【美】威尔·杜兰特　著

东方的遗产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遗产/（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5-9

Ⅰ.①东⋯ Ⅱ.①威⋯②台⋯ Ⅲ.①文化史－世界 Ⅳ.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395号

出版发行：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网址：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装帧设计：彭振威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文明的建立

第一章 文明的条件

第二章 文明的经济条件

从狩猎到农耕

工业的基础

经济组织

第三章 文明的政治条件

政府的起源

国家

法律

家庭

第四章 文明的伦理条件

婚姻

性的伦理

社会伦理

宗教

第五章 文明的心理条件

文学

科学

艺术

第六章 史前期文明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历史的过渡期

第二部 埃及与近东

第一章 苏美尔

埃兰

苏美尔人

走向埃及

第二章 埃及

尼罗河的恩赐

巧夺天工的建筑师

埃及的文明

异端法老

古国沦丧

第三章 巴比伦

从汉谟拉比到尼布甲尼撒

黎庶

法律

巴比伦诸神

巴比伦道德

文字与文学

艺术

科学

哲学

墓志铭

第四章 亚述

概述

亚述政府

亚述人生活

亚述艺术

亚述的消失

第五章 民族杂居

印欧族系统

闪米特系统

第六章 犹太

应许之乡

光辉灿烂的所罗门

众神

先知

耶路撒冷的毁灭与重建

《圣经》与犹太民族

文学、哲学与《圣经》

第七章 波斯

米底亚的兴亡

波斯“大君”

波斯生活及工商业

政府的试验

祆教及其创始

祆教的伦理

波斯礼仪与道德

科学与艺术

波斯的式微

第三部 印度与南亚

第一章 印度的渊源

戏剧的史实

最古老的文明

印度—原始雅利安族

印度—雅利安社会

吠陀的宗教

类似文学作品的《吠陀经》

《奥义书》哲学

第二章 佛陀

异教

筏驮摩那与耆那教

佛陀的传奇

释迦教义

释迦的晚年

第三章 从亚历山大至奥朗则布

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

哲学家国王

印度的黄金时代

拉杰布达纳的纪年史

南方的极盛

伊斯兰教的征服

阿克巴大帝

莫卧儿王朝的式微

第四章 人民的生活

财富的创造

社会的组织

伦理与婚姻

礼貌、风俗习惯与性格

第五章 诸神的天堂

佛教的后期历史

新神

各种信仰

宗教奇观

圣者与怀疑论者

第六章 心灵

印度科学

婆罗门哲学六系

印度哲学的结论

第七章 印度的文学

印度的语言

教育

史诗

戏剧

散文与诗

第八章 印度的艺术

从属性的艺术

音乐

绘画

雕刻

建筑

第九章 一篇基督徒的结语

兴高采烈的海盗们

末世的圣者

泰戈尔

东方是西方

国民大会党运动

圣雄甘地

告别印度

第四部 中国与远东

第一章 哲学家的时代

起源

孔子

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

第二章 诗人的时代

中国的俾斯麦

社会主义的实验

光荣的唐朝

天上谪仙人

中国诗的特质

杜甫

散文

戏剧

第三章 艺术家的时代

宋朝的文艺复兴

青铜、漆和玉

宝塔和宫殿

绘画

瓷器

第四章 人民和国家

历史的插曲

人民与语言

实际的生活情况

没有教堂的宗教

道德的统治

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

第五章 革命与更新

西方带来的灾祸

古老文明的结束

新秩序的开始

第六章 日本的缔造者

众神的儿女

古日本

帝王时期

独裁者

丰臣秀吉

大将军

第七章 政治与道德的基础

武士

律令

庶民

人民

家庭

圣人

思想家

第八章 古代日本的思想与艺术

语言与教育

诗

散文

戏剧

精细的艺术

建筑

金属与铸像

陶器

绘画

版画

日本的艺术与文明

第九章 日本的新面貌

政治革命

工业革命

文化革命

新帝国

结语 我们的东方遗产

致读者

差不多在20年前，我就不揣谫陋地想写一本《文明的故事》，现在我总算实现了这一心愿的一部分，完成了这第一卷。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想尽我心力之能及，把人类的文化遗产——如在其原因、特性与成果方面，在发明的进步方面，在经济组织的变动方面，在政府组织的尝试方面，在宗教的热情方面，在伦理与礼仪的盛衰方面，在文学的精华方面，在科学的发展方面，在哲学的智慧方面，以及在艺术的成就方面，都能依时代并用默察方法有条理地进行叙述。不要说我这一企图是如何地荒唐，也不必说这一观念是如何不自量力。因为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仅仅完成五分之一 [1] ，而我已明显地感觉到，只靠一人的心力，只靠一人的有生之年，是难以完成这一工作的。但是，我还是梦想完成此工作，虽然或许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热爱哲学的人，可能多少有些用处，因为他们对于事物总想作一全面了解：在时间上，他们想透过历史去追求远景、统一与领悟；在空间上，他们又想透过科学去实现这远景、统一与领悟。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分类历史写作法——如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音乐史、艺术史等——对人类整体生活的批判都有欠公正。历史的写作，一定要经纬兼顾，分析与综论并用。同时，最理想的历史纂述应设法把每一时代的每一国家的文化、组织、变动与路线等整个错综复杂的现象，都加以综述。然而，知识的积累已将历史分成无数孤立的专史，像科学就是一例。而且一般拘谨的学者，他们也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领域而不愿从任何整体观点来写历史，不管是从整个物质世界着眼，还是从我们人类过去的生活着眼，他们都不愿这么做。因为论述范围广，错误的几率也就多，因此，任何人要把他的精力放在历史综述上，势将变成悲剧的箭靶，受到无数专史学者的围攻与抨击。5000年前，古埃及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就说过：“你应想到，在议会中你可能会受到专家怎样的攻击，最笨的人才无所不谈。”《文明的故事》涉及面广，无所不及，对每一方面都难窥全豹，因此，它必须承担每一位理论批评家毫不客气的指责。像哲学一样，这种冒险是没有理由求谅于人的，最多博得个愚勇之名而已。但是，我也希望像哲学一样，这本《文明的故事》永远能诱导出一点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能冲进文明史的致命深处。

《文明的故事》计划共出5卷，每卷内容如下：

第1卷《我们的东方遗产》：从埃及与近东方面叙述到亚历山大之死为止；在印度、中国与日本方面则写到目前为止；另加一篇导论，将文明的性质与条件略加叙述。

第2卷《我们的古典遗产》：叙述希腊、罗马以及在希腊与罗马统治下的近东文明史。

第3卷《我们的中古遗产》：叙述天主教与封建制度下的欧洲、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亚洲、非洲与西班牙的情形，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过。

第4卷《我们的欧洲遗产》：叙述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为止的欧洲各国的文化史。

第5卷《我们的现代遗产》：叙述由拿破仑即位到目前为止的欧洲史，包括发明与政治、科学与哲学、宗教与伦理、文学与艺术各方面。

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亨利·梅恩爵士（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已。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述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入此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上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只有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获得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一个西方学者怎样才能对东方从不理解进而到理解呢？我是花了8年时间，研究并亲自到东方旅行才仅仅获得这一点知识而著成本书，而这也不过是多一点证据而已。因为对一个西方学者而言，即使耗尽毕生精力来钻研东方微妙的特性与奥秘，也是不够的。因此，本书中的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可能冒犯了东方文明而使热爱东方文明并对东方文明获有秘传的人士为之惊愕。例如：在论耶和华（Yahveh）的那几页中，恐将需要请犹太正教徒用他古老的全部容忍德性来加以曲谅。关于印度哲学部分，习形而上学的印度教徒恐也将悲叹作者的一知半解，乱写一通。关于远东部分，中国与日本的贤哲之士可能要纵声大笑，讥我在丰富的远东文学与思想宝藏中，却选这一点东西，实在是短而无当。在论犹太的一章中，有些贻误已承哈佛大学沃尔夫森教授（Harry Wolfson）予以改正。波士顿美术学院的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Ananda Coomaraswamy），对印度部分也费了不少心机，给予校订，不过对于结论部分可能存在的任何错误，则由我负全责，与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无涉。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东方学者高恩教授（H.H.Gowen），他的东方知识似乎取之不尽，助我对中国与日本的那几章，也校正了不少不可原谅的错误。索克思先生（Mr.George Sokolsky）对于远东现代史部分，也给以不少指正。虽然如此，必将仍有贻误，如果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于本书有任何进一步的校正，请予公开指教，以便本书再版时有加以改正的机会。不过，任何一个对著作深感厌倦的作者，都可能对13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戴侗的话产生共鸣，他在《六书故》（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 ，成书于13世纪）一书中有这样几句话：假如我等到完美无疵再出书，则我这本书恐将永无完成之日。（原文为：“欲于待，则书之成未有日也。”）

因为这些传闻时代的历史，所论乃遥远的事物，只有世界公民对此会产生兴趣，因此，这种昂贵的书是不易普遍流行的，故这一套书的出版，可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延缓出版时间。但是，假如这种综论式的历史工作受到欢迎，则又可能使其工作不致中断，则第2卷在1940年秋就可望问世，而其余各卷，只要财力许可，其后每隔5年也可陆续出版。如果每卷都能如期出版，则没有什么事能令我更轻松愉快的了。只要时间与环境许可，我将尽快地写作，我希望有几个同代人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到老，我也希望这一套书能有助于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之中有几个能领会并且能享受到他们继承的无尽宝藏之乐。

威尔·杜兰特
1935年3月于纽约大尼克城

注释

[1] 杜兰特原计划仅出5大卷。——译者注

第一部
文明的建立

巨石阵

位于苏格兰索尔兹伯里的史前遗址圆形石林，又名巨石阵，建于史前时代。

第一章 文明 [1] 的条件

文明 [2] 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对知识与艺术的追求。动乱终结之时即是文明的起点，因为一旦恐惧被克服，好奇心与进行建设的欲望不受约束，人们自然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并改善生活的冲动。

某些因素形成了文明，这些因素可能激励文明，也可能阻碍文明的发展。

首先是地质条件。文明诞生在冰河时代的一个中间期：冰河融化的水流，随时都可能再度高涨，流水夹杂着坚冰石块，摧毁了人们辛勤的成果，将人们的生活空间逼限于地球的某一狭窄部分。我们建立了城镇，但魔鬼般的地震又可能摇耸双肩，使我们无一幸免地遭受灾害。

其次是地理条件。热带的炽热和蔓延遍地的寄生植物都是文明的劲敌。懒散与疾病，早熟与夭折，也转移了人们生活中创造文明的精力，使人们专注于饥饿与再生，以致不能进行艺术与心灵的创作。雨水是必需品，因为水是生活的媒介，甚至比阳光更重要。自然界这种难以理解的任性，可能使一度工业繁荣的王国沦为枯竭的地域，如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或巴比伦即是如此，但也可能使一些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城镇，迅速成长与富庶起来，如大不列颠、美国华盛顿州西北城市或太平洋海岸的普吉湾（Puget Sound）海峡各城市即是如此。土壤肥沃，则适于种粮食与谷物；河流交错、沿海多天然良港，则便于商船停泊。假如具备了以上一切条件，又位于世界通商要道，如雅典或迦太基、佛罗伦萨或威尼斯——虽然仅凭地理条件绝对不能产生文明——更易于接受文化，其文明也更加充实。

经济条件更为重要。一个民族可以拥有典章制度和崇高的伦理法规，甚而有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少数技艺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假如这些民族停留在狩猎时期，或者一个民族只依靠狩猎的成果而存在时，则绝不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如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Bedouins）的苗裔，他们格外聪敏与活跃，更能表现其勇敢、大方、高贵的气质。但是，假如没有最起码的文化的必需条件——粮食的不虞匮乏，则其智慧将在狩猎的冒险与交易的诡诈中消失殆尽，不会有花边彩衣、礼仪与雅致、艺术与享乐等属于文明的事物遗留下来。农耕是文化的第一种形式，是人们定居后，为了不可知的未来而耕作储粮，使人们有时间与理性成为文明人。因此，我们构筑房舍、庙宇及学校；发明生产工具；豢养狗、驴、猪等牲畜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学习并改善工作的方法与程序；保持长久的寿命；将祖先在精神与伦理方面的传统，加以充实与健全后，再留传到下一代。

文化激发农耕业，而文明又促进城市的成长。一方面，文明是礼仪的习惯；另一方面，礼仪又可能仅是市民们表现在言谈与思想上的高尚气质。财富与智慧聚集在城市，但财富与智慧仍然产生于乡村。在城市，发明与工商业的兴起，使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得以提升。在城市，商人们频频接触，交换货物与意见。在繁复的交易中，各方相辅相成的心智交织，加强并激发了创造力。在城市，有些人未从事实物的制造，却“生产”了科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文明在农舍里播种，但只在城市里开花。

文明没有种族的限制。任何大陆和任何肤色的人种都可以产生文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德里，在古埃及的孟斐斯城还是在巴比伦，在意大利的拉韦纳（Ravenna）还是在伦敦，在秘鲁还是在中美洲的尤卡坦（Yucatan）半岛。文明不是由伟大的种族创造的，相反，伟大的文明创造了民族。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创造某种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某种典型。英国人没有创造不列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了英国人。如果英国人带着不列颠文明，不论他来到何处，即使到西非洲蒂姆巴克图城（Timbuktu），他穿戴整齐赴宴，这也不是他在那里重新创造了文明，而他自己也会承认，即使当地的文明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也不会影响他的心灵。若给予某一民族以相似的物质条件，则该民族也会有相似的文明之果，正如日本在20世纪重演了英国19世纪的历史。文明与种族仅在这样的意义下，即经常由不同的世系交相婚配，才有所关联，并由此逐渐同化而成为一个同种的民族。 [3]

这些生理与生物的条件都只是文明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构成文明的充分条件，不会因此就产生出文明。一些微妙的心理因素必须加上，因为它们也发生作用。即使它非常靠近有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或罗马的那种混乱，都必须有政治体系作为背景。简单地说，人们必须感觉不到自己时时要在缴税或死亡之间做出抉择。文化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统一语言，以作为心智交流的媒介。同时，也须有统一的道德规范、一些甚至是曾违犯过的人也知道的生活规律，而由教会、家庭、学校或其他场合，以诱导秩序、规则、方针和激励奋发，也许还要有一些基本的统一信念，某种信仰、超自然或乌托邦的思想，使伦理道德由空洞的话语升华到虔诚的奉献。且不论生命如何短促，人仍要使生活具有崇高重大的意义。最后，为了文化的传递必须接受教育。无论由模仿、创意或传授，或借父母、教师或教士，部落的传统与见解，或其他的任何手段，包括语言与知识、伦理与风俗、技艺与艺术等在内的一切，都必须传给年轻的下一代，这也正是人类由野兽变成人的媒介。

一旦这些条件消失，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项，也足以毁灭某一文明，如：一种地质上的变动或一次剧烈的气候转变；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传染病，像在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正是它攫去了一半人口的生命，又如黑死病，正是它帮忙结束了封建时代；因为土地的过度利用或城市的大量开发，而造成农业的没落，造成仰赖毫不可靠的国外食物供应；燃料或原料等天然资源的匮乏；通商路线的变更，致使一个国家脱离了世界商业的主线。以下种种也可能促使文明萎亡：都市生活的紧张、刺激；社会纪律的传统因素被破坏，而又无良好的衔接，形成精神与伦理的沦丧；放纵的性生活、美食享乐、悲观或无为的哲学思想，致使世系衰颓；愚昧无知导致领导无能，致使狭隘的家庭将此种文化的遗毒留传给后代；病态的聚敛财富，足以导致阶级斗争、分裂的革命及财政的枯竭。文明不是自生的，更不是永不朽灭的，它必须经由每一世代的不断更新，如在其进程中遭遇了任何财政上或传递上的中断，皆可导致其灭亡。人类与兽类的分别仅在于教育，教育也可视为文明传导的技术。

文明是世世代代种族的灵魂。如家族的形成与持续和文字的记载，使代代相传，再将衰亡之道传给后代，如此铭记与交流，再通过各种渠道多加联系，致使文明结合，以之作为我们今后有利于世代因袭的全部文化。在我们行将离世之前，搜集我们的遗产而传诸后人。

注释

[1] “文明”一词在本书中解释为：社会的组织和文化的活动。就内容来说，意为实际的习俗与艺术或民族的体制、习惯和艺术的总和。晚近的“文明”（culture）一词是用来论述原始的或史前时期的社会。

[2] “文明”一词（拉丁文civilis ，与civis 有关，即citizen ），出现得较晚，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没有采纳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年）的建议，在他于1772年编著的字典中，“文明”一词使用的是“civility”。

[3] 血统有异于种族，它可以影响文明，一个国家可能由于这种生物学而非种族的或优或劣的繁殖，造成其进步或退化。

第二章 文明的经济条件

古代的部落将他们的遗产郑重其事地传给他们的后代，因此从这一重要的意义看来，“未开化”也是接受了文明。这些遗产，是包括经济、政治、精神及伦理习惯与体制等的综合体，“未开化”的人类将之发扬光大，使他们在地球上继续存长，并享受生命的乐趣。所谓“未开化”的观念谈不上科学，因为我们将其他人类称呼为“未开化”与“野蛮”并无客观的事实根据。这仅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我们自己强烈的偏爱与胆怯的退缩性而已。无疑，我们低估了这些单纯的民族，他们在宽厚待人与伦理道德上，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如果我们列举文明的基因与要素，我们会发现这些赤手空拳的民族，已经发明了一切或已到达了一切他们能做到的地步。他们仅有一项工作留给我们后人加添而完成，就是讲述、修饰与写作。可能他们也曾一度接受过文明，但终觉麻烦、累赘而陷于停顿。提起我们“同时代的祖先”，我们必须尽量少用“野蛮”与“未开化”等名词，宁可称之为“原始的”部落，因为在当时还没有生产的时代中，他们对使用文字来记事，既无准备，也从未想到。相对地，接受过文明教化的人，可以定义为读写能力的提供者。

从狩猎到农耕

“一日三餐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才有的。草莽初民一有填饱肚子的机会，便把食物吃个精光。”在美洲印第安人较野性的部落中，部落成员认为储备隔日之粮，是软弱的行为而不屑为之。澳洲土著不事劳作，对劳务报酬也不立付。南非洲的霍屯督人（Hottentot）则闲散成性。而布须曼人（Bushmen）不是大吃大喝，就是挨饿。这种只顾眼前不问以后的愚笨想法，也与其他“未进化”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自人类走出伊甸园进入欲望谷之后，即开始有了思想，烦恼也因此进入了人们心里，食欲剧增，繁荣继之而起，无忧无虑的天真淳朴因而消失。皮尔里（Robert E. Peary）问一个爱斯基摩人向导：“你正在想什么？”爱斯基摩人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想，我有足够的肉食。”无须思考时不必去花脑筋——如将此点作为人类智慧的总结，实在需要不少的解释。

然而，在这混沌懵懂的日子里，仍有不少困难，而这些过分长成的机能，在与兽竞存的环境下竟成了真正的有利条件。狗埋藏了骨头以绝食欲，松鼠集果预为后食，蜜蜂储蜜满窝，蚂蚁未雨筑巢——这些都是文明的创始。正是它们，及像它们一样机智的动物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为明天存储所需品，或利用丰收的夏日为寒冬的一切预做准备。

不论这些祖先用什么样的方法技术，从陆地到海洋，粮食总是单纯社会里的基本需要。他们赤手空拳，从土地中挖出可食用的东西来；他们模仿兽类，使用爪与牙，用象牙、骨头或石头做成工具；他们制作网与陷阱，用纤维与草根制成绊网，并设计无数的诡计以捕鱼或猎取走兽。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网有1000古尺（每古尺等于45英寸）长，要100个人才能操纵。由这样的操作方法，才产生了经济的规则，并连带地产生了政治的组织。而对食物的共同需要，有助于国家的形成。阿拉斯加州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Tlingit）部落里的渔人，把形状如海豹头的帽子戴在头上，将身体掩藏在岩石丛里，装出海豹的叫声，海豹闻声而来，于是他们毫无愧怍地以矛来刺杀它们。有许多部落把麻醉药投入河里，使鱼麻醉，然后相互合作，将之一网打尽。南太平洋的塔希提的居民，将一种由胡特奥坚果（huteo nut）或采自澳洲的一种赫拉植物（hora plant）混合制成的麻醉剂投入水中，鱼即沉醉浮于水面，任由渔人捕捉。澳洲土著潜入水中，用芦草管呼吸，可以潜游至野鸭群，用腿将野鸭夹至水底，然后捉住它们。墨西哥南部的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抓鸟是用丝线穿上果仁，一半埋入土里，鸟食果仁，即被捉住。

现在一般人将狩猎视为游戏，我们的兴趣似乎是基于一种神秘感的刺激。但在古时，就猎人与猎物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狩猎并不只是为了寻找食物，也是为了安全和获得主宰地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有异于有史以来的其他战争，它们至多仅有微弱的声响而已。在丛林中，人们总是为了生存而战斗。一般的野兽，除了奋不顾身地求食，或被追赶到没有退路的时候，是不会主动伤人的。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获得食物。有时，只有格斗者与随他出猎的家畜才有得吃。我们在博物馆里所见的陈列的战斗武器，如刀、棍、矛、弓箭、套索、链锤、诱鸟器、陷阱、飞标、投石机等，都是原始的先民用来占有陆地的工具，也是他们传给忘恩负义的子孙防范野兽的众多礼物。甚至到今天，在这些战斗消失之后，地球上仍不知移居了多少的人类！有时，漫步林中，人们因发现一些说不同语言的同类及古老的爬虫、肉食动物和鸟类而恐惧，并感到人类处在这熙攘的环境中必定会扮演一个掠夺者；同时，人类也是普遍畏惧与无止境敌对的目标。也许有一天，这些吵嚷不休的四脚兽，讨好卖乖的蜈蚣，曲意巴结的杆状菌，将吞食人类和人类所有的成果，使地球从具有掠夺性的双脚人类手中，从神秘而非自然的武器下，重获自由！

狩猎与渔猎在经济发展中不能算作一个阶段，而只是活动的方式，这些活动都会延续到最高度文明的社会。过去渔猎是生活的中心，现在仍然存在，不过在我们的文学与哲学、仪礼与艺术的背后，充当了野味店的粗鲁的刽子手罢了。我们现在打猎，是表演性质——是要在田野一显英雄的本色，而且由此也回想到儿时游戏中对弱小者追逐的快感，甚至就是为了“游戏”这个词。分析到最后，文明是基于食物的供应。教堂与神殿，博物馆与歌剧院，图书馆与学校，这些都是文明这栋建筑物辉煌的正面，而在其背面都是屠宰场。

最初，人类仅以狩猎为生，他们与其他肉食动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一次狩猎后，发现了畜牧生活的安全与可持续时，他们才开始变为人类。豢养家畜、繁殖牛羊与饮用兽奶，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知道究竟何时人类开始豢养家畜，但可认为多半开始于兽类被捕杀后，遗留了一些嗷嗷待哺的幼兽，人们将它们带回营地，供儿童嬉戏用。不过，此时这些豢养的牲畜仍充作食用，但经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人们才把它们作为驮兽，而且逐渐为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家畜遂成为人们的伙伴，人畜共同负担劳务，而且同宿共寝。牲畜繁殖的奇迹是人可以控制，而且捕获雌雄两只兽，由两个就可变成一群。动物的奶也可供妇女喂哺幼儿之用，这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并成为一项可靠的食物。人口因而增加，生活也更加安定、有序。人，这个胆怯成性的暴发户，对地球上的一切统治变得更加有效了。

同时，妇女们对土地的使用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男人们外出打猎时，她们即将地面上足可使用的东西，用来搭架帐篷或盖茅屋。在澳洲，众人皆知，在男伴外出打猎时，妻子们可以掘洞而居，上树采摘果实，去野外采集蜂蜜、野菌、种子、杂粮等。甚至到今天，澳洲仍有某一些部落将稻谷撒在田里，不经任何栽植与整理，任其长成后便收获食用。印度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谷一带，仍停留在这一阶段，毫无进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得知，究竟人类在何时发现种子的功用，又怎样将它们收集起来，再行种植。这些起源都是历史上的神奇之事，只可凭猜测与意会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可能是人类首先采集了一批未经过种植的谷物，这些谷物在搬回营地的沿途散落在地上，渐渐地，人们发现这就是种子发芽成长的秘密。南太平洋智利属地的巨昂（Juang）群岛上的居民，将种子撒在地面上，然后窥探它们怎样发芽成长。婆罗洲的土著在田地里边走边用有尖端的棍子，在土中掘洞并将种子投入洞里。地球上最容易了解的文化，就是由这根棍子或者叫“掘孔器”带来的。以前游历过马达加斯加岛的人，还可以看见一大群妇女，每人手持一根尖头棍，站列在田间，行列分明，有如军队一般，一声号令，她们就用棍掘地，翻土，投下种子，再覆盖泥土，如此一行行地如法炮制。第二阶段该谈到锄头的文化。最早的锄头是一根棍，尖端是骨头，再装上横木以承受脚的压力。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当时统治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Aztec）部落使用的唯一农具，就是锄头。在驯养家畜和锻造铁器的帮助下，较重的工具可作耕地之用。以后又将锄头发展为犁头，掘土较深，土沟内施用肥料，这改变了人类过去的经历。野生的植物被农耕种植，新的被发现，旧的又加以改进。

最后，大自然教会了人类贮存食物的技艺、小心谨慎的美德和时间的观念。眼见松鼠将果子存放在树洞里，蜜蜂存蜜在蜂窝里，也许是经过了1000年来只顾眼前的未开化生活，人们接受了贮存食物以备将来之需的教训。人们发现利用烟熏可以保存肉类，接着是盐腌、冷冻，后来学会搭盖谷仓以避潮湿的雨水与鸟兽的偷盗，并贮存粮食以备荒年食用。人类又慢慢发现，和狩猎相比，农耕获得的食物既好又稳当。经此认识，人类从兽类步入文明的三个步骤中——语言、农耕与写作，获得了其中一个。

人类从狩猎发展到耕种并非一蹴而就。在美洲，有不少印第安部落一直谨守男人打猎、女人耕地的传统而永不改变。变化是渐进的，而且永不会十全十美。人类也只不过在获取食物的方法中加入了新的方法而已；历史上许多例证显示出人们并不热衷于新的食物。我们想象得到，早期的人类为了内心求得安适，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寻找地面生长的上千万种植物、发现哪些是可以吃的，人类的食谱才得以加上更多的浆果与硬果。肉与鱼是人类常见的食品，但他们仍怀念猎取的野物。原始人类虽以谷类、蔬菜和乳品为生，但仍嗜肉欲狂。他们仍要捕杀野兽，以满足食欲，其结果近似于野性的堕落。他们经常不愿费时劳神去做熟食，捕来的兽即生吃，狼吞虎咽，除骨头以外全部吞食。全部落人聚集一起，在海滩上大摆宴会，聚食鲸鱼可达一周之久。南美洲印第安火地岛人（Fuegian）部落会烹调熟食，但仍喜生食。他们捕到鱼时，在鳃后将它咬死，然后从头到尾吃下去。是否由于下列这些食物的供应，人类变成了十足的杂食者，不得而知：贝类、海胆、青蛙、蛤蟆、蜗牛、鼠、蜘蛛、蚯蚓、蝎子、蟑螂、蜈蚣、蝗虫、毛虫、蜥蜴、蛇、狗、马、树根、虱子、昆虫、爬虫的卵、鸟卵等——在这些食物里，有些对人类具有微妙的功用，甚至是最实惠的食品。有些部落是捕蚁专家；有些将昆虫晒干，贮存作为宴会之用；有些从毛发里找出虱子，吃得津津有味；有些用一大堆虱子炖成一小锅食物，一阵欢呼之后将它们吞食。一些低级的部落，他们所吃的东西与猩猩所吃的几乎没有不同。

火的发明多少限制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暴食乱饮，并配合农耕，使人类脱离了狩猎。煮熟植物而食，避免了在不消化的情况下破坏细胞组织，又分解了淀粉，使人类更多地仰赖于杂粮与蔬菜。同时，煮熟更可以使不易软化的食物易于咀嚼。因此，这也使代表着文明之一的牙齿开始发生龋病。

除了我们列举的一些可吃的食品外，人类又加上了最微妙的一项——同类。我们会发现，最原始的部落几乎都是食人的，甚至包括较晚近的部族，如爱尔兰人、西班牙伊比利亚人（Iberian）、苏格兰东部的皮克特人（Pict）及11世纪的丹麦人。在这些部落中，人肉是大宗的交易品，人死之后是否举行葬礼则不得而知。在上刚果（Upper Congo）居住的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被公开地当作食品买卖。在南太平洋新几内亚东北的新不列颠岛上，人肉如同今日的猪羊肉一样，在市场出售。在所罗门岛上，有些人宁愿把妇女养得肥肥胖胖，像猪一样作为牲祭品。火地岛的印第安部落将女人（的肉）排在狗之上，他们说，因为“狗肉有水獭味”。在塔希提，一位波利尼西亚族的酋长向一位新闻记者解释他的口味，他认为白种人烤熟后吃起来像熟了的香蕉。南太平洋新西兰北部的斐济岛上的居民埋怨说，白种人的肉太咸太粗，欧洲来的水手很难下口，倒是波利尼西亚的人好吃一些。

到底何时人类开始同类相食？是否因为其他的肉类一度缺乏之故？这些已不可考。若果真如此，那么食人一经尝试虽然弥补了这个匮乏，但即变成狂热的嗜好了。在各地自然人的眼里，血都被视为佳肴，更不足可畏。甚至素食的原始人对血也感兴趣。人血在部落里一直是经常饮用的，而且被认为是和气与大方的饮料。它有时用作药物，有时又用在祭祀或盟约里，通常又被认为可以增加饮用者去作牺牲品的胆力。嗜食人肉并无惭愧的感觉，原始的人类认为，在道义上吃人肉与兽肉并无不同。大洋洲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群岛上的酋长用一盘烤人肉待客，认为这是一般盛行的礼貌。巴西的一位颇有哲学家意味的酋长说：“我手刃一个敌人时，总认为吃掉他比让他就这样死去为好，最坏的就是让他白白地死去。如果我被杀死，我部落的敌人吃我或不吃我都一样。但我总想不到还有比一饱口福更好的妙招。你们这些白种人，真是太讲究了！”

无疑，这风俗具有某种社会的效用。斯威夫特（Dean Swift）有一个计划，就是为了使过多的孩子们获得成长的机会和资源，最好能让老年人有机会有价值地死去。从这一观点来看，对死者的送葬仪式就成了一项不必要的浪费。在法国大文豪蒙田（Montaigne，1533—1592年）看来，蒙上怜恤的面具来掩饰虐待一个人致死是更过分的野蛮，依当时的时尚，倒不如等他一死烤来吃掉。

工业的基础

若人类由语言开始，则文明的开始就是农耕，而工业的开始就是火。人类并未发明火，可能是大自然借树叶或细枝的相互摩擦、闪电的一击或化学元素偶然的结合等奇异景象显示给人类。人类不过是借这些已有的知识去模仿大自然，再因尝试的结果而有所改进。人类又将这些奇异景象广泛地使用。可能最初人类利用火做成火把，用以征服可怕的劲敌——黑夜。后来用来取暖，更进而将之由土生土长的温带移往更荒凉的地区，慢慢地遍及全球的人类。此后更将之用于金属的加工，烧熔软化、淬炼与雕琢，使金属较以往更坚硬并弯曲自如。原始人类的心中一直把火看成一项奇迹，并膜拜为神。无数的祭祀与虔诚的礼拜都使用火，火成了生活与家庭的重心与焦点。人类在游牧与移居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带着它，使它永不熄灭。罗马人甚至会将允许这神圣的火熄灭的漫不经心的维斯太贞女判处死刑。

同时，在狩猎、畜牧与农耕中，发明有很多。最初，原始的头脑一直为生活上的困扰所迷惑，而求助于机械式的回答。人类显然对接受大自然的奉献感到满意——如大地出产的果实可作为饮食，兽的皮毛可作为衣服，山洞可作为穴居。此后，也许（大部分的历史基于猜测，其余则是偏见）人类模仿了兽类使用的工具与它们的辛勤工作，他们眼见猴子掷石头与果子来打击敌人，或用石头来打开硬壳果与蚝子，看见海狸筑水坝，鸟筑窝与巢，黑猩猩堆起像房屋一样的住所。人类由羡慕而妒忌它们的利爪、尖牙与长角，及它们坚实的藏身之处。因此，人类开始仿造它们使用的工具与武器。富兰克林说：“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但是这和我们加于自身的其他特点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不少工具潜伏在原始人类的周围。用竹子，他们可以做成筏、刀、针与容器；用竹枝，可以做成竹签、竹铗与钳子；用竹皮与细丝，可织成各式的绳索与衣裳。最后，他们为自己做了棍棒。这是一项普通的发明，但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人们一贯以棍棒作为代表权力与权威的象征，从渡船使用的撑篙与牧童用的牧棍，直到摩西或其兄亚伦（Aaron）所执的手杖，罗马执政官手执的象牙杖，占卜官所执的弯形棍，及魔术师或国王所执的权杖。农耕时棍棒变成了锹，战时则用为枪、标枪或长矛、剑或刺刀。之后，人类又使用矿物界的东西，将石头做成各种形状的兵器与用具，如锤、钻、釜锅、刮刀、箭头、锯、石板、锲子、杠杆、斧与钻等。从动物界，人类将贝壳类做成勺子、水瓶、瓢、盘、杯、剃刀及钩子，用角或象牙、牙与骨、毛发与窝巢，做成粗略或细致的用具。以上这些用具还可以用木头来做成非常巧妙的手把，用动物的筋腱做成的丝带系着，有时还用血合成的胶水来粘上。原始人类的精巧，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现代的一般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并不在于天赋和智慧的高超，而是我们有社会上不断累积下来的知识、物质、工具等的综合知识。事实上，原始的人类乐意使用创意来适应环境所需。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离开家乡去一个艰苦而荒凉的地方，想方设法相互竞争和发明工具来满足简陋而朴素的生活需要，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纺织是原始的技艺中值得夸耀的一门技术，这也是动物提示给人们的方法。蜘蛛的网、鸟的巢、森林中树木本身错综形成的纤维与外面交相生长的叶子，都带给人类某种范例，也说明了纺织很可能是最早的艺术之一。树皮、叶子与草索可织成衣服、地毯与挂毡，有些如此精巧，即使使用当代的机器设备，也不能与之颉颃。阿留申岛的妇女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织成一件衣袍。北美洲印第安人制成的毯子与衣服，多使用缝边，并用毛发与由浆果汁染成鲜艳彩色的筋线织成图案。狄奥多（Théodut）神父说：“色彩多么的生动，我们身上穿着的几乎都比不上它。”随着大自然的展示，艺术又开始展现：鸟与鱼的骨刺、竹子的细枝可以削细成针，动物的筋腱可抽出来作线绳，更巧妙的是这种线绳与现代的线绳一样可以穿过细针头的小孔。树皮可压成席子与布帛，皮或外壳也可晒干做衣服与鞋子，树纤维可绞成强有力的纱，细枝与有色的细丝可编成篮子，其形式的美观并不亚于现代。

与编篮类似，也可能由它而来的是陶器的技艺。为了防止柳条加热过度而烧焦，因此在柳条编织品上加上黏土，有时又用防火的贝壳外罩黏土，使之加热变硬来保持形状不变。这可能就是发展到当今十全十美境界的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是将一堆黏土经过日光晒烤变硬，有如烧窑的技术。之后是一个由火来代替日光的阶段，制作出不少奇形怪状、有很多用途的容器，如厨房里用于贮存的器物，最后还在这些容器上加一些装饰雕塑，变成珍贵的物品。用手指甲或工具压印在湿的黏土上，做成各种样式的设计，成为最初的技艺形式之一，这也可能是书写的起源。

原始部落用经日光晒干的黏土做成砖形物品与砖块，并使用由陶土制成的用具等。在亚述王朝的首都尼尼微与巴比伦，所见到辉煌的砖瓦都是从“未开化”时代用泥土筑屋经过不断的发展、到近代阶段才有的建筑技艺。一些原始的民族如今天的斯里兰卡的维达人（Veddah），就没有居住的房屋可言，他们对天空与大地已觉满意。澳洲东南塔斯马尼亚（Tasmanian）岛上的人，睡在树洞里。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人，则住在山洞里。其他如非洲的布须曼族，随地用树枝搭盖避风所，或偶尔把木桩打入土中，上面盖一些青苔与树根细丝。将这些防风棚各边加以连接搭盖，进而形成茅屋，这就是在澳洲的土著使用树干、草与泥土筑成的茅屋从容纳2至3人加大到足以容纳30多人的全部发展过程。一般猎人或牧人，为了便于行猎游牧，乐于使用帐篷。再高级一些的人，如美洲的印第安人用木头来造屋。北美洲的易洛魁（Iroquois）部落使用带树根的大树干，一直延伸到500英尺长，可以容纳很多户人家。最后是大洋洲的居民，他们把木头锯成木板来细心地构筑真正的房屋，这算是用木料建筑房屋的发展历程的完结。

另外，有三项进一步的发展是原始人类用来创造经济文明的必要要素：运输的机械装置、贸易的进展与交易的媒介。运输史上代表最早期与现代化阶段的两种要素出现在如下画面中：搬运工从一架新式飞机上将行李一件件地搬卸下来。无疑，一开始人就是自己的搬运工，直到他能运用工具为止。以后人发明了绳索、杠杆及滑轮，人才会驯服动物，并让动物与机械配合来运载物品。人们制成的第一个雪橇，是用牛拖着一根树干，在橇上盛放物件，沿地面拖曳着 [1] ；在橇下加上圆木当作滚子；又一段段地砍断圆木变成了轮子——这是在机械发明里最伟大的一件事：轮子装在雪橇上就变成车子。他们又用其他的圆木拼合起来成为筏子，或钻空了树干变成独木舟。此后，河流便成了最方便的运输大道。最先是人在无路迹的原野上出没，渐渐走出小径来，最后演变成为道路。人类研究星辰，根据天空星辰的位置来引导行旅，穿过沙漠，越过丛山。人们使用桨橹并张着帆勇气十足地往来于岛与岛之间，最后扩展到海洋，使大陆与大陆之间相互交换着最新的文化。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前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了。

由于人类的智巧与自然资源，非常不均匀地分散于各处，通过智慧的发展或其他类似资源的应用，一个部落可以生产出某些比其邻近部落更为廉价的物品。而这些物品的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只得用这些剩余物品和邻近部落交换以获得自己所需的物品，通商贸易因而产生。例如，居住于哥伦比亚的印第安族奇布查族（Chibcha），将他们过剩的岩盐输出，换取他们所缺乏的谷类；某些美洲的印第安族村落几乎全部从事制造箭头；一些居住在新几内亚的村落专事制陶；有些非洲的部族从事铁工、造船或造枪矛。这些具有专长的部落或村落，有时用他们从事的行业作为姓氏，如铁匠、渔人、窑匠等（Smith，Fisher，Potter……）。随后，这些姓氏便成为家庭区别的依据。剩余品的交易最先被视为礼物的互换。而在计算精确的今日，甚至仅仅是一餐的馈赠，有时也成了一项交易。交换可由战争、抢夺、进贡、罚款及赔偿而来。而所有交换物品又必须保持流通！渐渐地，产生了一个有秩序的交换系统，所有的贸易站、市场与市集到最后都定期与不定期地、永久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些地方，拥有过剩物品的人，通过交换满足了自己的所需。

很长一段时间，商业都如上述那样纯粹地以货易货，几个世纪后，发明了有价值的通行媒介，交易才畅通与活跃起来。即便今天，可能仍能见到婆罗洲的原始人——达雅克人（Dyak），在一个市集上，手执一块蜂蜡，往来穿梭了好几天，为了寻找顾客来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最早期的交换媒介，都是一般必需品，任何人都可以用下述物品买东西：椰子、盐、兽皮、兽毛、饰物、用具、武器等。其交易比率，通常是2把刀换1双袜子，2双袜子换1床毯子，2床毯子换1支枪，2支枪换1匹马；2个鹿牙换1匹小马，8匹小马换1个妻子。当时，黄豆、鱼钩、贝壳、珍珠、串珠、可可、种子、茶叶、辣椒及而后加上的羊、猪、牛与奴隶等，几乎没有一样物品未被拿来当作交换媒介使用。牛在当时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猎人与畜牧人用来做交易的媒介，并用来作为价值的标准。因为在游牧中携带较方便，牧人对饲养牛群极感兴趣。甚至在荷马时代，人与物的价值仍用牛来衡量：希腊武士狄俄墨得斯（Diomedes）的盔甲值9头牛，一个身怀技术的奴隶只值4头。罗马人使用两个很类似的词——pecus和pecunia来代表牛与钱，并在早期使用的钱币上印上牛的形状。我们所用的词，如资本、动产（chattel）及牛都是由拉丁文Capitale一词经法文传下来的，该词原义就是财产（property）。“capital”又由Caput一词衍化而来，原意为“头”（head），也就是说，牛的头数。金属被开采使用后，逐渐取代了使用其他物品来作为价值的标准：先是铜、青铜、铁，最后是轻质而又可以代表较大价值的金与银来作为人们使用的金钱。由物品进而使用金属的通货钱币，这一文明，原始人似乎没有能够完成，而是留等人类发明了钱币与信物等，才更加便利了剩余物品的交换，进而增加了人们的财富与安适。

经济组织

贸易在原始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因为它的出现带来了金钱与利润，进而有了财产，然后有了小的政府组织。在经济发展早期，财产大部分限于个人使用之物。财产专指那些有独占意味的东西，要随主人殉葬，甚至连妻子也包括在内，不是指那些非个人使用的物品。而且，他们所谓的财产，不是天然生成的，是需要经过长期心血充实与改进的东西。

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北美洲的印第安族，秘鲁的土人，吉大港（Chittagong）的部落，婆罗洲人，及南太平洋的岛民，都是土地公有、公耕，并共同分享收成。奥马哈的印第安人称土地像水与风一样，不能出售。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在白人到来以前，连变卖土地都未曾听过。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教授（William Halse Rivers，1865—1922年）发现土地共有意识仍然存在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两个地区，在非洲利比里亚现今也仍被遵守着。

只有食物的共有意识不太广泛。在“未开化”地区有食物的人，总是与缺乏的人分享。一些过路人在行经的沿途，都可以选定停留的人家接受饮食招待，而且一般遭受灾害的地区，总是受到邻近居民的接济。一个人如果在树林里吃饭，唯恐自己独享，总是大声呼叫，希望旁人来与他分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告诉萨摩亚人关于伦敦穷人的事时，这个“未开化”的人显得很吃惊，问他：“怎样穷？没有吃的？没有朋友？没有房子住？他在哪里生活呢？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房屋住吗？”饥饿的印度人可以讨乞食物，不管多少，只要他讨，就有人给。只要有玉米生长的地方，就没有讨乞不到的。在南非霍屯督蛮族里有这样的风俗，富有的人必须将剩余的分给他人，直到大家均分为止。白人游历非洲时发现，在赠送当地黑人一些食物或其他珍贵的礼品后，黑人立即将这些礼品分给他人。假如是一批衣物之类，不久即可发现这些分享的人，你戴帽子，我穿裤子，他着上衣。爱斯基摩的猎人对自己猎得的东西无权享有，必须与同村居民一起分享。工具与用器也是公共财产。卡弗（Jonathan Carver）船长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家用品外，对财产的识别毫无经验。他们彼此之间极为随便，只要自己有多余的，总是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一个传教士说：“当你看见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以礼相待，而这些都是在极度文明的国家里所看不到的，你一定会大为吃惊。”无疑，这些都是出于一个事实，正如君士坦丁主教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347—407年）所说的“我的”与“您的”两个词的概念，已熄灭了我们慈悲的火焰，点燃了贪婪的欲火，这些都是野蛮民族闻所未闻的。另一位观察家说：“我曾看见他们在分配猎得物给每个人时，个人从未因分得不公平而发生过争执，或因此提出抗议等事。他们宁愿自己空着肚子睡觉，也不愿将责任委于他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家庭里的人来看待。”

为什么人们进入所谓的文明以后，这种原始的共产意识就消失了呢？美国历史学家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1840—1910年）认为共有意识是非生物学的，是生存竞争中的一个障碍，不能激励各项发明、工业及繁荣。尤其是对有能力的没有奖励，低能的也没有处罚，又不能形成一种对抗破坏生产的、足以与其他种族一争长短的力量。据洛斯基尔（Loskiel）的报道，“美洲东北部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极为懒惰，他们自己懒于种植，完全仰赖有人不会拒绝他们的求食而给予他们分享的期望。既然勤奋的耕种者，所享受的并不优于懒散的人，因此勤耕者也不再每年多种”。达尔文认为南美洲火地岛部落这种完全平等的想法，是他们步入文明的致命伤，如果他们要文明的话，这样的文明必将破坏他们之间的平等。共有意识给由于贫穷与无知而生活在疾病与灾害盛行的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类带来了安全感，但这些安全感绝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个人主义带来了财富，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安与奴隶制，激起了超人的潜力，也加强了生活的竞争，使人们深深地觉得，假若所有的都平均分配，就绝不会再感受到贫穷的压力。 [2]

原始的共产主义容易存在的地方，是那种经常有动乱、危险，存在未满足需求的社会。猎人与牧人不需要土地上的私产，但一旦农耕变成了人们固定的生活方式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勤奋耕作者所得的报酬，可以供养一个家庭，于是土地被有效地开发了。后来，因为体制和理想的自然产生及团体和群落的形成，人类从狩猎进入农耕阶段，并由此引发了由部落财产变为家庭财产的改变。绝大多数经济生产单位，随之变成这一单位所有权的主人。由于家庭人口愈来愈多而形成家长制，权力集中在最年长的男人手中，财产又逐渐走上个人化，因而出现了个人遗产制。有进取心的人常常离家企求发展，并借个人的力气去荒野丛林、沼泽大山开拓土地，然后将之据为己有。最后，社会也承认那是他的权益，这又产生另一类私人财产的形式。人口压力增加、原有土地被利用殆尽时，这种拓地方式得以发展，圈地面积愈来愈大。一直进入更复杂的社会，个人所有权才约定俗成。金钱的发明，加之这些因素，便利了财产的增加、转让与交易。旧有部落的权力与传统，由村落社区或国王依土地所有权来重新确定，并定期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但经过新旧之间一段自然的动荡时期后，私人财产在社会和历史中名正言顺地成为基本的经济机构。

农业虽然创造了文明，却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还带来了奴隶制度。在纯粹狩猎社会里是没有听说过奴隶制度的，猎人的妻子儿女足够去做那些卑贱的事务。男人则在打猎或战争等激烈的活动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间，选一即可。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战斗与打猎造成的过度的疲乏而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当然还未懒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要使这类无规则的活动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有两件事是必需的：耕作的常规与劳力的组织。

若人们为自己工作，劳力组织就显得松懈与自然。若他们为他人工作，劳力组织就要依靠武力。农业的兴起与人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上强者雇用弱者。农业化之前以强凌弱早已有之，通常战争胜利的一方认为，最好的战俘是一个活的战俘。这样，屠杀与同类相食的现象减少，奴隶制度兴起。人类终止了同类之间的杀害与相食，仅仅是使之成为奴隶，这是伦理上的一大进步。现今即使两国交战，胜利者已不再杀戮以灭绝它的敌国人民，而是代之以战争赔偿。奴隶制一旦建立并被认为大有裨益时，便被运用到对逾期不还的债务人和拒不服从的罪犯的处罚，并出现了专事捕人为奴的习惯。战争助长了奴隶制，奴隶制也助长了战争。

可能奴隶制经历了很多世纪后，我们的后代子孙养成了劳役的传统与习惯。不过，如果一个人不受身体、金钱或社会性的种种处罚而可以免去劳役的话，他是一定不愿去做任何太过艰苦与长期的劳役的。奴隶制也变成了人们进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一。由于奴隶增加，财富也随之增多，而为少数人提供了悠闲，也更间接地促进了文明。又过了数世纪后，奴隶成了人类相互的馈赠品。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圣保罗在他的祝福式中认为在当时必须视奴隶制为一种神授的制度。

渐渐地，经过了农耕与奴隶制，由于分工和人类天赋的不同，不平等与阶级的区分代替了自然社会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团体里，我们发现了一项规则，即奴隶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没有农奴与世袭地主之分，即使酋长与其顺民之间的分别也很小。”慢慢地，由于工具与贸易等因素的增多与复杂，便有了强者、技艺者与弱者、无技艺者之分。每种新的发明，都是强者手中的工具，用来作为增强主宰地位并使役弱者之用。天赋再加上优厚的机会使优越的财富集团形成，更使本来是同一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与层次分明的社会。富与贫成为牢不可破的财富与穷困的意识，阶级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部的历史，进而国家兴起并成为阶级管理、财产保护、战争发动及和平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注释

[1] 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一设计感到相当满意，从未使用轮子。

[2] 为什么原始的共产主义会在文明的开始，就有显著出现的趋势呢？可能是因为：当饥饿这一共同的危险，纠合个人而成为集体时，这即是它风行的时候。当丰收来到，这一危险期平静了下来，社会的融合性因此冲淡，个人主义因而抬头。丰衣足食的开始，亦即原始的共产主义宣告死亡的开始。由于社会生活渐趋复杂，将人们分为各行各业，因此造成更多的不同，但这些行业对于整个团体来说，其价值都应相同。不可避免，一些较能干的人，他们担任了较重要的工作，必然取得较多的酬劳。每个文明的长成，就是一些不平等的倍积。人类天赋的不同，加上而后的机遇不同，便产生了财富与事业的人为不平等。加之没有法律或专制政权来平息这一人为的不平等，形成了一个导火线，贫穷的人使用暴力，而革命的动乱又将人们聚合成贫穷的社会集团。

因此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梦想，潜入了每个现代的社会，就像对单纯而又平等生活的一个种族性的怀念；一旦不平等与不安定溢出了忍耐的限度，人们就会陷入乐于回味记忆中的平等而忘却了贫困的境况。定期性地，不管合法与否，土地被重新分配，如罗马的改革家格拉古兄弟（公元前2世纪）、法国的雅各宾派（18世纪）等。定期地，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变动，或由于暴力的没收，或强制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因此为财富、货物与权力的竞争又起，形成金字塔般的尖锐化社会结构。在法律之下，较有能力的人依法巧取致富，地位愈高，分肥愈多。等他羽翼长成，足以统治国家，由是重定法律。到时不平等的差距悬殊，一如往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的经济历史是自然地集中财富和爆发革命的社会历程。

第三章 文明的政治条件

政府的起源

人是不情愿的政治动物。男人们纠合群党大多是由于习惯、模仿与环境的迫使，少数是由于一种欲望。他喜爱社会并不及他恐惧孤独的程度。他与其他人结合，是为了免于孤单的危害，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而人多力量大。在他心中，他是勇敢地与世抗衡的强人。如果每个人都我行我素，则国家无从诞生。如果人们要求法律规章，那只是因为他深信这是他的邻居们所需要的。就个人来说，他是一个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依他个人的意见，法律真是多此一举。

在最单纯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的政府组织。原始的猎人们只是在他们加入打猎的队伍，而有一些行动需要有所准备时，才接受规范。非洲布须曼人经常生活在单独的家庭里。矮黑人、俾格米人（Pygmy）及澳洲最单纯的土著，只有临时的政府组织，通常由各家族集团分散管理。澳洲东南塔斯马尼亚岛上没有酋长，没有法律，更没有经常性的政府组织。今斯里兰卡的维达人依家庭的关系组成了小的团体，并无政府组织。苏门答腊的库布人（Kubu）生活在无人管辖的状态下，每家各自为政。南美洲印第安族火地岛人很少有超过12个人聚集在一起的。通古斯族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很少有超过60个人在一起的。在这些状况下——除了特别的原因，如打猎，大家才组合协调在一起——他们从不组成永久性的政治机构。

最早具有持续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家族——一大群有亲戚关系的家庭。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血统，并生活在同一风俗与规条的管辖下，几个家族结合起来，在同一个酋长的管辖之下就形成了部落，这是成为国家的第二个步骤。这种发展是缓慢的，有些集团根本没有首领，有一些似乎仅在战争状态下才组合在一起。依我们的现代民主看来，这样的组织形式的确不值一提，仅仅是几个原始团体的结合。如果说有政府存在的话，也只是在他们家族中，有一些家族的长老们出来管理家族，但并不具有专断的权力。北美洲的易洛魁与特拉华州的印第安人都认为在家庭与家族自然的习惯法之外，不需要任何的法律，或受任何的拘束。他们的酋长有适当的权力，而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由部落的长老予以解除。奥马哈（Omaha）印第安族是由7人组成的议会来统治，他们决定某件事，必须经过详尽的讨论，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再将这一决议提诸负有盛名的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通过这一组织，印第安人使各部落联结在一起，以尊崇其决议为荣，并借此维护部落的和平。有人认为，这与现代各国所拥有的保持和平的国际联盟没有很大差别。

战争产生了酋长、国王及国家，正如他们又酝酿了战争。萨摩亚的酋长在战时拥有权力，在平时则无人理睬。婆罗洲的达雅克族，除各家由家长来管理外，并无任何政府组织的存在。战时，他们选出最勇敢的战士来领导他们，并严格地服从他。但一旦战争结束，战士会被自动解职。在平时，祭祀与大巫师有极大的权力与影响力，但最后如果大部分部落中有了一般政府形态的永久性的王权产生，那么战士、家长与祭祀的组织将合并起来。社会由两种权力管制：平时用言语，战时用刀剑。武力仅在教化失败时才使用。法律与神话在世代的交替中并肩齐步，一起或轮流地为人类所用。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没有国家敢去分开它们，可能就在明天，它们又将再度结为一体。

战争如何导致国家的建立呢？这并非由于人类天生倾向于战争，一些原始的民族大多是爱好和平的。爱斯基摩人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热爱和平的欧洲人竟如海豹般互相残杀，并互相盗取土地。他们指着土地喃喃自语：“如果地上覆盖着冰雪，那该多好。如果你的岩石中有了连基督徒也同样渴望染指的金与银，但深藏在雪堆里，而他们也无法获得，那该多好！你的贫瘠不毛使我们感到欣慰，并使我们远离骚扰。”不管怎样，原始的生活仍然助长了间歇性的战争。猎人为了丰富的捕获物而争夺良好的狩猎区，牧人为他的牲畜获得新草原而战，耕者为处女地而争夺。有时，一切都是为了复仇，或为了壮大与训练年轻的一代，或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或单纯为了掠夺与奸淫，很少为了宗教。那时有规则和惯例限制屠杀，正如我们现在，在某几个钟头，某些日子、星期或月份，在这些时间不能杀人；有一些人不能冒犯，有一些道路是中立的，有一些市场与收容所出于和平的目的被保留。正是规则使易洛魁联盟竟维持“伟大和平”达300年之久。大体上来说，战争是原始的国家与团体之间自然选择的有利手段。

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残酷地充当了衰弱民族的清除器，而提高种族在勇气、暴力、残忍、智慧和技能上的水准。它刺激发明，使武器变成有益的工具并使战争的艺术变成和平的艺术。（今日有多少铁路的铺设始于军事战略，却达到贸易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战争消除了原始的共产主义意识和无政府状态，代之以组织与规律，并导致囚犯的奴役、阶级的服从和政府的成长。繁荣为国家之母，而战争则为其父。

国家

尼采说：“国家起源于一群金黄色的猛兽、一些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民族，凭借好战的组织及所有组织的武力，有如利爪般加诸数量占优势但无组织的民族。”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Ward，1841—1913年）说：“国家与部落的组织不同，它起源于甲民族征服了乙民族。”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又说：“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一些好战的部落，突破了疆界，侵占其他较弱小的民族，形成崇高的阶层，并建立了国家。”奥裔德国社会学家拉兹恩霍弗（Gustav Ratzenhofer，1842—1904年）说：“暴乱是造就国家的原动力。”波兰裔奥地利社会经济学教授贡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说：“国家是征服，是胜利者统治战败者的结果。”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萨姆纳说：“国家是武力的产品，并凭借武力而存在。”

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并终生从事劳动。他们日久成富，却忘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猎人与牧人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而且不会觉得危险。一旦树林里的猎物被捕杀殆尽，或由于草原的枯萎而使牛群的畜牧减少，他们便妒忌邻近村落的肥美原野，并编造一些理由去攻击、侵略、占领、奴役与统治。 [1]

国家是一项晚近的发展，几乎不曾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出现过。因为它预示着同一个社会中组织原则的一个转变——由王权到统治权。而在原始的社会里，王权才代表统治。凡是结合了一些不同的自然集团而成为一个有系统与贸易的有利单位，便是统治权行使得最成功的地方。即使这样的征服很少能持久，但若能运用新的工具与新的武器来促进发明与进步，那么统治者自身力量的增强足以平定反叛。在长期稳固的征服下，统治的原则势将趋于隐匿，而且几乎无人知晓。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直到革命领袖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年）提醒，人们才觉悟，那些使用武力来征服他们达1000年之久的贵族政治来自德意志。时间认可了一切，甚至劣迹昭彰的赃物，在强盗子孙手里一变而为神圣与正当的财产。每个国家，一开始都是强制的。但服从的习惯竟变成了良知，不久每个人都会为忠于国家而深受感动。

人们是真实的，然而国家一经成立，立即成为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支柱。当贸易通商联结了家族与部落，这些关系不依于王权，而是全靠相互不断的接触而长成，因此必须有一套人为的规则。村落的组织可作为一个范例。它以地方组织的形式来取代部落与家族，并通过吸纳一些家族头领，成为一个小地区中既简单又近似民主的政府。但这些组织的存在与数量增多，需要由外在的力量来规范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将之编织到一个较大的经济网。虽然就起源而论，国家像食人的妖魔，但它提供了这项需要；国家不仅是一个有组织的武力工具，也是调整那些构成复杂社会的无数有冲突的团体利益的工具。国家将其权力与法律向外逐渐扩张，对外的战争带来的破坏远超过了以往，它仍然扩大并维持内部的和平。国家为了对外的战争，必须致力于内部的安宁。人们缴纳赋税，认为这较内部自相争战为好；宁肯供奉匪首，也不贿赂所有的匪徒。由社会进而为政府，这可以从巴干达人（Baganda）的事迹来判定：国王一死，无法之人借机叛乱，肆行劫掠，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应付这一变乱。如英国政治家斯宾塞（Charles Spencer，1674—1722年）所说：“没有独裁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化。”

一个国家若全凭武力，是不会持久的。因为人们虽易于上当，但也是难于控制的。而且，国家权力如征税权，成果可观，在于其运行得既间接又无形。因此，一个国家为了维系其存在，必须使用并设置许多教化的机构，诸如家庭、教堂、学校，借此将爱国心与个人的自尊感，习惯般树立在每个国民心中。这样，可以省去上千名警察，培养国民在战时不可或缺的同仇敌忾之心。总而言之，统治的精英阶级，尽量寻求将其强大的统治权转变成法令规章，运用得宜即可向人民提供一些乐于接受的安全与秩序，并承认“属民”（Subject） [2] 的一些权利，以争取大众乐于守法并与国家结为一体。

法律

法律与财产、婚姻、政体同时而来，在最低等的社会没有法律亦可。英国探险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年）说：“我曾与南美洲和东方的未开化的人类居住一起，他们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庭，但村庄的舆论可以自由地表达。每个人小心翼翼地尊重他人的权利，因此很少有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团体中，所有人都近乎平等。”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写《马克萨斯岛民》（Marquesas Islanders ）一书时同样说：“我住在波利尼西亚泰皮族里，没有一个人公开做出违规的事情。人们一直过着空前和谐与安定的生活。我敢冒昧且极审慎地说，这是基督徒精诚与虔诚的结合。”俄国政府曾在阿留申群岛上设立了法庭，50年内从未使用过。美国人类学家布林顿（Daniel G. Brinton，1837—1899年）报道说：“罪犯与犯法行为在易洛魁人的社会里很少出现，他们似乎没有一部刑法。”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长久以来渴望的理想状态。

对这些描述，必须做某种程度的修正。自然的社会拥有相对的自由，主要是因为人们受风俗的规范，而这些风俗像法律一样严格而不可冒犯，其次人们将犯罪视为个人私事，可以由个人的残酷报复来了结。

在所有的社会现象之下，风俗具有巨大的稳定作用。当法律阙如、变换或中辍时，这个被思想与行为依赖的基石，提供了一些安定社会与维系秩序的工具。风俗为团体也提供了同样的安定力量，借此带给人类以遗传与本能，并予个人以习惯。这些常规使人们心智健全，假若没有一些习惯来遵循，那么思想与行动在不知不觉中失之悠闲，精神彷徨不定而流于疯狂的行为。经济法则使人们依自己的本能与习惯、风俗与传统的不同而各行其是，对重复的刺激或惯例的情况，最方便的反应方式就是自动的反应。思想与革新都对常规构成骚扰，除非为了不可避免的再适应或前途的美景，否则人们是忍受不了的。

当宗教将超自然的良心制裁，注入这一习惯风俗的自然基础，而且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神的意志时，风俗习惯的拘束力会比法律更强而有力，并因之减少原始社会的自由。违犯法律会受到一半以上民众的羡慕，因为他们暗自嫉妒善于哄骗之人。但冒犯了风俗，就会招来普遍的敌对，因为风俗来自人民内心的信服，而法律是靠上级对下级的强制来执行。一般说来，法律是统治者的法令，而风俗是从团体里流传已久、在最感方便的行为法则中自然选择出来的。国家取代了家庭、家族、部落与村落组织等自然体系后，法律即部分地取代了风俗。随着文字的出现，法律更彻底地取代了风俗，逐渐从长老和祭祀记忆中所存的典范蜕变为行之于文字的立法制度。但这些取代不可能是完全的。在人类行为的决定与判断上，风俗是隐匿在法律之后的最后武力、王权之后的力量，是“人类一生中最后的主宰”。

法律演进的第一个阶段是个人的报复。原始的人都说，报复随我，我要复仇。在美国南加州一带的印第安部落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警察，并以他的报复方式来执行正义。因此，在许多早期的社会里，甲被乙谋害，引起甲的儿子或朋友丙去杀害乙，丙又被乙的儿子或朋友丁谋害，诸如此类地延续下去。这个复仇的原则一直在整个法律的历史中保留着，在诸如罗马法里的“复仇法”（Lex Talionis ）、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及摩西律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到今天，仍潜伏在许多合法的惩罚中。

在惩治犯罪方面迈向法律与文明的第二步，是以赔偿损害取代报复。酋长通常为了维持内部的和谐，使用权力与影响力来要求报复的家庭以索取金钱或物品代替血的偿付。不久即制定了固定的价目表，规定多少钱足以偿付一只眼、一颗牙、一只手臂或一条人命。《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制定了这些条例。阿比西尼亚人在这方面规定得非常琐碎，一个小孩子与同伴一起爬树时，从树上跌下来压死了同伴，法官判定遇难者的母亲可将她的另一儿子从树上摔下来，跌在凶手的脖颈上。处罚的轻重将依罪状的不同而不同，如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性别、年龄与阶级。在斐济岛上，普通人只要犯一点点的偷窃罪，竟被认为比酋长杀了人的罪还大。在整个法律的历史里，罪犯的量刑曾与罪犯的社会地位和阶级相关，位尊者与位卑者犯同样的罪，却获较轻的判罚。 [3] 使用赔偿法来取代报复行为，便进入了法律的第三阶段——设立与组成法庭来对犯罪者与受损者进行裁决：由酋长或长者，或祭祀来审判，以决断人们之间在法律上的争端。法庭不是经常的判决所在，有时若双方自愿和解，则由调解会议来执行一些和解的办法。 [4] 多少世纪以来，在许多民族中，诉诸法庭只是解决争端的可选项之一。而且，只要受害的一方认为判决不公，他们仍旧可以寻求私人的报复。

在很多场合，纠纷的裁决通过双方采取公开比赛的方法，从聪明的爱斯基摩人的非致命的拳击到决斗至死，这些方法各式各样却同样残酷。一般来说，原始心灵求助于神裁法，而不是基于中世纪理论——神将揭示犯罪者，而更多的是相信神裁法会终结纠纷，以免这种纠纷扰乱部落几个世代。有时，原告与被告要在两碗食物中进行选择——其中一碗是有毒的。选错的一方可能中毒，但通常不会致死，争执即告结束，因为双方都相信古老裁决法的公正。在一些部落里，也有一种风俗，认罪的一方把腿伸出来让对方用矛去刺，或由被告的一方提请原告用矛掷他。如果原告没有刺中，则被告被视为无罪。假若刺穿或掷中，就被判定有罪，这一争执即告结束。这种古老的判决由摩西律与《汉谟拉比法典》一直沿用到中世纪，决斗也是这种方法之一，原来被历史学家们认为已消失的在我们的时代重演了。从某些方面来看，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短暂与微小。文明的历史是多么短促！

法律进展的第四步是国家或元首承担防止与惩罚犯罪活动的义务。这也是从解决争执和处罚违犯者到做各种努力避免社会动荡的一个步骤。因此，首领不仅是法官，也是立法者。来自团体习惯的普通法（common law）的主要部分，被加入到源于政府法令的制定法（positive law）。法律一方面因此而形成，另一方面又得以流传后世。无论哪一方面，法律保留着祖先的印记，但也充满着我们力图取而代之的报复观念。原始的刑罚是残酷的，是因为原始的社会没有安全感，一旦社会组织变得比较安定，刑罚也因而减轻。

一般说来，在自然的社会里，个人的权利较在文明的社会里要少些。人随处都受到束缚，如遗传、环境、风俗、法制等桎梏。原始的人多半在一个非常严峻与复杂的、网络似的规定下活动：上千的禁忌拘束他的行动，成千的恐怖限制了他的愿望。新西兰土著很明显是没有法律的，但事实上严峻的风俗管制了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孟加拉的土著依一些不能改变与不可非议的传统来决定他们的一起一坐、一立一动、饮食与睡眠。个人与自然的社会如出一体、不可分离，唯一存在的就是家庭与家族、部落与村落，而这些正是土地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运用者。私人财产的出现带来了经济的权势，国家的组成带来了法律的地位与确定的权利，个人因而发现了自己是独特的实体。权力并非来自天然，除了奸诈和强力，原始人并不知道权力为何物。团体给予个人的利益是以不违背公共利益为准。自由是安全的奢侈品，自由的个人是文明的产物与标记。

家庭

人类基本的需要是温饱与爱抚，因此，社会组织基本的功能是经济上的供给与生理上的维护。世代繁衍的重要性犹如食物不可或缺。社会经常将种族延续的惯例加入寻求物质福利与政治体系的制度里。直到国家（从历史文明的肇始）变为社会体系的中心与源泉，家族才负起了规范两性之间与世代之间关系的微妙任务，甚至在国家建立以后，人类的主要统治行为仍然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性体制——家庭。

因为人在生理上防御力的缺陷，早期的人类，即使是在狩猎时代也不会生活于孤立的家庭中，否则早已成为野兽佐餐的佳肴了。很自然地，这些生理上防御脆弱的个人聚族而居，而且发觉在这个充满长牙利爪和扎不透的兽皮的世界，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团结一致地行动。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总是集体住在打猎区，并与家族厮守在一起。经济关系与政治统治取代了王权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主体时，家族便失去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地位，在下层由家庭取代，在上层又为国家接替。政府处理为维持法纪而遭遇的诸多问题，家庭则负起工业改进与种族延续的任务。

较低级的动物对子孙是没有照顾的。结果，蛋生了一大堆，大部分却被吃掉了或遭到破坏，仅少数能幸存。一些种类的鱼每年生出数百万的卵，只有少数的鱼类对它的后代有适度的照应，而且能得到如此照顾的卵也不过半数而已；鸟类对幼鸟的照顾要好一些，每年可孵出5到12只小鸟；哺乳类的动物，每一类对幼儿都有双亲的照顾，多半是平均每1雌性每年哺育3个幼儿。对于整个兽类世界来说，双亲的看顾增加了，生殖与死亡就减少。对于人类世界来说，出生率与死亡率随文明的进步而下降。较好的家庭养育可能延长了孩子的青春期，使他们能在自谋生活之前，获得充分的教育与发展。较低的生殖率，可以使人们将精力转用于除生育以外的其他事业。

既然家务大部分由母亲来承担（据我们从历史的透视看来，一开始家庭的组织就是基于这一构想，男人们在家庭的地位是象征性的、附带性的，而女人才是基本的、最主要的），在某些现存的部落与可能在最早的人类团体中，男人在生殖上扮演的生理角色完全像其他动物一样不被重视，因为动物的起兴、交配与繁殖都发生和完成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Trobriand）岛上的人，认为怀孕不是由于两性的交合，而是由于有个叫“Baloma ”的鬼怪物进入了妇人体内。通常是妇女们在洗澡时鬼就进入体内。一个女孩说：“有一条鱼咬过我。”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1884—1942年）说：“我问她谁是这个私生子的父亲，只有一个答案——没有父亲。因为这个女孩子未结婚。假使我以极平和的语气再问：‘谁是生理上所谓的父亲？’这个问题仍旧不会有答案……因为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是Baloma 给她的孩子。’”这些居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Baloma 格外喜爱进入与男人关系放浪的女孩体内。为了避孕，女孩们宁愿避免在高水位处洗澡，而不是避免与男人先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它已充分说明了任何事即使难堪，只要慷慨地接受结果，即是一大方便。如果这是人类学家为丈夫们杜撰的谎言，那不是更有趣吗？

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地区认为性交是受孕的原因，但未出嫁的女孩则坚持并抱怨说，她们的受孕是由于某些食物。甚至，虽已了解男人在生育上的功能，但性关系还是很不正常，以致要知道父亲是何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结果是，所有原始时代的母亲，很少有人去问她孩子的父系。孩子是属于她的，而她并不属于丈夫，但属于她的父亲，或她的兄弟及她的家族。她与他们一起生活下去，而这些人也就是她的子女唯一所能知道的男性亲属。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经常比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要强些。丈夫多半是依存在他母亲的家庭与家族里，仅将他的妻子看成一个神秘的访客而已。甚至在古典的文明里，兄弟较丈夫为亲：因塔弗内斯（Intaphernes）的妻子从波斯大流士王的暴怒里拯救的是她的兄弟，而不是她的丈夫；在希腊神话中，安提戈涅（Antigone）牺牲自己也是为了她的兄弟，而不是她的丈夫。男人认为妻子是世界上与他最亲近的人的想法，是比较现代的观念，也仅限于人类的小部分而已。

在原始社会大多数部落里，男女两性经常不在一起生活，以致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很冷淡。在澳洲与英属新几内亚，在非洲与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群岛，在印度的阿萨姆与缅甸，在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与萨莫耶德人（Samoyed）中，全球各地仍可发现一些看不见家庭生活的部落：男人与女人不在一起生活，仅仅是偶尔来往。在新几内亚巴布亚北部，男女社交被认为不当，即使她是他孩子的母亲也不例外。在塔希提，家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从未听说过。由于这种两性的隔离，在各处的原始种族中产生了秘密的组织——一般都由男人组成，而且通常成为对抗妇女的避难所。从另一点来看，这就像是现代的兄弟会——男性的等级制组织。

因而，家庭最简单的形式是妇女与她的子女、母亲与兄弟们一起住在家族中。这样的安排是动物的家庭形式与原始人类对血亲关系无知的自然结果。另一种早期的家庭方式是“母系制的婚姻”：丈夫脱离他的家族居住在妻子的家族，为妻子服劳役，或共侍她的父母。这样的世代递传是遵从女方系统，一切继承也在母方，甚至有时王权的世袭也舍男从女。这样的“母权”并不即是“母治”，它不意味着女性统治男性。即使女方遗传下来的财产，她也只有少量的支配权。女性只是作为方便追溯关系的方法，否则世代和家族关系将因原始两性关系的含混与随便而暧昧不明。事实上，在任何社会的组织里，女性总有一定的权威，这种权威由于她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由于她处于食物分配者的地位，由于她被男人所需要，及她有权拒绝男人等原因而自然升高。在南非洲的一些部落就曾出现一些女性统治者。在菲律宾的帛琉（Pelew）群岛，酋长对任何人的处决必须经过一个由年长女性组成的委员会的咨议。在易洛魁族中，女人在部落议会里与男人一样有发言权与投票权。在北美洲塞尼卡（Seneca）的印第安族中，女人握有较大权力，甚至可以选举酋长。当然这都是极少而特殊的例子。总之，妇女在早期社会里也是处于近乎奴隶般的顺服地位。她们周期性地体力不济，又不惯于使用武器，生理上免不了的生育与哺养子女，致使她们在两性争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也注定了她们几乎从最低到最高的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她们的地位也不会因文明的发展而提高。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女人，命中注定了她们的地位较北美洲印第安人低下。女人的地位随自己在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而升降，而不取决于男性文化与伦理。

在狩猎时代，除了实际的夺取猎物外，其他工作多半由妇女去做。相对地，男人除了为猎取野兽时付出的辛苦与冒险犯难外，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妇女们大量地生育儿女，哺育婴儿，不断整修房屋，在原野与森林里采集食物、烹调、洗衣及制作衣服与鞋具。由于男人们在部落移居时必须随时准备击退一切外来的侵害，他们只携带武器，其他的东西全部落在妇女们身上。布须曼族的妇女像仆人与牲畜一样被驱使着，如果她们实在不胜负荷之苦，只能随时被遗弃。澳洲南部墨瑞（Murray）河的下游土著看见荷重的牛，便以为是白种人的妻子。现今依体力不同来分别男女性别，在那个时代几乎不存在，这些差异皆是环境的产物，而非基于天赋。妇女除生理上的缺点外，在外表、忍耐性、机智与勇气等方面与男人几乎一样，她们不是装饰品、美的东西或性感的玩具，而是健壮的动物。她们能从事长期而吃力的工作，必要时也会为她的子女与家族拼命。北美洲奇珀瓦（Chippewa）印第安人的酋长说：“女人是为工作而生。一个女人能拉曳或背负两个男人能拉曳或背负的重物。她们为我们架设帐篷，为我们制作衣服或修补破旧，到了晚上为我们取暖。我们在行旅中绝对少不了她们。她们工作多而索取少，她们还必须终日不停地烹调，否则会闲得舐指头。”

在早期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是由女人而不是男人来成就。世代相袭，男人习惯于祖先遗传的狩猎与畜牧方式，妇女则在营地附近从事农耕，而这些忙碌的家事便是晚近时代中最重要的工业。从希腊人称棉树为“长毛的树”起，原始的妇女将它卷成线再织成棉布。显然，缝补、编织、编篮、陶器、木工及营造都是由她们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下连经商都是她们去做。她们发展了家庭，渐渐地将男人纳入她们的“家畜阵营”，并将社会的事务与礼仪全部教给男人，而这些正是人性的基础与文明的基石。

农耕逐渐扩大并变得复杂，进而带来了更多的报酬，较强性别的一方，逐渐将它纳入掌握。兽类的豢养不断发展，成为男人新的财富、稳定与权力的来源。甚至一直被上古嗜猎的宁录（Nimrod）式的男人认为是闲散的农耕，最后还是被这些游荡者接受，而一度为妇女拥有并成就了她们经济领导地位的耕种也被男人抢去。当初妇女从事的豢养家畜、耕种田地等一切管理和操纵事务，也由男人取而代行。由使用锹进而用犁，在体力上减轻了劳力，更使男人确信他的优越性。自从牛羊与收成可用作财产的转让后，财富的增加使妇女更处于性的附属地位，因为此时男人需要的是妇女的贞节，他认为这样才能将他的产业直正遗传给他自己的子女。渐渐地，男人有了自己的办法：父权被承认，财产由父方遗传，母权屈服于父权。父系制家庭变为社会上经济的、合法的、政治的、伦理的单位，一些以往大都是女性的神也一变而为长有胡须的男性，这些男神——一些充满野心的男人在他们寂寞时——会憧憬妻妾。

这一由男人统治的父系制家庭的转变给妇女的地位以致命的打击。在很多重要方面，原先属于父亲或长兄的她或她的子女，现已变成她丈夫的财产了。在买卖式的婚姻中，她已然与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奴隶一样。丈夫一死，她即变成可以遗赠的财产。在某些地方，如新几内亚、澳洲东南的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群岛、所罗门群岛、斐济群岛、印度等，女人在丈夫死后要被勒死殉葬或自杀来跟随丈夫去另一个世界。父亲也具有随心所欲的支配、馈赠、出售或租赁妻子与女儿的权力，仅受制于其他拥有相同权力的父亲的舆论。男人也保留了一项特权，将其对性的偏好由家庭向外扩大，妇女们依父系制的规定，婚前要谨守童贞，婚后严守贞节。这个双重的标准由此产生。

在狩猎时代已存在并在母权时期渐形消失的妇女顺服性如今竟变得较之前更显著、更残忍。在古代，俄罗斯女孩出嫁时，父亲用皮鞭轻轻抽打她后再将鞭子交给新郎，这象征着对她的支配有了接班人。虽然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女性权利仍然存在，但对待妇女们还是很严厉，交付她们很多劳役，并经常称她们为狗。女人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比男人低贱：生了女孩时就没有生男孩般的欢喜若狂，有时母亲竟将刚出生的女孩扼死以避免日后的不幸；在斐济群岛，妻子可以随意出卖，价格通常等于一支滑膛枪；有些部落夫妻并不共床，他们认为，女人的气息会使男人变得软弱；在斐济岛上，一个男人不宜经常在家睡觉；在澳洲东部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岛，男人睡在屋内，女人睡在外面的棚里；在斐济岛，人们允许狗进入某些庙堂，妇女却不在允许之列。无疑，妇女怀念失去的操纵地位，故而喋喋不休，那时男人会被申斥、吼叫甚至常常挨打。但不管怎样，男人总是主人，女人则是奴仆。南非洲的卡菲尔（Kaffir）黑人买女人如买奴隶，并视为一种人寿的保险方式：如果他有较多的妻子，他就可以颐养天年，而且妻子们可以终身侍奉他。古代印度的一些部落把妇女与家畜一起当作家里的遗产。这在摩西最后的一诫里也没有非常明白地显示出来。在非洲的黑人中，妇女几乎与奴隶毫无区别，唯一的不同是她们可提供在性需要和经济保障上的满足。婚姻开始成为财产法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奴隶法规的一部分。

注释

[1] 法律在早期的社会并不存在，因为在比较复杂的条件下，如财富的增加、武器的精良、高度的智慧，都可以决定争端的结果。因此，埃及不仅被希克索斯（Hyksos）、衣索比亚、阿拉伯、土耳其等游牧民族征服，更被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英国等进步文明征服——虽然不一定要等这些国家都变成帝国主义式的猎人与游牧民族。

[2] 注意此词如何显示出国家的起源。

[3] 大概有一种例外，在印度根据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摩奴法典》（Code of Manu），较其他犯同一罪行的低等阶级，四大等级的最高级婆罗门（僧侣们）犯罪会受加倍处罚。这一规定虽受到责难，但仍然大受赞誉。

[4] 最现代的一些城市正准备修正这些古代的、用来节约时间的规则。

第四章 文明的伦理条件

社会的存在是靠秩序，维系秩序的是规章。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历史的一个定律，即各式各样的法律是由风俗的力量转变而来，如同各种不同的思想是由本能的冲动转变而来一样。有些规章是生活必需的，它们可因不同的团体而异，但在同一团体中必须是一致的。这些规章可能是惯例、风俗、伦理或法律。惯例是被一个民族认为有利的行为模式。风俗是由于连续不断地被各个世代沿用，并由尝试、错误、消除等自然的选择后被一民族接受的惯例。伦理则是一些风俗，而这些风俗被大家认为是他们利益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心。在没有成文法的原始社会，凡人类居住的场所全靠不可缺少的风俗与伦理来维系，并带给社会秩序以安定和连续性。随着时间的渐进，风俗因长久反复地沿用而变为人们的第二天性。如果触犯了它，就会给人们带来某些恐惧、不安与羞耻。这就是良心或伦理意识的起源，即达尔文认为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所在。在其较高的发展阶段，良心成为社会的良知——个人有属于团体的感觉与对社会应有的忠诚与体念。伦理是个人与团体以及每个团体与其他较大团体应有的协调合作之道。当然，没有伦理，不可能产生文明。

婚姻

构成团体伦理典范的种种风俗习惯的首要使命，就是规范两性之间的关系，因为两性关系正是失调、暴力与堕落的根源。婚姻是两性关系最基本的形态，也可以说是为了养育后代才使两性有了结合。它是不断改变而且未定型的风俗，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它历经每种料想得到的形式与实验，从原始无配偶结合的生育到现代有配偶而不愿生育的结合等。

我们的动物祖先发明了婚姻。一些鸟兽以永不离弃的一夫一妻制来生育后代。在大猩猩与巨猿中，配偶的结合会持续到哺育期，而且具备不少的人性。雌猩猩如有任何近似有失妇道之处，立遭雄猩猩的严厉惩罚。德·克雷皮尼（De Crespigny）说：“在婆罗洲的猩猩，一家里住着雌、雄与一个幼儿。”萨维奇博士（Dr.Savage）关于大猩猩的报道则说：“常见老猩猩聚坐在树下，大吃果实并高谈阔论，下一辈的则围绕左右，跳跃嬉戏于枝叶间，高声笑闹，其乐融融。”它们的婚姻较人类为早。

没有婚姻制度的社会确实少见，但忠于研究调查的人在从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的乱交到原始人类的婚姻中，发现了不少转变的形迹。在斐济岛东北的富图纳（Futuna）岛与夏威夷，大多数的人都不结婚，非洲西南部黑人卢布斯（Lubus）族里的择偶自由而且乱交，并无婚姻观念。婆罗洲的一些部落杂居一处，也没有婚姻关系，比鸟类还自由。在上古俄罗斯的一些民族里，男人与女人乱交乱配，因此妇女没有一个是有固定丈夫的。非洲的俾格米人“没有婚姻法制，完全依照动物的本能行事，毫无拘束”。这种原始的“妇女国有化”配合着原始土地与食物的共有制，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消失，几无蛛丝马迹可寻。一些记忆仍以各式各样的形式遗存着：原始人类认为，一夫一妻制即是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独占，这是不自然也是不道德的；在定期举行的狂欢节里，他们暂把性的约束放在一边，婚前的女孩要在如巴比伦的迈利塔（Mylitta）庙中，将她们奉献给向她们要求的任何男人；租妻的风俗在许多原始好客的行为准则中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上古封建欧洲，妇女所谓的初夜权，是由领地的首领代行古代部落的权柄，先行夺取新娘的贞操，再由新郎完成结婚仪式。

这些杂乱的关系逐渐被各种不同的暂时的结合方式取代了。在马来半岛的山里人（Orang Sakai），女孩子有一段时期要与每个男人单独地交合，然后周而复始。对西伯利亚的雅库特（Yakut）、南非洲的博托库多斯（Botocudos）及许多其他的民族而言，婚姻颇富实验的意味，只要任何一方愿意即可解除婚姻，而不必陈述理由。在布须曼族，只要一方提出异议而结束同居后，马上就可与新的对象结合。在非洲西南部的黑人达马拉（Damara）土著，依英国科学家、作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年）爵士所说：“配偶多半每星期都交换一次，假若不去查问，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妇女的临时丈夫为何许人。”在白拉（Baila）族里，“妇女也被男人相互交换着，一经双方同意即可离弃现任丈夫而投奔另一个男人。年轻的女孩通常都有四五个丈夫，而且多是健在的”。在夏威夷，婚姻最早的意义是尝试。在1个多世纪以前的塔希提，如双方同居后长久没有生育，便可以随意分居。即使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也可将其害死，而他人无权过问，或是夫妻带养孩子而保持较永久性的关系；男方为了让妻子担任哺养孩子的任务，相应地要答应援助女方的要求。

马可·波罗写到，在13世纪居住在现今中亚的克里雅（Keriya）部落，“男人婚后离家20日，如妻子情愿，她就有权再找一个丈夫，同样地，男方也可以在他居留的地方再次结婚”。现代婚姻与伦理的革新看来是何其陈旧。

法国人类学家莱图尔诺（Charies J. M. Létourneau，1831—1902年）对婚姻的说法是：每一种野蛮或未开化社会时期里所有可能的实验都曾试过，或仍在各种族里沿用着的（婚姻结合），一点也没有那些普遍流行在欧洲的伦理观念。在婚姻关系的实验之外又加上了亲戚关系的实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集体的婚姻”，即属于同一团体的男人与属于另一团体的女人同时结婚。例如，在个别地方就有这样的风俗，弟兄一组与姐妹一组结婚，而且在这两组婚姻中实行性的共通制，任何男女皆可同居。恺撒说在古代大不列颠也有同样的风俗。另一个风俗产生于犹太人与其他古代的民族里，就是男人有义务与其兄弟遗下的寡妇结婚，这项规矩对美洲的奥南（Onan）印第安人是一大困扰。

人类是怎样以个人的婚姻来取代原始社会里的半杂交呢？既然绝大多数原始人类在婚前关系方面不受约束，显然生理的欲望不会带来婚姻法规的产生。由于婚姻带有它的诸多限制与心理上的冲动，以致不可能与可以满足人类情欲的性的共通制度相提并论。个人婚姻的建立也不是在一开始就有了任何优于由母亲、母系家族和部族来哺育孩子的方法。某些强有力的经济动机诚然有助于婚姻的进展。在所有的可能性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到底我们知道有多少的可能性），这些动机都与新兴的财产制度有关。

个人的婚姻源于男人想获得廉价奴隶，并避免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其他人的子女的欲望。多配偶在各地所见都是一妻多夫制，如在印度北部的托达人（Toda），在这些地方，男人的数目远超过女人，因此这个风俗一直保存下来。但这种风俗不久就改变，女人成为征服者——男人的猎物，多配偶就变为我们通常所称的一夫多妻制了。很多原因促成了它的普遍性。在早期的社会，因为狩猎与战争，男人的生活较为危险，故死亡率远较妇女为高。妇女数量的过剩，迫使她们要在一夫多妻制与不生育的独身生活之间做出选择。那些要求高生育率以补偿高死亡率的人无法容忍女子成为怨女，鄙视无配偶与无子女的妇人。又因为男人喜好变换，喜新厌旧，如安哥拉的黑人所说，他们“不会老吃同一样菜”。同时，男人喜欢有一个年轻的配偶，而在原始的集体里，妇女们衰老得很快。妇女们自己也较喜欢一夫多妻制，这样便可有充裕的时间来哺养子女，在减少妇女过分劳累的同时，并不干扰男人好色和多子的倾向。有时，第一个妻子为家事操劳所苦，宁愿为丈夫找一名小妾，这样可减去她本身的劳役，而多生子女也可以增加家庭生产的力量与财富。子女是经济的资产，男人在妻子身上投资是为了获得有如利息似的子女。在父系制里，妻子与子女简直是男人的奴隶，多妻多子也便于增加财富。穷人只能一夫一妻制，但总认为这是耻辱的现象，并不断向往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夫多妻的男人，拥有受人尊敬的地位。

无疑，一夫多妻的婚姻在女人多于男人的原始社会里盛行一时。一夫多妻制较当代一夫一妻制具有较高的优生价值：因为在现代的社会里，有能力与精明的人结婚愈晚，子女也便愈少；在一夫多妻制里，愈能干的人可以获得最好的配偶，而子女也很多。因此，一夫多妻制在所有未进化的民族中一直遵循着，甚至也存在于大多数文明的人类中。某些条件阻止了它的发展。由于安定的农耕生活减少了危险与动乱，两性人数趋于均衡。在这种环境里公开的一夫多妻制，即使是在原始的社会里也变成少数富豪的特权。大多数人采取一夫一妻制可以防止通奸，而其他情愿独身或不打算生育的少数人，也可以使一夫多妻的富豪造成的影响得到淡化。在两性数量接近时，男性的妒忌与女性的占有欲便促成更有利的状况。因为强者不能多妻，除非是夺取他人的妻子，再不然就是违背他们自己的初衷，一夫多妻制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做到。随着财产的增多，男人们不愿将资产分散为小股馈赠，因而转变为将妻子分为嫡妻与庶妾，只有嫡妻的子女可以继承遗产。逐渐地，嫡妻成为唯一的妻，而妾则变得不公开、分开居住甚或渐渐消失。自基督教义倡行以来，在欧洲，一夫一妻制已取代了一夫多妻制而成为合法的两性结合的表面形式。但一夫一妻制像文字与国家一样是人为的，它属于文明的历史，而不是属于文明的起源。

不管双方采取怎样的结合形式，婚姻对于几乎所有的原始人类来说，都是义务的。没有结婚的男人在团体里没有地位，或被视为半个人。与外族通婚同样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一个男人总希望从外族娶妻而不从自己本族择偶。这一风俗的兴起是否因为一种近亲繁殖带来不良后果的心理暗示，或是因为这种团体与团体的结合可以缔结或加强政治上的联盟，提高社会地位或减少战争的危险，或者因为从外族部落娶妻是当时流行的时尚，或是因为近亲繁殖受轻蔑与疏远，而这些都增加了这一风俗的魅力——这些我们并不清楚。在任何状况下，这种限制几乎在初期的社会都很普遍。虽然不断地被埃及的法老、托勒密王及南美洲的印加人（Incas）破坏，因为他们偏爱兄弟与姐妹通婚，但这项限制仍然存留在罗马与现代法律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了现代人的行为。

男人如何从其他部落获得妻子呢？只要是母权制的地方，男人们都必须前往女方家族居留。自父权系统发展后，男方在一段服侍期届满后，可向女方家长请求携同他的新娘回到男方的家族。如雅各（Jacob）为了妻子利亚（Leah）与拉结（Rachel），而去侍奉她们的族长拉班（Laban）。有时男方全凭赤手空拳赢得缩短服侍的期限。去偷抢妻子是一件有利的事，也就是说，不仅她会成为一个廉价的奴隶，并且能生育一批新的奴隶。这种抢夺的婚姻尽管不是当时的惯例，但仍不时发生在原始的世界里。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妇女常常像战利品一样被瓜分，在某些部落里，丈夫与妻子之间说的是彼此都不了解的语言。俄罗斯与塞尔维亚一带的斯拉夫人，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还偶尔实行着这种抢夺式的婚姻。 [1] 这种抢夺式婚姻的痕迹仍留在一种风俗里，便是在某些婚礼仪式中发动新郎抢劫新娘。总之，这些都合情合理地发生在部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里，也是两性之间永无止境的战争的逻辑出发点，而它的终止犹如梦幻虚无，永不会出现。

随着财产制度的兴起，付给女子的父亲丰富的物品或一笔金钱都较方便，因而无须服侍外族或去冒因抢婚引起的暴力与争执的危险。因此，在初期的社会里，这种父母安排下的婚姻，便成了一种惯例。一种转变的形式发生在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地区的部落，他们诱走妻子后只要给予女方家庭一定的补偿，这一偷盗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在新几内亚一些土著中间，男人诱拐了女孩将她藏起来，再找人去与她父亲磋商价格。为了平息在伦理上发生的争执与责难，滋生了用金钱贿赂之风。一个新西兰的土著毛利（Maori）母亲大声咒骂与她女儿私奔的青年，直到那个青年向她奉上一条毯子。她说：“这就是我要得到的，我只要这条毯子，因此我才哭闹半天。”一般来说，新娘总要比一条毯子值钱：在南部非洲的霍屯督蛮族，她值一头公牛或一头乳牛；在北部非洲的克鲁（Croo）族，她值三头乳牛与一只羊；在南部非洲的黑人卡菲尔族，依女孩家庭的等级值6至20头牛；在西非的多哥（Togo）族，她可换取16元现金和6元的货品。

在原始的非洲，盛行买卖婚姻制，这在古代印度与朱迪亚（Judea）、哥伦布以前的中美洲与秘鲁等地都曾盛行一时，同样的例子在现代的欧洲也有。父亲视女儿为己物，在相当的范围内，只要他认为适当，就有权处置她，这些都是父系制下自然发展的产物。南美洲奥里诺科（Orinoco）河沿岸的印第安人认为男方应给予女方父亲一定的补偿，作为抚养费用。有的家庭甚至将女孩在新娘展览会中亮相，让男士们来挑选。因此在非洲东部的索马里（Somali），新娘都盛妆并洒上香水，骑马或步行来吸引男方争出高价。没有一项女方反对买卖婚姻的记录出现，相反，却以能获高价而沾沾自喜，并对获价低廉者予以冷嘲热讽。她们相信，在婚姻交易里，男子总是付出很少而所获较多。另一方面，女方家长在获得男方付款后，也礼尚往来地回赠礼物。时日运转，礼物的价值愈来愈接近男方所付之数额。富有之家为了大肆渲染女儿出嫁而渐渐加重礼物，进而演变出日后例行的嫁妆。后来演变到由女方家长为女儿买进丈夫，代替（或同时并行）了男子买妻子的惯例。

在所有这些婚姻的形式与种类里，很难找出带有罗曼蒂克爱情的意识来。我们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Papuan）地区找到了少数带有爱情的婚姻。在其他原始民族里也找出了一些爱情的事例（基于相互的忠诚更甚于相互之间的需要），但这些附带的故事与婚姻本身毫无关系。在单纯的生活里，男人为了廉价的奴隶、光耀门第与一日三餐而结婚。英国探险家理查德·兰德（Richard L. Lander）说：“在非洲的雅里巴（Yariba），土著举行婚礼极其简陋，不值一谈。男人眼里的娶妻有如去田里砍伐一车玉米，毫无情感可言。”因为在原始社会里，风行婚前关系，情欲不可能凭克己来杜绝，因此对妻室的选择并不会造成影响。同一原因——欲望与满足之间几乎没有时距——对起伏不定的内在欲望没有时间去抑制并进而使它理想化，这种情欲的抑制正是少年时期出现的罗曼蒂克爱情的根源。这样的爱情迟至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才能产生。在文明的社会里，伦理的出现规范了欲望，财富的产生致使某些男人能出高价，而女人提供奢侈与优美的罗曼蒂克气氛。原始民族生活穷困，何来罗曼蒂克呢？在他们的歌词中我们很难发现有爱情诗般的韵味。传教士将《圣经》译成北美洲阿尔冈昆（Algonquin）印第安人语时，竟找不出一个与“爱情”相同的词来。南部非洲霍屯督人的婚姻被描写为：“彼此之间冷淡无味与漠不关心。”在黄金海岸，丈夫与妻子之间甚至连表面的亲昵都没有。在原始的澳洲也是这样。卡利耶（Rene-Auguste Caillié）谈及塞内加尔的黑人说：“我问巴巴（Baba），为什么他不与他的妻子们一起欢笑呢？他说假若与她们嬉戏欢笑，他就无法管治她们。”又问澳洲的土著，为什么要结婚？他很坦白地回答说，因为他要一个妻子来为他调制食物、取水与采集木材，在移居时为他携带家具。美国人认为不可或缺的接吻，原始人类则闻所未闻，假若知道的话也少不了一顿咒骂。

一般看来，“未开化的人”对性欲在心理与神学上的怀疑与在哲学上的领悟，并不比一般动物为多。他不会因为这些而陷于沉思，也不会因之而勃然大怒。这之于他们与食物之于人一样，被视为理所当然。对不切实际的动机，他不会制造一些虚伪的口实来掩饰。婚姻之于他们绝不像圣礼那样神圣，他们也不会将之视为一项隆重的仪式，而仅作为一项商业的交易。他不用情感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去选择配偶，并不因此感到惭愧，反而认为情感的考虑是一种耻辱，如让他与我们一样“肆无忌惮”的话，他还会要求我们来解释一下：依照我们的风俗，为何因为一时性欲的需要，而将男女双方几乎为了生活而结合在一起。原始的男人对婚姻的看法，不是基于性的放肆而是基于经济的合作。他希望女人——她也盼望自己，不要过分庄重与美丽（虽然他也欣赏她的这些气质），只要能供使役而且工作勤快即可。女人始终被看成是一项经济上的资产，不然，讲实际的“野蛮人”也绝不会想到婚姻。婚姻是一项有利的合伙生意，不是个人的纵于淫乐，它是由男女来共同工作的一种方法，这样可比仅由任何一方单独工作要获利得多。从文明史来看，只要某一地区的妇女在婚姻制度上不再是一项经济上的财产，那么这个地区的婚姻关系也就衰微了，有时文明也因而衰微。

性的伦理

伦理最大的使命经常是性的规范。因为生殖的本能引起的问题不仅在婚姻中，而是包含了婚前与婚后，而且随时都可能因它的固持、强烈、藐视法律与随意而扰乱社会治安。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婚前的男女关系——他（她）们是应有所限制，还是自由放纵？即使是动物，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在动物界中，除了在发情期，雌性通常会拒绝雄性的要求，以减少性的需求到适当程度，不像如今人类的好色。法国剧作家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年）说：“除了在极其饥渴的情况下，人与禽兽在吃喝方面是不同的，而且性行为的无节制也异于禽兽。”我们发现，在原始人类中，与月经期中的妇女发生性行为被列为禁忌，这一点与动物界中的限制相似。除此以外，婚前的性交在最单纯的社会里是毫无约束的。北美洲的印第安男女自由婚配，这些婚前性关系对婚姻不构成障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很年轻时就开始性行为，婚前乱交已成定规。西伯利亚索约特族（Soyot）、菲律宾伊戈罗特族（Igorot）、缅甸北部的土著、南非洲卡菲尔黑人与布须曼族、非洲中西部尼日尔河与东部乌干达的一些部落、南太平洋的新乔治亚岛、澳洲南部默瑞岛、印度洋安达曼群岛、塔希提、波利尼西亚、印度阿萨姆等地，都有婚前性行为的自由。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始社会里不可能发生很多的卖淫勾当。这个“最老的行业”还是比较年轻，它是随着婚前性自由的消失、财产与文明的诞生而来。在各地，我们发现一些女孩借短暂的卖身获得一笔嫁妆，或为庙堂捐献。但必须是当地的伦理法则认为这是一种救济贫困的父母或为了祭神的虔诚奉献，方能这么做。

贞操观念是相当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原始时代的少女不怕失去童贞，而怕不能生育。婚前怀孕非但不会有所阻碍，反而有助于找到归宿，因为这可以澄清一切对不育的怀疑，也是多子多孙有力的保证。在财产观念没有产生以前，比较单纯的部落并不重视贞操观念，因为贞操的保留表示该女子并不为人喜爱。在堪察加半岛，新郎若发现他的新娘是处女，会非常难堪，并责骂她的母亲为何对养育女儿如此疏忽大意。有些地方竟认为童贞是婚姻的障碍，因为它将使她的丈夫面临违犯禁忌的困扰，该禁忌不准他使任何族人流血。有时，女孩竟因此自动奉献与陌生人，以免除丈夫违犯禁规。在印度西南的马拉巴（Malabar），女孩子主动服侍过路的客人，都是出于处女找不到丈夫的缘故。在有些部落，新娘在结婚当天自愿献身于参加婚礼的客人，然后再与新郎同房。另一方面，新郎也可以雇用人来先行夺取新娘的童贞。在菲律宾的某些部落，特别任命一位拿高薪的官吏，专司为这些未来的新郎先行破身的任务。

是什么原因使童贞从被视为缺点，转变为妇女的美德，并使它成为所有较高文明沿用的道德律中的要素之一呢？无疑是财产制度所致。婚前的贞操对于一般少女来说，是父系制里的男人将他的妻子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一项延伸。在买卖式的婚姻里，当一个处女的新娘卖价比她那些瘦弱的姐妹要高时，处女的价值就提高了。处女是用她的过去清白以保证未来婚姻的忠贞，现在男人之所以对贞操如此重视并对之疑虑重重，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把财产遗留给非自己亲生的子女。

男人从未想到用同样的限制约束自己。在历史上，从没有坚持男人婚前的贞操，在文字里也从未有过绝对的“处男”。在希腊，所说的童贞女神也是专为女孩而设，并对之有百般压制。北非撒哈拉的图阿雷格族（Tuareg），对犯过失的女孩或姐妹都处以死刑。苏丹北部努比亚、阿比西尼亚、索马里等族对他们的少女施以残酷的锁阴器——在外阴唇上加上环形物或锁以防止性交。又使用隔离的方式以避免少女受到外来的诱惑。在所罗门群岛内的新不列颠岛，富有的父母一般将女儿幽禁5年（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危险时期），并派可靠的老妇人监守门户。女孩绝不许外出露面，仅能见亲戚几面。在婆罗洲的一些部落，将未婚少女幽禁在偏僻地区。从这些原始的风俗到印度妇女隔幔的深闺习惯仅一步之差，再次说明了“文明”是多么接近“野蛮”。

端庄的气质来自纯真与父权制。许多部落至今仍不以赤身裸露为耻，事实上有些人会因穿衣服而感到羞耻。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通（Livingstone）要求主人穿上衣服接待他的夫人时，所有非洲人都为之捧腹。巴隆达（Balonda）的皇后在接见利文斯通时也是一丝不挂。此外，有少数部落对公开性交并不引以为耻。端庄的气质起初被认为是妇女在月经期中的一种感觉，而在这一时期，对女性的接近被列为禁忌。当买卖式婚姻出现后，少女的童贞带给她们的父亲一些好处，使用隔离与强制来维系童贞引起少女对贞操产生义务感。其次，妇女的端庄也是在买卖式的婚姻下，妻子对丈夫一种财务上的义务感，它杜绝任何未能带给丈夫报酬的红杏出墙。虽然使用衣物来遮体的动机还未发生，穿衣服的需要却在此时出现：许多部落少女在婚后才穿衣服，这是为了表示她已有了丈夫，也为了遏止男人对她大献殷勤；原始人并不赞同《企鹅岛》（Penguin Isle ）著者的意见——穿上衣服会激发淫荡。不管怎样，穿衣与贞操没有必然的瓜葛存在。一些游历者的报道说，非洲的伦理竟与衣服的多少成反比，很显然，男人认为的耻辱完全是根据团体的禁忌法则与风俗而定。但古埃及的妇女、19世纪的印度妇女及20世纪荷属东印度的巴厘岛人一直认为露出乳房并不可耻。

我们绝不能由于伦理因时与地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便下结论认为它毫无价值，不如立即抛弃各个团体自己的伦理风俗，而将历史上所见的全部伦理风俗加以统一。然而，仅凭借单一的人类学说是挂一漏万和极危险的事，如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年）所说：“伦理是一个社会里所有偏见的总和。”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说法。又如，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在希腊人当中曾这样说：“一个人将一些团体认为神圣的风俗混合一起，随后又将一些被团体认为不道德的风俗全部取消，最后将一无所得。”但这并不能证明伦理毫无价值，它只是说明社会的体系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保留。社会体系仍是必需的，运动游戏也必须有规则才能进行。人们更需要了解，在日常的生活环境里，人们彼此之间盼望的是什么。因此，在社会里大家一致遵行的伦理与伦理的内容同样重要。由于伦理相对性的发现，我们过分地否定了群体的风俗与伦理，而这正表露出我们心理上的幼稚无知。也许再过10 年，我们才会了解在一个团体的伦理规范中可能具有更多的学问，这一种族历代相传且系统的经验比现在大学里的课程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久，因那种不成熟的认识而让我们不能了解的都将被认为是真实的。由惯例、传统、风俗与法律组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是历经千万个年岁与亿万个心智形成的结晶。而一个人穷毕生的心智也不可能窥其全貌，何况以短短的几十年。谨以伦理是相对的与不可或缺的来作为我们的结论。

既然古老与基本的风俗经过多少世纪不断地尝试与改进，选择一些足以代表团体的方式，撇开它们在历史上的相对性、与买卖婚姻的结合及对神经衰弱症的贡献，我们定可在童贞与端庄的气质里找出一些社会的效用或生存的价值来。端庄的气质是一种战略性的后退，它能使少女在选择配偶时有较多的考虑，并可迫使对方为了争取她的芳心而表现出他的高尚气度来，也会因情欲导致的罗曼蒂克爱情意识来提升女方在男方眼中的价值。这种对于童贞的谆谆教诲，足可消灭原始人类性生活的纯粹和无拘束。但由于阻止过早的性发泄和防止未成熟的母性，童贞可以填补存在于个体的性成熟与心理成熟之间的空隙，更可借此加强个人生理与精神的健全，延长少年期与学习期，进而提高种族的水准。

由于财产制度的发展，私通渐渐地由可原谅的过失变为不可赦的大罪。据我们了解，一半的原始人类对此并不重视。财富的产生不仅带来了男人要求妇女绝对的忠贞，并促成男性视女性为己物的态度，甚而产生因拥有她的身体与灵魂才将她转借宾友的畸形意识。风行于印度的寡妇殉死（Suttee ），即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妇女必须随同主人的其他遗物一同下葬。在实行父权制的地区，私通与偷盗被列为同等罪行，也被认为是对专利品的侵犯行为。对通奸的惩罚因其程度而有差别，如在最单纯的部落里无须受罚，但在美国加州的某些印第安部落里，通奸的妇女要剖腹自杀。经过多少世纪以来的处罚，妻子贞节的新妇道才真正建立，并在妇女的心中培养出一种相当的“良知”来。许多印第安部落对他们的统治者从未接近过女色的美德，感到非常惊奇。一些男性游客也希望某一天欧洲和美洲的妇女也能与非洲祖鲁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妻子一样忠实于她们的婚姻。

在早期的巴布亚与更原始的民族，男人不难寻得借口与妻子离婚。美洲印第安人的婚姻很少有超过几年的。美国人种学家亨利·斯库克拉夫特（Henry R. Schoolcraft，1793—1864年）说：“很多老年与中年男人有不少妻子及遍布各地的子女，而他们互不认识。”他们嘲笑欧洲人终其一生只有一个妻子，他们认为天生我材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长相厮守，除非妻子与他们性情相投、水乳交融。北美洲印第安切罗基族人（Cherokee）一年换妻3至4次。较保守的萨摩亚人夫妻也只生活在一起3年。自从安定的农业生活开始，夫妻结合的时间变得较为长久。在父权制的体系下，男人发现离婚并不经济，因为失去一个妻子等于少了一个奴隶，自然减少了利润。因为家庭变成了社会的生产单位，共同耕地是按土地的大小与耕种人的同心协力来获得效益——其他的生产活动也是一样。另外一点是夫妻结合的结束必须要一直等到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更因为生活的忙碌没有时间再谈新的情爱，双方由于甘苦共尝、患难同担，而有长相厮守的必要。等到进入城市工业化阶段，随着家庭的人口规模减小与经济重要性的降低，离婚又渐次普遍了。

一般而言，有史以来，男人为了多要子女而重视母性，而妇女对生育的知识不断增加，却秘密地设法来减轻此重担，使用众多的方法来减轻母性生育之苦。原始的人类并不在乎人口的众多，一般情况下子女即是财产，而男人唯一的遗憾是这些孩子不能都是男孩。妇女发明了堕胎、杀婴与避孕——甚而在原始人类中已在使用避孕，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为了避免生育，自“未开化”进而到“文明”的妇女，她们所有的动机何其相似：逃避哺育下一代，保存青春美貌，避免过分生育以期善尽母道，求长生不死等。最简单的减少生育的办法，是在哺乳期中避免与男人同房，如此可以多年不育。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夏延（Cheyenne）印第安人妇女中曾流行一种风俗，在第一次生育后须隔10年才生第二胎。在所罗门群岛的新不列颠岛，妇女婚后2到4年才生育。巴西圭亚库鲁斯（Guaycurus）族的人口不断地减少，因为妇女30岁以后才选择生育。在巴布亚族流行堕胎，因为妇女一致认为子女是一项负担，宁可死去也不愿生育。新西兰棕色毛利人妇女用草药或借人工使子宫偏位以免受孕。

如堕胎不成，即行杀婴。在很多原始民族中，新生儿若畸形或患疾病，或是私生子或生产时母亲已死，则被准许杀害。还有些部落，若他们自认为孩子出生的环境不吉利，也要将之杀害。为了限制人口，似乎每种可行的节育方法都是有益的。因此，邦代（Bondei）居民将凡是出生时头向前的婴儿统统勒死；堪察加半岛的人对凡在暴风雨时出生的婴儿也加以杀害；马达加斯加部落将凡出生在3月或4月或在每个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或星期五的婴儿全部抛于野外、投水淹死或活埋；若生了双胞胎，则被认为犯了通奸罪，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两个孩子的父亲，因此其一或两个婴儿都要被处死。杀婴在游牧民族中最为流行，因为生育抚养是长途跋涉中的一大难题。加拿大维多利亚省邦杰朗（Bangerang）部落在全部出生的婴儿里要杀害一半；巴拉圭伦瓜人（Lengua）只许每一家每7年生一个孩子；南美洲阿比庞（Abipon）印第安族部落在人口方面实行法国式经济思维，只许每家生一男一女，其余都在出生时杀害；遇上灾荒歉收或存在潜在威胁时，很多部落将新生婴儿杀害，一些部落竟将婴儿权充食物。一般来说，女婴总是杀婴的唯一对象，间或也有被虐待致死的，为了诱使她的灵魂在下一次投胎时变为男性。他们对杀婴的行为没有残酷与怜恤的感觉，因为母亲在生育时为痛苦所扰，对子女毫无本能的爱意可言。

如婴儿出生后能生存多日，则已安全，不至于遭受杀害，不久因其天真无邪、嗷嗷待哺而唤起了父母之爱。更多原始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护竟较高级文明里一般子女获得的周全，亲情也更深厚。由于牛奶和软质食物的缺乏，母亲哺乳婴儿多达2至4年，有时竟达12年之久。一位游历者描述，一个男孩在他断奶之前，曾学过抽烟；常常见小孩在与其他孩子游戏中或工作中，要抽出时间去母亲那里吃奶；黑人妇女在工作时将孩子背在背上，有时将乳房撩过肩头让孩子吃奶。原始的生活纪律松弛，但并不颓废；孩子在幼年粗鲁无知、好勇斗狠，但能不断学习迅速成长。孝顺与亲情在自然的社会里得到高度的发展。

原始人类在幼年的成长中不断受到危险与疾病的残害，死亡率颇高。青年期也因早婚与婚后家庭责任的负担而减短，不久又因充任群体的成员与执行保卫群体等艰巨的任务而消耗了宝贵的时光。妇女的精力消耗在子女的养育上，男人则尽心尽力来保护与支援她们。等到幼儿长成，父母也近衰老，个人的生活从生命的诞生到生命的衰老很少有享受的余地。个人主义同自由观念一样，是文明的奢侈品。只有在历史开始发展之际，大多数男女不为饥饿、生育与战争所苦时，才能获得实际的悠闲，并创造文化与艺术。

社会伦理

亲子关系有助于伦理规范的传承。起初，孩子的动物性成分高于人性的成分，由于不断地接受种族的伦理与精神的遗传，才渐具人性。由于他的本性仅适合传统的与基本的情况，并更易于接受来自原野森林的诸多刺激，就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本性离文明的要求尚远。每种恶性都是来自渴求生存的挣扎，它一度是善意的，它变为恶性，是由于在它存在后成了不可或缺的必然性，因此它不是行为进步的形式，而经常是返祖性的现象。伦理规范的一个目的，是规范不变的或缓慢变化中的人性冲动，以适应社会生活中变化的需要与环境。

贪婪、虚伪、残忍与暴行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出现在动物与人类中，并不符合我们的法律规则。教育、伦理、宗教等可以将它们全部根绝，但无疑，有一些直到今天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动物狼吞虎咽、大吃大喝是因为它不知道何时再能获得食物，这种不可知的因素就是贪婪的起源。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人一天吃40磅肉，爱斯基摩人与澳洲的土著也有类似的情况。经济的安全是近代的一项文明成就，但不足以消除这种天然的贪婪。直到如今，贪得无厌的心理仍然存在，如惶惶不可终日的现代男女贮存金银及其他物品，以在紧急之时可以换取食物。对水的渴求不像对食物的渴求那么普遍，这是因为人们聚居之处就必有水源存在。但对酒的陶醉各地皆然，这并不全是因为人类的贪婪，也有可能是因为寒天饮酒取暖，或苦闷时举杯消愁，或水源可得却不适于品味。

虚伪并不如贪婪古老，这是因为饥饿的出现较财产为早。最单纯的“未开化的人”似乎最诚实。南部非洲霍屯督族的库尔本（Kolben）说，他们的言语是神圣的，他们“不知道欧洲的腐败与虚伪为何物”。随着国际性交流的发展，这些天真无邪的诚实就消失了，欧洲也教会了霍屯督人一些“文雅”的技巧。一般来说，虚伪与文明俱来，在文明世界里，个体的交往关乎利益，有更多的事物必须窃取，教育又使人们更加聪慧。自从财产在原始人类中出现，谎言与盗窃就层出不穷。

暴行犯罪与贪婪同时出现。为了争夺食物、土地及配偶而世代砍杀、血染大地，使忽明忽暗的文明之光陷入黑暗。原始人类是残忍的，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如此，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格斗，也必须有适于嗜杀成性的心情。人类学上最黑暗的一页就是原始的屠杀，及许多原始的男女从对他人的残酷刑罚中似乎得到了乐趣的一些记事。多数的残忍与战争有关。在部落里，日常的生活则没有那么残忍，他们以十足文明化的慈爱方式相互对待——甚至是对奴隶。但自从有了战争而人们在战斗中又必须勇于杀戮，他们竟在平时也学会了砍杀。因为在原始人类的心中，只有一方被杀死，才算是纠纷的结束。在许多部落里，谋杀即使发生在同一家族里，也不像今日这样令人感到震惊。南美洲印第安族火地岛部落对谋杀者的处罚仅仅是将他放逐，直到其他族人忘记了这项罪行为止。南部非洲卡菲尔黑人认为谋杀者不净洁，必须用木炭将其脸孔涂黑。但过了一段时间，他洗去脸上的黑颜色，漱漱口，再将自己漆成棕色，就会再为社会接纳。斐济群岛东北的富图纳岛的人与我们一样，将谋杀者视为英雄。在有些部落里，女人不嫁给没有杀过人的男人，不论他使用公平的决斗或使用有损名誉的暗杀，只要杀过人的便可。直到现今，菲律宾人犹有猎人头的行为存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他们在猎人时，谁猎得人头最多，谁就有权在全村的女孩子里挑选他所爱的。这种行为十足地鼓励了他们的嗜杀，妇女也自认经此一来，自己可以成为勇士与英雄之母。

食物稀有的地方，人的生命还不如草芥。爱斯基摩人的儿子们在他们的父母老弱到无用时，即将之杀害。如不照办，则被视为违背孝道。甚至自己的生活如原始人类一样不堪时，他自愿自杀。如果受害的一方自杀或切断自己的四肢，凶手也必须仿效对方的自杀或断肢，否则必被视为下贱无耻；古时所行的切腹也是属于这类的自杀行为。那时，若要自杀，很容易找到充足的理由：北美洲印第安的妇女自杀，是因为男人利用特权责骂她们；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岛上的青年因为妻子抽完了他所有的烟草，就要去自杀。

把贪婪变成节俭，把暴行变成论争，把谋杀变成起诉，把自杀演进到哲学，这些都是文明任务的一部分。强者愿循法律程序去商请被迫害的弱者，这就是一大进步。假若社会容许它的成员彼此的行为像一个团体对待其他团体的行动那样，它即不可能存在。内部的合作即是对外竞争的第一法则。为生存的竞争不因互相帮助而结束，而是被融入或转移到团体中。其他的事也是一样，如两个团体相较量，其竞争力将依团体内个人之间与家庭之间相互融合的程度来决定。因此，每个社会都要谆谆地灌输伦理的规范，使它们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并以此作为他们之间无形的结合与互助。社会性格缓和了生活的自然战争。个人的一些德行或习惯，凡有利于团体的则称为善性；反之，有害于团体的则称为恶性。

个人由外在的力量而社会化了，使“未开化的人”的心灵中产生社会的情感，几乎比在现代人心中培植出社会情感更为容易。生活的斗争激发了地方自治主义，而争夺财产又加强了个人主义。相较当代的人，原始人类与同伴的合作易于达成：因为他们与团体在危险和利益方面的重叠较多，而为财产与团体的分歧要少，在他们之间易于产生社会的团结力。原始的人类是粗暴与贪婪的，但也是和气与慷慨的，甚至对陌生人也愿意分享所得，并对客人馈赠礼品。在很多部落，主人使用一种原始的待客方法，即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赠送给游历的客人。假如受赠的人显出不愿接受的表情，便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不止是冒犯了主人，也冒犯了被赠送的女人，这些都是传教士遭遇的一大难堪。以后待客的方式，通常取决于客人卸脱这些责任的态度。“未开化的人”具有所有权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并不包括性欲、妒忌等方面：如他的妻子在婚前与男人相好过，或现在与客人同床共衾，都不会使他困扰难堪；但作为她的主人与作为爱人不同，若妻子不经过他的同意去与他人同居相好，一经发现他定会激愤万分。一些非洲的丈夫为了酬报而将他们的妻子租与陌生人。

礼仪的规矩在极单纯的民族与先进的国家中同样繁杂。每一团体有正式的相见与辞别的礼节规定。两人见面互相用鼻摩擦，或互相闻嗅，或轻轻地相互拍打。至于现代西方素行的接吻，他们从未做过。有一些较原始的部落的礼节比现代的还要周到，也更具礼貌：我们曾提到过的婆罗洲猎人头的达雅克族，在他们平时的家庭生活里充满了“文静与和气”；中美洲的印第安族认为，白种人的高声谈话与粗鲁的行为是下等人与原始文化的表征。

几乎在所有的团体里，都视其他的团体不如自己。美国的印第安人认为他们是被选择的民族，是由天神创造的人类至高的楷模。一个印第安部落称自己是“唯一的人类”，另一些称自己为“人中之人”。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人（Carib）说：“只有我们才是人。”爱斯基摩人相信欧洲人曾去过格陵兰岛学习美德与礼仪。同时，原始人类很少将他们自己部落里通行的伦理法规，扩大使用于其他的部落。他们率直地认为这些伦理的功用，是赋予他们团体力量、使他们的团体一致来对抗其他的团体。戒律与禁忌只是在他们的部落里面使用，其他人，除了他的客人外则任其自由行事。

历史上伦理的进步，不在于伦理准则的改良，而在于其适用范围的扩大。虽然原始与现代的两种伦理准则在内容、实践与信仰上有很大的差别，现代人的伦理并非毫无疑问地优于原始的人类。但在正常的时期，现代伦理即使已减低了其扩展程度，仍比过去适用于更多的人群。 [2] 由于多数的部落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单位——国家，伦理道德超出了部落的束缚；更由于交通——有时被看成一个共同的危险——结合了所有国家，伦理道德进而突破了疆界，而一些人种开始使他们的戒律扩大到欧洲地区，影响所有的白种人，最后影响所有的人类。大概经常有一些理想家，愿将其善待邻居的爱心推及所有的人类，也可能在每个世纪里，他们徒费口舌地狂喊民族主义与战争的野蛮。但也可能这些人的数目——甚至在社会中的相对数量已经增大。在外交上是不讲伦理道德的，政治上也不谈怜悯同情；但在国际贸易上是要讲道义的，因为贸易的进行不可能没有某种程度的限制、规章及信用，以兹共同遵行。因此，贸易从海盗的行为中开始，而在商业的道义与规范中登峰造极。

极少有社会乐于将他们的伦理准则像经济的与政治的效用一样纯粹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因为个人并不愿将自己的利益附属于团体，或服从那些没有明显的执行手段又令人生厌的规章。因此，需要有一个无形的监视者，借强有力的希望与恐惧来加强社会的一切措施，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击滋长，于是社会利用宗教的力量。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公元24年）早在1900多年前就针对以上情况表达了一种极为进步的观念，他做了以下说明：

至少在面对一群妇女或一些良莠不齐的群众时，一位哲学家不可能仅用道理影响或劝告他们感恩、怜恤与信服，还需要借宗教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需要带有神奇鬼怪的意味。如雷电、神的庇护、海神的制海权、火炬、蛇、酒神的魔杖——神的手臂等，都是带有神性色彩的，全部是古代的神学。但国家的创始者将他们制定的刑罚委诸鬼神，借此来吓吓一些头脑单纯的人。因为这些具有神话性，也在社会和民间生活的常规里，及所有历史的记载中占有了它的地位，一般老年人就以它来作为子女教育的依据与成年人在行为上的准则，更用诗歌的方式使人们相信在不同的生活里都会得到应得的报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历史的著作及当代的哲学思想出尽了风头。然而，哲学总是为了少数人，而诗歌才是适合大众的胃口。

因为神秘与超自然假借了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绝不附着于人们能经验性地认知的事物，伦理很快就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相较于科学，人类更容易受幻想的管制。但伦理的这种效用是否就是宗教的渊源或起源呢？

宗教
——原始的无神论者

如果我们将宗教视为对超自然能力的崇拜，那首先我们必须注意，一些民族显然没有宗教意识可言。非洲某些俾格米部落就没有显著的祭祀或礼拜仪式，他们没有图腾、偶像，也没有神。他们埋葬死人也不需要任何仪式，似乎对这些已死的人不再过问。如果我们相信一个可信任的游历者的报道，他们甚至连迷信也没有。在西非洲的喀麦隆族（Cameroon），他们认为只有恶毒的神，但他们对之不予理睬，因为他们认为不值一试。今斯里兰卡的维达人也只是承认有神灵与不朽的灵魂的可能性，但他们没有任何祈祷与祭祀等仪式。如果问他们有关神灵的事，他们的回答总是像现在的哲学家一样怀疑与迷茫：“他是在岩石上吗？在一棵树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认为有一个神，但没有去膜拜它，与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一样，觉得他太遥远以致无法扯上关系。南美洲印第安族的阿比庞人（Abipon）颇具孔子作风地回绝一位形而上学者说：“我们历代祖先一贯独自经营大地，他们希望的只是土地里长出草与涌出水来养活他们的牲畜。他们从不为天堂里的事及谁是宇宙的创造者或主宰的问题而困扰自己。”当问爱斯基摩人谁创造了天堂和大地，他们总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再问非洲的祖鲁人：“你眼见太阳升起与落下、树木生长时，你知道谁使它们这样？是谁来管理这些呢？”他们很简单地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看见过，但我不能告诉你它们是怎样来的，我认为它们是自己发展起来的。”

这些状况都是例外的。古老的信念认为宗教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这也是正确的。就哲学家看来，这是历史学与心理学最特殊的事实之一。但，与其说他不认同所有的宗教都包含许多无稽之谈，不如说他对信仰的古老与源远流长的问题感到困惑。那么，什么是人类坚贞不渝的虔敬的来源呢？

·宗教的来源

如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9—前55年）所说：“恐惧是神灵的第一个母亲，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原始的生活充满危险，很少有人能随生命的自然凋谢而走完人生旅程。距衰老之年尚有一段漫长岁月时，暴行或疾病就会夺去大多数人的生命。因此，早期的人类并不相信死亡是自然现象，而认为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在新不列颠岛土著的神话里，人类的死亡是神灵的错误所致，善神卡姆比那那（Kambinana）告诉他愚笨的弟弟库尔沃瓦（Korvouva）说：“到人间去告诉人类，只要能蜕皮，他们就可以免去死亡。另外告诉毒蛇，它们必定要死。”愚笨的弟弟将这两件事混淆了，他把长生不死的秘诀交给了蛇，而把阴森的死亡送给了人类。很多部落认为死亡是皮肤的收缩所致，人若能蜕皮的话，他就可以长生不死。

对死亡的恐惧出于对未可知和突发的事件感到不可思议，而寄望于神助并祈求好的命运，于是产生了宗教信仰。惊奇和神秘总是与性、梦幻及人和大地之上的浩瀚星空密切相关。原始的人类对梦里所见的一切都感到诧异，更为在梦中眼见所识之人竟变成死人而惶恐万分。他埋葬死人入土是怕他再回来；他又将粮食物品随尸体埋入土中，也是怕死者回来责骂他；有时又将死者曾住过的房屋留给他用，自己迁往别处去住。在有些地方，人死后将尸体不经大门而改从墙上穿孔抬出屋外，再急忙绕屋奔驰3次，这样可使死者迷失，记不清从何门而入，如此他将永远不能再回到家中。

这些经验使早期人类相信每个有生命的事物，都有一个灵魂或秘密的生活，遇到生病、睡觉或死亡时它就与身体分离。在古代印度《奥义书》（Upanishads ）中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睡觉时，切不可突然将他唤醒，因为他的灵魂会因他的刹那醒来而未能及时返回他的身体，这将是无法医治的。不仅人类，其他东西也有灵魂。外在世界并非无感觉或麻木不仁，而是活灵活现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原始的哲学思想与大自然的物性都成了费解的现象，如太阳的移转、致命的闪电或树林的声响。个人理解目的与结果的方式，优于与人无关的抽象思考，宗教优于哲学。如此的泛神论就是宗教的诗文，及具有诗意的宗教。当风把一张纸吹起，飘落到最低级的动物——狗的面前时，可以从狗的眼中看出它是何等地惊异，它可能以为纸里面有一个精灵在动。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最高级的诗文里发现相同的感觉。从原始的心意和各个时代的诗文来看，山岳、河川、岩石、树木、星辰、太阳、月亮以及天空莫不充满了神圣的事物，因为它们都是内在和无形灵魂的表面及有形的象征。在古代希腊，天空神是乌拉诺斯（Ouranos），月亮神是塞勒涅（Selene），地球神是该亚（Gaea），海神是波塞冬（Poseidon），而在各地森林里的是潘神（Pan）。在古代日耳曼原始森林里的是神仙妖怪、小精灵、山神、巨人、矮人与小神仙，这些森林里的众生均活现于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和挪威剧作家、诗人易卜生的诗歌与戏剧里。爱尔兰较单纯的农民，如今仍相信有妖精存在，爱尔兰文学复兴时期的诗人或作家都采用它们作为题材。在泛神论里也有智慧与美感，它将万物看作活灵活现般，这是一件善事并有意义。对有知觉的神灵，当代最敏感的作家曾做如此的描述：

大自然一开始就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某些是可见的，而某些则不可见，但皆具有生命、心智和物质的实质，再掺杂神秘的性质……世界被诸神充斥！从每一星球，每一岩石发射出一些具有各式各样类似神灵的力量，这些强烈的、微弱的、巨大的、微小的力量，依它们秘密的目的，运行于天空与地面之间。

·宗教的对象

既然万物都有灵魂或一些隐藏的神灵，宗教信仰便有了无数对象。他们可归为6类：天上、地上、性别、动物、人类、属神的。我们永不会知道在宇宙万物中，哪一个是最先被信奉膜拜的。可能第一个就是月亮。就我们自己的民俗学家所说，像“月中人”这类原始的神话中，月亮犹如一个勇敢的男人，他诱惑妇女使她们有了月经。他成了妇女宠爱的神，并被视为保护妇女的神明。这个苍凉的天体也可作为时间的计算法，一般认为它掌管气候，并司职下雨与降雪，甚至青蛙也要向它求雨。

我们还不知道在原始的宗教里，什么时候太阳取代了月亮成为天空之主。大概是因为农耕渐渐取代了狩猎，而太阳的运行决定了耕耘与收割的季节，而且太阳的热度被认为是土壤带给人类恩赐的主要原因，此后土地由热力的滋养而变成女神。人们因此信奉这个伟大的星球，尊它为万物之父。从此，对太阳的崇奉成为古代“异教徒”的信仰，而众多神祇不过是太阳的化身而已。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前428年）被一群希腊学人放逐，原因是他妄称太阳不是神，不过是一团火球而已，大小也不过有如希腊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一样。在中世纪尤其保留了对太阳信奉的一个圣迹，人们在圣徒的头上画有环绕的光环，而在近代，日本天皇又被他的人民认作太阳神的化身。今天，仍可发现一些古时的迷信，盛行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文明是不可靠的成就，也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人类基本的群众的信仰，从黄金时代到太平盛世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跟太阳与月亮一样，每个星辰都含有（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神，在它们内在的精灵指挥之下运行。依基督教义，这些精灵都变成了导引的天使，或星体的导航者。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认为这没有科学上的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天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先民将它当作雨水的所有者与赐雨者而虔诚地膜拜。在许多原始民族里，他们视天为神。在非洲，刚果的鲁巴里人（Lubari）与苏丹的丁卡人（Dinkas）认为神就是雨。蒙古人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是“腾格里”（Tengri）——天；在中国是“天”；在印度的吠陀梵语是“道斯”（Dyaus pitar）——天父；在希腊是“宙斯”（Zeus）——天云神（cloud-compeller）；在波斯是“阿胡拉”（Ahura）——蓝天；现在，我们自己仍然在求“上天”来保佑我们。许多原始神话的中心仍是天与地无穷尽的配合。

其次，就地来说，它也是一个神，在各个主要的方面也有一些神来管理。树木与人一样具有灵魂，将它们砍倒也是十足的谋杀行为。北美洲印第安人有时将他们的失败与衰落归罪于白人将树林夷平，而树木正是“红色人种”的保护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马六甲群岛认为开花的树正在怀孕，凡大声、火烧或其他足以扰乱它的行为都被禁止，否则，它将像受惊吓的妇人一样，有早产之险。阿姆波那（Amboyna）城于稻米开花时，不许在附近大声喊叫，否则稻米就会变成稻草。古代西欧的高卢人崇拜某些被奉为神圣的森林里的一些树木。英格兰德鲁依（Druid）教派里的教士一直将橡树的寄生小枝视为神圣，因为它使人联想到愉快的仪式。对树木、瀑布、江河及山岳的崇敬是亚洲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宗教形式。许多山岳都是神圣的地方，是雷神之家。地震被认为是由于神灵厌烦与发怒时，耸动双肩而引起的。斐济岛的人将地震看成土地神睡觉时感到不舒服翻身的结果。萨摩亚人说，地震时人们趴在地上用嘴啃地，并向土地神马伏伊（Mafuie）祈求停止，以免它把地球抖散成片。几乎世界各地都把地球视为伟大的母亲，我们的语言常常是原始的或无意识的信仰的沉淀物，如我们今天所称的“物质”（materia）与“母亲”（mater）这两个名词，便很相似。巴比伦的爱神伊什塔尔（Ishtar）与小亚细亚的圣母西布莉（Cybele），希腊的谷神德墨忒尔（Demeter）与罗马的谷神克瑞斯（Ceres），希腊的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罗马的爱神维纳斯（Venus）与条顿的爱神弗雷娅（Freya）——这些都是古代与现代地面上的女神，她们带来了大地的富饶。她们的生育与婚娶、她们的死亡与欣欣向荣被认为是草木萌芽、衰颓及复苏回春的象征或原因。这些神灵以她们的性别说明原始的农业与妇女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农业变成人类生活中的主要生产方式时，主持生长的众女神便立于最高的统治地位了。大多数早期的神都具有较温和的性格，它们逐渐为男性的神灵替代，这也可说是人间父系制家庭的胜利在天堂的一种反映。

正如充满了原始精神的诗文所意识到的，一种神秘的力量促使树木长成，因此同样也有一个超自然的动力助人怀孕或生育孩子。“未开化的人”并不知道有关精子与卵子的事，他们只看见了生殖器的外部形状，并视之为神明。它们也具有心灵，也必须受到崇拜，这些神秘的创造能力神奇之极。在它们里面，甚至在土壤里也会出现更多生殖与成长的奇迹，因此它们必须是最直接的神力的化身。几乎所有古代的人都以某种膜拜的形式与仪式来敬拜男女的性器官，而不仅是最低级的人，即使是高级的文明也在仪礼中毫无保留地将此表现出来。我们可在埃及与印度、巴比伦与亚述、希腊与罗马等地发现类似的膜拜仪式。原始神灵的性方面的特性与职事都受到高度的敬意，不是由于任何心灵的猥亵，而是由于妇女与土地代表着丰盛的激情。有些动物，如奶牛与蛇都被膜拜，成为具有生殖的神圣力量的象征。蛇在伊甸园的故事里，无疑是一个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表达了性欲是邪恶的来源，使人想到性的觉醒即是善与恶的知识的开端，并暗示出精神纯洁与幸福天堂之间的某种众所周知的联系。

从古埃及的圣甲虫（Scarab）到印度的大象，自然界的动物几乎没有未曾被人类当作神明崇拜的。在北美洲的印第安奥吉布瓦人（Ojibwa），将图腾的名字给予他们特别神圣的动物、他们的家族及家族里的每个人。这个令人混淆不清的现象也曾被人类学家误认为是图腾制度，并含糊地解释为对任何一个独特目标的信奉——经常是一个动物或一棵树，特别是团体里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各种不同的图腾制，从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到非洲的土著，从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到澳洲的部落等地区，都可以发现。被视为宗教崇拜对象的图腾主要用来帮助部落团结，每个人都认为他与它休戚相关，或由它世代递传而来而团结在一起。易洛魁人相信他们是太古的妇女与熊、狼及鹿交配产生的后代。代表目标或象征的图腾变成原始民族中一个有用的辨认相互之间关系的符号，并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吉祥物或一种标记，如代表国家的狮子或鹰，代表现在兄弟会的麋或大角鹿，及一贯代表政治党派的既笨拙深沉又固执刚毅的一群不能言语的动物。在初期基督教义的象征符号中，鸽、鱼、羊都是图腾崇拜的圣物，即便低贱的猪也一度被作为史前期犹太族的图腾。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代表图腾的动物都被列为禁忌，不许触碰。在某些状况下它们又可以当作食物，但仅限于宗教的行为——圣餐的仪式。 [3] 阿比西尼亚的加拉人（Galla）在庄严的仪式中将他们信奉的鱼当作食品，并解释说：“我们吃它时，立即感到它的精灵在动。”一些传教士在加拉传福音时感到非常惊异，因为他们发现在这样单纯的乡野，竟存在与弥撒仪式有着意想不到的吻合的行为。

许多祭礼仪式显示，恐惧可能是图腾制的起源。又因为动物是强壮有力的，应与它们和谐相处，因此人们必须向它们祈求祷告。狩猎流行时，森林原野的野兽绝迹，空出的土地带来了较为安全稳定的农业生活，对动物的崇拜因此衰退，但并未全部消失。而第一位人类神的凶恶就是遗传自被取代的那些人类信奉的动物神。这一过渡时期还可以在一些著名的寓言故事里，或在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8—公元17年）的诗集中看出来并告诉我们：这些神过去曾是动物，或又如何变为动物。此后动物的特质就在它们身上生了根，就如马厩的臭味永远附在冒险家们的身上一样。甚至诗人荷马也颇为复杂地描述希腊女神雅典娜有一对猫头鹰眼，另一位女神赫拉有一对牛眼。埃及与巴比伦的神或食人魔是人面兽身，这显示了同样的转变，并使人相信许多人类神一度都是动物神。

大多数神在一开始，似乎仅是理想化的死人。死人在梦里出现，即足以建立对死人的崇拜，因为就崇拜而言，如果不是由恐惧产生，也至少是与之有相当大的关联。那些在生前一直很有权势、受人敬畏的人，等到死后更被敬拜为神。在一些原始的民族里，“鬼神”一词的意义，是指“一个死去的人”。直到今天，英文的“Spirit”与德文的“Geist”都是指鬼与灵魂。希腊人向死人祈求，正如基督徒向圣徒祈祷。人死后继续有生命，原始人对此是坚信不疑的——最初出现在梦里。原始人有时用极其一本正经的方法将他们的意思传达给死者：一个部落的酋长要送一封信给死人，他先口诵给奴隶听，然后将奴隶的头砍下作为特别差遣，如果酋长漏了什么话，他将如此这般再送一个特别差遣，算是补充。

渐渐地，由对鬼神的祭礼变为对祖先的膜拜。所有的死人都是恐怖的，必须给他们超度，否则死者对生者要降祸与诅咒。这种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适合增进社会的权威性、持续性、保守性与秩序性，因而渐次扩大到世界各地。它曾盛行于埃及、希腊与罗马，而在中国与日本保存直到今日。许多民族祭祀祖先而不再敬奉鬼神。 [4] 尽管历经多少世代的仇恨，这些惯例将家族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为早期的社会形成提供一种无形的结构。强制内化成为良知，致使恐惧逐渐转变成热爱。祭祖的礼仪可能源于恐惧心理，而后又掺进了敬畏的情感，最后发展到虔诚与献身。这一发展过程是神灵由一开始像食人魔到最后像慈爱的父亲，由偶像进而变为一种理想，信仰者滋生的安全、宁静与道义的意识安抚并转移了一度肆虐的凶恶神灵。诸神亲切形象的迟缓变化，反映出文明进步的进程是多么缓慢。

人类神灵的观念处于一个长期发展中较成熟的阶段。这一观念经过多少年代，从许许多多的构想或居处在各地的众多精灵与鬼怪中，慢慢地衍化而来。从恐惧和对模糊又无形的精灵顶礼膜拜起，人类似乎经历过对天空的神力、地面的生长力与两性的生殖力感到惊异，进而敬仰动物并发展出对祖先的崇拜。将神比作天父的想法可能起源于对祖先的崇拜，最初意味着人类的身体是神灵赋予的。在原始的神学里，人类与神灵在属类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如古代的希腊人，他们的祖先就是神灵，而他们的神灵就是他们的祖先。进一步的发展在混杂的祖先之外，一些特别超群的男女被挑选出来作为更聪颖的神明。因此，一些较优异的国王兼代了神灵，甚至在他死之前就被尊为神灵了。总之，经过这些发展，我们才达到历史性的文明。

·宗教的方式

原始人意念中有了神灵世界，但又不知道他们的性格与意向，因此原始人寻求与他们保持和谐的方法，并向他们寻求帮助。原始人宗教的主要部分即是泛灵论加上代表原始礼拜的灵魂——魔力。波利尼西亚人承认一种神通广大的魔力，他们称之为“马那”（mana），他们认为巫师不过是将这不可思议的魔力无穷尽地抖出来而已。而后，崇拜神明和神灵的方式被人类因为某些目的而吸收，成为“交感巫术”最主要的部分。所谓“交感巫术”，是一种有所欲望的行动，通过人们行动的一部分或由人们模仿式的表演，而向神明建议。原始的巫师祈求雨水时，将水泼在地面上，而不是从树上泼下来。南部非洲黑人卡菲尔族在受天旱威胁时，便请求传教士打着伞站在田野间，象征雨将要降临。在苏门答腊岛，不生育的妇女为了怀孕，将一个婴儿的木偶放在腹部衣服下面，希望因而得子。澳洲西北的巴巴尔（Babar）群岛，已婚的妇女为了求孕，便做一个洋娃娃，外穿红袄，佯装喂它奶，并不断使用巫术处方，之后她向村中人宣称她已怀孕，因此亲友们都来贺喜。只有极端倔强的人，才会拒绝效法此种幻想。达雅克族的巫师为了减轻孕妇生产时的痛苦，会转动婴儿在母体内的位置，并移动胎儿；有时又将一块石头缓慢地从孕妇的肚子上滚过，让它掉到地上，这样做是为了使胎儿如法炮制地生下来。中世纪时，人们用针刺在敌人的蜡像上，并念符咒制服他。秘鲁的印第安人将人像烧毁，认为这样就烧死了他的灵魂。

诸如以下列举的方法，特别适用于土地肥沃的地区。祖鲁族的药剂师将英年早逝的男性的生殖器油煎后，再磨成粉末撒遍田里。某些民族选出5月的王与后，或圣灵降临节（Whitsun）的新郎与新娘，让他们公开结婚，这样土地就会获得保护并得到滋养。在一些地方，仪式包括了成婚的公开场面，如此，即使新娘是大傻瓜，造物主也没理由不眷顾她。在爪哇，农人与妻子为了保证他们的稻田肥沃，在田里交配。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植物如何育种，他们总以为这与妇女的生育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目前知识的进步，抹杀了他们诗一般的信仰。

几乎在所有播种季节里都有乱交节，首先作为伦理的宽容期（回忆着早期时代性关系的自由），其次作为不育的男人欲使妻子生育的方法之一，最后代表着春天一到，土地解冻，种子萌芽，暗示着将来粮食丰收有望。这些节日大多出现在原始的民族里，特别是非洲刚果的喀麦隆族、好望角的卡菲尔、蛮族霍屯督及中南非洲的班图（Bantu）族。班图族的巫师罗利（Reverend H. Rowley）曾做了以下描述：

他们的丰收庆祝会在性质上与希腊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宴会相同……假若我们去窥视他们，定会面红耳赤。不仅新手可享受全部性行为的自由，而且所有参与节日的人都沉溺在放纵性的享受里。卖淫被无限制地放任，通奸也不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参与狂欢节日的人绝不允许与自己的妻子性交。

类似的节日出现在历史的文明里，如希腊酒神巴克斯的庆祝、罗马的农神节（Saturnalia）、中世纪法兰西的愚人庆典（La Fête des Fous）、英格兰的五月节，及当代举行的嘉年华会或“丰富的星期二”（Mardi Gras）。

世界各地如北美洲的印第安联盟波尼人（Pawnee）与中美洲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中间，植物的祭礼很少采用动人的形式。早期是以人为祭品，近期才改为动物，因为人或动物的血能使这些土地肥沃，收获时期的到来被认为是死人的复活。被当作牺牲品的人在行祭祀前，都觉得是神赐予他这项荣誉。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宇宙里的神都以不同的形式，为他们的子民而死，而后再荣耀地转回到人世。诗文渲染了巫术，再将它变成神学。太阳的神话与对万物的礼拜交相融合，神灵死亡与复生的传说，不仅引申至土地在冬天被视为死亡，在春天意味着复活，而且适用于秋分与春分及日月的盈亏盛衰。夜晚的出现只不过是这个悲剧里的一部分而已，每天都有太阳神的出生与死亡，每次日落都是十字架的酷刑，而每次日出也成了神的复活。

在这各类牺牲中，只有人类的牺牲一直为各个民族所赞美。在墨西哥湾卡罗来纳（Carolina）岛上，发现一个巨大中空的金属制墨西哥老人神像，人像里遗存着一具尸体，他显然是被烧死作为对神祭祀的牺牲品。人所共知的，火神摩洛（Moloch）是由腓尼基、迦太基及（偶尔地）闪米特（Semite）共同供奉的。在我们的时代中，罗得西亚尚流行此种风俗。可能这与嗜食人肉的恶习有密切的关系，人们认为神灵与他们有着同样的嗜好。由于宗教信仰的变迁比其他的教条要慢，而祭礼仪式的变动又远较信仰为慢，因此，神的食人恶习在人类相食的习性消失后仍然存在。渐渐地，发展中的伦理甚至将宗教的仪式也改变了。神灵模仿了信奉者不断增进的文雅性，并使他们自己接受了以动物代替人作为牺牲。一只母鹿代替了希腊神话里的女性牺牲伊菲吉妮娅（Iphigenia），一头羊也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有时神灵甚至连动物也不接受；僧侣们喜欢美食，因此，牺牲中可食的部分全被吃光，只剩下骨头与内脏奉上神的祭坛供神食用。

初民相信他吃什么就长什么，因此很自然地有了吃神的观念。在很多状况下，他吃那些养得肥肥胖胖作为牺牲用的肉身神灵的肉，并饮其血。食物供应不断增加，人们变得更人道时，才使用其他形象来代替活人，并对吃掉这些代替物也感到满意。在古代的墨西哥，神的形象是用谷物、种子与蔬菜做成，并掺和做牺牲的孩子们的血，然后作为吃神灵的宗教仪式被吞食。同样的仪式也出现在许多原始部落里。经常参与仪式的人必须在吃神圣的形象之前斋戒，而巫师利用魔法的力量将这些形象变为神灵。

魔法由迷信开始而终于科学。泛灵论产生了一些漫无限制的荒谬信仰，并带来不少怪诞的信条与祭礼。印度阿萨姆库基（Kuki）部落在战时用一种信仰来鼓励自己，认为在战时杀死的敌人，会变成他们来生的奴隶。南部非洲的班图人杀死一个仇敌时，便将自己的头发剃去，并在秃出的地方涂上羊粪，这样就可以避免死人回来找他的麻烦。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都相信诅咒是灵验的，而“邪恶之眼”具有毁灭性。澳洲土著确信凡是具有神力的巫师，经其诅咒，可杀人于百里之外。其次，对巫术的信仰始于人类历史的初期，而且一直没有消失。拜物教——信奉偶像或其他具有魔力的事物，仍然是相当古老而且不可磨灭的。既然许多护符只限于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人们通常准备了很多护符，以应不时之需。具有魔力的圣徒遗物是晚近和当代的事。欧洲人佩戴护身符与垂饰品，他们相信这些物品会给他们带来不可思议的护卫与帮助。历史文明的每个阶段都告诉我们，一种文明的结构是多么的纤弱与肤浅，若再将贫穷及被压制的野性、迷信和无知，加于永不熄灭的火山顶上，又是多么的危险。现代性好比一顶高高戴在中世纪之上的帽子，它将永垂不朽。

哲学家由衷地接受了人类亟须超自然的辅助与慰藉，正如泛灵论促进了诗文、巫术带来了戏剧与科学。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告诉我们，由于巫术的愚昧，科学方能生根。巫术经常失败，致使巫师发现自然界的运行，以形成超自然的力量来达到人类欲求与向往的事。渐渐地，巫师借助自然的方法在人类中保持着优越的支配地位，尽量掩饰这些自然的方法，而代之以超自然的巫术——这正如我们的民众经常以信赖巫术的法力与丹丸来取代对自然诅咒的膜拜。由此，推动了物理学、化学、冶金及天文学的发展。

紧接着魔法形成了僧侣阶级。逐渐地，由于宗教祭礼的增多与复杂，他们节外生枝地制定了一门不为常人所知的学问，形成宗教的特殊阶级，并使自己经常出没于所有的祭礼仪式，专司此类职事。由恍惚而来的美感或秘密的祈祷，神父犹如巫师一样接近精灵或神灵的意识，并可以为了人们的目的而改变神意。原始人类认为这些学问与技术对于他们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更认为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影响人类全部的命运，因而神父们的权力渐渐与国家一样大。从近代至现代，牧师与武士为了统治与管辖人民，相互竞争，交相轮替。从埃及、罗马及中世纪的欧洲可找出充分的例证来。

牧师并未创建宗教，他只不过有如政治家利用人类一时的情感冲动与风俗习惯来利用宗教。宗教并非出自祭司的发明或欺骗，而是出于人们永远的迷惑、恐惧、不安、失望与寂寞。牧师借纵容迷信以垄断某些知识形态，但他限制并不断地打击迷信，给予人们教育的基本原理，在种族文化遗产的成长中扮演了受托人与传达工具的角色。他安抚那些被强者欺凌的弱者，他也有这样的作用：借宗教孕育艺术，并配合超自然的协力，加强结构薄弱无力的人类伦理。如果他不存在的话，人们也会另外创造出一个他来。

·宗教的伦理作用

宗教使用两种主要手段来维持伦理：神话与禁忌。神话创造了超自然信条，以此来行使上天的制裁、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借对上天的期望与对上天的恐惧，使人们能够忍受统治者与其团体加诸自己的一切约束。人服从、温和或纯洁的性情并非来自天生；除此以外是上古时代的强制，最后产生了良心——它不会由于畏惧神灵而引起不合适的德行。财产与婚姻的制度，在某些方面有赖于宗教的制裁，并在以后对信仰产生怀疑的时代里渐失其活力。政府本身是最不自然的，却是必要的社会机构。一般而言，它需要忠顺与牧师们的协助，如聪明睿智的异教徒——拿破仑与墨索里尼即发现此种需要，因此神权政治有出现于所有政府组织里的趋势。借助巫术与邪道，原始酋长们的权力倍增。甚至我们自己的政府也从一年一度的朝拜圣地诸神灵的活动中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

波利尼西亚人将禁忌列入宗教惩罚的范围。在高度发展的原始社会里，禁忌相当于今天文明世界的法律。但它们都没有一定的形式，一些条款与对象被认为是“庄严的”或“不净洁的”，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一个警告——“不可以碰的”（untouchable）。因此约柜（Ark of Covenant，藏有刻着摩西十诫的石板）就是禁忌，乌撒（Uzzah）就是立即死亡，我们被告知：“碰它是为了不让它沉下去。”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公元前1世纪）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说，古代的埃及人在饥荒时宁愿食人充饥，也不愿将奉为部落图腾的动物充作食品。在原始社会里，有数不清的禁忌：一些字与姓名绝不能使用，一些日子与季节也是禁忌，在这些日子与季节里禁止任何工作。原始人类对食物的认识（某些属于无知和愚昧）完全表现在饮食禁忌里，对卫生学的认识也是借宗教去谆谆教诲，而不信任科学或去服用一般的药物。

原始禁忌中众所公认的目标是妇女。从古到今，无数迷信认为妇女是不可以碰的、可怕的、不净洁的。世界上一些神话的始作俑者就是一些失败的丈夫，他们认为妇女是万恶之源。这种观念不仅在希伯来与基督教的传统里，即使在异教的神话里也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接近月经期中的妇女是原始禁忌中最显著的部分，任何男人在此期间接触她，会被认为没有德行、没有出息。非洲西岸英属圭亚那的马库斯族（Macusi）禁止经期中的妇女在河里沐浴，以免污浊河水，并禁止她们在这段时期进入树林，以免被迷恋她们的蛇咬伤。甚至，年幼的女童也被列为不净洁之列，而且在月经后，由母亲经过繁缛的宗教仪式才能使她净洁。大部分原始人类将月经期、怀孕期，甚至喂奶期的性交行为视为禁忌。可能这些禁忌都起源于妇女本身，或出于她们的一番好意，为了保护与方便她们自己。但这些原因很容易被遗忘，随之，妇女将自己认定为“猥亵”与“不净洁”。最后她们又接受了男人的观念，在这段经期中，甚至怀孕期中都有了羞耻的感觉。除此以外，原始的禁忌还产生了端庄的气质、罪恶的意识、性欲不净洁的观念、禁欲（苦行）主义、牧师的独身主义、妇女的顺从等。

宗教并非伦理的基础，但有助于伦理。可以想象得到，即使没有宗教，伦理一样可以存在，但经常在进展中遭遇宗教的一些冷漠与顽固的阻力。在早期与近代的社会里，伦理常与宗教毫无关联而且完全各立门户。此时的宗教并未掺杂伦理的行为，而是运用了巫术、祭礼与牺牲，人的善与恶，全凭是否按期从事与完成各项礼拜仪式聚会、是否虔诚地捐献出他的财富来判断。通常，宗教的处罚并非绝对好（一贯如此），但是凭他们的经济力量与社会环境造成的行为规范——如法律——则是通过追溯过去来判断，规范的变动则将留待状况的变异与伦理的改变来定。因此，希腊人的神话里仍在标榜乱伦的神灵时，他们已经了解了乱伦的可憎；基督徒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圣经》又认为一妻（夫）多夫（妻）制是合法；奴隶制已被废止，但牧师又以无可指责的《圣经》权威来对之加以尊崇。最后，世俗的力量占了优势，伦理渐渐适应了经济的发明，而宗教也不得不适应伦理的改变。 [5] 宗教的伦理作用与其说是创造新的价值观念，不如说是保持已有的价值观念。

因此，宗教与社会之间某种程度的紧张即象征文明步入了较高的阶段。宗教一开始就借奇迹的力量来困扰与迷惑人们；再由带给人们宗教的信仰与伦理的统一，以达到政治运用与艺术创造的巅峰；最后，在为过去失败的主张做一场毁灭性的奋斗中结束。知识的成长与改变是承续不辍的，因而与神话和神学有了抵触。在知识的成长中，牧师对艺术与文学的控制，有如可憎的手铐和可恨的障碍，而知识的历史又突显了这一“科学与宗教冲突”的特性。最初教士手中掌握的制度，诸如法律与刑罚、教育与伦理、结婚与离婚，渐有从基督教会管制下脱离而变为现世与凡俗的趋势。一般知识阶层放弃了古代的神学，经过一阵迟疑后，理性就与伦理法规结合在一起，文学与哲学变成了反教权的。这一解放运动形成了对理性的充分信仰，而又失落为建立新的、整体的教义与理想的全盘幻想。失去宗教支持的行为堕入了享乐主义的混乱，缺乏信仰慰抚的生活，竟变成自觉的贫乏与乏味的丰富的双重负担。最后，社会与宗教像灵与肉一样，相偕沉沦在和谐的死亡里。同时，另一个被压抑的神话出现了，并带给人们一个新的希望，对人类的努力给予新的鼓励，历经数个世纪的混乱后，建立了另一种文明。

注释

[1] 英国人类学家布里福认为，抢劫的婚姻主要产生于与妻子家族同住一起进而变为父系制家庭的过渡时期。男人们为了不与妻子同住娘家或她的家族里，便用武力强迫她回到自己家里。利珀特（Lippert）相信，异族结婚起源于用和平的方法来代替抢劫，不断地盗窃渐进为贸易。

[2] 自从中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伦理准则应用的范围也缩小了。

[3]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基于特有的幻想，相信图腾是一个父亲的变形象征，对于他的全能又崇敬、又怨恨，最后被他叛逆的儿子杀害并吞食。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则认为图腾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它因全能与招致厌烦的独裁受到人们的尊敬与怨恨（也可视之为神圣与不洁）。这种宗教的态度源于人们对专制者的一种感觉。

[4] 敬拜祖先的遗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即可发现，如不断探访坟墓，及对亡故膜拜与祈祷的祭礼。

[5] 现代工业社会生育率的控制，已逐渐为教会所接受。

第五章 文明的心理条件

文学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语言文字。若没有这些叫作一般名词的奇怪声音，思想就会局限在个人的个别事物或经验中——大部分是可见的、有感觉的记忆或想象。他很难从个别的事件中区分它的等级，也不可能从目标的不同而区别它的特质，更不可能从特质的不同而想起它的目标。一个阶层若没有名字，很可能只想到这个人，或那个人。一个人也不能臆想到在他眼里看到的不是人类而仅是人，不是一些种类，而是个别的事物。人性开始的标志是：一些怪物或怪人散居在石穴或树上时，动动他的脑筋而发明了第一个普通名词，第一个声音的记号，代表一群相同的目标：房屋即表示所有的房屋，人表示所有的人，光亮也会表示所有照射在陆地或海上的光。从那时起，种族心理的发展出现了一条新的、无止境的道路来。因为思想需要文字，就像工作需要工具一样；产品大都有赖于工具的发展。

因为所有有关语言起源的说法只是猜测，语言就在想象中以任意的描绘开始。可能语言最早出现的形式——也可认作通过记号来沟通，是一个动物向另一个动物爱的呼唤。从此种意义可想象到，森林里、树丛中及田野里都充满了语言。用作警告的喊叫、恐惧的呼号、母亲对子女的呼唤、悠闲的“咯咯”声或得意忘形的哓哓不休、树上的饶舌吵嚷，这正是在兽国里为人的庄严演说而准备的一幅幅写照。在法国沙隆（Châlons），一个野生的女孩被发现与一群野兽生活在一起，她除了可怕的尖叫与吠嗥外，不能说出任何其他语言来。这些树林里活生生的声音对于我们人类的耳朵来说毫无意义，就像具有哲学意识的狮子狗里奎特（Riquet）说的那样：“我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具有某些意义，但从我的主人口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满口胡言。”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eman，1819—1892年）与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雷格（Edward G. Craig，1872—1966年）发现，在鸽子的行动与呼叫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相互关系。杜邦（Dupont）曾从猫头鹰与鸽子的叫声里发现经常使用的12种不同的声音，并学会了如何区别它们。他发现狗里也有15种，牛羊里有22种。美国作家加纳（J. W. Garner，1871—1938年）发现猩猩在日常不断的闲聊中使用了至少20种不同的声音，并加上一些辅助的手势，从这些适当的词汇再经过一些步骤，竟能带来足够一般人日常使用的300个单词。

在早期，思想的传达似乎主要凭借手势，其次用语言来辅助。一旦言语不通，便立即不断地使用手势与表情来沟通双方意识。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数不尽的方言。男女结婚，双方属于不同的部落，平时都使用手势代替语言来沟通意见。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摩根（Lewis Morgan，1818—1881年）认识的一对夫妇，竟使用无声的记号标识来沟通达3年之久。手势在印第安人的语言里相当重要，以致美国科罗拉多州印第安阿拉帕霍人（Arapaho）和现代人一样，在黑暗里很难交换双方的意见。大概人类第一次出现的单词是感叹语，像在动物群里表达情感一样，以后就用指示的单词辅以说明的手势；再用声音模仿即将要指的目标或行动，便成了这些目标或行动的代替词。甚至如今，不知经过了几万次语言学上的改变与丰富，每种语言仍包含着上百的拟声词，诸如吼叫（roar）、匆忙急促（rush）、喃喃自语（murmur）、战栗（tremor）、傻笑（giggle）、呻吟（groan）、嘶嘶声（hiss）、扛起来（heave）、哼哼声（hum）、咯咯声（cackle）等。 [1] 古代巴西的特库那（Tecuna）部落有一个完美的动词是打喷嚏（haitschu ）。除了这些最早的，可能出现了每种语言的词根。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将希伯来语减少到500个词根，英国语言学家斯基特（W. W. Skeat，1835—1912年）几乎将所有的欧洲单词减到400个词干。

原始民族的语言并不见得有多么简单：一些在词汇与结构上简单，但一些与当今所用的一样复杂与冗长，而且比汉语更有组织和条理。几乎所有原始的语言都局限在感觉与个体上，没有普遍性或统一性。比如，澳洲的土著给狗的尾巴是一个词、牛的尾巴又是另一个词，尾巴一词没有一个共通的名字；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们对每种树都有不同的叫法，但对树本身没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北美洲印第安人乔克托（Choctaw）部落对黑橡树、白橡树、红橡树各有名称，但对橡树也没有一个通称，更没有树这一名称。无疑，这些专用名词在普通名词中不再出现时，已经经过了不少时代。许多部落对有色彩的东西，缺乏具有不同颜色的代替词，也没有针对抽象事物的词汇，如音调、性欲、种类、空间、精神、本能、理性、数量、希望、恐惧、物质、知觉等。这些抽象名词似乎在思想发展中，由于因果关系而产生，变成微妙的工具与文明的象征。

带给人类这么多的礼物，文字对于人们来说，似乎成了神赐恩物与神圣的东西，在最无意义的时候它们成了灵丹妙药的东西而最受崇拜，而且在神秘的地方，如基督道为肉身之处，它们也神圣地存在着。它们不仅使人类获得更清楚的思想，进而使人群成为更好的社会组织；它们更借教育、知识与艺术的传授作为更好的媒介，使世世代代在心灵上坚固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沟通机制，借一种主义或信仰将一个民族铸为一体。它们为传达与沟通观念开拓了新的道路，并无限地加速生活的节奏，扩大生活的内容与里程。还有其他能在威力与成果上媲美普通名词的发明吗？

其次是思想的拓展。在语言里能被视为一项最伟大的赠品的，便是教育。文明是一种累积，是艺术与智慧、风俗与伦理的一大宝藏，个人可以从这个宝藏中获取精神生活需求的一切营养品。假若每个时代缺乏了先前的种族为他遗留的周期的必需品，文明便会立即陨灭。这些都有赖于生活中的教育。

在原始人类中，教育只是点缀品而已。对于原始人类及动物来说，教育主要是技艺的传递与性格的磨炼，它也是师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友好的关系。这种直接而实际的教导激发了原始儿童的迅速成长。在美国奥马哈的印第安部落里，10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他父亲的全部技艺，因而可以独自求生。阿留申群岛的孩子10岁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并已娶妻成家。在非洲尼日利亚，6岁或8岁的孩子就要离开父母，另建茅屋自居，并靠狩猎与捕鱼自谋生活。一般来说，这些教育的过程随着性生活开始便告结束，这种早熟往往促成它的早衰。在这些情况下，孩子们12岁就已成人，25岁就进入老年。这并不是说一般“未开化的人”只有幼稚的心灵，而是说他们没有具备如今的孩子需要的一切与机会，他也没有享受到长期的、受保护的青春期，而这一时期可带给他相当完整的文化遗传，并使他具备各种不同的、具有弹性的反应力来适应当前的环境。

原始人类的四周环境比较固定，因而心智的敏捷远不如勇气与性格重要。原始时代的父亲重视性格，有如现代重视智慧一样。他要的并不是成为学者，而是成为一个大男人。因此，在原始人类的部落里，庆祝成年与成为部落社会分子的仪式，通常是考验成员的勇气，而不是考验他的智力。它的作用是让年轻人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善于摆脱险难并对婚姻家庭负起保护与养育的责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同时，使一批老年人目睹年轻人在试验中遭受的痛苦而纵情欢笑。一些入会仪式的考验的确令人恐怖而不忍目睹耳闻。仅举一个轻微的例子：南部非洲卡菲尔族的孩子若列为成人候选者，便被派服劳役——白天整日做苦工，夜晚不许睡觉，直至精疲力竭倒地为止。更使考验逼真的是，人们很残酷地对之鞭笞，使其痛苦如绞，直到鲜血流出体外。大部分孩子因此而丧生，而老年人似乎颇具哲学意味地一旁坐观，视其为自然的选择。通常，这种加盟仪式表示青年时代的结束与婚姻的预备，新娘一般坚持要新郎提供能忍辱负重的证明。在刚果的一些部落，其加盟仪式以受割礼为主，如受割的青年躲闪畏缩或喊叫呼痛，亲友们即趋前鞭打，而在一旁注目察看的未婚妻会立即责骂他的无能，并拒绝许婚。她的理由是，她不能答应一个女孩子样的人成为她的丈夫。

文字在原始的教育里，很少出现，也没有用途。欧洲人能以片纸只字与遥远的朋友互通音讯的能力，真使原始人震惊不已。许多部落学会模仿文明进步的殖民者的书写，但像在非洲北部的原始民族，历经5000年与有文字的国家断断续续的交往接触，最后仍然没有文字。单纯的部落大都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没有历史也一样过着愉快的生活，很少感到有书写的需要。由于他们没有书写的帮助，所以记忆力特别强，他们学会了还要保存着，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历史记载和文化传递所必需的，他们就以背诵的方式教予他们的孩子。可能正是将口头的传述与民间的流传运用到书写上，便成了文学写作的开端。无疑，书写的发明曾经遭遇过长期而神圣的反对，好像一些有预谋的事物要逐渐损毁伦理与种族的基础。在埃及的传说里，古埃及智慧与魔法的神透特（Thoth）将他发明的文字呈献给塔莫斯（Thamos）王时，国王竟将它比作文明的敌人而加以斥责，并做自卫性的解释说：“孩子们与年轻人，必将因此竭力学习与保存他们学习到的，这样他们会忽略一贯使用的记忆力。”

当然，我们对这个奇妙玩意的起源只能加以猜测。也可能如我们随后了解的，它是陶器的副产品，用以在陶土制的容器上标示商标。也可能这一套书法记号的系统是源于部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加后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最初的形式是按商品与说明，用极为粗俗与传统性的图画来标示。进行贸易的各部落用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后，一种可以相互了解的记录与沟通法则势所必需。我们可以假定数字是最早的书写符号，通常用与手相同的记号来代替数目。我们说出数字时，用手指来表示，是说多少个手指头。如英文“five”一词，在德文是fünf，在希腊文是pente，回溯它的原意是一只手。因此罗马语里的“V”即代表张开的手掌，“X”是两个“V”联结一起。中国与日本的文字开始是一种绘画的形式，也是书写的艺术。人类还不能使用文字时，原始人只好用手势代替，而凡是对一种涉及时间与空间的思想的传达就用图画来表示。每个字与每个字母都曾是一幅图画，有如今日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天文上的十二宫记号一样。在使用文字之前，中国早期绘画式的文字叫作甲骨文，即“象形文字”。图腾柱都是象形文书，诚如英国小说家梅森（Alfred E. Mason，1865—1948年）指出的，这些都是部落的文字真迹。一些部落使用有凹痕的棍子来补助记忆，或是传送口信。其他如北美洲印第安人阿尔冈昆部落不仅使用凹痕棍，还将一些人物像画在上面，作为小型的图腾柱，有的杖上所刻的凹痕非常复杂。秘鲁的印第安族是用绳结与圈环涂上各种的颜色来表示数目与一些较复杂的思想。大概文明的曙光已从南美洲印第安族的发源地放射出来，而同样的风俗仍存留在智利的东方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中。中国的大哲学家老子也曾要求人们回到自然的生活，并建议人们回到用结绳记事的时代。

在原始人类中陆续地出现了一些高度发展的书写形式。古代埃及式的书写法在复活岛已被发现。在加罗林群岛的一个岛上曾发现一份手迹，有51个音节的符号，描绘了一些人物与思想。由传说可知，复活岛的祭司与酋长如何设法来了解这些笔迹的由来，及该地人民在每年一度的集会时一起来恭聆这些木板上刻画的字句。在初期，书写很显然被视为奇异与神圣的事——如古埃及的书法或雕刻。我们不能断定在波利尼西亚留下的笔迹是来自一些失落的文明。总之，书写是文明的记号，是文明人类与原始人类最低限度的区别。

初有文学时，不管它的名字是什么，是由一些单词而不是字母连成的。它的起源是赞美的诗歌或巫术的符咒，由于祭司经常背诵而传下来。如罗马人把诗叫Carmina，代表诗句与符咒；在希腊文里，Ode一词的原意是巫术咒语；在英文里所用的“rune”与“lay”也是一样；在德文里是Lied（诗）。韵文与韵律可能是出诸自然与人体生命的谐和，由巫师加以改良而保存，传播下来并借以宣扬他们诗文里的魔咒。古希腊人认为第一个六音韵是从太阳神德尔菲（Delphi）的祭司而来，并相信他们发明了这一韵律，并用在神谕里。渐渐地，除了这些祭司的创作外，诗人、演讲家、历史学家等便有了区别，并与宗教分离：演讲家被誉为国王官方的赞颂者或神灵的辩护者；历史学家是皇家事迹的记录员；诗人则是原本神圣的赞美诗歌唱家，是英勇的圣徒的传记撰文者和藏书家；音乐家则将这些故事制成音乐，以供皇室与民间讲授之用。因此，在斐济岛、塔希提及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都有官方的演讲家和讲述者在庆祝仪式中发表演讲，将过去祖先的事迹一一细述，将过去所有的彪炳功勋大肆渲染，借以激起部落战士的勇气。现代历史学家与这些人的区别是多么微小呵！非洲东部的索马里有职业性的诗人。他们游唱于各个村落，有如中世纪法国的吟游诗人和11世纪至13世纪的抒情诗人。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诗都是爱情诗，有时也涉及英雄事迹或战斗，或父母子女的关系。下面这首诗是从复活岛的木板中得来，是一首描述无情的战争把父亲和女儿分开的哀歌：

我女扬帆远去，外族武力绝不能破；

我女扬帆远去，霍尼蒂（Honiti）的阴谋亦难得逞！

每战必胜，她不会受诱饮黑曜石杯中的毒酒。

虽然我们远隔重洋，我的悲伤难道永无平息？

啊！我女啊！我女！

我极目远眺，一片天水相连。

我女啊！我女！

科学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经由专家们搜集证据并加以判断后，科学与文字一样，创始于祭司们，起源于对天文的观察，这种星象学管制宗教节日，并将观察结果保存在庙宇里，有如宗教传统一样世代流传下去。我们不能说我们了解科学从何而来，我们只是推测而已。可能科学和其他一般的文化一样，是从农业开始的：几何，如它的名字所称，是一种丈量土地的方法；对农作物与季节的计算则必须借助观察星辰与制造日历，进而产生了天文学。航海促进了天文，贸易发展了算术，而工业的技艺奠定了物理与化学的基础。

计算可能是语言最早的一种形式，在许多部落里，计算仍然显现出它的单纯性。澳洲塔斯马尼亚岛民只计数到2——“1，2，很多”；巴西的瓜拉尼人（Guaranis）计数多一点——“1，2，3，4，无数”。荷兰人没有3或4，3是2加1，4是2加2。非洲的达马拉人（Damara）不愿用2头羊去换4根棍，宁愿用1头羊换2根棍，连续换两次。计数是用手指，因此产生了用10计数的十进位法。经过一段时间，12的观念产生了，这个数字深受大众喜爱，因为这是可以被前6个数字里的5个除尽的数字。因此产生了以12为单位的制度，现今仍在英国的度量衡里根深蒂固地保持着：12个月为1年，12便士为1先令，12个为1打，12打为1箩，12英寸为1英尺。另一方面，13不能除尽，一般人都认为不好，因此一直是不吉利的象征。脚趾加上手指是20或称之为一个20（Score）也成了计算单位。用这个计算单位来计数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在法国有4个20的用法，即以80作为单位。身体的其他部分也用来作为度量的标准：如一手长作为“1拃”，一大拇指长是“1英寸”（在法国“拃”与“吋”这两个字没有区别），由手到肘长是“1腕尺”，一臂长是“1古尺”（45英寸），一只脚长是“1英尺”。在初期，小石子也曾作为计数的补助：“算盘”（abacus）与“小石头”（calculus），这两个词是包含在“计算”（calculate）这个词中的，它使人们觉悟到从上古到现代的人类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短促。梭罗（Henry D. Thoreau，1817—1862年）渴慕这样原始、简单的生活，并流露出一种思古之幽情，他说：“一个诚实的人几乎是不需要计算到比他的10个指头更多的数目，在特殊情况下最多加上他的脚趾，其余的不妨笼而统之。我想让我们的事情都像2或3那样简单，可不要像上百或上千那样的复杂。最好用半打就可以代替百万的计数，使你的计算在你的手脚之间吧！”

时间的计算可能从天文学上开始，它是借天体的移动换算出来的。“计算”（measure）一词也和“月份”（month）一词一样（或者也可说和“人”［man］——“计算者”［measurer］这个词一样），很明显地是由“月亮”一词而来。人用月来计算时间，远在用年来计算之前。太阳，犹如父亲，是较后的发现。甚至今天，复活节的计算仍是根据月亮的盈亏。在波利尼西亚，曾有过根据月亮来划分的13个月的年历，当他们的阴历年从四季运行中偏离得太多时，他们就去掉一个月，以此恢复平衡。但对天时如此清晰的运用也有例外，可能是因为在天文学之前即已存在的星象学，让我们对预言自己未来的命运比预言时间更感兴趣。无数迷信的出现，人们常奢言星辰对性格与命运具有影响力，而且这些迷信一直流行到我们现代。可能这些并不是迷信，不过是科学以外的另一种错误吧！

原始的人类没有物理学，却能运用物理学。他虽然不会画出一条抛物线，但精于射箭。他也没有一些化学的符号，但一眼就能看出哪一种植物有毒，哪一种是可食的，并用一些草药来治疗肉体上的创伤。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又要请女性出场，因为早期的医生可能都是妇女，不仅因为她们是男人的天生护士，而且因为她们学会了助产——一门最古老的专门职业，又不唯利是图；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土地有较多接触，使她们对植物有高深的了解。因而她们发展了医术，但又与巫师的巫术贩子有别。人类从最早期直到有记忆为止，一直由妇女来治疗病痛。只有在妇女医治不好时，才将病者交给男性医生或巫师。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姑且不论他们的疾病学理论如何，到底有多少疾病经由这些原始的医生治愈？对于这些淳朴的初民来说，疾病似乎是身体被外来的一种力量或精灵控制——这一观念本质上与现代的细菌学理论相同，而细菌学也可以视为现代医药学的进一步扩展。最普通的治疗方法是使用巫术般的符咒，借此解除或驱走恶性的精灵。这种治疗方法到底维持了多久，可以从古城加达雷里（Gadarene）关于猪的故事中看出来。直到如今，癫痫症还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着魔；某些当代的宗教还采用一些驱邪降魔的方法来减轻病痛，祈祷仍被不少人认为是对医药的一大辅助。大概这些原始的方法与现时的方法同样是基于一种可以治病的催眠暗示的力量。那些初期的医生使用的技巧远比而后接受更多文明的后代具有戏剧性：他们戴上恐怖的面具，披上兽皮，呐喊呼叫，拍手，摇动身体，并通过一根空心管将恶鬼吸出来。用这样的方法，他们以为可以把恶鬼从病人身上吓跑。古代格言有这样的说法：“当治疗方法使病人感到愉快时，就是天然治病法。”巴西南部印第安博罗罗（Bororo）部落为了医治子女的病，父亲先服用药物，这样的做法把科学带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子女也往往因而痊愈。

在这些医疗用的草药里，我们发现在原始人类使用的处方药品中有一种催眠剂药类，可以止痛或便于行手术时使用。法国探险家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491—1557年）报道说，北美洲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如何使用毒胡萝卜的叶子与云杉的树皮来治疗坏血病。原始的外科医生也知道各种不同的手术操作与医学器材，婴儿出生也处理得妥当顺利，外部的破裂与伤口都能有效包扎与裹伤。他们使用黑曜石的刀或锋利的火石，或鱼类的利齿割破出血，让脓肿消失，并对皮肤组织开刀。用圆锯进行头骨开刀，也是从古代巴西印第安族的原始外科医生到近代美拉尼西亚岛的土著医生都使用过的。在后者所行的手术里，平均10次有9次会成功，但1786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进行同样的手术，却导致了不幸的结局。

我们一方面讥笑原始人的无知，一方面又对现代昂贵的治疗感到焦灼。美国内科医生、作家霍姆斯（Oliver W. Holmes，1841—1935年）一生从事医疗工作，他在著作中做了以下叙述：

为了维护健康、保全生命，人类任何事都可以做，也没有什么事他们没有做过。他们把自己浸在水里窒息得半死，或用毒气闷得半死；他们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出鼻子；他们用烙铁自灼有如受刑的奴隶；他们用刀自割，有如剖鱼一般；他们曾用针刺穿过肥肉；他们点火烧身；他们吞服下一切苦药。一点皮肤烫伤灼伤似乎用不着这样大的代价，起一点水泡似乎也不必祈祷，被水蛭叮了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觉得生命如此重要，以致要付出上述种种痛苦。

艺术

艺术诞生5万年后，人们仍在争论它的本性与历史的起源。什么是美？我们为什么爱美？我们为什么致力于创造美？避开心理学上的论述不谈，我们可以做出简单而不确定的答复：美是任何一个对象或一种形式具有的性质，它使眼见者感到某种愉悦。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一个对象具有美而使人感到愉快，而是因为它使人愉快而被人称作美。任何一个对象只要能满足人的欲望，就近似于美。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食物就是美。我们认为一件物品赏心悦目，可能持有者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的内心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形象足以和我们本身具有的美相比，艺术源于个人身上精致的装饰。起初，美好之物可能就是我们思慕的对象。后来，美感的意识可能表现为强烈与亢进的性欲，并将这美的气氛传遍有关她的每样东西与每个像她形状的物体，所有能装饰她、使她满意或让她说出来的颜色，所有她喜爱的装饰品与衣服，及所有可以使她匀称和优雅的式样与姿态动作，这些都是美的。或许这一喜爱的形体，正是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在吸引力以外——充斥了满意信服的意识，随之产生了崇拜的力量，因而创造了最高尚的艺术。最后，由于人的充分合作，大自然本身变得更崇高、更美丽，它不仅激发了妇女的娇美并诱起男人的活力，而且将我们自己的感觉与命运、我们对他人的情爱及我们的青春气息注入其中——享受从暴风雨般的生活里脱逃出来的宁静。在整个生活中，由青涩的青年和成熟的壮年，直到“芳醇的老年”与无情的衰老，我们都与它生活在一起，并将它认作赋予我们生命的母亲，将迎接我们于死亡之门。

艺术是美的创作，它以一种近似美丽与崇高的形式表现出一种思想或感触，进而唤起男女双方原始的喜悦。这种思想可能在生活的每个旨趣上俯拾可得，这份感触也可能在生活急流的起伏中呈现，这一类的方式也可能因和谐而使我们满足，并符合我们呼吸变换的频率。血脉的跳动与神秘而有规律的四季的交替、潮汐的涨落、黑夜与白昼的变更，或其他这类的方式，都是通过协调使我们喜乐。它是一种静谧的调和，代表着力量，并使我们忆起植物与动物、女人与男人的均衡。或是借助颜色，使我们的精神蓬勃或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或者，最后的方式是经由真实——因为它的清澈与透明接近自然与真实，使它获得了一些植物或动物的非凡魅力或境遇的外在意义；并让我们一直拥有它，作为我们长久的享受或悠闲的领悟。众多因素产生了这些生活上的高贵珍品——歌唱与舞蹈，音乐与戏剧，陶器与书画，雕刻与建筑，文学与哲理。哲学是什么？不过是一门艺术——又一个将“有意义的形式”赋予混乱繁多的经验的尝试。

如果美的意识在原始社会里不够强烈，那可能是因为在性的欲望与实现中，缺乏了缓冲，以致没有时间去加强对目的物的想象，而这种想象能使目的物产生相当多的美感。原始的人类很少会因为美貌而去选择妇女，他想到的只是能否役用而已，绝没有想到因为丑陋而拒绝一个臂力强劲的新娘。印第安酋长被问到谁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时，他抱歉地回答说，他从未想到过这点，接着以富兰克林式的睿智口吻回答说：“她们的面孔倒有美丑的不同，但其他方面呢？女人都一样。”假若在原始人身上有美的意识存在的话，有时会因为这种美感与现在的差别太大而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赖查德（Reichard）说：“就我知道的黑人种族，他们对妇女的审美，不在于束腰，而在于从两肩边缘直到臀部是否是一样的宽度——有如沿海的黑人所说‘像是一架梯子’。”像大象般大的耳朵与凸出悬吊的肚子，算是女性的美，对一些非洲男性颇具有诱惑力。肥胖的妇女，即使走遍非洲，都被认为是最可爱的。在非洲的苏格兰探险家帕克（Mungo Park，1771—1806年）说：“在尼日利亚，肥胖与美似乎是被视为同义的名词。妇女甚至佯装肥胖，必须要由两个奴隶在臂下扶着，方始举步。而十全十美的女性是要骆驼驮载才能动步的人。”英国人类学家、小说家布里福（Robert S. Briffault，1876—1948年）说：“大部分未开化的民族，有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极少见到的观念，认为妇女们的优美身段体态，就是长而悬吊的乳房。”达尔文说：“这一现象大家都已知道，南非洲的霍屯督妇女将臀部向后突出，形成一个相当奇怪的样子……经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爵士证实，这样的奇形怪象是当时的男人崇拜的。他有一次看见一个被认为很美的妇女，她的臀部特别肥大，她坐在地面上要起来时，显得非常困难，必须移到有斜坡的地方才能起来……依英国探险家伯顿（Richard F. Burton）所说，在非洲索马里地区，传说男人选择妻子是将被选的妇女排成一列，从侧面去察看，谁的臀部最突出谁就当选。对于这些妇女来说，没有什么比臀部不大更丑的了。”

很可能，“未开化”的男性认为的美是以他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女性的标准——艺术是从家庭开始的。原始的男人与现代的男人在夸大这个方面完全一样，对于妇女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单纯的民族里，有如动物一样，为了美，身上戴上装饰品，而且大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东南的新不列颠岛与新汉诺威岛，及北美洲印第安族都是这样。在某些部落里，装饰耗费了不少时间，甚至比做其他的事还要费时。很显然，艺术的第一个形式是人工文身——有时用来吸引女性，有时用来吓唬敌人。澳洲土著有如现代美国的漂亮女人，经常带着装着红白黄三色颜料的袋子，以备不时涂抹，保持美观。一旦颜料用完，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尽快补给，以免中断。平日里，他们喜欢在两颊、两肩与乳部两边涂上几点颜色；若逢节日，则全身涂上色彩，而且认为只是裸体而身上没有色彩是一种耻辱。

在某些部落里，人们保留着涂染身体的权利。在其他的部落，婚后妇女的颈部不许涂色。而且，妇女们使用这种最古老的艺术——化妆——的时间，倒不是很久。库克船长在新西兰逗留时，他们探险完毕回到海岸，发现船上的水手都用人工方法在鼻上涂抹红或黄的颜色，这些来自澳洲土著的颜色便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非洲费拉他（Fellatah），妇女每天总要花几个钟头在化妆上：她们晚上将手指甲与脚趾甲全部用凤仙花叶子来摩擦，使它们染成紫红色，这要耗去整晚的时间；她们用染料将牙齿轮流染成蓝色、黄色与紫色；她们用靛青染头发，并用硫化锑描画眼睑。非洲东北部邦戈（Bongo）妇女在随身化妆箱里带有修饰睫毛与眉毛的镊子、发针、指环、小铃、纽扣等。

原始早期的人，如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为毫无意义的描画而焦急，因此发明了文身与衣服来作为较为长久的装饰。在许多部落里，男女都甘愿忍受有色彩的针刺，而且毫不畏缩，甚至在唇上刺色。在格陵兰，母亲提前为女儿文身，以便早日出嫁。但大多数人，往往认为文身不够显眼，也不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在各大洲，都有一些部落在肉体上留下深刻而明显的疤痕，以此来取得同伴的赞美或让敌人见之胆怯，如法国诗人、小说家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年）所说：“因为没有衣服可以绣上花纹，竟在自己的皮肤上绣起花来。”用火石或贝壳将肉割开，通常用圆球形的土敷在伤口上，让伤口扩大变成疤痕。在澳洲与新几内亚间托列斯（Torres）海峡的土著两肩上的疤痕，有如士兵的肩章那样大。在尼日利亚西南的阿贝奥库塔（Abeokuta）城的人使疤痕像蜥蜴、鳄鱼、龟等形象。乔治说：“（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都是经过装饰、变形、描画、漂白、文身、整形、伸长或缩短，为了装饰，他们极尽虚荣和欲望。”巴西东南部印第安族博托库多（Botocudo）部落，他们的族名起源于木塞，他们在8岁那年就将木塞插入下嘴唇与两耳，并不断地更换较粗的塞子，直到开口大到4英寸为止。南非的霍屯督族妇女经常拉扯下唇，想使它拉长成为“霍屯督式的围巾”，如此才会为男人称颂。耳环与鼻环被视为必需品：在澳洲墨尔本东部吉普斯兰（Gippsland）的土著相信一个人在死时，假若没穿鼻环，在来生会受到很严厉的责罚。一位现代的女士，当她戴上耳环，涂上口红并涂抹了两颊，修饰了眉毛，带上眼睫毛，脸颈与手臂上都扑上了粉，并穿上过于紧脚的鞋，她会说这些都是野蛮的勾当。文身的水手谈及他们所知的“野蛮人”的情况时，不觉间流露出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陆地的陌生客一方面吃惊于原始人的文身，另一方面又炫耀他们自己身上留下的疤痕。

衣服，就它的起源来看，显然也是装饰的一种方式，与其说是用来御寒与遮羞的物品，不如说它是性欲的遏阻，或称它为娇媚吧！上古日耳曼民族辛布里人（Cimbri）有裸体乘坐平底雪橇由山顶而下的习惯。达尔文眼见火地岛人的赤裸而怜恤，赠予红色衣服给他们御寒时，土著将衣服撕成碎片，将这些碎布条作为装饰之用。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年）说：“他们永远乐于裸体，但也向往美观。”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南美洲沿奥里诺科河一带，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神父送给当地妇女一些布匹作为衣服穿用时，她们也将布匹剪成碎片，将剪成的丝带编成环并绕在颈上，她们坚持认为穿衣是一种耻辱。一位年老的作家叙述那些经常裸体的巴西土著时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妇女穿上了衣服，但并不很重视，她们之所以穿衣是为了时尚而不是为了荣誉，也是奉命行事，以便让一些从国外来的人看着感到美观而已。他们的穿着也只是一件短衫，长不过脐，没有任何装饰，或仅戴一顶小帽，将其他的衣服留在家里。”当穿衣变得不只是一种装饰时，这部分地表示了一个忠贞妻子的已婚地位，也部分地凸显出妇女的外表与美观。原始的妇女对衣装的要求与晚近的妇女注重的大都相同——不仅为了遮盖身体，更为了足以显示她们的妩媚。除去女人与男人本身，其他的统统在变化。

从一开始，男女两性都喜爱装饰胜过穿衣。原始的贸易很少贩卖日用物品，一般只限于装饰品与玩具。珠宝是文明中最古老的要素之一，2万年前的古墓里就发现项链上已串有贝壳与牙齿。装饰物从简陋的开始，不久即成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进而扮演了生活中的主要角色。非洲衣索比亚游牧民族加拉的妇女戴的耳环达6磅之重，而一些苏丹的黑人丁卡族的妇女要戴上50个装饰品。一个非洲的美妇人戴着铜质的饰物，而这种饰物一经日晒即变热，因此必须有随从专为她张伞遮阳或摇扇消暑。刚果瓦布尼亚族（Wabunia）的皇后戴一条铜领圈，重达20磅，她必须时不时躺下休息片刻。贫苦的妇女很不幸，只能戴上一些轻质的饰物，但还要装作像戴了沉重珠宝般蹒跚举步。

艺术的第一个来源似乎是雄性动物在求偶时展示的鲜艳的色彩与外表；它源于装饰和美化身体的愿望。正如自爱与配偶之爱太多，多余之爱加诸天性上，使这一美化的冲动从个人表现延及外部世界。灵魂将借色彩与外表，以客观的方式表达美的感觉。艺术的出现是由人们从事美化事物而开始。大概第一次使用的外在媒介物是陶器。像陶器上的车轮，像书写与版画，代表了历史文明的一部分，但即使没有它，原始人将这种古时的工业提升到艺术境界，也仅仅是使用黏土、水，加上灵巧的手指，就可以做出各种惊人的匀称形式来。我们可以从南部非洲的巴龙加族（Baronga）或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族里目睹他们用陶器做成的各种器物。

陶器工人将一种颜色图案用在他铸成的容器的表面时，他就有了书画艺术的创作。在原始人的手中，绘画并不是独创的艺术，它依附于陶器与雕塑。早先的人类用黏土做成颜料。安达曼人（Andamanese）则用赭石加上石油或动物油来做油画颜料，将它用在武器的装饰上及工具、杯子、衣服、建筑物上。有许多非洲与大洋洲的狩猎部落在他们居住的洞穴的四周或邻近的岩石上，画上一些他们想要捕获的野兽的生动形象。

雕刻如书画一样，可能也来自陶器：陶器工发觉他们不仅会铸造器物，也会铸造作为护身符的模拟形象，及一些他们认为具有美感的器具。爱斯基摩人在鹿角与海象的牙齿上雕刻一些兽类与人类的画像。原始人又用一些形象来表示他们的茅屋，或图腾柱，或坟墓，用来代表膜拜的对象或已死去的人。他们最初只是在一根柱上刻上一张面孔，之后刻一个头部，最后整根柱上都刻满了。通过子女为表孝道而修建的坟墓，雕刻变成了艺术。在复活岛，古时的居民在死者的屋顶上，加上一块巨大的石人像。这样的像有很多，有的有20英尺高，有些到现在虽已倒卧地上变成了废墟，也有60英尺高。

建筑是怎样开始的呢？我们不愿使用夸大的语句来形容原始茅屋的建造。因为建筑不仅指建造了一些房屋，而且要求它们是美观的建筑物。最初一个男人或女人想到要有一个外表美观、可以使用的居所时，建筑就算是开始了。可能具备美观或庄严这样的要求的建筑物首先是坟墓，而后才是房屋。具有纪念意义的柱子发展到雕刻时，坟墓也演变成了庙宇。就原始人类的想法而言，死者远较生者更为重要、更具权威。在他们看来，死者能存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者则到处漂泊，无法获得永久的归宿。

甚至在早期，可能更远，在想到雕刻对象或构建坟墓之前，人类就已发现韵律中的乐趣。再由野兽的吼叫与家禽的啼鸣，兽类的高视阔步与飞禽的梳羽理毛，进而发展到音乐与舞蹈。可能与动物一样，人类唱歌是在学会讲话以前，舞蹈则与唱歌同时。的确，没有任何艺术可以像舞蹈这样影响或反映出原始人类的性格。他们从原始的单纯进步到在文明里无可匹敌的复杂，进而衍化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部落最大的节日里，经常是用集体与个人的舞蹈来表示庆祝；大的战斗也用战斗的步伐与高唱战歌来揭开序幕；而最大的宗教祭祀也是夹杂着歌唱、戏剧与舞蹈。在我们看来，用什么样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可能是早期人类认为相当郑重的事情。他们的舞蹈不仅表现自己，而且表示对大自然与神灵有所建议。例如，对多产的周期性刺激主要是通过舞蹈的催眠来实现。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研究舞蹈的起源，认为它源于欢迎一位酋长从战地胜利归来的仪式。弗洛伊德则认为它源于意识欲望的自然表露，及情欲冲动时团体技艺性的表演。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舞蹈是自庄严的祭礼与哑剧而来，则我们可将这三种说法合而为一，这样的结果就成为舞蹈来源的构想，并可能为现代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相信可能是舞蹈带来了乐器与戏剧。制作这样的音乐除了用声音来表示与加强情感外，更产生了舞蹈的节奏，再以尖锐的声音或具有节奏的音调来加强团体协作或从事生产所必需的激励。这些器具在技艺与规格上都有限制，但种类大都不统一。他们就地取材并配合工艺制成了号角、喇叭、锣、大鼓、拍板、音响器、响板、笛，及由角、兽皮、贝壳、象牙、铜、竹子、木头做成的鼓，并用精致的雕刻与色彩加以装饰。弯弓拉紧的弦成为上百种乐器的来源，从最初的七弦琴、意大利人斯特拉底迪瓦里（Stradivarius）的提琴到现代的钢琴。职业歌唱家有如职业舞蹈家从各部落中涌现，而大多数短音阶不够明显的音调也得到发展。

“未开化的人们”将音乐、歌唱与舞蹈配合在一起，从而带给我们戏剧与歌剧。因为原始的舞蹈通常是出于模仿，仿照人与动物最单纯的动作，而达到模拟动作的效果。有如一些澳洲的部落举行一种表现性欲的舞蹈，将一些灌木围绕在圆形土坑的周围，象征女性的阴户，众人做出一些色情的、心醉神迷的姿态后，高视阔步地将手执的长矛象征性地投入坑里。而此岛西北部的部落演出死亡与复活的戏剧，与中世纪的神秘仪式及现代的耶稣受难剧唯一不同的地方，仅有一点而已：这些舞蹈者慢慢地蹲到地下，将头藏在随身携带的树枝里，象征死亡；随后在领导者信号的暗示下，猝然起身，狂欢般呼喊与起舞，宣称灵魂的复活。上千种不同形式的哑剧，用同样的方式，描写一些有关部落历史的重要史事，或一些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事迹。韵律从这些表演中渐渐消失后，舞蹈就变为戏剧，这种最伟大的艺术形式即告诞生。

文明前期的人类，借助这些方法创造了文明的形式与基础。回顾原始文化的一些简陋成果，我们发现除了书写与国家之外，其他要素都已具备。所有经济生活方式都被发明并带给了我们，诸如打猎与捕鱼、畜牧与农耕、运输与建造、工商业与财务。所有较简单的政治生活的结构都已组成，如家族、家庭、村落组织与部落，自由与秩序——二者互相敌对，而文明也环绕二者运转——也有初步的调整与和谐，法律与正义也出现了。伦理的基础因而建立：子女教育，两性之间的调节，荣誉与端庄、风度与忠诚的培育。宗教基础也已建立，借其希望与虔诚来激励伦理、加强团结。语言也发展到复杂的阶段，医药与内外科医学也已出现。就是以上这些适度的发展创造了科学、文学与艺术。总之，这些奇异的创造，正是从混乱走向有序，及从动物到智者的种种进化阶段的写照。若没有这些所谓的“未开化的人类”及他们上万年的经历与暗中摸索，文明还能存在吗？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受到祖先的惠泽，借着祖先长久辛劳所获的结晶，青年获得了文化、安全与悠闲，这是幸运，也可能是堕落啊！

注释

[1] 这些拟声词仍然在语言沟通的紧要关头起作用。英国人在中国第一次吃饭时想知道他吃的肉是哪一类，便用盎格鲁—撒克逊的尊严与含蓄询问说：“嘎嘎，嘎嘎？”中国人一听摇摇头，兴高采烈地回答：“汪，汪。”

第六章 史前期文明

旧石器时代

我们约略将这些原始的文化加以叙述，以作为研究文明要素的方法，这些原始文明不一定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些文明，可能是高级文化的残留品，当人类的领导者在冰川消退，从热带地区向北温带移民时，这些高级文化就退化了。我们一直想了解，文明是如何兴起、如何形成的。我们仍须追溯自己特有文明的史前源起。我们在此仅是简单地探讨有关历史前期，人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历史文明的道路的：在森林或穴居的人类如何变成埃及的建筑师、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希伯来的预言家、波斯的统治者、希腊的诗人、罗马的诗人或工程师、印度的圣哲、日本的艺术家及中国的哲人。我们必须经由人类学，通过考古学再到历史。

遍及全球各地的探求者，正在向地下挖掘。有人为了淘金，有人为了白银，有人为了铁，还有人为了煤，但也有不少人为了求知。人们从法国的索姆河畔发掘旧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这是一项奇特的工作，有人专门研究一些在史前期山洞顶部一些画像残存的容器的颈状部分。在中国周口店发掘出上古人的头骨；在西巴基斯坦发现了被埋没的城市古迹；在埃及受诅咒的坟里找出了篮篷车的碎片；在希腊泥沙里挖出米诺斯（Minos）与普里阿摩斯（Priam）的宫殿废墟；在伊朗的南部发现了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遗迹；在非洲的土地里挖掘出一些迦太基人的遗体；在柬埔寨的森林里发现了神圣的吴哥窟（Angkor）。1839年，法国考古学家布歇·德·彼尔特（Jacques de Perthes，1788—1868年）在法国阿布维尔（Abbeville）发现第一个石器时代的燧石，世界各地都嘲笑他受了愚弄，这一嘲笑竟达9年之久。1872年，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独自出资（几乎仅使用他的双手），发掘了最早期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特洛伊的一些城镇，但全世界都付之一笑而不以为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纪对像法国青年商博良（Jean-Franc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与年轻时的拿破仑在1796年远航埃及那样的求知行为感兴趣。拿破仑无功而返，商博良则得到了古今全部的埃及史迹。每一代都会发现新的文明或文化，这就使我们对人类发展史的认知更向前推进一步。在我们这个凶杀成性的世界，实在找不出多少事要比这种崇高的好奇心更有价值，比这种永不休止与积极的求知热情更为有益。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我们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篇幅来卖弄我们的知识，并暴露出我们对原始人类的无知与浅薄。我们将描写旧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任务留给其他富有想象力的科学来执行，我们的着眼点将是追溯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对我们当代生活的贡献。

我们必须有一个叙述此段事实的背景认知，即古时的地球与今天我们所居的地球的景象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姑且假定地球经过多次的冰河期变动，后经上千万年才形成现在的北极和温带区，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及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则是在近代冰河期以前由岩石堆积而成。 [1] 如果我们接受了当代科学这些推测性的理论，那么那些借学习语言而变为人类的动物，就是从冰河期以后数世纪就适应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之一。在两冰河期之间（Interglacial Stages）是冰川融化期，这一期间这种奇异的生物发现了火，进一步使用石头与骨头来制作武器与工具，因而铺就了步入文明的大道。

史前时期人种与文化

以下是一些史前期的各种人类遗迹的发现，在此作为史前人类的一些证明：1929年，中国一位青年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距北平（今北京）37英里的周口店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人头骨，该人种被法国人类学家步日耶（Henri Breuil）与澳洲人类学家、解剖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G. Elliot Smith）等专家鉴定为人类的祖先。在头骨附近还发现了火的遗迹与用石头做成的一些工具。他们将这些人类的遗物拼凑在一起，共同确认它是属于100万年以前更新世（the Early Pleistocene Epoch）的动物骨头。这个北京人的颅骨头骨，一般被认为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而他使用的工具，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人类制造的物件。在英格兰苏塞克斯（Sussex）地区的辟尔唐（Piltdown），加拿大地质学家道森（John W. Dawson）于1911年发现了一些人类的碎骨，现在被称为“辟尔唐人类”或“最早出现的人类”。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前125万年。同样地，1891年在爪哇发现了头骨与大腿骨及附带的一些不明来历的物品，1907年在德国西南部海德堡城附近发现了腮骨，185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尼安德特（Neanderthal）发现了最早期的真正人类化石，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犹未证实的相似的人类遗体也陆续在比利时、法国与西班牙发掘出来，甚至在加利利海沿岸也发现了类似“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的一个完整的种族遗迹，据称他们的时间较欧洲早4万年。他们比较矮小，但头盖骨很长——比欧洲人类化石的头骨多出八分之一。

这些欧洲古代的居民，约在公元前2万年被一个新的种族——欧洲史前期的克罗马农（Cro-Magnon）人种——取代，后者的遗迹于1868年在法国南部多尔多涅河（Dordogne）流域的一个洞穴里被发现。类似的种类与相近的年代的大批遗迹在法国、瑞士、德国、威尔士等地被发掘。他们是具有强壮的身材与旺盛的精力的一个种族，身高5英尺10英寸到6英尺4英寸。如果与尼安德特人一样，克罗马农人被我们称为“洞穴人”，因为是从洞穴里发现了他们，但并不能证实他们只居住在洞穴里，也可能只是这部分人居住在洞穴，死在洞穴里，遗骨得以保留而被考古学家发现。根据现代的学说，这个著名的种族是从亚洲中部经过非洲再进入欧洲，那时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意大利与西班牙发挥了沟通欧洲与非洲的作用。这些化石的分布，显示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共同占有欧洲而且争战了几十年，也可能是几个世纪。德法之间的争战不也一样古老吗？总之，最后尼安德特人消失了，克罗马农人出现并成为现代欧洲西部民族的祖先，也奠定了我们今天承继的文明的基础。

这些以及欧洲其他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根据时期和重要性分成了7大类，全部以使用没有经过磨光的石器物为标志，前3类的形成是在第三与第四冰河期之间未确定的间期：

1.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前舍利时期文化（Pre-Chellean Culture），或称前工艺时期。约在公元前125万年，在这一地层里发现的大多数燧石，具有成形的特点，可证明它们曾被当作自然物使用过。但有不少石头呈现出便于用手执握的形状，在某种程度上是片状与尖形的，这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制作的欧洲人习于使用的第一件工具，这个工具叫作“coup-de-poing ”，或叫“拳击石”（blow of the fist）。

2.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舍利时期文化（Chellean Culture）。年代约在公元前10万年，这一时期使用的器具是两面粗糙的片状物，末端呈尖形有如杏仁形，便于手握。

3.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阿舍利时期文化（Acheulean Culture）。约公元前7.5万年，在欧洲大陆、格陵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非洲、近东、印度与中国留下了大批的遗迹：不仅制作的“拳击石”更均匀、更尖锐，而且制作了更多的特别用途的工具，如锤、钻、刮刀、平板、箭头、矛头、刀。整个场面看起来真像一幅忙碌的人类工艺活动的写照。

4.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穆斯特时期文化（Mousterian Culture）。这一文化在各大洲皆有发现，特别是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大洲，约公元前4万年。在这些燧石中，“拳击石”比较稀少，似乎太古老而被淘汰了。这些发现的器具由一些较大而单一的片状物制成，较以往的轻、尖，形状更美，在技术上呈现出经过长期发展而应有的技艺传统。在法国南部发现的冰河层上方，又出现了以下的遗迹——

5. 奥瑞纳时期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年代约在公元前2.5万年，冰河后期，也是一个已知的欧洲史前期克罗马农人的文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用骨头制作的针、钻、磨光器及一些石器制作的器具，在石头上发展出一些粗糙的雕刻艺术，在高岩上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人物小像，多数是裸体的女人。

6. 梭鲁特时期文化（Solutrean Culture）。约在公元前2万年，在法国、西班牙、捷克、波兰出现，该时期的人类开始使用一些尖头器、平板、锤、锯、标枪与矛，及奥瑞纳时期制作的工具与武器。他们用石头做成细长而尖锐的针，用驯鹿的角雕成许多器具，间或又在驯鹿的叉角上刻上一些动物的像，这些都被鉴定为优于在法国南部奥瑞纳（Aurigna）村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

7. 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 Culture）。约在公元前1.5万年，欧洲各地都有发现。在工艺上形成了另一大类，包括精致象牙制作的家庭用具、骨与角制成的完美的针与别针等。在工艺上属于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的画像时代，是克罗马农人最完整、最巧妙的成就。

经过以上这些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史前期人类奠定了各种手工艺的基础，而这也是直到工业革命时代仍留存下来的欧洲人类的部分文明遗产。将门类齐全的旧石器时代的工艺传达到古典和现代文明，就要容易得多了。1921年在非洲罗得西亚发现的头骨与洞穴里的画像，1896年在埃及德·摩根（De Morgan）发现的燧石，在非洲索马里塞顿—卡尔（Seton-Karr）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在埃及中尼罗河以西的一个绿洲法尤姆（Fayum）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及在南非洲斯特尔湾的文化，说明了这片黑色大陆几乎同样地经历了我们列举的从“拳击石”到切石成片的欧洲史前期工艺的发展过程。在北非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发现的类似法国南部奥瑞纳的遗迹，加强了一项假设——欧洲史前的克罗马农人种出自非洲人种，而非洲是他们的当然也是欧洲人类的逗留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器具曾在叙利亚、印度、中国、西伯利亚及其他亚洲地区发掘出来。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与穆斯特和奥瑞纳时期的燧石在巴勒斯坦大量掘出，在北平附近发掘出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及其使用的器具。骨头的用具也在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被发现，而一些爱国的权威人士竟说这些就是公元前50万年的物品。箭头也在俄克拉何马州与新墨西哥州被发现，发现的人向我们保证这些东西是在公元前35万年制作的。如此繁多的器物，也是史前期人类用来将文明基石传给“历史人”的桥梁。

·旧石器时代的工艺

如果现在将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制作的器具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观念，这远胜过我们用毫无边际的幻想来揣度。石头很自然地成为第一个使用的工具，很多动物都可能将这一手教给人类。因此“拳击石”——一头尖一头圆的石块，刚好握在掌中，就成了原始人类使用的锤、斧、刮具、凿子、刀与锯。直到今天，“锤”（hammer）一词在语源学上的意义仍是一块石头。慢慢地，这种特殊工具有了一些相同类型的形式：石头一头穿孔就可以加上手柄，加上齿形变成了锯；木棍一头加上“拳击石”变成了锹、箭或矛；形状有如贝壳的刮石变成了圆锹或犁头；粗面的石头变成了锉；石头系于绳索变成战时的武器，即使在古典的物件里也有留存。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用骨头、木材、象牙及石头做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与工具：磨光器、臼、斧、石板、刮具、钻、烛器、刀、凿子、大砍刀、枪矛、钻、蚀刻器、匕首、鱼钩、渔叉、楔子、锥子、扣针及许多其他的器物。每天他遇到新的知识，有时通过对偶然事件的观察，他能运用智慧完成有用的发明。但他最大的成就是火。达尔文曾提出，火山口喷出的熔岩如何启示人类认识火的艺术。根据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的说法，希腊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在爱琴海东北部利姆诺斯（Lemnos）岛上的火山喷发口点燃了一支茴香茎，而给人间带来了火。在尼安德特人的遗骸里，我们发现一些木炭与烧焦的骨头。人造的火距今最少4万年。克罗马农人将石头磨成碗来盛油脂，作为照明之用。这盏灯也有很长远的历史；火可能就是人类为了应付冰河期带来的酷寒威胁而使用的。动物对这种惊奇之火的恐怖，犹如人类对它的膜拜，火可以使人类入夜后毫无恐惧地睡倒在地上。火征服了黑暗，并成为在历史错综交织的重要网络里的一根宝贵的线索。火创造了悠久又光荣的烹饪艺术，将以往人们未曾食用过的食物加入食谱。而后，火又被用来熔化各类金属，更是自克罗马农时代进入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唯一真正的促进力量。

法国诗人、小说家戈蒂埃曾说，维系皇室与国家靠的是壮丽的艺术。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留下来的遗迹，正是他所说的“艺术”的碎片。60多年前，绍图奥拉（Marcelino de Sautuola）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发现了一个洞穴。经过数千年之久，下落的岩石密封了入口，经过爆破才打开了入口的通道。3年后绍图奥拉清理洞穴时发现洞壁上有一些奇异的记号。一天，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一同进去。不像父亲只能俯身向前走，小女儿通过时可以向上看，观察洞顶。她看见一只大野牛的画像，相当模糊，有壮丽的色彩与描绘。经过仔细察看，发现墙壁与顶上也有一些其他的画像。1880年，他将这些发现公开报道出来，考古学家对他的发现表示怀疑。一些考古学家前往察看这些画像，宣称这些是骗人的伪造物。其后30年，有关这些画像的确切说法一直悬而未决。之后在山洞里又发现了其他画像及未经磨过的燧石工具、磨光的象牙和骨头，这些物品一致被认为是史前期的遗物，这才证实了绍图奥拉的看法与鉴定，但令人惋惜的是此时他已去世。地质学家前往阿尔塔米拉加以考证，证实附着在许多画像上的石笋层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堆积物。现在，一般将这些阿尔塔米拉的画像与现存史前期艺术品的较大部分，视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约在公元前1.6万年。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洞穴里也发现了一些绘画，时间较晚，但仍属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许多画像的主题都是动物，如驯鹿、巨象、马、野猪、熊等。这些可能都是饮食方面的珍品，也是狩猎的对象。有时，这些画像中的野兽被箭头贯穿，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与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Salomon Reinach，1858—1932年）根据观察，认为这是一种具有魔力、足以将野兽降伏在神力之下的幻想，也是画家与猎人们画饼充饥式的仪式行为。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平易的艺术，带着美学创造的纯粹享受来描绘，这一极度天然的作品符合了运用魔力的目的，因而这些绘画都以巧妙、力感与技术表现出来，使人产生幻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期里程中，艺术并没有太多进步。这些绘画只用一两条挺拔的线条就充满了生命，充分显示了高尚的行动与情操，这里只用单调的一两笔（也许其他的已经被时日所蚀）便创造了生命、降伏了野兽。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或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年）的《圣母升天》（Assumption ），两千年后，是否能够和这些克罗马农的绘画一样并存不朽？

绘画是经过许多个世纪的心智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复杂艺术。如果我们接受现时的理论（这经常是一项冒险的行动），那么，绘画是从雕刻中发展起来，经由立体雕刻到浅浮雕，再经画轮廓与着色的步骤而来。绘画就是雕刻减去空间。史前期中叶的艺术代表作是在法国洛塞尔（Laussel）城奥瑞纳的悬岩上出现的一座栩栩如生的浅浮雕弓箭手人像。在法国阿列日（Ariège）省的一个洞穴中，贝古昂（Louis Begouë n）发现在其他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迹里，有几个作为装饰的把柄上面雕有驯鹿的叉角，其中的一个手工艺精致而超群，这样的美术品似乎已经承续了许多世代的传统并将之发展、提高。整个史前的地中海沿海各地，如埃及、克里特岛、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发现了无数矮小肥胖的女人石雕，这说明初民对母性的普遍膜拜，或许是初民对美的构想。在捷克境内发掘出一些野马、一只驯鹿与一头大象的石像，这些遗物据说是公元前3万年的物品。

我们认为，这些雕像、浅浮雕、绘画等大批的物品，虽然可以说明艺术在极小部分里点缀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但就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种艺术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文明阶段。在洞穴里也找到了一些遗迹，但在这些遗迹的各种因素里有一些仍是扑朔迷离。这些史前期的人类，是否只有他们在洞穴时才算是艺术家呢？这一点不足为信。他们可能像日本人一样孜孜不倦地去各处雕刻，也可能像希腊人那样热衷于雕像艺术。他们可能不仅在洞穴的岩石上绘画，而且在织品、木头及任何一样物品上——连他们自己也算在内——绘画。他们也可能创造了一些杰作，其优异程度远超过现存的残留物品。考古学家曾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一支管，由驯鹿骨制成，里面塞满了颜料。又发现了石头调色板，虽然经历2万年，发现时还有厚厚的红色颜料黏在上面。很明显，这些艺术品早在1.8万年前已有高度的发展与广泛的使用了。也许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里，已有专业的画家出现。也可能有一些波希米亚的流浪者在不为人知的洞穴里饥渴待毙，斥责市侩般的有产阶级，图谋“焚书坑儒”并伪造古物。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在最近100年里，在法国、撒丁岛、葡萄牙、巴西、日本与中国，尤其是丹麦，不时发现大量的史前期的遗物堆积，考古学家称这种堆积为“贝冢”，通过这个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上古人类的饮食情况。这些垃圾般的废物包括贝壳，尤其是蚝、贻贝、海螺，各类海陆动物的骨骼，一些用角、骨与未磨光的石头做的武器与用具，及木炭、灰烬与破碎的陶器片等。这些不讨人喜欢的遗迹是明显的文化标志，它们的形成大约是公元前8000年——较晚于真实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还没有出现磨光石器的使用，故尚不能称其为新石器时代。我们对留下这些遗物的人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们对坚硬的东西具有某种普遍的喜爱之外。与在法国南部勒马斯达济勒城发现的稍古老一点的文化一样，“贝冢”代表了中石器时代，或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

1854年冬，天气异常干燥，瑞士的一些湖沼水位下降，从而得以发现史前的另一个时代。在湖沼区，大约在200个地方发现一些一直在水中耸立达30至70个世纪之久的桩堆。这些桩堆是根据上面支撑的遗物来排列的，有的上面承载着一个小村庄，它们多半是为了隔离或防御之用。每个桩堆都借狭窄的桥梁来连接陆地，这些桥梁的基础有些仍在原位不动。各处的房屋结构主件不断地受到水流的冲击却能屹然不倒。 [2] 在这些残留的废墟里，有一些骨头与用磨光的石头制作的用具，这就是考古学家用来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辨认记号，它们在公元前1万年流行于亚洲，公元前5000年流行于欧洲。类似这些遗物的，是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谷及河的出口处的神秘种族——我们称之为“筑墩者”的史前印第安人那里，发现了一些巨大的古坟，在这些古坟里，除了形似祭坛、几何形象或图腾动物的土墩外，还发现了石器、贝壳、骨头与锤击过的金属物等。从这些物品来看，这些神秘的人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我们若从这些遗物里，拼贴出一幅幅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图景，即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改进——农业。整体来看，人类的全部历史经历了两个革命过程：从狩猎到农业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由农业到工业的现代过程。没有哪次革命曾像这两次革命那样真实、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在遗迹里发现湖上居民食麦子、玉米、黑麦、大麦与荞麦，还有120余种不同的水果与硬果。在废墟里没有发现犁具，可能初期使用的是木制犁头——一些坚硬的树枝与树干，上面装有带锋缘的燧石；但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石头上很明显地雕刻着一个农人引导着两头牛拉曳犁。这一雕像证实了犁发明于新石器时代。苏格兰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1866—1955年）推测，在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土地只能供2000万人使用，而这些生命又被狩猎与战争带来的死亡削减。现在，人口的增加突显了人类作为地球主人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又建立了另一些文明的基础：家畜的饲养与繁殖。无疑，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也可能早于新石器时代。某种自然的社交可能已参与了人类与动物的联系。如我们所见，原始人类驯养野兽，住屋内都是猴子、鹦鹉及其他类似的家畜。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里，最古老的骨骼遗物（约公元前8000年）是一些人类最古老、最忠实的伙伴——狗的骨头，稍后一些（约公元前6000年）出现了山羊、绵羊、猪与牛，最后是马。这些“伙伴”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出现在洞穴的绘画里，从中可以判断出一些被虏获的野兽被关进营地，经过驯服与豢养后变成人类喜爱的奴隶。再经过长期各种不同的役用后，它们渐渐增加了人们的空闲、财富与人力。地球上的新统治者开始利用动物的饲养繁殖，再配合狩猎来补充他们的食物补给。也可能就在同时，人类已学会饮用牛奶充饥。

新石器时代的发明家慢慢地改进并发展了人类使用的工具箱的内容。我们在遗迹中又发现了滑车、杠杆、磨石机、锥子、钳子、斧头、锹、梯、凿子、纺锤、织布机、镰刀、锯、鱼钩、溜冰具、缝针、饰针、扣针等。除此以外，还有车轮，这是人类另一件重要的发明，也是工业与文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出圆形车轮与各种大小的车轴。各种石头，甚至黑曜石和闪绿岩都可以磨光、钻孔，并加工制成光亮的形式。燧石被大量地开采。在英国布兰登（Brandon）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废墟里，发现了8个用鹿角制成的锹头的遗迹，并在这些灰烬的表面上发现了工作者的指纹，他曾在1万年前使用过这个工具。在比利时发现了一具新石器时代的矿工的骨骼，他在开矿时遭遇落石而丧生，死时手中仍紧握有鹿角制的锹。经过100个世纪，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如绘，尚可体会出他的惊愕与临难时的痛苦。经过无数个苦难的岁月，这些作为文明基础的古代人类终于从地球的内部被掘出，从而重见天日！

因为制造了缝针与扣针，人类开始了编织，或因为想要编织，他们才去制造缝针与扣针。不久，因不满足于用兽类的毛与皮做衣服，人类开始用羊毛与植物的纤维来编织布料，因而有了印度人的长袍、希腊人的宽外袍、埃及妇女的裙子，及其他人穿的各色各样的服装样式。染色剂由植物的浆液与土地里的矿物，混合在一起制成。衣服经浸染后得到鲜艳的色彩，华服得以成为皇室的专利。最初人们似乎是用编织草索的方法来编织布匹，用一根与另一根交相编合。以后就在兽皮上穿孔，并用粗一些的纤维穿过所有的孔而连串在一起，有如以往女人的胸衣或现在的鞋子。渐渐地，纤维得以精制成线，缝纫得以成为女性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里发现的石头卷线杆与纺锤，揭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来源之一。在这些废墟里甚至还发现了镜子，都是为文明而做的准备工作。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坟墓里，没有发现陶器品。在比利时马格德林的文化遗物里出现了一些陶器的碎片，但只是出现在“贝冢”的中期石器时代的遗物里，而这些也是陶瓦器经过改进后的使用物品。当然，这种工艺的起源还未明了。也许某些机警的原始民族注意到用脚踩跺而成的水槽，很少有漏水现象。这也可能是一项意外的发现——邻近的火将一块潮湿的黏土烘干，带给人类而后不断从事新发明的一个启示，并发现了一种物质在数量上非常丰富，用手可以将它弯曲，用火或日光加热后竟能很容易变硬。无疑，他也曾使用过一些自然的器皿，如葫芦、椰子的空壳、海里的贝壳等，来装盛食物与饮水，并达数千年之久。以后便自制了木头或石头的杯子与勺子，用灯芯草或稻草等制作篮子与有盖的大箩筐。现在用烘干的黏土来做永久性的容器，并制作人类其他主要的工业品。这些遗物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还不知道制陶用的转轮，但已会用双手将黏土制成一些好看的形状，并在上面用一些简单的图案来装饰。因而，制陶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门手工业，更是一门艺术。

我们在此发现了另一项主要的工业遗迹——房屋。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表明他们除了住在洞穴外，还使用任何其他的居处。但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建筑设备，如梯子滑车、杠杆与撑柱。湖上居民是有技巧的木工，用坚实的木制钉来连接梁柱，或在两头各用榫眼或横梁结合两侧的凹口以加强牢固。地板用黏土做成，墙用篱笆编织成架，外面敷上黏土，屋面用树皮、稻草、芦草或灯芯草铺成。房屋使用的材料，都是用滑车与杠杆的支持来回与上下搬运，村庄里所有住屋的地基都用巨石来铺垫。运输也成为一项工业。独木舟被制造出来，用作水面主要的交通工具，贸易在远隔的丛山与陆洲之间展开。琥珀、黑曜石、玉石与闪绿岩都从远地向欧洲出口。相似的文字、文学、神话、陶器、图案设计等，揭示了史前期人类的各个群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除了陶器之外，新石器时代没有遗留给我们其他艺术，也没有什么可以与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留下的雕刻与绘画来相比的。从英国到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景象里，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着被称为“墓标”的圆堆石块，被称为“巨石阵”的直立石柱及巨大的石台——用途不明的石头建筑物。有如在苏格兰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的大石柱群，或法国西部的莫比昂（Morbihan）的巨石遗迹。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史前巨石的意义与作用如何！姑且假设它们就是神坛与庙宇的遗物吧！无疑，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也有宗教、神话，对诸如太阳每天的升起与西下、灵魂死亡与复生、月亮的奇异影响力等加以戏剧化。除非我们能揣度这些史前期建筑的源起，否则无法确切了解历史上的各种信仰。大概这些石头的排列是基于星象的考虑，如施奈德（Schneider）认为的——与历法近似。某些新石器时代的头骨上有用过有柄圆锯做手术，及少数人体骨骼上显示肋骨显然有折断又重新复位等现象，也提供了不少有关原始人类的智识的证据。

我们必须提防那些对原始人类生活没有事实依据的想象，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怀疑，是否由于时间过于长久而破坏了这些遗物的完整，致使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类的差距拉长了。因此我们还不能正确地估计出史前期人类的所有成就。即使如此，这些现存的石器时代的记录，也足够使我们深受感动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火与技艺等；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动物的繁殖、编织、陶器、房屋建造、运输与医药，及人类确实更广大地居住在地球上这一事实。所有的基础都奠定了，都为文明做了准备——除了金属品、文字与国家。若人们找出一个方法来，将他们的思想与各种成就记录下来，借此来更完整地遗留给他的后代，文明便会开创起来。

历史的过渡期

金属的出现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及如何使用金属的？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仅仅是推测，金属的出现是偶然的。早期的遗留物里并没有它的踪迹，我们假设它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全景中，金属的时代（及文字的时代与文明的时代）仅有6000年，而石器时代最少也有4万年之久，人类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北京人颅骨是早于冰河期）共有100万年之久。金属时期在我们的历史里是多么年轻啊！

最早为人类所知并被采用的金属是铜。我们发现铜在各地出现的时间不一，瑞士罗本豪森（Robenhausen）地区的湖上民居遗址，是公元前6000年；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4500年；埃及拜达里（Badarian）的古墓，是接近公元前4000年；伊拉克南部乌尔坟的遗迹，是公元前3100年；北美洲印第安人筑墩者的遗物，却是时间不明。金属时代并不是以其被发现作为开始，而是从被火与人工处理后作为人类的使用品后才算开始。冶金学家相信，铜第一次从矿石里熔流出来是偶发事件。一次原野的营火偶然熔化了遗留在某些岩石里的铜时，岩石表面冒出火焰来，这一现象在我们现代的野外营火里也时有出现。可能就是这个启示，经过多次的重复出现，让这些早期的人类喜欢上了这些难于控制的石头，并寻求将这种可锻的金属制成一些耐用的武器与工具。最初使用时，可能要消耗不少材料，经过很粗糙的手工。这时的金属品有时近乎纯质，但多是大量的合金。稍后，约公元前3500年，在东地中海附近，人类发现了熔化金属及从矿床中掘出金属的技艺。而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是我们从埃及莱克玛拉的古墓里发现的浅浮雕品加以鉴定的结果），他们发展到铸造金属——将已熔化的铜灌入黏土或沙的容器里，它们冷却后就变成想要的形状，如矛的头或斧头。这种方法自从被发现后，立即被应用到其他各类的金属，并使人类使用这些强韧的材料创造出更伟大的工业品，更使人类进一步征服了陆地、海洋与天空。大概在东地中海的陆地储有丰富的铜矿，因而在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姆与埃及，新文化开始崛起，并得以将之向世界各地扩展传播。

铜本身既柔软又容易弯曲，容易依我们的目的来使用它（在电气化的时代，若少了它，必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平时或战时用于沉重的任务，铜就显得不太适宜，用合金可以使之坚硬。自然中的铜大都是铜与锌或锡的混合，经再次硬化成为已具形体的青铜或黄铜，但人类确实耽误了几个世纪才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金属之间利用熔化来制成另一种混合的金属，不是更适合人们的需要吗？这项发现最少也有5000年之久。青铜于公元前3000年发现于地中海克里特岛的遗物里，公元前2800年发现于埃及的遗物里，公元前2000年发现于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的第二个城市里。在不同的民族，青铜出现于不同的时代，而且它的时期并不具备编年史的意义，因此严格地说，我们不能称它出现的这段时期为“青铜器时代”。尤其像在芬兰、北部俄罗斯、大洋洲东部波利尼西亚、中非洲、印度南部、北美洲、澳洲与日本等地的文化，是迈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到铁器的。在这些文化里，青铜似乎只是作为僧侣、贵族和国王的奢侈品出现，而平民只有石器可资利用。即使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期限上的划分，也相当不可靠，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两个时期的状况，其次才是划分时间的前后。目前，许多原始民族如爱斯基摩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等，仍停留在石器时代，他们将铁视为珍品，因为这些金属是探险家由远地携来的。1778年，库克船长在新西兰登岸时，竟用仅值6便士的钉子换了几头猪；而另一名游历者形容“狗岛（Dog Island）的居民酷爱铁器，恨不得把船上所有的钉子都买光”。

青铜坚硬而耐久，但制造上所需的铜和锡分布不均，致使人类在工业或在战时急需却不易供应。不久，铁成为必需品。它的出现不会早于青铜与铜，它的量也多，它实在是历史进程中的异例之一。人类使用陨铁来制造武器这一技艺的起源，似乎可从美洲印第安族“筑墩者”处发现，另外一些原始民族将这一技艺传承至今。大概以后他们用火熔化矿石，再用锤打入锻铁里。陨铁碎片已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的古墓里发现，在巴比伦的碑文里记述了铁器在公元前2100年汉谟拉比王朝的都城里，被视为极贵重的珍品。一所约有4000年历史的铸铁工厂在北罗得西亚发现，南非的矿业也不是现代的发明。最早的锻铁是一批刀子，发现于巴勒斯坦的格拉尔（Gerar）城。据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估计，它们是公元前1350年的东西。100年后这种金属又在埃及拉美西斯二世（RamsesⅡ）时代出现。又过了100年，在希腊爱琴海地区也曾出现。在西欧，它首次出现于公元前900年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与公元前500年瑞士的拉坦诺（La Tène）工业区。而后它随亚历山大去印度，随哥伦布去美洲，又随库克船长去大洋洲。铁器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传播开来，风行于世界各地。

·文字

在进入文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文字。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里，偶尔出现了一些画的线条，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些符号。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从表达特有的思想而使用绘画符号的广义角度来说，文字起源于将一些记号用指甲或指头印在软质的黏土上，作为陶器的装饰与鉴别之用，这是有可能的。在最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象形文字里，鸟的象形文就是一只在最古老的陶器品上起装饰作用的鸟的形状，这是在伊拉姆的苏萨地区发现的。谷类最早的象形文是从苏美尔和苏萨地区制造的带有几何形状的谷类装饰的瓶子直接得来。苏美尔一种线形字迹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3600年，这些很明显的缩写记号与图画，以符号或绘画等形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姆的原始陶器上。文字与绘画和雕刻一样，可能是用于陶器制作的技艺之一。文字作为蚀刻与绘画的一种形式而产生，正如黏土把花瓶交给陶器工人，人像来自雕刻家，砖瓦给予造屋者，它把书写的工具交给书写人。从这样的一个开始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可看作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据我们所知，最早的书画符号是由皮特里在埃及、西班牙与近东的史前期，坟墓里的瓷器碎片、瓶子及石头上发现的。他一贯慷慨成性，他贡献了一个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时代。这一所谓的“地中海文字”竟有300个符号。各地发现的大都一样，它们显示了可远溯至公元前5000年的地中海海上商业贸易联系。它们不是图画，主要是商品符号——财物与数量的记号，或其他商业函件。经常被指责的商人，总以为文字起源于商业上的提货单，因而沾沾自喜。这些记号并非文字，但它们代表了全部的字句与想法。而令人吃惊叫绝的是，这当中大部分像腓尼基字母表的文字。皮特里由此断定：“大部分符号不断依各种目的，在原始时代里使用。它们在贸易商之间相互使用，由一地到另一地，最后竟有二十余种符号经常使用，从而成为商业同行共同使用的工具，各地原先独立使用的则因渐渐孤立而被遗忘。”这些符号即是字母的起源，这一看法不失为一种引人入胜的理论，皮特里教授确有其独到的见解。

无论这些早期的商业符号如何发展，随之而起的另一种书写形式是绘画与着色的一支，借图画将有关思想表达出来。美国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岩石上遗留有粗糙的图画，是美洲印第安族向后裔或同伴炫耀他们如何跨越这一神秘大湖的故事。另一种类似的图画发展成为书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似乎盛行于所有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3600年，或者更早，在伊拉姆、苏美尔与埃及曾发展出一套思想图画的系统，叫作象形文字，主要的使用者是神职人员。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我们不久即可了解这些代表思想的象形文字如何因使用的传讹而图解并惯例化为字母表——符号的连接成为音节，及最后符号如何不是用来代表整个音节的单字而是它最初的发音，因此才衍生出一些文字。字母书法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在克里特岛的出现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腓尼基人并未创造字母，但他们在商业上使用着，又将这些字母从埃及带到克里特岛，并零星地输入到地中海沿岸的古都泰尔、西顿和比布鲁斯（皆在今黎巴嫩境内），并用希伯来语名称的前两个字母来称呼它。

文字符号似乎是一项有利于商业交往的产物，在此即可发现通商贸易对文化的贡献何其多也。神职人员设计出一些图画系统来表示他们的魔法、祭祀与医术的信条与处方时，世俗与宗教的事务常常纠缠不清，甚至相互冲突，自有了语言后，两者结合而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记录与传播、科学的累积及文学的成长，并给各种不同但相互交往的部落带来和平与秩序，从而建立了文明。文字最早出现之际，即是历史的起点。

·失去的文明

为了接近文明国度的历史，我们必须注意，不应只选择某种已知文化进行研究，也要叙述某些一度存在于古代的少数文明。我们不该完全忽略那些一直在整个历史中广为传播的某些曾具有高度文明与文化的国度的稗史，虽然它们已为天灾战乱摧毁，而且了无残留。但我们近来从克里特岛、苏美尔及墨西哥南端的尤卡坦半岛等地的发现，说明了这些故事是何其真实。

在太平洋，至少包含了这些失落文明里的一部分遗迹。复活岛巨大的雕像、波利尼西亚人大国的传统及英勇的武士们一度尊崇的萨摩亚与塔希提，它们现有居民的艺术天分与富有诗意的感受力——这些显示出存在着一个个已逝的荣誉，一个个没有升入文明反而从高度文化中衰落的民族。在大西洋，从冰岛到南极，这片海洋中耸立的中央部分（一个海中突出的高地，在海平面下2000至3000公尺，在中大西洋的南北向，两面的深度是5000至6000公尺），带来了不少传说，并由柏拉图生动地传给我们。一度存在于欧亚之间的陆岛上的灿烂文明，因地质的大变动而沉入海中。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特洛伊古城的复活者，相信大西岛（Atlantis）曾作为欧洲与尤卡坦的文化媒介而存在，而埃及的文明也来自大西岛。可能美洲本身就是大西岛，而一些尤卡坦的土著玛雅（Maya）族的前期文化，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非洲和欧洲保持了接触。更有可能，每个发现都是一次再度的发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文明带来的伟大发明与珍贵物品都被摧毁了，也从人类的记忆中遗失了。这一点确是可能的。培根也说，历史有如沉船的木板，总是流失的多而被拾起来的少。我们安慰自己，总以为人类的记忆与个人的记忆一样，必须忘掉经历的较大部分，才能保持神志的清醒。因此，种族在其文化遗产中保留的，是否只是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或仅是记录最好的部分呢？甚至，即使种族的遗产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丰富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全部将之吸收。这样的故事真是俯拾皆是。

·文明的摇篮

在本章未经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应该总结性地问一声：“文明在什么地方开始？”——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质学家（他们处理史前期的迷茫，与任何形而上学同样的空虚渺茫），贫瘠的中亚细亚地区也曾肥沃温暖，湖沼与河流交错。最后冰河的后退慢慢地使这一地区干涸了，直到雨水也不能润泽这些城池与国土。城市人民联袂向东西南北迁徙，去寻求水源。众多城市葬身于沙漠，如今天的亚洲西部大夏古都巴克特拉（Bactra）废墟，它幅员达22英里，曾经拥有众多的人口。又如，1868年西土耳其的8万居民，因有受流沙淹没之虑而被迫迁移。仍有不少人相信，现在这些衰败的区域，也曾包罗了组织与规章、风俗与伦理、安乐与文化的众生万象，而且也贡献了文明。

1907年，庞佩利（Pumpelly）在土耳其南部的安诺（Anau）发掘了陶器与其他一些文化的遗物，据他说是公元前9000年的，也可能夸大了4000年。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麦子、大麦与玉米的种植，铜器的使用，动物的畜养，陶器的装饰形式从它们的惯例与传统来看，可能具有许多世纪的技艺背景与传统。很明显，土耳其的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可能一些历史学家也曾努力探求其文明的发源，终于一无所得，而哲学家只能感怀地凭吊这个已故种族的陨灭。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地方，一个民族由于无雨的天空与贫瘠的大地，被迫携带他们的技艺与文明从这一中心向三个方向迁居移民。或许不是种族，而是他们的技艺，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再进入北美；南去印度北部；西去伊拉姆、苏美尔、埃及，更远至意大利、西班牙。在现代的波斯 [3] （古时伊拉姆的苏萨）发现了与在安诺极其类似的遗物，这种类似的创造力使我们证实了一项假设，即在苏萨与安诺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并发生于文明的创始时期——公元前4000年。类似的早期艺术品与产品，显示了在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与连续性。

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文化中哪些首先出现，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一人种、同一家族。如果我们在此破除惯例，将伊拉姆与苏美尔置于埃及之前，这倒不是出于破除自负的虚荣传统的需要，而是因为在我拥有的知识看来，这些亚洲的文明相较非洲与欧洲的文明要深远。一个多世纪以来，沿尼罗河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阿拉伯、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对这一地区探寻的成就，以其逐年研究的累积，显示出这一肥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冲河积地，更可能是已发现的文明的历史戏剧里最早的一幕。

注释

[1] 现行地质学说将第一冰河时代列在公元前50万年；第一间冰期约公元前47.5万年到前40万年；第二冰河时代约公元前40万年；第二间冰期约公元前37.5万年到前17.5万年；第三冰河时代约公元前17.5万年；第三间冰期约公元前15万到前5万年；第四（最近）冰河时代约公元前5万年到前2.5万年。现在我们是在后冰河期，这一期的终止还无明确的算定。

[2] 同样是湖上居住地的遗迹，在法国、意大利、苏格兰、俄国、北美洲、印度及其他地方，都有发现。这些村落在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几内亚等地也存在。南美委内瑞拉有“小威尼斯”之称，是由于1499年奥赫达（Alonso de Ojeda）发现它时以为回到了欧洲，他发现在西北部的马拉开波湖上住着一些土著，他们住在湖上的桩屋里。

[3] 直至1935年，欧洲人一直使用波斯称呼西亚伊朗高原地区和位于这一地区的古代君主制国家。

第二部
埃及与近东

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

古巴比伦城主要通道上的巨大城门，建于约公元前575年，为该城第八个设防的城门。

第一章 苏美尔

在有历史记载的6000年中，近东至少有3000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然而何处叫近东？近东是一个相当含混的名词，一般系泛指俄罗斯及黑海之南、印度及阿富汗以西的亚洲西南之地。不过，本书所论的近东，除上述地区外，还把一贯与东方文明脉络相连的埃及也包括在内。

人类在近东地区的活动，说起来真是有声有色。这儿有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这儿的农业、商业、工业、法律、政治、文学、艺术、天文、算术，样样都有极可观的发展。影响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发明，如字母、纸张、墨、钱币、历法，也以近东为摇篮。

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美文明。欧美文明，与其说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追本溯源，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来自近东各城市。

因此，作为在西方文明熏陶下的一分子，我们在开始研究近东前，应先感谢近东，因为，近东才真正是西方文明的创造者。

埃兰

读者如果打开波斯地图，自波斯湾沿底格里斯河向北找到阿马纳（Amara）。再从阿马纳向东跨越伊拉克边境，很快便可发现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书珊（Shushan）。书珊，就是古代名城——苏萨。苏萨，犹太人称之为“埃兰”（Elam），是高地之意。

埃兰为一片狭窄的高地，西为沼泽，东为高山。再东，就是有名的伊朗高原。在埃兰这块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个民族，直到现在我们还查不出他们属何种族、来自何处。但很显然的事实是，他们在这儿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30年前，法国一批考古学家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里保有2万年前的历史遗迹，文献记载的历史竟可追溯至公元前4500年左右。 [1]

从近代史观察，埃兰人过的是渔猎生活，但就古代史研究，很早以前他们就有了铜质武器及工具。他们耕田种地，豢养家畜，还能运用象形文字，使用镜子和珠宝。他们已有商业档案，商业交往对象竟远达埃及和印度。

更往古代追溯，在运用燧石片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埃兰人不但已能制作精美的陶器，并且还能在其上绘制图案及动植物形象。制作精美陶器，须使用陶器转盘，而埃兰人，显然是陶器转盘的发明者。

与陶器转盘相类似的，是马车轮子。马车轮子的运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帮助之大自不待言。据考古学家研究，埃兰人对马车轮子的运用，远在埃及和巴比伦之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兰人忽起忽落。他们一度勃起而征服苏美尔及巴比伦，旋即又为苏美尔及巴比伦所征服。

苏萨——埃兰人之都（即伊拉姆中心地区），屹立达6000余年之久。统治过它的帝国，数起来有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及罗马等7个之多。苏萨，即后来的书珊城，直至14世纪，仍旧非常繁荣。

苏美尔人

·历史背景

我们现在打开地图，仍从波斯湾看起。波斯湾之北，有一片由历史上著名的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所围成的平原。幼发拉底河在平原之西，再向西，从南到北的一块地方，就是苏美尔人深埋地底的若干古城遗址。这若干古城包括埃利都（Eridu），即今之阿布沙赫赖因（Abu Shahrein）；乌尔（Ur），即今之穆盖耶尔（Mukayyar）；乌鲁克（Uruk），《圣经》称之为埃雷克（Erech），即今之沃尔卡（Warka）；拉尔萨（Larsa），《圣经》称之为以拉撒（Ellasar），即今之桑凯拉（Senkereh）；拉格什（Lagash），即今之西帕拉（Shippurla）；尼普尔（Nippur），即今之尼费尔（Niffer）。

如果我们沿幼发拉底河向北行，在巴比伦方向，我们即可找到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城（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平原）。此城正东，是基什（Kish）城。基什乃本区域古文化之中心。再沿幼发拉底河前进约60公里，即可到达阿加德（Agade）城。此城为古阿卡德（Akkad）王朝的首都。

研究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之间古代民族活动的人，大都可以获得如此的印象：这儿的历史，就是一部苏美尔人为确保其独立自主，与来自基什、阿加德及北方其他城市的闪米特人的斗争史。苏美尔人，原系若干不相统属之部落，他们的团结及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均出于对抗异族入侵的结果。 [2]

苏美尔人属于哪一个种族，以及他们经由哪一条路线到达苏美尔，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他们由中亚，或高加索，或亚美尼亚而来，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之北，随即沿两河而南。现在沿河到处可以发现他们的遗迹。也许，如一般传奇所说，他们来自埃及或其他地方；到达波斯湾后，舍舟登陆，然后再沿河北上。也许，他们来自苏萨，支持此一说法的，系因在苏萨古物中，发现了一个具有所有苏美尔人特点的颅骨。也许，他们来自远方的外蒙古，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中，含有许多蒙古语音。凡此种种，我们尚不得而知。

从遗物进行判断，苏美尔人一般的形象是：矮胖，鼻子高而直——和闪米特人大不相同，前额微向后倾，眼略斜向下。男人大部分蓄须，刮光的人也有。在蓄须者中，大部分均把上唇胡须剃掉。苏美尔人的衣服，大多是羊毛制品。妇女，仅左肩穿衣服。男子在早期时，仅腰部以下有衣服；其后，才兴上装。但奴仆，不分男女，在室内时，自腰部以上均裸露于外。不论男女，通常均头戴便帽，足趿拖鞋。苏美尔的贵妇，和近代美国妇女一样，是丈夫财富的象征。她们除穿软皮鞋外，还佩戴手镯、项链、戒指、耳环及踝饰。

约公元前2300年之际，苏美尔人的文化已相当成熟。此时的诗人及学者，已有不少叙述其古代史的作品。在诗文中，他们根据传说写出了创世、乐园与洪水泛滥。洪水为什么泛滥？他们的解释一般是由于一位古代帝王得罪了上天。苏美尔的洪水之说，传至巴比伦，再传至希伯来，最后变成《圣经》的一部分。1929年，伍莱教授在乌尔城发掘，他在很深的地底，发现一个厚达8英尺的淤泥黏土层。据伍莱推断，这个淤泥黏土层，系一次幼发拉底河大泛滥的结果——苏美尔人的洪水之说，也许指的就是这次泛滥。伍莱在淤泥黏土层之下，还发现许多文化遗迹。据信，苏美尔诗人所描述的黄金时代即与这些遗迹有关。

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化奇迹，如果没有一个悠远的年代相配，似乎显得太突然了。于是，祭师和史学家便开始动脑筋，根据传说和想象，编列了一系列的王朝。这些王朝，自洪水泛滥之时上溯，竟达43.2万年之久！他们还叙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一个说的是坦木兹（Tammuz），一个说的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这两人，在苏美尔是两位国王，可是传到巴比伦及希腊，他们都一齐进了大神庙。吉尔伽美什成为巴比伦诗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坦木兹，到希腊神话里，以阿多尼斯（Adonis）之名，成为男性美神的化身。

苏美尔的历史文化真有这么悠久？祭师可能夸大了。比较可靠的看法是：自尼普尔上溯，约为公元前5262年；自基什上溯，约为公元前4500年；自乌尔上溯，约为公元前3500年。上述推断，所根据的均是出土资料。以尼普尔为例，其出土资料可这样推断：尼普尔在阿卡德之下66英尺，阿卡德在最上层之地层下66英尺，而地层最上层之年代，恰当耶稣降生。

一部近东史，可说就是一部闪米特与非闪米特流血搏斗的历史。闪米特崛起，其王萨尔贡一世（Sargon I）与汉谟拉比对外征服，拉开了血战序幕。其后，高潮迭起，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雅利安两将军居鲁士（Cyrus）和亚历山大占领巴比伦为第一高潮；11世纪至13世纪十字军与萨拉森人（Saracens）为争夺圣墓（Holy Sepulchre）及通商权利之混战为第二高潮。最后，因英国政府介入，双方血战始近尾声。

乌尔废墟泥简（Clay-tablet）的出土，使我们对于近东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历史，获得了相当清晰的印象。这些泥简，历代均由祭师掌管，上面记载的内容有王朝的统治，征伐的情形，乌尔、拉格什、乌鲁克及其他各城诸王的政绩，历朝大事，以及某些名王的葬典。在泥简记载中，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之王，就是改造者——乌鲁卡吉那（Urukagina）。乌鲁卡吉那，乃拉格什城之王，以开明专制著称。他颁布过不少法令，目的在于抑制祭师剥削大众，抑制富人剥削穷人。其中一条法律规定，祭师不许擅入民居索取木材，亦不许擅入果园课征税收。另一条法律规定，祭师为人举行葬礼，收费不得超出原定金额的1/5。又一条法律规定，人民献神之金银及牲畜，祭师及官吏均不许侵吞。乌鲁卡吉那曾经说，他“解救了贫苦大众”。他的法律，的确也是我们现在所知最古老、最简明、最公平的法律。在乌鲁卡吉那统治下，拉格什兴隆繁盛达于极点。可惜好景不长，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gisi）的魔掌不久便伸向拉格什。他不但推翻了乌鲁卡吉那的统治，而且把拉格什洗劫一空。

卢伽尔扎吉西攻破拉格什，进行大屠杀。他抢走金银财宝不算，还毁掉所有神庙。当时的一位诗人——丁格瑞德默（Dingiraddamu）在一块泥简上，曾写下这样悲痛的诗句：

为了我的大城，啊，为了我的财宝，我的灵魂在悲鸣，

我的大城，拉格什，啊，我的财宝，我的灵魂在为你们悲鸣。

在圣洁的拉格什怀抱里孕育的孩子，目前正受苦受难。

恶魔（入侵者），一脚踏进了庄严的神龛，

竟将我们的女神加以亵渎。

啊！拉格什，我们的女神，何时才能恢复你的尊严？

血腥的卢伽尔扎吉西一幕过去，许多苏美尔的王立即登场。他们的大名是：Lugal-shagengur，Lugal-kigub-nidudu，Ninigi-dubti，Lugal-andanukhunga……在此期间，闪米特人在阿卡德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在苏美尔的西北，其首都阿加德和苏美尔各城最近距离不足200英里。

闪米特开国之君，叫萨尔贡一世。就出土的石柱雕像看来，萨尔贡一世是一个服饰华丽、威严无比的高贵君主。可是，他的出身却非常卑贱。历史学家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则为神的妾媵。苏美尔小说家，以萨尔贡的口吻替他写的自传，一开头便这样说：“我那可怜的母亲，怀了我见不得人。好不容易生下了我，却偷偷地把我藏在一只废木箱里。在封箱前，她用沥青涂满了箱盖。”萨尔贡被他母亲丢弃后，一个工人捡到并收养了他。萨尔贡稍长便应征入宫，成为国王的侍童。国王宠爱他，教育他，但他长大后，却推翻了国王，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

以阿加德为首都，萨尔贡自封为“主宰万有之王”（King of Universal Dominion）——当时，他实际所统治的，不过为美索不达米亚一小部分。史学家提到萨尔贡，一律尊之为“大帝”（The Great），因为他曾带兵侵略过不少邻国，他所杀过的人盈城盈野，他所掳掠的财宝无可数计。

萨尔贡东征西讨，降伏埃兰，血洗波斯湾，最后，建立了一个横跨西亚，直达地中海的大帝国。在历次战争中，萨尔贡做了一桩大快人心的事。前面我们提到卢伽尔扎吉西，血洗拉格什，并辱及该城之女神，可是现在轮到他遭殃了。萨尔贡把他打败后，用铁链将他锁到尼普尔。

赤手空拳创立一个大帝国，并且统治达55年之久，萨尔贡在人们心目中已不是人而是神。然而当其权势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帝国却突然破碎，崩溃的原因是他的亲信部属纷纷走上了他的老路——叛变夺国。继萨尔贡为王者，是他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中，最英武的是幼子，名叫纳拉姆辛（Naram-sin）。此王的事迹见诸一块石碑，上面记述着他征服获胜的经过。

后人对纳拉姆辛进一步的认识，得自于一件艺术品——一块浮雕。这块浮雕由德·摩根于1897年发现于苏萨。此物现珍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从那块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出纳拉姆辛是一名富有大丈夫气概的男子。他手执弓箭，庄严地向一个垂死之敌前进，显然，他的敌人已身受重创，他前进，可能是去救他。在他与受伤者之间，另一名战争牺牲者咽喉为箭所穿，正摇摇欲坠。画面背景为高耸入云的扎格罗斯（Zagros）山。那座山上，竖着一块以楔形文字刻成的纳拉姆辛纪功碑。

就一座城市而言，一度被彻底摧毁，往往并非是它的不幸。因为，形形色色新建筑的出现以及公共设施的改进，唯有在被彻底摧毁的城市里才有出现的可能。在这方面，拉格什的复兴，便是一个显例。

公元前26世纪，在另一位开明君主古迪亚（Gudea）的治理下，拉格什自废墟上矗立起来，且比以前更加繁荣和美丽。在苏美尔雕塑家刻笔下，古迪亚是短小精悍的典型。目前珍藏在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尊古迪亚雕像，除形体短小精悍外，更显露出其内心的慈祥和虔敬。在苏美尔人的眼中，他的地位相当于罗马的奥勒留。他不但对宗教虔诚，而且还富有学术修养。他广建寺庙，鼓励研究，抑制豪强，体恤贫弱。古迪亚死后，其人民奉其为神。他们为他所刻的碑铭，有着如下的字句：“七年如一日，王令侍卫与之并行，宫娥与后妃并行。教化所及，国中强者不敢轻侮弱者。”

与此同时，闪米特的乌尔部，经由长时期的发展——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700年间——也到达兴盛的顶点，乌尔在乌尔恩格（Ur-engur）主政时代，不但所有苏美尔人归其统治，而且整个西亚亦无不服从其号令。乌尔恩格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君主，他为苏美尔制定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完备的法典。在制定法典时，他曾说：“我所制定的法典，应是正义公理的化身。”在整个幼发拉底河上，乌尔因商业发达而富甲一方。乌尔恩格利用乌尔的财富，不但把乌尔的寺庙城池修建得美轮美奂，而且将其卫星城池，如拉尔萨、乌鲁克及尼普尔也修整得面目一新。他的儿子敦吉，继其父统治乌尔。敦吉温厚英明亦如其父，在58年长期经营下，乌尔变成了天堂。乌尔恩格和敦吉死后，乌尔人即奉之为神。人们说：“在他们父子治下，使我们重温了一遍伊甸园的旧梦。”

但不久，美梦变成了噩梦。埃兰人从东边杀来，亚摩利人（Amorites）从西边夹击。乌尔王变成了俘虏，乌尔财富被搜刮一光。乌尔的诗人，为乌尔女神伊什塔尔之被亵渎，曾以歌代哭。一位诗人，以伊什塔尔口吻写下了这首诗，即使距今4000余年，读之仍令人感动异常：

我，被敌人奸污了，呀！他连手都没有洗。

那双带血的手，把我吓个半死。

啊！可怜的女人。你的尊严已被禽兽剥夺净尽！

他脱下我的衣裙，去温暖他的妻子，

他抢走我的首饰，去装饰他的女儿。

（现在）我成了他的俘虏——事事得仰其鼻息。

想着那令人发抖的一天，

他闯进我的宫殿，我躲进了夹壁，瑟缩着像只鸽子。

他闯进夹壁，我被迫爬上屋梁，像只飘飘欲坠的小猫头鹰。

他在追，我在逃。逃离神龛，逃离城市，像一只无依的小鸟。

啊！我在叹息：

“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我那遥远的故乡？”

此后200年，埃兰及阿莫（Amor）统治着苏美尔。在此期间，这里的历史近乎一片空白。但忽然北方的巴比伦，出现了汉谟拉比大帝（The Great Hammurabi）。他先自埃兰人手中夺取乌鲁克及伊辛（Isin），23年后，灭埃兰、亡阿莫、灭亚述，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为治理这个帝国，他曾制定一部赫赫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自此，历史舞台上再也听不到苏美尔人的声音了。因为两河平原历经若干世纪，在未变成波斯天下之前，一直为闪米特所牢牢掌握。

·经济生活

苏美尔人虽在历史舞台上不复出现，但是，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却一直流传不绝。在苏美尔人及阿卡德人中，圣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及杰出工匠，几乎代代都有。这一批批文明的种子，散播在肥沃的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不久即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巴比伦及亚述，就是两河文明的先期收获者。

作为两河文明基础的土壤，其肥沃无与伦比。这里土壤之所以肥沃，得益于一年一度每逢冬雨的两河泛滥。泛滥，虽极可怕却能令土壤肥沃。苏美尔人对于泛滥，最初缺乏经验，这也许就是洪水之说的来源。慢慢地，他们不但能控制泛滥，而且能利用河水的泛滥。苏美尔人挖掘沟渠，灌溉田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这些沟渠，无可否认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同时也构成其文明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沟渠，带来了玉米、大麦、小麦、枣及各种蔬菜的丰收。他们犁田用牛，播种使用管状播种机。稻麦收成后，借一种木制而带有硬齿的打谷机之助，使穗和茎分开。穗用作粮食，茎用作饲料。

苏美尔的原始文明，可自多方面观察。他们很早就知道使用铜和锡。慢慢还懂得将两种金属相混造成合金——青铜。逐渐，他们又采用铁做器械。不过，一般而言，金属用具由于原料昂贵稀少，所以并不多见。大体上说，苏美尔人一般所用的工具，多为燧石做成。较精巧的针和锥子，则以象牙和兽骨为材料。苏美尔人的织造工业规模极大，此类工业，例由国王指派大臣负责监督。苏美尔人的房屋，材料多为芦苇和土砖。芦苇用作屋顶，土砖用作墙壁。土砖由黏土和稻草加水混合晒干而成。门窗用木制成，户枢部分以石作臼。草屋数间，井灶相连绕屋而行，时闻牛、羊、猪、犬之声。这种景象，今天在苏美尔地区，依然隐约可见。

物品运输，主要工具为船。石头在苏美尔地区甚为罕见。这一带城市建筑所用石料，实际上都是自波斯湾经两河及其他水道，辗转运送而来。除水道外，陆路运输亦颇发达。牛津考古探险队在基什曾发掘到不少马车轮子。苏美尔一带出土文物，不乏商业印章。就这些印章考证，他们与埃及和印度很早就已有贸易往还。这时，尚无铸币，商业系物物交易，金银是公认的交易媒介。金银虽有一定成色分量，如金锭、银锭或金环、银环等，但在交易中，一般均以重量为标准。契据普通刻于泥板上。从对出土泥简的研究来看，当时商业相当繁荣。一般契约的形式，大致包含两个要件：文书及证人。借贷相当盛行，所借东西，有货物及金银。借贷利息，规定以同类之物偿付。利率以年为准，最低为15％，最高33％。依社会安定与利率为反比的原则来观察，苏美尔的政治经济，显然常在动荡之中。

考古学家自苏美尔人之古墓中，掘到不少金银。这类金银，不单是首饰，而且有餐具、武器、工具及其他种种装饰品。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久而久之遂演化成许多阶级。除大富与赤贫之外，尚有中产阶级及奴隶。中产阶级包括学者、医师、传教士及小工商业者。医药相当发达，大体而言，每一种病均已发展出一种特殊治疗的药物。不过，迷信的势力仍然很大。一般人相信，生病一定有鬼，除非把鬼赶开，否则病痛无法痊愈。历法早就有了，但由谁发明，或发明于何年何月，则不可考。苏美尔人的历法，以月圆一次为1月，12个月为1年。为求与太阳及季节相适应，每3年或4年增加1月。每月各有一个名称，但各城所叫之名却不一致。

·政府

自远古时起，在苏美尔地区，就是每城一王不相统属的局面。这些王或称天子（Patesi），或称教皇（Priest-king），顾名思义，均极富神权色彩。及至公元前2800年，由于商业发达，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一变而成集若干城市为一“帝国”的形态。帝国的国君，成为各城之共主。由于帝国的形成大多出于征服和叛变，因此，凡为国君者无不时时处于戒慎恐惧之中，为了防止篡夺，国君多深居简出。皇宫门禁森严，平时宫门深锁，出入一律通过仅容一人通行的小门。对进出宫门者，严密搜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身怀匕首的便衣人员便会立即出现。国君祭祀，亦有专庙。为防不测，这类庙大多建于深宫之中。

国君临阵，概乘战车。其部队所用武器，常见者有弓箭、戈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今天双方常有许多漂亮的口号，可是古代的苏美尔人则非常坦白。他们常常宣称：“我要你那片土地”“我要你那批粮食”。阿卡德国王玛尼什图苏（Manishtusu），在入侵埃兰时，即公然宣称：“我要你的银矿，我要你的绿玉，因为，银矿可以使我生活得更舒适，绿玉用来刻像可令我死后不朽。”以绿玉做雕像，其人死后不朽，是当时的一般观念。为绿玉雕像而侵入邻国，可谓千古一绝。敌人被击败后，或遭集体杀戮，或被掳为奴。每场战争之后，对神例有献俘礼。献俘采用活祭方式，所用俘虏，一般为所有俘虏的1/10。

苏美尔各城市，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有一点颇为相似。各个城市盲目要求独立，结果城市的艺术文化虽有了极可观的发展，可是由于力量分散，以致一旦发生外患，便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帝国之内，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一种封建制度。一场普通战争下来，胜利者即为诸侯。每一诸侯，各有一定的封地。诸侯对于国君，平常则进贡朝拜，战时则出粮出兵。政府财政依靠税收维持。税收按实物课征。政府所收实物，一律送入国库。机关费用，官吏薪饷，定期由国库开支。

在帝国与封建制度下，社会秩序的维持概以法律为准。法律的内容，有法典有判例。苏美尔人的法律，在乌尔恩格及敦吉时代，即已颇具规模。其后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即导源于此。苏美尔人的法律，可说包罗万象。论及其所牵涉的关系，有买卖、借贷、性行为、收养、遗赠。在苏美尔人眼中，神庙就是法庭，祭师就是法官。对于法律的施行，值得称道的有两大制度：第一，法外调解，由素孚众望的地方人士任仲裁人——仲裁人对于纠纷的排解，一律以情理为依据；第二，高等法院，祭师审理的案件，若是案情重大者，须送呈高等法院复审。高等法院法官一律由专家担任。与其后闪米特人的法律相比，苏美尔人的法律有两大特点：简单，宽大。例如，妻子与人通奸，在闪米特人便非处死不可，可是苏美尔人仅降之为妾。

·宗教与道德

乌尔恩格王借沙玛什（Shamash）大神之名公布其法律，这是政府用神加强其统治之一例。因为神很有用，苏美尔人创造了无数的神。城有城神，国有国神。人类的每项活动，可说均由神做主。对太阳的崇拜，无疑是苏美尔人一项最古老的信仰。他们相信，沙玛什即光明之神，每天夜里从遥远的北方赶来，天明即把光明赐给人间。他乘坐一辆火轮车行过天空，太阳即火轮车的一个轮子。尼普尔城之神恩利尔（Enlil），他的夫人名宁利尔（Ninlil）。乌鲁克城特别崇拜伊里尼（Innini），她相当于阿卡德的伊什塔尔，为大地的象征，乃近东爱与美之女神。基什及拉格什城所崇拜者为圣母多洛罗沙（Dolorosa），她是慈悲的化身，她是所有弱者及不幸者的守护神。灌溉之神宁吉尔苏（Ningirsu），不但负责灌溉，而且也管制洪水。塔玛扎（Tammuz）亦名阿布（Abu），是负责植物生长之神。最有趣的是，罪有罪神，月亮就是罪神的表征。

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空中充满了神。这些神中，有一种称为“赐福天使”，赐福天使所保护的对象，就是每一个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相信，有赐福天使呵护，邪魔即不敢沾身。

大多数的神均供在庙里。苏美尔人敬神，除诚心之外还献上金钱、食物及美女。据古迪亚泥简记载，献给神的食品，有牛、羊、鸽子、鸡、鸭、鱼、枣、无花果、南瓜、奶油、油膏、饼等。从这一张食品单，我们可以想见，苏美尔人在吃的方面是多么的丰裕。最初，苏美尔人认为，供神最好的食品是人肉！后来，由于人道观念产生，以人为祭之俗才行废止。在一块出土的泥简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他以羔羊赎命；献上羔羊，即等于献上自己。”

供神礼品这样丰盛，祭师当然肥了。祭师因神得财，因神得势，在苏美尔人中变成特权阶级。他们可管的事情多到不可数计。研究苏美尔史的人，差不多都有这种困扰：国王与祭师的权力简直无法划分。乌鲁卡吉那王对祭师的骄横跋扈非常不满。他像马丁·路德一样起而发言，他斥责祭师贪得无厌，剥削平民，贪赃枉法。一方面，他解除了许多恶名昭彰的祭师的职务，另一方面，他公布法令限制祭师的职权。终其一生，其朝廷里充满着一片清明气象。

根据苏美尔人坟墓里所掘出的大批食物及工具推断，苏美尔人相信“来世”之说。不过，可惜苏美尔人和后来的希腊人一样，把灵魂所去的地方，描绘成一个阴风惨惨的世界，同时认为人死后，不分善恶都非到阴间去报到不可。在苏美尔人观念中，并无天堂地狱、最后审判及永生之说。他们之所以祈祷上供，目的在于祈求现世福祉。在后期传奇中，许多故事所反映的也仅是“长生”而非“永生”。一个故事说，埃利都圣人阿达帕（Adapa）向智慧女神埃阿（Ea）求法，女神什么都告诉他，但保留了一样，即长生之法。另一个故事说，诸神所创造的人，原来非常幸福快乐，可是，由于人自作聪明，造下罪孽，以致诸神震怒，欲以洪水尽灭之。作为洪水孑遗的织工塔迦图迦（Tagtug）本可长生，但因其不听告诫，偷吃禁果，故神一方面减损其健康，一方面缩短其寿命。

苏美尔人的教育，掌握在祭师手中。祭师为了利用教育及神话巩固其权势，在各神庙开设学校。校中所教课程有写、算、公民、宗教、礼俗、法律等。有关学校的泥简，目前出土者不少。从这类泥简观察，在数学方面，他们不但懂加减乘除，而且还懂平方、立方及实用几何。有一块泥简，似为儿童教育的一课，上面刻有这样的字句：“人类在原始时代，不知吃饭，不知穿衣。他们在地面爬行，饿了，就地吃草，渴了，就沟喝水。”

苏美尔人也很看重祈祷。下面是古迪亚王对圣母菩（Bau）——拉格什城的守护神——所作的祷告：

啊，圣母，拉格什城的创建者，

看，你的子民，在你的庇护下，多么健康富庶。

求你赐给他们平安，让他们长命百岁。

我们没有母亲，你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没有父亲，你就是我们的父亲。

圣母，你知道什么是善，

求你把它像生命一样赐给我们。

万民的母亲，求你庇护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照顾下，生活得平安、幸福、快乐。

苏美尔的女性，几乎和每一座神庙都有关联。如果是女神庙，那么她们是神的管家。如果是男神庙，那么她们是神的妾媵。作为神的眷属，在苏美尔的女孩子看来，那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一家之中，如有女儿被神选中，那这一家人都会感到骄傲。遇到这种事，做父母的总是高高兴兴，选定良辰吉日，把女儿装扮得花枝招展，连着陪嫁的东西送至庙里与神婚配。

对于婚姻关系，苏美尔人很慎重。关于这方面，他们有着不少法律和规定。一般而言，妻子对其嫁妆有管理和支配权。丈夫对于妻子的嫁妆，虽也有权过问，但谈到遗赠，唯有妻子才有决定权。在管教孩子方面，母亲和父亲有着同等的权利。家中事务，特别是关于不动产的管理，按规定，夫在由夫，夫不在由已成年之子，无成年之子，母亲才可以作决定。苏美尔女性有权代表丈夫经营工商业。属于自己的奴仆，她更可以支配和处理。幸运的话，像苏巴德（Shubad），也可成为一国之王。

不过，苏美尔到底是父系社会。男性经常成为一国一家之主。在某种情况下，丈夫可以卖掉妻子，或以妻子与人为奴而抵偿其债务。丈夫与人通奸，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妻子若有外遇，便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苏美尔人视生男育女为女性的天职，对于不能生育的女性，丈夫可以随时和她离婚。不想生孩子，或对所生之孩子不尽哺育责任，在苏美尔人看来罪大恶极。对于这种女性，依法应予淹毙。子女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对忤逆不孝的子女，父母可当众宣称和其脱离关系。此事是很严重的，因为国家对于这类子女所给予的处分是：一律驱逐出境！

在苏美尔人的坟墓中，珠宝和化妆品屡见不鲜。伍莱教授在女王苏巴德陵寝中曾发掘到不少东西：翠绿孔雀石、金别针、金丝盒、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金牙签及金镊子等。

·文学与艺术

在苏美尔人的遗物中，文字是最惊人的发现。在很古老的年代，苏美尔人的文字似乎就已非常成熟。这些文字不单已够宗教、商业之用，而且还能作成诗文，表达极其复杂的感情及思想。最早的苏美尔人文字，一般刻在石头上，出现年代约在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泥简出现了。泥简在人类文化史上，真是一份最大的遗产，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对古代文明获取较为清晰的印象。泥简以铁笔刻字于黏土制成的板状物上而成。这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用以记载一般事物的方式。初制成的泥板，由于润湿松软，铁笔能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刻画。经书写在泥板上，以火或太阳烘干，即可永久保存。以泥简做书写工具，其耐久性仅次于石。苏美尔人留于泥板上的文字，以其笔画若楔，故称楔形文字。在出土的泥简中，其所记载的内容，种类极其浩繁，有官文书、私文书、宗教记录、文学作品、法庭判决和流水账簿。

文字读法，一律由右向左。单字系由符号及图画组成。苏美尔文字，就出土陶器观察，也是象形文字的一种。但因为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绝大部分文字已脱离形象，而只能表现为声音。按文字演变的规律，从形象到声音。英文之“b”，即是由“蜂”（bee)的发音脱胎而成。不过，苏美尔人的文字，虽已由形象趋于声音，却未能进一步把声音变为字母。这点，不单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亦未做到。把声音变为字母，到埃及人手里才成功。别认为这是小事，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文化革命。

从文字到文学，所需时间至少要好几百年。文字初创，主要用于记账、打收条、开运货单、订契约。其后，宗教上许多事务，如祭祀日程的拟定、仪式的记载、祷告的撰述，亦渐倚重文字。文字运用范围日广，操纵日渐灵活，于是，慢慢便产生了故事、传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由文字演变成文学作品，由文学作品再汇集成书，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公元前2700年左右，苏美尔人已有许多大图书馆了。法国考古学家德·萨泽克（De Sarzec），曾在特罗（Tello）地方发掘到3万多块泥简。这些泥简是古迪亚时期产品。每块泥简都显示出仔细整理分类的痕迹。掘出泥简之处，显然是一规模极为宏大的图书馆旧址。

约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苏美尔已出现史学家。他们整理古代史，编纂现代史。这些作品的原作虽多已失传，但由于巴比伦编年史的不惮引述，残简故得保存下来。尼普尔出土的一块泥简，内容是吉尔迦美什史诗。对于这篇东西，在之后论及巴比伦文学时，我们还要谈到。最先出现于苏美尔的诗篇，不是情歌，而是颂圣诗。流行于古苏美尔的颂圣诗，多半谈不上什么技巧。所有颂圣诗，差不多开头几行都一样，其中几行虽略有不同，然大体上其内容皆为前面几句的引申。

除楔形文字外，苏美尔人还发明了居室及庙宇，发明了圆柱、穹隆及拱门的构筑方法。苏美尔的农民所住的屋子，大多是经由这样程序盖成的：第一，把芦苇排成方形、长方形或圆形，并将其深植于地中；第二，将芦苇顶端结成一束。这样形成的屋顶及门，当然便是半圆形或圆形。照此推想，而后圆柱、穹隆及拱门的发明，可以说就是这类基本形式的推演。在尼普尔废墟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拱门状排水沟。此沟历史长达5000余年。至于在乌尔废墟，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拱门已处处可见。皇陵拱门之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上述这些拱门，均名副其实，因为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造成拱门的石头，一块块都是刻意做成楔形的。

苏美尔的富家巨室，常喜于山顶修建堡垒式大厦。这类大厦距地面常达40余英尺。也许是为了安全，这类大厦只有一条盘旋曲折的小径，以供进出。因为该地区不产石头，故此类大厦多以红砖修建。红砖表面，常以突出之陶瓦装饰。装饰图案有螺旋形、回纹、三角形及菱形等。至于墙壁内部，一般均以石灰涂平，普通住宅没有任何装饰。住宅均为四合一结构，房子分布四周，中为天井。这种结构可能基于两大理由：第一，凉爽——地中海一带的阳光是够骄横的；第二，安全——门窗一律开向天井，四面除留很狭窄的进出路外，一律为高墙。

住宅附近多半有井。居民生活用水，自井中打取。一般城市几乎都建有宽广的排水沟。城市住民的废水垃圾，一律经由排水沟排出。苏美尔人的家具，种类不多，式样单纯。在所有家具中，床是他们最重视的。中等人家的床，不但精雕细镂，而且还嵌以金银象牙。

在修建神庙上，苏美尔人很舍得花钱。没有石头，从外方运来。用做梁柱的巨石，顶、底、腰部位还饰以铜及其他贵重的金属。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典型的神庙，可能要数乌尔的南那（Nannar）庙。这座庙，屋顶是琉璃瓦；梁栋材料是极高贵的杉柏，梁栋不但加以雕绘，而且还嵌以金、银、珠宝、玉石和玛瑙。在苏美尔地区，每个城中最主要的神庙，多为三四层至六七层的“Z”字形楼子。这种楼子不但建于一城的最高处，而且还设有盘旋而上的护梯。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设计。城市有了这种建筑，平时可作团结人心的象征，战时可作守御城池的堡垒。 [3]

苏美尔神庙中，毫无例外均供有神灵、英雄或动物雕像。这些雕刻虽然单纯，但颇生动。在所有雕像中，遗留下来最多的是以绿玉刻成的古迪亚王像。考古学家在特勒·埃尔·乌贝得（Tell el Ubaid）废墟中，发现一个铜牛雕像。据考证，此雕像属于苏美尔人最古时代的作品。此雕像经过岁月洗礼，虽已剥蚀不堪，但自大体上看，这头牛还很有生气。

在乌尔苏巴德女王陵寝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个银质牛首，刻得惟妙惟肖。由此可见，由于经验的累积，苏美尔人的艺术也在不断进步。此外，从拉格什的安纳吐姆（Eannatum）王所立的鹰柱、伊布尼萨（Ibnishar）的圆石柱、乌尔尼那（Ur-nina）一种滑稽鬼脸柱头以及纳拉姆辛的胜利柱头，我们都可得出这个结论。

苏美尔人的陶器并不精致。他们最好的作品，我们也许尚未发现。不过就已发现者而言，那不是陶器，而是“土器”。一般而言，苏美尔人虽也有陶器转盘，但他们所制产品，根本不能与埃兰产品相提并论。

比较可观的是金银器皿。在乌尔皇陵中，曾出土不少金器。那些金器，尤其是餐具，设计和制作均极具匠心。这批金器，据考证属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产品。在银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恩特米鲁（Entemenu）的花瓶。这个花瓶上刻兽纹，颇为精美，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在所有金银器具中，公认为最特别的是一把乌尔出土的匕首。这把闪闪发光的匕首，配上华丽的金鞘，真是精致无比。 [4]

在苏美尔废墟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不少印章。这些印章一律呈圆柱形，其质地或为金属，或为宝石。在印章宽约一二英寸的平面上，刻有很精细的文字或符号。从这些印章，我们可以推知两项事实：第一，古苏美尔人似乎以印章代签名；第二，当时的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已颇不简单。

苏美尔文明有精细的一面，亦有粗陋的一面。精，表现在珠宝方面；粗，表现在陶器方面。不过，不管精或粗，就我们目前所知，在许多方面，苏美尔文明都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人类之有国家，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灌溉，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文字，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法典，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学校、图书馆，始于苏美尔；人类之有宫室庙宇，始于苏美尔。另外，人类以金银为交易的中准，以文字写成诗文，以金银珠宝作为装饰，建立信用制度，发明圆柱、穹隆及拱门，从事塑像及浮雕，传述“创世记”及洪水灾祸，也都始于苏美尔。

以上，是就好的方面而言，至于坏的方面，被人指称为文明的罪恶者，不少也是由苏美尔人创始的。哪些是文明的罪恶？举几项最显著的：奴隶制度、专制政治、教会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总结苏美尔人的生活，可分强弱两大阶层。强者穷奢极侈，弱者困苦不堪。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简单概念：阶级分明，活动庞杂，资源丰足，分配不均。苏美尔所显示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调。

走向埃及

现在所要叙述的历史，虽已相当接近于有记载的部分，可是在谈到和苏美尔有关的几个近东文明，我们却发现一个困难：应该先叙述哪个好？

我们认为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固然有许多证据，然而要确切定义，其实还很难说。不过，在尚未发现比它更早的文明以前，我们姑且以它为最早，想还不致有什么大错。

可是，就和苏美尔有关的文明而言，孰为最早？这个问题便不容易回答。例如，在亚述及萨迈拉（Samarra），我们都曾发现与苏美尔同类的雕像及文物。那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为亚述的领土。我们很难判断那两个地方的文明，是直接获自苏美尔，还是间接由其他地方传来。再如《汉谟拉比法典》，与乌尔恩格及敦吉法典极为相类，可是我们很难断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一脉相承，还是同气连枝。就巴比伦及亚述文明而言，我们认为它们以苏美尔及阿卡德为其根源，但所举的证据，仅仅是巴比伦及亚述所崇奉之神及与神有关的神话，在许多方面都和苏美尔及阿卡德之神及其传说相似。但事实上这种相似，也许和法国话与意大利话之与拉丁话相似，意义是一样的。

施魏因富特（Georg Schweinfurth）曾经指出一点，尽管在记载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对大麦、小麦、小米等的种植，及对牛、山羊、绵羊等的饲养为时甚早，但上述动植物以野生状态存在的地点而论，却非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是西亚，特别是也门或阿拉伯。他因此说，专就这两点，即谷类的种植与牲畜的饲养而言，文化似乎是发源于阿拉伯，而广被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及亚述）和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施魏因富特的说法很有趣。不过，就我们目前对阿拉伯古代所有史料来研究，似乎找不出多少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现在比较确凿的证据，倒是文化先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扩展而至埃及。研究埃及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埃及很早就已和美索不达米亚有了商业上的来往，其交通通道，或经由苏伊士而出地峡，或经由古尼罗河河口而出红海。从古代地理环境来研究，埃及在较早一段时期，其文化形态属于西亚而不属于非洲，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一来，由于尼罗河泛滥；二来，由于沙漠行走不便，这就是埃及难与非洲其他各地交往的原因。相反，埃及与西亚，一方面有地中海，一方面有红海，船舶可来去自如。

对埃及文字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埃及文字，越古便越与近东的闪米特文字接近。埃及在建国前，采用的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和苏美尔文字，看起来简直毫无分别。但最显著的，要算圆柱形印章。它最初完全和苏美尔的印章一模一样，后来，才慢慢由埃及风格取代——这可说是一般舶来品的共同命运。在埃及第四王朝以前，陶器转盘并不常见，但这种东西苏美尔人早就有了。据推断，埃及的陶器转盘，是随马车战车一道由美索不达米亚运来的。 [5]

古埃及之“权杖”杖端的装饰，和巴比伦所用者，可说毫无二致。考古学家在吉伯尔·埃尔·阿拉克（Gebel-el-Arak）地方发现一柄精致的石刀，此刀为燧石制品，上刻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图案。据考证，这是埃及建国前遗物。铜由西亚传入埃及，可说毫无疑问。埃及初期建筑的风格也与西亚相仿。另外，陶器、雕像、神像以及种种装饰品，凡是埃及建国以前的，都清楚地具有西亚特征。

就目前所出土的种种证据显示，埃及文化晚于苏美尔文化似乎已成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尼罗河文化虽曾一度受到两河文化的灌溉，但为时不久，尼罗河文化即往前发展，自成格局。就文化本身而言，尼罗河文化不但风格特殊，而且其深厚、壮阔、细腻，别说刚刚草创的苏美尔文化无法与之媲美，就是拿它和已有高度发展的希腊或罗马文化相比，也不逊色。

注释

[1] 布雷斯特德教授认为，此一文明的悠久性，未免被德·摩根、庞佩利及其他学者过分夸大了。

[2] 发掘此一久被遗忘的文明，从考古学上来说，是一桩最为有趣的事。对一般不太看重时间观念的人，一说“古代”，大家所想到的不是罗马，就是希腊，再不然就是犹太，至于苏美尔，则鲜为人知。

希罗多德（Herodotus）不知是没有听说过苏美尔，还是听说过而未留意。也许，苏美尔之于希罗多德，亦如我们之于他，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以致无法留下深刻印象。

古巴比伦史家贝罗索斯（Berosus），对苏美尔算是知道一点，不过，他所知的苏美尔，其外围却笼罩着一层神话的迷雾。他说，有一群怪物，由奥安尼斯（Oannes）领导着从波斯湾中出来。它们发明了农耕、冶金及文字。“总之，自奥安尼斯以后，便什么都有了。人类生活的改善，一切均应归功于奥安尼斯。”

苏美尔的发现，是贝罗索斯两千年后的事。1850年，欣克斯（Hincks）首先发现，楔形文字——一种以铁笔写在泥板上的文字，流行于近东操闪米特语言的地区——由古代一非闪米特语民族所创始。奥佩特（Oppert）则指出，此一古代非闪米特语民族，即“苏美尔人”。

约与上述发现同时，罗林生（Rawlinson）及其助手在巴比伦废墟发现一批泥简。简上所载，即巴比伦语与此古民族语之对译文字。

1845年，两位英国学者发现乌尔、埃利都及乌鲁克遗址。19世纪末，法国探险家在拉格什出土许多遗物。遗物中，含有若干记载苏美尔诸王史迹的泥简。

现代，宾州大学教授伍莱（Wolley）及其他学者就乌尔遗址发掘，结果发现大批文物。从这些文物研究，苏美尔文化竟可上溯至公元前4500年。

各国学者共同研究考古结果，神秘故事不断涌现，历史真相却已见端倪。不过，这和近百年来大家对埃及的研究一样，今天我们对苏美尔的研究，才仅仅是一个开端。要明了苏美尔的文化历史，尚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发掘。

[3] 此种“Z”字形楼子，经美国建筑家建议，市政当局采用，成为美国一般市区建筑之典型。此种建筑，以其楼层层后退，故不影响邻居光线。看看纽约市现代化建筑，再看看苏美尔的“Z”字形楼子，令人会兴5000年如一瞬之感。

[4] 原件存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

[5] 史密斯（Elliot Smith），一位极有名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大麦、玉米、小麦不是埃及野生植物，但埃及早就开始种植这类作物了。他相信，苏美尔的农耕文化是由埃及传去的。

美国著名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教授，也持同样见解，并认为埃及之陶器转盘，其年代之悠久并不亚于苏美尔。但对施魏因富特所持谷物是阿比西尼亚野生植物的说法，则不赞同。

第二章 埃及

尼罗河的恩赐

·三角洲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海港。防波堤修长坚固，堤外波涛汹涌，堤内水平如镜。在一个名叫法罗斯的小岛上，索斯特拉塔斯（Sostratus）用纯白的大理石修了一座高达500英尺的灯塔。这座灯塔雄伟壮丽，世无其匹，古人曾将其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自悠远的年代起，无数世纪以来，这座灯塔成为往来地中海水手顶礼赞颂的目标。虽然由于岁月无情，大理石灯塔已随海浪俱去，但新的更为壮观的灯塔又自岛上矗起。今天，凡由地中海驶来的轮船，在进入亚历山大港时，首先要找的目标，就是岛上的灯塔。亚历山大港，因年轻的政治家亚历山大而得名。这是一座美轮美奂、人物荟萃的港都。正如其建造者亚历山大所企望的，它代表着埃及、巴勒斯坦及希腊文化的精华。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庞培（Pompey）的头，就是在这里呈献给恺撒的。

如果你乘火车通过这座港都，你便会看到下列景象：一些尚待修整的大街小巷，半裸的工人，背负重物的黑衣妇女，戴头巾着白袍的穆斯林，宽阔的广场，金碧辉煌的宫殿。通过港都，你立刻便会看到一片开阔的原野。火车愈行愈远，港都愈来愈小。最后，港都变成一个黑点而没入有名的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绿色的三角。将它和尼罗河连起来，极像一株棕橄榄。三角洲是树叶，尼罗河是树干。

毫无疑问，三角洲过去是一个海湾。由于河流挟带泥沙，夜以继日地填塞，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 [1] 今天在三角洲上耕作的农夫，估计不下600万。他们的主要作物是棉花。三角洲出产的棉花，年产值达上亿元。

烈日下，沿着散植着棕榈树草堤而缓缓流着的是赫赫有名的尼罗河。在三角洲上，除尼罗河外，沙漠与干涸的河床都看不到。站在这里你会奇怪，埃及的整个命运，竟寄托于这条河。它河面不宽，流量也不大，两岸却都是滚滚的流沙。

再乘火车前进，不久我们便驶入一个冲积平原。此平原由于沟渠纵横，处处有水。田里耕作的农夫（fellaheen） [2] 除腰间系着一块布之外，别无任何遮蔽。

尼罗河每年均有一次泛滥。泛滥期间，大致从夏至之日起，延续100天左右。经此泛滥，沙漠变为沃土。大水一退，埃及便处处花开。尼罗河的泛滥对于埃及而言，借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是“一种恩赐”。埃及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发源地之一，尼罗河的泛滥足可以解释。其他河流泛滥，往往都会成灾，可是尼罗河泛滥，不但不成灾，而且利于灌溉，更因泛滥定时，人类可以控制，于是，灾祸变成了福祉。就此而言，仅美索不达米亚堪与之相比。尼罗河每次泛滥，埃及的农夫都不免忧心忡忡。自泛滥之日起，他们便设有专人将水位上升情形，于每日清晨驰赴开罗大街小巷报告。尼罗河泛滥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没有成灾，就一般人而言，以过去推演未来，应该可以安心了。可是，埃及农夫却不如此，他们把每一次泛滥，都看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因为泛滥一旦失去控制，他们一生所经营的沟渠农田，便有被摧毁的危险。沟渠农田是农夫的命根。对沟渠农田的经营，据推断，在史前就已有了。5000年来，农夫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工作——泛滥开始，如何把多余之水导入运河；水位下降，如何利用水车将水抽到田里。农夫往往一面工作一面唱歌。他们的歌声，不是欢愉的，而是凄凉的。埃及农夫的歌声和尼罗河的流水，几千年来都是一个调子。几千年来，埃及的农夫不但歌声未变，甚至语言也未变。虽曾几度受到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统治，但这些征服和统治，对他们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冲积平原的沟渠农田，论历史和金字塔一样悠久。

三角洲上，距亚历山大港东南50英里，为诺克拉提斯（Naucratis）城。此城一度住过很多勤勉聪慧的希腊人。往东30英里，为赛斯（Sais）城。此城在未被波斯及希腊人征服前，一度成为埃及本土文化的最后据点。从亚历山大港往南129英里，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那就是开罗。开罗丝毫没有埃及风味，因为它由征服者穆斯林（于968年）所兴建；等到法国人来后，浪漫的法国精神取代了阴沉的阿拉伯风味，在此建立沙漠中的巴黎。从开罗乘摩托车南行，不久你便可发现金字塔。金字塔可以说就是埃及，因为它是古埃及文化的主要代表。

在一条路上，远远出现几个小黑点。说那就是金字塔，未免太使人失望了。大老远跑来难道就是为了看这几个小黑点？可是，一转眼间，这几个小黑点却突然大了起来，它们似乎正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从地面骤然举向高空。一转身，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一抬头，一片浩浩的晴空。以金黄色的沙漠为背景，再衬上蔚蓝色的天空，这几座原已大得无与伦比的金字塔更显得傲岸不群了。金字塔从来是不寂寞的。在此，你经常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游客：骑驴的富商巨贾、乘马的王孙公子、坐车的千金小姐以及高居骆驼背上的俊俏少妇。

徘徊于金字塔前，我不禁想到，这儿，恺撒来过，拿破仑来过。任何伟大的人物，只要站在金字塔前，都会显得非常渺小。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先于恺撒500年来此。他在此听到许多新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转述，曾使希腊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大为吃惊。金字塔之存在已5000多年，因此，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在它看来简直有如一瞬。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此时此刻，恺撒、拿破仑、希罗多德等，好像就在附近似的。

狮身人面像就在金字塔附近。这一座山似的雕像，一半是狮，一半是人。在人这一半，具有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以狮而言，它正用爪挖掘着黄沙；以人而言，它正默默地注视着往来不断的游客以及那一望无际的原野。这是一个怪物。塑造这个怪物的年代，据考证约在公元前2990年。从这个怪物突出的下颚与残暴的眼光看来，塑造它的人想必脱离野蛮未久。埃及人为什么要塑造这个怪物？是告诫登徒子女性亲近不得，还是吓唬小孩子要他们早点入睡？狮身人面像，据说曾一度为黄沙淹没。不然的话，为什么希罗多德遨游埃及时，很多鸡毛蒜皮的东西都谈到了，唯独对此庞然大物却不置一词？

现在撇开狮身人面像，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金字塔。金字塔的构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五六百英里外，把成千上万重达数吨的巨石运来，同时还要将之举到高达五六百英尺的地方，要是缺乏充足的财富、权威和技术，是万万办不到的。构筑这些金字塔，据估计至少需要10万人工作20年。就算工作的人都是奴隶，不拿工资，但要喂饱这些人，所需要的粮食也极可观。希罗多德在游金字塔时，偶然在一座金字塔上发现一块石牌，牌上所记的就是构筑这座金字塔的工人所吃萝卜、大蒜、洋葱等蔬菜的数量。 [3]

伟大、壮观，这是凡亲身瞻仰过金字塔的人都会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撇开其伟大壮观的外衣，所显现的却是荒谬可笑。埃及人为什么要建金字塔？原因只是长眠于金字塔内的那个人希望由此而获永生。

·溯流而上

乘小汽船自开罗逆流而上，南行五六天即到凯尔奈克（Karnak）及卢克索（Luxor）。在这条路上，距开罗20英里，我们要经过第三、第四王朝的古都孟斐斯，其人口一度达到200万，但现在除了几座小型金字塔和几丛棕榈树外，便只有一片耀眼的黄沙了。孟斐斯的黄沙，令我们联想起地球上一带又一带的沙漠。这些沙漠，西起摩洛哥，东越西奈至阿拉伯、土耳其，再越西藏而达蒙古。沿着这条沙漠，一度出现两大文化。这两大文化，盛时都非常灿烂，可是曾几何时，俱已烟消云灭。沿着尼罗河，上自地中海，下迄努比亚（Nubia），两岸各有一宽达12英里的沃土。这两条带状沃土，可说就是埃及人的命脉。然而希腊或罗马的历史，与埃及从公元前3400年美尼斯王（Menes）到公元前30年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女王的悠久岁月相比，是多么的短暂！

不过一周的水程，卢克索到了。此城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底比斯（Thebes）。这座城一度也是埃及名都，繁华富庶，远近知名。可是现在，除黄沙之外，便只剩下了几个阿拉伯式的村落。卢克索有一座为人艳羡的冬宫，其位置在尼罗河东岸。现在这所宫殿，像远在西岸黄沙中的诸王陵墓一样，只剩下供人凭吊的部分。从冬宫向西远眺，可见一大排闪闪发光的东西，那就是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神庙的廊柱。

一早，我们乘小艇横渡尼罗河，河水非常平静，说它几千年来年年泛滥，简直令人有点不敢相信。舍舟登岸，向西进入沙漠，沿着小道，越过山区，远远看到突出于诸王陵墓之间的建筑，就是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杰作。女王本人很美很伟大，然而她希望把她的山陵修饰得更美更伟大。就一座花岗石山的悬岩绝壁，雕琢成若干壮丽无匹的廊柱，不具有绝大魄力是做不到的。这些廊柱，会令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伊克蒂诺（Ictinus）为伯里克利所建的廊柱来。那些廊柱，不就是脱胎于这些廊柱？和廊柱一样动人心弦的，是四壁的那些浮雕。那些浮雕所叙述的，大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一生的故事。故事美妙，雕刻传神。看完这些故事，你会感到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不但属于埃及，更属于人类历史。

在路旁，我们发现两个石刻巨人。这两位巨人，每位高70英尺，重700吨。难能可贵的是，两位均是分别由一整块巨石刻成。此二巨人，是埃及王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时代的作品，希腊学者曾误以为是门农（Memnon）时代的作品。在一个巨人的脚踏上，发现一些以希腊文写成的“某某到此一游”的刻痕。查其年月，有的已达2000多年。看看巨人，看看刻痕，我不禁感到2000年前简直宛若昨天，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此向北1英里，有埃及王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的雕像。此像亦是以巨石刻成。拿破仑的学者曾对此像仔细量过，所量结果是：耳长3.5英尺，足宽5英尺，高为56英尺，重逾1000吨！拿亚历山大和拉美西斯王相比，亚历山大简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我们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举几个有关此王的统计数字：活到99岁，统治埃及达67年，生了150个孩子！拿破仑来到他的像前，曾引用歌德的名句“仅见的大丈夫！”（Voilá un homme！）来赞美他。不过，今天，这位“仅见的大丈夫”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从前他挺立在沙漠里，现在他却静静地躺在地上。

尼罗河西岸，似乎是属于死人的世界。专门以研究埃及为务的学者，在这儿已发掘到不少陵墓。皇陵一个接一个出土。也许为了维护陵中所藏珠宝，图坦卡蒙（Tutenkhamon）陵虽一度被掘开，但马上又关闭了。今天正式开放给游人参观的，仅为塞提一世（Seti Ⅰ）的陵墓。进入陵内，你会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四壁及天花板上的精致雕刻，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石棺以及木乃伊。据发掘者说，他们进入皇陵时，偶然还会发现留存在沙上的脚印。学者推断，那些脚印，就是3000年前送木乃伊入内安置的人留下的。

不过，埃及文化的精华，不论怎么说，其主要部分还是存在于尼罗河东岸的建筑。就在卢克索，当阿孟霍特普三世统治埃及之际，他利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的战利品修建他的宫殿。他所拟建的蓝图，壮观美丽，举世无敌。可惜修到一半，他便死了，于是工程便停顿下来。等到拉美西斯二世执政，继续修建，始告成功。自辍工至开工，100多年已经过去了。埃及建筑一度均充满这种精神：美为主要目标，但除美之外，尚需雄壮、气魄。换句话说，他们所追求的，乃男性美的极致。阿孟霍特普三世所修筑的宫殿，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一个广大的庭院，现在散乱着黄沙，但从前则是一色大理石拼成的地板。两厢及正厅门前，满排着雕刻精美的廊柱。在每一方面，凡是石头就刻有浮雕。在任何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几乎都有一个刻得很生动的雕像，骄傲地站在那里。

闭着眼睛想一想，由八根长长的纸草秆捆成一束，底下是由五条锦带缚起来的几朵含苞待放的鲜花。然而，这些纸草、锦带与鲜花全部忽然幻化成石。这样的石雕，就是建筑史上有名的卢克索纸草状圆柱。再想想，一座宫殿，以那些精雕细镂的圆柱，加上曲折的回廊，并处处缀以新鲜别致的雕像，该有多美！再想想，这座宫殿的建筑，迄今已有3000年。再想想，这样的建筑是出自一些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人之手。这一来，你便不能不对埃及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卢克索宫殿已经够美，但将之与凯尔奈克的神庙一比，它却又瞠乎其后。此座神庙，经埃及五十多位国王先后经营——始于古王国最后一朝，直至托勒密王朝（Ptolemies）时代——遂成一个占地达60英亩的伟大建筑。这一建筑的目标，似在于就人类之想象所及，以美向神作最虔诚的贡献。

“埃及学”创建者商博良（Champollion），于1828年来到这里后，即写下下面这一段话：

我最后到达了一个地方，那似乎是一座宫殿，又似乎是一座城池。这座又像宫殿又像城池的建筑，就是凯尔奈克，是埃及诸王对神所作的贡献。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美，似已毕聚于此。我所说的人类，不单指古代，而且指现代。我所说的美，凡建筑所能表现的，如壮丽、雄伟、高雅，均已全在其内。伟大的古埃及人，其才华实在难以衡量。

要想了解凯尔奈克，三种东西绝不可少：一是地图，二是计划，三是建筑学知识。大体上说，这座神庙是由无数宽广神殿构成。这些神殿，每边长达1/3英里。所有神殿里的雕像，大大小小共达8.6万余尊。主要的一座神殿，名叫阿蒙庙。殿基宽1000英尺，长300英尺。这座神殿，是由无数桥塔花门构成的。神庙中最为精美的雕刻，要数图特摩斯三世的石柱。这些石柱的顶端虽已有许多地方出现裂痕，但仔细观察，其设计之精、雕刻之美，仍令人叹为观止。它的另一贡献，就是美轮美奂的献礼厅。这座献礼厅所采用的廊柱，一律刻有凹槽花纹。这种深具表现力的结构，可说是希腊多利安（Doric）圆柱的滥觞。卜塔（Ptah）庙以小巧著名。这里的廊柱，一改壮丽而为优雅。廊柱与廊柱间，杂植着苗条的棕榈，看起来别有风味。大广场上列着一排排石碑石柱，简洁、有力，这可说是图特摩斯三世的杰作。同时，他本人也是埃及的象征。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要数“多柱堂”了。它一共有140根石柱，每根石柱都大得惊人。每根石柱顶端，均展开成掌状，一块以花岗石石板做成的屋顶，就是由这些手掌托着。 [4]

在多柱堂附近，废墟中矗立着两块方尖形石碑。其中一块，是属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她对世界这样傲然宣称：

花岗石取自南方石厂，赤金选自国外。此一神庙，远自河上，即可眺见。其光辉照耀两岸，灼灼有如朝阳……千万年后，见此庙者，必将曰：“不可解，不可解，前人何以竟把全山，遍涂赤金？”……晓谕世人，我筑此庙，斗量赤金，如量黄沙……凯尔奈克有此建筑，乃使世人眼界大开。

看，这就是埃及女王及诸王之所为！在世界最古文化中，埃及文化也许是最为迷人的一种了。但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埃及文物，是否就足以代表这个文化最美好的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答复是否定的。在凯尔奈克圣湖附近，不少人还在辛勤地工作。这些人，有的在挑沙，有的在担土，有的在辨识碑文。我亲眼看见一个学者，正从土里拾一块石片。石片上刻有象形文字，他立刻便被这块石片迷住了。这位学者仅为目前从事埃及研究的若干学者之一。今天从事埃及研究的人数以千计，最著名的有卡特斯（Carters）、布雷斯特德（Breasteds）、马伯乐（Maspero）、皮特里（Petrie）、卡帕尔（Capart）及韦戈尔（Weigall）等人。这些学者大多数都在埃及，他们冒着烈日风沙，发掘、搜寻和推求。今天我们能对埃及的历史、艺术、文学及智慧略有所了解，可说就是他们夜以继日默默工作的成果。研究埃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在生活上，必须能够忍受风沙烈日的侵袭；在智慧上，必须能够冲破愚昧迷信的包围；在思想上，必须能够将数千年来残缺不全、一鳞半爪的资料连成一气。

然而，研究埃及实已刻不容缓。假定我们现在不研究，将来研究必将更为困难。因为，很多足以代表这一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东西，由于岁月的无情摧残，逐渐都会化为尘土。 [5]

巧夺天工的建筑师

·埃及的发现

在考古学上，埃及的发现是最辉煌的一章。在中世纪，大家所知道的埃及，只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或基督教的一个附庸。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一谈文明，开口便是希腊。即使启蒙时期，大家所知道的文明发源地，也仅限于中国和印度，至于埃及，除金字塔外，可说对其仍一无所知。其后，忽然有了“埃及学”。“埃及学”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副产品。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他所带去的人，除兵将外，尚有一部分学者及技术人员。他们有的是绘图员，有的是测量员，有的是工程师。拿破仑带他们来的目的，主要是想对埃及的地理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由于拿破仑的这一念头，埃及遂被发现了。拿破仑带去的学者先是发现卢克索的宫殿，然后发现了凯尔奈克的神庙。1809年至1813年，他们向法兰西学院提出过一篇论文，题为《细说埃及》。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人类对此失落文明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里程碑。

可是，以后若干年，此项工作毫无进展，原因是大多数人读不懂古埃及人的碑文。对此做科学方法的研究，始于商博良。他是一位学养宏富的科学家，曾立下大愿，要读通埃及碑文。结果他找出了一个读此碑文的妙诀。他发现一块方尖碑，碑上有埃及文和希腊文对译的文字。他是精通希腊文的，通过希腊文，他了解这是记叙托勒密及克娄巴特拉的爱情故事。从一再出现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所在的特殊位置，他找出了11个埃及字母——这件大事，发生于1822年。这是人类得知埃及有字母之始。他用这几个字母去读拿破仑部队拖倒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Rosetta）石碑。 [6] 这是一块以黑石刻成的巨型石碑，碑上共刻着三种文字：象形文、埃及文、希腊文。他毫无困难地读通了。就这样一块碑文又一块碑文地读下去，20余年工夫，他居然读通了所有发现的埃及碑文。在此20余年中，他不但读懂了所有碑文，而且还找出了古埃及的其余字母。于是，研究埃及之门，就此打开。就研究历史的历史来说，这可算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7]

·史前埃及

时代在不断进步，“埃及学”的面貌也与日更新。“埃及学”的创建者从其所发现的遗物断定，埃及的历史可上溯自旧石器时代。但是，当第一批燧石片在尼罗河谷出土时，皮特里爵士又毫不迟疑地认为，埃及文化即使建国以后，仍属草昧未开。以学识渊博著称的马伯乐就出土陶器研究，竟把埃及新石器时代的东西，推断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遗物。关于埃及历史比较有系统的说法，当自德·摩根始。他于189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沿尼罗河出土的遗物，如燧石手斧、渔叉、箭头及锥子等，按欧洲所发现的次序一一加以比较，最后推断，埃及历史当起自旧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包含了公元前10 000年至前4000年这么一段时期。新旧时代之分，主要在于石器制作之精粗。新石器时代之后，接着便是铁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花瓶、铜凿、铜钉、金器、银器等物便随即出现。

历史的巨轮不断向前推进，埃及进入了农耕时代。1901年，考古学家在拜达里（Badari）——介于开罗与凯尔奈克间的一个小镇——发掘到一批尸体。据随葬之物显示，这些人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尸体所埋之处，由于尽属干燥之沙地，不单尸体没有腐化，肠胃里的食物也原封未动。经由尸体解剖，从肠胃里发现了大麦。大麦在埃及属非野生植物，于是拜达里人在将近6000年前已知种植大麦，当属合理论断。从这一点观察，我们知道，在很早很早的年代，住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不但已战胜鳄鱼、河马，而且已斩荆棘、辟田畴、修沟渠，为埃及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所发现的种种遗物推断，史前的埃及人，自文化形态而言，半属渔猎，半属农耕；自使用工具而言，铁器时代虽已开始，但石器时代尚未结束。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已会造小艇、种五谷、织麻布、编地毯、饲家畜、制香水、打首饰、化妆、理发。至于雕刻、绘画、文字，这时也已萌芽。所雕所绘，主要为其渔猎目标。这类雕绘大都表现在陶器上。在此时期，其雕刻精品，差不多可与吉伯尔·埃尔·阿拉克的匕首相媲美。这一时期的文字，大部分尚未脱离绘画形态。除文字外，他们已会使用和苏美尔人相同的圆柱形印章。

埃及人究竟从哪里来？不得而知。据推断，埃及人一半来自非洲其他地区，即努比亚、衣索匹亚及利比亚，一半来自西亚。来自西亚的闪米特或类亚美尼亚人（Armenoid），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化。他们或为和平迁徙，或为武装侵入，此后由于长时间与当地种族互相通婚，一种新文化、一个新民族便从而诞生。据估计，埃及人以一个全新民族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时。

·古王国

公元前4000年，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就已有了政府形态。那时，沿着河流出现了许多小部落，希腊人称之为“省”（nome）。构成一个部落，大致需要如下条件：同属一个种族，同用一种图腾，同隶一个酋长，同信一种神道。

在古埃及，这些部落常视法老统御力的强弱，而决定其自治程度。由于商业的发达及战争的影响，最后这些部落便集结而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项区分，也许就是非洲土著与亚洲移民利害冲突的一种反映。这种南北朝的形势，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美尼斯王才将其统一。在埃及史上，美尼斯王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传奇人物。他自称，他统一南北朝，是奉透特大神之命。南北朝统一后，他奠都于孟斐斯，并制定法律，广行教化。一位希腊史学家这样说：“埃及人生活方式的进步，用桌凳、知仪节，皆是美尼斯教化之功。”

最耐人寻味的一点，埃及史上第一位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并不是君主、征服者，而是一位艺术家兼科学家。伊姆霍特普（Imhotep），除精通医学、建筑学外，普通常识也极为丰富。据说当时的埃及王左塞（Zoser），凡遇疑难之事，都要向他请教。因他曾以医学济众，故其死后，埃及人即奉之为神。在建筑学方面，伊姆霍特普也极有贡献。据说他曾创办过一所建筑学校，下一朝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建筑人才，论者都以为是其培植之功。据传说，由伊姆霍特普亲自策划监督完成的建筑有埃及的第一座石造宫殿，埃及最古老的一座金字塔——位于塞加拉（Sakkara）的阶梯式金字塔，这是其后无数金字塔的典型，以及左塞王的石造陵寝。今天，如果到塞加拉观光，我们还可见到这些建筑。莲柱、粉壁、凹纹、廊柱、彩陶浮雕及左塞王塑像，皆精妙无比。这些东西，直接或间接都与伊姆霍特普有关。

在埃及史上，第四王朝显得非常突出。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前朝开矿财富增值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地中海商业繁荣所致；有人认为是胡夫（Khufu）——埃及第一位法老的领导有方。 [8]

关于吉兹（Gizeh）金字塔的兴建，希罗多德有下列一段记载：

现在他们告诉我，在拉美西斯三世（Rhampsinitus）治理下，埃及人生活得富足而快乐，但胡夫即位后，一切都变了。他关闭了所有神庙……他把全埃及人当作牛马。他勒令一半人到阿拉伯去运石块，勒令另一半人把石块从尼罗河运往工地……一次动员的人，便达好几十万。每三个月一轮班，如此工作十年之久，最后完成的东西，其名就叫金字塔。

继胡夫之后的法老是海夫拉（Khafre） [9] 。在建造金字塔方面，海夫拉处处想胜过前代。

海夫拉留有一座绿玉雕像，现存开罗博物馆。从这座雕像隆起的鼻梁、炯炯的目光、傲慢的嘴唇来看，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他统治埃及长达56年，在他手上又建造了不少金字塔。

法老们为什么要造金字塔？为完成一项伟大的建筑以夸耀后世？否。他们所建的其实是他们的坟墓。金字塔的式样，即脱胎于埃及原始人的坟墓。法老的观念，与普通老百姓并无不同。他们都这样想：人死后，仍然要过日子。既要过日子，便得要有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必须安全，因为唯有安全，才能使肉身不朽。修金字塔，即在追求安全及不朽。 [10]

金字塔由若干方方整整的巨石堆成，这些巨石，一方一方地结缝，细密得几乎连水都渗不透。在所有金字塔中，以胡夫所建的最为有名。为建一座金字塔，他用过250万块巨石。这些巨石中，最重的高达150吨，平均下来每块重约两吨半。这些巨石造成之塔，占地5000万平方英尺，高481英尺。每座金字塔，除留一条很窄的通道，以便将法老尸体送入其中外，其余各处都是封得非常紧密。笔者参观金字塔时，曾随向导战战兢兢深入塔心。由于入口极窄，因此进去时，得俯伏着身体往内爬。爬了一会，忽逢石级，跟着向导拾级而上，大约爬了100多级，到达胡夫及其皇后藏骨之所。这是一个阴暗的石室，石室中心存放着石棺。石棺是用大理石做的。现在石棺破了，棺内也空无所有。这是盗墓的结果。藏得这么严、这么密、这么深，仍然不免于盗，人心未免太可怕了。

埃及人相信一种叫作“卡”（Ka，灵魂）的东西。他们说，人会死，卡却不死。它随尸体而存在，并和活人一样，要吃、要穿、要人服侍。在埃及人坟墓中，常发现衣服、食物、用具、武器，有些贵族坟墓里，甚至连厕所都有，这些东西就是为卡准备的。据说在最原始的时代，埃及人和印度人一样曾用活人殉葬。换句话说，一家之主如果死了，为了服侍其卡，其妻妾奴婢便得活生生地随他埋在地下。但是后来，基于人道观念的发展，由聪明人想出一个代替的办法：以妻妾奴婢的雕像或画像，作为活人的代替品。

或许由于时代的进步，或许由于死者的家属打经济算盘，相较于后期的埃及人坟墓，实物供给渐渐为绘画所代替。这类绘画有个专门名称，叫作陵墓艺术。陵墓艺术的题材包罗万象，有画田宅者，有画牲畜者，有画食物者，有画用具者。笔者见过两张别出心裁的绘画。一张分为四幅：一幅示耕耘，一幅示播种，一幅示收获，一幅示享用。另一张也分为四幅：一幅示公牛与母牛交配，一幅示母牛产子，一幅示肥犊待屠，一幅示牛肉上桌。另外，在拉赫特普（Rahotep）王子墓中，我们发现一片精美的石灰石浮雕，画面为王子正在享受一大桌食物。

为了保证卡不朽，埃及人除筑金字塔、做石棺材外，还发明了永远保存尸体的办法：做木乃伊。埃及人的木乃伊，做法非常奇特，今天发掘到的许多具木乃伊，为时虽数千年，然毛发肌肉俱皆完整无缺。

木乃伊如何制作？希罗多德对此有极为细致的描写：

首先，以铁钩自鼻腔钩出脑髓。脑髓除尽，却以药料注入其中。其次，用石刀把尸体剖开。剖开之处，为尸体侧面。再次，取出内脏。内脏取出后，腹腔以棕酒冲洗，撒以香料，填以没药、肉桂等物，然后加以缝合。以上手续完成，即将尸体置于天然碳酸钠溶液中。以天然碳酸钠溶液浸泡，依法不得超过70天。70天后，取出尸体，冲洗干净，然后以涂有胶质的蜡布细细包裹。包裹完毕，置于人形木匣中。密封后的人形木匣，置于坟中时，使之依壁站立。由以上程序观察，制作一具木乃伊，需要不少花费。

阿拉伯人有句谚语：“世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时间真怕金字塔？不尽然。胡夫的金字塔今天已较初建时矮了20英尺，同时，所有大理石石面也已不翼而飞。文化有如生命，一旦达到顶点，接着便会衰颓。从这个观点来看埃及古王国，胡夫是其顶点，海夫拉已见颓象，及至门卡乌拉（Menkaure）便更江河日下了。 [11]

假定把金字塔看作古王国的象征，那从金字塔的大小气派即可窥知古王国的兴衰存亡。胡夫金字塔高耸入云，外面罩的是大理石外罩。海夫拉金字塔和它相比小多了，不过这座塔的外表还不太难看，因为它外面罩的是一层花岗石。可是门卡乌拉金字塔便不行了，它不但又矮又小，而且外面罩的竟是难看无比的红砖。门卡乌拉有座雕像，把这座雕像与海夫拉雕像一比，你便会获得这种印象：门卡乌拉是个文雅柔弱的君主。 [12] 一个文雅柔弱的君主，只适于太平时间坐而论道，一旦有变，他便撑持不住了。埃及的金字塔时代，就是在门卡乌拉手里结束的。

·中古王国

埃及历代君王众多，南北朝后，埃及的统治权差不多就是由一家或一系统的人，一代代往下传，史学家称之为王朝。 [13]

古王国前面已经讲过，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中古王国。法老佩皮二世（Pepi Ⅱ）曾统治埃及长达94年。他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君主。他死后，埃及一度陷入混乱。此时，法老失去控制，诸侯纷纷据地自立。这种集权一阵、分权一阵的情形，似为历史演进的惯例。这种分权局面，大概延续了400余年。及一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式强人兴起，这种局面才告结束。他以铁腕制伏各地诸侯，集权中央，迁都底比斯，自称阿门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et Ⅰ），是为第十二王朝。在他的治理下，埃及除建筑外，一切文学艺术又创最高峰。在一块碑文中，阿门内姆哈特曾这样说：

由于我勤于农事，虔敬农神，

尼罗河两岸稻米，满坑满谷。

在我当政的年代，老百姓，

没有饥的，

没有渴的，

因为有了我，

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可是，他所获的报答却是叛乱。叛乱领导者，是他一手提拔的两个部下：塔列朗（Talleyrand）和富歇（Fouché）。不过由于他措置得宜，叛乱不久即被扑灭。在叛乱平定后，他曾这样告诫其子波洛尼厄斯（Polonius）：

来，让我说给你听。

在你将来登基之后，

若紧记住下列的话，相信对你必十分有益：

臣属一个也不可信任，

提防那些带有危险性的人，

不可单独接见任何人，

别以为他们是你弟兄，

别以为他们是你朋友，

……

睡觉时千万要警醒，

你要知道，在这种邪恶时代，

人是不可信赖的。

这可当作历来专制君主的座右铭。但为了权位，代价未免太大了。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可以说是而后4000年来，一切专制君主的典型。在他之后，埃及又出现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塞索斯特里斯一世（Senusret Ⅰ）。他修了一条运河，从尼罗河通向红海；将入侵的努比亚人赶了出去；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阿比多斯（Abydos）及凯尔奈克等地大修神庙。除十尊巨型雕像外，他还为开罗博物馆留下了不少纪念品。

另外一位塞索斯特里斯也很了不起，他不但再度逐出了入侵的努比亚人，还征服过巴勒斯坦。在逐出努比亚人后，他曾在南方边境上立了一块碑，碑上说：“强大的武力，是和平的后盾！”

阿门内姆哈特三世也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有三大功绩：第一，开运河；第二，修沟渠；第三，取消诸侯统治权，由他派专人去治理领地。在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逝世后13年，因继承人争夺王位，埃及陷于长期混乱。200年的混乱，使埃及元气大伤。内乱导致外患，西克索人一来，中古王国便寿终正寝。西克索人是西亚游牧民族，趁埃及混乱闯了进来，一方面，纵火焚城，捣毁神庙；另一方面，大肆搜刮钱财和珍宝。他们进入埃及之后便不走了，在尼罗河谷建立王朝，统治埃及达200余年。对这批统治者，史学家特称之为“牧羊君主”。

当时的几个文明古国，看起来颇像几座小岛。在这些小岛四周，尽是蛮族之海。文明代表财富和舒适，野蛮代表饥饿和忌妒。饥饿和忌妒像海浪不断冲向小岛，小岛虽筑有堤防，但一旦堤防破裂，小岛即被淹没。西克索人之于埃及，正如喀西特人之于巴比伦，高卢人之于希腊罗马，匈奴人之于意大利，蒙古人之于中国，刀俎之于鱼肉一样。但为时不久，当征服者为被征服者之膏脂所养肥时，其末日也就到了。埃及人在把他们赶走后，即建立起第十八王朝。此一王朝，使埃及无论在财富、权力和荣耀方面均远胜往昔。

·帝国

异族的入侵，不啻给埃及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埃及返老还童了。在图特摩斯一世的领导下，埃及不但足以自立，而且还远征西亚，把叙利亚沿海至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之地，尽置于统治之下。

图特摩斯一世执政了30年，在最后一段时期内，他把国事大部分交付他的爱女哈特谢普苏特执掌。图特摩斯一世死后，哈特谢普苏特的丈夫，也就是她的异母兄弟，以图特摩斯二世之名，统治了一段时期。二世死前虽曾指定其子为图特摩斯三世，但哈特谢普苏特却把小王摆在一边，自己大权独揽。

照埃及传统，埃及君主必为阿蒙（Amon）大神之子孙，也就是说他必须是男性，但哈特谢普苏特却不管这么多，为了巩固她的大权，还一度将自己神化。在她的一篇传记上，曾经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大神驾着祥光，带着异香，与其母相会。临别时，大神宣称，你将生一女，此女所具勇力智慧，必大显于世。但她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尽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男性化的偶像。从今天我们所发现的雕像中，哈特谢普苏特常被雕刻成一位战士，她胸前之双乳不但已经不见，嘴上还长满胡须。关于她的石碑每提到她时，代名词虽仍用“她”，但当称颂时，却多使用“太阳之子”“南北朝的共主”等男性专用字眼。据古史记载，哈特谢普苏特每在大庭广众中出现时，即着男装，戴假胡子。事实上，以她当时权力之大，她真可以爱做男性便做男性，爱做女性便做女性。

抛开性别不谈，就治绩而论，在所有埃及的统治者中，能够比得上她的，可说不多。对内，不必用严刑峻法，秩序便维持好了；对外，在毫无损失下，获得了和平。她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往朋特——非洲东海岸——探险。她替埃及商人找到不少新市场。她协助美化凯尔奈克，在那儿，她立了两块非常精美的石碑。她在达尔巴赫里（Derel-Bahri）继续修完了她父亲所欲修建的神庙。全国各地，凡为西克索人所破坏的神庙，她也一一加以修葺。“凡属沦为废墟者我已一一重建，”在一块石碑上，她很自豪地说，“凡因亚洲人入侵没有完工的建筑，我已使之全部完工。”最后，她为自己在尼罗河西岸的沙山上，构筑了一座庄严华美的陵寝。而后的埃及王亦步亦趋，也把他们的陵寝修建在那儿。那儿的陵寝，总计多达60余座，后人因之称那个地方为“帝王谷”。在埃及，每座城市的西端，多半为王侯将相的墓地，因此在埃及，“到西方去”就意味着“回老家”。

埃及在英明的女王统治下，22年中真可说得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哈特谢普苏特驾崩之时，其继承人即图特摩斯三世年仅22岁。这时，叙利亚人趁女王谢世，企图脱离埃及统治。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刚起事，便被22岁的年轻皇帝图特摩斯三世彻底击败。

他在女皇未薨前，早就料到叙利亚人有谋逆之心。他一即位，即率领大兵以一日20英里的强行军，通过坎塔拉（Kantara）及加沙（Gaza）要道，痛击叛军于美吉多（Megiddo）（黎巴嫩山谷中的一个小镇，为由埃及至幼发拉底河通路上的战略要点，乃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最近一次大战时英将艾伦比奋战之地）。3397年后，即1918年，英军亦以先占此地，而大败土耳其大军。图特摩斯三世乃趁大胜余威，复携大军横扫叙利亚人及其盟国。 [14]

图特摩斯三世奏凯回国，当他到达首都底比斯时，距他即位尚不足半年。雄才大略的三世，以后又打了14次很漂亮的大仗，连战连胜遂使埃及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他不但长于兵略，而且长于治术。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必留精兵把守，最重要的是，他必择最贤能之人出任地方长官。有史以来，第一个看出海权的重要性的，就是图特摩斯三世。他为埃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靠着这支海军，埃及才能紧紧掌握整个近东。由于百战百胜，三世不但获得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而且所征服之地，还有贡品源源而来。富裕产生闲暇，闲暇产生文艺，埃及文化随着帝国威势，像正午的太阳，放射出万丈光芒。

埃及在帝国时代究竟有多富？举个例子，国库在收取金银时，一次往往即达9000磅！首府底比斯的商业空前繁荣，神庙里供品堆积如山。坎塔拉最夺人心目的大广场及献礼厅，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图特摩斯三世不单雄才大略，而且多才多艺。战事平息，帝国已定，日理万机之余，他从事雕刻绘书。他所设计绘制的花瓶，据称在埃及花瓶中足可列为精品。大臣每谈到他，就像拿破仑的侍从谈到拿破仑一样：“皇帝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料事如神，乃人人尽知。但除此之外，他还能做许多东西，而且所做无不精妙。”图特摩斯三世统治埃及达32年（一说54年）。在他这个时代，埃及一直控制着整个地中海。此时埃及国势，可谓如日中天。

继图特摩斯三世之后，埃及又出了许多有名的君主。阿孟霍特普二世再度征服叙利亚奏凯归国时，他曾将其生擒的7位国王，用铁链系在所乘的舰首上。及至埃及，他又亲手以其中6位国王生祭阿蒙大神。帝国积100余年的威势，传到阿孟霍特普三世时，其富裕可说已无以复加。大英博物馆中存有一座他的雕像，从这座雕像上，我们可看出他是一个既文雅又精干的人物。在使帝国维持原有威势下，他也颇能尽情享乐。想了解阿孟霍特普三世的生活是如何的奢华，只需去看看图坦卡蒙出土的浮雕就知道了。在阿孟霍特普三世时代，底比斯可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首都。市街上堆满了由世界各地运来的货物，来此贸易的商人摩肩接踵。底比斯的建筑，伟大、堂皇、富丽，不但超越前代，而且世无其匹。乘车坐船到底比斯来观光朝贡的人，每天无可计数。到底比斯来的人，大都要去朝拜一下大神庙。大神庙金碧辉煌，其建筑之美，其所储艺术品之精之富，皆令人叹为观止。底比斯除大神庙外，有两个地方也颇值一观，那就是石柱林立的大广场和风景清幽的人工湖。这两个地方，设计之美妙，后来的罗马帝国的建筑家亦自叹不如。

埃及的文明

·农业

站立在诸王诸帝之后的，是升斗小民。撑持着庄严、华丽、巍峨的神庙、宫殿及金字塔的，是无数工人及农夫。 [15] 希罗多德约在公元前450年，对这些人有如下描写：

埃及人所获土地的收成真可说是不劳而获……他们不必犁、不必锄，就可收获到一般农夫必须辛劳才能得到的成果。他们只等待大河水涨，灌满沟渠田畴，水退后，他们遂即播种。然后赶猪下田，以便把种子踩到泥土中，当猪猡把种子踩入泥土后，他们就等着收获了……然后送谷入仓。

埃及人不但利用猪踩种入土，而且还教猿猴代摘果实。尼罗河不但给埃及的田里带来水，带来沃土，而且还在其沟渠池沼里留下不少水产动物。居民只要把蚊帐拿到池塘里一捞，便有吃不完的鱼虾。这样说来，埃及老百姓过的真是神仙日子了。其实不然。尼罗河两岸的土地，每一寸都是法老的。每一个人，其所以能使用土地，乃是出于法老的恩赐。土地也不是无偿使用，按法老规定，每年应以土地收成的10％—20％为税，按实物征收。

这些土地名义上虽属于法老，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中间人——大大小小的诸侯，腰缠万贯的富家巨室，他们都拥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农夫除供应法老外，还得供应这些大地主。诸侯及巨室所拥有的土地大小不一，但从一人可有1500头牛这一点观之，可知其数不小。埃及人的主要食物为谷类、鱼类及肉类等。一篇残简载有学童应食之物，包括：鲜肉33种，干肉48种，饮料24种。富人常以美酒佐餐，穷人也可喝到啤酒。

一般而言，大多数的埃及农夫，生活得并不怎么舒服。撇开农奴不谈，单讲身为“自由人”的农夫，应付地主及税吏之需索就够难的。下面是古埃及农夫生活的写照：

每一个农夫仅纳十分之一的税，想象中其负担似乎很轻松，但事实上则不然。麦尚未熟，虫先吃了一半。另一半成熟后，又受害于河马。加之田里的老鼠、蚱蜢、小鸟再吃，收回来的已所剩无几。其实，能收回一点，已算幸运。更倒霉的人遇到恶人半抢半偷，根本一点也拿不回来。犁朽了，耙坏了，正愁中，税吏来了，“要十分之一！”没有。没有？法老的兵丁，加上吆喝的黑人，就动手揍人，打得鼻青脸肿不算，还绳捆索绑地拖到河边。孩子被绑成一串，妻子和农夫用绳系在一块。兵丁凶狠地把农夫头下脚上持着，说一声“去”，头便被浸在水里……

这一段描写，也许稍微夸张了一点。不过，埃及农夫的日子，事实上的确不好过。他们除纳税外，还有不少徭役。修运河，筑宫道，耕公地，运石块，造金字塔，建神庙，建宫殿，可以说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工。

埃及农夫虽穷，虽苦，但还算自由，可是另一批人，情况便悲惨了。这另一批人，便是奴隶。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俘虏，一部分是负债无力偿还者。为了补充奴隶，国家有时还组织突击队攻入邻境抓人。从外国掳来的妇女儿童，有时带到市场上公开拍卖。现藏于莱登博物馆的一件浮雕，所描绘的就是埃及掳自亚洲俘虏的惨状。这些俘虏关在一个槛里，他们的手，或反绑着，或伸直绑在头后，或戴着手铐。他们的面孔，都是呆呆的，一律显得非常绝望的样子。

·工业

农业逐渐发展，就有了剩余的粮食和资金。有了剩余的粮食和资金，工商业渐次萌芽。工商业中，最先发展的是矿业。然而埃及没有矿，矿产较近且富裕的地方，是阿拉伯和努比亚。跑那么远去开矿，私人实在没那么大实力。然而，矿产在当时已成为必需品，于是，只有国营。矿业国营，在埃及一直延续了许多世纪。铜的产量微乎其微，铁来自赫梯（Hittites），金来自努比亚东海岸。公元前56年，狄奥多罗斯曾经提到过埃及的矿工，他说，年轻力壮的矿工拿着锄头、火把往下掘。掘到的矿石，由童工搬运。矿石运到石臼里，必须捣碎，除去泥沙。这捣碎和清洗的工作，是年老的男女工人的责任。

下面这段描写，是否过于夸大不得而知：

埃及的统治者，常把囚犯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囚犯，有的是俘虏，有的是罪犯，还有一些是冤屈者。囚犯中，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家人。这些人常被送到矿坑里去劳动。这种劳动，一小半是为惩罚，一大半是为榨取……这些受到强迫劳动的人，可说是很可怜的。他们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伤了无人恤，病了无人问。一年到头，皆有做不完的工作。无论老弱妇孺，都不做到精疲力竭不准休息。矿工眼前是一片黑暗，工作没有尽头，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感到生不如死。

从很早的时候起，埃及人就懂得把铜和锡熔在一块铸造青铜。青铜用处很大：造武器，剑、盔、盾，用它；造工具，车轮、转盘、辘辘、杠杆、滑车、楔子、镟床、钻子、螺钻、锯子，用它；绿玉雕刻及石棺制作，如果没有青铜，根本无法施工。埃及工人很早就会造砖、造石膏、制陶、制玻璃。用木头来造器皿，似乎更是埃及工人的专长。埃及人很早就已有木船、木车、木床、木椅乃至木棺可用。对于兽皮的利用——用来做衣服、做箭袋、做坐垫、做褥子——也发明得很早。从陵墓的浮雕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皮毛工人的制革情形。他们所用的刮刀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可以说毫无二致。

对纸草的利用，可以说是埃及人的一大特长。埃及工人不单用纸草做纸，而且还把它编成席子、坐垫、草鞋、绳子。相当精巧的工艺，像搪瓷、漆器及纺织，埃及工人也早已掌握。4000年前的一段麻织品，要辨别其为麻为丝，我们现在甚至还得借助于放大镜。史学家佩舍尔（Oscar Peschel）曾这样说：“在蒸汽机发明以前，谈工艺，我们所有的东西，几乎古埃及件件都有。同时，就制作而论，他们有些东西且较我们所制者为佳。”

古埃及的工人，除一小部分为奴隶外，大部分都是自由人。一般而言，一行就是一个阶级。在同一阶级中，子承父业，天经地义。

由于战争常带来大批俘虏，因此，许多君主便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可用。拉美西斯三世为了修建大神庙，所使用的奴工——大部为俘虏——即达11万人之多。自由工人常组成工团从事某些特种工程。工团的领袖称为工头。工头常把工作包下来分给工人去做。大英博物馆现保存着一块石板，上面记着43个工人名字，名字下书有“病”“为神牺牲”“偷懒”等，显然就是工头对于工人所作的考核。罢工很平常。罢工的原因，大部分起于工资没有按时发放。在罢工时，工人总是围着工头咆哮：“我们现在又饥又渴。我们现在没有衣服裤子。我们家里，现在没有烧的，没有吃的。赶快奏请上面——法老、爵爷或其他长官，再不发工资我们便活不下去了。”自由工人的遭遇尚且如此，无偿劳动的奴隶的情况自然更糟。据希腊史书记载，埃及曾发生过一次奴隶大暴动。暴动的奴隶，曾攻占一省。他们长期占领那一省，直到他们的所有要求获得圆满解决为止。但自此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奴隶暴动的记载了。以埃及统治者对奴工剥削之凶，竟然不闻暴动之事，其镇压手段的严酷即可想见。

埃及工程师造诣的优越，相当令人惊异。希腊人赶不上，罗马人赶不上，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人赶不上，甚至我们今天也很难说已经超过了他们。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Ⅲ）曾在法尤姆（Fayum）盆地，筑成一条长达27英里的水坝，将水导入摩里斯（Moeris）湖。这条水坝，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灌溉所需之水，同时使约2.5万英亩的沼泽全部变成了良田。

埃及人开通了由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开河时，他们经常使用爆破技术。埃及人运送重物的本领，也颇吓人。方尖碑巨石，一块往往重达千吨。这种巨石，一运往往数千里。希罗多德的记载和第十八王朝的浮雕，均曾有此显示：巨石在被润滑的巨木上被拖运。起运前必须修路，路要宽直且有一定的坡度。起运时，有挽者、扶者、推者，所需奴隶每次不下数千人。因为劳力低廉，所以机器极为罕见。在一块浮雕上，显示有800个划手，分乘27只小艇，共拖一艘大平底船，船上放着两块用作方尖碑的巨石。在尼罗河及红海上，长100英尺、宽50英尺的埃及船只，经常成群结队往来于地中海。陆上运输，先则靠人力，慢慢则用驴，最后则用马。马似乎是由西克索人带来的。古埃及没有骆驼，骆驼的出现，迟至托勒密时代才有。穷人外出，除步行外，只有划小舟。富人则可骑马，坐轿。稍晚，则会出现一种马车。这种马车很笨，因为整个重量都放在了前轴上。

埃及很早就有邮政。在一张很古的纸草纸上，曾留有如下字句：“写信给我，用邮寄。”交通一般而言均颇困难。除了有军事价值，如经加沙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道路，比较宽广外，其他均是羊肠小道。尼罗河可以行舟，但以其蜿蜒曲折，故从甲地至乙地，要走许多冤枉路。由于交通不便，商业都很原始。乡村之间交易，大都是以物易物。国际贸易，开始虽早，但发展极慢，原因是近东各国都厉行“关税壁垒政策”。古埃及远较邻近各国为富，主要有一个原因：进口者为原料，出口者为加工品。埃及盛时，叙利亚、克里特、塞浦路斯等商人来埃及者不绝于途。这时，尼罗河上，除埃及人自己的船外，腓尼基人的船也不少。

铸币尚未产生，国王发给大臣的薪饷，甚至也是实物——五谷、面包、啤酒……税收也是按实物缴纳，因此法老库里所藏的不是钱，而是从田里、店里直接征收来的东西。随着图特摩斯三世远征胜利，外国金银珠宝源源而来，在交易上开始使用金圈子、金锭子作为支付的媒介。由于缺乏铸币，每笔交易均以金子重量为标准。信用制度很早就有了高度的发展。一纸文契，即等于一笔交易或支付。这类文契，在埃及几乎遍地都是。负责书写文契的人，称之为书记。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人开始繁忙起来。

卢浮宫博物馆目前保存着一块古埃及书记的浮雕。一个蹲在地上的男子，全身几乎一丝不挂。他有两支笔，一支搁在耳上，一支拿在手上。浮雕显示他正聚精会神地为其老板工作。书记的工作很多，除书写文契外，还得作许多记录，例如：做了几个工，付了多少钱，单价多少，总价多少，是蚀，是盈，进入屠宰场的牲畜有多少头，进出的谷物共多少斤，该纳多少税……工作虽单调、琐碎、辛苦，但他们常以能凭纸张墨水为生而深感自豪。

·政府

法老和地方贵族用以维持法律秩序的主要工具，为由一般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官僚集团。据文献记载，官僚的主要工作有二：第一，查户口；第二，收赋税。官僚于每年尼罗河水涨之初，即以测水仪预测该年的丰歉。依丰歉定税收。中央把本年税收数字配赋给地方，地方再将其转配给农工商各业人民。官僚集团除收税外，还监督工商各业。就某种程度而言，埃及可算实行计划经济的滥觞。

在法律方面，无论民法、刑法，很早即已甚为完备。关于私有财产及遗赠等法，第五王朝时代，就已发展到异常精密而复杂的程度。埃及人早就有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大英博物馆中，现藏有一份世界最古的法律文件，那就是古埃及人所留下的《诉讼事实摘要》。那是一份关于遗产继承的案件，其中案情相当复杂。从这份摘要我们可看出一桩案件的进行，要经过许多繁复的程序，例如：审理、答辩、辩论、举证等。埃及人处理案件非常慎重，诉讼必以书面为之，而伪证者可处死刑。

法院分两级，酋长或诸侯领地内所设的法庭，为地方法院；中央政府所在地，如孟斐斯、底比斯或赫利奥波利斯等地所设法庭，为最高法院。为了逼供，动刑在所难免。刑罚中，打板子最为常见。较严酷者，有割鼻子、割耳朵、割舌头及断手。最厉害者，为流放、罚做矿工及死刑。死刑又分若干种，绞、斩、炮烙及最残酷的——将人活活抛在制木乃伊的一种腐蚀剂中，让其慢慢腐蚀而死！政府高级官吏犯罪，和日本所采取的方式一样，其刑罚为赐其自戕。

古埃及无警察制度，常备兵为数也极有限。埃及四周不是沙漠，就是大海，对于外来侵犯无所顾虑，不养兵不足为奇。但内部秩序的维持，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不用警察，而仅凭统治者威信，除中国外，也许就只有埃及能够办到了。

政府组织相当完善。行政首长称首相（Vizier），总理行政、司法及财政大权。首相秉承法老意旨，治理国事，同时又是贫苦大众的保护者。一座坟墓里的一块浮雕显示，一位首相清早即到民间视察疾苦，很多穷人正在向他申诉。浮雕上的字句为：“不分贵贱贫富，既来申诉均受重视。”

下面是一篇帝国时代用纸草纸所书的诏令，这篇诏令是法老颁给一位新首相的：

谕达首相：须勤于政事，须公忠为国……首相极不易为，为首相备极辛苦……勿妄自尊大，勿妄自菲薄。人民如有申诉，无论来自上埃及或下埃及，均应依法处断。用以补法律之不足者，一为习俗，一为情理……偏私，神所不容，勿论亲疏，勿分贵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首相对于王公贵人，除其言行十分在理，可以不必畏惧……（所有法规）均须尊重。

在法律上，法老是最后裁决者。任何案件，如有必要，均可呈请法老裁决。古代雕刻所显示的法老宫殿，极为威严壮观。政府各部，即设于法老殿中。法老之名原为宫殿。埃及人称宫殿——特指法老办公处所——为彼罗（Pero）。此字以希伯来文写出，即法老（Pharaoh）。

和路易十四、拿破仑及任何国家的君主一样，法老也日理万机。他若巡狩，诸侯必亲自郊迎。诸侯对法老及其扈从，除须曲意款待外，临行还要按其封疆地位之大小备上相应的礼物。一位诸侯在阿孟霍特普二世出巡时，所送的礼物即有“金银若干车，象牙及紫檀雕像若干座……古玩、珠宝无数”。所送礼物中，还有盾牌680面、青铜匕首140把。接受诸侯礼品后，法老照例有项恩赐，就是从诸侯孩子中挑选一位，带到京城去学习礼仪——不用说，这孩子是用作他父亲对法老忠诚的人质。

年高德劭的大臣，合组成咨政院（Saru），以备法老咨询。对法老而言，这样的咨政院，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照埃及人的说法，每一位法老都是天纵英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不过咨政院的咨政也有一项作用，就是随着祭师神化法老，并经常以“万岁”“圣明”等口号，来证明法老的不凡。

作为半神半人统治者的法老，其生活自然与众不同。侍候法老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中，包括总管、衣物洗浆与保管人、御厨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单以每天负责法老化妆的官员来说，便有20位：理发师只能修面与剪发，梳发师负责整饰头巾和戴上王冠，指甲师负责修剪并擦亮指甲，美容师负责喷香水、刷眼睑、涂胭脂以及口红等。有一篇墓志铭甚至提到了“化妆箱管理员、化妆眉笔管理员以及穿鞋员——负责国王的鞋子穿得合脚舒服”等侍从。养尊处优，权力无际，腐化乃属必然。为了找刺激，法老无不纵情声色。一位法老在宫中曾乘平底船，令无数美女着薄纱牵引为乐。

·道德

法老的政制和拿破仑的政制极为相似，甚至在皇族婚配上亦然。法老的结婚对象，常为其同胞姐妹。有些法老甚至以自己亲生女儿为妻！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保持皇族血统的纯洁。近亲结婚有害之说，埃及人似不以为然。近亲结婚不但实行于皇族，而且流行于民间。埃及人实行近亲结婚达数千年。据记载，2世纪时，阿尔西诺伊（Arsinoe）一地，兄妹结婚者即多达2/3。在埃及诗篇里，“哥哥”、“妹妹”与“爱人”完全同义。法老除以其姐妹或女儿为皇后外，另有许多嫔妃。这些嫔妃有些是掳来的，有些是外国进贡的，有些是王公大臣的女儿为法老所看中者。阿孟霍特普三世，就接受过一位王子的女儿及300个美女。也许是上行下效，王公贵族除元配之外，也蓄有许多妾仆。

不过，大部分埃及老百姓行的却是一夫一妻制。除因少数王朝风气淫靡外，夫妻离异者极为罕见。依埃及风俗，凡妻子与人通奸者，丈夫可以无条件和她离婚。但除通奸之外，丈夫离弃其妻子，应付相当数目的赡养费。谈到女性地位，缪勒（Max Müller）曾说：“自古及今，女性在社会上这么有地位，恐怕埃及要数第一。”据埃及文物显示，埃及女性在任何场合皆可以与男性平起平坐。她们不但可以在公共场所吃喝，而且还可在大街小巷做生意。

埃及女性的地位，有时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希腊人对于“河东狮吼”可说早已司空见惯，如苏格拉底的太太詹蒂碧（Xanthippe），但是看到埃及女性的骄悍，仍不禁惊诧不已。埃及女性多半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这些财产，生前怎么使用，临死遗赠给谁，都有其完全自由。现存的全世界最早的一份遗嘱，就是埃及第三王朝尼布桑特（Nebsent）夫人留下的，在遗嘱中，她一一说明怎么将她的土地分赠其子女。

对于政治的参与，埃及女性显然也较其他地方突出。哈特谢普苏特及克娄巴特拉两位女性跃上王座，其所作所为即和其他男性国王无异。

埃及人对于女性的看法，大致也和其他民族一样。一位道学先生曾说：

当心那来历不明的女人！看都不可去看她，别说去接近她了。她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旋涡，谁要是接近她，谁便有没顶的危险。一个丈夫不在即天天写信给人的女人会是什么好货？当心别陷入她的魔网，她在诱你犯罪！

普塔霍特普也这样教训他的儿子：

专注你的事业，美化你的房屋，爱护你的妻子。别使她饿着，别使她冻着……和睦相处，让她高兴，她会使你受益……假定你们相处不善，那你的家庭便会破败。

下面是埃及文献上留下的一位父亲教孩子如何孝顺母亲的话：

绝不可忘记你母亲的大恩……十月怀胎，备极辛苦，哺养怀抱，不辞劳瘁。为你揩屎揩尿，从无一丝厌烦。为你上学，为你备膳，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有人认为，埃及女性地位之所以崇高，和母系继承制度大有关系。埃及即使在较近年代中，也如皮特里所说：“根据婚姻的默契，丈夫的财产及其而后的收入，通通都得交付妻子掌管。”由于家庭的财产是由母亲传给女儿，为了不使权益外溢，也许这就是造成埃及兄妹结婚的一大原因。埃及母权旁落，西克索人的入侵是一大影响，因为西克索人所行的是父权制。另一种影响，是社会的变革。帝国以前的埃及社会，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农业社会，这种社会对母亲掌权有利。但帝国以后的社会便不同了，这时，是一个流动的以战争和贸易为主的商业社会。这样的社会，当然容易使父权地位提高。最后一种影响，是从希腊来的。在托勒密时代，希腊自由离婚风气，也流行于埃及社会。过去，离婚多由妻子发动，但现在则变成了丈夫的特权。不过，所谓母权旁落，一般是指上层社会而言。至于普通老百姓，母亲及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然已无过去那么崇高，但仍远居于父亲及丈夫之上。

埃及似无杀婴习俗。家庭不分贫富，均有一大群孩子。埃及没有杀婴习俗，可能基于两大原因：其一，母亲可以决定一切；其二，法律制裁严厉。根据法律规定，杀婴者，须将死婴抱持手中，站立三天三夜。

在男女关系上，女性站在主动地位。今天流传下来的情诗、情书，无论在求爱、幽会及婚姻方面，首先发动的几乎都是女性。在一封典型的埃及情书上，有着这样的语句：“我英俊的朋友，你太使我着迷了。我求你让我做你的妻子，永远替你管家。”因此，所谓害羞——指的当然不是贞操——埃及男女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均公开谈论性关系，把裸体雕像作为神庙装饰品，甚至在坟墓里也放上许多春宫画。

尼罗河畔的女孩，成熟得特别早，通常10岁即已发育完全。婚前性交，在埃及是家常便饭。在托勒密时代，女色和男色同样盛行。一位名妓的积蓄，据说足以用来建筑一座金字塔而有余。埃及的舞女和日本的艺妓一样，是上流社会的玩物，每赴堂会，皆打扮得花枝招展。埃及舞女身穿透明罗衫，腰佩珍珠宝带，手上、脚上、耳上俱有闪闪发光的金环，煞是迷人。

以美女献神，古代并不多见。但自罗马占领以后，底比斯贵族之家，即竞相以美女奉献阿蒙大神。献神之女，必称绝色，人老珠黄者，不堪侍神，退休后还可嫁人。此等女性，周旋于上流社会，颇受人尊敬。

·埃及人

观察埃及人的性格，不禁令人感到迷惘。他们有时很理想，有时很现实。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赠面包给无田可耕之人，

与名垂千古同为不朽。

大英博物馆存有一份以埃及古纸所写的阿门尼莫甫（Amenemope）座右铭。这篇座右铭约成于公元前950年：

别贪恋他人寸土，

别行经寡妇门口……

自耕自食其乐无穷。

宁食上天所赐一口，

不爱他人盗粮千钟。

宁可穷得干净，

不可富得肮脏。

粗茶淡饭心安理得，

胜于家财万贯愁眉苦脸……

柏拉图提到埃及人，有过一句名言：“雅典人爱知识，埃及人爱黄金。”柏拉图乃希腊人，这话也许存有几分偏见。不过一般而言，埃及人是很实际的。他们很像今天的美国人：喜欢大场面，喜欢建造庄严宏伟的东西，勤恳节俭，即使迷信，其出发点也是实用的。在历史上，埃及人是极端的保守派。他们虽极力求变，可是变的目标，却只在求其符合原来的老样子。埃及艺术家对于他们的古代艺术品，临摹了一遍又一遍，四五千年来，一点也不感到乏味。

从埃及人所留文物观察，埃及人的最大特色是实事求是，不发空论。埃及人的人生观，功利第一，所谓人道、良心、感情，一律都是次要的。古埃及战士，常割下所杀敌人的右手和生殖器，送去邀功，心里毫无半点愧怍。在埃及的最后几朝，由于四境宴安，天下太平，人民习于文靡，政府不修武备，以致罗马人一来，几个兵就可使全埃及就范。

从对埃及人的研究，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由于所获资料不是来自陵墓，就是来自神庙，因此，我们会觉得埃及人似乎经常都是一脸秋霜。其实，如果把目光移向塑像、浮雕及记载传说的神话故事，我们便可知道，埃及人的生活也有其轻松的一面。埃及人会玩的颇多，他们不仅喜欢斗牛、摔跤及拳击，而且也喜欢下棋、猜谜及掷骰子。宴会在埃及也颇盛行。宴会时，大酒大肉自不必说，与宴男女也都得簪花戴朵，涂香膏，洒香水。埃及儿童所享有的玩具，其种类之多，与现代相比并无多大逊色。下面几种是最普通的：小石弹、球、玩十柱戏的柱子、陀螺。

就绘画雕刻观察，埃及人一般长相为：肩宽、腰细、足平、唇厚、身材矮小、肌肉发达。埃及统治者及上层社会人士的长相和一般人略有不同，大致都高大、细长、四肢均匀、鹅蛋脸、悬胆鼻、额头高耸、双目炯炯。最突出的是其皮肤。据记载，他们生下来都是白的，后来变黑是光照的影响。即从这一点，史学家推断他们是来自亚洲而不是非洲土著。埃及上层社会人士的皮肤，还有奇怪之处。在画家笔下，男性之脸一律涂成红色，女性之脸一律涂成黄色。为什么？以合理的推断，当是受化妆习尚的影响。埃及奴仆的长相，和上述两种人又有不同。这些人大半身材短小，形态粗劣，鼻梁低，鼻窦宽，秉性聪明，行动笨拙。

埃及人的头发，黑而微曲，但不作蜷发状。妇女一律把头发剪得很短，恰像目前美国最摩登少女的发型一样。男人一律修面戴假发。为了戴假发方便，大都把头剃光。贵妇欲戴假发，也有把头发剃光者，阿肯那顿（Ikhnaton）母后泰伊（Tiy）即其显例。埃及习俗，假发的长短和社会地位成正比，因此，全国以国王的假发最长。

就埃及化妆用具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来看，埃及人可说是全世界最喜欢化妆的民族。脸上打胭脂，嘴上搽口红，头发手脚抹油，指甲涂颜色，眼部画眼圈，是一般埃及妇女常见的打扮。在比较富裕的人家，化妆品通常随人殉葬。有人在一个坟墓里曾发现7种香膏、2种胭脂。另外，凡有坟墓的地方，只要掘下去，便一定可找到镜子、剃刀、梳子、发针、粉盒等东西。现代妇女所使用的最时尚的化妆品眼影，即直接源于埃及。这项化妆品，经由阿拉伯传至西方。阿拉伯人把它叫alkohl，西方人的“酒”（alcohol）一词，即由此转义而来。埃及人所使用的香料，各种各样，有用来擦脸的，有用来擦手的，有用来擦身体的，有用来熏衣服的，有用来熏房间的。

埃及人的衣着，从最原始到最豪华，莫不具备。10岁以前，埃及儿童不分男女，都可以不穿衣裤到处乱跑。这段时期的男孩子，大半都仅戴耳环及项圈。至于女孩子，由于天生爱美，因此比男孩子多点东西，就是在腰间挂串珠子。奴隶及农夫，比孩子又多些，那就是在腰下围一块布。古王国时代，埃及人民不论男女自脐以上都全裸着，终年只穿一条窄窄的短裙。这种裙一律为白麻布做成，上至脐，下至膝。害羞是习俗的产物，古埃及人虽然裸着大半个身体，可是仍然心安理得。在第一王朝，即使大祭师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从拉诺菲（Ranofer）的雕像即可看出。

其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埃及人的服装也逐渐增加。到中古王国时代，埃及人民除那条短窄裙之外，又多了一条较宽较长的罩裙。及至帝国时代，每人不但有了上衣，而且偶尔还戴帽子。在帝国时代，穿着最神气的，是王公大臣的马夫及卫士。每当其主子外出，这些人都要全身披挂，出来鸣锣开道。

爱美可说是女人的天性。埃及女性在财富稍微允许的情形下，早就把窄裙换成了罩袍。那是一块又宽又长的布，从左肩绕至右肋，然后以带束在腰间。其后，罩袍换成了褶裙，褶裙之上，又是镶边又是绣花。再其后，衣裙时长时短，时宽时窄，埃及女性和现代女性一样，天天都在为不知道穿什么衣服而烦恼。

在埃及，不分男女，对装饰品都很喜欢。他们大都有耳环、项圈、手镯、足环、乳饰。当帝国威震地中海及西亚之际，由外国进贡来的金银珠宝，把每一个埃及人都装点得金光闪闪。从前，金银珠宝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可是现在，即使穷得给人记账的书记，也可混到一颗金质私章。埃及女性对项链似有特别嗜好。今天出土的项链，品类之繁，花样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项链，短的不说，最长的达5英尺。从第十八王朝起，埃及境内戴耳环成为一种风尚，无论老少，不分男女，通常都戴上一副耳环。对装饰的喜爱，古埃及女性与现代女性相比，程度上并不多让。令人奇怪的不是埃及女性，而是埃及男性。埃及男性喜欢打扮，几乎可与埃及女性并驾齐驱。他们和女性一样，喜欢戴戒指，戴手镯，戴项链，乃至戴耳环。

·文字

较富裕人家子弟，都有机会念书。学校附属于神庙。神庙学校与现代罗马天主教教区的附属学校相当。祭师就是教师，负责儿童基本教育。相当于现代教育部部长的职位，由一地位崇高的祭师充任，称之为“文部大臣”。考古人员曾从一个废墟中发掘到一所学校，出土贝壳多片。贝壳上所刻文字，即古代教师所编的讲义。从内容上研究，教师所教导的内容，不外从事书记及书吏所需的知识。

为了鼓励学生研究，教师说了许多读书的好处。一张古代水草纸上这样写着：“专心去求学。爱书如爱娘。”另一张上写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再一张又写着：“三百六十行，行行受人管，唯有读书人，自由似神仙。”还有一个早期冬烘先生说：“当兵苦，种田忙，只有读书最快乐；朝读书，晚读书，忧愁痛苦一笔勾。”

从帝国时代留下来的手抄教本，今天还可看到。有些抄本，仍留有老师校正的痕迹。今天的学生，看到这些抄本里那么多的错误，一定会大感安慰。当时主要的教学法，即为教本的听写，或是默写。用以书写的东西，有些是陶片，有些是灰石片。首先，教学内容大部分为商业——埃及人可说是历史上最早及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其次，为德行；再次，为规矩。

古埃及留下不少关于教学的教训。一条是：“别空想，因为空想毫无益处。”一条是：“开卷有益，不耻下问。”对学童，埃及人主张体罚。一条古训说：“孩子的耳朵，长在背上。”一位学生写信给他的老师说：“如果不是您打我的背，您的教训根本进不到我的耳里。”不过，体罚所获效果似乎有限。从一张古纸上，我们发现有位老师曾经发出这样的叹息：“吾未见学童之好书本，如好啤酒者也。”

学生受过神庙祭师所予的基本教育后，一部分升入财政部所属的学校。这是历史上创设最早的公立学校。从这种学校毕业，即进入政府机构实习。如果把官吏当作人民的公仆来看待，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也许比我们现在用选举——包括具有偏好的大众及乱糟糟的竞选演说——选出来的要强也说不定。这种利用学习、实习进而出任公职的制度，在发展上，埃及恰与巴比伦同时。

较高年级的学生，书写工具是水草纸。水草纸的经营，在埃及是一大行业。大部分古埃及文化得以保存，靠的也就是这种东西。水草纸由一种名叫水草植物的梗子做成。水草梗子割为长条，两长条交叉成十字压在一起，即成水草纸。水草纸对文化的价值有多大？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写在上面的字迹，历5000年而不朽不坏且清楚易读，便可知了。水草纸可以用胶水一张张从一张的右端和另一张的左端相连起来。这种相连起来的水草纸，可卷成一卷。因此，埃及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本一本，而是一卷一卷的。埃及的书最长的为40码，再长的没有了，因为古埃及没有好冗言的历史学家。

什么是埃及人的笔和墨？埃及人的笔是一段苇秆。把苇秆切成适当长度，然后在一端做成一把刷子样的东西。埃及人的墨，以油烟、植物胶和水调成。以这种墨写成的东西，可历数千年而不变。有了这种上好的工具，古埃及的文人便大有用武之地。今天，世界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就是以这种工具写成的。谈到文学作品，首先离不了文字，埃及人用的是什么文字？

埃及的文字，可能来自西亚。就最古的埃及文字来研究，它处处显示着闪米特的血缘。埃及的古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一个观念，用一幅图画来代表。例如房屋，埃及人叫per，表示per便画栋房子。有些观念，因为太抽象画不出，于是便只有会意。会意所采用的符号，有的是基于习惯，有的是基于少数人的创造、多数人的跟从。由会意所形成的文字，叫会意文字。埃及属于会意的文字，例如，以狮子的前半部表“权威”，以黄蜂表“忠诚”，以蝌蚪表“一千”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有些无法以图画表示的观念，凑巧和某些用图画表示的声音相似，于是遂有假借。假借是用某一幅画来表示此一观念。例如，琵琶这个象形词，埃及人读为nefer，而“好”的发音也为nofer，于是，便把这个字借来表“好”。

埃及人有时用几个象形字拼在一块，于是又形成许多同音异义字。例如，“是”，埃及人读作khopiru，而“是”字无法画出，于是，乃将发音为kho之“筛”，发音为pi之“席”，及发音为ru之“嘴”凑在一块来代表。就这样，埃及文字便形成了。文字与时俱增，最后，埃及人居然便能用这些文字来表达思想。谈到文字，我们便会联想到字母。字母可说是埃及人的一大发明。

埃及人对字母的发明，情形大略如下。以P这个字母为例，这个符号，原来的形状是房子，它的读音为Per。其后，埃及人将其略为p-r，并在p与r之间，任意插入a、e、i、o、u等母音。再其后，将r与母音通通略去，于是P字母便出现了。同样，D字母，原为手的符号。埃及人读手为dot。当o可为其他母音置换，后来又略去t与母音时，于是，就得了D字母。又同样，R字母为嘴，读ro或ru；Z字母为蛇，读zt……慢慢地，除母音外，24个子音都有了。这些字母，由埃及人传给腓尼基人，由腓尼基人带到地中海，最后，由希腊罗马传遍西方。字母可算是东方人留给西方世界的最大的文化遗产。在埃及，象形文字出现的年代，可上溯至古王国创始之际。至于字母的发明，就埃及人留在西奈半岛矿坑内的碑铭记载，最早者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之间。 [16]

不知道是愚蠢还是聪明，埃及人虽发明了字母，可是并未完全采用拼音文字。埃及文字，直到其文化式微阶段，竟仍是一个大杂烩。这种文字和现代速记学所用的符号一样，有象形文字，有会意文字，有字母拼音，还有种种辅助符号。这种大杂烩文字，对今天研究埃及学的人而言，是一种相当难以克服的障碍。但这种文字，由于多以形象作依据，也许颇宜于工商业登记账目之用也说不定。拼音文字虽然优点极多，但以英文而言，其拼法与读音差距之大，由此所造成学习上的困难，老实说并不比古埃及文字容易多少。

埃及文字的写法，一种是规规矩矩刻在石头上的“碑铭体”，一种是比较简单方便的“书写体”。书写体，由于是由祭师首先使用，然后传至民间，故又谓之“神圣体”。除以上两种外，还有一种由一般人民所创的字体，这种字体特别简略，故又有“通俗体”之称。也许是基于“古雅”观念，埃及人不刻碑铭则已，一刻碑铭书写总是用“碑铭体”。埃及文的碑铭体，可说是全世界最生动的字体。

·文学

古埃及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均以象形文字写成。这些作品，除一鳞半爪外，差不多都已失传。根据这些片断资料来谈埃及文学，难免有瞎子摸象之讥。由于岁月无情，我们可能漏掉埃及“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当我们想到所研究的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则虽属一鳞半爪，又岂非弥足珍贵？从埃及第四王朝一座大臣陵墓中，我们发现一个官衔：书藏大臣。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是管书的，但他管书的方式，究竟是像现在管理一座图书馆，还是像管理一个充满尘埃的仓库，则已不得而知。

在“金字塔资料”中，有着最古老的埃及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目前尚存者，为兴建于第五、第六王朝的5座金字塔上的石刻。 [17] 稍晚一点的，则为若干图书馆内所珍藏的水草纸卷本。这类卷本，目前皆贴有标签置于架上，以便检阅。卷本中最古的，可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

从上述卷本中，我们发现一篇故事。这篇故事，可说是后来的《水手辛巴达》及《鲁滨孙漂流记》的蓝本。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叙述自己如何乘船遇难，以及怒海余生的始末。

我现在所叙述的，是我亲身的遭遇。一天，我奉命乘船前往皇家矿场。我所乘的是一艘海船，长180英尺，宽60英尺。船上共有水手120人。这些人，全是由埃及精选出来的。这些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其心胸……比狮还壮。

船开行不久，水手预测大风暴即将来临——虽然这时一丝风暴的迹象也没有。

果然，不久海上起了风暴……御风而前，船去如飞……一浪高达八腕尺……

船翻了，其他水手无一幸存。我被一个巨浪送至一个荒岛，在那儿我足足待了3天。我最初躺在一株树下。上面所盖的，不是被子而是树阴。我很寂寞，因除了影儿外，再无人和我做伴。休息够了，我觉得饿，便起来找东西吃。

谢天谢地，岛上充满了可吃的东西。我找到了无花果，找到了葡萄，找到了韭菜，找到了鱼，找到了山鸡……

……当我生起了火，弄好了食物，我便拾起一个火把，同时将烧好的东西奉献给过往神灵。

另一个故事，极像西努希（Sinuhe）历险记。那是叙述一位大臣被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判处死刑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逃出埃及后，曾历经近东各国。半由能力，半由运气，若干年后，取得了富贵。但最后，由于思乡情切，他决心抛弃一切荣华富贵，不辞艰险奔赴家乡。

啊，大神！你助我脱离死亡，现在请再助我回归陛下（法老）。回去也许凶多吉少，但是我宁愿把我的尸骨埋葬在我所出生的地方。大神啊，请庇佑我，请降福我，请大发慈悲成全我的愿望。

最后，他果然回到了埃及。由于越过辽阔的沙漠，他全身又肮脏又疲倦。当他向法老请罪时，法老鉴于他思乡念国之心，不但赦免其罪，而且还十分优待他。

法老将我安置在一所王宫里。在那所陈设富丽的王宫内，一个澡洗下来，多年的积郁愁闷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脸刮得干干净净，发梳得亮亮光光。那一身又脏又臭的衣服，被我丢得老远，因为我现在不但有了最精致的新装，而且全身都用香膏涂满。

诸如此类的短篇故事，真可说算得上形形色色。如果把它们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神话，有传奇，有侦探小说，有罗曼史，有寓言，有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不乏神仙鬼怪、帝王公侯、佳人才子和平民百姓。最耐人寻味者，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发现古埃及人也有他们的灰姑娘：她也备受后母虐待，她也有一双天上少有、地下无双的妙脚，她也迷失了一只漂亮的拖鞋，她也有一个不但醉心于她而且无比忠诚的王子。

如果我们把古埃及的寓言童话给人看，而不说明其来源，看过的人一定会说：这是剽窃《伊索寓言》及法国拉·封丹（La Fontaine）童话而成的作品。因为他们的内容，也是以动物来表现人的言行，来使人获得教训。

其中，最动人的作品是《安纽普和白泰的故事》。下面是这篇故事的大意。安纽普和白泰是两弟兄，安是哥哥，白是弟弟。他们一道生活在乡村里，快活得像神仙一样。安后来取了妻子，但这妇人不爱哥哥而爱弟弟。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弟弟的拒绝，使嫂嫂恼羞成怒。枕边一句话：“弟弟调戏我！”于是，两弟兄便势同水火。诸神与鳄鱼知道弟弟受了委屈，都愿帮助他对付哥哥，但是白不愿意。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白除自剁一臂外，还退隐于森林之内。白深痛人心险恶，进入森林后，将自己的心取出来，放在一株耸入云霄的花树上。诸神一方面敬重白的高洁，一方面可怜他的寂寞，于是，就介绍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与他为妻。可是很不幸，这个女子太漂亮了，以致尼罗河也爱上了她。尼罗河在白的妻子洗澡时，偷了她一绺头发。这绺头发，在河上随水漂流。事有凑巧，法老正乘船出巡，看见头发拾了回去。这绺头发所散放出来的阵阵幽香，使法老深深入迷。他于是派出钦差，四处寻访这绺头发的主人。白的妻子给找到了。当她被带到法老面前时，法老惊于她的美艳，立刻将她封为皇后。消息传到白的耳里，白又羞又愤又妒。法老为除后患，特遣人到森林里去砍倒白放心的花树。树倒，花落，心坠地，白伤心而死。

埃及初期的文学作品大都和宗教有关。在诗歌方面，最早的也是金字塔上的刻石。古代诗歌大都脱不了“对偶”及“重叠”的形式，埃及诗歌自然不例外。“对偶”及“重叠”的形式，不仅埃及诗人喜欢，巴比伦、希伯来以及而后颂圣诗的作者也喜欢。由古王国进至中古王国，文学也在跟着演变。演变的趋向为宗教性的严肃作品渐少，世俗性的轻松作品渐多。《牧羊人的奇遇》，虽仅寥寥数行，实可作为中古王国时代一般作品的代表。这个故事说：“一天，一个牧羊人在郊外牧羊。由于天气炎热，于是他走到了一个池边。当他脱衣下池洗澡时，一抬头忽然看见池边站着一位天仙似的美女。这位美女已经脱得一丝不挂，头发散乱。”牧羊人在报告这事情时说：

说来你也许不信，一天，我向池塘走去……想不到池里已有一位女郎，她看上去不像食人间烟火的人，当我看到她的头发时，真使我毛发直立，因为它的颜色那样的光亮。她要我亲她，但我不敢，因为我对她感到畏惧。

埃及人的情诗情歌，既多且美。不过由于他们具有“兄妹联姻”的习惯，谈起来未免惊世骇俗。下面是《原野情歌集》中之一节。此歌可能为第十九至二十王朝时代之作品。

对岸有着我爱。

尽管鳄鱼成群，

尽管波涛汹涌，

我仍浮水而行。

勇气高过波涛，

渡河如履平地，

我爱令我坚强，

我爱令我沉醉。

爱人向我走来，

使我心花怒放。

张臂拥着我爱，

仿佛得登仙界。

轻吻我爱朱唇，

我爱醉我香津，

从此不饮啤酒，

香津比酒还醇。

我爱家有小奴，

惯常随侍身侧，

但愿化做小奴，

朝暮得亲芳泽。

埃及人早就发现诗歌有两大要素，一是音调，一是意境。在他们的观念中，诗歌似乎只要音调铿锵，意境优美，外形差一点并没有关系。埃及人的作诗技巧，可说和金字塔一样悠久。从许多古诗中可以看出，除“对偶”“重叠”外，诗人还会使用“押韵”“双关”等手法。

女性追求男性，是埃及情诗情歌一大特色。从一个卷本中，我们发现有下面这么一段：

弟是姐的花圃，

姐是弟的园丁。

种满鲜花香草，

引来泉水铮铮。

弟爱泉水明洁，

姐爱北风清凉。

姐弟相携入园，

共赏园内风光。

欢然共叙心曲，

使姐毕生难忘。

但愿月圆花好，

不饮不食无妨。

总之，埃及文学虽属零散片断，却颇为丰富。其中有尺牍，有文告，有历史，有符箓，有祷告词，有纤歌，有情歌，有战歌，有训谕，有哲学论文，有爱情小说。在埃及，可说一切文体均已具备。

有人指称，在埃及文体中，没有史诗和戏剧。关于戏剧，从一种石刻中，我们发现拉美西斯四世（Rameses Ⅳ）夸称，在一出戏中，他曾扮演俄赛里斯（Osiris）大神的捍卫者，由此可见埃及也有戏剧，只不过现已失传。至于史诗，凡到过卢克索的人，如果去参观神庙，在塔门上便可读到刻在石上那密密麻麻的诗句。这些诗句是歌颂拉美西斯二世战功的。这算不算史诗我们不知道，不过就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乏味而言，正和一般史诗不相上下。

在埃及，历史的编纂，似与其历史同寿。建国以后，斑斑可考自不待言，即使建国以前，所存史料的丰富也远非其他民族可比。法老出征，必有史官相随。史官负责记载法老出征。由于原则上只许记胜不许记败，同时关于胜利细节又可随意渲染，于是久而久之这类记载，便变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约自公元前2500年时起，埃及史学家即已作出历代列王纪。在纪中，不仅有名有姓，而且还有统治时期及每年的显著政绩。这种以时间贯穿起来的历史，发展到图特摩斯三世，文采已极可观。及至中古王国时代，埃及史学家对此陈陈相因的历史，大表不满。他们呼吁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另辟蹊径。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公元前2150年）时代，学者克克希皮尔·松布（Khekheperre Sonbu）曾说：“抛弃一切陈腔滥调，把你自己心里的话写出来！”

自远处观人，极难辨别妍蚩，研究古埃及学也一样，由于时间拉长了距离，我们也曾发生从古到今迄无变化的错觉。事实上，像近代欧洲文学一样，埃及文学不断地演变。古王国时代作品，当时人读起来相信不会有多大困难。可是由于时间一天天过去，字音变了，字义变了，文法结构也变了，于是一段时期之后，读的人便要花上若干训诂诠释的工夫才能读通。公元前14世纪，埃及产生了像但丁及乔叟一样的人物。他们叫出了“古文革命”，主张用当时的语言，来写自己的作品。阿肯那顿所著的《太阳颂》（Hymn to the Sun ），就是以当代口语写成的。新文学与古文学相比，无论就内容与形式而言都强多了。不过，一段时间过去，这种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的新文学，渐渐又变成了老八股。阿肯那顿的作品，在塞特王时代，被列为“古典文学”，那一时代的学生也须经过训诂诠释的工夫才能读通。埃及文学所走的老路，希腊走过，罗马走过，阿拉伯人走过，至今，我们也正在走。有人说过一句话：世间什么都会变，只有学者不会变。

·科学

埃及学者大部分都是祭师。他们有神庙作为靠山，生活安定，时间充裕，因此纵然受到种种迷信的包围，但终究能突破迷信，变成埃及科学的奠基者。根据祭师传说，科学是由透特大神于公元前18 000年发明，主宰地球达3000年。他是智慧的化身，由他所著的书，多达2万余册。埃及人都相信，所有有关科学的书籍，全部包括于这2万余册之内。 [18]

从有记录可考之时起，埃及数学的发展，就已非常可观，这是十分显然的事。金字塔的设计与建筑，其计算之精密周到，离开数学根本无从着手。尼罗河泛滥，是整个埃及生活之所系。为了计算及保存涨水退水的记录和清理土地的疆界，测量学与几何学应运而兴。

至于数学，约瑟夫斯（Josephus）认为是亚伯拉罕从迦勒底（Chaldea，即美索不达米亚）带到埃及的。不过，近代史学家认为，不仅数学，甚至其他学术，要说埃及是受自迦勒底的乌尔或西亚其他地方均不是不可能。

埃及人发明了一套记数法，不过这套记数法很笨。1划代表1，2划代表2，9划代表9。到了10，换个新符号。然后，2个10符号代表20，3个10符号代表30……9个10符号代表90。到了100，又换个新符号。然后，2个100符号代表200，3个100符号代表300……9个100符号代表900。到了1000，又换个新符号。及至到了100万，则画个人用手摸着头来代表。这好像说：“啊！怎么这样多？” 埃及人没有零的观念，也没有发明十进位法，也没有用十指及十趾来代表数字的观念，他们记个“999”要费27个符号。埃及人也有分数观念，不过表示分数时，总用分子是1来表示，例如：表示3/4时，他们写成1/2+1/4。对于乘法表与除法表，其历史和金字塔一样悠久。最早的数学理论，载于公元前2000至前1700年的水草纸卷本。但在那些卷本中，又曾提到某些远在500年前即已出现的数学著作。

从数学理论所举的若干的例子中，我们知道古埃及人由于对谷仓容量及田亩广袤的计算，代数观念已经萌芽。不过，埃及数学中最发达的还是几何。他们对几何的运用，不仅用来计算方圆立体，而且计算圆柱圆锥及球面。埃及人也早已知道圆周率，他们所使用的数值是3.16。4000年后的今日，我们才进步到认为圆周率是3.1416。

关于埃及人的物理化学，至今未发现任何资料。至于天文知识，埃及人所知者似乎不多。祭师认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四角有四座高山，天就是由这几座山撑着。日食月食现象，埃及人所知者，似乎不比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为多。埃及人知道的最准确的一点，是尼罗河泛滥开始的日期。由于尼罗河泛滥始于夏至之日，因此埃及人的神庙在修建的时候，特别使其神庙正面中央与夏至早晨初升太阳在同一条线上。

有人这样想，祭师对天文的知识也许相当丰富，只是一来为维持神的尊严，二来为实行愚民统治，因此不欲将其公开。历经无数世纪，为了研究天体的运行，对于某些星球的追踪，祭师保有着上千年的资料。他们能区别行星与恒星。在他们的观测记录中，竟含有五等星——这种星肉眼无法观测——的资料。还有一桩事实，证实以上的推想，即祭师制定了历法——这对人类来说，也是一桩很大的贡献。埃及人把一年分为3季，每季分为4个月。尼罗河涨水，泛滥，至水退，为第一季。播种五谷使其生长，为第二季。最后收成为第三季。

埃及人把一天分为若干小时，一月分为30天。 [19] 这种分法较阴历每月定为29.5天，计算上来得便利。为了凑足一年之数，使太阳与尼罗河泛滥吻合，他们在第12月月尾加上5天。埃及人把尼罗河河水涨得最高的一天——这天也是天狼星（一颗最亮之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由于一年只有365天——实际上应为365又1/4天——因此每4年便有一天之差。

对这项误差，埃及人始终没有设法校正。若干年后（公元前46年），希腊天文学家奉恺撒之命加以修正，即每4年加一天，于是便成举世知名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儒略是恺撒之名。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 Ⅲ）再加校正，即逢以400不能除尽的世纪年代内，令2月减少一天，于是便成目前世界所通行的格列高利历法，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阳历。今天有历可用，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对埃及人表示感谢。 [20]

埃及人会做木乃伊，可是对人体并无研究。他们以为，血管中所装的是气、水及液体。他们相信，心肝五脏为思想的中心。尽管如此，埃及人对人体主要骨骼的名称、内脏的位置及心脏的机能，还是有相当认识的。一份水草纸卷本曾有这样的记载：“血管，发于心脏，通于全身。名医置其指于头、背、手、足……对心脏的情况，皆可查知。”从这一认识到达·芬奇与哈维（Harvey）两人的见解仅是一小步，但是时间已过了3000年。

埃及人在科学方面最大的贡献，要数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医学也始于祭师，同时其起源也富有神话色彩。就一般平民百姓而言，治病大半靠符箓不靠医药。他们认为，生病是撞到了鬼，送走鬼病就会好。以感冒而言，感冒有感冒鬼。送走感冒鬼，要用下列的话：“走，走，走！感冒鬼。你来让他（病人）骨痛、头痛、七窍不舒服。走，赶快离开，滚到地上。臭鬼、臭鬼、臭鬼，赶快滚！”

埃及虽流行送鬼治病，但也产生了不少伟大的医生及医学家。他们所建立的规范，甚至连世称“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也不能不衷心服膺。埃及医学很早就有分类，有专攻产科的，有专攻胃科的，有专攻眼科的。古代埃及医学精深，即已国际知名。在波斯王居鲁士御医中，就有一位埃及医生。除专科医生外，埃及还有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顾主，多半是平民。这些医生除能治各种疑难病症外，附带还会化妆、染发、修饰皮肤手足及灭绝蚤虱等。

现在留传下来的著作中，最有名的一种叫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papyrus）——此卷本以发现者史密斯命名，长达15英尺，约为公元前1600年之物，就此卷本内容而言，称之为历史上最早的科学著作亦不为过。史密斯卷本曾载临床手术48种——从颅骨碎裂至脊椎骨挫伤，每种手术，均按很严谨的步骤进行：（1）初步诊断，（2）详细查验，（3）症状讨论，（4）再诊断，（5）判病结局，（6）治疗。最令人敬佩的是卷本作者曾以极肯定的语气说：“控制下肢的器官，不在下肢而在‘脑’部。”此等观点，即便在18世纪的医学家看来，仍属非常新颖。

埃及人所患的疾病，为数不少。就木乃伊及卷本研究，他们所患之病有：脊髓结核、动脉硬化、胆结石、天花、小儿麻痹、贫血、风湿性关节炎、麻风、痛风、乳突炎、盲肠炎、畸形性脊椎炎及软骨发育不全等。梅毒及癌症，没有发现。不过，有些从木乃伊身上找不到的疾病，如脓漏及龋齿，在后来的埃及人身上却极普遍。这也许是拜文化发展所赐吧。人类小脚趾骨的萎缩，一般多归咎于穿鞋，但古埃及人无分贵贱老幼一律赤足，而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

为了对付这些疾病，医生有着不少药性大全之类的东西。埃伯斯纸草文稿（Ebers papyrus）所开的药方，多达700余种，从治蛇咬到治产后热，无不应有尽有。卡汗水草卷本（Kahun papyrus，公元前1850年）所开的药方中，有一种极现代化的东西，那就是避孕药。

第十一王朝皇后陵寝内，发现一个药柜。柜中藏有药钵、药匙、许多丸药及草药。古埃及的处方，大半处于药物与符咒之间。一般而言，多数是两者并用。埃及人的药物极为奇异，最著名的有：蜥蜴血、天鹅耳、天鹅齿、龟脑、孕妇乳、童女便、人粪、猴粪、狗粪、狮粪、猫粪、虱粪、古书烧灰调油、腐肉、腐油等。埃及人相信，以动物油摩擦，可治秃头。诸如此类偏方，曾由埃及传至希腊，希腊传至罗马，罗马传至欧美各国。今天我们所吃的药物，不少即是尼罗河谷居民发明的。

埃及人认为，人体健康的增进，必须做到：第一，注重公共卫生； [21] 第二，男性割除包皮； [22] 第三，不断清理肠胃。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

为了预防疾病，他们（埃及人）以下列方法增进健康：灌肠、断食、呕吐等。对这些方法，有的三四天行一次，有的每天行一次。他们的理论是，吃进身体的食物，除一小部分可以滋养身体外，大部分都是废物。这些废物如不清除，久之足以使人致病。 [23]

古罗马学者普利尼相信，埃及人之所以有这种理论，可能是从朱鹭学来的。埃及人视之为神鸟，这种鸟为了对付便秘，常常自行灌肠。其所使用的灌肠器，即它那副长嘴巴。希罗多德说：“埃及人每月设法轻泻一次，每次连续3天。他们行轻泻的理论为：清除肠胃中足以致病的食物残渣，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这样做有无效果？这世界第一位文明史的作者说：“全世界最健康的是利比亚人，而埃及人的健康，仅次于利比亚人。”

·艺术

在埃及文化中，艺术可说是最为辉煌的部分。埃及人一登上历史舞台，在艺术方面就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其艺术品之瑰丽壮观，除希腊艺术差可媲美外，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埃及艺术之所以如此辉煌，第一，得益于其孤立和平的环境；第二，由于图特摩斯三世及拉美西斯二世因征服而获得大量财富。有了这两个条件，埃及人创造了很多富丽壮观的建筑、雕像以及其他艺术品。进化论者在面对埃及艺术的成就时，也许对自己的理论都会感到怀疑。

建筑 [24] 在古代艺术品中，是最为华贵的一种。埃及古代建筑，可说兼具伟大、壮观、耐久与实用诸特点。建筑的进步，启端于居室墓地的改良与修饰。埃及的居室，大部分以泥、土、木为材料。这类居室大都具有几扇日本式的雕花门窗，以及一根坚韧耐久的棕榈屋梁。

埃及人的住宅，大部分都呈现这个格局。环着居室，是一带围墙。围墙之内，是一个天井。要进入居室，得进入围墙，经由天井。比较有钱的人家，住宅之内均有花园。一些私人花园，有山有水，设计颇为精美。穷人虽没有私人花园，却有市政机关开辟的公园。一般而言，无论贫富，其住宅附近皆有花木点缀。屋内墙壁四周通常均设有帐幔。很多人家地面都铺着地毯。在古代，埃及人的习惯是不坐椅子而坐地板，古王国时代，人们吃饭时，是围着一个高仅六七英寸的餐桌蹲下来。这点可说和日本人一样，不过，日本人吃东西用筷子，而埃及人则用手。帝国时代，埃及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这时，上层社会就餐时已有椅子可坐。由于奴隶便宜，他们所吃的菜，由奴隶一道一道端上来。

由于石头昂贵，除宫殿庙宇外，老百姓很少用它来盖房子。即使贵族，他们虽有财力及机会获得石头，但也得先让法老及祭师用了再说。在阿孟霍特普三世时代，尼罗河沿岸几乎每英里都充满了石建的宫殿庙宇及陵寝。埃及人一开始就起劲地造金字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第十二王朝时代。等到赫努姆霍特普（Khnumhotep，公元前2180年）在贝尼哈桑（Beni-Hasan）依山采用柱廊形式建筑后，又开了一种新风气。其后，数以千计的柱廊式建筑，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尼罗河西岸。不过，埃及的建筑，不管是金字塔或丹达拉（Denderah）地方的哈托尔（Hathor）神庙，其巍峨壮丽，3000余年来，可说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望其项背。

廊柱式建筑的大本营，当然是凯尔奈克及卢克索。这两地的建筑，曾经过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三世、阿孟霍特普三世、赛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及自第十二至第二十二王朝诸法老苦心经营。约在公元前1300年之际，在马迪纳特哈布（Medinet-Habu）出现另一种风格的建筑，许多巨型大厦全由圆柱构成。这种阿拉伯式村庄的构筑，曾延续数世纪之久。

此外，阿比多斯的赛提一世神庙，在一片广大废墟中，显得神秘而阴森；在埃利潘蒂尼（Elephantine），小巧的赫努姆（Khnum）庙“精致幽雅，显具希腊风格”；在达尔巴赫里，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柱廊建筑，庄严华丽无与伦比；在上述柱廊建筑附近，由拉美西斯二世的建筑师及奴隶所完成的巨大石像及雕塑，不但多而且美；在菲莱（Philae），由于阿斯旺水坝的修筑，所发现的伊希斯（Isis）神庙，柱廊精美世所罕见。观察埃及建筑，一方面，由于巨石累累柱廊林立——之所以需要这么多巨石柱廊，可能是为了对抗强烈的阳光——颇不均衡、不对称，但在不均衡、不对称中却有一种远东特具的原始风格之美；另一方面，由于拱门圆顶及弓形架构的采用——这种采用，显然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美观，就此点而言，随后的希腊罗马及现代欧洲，可说均是其衣钵传人——使我们又不禁兴起庄严、崇高、富丽、伟大之感。除此之外，关于装饰图案的设计，关于水草型圆柱、莲花瓣式圆柱（lotiform columns）、复式多利安式圆柱（proto-Doric cloumns）、女像柱圆柱（Caryatid columns）、哈托尔柱头（Hathor capitals）、棕榈柱头、联窗假楼（clerestory）、楣梁（architrave） [25] 等发明，均予人以无限美感。埃及人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

埃及不仅建筑惊人，雕刻也极惊人。谈埃及雕刻，当自人面狮身像说起。据推测，这尊雕像也许是某位具有极高权威的法老——可能为海夫拉——的象征。这尊雕像不但体形巨大，而且在表情上亦颇美妙。今天的人面狮身像，尽管其鼻子及嘴唇曾有一部分为弹片削去，但此一巨构，由于技巧高超，狮这一百兽之王沉着、勇敢、猜疑、威严的特性，仍能表露无遗。对此雕像，最惊人的一点是当你对它凝视时，似乎有一丝微笑浮现在它脸上。这一丝微笑，足以显示5000年前作此雕像的艺术家及他所欲刻画的法老，对人性已有相当深度的了解。艺术品中人所艳称者，有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尊雕像，可以说就是古埃及艺术家用巨石刻成的蒙娜丽莎。

就精细方面来讲，历史上可能再没有任何一尊雕像，比得上目前尚存于开罗博物馆的那座海夫拉绿玉雕像。5000年时间，几乎什么都已剥蚀尽净，但这件艺术品，似乎原封未动。由于绿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由这座雕像所显示出来的决心、勇气、权力、智慧——是海夫拉的，同时也是作此雕像的艺术家的——至今仍活现于人们眼底。我曾经看过与前述雕像同时或稍前的左塞及门卡乌拉的雕像，前者是石灰石刻的，后者是雪花石膏制的，雕刻技巧虽佳，却不能与绿玉雕像相比。

就艺术造诣而言，艺术家为普通人所作的雕像，并不比为贵族所作的差。在普通人雕像中，书记及监工的雕像，就是最著名的。关于书记的雕像，流传于世者有若干件，每件姿态各异，作品年代亦无可稽考。刻得最佳的一件，当数卢浮宫博物馆所藏蹲着记账的那一件。 [26]

至于监工雕像，是由阿拉伯工人在塞加拉墓地中掘获。以其颇像阿拉伯地方的酋长，故人们戏称为Sheik-el-Beled，博物馆也即以此命名——其实，此雕像的真正名字是卡皮鲁（Kaapiru）。监工雕像是以木刻成，由于所用木料相当坚硬，故虽饱经岁月，仍然颇为完整。这座雕像是一中年男子，手持监工标牌，前行作发令状。其大腹便便，乃所有社会丰衣足食者的象征；其面部表情，似对其职位感到非常骄傲。就整座雕像的姿态，及其细部刻画如面部表情、衣褶等观之，作者的艺术技巧可说已臻化境。“假定由我挑选埃及艺术品参加世界艺术展览会，”马伯乐说，“我所挑的，就是这一件。”——可能有人会说海夫拉绿玉雕像比它强。

现在，让我们看看古王国时代的雕像。这个时代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拉赫特普及其妻子的雕像，有祭师拉诺菲的雕像，有费奥普斯（Phiops）王及其子的雕像，有鹰首雕像，有啤酒师傅雕像，有侏儒雕像。以上这些作品，件件都能突出个性。一般而言，早期雕刻均颇粗劣。在造型上，埃及雕刻似乎都遵循一个传统：凡属人像，其身体面部均向前方，而手足则皆向侧面；身体部分几乎千篇一律，较有变化的仅为头部；至于躯体，凡女性必苗条柔嫩，凡贵族必粗壮有力。 [27]

由于所受传统的束缚太大，艺术家在雕像方面不能充分发挥其天才，于是转而运用其精力于浮雕及绘画方面。浮雕及绘画的发展，一方面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实用的。埃及人为安慰死者，曾以大量的浮雕、绘画及雕像置于墓中。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与死者做伴，可为死者代劳。权威、传统是艺术的克星，由于雕像的制作大部分均是用之于神庙及陵墓，故艺术家除根据祭师及陵墓主人的要求去做外，根本无多大自主性。这也许就是若干世纪以来，埃及没有几件雕像可以媲美最初那几个王朝作品的原因。

到了第十二王朝时代，由于出了好几位英明的法老，艺术渐有复兴之势。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黑绿玉头像——此像技巧纯熟，对一位潜沉干练君主的特性，刻画入微；有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雕像——此像以巨石刻成，其头部姿势及面部表情，足可与历史上任何名作相媲美；有塞索斯特里斯一世雕像——此像仅存躯体，现藏开罗博物馆，其雕刻技术之精，足可与卢浮宫博物馆所藏的海克力斯（Hercules）躯体雕像相媲美。动物雕刻遍于埃及整个历史，一般均雕得栩栩如生。此时期的动物雕刻，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件：老鼠啃花生，猴子弹竖琴，警戒中的豪猪。时序降至牧羊君朝代，埃及艺术似乎进入休眠状态。此后300年中，简直找不出一件值得称道的作品。也许是物极必反，一个光辉的时代又到来了。

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图特摩斯、阿孟霍特普、拉美西斯诸法老统治下，由于国力的伸张，自叙利亚搜刮而来的财富在使宫廷神庙享受之余，无形中也使各种艺术获得了灌溉。此时期的作品，有高耸入云的图特摩斯三世及阿孟霍特普二世的巨石雕像，有充斥于神庙每个角落的雕像，有伟大女王的花岗石刻半身像——此像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图特摩斯三世的玄武岩石刻雕像——此像现藏开罗博物馆，有阿孟霍特普三世的狮身人面像——此像现藏大英博物馆，有阿肯那顿的石灰石刻坐像——此像现藏卢浮宫博物馆，有拉美西斯二世的花岗石刻雕像——此像现藏于柏林博物馆 [28] ，有法老献神跪像，有达尔巴赫里的牛刻——对此作品，马伯乐推崇道：“其与希腊罗马最佳作品相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阿孟霍特普三世的狮刻——对这一对狮子，罗斯金（John Ruskin）认为是古代艺术雕刻中的精品。有拉美西斯二世雕刻家所刻的巨人石像——此像在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乃是就一整块巨石刻成。

考古学家在特勒·埃尔－阿马纳（Tell-el-Amarna）废墟中，曾发现图特摩斯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场。那儿有阿肯那顿头部石膏模型——就此模型显示，这位以悲剧终场的君主，眉宇间充满了神秘及诗意；阿肯那顿之后，尚有奈费尔提蒂（Nofretete）的石灰石刻半身像及这位皇后美艳绝伦的头像。以上所举，只不过是此期作品的一部分。但就此部分看来，已可见其精美丰富。伟大帝国时代，一切果然不同凡响，浏览这一时期作品，令人难忘的是埃及艺术家在认真创作中所常常流露出的幽默，他们在雕刻动物、人像甚至帝王皇后肖像时，常有令人倾倒的游戏之笔。

自拉美西斯二世以后，埃及艺术家的创作力即渐告衰退。此后数百年间，所谓艺术品只不过是古代作品的翻版。在赛斯诸王时代，埃及艺术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的景象。这一时期艺术家返璞归真，大有追随古王国艺术大师之势。他们大胆采用最坚硬的石料，如玄武岩、角蛮岩、蛇纹石及绿玉等。用此等石料的雕刻品，最著名的有两件，一为蒙图米海物（Montumihait）雕像，一为秃顶人像——这两件作品，现均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赛斯时代的艺术家，对于青铜也颇感兴趣，他们用其铸成神、人及动物。提库斯切特（Tekoschet）夫人铜像及铜刻的猫与山羊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最后，波斯人来了。野蛮的波斯人，自侵入埃及后，杀人放火、捣毁神庙。埃及艺术因遭此大劫而濒临灭绝。

建筑与雕刻乃埃及艺术的主干， [29] 但假若我们把浮雕自雕刻中分出，浮雕也可自成一个单元。世界上除埃及人外，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这么热心地把其历史故事乃至民间传说，大量刻在墙上。

参观埃及浮雕，首先使我们大感惊异的是那些古怪的象形文字说明、拥挤不堪的人像以及缺乏远近比例的构图。几乎在所有浮雕中，法老都是又高又大，敌人都是又瘦又小。埃及对于人物的描画，不仅浮雕如此，很多雕刻也如此，常常是眼睛、胸脯正对前方，鼻子、脸、脚却偏向一侧。但在惊异之余，你会为那些美妙的线条及动人的画面所吸引。你看过温尼菲（Wenephe）王陵墓上所刻的鹰与蛇吗？你看过塞加拉（Sakkara）金字塔上关于左塞王（Zoser）的浮雕吗？你看过希塞尔（Hesiré）王子墓地的木质浮雕吗？你看过阿布西尔（Abusir）第五王朝墓上所刻受伤的利比亚人吗？如看过，相信它们会令你低回流连。

最后，当你被浮雕之美迷住时，你便不会感到许多浮雕故事的冗长了。以长篇故事著名的浮雕，有下列几种：图特摩斯三世及拉美西斯二世的战功，塞提一世的治迹——见阿比多斯及凯尔奈克两地的浮雕，以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对神秘之国朋特（Punt，疑即Somaliland）所派遣的远征队。在女王远征队图中，我们可以看见长船数艘扬帆南行。其所经之海，有水母、海螺和蚌。船队行抵朋特，朋特国王亲率人民在海岸恭迎。远征队离开朋特时，他们所携带之土产多达千箱。当土产上船时，朋特的脚夫一面运货，一面高叫：“注意，站稳呀，当心呀！”远征队满载而归，据图中注记，他们由朋特所带回的东西有“香料、乌木、象牙、黄金、化妆品、木材、豹皮、猿猴、狗……以及许许多多开天辟地以来埃及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船队自红海与尼罗河间之运河驶入，当其到达底比斯，他们便把所带回来之物一齐献于女王脚下。最后，我们还可看见，由远征队所带回之物，美化了整个埃及。黄金、象牙、乌木，把宫殿神庙装点得金碧辉煌。由朋特移来的花木在底比斯郊外长得茂盛非凡。看见了吗？牛在劳动之余，还可在此树阴下乘凉。以上，就是艺术家用浮雕所叙述出来的埃及历史。 [30]

浮雕，可算是雕刻与绘画之间的一座桥梁。绘画之在埃及，除托勒密诸王统治时代因受希腊影响较有发展外，其余时代均是建筑、雕刻及浮雕的附庸。绘画虽无独立地位，却无处不在。根据埃及惯例，每座雕像均加彩饰。但所加彩饰，由于无法经久保持，慢慢都看不见了。古王国时代的绘画，目前硕果仅存者只有一帧，就是画于美都姆（Medum）墓地的六只鹅。单就这帧绘画研究，我们可以断言，埃及绘画技巧，在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相当成熟。中古王国时代，埃及画家对绘画材料有了新的尝试。 [31] 这项尝试，见之于贝尼哈桑地方阿米尼及赫努姆霍特普墓地的装饰画。“羚羊及农夫”、“注视猎物的猫”，就是此种尝试的产品。这一时期的画家，除材料有所创新外，技巧也大有进步——他们已能抓住所绘物体如何才能生动的要领。

帝国时代，埃及坟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绘画。在此期间，技术精微奥妙，颜料五光十色。从住宅、庙宇、宫殿的天花板及墙壁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声有色的作品：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跃，野兽在森林里奔跑。绘于墙壁、天花板及地板上的画，画外常以几何图案或花草做框。这一时期作品，由于大部分皆在坟墓里，故有陵墓艺术之称。在陵墓艺术中，最为人所艳羡的作品，有下列几件：“舞女”、“舟中猎鸟”及“裸女”。埃及绘画和浮雕大致具有同一特色：线条美，构图差；动作的连续性，是以不同画面来表示；不讲究透视原理。在埃及，雕刻和浮雕一般都严肃而刻板，但绘画则不同。它比较轻松幽默，因此看起来足以令人心旷神怡。埃及绘画虽然缺点不少，但在东方文明世界里，除中国外，谁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埃及在其他手工艺品方面，成就也极为可观。他们做手工艺品，其卖力的程度并不亚于造金字塔及修大神庙。由于他们精于手工艺，因此，其室内陈设、身体装饰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水准都非常之高。埃及的地毯、挂毡、坐垫，编织精致，花样新奇。他们所设计的式样，不但当时的叙利亚人喜欢，就是今天世界各国，也尚在频频采用。就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遗物显示，埃及家具的制作，也极为精美。他们的床、椅、桌、凳，不但设计奇巧，而且嵌金镂玉。在同一陵墓里，我们还发现首饰盒、香料匣及花瓶。埃及人所制的花瓶，其精致与中国所制者几乎不相上下。谈到餐具，埃及人有铜盘、银盘、金盘、水晶杯、绿玉碗。这类东西，不但材料宝贵，而且制作精巧。餐具中，陶制品为数最多。埃及陶制品，自阿孟霍特普三世在底比斯别墅废墟中所出土的饮品观之，其技巧也已很可观。

埃及在中古王国及帝国时代，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故珠宝工艺也极为发达。他们用珠宝所做成的东西，有项链、王冠、戒指、手镯、镜子、胸饰、腰带、奖章等。这些东西所用的材料，有黄金、白银、玛瑙、长石、琉璃及紫石英等。和日本人一样，埃及人对生活上的小东西颇为讲究。珠宝盒上，嵌镶着精美的象牙雕刻。他们穿得不多，戴得却不少。埃及人很会过日子，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则尽情消遣。乐器是埃及人的最爱，他们所玩的乐器有琵琶、竖琴、叉铃、笛、七弦琴等。 [32]

神庙及贵族官邸均有乐队。法老宫廷设有乐官。乐官负责宫廷歌舞剧团的表演策划。直到现在，我们在古代文物中没有发现乐谱，然而，这当然只能说是尚未发现而已，因为以埃及音乐的发达程度，没有乐谱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两位乐师在古埃及的声誉，与现代歌王卡罗素（Carusos）及雷斯克（De Reszke）一样。我们会听过这样赞美他们的话：“凡是法老喜欢听的，他们都唱出来了。”

埃及艺术家之名大都湮没无闻，少数传于后世者，多半是因为他们获某著名法老、贵族及祭师的赏识。因此，我们知道的有伊姆霍特普，他是左塞法老的建筑家；艾纳尼（Ineni），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建筑家——其所作之伟大的建筑在达尔巴赫里；卜穆里（Puymre）、哈卜森伯（Hapuseneb）及森穆特（Senmut），他们是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建筑家； [33] 贝克（Bek），一位最骄傲的雕刻家，在戈蒂埃（Gautier）诗歌中会说，他的作品足使阿肯那顿不朽；阿孟霍特普及其子哈甫，是以其身为阿孟霍特普三世之建筑师而得名。阿孟霍特普可算是最幸运的一位艺术家，由于他极获法老的信任，以无穷财富供其天才发挥，故其建筑备极完美，世人因此而尊之为建筑之神。

埃及的宗教与埃及的财富，孕育并促进了埃及的艺术，同时加之帝国的腐败堕落，也扼杀了整个埃及艺术的生命。这可以说是一切文化共有的悲剧：宗教一方面给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冲动、题材及灵感，另一方面却加上种种束缚和限制。我们知道，凡富有生命的艺术品，均是发自艺术家活跃的心灵，一旦艺术家的心灵受到束缚，其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必然气息奄奄、枯燥乏味了。

·哲学

不少哲学史家一谈哲学，习惯上皆由希腊谈起。印度人深信，世界之有哲学是自印度始。中国人则说，哲学以中国的最完美，而讥笑我们肤浅。其实，可能我们都错了。因为从古埃及的断简残篇中，埃及在宗教崇拜礼仪中已有道德哲学，虽然还不成熟。希腊人有这样一句谚语：除古代不论，他们的智慧与埃及人的智慧相比，自觉仍是孩子。

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哲学著作而言，最早的要数《普塔霍特普之教训》。这篇教训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880年——比孔子、苏格拉底及释迦牟尼要早2300多年。普塔霍特普在埃及第五王朝时代，为法老的首相兼孟斐斯省长。退休后回家教子，下面所引述的，就是他写给儿子的教训。这篇教训，第十八王朝以前的学者曾译成当时的文体。

这位首相开头先向法老请求：

啊，我的至尊，臣的生命已似西山上的太阳。臣已老态龙钟，疲弱昏聩。眼也花了，耳也聋了，记性也坏了……请您让您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做一件事，把他从前从神灵从前辈所获的教训，转告他的儿子。

法老允许了他，同时告诉他，“不可过于劳神”——这一劝告对哲学家来说乃是多余的。于是普塔霍特普教训他的儿子说：

不可因略识之无而自骄。与愚夫愚妇接谈，也应具有和圣达之士交谈一样的态度。技术无止境，任何人都不能说，我的功夫天下第一。忠言比婢女在碎石堆里找到的翡翠还珍贵……宅心仁厚，人必乐与之交……谨防利口伤人……不可放言高论，无论对谁，不管其为王孙公子或市井小民，喋喋不休，均会令人生厌……

智者教子应使其顺乎神意。要子弟行正道，莫如以身作则。父慈则子孝……对听话的子弟，应奖励；对不听话的子弟，如行为越轨、言语粗鄙，应严加管束……告诉子弟，做人应堂堂正正；世间最可贵者为德行而非珍宝。

无论到任何地方，与女性交往均宜慎重……智者必爱其妻，给予房屋，给予情爱……沉静寡言，胜于废话连篇。在议会中讲话，当心受到专家的反驳。最愚蠢的人，才能无所不谈……

能者，必虚怀若谷，必言语温驯……别人谈话，不可插嘴。愤怒时不可发言。愤怒能伤人坏事，智者宜控制自己远离愤怒。

普塔霍特普所作的结论，大有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意味：

我不敢说我所说的一切，必能垂诸永久。不过，谁若能照我所说的去做，他必受人尊重。说话谨慎，行止有方……必终生受益……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心安理得的人，这是我所企望的。

在埃及思想中，这只是一面。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又发现了另外的思想。古王国时代的另一位哲人伊普维尔（Ipuwer），鉴于暴乱、饥馑、腐败，曾发出如下悲鸣：“大家都在上供，却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像叔本华一样，由于眼看社会上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他于是说：“人类的末日也许就要来临了。看，一方面，生的不生，长的不长；一方面，你争我吵，钩心斗角！”最后，他梦想着救世主的到来：

他来了，所有的火焰（社会战乱）渐趋熄灭。四处传闻，他是全人类的牧者。他心地善良，为了照料他的羊群，他整天席不暇暖。他用慧眼查出世间善恶。他以他的巨臂，扶持善人，除去恶者……但是，今天他在哪里？也许，他还在睡觉；也许，还不到他显示他大力的时候。

这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上面这段话，稍微改头换面，即可置诸希伯来人启示录中。埃及人的这类古训、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如果再进一步，即可形成希伯来的“救世主思想”（Messianism）。

从另一件水草纸卷中，我们还可发现中古王国时代人的诅咒。这种诅咒不仅那个时代有，也许每一个时代都有：

今天，我能够把我心底的话告诉谁？

兄弟靠不住，

朋友的情意也是假的。

今天，我能够把我心底的话告诉谁？

人心是这么险恶，

大家都偷偷把邻居的东西往家里搬。

今天，我能够把我心底的话告诉谁？

君子都死光了，

厚颜无耻的人四处横行。

今天，我能够把我心底的话告诉谁？

邪恶的人飞黄腾达，

大家所听得入耳的尽是虚假的话。

这位埃及诗人愤激之余，于是转而歌颂死亡：

今天死神来到我的面前，

他医好了我多年疾病，

他带我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花园。

今天死神来到我的面前，

他散发着没药的芳香，

他带我走上一艘扯满风篷的船。

今天死神来到我的面前，

他散发着莲花的芳香，

他送我到一个充满酒香的地上。

今天死神来到我的面前，

他像一股浩荡的激流，

把我从人生战场送回我的故乡。

今天死神来到我的面前，

他亲切有如家人，

接待我这个充满创伤的游子。

悲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产生“及时行乐”的思想。在莱登博物馆，有一块2200年前的石刻，其上的诗句，即是此种思想的代表。

我曾经听说，伊姆霍特普及哈德德夫都有过下面这些话语，

这些话语，蕴藏着无限真理：

如今是荒烟蔓草，

从前是高楼大厦，

再过些时，也许连荒烟蔓草也没了。

时光如果能够倒流，

我要和古人晤谈。

今人自古人口中，

可以得到许多领悟。

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

能快乐尽量快乐。

人生难活百岁，

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

有没药，洒在头上，

有丝麻，穿在身上，

有金银，戴在手上。

智者及时行乐，

傻瓜愁眉苦脸。

爱吃的，吃点，

爱穿的，穿点，

爱用的，用点。

智者及时行乐，

莫待老病缠身。

生前不求快乐，

死后永远悲哀。

金银满库无法带，

青春逝去永不来。

埃及人的悲观主义及怀疑主义，可以说是由于西克索人入侵、整个民族精神崩溃的结果。希腊沉溺于斯多葛学派及伊壁鸠鲁主义，也是同样情况下的产物。 [34]

在埃及历史上，这种思想事实上很快即告消失，因为新的希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宗教，不久又诞生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上面的诗篇所代表的只是少数敏感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看法。至于成千上万的埃及人，他们的信念是单纯的。在他们看来：神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只要对神虔敬，尽管在尘世有着痛苦悲哀，但升天后就会幸福快乐。

·宗教

埃及的一切，彻头彻尾可以说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展示埃及宗教发展，由图腾信仰至神学观念无不具备。埃及宗教的五花八门，只有罗马、印度差堪比拟。在埃及，除道德外，文学、艺术、政府，一切的一切，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研究埃及的神，便休想了解埃及的人。

照埃及人的传说，混沌初开先有天，其次便是尼罗河。天及尼罗河，便是最主要的神灵。在埃及人观念中，日月星辰诸天体，都是神灵的化身，这些神灵都是有力量、意志，能独往独来的。埃及神话传说因部落不同而异：

一种说法，天如穹隆，笼罩四野。在天之下，有一神牛。此牛即圣母哈托尔（Hathor）。圣母头顶着天，脚踏着地，胸腹上缀着万点星星。

另一种说法，天有天神，名曰斯布（Sibu）。地有地神，名曰努特（Nuit）。天神在上，地神在下。天地交合，即生万物。

众星皆神，神有大小。例如萨胡（Sahu）及索普迪特（Sopdit，亦作Orion或Sirius）就是极大的神。萨胡一日三餐，以其他诸神为食。一般而言他只吃星星不吃月亮，但偶尔他也会吞下月亮。不过，当月亮一落到他肚里，一来是由于人们的哀求，二来是由于其他神灵的逼迫，所以不久他只得又吐了出来——埃及人相信，月食就是这样形成的。

按一般传说，月亮也是神。他不但是神，而且在神中资格最老。月亮是神，太阳当然更是神。在埃及神学中，太阳是光明之父，地球为万物之母。地球之所以能产生万物。全是感受太阳精气的结果。太阳神，经常化身为神牛，每天生一次死一次。每天，黎明即生，生后即开始旅行，行程由东到西。他所乘的是一艘华丽无比的船。这艘船在太空中航行，每当到达终点，神牛即因老而死。对太阳神，还有一种传说。那就是太阳神名叫何露斯（Horus），他的化身是一只非常健壮的神鹰。他每天必从东至西横越天空飞行一次，因为整个大地均由他掌管。由于神鹰孜孜不倦地飞行，故埃及人特取之为宗教及皇室的标志。

无论在任何一种传说中，太阳总是创造之神。据说，当太阳首次光临大地的时候，大地上不是沙漠就是不毛之地。他觉得这样很难看，于是便以其无匹的精力创造了许多东西。这许多东西，就是花草、树木、牛、羊、狮、虎及人。太阳所创造的人，无论男女，最初都是非常完美的。这些人生活得很愉快。不过，当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知为什么人一天天变坏了。人类的变坏使太阳大为震怒。有几次，他的震怒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关于人类的起源，埃及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则另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人类的祖先和野兽并无二致，至于语言及其他文化，则是后来慢慢形成的——这与苏美尔部分学者的观点相同。

埃及不仅崇拜生命的源头——太阳和地球，而且崇拜一切和他们生活有关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植物是值得崇拜的——棕榈树是神，因为它在沙漠上给他们遮阴；柽柳是神，因为它给他们造成聚会休憩之所；无花果树是神，因为它的果实可给沙漠旅客充饥。照此推论下去，自然而然，黄瓜、葡萄乃至任何蔬菜尽皆是神。据说，坦（Tain）极其崇拜洋葱，指其为尼罗河畔之神，为此曾使波舒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深感不快。

埃及的动物崇拜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由于动物皆是神，神皆须塑像供入神庙，因此游埃及大神庙，常使人有置身动物园之感。埃及人对下列动物尤其崇拜：公牛、鳄鱼、鹰、母牛、鹅、山羊、猫、狗、鸡、燕、豺、蛇。由于埃及各部落各时代对这些动物皆极崇拜，所以对它们的保护不遗余力。在印度，牛因为是神物，所以可以四处遨游。在埃及，所有受人崇拜的动物，其所获得的尊重和印度的牛不相上下。埃及的神常以人身且兼具一种或数种动物为形象。例如阿蒙，有时为鹅，有时为羊；太阳神瑞（Ra），有时为蚱蜢，有时为公牛；俄赛里斯有时为公牛，有时为公羊；塞贝克（Sebek）是一只鳄鱼；何露斯是一只鹰；哈托尔是一头母牛；透特，智慧之神，是一只狒狒。由于动物崇拜，因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风俗。埃及人挑选美女给某些动物作肉体奉献。动物中经常得到这种奉献的，是被视为俄赛里斯之化身的公牛。此外，奉为神圣的公羊，也常获得这种享受。使公羊与美女交合的风俗，据普鲁塔克记载，特别盛行于门德（Mende）。动物是一种图腾，在埃及宗教史上，从头到尾可以说均为图腾思想所支配。埃及有人格化的神为时极晚，史学家都相信，埃及的人格化之神，显然是自西亚移植而来。

在埃及人心目中，公牛与公羊，不但是俄赛里斯的表征，而且是神的本体。这两种动物之所以被视为神圣，显然是因它们在作为创造力代表的性方面表现得强而有力。俄赛里斯的雕像，一般皆有这种特点：性器官刻得特别大。有些俄赛里斯的雕像，其性器官不但大，而且竟有三个之多。当埃及人迎神赛会时，像上述之俄赛里斯雕像绝不可少。在某种情形下，出于宗教上的理由，妇女还得把这类雕像带在身边。 [35]

埃及人性器崇拜之风极为普遍。这种风俗除上面所述者外，尚可见于神庙中的浮雕。在许多神庙浮雕上，所刻裸体男性，性器作勃起状者即不在少数。埃及人常以一个十字加个棒槌代表男女交合，这种符号几乎处处皆是。

宗教向前演进，最后人格化的神出现了。在埃及，与其称之为人格化的神，不如称之为神化的人。这一点，埃及和希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埃及的神也都是许多了不起的人。他们不仅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而且也会吃饭睡觉生孩子。不仅如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和人一样，还有老和死等着他们。以俄赛里斯为例，俄赛里斯乃尼罗河之神，他每年要死一次，不过死后不久又会复活。这种死而复活的说法，一说象征河水的涨落，一说象征土壤的肥瘠。俄赛里斯的一生一死，本来是很有规律的，但一次竟有另一位神把他杀死，以致他的复活遭到阻碍。俄赛里斯不再复活，显然是指尼罗河一度停止泛滥。

杀死俄赛里斯的神，名叫塞特（Seth，亦作Set或Sit）。他是一个坏神。由于他喷气如火，以致种下去的庄稼都干枯了。后来，幸而又来了一位神，推翻了塞特的统治，并救活了俄赛里斯，于是天下复告太平。俄赛里斯的复活，显然是指尼罗河又已开始泛滥。推翻塞特统治的神名叫何露斯。他是伊希斯女神的儿子。俄赛里斯是伊希斯女神的情人，他的复活就是得益于女神对他的忠心和热爱。俄赛里斯这次复活后，即上升天堂统治埃及，使之成为人间乐土。以上可算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东方神话。由东方宗教所孕育而成的神话，总是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有创造必有破坏，有盛必有衰，有兴必有亡，有善必有恶，有生必有死……

在这个神话中，伊希斯，这位伟大的母亲，一方面是俄赛里斯的姐姐，一方面又是俄赛里斯的情人。她的神通比俄赛里斯要大——这反映一般埃及妇女的地位——靠着她的忠心及热爱，死居然也被她征服了。毫无疑义，伊希斯所代表的就是肥沃的黑色三角洲。她与俄赛里斯——尼罗河结合，使埃及人有着吃不完用不尽的粮食蔬菜、鸡鸭鱼肉、布匹纸张。据传说，埃及的小麦大麦本来是野生的。人们种以为食，自伊希斯告诉俄赛里斯始。伊希斯对于埃及有着母性的慈爱，她使他生，使他长，使他成熟。她在埃及的地位，有如时母、伊什塔尔、赛比利之于亚洲；得墨忒耳之于希腊；刻瑞斯之于罗马。总之，她是本源、创造、生命、开拓、传统的象征。埃及人对于伊希斯的崇拜，是非常虔敬的。他们尊之为圣母，用一切珍珠宝贝装饰她的雕像。祭师对于她，除每天早拜晚祷外，每逢年冬——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月底，即冬至太阳回归之际——还要举行大拜拜。

对伊希斯的大拜拜，皆在何露斯庙中举行。何露斯为太阳神，乃伊希斯所生。据说，她生太阳神时是在马厩里，因此，在拜拜之日，祭师总要做出临盆产子的情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深受埃及神话影响的蛛丝马迹。据考证，早期的基督徒，曾以伊希斯及何露斯为礼拜的对象，这可以说是另一形式的圣母与圣婴。以上，瑞（Ra，南埃及称之为阿蒙）、俄赛里斯、伊希斯及何露斯诸神，在埃及算是有名的几位大神。其中，瑞、阿蒙，再加上另一位大神卜塔（Ptah），经过若干时间的演变，曾经结合为一体。除以上几位大神外，埃及还有不计其数的小神。在这些小神中，有Anubis、Shu、Tefnut、Nephthys、Ket、Nut……由于本书并非埃及封神榜，故对这些小神不具体讨论。

在埃及人观念中，甚至每位法老都是神。照例，每位法老总是阿蒙大神的子孙。他统治埃及，不仅是靠神的权柄，而且因为他是神的后代。埃及人相信，法老本来住在天上，为了治理万民才来到世间。法老的皇冠，其上是飞鹰，鹰是一种图腾，同时也是太阳神何露斯的象征；正面自法老额上突起的，是条蛇，蛇是智慧、长寿及神秘的代表。在宗教上，法老是最大的祭司，他率领万民向神礼拜。通过神，通过宗教，我们可以了解到法老不借多少武力即可统治埃及的道理。

埃及祭师具有两种作用：一、法老权威的支柱；二、社会秩序的秘密警察。利用神道设教，他们一方面扩大法老威权，一方面控制人民思想。凡为祭师，必精于种种宗教仪式及魔术。由于工作性质相似，全国祭师自然形成一个阶级。这是一个富于神秘感的特权阶级，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其职位的递嬗采用世袭方式。祭师这个阶级，一则由于法老的倚畀，再则由于沾神之光，发展得异常壮大。他们的势力，有时凌驾于诸侯甚至皇族之上。作为一个祭师，有着诸多好处：庙宇使他有着宽广的住处，供品使他有着丰美的饮食，强迫劳动轮不到他，可以不当兵，可以不纳税，可以安享庙产收益，可以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祭师也替埃及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传播文化，保存古迹，教育青年，安定社会。可是，就他所取的与他所予的两相比照，大小却很不相称。

对于埃及祭师，希罗多德这样写道：

这批人以拜神为其本务，对于下列典礼仪式，均异常熟悉……他们身上穿的一律都是麻织品。凡属上身衣服，都是新洗过的。洁净似已成为他们第二天性。衣服难看一点不要紧，但不洁净绝不能穿。每隔三天，必从头至足大刮大洗一次……他们习惯于洗凉水澡，每日要洗四次：白天两次，晚上两次。

埃及宗教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特别强调“不朽”。俄赛里斯可以死而复活，尼罗河水可以降而复涨，一切植物收割后又可再生，人当然也可不朽。埃及对人可复活的想法，由于尸体埋在干燥沙土里能历久不坏一点，益增强其信念。此种信念，一方面支配着埃及人数千年的思想，一方面进而成为基督教主张基督复活的来源。按照埃及人的想法，人体内住着一种小精灵。这种小精灵和人一模一样。他们把这种小精灵叫“卡”——一说卡就是灵魂，一说它是灵魂以外的东西。不过，不管人体也罢，卡也罢，灵魂也罢，死后均可复活。

当然，复活得具有一定的条件。复活的条件，除人死后在一定时期内要确保肉身不朽外，或者，找到俄赛里斯大神，洗清一切罪愆；或者，获得卡隆（Charon）老人的超度——但此项超度极不易得，因凡要请求超度的人，须其一生清清白白、毫无罪过。人在复活之后，便可得升天国。天国是个极乐世界，那儿的人，不愁吃，不愁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不过，要上升到天国是很难的，因为进入天国的人，均须接受俄赛里斯大神的考验。俄赛里斯大神在考验时，除详细查问外还要用天平称。称什么？称心。称心的天平，用羽毛做砝码，心里若存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心就会比羽毛重，心比羽毛重便不及格，不能复活。换句话说，也就是经不起俄赛里斯大神的考验，这样的人结局是很悲惨的。这种人得永远躺在坟墓里，在那儿不仅永远不见天日，受着饥渴的煎熬，而且还会给鳄鱼当作点心。

祭师的权威就在这里，他们说有办法可以帮助死者解脱上述困境。他们的办法，一种是尽量将食物饮料及奴仆置于墓中，使死者无饥渴劳累之苦；一种是在墓中放一些为神所爱、为鬼所怕的东西，如鱼、鹰、蛇、圣甲虫等——埃及人相信，这种虫是灵魂的代表；一种是购买《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 [36] ——由祭师以水草纸做成，上书符箓，据说有取悦甚至蒙混俄赛里斯大神之功。

埃及人相信，人死后他的灵魂便得等候俄赛里斯大神的召见。等候的时间，有的长有的短，短者数十年，长者数百年。最后当他见着俄赛里斯大神时，根据《死者之书》的教导，他应对大神作如下祷告：

啊，转动时间之轮的大神，

宇宙神秘生命的主宰，

请垂听我所做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不配做您的孩子，因为我曾使您蒙羞；

我知道您的心里充满忧愁，

因为您的孩子在尘世造过不少孽，犯过不少罪。

但神啊，请怜悯我的无知，

请宽恕我的愚昧。

请用您的圣水，洗净我的罪恶。

神啊，请让我改过自新，

我愿尽我最大的努力，

使你荣耀，使你喜悦。

根据《死者之书》，灵魂也可向俄赛里斯做出下面这种否认有罪的自白：

伟大的神，真理正义之主，我赞美您！

主啊！我来了，来到您的脚前，

在您这庄严华丽的殿中，

我要坦白说出我心底的话。

主啊，我是清白的，

我从来没有起过害人之心，

我从来没有倚富压贫，

我从来没有仗势凌人，

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文昧心钱，

我从来没有亵渎神圣，

我从来没有教唆奴隶反对主人，

我从来没有杀人、使人挨饿、让人哭泣，

我从来没有不忠不孝，

我从来没有污辱寺庙，

我从来没有侵占供品，

我从来没有在庙里与人淫邪，

我从来没有不敬神灵，

我从来没有制作假账，

我从来没有和婴儿争奶，

我从来没有毁坏鸟窠，

神啊，我是清白的，清白的，清白的。

埃及宗教可以说什么都有，只是缺了一样，那就是“道德”，而这种东西却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没有道德？可能是祭师没有时间，因为他们成天为了赚钱，忙着画符、念咒、拿妖、捉怪。虽然《死者之书》大有劝人为善之意，因为它强调，唯有为善才能上升天国。可是，这种东西一开始便已流于形式。由于祭师靠这种东西图利，因此，灵魂的得救便不在于生前行为的善恶，而在于死后买不买得起这种书，以及能不能照书上所讲的去念。在一本《死者之书》上，就公然有着这种字句：“死者照念，立可超升。”也就是说，凭嘴巴讲讲就可上天堂。埃及人极为重视符咒。符咒可以抵罪、去邪乃至升天。祭师是画符念咒的专家，需要符咒的人，可出钱向他们购买。身体不舒服，在埃及人看来，不是得病而是有鬼。去鬼就得用符咒。大病所用的符咒要请祭师，小病家里人画画念念即可。下面我们所举的，是一位妈妈为其生病孩子所念的咒语：

走，走！你这从黑暗里偷偷进来的鬼。你想亲我的孩子？不行。你想带他走？不行。不许你碰他，我已在他身上擦了香料，香料会烧你的手；我已在他身上挂了洋葱，洋葱能要你的命；我已在他脸上涂蜜，蜜在人是甜的，但在你是苦的。另外我还有伊伯都鱼的刺及鲈鱼的背，这些对你都很不利。你走，你快走！

在埃及神话里，诸神常以法术符咒相对抗。埃及术士在小说家笔下，有的能以一句咒语，便把一个湖里的水吸干；有的能以一道符箓，便能令死人复生。法老为了自己的安全，经常豢养术士。有时，法老也自信具有法术：能呼风唤雨，或使海水倒流。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符箓迷信。每家都有门神，门神能驱走邪魔，带来好运。埃及人相信，每月每日都有神道当职。神有吉凶，逢着吉神便运道亨通，逢着凶神便会倒霉。他们相信，透特月23日所生的孩子，其命不长；柯伊阿科（Choiakh）月20日所生的孩子，眼睛会瞎。

据希罗多德记载：“由于每月每日都有神道主宰，因此人生下来，是富，是穷，是夭，是寿，就已经确定了。”宿命论的流行，也许是埃及宗教不重视道德的另一原因。什么才是通往天国之路？行善并不必要，重要的是符箓斋醮以及对祭师的慷慨布施。

一位著名的埃及学学者，对埃及宗教如是说道：

这一来，人死后便处处都可遇到危险。要度过这些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祭师。祭师能画符念咒，死人得了他的符咒，安全即可获得保障。祭师的符咒种类繁多，有的能教你如何走路；有的能保护你的口；有的能保护你的头；有的能保护你的心；有的能助你保持记忆——特别是记着你的名字；有的能助你保持呼吸；有的能助你吃；有的能助你喝；有的能教你不吃自己大便；有的能教你不吃一种魔水——这种水吃后能变成火焰；有的能助你把黑夜变成白天；有的能助你驱走毒蛇；有的能助你赶走妖怪……符咒盛行，祭师发财，古代东方道德观念的不发达，这可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以上，便是所谓的埃及宗教。诗人兼异端法老阿肯那顿即位，就对这种宗教展开一次革命。但想不到这次革命，却导致了埃及帝国的大崩溃。

异端法老

公元前1380年，阿孟霍特普三世，即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承者，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去世了。继之为法老的，是其子阿孟霍特普四世，这就是历史上以阿肯那顿著名的一位君主。在特勒·埃尔·阿马纳这里我们发现了他的一尊半身雕像。从雕像可以看出，他有一副柔和的女性化的脸庞，一种敏感的诗人气质。长长的睫毛，梦似的眼光，鹅蛋形的头，加上一个瘦弱的体形，活像诗人雪莱。

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法老，几乎一即位就与崇拜阿蒙大神的宗教及执掌这个宗教大权的祭师阶级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少年君主过于纯洁，一方面祭师阶级过于腐化。我们知道，在凯尔奈克有着埃及最大的神庙，神庙中有着一大批美女。这些美女名义上是神的妾媵，实际上却是专供祭师淫乐的玩物。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位少年君主对于祭师就已不满，事实上祭师的毛病还不止如此。由于他们出卖符咒大肆敛财，倚仗神力左右官府，使用巫术愚蒙百姓，这位少年君主便感到忍无可忍了。“祭师无法无天，”他说，“先王在世已有所闻，现在，其横行不法，更愈来愈不像话了。”凭着少年人不畏一切的勇气，他于是便向阿蒙大神的宗教及祭师宣战。他指称，过去所崇奉的神道，一律都是邪神，那些繁琐的仪式，都是无意义的。他另外提出一个神道，说：“世间唯有太阳神阿吞（Aton）才是真神。”

像印度3000年后的阿克巴一样，阿肯那顿认为，唯有太阳、光和生命的来源，才真正值得崇拜。这种观念不知是否来自叙利亚，不过他所说的阿吞则与阿多尼斯毫无二致。撇开观念来源不谈，阿肯那顿对于阿吞是衷心崇拜的。为了表示他的忠诚，他甚至废掉他旧有的名字阿孟霍特普，因为其中含有阿蒙字根，改用新的名字，为阿吞所喜欢的阿肯那顿。他苦心孤诣找出过去一些歌颂一神理论的诗篇 [37] ，并精心作成一篇《太阳颂》。

《太阳颂》在埃及文学史上，是一个最长最美的诗篇：

当东方天际泛起朱霞，我们便知道您已到来。

啊，伟大的阿吞，一切生命的源头，

东方，由于您的升起，显得光芒万丈。

世界，经你略加装点，立刻容光焕发。

在宇宙间，您就是美丽，您就是光辉，您就是伟大。

您，光明的化身，大地的情人，万物的创造者，

用您的力，扶持着软弱的，

用您的爱，凝结着涣散的。

虽然，您在远方，但近处有您的鼻息，

虽然，您在高处，但低处有您的脚印。

神啊，当您没入西边天际，

大地即陷于黑暗与死寂。

人们回家，

蒙头大睡。

借着黑暗掩护，

宵小横行，

狮蛇出洞，

……

这是一个死寂的世界，

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但当您从东方升起，

世界又重见光明。

黑暗见您而远遁，

罪恶见您而匿迹。

您的光，

唤醒了大地，

人们于是忙着，

下床，

洗脸，

穿衣，

欢欣鼓舞，

迎接黎明。

牲畜在草场散步，

花木在迎风起舞，

群鸟在林中飞翔，

小羊在原野跳跃，

一切的一切，

在您的照耀下，

无不生气蓬勃。

迎着光辉的黎明，

每条路上，人来人往，

每条河中，帆樯如织。

水中的鱼，闪耀着金鳞，

跳跃着游向蓝色的海。

伟大的造物主，

您为女人造卵，

您为男人造精，

您把精卵合成一个小生命。

您对每一个小生命，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未出娘胎，您哺育他；

呱呱坠地，您安抚他；

您给他吃，

您给他穿，

您教他说话，

您教他歌唱。

伟大的造物主，

鸡雏在未破壳而出之前，

就已有了生命。

它的生命就是您赋予的。

是您，使它孵化，

是您，使它呼吸，

是您，使它破壳而出。

鸡雏出壳，

必尽力歌唱，

必尽力舞蹈，

因为它为生命欢呼。

神啊，您是无所不能的，

虽然我们看不见您，

但我们知道，您才是唯一真神。

唯有您具有如此大力，

创造大地，

创造人类，

创造牲畜，

创造天上飞的，

创造地上爬的。

神啊，您对人类的照应是多么妥帖，

您视埃及，

您视叙利亚，

您视库施（Kush），

您视任何国家都为一体。

您把每一个人都安置得恰到好处，

您使他们，

不愁吃，

不愁住，

不愁穿。

奇妙的尼罗河是您创造的，

河水的涨落也全听您的意旨而行，

因为您要它养活您的子民。

您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

啊，永生的主，

我想您的天上一定也有个尼罗河，

您那个河里的水便是光。

为了养活万民，

为了养活牲畜，

您给每一个田园，

您给每一片草地，

都用光充满。

光，使禾苗生长，

光，使草木茂盛，

光，使生命绵延。

主啊，为了划分工作与休息，

您不仅创造了昼夜，而且创造了季节。

冬天，您要人们休息，赐给他们和风；

夏天，您要人们工作，赐给他们阳光。

主啊，您住在天上，天上太远我们无法追随。

但当您每天出巡，从您身上发出的万道金光，

我们便知道，世间唯一的真神，

阿吞来了。

黎明，黄昏，又一个黎明，

您，默默地创造着一切：

您创造城市，也创造乡村；

您创造人类，也创造牲畜；

您创造道路，也创造河流。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仰望着您，

我们唯一的真主，阿吞。

神啊，您活在我心里，

对您我想没有谁比我更虔敬。

求您赐福给您的爱子，阿肯那顿。

叫他永远具有智慧。

神啊，整个世界均在您掌握之中。

因为这一切都是您创造的。

当您自东方升起，一切便充满生气，

当您自西方隐退，一切便归于死寂。

神啊，您是生命的源头，

人类没有了您，便一天也活不下去。

光明之神，美丽之神，

每天当您从东方走到西方，

都有千万只眼睛在仰望着您。

神啊，您创造了这个世界，

同时把它交付给您的爱子，

……

神啊，求您保佑您的爱子，阿肯那顿，

及他忠心的妻子奈费尔提蒂——

埃及第一夫人，

长命百岁，

永享康宁。

《太阳颂》不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篇，而且也是最早主张崇拜一神的文献，以色列的一神理论（monotheism）比它晚了700年 [38] 。阿肯那顿之所以主张一神，据布雷斯特德推断，显然是基于图特摩斯三世将地中海世界混为一统现状之反映。阿肯那顿心目中的阿吞，显然不只是埃及的神，而是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主。

阿吞观念中，值得称道之处颇多：这个神不像以前的神强调战争，强调胜利，人们之所以崇拜他，在于他是万物——人畜花草树木生命的创造者；这个神是个令人愉悦的神，他会使“小羊在原野跳跃”，“群鸟在林中飞翔”；这个神，在构想上已超出了人体形象的限制——因为发光发热的太阳能创造、孕育万物，故其本身已具有神性；这个神是颇为具体的——人们可看到他乘着光辉的火焰，每天从东到西周而复始；这个神由于无所不在，光被万物，发育万物，故他又是“爱”和“生命”的象征。基于以上种种观念，阿肯那顿最后给阿吞的综合造型，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充满爱心与和平之神。这种造型，和耶和华——万民之主是不相同的。

说来真是历史上的一大憾事，阿肯那顿基于一个统一宇宙观所创造的这个新宗教并未得到当时埃及人的接受，原因可能是这位年轻的君主太性急、太褊狭、太极端。他一开始便肯定唯有阿吞才是真神，其他都是邪神。他下令，除阿吞外，一切神的名字，无论写的刻的，都该扫除干净。他把刻有他父亲名字的100多块石碑，凡含有阿蒙这个词的部分，一律加以削平。他宣称，除宣扬阿吞外，凡宣扬其他神道均属非法。他关闭了除阿吞之外的一切神庙。他认为底比斯是充满邪神气息的城市不宜再做首都。他另在埃赫塔吞（Akhetaton）建立新都，并把新都叫作“阿吞之都”。

由于政府迁走，底比斯很快便没落了。现在繁荣起来的，是埃赫塔吞。新都充满新的建筑，充满新的艺术气氛。在新的宗教精神影响下，埃及艺术摆脱了祭师及传统的束缚，显得生气蓬勃。皮特里爵士在特勒·埃尔－阿马纳——即埃赫塔吞遗址，发掘到一个精致的“路窗”（pavement）。这个窗上所刻的鸟兽虫鱼，皆生动有致。阿肯那顿鼓励艺术家自由创作，他甚至容许他们各就各的想象所及，为阿吞大神造像。他鼓励他最欣赏的艺术家，跳出祭师及传统圈子，自由描绘自己的心灵。在阿肯那顿的鼓励下，艺术家的心灵获得了解放。他们热诚地创作，画花、画鸟、画树木、画野兽，甚至画他们的王。在他们的画笔下，这位年轻的王，是一个头型狭长、眉目清秀、温和而略带羞怯的少年。这个时期的艺术，总体上是活泼清新、精妙无比的。其精妙处，实为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所难及。

假使阿肯那顿稍微老成一点，他会明白，一个充满迷信、具有多年历史的多神教，要想一下以一个全新的自然主义的一神教来取代，是很难办到的。他应该慢慢地来，以耐心和信心，逐渐争取人们的同情及信仰。如不采用过分激烈手段，以他那个宗教所具优点之多，我们相信最后他是会胜利的。但可惜，他只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一切诉诸情感的结果，不但搞垮了他自己，而且搞垮了埃及。说到阿肯那顿，令我们想起诗人雪莱。当雪莱在牛津主教面前宣称“耶和华已寿终正寝”时，不也绝对相信真理完全站在他一边？

阿肯那顿想一脚就把祭师阶级踢开，可是他忘记了这个阶级所具有的权势。因此，当他宣称不许崇拜阿蒙为首的一切神，一开始他便处于劣势。祭师凭借着人们对阿蒙根深蒂固的崇拜，使民众对他所创立的新宗教表示怀疑。由于祭师的煽动，宫廷里的文武百官也不拥护他。

他最失策的一点是把碑上他父亲含有的阿蒙之名削去，以致给了反对者攻击他的借口。不孝，侮慢先人，在埃及是大逆不道。最可悲的是当全国上下背地里仍崇拜阿蒙，祭师正千方百计想打倒他时，他却懵然不知。

这位诗人君主，心地是很单纯善良的。他与皇后奈费尔提蒂感情甚笃，在遗留到现在的一件装饰品上，曾有他俩互相拥抱的样子。皇后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一连生出7位公主的情形下，依法他应多选嫔妃以求子嗣。可是他说，他的爱情只奉献给一个人，那就是奈费尔提蒂，他宁可绝嗣也不选嫔妃。他允准艺术家为他绘行乐图，图中所绘为他与皇后同车并由7位公主陪同出巡的场面。每逢大典，他总令皇后坐在他的旁边。他和皇后携手而坐，7位公主则环绕在他们膝下。他赠给皇后“幸福夫人”（Mistress of his Happiness）的封号，意思是一听到皇后声音他便感到快乐。一次，他曾对神发誓：“有了皇后和7个女儿我已心满意足。”

当他与皇后情爱正浓时，惊人的消息突然自叙利亚传来。 [39] 远东各属国由于赫梯人及其他蛮族的入侵而报警，埃及所派的总督纷纷请求发兵平乱。接到这些消息，阿肯那顿所感到的不是慌乱而是迟疑。他想：埃及为什么要使别的国家附属于己？驱遣埃及子弟到边远地方去送死，于心何忍？因他这一迟疑，所有属国赶走埃及所派总督之后便纷纷独立了。

阿肯那顿可能再也不会想到，他的迟疑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帝国崩溃，财政陷于枯竭，地方治安成问题，他变成了众矢之的。公元前1362年，年轻的诗人君主带着一大堆失败辞世，死时不到30岁。临死时，他的境况非常凄惨，没有权，没有钱，没有一个朋友或亲人。死后，国人用以纪念他的，是一片恶毒的咒骂。

古国沦丧

阿肯那顿死后两年，他的女婿图坦卡蒙因获祭师拥护继位为法老。他上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岳父赐给他的名字图坦卡吞更改为图坦卡蒙。其次，还都底比斯。图坦卡蒙为了讨好祭师，除宣布解除对信奉以阿蒙为首的诸神禁令外，还把所有碑文上所刻的阿吞及阿肯那顿字样削去。祭师对此犹感不足，还叫他下令：第一，将从前他岳父所改古碑恢复原状；第二，以后民间绝对不许提及阿肯那顿之名——假使有提他的必要，应以“罪魁”二字代之。除以上几件事外，图坦卡蒙再无多大作为。今天，要不是有人从他墓里发现许多珍宝，大家对他的名字，也许早已忘个一干二净。

在图坦卡蒙之后，埃及出了一位比较有名的法老，就是霍伦希布（Harmhab）。他是一位用兵的能手，依靠他，埃及又恢复了内部的和平及对外的声威。接着，塞提一世继位。塞提一世是一位英明的法老，在他的治理下，埃及又日趋繁荣富庶。像以往的许多法老一样，他曾在凯尔奈克建多柱式神庙，在阿布辛拜勒建大神庙，并把他的功绩刻成浮雕。最后，还为自己修了一座十分华美的陵墓。

不久，拉美西斯二世出场了。他是埃及古国落日的余晖。历史上的君主，像他这么多彩多姿者是颇罕见的。拉美西斯二世不但年轻、英俊、勇敢，而且还具有一副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性格。他在情场上亦是胜利者。在王位竞争上把他哥哥挤掉后，他立刻便派兵征服努比亚。有了努比亚的金矿，他随即开始组织大军远征西亚。不到3年时间，他横扫西亚，进兵巴勒斯坦，在卡迭什（Kadesh）一举击溃亚细亚联军（公元前1288年）。据史学家推断，犹太人之大量进入埃及，即是拉美西斯二世远征西亚的结果。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是战俘，小部分是移民，就是《出埃及记》（The Exodus ）上演时的主角。《出埃及记》中所指的法老，就是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辉煌的战功，给他带来了50多块记功碑、1篇史诗和数以百计的后宫佳丽。他生了100多个儿子，50多个女儿。为了“优生”，他立了好几个亲生女儿为妃。拉美西斯二世，真可说得上百子千孙。他的后裔在往后400年间，在埃及自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出现优秀的统治者。

拉美西斯二世给埃及留下了不少东西，富丽堂皇的宫殿、美轮美奂的神庙及大得吓人的巨石雕像。在他的统治下，商业非常繁盛。往来地中海及苏伊士地峡的船只，有如穿梭。他自尼罗河到红海，新开了一条运河。开此运河工程浩大，但可惜他死后不久，即为流沙所塞。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225年逝世，享年90岁。史学家评断，他的统治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所有人类史上，时间是最长的，治绩是最佳的。

在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的威权算是最高的了，但还有比他更高的，那就是祭师。君主与祭师斗法，几乎已成各国历史的公例。以拉美西斯二世如此雄才大略，尚且受制于祭师，他的继任者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君主受制于祭师，战利品及外国进贡的东西，凡是好的，都让祭师以神的名义占有了。据历史记载，此时祭师握有：奴隶10.7万人，约相当于当时埃及人口的1/30；牛羊50万头；食税169城，有的在埃及，有的在叙利亚。另外，祭师还享有一项优待，就是凡属祭师财产，一律都不纳税。

君主中，对祭师侍候得最周到的，要数拉美西斯三世。在他那个时代，对祭师除维持上述待遇之外，还得经常送礼。他送给祭师的礼物，有案可查者，有黄金3.2万两，白银100万两，粮食18.5万袋。金银是不定期的，粮食则每年非送不可。在给祭师送礼之后，拉美西斯三世往往发现，他的国库已空虚到连官吏薪俸都发不出的程度。当然，最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这样年复一年搜刮的结果，祭师日肥，百姓日瘦，有了神吃的，却没有了人吃的。

整个拉美西斯家族执政的朝代，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君主是祭师的奴隶。然而祭师意犹未尽，最后，大祭师竟公开称王实行统治。这时的埃及，整个为神权所笼罩。祭师的决定，便是神的意旨。神最喜欢的，一是宏伟的庙宇，二是丰盛的供品，而这两样都需要钱。为了供应神，全埃及的财富几乎都集中到了祭师之手。这是一笔极可观的财富，这笔财富祭师固然喜欢，而环绕埃及的许多野蛮民族也垂涎不已。

埃及四境，这时渐渐多事。过去的埃及，一来由于地处地中海交通之枢纽，二来由于其工业技术远非西方之利比亚，东方及北方之腓尼基、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所能及，因而能够称雄。可是现在情势变迁了，在埃及之外，邻近出现了亚述、巴比伦、波斯等新兴大国。这些国家无论工商技术，皆有凌驾此埃及老大帝国的趋势。腓尼基发愤图强，其以三层桨著称的战船已足以与埃及海上势力相较量。多利安人（Dorian）及阿哈伊亚人（Achaean），在征服克里特及爱琴海后（公元前1400年），已建立一个足以与埃及抗衡的商业帝国。这时，做生意的人沿地中海南岸而行，除了要爬高山、越沙漠之外，还得担心盗匪的抢劫。可是走海路便不同了。走海路，从黑海、爱琴海到特洛伊、克里特、希腊、迦太基、意大利、西班牙，省力、省时、省钱，而且平安。由于商业路线的转移，近东亦即地中海南岸诸国因此日趋没落。

地中海北岸诸国，这时如旭日东升，如春花怒放，相比之下，埃及是落寞不堪了。埃及没有了商业、金银、威望和艺术，最后，甚至没有了体面。趁着祭师的专横腐败，强邻一个接一个进来，征服、搜刮，最后使埃及沦为废墟。

公元前954年，利比亚人从西方翻山越岭而来，目的是报旧仇。公元前722年，衣索匹亚人从南方而来，目的是一雪过去被征服奴役之耻。公元前674年，亚述人从北方来，目的在于劫掠珍宝。

在埃及，足以称为回光返照的时期是萨姆提克（Psamtik），即赛斯王子之崛起。他将侵略者驱逐后，使四分五裂的埃及重归统一。在他及其几位继承人的治理下，有一段时期，埃及在建筑、雕塑、诗歌、科学、技术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又颇为可观。这在埃及史上，就是有名的“赛特文艺复兴”。但在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在康比斯率领下越过苏伊士，于是埃及的独立又告寿终正寝。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崛起于亚洲，埃及变为马其顿的一个行省 [40] 。公元前48年，恺撒进兵埃及，占领作为埃及新都的亚历山大，并与有绝世美人之称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生下一子。他们希望，这个儿子可以成为当时两大帝国的继承人。公元前30年，埃及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省。此后，埃及便不再在历史舞台上露面。

在一段时期中，埃及曾因基督教徒及穆斯林的相继到来而热闹过一段时间。415年，一名狂热的基督教徒曾把希帕蒂娅（Hypatia）拖着游街致死。650年左右，穆斯林征服埃及，除了在孟斐斯废墟上兴建开罗城外，还处处构筑城砦及圆顶教堂。不过，这些已是外来文化，和埃及之固有文化全不相干，同时，这类热闹不久也烟消云散。今天，所谓埃及，除剩一个地名之外，几乎已一无所有。埃及已非埃及人的埃及。所谓埃及人，经由无数次的征服同化，血统、语言乃至风俗习惯均已面目全非。虽然，埃及还有金字塔，然而当一个埃及的仰慕者跋千山涉万水来到埃及后，所谓的金字塔，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堆堆巨石而已。

像亚洲某些国家一样，作为亚非之间桥梁的埃及，也许还有繁荣兴盛的一天。但正如洛伦佐所唱的：“明天的事谁能预料？”就今天言今天，埃及所表现的，处处都是衰象：一大片一大片都是废墟，从乡村到城市都贫穷落后，男女老少皆缺乏生气。还有，一阵又一阵热风，卷起遍地黄沙，更使这个古国显得非常晦暗。

然而，今日的风沙所侵蚀的仅是埃及的躯体，至于埃及的灵魂，则是与世长存的。埃及的灵魂根植于埃及人所创造的文化。这些文化，包括农业的改良，冶金术的发展，工业的进步，玻璃、麻布、纸张、墨水、历法、时钟、字母、几何的发明，衣饰、住宅、家具、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训练、户口调查、和平秩序政府规模的奠定，文学、艺术、科学、医药的演进，社会正义的呼吁，一夫一妻制的实行，一神教的创始，道德论文的撰写，完善的建筑、雕塑的创造以及各式各样手工艺品（在建筑、雕塑以及手工艺品方面，其精妙至今还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埃及文化经腓尼基、叙利亚、犹太、克里特、希腊、罗马人的辗转传递，已变成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埃及给人类所留下的这笔文化遗产，虽饱经天灾人祸之损耗， [41] 但以之与其他民族所留者相比，仍然要算是最丰富的。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不受埃及文化的影响。诚如福尔（Faure）所云：“埃及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群策群力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无论就其规模或造诣上而言，都是数一数二的。”

注释

[1] 古代地理学者，如斯特拉博等，认为埃及从前是地中海的一部分。

[2] 阿拉伯语“农夫”（fellah）的复数形式。“犁”（plough）一词，由felaha一词演化而来。

[3] 狄奥多罗斯——他的话常常要打折扣——有着下列记载：“在一座很大的金字塔上，有这么一块石刻……上说，为造此塔，工人所耗的蔬菜及泻药（Purgatives）费银逾1600塔伦（合1600万美元）。”

[4]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藏有此建筑模型一座。

[5] 1899年10月3日，凯尔奈克的11根廊柱，即因受水侵蚀而坠毁。

[6]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7] 对罗塞塔碑文的解译，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Akerblad）于1802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于1814年，均有助于它的阐明。

[8] 即希罗多德所说的“Cheops”，约生活于公元前3098年至前3075年。

[9] 即希罗多德所说的“Chephren”，约生活于公元前3067年至前3011年。

[10] “金字塔”（pyramid）一词，系来自埃及语“高度”（pi-re-mus），而非来自希腊语“火”（pyr）。

[11] 即希罗多德所说的“Mycerinus”，约生活于公元前3011年至前2988年。

[12] 门卡乌拉及其皇后雕像，现藏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

[13] 史学家为了便于记忆，曾将王朝分为四个时期：（1）古王国——第一至第六王朝（公元前3500—前2631年），接着一个混乱时期；（2）中古王国——第十一至第十四王朝（公元前2375—前1800年），接着一个混乱时期；（3）帝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580—前1100年），接着一个分裂对抗时期；（4）塞特王时代——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3—前525年）。以上数字，除最后一个外，全属概数。前面各数字，上下相差往往达数世纪。

[14] 艾伦比前后攻占两次，均获同一结果。拿破仑试行攻占，但未成功。

[15] 公元前4世纪，埃及人口估计约为700万人。

[16] 马斯顿（Charles Marston）就其近年在巴勒斯坦研究所获，认为字母是闪米特人发明的。他以为发明字母者可能即亚伯拉罕。

[17] 布雷斯特德及一部分学者，曾将最近于埃及中古王国时期达官贵人棺木内发现的题字，汇成一卷，名为“棺木资料”（Coffin Texts）。

[18] 据扬布利科斯（Iamblichus）、曼内托（Manetho）等埃及史学家估计，透特大神的著作，计达3.6万卷。希腊称透特为Hermes Trismegistus，意即“神的使者”。

[19] 水钟来源甚古，据称也为透特大神所创。现存埃及古钟，是图特摩斯三世时代之物，现藏柏林博物馆。此钟由一木条及一十字架构成。木条上分六部分，即时辰。十字架投影于木条上，即可表示时间的早晚。

[20] 以埃及历法为准，随日升起的天狼星，每4年慢一日，则1460年后，即误差365日。换言之，当天狼星行一周天（Sothic cycle），如埃及人所称，则它与埃及历即“纸历”（Paper Calendar）又可互相吻合。

据拉丁学者的研究，139 年天狼星与埃及历一度吻合，以每隔1460 年吻合一次推算，再度吻合之年当为公元前1321、前2781、前4241……各年。另因，埃及建历显系以1 月1 日与天狼星吻合之年为准，故依天狼星可确定埃及建历之年。

最早提到历法的，是第四王朝金字塔上一块有关宗教资料的石刻。由于此一王朝毫无疑义远较公元前1321年为早，故可断定埃及历法之建立当在公元前2781或前4241或较此更早的年代。

过去，大家一度认为公元前4241年为埃及建立历法的一年，但沙夫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应以公元前2781年较有可能。这一来，一上一下便有三四百年的误差。

由于这个问题尚有争论，在未获结论前，本书所采用的资料暂以《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为依据。

[21] 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个由铜质排水管所构成的下水道系统。

[22] 古墓中有着有关此一习俗的充分证据。

[23] 一句古老的格言是：我们赖以维生者，不过我们所吃的1/4；医生赖以维生者，则为我们所吃的3/4。

[24] 古王国时代的建筑，参阅本章第1节。

[25] 联窗假楼，是沿屋顶四周，以一系列窗棂构成。楣梁，为柱头线盘下面的部分。

[26] 参阅本章第3节第2段。其他书记的雕像，有的现藏开罗博物馆，有的现藏柏林博物馆。

[27] 能突破此一传统的作品，仅有监工雕像及书记雕像。

[28] 一位埃及政治家，在参观欧洲各大博物馆后，不禁叫出：“看你们抢了我们多少东西！”

[29] 雕刻一词，就其通义而言，概指一切所雕刻的艺术品。但在此，我们提雕刻，是用以专指所刻者为立体的东西而言。至于部分或背景，与平面相连的雕刻，我们特称之为浮雕。

[30] 此浮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第十二埃及文物室有摹本。

[31] 此时期的埃及画家，曾尝试以颜料混合胶水、蛋黄、蛋白作画。

[32] 琵琶为一种弦乐器，用弦绷于狭长之木上而成。叉铃，乐器之一，用绳系若干金属圆盘为之。

[33] 森穆特极受女王赏识，女王曾对他说：“你是全埃及最伟大中之最伟大的。”这虽是一句普通赞美话，但用于他，则甚恰当。

[34] 伊普维尔说：“战争绝对有害无益。”

[35] 同类风俗，见于印度。

[36] 《死者之书》书名是德国著名考古学家累普济乌斯（Karl Richard Lepsius）所取的。这种书藏于坟墓之中，目前发现者达2000多卷。书中所载全为符箓，据说，死者持此即可上升天国。埃及人叫《死者之书》为“Coming Forth（from death）by Day”，有“早日超生”之意。《死者之书》成书年代，大部分可追溯至金字塔时代。埃及人相信，这种东西是智慧之神透特创始。《死者之书》在赫利奥波利斯被发现，据称，其上的确“充满神迹”。据说，约西亚（Josiah）在犹太亦曾发现类似的东西。参阅本书第12章第5节。

[37] 在阿孟霍特普三世时代，建筑师苏提（Suti）及郝尔（Hor）曾合作过一首歌颂太阳唯一真神的诗篇，并把它刻在一块石碑上。这块碑目前存于大英博物馆。在埃及很早就有称太阳神为Amon-Ra的习惯，Amon-Ra意即最伟大崇高之神，不过，其意仍仅仅限于埃及人所崇拜之神而已。

[38] 《太阳颂》与希伯来人的《颂圣诗》，相似之点极多。希伯来人的观念，显然曾受埃及人的影响。

[39] 1893年，皮特里爵士在特勒·埃尔·阿马纳发现350余块楔文书简。这些书简，大部分均是东方总督对阿肯那顿所作的告急文书。

[40] 传统埃及文化史，均指托勒密诸王及恺撒时代，留在后面叙述。

[41] 底比斯毁于公元前27年的一次大地震。

第三章 巴比伦

从汉谟拉比到尼布甲尼撒

文明有如生命，要生存必须和死亡不断斗争。生命和死亡斗争的方法，最巧妙的就是新陈代谢——不断创造新细胞，不断创造新生命。世界上，许多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是由于它们不断开创新境，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巴比伦及犹太文明是乌尔文明的新鲜血液；尼尼微文明是巴比伦文明的新鲜血液；波斯波利斯、萨迪斯（Sardis）、米利都等文明，是尼尼微文明的新鲜血液；埃及、克里特、希腊、罗马等文明，是乌尔以后各种文明的新鲜血液。

今天，凡是去巴比伦遗址参观的人，差不多都会这样想：沿幼发拉底河这一片干燥的荒丘，竟会是一个拥有璀璨文化富强古国的首都所在地？但历史斑斑可考，巴比伦创造了天文学，丰富了医学，建立了语言学，制定了第一部伟大法典。希腊人从这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这里学到了神学，并将之弘扬于世；阿拉伯人从这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之影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但站立在静静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畔，实在令人有点不相信，这儿会是苏美尔、阿卡德及巴比伦文明的摇篮，而所谓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就是在这里。

事实上今天这里流淌的，已非往昔的那些河流。当然这不仅是“涉足于水，抽足复入，已非前水”的问题，而是河流曾经多次改道，以致形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这两条河，不但从南到北数千英里有舟楫之利，而且在其南端每年也有天然泛滥，形成沃土以利农耕。不过，这两条河的泛滥，不在夏天而在春天。因为巴比伦除冬季之外，5月至11月间完全无雨。这一带地区，一旦河流不再泛滥，转眼就会变成不毛之地。古巴比伦之所以成为闪米特传说中的伊甸园、西亚的谷仓 [1] ，人力之外，主要是靠河流的定期泛滥。

就历史文化及人类血统方面分析，巴比伦是阿卡德人及苏美尔人的综合产物。巴比伦具有阿卡德人的血缘，但其文明却充满苏美尔人的形态。

巴比伦历史的开端者，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他是法律秩序的创造者，一共统治巴比伦43年。根据历史文献的描绘，汉谟拉比是一位聪明绝顶、脾气火暴的青年。他率领部队，翻山越岭，来去如风。他一生打过很多次仗，每战必胜。他对敌人或叛逆，手段非常残酷，五马分尸是他最喜欢的方式。汉谟拉比以铁腕制服了两河流域诸小邦，同时公布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于1902年在苏萨出土，条文刻于绿玉圆柱之上。此绿玉圆柱，曾于公元前1100年以战利品流入埃兰。 [2]

像摩西的“十诫”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是天赐的。绿玉圆柱的一端，刻有“《汉谟拉比法典》谨受于太阳神沙玛什”字样。下面是法典的前言，这些话说得神乎其神：

当神圣庄严的众神之王安努（Anu），与皇天后土的主宰兼巴比伦命运决定者贝勒（Bel），伴同马尔杜克（Marduk），对全人类进行统治时……当诸神郑重提及巴比伦之名时，当诸神就全世界特别选定巴比伦，并于其上建立1万年不拔之基的王国时，安努及贝勒叫道：汉谟拉比，值得赞美的人君，诸神的虔敬者，你当使正义广被四方，你当铲除邪恶，你当抑强扶弱……你当教化万民，你当增进万民福祉。汉谟拉比，贝勒指着我的名字说，你使巴比伦繁荣昌盛；你敬奉尼普尔及杜里努（Durilu）……你保全了乌鲁克（Uruk）的全城生命；你使百姓用水无缺……你美化了博尔西珀（Borsippa）大城……你为乌拉什（Urash）储藏粮食……你满足了百姓的需要；你保全了巴比伦的生命财产，你确是我们的忠心奴仆，你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深感高兴。

在这篇前言中，有些话，例如法律之目的在“抑强扶弱”、“教化万民”和“增进万民福祉”，在近代我们还常常听到。这些话，当然也不是这位东方君主一个人所发明的，因为有些话，距此6000年前，苏美尔人早已说过了。

一部《汉谟拉比法典》，可说是以苏美尔人的法典为依据，并参酌当时巴比伦人的实际情况草拟而成。就现代眼光来看，这部法典有许多地方是不伦不类的。例如，开头假借神的口吻说话，但转入世俗的条文后把神抛开了。又例如，有些条文非常进步，有些条文又非常野蛮——进步的，如精密的审判程序；野蛮的，如采用“复仇法”及许多不合理的婚姻规定等。不过，大体上说，这285条法规，各方面都顾到了。按其顺序，所规定者有“私有财产”、“不动产”、“商务”、“亲属”、“伤害”及“劳动”等。这部法典总的来说是文明的、进步的，不但较它晚出1000多年的《亚述法典》赶不上它，就是以之与现代欧洲某些国家的法规相比，亦并不逊色。 [3]

在《汉谟拉比法典》之末有一段话，是历史上任何法典所没有的：

这部合乎正义的法典，是汉谟拉比——一代贤明君主制定的。这部法典乃社会安宁、政治清明的根基……他是万民的保护者……无论苏美尔人或阿卡德人，他均给予同等的重视……汉谟拉比之所以要制定这部法典，目的在勿恃强凌弱，在保护孤儿寡妇……任何受压迫的，都可到正义之王的面前来申诉。王会让他知道，这部法典是有效的。汉谟拉比希望每一个人通过这部法典，知道什么是他的权利。汉谟拉比希望他们的问题都能获得解决，（他们当这样说）：“汉谟拉比真是爱民如子……他使人民富足，政治修明……”

在未来乃至永远，汉谟拉比虔诚希望巴比伦的每一位国君，都能重视其所刻的代表正义的这部法典。

一部完整的法典，只是汉谟拉比的若干伟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在他的策划下，开了一条沟通基什与波斯湾的运河。这条运河不但使一大片荒地变成良田，而且使南部许多城市永绝水患之灾——未开运河前，这些城市常因底格里斯河泛滥成灾。另就留存于今的许多碑文中，我们还可看到他的其他贡献，诸如，给水（水在巴比伦无论贵贱都是一种奢侈品）、维持治安、抚恤流亡等。

当安努及恩利尔（乌鲁克及尼普尔之神），把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治理的责任交付给我时，我即决心要开一条运河。现在运河开通了，大家把它叫作Hammurabi-nukhush-nishi运河（意即汉谟拉比惠泽运河）。有了这条运河，不但苏美尔及阿卡德两地用水不致匮乏，而且运河两岸，由荒地变成了良田。现在，人民有着堆积如山的粮食，有着喝不完用不尽的水……流亡的百姓，我收容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住。

一部尽是规定俗事的法典，汉谟拉比却使其穿上了神制的外衣。这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因为要利用神，所以大修庙宇，示惠祭师。他为巴比伦之神马尔杜克修了一座巍峨壮丽的神庙，把粮食装满神庙的谷仓。这项投资所获报酬是很丰硕的。人民的守法奠定了社会秩序。社会的安定带来了充足的财富。他美化巴比伦，他美化宫殿，他美化庙宇。他横跨幼发拉底河修了一座大桥，使两岸可以交通，还造了许多大船，每船足容百人乘坐，往来于大河上下。经由汉谟拉比的整顿，巴比伦大城在公元前18世纪即已成为世界最为壮观的都会。 [4]

巴比伦在种族上有着许多闪米特的特点：黑头发，多胡须，肤色略黑。男女均喜蓄长发。两性，特别是男性，极喜使用香料。男女平素所着服装，均为白麻布长可及地的紧身衣。女性着紧身衣时，常以一肩裸露在外。男性除紧身衣外，加穿披风及罩袍。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对颜色渐感兴趣。此时的罩袍，有红底、蓝底，其上花纹有点、长条、格子、圆圈。苏美尔时代的赤脚风气不见了，大多数人都穿一种精致的凉鞋。汉谟拉比时代，男性都用布包头。女性一般都戴项圈、手镯、护符及首饰。男性喜欢提一根手杖，杖头雕刻得很精致。在男性的腰带上，经常挂着一颗小巧的私章，因为无论公私文书，非盖章不生效。祭师可能是不愿以真面目见人，常戴一顶圆锥形的大帽子。

这几乎已成历史公例，财富带来文明，同时也带来腐化。艺术是文明的花朵，安逸是腐化的根源。黄金、白银、锦缎及其他奢侈品是野蛮民族所忌妒的。当他们入侵，由舒适而趋于软弱的文明社会便无法抗拒。

巴比伦的东边山地住着一伙人，自称为喀西特族。这族人对巴比伦的财富早就垂涎三尺。只因慑于汉谟拉比的声威，不敢轻动，等到汉谟拉比逝世，他们便倾巢而出了。最初，他们侵入巴比伦，只是抢劫之后便走。后来，进来之后便不肯走了，他们变成了巴比伦的征服者及统治者。喀西特和闪米特的巴比伦人不是同族。史学家推断，他们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征服巴比伦，只是西亚种族斗争的一个回合。此后几百年间，巴比伦政治动荡不安，科学艺术也毫无进展。研读过阿马纳书信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的巴比伦、叙利亚，由于图特摩斯三世的东征，已沦为埃及的附庸。这些附庸国的国君，常常以贡品换取埃及的支援——有时为讨平内乱，有时为抵御外患。 [5]

600年后，像埃及人赶走西克索人一样，巴比伦人也驱逐了喀西特人。不过，异族虽赶走了，巴比伦并未振兴。此后400年间，巴比伦仍是一片混乱。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不甚有名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那奇怪的名字，如果用作《格雷哀歌》（Gray’s Elegy ）的配音，那倒是不错的。 [6]

结束此一混乱局面的，是来自北方的新兴强国亚述。亚述尼尼微诸王统治巴比伦期间，巴比伦曾一度反抗，但那次反抗招来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的镇压，几乎使整个巴比伦大城被夷为平地。幸好继之而来的是开明专制的以撒哈顿（Esarhaddon），在他的温厚政策下巴比伦又渐趋繁荣。

米底亚人的崛起，使亚述人的势力大为削弱。巴比伦领导者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趁机借米底亚人之力，使巴比伦挣脱亚述控制。独立后的巴比伦，再传到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rezzar Ⅱ）之手。在《旧约·但以理书》中，他是有名的坏蛋，但在巴比伦历史上，他是重建巴比伦的大英雄。尼布甲尼撒的性格及雄图壮志，从下面他的这篇就职文告可以略窥一二：

庄严华美的巴比伦，我视你一如我的生命。除你之外，任何地方我都不愿意住……在你仁慈的马尔杜克庇佑下，我愿尽我的力量，使你成为超古迈今、无比繁华、无比昌盛的大城。你将接受万国的进贡以及全人类的膜拜。

他所说的，差不多都兑现了。尽管有人说他不学无术，有人说他有点疯狂，但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确是近东最伟大的统治者。他不但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最英明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他对巴比伦的贡献，除汉谟拉比外，无人可相提并论。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埃及与亚述共谋置巴比伦于附庸地位。但当埃军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流要隘卡尔基米什时，经他一邀击，即告全军覆没。趁战胜余威，尼布甲尼撒进兵巴勒斯坦及叙利亚。该地一降，西亚再无和巴比伦抗衡者。此时，巴比伦商人，倚仗国威，控制着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一切贸易。

尼布甲尼撒利用属国的进贡、本国的田赋及商人的税收，大肆美化其都城及神庙。他说：“重建巴比伦并不是我唯一的任务。”他为了与老百姓接近，常常出巡。老王那波帕拉萨尔在世之时，曾拟有重建巴比伦大城的计划，目的在于把此一大城建为当时最大最美的都市，但来不及实现便去世了。现在，尼布甲尼撒有力量，有时间——他统治巴比伦达43年——于是便把老王的计划付诸实施。希罗多德150年后游历于此，曾这样惊叹：“好宽广的都市！”巴比伦大城，环以长56英里之高墙。此墙不但长高，而且宽广——足可容一辆4匹马的战车在其上奔驰。城内面积，足有200平方英里。幼发拉底河横贯其中，横跨此河的是一个极其壮观的大桥。 [7]

巴比伦建筑的主要材料为砖，因为美索不达米亚不产石头。这些砖制作极为精致。表面不仅上有蓝、黄、白色之釉，而且刻有动物花卉图案。今天，巴比伦所有出土的砖，大部分均是尼布甲尼撒时代所制。这些砖上大都刻有“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之王”等字样。

去巴比伦观光的人，走近大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深入云霄的高塔。此塔以巨石砌成，共7级，高650英尺，猛然看去，简直似一座山。塔顶有座华丽宽广的神龛，龛中设有一桌一床，桌床皆精雕细镂。桌上布满黄金，床上睡着美女，这两种东西都是供神用的。它比埃及金字塔还高。据史学家考证，这就是希伯来神话中所提到的“通天塔”（Tower of Babel）。照神话说，有一族人，不知敬奉耶和华，欲造一塔以通天，塔未造成，神即令他们说话彼此互不相通。 [8]

通天塔之北600码处，有一座富丽巍峨的神庙。庙中所供马尔杜克，即巴比伦的守护神。环着神庙向外延伸，是由街巷、运河、商店、住宅等所交织而成的市区。从神庙至伊什塔尔门（Ishtar Gate），是一条宽广的“圣道”（Sacred Way）。这条路以砖石铺成，以便神走时不会把脚玷污。圣道两旁为五色瓦砌成之墙，墙上刻有120只狮子。这些狮子皆作怒吼状，据说这样可以避邪。伊什塔尔门，以彩陶砌成，雄踞圣道之一端。此门上刻动物花卉，色彩奇丽，形态逼真。 [9]

通天塔之北，有一高地名叫卡什（Kasr）。在高地上，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壮丽宫殿，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居中寝宫，尤为别致，宫墙为一色黄砖，地为白色及杂有花纹之石。门墙俱有浮雕装饰，门外列有巨型石狮。宫殿附近，就是赫赫有名的空中花园——希腊人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建于无数高大巨型圆柱之上，其地面之土深厚，不但可植花草，而且可种大树。支撑花园的圆柱，高75英尺，所需灌溉花木之水，即潜行于柱中，水由奴隶分班以抽水机自幼发拉底河中抽来。此空中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为其宠妃而造。此宠妃据称为米底亚王基亚克萨里斯（Cyaxares）的公主。由于她不耐巴比伦之烈日风沙，因此尼布甲尼撒比照其故乡景物建此花园。空中花园高居天空，绿树浓荫，名花处处。后妃畅游其中，虽不戴面纱，亦不怕被凡人窥见。在空中花园下面，生活着的就是巴比伦的庶民。他们一代又一代，男耕女织，以双手双肩支撑着整个巴比伦。

黎庶

巴比伦一部分开发了，一部分仍未开发，未开发部分是一片充满毒蛇猛兽的荒野。荒野是猎人的天下，同时也是贵族游乐之所。巴比伦的贵族和亚述的贵族一样，有着同一嗜好，喜欢进入丛林，表演徒手搏狮。狮在艺术家笔下是镇静威猛的象征，可是，当人们接近它时，它也会惊惧而逃。对丛林的主人而言，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干扰。

开发了的土地，除少许自耕农外，大部分是佃农或农奴。早期的巴比伦人，耕田的工具是石头。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石锹，是目前我们在巴比伦所发现的最早农具。相信这种农具在两河平原上一定有一段颇长的历史。用牛犁田，犁端放个石锹，犁好后，用一根圆筒播出种子。这种农耕方式，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完全一模一样。

河水泛滥，不像埃及那样有利。怕水冲走沃土，农人均以土做堤。这些土堤，有的今天还可看到。为了灌溉，巴比伦人修了不少水库及水道。水库及水道，均设有水闸。需水灌田时，打开水闸；不需水灌田时，则把水闸关上。高的田地，水流不进，便用水车。水是巴比伦的生命线。尼布甲尼撒曾把修水库、开运河列为他的一大治绩。他所修的一个大水库，周围足有150英里，嘉惠良田无数。今天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尚可看到水库运河的遗迹。还可在幼发拉底及卢瓦尔（Loire）河谷，看到古巴比伦人所用的原始水车——以若干木筒，借枢轴转动，上下取水。

有了充足的水，土地便有了报酬。在巴比伦可吃的东西有谷物、豆类、水果。所有农产品中，枣类更是有名。面包、糕饼、蜂蜜，在巴比伦人的家里是常见的东西。巴比伦人极喜种棕榈树，为了使它大量繁殖，他们经常摇动树木使雄花落于雌花之上。今天西欧的葡萄及橄榄，是经由希腊罗马人之手，自巴比伦传来。巴比伦人从波斯得到樱桃，经由黑海，把樱桃送给罗马。牛奶在从前是很稀有的东西，现在已成为他们日常必需的饮料。肉类要富人才吃得起，但鱼虾穷人桌上并不罕见。黄昏人静，为了解脱生与死的困扰，他们常一杯在手。他们的酒是用枣酿的，啤酒是用麦酿的。

巴比伦人习惯在地上挖掘，有的人挖到油，有的人挖到铜，有的人挖到铅，有的人挖到铁，有的人挖到银，有的人挖到金。斯特拉博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挖到了“石油精”（naphtha）或“水沥青”（liquid asphalt）。据说，有人报告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找到了一种会燃的水。他起初不信，及至他的侍者将那种“水”点着给他看，他才相信世间真有这种东西。在汉谟拉比时代，工具仍以石器居多。但自那时起，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铁及其他金属工具已很常见。

纺织品原料为棉花、羊毛。染色及刺绣技术已很高明。当巴比伦的布匹呢绒，经商人转运到希腊罗马人之手，希腊罗马人都赞不绝口。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很早就知道使用的机器是织布的布机及制陶的转盘。砖是巴比伦的主要建筑材料。以黏土和稻草做成的砖，最初，是利用太阳晒干，后来才发展到用火烘烤。自发明用火烘烤之后，巴比伦的制砖即发展成一大行业。在汉谟拉比时代，各行各业已经相当发达。这时，各行业在横向方面，有各种公会的组织；在纵向方面，为便于技术的传授，所采用的是师徒制。

地方性的交通运输，所通行的是驴车。巴比伦人提到马，是公元前2100年后的事。驴和马，显然均来自东方。史学家相信，巴比伦的马，是由其征服者自中亚高原带来的，而在其后又经西克索人传入埃及。自马传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巴比伦的商务由国内市场推展到国际市场。巴比伦财富的增加，和它成为近东贸易中心、进一步与地中海诸国发生商业往来，有着直接的关系。尼布甲尼撒深知道路对商业的影响，故对筑路一事不遗余力。他告诉他的史官：“记下，我曾把许多羊肠小道拓展为康庄大道。”数不清的商队从世界各地把货品运进巴比伦市场。巴比伦盛时，其商务约占世界之半。经由喀布尔（Kabul）、赫拉特（Herat）及埃克巴坦那（Ecbatana）的，是从印度来的；经由培琉喜阿姆（Pelusium）及巴勒斯坦的，是从埃及来的；经由泰尔、西顿及卡尔基米什的，是从小亚细亚来的。在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商业的兴盛达到极点。巴比伦郊区，居然成为外国人投资的热点。一位波斯富翁，写信给波斯王居鲁士（公元前539年）：“我相信，我们这笔房地产，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它坐落在巴比伦郊区，一方面，我们享有大都市的一切便利，同时，回家时也不会感到太拥挤。”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秩序的维持，比起埃及的法老来费力多了。由于地方上常有割据把持之事，而盗匪又不容易肃清，因此贸易上大受阻碍。生意人的纳税，一遍又一遍。货物起运，不知道会在哪里遇见盗匪，且征收通行税的关卡重重。巴比伦商业的繁盛，有两大原因。第一，安全宽广的国道；第二，幼发拉底河从波斯湾至塔帕萨库斯（Thapsacus）的畅通水路。这两点，都得归功于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对阿拉伯及泰尔的征服，使巴比伦东至印度西至地中海的道路开通了。不过这种开通并不理想。因为，海道的难行和陆路差不多。当时虽已有大船可用，但暗礁、未经测量的航线以及海盗的横行，使许多商人常常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

巴比伦的商业发展，与其所通行的一项财政制度有关。在这儿没有铸币，但早在汉谟拉比以前，他们就已使用金银为交易媒介。使用金银是用称量，最小单位为雪克尔（shekel）。1雪克尔，相当半英两之银，合2.5至5美元。60雪克尔为1米纳（mina），60米纳为1塔伦，1塔伦约合1万到2万美元。

借贷一般分两类，一为实物，二为金银。官定利息，金银为20％，实物为33％。这样利息算高的了，但民间还有设法跳过官定利息自行借贷的。没有银行，但有富家巨室经营的钱庄。大的钱庄，多半为世业，其所经营的项目，除借贷之外，还有房地产及商业投资。钱庄对于储户，略收少许手续费即开出银票，银票可做交易支付之用。除钱庄外，祭师亦多行贷款。祭师所借贷的对象，多为农民。农民向祭师借贷，多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法律对债务人，偶尔也加以保护。例如，有条法律这样规定：农人以收成为抵押所行的借贷，如遇旱涝，及其他不可抗力，无所收成时，本年利息自应减免。不过这种例子不多，一般而言，巴比伦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主要还是债权人。巴比伦在这方面的一个原则是，欠债必还。因此，债务人如无力履行其债务，债权人可以扣押其儿子或奴隶为人质，如无人质时，可以扣押其本人，不过为时不得超过3年。高利贷的流行，可以说是信用制度太过复杂的结果。

巴比伦文明本质上是商业文明。留传下来的文献，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就有关买卖、借贷、契约、合伙、佣金、汇兑、遗赠、合同、期票、本票等研究，我们发现巴比伦的物质文明已发展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从巴比伦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巴比伦的生活是繁忙而富裕的，但在此繁忙而富裕的后面，存在着一大群奴隶。自尼布甲尼撒时代起，买卖契约绝大部分皆与奴隶有关。奴隶来源有三：一、战俘；二、经由阿拉伯人掳掠而来的外邦人；三、奴隶所生的子女。女奴隶，一个合20至65美元。男奴隶，一个合50至100美元。奴隶除做一切粗重工作外，还得伺候主人。女奴隶对于主人，在劳役之外，还得作肉体贡献。当时的风尚是，一个女奴隶如得不到主人欢心，为他生下许多孩子，在她反是一种耻辱。奴隶及其所有财产，原则上一律皆为主人所有。因此，主人要卖、要押、要用，悉听尊便。甚至，主人认为某个奴隶无用，要置之于死地也未尝不可。逃出的奴隶，任何人均不得收容。捉回奴隶，例有赏金。奴隶和普通人一样，也要服兵役及劳役。对生病的奴隶，主人有为其医疗的责任。年老的奴隶，主人开恩才能获得比较轻松的工作。在主人的恩惠下，男奴隶可以与自由女性结婚。由此所生的子女，可以因母亲之故成为自由人。根据法律规定，与自由女性结婚的奴隶，在死时，能够以其财产之半归其家属。奴隶由主人出面，也可经营工商业，不过应以部分利润奉献主人。奴隶有钱，可以赎身。由于主人宽厚或因服务忠诚，奴隶也可获得自由，不过这种情形相当罕见。由于奴隶生育率远较自由人为高，因此在巴比伦，随着时间的进展，奴隶人口在比率上自然形成多数。在巴比伦帝国内，这样众多的奴隶阶级，就像毒瘤一样，随时有叛乱、倾国的危险。

法律

像上述这样一种社会，民主自然是谈不上的。巴比伦的政治结构，上面是王，下面是富商大贾及封建贵族，再下面是黎民百姓，最下层则是奴隶。原始的巴比伦，王之下，原为据有土地的封建贵族，但因商业的发展，富商巨贾的势力反而逐渐凌驾于原有封建贵族之上。这时的富商巨贾，一面协助国王维持社会秩序，一面作为沟通国王与人民的桥梁。国王晏驾，王位由诸王子之一继承。这种制度，如果仅有一位王子，当然毫无问题，但若诸子相争，互不相让，便会惹起战乱。为了避免独裁专断，中央政府事务常由中央及地方贵族，佐以由国王所任命的大臣，议定推行。地方政府称省或市，在省市中，有长老或贵族组成的议会。此等议会，对中央构成相当大的制衡。由于这种组织颇为强大，即使在亚述统治时期，巴比伦地方政府仍具有一种地方自治形态。

巴比伦当政者，一般为首相，通常包括国王在内，均须熟谙《汉谟拉比法典》，同时确保其有效推行。这种情形，虽然经历了15个世纪，社会情况全变了而它仍然未变。巴比伦法律一般具有三大趋向：一、由天断到人断；二、从严酷到温和；三、从坐牢到罚金。在较早阶段，天断颇为盛行。例如犯巫虫或奸淫者，便会被投入幼发拉底河。被投者如得不死，即证明其有神灵庇护，即告无罪。其后，乃逐渐转入人断。人断初期，祭师就是法官，神庙就是法庭。及至汉谟拉比时代，法官虽由政府指派，但法庭仍设在神庙。

“复仇法”是巴比伦刑罚法的开端。“复仇法”的特色为，公认受害者对施害者采取同等报复手段是正当的。例如，一眼抵一眼，一牙抵一牙，一臂抵一臂。又例如，房子坍塌压死买主，则建筑师必须抵命；但被压死者若非买主而为其子，则抵命者亦非建筑师而为建筑师之子。又例如，在伤人致死案中，如死者为别人之女，则抵命者亦非动手伤人之人，而为其所生之女。由于时代进步，“复仇法”渐为与损害相当的赔偿裁判所取代。最后，罚金变为唯一的刑罚。在此情形下，遂出现伤人一眼，若所伤者为自由人，罚金为白银60雪克尔；若所伤者为奴隶，罚金为白银30雪克尔等规定。至此，刑罚的轻重，除与伤害程度有关外，还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巴比伦有许多有趣的规定。贵族与平民相比，伤及贵族处罚就较重，平民若伤及贵族，平民往往会赔到倾家荡产。例如，平民打平民，打人者仅罚白银10雪克尔，但被打者若为贵族，罚金就要加到60雪克尔之多。

为了收到劝告或警惕的效果，巴比伦有着许多极其严厉的规定。例如，子殴父，斩双手。医死人（或医瞎人），剁十指。换婴儿，割双乳。另外，规定处死的罪有一大堆：强奸、拐带儿童、抢劫、窃盗、乱伦、谋杀亲夫、祭师开酒店、收匿在逃奴隶、敌前逃亡、渎职、遗弃妻子及擅卖啤酒等。上述规定，执行得很严格。由于严刑峻法达几千年，以致遵守上述规定已成巴比伦人的第二天性。

有些立法现在看起来还很新颖。工资、物价及劳务收费标准，一律均由政府规定。医生收费，法有明文。关于营造、制砖、成衣、石工、木工、摆渡、畜牧等工资，均曾详细载明于《汉谟拉比法典》。

按继承法，父死，财产由诸子继承。母亲虽仍为一家之主，但除保有其嫁妆、婚礼礼物外，其他财产不得分润。巴比伦不采用长子继承法，一家财产，例由诸子平分。这种办法对平均社会财富颇有帮助。一般而言，《汉谟拉比法典》有一种一贯精神，就是重视私有财产。

巴比伦没有律师。公证一般由祭师负责。书写其他法律文件，如契约、遗嘱、字据等，找书记即可。逢有冤枉，状纸可以自己写，因为法律术语并不多。诉讼不受鼓励，《汉谟拉比法典》开宗明义即这样规定：“告人以死罪，无法举证则反坐。”行贿、受贿、伪证，绝无仅有。巴比伦大城设有上诉法院，法官由国王指派。不服上诉法院判决，尚可向国王提出上诉。个人对国家无诉愿权，但据《汉谟拉比法典》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却有公家赔偿办法。这类规定为：“抢劫者，处死刑。抢劫者逃逸，失主对神发誓后，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负赔偿之责。如所失者为生命，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对死者家属付出1米纳（约合300美元）的赔偿金。”政府及官吏，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如此负责，除巴比伦外，今天还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及城市。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自《汉谟拉比法典》以来，所谓法律的进步，除了繁复艰深之外还有什么？

巴比伦诸神

巴比伦的王权受到三种限制：法律，贵族（含富商巨贾），祭师。以上三种，以祭师最有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王是神的代理人。由于征税需借神之名，因此，一部分或大部分直接间接都会流入神库。在老百姓眼里，人君若不自祭师手中获得“权杖”，即不能称之为名正言顺。祭师代表神授权给人君时，一般均有庄严隆重的游行。在游行中，随着巴比伦守护神马尔杜克而行的国王，穿的是祭师服装。这是神权政治的遗迹，同时也是政教合一的象征。

国王以神的代理人名义主政，好处是地位巩固。因为谁想谋叛，不但有脑袋搬家的危险，而且由于亵渎神圣，灵魂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近东神权政治，历史相当悠久，从苏美尔到巴比伦，一直盛行不替。英明如汉谟拉比，其编纂法典，也不能不托为神授，其他国君一举一动更非仰仗神不可。神权政治的盛行，最占便宜的人是祭师，因为他们可凭借神的势力，使国君俯首听命。

一代一代聚集，神库越来越充盈。每一个国王，都对祭师侍候得无微不至。他们不仅修神庙，送食物，送奴隶，而且指定土地作庙产，指定区域献租税。对外战争如果获胜，战俘及战利品优先送达的地方，就是神庙。在国王领导下，国中无分贫富，都争相向神敬献。于是神库里不仅充满了食粮、蔬菜、水果，而且充满了金银及其他珍珠宝贝。即使这样，祭师犹感不足，他们还设法没收或占有农人土地。举一个例子，国王常指定某些土地所生产的东西，如枣、玉米及水果，每年缴纳若干作为敬神之用。土地所有人，如缴纳不出，祭师即可将这块土地没为庙产。

祭师控制着这么多财富，却不能直接使用或消费。于是，财富就变成了投资资本。有不少巴比伦祭师同时又是大地主、大厂商及大资本家。祭师成为大地主，因为他们握有大片土地。祭师成为大厂商，因为他们握有不少劳动力。他们的劳动力不仅是奴隶，而且也有自由人。祭师所掌握的劳动力，自己用不完还可出售。他们占有的劳动力，从吹鼓手到啤酒酿造师，一应俱全。

作为大资本家的祭师，有的经营商业，有的经营钱庄。神庙经营的商店，所卖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这类商店的营业额，在整个巴比伦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在经营钱庄方面，祭师信用颇佳。他接收存款，接受借贷，取利都很公道。在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他们有时对贫病交迫之人，常常免收利息。这样做，他们认为是体仰神意。最后，祭师在法律方面，还有相当特殊地位：作为公证人，他们可以作证、签约及立遗嘱；作为法官，他们可以调查、审讯及判决；作为仲裁者，他们可以调阅保有公文及调解商务纠纷。

紧急时期，国王间或也征用庙产，不过敢这样做的人很少，因为这会触怒祭师。触怒祭师非常危险，由于在巴比伦祭师对人民的影响力还在国王之上，因此假使祭师不高兴，王位便可能保不住。国王和祭师相争，还有一层不利的是，国王的统治时间是有限的，但神的统治时间是无限的。一国之中，连国王都不敢和祭师相争，所以祭师的势力便越来越大。一句谚语说得非常中肯：建造巴比伦者为商人，享受巴比伦者为祭师。

祭师所凭借的是神，谁是巴比伦之神？巴比伦之神，多至无可计数。公元前9世纪，官方做过一次统计，神的“人口”，高达6.5万以上！平均每一个市镇都有一位守护神，沙玛什是拉尔萨（Larsa）的守护神，伊什塔尔是乌鲁克的守护神，那纳（Nannar）是乌尔的守护神。守护神之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人们之想象所能及者，巴比伦人都认为有神，都该崇拜。巴比伦之神和人毫无二致。对这些神而言，庙就是他们的家。巴比伦人相信，他们和人一样，不但要吃喝，而且，兴致一来也会和女人生孩子。

最早期的神，大都和天文有关。安努就是苍天，沙玛什就是太阳；那纳就是月亮，贝勒或巴勒（Baal）就是大地。巴比伦人相信，人死后都要回到贝勒的怀抱。比较后期的神，多是应乎人事而兴者。例如，家有家神，家神是每天祷告祭祀的对象。野有野神，野神林林总总，有山神，有树神，有水神。最有趣的是，巴比伦人相信，每人生来便有一个神，这个神能为你驱邪降福。希伯来人的所谓天使，就可能来源于此。

巴比伦似乎没有与埃及阿肯那顿及以色列人相类似的一神思想。不过，由于受到下列两种趋势的影响，颇有由多神趋于一神的倾向。第一种趋势，由于征服及扩张，征服者之神常把被征服者之神列于其统治之下。第二种趋势，由于少数具有野心的城市，常常对他们的神作过分的强调。例如，尼波人（Nebo）说：“你当信奉尼波之神，而不可妄信别神！”颇似《摩西十诫》的语调。

最后，巴比伦人常有把次级之神归并于主要之神的倾向。他们或说次神为主神的化身，或说次神是主神某一属性的体现。于是，马尔杜克原来只是太阳神，后来一变而成巴比伦诸神之尊。他们给马尔杜克所上的尊号为贝勒·马尔杜克（Bel-Marduk），意即马尔杜克乃唯一真神。

巴比伦人除崇拜马尔杜克外，还崇拜伊什塔尔。伊什塔尔，希腊人叫阿斯塔特（Astarte），犹太人叫亚斯他录（Ashtoreth），埃及人叫伊希斯（Isis）。与伊什塔尔相当之神，希腊有阿佛洛狄忒，罗马有维纳斯。人们对伊什塔尔最感兴趣的，不仅是此神在各民族中的同音同形，而且，从她可看出古巴比伦人的若干特异风俗习惯。伊什塔尔，除相当于阿佛洛狄忒外，还具有得墨忒耳的特质。她不仅是爱与美的象征，而且还是伟大母性的代表。没有她，一切不生，一切不长。从现在观点看来，伊什塔尔可以说是个怪物：她是战神，她是爱神；她是圣母，她是淫妇——她曾自称，她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妓女”；她有时是个赤身露体的裸妇——任其双乳让人吸吮。她有时是个威严的男性，嘴上长满了胡须。她有丈夫，但似乎没有结过婚，因为巴比伦人总是叫她为“贞女”“圣洁的童贞女”“贞女圣母”。但这位圣母贞女，据说曾与不少人和兽发生过爱情，以致失去吉尔伽美什的信任。

无疑，要接受伊什塔尔，我们便得把现有的一套道德观念暂时抛在一边。但不管你如何想，巴比伦人对她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请看下面这篇祷告：

伊什塔尔，众神之神，万都之王，全人类的主宰，

你是地上的光，天上的光，月神的爱女……

啊，圣女，你有着无边无际超乎众神的法力，

你所作的一切判决，都是正确的公正的。

你的意旨，就是法律。它管着地上，管着天上，管着庙堂，管着家宅。

神啊，世间没有一处，没有你的灵，没有一个人，不遵行你的诫命。

只要提到你的大名，天也会摇，地也会动，众神也会发抖……

世间受苦受难的人，时时刻刻都在你怜悯照顾下生活。

众所仰望的天上地上之神，你的羔羊正盼望着你的垂怜。

求你看照我，求你加速你的步伐来到我的身边。

求你看照，求你垂怜，我求你，万人之主，胜利之神。

万能的主，天神见你，都会敬畏；恶神见你，都会低头；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一切都归你统治。

神啊，你是众生之门的开启者，你的光辉，

照耀着天，照耀着地，照耀着家宅，照耀着万国。

圣母，人类的母亲，你的法力是无边的，

你只要瞬一瞬眼角，不但病者可以痊愈，甚至死人也可复活。

圣母，求你使我的仇敌不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求你，使恶神转向。

伟大的伊什塔尔，月神的爱女，我们的王，

人间天上，再也没有谁像你这么圣洁高贵。

巴比伦人以这些充满人性之神，创造了许多神话。有些神话，曾被犹太人融入宗教故事而流传至今。关于巴比伦的神话，我们要从他们的开天辟地说起。

他们相信，世界之初是一片混沌。“那时，上无所谓天，下无所谓地。其中有一男一女，男的叫阿甫苏（Apsu，意即海洋），女的叫提玛特（Tiamat），万物皆由这一男一女而生。一天提玛特大发雷霆，于是世界被搞得稀烂。这时马尔杜克出来了。当提玛特张开大口想吞他时，他投了一粒药丸在她口中。这粒药丸能变成风暴。提玛特吞下药丸后，肚子随即膨胀起来。马尔杜克一枪投去，正中肚子。‘砰’的一声，提玛特的肚子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这个响声太大，以致马尔杜克也被吓昏了。“等他清醒过来，他便将提玛特像剖鱼一样，一剖两半。他把一半放在头上，于是就化为天，一半踏在脚下，于是就化为地。”在神话里，提玛特又被称为混沌，这一来马尔杜克就成了征服混沌及开创天地的英雄。 [10]

马尔杜克既创造了天地，于是又将自己的血混着泥土塑造成人。他之所以造人，据说是为了侍奉诸神。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美索不达米亚所流传的不止一种。这些神话虽颇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人是由神以土造成。据一般神话所云，人自被造成之后，生活在一种不识不知情况中。后来他们之所以有文化，懂艺术、科学、法律、治理国家，完全是由奥安尼斯教的。奥安尼斯是一个半鱼半人的神。他把文化传授予人之后，便归隐到海里去了。据说奥安尼斯写过一本文明史的书。

现在我们要谈洪水的神话了。这类神话的开端是说由于人类惹怒了神，于是神发洪水以摧毁人类及其所制造的东西。那次人类本应悉数毁灭的，但因埃阿（Ea）——智慧之神不忍令人类完全绝灭，于是设法救起了沙玛什拉菲什提姆（Shamashnapishtim）及其妻子。洪水荡荡滔滔，举世尽成泽国。“人在洪水中，一个个泡得像条鱼。”诸神使人绝灭之后，才忽然醒悟：“人固然是可厌的东西，但没有了人，我们靠谁四时祭祀？”诸神想到这里，不禁伤心落泪自承愚蠢。但幸好智慧之神早有了安排，他令沙玛什拉菲什提姆造方舟以防备洪水。故洪水后唯沙玛什拉菲什提姆及其妻子保全了性命。洪水退后，沙玛什拉菲什提姆发现，他的方舟已停在Nisir山的山顶。他此时放起了鸽子，同时把带在舟内的东西拿出来谢神。诸神闻到祭品，都惊奇且感激不已。他们纷纷来享受他的祭品。

巴比伦的神话，最可爱的，要数伊什塔尔和坦木兹相恋的故事。在苏美尔神话中，坦木兹是伊什塔尔的幼弟，但在巴比伦神话中，有的说他是她的情人，有的说他是她的儿子。这两种说法到了希腊神话里，一种成为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故事，一种成为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故事。至于本故事所发生的复活情节，在其后神话中，更不下百数。

现在，让我们谈谈伊什塔尔和坦木兹的爱情故事。坦木兹是大神埃阿的儿子，人长得又聪明又英俊。大神叫他去牧羊，他把羊儿放在山上，人却坐在Erida树下休息（Erida是一棵大得不得了的树，它的枝叶可以遮着全世界）。一天，伊什塔尔看见了他，立刻便被他迷住了。伊什塔尔是个热情美丽的姑娘，他们俩正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当他们正誓同生死的时候，像阿多尼斯一样，坦木兹出事了：他被野猪活活咬死。死后的坦木兹，和世间其他死者一样，魂魄必赴阴曹地府——巴比伦叫阴曹地府为阿如鲁（Aralu）。当时阴曹地府的主管，名叫厄里什基迦勒（Ereshkigal）。她恰好是伊什塔尔的姐姐。照说姐姐知道来的是妹妹的情人，应该放他还阳的。可不幸的是，由于坦木兹长得太美，以致厄里什基迦勒因爱生妒，反而把他留了下来。

伊什塔尔不见她爱人的魂魄回来，简直悲痛欲绝。她于是决心冒着万险，亲赴地府寻找情人。霎时伊什塔尔到了地府门口，向门吏要求要见她的姐姐。泥简上这样写：

当厄里什基迦勒听她妹妹来时，

像人斫倒了柽柳（她吃惊），

像人斫倒了芦苇（她拒绝）。

“她掉了心，她（掉了）肝？

她居然来到了这里，

她所要的人，我也要，

我要和他一块吃，一块喝，

我曾为丧妻的人悲泣，

我曾为丧夫的人落泪，

但对她我却不能怜恤。

去，守门的去给她开门，

别把她当我妹妹，一切照规矩而行。”

按阴曹地府的规矩，进门者要脱得一丝不挂。因此，当伊什塔尔一进门，门吏便上来，取去她的钗钿，卸下她的耳环，解开她的腰带，脱去她的衣服，最后，真把她剥得一丝不挂。

伊什塔尔迈步进入地狱门，

她姐姐看着她，无名火更往上升。

她忍辱含羞苦苦求情，

但所得的答复是：

“Namtar（侍者），挑选六十种病给她，

叫她眼痛，

叫她肋痛，

叫她脚痛，

叫她心痛，

叫她头痛，

叫她全身处处痛！”

当伊什塔尔在地府接受她姐姐这般款待时，地面上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伊什塔尔不在，万物失却了求爱的兴趣。树不开花，果不结子，禽兽停止交配，人类不再生育。

自伊什塔尔走进地狱，

公牛即不再挨近母牛，

公驴即不再挨近母驴。

少年即不再追求少女，

丈夫对其妻子也不再感兴趣。

这样，人和牲畜便越来越少。人和牲畜少，影响到了对神的供奉。神欠缺了供奉，感到非常恼怒，于是命令厄里什基迦勒赶快释放伊什塔尔。在诸神逼迫下，厄里什基迦勒只好照办，但伊什塔尔拒绝离开地狱。她坚持，不让坦木兹和她回去，她死也不愿离开。最后，她姐姐拗不过她，只好让步。当伊什塔尔穿戴整齐，和她的情郎以胜利者姿态重返人间时，大地又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草长花开，谷实累累，牲畜繁殖。

爱战胜了死，神与人均认为理所当然。这在现代人看来，只是一种美妙的神话，它象征四季的循环，它代表卢克莱修所歌颂的维纳斯哲理。但在古巴比伦人看来，这不但是真理，而且是历史。他们为坦木兹之死而悲泣，他们为伊什塔尔之舍命救情郎而惊叹，他们为这对情人双双重返人间而欢欣。为了纪念坦木兹的复活，他们一年一度大举庆祝。在庆祝时，置酒高歌狂欢达旦。

巴比伦人似未建立灵魂不朽之说。他们的宗教是极端现实的。巴比伦人也祈祷，但他们所求的是现世福祉而非永生。神在他们看来并不比坟墓可靠，因此死后，最大的幸福，就是修建一座很好的坟墓。

不错，在传说中，马尔杜克能“起死回生”，洪水孑遗的夫妇，也曾长生不老。不过，一般而言，巴比伦人对来世的构想，和希腊人是差不多的。在他们心目中，人无论贤愚贵贱，均必有死，而死后唯一的去处，就是阴风惨惨的地狱。巴比伦人想象中也有天堂，不过天堂是专给神住的。人只有入地狱，入地狱是去受罪。在可怕的地狱中，毫无欢乐可言，人一到了那里，大都戴着脚镣手铐，永远生活在饥寒状态中。要想少受罪，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儿孙在其墓地四时祀祭。在世作恶多端的人，入地狱后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阎王也分男女，男的叫内尔格勒（Nergal），女的叫阿勒特（Allat），按罪的轻重设了许多刑。这些刑，除世间所有者皆应有尽有外，还有那世间所没有的，就是罚你生种种恶毒的如麻风等疾病。

巴比伦人死后均施行土葬。火葬虽有，但极罕见。葬于墓内的尸体，仅洗净化妆裹以麻布，并不用香料防腐。如为女性，葬时多附以首饰及种种化妆品。他们相信，人死不葬灵魂不安，灵魂不安就会来找生者麻烦。市镇不宁，家宅不安，就是尸体暴露游魂作祟的结果。

酒食是通常的供品。以酒食作供，最有利于祭师，因为供神之后，他们即可加以享受。酒食之外，羔羊是供桌上常见的牺牲。史学家都相信，犹太教及基督教用羔羊做牺牲，显然源于巴比伦。他们都一致认为：“羔羊是人的代替品，奉献羊的生命即奉献人的生命。”以牺牲献神是一种大典，这种大典仪节繁复，非专家——祭师——无法主持。牺牲仪节非常隆重，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语，均有规定。巴比伦人相信，这类规定稍有差错，再好的东西神也不会领受。

一般而言，巴比伦的宗教，不在教人为善，教人过一种合理的生活，而是一大堆不可更改不容差错的繁文缛节。人对神，只要供品丰富，只要祷告词念得不错，就算尽到了他的本分，至于其他，神是不过问的。因此，在战争中，挖出敌人的眼睛，剁去俘虏的手足，喝敌人的血，吃敌人的肉，一点也不会受到神灵的谴责。

在巴比伦，一个标准的信徒，就是凡迎神赛会必参加游行，常给马尔杜克献衣、献冠、献香膏， [11] 常给伊什塔尔献珍珠、献宝贝、献女儿贞操，常把酒食献神，常焚香祷告，对祭师亦慷慨有加。

从废墟出土的一鳞半爪来推断巴比伦，也许难免像瞎子摸象。不过，无论对巴比伦宗教有何种看法，巴比伦人对于其所信之神还是很虔诚的。下面是尼布甲尼撒向马尔杜克大神所作的一篇祷告：

神啊，如果没有你，所谓王也将一无所有，而王也就不成其为王了。

神啊，王的名号是你定的，

是你，引导着我的脚步，

因此，我必须服从你。

神啊，不仅是我的名，甚至我的身体，也是你所创造的。

神啊，你信托我治理万民，

我会使万民受到你的恩惠。

让我们敬畏你，爱你。

让你的灵，充满我的心，

让我一时一刻都不离开你。

就目前出土的作品观察，祷词中圣诗的分量是很多的。由于对神的敬畏，闪米特人养成了谦恭的品性。巴比伦人的圣诗不少具有“悔罪诗篇”的形式，读之，令人兴起一种“大卫王”之感。同时，这些诗篇因其结构的美妙，可能成为希腊文学作品模拟的对象。

主啊，请容许你的奴仆，在你面前吐露他的悲哀。

他有着弥天大罪，要在你面前忏悔。

唯有你照看他，他才能活下去……

神啊，请照看我，垂听我的祷告……

我的神啊，

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照护了。

神啊，我得罪了你，你要多久才能平复你心里的怒气？

已知未知的神啊，你要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生我的气？

神啊，求你宽恕人类的堕落和无知。

人们常常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其实，是好是坏他们都全不晓得。

主啊，求你别不理你的奴隶，求你给他以援手，

他现在掉在泥沼里，完全不能自拔。

主啊，你再不发慈悲，我就要给罪恶淹没了。

主啊，我所犯下的罪，求你一阵风把它带走，

主啊，我所犯下的恶，求你把它撕成碎片。

啊，我犯的是弥天大罪，除你外，无人能够赦免，

圣父啊，圣母啊，赦免我吧，赦免我吧！

赦免你这谦卑的奴隶吧。

神啊，求你以慈母的心怀，

神啊，求你以慈父的心怀，

赦免你的子女，

拯救你的子女。

圣诗是在祈祷时唱的。唱的人有时为祭师，有时为信徒。唱法有时为齐唱，有时为轮唱。唱圣诗的同时大多数还伴有舞蹈。舞蹈又分向左舞及向右舞。历史上有些事很有趣，今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作品，大半沿用拉丁文。巴比伦及亚述的宗教作品，则大半沿用苏美尔文。从出土的宗教作品中，我们发现在以苏美尔文写成的经文下，同时有着巴比伦文的翻译。这又和今天的拉丁经文，同时有着各国现代语言的翻译毫无二致。

史学家都相信，犹太教、罗马天主教乃至现代的基督教，对于巴比伦的圣诗及宗教仪节，不仅接受其形式，而且也接受其内容。接受内容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沉重的罪恶感，像下面这几节诗所体现的：“主啊，我的罪既深且重！……我沉没于罪恶深渊而不能自拔，仁慈的主，我唯有向你呼救！……主啊，求你可怜我，求你拯救你这可怜的奴隶！”如果不指明是巴比伦写的，说是犹太教、罗马天主教或现代基督教写的，相信亦绝无人置疑。

巴比伦人的罪恶感，似较任何时代的人更为深切。对他们而言，罪恶感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是一种具有切肤之痛的东西。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宇宙间凡是阴暗地方都有鬼。这些鬼一有机会就要扑人。鬼到了人身上，这个人不是得病，就是发狂。平常鬼为什么不敢扑人？因为人有神庇佑。但人若犯罪，神便会弃他而去。神既去，人失掉保障，因此随时都有碰到鬼的危险。去鬼有治标治本两种方法：治本，就是诚心忏悔，求神赦罪，神若回来，鬼便去了；治标，就是使用种种避邪的东西。

巴比伦人相信，巨人、侏儒、残废者，特别是妇女，都是鬼所害怕的。他们只要一出现，有时向鬼一瞪眼，鬼就会狼狈而逃。另外，用符咒、神像、素珠、童贞女所纺之纱等来驱鬼，都会有效。除用避邪之人或物驱鬼外，仪式是不可少的。这些仪式包括把圣水——从底格里斯或幼发拉底河中取来之水——洒在病人身上；用纸画个鬼，并扎只小船，以符咒送至河上——如把那只小船弄翻更好。巴比伦人还相信，劝鬼离开人进入牲畜，例如小鸟、猪、羔羊等身上，也是治病的办法。

巴比伦关于符箓、咒语、算命、看相、解梦等东西，多至不可数计。这些东西大都藏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巴比伦人相信，人的命运和星象有关。从种种预兆，可以判断吉凶。梦都不是无因的——这与最现代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前途可以预卜，预卜之道，或看牲畜的内脏，或看油滴在水面上的分布情形。以牲畜内脏断吉凶，是巴比伦祭师最喜用的预卜方式。这种方式一直从巴比伦传至现代。牲畜内脏中最重要的部位是肝。他们相信，肝是人或物的主宰，是最有灵性的东西。巴比伦人极相信卜。卜而不吉，国君不敢言战，将军不敢出兵，商人不敢开张，总之，什么事都不能做。但卜是祭师或星象家的专利，因为其中奥妙一般人是不懂的。

巴比伦人迷信之多，为世界之冠。他们相信，一个人的生与死都是命里注定的，而命可由祭师用种种方法推算而出。他们相信，一切变化都是相关联的。因此，河流的改道、星象的变异、反常的人兽行为、夜间所做的梦，大到国，小到家，都是息息相关的。这类关联，一般人看不出，祭师却可看出。

巴比伦人相信，一个国王的治国顺不顺利，从一只狗的动向可以看出。可笑是吗？但我们现在还有人相信，从土拨鼠的举动，可以判断冬季的长短。我们笑巴比伦，是因为巴比伦人的迷信和我们的迷信不一样。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一切文化不分古今，与法术、咒语、迷信都脱不了关系。迷信是很顽强的，往往一切合理的东西烟消云散了，而它犹巍然独存。

巴比伦道德

巴比伦宗教，连其缺点计算在内，在使巴比伦老百姓驯良、谦卑、服从方面，一定大有帮助，否则，历代国王对祭师那么慷慨，就会叫人无法理解。不过，巴比伦宗教在道德方面，对人民显然并无影响。巴比伦末世，就其敌人——也许怀有偏见——看来，简直就是“淫窟”或“罪恶”的象征。放荡不羁如亚历山大，见到巴比伦人之骄奢淫逸，也为之吃惊不已。

就一个外国人看来，巴比伦最为惊世骇俗的一点，应数希罗多德在其记载中所描述的：

居民之每一女性，一生中必有一次进入维纳斯神庙行坐庙礼。坐庙之日，巴比伦男子，不分良莠，皆竞相高车驷马拥入庙中。这些人衣履华贵，仆从如云。他们来此之目的，一方面是夸耀自己的财富，但主要的则在求与坐庙之女行乐。坐庙之女，概以花巾包头，坐成一线，任由游客观赏。坐庙之女，一旦坐庙便不能自由回家。她要离开那里，除非被一位游客选中。游客选中坐庙之女，照例要丢一点银子——银不必多——在她的怀里，并说：“愿迈利塔赐福予你。”（亚述人称爱神为迈利塔 [12] ）女郎受银，无论多寡，照例不能拒绝，因为这是神的意旨。投银之人，如仅一人，女郎即可由之携出，如为多人，则以先投者为准。游客携女郎出庙，即择地与之性交。这在女郎来说，算是对神奉献。对神奉献之后，她便可回家了。自此奉献之后，任何人想和她性交，再多些钱也无法求得芳心。每逢坐庙之日，参加坐庙之女络绎不绝。天生漂亮之女，一次坐庙即可成功，但丑陋或有残疾者，由于无人问津，往往要坐三四年。

这种奇异的坐庙礼是怎么来的？是古代性共产制度的遗迹？是未来新郎放弃初夜权的表示？是新郎对流血的忌讳？是像今天仍盛行于澳洲某些种族中的试婚制？是单纯对神所作的一种奉献？这就不得而知了。

坐庙的女性一律都是良家妇女。但神庙中的确有着各种各样的妓女，她们公开卖淫，有些曾因此致富。神妓（temple prostitute）在西亚相当普遍，不仅巴比伦有，以色列、弗里吉亚、腓尼基、叙利亚等地都有。在吕底亚及塞浦路斯，少女卖淫赚嫁妆，是一种公开的秘密。神妓在巴比伦持续时间颇长，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约325年）才消失。神妓之外，巴比伦还有酒家（wine shop）。酒家为一般妇女操贱业之所，这种营业亦颇兴盛。

一般而言，婚前性交在巴比伦似乎已是相当普遍。在他们看来，男女之间，同意就在一起，不同意便分开。与有妇之夫同居的女性，身上应佩戴一种标志——石或瓦的橄榄树枝——以示其身份为妾。

从泥简中，我们发现巴比伦也有情诗、情歌及情书。不过，这些东西成篇的很少，大都只是“爱就是光”或“我要歌唱，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欢乐”之类。一封情书，年代约可回溯至公元前2100年，其口吻极似拿破仑写给约瑟芬，信上说：“比比亚（Bibiya）……愿沙玛什及马尔杜克永远保佑你使你健康……我特派人前来，主要就是想知道你最近的健康情形。我到巴比伦不能见到你，你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

巴比伦的婚姻，一般是由父母安排。此类婚姻，是由买卖婚姻蜕变而来，因此，男女双方均需交换礼品。通常，男方先以礼物下聘，女方往往以高于聘礼代价之物为嫁妆。有些女方家长，干脆不收礼品而收聘金。像沙玛什纳扎尔（Shamashnazir）嫁女儿，要男方送10雪克尔银子（相当于50美元），就是一例。有的比这还干脆，据希罗多德记载：

巴比伦有些人家，女儿长成，即带至市场交给掮客出售。这种出售，每年有一次。掮客和出售女孩居中，顾客围着挑选。以色论价，卖完为止。这种买卖彼此有个默契，就是买者必以所买之女为妻……然此种风俗，现在已看不见了。

尽管有着这类奇异的风俗，然而巴比伦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间互相信赖，其程度大致和今日基督教国家的情形相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婚前男女关系颇随便，但结婚后便绝对不随便了。依法，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奸夫淫妇应行溺毙，但本夫如愿宽恕，则可改罚其裸体游街。由于通奸罪处罚甚严，为了杜绝诬告，《汉谟拉比法典》曾这样规定：“指人通奸而不实者，应予反坐。”丈夫对妻子不满意，只要返还其嫁妆，并说：“你走吧，我不要你这样的妻子！”就行了。但妻子对丈夫不可说：“我不要你这样的丈夫！”如她这样说，依法应予溺毙！丈夫休妻子，依法有许多理由，例如不育、通奸、秉性乖张、不会管家等。妻子不仅可休，丈夫狠毒一点，还可置之于死地，因为法律规定：“为人妻者，如怠惰、游荡、不顾家或轻忽子女，均可溺毙之。”

尽管法律对女性非常严厉，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妻子也不是毫无保障的。例如，妻子虽不能申请与其丈夫脱离关系，但假如她能证明丈夫虐待或有外遇，均可携其嫁妆及其应有财产返回娘家居住。别轻视这项权利，这项权利，英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获得。又丈夫若出征或经商在外已达一定年限而生活无着时，妻子可以与人姘居。丈夫回家后，并不得以此项事实作为离婚的口实。

一般而论，巴比伦女性的地位，与埃及罗马相比是差多了。不过，若和希腊及中世纪的欧洲相比，巴比伦女性完全可以知足了。巴比伦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自由外出，或在公共场合出现，不过这样做需具有适当理由，例如，找孩子、打水、纺织、磨面、洗衣等。巴比伦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对于此类财产，可买可卖，可借人取息，可遗赠他人。她们可经商，可以当老板，可以做伙计。巴比伦女性替店东管账者不少，由此可证，在巴比伦，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是有权利接受教育的。

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以来差不多都是母权社会，但巴比伦似属例外，在这里，一家最有权威的人是男性家长。巴比伦上层社会，有女子不出闺阁的风俗——这也许是印度人“深闺闲居制度”（purdah）的滥觞，她们如非外出不可，一定要有人护送，护送者或为宦官或为侍童。在巴比伦下层社会，女人只是一种会生孩子的机器。娘家如果有权有势，夫家对她还不错，要是贫穷人家的女孩子，嫁时又无嫁妆，则其地位有的连奴婢都不如。巴比伦人崇拜伊什塔尔，与中世纪欧洲人崇拜圣母玛利亚，似均有尊重母性及女性的意味，但在巴比伦无论如何也找不出欧洲人的那种骑士精神。据希罗多德记载：“巴比伦一旦被围，居民为省粮食，多有勒毙其妻。”

埃及人常轻视巴比伦人，说他们没有文化。确实，我们在此找不到足可与埃及相提并论的文学和艺术。在巴比伦盛行我们所发现的一种“女性化的衰象”。男孩子涂脂抹粉洒香水，打扮得花花绿绿，做头发，戴首饰，招摇过市不以为耻。

经波斯征服之后，巴比伦人仅有的一点自尊心更是荡然无存。此时，全国各阶层，只要有钱，一切皆可出卖。名门闺秀公然卖笑者数不胜数，至于“贫寒人家，鬻女为娼”——希罗多德语——更被人视为理所当然。42年，古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笔下的巴比伦是：“这是一个奇怪得不得了的城市，其中所充满的肉欲酒香，是任何一地所没有的。”在巴比伦，神庙越富有，道德越堕落。当举国竞相以追逐食色乐趣为务时，喀西特人、亚述人及波斯人来了。但最令人叫绝者，巴比伦人虽在敌人铁蹄之下讨生活，但仍花天酒地欢乐不止。

文字与文学

由商业、迷信及酒色荒唐所交织而成的生活，有无产生文学艺术的可能？也许可能，不过像样的文学艺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但巴比伦文化浩如烟海，凭目前仅有的一点资料遽作判断，岂不过于轻率？就目前所有资料而言，巴比伦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虽比不上埃及和巴勒斯坦，但以其商业法律而论，实非其他文化所能及。

巴比伦是与孟斐斯、底比斯齐名的世界名都，当然不乏知书识字的人，不过知书识字并不意味着能成为文学家。懂得书写，在巴比伦虽不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却是进入政府机关或神庙办事的一块敲门砖。像今天有些人喜欢在名片上印个“某某硕士”“某某博士”的头衔一样，知书识字的巴比伦人，也往往喜欢在其圆柱形印章上刻上一个书记身份的标记。巴比伦人所使用的是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是以铁笔书写在润湿的泥板上。所写之物，如需永久保存，写好后即晒干或烘干。但像信件之类，写好后，首先是扑粉；其次是装入信封——也为黏土制成；最后，则加盖印章送出。书写烘干的泥板称泥简，泥简或藏于瓶罐内，或置于书架上。巴比伦宫廷及神庙，藏有数不清的泥简。巴比伦泥简，现除博尔西珀图书馆所藏的3万块外，都已荡然无存。这批泥简，现于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图书馆中，有着完全的摹本。这批宝贵资料，就是现代史家研究巴比伦的主要依据。

求解巴比伦文，是若干世纪以来学术上的一大难题。对这个难题，首先摸到门径者是格罗特芬德（Georg Grotefend）。格罗特芬德是哥廷根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于1802年讲演时，提到他如何希望读懂来自古波斯石刻上的楔形文字，如何费了若干年工夫才认识了42个字中的8个字，以及如何运用这8个字，找出石刻上的3个国王的姓名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不过不知为什么这个工作后来却停顿下来。直到1835年，一位英国外交官驻节波斯时，同样的工作才又展开。展开这项工作的这位外交官，就是罗林森（Henry Rawlinson）。他与格罗特芬德素不相识，却以同样的方法读出了刻于古波斯石碑上的三个王——希斯塔斯普（Hystaspes）、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的名字。

根据这个线索，罗林森不久发现了一个古石刻，这个发现，与商博良发现罗塞塔石碑前后相映成趣。那个石刻，上刻有古波斯亚述及巴比伦的文字。研读这个石刻，可以说非常不易，因为它在米底亚山中一个名叫比索通（Behistun）的地方。石刻刻在一块悬岩上，悬岩距地300余英尺，四面无路可以攀登。罗林森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绳索往上爬。他先仔细地抄下一笔一画，后怕不正确，于是用石膏将所刻文字全部翻印下来。他一直研究了12年，最后总算大功告成。

1847年，罗林森提出了一份报告，根据大流士一世在比索通所立的纪功碑，他读懂了巴比伦及亚述文。皇家亚洲研究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为测验这项成果，曾以一个尚未公开的楔形文字文件，分由四位经罗林森训练出来的亚述专家翻译。译时不得“偷看”，不得“传递”，结果，四人所译果然大致相同。今天的史学家，之所以知道巴比伦文化，可说皆是以上学者辛苦耕耘所赐。

巴比伦语言，是闪米特语言的一支。这支语言，是由苏美尔及阿卡德语言混合演变而成。最早的巴比伦文其实就是苏美尔文，其后，由于加进了方言及时间的因素，巴比伦语遂自成一个新体系（此种情形，与法语和拉丁语的关系类似）。

我们相信，古代的巴比伦人是能读懂苏美尔文的，但到了后代，学生若无字典、文法等工具书的帮助，对古代的经文便无法了解。目前存于尼尼微皇家图书馆的泥简中，字典及文法——从苏美尔文译成巴比伦及亚述文——便占了1/4。据专家考证，有些字典成书年代，竟可上溯至阿卡德的萨尔贡王时代——这可算是世间最古老的典籍。巴比伦文字一如苏美尔文字，由若干音节而非由字母组成。巴比伦人没有发明字母，他们的文字约有300多个。在神庙附设的学校中，祭师教给巴比伦孩子的，主要就是对这些文字的记忆。不久以前，有人发掘到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中，男孩女孩正起劲地在泥板上写东西。从种种遗物判断，这些人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据推测，他们是在上课时，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而葬身的。

和腓尼基人一样，巴比伦人视文字仅为一种商业的工具。他们似乎没花多少工夫，使它变成文学。虽然我们曾发现用韵文写成的动物故事，但这种故事只在一个朝代昙花一现。圣歌不少，不但分章分节，而且还有韵律。诗歌中，非宗教作品极罕见。戏剧及历史故事，更付阙如。巴比伦史官，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征战，神庙的兴建修复，地方的重大事迹，均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贝罗索斯是巴比伦最负盛名的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他著巴比伦史，自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位帝王写起。他说，这位帝王奉神之命治理巴比伦，其统治时间计达3.6万年。据他推算，自开天辟地至洪水泛滥，为时长达69.12万年。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藏有12块残破的泥简——目前这批泥简，已成大英博物馆珍品。这12块泥简所记述的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中最动人的吉尔伽美什叙事诗。这篇东西和希腊的《伊利亚特》史诗类似，也是由好几个不同的故事连缀而成。故事所牵涉的时代，上可溯至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时代，下则到达巴比伦的洪水泛滥若干时期以后。

男主角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Uruk，也作Erech）之王，其先世出自萨马什·拉菲什提姆。萨马什·拉菲什提姆，即洪水孑遗而获长生不老的唯一巴比伦人。吉尔伽美什是阿多尼斯·参孙（Adonis Samson）一流的人物：高大英勇，天生神力，英俊绝伦。

他三分之二是神，

三分之一是人。

谈英俊，举世无匹……

目光远大，通晓宇宙万物。

经验宏富，断事如神。

别人看不见的，他看得见，

别人猜不透的，他猜得透。

他知道什么时候会刮风，

他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

为了磨炼自己，

他曾千里跋涉，

历经险阻。

他一生事迹，最后曾刻为碑铭。

但这样的人，难免会受到指控。不少做父亲的说：“他强迫我们的孩子去筑城，白天筑到夜晚，夜晚筑到白天！”不少做丈夫的说：“他不但使我们的妻子独守空闺，而且还糟蹋了我们的闺女！”伊什塔尔接到指控，便去找吉尔伽美什的母亲阿鲁鲁（Aruru），阿鲁鲁也是一位神。伊什塔尔要求阿鲁鲁：照吉尔伽美什的样，再造一个儿子，让他俩为敌。吉尔伽美什有了对手，便不再去找乌鲁克人的麻烦了。阿鲁鲁手拈一块黏土，吹口气立刻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恩吉杜（Engidu）。妈妈赋予他的特点是：有野猪般的体力，有雄狮般的英武，如飞鸟般快捷。恩吉杜幻化成人之后，却不愿做人而愿做兽。他成天与禽兽为伍，有时还下海与鱼虾游戏。

猎人想捕捉他，但用网用陷阱通通不行。一个猎人去求吉尔伽美什，他说：“王啊，我要捉恩吉杜，可是捉不到。请借给我一个美丽的女巫，以她为饵，我想恩吉杜再狡猾也逃不掉了。”吉尔伽美什果然挑了一个最美丽的女巫给猎人，同时说：“去吧，我的好猎人，去找一个有水有草的地方。当恩吉杜来时，你叫她搔首弄姿，他见了她一定会着迷的。在他着迷后，他的禽朋兽友便会舍他而去。”

猎人带着女巫，果然在一个有水有草的地方找到了恩吉杜。

“看哪，他来了，我的小姐！

解开你的裙带，

除下你的面纱。

当他接近你，

你便应搔首弄姿。

别死板板地躺着，

敞开你的胸衣，

紧紧把他搂着。

让他饱尝人间滋味，

让他忘记禽朋兽友。

记着啊，小姐，

当他躺在你身上，

你要紧紧搂住他。”

于是，

那女巫果然

解开了裙带，

除去了面纱。

当恩吉杜渐行渐近，

她果然搔首弄姿。

她敞开了胸衣，

她紧紧搂抱着他。

她使出了女人所有的本领，

使躺在她身上的恩吉杜

乐不思蜀。

恩吉杜与女巫一连玩了6天7夜。当他尽兴之后，睁眼一看，所有禽朋兽友都已弃他而去。他孤独，他悲哀，他苦闷欲绝。这时女巫发言了：“你是神的后代，你是金枝玉叶，你和禽兽为友，人人以你为羞。和我走吧，我会带你到乌鲁克。乌鲁克的国王叫吉尔伽美什，他的权力无际无边。”这一番话，带激带赞，使恩吉杜凡心大动，于是他说：“好，让我们去乌鲁克。我倒想和吉尔伽美什较量较量，看看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这时伊什塔尔和乌鲁克的百姓都以为有好戏看了，但吉尔伽美什毕竟不凡。他先用武力征服了恩吉杜，继而又用情感征服了恩吉杜的心。这哥儿俩，成了知心朋友、生死兄弟。为了确保国土安宁，他们合力进兵埃兰。凯旋之日，吉尔伽美什对恩吉杜更加宠爱了：“他为他卸下征袍，他为他加上荣冠，他要让他继位为王。”

吉尔伽美什的人品行事，转变了伊什塔尔原来对他的态度。但这一转变也带来了麻烦，因为伊什塔尔的个性是凡爱一个人便想占有。她现在爱上吉尔伽美什了，她干脆对他说：

来吧，亲爱的吉尔伽美什，我要以你为夫。求你把爱赐给我，我们夫妻相亲相爱。我要给你造一辆宝车，用黄金为轮，以玛瑙做轼。我要命雄狮给你拖车，我要用异香洒满你的居屋……所有沿海的国家将听你管辖，世上所有君王将俯伏在你脚下，世人将以堆积如山的珍宝奉献给你。

但吉尔伽美什说：“多谢你的好意，想起被你所爱者的那些结局，会使人不寒而栗。”于是他提到坦木兹、兀鹰、骏马、雄狮及园丁，并说：“你现在舍他们而爱我了，我不稀罕你的爱。”这一来，伊什塔尔恼羞成怒，恳求大神安努遣头猛兽去扑杀吉尔伽美什。但安努反驳她说：“别生事吧，吉尔伽美什不接受你的爱，只能怪你自己。”可是她威胁说：“你不去也好，我将绝灭大地的生机，割断爱的根源，使大家同归于尽！”安努无法，只得依她，于是派一头最凶最狠的猛兽去扑杀吉尔伽美什。不料吉尔伽美什有恩吉杜之助，却把猛兽制伏了。伊什塔尔见弄不死吉尔伽美什，于是破口大骂。此际，冷不防恩吉杜将一块兽腿丢来打在她的脸上。吉尔伽美什见之大笑，但笑声未止，祸事来了。伊什塔尔施放一种恶毒的疾病，立刻置恩吉杜于死地！

吉尔伽美什见恩吉杜死去，于是抚尸大哭。吉尔伽美什爱他的朋友甚于世间任何人。他不能任他死去，于是发下大愿，非把他救活不可。死是什么？人能不能不死？世间有没有人能知不死的要诀？吉尔伽美什仔细推求这些问题。最后，他认为要获得答案，必须去找他的祖先萨马什·拉菲什提姆，因为他是洪水之后唯一逃过死亡的人。吉尔伽美什的决心，使他走遍天涯海角，去寻访萨马什·拉菲什提姆。最后，他找到一座高山，他听人说萨马什·拉菲什提姆就住在山的那一边。但要到山的那一边，必须通过一道关，而关上有两位巨人看守。这两位巨人头顶着天，脚没入地，任何人都休想通过这座关口。只要有路可通，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了吉尔伽美什。他去见巨人，把他决心救友的事一说。巨人很同情他，轻易就让他过关。但这道关很奇特，从关这边到关那边，要通过一条长达12英里的隧道。隧道很长很黑，胆小的人根本不敢进去，但吉尔伽美什根本不管这些。

在黑暗中摸索，当隧道走完他以为到了，想不到前面却是大海。管海的是位女神，她名叫萨比图（Sabitu）。她告诉他，萨马什·拉菲什提姆住在乐园里，乐园还在海的那一边。吉尔伽美什于是求萨比图：“请渡我过去吧，你知道，如果我的朋友不能生，那么我也只有死！”萨比图为他一片爱友之心所感，于是派船送他渡海。大风大浪40天，终于到达乐园见到了萨马什·拉菲什提姆。“我的老祖宗，”吉尔伽美什说，“请你告诉我脱离死亡的秘密，我要救我的朋友恩吉杜。”萨马什·拉菲什提姆于是便把如何遭遇洪水，如何由神指引得救，如何因保全人种有功而获长生的故事说给他听。当他临走时，更赐给他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药。吉尔伽美什得了药，欢天喜地往回走。快要到家时，经过一条河。由于长途跋涉，他想先洗个澡除掉疲劳，再回去救他的朋友。但想不到当他下河洗澡时，他放在岸上的药被一条蛇偷吃了！ [13]

千辛万苦求来的药被蛇偷掉，吉尔伽美什的悲哀失望可想而知。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乌鲁克，于是见庙便入，见神便拜。他现在唯一的请求是，让他的朋友生还片刻，因为他有许多话要告诉他。诸神鉴于吉尔伽美什的虔诚，于是让恩吉杜复活了。这两位生死朋友相见，其乐可想而知。在畅谈中，吉尔伽美什问：“死是什么情况？”恩吉杜说：“那种情况不能说。如果我把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你，你会立刻吓昏过去。”“有这样可怕吗？我倒要听听。”恩吉杜被逼不过，只好历述地狱诸惨状。整个叙事诗在此凄凉情调下，于是便告完结。

艺术

巴比伦的文学作品，由以上所举的吉尔伽美什叙事诗可见一斑。我们虽不能说巴比伦人的创作力如何高超，但其丰富的美感是毫无疑义的。巴比伦是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主张享受。巴比伦人如何享受，从其所遗留下来的手工艺品，可以反映出来。在巴比伦文物中，我们可看到精研细磨的花砖、闪闪发光的宝石、精工锻炼的青铜、制作精美的刺绣、五色缤纷的袍挂、柔软耐用的地毯、富丽堂皇的家具，以及种种奇巧的金银制品。就珠宝一项而言，数量相当丰富，但制作技巧与埃及人相比似乎不够精细。巴比伦黄金不少，这儿以黄金制成的神像，数目非常可观。巴比伦乐器种类繁多，计有笛、萨泰利琴（psaltery）、竖琴、风笛、七弦琴、鼓、角、牧笛、喇叭、铙钹及手鼓等。巴比伦宫廷、神庙及富贵人家，每逢祭典与婚丧喜庆，均备有乐队歌星。歌星表演，有时为独唱，有时为合唱。

绘画未能独立存在，仅作为墙壁雕像的装饰品。像埃及的陵墓艺术及克里特的宫廷壁画，巴比伦废墟中迄无发现。巴比伦的雕刻，仍停留在原始状态。就出土的作品观察，其技巧似乎来自苏美尔。也许是受祭师严格控制的缘故，所有人像皆千人一面。帝王总是威武的，俘虏总是瘦弱的，而且无论帝王或俘虏，似均出于同一模子。巴比伦雕像，发现者极少，而且均不足观。

浮雕较好，但仍简陋而欠缺变化。巴比伦与埃及，一衣带水之隔，想不到两者相差如此之大。埃及的浮雕，早它1000年以前即已发展得非常可观。但巴比伦浮雕则停留在极原始阶段。现存作品，除几件关于动物的刻画差强人意外，其余均微不足道。

关于巴比伦建筑，今天最好不作评论。因为今天我们所知的巴比伦建筑，除沙上所留存的几尺残垣断壁外，即无其他资料可做依据。就仅存资料观察，无论宫殿或神庙，似都没有雕刻及绘画的点缀。巴比伦住宅，一般是以泥筑成，富有之家才能用砖。住宅绝少开窗。门虽有，但不向街而向院子。普通人家一般为平房，富有之家则有楼房，楼房有一二层的，有三四层的。

神庙大都先垫高地基，然后再从事建筑。构筑神庙的材料，一般为方形的石块。同住宅一样，神庙也是四边修房子，中央为院子。四周房子，屋檐往往不止一层。中央院子备作宗教活动之用。神庙附近大都有塔。塔下大上小分若干层，有阶梯可逐层而上。塔之用途，可能有二：一为供神之所，二为祭师的观象台。最大之塔在博尔西珀，名为“七星塔”。此塔计七层，每层漆以不同颜色，一层代表一星。最下层，黑色，表土星。其上，白色，表金星。三层，紫色，表木星。四层，蓝色，表水星。五层，红色，表火星。六层，银色，表月亮。最上层，金色，表太阳。这七星，每星为每周一天的代表。

七星塔今天还在。这座塔的结构从上到下处处是直线，从塔上我们嗅不出多少艺术气息。虽然它有许多圆顶及拱门，但这些东西显然是无意中从苏美尔学来的。内外唯一的装饰，除那些表面上釉、刻有简单鸟兽花木的砖外便没有了。这些砖，红、黄、蓝、白，各色俱备。利用彩色上釉的砖，与其说是求美，不如说是求耐久。以上釉的砖为材料，可算近东建筑一大特色。上釉的砖颇为美观，但尽管有这种材料，巴比伦人并未充分使其发挥建筑上的功能。巴比伦建筑，一般而言平凡单调，同时随修随废，并不像埃及人或中世纪欧洲人，对其建筑作千年万世的构想。在巴比伦全盛时期，由于奴隶众多，神庙建筑有如雨后春笋。但不久，这些神庙也就慢慢倾塌了。巴比伦建筑的平均寿命，很难有超过50年的。巴比伦没有出现伟大建筑，可能是受砖的限制。砖太脆弱，太平常，任你怎么使用，它也无法永久，无法高贵，而永久及高贵乃是伟大建筑的必要条件。

科学

巴比伦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就科学与艺术而言，比较适于科学的发展。商业必须精于计算，计算便会产生数学。数学加上宗教的要求，天文学便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师，一身兼有数不清的职务。他们是法官，是执政者，是地主，是商人，是预言家，是星象家。作为一个预言家及星象家，必须通晓天文。巴比伦祭师，不是为天文学而研究天文学，但天文学的基础却是由他们奠定的。巴比伦的天文学，后来流传到希腊人手里。这门科学，由于脱离了宗教的羁绊，因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把圆周分为360度，把一年分为360天，是巴比伦人的发明。后来的六十进位法及十二进位法，就是从这个基础引申而来的。巴比伦人的命数法，只有3个符号。1个“一”，反复使用，可到9。1个“十”，反复使用，可到90。1个“百”，反复使用，可到900。关于基本数目的计算，巴比伦人发明了许多表，不仅有乘法表、除法表，甚至1/2、1/3、1/4、平方、立方都有表。由于表的广泛运用，运算时非常简便。几何学相当进步，他们不仅可测量简易规则的面积，而且可测量复杂及不规则的面积。不过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巴比伦人对圆周率的数值，只计算到3。这么粗略的数值，对于一个以精通天文著称的民族而言，未免太不相称。

天文学可算是巴比伦的特殊成就，谈这门学问，古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它。巴比伦人研究天文，不是为了给船只导航，而是要解答人类未来前途。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先是星象家，然后才是天文学家。在巴比伦，一颗星便是一个神，这些神都与人息息相关。例如，木星就是马尔杜克（Marduk），水星就是那波（Nabu），火星就是内尔格勒（Nergal），太阳就是沙玛什（Shamash），月亮就是辛（Sin），土星就是尼尼布（Ninib），金星就是伊什塔尔。每天每个时刻都有星神主事，而天象又一一与人事相关。例如，月低沉，主远国来降；新月，主强敌必克等。上至国君，下至百姓，巴比伦人无不相信星象，因此祭师兼做星象家者，无不财源滚滚。星象家有真有假：真的星象家，据说他们从小就学，所学的东西，有很多是从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传下来的；至于假的，对于星象只略懂皮毛，他们满口术语，说黄道白，主要目的是骗人钱财。

星象家的基本技能是观察天象，并绘出星座图。天文学就是随着这类知识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人对与日出没的金星，已能做出很精确的记录。由于知识的增加，古代的巴比伦人不但能确定许多星座的位置，而且能绘出整个天体图。喀西特人的征服，使巴比伦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停顿了1000年之久。及尼布甲尼撒中兴，大家对研究天文学的热忱，又复提高起来。这一时期的祭师科学家，测出了日月球的轨道，发现了日月食及朔望道理，找出了行星和恒星的区别， [14] 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根据苏美尔人的办法，巴比伦人将黄道（地球绕日之轨道）划分为12宫。他们把整个黄道先分为360度，然后，每度分60分，每分为60秒。他们发明了以漏壶、水钟、日晷来计时。

巴比伦人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其中6个月有30天，6个月有29天。由于这样划分，一年仅354天，故每隔几年增加一闰月，即有些年为13个月，以符合季节的变化。巴比伦人将一个月划分为4周，以对应月之盈亏。有一个阶段，为了建立一种更为整齐的历法，他们曾把一周定为5日，一个月定为6周。但这种分法因不及以月之盈亏来分方便，因此并未通行。对于一天的划分，巴比伦的算法不是从子夜到子夜，而是以这一次月出到下一次月出为标准。他们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每一时辰划分为30分钟。因此，巴比伦的1分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分钟。由上所述，可知现在世界通行的时制，1月分为4周，一天分为12小时（现改为24小时），一小时分为60分，一分分为60秒，显然来源于巴比伦。 [15]

依宗教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回头又受到宗教的抑制的，医学较天文学尤甚。医学所受宗教的抑制，不是由于祭师的颟顸，而是由于人民的迷信。约在汉谟拉比时代，医生已由祭师中分离出来。按照法典规定，医生为人治病，可以收费，但对其医术需负责任。医生收费法有明文，一般有钱人多收，无钱人少收。法典上更曾载明，医生因医术不良，致使病人受到伤害，在某种情形下，可剁其十指。

巴比伦医学虽然相当昌明，但医生每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原因何在？因为巴比伦人生病，先是求神问卜，最后才找医生。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生病是有鬼附身，而鬼之附身，主要是得罪了神。因此，治病当忏悔求神赦罪，画符念咒驱鬼。如果必须用药，则目的不在帮助病人复原，而在以药吓鬼。鬼最怕的药，是最脏最臭的东西。因此，蛇肉、刨花、尘土、酒、油，加上人或动物的粪便，便是特效药了。偶尔，为了求鬼离开，弄点好东西当药也是有的。所谓好东西，即牛奶、蜂蜜、奶油及闻起来有香味的草等。如果以上种种办法都不灵，最后才去找医生。

事实上，单就有关医学的800块残存泥简，对整个巴比伦医学作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片段，不足以窥其全貌。另外，他们这样做或许包含深意。也许，他们以符咒治病，不过是一种催眠治疗的幌子。也许，他们以粪便做药，目的在达成催吐作用。也许，他们所谓的有鬼附身，不过是我们今日细菌作祟的另一种解释。也许，他们所谓的得罪神灵，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卫生、贪嘴、生活不正常等同义。

哲学

宗教与哲学密不可分。俗语说，如果你在摇篮里有宗教，便有哲学陪你上天国。一切文化的开端，可说都离不开宗教。宗教给你勇气，给你耐心。人总相信，有神扶着，便不至于跌倒。罪恶足以招神怒，获天谴，在此一观念下，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便可迈向胜利和成功。然而当胜利成功后，人们有了和平、安全和财富，于是便把神摆在一边了。由于追逐口腹的享受，追逐感官的快乐，意志薄弱、精力衰败是必然的。此时，如果加上科学发达，削弱对神的信仰，那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便会逐渐走向败亡之路。兴由勤奋，败由奢侈。走在前面的总是阿喀琉斯，走在后面的总是伊壁鸠鲁。《列王纪》之后为《约伯记》，《约伯记》之后为《传道书》，这种顺序好像是每一种文化演变的必然过程。

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巴比伦思想，大都限于较晚的时期，因此，其本质大都显得虚弱而疲惫。从一块泥简上，我们看见一个约伯的影子。他埋怨道：“我对神比谁都虔敬，可是显然我比谁都潦倒！”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财产，甚至仅有的一点东西在路上也给人偷走了。他的朋友告诉他，他的霉运也许是由某些隐微的罪恶带来的，所谓隐微的罪恶即以富骄人之类。他们又对他说，神的意旨是不可猜测的，也许最初看来是祸，最后却正好是福。他们对他说：“不要怨天尤人，勇敢地站起来，只要你信赖神，神必赐福予你。再者，害你的人，必得恶报。”这一来，他果然大叫：“神啊，请你怜悯我救我！”

就出土的亚述巴尼拔集子中，我们发现一度曾认为是尼普尔之王的一首诗 [16] 。这首诗也代表着同样的思想：

（我的两眼似乎上了把）锁，

（我的两耳闭塞），与聋子无异。

昨天是国王，今天是奴隶。

（我的）朋友，把我当作疯人。

送我来帮忙，（为我）掘坑！……

我只有白天悲叹，夜晚哭泣。

月月的悲叹，年年的苦难…… [17]

他于是诉说他以往对神是如何的虔诚，却遭遇这样的厄运：

难道说我对神缺少供奉，

难道说我对神不够虔敬，

难道说我祷告时没有低头，

难道说我不把神放在心上……

我教化我的百姓虔心奉神，

我使我的国家做神的后盾，

我这样做我想会讨神欢喜。

即使这样虔敬，他还是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于是，他问：

是谁在天上左右着神的意旨？

神的意旨，难道神秘得不可捉摸？

人，昨天还活着今天却已销魂。

人，一转眼便会被悲哀淹没，

人，一转眼便会被压成齑粉。

人，前一秒钟还引吭高歌，

人，后一秒钟便如丧考妣。

我现在陷入重重网罗，

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下体玷污，

五内如焚，

死亡和黑暗将我完全笼罩。

他们白天折磨我，

晚上也不让我喘息。

我全身瘫痪，四肢麻痹。

我住的地方像牛栏，

我像一只小羊，经常污物满身……

和约伯一样，他慢慢又恢复了对神的信念：

但我确信，有一天苦难即将过去，

因为神是慈爱的。

最后的结局，果然非常美满。他所相信的神来了。神治愈了他一身恶疾，用一阵风把所有害他的人吹得无踪无影。他于是高声赞美马尔杜克，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上，同时告诉世人，对神灵不可感到绝望。

从此诗篇到《约伯记》，可说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在稍后的巴比伦文学作品中，我们又发现《传道书》的蓝本。在吉尔伽美什叙事诗中，萨比图曾向我们的英雄说，别求什么永生了，人生在世，吃点、喝点，快快乐乐地过才是最重要的：

啊，吉尔伽美什，为什么要东奔西走？

你所寻求的永生是没有的。

神在给人生命那天，就已注定了死。

生命既在神的掌握之中，人是不能做主的。

吉尔伽美什，有吃，吃点，

一天到晚高高兴兴……

一天到晚快快乐乐，

每天换干净衣服，

每天从头洗到脚。

白天抱抱孩子，

晚上抱抱老婆。 [18]

在一块泥简中，我们听到一种由于饱尝人世辛酸，以致成为偏激的无神论者的声音。古巴鲁（Gubarru）——巴比伦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对一位老人这样说：

啊，我的大智慧者，我的大知识者，别这样自寻苦恼吧！

神在哪儿？神在三十三天之上呢。

智慧是什么？是一个人人难解的谜！

但老人回答得很妙：

你注意到下列事实吗，我的朋友？

世人是否会称赞一个谋杀技术高明的人？

世人是否会轻蔑一个穷而正直的人？

世人是否会对一个积恶如山的人表示赞许？

世人是否会对一个虔敬神明的人轻加侮慢？

世人是否会对恃强凌弱无动于衷？

世人是否会助纣为虐？

他因此劝告古巴鲁不可对神怀疑，但古巴鲁对神，尤其是对祭师仍持不信任态度。他指责祭师：

他们是一连串谎言的制造者。

他们常以动听的言辞为富人辩护。

为了维护富人的财产，他们可以赴汤蹈火。

在祭师眼中，穷人个个是贼。

他们虐待穷人，他们视穷人如粪土。

然而这种思想毕竟不是巴比伦的主流。我们在巴比伦所见到的是，人们提到祭师，无不毕恭毕敬。神庙里车水马龙，尽是祈神庇佑赐福的人。不过说来可叹，人们对神如此虔敬，神却很少安慰人。巴比伦的祭师说，一切要靠神的启示，而他们就是唯一得知神的启示的人。然而，一切启示到了最后总是说，人不分善恶，死后均将沦入地狱，而地狱是个阴风惨惨的地方。有了以上种种观念，这就难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的尼布甲尼撒最后要精神错乱了。

墓志铭

尼布甲尼撒的精神错乱，到底是由于传统宗教的无出路或《但以理书》的解释，已不可考。但这件事的发生，实在稀奇。一位贤明的国君，在其长期治理下，巴比伦变得又富又强。他美化了巴比伦大城，为巴比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建立了54座神庙，到最后却发疯了。他的发疯，也别具一格。他自认为是一只野兽，不但四肢在地上爬，而且饿了就吃青草。约有4年之久，他的名字在巴比伦史上消失了。可是后来，他又神秘地出现，随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他死于公元前562年。

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死后30年才崩溃。继起的巴比伦王是拿波尼度（Nabonidus），他在位共17年。这位国王对考古学极感兴趣。由于他终年以发掘苏美尔古物为乐事，政务便因此荒废了。军队漫无纪律，商人偷税漏税，老百姓追逐欢乐，祭师敛财越权。当波斯大军兵临城下，那些平常就看不惯祭师专权跋扈的人，便争先为居鲁士开门了。波斯人统治巴比伦达2个世纪后即转让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近东，当他打下巴比伦时，曾在尼布甲尼撒豪华壮丽的宫殿中喝得烂醉如泥。

就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言，巴比伦不及埃及有益人类，不及印度深奥与繁杂，不及中国精细与成熟，但我们不能说它毫无贡献。它那动人的神话，曾经由犹太人之手，变成欧洲人的宗教故事。现代数学、天文学、医学、文法、辞典、考古学、历史及哲学的基础知识，也是由巴比伦开创，然后经希腊罗马传给我们的。希腊人关于金属、星座、度量衡、乐器、医药的名词，也大都译自巴比伦。这些名词有些是意译，有些是音译。在建筑方面，巴比伦对希腊影响虽不大——希腊建筑无论精神及形式，均是采自埃及与克里特——但其七星塔之类建筑，却经由伊斯兰教寺院、中古时代基督教教堂及现代“后退式”建筑而传到美国。《汉谟拉比法典》与罗马帝国的法律政治一样，被公认为是古代社会留给今人的宝贵遗产。

巴比伦文化，经由伟大帝国的建立，经由亚述、波斯、希腊的入侵，经由对犹太民族的长期征服及俘虏，经由与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及希腊等广大地区的贸易，业已成为人类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诚如某些史学家所说，历史事实，不分好坏，往往都会对千秋万世产生影响。我们对巴比伦文化，亦可作如是观。

注释

[1] 据《创世记》2：14，幼发拉底乃流经乐园四河之一。

[2] 此绿玉圆柱现存卢浮宫博物馆。

[3] 《摩西律法》起源于或直接采用《汉谟拉比法典》。在《汉谟拉比法典》之后，盖有一颗印章，这是当时一般公文书的习惯。

[4] “在汉谟拉比时代，乃至还可稍微推前一点，巴比伦在物质文明方面，即已十分可观。巴比伦的物质文明，此后亚洲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这个论断，我们认为也许得把波斯的薛西斯一世、中国的唐明皇及印度的阿克巴王除外。

[5] 阿马纳书信的内容甚为庞杂，有谄媚的，有争辩的，有恳求的，有埋怨的。举一个例子，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君，曾有一封给阿孟霍特普三世的信，信中就是埋怨礼品分量不够：“家母和令尊为了维持彼此的友谊，经常彼此致送珍贵的礼品。他们的礼品，由于事先曾加意挑选，因此没有听说有打回票的事。但是现在，兄长仅赐弟黄金两锭，不错，你所送的和令尊所送的完全一样，但以我们彼此的关系来说这就等于减少一半了，为什么只送两锭黄金？”

[6] 举几个统治者的名字：Marduk-shapik-zeri，Ninurta-nadin-sham，Enlil-nadin-apli，Itti-Marduk-balatu，Marduk-shapik-zer-mati。不过，我们别笑他人，英美人的姓名，如用短杠符号相连，外国人讲起来也是够难的。

[7] 狄奥多罗斯所说如果有据，连通此河两岸者，还有一条宽15英尺、高12英尺的隧道。

[8] 据神话，通天塔之所以以巴别尔（Babel）命名，即含有babble说话混淆或模糊不清之意。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据考证，Babel在巴比伦语中，乃“神的门户”之意。

[9] 柏林西亚细亚博物馆（Vorderasiatisches Museum），有一处仿照伊什塔尔门的建筑。

[10] 巴比伦开天辟地的神话，载于7块泥简中（每块代表一天）。这些泥简是于1854年在库云吉克（Kuyunjik，位于尼尼微）一个名叫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废墟出土。这一神话，显然是由苏美尔传至巴比伦及亚述的。

[11] 这就是为什么坦木兹又叫“涂抹香膏”之神。

[12] 希腊人往往以亚述人一语称亚述人及巴比伦人。迈利塔为另一形式的伊什塔尔。

[13] 原始民族多崇拜蛇，认为是长生不老的象征。据称蛇仅蜕皮而不死。

[14] 巴比伦天文学家所谓的行星是恒星的对应物，行星的运行，可依观察而得。今天科学家所谓的行星，是以一定规律绕日而行的天体。

[15] 巴比伦在制作天体图后，即开始制作地图。今天我们所知的世界最古的地图，要数尼布甲尼撒的帝国图。这幅图由祭师绘成，其上列有帝国道路及城市。另在格苏尔（Gasur）废墟（巴比伦北200英里），发现一绘于泥板上的沙特阿则拉（Shat-Azalla）省地图。此图虽仅一英寸见方，但其上有山有水有城市。山用曲线表示。水用折线表示。河流用双曲线表示。城市用文字表示。南北指标，则标在图廊上。

[16] 此一诗篇的蓝本来自苏美尔，而《约伯记》的作者，可能是受到此诗的影响。

[17] 括弧中的字句，是猜想着填进去的。

[18] 参阅《传道书》9：7－9：“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第四章 亚述

概述

这时，距巴比伦之北300英里处，又出现了另一个文化。这个文化由于受到四境蛮族的威胁，自始至终对武力非常重视。武力的建立，最初在于自卫，但进一步发展后就是征服。这个文化在击败威胁它的敌人后，曾先后征服埃兰、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腓尼基、埃及，而将整个近东置于其铁腕统治之下。

以上所讲的这个文化，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亚述（Assyria）文化。苏美尔对巴比伦、巴比伦对亚述，恰与克里特对希腊、希腊对罗马文化的贡献相当。苏美尔及克里特各创造了一种文化，巴比伦及希腊承袭并扩张之，亚述与罗马又承袭并扩张之。最后，这两种文化均为其四周的蛮族所吞没。文明与野蛮在意义上是相对的，在形势上，文明常受野蛮的包围。野蛮之于文明，一有机会即进行兼并。兼并手段，有劫掠，有占领，有殖民。几乎毫无例外，每一部文化史，总是以蛮族入侵宣告结束。

亚述的根据地，是沿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四座大城而建立。这四座大城是：亚述（Ashur）——今之舍尔加特堡（Kala’at Sherghat），阿贝拉（Arbela）——今之艾比尔（Irbil），卡拉（Kalakh）——今之尼姆鲁德（Nimrud），尼尼微——今之库云吉克（Kuyunjik）。在亚述，曾经发掘到史前人所用的黑曜石刀片及附有简单图案的黑陶。就这两种古物判断，这儿也可能是亚洲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靠近尼尼微地方，有一个乡村叫高拉土丘（Tepe Gawra）。最近一个考古队在这儿发掘到一座古城，古城里有神庙，有坟墓，有雕刻精致的圆柱形印章，有梳子，有珠宝，有骰子。根据这些文物推断，古城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00年。

亚述文明，源于亚述。亚述本是当地居民之神。及至建城，即以神命名城，最后，乃用以命名整个国家。亚述为亚述古都，但一则该地靠近沙漠非常燠热，再则，靠近强邻巴比伦，易受其侵扰，因此稍后即迁都于尼尼微。尼尼微也是因神而得名。尼纳（Nina）之于亚述，相当于伊什塔尔之于巴比伦。尼尼微在极盛时代，有居民30万。当号称万王之王的亚述巴尼拔当世，西亚君主前来朝贡者，多到数不过来。

亚述人民，有闪米特人和非闪米特人两种。闪米特人多半从南而来——有的来自巴比伦，有的来自阿卡德——文化程度较高。非闪米特人多半从西而来，文化程度较低。非闪米特人中，有赫梯（Hittite，或称Mitannian）和库尔德（Kurdish，高加索的山地人）。和巴比伦一样，亚述的语言主要是以苏美尔语言为主干，另加上地方方言。至于风俗习惯，由于环境艰苦，他们不像巴比伦人那样耽于享乐。亚述从兴至灭，其最大特色为武力至上。他们所羡慕的人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勇士。亚述的历史充满下面这种两极现象：统治或被统治，征服或被征服，血腥的胜利或悲惨的失败。亚述先世本为巴比伦藩属，后因巴比伦受制于喀西特人，乃趁机独立壮大。壮大后的亚述，其王甚至有自称为“统制万有之主”者。在人类史上，亚述的确有不少君主，其声势是非常显赫的。 [1]

亚述王撒缦以色一世（Shalmaneser Ⅰ），趁巴比伦屈服在喀西特人铁蹄之下，崛起统一北部诸小邦，并建都于卡拉。不过在亚述史上，最早且最有名的君主不是撒缦以色一世，而是提革拉·帕拉萨一世（Tiglath Pileser Ⅰ）。提革拉·帕拉萨一世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他猎狮的纪录令人惊讶，徒步猎获的有120头，乘车猎获的有800头！

提革拉·帕拉萨猎国如猎狮，一块石碑这样记载：“我率勇士远征库姆。陷城池，获珍宝，无可数计。敢反抗者，我必焚其城，使成灰烬……我征阿丹什（Adansh），其民自山中出，俯伏我膝下。我唯令其纳税，并不加害。”这位国君东征西讨，在征服赫梯、亚美尼亚（Armenian）及其他40余小国后，夺取了巴比伦。以其声威浩大，吓得埃及人也来敬献礼品。每次出征，他必大修神庙。亚述之神对于供品，似乎只问有无，不问来源。最后，巴比伦复兴，不但挣脱其统治，打垮其军队，攻占其城池，焚毁其神庙，甚至，连人带神都让他们一齐做了俘虏。提革拉·帕拉萨最后死了，死得很惨。

提革拉·帕拉萨的兴亡，可说即是整部亚述历史的写照。反复进行屠杀与搜刮，即最初他们怎么对待邻人，最后邻人又照样对待他们。继起的一位君主，叫亚述纳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 Ⅱ）。他征服了十几个小邦，带回来不少战利品。他有两大嗜好：生挖俘虏眼睛，讨一大堆妻妾。他很幸运，竟得善终。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进兵大马士革，与叙利亚人数度恶战，有一次战役生歼敌人达1.6万之众。他也大修神庙，广蓄嫔妃，不过他晚运不好，老年时，其子在一场叛乱中推翻他的政权。萨姆拉玛（Sammuramat）以母后名义，临朝统治3年。这位女主在希腊神话中，叫萨穆拉玛特（Semiramis）。在狄奥多罗斯描述下，她是一位半人半神的女性。她一身兼为皇后、将军、政治家及工程师。

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是一位有名的君主。他编练大军，重新东征西讨。他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巴比伦，降服大马士革及埃及，使帝国版图东自高加索，西迄尼罗河。战事甫定，讲求治术，终其一生国强民富。萨尔贡二世是亚述的拿破仑，以下级军官崛起为王，每次出征，必亲临前线。他打败埃兰、埃及和巴比伦，掳犹太人、非利士人及希腊人为人质。萨尔贡二世极善于治国，在他的鼓励下，文学、艺术、手工艺、商业均极发达。他最后死于抗敌战争。他的牺牲使战事获胜，亚述才得幸免于蛮族辛梅瑞安（Cimmerian）的入侵。

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是萨尔贡二世之子。他平内乱，占领波斯湾，但进攻耶路撒冷及埃及未获成功。 [2] 尽管如此，他已囊括了89座城镇，820个乡村；俘获7200匹马、11.1万头驴、8万头牛、80万头羊及20.8万个俘虏。对巴比伦的放荡奢靡，他感到非常痛恨。他率兵围城，城破之日，烧杀齐来。巴比伦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神庙宫殿，化为灰烬，甚至所有神像也全部变成俘虏。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被他降为亚述大神的仆从。关于这一浩劫，巴比伦人的解释与后来一个犹太人的解释完全一致：神为了惩戒他的百姓，不惜降身辱志以事敌人。辛那赫里布把他从事征服所获的战利品，通通运往尼尼微。他利用俘虏劳力，使河流改道。这样，一面可保护尼尼微，一面可灌溉田地。在他的经营擘划下，尼尼微变得十分繁荣美丽，全国农产品亦大量增加。但他晚景凄凉，在虔诚忏悔之时被自己的儿子手刃而死。

宫廷喋血，父子兄弟火拼，胜利属于以撒哈顿。他是老王诸子之一，即位后，因埃及曾支持叙利亚叛变，于是大兴问罪之师。结果，埃及变成了亚述的一个省。当他由孟斐斯回尼尼微时，带回战利品之多，惊骇了所有西亚人。以撒哈顿除把亚述变为近东最富最强的帝国外，还做了两桩善邻的好事：第一，释回巴比伦诸神，并重建巴比伦大城；第二，发粮救济伊拉姆饥民。在充满野蛮记载的亚述史上，他算是一位相当文明的君主。

埃及叛变，以撒哈顿率兵前往镇压，中途病死，继位者即鼎鼎大名的亚述巴尼拔。他继承以撒哈顿所建的基础，使亚述国势如日中天。但物极必反，自他死后，由于40余年内战，国力消耗过甚，亚述从此一蹶不振。最近出土石碑，有一块所描述的就是亚述末世景象。那是战争、围城、饥荒、劫掠交织而成的悲惨画面。亚述巴尼拔在亚述史上，可称得上多彩多姿。一块石碑记载他平定埃兰：

经过1个月零25天的行军，我到达了埃兰。（为达成毁坏其农作物的目的）我在其田地里撒盐及散播荆棘的种子，所有埃兰人，无论男女老幼，从皇子皇孙、高官显吏至士兵工匠，所有埃兰牲畜，无论马、驴、骡、牛、羊，我一概都掳来了。除人畜外，我更带走了苏萨、马达卡图（Madaktu）、霍尔特马什（Haltemash）以及其他城市的钱财。仅一个月工夫，我令埃兰完全变成了废墟。我相信，那儿现在已无欢笑、无人声、无牛羊！

在举行庆功宴的时候，亚述巴尼拔将埃兰王的头悬挂在高竿上，供所有宾客欣赏。亚述巴尼拔对埃兰统帅达纳努（Dananu）的处置更加残酷。他把他的皮生生剥下，然后才像宰羊一样放血。对达纳努的弟弟，是先斫头后分尸，把尸体切成肉酱，然后拿到全国去示众。

这样血淋淋的做法，目的在于杀鸡儆猴。亚述帝国所统治的地域太辽阔，民族太复杂，其所统治民族中，有衣索匹亚人，有亚美尼亚人，有叙利亚人，有米底亚人，如果不这样不足以服众。不过，不管对不对，无论如何帝国还是安定了。据他自称，他所获致的太平是空前的。亚述巴尼拔不仅是一位征服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文学家及艺术家。他为了搜求新风格建筑雕刻，曾派出不少钦差大臣。他为了搜古代典籍，曾打发不少学者去苏美尔及巴比伦。在首都尼尼微，他建立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这所图书馆所保全的资料，历25个世纪仍完整无缺。像腓特烈大帝一样，他不但是战争狩猎的能手，在文学方面也才华横溢、不可一世。据狄奥多罗斯描写，他对男女两性都喜欢，是个荒淫的君主。不过，对于这种说法，从史书上我们却找不出任何证据。

在泥简中，有不少描述亚述巴尼拔的作品。据那些作品显示，他的勇敢自信十分惊人。他面对狮子，有时只带一把匕首，有时只带一支标枪。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找着敌人主帅硬拼。拜伦对他显然非常崇拜，他曾取其为戏剧中的主角。半由历史，半由传说，在拜伦笔下，他变成了亚述帝国权力、财富均呈巅峰状态的具体象征。

亚述政府

如果说帝国主义可以这样下定义，就是说，用武力的或非武力的方式，将若干国家置于一个政府之下，以使法律、秩序、商业和平运行，那我们得承认，亚述就是帝国主义的始祖。亚述政府，在亚述巴尼拔时代，曾经统治亚述、巴比伦、亚美尼亚、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苏美尔、埃兰、米底亚和埃及。这样大的版图，除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埃及、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外，再无可比拟者。

从某些角度来观察，亚述帝国是很松散的。在它统治下的大城市，大都保有高度自治权，而其属国除朝贡之外，仍可有自己的王、自己的宗教及自己的法律。由于组织不够严谨，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则叛乱和割据之事便会发生。亚述历史之所以充满了镇压性的军事行动，理由即在于此。为了防止属国叛变，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大量迁移到其他地区，使其丧失反抗的条件。不过，不管怎么做，叛变还是层出不穷，这就是亚述必须随时准备征战的原因。

由于时时准备征战，政府当然就需要军队。在亚述人观念中，政府就是武力的别称，在人类历史上，亚述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战争的艺术。亚述军队有战车，有骑兵，有步兵，有工兵。作战时，以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在亚述，围城工具及技术早就发展得很可观，至于战略战术，更是历代讲究，不遗余力。亚述人的战术，特别注重急行军与各个击破。这种战术就是拿破仑用以制胜的秘诀。

由于作战的需要，亚述的冶金术也很发达。亚述战士所穿的盔甲，其防护力之强已与中世纪欧洲骑士所穿的不相上下。一个亚述弓手或枪手的装束，通常是这样的：头上一顶以铜或铁制成的钢盔，身上一袭皮底外罩铁片铠甲，腰束护胸，手执盾牌。亚述战士所用武器有弓箭，有长枪，有短剑，有槌，有棒，有投石器，有战斧等。临阵时，国王与贵族多乘车前导。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皆以马革裹尸勉励。亚述骑兵，创自亚述巴尼拔时代。这一兵种，起初用来给战车助阵，但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

攻城器械，主要为撞城车。撞城车上有吊索，下有车轮。吊索系有一根附有铁头的撞杆，攻城时，借吊索摇摆，使撞杆增大冲力。防城所用武器，除弓弩、火箭、铰链（用以对付撞城车的武器）外，有时还要动用气体的恶臭弹。

根据惯例，城被攻破，即难逃焚掠的惨剧。有时，焚掠之外，城内城外所有树木，且被一律斫光。掳掠而来的妇孺、玉帛，主帅除留最大的一份外，其余皆分赏有功将士。按近东惯例，将士功劳大小，以所斩敌人首级多寡为标准。由于作战被俘，不是丧失生命，就是沦为奴隶，因此，将士都很勇敢。在亚述，集体坑杀战俘的事，时常发生。对战败一方的贵族，处置非常残忍：有割耳朵割鼻子的，有断手断脚的，有剥皮的，有分尸的，有杀头的，有炮烙的。在亚述人看来，人命似乎一文不值。对敌人的处置，虽极尽残酷之能事，却无动于衷。不过，好在东方生育率高，人虽一大批一大批地死，但不久又可补充起来。在历史上，优待战俘自亚历山大及恺撒始。史学家都相信，他们之所以能称霸地中海，与这种政策大有关系。

亚述君主的第一个支柱是军队，其次就是宗教。为了争取宗教的支持，君主对祭师总是有求必应。在形式上，亚述以亚述大神为主。举凡制度、规章、法令，均是禀亚述大神之命而制定。征税、作战，亦皆出于神意。任何一位亚述君主，本身也就是神。一般说法，他就是太阳神沙玛什的化身。总观亚述宗教思想，其来源和其语言、科学、艺术一样，不是得自巴比伦就是得自苏美尔。不过，和其母体文化稍有不同的，就是在移植过来后，一切都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谈到浓厚的军事色彩，最显著的要算法律。亚述法律，可以说就是军法。亚述法律的严厉，举世皆知。关于刑罚，从示众开始，有强迫劳动、打板子、割鼻子、割耳朵、割舌头、剜眼睛、刺杀、斫头等。萨尔贡二世对刑罚曾作过一些精密的补充，例如，赐毒酒及以罪人子女烧烤供神等。不过，这类补充似乎并未付诸实施。在亚述，最重的罪为通奸、强奸及偷盗，犯这些罪一律处以死刑。亚述天判也很流行，被控者绑上手脚投于河中，幸得不死即可无罪。将亚述的法律与《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亚述法律显然比较原始而欠缺理想。 [3]

亚述的地方政府，最初原是封建贵族。后以贵族不便指挥，改由国王任命的地方长官治理。这种形式的政府一传而至波斯，再传而至罗马。地方长官的任务主要有三：收税，整治水利，练兵以备出征。为掌握及考核地方长官，国王经常派出大批特务。

总之，亚述政府是国家发动战争的工具。为求每战必胜，因此对其人民特别强调忠贞、纪律及爱国心。在亚述，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因为一打胜仗，俘虏、战利品即可源源而来。由于亚述以攻城略地立国，农业生产根本顾不上。所以，假定一旦城攻不下，地掠不到，便会大闹饥荒。有一次，亚述巴尼拔在镇压其弟弟的叛变、久攻巴比伦不下时，即出现下列景象：

亚述城市，空前悲惨……饥荒加上疫疠，满街都是病人。居民与士兵，强者相竞至村中觅食，留下来的尽属老弱之辈。逃亡者“肩踵相接，亚述巴尼拔惧群起效尤，乃尽捕逃者”处以严刑。士兵被捕回者，先拔舌头，再活活打死。对于逃亡百姓，则如50年前其祖父辛那赫里布之所为，进行集体屠杀。尸积如山，久无人葬，以致鸟兽争食。

东方君主政体的最大缺点，就是战乱相循的无可避免。所谓战乱相循，一则为地方或属国的不断反叛，一则为中央的王位争夺。一般君主多半是马上得天下，但当其年迈，王位继承准会带来纷争，在诸子争立局面下，弟兄父子不免血溅宫廷。亚述四境蛮族环伺，因此，内争常为外患之开端。在亚述史上，西徐亚人（Scythian）、辛梅瑞安人及其他种族，就不断趁亚述内争，劫掠亚述诸城市。

史学家笔下的东方诸国，总是不断地战乱流血。论者以为这未免过于夸大，原因是写历史的人总觉得记载战乱流血才比较刺激。因此，我们应当指出一点，东方诸国和平昌盛的时代也是有的，不过这些时代，不太被史学家重视而已。

亚述人生活

从经济生活方面观察，亚述和巴比伦并无二致。因为这两个国家，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文化的南北两部，巴比伦稍微偏重商业，亚述稍为偏重农业。巴比伦的富人是大老板，亚述的富人是大地主。亚述与巴比伦的共同点极多。他们同河流，同山谷，使用同样的灌溉工具，收获同样的农作物——小麦、大麦、小米、芝麻。 [4] 在城市里，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业是一样的，他们所使用的度量衡也是一样的。亚述诸城市，由于太靠北，虽然不能发展成为很大的商业中心，但亚述统治者给它们带来的财富，已经很可观了。

金属半由自采，半由进口。亚述古代，工业及战具原料多为青铜，公元前700年后，青铜地位开始为铁所取代。由于铸铁、制玻璃、染织等工业均相当发达，故尼尼微民间家庭设备，其丰富程度已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不相上下。 [5]

辛那赫里布时代，亚述修了一条运河。这条运河长达30多英里，是尼尼微主要的给水设备。 [6] 亚述有钱庄，工商业贷款利息为25％。通货兼用铅、铜、银、金。公元前700年辛那赫里布以银铸币，每枚重半个雪克尔，这可以说就是政府铸币的滥觞。

亚述人民分为五大阶级：一、贵族；二、工商业者——以同业公会为基础；三、非技术性的自由农工；四、附属于农场的农奴——这一情况和欧洲中世纪相当；五、奴隶——战俘及无力还债者。奴隶皆穿耳剃头以示区别，他们所担任的工作，一般为最粗重最下贱者。辛那赫里布时代一块浮雕显示：一大群奴隶分为两行，拖着一个木橇；橇上是一个沉重的雕像；在奴隶旁边，奴隶总管正挥舞着皮鞭。

像所有军国主义国家一样，政府在道德及法律方面，均大大鼓励生育。堕胎者处死刑。故意使自己小产的妇女，依法当受炮烙之刑。妇女地位较巴比伦为低。不敬丈夫，要受很严重的处罚。为人妻者，不戴面具不许外出。妻子绝对不得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但只要丈夫高兴，便可讨一大堆姘妇。娼妓很多，但一律受政府管制。亚述国王的嫔妃，名目繁多。嫔妃绝对不许离开宫廷，因此，她们除唱歌、跳舞、做针线外，剩下来的时间，便只有互相磨牙斗嘴及暗中倾轧。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当场杀死奸夫淫妇——这本来只是一种风俗，其后竟获法律认可。其他有关婚姻的规定，大致和巴比伦一样。不过，买卖婚姻的味道更为浓厚。经常有这种情形，妻子住在娘家，丈夫偶然才去一趟。

父权至上，在一个蛮族环伺、以征服为务的国度似乎是很自然的。和罗马一样，亚述在征服中曾使成千上万的战俘沦为奴隶。亚述人似乎从小就习惯于看到把战俘送入狮窟。看饿狮把人体撕成片片，亚述人似乎最为开心。亚述人对于儿童，经常灌输残忍教育。他们教儿童变着花样虐待战俘：火烧、剥皮、杀头还嫌不够，竟当着战俘之面，挖出其儿女眼睛！亚述巴尼拔曾经这样说：“我所捉住的叛军首领，有的活剥，有的烧烤，有的埋在城墙脚……有的剁脚剁手。”亚述巴尼拔大言不惭地说：“我把所捉住的3000名战俘都活活烧死——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在另一块石碑上，他又有这样的记载：“凡是反叛亚述及反叛我者……有的，我割掉他的舌头，再叫他死；有的，我把他活活埋掉；有的，我斫下他的手足，拿去喂猪喂狗……这样做我相信是合乎神意的。”

一位君主曾命工匠在一块砖上刻下这样的话：“我的战车过处，人畜皆化为齑粉……我的记功碑，是由人的尸体堆成。凡为我所活捉到的人，我一个一个斩断其双手。”他刻这些话的目的，是想垂名后世。在尼尼微我们发现许多浮雕，有的刻着剥皮拔舌的景象，有的刻着开肠破肚的景象，有的刻着剜目斩首的景象！

对于矫正残忍倾向，宗教显然无能为力。亚述宗教对政府的影响力，显然不能和巴比伦相提并论。祭师的举措，处处迎合君主的需要。亚述大神是一位好战无情的神。亚述人相信，这位大神所喜欢的就是以战俘给他做活祭。亚述宗教一方面在教人如何忠于君主、忠于国家，一方面在教人如何侍奉神及对神祷告。亚述宗教经典，现在留传下来的，仅有驱邪驱魔及圆梦等书。关于梦兆的解释，读起来有一大串。在几乎无所不包的梦兆下，一一都注有禳灾之法。在亚述人看来，世间充满了妖魔鬼怪，为避免妖魔鬼怪的侵袭，最好的办法就是常佩符箓，勤念咒语。

在亚述，除作战所需的一切知识外，其他学问几乎一概谈不到。亚述医学，就是巴比伦医学。亚述天文及星相学，就是巴比伦天文及星相学。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亚述哲学。亚述语言学家，曾将他们所见到的植物一一列举下来。他们这样做，目的也许在于研究医药，但想不到后来却对植物学发展大有帮助。对于宇宙间许多事物的名称，亚述人不但一一列举，而且加以归类。希腊的自然科学，沿用了不少这类名称。这类名称，不少经由希腊流传到现代。英语中，诸如hangar、gypsum、camel、plinth、shekel、rose、ammonia、jasper、cane、cherry、laudanum、naphtha、sesame、hyssop、myrrh（分别为棚丁、石膏、骆驼、柱基、色样、玫瑰、氨、碧玉、甘蔗、樱桃、鸦片酊、挥发油、芝麻、牛膝草、没药）等，即来自亚述。

不少泥简记载着亚述国王的功绩。这些历史在古代仅是编年史，稍后，才有润色而近于文学作品的著作。历史内容大部分为帝王的事功，所记大都千篇一律，记胜不记败，记好不记坏。因此，即使事实上帝王是一个屠夫，是一个低能儿，但在亚述史学家笔下，他照样是圣明天纵值得万民景仰的君主。亚述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应数其图书馆。仅以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而言，就有泥简3万块。这些泥简都曾分门别类附有标签。泥简中，不少刻有国王训谕：“盗窃此书者……亚述及贝利特（Belit）大神必降祸于他……他及其子孙均必遭陨灭。”泥简中的绝大部分，均为年月不详的代抄本。泥简原本，大都来自巴比伦。所有图书中，文学作品仅占极小部分，其他为政府档案、天文、星象、占卜、预言、医学、药方、符箓、圣诗、祷告词、帝王世系及神的谱系等。在所有图书中，我们发现一篇亚述巴尼拔的自述：

我，亚述巴尼拔，受到那波 [7] 智慧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从它，我可以学到射、御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马尔杜克赐给我对知识了解的能力……内尔格勒使我精力充沛，阿达帕使我通晓一切技艺。举凡天上地下的建筑，从书本中皆可知其大略。借书籍之助，祭师所会的星象、占卜、预言，我也样样精通。背诵深奥的苏美尔及阿卡德文经典，我觉得乐趣无穷……在骑马方面，由于我了解马性，因此骑上去总平平稳稳。在射箭方面，由于我知道如何用劲，因此几乎矢矢中的。在掷枪方面……因此举重若轻……我治国，像一个精良的御者……我指导战士以芦苇编织盾牌及胸墙，像个老练的工兵。总之，读书，不但可扩充知识及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

亚述艺术

就艺术方面观察，除浮雕较为突出外，其余皆与巴比伦不相上下。由于征服所获的财富大量流入亚述、卡拉及尼尼微，宫廷、神庙、富家巨室所需要的金银珠宝装饰品越来越多，亚述手工艺急剧发展。在亚述手工艺中，最著名的有设计精巧的首饰及雕琢精致并嵌有金银珠宝的家具。亚述陶器并不出众。音乐绘画大都沿袭巴比伦旧调。绘画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虽无独立地位，但其以蛋黄调和颜料所作的装饰画，颇具特殊风格。这种风格后来传到波斯，曾大放异彩。

浮雕在亚述盛世，如萨尔贡二世、辛那赫里布、以撒哈顿及亚述巴尼拔之世，发展相当可观。亚述浮雕颇多精品现存大英博物馆。最著名的，为刻于亚述纳西拔二世时代的一件。这是一件简朴的雪花石膏制品，所刻画的是马尔杜克大神征服混沌提玛特（Tiamat）的故事。亚述所刻人像，一般而言均粗劣呆板。所有人像几乎千人一面：圆脸，络腮胡子，大肚皮，颈子短得几乎看不见。人像中刻得较好的，仅有两件：一为雪花石膏雕刻的棕树前的精灵，一为在卡拉出土的沙姆希·阿达德七世（Shamsi Adad Ⅶ）的人像石碑。

一般而言，动物雕刻较为动人。就东方诸国而言，亚述动物雕刻，要算得上是最为突出的。也许艺术家对于人像雕刻颇多顾忌，因此不敢刻得真、刻得像，但对动物便不同了，他们真是刻狮像狮，刻马像马，刻羊像羊，刻狗像狗。豪尔萨巴德萨尔贡二世时代的浮雕马，尼尼微辛那赫里布宫殿的浮雕受伤狮，亚述巴尼拔宫殿雪花石膏雕刻的垂死病狮，亚述纳西拔二世及亚述巴尼拔猎狮图中奔跑之狮、卧狮、释放出笼之狮、树阴下休息之雌雄二狮，均可说是世间精品。然而除动物外，其他物体之表现，无论就线条、轮廓、形体各方面而言，技巧均颇拙劣。没有布局，没有透视，肌肉部分常有着不当夸张。这一点，几乎为所有亚述雕刻的缺点。

比较说来，亚述人特别喜欢浮雕。我们可以这样说，浮雕之于亚述，相当于雕塑之于希腊、绘画之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亚述人的浮雕，特别是辛那赫里布时代所雕的动物，其技巧之精妙，可以说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尼尼微及卡拉的艺术家，也许精力都放在浮雕上了，因此，所从事的雕刻便极其有限。而所留传下来的少数作品，一般都谈不上有何技巧。

在雕刻中，较好的是动物。如豪尔萨巴德通道的牛雕，无论精神及形象，均极可观。但人像及神像，便刻得很粗俗。亚述留传下来的人像，除目前尚存于大英博物馆中的亚述纳西拔二世雕像外，一般均颇粗劣。谈到亚述纳西拔二世这座雕像，线条虽仍嫌呆板，但就其对于一个国王的刻画而言，可说已到惟妙惟肖的境地。一个人具有一个厚重而表现决心的嘴唇、一双精明而残忍的眼睛、一个粗短而禁得起打击的颈项、一双巨大有力的脚，就上述特征，不看他紧紧握着的权杖，也可以猜得出他是王者了。

国度不同，审美观念亦有别。亚述人所崇拜的大丈夫，在我们看来也许很不顺眼，因为一般都是粗短的颈项、肥硕的身躯。可是我们所中意的美男子，如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所刻的赫耳墨斯及阿波罗，在亚述人看来也许又太文弱、太女性化。对亚述建筑加以置评是很困难的，因为古代亚述建筑今已荡然无存。就废墟中所搜寻到的一点资料来判断，我们所知者不过为下列几点：

亚述有点像巴比伦及近代美国，对建筑的追求不是美，而是大。照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亚述建筑师所能采用的建材，大部分都是砖。石头虽然也用，但用得不多，因为石头在这一带是奢侈品。亚述的弓形架构及拱形圆顶，大半学自南方。至于柱型，有些学自别人，有些自己创造。亚述创造的柱头，如女像柱式柱头，及以涡形为装饰的伊奥尼亚式柱头，其后曾盛行于波斯及希腊。

宫殿一般占地颇广。构成宫殿的屋宇，楼房不过两三层。同一个模式的亚述宫殿，大都是中间一个大院子，四周配以一系列的厅堂。宫门外面大都以石兽作为守卫。宫门入口处一般都有浮雕或雕像，上面刻的都是历史故事或历史伟人。宫中地面，大都以石板铺成。门窗均设珠帘锦帐。梁栋及天花板均经刻意雕琢，并嵌以金银珠宝。

亚述史上武功最盛的6位君主，同时也是伟大建筑的创造者。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用石头为亚述大神修了许多座神庙。在其中的一座，他留下这么几句话：“吾欲使其内部美若天庭，四壁灿若星辰，屋顶金光闪耀。”其余几位君主，虽然也修饰神庙，但和所罗门一样，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修建自己的宫殿。亚述纳西拔二世在卡拉建造了一座宫殿，规模宏大，外石内砖，非常庄严。此宫，壁间饰以浮雕，内容为歌颂神灵及战争的故事。巴拉瓦特丘陵（Tell Balawat）附近显然也有巨型宫殿建筑。因在废墟中，拉萨姆（Hormuzd Rassam）曾出土两扇宫门，为黄铜所铸，坚固美观为所仅见。萨尔恭二世曾在豪尔萨巴德大造宫殿，宫门守护者为若干具有双翼的石雕神牛。四壁饰以浮雕，宫内陈列、雕像及家具异常精美。此宫曾数度修葺，每一次胜利后，萨尔贡二世就带来许多奴隶。胜利既不乏金银珠宝，又不乏劳力——因战俘提供大量奴隶，因此，此宫之美，亚述史上赫赫有名。除宫殿本身外，萨尔贡二世在宫外还修了几座神庙，在宫内还修了一座高塔。据称，此塔高7层，其顶以金银铸成。辛那赫里布所修的宫殿，在尼尼微。这座宫殿取名叫“无双殿”（The Incomparable），意即它是世上最大最美的。据称，此宫四壁及地板所用木石，不但质地高贵，而且上面皆嵌有珍宝。它用的瓦，由于出自精工制造，昼夜都会发光。谈到装饰品，此宫有巨型铜狮铜牛，有巨石刻成的有翼牛阵，有一系列充满牧歌情调的浮雕。以撒哈顿除重修无双殿外，还扩建尼尼微。此项修筑，人力物力动员达十几省，由于他到过埃及，因此在柱头及装饰方面，引进不少新花样。据记载，因为胜利，宫殿神庙完工之日装满了由近东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

亚述建筑，其无可救药的缺点是朽坏得太快。例如无双殿，虽经辛那赫里布及以撒哈顿两代修葺，但不过60年，已成为废墟。无双殿到亚述巴尼拔时代，又要修葺了。今天距阿叔巴尼帕不知又已过了多少世纪。读到这个国王重建此宫的记载，和他一样，我们也有着无穷的感慨：

此宫，原为吾祖辛那赫里布所建，用为皇家居所。居之极其安乐，然今已倾圮不堪。余，亚述巴尼拔，忝为亚述之王，世界共主……幼年曾居是宫，以获阿舒尔、辛、沙玛什、贝勒、那波、伊什塔尔……尼尼布、内尔格勒、努斯库等诸神之荫庇，得由皇太子而登基立极……诸神厚我，使我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昼得妙思，夜获美梦……故余乃清除废墟，重加修葺。余重建一殿，基广五十五。余重筑一台，因前有神龛，故不敢过高。良辰吉日，破土奠基，余谨以佳酿致奠。为重建此宫，曾劳动百姓。埃兰，余秉神意所克之地，曾敬献砖瓦。阿拉伯诸王，因背约遭余生擒者，曾亲执畚箕……新宫虽就旧宫修筑，然完成之日，已不同于旧宫，地基广是其一，工作精是其一，屋宇多又是其一。此宫之梁柱，余曾获自思拉拉（Sirara）及黎巴嫩。此宫之门，以具有异香之木制成，其上且覆以黄铜……环宫，余命杂植花木果树……大功告成之日，余先备牺牲敬献诸神，后择良辰吉日移居宫内。

亚述的消失

在最不幸的时候，自称为“伟大英明亚述及世界之王”的亚述巴尼拔，尽管曾怨天恨地，但最后仍未对神丧失信心。这位亚述王在其最后一块泥简中，曾写下如《传道书》及《约伯记》之类的话语：

我自问，无论对神或对人，无论对生者或死者，我都没有稍加怠慢，但疾病与厄运为什么会降临到我身上？国人钩心斗角，家人彼此仇恨，耻辱包围着我，使我束手无策。我知道，由于身心疾病的夹攻，我的末日业已降临。今天是城里守护神的日子，大家在热烈庆祝，但我这个垂死的可怜人，却在死亡边缘挣扎。日夜号泣之余，我只有这样求神：“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使我重见天日！” [8]

亚述巴尼拔到底是怎么死的，历史上并无记载。根据拜伦戏剧化后的故事说，他放起一把火，和宫殿一起在火焰中化为灰烬。这个结局是真是假不管，却是最权威的。亚述巴尼拔之死，就亚述而言，是个凶兆。它象征着亚述帝国的崩溃。亚述经济不能自给自足，它的生存要靠劫掠，然而劫掠要靠武力。因此，一旦武力不足恃，败亡立见。亚述生存靠胜利，然而胜利常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首先，胜利的获得要人去死，而死的人多半是最强健最英勇的。第二，享受胜利的果实常使人的身心趋于腐化，而强健的身心却是获胜的必要条件。第三，大批战俘及奴隶人口的充斥，使亚述赖以获胜的军队本质发生改变。综合以上数因，一旦蛮族入侵，帝国便立告瓦解。

亚述巴尼拔死于公元前626年。14年后，巴比伦人（在那波帕拉萨尔率领下）、米底亚人（在基亚克萨里斯率领下）加上西徐亚人的一些部族，组成联军，由高加索向亚述进兵。这支联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亚述北部各据点。这支联军再进一步，尼尼微便告陷落。从前亚述诸王对付巴比伦及苏萨的惨剧，这时便在尼尼微重演。房屋宫殿庙宇付之一炬；田地被彻底破坏；人民一半被杀，一半变成奴隶。这是一次惨重的打击。经此打击，亚述从此一蹶不振。亚述帝国消失了，可是有些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人类文化中，经波斯、马其顿而传至罗马的武器、战术、涡形柱头、女像柱头、分省统治，就是亚述人留下来的。

近东人提到亚述，说那是一个骄横君主征服各小邦所成的一个帝国。犹太人提到尼尼微，说那是一个充满血腥、强盗及谎言的都会。在无情岁月中，所有英明伟大的君主慢慢都会被人忘怀，所有繁华美丽的都市慢慢都会成为废墟。自亚述帝国崩溃后200年，希腊将军兼历史学家色诺芬率兵到达尼尼微，他已不大相信那儿就是曾经统治过半个世界的一代名都。今天到达尼尼微的人，对于昔日的繁华，当然更连一点凭证都找不到了。因为即使那些在亚述盛世为荣耀及美化其神庙而从远方运去的石块，也已荡然无存。其实，别谈石块了，就是亚述大神——亚述人相信他是永生的象征——也已找不到丝毫踪影。

注释

[1] 最近于豪尔萨巴德之萨尔贡二世图画馆废墟中发现一块泥简，简上所载亚述君主的世系甚详。自公元前23世纪，至哈达尼拉利五世（Ashurnirari V，公元前753年至前746年）从未中断。

[2] 据埃及人的传说：埃及之所以得免于难，并于次日得以轻易地击败入侵的亚述军，得力于识敌的田鼠之助——它们将宿营于培琉喜阿姆的亚述军队的箭囊、弓弦和盾带都给咬断了。

[3] 最早的亚述法典，载在亚述出土的3块泥简上。此法典共90条，约订于公元前1300年。

[4] 亚述特有的农产品还有：橄榄、葡萄、大蒜、洋葱、蒿苣、水芹、甜菜、大头菜、萝卜、黄瓜、苜蓿、甘草等。除贵族外，平民百姓很少吃到肉类。说来颇觉奇怪，这个好战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是素食者。

[5] 约在公元前700年辛那赫里布的一块泥简，已有棉花的记载：“树上所长之果，取下撕开所获之羊毛状物，可用以织布。”亚述棉花，可能来自印度。

[6] 此运河由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伊拉克考古队发现。

[7] 那波为智慧之神，相当于透特、赫耳墨斯（Hermes）及墨丘利（Mercury）。

[8] 狄奥多罗斯对亚述巴尼拔事迹曾有所描述——可靠与否不得而知。他说，亚述巴尼拔晚年，放纵恣肆，寄情声色，他后来的不幸都是他自找的。下面是亚述巴尼拔的自供：

充分明白了人有生必有死，

为什么不随心所欲？

今朝有酒今朝醉，

一滴何曾到酒泉？

今天我是天下至尊，但明天就会化为

尘土。所以为什么不得乐且乐？

有吃的，吃。

有玩的，玩。

除了吃、喝、玩、乐，

一切均可置诸脑后。

也许，这又是亚述巴尼拔的另一面。这一面和那一面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许不但不算矛盾，而且彼此因果相连。

第五章 民族杂居

印欧族系统

近东，在尼布甲尼撒时代，如果凌空俯瞰，我们所见正如一片汹涌的人海。海中人忽而集中，忽而分散。他们你压我，我压你；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对这一人海细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大的部落，有小的集团。大的集团为数少，小的部落为数多。大的集团，总是被小的部落密密包围。那些大的集团，就是埃及、巴比伦、亚述及波斯几个大帝国。那些小的部落，就是辛梅瑞安（Cimmerian）、西利西亚（Cilincian）、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比希尼亚（Bithynian）、阿斯卡尼（Ashkanian）、密细亚（Mysian）、卡里亚（Carian）、吕西亚（Lycian）、潘菲利亚（Pamphylian）、皮西迪亚（Pisidian）、利考尼亚（Lycaonian）、非利士人（Philistine）、亚摩利人（Amorite）、迦南（Canaanite）、阿拉米人（Edomite），亚扪人（Ammonite）、摩押人（Moabite）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小国家小部落。

这些小国家小部落，在别人看来，实在微不足道，可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每一个都是历史的主角、世界的中心。今天写世界史的人，对于他们往往一笔带过，这让他们很不服气。环绕着几个安定帝国的国家或部落，一般均以游牧为生。自有历史以来，这些游牧民族，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帝国，一直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周期性的旱灾常迫使他们侵入比较富足的农耕地带。于是，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彼此打得难解难分。战到最后，通常总是游牧民族获胜。环顾全球，凡属文化滋生之地，四周总有游牧民族跟着。

近东一带的游牧民族，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少曾具有国家形态。不过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其国家的活动，而是其人种的渊源。以米坦尼人（Mitannian）为例，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曾使埃及帝国感到困扰，而是他们是历史上首先露面的印欧种人。米坦尼人崇拜的神，有密特拉神（Mithra）、因陀罗（Indra）及伐楼拿（Varuna）。这一族人，在亚洲出现后，先活动于波斯，后活动于印度。今天我们所称的雅利安族，很有可能就是米坦尼人的后裔。 [1]

在最早出现的印欧人中，文化较高、势力较大的一支，叫赫梯。这族人到达小亚细亚，显然是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及高加索。他们到达这黑海之南的山区半岛即今日之小亚细亚，以武力征服了农耕土著，以统治阶级自居。

公元前1800年，赫梯势力已伸展至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这时，他们对原为埃及属国的叙利亚已大有影响。他们不好对付，由埃及英主拉美西斯二世为了维持和平，不得不和其王称兄道弟可以看出。赫梯在博阿兹柯伊（Boghaz Keui）建立都城。 [2] 建都后的赫梯开始有了文化。他们的文化，首先，以开采铁矿为中心；其次，制定法典；最后，创造巨型石刻雕像。 [3]

赫梯的语言，最近始被解通。研究学者中，最著名的为赫劳尼（Hronzny），他根据温克勒（Hugo Winckler）在博阿兹柯伊出土的1万多块泥简研究结果，发现赫梯语言大部分属印欧语系，其语尾及动词变化和拉丁及希腊语相似，有些单字显然与英语有着极近的血缘。 [4]

赫梯所使用者的象形文字，不过其写法很怪——一笔从左到右，一笔从右到左，如此交互前进。他们除自己的文字外，还学巴比伦人写楔形文字。赫梯与克里特人及希伯来人均有交往，克里特人用泥简书写，即学自他们。希伯来人之所以有鹰钩鼻，显然是这两族彼此通婚的结果——希伯来人具有雅利安人的血缘，近代史学家对此毫无疑义。赫梯所留下来的泥简，不少注有巴比伦及苏美尔文字。这些泥简有些是公文，有些是法令，有些是商品价格表。就这些泥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军事统治的专制国家。这一族人的消失，和他们的出现一样神秘。他们曾数次迁都——这可能与他们对铁的经营有关——其最后一个首都叫卡尔基米什，于公元前717年落入亚述人之手。

亚述之北出现过一个国家，亚述人称其为乌拉尔图（Urartu），希伯来人称其为阿拉拉特（Ararat），后人则称之为亚美尼亚。和其他小国相比，亚美尼亚算是最安定的。这个国家曾独立达若干世纪——自历史黎明时期起，至波斯把整个西亚纳入其版图时止。在号称伟大的王阿尔吉什提二世（约公元前708年）的治理下，亚美尼亚慢慢富强起来。他们开采铁矿，把所获之铁卖给希腊及亚洲其他国家。亚美尼亚相当富庶，他们有石造大厦，有精美雕像及花瓶，有繁复的礼节及仪式。这个国家最后衰败，是由于其与亚述连年战争。不过终亚述之世，亚美尼亚并没有灭亡。其灭亡是在波斯大征服者居鲁士崛起之后。

再往北沿黑海沿岸，存在着一个游牧民族，人称西徐亚。他们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欧洲人。这是一个躯体强大、颔下多须的人种。他们擅骑，平常食宿都在车上。这族人对妇女施行“深闺闲居制”。对他们的男子而言，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对俘获的敌人，血液就是饮料，人头就是酒杯。西徐亚人横扫西亚（约公元前630—前610年），所向无敌，凡其行经之处，遇人则杀，遇物则毁。他们向西曾进至尼罗河三角洲，向南曾抵达亚述——亚述的衰弱，就是经其一再攻击造成的。这族人横行各地，后因患了一种怪病，突然衰弱下来。其人口因病死亡枕藉，最后被来底亚所败，狼狈逃回老家。 [5]

公元前9世纪末，小亚细亚继赫梯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其文化而言，是联系赫梯与吕底亚及希腊的桥梁。这个国家的名称叫弗里吉亚。关于弗里吉亚，有着许多动人的神话。据传说，其开国之王叫戈尔迪乌斯（Gordios）。他本来是一个淳朴的农夫，受立为王时仅有两头牛。 [6] 第二代王弥达斯（Midas），是戈尔迪乌斯之子。他以奢侈浪费而又贪心著称。据说，他一度求神，让他所接触的东西一律变成金子。神准其所请，以致连他所吃的食物也因变成金子而无法下咽。当他快饿死时，才知金子并不可贵。在他苦苦哀求下，神才指示他跳到帕克托鲁斯（Pactolus）河去洗个澡，以便解除他这个贪心请求的后果。帕克托鲁斯河传说自此之后，便有金沙源源流出。

弗里吉亚人从欧洲进入亚洲，在安卡拉（Ancyra）建都。在颇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对埃及与亚述称霸近东曾加以容忍。这族人自己无神，进入亚洲后，曾选择当地一位女神来崇拜。对那位女神，当地人叫“Ma”，他们则更名为赛比利（Cybele)，这一名称得自女神庙宇所在之山，该山名叫卡比拉（Kybela）。弗里吉亚人相信赛比利是大地的精灵，万物的母亲。对女神的祭祀，全依当地的习俗。据传说，女神曾与美少年阿提斯（Atys） [7] 相爱，为了保持她的圣洁，她曾令阿提斯把阳物割掉。因此，凡为女神的祭师，亦必以割去阳物为条件。这种神话，曾经传至希腊，并经文学家大肆渲染。罗马曾正式把赛比利迎入其万神庙。而弗里吉亚人一年一度为庆祝阿提斯复活而举行盛会，其种种仪式，自罗马嘉年华会中还可看出。

弗里吉亚在小亚细亚一度称雄后，即被一个新兴国家吕底亚击败。吕底亚之王盖吉兹（Gyges）于萨迪斯建都，统治该国达49年之久。在其统治期中，吕底亚的国力，旺盛达于极点。克里萨斯（公元前570—前546年）继盖吉兹为王，借原有之国力四出征服，不久即统一了小亚细亚。克里萨斯征服其附近小国所使用的是两种策略：一种是以重金收买各国最具势力的人，一种是以崇奉各国神道收服民心。他曾举行“百牛大祭”，宣称他是诸神的“宠儿”。关于克里萨斯，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他曾实行金银铸币， [8] 这对地中海世界的商业而言，影响是重大的。过去这一带国家，无数世纪以来，通货虽曾以金、银、铜、铁为中准，但必须用秤来量，这太不方便了。

吕底亚人无文学作品留存。据说克里萨斯为讨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欢心，曾以金银制成花瓶奉献土人所奉诸神，但这类花瓶也早已失去踪影。今天我们所见的，仅有卢浮宫博物馆所藏的少数花瓶。这些花瓶自吕底亚人墓中掘出，其制作之精巧与埃及、巴比伦相比并不差。在克里萨斯时代，吕底亚已深受希腊影响。希罗多德游吕底亚时，即发现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除少数外已与希腊无异。不同的是，吕底亚人女儿的嫁妆大多是靠卖淫赚来的。

克里萨斯的败亡，相当富有戏剧性。据希罗多德说，这位国王曾在雅典贤人梭伦前显示他所拥有的金银珠宝，随后问：“现在你说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是谁？”梭伦连说了三个人，都是死者，没有提到他，让他很不高兴。梭伦走后，他即致力于反抗波斯。但谋划未成，波斯王居鲁士已兵临城下。据记载，吕底亚的兵力原不输于波斯，之所以失败，在于他们作战用马，波斯作战用骆驼。骆驼不比马凶却比马臭，马因不耐这种臭味跑了，吕底亚就败了。军队失败，都城陷落，按当时惯例，克里萨斯得自带火葬木材，携妻子儿女及诸王公大臣请死于居鲁士面前。木材已经架好，火把已经点着，这时克里萨斯才感到梭伦所说的话不错。当他正自悔恨时，居鲁士忽大发善心，令人把火扑灭，将他从火焰中救出，并带他到波斯，将他尊为上宾。

闪米特系统

关于近东诸种族，为了便于了解，我们把住在北部地区的视为印欧族系统；住在中南部地区的，即从亚述到阿拉伯，视为闪米特系统。不过，这样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即事实上，种族的散布不可能这样界线分明。我们知道，在所谓近东这一区域内，有高山，有沙漠，高山沙漠都足以使若干地区因交通不便，而使本来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向不同方向发展。另外，相反的一点是，原来语言风俗习惯本不相同的地区，后来或由于交通便利，例如沿河从尼尼微、卡尔基米什到波斯湾，或由于彼此通商，或由于自愿迁居，或由于被迫放逐，不但语言风俗习惯，甚至血统也有混而为一的趋势。 [9]

因此，当我们称某些人属“印欧族系统”，某些人属“闪米特系统”时，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事实上，任何一个种族，其血统、语言、文化，不仅会受其邻人的影响，而且会受其敌人的影响。以汉谟拉比及大流士一世而言，谁都知道他们血统不同，宗教不同，然而就其为人行事看来，这两位伟大的君主简直就是孪生兄弟。闪米特发源生息之地为阿拉伯。阿拉伯除少数绿洲之外，大部分皆为沙漠及不毛之地。这里由于人口繁殖非常快，以致如果不向外迁徙根本无法生存。不过，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向外发展，于是留下来的便形成阿拉伯或贝都因文化。阿拉伯及贝都因文化的特色有：父权家庭、对长上绝对服从、宿命论及杀亲生女献于神等。阿拉伯人虽早就具有杀亲生女献神的勇气，但真正谈到宗教，还是在穆罕默德降生之后。在颇长一段时期中，他们和远东的商业交往极为频繁。有一段时期，其港口如亚丁堆满了印度群岛的货品。阿拉伯的驼队以负重致远著名。这类驼队载着他们的土产，曾远达巴比伦和腓尼基。阿拉伯人在宽广的阿拉伯半岛上，也建有不少城市、宫殿及神庙，不过由于他们不太欢迎外人参观，因此知道的人不多。几千年来，阿拉伯外界数以百计的王国，忽然而兴，忽然而亡，可是他们仍是老样子。自胡夫及古迪亚时代迄今，阿拉伯人的生活形态几乎一点都未改变。

现在，我们要谈谈腓尼基了。过去，我们曾一再提到这个民族。我们知道，他们到处做生意，他们的船走遍每一处海域。然而，若要真正问起腓尼基是些什么人，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会脸红。例如，问到腓尼基人从哪里来？所得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腓尼基人似乎无处不在，可是又不可捉摸。我们不但对腓尼基人来自何地、来自何时不得而知，就是问他们是否属于闪米特系统，也毫无把握。 [10]

关于腓尼基人的来源，就算截至他们到达地中海沿岸之时起，我们除相信泰尔学者的话外，也别无文献可征。据泰尔学者告诉希罗多德，他们（腓尼基人）先世来自波斯湾，在地中海沿岸开始筑城而居，约在公元前28世纪。腓尼基这个名词甚至也大大值得争论，它来自希腊文Phoinix，而这个字有两解：一指泰尔商人所售的红染料，一指盛产于腓尼基海岸的一种棕榈树。所谓腓尼基海岸，指长100余英里、宽10余英里、位于叙利亚与海之间的一片土地。这块狭长海岸，在黎巴嫩山区人民看来，可以说毫无用处，但在腓尼基人眼里，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地方了。它的好处是：背后有山作为天然屏障，不怕好战国家的侵袭；前面是海，船出海正好方便。

由于受山限制，海岸窄狭，所以注定腓尼基人非向海上讨生活不可。在古代世界中，从埃及第六王朝起，腓尼基人的商船就已充斥海上。当埃及极盛时，其处处要受埃及的约束，但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埃及式微，腓尼基便成了地中海上的霸王。腓尼基人善于制造玻璃及金属器皿，至于搪瓷花瓶、装饰品、珠宝、武器，也能制造。紫色染料可说是他们的专利品，因为提炼这种原料的东西——一种软体动物（mollusc）——正盛产于腓尼基海岸。泰尔的女性，以善制颜料著名。她们的刺绣，花样多，色泽美，可谓人见人爱。以上所述产品，加上购自印度及近东的货物，如谷物、酒、纺织品、宝石，促使商业更加繁荣。腓尼基商船经常往来于地中海、黑海、塞浦路斯、非洲、西班牙、英国。它们自黑海带回的有铅、金及铁，自塞浦路斯带回的有铜、柏树、谷物 [11] ，自非洲带回的有象牙，自西班牙带回的有银，自英国带回的有锡。除货品外，为了满足劳动力的需要，他们还四处购买奴隶。

腓尼基人精于贸易。一次他们到西班牙，以一船油换得之银，重得连船都载不动。怎么办？聪明的腓尼基人把船上所用的器皿，甚至锚链，一律用银打成。船就是这样开回来的。这样还不满足，他们再度到西班牙时，还就地雇人大开银矿。 [12]

和古代的某些人及某些国家一样，腓尼基人常常商盗不分。他们的行为往往因对象而异：弱则用抢；愚则用骗；不弱不愚，才和你规规矩矩做生意。有时候，他们公然劫夺行经公海的商船，将货抢了，将人抓去做奴隶。有时候，他们把船开到某些国家港口，诱人上船参观。人一上船，便将你运到远方去贩卖。以上这类行为，常使人一提到闪米特商人便痛恨不已，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希腊人。不过希腊人被骂也不大冤枉，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曾有此行径。 [13]

腓尼基人使用的是一种低狭而长的帆船，长约70英尺，船首突出向前。这种设计较埃及帆船船首曲而向后者，无论在破浪、当风、应敌上都较方便。龙骨上有根桅杆，长方形的帆便挂在上面。舱内有桨两排，由奴隶操作。甲板上为战士位置，他们的职责，除应战外，便是做生意。这种船不结实，无指南针，吃水不过5英尺，夜间不能航行，靠岸时更使人提心吊胆。由于经验的累积，腓尼基水手逐渐认识了北极星——希腊人称之为腓尼基星。靠着这颗星，他们慢慢把船驶向大海，越驶越远，最后他们经非洲西北，绕好望角——他们发现了好望角，较达·伽马早了2000多年——竟到达非洲东海岸。“每届秋初，”希罗多德说，“他们便在海岸上播种，及至收成便出海。初出海的腓尼基青年，前一两年，他们最远只敢到直布罗陀。第三年后，他们便能行经直布罗陀，环绕好望角而达埃及了。”看，这是多么惊人的一种冒险！

沿地中海各战略要点，腓尼基人筑了不少要塞。著名的有加的斯、迦太基、马赛、马耳他、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他们的要塞，甚至有的远至英国。这些要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变成了他们的城市，有的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除以上要塞外，他们还占领了塞浦路斯、米洛斯岛及罗德岛等。腓尼基人从埃及、克里特及其他近东诸国，学到科学和艺术，接着又把它们传授给希腊、非洲、意大利及西班牙。通过商业及文化，他们把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欧洲从野蛮进入文明，腓尼基人功劳也不小。

第一由于贸易发达，第二由于外交手腕灵活，第三由于理财得法，腓尼基各城市很快便臻于富强之境。比布鲁斯（Byblos）是腓尼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其守护神厄勒（El），自始至终都是腓尼基人崇拜的对象。因为水草纸是腓尼基人做生意的大宗货品，故希腊人把他们的“书”（biblos），用来叫腓尼基人的城市。英文称《圣经》为“Bible”，亦是由希腊的“书”字而来。

自比布鲁斯沿海岸南行约50英里，有一座城叫西顿。这座城市原来不过是一个要塞，但因其位置适中，不久就由村而镇，由镇而变成一个大都会。在薛西斯时代，其舰队就从此出入。后来波斯人围攻，守将不屈服，一把火将其烧得干干净净。在这一把火下，城中4万居民据说无一幸免。但当亚历山大光临时，此城又已重建。城中不少商人，还随亚历山大军队前往印度“做武装生意”。

腓尼基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数泰尔，即大石之意。此城建于距海岸不远的一个小岛上。最初，它也仅为一要塞，但以海港优良，防守便利，不久便发展成一个大都会。泰尔在地中海世界，是屈指可数的商品及奴隶集散地。公元前9世纪，泰尔在所罗门之友希兰（Hiram）王的治理下，已经非常富庶。及至撒加利亚（Zechariah）时代（约公元前520年），这个都市所集积的金银，更是多如泥沙尘土。由于居民勇敢富庶，因此泰尔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均能享有独立自主。不过，像西亚其他城市一样，在亚历山大的威势下，泰尔也不能不低头。亚历山大来到泰尔，也许为了表示他的至上权力，他曾下令从海岸筑一堤与之相通，这一来泰尔由岛变成了半岛。及至亚历山大港筑成，泰尔的繁荣才告结束。

像西亚其他国家一样，腓尼基人也有许多神。大体上说，每城都有一神。在腓尼基人观念中，此神是城的守护者，是国王的祖先，是人民生活资源如谷米、酒、无花果及亚麻的赐予者。腓尼基人称其城之守护神为巴力（Baal），泰尔的守护神名叫麦勒卡特（Melkarth）。这位神像希腊之神海克力斯一样，以天生神力著名。阿斯塔特是腓尼基人的伊什塔尔。她之所以受崇拜，据说由于她是圣洁的象征。另外，和伊什塔尔一样，她又代表美和爱。这也是希腊人常把她和阿佛洛狄忒相提并论的缘故。

比布鲁斯崇拜阿斯塔特，与巴比伦崇拜伊什塔尔·米利塔（Ishtar Mylitta）一样，需以女儿贞操为献礼。比布鲁斯的女孩子，为了表示对阿斯塔特的敬意，首先，是把她头上的青丝剪来奉上；其次，便是在庙中把其贞操献给第一个向她示爱的陌生男子。和伊什塔尔爱上坦木兹一样，阿斯塔特也爱上了阿多尼（Adoni）。和坦木兹一样，阿多尼也曾被野猪咬死。为了庆祝阿多尼之复活，比布鲁斯及帕福斯（Paphos，塞浦路斯中的一座城）和巴比伦一样，也有一年一度的庆祝大典。在庆祝大典中，市民均要捶胸顿足大放悲声，直到他们认为已把阿多尼哭活为止。腓尼基有个最怪的神，叫摩洛（Moloch，意即“王”）。这个神非常可怕，他喜欢以孩子做燔祭。据记载，迦太基被围时（约在公元前307年），居民烧烤供神的孩子，为数多达200人！

腓尼基对文明世界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是他们的商人，把他们学自埃及的字母传播给了西方世界。字母，一方面是文学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经营商业的利器。如果我们把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归功于文学与商业，则传播字母之功显然又在文学与商业之上。

尽管希腊人并不否认，他们的字母得自腓尼基人，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总觉得颇有疑问。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推想是：腓尼基及希腊对字母均是得自克里特人。

不过，更合理的推想应是，腓尼基人一获得水草纸，便获得字母。因为一个商业国家有那么多账要记，用字母记在纸上，与用一个个由声音构成的单字记在泥板上相比，其便捷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据记载，腓尼基人从埃及大批运入水草纸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100年。泰尔的希兰王有一个铜杯，其上所刻的文字，即由字母拼成。此铜杯的制作年代，约为公元前960年。摩押之王米撒（Mesha，约公元前840年）有一块记功碑（此碑现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上面的文字，即由字母拼成的闪语。米撒的记功碑，其书写方法是由右向左。但字母到了希腊人手里，拼写就依照他们原来的传统习惯一律改为由左向右了。欧洲人是希腊人的学生，他们的书写习惯，自然也照老师的样子。

字母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这一套神奇的符号是世界文化最宝贵的遗产。发明它的人值得纪念，传播它的人也值得纪念。不过，据现在所知，最初使用字母拼写文字的人，不是腓尼基人，而是西奈人。皮特里爵士在西奈一个名叫索拉比特·哈迪姆（Serabit-el-Khadim）的小村（古埃及人曾在此开采绿玉）发现一些石刻。这些石刻上的文字很奇怪，据推测，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之物。石刻上的文字，虽然至今尚无法索解，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它既不是象形文字，又不是按音符拼成的楔形文字，而是一种用字母拼成的拼音文字。

另外，法国考古学家在叙利亚之南，一个名叫扎布那（Zapouna）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图书馆。馆里藏书，均以泥简做成。这些书，有以象形文字写的，有以拼音文字写的。据考证，扎布那于公元前1200年即已全部毁灭。基于这项事实，这批泥简成书之日，自然当在公元前13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以前。从这一点，即可看出这个地区历史文化之悠久。

叙利亚崛起于腓尼基之后，位于黎巴嫩山区。叙利亚的都城，叫大马士革，叙利亚人自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在一段时期中，大马士革诸王，曾将其附近10余个小国纳入其统治之下。由此，叙利亚曾有效对抗亚述的入侵。大马士革的居民多半为闪米特人。他们很富有，致富的方法是组成商队沿着叙利亚平原山地道路从事贸易。除富商外，大马士革还有不少工匠和奴隶。这些人工作劳苦，生活艰困。为了对付压榨，石工曾组织工会，面包师曾相约罢工。一般而言，叙利亚各城镇的人都忙碌而不和谐。

叙利亚的工匠，技术均颇精良。他们能制陶器、木器，能雕刻象牙，能镶嵌珠宝，能做妇女所喜欢的各种花花绿绿的纺织品。

大马士革的时尚、仪节及道德观念，一切均唯东方古巴黎——巴比伦马首是瞻。神妓在叙利亚和西亚其他国家一样，处处流行。由于圣母是大地的象征，故“性”成了生产与繁殖的代表。把童贞献给阿斯塔特，不但是一种宗教传统，而且是一种生活希望，因为性是人丁兴旺、禽兽繁殖、五谷丰登的表征。每年春分，叙利亚庆祝阿斯塔特，就和弗里吉亚庆祝赛比利一样，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仪式。仪式的中心地点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是日，笙箫鼓乐，杂以哭声——叙利亚人相信，哭声可使阿斯塔特的爱人阿多尼复活——成群祭师在狂呼猛跳之余，更以匕首戳刺自己。这种仪式是很感人的，因为每年都有不少观众为此献上钱财衣物，甚至他们自己——即自愿割掉生殖器，一生侍奉圣母。

上述庆祝仪式，从白天一直持续到夜晚，夜晚是庆祝仪式的最高潮。在黑暗中，祭师神秘地打开阿多尼坟墓，同时宣称他复活了！在这兴奋的一刹那，祭师把香膏擦在所有善男信女的嘴上，同时这样悄悄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也会从坟墓中站起来。”

叙利亚的其他神道，并不比阿斯塔特好侍奉。叙利亚祭师也曾宣称，人们可以信奉厄勒——相当于犹太人的艾洛希姆（Elohim），意即众神之灵。不过，这位神道太文雅了，叙利亚人反而不喜欢。他们所喜欢的是腓尼基人所信奉的巴尔。大体而言，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位守护神。叙利亚人相信，这个神就是太阳。太阳喜欢享受烧烤过的小孩子。叙利亚人对神的最大献礼，就是以自己亲生的子女为燔祭。子女燔祭之时，父母必盛装亲临观礼。作为牺牲之儿童，率先由祭师安排，坐于所献神像怀中。典礼开始，喇叭箫鼓之声大作，淹没了被烤炙儿童的哭叫声。

这种燔祭太过残酷，因此后来出现几种变通办法：一、行燔祭时不放火烧孩子，由祭师自刺全身，使血流遍神龛，以满足神的要求；二、割所燔祭孩子之包皮以代；三、连包皮都不割，出一笔钱了事。有时，有的父母这样说，他们梦中得神启示：“神并不希望孩子牺牲，而使其妈妈流泪。”

在叙利亚以南，另外一些操着各种不同方言的闪米特人，也流行着这种风俗。犹太人“令孩子从火中跑过”，是这种风俗的变体。在犹太，虽早就禁止以儿童做燔祭，但亚伯拉罕想用以撒做牺牲，阿伽门农想用伊菲革涅亚做牺牲，追本溯源，就是这种古老风俗所留下的遗迹。这种风俗有着不少可怕的记载：摩押之王米撒，在围城中以其长子行燔祭，围解后，为了谢神，他又杀戮了以色列人的7000个孩子！在这一带地区中，从苏美尔时代起，至犹太人进攻迦南时止，其间亚摩利人曾在阿姆鲁（Amurru）平原劫掠（约公元前2800年），亚述王萨尔贡曾攻占苏美尔，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攻占耶路撒冷（公元前597年），约旦河谷不断流着鲜红的血液。这些血液有些是为人流的，有些是为神流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要想把这一大批小种族如迦南、摩押人、亚摩利人、以东人、非利士人及阿拉米人，作一条理分明的叙述是很难的。不过对于他们，我们又不能不提到。例如阿拉米这一族，似乎处处都有他们的踪影。他们的语言变成了近东一带的公用语言，他们的文字——自埃及或腓尼基学来的字母拼音文字——取代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音节文字。其取代过程，显然是先用来记账，慢慢变成了文学及传播思想的媒介。这套字母，不但基督徒用它，就是今天阿拉伯人也用它。另外，对于犹太人，我们也得以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我们之所以重视犹太人，并不因其人口众多，也不因其幅员广阔，而是因为他们为世界提供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影响深远的宗教及若干圣智的哲人。

注释

[1] 雅利安为米坦尼族的一支。凡居于里海沿岸及其附近的人，皆自称为雅利安人。目前此名称用以特指米坦尼、赫梯、米底亚、波斯及印度的吠陀族。以上所举，事实上仅印欧系统的东支。印欧系统的西支，散布于欧洲各地。

[2] 博阿兹柯伊位于哈利斯河之东。过河不远，即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弗里吉亚的古都。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概念，即土耳其人单凭他们都城之古，即足以君临欧洲。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实在是世界的中心。

[3] 奥本海姆（Baron von Oppenheim）在哈雷夫（Tell Halaf）及其附近，掘到不少赫梯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现陈列于其私人博物馆（柏林一间废工厂）中。据他鉴定，这些艺术品大都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东西，少数可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这些艺术品中有石狮、石牛及神像。最动人的一件为人面狮身像。这些东西一般而言技巧均较拙劣。

[4] 例如，vadar和water，ezza和eat；uga和I（拉丁语为ego），tug和thee，vesh和we，mu和me，kuish和who（拉丁语为quis），quit和what（拉丁语为quid）等。

[5]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对西徐亚这族人有着如下记载：该族女性，童贞未破，骑、射、战斗，一如男子。照该族惯例，女性未杀死敌人3人者，不许成婚……女子既有丈夫，非遇绝对必要，即不再行骑射。该族女子概无右乳。当其初生，母亲即以铜铁烙其右乳，据称右乳被烙后，发育时，滋生右乳之精血，即可集中于右肩及右臂。

[6] 宙斯大神会对弗里吉亚人显示：“你们的王，就是第一个乘牛车到庙里来拜神的人。”戈尔迪乌斯就是这样被立为王的。戈尔迪乌斯为王后，即以牛车献给大神。宙斯又一次显示：“凡能将系牛轭与旗杆上之结解下者，必将为王统治亚洲。”其中所指之结，就是戈尔迪乌斯所系的。那个结系得极怪，无人能解。亚历山大看到那个结，并听到那个故事。他的解法很妙，就是举剑一挥。

[7] 据称，阿提斯是处女神那那（Nana）以石榴置乳间怀孕所生。

[8] 最古的钱币，最近曾于印度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发现。此钱币，据考为公元前2900年之物。至于政府铸币，我们前面提过，是由辛那赫里布（约在公元前700年）创始。其币值，每块为半个雪克尔。

[9] 闪米特一词，来自闪（Shem）。据传说闪为诺亚之子。闪族人相信，他们是闪的后裔。

[10] 有学者相信，腓尼基为克里特人的一支，因为他们具有与克里特人相同的文化。

[11] 铜（Copper）及柏树（Cypress）的英文名称，均是以塞浦路斯得名。

[12] 吉本（Edward Gibbon）说：“西班牙的命运，在古代极像今天的秘鲁及墨西哥。腓尼基人在发现此一产银地区后，即以种种手段诱使当地人为之开采。这种情形，与近代列强在拉丁美洲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13] 希腊人——在公元前四五百年中，亦常以劫掠为事——对凡喜欢抢骗之人，便骂他是腓尼基人。

第六章 犹太

应许之乡

对于喜欢以地理做历史注脚的史学家，如巴克尔（H.T.Buckle）及孟德斯鸠，巴勒斯坦可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题材了。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其北面的但（Dan）算到其南面的贝尔谢巴（Beersheba）为150英里，从其西面的非利士算到其东面的叙利亚、阿拉米、亚扪、摩押及以东，宽处为25英里，窄处为8英里。单从其面积来看，谁也不会相信它会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它对后世的影响，不但巴比伦、亚述、波斯赶不上，甚至连埃及或希腊也赶不上。

说来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坏运，巴勒斯坦不偏不倚，正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与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由于其位置冲要，商业固属发达，战争也难避免。这块地区，自古即成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一次又一次战祸不断向它袭来。希伯来人周旋于诸大帝国之间，时而向这方面输诚，时而向那方面纳贡，时而被这方面征服，时而被那方面占领。巴勒斯坦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的磨心，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熬炼。通过《圣经》，透过圣诗，透过预言，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一地区人民对上天作无可奈何的呻吟。

从气候上来研究巴勒斯坦，我们可以看出文明总是多灾多难的——蛮族环伺周围，干旱随时可置其于死地。巴勒斯坦一度是“奶与蜜流经之地”，一如《旧约》所说的。100年，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提到这块地区，他仍这样说：“这是一个优美的所在，空气潮湿，适于农耕。春天，有花有树。秋天，更有吃不尽的果品。这些果品，有野生的，有人工培植的……巴勒斯坦，无河流足资灌溉，雨量丰富，空气潮湿，因此颇宜于农作物生长。”古时候的巴勒斯坦，入春即雨水不断。水或储于池，或储于井。整个巴勒斯坦，有着纵横交错的运河沟渠，农田需水，运河沟渠即可灌溉。以上，可以说就是犹太文明诞生的物质基础。

巴勒斯坦土壤肥沃。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谷物。这个地区，平地盛产葡萄，坡地几乎处处可见橄榄、枣及无花果。巴勒斯坦的毁灭，第一因素为人祸，第二因素为天灾。战争直接摧毁了适于耕作的土地，间接杀害或带走了照料土地的居民。人祸之后，天灾来了。当沙漠得寸进尺，吞没了地上的树木花草，旱魃即行就地称王。犹太人经过了18个世纪的流浪，今天又已重归故土。然而今天的巴勒斯坦，除少许绿洲外，大部分已属不毛之地。

巴勒斯坦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其悠久在厄谢尔（James Ussher）主教想象之外。加利利（Galilee）海附近出土的尼安德特人遗物，海法（Haifa）洞穴发现的五具尼安德特人遗骨，即已足够证明公元前4万年广泛分布于欧洲的穆斯特文化，是起源于巴勒斯坦。新石器时代的地板及火炉在杰里科（Jericho）出土，这一地区的历史确定已可上溯至中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间，巴勒斯坦及叙利亚诸城市所储积的财富，已多到足使埃及帝国忌妒。

在公元前15世纪时，杰里科已发展成为一座很完备的城市。有城墙，有王，王受埃及保护。英国加斯顿（John Garstang）考古队在杰里科诸王陵墓中，曾发掘到成百的花瓶及其他殉葬物品。从这些物品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在西克索统治时代，其农耕技术已相当发达，在哈特谢普苏特及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其文化之发展已极可观。就特勒·埃尔－阿马纳（Tell-el-Amarna）书信研究，对巴勒斯坦及叙利亚人的一般生活情况，可以得知大概。这批书信制作时期，大概也就是犹太人进入尼罗河谷的时期。信中所称的“Habiru”，很有可能就是“希伯来”（Hebrews）。 [1]

犹太人相信，其始祖亚伯拉罕之先世，来自苏美尔的乌尔。该族定居于巴勒斯坦，约在摩西降生前1000年（约公元前2200年）。他们征服迦南，是膺天命，因迦南为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乡。《创世记》第14章第1节，所提到的示拿（Shinar，巴比伦的别称）王阿玛帕尔（Amraphael）时代，可能就是汉谟拉比的父亲阿玛帕尔（Amarpal）以及其后继者在巴比伦称王的时代。关于犹太人出埃及及征服迦南，除下面一种间接参考资料外，找不到直接参考资料。所谓间接参考资料，是法老迈尔奈普塔（Merneptah，约公元前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碑。那块碑上有着这样的句子：

所有的王都被制伏了……

提忽鲁（Tehenu）已成荒野，

赫梯业已平定，

迦南剥得精光，

以色列已无地可耕，

巴勒斯坦愿臣属埃及，

所有地方都已平定，

凡造反作乱者，皆已被伟大的法老迈尔奈普塔所制伏。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迈尔奈普塔就是《出埃及记》中所说的那位法老。但可确定的一点就是，埃及军队一度肆虐于巴勒斯坦。关于犹太人进入埃及，我们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进入时的身份——奴隶还是自由人。 [2]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想，进入埃及的移民，人数本来不多，摩西之世，在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成千上万，可能是生殖率高的结果——犹太人的生殖和苦难常成正比：“折磨愈大，繁殖愈多，生长愈速。”

犹太人在埃及受奴役，不堪其苦，这是他们之所以出埃及回亚洲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当然是一种反抗及逃避，最后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圣经》对这方面的记载，一遵东方史的惯例，神话、事实兼而有之。摩西这个人，其存在不容否定，不过他的出现颇为突然。因为像先知如阿摩司及以赛亚，对他居然一字未提。这似不合《圣经》惯例。按《圣经》惯例，凡重要的记载，如主要人物出现及重大变故，大都会引用先知神话作为根据。 [3]

摩西领导犹太人所走的从埃及到西奈的路线，就是在距他1000年前埃及人追求绿玉所走的路线。犹太人在沙漠中转来转去，消磨了40年的时光，就现在看来似乎很不可能。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在传统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时，便不会感到奇怪了。犹太人征服迦南的事例，在近东可算是家常便饭——一个又饥又渴的游牧部族，向一个比较富足的农耕地区突袭。他们尽可能把当地人杀死，对于能够幸免的，便和他们结婚。当时杀人似乎毫无限制。在杀人者方面，心理上毫无愧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替天行道。犹太人的英雄基甸（Gideon），连夺两城，杀人12万！这样嗜杀，可以说是亚述历史的重演。在近东，人口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之后，历史学家便这样说：“现在天下太平了。”在犹太人中，摩西与约书亚是两个典型的领导者。摩西是一个耐心的政治家，约书亚是一个爽直的战士。摩西的统治是温和的，约书亚的统治是专横的。摩西假神意以行统治，约书亚凭武力以行统治。这两种领导都有效，犹太人便靠着这两种典型的领导获得了他们的应许之乡。

光辉灿烂的所罗门

关于犹太人的本源，我们只约略知道他们属于闪米特。至于他们和西亚其他闪米特有何不同，便说不上来了。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犹太人，可以说不是人种的缘故，而是历史使然。从祖先开始，犹太人就已是若干种族的混血儿。在成千种族交错的近东，若是说有一个可以称为“纯种”的种族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我们可以大体上说，以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相比，他们的混血程度，不如其他种族那么严重。理由基于此种传统：犹太人除非万不得已，不愿与外族通婚。对于这项传统，他们保持得相当谨严，故虽经过埃及、亚述的杂居，至今在艺术家笔下，犹太人的形象仍是：一个长而带钩的鼻子， [4] 两块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发须，瘦高而结实的身体。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颗刚愎而富于计算的心。

在刚征服迦南的时候，犹太人衣着极其简陋。他们穿着紧身衣，头戴平顶帽，脚踏便草鞋。定居下来后，财富增加了，于是草鞋换成了皮鞋，紧身衣换成了镶边系带长衫。犹太的太太小姐，也漂亮起来。她们涂脂抹粉，画眼圈，戴首饰。她们的打扮，就是以当时名都巴比伦、尼尼微、大马士革及泰尔所最流行的式样为标准。 [5]

犹太人说的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可以说是地球上音调最为铿锵的语言。不错，它也有喉音，不过它的喉音听起来令人毫无粗粝之感。法国语言学家勒南对希伯来语很推崇：“如满弓之弦，如铜笛之音，清脆有力，悦耳动人。”犹太人所采用的字母，和腓尼基人所用的非常相似。很多学者认为，犹太人的字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人在书写字母时，总不厌烦写出其母音，即使现在仍是如此。其实，这些母音除辅助子音发音外已全无用处。虽然征服了迦南，可是犹太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他们以大约12个不相统属的部落的形态而存在。统治部落的，不是王而是相当于家长的酋长。大体上说，他们以家族为单位。每一家族中年高德劭者，共同组成长老会。长老会在全部落中就是最后的裁决者。平常各部落自行管理，唯有遇到紧急事故，各部落酋长才集会。家庭不但是犹太人的社会单位，而且是经济单位。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家庭成了他们力量的源泉、权威的象征、政治的基础。

其后，犹太人采用了家族共产制。这一制度的采行，对犹太人影响深远。因为这削弱了家长权威，唤醒了个人独立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经由市镇工业兴起而强化，于是便形成了所罗门统治的基础。

士师常为犹太各部落所信服。不过在犹太人眼中，他们并不是执法首长，而只是酋长和战士——在当时士师也就是祭师。“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没有王，他们每一个人，只有朝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去做。”不过，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一有战争便不能继续存在。非利士人的威胁，使犹太各部落觉得非在一个王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不可。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还考虑过任由一人统治的不利。希伯来士师兼先知撒母耳，即作过下列警告：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象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于是，犹太人的第一任王扫罗即位了。他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坏事。他率领犹太人和非利士人作战异常英勇，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可是对年轻的大卫，他不但加以迫害，而且想置他于死地。由于从《圣经》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因此关于扫罗、约拿单 [6] 及大卫的故事，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说。不过，我们得声明一点，这是传奇不是历史。 [7]

继扫罗为王者为大卫。他是击杀歌利亚（Goliath） [8] 的英雄，以容貌俊美深获约拿单及无数美女的爱慕。他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处理国家大事更是精明能干。从文学作品角度看，大卫这个人创造得相当成功。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足以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基于他所处的时代，所出身的种族，所信奉的神，一方面他是最残忍的，一方面他又是最宽厚的。他像许多亚述君主所做的那样，大批坑杀战俘；他诏示其子所罗门，把咒骂他多年的老头子希梅（Shimei）处死；他为谋夺臣子乌利亚（Uriah）之妻，而借刀杀死乌利亚；他对先知拿单（Nathan）的指责表示接受，可是始终不肯放走美人拔示巴 [9] 。以上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扫罗千方百计要杀他，他却一再加以原谅——一次，他本有机会杀死扫罗，可是他只割下了对方的一块衣襟；他对米非波设（Mephibosheth），一位对他王位的潜在威胁者，大示仁慈；他为起兵叛逆之子阿布萨隆（Absalon）的死而哀哭——“我儿阿布萨隆啊！我儿，我儿阿布萨隆！我恨不得替你死。阿布萨隆啊！我儿，我儿。”

所罗门王登基之前，头脑异常冷静，把他的政敌一个一个加以肃清。这样做，据说奉的是耶和华之命。他自称是神的宠儿，耶和华曾赐给他智慧，要他超越前人和后人。所罗门也许真的聪明过人。他是一位英明之主，确保内外和平，发展犹太工商业，使人民恪守法律秩序。他享尽人间富贵，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传诵的东西。 [10]

终所罗门一生，其境遇恰与其名相符。 [11] 在他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平富足达到极点。耶路撒冷是大卫王所建之都，本来是一座小村庄，村中有一口井，村民环井而居，后以其居高临下改筑为城砦，又以其恰为埃及与两河平原交通枢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极尽繁华的近东罕见的商业都市。 [12]

所罗门使耶路撒冷与泰尔保持着大卫王与希兰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他鼓励腓尼基人商队到巴勒斯坦贸易。他令犹太人将剩余农产品，与往来商队交换从泰尔及西顿运来的商品。为进一步发展商业，所罗门组成商运船队，经由红海与阿拉伯及非洲贸易。他更慷慨提供这条路给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人过去与阿拉伯及非洲贸易，差不多都是取道埃及，但自此之后，他们便都转向巴勒斯坦了。

所罗门有许多黄金和宝石。这些黄金和宝石不知是他派人去阿拉伯开采的，还是阿拉伯女王示巴（Sheba）由于有求于他而送给他的。有记载：“某年一年内，所罗门收到的黄金，即达666塔伦。”这批黄金，虽不能与巴比伦、尼尼微及泰尔所拥有的相比，但就巴勒斯坦一地而言，所罗门之富也就值得骄傲了。 [13]

饱暖思淫欲，所罗门亦不例外。他“共立了700个皇后，300个贵妃”——尽管史学家都认为，后不过60人，妃不过80人，但为数也很可观了。他之所以要这么多女人，也许有的是出于所谓“政治”婚姻，目的在于加强巴勒斯坦与埃及和腓尼基等国的联系；有的是出于“优生”观念，像拉美西斯二世，目的在于尽量把他的“好种”留传下来。所罗门的财富，用以强化其统治，美化其都城者为数不少。他在全国各战略要点大修城堡。他准许全国分成12个行政区域——划分时，尽可能破除部落疆界，以利国家统一。为了充裕政府财源，他派人四处采矿；他派人从远处买进奢侈品，例如“象牙、猿猴、孔雀”，高价出售给人；他向经过巴勒斯坦的商队抽税；他命国人缴纳人头税及田赋；他规定“纱、马及马车”为政府专卖物品。约瑟夫斯曾经说：“所罗门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银子，简直和街上的石头一样多。”

如何装点耶路撒冷？所罗门的看法是，修筑富丽堂皇的神庙和宫殿。多年流浪的犹太人从前一直都没有神庙，耶路撒冷没有，其他地区也没有。犹太人敬拜耶和华，或在陋巷的圣所，或在山上的神龛。所罗门修神庙，对犹太人而言，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

据说，有一天所罗门把城中有权有势的长老传来，向他们宣称，他希望为耶和华修筑一所圣殿。他说：“修建圣殿所需金、银、铜、铁、珠宝、木料，大致皆已齐备。但敬神是大家的事，因此也欢迎大家随意乐捐。”修建圣殿用了多少钱？下面是史学家留下的一笔账：5000塔伦的黄金，1万塔伦的白银，“珠宝尽其所有”，铜铁木料不计其数。圣殿所在地为一山头。殿之四周，高墙壁立，远望若峰。 [14] 这座圣殿的形式，由腓尼基建筑师采自埃及，其装潢一部分是巴比伦情调，一部分是亚述情调。圣殿格局和今天的教堂完全不同，是由若干建筑物所围成的一个四方院子。主要建筑并不宏伟——长仅124英尺，宽仅55英尺，高仅52英尺——就其长与希腊雅典女神之神殿相比，仅及一半，与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相比，仅及1/4。

关于圣殿的建筑，所有犹太人皆有所捐献。圣殿建成后，前来礼拜的犹太人，无不惊为奇迹。对于没有见过底比斯、巴比伦及尼尼微神庙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了。正殿之前，有一“门廊”。此门廊高约180英尺，金碧辉煌，华丽无比。如果记载可信，圣殿之梁、柱、门、窗、墙壁、灯台，都是金裱的，另外还有100个纯金盒子。进入圣殿，四处珠光闪闪。最引人注目的是约柜上两个由纯金铸成的天使。建筑圣殿之木石，一律都是特选的。天花板、门框、台柱所用之木，有的是香柏，有的是橄榄树。四周墙壁所用的石头，不但大小一致，而且每块都是方方正正的。任何一项建筑，均离不了材料人工。圣殿所需材料人工，除次要者就地征发外，其余工料均由腓尼基、泰尔及西顿等名都挑选而来。据记载，因修圣殿所动员的民夫，即达15万之众。

修圣殿，所罗门费了7年工夫。这座圣殿足足给耶和华住了400多年。继圣殿之后，所罗门又开始建造他的宫殿。由于宫殿比圣殿规模更大，因此工作时间也花得更多。据记载，所罗门修宫殿整整费了13年。所罗门宫殿，即世所艳称的“黎巴嫩林宫”。这座宫单以一角而言，即较圣殿大了4倍。正殿之墙全以巨石砌成，这些巨石每方均长达15英尺。宫殿四壁全为亚述式的装潢，其中雕刻绘画皆精致无比。宫殿由无数堂阁组成。这所宫殿除供所罗门自己及其后妃所住外，尚有贵宾室及兵工厂。据记载，这座宫殿千门万户极尽繁华，可是岁月无情，今天到耶路撒冷的人，不但见不到一方巨石，就是宫址何在，也已无人可以指出确切地点。

有了黄金、美人，有了宫室台榭，又值天下太平无事，所罗门当然可以坐下来享福了。据称，所罗门晚年，到寝宫的日子渐多，到圣殿的日子渐少，写《圣经》的人为此曾对他表示不满，说他“宠爱外邦女子”，并顺从外邦女子的心去“顺从别的神”。犹太人敬仰所罗门的智慧，却怀疑他对神的虔敬。所罗门大兴土木，已耗费犹太人不少血汗，宫廷靡费需钱更多。需钱就得征税，任何一位君主，征税太多总是不受欢迎的。

所罗门死后，犹太已民穷财尽。由于没有工作，无法生活，穷苦百姓的信仰也起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这时所崇拜的目标，已不是威严赫赫的耶和华，而是一位像众先知所描述的，专以仁爱为怀的救世主。

众神

对犹太人来说，筑圣殿仅次于宣布“律例”。因为圣殿——耶和华之家筑成后，长期流浪的犹太人，在精神上才算有了依托。圣殿标举耶和华为犹太唯一之神，对宗教发展来说，这是一桩值得重视的大事，因为这确定了犹太人的教已由多神教进入了一神教。

犹太人最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是一个终年流浪的游牧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也是见着什么都下拜，拜天、拜地、拜石头、拜山、拜洞、拜牛、拜羊。在所有崇拜事物中，犹太人特别崇拜的是公牛、羊和羊羔。埃及人也崇拜牛，犹太人住在埃及时，自然更加深了对牛的崇拜。这就是摩西一再告诫犹太人勿崇拜邪神，而他们还是要崇拜“金牛”的原因。《出埃及记》第32章，有着这样的记载：摩西看见犹太人裸体在金牛前舞拜，因而大为震怒。于是，便令利未（Levite）的子孙——即祭师集团——杀了3000人，以作为崇拜邪神的惩罚。 [15]

在犹太古史中，记载犹太人对蛇的崇拜更是屡见不鲜，摩西铸有黄铜蛇杖。公元前720年，希西家（Hezekiah）时代，人们可公然在圣殿中拜蛇。犹太废墟中，经常可以发掘到蛇的雕像。若干崇拜蛇的民族，似乎都比不上犹太人对蛇这么崇敬。人们之所以崇拜蛇，理由可能是：一、蛇为阳具的象征，拜蛇是一种变相的阳具崇拜；二、蛇首尾可以相接，故用以代表智慧、巧妙及永恒。有些犹太部族崇拜巴力。代表巴力的，是一块圆锥形的直立巨石。和印度人所崇拜的林迦（linga）一样，巴力显然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犹太人相信，他是一位使万物从大地滋生的神。

犹太人即使在很晚的年代，仍然相信宇宙中有天使、家神的存在。这可以说就是多神教残存的遗迹。在犹太人观念中，魔术与神道密不可分，魔术师必能和神道交往。摩西及亚伦之所以能扮演《出埃及记》的主要角色，显然得益于魔术师的身份。古犹太人常以打卦来求神指示。打卦在犹太史上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求神指示，不靠打卦，而靠上供、祷告和奉献，乃是很多祭师长期努力的结果。

信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观念，在犹太是慢慢形成的。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的宗教最初也是多神教。耶和华原为迦南土著民族所信神道之一，这位神，迦南人称之为雅胡（Yahu）。 [16] 犹太人征服迦南后，雅胡也接受了改造，于是便成耶和华。

在犹太人的想象中，耶和华是一位好勇斗狠、秉性倔强、威灵赫赫的神道。他具有不少缺点，但这些缺点都很可爱。他并不说“我无所不知”——一次他告诉犹太人：“我要杀死所有埃及人的头生子，你们每一家赶快把羔羊血洒在门上以便识别。因为唯有这样，才可免被波及。”他有时也会犯错误。他自认第一大错是“造人”。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又感到后悔。他立扫罗为王，然后又自认不当。他经常贪得无厌，性情暴躁，残忍嗜杀，反复无常。他曾说：“我高兴对谁仁慈就对谁仁慈，我高兴对谁施惠就对谁施惠。”雅各以欺诈手段对拉班施予报复，便曾经他认可。他对事的随机应变，和一位善玩政治的主教毫无二致。他喜欢训话，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可是他最怕羞，从古至今没有人看见过他。不过，当他喜欢，他有时也会略微显露一点身影。总而言之，耶和华是所有神道中最具人性的神。

最初，耶和华似乎是位雷神，住在山上。其后，到了《摩西五书》（《旧约》前五卷通称《摩西五书》）作者——在他看来，宗教不过是政治的工具——笔下，耶和华乃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及领土扩张主义者。为了犹太人，他常起而奋战。摩西曾说：“耶和华是战士。”大卫也说：“耶和华教我作战。”耶和华曾答应犹太人，消灭他们的敌人，把希未人（Hivite）、赫梯人及迦南人赶走。他答应把从别人手里夺来的地方赐给他们。

耶和华不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明知犹太人必获其应许之乡，但仍令他们带剑去争夺。使耶和华由一位战神转变而成基督的仁慈天父，其间不知经过多少辛酸过程。在此过程中，有着无数次的军事失败，有着数不清的政治迫害，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若干世纪以来道德观念的提高。作为战士的耶和华，喜欢大吃大喝，喜欢好勇斗狠。当他决心溺死埃及人时，他说：“我在法老身上得荣耀，他们才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了助犹太人争取胜利，耶和华不惜极尽残忍——就现在道德观念看来，他的做法很多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他简直像格利佛为小人国作战一样，一举手许多国家便会自地球上消失。耶和华的严厉是极其可怕的。一次，犹太人与摩押妇女奸淫，他便吩咐摩西：“把他们的头通通摘下来，同时当我的面拿去挂在高竿上任其日晒雨淋。”——这岂不就是亚述大神及亚述巴尼拔的作风？

他说过，爱我及守我诫命的，我必赐福予他。但狠起心来，他会因父亲惩罚儿子，因祖父惩罚孙子，因十七八代的祖先惩罚其十七八代的后代。耶和华最恨的是崇拜邪神。犹太人崇拜金牛，他便说：“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绝灭！”后来还是摩西对他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把所说的祸降给你的百姓。”于是，他真的说：“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的百姓。”又一次，耶和华因犹太人向摩西发怨言，又说：“我要击杀他们！”结果又是摩西求情，并且开导他：“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于是，他又回心转意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在亚伯拉罕时代，耶和华有一次要毁灭所多玛（Sodom）及蛾摩拉（Gomorrah）。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又特别向他求情及开导：“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义人的人数，由50降至40，降至30，降至20，降至10，结果，耶和华果然也同意：“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道德观念进步，跟着他的神也就会被改造。耶和华对他的“选民”，曾用种种办法相威胁。他曾说，凡不服从他的，他会：

在城，降祸于城。在野，降祸于野……降祸于身，降祸于地……在家，降祸于家。在路，降祸于路……使你患痨病，患热病、发炎……患埃及肿疡，患毒瘤，患疥癣，全身发痒，患各种不治之症。叫你发疯，叫你目盲，叫你心慌意乱……各种疾病、瘟疫，一切经上所有与所无的疾病，通通降临于你，至你整个毁灭为止。

耶和华并不以成为犹太人之神为满足。他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曾自认“我是会嫉妒的神”，他要求信他的人，摒弃一切“邪神”“偶像”。在以赛亚以前，耶和华很少被人认为是各部族甚至犹太人的神。摩押的神是基抹（Chemosh）。对于他，拿俄米（Naomi）认为路得（Ruth）应该敬奉。巴力西卜（Baalzebub）是以革伦（Ekron）的神。米勒公（Milcom）是阿蒙的神。各部族由于政治经济的隔离，因此所信的神自然也就不一样。

摩西歌颂耶和华：“主啊，众神之中，谁能如你？”所罗门说：“伟大的主，你高高在众神之上。”由此可证犹太人最初不止一神。以坦木兹而言，几乎所有犹太人，特别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皆奉之为神。在一段时间内，对于他的死，犹太人还普遍举行哀悼仪式。以西结（Ezekiel）曾说：“这算什么呢？哀悼坦木兹的哭声，简直连圣殿都震动了。”犹太各部族，即使在耶利米（Jeremiah）时代，几乎仍然各奉各的神。“犹太啊犹太，”耶利米这样悲叹，“算起来有一个城就有一个神！”于是他即力斥侍奉邪神巴力及摩洛之妄。

宗教历来为政治的镜子，耶和华是当犹太在大卫及所罗门统治下结成一体，耶路撒冷修筑了圣殿，然后才奠定其全犹太唯一真神地位的。就犹太人的宗教而言，耶和华奠定唯一真神地位，算是达到了一神教的目标。不过这时所谓的一神教，只能称之为“相对的一神教”（henotheism）， [17] 将它和阿肯那顿崇拜日神之“绝对的一神教”（monotheism）相比，其间还有着一段距离。

尽管如此，将犹太人的宗教与巴比伦及希腊人的宗教相比，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实际影响上，其优越性均不可估量。当然，犹太人并不以“相对的一神教”为满足，他们曾努力进一步想将他们的宗教建设为“绝对的一神教”。 [18]

犹太人的宗教不像埃及和巴比伦那样，有着那么多繁文缛节。古犹太人面对着一位专制残忍的神，只有战栗的分。经所罗门美化后的耶和华，在人看来也还是怕多爱少。一般人总说，人之所以需要宗教，主要在寻求安慰，可是，对宗教作历史性的分析，它带给人的，常常是恐惧多于安慰。约柜藏着神的诫命，那是绝对不可摸触的。虔诚的乌撒，怕约柜掉到地上，因此将它扶了一把，但好心没好报，“神勃然震怒，立击杀其于地！”

在犹太神学中，“罪”是一个核心观念。罪是德的对应，有史以来，我们从没见过像犹太这么好德的民族。在他们观念中，罪与德就是死与生的问题。他们通常把一切厄运，例如毁灭整个以色列的干旱，都归之于罪。然而由于人是血肉之躯，情欲在所难免，同时诫命与律法又那么多而复杂，因此，犹太人在精神生活上，几乎时时在和罪恶斗争。犹太人没有地狱观念，不过他们所谓的“黑暗之地”也和地狱差不多。他们相信，人死之后，无论好坏，一律都必归于黑暗之地。不去的人也有，但必须要像摩西、伊诺克及以利亚等大圣大贤才可。

人死后在坟里还有没有生活？犹太人似从未加考虑。在犹太经典中，我们也从未发现他们谈论过肉身不朽的问题。德、罪、奖、惩，在他们看来一律都是现世的。犹太人的“复活”观念，是在他们国破家亡后才兴起的。这种观念，可能来自埃及，也可能来自波斯。复活观念的兴起，对犹太人影响很大，因为它，基督教才开始萌芽。

有罪就会收到恶果，如何解除此项威胁？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牺牲。和雅利安族一样，闪米特对神所提供的牺牲，最初也是“人”。以人作牺牲太可怕了，于是慢慢改成动物——“一切头生的公畜”——及田地里所产的东西。但这样做都太靡费，最后干脆改为“赞美”。牺牲供奉的规定最初很严，例如，一切牲畜非经祭师宰杀祝福献神后即不得食。割礼，显然是牺牲的遗迹。用一部分代全体，神享用了包皮，即等于享用了整个的人。犹太人视月经与生产为不洁——精神上的不洁。去此不洁，需祭师为他们作种种祷告及牺牲。在犹太人生活上，禁忌非常之多，他们的心灵中，每一动念几乎都伴有罪恶。犯禁忌与犯罪相等，如何赎罪？对神捐献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办法。

牺牲，必由祭师以一定的仪节提供才有效。祭师是一个特定集团。在犹太人中，唯有利未的后裔才能做祭师。 [19] 照惯例，他们不许留遗产，不缴纳一切税捐。他们的生活，靠征牲畜的1/10及所有献神供品维持。从巴比伦和底比斯放逐回来后，此一集团变得颇为富有。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势力，常常凌驾于国王之上。

尽管祭师权力很强大，尽管宗教教育很发达，可是犹太人始终无法把留存民间的一切迷信——特指异神崇拜——扫除尽净。在山中，在林间，秘密拜神之风还是相当盛行。他们所崇拜的神，有的是石头，有的是蛇，有的是金牛，有的是巴力，有的是阿斯塔特。他们所遵行的仪式，有巴比伦的，也有埃及的。在拜神时，焚香者有之，饮宴者有之，以“儿童跳火”做祭者也有之。

崇拜异神之风，不但民间盛行，宫廷有时亦难免。像所罗门及亚哈，即以“随从异神”著称。为了破除异神崇拜，犹太人中兴起了一批先知——先知并不一定是祭师——像以利亚（Elijah）及以利沙等，一方面发表言论，一方面以身作则，他们希望使所有犹太人一齐走耶和华的一神道路。先知对犹太宗教的影响不小。由于他们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因此他们所说的，大都是民众的心声。这批人思想深刻，观察敏锐，感情丰富，犹太教之所以后来能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得益于他们事先所作的一番整理、提高、净化之功。

先知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多数人便自然陷于贫穷了。在以色列，所罗门聚集的财富之多是空前的，因此，在他那个时代，贫富阶级的分化也最明显。所罗门之于以色列，颇像彼得大帝之于俄国，为了使全国从农业社会一跃而为工业社会，便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要发展工商业，第一要劳动力，第二要资金，劳动力资金从哪里来？当然从老百姓来。经过20多年的精心擘划，犹太社会是工业化了，可是由于长期沉重的徭役赋税，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源已被榨得精光。

在所罗门的黄金时代，耶路撒冷已充满罗马末世的衰象：宫廷奢华无度，政治时起纠纷，人民生活困苦。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贵族的压榨，一方面在于富人的剥削。阿摩司即这样悲叹：“以法莲（Ephraim）的人出卖正义。在地主，为的是银子；在穷人，为的是鞋子。”基于贫与富、乡与城的冲突，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为二：北方称以法莲 [20] ，以撒马利亚（Samaria）为都；南方称犹太，以耶路撒冷为都。南北对立，苦战不休，犹太从此即趋式微。

内争常导致外患，犹太分裂不久，埃及人即长驱入侵。在法老示撒一世（Sheshonk Ⅰ）的围攻下，耶路撒冷陷落了。埃及人攻下耶路撒冷后，便动手加以搜刮。这一次他们把所罗门多年聚集的金银财宝差不多都搬光了。

政治分裂、贫富悬殊、宗教堕落、军事失利，这就是先知产生的时代背景。先知，犹太人叫拉比（Nabi） [21] ，其原意颇异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阿摩司及以赛亚。当时的犹太人，对先知并无多少敬意。因为先知中，有的似星象家，他们常为人看相算命而收取一定的报酬；有的疯疯癫癫，狂呼怪叫。耶利米即自嘲道：“没有一个称为先知的人不是疯子。”

一般而言，先知多半具有悲天悯人的性格。他们有的出身学校，有的出身修道院，有的过着苦行的独身生活，有的则有产有家。总之，所谓先知的品类，真可说得上五花八门。犹太人的先知，可以说都是“街头政治家”。他们不满现状，对时代看不惯，对当权者看不惯，对祭师集团看不惯，乃至对整个闪米特看不惯。

先知多半作预言，但我们如把他们的预言，当“天气预报”来看便错了。因为他们的预言，有的代表希望，有的代表恶兆，有的代表他们对宗教的见解。不少预言家，是借预言发表其宗教见解。不少预言家的预言，甚至是在事情发生后才补写上去的。大体上说，一般先知并不以其预言足以兑现为能事，大都只是指出时弊，吐出愤懑，描述希望。从某些角度来看，他们很像托尔斯泰的信徒。他们是一批淳朴的乡下人，进城看到一个畸形的工业化社会，惊愕之余，据其所见，秉笔直书而已。

阿摩司就这样说：“我原不是先知，而是来自乡间的牧人。”一天，他偶离羊群走到伯特利（Beth-El）。那里的一切，让他惊呆了。他看见贫富不均，他看见无情压榨，他看见有的人骄奢淫逸，有的人衣不蔽体，于是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羔羊，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

（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从世界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新格调。辩才无碍的阿摩司，借神之口吻所说的这番话，相信当时饮酒唱歌的人听来，会吓一跳。另外需指出的一点是，阿摩司为穷人代言，不但是亚洲文学一贯重视社会良心的开端，而且自此，使犹太宗教走到了一个新方向。从阿摩司到耶稣基督，在精神上可以说是一贯的。

阿摩司有过这么一段预言：“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而以色列住撒马利亚的孩子，那些躺卧在床角上或大马士革坐垫上者，其得救也不过如此……象牙造的房子必被拆散，所有巨大的房子亦必被消灭。” [22] 这段预言是应验的，而其应验尚在阿摩司未死以前。

同一时代，其他先知也对撒马利亚提出行将毁灭的警告。何西阿（Hosea）说：“撒马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

在公元前733年，成立不久的犹太王国，由于受到以法莲的威胁，一方面与叙利亚结盟，一方面求助于亚述。亚述人来后，占领了大马士革，并要求叙利亚、泰尔及巴勒斯坦向他们进贡。犹太人这时又悔而求助于埃及，但埃及未至，亚述兵又已压境。亚述人占领了撒马利亚，逼犹太王订立城下之盟。这次，耶路撒冷虽未沦陷，但人民被掳走者达20万之众，所存金银财宝则被抢夺一空。

以赛亚，犹太人最伟大的先知，就是在这次耶路撒冷被围时崭露头角的。 [23] 他比阿摩司有技巧。他认为以犹太一邑之地，纵得埃及声援，因远水救不得近火，绝无法与亚述相抗。他先后劝说亚哈斯（Ahaz）及希西家在亚述与以法莲之战中保持中立。他断言撒马利亚必然沦陷。

在耶路撒冷被围之日，以赛亚认为亚述国中将发生变故，劝希西家王谨守勿降。亚述王辛那赫里布不久果然撤围而去，这样一来以赛亚声名鹊起，不但老百姓，甚至国王也敬重他。

就以赛亚看来，世界上没有不灭之国。事实上，摩押、叙利亚、衣索匹亚、埃及、巴比伦，一一都倒下去了。“人人都要哀号”，这是以赛亚的语调，同时也是以色列所有先知的语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凡有经济剥削存在，却又承认经济剥削合理，其势必不能长久。以赛亚可以说最洞察这一点：

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你们向谁逃奔求救？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

以赛亚对那些一方面剥削穷人，一方面假装伪善的人，更是深恶痛绝：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礼物。这些是我所憎恶的。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染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

他对他的同胞，谴责甚严，可是，像阿摩司一样，他对他们并不失望。他最后的预言是，流亡在外的犹太人，有一天必能回到故乡重建家园——这项预言，从目前情况看是兑现的。以赛亚对犹太民族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弥赛亚救世主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他相信，将来必有大圣人出，终止犹太人政治上的歧见、种族上的压迫，同时将他们带至和平幸福之境：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24]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从耶西（Jesse）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正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正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种灵感，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祭师提高了对神的虔诚，贵族增加了对穷人的怜悯，整个犹太人的精神有了寄托。不过，这类影响的发生，是要以若干代及若干世纪来计算的。至于当时，贵族、商人、地主仍然我行我素；战争仍然时常发生；犹太人被俘为奴之事，仍时有发生。在犹太人被放逐的那些日子，在世界从犹太教演化至基督教的那些日子，先知的言论，常常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阿摩司和以赛亚的思想，可以说是基督教思想的发端。由这种思想所建立起来的理想国，无贫穷，无战争，的确是够令人向往的。众先知所倡导的弥赛亚思想，在犹太人脑中所种下的观念是：弥赛亚应该取得政权，组织政府；这是一个万能政府；这个政府最初仅属于犹太人，最后则扩大为属于全人类的受压迫者。阿摩司与以赛亚所预言的救世主，纯洁、慈爱、友善诸德行，大部分已由耶稣基督体现。他们更共同努力完成了耶和华的改造工作：在此之前，耶和华是“战神”；在此之后，耶和华是“爱神”。由于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在先知的观念中，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不过，他们坚持站在不幸者的一边，确信为善则昌，作恶必亡，对后世所发生的影响，的确大不可言。

耶路撒冷的毁灭与重建

犹太对当代世界最大的影响，是他们编撰了《圣经》。《圣经》原是祭师的一种工具，其出现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当人们不信仰耶和华而信仰外来的神时，怎么去劝他们回来？引一段先知的话，把一条戒律加以解释，这都是很有用的。我们知道，先知的话语和自古相传的戒律，就是《旧约》的主要成分。

但先知的话语和戒律，往往零零碎碎，对耶和华作有系统的描述是必要的。基于这项需要，一个故事开始了。这个故事所牵涉的主要人物有：耶路撒冷之王约西亚（Josiah）和当时的大祭师希勒家（Hilkiah）。

故事说，有一天希勒家向王报告，他在圣殿一个秘密的档案室里，“发现”一卷东西，上面记载着耶和华直接告诉摩西的许多话语。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据说，王当时就召集了犹太的众长老，到耶和华的殿中，当着几千人的面把这一卷东西，一般称之为“约书”，念给他们听。念完后，王郑重宣誓，他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民众听后也非常感动，也都愿服从此约。

这所谓的《约书》，到底是《圣经》的哪一部分，已不得而知。也许只是《出埃及记》的第22章到23章，也许包括《申命记》全书。不过，不管是哪一部分，它绝非一时发明，这是可断言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积年累月的产物。写作者不止一人，编订者亦不止一人。《圣经》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传说，有历史，有诫命，有律法，有预言，有诗歌。这本书究竟成于何年何月已不可考，不过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在约西亚王时代即已出现。

《圣经》可以说是部奇书，不管你是不是教徒，凡是读到它，甚至仅听人谈到它，都会获得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约西亚王也许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于宣读此书之后，立刻便下令清圣殿。他命将“为巴力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他把“拜偶像的祭师”及“向巴力和日月星辰”下拜的祭师通通废去。他“污秽陀斐特（Topheth）……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他打碎了从前所罗门为基抹及阿斯塔特所筑的神龛。

不过，这项举措并没有使这位王受到耶和华的特别照顾，而他的臣民也并不因此特别拥护他。诚如先知预言，尼尼微是衰落了，但这并没有为蕞尔小国的犹太带来多大好处。因为继臣服于亚述之后，犹太还得臣服于埃及和巴比伦。为了攻击叙利亚，法老尼科（Necho）想借道巴勒斯坦。约西亚恃有耶和华而不允借道，派兵拒之于美吉多。犹太哪是埃及的对手，结果约西亚兵败被杀。

几年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大败尼科于卡基米什，于是犹太又不能不改换主子。约西亚的继承者约雅敬（Jehoiakim），附属巴比伦几年后，想借埃及之助而独立，但计划不机密，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约雅敬被囚。巴比伦另立西底家（Zedekiah）为王，同时将1万犹太人掳去当奴隶。西底家不久又谋独立，于是巴比伦王大怒。为避免犹太死灰复燃，他在攻下耶路撒冷后：第一，将全城夷为平地；第二，把所罗门所建圣殿捣毁；第三，让西底家亲眼看着其诸子被杀后，再挖出其眼睛；第四，将全城人掳至巴比伦为奴。犹太人的不幸，从下面一首诗可以概见：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 [25] 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腭。

在国破家亡之余，犹太出现了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所发的言论，是所有先知中最刻薄最雄辩的。他指责犹太的统治者都是顽固的愚夫。他说，巴比伦是上帝之鞭。他宣称，犹太人应绝对服从尼布甲尼撒的统治。这位先知是谁？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为何发此怪论？据现代学者研究，他可能是巴比伦收买的间谍。现在让我们引述他的几段话。“现在我将这些地，”耶利米假神的口吻说，“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子孙。众国和大君王，要做他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哪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

如果耶利米不是“犹奸”，他怎么会说出上述这些话？《耶利米书》据说是出于其弟子巴录（Baruch）的手笔。这篇书文笔犀利，真实性亦无可置疑。照这篇书的记载，耶利米晚年亦颇自悔。他曾说：“我的母亲哪，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予人，人也没有借贷予我，人人却都咒骂我。”他甚至这样说：“愿我的生日受到诅咒。”在耶利米时代，犹太罪恶充斥，政治腐败，教会堕落。“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正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皆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围城时释奴，围解后反悔，祭师剥削穷人及伪善，以上可以说是导致耶利米对犹太发生反感的原因。

他曾这样呼吁：“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可是，不但没人听他，人们反而对他加以迫害。他对犹太反感失望愤恨之余，更进一步冀其毁灭。他曾一次又一次宣称：“耶路撒冷要毁灭了”，“犹太人一定会变成巴比伦的俘虏”。他一度借神的口吻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一次，耶利米拿了副木轭套在颈上，在耶路撒冷街头宣称，全犹太应归顺巴比伦，像牛归顺农人一样，不可抗拒，越快越好。当另一先知将他的轭抢走并加以折断时，他大声叫唤说：耶和华必另造铁轭来套犹太人。为了不让他乱说，祭师把他枷起来。不过，即使如此他仍照说不误。最后，西底家王乃下令将他下在狱里。耶利米的获释，是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其有功，故命善待他，不将他和其他被俘的犹太人一般看待。据说，耶利米晚年曾写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后列为《旧约》中之一卷。这卷歌写得非常哀怨动人，现在录几节如下：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象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耶利米晚年曾经发过约伯式的疑问，他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以西结是犹太人被放逐于巴比伦时期的一位先知。他出生于教士家庭，这个家庭是第一批由耶路撒冷发配至巴比伦的。像以赛亚及耶利米一样，他也尽量抨击耶路撒冷的别神崇拜及其他腐败堕落。他将耶路撒冷及撒马利亚，比为一对双胞胎姐妹娼妓。他一一列举这两城的罪恶，同时认为它们的陷落及居民的被俘，乃罪恶的结果。像以赛亚一样，他曾预言摩押、泰尔、埃及、亚述及玛各（Magog，这是一个神秘而无从查考的国家）等国，必因罪恶而灭亡。不过对于犹太人，他不像耶利米那么痛恨，他预言犹太诸城必能复兴，耶和华圣殿必能重建。他最后更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祭司大受尊重，耶和华与民同在，并直到永恒。

他的希望是，犹太人保存其民族固有特性，也就是说不要被巴比伦人在文化上及血统上同化。可是事实上，犹太人自到巴比伦后，即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沃土上生根发展。他们享有那里的财富，享有那里的自由，采取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少人甚至接受了巴比伦人的神。第一代的犹太人，大多还切念故土，可是到了第二代，对于耶路撒冷，便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了。

对寄居巴比伦的第二代犹太人说教者，是另一位以赛亚。 [26] 由于他的说教，犹太人把宗教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位以赛亚对犹太人说教的时代，也正是释迦牟尼对印度人、孔子对中国人说教的时代。不过释迦牟尼所说的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孔子所说的是立身处世的道理，而以赛亚所说的则是，耶和华是宇宙中的唯一真神，他的慈爱无边无际。这位以赛亚所塑造的耶和华，比前面一位以赛亚所塑造的耶和华更为可亲。这样的耶和华，也才更接近耶稣基督所想象的天父。

另外，也可说是最突出的一点，这位以赛亚已不再像其他先知那样，一开口就数落犹太人的罪恶。他用温言安慰他们，同时预言他们很快便会重获自由。“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位先知说，“因为耶和华用膏敷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由于以赛亚所塑造的耶和华已不再是战神和复仇天使，而是充满仁爱的慈父，因此，他的内心尽是平安喜乐及赞美。根据天父的慈爱，于是他进一步预言救主的诞生：

有人高喊着说，这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中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27] ……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像全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这位先知所理想的犹太救主，也是不同凡响的。以赛亚说，救主来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服务。换言之，弥赛亚是“公仆”，是牺牲：

他被藐视压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而我们也不珍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错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28]

第二个以赛亚预言，使犹太人重获自由者是波斯人。所向无敌的居鲁士，必然夺取巴比伦。他在夺取巴比伦后，犹太人便可自由了。以赛亚更预言，犹太人在重回家园后，便将重修圣殿，重建城池，于是人间天国出现了：“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的一神观念，也许是由波斯崛起之事实所获的启示。当时的波斯，其势之盛如日中天。他们将近东各国合并成一个大帝国，这个帝国的组织与统治，与以前各国比起来，高明多了。在以赛亚塑造下，耶和华不像在摩西那个时代那样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在我之前，不可崇拜别神。”而是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

这位预言家兼诗人，在《圣经》中对这位宇宙唯一之主宰曾作过如下的描绘：

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陵呢？……看哪，万国都象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象极微之物……万国在他面前好象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物，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神若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苍穹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

当居鲁士以世界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巴比伦，犹太人的历史便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居鲁士宣称，犹太人完全自由了，你们回家吧。他除打开巴比伦金库，将尼布甲尼撒自犹太圣殿中掳来的金银一律还给犹太人外，还命凡有犹太人所住的社区，为犹太人筹措回家旅费。居鲁士的作为，使先知的预言大部分兑现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给予巴比伦任何惩罚。为了显示波斯文明的宽大，居鲁士不但对巴比伦及其居民毫无伤害，而且对巴比伦之神礼遇有加。

犹太人可以重返耶路撒冷，就老一辈的人而言，这是一桩非常值得兴奋的事。可是，年轻一代的想法则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巴比伦就是家，这儿土地肥美，商业繁盛，一直住下去并不坏。耶路撒冷是“圣城”，名声好听，可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废墟。不过对某些犹太人来说，可以回家总是好的。约在居鲁士宣布犹太人自由后两年，第一批热衷还乡分子，经过3个月漫长的旅途，便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和今天一样，回到故乡的犹太人，立刻发觉他们竟是不受欢迎者。因为这个地方，自他们离开后，另一批闪米特人来了，在这儿生息繁殖。现在回来的犹太人与当地的居民，由于利害冲突，双方势同水火。

所罗巴伯（Zerubbabel）重建圣殿，是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亲口允许的。但这件工程因受到当地居民的阻挠，以致经过20多年才算完成。回来的人一天一天增加，耶路撒冷慢慢又成为犹太人的天下。这是一支伟大动人的还乡曲。这支曲子，犹太人在我们这个世纪又重奏了一遍。

《圣经》与犹太民族

凭武力立国是不可能的，因为犹太人既无人力又无资财。然而许多人聚集在一块儿，对内既需要法律秩序，对外又需要代表机构，于是祭师统治出现了。公元前444年，一位富于学养的祭师以斯拉（Ezra），凭波斯王命召集犹太人开会，会中宣读《摩西律法》。会开了7天，每天从早晨读到中午。读完之后，他、其他祭师和所有犹太领袖，都一致同意接受这部律法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大法。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犹太人尽管颠沛流离，的确从未离开过这部法典。

什么是《摩西律法》？当然不是约西亚所发现的那卷《约书》了，因为那卷《约书》一天可以念上两遍，可是《摩西律法》念一遍即需要一星期。就分量来推测，一个比较合理的假设是，以斯拉所念的可能是《旧约五书》。因为犹太人称此五书为“托拉”（Torah），而托拉即有律法之义。 [29]

《旧约五书》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写的？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书多达5万本。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不过，一般的看法是，《圣经》中最先出现的部分，当为《创世记》。《创世记》或以“J”为代表，或以“E”为代表。“J”，因以造物者为耶和华，J即其第一个字母。“E”，因以造物者为艾洛希姆，E即其第一个字母。 [30] 耶和华是犹太的称谓，艾洛希姆是以法莲的称谓。由两种称谓所代表的传说，自撒马利亚陷落后即混而为一。

如果我们把“J”、“E”称作第一、第二部分，则第三部分可以用“D”作代表。D是《申命记》英文字母的首字。《申命记》显然是由另一位或数位作者撰写后加进去的。第四部分，可以“P”为代表。P是《祭师法典》（Priestly Code ）英文字母的首字。《祭师法典》，系指以斯拉所宣布的《律法之书》而言。这当然是祭师插进去的。以上JEDP全部出齐，约在公元前300年。

创造天地、诱惑及洪水神话，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神话流传演化而来。这些神话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这些神话的雏形，我们在谈及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时，约略已经提到。一说，犹太人接触这类神话，是在巴比伦做囚时代。一说，他们得知这类神话，时间远在做囚以前。换句话说，犹太人是由其闪米特的祖先或苏美尔方面得知这类神话的。上帝造人的神话，按波斯人及某些《圣经》注释家的说法，上帝所造的人，最初是一个具有男女两性的连体婴儿——一男一女背靠背连在一起，和著名的泰国连体双生子一样。至于把男女分成两人，那是后来的事。这种说法，令我们想起《圣经》上有段怪话。《创世记》5：2：“他造男造女，取名亚当，并予祝福。”这段经，历来研究神学的人都把它轻易放过了，但有人则指出，这就是上帝所造人类祖先，乃男女连体双生的证据。 [31]

乐园的传说，几乎遍布各民族。埃及、印度、中国的西藏、巴比伦、波斯、希腊 [32] 、波利尼西亚及墨西哥等，均有这类民间故事。伊甸园中有禁果树及蛇等，在其他乐园中也大半都有。不过有的传说把蛇换成了毒龙，并说毒龙能毒化乐园，置人于死地。

乐园中的蛇及无花果，显然是阳具的象征。推求神话的含义，大致说性及知识是罪恶及苦恼之源。这种观念，在《旧约·传道书》中尤为显著。在各民族传说中，一个共通的特点是，女人是一种可爱的罪恶，她往往是蛇及魔鬼的化身。夏娃（Eve）、潘多拉（Pandora）可以说都是一个典型。洪水较乐园传说更为普遍。世界各民族，古代似皆有遭遇洪水之说。在亚洲有不少山，传说洪水泛滥时，其山顶均有像挪亚（Noah）及萨马什－拉菲什提姆（Shamash-napishtim）等人待过。洪水是否真有其事？很难臆断。一说，人类文明多半以河谷为摇篮，河流泛滥，就是洪水之说的来源。一说，洪水不过是一种寓言，有劝人为善之意。

约西亚及以斯拉向犹太人宣读的东西，大体而言就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而后所有犹太人的生活规范。论及这项法制，萨顿（George Alfred Sarton）说得很中肯：“在历史上任何法制没有比这影响更大更深远的了。”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宗教政治，它所规范的，涉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关于《摩西律法》，勒南说：“好比一件紧身衣，每一个犹太人都非穿它不可。”《摩西律法》所管范围非常之广，它管饮食 [33] 、医药、个人卫生、经期卫生、产妇卫生、公共卫生、性变态、兽交等。对于这些事项，为增强其效果，一律均假托神意立有种种规定。

在犹太民族中，祭师与医师界限的划分为时极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祭师曾成为医术发展的绝大障碍。《利未记》第13至15章，对种种疾病，在隔离、消毒、预防上，均有极详尽的规定。 [34]

犹太人是提倡疾病预防的鼻祖，可是关于医学，尤以外科而言，除割包皮外，便什么都谈不到。割包皮，犹太人称之为割礼，在古埃及与现代闪米特间非常盛行。割礼，从一方面来说，是对上帝尊敬、对民族忠诚的表现， [35] 另外，也是预防性病的一种方法。犹太民族虽历尽艰危而不绝灭，也许和这种种洁净规定大有关系。

《摩西法典》的核心在于十诫。十诫见于《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至17节。这几节经文，半个世界的人几乎都耳熟能详。 [36]

十诫中的第一诫，可以说是神权社会的基础。上帝乃这个社会的王，由他实行统治。再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事情了。上帝，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制定法规，施行惩罚。为了尊重神的统治，犹太人甚至改称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乃上帝卫护者之意。犹太人几度亡国，可是其宗教则历久不衰。和罗马教皇一样，犹太祭师的成就，远超乎一切世间君王之上。由于此诫是神权社会存在与否的关键，《圣经》中一再严格规定：秉持异端及诅咒圣名者处死！《摩西律法》创制者，和以后的宗教裁判官，由于确信宗教的统一与社会的统一不可分，不容忍便成了他们的特性。不容忍，显然是一种缺点，但犹太人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为人所同化，也许正得力于这一点。

第二诫，是为加强一神观念而设。不过，有了这一诫，艺术即无法发展。因为不可雕刻偶像，这一来就把大部分的艺术扼杀了。加强一神观念，就好处来说，使犹太人及早脱离了“迷信”及“人神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的纠缠——尽管《旧约五书》中的耶和华具有不少人性，却使众所共认智力优异的犹太人，除了宗教外，在艺术、科学乃至天文学方面，交的全是白卷。

在所罗门时代，圣殿里是有不少雕像的，可是在新修的圣殿里，便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在犹太人早期历史上，不但没有雕像，就是浮雕绘画也很少见。建筑和音乐，算是不犯忌，因此也比较发达。不过这种发达也很有限，犹太圣殿建筑，不能和埃及、巴比伦相提并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至于音乐，由于歌唱足以使充满苦难的生活获得安慰，乐队基于宗教颂圣的要求，因此皆能得到相当的发展。据称，在犹太圣殿中，经常有一个乐队及一个唱诗班。每当礼拜，唱诗班唱颂圣诗，乐队即以乐器相和。然而乐器种类有限，演奏亦极单调。《圣经》记载：“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如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

第三诫，是进一步要求犹太人对神的虔敬。不但“不可诅咒圣名”，甚至连圣名都不许提。对耶和华祈祷，有称耶和华必要时，应以“主”（Adonai，即Lord）字代之。 [37] 像这样的要求，唯印度可以比拟。

第四诫，是定安息日。这种7天之中休息1天的制度，已为全人类所接受。不过，有人认为，安息日之名——也许连同这个习俗——均是从巴比伦传来的。安息日，犹太人称Sabbath，巴比伦人称Shabattu。Shabattu在巴比伦称为忌日，是日，规定不进烟酒不近女色。除安息日外，犹太人一年中有许多节日。在迦南，当地居民为了纪念播种、收获、日月循环，常对神举行庆典。祭无酵节（Mazzoth），即纪念收获大麦。祭七七节（Shabuoth，此节后称五旬节，Pentecost），即纪念收获小麦。祭住棚节（Sukkoth），即纪念收获葡萄。祭逾越节（Passover），即纪念牲畜产子。祭岁首节（Roshha-shanah），即纪念新年。犹太人最看重的，仅为最后的一两个。

Passover现通称逾越节。在此节的第一天，要以羔羊为献，并吃羔羊，同时将羔羊之血洒在门上。这个节，后来祭师又把它和耶和华击杀埃及人头生子一事联系在一起。羔羊本为迦南图腾，他们屠羔羊乃对当地土神作供。 [38] 据《出埃及记》记载，犹太人行逾越节迄今已达数千年。将当时的一切仪式，和今天的相比，可以说并无二致。犹太人对宗教传统的谨守固执，由此不能不令我们由衷佩服。

第五诫，确定犹太家庭的地位。家庭是犹太社会的基石，其重要性仅次于教会。这一诫的效力，从当时贯穿中世纪，直到现代化的欧洲。时至今日，由于工业革命，个人地位非常突出，因此犹太家庭才算稍稍有了变化。犹太家庭，是以家长或族长为中心。环绕着这个中心，有妻妾、已婚未婚子女，有时加上奴婢。这是一个经济兼政治的单位。说它是一个经济单位，因为由此形成的组织极便于农耕。说它是一个政治单位，因为族长威权之重，除战时外，国家亦有所不及。

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家长，其权力大得几乎毫无限制。土地、房产、子女，统统听其支配。子女的婚配，完全由他做主。未成年子女，他如认为必要，甚至可典卖给人为奴。在犹太人观念中，男孩较受重视。犹太人喜欢将男孩女孩和睾丸相比，说，男孩是右边的一个，女孩是左边的一个。意即男女在生育上两者虽均重要，但男的却较大较强。犹太人在很古的时代所行的婚姻制度，是把男孩子嫁出去。成年后的男孩子，在择定妻子后，即“离开父母，住到妻子家去”。不过这种制度自王朝建立以后便慢慢消失了。而后，犹太人所行的便一直是娶妻制。娶妻制奠定后，妻子一切便得听丈夫的。耶和华对犹太妻子的教训是：“你应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因为丈夫为一家之主。”

在犹太社会里，妇女常能出人头地。撒拉（Sarah）、拉结（Rachel）、米利暗（Miriam）、以斯帖（Esther）等人，即为犹太女性之光。底波拉（Deborah）曾经做过士师。约西亚王，在祭师报告发现《约书》后，他所去请教的先知户勒大（Huldah）也是一位女性。会生孩子，对犹太母亲是一项莫大的光荣。由于犹太是个小国家，当年的犹太正如今天的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人口众多，因此，如何赶快生孩子便是一桩大事。为了鼓励生孩子，有积极方面：第一，提高母亲地位；第二，规定20岁以后必须结婚，甚至祭师也不例外。也有消极方面：第一，痛斥独身主义；第二，视妇女不生育为罪大恶极；第三，严禁堕胎和杀婴。总之，任何限制人口增加的做法，在犹太都是异端和不讨上帝喜悦的。

《创世记》里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让我死。”由此可见，孩子对女人是如何重要。理想的犹太妻子，一生只有三桩大事，就是：料理家务，服侍丈夫，养育孩子。箴言最末一章论贤妇，贤妇即犹太妻子的典型：

有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她好象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为的工分派给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臂膀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捻线竿，手把纺线车。她张手赈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之人。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乐。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39]

第六诫，最值得令人鼓掌。“不可杀人”，这太可贵了。任何一部书，似乎都没有《旧约》提到这么多“杀呀，杀呀！”。在《旧约》字里行间，不断出现的有两桩事：一桩是大量杀戮，一桩是大量生育。一部犹太史，除少许年代外，尽皆充满杀戮之声。这些杀戮，有的起于种族恩怨，有的起于内部摩擦，有的起于世代血仇。犹太民族相当好战。尽管他们写有伟大诗篇歌颂和平，可是就先知、祭师乃至他们所塑造的上帝耶和华而言，均非和平主义者。在犹太人19个王中，受暗杀而死者即有8位。

攻下城池，通常均施予彻底性的破坏。男人杀光，使其土地无法生长作物——这在近东似乎已成惯例。“以色列的子民，一天中即杀死叙利亚步兵10万！”没有现代化武器，一天能杀这么多人，也许令人无法相信。不过仅此一例，即可见犹太人之好杀。自视为上帝之选民，造成过度的民族自尊。厉行族内通婚，阻碍了与其他民族协和共进的远景，就此观点而言，犹太人是失策的。不过，犹太是个精力充沛——充沛到横冲直撞，无比虔诚——虔诚到把自己孤立起来，敏感热情——由此创造了近东第一流文学作品，勇敢坚毅——以致历尽折磨仍巍然独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值得我们刮目相看的。

第七诫，是确认婚姻为家庭的基础。与确认家庭为社会的基础一样，一经确认，便运用各种力量予以支持。各种力量中，最大的是宗教力量。他们虽没有说上帝不许婚前性交，但婚前性交被禁止是很显然的，因为另有规章说明，新娘若非处女，便有被乱石打死的危险。娼妓相当盛行。所多玛及蛾摩拉，尽管因同性恋盛行而遭毁灭，但在犹太，同性恋之事仍然存在。律法似不禁止与外国妓女发生关系，因此，在犹太各地，生活于小木棚及营帐里的叙利亚、摩押、米甸（Midianite）及来自其他各地的妓女，简直多到不可胜数。耶路撒冷不许妓女卖淫的规定，在所罗门时代并未严格执行。至于其他时代，往往越禁越多。有一段时期，例如马加比（Maccabees）时期，圣殿甚至成了妓女的大本营。

男女之爱，早已发生。例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她，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不过对夫妇而言，爱情地位并不重要。流放以前，犹太婚姻均是经由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抢夺婚姻，也许曾一度存在，尤其是当女性奇缺的时代。耶和华对抢夺婚姻，曾予以公然认可。“吩咐便雅悯（Benjamin）的孩子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拉（Shilon）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不过，这并不多见。犹太通常所行的是买卖婚姻。雅各以劳务换取利亚及拉结就是显例。波阿斯（Boaz）娶路得，干脆就是用钱买来。先知何西阿在答应以50雪克尔银子买得其妻后，又后悔价钱出得太高了。犹太人称妻为beulah，意即所有物。

但是，观念慢慢进步了。都市中，嫁女儿者大半要赔上一点嫁妆。至此，买卖婚姻渐成过去。新娘有了嫁妆，到夫家便有地位，因为她已与用钱买来的不同。比较有钱的犹太人，除妻外，还可置妾。不育之妻，例如撒拉，还会劝夫纳妾。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且是为了增加人口。例如雅各，有了拉结，有了利亚，又还纳她们的婢女为妾。为什么？目的就在希望多生孩子。在犹太，能生育的女性应使其尽量生育。例如丈夫去世，其小叔大伯——即令他们已娶妻生子——便都有和她结婚的义务。丈夫没有兄弟，这义务就得由其夫之任何男性近亲肩负。

由于犹太人在经济制度上以私有财产为核心，因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标准的社会制度：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拥有若干女人，但一个女人在同一时期却只能隶属于一个男人。通奸绝对禁止。与他人之妻行淫者，奸夫淫妇都必处死。未婚女性绝对禁止与人相奸，至于未婚男性与人相奸，只算是一种小过失。婚姻中男性可以很随便，他看妻子不顺眼，一纸休书即可解决问题，但在女性，则比登天还难。不过，犹太丈夫滥用这项权力者绝少。一般而言，犹太人对其妻子儿女的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在犹太，结婚前，男女不一定有爱情，但结婚后，夫妻情谊甚笃者却屡见不鲜。“以撒（Isaac）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棚，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去世后，这时才算得到了安慰。”大体而言，在远东世界以外的地方，犹太人的家庭生活，要算是很幸福的。

第八诫，确立私有财产制。 [40] 宗教、家庭及私有财产制三者，可以说是犹太社会的主要支柱。在所罗门以前，由于工业不发达，所谓财产就只能是土地。当时的犹太，甚至土地也都尚未开发，大部分的人，除种一点葡萄、橄榄、无花果外，就靠畜牧为生。畜牧得逐水草而居，因此，大部分犹太人多无房舍而住帐篷。

社会进步，生产有余，商业乃告发生。慢慢的，大马士革、泰尔和西顿等各大名都，都充满了犹太商人的足迹。至于国内，圣殿变成了他们的交易所。铸币始于放逐之际。此前，交易中准为金、银。每笔交易所需金银分量一律用秤称。由于经济活动频繁，银行也渐兴起。进行借贷的人，都在圣殿交易。这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遍及近东各国，神庙同时就是市场。这种风俗，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尚存。耶和华也很希望犹太财富增加，他曾说：“你只可把钱借人，不可向人借钱。”犹太人之所以发财，也许和这项诫命有关。

像其他近东各国一样，犹太也使用战俘及罪犯做奴工。所罗门兴筑圣殿、宫殿，使用这类奴工动以万数。奴隶主对于奴隶，通常无生杀之权。奴隶一旦有钱，可以赎身。无力偿债之人，可卖儿、卖女或以其自身为奴。这种风俗，直到耶稣降生后还存在。由于祭师及先知均极力反对剥削，因此在近东各国内，犹太富人对穷人比较仁慈。经上曾有此诫语：“你们彼此不可互相倾轧。”祭师及先知曾借上帝的口吻，要奴隶主释放奴隶，要债主免除穷人的债。释奴与免债，每7年要做一次，后来觉得颇不易行，于是改为每50年一次。“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上面的要求是否为大家所遵守，我们找不到事实根据。不过祭师的这项善意是不可抹杀的。“在你神的土地上，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心袖手旁观，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你就要帮补他，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安息日，不但自己休息，也应让雇工、奴隶乃至牲畜休息。在田间收割庄稼，要留一捆，摘取橄榄及葡萄，要留一点给穷苦的孤儿寡妇。以上种种恩惠，不但施予犹太人，甚至也施予外邦人。按犹太人的习俗，对无家可归的外邦人，也要亲切招待，供他吃，供他住，给他礼遇和尊敬。耶和华常常提醒犹太人，要记着你们也曾流落异乡无家可归。

第九诫，要求绝对不作假见证。这是犹太人以宗教支撑法律的一例。在古时犹太人起誓有一定的宗教仪节：对谁起誓，起誓者当用手搁在对方的生殖器上。但现在，起誓者不但以人为对象，而且他的誓有了上帝的鉴临。按照诫命，作假见证害人者，他所受的惩罚，应与受害者所受之痛苦相当。犹太人以宗教法规为法规，祭师就是法官，圣殿就是法庭。祭师的判决就是最后的判决，不遵此判决者可无条件处死。有时也采行天判，例如罪嫌无法证实时，便令涉嫌者饮毒水。除宗教外，别无司法机构。然宗教不能巨细无遗，因此守不守法，大部分得靠个人良心及公共舆论。

小罪，认罪或赔偿即可。大罪，例如谋杀、拐带儿童、偶像崇拜、通奸、打骂父母、拐带奴隶、兽奸、殴打奴隶致死、妇女行邪术等，则必处死。在谋杀方面，耶和华的主张是亲手报复，“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可是，另外又有“逃城”之设，杀人者逃到那里，受害者即应停止报复，不过这以误杀为限。

一般而言，《摩西律法》所采的是复仇主义：“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摩西律法》自写就以来，5000年迄无变化。这项律法，在当时也许是进步的，但慢慢地便落伍了。

第十诫是最后一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由此诫，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犹太人观念中，妻子是与财产并列的。这一诫相当重要，人人如果绝对遵行这一诫，说天下即可太平未免过于夸大，但世间大部分的纠纷，应该可以免除了。

读完十诫，令人深感奇怪的有一点，就是影响犹太人言行最重要的一条诫命，仅零碎提到，并未将它特别列举出来。那就是《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所说的：“当爱人如爱己。”

一般而言，《摩西律法》是一部庄严的法典。基于时代的关系，它有种种缺点，但它的优点无疑远较缺点为多。读《摩西律法》，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它虽反映犹太人的生活，但并不就是犹太人的生活。这部律法，实际还不如一般法典能反映人民实际的生活，它只可以说是犹太祭师“想象中的乌托邦”。像其他法典一样，它既被人遵守，也曾被人破坏。它对犹太人的影响，与其说是行为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诚如海涅（Heinrich Heine）所说，它是犹太人的一个“可携之与俱的祖国”（Portable Fatherland）。犹太人2000年来，因它而团结一致，因它而屡仆屡起，因它而愈战愈强。

文学、哲学与《圣经》

《旧约》不仅是一部法典，它也是历史，是诗，是哲学。如果从《圣经》里抽掉先民传说、宗教神话，如果不用古人的眼光，把它看作人类最正确最古老的历史，我们即可看到《圣经》的庐山真面目。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远古时代人类活动的实况。由于文笔洗练，技巧成熟，它所描写的人物，至今犹栩栩如生。其中《士师记》、《撒母耳记》及《列王纪》，是一个残败民族流亡转徙之余，为保持其历史传统而精诚团结所作的记载。有人认为，将此类记载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撇开这一点，我们仅看扫罗、大卫及所罗门的故事，其清新细腻，实非近东任何历史故事所能及。即使《创世记》，假定我们用欣赏传说的态度来看（不把它看作一种谱系学），你一定会发现它非常有趣。它叙述得非常生动自然。《创世记》，不应当作历史来读，而应当作一种历史哲学来读。这是人类就其过去历史，加以回顾，加以观察，希望就其因果关系，指出目前演变，及未来发展所做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旧约五书》所提供的历史概念，其影响是很深远的。从波伊提乌到波舒哀，也就是说，从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思想家，没有一位不深受其影响。

从历史演变到诗歌，一个必经的中途站是爱情故事。路得的爱情故事，是圣洁完美的典型。至于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拉结、约瑟（Joseph）和便雅悯、参孙和大利拉（Delilah）的爱情故事，情节也是很动人的。犹太人的诗歌，最早的当数《出埃及记》第15章的《摩西之歌》。其次为《士师记》第5章的《底波拉之歌》。这两首歌，可以说就是圣诗的滥觞。巴比伦时代的《忏悔歌》，无论在内容上及形式上，对圣诗的形成也有极大的影响。圣诗显然也曾受到埃及的影响，例如第104篇，无论内容及形式，均极像阿肯那顿所作的《太阳颂》。圣诗是一部集体创作，一大部分是大卫写的，其余部分的作者则属于公元前3世纪，即犹太人被俘后的若干诗人。圣诗可以说也是一种抒情诗，不过这种诗和一般抒情诗不同。一般抒情诗，可以坐下来慢慢欣赏，而这种抒情诗则不适于坐下来慢慢欣赏。因为它所抒发的，是一种纯宗教的感情。

由于圣诗所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感情，因此它充满了恶毒的诅咒、凄苦的呻吟与热烈的赞颂。赞颂的词句，占了诗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圣诗又可称之为“赞美诗”。 [41]

圣诗火药味极浓。其格调和基督徒相远，和清教徒相近。当然，像第103篇：“……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狂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类比较软性的文字也有，不过为数不多。读圣诗，令人想到古东方人的“旋舞曲”，一唱一和，极有韵致。在修辞上，圣诗有着丰富的譬喻与生动的想象。近东其他宗教也有圣诗，但像犹太圣诗这么动人的实不多见。圣诗中，有许多词造得相当精彩。这些词如第8篇“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第17篇“眼中的瞳人”，第146篇“你们不要倚靠君王”等，在英美差不多已妇孺皆知。圣诗中，有些譬喻，例如第19篇“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欣然就道”。其意境之美，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叫绝。圣诗可以说是诗歌中之最美的。犹太语可以说是语言中最美的。以最美的语言，唱最美的诗歌，实在迷人。 [42]

撇开圣诗，让我们看看《所罗门之歌》。《所罗门之歌》亦称《雅歌》。《旧约》中之有《雅歌》及《传道书》等作品，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传道书》充满怀疑和虚无，《雅歌》充满色情和肉欲。对充满色情和肉欲的《雅歌》，其来路有着种种推测。有人说，这是巴比伦的作品，因它所歌颂的是伊什塔尔及坦木兹式的爱情。有人说，这是希腊的作品，因它含有不少希腊词汇——至少，写作的人曾深受亚历山大所带来的希腊影响。有人说，这是埃及的作品，因为所爱者以兄妹相称乃埃及人的特有风尚。不过，不管从哪里来，它在《旧约》里已占有一席之地。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谜：谈上帝崇拜的人，为什么要把这类充满色情和肉欲的歌词编进《圣经》里？

现在让我们引几节《所罗门之歌》来看看：

我以我的爱人为一袋没药，让它整晚躺在我的胸前。

我以我的爱人为一株凤仙花，让它盛开在隐基底（Engedi）的葡萄园中。

我的爱人你真美，你真美，因为你有着一双鸽子的眼睛。

我的爱人你真美，如果你高兴，让我们暂以青草为绣榻……

我是莎伦的玫瑰，我是谷中的百合……

给我点葡萄干，让我恢复体力。给我几个苹果，让我高兴高兴，因为我正害着相思病。

耶路撒冷的小姐……请勿惊动我的爱人……爱人属我，我也属他。我的他在百合花中牧羊。

爱人哪，天亮了，回去吧。你要快跑，像头羚羊，像头小鹿，飞跃在比特（Bether）山上。

爱人哪，来吧。到野外去也好，到村庄去也好。

让我们一早起来，走向葡萄园里。葡萄也许已经萌芽，石榴也许已经结蕊。我要在那儿告诉你，我爱你。

如果说《雅歌》是属于年轻人的，那么《箴言》 [43] 就是属于老年人的了。年轻人不顾一切追求爱情，追求欢乐，到头来觉得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乃发为《箴言》。

传说中的所罗门，曾告诉青年提防坏女人：“因为被她伤害扑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亦甚多……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我所猜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所罗门同意圣保罗的观点：“要喜欢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小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吃素菜，彼此相爱，胜于吃肥牛，彼此相恨。”这类言论的确不错，不过，颇不像出之一个拥有700位嫔妃的人之口。

《箴言》所针砭的坏事，好色之外，就是怠惰。“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箴言》的作者也不鼓励雄心壮志。“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愚顽人发达，必杀己身。”戒多言，也是《箴言》劝世目标之一。智者多做，愚者多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察透……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箴言》中一再提到的是道德和智慧。对于这类问题，《箴言》所采的，显然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每读这类《箴言》，总会令人联想到“亚历山大学派”。这一学派乃集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之大成。“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所喜爱的一切，都不足与它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

《约伯记》 [44] 比《箴言》成书年代稍早。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作者可能经历过巴比伦放逐的艰苦生活。“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英国评论家卡莱尔对之极为推崇，“……它不但伟大而且高贵。这是一部属于全人类的著作。在讨论一个严肃问题上，它是最古的，也是最先的。这个严肃问题是：上帝与人类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无论在《圣经》之内，或《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和它媲美。”

《约伯记》所表露的问题，在于犹太人是重现世的。古代犹太，既然无天堂之说，则为善为恶的结果，除报于现世之外，即别无时间地点可报。但现实与理想往往相左，善人颠沛流离，恶人安享尊荣。“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享安逸，财宝又不断加增。”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于是自然有人要问“上帝何在”。《约伯记》的作者，借约伯——犹太民族的化身——之口，所提的就是同样的问题。犹太人敬奉上帝非常虔诚，约伯即是如此。巴比伦人不但不信上帝，而且还加以侮慢，可是巴比伦人却强大兴盛，犹太人却倒霉受罪。你说这算什么上帝？

《约伯记》的展开非常有趣。据说，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世上再没有谁比约伯更敬我爱我、更虔心向善的了。”撒旦说：“不然，他虔心向善、爱你敬你，全是因你使他和他一家平安富足之故。假定你让他倒霉，看他还信不信你？”耶和华于是允许撒旦向约伯展开试探。初步试探，夺去他的子女财富，约伯颇能坚持，但再度试探，夺去他的健康，约伯信心动摇了。他想死，他向耶和华大发牢骚。他的朋友琐法（Zophar）幸灾乐祸地说：上帝是公正的，对于世上的人，的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于是约伯抗声说：

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强盗的帐棚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他又叹生命的短促以及人死不能复生：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生如花，又被摧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争辩越来越激烈。约伯对神，先是怀疑，最后甚至变为诅咒。他将神喻为魔鬼，愿他将他毁灭。最后他说：“约伯的话说完了。”论者以为，原来的《约伯记》即到此为止。《约伯记》和《传道书》所代表的，显然是犹太人中的所谓异端思想。 [45]

但在现在的《约伯记》中，却凭空出来一个叫以利户（Elihu）的年轻人。他列举一大堆理由，述说神对人绝对正直。最后，耶和华从云端里亲自发言：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知道天的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因震慑于这一精灵的威力，约伯折服了。约伯认输，耶和华欣慰之余，赦免了他的罪过。不过耶和华对约伯的朋友则表不满，说他们发言浅薄。最后的结局是，耶和华赐给约伯1.4万头羊，6000头骆驼，2000头牛，1000头母驴，7个儿子，3个女儿。除此之外，还让他活到140岁。这个结局令人愉快，可是相当勉强。问题解决没有？没有。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后来的犹太思想家。到但以理（Daniel）时代（约公元前167年），于是有人想，现世的公道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以理及伊诺克认为，要公道除非相信“来世”。在来世，有冤申冤，有恶受罪，有善获赏。这种思想慢慢变成一种潮流，其后即形成基督教主要思想之一。

《旧约》的《传道书》， [46] 也曾触及这个问题。不过，该书所获答案看来是令人丧气的。其答案是：人生之幸与不幸，全与善恶无关。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

人的命运不由善恶决定，于是，好运、坏运便只有看机会了。而机会是盲目的和无情的。《传道书》作者说：“我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在于当时的机会。”甚至财富也靠不住。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劳碌的人，不论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进一步观察，他居然得出了与马尔萨斯相似的结论：“货物增添，吃的人更加增添。”

回忆过去的黄金时代，向往未来的乌托邦，能不能获得慰藉？在他看来，不能。因为，现在的和过去一样，而未来的和现在亦并无不同。“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在他看来，进步是没有的。文明，兴了再灭，灭了再兴，毫不足怪。

总而言之，他认为生命毫不足贵，因此活与不活无足轻重。纵然生活，也不过是毫无目的地转圈子。努力、奋斗都是徒劳的，因为一切的一切最后终归破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出来又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因此，我赞叹那早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名誉强于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有一个阶段，他认为生活在于尽情享乐。“于是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可是，最后，他又发现，“啊，原来这也是虚空。”至于谈到女人——传道者对之似乎受过很大的刺激，他说：“1000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无法找到一个……我得知有这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谈女人谈到最后，他的结论却和所罗门与伏尔泰给人的忠告相似：“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所罗门与伏尔泰虽然作此忠告，但他们并未身体力行。

他甚至对智慧也采取怀疑态度。谈到著作与读书，他的妙论是：“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他又说，如你有天赋，那智慧是好的，但若强求，便等于自取灭亡。（这种论调，颇像耶和华口吻。耶和华一次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便不能存活。”）在他看来，最后，智愚都将同归于尽：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的，就增加忧伤。

如果有“来世思想”，我们认为上面的愤激，是有转化成希望与勇气的可能的。可是，《传道书》的作者并无此等思想。在他看来，人无论生前与死后，均和动物毫无分别：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分，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知晓呢？……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犹太人在作《箴言》时，是何等推崇智慧，现在，智慧竟一文不值了。显然，这是犹太文明趋于衰老的象征。犹太民族由于一再遭受环绕其四邻的强大帝国的折磨，精力业已消耗殆尽。他们虽然虔心敬奉耶和华，可是耶和华似乎并没有帮他们多少忙。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诉诸笔墨者，当然是一片怀疑虚无了。

耶路撒冷光复了，然而它并未变成上帝不可征服的堡垒。它先是波斯的附庸，现在，希腊又要它称臣纳贡。公元前334年，青年政治家亚历山大率兵前来叩关。大祭师原定宁死不降，可是据说他当天晚上做了个梦，就梦解释不降不行。第二天一早，大祭师令祭师及民间领袖穿着素服，和他一起开城，到亚历山大军营请降。亚历山大对大祭师颔首为礼，并说了些他对犹太民族及其所崇拜的上帝感到不胜仰慕的话，最后才开始接管耶路撒冷。

当然，这并不是犹太民族的最后一幕。就4000年的历史舞台看来，好戏还在后头。耶稣基督是一幕，亚哈随鲁（Ahasuerus）又是一幕。现在，另一幕正在开始。这一幕自然也不是最后一幕。耶路撒冷，犹太民族的象征，建了毁，毁了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已不知重建了多少次。看来，耶路撒冷不会毁，犹太民族也不会灭。鉴往知来，犹太人与历史同存，也许它亦与文明同样永恒。

注释

[1] 纵观各种发现，足证《创世记》所记犹太先民传统习惯颇多可信。《旧约》所载犹太人事迹，除种种超自然事件尚存疑外，大都经得起考验。因为由一年年所发掘到的文物显示，其记载是很真实的。例如，1935年在特勒·埃尔－阿马纳所出土的陶器，其记载即大致与《列王纪》所叙相符。因此，一般而论，除已发现反证的内容外，《圣经》尽可大胆采用。

[2] 也许，他们是随着西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西克索人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在西克索统治埃及期间，对他们会有所照应。皮特里同意《圣经》所记，犹太人在埃及住了430年，入埃及约为公元前1650年，出埃及约为公元前1220年。

[3] 据约瑟夫斯引述，公元前3世纪一位埃及史学家曼内托曾说，犹太人出埃及是出于埃及人的意愿。当时因穷困而沦为奴隶的犹太人中发生了瘟疫，埃及人怕受传染因而把他们赶走。摩西是埃及的祭师，他的任务是把犹太人带走。埃及祭师从小就养成清洁的习惯，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摩西曾将这类习惯转教给犹太人。古希腊罗马学者对犹太人出埃及，曾一度采用此种解释。但因其与闪米特人是世仇，故很难为人所采信。英国史学家沃德认为，犹太人出埃及是一种罢工举动。《圣经》中有一节诗也这样说：“埃及法老这样问摩西及亚伦：‘你们为什么要让人们停止工作？去，叫他们赶快复工。’”

摩西一名不似犹太人而类埃及人。此名可能是Ahmose 的略称。利物浦大学加斯顿教授宣称，他们在杰里科陵墓中发现一宗资料，该资料说，摩西被弃之后，捡到他的是一位埃及公主（捡到时间为公元前1527 年）。这位公主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摩西由女王养大，在宫内十分得宠。摩西逃亡，目的在于避免女王政敌图特摩斯三世的迫害。加斯顿教授认为，他所发现的资料，与《圣经·约书亚记》第６章所记杰里科的陷落足可互相参证。他推定，城陷之时约为公元前1400 年，而出埃及之时约为公元前1447 年。这项时间的推算，由于所依据者为陵墓中的蜕螂雕像（译按：古埃及人的护身符）及陶器，故其可靠性要打一个折扣。

[4] 犹太人这个长而带钩的鼻子，很有可能得之于赫梯人。

[5] 参看以斯帖（Esther）故事及利百加（Rebecca）、拔示巴（Bathsheba）的描述。

[6] 约拿单为扫罗之子，大卫爱友。——译者注

[7] 参孙（Samson）也是这一类的传奇。据《圣经》所载，他曾将火把系在300头狐狸的尾上，烧掉非利士人的庄稼。他又拾起一块驴头骨，击杀了1000多人。

[8] 非利士巨人。——译者注

[9] 即乌利亚之妻。——译者注

[10] “他的言语，后人采为箴言者，为数竟达3000条以上。他所作的诗歌，多至1500余篇。”

[11] 所罗门源于希伯来文Shalom，乃福寿康宁之意。

[12] 于勒·埃尔－阿马纳泥简中，耶路撒冷书作Ursalimmu或Urusalim。

[13] 近东古代塔伦价格，参阅第９章第２节。塔伦价格，因时而异。以购买力为准，所罗门时代，1塔伦约合现在1万美元。所罗门收入黄金数额，史学家可能过于夸大。关于犹太币值的波动，参阅《犹太百科全书》，“钱币与奖章学”及“舍克（Shekel，1舍克约等于8.416克）”条。巴勒斯坦金银铸币（非金锭银锭）的出现，约在公元前650年。

[14] 圣殿地址，可能即今哈拉姆（El-haram-esh-sharif）寺所在之处。不过，这也只是推测，因该处迄今并无圣殿遗物发现。

[15] 古犹太人崇拜动物的遗迹，尚可见诸《列王纪》12：28，及《以西结书》8：10。另在所罗门后一世纪，以色列王亚哈（Ahab）对小牝牛也很崇拜。

[16] 1931年迦南出土的铜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陶片上刻迦南神道，或称Yah，或称Yahu。

[17] 此名词为缪勒（Max Müller）所创，用指高举一神，但对其余诸神仍然宽容的一种宗教。明显的如印度，不明显的如犹太。

[18] 以利沙（Elisha）在公元前9世纪，即曾发出一神的呼声：“我相信，除以色列人的上帝外，世间并无别神。”事实上，即使近代的一神论，多少也是相对的。说起来很自然，以色列既然可以有以色列之神，则欧洲、英国、德国、意大利，为何不可有他们自己的神？推而广之，中国、印度、日本，所奉之神多至百万实亦不足为怪。传教士往往慨叹：“很多民族不信上帝！”事实上，若不是整个世界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经济政治上结为一体，要想世人同奉一位上帝是很困难的。

[19] 利未为雅各诸子之一。

[20] 以法莲常自称“以色列”（Israel）。但本书以色列一词，专用以泛指整个犹太族。

[21] 希腊人译Nabi为prophetes，意即报信者。

[22] 所谓象牙造的房子，显然是指撒马利亚王亚哈及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王后耶洗别（Jezebel）所住的宫殿。此宫殿约建于公元前875至前850年。建造宫殿的象牙，最近曾为哈佛大学图书馆考古队于亚哈宫殿废墟中发现。

[23] 《以赛亚书》虽用以赛亚为名，其实并非一个人的作品。创作此书的人，至少在2人以上，其年代在公元前710至前300年之间。《以赛亚书》第1至35章，其中所称的以赛亚，应该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位以赛亚。

[24] Immanuel，为“神与我们同在”之义。——译者注

[25] Zion，即耶路撒冷。——译者注

[26] 对于这位以赛亚的身世，我们一无所知。据推断，他执笔的时代约在赛鲁士释放犹太人前后。《圣经》学家认为，他所写的书为《以赛亚书》第40至55章。至于第56至66章，则应属于较晚于他的一位或数位执笔者。

[27] 所指可能为自巴比伦通向耶路撒冷之道。

[28] 现代学者认为，以赛亚所描绘的“公仆”，并非耶稣。

[29] 托拉（Torah），希伯来语亦泛指“规章”“指南”。但希腊语之Pentateuch，仅为“五书”之义，指《摩西五经》。

[30] 这种区别是让·阿斯特鲁（Jean Astruc）于1753年指出的。《圣经》中，属于耶和华的传说有：《创世记》第2章第4节至第3章第24节，第4章，第6至第8章，第11章第1至9节，第12至第13章，第18至第19章，第24章，第27章第1至第45节，第32章，第43至第44章；《出埃及记》第4至第5章，第8章第20节至第9章第7节，第10至第11章，第33章第12节至第34章第26节；《民数记》第10章第29至36节，第11章等。属于艾洛希姆的传说：有《创世记》第11章第10至32节，第20章第1至第17节，第21章第8至32节，第22章第1至第14节，第40至第42章，第45章；《出埃及记》第18章第20至23节，第20至第22章，第33章第7至第11节；《民数记》第12章，第22至第24章等。

[31] 参阅《柏拉图对话集》。

[32] 参阅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约公元前750年）《工作与时日》一诗：“人们过着神仙日子，无思无虑，无忧无愁，无劳苦奔波。他们与仙人相处，所过生活安静快乐……从前的世界比现在更为美丽，处处都是鲜花香果……百岁之人，容光润泽有如童子。”

[33] 参阅《申命记》第14章。据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研究，禁食猪肉不是由于卫生不卫生，而是由于图腾禁忌。因犹太人的祖先一度以猪（或野猪）为神，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关系，祭师才以不洁为口实而禁食猪肉。所有禁例，似皆值得进一步探讨。

[34] 《利未记》所定患大麻风检查清洁种种做法，在欧洲中世纪末仍遵行不误。

[35] 以之为一种民族标志。“割礼，”布里福说，“由祭师定成法规一体遵行。割礼之目的，在于避免犹太人与异邦女子交接，以确保其种族血统之纯正。”

[36] 古代法典的制定，大都假托神意。埃及法律，谓受之于透特大神。《汉谟拉比法典》，谓受之于太阳神沙玛什。克里特王米诺斯，用以统治其民的法典，谓受之于山中之神。希腊人相信，法律由狄俄尼索斯（Dionysus）大神所创造。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法典，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大神所授，授时且雷电交加。“其所以托于神授，”狄奥多罗斯说，“盖以便于使民遵从。”

[37] 希伯来文Yahveh写作Jhvh。Jhvh之所以误译为Jehovah，实因原文中凡有Jhvh字之上，均注有a-o-a之故。这样注，原意为凡遇Jhvh均应读作Adonai即主，但原译者——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家——以为那是母音，故译时遂将其插入Jhvh几个子音之内。

[38] 此一图腾，再度演变，即成基督教的复活节羔羊。羔羊现用以象征耶稣之死。

[39] 以上的女性，当然是出自男性的观点。至于犹太女性的真面目，就以赛亚的观察则有异于此。她们像其他国家女性一样，也喜欢穿好的、戴好的，更喜欢让所有男子围着她们团团转。《以赛亚书》第3章：“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悄步徐行，脚下叮当……”

[40] 自理论上说，土地皆属耶和华。

[41] 圣诗，英文作Psalm，源出希腊语，意即“赞美之歌”。

[42] 公认为最美的圣诗，应数第8篇、第23篇、第51篇、第104篇、第137篇、第139篇。最后一篇极像惠特曼所写的赞美歌。

[43] 《箴言》自非所罗门一人之作。不容否认，《箴言》中有些是他说的，但大部分则另有来源。《箴言》的集成应当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作者为深受希腊影响的犹太人；资料来源，有的获自埃及，有的获自希腊。

[44] 据某些学者推断，此书成于公元前5世纪。此书内容，曾经掺杂割裂。贾斯特罗（M.Jastrow）认为，此书仅第3至第31章系原本，其余均是后人掺进去的。他还说，即使在第3至第31章内，仍有不少曾遭窜改及误译。例如，第13章第15节“纵他必杀我，而我仍信他”（Though he slay me，yet will I trust in him），应为“然而我无所畏惧”（Yet I tremble not），或“然而我无所指望”（Yet I have no hope）。其他学者，发现希腊悲剧中有类似此书的作品。其内容及形式均与欧里庇得斯之作相仿。第3至第41章的文体，颇具希伯来诗中“旋舞曲”的风格。

[45] 一位著名怀疑论者勒南说：“怀疑论者所发表的东西不多，同时，发表后可能有的散失了。犹太民族极端重视宗教，怀疑论作品之不见容，是可想而知的。”圣诗第14篇第1节及第53篇第1节，曾一再提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可见怀疑论者人数不少。对于怀疑论者，尚可参阅《西番雅书》1：12。

[46] 本书作者及其写作年代，均无可考。据萨顿推测，此书可能作于公元前250至前168年。作者曾自称“传教者”（Koheleth）及“大卫之子，耶路撒冷之王”。照此称谓，他似乎是所罗门。

第七章 波斯

米底亚的兴亡

在击败横跨西亚大帝国的亚述之战中，米底亚人（Medes）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谁是米底亚人？他们从哪里来？历史是一本奇怪的书，常常没头没尾。米底亚人首次出现于历史，是在一块石刻上。据这块石刻记载，公元前837年，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远征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山中一小国。此国称为帕苏亚（Parsua），组织简单，人烟稀少。全国分由27位酋长统率，国人自称阿玛代（Amadai）、玛代（Madai）或米底亚（Mede）。

和其他印欧民族一样，米底亚人可能是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自里海方面移来。《波斯古经》（Zend-Avesta ）提到米底亚人所居之地，常称之为“天堂”。说那里风景优美，无与伦比。米底亚这个游牧民族，最初似乎是在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Samarkand）一带徘徊，慢慢则向南远去，最后才到达波斯。在波斯，他们发现了铜、铁、铅、金、银、大理石及其他宝石，于是便定居下来。米底亚人淳朴而精力充沛，定居之后，他们便在平原或丘陵地带从事农耕。

在埃克巴坦那（Ecbatana） [1] ，意即“四方交汇之地”，一个风景宜人的山谷中，第奥西斯（Deioces）崛起，成了米底亚人的第一代王。他就地建都城，建王宫。他所建的王宫，占地广达2/3平方英里。据希罗多德记载，第奥西斯因公平正直被立为王，但当其大权在握，却摇身一变而成暴君。他下令：“任何人均不许求见，有话由使者上陈。”在他面前啐吐沫或嬉笑者，皆视为大不敬。他常喜微服出巡，由于化装巧妙，国人从未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在第奥西斯领导下，米底亚一天天强大起来。最初，米底亚常受亚述的侵凌，最后反变成了亚述的最大威胁。尼尼微被攻陷，就是米底亚最负盛名的君主基亚克萨里斯的杰作。挟战胜亚述之余威，基亚克萨里斯率领大军横扫西亚。当他叩萨迪斯之门时，忽然天昏地暗起来。日食遏制了基亚克萨里斯进一步侵略的野心，于是，他主动和萨迪斯国王讲和。他们立下“血盟”——互饮对方的血，发誓不相攻击。米底亚由一个附庸国崛起而囊括西亚，成为兼并亚述、波斯的一个大帝国，基亚克萨里斯的勋业是卓著的。但可惜天不假年，由萨迪斯班师回来第二年他便逝世了。

在基亚克萨里斯逝世30年后，米底亚大帝国即宣告结束。这个大帝国的寿命太短了，短到根本谈不到什么文化贡献。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米底亚一笔抹杀，因为后来的波斯文化，可说就是在米底亚所立基础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米底亚对波斯文化的贡献有：雅利安语言，36字母，以羊皮纸和笔代泥板的书具，米底亚柱廊，米底亚道德观念——平时勤俭、战时英勇，以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及阿里曼（Ahriman）为基本观念的祆教（Zoroastrianism），父权家庭，多妻制度，统御一个大帝国所必需的法典。《但以理书》第6章第8节，曾这样说：“米底亚和波斯人的法，是不可更改的。”至于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米底亚对波斯文化有无贡献，由于文献不足，无从置论。

米底亚的勃兴快，而她的衰落更快。继基亚克萨里斯为王者，是其子阿斯提亚格斯（Astyages）。君主专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含有巨大冒险性的赌博。继位者精明能干，则兴；继位者昏庸腐化，则衰。阿斯提亚格斯就是使米底亚迅速衰落的一个继位者。阿斯提亚格斯继承他父亲睿智英武所打下来的天下，一即位便尽情享乐。上有所好，下必附焉。国王要穿好的，住好的，吃好的，臣民当然便跟着来了。当时的上流社会，男衣纹绣，女饰珠宝，马佩金鞍，务以繁华奢侈为尚。至于老百姓，当年辛苦工作，伐木为车，粗衣粝食的民风没有了，一般都是雕车饰马，征逐酒食，享乐不已。

生活腐化，虽有影响，但还不大，最糟的是统治者道德标准的堕落。从前诸王为人处世均战战兢兢，生怕有失公正，但阿斯提亚格斯全凭一己好恶为之。他因为讨厌哈尔帕戈斯，把他儿子砍头剁手尚嫌不足，还要哈尔帕戈斯当场把他儿子的肉吃掉！哈尔帕戈斯说：“国王之命，谁敢不从？”但最后的报复是，他死心塌地协助居鲁士，搞垮了这个大帝国。年轻英俊的居鲁士原为米底亚属国波斯境内安申（Anshan）一地之王。现因阿斯提亚格斯暴虐无道，而继其位者又庸懦无能，于是，一兴义师，米底亚便不战而亡。米底亚人对居鲁士不但没有抵抗，而且非常欢迎。居鲁士的崛起，使波斯与米底亚的地位刚好颠倒过来。这一颠倒，可以说就是近东波斯大帝国的起点。

波斯“大君”

居鲁士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之称王波斯，诚如爱默生所云，是万众归心的结果。这位王的思想言行非常高尚，治国治军非常干练。他能征惯战，但绝不骄矜。他对战败者，异常宽厚。他不但能赢得国人的敬爱，而且能赢得敌人的敬爱。由于他具有这些优点，希腊人一提到他无不肃然起敬。在希腊人观念中，他是最富于传奇性的人物。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大英雄亚历山大出现前就要数他。希罗多德及色诺芬在写历史时都曾尽力描绘他。不过，也许正由于描绘太过，反而使我们无法弄清居鲁士的真面目。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历史与神话参半。色诺芬在许多场合，竟把居鲁士写成了苏格拉底。综合二人所写的故事来看，居鲁士已不是人而是神。

剥开一切神话的外衣，我们对于居鲁士可得出六点认识：第一，他是一位美男子——波斯古代艺术家对男子的造型，一律是以居鲁士为模特儿；第二，他建立了波斯帝国，以“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Dynasty）名义，统治波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他把波斯及米底亚部队，编练成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军；第四，他攻下了萨迪斯及巴比伦，结束了闪米特人在西亚长达1000余年的统治；第五，他承受了亚述、巴比伦、米底亚及小亚细亚诸国的版图，而形成了罗马以前最大的帝国；第六，他是有史以来最善于统御的一位君主。

波斯居民是强壮勇敢的山地民族。这族人是印欧种的一支，像米底亚人一样，可能由俄国南部迁来。就其语言与宗教来看，他们和越过阿富汗、成为北印度统治阶级的雅利安族是表兄弟。

大流士一世在一块石碑上，刻有这样的话：“余乃波斯人，亦即雅利安人之后裔。”祆教徒称其祖先来自“雅利安之乡”。 [2] 据斯特拉博考订，“雅利安”（Aryan）与“伊朗”（Iran）是同义语。

波斯人可以说是近东各民族中长得最英俊的。就古代遗留雕像观察，他们大都身材匀称，仪容秀美。任何一个人如果首先有一张长短合度的脸，其次在上面长着一个挺直的希腊鼻子，看起来大概都会讨人喜欢。波斯人大多数都具有这种条件。波斯人的服饰，大都取自米底亚。他们似乎有个观念，人体除脸之外，任何部分都不可暴露于外。因此，他们头上或束巾或戴帽；身上有衫有裤，衫有外衣内衣，外衣总有很长的袖子，裤也分内外，裤管一般都很长；脚上，除袜外，有的人穿草鞋，有的人穿皮鞋。一般人在衣服外面，大都系上一条腰带。妇女装束，除上衣部分，在胸部有一裂缝外，全和男装无异。王服尚红，衣、裤、鞋子均绣有花纹图案。鞋子上，一般更有着番红花式的扣子。波斯男性大都蓄长须。发式最初听其自然，慢慢地则流行戴假发。帝国鼎盛时代，男女均极讲究装饰。脂粉乃常用的化妆品，为求眼睛漂亮，很多人还使用眼影。因为人人都讲究化妆，美容师竟成了一种新兴行业，而且波斯贵族有自己专用的美容师。每一个波斯人可以说都是香料专家，据说雪花膏就是他们发明的。波斯国王每届出征，不管此去或胜或败，大都要仔细加以装饰，务使看来俨若天神。

在波斯历史上，他们使用过很多种语言。大流士一世时代，波斯宫廷与贵族所使用的是“波斯古语”。波斯古语与梵语极为接近。现代英语和它们也可以说是表亲。 [3] 波斯古语其后又分为两支：一支称禅德语（Zend language），祆教经典《波斯古经》就是以此语记录而成；一支称巴拉维语（Pahlavi language），这是印度语的一种，今天的波斯语，即由此发展而来。

在书写方面，石刻碑铭采用巴比伦式的楔形文字，公文书契采用阿拉米（Aramaic）拼音文字。但巴比伦文字太难，为求简便，在300余字中，他们只采用36个。这36个字，经过一段时间演变，由文字变成了字母。这就是波斯楔形文式的字母。在波斯人观念中，学书学写，太文绉绉了，人们不应把时间用在这方面，而应习武、下棋甚至谈恋爱。基于这种观念，波斯人在文学方面自然只有交白卷。

波斯贵族有时间读书写字而不肯读书写字，至于平民百姓，由于耕田种地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因此只能安于不识不知的状态。祆教经典一味鼓励人从事农业。它说万般皆下品，唯有农民高。从事农作是最讨宇宙间最高之神阿胡拉·玛兹达喜悦的。波斯土地部分属于自耕农，部分属于国家，部分属于封建贵族。自耕农常结几姓为一农庄，协力以耕共有之地。属于国家的土地，由农奴耕种。波斯农奴多为外国俘虏，波斯人绝无做农奴者。属于封建贵族的土地，基本由佃户耕种。佃户每年以收成之一部分，缴给贵族作为地租。耕田以牛为动力。牛在前，犁在后。犁以木做成，翻土之处，以铁为之。灌溉所需之水，是筑沟渠从山上引来。主要作物为大麦、小麦。波斯农家，多饲养牲畜及酿酒。家境小康者，常酒肉不断。

波斯人善饮，居鲁士还以酒供应部队。波斯大臣讨论国家大事前，必定要先喝酒，很多大事都是在喝酒之后决定的。 [4] 自然，若决定有误，第二天酒醒时还可更改。一种特制酒名叫豪麻（haoma）。这是用来敬神的酒，波斯人相信，这种酒饮后不但不会乱性，而且还可益神补智。

波斯工业甚为落后。在波斯人观念中，工艺是下等人所做的事情。这些东西应让属国人民去做，帝国人民利用进贡的金钱易取所需。波斯人虽不重视工商业，但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条件，却大有贡献。在大流士策划下，波斯工程师在帝国境内的各大都会间修筑了许多大道。一条由苏萨至萨迪斯的大道，全长达5000英里。里程以帕拉桑（Parasang）为标准——1帕拉桑等于3.4英里。希罗多德说：“此路每隔4帕拉桑即设有一站。站有宿舍，设备精美。沿途村镇不绝，治安极佳。”自苏萨至萨迪斯，沿途各站均备有驿马传递公文。按规定，公文到站，即换马飞送。故自起站迄终站，普通旅客要走90天，但公文只要一礼拜就够了，速度竟和使用汽车差不多。

在这条路上，凡遇河川阻隔，原则上都用摆渡。但如果工程师认为必要，也可架桥通过。不但过幼发拉底河用桥，甚至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现称达达尼尔海峡）也用桥。这些桥修得异常坚固。有人说，就是几百头大象从上面同时通过，也绝无问题。另一条值得一提的是起自苏萨、经阿富汗、直达印度的路。这条路一通，原已开发的东方，其财富即可源源向波斯流来。

透过传奇的迷雾，我们所认识的居鲁士，是有史以来最擅长征服、最宽仁厚德的国君。他的宽仁厚德，也许正是他所向无敌的原因。优待战俘既然成了波斯帝国一贯的政策，于是，当他的敌人面对着他，而又明知不是他的敌手时，便不会殊死作战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攻陷萨迪斯时，曾从火堆里释放了克里萨斯。不但免他一死，而且还聘请他做“国策顾问”。另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他攻下巴比伦后，无条件恢复了犹太人的自由。

居鲁士就下列一点而言，真可称得上是一流的政治家。他洞悉，如果较力，国家远不如宗教，因此，他的政策是：波斯国内各民族，应该享有信仰的自由。过去的征服者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是刮地皮，第二是毁神庙。但居鲁士绝不如此，每攻下一个城池，他所做的，第一是解除民间疾苦，第二是礼拜城中神庙。巴比伦对居鲁士抵抗最久，但城破后，他仍体恤其人民，敬重其神庙。因此，巴比伦人对他，简直感激到无以复加。像拿破仑一样，居鲁士征服了许多国家，而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都对他表示热烈拥护，因为他给他们以宗教自由。就这一点与拿破仑比，居鲁士似更胜一筹，因为他不但承认当地人的宗教自由，而且还对当地人的神躬身下拜。

居鲁士与拿破仑相同的另一点是，他们的失败都在于野心过大。居鲁士统一近东后，又四处进兵。北逐中亚游牧民族至锡尔河（Jaxartes），东至印度。当其大兵西指，其声势如日中天。但想不到这位举世无敌的大英雄，走到里海之滨的南岸，却丧身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玛萨基提（Massagetae）人之手。说到这一点，他又像亚历山大了。他们都各征服了一大片土地，但却没有时间来治理享受。

康比斯继位为王，但他完全不像乃父。他狂暴嗜杀，贪得无厌，处理事情更神经兮兮。一上台，他就处死自己的弟弟西米底斯（Smerdis），说他想争夺王位。接着，他便向埃及用兵，其目的是占有埃及的财富。埃及之役，得失参半。孟斐斯很快便攻下了，但一支派去攻击亚扪绿洲的拥有5万人马的军队，竟全军覆没。使康比斯更伤脑筋的是，他派去攻击迦太基的海军，竟不听他的指挥。因为波斯海军是以腓尼基人为骨干组成的，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城市，腓尼基人不愿骨肉相残。这些失意的事加在一起，使康比斯精神错乱了。他忘了他父亲所订的宗教政策。他公然侮辱埃及宗教，对埃及人视为神灵的牛，亲自下手屠杀。他从埃及陵墓里拖出木乃伊。他把埃及庙里的神像一律清除焚毁。他这样做是振振有词的——就是替埃及人破除迷信。

不过埃及人并不感激他。他们说神的报应会降临到他身上。果然，不久他就病了。他患的是癫痫性痉挛。他的病使埃及人更坚定了对神的信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显灵。由于神志失常，他竟杀了他的妹妹，杀了他的皇后罗克萨娜，杀了他的儿子普列克撒司佩斯。一次，他一怒之下活埋了波斯的12个贵族。他不知为什么讨厌克里萨斯，派人去把他处死。刑官接到命令，迟疑了一下。他一生气，连刑官一并杀了。他从埃及回来，途中听说国内已起了革命，称王者甚得民心。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进退两难，他便选择了自尽。自此，他便从历史上消失了。

在波斯闹革命的领导人，其所假借的名义，是皇弟西米底斯。他说他当年巧妙地逃过了康比斯的魔掌，因此并没有死。但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魔教”首领。他在取得王位后，即以摧毁祆教为务。祆教乃波斯国教。假面具被揭穿后，另一场革命随即爆发。这场革命由7位贵族发起。7位贵族中，有一位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大流士。他是希斯塔斯普之子，在纷乱中崭露头角。靠着无比的决断和机智，他把波斯又推进一个新时代。

大流士受贵族推选为王，照东方君主惯例，一位新登基的君主，一方面要应付宫廷纠纷，一方面要镇压地方叛变。中央多事，正是地方割据称雄的好机会。所以当假的西米底斯一兴一仆时，埃及、吕底亚、埃兰、巴比伦、米底亚、亚述、亚美尼亚、萨奇亚以及其他波斯所属地方，纷纷都闹独立了。大流士稳固了中央，便去收拾地方。他以无边的暴力及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镇服了各地方的叛变。巴比伦抵抗稍久，为了杀鸡儆猴，攻下城后，他一口气处死了3000人。

全国底定，大流士悉心检讨，认为帝国的安定应从讲求治术着手，于是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他的治绩曾为后世罗马奉为典范。在他治理下，数十年间西亚获得了无比的安定与繁荣。他实在希望和平，然而，帝国既是以征服得来，则战争即不可免。征服一段时间之后，就须再征服。另外，由于世事变化无常，常有新兴的帝国，起而向老一代的帝国挑战。因此，尽管希望和平，也必须随时准备战争。

由于西徐亚人常常侵扰帝国边界，大流士于是提兵进入俄国南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多瑙河，直达伏尔加河沿岸。在征服伏尔加沿岸后，他更引兵东向，上阿富汗高原，爬千山，涉万水，抵达印度。大流士的东征，行程是艰苦的，但成果非常丰硕。因为此行，他给波斯帝国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子民及卢比。对于大流士的远征希腊，希罗多德的解释是由于其宠姬阿托莎（Atossa）在大流士枕边的一句戏言。不过，按照我们的看法，问题没那么简单。史学家都相信，大流士之所以向希腊用兵，原因是他已看出希腊城邦欣欣向荣，大有形成一新兴帝国之势。这个帝国一旦形成，对于波斯的西亚霸权，自然是一大威胁。

基于上述认识，恰好伊奥尼亚接受斯巴达、雅典之助背叛波斯，于是大流士便决心西征。以下便是众所熟知的历史：大流士进入爱琴海，兵败马拉松，丧师归来，企图再攻希腊未成，便忽然生病而死。

波斯生活及工商业

在大流士极盛时代，波斯帝国有20个行省。其版图囊括了整个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吕底亚、弗里吉亚、伊奥尼亚、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亚美尼亚、亚述、高加索、巴比伦、米底亚、波斯本土、现在的巴基斯坦俾路支（Baluchistan）、印度河西岸、粟特（Sogdiana）、大夏（Bactria）、玛萨基提及中亚的一部分。这样大的版图，波斯以前还没有过。

古波斯帝国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波斯，并不是一回事。古波斯帝国人口近4000万，延续达两个世纪。古波斯帝国中的波斯本土，位于波斯湾东岸，其民自称伊朗。波斯本土面积不大，古波斯人称之为“帕尔斯”（Pars），今波斯人称之为“法尔斯”（Fars，亦作Farsistan）。波斯本土面积既属有限，境内又多山多沙漠。这块地方冬季严寒，夏季酷热 [5] ，天然河流不多，四季雨量稀少，因此，这里的200万居民要维持生活，除了靠少数商业外，就只有靠附属国进贡。

以上这些道路，最初建筑的目的，原为便利帝国的军事活动及政治联系，但自建成之后，不但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文化、风俗、思想观念，甚至迷信，也皆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犹太教及基督教天使魔鬼的神话，就是从波斯传去的。

波斯的水路交通，不如陆路交通那么发达。最初帝国没有自己的海军，若需水战，便只有借重腓尼基或希腊人的船队。大流士为沟通波斯与地中海两大世界，曾修筑运河连接红海与尼罗河。修筑这条运河，曾费了很大工夫，可惜他儿子没有好好维护，不久便被流沙塞死了。在薛西斯时代，波斯曾企图以自己的海军作非洲环航，但因他们经不起汹涌波浪的考验，刚通过海克力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口南北之二岬），便铩羽而归。

在观念上，波斯人很看不起商人。他们认为商场充满诡诈，正人君子不宜涉足。因此，一切生意都让外国人，如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及犹太人去做。波斯上层社会认为做买卖是卑贱的事。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无论吃的、穿的、用的，完全取于自己家里。借、贷、还本、取息，最初，多行物物交易。交易物品主要有牛、羊、谷、米。铸币很晚才有。波斯铸币仿自吕底亚。大流士铸有一种叫“达里克”（daric）的金银币。这种币上刻有他的肖像。 [6] 其金银比率为13.5∶1。这种币制可以说是现代“复本位制”（bimetallism）的滥觞。

政府的试验

影响波斯人生活的主要因素为政治、军事，而非经济。换言之，波斯财富的累积靠的是权力，而不是工商业。凌空俯瞰波斯帝国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下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个小岛就是统治阶层。那片大海就是被统治阶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构。不过，正因其危险，更足以反映出波斯人的组织力及统御力的不同凡响。帝国组织的最高层为王。波斯人称王为Khshathra，此语兼有战士之意。 [7] 用战士之名称称王，一方面显示了王和军事不可分，一方面亦显示了王的专制本质。

由于在波斯帝国境内实际上就有好几位臣属之王，因此波斯王亦称“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这种称谓相当自大，但在古代世界从未有人敢于反对。希腊对于波斯王，干脆叫作Basileus，此字隐有世间一王之义。波斯王的权力，至少就理论上而言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只要他说杀便杀，根本无须通过任何审判程序，或宣布什么理由。不仅如此，他这种随便杀人的权力，有时还可转授给他的皇后或皇太后。

波斯王的意旨具有绝对性。这种意旨一经宣布就得贯彻。对于波斯王的意旨，贵族即使至亲或至尊，也不敢批评或违抗。所谓舆论，对此可以说更毫无影响。只要王高兴，他可当着父亲射杀儿子。这样做不是因为父亲或儿子有罪，目的只在证明他的射箭技术高明。有的王对于罪犯，可以打一阵“脚板心”。对于这阵打，被打者还要感谢“皇恩浩荡”。

波斯帝国就是由这种具有至高无上及绝对权力的王实行统治。不过真正由自己实行统治者，事实上只有少数英主，如居鲁士及大流士一世。至于其他波斯王，他们成天忙着下棋、掷骰子及追逐酒色之乐，国家大事则委托给少数皇亲国戚或宦官。宦官由于其地位特殊，或为王的近侍，或为太子师保，在宫廷中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成天制造风云雷雨，每一朝代的权力更迭，他们几乎都曾从中作祟。 [8] 波斯王有权指定其继承者。一般而言，继任为王者，当为其诸子之一。不过，实际上是谁有势力谁便称王。换言之，指定往往落空，新王的产生常决定于暗杀或政变，而非指定。

王权的行使，实际上受到贵族的限制。贵族居于王与人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大流士一世之后的贵族，最有权力的就是与大流士一世同时起兵反抗假西米底斯的那六家。这六大家族，除享有一般特权外，还可参与国家大事。贵族参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作为宫廷咨政。国王有事，即向他们咨询。他们的发言，对王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种各赴封地治理一方。这种贵族在自己封地内有着绝对的权力。他们可以征税、立法、审判、练兵。

王权的真正支柱，也可说整个帝国政府的真正支柱是军队。事实上一旦军队不能维系，整个帝国便会宣告瓦解。波斯是全国皆兵。国家有事，所有15至50岁的壮年男子，都必须服役。逃避服役，无论任何理由，均属罪大恶极。大流士时代，一位3个儿子的父亲，请求容其一子免服兵役，结果，3个儿子通通被处死！另在薛西斯时代，一位5个儿子的父亲，当其4子俱上前线后，请求暂留最后一子撑持家务，结果他所得到的是：最后一子被分尸示众。那孩子被砍成两半，置于部队必经之路的两旁！为了强调服役光荣，每逢出征，当部队开拔时，一方面有军乐前导，一方面有民众欢送。

御林军为一切部队的矛头。这支部队由2000骑兵、2000步兵组成，任务是保护王的安全。担任御林军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常备兵由波斯人及米底亚人组成。守备部队例由常备兵产生。波斯帝国就全国战略据点划分为若干守备区，每一守备区均派有守备部队驻守。一般部队则由附属国组成。原则上，一个附属国一支部队。这些部队有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武器，同一种战法。波斯部队由于来源不同，故其装备亦有别。部队的武器有：弓箭、刀矛、匕首、弹弓、盾牌、头盔、胸甲、铠甲；动力有：马、象；随军军属有：传令、司书、宦官、营妓。波斯部队一般均配有战车。这种战车在枢轴上通常都装有又长又大的镰刀。

波斯部队的军力，素以人马众多著称。以薛西斯所编组的远征军来说，人数即多至180万。一般而言，波斯部队组织训练均谈不上，其所以能战胜敌人，主要靠人多。因此，任何一支部队只要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即使人数少，亦可使之溃不成军。马拉松与普拉蒂亚之战，就是如此。

在波斯，王命就是法律，军队就是权力。这两种东西，除先王训谕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受到约束。谈到法，波斯人最足以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法——也就是他们国王说的话或承诺——都是不能更改或违抗的。波斯人相信，国王的决断或命令都是出于阿胡拉·玛兹达大神之意。王法因此也是神圣的。王是最高审判者。不过，这项职权照例由国王委派亲信大臣代行。

国王之下，是一个7人组成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下，是若干地方法院。这些法院星罗棋布，遍于全国。在古代，法官多由祭师充任。其后，一般人甚至女性，也有被任命为法官的。被告除案情重大者外，审理前均可保释。审理有一定的程序。法官审理须同时考量被告的功过。过大者固须受罚，但功大者能获赏。案件审理差不多都定有期限，稽延之事绝无仅有。小的争端常不经由法律途径，直接由仲裁人加以调解。由于审判的依据一般均为判例，而判例是很复杂的，因此，一种相当于“代书”或讼师的阶级便应运而生。他们接受原被告的委托，收取相应报酬，替原被告打官司。

疑难案件常以对神发誓来解决。天判偶尔也加以采用。司法界相当清廉，因为贿赂一经证实，行贿者与受贿者都是死罪。康比斯有一次发现一位法官贪赃枉法，于是下令把那位法官活剥，还把剥下来的皮做成坐垫，给继任的法官——事实上即被剥法官的儿子——在判案时垫坐。

轻微过犯，用鞭，少者为5鞭，多者可至200鞭。毒死牧羊犬，所罚即为200鞭。但过失杀人，则不过90鞭而已。鞭可改为课以罚金：1鞭换6卢比（rupee）。所罚之款即供作法院经费。处罚较重之罪，有烙印、使成残废、断手足、剜目、监禁及处死等刑。所犯为单一之罪，依法不能判死刑，即使国王亲判，也不能违此规定。不过，犯下列各罪者，则属例外，那就是：叛国、强奸、鸡奸、谋杀、自渎、焚尸灭迹、私入宫禁、接近嫔妃、私坐龙位以及一切冒犯王室之举动。处死有下列各种方式：令服毒、用桩刺杀、磔、吊（通常为倒吊）、上十字架、活埋、用大石把头压碎、以热灰闷死及惨无人道的“船刑”。 [9] 波斯人所想出的这些杀人花样，后来被入侵的土耳其人学去，土耳其人又把它转教给别的民族。

有了法，有了军队，于是国王便可统御其20个行省。波斯王建有许多都城，统御各省即从这些都城发号施令。帕萨尔加德是波斯的古都。波斯波利斯是波斯的首都。埃克巴坦那是波斯的夏都。但许多波王，都喜欢住在苏萨。苏萨本为埃兰古都——近东历史起自埃兰，现在又回到了老地方。以苏萨为都，好处在难于接近，坏处在远了一点。例如，从那里派兵赴吕底亚及埃及平乱，部队至少要走500英里。可是，马其顿入侵时，亚历山大为取苏萨，自巴比伦出发急行军得走20天。

波斯帝国处处修路，从世俗观点来看，似乎在处处为希腊、罗马征服西亚做准备。不过，就宗教观点来看，这种解释得完全颠倒过来。它加速了西亚征服希腊、罗马。

为便于管理及征税，波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省。这些省由省长，有时由分封诸侯，秉承波斯王之命治理。省长或诸侯任期的长短，全由能否获得国王信任来决定。为防止各省坐大，大流士每省除省长外，又派一位武人、一位文人协同治理。武人称将军，负责军事。文人称监察，负责监督省长与将军的言行。省长、将军及监察，三者均各向国王负责。

除省长、将军与监察三者分立制衡外，国王更常派情报人员为其耳目，这些情报人员以钦差大臣名义，随时赴各省考察。他们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民政、财政、军事，通通均可过问。失职的省长，轻的丢官，重的赐死。这种赐死经常不加审讯。有些省长前一天还照常问事，可是第二天就无疾而终。要一位省长死很容易，国王只要令其内侍送他一杯毒酒就够了。

在省长之下，实际推动政事的是一批官吏。这批官吏各有各的职掌。他们分职办事，往往无须请示或指导。省长变动，甚至朝代变动，这批官吏仍无变动。在整个波斯历史上，国王可死可废，这批官吏却不死不废。

波斯各省官吏，当然都有薪俸。不过，他们的薪俸不是从国王而来，而是从在他们治下的老百姓而来。作为一位省长，那是很阔绰的。他们有宫室、有园丁、有嫔妃。省长不但不从国王那里领薪俸，而且每年还要以进贡的名义，对国王孝敬大笔金钱或物资。每年各省向国王进贡白银如下：印度是4680塔伦；亚述和巴比伦是1000塔伦；埃及是700塔伦；小亚细亚四省是1760塔伦；加上其他，合计是14 560多塔伦。这些银子，约合1.6亿至2.18亿美元之巨。此外，还有实物进贡：埃及年纳谷物12万人份；米底亚年纳羊10万只；亚美尼亚年纳乳马3万匹；巴比伦年纳年轻太监500人。

进贡又进贡，波斯财富一年一年增加。这一年一年增加的财富，虽经历代宫廷150余年的豪华享受、成百次靡费不赀的战争及大流士三世逃跑时带走的白银8000塔伦，但至亚历山大攻下波斯所有都城后，清点库存，尚余白银18万塔伦。这笔钱达27亿美元之多。老百姓费这么多钱支撑一个政府，代价是够大的。不过，这笔钱花得不算冤枉。因为波斯政府在地中海世界，除后来的罗马外，可算是历来政府中最成功的。事实上，罗马有许多地方，例如政治结构、政府组织、行政方式，大致都是取法波斯。

当然，波斯有些君主非常残忍浪费，有些法律极端野蛮，不过，在其治理下，尽管苛捐杂税一大堆，但老百姓因有和平及秩序，所以渐渐都富足了起来。另外值得称许的一点就是由于政策开明宽大，其所统治的地方自由度很高。在波斯帝国内，每一个地区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法律、风俗、道德、宗教、钱币。有些附属国甚至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君主和朝代。附属国如巴比伦、腓尼基及巴勒斯坦的居民，甚至有这种感觉：波斯的统治者，远较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温和；在波斯统治下，税捐负担也较轻。波斯治绩之隆，当以大流士一世为最高峰。历来圣君能够和他相提并论者，除罗马的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及安东尼（Antonine）外，可说寥寥无几。

祆教及其创始

据波斯传说，远在基督降生前数世纪，在雅利安人的故乡，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位先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人嫌这个名字不好念，特把他叫作琐罗亚斯德。这位先知的由来可不平凡。先知未降生前，他的守护神先就进入一株哈沫树中。哈沫树的汁可酿酒，一位祭师喝了这种酒——这就是后来波斯人以哈沫酒敬神的根源——于是，守护神和酒即进入了祭师的身体。就在同一个时候，天空有一丝亮光，忽然降临至一位贵族少女的腹中。祭师与这位少女恰巧于是日结为夫妇，于是守护神与天上的光一混合，查拉图斯特拉便诞生了。

奇事还不只如此。查拉图斯特拉降生后即大笑。他的笑声使环绕在他身旁的魔鬼纷纷抱头鼠窜。波斯人相信，每一个生物其四周都有魔鬼环伺。查拉图斯特拉聪明过人，爱好自由与正义，因此他远离人世，独自住在一座山上。那座山也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山上有着吃不尽的干酪和水果。魔鬼曾对他多方诱惑及试探，可是他均把持得定。他所受到的试探，有的非常严酷，例如，在他的胸前插上一把剑，或在他的七窍内，灌满熔铅。不过，不管怎么试探，他均虔信，光明之主阿胡拉·玛兹达是唯一真神。

最后，阿胡拉·玛兹达出现在他面前，授他一部经典，同时，命他下山去开导世人。这部经典就是《波斯古经》，又名《知识及智慧之书》。这部书可以说就是波斯人的“圣经”。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之后，即遵神的指示去开导世人。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世人不但不信服他，而且还对他加以嘲弄及迫害。但最后，一位名叫希斯塔斯普（Vishtaspa，或作Hystaspes）的伊朗王子听了他的道理，立刻大加赏识。他答应容许并协助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国内传播他的思想。有了根据地，祆教便诞生了。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祆教的始祖。他享寿很高。最后，在一阵雷电声中不见了。据说，他是升天了。

以上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很难说清。不过，一般人都承认，这个人是存在的。希腊人首先承认他，并且判断他活在他们之前5500年。巴比伦学者贝罗索斯，却认为他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物。至于现代史学家，则断定他生存的年代，仅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6世纪之间。 [10]

不管查拉图斯特拉生于哪个时代，当他出生时，他即发现他的同胞——米底亚人及波斯人——所信仰者，有动物、有祖先、有石头土块、有日月星辰。这种情形颇类于《吠陀经》（Vedas ）时代的印度。祆教建立以前，波斯所信诸神中，主要有太阳神Mithra、保生地母Anahita和牛神Haoma。牛神据说能死而复生。他常把他的血给人们做饮料，获饮者可以长生不老。伊朗人祀牛神，必献豪麻酒。此酒由山地所产一种植物的汁酿成。查拉图斯特拉对于这种原始宗教颇为不满，于是不顾术士（即信奉这种宗教的祭师）的反对，公然宣称：世间值得崇拜的，只有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其他神充其量不过是此神之一体或象征。大流士一世接受了这种新信仰。他也许认为这种信仰足以激励他的国民，强化他的政府，因此，他一登基立即宣布以祆教为国教。

祆教经典就是这种新信仰的表征。这部经由查拉图斯特拉门徒汇集其教训及祷语而成。这原来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但祆教徒为示对其尊崇，特称之为《波斯古经》，即“经”。本来“经”就是“经”，但因为一位现代学者一时不察，遂使它戴了一顶帽子，变成了Zend-Avesta了。 [11]

所谓“经”，在现代的非波斯读者看来，会感到相当奇怪。查拉图斯特拉由神所赐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比基督教《圣经》薄很多，内容也显得残缺不全。 [12]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经，是由许多祷语、圣诗、神话、药方、仪式、教训等集结而成的一个大杂烩。

从这部经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出祆教徒所崇奉的神及应守的一切诫命。经上的字句，有许多竟与《吠陀经》相类。以致印度学者认为，祆教此经与其说来自阿胡拉·玛兹达，不如说来自《吠陀经》。

经上的故事，有许多显然是来自巴比伦。例如，神造万物计分六期（一天、二水、三地、四植物、五动物、六人）。人类的祖先，为一男一女。他们最初所住之地，乃人间乐园。人类堕落使造物者震怒，乃至以洪水毁灭人类。洪水之后，人类孑遗仅余一人。不过，此经亦自有其特色：世间是两种力量彼此抗争的舞台；阿胡拉·玛兹达与阿里曼，一神一魔鬼，彼此抗争之期约为1.2万年；圣洁与诚实为两种最大的美德，凭此美德，人类可获永生；尸体处理，不可像希腊人及印度人那样埋葬及火化，应置诸旷野，任狗鸟分食。

查拉图斯特拉最初所想象之神是天，是“笼罩四野的苍天”。阿胡拉·玛兹达则是天经人格化后的形象。他说，阿胡拉·玛兹达“以苍穹为衣裳……以光明为身体，以日月为眼睛”。其后，当宗教变成政治工具时，神也跟着变了。这时的阿胡拉·玛兹达，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王。由于阿胡拉·玛兹达一方面是造物者，一方面是统治者，因此，他不能没有助手。他的助手最初只是各种自然力量，例如水、火、日、月、风、雨等，但其后，他的助手便一一都人格化了，于是，他便有了一个由诸神组成的参谋团。查拉图斯特拉所作的最大贡献，是把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提得很高。他说，这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在他的描述中，有着与《约伯记》相类似的话：

这是我所要问的，请明白指示我，啊，阿胡拉·玛兹达：是谁规划日月星辰的轨道？是谁叫月圆月缺？……天之所以不掉下来，地之所以不沉下去，靠的是谁的力量？谁支撑着河海树木？

谁驾驭着风云雷雨？谁使世界充满“理性”？

“理性”与人性有别，是神的智慧，相当于一般所说的“道”（Logos）。 [13] 阿胡拉·玛兹达即是以道贯通万有。

查拉图斯特拉所描述的阿胡拉·玛兹达具有七种特性（或为七方面之代表）：光，理性，正义，统治，虔诚，幸福，不朽。他的信徒由于习惯于过去的多神教，因此把这些特性加以人格化，使之变成阿胡拉·玛兹达创造及统御世界的助手。这一来，原来创始的是一神教，最后却变成了多神教。这种情形简直和基督教一模一样。不仅如此，由于波斯人历来相信有所谓守护神及魔鬼之说，因此，在神学理论上又不能不把这些东西融会进去。于是，祆教越来越像多神教了。

波斯人相信，空中游荡着七种魔鬼（这种观念可能是来自巴比伦）。他们经常向阿胡拉·玛兹达挑战。阿胡拉·玛兹达要人为善，他们则诱人作恶。波斯人又相信，世间每一个人无论为男为女，或大或小，都有一位守护神。守护神与阿胡拉·玛兹达的所有助手，其职责就是在保护每个人免受魔鬼的侵犯。神有头，魔鬼也有头。魔鬼的头，或叫Angro-Mainyus，或叫阿里曼，或叫“黑王子”（Prince of Darkness），或叫恶魔（基督教之撒旦观念，可能是犹太人获自波斯）。恶魔统治着另一个世界，他们造蛇，造臭虫，造跳蚤，造蝗虫，造蚂蚁，造冬天，造黑暗，造罪恶，造鸡奸，造月经，造瘟疫，造种种害人的东西。

恶魔与神，自始作对。阿胡拉·玛兹达把人造好之后，他安置他们的地方是乐园。但是，恶魔偏不要人住乐园，他把他所造的种种害人东西散布在乐园中。他破坏乐园，要人受苦。按查拉图斯特拉最初的想象，所谓恶魔只是一种抽象的、阻碍人类幸福、安宁、进步的邪恶势力。他之所以称为恶魔，主要是取其便于解释及理解。但这一来，他的信徒便真把恶魔及魔鬼当作有生命的东西。人格化后的魔鬼，其数与时俱增。波斯神学上的魔鬼，最后估计为数不下数百万。

基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观念，祆教可以说就是一神教，或者说非常接近一神教。它和以一神教著称的基督教可说并无二致。基督教有上帝，它有阿胡拉·玛兹达。基督教有撒旦，它有魔鬼。基督教有天使，它有守护神。按照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看法，阿胡拉·玛兹达与上帝也非常相像：因为二者都是世界上一切正义势力的象征。人类的道德显然即是以符合正义势力的要求为标准。

祆教另有两大特色，显然为其他一神教所不及。第一，它直接提出了人生的另一面，即病态的、邪恶的一面，并标举了救济之道。第二，它跳出了印度禅学和繁琐哲学的圈子，最后对邪恶加以否定，这虽然有点戏剧化，但却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祆教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好人是有好报的。他们说，这个世界以每3000年为时期，一共有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神与恶魔交替掌权。但当最后一个时期终了时，恶魔势力即永远归于消灭。那时神获全胜，正义伸张，好人上升天国，恶人永堕地狱。地狱是很可怕的，那里没有光明只有黑暗，没有食物只有毒药。

祆教的伦理

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想象中，宇宙是一大战场，每人是一小战场，在这些战场上，善与恶时时刻刻在斗争。人命中注定一生下来就得作战。人在作战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就是站在恶的一边。人的一举一动，不是对阿胡拉·玛兹达有影响，就是对阿里曼有影响。以上，与其说是祆教的神学，不如说是祆教的伦理学。在祆教思想中，人是重要的、有尊严的，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对神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发生影响。就这一点来看，祆教比中世纪及现代许多学者高明多了。在中世纪学者看来，人仅是一种无助的小虫；在现代学者看来，人仅是一种会动的机械。

在查拉图斯特拉心目中，人虽然命定要参加善恶之战，但他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工具。他是有思想、有意志的。阿胡拉·玛兹达既然赋予人思想及意志，因此，为善为恶便有权加以选择。例如你喜欢诚实，你便跟从阿胡拉·玛兹达，你喜欢说谎，你便跟从阿里曼。阿里曼是个大骗子，所有说谎者都是他的奴隶。以上述观念为基础，于是便演化出一系列的道德观念。这一系列道德观念，简化起来又可以变成一句话，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4]

按经上说，人之职责有三：“使自己由敌人变成朋友，使自己由邪恶变成正直，使自己由无知变成博学。”最大的美德，是确保言行的诚实及荣誉。其次，便是虔诚。波斯人对波斯人，借钱不可取息。但借钱必还，借钱不还等于亵渎神圣。百恶之首，为“不信”（unbelief）——这种规定和《摩西律法》一模一样。不信必死，绝无宽恕。由于处罚这样严，因此在波斯要举个怀疑论者，是很难的。

查拉图斯特拉一再教人慷慨仁慈。不过此种慷慨仁慈，只适用于本国人，而不适用于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异教徒，异教徒不讨神喜欢。在波斯人观念中，只有波斯人才是神的“选民”，其他民族都是劣种。阿胡拉·玛兹达虽然曾说他也喜欢异邦人，不过他这样说只是希望他们不要侵犯波斯。希罗多德说波斯人“自认为各方面都了不起”。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优劣程度当以波斯为标准。即和波斯距离远者劣，和波斯距离近者优。这种民族优越感，其实不仅波斯有，几乎各时代各民族都有。

虔诚特别被重视。人生要务就是斋戒、沐浴、对神礼拜。波斯除祆教外，其他神庙偶像俱在禁止之列。祆教神坛多设于下列地点：山顶、宫中及市中心区。每座神坛，必燃圣火。火不但是为了敬神，其本身也是神。火神叫Atar，乃光明之神的儿子。火炉为每一家庭之中心。拜火炉是对神崇拜的主要部分。波斯家庭，炉中之火终日均维持不熄。火若熄灭，即被认为是对神的侮慢。

太阳，天空中不熄之火，即阿胡拉·玛兹达或密特拉的化身。波斯人对太阳的崇拜，与埃及法老阿肯那顿对太阳的崇拜，其程度不相上下。“敬礼太阳，”经上说，“必须从清晨至中午，从中午至黄昏……敬礼太阳，在于整日行善。敬礼太阳而不行善，敬礼等于不敬礼。”

对太阳、火、阿胡拉·玛兹达经常的献礼是：鲜花、香果、香、面食、牛、羊、骆驼、马、驴、鹿。另外，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古代偶尔也曾以活人为祭。所献的东西，神仅闻闻香味，实际上是由祭师和献祭者分享。诚如哲人所解释的：神不在乎吃东西，在乎献祭者是否具有诚心。以豪麻酒献神，尽管经上并无明文规定，尽管查拉图斯特拉相当厌恶，但波斯人对这个雅利安老祖宗所流传下来的习惯，仍照行不误。献神之后的酒，一部分归祭师，一部分由会众分享。对神，有东西献东西，没有东西，便用赞美及祷告。阿胡拉·玛兹达极像耶和华，也很喜欢接受别人的赞美。一切荣耀归于神，波斯人的祷词也是很动人的。据说一个虔诚纯真的祆教徒是绝不怕死的。这也许就是祆教之所以受波斯政府重视的理由。波斯的死神叫阿斯第维哈德（Astivihad）。他像一头精力充沛、具有灵敏嗅觉的猎狗，无论你躲在哪里，他都能找得到。

无论谁都难逃其魔掌。从前有个土耳其王把他的宫殿建筑在地底。那是一座铁打的宫殿，有100根柱子，有1000个人叠起来那么高。在宫中有日月星辰，有种种赏心悦目的设备。他法力无边。可是，最后，死神仍然找到了他……从前又有一个人立志要寻长生不死药。从东找到西，从南找到北，药没有找到，却找到了死神……死神是很狡猾可怕的，他来无影、去无踪。他要你走时你就得走，恳求也无用，贿赂也无用。

死神虽然厉害，可是，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死神就不可怕了。一切宗教似乎都有这种特质：使信徒把威胁、恐怖，和快乐、安慰都等量齐观。波斯人既然信祆教，既然自命为阿胡拉·玛兹达的战士，死神对他来说就不足畏。

死神固然可怕，然而比死神更可怕的是地狱和炼狱。波斯人相信，人死后所有的灵魂都要经过一条“善恶分别桥”（Sifting Bridge）。善人到桥上，在仙乐悠扬声中，会有“美丽的仙女”来接引他。他所去的地方，就是阿胡拉·玛兹达所住的天堂。至于恶人，上桥后由于无人接引，就会掉到地狱里。地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那儿有许多罪好受。每一个恶人到那里，都须按他生前所作的恶去领罪。

祆教所谓的地狱，和古宗教之阴间（Hades）已大不一样。阴间是无论好人坏人都非去不可的所在，可是地狱则不然，地狱是专给恶人预备的。他们去那里领罪，要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世界终结。一个人有善有恶怎么办？善多于恶，则当先下炼狱洗净其罪，然后升天。恶多于善，则先领12 000年之罪，然后才能进入天堂。

波斯人把世界历史的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3000年。查拉图斯特拉的降生，刚巧是最后一个时期的开始。他们相信，继查拉图斯特拉之后，将再有三位哲人出现。等这三位哲人相继把祆教弘扬于世，“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便到来了。最后审判是整个世界的结局。那时的世界，阿胡拉·玛兹达之国降临，恶魔的势力全消，善良的人永远平安幸福，世界再无邪恶、黑暗及痛苦。“死者一律复活……复活的人，有血有肉，能行动，能呼吸……这个世界，是一个永无衰老、死亡、腐化、堕落的世界。”

波斯的最后审判，与埃及的《死者之书》同样具有惩恶劝善的效果。最后审判之说，在波斯占领巴勒斯坦期间传入犹太。犹太神学中之《末世论》（Eschatology ），可以说就是波斯最后审判的翻版。如果说宗教的主要作用在于劝人为善，使父母便于管教孩子，那祆教的这类设计的确是很精巧的。祆教和它同时代的其他宗教相比，显然还有几个优点，那就是：较少血腥气，较少偶像崇拜，较少迷信。总而言之，祆教是个相当完美的宗教，只可惜其寿命短了一点。

祆教在大流士一世时代，其势之盛，如日中天。但人们渐渐地爱上了密特拉（Mithra）及阿娜希塔（Anahita）——代表太阳之太阳神，及代表植物、生殖及性之保生圣母。说来真是可叹，人们常舍逻辑，就诗歌；舍宗教，就迷信。似乎没有诗歌和迷信，人类就活不下去。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时，皇室碑铭上已逐渐现出崇拜密特拉及阿娜希塔的迹象。此后，密特拉在波斯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便完全将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取而代之。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波斯人所崇奉的密特拉，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他的头上有着一个光轮，那就是太阳的象征。密特拉后来曾被罗马人请入万神庙。在基督教中，他就是最原始的“圣诞老人”。 [15]

查拉图斯特拉死后若干世纪，在波斯许多城市忽然兴起了一种神话，那就是，他成仙之后，曾与保生圣母阿娜希塔恋爱。阿娜希塔是波斯的阿佛洛狄忒，即代表爱与美的女神。除此之外，据说查拉图斯特拉因给人驱鬼治病，还制作了不少符咒、卜占及巫术。以上这些传说，显然是古波斯宗教的祭师，号称“智者”、哲人、贤人等的术士（Magi）的杰作。对他们而言，查拉图斯特拉是叛徒，不过这个叛徒名声太大了，要打倒颇不易。于是，他们一面把他丑化，一面把他同化，最后，干脆忘掉他。

波斯古代的术士，说来也颇不简单。他们生活俭朴，厉行一夫一妻制，不食荤腥，熟谙仪节，衣着朴素，因此，不但对波斯人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更能赢得外国人特别是希腊人的敬重。不少波斯国王，均以术士为师，凡属国家大事，都要请教他们。术士贤愚不等，高的，真可置于圣哲之林而无愧，低的，占卜、策命、圆梦，不过江湖郎中之流而已。

祆教一度兴起，随即衰落。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中，虽曾一度复兴，但后来一蹶不振。今天，信祆教者仅有波斯法尔斯省的一小部分居民。印度拜火教是其旁支，然信徒亦不过9000余人而已。不过，他们人数虽少，却能维持祆教古风。他们诵经、拜火，视地、水、风为神；人死后不烧不葬，置于“安息塔”（Towers of Silence）上任由飞鸟取食。这些人道德水准相当高，可算是祆教文明的活标本。

波斯礼仪与道德

尽管波斯有着相当完美的宗教，但波斯人及米底亚人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残酷，却是够惊人的。他们最伟大的王大流士一世在比索通一块石刻曾留着这样的话：“弗拉瓦迪什捉到送来，我先割掉他的鼻子，割掉他的耳朵，割掉他的舌头，挖出他的眼睛，继而把他用铁链系着，站在宫门示众。最后，才把他用十字架钉死在埃克巴坦那……阿胡拉·玛兹达是我们的保护者，在他的庇佑下，我军消灭了叛军。叛军领袖西特拉卡哈拉捉到后，我同样割去他的鼻子、耳朵，挖出他的眼睛，锁在宫门示众，然后把他钉死。”在普鲁塔克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波斯帝国的后期有不少嗜杀的君主。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处置叛逆非常残酷。捉住叛逆之后，为首者上十字架，附和者卖给人为奴隶。攻入叛逆之所，大肆抢劫不算，男孩子一律割掉生殖器，女孩子一律卖给人做仆妾。

不过，我们不能从一个民族的国王来论断一个民族。在波斯，道德很早就受重视。对宽容厚德的人及和平幸福的国家，历史学家总是略而不写。即令如此，在波斯有些国王偶尔还是很慷慨厚道的。希腊人常常对谁都不相信，可是就相信波斯人。事实上和波斯人订约，的确比较可靠。波斯人常常这样自夸：“我们从未食言而肥。”波斯人的民族意识，也较其他民族为重。你可以出钱令希腊人打希腊人，但你要雇用波斯人打波斯人，则非易事。 [16]

波斯的历史尽管充满了血腥味和铁臭味，但其人民生活是极温文尔雅的。一般而言，波斯人都很健谈、慷慨、热情、好客。他们礼数之多，唯中国人可以相比。平辈相见，必拥抱接吻为礼。对长辈，必一躬到地。他们让晚辈吻他们的脸。一般人相见，纵不相识也必鞠躬。波斯人绝不在街上吃东西。在公众场所，他们更很少吐痰、擤鼻涕。

波斯人直到薛西斯时代，饮食还非常简略。他们一天只吃一餐，饮料就是白开水。波斯人对吃喝虽很简略，对清洁却极重视。在他们看来，工作做得再好，如做工时手不干净，所做的东西便根本没有价值。“因为，你还没有做成，便把它毁了。”（也许他们已想到细菌？）另外，他们相信，身体“不洁净，守护神便会离你而去”。凡患有传染病者，不许四处走动。违反此规定者，要受到极严厉的惩罚。假日或宴会，除斋戒、沐浴外，大家都穿着雪白的衣服。

波斯经典和婆罗门与摩西的律法一样，关于典礼仪式中有关斋戒、沐浴的事项，规定得非常详细。他们认为灵魂的洁净，首先要从身体的洁净做起。在波斯，剪下来的指甲、剪下来的毛发、口吹过的东西，都是不洁的。这些东西，如非经过洗涤，绝不可加以触摸。

像犹太人一样，波斯经典亦视肉欲为大罪。手淫者要挨皮鞭。男女苟合被视为大罪。甚至卖淫，亦被视为蛇蝎。希罗多德说，波斯人认为“用强暴手段去诱骗别人女人的人，是恶人。女人被骗走而心心念念想报仇的人，是笨蛋。女人被骗而毫不理会的，是智者。因为，女人如果不动心，无论如何是骗不走的”。他又说，也许是从希腊人那学来的，波斯男色之风非常之盛。历史之父所讲的大半都可采信，唯独这一点，我们认为大有问题。因为对于鸡奸，波斯经典认为是一大罪恶，同时一再说，什么罪都可以原谅，只有这种罪不能原谅。“鸡奸之罪，是无法洗净的。”

经典不但不鼓励独身主义，而且容许多妻及纳妾。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希望国民多多生男育女，是理所当然的。经上这样说：“有妻胜于无妻，有家胜于无家，有子胜于无子，有钱胜于无钱。”这不但是波斯社会的标准，也是一切社会的标准。就一切社会组织而言，家可以说是最神圣的。“啊，造物的主！”查拉图斯特拉问阿胡拉·玛兹达，“天堂之外，世间哪里是最幸福的所在？”阿胡拉·玛兹达这样回答他：“世间最幸福的所在，就是家。家不但是一幢房子，而且还得有妻子、儿女，有鸡、犬、牛、羊。此外，祭师经常光临也属必要。一个最幸福的家，其家必多子多孙，六畜兴旺，福星常至，炉火熊熊。”

波斯人最爱动物。狗受到的宠信，又在其他动物之上。如《摩西律法》的规定，在波斯经典中，狗也被视为家庭的一员。虐待狗，例如给它吃腐败的东西，给它吃太烫的食物，都要受到重罚。一桩很有趣的规定是，“杀害经3只公狗交配过的母狗，应挨400皮鞭”。公牛亦受到尊敬，因为它是生殖力的象征。母牛则被视为具有神性，人们常对之献祭和祈祷。波斯人不但珍视家畜，就是野兽也很珍视。一条规定是，怀孕中的母兽，距离它最近的人家，有细心照料之责。

婚姻例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议婚时期，多在子女青春懵懂之际。议婚对象惊人广泛，其他不论，兄妹婚、父女婚甚至母子婚亦时有所闻。有钱人可以随便纳妾。但贵族之家，则非有战功不能享受纳妾待遇。波斯末世，君主嫔妃之多极为惊人，一般少则329人，多可至360人。因此，一位嫔妃若不是长得十分美貌，一生很难得到两度宠幸。

查拉图斯特拉之世，波斯女性地位不低。她们在公众场合往来，不必戴着面纱。她们可以拥有财产。她们以丈夫名义，或获丈夫书面同意，可以经营事业。波斯妇女地位的下降，始于大流士之时。不过，这时受限制的女性，仅限于富贵人家。至于平民百姓妇女，因为她们要工作糊口，因此行动还相当自由。但在月经期间的女性，无论贫富，都是绝对不能外出的。

波斯末世，上层社会女性在行动上有着许多限制。公共场所不许露面。有男人的地方不准去。外出非乘有帘幕的轿子不可。已婚女性绝对不许与近亲男性交接，甚至其公公叔伯亦不例外。妾因有招待宾客的义务，因此比妻的行动自由。古波斯碑铭中，几乎找不到女性的名字。不过，在波斯末世，宫廷妇女和太监斗法及帮助君主杀人的事却层出不穷。 [17]

儿童与婚姻均深受重视。儿童中，最受重视的是男孩子。在波斯人观念中，男孩子能做工，故对家庭是一笔资产；能打仗，故对国家是一股力量。至于女孩子，因为迟早都要嫁人，因此，价值远不如男孩子。波斯人求神，“只求男不求女。神赐福于人，女孩子也不算数”。对男孩子多的家庭，国王每年例有赏赐。这似乎是对他们的血所下的一种订金。通奸甚至强奸致孕，只要不堕胎，国法并不追究。堕胎被视为大恶，故对堕胎者有杀无赦的规定。波斯有一本书，名为《班达希经》（Bundahish ）。这本书中载有：“古经云，月经后十日十夜，不经交接，即不受孕。”但该书主旨却非劝人避孕，而是劝人生育。

波斯男孩5岁以前由妈妈哺养。5岁至9岁，由爸爸管教。满7岁，即行入学。一般而言，能入学的孩子，大都要家境小康才够资格。学校通常由祭师主持。施教之所，或者为神庙，或者为祭师之家。波斯有个原则，学校绝对不可接近市场。因为市场诡诈，容易教坏孩子。课程以经典及其注疏为主，其次则为宗教仪节、医药及法律。教学法第一为记忆，第二为背诵。为了便于记忆及背诵，学生在老师教过之后，随即高声朗读。

初阶教育只希望孩子学好三样事情：第一为骑马，第二为射箭，第三为说老实话。至于如何写、如何算，则被认为没有多大必要。孩子长至20岁至24岁，即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受高等教育者，一般仅限于贵族子弟。高等教育的目标有二：培养官吏，培养战士。

高等教育非常严格。学生黎明即起，先跑一大段路，然后骑马。虽然马都是劣马，但学生仍然被要求既要骑得好又要骑得快。一天中除跑步骑马外，有时学游泳，有时学打猎，有时学种田，有时学种树。长途行军，也是必修课程。这种课程多选烈日寒风之日进行，须登高山涉深水。波斯人的行军绝技——抢渡大河，衣裤武器不湿——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这样严格的训练，曾使尼采大为赏识。他认为这种训练方法，对人类的贡献与价值，较之希腊多彩多姿的文化毫不逊色。

科学与艺术

波斯人对于教育，似乎除让孩子懂得如何生活之外，其他便不教了。文学是雕虫小技，根本没什么用处。科学只是商品，必要时可从巴比伦进口。诗歌和小说，略略有点用处，因为它们可以提神益智。小说只要听一听觉得滑稽好笑就够了，坐下来细细阅读欣赏大可不必。因此，正人君子没有写小说的，写小说的只是雇工下人。诗歌，不是用来读，而是用来唱的。因此，一旦没有人唱，便成绝响。

医药是祭师的专长。祭师对于医药，基于下面这个概念：世间99 999种病，一律都是魔鬼制造的。因此，治病之道，第一是符咒，第二是斋戒。他们有时也用药，但他们总觉得用药不及用符咒保险。因为，用药有时会出毛病，用符咒则绝不会出毛病。不过，尽管有着上述观念，波斯的医药还是一天天向前发展。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医生这一行已有组织完备的同业公会出现。医生的收费和《汉谟拉比法典》所规定的相当——也是依病家的贫富及地位为标准。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可到祭师那里去求治，因为祭师治病是免费的。初出道的医生必须实习一两年，这和目前各国所采用的方式相同。但稍微有点不同的是：他们实习的对象限定于穷人和外国人。经上这样说：

啊，神圣的造物主！如果一位信徒要行医，在刚开业的时候，当以谁为对象？以崇拜你阿胡拉·玛兹达的信徒为对象，还是以崇拜邪神的人为对象？阿胡拉·玛兹达的答复是：“当然要以崇拜邪神的人为对象。如果他为崇拜邪神的人开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人都因此而死，那就证明他不行，他便永远不能行医……如果他为崇拜邪神的人开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人都因而康复，那就证明他的医术已够水准。这时，他可进而医治我的信徒了。”

波斯人既然已向帝国献身，像罗马人一样，他们除作战之外，已再无余力从事其他工作。不过，好在他们所要的东西，可以从外面买。由于征服所获财富非常之多，因此他们要买什么都不愁没钱。

波斯富贵人家一般都有着宽广的屋宇、美丽的花园。有些花园范围非常之大。里面养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以供主人田猎游乐。波斯富丽堂皇的家庭不少。他们的桌椅都用金银镶边，地面都铺有柔软而色泽艳丽的地毯。桌上的花瓶、手中的金杯，差不多都是外国精工巧匠做的。 [18]

波斯人最喜唱歌跳舞。他们用以伴奏的乐器有：竖琴、笛子、大鼓、小鼓等。珠宝首饰，应有尽有。头有冠冕、耳环；颈有项圈、项链；足有踝环、鞋饰。波斯人不但女人好装饰，男人也好装饰。每当公共集会，不少波斯少年耳部、颈部、臂部，也是装点得珠光宝气。波斯的珍珠、宝石、翡翠、琉璃等，皆是舶来品，但土耳其玉则是产自波斯。不过，波斯贵族所喜欢佩戴的土耳其玉图章、戒指，则是由他们提供原料，由外国工匠加工而成。波斯人喜欢保有巨型钻石。那些钻石多半都雕成可怕的魔鬼形状。波斯王的宝座完全是用纯金铸的。坐椅、华盖、支撑华盖的柱子，因系纯金所铸，看上去金碧辉煌，使人称羡。

唯一说得上带有波斯风格的东西，也许要算建筑了。波斯几位比较有名的君主，如居鲁士、大流士一世及薛西斯一世，皆构筑有宫殿及陵寝，不过这些东西尚正由考古学家发掘中。波斯的艺术是否仅止于此，还是另有成就，现代史学家目前正等待着考古学家的答复。 [19]

感谢亚历山大的宽大，在帕萨尔加德给我们留下了居鲁士一世的陵寝。关于居鲁士一世及他那半疯癫儿子的宫殿，随着骆驼商队前进，还可找到其遗址。不过到了那儿，除可见到一个空旷的台阶、几根残存的廊柱、一扇刻有居鲁士形象浮雕的门框外，便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居鲁士一世的陵寝，就在其宫殿附近的平原上。经由24个世纪无情岁月的冲洗，现在所剩者，仅是一个台地上一座简单石砌的小教堂。这座教堂高约35英尺，处处充满希腊风味。就遗留下来的某些雕像台座看来，这座陵寝显然一度非常庄严华贵，不过就目前的情形而论，除了一片凄凉之外，所谓美已一点也谈不上。

由此向南，在靠近波斯波利斯的鲁斯塔姆城（Naksh-i-Rustam），存留着大流士一世的陵寝。这座陵寝像许多印度的神殿，是由一座石山雕琢而成。入口成宫殿状，四根修长的廊柱，两扇大小适度的门。进门处为一个坛台，托着台的是几个波斯力士雕像。台上刻着国王敬拜阿胡拉·玛兹达及月神景况。瞻仰此一陵寝，颇能令人兴起一种高贵素朴之感。

其他波斯建筑，几经刀兵水火及无情岁月的摧毁，目前所残存于世者，除数处宫殿废墟外，业已一无所有。在埃克巴坦那，波斯开创时期诸王曾以杉木、丝柏、铜铁等材料来建筑宫殿。这些宫殿，在波利比奥斯（Polybius）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50年），据称仍然存在，可是现在连一块瓦片也已找不到了。古波斯最引人注目的遗迹，显然要数目前日渐展露的波斯波利斯石阶、高台及廊柱。波斯波利斯自大流士一世起，一直是波斯帝国的首都。大流士在那儿兴筑宫殿，那些宫殿，以大流士之雄才大略，规模已够宏大，其后各代踵事增华，自然更加可观。现在这些石阶、高台及廊柱，显然即是那些宫殿的蝉蜕。

在一片平原中要修宫殿，自然必须构筑一座作为宫殿地基的高台。从平原到高台用什么东西连接？于是，这就要建石阶了。波斯人所建的石阶，显然与众不同。这些石阶，据推测可能脱胎于美索不达米亚塔形建筑的外廊。不过，这些石阶虽像塔形建筑的外廊，然本身另有特点。那就是阶与阶之间，升幅非常之缓，同时，每一阶又非常宽。多宽？可容10人10马并排行走。 [20]

这样宽的石阶是必需的，因为不这样便配不上那座高台。那座高台的尺寸：高度最低是20英尺，最高是50英尺；长1500英尺；宽1000英尺。 [21]

石阶由高台两旁向中央会合，大门口处会合，两旁排有人头牛身有翼雕像若干座。形状仿亚述，但雕刻颇拙劣。台之右侧，是有波斯建筑杰作之称的薛西斯一世宫。此宫也称望楼，连接待室一起算，占地逾10万平方英尺——比埃及的凯尔奈克大，欧洲除米兰大教堂外，再没有比它更大的。通往此宫，另有一片石阶。石阶两旁，建有装饰性的栏杆。石阶两边，都有浮雕。这些浮雕的雕刻技术，是迄今所发现波斯浮雕中最精细的。

薛西斯一世宫，据称原有廊柱72根，但现在存留于废墟上者，仅仅有13根。这13根廊柱疏疏落落，看起来颇像沙漠绿洲中的棕榈树。廊柱材料一律为大理石。这些廊柱现虽残缺不全，但其制作技巧却相当完美。每根廊柱，高达64英尺。以其与埃及及希腊廊柱相较，似乎格外苗条。这是一种具有凹槽的廊柱，每根廊柱，共有48条凹槽。柱底呈钟状，其上饰有仰拱叶片，柱头呈花状，颇类伊奥尼亚风格——螺旋形上，两头牛或两只独角兽背与背相接，屋梁或额缘即架于其上。

此宫的屋梁或额缘，当然都是木料的。因为廊柱并不坚实，而且廊柱与廊柱间距离又大，换上石做的必无法支撑。门框及窗框，是用黑石装饰。黑石经过打磨，油光滑亮与紫檀无异。墙是砖的，但表面都饰有瓷砖。瓷砖上多绘有动物花鸟。所有廊柱、壁柱及阶梯，或用白色的石灰石，或用蓝色的大理石做成。在薛西斯一世宫之后，相传为“百柱宫”。此宫目前除一根廊柱及由地基显示之大致轮廓外，已一无所有。就一般规模来看，波斯波利斯宫殿，当其完成之日，其华丽壮观，不但在古代独步天下，可能在现代也举世无双。

建筑在苏萨的宫殿，现在除地基外，什么也看不到。这里的宫殿，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及二世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砖，光洁的瓷砖当然亦会用到。在这里，有着建筑上值得称赞的“射手饰带”。采用这种饰带，想是借神保卫君主之意。射手造型，衣着乃宫装而非战袍，须发均蜷曲有致。这些射手弯弓搭箭，看上去非常神气。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绘画及雕像在苏萨也只是建筑物的附属品。雕像几乎一律是从外国运来，有来自亚述的，有来自巴比伦的，有来自希腊的。你也许可以这样说，岂止雕像，甚至所有波斯艺术品都是舶来品。居鲁士陵寝的形状，仿自吕底亚。细长的廊柱，仿自亚述。列柱及浮雕，仿自埃及。动物柱头，仿自尼尼微及巴比伦。不过，我们别忽略这一点：波斯的综合力也是相当惊人的。他们把取自各国的东西配合得多么巧妙。埃及的列柱，经他们一修改，已不嫌其壅塞；美索不达米亚的墙壁，经他们一修改，已不嫌其厚重。一切建筑集合在波斯波利斯，令人感到的只是和谐、庄严与华贵。

对于这些美轮美奂的宫殿，希腊人听起来一定是海外奇谈。波斯的一切，经由商人及外交官的描绘，希腊人一定非常向往。由好奇而向往，由向往而模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于是，廊柱、柱头、饰带等，慢慢便由波斯移向希腊。希腊人是聪明过人的民族，于是，僵硬的动物式柱头，变成了圆润的叶片式柱头——这就是建筑界有名的伊奥尼亚式柱头；细长的廊柱，变成了粗短的廊柱——廊柱由细长变粗短是有道理的，因为廊柱粗短才有力量，有力量则屋梁及额缘无论为木为石才均可承担。

也就是说，就建筑上看，自波斯波利斯前进一步，即到雅典。其实，岂止建筑如此，波斯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统一近东，其所作所为，似乎特意在为希腊的起飞做准备。

波斯的式微

大流士一手所建立起来的波斯大帝国，维持不到100年便烟消云散。波斯的锐气和实力，一挫于马拉松，再挫于萨拉米斯（Salamis），三挫于普拉蒂亚（Plataea）。帝国君主，最初崇拜者是战神，现在，战神不当令，当令的是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波斯的式微，和罗马的式微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上者，残暴、愚昧；在下者，腐化、堕落。波斯人和米底亚人一样，兴起时勤勤恳恳，兴起后，一代一代便只知贪图享乐。

波斯贵族把吃列在第一位。由于他们的祖宗有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规矩，因此，他们也不敢吃两顿。不过，这时他们虽只吃一顿，但这一顿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波斯人所吃的，山珍海味算起来不止1000样。宴客，主人不用全猪全羊，那便显得寒碜。波斯末世，吃的东西常常日新月异，因为全国上下时刻都在研究，什么东西要怎么做才好吃。另外，促使波斯迅速腐化的还有两大因素：第一，稍微有钱的人家，都养有一大群奴隶；第二，喝酒，无论有钱无钱，都已视为家常便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居鲁士及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薛西斯是继承者，以后的君主，则是败坏者。

薛西斯一世，自外表看来，处处都显示出他是一位君主。因为他高大，有活力，面貌英俊——据说在全帝国中，他可称为最漂亮的美男子。不过，一个人往往外表漂亮，内心便非常空虚。一个人内心空虚，便很难不被女人牵着鼻子走。薛西斯一世，就是这样一位虚有其表的花花公子。萨拉米斯一役，薛西斯一世惨败。这次惨败，可以说一点也不偶然。因为，他的精力完全放在应付女人方面，至于作战应变，则绝对非其所长。薛西斯一世在位共20年，除好玩女人外一无建树。最后，他死于廷臣阿尔达班（Artabanus）之手。其死得虽惨，但死后备极哀荣。

自薛西斯一世开始，此后，波斯宫廷谋杀即史不绝书。这种情形惟罗马提比略（Tiberius）以后的历史，可与之遥相辉映。谋杀薛西斯一世者，瞬即被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所杀。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了一个阶段，王位交给薛西斯二世。但薛西斯二世登基不到数礼拜，即死于其异父兄弟奥吉蒂阿努斯（Ogdianus）之手。但这位杀兄篡位的人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上台半年不到，大流士二世即谋杀了他。

大流士二世即位，以铁腕荡平特里图卡梅斯之乱。此人心狠手辣，他打败特里图卡梅斯（Terituchmes）后，不但杀了他本人，而且杀了他全家——妻子被剁成肉酱，妈妈和兄弟姐妹通通被活埋。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继他父亲大流士二世为王。但在库那克萨（Cunaxa）一役中，他碰到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他的亲弟弟小居鲁士，想夺王位，要杀他。由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机警，小居鲁士不但未得王位，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不过，经此打击，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却形成了一种心理偏向。他在统治期间，以谋反罪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子大流士。当他以为天下太平时，他却死于另一个儿子奥库斯（Ochus）之手。世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伤心的事了：自知身陷危境，渴望亲人来救，来的是自己儿子，不由大喜过望，但儿子却说：“我来是要你死！”

奥库斯杀父自立，统治波斯20余年。他的结局是被他最亲信的一位将军毒死。这位将军名叫巴戈阿斯（Bagoas），刁狡凶残，世无其匹。他杀死奥库斯后，却立奥库斯之子阿尔塞斯（Arses）为王。他假借阿尔塞斯之命，将阿尔塞斯的兄弟一一处死，最后才杀死阿尔塞斯。他有一个温柔漂亮且十分女性化的朋友，叫科多马努斯（Codommanus），他便立之为王。科多马努斯便是波斯的末世皇帝大流士三世。他当了8年的傀儡皇帝，最后，亚历山大来了。在亚历山大的狂飙下，他最终与波斯帝国同归于尽。波斯领导权的转换方式，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结果。重温一遍波斯历史，对现行的民主政治，我们便觉弥足珍贵了。

东方大帝国，一传再传便即崩溃，似乎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类帝国的兴起，完全凭借的是武力。一旦武力不能维持，帝国即会趋于瓦解。创业君主，多为军人领袖，他们自己就是武力的核心。可是，他们的子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和武力便越来越疏远。

帝国的土崩瓦解，中央武力衰颓是一层原因，另一层则是被征服者时时均有恢复自由的渴望。一个帝国版图之内，往往原先是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语言、宗教、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不同，因此，一旦有机可乘，大家便会分道扬镳。

有些帝国，原也包含许多不同国家，但因统治者目光远大，在其武力鼎盛时代，运用种种办法将这许多国家同化，使整个帝国成为一个有机体。可是，波斯统治者并没有这类想法。他们耽于享乐，安于现状，帝国鼎盛200年间，在其统治下的国家可说原封未动。然而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当中央统治力量衰颓，地方势力即随坐大。有些雄心勃勃的地方领袖，首先，以威逼利诱迫使将军、监察就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继而，扩充部队，联络各省对抗中央。

征服再征服，镇压再镇压，波斯元气大伤。最糟的是，年年征战，整个社会出现了反淘汰现象：组成社会的分子中强壮的、优秀的、英勇的都牺牲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弱就是伤残。因此，亚历山大在波斯如入无人之境。波斯用以抵抗亚历山大的部队素质既劣，训练又差，负责指挥的将军又毫无战略、战术训练，因此人数虽多却根本无济于事。波斯的乌合之众，正好是马其顿的长矛方阵冲刺的好目标。部队一垮，将军带着他们的妻妾财物便往后退。波斯部队绝大多数都是庸碌怯懦，也有少数却真能打。可是这少数能打的，却都是希腊雇佣兵——亚历山大的老乡。

自薛西斯当年兵败萨拉米斯之时起，波斯人也许就已看出，希腊有一天必为其帝国的挑战者。一条通商大道，一端是波斯帝国所控制的西亚，一端是希腊所面对的地中海。当时的希腊，城邦各自为政，显不出什么力量。可是，这个地区一旦出了一个强人，把各城邦统一起来，波斯便会有麻烦。

这一天终于来了。亚历山大带着希腊部队，爬过赫勒斯滂，一点也没有遭到抵抗。这支部队仅步兵3万，骑兵5000。 [22]

波斯和亚历山大所打的第一仗，是在格拉尼卡斯。亚历山大的兵力是3.5万，波斯的兵力是4万。一仗打下来，亚历山大的损失是1.1万，波斯的损失是2万。亚历山大趁胜向南向东推进，一年中，攻下城池无数。意识到希腊人不可小视，大流士三世这时集中了60万部队，御驾亲征。60万部队，加上运输辎重的600匹骡子、300头骆驼，奉令5天内架桥渡过幼发拉底河。

两军相遇于伊苏斯（Issus）。亚历山大兵力此时不足3万。如果专论数字，亚历山大哪有胜算？说来也是天意，大流士三世所选择的战场，竟小到连他1/10的部队都难以回旋。兵多用不上，少数全非马其顿人对手。厮杀过去一清点，亚历山大的损失为450，波斯的损失为1.1万。波斯的损失，大半是败退时自相拥挤践踏而死的。

亚历山大穷追猛打。遇到某些河流过不去，便用波斯士兵的尸体填满。大流士逃得十分狼狈，弃了御帐、御车、母后、妻子、女儿。大流士所弃的人和物，统统被送到了亚历山大的眼前。亚历山大表现了史无前例的骑士风度，他对这些王室公主不仅安慰备至，而且还把东西都还给了她们。如果库尔提乌斯的记述可靠，老太后为了感激亚历山大的照应，特把一个孙女许配给他。甚至最后，亚历山大不幸逝世，她竟伤心到绝食以殉。

亚历山大现在冲劲十足。他的兵在波斯帝国境内，有如秋风扫落叶。他到了巴比伦，巴比伦人出来欢迎他。他们给他城池，给他珠宝，他知道巴比伦人最切盼的是重修神庙——巴比伦的神庙，自薛西斯下令摧毁，不许重修，巴比伦人无不引为憾事——于是他说，你们可以重修神庙。巴比伦人听到亚历山大准他们重修神庙，简直欣喜若狂。

大流士自量不是亚历山大对手，于是派人讲和。讲和的条件是：（1）以白银1万塔伦换回皇太后、皇后及公主；（2）答应以一公主许配亚历山大；（3）承认幼发拉底河以西为亚历山大势力范围。

“如果我是你，”亚历山大的副帅帕尔梅尼奥（Parmenio）对亚历山大说，“我便接受了。因为向前，胜负很难预测。”“如果我是你，”亚历山大说，“我便接受了。但可惜我是亚历山大。我只知向前，不问胜负。”于是，他告诉大流士：“你的条件我不满意。所谓婚姻，我说成便成，用不着你说同意或不同意。至于势力范围，不用你承认现在已是我的了。”大流士求和不成，只有作战。

这时，亚历山大业已取泰尔，下埃及。既无后顾之忧，于是，乃大胆向波斯腹地前进。他的第一目标是苏萨。从巴比伦到苏萨，足足走了20天。攻下苏萨兵不血刃。于是马不停蹄，再向波斯波利斯前进。亚历山大来得太快，以致波斯波利斯的库官来不及把库里的金银珠宝搬走。在这儿，亚历山大在他一生事业上留下了一个污点：为讨一个名女人的欢心，不顾副帅的忠告，下令焚烧宫殿，任兵四处抢夺。 [23]

自从获得波斯波利斯的金银珠宝，亚历山大官兵对作战兴趣更浓了。这时，这位年轻的征服者便率兵北向去与大流士会战。

大流士这时集结了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兵源主要来自东方各省。组成这支部队的有波斯人、米底亚人、巴比伦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卡帕多西亚人、大夏人、粟特人、阿拉霍西亚人、萨卡耶人及印度人。这支部队，装备有枪、矛、盾、战车、马、象。这么庞大的兵力，如果有好的领导、好的训练，诚如亚历山大副帅所云，胜负实在很难逆料。可是波斯帝国实在太庞大了，它的庞大使百万部队全成乌合之众。不能战，不能守，于是西亚霸权，只有让位于年轻的欧洲。

亚历山大此时只有骑兵7000、步兵4万，然而，面对波斯百万大军，他竟毫无所惧。会战地点为高加梅拉（Gaugamela）， [24] 亚历山大这支小小的部队，凭着精良的武器，凭着卓越的指挥，凭着无比的勇气，一天下来，竟使波斯百万大军全部化为乌有。

大流士又想逃，但他的将军觉得再逃太可耻，于是就在御帐中结果了他的性命。战事终局，亚历山大把谋杀大流士的人捉到，统统处死。他将大流士尸体运至波斯波利斯，并下令以王礼下葬。波斯人看到这位征服者，这么年轻，这么英俊，这么文雅，这么慷慨，皆惊叹不已。然而这位征服者，并不以征服波斯为满足，当他把波斯并为马其顿帝国的一省，并为其留下一个干练的守将后，旋即整兵向印度进发。

注释

[1] 可能即是现在的哈马丹（Hamadan）。

[2] 雅利安区域，一般是指阿拉斯河（Aras River）沿岸。

[3] 波斯古语与其他语言血缘示例：

[4] “一边饮酒一边讨论，”斯特拉博说，“波斯人认为，酒后得出的结论，远比不饮酒所得出的正确。”

[5] 据斯特拉博称，苏萨夏季的炎热常达到极可怕的程度。如蛇与蜥蜴等动物，从街这边爬到街那边，遇有太阳，爬得不快便有被晒焦的危险。

[6] 大流士（Darius）与daric音颇相近，但后者并非取自前者。达里克来自波斯语 Zarip，意即1块黄金。1个金达里克，面值为5美元。3000个金达里克，合波斯1塔伦。

[7] 今天，波斯王之称Shah，实即Khshathra的简称。波斯省长之称Satraps，印度武士阶级之称Kshatriya，显然与Khshathra是同一语系。

[8] 波斯定例，巴比伦每年须选送500童男阉割以备后宫役使。

[9] 据普鲁塔克称，波斯战士米特里达脱斯（Mithridates）醉后失言说，在战役中，手刃小居鲁士的不是王而是他。“（阿尔塔薛西斯）于是下令，米特里达脱斯当处以船刑。何谓船刑？取两艘同样大小的船，一艘在下，令犯人仰卧其内，一艘在上，船底朝天，与在下一艘相合。合时，于船边露出犯人之头及手足，然后以钉钉牢。把饮食给犯人吃。他不吃，用针刺眼，强迫他吃。等他吃后，以蜜调奶灌他。蜜和奶一半倒在他嘴里，一半倒在他脸上。在太阳下一晒，苍蝇即成群飞来。船中的身体，由于大小便均在其内，于是蛆蛇虫蚁麇集。这些蛆蛇虫蚁，竞相由肛门进入腹内。人死后，揭船验尸，尸体已千疮百孔，变成蛆蛇虫蚁之窟。受船刑者，死得极慢。米特里达脱斯从受刑至断气，一共整整17天。”

[10] 假定那位赏识查拉图斯特拉的伊朗王子希斯塔斯普为大流士一世之父，则最后一个推断似较正确。

[11] Zend，是安基提尔·杜佩隆（Anguetil Duperron）在约1771年给它加上去的。其实Zend这个词，在波斯所表示的意思，仅是记载或翻译此经的语言。至于经为什么称Avesta，则不甚清楚。也许像veda一样，是由雅利安字根vid而来也说不定。

[12] 据波斯传说，比较完整的经，计达21卷。这21卷经，特别有个名称叫《那斯克》（Nasks ）。《那斯克》既然只是比较完整，当然即非全部。这21卷经，目前保持完整者只有一卷，就是称为Vendidad 的。其余则散见于后人所辑之Dinkard 及Bundahish 集子中。据阿拉伯史学家传说，一部完整的经，用1.2万张牛皮都放不下。据说，全经曾由希斯塔斯普王子亲手录成两部。一部于亚历山大攻陷波斯波利斯时，毁于火。一部由希腊人作为战利品带至希腊。（据波斯某权威学者称）希腊古代的科学，大部分即是翻译此经之所获。3世纪，安息（Parthia，伊朗北部一古国）阿萨息斯王朝的Vologesus五世，令人将散见于各书的经文，及信徒尽其记忆所及者，辑成一篇。此篇完成于4世纪，即目前的祆教经典。波斯国教所宗者，就是这篇。现在的这部经典，与原篇又略有不同。原因是7世纪穆斯林占领波斯后，加以改编的结果。

现存经文计分下列五部：

（1）Yasna——含祷告词45章，来源是凭祆教祭师的记诵；称Gathas 者27 章，内容系以诗歌体所记查拉图斯特拉的谈话及训谕。

（2）Vispered——24章，祷告词的补充。

（3）Vendidad——22章，内容为祆教教义及道德条文。此部分目前为印度拜火教所崇奉的经典。

（4）Yashts，即赞美诗——计21首，主要内容为歌颂诸天使及守护神。歌颂中穿插有古史传说及世界末日的预言。

（5）Khordah Avesta，亦称小经——内容为有关生活上各种细节的祷告。

[13] 法国东方学家达姆斯特泰（James Darmesteter）相信，Good Mind一词，是一种半诺斯替教（Semi-Gnostic）用语，与斐洛（Philo）的Logos theios及Divine Word相当。因此断定Yasna 是公元前1世纪之产物。

[14] 但Yasna 第46章第6节说：“对于邪恶之人，无妨以邪恶对之。”由此可见，神意也很难一贯。

[15] 圣诞节最初叫作太阳节。节日为冬至（约12月22日）。冬至后，日渐长，被人视为太阳战胜敌人的象征。密特拉是太阳神，因此，这个节是用来庆祝他的。这个节最后即变成基督教的圣诞节。

[16] 波斯在格拉尼卡斯河一役中，用以对抗亚历山大的整个步兵团，就是希腊雇佣兵。在此役中，希腊雇佣兵的人数是3万人。就是这3万人，构成了波斯防线的核心。

[17] 斯塔蒂拉（Statira）乃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后，以不获太后帕里萨蒂斯（Parysatis）的欢心而被毒毙。太后有女名阿托莎，命王纳之。帕里萨蒂斯与王掷骰子，要求以小太监之生命做赌注。太后胜，王即活剥小太监。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捉住一个军人要杀，太后建议：先吊他10天，再挖掉他的双眼。然后，以烧熔的铅，从其耳内倒进去，直到把他灌死为止。

[18] 1931年伦敦国际展览会波斯艺术部分，展出很多花瓶。其中一个，由其刻文显示，是属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物。

[19] 在布雷斯特德博士（Dr. James H. Breasted）领导下，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考古学家，在波斯波利斯正从事波斯古物之发掘。这批考古学家，在1932年１月所掘到的古波斯雕像，其数目竟与我们以前所知总和大致相同。

[20] 弗格森（James Fergusson）认为这些石阶，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石阶中最美丽的”。

[21] 台下，构筑有结构精密的下水道系统。这些下水道，直径为6英尺。下水道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岩石，故下水道多是就石凿成的通道。

[22] 约瑟夫斯说：“马其顿这么一支小部队，当时亚洲真没有人相信，它会敢于前来和波斯相碰。”

[23] 普鲁塔克、库尔提乌斯和狄奥多罗斯均不怀疑此项记述的真实性。尽管有人认为此项记述不可靠，但他们认为，就亚历山大冲动的个性观之，此种暴行的发生实在不无可能。

[24] 由于这里是距阿贝拉60英里的一个小镇，故此役在战史上称为阿贝拉之役。

近东历史大事年表

（所有日期均为公元前。统治者前的时间段为在位期间，非生卒年。）

第三部
印度与南亚

泰姬陵（Taj Mahal）

位于印度阿格拉（Agra）郊外的朱木拿（Jumna）河南岸，莫卧儿皇帝沙·贾汗（Shah Jehan）为纪念其妻所建的陵墓。

第一章 印度的渊源

戏剧的史实

现代学者对印度的现况不了解，并得出不正确的认识，这实在是一大耻辱。这个拥有将近200万平方英里的大半岛有美国2/3大，比她的宗主国英国 [1] 大上20倍；人口3.2亿 [2] ，超过美洲的人口总和，是世界人口的1/5；从公元前2900年或更早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时期开始到甘地、拉曼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现代，印度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从未开化人的偶像崇拜到万物有灵论，印度人具有种类繁多的信仰；从公元前8世纪的《奥义书》（Upanishads ）哲学论到8世纪的哲学家商羯罗（Shankara），印度的哲学博大精深；印度的科学家在3000年以前就发展了天文学，并在我们的时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印度的政治既有远古乡村里出现的民主宪法，也有聪明仁厚的阿育王（公元前269—前232年）与阿克巴大帝（1542—1605年）；既有千古流传的荷马式史诗，也有至今仍拥有世界上大批听众的诗歌；艺术家在各地建筑供奉印度佛像的辉煌庙宇，或将莫卧儿王朝的帝王与皇后的事迹铭刻在各地——这就是耐心的学者正像开拓新知识领域般探求的今日印度，而往昔，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总以为知识文化纯粹是欧洲人才有的东西。 [3]

产生印度历史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大三角形，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起渐渐收窄至终年炽热的斯里兰卡。在左角上是波斯，其人民、语言与信仰的神灵都与吠陀印度近似。在北部疆界以东是阿富汗；南下到达古代犍陀罗（Gandhara），即今之坎大哈（Kandahar），在此地，古希腊与古印度的雕刻术曾一度有过融合，不久即告分离而大相径庭；在北方就是喀布尔（Kabul），这里曾是穆斯林、蒙古人与印度争战浴血达千年之久的所在。在印度这边便是离喀布尔非常近的白沙瓦（Peshawar），外族从白沙瓦向南侵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苏俄经帕米尔并沿印度库斯山道即可到达印度，距离如此接近，以致带来了许多政治纷争。印度最北端即是克什米尔，这名字使人想起古代印度纺织手工艺的荣耀。在南方的旁遮普也就是所谓的五大河流经之地，拥有大都市拉合尔（Lahore）与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夏都西姆拉（Shimla）。巨大的印度河从旁遮普向西流，长达上千英里。当地土著称它为身毒（Sindhu），波斯人将它改为亨毒（Hindu），并称所有印度以北地区为印度斯坦（Hindustan）——也就是江河之地。除了以波斯语Hindu称印度外，入侵的希腊人使用了India [4] 一词。

从旁遮普省向东南蜿蜒的河流有朱木拿河（Jumna）与恒河。前者灌溉了德里的新都市，并辉映了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灵庙；后者一泻奔向圣城贝拿勒斯（Benares），让千万的信徒成日地洗濯清心，并借其十二支流肥沃了孟加拉省和加尔各答。东面是缅甸的仰光金塔与曼德勒（Mandalay）的日照大道。从曼德勒城背后跨越印度到卡拉奇（Karachi）飞机场，这一长距离的旅程与纽约到洛杉矶几乎相等。朝印度南方，在航程上，必经西北拉杰布达纳（Rajputana，即印度英勇武士后裔的领地）的有名城市如瓜廖尔（Gwalior）、奇托尔（Chitor）、斋浦尔（Jaipur）、阿杰梅尔（Ajmer）与乌代布尔（Udaipur）等地。西南部的孟买省（Bombay）城市林立，有孟买、苏拉特（Surat）、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及浦那（Poona）。东南部即是由当地自治的海得拉巴（Hyderabad）与迈索尔（Mysore）两州，它的首府名称与州名同。在西海岸是果阿（Goa），东海岸是本地治里（Pondicherry），这些都是由英国占领后分别转让与葡萄牙及法国的数方英里的土地报酬。沿孟加拉湾是马德拉斯（Madras）行政区，具有优良统治传统的马达纳（Madara）城成为该区的中心，庄严而忧郁的坦焦尔（Tanjore）、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摩堵罗（Madura）与拉米西瓦拉（Rameshvaram）等庙宇，美化了印度南部疆界。其次是亚当桥（Adam’s Bridge）——沉岛之礁——好像呼唤我们通过海峡进入斯里兰卡岛，此地的文明在1600年前就已盛极一时。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不同于埃及、巴比伦或英格兰，而是有着和欧洲大陆一样多的人口，流通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并且有众多的种族与各种不同的气候、哲学与艺术。在北部，经常忍受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寒流以及寒流和南部灼热的暖流交汇而形成的冰雹等天灾。在旁遮普，河流的交错灌溉了广大无比的肥沃平原，但在河谷的南部由于无止境地承受太阳的照晒，以致形成干旱的不毛之地。在该区耕种，虽付出大量的劳动，亦毫无收成可言。英国人每次在印度的停留从不超过5年。他们以几万人能够统治多他们人数3000倍的印度，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在印度停留不太久。

原始森林占去了印度陆地的1/5，处处都是虎、豹、狼、蛇的繁殖所在地。在印度的中南部德干（Deccan） [5] 地区受海洋的暖流调节而形成干燥气候。从德里直到斯里兰卡皆笼罩在一片炽热之下，燠热虚弱了人们的体格，缩短了青春，更影响了居民的静寂宗教与哲理。唯一能解暑的方法就是静坐不动，忘却欲念。间或在炎热雨季，从海上吹来的海风带来凉快的湿气和利于农耕的雨水。假如没有雨季到来，印度一直干旱，成日梦幻着涅槃。

最古老的文明

在历史学家假设历史是发源于希腊的同时，欧洲一直相信印度曾经是一个野蛮未开化人的温床，直到欧洲民族的远亲雅利安族从里海沿岸带着一些艺术品与科学移民来到这蛮荒蒙昧的半岛，定居下来。最近一些研究结果曾否定了这一自圆其说的构想——正如未来的研究结果，也会修改目前的论断。印度与其他地方一样，她的文明的起源已埋在深土下，并不是任何考古学家凭他的铲子就可以一下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不少的遗留物整箱整箱地存放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与孟买的博物馆中，并几乎在各省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东西。虽然这些都是文化的物品，但还谈不上已形成一种文明。

1924年，世界各地的学者一再被来自印度的消息所鼓舞，那就是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宣称他的印度助理巴内吉（R. D. Banerji）曾在印度河下游的西岸摩亨佐——达罗地方发现了一些遗物，似乎比现在一般历史学家已知的文明还要古老。从这里向北一百多英里的哈拉帕（Harappa）地方发掘出四五个重叠的城市，成千结实的砖瓦房屋与店铺，排列成宽大的街道与狭窄的弄巷，并重叠有好几层楼高。下面是马歇尔爵士对这些遗物的年代的估计：

这些发掘物是在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孟买行政区最北的信德省与旁遮普省的高度城市生活发展出的建筑物。从多数房屋、水井与浴室，及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看来，当时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所发现的相似，并优于同一时代巴比伦与埃及等地的状况……甚至乌尔城所有的房屋在构造上看来也绝不能与摩亨佐—达罗的同日而语。

在这些地方发现的物品当中大多是一些家用器皿与浴厕的设备，有染色的或洁白的、弯柄的或车轮状的陶器品，亦有赤土陶器、骰子与棋子。在这些地方，硬币较以往所发现的还要古老。上千的印章，大部分是雕刻而成的，并刻印着一些无法了解的象形文字。彩色瓷器都是上等的质料。石头的雕刻远超过苏美尔的。铜制武器与器具以及铜制双轮车的模型（我们有车轮的运输工具中最古老的一个样品）相当精良。金银手镯、耳环饰品、项圈以及其他相当精致与亮晶晶的珠宝饰物，马歇尔说：“这些从5000年以前的房屋里发掘出的东西，在品质上，可以说与在今天伦敦第一大街珠宝店里出售的相差不多。”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最下地层出土的遗物，似乎比高一些地层的工艺还进步——仿佛这最古老的遗物只有几百至上千年的文明历史。一些器具是石头做的，有些则是铜、青铜做的，显示印度的文化在铜器时代即已兴起——也就是由石器的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过渡时期。这说明了当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建造了大金字塔时，印度正值摩亨佐—达罗时期的巅峰时代。当时的印度与苏美尔地区及巴比伦都有商业、宗教以及技艺上的关联 [6] ，并保持3000年之久，直到公元前3世纪。 [7] 我们无法断定是否如马歇尔所说的摩亨佐—达罗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但对史前印度的发掘工作才开始，仅在我们的时代，考古的工作才由埃及经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印度来。一旦印度的土地像在埃及那样被挖掘，我们将会发现在那里的文明较在尼罗河两岸所开放的“人类之花”要古老一些。 [8]

印度—原始雅利安族

姑且不论在信德与迈索尔等地不断发现的古物，我们觉得在我们已知的史料中，在摩亨佐—达罗的全盛时期与原始雅利安族的出现之间，呈现了一大空隙。这或许是我们对以往的“了解”中，偶然发生的缝隙。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遗迹中有一个奇特的印章，它由两个蛇头组合而成，蛇是历史悠久的印度民族的特有象征——那些膜拜蛇的半人半蛇的拉加人的形象曾被入侵的原始雅利安族在北部几省的占有物中发现，据说这些拉加人的后代子孙仍流窜在较荒僻的山里。再南面的土地，被一些黑皮肤、宽鼻子的民族占领，我们称他们为达罗毗荼族，这个名字的来源不是很清楚。当原始的雅利安族压境的时候，达罗毗荼族已经有了文明，他们的商人远航到达苏美尔地区与巴比伦，他们城市的奢侈与繁华已闻名于世。很明显，原始雅利安族所倡行的村落组织、土地耕种法以及赋税制都是来自他们。直到如今，印度中南部德干地区主要的风俗、语言、文学与艺术，皆是达罗毗荼族的遗传。原始雅利安族人入侵并占有了这些盛极一时的部落，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现象——游牧部落定期性地由北部向安定与平静的南部来一番烧杀掳掠。这形成了历史的规律之一，经此一来，文明的兴衰正有如时代的起伏——雅利安族扫荡了达罗毗荼，古希腊的亚该亚人（Achaean）与多利亚（Doria）族征服克里特与爱琴海地区，日耳曼进占罗马，兰巴德（Lambard）族统领意大利，英吉利走向日不落的世界。一贯是北方产生统治者与武士，南方产生艺术家与圣哲，而结果通常是温和终得天助。

谁是这些侵略的原始雅利安族？他们认为这个词是高尚人的意思（雅利安文“Arya”是高尚的意思），这种理解可能出于对历史的看法，亦即通过语言学的追溯淡化不名誉的勾当，聊以解嘲。 [9] 很可能他们是来自居住在里海地区的波斯族旁系，名叫Airyana-vaejo——“雅利安族之乡”。 [10] 可能就是在同时，雅利安族的喀西特族占领了巴比伦，而吠陀雅利安族也开始进入印度。

有如日耳曼入侵意大利，这些雅利安族与其说是征服者，还不如说是移民。他们都具有强壮的体格，又能喝能吃，残忍成性，好勇斗狠，很快地就统治了印度的北部。他们善用弓箭作战，战士穿铠甲，坐兵车，或舞动战斧，或挥起长矛。他们一点都不装模作样：“天真无邪”地降伏了印度，并没有假借要提高他们文明的口实。他们要的是土地与草原来饲养牛羊。在他们看来，战争这个词与国家的荣誉无关，意思很简单，就是“需要更多的牛羊”。他们渐渐地沿印度河与恒河向东进发，直到全部的印度斯坦纳入其控制之下。

当他们的生活经由战争转变成定居的农耕后，他们成群的部落渐渐地合并成为小小的国家。每一国家由一国王统治，并由一些武士组成的议会来辅佐；每一个部落由一个酋长来领导，他的权力由一个部落议会来限制；每一部落由一些独立的村落组织结合而成，村落组织由一些族长组成的会议来管制。释迦曾问他的弟子：“阿难陀，你曾听说过，跋耆国人民（Vajjians）经常会谈，并且他们的家族时时举行公开会议吗？……阿难陀，只要跋耆国人民不断地会谈，并且家族经常举行公开会议，他们就不会衰败，而会繁荣起来。”

如同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雅利安族也有与同族和异族通婚的规则——禁止与其他种族通婚，同族血亲相近的也不能婚配。这些规则构成了印度最特有的制度。受统治的多数人被他们自己民族的少数人认为是低贱一等，雅利安族深知若不限制异族通婚，则不久他们就会失去种族的特性，在一两个世纪后他们就会同化并相互融合。是否属于第一阶级，人们并不以地位而是以肤色来分，也从是长鼻还是宽鼻来分，由此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从拉加与达罗毗荼而来的雅利安后裔。后来由于世系的复杂以及种族与职业的分工，阶级的系统在吠陀时代渐行消失。在雅利安族内部，除了最近的血统不能结婚外，其余都不受限制，婚后的地位也不受生育的影响。

当从吠陀印度（公元前2000—前1000年）进入了所谓英雄时代（公元前1000—前500），即是印度离开《吠陀经》（Vedas ）里描述的状况进入《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与《罗摩衍那》（Ramayana ）两大叙事诗所描写的时代——一切技艺变得更专门，并形成世袭制，而阶级的区分也迅速形成。最上层的是刹帝利（kshatriya）或称武士，他们认为死在床上是一项罪恶。甚至早期的宗教仪式，也是由酋长或国王依卡塞的主教大祭司来举行；婆罗门的僧侣或祭师仅是在这些奉献牺牲的场合中担任助手。在《罗摩衍那》的诗里，一个武士激烈地反对将出诸战士名门、矜持无比的新娘许配给衣衫褴褛的祭师与婆罗门僧侣。耆那教（Jainism）书里承认武士的领袖地位。佛教的文献里，竟称婆罗门僧侣出身低贱。即使在印度，一些事物也有了改变。

由于战争之后是和平，由于宗教解答了农业上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因而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渐渐增大。祭典繁复，故婆罗门僧侣在人数、财富与权势上相形增加。他们以青年的导师与种族历史、文学与法律的口头传布者的身份，依他们自己的想象，慰藉以往，展望将来，灌输对祭师的尊敬意识，进而建立他们这一阶级的尊严，以期在今后的印度社会里具有优越的地位。实际上在释迦时期，他们已经开始与武士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相互责难。释迦对双方的争执也感到相当费解。甚至在那个时代，武士对婆罗门仍没有让步，由武士权贵们创立的佛教与婆罗门之争达千年之久。

在这些少数领导者之下的就是吠舍（Vaisya）。在释迦之前，商人与一般民众同属于一个阶级。首陀罗（Shudra）是由大多数的当地民众组成。最后是无身份的人，或称贱民（Pariah）——没有同化的士著部落、旃陀罗（Chandala）战俘以及受刑罚而降为奴隶的犯人。除去以上四种原有的少数集团外，现今在印度还有4000万最底层的人，印度称他们为“不可触摸的人”（Untouchable）。

印度—雅利安社会

雅利安印度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初期是生活在战争与抢劫中，而后就发展出畜牧、耕种与工艺，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工业革命时代之前，人们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上，主要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切。印度雅利安人饲养牛群，并未曾考虑到它的神圣而加以使用。他们以牛肉充饥，也用一部分来供奉给祭师或神灵。释迦在他年轻时，由于禁欲苦行濒临饿死，可能因一餐猪肉而致死。在《吠陀经》时代他们种植大麦，很显然对稻谷还一无所知。土地由每一村落组织来分配给家庭，但灌溉则共同负担；土地不能售给外来的人，但可赠送给家庭的直系且男性承继者。大多数的人都是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雅利安人视受雇于人为低贱耻辱。我们确信，当时没有地主，没有贫民，也没有百万富翁，更不会有赤贫。

在城镇里手艺盛行，在各自独立的匠人与艺徒之间，于公元前500年竟组成金属工人、木工、石工、皮匠、铁工、编篮工人、房屋油漆工、裱糊工、陶器工、油漆匠、捕鱼人、水手、猎人、捕兽手、屠宰夫、糖果业、理发师、洗发匠、花匠与厨师等的工会组织——这一名单同样也说明了印度雅利安族的生活，是多么充实与丰富。工会裁定内部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夫妻之间的困难与纠纷。货物的价值如现代一样，不仅是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并经由买方的工会来加以评定。国王设有一个专司评价的官吏，他负责检验货物，并算定价格。

贸易与运输已进步到使用马与双轮车的阶段，但小国林立，沉重的税收负担仍是一大问题。河运与海运，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约在公元前860年，船都有相当大的帆和数百支桨，可直航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与埃及。他们贩卖一些印度特产，诸如香水、香料、棉花与丝、围巾与细洋布、珍珠与碧玉、黑檀木与珍贵的石头，以及金银装饰的浮花锦缎。

贸易最初是以物易物，而后用牛来代替通货。正如荷马所称的“牛载来的姑娘”，那时新娘也是用牛换来的。随后就发行了较重的铜制硬币，但仅用作私人之间的信物。那时没有银行，金钱只有贮藏在屋子里，埋在地下，或存放在朋友处。除此之外，在佛教的时代出现了信用制度，各地的商人使用信用状来使交易简便。借贷依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银行法，可获得18％的款项，但期票就很费口舌。硬币使赌徒感觉不便，骰子已经成了文明的要素。国王开设赌场，让百姓聚赌，已成当时的风尚。部分收入归国王所有，这也许是一种不太光彩的规定。

商业道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吠陀印度的国王，犹如荷马时代的希腊国君，并不以从邻邦窃取牛群为耻。希腊历史学家描写的印度像大同世界，人人讲求理性，讼案绝无仅有，人人讲信修睦，故夜不闭户。商业往来，一诺千金，都很真诚。《吠陀经》四大经典之一的《梨俱吠陀》（Rig-veda ）虽然谈到了乱伦、诱惑、卖淫、堕胎与通奸，以及同性恋，但我们从《吠陀经》可以得知，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其实非常纯洁正常。

缔结婚姻的方式包括：武力抢夺、金钱购买和自由结合。自由结合的婚姻被视为不名誉，金钱购买的婚姻比较光荣，被劫成婚最为热衷。一夫（妻）多妻（夫）制的婚姻是被容许的，贵族甚至受到鼓励，能供养多妻是能力的体现。德劳帕蒂（Draupadi，即黑公主）同时嫁给五个弟兄为妻，这说明在叙事诗时代这样奇异的一妻多夫制婚姻（通常的多夫都是属于兄弟）也是相当偶然的事件——这种婚姻存在于1859年的斯里兰卡，并流行在中国西藏的丛山村庄里。这更体现为男人的特权，在雅利安家族里父亲是拥有无上权威的，他对妻子与子女俨然是主子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甚至卖给别人。

虽然如此，妇女在《吠陀经》时代仍享有远超过日后印度妇女所有的自由。她们在选择配偶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宴会与舞会，与男人一齐参与宗教仪式。她们也可以从事研究，并像迦吉（Gargi）一样加入哲学的辩论。如果她是寡妇，她可以自由地改嫁。在英雄时代，妇女似乎失去了一些既有的自由，寡妇的再婚不再平常，深闺制度——妇女的隐居——开始形成，在《吠陀经》时代几乎没有的殉情，也渐渐地风行普遍。《罗摩衍那》叙事诗里的悉多（Sita），成为妇女理想的典范，她忠贞不贰，小心翼翼地顺服着她的丈夫。

吠陀的宗教

入侵的雅利安人在拉加地方发现了印度已知的最古老的宗教，很显然，它是一种精灵与图腾式膜拜，其对象是附着在石头里的各色各样的精灵，栖息在树上、河流里、丛山中的动物，还有天上的众星辰。蛇与蟒都是神怪——年富力强的生殖力的偶像。菩提树是神秘的形迹，代表了对静寂而庄严的树的尊敬。龙神（Naga）、猴神（Hanuman）、牛神（Nandir）以及树神（Yakshas），不断地在古代的印度宗教里出现。由于一些精灵是善性的，一些精怪是恶性的，唯有使用魔术，才能使人们远避这些充斥在自然里的神怪——它们借病痛或癫狂来侵占并折磨人们的身心。因此一些经书里大量掺杂着符咒，一个人为求得子女，避免流产，长生不老，驱避邪怪，安静睡眠，甚至是消除敌害，都必须要背诵咒语。 [11]

在《吠陀经》里，最早期的神灵是大自然，天空、太阳、大地、火、光、风、水与性。爱神道斯（Dyaus）——在希腊是宙斯（Zeus），在罗马是朱庇特（Jupiter）——是最初的天空本身；雅利安语为deva，原意就只是光明的意思，经过演变形成了不少的神灵，这些都被人格化了。例如天变成了父亲伐楼拿（Varuna），地变成了母亲普利特维（Prithvi）。雨神是巴尔加鲁耶（Parjanya），火神是阿耆尼（Agni），风神是伐由（Vayu），暴风是楼陀罗（Rudra），暴风雨是因陀罗（Indra），黎明是乌莎丝（Ushas），田里的沟畦是悉多（Sita），太阳是苏里亚（Surya）、密多罗（Mitra）或湿毗奴（Vishnu）。神圣的苏摩树（Soma），它的浆汁是圣洁的，能使神灵与人都陶醉。它本身也是一个神，一个印度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用它的爽快本质激励人去行善，带给人睿智与愉快，进而使人长生不老。一个民族像一个人一样，一开始有如诗文的瑰丽，最后则如散文般的平凡。正如物之化而为人一样，本质变成了对象，形容词成了名词，诨名也变成了神灵。给予生命的太阳变成了新的太阳神——生命的施主娑维陀利（Savitar），照明的阳光变成了照耀神维婆斯婆特（Vivasvat），促进生命的太阳变成伟大的神钵啰惹（Prajapati），即万物之统主。

有一段时期，在《吠陀经》的诸神里，火神阿耆尼是最重要的。他神圣的火焰将牺牲直送达天堂，他的光亮腾跃天空，他是宇宙炽烈的生命与精神。在万神殿里最普遍的神是暴风雨神因陀罗，他掌握着雷电与暴风雨。因为暴风雨神带给印度雅利安族珍贵的雨，其作用远胜过太阳，所以他们将它看成是家神中最伟大的神。他们作战时，祈求它的雷电来助阵。暴风雨神被描画成有如一位席啖百牛、一饮数池酒的大英雄。他的劲敌是黑天（Krishna），在《吠陀经》里不过是克里希纳部落里的一个地方神。用它的步伐来笼罩大地的太阳神毗湿奴，也是一个较低级的神。这是《吠陀经》给我们的一点宝贵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印度宗教发展的过程。

这些神灵都具有人形，行为有动机，虽然大多是愚昧盲目的。有一位被善男信女所包围的神，竟为了如何接见他们而一再地考虑与沉思：“就这样办吧，啊！不，不是那样。我要给他一头牛，还是一匹马呢？我倒怀疑，是否真正能得到他奉献的苏摩？”有一些神是在《吠陀经》时期的后期才出现的。天神伐楼拿一开始就围绕着天堂，他的呼吸就是暴风，他的衣裳就是天空。他逐渐被他的信徒奉为在《吠陀经》里极具伦理与理想的神灵，他的巨眼环顾世界，惩凶奖善，凡向他诉愿的人，总得到他的宽恕。从这方面看来，天神是所谓不朽定律的监守与执行者。最初这一定律是为了规定与保持星辰在轨道中的行止而创立，之后逐渐变成权力的法则。宇宙的以及伦理的节奏，每一个人必须遵从服膺，如他不驯服而误失迷途，则将被毁灭。随着神灵数目的增多，到底谁是造物之统主就引发了争论。一开始这一主要的角色是由火神来担任，之后是暴风雨神，以后又是苏摩树木神，最后是促进生命的太阳神钵啰惹。印度哲学将世界归因于一个轻举妄动的天父，它这样描写：

他非常苦恼，没有喜乐，一个人孤单单的，没有乐趣。他切望着有第二个人。他确实是由一个男人与女人紧紧相抱而成的一个巨大的人。他使他自己跌成两片，因而有了丈夫（Pati）与妻子（Patni）。因而他自己就像是一半的碎片一样，在他的空间里有了一个妻子。他与她交合。从此人类有了生育。她反问她自己，他既然从他自己生来了我，现在他怎么会与我交合呢？让我躲藏起来吧，于是她变成了一头乳牛，他就变成一头公牛。他确实是与她交配，因此生出牛群来。她变成一匹母马，他就变公马。她变母驴，他就变公驴。他俩的交配成了一项事实，之后就生了壮实有蹄的动物来。她变母山羊，他是公山羊。她是母羊，他就是公羊。他俩同样地交配，因而生了山羊与羊群。自此之后只要是他俩对在一起，就可以生育所有的生物，甚至生下了蚂蚁。他知道了：“我实实在在是造物主，因为由我自己产生出所有的一切，因此才有了众生。”

在这奇异的过程里，产生了泛神论与转生的思想。造物主是与万物合而为一，是与所有事物，与各式各样的生命结为一体。每一形式亦曾一度是另一种形式，仅因为偏见与时间才导致了它们的不同。虽然这一观念曾出现在《奥义书》的哲学论里，但迄今仍未被视为《吠陀经》的一般教义。转生的说法，终被印度雅利安族接受为一项简陋的不朽论的信仰。人死后灵魂要么进入一个永远受惩罚的地方，那是黑暗的地狱；要么升到天堂，去享受世间无穷尽与圆满无缺的快乐。《加塔奥义书》（Katha Upanishad ）哲学论里说：有如谷物供养了人类，但也由人将它再种植出来。

在早期的《吠陀经》宗教里，就而后的证据看来，是没有庙宇与偶像的。祭坛也是像波斯祆教一样，在每一次献牺牲时才重新设立，再用火烧将献品送达天堂。几乎每一个文明的开始，都会发现人类牺牲的痕迹。在波斯，有时人将马火化祭神。一般的祭献多用苏摩汁来做奠酒，并将这浆汁洒进火里。牺牲多被认为属于魔术的誓约，如果能适当地供奉，就可能获得赐福，与奉献者本人行为无关。对这一贯虔诚而复杂的牺牲祭礼，祭师索取相当多的报酬，如没有报酬到手，他们就拒绝念咒——他们的所得必先于神灵的献祭。祭师制订了详细的规定，说明了每一种服侍所需索的报酬——即值多少头牛或马，或是付出多少金子。婆罗门教士写出的《梵书》（Brahmanas ）教义里指令祭师，如献祭的人对雇用的祭师付出了不当的报酬，他们可按规定在暗中给予他们某一种伤害。还有一些规定说明了在生活的各阶段应当举行的适当仪式，以及祭师的工作。渐渐地，婆罗门教祭师变成了享有特权的世袭阶级，因其利用宗教足以控制所有思想与变动，从而掌握了印度人物质与精神上的生活。

类似文学作品的《吠陀经》

梵文属印欧语系，对我们很有意义。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一个文化经过漫长的时间与空间犹能持续不断。梵文、希腊文、拉丁文与英文，它们在数字、家族的称谓与一些联结动词上， [12] 具有惊人的相似。琼斯爵士所说的较希腊文要完整，比拉丁文要丰实，尤其比以上两者都巧妙新颖的古代语言，可能就是雅利安族的语言，它完全与众不同。这一语言尚不为我们所知道，我们只能假定它与早期波斯的方言相接近。《吠陀经》的梵文已成为古典与文学的记号，仅有学者与僧侣才得以掌握。（按梵文，“梵语”，Sanskrit，意即预备的、纯洁的、完整的、神圣的。）在《吠陀经》时代，人们的语言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每一部落各有其雅利安方言。印度永远不会只有一种语言。

《吠陀经》不能确定为何人所著。直到公元前９或前８世纪，印度——或是达罗毗荼——商人从西亚带回一些闪米特文字，近似腓尼基文，从中产生了而后印度的字母。几个世纪以来，书写方面似乎仅局限于商业与事务方面，很少用于文学方面。是商人，而不是祭师，发展了文字。甚至佛教的教规，在公元前3世纪前也没有落实成文字。印度现存最古老的碑文，是一些阿育王的文件。经过了多少世纪，经由手写与印刷，文学与音乐才充满了我们的周遭。当我们发现印度的历史与文学仅通过口耳相传，却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中断，真令我们百思难解。《吠陀经》经典与叙事诗都是一些诗歌，代代相传，全凭背诵。他们并不期望用眼去看去读，而是凭声音去听。就是借这种方法，早期的印度满足了对知识的渴求。

我们对古印度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吠陀经》，但《吠陀经》到底是什么？“吠陀”（Veda）一字的意义是知识，是一部学问的书籍。这一经典被早期印度人用来研究神圣的学问，正如《圣经》一样。在收集的编辑与分类上，没有比这部经典更晦涩不明了。在这些经典里，唯一现存的，即如下所示：

1.《梨俱吠陀》

2.《娑摩吠陀》（Sama-veda ）

3.《夜柔吠陀》（Yajur-veda ）

4.《阿闼婆吠陀》

每一经典内又分为：

第一篇《曼怛罗》（Mantra ）——赞美

第二篇《梵书》——祭师僧侣所用的祭式、祷告与符咒典范

第三篇《阿兰亚书》（Aranyaka ）——为隐逸圣哲的“山林文”（forest-texts）

第四篇《奥义书》——哲学家的密谈 [13]

其中只有一部经典不是宗教、哲理或魔术，而属于文艺作品。《梨俱吠陀》是一部宗教名诗选集，包含1280首圣歌或赞美诗，对象是印度雅利安人信奉的所有神物，如日、月、天、星、风、雨、火、黎明、土地等。 [14] 其中极大部分实际是对牲畜、五谷与长寿的祈愿，极小部分够得上文艺的水准，少数的赞美诗歌已达流利与雄美。有一些是单纯而自然的诗文，如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首赞歌惊叹着白色的牛奶竟来自红色的乳牛。另外一首不了解为什么太阳一下山后，竟没有一直掉落在地上。又有一首问道许多的河流流入海洋，为什么海洋永不会填满呢？有一首挽歌是用死亡论的体裁，悼念一个阵亡的伙伴：

我从死者手中取下了挥动的弯弓。

借它带给我们统治权与光荣。

你我天人远隔，充满了英雄的事迹，将摧毁来自所有敌人的袭害。

进入大地的内部，投入母亲的怀抱，她是多么的深远，极度的丰实；宽宏仁爱的物主，求你永葆如羊毛般柔美的青春，永远不辍。

呵！大地，尽情开放吧！不要让重压加诸我身，助我、扶我轻易行进。

有如慈母怀抱中护藏的孩子，安全无虑，啊！大地！

另一首诗记述人类第一对双胞胎，一对双生的兄妹亚马（Yama）与亚米（Yami）之间的坦白对话。亚米唆使她哥哥不要顾及符咒里神的禁令与她同居，并保证她所希望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人种。亚马以高度伦理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她使尽诱惑，最后呼他为弱者。这一故事没有结局。我们仅能从客观的证据来加以判断。诗文最崇高的部分是一首令人惊异的万物赞美诗。有一首甚至极具怀疑意识的巧妙泛神论，竟出现在最具宗教意识的民族最古老的书籍里：

既非有，亦非无；悠悠苍天一无所有，太空苍穹无极渺茫。

覆盖何物？遮蔽何物？掩饰者何？

水深无底，何其神秘？

并非死亡，亦无永生不朽，日夜之间并无限界。

唯凭一息尚存，否则自甘死亡，生存于无有之乡。混沌初开，一片漆黑。海际无光，朦胧深奥。壳里胚胎，生灵来自酷暑。首获爱顾之隆，有如春回大地——更在诗人心中表露无遗。

迷茫于造物与非造物之间。是大地抑或太空出现光亮。普及万物？

种子播下，神力继之——在下覆万物，在上具威力与愿望。

谁知此中隐秘？谁来揭露其奥妙？

万象众生从何而生，从何而来？

众神灵自己随后出现，谁知此一伟大造物主来自何处？他是来自所有伟大造物主所来之处。

是随意愿，抑或尽在不言中。

至高无上的先知是在最高的天堂，

它洞悉一切——即使偶然他有所不知。

以上这首诗所提的问题只能留待《奥义书》的作者来答复。

《奥义书》哲学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在全世界没有一门学问能如《奥义书》经典那样有益与高尚。它曾慰藉了我的一生，使我死也瞑目。”这里除了一些埃及的普塔霍特普伦理断简残篇外，包含人类现存最古老的哲学与心理学理论，是人们为了去了解心灵与世界以及他们相互的关系而付出惊人的巧妙与耐心的结晶。《奥义书》与荷马一样古老，又像康德，仿佛是现代的。

Upanishad这一字是由Upa（接近）与Shad（就座），两词合成。“接近教师而坐”这一句话表示师傅将他的看家本事秘密地传授给他最喜爱的弟子。这里有108种论著，是在公元前800到前500年间，由各圣哲与贤达所集成。其所代表的不是一种有系统的哲学，而只是圣哲的意见、教训与印象。在这些作品中，哲理与宗教意识仍然融合不分，以求对万象事物的本质有所领悟。作品中充满了荒唐与矛盾，偶尔也像黑格尔学派一样，讨论一些沉闷的问题，有时提出一些有如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医治疣肿般的怪诞无稽的处方，有时又提出一些在哲学史里最深奥的思维来感动我们。

我们知道不少的作家名字，但对他们的生活，除了偶尔在他们的著作里有所表露外，其余一无所知。这中间最生动闪亮的是男性的祭言（Yajnavalkya）与女性的迦吉，这位女性是最早期哲学家里的奇葩。祭言具有犀利口才，他的教师将他视作危险的改革家，他的后代将他的学说作为毫无瑕疵的正教的柱石。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设法离弃他的两位妻子，以求变为一个隐居的贤哲。由于他的妻子玛特逸（Maitreyi）的请求，他不得已只能带着她。从此我们得到一些强烈的感觉，而这一强烈的意识也正是印度历经千年对宗教与哲学的穷追不舍的表现：

之后祭言又想出一种生活方式，祭言对其妻玛特逸说：“我将离开邦国去异地漂泊，为你与加亚亚里（Katyayani）去寻求一个最后的居所。”玛特逸答称：“如果现在全世界充满了财富，都属我所有，我将能因此永生不朽吗？”祭言说：“这是不可能的！经由财富去求永生不朽，是毫无指望的。”玛特逸又说：“既不能拥有财富而永生不朽，则我将如何求得永生不朽呢？请就你所知，给我解说明白吧！”

《奥义书》论说的全是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的神怪离奇。诸如我们从哪儿出生？我们住在哪里？以及到底我们往哪里去？“啊！你们这些知道婆罗门神灵的，告诉我们吧！我们该听从谁的支配……是否是时间，或是自然、必然、机缘；抑或四行（地、水、火、风）算是本原；抑或是叫他原人（Purusha），至高无上的神明？”众多的印度人，他们不要百万财富，而只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在《奥义书》里，我们读到一个国王，放弃了他的王国，去到森林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清心寡欲地去求领悟与解决宇宙的疑难。经千日的苦行后，一位“通晓灵性”的贤哲来见他，国王说：“你是知道真实自然的人，求你告诉我们。”贤者提示他说：“选择其他的欲望吧。”国王仍坚持着他的意见，他声言情感的激变背逆了生活和对投生的恐惧（在暗中流行，并充斥了印度所有的思想）：

先生，在这臭味的不牢实的躯体内，是骨骼、皮肤、筋肉、骨髓、肥肉、精液、血液、黏液、泪水、鼻涕、尿水、粪便、肠气、胆汁与痰的集成体，欲念的获得究竟有什么好处？在这躯体里，那些是为欲念、怒火、贪婪、幻想、恐惧、沮丧、妒忌、生离、怨结、饥饿、口渴、衰老、死亡、疾病、忧愁与喜爱所苦，欲念的实现，有何可乐？我们眼见，世界有如蚊蚋、蚊蝇般衰退，有如草芥与树木般长成与凋谢……在其他的事物中，像海洋的干涸、顶峰的坍落、北极星的移位……大地的陷落……诸如此类生存的循环，欲念的追求究竟为何？当一个人一生为欲念而生，是否最后又眼见他再回归大地呢？

《奥义书》的贤哲，教授他们学生的第一课就是智能的不正确。这样虚弱的脑子，只不过一块结石大小，竟向望着去了解既复杂又无极的片落空虚？智能并不是一无所用，它有它的适当地位，当它去处理各种关系与事情时，它对我们很有用。但如面对永生、无限或事物的本质，它怎能支吾其词呢！当真实透过表象悄然出现，与所有的良知涌现时，我们需要除去意识与理性以外的其他感知器官。自我（或是世界的灵性）并非来自学习，来自天才，以及大量的书本知识……让一个婆罗门教徒来否定学习，而变成一个孩子……让他不必去追求语言，因为那仅仅是白费口舌而已。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最高度的了解即是直接地理解，立即洞察；又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直觉、心灵内向的观察是尽量地求其审慎与接近，是外来意思进入之门。有自知之明的婆罗门神灵深入了意识的初始，故能转为外向。因此人们只看见了外貌，并未深入它的本身。一些聪明的人闭了双目而向往永生不朽，方才领会朦胧的自我。

如果向内看，一个人发现不了什么，只能证明他反省正身。因为如果他早期夭亡，他并不需要去寻求他自己的神。在发现真正的自我之前，一个人必须将他所有的歹念与恶行、所有身体与灵魂身上的骚乱全部除去。经过两周后，一个人必须绝食，仅饮少量水。如此则内心由饥饿而致平静与沉默，理性亦趋明晓与沉静。精神因此稳定而自我觉察，对浩瀚似海的灵性来说，亦不过部分而已。最后自我的意识解脱，出现了合一与真实。从纯一的内向观察，并非观察者所见的个人自己。而个人自己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思维与心智的状态，只是从内心所察觉的人的躯体而已。人们所寻求的是尘世的灵性（Atman） [15] ，是人群里的小我，万灵里的灵鬼，即是当无我浸润在绝对无形中时，竟忘却我们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学理的第一阶段，我们自己的本质，不是我们的躯体、内心或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而是无声无形深深存在我们体内的尘世灵性。第二阶段是婆罗门神 [16] ，一个充满了无性、 [17] 非人性的、万合的、基本的、实有的尘世本体，“真正的实在”，“非人生的不朽与不死”，有如尘世灵性；一个在身后、脚下与顶上掌控所有能力与神灵的力量：

维达沙克亚（Vidagda Sakayla）问祭言：有多少位神灵？他回答说：在万神颂赞里所有的神灵，有303个，与3003个。

到底有多少呢？维达沙克亚再问。

33个。

是的，真正是多少呢？

6个。

是的，到底是多少？

2个。

是的，到底是多少？

1个半。

是的，最后是多少？

1个。

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部分，尘世灵性与婆罗门神灵合而为一。在我们内心（非个人的）灵魂或力量与具有非人性的尘世灵性同为一类。《奥义书》不厌其烦地将这一学理深深刻入弟子的脑海。在各种形式与无形之后主体与客体结合为一。在否定个别化真实的人类，与万物之体的造物主（God）同为一体。一位教师在一篇著名的谈话里作这样的解释：

“从那边带来一个无花果。”

“先生，在这里。”

“将它切开来。”

“先生，切好了。”

“在那里你看到了些什么？”

“先生，相当漂亮的种子。”

“将当中的一粒，分开来！”

“先生，分好了。”

“在那里你看见了什么？”

“先生，什么也没有。”

“的确，好孩子，你没有察觉到那美妙的小实体吗？正是一株巨大的树木，从它而长出。孩子，相信我，这一极美妙的小实体，也就是整个尘世，它所具有的灵性，那就是本体。那就是尘世的灵性。”

“先生！你愿意再让我了解一点吗？”

“就是这样了！孩子。”

这就是尘世的灵性。婆罗门神灵与他们综合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也就是《奥义书》的本体。还有其他许多的教训在这里也能学到，但都是一些次要的。在这些论说里我们已发现对投生转世的信仰， [18] 并渴求解脱肉体转世的锁链。毗提诃（Videha）的国王遮那竭（Janaka）请求祭言告诉他，如何可以免去再生。祭言将瑜伽术（Yoga）详细地告诉他：以苦行与禁欲来除去所有的欲念，这样人就可以除去个别的部分，而与尘世的灵性结合在极乐的世界里，这样就可以逃避再生。此形而上的理论使国王信服，国王回称：“阁下，我将把维哈斯国呈献给你，而我自己亦愿为君之奴仆，听君使役。”祭言向信徒所许愿的是一个玄奥的天堂，在天堂里没有个人的意识，仅有的是一个专一的本体，一些与大一体暂行分离的部分的再结合。“犹如奔流的河川入海即逝，亡名去形，而智者去名隐身，与世无染遁入空门。”

像这样的人生学理将不会为西方人所接纳，他们的宗教是渗进了政治与经济规条的个人主义，但是他们对具有哲学的印度精神的惊人持续性深表诧异。我们将发现《奥义书》的哲理，这一独到的学说，这一神秘而非人性的永生不朽，一直支配了从佛教到甘地、从祭言到泰戈尔的思想。到现代，它仍存留在印度，有如《新约》之于基督教般的不断被奉行与尊敬。甚至在欧洲与美洲，这一神异的通神论仍争取了万千信众，从孤寂的妇孺与劳碌的男人，到叔本华与爱默生。谁会想到，美国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哲学家也会对印度的个人仅是一个幻觉的信仰提出一项完整的解释。以下是一切众生之父梵天的短文：

梵天

如果血腥的杀人者以为他是在杀人，

被害的人以为他是被谋杀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巧妙的方法，

我保有、传递并转换了它们。

远隔或忘掉了我几乎相似；

阴影与日光，合而为一；

隐去的神灵，对我是显现；

而一个对我来说，是羞辱也是声名。

他们归咎的邪恶，远离我去，

当你飞翔，我即是两翼；

我是怀疑者并不断地怀疑，

我也是婆罗门祭师所歌唱的赞美诗。

注释

[1] 本书原著问世时，印度尚未独立。——译者注

[2] 目前印度人口已超过12.7亿。

[3] 就欧洲人来讲，从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大约在公元前302年，曾向希腊人描述印度）时代至18世纪，印度实在还是一个充满奇异与神秘之地。马可·波罗曾含糊地描绘她的西陲毗邻，哥伦布为抵达印度，无意中竟发现了美洲，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为发现她而绕过了非洲，商人则贪得无厌地说“印度群岛的财富”。然而，学者却荒废这一富矿，几乎从未动过她！荷兰传教士阿伯拉罕（Roger Abraham）首以《走向隐藏的异教世界》而成为“垦荒”的先驱；英国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以他的戏剧《奥朗则布》（Aurangzeb ）（1675年）显露欧洲知识阶层对她的关注；澳大利亚僧侣巴托洛梅奥（Fra Paolino de S. Bartolomeo）以梵文语法和一篇论印度文化的文章，将我们对印度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789年，印度学专家琼斯爵士以翻译印度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的剧本《沙恭达罗》而崭露头角。这个译本于1791年再被译为德文，诗人赫尔德、歌德及全部的浪漫运动（他们希冀发现东方的神秘，但后来在科学方法与西方的启蒙运动笼罩下，这个运动无疾而终）深受这个译本的影响。琼斯曾宣称梵文与欧洲语言有“姑表”之亲，吠陀印度人（Vedic Hindus）也与欧洲人有血统关系，这震撼了整个学术界，并且几乎产生了比较语言学与人性学。1805年，柯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的论文《论〈吠陀经〉》，向欧洲介绍这一印度文学的古老作品，同时，法国学者安基提尔·杜佩隆译自波斯文《奥义书》一书的译本，使得谢林与叔本华爱不释手，尤其是后者，竟声称在他一生中从未读过像这样玄妙的哲学。一直到法国哲学家比尔努夫（Jean Lavius Burnouf）的论文《论巴利文》（Essai Sur lepali ）问世后，佛教这一个思想体系，才为人所知。比尔努夫与其门人缪勒（Max Müller）在法国与美国，分别激励学者，唤起慈善家，而使得所有的“东方神圣经典”的翻译成为可能。而戴维斯（Rhys Davids）更进而将他的一生奉献给对佛学的研究。由于这些辛勤的努力，我们才稍稍开启了解印度之门。我们对她的文学的有限认知，正如同查理曼大帝时代欧洲对希腊与罗马文学的了解。今天，在“开垦”的热潮中，我们大肆夸大这些新发现的价值。一位欧洲的哲学家相信：“印度的智慧是既存智慧最深奥者。”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更说：“不论在欧洲或美洲，我从未见过能与今日印度的诗人、思想家及群众领袖相媲美的人物。”

[4] 有关Indian一词，在本书里代表着一般的用语，印度人（Hindu）这一词是一种变体，偶尔使用也代表着同样的印度，这是波斯与希腊一般的习用词。但为避免混淆，Indian将用于较晚近与较严格的意义上，而仅指代接受当地信仰的印度居民。

[5] 这一词来自“右手”（dakshina），其次的意义是“南方”，因为印度的南部信徒面向东方的日出，他的右手方面为南。

[6] 这些相关联的事实可在摩亨佐—达罗找到。在这里，发现了与菲律宾的拉加（Naga）、美索不达米亚南方的苏美尔，尤其是基什所发现的相似的印章，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蛇头印章亦可提供相关佐证。在1932年，亨利·富兰克弗特（Henri Frankfort）博士在巴格达附近泰勒艾斯迈尔（Tell al-Asmar）地方的巴比伦－埃兰人村庄的废墟里发掘出一些陶器的印章与锤薄了的金属片，经他的判断与马歇尔爵士的认可，这些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从摩亨佐—达罗地方进口的。

[7] 麦克唐纳（Arthur Anthony Macdonell）相信这一令人惊奇的文明系来自苏美尔；美国探险家霍尔（Charles Francis Hall）以为苏美尔文明来自印度；英国考古学家伍莱（Sir Leonard Woolley）认为苏美尔与早期的印度人是从接近伊朗东南的俾路支的共同的祖先与文化遗传下来的。调查家又遭遇了一项事实，就是在巴比伦与印度发现的相似印章是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最早阶段（苏美尔前期），但又属于印度文明最晚近的阶段——这说明了印度文明发展的情况。美国考古人类学家柴尔德（Vere G. Childe）作出结论：“在公元前4000年的末期，埃及中部的阿拜多斯（Abydos）、苏美尔的乌尔或摩亨佐—达罗的‘物质’文化，可与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任何中世纪城镇分庭抗礼……经内部建筑、印章雕刻以及陶器刻画的鉴定，这一阶段的印度文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是在巴比伦之前还是印度文明的晚近阶段，却已可在较早的时代里居于领先地位了。是否原始苏美尔文明不是由巴比伦当地发展出来，而是吸收了从印度来的成果呢？如果是的话，苏美尔文明本身就来自印度，抑或来自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地方？这些使人迷惘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但它也提醒了我们：由于我们对人类的无知而没能认识到，一种文明可能起源于文化已得到确实发展的较晚近的阶段。”

[8] 最近在印度南方大城迈索尔的吉德勒杜尔加（Chitaldrug）附近掘出埋藏有六层的文化品，它们是在石器时代的一些用具以及用几何形象装饰的陶器品，属于公元前4000年，距今有6000年之久。

[9] 有学者认为雅利安一词是来自雅利安语的字根ri-ar，意为耕地。从这一说法看来，雅利安原来的意思并非高尚人士，而是农人。

[10] 我们在小亚细亚雅利安赫梯族（公元前1900—前1200年），在公元前14世纪初期与美索不达米亚西北的米坦尼王国缔结的条约里，发现一些典型的被提到的吠陀神灵如暴风雨神因陀罗、太阳神密特拉以及天空父神伐楼拿；相当特殊的吠陀祭礼里的饮索拉（Soma）神水，亦曾多次地出现在波斯祭礼内。我们的结论是：米坦尼、赫梯、巴比伦的凯赛（Kassite）、波斯的栗戈（Sogdian）、亚洲西部奥都库斯山的大夏、伊朗西北部的古国米底亚、波斯以及入侵印度的雅利安等民族，都是一个已经混杂的“印度—欧洲人种”世系的旁支，这些民族都是从里海沿岸向各地移民而来的。

[11] 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 ）里有妇女驱逐她们的劲敌或使劲敌不能生育所使用的符咒。在《奥义书》里甚至有强奸妇女的符咒。

[12] 英文的one、two、three、four、five，梵文是ek、dwee、tree、chatoor、panch，拉丁文是unus、duo、tres、quattuar、quinquo，希腊文是heis、duo、tria、tettara、pente。（quattuar变为four，与拉丁的quercus变为fit同。）或是英文的am、art、is，梵文是asmi、asi、asti，拉丁文是stum、es、est，希腊文是eimi、ei、esti。至于家族称谓，德国语言学家格林姆（Jakob L. Karl. Grimm，1785—1863年）的规则（凡是子音群由于不同人称的习惯母音的不同，因而形成的变动）启示我们所用的语言与梵文有惊人的近似关系，这一规则在多数的情况下可以归纳如下：

1. 梵文的K（如kratu，力量）与希腊文K（kartos，力气），拉丁文c或qu（cornu，角），德文h、g或k（hart），英文h、g或f（hard）等相同；

2. 梵文g或j（如jan，产生）与希腊文g（geno，人种、竞赛）、德文ch或k（kind，孩子）、英文k（kin，血统）等相同；

3. 梵文gh或h（如hyas，昨天）与希腊文ch（chthes），拉丁文h、f、g或v（heri），德文k或g（gestern），英文g或y（yesterday，昨天）等相同；

4. 梵文t（如tar，横过）与希腊文t（terma，最终）、拉丁文t（terminus）、德文d（durch，通过）、英文th或d（through，通过）等相同；

5. 梵文d（如das，十）与希腊文d（deka）、拉丁文d（decem）、德文z（zehn）、英文t（ten）等相同；

6. 梵文dh或h（如dha，位于）与希腊文th（ti-the-mi）、德文t（tun，do）、英文d（do，deed）等相同；

7. 梵文p（如patana，羽毛）与希腊文p（pteros，羽翼）、拉丁文p（penna，feather）、德文f或v（feder）、英文f或h（feather）等相同；

8. 梵文bh（如bhri，背负）与希腊文ph（pherein）、拉丁文f或b（fero）、德文p或f或ph（fahren）、英文b或p（bear，birth，brother等）等相同。

[13] 这只是许多可能的资料区分的一种。再加上包含在《梵书》与《奥义书》里的“加入”注释，印度的学者经常将《吠陀经》里包含几篇以警句方式的短篇注解的结合品，称之为Sutras。这些因为不是直接来自天堂，故具有一个古代传统的高度权威，许多部分都简陋得难以理解。它们更便于学生记忆，因为他们不用书写，专靠记忆。

至于这些诗文、神话、魔术、祭典与哲学等的著作人与时间，没有人能说出来。虔敬的印度信徒相信这经久的每一个字都富有神意，并告诉我们，这是伟大的神明梵天亲自用他的手写在金制的叶子上。这就是一种不能反驳的观念。基于他们炽热的爱国心，各地的土著领袖共同为这些诗歌确定了它的年代，是从公元前6000年至前1000年。而这些资料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间所收集与整理出来的。

[14] 它们一般是由每四行一节的诗文组合而成。每行有五、八、十一或十二个小音节，其数量亦不同，但最后四小音节经常是两个长短格韵，或一长短格韵与一扬格韵组成。

[15] 这一词不知由来何处，它的原意显然是呼吸，有如拉丁文Spiritus，之后成为重要的本质，最后便成了灵性一词。

[16] 婆罗门用之于此，其意义是非人性的尘世灵性，与更具人性的众主之主梵天（Brahma，印度三位一体的神灵之一）有区别。婆罗门意味着祭师阶级。这一区别并非一直如此，有时梵天也具有婆罗门神的意念。

[17] 印度的思想家提出最初的神人同形同体论学说。甚至在《梨俱吠陀》经内较晚近的赞美诗里，这至高的神明同样也用“he”或“it”来称谓。这是为了显示他超乎性别之上的特征。

[18] 第一次出现在《百道梵书》（Satapatha Brahmana ），在里面重复出现的出生与死亡，都被认为是神灵给予罪恶生命的一项惩罚。许多原始部落都相信灵性可能由一个人转移到一个动物的身上，同样亦可能再转回到人身上来。这一观念在雅利安族前期印度的居民里，可能就是转世投生的基本信条。

第二章 佛陀

异教

甚至在《奥义书》的时代，也有怀疑者不断出现在《奥义书》中。有时贤哲嘲笑祭师教士，如《歌者奥义书》（Chandogya Upanisad ）将正教时代的祭师比喻为一群狗的队伍，每只狗拉着前面狗的尾巴，并虔诚地说：“ [1] ！让我们吃吧！唵！让我们喝吧！”《奥义书》宣称没有神灵，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转世投生，没有尘世；《吠陀经》与《奥义书》哲学论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作品；那些观念都是幻想，所有的词句都不真实，即使事实上毗湿奴神与狗并无不同，但人们都为神灵与庙宇以及圣者的如簧巧舌所蒙蔽。另外有一个关于毗卢遮那（Virocana）的故事，说他以一个信徒身份与至高的太阳神本尊同住一起达32年之久，并在他那里接受了不少的教训，如“自我的本尊是解脱了邪恶，长生不老，无死亡，无忧虑，不饥不渴，他所唯一的欲望是真实”，然后又忽然地转回到尘世，并将这一令人骇异的学说传播开来说：“一个人的本身在尘世里是会使他快乐的。一个人的本身是会被祝福的。他在尘世里使自己快乐，也祝福他自己，因而得到这一世与来生的尘世。”大概正是这些坚持他们国家历史的善良僧侣，带给我们一点有关印度神秘与虔敬的一致的意见。

事实上，在释迦之前，较不被重视的一些印度哲学界人士，对一些圣哲想象中的婆罗门神灵所具有的形象并不是一味的信服。从发掘出来的古物，我们发现他们轻视所有的祭师僧侣，怀疑所有的神灵，并对非已统派（Nastiks）、无言者和持怀疑论者亦不予宽恕。不可知论者散若耶（Sangaya）对死后的生命既不接受，也不否定，进而怀疑在学问上的可能性，限制哲学对宁静的追求。迦叶波（Kashyapa）拒绝接受伦理的特性，并告诉人们说：灵性是顺服机会的奴隶。瞿舍罗（Maskarin Gosala）主张命运可以决定一切，不管人类的德性如何。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asakambalin）要让人决定于地、水、火、风，并说：在分解人的肢体上愚蠢与智慧都是一样，在被肢解、消灭、死后还有什么不同呢？《罗摩衍那》叙事诗的作者在加巴利（Jabali）身上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怀疑论者，并嘲笑罗摩（Rama）为了守誓言而拒绝了一个王国：

加巴利，一个有学问的婆罗门祭师，一个巧言的诡辩者，就信仰、法律与职责的解释，向阿约提亚（Ayodhya）年轻的王子说：

“罗摩，为什么一些无益的格言会蒙蔽了你的心，拘束了你的意志，格言使简单而又无思想的人误入歧途……”

啊！我为触犯伦理的人哭泣，他竟为渎职屈膝。

牺牲了这些珍贵的享受，直到了此残生。

神灵与天父的牺牲品，是空寂无闻。

为神灵浪费了食品！我们的虔诚尊敬也不是为了天父；

供奉一神，能否颐养他人？

狡猾的祭师伪称格言，并徇私地说：

“准备供献，忏悟罪行，抛弃尘世财富，虔诚祈祷！”

此后一无所有，罗摩！没有希望，更无人间的信条；

及时行乐！驱散这些既穷困又空白的幻想吧！

当释迦长大成人后，他发现哲学上的争论充斥于庭院、街市以及印度北部的山林之间，多半是趋向于无神论与物质论。晚近的《奥义书》哲学论丛与最古老的佛教徒书籍，尽是这些人的参考资料。一个人数众多的游说诡辩阶层——Paribbajaka，或是游浪者——利用每年适于游历的时候，逐地游历，寻求授徒或在哲理上发现对敌。他们有的教授逻辑以为求证事物的艺术，并以此赚得“爱讲小道理”与“巧言令色者”的头衔，其他的人说明神灵不存在，道德并非习惯使然。大批群众听他们的解说与争论，宽敞的亭院为他们而建设，有时王公们对这些参与争论而获胜的辩士，加以奖赏。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思想自由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术竞存。

这些诡辩家并未给我们带来多少有益的教化，他们的形象大多是经由劲敌的恶骂酷评而得以保留下来。在这些人当中最早出现的是祭主仙人（Brihaspati），但他的怀疑论经书已经被毁弃了，残留的也只有一首诗，公开抨击僧侣祭师：

没有天堂的存在，没有最后的解脱，

没有灵性，没有其他尘世，也没有阶级的祭式……

这三重的《吠陀经》，三重的克己，

尽是忏悔的尘土与灰烬！

这些为人们赖以求生活的方式

缺少了智能与男性的雄伟……

当变为尘土，肉体能否重回大地？

如一幽灵能经过其他尘世，

为何不具有强大影响，

是否为了眷恋尘世，诱他反顾？

耗费的葬礼，是为慰藉死者，

一些生活方式，亟待策划。

借僧侣祭师的诡诈，不会再多……

生活既要忍耐，何不轻易度过。

善保愉快；纵使告贷亲友，

亦当一饱口福。

除去诡辩家外，还出现了一些唯物论学派，其中之一名叫查瓦卡斯（Charvakas）。他们讥笑《吠陀经》是神揭露的真理，他们争论道：真理一词将永不为人所知晓，只有用意识去领会。甚至理性也不被信服，因为每一个结论是依据它的确实性，并不仅由于它的真实观察与正确理性。就此一点，诚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可能根本就没有真实。查瓦卡斯说，意识所不能理解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灵性是一个幻觉，而尘世的灵性是欺人之谈。我们并没有在经验或历史里观察到，存在于尘世当中任何超自然能力的存在。所有的现象都是自然的，唯有傻瓜才会想到它们是精怪或神灵。物体是一个实质，心智也仅仅是物体在思想。身体是原子的结合体，身体有感觉、视觉、听觉、思想。“谁又看见过灵魂离开身体，单独存在呢？”没有永生不朽，也没有转世再生。宗教是怪诞不经的事，一种病症，或是一项欺骗。使用一个神的假说来解释与了解世界，根本就是无济于事。人们对于宗教的需要，乃是因为感到迷失与一种不安宁的空虚。伦理道德也是属于自然界的，它是社会的惯例与便利，并非是神意的命令。自然并无好与坏、善与恶之分，正如太阳不分歹人与圣哲，一样地照射光亮。如自然有了任何的伦理道德本质，它就超越了永生不朽。用不着去管治本性与情欲，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指令。德性是错误的。生活的目的是生存下去，唯一的智慧就是快乐。

这一革命性的查瓦卡斯哲学到了《吠陀经》与《奥义书》哲学时代，即告终止。它削弱了婆罗门僧侣祭师在印度人心目中的控制力量，并在印度的社会里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亟待一个新宗教的产生。但这些物质论者将他们的工作做得相当彻底，致使这两个起而取代旧《吠陀经》信仰的新宗教，可称为是完全的无神论宗教，是对无神的皈依。两者属于非正统派，或称为虚伪主义的运动，是出于刹帝利武士阶级的人们对僧侣祭师的仪式主义与学理的整合，而不是来自婆罗门的祭师。由于耆那教与佛教的来到，印度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筏驮摩那与耆那教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根据传说筏驮摩那［Mahavira］的时代是公元前599年至前527年；但雅各比［Hermann Georg Jacobi］认为是公元前549年至前477年较为接近事实），在现在印度的比哈尔省，当时叫梵沙利（Vaishali）城的郊区，离车人（Lichchavi）部落一个富有高贵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双亲虽然富有，但他们受异教影响，认为再生是一种天罚，而自杀是受惠的特权。当他们的儿子到了31岁那年，他们竟自愿以饿死来结束他们的生命。这年轻人深受刺激，脱离俗世与一切原有的生活方式，脱去身上的衣裳，流浪在西部的孟加拉，过着苦行生活，寻求自身的洁净与领悟。经过了13年的自我克制生活，他被一大群弟子高呼为Jina（渡律者）——一个伟大的先师。他们相信生命轮回的学说，并用以启发印度人。他们重新为他们的领袖命名为筏驮摩那，或伟大的英雄。由于这极特殊的信念，他们自己取名叫Jains（耆那）。筏驮摩那组织了一个由独身的教士与尼姑构成的体系，当他死时，享寿72岁，拥有1.4万个信徒。

这一教派渐渐地发展成一个在所有宗教历史里最奇异的学术集团。他们以一个实在论逻辑开始，将知识看作是局限在相对与短暂之中。他们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真实性只体现于单一的论点，若从几个观点来看，就可能是假的。他们喜欢用一个故事——“盲人摸象”来加以说明：６个盲人去摸象，摸着象耳的人说，象是一个极大的鼓风扇；摸着象腿的人说，这动物像一个又圆又大的枕头。由此说明，所有的判断都是有限而有条件的，绝对的真实只有从救世军或耆那教那里才有。《吠陀经》亦无用武之地，如果仅是为了没有神的缘故，他们也不为神而激动。耆那教人说没必要去假设一个造物主。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拆穿，用一种不是生就的造物主，或没有缘由的显现来作假说，正如对一个没有原因或不是生就的世界，难以了解一样。宇宙的存在是由于所有的永生不朽，它的无限的变动与旋转是由于大自然的固有力量，而非精灵的干涉。

在印度这个大环境里，他们没有始终坚持这一大自然的定律。耆那教曾经一度清扫了天上的神灵，但不久就在耆那的历史与传说中充斥了一些神灵的圣者。他们膜拜与虔诚信奉的这些圣者，在他们看来是同样地投生转世与死亡，并无任何的尘世造物主或统治者的意识存在。耆那的物质论者承认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双重的本性，一是精神，一是物体，所有的东西，即使是石头与金属，都具有灵性。任何灵性只要是在善行的生活里，就变成一个超然的灵魂或是最高梵（Paramatman），并暂时地免去了转世投生。当他的奖励相等于他的善行时，就再生为血肉之躯。唯有最崇高与最完整的精神才能达到全部的“解脱”，这就是阿罗汉（Arhats），或称为超然的统主。他们生活在有如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极乐的神灵生活的遥远阴影边缘，暗中影响着人们。

耆那教的人说，通往解脱的道路是循苦行悔过与完全禁用暴力——节制对生物的伤害。每一个教徒的苦行必须要做五次誓愿：不伤生、不倒睡、不强要、守慈善、戒绝外界的享乐。他们以为感官的享乐是一项罪行，最理想的是苦痛与快乐不分，并与外界事物完全隔离。耆那教禁事农耕，因为翻耕土地必伤害成虫与幼虫。善良的耆那教人连蜂蜜也不吃，因为它是蜜蜂的生命；禁饮水，因饮水会将潜伏在水中的生物消灭；漱口小心翼翼，担心吸进并杀死空气中的有机体；呼吸也小心翼翼，不让飞虫进入肺；在走路时，先将前面的路扫净，以免践踏了一些生命。教徒绝对不能杀害动物或将动物拿来作牺牲。甚至，他会为衰老或受伤的兽类建造医院或养老院。他唯一能杀害的生命，就是他自己。这个学说允许自杀，尤其是慢慢地饥饿至死，因为这是精神超越了为盲目的意愿而生存的一大胜利。许多耆那教徒都是这样死去，一些教派的领导人物据说直到今天，都是以自行饿毙来了此一生。

一个基于如此玄妙的对生命加以怀疑与摈弃的宗教，可能会在一些生活经常艰苦的国家内，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甚至在印度，它的极端苦行主义也限制了其吸引力。耆那教信徒人数一直极少，虽然玄奘发现他们在7世纪时人数又多，权势又大。但在他们静寂的经历里，这多半是一个已成过去的高潮。约在79年，因为裸体的问题造成了一次大的教派分裂。从那时起，耆那教就分裂为所谓的穿白袍的白衣派（Shwetambara）和裸体的天衣派（Digambara）。这两派又曾进一步地分裂，天衣派分为四派，白袍派分为四至八派。这两派在3.2亿人口中只有130万教徒。甘地曾经受了耆那教的强烈影响，他接受“禁止伤害”（ahimsa），而把它当作生活与政策的信条，满意于一袭腰布为衣，也倾向于饿死自杀。如今耆那教徒仍称他为他们的渡津者之一，是一个伟大精灵的转世。此精灵定期地用他的肉体来救赎尘世。

佛陀的传奇

历经2500年之久，由于经济、政治与伦理等而唤起的有如耆那教与佛教那样的苦行与消极，很难被今人了解。雅利安族在统治印度后，无疑带来了不少物质上的发展：大的城市如华氏城（Pataliputra）与梵沙利业已建立，工业与贸易促进了财富，财富产生了悠闲，悠闲发展了学问与文化。印度的富裕产生了公元前7世纪与前6世纪的享乐主义（epicureanism）与唯物主义。宗教在丰盛荣华之下并不兴旺。如同孔子时代的中国以及普罗泰哥拉时代的希腊，释迦时代的印度，因古老宗教的衰颓产生了伦理的怀疑论与道德的无政府主义。 [2] 虽然耆那教与佛教并非孕育于觉醒时代中的忧郁的无神论，但他们在宗教上具有反对一个被解放与世俗化了的悠闲阶级的享乐主义教条的倾向。

根据印度传说，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是尘世中人，乃矜持的释迦族部落乔答摩系里的一员，也是迦毗黎国王的王子，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学术界确定佛陀的出生大约在公元前563年。在传说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可能奇奇怪怪地怀孕。当时有一本专讲佛陀前生故事的书叫《本生经》（Jataka ）。 [3] 以下是它的叙述：

在迦毗黎城里，公布了满月的节日……摩耶皇后在满月节前七日，要举行庆典，不用具有麻醉性的酒，而用大量的花环与香料等。第七日的一早她就起来，先用加了香料的水沐浴，并捐赠了一大笔为数4万件的赠品。盛妆之后，她选吃食物，并奉持八关斋戒（Uposatha，每月4次的圣日所行的愿，计满月、新月，以上两日后的各第八日），再进入装饰过的卧室，倒卧在床上，进入梦中，遂得以下一梦。

似乎有4个伟大的国王，将她连床一齐抬起来，带她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马诺斯拉（Manosila）高地上……他们的皇后再带她到阿诺塔（Anotatta）湖，进入湖里，洗去了人的污染，再为她穿上衣袍，涂抹上香料，并用神的花朵来装饰她。不远的地方是一座银山，在山上有一座金质的大厦。里面他们准备了一张神床，床头向东，并让她睡在床上。现在这菩萨（Bodhisattwa） [4] 变成了白象。在这不远就是一座金山……他到那儿再从山上下来，并从北方接近银山，停憩在银山顶上。在他的躯体里，就像有一根银质的绳子，他握着一株白莲。之后在一阵喇叭声中他进入了金质的大厦，向右旋转并环绕皇后的床3次，敲打她的右侧，并进入她的子宫。就是这样他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第二天皇后醒来，向国王说出她的梦来。国王召集了64个杰出的婆罗门祭师，遵奉他们，并用美好的食物与其他礼品来接待，使他们皆大欢喜，任情享受。当他们酒醉饭饱之后，国王将梦告知，并请他们圆梦。婆罗门僧侣说：不必焦急，陛下，皇后定已怀孕，是男孩非女婴，你将得弄璋之喜。如他居住在屋内，即将成为国王，一个宇宙的君主；如他离开住屋远去尘世，他将变为释迦，在尘世里的一个除去面罩的人。

……

摩耶皇后怀胎十月，有如油在碗里，当将临盆时，她想到她亲戚的住地，并向国王净饭王说：“王啊！我想去天臂（Devadaha）城，我的娘家。”国王当即允许，并命将从迦毗黎到天臂城这一条道路的路面修平，并装饰着满插车前草、旌旗与标志的车辆，让皇后坐在一个金质的轿子里，并派出一大队的护卫。在这两城之间，属于两城市居民的是一个供游乐的小丛林，种满了沙罗双树（Sal tree），名叫蓝毗尼（Lumbini）国林。当时，从树根到枝丫的顶端，长出一大堆花朵……当皇后看见了这些花时遂产生了一个欲望……她到一棵大的沙罗双树下，想去摘树枝来。这树枝像一束柔嫩的茅尖样垂下来，让皇后伸手抓到。当她伸手去抓树枝时，竟因产前阵痛而抖动身体。护从人员立即设置坐垫让皇后休息。当手还抓握着树枝的片刻，她即告生产……其他人当在生产时，定有不洁之物流染污秽，但菩萨的出生并没有这些。他像是一个宗教教义的传教师一样，从教义的座位上走下来，也就像是一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样，伸展他的两手两脚，峙立在非土地之上，一尘不染，像在圣城贝拿勒斯的服装上镶的宝石那样明亮，从他母亲那里降临下凡。

除以上所记载佛陀降生的状况外，据说当时还有一道巨大的光亮出现在天空，聋子能听，哑子会说话，跛子也可以直立，天上的众神都下凡来帮助他，国王也从宝座上下来迎接他。传说绘有出一幅图画，显出他在少年时代的显荣与阔绰。他像神一样快乐地住在三个宫殿里，由他慈父保护，隔绝了外界的平民苦难生活。4万宫娥彩女用舞蹈来娱乐他，当他长成后，从500宫女中选出一个后妃。作为一个刹帝利阶级的成员，他接受了军事上各种技艺的良好训练，他也跟从一些贤哲学习诗书，成为当时熟知所有哲学理论的大师。他结婚后，变成一个快乐的父亲，生活在富裕、安静与华贵的声誉中。

一天，据传统的记载，他从宫里来到市民的街上，眼见一个老人。再过几天，他又见到一个病人。第三次他见到一个死人。在他弟子们的圣书里，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啊！长老，我也具有这样的尊贵与如此过分的柔弱，想想吧：一个无知、平凡的人，他已进入老年，未超出老年的范围，看起来像老年的样子，受烦恼、有耻辱的感觉并被忽视，他自己也会感到这些想法。我也一样要进入老年，不超出老年的范围，我也应该并一样地进入老年……看起来是一个老年人，受烦恼、耻辱与忽视吗？这些对我来说，似乎不合适。假如我这样一反省，所有少年的意气扬扬，霎时便成泡影……这样的话，啊！长老，在我觉悟之前，我自己也是出自母体，我找出了生育的真实。一俟我进入老年，我寻出了老年的本性，病的本性，忧愁的本性，污秽的本性。因此我想到：由于我自己是出自母胎，为什么我要去寻求出生的本质……以及曾经眼见生产的悲惨景象，去寻求涅槃的超然平静？

死亡是所有宗教的起源，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大概就不会有神灵。对佛陀来说，这些景象就是觉悟的开始。就如一个人能超越“转变”，他立即断然地离开他的父亲（他母亲在生育他时就不幸死去）、他的妻子以及他初生的孩子，变成一个漫游沙漠里的苦行者。入夜后他偷偷潜入他妻子的房里，并最后看望他的孩子罗睺罗。就在这时，《佛经》里有一节让佛教的信徒奉为神圣：

一盏点着香油的灯正燃着。在床上撒着一堆堆的香片茶叶与其他的花朵，罗睺罗的母亲正在睡觉，她的手放在她儿子的头上。菩萨站立在门口，看着并想道：“如我接近到皇后的手旁去抱我的孩子，皇后将会惊醒，这样对我的远行就成了一个障碍。当我已变成佛陀时，我将要回来看他。”因此他从殿里走下来。

一大早天未亮时，他骑他的马犍陟（Kanthaka）出了城，他的马车夫车惹紧跟在后。邪恶王子魔罗（Mara）出现在他面前，并用伟大的王国来引诱他，佛陀拒绝了他的盛意，策马前行，经过一道宽大的河流，跃马过河。返回旧地探望的欲望一再出现，但他终未返顾。

他停留在一个叫郁卢吠罗（Uruvela）的地方。他说：“在那里我自己揣想，不错，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一座美丽的树林。清水溪流，正是一个洗澡的地方，周围都是草堆与村庄。”在这里他献身极严厉的苦行中。他练瑜伽术达６年之久，当时瑜伽已在印度各地出现。他借果子与青草为生，有一段时日里，他竟吃粪度日。他渐渐地减少食物，每天仅吃一点点东西。他穿毛布，并以拔去毛发与胡须的痛苦来折磨自己，长期地站立，或卧在刺针上。他让泥土污秽长日积留在身上，以致像一棵直立的老树。他经常出没在人类弃尸之所——鸟兽前来啄食吞咽，并睡在已经腐烂的尸体上。之后，他又告诉我们：

我想，如果现在，我咬紧牙关，压紧舌头拒吃食物，并用我的意志来抑制、粉碎与消灭我的意念（我曾这样的做过）。汗水沿我的臂流下……我又想，如果我现在停止呼吸，陷入神志恍惚状态，因此我不再由口吸进与用鼻呼出。当我这样做时，竟来了一阵大风，吹过我的双耳……正如同一个强壮的人用剑尖打击一个人的头那样，暴风扫过了我的头……我又想，如果我想要一点点的食物，竟有如我手掌心能握住的豆汁、野豌豆、雏豆或一些豆谷类……我的身体变得极度瘦弱。我的坐印由于少量的进食，仅只有骆驼的脚印般大。我的脊骨，也由于少量的饮食，当弯曲直立时，就像一排梭子。在一口深水井里的深处，得见微弱出现的水花，由于少量的饮食，在我眼孔里也可见到在深处，微弱出现的我的两眼。一个苦味的葫芦在未熟的时候被摘下，会受太阳与雨水的打击而枯萎，我的头皮也会由于少量的饮食而消瘦起皱。当我想到我要轻松我自己，我就会由于少量的饮食导致体力不支而倒在地上。我用我的双手支持体重，利用肋骨在地面匍匐爬行，当我行进时，羸弱的毛发从身上脱落下来，也是因为我的饮食太少。

但是有一天佛陀发觉自我苦修的想法并非得当。大概他那天是格外地饥饿，或是有一些寂寞的回忆在他心里搅动。他发觉这些苦行并未带来新的觉悟，并未得到超乎人性（真正的崇高）的智慧，看破一切。相反的，自我忍受的某种骄傲的意识，曾破坏了一切可能因此而产生出来的神圣洁白。他放弃了他的苦行，走到一棵大树（即后来佛教徒膜拜的菩提树，现在仍在菩提伽耶供游客观赏）的荫凉处去静坐，平心静气，不再动弹一下，亦决不离开座位，直到觉悟到来。他自问，人们忧愁的本源是什么，受苦难为的是什么，疾病、衰老与死亡又为的是什么？忽然间一个生与死无限延续的幻想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得见每一个死亡被一个新生所掀起，每一平静与喜乐平衡于新的欲望与不满足、新的失望、新的忧伤与苦痛。由于心神的集中、净化与清洁，我引导我的心灵离我而去，并重现再生。以神的、净化的、超人性的幻象，我看见人体死去，以及重现再生，根据因果业报（Karma），有高有低，有美有丑，有富有贵——根据宇宙的法则，善行或邪恶将在世间或在而后的转世里得到同样的报酬与惩罚。

释迦对这生死延续的怪诞幻想，显然是蔑视人的生命，他对他自己说，生育是一切邪恶的来源，无止境的生育将使人间的忧伤永无宁日。如能停止生育……为什么生育不能停止呢（叔本华的哲学即源出于这一论点）？因为因果报应必须要在转世之后将前世所行的善恶一一清偿完。如果一个人能生活得十全十美、毫无恶行，对所有的一切都忍耐、和气，如他能对永生各物亦是如此的奉行无讹，对生存与死亡无心无牵连，他就可以不必转世再生，邪恶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了。但如果一个人能解脱欲念，尽量去寻求为善，则个人即人类的最初与最坏的幻想可能被克制，最后灵性与无知觉的无量合并在一起。那里的平静会在内心使每一个人的欲念净化！如在内心里没有得到净化，则不可能求得内心平静。如异教所想象的快乐不可能在这里出现，也不可能在以后出现。只有平静才可能，只有冷静沉着的渴求才能了结，只有涅槃。因此，经过７年的酝酿，这位先知者在他了解了人类痛苦的原因后，来到圣城贝拿勒斯地方的鹿园里，将涅槃传授给人们。

释迦教义 [5]

和同时代的其他执教者一样，释迦也使用会话、讲课以及格言来施教。有如苏格拉底或基督，他不借书本来施教，他将它们扼要地做成经典（综合部分），为的是容易记忆。凭他的弟子们的记忆传给我们的这些讲义，不知不觉带给了我们在印度历史里第一个具有崇高的性格，一个具有强烈意志、权威与荣耀，又具有温文风度，言谈又极仁爱的人物。他宣称“觉悟”，但并非“神的启示”，他从未佯装说是受了神灵的托付。相反他具有更多的忍耐心，并被认为是所有人间伟大的先师所不及的。他的弟子们，可能是将他理想化了，一致认为他是全力推行禁杀的。不要伤害有生命的物体，隐逸的乔答摩对伤害生命敬而远之。他（一度是一个刹帝利的武士），曾放下棒与剑，并羞为粗鲁，全心为善，慈悲为怀，并与所有具有生命的万物都和睦相处……远离诋毁诽谤与恶言中伤……因此他专心作为一个意见分裂的调和者，朋友之间的鼓励者，一个和事佬，一个热爱和平者，对和平极具耐心，为和平呼吁奔走。如老子与基督，以德报怨，以爱对恨。他在受误解与凌辱时保持沉默不语。如果一个人愚昧地做了冒犯他的事，他将报以出自本心的爱护；人愈对他坏，他愈对人好。当一个笨愚的人冒犯了他，释迦沉默地听他的咒骂。但一当他骂完，释迦就问他：“孩子，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人家送他的礼物，这礼物该属谁呢？”这人说：“谁送的，就退还给谁。”释迦说：“孩子，我不接受你的诽谤，你自己带回去吧！”释迦不像许多贤哲那般严肃，他有幽默感，并知道玄学若没有人粲然一笑，就成了无礼。

他的施教方法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有些得归功于当时的一些游浪者或说客辩士。他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市，经常是他的弟子们陪伴着他，沿途跟随的信徒多达12 000人。他从不去想明天的生计，但总是有当地的仰慕者馈赠食物。有一次信徒们大肆招待，使他感到不快而加以指责。他停留在一个村庄的外面，就在那附近的园地或树林里，或沿河的堤岸，搭起帐篷来过夜。下午他静坐沉思，夜晚授课。他讲课使用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方式、伦理格言、礼仪上的抵触或简捷的公式，借此将他的思想融汇在简要方便且有系统的教学方法中。他拿手的经典是“四谛”（即四大真理），在这里面，他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生命是痛苦的，痛苦来自欲念，所谓智慧就是如何来平息欲念。以下就是“四谛”的阐明：

一、啊！长老！这就是痛苦的真理：生育是痛苦，病痛是痛苦，老年是痛苦，悲伤、哀叹、失意以及绝望都是痛苦……

二、啊！长老！这就是痛苦的原因：导致再生育的渴望加上了愉快与烦恼，各处去寻求欢乐，诸如渴望情欲，向望着生存，渴求着虚空。

三、啊！长老！这就是断绝痛苦的真理：毫无眷恋地断绝所有的渴望；放弃、抛弃、解除、隔离。

四、啊！长老！这就是断绝痛苦方法的真理，也就是八正道：诸如正确观念，光明的需求，正当的言语，正大的行动，正当的生活，适度的努力，适时的谨慎，真正的专一。

释迦相信如果生之痛苦大大地超过了欢乐，那么最好不要被生育出来。他告诉我们，泪水流出来会超过四大洋的水量。每一次欢乐似乎都因其短暂而变成摧残。他问一个弟子：“忧愁或快乐，哪一个较为短暂？”回答说：“老师，忧愁。”并非所有的欲念都是邪恶的，但自私的欲念，为了有利于自我的一小部，竟忽略了全部的利益。尤其是性欲，因为这导致了生育，更进而伸展了生活的锁链，让人一直进入无止境的苦难。他的一个弟子得出结论说：释迦会应允自杀的。但释迦曾责备过他，因为没有净化的灵魂仍将在另一个尘世再投生，直到他达到忘去自身为止，故自杀是无济于事的。

当他的弟子们问他，请将正当生活的构想加以较明显的界说时，他提出了“五项伦理戒规”来作为他们的指针（即佛门五戒），戒律简单明捷，但相当广泛，并较十诫不易遵守。以下即是五项伦理戒规：

一、不杀生。

二、不贪求。

三、不妄语。

四、不饮酒。

五、不邪淫。

在其他方面，释迦早于基督将一些要点介绍在他的教义里：“让一个人用他的温和来克服他的怒气，用善来代恶……胜利滋生了仇恨，因为对被占领者是一场苦难而非欢乐……在尘世里仇恨永远消失不了仇恨，仇恨只有怜爱才得消失。”犹如耶稣，他对妇女的出现感到不安，并在考虑很久之后，才允许她们加入佛教的行列。他的得意弟子阿难陀问他：

“夫子，有关妇女方面，我们如何去与她们交往？”

“阿难陀，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

“但如我们必须看见时，又将怎么办？”

“不要谈话，阿难陀。”

“但如她们必须与我们谈话时，夫子，我们将怎么办呢？”

“保持机警，阿难陀。”

他的宗教构想是纯粹伦理的。他注意行为上的任何小节，而形而上学或神学并不重视祭礼或膜拜。当一个婆罗门僧侣准备在恒河沐浴净化自己时，释迦就问他说：“你在这里沐浴，就是这里。啊，婆罗门祭师，请你对众生都要和气。如你不说谎言，不杀害生命，不强索取，保持克己自制——到恒河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吗？全恒河里的水都是你的。”在宗教历史上，没有什么比释迦创建的这个世界性宗教观更奇怪的，并且他还拒绝介入任何有关永生、不朽或对上帝的争论。他说，无限是一种神秘感，一种出于哲学家的杜撰，这些哲学家没有谦虚的心胸来承认：一个原子不能了解宇宙。他对宇宙的有限与无限的争论一笑置之，正有如他预想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在无益的天文学上争论着同一的问题。他拒绝评论，诸如：世界是否有一个开始，或一个终极；灵性与实体是否二而为一，或一而为二；即使是伟大的圣哲，在天堂里是否会有一些赏赐。他称这些问题是“空论里的森林、沙漠、傀儡戏，困顿苦恼，纠结混乱”，他对此漠然处之。这些只会导致热烈的争论、个人的怒恨与悲伤，而绝不会产生智慧与安静。崇高的道德与自足并不在于宇宙的学识与造物主，而只在于无私心与有益的生活。因此他以中伤似的幽默暗示说，连神灵自己（即使他们存在的话）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从前在一帮兄弟当中有一个弟兄叫坚固（Kevaddha），对下列问题发生了一个疑问：“到底这四大——地、水、火、风——去到何处，而无影无踪？”他费尽心思极力寻求答案，竟入心醉神迷状态。如此，在他恍惚的眼光中，那世界之路遂变得非常明朗。

之后这弟兄坚固去到四大天王的领域，并问他们说：“朋友，这四大——地、水、火、风——去到何处，而无影无踪？”当他这样说时，天堂里四大天王的神灵回答他说：“兄弟！我们还不知道呢！但这里的四大天王比我们更具权威与荣耀。他们会知道这些的。”

然后这位弟兄坚固到四大天王那里，并提出同样的问题。这问题马上获得同样的答复，并被转送到萨迦天王（Sakka）；又被转送死神阎摩（Yama）处，又被转送到他们的国王苏雅玛（Suyama）；又被转送到图色塔（Tusita）的神灵，又被转送到他们的国王桑图色塔（Santusita）；又被转送到瓦萨瓦蒂（Nimmita Vasavatti）的神灵，又被转送到他们的国王瓦萨瓦蒂；再转送到梵天——尘世的神灵。

之后这位弟兄坚固，由于自己的专一，了解到如何得进入梵天尘世的道路，因而感到宁静。他就走近梵天扈从的神灵，并对他们说：“朋友们！四大——地、水、火、风——在哪里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当他这样说时，梵天扈从的神灵们就答复他说：“老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梵天，这伟大的神明梵天，至高者，万能者，至明者，众生之主，万物统主，造物主，至高无上……上帝，众生之父，他比我们更具权威与荣耀，他会知道这些的。”

“那位伟大的梵天现在在哪里？”

“老弟，我们不知道梵天在哪里，也不知梵天为何，从何而来。但是老弟，当他行将出现时，当光亮上升、荣光照明时，他就会有所表示。因为当光亮上升与荣光照明时，那就是梵天显现的预兆。”

不久，伟大的梵天出现了，那位坚固弟兄走近他，说道：“我的朋友，这四大——地、水、火、风——在哪里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呢？”当他这样说时，梵天就告诉他：“老弟，我就是这伟大的梵天，至高者，权威者，至明者，统治者，万物统主，管治者，造物者，司位的主宰、上帝、众生之父……”

这弟兄听后就回答梵天说：“朋友，我没有问你是否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些。但我问你四大——地、水、火、风——在哪里会平息得无影无踪呢？”

随后，梵天用同样的话回答了坚固。那弟兄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

之后，这伟大的梵天带领那弟兄，让他跟在一旁，并对他说：

“梵天扈从的神灵们挡住了我，弟兄，如这样的话，我一点也看不见，一点也不明了，一点也不认识，因此我对他们的出现，并没有答应。老弟，我不知道那四大——风、地、水、火——到哪里才会平息得无影无踪。”

当一些学生提醒他，婆罗门僧侣提出要知道这些问题的解答，他竟付之一笑：“弟兄们，这里有一些隐士与婆罗门祭师，他们扭动着如鳝鱼一般。当一个问题问到他们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们就保持在两可之间，如鳝鱼般忐忑不安。”如果他一直是智慧的，这就与他同时代的祭师有了抵触，他轻视祭师的臆断：《吠陀经》是受了神灵的启示。他将各阶级人士纳入他的行列，使得素以阶级自豪的婆罗门大为愤慨。他并未明白地归罪于阶级制度，但他足够明显地告诉他的弟子说：“到各地方传播教义。告诉他们所有贫穷低贱与富有高贵并无二致，终将合一，正如众河流之归于大海。”他驳斥向鬼神献供牺牲，并鉴于屠杀动物作为祭礼时的惊心恐怖，他更反对膜拜超自然鬼神的各项祭式与礼拜。他拒绝所有的念词与符咒。他提出一个宗教应绝对地摆脱教条主义与教士的政略，并提供一个救世方法，公诸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听其抉择。

此后，这一极负盛名的印度圣哲，从不可知论进到了完全的无神论。 [6] 他并没有过分地去否定鬼神，有时他也说梵天不是理想而是一个真实。他也没有去禁止对神灵的膜拜，但他讥笑对不可知物祈求祷告的想法。他还说：“想象着另外的人能使我们快乐或痛苦，简直是愚蠢。”——这些快乐或痛苦经常出自我们自己的习性与欲望。他拒绝将他的道德律归之于任何形式的超自然旨意。他认为没有天堂，没有炼狱，也没有地狱。他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受苦难与杀害。在秩序与混淆、善与恶并存的状况下，他发现没有永久不变的原理，没有永远真实的中心，只有一成不变如烟似浪的生活，在这里一个形而上的终极是有变化的。

因为他假设了一个没有神的神学，所以他提出一个没有灵魂的心理学。他否定了所有形式的灵魂学，甚至人的灵魂也不例外。他一定赞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尘世的看法，也会同意英国哲学家休谟对心灵的看法。我们所有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感觉，因此我们所能了解的事物都代表了力量，所有的实体都在行动。生活是变的，在存在与消亡中不断流淌。“灵魂”是一个神话，适于我们的愚蠢，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将它置于意识状态之后。这种“良知意识的先验统一”，这种“心意”将感觉与想象编织成思想，便成为鬼魂。所有存在的是感觉与想象的本身，自动地堕入回忆与观念，以致原先的“自我”并不是一个与这些心智状态有差别的本体，只不过是这些状态的延续，借心智与道德的习惯、生物的本性与癖向回想起以前的事来。这些状态的产生并不由过分加诸他们的神怪的心愿来决定，而是由于遗传、习惯、环境与状况。这流动的心意只是一种心智的状态，而灵魂或自我也只是由于先天的遗传与转变的经验所形成的性格或偏见，这些也没有在任何的感觉中形成不朽，从而暗示个人的永续性。甚至圣哲释迦本身也无法起死回生。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转世再生又从何说起呢？如果没有灵魂，那么怎样从现在的生命转入另一个生命的存在，是否是因为身心的结合体受了罪刑的处罚呢？这就是在释迦的哲理中最弱的一点，他一直没有真正地面对存在于他的理性的心理学与未加鉴定的转世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一信仰在印度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每一个印度人都将它视为公理或定理，并不去证实它。时代的简单与繁复呈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转移，或者从学理上说来即是灵魂的转世。释迦接受了这一意见以及他在这些上面所意识到的哲理意味，这是他从未有过怀疑的一件事。他领悟了投生转世的轮回，并认为因果业报是理所当然。他的一个想法是如何逃避这轮回，如何在这里达到涅槃并于此后的消失无踪。

但是涅槃又是什么呢？对此问题倒很难找到一个错误的回答，因为释迦留下了一个费解的论点，而他的弟子们也曾公开地解释出不少的意义。一般说来梵文给它的意义是“寂灭”，有如一盏灯或火光。《佛经》里作以下解释：（1）是一种快乐的状态，这状态是在全部的自我欲念消失之后，才能得到；（2）个人对再生的解脱；（3）自我良知的消失；（4）个人与造物主的结合；（5）死后的一个极乐天堂。在释迦的教义里似乎意味着，对个人所有欲念的熄灭及对这无私的一项答报——避免了再生。在佛教的文学里这一名称经常具有现世的意思，阿罗汉或圣哲解释为是在一生中所追求的七大成就：沉着、真理探索、活力、冷静、享乐、专一与豪爽。这只是它的内容，并非它的缘由。涅槃的来源与缘由与自我的欲念有别，在许多早期的论集里，是表示无痛苦的安静，是对个人泯灭了伦理的报偿。释迦说：“现在，对痛苦的转移是人所皆知的一项真实，正因为不断地在转移，因此就没有感情的留存、放弃、避免、脱离、闪避、渴求。”——这些都是强烈的自我寻求的欲念。在教义中，涅槃经常都是与祝福相同，因此灵魂本身的平静并不受肉身的干扰。因为全部的涅槃就包含了消失，而对最高圣哲的报酬是绝不会再生的。

最后，释迦说，我们理解了伦理的不合理与心理的自我意识。焦虑并没有真正地将躯体与精力分开，但在生命的流水里出现了涟漪，在命运挡风网里出现了解与未解的绳结。当我们将自己看作全部的一部，当我们以大我的名义来重组我们自己与重新构成欲念时，我们个人的失望与失败，我们不同的感觉与不可一免的死亡，就不会再像以前那般使我们感觉痛苦，他们就失落在无尽的广原中。当我们学会了爱世人及众生时，我们终究会寻得内心的平静。

释迦的晚年

从这一高度成就的哲理，我们转而来谈谈释迦的晚年生活与他的死亡。不管他对奇迹是如何地谴责，他的弟子们还是捏造了关于他的1000个不平凡的故事。他借神力刹那间漂浮过了恒河，他使一根牙签在一棵树上发了芽。在他的一次讲道结束后，“千重的尘世系统发生了动摇”。当他的敌人提婆达多（Devadatta）送来了一头犀利的野象用来攻击他时，释迦竟对它充满了爱意，并因此而驯服了它。经过一场愉快的争论后，埃米尔·塞纳尔（Émile Senart）与其他的人得出一个结论说：“释迦这一传说的构成是基于上古有关太阳的一些神话。这并不重要，释迦之于我们的这一观念是来自佛教文学里的释迦，而这一释迦是存在的。”

在佛教经典里有他的一幅愉快的画像。许多弟子围绕在他的周围，他的被视为圣哲的声望传遍了北部的各城市。当他的父亲听说释迦已来到了伽毗黎，即派一个信差去请他回到幼时的家乡来停留一日。于是他到了家乡，他父亲曾为了他的出走而悲伤，如今，为了圣哲的归来感到无限快乐。释迦的妻子，在他出走后，一直厮守在家，她跪在他的面前，抱紧他的脚踝，并将他的脚置于她的头上，尊他有如神明。之后净饭王告诉了释迦有关他妻子的伟大爱情：“我的媳妇，当她听说你穿的是黄袍（像是一个和尚），她也穿上黄袍；当她听说你每日只食一餐，她也只吃一餐；她听说你舍去了大床，她也睡在窄床上；她又听说你不用花篮与香料，她也不用它们。”释迦祝福她后，即行上路辞去。

但是现在他的儿子罗睺罗也随他而去，并敬爱他。他说：“快乐是你的阴影与苦行。”虽然罗睺罗的母亲曾希望要看见这孩子将来成为国王，但释迦将他招到门下。此后另一个王子南达似乎在一个梦境中，离开了一个未结束的仪式，放弃了王国而去到释迦那里，要求准许他也入佛门。净饭王知道后，颇感悲痛，并向释迦请求说：“当你脱离了这俗世，这对我没有一点儿痛苦，当罗睺罗离去时也一样，现在甚至又多了个南达。对儿子的爱如切肤之痛，痛及肉体，直达骨髓。佛主啊！求你允许不要让一个孩子未经他父母的许可，就领圣职。”释迦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规定父母的同意为授予圣职的先决条件。

这一宗教似乎并不具备一般所谓的教士政略，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和尚集团。释迦不会在他们受婆罗门包围之前，而长期岿然不动。事实上，有些婆罗门阶级做了第一次转变。加入佛会的青年来自贝拿勒斯城以及邻近的城市。这些比丘（Bhikkhus）或是和尚在释迦的时代里实行了一条简单的规律，他们互相行礼，使用一种仰慕的问候语：“众生平安。” [7] 他们不伤害任何生物，他们也决不安心地接受人家所予的馈赠，他们禁绝虚伪与污辱，他们调解分歧而鼓励和谐，他们经常向所有的人与动物表示好感，他们远避所有感官的或肉体的娱乐，包括所有的音乐、舞蹈、戏剧、游乐、奢侈、闲言碎语、争论或算命看相，他们也不经商，或从事任何一种买卖。总而言之，他们远离淫荡，并远离妇女，保有完美的贞操。顺应许多温和的请求，释迦允许妇女以尼姑的名义入教门，但他一直不满意于这一措施。他说：“阿难陀，如果妇女没有被允许进入教会的话，这纯洁的宗教会保持得长远，且这一良好的规律也会牢牢地历经千年之久。但自从她们得到了入佛会的允许，这一规律就只能经历500年之久。”他是对的。这一伟大的宗教会存留至今，竟长期地用魔术、多神论以及数不清的迷信来腐化教主的学理。

在他寿终正寝之前，他的信徒们已经开始将他神化，不管他是如何地激励信徒们来怀疑他。现在，下面录一些后期的对话：

这位受尊崇的长者须菩提来到世尊的住所，先施一礼，再恭敬地坐在他的一旁并说：

“世尊，我具有对世尊的一片虔诚信仰，在我心目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也没有，任何人也没有，至于有关较高的智慧，游浪者或婆罗门，谁能比世尊伟大些，更聪颖一些。”

“雄壮与勇敢都是我口中的词句，须菩提，”教主这样回答他，“真的，你曾高声狂欢歌唱。自然啰！你已知道世尊过去的一切……综合了他们的与你的心智，你熟知他们的行为，也了解了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得到了哪一些解脱？”

“啊！世尊，不是这样的。”

“自然，你也知道世尊今后的一切……综合他们全部的与你的心智。”

“啊！世尊，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已了解，须菩提，你不知道万能者的心意，唤醒了一个人的过去与将来。为什么你的语气是如此的完美与豪迈？为什么你竟如此地狂欢歌唱？”

至于对阿难陀，他将他最伟大与最崇高的学理教给了他：

阿难陀，无论是谁，在现在或是在我死之后，将会成为他们自己的一盏明灯，他们自己的一个庇护，这些将使他们自己不去寻求外界的避难所，但他们有如明灯一般坚定地把持着真理……将不会向他们以外的任何人去寻求避难所——这就是他们……将到达这最顶峰的高地——但他们必须切望地去追求学理！

他在公元前483年逝世，享年80岁。他给信徒们最后的遗言是：“啊！众徒们，我告诉你们，顺服于死亡就是众生，当为真实而奋斗。”

注释

[1] Om，婆罗门教徒的习用语，象征三位一体。

[2] 这一阶段一直很被重视，可谓是群星璀璨的时代。在印度是筏驮摩那与释迦，在中国是老子与孔子，在犹太是耶利米与以赛亚，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前期的哲学家，而在波斯又是查拉图斯特拉。诸如这些同时代的天才，在古代的文化里大量地交流碰撞进而融合并产生影响，值得现代人探究。

[3] 一本有关佛陀诞生的故事的书，5世纪写成。另外的传说《神通游戏经》是由英国诗人阿诺德爵士（Edwin Arnold，1832—1904年）加以意译，书名为《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 ）。

[4] 一个命中注定要成为佛陀的，在这里就意识着佛陀本身。佛陀意为觉醒，他在俗世的名字是悉达多。家族的名字是乔答摩。他也被称为释迦牟尼或是释迦的圣人与如来，“一个赢得真理者”。就我们所知，佛陀从未用过这一名字来称呼他自己。

[5] 最早期的文件，用来作为佛教的讲道之用，叫作《三藏经》，或称为《经律经》，为公元前240年时佛教长老会所使用，当时被认为是天才的创作，在释迦死后以四国的语言用口译传布出去，最后写成经典，约在公元前80年，是以梵语中的方言巴利文写成。这一《三藏经》共分为三部，第一部《经藏》（Sutta Pitaka ），第二部《律藏》（Vinaya Pitaka ）与第三部《论藏》（Abhidharma Pitaka ）。第一部经藏含有释迦的对话语录，李斯·戴维斯列为与柏拉图同一等级，严格说来，虽然这些书籍带给我们的学问并非有关释迦本人的一切，而是专为了佛教的学校。英国外交官、学者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说：“虽然这些述说都是在多少世纪以来所接受到的新东西的集成，我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部最古老的经典，它所包含与收集的资料与见闻的正确性。”

[6] 在释迦方面，艾略特爵士说，尘世并非一桩有如具有神灵的人所做的手工艺，也没有如他所愿而遵循的伦理法。宗教没有这些观念也能存在的这项事实确实有其重大意义。

[7] 在犹太用一种美妙的问候语“Shalom aleichem”，意思是祝你平安。一般的人们在句尾总不问候快乐，而仅问及平安。

第三章 从亚历山大至奥朗则布

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

在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推进并越过印度库什山，直下印度，经一年在印度西北部的争战，拿下该地并将之作为波斯王国里最富足的省份之一，暴敛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自公元前326年，他跨越印度，不停征战，取道塔克西拉（Taxila）与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两地缓慢地进逼南部与东部，遭遇到印度王公波鲁士（Porus）的顽强抵抗，战至最后波鲁士大败，被迫投降。亚历山大佩服其勇气，羡慕他的才干与崇高的气质，因而提出条件，问他愿接受何种待遇。他即答称：“大王，请用对帝王的待遇对我。”亚历山大即称：“在我个人来说，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对你自己来说，你是否索求了你想要的一切东西呢？”波鲁士说：“所有的都包含在这里面了。”亚历山大对他的答复很满意，令波鲁士王成为印度的国王，并把印度当作马其顿帝国的藩属之一，而后亚历山大发觉波鲁士是一个既忠诚又有力的盟友。此后亚历山大企图向东推进，直到海边，但遭到部属的反对。经多次的争论，最后亚历山大让步。后虽经顽强、极具爱国意识的部落节节抵抗，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部队，步步为营，攻下希达斯皮斯（Hydaspes），沿着格德罗西亚（Gedrosia）行军到俾路支，再进抵海边。当他到达苏萨，已是降伏印度之后第20个月，他的部队多是三年以前随他远征印度、身经百战的精锐之旅，而今已是强弩之末的老弱残兵了。

7年之后，马其顿的权威已烟消云散。率领印度自立的英雄，在印度历史里极具传奇性。武功不及但其文治则超过亚历山大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王，是一个年轻的刹帝利贵族，曾被统治的难陀（Nanda）家族自摩揭陀（Magadha）放逐。经他足智多谋的顾问考底利耶（Kautilya Chanakya）的协助，他组建了一小队部队，击败了马其顿的警卫军，并宣布了印度的自由。之后他进抵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华氏城 [1] ，策动了一次革命，掌握了皇权，并建立了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这一朝代统治印度斯坦与阿富汗等地区达137年之久。考底利耶的狡黠诡诈加上旃陀罗笈多的勇敢，正是如虎添翼，孔雀王朝不久就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当麦伽斯提尼奉叙利亚王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之命来到华氏城做大使时，他因发现了那里文明（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几乎是希腊鼎盛时期的文明）竟与当时的叙利亚不相上下而感到吃惊。

希腊对当时的印度非常友好，近乎慈悲，那里与它自己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对照，因为当时的印度已没有了奴隶制度。 [2] 虽然印度人根据职业分成了许多阶级，却能安之如素。这位大使说：“他们生活在快乐的天地里。”并提出以下的报道：

他们的生活单纯且朴实，除在献祭牲的场合以外，他们绝不饮酒……他们的法令与契约都很简单，这证明了他们很少有对簿公庭、求诸法律的事件出现。他们也没有为了保证与储蓄之争执而提出诉讼，更不需要印鉴与见证，面对面即完成了信托与存储……真实与美德同样地保持在每个人的言行之中……土地的较大部分是靠水利的灌溉，因此每年可有两期的谷物收成……据证实，印度从没有过饥荒，从食物方面来说，也从来没有过歉收与稀少的现象。

在旃陀罗笈多时代北部印度2000个城市里，最古老的是塔克西拉，在现代的拉瓦尔品第城市西北20英里。阿利安说它是“一个大而繁荣的城市”。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说它是“既广大，而又具有极优异的法律”。那里还是一个军事重地，在战略上来说，正是通往亚洲西部的要冲；从学术上说，在当时印度所有的大学中，那里拥有几所最知名的大学。学生成群结队地拥到塔克西拉，有如中古时代远赴巴黎的盛况。在那里，所有的艺术与科学都可在优秀教授的讲授下进行研究。当时的医科学校，在东方世界里更是负有高度的声誉。 [3]

麦伽斯提尼描述旃陀罗笈多的都城华氏城有9英里长，近2英里宽。国王的宫殿是用木料建造，但希腊的大使认为它超过波斯王朝的夏宫苏萨与埃克巴坦那。梁柱都是用金箔敷其表面，并用飞鸟与树叶的图案来装饰，内部装设贵重的金属与玉石等。在这些文物里，有一个东方的装饰品足以显示主人的富足，那是直径为6英尺的金质盛水器。有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在见到这里出土的有关文学、图画与实物的遗迹时，作了一个结论说：“在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孔雀王朝统治下，奢侈珍贵的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并不逊于18世纪后蒙古帝国的珍玩。”

由于王位的得来全凭武力，旃陀罗笈多深居宫里达24年之久，有如住在镀金的监狱里一样。偶尔他出现在公众场所，穿着细棉布绣花紫金袍，乘坐金质的大轿或是骑在装饰华丽的大象上。除了外出打猎及娱乐之外，他终日奔忙于帝国日渐繁荣的事务上。他将每天的时间分为16节，每节90分钟。第1节是起床与沉思准备一切的策划；第2节研判各地所呈的报告，并发出秘密的指令；第3节是与他的咨议们在皇帝御用大殿里会商研讨；第4节他出席国家财政与国防上的会议；第5节他听取臣民们的奏折与诉讼；第6节他沐浴与进餐并读宗教书籍；第7节收受捐税与贡献并接见宾客。第8节再度与咨议们商讨，并听取各方的谍报，包含一批女性间谍；第9节他休息并祈祷；第10至11节治理军事；第12节再听取秘密报告；第13节晚间沐浴与进食；第14至16节就寝。不管历史学家如何向我们描述旃陀罗笈多王的一生，或考底利耶如何希望人民去描画他、渲染他的一切，真实的情形总不会从宫廷里消失的。

政府真正的行政权掌握在机智狡黠的元老们手中。考底利耶是一个婆罗门僧侣，他了解宗教在政治上的价值，但并未从宗教里获得伦理的指导。有如近代的专制者，相信所有在国内施行的措施都是合法合理的。他妄为恣肆，但对他的国王确是例外。他服侍旃陀罗笈多王，历经放逐、战败、冒险、阴谋、谋杀与胜利，他不遗余力，以他的谋术帮助他的主子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皇帝。考底利耶认为应将他的作战方式与外交策略用文字加以保存，传统将其归于最古老的梵文书《政事论》（Arthashastra ）。从一个巧妙的实在论的例证，我们可以列举一个攻城的方法：“阴谋、离间，争取敌方民众，包围与袭击。”——一个聪明而经济的有效方法。

政府并没有自命为民主，但可能是印度前所未有的最有效的政府。阿克巴，这位莫卧儿王朝大帝，“并不喜欢这样，并怀疑可能在古代希腊的城市中就比这些组织还要好一些”。事实上政府的强大都是基于军事力量。据说旃陀罗笈多拥有步兵60万、马匹3万、大象9000头以及一些不明数量的战车。农人与婆罗门僧侣都免服兵役。据斯特拉博说农人从事耕种，在战乱当中仍与平时一样地安静与不受扰乱。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毫无限制，但在实际上要受到一个议会的制约，议会决定了法律，管制国家的财政与对外事务，并任命国家所有重要职务的官吏。麦伽斯提尼证实了这些议员的能力与智慧，以及他们的权力。

政府所辖各部，俱有明确职责，经管财务收支、关税、边疆、护照、交通、国家税务、矿务、农业、畜牧、商业、库栈、林务、航业、公共娱乐、公娼以及造币。国税局的主管管制日用百货与饮料酒类的销售，决定酒店饭馆数量与开设场所，以及鉴定销售饮料的合格原料。矿务主管负责贷让矿区土地与私人申请，由申请人付出一定租金，并将利润送缴政府。农业方面采用同一制度，因所有土地俱属国有。公共娱乐部监督各赌场，负责供应赌具（骰子），并收取费用，从赌场全部收入中抽5％缴送国库。公娼部门专司监督出没公共场所的妇女，管制她们的索价与消费，抽取她们每月两日的收入纳交官府，并经常征调两名到宫里担任接待。各行各业与工业各部都要纳税，富有之家经常被劝募向国王敬献礼品以示乐善好施。政府规定物价并定期查验称量。由国家收购制造厂商，出售蔬菜，并专营矿业、盐、木材、高贵衣料、马匹与大象。

法律由每一村庄的头目或是由五人组成的村议会潘查耶特（Panchayat，五人长老会）负责执行。城镇、县与省设有下级与上级法庭，在国都是由皇家议会组成的最高法庭。刑法最严厉，包括肢解、苦刑与死刑，经常是采取相等的报复原则。但政府并不完全是压制的机关，同时它也从事环境清洁与公众健康，维护医院与救济站，并在各地设立仓库贮存粮食，以备荒年赈济饥民、救急之用，并强迫富家捐献救济贫穷，组织公共工厂，期在荒年安置失业流民。

航业部规范水道运输，保护行旅畅达江河海洋，维护桥梁与港口，除私人经营与自有之外，更以政府力量来支援渡船业，这一措施值得称颂。公平竞争可以鼓励每一个投资者，而私人的竞争更可以减少公家的浪费。交通部门建筑并修铺道路，遍及全国境内，从乡村通行狭窄的轮车道，至32英尺宽的通商大道，更进而为64英尺宽的皇家御道。有一条帝国大道蜿蜒1200英里，从华氏城通到北部边疆——这一距离正等于从美国东岸至西岸的一半距离。麦伽斯提尼说：“几乎每一英里都设有柱子，上置标板将前往各地的方向与距离都一一注明。树阴、水井、警察局与旅舍在沿途相等间隔的地方出现，设置齐全。交通工具是轿车、轿子、牛车、乘马、骆驼、大象、驴子与帆船。象是奢侈的工具，经常为皇室与官吏们专用，而一个妇女的贞操与一头象等值。” [4]

行政部门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管理各城市。华氏城由一个议会统治，议会由30人组成，分为6组：一组掌工业；一组监视陌生人，专管住宿与补给，并注意其行动；一组专管出生与记录；一组管商业登记，评定售价，制定称量标准与检验；一组管制造物品的销售；一组专抽货物销售收入10％为捐税。“总之，”哈夫尔（Havell）说，“华氏城在公元前4世纪，似乎已经是一个组织完美的城市，并依最好的社会学原理来管理其行政。”文森特·史密斯也说：“以上所说的完善的组织，即使仅作大略的显示已够使人惊异的了。再仔细将内部各节一一查验后，更增加我们的赞叹！——谁能想到在公元前300年的印度已经具有了如此有效的管理。”

这个政府组织的唯一缺点就是专制，因此它必须不断地依赖武力与间谍。如同每一个专制帝王，旃陀罗笈多王虽然大权在握，但总是忐忑不定地生怕被人行刺，每个晚上都要换卧室睡觉，并经常由大批的警卫人员保护。印度有一个传说——经欧洲的历史学家确认过——在他的王国里出现了连续的荒年，一切希望都幻灭之后，旃陀罗笈多离开他的王宫，流浪各地过着有如耆那教的苦行生活，达12年之久，终于因饥饿而死。法国文学家伏尔泰说：“经过反复衡量，一个船夫的生活比一个国王的生活要好一点，但我相信这中间的不同确实太小，以至于不值得去亲身经历。”

哲学家国王

旃陀罗笈多的继位人频头沙罗（Bindusara）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他曾请求叙利亚国王安条克（Antiochos）送他一个希腊哲学家的头衔作为赠品，频头沙罗在呈文里写道：“为了一个真实的希腊哲学家头衔，我愿付出高价。”这一请求没有得到应允，因为安条克觉得哲学家的头衔是不可以出售的，但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送一个哲学家的名义给他的儿子——阿育王。

阿育王登上王座是在公元前273年，他统治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广阔：包括阿富汗、俾路支以及除去极南部的塔米拉卡姆（Tamilakam）以外所有现代的印度。他曾在祖父旃陀罗笈多的精神感召下度过了一段苦行的日子，收获颇多。7世纪来自中国的一位游历者玄奘，在印度居留了好几年，据他记述：在都城北部的一个监狱，在印度传统的记忆里，至今仍称它为“阿育王的地狱”。在监牢里据他所得的消息，所有属于正教会地狱里使用过的严刑拷打，都曾用来对付犯人。国王曾在诏书中加入了这一句话：“任何人只要一进入此地牢，就没有活着出来的。”但是有一天，一位佛教的圣哲毫无缘由地被监禁到那里，投入水锅，但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呈报阿育王，他感到非常奇怪。这时候狱吏提醒他，他曾宣称过任何人不能活着离去，因此不能让犯人这样活生生地出狱。国王想起了这一回事，当即下令将狱吏投入水锅中。

回到宫廷，阿育王作了一项转变。他下令取消那个地牢，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同时他得到捷报，他的部队平息了羯陵伽（Kalinga）部落的叛乱，杀戮了上千的叛军，俘虏了不少的叛徒。阿育王为因暴乱而惨遭杀害以及失散的父老兄弟妻室儿女深感悲痛，竟下令将所有的俘虏释放，发还羯陵伽的土地，并发出了一封文书表示歉疚。这一行动真是空前绝后的一大德政。之后他加入了佛教教会，穿上僧侣袍服，禁止打猎并不食兽肉，终于遵奉正道。

直到现今，很难说出到底有多少是神话，又有多少是属于历史，也辨别不出国王的动机究竟为何。也许他眼见佛教的壮大，并想到他们的宽大慷慨与和平可以带给他一些有利的统治人民的方法，因而省却了大批的警察部队。在他统治的第11年，他开始发出不少诏书，都是在历史上相当有名且具有重大意义的，并命令将这些内容用简单的词句以当地的方言雕刻在石头与柱杆上，这样较易为大众所了解。岩石布告几乎在印度的每一个地方都曾出现，存在地方上的有10座，其他20处也已经测出。在这些布告里，我们发现这位皇帝对佛教的信仰是如此虔诚，并断然地将其彻底地实施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琐事里，在这里面他的治国才能表现无遗。这就有如现代的一些帝王忽然宣布，自今而后就要实行基督教义一般。

虽然这些布告体现了佛教性质，但在我们看来，也不尽然。他们描绘未来生活的图景，并因此暗示出对释迦的怀疑论将在不久的将来由信奉他的信徒来取而代之。但他们表示并没有信奉，也没有提到过一个属于人性的神灵。他们也没有只字提到过释迦本人的一切。这些布告的内容并无半点有关神通的事。萨尔纳特（Sarnath，又称鹿野苑）的布告要求在人们聚会中和谐相处，并制定刑罚来对付那些借分离派系来削弱教会的人。其余的布告大多是一遍又一遍地称颂宗教的宽容博大。每一个人必须施舍与婆罗门僧侣及佛教的教士，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信仰不能加以非议。国王宣布所有他的官民都是他的子女，他都一视同仁，绝无厚薄，更不会因他们的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以下是在“岩石布告”第12号上所发现的内容：

神圣而仁慈的陛下对各界万民，姑无论苦行者与家庭妇女，都有不同的馈赠与借各种方式来表示敬重。

神圣的陛下并不过分重视敬献与外表的崇敬，但必须从各宗各派里产生出一个重要因素。这一重要因素的产生是出自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它的根本是要受言语的拘束。即一个人不必要尊敬他自己的教派，或毫无理由地轻视其他人的教派。轻视必须要有特定的理由，因为其他人的教派其所以全力信奉与尊崇，也是具有一些理由，或有特别的缘故。

由是之故，一个人尊崇他自己的教派，而同时也可以为其他的教派服务工作。反过来说，一个人伤害了他自己的教派，损害其他的教派……和谐是值得称颂的。

“凡事的要素”在第2号“柱杆布告”里说得较为明显。《怜恤法》是最好的。但在这部法律里包含了些什么呢？它包含小小的邪恶、许多善行、怜恤、解脱、信赖、纯洁。为了做万民表率，阿育王下令他的官员们不管在何处，都要将人民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他们不要动辄发怒，或是严厉凶狠，绝对禁止苛待他们，并不可无理由地宣判有罪！他命令官吏们将这些命令定期地向人民宣读告知。

这些伦理的布告是否有效？大概他们广布了“不害”的观念，并鼓励在印度上层阶级里禁绝食肉与饮酒。阿育王自己严格遵照训诫，具有一个改革家所有的信心。在“柱杆布告”第15号里，他宣布说奇特的效果已经产生，以下就是他的大意，当可给予我们有关他学说的一个明晰的构想：

现在，神圣仁慈的陛下颁旨奉行怜恤，战鼓击打的回音已变成了法令的执行……多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在由于《怜恤法》根据了多数的理由，并经神圣仁慈的陛下颁行，增列禁止杀害有生物作牺牲，禁止杀戮活生生的人，善待亲戚，善待婆罗门，顺从父母，听从长者。因此诸如其他方法，加强实行《怜恤法》，并由神圣仁慈的陛下补订该法并颁行遵照。

凡神圣仁慈陛下后世子孙俱遵旨意奉行无怠直至宇宙时代之幻灭。

这位善良的国王夸大人民的顺服以及子弟们的忠心耿耿。他本人为这一新的宗教奔走操劳，他自命为佛教会的首领，并以他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建立人与动物的医院。他派出佛教僧侣遍历印度各地，并远去斯里兰卡，甚至叙利亚、埃及与希腊，可能在那些地方他们竟帮助了基督伦理的预备工作。到他死后不久，僧侣曾前往中国、蒙古与日本宣扬佛教。除了这些宗教活动之外，阿育王曾积极地为他的王国达成永垂不朽的事业而努力不懈，他长期劳碌，并夜以继日地料理政事，从不休憩。

他最大的过失就是自大狂妄，要想做一个旦夕成功的改革家并非易事。他的自尊自大在每一个布告里表露无遗，并自诩为罗马“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兄弟。他没有想到婆罗门僧侣恨他入骨，声称在他们的时代里必将他毁灭处死，一如古埃及北部底比斯的祭师们在1000年前消灭埃及王阿肯那顿。不仅婆罗门祭师要用屠杀的动物来作为牲畜祭献他们自己与他们所膜拜的神灵，而且成千上万的猎人与渔夫对布告严格的限制捕杀生物也感到怨恨，农人因为规定米糠不可以生火，因为里面可能有生物存在而大为不满。王国内的一半人成天盼着阿育王死。

玄奘告诉我们，根据佛教传说，在最后几年，阿育王的孙子在宫廷的官员们协助之下免去了他的王权。渐渐地他所有的权势都被剥夺了，而他馈赠佛教会的东西也就因而终止了，阿育王本人的一份配给物品，甚至食粮也被减少。直到有一天他全部所得仅仅是半个庵摩勒果，当他看见那半个水果，满面愁苦，竟把它转送给他的佛门弟子，作为他必须付出的全部奉献。事实上我们对他晚年的一切知之甚少，他死去的确切年份也不详。在他死后的一代里，他的王国犹如阿肯那顿一样四分五裂几乎崩溃。这证明了一项事实，即摩揭陀王国的统治是保持在传统的惯性中，远较借武力来维持或华氏城一代一代地摈绝于世系国王的传位，要高明远见得多。阿育王的后裔继续统治摩揭陀，直到17世纪。但旃陀罗笈多创建的孔雀王朝，当频头沙罗王被刺后，即告灭亡。国家的建立并不在于理想，而必须顺应人性。

就政治的意义而言，阿育王是失败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完成了一项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他死后200年以内，佛教教义传遍了印度各地，并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始征服亚洲。直到现今，从斯里兰卡的康提城到日本的镰仓，释迦牟尼以平静的面孔告诫人们善待他人并爱好和平。这部分是因为有一个近似梦幻的圣哲，曾一度掌握了印度王权。

印度的黄金时代

从阿育王的死亡到笈多王朝（Gupta），历时约600年。在这段时日里，印度所留存的碑文铭刻与文件相当地少，因此这段时期的历史竟丧失在不明不白的状态下。这当然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诸如在塔克西拉一带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仍然在开办中，印度西北部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在波斯建筑与希腊雕刻的影响下产生了盛极一时的文明。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叙利亚人以及希腊人与居住在黑海、里海一带的西徐亚人涌进了旁遮普省，占据该地，并经300年之久建立了希腊—大夏人（Greco-Bactrian）文化。在亚洲中部一个类似土耳其族的贵霜（Kushan）部落，占领了喀布尔，以该城为首都，将势力延伸到印度西北部，并进入中亚细亚。在迦腻色迦大帝（Kanishka）的治理下，艺术与科学大有进展；希腊宗教式的雕刻术产生了极美好的作品，精美的建筑物也在白沙瓦、塔克西拉与马图拉等城市中出现。查拉卡（Charaka）改进了医学技术，而龙树（Nagarjuna）与马鸣（Ashvaghosha）又奠定了大乘佛教的基础，让释迦牟尼成为中国与日本等地区的信仰。迦腻色迦大帝容纳了不少的宗教，并与各种不同的神灵有了接触，最后他选择了大乘佛教，并将释迦奉为神明。他召集了一个佛教神学派组织的大议会，制定了王国的信条，变成了第二个阿育王来推广佛教的信仰。这一议会写成了30万册的经典，将释迦的哲理降低到适合一般人在情感上的需要，并将释迦提升为神仙。

同时旃陀罗笈多一世（很显然不是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大帝），在摩揭陀地方建立了当地的笈多王朝。他的继位者沙摩陀罗多（Samudragupta）执政50年，成为在印度亘长历史里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个国王。他将都城从华氏城迁到艾其亚（Ayqdhya，也就是传说里罗摩神的故乡），派遣大军与税收大员进入孟加拉、阿萨姆、尼泊尔各省以及印度南部，并将各地诸侯进贡来的财产充作增进文学、科学、宗教与艺术作品等之用。在停战休息期间，他俨然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与音乐家。他的儿子超日王（Vikramaditya，即旃陀罗笈多二世）以征服者的武力与精神来协助伟大的戏剧家迦梨陀娑，并在他的都城乌贾因召集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成员包括显赫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在这两位国王统治下，印度得到空前的发展。

据法显在5世纪初期在印度的游历所见，我们了解了一些笈多文明。法显是在黄金时代，许多从中国来到印度的佛教徒里的一个。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数量上可能比商人与使节少些，但他们不顾山川险阻，从东方或西方进入这安静的印度，甚至有从遥远的罗马而来，带给印度不少外国的风俗习惯与迥然不同的观点。法显在穿越中国西部进入印度的途中，经历不少苦难与艰险，安全到达印度并遍历各地，未曾遭遇过任何的困苦或盗窃。他的旅途据说耗费了6个年头，而在印度又过了6年后，始经由斯里兰卡与爪哇，只费时3年就回到中国。他描述印度人的富裕与繁华，温文而愉快，以及享有的社会与宗教的自由。他惊异于印度城市数目之多、幅员之广以及人口众多，还有在这些土地上点缀着不少医院与其他慈善机构 [5] ，以及在各大学与修道院里众多的学生，最后是帝国宫殿的壮大与华丽。他的描写除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以外，极具乌托邦思想，以下就是部分节选：

人民众多而都在快乐的气氛里生活着，他们不去登记房产，或是出入任何的司法机关或从属的法庭拘留所，仅当他们耕种皇家的土地，才必须缴纳收成的部分。如果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想在哪里停留就在哪里停留。国王的统治不必需要斩首与体罚。犯罪的人仅仅是轻微的罚款，甚至对于不断企图谋反的，也只是将右手砍去而已……在全国各地，人们都不伤害有生物，也不食葱或蒜。唯一的例外是旃陀罗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不养猪与飞禽，也不出卖活的牛羊，在市场上也没有屠宰商店，也没有贩卖酒的商人。

法显很少提到婆罗门僧侣，他们自从阿育王以来就与孔雀王朝不和睦，直到在笈多王朝宽容的统治下又慢慢地再度富有与专权。他们更改了佛教以前的宗教与文学的传统，并将梵文推广到印度各地。《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两部古文学著作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与庇护下，使用他们当时写作方式的成果。在这一朝代之下，佛教的艺术也因在阿旃陀（Ajanta）洞穴里出现的壁画而达到了顶峰。当代的一位印度学者判断：“仅就迦梨陀娑、彘日（Varahamihira）、求那跋摩（Gunavarman）、世亲（Vashubandu）、阿利耶毗陀（Aryabhata）与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等名字，就足够证明了这个时代就是印度文化的最高点。”哈夫尔也说：“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当会感到，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最大成就，也只不过是给印度人享受印度人在5世纪时即已享有的一切。”

土著文化的全盛时期，竟被匈奴的一股侵略激浪中断了，这一巨浪同时笼罩了亚欧两洲，使印度与罗马俱荒废了一段时期。当阿提拉（Attila）席卷欧洲，多罗摩那（Toramana）占领了马尔瓦（Malwa），以及恐怖的摩醯逻矩罗（Mihiragula）蹂躏了笈多王朝，印度在奴役与动乱中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之后由笈多一系的子孙曷利沙·伐弹那（Harsha Vardhana，即戒日王）重新恢复领有印度北部，在根瑙杰（Kanauj）建都，经历了42年的平静与平定，扩大了疆土，再度使当地的艺术与文学盛极一时。我们可以从1018年的一次劫掠里——竟摧毁了令人不敢相信的1万所庙宇——来推测出它面积的大小、建筑的壮丽与国家的富庶。这些设备良善的公共花园与免费的沐浴缸，只是这一新朝代的福利的一部分。戒日王本身是一位难得的国王，他施行王政，这是所有政府组织里最使人羡慕的一种。他是一个得人喜爱并极具成就的人，会写诗文与戏剧，而这些都是印度至今犹在阅读的文学作品，但他并没有让这些自负的成就来扰乱用以治理王国的完善的行政制度。玄奘说：“他是坚毅不屈的，一天之于他太过短促，他在从事一件善行时，甚至忘记了睡眠。”他亦曾开始信奉印度三大主神的第三位神湿婆（Shiva），但之后就改信了佛教，并在他虔诚的布施里变成另一个阿育王。他禁止食动物肉类，在国内各地建立客栈，并在恒河沿岸修建上千的圆形纪念塔，或是佛教庙坛。

玄奘是中国最有名的佛教徒，他曾不远千里来到印度。他告诉我们戒日王宣布每5年一次的慈善节，在节会里他邀请所有官吏，以及王国内所有的穷苦与待救济的人。在节会里他习惯将国库所存贮的上次节会救济放赈所剩余物品，全部在此次会上发放。玄奘曾眼见巨量的金、银、铜钱、宝石、贵重布料以及精致绸缎堆满了一片广大的空地，四周围有上百的亭台，每台可容1000个座位。前三天是宗教的活动，第四天布施开始。上万的佛教徒在这里会食，每人得一串珍珠、一袭衣服、花束、香料以及100块金子。此后是婆罗门僧侣接受布施，尤丰富于前者，其次是耆那教徒，再次是其他的教派，最后是来自王国各地的贫民与孤儿等民众。有时这一布施延长到三或四个月之久。最后戒日王将他自己贵重的衣袍与身上佩饰的玉器饰品等全部加入了布施。

依玄奘的回忆，我们能发现在当时一般人的心里流露出神意的喜乐。玄奘的记载在其他地方复活了印度的这一美好的景象，以及其持有的声誉。这位中国的高僧远离了他熟悉的生活，从长安穿越中国西部，经塔什罕与撒马尔罕（中亚细亚曾盛极一时的城市），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印度，并在阿难陀的修道院大学潜心研读了三年。他的学者风度与他的高贵身份，致使印度的王子们竞相聘请他去游历。当戒日王得悉玄奘正在阿萨姆王鸠摩罗（Kumara）的宫里，他即请鸠摩罗陪同玄奘一齐来根瑙杰都城。鸠摩罗拒绝邀请，并说你不是要你的客人而是要我的脑袋。戒日王回答说：“我是因你的头脑而打扰你。”于是鸠摩罗就去了。戒日王对玄奘的学问与应对感到相当振奋，当即召集佛教高级人员集议，请玄奘在会中阐明大乘学理。玄奘将他的演讲主题公布在演讲会场的大门口，并在下面附记一项：“如在本演讲会堂的讨论中发现有任何错误，经有人证实，请砍下本人的头为报。”讨论历经18天，据玄奘说他答复了所有的问题，并使所有与会听讲的人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另一传说称他的对手们于会议结束后，放火烧毁了大会场。）经历了不少艰险，玄奘才返回长安，当时一位英明的皇帝将圣僧带回的经典放置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庙里，并成立一个学术集团将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文献加以翻译。

戒日王统治下所有的荣誉，由于是基于个人的能力与气度，故基础并不牢固。当他死后，一个太监篡夺了王位，并说出了王室的下层秘密。变乱随起，经历了1000年。印度在波斯的侵袭征服、瓜分与掳掠之下饱受如欧洲中世纪一般漫长的苦难。直到阿克巴大帝，印度没有再出现统一与和平。

拉杰布达纳的纪年史

在这个黑暗时代，拉杰布达纳叙事诗曾经有了片刻的光芒。这时在麦华（Mewar）、马尔瓦尔（Marwar）、安贝尔（Amber）、比卡内尔（Bikaner）各州与其他一些有动听的名字的地方，一部分是由土著而另一部分是由入侵的月氏与匈奴的后裔所构成的民族，在好战君王的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封建的文明，他们注重生活上的艺术，超过了从事艺术的生活。他们自承认孔雀与笈多王朝的宗主权开始，借抵抗游牧民族的侵袭来保卫他们的独立与整个印度。他们的家族都以富有军事热忱与勇敢著名，但并不经常与印度有所联系 [6] ，如果我们相信他们钦佩的历史学家托德（Tod）所说的，他们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刹帝利，每一个妇女都是女英雄。他们真正的名字拉杰布达纳是表示“国王们的儿子”，有时他们称土地为拉贾斯坦（Rajasthan），意即“忠诚之家”。

荒谬与赞美——一切的勇气、忠诚、美好、仇恨、毒害、刺杀、战争以及妇女的顺从——都是附在武士时代的传统里。而这些都可以在英勇的各国年史中表现无遗。托德又说：“拉杰布达纳酋长被灌输了类似西方骑士的美德，且在心智上远超过了一切。”他们有可爱的妇女，为了她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赴汤蹈火。妇女认为寡妇殉夫的仪式，只是礼节上的问题。这些妇女都经受这样的教育与婚后节操的熏陶。某些君王是诗人或科学家，一种中世纪波斯风格、精美独特的水彩画在他们之间风行一时。经过400年他们富足了，他们在麦华王的加冕典礼中，竟耗费了2000万元之多。

这值得他们骄傲，也是他们的悲哀，因为他们嗜战争，好杀害，自以为这是最高艺术的享受，也是唯一适合于一个拉杰布达纳绅士的享受。这一尚武精神致使他们能凭借英勇来保卫他们自己，反抗穆斯林， [7] 但因此也使这一小国分裂和削弱。托德认为拉杰布达纳的都城奇托尔的陷落如同亚瑟王或查理曼大帝传奇一样具有浪漫性，（基于当地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祖国信念大于事实）这些精辟的拉杰布达纳年鉴可能成为有如传统中的英国史诗《亚瑟王传奇》（Le morte Arthur ）或是《罗兰之歌》（Le Chanson de Roland ）。在它的译文里，穆斯林侵略者阿拉乌丁（Alau-d-din）并不要奇托尔，而是要公主巴德米妮（Pudmini），“这一称谓仅是为了奉赠女性极高的美德”。穆斯林酋长提出如果奇托尔的统治者将公主献出，即可撤退围城，但被拒绝了。阿拉乌丁同意只要让他一见公主他就撤退，最后他又同意只要能在镜中一见公主就撤退，这一要求仍被拒绝。继之而来的是奇托尔都城里的妇女都加入了保卫都城的战斗，当拉杰布达纳人眼见他们妻子与女儿都死在他们身旁，他们只有战斗直到最后一人。当阿拉乌丁进城，城内一片静寂，所有男人都战死沙场，他们的妻室也在一项祭礼中自焚而死。

南方的极盛

穆斯林进入印度之后，当地的文化逐渐向南退让，直到中世纪的末期，印度文明体现为南部各国的文明。有一段时期查利乌卡（Chalyuka）部落维系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进入并越过印度中部，在补罗稽舍二世（Pulakeshin Ⅱ）的支持下获得足够的势力与击退戒日王的光荣。查利乌卡部落接受波斯王霍斯罗夫二世（Khosrou Ⅱ）派来的大使。最伟大的印度壁画阿旃陀就是在补罗稽舍二世的统治与领土内完成的。最后补罗稽舍二世被帕那瓦（Pallavas）所推翻，他经过一段时间变成印度中部的最高权威。在极南部地方，1世纪潘地亚（Pandya）囊括了摩堵罗（Madura）、廷尼韦利（Tinnevelly）以及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的一部分土地，他们使摩堵罗成为中古印度都市里最美的一个，并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神庙与将近1000个建筑艺术品工程。他们也遭到被推翻的命运，最初是朱罗王朝（Chola），而后就是穆斯林。朱罗统治的地区在摩堵罗与马德拉斯之间，并向西延至迈索尔。他们相当古老，阿育王叙事诗都曾提到过，当他们开始长期征服的历程，南部印度甚至远到斯里兰卡都一致尊崇朝贡。但我们直到9世纪对他们尚一无所悉。之后他们的力量消失，并被南部最大的国家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纳入统治。 [8]

维查耶那加尔这一名字包含王国与它的首都，是被历史遗忘的一页。在那些伟大的岁月里，它包含了现在半岛南方的一些土著王国、迈索尔以及全部马德拉斯行政区。我们可以根据克里希纳·拉亚（Krishna Raya）在达利戈达（Talikota）一战所出动的步军70.3万人、3.26万匹战马、551头大象以及上10万的商人、公娼及临时被强迫而不愿参战的随军人员，来判定出他的实力与拥有的资源。国王的独裁政治受到村落自治法与间或出现的开明且人道的君主的双重影响，不得不有所缓和。克里希纳·拉亚统治维查耶那加尔约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时代，他领导大家过公正礼貌的生活，给予大量的布施，容许对各种教义的信奉，提倡并赞助文学与艺术，对战败敌人不予报复，亦不占领其土地城市，而专心一致于他自己的政事，一位葡萄牙的传教士多明戈斯·帕埃斯（Domingos Paes，1522年）对他作以下的描述：

可能是一个最可怕与仁慈的国王，本性爽朗，并极愉快，他对外方远来的人们给予礼遇，并殷切接待……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大公无私的人，但极易发怒。他是全凭显贵而并非像一般君主依靠拥有军队与土地来统治国土，但事实上即使拥有了他的一切，一个人也几乎不能与他相比，在宇宙里他是多么的豪迈与完美。 [9]

这座都会在1336年创建，算得上是印度当时已知最富庶的城市。威尼斯探险家康蒂（Nicolo Conti）约在1420年访问过这座首都，他估计城市周长有60英里，多明戈斯·帕埃斯也说它如罗马般广大，风景极其优美。他又说城市里有不少的林木以及水管，因为在栋格珀德拉（Tungabadra）河上经由他的工程师们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水坝，并修筑了一个蓄水池，水从此输入城内经由长达15英里的导水管，单是埋管所用去的岩石就有数英里之长。阿布杜勒·拉扎克（Abdur Razzak）在1443年见到这座城市，据他说这是在地球上罕见的繁华城市。帕埃斯认为它是全世界设备最好的城市……每一样都丰富无缺。仅仅是房屋，他估计超出了10万之数，可容50万人口之多。他称赞有个宫殿里的一个屋子全用象牙做成，它是那么的豪华与壮丽，使你几乎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第二个。当德里的君王菲罗兹·沙（Firoz Shah）在维查耶那加尔王的首都与他的公主举行婚礼时——即使所有的游客都是夸大伪造，也无法否定其奢华——据称道路上皆铺满了天鹅绒、绸缎、金制衣裳以及其他贵重的布匹约达6英里之远。

在这富足的表象之下，仍然有奴仆与劳工群众在贫穷与迷信下生活，顺服在一些野蛮严厉的法纪规条下。刑罚包括肢解手脚、将犯人投入象笼、砍头、用桩穿刺活人肚腹或活活用绳索吊死，强奸与抢劫犯即用最后一种刑罚。娼妓是被允许且受管制的，并将征税纳入皇家的收入。拉扎克说：“在铸币厂的对面，是都会行政首长的办事处，据说有1.2万名的警察人员驻扎该地，他们的薪俸都是来自公娼的收入。她们所住房屋的精美以及撩人心意的美色、曲尽侍奉、媚眼柔情等都难以描述。”妇女处于隶属的地位，可以要求她们在丈夫死难后自杀殉夫，有时还令她们活活地烧死。

在维查耶那加尔王国的君主治理之下，古典的梵文与南方的泰卢固（Telugu）方言为主的文学逐渐兴起。拉亚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学的有力赞助者。绘画与建筑风行一时，庞大的庙宇也建造了起来，在庙宇的表面刻满了雕像与浮雕图案。佛教已失去了控制力，而由另一种婆罗门僧侣以尊崇毗湿奴的组织来取代了人民的信仰。牛被认为是神圣，绝对不可杀害，但许多牲畜与禽鸟又被列为供献鬼神的牺牲，并供人们作为食品。宗教是残忍的，但其生活方式是谨慎精练的。

然而所有的权力与浮华终将消失，穆斯林征服者渐渐向南迁移，比斋浦尔（Bijapur）、艾哈迈德讷格尔（Ahmadnagar）、戈尔孔达（Golkonda）与比德尔（Bidar）这几个苏丹王国结合了他们的武力，去打击这硕果仅存的印度土著王国。他们的联合部队与罗摩王50万大军在达利戈达地方遭遇，联合部队以人多势众占了优势，罗摩被擒，当着他的部队被执行斩首，余众一看，丧失勇气，一哄而散。近10万人在瓦解崩溃中被杀害，当地所有的河流被血染红。征服部队乘胜入城，大肆抢掠，尽饱各人私囊，联军士卒都因所劫的金子、珠宝、财物、帐幕、武器、马匹与奴隶而致富。

这样的劫掠历时达5个月之久，胜利者对呼救无门的居民一视同仁地屠杀残害，店铺与民房为之一空，庙宇与宫殿亦不免劫掠毁坏，都城里所有雕像与绘画也尽被破坏。随后胜利者聚众手持火炬，遍经各街道，焚烧所有可燃之建筑，直到最后兴尽而止。维查耶那加尔经此浩劫，犹如经历地震一般，全城倒塌如同废墟，片瓦无存。这一次的抢劫与破坏，最彻底最完全，也最具典型。

伊斯兰教的征服

伊斯兰教征服印度可以说是史上一个悲惨的故事，也是一个令人丧胆的故事。文明的精密复杂的体系与自由、文化与和平都可能随时因来自外方的野蛮侵略与出自内部的相互争夺而瓦解崩溃。印度就是这样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与战乱而积贫积弱。他们曾信奉佛教与耆那教，但这些教义让他们丧失了求生的勇气。他们也没有能组织武力，去保卫他们的疆土与国都、财富与自由，抵抗来自黑海一带的大月氏人、匈奴、阿富汗与土耳其民族在印度边疆的骚扰。它们正待印度的衰弱，俟机加以翦灭。这次征服经历400年之久（600—1000年）。

伊斯兰教的第一次攻击仅是在西部旁遮普省的木尔坦（Multan）作旋风式的袭击（664年）。同样的袭击也在而后300年内不断地重演，结果是伊斯兰教在印度恒河山谷一带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也就在同时，他们同一宗教的信徒阿拉伯人经过图尔（Tours）一战（732年）就统治了欧洲。但伊斯兰教真正征服印度是在10世纪之后才告实现。

在997年，一位土耳其的大君主，名叫马哈茂德，成为东部阿富汗的一个小王国加兹尼（Ghazni）的君王。他知道他的王国资源缺乏，眼见只需一跨过疆界，就是那富有而古老的王国印度，该做什么是很明显的了：假借一个神圣的旨意去消灭印度的偶像崇拜，聚集一批以掳掠为目的的部队，一举跨越疆界。在比纳加尔（Bhimnagar）驻防毫无战备的印度军首当其冲，尽被屠杀。侵略者毁弃城镇，破坏庙宇，并搜尽囊括几世纪以来所有的宝藏，呼啸而去。

回到加兹尼，他向外国的使节们展示并炫耀他的战利品，诸如宝石与未穿孔的珍珠，闪亮发光或像酒里加冰样的蓝宝石，以及有如新鲜的桃金娘树的嫩枝般的翡翠，如石榴般大小的钻石。每年的冬季马哈茂德都驰骋南下，宝箱里装满了劫掠的宝物，并纵容他的部属恣意掳掠与杀害。每年春天再回到他的国都，又较往年更为富有。在马图拉（Mathura，古称孔雀城），他将庙里嵌有金铂的石头人像带回，并将所有贮存黄金、银与珠宝的柜子，全部掠空。他对巨佛神殿建筑极为爱慕，估计它的重新建造将要耗去1亿第纳尔（dinar，当时通行的金币）和200年的人工，之后命人浇上石蜡油放火一烧，将其夷为灰烬。6年之后他又吞并了印度北部的一个富饶城市Somnath，杀尽5万居民，将所有财富掳回加兹尼。最后他变为可能是当时闻所未闻的最富有的国王。有时他对一些盛怒之下的民众并不伤害杀戮，而将他们掳回国去卖为奴隶；但是人数太多供过于求，几年之后，竟连出价几先令去买一个奴隶的人也不可得。在每一次重要的战争之前，马哈茂德必跪地祈求神灵降福于他的部众。他执政了30多年，死时可谓寿终正寝，威名远播。穆斯林的历史学家将他列为当代最伟大的君王，以及历代最伟大统治者之一。

由于为寇者可因盗窃大量金银而位列圣哲，其他的统治者有先例可循，于是皆欲效仿。可是后继者，并没有人能超过马哈茂德的功绩。1186年，阿富汗的一个部落进犯印度，占领德里城，毁坏当地的庙宇，没收它的财富，在它的宫殿里驻扎下来，并建立了德里领地——这一外来的专制政体存在于印度北部历经300年之久，仅遭受到暗杀与叛变的动乱。在这些血腥的君王里，库特卜—丁·艾伯克（Kutb-d Din Aibak）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狂热、凶狠、残暴。有如伊斯兰教所称，“他的礼物来自成千上万的人的奉献，而他杀戮的人也多达成千上万”。在这位君王的一次胜利里，“5万人沦为奴隶，从平地一眼望去，印度一片漆黑”。

另外一个君王巴尔班（Balban）惩罚叛逆与盗匪，是将他们投进象群，让象去践踏，或剥他们的皮，让他们吃草，并将他们悬吊在德里城的四个城门上。当一些蒙古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在该城居住时，因企图谋反，巴尔班在一天之内屠杀其男丁1.3万至1.5万之多。穆斯林王穆罕默德·图拉克（Muhammad bin Tughlak）弑父之后取得王位，变为一个伟大的学人与文雅的作家，并通晓数学、物理与希腊哲学，但在屠杀与残忍方面竟超过了他的前辈，他将一个叛乱的侄儿的肉用来喂叛乱者的妻子与儿女。物价的不断上涨使这国家濒于毁灭，不停地掳掠与滥杀使得全部居民奔向山林逃亡。他杀戮大量的印度人，正如穆斯林历史学家所说的：“在皇家庭院以及民间法庭的前面，经常有一座死人的坟与成堆的尸体，而清除人员与刽子手们都厌倦了拖曳清扫死尸……只能集体掩埋。”

为了在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重建一个新的首都，他将德里的居民全部迁离，顿使该地形同荒漠。听说尚有一个盲人留在德里，他就命人将这盲人从老都城拖曳至新都，等一到新都也只剩下了一条腿而已。这个暴君竟抱怨说，人民都不爱他，或认为他的领导不够公正。他统治印度竟达25年之久，死在牖下。他的继任菲罗兹·沙王侵略孟加拉，悬赏每一个印度人的首级，竟付出18万颗头颅的赏金，掳掠各村庄的人作为奴隶，死时享年80高龄。艾哈迈德·沙（Ahmad Shah）君王大宴三天，每天在他领土内杀戮毫无抵抗的印度人民就达2万人之多。

这些君王统主都是一些有能力的人，而他们的随从也极勇猛与辛劳。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难想到，他们以少数人竟能面对绝大多数的敌对民众，犹能保持他们的统治。所有的穆斯林在作战时，得到宗教的支持。穆斯林统治者们借宣布印度宗教的公开礼拜为非法，以抑制它的吸引力，使伊斯兰教更深入地进入印度人的心灵。

这些专制君王里有一些相当有教化与能力，他们崇尚艺术，并驱使艺术家与建筑家——经常都是印度人——来建造他们的巨大碑铭与坟墓。有一些是学者，经常喜好与历史学家、诗人及科学家讨论交谈。亚洲最伟大的一位学者阿尔贝鲁尼（Alberuni）曾随加兹尼的君王马哈茂德去印度，他写了一部印度科学的调查，可与罗马雄辩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写的《自然史》及德国作家洪堡（Abexder von Humboldt）写的《宇宙》等作品相媲美。穆斯林历史学家与将军一样多，但他们对将军们的嗜杀与好战并不推崇。君王们向每一个人民索取一个卢比的奉献，这点与古代的税收极其相似，此外尚有直率的强索。但是他们留在印度，也在印度耗费了他们的储蓄，等于又转还给印度。不管怎样，他们推行的统治，使一贯在长期消耗体力的气候、不合宜的饮食、政治的纠纷与悲观的宗教里生活的印度人民，在身体上与士气上更是受尽了打击与斫伤。

君主们经常的政策是由巴尔班王来拟订，他要他的谋士们拟具法令与规条来虐待印度人民，借搜刮财富与产物等来防止叛乱与骚动。各地产物半数俱缴纳给政府，当地管理机构支取1/6。一位穆斯林的历史学家说：“没有一个印度人能抬起他的头来，在他们所住的屋子里，也看不见金子或银币……一点剩物也见不到。拳打腿踢、脚镣手梏、监禁与锁链都在征税与搜刮时任意使用。”当他的谋士里有人对他的政策提出异议时，巴尔班就回答说：“啊！博士先生，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你没有实干的经验；我是一个没有学问修养的人，但我有不少做事的经验。因此你切要记住，印度人绝对不会屈从与顺服，即使是到了穷苦贫乏的境地。因此我已下令每年都这样，只许给他们留下仅够维生的谷物、牛奶与浆汁，绝不容许他们有多余的存贮与产业财物。”

这就是现代印度政治史的秘密。由于分裂而国势削弱，因而被侵略者征服；接着受到征服者的蹂躏，失去全部抵抗力量，遁入深山丛林借大自然的安慰来逃避现世；最后沦于灭亡，尚自解嘲，认为主人与奴隶仅是表面上的幻觉，并下结论说个人或国家的自由，于短暂的人生里，几乎不值得去维持与争取。从这苦难所得来的痛苦教训是永恒的警觉，也是文明的代价。一个国家必须崇尚和平，并将永恒不渝。

阿克巴大帝

政府也具有退化的性质，如雪莱所说：“凡有权者必滥用。”德里领地由于其过分的奢侈浮华，不仅失去了印度人的支持，甚至连其从属人员也不例外。当另一个新的侵略者从北方扑来，这些穆斯林君王同样吃败仗，与过去印度人失之于散漫招致亡国之祸如出一辙。

他们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帖木儿（Tamerlane，用Timurlenk较为恰当），他是一个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将其作为极有利的武器。他称自己拥有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的血缘关系，借以获得蒙古部众的支持。在取得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王国后，食髓知味、得陇望蜀地进窥印度，当时印度仍充满了异教徒。他的将军们心目中都充满了勇气，议论纷纷，认为只要是撒马尔罕王国能统治得到的异教徒们，早已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毛拉（Mullahs）从《古兰经》里学到，凡决定一件事情必须先念一段带激励性的句子：“啊！先知，请将战祸加诸这些异教徒及不信仰的人，并严厉地惩罚他们。”基于此点帖木儿王就于1398年渡过印度河，长驱直下，残杀并俘虏所有的居民——只要他到达的地方，无一幸免——并击败了穆罕默德·图拉克君王的部队，占领了德里，若无其事地杀害了10万俘虏，将阿富汗王朝所积存下来的财富全部抢光，并驱使众多的妇女与奴隶，将这些财物搬运到撒马尔罕，在他足迹所及的地方留下了专制、饥饿与瘟疫。

德里君王再度登上了王位，在真正的征服者来到之前，印度又被苛税暴敛了一个世纪。巴布尔（Babur）——蒙古王朝 [10] 的创建者，是一个有如亚历山大大帝一般机智、骁勇与迷人的君主。从帖木儿与成吉思汗那里，他承继了亚洲人吃苦耐劳的能力，但没有他们的残忍。他有过人的精力与体力，尤爱战争、打猎与游历。在5分钟内他单独一人杀害5个敌人，不在话下。两天之内他骑马飞驰160英里，并为了契约两次横游恒河。在晚年，他曾述及他从不到11岁时起即在斋月禁食两次，一直没有间断。

“在我12岁时，”他开始了他的自传，“我已变成哈里发帝国（Farghana）的统治者。”在15岁时，他围困并即占领撒马尔罕，但因没有钱发饷给他的部队，他又失去了这座城市。他曾因病几乎致死，又在山里躲避了一段时期，之后就以240个人重新夺取撒马尔罕。后因部属背叛再度失去该城，在极端穷困下躲藏了2年，想回到中国过农人的生活。他以后又编组了一支军队，凭借英勇，在22岁那年夺取了喀布尔。在巴尼伯德（Panipat）一城以1.2万人配合一队精锐的骑兵击败了德里苏丹易卜拉欣·洛迪（Ibrahim Lodi）的10万大军，杀死数千名俘虏，占领德里，建立了在印度所有外来的统治者中最伟大而最有益于地方的王朝，享受了4年的和平，写下了极优异的诗文与回忆录，死时47岁。就其个人的阅历而言，真可与一个世纪等而观之。

他的儿子胡马雍（Humayun）太懦弱，又不果断，还沉耽于吸食鸦片，无能力去推行巴布尔王朝的政事。阿富汗的一位酋长舍尔·沙（Sher Shah）经过两次血战打败了他，并一度将过去阿富汗在印度的权力重新恢复。舍尔·沙没有大肆屠杀居民，并以美好的建筑试图重建德里，及改革政治为阿克巴大帝开明统治做了准备工作。两位皇帝执政了20年。之后胡马雍经过12年的苦难与流浪，在波斯重建了军队，再进入印度，夺回他的王位。8个月后胡马雍从他的图书室廊道上摔了下来，不久，即与世长辞。

在他被放逐且生活穷困时，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曾虔诚地为其命名为穆罕默德，但印度称之为阿克巴——“最伟大”的意思。阿克巴具有成为伟大者的条件，他的祖先遗留给他很好的先天条件，使他的血管里奔流着巴布尔王朝、帖木儿王以及成吉思汗等的血液。同时，胡马雍又请了很多学养皆佳的家庭教师来教导阿克巴，但阿克巴拒绝了。他自学，从事各项运动来训练与培养他的统御能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骑士，在皇室里玩马球，并学会如何去控制极其凶猛的象群。他随时准备出动去猎取狮子与老虎，什么都会做，面对一切危险，不免要首当其冲。像一个优良的土耳其人，他没有像妇女那样胆小以至不敢去正视血腥。当他14岁时，他被请去手刃一个印度俘虏而赢得武士（Ghazi）的头衔，他弯刀一挥砍掉那俘虏的头。这就是他野蛮的开始，他后来成为历史上已知的帝王中最智慧、聪颖、最具人性而最文明的一位。 [11]

在18岁那年，他从摄政王那儿取得了全部的治理大权。他的统辖区为印度全境的1/8——约300里宽的一带领土，从西北部边境的木尔坦城到东部的贝拿勒斯。他一开始就以他祖父的热忱与贪婪向外扩展疆界，历经一连串的苦战，除一个小小的拉杰布达纳王国外，他竟成为全部印度斯坦的统治者。回到德里，他脱去甲胄，一心一意地改组他领土内的行政组织。他的权力是绝对的，所有重要职位甚至遥远省份的职位，无不是由他亲自派任。他有四大辅佐要员：一位首相，或称瓦基尔（Vakir）；一位财务大臣，有时叫瓦奇尔（Vazir），有时又叫迪瓦（Diwan）；一位大庭长，或叫巴基什（Bakhshi）；一位大主教，或称萨德尔（Sadr），是在印度的伊斯兰教领袖。由于他的统治来自传统与威望，他对军事力量的仰赖很少，仅有2.5万人的常备部队。战时就由各省的军事领袖招募扩充编成临时作战部队——此一不稳定的军备，可能与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王的崩溃有关。 [12]

贿赂与侵吞公款盛行于各领地首长与其属下之间，因此阿克巴王的时间多半用在防范与惩治这些不法的勾当。他规定朝廷与自己宫殿里的一切开支，并限定所有食物与用品的价格，更进一步决定国内雇用人员劳工的薪给。当他死时，他在国库里遗留了价值10亿的金钱，他的王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了。

法律与税收的规定都相当严厉，但比过去为轻。农民耕植总量的1/6至1/3要送交国库，每年在土地的税收就达1亿元之多。国王集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于一身，比如在最高法庭他就要花费好几个钟头去当众决定对原告、被告的重大判决。他的法令里禁止早婚，并严禁强迫妻子殉葬，解除寡妇不得再婚的禁令，取消俘虏沦为奴隶的惯例，以及阻止杀害动物作为牺牲，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开放各行各业，全凭各人本事，不受种族与宗教之限制，并废除征收人头税。在他统治的初期，法令里还包括了肢解的刑罚，到后期时已成为16世纪所有政府里最开明的法令了。每一个州开始时皆以暴力反抗统治，但经平定，所有人民都能获得自由。

一个统治者的过分专权，通常亦是其政府的弱点，此一制度的运行完全要依赖阿克巴王的超人智慧与性格。一旦他死去，国家就陷入了群龙无首人亡政息的局面。他交往了不少的历史学家，极喜爱古玩美术品，他是最好的运动员、技术熟练的骑士、最优越的剑士、最伟大的建筑师，也是王国里的美男子。实际上，他有长长的臂膀、长久骑坐的弯腿、蒙古人具有的窄距眼，头微向左偏垂，而在鼻上还有一个疣。他极注重外表，衣衫整洁，望之俨然，沉着的两眼晶莹有如日照海水，当其光亮闪烁，大有咄咄逼人使人敬畏之感，有如旺达姆（Vandamme）在拿破仑跟前感到的尴尬。他衣着简单，戴锦缎的帽子，穿上衣与裤子，佩珠宝，赤脚。他只吃少许的肉类，到晚年时几乎全素，并说：“把人的胃作为动物的坟墓，这是不对的。”不管怎样，他的身体与意志总是坚强的，经常从事较剧烈的运动，每天徒步行走36英里也不算一回事。他极爱玩马球，并因此发明了带有光亮的球，以便夜间也可以玩马球。他具有家族遗传的暴烈激动的性情，在他的幼年，他竟用刺杀谋害来解决问题。借用威尔逊的话，他渐渐地学会了平息他自己的火山。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施行德政。菲里什达（Firishta）说：“他的温和、仁慈是没有界限的，他所具有的此一美德超过他所继承的家族。”他慷慨大方，广布教化，他对各阶层的人都很温和，尤其是对低层贫民。有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说：“他对一般贫穷平民琐碎的请求，皆予以接受，并将这些记在心里，随时解决，但对一般贵族的重金厚礼，并不重视。”有一位同时代的人描写他像一个患有癫痫病的狂人，许多人说忧虑悲凄使他进入了病魔的状态。事实上，他可能饮一般的饮料并吸鸦片，但并不过量。他的父亲与他的子女也有同样的嗜好，但并不像他那样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幼年死于长期的酒精中毒）。他也有妻妾，足够充实他的皇宫。有一个人在闲谈中告诉我们说：“据可信的报道，国王在阿格拉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两地拥有1000头象、3万匹马、1400匹驯鹿以及800个宫妃。”但他不像充满了性欲与好色的样子。他妻子很多，但都是具有政治性的婚姻。他娶拉杰布达纳亲王的女儿为妻以获得亲王的欢喜，这样的婚姻关系自然加强了两国的亲善，并更能支持他的王位。在那段时间，莫卧儿王朝还处在半开化的状态下。一个拉杰布达纳武士当了他的大将军，而一位酋长充任他最高级的大臣。他的梦想是一个统一的印度。他的心灵并不完全如恺撒或拿破仑那样地现实与无情，他具有形而上学的强烈情绪以及权力，如果他被废免，就会变成一个具有神秘性的隐士之流。他经常不停地思想，并不断地有所发明与改进。像哈伦—赖世德（Haroun-al-Rashid）一样，他经常利用夜间微服漫游，获致大量的革新。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为他的图书室收集不少的图书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瑰丽作品的全部底稿，并经由书法家用雕刻术写成仿本。这些书法家在他的统治期间与绘画家、建筑家同样地受重视。他将印刷视为机械的、没有人性的东西，并不重视，但不久他又采纳了他的一个基督教朋友呈献给他的欧洲打字术，为他的图书室去收集图书资料。他对诗人的崇拜是没有限制的，他敬爱其中的一位——印度的比尔巴尔（Birbal）——将他视为宫廷里的宠儿，最后使他成为全国敬重的对象。因一次战争的失利，比尔巴尔竟招致杀身之祸。 [13]

阿克巴王推动了波斯语文学的发展——这是他宫廷里的语言——也就是印度文学、历史与科学的杰作，他亲自监督古文学《摩诃婆罗多》的翻译。每一种艺术都在他的推崇与鼓励之下风行一时，印度的音乐与诗文是其中的代表，而波斯与印度的绘画也是经过他的鼓励才得以进入第二个高峰。在阿格拉地方他指导建筑一个有名的城堡，在城墙内矗立起500栋建筑，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建筑之一。这些建筑已被鲁莽的贾汗王毁坏，从遗迹判定它可能有如在德里的胡马雍坟墓的遗迹——也就是阿克巴王的好友、苦行的契斯提（Shaikh Salim Chishti）的灵庙所在地。这些都是印度境内最美好的建筑物。

比这些更能吸引阿克巴深切兴趣的是空论清谈。这位几乎全能的皇帝偷偷地想成为一个哲学家——正如哲学家想做皇帝。在征服了世界之后，阿克巴王并不快乐，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虽然我是这一广大领土的统治者，所有政府的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但因真正的伟人是在于遂行造物主的意志，我的心智永无法从这些繁复的教派与信条中得到片刻的悠闲，更不会为了一些得意自满而不顾这些外来繁复的状况。在这样沮丧的气氛下，我能统治支配这一帝国吗？我在等待一些奉命唯谨而具有原则性的人，他们将可以帮助我解决存在于我内心里的困惑……哲学上的交谈对我颇有吸引力，因为它使我从众说纷纭中去发现事实，它并强迫我使我得以从谏如流，但又不致听信谗言而致祸国殃民。”宫廷编年史家巴道尼说：“大量的学者从各地蜂拥而至，各宗教派别的圣哲们来到宫廷，阿克巴王个别召见他们，并与他们举行有关会谈。他们的任务与职事就是相互地协调、咨询与调查，经过夜以继日的会谈，多半涉及科学上的重要精义及各种奇妙的启示、历史的奇观以及自然界的奇谭。”阿克巴王说：“人类的优越在于崇尚理性。”

为了成为一个哲学家，他对宗教特别感兴趣。他研读印度古文学《摩诃婆罗多》史诗，并因印度诗人与圣哲的劝诱，而从事研究印度的各种信仰。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轮回的理论，并在公开的场合里在前额上绘印度宗教的记号。他有容忍各种宗教信条的雅量：他为讨好祆教教徒，竟在外袍里穿上他们认为神圣的衬衣与腰带，并接受了耆那教的劝告，摒弃打猎，禁止在某些日子杀害牲畜。当他得知了新的宗教——基督教（由于葡萄牙人占领印度东部果阿城而传到印度），他去函给那里的保罗教会，请求派两位具有学问的教士到宫里来。不久，一些派来的基督徒到达德里，他竟因他们的传教而对基督大感兴趣，并叫他的学者们翻译《新约》。他给予基督徒充分的信教自由，并允许教士们每人随带一个儿子在身边。当天主教徒在法国谋害基督徒时，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基督徒同样地谋杀天主教徒，天主教的法庭也在西班牙大肆杀戮并劫掠犹太人，而意大利的科学家布鲁诺（Bruno）被判处火刑。阿克巴王邀请所有宗教的代表们来到他的宫廷举行会议，向他们保证和平相处，发布公告对各种教义与祭礼一视同仁。为了证实他的宽大博爱，他娶了婆罗门、佛教以及穆斯林的女子为妻。

在阿克巴王国里充满了激烈的宗教分歧，形成许多的困扰，并称他们一等他死后就要脱离王国，于是阿克巴王最后决定颁布一个新宗教，包含了双方势不两立的信仰。耶稣教会的巴托利（Bartoli）记录了这些：

他召开了一个大会，并邀请了全国各城市的所有学者名流与军事主管，只是没有请里多夫神父参加，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项具有渎神目的的敌对行为。他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当面用一种机巧而诡诈的态度向他们宣称道：“因为一个王国是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因此如果他的部属意见分歧，各自为政，这样将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像现在的宗教就十足地表现了他们的分裂不合。我们必须将他们合而为一，但同时要顾及各个宗教的优点不致因统一结合而丧失，更因各自的优点结合后更加有利。基于这一点，最高的荣誉是要归于上帝。如此，便能带给人民和平安乐，帝国更因此而能安定富庶。”

大会当即同意，他立即颁布法令宣布他本人是教会里的实际首脑，这就是基督教义对这一新的宗教的最大贡献。这一法令成为了在印度传统里最优秀的一个万神合一的一神论，它包含祆教的拜火与光，以及近似耆那教的禁食肉类。杀牛算是对教义的一大冒犯，一切的安排皆以使双方都感到满意为准。不久又公布了一条法令，规定印度全体人民每年至少要有100天吃素，更采纳了一些当地的意见禁食大蒜与葱。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和平宫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联合宗教的大庙（迄今犹存当地），这一构想代表了皇帝个人的愿望，愿所有印度的人民团结如兄弟同胞，信奉共同的神明。

就一个宗教来说，阿克巴创建的丁伊拉赫教派（Din Ilahi）是永不会成功的，他发现印度的传统对他的绝对性有很强烈的影响。几百人聚集在新的祭式里，大都是曲意逢迎，私底下仍坚持着他们一贯信仰的鬼神。从政治方面来说，这一举动也有好的一面。对印度人的人头税与朝圣税的豁免、对信仰宗教的自由（1582年到1585年对伊斯兰教的迫害除外）、种族与宗教的盲信狂热的减低、教条主义与分歧对立、过分重视自我意识以及对阿克巴新启示的格外注重，这些都是阿克巴王所赢得的来自印度人的忠诚，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他的教义，但就他在政治上力求统一的主要目的而言，现在竟大半达成了。

由于使用他自己的教徒来从事这一工作，丁伊拉赫教便成了人民怨恨的来源，由此导致了一个时期的公开叛乱，激起了贾汗季（Jehangir）王子阴谋背叛他的父亲。王子怨恨他父亲阿克巴王统治了王国40年，并且体格相当强壮，以至自己无法早点继位。贾汗季编组了3万名骑兵，杀死国王宫廷里的史学家，国王最亲近朋友的阿布勒·法兹勒（Abul Fazl），自立为王。阿克巴王劝儿子投降，不咎既往，但是这忤逆不孝的孩子竟又杀害了他的母亲与他的朋友，辜负了阿克巴的一片心意，终告失败。在阿克巴王的暮年，他的子女也忽视他，竟不顾他的死活，为王位而相互争吵。他死时仅有几个亲近的人在旁——据推测死因是赤痢，也可能是遭贾汗季的毒害。伊斯兰教大师们来到他临死的床前要使他再皈依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失败了。国王的去世竟没有得到任何教堂或教派的祈祷，也没有人跟随在他简陋葬礼的后面去追悼怀念他。他的儿子们与宫廷里的官员们，虽曾在葬礼当天着丧服，但未及一日都丢弃了，只顾庆幸他们承继了他的王国。这就是亚洲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公正、最智慧的统治者的悲惨死亡。

莫卧儿王朝的式微

这些子弟很不耐烦地等待着父王之死，不久却发现要将这一帝国纳入掌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一帝国是经过历代精明的帝王们所缔造的。为什么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后代常常都是那样的平庸无能呢？是否是遗传因子的缘故——祖先的特性与生物学的可能性的混合——或者仅是一种巧合，不一定就是当然的结果；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才耗尽了由父母赋予的心智与体力，而只剩下一些虚弱的血气给了他的后代；或许是这些子弟一直耽沉在闲散优渥的环境里，而且早年的幸运剥夺了他们的上进心与奋发图强的努力？

贾汗季并不是一个资质平庸与颓唐无能的人。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一位印度公主，他在幼年享尽了做太子的一切福分，成天纵情在酒色之中，并承继了巴布尔、胡马雍与阿克巴三者所具有的残酷的本性，也潜伏有鞑靼人嗜杀的血统。他很喜欢眼见活人受剥皮之苦，受桩刺穿，或是活活地被大象踏成碎片。在他的自述记事里记载着由于侍从无意中进入了他的猎园里，惊跑了他的猎物，他即将侍从官杀死，并将侍从官的仆从抽去腿筋——也就是在他的膝盖后方割断筋腱，让他终生残废。接着他说：“我又继续打猎。”当他的儿子库斯鲁（Khusru）阴谋反抗他时，随同一起谋反的叛军有700人，贾汗季将他们沿拉合尔城的街道活活地穿刺在木桩上。他竟纵声谈笑自若，眼见他们统统死后为止。他的宫廷有嫔妃6000之多，供他淫乐。而后又加入了宠爱的皇后努尔·贾汗 [14] ——他将她的丈夫杀害，将她据为己有。他的司法机关公正廉明，且极为严酷。由于他过度挥霍，阿克巴王多年来励精图治而积累下来的巨量财富，也无法负担他的奢靡生活。

到他统治的末期，贾汗季更沉耽在他的杯酒中，荒废政事。阴谋叛变时起。1622年他的儿子贾汗（Jehan）图谋篡夺他的王位。当贾汗季死后，贾汗慌忙地从其躲藏的南部德干赶到，宣布继承皇位，并将他的兄弟全部杀害，以免后顾之忧。他父亲遗留给他的，尚有奢侈、狂饮与残酷的习性。贾汗宫里的用度加上众多官吏的高薪给俸，将人民从事工艺与商业所得的国家收入耗费殆尽。阿克巴王对各宗教的开放容忍以及贾汗季王的一视同仁被否定，如今又仅限于信奉伊斯兰教，残害基督教徒以及强行并全部摧毁印度的神坛。

贾汗王也知道应该有所补偿，因此他对他的朋友们与穷苦的人也慷慨起来，爱好工艺美术，热衷于用美好建筑来装饰印度各地，并全心全意地对待他的皇后穆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他娶她的时候是21岁，当时他已有由其他嫔妃出生的两个子女。穆塔兹在18年里为她的丈夫辛勤不倦地生了14个子女，在最后一次的难产中丧生。贾汗修建了洁白无瑕的泰姬陵（Taj Mahal）来怀念她的一生，纪念她的多产。随后他恢复以前的淫乱纵欲。世界上最美丽的坟墓也仅是贾汗王所建的1％而已。其中最著名的在阿格拉，其余的都在新德里一带他的建筑计划中。这些昂贵的宫殿、奢侈的庭园、珠光宝气的孔雀王位， [15] 带来了重重的苛税，印度也因此陷入穷苦，面临荒芜败亡。虽然在印度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出现在贾汗王统治时代，但在他30年的治理下，印度仍然达到了富裕与声望的巅峰。

这位君王是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虽然他在对外征战中牺牲了不少的人命，但他的王国获得了30年的和平。一个英吉利驻孟买的行政首长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从印度的现状看来，一般人可能产生一些怀疑，认为当地的作家对印度过去的富庶过分地夸大形容。但这些我们仍然得见的荒芜不毛的城市、废弃了的宫廷与一些堵塞了的水管、大型的蓄水池与在森林里的土堤围垱、残缺的栈桥、水井、皇家通道与沿途的旅栈，与当时的游历者所见的若干符节，使我们相信那些历史学家所有的赞许是有他们的理由的。

贾汗王在杀死他的兄弟们后，开始了他的统治，但他竟疏忽了，没有杀害他自己所有的儿子，因为其中注定了有一个将来是要推翻他的。在1657年他最有能力的儿子奥朗则布从南方的德干地区发动了一场叛乱。贾汗王像大卫王一样命令他的将军们迅速扑灭叛军，如果可能的话，生擒而不要杀害他的儿子。奥朗则布击溃所有抵抗的皇军，生擒他的父亲，并将他禁闭在阿格拉城堡里。在被幽禁的9年时间里，这位专制的国王一直在那里孤苦伶仃，连他儿子也没有来看望过他一次，仅有他忠实的女儿贾汉娜拉（Jahanara）曾来此聚会过。他仅能从他的监牢茉莉塔越过朱木拿河，凝视他一度宠爱的后妃穆塔兹死后那用宝玉装饰的坟墓，以消遣他的残年。

他一直认为他这个儿子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圣哲，也可能是莫卧儿王朝所有的皇帝里最突出的一个。曾经执教过奥朗则布的伊斯兰教的大师灌输他宗教的意识。有一段时期，这年轻的王子竟对王位与尘世产生了厌弃的情绪，并有了遁世的想法，想终生去做一个隐士。尽管他坚持他的专制独裁、他狡猾的外交以及仅仅用于他的教派的伦理构想，他仍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用很长的时间做祈祷，默诵全部《古兰经》，并对异教徒大加杀害。他每日耗费在教会里的时间达好几小时，并有很多天禁食。他利用大部分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并虔诚地求超脱与认罪。在政治方面，他是冷静与精明的，静待国家的安定与神明的赐福。他是莫卧儿王朝里较和气的一个君王。他减少屠杀，几乎没有使用刑罚去惩治犯罪者。他的态度与行为谦虚有礼，盛怒之下也能克制，也能容忍不幸的遭遇。他极度地节制所有的饮食，并坚守基于他的信仰而来的禁忌。虽然他精于音乐，但他只把其当作一项娱乐。事实上他实现了他的决心，只要是借他双手的劳动得来的，他都要撙节使用，从不浪掷费用。

贾汗王曾以他一半的财富用来增进建筑及其他相关艺术，奥朗则布对艺术不重视，摧毁了异教徒敬拜的纪念碑，其长达半世纪的统治消灭了印度所有的宗教，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宗教。他颁发命令给各省的首长们及其下属，将所有佛教、基督教的庙宇神堂全部夷为平地，所有偶像菩萨全部毁去，并将所有印度的学校关闭。从1679年至1680年，仅在安贝尔一个地方就有66座庙宇被捣毁拆除，在奇托尔一地有63座，在乌代布尔有123座。他这一狂热举动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庙宇、历经百年代表印度的艺术品，一下变为破瓦残垣。我们绝不会知道在今天所看到的印度，一度拥有多么壮观与美丽的建筑。

在奥朗则布王的高压下，不少印度人都转为信奉伊斯兰教，然而也毁了他的政权与国家。少数人遵奉他为圣哲，但上百万的印度人竟视他为一大怪物，逃避他的税收人员，并朝夕只求他死。在他统治期间，莫卧儿王朝下的印度帝国到达了顶峰，扩展到了德干地区。但这一政权并没有受群众爱戴，因为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一开始即已注定了败亡的命运。这位皇帝在他末期的几年里开始察觉到，由于他心胸的狭隘，他已毁弃了他父亲的所有伟绩。他在临终时写了以下这些悲哀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将往何处去，或将有些什么加诸我这个充满了罪行的人……过去的岁月逝去得何其无益！主曾在我的心中，迄今我这没有视觉的眼睛仍还没有认出他的光来……将来的一切对我已无希望。热情已逝，仅存躯壳而已……我曾犯滔天重罪，不知有多大苦痛、折磨在等待我……求主赐我以安静瞑目……

他遗留诏书，指示他的葬礼要极尽简朴，绝不许多费银钱购置衣服，只许付出4卢比用作缝帽之用。棺木顶上用来覆盖的布料可用一块帆布。对穷人们的赈济仅留下他抄写《古兰经》所得的300卢比。他死时89岁，也算是得享天年。

在他死后的17年内，他的帝国崩溃分裂。过去人民对阿克巴王大智的拥戴与忠心已被贾汗季王的残酷、贾汗王的浪费无度以及奥朗则布王的狭隘自私全部耗尽，荡然无存。他们在印度炽热的气候下丧失活力，军人的勇敢以及他们从远祖继承来的充沛体力亦已丧失，也没有从北部来的增援势力来振兴他们的颓唐。同时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小岛也派出了他们的贸易人员，来到这一富庶地区寻求财富。不久他们可能带来枪炮，一举取代这一积重难返的古老帝国。

注释

[1] Pataliputra，也叫波吒利弗城，即现今的巴特那（Patna）城。

[2] “这在印度是一件大事，”古希腊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说，“所有的居民都是自由人，没有一个印度人是奴隶。”

[3] 约翰·马歇尔爵士在塔克西拉发掘出一批相当精致的雕刻石器，外表闪亮光耀的雕像，公元前600年古老的钱币，以及一些精致的玻璃器皿，其质料并不低于印度晚近时代里的产物。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也说：“这说明当时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在各城市的生活里对艺术品与工艺技术的使用与制造，已具备了相当的熟练与技巧。”

[4] 他们的妇女都非常地贞节，绝不会因任何理由自甘堕落地为了一头象的馈赠而与他人攀上交情。但印度人对娼妓卖淫以取得象为报酬，则并不认为耻辱。对娼妓来说，她们甚至认为这是一项光荣，因为她们的美貌可以与一头象的价值相提并论。

[5] 这些远早于欧洲于7世纪在巴黎所成立的第一个医院Maison Dieu。

[6] 据阿利安称，在古代的印度人是在同一时期居住在亚洲的各种族里非常勇敢的民族。

[7] 德国哲学家凯泽林（Count Keyserling）说：“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出这样的英武、豪侠，或这种慷慨从容就义的节操。”

[8] 在几乎忘却了王国领地的混杂状态下，这些都是文学与美术（特别是建筑一类）的所有创作，有富饶的都会、华美奢侈的王宫与有权柄的专制君王，但像如此广大的印度，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这短短的几页里，要说的还没有提到，但我们必须提到有时候人总是想着要去统治全球。例如超日王，他统治了查利乌卡近50年（1076—1126年），在战争方面相当有成就。他想建立一个新的编年史时代，将全部历史分为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可是今天他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注脚。

[9] 在他所有不夸大的财富里，还有1.2万名后妃。

[10] 莫卧儿是蒙古人（Mongol）的另一支。莫卧儿是真正的土耳其人。巴布尔为蒙古人的绰号，意即狮子。巴布尔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首位统治者，巴布尔原名叫查希尔－乌丁·穆罕默德（Zahir-ud-din Muhammad）。

[11] 不久他就承认了书的价值——尽管自己不能读，只能靠他人念给他听，还经常找那些深奥与难懂的书卷来研究。到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盲学者，爱好文学与艺术，并以大批的皇家赠品供给这些艺术家。

[12] 这些军队都装备有最好的兵工器械，至今印度仍有得见，但比当时欧洲使用的要差。阿克巴尽一切努力想取得较精良的枪炮，但没有成功，而这些杀戮器材的落后结合了他的后代子孙的退步，决定了欧洲人征服印度。

[13] 有人仇恨比尔巴尔，在他死时大家欣喜万分，其中有一位历史学家巴道尼（Badaoni）记录了这一事件并幸灾乐祸地说：“比尔巴尔，因为畏惧生活而逃避，但遭杀害，而被打入地狱里与狗为伍。”

[14] Nur Jehan，意即“尘世之光”，他也叫她努尔·玛哈尔（Nur Mahal），意即“宫廷之光”。

[15] 这一王座费了7年才完成，包含有各种珠宝、稀有珍贵的金属及玉石，4根金子的支柱支撑了座位，12个翠玉做的圆柱支撑了光耀平滑的顶部，每一圆柱佩装两个用宝石镶嵌的孔雀，在每一对孔雀的当中直立一树，上面用金刚钻、绿宝石、玛瑙与珍珠镶嵌。全部费用超过700万元。这一王座在1739年被波斯王纳迪尔·沙（Nadir Shah）抢去运到波斯之后，渐渐被分解拆除，用来支付波斯宫廷的费用。

第四章 人民的生活 [1]

财富的创造

印度的本土环境似乎对于文明的发展没能给予太多的助益。它的极大部分是森林，是狮子、老虎、野象、蟒蛇等严密守卫下的窝巢，以及其他卢梭式的轻视文明与思想的人。与猛兽的斗争，仍不断出现在戏剧和现实生活里。阿克巴王在接近马图那的地方射杀老虎，并在至今仍未曾被人们发现的许多地方捕获野象。在《吠陀经》时代，狮子在印度的西北部或中部的任何地区都可能出现，现在却已从半岛上消失了。蟒蛇与爬虫仍然不断地为害作乱，在1926年还有2000个印度人被野兽吞噬（其中875人被老虎杀害），还有为数2万的印度人被毒蛇咬死。

渐渐地，地面上的猛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稻谷、豆类、玉米、蔬菜与水果的种植。印度大部分的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口无论贫富都对这类食物偏爱，而对肉类、鱼类与家禽则有节制地食用。（维查耶那加尔人是例外，他们除了牛以外，还吃家禽与包括蜥蜴、鼠与猫在内的兽肉。）为了使口味更好，或者是为了有助于性爱，印度人从小就大量地食用咖喱、生姜、丁香、肉桂以及其他的香料调味品。欧洲人对这些香料相当重视，他们为了搜寻这些东西，竟辛苦跋涉走遍了半个地球。谁会知道，美洲的发现是为了爱情呢？在《吠陀经》时代，土地为人民所有，但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起，国王宣布所有的土地都归皇家所有，再由人民去耕种，人民每年付出租金、缴纳赋税，这已成惯例。至于水利灌溉，则一向是由政府去负责执行。有一个水坝就是由旃陀罗笈多王修建，直到150年还能发生效用。一些古代运河的遗迹到今天在各处都可以见到，还有人工修凿的湖泊的痕迹至今犹存，如在麦华有1661年修建的作为灌溉用的蓄水池，在它的周围用大理石修建的围墙长达12英里。

印度人似乎是最早开采金矿的民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麦伽斯提尼所称的“巨大钻金蚂蚁，其体形比狗小一点，又较狐狸大些”，它们帮助开矿工人用脚爪抓攒沙土，只要把沙土翻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否藏有金矿（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蚂蚁是什么，根据个人的判断可能是穿山甲之类的动物，而不可能是所谓的蚂蚁）。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所使用的金子大部分来自印度。至于当时的银、铜、铅、锡、锌与钴等，也都已经开采。铁器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了。印度锻炼与铸造铁器技艺的发展，远比欧洲古老。如一座超日王的建筑，大约于380年建于德里，它所使用的铁柱直立到15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未腐锈变形。它所使用的金属质料，或所采用的某种技术的处理与加工致使其能长期地留存，这确是冶金科学里的一个奇迹。在欧洲人入侵以前，铁的熔化还是使用小木炭火炉，这在当时的印度是一项主要工业。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人学会了使用大规模的机器来从事这些生产，并求其价格低廉，可大量生产，因而印度的工业也就在这一竞争之下衰败了。如今，印度蕴藏的矿源又被不断地开发与大量使用。

棉花业在印度出现得很早。事实上它在摩亨佐—达罗已开始被用来制成衣服，关于棉花的参考资料，希罗多德以一种无所谓的语气说：“这不过是某一种野生的树，不结果实只长出一些羊毛，但其美观与质地都超过了羊身上的毛，致使印度人民都用它来制作衣服穿用。”当时在近东方面曾因它的出现而发生了一连串的争论与臆测，而罗马人也因此知晓了这所谓树上生长的“羊毛”的事实。阿拉伯人在9世纪时曾去印度游历，他们报告说：“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用一些特别而精致的材料制作了衣服，这些材料我们在其他的地方还没有看见过，它们利用织与编达到这样美观与精致的程度。印度人利用一个中型大小的圆形物从这些材料中抽出一根细细的丝线来。”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将这一技艺从印度带了回去，由他们所称的quttan一词变成了我们今日的“棉花”（cotton）。棉布（muslin）原来的意义是指精良的棉花编织品，是指在伊拉克摩苏尔（Mosul）采用印度规格所制成的布匹。因为最初是1631年从印度西南部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港进口，故称它为 calico。1293年马可·波罗达到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Gujarat）说：“这里的刺绣都是相当的精巧与质美，胜过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出品。”克什米尔的围巾与印度的地毯是人所共见的，在图案设计与编织上，即使拿到现代也是优美的产品。织布这一行业仅是当时印度许多工艺行业中的一种，但织布工工会的组织是当时在印度的工商业里独一无二的组织，由这一组织来制订并规定印度工业的各种活动准则。欧洲当时视印度为所有制造业的专家，如木器、象牙、金属、染色、肥皂、玻璃、漂白、制革、火药、烟火、水泥等各行各业。中国也在1260年从印度进口眼镜。17世纪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cois Bernier）游历印度，他描写当时的印度真是百业兴旺。最早到达印度的英国商人拉尔夫·菲奇（Ralph Fitch）也说,在1585年眼见一队约由180条船组成的商队，满载各种各样的货物，由西北部朱木拿河出发。

国内的商务也极兴盛，每一条道路的路旁从古至今都设有市场，且一直存在着。印度的对外贸易可以说与它的历史同样悠久。在苏美尔地区与埃及所发现的遗物里，可看出在这一带地区里的国家，与印度之间远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交通往来。以波斯湾为通道的印度与巴比伦的商务在公元前700年至前480年之间曾盛极一时。大概当时所罗门的象牙、猩猩与孔雀都是从这些地方，经由这一通道而来。印度的船舶在旃陀罗笈多王的时代就组成商队出海远航驶向缅甸，再去中国。而希腊的商人们，印度称他们为亚安拉（Yauana），他们是希腊属地小亚细亚西岸的伊奥尼亚居民，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印度南部达罗毗荼地区，群集在当地的市场，时间大约在基督诞生的前后。当时的罗马还充满了享乐主义，全部仰赖印度进口的调味香料、用于化妆的香水与机器使用的润滑油膏等，并大量高价购买印度的生丝、细花布、棉布以及饰有金属品的衣服。罗马作家普林尼指责罗马当局为了购买这些极度奢侈珍贵的物品，浪费了大量的金钱，每年罗马当局付给印度竟达500万元之多。印度的豹子、老虎与象都要在大斗兽场举行的竞技大会与献牺牲的祭式中派上用场。罗马在伊朗北部帕提亚作战，主要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一通道的开放，保持与印度贸易的畅通。

在7世纪阿拉伯征服了波斯与埃及，因而从欧洲通向亚洲的道路全部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以致有了十字军东征与哥伦布的远航美洲。在莫卧儿王朝统治下，对外贸易又再度兴起。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以及其他城市的财富即是因它们是欧洲与东方及印度通商的唯一通道与必经的港口而繁盛起来。文艺复兴的产生，可以说得自希腊文学的少，得自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多。阿克巴王有一个海事机构，是专为监督船舶的制造与规划订制海上交通的一些条例而设立。孟加拉与信德两港口为当时有名的造船工业所在地，由于他们的造船业技术优良，且售价又低，致使君士坦丁堡的君王将原在该国亚历山大港内兴建的船只改在孟加拉与信德两港建造。甚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将他们大部分船只改在孟加拉港的船坞内建造。

硬币的流通增进通商贸易的便利，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释迦的时代里就有了一种粗制的长方形硬币，由政治与经济的统治者共同发行使用；公元前4世纪之前，当时印度在波斯与希腊的影响下已经在国家担保下实行了一种硬币制度。舍尔·沙发行了一种设计美好的铜、银与金制的硬币，并将卢比作为当时国内通行的基本单位币制。在阿克巴王与贾汗季王统治期间，当时的印度硬币由于其美术设计与金属质料的纯净、贵重，超过了任何现代欧洲国家所通行的货币。像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中世纪的印度的工商业成长都受阻于宗教。麦伽斯提尼说：“印度人既不会利用金钱去求取利润，也不知道如何去借贷、借贷究竟有何益处。他们一方面耗费金钱，另一方面也承受贫穷的痛苦。他们在使用金钱上既不签订契约，也不去要求保证与安全。”当时印度人还不会使用他们的积蓄来投资企业，他们情愿将这些积蓄隐藏起来，或是用来购买珠宝饰品。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项最方便且自然的积累财富的方法。也许是亚洲没有发展简便的信用制度，使得欧洲得以轻而易举地支配了亚洲。人们不管婆罗门的仇视与敌对，渐渐地开始放贷。根据借钱人的阶级来决定利率多少，一般是12％到60％，平均利率大约是20％。债务的清理偿还不可借口倒闭与破产来抵赖。如果一个债务人因债务尚未偿还即已死去，他的子孙后代一直要延到第六代都有责任偿清这一笔祖宗欠下的债。

农业与商业都要缴纳重税，这笔赋税被用来支持政府的开支。农民必须缴纳他全部收成的1/6到1/2，正如在中世纪与当代的欧洲，许多的税收都在货品的销售与交换时征取。阿克巴王将土地税加到1/3，但同时又将其他税收全部豁免。土地税是一项严苛的税收，但它也有好处，多收多缴，但若歉收则税就相对地减轻。在饥荒之年，穷人就是不纳税也无法逃避死亡的厄运。即使是在阿克巴王鼎盛的时代里，灾荒也时有发生。1556年的那一次饥荒，似乎已到了同类相食的程度，当时全国充满了一片荒芜的景象。一般的道路状况都不好，故交通的来往颇为费时，即使某一地区有了剩余的米粮也只能坐视，而不能即时地送达灾区以为赈济之用。

各地形成了贫富悬殊的现象，但其程度没有今天出现在印度与美国社会那样严重。在最下层的是少数的奴隶。在这之上是首陀罗，他们的人数没有奴隶那样众多，打工赚钱，身份与其他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是世袭的。迪布瓦（Pére Dubois）在1820年对当时的贫穷有一些描述，他说：“这是50年来政治的混乱所导致的结果。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况一般较为富裕。薪资一般都很优厚，在阿克巴王的统治下，普通手工艺的工人是每天3到9分钱的工资，而物价相对低廉。在1600年，1个卢比约值32分半，可以买到194磅的小麦，或278磅的大麦。到了1901年，1个卢比仅能买29磅的小麦，或44磅的大麦。”1616年，一位住在印度的英国人说：“走遍了王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大量的粮食，每一个居民都不缺少面包吃。”另一个在17世纪游历印度的英国人觉得，当时他每天的消耗是4分钱。

这个国家的富裕，在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王与贾汗王的两个时代达到了巅峰。在笈多王朝的时代，印度的富有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事实。玄奘形容在印度有一个城市是如此美丽壮观，那里有花园，有池塘，还有一些充满了文学、书籍与艺术品类的学术机构；居民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这些家庭也都富裕；水果与花卉充满了各地……人民的外观颇为高雅，穿的是光彩夺目的绸缎，显得干净利落而健谈；在他们之间均匀地分成正教与邪教两派。英国驻印度官员埃尔芬斯通曾说：“印度王国被推翻时极为富有，历史学家一直无法知悉到底这些入侵者掳去了多少珠宝金银。”一位威尼斯的游历者康蒂说：“在恒河的两岸，约在1420年时，一个接一个的繁盛的城市排列成一线，每一个城市的建筑都很美观，有许多花园与果园，有不少的金与银，商业与工业盛况空前。”贾汗王的财富确是不少，他使用在地下建造的坚固房屋来存放财宝金银，整整装满了两大间，每一间约有15万立方英尺的容量，几乎是堆满了金块与银条。文森特·史密斯也说：“根据当时的证实足可相信在多数重要城市里，所有家庭都已达富有小康。”一些游历的人形容当时印度的大城市，如阿格拉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每一个城市都比伦敦要大，且更繁荣。法国一位东方学者安基提尔－杜佩隆，他在1760年游历了马拉塔（Mahratta）地区，发现当时他在印度所谓的黄金时代里的生活是如此简单而愉快……居民们的生活都充满喜悦、活泼与健康。英国驻印度部队的一位将军克莱武 [2] 在1759年到过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地区，据他说古代的孟加拉省的都会其城市的广大、人口的众多以及富有的程度都与当时的伦敦不相上下。他又说：“印度是一个永不会匮乏的富足国家。她不断地努力去谋求国家的富足，但其结果并不理想。”他描述了在印度所看见的一些富有的人，一些繁华城市的商人为他准备了贿赂以便转运一些走私赃物，银行家们打开他们所有的金库，里面都是装得满满的金银珠宝。他作了一个结论说：“在这一刹那，我竟为如何去做一个明智选择而迟疑。”

社会的组织

由于道路状况的不良与交通的阻塞不畅，因而征服印度容易，但要统治印度就困难了。由于地形上的原因，除非有了铁道的铺设，否则这一大陆的地区已注定了分裂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要有一个不受政治掣肘的独裁领袖，这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君主政体。人民在当地王朝统治的时代里享有相当大的自由，此种自由一部分来自村落里的自治社区与居住城市里的工会组织，另一部分是经由婆罗门贵族对国王在权势上的一些限制。《摩奴法论》可以说是伦理的法则，而不是现行的立法，它阐明了印度有关君主政体的唯一观念。这样的话，它就必须要严厉与苛刻，并在公益上满足它的愿望。穆斯林统治者对这些观念与措施所付出的努力与注意，较其前任印度的君王们少之又少。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少数的征服者，他们所借以来统治的完全是仰赖着他们的武力。一位历史学家以一种得意且肯定的语气说：“这些军队就是政府的资源，也就是政府使用的工具。”阿克巴王倒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所凭借的全是人民的善意，而这一极强烈的意愿是在他宽大与仁慈的专制政体下孕育出来的。正因如此，他的政体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它主要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的，一切都要在他的意志下行事。此种绝对的中央集权在阿克巴王运用之下，非常顺利，但在奥朗则布王运用之下，就变成了失败的主因。在暴乱发生后，阿富汗与莫卧儿的君王们都提高了警觉，以免被刺杀。而争取王位继承的战斗，则似乎与现代的选举一样耗费庞大——当然不至于到了扰乱经济生活那样严重的程度。 [3]

法律几乎就是皇帝或君王的意志。在印度王朝时代，法律包含皇室的命令、村落社区的传统以及阶级的统治等。家庭的家长、社区村落的头目、阶级的酋长、工会的委员会、省长、国王的大臣或即是国王本身，都是决定一切的权威人士。诉讼简单，判决迅速，律师们都来自英国。每一个朝代与君主都使用严刑拷打去刑罚罪犯，直到菲罗兹·沙才算废弃了这些酷刑。死刑是最重刑罚，施用于如破毁房屋、毁捣皇家财物或者抢劫了有重要地位的人。所有的刑罚都是残酷的，包括砍断手脚，割耳或鼻，挖出眼睛，用烧红的铅倒入喉里，用刀轧断手脚的骨骼，火烧烙伤身体，用钉子钉手指、脚部，刺穿肚腹，砍断筋骨，用锯将人体锯为两段或四段，投入锅里活活煮死，抛入象栏遭象践踏致死或投喂饥饿野狗等刑罚。其残酷景象，令人闻之丧胆。

印度全国从没有使用过法律的条文。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些事情，法律被“法论”（dharmashastras）所取代，即阶级规条与职守，并用诗体写成教本。这是婆罗门的僧侣们依据他们教里严格的观点来制定的。其中最古老的一类就叫作《摩奴法论》。摩奴（Manu）是在神话里居住在德里附近的一个婆罗门部落的祖先，当他从梵天接受了法律，他即是神的儿子的代表。

这一部法典有2685条，约公元前1200年制定，在１世纪时似曾被引证参考过。起初是要设计成一本手册或是指南一类的书，用来规正这些部落的婆罗门祭师在行为上的准则，渐渐地，它被整个印度社会接受为行为的法则。虽然一直没有被君王们承认，但它在阶级的体系上具有法制的最高权威。它的特质将在以后分析印度的社会与伦理时加以讨论。一般说来它代表了人们对古老裁决法的一项迷信的接受 [4] ，一种严厉的报复法的使用，以及婆罗门阶级里一项永无穷尽的道德、权利与势力的教诲。它的目的是要加强印度社会里牢固的阶级体系，永不动摇。

这一体系自从《吠陀经》时代以来，就愈发坚固与复杂。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了训诲的本性，因年代的久远而愈增强，而且因为政治秩序不够稳定，更为了外来的民族与一些教义超越了印度本身，因而加强了阶级的意识，致使穆斯林与印度人之间的血统混合遭遇了阻碍。在《吠陀经》时代，阶级曾经代表瓦尔纳（Varna，种姓）或是肤色；在中世纪，变成了阇提（Jati），或是生育。它的本质是双重的：身份地位的世袭与佛教律法（Dharma）的接受——也就是传统的义务与个人的原本阶级的职业。

这种制度主要的受惠人是800万婆罗门阶级的男人。在阿育王统治下，佛教的兴起曾一度使他们的势力减弱了一段时间，但婆罗门以他们教士组织一贯固持的特性与坚忍不拔，最后终于在笈多王朝的时代重新将已失去了的权势与领导地位再度夺了回来。从2世纪时，我们就发现了当时馈赠婆罗门阶级的大批礼品的记录资料，经常是土地之类（托德相信这些记录都是借宗教之名而行诈欺）。诸如所有馈赠婆罗门阶级的财物，都是免税的，直到英国人来到印度时才废止。《摩奴法论》告诫国王绝对不要征收婆罗门教徒的税，即使是所有税收的来源都断绝了。因为一个婆罗门教徒一经激怒，他可以口念符咒真言，立即消灭国王的生命与他所有的武力。就印度的传统而言，它规定家庭的财产必须公用，且死者的财产必须自动地传给尚活着的男子，由是在印度并没有必须立遗嘱的习惯（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居民，其遗产是由母系去承受）。但是在欧洲的个人主义影响下，遗嘱也传到了印度，并大大地受到婆罗门阶级的赞许，认为此不失为一种敛财的方法。

在任何对神献牲祭礼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向侍奉的祭师奉上费用，付出金钱越多代表越虔诚。奇迹与成千的迷信是祭师敛聚财物的另一来源，人们认为婆罗门教徒可以使不育的石女怀孕。神谕也被利用来作为骗取金钱的工具。人们也愿意被蒙骗，并自认他们的噩运是对祭师的吝啬所得的惩罚。只要一有病痛、官司诉讼、不祥的征兆、不愉快的梦或新的事业，人们都要去求教婆罗门祭师的指示。

婆罗门的权势来自对知识的独占。他们是传统的监护与改造者、孩子的教师、文学作品的作家或编辑人、《吠陀经》诗文写作的专家。如果一个首陀罗阶级的人想听诵经文时（根据婆罗门法律书籍上的记载），他的耳里就如同被灌满了熔化的铅溶液一样一无所知；如果他试着要去诵读，他的舌头就会被割裂；如果他去默念回忆，他就会被砍成两段。上述所言，尽管很少实施，然而有了此种威胁存在，婆罗门的教士很容易就能独占知识的领域。婆罗门教义因此形成了独特与神秘性，像筑了篱笆一样地孤立高超，排斥所有低级阶层人的参与。根据《摩奴法论》，一个婆罗门教徒是由神意注定为众生的首领，虽然他并没有在这一神意下享有所应得的权势与特权，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神职授予后，他才能得到“再生”或转世。从此以后，他变成了一个圣人，他的身份与财产是不可侵犯的。事实上根据《摩奴法论》，“所有存在于宇宙里的，都是属于婆罗门的财产”。

婆罗门仰赖公众与私家的馈赠为生——但这绝非是为了施舍与布施赈济的慈善行为，而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对一个婆罗门教徒的殷勤服侍，是最高尚的宗教职事，而一个婆罗门教徒不为人们殷勤地接待，他可能将这一家之主平日所有的善行、功德全部一笔勾销。 [5]

一个婆罗门教徒即使犯了罪行，他也不会被判死刑。国王可能将他放逐，但仍允许他带走他的财产。如有人企图杀害一个婆罗门教徒，他就要在地狱苦度100年；如有人将一个婆罗门教徒杀害，凶手要在地狱监禁达1000年之久。如一个首陀罗阶级的人诱奸了婆罗门教徒的妻子，他的全部财产将被没收，生殖器将被割除。一个首陀罗杀死一个首陀罗，为了赎罪要给婆罗门教徒10头牛；如他杀死了一个吠舍，他要给婆罗门100头牛；假若杀死了一个刹帝利，他就得付给婆罗门1000头牛；如果杀死了一个婆罗门，他就得处死。只有杀死婆罗门才是真正地犯了谋杀罪行。

随着这些特权而来的职事与义务既繁多，又令人不胜负荷。婆罗门教徒不只是作为教士（并非所有的教士都是婆罗门，在晚近时许多婆罗门教徒都不曾做过教士，在联合省里大多数的婆罗门教徒都是做厨师的），他们更训练自己成为祭师、教师以及文学家。他们首先必须学习法律与研读《吠陀经》，其他任何的职事都在其次。多读《吠陀经》，不管在祭礼中或在一些著作里，都可以称呼婆罗门为至福。如果信徒能将《梨俱吠陀》暗记在心，他就能掌控整个世界。他不能与本阶级以外的女人结婚，如他与首陀罗的女子结婚，他的子女就成为最低阶级的贱民，因为《摩奴法论》说：“一个人当他坐下来时，是善良的，由于他与低下的人结合，因而变成了低贱，但若一个人生于低贱，他不可能因与高层的人结合而变成为高贵。”婆罗门教徒必须每天沐浴，但若修面与理发是出自下层社会人的手，他必须回家后再洗浴一次；他必须用牛粪去清洁他要睡觉的地方；他在服行本能的义务时，必须遵从一个严格而净洁的祭典；他要禁食所有动物的肉类，并包括鸟卵，更要禁食葱、蒜、菌类以及韭菜；他除饮清水外不能喝任何饮料，而这些饮水也只能由婆罗门的教徒去取来或挑来；他也不能使用药膏、香水，禁止酒色、贪欲与激怒；如他接触了不净洁的东西或任何的外国人（甚至是印度总督），他必须在一项斋戒的典礼中去除已感染的污秽之处；如他犯了一项罪行，他必须接受一项比对低下阶层的人更严重的处罚。例如一个首陀罗犯偷窃罪，他要被罚他所盗窃物品所值或全部金钱的8倍，如果是一个吠舍阶级是16倍，一个刹帝利阶级则为32倍，但如果是婆罗门，则要罚64倍。婆罗门教徒从不去伤害有生命的生物。

通过仔细观察上述的规定可知，印度人由于田间工作的过分沉重，以及对于个人天生阶级的过分屈从，以致没有办法摆脱迷信的束缚，致使教士祭师的权力一代一代地增长坐大起来，成为历史上最持久的贵族政治。我们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出这样令人惊奇的现象来——在印度竟会有如此缓慢变化的典型——一个较高的阶层保有了它的优势与特权，历经了所有的征服者、王朝与政府长达2500年而不坠。唯有那些被罢黜的旃陀罗在维持他们卑贱阶层的长久性方面，可以与其相抗衡。古代的刹帝利阶级曾在释迦时代控制了知识与政治两方面，但在笈多王朝时代就消失了。虽然婆罗门承认拉杰布达纳战士集团来取代刹帝利阶级在军事方面的地位，但自拉杰布达纳王朝衰落后，刹帝利阶级从此就绝迹了。最后仅剩下两大分野，婆罗门是印度社会与精神两方面的统治者，在他们之下的实际工业组织有3000个阶层之多。

在一夫一妻制之后，值得一提的是阶级制度。阶级制度具有人种优生的价值，它可以保障由于毫无歧视的人种混杂所引起一个优良血统的淡化与消失。它也建立了某种饮食上的习惯，与视为荣誉惯例的清洁，而为一般人所遵守与群起效法的风尚。它对人们天生的差异与不平等定下了阶级，并免除印度人像现代人那样，终日为求高升而经受的痛苦。它也律定了每一个人在他的阶级里，依其个人得自先天的本性或行为的法则，有了一个序列。它固定了商业与各行职业，将每一行业归于某一技艺，不得轻易更改，并使每一工业成为一个阶层，进一步充实阶层里的人员要具有一致行动以避免分歧与沦为专制独占。它也提供了如何避免财阀政治或是军事独裁，唯其如此，贵族政治乃成为必需的政体。这个国家在遭遇了许多的侵略与革命，以致失去了政治的安定后，还能有一个社会的、伦理的与文化的稳定与连续性，就此而论，唯中国可以相媲美。在上百次的政局动荡中，婆罗门经由阶级的制度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扩大并传递了印度的文明。这一国家对上述一切已尽了忍耐的能事，甚至引以为骄傲，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印度政府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体系。

伦理与婚姻

当阶级制度消失，印度的伦理生活将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紊乱过程，因为伦理的法则几乎是与阶级紧紧地结合一起而不可分离。伦理也可以说就是本能，即在一个阶级里每一个人在他生活里的常规。作为一个印度人意味着不仅要接受一个信条去参与阶级的系统组织，并接受它的一套伦理法规，或附带一些自古以来的传统与规则；一个虔诚的印度人必须遵从它的指导而生活，也要生活在它当中，去寻找经常的满足，绝不可企图转入另一阶级。《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说：“做自己分内的事，即使是做错了也比做非本分内应做的事要好。”天赋对于个人，就像种子对于事物正常发展的影响一般，也就是循着一个注定的本性与天命而作一个有系统的实现。伦理的观念由来已久，甚至现在的印度人亦很难驱除阶级的意识，大多数印度人尚受此观念的引导与束缚。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没有阶级的存在，印度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每一阶级的伦理以外，印度又承认了一个共通的伦理，或是义务，这对所有的阶级都有影响，那就是对婆罗门教徒的尊敬与对牛的重视。次一项义务就是生育子女。《摩奴法论》说：“一个男人只有成为三个时，就是他自己、妻子再加上他们的儿子合而为三，这才是完善的人。”子女不仅对父母亲的经济资产有益，而且在父母年老时提供赡养与供奉，子女必须负起家事的操作与对祖先的敬拜。若不即时供奉祖先，这些鬼神将会因此受饥饿之苦。在当时，印度没有节制生育，堕胎被认为是一项罪行，罪同谋杀了一个婆罗门教徒。杀婴事件确曾发生，但多半出乎意外。父亲喜欢多获子女，更为儿孙满堂自鸣得意。老年人对幼年子女的慈爱是印度文明里最美好的一面。

当做父母的人一开始想到他们的婚姻时，对生育子女一项多视为畏途。在印度的制度里婚姻是强制的。一个成人若不结婚会被赶出家门，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也不为众人所公认，而少女长期保持童贞也被认为是一项耻辱。当然婚姻并不依靠个人的选择，或是经过男女双方的恋爱之后，才达成婚姻。它是社会与种族关切的对象，并不完全信赖一时的感情冲动，或是一见钟情，而是必须经过父母的安排。《摩奴法论》以为它是经过相互选择而结合的超自然的神灵犍闼婆（Gandharva）的婚姻，并称之为生的欲望。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如此受到人们的重视，仍然是在人为的安排中实现。

印度人都早熟，一个长到12岁的女孩与在美国14或15岁的一样成熟，这样造成一个伦理与社会秩序上的困扰问题。 [6] 是否需要将婚姻与性欲的成熟并为同一考虑的条件，抑或是将婚姻后延，如像在美国男孩多要等到能达到经济成熟阶段才能谈到结婚？第一个答案很显然削弱了印度国民的一般体力，不适当地加速了人口的生殖率，并使妇女完全将生命浪费于生育上。第二个答案所产生的问题是不自然的耽搁，导致产生了性冲动的挫折、娼妓以及性病的猖獗等不良后果。印度人选择在幼年时先订婚，并在订婚与成婚之间留出一段时间来杜绝可能产生的流弊。在这段时日里新娘必须与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青春期的到来。这一贯例由来已久，且被认为是神圣的。它是为了防范在不同阶级间由于一见倾心、性欲冲动而产生爱情，为其所造出的不良后果而采取的一种严格措施。

以上这些措施都相当合理而明智，男人的生物性需求不会被过分压抑，这些也都出现在印度的爱情文学里。《欲经》（Kamasutra ）是揭发关于性的身心两方面顾忌的名著之一。作者向我们保证它是依照经典的箴言，为了尘世的利益由筏蹉衍那（Vatsyayana）隐士在贝拿勒斯说出的。他负责指导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并将他的一生献身于对神灵的侍奉。这位隐士说：“他不重视女孩，并认为她是太害羞了，男人在她们的心目中是不值一文，像是一头野兽般没有为女性着想。”

我们没必要去设想印度人在性上的放纵。幼年的婚姻是为了抑制他们婚前性行为的滋生，并将谆谆教诲的妇女贞操用在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制裁法上，使通奸的情事不致发生或不像欧洲、美洲地区那样层出不穷。娼妓大部分仅止于庙宇里。在南部地区凡有性需要的男人都由庙里的神妓去接待，其名为黛瓦达西（Devadasis）——亦称“神的仆役”——事实上就是妓女。每一个泰米尔族的庙宇里都住有一群所谓的“神圣的妇女”，最初她们专门在神像前载歌载舞，也可能是接待婆罗门祭师的一项礼仪。她们中有一些可能是终生孤独地生活在修道院里；另一些被允许扩大她们的服侍范围，其条件是收入的一部分要缴给祭师。一般庙宇的妓女，或称歌舞（nautch）女郎（这词来自印度语nach，即舞女），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与私人的集会里，担任歌唱与舞蹈，以颇似日本艺伎（Geisha）的方式来达到娱乐的目的。她们有一些还要学习读书，并像古希腊的妓女（hetairai）一样在家里学习一些有关文化的常识与谈话，以便于增进应对与社交，但一般结婚后的妇女都不需要读书与外出结交宾客。在1004年，人们从一本神圣的经典书本里发现，在坦焦尔的朱罗国王罗阇罗阇（Rajaraja）拥有为数400名的歌伎。

这一习惯因时间的久远被奉为神圣了，因此没有一个人会将其看作是不道德或不符合伦理。一般被尊敬的妇女经常将她们的一个女儿奉献去作为一个庙宇里的职业歌伎，这与她们将一个儿子送去做祭师是异曲同工的行为。迪布瓦描述在19世纪初期，位于南部的大多数庙宇几乎都派做了旅社的用途。这些歌伎不管她们原来是何种职业，人们一般都直截了当称之为娼妓，她们也公然以妓女的身份来满足男人。迪布瓦神父没有理由去偏袒印度，以下是一片段摘录：

她们公开的职务是在庙里一天两次的舞蹈与歌唱……以及出现在所有的公开仪式里。一开始她们对这些歌舞的职业操作起来相当地满意与爱好，虽然她们的态度有时近乎挑逗，而行动有时也近似无礼。至于她们的歌唱，大都是局限于古老陈旧的词句，描述她们过去历史里出现的一些放肆淫荡的神话故事等。

在庙宇里的妓女与幼女婚姻的双重状况下，很少会发生我们所谓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情”。这种由男女两厢情愿的理想化的奉献，仅在印度的文学里出现了一些，例如在刹帝达斯（Chandidas）与胜天（Jayadeva）的诗文里，但经常都环绕着神明的一些象征。在实际生活里，多半是妻子以全部的真心、诚意去对待她的丈夫。爱情的诗文多半是以清教徒的传统的微妙体式，由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与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写出，有时也具有伊丽莎白时代那种浓烈的与感官的热情。有一个作家将宗教与爱情联结在一起，并在两者的狂热中发现了一个共通性。另一方面他又列举了360种不同的情绪来充实一个爱人的内心，并计算他的牙齿停留在他喜欢吃的肉类上有多少方式，或是用一些绘有花纹的檀香膏贴在她的双乳上，令其美观，以吸引诱惑她的情人。在《摩诃婆罗多》的两篇对话故事中，娜拉（Nala）与达玛嫣蒂（Damayanti）的作者描写出爱人们忧伤的叹息与苍白的、消化不良的面色，都是用11世纪到13世纪风行于法国南部与意大利的一种抒情诗派的手法写出来的。

这种狂热的情绪在印度很少能决定一项婚姻的成功。《摩奴法论》制定了8种不同的婚姻，其中由于爱情与出诸抢劫的婚姻在伦理的尺度下被视为最下等的，而买卖的婚姻还被认为是为了男女双方的结合所采取的一项有意义的方法。就长期的观点而言，印度的立法者认为像这些基于经济基础上的婚姻是最健全的。在迪布瓦时代，结婚与用钱去买一个妻子，在印度是同义语。 [7] 最聪明的婚姻是完全听任双方父母亲的安排，并全部遵照族内婚姻与外族通婚的一切规定法则来办理。青年必须要在自己的阶级里，与他的家族（Gotra）或团体以外的男女婚娶。他可以娶几个妻子，但他在自己阶级里则只能有一个妻子，而这唯一的妻子也就是妻妾中最大的一位。《摩奴法论》说：每一个男人宁可采用一夫一妻制。（如我们相信托德的话，在印度的拉杰布达纳武士阶层里，王子国君们都是每一天由一个不同的妻子服侍。）妇女要百般顺服与真心诚意，更要具有耐心去爱她的丈夫；而丈夫给妻子的倒不是具有浪漫气氛的爱情，而是一心一意地去保护她的安全。

印度的家庭是典型的父权制，丈夫有至上的权能来管制他的妻室、儿女与奴隶。妇女只是处于一个值得喜爱但地位低于家长的地位。据印度传奇，当造物主（Twashtri）开始创造女人时，他才发现材料已因制造男人而全部用完，再也无坚固的元素了。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竟勉为其难地将剩余物拼凑起来，完成了女人的创造：

他采取了月亮的浑圆形成了丰满，更具有了爬行动物的曲线玲珑，豌豆卷须紧紧依附般的小鸟依人，刍草随风微微的震颤，芦苇草般的娇柔无力，百花盛开的鲜艳，枝头嫩叶的迎风摇曳，象鼻般的粗细均匀，鹿眼般的惊鸿一瞥，蜜蜂成群成队的欣欣向荣，如阳光般的欢乐愉快，行云流水般的流动轻盈，风起飘浮无影无踪，狡兔般的胆小怯惧，孔雀开屏的浮华虚荣，鹦鹉肚腹的柔嫩，金刚石样的坚硬，蜂蜜般的甜，猛虎样的狠，烈火样的发热生光，冰雪般的冷酷，喋喋不休，像杜鹃般的喁喁情话，野鹤样的矫揉伪善，以及如爱神的贞节。将以上这些性格混合在一起，他造就了女人，并将她赠予男人。

虽然女人具有了这么多的内涵，但印度妇女的处境还是相当地可怜。她们在《吠陀经》时期的崇高身份竟在祭师教士的影响下，以及一些范例下被葬送无遗。《摩奴法论》也以早期基督神学的语调说：“耻辱的起源来自女人，争斗的来源来自女人，尘世的存在也来自女人；因此必须除去女人。”又记述说：“一个女性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愚笨的男人甚至圣哲的男人从一个生活的正道上给拉下来，再将他带到情欲的深渊，或因此而堕落毁灭。”法典因此制定了女人的一生必须要在有人照顾与爱护之下生活的规定，最初是父亲，出嫁后是丈夫，丈夫死后是儿子。妻子以卑躬的口吻称她的丈夫为“夫主”“夫君”，甚至是“我的神明”。在公共场合里她要尾随在他身后，保持相当的距离，不能与他交谈。她要尽心尽力去伺候他，事无巨细都必躬亲操劳，烧茶煮饭，饮食侍奉，在丈夫子女饮食后才能进食，入夜就寝还要拥抱丈夫的双脚为他取暖。《摩奴法论》说：“一个忠诚的妻子，对待她的丈夫必须如同对待神灵，绝对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顺服而使他感到烦恼，必须竭尽自己一切的忍耐与柔顺温和去设想他的处境，解除他的困扰。”一个妻子如果违背了她的丈夫，她在转世之后会变成一条野狗。

印度的妇女在我们这一时代以前，也与在欧洲与美洲的情况一样，只有高阶层的贵夫人与淑女或庙宇里的神女才可能接受教育。上学读书被认为对妇女不合适，因为她会因此获得比男人更多的权势，随之而来的是她竟因此丧失了她所具有的诱惑与魅力。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Chitra ）里说：“妇人就只是一个妇人——她旋风似的扭转她的胴体，用她的颦笑、低泣、曲意服侍与柔情爱抚来使男人心猿意马，如此之后她就获得了快乐。读书与伟大事业的成就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妇人不许读《吠陀经》。《摩诃婆罗多》书上也说：“一个妇人去读《吠陀经》，在这个领域里就出现了一团混乱。”（我们用不着以当代欧洲或美洲的态度去比较，只要以中世纪祭师制度下不容许妇女读《圣经》或受教育来与此时的印度相较。）麦伽斯提尼记述着：“在旃陀罗笈多的时代，婆罗门教士不容许他们的妻妾去阅读所有具有哲理的书籍，让她们对哲理一无所知。因为如果让妇女学到用哲学的意识去了解快乐与痛苦、生命与死亡，她们就会变得败坏堕落，或更有其他的见解而不再顺服了。”

在《摩奴法论》里有三种人被认为不适宜于掌握财产：妻子、儿子与奴隶。尽管他们也可能为主人挣得产业，却不能获得主人的遗产。虽然一个妻子可以保有她的嫁妆，以及她在婚礼中所获得的馈赠礼品，作为她的私有财产；而一个太子的母亲，也可以在太子年幼无知时代行王权摄政。丈夫可以因为妻子的不守贞操而行离异，但妻子则不能以丈夫的任何事故为借口，而与丈夫离婚。妻子如饮酒，或患疾病，或有忤逆不顺，或浪费成性，或喋喋不休等，随时可为妾室所取代（虽然不一定是离婚）。法典的提倡使妇女渐获得一些开明的措施：她们不再被打骂，也不像过去那样被监视，因为她们的机智狡黠，常使监视带来不幸的后果。如果她们喜爱漂亮衣裳，最好就让她们去尽情享受吧，因为如一个妻子不事装饰，她一定得不到她丈夫的喜爱，对自己来说并不有利。如她喜爱装饰，则整个屋子家庭不是因此而整洁清爽吗？有一些事情要为她们去设想，这与为一个年老的人或是一个教士祭师去设想是同样必要。“孕妇、新娘与少女将被当作贵宾，一般可先取得食物，这是一项尊贵的荣誉。”当然，妇女不可能都被当作妻妾，受到某些拘束，她要有做母亲的待遇；母亲所付出的最大亲切柔和与因而换来的尊敬，应由她的子女来报答。甚至在这父权制的《摩奴法论》里也说：“母亲被尊敬的程度，要超出1000个父亲所得的。”

伊斯兰教义观念的一大汇集造成了印度妇女在《吠陀经》时代以后的地位有所衰退。帐帘使用的风俗，是对已婚妇女的一项隔离，是由波斯与穆罕默德时代所带来的，在北部比在南部地区更加盛行。一部分是为了要使他们的妻妾与他人隔绝，印度女人的丈夫才兴起了这一种帐帘制度。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规定，凡被尊敬的妇女只能为她的丈夫与儿子们所得见，如要出现在公共场合里，就必须要用厚厚的布遮盖起来。即使是生病要接受医生的诊断时也只能在一个垂帘的后面将手伸出，由医生诊脉而已。在某些场合里，甚至连询问一个男人的妻妾，或以一个客人的身份向屋内的女宾讲话，也被认为是一件失礼的行为。在丈夫火葬之际，妻子也一并殉葬的习惯，就印度而言，是从外方传入的习俗。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它是古代西徐亚人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人（Thracian）所实行的。如我们信他的话，在色雷斯的妻妾竟为这一在坟前当众自刃的特权而大肆争取，唯恐失去这一表现的机会。这种祭礼可能来自几乎是全球性的原始殉葬，王公或富有的人家在死后用一个或更多的妻妾婢女来殉葬，之后又代之以奴隶，以及其他财物冥礼以供死者在来世使用。《夜柔吠陀》也说到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但《梨俱吠陀》则说，在《吠陀经》时代已经没有过去那样严厉的要求，寡妇可以在火葬堆前躺卧一段时间以代替殉葬。《摩诃婆罗多》说：这一贯例又恢复了，且有甘之若饴永无悔恨之意。他举出了几个寡妇殉夫的事例，并制定了这样的规定，贞洁的寡妇并不愿她的丈夫死去再活过来，因而以一种骄傲的心情投入火海。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说：印度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殉葬的风气盛行，而在旁遮普省的卡提尔部落定了一条法律要寡妇殉死，是为了防范妻妾去毒害她的丈夫。在《摩奴法论》里没提到这样的事。婆罗门教徒在最初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但之后也接受了它，到最后又假借着是宗教的一种惩罚，解释说是为了婚姻的永恒信守不渝。一个妇人嫁给一个男人，将永远厮守，绝不离去，并将于来世再行结合。

在西北部拉贾斯坦（Rajasthan）小国里，妻妾是丈夫的绝对产业，这里采取一种johur的方式，凡是一个刹帝利面临某一项失败时，先叫他的妻妾殉死后，他再效死沙场。这一种习尚在莫卧儿王朝的时代非常盛行，一些教徒的痛恨、反对并不被理会，甚至是当时极有权势的阿克巴王也无法制止。有一次，阿克巴王曾费尽心力去劝阻一个印度的新娘不要去她心爱的丈夫的火葬堆前自焚身死，虽然婆罗门祭师将阿克巴王的意旨转达给她，要她改变初衷，但她仍坚持着去牺牲殉葬。当火焰触及她时，阿克巴王的儿子达尼亚勒（Daniyal）还在不断地与她争论，她竟呼叫着：“不要来烦扰我，不要再烦扰我。”另外一个寡妇也同样地坚持拒绝这样的请求，将她的手指伸向一盏灯的火焰去烧灼，直到手指全部烧焦为止，竟毫无痛苦似的。她还轻视那些来劝她改变初衷的人，一意孤行地去殉葬。

在维查耶那加尔时代，殉葬仪式竟采用了集体举行的方式，并不止是一个或几个，而是王公大臣的成群结队的妻妾奴婢去随他们殉葬。在康蒂的一项报道说：拉亚或君王曾在他们拥有的1.2万个妻妾里选出3000名宠妃侍妾，在他死时她们必须随他了断，而对这一殉死的行为，她们还引以为荣呢。中世纪印度寡妇的殉夫行为是否为了宗教的转世观念，以及希求在来世得与丈夫重新结合，我们很难得到肯定答案。

自从印度和欧洲有了接触之后，殉葬的风俗即逐渐减少了，但印度男人的寡妇却仍要继续忍受各种无助的痛苦。自从结婚后，妻子就成了丈夫永久的从属物，她在丈夫死后再行出嫁就触犯了伦理，而使之后的生活混乱不安。因此这些寡妇须按婆罗门教义里制定的法律规定，不得再婚，削去头发表示与尘世隔绝（假如她本身并不愿去殉葬的话）。这也不失为一个变通的方法，但她必须继续负起抚育子女的责任，并从事一些私人的慈善事业活动。她并不因此而穷困无助，相反，她可依靠她丈夫所遗留的田产房屋供她之后的生活。这些规定仅仅是为印度中高阶级的正统派妇女所遵守——即为约占人口30％的人所遵行，却为一些教徒和低下阶级所忽视。印度寡妇的第二次贞操的观点与基督教义里抱独身主义的修道女颇有相似之处。两者之中，有些妇女拒绝婚姻而自愿终身从事慈善事业。 [8]

礼貌、风俗习惯与性格

就粗俗的观点看来，很难相信一个民族同时竟能忍受像早婚、庙堂艺伎与寡妇殉葬等的惯例，而又在温和、庄严与礼貌上竟表现得优美绝伦。除了庙宇里的妓女外，在印度从事娼妓的妇女还是很少，而一般两性的交往礼节都特别的高尚。迪布瓦说：“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印度的礼貌规矩与社交上的礼仪规定得相当明确，且各阶层的人都能遵照实行，甚至最下层的人也不例外。这种现象比同时期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秩序还要高明。”在西方有关两性的言谈与想法，在上层社会里与印度的态度多有近似，如禁止男女在公开场合中有亲昵的表现，而对跳舞中男女双方身体部分的接触也认为不适当与猥亵。一个妇女可以公开地去任何地方，不必担心受人调戏或侮辱。像这样的一些冒险事情在东方人看来又是另一回事。《摩奴法论》曾警告男人说：“女人天生有引诱男人的倾向，因此一个男人必须保持警惕，即使是对你自己最亲近的女性亲戚。”最好只看她们来来往往的脚踝部分，而不去看其他部位。

除了神灵意识以外，在印度亦很讲究清洁，如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认为的“这仅是伦理道德而已”，而实际上这是出诸虔敬的重要部分。《摩奴法论》在多少世纪以前就制定了有关肉体精练净化的一个明确的法则。有一条规定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婆罗门教徒要先沐浴，清洁身体各部，刷牙，滴眼药水，再去膜拜神灵。”当地的学校都将养成良好仪表态度与注重个人清洁的课程列为优先。每天高阶级的印度人都要沐浴，并清洗他下次要穿着的外袍。这一点似乎是表示他厌恶再穿同一件衣袍，也不能容忍穿过一天的衣服不洗涤。英国的威廉·休伯（William Huber）爵士说：“印度人在亚洲所有民族里是杰出的一个体肤清洁的榜样，事实上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也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里最爱好清洁的。印度人的净身沐浴长期地沿用下来，已成家喻户晓的了。” [9]

玄奘在1300年以前，曾就印度的饮食习惯，作如下的描述：

他们清洁净化他们自己，并不是来自强迫而是出诸自愿。在用膳之前，他们必须要先洗涤一下；每膳剩余部分也不可于下一次再食；装盛食物的器皿也不可一再使用，凡属陶器或木制器皿，用后即予遗弃，如是金、银、铜、铁器皿就必须于用后立即清洁擦亮。每膳食后立即使用牙签将牙齿内残存食垢全部除去。在未沐浴以前，相互之间不可有身体上的接触。

婆罗门教徒在每膳之前后都要洗手、脚及牙齿。他用手将盛在树叶上的食物纳入口中，因为他觉得假如用盘子去盛，再用刀或叉去取食物，就等于是经过两次取拿，这样是不清洁的。吃完后还要用水漱口，达七次之多。牙刷经常都是新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细枝。印度人以为用动物的毛做成牙刷来刷牙是不体面的事，即使同一牙刷用两次也不合适。因此在这些规定里，人与人就经常相互轻视与争吵。印度人多数是嘴里不断地咬啮着一种属于胡椒科的植物叶子，这类叶汁会将牙齿变黑，故为一般欧洲人所不赞同，但他们我行我素，不以为忤。这种植物叶与鸦片对他们来说是烟草与饮酒的代用品。

印度的法律书籍对月经的卫生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来适应自然的需要。婆罗门便后清洁净化仪式的复杂与庄严，是鲜能比拟的。在祭礼中能转世再生的婆罗门教徒也只能使用他的左手，且必须要将之用水洗濯净洁；他还认为他的屋子可能被当时在场的欧洲人所玷污，因为这些人都是用纸张行事。一些不纳入阶级的与许多最下层的首陀罗人，只是在路边上随便地搭盖个人的厕所。而大部分人所住的房屋，也只有一条开口的下水道作为公共卫生的唯一设施。

在印度这样暖和的气候里，穿衣服成了多余累赘，下至乞丐上至圣哲，各阶层人士都赞同不用衣服。在南部的一个阶级，如果要强迫他们穿衣服的话，他们就要迁移。直到18世纪后期，在南部地区男女都是从腰部以上全部裸露，这似乎已成了风俗习惯（如今在巴厘岛还是这样没有改变）。孩子们身上都穿戴着一些珠子与圆圈。大多数的人都赤脚；如正统派的印度人穿上了鞋子，那么鞋就必须用布做成，因为他们绝不穿着皮鞋。大部分的人使用腰布袋已感到满意。当他们需要更多的遮盖时，他们就用一些布料围系在腰部，并将围绕后的一头搭在左肩头上。刹帝利阶级穿各种颜色与式样的裤子，着短上衣并系腰带，头上围扎围巾，脚上穿草鞋或着短靴，并在头上扎上头巾。头巾是由穆斯林带进来的，而后又为印度人大量采用。他们将头巾缠在头上，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用来表示阶级的不同，但经常是使用像魔术师使用的那种冗长的丝织环带；有时一条头巾，解开后可以达到70英尺长。妇女穿的是长可及地的袍衣，由有色的丝织布匹或是手织的棉纱布做成，从两肩垂下，紧紧绕过腰围，再垂下直达脚部；经常在两乳下方留出约几英寸的古铜色的裸露肉体。头发用油脂涂过，以免被炎热的阳光灼干；男人的头发是从中央分开，并在左耳后结合成一簇头发；妇女将她们的头发在头顶上卷成一圈，而将其余的自然地垂下，经常又将一些花朵用来装饰在垂发上，或用头巾将它们罩住。男人都显得英俊，而少妇都相当地美丽。他们乘坐美观的马车，出现在公共场合。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即使只围上一条腰布，但他表现的自尊心都要超过全部装戴的欧洲外交人员。

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年）认为在印度高阶层里，雅利安种族其美好发展的完整与精练程度已达到了最高的境地，这是一项不容置疑的事实。男女对化妆品的使用都很熟练，而妇女总觉得不戴珠宝为好。在左鼻孔上戴一圆环是表示已经结婚了，在前额上经常是印上一些代表宗教信仰的记号。

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美德的一面，同时亦有其邪恶的一面，而旁观的人总希望从这里找出一些来代表他们的伦理道德与一些有关他们的曲解和闲言碎语，因此也只能在表面上观察印度人的特质，而不可能再深入里层去探个究竟。迪布瓦说：“我想我们可以谈谈他们最大的一些缺点，那就是不可信赖、欺诈以及言行不符……这些都是一般印度人的恶习……事实上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自己的誓言，或好作伪证。”芬兰社会学家爱德华·威斯特马克（Edward A. Westermack，1862—1939年）也说：“撒谎已经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一项通病。”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年）说：“印度人是狡猾与欺诈的。”按照《摩奴法论》的规定与在尘世里的常例，只要是动机善良的谎言，就是值得宽恕的。例如一个祭师为了要表达出一项真实的事理，便使用虚伪的言论来达成真实的结果，这样的谎言是被容许的。但玄奘告诉我们说：“他们并未从事欺骗，并在道义上奉行了他们的誓言……他们并未做出任何不对的事来，他们都是忍让为先，公平收获为次。”阿布勒·法兹勒并非对印度有所偏袒，据他报道说：“16世纪的印度人都像是具有宗教的信念，殷勤温和，朝气蓬勃，热爱公理，忍让，勤奋，崇尚真理，愉快善良，忠实诚恳。”凯尔·哈蒂（Keir Hardie）认为：“他们的诚实已成了人所共知的事。他们的借贷都是全凭口说，而债务的拒付是根本没有的事。”一位在印度的英国法官这样说：“在我面前曾有过几百件的诉讼事件是关于财产的，自由与生命都全凭他的一句谎言，但他又否定了他所说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将如何去判断这一纠缠不清的证据呢？实际上这也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知道有一些印度人是诚实的，而另一些并不是，这不就解决了这一疑问吗？

另一方面来说，印度人非常残酷，而同时又很温和。英文里有一既短而又丑陋的词是出之于这一奇特秘密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阶级。这词就是“黑镖客”（Thug），这是指在18、19世纪为了要献牺牲予女神时母（Kali）而产生的成千上万专取人性命的凶残的刽子手。文森特·史密斯对这些凶手（照字面的意思是欺诈）报道了一些与我们现代并不太相关的记述：

这一群暴徒很少有畏惧之心，且他们几乎享有完全的豁免……他们总是有权势人物来加以曲意维护。人们在道义上的感觉显得相当地低沉，因为他们所犯的残酷血腥的罪行，并没有在一般的舆论上显出有斥责的迹象来。他们竟被认为是既成事实的一项必然的现象，直到这一秘密组织消失为止……这也是经常很难得到相反的证据，甚至是最有名的凶手。

总而言之，在印度也有犯罪，以及一些暴行。一般而言，印度人对怯懦的认识比较淡泊，过分地膜拜信仰神灵与崇尚善良，在征服者的铁轮与外来的独裁之下，长期忍受这样的委曲求全，除非有举世无双的勇气才能忍受这一痛苦，但他们甘愿作为顺民而不从事反抗。他们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冷漠与懒惰成性，但在印度这不能算是过失而是因为气候产生的适应性，就如拉丁民族有一句谚语 dolce far niente （生活优裕，不必劳作）。与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繁荣下产生的优越感一样，印度人是相当地敏感，重感情，易冲动，好幻想；因此他们最好是做艺术家、诗人，而不适合做统治者与执政者。他们足可利用他们的优点启发他们的国民成为遍及全球的企业家。他们也充满了无限的仁慈心，可以说是最殷勤好客的主人，甚至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是有礼貌的。而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人根据他长期的经验，作了一个结论说，在加尔各答高阶级里才会出现光耀夺目的风采，对事情的洞悉与情感的稳定，以及原则性的保持，而这些都是世界各国所有的上流人士必须通晓、铭记在心以行诸事的必要特性。

印度的天才，在一个外人看来似乎是忧郁的，而印度人毫无疑问并不看重幽默。释迦的对话集里提到很多种类的游戏，有一个极似西洋象棋。 [10]

有关这一游戏的来源，印度人说出了一个相当美妙的故事。5世纪，一个印度君王触犯了一贯赞助他的婆罗门祭师与武士阶级，忽视他们的忠告建议，并忘记了民众百姓的爱护才是王位唯一有力的支撑。一个婆罗门祭师西萨（Sissa）为了要使这位年轻的国王张开他的眼睛，因而发明了一个游戏。在这游戏里代表国王的棋子，虽然位极尊贵，（但像在东方的战争中）他必须单独作战，并多半是在无援助的状况下。象棋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这位君王相当地喜爱这个游戏，因而要西萨说出他所要求的奖励。西萨谦恭地要求赏赐一些米饭，饭粒的数量根据在棋盘上的64格里第一格放的第一粒饭来决定，而后每放一格就加倍计算。国王马上答应，但不久就非常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王国。西萨利用这个机会向他的君主说出一番道理，一个国君假若不重视他的谋臣的忠言，他是多么容易迷失而误入歧途。

但这些及而后不断出现的都没有西方游戏所具有的活泼愉快与娱乐的价值。阿克巴王在16世纪推广马球游戏。马球显然是来自波斯，后传入中国与日本。之后马球进而演成双骰游戏，并在阿格拉四方形宫廷的道路面上画成许多方块形，并让一些美貌的宫女当作活的棋子。

宗教的节会经常给民间的生活增添不少色彩。其中最大的是难近母节（Durga Puja），是为了尊崇最伟大的神母时母。在这节日行将来到的几个礼拜以前，印度人就开始宴会与歌唱。这仪式的高潮是游行队伍，在这游行里每户人家都带着女神的偶像到恒河，并将它们一起投入河里。在返回的路程里，要施舍放账。其次是洒红节（Holt），是为了崇敬瓦萨提（Vasanti）女神，以一个农神节日狂欢的性质来举行。在游行行列里都带着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徽章，以刺激性的欲望。

在焦达纳格布尔（Chota Nagpur），丰收就是代表了一切的放纵。男人可以不受任何传统惯例的束缚，妇女获得适可而止的自由，少女可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拉杰默哈尔（Rajmahal）山里居住的农民阶级，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农耕节会，在这一节会里所有未婚的少女都被允许自由地与人发生性关系。我们在这里无疑又得到一些有关生育魔术的遗迹，以求能增进家庭与田间的多产。比较端庄的是一些婚姻的节会，因为这是代表每一个印度人在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很多父亲为了要使他的儿女在婚嫁中出色，竟因这一大笔豪华奢侈的费用而破产。

在生活的另一个终点就是最后的仪式——火葬。在释迦时代，祆教人士将尸体暴露野外，让禽鸟来喙食掳掠，作为一种死别的方式。一般显贵人士则用火化，将尸体摆在火堆上，焚后的骨灰就放在塔或陵庙里的神坛上。后来火化才变成了每个人的权利。在玄奘的时代，人在死后经常由他们的子女用船将尸体带到恒河的中流，再投入所谓转世的洪流中。自杀在东方比西方容易接受。在阿克巴王的法律里，年老的人与患有不治之病的人，以及自愿将自己的生命作为奉献于神灵作牺牲的人们都可以自杀。上千的印度人都曾活活地饿死，在雪地之下被活埋，或将自己埋在牛粪下放火烧死，或让在恒河里出没的鳄鱼去吞食，通过这些来实现他们作为最后供献的意志。在婆罗门教徒里也有切腹自杀的方式，这种自杀是为了报复一项伤害或指出一项错误过失而行的。当拉杰布达纳王朝里的一个国王在祭师阶级里征收了一些税收时，几个最富有的婆罗门教徒当场就手刃自杀，当即带给国王一些被认为是出自一个行将死亡的祭师最恐怖与最灵验的诅咒。婆罗门教派的法律书籍里规定，谁要决定手刃自杀，必须在前三天绝食；如他在企求自杀时没有成功，他要遭受最严厉的惩罚。生命的来临，人人相同，但它的出路并不止一条。

注释

[1] 以下的分析，大部分适用于《吠陀经》以后与英国统治前的印度。读者必须记住印度也是在不断地变动的，因此一度曾被视为他们的特质，诸如制度、伦理与生活态度等可能在今天已不存在了。

[2] 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年），曾任孟加拉总督。——译者注

[3] 这是描述纳西尔乌德丁如何去毒害他的父亲吉亚斯乌德丁的一个故事。当时他是德里的领地统领（Sultan），时间为1501年，并说明了当时这不过是一个以和平方式来承继王位的方法。贾汗季王也曾尽了他的所能去废除他父亲阿克巴王的王位，他说出以下的故事：

“此后我就到那栋有哈尔吉苏丹陵墓的大厦。纳西尔乌德丁的墓也在那里，他的脸孔被涂成黑色。他毒害他父亲的卑鄙行为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他曾毒害过他父亲两次，而他父亲也曾两次使用其臂上附带的护身符发生解毒作用来驱散毒性的侵入。第三次他儿子将毒剂混倒在一杯冷冻的果子汁里，并亲自端到他父亲面前。当父亲察觉了儿子的用心时，他立即将手臂上的护身符解下来掷在他面前，再转身过来以谦卑的态度面向造物主的神座祈祷说：‘啊！统主，我的年纪已高达80，我也曾经过了极丰盛与快活的时代，而这些空前的盛况是没有一个皇帝曾经得到过的。现在如果就是我的末日到来，我求你不要因我儿子谋害我而将他逮捕，就当作我的死是命中注定的事，更不要去报复他。’当他讲完了这些话，他将这杯下了毒的果汁一口喝下，并将灵魂投向造物主。”

“当我到纳西尔乌德丁的陵墓之前，我竟忍不住地用脚去踢他的墓石好几下。”贾汗季激动地说。

[4] 虽然迪布瓦对印度不表同情，但他一贯是真实的，他将古代裁判法在他那个时代（1820年）使用的情形告诉了我们。他说：还有几种其他的判定法，也是依据古代裁判的判定。一种是在沸腾的油锅里混合牛粪，被告的人必须将手臂浸入油里，深达肘部；另一种是蛇，将极毒的蛇关闭在一只篮子里，在篮里投入一个小环，或是一枚铜钱，被告将两眼蒙住，伸手入篮内去寻摸圆环或铜钱，到手后将它拿出。若在前一例被告未被烫伤，后一例被告拿出了环或钱来而未被咬伤，则他就不是罪犯，应宣告无罪释放。

[5] 一些有关性欲的赏赐似乎也属于一些婆罗门的集团。在纳姆布迪里（Nambudri）地方的婆罗门教徒采行一种封建统地里的初夜权，在他们的领地内所有的新娘都逃不过这初夜的奉献；在孟买某个地方的祭师也保有此项特权，一直遂行到现今。如我们相信迪布瓦的报道，在印度东南部蒂鲁伯蒂（Tirupati）庙宇里的祭师所称的能治疗不生育的石女，而所有未生育过的妇女都要在他们的庙里住宿一夜，自不难想见个中的道理。

[6] 在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甘地否认所谓印度的早熟具有生理上的基础。他曾这样写着：“我厌恶并痛恨子女们的早婚，我不忍眼见一个幼儿般的寡妇，我从未听说过有许多的迷信来渲染了这些问题，据我所知道的，这仅是由于印度地区性的气候促使了性的早熟。唯一带来不合时宜的青春萌发期是由于心理与伦理道德的气氛一直环绕在家庭生活周遭。”

[7] 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附和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的说法，并且写道：“在塔克西拉的一些小说与异常的风俗习惯中，凡是为了财产与金钱都不能将他的女儿嫁出去，做父亲的经常都带领他的女儿到市场，用打鼓吹号声音的大小将她们的年岁表明出来。因而聚集了不少的人，每一个走近过来的人都先看她后背部分，直到肩部为止，其次再看前面部分。如果他接受了她的外貌，就允许他俩单独交谈直到相互期许，他就可以娶她。这说明了婚嫁是与金钱买卖无关的。”

[8] 在考虑到外国的风俗习惯时，我们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因为不能以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来断定外国的一切实际运作。托德说：“这位仅就表面的观察家，他竟采用他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风俗习惯，用情感的博爱心情去同情印度妇女的低贱状况。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必将发现她们的意思与他的想法绝少联系在一起。”

[9] 一个印度的伟人拉奇普特·雷依（Lajpat Rai）提醒欧洲人说：“在欧洲人知道卫生与认识牙刷、每日沐浴的价值以前，印度人在这方面早已成为生活的习惯了。20年前，伦敦的商店尚无浴缸，而牙刷还算是奢侈品呢！”

[10] 西洋象棋是相当地古老，在古代半数的国家都说是他们最先发明。据考古学家的观点，这一种游戏源自印度。我们也确实地发现了这一最古老而不必争执的一项事实。Chess这一词是来自波斯的Shas，也就是国王；而“将死”这一词原意是Shahmat，即“国王死”。在波斯叫它作Shatranj，是包含了这一词与这一游戏两者。从印度再经阿拉伯，在印度又叫它Chaturanga，或是“四个角”——象、马、战车与步卒。在阿拉伯仍叫它主教（alfil），即象（来自alephhind，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印度的牛”）。

第五章 诸神的天堂

论到宗教的强力和重要性，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印度了。印度人曾经容许外邦政府一再地君临其上，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他们更看重的是宗教而非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阿育王成了圣者，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那个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圣者。

佛教的后期历史

阿育王死后200年，佛教在印度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从阿育王到戒日王的佛教成长时期，在很多方面是印度之宗教、教育与艺术的顶点。但当时盛行的佛教与其说是释迦的佛教，不如说是他的叛徒须跋陀罗（Subhadda）的佛教。他在听到师尊死去的时候，向诸僧说：“列位，够了！无须哀哭，我们正好解脱了。往昔我们厌烦于这样的啰唆：‘汝宜为此，汝不宜为此。’如今我们可率意而行，我们不喜的，尽可勿为！”

首先，他们随意地分裂成许多派别。佛陀死后200年内便有18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南印度与斯里兰卡一时仍奉持始祖较为单纯之教义，即往后名为小乘者：他们尊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则为较古教派的巴利文经本。但盛行于北印度、中国西藏、蒙古和日本的佛教则为大乘，这是迦腻色迦王的僧众大会曾予以定义和阐扬的。这些具有（政治）热心的神学家宣言了佛陀的神性，在他身边增添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帕檀迦利（Patanjali）的瑜伽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行了一套新“圣经”。它在形而上学与博洽方面虽颇见优长，却宣布并确立了一种比释迦牟尼的严肃悲观的教义更为适合于大众的宗教。

大乘佛教，是用婆罗门的神祇以及修行方法和神话等使之较为缓和了的宗教，适合于迦腻色迦王所统治过的贵霜鞑靼人（Kushan Tatars）和西藏的蒙古人。它的教义设想了上天，其中住着众佛，这里面以赎罪者阿弥陀佛（Amida Buddha）最为民众喜爱。天堂和地狱便是世间善恶的果报，也因此使若干皇帝的民众去转服其他的差役。在这项新的教义中，最伟大的圣者便是菩萨或未来的佛，他们本身虽已具有德慧与法力，却自愿不成涅槃（此处为脱离轮回），以便一再地托生于世间来超度众人。 [1] 一如地中海区域的基督教，这些圣者广受民众的膜拜，以致在膜拜与艺术等事上，几乎把万神之首都挤出了万神殿。佛教同中古时代的基督教一样，通行圣迹的崇奉、圣水的使用、香烛、念珠、法衣、用于祈祷的晦涩文字、僧尼、寺院中的髡发与守贞、忏悔、斋戒、圣者的入定、为死者的净罪与诵经等事，而这一切都似乎先发生于佛教。 [2] 大乘佛教之于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之于斯多葛主义与原始基督教。佛陀也像路德那样犯了错误，以为戏剧性的宗教仪式可以被训诫和道德取代。这种具有丰富的神话、奇迹、典礼以及众多居间的圣者的佛教胜利，正如多彩与戏剧化的天主教之胜过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新教。

当初损及佛陀佛教的多神主义、奇迹及大众偏爱的神话，最后也破坏了印度的大乘佛教本身。因为就历史学家回顾既往的智慧来说，既然佛教承袭于印度教者如是之多（在神话、仪式、神祇等方面），则不久之后，两种宗教间便鲜少差别了。其中具有较深根基，较能吸引大众，经济来源较充裕及政治支持较有力者，便将逐渐兼并另外的一支。很快，似乎就是人类原动力的迷信，便从古老信仰倾灌而入新兴的信仰，甚至连性力教派（Shaktism）的阳物崇拜热忱也在佛教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慢慢地，那耐性和坚毅的婆罗门教徒重获势力和帝宠。年轻的哲学家商羯罗重建了《吠陀经》作为印度教思想之基础的权威地位以后，佛教徒在印度的思想领导地位遂亦终止。

最后的一击是外来的，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佛教自找的，阿育王以后，僧侣的特权使得摩揭陀的精华分子都去做了绝欲和非战的僧众，甚至在佛陀当时已有爱国者在抱怨：“乔答摩和尚使父无子，家族灭绝。”佛教和禁欲主义的成长使印度的男子气概枯竭了，再加上政治上的分裂，就使印度易于遭受征服。阿拉伯人来到后，决意要散布一种简单坚强的一神教，他们嫌恶那些懒惰、贪财、以神迹来招摇的佛教僧人；他们粉碎了僧院，杀戮了千万僧众，使得禁欲主义不复为慎重的人们所赞许。留得残生者遂归并到原来产生他们的印度教内，古老的正统教派收容了悔罪的异端，于是“婆罗门教以兄弟的拥抱而杀灭了佛教”。婆罗门教一向是宽容的。在佛教与其他成百教派兴衰的全部历史中，虽无迫害事例，但我们可见到许许多多的争端，与之相反，婆罗门教颁定佛陀为神（作为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停止了生物祭祀，并且把佛教众生神圣的理论纳入了正统仪式，借以安抚浪子的回归。经过了500年的同化，佛教宁静而和平地从印度消失了。 [3]

另一方面，它正在收服几乎整个亚洲。它的思想、文学及艺术南向传播到斯里兰卡和马来半岛，北向到中国西藏和土耳其，东向至缅甸、泰国、柬埔寨、朝鲜和日本；于是这些地域，全部接受了佛教文明，正如同中古时代西欧和俄国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僧侣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文明。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巅峰来自佛教的刺激。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从阿育王时代到9世纪衰败为止，曾经是东方世界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的菩提树2000年来一直受人崇敬，在康提高山上的庙宇则为亚洲1.5亿佛教徒的圣地之一。 [4] 缅甸的佛教大概是现存最纯粹的佛教，那里的僧侣常接近佛陀的理想境界；在他们的作为之下，缅甸1300万居民已经达到一种比印度高出许多的生活水准。斯文·赫定（Sven Hedin）、奥勒尔·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已在土耳其的沙地中掘出数百卷佛陀的手稿，以及其他的证物——属于一种曾经盛行于当地的文化，从迦腻色迦时代到13世纪为止。7世纪时开明的战士松赞干布（Srong-tsan Gampo）在中国西藏建立了有效能的政府，并占据尼泊尔，以拉萨为首都，使它成为中印之间贸易的中站而致富。他从印度请来佛教僧侣，传播佛教，教育民众，然后自己退隐4年以便学习读书写字，于是开始了西藏的黄金时代。成千的寺院被建造在山间和高原上，333卷的西藏佛书被颁布了，许多经籍得以保存供人研究，然而印度原文大部分已逸失。在这与世隔绝的所在，佛教发展成为一套繁复的迷信、禁欲以及教规至上的系统，只有中古欧洲的早期才能与之相比拟。达赖喇嘛（或统括万有之僧），隐匿在俯视拉萨城的庞大的布达拉宫里，西藏的百姓至今仍相信他是菩萨转世。在柬埔寨及印度支那半岛，佛教伴同印度教，造就了东方艺术史之黄金时代。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发祥地以外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它的获胜并没有流过一滴血。

新神

在这时替代了佛教的“印度教”并非单一的宗教，也不纯然是宗教，它综合了许多信仰和仪式，奉行它的人只有四种性质是共通的：他们承认阶级制度和婆罗门的领导地位，确认牛为神的特别代表而崇拜之，接受轮回和灵魂转世的法则，并且以新的神替代《吠陀经》里面的神。这些信仰部分先于《吠陀经》的自然崇拜，并且在后者衰微以后仍继续留存。它们的成长，部分源自婆罗门在仪式、神祇及信仰等的一味纵容，而此等仪式、神祇及信仰既不见于经典，更颇违《吠陀经》的精神。这些信仰即使在佛教思想暂居上风时，也还在印度教思想的巨镬之中不断地煎煮着。

印度教诸神的特色为肢体上的繁复，隐然象征着异常的知识、活动或力量。新的梵天有四面，卡尔凯蒂耶（Kartikeya）六面；湿婆有三目，固陀罗千目；几乎每个神都有四臂。这新的众神以梵天为首，气概昂扬而属于中性，公认为众神之长，但在实际的崇拜中所受的注意不会超过今日欧洲的一位立宪君主。和梵天及湿婆并列为三——不是三位一体——的是护法神，一位仁爱之神，一再地化身为男子来帮助人类。他最大的化身是黑天，降生在监狱，做了许多英雄恋爱的奇事，治愈了聋哑，帮助了麻风患者，济助了贫困，也把人从坟墓中救起。他有位心爱的门徒名阿周那（Arjuna），在阿周那的面前，他超升了。有人说他是中箭死的，有人说是钉在树上死的。他降入了地狱，又升上天堂，并且将在末日重来以审判生者和死者。

印度教徒认为生命以及宇宙之中有三种主要的过程：创造，守护，破坏。因此在他们看来神有三种形式：梵天为创造神，护法神为守护神，湿婆为破坏神。这即是所谓的三相神（Trimurti），是一切印度人——除耆那教徒之外——所崇奉的。 [5] 一般人的信仰分别归于护法神教派与湿婆教派。两种教派和睦相处，有时在同一庙宇中行拜神仪式。聪明的婆罗门，为大多数的民众所跟随，对于这两个神同样地给予荣耀。虔敬的护法神教徒每天早晨用红色黏土在前额绘上毗湿奴的三叉志记，虔诚的湿婆教徒用牛屎灰在眉上画出平线或佩戴林迦——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系在臂上或挂在颈间。

湿婆崇拜是印度教最古老、最深刻和最可怕的构成因素之一。约翰·马歇尔报道在摩亨佐—达罗有着湿婆的“确证”，部分的形式为三首的湿婆，部分为小石柱，这些他认定为与它们的现代相对物一样，同是崇拜阳物的象征。他总结道：“湿婆教因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宗教。” [6] 这神的名字是美化的，意为“吉祥”。湿婆本身则主要被视为残忍和破坏的神，为宇宙间破坏力量的人格化，它一一地破坏实有之象——细胞、有机物、种类、观念、成品、星辰和天地间的其他事物。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曾如此坦白地面对众相之幻变，自然之无私，或如此明白地认识邪恶配衬良善，破坏和创造并行，以及一切孳生为罪孽，其应有之刑责盖为死。印度教徒遭受了万千劫苦，看出其中有一种跃动之力量似乎乐于破毁创造神梵天所产生的每一物。这是一个永恒在形成、散灭复又形成的世界，湿婆便在依着它的节奏而舞动。

正如同死之为生的刑罚，生亦为死的对敌。同一个象征破坏的神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也代表了那种繁殖的热情和巨潮，种族借此得以繁衍，而胜过了个人的死灭。在印度的若干地区，特别是孟加拉，湿婆这种创生或繁殖的力量是由他的夫人时母（或雪山女神、难近母）代表的，并且在很多性力派的仪式上受到崇拜。到前一个世纪为止，这种崇拜一直是一种血腥的仪式，常有活人的牺牲。近来这位女神则以山羊为满足了。这位神祇为大众所知的绘像是一个黑色的人形，大张着口，伸出舌头，蛇虫绕身，在死尸上跳舞。她的耳环是人的尸体，项链是骷髅，面孔和胸乳满涂鲜血。她的四只手中的两只携了利剑和人首，其余两手则伸开做祝福和保护状。因为时母——雪山女神虽是破坏与死亡之妇人，也是生育女神；她能残忍也能温柔，能杀戮却也能微笑；或者她本是在苏美尔的繁殖女神，传入印度以后才变得如此可怕。无疑，她和她的夫君被弄得尽可能地可怕，以威慑胆小的信徒使其行为正当，也或者使其对于僧侣的供奉更大方些。 [7]

这些是印度教的大神，但他们只是印度教众神庙里3000万神明之中的5位，这些为数众多的神明仅是开列出名字就要写上100卷。其中有些是天使，有些则是魔鬼，有些是天体如太阳之属，有些是吉祥神如吉祥天女（Lakshmi），有很多是田野的兽，或是天空的鸟。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动物与人之间并无真正的分隔。动物和人一样有灵魂，而不息的灵魂，从人转到兽，又循转回来。这一切都被编织在一个无限的轮回和转世的网中。例如象变为神明的象头神（Ganesha），被认为是湿婆之子。他象征了人的兽性，同时他的形象又借以祛灾。猴子和蛇是可怕的，因此是神圣的。眼镜蛇一咬几可立时致命，特别受到敬仰。印度许多地区的百姓每年举行盛大的宗教盛宴来崇拜蛇，并且在眼镜蛇的洞口用牛奶香蕉供奉。有些庙是供蛇的，如在迈索尔东部。极多的爬虫在这些建筑中定居，由僧侣喂食照顾。鳄鱼、孔雀、鹦鹉甚至老鼠，都备受崇拜。

一切动物中最为神圣的莫过于牛。用各种材料制作的各种大小的公牛形象见于庙宇和家庭之中，以及城市的广场上。母牛是印度最得人心的动物，可以在街头任意漫步；它的粪便被用作燃料或一种神圣的油膏；它的尿是一种神圣的酒，可洗净一切内外的污秽。这些动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印度教徒绝不可以食用，它们的皮毛也绝不可当作衣物——头巾、手套或鞋子。它们死去时，其葬仪之盛有如宗教仪式。可能曾经有过睿智的政府明令确定禁止食牛，以保存农畜来应付印度渐增的人口。今日它们为数几达全人口的1/4。印度人认为对牛怀有深爱，比对猫狗等家畜一视同仁的感情更为合理。有人尖刻地指出，婆罗门相信牛绝不可杀，昆虫绝不可伤害，但寡妇则当被活活烧死。事实的真相是，动物崇拜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有过，动物如果必须要加以神化，则良善而宁静的牛似乎也有权得到一份敬意。我们不可以太自以为是而惊骇于印度神明中动物之多，因为我们也有伊甸园中的蛇魔，《旧约》中的金牛，墓之地窖中的圣鱼以及那和善的上帝的羔羊。

多神教的秘密所在实是简单头脑无法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的：它了解人比了解力量容易，了解人的意愿比了解法则容易。印度教徒怀疑人类的感觉只能及于事情的外表；他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无数超乎物质的存在物，有如康德所说的可想知而不可见及的。婆罗门所具有的某些哲学气息的容忍给拥塞的印度教万神堂又加了些神明；地方上或土族的神之所以被收容在印度教的神殿之中，是因为把他们说成是已有神明的化身；每一种信仰只要付出费用便可得到证件。到最后差不多每一个神都变成另一个神的某种过渡阶段，或其性质，或化身，甚至一切的神在成熟的印度教徒的心灵来看，都化合为一个神了。多神教成了泛神教，又几乎是单神教、一元教。如像一个好的基督徒可以向圣母或上千个圣人之一来祈祷，而仍然是一个一神教徒，因为他承认有一位上帝超越一切，印度教徒同样可以向时母、罗摩、黑天或头象神祈祷，而心中丝毫没有把这些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明。 [8] 有些印度教徒奉护法神为至高无上之神，而称湿婆为仅属于次等的神；有些称湿婆为至上之神，而把护法神当作天使。梵天仅为少数人所崇拜，原因在于它的缺乏人格，它的不可触摸和遥远。同样理由，基督世界大多数教堂的建立是为玛利亚或某位圣人，而基督教则一直要等到伏尔泰才来建立一个遵奉上帝的教堂。

各种信仰

和这种复杂的神学理论相混合的是一套既属迷信又甚深刻的神秘理论。《吠陀经》是用死文字写的，因此没有人去读，而婆罗门各派的形而上学又非一般民众所能了解，于是毗耶娑（Vyasa）等人在100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500年至500年），写了18部《往世书》，共40万个对句，向普通民众解释世界的创造，它的时期性的进化与遗散，诸神的世系，以及英雄时代的历史。这些书在文学形式、逻辑次序或数目的适中方面并无足道；它们肯定地说那一对爱人——优哩婆湿（Urvashi）和补噜罗婆——在欢乐与欣愉之中度过了6.1万年。但是由于文字易晓，譬喻动人，立论符合正统，它们成了印度教的第二“圣经”，成了迷信、神话甚至哲学的大贮藏库。例如在《毗湿奴往世书》（Vishnu Purana ）内便有着印度教的最古老思想，也是不断地闪现的一个主题——个体的分殊为幻，一切生命为一：

一千年以后里胡（Ribhu）来了

到里大哈（Nidagha）的城市，为要授予更多的知识。

他在城外见到他。

那时皇帝带了许多侍从正要进城。

他站得远远的，离开人群，

他从树林回来，带了燃料和草，他的脖子由于禁食而枯瘦。

里胡看见他，上前招呼他，说道：

“婆罗门啊，为何独自站在此地？”

里大哈说：“看那人群挤在皇帝周围，

皇帝正在进城。故我独自站着。”

里胡说：“这些人中谁是皇帝？

谁又是其余的人？

告诉我，因为你好像知道。”

里大哈说：“那骑着猛象，如山峰矗立的，

便是皇帝。其余是侍从。”

里胡说：“这两个，皇帝和象，你已指出，

但是没有分别的特征；

把分别的特征说给我吧。

那我便知何者是象，何者是皇帝。”

里大哈说：“象在下，皇帝在上；

有谁不知道骑者和载者的关系？”

里胡说：“教给我，让我知道。

‘在下’这个字表示什么，‘在上’又是什么？”

里大哈便一冲而上把师父压倒，向他说：

“听着，待我把你要知道的告诉你：

我便在上有如皇帝。你在下，好似那只象。

为要教导你，我给你这个例子。”

里胡说：“如果你是在皇帝的位置，我在象的位置，

那么且再告诉我：我们之中谁是你，谁又是我？”

于是里大哈很快倒在他面前，抓着他的脚，说：

“真的你是里胡，我的师父……

由这句话我知道我的师父你来了。”

里胡说：“是的，来教导你，

因为你往昔诚心地随侍在我旁，

我里胡现在来到你这里。

我刚教过你的，简单说——

那是至上的真理之核心——便是完全地无人我之分。” [9]

里胡对里大哈说了这话，便离去。

里大哈立刻领受了这象征性的指导后，便一心思索人我的无分。

从此以往，他看一切生物都无殊于他自身。

于是他见到梵。如此他达到最高的得救。

在这些《往世书》以及印度中古时期相关联的作品里，我们见到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宇宙论。如像《创世记》里的那种创造是没有的；整个世界永远在进化和溃散，生长和腐败，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像每一种植物，每一个有机体那样。梵（在这书中更常用的造物主的称呼是梵天），是操持此一无尽之过程的精神力量。我们不知道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如果曾有开始，或许是梵像生蛋那样把它生下来，又坐在上面把它孵了出来；或许是造物者一时的差错，或一个小玩笑。宇宙间的每一个劫（Kalpa）被分为1000个大时代（Mahayuga，亦译“摩诃宇迦”），各为432万年；每一个大时代包括四个时代（Yuga），在这其间人类经历一番逐渐的退化。在现今的大时代已过了3个时代，共为388.8888万年；我们生活在第4个时代，也称为忧患代；这个痛苦时代已过了5035年，但还剩下42.6965万年。然后世界将遭逢它的一次周期性的死亡，接着梵天将开始另一个梵天日，即又一次43.2亿年的循环。在每一循环之中，宇宙借着自然的方式和过程来发展，又借着自然的方式和过程来溃坏。整个世界的毁灭有如一只老鼠的死亡般确定，而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其重要性也并不过之。全部的创造物并不趋向一个最后的目标，“进步”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无休止的重复。

经过这所有的时代和大时代，亿兆的灵魂从一个种类转到另一个种类，从一个躯体到另一个躯体，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疲惫地在转移着。一个人实际并非一个人，他是生命之链中的一环，一个灵魂的编年史中的一页；一个种类并非真的一个种类，因为这些花啊虫啊的灵魂可能昨日已是，或者明日将是人的精神；一切生命皆为一。一个人仅只部分是人，他也是动物；过去较为低级的存在之片断与影响仍然流连不去，使他较近于兽而距离圣贤境界较远。人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实非它的中心或主人；一个生命仅为灵魂的生涯之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每一形式都是暂驻的，但是每一实相（reality）则为连续和合一的。一个灵魂的许多次投生好似一个生命中的年代和日子，会使得灵魂时而成长，时而腐坏。个人的生命，在有如热带激流的世代演进中是如此短促，又如何能包容灵魂一切的历史，或者为着它的恶与善给予适当的惩罚和奖赏？如果灵魂是不朽的，一个短短的生命又如何能永远决定它的命运？ [10]

据印度教徒的意见，生命可以被了解，唯有凭借一项假定，即以每一项的生存为承受着某次前生的善恶的果报。行为无论大小好坏，不会没有后果，每一事都将被知悉。这是“业”的法则——精神世界中的因果法则，这也是至高无上、最可怕的法则。一个人如果行为公道仁慈，他的酬报不会在有限的一生之内来临，它扩展到其他的生命内，而他的德行如果仍能持续，则他再生时会有较高的地位，较好的命运。但如果他作恶多端，则再生时将为弃儿，或鼬鼠，或者做一只狗。 [11] 这种因果报应律，像希腊的命运，是凌驾于神人之上的，甚至诸神也不能改变它的绝对运行。或者按照神学家的说法，“业”与诸神的意愿行动是一体的。但“业”并非命运，命运暗示着人不能决定自身的遭际，“业”则使人（把人的若干生命当作整体来看）成为他本身命运的创造者。天堂和地狱也并不终止“业”的运作，或那一连串的生和死。灵魂在躯体死去后，或可下地狱去承受特别的惩罚，或可上天堂接受迅即的特别奖赏，但没有一个灵魂永久地留在地狱或天堂，几乎每一个进去天堂地狱的灵魂迟早都要回到人间，而在新的转生中实地去承当他的“业”。 [12]

就生物学来讲，这番理论很有点道理。我们是祖先的再世，也会在子孙身上再世。父亲的缺点或多或少地（或者并不像标准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显著）加之于子女身上，甚至经历许多世代。“业”是极佳的一则神话，来劝阻人类，使其勿杀，勿偷，勿惰，勿吝于布施；再者它把道德统一性和责任感推广到一切生命，于是就赋予道德律一种比在其他文明中远为广大及更符合逻辑的应用范围。好的印度教徒是尽可能避免杀死蝼蚁的，“甚至那些道德平常者对待动物也如同对待卑微的弟兄，而不像是由于神意他们可以任意去支配的下等的动物”。以一种哲学的方式，“业”为印度解释了许多本是意义不明或暴虐不公的事实。那一切人与人之间永久的不平等，使人们要求平等公正的急切意愿永久不得满足；那种种的罪恶污黑了大地，染红了历史之流；那一切的痛苦，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对于认识了“业”的印度人来说似是可以了解的；这些邪恶与不公、愚智之不等、贫富之差异，都是过去生命的后果，都是同一项法则的不可避免的实际作用，为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公道的，但最后是完全公道的。 [13] “业”是许多种这类的拟想之一，人借之以耐心地忍受罪恶，并且有希望地面对生活。多数的宗教所企图担负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罪恶，为人们发现一套理论，这样他们可以接受罪恶，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可以心平气和。生命真正的问题既然不在于痛苦而在于不该遭受的痛苦，印度的宗教给悲哀和痛苦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借此缓和了人类的悲剧。在印度教的理论中，灵魂至少有此安慰，即它所必须承担的仅为它本身作为的后果。除非它怀疑一切的生命，否则它便能接受罪恶而以之为暂时的惩罚，并且期待本身德行的实际的奖赏。

但事实上印度教徒怀疑一切的生命。受制于一个消磨精力的环境、国家的屈从和经济的剥削，他们倾向于把生命当作痛苦的惩罚，而非一种机会或奖赏。《吠陀经》是北方八主的坚强种族所写的，其乐观几乎像美国诗人惠特曼；佛陀代表同一种族的时间却已在500年之后，他已经否定了生命的价值；《往世书》又在500年后，展现出比西方所知悉的任何思想更为深刻的悲观主义。 [14] 东方在被工业革命波及以前，一直无法了解西方对待生命的热忱；西方人的无情的忙碌与急迫，不满足的野心，那些省气力却损害神经的工具，那进步，那速度，在东方看来只是浅薄与幼稚。东方不能了解这种对事物表象的深度沉溺，这种拒绝面对终极真理的机巧，犹如西方无法测度那种传统东方之宁静的怠缓，那种“滞止”和“无望”。热是不能了解寒的。

“世间最奇怪的事是什么？”阎摩问坚战王（Yudishthira）。坚战王答道：“在有人死了以后的人看来，人们仍来来往往，好似他们是长生不老的。”“世界因死而受苦，”《摩诃婆罗多》说，“因岁月而受困，夜晚才是永远来来往往的不衰者。我既已知道死亡不能止步，我在空言的隐蔽之下走动又有何希冀？”在《罗摩衍那》里悉多在历经诱惑考验仍坚守贞节之后，所求的酬报唯有死亡：

如果我真的已证明是夫君的贞妇，

大地之母，把悉多从生命的重负中解脱！

所以，印度教宗教思想的最后真言便是解脱（Moksha）——先从欲望，再从生命得到解脱。涅槃可以是其中任一种，但两者皆有时，最为完满。贤者婆利睹梨诃利（Bhartrihari）叙述第一种解脱道：

世上每一事物皆引起畏惧，唯一免除畏惧之道便是绝欲……曾有一段时间，日子在我看来好长，当时我向富者乞求，却弄得内心刺痛。然而在我企求实践一切的世俗愿望和目标时，日子又似乎太短了。但现在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坐在山侧洞中一块坚石上，想到先前的生活，我屡次发笑。

甘地叙述了第二种的解脱。“我不要再生。”他说。印度教徒最高最终极的企望是逃脱转世，摒弃那种个体在出生之后必会复生的自我激情。得救的来临不是凭借信心，也不是凭借努力；它的来临凭借如此毫不中辍的自我否定，如此无私的对于那个沟通部分的全体的直观体验，以至于到最后自我已经死灭，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生的了。个体的地狱进入单一完全的天堂，个体完全而无我地被吸收在婆罗门——世界之灵魂或力量之中了。

宗教奇观

在一切关于畏惧和受苦的神学思想之中，迷信——求之于超自然用以疗治生命中小小灾痛的急救良方——遂大肆泛滥了。牺牲、符咒、驱邪、星象、占卜、念咒、立誓、手相、命卦，数达2 728 812名的僧人，100万名相命者，10万名弄蛇者，100万托钵僧、瑜伽僧，其他形形色色的圣者——这便是印度历史景象的一面。1200年来，印度人一直有大批的坦陀罗（Tantra）为他们阐释神秘主义、巫术、命相和魔法，并且拟定几乎事事皆验的神咒。婆罗门僧人对此种魔法宗教不屑置评，他们容忍它，部分由于他们知道人们的迷信应为他们本身权力所赖，部分也因为他们相信迷信是不可毁灭的，某一形式消失了，又会以另一形式产生。他们觉得有知识的人不会同这样一种会变成无数化身的力量去争斗。

心思单纯的印度人如同很多有教养的美国人，相信星象学，深信每颗星辰对于那些随着它的升起而出生的人是有特别的影响力的。月事中的妇女，像奥菲莉娅（Ophelia）一样，不可见阳光，因为这会使她们怀孕。据考希塔克（Kaushitaki）《奥义书》所言，致富的秘密在于有规律的礼拜新月。术士、行妖术者、卜者为着小量的奉献，为人验着手相、便秽、梦境、天空的迹象、布匹上面老鼠所咬的洞，以此解释过去未来。口里念着只有他们才会的咒语，他们镇压魔鬼，摆布毒蛇，驯伏禽鸟，并且连神祇也拘来为出钱者助力。行幻法者，只要有适当的酬劳，便使魔鬼附于仇人之身，或为本人驱鬼；他们使仇人忽然丧生，或使其患不治之症。甚至一个婆罗门在打哈欠时，也要向左右弹指以惊走可能进入他口中的恶鬼。 [15] 无论在何时，印度人和许多欧洲的农民一样，总在防备邪眼（the evil eye）的窥视；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因仇人的魔法而遭逢厄运或死亡。最要紧的，幻术师能够恢复性能力，或使任何人相爱，或使不育的妇女得到子女。

印度人最急切欲求的无过于子女，甚至超过对涅槃的欲求。很可能由于此，他才渴欲性的能力，并且对繁殖的象征供奉如仪。在多数国家曾一度盛行的阳物崇拜，在印度从古代直到20世纪还在盛行。印度人所奉的神是湿婆，阳物则是偶像，那些典范教本则为经典。湿婆所具有的使人精壮的力量，有时被当作他的女伴时母，有时被当作湿婆本性中的一项女性素质，它本身包含了雄性和雌性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则以名为林迦或尤尼（Yoni）的偶像来做代表，分别表示繁殖的男女性生殖器。在印度到处可见这种对于性的崇拜：在贝拿勒斯的尼泊尔庙宇以及其他庙宇的阳物图形；在南方湿婆庙的建筑上面或其周围所见的巨型林迦；也有奉持阳物的游行队伍和仪式，以及戴在手臂颈间的阳物形象。林迦的石形或见于公路之侧，印度人在这些石像上面敲破拿来供奉的椰子。在拉米西瓦拉庙，林迦的石像每天都用恒河的水来冲洗，这水随后卖给信徒，就像在欧洲，圣水或祝寿用过的水被出售。通常阳物崇拜的仪式甚为简单而恰当，包括用圣水或油涂抹在石像上，然后用树叶缀饰其上。

印度的下等民众，无疑从阳物的游行队伍中获取若干邪亵的欢娱，但一般民众从林迦或尤尼所得到的淫欲刺激，似乎不会比一个基督徒在冥想圣母紧抱婴孩时所得到的更多。习俗会使任何事显得正当，时间则会使任何事显得神圣。这些物件的性象征好似很久以来便已经被民众忘记了。这些形象现在仅是代表湿婆力量的传统而神圣的方式。欧洲人和印度人在这件事上的想法不同，或者产生于婚姻年龄的差异。早婚发泄了那些冲动，而它们在长久的压抑之下，则会折转向内而产生色欲和浪漫的爱情。印度的性道德与作风一般比欧美为高，并且要端庄收敛得多。湿婆崇拜是印度一切教派之中最为严肃刻苦的。林迦的崇拜者最虔敬的是林迦派（Lingayat）——在印度是最为清净刻苦的一派。甘地说过：“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不知不觉地遵行的许多事，都是等到我们的西方来客来告知我们，说它们是淫秽的。我是在一本传教士写的书里面才初次知道湿婆林迦（Shivalingam）崇拜竟具有淫欲的意义。”

林迦和尤尼的使用不过是万千种仪式之一，在外来者看来，不仅是印度宗教的形式，而且甚少是一半的精华之所在。几乎生活中每一行为，连洗澡穿衣在内，都有一套宗教仪式。在每一个虔诚的家庭，每天都得崇拜私有的特别神祇，礼敬祖宗。对印度人来说，宗教实在是家庭中仪式之遵行，而不是庙里的盛典——那是要在节日才举行的。但是民众欢享教会年节时的许多盛宴，列队游行或远行到古老的神庙去。他们无法了解庙中的礼拜式，因为所用的是梵文，但偶像他们是了解的。他们给它加上饰物，涂以油漆，缀以珠宝，有时把它当作人来对待——把它弄醒，给它洗澡，穿衣，喂食，又咒骂它，然后在一天的终了将它放上床去睡觉。

公众仪式之大者，是牺牲或供奉；私人仪式之大者，是净身。对印度人而言，牺牲并非空洞的形式，他们相信神祇若是没有食物供奉是会饿死的。人类还在食人阶段时，活人在印度和在旁处一样被供作牺牲。时母女神对男子有特别的胃口，但是婆罗门僧人解释说她只吃下等阶级的男子。 [16] 道德进步了，那些神只好满足于动物，供奉的数量是甚多的。在这些仪式中，山羊特别受到偏爱。佛教、耆那教和不伤生主义（Ahimsa）在印度大陆中止了动物牺牲，但印度教取代佛教后又恢复了这种习俗，并一直沿袭到现代，虽然日见微弱。婆罗门僧人拒绝参与任何包含流血的牺牲仪式，在此点他们是颇为可取的。

净身的仪式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所占时间甚多，因为印度宗教里对于污染的畏惧等同于现代卫生学。在任何的瞬间，印度人都会沾上污秽——由于不宜的食物、腐肉，被首陀罗、游民、死尸、月事中的妇女所碰到，或上百种其他的方式。妇女本身自然是被月事和生产弄得污秽的了。婆罗门教律法在这类情形下规定隔离和复杂的预防措施。在这一切污染以后——或不如说可能的感染——印度人必须接受洁净仪式：轻者是简单的洒圣水的仪式，重者方法较为复杂，更甚者是可怕的Panchagavia。这种洁净仪式是在违反严重的阶级律法时用作惩罚的，它包括喝下取之于圣牛的“五物”混合物：牛奶、凝乳、清牛油、牛尿、牛粪。 [17]

比较适合我们口味的是天天沐浴的宗教观念，在此也是一种卫生方法，在亚热带的气候极易施行，且被加上了宗教形式的外衣以便更成功地教人去做。“神圣的”水池和水槽被造成了，许多河流被称为圣河，人们也被告知只要在此洗澡身体，灵魂便会得洁净。据玄奘所见，每天早晨已经有数百万的人在恒河沐浴。从那个世纪到现在，没有一次日出时不听到沐浴者的祈祷，为寻求洁净和解脱，他们两臂高举向着日神，耐心地呼唤：“欧姆，欧姆，欧姆。”贝拿勒斯成了印度的圣城，是百万香客的目的地，是来之全国各地的那些老年男女的安息所，他们在河中沐浴，以便无罪而洁净地面对死亡。想起来令人敬畏，甚至感到恐怖，这类人2000年来一直不断地来到贝拿勒斯，在冬天黎明时浑身打寒战地进入水中，并且不安地闻着火葬场上的尸体的气味，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对同样寂然的神祇发出同样信赖的祈祷。神的无所反应并不妨碍神的广得人心。印度在今天同样坚强地在信赖着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漠然地注视着她的贫困艰苦的许多神祇。

圣者与怀疑论者

圣者在印度似比别处为多，因而终使外来客感觉他们是该国的自然产物。印度宗教思想确认三种主要的入圣之路：惹那瑜伽（Jnana-yoga），即默想之道；行业瑜伽（Karma-yoga），即行为之道；跋谛瑜伽（Bhakti-yoga），即仁爱之道。婆罗门僧人借着入圣四阶段的律法而包容了全部三种途径。年轻的婆罗门开始时须做梵徒（Brahmachari），立誓婚前守贞、虔敬、好学、真实，并且服侍师父；婚后——结婚须在18岁以前——他便要进入婆罗门生活的第二阶段，做个俗人（Grihastha），生子以照顾自己，敬事祖先。在第三阶段（现在甚少人实行），希求入圣者须和妻子退隐而过一种林居者（Vanaprastha）的生活，欣然地接受艰苦的遭际，并且限制性的关系到仅为着子嗣的程度。最后那个愿望达到最高阶段的婆罗门，甚至可以在老年时离开妻子，做一个弃世者（Sannyasi），放弃一切财富、金钱和人际关系，所保留的仅是一张蔽身的羚羊皮、一根手杖和一葫芦解渴的水。他必须每天用灰涂在身体上，经常饮用“五物”，并且完全依靠施舍生活。《婆罗门律法》说道：“他须以平等对待所有人类。他不可为任何的事故所影响，即使帝国将领，他也必须漠然处之。他唯一的事务便是获得智慧与纯净，这将使他和至高无上的神明重新会合，原来我们是因情欲与物质的环境才和神分离的。” [18]

在这一切的虔敬之中有时也会听到刺耳的怀疑论调，那是和正常的印度教语气的庄严颇不协调的。毫无疑问，印度在富有时，怀疑论者颇多，因为人类在兴旺时对于神最为怀疑，而苦恼时则对于神最为崇敬。我们已叙及过佛陀当时的查瓦卡斯和其他的异端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出现了一部具有印度式长名字的作品，叫作《自明奥义书》。它把神学理论简化为四个命题：（1）凡转世、神、天堂、地狱、世界等皆属子虚乌有；（2）凡传统宗教文字皆是夸诞愚昧之辈所作；（3）创生者自然与毁灭者时间是一切事物的统治者，在予人快乐或悲愁时并不计较善恶；（4）人们受惑于花言巧语，乃去牢牢地攀附神明、庙宇和僧侣，实际上护法神和狗之间并无差别。就像《圣经》竟然容纳了《传道书》（Ecclesiastes ）那样离谱，佛教的巴利文经本提供了一篇凸出的文字，其年代大概和基督教同样古老，名为弥兰陀王（Milinda）的问题，文内所写是佛教法师那先比丘（Nagasena）答复在公元前1世纪统治北部印度的希腊及巴库特利亚地方弥兰陀王所提出的宗教问题，那些答复使人感到不安。那先比丘说，宗教不应仅为受苦难者的逃避途径，它应当是一种苦行的追求，为获致圣德与智慧，而并不去假定有上天或神明。因为事实上，这位圣者向我们肯定地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摩诃婆罗多》痛责怀疑者和无神论者，那些人否认灵魂的真实，轻视不朽。它说这一类人“在整个大地上面漂泊”；它警告那些人会遭受未来的惩罚，那可怕的榜样，比如一个豺狼，本身之所以属于此类，是因为在前身曾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批评《吠陀经》……一个诽谤者与排斥僧侣者……一个不信者，一个对万事都表怀疑者”。《薄伽梵歌》提到一些异端，这些异端否认神的存在，并且把世界描述为“不过是个欲情泛滥的场所”。婆罗门僧人本身也常是怀疑者，但万事都怀疑时也就不去攻讦人民的宗教了。虽然印度的诗人通常都是虔敬之至的，其中也有如卡比尔与维马拉（Vemana）之类，为无神论作辩护。维马拉是17世纪印度南部的一个诗人，他指责苦行的隐士以及进香阶级等事：

那是一只狗的孤独——一只鹤鸟的沉思默想——一头驴子的鸣唱——一只蛤蟆的洗浴……身上涂了灰，你又好得了什么？你的心思应当全在于神，一头驴子跟你一样会在污泥中打滚……所谓《吠陀经》的书本好似娼女，欺哄男子，真意难测，但关系神的潜隐莫知有如贞妇……涂了白灰难道便能祛除酒囊的气味？——颈间挂了链子难道能使你再生？……为什么总是要辱骂贱民？他的肉和血难道和我们的不同？那无所不在于贱民之中的他，又属于什么阶级？……那个说“我一无所知”的人，才是一切人里最聪慧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言论在一个心灵被僧侣阶级所统治的社会中，竟可以免于惩罚。除去外来的压制（或者是由于外邦统治者对当地宗教理论的不重视），印度至今享有一种思想自由，比中古时代之欧洲要好得多。婆罗门僧侣运用威权也颇为审慎宽容。他们倚赖贫苦人民的保守主义来保存正统宗教，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失望。在异端之论或奇怪的神广得人心的时候，他们予以容忍，然后把它们吸收到印度教的浩大的洞窟里面去。加多一个或减少一个神在印度不会造成多大的差别。

在这纷杂有如森林的信仰之中，如要寻找共通的因素，将会发现印度人实际上一致对护法神与湿婆的崇拜，对《吠陀经》、婆罗门僧侣、圣牛的崇敬，以及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承认——承认它们不仅是文学性的史诗，且是民族的次要的经典。有意义的是，今日印度的神与教条不是《吠陀经》里面的。在某种意义下，印度教代表了土著德拉威人的印度对于《吠陀经》时代雅利安人的胜利。由于征服、劫掠和贫困的结果，印度在身心两方面都受了创伤，于是便从痛楚的尘世的失败中逃脱，而向神话与想象中的易得的胜利去寻求托庇。即使它是由王子所宣述道出的，其意义是一切的欲望与挣扎，甚至是为着个人或国家自由的，都应当弃绝，而理想之所在则为一种无欲的静止状态。显然，印度那困人的炎热在这一项疲惫的哲学中是有其分量的。印度教延续了印度的衰弱过程，其一贯的方式则经由阶级制度而把自身羁束于僧侣集团的永久奴役之下。它把诸神设想为不道德的，并且一连好多世纪维持了如活人牺牲与寡妇火殉等残酷的习俗，那是好多国家早已革除的。它把生命描述为必然是邪恶的，而使信徒的勇气破损，精神抑郁。它把一切地上的现象转为幻象，因此毁灭了自由与奴役、善与恶、腐败与改进之间的区别。如一位勇敢的印度人所言，“印度宗教……现在已经退化为一种偶像崇拜和沿袭习俗的刻板仪式，形式便是一切，实质则无足轻重”。印度这个僧众跋扈、圣者为害的国家，在以一种清明活泼的渴望，等待它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但我们在想到印度时须保持我们的历史眼光。我们在中古时代也曾崇奉神秘主义而摒弃科学，宁取僧侣统治而不欲多数自治——并且也可能再蹈覆辙。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神秘主义者，因为我们西方式的判断常是根据肉体的经验和物质的结果，这对于印度圣者似是不相干和肤浅的。假若财富与力量、战争与征服，只不过是表面的幻象，不值得成熟的心灵来思考，则又如何？究实言之，若徒知物质，只重科学，则莎士比亚与基督追根溯源分析起来，只不过是一堆堆化学品的组合物罢了。更有甚者，假使原子与质子的科学假设，奇异的基因与细胞，只不过是一种信仰，且是最奇怪的、最不可信的、最易消逝的一种，则又将如何？东方厌恨奴役与贫困，可能一意从事科学与工业，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儿女厌倦于使其枯瘠的机器以及使其感到失望的科学，也可能在一阵混乱的革命与战争中毁灭了城市与机械，然后颓然地、疲惫而饥饿地回到土地之上，然后为他们自己铸造另一项神秘的信仰以给予他们勇气，来面对饥饿、残暴、不公正以及死亡。历史实在是最大的幽默家。

注释

[1] 在《往世书》（Purana ）的一部之中便有一则典型的传奇故事，一个皇帝虽然应该上天堂，却停留在地狱安慰受苦者，并且不愿离去，直到一切堕地狱者都已脱出。

[2] 詹姆斯·弗格森说：“在发明使用各种典礼和形式上，佛教徒领先罗马教会５个世纪。”爱德蒙（Edmunds）曾详细列明佛教与基督教福音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但我们对于这些习俗与信仰的肇始知识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在先后方面作出肯定结论。

[3] 今天在印度本土只有300万佛教徒——只占全人口的1％。

[4] 康提的庙宇收藏有著名的“佛牙”——长2英尺，直径1英寸。它贮在一个镶珠宝的箱内，不示于人，然按时作定期的庄严游行，吸引了东方诸国无数佛教徒的前往。且其庙内壁书，展示出文雅的佛陀，正于地狱杀戮罪人。多数伟人的生平处处使人想起他们死后，会被变形得无可奈何。

[5] 据1921年的调查，印度人信仰各宗教的情形为：印度教2.16261亿人，锡克教323.9万人，耆那教117.8万人，佛教1157.1万人（几乎全部在缅甸与斯里兰卡），祆教10.2万人，穆斯林6873.5万人，犹太教2.3万人，基督教475.4万人（主要为欧洲人）。

[6] 然而湿婆的名字像婆罗门神一样不见于《梨俱吠陀》。典籍作者帕檀迦利在大约公元前150年时提到湿婆神像与信徒。

[7] 但湿婆教的僧侣很少是婆罗门，多数的婆罗门对于性力教派表示不屑与惋惜。

[8] 引录1901年自印度的英国政府的户口调查报告：“各种调查的总结果是印度人绝大多数对一个至上的神具有坚定的信仰。”

[9] 无人我之分、统协（Advaitam），此为印度哲学的关键用语，详见后章。

[10] 当印度人被问到为什么人对于过去的各世没有记忆时，他的回答是人同样不记得婴儿时期的事。我们既假定有婴儿期以解释成人期，他则假定有过去的生命以解释人在今生的地位与命运。

[11] 一位僧侣解释他的胃口说他前生曾为象，“业”更换了他的躯体但忘了换他的胃口。一体味浓重的妇人相信她的前生是一条鱼。

[12] 印度人相信七重天，其中之一在地上，其余的层层在上；地狱有21处，分为7域。刑罚并非永久，但种类繁多。迪布瓦所作的印度地狱的描述可比诸但丁地狱的报告，并且同样地表明了人类的许多恐惧与虐待狂的想象。“火、钢铁、蛇、毒虫、野兽、猛禽、苦汁、毒药、臭气，简言之，一切可能之物都用来折磨罪人。有些鼻间串绳，永远地在尖刀之上拖行；有些被判定要通过针眼；有些置于两块平面的岩石之间，两块岩石相接相碾，却不杀死他们；有些则让饿鹰不断地啄他们的眼睛；而上百万的罪人则不息地泅在一个充满狗尿或人的鼻涕的池中。”这类信仰大概为最低等的印度人与最严格的神学家所专有。我们不会因此蔑视他们，假如我们记起我们自己的地狱（不同于印度）不仅花样百出，而且是永久性的。

[13] 对于“业”以及转世的信仰是祛除印度阶级制度最大的理论障碍，因为正统的印度教徒假定阶级的区别是由过去生命中灵魂的行为所确定的，并且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若欲加以扰乱则有亵渎之虞。

[14] 叔本华和佛陀一样，把一切痛苦归根于生活与繁殖的意志，并且主张借自动绝育以实行种族自杀。海涅的诗篇中说到死的地方很多，并且他的诗也和印度的诗难有分别：

睡眠固甜蜜，死亡应更美；

最好是从不曾出生。

康德在责备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时问道：“有没有任何心灵健全的人，在活了足够的年岁之后，又思量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以后，还愿意再经历生命的蠢剧？我不是说以同样的条件，而是以任何的条件。”

[15] 同样地，欧洲人每打一次喷嚏都要祝福一回，原来是为防范灵魂因大力的出气而喷走。

[16] 这类活人牺牲的记载直至1854年还有。以前有人相信信徒自愿献身为牺牲，如像狂热者之投身于扎格纳特（Juggernaut）神车的轮下，但现在的意见是这些少有的看似自我牺牲的事可能是意外事件。

[17] 清牛油（Ghee）为澄净的牛油，据阿贝·迪布瓦（Abbé Dubois）在1820年说，尿液“被认为是最有洁净效力之物。我常见迷信的印度人跟随牛到草地去，等候用杯子或铜器盛这宝贵的液体，然后趁热拿回家去。我也曾见他们等着用手掌接尿液，喝下一点，其余的用来擦脸”。

[18] 除去他自己的神话外，对一切都怀疑的迪布瓦接着说：“这些弃绝者之中大多数被当作完全的骗子，作如此观者是他们同胞之中最为明智者。”

第六章 心灵

印度科学

印度在科学方面的工作既古老又年轻：作为一项独立的尘世间的事业它是年轻的，但作为僧侣的附带的兴趣则是古老的。宗教既然是印度生活的核心，则有助于宗教的科学便首先被培植：天文学的成长，是由于对天体的崇拜，观察它们的运行则是为了确定载有节期祭祀等事的历法；文法与语言学的发展，是由于有人坚持认为祈祷与信条虽然用的是死文字，在文体与拼法上仍应正确无误。和西方中古时代一样，印度的科学家，姑且不论利弊如何，都是一些僧侣。

天文学是星象学的旁支，它渐渐地脱出了希腊的影响。最早的天文学论著《增订婆罗门历数全书》（Rrahma-sphuta-siddhantas ，西文又译为《宇宙的开端》），是根据希腊科学来命名的，而彘日（Varahamihira）的作品饶有意义地被命名为“自然星象学的完全系统”，则坦白承认他对希腊人的倚赖。印度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阿利耶毗陀（Aryabhata）用韵文讨论了若干“诗意的”题目，诸如二次方程式、正弦、圆周率的值；解释了日食，夏至、冬至以及春分、秋分；宣称了地球的圆形形体以及它昼夜绕轴的旋转，并且写下了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大胆预告：“星体的活动范围是固定的，地球借着它的旋转，产生了行星以及众星每日的升起与落下。”他最有名的继承者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把印度天文学知识予以系统化，但他摒斥了阿利耶毗陀的地球旋转论，因而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这些人以及其门人采用了巴比伦人把天空分为黄道带星座的办法；他们拟定一种历法，分12个月，每月30日，每日30小时，每隔5年插入1个闰月；他们相当精确地计算了月球的直径、日月食、两极的位置以及主要星辰的位置与运行。他们在《增订婆罗门历数全书》里解释了引力的理论，虽然没有形成定律：“地球由于其引力，吸引了万物。”

为了作这些繁复的计算，印度人发展了一套数学。除去在几何方面，它比希腊人的数学更好。在我们得自东方的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阿拉伯数字与十进位法，两者都是源自印度而经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阿拉伯数字最早见于阿育王的《岩石垂谕》（公元前256年），比这些数字见之于阿拉伯典籍要早上1000年。伟大而宽宏的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说道：

印度给予我们用10个符号表出一切数目的巧妙办法，每一数字都有先后次序的地位，也具有绝对的价值。这是一种深刻而重要的观念，它现在显得这样地简单，以致我们忽略它的真正优点。但就是它的单纯，以及它给予一切计算的巨大方便，使得我们的算术成为一切有用的发明中之最者。我们若能记住，以古代两位伟人阿基米德与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的天才都不能够作此发现，则我们将更能够领略此一成就的伟大了。

十进位制出现于阿拉伯和叙利亚人的著作前，早为阿利耶毗陀和婆罗门笈多所知悉；中国人从佛教僧侣那里学得了十进位制；伟大的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Muhammad Ibn Musa al-Khwarazmi，约于850年去世）似乎把它引入了巴格达。零数的最早使用，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 [1] 见之于一份阿拉伯的文件中，日期为873年，这比它在印度为人所知的最早出现要早上3年。但一般公认这也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带走的，且这个在一切数字之中，最为卑微最富价值的零字，乃是印度对全人类的精妙礼物之一。

非常明显的是，印度人和希腊人各自发展了代数学。 [2] 但西方采用阿拉伯文原名（al-jabr，意为调整），表示它是从阿拉伯人传到西欧的，也就是从印度传去的，而非从希腊传去的。在这个领域以及天文学方面，印度的佼佼者是阿利耶毗陀、婆罗门笈多以及婆什迦罗（Bhaskara）。婆什迦罗（生于1114年）似乎发明了根号以及许多代数符号。这些人创造了负数的概念，没有它，代数本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创立了获致排列组合的定律；他们发现了2的平方根，并且在8世纪的时候，解决了二次的不定等式，在欧洲这要等到1000年后欧勒（Leonhard Euler）的时候才为人所知。他们用诗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科学，也就给予数学问题一种优雅的气息，那是印度的黄金时代所特有的。以下两则可以作为较简单的印度代数的例子：

一簇蜜蜂有1/5停在一枝花上面，1/3停在另一枝花上，两个数目之差的3倍飞到又一枝花上，余下的一只蜂在空中盘旋飞舞。美好的夫人，试问蜜蜂有多少……8块红玉，10块翡翠，100粒珍珠，这些都镶在你的耳环上，我的爱，这些珠宝我为你购买时所出的价相等，3种珠宝价格之总和为半百减3。告诉我每样的价格，幸运的夫人。

印度人在几何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逊色。僧侣在测量及建筑祭坛时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 Law，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之总和），时间在基督降生前数百年。阿利耶毗陀可能是受了希腊人的影响，发现了三角形、不等边四角形以及圆形的面积，并且算出了圆周率（圆形之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为3.1416——此一数字的精确性在欧洲一直要到普尔巴赫（Purbach，1423—1461年）的时代才能赶上。婆什迦罗粗略地草创了微积分，阿利耶毗陀拟定了正弦表，《苏利耶历数书》（Surya Siddhanta ）则提供了一套三角学的系统，比希腊人所知的要进步得多。

印度思想里有两个系统阐释物理的理论，多少仿佛希腊的物理学。胜论派（Vaisheshika）哲学的创始者羯那陀（Kanada）认为世界是由多种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好像各种元素那样多。耆那教徒更加接近于德谟克利特，他们主张一切原子的种类相同，由于不同的结合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羯那陀相信光与热是同一素质的不同表现；邬陀衍那（Udayana）主张一切的热来自太阳；而瓦卡什帕蒂（Vachaspati）则像牛顿，解释光是由某种物质发出的微粒而对眼睛有刺激的作用。印度很早就出现了论音乐的文章 [3] ，并且用数学计算音符与音程。那时“毕达哥拉斯定理”也被创立了，据此，震动之频率亦即声音之高度，与弦的固着点与拨动点之间的长度，作相反的改变。也有若干证据显示1世纪的印度航海者使用的一种罗盘针，是一条铁制的鱼浮在盛着油的容器中，鱼指向北方。

化学从两个根源得到发展——医学与工业。我们已提到过印度古代的铸铁在化学构成方面的优异，以及在笈多王朝时工业的高度发展，那时印度被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1000个国家奉为在染布、制革、制皂、玻璃及水泥等化学工业方面技术最佳的国家。早在公元前2世纪龙树已有专书讨论水银。到6世纪，印度在工业化学方面已远超过欧洲。他们娴熟于各种技术，诸如煅烧、蒸馏、纯化、汽化、凝固，不用烧热而产生光，麻醉与催眠的粉剂之调制，以及金属盐、混合物与合金的制备等。钢的炼制在古代印度已达到完美的地步，这在欧洲一直要到近现代才有。据说波鲁士皇帝选送给亚历山大大帝的特别贵重的礼物，不是金银，而是三十磅钢。穆斯林把印度的化学科学带到了近东与欧洲，例如制造“大马士革刀剑”的秘密，便是阿拉伯人取自波斯人，波斯人取自印度的。

解剖学与生理学，如同化学的某些方面，是印度医学的副产品。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医者便描述了韧带、缝线、淋巴管、神经丛、肋膜、脂肪与脉管组织、黏液与关节滑液膜，以及比任何现代的尸体所能显示出的更佳的多种肌肉。基督降生以前，印度的医者也具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以为心是感觉的中心和器官，并假定神经上接于心且由心向下伸展。但是他们颇知消化的过程——胃液的不同功能，从食糜到乳糜，又成为血液的转变。古印度著名医师噉食（Atreya，约公元前500年）主张父母的种子是独立于父母的身体的，它里面蕴藏着整个父母体的缩型。性能力的检查被建议作为男子结婚的先决条件，《摩奴法论》告诫要结婚而患有肺病、癫痫、麻风、慢性胃弱、痔疾或唠叨等毛病的男女，要注意与别人结合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最新的教会式的生育节制在公元前500年已经被印度的若干医学派别提出，其理论认为月经周期中有12天是不可能怀孕的。胎儿的发展有相当精确的描述，据说胎儿的性别有一段时期是不确定的，也有人主张在某些情况，胚胎的性别会受到食物或药品的影响。

印度医学的记载始于《夜柔吠陀》。在这里，夹在一大堆魔法与咒语之中，有一些疾病与症状的记录。医学是伴随着魔法产生的：医者研究并且使用世间的治疗方法来辅助他的精神处方。后来他愈来愈倚赖这种尘世的方法，一面继续施行魔术，就像现在医生所摆出的对付病人的态度一样，是有心理疗效的。《夜柔吠陀》附有一部《长寿科学》（Ajur-veda ）。在这印度最古老的医学体系里，疾病被归因于四种体质（空气、水、黏液和血）之一的失调，而治疗则用草药及符咒。其中许多诊断及疗法至今仍在印度使用，其有效性使西方的医师都感到羡慕。《梨俱吠陀》举出上千种这类草药，同时主张水是多数疾病最好的药方。甚至在《吠陀经》时代，医师和外科医生已经和用魔法的医者有区分，他们住的房屋围有花园，园中种植医疗用的植物。

印度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医生是公元前5世纪的苏思努塔（Sushruta）与2世纪的查拉卡（Charaka）。苏思努塔是贝拿勒斯大学的医学教授，用梵文写了一套诊断与治疗的方法，这套方法的要点是他的老师驮那婆多利（Dhanwantari）传授的。他的书详细地研讨外科手术、妇产科、饮食、药品、婴儿喂食与保健以及医学教育等。查拉卡撰写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至今还在印度被人使用，他给了他的门人一种几乎是希波克拉底式 [4] 的职业观念：“不为己，不为满足世俗贪欲，而仅为有益于受苦之人类；如此对待病者，以此而求出众。”仅次于这些人的是伐八他（Vagbhata，625年），他用散文及韵文写了一部医学概要。还有米斯拉（Bhava Misra，1550年），在解剖学、生理学与医学著作中，他提到了血液循环，这比哈维早了100年。他还为那种新奇的梅毒病开了水银的处方。梅毒是不久以前葡萄牙人传进来的，它算是欧洲给予印度的遗产的一部分。

苏思努塔描述了许多种外科手术——白内障、脱肠、膀胱结石碎石术、腹部开刀分娩术等——以及121种外科手术用具，包括刺胳针、探针、镊子、导尿管以及直肠阴道反射镜等。尽管有婆罗门教的禁制，他仍主张尸体解剖为训练外科医生所不可少的步骤。他是第一个用身体旁处的皮肤移植到破损的耳朵上的人。同样，也是他和他的印度门人开创了补鼻术，一直传到了现代医学。加里森说：“古代的印度人几乎每一种大手术都施行过了，除去大动脉结扎手术之外。”四肢切除，腹部切开，接骨，痔瘘割除等都已施行。苏思努塔为手术的准备定了若干精细的规则，他的伤口须行熏蒸消毒的建议，是消毒手术为人所知的最早努力之一。苏思努塔和查拉卡都提到医疗酒类的使用，以收无痛楚感之效。927年两名外科医者给一位印度皇帝施行了头骨穿孔手术，所用的一种麻醉剂叫作“Samohini”。 [5]

为了侦察他所列出的1120种病症，苏思努塔建议用看、触、听的方法来作诊断。一篇日期为1300年的论著描述了诊脉的方法。验尿是通用的诊断方法，中国西藏的医者据说无须看病人，只要看他的尿便可治好任何疾病。在玄奘时代，印度的医疗先上来便是绝食七天，在这期间病人常已经复原。如果病延续下去，则最后才用药品。甚至在这时药品也用得很少，大多倚赖的是饮食节制、沐浴、灌肠、吸入剂、尿道或阴道注射，或利用水蛭及放血器放血等。印度的医者在调制毒药解剂方面特别有技巧，他们在治疗蛇咬方面现在仍然比欧洲的医生高明。种痘在18世纪以前在欧洲还没有人知道，在印度则早在550年以前已为人知，这可见之于一篇被认为是印度最早的医者之一驮那婆多利传下的著作：“取得牛乳房上天花脓疱的液……置于刺胳针尖端，以之刺肩肘之间的上臂部位直至血出，然后将液与血相混，则天花热将会产生。”现代欧洲医生相信阶级的区分之被规定，是因为婆罗门教的信仰，以为有不可见的媒介物传递疾病。苏思努塔和《摩奴法典》所定下的许多健康规则，似乎确认了疾病细菌论。催眠术被当作疗法好像是印度人起头的，他们常把患者带到庙中去借着催眠暗示或“庙中睡眠”来治疗，如在埃及或希腊所见的情形那样。那些把催眠疗法介绍到英国的英国人——布赖德（Braid）、依思达尔（Esdaile）和艾里特逊（Elliotson）——“无疑是由于和印度接触才得到其观念以及若干经验的。”

综观印度医学，在《吠陀经》时代与佛教时代发展迅速，随后数世纪的进展则缓慢而审慎。噉食、驮那婆多利以及苏思努塔得之于希腊有多少，希腊得之于他们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加里森说，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印度医者和外科医生由于超越的知识与技巧，而享有甚为应得的名誉”。某些学者甚至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有些是得之于他们。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情形也是这样：要说出印度医学得之于巴格达的医者的有多少，以及经由他们得之于近东巴比伦医学遗产的有多少，是困难的事：一方面某些药剂如鸦片水银，以及某些诊断法如按脉，似乎是从波斯传到印度去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在8世纪把已经流传了千年的苏思努塔与查拉卡的医典译成本国文字。伟大的哈伦·赖世德承认了印度医学与医典的优越，便请印度医者到巴格达去筹组医院与医学校。安普西尔（Ampthill）认为中古与现代欧洲的医学体系直接得之于阿拉伯，间接得之于印度。大概这一门最高贵也最不确定的科学在苏美尔、埃及与印度都差不多地古老，而在当时由于接触与相互的影响而获得了发展。

婆罗门哲学六系

印度的先进较明显地表现在哲学而不在医学，虽然这方面最初的起源也是蒙昧不明的，因而每一项结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设。有些《奥义书》比任何流传后世的希腊哲学都要古老些，而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以及柏拉图，好像都曾受到印度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与恩培多克勒的玄学思想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印度的世俗哲学，并且具有一种怀疑性与物理学的格调，它们毫无源出于印度的迹象。法国哲学家库辛（Victor Cousin）相信“我们无法不在这个人类的摇篮里见到最高明的哲学的故乡”。更加可能的是，没有一个已知的文明是任何一种文明的要素的创始者。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有过印度这样强烈的哲学欲望。在印度它不是一种装饰品或娱乐，而是生活的主要兴趣与实践。哲人在印度所享有的荣耀，在西方是给予富人与统治者的。在庆祝节日时，可曾有其他的国家想到过让敌对派别哲学的领袖来进行论争？我们在《奥义书》里读到毗提诃的皇帝在一次宗教性的盛宴中留出一天让祭言、阿思瓦拉（Asvala）、阿塔巴伽（Artabhaga）与迦吉等人作哲学辩论，皇帝答应——并且赐给——优胜者1000头牛和许多金币。在印度一位哲学大师通常的教学办法是用口讲而非笔写。他不撰文攻击对手，人们却期待他以生动的辩论来击败对手，以及去访问其他的教派以迎受争论和辩诘。首要的哲学家如商羯罗便花了许多时间从事这种辩白真理的旅行。有时皇帝也参加这类讨论，带着一个君王在哲学家面前所具有的那种谦虚——假如我们能相信哲学家所作的报道的话。一场重要辩论的胜利者在国内成为大英雄，其伟大一如血战凯旋的将军。

在18世纪一幅拉杰布拉纳的绘画中我们见到典型的印度“哲学教派”——教师坐在树下一张席子上，学生们跪在前面的草上。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因为在印度哲学教师的数量堪比巴比伦的商人。再则，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么多的思想派别。在佛陀的一番对话中，我们得知在当时的哲学家中间有62种关于灵魂的不同理论。“这种超级哲学之国，”德国哲学家凯泽林伯爵说，“关于哲学与宗教思想所用的梵文比希腊文、拉丁文与德文加在一起还要多。”

印度思想的传递既然主要是口传而非笔传，不同教派的理论之流传下来的最老形式乃是“经”——是一些格言式的“经线”，由教师或学生记下来，并非用来向别人解释他的思想，而是用来帮助自己记忆的。这些现存的经，年代各有不同，有些早到公元前200年，有些晚至1400年。所有这些都比它们所概述的思想传统要年轻得多，因为这些哲学派别的原始是和佛陀同样早的，有些如数论派，则大概在佛陀出生时已经是根基稳固的了。

一切印度哲学被印度人分列于两个范畴：正统派（Astika）的体系——是肯定的，以及非正统派（Nastika）的体系——是否定的。 [6] 我们已经研究了否定的各系，主要包括察婆伽教徒、佛教徒及耆那教徒的哲学。但是说来奇怪，这些系统被叫作非正统派，异端与虚无的，并非因为它们质疑或否认上帝的存在（它们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质疑、否认或忽视《吠陀经》的权威性。很多正统派的系统也怀疑或否认上帝，它们却被称为正统，因为它们接受经典的绝对可靠性以及阶级制度。只要是承认这些印度社会之基本要素的派别，其思想的自由，无论其抹杀神明到如何的程度，都不会受到妨害。在阐释圣书方面的自由幅度是很大的，并且聪明的辩证家在《吠陀经》内也找得出任何他需要的教理，于是保持知识方面的可敬地位的唯一实际条件乃是对于阶级制度的承认。这是印度真正的统治根基，摒弃它也就是反叛，接受它则可掩盖许多罪恶。因此实际上，印度的哲学家所享有的自由比之于欧洲情况类似的经院哲学家所享有的要大得多，虽然也许比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开明教皇辖下的基督教地域的思想家，则其自由又稍为逊色。

在正统的若干教派或“论”（darshanas）之中，有六种异常杰出，以至于后来每一个承认婆罗门权威的印度思想家都皈依于其中的一种。此六大教派都作某些的假设，那便是印度思想的基础：即《吠陀经》是神灵启示的；推理之作为引向实相（reality）与真理（truth）的向导，其可靠性不如一个经过苦行与多年修习的个人所具有的直接了悟与感觉，因为他在精神的感受性与精细方面已有了适当的准备；知识与哲学的目标不是控制世界，而是获得解脱；思想的目的则是要免除欲求不得满足之苦，其法为根本地免除欲求本身。这些哲学是人们厌倦了野心、奋斗、财富、“进步”以及“成功”等以后才会去寻求的。

·正理派体系

这是“婆罗门”系统里面的第一个，按照印度思想的逻辑次序（因为它们按照年代的次序是不确定的，它们的主干部分都属于同时代），是一个系列的逻辑思想，前后延续2000年之久。正理派（Nyaya）意谓一项辩论，是把心灵导向结论的方法。它最有名的经典是《正理经》（Nyaya Sutra ），一般以为——但并不肯定，是乔答摩所写，日期则为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不等。如同一切印度思想家，乔答摩宣称他的作品的要旨是为达到涅槃，或为达到欲望的解脱，到达的途径则为清晰一致的思想。但我们疑心他的单纯意图，乃是给参与印度哲学辩论的混杂搏斗者们一个指点。他为他们拟定了辩论的原则，显示了争论的诀窍，并且列出思想上普通的谬误。像亚里士多德，他在推论式中寻求推理的结构，并发现辩论的要点是在中段部分； [7] 像詹姆斯或杜威，把知识与思想当作人类的需要与意志的工具与器官，其效验要视其导向成功行动的能力而定。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毫不理睬那种以为世界在无人去留意观照时便会不复存在的高贵的想法。乔答摩在正理派方面的前辈看来是无神论者，他的继承者成了知识论者。他的成就，是给了印度一种研究与思考的推理法和丰富的哲学名词。

·胜论派体系

一如乔答摩之为印度的亚里士多德，羯那陀则为德谟克利特。他的名字原意为“食原子者”，这暗示他可能是历史想象所创造的传奇人物。胜论派（Vaisheshika）体系的肇始日期并无法予以精确的肯定！我们所听到的是不早于公元前300年，又不迟于800年。它的名称来自vishesha，意为特殊。按照羯那陀的理论，世界充满着一连串的事物，但在某种形式之下，它们仅属原子的合成物，形式会改变，但原子无法毁灭。这完全是德谟克利特式的，羯那陀宣称除“原子与空无”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而原子的移动并非按照一位智慧的神明之意愿，而是借着一种不具人格的力量或法则——“不可见者”（Adrishta）。天下最保守者无过于一个过激分子的子女，后来胜论派体系的倡言者无法看出一种盲目的力量如何能够给宇宙赋予秩序与统一，乃在原子世界一旁安置了一个满是渺小的灵魂的世界，并且由一位智慧的上帝来监督两个世界。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真是历史悠久之至。

·数论派体系

一位印度历史学家说：“这是印度所产生最富意义的哲学体系。”大半生研究数论派（Sankhya）哲学的德国印度学学者加伯（Richard von Garbe）教授因如此的想法而感到安慰：“在迦毗罗（Kapila）的理论之中，人类心灵的完全独立与自由，对于本身力量的充分自信，在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显示。”它是六大体系里面最古老的一个，而且可以说是一切哲学体系之中最古老的。 [8] 关于迦毗罗本人的事迹后人一无所知，只不过印度的传统奉他为公元前6世纪时创始数论派哲学的人。

迦毗罗兼为实际主义者和繁琐哲学家。他一上来就几乎以一种医学的方式，在他的第一条格言写道：“完全地终止痛苦……是人的完全目标。”他反对借物质方法以逃脱痛苦的企图，认为那是不适宜的。他使了一大套逻辑的法术来打败一切人对于物质的看法，后用一条条简略费解的经文建立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它的名称得之于他历数（此即是数论派的原意）的25种真实（Tattwas）。按照迦毗罗的判断，此25种真实构成了世界。这些真实之间的关系复杂，下面的内容也许可以清楚地表示：

1物质要素（Prakriti，“生者”），一种无所不在的物质本原，由于它的德力（Gunas）而产生了各种活动。

2菩提智（Buddhi），知见之力量；由于它的德力，而产生了各种活动。

3 a五境：

4（a）色

5（b）声

6（c）香

7（d）味

8（e）触；（1至8的真实互相作用而生出10至24）

9 b意（Manas），即意想力；

c五根（相应于4至8之真实）：

10（a）眼

11（b）耳

12（c）鼻

13（d）舌

14（e）身

d五作业根

15（a）喉

16（b）手

17（c）足

18（d）排泄器官

19（e）性器官

e五大

20（a）以太

21（b）气

22（c）火和光

23（d）水

24（e）土

25 精神（Purusha，宇宙心），一种无所不在的精神本原，虽其本身不能够有为，却推动物质要素，使其德力作各种之活动。

这好像是纯粹一个物质主义的体系，心灵与自我及身体与物质的世界看来完全是按照自然方式而演化，在其中，各种元素的结合与延续永恒地发展和衰败，从最低到最高然后又转回来。在迦毗罗的思想中有一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9] 的预感：有机体（自我）的需要产生了功能（色、声、香、味、触），然后功能产生了器官（眼、耳、鼻、舌、身）。在这个体系中，有机与无机的世界，植物与动物的世界，动物与人类的世界，彼此间并无间隔，在任何印度哲学中也从没有重大的区分，这些都是一条生命链上的环，进化与涣散以及生生死死的轮子上的轴。进化的过程是被物质本原的三种德力，即净、行、无明，所断然决定的。这些德力并不偏爱发展而厌弃衰败，它们周而复始地生出一种又一种，好像是个蠢笨的魔术师从一顶帽子里取之不竭地拿出东西，又放回去，而无休无止地重复这个过程。每一种进化过程本身便含有一种归于衰败的倾向，这是它命定的结局。同样的观念，后来的哲学家斯宾塞也表示过。

迦毗罗和拉普拉斯一样，认为无须找一个神来解释创造或进化。在这个宗教色彩最浓、最有哲学气息的国度里，不包含神的宗教或哲学倒并非不常见。很多数论派的经文明白地否认一个人格化的创造者之存在，创造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一样东西不会从无有中造出来”，创造者与万有为一。迦毗罗在作品中认为（恰好像康德一样）一个人格神永远不会被人类的理性论证出来。因为据这位心思细密的怀疑者说，凡是存在者必然不是受了束缚便是自由的，而上帝两者都不可能是。上帝如为完善的，则他无须造出一个世界；如果他不完善，则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是善的，且有神圣的力量，则他不会创造出如此不完美的世界，痛苦如此之多，死亡又是如此肯定。印度思想家如此宁静地讨论这些问题，使人受益匪浅。他们很少诉诸迫害或谩骂，并且把辩论保持在一种水准，如今只有最成熟的科学家的辩论才能达到。迦毗罗承认了《吠陀经》的权威，以保护他自己。他说得很简单：“《吠陀经》是一项权威，因为它们的作者知道确立不移的真理。”说过这话，他便进行讨论，再也不理睬《吠陀经》。

但他并非物质主义者，相反他是理想主义者和唯心论者，他的作风则是不因袭传统习俗的。他完全从知觉获取真实：我们的感官和思想赋予世界一切的真实、形式与意义，离了它们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是无聊的，也永远得不到回答。在他的体系内列出24种属于物质发展的真实之后，他又搞乱了原先的物质主义，而介绍了最后的一种真实，是最奇怪也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宇宙心。它不像其他23种真实之被物质力量所产生，它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本原，无所不在而且永恒不朽，本身不能有所作为，却是每一作为之不可少。因为物质本原绝不会发展，德力绝不会作为，除非被宇宙心所鼓舞，在无论何处物质总是受了精神本原的鼓舞刺激才去开展的。在此，迦毗罗的言论好像亚里士多德：“精神具有统御万物的影响力”（凌驾于不断发生的世界之上），“由于万物的靠近，就像磁石（的吸铁）。那是说，宇宙心靠近物质元素，促使后者经过生产的步骤。两者之间的这种引力导致创造，但在任何其他意义之下，精神不是一个作用者，也与创造丝毫无关”。 [10]

精神是多元的，因为它在每一个有机体内皆存在着，但在一切之中它是相似的，并没有殊相。殊相是物质的，我们之所以为我们，并不由于我们的精神，而是由于我们的身与心之源起、进化与经验。在数论派哲学中，心灵之为身体的部分，是和其他器官一样的。我们之中那潜隐的、触摸不着的精神是自由的，身体与心灵则受拘于物理世界的规律与性质，精神并不作用或受裁决，身体心灵才如此。精神也不受到身体与人格之衰败与逝去的影响，它是生死之流所不能及的。“心灵是会毁灭的，”迦毗罗说，“精神却不会。”只有和物质及身体相关联的个人自我才出生，死亡，又出生，存在于那构成表象世界之历史的物质形象之无休止的变动中。迦毗罗有本事怀疑任何的事物，却从不怀疑转世。

像多数印度思想家，他把生命看作可疑的幸福，如果那能算是幸福的话。“欢乐的日子无多，忧患的日子无多；财富好似涨满的河，青春时光好似涨满的河之日渐崩溃的岸，生命好似日渐崩溃之岸上的一棵树。”痛苦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的自我与心灵为物质所拘役，而被绊住在演化的各种无明力量之中了。这种痛苦有出路吗？唯有哲学——我们的哲学家答道，才了解一切痛苦忧伤、一切自我挣扎的分裂与错乱皆为幻，皆为生命与时间之不实在的幻景。“羁绊之生，错在不能分辨”——受苦之自我与自在之精神，扰乱之表象与不扰不变的根基。要超越这些痛苦，须认清我们的真元即精神，是超越于善恶喜乐及生死的。这一切的行动与奋斗、成功与失败之所以能折磨我们是因为我们未能看出它们并不影响精神，亦不从精神来。开明者看这些都是身外之事，好似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在看戏。让灵魂认清它的独立，无所羁于事，则灵魂立得自由，即由此了悟它将逃脱时与空、痛苦与再生的囹圄。“由于了悟25种现实而获得解脱，”迦毗罗说，“教人以唯一知识——即我非我，物非我，本无我。”也就是说，个人的分殊乃是幻。一切存在者，一面是浩大的生发及崩散的物质与心灵、身体与自我，另一面是那不变不扰之灵魂的寂然永恒。

这样的一宗哲学，对那些难以释念于疼痛身躯与悲戚回忆的人，将不能带来安慰，但它似乎颇为明白地表现出印度深思的情境。没有任何一支哲学体系——除吠檀多派（Vedanta）外——对印度人的心性有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我们在佛陀的无神论与知识论之理想主义以及涅槃的概念中，都看出迦毗罗的影响。它也见于《摩诃婆罗多》、《摩奴法论》、《往世书》以及典范教本——在这里面宇宙心与物质本原则被转变为创造之雄性与雌性的本原。特别是在瑜伽体系，它仅是数论派哲学的实用发展，根据它的理论，所用的也是它的辞藻。在今日专事崇奉迦毗罗的信徒不多，因为商羯罗与吠檀多派哲学已经抓住了印度人的心灵，但一句古老的谚语在印度有时还是挺响亮的：“没有一门知识能比得过数论派，没有一种力量比得过瑜伽。”

·瑜伽体系

在一处美好、安静的场所

安置了他的住所——不太高，

也不太低——让他居住，他的物件有

一块布、一块鹿皮和吉祥草。

在这儿他努力思索一如，

约束心与意，寂静，镇定，

让他完成瑜伽，达到

灵魂的纯净，把持

身、颈和头部，目光

注视鼻端，周遭无所分心，全神贯注，

精神宁静，了无畏惧，全心在于

他的梵志（Brahmacharya vow），虔敬地，

默想着我，想着我而忘怀一切。 [11]

在河畔沐浴用的石阶上，夹杂在一些虔敬的印度人、无所谓的呆看着的观光客之中，坐有一些圣者或瑜伽行者，在这些人身上，印度的宗教与哲学得到最高的也是最奇怪的表现。在森林中或路旁也能见到少数这类的人，凝然不动地在那里。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的肩上披块破布，有的胯间绕一块布；有的只披一层灰，尘埃洒在全身以及色彩斑驳的头发中。他们盘腿而坐，动也不动，眼望着鼻子或肚脐。有些正视太阳，时复一时，日复一日，使自己逐渐盲目；有些在日正当中的时候用热火围在身边；有些赤足在烧红的煤炭上行走，或把煤倒在头上；有些赤身卧在钉板上35年之久；有的身躯在地上打滚经千英里之遥去进香；有些用链子自缚于树或自闭于笼中，直到死去；有些自埋于土到颈项为止，就这样过好多年甚至一生；有些用铁丝贯穿双颊，以致上下颚无法张开，只能借流质维持生存；有些双拳紧握如是之久以至于指甲贯穿手背；有些高举一足或一臂，到它萎蔽残废为止。以一种姿态静坐，有时一坐多年，食用人们拿来的树叶干果，蓄意使每一感官呆钝，每一心念都集中于获致了悟。他们大多数避免出奇的方法，而在家中僻静之处追求真理。

西方在中古时代也有过这类人，但今天在欧美得要去偏僻角落好好地找才行。印度存在这类人已有2500年——可能从史前的日子起，那时他们可能是蛮族中的沙门。名为瑜伽的苦行默想的教派在《吠陀经》时代已经存在，《奥义书》和《摩诃婆罗多》都曾经予以采纳，它在佛陀时代盛行，甚至亚历山大也被这些“神秘家”静默地承受痛苦的能力所吸引，而驻足来观察他们，并且邀请其中的一位去和他同住。这位瑜伽行者拒绝了，态度之坚决一如第欧根尼（Diogenes） [12] ，表示他一无所求于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他已满足于本身一无所有。那些苦行者嘲笑那位马其顿人征服世界的幼稚愿望，他们对他说，任何人不论活着或已死，所需不过数英尺之土而已。另外一个圣者加兰（Calanus，公元前326年），陪伴亚历山大大帝到了波斯。在那里他患了病，要求准许他死，因为他宁愿死，不愿患病，于是他镇静地上了一个火葬堆，便一声也不出地让自己被烧死——使希腊人大为惊讶，他们从不曾见过这种不害旁人性命的勇敢。两个世纪后（约公元前150年），帕檀迦利把这个教派的实行方法与相传的道理集合为有名的《瑜伽经》，它到现在仍被从贝拿勒斯到洛杉矶的瑜伽场用作经本。玄奘在7世纪叙说这教派有数千徒众，马可·波罗在1296年左右曾生动地描写它，今天在过了这么多世纪以后，它的较为极端的信徒，在印度的数目为100万到300万之间，仍旧折磨自己来求得了悟的安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现象之一。

瑜伽是什么？按字义讲，是横轭：倒不是把灵魂与神明加上轭联合在一起，而是苦行与克制的轭，是向道者加之于自身来使他的精神脱去物质的限制，以获致超自然的智慧与力量的。物质是愚昧与痛苦的根，因此瑜伽要使灵魂脱出一切感觉现象与躯体的依恋。它借着在今生补赎灵魂的一切往世的悲愆，而企图达到至高无上的明悟与得救。

这种明悟不是一蹴而就的。向道者必须一步一步地趋近它，任何人若是没有通过这番过程的前一阶段，绝不能了解后面的一个阶段。人唯有借着长久而耐心地研习与自律，才能做到瑜伽。瑜伽的阶段有8个：

1. 禁（Yama），或绝欲。在这里灵魂接受不杀生与梵志的约束，放弃一切自私自利，使本身脱离一切物质利益与企求，并且对万物怀有善意。

2. 劝（Niyama）。若干瑜伽基本原则的恪遵：洁净、满足、去邪、诵习与虔敬。

3. 体位法（Asana）。此处的目标是要安定一切的动作以至于一切的感觉。为此目标的最好的体位是把右脚搁在左大腿，左足搁在右大腿，两手交叉捏住大足拇指，下巴弯低压住胸膛，眼望鼻尖。

4. 呼吸法（Pranayama）。借这些行法，除呼吸外，人能够忘怀一切，这样可以澄清心灵以达到全神贯注，心灵不着一物的境界，同时人可以学到以最少量的空气来生存，并且可以让他自己埋在土中多日而无所损伤。

5. 出神法（Pratyahara）。这时心灵控制一切的官感，收心内敛，脱离一切感觉对象。

6. 注意力集中法（Dharana）。使心灵与一念或一物合一，或使整个心灵及一切官感充满着此一念或一物，而排去其他。 [13] 贯注于任何对象时间足够长的时候，将使灵魂脱却一切感觉、一切明确之思想以及一切自私的愿望。然后心灵既已脱离于事物，才能够自由地感觉真实之非物质性的要素。 [14]

7. 静虑（Dhyana）。这是由于注意力集中而形成的，近乎催眠的状态。帕檀伽利说连续不停地呼唤圣号“欧姆”，可以产生这种状态。最后，苦行者达到瑜伽的最高境界，即法悦。

8. 定或三昧（Samadhi），或出神的冥想。这时心中思念已经消失净尽，心灵浑然忘却了本身的知觉，有如分隔的存在。它已经与整体相合，而达到一种喜悦的如神的物我一如的了悟。没有言语能够把这种情状描述给局外人。没有一种理智，或推理过程，能够找到它，拟造它。“要知道瑜伽，须经过瑜伽。”

然而瑜伽行者所寻求的并不是神，或与神的合一。在瑜伽哲学里，自在天（Ishvara）并不是宇宙的创造者或维持者，或主持赏罚者，而只不过是几种供灵魂默想的对象之一，借之以达到注意力的集中与明悟。坦白说，心灵与身体的分开才是目标之所在。据瑜伽的理论，把精神的一切物质障碍移去，将带给精神超自然的了悟与能力。若灵魂已除净了身体的占有与牵连，它将不是和神合一，它将是神本身。因为神恰好是那种潜隐的精神的基础，那无我与非物质的灵魂，也就是在一切感觉的沾惹都消除之后所余留下来的。灵魂尽量地脱离于物质环境的囹圄，相当于灵魂纯净的程度，它本身就变成了神，行使着神的智慧与力量。在这里宗教的魔法的基础又出现了，它几乎侵犯了宗教的根本精神——那种对于超人类的力量的崇敬。

在《奥义书》时代，瑜伽是纯粹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实现灵魂与上帝合而为一的企图。印度神话中曾讲到在古代有7位智者，借着苦行默想而获得了关于一切事物的完全知识。在印度历史的较后时期，瑜伽由于魔法的行使而堕落了，在这个教派的思想里，奇迹的力量比了悟的宁静更有分量。瑜伽行者深信借着瑜伽他将可以麻醉并控制身体的任何部分，只要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部分便成了。他将能够随意使自己隐身，或使他的身体无法移动，或一下子从地面任何部分消逝，或愿意活多久便多久，或知道过去未来以及最遥远的星辰。

心存怀疑者必须承认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蠢笨的人会想出许多假想，使哲学家无从批驳，甚至哲学家也常常参加他们的游戏。绝食与禁欲会产生喜悦和幻觉，注意力集中会使人局部或全身感觉不到痛苦。在未知的心灵之中究竟藏有何等的精力与能力是很难讲清的。但很多的瑜伽行者不过是些乞丐，他们实行苦修是希望得到黄金，这种希望，有人或许以为是西方人所专有的，又或者他们的苦修只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赞叹。 [15] 禁欲主义是与多欲相应的，至多也不过是控制情欲的企图而已，但是这种企图本身近乎是一种被虐待狂的情欲表现，这苦修者对于他的苦痛感到一种几乎是色情的喜悦。婆罗门僧侣聪明地避免了这类事情，并且劝告他们的信徒去忠实地履行日常职责，以求圣性。

·弥曼差派体系

从瑜伽一步跨到弥曼差派（Mimansa），是从最有名的跨到最不出名的，也是婆罗门六派哲学中最不重要的一派。好像瑜伽之为魔法与神秘主义而非哲学，此一系统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它是正统教派针对哲学家轻渎理论的反击。它的作者阇弥尼（Jaimini），反对迦毗罗与坎拿大承认《吠陀经》的权威同时又轻忽它的倾向。阇弥尼认为人的心灵异常地微弱，不足以解决形而上学与神学的问题。理性是一个荡妇，它迎合任何欲望，它所给予我们的不是“科学”和“真理”，而仅是我们经过自我譬解的情欲与骄傲。通往智慧与宁静之路不在于错综复杂的逻辑，而在于谦逊地接受传说与谦卑地遵行经文中规定的仪式。为此，也有一句话可以应用：汝乃愚人也。

·吠檀多派体系

吠檀多派一词的原意是《吠陀经》之末——也就是指《奥义书》。今天在印度这个词被用来指一个哲学体系，它的目的是要给《奥义书》的基本理论加上逻辑的构造与逻辑的支持。这种基本理论也就是印度思想中到处都有的机体论——就是梵我一如。这种印度哲学中最为人广泛接受的体系，最早见于跋达罗衍那（Badarayana）的《吠檀多经》（Brahma-sutra ，约公元前200年）——包括555句经文，其中第一句便揭出了宗旨：“今且立愿亲近梵天。”几乎1000年后乔荼波陀（Gaudapada）为这些经作了注解，然后把这个体系的奥秘教给了哥宾达（Govinda）；哥宾达教给了商羯罗；商羯罗撰写了吠檀多派注解中最有名的一部，于是使自己成为印度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他短短32年的一生中，商羯罗的修养使他得以集贤与圣者、智慧与仁慈于一身，这是印度所能孕育之最高贵典型的特色。他出生于马拉巴的婆罗门种姓南布迪里族（Nambudri Brahmans）家庭。他摒弃世间的荣华富贵，在青年时期便做了世界的弃绝者（Sannyasi），朴素无华地崇拜着印度教万神殿里的众多神明，然而又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沉浸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梵天的意象之中。他认为最深刻的宗教与最深刻的哲学都见之于《奥义书》。他可以原宥百姓的多神教，但不能原宥数论派哲学的无神论与佛陀的不可知论。他以南方代表的身份到了北方，在贝拿勒斯大学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校方把最高的荣誉颁给他，并且让他带了一批门徒到印度各地的辩论场，去为婆罗门教辩护。大概在贝拿勒斯他写就了有名的《奥义书》注释以及《薄伽梵歌》。他以宗教的热忱与学术的缜密攻击印度的异端者，恢复了婆罗门教的思想领导地位，这地位经过佛陀和迦毗罗的败坏本已经丧失了。

在这些论文里充塞着形而上学的空谈和枯燥的经文的阐释，但可以原谅的是这个人在30岁已经做到了印度的阿奎那和康德。像阿奎那一样，商羯罗承认他本国的经文是圣灵显示并且有完全的权威性，然后他开始在经验与理性之中为经文的训谕寻求证据。但不同于阿奎那的是，他不相信理性能胜任这个任务，相反，他疑心我们可能夸张了理性的力量与角色，以及它的清晰性与可靠性。阇弥尼是对的：理性是一个律师，它会证明任何我们愿望之事；为每一项言论它能够找到同样力量的相反言论，其结果便是一种怀疑主义，它削弱一切性格的力量，埋没人生一切的价值。商羯罗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逻辑，而是洞察力，是那种（与艺术有关的）能力，凭借它我们从纷乱中把握要点、从短暂中把握永恒、从部分把握整体，这是哲学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为领悟而去观察、探询及思想的意愿，其目的不在于创新、财富或权力。这是精神的一种退避，离开行动的一切兴奋、偏见与成果。第三项是，哲学家必须获得自制、忍耐与宁静，他须学习超越身体的诱惑与物质的挂念。最后在他的灵魂深处必须燃烧着解脱的愿望，从愚昧中解脱，结束自我分殊的感觉，喜悦地沉浸于完全了悟与无限统一的梵天之中。简言之，学者不仅需要理性的逻辑，更需要灵魂的涤除垢污与增加深度的一种训练。这或许是一切有深度的教育的秘密所在。

商羯罗把他的哲学根源建立在一个遥远而微妙的点上，这以后便没有再被人清楚地察见，直到1000年后康德写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知识如何可能？他问道。显然，我们的一切知识来自感官；同时，知识并非真实本身所显露出来的，而是根源于我们感官对真实的采撷——或许是篡改。

因此，依赖感官我们永难完全知悉“真实”。我们所知道的仅是被空间、时间与原因所装饰的东西，那些装饰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器官所造成的网，而这些器官之所以被创造或被发展出来，是用以捕捉那种流动与奔逸的真实性。它的存在我们虽能臆测，但它的性质我们永不能客观地描述。我们感知的方式，与感知的对象，将永远是纠缠不清的。

这并非那种认为借睡觉就能毁灭世界之唯心论者的空幻主观主义。世界是存在着的，但它是幻（Maya）——不是幻象，是现象，其表面现象部分由我们的思想所创造。我们不能不透过时空的迷雾去感知事物，以及不能不根据原因与改变来思想事物，是一种生就的限制，一种无明（Avidya），这是一切具有身体之生物的感知方式所本有的。幻与无明是那一个大幻象的主观与客观的两面，借此，心智以为它知道真实。我们是通过了幻与无明，通过了生而有之的蒙昧，而看到了众多的事物与变化的湍流。实在的情形是，终极的存在只有一个，而变化则为形式之表面更易的“名目”而已。在变化和事物的幻或无明之后，便是那无所不在的真实，即梵天——借感觉或心智是不能触及的，唯赖训练有素之精神的直觉与洞察力方能抵达。

由于器官及感觉与领悟的方式所造成的感官之天生蒙昧阻碍了我们，使我们无法感知在一切个人的灵魂与心灵的下面存在着的那个不变的大灵魂。我们的可见可想的自我，如同时空的幻影一般不真实。个人的差异，性格之特殊，这都是伴随着身体与物质的，它们属于万花筒般变化的世界。这些仅属于现象的自我，将随着那些也包含着他们的物理状况而逝去。但是在我们忘却了时空以及原因与变化时，所感觉到的深藏在底下的生命，乃是我们的本元与真实的所在，是我们与一切有生与事物所共有的神我，它在完整不分与周流遍在的状态之下是和梵天——也就是上帝——合一的。

但上帝是什么？就如同我有两个——自我与神我，世界有两个——现象的与本体的，神也有两个——自在天或创造者，人们经由空间、原因、时间与变化等形形色色而来崇拜他。梵天或纯净的存在，那是被哲学性的虔敬之精神所崇拜的，这种精神勘破一切分殊的事物与自我，寻求并且找到一个周流遍在的真实。它在一切的变化中无所改变，在一切分隔之中无所分隔，在一切杂多的形式、一切的生与死之中，是永恒常在的。多神论，甚至有神论，都属于幻与无明的世界，这些是相当于感知与思想的方式的崇拜形式。它们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如同空间、时间、原因等是我们的心智生活所需要的，但是它们并无绝对的健全性或客观的真实性。

对商羯罗，上帝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把上帝定义为神，并且认为一切真实的存在是和上帝合一的。但是一位作为创造者及赎罪者的人格神之存在，他认为可能有点问题。这位言论和康德相似的哲学家说，这样的一位神是不能被理性证明的，他只能作为一种实际的需要而加以假定，这样的神才给我们有限的心智提供宁静，也给我们脆弱的道德提供鼓励。哲学家虽然会在每一个庙里拜神，向每一位神祇行礼，他却会超越这些民众信仰的可原宥的形式。他会感觉到多元性为虚幻，一切事物为统一 [16] ，他崇仰至上的存在本身——无可名状的、无限的、无空间、无时间、无原因、无改变的存在，是一切真实的来源和本质。 [17] 我们可以把“觉知的”、“智慧的”甚至“快乐的”等形容词加之于梵天，因为梵天包有一切自我，故可能有这些素质。但一切其他形容词同样可用于梵天，因为梵天包含了一切事物的一切素质。梵天是中性的，超越个性与性别、善与恶、一切道德的差别、一切不同与属性、一切愿望与目标。梵天是世界的因与果，是世界超越时间与奥秘的本质。

哲学的目标便是要找出那种奥秘，并且让寻求者化入他所找到的奥秘之中。就商羯罗说，与上帝合一的意思是超越——或潜过——自我的分殊与短暂，还有那些狭窄的目标与兴趣；对一切部分、分隔、事物，都不复感觉；在一种无欲的涅槃状态之下，宁静地与那个存在的浩瀚汪洋合而为一，在那里没有敌对的目标，没有相争的自我，没有部分，没有变化，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 [18] 要找到这种欢喜（Ananda），一个人不仅需要弃绝世界，也必须弃绝他自己；他必须不在意财货，甚至于善恶；他必须视苦与死为幻，是身体与物质、时间与改变的表面偶然事件；他不得想到自身的素质与命运，稍有自利或傲慢便将毁灭他一切的自在解脱。好的工作成绩不能使人得救，因为它们只有在时空的幻的世界中才有意义。只有圣明的先知知识才能带来得救，它便是关于自我与宇宙、神我与梵天、灵魂与上帝之合一以及部分之化于整体的认识。只有在这种化合完全的时候，转世的轮回才停止。因为在这时才能见出转世的对象，即分殊的自我与个性，是一个幻象。创生自我并且给予赏罚的是表象世界的创造神。“但是当神我与梵天的合一被知道时，”商羯罗说，“灵魂作为漂泊者与梵天作为创生者就都不复存在了。”创造神自在天与“业”，如同事物与自我，本属于吠檀多派的通俗教理，它是适合于普通人的需要的。在这奥秘的教理中，灵魂与梵天为一，从不漂泊，从不死灭，从无改变。

商羯罗把他的奥秘理论归属于哲学家专有，可谓思虑周到。因为如伏尔泰所相信的，唯有一伙哲学家才能够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因而也只有一伙超人才能超越善恶而生活。评论家们曾抱怨如果善恶是不真实的世界之部分，则一切道德的区别都会失落，魔鬼也将和圣者同样良善。但是据商羯罗聪明的回答，这些道德的区别，在时空的世界内是真实的，对于那些生活在世界之内的人是有约束力的。它们对于已和梵天合一的灵魂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样的灵魂不会犯错，因为过错暗示着愿望与行动，而已获解脱的灵魂按照定义讲，是不在愿望与（自私的）行动的范围之内移动的。凡有意伤害别人者都是生存在表面现象的层级上的，因而受约束于它的区别、它的道德与法律。只有哲学家是自由的，只有智慧才是自由。 [19]

这是一种精妙而深刻的哲学，而作者还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商羯罗不仅用文字详细叙出，并且在辩论中成功地予以辩护，他并且把其中若干片段以印度宗教诗中极为敏锐的一些诗节来予以表达。在应付了一切挑战之后他隐居到喜马拉雅山中，并且也算是遵照着印度的传统，他在32岁便死了。有10个僧团是以他的名字创立的，许多信徒接受并发展他的哲学。其中一人——有人说便是商羯罗本人——为大众写了一部吠檀多派的解说，名叫《愚昧的击槌》（Mohamudgara ），在书里面，这体系的要点被清晰有力地作了概述：

傻子啊！放弃你财富的渴欲，从心中驱除一切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满足于你的“业”所带来的……不要为财富、朋友或青年时光感觉骄傲，时间在刹那间会取走一切。快离开这幻象的一切，进入梵天的所在……生命在颤抖，有如荷叶上的水珠……时间在演戏，生命在消退——然而希望的气息永不终止。身体枯萎了，头发变灰了，嘴中已无牙，手中的杖抖动了，然而人不离开希望之锚……永远保持镇定……在你、我及其他人之中单住着毗湿奴，向我发怒或暴躁是没有用的。在大我之中看每个小我，放弃一切差等之想。

印度哲学的结论

到了12世纪的吠檀多派体系，它在商羯罗的思想中本已趋向于一种哲学家的宗教，这时又被罗摩奴阇（Ramanuja，约1050年）等圣者重新加以诠释而成为一种崇拜毗湿奴、罗摩与黑天的正统教派。新思想遭禁之后，哲学不仅是烦琐的，也是贫瘠的。它从僧侣阶级接受教条，而详加证明，举出的是表面的相异但没有真正的分别，根据的是逻辑但没有真正的理由。

然而那些婆罗门教徒，躲在僻远的隐居之所，由于其晦涩难懂而得到了保护，乃能够在奥秘的经文与注释之中小心地保存了古老的体系，而把印度哲学的要旨经历若干代和长久的岁月流传了下来。在所有这些体系中，无论其是否隶属于婆罗门教义，心智的范畴都被认为是无能或欺人的，而真实则是当下可感知或见到的。 [20] 所有西方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对于印度的形而上学家来讲，好像是一种无益而浅薄的企图，要把深不可测的宇宙去臣服在一个沙龙女主人（Salonnière）的概念之下。“凡崇拜愚昧者将进入漆黑一团，凡以知识为自足者将进入更深的黑暗。”印度哲学始于欧洲哲学终止之处——一种对于知识的性质与理性之限制的研究。它的开始，不是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洛克和康德的知识论。它认为心灵是最直接被感知的，因此拒绝把哲学皈依于一种仅为间接地经由心灵所知晓的物质。它承认外在的世界，但不相信我们的感觉能知其真相。一切科学仅为一番脉络分明的无知，属于表象的世界。它用不断更改的概念与用语来创拟一番关于世界的理论，在其中理性仅为部分——是无尽大海中一注移动的水流，甚至那个推理的人本身也是虚幻，他不过是一些事件的临时凑合，不过是经由时空的物质与心灵之曲线的一个暂时交汇点——他的行为与思想也不过是远在他出生前之力量的抒发完成。什么都不是真实的，除去梵天，那个存在的汪洋，在这其中每一形式都是一时的波浪，或浪上的一点泡沫。德行不是善良行为之静默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什么虔敬的喜悦，它不过是对于自我与在梵天之中每一个其他自我的合一之认识。道德是物我为一的感觉所产生的生活方式。 [21] “凡在他的自我中识出众生，又在众生之中识出他的自我者，便不复有不安。他能有什么幻觉、什么忧伤呢？”

某些特殊的性质，从印度的观点看似不足为缺点，却使得这番哲学在其他文明中未能有较广大的影响。它的方法，它的玄学术语，以及《吠陀经》式的假想，使它未能在具有其他假想或较为世俗性的国家中获得认可。它的表象虚幻的理论对于道德或积极的德行给予甚少的鼓励。不论“业”的理论，它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未能解释罪恶的自白，并且这些体系的部分后果是夸张了一种静止的安宁。然而，在这些思想之中确有一种深度，比较之下，在活力较盛的地区中产生出来的积极行动的哲学便显得有点浅薄了。西方的体系之所以对“知识即力量”具有如此的信心，也许是一个曾经刚强的青年的呼声，夸大着人类的力量与寿期。当我们在对抗公正的自然与敌意的时间所作的奋斗中精力疲惫时，我们更能宽容地对待东方的顺从与宁静的哲学。印度思想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最大时，正是其削弱或衰颓的日子。希腊在所向无敌时很少留意毕达哥拉斯或巴门尼德的哲学；希腊在衰颓时，柏拉图与俄耳甫斯主义（Orphism）的僧侣则采纳了转世的教理，芝诺则宣扬一种近乎是印度的命运论与委弃的态度；及至希腊将衰亡时，新柏拉图主义者与诺斯替教徒则深深地吸收了印度思想。欧洲由于罗马覆亡所遭受的困穷，以及欧洲与印度之间的通道被控制，似乎有1000年之久阻碍了东西方观念的交流。但是英国人在印度的势力尚未稳固时，《奥义书》的版本与译本便开始扰动西方思想。拉尔夫·菲奇特拟了一种异常像商羯罗思想的理想主义；叔本华几乎把佛教教义、《奥义书》与吠檀多派当作他哲学的一部分；谢林在老年时认为《奥义书》是人类最成熟的智慧；尼采有太长的时间奉持俾斯麦和希腊人的思想，以致不曾去留意印度，但在最后，于一切的观念中，他最重视且一再提及的乃是永恒反复的意念——类似于转世的一种想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愈来愈多地汲取东方的哲学，而东方也愈来愈多地汲取西方的科学。再一次的世界大战可能又把欧洲敞开（像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敞开了希腊，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敞开了罗马），来接受东方哲学与信仰的流入。东方对西方日渐高涨的反抗，穷困、内讧及革命所导致欧洲的削弱，可能使这分歧的大陆达到成熟的时机，以接受一种天国希望和尘世绝望的新宗教。大概是偏见使得这种结局在美洲看来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宁静主义与委弃的态度不适合于我们如电气般猛烈的气氛，或者由丰富的资源与辽阔的地带所产生的生命力。无疑，我们的气候在最后将给予我们保护。

注释

[1] 它在1世纪时曾被美洲的玛雅人使用。布雷斯特德博士（Dr. Breasted）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已具有数字之位置价值的知识。

[2] 世人所知的第一位代数学家是希腊人丢番图（Diophantus），他早阿利耶毗陀一个世纪，但数学史家卡约里相信他从印度得到前导。

[3] 例如夏拉玛德娃（Sharamgadeva，1210—1247年）的《音乐之海洋》（Samgita-ratnaleara ）。

[4] 古希腊医者，现代习医者仍诵其医者誓言以自誓。——译者注

[5] 斯里兰卡早在公元前427年已有医院创立，而北印度在公元前226年也早已有之。

[6] Asti，这是；Nasti，这不是。

[7] 然而正理派的推论式却有5个命题：定理、理由、主要前提、次要前提与结论。例如：（1）苏格拉底要死；（2）因为他是人；（3）凡人皆要死；（4）苏格拉底是人；（5）故苏格拉底要死。

[8] 它现存最早的典籍，注解者依自在黑（Isvarakrsna）写的《数论颂》（Samkhya-karika ），时期仅为5世纪，曾经被认为是迦毗罗写的《数论经》（Samkhya-sutras ）则不早于15世纪。但这个体系的初始似早于佛教，佛教经籍与《摩诃婆罗多》重复地提到它，温特尼兹（Winternitz）也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里找到它的影响。

[9] 19世纪初法国博物学家。——译者注

[10] 一位印度的迦毗罗注释者说：“物质元素没有什么用途，仅供给灵魂以壮观之景象而已。”或者如尼采所建议的，观看世界最聪明的方式乃是把它当成审美与戏剧性的景象。

[11] 引自阿诺德所译的《薄伽梵歌》（英译为The Song Celestial ）。梵志是苦修的生徒所立的守贞誓言。“我”是 Knishna。

[12] 希腊哲学家，传说曾拒受亚历山大的恩惠而仅请其勿挡住阳光。

[13] 参照霍布斯：“总是感觉同样的事就相当于什么也不感觉。”

[14] 为表明这个阶段，艾略特拿叔本华的一段话来作比较，这显然是被他对于印度哲学的研究所激发的：“在有突然的原因或倾向使我们突然超出了意志之流时，注意力便不再注于意志的动机，而了解事物并不及于其与意志的关系，于是可以非主观地、纯粹客观地观察它们，完全地沉浸于它们的观念，而不把它们当作动机。于是忽然地，我们一直在觅求的宁静——它在我们原来的欲望之路上一直在逃避着我们的，现在自动地来临了，而且安然地和我们共处。”

[15] 率直的迪布瓦把他们描述为“游荡之辈”。行者（fakir）一词，有时候被用来指瑜伽僧，原为阿拉伯文，意为“贫困者”。

[16] 因而吠檀多派哲学也叫非二元主义（Advaita）。

[17] 商羯罗与吠檀多派哲学并不能算是泛神论的：凡被认为彼此有别的事物不是梵天。它们的梵天，只有在它们的本质，不可分而无所改变的基本与真实中。“梵天，”商羯罗说，“与世界无相似之处，然而舍梵天则无有一物。凡在它的外面生存的事物，其生存的方式纯为虚幻的，如沙漠中的水的幻象。”

[18] 参照布莱克的诗：

我将去实行自我消灭与永恒的死亡。

以免最后审判将来临而发现我犹未灭，

于是我会被捉住而递送给我自己的私我。

或丁尼生的《古贤者》：

不止一次

当我独坐时，心中辗转思索

象征我自己的那个字。

于是自我的生死之限松开了，

进入了无名，如一片云似的

融入天空。我触摸四肢——四肢

好奇怪，不是我的——却又非疑影

但非常清晰，由于自我的失落

而获得的大我

有如旭日的闪耀——不能用文字遮掩，

文字仅是幻影世界的影子。

[19] 我们不知巴门尼德那以多为幻，唯有“一”存在的主张得之于优波尼沙的有多少，有助于商羯罗的又有多少，也不能在商羯罗与康德的极为相似的哲学之间建立任何承袭或影响的关联。

[20] “从来没有一个印度圣者对于感官与心智所获得的知识，怀抱鄙视以外的感觉。”“印度的圣者从没有陷入过我们典型的错误，把任何心智的拟想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下予以重视。这些并不比任何幻的形式更为实在。”

[21] 参照斯宾诺莎：“最大的善是知道心灵与整个自然的合一。”“对上帝的心智爱”是印度哲学对此的概要。

第七章 印度的文学

印度的语言

就如同中古时代的欧洲哲学以及好多文学是用一种民众所不懂的死语言写的，印度的哲学与古典文学也是用一种普通会话早已不用了的梵文所写的，它是被当作没有其他共同语言的学者们的“世界语”而被保留的。这种文言和本国生活失去了接触，而成为繁琐哲学和高雅用法的一种模范。新词的形成不是民众的自然创造，而是由于学校中专门讨论的需要。到后来，哲学用的梵文遂失去《吠陀经》赞美诗的气概和单纯，而变成一种矫揉造作的妖精，它所用的长字会像一条条虫般横在纸上。 [1]

同时北印度的民众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把梵文转变成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很像意大利把拉丁文变为意大利文。普拉克里特语有一段时期成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用语，直到它本身也发展为巴利文，即现存最早的佛教典籍所用的文字。到10世纪末这些“中古印度”的文字衍生了若干方言，其中主要是印地语（Hindi）。在12世纪它又产生了兴都斯坦语（Hindustani），作为印度北半部的语言。最后，入侵的穆斯林在印度官话中加入了波斯词语，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乌尔都语（Urdu）。这一些全是“印度、日耳曼”语言，限于印度。德干人保存了各种古老的达罗毗荼语言——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拉语（Kanarese）、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而泰米尔语成了南方主要的文学媒介。在19世纪，孟加拉语代替了梵文而成为孟加拉的文学语言。小说家查特吉是印度的薄伽丘，诗人泰戈尔则为印度的彼特拉克。即使在今天，印度还是有上百种语言，而司瓦拉吉（Swaraj，意为“自治”或“独立”）所用的则为征服者的语言。

在很早的时候，印度便开始追溯文字的根源、历史、关系与组合。到公元前4世纪自行 [2] 创造了文法学，并且产生了或许是世人所知的一切文法家中最伟大的一个帕尼尼（Panini，约公元前4世纪）。帕尼尼、帕檀迦利（约150年）以及婆利睹梨诃利（Bhatrihari，约650年）的研究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而现代的那一门吸引人的口语发生学（Verbal Geneties）几乎就是由于梵文的再发现而产生的。

我们提到过写作在《吠陀经》时代的印度是不流行的。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佉卢文（Kharosthi）手卷按照闪语的范本改写成了，在史诗和佛教经籍中我们开始听说抄书人。棕榈叶与树皮被用作写作材料，一根铁针便当作笔用。树皮经过处理使其不再脆弱，用笔在上面画了文字，然后树皮涂上墨水，在其余的墨水拭净之后，字迹便留了下来。穆斯林把纸带了进来（约在1000年），但是一直到17世纪才能取代树皮。树皮用绳穿好，这种树皮的书被保存在印度一个叫作“语言女神之宝屋”的图书馆里。大量的这种木质的典籍经历了时间与战争的蹂躏而保存了下来。 [3]

教育

甚至到了19世纪，写作还继续在教育上扮演很小的角色。或许僧侣觉得神圣或学术性的经文一旦成为公开的秘密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印度历史上，我们发现，很早就有一种教育制度老是掌握在僧侣手中，最初仅对婆罗门开放，然后把特权推广到其他的阶级，直到现在贱民仍然排除在外。每一个印度的村落都有教师，由公费供给。单在孟加拉，于英国人来到以前，便有大约8万处本地的学校——每400个人便有一所学校。在阿育王时代识字的人占的比例似比今日印度为高。

儿童在9月至2月间在乡村学校就读，5岁上学，8岁离开。教课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不论科目为何。背书是通常的方法，《吠陀经》是少不了的教材。读写算被包括在内，但并非教育的主要事务。德行被放在智能之上，学校教育基本的要项是纪律。我们不曾听说有鞭笞或其他严厉的惩罚，但我们发现特别注重的是健全适当的生活习惯的形成。8岁时，学生被交给一位师尊（Guru），从而得到较为正式的照顾，学生跟着这位师父一起生活，最好到20岁为止。他须做事，有时是体力操劳，他并且立誓守贞、谦虚、洁净和不食肉。现在给他的教导是“五科学”（Five Shastras）：文法、工艺、医药、逻辑与哲学。最后他被送去“涉世”，怀着那聪明的告诫，即教育只有四分之一从教师那里获得，此外四分之一得之于自修，四分之一得之于伙伴，四分之一得之于生活。

学生在大约16岁时可以离开师父进入几个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些大学是古代和中古时代印度的光荣：贝拿勒斯、塔克西拉、维达巴、阿旃陀、乌贾因、那烂陀。贝拿勒斯在佛陀时代和现代一样，是正统婆罗门教义的坚强堡垒；塔克西拉在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时是亚洲闻名的印度教研究的首席学府，特别因它的医学院而著名；乌贾因的天文学受到推崇；阿旃陀因艺术的教学而知名，在阿旃陀几座已经颓坏的建筑之残余正面，使人感到这些古老大学的庄严伟大。那烂陀是佛教高级学府中最闻名的，创立于佛陀死后不久，当时朝廷把100个村庄的税赋拨作维持这所大学的费用。它有1万名学生，100间讲堂，巨大的图书馆，6幢庞大的4层宿舍。它的望楼，据玄奘说，“没于晨雾之中，上层房舍高耸云端”。这位年老的中国朝圣者喜爱这些博学的僧侣和那烂陀的林荫，于是一住便是5年。在那烂陀，他说：“欲入学辩经的外来者，多知难而退，博古通今而得入者十之二三。”有幸进入的候选者得到免费修习及食宿的待遇，但须遵守近乎是僧院戒律的那种戒律。学生不准和妇女交谈，或去拜访妇女，甚至看妇女的欲望也被认为是大的罪过，这种态度就像《新约》里面那句最严厉的话。犯了与人发生性关系之罪的学生须有一整年披一张驴皮，驴尾向上，必须到处乞讨，自认有罪。每天清晨全部学生须在校中10个大池内沐浴。学习的过程历时12年，但有些学生待了30年，有些留在校内一直到死。

北印度所有的庙宇都被毁了，无论是佛教还是婆罗门教的。那烂陀在1197年烧毁，所有的僧侣都被杀死。我们永远无法从剩余的这点东西来估量古代印度的丰富生活。然而这些毁坏者并非野蛮人，他们对于美具有鉴赏力，并且有一种几乎是现代化的技巧，利用虔诚的意向从事劫掠的行为。这些蒙古人在登上王位时带来了一种高尚但狭隘的文化标准，他们对于文学与剑同等喜爱，也懂得如何把一次成功的攻城行动和诗联合在一起。教育大多是私人性质的，是由富裕的父亲雇教师施行的。这是一种贵族化的教育概念，把它当作一个处理世务与有权力的人的装饰——有时也是一种帮助。但是对一个命里注定要贫困或庸碌一生的人，教养通常被认为是使人感到厌烦或有害公众。这些教师所用的方法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历史上一封伟大的信来加以判断。这封信是奥朗则布写给他以前的老师的，那位老师正在向皇帝要求一个闲差事和津贴：

你要向我要求什么呢，博士先生？你能够合理地希望我叫你做宫廷中一个主要的廷臣吗？让我告诉你，假若你当初以正确的方式教导我，那就没有比这更公道的了。因为我相信一个孩子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至少他对老师是和对父亲同样地感恩戴德。但是你给我的那些好的教导到哪里去了呢？首先你教我整个的佛兰吉斯坦（他们好像这样称呼欧洲）不过是个什么小岛屿，其中最伟大的皇帝是葡萄牙的，然后是荷兰的，再便是英国的。至于其他的皇帝，像法国和安达卢西亚 [4] 的，你说都像我们的小王公，说印度斯坦的诸王比他们加到一起还伟大得多，说他们（印度斯坦诸王）是……伟大的，是征服者和世界的帝王；那些波斯、乌兹别克（Usbec）、喀什噶尔（Kashgar）、勃固（Pegu）和中国的皇帝听到印度斯坦诸王之名便战栗。了不起的地理学，你实在该教我仔细地去分辨所有那些世界上的国家，好好地知道他们的力量、作战的方式、风俗、宗教、政府和目标；借着研读确实的历史，观察它们的兴起、进步、衰颓；再看因为什么意外事件和错误，那些王国如何发生了变化与革命。我从你那里刚好学到了我祖先的名字，这个帝国的有名的创始者。你绝没有教我他们的生平历史，以及他们采取何种途径去完成那种伟大的征服。你有意教我阿拉伯文的读和写。我感谢你，真的，使我将这么多时间花在一种需10年、20年才学得好的语言，好像一个皇帝的儿子会引以为荣地做个文法家或什么法律博士，以及学些并非邻国的、事实上大可不必去学的语言。对于他，时间太宝贵了，有那么多重要的事他需要好好去学。你的办法，竟好像天下有什么人会不感觉勉强和有失尊严，去做像学习生字那种可哀而枯燥的练习，它是那样地孤独和无聊。

“就这样”，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说，奥朗则布对他老师之学究气的教导感到厌烦。宫廷的记载显示，他还加上了以下的斥责： [5]

你难道不知教养适当的童年，其时通常记忆甚佳，能够学习成千的良好观念与教导，这些在往后成人的年岁将可深深牢记，并且使心灵永远企求伟大的行动？律法、祷词和科学，难道用本国语学不是跟用阿拉伯文一样？你告诉我父贾汗王说要教我哲学。不错，我记得，你多年来用一些空洞的问题供我消遣，那完全不使心灵感到满足，在人类社会里一无用处，空洞的观念和纯粹的幻想，它们只有这点可说，那便是它们非常不易了解并且很容易忘记……我现在还记得，你用你那些了不起的哲学给我消遣了一阵，我也不知道多久，随后我所记得的唯有一大堆粗蠢的晦暗字眼，正可以使最好的头脑感到困惑、惊讶和疲倦，这些字眼的发明便是为了较方便来遮掩像你这种人的虚荣和无知，以使得我们相信他们无所不知，相信在那些含糊的字眼下面藏着一些大的只有他们才懂的奥秘。假如你用那种哲学来陶冶我，使心灵习于推理，不知不觉使其仅满意于确实的理由；假如你给我那些卓越的观念和理论，使灵魂超越命运的侵袭，使它平抑而具有一种无可动摇、常保宁静的气度，允许它富而无骄，困而不馁；假如你让我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万物之基本原理如何，并且帮助我在心中形成关于宇宙之伟大的适当观念，以及宇宙各部分可赞美的秩序与运动；假如你给我灌输了这种哲学，那我会知恩图报，比亚历山大大帝对亚里士多德还远过之，并且相信我有责任对你报偿，不同于他对其师的报偿。你难道不应该舍去那些谄媚之言，而教我那对于一位皇帝甚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帝王之于百姓，百姓之于帝王，相互的责任如何；你难道不应当考虑到，有一天我会被迫用剑和弟兄们相争，以保生命和王冠？……你可曾留意教我，攻城是如何，陈兵列阵又如何？这些事我要感谢旁人，完全不感谢你。去吧，回到你原来的村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何人，你的情况。

史诗

基础学校和大学仅是印度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写作不像在其他文明里那样受重视，口述的教导保存并且传播了本国的历史与诗篇，聚众背诵的习惯则把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传布于百姓之中。如同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增述传递给许多逸名的希腊说书人一样，印度的背书人和讲书人把愈来愈庞大的史诗，里面装满了婆罗门教徒所加进去的传奇故事，一代一代地从宫廷到民间地传递下去。

一位印度学者把《摩诃婆罗多》列为“亚洲到现在为止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想象作品”，艾略特爵士称之为“比《伊利亚特》更伟大的诗”。在某种意义上，这后面的一种判断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开始时（约公元前500年）是一篇长度合理的短叙事诗，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后，添加了故事与教训，又吸取了《薄伽梵歌》以及罗摩的部分故事，终于它的长度到了10.7万个八音步的对句——7倍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的长度。作者的名字颇多，传统所认定的是毗耶娑，其名字原意为“安排者”。上百的诗人写了它，上千的歌者塑造它，一直到笈多王朝诸王统治的时期（约400年），婆罗门僧侣才把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大量注入这部原属于刹帝利阶级的书，于是这首诗便被赋予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巨大形式。

它的主题并不太适合于宗教的训诫，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暴行、赌博与战争的故事。第一卷讲到美女沙恭达罗（Shakuntala，她命中注定将成为印度最有名的戏剧女主角）和她的伟大的儿子婆罗多（Bharata），他传下了俱卢（Kurus）和般度（Pandavas）两大亲缘家族，他们之间的血斗衔接了书中时常脱断的线索。般度王坚战输掉了他的财富、军队、帝国、兄弟，终于连他的妻子黑公主德劳帕蒂（Draupadi）也输掉了，在这场赌博中他的俱卢族敌人用的是装了铅的骰子。按照约定般度族家人在被放逐后再收回王国。12年过去了，般度族家人找俱卢族家人收回国土，他们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宣战。双方都找了同盟来参战，直到几乎整个北印度都加入了。 [6] 这场战争猛烈进行了18天，占去5卷书。所有俱卢族家人都被杀死，几乎全部的般度族家人也是。勇武的毗湿摩（Bhishma）便在10天之内杀了10万人。按照这位诗人统计家的报告，伤亡总共有数亿人。在这血腥的场面，甘陀利（Gandhari）在见到兀鹰在她的儿子难敌（Duryodhan）的尸身上面贪婪地盘旋时，恐怖地哀哭：

无瑕的王后，无瑕的妇人，从来是公正而善良，

庄严地怀着沉痛的忧伤，甘陀利站在战场上。

散布着头颅和血块凝结的头发，污血成渠，

无数战士的肢体盖满了猩红的战场……

残杀的景象，响彻着拉长的豺狼嗥叫，

兀鹰和乌鸦在拍着黯黑可厌的翅膀。

痛饮着战士的血，邪恶的魔鬼充斥在空中，

饥饿的罗刹魔在扯食死尸的肢体。

经过这死亡与屠杀的局面，那年老的帝王被人俘走，

俱卢族家的夫人们步履蹒跚地在无数死者中间走过，

一阵尖锐的痛哭忽地在平原上响起，伴着回声，

当他们看见儿子或父亲、弟兄、丈夫在死人中间，

当他们看见林中的狼在吞食已经命定的猎获物，

郁郁不乐的午夜漫游者在白天到处巡行。

痛苦的尖叫和哀伤的惨哭响彻了可怖的战场，

他们微弱的足步逡巡，颓然倒地，

知觉与生命离弃了那些哀哭者，当他们为同一的悲痛昏倒时，

哀伤之后，如死去般的昏晕给他们一时的安息。

然后从甘陀利的胸中发出一声长吁，

望着她悲痛的女儿们，她向黑天这样说：

“留意看我哀痛未息的女儿们，俱卢族家的寡妇们，

为死去的亲人哀哭，像鹗鸟在哭她的伴侣；

那冰冷黯淡的眉目唤起了她们妇女的爱心，

在生命已经消逝的战士中间，她们不息地巡游；

母亲拥抱战死的儿子，他们在长眠之中浑然不觉，

寡妇们俯身向着夫君，哀泣不休……”

如此这般，王后甘陀利向黑天倾诉她的哀思，

在这时，唉，她巡视的目光落在她的儿子难敌身上。

突然的痛苦抨击她的胸膛，她的心智似乎彷徨；

像被风暴摇撼的一棵树，她毫无知觉地躺到地上。

又一次她在悲哀中醒转，又一次她把目光投过去，

望见她的儿子在露天卧于紫色的血污之中。

于是她抓住她亲爱的难敌，紧紧抱在胸前，

抽搐的哭泣摇撼她的胸膛，她紧抱那没有生命的躯体，

她的泪珠好像夏天的阵雨，冲洗他的高贵头颅，

那上面戴着犹未玷污的花环，缀饰着光鲜殷红的花朵。

“‘母亲，’我亲爱的难敌在出战时说，

‘在我登上战车的当儿，祝福我欢悦，祝福我得胜。’

‘孩子，’我向亲爱的难敌说，‘上天莫施予残酷的命运，得胜要靠有德行。’

但是他一心作战，以勇敢涤除了本身罪孽；

现今他身在天堂的境域，这是忠心战士应得的赏赐，

我不为难敌哀哭，他战斗、仆倒，恰如王子的本分，

但是我的哀痛的丈夫，有谁能说出他的不幸？……

听那可厌的豺狼叫声，这狼群是如何地彻夜不眠——

往日，善歌的美女惯常守伺他的睡眠。

听那邪恶的血喙兀鹰在死者身上拍翅膀——

往昔，在难敌的床边，少女摇动羽扇……

且看难敌的高贵寡妻，勇敢的罗什曼那（Laksmana）的高傲母亲，

年轻美貌有王后的风度，好像光亮黄金的祭坛，

从丈夫的甜蜜拥抱、儿子的环抱臂膀中被扯开，

年轻而动人，命定要忍受终生的悲哀和痛苦。

扯裂了我的坚硬如石的胸膛，被这残酷的痛苦碾碎了，

甘陀利如何该当活着来眼看高贵的儿子和孙儿被杀？

再看难敌的寡妻，在拥抱他的血污头颅，

以温柔的双手，轻柔地在他的床上抱持他，

又从亲爱的已逝丈夫转向她最亲爱的儿子，

母亲的泪珠哽塞了寡妇的痛苦呻吟；

如同荷花根枝，她的身躯柔嫩而现金黄色。

我的荷花啊，我的女儿，婆罗多的骄傲，俱卢家族的名声！

假如《吠陀经》里面有真理，勇敢的难敌身在天堂；

为何刚离了他的珍爱，我们便长久地忧戚？

假如在教理之中有真理，我的英雄儿子住在天上；

为了他们完成了地上的使命，我们却要长久悲哀？”

在这个爱情与战争的主题上衔接了上千插入的叙述。黑天神把屠杀暂停一会儿，加进一个诗篇谈论战争和黑天的高贵，延后了垂死的毗湿摩的死亡，解释阶级制度、遗赠、婚姻、礼物与葬仪的规则，并说明数论派哲学和《奥义书》的哲学，叙说一大堆传奇故事、传统规范与神话，又长篇大论地教训坚战关于皇帝的职责；此外弥漫着谱系、地理描述、神学与形而上学长段叙说的沙尘与戏剧和情节的绿洲部分分开；寓言与神话、爱情故事与圣者的生平等也使得《摩诃婆罗多》在形式方面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糟糕，而在思想之宏富方面则过之。原本显然是刹帝利阶级登极之作，英雄主义与战争的作品，在婆罗门的手中则变成了教诲民众关于《摩奴法论》、瑜伽规则、道德观念以及涅槃之美的工具。其金科玉律有许多种形式的表现 [7] ，美与智慧的道德格言极多 [8] ，关于婚姻忠贞的美丽小故事也不少，这些故事使得妇女听众知悉婆罗门理想中那忠诚而忍耐的妻子模范。

在伟大战役的叙述之间夹藏着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哲学诗篇——《薄伽梵歌》。这是印度的“新约”，受崇敬的情形仅次于《吠陀经》，并且像《圣经》和《古兰经》一样在法庭里被用来宣誓。德国学者、教育改革家洪堡说它是“最美的或许是唯一真正地在任何文字中存在着的哲学性的歌颂……或许是世界所能展示的最深刻最高贵的东西”。印度对于个人一向是不在意的，《薄伽梵歌》也就承受着印度作品特有的神秘感，既无作者名字也无创作日期，被流传到现在。它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400年，也可以晚到200年。

这首诗描述的场合是俱卢家族和般度家族的交战，情况是般度的战士阿周那在和隶属敌军的亲人殊死作战时，不愿意去进攻。黑天这时在他身边作战，好像荷马诗中的神一样，阿周那便对神明黑天讲出一番甘地与基督的哲学：

当我见到——来此欲使人流出

共通的血的，那边的一伙亲人，

我的四肢软弱，我的口舌干燥……

这是不好的，格谢沃啊！没有任何好处

会从互相杀戮生出！啊，我厌恨

光荣与征服，财富与安舒

这般可哀地取得！唉，什么胜利

能带来愉悦，戈文达，什么丰盛的劫掠物

会有利，什么统治能补偿，什么寿命

的年岁是甘美的，当这一切要用众多的血去买得？……

因此我们若杀死

亲人和朋友，热衷尘世的权力，

这是何等罪过！

我看，不如当我的亲人来攻打时，

我就手无寸铁迎上去，露出胸膛

让箭矛刺射，而不必以牙还牙。

于是黑天，他的神性并不因他之欣喜战斗而抑减，便以护法神之子的权威向他解释说，按照经文与最好的正统意见，在战争中杀死亲人是适宜与公正的，阿周那的责任乃是遵从他刹帝利阶级的规则，去打斗杀戮，同时问心无愧，精神勃发，并且归根结底来说，只有身体才会被杀，灵魂仍然是生存的。于是他说明了一番数论派哲学的“宇宙心”、《奥义书》中不变的神我：

无法毁灭的，

你要知道，这大的生命把生命注入万有；

在任何处所，用任何方法，也不能

减少它、固定它或改变它。

但是它赋予不死、无尽、无限之精神的

这些流转的身形——

他们会死灭。让他们死灭吧，王子，来战斗！

凡是有人说：“我杀死了一个人！”

凡是有人在想：“啊，我被杀死了！”这都是

不识不知者。生命不能杀戮！生命不能被杀！

精神永不曾出生；精神也永不会终止；

它永远存在；终止与开始不过是梦幻！

无生无死无变化，精神永远是如此；

死亡完全不曾触到它，虽然好像它的躯壳已死。

黑天继续指点阿周那的形而上学，他把数论派和吠檀多派的思想混在一起，这是毗湿奴教派所接受的一种奇特的综合性思想。他承认自己是梵天，而说道：

攀附着我

像一排珍珠攀附穿着它们的线。

我是水的馨香；我是

月的银白，日的金黄，

《吠陀经》里面的崇敬语，也是

以太里面的微颤，也是人的

种子里面的精力。我是潮湿泥土的

甘美芳香，我是火的红光，

在一切活动之物中的生命之气，

神圣的灵魂中的神性，那不死

的根源，从那里生出一切存在之物；

智者的智慧，知者的

心智，伟大者的伟大，

荣耀者的荣光……

对于那个明智的观察者，

这一切，婆罗门僧侣和他的经卷与参拜，

牛和象，不洁的狗，

吞食狗肉的无赖汉，都是一。

这首诗有丰富的、相互搭配的色彩，和很多的形而上学与伦理方面的矛盾冲突之处，反映出生命里的对称与复杂的情形。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所采取的道德立场好像较为高尚，而那位神却为战争和杀戮辩护，其所根据的是靠不住的“生命无法杀死以及个人的分殊本为虚幻”的理由。作者想要做的，似乎是把印度人的灵魂从佛教信仰的销蚀精力的宁静主义之中唤醒，使其愿为印度而战。这是一个刹帝利在感到宗教削弱他的国家时所表示的反叛，他骄傲地认为很多东西是比和平更可贵的。总之，这是一则好的教训，印度假如在过去听取了它，本可能会使其保持自由的。

印度的第二部史诗是一切印度书籍中最著名和最受人喜爱的，并且比《摩诃婆罗多》更容易为西方人了解。《罗摩衍那》比较短，仅有1000页，每页48行的长度。虽然它自公元前3世纪起到2世纪为止，也曾经有添加和不断的增长，中间插入的部分却较少，并且不影响主题的发展。传统上认定的作者是蚁垤（Valmiki），他也和那篇较长的史诗的传闻作者一样，在故事中作为一个人物而出现。但它更可能是许多路旁的弹唱诗人的产品。今天还有这类诗人在讲诵这些史诗，有时一连90个傍晚，面对着出神的听众讲述史诗故事。

就像《摩诃婆罗多》与《伊利亚特》相类似，是一次神和人都参加的大战故事，其部分的缘起是一国的一位美女被另一国掳去，《罗摩衍那》则好像《奥德赛》，讲到一位多难漂泊的英雄，以及等他回去团圆的耐心妻子。一开始我们见到黄金时代的一幅景象，十车王（Dasaratha）在国都阿约提亚城统治着科萨拉（Kosala，中国史籍又译㤭萨罗）：

富有着王者的尊贵与武勇，富有着神圣的《吠陀经》学识，

十车王统治着他的帝国，在往昔美好的日子里……

和平地生活着，那有义的百姓，多财而有德；

他们的胸中没有嫉恨，口中不作谎言。

为父者家室欢乐，有牛群、谷物和黄金；

苦恼的困穷和饥馑在阿约提亚无能为力。

邻近另有一个幸福的王国，是国王遮那竭（Janak）所统治的毗提诃。他亲自“操犁耕地”，像个有力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 [9] 。有一天，他的犁刚一触到泥土，那田畦中便跃出一个可爱的女儿悉多。不久悉多必须成婚了，遮那竭便给追求者举行一次竞赛：凡能够拉弯遮那竭的一面战弓者可赢得美人。于是十车王的长子罗摩来参加这次竞赛，罗摩“有狮子般的胸膛，硕大的臂，眼如荷花，庄严如林中之象，束发如冠”。只有罗摩能拉弯这弓，于是遮那竭把女儿许给他，说出印度婚事中特有的惯例祝词：

这是悉多，遮那竭的女儿，对他比生命还宝贵；

今后她一同承受你的德行，王子啊，她是你忠诚的妻子；

祸福同享，她是你的，不论在何方；

无论欢喜或忧伤，珍爱她，紧握她手在你手；

如影随形，她是夫君的忠诚的妻，

我的悉多，最好的妇女，生死都跟随你。

于是罗摩回到阿约提亚，带着公主新娘——“象牙般的额，珊瑚般的唇，齿如列贝”——而以他的虔敬、温和与慷慨大量赢得了科萨拉王国百姓的爱戴。忽然罪恶进入了这个伊甸乐园，它的化身便是十车王的第二个妻子吉迦伊（Kaikeyi）。十车王曾应允满足她任何的愿望。这时她对于王后感到忌妒，因为其子罗摩是王储，于是她求十车王把罗摩放逐14年。而十车王有这样的一种荣誉感——那是唯有不懂政治的诗人才想得出来的——竟然遵守了诺言，而伤心地把心爱的儿子放逐了。罗摩爽快地原宥他，便准备单独到林中去生活，但是悉多坚持要同去。她所讲的话几乎是每个印度新娘都记住的：

高车骏马，涂金的宫殿，在妇女的生活中都是空；

对于爱着丈夫和被爱的妻，丈夫的身影最可贵……

悉多在林中徜徉，比在父亲的华厦中还更快乐，

憩息在丈夫的爱中，不必妄自思念家或亲人……

从新鲜芳香的树木，她会采撷野果，

罗摩尝过的食物将是悉多珍爱的食物。

甚至罗摩的兄弟罗什曼那也要求去陪伴他：

孤零零地带了悉多，你将遵循你的黯黑路途；

准许你忠诚的日夜给她保护；

准许携带了箭在森林里到处巡行，

让他的斧砍倒林木，让他的手建立家屋。

这首史诗在此处变成了森林田园诗，叙说罗摩、悉多如何出发到林中去；阿约提亚的百姓如何为他们哀哭，在第一天跟他们同行；这些被放逐者如何在夜晚从关心的陪行者身边溜走，放弃一切贵重物品和王子的服饰，披上树叶和编织的草，用剑在林中开出路途，依靠林中的果子和坚果为生：

时常地，那妻子转向罗摩，非常地喜悦与惊异，

询问一些树木爬藤、果子或花朵的名称，因为从不曾见过……

孔雀欢喜地绕着飞，猴子在弯枝上跳跃……

罗摩在清晨朝阳的红光下跃入河川，

悉多轻柔地探入水中，好似水莲凑近溪流。

他们在河边造了小屋，学习去喜爱林中的生活。但是一位南方的公主波娜伽（Surpanakha）在林中闲荡时邂逅罗摩，爱上了他，恨他守德不渝，便唆使她的哥哥魔王（Ravan）来夺走悉多。他成功了，把她捉到远方的城堡里，想要引诱她，但没有结果。因为神明和写书的人都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于是罗摩募集了大军，攻击魔王的国度，把他打败，救出了悉多，然后（这时他放逐的年限正好已经满了）同她坐了飞车回到阿约提亚，在那里另一个忠诚的兄弟愉快地让出了科萨拉的王位。

在大概是后来添加的一段结语里，罗摩屈服于那些怀疑者，他们不信悉多在魔王的宫中住了那么久而始终没有让他接近。虽然她通过了火的试验而证明了她的清白，他仍把她遣到森林里去隐居，这实在是遗传的恶作剧：一代人把受之于长辈的罪恶过错再向后来者身上去重复施行。在森林里悉多遇到蚁垤。她为罗摩产下二子。很多年后，两个儿子作为周游的歌者，在不快乐的罗摩跟前唱出蚁垤据悉多的回忆而作的关于罗摩的史诗。他认出这两个少年是自己的儿子，于是送信恳求悉多回来。但是悉多痛于她所身受的怀疑，消失于曾为她的生母的泥土之中。罗摩孤独而忧伤地统治了好多年，在他的仁政之下，阿约提亚又经历了十车王时代的理想生活：

古代的贤人曾诉说，罗摩在位的快乐时期里，

夭折和恶病，百姓从未遭遇；

没有寡妇为早夭的夫君哀哭，

母亲也没有为阎摩 [10] 勾住了的婴儿痛哭；

强盗，骗子和欺哄者不用巧语诱人，

邻人热爱正直的邻人，百姓爱他们的君王。

树木在季节转换时盛产果子，

土地感恩欣愉，丰收从无缺减。

雨水按时，暴风不起。

熙熙山谷，谷草丰茂。

布机与铁砧，耕就的沃土，各自生产，

举国各沿祖业，生活愉悦。

这是一个使人愉快的故事，甚至一个现代的愤世嫉俗者也可以享受——假如他有这份聪明——有的时候须忍受一点怪诞的片段和歌唱的韵律。这些诗虽然在文学素质方面也许比荷马的史诗逊色，在结构的逻辑次序、文学的华丽、描写人物的深度与忠于事物之基本要素等方面却具有优良的感情，高贵的妇女与男子的理想化，与一种有力的——有时也是实际的——生活描述。罗摩和悉多太好了，不像真实的人物，但是黑公主、坚战、持国和甘陀利，则几乎同阿基里斯、海伦和珀涅罗珀一样是活生生的人物。印度人会理直气壮地抗议说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评判这些史诗，甚至了解它们。对他们而言，它们不仅是故事，它们是一些理想人物的画像，他们可以仿效这些人而修养他们的人格；它们是印度民族的传统、哲学和神学的储藏库；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神圣的经典以供诵读的，好比一个基督徒诵读的《使徒行传》那样。虔诚的印度人相信黑天和罗摩是神的化身，并且仍然向他们祈祷。在这些史诗中读到他们的故事时，印度人觉得在得到文学的愉快和道德的感召之外，也得到宗教的好处，并且相信只要读《罗摩衍那》便会洗净一切罪恶，也会得到一个儿子。印度人常以一种单纯的信心接受《摩诃婆罗多》的骄傲结论：

假如一个人读《摩诃婆罗多》，且能信奉它的道理，他可解脱一切罪恶，死后上天堂……如奶油之于其他食物，如婆罗门之于其他人……如大洋之于池水，如牛之于一切其他四足兽——此正如《摩诃婆罗多》之于其他的史书……凡留意谛听《摩诃婆罗多》之对句，并且能信之者，在此世就能得长寿和名誉，在来世就能在天堂永居。

戏剧

在某种意义下，戏剧在印度是和《吠陀经》同样古老的，因为戏剧的萌芽至少源自《奥义书》。无疑地，比这些经典更为古老的是戏剧之更具动作性的起源——祭祀与节庆的盛典和宗教性的游行。第三种起源是舞蹈——既不是精力的发泄，也不是交媾的代替，而是一种严肃的仪式，模仿着也暗示着对于本族极为重要的行动与事件。也许第四种来源是史诗当众的生动朗诵。这些因素配合起来产生了印度戏剧，并且给了它一种宗教的明确特性，而表现于古典时期。 [11] 这些特性见之于戏剧的严肃性质，其主题取自《吠陀经》或史诗，以及开戏时必定举行的祝祷等。

戏剧最后的刺激或许来自印度与希腊的交通——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建立的。我们没有阿育王之前印度已有戏剧的证据，在他统治期间是否有，也仅有不确定的证据。现存最早的印度剧本是新近在中国的新疆所发现的棕榈树叶的抄本。其中有三个剧本，其中之一，作者署名马鸣（Ashvaghosha），是迦腻色迦王朝宫廷里的一个神学导师。这个剧本的技巧形式以及戏中的丑角，近似于印度戏剧中的传统典型，表明在马鸣出生的时候，戏剧在印度已有悠久的历史了。在1910年，有13个古代的梵文剧本在特拉凡哥尔被发现，它们被疑为是跋婆（Bhasa，约350年）所写的，他是迦梨陀娑所崇敬的一位戏剧前辈。在他的剧本《摩罗维迦和火友王》（Malavika ）的前言里，迦梨陀娑无意之中颇为高明地表现了时间以及形容词所具有的相对性：“好不好？让我们把这些名作家如跋婆等的作品放在一边。”他问道：“听众们可能够对一位‘现代’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感到一点儿尊敬？”

直到最近，研究工作所获知的最老的印度剧本是《黏土车》。在剧本的本文中表明剧本作者是一位默默无名的皇帝，这一点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位皇帝在《吠陀经》里被描述为一个在数学、驯象、恋爱艺术等方面的专家。无论如何，他是戏剧方面的一位专家。他的剧本肯定是印度传过来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种通俗剧与幽默剧的聪明糅合，夹杂着极佳且具有诗意的热情以及描述性的段落。

把这个剧本的轮廓勾画一下，比写上一本评论更能够表明印度戏剧的性质。在第一幕我们便遇到善施（Charu-datta），他本是富有之人，现在因为用钱太大方和运气不佳而困穷了。他的朋友弥勒（Maitreya），一个愚蠢的婆罗门僧侣，是戏里面的丑角。善施请弥勒向神作一次祭献，但是这位婆罗门僧侣拒绝了，说道：“有什么用？你所崇拜的神并没有给过你好处呀？”忽然一位年轻的女子，出身高贵并且极为富有，冲进善施的庭院，想要躲避追赶她的人，那是皇帝的一位兄弟蹲蹲儿（Samsthanaka）——其无恶不作的邪恶和善施的纯良正好是两个极端。善施保护这位女子，把蹲蹲儿遣走了，后者倡言报复，他置之不理。这位女子春军（Vasantasena）请求善施代她保管一箱珠宝，以免她的敌人窃取，也是想有个借口以便再来访问救命恩人。他同意了，接过了箱子，然后送她回到富丽堂皇的家里。

第二幕是一则滑稽的插戏。一个赌徒逃避两个赌徒的追赶而躲在一间庙里。他们进来时，他装作庙神以避免注意。追赶的赌徒掐他，看看他是否真是石塑的神像。他不动。他们放弃不追寻了，便在祭坛边掷骰子玩。这游戏太使人兴奋了，那个“神像”再也忍不住，便从台上跳下来，要求加入。那两个人揍他，他又一溜了，结果被春军救了，然后春军发现他从前曾是善施的仆人。

在第三幕善施和弥勒去参加音乐会才回来，一个小偷夜游闯进屋子偷走了那箱子。善施发现遭窃感到羞愧，于是把他最后一串珍珠送去给春军作为代替品。

在第四幕夜游把偷来的箱子送给春军的女婢酬答她的爱情。她看出是主人的箱子，责备夜游做贼。他用一种叔本华式的尖刻来回答她：

一个妇女会为了钱微笑或哭泣

任君所好；她使男子

对她信任，但是自己不信他。

妇女变幻无常如海洋中的波浪，

她们的感情有如云边的夕阳

瞬时即逝。

她们热切地缠住那个供给财富的男子。

她们榨取他的所有，好像榨着一棵多汁的植物，

然后，弃之而去。

女婢宽恕了他，春军也准许他们结婚。

第五幕一开始，春军到善施家去把他的珍珠和箱子交还给他。在那里一阵风暴来了，她用极美的梵文将它描写了一番。 [12] 风暴也善如人意地增加了狂烈，而使她很情愿地被迫在善施家里过夜。

第六幕显示春军第二天早晨离开善施的家。她没有进入他叫的马车，而误入了那个坏人蹲蹲儿的一辆车子。第七幕有关一个附属性的情节，对于主题并无重要性。在第八幕春军下得车来，不在她所预期的自己宫殿住宅，却在她的敌人家，几乎是投入了他的怀抱。她再度鄙视他的爱情，他便扼死了她，然后把她埋了。之后，再到法庭去控诉善施谋取春军的珠宝而害了她的命。

第九幕叙述审判，这时弥勒让珠宝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而暴露了他主公的行为。善施被判死刑。第十幕善施绑赴刑场。他的孩子要求行刑者让他以身代父，但他们拒绝了。到最后的一刹那，春军本人却出现了。夜游看到蹲蹲儿埋葬她，他及时把她掘出而救活了。这时春军救了善施，夜游便控告皇帝的兄弟杀人。但是善施不肯为这项控告作证，蹲蹲儿被释放了，人人皆大欢喜。

东方的时间是比西方来得充裕的，尽管在东方几乎一切工作都由人工来做，而在西方则有好多节省气力的工具。印度的戏剧比起今天欧洲的戏剧要多出两倍那么长。每出戏有5到10幕，每一幕都按照一个人物的下场和另一个人物的上场而不着痕迹地分为若干场景。并无统一的时空，而想象力之驰骋是毫无限制的。布景很少，但衣饰华丽。有时，活生生的动物使戏剧增加了生气，并且凭借这种自然之物冲淡了人为造作的气氛。表演开始时有一番楔子，由一个演员或经理谈论这本戏。歌德给《浮士德》加上一个楔子的观念好像是取之于迦梨陀娑的。楔子结束后把第一位演员介绍一番，而这位演员便一路演下去。巧事是数不清的，而超自然的影响时常决定事情的发展过程。一个爱情故事是少不了的，小丑更是不可或缺。在印度戏剧里面没有悲剧，圆满的结局是免不了的，忠实的爱情总是胜利，道德总是得到奖赏，这些好像仅是为与世间真相取得平衡罢了。经常闯入印度诗篇的哲学讨论是被摒除于印度戏剧之外的。戏剧有如生活，必须用行动来教人，绝不可用言语。 [13] 抒情诗与散文视题目、人物与动作的尊严性而交替使用。在戏里面，上层阶级用梵文，妇女与低阶级者用普拉克里特语。描写的片段甚佳，人物刻画则甚陋。演员们——包括女角——皆能称职，没有西方味的匆促，也没有远东的浮夸。戏剧以尾语结束，这时作者所喜欢的或当地普遍崇奉的神便被要求降福于印度。

自从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Shakuntala ）被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翻译，又被歌德赞美过以后，它便闻名于全世界了。然而我们对迦梨陀娑的了解只不过是根据3个剧本和敬仰他的追忆而归附于他的若干传奇故事。显然他是超日王在笈多王朝京城乌贾因所荣宠的“九珍珠”诗人、艺术家与哲学家之一。

《沙恭达罗》有7幕，部分用散文，部分用生动的诗写成。先是一段楔子，由经理人邀请观众欣赏自然的美景，然后正戏开始，在一片林中的空地，住着一位隐士和他的养女沙恭达罗。这番景象的安逸被一辆战车的闹声所扰乱。坐车的是杜什雅塔（Dushyanta）皇帝，于是以一种文学作品中所惯有的速度爱上了沙恭达罗。他在第一幕便娶了她，可是忽然被请回了京城。他用惯例的一些允诺向她说尽早回来。一位苦行者告诉这位哀伤的女孩，她只有继续保有杜什雅塔给她的戒指，他才会记得她，可是她在洗澡时丢失了戒指。她怀着身孕远行到宫廷去，发现皇帝已经忘了她，就像许多被妇女善待过的男人那样。她设法恢复他的回忆：

沙恭达罗：你不记得吗？在那素馨花荫，有一天

你把荷花所贮的一掬雨水

倒入了你的手掌心？

皇帝：说下去，

我在听。

沙恭达罗：就在那时我收养的孩儿，

那个小鹿，跑过来，眯着长而柔和的眼睛，

而你，在解自己的渴以前，便给了

那个小东西，说：“你先喝，

温和的小鹿！”但是她不肯从陌生的手中喝水。

然而，就在我取了一点水的当儿，她喝了，

绝对地信任着我。然后你笑说：

“每一个生物对它的同类都有信心。

你们两个都是同一处野树林的儿女，

每一个都相信对方，知道它可以信托的是哪个。”

皇帝：甜美也是虚伪的！这样的子女能诱惑傻子……

女性诡诈的天赋在各种生物都很显著；

特别是在妇女。

杜鹃鸟下的蛋豆伯去孵，

自己安然又得意地飞去。

被弃和沮丧的沙恭达罗奇迹般被抬举升空，到达另一处森林，在那里生下孩子——便是那伟大的婆罗多，他的子孙必须参与《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一切战斗。同时一个渔人找到了那个戒指，在上面看到了皇帝的印信，把它拿去给杜什雅塔。他想起了沙恭达罗，到处去找她。在飞过喜马拉雅山时，由于一种戏剧性的神意，他正好降落在沙恭达罗那哀苦的隐居之处。他看到男孩婆罗多在小屋前玩耍，而表示对父母的羡慕：

啊，快乐的父亲，快乐的母亲，

抱着小儿子，身上沾了孩童身上的泥灰；

它信赖又欢喜地偎向他们的膝间，

他所渴求的托庇之所——

在他无缘无故自己嬉笑时，

白色花蕾般的稚齿微露，

他又呀呀作无字的言语……

比什么字眼都更能够融化人的心。

沙恭达罗出现了，皇帝请她原宥，并且封她为王后。这出戏结尾是一项奇特的却是典型的向神的祈求：

愿皇帝纯为百姓的幸福治理国家！

愿神圣的娑罗室伐底（Sarasvati），言语的源泉，

戏剧艺术的女神，

永远被伟大睿智者崇奉！

愿那华美的，自我存在的神，

他的精强的生命力弥漫于一切的空间，

救我的灵魂脱离未来的轮回！

在迦梨陀娑以后，戏剧并未衰退，但是没有产生一部像《沙恭达罗》或《黏土车》的作品。戒日王——据传说——写了3部戏剧，盛行了若干世纪。在他之后，一个贝拉尔（Berar）的婆罗门薄婆菩提（Bhavabhuti）写了3部奇诞的剧本，在印度戏剧史上被认为是仅次于迦梨陀娑的作品。但是他的风格太过精细与晦涩，只能够满足少数观众的欣赏——当然他也曾经有过昂然表示。“那些指责我们的人，他们懂得太少了，”他写道，“这番娱乐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可能跟我趣味相似的人是有的，或者将来会有。因为时间是无限的，世界也是广大的。”

我们不能把印度的戏剧文学与希腊或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等量齐观，但是把它跟中国或日本的戏剧相比倒是有利的。我们也无须向印度去求取现代戏剧所有的矫饰特色。那毋宁是一时的际会而不是永久的真实，它会消逝——甚至走入相反的方向。印度戏剧超自然的作用力，就和那明智的欧里庇得斯的“神力搭救”（deus ex machina）一样，不易为我们所欣赏，但这也同样是历史上的时尚。印度戏剧的缺点是（假如一个外国人可以小心翼翼地尝试加以评论的话）：矫揉造作的用字，由于字首叠韵与奇幻的说话弄得形象古怪；单纯的角色描写把每个人都归类为不是极好便是极坏；不太可能的情节因难以置信的巧合事件而发展转变；以及关于动作的太多描写和谈论，这动作按照定义几乎便是戏剧借以表达意义的特定媒介。印度戏剧的优点是：创造性的幻想，温柔的情感，敏感的诗句，自然之美以及恐怖的同情描述。关于各国艺术的类型是无从争辩的，并且在多数情况又是通过翻译的棱镜去看的，我们只能从本身狭隘的地域性立场来予以评判。歌德，这位欧洲人中最能超越地域与国家障碍的人，发现读《沙恭达罗》是他平生深刻的经验，他并且还心怀感激地写道：

汝欲并一年之春花、秘果

与一切灵魂所赖以兴悦，饫足之事；

汝欲并天与地而一以名之否？

举君之名，《沙恭达罗》！则万事万物皆在其中。

散文与诗

在印度文学里，散文大抵要算作一种晚近的现象，可以说是与欧洲人接触以后出现的一种有异国风味的腐化表现。对于印度人天生倾向于诗的灵魂，凡值得写的东西都具有诗的内涵，并且期待人们去给它加上诗的形式。他感觉文学应当被高声诵读，也知道他的作品若会流传散播，将要借着口传而不是笔传，因此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歌韵或是格言的形式以利于背诵。因而印度一切的文学几乎都是韵文：科学、医学、法律与艺术的论文常是按照格律或是押尾韵或两者兼有的，甚至文法与字典也曾有专用诗文的。寓言与历史在西方用散文的形式表现已经很好了，在印度却采用一种音律优美的诗的形式。

印度文学盛产寓言。的确，印度寓言如同国际货币般穿梭于各国之间。 [14]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也是有关佛陀之诞生与青年时代的《本生经》、《传奇故事》在一般人中间流传甚广的时日。在印度最有名的书是《五卷书》（Panchatantra ，约500年）。它是许多风行于亚洲以及欧洲的寓言的源起。《金玉良言》（Hitopadesha ）是从《五卷书》里面的故事选辑而成的。很奇怪的是，印度人把两者都归类于Niti-shastra——意为政治或道德方面的说教，每一个故事的叙述都是为了指明一项教训、一种行为或治道的原则，通常这些故事都假托是某一个聪明的婆罗门僧侣想出来为教导皇帝的儿子用的。它们常以动物作比喻。有一个寓言讲到一只猴子想用萤火虫的光暖身，而打杀了一只指出他的错误的鸟。这正是非常恰当的例子，指出了那个戳破大众迷梦的学者所将遭到的命运。 [15]

历史文学未能超越枯瘠的编年史或华丽的传奇故事的水准。也许是由于对时空之中表象化的事件有所不屑，也许是偏爱口头相传而不取文学记载的传统，印度人一直没有写出能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吉本或伏尔泰相媲美的历史作品，地方与时间的细节记得非常之少，甚至在人物方面也是如此，以至于印度的学者推断他们最伟大之诗人迦梨陀娑的生卒年月，前后的范围相距有1000年之多。一直到现代，印度人生活于一个风俗、道德、信仰几乎都无所改变的停滞世界之中，他们不大梦想进步，从不为古代的事物去费心。他们心满意足地把史诗当作信史，把传奇当作传记。马鸣写的《佛所行赞》（Buddha-charita ），本是传奇的成分多过历史的成分。500年后，波那（Bana）写了《戒日王传》（Harsha-charita ），也是那位伟大皇帝的理想化的烘托，而不是一幅可靠的画像。拉杰布达纳的本国编年史看起来好像爱国主义的问答题。只有一位印度作家好像把握了史家的任务。迦尔河那（Kalhana），《诸王流派》（Rajatarangini ）的作者，有如下的表示：“只有那心胸高贵的诗人才值得称赞，他的褒贬有如法官的判决，在记载过去事迹时不受好恶的牵累。”温特尼兹称他为“印度最伟大的史家”。

穆斯林对于历史的知觉较为敏锐，他们留下某些令人赞赏的散文——记载他们在印度的种种作为。我们提过阿尔贝鲁尼的印度种族分布的研究，以及巴布尔的《回忆录》。与阿克巴大帝同时代，有一位杰出的史家菲里什达，他所写的《印度史》是关于穆斯林统治时代最可靠的向导。比较有欠公正的是阿克巴大帝的首相或政务杂役阿布勒·法兹勒，他在《阿克巴治则》（Ain-i Akbari ）中记载了主公的治理方法，又在《阿克巴本纪》（Akbar Nama ）一书中叙述主公的生平事迹，带着情有可原的私人情感。皇帝对他也报以感情。当消息传来，贾汗季杀了这位大臣时，阿克巴大帝哀痛逾恒，并且叹道：“贾汗季如果想做皇帝，本可以杀我而饶了阿布勒·法兹勒。”

在寓言与历史之间，又有一批批韵文写的故事，是一些勤勉的韵文写作者写来让爱好梦幻的印度灵魂感到欢畅的。早在1世纪便有一位德富（Gunadhya）用10万对句写了《大传奇》（Brihatkatha ）。1000年后苏摩提婆（Somadeva）写了《故事总汇》（Katha saritzagara ），浩浩2.15万对句。同样在11世纪一位姓氏不明的说故事者，以超日王大帝每年接受某苦行者送他一只内藏宝石的果子的事，作为他的《吸血鬼二十五个异事》的骨干。皇帝想知道如何表示他的感激，苦行者请他从吊刑架上取来一具尸体，又警告他假若尸首同他讲话，切不可回答。尸首里面附着一个吸血鬼，皇帝在那里蹒跚而行，鬼便讲故事使他听得入迷。皇帝搬了25次尸首给苦行者，并且保持缄默。有24次他听故事听得出神，结果在最后还是回答了问题。那是一座极佳的吊刑台，挂了20来个故事。

同时却也有不少诗人，在那里写我们应称之为诗的作品。阿布勒·法兹勒描写在阿克巴的宫廷有“成千的诗人”，在较小的都城有成百的诗人，无疑地，在每一个家庭里会有那么几十个。 [16] 最早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婆利睹梨诃利，他是僧侣、文法家、大情人，他在退入宗教的怀抱之前，是用桃色事件来教导他的灵魂的。他在所写的《百年之爱》——是海涅式的100首有连续性的诗——里记录了他的爱情故事。他以一个爱人为对象写道：“往昔咱俩，心想你是我我是你；为何今朝，你是你来我是我？”他对于评论家没有好感，对他们说：“使无知之人满意是容易的，使鉴赏家满意甚至更容易。可是那个一知半解的人，就是神也无法使他高兴。”在胜天（Jayadeva）的《神圣牧牛之歌》（Gita-Govinda ，又译《牧童歌》）里面，印度人的情欲转向了宗教，而唱出了罗陀（Radha）与黑天的情欲之爱。这首诗里面有着结实躯体的热情，但是印度人虔敬地解释其为灵魂渴求上帝之神秘象征性的描绘——这种解释，应可被那些心如槁木的圣僧所了解，他们给《万颂之歌》 [17] 拟定的标题也是非常之虔敬的。

在11世纪，若干方言替代了那种古典的死文字，而取得文学媒介的地位，好像100年后在欧洲所发生的情形。第一个使用民众语言的大诗人是巴赫代（Chand Bardai），他用印地语写了一首宏大的历史诗，长60篇，一直到死才搁笔。苏尔达斯（Surdas），阿格拉的盲诗人，关于黑天的生平与冒险事迹写了6万行诗。据说他在写的时候受到这位神的亲自帮忙——来当他的书记，其下笔的速度比诗人口述的速度还要快。同时，钱迪达斯正写着一些但丁式的诗歌给一位农家女贝亚特里齐（Beatrice），诗歌震惊了孟加拉，他以浪漫的热情将她理想化，把她提升为神的象征，并且把他的爱当作他融入上帝的愿望之比喻，同时他也开始了孟加拉语的文学创作。“我在你的足边得到庇护，我的爱。不见你的时候我心不得安宁……我不能忘记你的优雅与妩媚——然而在我心中并没有情欲。”婆罗门僧侣把他逐出教门，理由是他玷污了大家的清誉，于是他同意在一项公开的弃绝仪式中放弃他的爱人拉米。但是仪式进行时，他看见拉米在人群之中，他马上收回了弃绝的誓言，跑到她面前，俯着身子，两手交握作爱慕状。

北印度文学至高无上的诗人是杜尔西达斯（Tulsi Das），几乎和莎士比亚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父母把他遗弃了，因为他的出生是应着一个霉运的星辰。一位住在森林中的神秘主义者收养了他，又教了他关于罗摩的传说故事。他结了婚，但是他的儿子死了，杜尔西达斯便隐入森林过一种忏悔沉思的生活。在那里，以及在贝拿勒斯，他写下了宗教的史诗《罗摩功行录》（Ramacharita-manasa ）。在里面他把罗摩的故事又说了一遍，然后尊他为唯一而至上的神。“神只有一个，”杜尔西达斯说，“便是罗摩，天地的创造者，人类的赎罪者……为了他的忠诚百姓，罗摩大神托生为皇帝；为着我们的神圣化，他过了凡人的生活。”很少欧洲人能读这部印地语作品的原文，有一位读过原文的人认为这部作品确立了杜尔西达斯“整个印度文学中最重要人物”的地位。对印度当地人而言，这首诗是兼有神学与伦理的流行“圣经”。甘地说：“我认为杜尔西达斯所写的《罗摩衍那》是一切虔敬文学里面最伟大的书。”

同时德干人也产生诗作。杜卡拉姆（Tukaram）用马拉塔语写了4600首宗教歌诗，它们在印度今天流行的程度好像大卫的赞美诗在犹太教或基督教国家的情形。他的元配妻子死了，续娶到一个悍妇，于是成了一位哲学家。“获取得救不难，”他写道，“因为很可能在背上所负的包里面一找就能找到。”早在2世纪，摩堵罗便成了泰米尔语的文学都城，在潘地亚诸王的赞助之下，成立了一个诗人与评论家的“宫廷集团”（Sangam），它像法兰西学士院一样控制着语言的发展，颁给头衔，并且发放奖赏。一位身为贱民的织工提鲁瓦鲁瓦（Tiruvallavar）用最艰难的泰米尔语韵律写了一部宗教与哲学性的作品《库拉尔》（Kurral ），说明道德与政治的理想。据说那个“宫廷集团”的成员——都是些婆罗门僧侣——看到这个贱民写的诗如此成功，便统统蹈水而死。这种事发生在任何的学术团体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们把中古印度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放在最后，虽然按年代算，他的位置不应在此。迦比尔（Kabir，又译卡比尔）是贝拿勒斯城的一个淳朴织工，据说他从事融合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工作，原因是他有一个穆斯林的父亲和一个婆罗门教的母亲。他被说教者罗摩难陀（Ramananda）所吸引，成了罗摩的信徒，把其扩展（杜尔西达斯也会这样做的）成为一个普遍广大的神明。他又开始写极美的印地语的诗，解释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下不必有佛寺、偶像、阶级、包皮割除等，并且只有一个神。 [18] 他说：

迦比尔是罗摩与安拉的孩子，他接受一切的Guru与Pir [19] ……上帝啊，无论是你或罗摩，我以你的名生存……一切诸神的肖像都无生命；他们不能言语；我知道，因为我已向他们大声呼叫……你净口，数念珠，去圣河里沐浴，在庙宇里弓身为礼，这些又有什么用，假如你在喃喃有词或者朝拜进香当时，心中怀着邪欺？

传说婆罗门僧侣大为震惊，为要驳倒他，便遣一个妓女去引诱他，结果被他说服而皈依了他的信仰。这不难做到，因为他没有教条，只有深刻的宗教感：

世界是无尽的，我的弟兄啊，

并有一个无名之存在，其真相无可言说；

唯有到达此境者心中自知。

此不同于一切耳闻口说。

在此不见形，不见体，不见长与宽；

我如何能告你此物何似？

迦比尔说：“此不能形诸言语，此不能诉诸文字；

正如同哑者尝了甜食——这当怎样说？”

他接受了当时颇为普遍的再世理论，并且像一位印度教徒般祈求脱离轮回。但他的道德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凭公道生活，在身边寻找快乐：

在水中的鱼口渴着，听见这话我大笑；

你不见“真实”在家中，却迷惘地从一处森林到另一处！

真理在这里！任你去何处，贝拿勒斯或马图拉，

你若找不到你的灵魂，世界对你是不真实的……

你欲渡河去那一处彼岸，我的心啊？

在你之前没有旅行者，没有路途……

在这里没有躯体，没有心灵；能消除灵魂枯竭的处所在何方？你在空虚中将一无所见。

振作起来，进入你的身体；因为在那儿你的立足处是坚实的。好好想，我的心啊！不要去别处。

迦比尔说：把一切想象撇开，稳稳地站在你的真我之中。

据说他死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夺他的尸体，并且争论应当把尸体埋葬还是火葬。但是他们还在争论的时候，有人把尸首的盖布揭起，所见只有一大堆花。印度教徒把一部分花在贝拿勒斯烧了，穆斯林则埋了其余的。他死后，他的诗歌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那纳克（Nanak）被这些诗歌所鼓舞，创立了他的坚强的教派。其他一些人把这位贫苦的织工尊为神明。今天有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教派，都把这位曾致力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联合的诗人的教理拿来遵从，并且供奉他的名字。它们一个属于印度教，一个属于伊斯兰教。

注释

[1] 例如某些梵文胶合语：citerapratisamkramayastadakarapattau，upadanavisvamasattakakaruapattih。

[2] 巴比伦人也这样做过，见前章。

[3] 印刷在19世纪之前没有迹象——可能的原因是，或者和在中国一样，活字与本国字体的配合耗费太多，或者因为印刷被认为是书写艺术的一个鄙俗的后裔。报纸与书籍的印刷是英国人带给印度人的，然后又有了改进。今天在印度有1517种报纸，3627种期刊，以及每年平均出书1.7万种以上。

[4] 西班牙南部地方。——译者注

[5] 我们无法确定以下的引文（或者以上的引文）里面有多少是弗朗索瓦·贝尼耶写的，有多少是奥朗则布写的。可以确定的是它值得引录。

[6] 在《吠陀经》里有几处提到《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人物，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的一次各族之间的战争，确有其事。

[7]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是敌人声求救援，善良者仍会慷慨给予帮助。”“以谦和克服愤怒，用怜悯克制严酷；破除吝啬小气，而以真诚替代谎言。”

[8] 例如：“人生的际遇就像大海中两片木板的聚合分离。”

[9] 古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领导人，本为农民。——译者注

[10] 司死之神。——译者注

[11] 即文学以梵文为媒介的时期。

[12] 这是特殊的一例。通常在印度戏剧中妇女讲普拉克里特语，理由是一位夫人不宜通晓一种死文字。

[13] 印度的伟大戏剧理论家财胜（Dhanamjaya，约1000年）写道：“至于头脑简单的人认为从摘取欢乐的戏剧中，所获得的仅是知识——那么向他敬礼吧，因为他回避了可悦之事。”

[14] 据威廉·琼斯爵士报道，印度人宣称他们有三大发明：棋、十进位制及寓言训诫。

[15] 在东方学术研究界，有一项热闹的论战在进行，关于这些寓言之从印度传到欧洲或是相反的情形。这项争论我们让有空闲的人去做吧。这些寓言还可能是从埃及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克里特岛传到印度和欧洲去的。但是《五卷书》对《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16] 诗在现代的倾向是不如史诗时代之客观，并且愈来愈沉浸于宗教与爱情之交织。格律在史诗里本是松散自由的，诗行长短不一，只有行末的四五个音节才需要规律化，可是它一下子变得严格而复杂了，上千种复杂的韵法介入了，它们在翻译中不能显现出；字与词的技巧增多了，押韵不仅在句尾，且经常见于句的中间，严格的诗艺规律被确立了，形式愈来愈精确，内容则愈见浅薄。

[17] 亦名《所罗门颂》，见《旧约》。——译者注

[18] 泰戈尔以其特有的完美方式翻译了100首迦比尔之歌。

[19] Guru，Pir，分别为印度人与穆斯林对师父的称呼。——译者注

第八章 印度的艺术

从属性的艺术

面对印度的艺术，如同面对印度文明的其他方面，我们为着它的年代久远与连绵不绝而感佩。摩亨佐—达罗废墟的遗物并非完全是日常用品，其中有些是有胡须的男子（样子颇像苏美尔人）灰石雕塑，陶瓦制的妇女与动物的像，玛瑙制的珠子和其他的饰物，以及磨制得很精美的金器。有一只印信显示一头公牛的浮雕，其线条的有力与分明，使见者马上感到艺术是有进步的，形式也在变换。

从那时候到现代，经过5000年的兴衰，印度在上百种艺术方面创造着其特殊类型的美。这项记录有断缺之处，并非因为印度艺术本身停滞了，而是因为战争，因为恣意毁坏，无数建筑与人像的杰作被毁了；又由于贫困，其他的杰作未能好好地保存下来。我们在一瞥之下可能会觉得难以欣赏这种艺术，它的音乐显得奇特，它的绘画晦涩难懂，它的建筑乱七八糟，雕刻则显着古怪。我们每一步都须提醒自己，我们的鉴赏力受制于我们狭隘的地域传统与环境因素。当我们评判他们的国家或者艺术时，如果凭借自然地属于我们所有而他们所不习用的标准与宗旨，则对于我们本身以及这些国家都是不公正的。

往昔，印度的艺术家和工匠是不分的，使艺术显得矫揉造作，艺术工作成为劳役。跟西方在中古时代一样，在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 [1] 以前的印度，每一个成熟的工人都是手艺人，以他的技巧赋予产品形式和个性。甚至在工厂替代了手工作坊，手艺人降为工人的今日，在印度的每一城镇中，仍能见到在摊子与店铺中有些蹲坐在那里的工匠在敲打着金属，铸造珠宝饰物，绘制图形，编织精美的肩巾与刺绣或雕塑象牙和木块。在我们所知道的国家里面，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种类繁多的艺术。

说来奇怪，制陶在印度没有从一种工业变成一种艺术。阶级的规定对于同一碟子的重复使用有许多的限制，以致没有动机来把这微不足道、易于制造的土器装饰得美丽。倘若这器具是用贵重金属制造的，则技艺将可毫无吝惜地用到上面去。试看在马德拉斯的维多利亚学院里的坦焦尔银制花瓶，或者康提的金制料碟。黄铜被锤制成为无数种的灯、碗与容器；一种黑色的锌合金常用来做盒子、盆子和托盘；一种金属会镶嵌或覆盖于另一种，或包一层银或金。木块上面雕着很多的植物或动物的身形。象牙被切割成各种物件，包括神像与骰子；门以及其他的木器也用象牙镶嵌；还有用象牙做出雅致化妆品与香水的容器。珠宝饰物非常之多，富人与穷人都喜欢佩戴作为装饰或仅仅为了收藏。斋浦尔善于在金底上面熏制珐琅的色彩。别针、珠子、垂饰、刀与梳子都做成秀美的形状，带着花朵、动物或有神学背景的图案。有一个婆罗门教的垂饰，在小小的面积上容纳了50个神像。织物的手艺至今无出其右者，从恺撒的时代到现代，印度的编织品向来是全世界最好的。 [2] 有时在把每一根经线纬线放上织机之前都要非常仔细、非常费事地分别地加以染色，在编织的时候，图案也就跟着显示出来，而且花样在正反面都能显现。从手织的“喀达耳”（Khaddar）棉布到复杂的、金碧辉煌的锦缎，从花哨的睡衣到几乎看不出接缝的克什米尔肩巾， [3] 每一样在印度编织的衣服都有一种美，是来自一种非常古老而到现在已经纯熟非常的艺术。

音乐

一个美国旅客被准许参加在马德拉斯的一次音乐演奏会。他发现听众约有200名印度人，看来都属于婆罗门，有些坐在凳子上，有些在铺着地毡的地板上，他们都在谛听一小组的合奏。跟这些演奏者一比，西方交响乐团的大批人马好像是专为演出音乐让月球上的人都听见似的。这些乐器在外国访客的眼中也看不惯，在他少见多怪的眼中，它们像是一处荒芜花园中的不正常产物，有许多形状尺寸不一的鼓、花式繁复的笛、蛇形的号角和多种的弦乐器。这些乐器大多精工制成，有些还镶有宝石。有一只玛尔丹加鼓（mridanga），形状像只小桶，两端都蒙了羊皮纸，如要改变音调高低便用小小的皮带把羊皮纸放松或扯紧。覆盖羊皮纸的一端用锰灰、饭粒和酸豆汁泡制过，使它有一种特殊的音响，敲鼓的人只用他的手——有时用手掌，有时用手指，有时仅用指尖。另一位演奏者有一件塔姆布拉琴（tambura），它的4根长弦经常拨出声响作为一种深沉而宁静的陪音。有一种维那琴（vina）特别地敏感与洪亮，它的弦一端，附于一个蒙着羊皮纸的木鼓上的一小片金属，一端是一个发出共鸣的空葫芦，演奏者左手持一个拨子，敏捷地拨弄一根一根的弦而奏出旋律。这位访客谦卑地谛听，一点都不懂。

在印度，音乐至少有3000年历史，《吠陀经》的赞美诗像一切印度的诗一样是拿来唱的。诗与歌、音乐与舞蹈，在古老的宗教仪式里合为一体。印度舞蹈在西方人眼中是肉欲而淫荡的，好比西方舞蹈之于印度人。可是舞蹈在印度历史的大多时期，乃是一种宗教崇拜的形式，是一种动作与韵律之美的展示，以荣耀神并且陶冶神的性情。只有在现代，那舞者才大量涌出庙宇来娱乐俗人。对于印度人，这些舞蹈不仅是肉体的展示，它们在某方面是宇宙间韵律与过程的模仿。湿婆便是舞蹈之神，而湿婆的舞蹈正象征着世界的律动。 [4]

音乐家、歌者与舞者，同一切印度的艺术家一样，属于最低的阶级。婆罗门或许喜欢私下唱几句，或者用七弦琴或其他的弦乐器伴奏，他可能教别人演奏或唱歌或舞蹈，但是他永不会考虑被人雇用去演奏。公开的演奏会直到最近才可见到，俗世的音乐要不就是民众随意的歌唱弹奏，要不就像欧洲的室内乐，是在贵族的家中奏给少数人听的。阿克巴大帝本身精于音乐，在宫廷中有好多音乐家。他的一个歌手坦森（Tansen）被公众所喜爱并且发了财，在34岁时死于醉酒。业余歌者是没有的，只有职业音乐家。音乐没有被当作一种社交的修养来教给儿童，小孩子不用挨打以勉强记忆贝多芬乐曲。公众的职务不是轻松地演奏音乐，而是仔细地听。

因为在印度听音乐本身便是一种艺术，需要在耳朵与灵魂方面进行长久的训练。歌词不大重要，而歌者经常像在我们最进步的文学里那样，用无意义的音节去代替它们。乐谱所有的音阶比西方的要精微。在西方十二音的音阶上，它加了10种“微音”，于是共有22个四半音。印度音乐可以用梵文字母的乐谱来写，通常它并不是写下来的，也没有人去读，而是借着“耳朵”一代传一代，或者从创作者传给学习者。它不是分成小节的，而是圆熟婉转不停地流泻进展，使一个习惯于规律性的强声或节拍的听者不免感到困惑。它没有谐音，也不做出和声；它专门奏出旋律，也许有低音的陪衬。在这种意义上，它比欧洲的音乐要远为简单而原始，虽然在音阶与韵律方面较为复杂。旋律一方面是有限的，一方面却又无限：它们必须出自36种传统的音阶法或曲调之中的一种，根据这些曲题，旋律又可以千变万化地织出无数天衣无缝的网络。这些拉格（raga，即曲题）包含5、6或7个音符 [5] ，音乐家必须经常地返回到这些曲题之一。每一主题都用它所要表现出的情意来命名——“清晨”“春”“沉醉”等——并且和一日或一年的某个特定的时间有关联。据印度传说，这些曲题具有玄妙的力量，据说有一位孟加拉的舞蹈女郎唱了一回《喜雨题》（Megh mallar raga ）而中止了一次旱灾。这些曲题由于年代久远而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演奏者必须忠实地遵循它们，好像它们是湿婆所创造的形式一样。有一位演奏者名叫那罗陀（Narada），演奏时漫不经心，被护法神送进了地狱，看到一些男女断肢缺臂地在哭泣，这神告诉他这些便是他在胡乱演奏时所扯裂的曲调。据说那罗陀以后便谦卑地演奏得完美无疵。

印度的演奏者并没有因为必须忠实于他所选取的曲题而受到严重的阻碍，这情况类似西方的奏鸣曲或交响乐的作者不太受到主题的妨碍那样。这两种情况，于自由方面的损失都在结构的一致与形式的和谐方面得到了补偿。印度的音乐家像印度的哲学家，从有限开始而把“灵魂放入无限”，他根据曲题先作一番发挥，直到后来，他借着一阵起伏的旋律和重复，甚至于借着一种有催眠性的单调音符，创造了一种音乐性的瑜伽，而顿忘了意志、个性、物质与时空，灵魂被提高到一种与某种“深度掺和”的东西神秘结合的境界，那是某种深沉、巨大而安详的存在体，某种原始而周遍流行的真实，微笑地俯视着一切挣扎的意志、一切的变化与死亡。

大概我们将永远无法欣赏印度音乐，并且永远无法了解它，一直到我们舍弃挣扎而选择存在，舍进步而取恒常，舍欲求而取被动的接受，以及舍弃行动而取静止。这会发生的，在欧洲又变做臣民而亚洲又做了主人的时候，但是到那时亚洲应已厌倦于存在、恒常和静止了。

绘画

所谓乡巴佬就是一个以他的狭隘地域为准来衡量世界，并且认为凡不熟悉的东西皆属野蛮的人。据说贾汗季皇帝——一位对文学艺术有修养的人——看到一幅欧洲绘画时，马上认为它一文不值，因为“油腻腻的，他不喜欢”。这倒是蛮有趣的，连一位皇帝也能够成为乡巴佬，要贾汗季欣赏欧洲油画跟要我们欣赏印度的彩绘画是同样的困难。

显然，从新干普尔（Singanpur）与米格拉普尔（Mirzapur）的史前洞穴里所见的围猎动物与犀牛的红色图画，便知印度的绘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印度石器时代的遗物中，有好多调色板上面准备着一些底色的颜料。在艺术史上有着很大的空白，因为大多数早期的作品都被气候所损毁了，余下的有很多被穆斯林“偶像破坏者”——从马哈茂德到奥朗则布——所毁坏。《律藏》（Vinaya Pitaka ，约公元前300年）讲到在帕塞纳达皇帝的宫殿里有画廊，法显和玄奘描写了很多以优美壁画著名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都已荡然无存了。在中国西藏最古老的壁画之一上画着一个艺术家在给佛陀画像，后来的艺术家认定在佛陀的时代，绘画已经是一种颇具规模的艺术了。

印度可以确定时期的最早绘画是一组佛教的壁画，是在中央省色古亚（Sirguya）的一处洞窟中发现的。从那时起，壁画的艺术——即趁新抹泥灰未干时在上面绘画的艺术——逐渐进步，而在阿旃陀的洞窟墙壁上达到一种完美的地步，甚至连乔托或达·芬奇在内无人能够超过。这些庙宇是在一处山边的岩石面上刻挖而建造的，时间是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的若干时期。在佛教衰颓以后，它们有好几个世纪在历史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了；周围长出了丛林，几乎埋没了它们；蝙蝠、蛇虫与其他的野兽聚居在这里，上千种鸟类与昆虫以粪便弄污了画面。在1819年，欧洲人偶然闯入了废墟，很惊奇地在墙上发现一些壁画，它们今天位列于世界艺术的杰作之中。

这些庙宇被称为洞窟，因为在多数的情况，它们是在山壁上刻挖而建造的。例如“第16号洞窟”，是一个长与宽各65英尺的洞，有20根支柱，中央大堂两旁有16个僧室，前面有一列有柱的廊子，后面有一个神殿。每一面墙壁都绘满壁画。在1879年，这29处庙宇里面有16处有图画。到1910年，16个庙宇里面10个庙宇的壁画由于暴露在外而毁损了，其他6个庙宇的壁画也由于不恰当的努力复原而残破了。这些壁画曾经是异常鲜明的红、绿、蓝、紫，现在这些色彩只剩下黯淡黝黑的表面了。有些图画由于年代久远与不当的处理而形象模糊，看上去粗糙而怪诞，我们原也不能以佛教徒之心来辨读那些佛教的传奇故事。其他有些图画则是既有力又优雅的，显示了一些手艺人的技巧，他们的名字在作品犹存时早已灭绝了。

尽管有这种种的灾劫，“第1号洞窟”仍有许多杰作。这里在一面墙壁上有一个（大概是）菩提萨埵——一位佛教的圣者，本可达到涅槃却宁愿一再投生以救助世人。再也没有对于了悟的忧伤更深刻的描绘了。一个人心里会想，究竟哪一件比较好和比较深刻——这一件，还是达·芬奇那幅类似的基督头像。 [6] 同一所庙宇另外一面墙壁上画着湿婆和他的妻子帕凡提（Parvati），满身都是珠宝。附近画着4只小鹿，由于佛教徒对动物具有同情而显得柔和。天花板上是仍然生动的精致的花鸟图案。在“第17号洞窟”的墙上有一幅半已毁坏的优雅画像，画着护法神与从者从天而降去参与佛陀生活中的某一盛事；另一面墙上是一幅线条整齐、色彩鲜艳的公主与使女的画像。与这些杰作混在一起的还有一大堆似乎画技颇差的壁画，描写佛陀的青年时代、出走以及受考验等。

但根据这些作品的残余部分，我们无法评判其原有的形象，它们的优点有些无疑是外国人所不能窥知的。然而甚至西方人也能欣赏主题的高贵，构图的宏伟，笔触的一致，线条的简洁分明，以及许多细节的优点。例如一切艺术家都难以处理的手，在此具有惊人的完美。在想象中我们能见到这些僧侣艺术家， [7] 他们在小室中祈祷并且喜悦而虔诚地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绘画，而欧洲还蒙蔽在中古时代早期的黑暗之中。在阿旃陀，宗教的虔诚熔建筑、雕刻与绘画于一炉，而产生了印度艺术卓越的纪念碑之一。

在庙宇被关闭或毁灭之后，印度人把绘画的技巧用在小规模的形式上。在拉杰布达纳人中，有一派画家兴起了，他们以纤美的彩色绘画表现《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的故事，以及拉杰布达纳酋长们的英勇事迹。它们经常仅有着轮廓的线条，但是它们总是生气勃勃，构图完美。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便有这种形式的一个动人实例：一幅画借一位优雅的妇人、一座庄严的塔和云气低垂的天空，象征了一种音乐曲题。另外在底特律艺术馆的一个实例，则异常精妙地表现出《牧童歌》里面的一景。这些以及其他印度图画里面的人的形体很少以真实的人为模特，艺术家只借想象与回忆去模拟。他通常在纸上作鲜艳的图画，所用颜料是调入了水和蛋黄的。他的画笔非常之纤细，是用松鼠、骆驼、山羊或猫鼬的最细的毛制成。他的线条与色彩之雅致，甚至无专门修养的外国人也赞赏不已。

印度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作品，特别在康格拉（Kangra）。另一种类似的艺术成长于莫卧儿时代的德里。这种形式出自波斯书法与辨认手稿的技艺，进而发展成一种贵族化的肖像艺术，其精致与高尚方面相当于在宫廷里盛行的一种室内乐。莫卧儿人的画家和拉杰布达纳画派同样致力于线条的纤美，有时使用一根毛发所制成的画笔。他们在画手的技巧方面也互相颉颃。但是他们的画较为鲜艳而较少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们很少涉及宗教或神话，他们专门描绘尘世，并且在谨慎的原则之下尽可能真实。他们所画的对象是皇家身份的男女，都显得盛气凌人。这些贵人一个个地坐在那里让人画肖像，直到后来那位贾汗季皇帝登基的时候，他的画廊里面满是阿克巴大帝即位以后的重要统治者或者廷臣的画像。阿克巴大帝是王朝之中首先倡导绘画的，在他的治期终了时，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阿布勒·法兹勒的记载的话，在德里已经有上百名画师和上千名业余画家。贾汗季睿智的倡导使这种艺术得以发展，也使它的范围扩大，从肖像画到围猎等有人物在内的自然景色——但仍然是以人物为主。有一幅彩绘画显示一只狮子爬上皇帝坐的象而几乎就要抓住皇帝，而一个侍从则很现实地正在溜之大吉。在沙·贾汗的统治下，这种艺术达到了巅峰，而后开始走下坡。和日本版画的情形一样，这种形式广受一般人欢迎，使得它的观赏者日众，趣味也就渐趋低下了。奥朗则布恢复了反对偶像的铁则，于是使这种衰败中的艺术完全终止。

由于莫卧儿王朝皇帝的眷顾，印度艺术家在德里享有了数百年未有的兴旺。画家的集团自从佛陀的时代以来便存在着，这时恢复了活力，其中有些画家则从默默无闻之中脱颖而出。由于时间的漠然无情以及印度人普遍忽略个人，印度大部分的艺术作品都是佚名的。阿克巴大帝在位期间的17名杰出的画家，有13个是印度人。在那伟大的莫卧儿人宫廷中最受宠爱的画家是达斯万德（Dasvanth），他那轿夫之子的低微出身在皇帝眼中并没有引起歧视。这个青年有点奇特，不论身在何处都坚持要画画，不管拿到什么他都画在上面。阿克巴大帝察觉他的天才，便叫自己的绘画教师教导他。这个青年不久便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画师，可是在名气正高的时候却自杀身亡。

只要有人做出事情，便有别人挺身而出向他们解释，这事该当如何去做。印度人虽不尚逻辑，他们却也喜爱逻辑，并且喜欢用极严格、极理智的规则来规范每一种艺术的过程。1000年方过，在《印度画艺六法》（Sandanga ）中，立下了绘画艺术的六项要则：（1）知表象；（2）正确的审视、量度与结构；（3）情感对形式的作用；（4）高雅或艺术化；（5）形似；（6）笔与色彩的技巧运用。后来出现了一部繁复精细的《美学大典》，包容了垂诸永久的各种艺术规则与传统。此大典认为艺术家应该通晓《吠陀经》，“乐于崇敬天神，忠于妻子，避开陌生女人，虔心地学习各种学问”。

我们想要了解东方的绘画，需记住：它所要表现的并非物而是情，而且它所要做到的并非表现而是暗示；它所倚赖的不是色彩而是线条；它所要创造的是审美或宗教的情绪而不是复制真实；它所感兴趣的是人与物的“灵魂”或“精神”，而不是其物质的形式。可是我们再怎么样努力，也不大能够在印度绘画中找出中国与日本绘画所具有的技巧或意义的广度与深度。某些印度人就这一点作了奇妙的解释：他们说绘画的衰颓是因为它太容易了，它不需要太辛劳，不足以供奉神明。或者图画是如此极端地脆弱易朽，不太能满足印度人所具有的永久表彰他所专爱的神的强烈欲望。逐渐地，佛教又重新认可了偶像崇拜，而婆罗门教的祠庙也日渐加多，绘画的色彩与线条便被塑像的耐久石块所取代了。

雕刻

我们无法根据摩亨佐—达罗的小雕像把印度的雕刻史追溯到阿育王时代，我们猜想这是由于我们知识上的短缺，而不是艺术上的中辍。或许印度由于雅利安人屡次入侵而致经济匮乏，不用石块而用木料制作塑像；又或者雅利安人过于热衷战争而忽略了艺术。在印度现存的最古塑像只能追溯到阿育王时代，但是它们显示了一种高度的技巧，这种艺术在当时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史似是无法怀疑的事。佛教对于绘画与雕塑都设置了确实的障碍，由于它厌弃偶像与世俗的肖像：佛陀禁止“以男女形体作想象之绘画”。在这种近乎摩西十诫的戒律之下，绘画与雕塑在印度遭到了厄难，好像当年在犹太教以及日后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情形。当佛教放弃它的严厉作风并愈来愈多地袭有达罗毗荼人对于象征和神话的热爱后，这种“清教徒主义”好像逐渐缓和了。在雕塑艺术又出现的时候（约公元前200年），那是在菩提伽耶和帕鲁德（Bharhut）的“窣堵波”（Stupa）围栏上的石面浮雕，它好像是建筑图案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而印度雕塑一直到最后大体上还是建筑的附属品，并且多采取半浮雕的形式而少有整体的雕刻。 [8] 在马图拉的耆那教庙，在阿默拉沃蒂（Amaravati）和阿旃陀的佛教圣地，这种浮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水准的完美程度。一位专家认为在阿默拉沃蒂的栏杆“是印度雕塑艺术之最为艳丽和纤美的花朵”。

同时，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省，另一类型的雕塑在贵霜诸王的倡导之下发展起来了。这个忽然来自北方的神秘王朝——大概来自希腊化的大夏——带来了模仿希腊形式的倾向。在迦腻色迦王僧众结集时得到胜利的大乘佛教取消了雕像的禁制，而打开了路。在希腊教师的指导之下，印度的雕塑一时具有了一种平滑的希腊外表：佛陀改成了阿波罗的样子，也变做一个想到奥林匹亚山 [9] 的神；在印度的神与圣者的身上开始有波状的披布，式样好像菲迪亚斯 [10] 的人形墙；而虔敬的菩萨则和兴高采烈的、醉酒的“森林之神”（Sileni）混在一起。佛陀与弟子们的理想化而且几乎是女性化的像和希腊腐败的现实主义的可怕实例成为对照，像在拉合尔忍受饥饿的佛陀，便是每根肋条与筋腱毕露，而有着女性的面孔与发式，及男性的胡须。这种希腊兼佛教的艺术使玄奘深为赞赏，也由于他及后来的朝圣者而进入了中国、朝鲜以及日本。但是它对于印度本身的雕刻形式与方法则甚少影响，经过数百年的兴盛，犍陀罗一派艺术消逝了。印度的艺术在印度诸王下又复苏了，它们承受了帕鲁德、阿默拉沃蒂和马图拉的本国艺术家留下来的传统，对于在犍陀罗这一段希腊时期则不大去留意。

雕塑以及几乎印度的每一样事情，都是在笈多王朝兴盛发达的。这时佛教已经忘记了对偶像的忌恨，而复活了的婆罗门教则鼓励象征主义，以及用各种艺术来装饰宗教。在马图拉博物馆有一个做得甚为完美的石塑佛像，有着沉思的眼睛、厚重多欲的嘴唇、异常优雅的身形与笨拙而方方正正的双足。在萨尔纳特博物馆里另有一个石塑的佛陀像，采取坐的姿势，这种姿势以后注定对佛教的雕塑有重大影响。在这里宁静沉思与虔敬仁慈的风格完全地表露了。在卡拉奇有一尊小型的铜铸梵天像，怪模怪样的，有点像伏尔泰。

在穆斯林入侵以前的1000年间，雕塑者的艺术曾经产生杰作，虽然它隶属于建筑学与宗教，因此而受了限制，但也由此得到灵感。产生于苏丹布尔（Sultanpur）美丽的护法神像，雕刻得很优美的观音像，巨大的三面湿婆是深浮雕的塑像，见于象岛（Elephanta）的洞窟，风格近乎普拉西特列斯的鲁格米尼（Rukmini）女神像；优雅的湿婆舞像，是坦焦尔的朱罗手艺工匠用黄铜浇制的；马默勒布勒姆（Mamallapuram）可爱的石塑鹿形，以及哥印拜陀俊伟的湿婆——这些证据显示了雕塑者的艺术遍及印度各省。

同样的艺术动机与方法越过了印度本土的边界，在土耳其、柬埔寨以至于印度尼西亚与斯里兰卡产生了杰出的作品。研究者会发现若干实例，像斯坦因在和田的沙漠中掘出的石刻头像（看来是一个男孩的），泰国的佛陀头像，那富有埃及风味的柬埔寨诃里诃罗（Harihara）像，印度尼西亚的壮观铜像，普兰巴南（Prambanam）的犍陀罗式的湿婆头像，现存于莱登博物馆、极端美丽的女体像，在哥本哈根博物院完美的菩萨像，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Borobudur）的伟大庙宇中宁静而有力的佛陀像，以及雕塑精美的观音，或者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那个巨大而古朴的佛陀像，和可爱的“月石”台阶。这沉闷的一长列作品，在建造过程中必曾在很多世纪里使无数人流血流汗，它们可以表示出印度的天才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发现，在一瞥之下很难喜欢这种雕刻，唯有深刻而谦虚的心灵才能够在旅行时把自身的环境局限留在后边。我们该成为印度人，或者那些接受印度文化国家的人，才能了解这些塑像的象征主义，这众多的手臂与腿所表示的复杂意义与超自然的力量，这些奇妙的形体所表现的是印度人对那些蒙昧的创造、繁殖以及毁灭力量的体认。我们异常惊奇地看到印度村落里面人人都很瘦瘠，雕塑的人像则都是肥胖的。因为这些像都属于神，他们是最先享受本国的果实的。我们见到印度人把塑像涂了颜色因而感到不安，而希腊人事实上也是那样做的，还有，菲底安（Pheidian）的神像所具有的古典高贵性质，部分是由于其颜色的意外脱落所造成的。我们感到不悦，因为在印度的艺术品陈列处比较缺乏女性的形体。我们因为这件事不禁为妇女的奴役地位而哀叹，而从来没有想到裸女的崇拜并非雕塑艺术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妇女最深刻的美可能在于为人母的阶段而不是在少女之时，得墨忒耳的美可能胜过阿佛洛狄忒。或者我们也忘记了，雕塑者所刻出的不是他的梦想，而是僧侣的规定，并且印度的每一种艺术都是属于宗教的，是神学的使女。或许我们对一些形体的看法过于认真了，它们在雕塑者的本意原是要当作滑稽像或者凶神恶煞以吓唬妖神的。我们若是见了它们而恐怖走避，正好证明它们的目的达到了。

纵然如此，印度的雕塑从来没有获得文学所具有的优雅，其建筑所具有的高贵，其哲学所具有的深度。它主要反映了宗教的混乱且不定的眼光。它超过了中国与日本的雕塑，但是它没有赶上埃及塑像的冷静完美，或者希腊大理石像的栩栩如生而动人的美。甚至为了明了它的意义，我们该在心中重新温习中古时代的热诚和虔敬情绪。我们对印度的雕塑要求太多了，绘画也是一样。我们判断它们是把它们当作好像在西方一样的独立艺术，事实上，我们是根据西方的惯例与标准而把它们独立隔离开来看待。假若我们能够像印度人那样去看它们，作为该国无出其右的建筑艺术的相关部分，那我们便可算是已经在了解印度艺术之大道上，有了一点小小的开始了。

建筑

·印度建筑

阿育王以前的建筑物至今已荡然无存。我们还有摩亨佐—达罗的砖造物的残余，但是看起来《吠陀经》时代与佛教时代的印度建筑物都是使用木料的，而阿育王时代好像是第一个使用石块作为建筑材料的。我们在文学里读到7层的建筑，以及颇为堂皇的宫殿，但是没有一点痕迹留到今天。麦伽斯提尼描写旃陀罗笈多的皇家宫室，认为比波斯的建筑物好，除去波斯波利斯外，好像印度的宫室便是仿照它们的式样而设计的。这种波斯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阿育王时代，而见之于他的宫殿建筑图样，这宫殿和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堂”甚为相像；这种影响又见于阿育王时代之劳里亚（Lauriya）的优美柱子，它的顶端装饰着一只狮头。

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后，印度的建筑便开始抛弃这种外来的影响，而从这种新的宗教获取灵感与各种象征。这种转变，可明显地见之于一个大型的柱头，那是在萨尔纳特的另一根阿育王时代柱子的残余部分。这件作品的完美令人惊异，约翰·马歇尔认为它可与“任何在古代世界中的这类物件”媲美。这里有四只雄壮的狮子，背对背站着在守卫，在形状与表情上完全是波斯式的，但是在它们的底下有一条饰带，上面很精致地刻着一些形象，包括那非常印度化的宠物大象，以及非常印度化的佛教法轮的象征性物件，在这饰带的下面有很大的一朵石塑的莲花，而早先被人误当作一个波斯的铃形柱头饰物，现在已经被公认是印度艺术中最古老、最普遍和最具特性的象征。它的形象是直立的，花瓣下垂而花蕊微露，它代表世界的子宫；或者，它既然是自然的表象中极美丽的一种，便正好做神的座位。荷花或水莲的象征随佛教的传播而迁移，在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中甚为普遍。类似的一种形式，是用来做窗或门的设计图案的，变成了阿育王时代圆形屋顶的“马蹄拱形”，它最初得之于孟加拉的房屋顶部，用弯竹支撑而造成的“篷车”弯形。

佛教时期的宗教性建筑留下了若干残旧的庙宇以及许多的“塔庙”与“栏杆”。这些“塔庙”早先本是坟墓，佛教时期它成为一个纪念性的神庙，通常存放着一个佛教圣者的遗骨。塔庙最通常的形式是一个砖造的圆形建筑，顶端是尖塔，周围有刻着浮雕的石栏杆。最古老的塔庙之一在帕鲁德，但是在帕鲁德那里的浮雕是原始而粗糙的。在阿默拉沃蒂的长栏杆是最为美观的，共有1.7万平方英尺的面积盖满了小的浮雕像，其手工异常地精致，弗格森认为这栏杆“大概是印度最杰出的纪念性建筑”。这里面最有名的是桑吉（Sanchi）塔庙，它是波帕尔（Bhopal）一些塔庙之中的一个。那些石造的门看来是模仿古时的木门，也蕴涵了日后远东各地山门（pailus或toriis）的形式。在柱子、柱头、横木以及栋梁上面每一英尺的空间都茂密地刻着植物、动物、人与神的形体等。在东面入口通道的一根柱子上很精致地刻着一种永恒的佛教象征——菩提树，佛陀悟道之处；在同一通道里，有一位肉感的女神（Yakshi）优雅地据在一个托架之上，她四肢粗壮，臀部丰满，腰肢纤细，胸乳硕大。

死去的圣者长眠于塔庙之中，活着的僧侣则凿空山石建筑寺庙，以便孤独而安逸地在那里生活，免除风雨日晒之苦。有好几千座洞窟寺庙被建造，其中有的是耆那教徒或婆罗门教徒的，但大多是给佛教僧团用的。我们只要看在今天还有1200多个这样的洞窟寺庙存在，便可以判断印度宗教的推动力如何之强了。通常这些毗诃罗（vihara，即僧房）的入口是一个简单的马蹄形或荷花形的拱门。有时候，例如在纳西克，入口则是一列堂皇的、强固的柱子，兽形的柱头，细心雕刻的轩缘。通常入口都有图案精美的柱子、石屏或门廊来做点缀。寺庙的内部包括一处会堂（chaitya），有一些列柱把本堂与甬道隔开，在两旁有僧室，在里面尽头有一个祭坛，上面放置圣物。 [11] 最古老的洞窟寺庙之一，或者是现存最好的，是在蒲那与孟买之间的卡尔勒（Karle）。在这里小乘佛教完成了它的杰作。

在阿旃陀的洞窟，除去隐藏了佛教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外，也和卡尔勒一样是那种建筑与雕塑合成艺术的展示所，这种艺术是印度庙宇的特色。第1号洞窟与第2号洞窟的会堂很宽广，它的顶部有清雅的雕刻与绘画，支持顶部的是有力的刻有凹槽的柱子，底部方正顶端浑圆，周围有花簇的带子做装饰，柱头则甚为硕大。第19号洞窟出众之处是一片满是肥硕的塑像与复杂的半浮雕的建筑正面。在第26号洞窟，巨大的柱子顶着一列饰带，上面布满了形体，那是唯有最大的宗教与艺术的热诚才能雕刻到如此细致的。阿旃陀是世界艺术史上的杰作。

在印度尚存的其他佛庙中，最动人的是在菩提伽耶的大塔，其纯粹哥特式的拱门特别有意味，然而看起来它的日期是在1世纪。总之，佛教建筑的余迹是零碎的，其优胜处也多在雕刻而少在结构。也许是一种流连不去的清教徒主义，使得它们在外表上看来严峻而素朴。耆那教徒对建筑较为关注，在11、12世纪，他们的庙宇是印度最好的。他们没有自创一格，而满足于在初期时模仿佛教的办法，在山石中凿空而建筑寺庙，然后又模仿护法神或湿婆式的庙，通常是在山上一簇庙宇外面围一道墙。这些也是外观朴素而内部复杂丰富——正好是谦虚生活的恰当象征。在这些庙宇中，出于虔敬之故安置了许多耆那教徒所崇敬的塑像，后来弗格森在沙查扎亚（Shatrunjaya）山的一簇庙宇中数得了6449个像。

在艾霍莱（Aihole）的耆那教庙宇几乎是希腊式的，是方形的，外面有柱，也有门廊，在里面有中堂。在卡杰拉霍（Khajuraho）的耆那教徒，包括护法神与湿婆的崇拜者，好像是要展示一下印度人的容忍，而非常邻近地造了大约28所庙宇。其中那一座近乎完美的性爱古庙（Parshwanath）里，圆锥形的尖塔，一个个雄伟地高耸，在它的内部各处雕刻的耆那圣者蔚为大观。在阿布山上，海拔为4000英尺，耆那教徒造了许多庙宇，其中两座至今犹存，维马拉（Vimala）与代杰巴拉（Tejahpala）的寺庙，是这个教派在艺术方面最大的成就。代杰巴拉庙的圆顶是那种令人心惊目眩的美，使得一切关于艺术的写作都无法准确描述和形容。维马拉庙是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有一些不规则的柱子杂乱无章地林立着，它们用一些形状奇妙的架子接到一个比较简单的雕刻过的柱头檐部（entablature）。在上面的大理石圆顶堆满了过多的塑像，但是它周围的雕花工艺则气势夺人。“其细节之精致以及装饰之适宜，”弗格森说，“大概在任何地方所有类似的实例中无出其右者。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圣堂或牛津的哥特式建筑，比起这些来都显得粗糙而笨拙。”

从这些耆那教的庙宇，以及当时所建造的其他庙宇，我们看出从佛教神庙的圆形式样到印度中古时代的塔形式样的一种转变。会堂中间围列着柱子的本堂现在放在户外了，并且做成了一种门廊的样子，在这后面是僧室，而在僧室的上面有着一层层向后收缩的雕花而形状复杂的塔。印度北方的庙宇便是依据这种规划建造的。这里面气势最动人的是在奥里兹（Orissa）的首府布巴内斯瓦尔（Bhuvaneshwara）的一组，而这一组寺庙中最佳者是11世纪时建造的供奉护法神的拉贾拉尼（Rajarani）庙。这是一个巨大的塔形建筑，中间是若干半圆形的柱子连在一处，柱子上面满是塑像，又架了向里缩入的一层层石头，这整个向里弯曲的塔在最上面是一个大的圆形顶冠与一个尖塔。附近有林格拉迦（Lingaraja）庙，比拉贾拉尼庙大，可是不如它美丽。然而这表面的每一寸都受到了雕刻者的刀凿，故有人估计刻工的价钱3倍于建筑。印度人表示其虔敬，不仅在于庙宇的宏伟，也在于那些耐心做成的细节上。为了敬神，总是不惜一切代价。

其他印度北方的建筑伟构若要一一列出，而不加特别的描述或图片说明，是会使人厌倦的。然而要讲印度文明绝不能忽略了戈纳勒克（Kanarak）的苏利耶（Surya）诸庙，布里（Puri）的札格纳特派（Jagannath）的塔，沃德讷格尔（Vadnagar）的可爱通路，在瓜廖尔的萨斯巴胡（Sas-Bahu）以及泰利克（Teli-ka-Mandir）的巨大庙宇，还有也是在瓜廖尔的众多宫殿，以及在奇托尔的胜利之塔。超群出众的是卡杰拉霍的湿婆诸庙，而在同一城市里，卡瓦尔·玛斯（Khanwar Math）寺的门廊圆顶再度显示了印度建筑的雄健之力，印度雕塑的富丽与细致。即使已经是一片废墟，在象岛的湿婆庙，其巨大有凹纹的直柱，那些“菌形”的柱头，无可比拟的浮雕，有力的塑像，都使我们想起一个国力充沛艺术精湛的时代，而那个时代至今几乎已无人记得了。

我们将永远无法公正地判断印度的艺术，因为愚昧与狂热主义已经毁去了它最伟大的成就，并且把其余的也残损了。在象岛，葡萄牙人为证明他们本身的虔敬，横蛮地粉碎了塑像与浮雕；在北方各地，穆斯林把5、6世纪印度建筑上的伟构夷为平地，那些建筑一般认为比那些在今天使我们惊奇赞美的后来建筑物远为优异。穆斯林取走塑像的头，拿掉它的肢体。他们把耆那寺庙的优雅支柱拿去放在自己的寺庙里，又大量予以仿制。在毁灭的事上，时间与狂热主义联袂行事，因为正统印度教徒遗弃了，也忽略了那些因异族之手的触摸而遭亵渎的寺庙。

我们借着仍存在于南方的有力建筑，可以猜测到印度北方建筑已经失去的光辉。在南方，穆斯林的统治不甚深入，并且穆斯林在对于印度多少熟悉了以后也就缓和了对印度方式的厌恨。此外，南方寺庙建筑的大时代在16、17世纪才来临，那是在阿克巴大帝已经驯服了穆斯林，教他们对印度文化知所欣悦以后。因此南方寺庙甚多，通常要胜于北方残存的那些寺庙，它们比较大，气势也比较盛。弗格森历数了有大约30座达罗毗荼人或南方的寺庙，其中任何的一座照他的估计，耗费至少相当于一座英国的大教堂。南方稍微修改了北方的式样，在门廊的前面加了瞿布罗（gopuram，即门楼），并且用了大量的柱子来支持门廊。它用了上百种的象征，从卍字形、太阳的标记以及生命之轮，到一些神圣的大动物。 [12] 蛇因为会蜕皮，象征了转世；公牛是繁殖力的可羡慕的模范；林迦或阳物，代表湿婆优异的生殖能力，它也就时常决定了寺庙本身的形状。

这些南方寺庙的结构有三项要素：通道、有柱的门廊和塔（vimana），在里面则有会堂或僧室。除去很偶然的例子，像摩堵罗的蒂鲁马拉那耶卡（Tirumala Nayyak）宫殿等，这些印度南方的建筑都是教会的。人们不肯费这番事去为本身造华丽的建筑，却把技艺贡献给僧侣和神。没有一种情况能更明白地显示印度政治是多么自然地倾向于神权化的。那些遮娄其（Chalukya）皇帝以及百姓所造的许多建筑物，现在仅剩下一些寺庙了。唯有一位善言语的印度信徒才能够描述在海得拉巴邦伊塔吉（Ittagi）的神庙之可爱的均匀对称； [13] 或者在土邦迈索尔的索姆纳特布尔（Somnathpur）的寺庙，在那里巨大的石块像绣花一般雕刻得异常精细；或者同在迈索尔、哈勒比德（Halebid）的寺庙——弗格森说：“这是有代表性的建筑，拥护印度建筑的人愿意拿它来做其立论的依据。”他又说在此地，“横线与直线之艺术的结合，以及轮廓与明暗的作用，远胜于哥特式艺术中的任何表现。这些效果正是中古时代的建筑家所经常企图达到的，而其成就从来没有像在哈勒比德所做到的这样完美”。

假如我们对哈勒比德寺庙1800英尺的饰带及描绘在饰带上2000头姿势不同的象所展示的虔诚与辛劳感到惊奇，那么，对于这种能够在坚实山岩石之中挖凿出一整个寺庙的耐心与勇气，又有何话可说？然而这是印度工匠的一种普通的功业。在著名的“七寺城”马默勒布勒姆（Mamallapuram，马德拉斯附近的东海岸），他们刻出了好几个宝塔，其中最美的是达摩拉贾拉达（Dharma-raja-ratha），意为最高修行的寺院。在海得拉巴邦番客朝圣之地埃卢拉，佛教徒、耆那教徒与正统印度教徒竞相在山岩之中凿挖巨大的独石寺庙，其中最登峰造极的例子是印度教的凯拉沙（Kailasha）寺庙——以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之神话中的天堂为名。在这里，那些不知疲倦的建造者向石中挖了100英尺以使这块造庙的大石浑然脱出，其体积为250英尺长，160英尺宽；然后他们把墙壁刻出柱子、塑像与浮雕；然后他们凿空了内部，又用令人惊眩的艺术无所不至地装饰一番——我们可以让那幅大胆的壁画“爱侣”来做实例。最后，他们的建筑热情还没有用完，便在这挖石场三面的岩石之中，刻挖了一连串的小寺庙与僧院。有些印度人认为凯拉沙寺庙足以和艺术史上任何成就相抗衡。

不过这样的一座建筑是一项力作，像金字塔一样，也必然流了许多人的汗与血。那些工人和大师都是不知疲倦的，因为在印度南方每一省都散布着无数的大庙，以至于初来此地的学习者或旅行者由于它们的数量众多与形象之有力，而混惑了独特的风格。在帕塔达卡尔（Pattadakal），遮娄其国王超日王二世的妻子之一罗卡玛哈德维（Lokamahadevi）皇后建造了维鲁帕卡萨（Virupaksha）寺庙供奉湿婆，它在印度的大庙之中地位甚高。在马德拉斯之南的坦柔尔（Tanjore），朱罗国王罗阇罗阇大帝在平定了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把征战所得分出一份来为湿婆神造一座庄严的大庙，其设计是为了要表现这位神的繁殖之表征。 [14] 在坦焦尔之西的特里奇诺波利，护法神的信徒在斯里兰格姆（Shrirangam）一处高山上建造寺庙，它的特色是一个柱子极多的门廊，很像“千柱厅”，每一根柱子都是单独的一块花岗岩，雕刻得非常精致。印度的匠人正在完成这座庙的时候，英国人与法国人为争夺印度统治权而开战，驱散了这些匠人，结束了他们的劳作。在附近的摩堵罗，那耶卡家的弟兄穆图（Muttu）与蒂鲁马拉建造了一座供奉湿婆的庞大寺庙，它也有一个千柱堂，一处圣池，以及10个大门，其中有4个非常高，并且雕刻了许多塑像。这些建筑物在一起形成了印度最动人的景象之一，我们可以从这些零碎残余来推知维查耶那加尔诸王富丽而宽广的建筑物。最后，位于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群岛上面的拉米西瓦拉（Rameshvaram），南方的婆罗门教徒于500年间（1200—1769年）建造了一座寺庙，其中有一切柱廊之中最为动人的一个——4000英尺的双重列柱，雕刻精美，使上百万朝圣的信徒能有阴凉的歇足之处，并且看到太阳与海使人鼓舞的景象。直到今天无数的朝圣者还从远方的城市前来，把他们的希望与忧伤放到那些漠然、无动于衷的神祇膝上。

·印度建筑对亚洲各国的影响

同时，印度的艺术也伴随着印度的宗教，越过海峡与国界，而进入了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土耳其、蒙古、中国、朝鲜与日本。“在亚洲，一切道路都源自印度。”从恒河河谷出来的印度人，在公元前5世纪开拓了斯里兰卡。200年后阿育王遣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去弘扬佛教。虽然这个富庶的岛屿有1500年之久不停地抵抗泰米尔的侵略，它却能保持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直到1815年英国人入主的时候。

斯里兰卡艺术发端于一些圆顶的古庙达格巴斯（Dagobas），像佛教时代印度北方的塔庙一样，进而发展为一些大庙，其废墟在古都阿努拉德普勒可以见到。这里产生了若干最佳的佛陀塑像，以及许多各色的艺术品。斯里兰卡最后一位伟大的帝王于康提建造“佛牙寺庙”的时候，斯里兰卡的艺术遂告一段落了。独立的丧失使上流阶层趋于腐化，而供给艺术家所必需之刺激、赞助与鉴赏，都不复存在于斯里兰卡了。

说来奇怪，最伟大的佛教寺庙——有的学者愿意称之为世上一切寺庙中最伟大者——在印度尼西亚而不在印度。8世纪时，苏门答腊的夏连特拉王朝（Shailendra Dynasty）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立佛教为国教，斥资建造了巨大的婆罗浮屠（Borobudur，意为“多佛”）寺庙，庙的本部是普通大小的，设计颇为奇特——一个小小的圆顶神庙，周围是72个更小的塔庙，排列成若干圆形。假如全部仅止于此，婆罗浮屠寺也就算不得什么。这个建筑的壮观在于那个400英尺见方的高台。高台是一个分为7层的巨大石椁（mastaba），在每一部位都有容纳塑像的壁龛，婆罗浮屠寺的雕塑匠人把佛陀的身形雕刻了436座之多，他们意犹未尽，又在各层的壁上刻了3英里长的半浮雕，描述祖师的传奇性的出生、青年时期与悟道等，这些由于技术奇佳而成了亚洲第一流的浮雕。印度尼西亚的建筑术随着这个雄伟的佛庙和附近普南巴南（Prambanam）的婆罗门教寺庙而达到了巅峰，又很快地衰颓了。这个岛屿有一段期间成了一个海上强国，也积累了无数财富，孕育了许多诗人。但是在1479年，穆斯林开始移居到这个热带的天堂，从此以后便不曾产生有分量的艺术，荷兰人在1595年猛扑而至，在以后一个世纪中，一省一省地逐渐吞噬，直到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控制。

只有一座印度教的庙宇超过了婆罗浮屠的寺庙，而它也是距离印度很远的——事实上是丢失在一处远方的丛林里面湮没了若干个世纪。1858年，一位法国的探险家通过湄公河谷的上部，忽然在树木矮林之间瞥见一个神奇的景象：一座巨大的寺庙，在式样方面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庄严雄伟，矗立在森林的中间，被灌木丛林缠绕而几乎盖没了。那一天他见到许多寺庙，其中有些已经被树木所覆盖，或者被树木所分裂了。看来他正好适时而至，来中止自然对这项人类工作成果的侵蚀。在这位探险家穆奥（Henri Mouhot）的故事被别人相信以前，不免经过其他一些欧洲人的实地勘察，然后科学探险队进入了这个曾经是寂静的避世之地，巴黎也有整个一所学院（远东研究所）专门来为这个发现制图并且作研究。今天吴哥窟乃是世界奇观之一。 [15]

在忽必烈的使者、中国元朝地理学家周达观（Tcheou Ta-kouan）访问高棉人的首都吴哥时，他发现该国有一个强力的政府，统治着因稻米与人民的劳力而殷富的一个国家。据周达观的报道，皇帝有5个妻子，“一位是地位特殊的，其他四位符合罗盘的四个方位”，又有大约4000位嫔妃则符合罗盘上面更为微细的刻度。黄金珠宝甚为富足，湖上泛了许多游船。首都的街上满是马车、垂帘的轿子、披着衣饰的大象，而人口则几乎有百万。寺庙附有医院，都配有本身的医护队。

人民虽是华裔，文化却是印度的。他们的宗教基于一种原始的对于蛇虫那伽（Naga）的崇拜，它的扇形头，在柬埔寨艺术中随处可见。然后印度教的三相神——梵天、护法神和湿婆——经过缅甸而传来。几乎在同时佛教也传入了，于是并合护法神与湿婆而成为高棉人喜爱的神明。根据铭文，我们得知百姓向神的侍奉者逐日地供献了大量的米、牛油以及各种珍贵稀罕的油料。

在9世纪将近结束时，高棉人为供奉湿婆神建造了他们现今尚存的最古老的庙——巴戎（Bayon）庙，现在是不中看的一座半为坚韧的植物所遮盖的废墟。那些没有用水泥结合的石块在1000年的过程中隙裂了，使几乎形成整个塔面的梵天和湿婆的面孔现出了毫无神味的微笑。3个世纪之后，皇帝的奴隶与征战所获的俘虏建造了吴哥窟，这是一件杰作，比得上埃及人、希腊人或欧洲大教堂的最佳建筑成就。有一条12英里长的壕沟围绕着这个寺庙；在壕沟上面有一座铺平的桥，由一些使人不敢亲近的蛇虫石像在看守；然后是一列装饰华美的围墙；再后是宽广的廊道，它的浮雕所描述的是《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的故事；再往后便是那庄严的建筑物，底基广阔，一层层地上去形如金字塔般愈上愈狭，而到达200英尺高处的神堂。在这里宏伟的气象无损于美，而帮助它到达一种使人心服的堂皇气象，使西方的心灵惊骇之余，疲弱地感觉到东方文明所一度具有的古老伟观。一个人在想象中见到首都拥挤的人众：那列队的奴隶把巨大的石块割裂、拖移和抬举起来；匠人刻着浮雕和塑像好像时间永不会使其劳作湮没；僧侣欺瞒着也安慰着百姓；庙妓黛瓦达西（Devadasis，其形象仍留在墙上）欺瞒百姓而安慰僧侣；那些尊贵的贵族建造像空中宫殿（Phinean-Akas）般的建筑物，里面有那宽广的荣耀之台（Terrace of Honor）；以及被万民的劳力所高抬在一切之上的，那些有力量的、毫无忌惮的帝王。

帝王需要很多奴隶，便从事了许多战争。他们时常得胜。可是在13世纪将结束时——在但丁生命“到了路途的中间”时——泰国军队打败了高棉人，劫掠了他们的城池，把他们华丽的寺庙与宫殿残毁了。今天很少有观光客在松散的石块之间巡行，观察到树木多么有耐心地在石块缝隙间植根或者伸展枝丫，慢慢地把石块扯散开去，因为石块既无意欲也不能生长。周达观讲到许多安哥人所写的书，但是这批书籍一页也没有留下来。像我们一样，他们在易朽的质料上写下易朽的思想，他们所有的不朽人物也都消失殆尽。那些奇妙的浮雕显示了男女戴着面纱或网络以防蚊虫和黏滑的爬行生物。男男女女都已逝去了，蚊虫和蜥蜴则仍然存在。

在泰国的邻近，一个半藏族半汉族的民族渐渐地驱逐了高棉人，而发展了一种以印度宗教与艺术为基础的文明。泰国人在征服了柬埔寨以后造了一个新都城叫作阿瑜陀耶（Ayuthia），在高棉人一个古城的城址之上。从这个地盘，他们扩展本身的势力，直到1600年左右，他们的帝国包括了缅甸南部、柬埔寨与马来半岛。他们的贸易东向至中国，西向至欧洲。他们的艺人制作各种金银装饰的写本，在木器上用漆绘画，以中国方式烧瓷器，刺绣了美丽的绸缎，偶尔也雕刻了极佳的塑像。 [16] 然后遵循着历史公正的进程，缅甸人征服了阿瑜陀耶，把它连同所有的艺术一同毁灭了。泰国人在新的首都曼谷造了一座伟大的宝塔，它的过分装饰也不能遮掩那设计的美。

缅甸人也是亚洲最伟大的建筑者。他们从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肥沃田野走下来，一下子便臣服于印度的影响之下，从5世纪开始产生了大量的佛陀、护法神和湿婆的塑像，以及巨大的神庙，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堂皇的阿难陀寺庙——这是在他们的古都的蒲甘（Pagan）5000座宝塔之中的一座。蒲甘遭到了忽必烈的劫掠，有500年之久缅甸政府不停地迁都。有一段期间曼德勒成为缅甸的中心建地，也是艺术家安居之地，他们在许多方面创造了美，从刺绣珠宝以至于皇宫的建筑等——皇宫的建造显示了他们用软弱的木质也能有大的成就。英国人由于其传教士与商人受到慢待而感不快，遂于1886年接管了缅甸，把首都迁往仰光——一个皇家海军可以方便地施予惩处的城市。在那里，缅甸人建造了他们最好的寺庙之一，那便是有名的大金塔，那个黄金的宝塔，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缅甸的佛教香客。

·印度的伊斯兰教建筑

印度建筑最后的一阵兴旺是莫卧儿人统治时期的事。穆罕默德的信徒已经证明了凡是他们携刀剑所到之处，当地的人就成了伟大的建造者——如格拉纳达（Granada）、开罗、耶路撒冷、巴格达等。这是可以预期的，这个精强的民族在印度的势力稳固以后，将会在已征服的国土上建立一些伊斯兰教寺庙，与耶路撒冷的欧麦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同样华丽，与开罗的哈桑清真寺（Mosque of Hassan）同样宏伟，而且如艾勒汉卜拉宫（Alhambra）那样精致。这固然是事实，这个“阿富汗”王朝使用了印度的匠人，抄袭了印度的事迹，甚至于取用了印度寺庙中的柱子来供本身建筑的用途，而且很多伊斯兰教寺庙也仅只是印度寺庙的修复重建而拿来给穆斯林祈祷崇拜。但是这种自然的模仿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摩尔人的式样，以至于一个人会奇怪地见到泰姬陵竟然是在印度，而不是在波斯、北非或西班牙。

那美丽的库杜卜高塔（Kutb Minar）代表了这种转变。 [17] 它是在旧德里由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的建立者艾伯克建造的伊斯兰教寺庙的一部分，它的建造是为了纪念那嗜杀的苏丹对印度人作战的多次胜利。为了供给这座寺庙与碑塔的建筑材料，共拆散了27座印度的寺庙。在经历了7个世纪的风霜之后，这座尖塔——250英尺高，由精致的红色河石造成，均匀对称，顶层用白色大理石建造——仍然是印度的技能与艺术的伟构之一。一般而言，德里的苏丹都忙于杀人而没有时间顾到建筑，他们所留下的建筑大多是些陵寝，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想到自身虽然贵为帝王仍不免一死的情形之下建造的。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在比哈尔的舍尔·沙（Sher Shah）陵，巨大，坚固，雄伟，它是较为精强的摩尔风格的最后阶段，再往后便转入纤柔一路而变成了莫卧儿诸王的珠光宝气的建筑风格了。

穆斯林和印度人这两种风格相互联结的趋势，乃是源自阿克巴大帝的折中意向。其匠人为他建造的一些杰作，把印度和波斯的方法与主题交互织成一种精美的和谐形象，象征阿克巴综合信仰中那当地与伊斯兰教两种信条欠巩固的融合。他的王朝第一座纪念性建筑——他在德里附近为他的父王胡马雍所建立的陵墓——已经具有了独特的风格：线条简单，装饰素朴，但是在它的优雅方面隐含沙·贾汗较为美好的建筑物影像。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他的艺术家造了一个城市，那些早期莫卧儿人的粗犷和后期诸王的娴雅遂相互汇合而融为一体了。一段阶梯上面是一个威武的红色沙石正门，经过那神气的拱门便是一个充满着杰作的园子。这里面主要的建筑物是一座伊斯兰教寺庙，但其中最可爱的房屋是皇帝三位宠妃的馆舍，以及他的朋友圣者契斯提（Salim Chisti）的大理石坟墓。在这里，印度的艺术家开始显示那种在石块上雕花的技巧，这种技巧以后在泰姬陵上面才集其大成。

贾汗季在族人的建筑史上甚少贡献，可是他的儿子沙·贾汗由于热爱美丽的建筑，而得以使自己的名字几乎和阿克巴大帝一样灿烂。他在艺术家中间滥施钱财，好像贾汗季在他的嫔妃间所做的那样。像北欧的皇帝一样，他从意大利找来一些艺术家，使其指导本国的雕塑者如何从事pietra dura（把宝石镶嵌在大理石上的艺术），这便成了他统治期间印度装饰艺术的特征之一。贾汗不很虔信宗教，可是印度两座极美丽的伊斯兰教寺庙是在他的赞助之下造起来的：穆蒂清真寺（Moti Masjid）和贾马清真寺（Juma Masjid）。

贾汗在德里和阿格拉都造了“堡垒”，即一簇簇皇家的楼馆四周围以护墙，他在德里轻蔑地拆毁了阿克巴大帝的粉红色宫殿而代以另外一批建筑，它们造得最糟的像是一种大理石的糕饼之类，而那些最好的则是世间最纯美的建筑。在这里有那华丽的“朝圣厅”，墙壁是佛罗伦萨黑色大理石为底的嵌花板，天花板、支柱与拱形门都是细镂的石刻，纤美到令人难以置信。在这里也有“觐见厅”，天花板是银和金的，支柱是细镂雕花的大理石，那些拱门是有尖端的半圆形，由许多花形的半圆形构成，那“孔雀王座”已经成为世间传说中的珍物，墙壁上还有以珍贵的镶嵌表现出的那位诗人的豪语：“假如在世间任何地方有一个天堂，那便是此处，便是此处，便是此处。”我们又可得到关于莫卧儿时代“印度的豪富”的一点微弱印象，当我们读到最伟大的建筑史家描述德里的宫殿，面积有马德里附近广大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两倍那么大，并且在当时，它的全部形成了“东方最堂皇的宫殿——或许在世界上也是”。 [18]

在阿格拉的堡垒已经沦为废墟， [19] 我们只能推想它原有的堂皇气象。在众多的花园之中，有“珍珠寺”、“宝石寺”、“朝圣厅”与“觐见厅”、“镜厅”、皇帝的宫殿、皇帝沐浴馆、贾汗季和沙·贾汗的宫殿、努尔·贾汗的“素馨宫”以及那座“素馨塔”，当年被囚禁的皇帝沙·贾汗便在此地看望朱木拿河彼岸他为爱妻穆塔兹·玛哈尔所造的陵墓。

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陵墓，它的名字简称泰姬陵。好多位建筑家把它列为矗立于世的一切建筑物之中最完美的。三位艺术家为它设计了图样：一位波斯人乌斯达德·伊萨（Ustad Isa），一位意大利人杰罗尼莫·韦罗尼奥（Gieronimo Veroneo），一位法国人奥斯汀·德·波尔多（Austin de Bordeaux）。好像没有一个印度人曾参与它的构想，它完全是非印度的，纯然是伊斯兰教式的，甚至那些熟练的匠人也部分是从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伊斯兰教信仰的中心地带找来的。2.2万工匠历时22年之久筑造泰姬陵。虽然斋浦尔的土王送了这些大理石给沙·贾汗当作礼物，这座建筑物以及四周的设置耗费了2.03亿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款项。 [20]

唯有圣彼得大教堂才有像这样得体的入口。通过一座有雉堞的高墙，突然展现在面前的便是泰姬陵——架置在一个大理石的平台上，两旁支架着俊伟的伊斯兰教寺庙式庄严的尖塔。在前面广大的花园里有一个池子，宫殿的倒影在水中变成了一种颤抖的动人景象。泰姬陵的每一部分都是纯白的大理石、贵重的金属或者宝石。这座建筑是有12面的复杂形体，其中4面是入口。每处转角皆有高塔矗立，顶部则是有尖塔的巨大圆形屋顶。正门一度曾经装有厚实的银铸大门，它的大理石的雕花是异常繁复的。镶嵌在墙上的珠宝字体，是引自《古兰经》中的字句，其中一句为邀请“心地纯洁者”进入“天堂的花园”。内部的设置是简单的，原因在于：土著以及欧洲的窃贼共同盗取墓中大量的珠宝，以及当初环绕贾汗与妻后之石棺那包覆着宝石的黄金栏杆。奥朗则布撤走了栏杆，换以一种几乎透明的大理石的八边形围屏，雕刻成一种奇迹般乳白色的工细花样，有些参观者认为人类艺术的小件产品中，在美丽方面似乎没有能胜过这围屏的。

泰姬陵不是一切建筑物中最庄严高贵的，却是最美丽的。它看上去并不使人慑服，而仅仅是悦目而已，只有走近一点去看才知道它的完美是和大小不成比例的。当我们在这匆匆忙忙的时代里，眼看到百层高楼一两年内便造起来，然后去细思2.2万人如何在22年之中辛苦地建造这高不及百英尺的陵墓，这时我们才开始体会到工业与艺术之间的差别。也许在构想泰姬陵这样的建筑时所运用的意志力，比最伟大的征服者所运用的意志力要更大、更深刻。假如时间有知，它会把其他一切事物先毁灭掉，而留下泰姬陵作为人类具有高贵性的证据，以便使最后生存的一个人感到一点安慰。

·印度建筑与文明

尽管他设置了围屏，奥朗则布对于莫卧儿以及印度的艺术实在是一场灾祸。他狂热地信奉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在他看来，艺术的内容不过是偶像崇拜和虚荣而已。沙·贾汗本已禁止建立印度教的寺庙，奥朗则布不但继续这项禁令，而且对伊斯兰教建筑的支持也颇悭吝，以至于在他的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建筑也衰微了。印度艺术在他死时也完结了。

我们回溯印度的建筑，发现其中有两个主题，一雄壮一婉柔，一属印度教一属伊斯兰教，而建筑的交响乐则萦绕着这两个主题而进展。正好像在那阕最有名的交响乐里，一开始先是骇人的鼓击，随着便有一阵异常纤柔的乐音，同样，在印度建筑方面，在菩提伽耶、布瓦内斯瓦拉（Bhuvaneshwara）、摩堵罗以及坦焦尔，印度的天才建造了强劲建筑物，随后便有位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德里及阿格拉那优雅韵致的莫卧儿风格的庙堂，而这两种主题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直至最后的阶段。有人说过莫卧儿人如巨人般建造，却如珠宝工匠般完成工程。但这句格言不如整个用在印度建筑上：印度人如巨人般建造莫卧儿，莫卧儿人则如珠宝工匠般完成之。印度建筑物以宏大胜，莫卧儿式则以细节为优；前者具有力的高贵，后者则有美的完善；印度人有热情有气魄，莫卧儿人趣味高雅而善于节制。印度人在建筑上面全都盖满了塑像，令人不知该把它们当成建筑抑或是雕塑；穆斯林厌恶偶像，而专做花卉或几何图形的装饰。印度人可算是印度中古时代之歌特式的雕塑兼建筑大师，穆斯林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旅居国外的艺术家。整个来说，印度的风格达到了较高的地步，就像高贵比可爱要高一级。稍一细思，我们看出德里的堡垒和泰姬陵放在吴哥窟和婆罗浮屠旁边，好似美丽的诗篇放在深刻的剧本旁边——彼特拉克在但丁之旁，济慈在莎士比亚之旁，萨福在索福克勒斯之旁。其中一种艺术是幸运的个人之优雅而片面的表现，另一种则是一个种族的完全而有力的表现。

因而这一番小小的审察在结束时仍像在开始时一样，不得不承认只有印度人才能真正欣赏印度的艺术，才能用文字作阐释而免于错失。对于一个欧洲人，习于希腊以及贵族式的节制与素朴的规律，这一种滥于装饰和繁复不堪的大众艺术，有时会显得几乎是原始而野蛮的。但这也正是具有古典化心灵的歌德斥责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大教堂与哥特式建筑风格所用的形容词。它是理性对情感、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反动，只有一位本国的信徒才能感觉到印度寺庙的庄严，因为它们的建造，不仅是要赋予美之形式，而且是要促发虔敬的心情，并且扶持坚定的信仰的。唯有我们的中古时代——唯有我们的乔托与但丁一流人——才能理解印度。

我们必须根据这些规范来看整个印度文明——作为一个“中古时代”种族的表现，对于他们而言，宗教比科学来得深刻，尽管其理由在于宗教一上来便承认了人类愚昧的永恒性与人类力量之虚妄性。在这种虔诚心理中包含了印度人的弱点与力量：他的迷信和温和，他的内省和洞察力，他的退缩和深度，他在战争中的软弱和艺术上的造诣。无疑，当地的气候影响了宗教，共同地削弱了他的力量，因此他以委诸命运的态度屈服于雅利安人、匈奴人和欧洲人。历史因为他的忽视科学而惩罚他。当克莱武优势的大炮在普拉西（1757年）屠杀土著军队时，它们的吼声宣布了工业革命的来临。

注释

[1] 普拉西为孟加拉省一村庄，1757年英国人在此地获胜，奠定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译者注

[2] 或许用印版在织物上印花最先是在印度发明的，虽然它一直没有发展到用印版印书。

[3] 这些精美的肩巾原为几个长条，有技巧地连接成浑然一体的一块织物。

[4] 这种尘世的舞已经被香卡（Uday Shankar）以他的不甚正统化的艺术在欧美展示过了，舞者身体的每一动作，手、指、眼等对于有修养的观赏者传达一种微妙而精确的意义，并且具有一种波动的优雅，一种精确的躯体诗韵。

[5] 更加严格地说共有6种曲题，各具有5种变调，称作ragini。Raga意为色彩、热情、意态，ragini为女性词形。

[6] 在他为“最后的晚餐”所作的草稿素描之中。

[7] 这是一种假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壁画是谁画的。

[8] 这项概括性说法有一例外，即玄奘在华氏城所见的巨型佛陀铜像，高达80英尺。而由于玄奘以及其他来印度的远东朝圣者的关系，这个巨型佛像很可能是日本奈良与镰仓的大佛的先祖之一。

[9] 传说中希腊古时诸神所居住的地方。——译者注

[10] 菲迪亚斯（Pheidias），希腊建筑家雕刻家，生于公元前500年。——译者注

[11] 这内部和基督教圣堂内部的相似，提示了印度风格影响到早期基督教建筑物的可能性。

[12] 卍字形（Swastika）是一个梵文字，其组成系Su（吉祥）以及asti（存在）。这种不断出现的符号见之于许多原始与现代的民族，通常是一种幸福与好运的象征。

[13] 据英国作家泰勒（Meadows Taylor）表示，在此处“在某些柱子，以及门楣及门框上轩缘等处，雕刻之佳难以描述。没有金银之属雕镂的作品可能更为精美。这种非常坚硬粗糙的石头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刻制与磨光的，在今天完全无法知道”。

[14] 庙顶是单独的一块25英尺见方的大石，重约80吨。按照印度传统说法，它是利用4英里长的斜面拖上去的。这类工作大概使用了强迫的劳力，倒不是什么“奴役人类”的机器。

[15] 1604年，一位葡萄牙传教士述及有些猎人曾报道见过森林中的废墟；1672年，另一位传教士也有类似的报告，但无人留意这些陈述。

[16] 例如在波士顿美术馆中涂漆的佛陀石像。

[17] Minar即Minaret，源自阿拉伯文的Manaret，灯或灯塔之意。

[18] “德里堡垒”原有52座宫殿，但现今只剩下27座。在1858年印度兵变（Jepoy Mutiny）时，有一队困顿不堪的英军曾躲避于此，夷平了几座宫殿以便空出地盘安置其给养。当时经常有劫掠之事发生。

[19] 沙·贾汗把这些可爱的宫殿做了堡垒实在是可悲的错误。英国人围攻阿格拉时（1803年）不得不使用大炮攻打堡垒。印度人一见炮弹打到“觐见厅”，便投降了，认为美比胜利更可贵。稍后英国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把殿中的浴馆拆下来献给英皇乔治四世。这座建筑的其他部分被本廷克爵士（Lord William Bentinck）卖掉以贴补印度的税额。

[20] 本廷克爵士，几位印度总督之中最仁慈的一位，曾经考虑把泰姬陵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一名印度商人，那人相信这些材料可以做更好的用途。自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爵士的任期以来，印度的英国政府对这些莫卧儿的史迹一直照顾得极妥善。

第九章 一篇基督徒的结语

兴高采烈的海盗们

在很多方面，当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发现印度的财富和宝藏时，那个文明早已沦亡了。奥朗则布的长久而分裂性的统治，以及随后的混乱和内战，使印度再度遭受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命运之显示”的唯一问题，乃是到底欧洲的哪一个现代化强权来执行此事。法国人尝试了，结果失败，他们在罗斯巴赫（Rossbach）与滑铁卢的失败丢失了印度与加拿大。英国人的尝试成功了。

在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从里斯本出发航行11个月以后在卡利卡特岸边停泊。马拉巴海岸的族长对他甚为礼遇，给了他一封致葡萄牙国王的有礼貌的信：“贵国使者伽马来访本国，本国甚感欣幸。本国盛产肉桂、丁香、胡椒及各色宝石。贵国之金、银、珊瑚、红布则为所需。”那位信基督的葡萄牙皇帝以声言印度是其殖民地作为答复，其理由何在，则为这位迟钝的族长所无法理解。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葡萄牙派了一个舰队到印度，奉命传教及作战。17世纪时，荷兰人来了，赶走了葡萄牙人；18世纪时，法国人、英国人来了，赶走了荷兰人。野蛮战争的残酷考验，决定了他们之中的哪一个从事开化印度人，并且去向他们征税。

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于伦敦，其事务是从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以低价买进货物，然后高价在欧洲出售。 [1] 早在1686年，它就宣布了它的意图：“在印度建立庞大、稳固、安定的英国领地，垂诸永远。”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与孟买设立了商埠，建造了工事，运来了军队，打了仗，纳贿也受贿，还执行了其他政府的事务。克莱武高兴地接受靠他武力保护的印度君王送的“礼物”，高达17万美元；此外又向他们收取每年规费14万美元；指定米尔·贾法尔（Mir Jafar）为孟加拉统治者而得款600万；他使土王相互为敌，渐渐将其土地归并为东印度公司的产业；他吸上了鸦片，国会施以调查然后又宣告他无罪，后来他自杀身死（1774年）。哈斯丁斯，一位勇敢、博学而能干的人，向土王们征收了25万美元之多的献金归入东印度公司的财库；又接受了贿赂承诺停止征收，而后他却又去征收，并且把付不出献金的土邦收并了；他派兵占了奥德（Oudh），然后把该省以2500万美元卖给一位土王——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在贪财一事上相互竞赛。印度受辖于东印度公司的部分，须付产物50％的土地税，此外还有其他众多而严苛的索求，以至于2/3的居民逃跑了，余下的人则出卖儿女以应付日增的税额。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T. B.麦考莱写道：“巨大的财富迅速地在加尔各答聚敛起来，而3000万民众被挤榨到了极端可怜的地步。他们本已习于在暴政下生存，但从不曾遭到过这样的暴政。”

到了1857年，这公司的罪恶已经使东北部印度枯竭到如此地步，以致土著起而从事绝望的反叛。英国政府于是介入这情况，压制了“叛变”，把征服的领土接收过来当作帝国的殖民地，付了东印度公司一大笔钱，然后把这笔购买的花费又加到印度民众所欠的债里面。这是直截了当的征服。或者，这是无法用苏伊士运河以西所诵习的《十诫》来评定是非的，倒可以根据达尔文或尼采的思想来了解：一个已经失去自治能力或正失去开发本身自然资源能力的民族，不可避免地变成强大而贪婪的国家的猎获物。

这次征服给印度带来了某些好处。一些人物如本廷克、坎宁（Canning）、芒罗（Munro）、伊芬斯通（Elphinstone）以麦考莱在英属诸省的治理方面多少实行了那种在1832年统御着英国的宽宏的自由主义。本廷克爵士，在当地的改革者如罗伊（Ram Mohun Roy）的协助与催促之下，结束了寡妇殉夫与暗杀的事。英国人利用印度的金钱与军队在印度境内打过111次仗以后，完成了征服，于是在整个半岛建立了和平，建造铁路、工厂与学校，设立大学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拉合尔以及安拉阿巴德，把英国的科学与技术带到了印度，以西方的民主理想使东方人受到鼓舞并向往西方，又在宣扬印度过去的文化宝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恩典的代价，是一种财政上的暴虐统治，为此就有一伙过渡性的统治者，年复一年地搜刮印度的财富，然后回到北方去养息精力。一种经济上的暴虐统治，毁坏了印度的工业，把数百万的工匠重新投回到贫瘠的土地上；也是一种政治的暴虐统治，在奥朗则布狭隘的暴政之后不久来临，使印度人民的精神历一个世纪之久完全抬不起头来。

末世的圣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有一段时期印度对基督教热诚地欢迎。印度人发现基督教有许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数千年来便尊崇的。那位率直的让·迪布瓦神父写道：“在欧洲人的性格与行为被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来基督教好像会在他们之中生根。”整个19世纪，苦恼的传教士设法使基督的声音超过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让人听见。他们建立了学校与医院，在神学理论之外也散发了药物与慈善救济，并且让贱民初次被承认是人。但是基督的箴言与基督徒的行为对照，使印度人持怀疑与讥嘲的态度。他们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复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 [2] ，他们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为有趣而惊人的奇迹，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迹，而基督教的奇迹似乎已经完结了。婆罗门僧侣傲然地坚守本身的壁垒，并且给西方的正统教派提出了一种同样精妙、深刻而难以置信的思想系统。“基督教在印度的进展微不足道。”艾略特写道。

然而，虽然在300年间基督教吸收的信徒仅及人口的6％，耶稣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响力却不是这实际数字所能衡量的。那种影响力的最初迹象出现于《薄伽梵歌》，最近的确证见于甘地与泰戈尔。最明白的事例是那个名叫梵社（Brahma Somaj） [3] 的改革团体，这个团体是1828年由“现代印度之父”罗伊创立的。没有人会比他更加诚心诚意地去研究宗教。罗伊为读《吠陀经》而学习了梵文，为读佛教《大藏经》而学习了巴利文，为研究伊斯兰教和《古兰经》而学习了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为精研《旧约》而学习了希伯来文，为了解《新约》而学习了希腊文。然后他学习了英文，并且写得很自然优雅，以至于边沁（Jeremy Bentham）希望密尔（James Mill）能够以之为范本而学到一点东西。1820年，罗伊出版了《耶稣的理想：宁静与快乐之途径》，书中写道：“我发现耶稣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导向道德原则，更适宜于有理性的生物使用。”他向感到愤慨的同胞建议一种新的宗教，它将弃绝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阶级歧异、童婚、寡妇殉夫以及偶像崇拜，并且将信仰一个神——婆罗门。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梦想印度会在如此单纯的一种信仰之下联合起来；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梵社在经过了100年有成效的挣扎之后，现在已经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种灭绝了的力量。 [4]

伊斯兰教在印度少数宗教群众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兴趣的一种，但对这种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后再谈。伊斯兰教尽管得到奥朗则布热心的协助，仍未能使印度转向伊斯兰教。奇迹是，伊斯兰教在印度也没有屈服于印度教。安拉在印度现在大约有7000万信徒。

印度人从任何外来的信仰那里都得不到什么安慰，在19世纪最能鼓舞他们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与行事根植于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个贫困的婆罗门，有一段时期做过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稣的吸引力； [5] 他在另一段时期又变成一个穆斯林，也参加了祈祷的严肃仪式。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带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时母女神，而变成了崇奉她的僧侣；他把时母转变成一种满怀柔情慈爱的母性女神。他摒弃理智的方式，而提倡“奉爱瑜伽”（Bhakti-yoga）——克制与爱的结合。“对于上帝的知识，”他说，“可以比作一个男子，而对于上帝的爱则像女子。知识只能进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爱一个人之外，没有人能进入上帝内部的神秘。”不同于罗伊，罗摩克里希纳不爱学习，一点梵文、英文也不学，什么也不写，并且避免知性的谈话。一个神气活现的逻辑家问他：“什么是知识、知者和被知的对象？”他回答：“这位善士，我不知道这些学问上的精妙细节。我只知道我的圣母，以及我是她的儿子。”他教导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种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个阶段，适应于寻求上帝者的心智与情感。从一种宗教转信他种是愚昧的事，一个人只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继续下去，而到达他本身信仰的精义所在。“一切河流流向大海。流吧，让其他的也流！”他同情地容忍百姓的多神信仰，谦卑地接受哲学家的一元论，但是在他自身持有的信仰之中，上帝是生存于一切人之中的精神，唯一真正对上帝的崇信在于对全人类的慈爱服务。

很多纯良的人——富与贫，婆罗门和贱民都有——选择他做祖师，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教派。这些信徒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骄傲的刹帝利青年纳伦德拉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utt，辨喜的原名），他读了许多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最初见罗摩克里希纳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又为着无神论感到苦恼，但是他以为宗教便是神话与迷信，对此，他是不屑一顾的。罗摩克里希纳以耐心的慈爱征服了他，纳伦德拉纳特·达塔于是变成了这位年轻师父的最热心门徒。他重新把上帝定义为“一切灵魂之总和”，并且吁请他的同胞不要作无益的苦行默想，而要借着绝对的舍己为人来遂行宗教的信仰：

诵读吠檀多派和沉思默想的事，留待来生吧。让现存的躯体来为他人服务吧！……最高的真理是：上帝存在于一切有生之物。他们是他的复多的形体。此外并没有可寻求的上帝。唯有服务众生者才服侍着上帝！

他易名为辨喜，出国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募集基金。1893年，他在芝加哥一文不名，走投无路。一天以后他在世界博览会的宗教大会上出现，以印度教代表的身份演说。他的庄严容貌，他的一切宗教合一的理论，以及他的单纯地服务人类以敬事上帝的伦理原则，使每一个人都为之心折。在他口若悬河的鼓舞之下，无神论变成了高贵的宗教，正统的神职人员则发现他们在向一个“异教徒致敬”，那人所主张的是舍生物的灵魂外并无其他的上帝。回到印度以后，他向他的同胞宣扬一种强健的教理，那是自《吠陀经》时代以来任何一个印度人所未曾提出过的：

我们所要的是造成男子汉的宗教……放弃这些使人衰弱的神秘主义，强壮起来……在今后50年内……让一切其他无益的神明从我们的心中消失。这便是唯一清醒着的神，我们自己的种族，到处都是他的手，到处是他的足，到处是他的耳；他覆盖一切……一切崇拜中最先者便是对四周人们的崇拜……这些都是我们的神——人与动物，而我们必须崇拜的最先的神便是我们自己的国民。

从此处到甘地不过一步之遥而已。

泰戈尔

同时，尽管有着压制、痛苦与贫困，印度仍然在继续产生科学、文学与艺术。博斯（Jagadis Chandra Bose）教授以电学与植物生理的研究而举世闻名。拉曼（Chandrasekhara Raman）教授在光学物理方面的工作则获得了诺贝尔奖。本世纪内在孟加拉兴起了一个新的画派，它把阿旃陀壁画的鲜明色彩和拉杰布达纳彩绘画的纤柔线条融会在一起。A.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的绘画，也具体而微地有着那种他叔父的诗篇中显现的热烈神秘主义，以及细腻的艺术手腕。

泰戈尔氏是历史上伟大的家族之一。德宾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Tagore孟加拉原文为 Thakur）是梵社的组织者之一，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首领。他是一个富有、有教养和虔敬的人，在老年时则变成孟加拉的一个信从异教的大家长。从他这一支传下来的有艺术家阿巴宁德拉纳特（Abanindranath）和戈戈伦德拉纳特（Gogonendranath），哲学家德威岑德拉纳特（Dwijendranath），诗人罗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后两位是他的儿子。

泰戈尔生长于一种舒适与高雅的气氛之中，音乐、诗歌与高尚的谈话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气。他从诞生起便是一个温和的灵魂，一个不曾夭折、不曾老化的雪莱。他欢喜松鼠爬上他的膝盖，鸟儿站在他的手上。他的观察敏锐，感受强烈，并且以一种神秘性的敏感来察知经验所不易捕捉的含义。有时他会在阳台上伫立几小时，以一种文学的本能留意街上每一位路过者的身形面貌、风度步伐；有时在内室的沙发上，他会安静地在回忆梦想之中消磨半日。他开始时在一面石板上写诗，幻想错误是可以轻易地拭去的。很快地他便写作一些对印度满怀柔情的诗歌——关于印度的风景之美、妇女之可爱、人民的困苦，然后他自己为这些歌写作歌谱。整个印度都在吟唱。这年轻的诗人在旅行经过遥远的乡村时，听到不认识他的粗鲁农夫唱出他的歌，感到非常兴奋。 [6] 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首，是作者亲自从孟加拉文译成的。还有什么人，把罗曼蒂克爱情的妙不可言以这样同情的怀疑主义表现过？——

告诉我这可全是真的，我的爱，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这双目发出闪电时，在你胸中的乌云作出风暴般的回答。

这可是真的，我的双唇甜美，像初次意识爱情的微绽花苞？

逝去的五月季节的回忆，是否犹在我的肢体内流转？

大地曾否，像一只只竖琴，在我的足触踏时震颤成音？

那么这可是真的，露水从夜晚的眼里落下，当我被看到时，晨光包覆我的躯体时，它感到欢欣？

这可是真的，这可是真的，你的爱情经历了许多世代和世间为着寻找我？

是真的吗，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那历时久远的愿望，在我温和的言谈，在我的眼睛、嘴唇和披垂的头发中找到了完全的安谧？

那么是真的，上帝的奥理写在我的小前额上？

告诉我，我的爱人，这一切可是真的？

在这些诗里面有许多优点——强烈却又理智的爱国主义；一种对于爱情与女人、自然与人类的纤细而女性化的了解；一种对于印度各哲学家之见识的热情的深入把握；以及一种丁尼生式的情感与词句的精致优美。假如它们有瑕疵的话，那便是过于通体一致的美丽，过于单调的理想化和温柔了。在诗里面，每一个女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全心贯注于女人、死亡或者上帝的；自然虽然有时是可怕的，但永远是高贵庄严的，而从来不是荒凉、贫瘠或丑恶的。 [7] 也许诗剧《齐德拉》的故事便是泰戈尔的故事：她的爱人阿周那，在一年之内对她感到厌倦，因为她是完全而毫无间歇地美丽动人的。只有在她失去了美，而变成强健有力，从事着生活中天然的劳作时，这位神才又去爱她——这正是满足的婚姻的一种深刻象征。泰戈尔以动人的优雅风格承认了他的局限：

我的爱，曾经有一次你的这位诗人在心中开始了一首伟大的史诗。

啊，我不小心，它碰到你叮当作响的踝饰，而遭遇困难。

它分散成诗歌的断片，散置在你的足旁。

因此他直到最后唱的都是抒情诗，而整个世界的人，除去评论家，都高兴地谛听。印度人在泰戈尔得诺贝尔奖时（1913年）感到有点惊讶。孟加拉的评论家所看到的仅是他的毛病，加尔各答的教授也将他的诗作为写得糟糕的孟加拉文的例子。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于印度道德生活的种种弊端指责之强烈，超过他的政治自由的主张。当他受封为爵士时，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出卖印度之举。他并没有长久地保有这种荣誉，在一些英国士兵由于一种悲剧性的误会而在阿姆利则（Amritsar）向一群作宗教性集会的人开火时（1919年），泰戈尔把勋绶归还给总督，还附了一封措辞尖利的信。他是一个孤立的人物，或许是世上最感人的：一位改革者，有勇气贬弃印度各种制度之中最基本的阶级制度，和各种信仰之中最被珍重的轮回说法；一位民族主义者，渴求着印度的自由，却敢于反对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含有的盲目排外主义和自利之心；一位教育家，对于滔滔雄辩和政治感到厌倦，而隐居到他在森蒂尼盖登（Shantiniketan）的学校和栖身之所，把他的道德自由的教理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一位诗人，为着妻子的早死，以及国家的羞辱而心碎；一位沉浸于吠檀多派的哲学家，一位神秘主义者，如钱迪达斯一般徘徊于妇人与上帝之间，然而又由于学识渊博而离弃了祖先的信仰；一位热爱自然者，面对着自然的死亡使者，本身所有的安慰唯有他那种不会老去的吟唱天赋：

啊，诗人，暮色临近了；你的头发变灰了

你可曾在独处沉思时听得来世的信息？

天色已暮，我在谛听，因为有人或许会从村庄来拜访，虽然天已经晚了。

我在看有没有年轻的心在互相傍依，有没有两对热切的眼睛在要求着音乐，为他们打破静默，诉说心声。

有谁更能给他们编织热情的歌呢，倘若我坐在生命的崖岸上凝望死亡和彼界？……

这是不足道的事，我的头发转灰了。

我和这村中最年少的和最年长的是同样地年少和老迈……

他们全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为来世思虑。

我和每一个人的年纪相同；有什么要紧呢，倘若我的头发变灰了？

东方是西方

一个快50岁的人竟能写出这样好的英文，象征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若干隔膜可以很容易地沟通，虽然这两者的结合是另一位诗人曾经否决过的。 [8] 因为泰戈尔诞生后，西方已经以上百种方式进入东方，并且正改变着东方各种生活面。3万英里铁路已经如蛛网般分布在印度的荒野和山地，而把西方面孔带到了每一个村庄；电报线和印刷机给每一个学生带来了具有启示性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消息；英国学校传授英国史，为的是造就英国公民，殊不知却灌输了民主与自由的观念。甚至于在东方的情形，现在也证明了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是对的。

印度在19世纪由于英国织布机的优越性能与英国大炮的强大力量而沦于贫困的境地，现在她勉强地转过脸来朝向工业化的途径。手工业在消失，工厂在成长。在贾姆谢德布尔（Jamsetpur）的塔塔（Tata）钢铁公司，雇员人数有4.5万人，并且在钢的出产量方面威胁到美国厂家的领导地位。印度的煤产量在迅速地增加。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和印度可能在工业用燃料和物资的开采方面赶上欧美。这些资源不仅可以应付本国的需要，并且可能和西方竞争世界市场，亚洲的征服者可能在忽然之间发现市场已经丢掉，而他们在本土的国民的生活水准大为降低，由于争不赢低工资的努力——因为她们当初本是顺从而落后的国家。在孟买，现在有若干工厂的经管方式是属于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那旧式的工资使得一些西方思想老旧的人眼中饱含了妒羡的眼泪。 [9] 在很多这样的工厂里，印度的雇主已经取代了英国人，其剥削同胞时的贪婪，一如那些背负着白人之重担的欧洲人。

印度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影响了社会制度以及人民的道德习俗。阶级制度的构想原是根据一种静止的农业社会状况，它提供了秩序，但是没有给出身平常的天才一条出路，没有给野心与希望一点利益，没有给发明和创新一点刺激。当工业革命到达印度的海岸时，这种制度注定要终结了。机器是不认人的：在多数工厂里人们并排工作而不分阶级，火车与电车，凡是能付钱的人都可以在里面坐着或者站着，合作社或政党使各种阶层的人集合一处，而在城市的戏院或街道上，婆罗门和贱民意外地凑到一起。一位土王宣布每一种阶级和信仰的人在他的宫廷都会被接纳；一个首陀罗做了巴罗达（Baroda）土邦的开明君主；梵社贬弃阶级制度，而印度国民大会的孟加拉省议会则主张即刻废除一切阶级区别。慢慢地，机器产生了一个新的有钱有势的阶级，而把现存的最古老的贵族阶级终结了。

阶级的名称已经逐渐失去意义。吠舍一词今天还在书本中使用，但在实际生活则并不适用。甚至首陀罗一词在北方也已消失，而在南方它是泛指一切非婆罗门的名词。早先较低的阶级实际上已经被3000多“阶级”所替代，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同业公会：银行家、商人、制造商、农人、教授、工程师、铁轨视察人员、大学女生、屠夫、理发匠、渔人、演员、煤矿工人、洗衣工人、出租车司机、女店员、擦皮鞋工——这些都被组织成职业的社会阶级，其不同于我们的同业公会，主要在于那种认为儿子会承袭父业的一般性期待。

阶级制度的大悲剧是，它一代一代地增加了贱民的人数，结果他们的人数众多并心怀叛意，就此毁损了产生他们的那个制度。那些因战争或债务沦为奴仆的人，那些婆罗门与首陀罗通婚而生的子女，那些做清道夫、屠夫、卖艺者、念咒者或刽子手等被婆罗门教律认为贱业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加入了贱民的行列。他们那种赤贫者的无所忌惮的繁殖力，又扩大了他们的数量。他们那尖锐的贫穷使身体、衣着或食物的清洁成为不可能得到的奢侈条件。他们的同胞在每一种感觉方面都避免与他们交接。 [10] 因此阶级法规禁止一个贱民走到距离一个首陀罗24英尺以内，或者距离一个婆罗门74英尺以内。假如一个贱民的身影落到一个有阶级的人身上，后者须斋戒沐浴以去除玷污。因此不论贱民碰到什么东西，它们一概都被玷污。 [11] 在印度很多地区，贱民不得从公共水井汲水，或进入婆罗门所使用的寺庙，或送小孩上印度教的学校。英国人的政策多少造成了贱民的困穷，但至少给了他们法律之前的平等，以及进入一切英国人控制的学校的平等机会。在甘地号召之下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助于减少贱民的困窘。也许再过一代，他们在表面上应可获得自由了。

工业的来临和西方观念的传入，干扰了印度男性从古以来的统治地位。工业化延迟了结婚年龄，也需要妇女的“解放”。也就是说，除非妇女相信家庭是监牢，她是不会被诱入工厂的，她也需要拥有自己保存赚取的金钱的法律权利。许多真正的改革竟因这种解放而实现了。童婚已被正式终止（1929年），在结婚年龄提高到女子14岁之后、男子18岁之后；寡妇殉夫消失了，寡妇再婚日有增加； [12] 多妻是准许的，但很少男子实行；观光客也失望地发现庙里的舞蹈者已经消失殆尽了。没有一个国家的道德改革如此快速地推进。工业化都市的生活把印度妇女逐渐引出了深闺， [13] 今天不到6％的印度妇女遵行这种隐避的生活方式。一些积极的妇女期刊讨论最时髦的问题。甚至有一个生育节制协会也出现了，并且直面印度最严重的问题——过度生育。在很多省内，妇女投票选举，也掌握政治职位。已经有两次，妇女做了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她们有许多在大学取了学位，做了医生、律师或教授。很快地，形势必会扭转过来，妇女会居于统治地位。以下是甘地的一位副手对印度妇女所发出的热烈呼吁：

抛弃古老的深闺制度！快从厨房里出来！把锅子叮当地丢到角落里！把眼上蒙的布扯掉，看这个新的世界！让你的丈夫弟兄自己去煮饭。要使印度成为一个国家，还有许多事待做！

国民大会党运动

在1923年，有1000多名印度学生在英国读书，可能在美国有同样的数目，或者在旁处也有这么多。他们惊异于西欧与美国最下等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研究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也读了关于改革与反叛的记载；他们贪婪地阅读《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他们回到本国，成为民主观念与自由福音的传播中心。西方的工业与科学的进展，以及同盟国家在大战中的胜利，给了这些观念一种无法抗拒的威望，很快地每一个学生都在发出自由的呐喊。在英美的学校中，印度人学到了自由。

这些受了西方教育的东方人在国外受教育的期间不仅择取了政治理想，也放弃了宗教的观念。这两个过程在个人的传记中以及在历史上，常是相伴而行的。他们来到欧洲时是虔敬的青年，一心一意地奉持着黑天、湿婆、毗湿奴、时母、罗摩……他们碰到了科学，于是他们的古老信仰忽然粉碎。丢弃了宗教信仰——那真正的印度精神，西化的印度人回到他的国家时是清醒而忧伤的，天上成千的神都一下子死掉了。 [14] 然后不可避免地，“乌托邦”取代了天堂的位置，民主成了涅槃的替身，自由代替了神。欧洲在18世纪下半叶所经历过的事现在盛行于东方。

然而这些观念的发展是缓慢的。1885年几个印度领袖在孟买开会，创立了“印度国民大会”，但是在那时他们似乎连地方自治都没有梦想到。寇松爵士分划孟加拉省的努力（为了对印度最强大最具有政治意识之社区的力量与单一性加以破坏），促使国大党员怀有更为高昂的反叛意识。在1905年开大会时，激进的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提出了“自治”（Swaraj）的强烈要求。他根据梵文的词根创造了这个词，这些词根在它的英译中仍能看出——“self-rule”。在同一年，日本打败了俄国。100年来畏惧西方的东方，开始拟定解放亚洲的计划了。没有武器的印度，把历史上最奇异的一个人物奉为领袖，而显示给世界一项史无前例的现象，就是一场由圣人领导而不用枪炮来进行的革命。

圣雄甘地

试想象亚洲最丑陋、矮小、衰弱的人，有着黄铜色的面孔和肤色、头发短灰的头颅、高颧骨、慈祥的小眼睛、阔大而几乎没有牙齿的嘴，还有宽大的耳朵、巨大的鼻子、细瘦的臂腿，腰间缠一块布，站在一个在印度的英国法官面前，为了向国人宣说“不合作主义”而接受审讯。或者想象他在一个缺乏陈设的房间里，坐在一小方地毯上，在他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真理学院内：他的瘦削双腿作瑜伽式交叉，脚底朝上，双手忙着纺织，面庞因为责任沉重而满布皱纹，他的心灵在活动着，凡是对寻求自由之事有疑问的，他都能给予胸有成竹的答案。从1920年到1935年，这位赤裸的纺织者是3.2亿印度人的精神和政治的领袖。当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群众围绕上去触摸他的衣服或吻他的足。

一天有4小时他纺织那种粗糙的棉布，希望借他的榜样可以劝服他的同胞，来使用这种简单的自制品，而不去买那些毁了印度纺织工业的英国织布机的产品。他仅有的私人物件是三块粗布——两块是衣服，一块做床。他本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的财产都已经给了穷人，他的妻子在经过一番主妇式的犹豫之后，也遵循了他的榜样。他睡在光地板或是泥地上。他以坚果、香蕉、柠檬、橘子、枣子、米饭和羊奶维持生存；经常一连几个月，他除去奶汁和水果外不吃其他东西；他一生中尝过一次肉类；偶尔他一连好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吃。“我若是能不斋戒，那我也能不要我的眼睛。眼睛之用于外在的世界，好比斋戒之于内在的世界。”他感觉到在血液渐变得稀薄时，心灵变得清明了，不相干的琐事消失了，而基本的东西——有时竟是世界之灵魂的本身——从现象世界脱颖而出，像圣母峰之从云层上出现一样。

在他禁食以求谛观神明的同时，他也留下一个脚趾踏在地面上，而去劝告他的徒众每天灌肠一次，以免正当他们寻得神明时，却因身体自我消耗所产生的酸质而中毒。当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为着宗教的热情互相残杀，不理睬他和平的呼吁时，他绝食三个星期来感动他们。由于绝食与克制，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当他向大批集合起来听他讲话的群众说话时，不得不坐在一张抬起来的椅子里。他把禁欲主义应用到性的方面，并且希望像托尔斯泰一样，把一切肉体的交接限制于经过考虑的求嗣之举。他在年轻时也曾过度地纵溺于肉欲，他父亲的死讯是在他“鱼水交欢”时被惊起而听到的。现在他一心忏悔，返回到童年时代所聆教的“梵志”——绝对的戒绝一切肉欲。他说服妻子和他如兄妹般共处。“从那时起，”他说，“一切的冲突都停止了。”当他觉察印度的基本需要是生育控制时，他所采取的不是西方的方法，而是马尔萨斯和托尔斯泰的理论：

我们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应不应当再生育子女呢？我们仅只是繁殖了奴隶和病夫，倘使我们继续繁殖，正当我们感到无所助益与无计可施时……在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之前……我们没有权利生育后代……我丝毫不感怀疑，假如结了婚的人希望国家变好，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有强健壮硕的男女国民的国家，将会实行自制，而暂时停止生育。

他性格中有些部分和那些传说中基督教圣徒所具有的素质出奇地相似。他并不提起基督的名字，但是他的行为显示出好像他完全地接受了《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 ）。自从阿西西的圣芳济（St. Francis of Assisi）之后，不曾有过一个历史人物具有如此突出的温柔、淡泊、单纯和宽恕等素质。他始终不懈的礼貌态度赢得了敌对者礼貌的回应。政府在送他进监牢时还向他道歉。他从不表露怨恨愤怒。他被暴众殴打过3次，几乎被打死。他一次也不报复。当他的一个攻击者被捕时，他拒绝提出控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中，莫普拉（Moplah）的穆斯林屠杀了数百名无武装的印度教徒，并且把他们的包皮献给安拉算作盟约。之后不久这些穆斯林遭了饥馑，甘地在全印度募集款项，并且丝毫不顾别人办这类事的先例，而把每一个“安那” [15] 都送给了饥饿的敌人，一点都没有扣除“办事费”一类的款项。

甘地出生于1869年。他的家族属于吠舍阶级，奉耆那教派，实行不杀生的戒律。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干的吏员，却不擅长理财。他为着诚实而一再地失去职位，把近乎全部的家财都做了慈善的施舍，把剩下的部分遗留给家人。当甘地还是个孩子时便成了无神论者，因为他不喜欢某些印度教神祇的淫秽行为。为了表达他对宗教的永恒的谴责，他吃了肉。肉对他不合适，于是他返回了宗教。

甘地8岁订婚，12岁娶卡丝杜蓓（Kasturbai）为妻，她对他始终忠诚，历经他的各种冒险、富足、贫困、监禁、绝欲和苦修而不改。18岁时，他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到伦敦去学法律。到那里以后的第一年内，他买了80本关于基督教的书《登山宝训》，这本书在他初次读到时便直接进入他的心中。他接受了忠告，信从以德报怨，推爱及于自己的仇敌，认为这是人类理想主义最高的表现。他下定决心宁可本此而行遭受失败，也不愿背之而获得成功。

1891年回印度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孟买从事律师业，他拒绝为债务诉讼，并且总是保留着放弃一件他认为不公正的讼案的权利。有一件案子使他到了南非，在那里他发现他的同胞受着如此的虐待，以致他忘记了回国，而全心全力不要报酬地致力于解除在南非同胞之困厄的使命。经过20年的奋斗，政府也终于让步了。这时他才返回印度。

在印度游历时，他首次觉察到他的国人的绝境。他惊骇于在田中操劳的骷髅般的人形，以及在城市中操各种贱役的低下贱民。他感到国人在国外所受的歧视仅是国内之贫困与奴役的一个后果。然而他在战争中忠诚地支持英国人，他甚至主张那些不信仰非暴力主义的印度人去入伍。那时他不赞同当时要求独立的人，他相信英国人在印度的错误统治是一个例外，而英国政治本身是良好的。他认为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之所以不好，正因为它违反了英国本国政府的一切原则。假如能使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情况，则他们将很快地接受印度，而在由自由自治组成的国协中，待之如兄弟之邦。他相信一待战争结束，英国计算了印度在人力物力方面为帝国所作的牺牲，便会不再犹豫地让她自由。

但战争结束时，“自治运动”却遭遇了《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s ），它终止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接着是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改革措施下所建立的软弱无力的立法院，最后又遭遇到阿姆利则的屠杀事件。甘地震惊之余，采取了断然的行动。他把历年来从英国政府得到的勋章归还给总督，他向印度发出积极不合作主义的号召来和印度的政府对抗。人民响应他的号召，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抵抗，而是以流血与暴力，例如在孟买他们杀了53名不表同情的拜火教徒。誓守不杀生主义的甘地发出了第二次的通告，呼吁民众延迟不合作运动，理由是它已经逐渐堕落为一个群众暴力统治了。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显示过如此大的勇气，严格根据原则行动，而鄙弃着急功近利和阿附群众。全国对于他的决断感到惊异。民众原以为他们已经接近了成功，他们并不同意甘地认为手段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想法。圣雄的名誉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1922年3月）政府决定拘捕他。他毫不抵抗，拒绝聘请律师，也不替自己辩白。检察官控诉他由于本身著作的内容而应当为1921年的叛乱暴行负责，这时，甘地回答的言辞立即使他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我愿确认博学的主辩官员在孟买、马德拉斯和曹里曹拉所发生的事件所给予我的责备。深深地思考了这事，又经过许多夜晚睡眠时的萦念，我是绝然无法把自己脱出这些凶戾的罪恶的……博学的主辩官是对的，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曾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一项行为的后果。我知道我曾经玩火，我冒着险，并且我一旦获释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我今天早上感到假如我未能说出我现在的话，那我便未尽到我的责任。

我本要避免暴行。我现在也要避免暴行。非暴力主义是我信仰中的第一条，它也是我的信条中末一条。但我不得不作选择。或者我必须屈从一个我认为曾经对我的国家施予不可补偿之伤害的一个制度，或者冒险承当我的同胞的暴怒，当他们从我口中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同胞有时是疯狂的。我深感抱歉，因而我来到此地承受的不是轻微的惩罚，而是最高的惩罚。我不要求恩惠。我不要求任何减轻的行动。我在此地，是要请求并且愉快地担当所能加诸我的最高的惩罚——为着一项在法律上属于一种蓄意的罪行，为着在我心目中则是一位公民的最高责任。

法官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因为他不得不把一位数百万他的同胞认为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与领袖”送进监狱，他承认即使和甘地意见不同的人也把他视为“一个有高尚理想而生活高贵甚至神圣的人”。他判了甘地6年监禁。

甘地被单独监禁，但是他不抱怨。“其他的犯人我一个也见不到，”他写道，“虽然我实在看不出和我共处会对他们有什么害处。”但是“我感到快乐。我的天性喜欢孤寂。我喜爱宁静。现在我有机会来读一些在外面时不得不忽略的书”。他勤奋地修习培根、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梭罗以及托尔斯泰的著作，也用琼森（Ben Jonson）和斯科特（Walter Scott）的作品打发冗长的时间。他把《薄伽梵歌》读了又读。他研习梵文、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话，这样，他不但可以给学者写东西，也可以跟群众讲话。他在6年监禁期间拟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忠实地遵照着进行，一直到有意外事件的干扰。“我总是以24岁的青年的喜悦心情坐下来读书，而忘记了我的54岁的年龄和衰败的身体状况。”

盲肠炎使他获得释放，他所经常责难的西方医药使他复原了。他出狱时，许多群众在监狱大门欢迎他，他经过时，很多人吻他粗糙的衣裳。可是他躲避政治和群众的目光，以衰病为由而避居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学校里，一连好多年安静而与世隔绝地生活，仅与学生在一起。然而从那个避居的场所，他每星期经由他的喉舌《青年印度报》发表社论，阐说他的革命哲学与人生哲学。他要求跟他的人避免暴力，不仅由于那会毁灭自身——因为印度没有大炮——也由于这终究会演变到以暴易暴。他说：“历史教训我们，那些无疑具有真诚动机的人，在使用暴力驱逐贪婪的在位者之后，也会沾染上被驱逐者所患的毛病……我对于印度之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假如她采取暴力的手段。因为暴力的后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他的信条中第二个要素，是对于现代工业的坚决摒斥，以及一种卢梭式的号召，要大家恢复到村庄务农和家庭工业的淳朴生活。把男男女女关在工厂里，用别人所有的机器制造出一些零件，那物品的整体他们是永远见不到的，这在甘地看起来不啻把人性埋葬在劣等货品所堆成的金字塔下面。他认为多数机器产品都是不必需的，使用它们所省下的劳力都花费在它们的制造与修理上。即使劳力果然有所节省，对于劳动者也没有好处，只是对资本家有好处。劳动者由于本身的生产力而被投入一种“技术失业”的惊惶之中。于是他恢复了1905年提拉克宣布的“自行生产运动”（Swadeshi）。“自行生产运动”和“自治运动”联合为一了。甘地把纺车的使用当作对国大党运动之忠诚的考验。他请求每一个印度人，甚至最有钱的人，穿用手织的布料，抵制英国外来货的机织品。这样一来，印度的家庭在沉寂的冬季也可听得到纺车的呼呼之声。

响应没有覆盖所有人，要扭转历史的行进方向是困难的。但是印度作了这番尝试。各处的印度学生都穿用土织棉布；出身高贵的女士放弃了日本丝的长袍而穿着自己做的粗布衣裙；娼寮中的妓女和监狱中的囚犯开始纺织；在很多城市中安排了盛大的“虚荣之宴”（Feasts of the Vanities），好像当年在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 [16] 时代所举行的那样，这时有钱的印度人以及商人从家里和仓库里拿出全部外国的布匹，抛到火中烧掉。有一天仅仅在孟买，就有15万件被火焰焚毁。

这一项脱离工业的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在10年的时间里给予印度一个反抗的象征，给那些沉默的千百万民众在思想上注入政治意识，而使之团结一致。印度人对于这种方式有所怀疑，但对于目标则感到尊崇；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甘地虽有所质疑，对于圣人的甘地则衷心爱戴，而一时之间全体一致地对他表示着敬仰。泰戈尔这样说甘地：

他在千万赤贫之家的茅屋门口驻足，衣着好像他们之中的一个。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讲话。终于他们听到了活生生的真理，而不是从书本中引用来的字句。因为这个，印度人所奉给他的圣雄名字，是他真正的名字。其他有什么人会像他那样，感到一切印度人是他本身的血和肉？……当爱来到印度的门口时，那门已是大开了……在甘地的呼唤之下，印度如花卉盛开般去迎接新的伟大，正如同以前有过一次，在较早的时候——那时佛陀宣扬了一切众生之间亲爱与同情的真理。

甘地的任务乃是联合印度。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他的任务有待其他的人去完成。

告别印度

无人能就印度的历史作最后的定论，如对埃及、巴比伦以及亚述的历史所能做的那样；因为印度历史还在被缔造，印度文明还在有所创建。在文化上，印度由于和西方在心灵上的接触而获得了新生，她的文学在今天是和任何文学同样丰富和高贵的。在精神上，她仍然在和迷信以及过重的神学负载斗争，但谁也无法确言那现代科学之酸剂会多么迅速地溶解这些数量过多的神祇。在政治上，过去100年已经给印度带来了以前难得的统一：部分上是一个外国政府的统一，部分上是一种外国语言的统一，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对自由具有结合热望的统一。在经济上，印度正在脱离中古的情况而进入现代工业，这事的后果利弊参半。她的财富和贸易会增长，在世纪末叶前，她无疑会成为世界上强国之一。

我们无法确言这个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曾有直接的贡献，如同我们在埃及和近东所曾经追本溯源地加以肯定的。因为后面两种乃是我们本身文化的直接祖先，而印度、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则是另一个源派，到今天才开始接触并且影响到西方生活的潮流。这固然是事实，横越喜马拉雅山的障碍，印度给了我们这些尚待商榷的礼物，如文法与逻辑、哲学与寓言、催眠术与棋戏，特别是我们的数字和十进位制。但这些并非印度精神的精华，它们比之于我们在将来可以向她学到的，简直是微不足道。当发明、工业与贸易把各大洲联合到一起，或者当它们把我们投入和东方的冲突之际，我们要更加密切地研究其文明，要吸收其习俗和思想，即使处在敌对的形势之下。也许印度在遭遇征服、倨傲和夺掠之余，作为回报，将教我们成熟心灵的容忍与温和、无所贪求灵魂的宁静满足、具有理解精神和统一的镇定，以及一种给予一切众生的融合性、安抚性的慈爱。

注释

[1] 在印度用200万美元买的东西，在英国则以1000万美元卖出。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到每股2.2万美元。

[2] 《圣经》中耶稣所行的奇迹。——译者注

[3] 字面的意义是“婆罗门协会”，为人所知且更加完全的名称是“至高无上的神婆罗门之信徒的协会”。

[4] 今天它大约有5500位徒众。另一个改革团体雅利安协会，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所创立而由已故的拉奇普特·雷依继续主持，成绩卓越。它贬弃阶级制度、多神崇拜、迷信、偶像崇拜和基督教，并且倡导恢复到较为简单的《吠陀经》的宗教，它的信徒人数现在有50万。相反地，印度教对基督教的影响见之泛通神论——这是印度神秘主义和基督教道德的一种混合，是由两位外国女性在印度发展出来的：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

[5] 终其一生，他接受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坚持认为佛陀、黑天等也是同一的上帝化身。他向印度哲学家辨喜（Vivekananda）坚称他本身是罗摩和黑天的化身。

[6] 其中较重要的诗集是《吉檀迦利》（Gitanjali ，1913年）、《齐德拉》（Chitra ，1914年）、《邮局》（The Post-Office ，1914年）、《园丁集》（The Gardener ，1914年）以及《红夹竹桃》（Red Oleanders ，1925年）。诗人自己的《我的回忆》（My Reminiscences ，1917年）对于了解他个人颇有帮助，比E.汤普森（E.Thompson）所写的传记《泰戈尔传，诗人和剧作家》（R. Tagore ，Poet and Dramatist ）为佳。

[7] 参阅他的佳句：“当我离去时这可以当作我临别的话，我所看见了的是无法超越的。”

[8] 此是指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东方与西方永不会相合”的名句。——译者注

[9] 1922年在孟买有83处棉花工厂，雇员18万，平均工资每天0.33美元。在3300万从事工业的印度人里，51％为妇女，14％为不满14岁的儿童。

[10] “完全戒绝肉食的人会养成一种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从一个人的气息或皮肤的汗水能够马上说出那个人有没有吃肉。过了24小时他们也能发现。”

[11] 1913年，一个印度富人的小孩掉在井里溺死了。当时在旁边的只有小孩的母亲和一个路过的贱民。后者愿意跳下水去救那个小孩，但是母亲拒绝了。她宁可小孩死掉也不愿井水受到玷污。

[12] 1915年，有15个寡妇再婚；1925年有2263个。

[13] 印度上流妇女以隐居深闺为常规。——译者注

[14] 这并不适用于一切西化的印度人。据著名学者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意味深长的词句说：“有些人已从欧洲返回印度。”

[15] 印度卢比的1/16。——译者注

[16] 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印度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4000　迈索尔（Mysore）新石器时代文化

2900　印度河附近摩亨佐—达罗（Mohènjo-daro）的文化

1000—500　《吠陀经》的形成

800—500　《　奥义书》（《吠陀经》之一部，讲人与宇宙之关系，加重古印度教之泛神论观点）

599—527　耆那教的创始者筏驮摩那（Mahavira）

563—483　佛陀

500　医师Sushruta

500　迦毗罗（Kapila）与数论派（Sankhya）哲学

329　希腊侵入印度

325　亚历山大出印度

322—185　孔雀王朝

322—298　孔雀王朝（Maurya）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

302—298　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在华氏城（Pataliputra）

273—232　阿育王

公元

120　贵霜（Kushan）王迦腻色迦（Kanishka）

120　医师Charaka

320—530　笈多（Gupta）王朝

320—330　旃陀罗笈多一世

330—380　摩揭陀王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

380—413　摩揭陀（Magadha）王朝超日王（Vikramaditya）

399—414　法显在印度

100—700　阿旃陀（Ajanta）的庙宇与壁画

400　诗人与剧作家迦犁陀娑（Kalidasa）

455—500　匈奴人入侵印度

499　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

505—587　天文学家彘日（Varahamihira）

598—660　天文学家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

606—648　戒日（Harsha-Vardhana）王

606—642　遮娄其（Chalukya）王Pulakeshin　二世

629—645　玄奘在印度

712　阿拉伯人征服信德（Sind）

750　帕拉瓦（Pallava）王国的兴起

750—780　爪畦婆罗浮屠（Borobudur）的建立

760　凯拉沙（Kailasha）寺庙

788—820　吠陀哲学家商羯罗（Shankara）

800—1300　柬埔寨的黄金时代

800—1400　拉杰布达纳（Rajputana）的黄金时代

900　朱罗（Chola）王国的兴起

973—1048　阿拉伯学者阿尔贝鲁尼（Alberuni）

993　德里（Delhi）的建立

997—1030　加兹尼（Ghazni）的马哈茂德（Mahmud）苏丹

1008　马哈茂德（Mahmud）入侵印度

1076—1126　超日王（Vikramaditya）遮娄其（Chalukya）王朝

1114　数学家婆什迦罗（Bhaskara）

1150　吴哥（Angkor　Wat）的建立

1186　土耳其人入侵印度

1206—1526　德里的伊斯兰教王国

1206—1210　库塔布丁·艾贝克（Kutbuddin　Aibak）　苏丹

1296—1293　马可·波罗在印度

1296—1315　阿拉乌丁（Alau-d-din）苏丹

1303　阿拉乌丁占领奇托尔（Chitor）

1325—1351　穆罕默德·本·塔各拉克（Muhammad　bin　Tughlak）苏丹

1336　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的建立

1336—1405　帖木儿（Timur，Tamerlane）

1351—1388　菲罗兹（Firoz）苏丹

1398　帖木儿入侵印度

1440—1518　诗人迦比尔（Kabir）

1469—1538　塞克教（Sikhism）的创始者巴巴纳那克（Baba　Nanak）

1483—1530　巴布尔（Babur）建立莫卧儿（Mogul）王朝

1483—1573　诗人苏达斯（Surdas）

1498　达·伽玛到达印度

1509—1529　克利斯纳德瓦拉亚（Krishna　deva　Raya）统治维查耶那加尔（Vijaganagar）

1510　葡萄牙人占领果阿

1530—1542　胡马雍大帝

1532—1624　诗人杜尔西达斯（Tulsi　Das）

1542—1545　舍尔（Sher）王

1555—1556　胡马雍（Humayun）之复位与灭亡

1560—1605　阿克巴（Akbar）大帝

1565　在塔利科塔（Talikota）之维查耶那加尔（Vijajanagar）的衰落

1600　东印度公司的成立

1605—1627　贾汗季（Jehangir）大帝

1628—1658　贾汗（Jehan）王

1631　慕塔芝·玛哈（Mumtaz　Mahal）皇后之死

1632—1653　泰姬陵（Taj　Mahal）的建造

1658—1707　奥朗则布（Aurangzeb）大帝

1674　法国人在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建立殖民地

1674—1680　西瓦吉（Shivaji）王

1690　英国建立加尔各答

1756—1763　英法战于印度

1757　吉多尔（Plassey）战役

1765—1767　孟加拉省长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772—1774　孟加拉省长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1788—1795　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之努力

1786—1793　孟加拉省长康华里（Cornwallis）伯爵

1798—1805　孟加拉省长韦尔斯利（Marquess　Wellesley）

1828—1835　印度总督威廉·贝内蒂克（William　Cavendish　Bentick）

1828　罗伊创立婆罗门协会

1829　寡妇殉夫被废止

1836—1886　印度教改革者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

1857　印度兵变

1858　印度冠上英国王号

1861　泰戈尔诞生

1863—1902　印度宗教领袖辨喜（ViveKananda　Narendranath　Duft）

1869　甘地诞生

1875　达耶难陀（Dayananda）创立雅利安协会

1880—1884　总督里彭伯爵（Marquess　of　Ripon）

1885　印度国民议会的成立

1889—1905　总督寇松（Curzon）男爵

1916—1921　总督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男爵

1919　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

1926—1931　总督欧文（Irwin）伯爵

1931—　总督威灵顿（Willingdon）伯爵

第四部
中国与远东

《三教图》轴明·丁云鹏作

此画中孔子、老子、红衣罗汉坐于树下共同探究玄理。明代，随着儒、道、释三教的融合，宗教题材的绘画具有了较多世俗化的倾向，融入了更多文人的审美情趣。

第一章 哲学家的时代

起源

·中国人的评价

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法国大哲学家狄德罗在描写中国人时曾说：“这些人在文物、艺术、聪明、才智、政策以及他们对哲学的品味等方面，优于其他任何亚洲人。不但如此，有些作家甚至判断，就上述各方面来说，他们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则说：“帝王的体制持续4000多年，而在法律、习惯、语言甚至服装式样等方面……一切都无任何显著的变化；在世界上的确难见这种至佳的制度。”这些学者的推崇，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相当深的认识，同时，一些当代的史评家认为此一推崇已达极致。德国大哲学家凯泽林伯爵曾在当代最有益且最具想象力的书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古代的中国，经过人们的苦心经营，完成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中国的伟大吸引了我，使我感触良多……这个国家的伟人，跟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代表更高一层的文化水平……那些君子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高尚社会的典型；特别是他们超群、优越的风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文明的中国人，谦恭有礼，是多么完美！……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里都表露无遗……也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有深度的。

1860年以前，在一些官方文书里，依中文的习惯把“外国人”称为“夷人”，而且在条约中也必须如此规定。此一译文实在应改正了。像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常认为他们是最光荣的和最文明的民族”。她的古典诗歌传统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传统，它们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可与之媲美；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的社会组织形式，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历经了更久的时间；她的政体，几乎被哲学家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到鼎革后才被摧毁；当希腊尚为野蛮民族占据之时，这一社会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在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

假使我们把俄罗斯算作亚洲的国家——直到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也确是亚洲国家，同时也可能再变为亚洲国家——那么欧洲就变成亚洲唯一的一个有缺口的海岬，变成一个农业腹地的工业突出部分，变成一个巨大“神州”的手指或门户。统治这块“神州”大陆的就是中国，她的面积和人口也和欧洲相若。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她的周围围绕着最大的海洋和最高的山脉，更有一个世界上最广阔的沙漠地带，中国得天独厚，享有这样一个天然环境，安全而持久，巩固又保守。因此，中国人称他们的国家叫作“天域”——普天之下的意思，或者叫作“四海”——居于“四海”之内的意思，或者叫作“中国”——即“正中的王国”，或者叫作“中华国”——“正中的花国”。花，满山遍野，到处皆是；朝阳的照射、飘浮的朦胧雾气的笼罩，带来了奇幻的自然美景；这种美景衬托着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壮丽宏伟的河流、险深的海峡以及群山乱石间急流壮观的瀑布，真是天上人间。长江流经肥沃富庶的南部，绵延3000余英里；北部则有皇河，又叫作黄河，从西部汹涌而来，流经黄土高原，带来了泥沙，其出海口却飘忽不定，曾一度流入黄海，现在则由渤海湾出海，明天可能又流入了黄海。沿此两江和渭水，以及其他广阔的江河流域 [1] ，产生了中国文化。驱猛兽，辟草莱，安抚四夷，垦荒地，除虫害，改良硝硗贫瘠地质，填沼泽，战旱涝，疏导河流，惨淡经营，日积月累，数世纪后，人们建筑了茅舍和屋宇，寺庙和学校，村落、都市和国邦。这些长久辛苦建造的文明，人们竟忍心要去破坏它！

没有人能够知道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什么人种，以及他们的文化有多久，但是从北京人的遗骸来看，大家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人猿。美国博物学家安得思推论说，远在公元前2万年，蒙古早已人烟稠密，这一种族所用的器皿，与中石器时代的欧洲阿齐利（Azilian） [2] 所取用的正好相符，蒙古人后裔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的南部，蒙古枯竭之后就变成了戈壁大沙漠。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其他学者在河南省及辽宁省所发现的遗迹，则显示中国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较之埃及和苏美尔在史前期同样的表现，要迟一两千年。在这“新石器时代”里所发现的石器，在形状上与穿孔方面和现在中国北方用以收割的镰刀都极其相似；这种情形虽属细枝末节，但足以显示出中国文化持续7000余年的可能性。

经过了这一段混沌的时期，我们不必夸张这一文化的相同点，或中国人的共同点。他们早期在艺术和工商业上所表现的一些素质，都似乎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斯坦。譬如河南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差不多与安诺（Anau）及苏萨（Susa） [3] 的产物完全相同。现在的蒙古人由原初的族系经过无数次的入侵，与从蒙古、南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地而来的移民一再婚配而成。中国就像印度一样，不是一家一室集合而成的，而是集合了人类许多不同和复杂情形的大成，如中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艺术，以及不同的风俗、道德和政府等。

·传说时代

中国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乐园”。因为好几千年来，这里都设置史官，负责记载每一件发生的事。公元前776年以前的记载，我们固未可全信，但是假使我们侧耳倾听之，史官便会有条不紊地细说中国历史远至公元前3000年，其中较为热诚者，有如我们的卜者，将会溯及世界的创始。

他们告诉我们，太古首出御世之人——盘古。他手执铁锤，经过1.8万年劳苦工作后，锤开了混沌，形成了天地，为时约在公元前222.9万年。传说，他的呼吸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他的血脉变成了河流，他的肌肉变成了陆地，他的头发变成了草原和树林，他的骨骼变成了金石，他的汗水变成了雨，爬满身上的昆虫则变成了人种。但是我们无法证实这个设计精巧的宇宙开辟论。

据中国传奇故事，早期诸王各统治了1.8万年，历经艰苦奋斗，才把盘古氏的粗民教化为文明人。并且我们听说：“在这些圣王降临之前，中国人犹如野兽一般，穿的是兽皮，食的是生肉，他们只知母亲，却无法辨认生父。”——此种缺陷，瑞典小说家兼戏剧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并不认为专属古人或中国人。到了公元前2852年，出现了一位伏羲氏，在他聪敏的皇后辅助之下，他画八卦、造书契、教民婚嫁、学习音乐、结网捕鱼、驯养牲畜、教民养蚕、取丝织绸。及至伏羲氏临终之时，他委托了神农氏做他的继承人。神农一代，讲究农业，发明了木耕，创造了贸易和市场；他亲尝百草树皮，发现治疗疾病的医药。如此，对传奇的理想人物的偏爱，便把许多世代的艰辛成就，委诸少数几个人。

继而，到了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帝王——黄帝。仅经过一个世纪的统治，他发明了指南车，设置史官，建造了第一座砖墙的建筑物，建造了第一座观测星象的气象台，矫正了中国原始的历法，重新划分土地。再后，则是帝尧的统治世纪。1800年后，在那令人兴奋的“现代”时期，孔子一再讲述尧的典范，感叹世风日下。这位古圣哲告诉世人，只要以尧为典范，人人便会有德行。作为改革者的首位典型，尧在其宫门上挂有一鼓，方便百姓鸣鼓诉苦，并置有一牌板，以便百姓书写诤言。名重一时的《资治通鉴外纪》这样说：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

尧茅茨不剪，朴桷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

“五帝”之中，最后的一位即是舜帝，他是一个典型的孝子，也是一位防范黄河水患的坚韧英雄；他改进《历书》，制定度量衡，并因禁止对儿童实施鞭打教育而广为后代学子所钟爱。舜于晚年时（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将其皇位禅让给一位最优秀的助手——大工程师禹；大禹王善治洪水，辟九州，凿九湖，引导洪水于九河；因之，中国人常自嘲地说：“没有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了。”在禹之世，据说一种米酒出现了，并被献于君王。但禹将其泼溅于地而预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他疏远了这位酒的发明者，并禁止人民饮用和制造。 [4] 因此，为垂训子孙，中国人后来虽也从事酿酒，却将其规定为国营饮料。摈弃君位禅让制，大禹首建夏（文明的意思）朝，采行世袭的家天下制度。因此，不论是天才还是庸俗之辈，都依世袭制做了中国的主宰。夏朝沦亡于一位不肖的君——桀。夏桀荒淫暴虐，为了得到他的爱妾欢心，他竟强迫3000人跳进大酒池中，让他们醉而溺死。 [5] 你想，他的王朝不就此而毁灭了才怪呢。

我们无法证实中国早期历史学家所流传给我们有关夏朝的种种记载。由记载得知，远在公元前2165年，天文学家便已声言确知日食。但能干的评论家早已诘难过这些纪事，认为不可靠。在河南所发掘到的甲骨上列有许多君主的名字，通称是商朝诸君；又有一些远古的青铜色的器皿，年代不可考，也暂时归属于这个时代。其次我们要知道，在这些掌故里，它们的引人处与真实性并不成比例。根据古老的传说，商朝有一位帝王，名字叫武乙，他是一位无神论者，蔑视上帝，谩骂诸神；他刻了一个木偶人谓之天神，而与之博弈，并令佞臣代行，当天神失败时，他就戏弄侮辱之；又为天神设置一个皮囊，内装满了血水，仰首射之而以为快，称之为射天。较富正义感的史家确告我们，说武乙被暴雷击毙。

至于殷纣，乃筷子的发明者，他的暴虐无道导致了商朝的覆灭。他曾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他的妻子妲己是一个最残忍和最淫逸的女子，她的花园里常有欢跃的裸体男女，她的厅堂里常有色情的狂舞。她用种种奇异的酷刑，来镇压那些批评者：令罪犯手握炽热的金属，或足踏下置有炭火的涂膏铜柱。当罪犯坠落炭火上，妲己便非常开心，引以为乐。殷纣政权为其王室叛逆和西部周氏策动推翻，西部周氏遂建立周朝代殷而有天下，周朝乃中国历代最持久的政权。胜利的领导者为酬劳他们的助手，便把掠得的领地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享有很完全的自主权，于是封建制从此开始了。此一制度对政府虽诸多不利，但对中国文学和哲学却给予很多的鼓励与刺激。因婚配的关系，东来的新民族和旧民族的血统便互相混杂。此种结合，慢慢地揭开了远东初期历史文明的序幕。

·中国古代的文明

奉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这些征服者所创造的，而是渐渐成长的。在原初时代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常共推领袖组成部落团体，以保护田地、防御蛮族，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相互征伐兼并、弱肉强食，因此封建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了。在某一时期，竟有1700个以上的诸侯国。诸侯国通常是有高墙的城镇，墙外环绕有广阔耕地以及农户，如此遂构建成一个面面俱到的防御屏障。慢慢地，这些诸侯国渐渐合并成为55个，其面积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陕西、山西与山东的邻近部分。在这55个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乃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而秦则吞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其国威远播，震撼全世界。

齐国最有组织才干的，即是管仲，他是齐桓公的政治顾问。原先，他帮助桓公的弟弟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天下，在王位争夺战中，桓公几乎被射杀了。然而，争战结果是桓公获胜取得王位，他俘虏了管仲，却没有杀他，反而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这就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他起用铁器代替青铜，继而实行盐、铁专卖和管制，推行鱼与盐的税收制，以救济贫民，奖励才干之士，如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使桓公称霸诸侯。在他的长期治理之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币值稳定，文化灿烂。绝少颂扬在位者的孔子称赞管仲说：“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6]

中国在封建王朝时，便已孕育出君子谦恭礼让的特质。逐渐地，制定了许多礼节、仪节和荣誉等的法典，而这种法典后来变得非常严格死板，以致在上层社会阶级中，竟成为宗教的代替物。法律的基础也奠定了，但人民常挣扎于习俗和法规之间。秦国和郑国所颁行的法典（分别于公元前535年和前512年）多数是针对农民的恐惧而制定的，农民预知触犯法典便要受神的惩罚——的确，郑国京城不久就为火所焚毁了。这些法典部分适用于贵族，贵族在自律与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可以免除法典的规制；至于身属上流社会的刑犯，则被允许得以自裁。但后来，百姓抗议说他们也具自律能力，并祈求一位哈莫狄奥斯（Harmodius）或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iton） [7] 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于专制法律的暴虐。结果，这两股敌对的势力——习俗和法典，终于达到一种互补性的妥协，法典的适用范围仅及于举国重大的问题，而习俗则行于日常事务。然而人际事务概属些微琐事，于是习俗成为维系社会的纲架。

我们可以从《周礼》一书中查知前述各种典制的明确陈述。《周礼》相传为成王的叔父，也就是周朝的宰相周公所著。这部著作或疑其融浸有孔、孟的精神，因而有人认定它可能是周末而非周初的作品。《周礼》树立了2000年来中国人的政府概念：君王以“天子”和上帝尘世代理人的身份治理百姓，并因美德与虔敬而掌有权力；贵族半由天生、半由训练而能襄理国是；百姓以耕种为本，生活于族长制的家庭中，可享民权但不能干政；六部分掌君王的起居生活、百姓的福利与婚姻、宗教的仪式与占卜、战争的筹划与进行、正义的维护、公共设施的兴建。这几乎是一部理想的法典，很可能出自柏拉图类型的某一匿名人士之手，为已沾染权术的政治领袖所著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最完善的法制也根绝不了丑陋的恶行。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史乃妄作胡为与不时改革的混合史。财富虽然增加，但挥霍无度腐化了贵族，音乐家、凶杀犯、哲学家以及娼妓混杂于朝廷，聚集于洛阳京都。新王朝奠基后，夷狄常袭击骚扰边境。战争本为抵御的必需手段，很快变为攻杀的方法；它渐起于贵族竞屠百姓的博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首级。在此两百多年间，臣弑其君的事件，约有36起之多。故此酿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使圣贤之士大失所望。

当时的社会既然是这样地混乱，生活既然是这样地艰苦，其进步也就很缓慢。农民的播种与收获通常是为其封建领主，而少计及他自己。农民与其耕地本属封建领主所有，但这一王朝尚未终了之时，自耕农制就已兴起了。这个王朝——封建诸侯的松散联合——征用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利用广阔沟渠灌溉田地；官吏训导人民从事农业，栽培树木，更详细地督导丝织业。各地的捕鱼和制盐，皆为政府所独占。国内贸易兴盛于各乡镇，产生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现代化的舒适：穿的是皮靴，着的是丝绸，乘的是马和车，出游则必画舫；至于住的则是精致房屋，桌椅齐全；他们的盘、碟，多为上等的陶器；他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高过梭伦（Solon）时代的希腊，或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时代的罗马王朝。

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打乱了历史学家确立的通则。因为这混乱的时代树立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借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统治熔化于一炉，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在许许多多的乡镇里，诗人咏哦诗歌，陶工回转他们的转盘，创造家铸造精巧的器皿，文雅的作家把语言的特质发挥得无比美丽，巧辩家将其技巧传给热诚的学生，哲学家为世人的败俗和诸侯国的堕落而憔悴。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和语言更完美、更具特质的发展，但诗和哲学专属于这个时代，并形成中国思想的极盛时期。孔子以前的诗篇散失殆尽，遗留下来经孔子删定的多数诗篇收集在《诗经》中，其年代经历1000余年，起自商朝的古老作品，迄至相当毕达哥拉斯时代，是非常现代的诗篇。《诗经》共305首，有宗教的礼赞，有战争的苦痛，有征夫的乡思，有爱情的歌颂，有弃妇的幽怨……听，离乡背井、随时面临死亡的战士那无穷的哀伤：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萟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8]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9]

这个时代似乎属于中国的开化初期，但《诗经》充满了爱情诗篇。从这些古老诗篇中的一首，我们听到那青年永不停止的反抗之声，好像在说没有什么事物会比反抗更古老：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10]

·孔子之前的哲学家

哲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无疑，在每个时代中，人类的好奇心总是远超过人类的智慧，他们的理想总是为他们的行为高悬一个不可能企及的榜样。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我们便可以在一些断简残篇中，寻得鬻子所倡议的宗旨。这种宗旨在当时已陈腐不堪，但对一些文字贩子来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新颖的，因为这些文字贩子并不知道所有的荣耀总以苦楚结束。“去名者无忧”——没有历史的人才是快乐的人，这仍然是一个好忠告。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今天，中国不断地产生了许多哲学家。

如同印度是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圣地，中国乃为人道哲学之家。在中国所有的著作中，《易经》——形而上学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书籍，由此展开了中国思想史的记载。《易经》传为文王——周朝的开创者之一——在狱中所著，但本书的源起也可远溯至伏羲氏，这位传说中的帝王画制八卦——中国形而上学与自然因素、自然法则合而为一。每一卦包括3条横线，连续线代表阳，间断线则代表阴。在这神秘的二元论中，阳代表刚实、强健以及乾天（仁、爱、宽、生）；阴则代表虚灵、柔顺以及坤地（戾、恶、急、杀）。周文王成了不朽人物，但也伤尽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脑筋，因为他复合笔画符号，把连续线与间断线的可能组合，画为64卦。这些排列类万物之情，而与自然法则相辅相成。不但如此，所有的科学与历史皆包含在这些组合的交互变动中；所有的智慧皆蕴涵在64卦中，即诸卦代表诸概念；归结而言，所有的事物皆能简化为相互对应之宇宙的两大基本因素——阳与阴。中国人把《易经》当作占卜手册，并认为《易经》是他们最伟大的著作；据说，了解这些组合的人便能掌握自然法则。因此，传经义的孔子乃把《易经》列于一切著作之上，并希望“加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本奇特的著作，虽然合于中国灵魂的微妙神秘论，却与中国哲学的积极实用精神大不相同。追溯至我们能够探察的古中国时期，我们即可寻得许多哲学家，但这些先于老子时代的哲学家大都已逸名或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正如5、6世纪的印度、波斯、犹太及希腊，当时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百家争鸣，天才辈出；就像希腊，它也始于理性论者的“启蒙”。战乱时代开辟了布衣才俊上进之途，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求精于传授艺术之导师的需要。很快，这些民众导师发现神学的不可靠性、道德的相对性以及政府的不完善，并开始攻击旧制，各自企求各自的“乌托邦”，但多数为当局所杀，因当局发现杀戮比答复来得容易多了。据传说，孔子在鲁国为相时，曾诛一位乱政的官员，其理由乃为“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历史学家司马迁接受这个故事，但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否认之。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件真实的事。

在这些聪慧的反动者之间，最享盛名的即是邓析，在孔子幼年时，邓析为郑驷歂所杀。据《列子》，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他的敌对人士指责他今天证明了某件事，如果有合意的报酬，隔天便又证明极端相反的事件。对到衙门打官司的当事人，他一概予以竭诚的服务，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一位仇视他的中国历史学家谈及一则有关他的风趣故事：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邓析私造刑法——后来证实不太切合郑国的国情。郑国宰相为邓析非难政治的“县书”所激怒，遂下令禁止这种文章的张挂。因此，邓析遂亲自散发这些文章。这位宰相又禁止散发。于是，邓析把这些文章混在他物里，偷偷地送给读者。宰相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也无穷。后来，郑国处死了邓析，结束了这种纷争。

·老子

老子是孔子之前最伟大的哲学家，智慧高过邓析；他深知清静之智，年寿极永——虽不能考定其年岁多少，但享高寿则属无疑。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素恶政客的阴狠奸猾，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传说他活了87岁。老子留传后世的，只有他的姓名和他的书，可是此两者或许都不属于他，老子与《老子》仍然是无法揭晓的谜底。老子是一个描述词，其意义乃是“古博真人”；他的真实姓氏，据说是李——那就是说一棵李树。 [11] 很多人怀疑《老子》的真实性，学者更常引经据典争辩它的出处。 [12] 然而通常来说《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最重要的范本。据中国学者的意见，道家哲学远存于老子之前，总其大成于老子之后，并且蔚然成风演化为不少中国人的宗教。《道德经》出自何人的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它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它的确可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道者，道也：是自然之道，也是摄生之道；照字面的意义，即是道路。根究言之，道即是无思无虑；因为就道家来说，思想是非常无聊的东西，思想只适于辩论辞说，对生活却是害多于利；只有弃智绝巧，只有过淳朴自然的节制生活，才能寻得“道”。知识并非美德，教育普及，恶行反而增多；知识并非智慧，圣人与“知识”相去十万八千里。最恶劣的政体，莫过于哲君统治的政府，因为哲君为理论会“弄巧成拙”地破坏了自然程序，而他们那繁杂的识见和空泛的言论，正是无法至治的符号。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绝学无忧……

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智者必危害到国家，因为智者满脑子都是治丝益棼的法令制度。智者希冀建构一个几何学式的社会，却不知法令制度会灭绝生活自由与人生活力。淳朴无知的人从经验得知安乐与工作效率的获得，确实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人当权，为害必少，因为他知道法令是危险的事物，并且害多利少。这样的治者一定尽可能少管百姓；其治理国家必弃绝机巧和苛扰，而引导国家走向一个返璞归真的淳朴境界。在这种淳朴之中，生活必以无思自在的自然为依归，就是著书立言，也因其是纷扰自然的方法而要舍弃在一旁。人民自发的经济动力（食与性），在无政府法令的妨碍下，必会朴实且有益地推动生命的机能。在这种社会中，绝少发明物，因为发明物仅能增加富人的财富与强者的权势；在这种社会中，绝无书籍、律师、工业，而仅有农村买卖。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企求的是什么？如同卢梭，老子反对人为的一切事物，截然划分文明和自然，这正是“现代思想”异口同声所讲求的。自然即是自然活动，天地万物的无声周行，如春夏秋冬的轮序，日月星辰的运行。道，周行且表现在溪流、岩石及星辰等万物中；它是公正的、非人的及理性的万物法则，假使人要过幸福和平的生活，则其行为必须顺从自然之道。万物的法则是道（宇宙之道），行为的法则也是道（生活之道），根究而言，这两种道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生的本质因而是自然的节奏之一。在宇宙之道中，自然的法则汇合为一而构成斯宾诺沙所谓整个真实的“本质”；在其中，所有的自然形式和种类都能寻得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各种差异与矛盾合而为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种种殊相都化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

老子认为在远古之时，人与其生活皆源自大自然，因而是朴实且安乐的，并且整个世界也是和谐快乐的。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失落殆尽，人们离弃了田野而涌向城市，并且开始著书写作；从此以后，人类遂陷于悲惨的境地，惹得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感伤不已。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都市的复杂，远离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自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这种无知无虑的满足是人类能够寻得的唯一的长久快乐，此种满足之秘，就在于斯多葛学派所谓的顺从自然，即弃绝所有的人为与智慧，而在本能和感受上虔诚地接受自然的命令，谦下地模仿自然的无息方式。也许再也没有比下述诸言更睿智了：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在每一个领域中，无为（不去强加干涉万物的自然程序）便是识见高远的标志。假使国家秩序大坏，最适当的匡正方法便是不去改革，而使个人生活有序地运行；假使遭遇抗力，最适宜的方针便是不去争辩、争斗或发动战事，而要谦逊，并要软弱、宽容，如此方能制胜；消极常比积极更能获胜。老子曾以几乎和基督相同的声调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柔之胜刚。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13]

在老子所有的观念中，就以这种哲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只论哲人（sage）不谈圣者（saint）以及讲智多于言善，正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并非虔敬的献身，而是熟思与恬静的心灵。因此，虽适于身居高位，但最好隐归田园，返于朴实清静。清静是智慧的起点，而智慧不能口传，只能靠楷模与经验的启发顿悟而传递，所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识见高远的人都是谦下柔顺的，年届半百时 [14] 必能发现知识的相对性，得知智慧的缺点；假使他知道得比他人多，他将深藏若虚；“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他所同意的，是无知的人，而非学养渊博的人，但他并不因之而吃亏，或为“生手”的矛盾本能所苦。他不重视富贵，而将七情六欲禁绝到几乎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我们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与卢梭论点相对应的观念，他们两人可说是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只是日期先后有别而已。类似的哲学之所以有周期性的重现，乃因在每个世代中，总有人疲于斗争，倦于竞奇，烦于复杂，并且厌恶城市生活，所以，农村情趣的描绘，理想色彩总是很浓；田园诗的抒发，必定要有长久的城市背景。“自然”或有助于伦理，或有益于神学；它较适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说，但不适于老子与基督那不加计较的亲切人情。假使某人皈依自然，顺从自然而为，则他残杀吞噬敌人的可能性要超过履行他自己的哲学，并且一定绝少谦下与清静的机会。性喜田猎的人，不利于辛劳的耕种；农业正如工业一样也是“非自然的”——但在这种哲学中，顺从自然有医疗的效用；当我们的“火焰”低落时，也许我们将在其中看到智慧，并且在宁静的群山和广阔的田野中，求得诊治的安宁。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一下子趋向伏尔泰，一下子趋向卢梭，一下子趋向孔子，一下子趋向老子，一下子趋向苏格拉底，一下子趋向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的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分地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后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维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哲学对孔子的刺激程度。当孔子34岁时，来到周室的首都——洛阳，问礼于老子。 [15] 据说，老子严厉且意味深长地简答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16]

这位中国历史学家说孔子立刻感知这些话的真意，非但不动怒，反而在归途中向他的门人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然后，孔子开始履行他的任务，并且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孔子

·致用求治的圣人

孔夫子——至圣先师，鲁国人，公元前551年生于现今山东省曲阜。在中国的传奇中，孔子的年轻母亲生孔子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据说，他的母亲祷于尼丘而得孔子，当他的母亲在洞穴产下他时，神龙护卫在旁，女神更把香气散满空中。听说他生具龙背、牛唇和阔口。中国系谱家告诉我们，孔子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命中注定为孔氏家族的祖先，其家族一直繁衍到今天。百年前，他的子孙约有1.1万名；他的出生地几乎全住着孔姓家族——其中之一曾担任中国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

当孔子降生时，他的父亲已经70岁，3年后便去世了。年幼失怙的孔子，每当课余的时候，便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老成持重正是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如此，他仍然有闲暇而能精于射艺与音乐。尤其是音乐，更是沉溺喜爱，有一次，他在齐国听到了盛美的韶乐后，竟然从此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叹。他并不同意尼采所谓“哲学与婚姻不能并存”的主张，19岁娶妻，23岁出妻，以后似乎一直未再结婚。

22岁时，孔子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把他的家当作教室，收取适度的报酬，不论多寡，只要门徒自行奉上的即可。孔子以诗、历史及礼节教导学生。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同苏格拉底，他述而不作。我们所以得知他的思想主要经由他的门人弟子之不可靠的零散记载而来。他为哲学家立了一个楷模——不攻击其他的思想家，且不花费时间于无意义的辩驳上。他不教导学生很严谨的逻辑方法，却小心地指出门人的谬误而使他们的心智得以敏锐，同时，严格地要求他们心思敏捷。所以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相信唯有上智与下愚不能从教导中获得助益，并且人格与心智若不能平衡发展，就无法真实地研究人道哲学。所以他说：“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起初，他只有少数几个门徒，后来，列国人都知道他的“牛唇阔口”之外，另有渊博的学识与一颗仁慈的心，因此最后他能夸称门下弟子为数共有3000人，并且多数身居列国的权要高位。大约有70名学生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有如印度的新教徒与其教主朝夕共处一样，师生之间产生相当真挚的感情，因此，当孔子遇难或受谤时，其门人也常忠告劝导。虽然孔子对待门徒很严格，但他爱他们甚于自己的儿子。当颜渊死时，孔子悲痛异常，若天丧自己。当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懒散的学者躲避孔子，或者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对于自放于礼法之外的懒人，他不是以杖击，就是以口诛。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平日闲居在家，他也一丝不苟，出门时，便如见大宾。他以诗、历史、礼仪及哲学教导学生。中国画家绘画孔子晚年的肖像，把孔子描绘成秃头、倔强的老人，表情严肃，毫无幽默感，更少温柔，但有敏锐的美的感受性。一位乐师描述孔子中年时的模样（《孔丛子》）：

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据传说，他有49个显著的特征。当他周游列国时，有一次，一件偶发事件使得他与跟随的门徒分开离散，由于一位旅行者的描述，门徒很快地寻找到他。旅行者述说他看见一个相貌怪异的人，“纍纍若丧家之狗”，当门人把这些话从实转告孔子时，他欣然而笑说：“然哉！然哉！”

孔子是旧式的教师，相信师生距离的保持乃是教授法所不可或缺的。究实而言，假使不“正”，他就不算什么了，礼节的规范是他的“食肉”与“饮料”。他尝试制衡本能的自然享乐主义与谨严的禁欲主义。有时他似乎太耽于自我评估。他温和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通过这些话，他谦逊地表示出他的伟大。他的弟子告诉我们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自认是个传述者，而非创作家，并且声称他仅取法尧、舜的榜样，勉力仿效。他极需名位，但他不愿不依正道来获取或保有；他一再地拒绝不正的列国所给予的高位。他劝门人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在他的学生之中，有一位是鲁大夫孟釐的儿子，通过他们的关系，孔子被引见给洛阳的周王室。但他对官爵并不热衷，就我们所知，他主要去求见垂死的老子。回到鲁国时，孔子发现鲁国秩序大坏，争乱不已，因此，他和几个门徒离开鲁国，去到隔邻的齐国。在跋涉荒凉的崇山峻岭途中，他们很惊奇地发现一位老妇人痛哭于墓旁。孔子叫子路去问妇人何以如此悲伤。她回答说：“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当孔子问她为何老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时，她答说：“无苛政。”孔子于是对门人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齐景公召见孔子，并且称赞孔子关于善政问题的答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但孔子不愿平白接受俸禄，拒绝了。景公打算聘请孔子为处理国事的顾问，但宰相晏婴劝阻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今孔子盛容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孔子在齐国不得志，只好回到鲁国教授门徒，15年后才出来从政治国。

公元前6世纪之初，孔子的机会来临了，他被任命为中都宰。根据中国的传说，在孔子的治理下，中都城的百姓都变得诚实起来，以至于道不拾遗。后来，鲁定公提升孔子为司空，孔子乃别五土之性，并改进农业。不久，擢升为大司寇。据说，孔子就任后，设法律而不用，全国无奸民。中国史籍这样记载：“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这些记载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它总是完美得令人受不了。无疑，反抗孔子的人将深藏不露，而给孔子设了陷阱。历史学家告诉说，邻国很嫉妒鲁国，害怕鲁国日渐强大。齐国一位多智谋的大臣提出一个策略以离间鲁定公与孔子。于是，齐景公选一群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的骏马送给鲁定公。定公非常欢喜，沉迷其中，不理孔子的忠告，渐渐疏远大臣，不问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很不情愿地离开鲁国，开始过着13年的游历生活。 [17] 后来，他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诚然，那是人类最该受谴责的本性：美德与美色常无法兼顾。

孔子与其少数的忠实门徒不再受到鲁国的欢迎，从一国游历到一国，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则饱受惊险与匮乏。有两次，受到恶棍的攻击；有一次，绝了粮，以致子路愠怒地说：“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欲把国政委托孔子，但孔子不苟同卫灵公的政策，遂拒绝。有一次，当孔子师生一群经过齐国时，途中遇到两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如同老子，隐归田园，不再过问政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其中之一认得孔子，责备子路跟随孔子，这位隐士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对这个指责怅然若失，深思良久，但他仍然希望有一个国君会给他一个改正天下无道使人民获得安宁的机会。

最后，当孔子69岁时，季康子执掌鲁国政柄，遣派3个官吏来探望孔子，送来适当的礼物，并邀请他回到鲁国。孔子在有生的最后5年中，过着淳朴尊荣的生活，鲁国的主政者虽常就教于孔子，但孔子聪明地隐退于著述中，献身于经书的考订和撰写鲁国的历史。当叶公向子路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知道后，便对子路说：“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以诗与哲学安慰他的孤寂，并对他的本能与他的理性能相互一致感到高兴。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死于72岁。有一天清晨，孔子负手曳杖而唱一首悲惨的歌：

太山其坏乎，

梁柱其摧乎，

哲人其萎乎。

当子贡来探望孔子时，他说：“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7日后就逝世了。门人厚葬孔子，表示出他们深厚的感情，并在墓旁搭建茅屋守丧3年，悲痛得像死了父亲。3年后，所有的弟子都离去了，只有最敬爱孔子的子贡哀悼于墓旁，又守了3年丧。

·“四书五经”

孔子留下了五本大书，是他亲自撰写或编订的，那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经”。第一部书是他所订的《礼记》，他坚信这些古时的礼节规范有助于性格的成熟与塑造，并且足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安宁。第二部书是他所序的《易经》，《易经》乃是中国对那暧昧不明的玄学所作的最伟大贡献，孔子自己很小心地避免谈论到它。第三部书是他所删订的《诗经》，为了阐释人类生活的性质，并叙述道德的规范。第四部书是他所作的《春秋》，简洁地记述鲁国的大事。第五部书是他所授的《尚书》，记载上代以来的各种传奇，其时中国有几分统一帝国的味道，并且孔子认为当时的领袖都是英雄与无私的文明人。假使我们以严谨客观的眼光来评估孔子的各种著述，那实在有欠公平；孔子是人师，是年轻人的塑造者，其目的在于激励门徒，而不在于履行历史学家的功能，因此，他所精选叙述的事件，感化的成分重于醒觉的因素。在各种记载中，他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故事与辞藻，其用意也在于宣扬道德，赞赏智慧。然而即使孔子把上古太理想化了，他所做的也赶不上我们西方对那点古史所渲染的程度；在不到一二百年非信史的时间内，我们许多的先祖都一个个地变成了智者圣人，在1000年间，当然会有德化光四表的尧舜了。

“五经”之外，再加上“四书”，便是“四书五经”，共为九大经典。“四书”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是《论语》，经理雅各博士译为《孔子语录》而闻名于英语世界。这部书并非孔子撰写的，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在孔子死后十几年内，门人编辑论纂而成。《论语》实在是探究孔子哲学最可靠的向导。在“四书五经”中，最发人深省者，莫过于“四书”的第二部——《大学》。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兼编纂者朱熹汇定《大学》，认为就中多数章节出自孔子，某些章节则为曾参所记。 [18] 1世纪时的学者贾逵把它归属于孔子之孙孔伋的著作。 [19] 今日心存疑问的学者则认定《大学》的作者不详。“四书”的第三部即是《中庸》，学者通常认为是孔伋所作。“四书”中最后的一部书即是《孟子》，词锋宏畅，我们很快就要讨论到它。我们把《孟子》列于经典著作之末，并不意味中国经典时期到此终结。还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与守旧的杰作（孔子哲学）相互抗衡呢。

·孔子的不可知论

让我们就这个道理平心而论，当我们活了50岁后，就会采取这种人生观，就我们所知，这种人生观可能要比我们年轻时代的诗歌还要睿智得宜。假使我们是异端或是年轻人，但想开导我们的一知半解，就必须融入这种哲学之中。

我们从孔子的学说中寻找不出一个哲学“体系”——一个为某观念所统摄的前后一贯的逻辑架构、形而上学、伦理学及政治学（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一样，每块砖都刻有治者之名）。孔子教导学生推论的方法，并不经由各种推理法则或三段论法，只是借着他的敏锐心智，不断地观察学生的看法；因此，当门下弟子离开孔子后，对于理则学或将一无所知，但思路非常敏捷且都能提纲挈领，把握住要点。思想表白以达意而止，不以富丽而工，更不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说，此实为孔子的首要课程，所以说：“辞，达而已矣！”——一般哲学论著常未记取这个教训。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他看来，思想的混淆与言辞的诡巧，都是国家的灾祸。在一个国家中，要是君不尽君道，则不称之为君；臣不尽臣道，则不称之为臣；父不尽父道，则不称之为父；子不尽子道，则不称之为子——如此，才能端正君臣父子之道，才可消弭名不当实之祸。因此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很叫学生惊讶：“必也正名乎！”

孔子最关注的乃是把他的哲理运用到行为与政治上，因此他避开形而上学，并且训示门徒不要费心于怪异与天理之事。虽然他时常提及“天”与祷告，且劝导门人恪遵祖先祭祀的礼仪和国家的祭典，但他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对神学问题，一概采消极态度。因此，现代评论家都称他为不可知论者。当子贡问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时，孔子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当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当樊迟问智，孔子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更有进者，他的门人告诉我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无疑，其门人弟子常困扰于这种务实的哲学，并渴望孔子为他们解答鬼神造化之秘。《列子》有一则故事，孩童讥笑孔子无力回答一个问题：太阳是在黎明看起来大时，还是在中午热时接近地球呢？ [20]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唯一的形而上学乃是探求所有现象的一统，以及努力寻觅行为法则和自然规律之间的稳定和谐。因此他向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说：“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一理浑然，泛应曲当，这正是哲学的本质。

孔子最关心道德问题。在他看来，时代的紊乱其实就是道德的紊乱。当时社会之所以分崩离析，就在于远古信仰的式微和诡辩怀疑论的充斥，以至于是非不明，使人无从取舍。匡正之方，不在于恢复过去的信仰，而在于热诚地探求更完整的知识，以及重建一种根植于有序家庭生活的道德。孔子的方案，扼要且有力地表达在著名的《大学》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正是孔子哲学的主旨与本质。我们或可忘记孔子与其门人所有的语汇，但生活依然会深受这些“事物之本质”的影响、引导。孔子以为列国之所以争战不休，就是因为列国的政治不上轨道；列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就是因为由家庭而来的伦理法则未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家庭之所以混乱离散而不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就是因为人们忘了如果他们不修治自身，便不能整齐家庭；人们之所以不修治自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并非真实无妄——那就是说，他们并未洁净他们自己纵欲的灵魂；他们的心意之所以不能无妄，就是因为不诚意，做事殊少公平真实，徒知隐藏自己的本性，而不知显示自己的天性；他们之所以不诚意，就是因为他们让欲念扭曲事实并妄下断语，而不先客观地探查周遭的事物，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至最高点。让人们的意念真诚，而后才有洁净之心；让人们的心洁净，他们就会修治自身；让人们修治自身，他们的家庭自然就会整齐——不靠道德的说教或是感情的惩罚，而借自身榜样的默思功夫；让家庭用知识、诚意、楷模来整洁，如此，自发自生出的社会秩序，将很容易地导致仁政的政府；让国家保持内部的正义与安宁，那么天下将是和平幸福的乐土——这是一个完美的远景，但忽略人本是捕食的动物。然而，如同基督教，它给我们一个可追求的目标与一条可攀登的阶梯，这正是哲学可贵的主题。

·君子之道

因此，智慧始于家，而一个有素养的家庭成员，便是社会的基础。孔子与歌德均认为自我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子路问“君子之道”，孔子说：“修己以敬。”从孔子与其门徒的对话，我们发现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个哲圣兼备的圣人。孔子心目中的这个“超人”，是兼备苏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稣的“仁”，这个三达德的完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不仅是个智者、学者，还是个德智兼备的人。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智，是能用之于世，始能谓之智。

诚是性的根本。孔子说：“君子胡不慥慥尔？”又说：“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但孔子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寡言，言而必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言行中肯”；“君子中庸”；“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21]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22] 孔子完全接受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然而他所订定的金科玉律早于犹太贤哲希勒尔（Hillel）400年，早于耶稣500年。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孔子曾再三反复阐述，并把它归于一个“恕”字。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道：“其恕乎。”他不像老子，他不希望以德报怨。有一次，他的门下曾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答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君子的本性，富有恻隐之心。他不因他人的成就而愤懑；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为邻人有过，我们皆应分担。君子非礼勿言。君子对人有礼友爱，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居上不骄，为下不卑。君子之风，在于一“重”字，因为不重则不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巧言、令色、足恭，君子之敏于行，因为敏则有功……这就是君子高贵的缘由。君子对其亲友，因持之以礼，但对其子，则不过分亲昵私爱。孔子对于君子，下了一个结论——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大思想家（Megalopsychos或Great-Minded Man）极为相同——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教，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的政治学

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齐家治国。社会必须建立在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的这种服从律上，假如这一条律例被破坏则乱起。只有道德律高于服从律，所以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上也说：“父母有舛，子应谏之；君命有舛，臣应谏之。”这就是孟子认为人民有神圣的革命权利的理论根基。

孔子并不欣赏革命家，也许他认为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同是血肉之躯。但是，在《诗经》上，有这样的几句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所以，人民才是政治主权的真正和根本的来源。任何一个政府，若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则迟早要灭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如做人，在于诚正。因此，为政者必先身正，为民模范，故“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为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之道首在以身作则，其次为法度。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中庸》亦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君子为政，为了要使天下太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准，应该避免哪些事呢？第一，尽量避免与外邦发生关系，并尽力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免于卷入战争的旋涡。第二，尽量减少王室宫廷的奢华，把财富均分于天下，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第三，尽量少用刑罚，多多教诲民众，因为“君子有教无类，则人皆可以复于善”。第四，对于平庸的人，不必教以高深学问，但必须授予礼乐。《礼记》上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生民之道，乐为上焉。” [23]

善良风俗一事，也是政府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习俗败坏，则国亦败坏。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它对促使人成为彬彬有礼之士亦有助益；我们的行为正显示我们自己。《礼记》说在政治上，礼节可作为人民防恶之堤；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今天我们好似听到了孔子严斥的回音，道出他在“四书五经”中所说的那些话，在往昔他的话被镌刻在石头上奉为金科玉律，然而现在遭到了亵渎和遗弃。

但是，孔子也有他的“乌托邦”和梦想，他有时对那些因失去了大道而被罢黜的君王表示怜悯，对那些为了从废墟中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从事革命的人表示同情。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影响

孔子之道，虽然是在他死后才大行，但那种成功是完美的。他那日常生活及政治上的哲学，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他所坚持的哲学被实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因为士并不安于其为士，在孔子死后几百年里，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孜孜不倦地奉孔子的学说为教条，并创立儒家学派使它成为这个大帝国中最具影响力的集团。孔子的学说由其弟子传授，全国到处都是孔子的学派。孔子的学说由孟子加以发扬，并代代由其门徒加以修订发扬。这些学派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中心，在几千年的政治腐败中，它们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这恰似西方的修道士在罗马帝国没落之后的黑暗时代里，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的文化和社会的典章制度。

此时，法家亦兴起，曾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图争一席的领导地位，这一派曾影响了国家的政策。法家认为，政府要完全依赖贤能的官吏和善良的人民，实在是相当冒险；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些理想原则的君王实在很少。法家坚信，只有法律，才能治国，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主张，法律必须要强制实施，直至使法律变为社会的一种自然力量，使人民自然而然地遵守，直到无须强迫时为止。人民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他们必须要在专制的统治下，才会表现得很好。甚至商贾之流，也不见得聪明到哪里，他们为了追求财富，而往往损害国家的利益。有些法家认为，国家采行资本社会化、商业专卖化、防止物价操纵及财富的集中等措施，也许要比较好。这些学说曾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时地出现过。

但最后，还是孔子的学说胜出了。虽然，秦始皇擢用法家李斯为其宰相，命令焚书坑儒，下令将史书、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著作，一律焚毁，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同时严禁私学，学法令须以吏为师，以消灭孔子的思想学说。但文学比刀剑更有力，秦始皇要求烧焚孔子的这些“四书五经”，反而变得更神圣、更珍贵，那些为了要保存“四书五经”而壮烈牺牲的士大夫，变成了受人景仰的烈士。

秦朝仅短短地延续了15年，汉武帝崇尚儒学，立“五经”博士，又置博士弟子员，由博士授之以经，并劝以官禄；武帝更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发扬孔子学说。武帝并令立祠以纪念孔子；将“四书五经”镌刻在石上，孔教变成了国教。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自然虚无之说，玄学成了学术的重心。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遂使孔学失色不少，直至唐朝，孔教始再抬头，唐太宗下令建立孔庙，在全国各州县置学，讲授孔学。宋朝以理学为主，理学系由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而成。孔子的思想传到了海外，尤深深影响了日本哲学的发展。从汉到清，孔子的学说主宰中国达2000年之久。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沁于人之心中，使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庄严奥妙的感受。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遂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知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倒，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除了儒家之外，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才能影响中国人。一如过去，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到混乱而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条这剂药方更好的了。

但是，孔学并不是万灵药。它对于抑制混乱和衰弱很有效，但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它是个桎梏，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得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永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地束缚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地受到拘束。它使妇女一味因循，贬低了自己。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都归咎于孔子，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要考虑到2000年后的事。我们对思想家的要求是，期望他能引领我们走上认识的道路，在这方面，有几个人能胜过孔子呢？在今天，在知识的广增和环境的变迁下，当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时，我们愈感书中字字句句的珍贵，我们甚至感觉孔子是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地指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忘了他那些陈腐的话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调，而使我们也同意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孔子的赞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

孔子之后的200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有些人，像惠施和公孙龙，发现了哲学的乐趣，专攻逻辑学，并发明了一套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那样繁杂而又精细的辩论哲学。哲学家都聚集在洛阳，就如同当时希腊的哲学家聚集于贝拿勒斯和雅典。他们在这个中国的首都里，享受着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正如希腊的哲学家使得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些诡辩家又叫纵横家，他们教人诡辩的方法。集在洛阳的有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孟子，老子最伟大的追随人庄子，性恶说的倡导者荀子，以及兼爱论的墨翟。

·墨子——利他主义者

反对墨家的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与孔子一样，同是鲁国人。他生时正当孔门正盛的时候。他反对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切实际，他主张兼爱。他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之一。他用三表法来说明逻辑的问题。他所谓的三表是：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根据这个论证法，墨子证明鬼神的存在。他最反对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墨子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样，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赌注：假如我们祭祖，祖先地下有知应验，那我们必可得福；假如祖先地下无知，无感于我们的奉献，那么这种丧礼祭礼，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聚集亲友邻居，来一同享受这些祭品和美酒的好机会”。

墨子主张兼爱，认为兼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天下兼相爱则治。无疑，这就是一个“乌托邦”了。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自私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从小孩子的贪婪到一个帝国的征服，都是起于自私。一般人皆认为偷一只猪，就必要受到责备和惩罚，但侵略和篡夺一个王国，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其子孙的楷模。墨子对于这点感到极为惊异。以这个和平主义的论点，墨子更严厉地批评时政。他的这一主张，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论调，震撼了政府当局。那时公输般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用他所主张的兼爱和非攻的道理，说服了公输般。公输般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得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

孔子的弟子和洛阳的政治家，认为墨子的这些论调实在好笑。但毕竟也有拥护墨学的人，200年间，他的这些主张成了和平主义的墨教了。墨子的两位信徒宋鉼和公孙龙，大力发扬墨子和平主义学说。当时最伟大的批评家韩非则极力批评墨学，他认为除非人类真正地产生了兼爱的翅膀，否则战争将继续是国家的仲裁人。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后，墨学亦随儒学遭到了厄运。然而不同的是，墨学遭此大难就一蹶不振，不复再生了。

·杨朱——自利主义者

同时，又有一股反动的学说极力地表现于中国人的身上。杨朱似是而非地宣称，人生是充满着痛苦，因此，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享乐。关于杨朱，我们仅能从他的对手的口中略知一二。杨朱认为世间无神，也没有来世。人类得任由自然力来摆布，使得人类没有选择祖先和改变本性的权利。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命运。只有聪明的人，才不会被孔子的那套道德、声誉及墨子的兼爱所愚。杨朱认为，道德只是一种聪明人愚弄凡夫俗子的手段；兼爱是一种诱骗不懂得形成生活律法是由于天下的敌对这个道理的小孩子的手段；声誉是一种死后才有的、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去追求，而又享受不到。在人生中，好人与坏人同样地受苦，但坏人似乎要比好人更懂得享受。诚如孔子所说的，古代最聪明的人并不是道德家和君王，而那些立法的人和哲学家的运气还比不上那些懂得享乐的人，因为他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快乐中。的确，坏人有时会留下恶名，但这与他那快乐的肉体根本无关。杨朱认为好人与坏人的命运是：

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公孔子，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

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

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

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

这与孔子的立论有很大的差异，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谁是反动分子，谁是最受尊敬的中国思想家，谁几乎吞噬了所有被遗忘的人。时间也许会证明。假如人人心存杨朱的想法，那么人类将无以自存。对于杨朱，唯一的解答是，假如在予和取、持己和忍受的道德规范上，无法与他人合作，那么社会就无法存在；社会不存在，就谈不上发展个人；我们的生活必须依着这些规范来维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社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之所以分崩，一部分是由于利己主义传播的关系。英国的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 [24] 认为，这时恰恰体现了孟子的价值，他大声疾呼反对杨朱的享乐主义和墨子的理想主义：

杨朱、墨子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

·孟子——君王的良师

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原名叫孟轲，后来鲁国君王为尊称他，而称之为孟子。受过拉丁文训练的欧洲学者，把孟子翻译成 Mencius，这与他们把孔夫子翻译成 Confucius 一样。

关于孟子的母亲，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关于孟母的故事，这使得孟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模范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一迁是因为他们住于坟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殡葬者埋葬的行为；二迁是因为住于屠宰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屠夫杀生的行为；三迁是因为住于市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商贾欺骗的行为。最后，他们迁到学校附近，孟母才满意了。当孟子不专心向学时，孟母就故意在他面前把线梭弄断，孟子便问她，为什么这样地不小心，孟母就解释给他听，说这是故意模仿他的那份粗心和缺乏努力向上学习的意志。自此，孟子变成一位很勤勉的学生，并竭力抵抗与其夫人离婚的引诱。他自成一学派，收容许多弟子，接受各国君王的邀请前往论政。孟子曾因孟母年纪已大，而不愿远离，但孟母说了一大段话，勉励他出国：

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矣，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孟子走了，因为教诲便是统治的一部分，刚教完了一国，又发现他国也需要他的教诲。孟子像伏尔泰一样，比较喜欢君主专制，而不喜欢民主宪政，因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则须教育全国人民；而实施君主专制，只需要教育君王一个即可。改正君王思想错误的所在，只要君王改正过来，则国可治矣！孟子首先到齐国，企图改正齐宣王。齐宣王曾给了他一个位尊的官职，但孟子拒不接受俸禄。但不久，孟子发现齐宣王不肯接受他的政治学说，于是孟子转到滕国。滕文公深受影响，变得极为虔诚，却是个不知灵活运用的傻君王。孟子心灰，再回到齐国，为了要证明他的智慧和见识又增长了不少，他接受了齐宣王赐给他的一个厚位。几年之后，孟母去世了。孟子极为铺张地办了这桩丧事，他的门下弟子大感惊骇，孟子对其弟子说，这只是表示他对母亲的孝敬而已。又过了几年，齐宣王发动战争，他不满于孟子那种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论调，而把孟子解了官。孟子听说宋襄公很欣赏他的学说，于是他便到宋国见宋襄公，但他发现他所听到的实在是虚言。每个君王都有许多的借口，不愿接受孟子的规劝。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扬威天下。”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富甲天下。”孟子不再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他把他晚年的精力全部用在教诲学生和记述他与当时各国君王的对话。虽然我们无法评定他的著述与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25] 相较，要高明在哪里。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孟子》一书是他自己作的，还是他的学生记的，也许都不是或都是，但我们敢说《孟子》一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孟子的言教，如孔子那样隽永。在《孟子》七篇当中，谈的尽是道德和政治的哲理，而不似老子，所言尽是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孟子感兴趣的是如何来追求美好的人生，建立王道的政治。他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认定人性本善。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因此，他主张应由哲学家来当政，要不然君王必须有哲学家的修养：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

贤明的君王不应与他国交战，而应与大家的共同敌人——贫穷——相抗衡，因为贫穷和愚昧才是罪恶和混乱的根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这是孟子对于社会动乱的基本看法。所以，政府应当替人民的福利着想，使他们对上足以侍奉父母，对下足以蓄妻子；并应规划经济的措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全国实施义务教育，为发展文明之首要根基。完善的教育要比美好的法律，容易赢得民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当我们了解孟子因他的激进主义而遭到各国君王的反对，因他的保守主义而遭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耻笑时，我们知道我们文明时代所存有的政治、态度以及解决之道这些问题早就已存在了。当楚人许行举起贫民阶级独裁的大旗，疾呼农工阶级治国的宏论，许多“有识之士”相率呼应之时，孟子讥讽这种新说，力主应由饱学之士主政。但是孟子谴责人类怀有利益的动机的说法，他指责宋企图以利益的得失来说服秦楚两国不要交兵：

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论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承认有革命的权利，而且他还当君王的面表示赞成。他指斥战争是一项罪恶，他对于那些崇拜战争英雄的人，这样谴责：“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并有“善战者，服上刑”的说法。）孟子又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宫廷生活的奢华，并严斥君王只会养肥自己家的猎犬，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有位君王曾向孟子诉苦，说他无法防止饥荒，孟子告诉他应当让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不但有权利驱逐君王，而且甚至随时可以杀掉他：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论说，孟子的这种革命说已为中国的君王和百姓所承认，他们认为一个君王要是丧失了民心，就等于丧失了天意，因而可以推翻。明太祖看了孟子与齐宣王的这一段谈话之后，非常气愤，下令把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降下来——孟子的牌位是在1084年由当时的君王正式训令颁赐的。但不到一年，孟子的牌位又恢复了。直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时，孟子一直是中国的一位英雄，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中，其影响力和地位仅次于孔子。而孔子也正因为有孟子和朱熹这两大门徒，才使得儒学在中国居于领导地位达2000年之久。

·荀子——现实主义者

孟子的哲学有许多缺点，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曾把这些缺点暴露出来。人性本善吗？而人之走向罪恶，只是由不良的教育所促成的吗？或者人之本性应负社会之所以败坏的责任吗？关于这个问题，革新派和保守派一直争论不休。教育是不是灭绝罪恶、增长道德和引人走向乌托邦呢？哲学家适于当政吗？或者他们的学说反而使他们所寻求的症结更恶化了呢？攻击孟子最力、最使孟子头痛的是一位曾任兰陵令的哲学家荀子。荀子生卒年代很难断定，大约是在公元前235年去世，享年70。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甚至尧舜当其诞生之际亦有蛮夷之性。

下面荀子的一段话，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离，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人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荀子与屠格涅夫一样，认为自然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原始的资源，我们应善加开发利用。他认为人性虽恶，但由教育陶冶，可达圣贤的领域。荀子也是位诗人，看看下面这一首诗，培根简直要黯然失色了：

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

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

·庄子——理想主义者

归返自然，并不是消极。这位自然的代言人庄子，是当时文笔最优美的哲学家。庄子喜爱自然，他的哲学充满着卢梭对自然那份诗般的感受，以及伏尔泰那份讥刺的机智。到现在，谁可以想象庄子忘了自己，“而形容一个长有甲状腺肿的人像一个陶制的瓶子呢？”庄子不但是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

庄子，宋国蒙县人。《史记》说他曾做过蒙县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看起来和孟子是同时了。但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没提到有关孟子的事；也许是他们彼此相敬爱，而不便批评对方。《史记》又说，庄子曾两度拒绝做官。楚威王慕他的盛名，命使者厚币迎之，许之以宰相，但他笑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独不见郊祀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之所羁。”庄子在濮水垂钓，楚王派遣了两位大夫来看望他，说：“要将楚国的政事来麻烦你啦！”庄子握住钓竿看都不看。

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在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对于政府的看法，与他的祖师老子一样。他喜欢指出君王和盗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假如能略为不太矜持于他本身的角色，那么他应会发现他自己是在担当着治理国家的责任。他的正确的治国之道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自由地组织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理天下也！”（宥使自在则治）庄子认为尧舜以前盛世时代，并没有政府；自尧舜设立起政府制度以来，夺去了人民盛世时代所享的快乐，庄子认为尧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而不应受到这般的尊崇。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庄子认为，聪明的人一见到这个国家有了政府，就应立即拔腿而跑，并尽可能地远离哲学家和君王这两种人。他应当去追求山林的和平与静谧，不让诡计和杂念来困扰，把整个身子浸渍于追求神圣的“道”中。大道无名可称，不能诉之于言语，也不能形之于思想，只想从心灵中体会出来。应该反对使用机械，因为有了机械，便有机械的事情；有机械的事情，便有机械的心理；胸中有了机械心理，便不能具有完整的朴实洁白；没有完备的朴实洁白，精神便不能安定；精神不能安定，便得不到安宁。他应不据有财产，金钱对他是无用的，他应让金藏于高山，珠藏于深渊。“合万物为一体，当死生而无变。”

庄子的中心思想，近似半传奇的老子的思想，庄子认为老子思想要比孔子的更为深奥。庄子的思想亦富有神秘性。因与释迦和《奥义书》的教义极为相似，我们简直要怀疑印度的玄学是不是要比历史记载的早400年就已传入中国了。诚然，庄子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宿命论者、决定论者和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能否定了他是一位富有怀疑的圣人，一位热衷追求“道”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可从下面他说的这些话看出：

罔两问景曰 [26]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庄子又曰：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庄子所怀疑的这些问题，由自然事物所引起者少，由我们思维能力的所限制者多。因此，要以有限的思维去理解那充满着矛盾、信仰和迷惑的宇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企图以有限的部分解释无限的全部，实在是过分地大胆，唯一行得通的是以宇宙所引起的幽默来解释宇宙。因为幽默像哲学一样，它只是整体中一部分，所以宇宙和幽默缺一不可。庄子说，并不是智者就能了解那万事万物的终极或任何深奥的事务，比如一个婴孩的成长。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为了要了解“道”，必须要严格地压抑使用那智识，道不能够听到，不能够看见，不能够讲说，只能以内心去证悟，所以我们应该摒弃一切理论学说，而以亲身去感悟。教育对于悟道是无所助益的，浸渍于那大自然之流，才是唯一的法门。

何谓“道”？它在宇宙四合之下，生于天地之前，成长在上方之际。在“道”之中，没有矛盾，没有贵贱，没有敌对。从“道”的观点来说，也没有善恶、黑白、美丑、大小之别。 [27] 庄子说：“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万物变化无穷，万物都逃不过进化的过程：

种有幾，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龟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舃；陵舃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庄子上面这段话，虽然不似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地使人易于了解，但其论说是有相当的价值的。

在这个永无间歇的进化过程中，人可能会进化成另一个样子，现在我们人的形态只是暂时性的，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也许这是真实的。庄子说：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因此，死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改变而已，也许它会变得更好。庄子说：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犂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物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当庄子快要作古的时候，他的弟子准备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但庄子不要他们这样做。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如此？”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说：“在上为乌鸢吃，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一部分是为了要讨论那引人而又不易解决的人生和命运的问题，一部分也因为这些哲学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部分。

1697年，提倡宇宙论的莱布尼茨，读了中国的古代哲学之后，呼吁要把东方的哲学渗入西方的哲学内。他写道：“我们的事务这样地没有条理，道德的堕落有增无减，我想我们需要中国派一些学者来教我们国教的目的和应用……因为我相信，假如要一位聪明的人来判定哪个国家人民最为善良，那么他无疑会选中中国人。”他要求彼得大帝开一条大道通往中国，他提议俄国、德国和中国交往，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交流。1721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步莱布尼茨后尘，在哈雷大学讲授“论中国人的实用哲学”。他被控是个无神论者，结果被解聘。但腓特烈大帝上位后请他到普鲁士，沃尔夫的声誉和地位再度恢复。

欧洲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采纳了中国的哲学，花园是中国式的，室内也是中国的装饰。而当时的重农主义者，似乎也是受到老子和庄子的影响。而卢梭一谈到“道”， [28] 便使我们立刻联想到老子和庄子的天道，就如同我们一提到伏尔泰，就想到孔子和孟子。卢梭和伏尔泰都分别受到老庄和孔孟的影响。伏尔泰说：“我曾好好地读过孔子的‘四书五经’，我从那里撷取到不少的东西，我发现‘四书五经’是最纯洁的道德，丝毫没有半点的虚伪在内。”歌德在1770年，曾决心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43年后，当炮火响彻整个欧洲，拿破仑大败于莱比锡时，这位白发苍苍的大文豪一点也不屑于那些炮声，而是沉浸在中国的文学里。

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所作的浮光掠影的介绍，只希望能抛砖引玉，引领读者去研究中国的哲学家，像歌德、伏尔泰和托尔斯泰这些人一样地去研究。

注释

[1] 上海附近的扬子江约有3英里宽。

[2] 在后期“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叫作阿齐利时期。——译者注

[3] 系伊朗西部一个古城的遗迹。——译者注

[4] 《纲鉴易知录》：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译者注

[5] 刘向《新序》：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韩诗外传》：桀为酒池肉山，脯林糟堤，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译者注

[6] 此为孔子的感叹。其意乃为无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中国皆为夷狄，因为夷狄之人，皆被发左衽。

[7] 皆为雅典刺杀暴君的民族英雄。——译者注

[8] 此诗出自《诗经·鸨羽》第1章。《诗序》云：“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朱熹《诗经集传》云：“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译者注

[9] 此诗出自《诗经·何草不黄》第2章。《诗序》云：“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朱熹《诗经集传》云：“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是诗。”——译者注

[10] 此诗出自《诗经·将仲子》。《诗序》引郑庄公与弟叔段事，而以仲子为祭仲；以为畏我父母，是庄公不胜其母。朱熹《诗经集传》察其不关郑事，然又指为淫奔之辞。——译者注

[11] 或谓老子姓李，乃因家有李树。——译者注

[12] 翟理思教授认为它是一部伪书，于公元前200年后，有人从政论家韩非的著作中，剽窃伪造而成；理雅各（James Legge）博士则以为庄子与司马迁屡次提及老聃，这便可证明《道德经》的真实性了。

[13] 他又说：“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

[14] 中国人认为哲人年届半百时，他的能力才臻成熟，并因清静与智慧而能活至百岁。

[15] 这个故事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告诉我们的，但或许出自他的虚构。我们很惊讶地得知老子年届87岁时，还居于忙碌的中国城市中。

[16] 原文缺注释所致。——译者注

[17]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恒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译者注

[18] 朱熹《大学章句》乃据程子之意，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其言曰：“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文。”——译者注

[19] 虞松《刻石经于魏表》引汉贾逵的话：“孔伋穷居于宋，惧家学之不明，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译者注

[20] 《列子·汤问》：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译者注

[21] 斯宾诺莎说：“外在的因素，有种种方法来影响我们，像波浪被逆风激起，我们和波浪一样，不知其所以然。”

[22] 康德的“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之一：“对于意志，你行为的极致，可成为一条宇宙性法则。”

[23] 爱尔兰民族领袖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说：“让我来为国作歌，我可不管谁要为它立法。”

[24] 约翰逊（1709—1784年），英国大文豪。——译者注

[25] 兰多（1775—1864年），英国诗人及散文家。——译者注

[26] 罔两是指影外之微影，景是指影。庄子的这一比喻可能是把影子比作身体，而把那微影比作心。

[27] 西施是最美丽的女人，但她水中的倒影，却吓跑了池中的鱼儿。

[28] “奢侈、放荡和奴役往往是大智要我们从快乐的无知中，所闪现出的极大的努力所要责罚的目标。”这一段文字是托马斯教授（Elbert Thomas）从《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的演讲》（Discourse on the Progress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摘录出来的。托马斯认为，把老子的“道”解释为大智，极为妥当。

第二章 诗人的时代

中国的俾斯麦

也许孔子抱憾而终，因为哲学家都热爱统一，而孔子在世时，中原一直处在各国分割的混乱局面下，最后秦始皇平六国，统一天下，却下令烧毁孔子的“四书五经”。我们可以从屈原的故事，来判断这个战国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曾经矢志作为一个诗人、一度担任高位的屈原，突然发现他自己被革职了。之后，他退居乡间，过着隐士的生活，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问了一位哲人：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他为了在这进退维谷之中求得解脱，而选择了自尽一途，在公元前350年，他投入了汨罗江。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直到今天，中国人每年在农历5月5日那天举行划龙船的盛会，他们要在每一条江中，寻找他的尸体。

这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学家眼中最坏的一位君王。我们知道，秦始皇是战国七雄中秦襄王后和宰相吕不韦的私生子。吕不韦自认文章甲天下，他曾在门前悬赏千金，如有人能在他的文章中每增减一字，即赏以千金（他的儿子可没有他这种文学的造诣）。《史记》说，秦始皇逼迫他的父亲自杀，虐待他的母亲，12岁即登上王位，15岁开始东征并吞诸小国。先灭韩（公元前230年），次灭赵（公元前228年），次灭魏（公元前225年），次灭楚（公元前223年），次灭燕（公元前222年），最后灭齐（公元前221年），10年之间，六国先后皆亡。900年来，历史上中国第一次一统，故他自称为始皇帝。

“鼻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鹰胸，狼声，铁面无私，狐狸心肠。”——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秦始皇。他是一位粗鲁而固执的人，不信神，唯我独尊。他就像尼采心目中的那位俾斯麦，决心采取铁血手腕，统一天下。秦始皇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是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他发现国内有那么多反对他的人，为了要修筑这座足以代表中国人的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下令征召这些人到北方，做这件伟大的工事。万里长城，东自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约2300余公里，并在重要道口设有亚述式的关口，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伏尔泰说：“至于埃及的金字塔，只是个庸俗无用的庞然大物。”修筑万里长城共费了10年，动用了数十万的人工。中国人说：“它毁灭了一代，奴隶死了不知其数。”其实，万里长城并没真正地挡住匈奴，不过多多少少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匈奴侵略的次数减少了。

秦始皇与拿破仑一样好大喜功，他扩大疆土，确立中国的疆界。他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行郡县，定官制，明权责，形成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同时，修筑驿道，拆毁城郭，决通川防，以利军事行动和交通；并统一文字、法度、定币值、矫正各地政教风俗；销毁军器，迁徙12万家富豪于咸阳，以防止人民的反抗。我们可以说，他是鼓励科学，抑制文学。

所有的文人——诗人、批评家、哲学家，尤其是孔子的弟子——都是他的敌人。在秦始皇的极权统治下，这些文人被激怒了，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下，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所开出的灿烂文化的花朵，在中央集权下必将被摧毁无余。于是他们起而反对秦始皇的废弃古代礼俗，但秦始皇根本不加理睬。而在朝的士子，也异口同声地建议秦始皇恢复封建制度，他们说：“凡事不师古，而能持之久者，未尝闻也。”但此时的宰相李斯正醉心于从事改革文字，他就发表一篇历史性的文章，以反驳这些批评的人，然而他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的文学，并无任何贡献：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小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皆守尉杂烧之。

秦始皇非常赞同李斯的构想，遂下令焚毁各国史书，把过去的一扫而空，要把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医药、卜筮、种树等科学性的书免于遭殃；而许许多多遭到禁止的书，都保存于皇宫的书房里，朝廷的文学士准许在那里研读。所谓当时的书，都是把文字刻于竹简上，所以，一册的书可能就有相当的重量。文人若要把这些竹简藏起来而不交出去，实在是很难。所以，有许多人都被查到，其中有许多人被送去做苦役，修筑万里长城；有460人被活埋。尽管如此，有些士子却可以背诵出“四书五经”来，而以口授相传。秦始皇死后不久，这些遭禁的经书又自由地流传开来。虽然其中不免有些错误，但大致还是保全了原来完整的面目。秦始皇这种焚书坑儒的手段，所得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是，反使这些遭殃的经书更博得人们的珍贵喜爱，而秦始皇本人，则反而遭到中国历史学家最坏的批评。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以暴虐无道来形容这个皇帝，而抹杀他的一切丰功伟业。

秦始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家庭制度，剥夺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致在他没落的几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支持他。有好几次他险遭谋刺，好在及时发现，把凶手制服了。他要随身佩剑，他的王宫有多处，使人不知他身藏何处。像亚历山大大帝，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位，自吹是一个神，但是，他也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失败了。他下令要他以后的继承人，从二世开始下去，一直到千万世。但他没料到，秦朝只传了一代，到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就亡了。秦始皇到了晚年极为迷信，曾遣人到东海去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死于旅途，他的尸体是被偷偷地运回咸阳的。为了要隐瞒他那尸体的臭味，护卫们曾载了一大车的臭鱼来护送他。据说，有几百位宫女活活地陪葬；他的继承人因为高兴见到他早一点死去，遂大兴土木，替他盖了一座非常豪华壮丽的坟墓，顶上装饰有闪闪发光的星，里面铺的青铜地板上面用水银绘制了一幅全国的地图。坟墓的里面装设有自动砍杀的机器，以防他人侵入，并点燃巨大的蜡烛，好让这位死去的帝王和他的皇后能在永远的明亮中，还能做他们的事。凡是参与安置棺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活活地陪葬，唯恐他们泄露这座坟墓的构造的机密。

社会主义的实验

秦始皇的死，就像历史上每一位独裁者的死一样，其后带来的必定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此时，只有超人才能收拾这个乱局。人民群起反抗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当秦二世杀掉李斯后不久，他也就被杀了，秦朝就在秦始皇死后的第五年结束了。此后，又是群雄并立、你争我夺的一个混战时代。最后由一位聪明的亭长刘邦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汉朝。汉朝虽然曾有多次的内讧内乱，并曾数度更换首都，但总共维持了400年之久。 [1]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即位，崇尚黄老，重开学术自由的风气，为政恭俭，与民休息，表彰气节。

汉朝最伟大的一位帝王是武帝。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公元前140—前87年），他赶走了匈奴，把疆土扩大，东至辽东及朝鲜南部，南至南海兼越南东北部，西达玉门关又统属西域，北抵大漠。这是中国第一次获得这样广大的领土。武帝为了要解决日趋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社会主义，建立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的资源，避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征收盐税，铁、酒公卖。严防投机分子和商人的剥削——他们放高利贷，囤积货物。司马迁说，武帝行“均输”和“平准”之法，以控制物价。国家收买过剩的物品，当物价高涨时，国家便抛售这些物品，于是物价便下跌。这样，如司马迁说的，“商贾便无法暴利……而全国物价都可平稳”。所有的收入都必须申报，并抽5％的所得税。为了方便货物买卖交易，武帝令由官铸五铢钱，通行全国。凡是私人无法承担的大的公共工程事业，一律由政府来负责。武帝还大兴桥梁，开凿运河，灌溉农田。 [2]

武帝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一时收效宏大。贸易的数量激增，种类也增多，范围也扩大，甚至与海外诸国通商贸易。长安的人口和财富都激增。国库充盈，学术风气鼎盛，诗人辈出，中国的陶器也达于精美的地步。国府的藏书非常丰富，计经典方面有3123册，哲学方面2705册，诗方面1318册，算学方面2568册，医药方面868册，兵法方面790册。要想做官必须经过国家举行的公开考试甄选。中国至此达于鼎盛的时代。

但好景不长，天然的灾害加上外戚之祸，使得他的大胆尝试遭遇失败。水灾、旱灾接踵而至，物价飞涨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衣食费用的激增，使得人民开始缅怀过去那个理想的太平盛世时代。于是，人民恨透了这位革新的皇帝，商人亦反对国家的垄断政策，使得商业萧条，失去了竞争。他们拒绝缴付高税。而女人的干政大大地影响了朝政，尤其自武帝死后，这个影响更大。在新的经济政策下到处充斥着骗子，剥削投机事业又重新抬头，100年后，武帝的这些革新措施，被人淡忘了，并遭到恶言相向。

武帝死后84年，另外一位改革家登上了帝位。这位起初自称为摄政、后来做起真皇帝的改革家叫王莽。王莽是最典型的中国绅士。 [3] 虽然他很富有，但生活非常有节制，甚至到节俭的地步。他把他的收入分给他的朋友和穷人。他除了沉浸于为国家重新改革经济和政治，还抽出时间，不但奖励学术，而且还竭力奋发使自己亦成为一位学者。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他的四周围绕的不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家，而是一些有相当修养的学人和哲学家。关于这一点，见仁见智，他的敌人认为这是他失败的根源，而他的朋友则认为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王莽对于奴隶制度深恶痛绝，他一上台，即废除了奴隶制度，禁止买卖奴婢，并改土地为国有，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占田超过限额者，须分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政府授给，一夫百亩；他继续实施国家专卖事业，凡盐、铁、酒、钱、名山大泽，均由国家经营。像武帝一样，王莽实施平价贸易，由国家收购过剩的农产品，在饥馑的时候，把这些物品抛售出去，并实施国营贷款，以低利贷款给任何从事生产事业的人。

王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的改革方面，而忽略了人类的本性。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拟订种种计划，以使国家富强康乐。但当他发现社会的混乱竟日益严重时，他心碎了。自然的灾害，如旱灾、水灾，有增无减地破坏了他的经济计划。而那些因他的改革措施而得不到暴利的投机分子，遂联合起来，阴谋推翻他。叛乱随之而起，外表上看是人民揭竿而起，实际上是那些投机分子怂恿的；当王莽奋力要控制这些叛乱时，举国群起打击他的声威，而匈奴亦乘机侵入北方各省。刘家更是带头叛变，刘秀大破莽军，攻陷长安，商人杜吴杀王莽，新朝遂亡。他的一些革新措施全被废除，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汉朝就在以后几个无能帝王的手中断送掉了。汉亡后，随之是割据混乱的三国时代。万里长城也挡不住了匈奴。北方一大片土地都被匈奴占领。就如同北方蛮族使罗马帝国崩溃并把欧洲投进了1000年的黑暗时代，中国的生活也遭到了匈奴的骚扰，中国的文化也停滞了。然而二者相较之下，中国的血性和文化却要比罗马强得多了。中国所遭到的困扰要比罗马来得少，影响也较小。在一阵的战争和混乱之后，中国人和匈奴通婚，中国的文化又复活了。接着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也许是匈奴的血液注入了这个古老的中国，使得它恢复了活力。中国人接纳了征服他的人，与他们通婚，教化了他们，使得中国的历史向全盛的时代迈进。

光荣的唐朝

中国之所以能够再迈进一个伟大的时代，部分是由于与匈奴血统的混合，部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引起的精神上的刺激，再一部分是由于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唐太宗的贤明。在他25岁时，他的父亲唐高祖让位给他，唐高祖在位仅9年。他一开始就使用他的铁腕，杀掉企图夺去他王位的兄弟；继之，他运用他的军事天才，把入侵的突厥击退，收回汉朝以后失去的领土。突然，他对于东征西讨厌倦了，于是领兵回国都长安，修治内政。他再三研究儒家“四书五经”，并下令印行“四书五经”，颁行天下。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拒绝奢侈的生活，把3000宫女遣走。当大臣建议他用严刑峻法来压制罪犯时，他告诉他们：“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有一天，他去视察长安的监狱，当他知道有290位犯人被判处死刑时，他下令放他们出去耕田，他是仅凭着他们承诺还要再回来，而把他们放出去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又回来了，太宗非常高兴，便把他们都释放了。他把长安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远自印度和欧洲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印度佛教自此传入中国，许多印度僧侣都来中国传教；而中国的僧侣，如玄奘，也到印度去取经。拜火教和景教，也于是时传到了长安。唐太宗一律欢迎它们，给予保护和自由，免于纳税。此时，欧洲正陷入贫穷、知识没落和宗教战争的黑暗时代。他自己仍然保持儒家的宽容和大度，他没有什么教条，也没有什么偏见。一位很杰出的历史学家说：“当他的噩耗传出，百姓悲痛欲绝，外国使节甚至自割，把血洒在他的棺木上。”

他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最富创造性的时代。中国在这50年的国泰民安之下，开始对外输出稻米、杂粮、丝品和香料，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中国的湖泊到处有画舫，江岸河口到处有商船，从沿海的港口扬帆到遥远的印度洋和波斯湾。中国从未达到如此富庶，人民从未享受到如此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的丝绸在欧洲以黄金来交易，然而它在中国本土却是一般人都有的一种衣料。在8世纪的长安，穿皮衣的人要比20世纪的纽约人来得多。在长安附近的一个小镇，就有好几家丝织工厂，工人数以万计。李白不禁大喊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像是用红宝石雕成，假的人尸埋在珠宝做的床上。这个伟大的民族立即迷上了美，凡是能创造美的人都享有极高荣誉。一位中国评论家曾说：“在这个时代里，人人都是诗人。”

唐朝的帝王，对于诗人和画家都给予高职。约翰·曼维尔爵士（Sir John Manville） [4] 也可能被赐予一官半职，只是没人敢向太宗推荐这位约翰·曼维尔爵士会唱又会说的英雄故事。在18世纪，清朝的康熙帝下令编纂唐诗选集，搜集2300位诗人的4.8万首诗共30大册，使得国家图书馆藏书达5.4万册。

默多克（Murdoch）说：“无疑，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最进步的。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统治最好的一个帝国。”“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 [5]

唐朝最鼎盛的一个时代就是明皇的时代，这位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皇帝，统治中国达40年（716—756年）。他是一位全才的皇帝，既善于诗词，也精于武功，使得回纥、吐蕃和波斯等国都来朝贡。他废除死刑，改革监狱和法庭，减轻税役，赢得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激赏，并在梨园建立一座音乐学院。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像是一位清教徒，关闭了丝织工厂，禁止宫女穿戴珠饰。但在结束时，像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他享受着每一种艺术和奢侈，最后好好的王位断送在杨贵妃的笑靥上。

当唐明皇碰到杨贵妃时，他已是个60岁的老翁了，而她才27岁。10年来，她一直是他第8个儿子的妾。她并不美，胖胖的，经常戴假发，但明皇就是爱她那副固执、善变、专制和冷漠的样子。杨贵妃欣然接受他的宠爱，并介绍她的五亲六族给他，要他在宫廷上给他们安插闲职。明皇从她那里只学到了淫荡。从此，这位天子只知贵妃一人，而不管天下事矣！把国事交给那位腐化无能的右相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哥哥。当朝政已到崩溃的边缘时，明皇还日夜沉溺于美色之中。

安禄山是一个藩将，他也爱杨贵妃。他赢得明皇的信任，而被擢升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其麾下为全国最精锐的部队。由于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激怒了安禄山，安禄山遂自称为帝，挥军长安。安禄山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明皇奔蜀。而护卫的军队也叛变了，杀死杨国忠和其五族，攫去了杨贵妃，在明皇的面前把她杀掉了。这位老态龙钟的帝王让位了。最后，安禄山攻陷长安，大肆屠杀。 [6] 据说，在这次安禄山之乱里，有360万人丧失了生命。但安禄山并没有成功，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害，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害。到了762年，安禄山之乱被平，心碎的明皇又回到满目疮痍的长安。几月后，明皇驾崩。由于唐明皇的这段罗曼史和悲剧，中国的诗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天上谪仙人

正当唐明皇登峰造极的时候，有一天，他接见高丽派来的使节团，这个使节团呈给他一份用番邦文写的很重要的信函，但朝臣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懂。明皇大叫：“堂堂天朝，济济多官，如何一纸番书，竟无人能识其一字！不知书中是何言语，怎生批答？可不被小邦耻笑耶！限三日内若无回奏，在朝官员，无论大小，一概罢职。”

这些大臣焦急万分，赶紧磋商，唯恐丢了官。后来，贺知章走近皇上，说道：“在下敢向皇上一提，有一位叫李白的大诗人，隐居在家，他学问极渊博，令他来看看这封信吧！他实在是无所不知。”于是，明皇下令李白马上到朝廷来。但李白拒绝，他说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资格来为朝廷做事，因为他的文章曾在最后的一次考试里，被考官打退了下来。明皇安慰他，答应赐给翰林。李白来了，发现他的考官高力士也在大臣之列，遂命高力士替他脱掉鞋子，然后，他才解释这封信函给皇上听。信中说，高丽为了脱离中国的统治，准备与中国一战。李白读完了这信函，马上口授极为中肯而强硬的复函，明皇连看都没看即签上了字，他几乎是听到贺知章对他耳语说——李白是天上谪仙人也。 [7] 结果，高丽国又派人来道歉，并呈送贡品。明皇便分一些赐给李白。李白又把这些贡品送给客栈的老板，因为他很喜欢酒。

李白的母亲在生他的当天晚上，梦见了太白星，即金星。所以，他的名字即取太白星之名，叫李太白。到了10岁，他已念完了所有的“四书五经”，并能写出不朽的诗句了。12岁那年，他就像个哲学家到山间去过着山林的生活，而且隐居了好几年。他身体强壮，曾习武术，他曾夸言：“虽然身高不及七尺，但力足以抵千万人。”然后，他就过着闲荡的生活，从各种不同的朱唇中，畅饮爱情之酒。他曾唱一首歌献给“吴国”：

葡萄酒，

金叵罗，

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

红锦靴，

道字不正，

娇唱歌。

玳瑁筵中，

怀里醉。

芙蓉帐底，

奈君何！

他虽然曾经结婚，但因为一直贫穷，他的太太不耐这种贫困生活，遂把孩子一起带走，离开了他。下面这首充满了思念之情的诗，是为她而作，还是为那些没有热情的女人而作呢？

美人在时花满堂，

美人去后余空床。

床中绣被卷不寝，

至今三载闻余香。

香亦竟不灭。

人亦竟不来。

相思黄叶落，

白露湿青苔。

他借酒以自慰，成为竹溪六逸之一。他从不为三餐发愁，就靠着歌咏作诗来糊口。听说剡中的酒冠天下，他立刻动身前往这个300里外的城市。在途中，他遇到了杜甫。他们彼此赠诗，形影不离，有如亲手足。人人都喜爱他们，因为他们有如圣人，说起话来有骨气，对贫人、对帝王都一样表示友善。最后，他们到了长安；朝臣贺知章非常喜爱李白的诗，他把一些金饰都卖掉，并把这些钱花来与李白饮酒。杜甫曾这样描写李白：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与明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最为快乐的时候，明皇曾因他作歌赞美杨贵妃，而当面赏他礼物。有一次明皇在沉香亭举行了一项牡丹宴，请了李白与会，作诗赞颂杨贵妃。李白虽来了，但已酩酊大醉，不能作诗；侍者在他那可爱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李白一清醒，授笔成文，把杨贵妃比作牡丹：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识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谁不会因他的这一赞美而感到兴奋呢？但是杨贵妃认为这位诗人是故意在讽刺她；在她的怂恿下，明皇对李白也生了疑心，他送给李白一袋金子后，就叫他离开王宫。从此，李白又到处流浪，与酒相伴。在长安，他加入八仙之游。他同意刘伶的看法，出门必带两名仆从，一位提酒，一位带铲。当他有一天倒下去的时候，他就用铲子来埋他自己。刘伶说：“人生如浮萍。”中国的诗人决心为中国哲学的清教徒主义而赎罪。李白说：“美酒三百杯，就可清醒头脑，驱走忧愁！”他的声音就像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 [8] 的葡萄的福音：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

但愿长醉不复醒。

……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些万古愁是什么呢？是爱情的苦恼吗？不是的。虽然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对于爱情都很敏感，但中国诗人并不如我们的诗人那样喜欢把爱情的痛苦倾诉出来。李白的万古愁是战争和放逐。安禄山的造反，长安的陷落，明皇的幸蜀，杨贵妃的死亡及明皇的落魄，实实在在都使得李白尝到了人间的疾苦。他喃喃自语：“战争不止休！”他想到了那些夫婿去出征的可怜妇女：

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

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

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

叹息未应闲。

李白自赐金后，一直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诚如崔宗之所说的：“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在到处的流浪中，自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难以言喻的平静；从他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他那花的世界，我们也感到高度的文明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或是：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现在他的头发已白，心里有一份缅怀过去少年时的悠悠之情。早在长安的那段浮华日子里，他就流露出那种为人之父的亲情和思家的苦楚！

吴地桑叶绿，

吴蚕已三眠。

我家寄东鲁，

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

江行复茫然。

南风吹归心，

飞堕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

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

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

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

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

泪下如泉流。

小儿名伯禽，

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花下，

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

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

因之汶阳川。

李白的晚景很潦倒，原因之一是他有傲气，从不向人屈身求怜。在这战乱的时代里，他发现没有帝王愿收容他，便欣然接受永王李璘的召辟，作为一个幕僚。但永王璘图谋不轨，擅自领军叛乱，等到永王璘被平，李白也因而下狱。最后，郭子仪敉平安史之乱，并设法营救李白，愿以官爵代为赎罪。李白终被判流放夜郎。然而，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却奉到大赦的命令。他真是高兴极了，立即沿江而上，返回故乡。3年之后，李白因贫病交迫而亡。对于李白的死，传说不一。有的说，李白以疾终。有的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李白凭那30卷优美而文雅的诗，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位中国的批评家这样赞叹道：“李白是泰山之顶，高于千万山陵之上；李白是万丈光芒的太阳，亿万的星辰都为之黯然失色。”纵然明皇和贵妃已死，李白仍然还是唱出：

木兰之枻沙棠舟，

玉萧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

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

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啸傲凌沧州。

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

中国诗的特质

要了解中国诗，只看李白的是不够的。因而必须好好地沉浸在许多的诗人中，去了解他们各自独特的诗法。中国诗有某些微妙的味道，我们西方人实在不容易翻译出来。我们从来没看到一个字，即一个单音节会有什么生动，竟能表达无尽的意义；我们从来没看到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这样的诗句的安排；我们捉不到那种韵律，这是古代诗人所留下来的格律；我们听不懂那些抑扬顿挫的音调；即使我们对这些诗法都了解，但是东方人的诗要是由西方人来念，那就非走样不可。一首优美的中国古诗，就像是一座精美的山楂花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带点矫揉造作的“自由”或“想象”的诗，我们外国人只能一知半解，无法完全领会，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所能看得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简洁”。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诗有点轻佻，因为它们没有弥尔顿和荷马的那种壮丽和冗杂，而令人感到一种虚空的失望。因为诗是即兴之作，要是拖得漫长，那就不能是诗了。诗的用意如画，一挥即成，一看即知。在短短的几行间，道尽一番哲理。理想的诗是带有韵味，而意境无穷。因为诗的本质是画，而中国文字的本质是形象，因此，用文字表示出的中国语，即自然地流露出诗意。而在画中更可以表现出诗情，规避了不可言喻的抽象。由于抽象，再加上那种文化，中国的文字富有一种微妙启示而神秘的魔力。因此，在相同的形式下，中国的诗融合了启示性和简洁性。而透过它所描述的画，企图揭示某种看不见的、更深一层的东西。中国的诗，不是讨论，而是暗示；是含蓄，而不是明言。只有东方人才能够体会出诗中的真意。中国人说：“古时候的人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中国人的风范和艺术一样，中国的诗是在平静和简洁中含有无限的优雅。它摒弃了隐喻和比拟，而借着事物的含蓄，来表现出事物的本身。它避免夸张和感情，而是借着了解和约束，诉诸纯熟的心灵；在形式上，它绝少有罗曼蒂克的激动，而只知以宁静的、古典的方法，来如何表示出强烈的感情：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

惊呼热衷肠。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厌于这些诗中的那份感伤——由于时光飞逝、人不能青春永驻、国家不能永葆富强，而感到一份无限的怅惘。我们感到中国的文化在明皇的时代里，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此时的诗人，就像一般的东方艺术家，喜欢重复老题，喜欢把他们的艺术才能发挥到毫无瑕疵的地步。但什么也比不上诗，它那优美的表现、温柔而适度的感情以及那朴实而简洁的诗句里面包含了最深邃的思想。我们知道在唐朝诗风最鼎盛，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都会写诗，而每一位读过书的人无不会朗朗诵诗。假如上面所说不错，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每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也就很容易找到答案，李白和杜甫即是其中翘楚呀！

杜甫

李白是中国的济慈，除了李白之外，还有好多诗人，也是相当出色的。其中之一便是平淡而坚忍的陶潜。陶潜曾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他跟许多人一样，讨厌市侩气的公职生活。他弃官之后，回到林间，追求时光和美酒，从山水间找到了慰藉和快乐：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白居易选的是另一条路，过着仕途的生活。他做过杭州刺史。他一共活了72岁 [9] ，写过4000多首诗词。在数遭贬逐之间，他从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他知道在众人中求得一份孤独，在熙攘中求得一份安宁。他交友不甚广，因为他认为“书、画、棋、赌纠合众人，而耽于玩乐中”，以致成不了大事。他喜欢与老百姓聊天说故事。他的诗老妪也能理解。因此，他是最受老百姓喜爱的一位诗人。他的诗被写在学校和庙宇的壁上，以及画舫的壁上。有一位歌女对其客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个卖歌跳舞的女孩子，我会背白居易的《长恨歌》呢！” [10]

最后我们要提的一位是杜甫。亚瑟·威利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比较喜欢把李白捧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中国人则认为杜甫高于李白。”他24岁到长安去赶考，没有考中进士。但他并不因而沮丧，甚至在他的诗中大大谈起这次的失败。他公开宣布，他的诗是治疗疟疾发烧的良药。他似乎就是用他的诗来治疗他自己。明皇读了他的一些诗，便决定亲自再考他一次，这次他成功了。皇上派他做率府参军。 [11] 他鼓起勇气，独居长安，暂时把远在江南的妻子忘了，而终日与李白结伴，相从赋诗，以诗买酒。他写李白：

……

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

携手日同行。

……

此时，正是明皇迷恋杨贵妃的时候，杜甫也像其他诗人为这一英雄美人的恋情而赞颂。但当安禄山之乱起，兵灾饥饿肆虐整个中国时，他的笔就转向了战马，道尽战祸的悲惨：

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

……

莫自使眼枯，

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

被驱不异犬与鸡。

……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乾元元年，他弃官西去，携家度陇。此时，他们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乞食，而且还得向那些援助和收容他们的恩人跪拜叩头感谢。后来他碰到了严武。这位雄镇一方的持节大吏邀请他做节度参谋检校，在成都的浣花溪畔建一草堂，严中丞不要他做什么事，只是作诗便可。 [12] 这使他生活无虞，他又歌咏起山水花月了：

词赋工无益，

山林迹未赊。

尽捻书籍卖，

来问尔东家。

剩水沧江破，

残山碣石开。

绿垂风折笋，

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筝用，

金鱼换酒来。

兴移无洒扫，

随意坐莓苔。

……

只疑淳朴处，

自有一山川。

这位严将军很赏识他，把他擢升为工部员外郎，他那平静的生活又起了一阵波澜。而不幸的是严将军不久即逝世，这一下他又陷入无依无靠的窘境。他自己形容他的处境是“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他的那间草茅屋顶也被风刮得破损不堪，甚至那些顽童还当着他的面把他的草席抢走，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草席被他们带走，因为他已老迈体弱不可支。最糟的是他失去了品酒的味觉，他不能再像李白用酒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到了59岁的那年，他去登衡山，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后来县令发现了他，以舟楫相迎，并令尝馈牛炙和白酒。杜甫因多年未尝到这样的佳肴美酒，便大吃大喝了一顿。在席间，他曾起身试着咏诗，但终因疲惫而倒了下去，次日就死去了。

散文

前面所论唐诗，只不过是中国诗史中的一部分。而诗在中国文学中，仅是一小部分而已。要一一了解一代代的中国文学的概况或它在民间流传的程度，实在很难。中国的书价廉，原因之一是它没有版权的保障；在尚未与西方接触前，中国的线装书新的一套20册，才1美元，20大册的一套丛书才4美元，而“四书五经”才2美元。虽然书这么便宜，但我们还是很难欣赏到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书价的订定，不是以内容，而是以外表的形式和风格来决定的。中国诗一经翻译，它的形式和风格就变质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学除了稍逊于希腊外，优于世界其他各国；这也许是东方人谦逊的缘故吧！

西洋人评价很高的小说，在中国却遭到贬值。在清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小说可言。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学人仍然不赋予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即使是最上乘的小说。他们认为小说只是一种消遣的东西。但市井小民则没有这种偏见，从白居易和李白的诗歌，到匿名的长篇小说，他们都一概欢迎。这些大部头的小说就像是一个舞台，用各种的方言俚语活生生地叙述过去历史中那些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几乎所有中国有名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的形式。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是写实的，关于心理或社会分析的小说更少，像《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和《孤星泪》（Les Miserables ）等这种高水准的小说，实在少见。中国最早的一部小说叫《水浒传》；流传最广的是《红楼梦》，此书大约在1650年出世；颇有名的《聊斋志异》作于1660年，此书那优美而简洁的风格，受到很高的评价；最有名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大部头的小说，与18世纪的欧洲以恶汉的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相似。这些小说都是产生于人们有闲暇的古老时代。

在中国的文学中，最受到重视的是历史作品，而其写作的风格也是最受欢迎。世上没有哪国能比得上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哪国的历史作品像中国那么多。中国在早期的宫廷里即置有史官，每天逐日记下国家的大小事，从古到今，中国这种史学的作品就量来说，实在浩瀚无比，非他国可望其项背。中国的“二十四史”达219大册，于1747年问世。从孔子删定的《诗经》，一世纪后问世的批评、解释《春秋》使《四书》更为生动的《左传》，到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纪年》，中国的历史传记发展得很快，最后出现了旷世巨著——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继承其父的职位，做宫廷的占星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历制，他也继承了父志，继续编纂他父子已经开始着手记录的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他无意于创造什么美丽的风格，而只是期求把纪事记得完整。他把《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记》包括的年代几达3000年，全书共52.6万个字，一字一字地刻在竹简上。司马迁把他的一生献给这本书，他以最谦恭的序言把这本巨著奉献给皇上和全世界的人： [13]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我们在《史记》里找不到像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4] 那样的瑰丽，也找不到希罗多德那种引人的杂谈和逸事的风格，也找不到修昔底德那种因果分析，也找不到吉本那种大陆音乐的美感；因为中国的历史没有从工业走向艺术。晚于司马迁1100年的另一个历史学家司马光，也试图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是那样刻意地忠实记载——有时还记些生活情形——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王朝的事情；他们只求真实，不求美。也许他们是对的，历史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假如历史像吉本那样带着彩色，或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5] 那样说教，那么过去的事实就要被蒙蔽了。但我们也有许多无聊的历史学家，他们虽亦能将国事著为巨册，然尽皆无谓的冗言。

中国的散文则比较有生气，因为艺术在中国是不被禁止的，优雅尽可发挥。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应是韩愈了。韩愈的文章名重一时，传统上，凡要翻阅他的书的人都先得洗洗手。韩愈出身寒门，但愈困愈厉，刻苦读书，终而登进士第，官至监察御史，后值宪宗迎佛骨于宫中，他以有名的《论佛骨表》进谏，皇帝不听，使他几遭死刑。当时的佛教在中国只被视为一种印度的迷信，此教与他的孔子思想相抵触，他认为宪宗迎这种使人丧失活力的迷信，必使百姓受害。因此，他不顾一切，于803年呈上一纸谏章。这篇谏文，可说是典型的中国散文，文辞朴实无华：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翫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在这项迷信与哲学的冲突中，你当然可以猜到迷信要获胜了，因为凡人皆贪快乐，而不喜智慧。韩愈终被贬谪到蛮夷群聚的广东做刺史。韩愈无怨言，并尽心以身作则，用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这些蛮夷；他在那里的所为极为成功。故至今在他的画像里，还常看到这句题词：“所过者化。” [16] 最后他又被召回国都，再为国家效劳，当他死时已重获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他的灵位得以入祠孔庙，因为他曾奋不顾身地为儒家思想而奋斗以抵抗曾经显赫一时而今衰落的佛教思想。

戏剧

要把中国的戏剧归类，实在很难，因为中国人既不把戏剧列入文学里，也不承认它是一种艺术。就像我们人类生活中许多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样，它的地位与它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成比例。很少听说过中国有什么大戏剧家。至于演员，虽然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戏剧，而且还有一番成就，博得美名，但在人们的心中，他们还是属于下等人。无疑，在每一种文化里，演员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名声，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时期，当戏剧正式脱离了宗教的哑剧之后，演员的名声更噪。

中国戏剧的起源与西方一样。中国早在周朝宗教的仪式中，就有这种挥棒跳舞的仪式。传说这些舞蹈后来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们变得放荡不拘。显然，所谓戏剧就因而产生了。唐明皇是提倡艺术最有力的皇帝，他曾组合一团男女演员叫“梨园子弟”，对戏剧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但中国的戏剧要等到成吉思汗的时候，才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1031年，孔子的后裔孔道辅以中国特使的身份到蒙古，当地曾举行盛大宴会，包括演戏，来欢迎他。但戏中的那个丑角扮演孔子。孔道辅一看愤而走出。然而，当他和一些中国的游客返国之后，却把这种比中国更进步的戏剧介绍到国内。当蒙古征服了中国之后，他们把小说和戏剧介绍了进来，中国古典的戏剧实际上深受蒙古的影响。

中国的戏剧发展得很慢，因为它不像西方能受到教会或政府的支持。中国大部分的戏剧是由旅行剧团演出，他们巡回到各乡镇，在一片空地上搭起剧台就演起戏来，村民就站着露天看。偶尔，在私人的宴会上，官员也会充当演员参加演出；有时，行会提供剧本。到了19世纪，戏院渐渐多了，然而，直到19世纪末，像南京这样大的城市才只有两家戏院而已。中国的戏剧是一种历史、诗和音乐的混合。一则历史故事的罗曼史中的插曲，往往是一出戏的中心；在同一天晚上，用同样的布景可以演好几出戏。演出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可能只有很短几小时，也可能演好几天才结束。通常是像现在美国的话剧，以6至7小时为最普遍。中国的戏剧里，大多是虚张声势和雄辩，有剧烈的武打和激烈的言辞，但总以善良战胜罪恶为收场。中国的戏剧变成一种教育伦理的工具，教导观众认识他们的历史，灌输孔子的忠孝之道。

戏台的设备很简陋，没有什么布景，也没有出口；所有的演员跟小配角一样，都是坐在戏台上，轮到他上演时，他才起身，演完了还是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偶尔，打杂人员会奉上茶水。在戏台底下，有人穿梭于观众间，叫卖香烟、茶水或点心，在夏夜，还有人专门供应热毛巾，给人擦擦汗；吃、喝和讲话的声音不绝于耳，除非是演到精彩处或有武打场面时，才静下来。演员常常要提高嗓子，不然台下就听不到；他们的装饰有定式，好让观众一看便知他们扮的角色是什么。到了乾隆时候，禁止女演员演戏。因此，女性的角色就由男人来担任。由于男人扮演得实在太好了，等到女人再被准许演戏时，反而她们要学男人的那种演相了。演员必须要有很好的特技，也要精于舞蹈，因为他们的角色往往需要表演一些特技，而且每一个动作都要配合音乐。一切动作都是象征性的，所以必须要演得真实，与古时的习俗相符；像梅兰芳这种杰出的演员，他的手和身体的姿势，就能表现出剧中的诗意。这种动作并不是话剧，也不是歌剧，也不全是舞蹈；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综合的动作，几乎含有中世纪的味道，却像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da Palestrina） [17] 的音乐那样完美，或者说像一座彩色的花瓶那样精美。

中国的音乐很少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只是附属于宗教和戏剧。据说，中国的音乐自伏羲氏即有。《礼记》就曾论到音乐；《左传》对于音乐描述得更为尽致，它指出魏国的诗歌已经盛行。在孔子时代，音乐的标准是古代的，凡是革新的都被视为扰乱宁静的心灵；因此，孔子抱怨那种淫风取代古时那种富有道德的音调。自从西域胡人和蒙古人把他们的音乐输入中国之后，中国的音乐充实了不少。中国人虽然知道把音阶分成12个半音，但他们较喜欢用五音来作曲，这五音叫宫、商、角、徵、羽，约等于西洋音乐的F、G、A、C和D。很少有和声，除非用乐器。中国的乐器在吹的方面有横笛、喇叭、箫、竖笛等，在弦的方面有古筝和琵琶等，在敲打方面有鼓、铃、锣、铙和玛瑙及玉作的板等。中国这种乐器所奏出的音响，西方人听来觉得很新鲜奇怪，就像中国人听西洋的乐器所奏出的曲子一样。尽管中国的乐器简陋，但这已使孔子感到狂喜，也足以使人沉醉在其中。韩愈说，圣人“教人音乐以解愁”。他们赞同尼采所说的，人生没有音乐将是一项错误。

注释

[1]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的国都是在长安，东汉（24—221年）迁都洛阳。现在中国人还自称汉人。

[2] 葛兰言（Marcel Granet）说：“武帝的这些措施是革命性的。假如武帝有一点家族观念的话，这些政策可能就要大大成功，并且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社会……但是武帝只看到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天天只想到运用各种的权宜之计，而当这些权宜之计已经充分显露出弊端之后，他还反对把它们取消；而且他喜欢起用新人，每当这些新人有了相当的成就之后，他唯恐他们权力过大，便把这些人牺牲掉了。由于武帝本人的过分专制，以及大臣的过分短视，中国错过了可以成为一个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的绝佳机会。”

[3] 除非王莽在公元5年弑平帝的谣传属实。

[4] 一位法国医生的笔名，他在14世纪写了一本游记，绝大部分都是想象的，偶尔富有启迪性，但总是扣人心弦的。

[5] 这是亚瑟·威利（Arthur Waley）说的。参照《大英百科全书》：“无疑，中国的唐朝，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时代。”

[6] 亚瑟·威利说：“外藩之推翻唐明皇和攻陷长安，有如土耳其在路易十四时蹂躏凡尔赛一样。”

[7] 这是一则很动人的故事，也许是李白自撰。

[8]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年），波斯诗人及天文学家。——译者注

[9] 正史为75岁。——译者注

[10] 此首诗为中国最有名的诗之一，它描述唐明皇迷恋杨贵妃，以及贵妃之死，明皇的心碎。此诗甚长，在此不转载。——译者注

[11] 始授河西尉，后改就右卫率府参军。——译者注

[12] 一幅极有名的中国画《在草堂的诗人杜甫》可以在纽约的大都会历史博物馆看到。

[13] 此段序言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原著误为司马迁所写。——译者注

[14] 丹纳（1828—1893年），法国历史学及艺术批评家。——译者注

[15] 卡莱尔，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16] 语出《孟子》。——译者注

[17] 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意大利圣乐作曲家。——译者注

第三章 艺术家的时代

宋朝的文艺复兴

·王安石变法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从未恢复。自明皇之后的几位皇帝，都无力恢复昔日唐朝的国威；经过一世纪的苟延残喘，唐朝终于结束了。接着是战祸绵延的五代，五个朝代才延续了53年。在这种情形下，往往需要一位强人，才能重新建立秩序。在一片混乱中，终于出现了一位军人，这位军人建立了宋朝，因为他是这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故自封为太祖。他又重新恢复了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并推行一项变法，用一种几乎是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控制全国的经济生活，以解决开发资源和消除贫穷的问题。

王安石（1021—1086年）是许多能使中国历史增光的伟大人物之一。王安石的外表和性格看来平凡，但他有着最不凡的人格。即使他的反对者——有许许多多——也不否认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出自真诚地关心着国事，毫无顾忌地致力于人民的福利，竟无暇照顾自己。不仅如此，在学问上，他也堪与当代最伟大的学者媲美。而且，他以超人的勇气与富豪和有力的保守分子相抗衡。说也真巧，在中国的历史上唯一能与他相媲美的，是那位与他同姓的王莽。这两位极杰出的社会改革家，相距竟有1000年之久。

在接受宋神宗任命他为宰相之后，他就提出计划，锐意革新。王安石的一个大前提是政府必须为百姓的福利负责。他说：“商业、工业和农业必须要由国家来控制，免得工农阶级受到富豪的压迫。”第一，他实施免役法——以前规定，政府需要人的时候，可以随时征召百姓，即使在农忙时节百姓也得应召。王安石把这种差役改为雇役性质。第二，他实施农田水利法——复兴水利，防止水灾。第三，实施青苗法——以低利贷款农民，惠助农民从事生产。第四，方田均税法——平均赋税，对于失业的，免费供给种子以及其他的援助，使他们重整家园，唯一的条件是等有了生产再偿还。第五，实施均输法——调节物资，派有专人在各地调整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第六，实施市易法——官营贸易，各地的产品统一由政府收购，部分贮藏起来以备将来之需，部分转运到各地销售。第七，设置“三司条例司”——建立预算制度，由一个预算委员会从事考核会计，提出预算。由于这些预算与行政相配合，可以节省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其他还有发放养老金给伶仃的老人，发放救济金给失业和贫困的人。在教育方面，改革学校和考试制度；考试的题目从以前的诗赋改为策论实务；另立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减少使用拘泥和背诵的方法来训练学生。一位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一时，甚至连乡村学校的学生也丢掉他们修辞学的教科书，而改学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

为什么这项宏伟的实验会失败呢？第一，理想过高，未能注意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的税收是从富豪那里征得，但为了应付国家大量的开支，对于各种产品不得不抽重税。不久，连穷人也加入富豪的阵营，反对抽税过重。人总是希望国家能为他做事，而不问自己为国家做了多少。第二，王安石减少驻军，他认为军队太多对民间是一个浪费，但他命令凡每家有壮丁一位以上的，在国家有战事的时候，必须有一人要参军入伍。并实施保马法，由政府提供马和草粮，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要好好地照顾马，当战事发生时，这些马由国家来征用。但结果反而增加了侵略和叛乱的机会，这些强兵的方法，反而加速地把王安石的变法带到失败的边缘。第三是用人不当，他发现很难找到忠实的人来推行他的政策；腐化遍及整个官僚政治中，就像许多国家一样，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不是私底下掠夺，就是公开贪污的困境。

由司马光、欧阳修等领导的一派保守分子，极力反对王安石的这项变法，认为这完全不切实际。他们认为由于人类的腐化和无能，由国家实施国有贸易，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实施放任政策，任由人民发挥其自然的经济动力去从事生产。而富豪因为遭到高税和国有贸易的双重打击，宁愿消耗他们的财产，以抵制王安石的政策，阻挠这项变法的力量，使它导致不良的效果。相反，反对派组织坚强，力量一致，竭力对神宗施以压力。当一连串的水灾旱灾自天而降时，这位天子就免掉了王安石的职，那套“富国强兵”的变法也被废除，他的敌人又重新得势。中国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

·学术的复苏

然而，在经过了所有的战争和叛乱，以及各帝王的统治和变法，中国人民的生活一样平平稳稳地度过，并没有受到什么事情的打扰，直到很久之后，事情才终于发生了。1127年，北宋亡，随即南宋又建立了。国都从汴梁（开封）迁到临安（杭州）；到了临安不久，这个新都像旧都一样，又是那样奢侈繁华。海外各地的商人又开始集于这里，购买中国的特产。宋徽宗在位25年（1101—1125年），大力提倡艺术，与其说他是一个帝王，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当金人攻陷汴梁的时候，他正在画图；他还设立一个艺术机构来推动艺术。宋朝对于人类最大的贡献即在于艺术。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绘画和缮本，成为收藏的对象；大部头的丛书都被收藏起来，有些是从战火中保留下来的。一时，学者和艺术家都群集于南北两都。

就是在宋朝，印刷术像是一次不知不觉的光荣革命，胜利地走进了中国的文学界。印刷术这个东西是经过好几世纪的演化而来的，到了此时，印刷术已成熟：可以印一整面，可以用金属活字印刷。这种印刷术完全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这是继文字的发明之后，人类最伟大的一项发明。

在印刷术发展的过程中，第一步必定是发现比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丝、竹更方便的书写材料。丝太贵，竹太重；墨子在周游各地的时候，就需要三部车子来载他的竹简，这些竹简是他最主要的财产。秦始皇每天需要批阅120磅重的公文。东汉，约105年时，蔡伦向和帝报告他发明了一种又便宜又轻的书写材料，这种东西是由树皮、大麻、破皮和渔网做成。蔡伦因而被任命为中常侍，地位极高，但因涉嫌与皇后私通，被命回家洗个澡，梳整一下头发，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喝下毒药。这种新的技术很快传了出去，而且传得很广，这可由下面这个事实得到明证：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爵士在万里长城所发现的一张最早存在的纸，是一种公文的形式，记载着21年到137年的事情。显然，纸的发明与这些被记载于纸上的最近的事是同一个时代的。因此，我们断定这张最老的纸约在150年出现，就是距蔡伦发表他的发明之后才50年而已。这些早期的纸都是纯破布的性质，在本质上，像现在我们用的牛皮纸。中国人改良他们的纸，几乎达到完美的地步，他们用一层胶和糨糊粘住那些纤维，并可增加吸墨的能力。在8世纪，中国这种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到了13世纪，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此时的纸就与现在我们用的一样了。

墨水也是来自东方，虽然埃及人曾制造墨水和纸，而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的，但欧洲人所知道的制造墨水的方法，是学自中国的。墨水原来就是中国人用的。朱墨水是用汞的硫化物做成，早在汉朝，中国就使用朱墨水。黑墨水则在4世纪始出现。自此，朱墨水的使用变成皇帝的特权。黑墨水促进了印刷的产生，因为黑墨水最适用于木模上，几乎擦不掉。至于纸模也已经在中亚细亚发现，他们把纸浸于水内一段时期，好让纸变硬，但是用墨水写在上面，还是相当清楚。

图章的使用可以说是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印刷用的字，和图章刻的字是一样的。最初的图章像近东的，是用黏土做的；到了5世纪，图章开始蘸墨水。在2世纪时，中国人曾把“四书五经”刻在石头上。但自有了墨水之后，顿时兴起了摹拓的风气，把墨水涂在石上，把这些文字拓印出来。在6世纪，我们发现道士曾用好大的木章印符咒；一个世纪后，佛教僧侣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印刷，这些方法有图章、摹拓、纸板和棉织印刷，最后一种是源自印度。最早大量的木刻印刷出现在日本，约770年，当时印的是用梵文和中文写的咒文，约有100万字。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亚洲文化交流的频繁。唐朝有许多的木版印刷，但明皇之后，由于战乱绵延，这些木板都被破坏或丧失了。

1907年斯坦因爵士到了甘肃，说服了当地的道士，让他进入敦煌的千佛洞研究。其中有一个洞显然是在大约1035年时被堵塞了，直到1900年再重新打开，里面藏有1130大包的书，每一包有一打以上的缮本；整个洞就是一个藏有1.5万册的图书室，这些书都是写于纸上的原稿，保存得完美如初。在这些原稿中，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印刷书——《金刚经》，卷末印有这样几句话：“王印于868年5月11日，以便广布流传。” [1] 在这一大堆的原稿中，发现另有三本是印刷的；其中一本较为进步，它不像《金刚经》那样是成卷的，而是一本小型折叠的书，这是现代书的形式之滥觞。就如中世纪末叶的欧洲和现代的一些落后地区的原始民族，第一个刺激印刷的是宗教。宗教要求把它们的教义，借着视和声传出去，把它们的咒文、祈祷文和故事传到每一个人的手中。宗教最早的印刷形式是祈祷卡，中国在969年或更早就已出现这种卡片，在14世纪末由中国传入了欧洲。

这些早期的书册都是用木板印刷的。从一封约在870年写的中国书信中，我们发现上面所说的最早的印刷品：我在四川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一本用木板印刷的教科书。由是可知，印刷术似乎早已有了。有趣的是这种印刷术的发展，首先是从中国的西部省份而来，像四川，这些地方首先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刺激，有一段时期还独自享受着东方独特的文化。在10世纪初叶，宰相冯道说服了皇帝，挪出一笔款项，印行“四书五经”等古书，木板印刷遂传到中国的东部。这项工作花了20年，印出130大册。这130大册中不但包括原文，而且还附有最有名的注释。无疑，这项翻印整理古书的工作的完成，增加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大大地影响宋朝学术的复苏并增强儒家思想的力量。

木版印刷最早的形式之一是纸币的制造。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那时是10世纪。发行纸币变成中国政府最喜欢做的事，故不到100年，就导致了通货膨胀。1294年，波斯人也学会了这一套致富之道；1297年，马可·波罗曾惊异地描述中国人如何显示出这些很奇怪的纸片。欧洲却直到1656年才知道这个方法，而发行他们第一张通告的纸币。

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由于中国没有字母，而有4万个的单字，远东地区无法使用这种奢侈的活版印刷。1041年，毕昇发明用陶土做的活字印刷术，但用得不广。1403年，高丽制造出了第一部金属的活字印刷机：首先将字模刻在硬木头上，从木字模再做瓷土字模，再从瓷字模做成金属字模。当这种金属的活字印刷机发明后，高丽那位贤明的皇帝太宗立即决定采用，他认为这对政府极有帮助，同时可保存文化。这位有眼光的君王说：“不论谁想要统治国家，首先他必须要对法律和古代经典有广泛的认识。然后，他对外才会公正，对内可以保持正直的人格。如此，可以带给他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我们东面的国家隔着大海，距我们远，而从西面的中国输进来的书又很有限。用木板印刷常常不完整。再者，也很难把现存的书统统再印出来。因此，我下令把我们的字铸成铜模，凡是我所能取得到的书，都要把它们翻印出来，以便把这些作品的传统流传下去。这对我们和未来都是一件幸事。但这笔费用绝不由人民的税收支付，我和我的家族以及那些赞同此举的大臣，将要私下地负担这些费用。”

金属活字印刷术从高丽传入日本，再从日本传回中国。但显然，活字印刷之再传入中国是在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 [2] 在欧洲发明活字印刷之后的事了。活字版印刷在高丽流行了200年后就衰落了，中国人也用得不多，直到从西方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印刷术，中国才普遍地使用。从冯道（五代时）到李鸿章这900年间，中国主要还是用对他们的文字最为方便的木版印刷。尽管木板印刷有其缺点，但中国的印刷工人印出了大量的书。在994年到1063年间，就印出了几百册的各朝历史，全部5000册的佛经在972年印出来。这时的作家发现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一种武器；他们的读者大大地增加了，从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甚至到部分的平民阶级；文学担负起了更富民主意味的角色，种类也更为繁多。木板印刷是宋朝文艺复兴的源泉之一。

在这种解放性的发明的刺激下，中国文学像一股奔放的洪流滚滚而来。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荣耀，中国的文艺复兴却早它两百年，古代的经典有成百种的版本，成千种的注释。古代的精华都被历史学者攫取了，以一种新奇的姿态介绍给成百万的读者。大量的文学选集、巨大的字典和百科全书，都被编纂印行出来的。宋吴淑（947—1002年）编纂了第一部中文百科全书——《事类赋》，因为中国没有字母，该书遂以类别为次；这部书主要是探讨自然界，录事颇为精审。977年，宋太宗下令编纂一部更大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这部书共32册，是从1690种书中精选出来编纂而成的，其搜罗颇为浩博。后来，明成祖（1403—1425年）又敕令编了一部更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全书达1万册，但因印刷费太昂贵而没有印行，因此，只有一个抄本留传下来，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有160册被烧毁了。从来没有人能够像宋朝的学者这样支配着文化。

·哲学的再生

这些学者不全是儒家学派，在15世纪，反对派的思想已经茁壮，学术界已经激起一股反对儒家的浪潮。渗入了中国人心灵的佛教思想此时甚至已影响到了哲学家。大部分人都受到佛教独居沉思这种习惯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更激烈，蔑视孔子的那套玄学，反对孔子对于解决人生和心的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孔子的那套太表面，不够成熟。内省的功夫变成探求宇宙的方法，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认识论。君王倡导佛教或道教作为讨好百姓或教化百姓的方法。有时候看来统御着中国的儒家思想，似乎就要寿终正寝了。

朱熹是儒家的救星，就如8世纪印度的商羯罗从《奥义书》整理出一套有智识的系统，而使《吠陀哲学》立于最高之地；也如13世纪欧洲的阿奎那不久即把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捧上了胜利的经院哲学的地位；所以12世纪的朱熹，从孔子的精华里整理出一套有系统的哲学。这套哲学足以满足这个学术时代的口味，也足以使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界居于领导地位达700年之久。

此时，最根本的哲学争论点在关于《大学》上一段话的解释。争论的一方是朱熹，另一方是反对儒家的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诚心，诚心必先格物致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朱熹认为这段话的意思就如其文所说，哲学、道德和治国之道应以谦虚地研究实体为开始。他同意孔子的实证主义。虽然，他曾详细地解释孔子的实体论的问题，但因为他解释得太过分，也许孔子不会同意他的这种解释。但他所得到的关于无神和虔敬的这种奇怪的综合结论，也许孔子会感兴趣。就像那部中国的玄学《易经》所说的，朱熹承认在实体中有二元：到处充斥阳和阴——主动和被动，动和静——二者交合作用而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万物因五行之变化而生。理和气——法与物——也是充塞于宇宙，理与气相倚恃，万物发展的作用于是乎起，而赋万物以形象。但在这理气之上者，统摄主宰它们的则是太极，太极是自然之法，是世界的构造物。朱熹解释说这个太极就是天，即正统儒家所谓的那个天。在朱熹看来，神是一种不具人格或形象的理性的过程。“自然就是法。”

朱熹说，这个宇宙之法也就是道德和政治之法。道德与自然之法相和谐，而治国之道就是把道德之法应用到治国的行为上。自然之最终的本意是善，人性也是善；顺从自然即是智慧与和平的秘诀。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则云：“因与自家意思一般。” [3] 因此我们的本能也是善。因此，我们可以自自然然地顺从本能。但是，朱熹把本能视为气，他认为气必须顺从理和法（礼）。要达到道德家和逻辑学家的地步，不是一蹴而就的。

关于这一套哲学，有人持异议。反对最力的是王阳明。但朱熹的这些看法，并没有困扰这位文质彬彬而奇特的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圣人，也是哲学家；大乘佛教的那套沉思的精神和习惯已经深深地渗进了他的心灵。他认为朱熹的最大错误不在于他所说的理，而在于方法。王阳明认为格物的方法，不是始于观察外在的宇宙，而是诚如印度教所说的，始于深邃地揭示自我内在的世界。要解释一颗竹芽或一粒稻谷，实非任何时期的物理科学所能胜任的：

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

因此，王阳明摒弃了对事物的观察，甚至抛弃了古代的经典；他认为用沉思来“读”自己的心，要比读所有的东西和书更可获得智慧。他因弹劾小人而被忤旨下狱，谪贵州，与那些未开化土人和毒蛇猛兽为伍，但他与他们交朋友，并教化那些逃避到这里来的罪犯；他教他们哲学，与他们生活游乐在一起。在一个三更半夜的晚上，他突然从他的茅屋里跳出来，惊喜地叫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的同伴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就随着他，但渐渐地，他把他们引到他那理想的结论：“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他不从神是想象的虚构之物来推论；相反，他认为神是一种混沌而无处不存在的道德力量，因为其力至大，绝非一个人，但对人类有同情和愤怒之心。

从这个理想的出发，他获得与朱熹一样的伦理原理的结论：“自然是至善”，人欲达于至善，须完全地接受自然之法。 [4] 当有人指出自然的手包括蛇蝎和哲学家时，他以阿奎那、斯宾诺沙和尼采的口吻答道，持善恶者即是偏见，善恶之分是相对的；凡对我有利者，即为善；对我不利者，即为恶；自然本身是超越善与恶，它也不顾我们的善恶之分。他的弟子曾编了下面这一段对话：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5]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不错，王阳明和佛教的这种精微的唯心论玄学，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之前，听起来是相当响亮的。虽然这些学者对于人性和治国之道，提出了以前哲学所未曾提到的这种很公正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智慧太对这些琐事着迷了，以致变成一种令人厌烦的学术官僚，而与每一种有自由和创造性的思想为敌。到了最后，假如朱熹的学派获得了胜利，假如朱熹的灵位能光荣地被置于孔庙内，假如他对于“四书五经”的注释能变成所有正统的思想的一部指针达700余年，那是因为他那种健全而明洁的意识战胜了那扰人而繁琐的玄学心灵。但是，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它可以一样很敏感，神志很清明，并且绝对地正确。中国之必须来一次革命，原因之一是朱熹和儒家思想完全彻底地战胜其他学派。

青铜、漆和玉

对智慧的追求和对美的热爱是中国人心灵上的两大支柱。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即是哲学，中国即是瓷器。就如中国人对智慧的追求并不是那种虚幻的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一种积极追求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完善的哲学；中国人之对于美的热爱也并不是那种奥秘的唯美主义，也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虚构和与人生毫不相干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世俗的美和实用的结合，是一种最实际的对日常生活的东西和器具的钟爱之情。在西风未吹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艺术家、艺匠和工匠是不分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制造业，所有的制造业都是手工业；工业就像艺术一样，只是把人格表现于东西上。因此，当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透过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方便的东西供应老百姓时，中国人就自己做出比任何国家都更富有艺术味、种类繁多的、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把字写在盛吃的器皿碟子上，懂得享受的中国人要求每一件东西都要有美的形式和出众的外表，包括那象征高度文化的织品。

中国到了宋朝，这种美化个人、庙宇和家庭的艺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早在唐朝，中国的艺术就已达到相当的地步，由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中国人陶醉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优美和钟爱艺术的生活当中。到了宋朝，织品和金属手工艺已达到空前未有的完美地步。在玉、石雕刻方面，中国也是独步世界；在木和象牙雕刻方面，除了它的“学生”日本，中国也是无与伦比。家具的设计无奇不有，巧夺天工；木匠生活清苦，每天得刻出一个个的小艺术品，才换来一碗白米。这些精美的小艺术品取代了家里昂贵的家具和奢侈品的地位，颇得物主的欢心。这种珍贵的小玩意，在西方只有艺术鉴赏家才看得出来。珠宝虽不太多，但也雕刻得华美。中国的男女都用羽毛或竹或着画的纸或丝做成的华丽的扇子；甚至连乞丐行乞时，也挥动着一把优美的扇子。

油漆的艺术也是始于中国，但传入了日本才达最完美的地步。在远东，油漆是漆树的自然的产物，这种树是中国的特产，现在的日本是最苦心栽培漆树的国家。树汁从树干和树枝取下之后，经过过滤和加热，去掉过多的水分而成树胶。油漆的艺术是慢慢形成的，开始是写在竹片上的一种形式。在周朝，油漆用来刷饰船、马具和车子等；到了2世纪，油漆就应用在建筑物和乐器上面；至唐朝，已有许多的油漆品外销到日本；宋朝的时候，各行业所使用的油漆都有特殊的形式，此时的油漆品已销至印度和阿拉伯的各港口；到了明朝，油漆的艺术又更进一步，有些方面已达到绝顶的高峰；在开明的康熙和乾隆时代，在皇帝的支持下，大的油漆工厂建立了起来，因而有像乾隆殿这样精美的杰作，以及康熙皇帝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 [6] 的那副油漆屏风。中国的油漆艺术一直在突飞猛进。直到19世纪，当欧洲的商人把战争带到了中国领土，并且欧洲的进口商和客户对油漆品没有爱好，油漆工业失去了帝国的支持，油漆的水准和油漆品的设计遂一落千丈，终于落到了日本的后面。

玉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曾在最古老的坟墓内发现玉。历史最早记载玉是用来做一种“有声音的石”，那时是公元前2500年，玉被切成一条鱼或其他形状，用线连在一起；切得恰当的话，一敲便发出一阵清脆的、持续很久的声音。英文的玉（jade）这个词，是取自法文的jade，而法文的jade又是从西班牙文ijada（即拉丁文的ilia）而来，其义是腰间。当西班牙征服了美洲之后，发现墨西哥人把玉磨成粉与水相拌，做成许多种疾病治疗用的内服药，他们便把这剂新药方和美国的金带回欧洲。中国人对于玉的解释更有意思，玉是柔软如露水的意思。有两种矿石含有玉，一是玉矿，一是角闪石。前者是矽、铝和钠混合而成，后者是矽、钙和镁组成。这两种矿物都很硬，要把一立方英寸的玉压碎，需要50吨的压力。要打碎一大块的玉石，通常是先持续不断地加高温度，然后再放进冷水，玉石自然地碎裂。中国艺术家把天然毫无色泽的玉石，磨炼成有绿色、棕色、黑色和白色等各种不同光亮的颜色的玉，显示出他们的才华。在他们有耐心的琢磨下，玉被做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品，在世界上所有的玉器中，绝没有两件是相同的。中国的玉器早在商朝即出现，最早的一件是祭神用的蟾蜍形玉器。到了孔子时代，已有形式很精美的玉器了。世界其他各国都把玉拿来做斧、刀和其他器皿，而中国人却非常珍视它，只把它做成艺术品，他们甚至把玉看成比金银或任何宝石更贵重的东西。一个小小的玉指环，在中国人的眼中，就要5000美元，某些玉项链甚至高达10万美元。收集家要花几年才能找到一块玉。有人曾经估计过，所有中国现存的玉要比其他的任何艺术品来得多。

在中国的艺术史中，铜器与玉器的历史几乎相埒，在中国人看来，铜器甚至比玉器更可贵。传说，全国九州的百姓送铜给大禹作为贡物，大禹把这些铜铸成九鼎以象征九大州。这些鼎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除毒，可以不用火而能煮熟东西，而且还煮得非常美味。这九个大鼎变成了君王神圣权威的象征，曾一代代小心翼翼地传下来，但到了周亡的时候，却神秘失踪了——这对秦始皇的威望实在是一大打击。于是，铜器的铸造和修饰成为中国最好的艺术之一。要对中国的铜器一一作介绍，需要42大册才能说得清楚。最初的铜器是用作国家和家族祭典用的器皿，后来，演变成成千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中国的铜器之精美，只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堪与媲美，也许只有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的洗礼堂所设计的那些“天堂之门”，才能与之并驾齐驱。

中国现有最早的铜器是近代在河南所发现的祭器。中国学者断定这些祭器是商朝的遗物，但欧洲的鉴赏家则认为它们应是商朝之后的制品。遗留下来的铜器中最早的是周朝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藏有一座很精美的祭皿。大部分周朝的铜器都被秦始皇没收了，因为他怕百姓把这些铜器拿去再铸造成兵器。他命令工匠把这些搜括来的铜器铸造成12座大的铜像，每一座高达50英尺，但没有一件留传下来。到了汉朝，人们又做了许多精美的铜器皿，里头还常嵌有黄金。有几位曾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日本艺术家，曾为奈良的法隆寺铸造几个很有名的艺术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坐在莲花上面的那三座阿弥陀佛像。在铜器的历史上，实在很难有比这三座佛像更好的作品了。宋朝时，青铜的艺术达于巅峰状态，即使不能算是达到最精美的水平，就产量来说，也确是首屈一指：鼎器、酒皿、杯器、香炉、兵器、镜子、钟、鼓、花瓶、针扣饰物和小雕像等，琳琅满目，几乎家家都有。宋朝有一件很引人的铜器，这个铜器是老子骑在一只水牛上的香炉，老子泰然地两足分跨坐在水牛上，显示他那套无为而治的哲学可以驯服凶猛的野兽。这座铜器整个都像纸那样薄，由于年代久远，已生了铜绿，但这更加添了它那份苍老的美。 [7] 到了明朝，铜器的艺术遭到挫折，铸出的器皿的体积虽加大，但在质量方面却降了下来。铜在大禹时代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最寻常的东西，并且把它的地位让给了瓷器。

雕刻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艺术之一。由于远东的人富有一种罕有的谦逊美德，他们在审美的规程下，拒绝把人体纳入美的范围内。中国的雕刻家是不公开雕刻人像的，即使他们雕刻人像——绝少雕刻女人像——也只是为了研究或是代表某种形式的意识而已。绝大部分的雕刻家雕刻的人像只限于佛像，而漠视给予希腊艺术家灵感的那种雄壮和谦恭的美感。中国的雕刻以动物为对象的甚至要比以哲学家和圣人为对象的多得多。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人像雕刻，是秦始皇所铸造的那12座巨大铜像；那12座铜像后来被汉朝的一位皇帝拿去铸造钱币。汉朝曾留下来一些小动物的铜像，但这个时代里的雕像几乎都被战火和时间湮没了。汉朝所遗留下来最重要的雕像是在山东发现的坟墓浮雕。在这些浮雕中，绝大部分是动物的像，人像极少。比较像雕刻作品的是陪葬用的泥俑——大部分是动物，偶尔有奴婢或妻室的像——他们与男人的尸体埋在一起，以代替活人陪葬的那种仪式。从这个时期所遗传下来的动物像满身都是肉，如守庙的虎视眈眈的大理石老虎，波士顿的加德纳（Gardner）收藏室的咆哮的熊，南京陵墓那有翅膀的巨狮。这些动物和坟墓里头雄壮的马的浮雕像，显示了希腊、亚述和西徐亚三者混合的影响，但这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

同时，另外一种影响吹进了中国，那就是佛教神学和艺术的形式。佛教首先来到土耳其，并在那里建立了文化，斯坦因和伯希和曾发掘到好几吨荒废的雕像，有些上乘的雕像似乎与印度佛教的艺术相差无几。中国人没有选择地接受了那些佛教的形象，而雕出与犍陀罗或印度一样好的佛陀。最早的是山西大同西北30里云冈石窟的造像（约490年）；最好的应是河南的龙门石窟的佛像。在这些石窟之外，有几尊巨大的佛像，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尊很优雅的观音立像；最壮丽的一尊是毗卢遮那佛像，虽然其底部已损坏，但佛像仍然极为安详自若。在山东，有许多佛教庙宇的墙上都刻有印度形式的佛像，像益都云门山里，到处都刻着雄浑的菩萨。唐朝继续佛教造像的盛况，尤其对释迦坐像的雕刻更为完美，陕西的大佛寺尤其著名。唐之后，有一些巨型罗汉泥塑像的雕刻，有一些是很华美的观音佛像，显然这是一种从神的雕刻到女神的雕刻的转向。

唐朝之后，雕刻失掉了宗教的激励，而以俗人为对象，偶尔诉之于感官的美感。但卫道之士就举起反对的大纛，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他们抱怨艺术家把圣人都弄得像优雅和温柔的女人了。而僧侣也立下严格的画像的规条，禁止把佛像的性格特殊化，禁止强调佛像的身体。也许中国人那种强烈的道德观念，阻碍了雕刻的发展。因此，一旦丧失了宗教的动机，他们的雕刻也就丧失了冲劲，宗教破坏了它，使它再也得不到灵感，而那种外在美感的诱惑又被禁，雕刻在中国自此一蹶不振。随着唐朝的结束，雕刻的创造泉源也开始干涸了。宋朝只有少许像样的作品；元朝把精力摆在战事上；明朝也只有昙花一现，他们刻的是一些怪物，这些巨大的石头怪物是装饰坟墓用的。雕刻自屈服于宗教的禁忌之后，把它在中国艺术领域里的地位让给了瓷器和绘画。

宝塔和宫殿

建筑在中国只能算是一种次要的艺术。一些杰出的建筑师在身后都很难留名，他们的地位似乎不如陶工。比较宏大的建筑，在中国并不多见，甚至在敬神这方面的建筑，算得上荦荦大者也极有限。古代的建筑物都已不存，只有一些宝塔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以前。宋朝的建筑师在1103年曾印刻一部8大册精美的书，名为《营造法式》。但书中所举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都是属于木造式的，没有一座留传下来。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有关孔子时代中国的住家和庙宇的图案中来看，中国历经漫长的2300年，还是满足于他们祖先所留传下来的那种建筑样式，而无大改变。中国人不愿把建筑物弄得那样壮大雄伟，也许是他们对于艺术的一种感受和口味；也许是他们那种很高的智慧忽略了此点，而不在这方面发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缺少了几乎每一个古代的大国都曾出现的三个制度：世袭的贵族制度，势力强大的宗教阶级，强而富的中央政府。在过去，这三个制度是推行较大的艺术作品——庙宇和宫廷，群众的集会场所和歌剧院，有壁画和雕刻的巨大坟墓——的动力。但中国是幸运的，也是得天独厚的：它完全没有这些制度。

曾有一个时期，佛教的思想渗入了中国人的心灵，再加上人民生活富裕、国库充盈，中国也建了不少大的庙宇，这些废墟不久前在土耳其斯坦被发现。现在在中国境内还有一些中型的、颇庄严的庙宇，但它们与印度的宗教建筑比起来，还差很多。中国的寺庙大都坐落于山上，有幽静的通道蜿蜒而上，庙的前面有极醒目、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门，这显然是模仿印度“栏栅”而来；有时在入口处还立有面目狰狞的神像，作为精神上的防卫，意味着要把外来的魔鬼驱逐于外。中国最有名的庙宇之一——卧佛庙，坐落在北京郊外的植物园附近；福开森氏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建筑物”。

在远东，最富有特性的应是宝塔，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城镇都有宝塔。就像佛教的庙宇，这些优美的宝塔带着颇受欢迎的道教色彩，这些塔不仅成为宗教礼拜仪式的中心，也是占卜风水和占卜未来的场所。当地建立宝塔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宝塔可以驱走灾难，安抚诸鬼，并带来繁荣等。通常，宝塔都是八角形的，全部用砖头砌成，地基是一块大石，塔高五层、七层、九层或十三层不等，因为楼层数字不对也会带来厄运。中国最古老的一座宝塔，是523年建于河南嵩山的颂乐寺；最可爱的一座是颐和园旁的宝塔；最壮观的是北京的玉塔和五台山的瓶塔；最有名的是南京的百节塔，该塔建于1412年到1431年间，完全是用泥土砌成，在1854年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到破坏。

中国最壮丽的庙宇是在北京，这些庙宇是国家举行祭典的所在地。孔庙有专人看守。孔庙的哲学味比艺术味来得浓。自13世纪建造以来，已经翻修了好几次。在一个打开的神龛里，立有刻着“至圣先师”字样的木牌；在主祭坛的上面供奉着这位“万世师表”的圣贤。在北京的正阳门外耸立着天坛。这个祭坛给人极深刻的印象，它完全是由大理石砌成，其手法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天坛是一座修饰得很精美的三层宝塔，由砖和瓦砌在一块大的大理石平台上。每到农历新年清晨三时，皇帝要亲自驾临此地，焚香祈神保佑国泰民安。在1889年，天坛遭到闪电严重的打击。

比这些庙宇更吸引人的是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宫殿，皇帝和宫廷大臣曾居于此。明成祖在位（1403—1425年）的时候，建筑天才呈井喷式地出现，他们在长城附近建起了明陵，还造了一些用高墙围起来的皇家居所，这就是有名的紫禁城。昔时成吉思汗的皇宫亦在此，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看了这些宏伟的皇宫，曾大吃一惊。石刻的狮子排列注视着两旁大理石做的栏杆，中间的阶梯也是大理石铺设的；随后就是一连串的建筑物，有王宫、接待室、宴会室，以及其他办公用的房间；还有零散的房子，这些房子非常讲究，原来是皇家及其亲属、仆从、太监和宫女的居所。这些王宫的样式差不多一样，它们都有相同的长长的柱子、精美的窗格子、雕刻或书写的飞檐、颜色鲜艳的彩画、用大块的瓦盖的屋顶，两旁屋檐向上翘。与这些紫禁城里的王宫相似的是在北京郊外几英里处的颐和园；也许颐和园要比紫禁城来得更完整、匀称、优美、精巧。

假如我们想大概地说出中国建筑的一般特征，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那令人看来不悦的围墙，这道围墙不但隔开了房子和街道，而且也把房子藏了起来。在比较贫穷的地区，这些外墙是一家一家连接起来的，显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不安全。墙里面有一个院子，你会首先看到门和格子窗，里面也许是一家住户，也许是好几家住在一起。穷人家的房子显得阴沉沉，入口和走廊都很窄，屋顶低低的，地板还是泥土的；甚至有许多穷人家是猪、狗、家禽与人杂处于一间房子。最穷的人家是住在风刮得进去、雨打得进来的茅屋里。小康之家比较好一点，地板可能是用草席和砖头铺的。至于有钱人家，那就大不同了，院内有花有草有池，或房子的四周都建了花园，这里有人为营造的自然气息和景象。这里没有芳草小径，也没有郁金香的小道，也没有方形或圆形或八角形的花圃，而有曲折的通道、岩石堆砌成的假山、弯曲的小溪、修剪成各色各样形状的林木。点缀在整个大花园之中的是半藏在枝叶之下、供人休息的优美亭阁。

房子的本身并不壮丽，即使宫殿也是一样。从来就没有高过一层以上的房子；假如需要更多的房间，只有在旁边加盖，而不把原来的加以扩大。因此，一座壮丽的房子很少是一个单一的建筑；而是一排房子凑在一起，从前门的入口到后门的出口，依次是从次要到重要，越重要的越排于后面，附属建筑则排于两旁。人们最喜欢用的建筑材料是木头和砖；石头除了用在地基和台阶外，很少用在建筑房屋上；砖通常只用于外墙，泥瓦做屋顶，木头做装饰的柱子和内墙用。在彩色鲜艳的墙上，横跨着一条做装饰用的飞檐。支持着屋顶的既不是墙，也不是柱子。屋顶看来好像很笨重，但它只是架在一些木架上面。屋顶是中国的寺庙和住屋的主要部分。假如屋顶上的瓦是上釉的——皇宫大部分是用黄色的，其他或用绿色、紫色、红色或蓝色——那么这个屋顶不论是在自然的环境中，还是在一片混乱的城市内，都会呈现出一派相当美丽的景象。远东地区的屋檐是用古代撑篷帐用的竹子做的，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使屋檐两边能向上翘，而显得好看，但更可能只是为了要防雨，因为中国屋子的窗子很少。而朝鲜则用纸糊的格子窗，但这种格子窗很难防雨。

主要的门口不是在山形墙的末端，而是在南面的建筑物的正面；在装饰的正门之内，通常有屏风或一道墙，以免访客一眼就看到里面，同时，也可以防止魔鬼进来，因为魔鬼都是走直线的。厅堂里面很阴暗，因为大部分的光线都被格子状的窗户和突出的屋檐挡住了。也很少有通风的设备，唯一的热是从可移动的火盆或砖砌的灶而来。也没有烟囱和通烟道。不管富人或穷人，都得受冷，他们上床都穿好多衣服。有一位游客曾问一个中国人：“你冷吗？”这位中国人答道：“当然冷！”天花板上可能吊着有点俗气的纸灯笼；墙上可能饰有卷轴或水墨素描，也可能悬挂颇精巧的丝织刺绣或山水画。家具通常是很重的木材做的，如黑色的檀木，而且还雕刻得很精细；较轻的家具则上油漆。中国人是东方各国中唯一坐椅子的民族，但他们还是比较喜欢靠着或蹲着。在正厅里面，通常有一张长形的桌子，放有祭祖先烧香用的香炉。后面的房间专供女人用。另外分开的房间，可能是作为书房。

中国的建筑留给外国人和对建筑外行的人的印象，是中看而不中用。中国建筑那种雕梁画栋的装饰掩盖了外表的形式，美是美，但无助于壮观。中国的庙宇和宫殿并不想胜过自然，而是想与自然求得完美的和谐，故其建筑的形式只求中庸朴实。也正因为如此，有力、安全和恒久不变这些性质，在中国的建筑物中是找不到的。恐怕一场地震就会使建筑师的辛劳白费了。这些建筑很难和凯尔奈克、波斯波利斯以及雅典的卫城那些建筑，具有相同的艺术价值。就我们西方人来说，它们不是建筑，说它们是木头的雕刻、泥瓦的彩饰和石头的雕塑，也许比较恰当。他们对于瓷器和玉器的设计制造比较精通，至于这种混合机械和建筑术的庞然大厦，他们则不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或罗马。假如我们不从壮丽和坚固的角度来看——也许这是他们的建筑师所未注意到的地方，假如我们欣然接受在那最不牢的建筑形式中，其建筑上的浮雕很优美，那么他们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一种最自然、最适度的变化，也是人类所曾造就的最优美的一种形式。

绘画

·中国画大师

西方人不容易认识中国画，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东方的绘画不论在方法或其他方面的应用上，几乎与西方的完全不同。第一，东方人从来不在画布上作画；偶尔，他们作壁画，如在受佛教影响的时期；以后，他们有时在纸上画画，但大部分是画在丝织品上。可是，由于这种材料很脆弱，不易保存作品，这些作品只是在绘画的历史上留下一段回忆和记录而已。第二，东方的绘画有一种薄和轻的风味；大部分是水彩画，缺少欧洲油画中那种强烈而易引起美感的色彩。中国人曾试过油画，但油画太粗糙和笨重，不符合他们那种细腻的笔法，他们遂放弃作罢。对中国人来说，绘画是书法的分支，或是一种漂亮的书法，至少中国最早期的绘画形式是这样；他们用来写字的毛笔，也同样用来作画；有许多的杰作只用毛笔和水墨勾画而成。 [8] 第三，他们最伟大的作品都是隐藏起来，不大为西方的游客所知道。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在公共场所或家里面炫耀他们的作品，他们只是小心地把画卷起来，收藏好，偶尔打开来欣赏。中国的画是成卷的，“看”起来好像是“读”一部原稿；较小的画挂在墙上，但很少装在框子里；有时，他们将一连串的画画在屏风上。到了宋朝末期，中国的画派已经分成了13支，绘画的形式更不计其数。

中国的文学史指出，中国的绘画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即成为一种艺术；尽管有战争的阻断，但中国的绘画一直延续至今。据说，第一位中国画家是个女人，叫嫘，她是舜帝的妹妹；一位愤愤不平的批评家这样写道：“这种神圣的艺术竟然被一个女人创造出来！”虽然周朝并不见有什么绘画遗留下来，但是从孔子对于洛阳太庙上的壁画的惊叹，可见是时早有绘画。汉朝初年，有一位作家就抱怨他所崇拜的一位英雄从没有被人好好画过。他说：“杰出的艺术家虽然很多，但怎么没有人画他？”据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是时，有一位叫烈裔的画家，善画，能“含丹青以漱池，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有迹象显示，中国的绘画到近世纪初，达于它的最高峰之一，但战争和时间毁掉了这项证据。从秦兵攻陷洛阳（约公元前249年），焚毁他们所不能利用的东西，到义和团运动（1900年），当东周的士兵把帝王收藏的丝画拿来做包装用时，绘画的艺术和战争即在古代的冲突中交互争辉——绘画虽屡遭破坏，但也从未中断它的创新。

就如基督教在3、4世纪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和艺术那样，佛教在那时对中国的生活也起了神学及美学上的革命性作用。当儒教重新恢复它的政治力量时，佛教糅合了道教，在艺术上产生了支配的力量，刺激了中国与印度在思想、象征、方法和形式等方面的接触。中国佛教派的绘画，最具天才的应是顾恺之了。由于他那种奇特和积极的个性，人们替他捏造了一段奇闻逸事。故事是这样：他爱上了隔壁的一位女孩子，伸手向她示意，但这个女孩子万没料到他将来竟是个著名的人物，因而拒绝了他的爱。顾恺之便在墙上画了一幅她的画像，并用一根针刺在她的心房。自此，这个女孩子开始病倒。此后他再去向她求爱时，她答应了；他遂把针拔掉，这个女孩子也就病愈了。

当佛教徒想募一笔钱在南京造一座庙时，他答应负责筹到100万钱；对于他的这个义举，全国的人都把他当笑柄，因为他是一个穷艺术家。他便提出要求：“让我使用一道墙。”在他找到了一道可以掩护的墙之后，他便开始在那上面画维摩诘像。他完成之后，召来僧侣，向他们说明他们应如何募到这100万钱。他说：“第一日观者请施10万；第二日可5万；第三日可任例善施。”僧侣们照了他的这个方法去做，结果募得了100万钱。顾恺之曾画过许多的佛像和不计其数的画，但一幅也没留传到今天。 [9] 他曾有三部论画的著作，但留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已。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他也强调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重要性；他在帝王画像上这样题道：“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日中则仄，月满则微，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他的同代人称他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到了唐朝，绘画大放异彩。杜甫说，此时画画的人多如星辰，但称得上画家的寥寥无几。在9世纪，张彦远为最完备画史作者，写了一本《历代名画记》，书中他列举了370位画家的作品。他说，在那时一幅名家的画值2万两银子。但是，他强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艺术。他说：“名画是无价之宝，非金或玉可比，但劣品一文不值。”仅唐朝的画家，我们就可以列出220位，但他们的作品留下来的实在少之又少，因为安禄山攻陷长安之后，把长安洗劫一空，书画荡然无存。从韩愈的故事中，我们闻得出这个混合诗风鼎盛时代里绘画艺术的气息。有一次，韩愈在京师客栈中通过博弈从一位独孤申叔手中赢得了一幅极珍贵的图画，该画在最小的范围内，画出123位人物、83匹马、30只其他的动物、3部马车以及251件器物（详见韩愈《画记》一文）。韩愈说：

……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

就如中国的宗教形成了儒教和佛道教两派，分别由朱熹和王阳明所领导的两学派很快地发展成了哲学上的两个派别，分别代表西方人所谓的古典派和浪漫派；在中国的绘画里，也分成两派，北方的画家严格地遵守古代端庄的古典画风，而南方的画家则主色彩，强调感情和想象的形式。北方一派的努力达至精确地模仿形象和清晰的线条；南方一派就像巴黎蒙马特尔的画家，反对这些限制，蔑视只顾写实，而企图仅把事物当作精神上的经验要素和音乐上的心境音调。在玄宗宫廷里画画的李思训，在宦海浮沉及孤独的流放生涯中开创了北方画风，为北宗一派之祖。他曾首创中国山水画，力求写实。传说玄宗自谓在晚上可以听到李思训在宫廷的屏风上所画的山水画中潺潺的水声；也有传说，他画里的一条鱼跳出求生，后来这条鱼被发现在一座池塘里——每一个朝代的画家都谈论起这些传闻。 [10] 南方的一派则自然地对艺术发出革新来，王维是南宗一派的始祖。在他那印象派的风格上，一幅山水画只不过是心境的一种象征。王维不但善画，也工诗，他希望借画表现诗，将这两种艺术融合为一；他的那句名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1] ——几乎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中国诗画中。据说，董其昌曾用尽一生去追求这位天才画家王维的神韵。 [12]

唐代最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大家公认的远东最伟大的画家是吴道子。其画风超乎各宗派之上，属于偏佛教的传统中国艺术。吴道子的画就如其名。老庄那套精微、难以言说的思想，似乎很自然地从吴道子的画笔流露于线条和色彩上。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他：“少孤，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据说，他酷爱酒肉，就像爱伦·坡，他也认为喝起酒来，精神百倍，工作效率最高。他样样都行：人物、神像、妖怪、佛像、鸟兽、建筑以及山水，好像信手拈来，水到渠成。不管是在丝绢、纸或壁上，他都画得很精致。他曾为庙寺画过300幅壁画，其中有一幅的人像超过1000个，其艺术地位与欧洲的《最后审判》或《最后的晚餐》等名画相等。在他死后400年，即12世纪时，宫廷中曾收藏他的画达93件，但没有几件留传到今天。据说，他的佛像能表现出生与死的神秘，他所画的地狱能让那些屠夫渔贩怵惕不敢做违背良心的生意，他在画布上所表现出的玄宗的梦幻，直使玄宗深信吴道子是精灵的化身。曾有一位帝王 [13] 命他到四川，画嘉陵江的山水风景，他竟空手回来，并未作画。这位帝王甚恼，他却答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之后，宣令于大同殿壁画之，300余里山水，一日而成。 [14] 当裴将军希望他替他画像时，他要裴将军不必摆姿作势，只管舞剑。吴道子看罢，画了一幅裴将军的画像。当代人皆认为这幅画是神来之笔。吴道子遐迩闻名，当他画兴善寺的佛像快要完工时，所有长安的居民都赶去看他最后的几笔。一位9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说：“凡图圆光，皆不同尺度规画，一笔而成。每画圆光，观者如堵。立笔挥扫，势若旋风，人皆谓之神助。”天才的人往往在懒散的时候，获得灵感。有一则很精彩的故事说，当吴道子到了暮年的时候，他画了一幅颇大的山水画，他悄悄地走入画中的山洞，自此人们再没看到他。绘画从来没有这样神秘和美妙。

在宋朝皇帝的提倡下，绘画变成了中国人热爱的一种艺术。此时的绘画已从专对佛像的崇拜上解脱而出，产生出空前众多而繁杂的绘画，而宋徽宗本身即是当代800位知名的画家之一。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徽宗的一卷画，徽宗以惊人的简洁笔法，画出仕女带着准备的绸衣穿过舞台的画；他还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该馆所收藏的名画之多，超乎以后任何朝代所收藏的；他把一向属于文学学院（Literary College）的画院（Painting Academy），擢升为地位最高的一个独立机构，称翰林图画院，并且在科举考试的学科中，以绘画代替某些学科；他还擢拔那些在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畀予官职，而他们也常能在政治上有卓越的表现。当了然于宋徽宗这重文轻武的内政之后，金兵遂南侵中国，掳了徽宗，攻陷开封，几乎毁了博物馆中所藏的全部绘画。该馆收藏绘画之丰，可从那20大册《宣和书画谱》看出。这位皇帝艺术家在囚禁和侮辱中死去。

比这位皇帝画家更有名气的是郭熙和李龙眠。郭熙放手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云烟变灭，千态万状，时称独步”。 [15] 李龙眠是艺术家、学者、清官和绅士，他是中国人所尊崇的一位典型的士子。他从书法进入素描和绘画。他几乎只用墨作画；他接受北宗一派的严格传统，遵守精确和优美线条的画法。他善于画马，以致当他所画过的6匹马先后死了之后，他遭到指责，说是因为他夺去了那些马的生命灵魂。一位僧侣警告他，假如再那样勤奋地画马，终将变成一匹马；最后，他接受了这位僧侣的劝告，改画佛像。他曾画过500幅罗汉像。当徽宗创设的艺术博物馆被攻陷时，发现其中收藏李龙眠的画达107件，由此可见其名气之大。

在宋朝的大画家中还有米芾，他是个有洁癖的怪才，作画之前，必要洗洗手，宽衣解带。他不落俗套，而用他那“泼墨法”——不先画轮廓，即下墨作画——画出那变了形的山水风景。 [16] 夏珪的那幅《长江万里图》——从长江的发源地，经过黄土和峡谷地带，到商船和舢板云集的出口处——许多学者都推他为东方和西方山水画的泰斗。马远的树石山水画，极为出色，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他的画。 [17] 梁楷的李白画像，有独到之处。牧谿的猛虎、无忧的燕八哥，以及忧悒而祥慈的观音等作品，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一些西方人并不太熟悉的杰出画家，但他们是东方文化遗产中的宝藏。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说：“宋朝的文化是中国人天才最成熟的表现。”

当我们企图去评估中国的绘画艺术在最辉煌的唐、宋时代的性质时，这与未来的历史学家企图去论断当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的作品散失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处的困境是一样的。在北方的蛮人完全毁了中国的名画，阻断了中国继续进步达几百年之后，绘画这门艺术似乎失去了人们的喜爱。虽然在以后的朝代，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画家，但没有一位能与唐明皇和宋徽宗时代的画家相比。当我们一提到中国人时，我们不能认为那只是个贫穷、衰弱、分裂和遭受凌辱的民族，而在其400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也有过堪与伯里克利、奥古斯都和美第奇等这些王朝相媲美的朝代，也许他们今后还会有这种时代的来临。

·中国画的特质

中国画有什么特殊呢？在世界上，除了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外，没有一派的画风与中国的相似。为什么？第一，应是由于它那种成卷或成轴的形式。但这只能算是外表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其内在和实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人轻视透视法和投影。当康熙帝邀请两位欧洲画家来画他的王宫时，他们的画法遭到反对，因为他们把较远的柱子画得比较近的为短；中国人认为最虚伪造作的莫过于显然没有距离的存在，而偏要表现出距离来。双方彼此不能了解对方的看法，欧洲艺术家是从平面看，而中国的艺术家则惯于从上面看。在中国人看来，投影也不适用于艺术的形式上，他们认为艺术的形式不在模仿真实，而在透过这种完美的形式，给人愉快，传达心灵和表现思想。

形式就是画的一切。中国画不求浓烈的色彩，只求韵律和精确的线条。在早期的绘画，色彩是绝对不用的，在名画中，绝少有着色的；一块墨，一支笔，已经足够了，因为色彩无助于形式。诚如艺术理论家谢赫 [18] 说的，形式就是韵律。第一，中国画是一种看得见的、有韵律的姿势的记录，是由手的运用而产生的舞；第二，中国画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揭示了“精神的韵律”，揭示了真实的本质和静静的动作；第三，韵律的本身即是线条——并不是描绘物体真正的轮廓，而是画其形式，借着暗示和象征表现思想。 [19] 绘画的技巧，不同于悟解、感觉和想象的力量，中国的绘画几乎完全基于精确和优美的线条。作画时必须要有耐心，在严格的控制下，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清晰地表明他的用意，然后下笔，把他的想象表现于丝绢上，下笔时不能更改，每一次要连续不停，很轻松地画好几笔。中国和日本对于线条艺术的表现，就如意大利和荷兰对于色彩艺术的表现那样地突出。

中国人画画从来不重写实，他们着重于暗示，而不求描画；他们把“真实”留给科学去处理，对于绘画只求美的表现。单单一根树枝，长了几片叶子或几朵花，就足可以成为一位最伟大的画家的题材。他对于空白的背景的处理和分配，就是他的勇气和技术表现的地方。我们拿进入徽宗的“书院”必作的试题之一来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之如何强调间接的暗示，而反对明白的表现：试题是要考生用画来表示一句诗——“踏花归去马蹄香”。一位高中了的考生画的是一个骑马的人，马后有一群蝴蝶，跟在马蹄前后飞舞以表现“香”字。

由于形式不拘，题材也就无限。人物绝少作为画的中心题材；出现的人几乎都是老年人，几乎都是相同的形态。虽然中国的画家看来绝不是悲观者，却绝少用年轻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中国画家也画人像，但并不出色；中国画家对人物并不感兴趣。很显然，他们比较喜爱画花和兽，对人物并不重视。宋徽宗把他的半生精力花费在画鸟和花上。有时，花和鸟兽只是象征，像莲花和龙多半是象征性质，但大部分只是直接表示花和鸟兽，而无他意，因为表现于花鸟的那份动人和神秘的生命，与人类的完全一样。马特别受到喜爱，韩幹就是专门画马。

绘画在中国遭到困难，确是事实，第一是遭到宗教的束缚，第二是遭到学术的限制。临摹古代名家的画，对初学者来说，会造成一种阻碍进步、崇拜偶像的心理。画家在表现其题材上，在许多方面被囿于前人所用的方法里。一位杰出的宋朝批评家说：“在年轻的时候，我赞赏名家，我喜欢他的画，但当我有了鉴赏的能力，我对自己沾沾自喜，因为我所喜欢的与名家所喜欢的一样。”这实在惊人！纵然有束缚和限制。但他所表现的这种艺术的活力是多么地大；这诚如休谟所认为的，这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那些遭到检查的作家一样：艺术家就是在那些限制的束缚下，逼使自己去争取光辉的成就。

把中国的画家从这个枷锁中解救出来的，是他们自己对于自然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在这方面，道教曾给予启示，佛教更加强他们这种感觉。佛教指示他们，人与自然在生活当中是一体的。诚如诗人发现逃避都市竞争的最好去处是自然，哲学家在自然里寻求道德的典范和人生的指引，画家也在悠悠的溪旁沉思，在深山中忘怀了自己，感到这种莫名的精神在这些无言而永恒的事物中，比在纷扰的人生和人们的思维中表现得更清楚。自然对中国是那样的残酷，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酷寒和洪水。但中国人视自然为至高的神，中国人不仅在宗教上崇拜自然，在哲学上、文学上和艺术上，亦崇拜自然。自然指出了中国文化的时期和内容。早于克劳德·洛兰、卢梭、华兹华斯和夏多布里昂1000多年，中国人即酷爱自然，并创造了一派山水画，该派的作品遍及远东，而成为人类最杰出的表现之一。

瓷器

当我们提及中国最杰出的陶瓷艺术时，他们不由得要感到尴尬，因为我们一直把这种艺术视为一种行业而不是艺术。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的地位，是最无可置疑的。一提到“瓷器”（china）这个名词，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厨房，我们总以为陶瓷厂是制造瓷器的地方；这种工厂与其他工厂无异，而其产品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赞叹。但对中国人来说，陶瓷器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在兼具美和用的情况下，陶瓷器颇能取悦于中国人的实用和审美的思想；它提供全国最大的一种风俗——喝茶——的器皿，这种器皿对于人的指头或眼睛，都极为方便可爱。家家户户，甚至连最穷人家，都装饰有各种形式的陶瓷器。陶瓷器是中国人的一种雕刻艺术。

陶瓷器的第一关是制造，把黏土烧成有用的形式；第二，再借助艺术，把这些形式加以美化；第三，经过了制造和艺术化之后，产生出完美的产品。把陶器上釉即为瓷器。做釉的方法是将陶土与某些矿物相混，经过火烧之后，熔化成一种半透明似玻璃的东西。 [20] 中国人做瓷器最主要的是用两种矿物：一种是江西省景德镇东诸山所产的高瓴土，这是一种纯白色的陶土，由花岗石的长石分解而形成的；另一种是白墩土，这是一种易熔化的白色的石英石，可使瓷器成半透明状。将这些材料磨成粉状，再掺水搅成胶状，然后，用手或机器做成模子，再放入火里烧，就变成光亮坚硬的东西。有时候，陶工对这种简单白色的瓷器并不满意，遂直接在模子上涂上一层釉。然后，再放进去烧；有时是在模子烧焙之后，再加上釉彩，然后再烧一遍。通常釉是着色的，但许多的情形是在模子涂上一层透明的釉之前，先行着色，或者在涂了釉而烧过的瓷器上着色，然后再烧焙，把这些色彩熔解于瓷器上。在釉的外面的这些颜料，我们叫作珐琅，是有色的玻璃粉做成的，经调和成液体状，画画用的纤细毛笔就能蘸用。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给瓷器上画，专事画花的只顾画花，画鸟兽的专门画鸟兽，画山水的专门画山水，画人物的专门画圣人，通常是画圣人在山中沉思，或在海浪上骑着奇怪的野兽。

中国的陶器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安特生教授在河南和甘肃发现陶器，他认为“这些陶器的年代不会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因为这些陶器的优美和精良，我们相信，陶器这行业早在此时即已成为一种艺术。有些很像安诺的陶器。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不是自西方传入而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比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较拙劣的，是在河南出土的一些陶器碎片，这些被认为是商朝末年的产物。自此至汉朝以前，就不曾发现有艺术价值的陶器，不仅看不到陶器，甚至在被认为远东首用玻璃的中国，在此期间也没有玻璃的遗迹。 [21] 到了唐朝，由于茶道之风渐盛，刺激了陶器艺术；在约9世纪时，不知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才还是偶然，发现了制造似玻璃状的器皿的可能，这不只是着了釉的部分可以（如汉以前的那种形式），而是整个都可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真正瓷器。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苏雷曼（Suleiman）的伊斯兰教徒游客自中国回来向国人说：“中国有一种很好的泥土，他们拿来做器皿，明亮如玻璃，可以看透所盛的水。”最近在9世纪旧址底格里斯河上的萨迈拉挖掘出中国制造的瓷器。第二次历史上记载有关在国外发现中国瓷器是约1171年，萨拉丁（Saladin）将41件瓷器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叙利亚国王。在1470年前，不曾闻欧洲制造过瓷器；欧洲人之所以认识瓷器，是威尼斯人在十字军东征时，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

宋朝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此期的瓷器是现存最古老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甚至几百年后的明朝陶工，对宋朝的陶瓷器都赞不绝口，认为明品绝少能超越宋品。收藏家都把宋朝的陶瓷器视为无价之宝。中国制陶瓷业最有名的地方是江西省景德镇，6世纪时，在景德镇的附近发现有大量可以用来做陶瓷器的矿物。经过朝廷官方准许后，当地开始大量制造空前未有的陶瓷品：各色各样的盘、杯、碗、瓶、罐、盒、象棋盘、烛台、地图，甚至上珐琅镶金的瓷制帽架等，无奇不有。而翡翠色的青瓷，也首次在此时出现。 [22] 这种东西一直是现代的陶器家长久以来最渴望做的，也是收藏家最希望珍藏的。 [23] 1487年，埃及国王曾送这种样品给美第奇。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所以珍视青瓷，不仅因为它的质地光滑，色彩鲜艳无比，而且因为它可以当作试探毒药的器具；他们相信只要有毒物放进去，青瓷器皿的颜色立即改变。艺术收藏家把青瓷视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来。

明朝的300年间，陶工竭力维持宋朝那种极高水准的瓷器艺术。虽然，他们不能超越宋朝的水准，但倒也相差无几。仅景德镇就有500家窑厂，王朝宫廷就拿去了9.6万个各色各样的瓷器，去装饰它的花园、桌子和房间。此时首次出现了精美的瓷釉——颜料加在釉上。黄色、蛋壳色和白色的瓷器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由神宗取名的镶银蓝白色的杯子，是世界上陶瓷艺术的最杰出作品之一。在神宗时代，有一位陶瓷专家叫昊十九，他能做重量不超过1/48英两的酒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有一天，昊十九 [24] 去拜访一位大官，他请求这位官员让他看一看他所藏的一个三脚的瓷器，他断定这个三脚瓷器是宋朝的。昊十九仔细地用手抚摸，并且偷偷地在纸上绘下它的形状，然后把画好的纸条藏于袖子里。半年后，他再去拜访这位大官时，他说：“阁下有一个宋朝的白色三脚香炉，我也有一个与你一样的。”这位姓唐的大官，端详了这两个香炉半晌，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甚至他的那个的脚和盖子，与昊十九的也完全吻合。昊十九不由得笑了出来，承认他那个是仿品。然后，他以60两银子卖给姓唐的，姓唐的再以1500两银子转让给他人。

中国的景泰蓝到了明朝，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关于景泰蓝的英文名字和技术都是外来的：Cloisonné这个词是从法文Cloison（分割的意思）而来；这种艺术是从近东的拜占庭帝国传入的。中国人偶尔声言他们的青瓷是从鬼谷窑来的。制造青瓷（疑为景泰蓝）的方法是：先将铜、银和金切成细丝，把它们焊接在已经设计好的一个金属物上，再用适当的有色的釉填在金属线之间的空处，然后，再把这个器皿一次又一次放进去烧，再用轻石擦去粗糙的外表，用木炭把它磨光，最后在看得见的线端上镀上金。最早的青瓷的年代确定为元朝末年，最好的是明景泰时代的。中国青瓷最后的一个光荣时代是在18世纪的清朝。

景德镇的窑厂在明末的战乱期间被毁了，直到那位与法王路易十四同时代的中国最开明帝王康熙时才恢复。在康熙帝的手谕下，景德镇又重建了起来，不久即有3000座窑炉开始冒起烟来。此期所产出的精美陶瓷器之多，不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世上亦无任何一国可以比拟。康熙时代的陶工，总认为他们所烧的不如明朝的好，但今天的艺术鉴赏家则不这么认为。旧形式的，模仿得完美无疵；新形式的，却颇多创意。利用溶解速度不同的釉，清朝的陶工做出了一种外表有刺有裂纹的瓷器；他们也在釉上吹上有色彩的泡沫，使得这种疏松的瓷器外表敷上一层有圆圈圈的色彩。在素色方面，他们有独到之处；在红色方面有：桃红、珊瑚红、宝石红、朱红和玫瑰红；绿色方面有：胡瓜绿、苹果绿、孔雀绿、青草绿和灰绿；蓝色方面有天蓝、紫丁香蓝、绿蓝；还有黄色，以及那像天鹅绒的白色，我们说它洁白光滑得可以照人。他们创造出法国收藏家所分的玫瑰色、绿色、黑色和黄色等类别不同的颜色。在杂色方面，他们创造了一种艰难的技术，他们在陶器的烧焙中，利用供给和停止输送氧气的交替方法，使得绿色的釉变成耀目的各种颜色，法国人称这种变化叫窑变（flambé）。他们在瓷器上画上清朝大官的画像——着长袍、留辫子，创造这种“清朝”的风格。他们在蓝色的瓷器上画上白色的梅花，制造优美典雅的感觉。

中国瓷器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是在乾隆帝统治的那个又长久又繁荣的时期。瓷器产量之多简直无法估计，虽然新样式没有康熙时代那样出色，但技术仍属第一流的。尤其玫瑰色的瓷器，已达最完美的境界，在这种最灿烂的釉上，加上花果、自然界之画，最令人神怡。而那蛋壳色的瓷器所造的昂贵的灯罩，是专为奢侈的百万富翁而制的。接着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血腥岁月持续了15年，蹂躏了15省，毁灭600个城市，杀死2000万男女，清朝元气大伤，无法再重整陶瓷业，只好让他们关起门来，而陶工在这种混乱的社会中也变成了无业游民。

自从这次浩劫后，中国的陶瓷艺术不再恢复元气，也许永远不会再重振昔日的声威了。除了战争的破坏和朝廷的不再支持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压得陶瓷的艺术抬不起头来。对外贸易的增加，使得陶瓷艺术家不再做合乎中国人品味的那种艺术品，却是一味地专做迎合欧洲顾客的东西。根据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上等瓷器自然遭到下等瓷器的排挤，而无法在市场上竞争。大约在1840年，英国在广州设厂，制造品质较差的瓷器，挂中国瓷器的美名，外销到欧洲；法国的色佛尔（Sèvres）、德国的迈森（Meissen）以及英国的伯斯勒姆（Burslem）等地，也相继模仿制造中国的瓷器。由于它们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成本降低，渐渐地把中国国外市场都抢了过去。

如今我们对中国的瓷器只能怀着无限的回忆，它们就像中世纪的彩色玻璃一样，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欧洲的陶工虽然全力以赴，但所制瓷器仍然赶不上中国瓷器那份精细的形式。收藏家年年都以不同的价格收购现存的中国名瓷；他们出500美元买一个茶杯，2.36万美元买一个山楂花瓶；一对1767年天蓝色的“吠狗”瓷器的价钱，高出雷尼（Guido Reni）的《耶稣的婴儿》（Infant Jesus ）画像的5倍，也高出拉斐尔的《圣家》（Holy Family ）一画3倍之多。但是，任何人只要看到、摸过和用心灵去感受那可爱的中国瓷器，他将会对这些价钱不屑一顾，而认为此实为亵渎之举；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美丽的东西和多少金钱可以衡量的，即使它被高价交易出去，仍无损其美丽和高贵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瓷器是中国文明的高峰和象征，中国的瓷器是人类所能做的最高贵的东西之一。

注释

[1] 原文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译者注

[2] 古登堡（1397—1468年），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译者注

[3] 这段话为宋儒程颢所讲。——译者注

[4] 《传习录》记载：“至善者，心之本体。”又曰：“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译者注

[5] 上面一段为杜兰特原著所未加引用。——译者注

[6] 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年），匈牙利国王，1655年至1678年在位。——译者注

[7] 铜绿是由于铜接触到湿气或被埋于地下，经过氧化作用而形成。今天在评价铜器方面，铜绿的深浅色泽即为判断的依据之一。

[8] 虽然，在起源上书法是绘画的一种形式，但中国人将绘画视为书法且作为主要艺术……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为王羲之。唐太宗从辩才处偷得一幅王羲之的书法。此后，据说辩才颇感人生乏味，悄然而逝。

[9]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据说是顾恺之的画《女史箴卷》，该画有五幅说明模范家庭生活情形。画面虽已模糊不清，但看来仍很可爱；在曲阜的孔庙有一座石雕，是模仿顾恺之画笔；华盛顿弗里尔画廊（Freer Gallery）有两幅极名贵的作品，说是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卷》。

[10] 据我国典籍所载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及掩障。异日语思训曰：“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有明皇摘瓜图，又尝画鱼，未施荇藻，风吹入池，惟余空纸。——译者注

[11] 此为苏轼赞王维诗画之语。苏轼有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为王维字。——译者注

[12] 王维留传下来的作品只有日本京都的吉刹院所藏的一幅瀑布画，以及一卷题名为“辋川山水”的画。

[13] 即唐明皇。——译者注

[14] 根据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观点，艺术乃是想象而非实像。

[15] 华盛顿的弗里尔画廊有一幅《江山秋霁》，疑是郭熙之作。

[16] 米芾的一幅山水画，可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看到。

[17] 最特别突出的一幅是《雪中仕女》，这位在8世纪佛教中的女神，像苏格拉底立于雪中，在沉思冥想。这位艺术家似乎在说，只有心才有世界，没有心世界即不存在，但心可以一时摆脱掉这个世界。

[18] 南北朝时齐人，著有《古画品录》。

[19] 谢赫六法为：“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译者注

[20] 瓷器（porcelain）首次传入欧洲时，欧洲人以porcellana为名，而porcellana是从它像圆圆的porcella或小猪的背命名而来。

[21] 埃及人在公元前不知道几世纪有上釉的陶器。从中国最早上釉的陶器的彩饰上看出，显示中国人是从近东学来那套上釉的技术。

[22] 英文中青瓷这个词（céladon）是从法文而来，而法文这个词是17世纪时，法国人从杜尔菲（Honore d’ Urfe）的小说《阿斯特雷》（L’Astree ）中的一位英雄取名而来，这位英雄在剧中常常着绿色的衣服。

[23] 不但西方人珍视青瓷，就是东方人也一样珍爱它；日本人收藏有大部分的中国名贵青瓷，但他们拒绝以任何代价出售；今天的陶工在这方面仍然无法与宋朝这种完美的艺术相抗衡。

[24] 这里应该是周丹泉，杜兰特博士把二事混为一谈。——译者注

第四章 人民和国家

历史的插曲

·马可·波罗谒见成吉思汗

在威尼斯的黄金时代，大约是1295年的时候，两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历经了千辛万苦，满身灰尘，衣着褴褛，背着包袱，一路向人乞求，坚忍不拔地赶回他们26年前自愿离开的那个家。他们说，他们航经许多危险的海，攀越高山和高原，途经土匪出没的沙漠，4次经过万里长城；他们在中国居住了20年，并在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帝王手下做过事。他们谈到有一个帝国，其领土之广，人口之众，君王之富，为欧洲闻所未闻；他们谈到用石头取暖，用纸币代替金，胡桃比人头还大等趣闻；他们谈到有些国家视童贞为结婚的一项障碍，有些国家在招待陌生人时，准许陌生人尽情地与主人的妻女欢乐。没人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威尼斯的人给这位最爱说狂话的人取了个绰号叫“百万家私的马可”（Marco Millions），因为他的故事又多又奇怪。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以及叔父都为这次经历深感荣幸。因为，他们从遥远的中国国都，带回了许许多多的无价的宝石，这使得他们成为威尼斯城最有钱的人家之一。当威尼斯在1298年与热那亚启开战端的时候，马可·波罗指挥一艘船；当他的船被掳获，他也成了一名俘虏，在热那亚的监狱坐牢一年，就在这一年的铁窗生活里，他完成了在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部游记，他以简洁而平铺直叙的方式，述说他和他的父亲尼可罗（Nicolo）以及叔父马费奥（Maffeo）三人如何离开亚克港（Acre）——是时，他还是个17岁的小伙子；如何越过黎巴嫩山脉，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再经过波斯呼罗珊（Khorassan）和巴尔赫（Balkh），到达帕米尔高原；如何加入商队，缓慢地往喀什噶尔和和阗前进，再越过戈壁大沙漠到唐古持（Tangut，即党项）；最后，经过万里长城到达上都。 [1] 伟大的忽必烈就在那里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从野蛮的西方国家派来的密使。

他们不曾想到会在中国久留，但当他们发现有利可图时，他们一留就是20多年。尤其马可·波罗最为发迹，他甚至被擢升为杭州的行政首长。在他那有趣的游记中，他把杭州描述得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进步繁荣：房屋和桥梁建筑优美，公立医院众多，别墅优雅，娱乐场所繁多，娼妓美丽迷人，政府命令有效，人民仪态文雅。他告诉我们，杭州城周围达100英里：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宽，轮船和马车载着生活必需品，来往穿梭于运河和街道上。估计大大小小的桥梁达1.2万座。连接运河两岸的街道所架设的桥梁，用极为精良的技术，建起很高的拱形桥，使得高竖着桅杆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过。同时，车马也能走过，尤其是从街道渐渐升高直到拱形桥的顶点，这一斜面的建造技术，最令人称道……城内有10处大的广场或市集地方，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处广场的长度有半英里，其对面即是主要的街道，宽有40步，从城的这一边直通到城的另一边。与主要街道平行……有一条很大的运河，靠近河岸的地方，盖有宽敞石造的货栈，供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所带的货物和私人物品存放之用。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就近的市场交易。在一星期内有3天是交易的日期，每一处市场在集会交易的时候，总有4万至5万人……

街道全部铺设石和砖……主要干道的两旁，各铺10步宽的石和砖，中间的部分是铺小石子、呈横形的阴沟，以便让雨水流到附近的运河，因此，街道常常保持干燥。在这个小石子的道上，马车穿梭往来其间。马车呈长方形，有斗篷、丝织的窗帘和坐垫，可容纳6个人。男男女女都喜欢乘坐……

娱乐的种类相当繁多……人们从15英里外的内海捕得大量的鱼儿，每天逆河而上，带到城里来……当你一看到这么多的鱼儿，你心想这么多怎能卖掉？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都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城里的居民实在太多……通往市场的街道四通八达，有些市场还设有许多冷水澡堂，有男女的侍者照应。城里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洗冷水澡，他们自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们认为这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供热水的澡堂，不过这是供外国人用的，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那冰冷的水。他们每天洗澡，他们洗澡的时间，大部是在晚餐以前……

在另外的街上是娼妓的地区，娼妓之多，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中国的娼妓衣着华丽，粉香扑鼻，娼馆设备豪华，并有许多女仆侍候她们……在另外街上，是医生和占星家的地区……在主要街道的两旁，是高楼大厦……男人和女人一样，皮肤很美，长相潇洒。他们大部分都着丝绸……女人更漂亮，个个眉目清秀，体型纤弱。她们衣着尤为讲究，除了着丝绸外，还佩戴珠宝，其价格之昂贵，令人难以想象。

他对北京的印象，要比杭州为深，但无所不谈的他，没有好好地介绍一下北京的繁华和人口的情形。北京郊外12个地区要比北京城美丽得多，因为有钱人都在郊外盖起许多华美的别墅。城内有许多的旅馆、成千上万的商店和摊棚。各种食品无不俱全，每一天，成千担的生丝送入城里，以供市民制作衣物之用。虽然蒙古的皇帝在杭州、上都和其他地方都有宫廷，但以北京的王宫为最大。北京王宫的外墙是用大理石砌成，王宫前的阶梯也是用大理石铺设的；正殿非常广大，“宴会时，可容纳一大群的人”。马可·波罗对于楼阁的设计、精美透明的窗子、各种不同颜色的屋瓦，都赞美不已。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么雄壮的国王。

无疑，这位年轻的威尼斯人曾学过中国语文；也许，他从官方历史学家那里，去认识忽必烈和他的祖先如何征服中原。由于西北边区渐渐干燥变成沙漠地带，蒙古人无法再向西北扩展，遂被迫向南侵略，以获取新地方；他们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好战，直到几乎整个亚洲和部分的欧洲陷于他们的铁蹄之下，他们才罢手。历史上传说，他们那位激烈如火的领袖成吉思汗，出生时掌中有一块凝血。13岁时，他开始一统蒙古各部落，恐怖的是他统一的手段。他把囚犯钉成木头人，或砍成肉酱，或放入锅里煮，或活生生地剥皮。当接到宋朝皇帝宋宁宗的招降书时，他嗤之以鼻，立即下令挥军越过1200英里的戈壁大沙漠，进入中原的西部省份。中原90个城市被破坏，遂使这些剽悍的骑兵可以在夜间，在一片荒废的地区纵横驰骋，通行无阻。这位“世界之王”（Emperor of Mankind）蹂躏中原北方达5年之久。由于星相出现不吉祥的征兆，他移师返乡，在途中病殁。

他的继承人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继续东征西讨。宋朝由于几百年一直致力于文化，忽略了军事，遂在个人的英雄主义和王朝的屈辱下灭亡。

久宁府（Juining-fu）的首长，曾奋勇抵抗蒙古兵，直到所有的老弱被残杀，所有的壮丁倒下来，只剩下妇孺守卫。然后，他放火烧掉整个城市，自己就在他的衙门里活活地被烧死。忽必烈的部队横扫整个中原，使得宋朝退却到广州一地。陆秀夫负帝蹈海，双双殉国，宋亡。据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宁可蹈海而死，也不愿屈服于蒙古。忽必烈对于这位宋朝最后的皇帝予以国葬，并定国号为元。蒙古人统治中国不到100年。

忽必烈自己并不是个没有教养的蛮人。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显明的例外，这倒不是指他那不忠义的外交政策，而是他对于爱国文人文天祥不当的处理。文天祥忠心耿耿于宋朝，拒绝承认忽必烈的统治。他虽被囚3年，但终不屈服。他的那首《正气歌》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最后，忽必烈召他入宫，问他：“你要什么？”文天祥答道：“我受宋朝皇帝的恩赐，作为一个朝臣，我不能侍候两个君王。我只要求一死。”忽必烈答应了他。当他等待刽子手执刑时，他把脸朝向南面，表示宋朝皇帝仍然在位，统治中国。

虽然如此，忽必烈却承认中国文化优美进步，而把蒙古的习俗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由于事实的需要，他废除了科举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会带给他一个十足的中国官僚政治；他把高官显位都让蒙古人来担任，并一度推行蒙古字母。但他和绝大部分蒙古族接受中华文化，不久即被同化成中国人。他准许各种宗教相存并立，并以基督教为安抚和统治的工具。他修浚天津到杭州的大运河，修筑道路，建立迅捷的邮政。他建立更大的公家仓库，储存多余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并对遭受旱灾、风灾和虫害的农家，免征田赋。他设立国家抚养年老长者、孤儿和残疾人的制度。他竭力保护教育、文学和艺术。他修改历法，重开国家学术研究院。每天，政府官员必带着2万条船载的米和稷去分配给穷人家。 [2] 忽必烈重建北京为一新国都，其雄伟以及人口之众，外邦异客无不叹为观止。他盖起了堂皇的宫殿，其建筑艺术之辉煌，远超任何一朝代。

“现在这一切的情形，都被梅塞尔·波罗（Messer Polo）碰上了。”马可·波罗说。他与忽必烈变得非常亲密，他极风趣地描述这位帝王的玩乐情形。他指出，这位帝王除有4位皇后外，还有许多宫女，这些从蒙古挑选来的宫女，在帝王的眼中似乎是最美丽的女人了。马可·波罗说，每两年，选美的官员就被派到蒙古地区，根据帝王严格规定的标准，甄选100位年轻的美女：

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被召到皇帝的面前，他要举行一项新的测验，由一组不同的测验官来主持，初选选出30到40名，然后再作复选……这项复选的工作分别委于宫廷中的老宫女来做，她们的责任是在夜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地观察这些入选的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缺点，看看她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静谧，没有鼾声，呼吸时有没有香气，身体各部有没有瑕疵。经过这场严格的检查后，被留下来的是正选。然后她们被分成五组，每一组待在皇帝的内庭三天三夜，做一些应做的事，皇帝高兴时就与她们玩乐。一组结束再换另一组，直到每一组都轮过为止。然后，再重新由第一组开始。

在中国待了20年之后，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及叔父三人，与忽必烈派遣至波斯的特使团结伴同行返国，在最少危险和最省费用的条件下，他们返回故乡。忽必烈汗还托他们带一封致教皇的私函。这位帝王对他们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航海绕过马来半岛，到印度和波斯，再经陆路到黑海的特拉布宗（Trabzon），最后，再航行到威尼斯，共费了3年。当他们抵达欧洲后，始知忽必烈和教皇两人均已作古。马可·波罗自己则由于他那种固执的个性，而活到了70岁。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朋友为了使他的灵魂超脱，请求他撤回他书中所说的一些显然是夸张的故事，但他坚决回答道：“我所说的还不及我所看的一半。”在他死后不久，在威尼斯的嘉年华会里，一位新出现的喜剧人物立即受到广大的欢迎。这个人物打扮得像一个小丑，用他那吹牛的动作取悦观众。他的名字就叫“百万家私的马可”。

·明朝与清朝

不到400年，中国又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元朝很快就衰落，它在欧洲和西亚的力量的没落，以及在中国本土的腐化，使得它元气大减。一个领土如此广大而只虚有其表的大国，在山脉、沙漠和海的分割下，要想保持一统，只有在铁路、电讯和印刷发达的时代才能够做得到。蒙古人在武功方面胜于行政，故在忽必烈汗之后，又被迫恢复科举制度，擢用中原人入主朝廷。蒙古人虽然征服了中原，但对中原的风俗习惯或思想并没有改变，只是把新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介绍进中原文学。再一次，中原人与他们的征服者通婚，并同化了他们，最终又征服了他们。1368年，一位当过和尚的中原人起义，胜利进入北京，遂自封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明太祖。30年后，一位贤明的君王登上宝座，在这位贤能的永乐帝的统治下，中国又繁荣了起来，艺术尤其达于高峰。但明朝还是在内乱和外患的交加下灭亡了。就在中国内部纷争不息的时候，一群新的征服者翻过了万里长城，攻陷北京。

满族人定居于现代所称的中国东北已达几百年之久。当他们的武力伸展到北部的黑龙江之后，即向南进攻明朝的国都。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思宗见大势已去，遂召集家人，向他们举杯敬酒之后，下令皇后自尽， [3] 而他也在他的袍上写下最后一封诏书后，用腰带自缢。他的诏书是这样：

朕自登基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也。

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以国礼隆重埋葬了他，建立清朝。

这些满族人也很快被同化成中国人，顺治之后康熙即位，这位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使得中国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和平和开明。康熙7岁登基，13岁掌握政权。无疑，这是清朝领土最广大、武功最强盛、国家最富庶的时代。他用智慧和正义理国，其政绩堪与他同时代的奥朗则布和路易十四世相媲美。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喜欢户外运动，但对文学艺术，也下工夫。他到全国各地巡视，遇有弊端，随即改正，并改革过时刑法。他生活俭朴，撙节国家开支，以造福人民为荣。在他大力的鼓励下，加上他个人的涵养和兴趣，中国的文学绽放出了灿烂的火花，陶瓷艺术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容许各种宗教，跟耶稣会教士学拉丁文，准许欧洲的商人在各港口做生意。他在位61年（1661—1722年），当他晚年时，他留下了这几句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接触的增加，这些问题在精明的乾隆时代益加严重。乾隆曾写过3.4万首诗；其中一首《茶》，伏尔泰极为欣赏，他曾向“这位令人激赏的中国帝王致意”。法国的传教士曾为他画像，在这幅画像下题有这么几行不算高明的像赞：

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同时又是他王国内最卓越的文学家，他终日孜孜于政事，并普获人民的赞扬与崇拜。

他统治中国达60年（1736—1796年），85岁时，他曾让位，但一年后，他又继续执政，直到1799年去世为止。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这令人想起了康熙临终前的那段预言。英国因为在中国贩卖鸦片而激怒了乾隆。为了此事，英国在1792年派遣一个由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特使团，来到中国与乾隆协商签署一个商务协定。这个特使团曾向他解释与英国贸易的种种利益，并且向他保证在协定中可以让中国皇帝的地位与英王相等。乾隆回书予英王乔治三世：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

从这些骄傲的语气中，我们看出中国企图避开工业革命。但这个革命终究避免不了，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同时，我们也要看看构成这个奇特而有益的文化中的那些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内容，然而，这个文化似乎注定要遭到这个革命的破坏。

人民与语言 [4]

中国的人口众多，据估计，公元前28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到200年，已增一倍达2800万；726年，达4150万；1644年，达8900万；1743年，达1.5亿；1919年，达3.3亿。14世纪有一位欧洲的游客数出中国有“200个城市比威尼斯大”。中国的人口调查是根据一项登记的法律条文，该条文规定每一住家的门上必须订有一块门牌，门牌上写着全家人的名字。但我们无法确知这些门牌的准确性，甚至对于这项说法我们也无可稽考。

中国人的身材不一致，南方的比较矮弱，北方的比较高大；就整体来说，中国人是整个亚洲中最强壮的民族。他们显示出充沛的精力，除了对疾病的抵抗较差外，在忍受困难和痛苦方面有极大的勇气，他们也有很强的适应性，故不论在什么地区，他们都能繁荣起来。

中国人虽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但确是人类中最具智慧的一种。有些贫民在我们看来实在相当不雅，有些罪犯看来好像电影里的讽刺画，但绝大部分人的相貌是低低的眼睑下隐藏着一份安静的神态，以及那种文明古国之风。微斜的双眼，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深邃，那黄色的皮肤在阳光底下变成了棕褐色。农家的妇女，其身体之壮不亚于男人；至于富家的千金，都打扮得很标致，施粉墨，涂胭脂，画眉毛，并使自己像柳条或新月那样地苗条。男女头发都显得粗糙，没有卷曲的现象。妇女把头发挽成一个髻，通常还插花。在清朝初叶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强迫汉人采行满人的习俗，男人须把头发的前半部剃光，把剩下的后一半头发结成一条长长的辫子。不久，这种发型反而成了正统，大家竞相引以为自豪。胡子虽然不多，但他们经常刮，理发店就是靠这个生意兴旺起来。

中国人通常是理光头；在冬天，男人戴帽檐向上翘的绒帽或皮帽；在夏天，他们戴精编的圆锥形竹帽，帽子的顶上系有一个彩色的球，并有丝。至于妇女，大多系有丝或棉带，再插上金属薄片或小宝石或人造花。鞋子通常是厚布做的，因为地面往往都是凉的砖或泥地，中国人在脚底下都垫有一块小的毛毯。约在李后主的时候，朝廷开始流行裹小脚，女孩子在7岁的时候就被迫裹脚，等到少女的时候，那双脚就变成了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可以婀娜多姿，取悦男人。谈论女人的脚被视为最粗野无礼的言语，看女人的脚也被视为最可耻的行为；在女人面前，甚至连鞋这个字也不能提。除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外，中国妇女不分阶级都裹脚。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以脚大小来决定其婚姻的方式。康熙虽曾下令禁止，但无效。今天，它已被解除，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收获。

男人穿裤子和长袍，衣服几乎都是蓝色的。到了冬天，在裤上还加绑腿，再添加长袍，有时穿上十来件。中国人在整个冬天，日夜都穿这么多，只有随着春天的来到，才一件件地卸去。长袍的尺寸不一，有的到腰部，有的到膝盖，有的到脚跟，直到颈部都扣得很紧；没有口袋，只有宽长的袖子；中国人不说一个人的口袋“装”（pocketed）东西，而说“套”（sleeved）东西。衬衣和内衣都很贴身，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至于女人，与男人一样穿裤子，因为她们惯于做男人的工作，甚至比男人做得多；城市里的妇女，则多穿裙子。在城市，丝织品几乎与棉织品一样普遍。她们不系腰带，不着胸罩。一般来说，中国人的衣着要比现代西方人的打扮，来得较合用、方便、有益健康。没有什么款式会困扰中国妇女的生活方式；所有都市的人穿得都一样，而且几乎世世代代穿的款式都一样；其质料可能会不同，但样式则不改；中国各阶层的人都确知其长服与款式必将延续不变。

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同于世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甚至比他们的衣着更奇特。中国没有字母，不要拼字，没有文法，也没有词类；这个世界最古老、最优秀、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竟然没有这些困扰西方年轻人学习语文的麻烦东西，这实在令人惊奇。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文字也有语尾变化、动词变化、格、数、时态和语气，但当我们一追溯到它的产生时，这些性质已不存在。每一个字可以做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这视它的上下文和语调而定。因为中国的语言只有400到800个单音语，而这些单音语必须要表现4万个字，那么每一个语有4到9个音调。因此，根据其音调的不同，其意义也就有所不同。由于表现的形态和上下文可以增加这些音调，可以使每一个音调有好几种用法；所以，一音可以代表69个字中的任何一个，Shi 可以代表59个字，Ku可以代表29个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一开始就这样地复杂，这样地精微，这样地简洁。

中国的文字甚至比口语更奇特。从河南掘出的商朝古物显示，上面所刻的文字，本质上与今天所用的一样。所以，除了那一部分到现在仍说古埃及语的埃及土人科普特（Copt）外，中国人应算是说世界上最古老语言的民族，而且中国的语言也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我们从老子的一段话推知，中国人最早是用结绳来传播音讯。后来，也许因为道士要画符，陶工要在陶器上做记号，而导致了象形文字的发展。这些象形文字就是那600个符号的原来的形式，这些记号就是今日中国书写的基本单字。其中大约有214个部首，它们是构成几乎现在所有单字的元素。现在的单字已变成极端复杂的符号，这是由于原先的象形文字再加上其他的形式，以便能特定地表示意义，通常是用声音来表示。不仅是每一个单字有它自己的符号，即便每一个概念，也有它自己的符号；有一个符号代表一匹马，另外一个符号则表示“一匹腹部有白色的棕色马”，另外一个则表示“一匹前额有白点的马”。有些单字非常简单，在一条直线上有条曲线（即太阳在地平线上的意思）表示“早晨”的意思，日和月并起来表示“明”，口和鸟并起来表示“鸣”，宀下面加女表示“安”……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经过极端的保护，才一直沿用到今天。它的缺点显然多于优点。据说，中国人要花10年到50年才能熟谙这4万个单字。但当我们了解到这些字不是字母，而是意思（idea），且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精于运用这4万个意思，或甚至这4万个单字，我们认为我们用时间来与字数相较，实在是不公平、不正确。我们认为要精通这4万个意思是需要花50年的。在实际应用上，一般中国人都能运用3000到4000个字，他们可以从这些字的部首，很快就学会应用。这种文字——只表现意思，不表现声音——最显明的好处是，韩国人、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很容易了解其意义，因而汉字成为远东地区的一种国际文字。中国方言之多，使得彼此都不能互通声息，而其文字则全国上下统一，每一个的念法各地不一。

中国这种一统文字的好处不但可从空间看出，亦可从时间获得明证。中国文字历经几千年，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从文字而分出的口语，则达百种以上。两千年前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中国文学，虽然我们不能确知这些古代的作家怎么读、怎么说这些文字，但到今天，只要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虽然有不断创新和变迁的方言，但中国文字持久不变，保存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对保守主义也产生了极大的保护力量；古老的思想仍然在舞台出现，雕塑了青年人的心。中国文字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变化和成长中保持的统一，深邃的保守主义，以及举世无双的连续性。

这种书写的系统乃是一种极高智慧的成就。在几百个部首加上1500个显著的符号，即可包罗整个世界的事物、活动和性质，在它们的完整形式下，它们可以代表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所有思想。我们可不要以为我们那种千变万化的语文，会优于这种显然是原始形式的文字。17世纪的莱布尼茨和现代的罗斯（Sir Donald Ross）都曾梦想有这么一种文字符号的系统，这种系统能独立于口语中，超越了国家、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分歧，因此，能在不同的民族中，表现相同的思想，走上互相了解的途径。但是，这种如此精确的符号语言，已历经了几千年，并有全世界1/4以上的人正在使用。总之，这种东方的文字是合乎逻辑的、值得发扬的：世界上其他各国应当一起来学中国语文。

实际的生活情况

·农业方面

经过最后分析，可以说中国各种的文学、精微的思想和奢侈的生活，均得之于那肥沃的农田。说得恰当一点，是得之于人民的辛劳，因为农田必须靠人民的勤奋耕耘，才能成为良田。早期的中国人一定与丛林、野兽、昆虫、干旱、水灾、硝石和冰霜等天然的障碍，斗争了几百年之后，始把这块广大的荒野，变成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奋斗必须始终不懈。否则，森林砍伐之后必留下一块荒芜之地；几年的怠忽，不加整理，必又是草木丛生。这种奋斗是艰苦而危险的，而且野蛮人随时都有可能侵入，把那些辛辛苦苦栽培成长的作物破坏掉。为了保护这些作物，农民不敢独居，都是群居在一起，并把他们的村庄用一道围墙围住，他们集体出外耕作，并经常在田里过夜，以保护作物。

他们耕作的方法虽然简单，但与今天的确没有多大的差别。有时他们用犁耕——最初用木头做，后改为用石做，最后用铁做。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还是很有耐心地用锄头来翻土。他们利用任何天然的废物来做肥料，即使人狗等的粪便也舍不得丢掉。在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凿许多的河渠，引水灌溉稻田；他们甚至在数英里长的岩石地带开凿很深的河渠，或为引导那易于泛滥的河流，或为改道河水，以灌溉干燥的平原。不用轮耕或人工肥料，也常常不用牛马等动物耕作，中国的大半土地每年都有两到三次收获，他们对土地的利用，实非任何民族所可比拟。

中国主要的农作物是稻米，其次为麦子。稻米可做酒和主食，但农民绝少饮酒。他们最主要的饮料是产量仅次于稻米的茶。茶叶最初用来做药，但后来渐被用做饮料，到了唐朝，茶叶已经作为外销品，并成为作诗不可或缺的东西。至15世纪，所有远东地区的国家都普遍喝起茶来；好茶者开始寻找各种新的茶，还举行品茶比赛，以决定哪种茶最好。其次的农作物是菜类、豆类、豆芽、蒜头和洋葱等的副食以及各种不同的浆果和水果。最缺乏的是肉类，牛只是用来耕作，作为肉用的只限于猪和家禽。有一大部分的人靠捕鱼为生。

米、米粉、面条、一些菜类和鱼，便是穷人家吃的东西；小康之家再加上一些猪肉和鸡肉，富人家对鸭肉有特别的嗜好；在北京，最丰盛的晚餐里必有几道鸭肉做的菜。牛乳和鸡蛋都很少，豆浆代替牛乳和奶油。做菜已成为一种艺术，他们利用每一种东西；他们采摘野菜、海菜和燕窝做可口的汤；比较讲究的菜是由鲨鱼鱼翅、鱼肠、蝗虫、蚱蜢、蛴螬、蚕、马、骡、老鼠、蛇、猫和狗肉等调制。中国人讲究吃，有钱人家一餐40道菜并不算稀奇，一餐需花3到4小时。

穷人家一天两餐也不至于花这么多的时间。农民靠着他们的辛劳，一生仍免不了要遭到饥饿的威胁。一些强豪囤积大批财物，国家的钱财都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偶尔，如在秦始皇时代，土地是按人口分配，但人类自然不平等的现象立即使得财富又集中到少数人的身上。大多数的农民都有土地，但因为人口的增长比土地的开发快，使得农民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

中国的农民面对灾害，以非凡的毅力去忍受。他们有一句格言：“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一顶帽子和一碗饭。”他们非常勤劳，但不讲求效率，他们不喜欢机器的那种嘈杂、危险和速度。他们没有什么周末和礼拜天，但节日倒不少。像农历年、元宵节都可以让农民休息几天，并有唱戏演剧的活动，给这终年单调的生活平添一点光彩。当冬天消逝，在春雨沐浴之下，大地的冰雪融化了之后，农民再荷锄走出家门，去经营他们那小小的田园，唱着那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希望之歌。

·商业方面

在西方，18世纪以前，谈不上有什么工业。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中国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业，城镇上的商业也极为鼎盛。最主要的工业是纺织业和养蚕业，这两种工业都是由妇女在自己家里和附近的茅舍操作。中国的丝织业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 [5] 中国人用新摘下的桑叶养蚕，其结果令人惊叹：一磅的蚕子（约70万只），经过42天的饲养后，重达9500磅。然后，把成蚕放于一小间的稻草篷内，这些蚕就围在篷上吐茧。把这些茧放入水中煮，然后抽出丝来，再经过处理和编织，变成上等社会所用的各种丝织品，如缀锦、刺绣品和织锦缎等。 [6] 而养蚕人和织丝者则穿棉织布衣。

甚至在公元前几百年，在城镇上，这种家庭工业已催生出了商店。早在公元前300年，就产生了一个乡村劳动阶级，把各家的老板组织成一个工业的行会。这种工商业的成长，给镇上带来了众多的人口，就工业上来说，忽必烈时代的中国与18世纪的欧洲相似。马可·波罗写道：“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1000家的工厂，每家的工人有10、15或20个不等，有几家甚至有40个工人……比较富有的老板是不必亲自动手的，相反，他们会装出一副文雅而自豪的姿态。”这些行会与我们立法的工业社会一样，规定不准竞争，并统一工资、价格和工作时间；有许多都严格限制生产以维持产品的价格；也许他们这种易于满足的传统方法，必须负起阻碍中国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责任之一，这些障碍的机构直到今天才被破除。

这些行会曾发挥不少作用，以致那一度极其傲岸的西方人，也屈于国家的管制之下。这些行会自己订定法律，而且很公平地执行法律；它们经过由双方代表组成的仲裁会委员来调停劳资双方的争执，偶尔以停工来处理；它们通常是一个自治和自制的组织，提供了一条介乎今日的自由竞争和集权政策之间相调和的中庸之道。行会的组成不仅限于商人、制造商、工人，即使较低级的如理发师、苦力和厨子也都有他们的行会；甚至连乞丐也联合组成兄弟会，他们也有法规来约束会员。有一小部分城镇里的劳动者是奴隶，他们大部分是做一些家务，通常他们是替主人服务一段岁月或一辈子。在饥荒的年代，女孩子和孤儿只要几块现金就被卖出去了，做父亲的随时可以把他的女儿卖去做奴婢。但这种奴隶制度，不像希腊和罗马那么严重；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自由的劳动者或行会的会员，大多数的农民都有田地，他们大部分过着村社的独立自治生活，不受国家控制。

农作物的运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运输，大部分是靠着由苦力（coolie） [7] 抬的轿子。大而重的篮筐或桶子，摆在扁担的两边，用肩膀挑起。马车有时是用驴子拖，但大部分还是用人拉。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碍了用动物或机器来运输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运输方法，也阻碍了道路的改良。当欧洲人在中国建筑第一条铁路时（1876年）——由上海到吴淞的一条10英里长的铁路——人民起而反对，他们认为这些铁路将冒犯土地神；后来终因反对者激烈，政府被迫把这条铁路、机车和车厢抛到海里。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时代就有国道，这些国有道路用石子铺成，但今日只留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市道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遮住太阳，故狭窄如巷，只有8英尺宽而已。桥梁则不计其数，有的非常壮丽，像北京颐和园的大理石桥。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几与陆路一样方便；总计2.5万英里的运河，就当作铁路用；那条从天津到杭州长650英里的大运河，始于3世纪的吴王夫差时代，至元忽必烈时竣工，其工程之浩大仅次于万里长城。帆船和舢板往来穿梭其间，不但提供廉价的货物运输，也给几百万穷人家提供住所。

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谈生意很有耐心。中国人的哲学和官场都轻视商贾，汉朝尤其重农轻商，对商贾课以重税，并禁止他们乘用舟车，也不准他们穿着丝织衣物。上流社会的人都留长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国的高跟鞋，以显示他们不是劳动阶级。中国人习惯把学者、教师和官员列为最上等人，农民列为第二等，工匠列为第三等，商贾列为最后一等；因为中国人认为商贾只是借着交易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从中取利，故应视为最末等。然而，他们功劳最大，他们把中国的货物带到亚洲各个角落，为政府赚来不少外汇。虽然他们在国内的贸易受到重税的阻挠，在国外的贸易受到陆上土匪和海上海盗的破坏，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出路，他们从海上绕过马来半岛，或从陆上经过土耳其，把他们的货物带到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远到罗马。丝、茶、瓷器、纸、桃子、杏子、火药和纸牌是他们主要的输出品；苜蓿、玻璃、胡萝卜、花生、烟草和鸦片是主要的输入品。

借着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钱币的铸造，贸易大为方便。商人彼此贷款都行高利贷，利息为3分6厘，虽然这个并没有希腊和罗马那么高。开钱庄的人也是很冒险的，他们要负担钱财损失的风险，而且只有在放款的时候才能取利；中国有一句谚语：“大规模的抢劫先对钱庄下手。”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刀器和丝织品；最早的金属货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在秦朝，政府规定以金为买卖估价的标准。但是，以铜和锡的合金所铸造的比较小的钱币，却渐渐地取代了金币。 [8] 当汉武帝所铸造的一种银锡合金的钱币因被人模仿伪造而取消之后，政府改用1英尺长的皮条作为钱币，这是日后纸币的滥觞。大约在807年，由于铜币的供应如今天的黄金一样，赶不上大宗货物贸易的需要，唐宪宗遂下令将所有的铜币归国所有储藏，改兑成名叫“飞钱”的公债。唐宪宗的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国，渡过了财政上的一大难关。

当这一难关渡过之后，这种措施立即停止。但木版印刷的发明诱使政府应用这种新的技术去制造钱币。大约在935年，当时四川省首先印造纸币；970年，朝廷在国都长安开始正式发行纸币。宋朝的时候，政府疯狂地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毁了不少的产业。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国库这样描写道：“这位皇帝的制币厂设于北京城，其铸造方法确达于完美境界，你可能会说他有炼金术的秘诀，你是对的。因为他会随着这个潮流而制造他的纸钱。”他继续发行纸币，而他的人民也继续嘲笑他这种措施，他们讥讽由桑树的皮所印刷出的纸币，竟被人们视为与黄金具有相等的价值。这就是纸币泛滥的来源。自此，它渐渐地威胁到世界的经济生活。

·发明与科学

中国人精于发明，而不善于利用发明出来的东西。火药好像是在唐朝发明的，但是当时严禁使用火药放烟火。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药才做成开花弹，正式用于战争上。 [9] 阿拉伯人因与中国通商，而认识了制造火药最主要的成分——硝石，他们称硝石为“中国雪”；他们把制造火药的方法带了回去，后来把火药用于军事上。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药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从阿拉伯的书本得悉，或从一位中亚细亚的游客鲁布鲁克（De Rubruguis）那里学来的。

指南针在更早以前发明。根据中国历史学家所言，指南针是成王时代（公元前1115—前1078年）的周公发明的，当时是用来指引某些外来的使节回到他们的邦国。据说，周公曾送给这个使节团5部装有“向南指的针”的指南车。中国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当时只是用来测定建造庙宇的方位而已。关于指南针的记录，最早见于5世纪的一部历史书《宋书》，该书作者认为指南针是由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不过，他只是把中国古代所用的罗盘加以改造而已。关于指南针用于航海，最早的记录见于12世纪初叶，该记录认为把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外国人，也许是阿拉伯人，他们航行于苏门答腊与广州之间。 [10] 欧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针的是在普罗温斯（Guyot de Provins）的一首诗中，是时约为1190年。

尽管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丝、印刷术和瓷器，但我们还不能认定中国人是一个工业上善于发明的民族。尽管他们在艺术上有创作的天才，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艺术形式，而且达到其他民族、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完美境界。但在1912年以前，他们仍然满足于古代的经济方式，嘲笑那种可以增加效率、节省人力的办法。虽然他们是世上第一个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虽然他们早于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开采煤矿，但他们并没有发明什么机器来节省人力，以致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矿产资源未开采。虽然他们早知道如何制造玻璃，但他们宁愿自西方输入这些东西。他们不曾制造手表、时钟或螺丝钉，他们只有很粗糙的钉子。自汉初到清朝末年的这2000年间，中国的工业生活在实质上一点也没变，这和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黄金时代伯里克利到18世纪末叶的工业革命这2000多年间欧洲的情形一样。

在举止方面，中国比较喜欢彬彬有礼的传统规矩和学问，而不欣赏刺激的、变化的科学和财阀政治。在中国对世界所贡献出的许多伟大的文化中，物质技术生活的贡献最弱。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农业和养蚕业的著作；在地理学方面，也有杰出的论述。东汉时期的刘徽，曾写了一本论三角与几何的书，他是第一位提出负数理论的数学家。祖冲之能算出π的值，精确到小数点第6位；他改良“指南车”，并实验过自动船。张衡在132年发明了地震仪， [11] 但中国的物理学大都在神秘的风水和阴阳五行中打转。 [12] 孔子时代的天文学已经能精确地算出日食、月食，订定中国历法——一日分12个辰，一年分12个月，以新月为每月的开始；每年并有一次闰月以符合季节和太阳的旋转周期。中国人的生活与天象有极密切关系，中国的节日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订定的，其社会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据星象而订。

中国的医学很奇特。中国的医学早在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许多杰出的医生。早在周朝，每年都举行医生资格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决定通过者的薪金。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细解剖研究40位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但在理论的探讨上得不到结果，也就停止了解剖。在2世纪，张仲景有关营养学和发烧方面的论著，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达1000年之久。3世纪，华佗写了一部有关外科的书，他发明一种作为麻醉剂的酒，以便开刀手术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这一配方已失传了。大约在3世纪，王叔和曾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有关脉搏的书。在6世纪初，陶弘景曾详细地介绍中国730种药；7世纪，赵元亨曾介绍一些妇科和小儿科的病。医学大典这类的书在唐朝已有不少，医学的专门著作在宋朝也屡见不鲜。宋朝设有医科大学，但其主要的课程着重于临床实验这方面。药物的种类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药房平均每天可以卖出1000钱的药。诊断非常仔细；光发烧这种病症就列有上万种，脉搏的症状则分有24种。中国人也使用种痘的方法治疗天花，这也许是学自印度；在公共卫生、预防药物、卫生学和外科学等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统都是原始的，或几乎根本没有。有些城镇连最基本的卫生措施都没有——获取清洁的水和除去废物。

肥皂是一种极珍贵的奢侈品，虱、蚤、臭虫屡见不鲜。比较无知的中国人会用孔子那种处之泰然的神情去应付这些扰人的害虫。中国的医学自秦始皇至慈禧太后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而西方大致也一样，自希波克拉底至巴斯德这两千多年间，西方的医学亦无大进。西方的医药是随着基督教而传入中国。但中国人直到20世纪还只敢在外科上用西药，在其他方面，他们还是比较信赖他们的中医师和那自古留传下来的草药处方。

没有教堂的宗教

中国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一般的民族无异：有灵魂的恐惧，崇拜无处不藏的幽灵，虔诚地尊崇给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及大地再生的力量，敬畏上天，它那光芒四射的阳光和润湿大地的雨水是人间的生活和上天秘密的力量之间一种神秘的和谐。风、雷、山、林、龙、蛇等都是崇拜的对象。每逢有丰收便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春天，青年男女结伴在农田上舞蹈，以丰盛的祭品感谢大地。在初民的时代，帝王和僧侣几乎是一体的，日后历史学家在一些富有教诲意义的历史记载上写道，中国最早的帝王都是圣贤的政治家，他们的丰功伟业常常是得之于祷告和诸神的惠助。

在初民的神学上，把天和地视为构成宇宙的两大单元，就如同男与女、君与臣、阳与阴之相对。宇宙的秩序和人类道德的行为，都是同属于宇宙上必备的和谐——道的过程；像行星间的法则，道德是个体与全体的和谐。上天就是这个强有力的天、这个道德的秩序、这个神圣的秩序，统御人类和万物，规定子与亲、妻与夫、民与臣、臣与君以及君与天之间的关系。他们对道或天的观念虽含混，但极尊贵，它介乎具有人格与不具人格之间。当人们向天——神——祷告的时候，它是人格化的天；当哲学家谈到天的时候，把它视为正义和仁爱，这时它是不具人格的。但是他们并不把支配天、地和人的力量统合为一。随着哲学的发展，人格化的天的观念渐渐地形成于民众间，而非人格化的天的观念则为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也为官方所接受的一种宗教信念。

从这些起源而发展出中国正统宗教的两个大要素：一为举国上下对祖先的崇拜，一为儒教的崇拜天和伟人。每一天，人们对已去世的人奉出最虔诚的祭品，祈求神鬼的保护；因为这些无知的平民相信，他们的祖先仍然生存在某个国度里，他们会带来好运或厄运。至于知识分子虽然也有祭祖的活动，但他们的用意是纪念重于崇拜；这种做法对灵魂和民族都有益，作古的人是应当受到纪念和尊敬，后人将会照前人而做，而不致有所改革，国家便会太平无事。但是中国这种宗教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因为人人要祭祖，坟墓不但到处有，而且庞大、不可侵犯，以致阻碍了国家铁路的建造，限制了农地的耕作。但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不然，既然崇拜祖先带来文化与政治的安定和精神的一体，那些不方便又算得什么呢！同时，由于中国交通不便，领土广大，人们彼此来往接触不易，空间距离不易缩短，但这种深邃的宗教在时间上遂产生一种有力的精神团结；这种强韧的传统之网，使得代代密合不离，而个人的生活也在无穷的庄严的人生范围中，获得高贵的享受和人生的意义。

被知识界和国家所采行的宗教，立刻变成一种普遍而有特殊意义的信仰。经过代代有增无减的尊奉，孔子的地位渐渐提高，再加以政府的行政干预，孔子的地位升至仅次于天的地位。每一个学校都有他的像，每一座城都有他的庙；帝王和百官定期拜祭他，把他当作永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知识界不把他当作神，但许多中国人却把他当作神；那些祭拜他的人也许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但假如他们尊敬孔子以及他们的祖先，他们会被当地社会视为虔诚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每年皇帝都得到天坛去祭拜这个不具人格的神。在这种官方的信仰中，并没有提到什么永生。天不是一个地方，而是神的意志，宇宙的道。

这个简单而又几乎是理性的宗教，并不能使中国人满意。它的教条没有给人们留下幻想的余地，对于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也没有回报的赐予，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中充满的迷信，也没有鼓励和慰藉的作用。不仅中国人会以表现超自然的诗和散文来夸大现实，其他任何国家亦如此。他们认为不管天上或地下都有善神和恶鬼的存在，他们用符咒或祷告，盼能安慰恶鬼，使恶鬼不伤害他们，并祈求善神能帮助他们。他们付钱抽签卜卦，要从《易经》的签文，或龟壳的占卜，或星相的移动，得知未来的命运；他们请法师来定住家和坟墓的风水，请巫师为他们呼风唤雨。孩子暴毙了，那是因为他生不逢辰，虔诚的女儿有时会自戮以便为她的双亲带来吉或凶。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最为迷信；他们遭到极具理性的儒家思想的统御，他们渴求有一种信仰，使中国人像其他国家一样，得到永久的慰藉。

因此，一些知名的神学家便采用老子深奥的哲理，渐渐地把这个哲理转变成宗教。老庄认为道是用以达到个人宁静生活的一个方法；他们似乎从来未料到这个道会被视为神祇，更没有想到可以用金钱为它估价，以求在死后能得到永生。但到了2世纪，有些追崇老庄思想的人直接在老子的著作中篡改原意，而配制成一种可以长生不老的药酒。这种药酒变得极为普遍。据说，有几位帝王因过分耽于这种药酒而致死。在四川有一种专卖符咒的人，声言他们的符咒可以治疗百病，每一张符咒值五斗米。当然，因偶然的奇迹而痊愈总是有的，至于那些吃了而治不好的，则被归咎于他们信仰不坚。群众对于这种新的宗教趋之若鹜，为它建庙盖堂，慷慨解囊支援其道士，热衷研读那充满迷信的经典以充实其新的信仰。老子被尊为神，老子的思想变成了超自然的思想；其信徒相信，老子在他母亲的胎内达80年之久才被生下来。因此，他一生下来就是个老人，而且具有智慧。他们有自己的鬼和神，他们在庙前欢欣鼓舞地燃放鞭炮以驱鬼神，并且锣鼓喧天地使人不能睡觉而聆听他们那扰人不休的祷告。

1000年来，道教的信徒达几百万，许多帝王也都皈依它，经过长期的斗争后，道教把儒教的一些特权都夺了过去。但它终于还是崩溃了，这并不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打击，而是遭到一个更能迎合一般百姓胃口的新宗教的打击。这个新的宗教便是佛教。因为佛教从1世纪开始自印度传入中国时，其教义不像500年前释迦牟尼传教时那样晦涩。它不是苦行的教条，而是一种光明而快乐的信仰，相信那助人的诸神和鸟语花香的天堂；时间一久，形成了大乘一派的佛教，神学家把它改编成适合一般民众感情上的需要；它给中国带来不少新鲜而具有人格的神，如天堂之王阿弥陀佛，慈悲之神观音；它给中国的庙宇增添了不少罗汉——释迦牟尼的18个弟子——他们轮值看守，帮助混沌受难的人类。当汉朝衰亡之后，中国四分五裂，人民陷入战乱的旋涡，遂转而皈依佛教以求慰藉，就如当时的罗马转而求于基督教一样。道教开门欢迎这个新的信仰，不多时，二者相混深入中国人的心灵。起初，帝王反对、迫害佛教；哲学家认为它是一种迷信，亦加以反对；政治家则关心某些中国人的血性都遭到了寺庙的熏染；最终政府才发现宗教要比政令强；皇帝遂与这些新神讲和，不再反对它们，准许了僧侣托钵募款建庙，而官僚和学者在儒教的尊严不受损毁之下，也只好让步了。这个新的宗教占领了许多以前的旧庙，在道教的圣山泰山上设置了许多的庙寺和僧侣，促使善男信女去朝圣进香。它对中国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和印刷的发展，贡献良多，并给中国人的心灵注入了文明的谦逊之道。然后，它也像道教一样，终于步入衰退之途。僧侣逐渐腐化，教义越来越染上有害的神祇和迷信，佛教那从未具有多大威力的政治力量，被儒学的复兴功臣朱熹彻底地消灭了。今天，佛教的庙宇已不受人重视，财源亦告罄，它唯一的信徒是那些赤贫的僧侣。

但佛教还是藏在中国人的心中，它仍是中国百姓心中那个复杂而非正式的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各种宗教在中国，如在欧洲和美国一样，是可以兼容并存、不相排挤的，它们也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宗教战争。它们不但在这个国家内和平相处，也共存于个人的心胸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有好几种的信仰，他们相信灵魂说，信奉道教、佛教和儒教。他们是最有修养的哲学家，他们知道没有一种宗教是确定的；也许神学家是对的，天堂可能是有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对各种宗教都不必太认真，不妨让各教派的僧侣道士去为你祷告。当有好运临头的时候，中国人并不去感谢诸神，他们只敬拜他们的祖先，他们让妇女和僧侣道士去拜那些佛堂道观。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世俗的人，今世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是祈求能在天堂得到快乐，而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利益。假如他们的祷告不能应验，他们可能会百般责难这个神，甚至把它丢进河里。东方有句谚语：“塑佛的人不会去拜神，他知道它们是什么做的。”

道德的统治

在20世纪，儒家和祭祖的习俗虽然遭到许多的非难和无数的攻击，但仍然屹立长存，这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对于维系中国生活的那个强烈而受赞扬的道德传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是宗教的约束力，所以家庭是这个伦理遗产最主要的工具。从父母到儿女，这个道德的法规是代代传下来的，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无形的政府。这个道德的法规是如此稳固有力，以至于每当国家不稳的时候，它都能维持其社会的秩序和纪律。伏尔泰说：“中国人最了解的、教养最到家的、达至最完美地步的，是道德。”孔子曾说：“本固邦宁。”

中国人认为，道德法规的宗旨是要把混乱的男女关系变成有秩序的制度，以养育子女。家庭是以子女为重心。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子女不论多少也不能算多。因为一个常常遭到侵略的国家，需要人来防卫，而且中国土壤肥沃，可以容纳大量人口。甚至即使在一个大家庭或人口过多的村社，需要作生存的竞争时，弱者自然要遭淘汰，强者自可生存而再繁殖，以赡养那引以为荣的年迈双亲，以宗教的仪式伺候他们的祖先。祭祖可以产生一种无穷的、再造的链锁，这种链锁的力量愈来愈大；做父亲的必须要生儿子，不但是为了在他死后有人能祭他，也是为了祭祖的香火能够不绝。孟子曾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做父母的所祈求的是生儿子，假如做母亲的不能生个儿子，那是她一生的耻辱。因为不管在农田里或战场上，男孩子总比女孩子强；同时还有一条古老的规则，规定只有男孩子才能去祭祖。女孩子是一种负担，因为经过千辛万苦把她养大之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嫁到夫家，在夫家过着一辈子劳苦的生活。假如生了太多的女孩子，而家境又不佳，做父母的可以不必受法律的制裁，而把那初生的女婴掷于田野间，让夜晚的风霜冻死，或让野猪吃掉。孩子必须要在最细心的照顾下，才能度过那多灾多病的幼年时代；父母以身教来教育子女，而不用体罚的方式；有时，与亲戚家的孩子彼此交换到对方那里住一阵子，以避免父母会过于溺爱而宠坏了孩子。孩子一直是跟他母亲睡于一房，直到7岁后才让他与成年男人睡在一起。假如家境不差的话，便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但严格禁止与女孩子在一起；到了10岁，在交友上和寻乐上，都受到父母限制，但往往会造成同性恋和寻男娼，使得父母的苦心完全落了空。

贞操是受到赞扬的，做女儿的必须严格遵守，在父母的再三告诫下她们是非常戒慎的。万一不幸意外地失身，她们会羞赧得自尽。但是对于未婚男人就没有这种要求，相反，寻花问柳被认为是正当的事。食色性也，沉溺于娼馆要比任意的放纵来得体面。 [13] 为了要迎合男人的这些需要，中国很早就有娼馆这类的场所。早在齐国时候，宰相管仲即设置娼馆，让外国来的商贾投下一笔钱，玩乐一番再走。马可·波罗描述忽必烈时代的国都里的娼妓，数目之多，容貌之美，令人难以想象。她们都是官娼，受到管制，娼馆内分间隔开，最漂亮的用来招待外国的使节。以后，另有一种叫“歌伎”，她们不同于一般的娼妓，她们陪陪年轻人聊天，或陪有品味的已婚的男人作乐。她们通常都通晓文学和哲学，也精于音乐和舞蹈。

男人在婚前可以随便去嫖妓，但庄重一点的少女则严禁与男人接触。因此，就造成男女之间爱情的机会绝少。在唐朝曾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文学，不过早在公元前600年就传说有这么一则罗曼蒂克的故事：尾生答应要在桥下等一个女孩子，虽然不见女孩子来，但他还是在那里空等待，终于被涨上来的水淹死了。毫无疑问，尾生一定很清楚他可能会遭到不测，但显然，这些诗人认为尾生可能不知道会遭到这个意外。一般来说，当爱情是一种关切和爱慕时，这种爱情存在于男人之间的概率要比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多得多；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看法与希腊人一样。

结婚与爱情没有什么关系。结婚的目的是让一对健康的男女在一起生儿育女，组织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中国人认为结婚是没什么爱情可言的。因此，当父母为子女选择对象的时候，男女都保持不接触。中国人认为男人不结婚是不道德的，独身被认为是对祖先、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反抗和罪恶，即使是负有神职的人也不例外。在古代，还特别有一种官员，专门查访有没有男人到30岁，女人到20岁还不结婚的。不管有没有媒人说亲，做父母的在其子女19岁后，即开始准备婚嫁的事。有些还是小孩子甚至还在娘胎里，就订下了婚约。在择亲的时候，不管对象是同族或异族，都有一些限制的；被选的一方必须是选的这一方的双亲相当熟悉的才行，而且必须要远亲不同宗的。男方通常要送女方一笔可观的聘金，相应的，女方也要有一批可观的嫁妆陪嫁；贵重的礼物通常是在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互相交换。女孩子要到结婚的当天才能露面。而她的未婚夫也一直不准去看她。除非是另有借口，通常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结婚的当天当她卸去了面纱的时候。中国的婚礼繁缛，具有象征性，最主要的一件事是新郎要多喝酒，可以壮壮胆，不会害臊；至于新娘，则早已学会怎么害羞怎么顺从。结婚后她与她丈夫住在夫家，或其附近。自此，她要辛苦地伺候她的丈夫和婆婆一辈子，直至她的婆婆年老死了，她才能摆脱这个苦海。此时她的儿子也差不多到了成家的年龄，这时她可以如法炮制，享受儿媳的伺候了。

穷人家都是一夫一妻制。因为中国人喜欢多子多孙，所以，只要家境富裕，是可以娶妾的。一夫多妻制被认为是优生学，事实是如此，因为有能力再养一个太太，足见他在当地是能力较强的人。尤其假如正室不育，那么她会鼓励她的丈夫再娶个姨太太，而且她会把姨太太所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生的来抚养。另一种情形是太太为了使丈夫安于家，干脆就怂恿丈夫把他在外面中意的妓女娶回做第二房。在中国的传统里，明成祖的妻子备受赞扬。据传，她说：“我一直要人到附近的地方去物色美女，好把她们送给皇上做王妃。”家家户户都以自己的女儿能被挑上做宫女为无上光荣。为了要保护宫女和做一些宫内的杂务，明成祖的宫内拥有3000名太监。大部分的太监在8岁以前就由他们的父母亲把生殖器阉掉，他们完全是为了以太监为终身职业才这样做。

在这男人的天堂里，姨太太实际上只有奴婢的地位；至于正室，也只不过是这个家庭的象征性的主子。她的威望几乎完全是以她孩子的数目和性别而定。假如她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她会把她的丈夫视为主人，假如她每天能平平静静地操持家务，她的生活就可以快快乐乐的；人类是很有适应能力的，在这些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其生活似乎要比西方的自由恋爱式结婚相安无事得多。离婚倒是很容易，不育、饶舌等都是离婚的理由，但妻子绝不能要求与丈夫离婚。不过，她可以自动离开丈夫，回到娘家——当然这种事并不多。离婚的事是绝少的，因为女人一遭到离婚，其噩运则不堪想象。再者，中国人坚信顺其自然、听其天命的哲学，他们认为每天受苦乃是命运。

在孔子以前，中国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母系社会。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时期，他们“只知他们的母亲，不知他们的父亲”。“姓”这个字就是以“女”为偏旁。“妻”即“齐”，平等的意思，女人嫁了之后仍保留原来的名字。到3世纪，中国的女人掌有很高的权利，甚至还主持国事。慈禧太后只不过是继吕后之后的另一位中国女皇，吕后严酷地统治中国（公元前195—前180年）。这位“残酷而任性”的女皇，随其癖好任意毒杀功臣；任意废立皇帝，把先夫汉高祖的宠妃的耳眼割挖后弃于厕中。到了清朝，虽然中国的女人识字率还不到万分之一，但早在古代，中国上流家庭中的女孩子是要接受教育的，她们大部分都会作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约1世纪）的那位颇具才气的妹妹班昭，即继承兄志把那部《汉书》完成，备受当时皇帝的赞赏。

在中国，也许是封建制度的建立削减了女人的政治与经济的地位，形成一个极端的父系社会。通常，父母都与最年长的儿子住在一起，虽然通常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家和土地，但是长子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到了孔子的时代，父亲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妻或子卖去做奴仆；甚至只要不受大众舆论的攻击，他可以把他的儿女置于死地。通常情况下，他吃饭时都是一人独享，妻子不能与他同桌。当他死后，妻子绝少再改嫁；从前还盛行寡妇殉夫的事，她之被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丈夫的面子。中国到了19世纪末叶还有这种寡妇殉夫的事。他对他的妻子，就如对待外人一样，彬彬有礼，但他与妻子之间必须保持一段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几乎是阶级之分。女人都住在特别分开的房子里，极少与男人混杂在一起；社交生活没有女人的份，除非是那些没名誉的女人。男人不把自己的太太当作妻子，而是视她为儿女的母亲；他敬重他的妻子，不是因为她美丽或教育高，而是因为她会生孩子、勤劳和顺从。班昭在《女诫》七章中，谦逊地道出女人应有的态度：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傅玄有诗：

苦相身为女，

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

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

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

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

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

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

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

婢妾如严宾。

……

上面所列的，也许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家庭社会的情形。中国的家庭有明显的阶级存在，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常有争吵的事，但是也有许多家庭非常和谐，充满了爱情、互助和合作。虽然妻子在经济上是从属的地位，但是在发言上她享有特权，她的丈夫可能会被她骂得魂不附体或飞跑而逃。在父系的家庭社会中，是不可能有民主的，因为国家把维持社会的责任委之于家庭，家庭变成了一个托儿所、学校、工厂和政府。

由这种家庭熏陶出来的个性，受到许多外国人极度的赞扬。一般的中国人都孝顺敬爱父母，尊重爱护老人。 [14] 他耐心地接受《礼记》的教言，毫不费力地遵从它那繁杂的礼仪，以那毫无情感的礼节来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而养成一种从容而优美的风度、泰然而高雅的举止，与西方人那种豪放粗犷的个性迥然而异。因此，一位挑粪过街的苦力所表现的那种修养和庄敬，要比卖给他鸦片的外国商人雅得多。

中国人很懂得妥协的艺术，他会体贴对方，即使对方是最坏的人，他也会顾到对方的面子。他偶尔出口秽语，常常喋喋不休；身体经常不干净，偶尔头脑也不清，喜欢赌博 [15] 和暴食，贪小利和说谎；他崇拜财神如偶像，像讽刺画中的美国人那样视金如命；他有时也显得残酷野蛮，做出集体抢劫和屠杀的事来。但绝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安详仁慈，随时帮助邻居，蔑视罪犯和土匪，生活节俭，工作勤劳，待人真诚，交易诚实无欺。灾祸临头的时候，他泰然处之，忍受承担，不管好运和厄运来临，他都持以明智而谦冲的态度；他用宿命论的自制，来忍受损失和痛苦，他看不起那些沉不住气而号啕恸哭的人；他对于那失去的亲友，极为伤感，他以哲学的镇定来面对自己的死亡。他对美的敏感，恰与他对痛苦的麻木成显明的对照；他用鲜艳的装饰来美化他的城市，用最成熟的艺术来装饰他的生活。

假如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必须暂时把它那由于内部的衰败和西洋的船坚炮利而招来的混乱无依的局面抛开不谈；我们必须看一看在周公、唐玄宗、宋徽宗或清康熙等辉煌灿烂的时代。因为，在这些太平盛世、极力追求美的时代里，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高的文化，这种高度的文明实非亚洲国家或任何一洲的国家所能达到的。

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

中国文化予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政府组织系统。假如最理想的政府是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相结合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已达1000年以上；假如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是最彻底的。世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统治这么多的人民，又管理得那样少，而其统治的时间又那样长久。

在中国，谈不上什么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相反，个人的观念是微弱的，他只是属于他那个团体的一分子。首先，他是家庭的一分子，他是他的祖先和子孙之间传宗接代的一个过渡的单位；他负责家里其他成员在法律及习俗上的责任，而他们则对他负责。通常他参加某种秘密的社团，在城镇上，他则属于行会的一分子；这些限制了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古代的习俗束缚了他，强有力的舆论威胁着他，假如他胆敢违反道德和传统，那他就要遭到放逐的厄运。这就是这些很普遍的社团组织真正的力量。这些组织乃是应人民自动的合作和需要而产生的，尽管中国的法律微弱，政府不强，但中国之所以能够安定，则确实有赖于这些社团组织力量的维持。

但是在这些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中，中国人仍保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由于各城市之间的距离以及各城市与国都的距离都相当遥远，由于山脉、沙漠和没有桥梁或不便航行的河流等的阻隔，由于缺少运输的工具和便捷的交通，由于不易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以执行中央的命令，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几乎都成为完全的自治区。

地方行政的单位是乡村，由家族的领袖来治理，而政府则派有“耳目”监督；几十个乡村集合起来便成一个县或郡，全国共有1300个县；2个或2个以上的县，组成一个府；2个或2个以上的府，组成一个道；2个或2个以上的道，组成一个省；清朝的时候共有18个省，省之上即是朝廷或中央政府。每县置有知县，由中央委派，掌理全县的行政，包括税收和审判在内；府有知府，道有道员；省置巡抚一人，下有布政和按察二司，分掌民政、财政、刑名和弹劾。但是这些地方的行政首长实际上是自治的，他们征敛税收，审判那些百姓私下无法解决的案件，其他的一切社会生活就是靠着习俗、家庭、宗族和行会等来维持秩序了。每一个行省都是半独立的状态，只要按时向中央缴付税收，平时不闹出事，朝廷或当局是不会干涉的。由于交通不方便，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是个象征而已。人民的爱国观念只及于他们的地区和省份，他们绝少有国家的观念。

由于这种松弛的组织，法律是没有什么力量的，而且也不普及，又极为纷杂。中国人比较喜欢接受习俗的约束，他们喜欢在法庭外解决纠纷，以保体面。他们对于打官司有这样的谚语：“告跳蚤，反被跳蚤咬”（Sue a flea and catch a bite），或“赢了官司，输了金钱”（Win your lawsuit，lose your money）。许多有好几千人口的县，甚至好几年不见有讼案。中国自唐朝订有法律，这些法律几乎都是刑事的，而且缺乏系统而明确的条文。审讯是很简单的，因为在法庭上根本就不准有什么律师去辩护，虽然有时候备有公证人代为申辩，但所谓公证人的申辩，只不过是将被告人的一纸申辩书念给县官听而已。中国是没有陪审团的，在法律上并没有保护人民免于遭受官员突然逮捕和秘密拘留的措施。嫌犯都要用指印，往往要用比现在最开明的城市所用的稍为残酷的拷打来诱取嫌犯的口供。刑罚是非常重的，但并不如其他亚洲国家那样野蛮；较轻的是削发、鞭笞；较重的则放逐或处死；假如犯罪的人有特殊的功劳或相当的地位，则被赐自尽。只有皇帝才有权赐予减刑或免于死刑。在理论上与西方人一样，人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这些法律根本无法制止拦路抢劫的行为，以及衙门内的腐败。但是，它们与习俗和家庭合起来，使中国在20世纪以前获得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

在千百万人民之上，是一位地位虽不稳但泰然自若的皇帝。在理论上，他用神圣之权来统治人民；他是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 [16] 凭着他那神权，他统御着四季。因此，他要人民的生活遵循宇宙神圣的秩序。他的命令即是法律，他的裁判即是最后的裁决；他不但统治全国，也是其宗教的领袖；他任命所有的官员，主持最高的考试，遴选王位的继承人。事实上，他的权力是受到习俗和法律的限制的。人民要求他不要违反过去所留传下来的那些神圣的规则；他随时可能遭到有特殊权利的御史的弹劾；事实上，他也会为显贵的朝臣所左右，他们的忠告皇帝通常都会采纳接受；假如他胡作非为，那么依照一般的习俗和人民的同意，他要失去发号上天命令的权力。此时，虽然他没有违反宗教或道德，但也许要遭到强烈的废黜的厄运。

御史的职责是监察官员有无尽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都遭到御史的弹劾。例如，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就受到一位姓宋的御史的进谏，要他不要耽于酒肉女色之中。嘉庆帝把这位宋御史召到面前来，愤怒地问他对皇上这样无礼傲慢应该受什么惩罚。宋御史回答：“粉身碎骨以死。”嘉庆帝要他选择比较轻一点的刑罚，他答道：“砍头。”皇帝又要他再选一项更轻一点的，他提议愿受绞刑。这位皇帝感于他的勇气，任他为巡抚。

清朝的中央政府已是个极为复杂的行政机构。皇帝之下设置内阁，有大学士4人，通常是以皇族的人为首；按习惯，这4位大学士每天清晨都要集会，以决定国家的政策。尚有枢密院的组织，至于行政的工作则分由六部掌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又设有藩部，掌管蒙古、新疆、西藏诸藩事务。但没有外交部的设置：因为中国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相比，除了处理一些安排各国使节朝贡的事外，根本不打算与其他国家有所往来。

这个中央政府因受到税收的限制、防卫力量的不足以及其反对与外在世界任何有意义的交往，统治的力量大为减弱。它虽然征收赋税，专营食盐，1852年后还在全国各要道上实施征收货物运输税，但其实这只有阻碍商业的发展。由于人民穷困、征税困难以及税收人员不法，全国的税收不足以维持一个可以抵御外侮、免遭惨败的强大军队。 [17] 也许最大的失败是政府用人不当。整个19世纪，清朝的腐化达到了极点，当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破坏它的独立，攫取它的资源，损害它的制度时，这个国家实际上等于是个无人领导的混乱社会。

但是，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将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套方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但只有那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做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1000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

它始于乡村的学校——很简陋的私塾，许多都是只有一间茅屋——教师只有一位，这位待遇微薄的教师就负起了教导富家人子弟的初级教育的责任；至于那一半以上的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不是政府设立的，也不是教会资助的；教育事业在中国，就如结婚一样，是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它教育的圭臬。教学的时间很长，纪律非常严明：小孩子在天刚亮的时候，就得朗诵背书；然后，跟着老师学；到了10点，吃过早餐后，再上课；到下午5点才放学。放假的次数又少又短：在夏天，下午不必上学，但必须到田里去工作；在冬天，则必须参加夜间的温习课。教师教导学生最主要的工具是“四书五经”、唐诗和一只竹做的教鞭。教学的方法是背诵：这些年轻学生天天都要背诵，跟教师学习孔子的哲学，他们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为止；中国希望透过这种索然无味的方法，甚至可以把一位农家子弟训练成哲学家和绅士。私塾教育的阶段完成后，他们可以说是学得少而懂得多。换言之，在实质上，他们是无知的；在精神上，他们是成熟的。

基于这种教育的方式，中国建立了一套进入仕途的科举制度——始于汉，至唐而制度完善。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对人民是不幸的。因为统治者必须为了管理人民而去学习如何管理，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们就得在未学会如何管理人时先去管理人。另一不幸是平民没有进入仕途的机会，那只是少数人世袭的特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对人民也是幸福的，因为只有那些有能力和受过训练的人才有做官的机会。以民主的方式，让人人都有接受这种训练的机会，并且以贵族的方式严格地规定只有那些被证明是最好的人，才有谋得官职的机会。就这样，中国得以兴盛，也因此而衰败。

在每一个地区，都定期举行公开考试，凡是男性，不拘年龄，都有资格参加这项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要测验他对“四书五经”记得熟不熟，理解得多少，他对中国的诗和历史知多少，他对道德和政治生活的看法如何。凡是落第的人可以卷土重来，不受限制；考中了的便是秀才，这等于他们是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了，政府可能会任命他做个地方小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资格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全省性考试，考试的内容与乡试的一样，不过题目要比较难。省试落第的，照样可以再来，许多人都这样，有些人甚至苦读到80岁后，才通过这一关，而壮志未酬的更是大有人在。通过的谓之举人，他们有资格被任命为中央级的职位。同时，他们也有资格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关，也是最严格的考试。北京的考堂有10 000间小室，参加考试的人必须自备粮食，住宿在每人一间的小室内3天，申论试题。这些小室又冷又不舒适，灯光也不好，卫生设备也差，只得靠着一股精神支持下去！通常考试的内容是作一首诗，题目是像“青山绿水，划桨声”这一类；再作一篇散文，从“四书五经”录下一段话作为题目，如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考试的题目是从来不涉及科学、商务和工业的事。其目的不在测验考生的知识，而是测验其判断和个性。中榜的人就有资格在朝廷中谋得较高的职位。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个制度的缺点也愈来愈多。虽然有时考生作弊或试官徇私要遭到死刑的处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的事仍然无法杜绝。到了19世纪，舞弊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例如，一位小小的官员就曾被揭发伪造出售2万份文凭。而策论也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形式，考生可以做机械式的准备。学生的科目也流于一定的范围，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因为学生所学的那些思想已经被定形化达几百年之久。在这种教育的方式下，学生一旦高中，自然就是一位官僚的知识分子，傲慢而自私，专横而腐化，公众撤不了他们的职，也控制不了他们，除非采取激烈的手段来抵制。总而言之，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哪个没有缺点呢？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则比中国的还差呢！ [18]

科举制度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之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入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之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的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所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 [19] 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不幸。

注释

[1] 上都一地即英国诗人及哲学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所指的“Zanadu”。马可·波罗所叙述的这些中亚细亚地方，在1838年以前，欧洲人并没有再去探险过，只有一位，但已不详。

[2] 马可·波罗道写道：“每一天，政府官员必带着2万条船载的米粟和稷去分配给穷人家。由于忽必烈汗对于穷人家这样慷慨好施，人民都敬仰他。”

[3] 皇后遵命自尽。据说，许多宫女也都追随皇后自尽。

[4] 下面所谈的中国社会情形，主要是以19世纪而言；至于与西方接触后所发生的变化情形，将留在下一章讨论。本节所谈的有保留的必要，因为一种文化不可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或一处广大的空间里无所改变而保持完全一样。

[5] 西方在古代即听闻从野蚕的茧抽丝编织的事；至于把养蚕和织丝当作一种工业，则是在约552年，由景教徒从中国把它输入欧洲的。在12世纪，再从君士坦丁堡输入西西里岛；15世纪时，输入英国。

[6] 中国人在宴客的时候，穿着丝织衣服是常见的事。这与瓷器或书画同样具有炫耀的价值。

[7] 英文coolie这个词，可能是源自印度坦东尔语kuli这个词，意指被雇用的仆人。

[8] 铜币仍然是一种有影响力的钱币，它是一种小铜钱的形式，其价值约为1/3或半分钱。一两银子等于1000个铜钱。

[9] 火药是道教炼丹家发明的。由于他们极端地秘密，所以真正发明的时间无法确定，但在唐文宗时孙思邈创伏火硫黄法，已具初期火药的成分。唐末，军事上已用此做燃烧剂，但制成火炮来用于作战，则自北宋开始。史称金人南侵之际，李纲为保卫汴京，曾下令发霹雳炮击退金兵。——译者注

[10] 宋朝期间，中国航海已极为发达，其时中国船只航行南海及海外者甚多，倘不能使用指南针，则不能定航路方向。因此说阿拉伯人首用指南针于航海，恐不可靠。

[11] 张衡的地震仪是8条铜龙围着一个盘子，盘子的中央蹲着一只张着嘴的蟾蜍，而这8条铜龙下面装有精制的弹簧。每一条铜龙的口内含一个铜球。当地震发生了，最靠近地震源的那一条铜龙口中的球便落到蟾蜍口里。有一次，当地人并没感到有地震发生，但其中一条铜龙口里的球落了下来。张衡一时遭到百般嘲笑，甚至被指为骗子，但后来有消息传来，在好远的某地果真发生了地震，张衡得以洗雪这个耻辱。

[12] 风水是一种艺术，在中国非常普遍。堪舆家相信风向、水流、山向等关系房屋、墓穴的休咎。

[13] 有时男人公开地在娼馆宿夜作画、作乐和歌唱。但必须附带一提的是，这种对于已结了婚的男人的特权，实在是太离题了。今天这种特权已不存在了。

[14]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孝子，虽然每天遭受母亲的责打，但绝不哭泣。有一日，当她母亲再打他时，却一反往昔号啕大哭。母亲问他原因，他哭着说，因为打得不痛，可见母亲已渐老迈。（此为闵子骞故事。——译者注）

[15] 在许多城市里，赌徒随时都带着骰子和盘子，准备应付其他赌徒。

[16] 因为他的王国有时又称“天朝”。欧洲人译为“天国”。

[17] 清朝末年中央的岁收为7500万美元；地方的岁收为1.75亿美元。假如这些岁收用来偿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所签订的《马关条约》的赔款1.5亿美元，以及八国联军所订定的《辛丑条约》的3亿美元赔款，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崩溃，只不过是由这两笔账而引起的。

[18] 教会历史学家勒托雷（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说：“当中国在最贤明的君王统治之下时，能够把这样众多的人带进太平盛世，这样的政府实在是世上罕有的。”饱学的布瑞克利（Brinkley）舰长也持同样的看法。

[19] 长期任职于中国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爵士说：“中国人尊重贤能，他们喜爱文学，到处都有求学增智的小社团，他们彼此交换讨论文章诗词。”

第五章 革命与更新

西方带来的灾祸

那些强大的国家都在进行工业革命。在发现了机械的力量和应用于增产的机器，从而获得了新生与充满了活力之后，整个欧洲生产的货品，比那些还依靠着手工业的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洲的货品，都要来得便宜。因为工资便宜，雇主遂加大生产，以致这些机器所制造出的货品，远超过欧洲人口的需要。如此，不得不向外寻找市场。所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欧洲走向征服世界的道路。

哥伦布时代的商业革命，开辟了通商的航线，并为工业革命做了开路先锋。探险者重新发现古老的地方，打开新的港口，把西方的思想和新奇的产品，带进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国家。早在16世纪，好冒险的葡萄牙人即在印度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了马六甲，绕过马来半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广州（1517年）。“他们粗鲁，不守法律，视东方的民族为合法的战利品，他们简直就是海盗。”而当地的人也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的代表被拘禁，他们要求自由通商的请求被拒绝，该地的葡萄牙人定期地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屠杀。但由于他们帮助中国抵抗外来的海盗，终于在1557年获得明世宗的同意，让他们自由定居澳门，自己管理自己。他们便在澳门建立了庞大的鸦片工厂，雇用许多男女和小孩，单单一家工厂每年就要缴付葡萄牙政府156万美元的税。

接着而来的是西班牙人，他们在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而后又占领了台湾。接着是荷兰人。随后在1637年，有5艘英国的船只驶进广州，他们借着大炮把中国人压了下来，卸下他们的货物。最先是葡萄牙人教中国人吸食鸦片，到了18世纪，开始从印度输入鸦片。当时清朝政府禁止人民吸食鸦片，但因为人民已上瘾，而且吸食的人也多，禁而无效，年年输入的鸦片有增无减；到了1795年，鸦片进口的数量达4000箱。清朝政府就在这一年正式禁止进口，并在1800年重新颁布禁令，呼吁进口商人和人民共同抵抗这种丧人心志的毒药。虽然政府一再三令五申，但是鸦片仍然源源地输入，其情势已达中国人之急于购买有如欧洲人之急于卖出，而地方官员亦收受贿赂，暗中与商人勾结。

1838年，清朝政府下令严格取缔鸦片的输入，林则徐下令在广州的所有外国鸦片商人交出所有的鸦片来。当他们拒绝交出来时，他下令包围外国人居住地区，强迫他们交出现有2万箱的鸦片，一把火把这些毒品烧得干干净净。英国人退到香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了起来。然而英国人不承认这是因鸦片而起的战争；他们认为他们的愤怒是由于清朝政府傲慢地接待——或拒绝接待——他们的代表；同时，他们不满清朝政府所课的重税和不公平的裁决。他们从海岸轰击沿海各城市，攻陷镇江之后，进逼南京。清朝不得已与之订定《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中，对于鸦片问题则略而未谈，其要点为：割让香港，降低关税为5％，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两，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英国人审判；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亦要求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

这个战争促使这个古老的帝国走上分裂的道路。清朝政府在与欧洲人的交涉上，真是丢尽了“面子”；起初是蔑视，继而反抗，最后屈服了；清朝政府拿不出适当的措辞向有识之士或窃喜的外国人来掩蔽这些事实。这个失败的消息传到哪里，清朝的威信就在哪里打了折扣，更糟的是有人起来公开地反对清政府。1843年，洪秀全在一知半解地认识基督教义和怀着一些幻想之后，认为他是被上帝遣下来扫除中国人所崇拜的偶像，并且要他们改信基督教的。然而，洪秀全这场带着宗教目的的运动，最后却导致一场推翻清朝的革命，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太平天国。他的追随者一部分是受到宗教狂热的驱使，一部分是受到一心改革中国的鼓舞，勇猛奋战，粉碎偶像，残杀人民，毁坏了许多古老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破坏了景德镇的瓷器，攻陷南京，建号太平天国（1853—1865年）。当其大军挥向北京时，洪秀全却沉溺于奢侈和自求苟安，以致群龙无首，陷入混乱的局面，终于被清朝击溃，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消失在中国人道的大海洋中。

当清朝政府陷于太平天国运动危机的时候，它又要同时抵抗欧洲人所掀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国在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下，要求准许鸦片输入中国，以及派遣使节驻扎北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进兵广州，俘总督叶名琛至印度，继又向北攻陷大沽，直抵天津，进逼北京，焚毁圆明园，以报复英法在北京的密使所遭到的迫害。先是强迫清朝政府与之订定《天津条约》，等英法联军二次北伐后，再强迫签订《北京条约》。其要点为：加开10个新的商埠，并开放长江的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公使入驻北京，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确定领事裁判权；割九龙给英国；准许鸦片进口；两国赔款均为800万两白银。

受到英、法那种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鼓励，欧洲国家纷纷到中国来要求分利。帝俄在1860年占领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法国为报复传教士被害，在1885年，进军越南，将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驱除殆尽；日本则无端启衅，于1894年，掀起甲午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承认朝鲜自主，赔款1.7亿元。继之，帝俄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3年后，帝俄却据为己有。1898年，由于德国的两位传教士被杀，德国据此而占领了山东半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国竟然被各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各国相继取得开采矿产和通商的利益。野心勃勃的日本看得眼红，联合美国，要门户开放：在承认各国特殊利益范围下，所有各国应该基于平等的关税，在中国各地通商。美国为了索取谈判的优越地位，于1898年征服了菲律宾，并宣布要求分享与中国通商的意愿。

就在这个外患愈演愈烈的时候，北京的皇宫内亦在闹事。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年轻的咸丰帝逃到热河；一年后，他死于逃难中，把帝位让给他5岁的儿子载淳，即同治帝。同治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延揽大权，垂帘听政。这位驰名中外的太后残酷、泼辣而专横地统治中国达30年。慈禧太后年轻时，以貌美倾国；现在则用她的智慧和意志统治着全国。当同治帝正达法定继承王位年龄的时候，突然死了（1875年），慈禧太后不顾惯例和反对，立另一位小皇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大权还是由她掌握。30年来，由于卓越的政治家如李鸿章之辈的辅佐，这位倔强的女皇还能使得中国平安无事，并赢得土匪式的列强的尊重。但在日本突然地掀起甲午战争，继之欧洲各国瓜分中国之后，中国发生一场强烈的维新运动，想跟日本人一样，模仿西方的富强之道——即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兴建铁路和工厂，努力获致日本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打胜仗的那种工业的财富。但是慈禧太后和一些旧思想的朝臣极力反对这个运动。然而，这派维新分子却也获得已正式继承帝位的光绪的默许。光绪未与这位“老佛爷”（朝廷中都这样称呼慈禧太后）商议，却突然地擅自下令变法图强，假如这些变法能够真正地实施，则将使中国有力地、和平地迈向西化的道路，而且可能不致使清政府覆亡，不致使中国陷入混乱和悲惨的深渊。这位年轻的皇帝下令设立新制的学校，不仅要学“四书五经”，而且要学西方的科学文化；并设立译书局，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学和工艺的名著；兴建铁路；改革陆军和海军，“以应付那些想夺取我们利益，企图联合压制我们，包围在我们四周的列强诸国”。慈禧太后对于这些她认为似乎是太激烈的改革极感震惊，遂把光绪软禁起来，下令取消变法，重新掌握大权。

随之而起的是一股反对西方思想的逆流，这位精明的太后就利用这股反动的力量来达成她的目标。慈禧太后说服了原先是要起来推翻她和她的王朝的叛党义和团的首领，把他们的愤怒转移到侵略的外国人的身上。义和团接受了这项使命，要求所有的外国人滚出中国。在这个疯狂的爱国的美名下，义和团开始在中国各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外国的传教士，并向各国宣战。英、法、美、德、俄、日、意、奥等八国组织联军，进兵北京，保护他们的国人和使馆。慈禧太后挟光绪出奔西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肆屠杀百姓，掠夺或毁坏许多珍贵的国宝。迫使清朝订定《辛丑条约》，赔款3.3亿两，分39年由关税抵付。后来，美、英、俄、日等国还给中国相当多的赔款，这些偿还的赔款大部分是用来作为中国留学生公费留学之用。这是一种宽大的表示，这项施惠在这次东方与西方历史性的悲剧冲突中，被证明是用来打开古老中国最为有效的方法。

古老文明的结束

这些取得退赔的“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和其他成千的私费留学生，都到那些富强的国家去探讨它们的文化。有许多到英国，到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更多。单美国一地，每年就有几百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他们都是少年负笈，对其祖国文化价值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羡慕西方的教育方式，醉心于西方的科学、历史和思想；他们对西方人舒适而有活力的生活、个人自由的享受和人民权利的享有，感到非常惊奇！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激进的思想，而反对他们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种激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

同时，一个极为适宜的环境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发展。60年来，这些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变成了传播西方思想的中心；他们的那种舒适豪华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所渴望的那种文明生活；有少数的激进分子，已经在破坏那个用以维系旧有道德礼法的宗教的信仰，他们鼓动年轻的一代反对年老的一代，要他们放弃崇拜祖先。教会曾温和地宣传基督教义，但是在紧急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受到那曾经慑服中国的枪炮的保护。这个起初曾经遭到被压迫的中国人反对的基督教，现在在这些中国的改变中，却再一次地变成革命的推动力。

在这些改变中，为首的就是革命运动。1866年，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在广州附近的一户农家中诞生了，他就是孙中山。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把他村子里庙内的菩萨毁坏了。他那位移民到夏威夷的长兄，把他接到檀香山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念书，让他彻底地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回到中国后，他进入香港的一所英国西医学校，成为该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由于所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他怀疑中国的那些宗教性的信仰；同时，他看到了自己以及同胞在海关及外国人通商口岸所遭到的凌辱，极为愤慨，从而播下革命的种子。堂堂一个清朝大国，竟然败于小小的日本，并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这使得他对于这个腐败的政府感到羞耻与愤怒，他认为要解救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清政府。

他的第一步行动显出了他那充满自信、理想和纯真的内心。他搭船航行1600海里到北京，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中国，恢复国威。当他的计划不被采纳时，他开始其一生为革命而奔走的冒险生活。首先他到处募款，他获得许多商业行会和有力的秘密结社的支持，他们都痛恨清廷的专制，渴望有一个政府能给制造业和贸易界扮演一个相称的角色。然后他到美洲和欧洲，向华侨募款。在伦敦的时候，中国使馆人员非法地逮捕了他，准备秘密地把他遣送回国。幸赖他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老师把他救了出来。他在海外奔走了15年，走遍各大都市，募得250万元，然而他并没有私挪一分钱。突然，他在旅行中接到了消息，谓革命军已攻下了南方，正向北方进军，并选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星期后，他胜利地回到这个20年前他遭到英国海关官员侮辱的港口香港。

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就在她料理被禁的光绪帝的丧事前一天作古了。慈禧太后死后，帝位由光绪的侄子溥仪继任。在慈禧太后主政的最后几年，清朝政府确实有了一些改革：兴建铁路；设立外务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制的学校；1910年召开国民会议；拟订九年计划实施君主立宪；普及教育以实现全国投票。清朝政府对于这项改革的计划附语：“任何激烈的改革措施，将导致丧失许多人力。”但是革命党并不因为清朝政府垂死前的忏悔而裹足不前。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年轻的皇帝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反叛，发现没有军队与他站在一边，遂自行退位，由摄政王宣布一道诏书，宣告结束清朝帝国：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中南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革命党对溥仪采取宽大的态度：他们保全了他的性命，给他豪华的王宫、一笔相当可观的养老金、一位嫔妃。昔时，满族人来如猛狮；今者，去如驯羊。

这个在和平中诞生的共和国，却不断被暴风袭击。那位满脑子旧思想的外交官袁世凯拥有相当的部队，他本想阻碍革命军的行动，但他提出以总统的职位为条件，转而支持革命军。孙中山为顾国家利益，将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袁世凯靠着国内外雄厚的财团撑腰，竟自行称帝，改建新朝，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展露曙光。孙中山责他为叛国者，召集麾下作护国运动，但是在双方还未兴起战端时，袁世凯就病死了。

自此，中国即未求得和平与统一。孙中山是一位太过追求理想的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却不善于政术，以致无法把这个国家带到和平的路上。他的计划和理论都无法实现，由于他容纳共产主义而触犯了支持他的中产阶级，他隐退到广州向青年学生讲学。中国陷于一个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它失掉了那个一统的象征的君王，古老的风俗、法律也遭到了破坏；人们对于国家的热爱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整个国家陷入敌对的战争中，北方反对南方，这一区反对那一区，富人反对穷人，老年人反对青年人。军阀四起，各自为政，他们各自征税，各自种植鸦片，有时还出兵袭击并吞其他地方。工业和商业屡遭课税，陷于混乱和萧条；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政府无力控制他们。那些没饭吃的，只好去当土匪和盗贼；那些遭到土匪抢盗洗劫的，也只好去当土匪小偷了。平生节俭的小康之家和小本生意的商店，往往遭到军阀的侵占和土匪的抢劫。光河南一省，在1931年的时候，就有40万土匪。

正当中国陷于混乱的时候，苏俄在1922年派了两位高级外交官加拉罕和越飞来到中国，他们是奉命要使中国发生共产主义的革命。加拉罕拟以苏俄放弃治外法权的要求，以及签约正式承认革命政府为饵，继之由越飞来说服孙中山。这位狡猾的苏俄外交官发现要使孙中山同情共产主义并不难，因为此时孙中山处处受军阀牵制。在70位苏俄人员的策划下，不久，中国即成立了一支新的国民军。这支国民军在孙中山的前任军事秘书蒋介石领导下，由鲍罗廷顾问的协助，自广州出发北伐，终而攻占北京。就在这胜利的时刻，又发生了分裂。蒋介石抨击共产党从事渗透颠覆活动，建立起军事的领导，实际上这也是一般工商金融业的愿望。

国家和个人一样，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那个在孙中山的计划中是中国抵抗西方的盟友的日本，那个由于西化运动致强而鼓舞中国革命的日本，看到了以前曾是其宗主国的中国正陷于混乱和衰弱之际，认为这正是解决它西化运动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好时机。因为，日本为了要自卫，抵抗可能遭到的侵略，它不能不加速人口的增殖；为了要维持人口的增加，它不能不发展工业和商业；由于本身资源的缺乏，它不得不进口铁、煤和其他资源，以发展工业；除非它有一块欧洲国家殖民地以外的大市场，否则无法发展商业。而中国的铁、煤被认为蕴藏最丰，中国是最具潜力与最大的市场。在面对着回到农业社会并屈服于走向工业的帝国主义抑或征服这两者之间，有哪一个国家能禁得住伸手即可攫取中国的这个诱惑呢？而此时又正值欧洲各国因在法国相互残杀而无法插手于东方事务。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即对德宣战，占领德国向中国已“租用”16年之久的胶州半岛。然后，向袁世凯提出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然而因为美国的反对和由中国知识青年领导的抵制日本货运动，日本未能得逞。学生对国家遭到这种耻辱，感慨万千，他们悲愤，甚至焚身自尽。在这个曾经吞噬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各国的道德支持下，日本毫不情愿地听命了，只好耐心地等待另一个机会的来临。机会终于到了，当欧洲和美洲正陷于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时，日本即进占中国东北，立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总统，继而改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就借着政治的联盟、经济的渗透和军事的控制，获得开发中国东北资源、利用中国东北人力和从事商业活动等各种利益。而欧洲世界在获得中饱之后，提出停止抢劫的行为，联合美国表示对日本的公然侵略的抗议，结果是在正义的大旗下接受这项胜利。

中国蒙受的最后一次耻辱是在上海。由于中国抵制日货成功，激怒了日本，日本再度派军进犯上海，要求中国政府严禁抵制日货。中国以无畏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从广州而来、装备精良武器的第十九路军与日军相持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解，日本退出上海，中国在受到这些创伤后，决心彻底改革，建立一个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以便能独立生存于这个强盗遍地的世界中。

新秩序的开始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的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那些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更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变化来得最迟最少的是乡村，因为冷漠的土地激不起改革；甚至新的一代还必须靠着耕作才能过活。但是现在有7000英里的铁路横亘于乡村；虽然经过十年的混乱和缺乏保养，这些铁路千疮百孔，虽然战争使得它们超过了负荷，但是，它们还是担负起联络东部乡村和海岸城市的责任，它们每天载运着点点滴滴的西方货品到几百万的农家。你可以在农村中发现有许多舶来品，如煤油、煤油灯、火柴、香烟，甚至还有美国的小麦；有些地方因为交通非常不便，从内地运到沿海省份的货品的价格，往往要比从澳洲或美国进口的还要高。所以，很显然，一国文化之经济成长与交通有密切的关系。2万英里的公路也修建了起来，6000辆客车来来往往，常常是满载。当汽油货车的发动机响彻于无数的乡村的时候，它将会使中国发生一次最巨大的变化——饥荒的结束。

在城镇，西方的影响来得较快。由于从海外输入机器制造的便宜货品竞争力很强，手工业的制品走了下坡；几百万的工匠濒于失业的边缘，他们只好挤入由外国人或国内的资本家在沿海所建的工厂。在乡村仍然可以见到的手摇织布机在城市里已销声匿迹了。进口的棉花和棉布大量地涌入中国，纺织工厂的林立给赤贫的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工厂化的农奴制度。巨大的锅炉也在汉口点燃了，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国家。食品罐头业、面包业、水泥厂、化学厂、酿造业、酿酒厂、电力厂、玻璃厂、制革厂、纸浆厂、肥皂厂、蜡烛厂、糖厂等，都已在中国土地上建了起来，渐渐地把工匠吸入工厂里面。但是这些新工业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因为中国仍然在革命，秩序未定，投资者踌躇不前；再者，运输不便，运费昂贵，国内原料不足，中国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在用人上偏袒徇私而不顾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司或工厂制度的不健全，凡此等等均使中国的工业无法顺利发展。商业也一样遭到阻挠，诸如政府的重税、关税、贿赂或敲诈等，但比起工业来，它还是发展得比较迅速的，在中国经济的改变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

新兴的工业毁坏了行会，致使劳资的关系陷入混乱。以前，产品在地方上没有竞争，价格稳定，行会就是为劳资双方商定工资和价格而存在的。但是当运输方便、商业增加时，工业的产品可以带到很远的乡镇与行会的手工业品竞争。因此，除非不与外国人和资本家的商品竞争，否则，手工业品的价格和工资都无法控制。行会失去了作用，只好解体，分而为两种，一为商会，一为工会。商人讨论的是指令、顺从和经济的自由，而工人关心的则是生活的问题。工人常常罢工和抵制，虽然很成功，但只能迫使外国人向政府当局让步，而劳工本身并没获得什么利益。据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28年的调查，纺织厂工人的周薪从1.73美元到2.76美元不等，女工则从1.10美元到1.78美元；面粉厂男工的周薪为1.96美元；水泥厂的为1.72美元；玻璃厂的为1.84美元；火柴厂的为11.11美元；在技术工人方面，电力厂的为3.10美元；机械厂的为3.24美元；印刷厂的为4.55美元。印刷工人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优待，是由于他们的组织健全以及他们的身价突然涨高。最早的工会成立于1919年；它们的组织和力量到了鲍罗廷的时代达于最高峰。但当蒋介石与苏俄破裂后，工会遭到贬抑。今天虽然法律对它们管制极严，但它们还是到处成立，这是工人抵抗工业制度的唯一途径。虽然已开始通过和承认劳工法，但此法尚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些每天工作12小时的贫困工人，随时都面临着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一旦失业，就得为三餐而苦恼，这种日子实在比以前困苦的农村生活还糟。在以前，大家都穷，没有什么富人，大家把这种贫苦视为人类亘古以来即有的自然现象。

也许这些缺点都可以避免，假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要这么快而彻底。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已失去了活力，沾上了腐化的污名，但是它可以控制住新兴的工业，使得中国慢慢走上正途，而不至于混乱或反而遭到资本家的把持；工业一旦步上了正途，就会渐渐地产生一个新阶级出来，这个新阶级会和平地取得政治的权力，就如英国一样，工业家取代了大地主。但是，中国这个新政府发现它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干练的领导人物，没有钱；国民党发现它必须暂时仰赖外国和国内的资本家；它想象着民主，痛恨共产主义，依赖上海的银行家，放弃了民主，采取独裁，企图取消工会。 [1] 因为国民党依赖军队，军队依赖金钱，金钱靠借贷而来；当军队强大到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时，政府却不能向全国抽税；当政府能向全国抽税时，它又必须顾虑到贷款国的意见。虽然这样，国民党仍然有不少的成就。它又重新使得中国控制了它的关税和工业；它又组织了一支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也许将来有一天需要它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它扩大了行政权力，缩小了阻碍国民经济生活发展的土匪的势力范围。它在一日之间推翻了清朝政府，用了将近30年时间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中国之不能统一，反映出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那份矛盾。今天中国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模仿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被逼着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因此，在中国东部城市的人都越过田地走入工厂，脱下长袍改穿洋装，放弃那简单的古乐器改用西洋管弦乐器；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衣着、家具和艺术品，墙壁挂上了欧洲的绘画，模仿建造那最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式的办公大楼。妇女不再缠小脚了，开始学习西方人走路的风度，尽量把鞋放大 [2] 。哲学家放弃了讲求谦逊、有礼让的理性主义的孔子思想，而以文艺复兴的热诚，采纳莫斯科、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的好斗的理性主义。

中国推翻孔子的运动，性质上有点像欧洲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中国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等于是立即推翻了这位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和反对神化的诸菩萨。曾有一时，这个新成立的政府曾压迫佛教和寺院，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分子；这些中国的反叛分子都是思想自由分子，他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宗教，崇拜理性。儒家思想容忍各种宗教信仰，那是由于只要贫穷就会有神的信仰；这些革命分子坚信贫穷可以被消灭，因此不相信神。儒家思想赐给农业社会和家庭一部伦理规章，以维持这个家和农业社会的秩序；而革命的目的则是迈向工业化，这需要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以符合都市和个人的生活。儒家思想之能持续，是因为做官觅职需要这种知识，但是现在科举制度已废，在学校中科学已取代了伦理和政治的哲学；现在的人不是要去学做官，而是要到工厂去。儒家的思想是保守的，用古代的规范限制了青年人的理想；革命是青年人的，他们不要这些古代的限制；他们嘲笑先哲所说的：“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

当然，革命成功之后，即不再有官方的宗教仪式，天坛上的祭台见不到对那默默无言、不具人格的天的祭品。祭祖的风俗虽然仍有，但已不再那样地风盛；男人渐渐地把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不适合女人去做的事让给女人去做了。革命党中的领袖有一半是教会学校出身的，尽管蒋介石是基督徒，革命党还是反对任何迷信和信仰，学校的教科书没有宗教的色彩。旧有的神被除掉后，用来填补这份感情上的空虚的新宗教是民族主义。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并不能完全令人折服，许多贫困的人仍然冒险去求神问卦，以慰藉他们每天贫苦的生活。村民愚夫仍然发现在古老庙宇的那份神秘安静中，可以求得某种安慰。

政府、宗教、经济生活、传统的道德法规，这些在30年前被认为是经久不变的，现在呈几何比例地不断改变。仅次于工业而使中国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古老家庭制度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这使得人人自由地面对世界。用以维系旧社会秩序的忠于家庭的观念，现在已被忠于国家的理论所取代，但当这个忠于国家的理论还未逐渐地付诸实践时，这个新的社会显然缺少了道德的基石。在使用机械化时代前之农业社会能够维系家庭，因为田地需要在家族和父系的权威下才能集体行最经济的耕作。然而，工业破坏了家庭，因为工业提供不同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是给个人，而不是团体。在工业社会里，是不承认强者有义务要帮助弱者的；在家庭内大家共享的这个观念，在竞争激烈的工商业社会中是不成立的。年轻的一代常常破坏老一辈人的权威，以无畏的意志到城市去寻找符合个人意愿的工作。可能是父亲权力过大，致使他们去反抗去革命，但是这种反抗往往因过分而遭到非难。中国是彻底地被连根拔起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生出新根，开始文明的生活。

古时候那套婚姻的形式，也随着家庭权威的破产而消失了。虽然大多数人的婚姻还是由父母亲来安排，但是在城市，年轻人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现象已渐为普遍。个人不但认为自己有权利自由选择他所喜欢的对象，而且甚至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想把结婚拿来当作实验。尼采赞扬亚洲的女人，称颂她们服从的精神，但是现在的亚洲也走欧洲的路子了。一夫多妻制已不存在，因为现代的妇女反对丈夫纳妾。离婚的现象虽然不很普遍，这个路子也比以前宽多了。 [3] 中国的大学是实行男女合校教育的，在城市，异性交往已是很寻常的事。妇女已经有她们自己的法律和医科学校，甚至有她们自己的银行。那些国民党的女党员都有参政权，她们有的甚至位居国民党或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的职位。她们不抵制堕胎，开始实施节育。自从革命成功后，中国的人口即未有显著的增加，也许中国大量的人潮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尽管如此，中国每天仍有5万名婴孩被生出来。这些婴孩注定每一样都是新的：衣服和头发都是新样式，教育、职业、习惯、礼仪、宗教和哲学等都是新的。辫子已经没有了，古时那种高雅的礼仪也不复存在；革命分子带来了粗犷的精神，他们对保守分子很难保持礼让的态度。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民族，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正在变得富有表情和善变。这些不动声色的面孔下面正隐藏着一股积极而兴奋的思想。中国虽历经几世纪的战争，但仍然保有爱好和平的理想。但在遭到列强的瓜分和种种的挫败后，这份理想破灭了，学校正在把学生训练成军人，将军又变成了英雄的偶像。

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都改变了。学校已把儒家思想抛出了窗外，而专事科学。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太必要的，因为孔子的思想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和机械学是受欢迎的，因为学了它们就会制造机器；机器可以赚钱，可以制造枪炮，枪炮可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医学教育进步很快，绝大部分是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 [4] 虽然此时的中国仍然很穷，但是小学、中学、大学却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个年轻的中国，希望每个小孩不久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希望借着教育的普及，把民主播散于每个角落。

而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发起了革命，其性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影响了这一革命，就如希腊的手抄本对意大利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在苏醒之后，放弃了拉丁文，改用本国语文。中国也一样，在著名学者胡适的领导下，把已用得普遍的国语应用于文学上，这就是白话文运动。胡适以他学术上的命运作为赌注，用白话文写出《中国哲学史纲要》（1919年）。他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500部的杂志期刊采用了白话文，学校也正式采用白话文。同时，有“千字运动”的推行，要求从4万字中选出1300字作为常用字。不久，白话文传布全国，也许在100年内，中国将只有一种语言，而使中国文化再统一。

这个热忱的民族在白话文的刺激下，产生出灿烂的文学。小说、诗、历史、戏剧等作品不计其数，报纸和期刊遍及全国。西方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来，美国的电影配上中文字幕后，大受中国人的欢迎。哲学的讨论渐渐增多，人们对它们重新加以评估，并采纳16世纪那充满了活力和激进的欧洲思想。意大利一摆脱教会的束缚，即热衷于毫无宗教色彩的希腊思想；新的中国亦复如此，它热衷于西方的思想家像杜威和罗素的思想，他们那不含任何宗教思想和唯经验实证论的哲学，正合这个试图要推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于一炉的国家的胃口。胡适对我们西方人对亚洲“精神价值”的赞赏大加嘲笑，胡适认为推行工业、改革政府以消灭贫穷，要比所有“亚洲的智慧”更具有精神的价值。他形容孔子是位“很守旧的人”，他建议假如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的那些非正统的学派，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获得应得的地位，那么将更能看出真正的中国思想之所在。在这股“新潮”的冲击中，无疑地，胡适是最活跃的领导者，他有资格去评价，甚至对古代的先圣哲人作公平的批判。他对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完美的问题：

假如在接受这个新文明时，不作有益的吸收，而只是一味突然地更换，致使原有者的文明消失掉，那对整个人类确是一大损失。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对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文明的这个现代文明，作最好的吸收？

这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国家，在好几次的兴衰后，今天在整体和精神上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我们发现这是个最富创造的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精力充沛，那样聪慧，那样能适应环境，那样能抵抗疾病，那样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在历史的重压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多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怎样的文明。

外来武力的胜利，或外国经济的专制，将无法长久地压迫这个资源和活力如此丰盛的国家。在这只雄狮尚未耗尽其元气以前，侵略者将会先行耗尽其金钱和耐力。在一个世纪之间，中国将会吸收并同化它的征服者，将学会所有现代工业的技术；道路和交通将使全国统一，经济和节俭将带给它富裕，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带给它秩序与和平。混乱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最后，混乱消失，它用独裁求得平衡；旧有的障碍都将被一扫而空，继之而来的是欣欣向荣的自由。革命像是死亡和流行病的化身，它清除垃圾，割除毒瘤，当有许多事注定要死亡时，它才会来。中国在以前死过好多次，之后都复兴起来。

注释

[1] 1927年，成千的工人被开除，理由是他们属于工会。

[2] 有些中国妇女为掩饰她们的小脚，把鞋子里头塞得满满的。

[3] 国民政府准许男女双方提出离婚。但是当男方在30岁以下，女方在25岁以下，则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古时，男方也可提出离婚，其条件有：不育、不贞、不尽责、饶舌、偷窃、嫉妒或重病。但假如有下面这几种情形，男方不准提出离婚的要求：女方为公公婆婆守丧达3年之久，或女方已无娘家可归，或当男方在未发迹以前的那段贫困日子里，女方曾与男方甘苦相共。

[4] 1932年，（小）洛克菲勒（Jr. John D. Rockefeller）捐出500万美元，建立了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招收男女学生。而中国的卫生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资助了19家医院、3家医学院校、65种奖学金。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2852—2205　传说中的几位统治者

2852—2737　伏羲氏

2737—2697　神农氏

2697—2255　黄帝

2356—2205　尧

2255—2205　舜

2205—1766　夏朝

2205—2197　禹在位

1818—1766　桀癸在位

1766—1723　商朝

1766—1753　商汤在位

1198—1194　无神论帝王武乙在位

1154—1123　暴虐典型纣辛在位

1123—255　周朝

1122—1115　武王在位

1123　《易经》作者（？）文王益行善政，诸侯多归之

1115—1078　成王在位

1115—1079　《周礼》作者（？）周公辅政

770—255　封建时代

683—640　齐国宰相管仲执政

604—517　老子

551—478　孔子

501　孔子为中都宰

498　孔子为鲁司空

497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

496　孔子隐退

496—483　孔子周游列国

450　大哲学家墨翟徒属满天下

403—221　战国时期

390　大哲学家杨朱声誉日隆

372—283　大哲学家孟子

370　大哲学家庄子生

350　大诗人屈原卒

305　大哲学家荀子生

233　大政论家韩非卒

230—222　始皇帝征服诸侯，并吞六国

255—206　秦朝

221—211　“第一位帝王”始皇帝在位

206—公元221　汉朝

179—157　文帝在位

145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生

140—87　革新帝王武帝在位

公元

5—25　社会主义帝王王莽在位

67　佛教传入中国

（约）100　中国首创制纸

200—400　鞑靼人入侵中国

221—264　三国时代

221—588　魏晋南北朝

365—427　大诗人陶潜

364　大画家顾恺之以三绝称之于世

490—640　佛像雕刻之全盛时期

618—905　唐朝

618—627　高祖在位

627—650　太宗在位

651—716　大画家李思训

699—759　大画家王维

（约）700　大画家吴道子生

705—762　大诗人李白

712—770　大诗人杜甫

713—756　玄宗（唐明皇）在位

755　安禄山叛乱

768—824　政论家韩愈

770　最早发明的木版印刷

722—846　大诗人白居易

868　最早发明的印刷书刊

907—960　五代

932—953　中国经典木版印刷本问世

950　中国首先通行纸币

960—1127　北宋

960—976　宋太祖在位

970　第一部伟大的中文百科全书《事类赋》成

1069—1076　社会主义宰相王安石执政

1140—1106　大画家李龙眠（即李公麟）

1041　毕昇发明活字版

1100　大画家郭熙生

1101—1126　艺术家帝王徽宗在位

1126　鞑靼人劫持徽宗，占领汴梁（今开封）

北宋迁都至临安（今杭州）

1127—1279　南宋

1130—1200　大哲学家朱熹

1161　中国人开始利用火炮作战

1162—1227　成吉思汗

1212　成吉思汗入侵中原

1260—1294　忽必烈在位

1269　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

1271—1368　元朝

1295　马可·波罗回威尼斯

1368—1644　明朝

1368—1399　太祖在位

1403—1425　成祖（永乐）在位

1517　葡萄牙人到广东

1571　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

1573—1620　神宗（万历）在位

1637　英国商旅到广东

1644—1912　清朝

1662—1722　康熙在位

1736—1796　乾隆在位

1795　第一次禁止鸦片进口

1800　第二次禁止鸦片进口

1823—1901　政治家李鸿章

1834—1908　“皇太后”慈禧

1839—1842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50—1864　太平天国运动

1856—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1860　帝俄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领土

1860　法国侵占印度

1866—1925　孙中山

1875—1908　光绪在位

1894　中日战争

1898　德国占据胶州（湾）；美国占领菲律宾

1898　光绪下诏维新

1900　义和团运动

1905　废除科举制度

1911　辛亥革命

1912（1月—3月）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1916　袁世凯总统

1914　日本占据胶州（湾）

1915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20　中国各学校采行白话文

1926　蒋介石平定北方

1931　日本人占据中国东北

第六章 日本的缔造者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戏剧，上演着三出戏。第一出戏，除了原始传奇中的几个世纪外，乃系古典的佛教日本（522—1603年）。此时日本深受中国与朝鲜的影响，受宗教的提炼熏陶，乃创出其文学艺术上的历史性杰作。第二出戏，是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下封建而和平的日本（1603—1868年）。此时日本孤立而自治，既未立志拓疆于他域，也不图贸易于海外，满足于农垦耕种，致力于艺术哲学。第三出戏，乃是1853年为一美国舰队所开启的现代日本。此时日本因国内外条件所迫，进而从事工商业，向海外追寻原料与市场，为不可遏抑的扩张而争伐，并仿效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想法与手法，于是威胁了白人的优势及世界和平。

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曾经细心研习，以求吸取其精华而超越之。我们似应如彼等研习我西方文明一样耐心来研习日本文明，以期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能有清晰的认识，到底诉之于战争，抑或诉之于谅解。

众神的儿女

据日本最早期的历史传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众神、男男女女，有出生也有死亡。直到最后伊弉诺尊（Izanagi）与伊弉冉尊（Izanami）两兄妹受众耆神之命，创造日本。他们立于天之浮桥，掷一宝矛于海中，然后捡起宝矛高举空中。宝矛滴下的水珠乃变成了神圣的岛屿。由观察水中蛙儿诸神学会了交媾之密。于是，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乃结成连理而产生了日本民族。从伊弉诺尊的左眼生出了天照大神（Amaterasu），即太阳女神。进而由其孙儿琼琼杵尊（Ninigi）传下了大日本天皇神圣而未曾中断的血统。从那时迄今，日本仅有一个皇朝。 [1]

宝矛共有水珠4223滴，因而日本有如此之多的岛屿。 [2] 其中600个岛有人栖居，然而唯有5个岛面积较为可观。最大的岛——称本岛或本州，长1130英里，平均宽约73英里，而其8.1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则占诸岛面积之半。其环境位置及其近代历史与英国相似：四海环绕，使其不受外来的征服；而1.3万英里长的海岸则使其人民长于航海。地理的激励及商业的需要，注定其广泛支配海洋的命运。从南而来的暖风、暖流与山巅的冷锋相混，给予日本英国型的气候。多雨多阴天，形成很多短促而湍急的河流，益于植物的生长，风景美丽。在此地，除了城市和贫民窟以外，花开的季节，大半土地皆如伊甸园般瑰丽，其山脉并非岩石尘泥的巅踬堆积，却似完美设计的艺术线条，如富士山。 [3]

毫无疑问，这些岛屿应地震而生，并非由滴水的宝矛而来。除了南美洲之外，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如日本一般惨受地震之害。599年，地震在吼叫中吞噬了村庄。是年陨星落，彗星闪，在7月中旬雪光竟然照耀街道。紧接而来的便是饥旱之灾，数百万日本人因之殒命。在1703年，仅东京一地因地震而死于非命者，即达3.2万人之众。1885年首都再次遭难，大地裂口，吞人数千。拖尸车成列，尸体集体掩埋。1923年的大地震、海啸与烈火剥夺了东京10万条生命，横滨及其附近3.7万条生命，甚至连虔诚敬佛的镰仓也几乎完全焚毁。然而，那巨大的印度圣像在一片废墟中能平静残存，这好像在说明历史的重要教训：神在巨变中仍能保持沉默。当时人民对神所缔造、所统治的土地如此多灾多难，感到无限苦恼。最后他们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一条巨硕的地下鱼，每当这条地下鱼睡觉被扰乱时，即蠢蠢而动，造成地震。尽管在此环境中，日本人似从未想过放弃这险象丛生的土地。在1923年大地震的次日，学童以破碎的壁泥当铅笔，以残破的砖瓦当字板，举国上下耐心忍受环境的鞭挞，屡从毁灭中现出不馁的勤劳与无畏的勇气。

古日本

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其他民族一样，失落于理论的宇宙星云之中。在日本的民族中，混合了三种成分。其一为原始的白色种族——虾夷族（Ainu，又称阿伊努人），于新石器时代即从黑龙江一带进入日本；其二为黄色的蒙古种族，这是在公元前7世纪由朝鲜进入日本；其三为黑褐色的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人，由南边的岛屿渗进日本。日本如同其他地区一般，在建立共同语言、创造新文明的新种族形态成形的几百年前，即曾出现复杂的种族混合。迄今为止，种族混合仍未完全，这可由高、瘦、长头的贵族，与矮壮、宽头的百姓之间鲜明的对照得到明证。

4世纪中国历史的记载，曾描述日本人为“倭人”，并且说：“彼等既无牛也无野兽，彼等依其身份地位而纹其脸，彼等仅穿着由一片布所织之衣，彼等仅有矛及以石、铁为尖之弓箭，彼等不穿鞋，守法而多妻，嗜烈酒而长寿……妇人涂粉红于其身。”记载又说，日本没有小偷，争讼之事不常见，文明尚未开始云云。入日本籍的美国作家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以其溺爱敏锐的眼光，把早期的日本描绘成不为剥削与贫穷所沾的伊甸园。芬诺洛萨则形容其为独立的士兵与绅士组成的农民社会。至3世纪由朝鲜传入了手工艺，并且很快有了行会。在自由的艺匠下面，即为数可观的奴隶阶级。这些奴隶系由监狱与战场中征集而来。当时的社会组织兼有封建与部落的色彩，有些农民投靠裂土封地的贵族，以耕其地。每一家族均有其唯我独尊的家长，而政府组织则松弛且极其微弱。

早期的日本人满足于灵魂信仰、图腾制度、祖先崇拜与性崇拜等宗教需求。举凡天上之星辰，原野之植物与昆虫、草木、鸟兽，以及人类——物物均有灵魂。无数神祇在人之住宅上空徘徊，并在灯火的火焰与光辉中飞舞。往昔人们借炙烙龟壳与鹿骨以施占卜，并由专人解释由火烙壳骨而生之花纹。据中国古史记载：“彼等施占卜以探究祸福并预测可否出海或远行。”人们畏惧并礼敬死者，唯恐死者作祟在世上产生更多祸害；死者生前遗物多作为殉葬——诸如男人的刀剑与女人的镜台；甚且人们每日须在祖宗灵位前供奉佳肴并施礼拜。人们的祭品时常被用来求神制止暴雨或佑护建筑与城池的坚固；而贵族去世时其仆人偶亦殉葬，这样才能追随侍候于九泉之下。

最早的日本宗教系源于祖宗崇拜。神道（Shinto）有三种仪式：即家庭祖宗的家祭，宗族祖宗的社祭，与皇家祖宗及创始神的国祭。皇家圣祖每年有7次祭典，由天皇或其代表主祭，并且总是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举行。神道不需要教条，不需要精密的仪式，亦不需要道德的准绳；神道无特殊僧侣，无关于天国与不朽性的抚慰教义；忠实信徒只需偶尔朝圣进香，并对祖先、天皇及历史表示虔诚敬意。神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因太不重视对信徒之报偿与需求而遭到挫折。

522年，佛教传入中国500年之后，继传日本，随即急速发展并风靡日本。其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有两个因素：即人民的宗教需求与国家的政治需求。这里所说的佛教并不是释迦佛教抱持神祇不可知论的、悲观的、严守德行的清教徒生活和梦想在极乐中圆寂的主张，而是阿弥陀佛及观音诸神的大乘佛教才重视欢欣热闹的宗教礼仪（菩萨诸神除外）及个人的永生。尤其是该教谆谆勉人以孝顺、和平及服从等德行，益于使人民顺从其政府，且其态度极为庄重圣洁，使人无以为拒；又给予被统治者希望与安慰，从而使其满足于一己之命运；又以似诗的神话与祷告及戏剧似的多彩多姿之盛典，来调剂日常劳苦的生活；同时使人民的感情与信仰得到调和。政治家对此极表欢迎，视其为社会秩序的源泉及国家基础。

我们不知佛教在日本盛行到底是基于政治还是由于虔诚。586年，当用明天皇（Yomei Tenno）驾崩时，有两家敌对世族以武力争夺继承权。但是两者在政治上均致力于新的佛教信条。据云圣德太子出生时手握圣者遗物，他确立推古天皇（Suiko Tenno）登极，并使东瀛三岛处于皇太子之治理下长达29年（592—621年）。圣德太子广筹款项，兴建佛寺，鼓励并支持佛教僧侣，颁布佛教伦理为国法，大体而言，变成日本佛教的阿育王。他保护艺术与科学，并从中国与朝鲜输入艺人与工匠；他编纂历史，兴绘作画，并监督建造法隆寺（Horiuji Temple），该寺乃日本艺术上最古老、尚残存的杰作。

尽管有如此多彩多姿的文明杰作，以及佛教对德性之教诲与倡导，但在圣德太子驾崩后30年内，日本却爆发巨大危机。一位充满野心的贵族中臣镰足（Nakatomi Kamatari）勾结中大兄皇子（Prince Naka）发动宫廷政变，使日本的政治历史发生明显改变，史学家称之为大化革新（Taika Era Reforms，645年）。皇太子遭受暗杀，一位年老的傀儡被推出来，镰足俨然以摄政自居，虽然后来中大兄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亦即为天智天皇（Tenchi Tenno），却把日本政府带向专制的帝国政权。君主的权力由原来的对宗族的领导权而扩增至对全部公职官员拥有任命权。所有地方长官由君主任命，所有税收径向君主缴纳，举国之下莫非王田。至此，日本由松散的宗族结合与半封建首长制急速地转变至一密切结合的君主国。

帝王时期

日本的帝王自此后在名义上拥有无上的尊荣。他有时被尊称为“天子”，偶尔被称为“八月门” [4] ，但以被称为“天皇”为最广泛。至尊无上的天皇，秉有不少特权。当其驾崩后，享有独一无二谥名的权利；为了保持皇室的绵延不绝，天皇可随心所欲蓄妻纳妾，并有权选择众子中的一位继承皇位，当时嫡系长子继承并非绝对。京都前期的天皇极其虔诚，甚至有些放弃王位而去当佛教僧侣，有位天皇还认为捕鱼有辱佛祖而明令禁止。至阳成天皇乃有变例：他专制滥权，曾将日本的君主政体置于险境。他迫使人民攀登树木，再以弓箭射杀；滥捕街上无辜良家妇女，缚以籐绳，再丢弃于沼泽中；他又喜好在京城街道纵马奔驰，并以鞭挞人民为乐。他的暴虐终遭人民唾弃，导致日本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罢黜。794年，帝王政府自奈良（Nara）迁都至长冈（Nagaoka），随即又迁至京都。自794年至1192年，为史学家所公认的日本黄金时代。迄至公元1190年为止，欧洲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哥多华（Cordova）等地外，尚无可与人口50万的日本京都相比拟。京都城中的一隅，茅庐栉比，老百姓安贫乐道；城市的另一隅，皇室与贵族亦在宫廷中欢度天上人间的生活。文明与技艺发展的结果，使社会阶级的鸿沟也随之加深。当财富的分配是依据其能力、品性与特权时，拓荒时期的公正就无可避免地逐渐失去平衡。当时的大家族如藤原（Fujiwara）、平（Taira）、源（Minamoto）及菅原（Sugawara）任意废立君主，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主一般相互征伐。菅原道真为日本人所钟爱，在于他的文学贡献，至今他仍被尊为文学之神，为表示对他的敬意，每月25日就被定为学校假日。至于年轻的将军源实朝（Minamoto Sanetomo）杰出之处，在于他在被刺的清晨曾以最淳朴之日式风味，吟了一首小诗：

倘若我难再登临，

梅树依旧布门旁，

莫忘君者是流泉，

盛况其时花怒放。

接着是由藤原宗族推戴而立的开明的醍醐天皇（Daigo Tenno，898—930年）时期，此时日本继续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与繁荣，再撷取日本中古王国时期的文化，创立独具日本风格的衣冠、烹饪、书法、诗歌、管理方式、音乐、艺术、庭园与建筑，甚至华丽的首都——奈良及京都——也极力仿效唐代的长安。1000年前，日本对中国文化就如同近代其对欧美文化一般重视。首先是急遽吸收，然后渐渐地对外来文化加以蔑视，主要在于日本人带有嫉妒心理，想保持其原有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并极力采取新方式以达成维护其固有的目标。

当时日本外有强邻中国（唐朝）的激励，内有稳健的政府，于是很快地进入了所谓“延喜之治” [5] 时期（901—922年）。至此达到平安时期的鼎盛阶段。 [6] 此时其财富剧增，生活奢侈华丽，文化发达的程度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庭院及法国启蒙时期名流聚合场所的堂皇富丽稍可比拟。京都犹如法国的巴黎与凡尔赛城，举凡诗词、衣饰、仪态与艺术，全国唯京都马首是瞻。人人放纵恣欲，烹饪发明竟为喜好与品评美食者做成小餐大宴。而世风日下，人们把奸淫私通看作可恕之罪，贵人与贵妇衣丝穿织，靡靡之音充斥宫廷庙宇，讲究体面的贵族更是居于琼楼玉宇，室内装饰珍珠、象牙、黄金及雕木等富丽堂皇的饰品，竞相奢侈；此时文学也很发达，唯道德日趋低落。

这种华而不实的时代，在贸易不稳、觊觎者的思染及战争贩子的环顾下，终于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朝廷的尽情纵欲，使国家财政陷入瘫痪的境地；过分标榜文化的结果，是一些没有行政能力的诗人竟然高居政府要职，对腐败的事情也视若无睹，卖官鬻爵亦时有所闻。罪犯随之剧增，盗贼充斥各地，四处掠夺。地方无赖组社结党，横行各地，肆无忌惮。婚姻习俗、道德价值、军事防卫力量丧失殆尽，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危局中。于是，豪族承担起防卫的任务，自组军队，互相攻伐，社会不得片刻安宁。贵族的权势遂凌驾于皇室之上，日本再度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独裁者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一批有武力的豪族各自拥地自立，每年只向天皇缴纳象征性的税捐。一般庶民因得不到皇室的保护，自然将从前的租税转交给有实力的将军，希望得到保护免受盗贼的蹂躏。封建制度形成的原因，无论在日本或欧洲都如出一辙：中央政府权力式微，不能维持安全与秩序，代之而起的即为地方势力的抬头。

约在1192年，源赖朝（Minamoto Yoritomo）集由军士及奴仆组成的兵力，创置幕府（Bakufu）于镰仓，掌握实权。幕府原有“行营”的意义，但在本质上显示出新政权的存在。1198年，源赖朝谢世后， [7] 继承者年幼体虚，大权旁落至外戚北条氏手中，北条氏建立北条摄政（Hojo Regency）。此后的134年中，幕府政治变成摄政政治，即北条挟持天皇发号施令于全国。此时元朝忽必烈汗受朝鲜人的怂恿，趁着征服神州的余威，想再席卷日本诸岛。于是大举伐木造舰，编成庞大舰队，中国诗人称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童山濯濯让山脉也悲叹。据日本人英雄式的追溯称：元军船只约7万艘。而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元军约为3500艘船只，10万战士。1291年元军强大舰队进迫扶桑诸岛，日军以临时制造的小舰队仓皇勇敢应战，所幸天不绝人，是时恰逢台风大作，元军船只大都触礁，约有7万战士溺毙，其余残存者皆沦为日本俘虏。

北条氏自时宗以后，政治腐败、滥权，当权者生活糜烂又昏庸，遂于1333年结束统治。例如最后一位执政的北条高时（Hojo Takatoki）沉溺于养狗斗犬，饲养有四五千条狗，百姓居然可以奉狗以代替交税。高时整日与狗为伍，饰以金银，佐以美馔，甚至让狗坐花轿，荒唐至极。这时，后醍醐天皇（Go-Daigo Tenno）眼见北条氏昏庸，认为时机已到，乃集源氏及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推翻北条摄政，北条高时与其870位家臣和将军终于败退至一座庙宇，饮尽最后一滴酒后，切腹自杀。

足利尊氏眼见一般武士对新政不满，遂欲再建武家政治，举兵推翻曾受其拥戴的后醍醐天皇，代之以傀儡光严天皇（Kogon Tenno），建立室町幕府于京都，此后足利尊氏幕府统治动荡不安的日本几达250年。无可否认，室町幕府统治不得安宁的部分因素，乃因足利尊氏独裁者一意热爱艺术。足利义满（Ashikaga Yoshimitsu）厌倦连年的征伐，专心致力于绘画，终成为当代的大画家之一；足利义政（Ashikaga Yoshimasa）则善交文人画士，曾热心捐助十几位画家从事绘画，他所收藏的作品，今天成为无价之宝。但政府组织与施政未受重视，致使将军幕府如同天皇一般枯朽，不足以维持社会安全与和平。

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朝不保夕，大家殷切盼望着英明有为的领袖早日带来社会安宁，统一全国，免使生灵涂炭。织田信长（Oda Nobunaga）、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德川家康（Tokugawa Iyeyasu）等3人，在年轻力壮时，即以统一全国为己任，3人并誓言，任何人若得天皇同意统治日本，则其余2人应归顺于他。信长先试不成；秀吉再试虽有所成，不幸早亡；家康恰逢其时，平定全国，建立了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缔造了日本史上为期最久的和平。此时期艺术上亦臻升华境界。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王，同为当时杰出人物并受到人民的敬仰。出身农家的丰臣秀吉，奇丑无比，生性放荡不拘，家人拿他没办法，遂送他到寺庙接受教育。但秀吉本性难移，为寺院徒增不少困扰，终被逐出佛门，转而学商。此后接连不断被开除有37次之多，甚至沦为土匪。后又习做武士，时来运转，拯救了师父生命，才正式被提升为武士。随即投身织田信长麾下。在此时期，获益良多。1582年，织田遇刺身亡，他已是寨主，统率军队转战各地，势如破竹，无往不利，3年之内竟占领全国半壁江山，并博得天皇敬慕。此时，他更认为并吞朝鲜及中国的时机已成熟，对天皇自诩道：“借陛下虎威，再善运朝鲜兵力，我将易如反掌地并朝鲜、中国、日本为一国。”随即（1592年）进兵朝鲜，恰逢朝鲜人发明铁甲船，大败来侵日军，一天之内竟有72艘日舰被毁，海水因而变色。后日本又遣48艘船舰来犯，亦同遭毁灭，日本进犯大陆的诡计受到严重的挫折，及至20世纪才得逞。这一役，朝鲜国王讽刺丰臣秀吉不自量力，竟敢“以觚测海”。

自此，丰臣秀吉摄政统治日本。其后宫拥有300美妾，但他仍支付其离异发妻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并曾寻找从前一位雇主，偿还他当学徒时偷窃的金钱。丰臣秀吉虽稍有所成，却不敢奢望天皇赐予“将军”封号。但时人誉之为“太阁”，以示其掌握实权，相沿迄今，一般人对于富贵者仍以“太阁”雅号相称。秀吉的作为，正如同一位传教士对他的评断：“狡猾老练”。因为他曾借口虔诚敬佛，熔毁了民家武器铸造京都大佛像，凡此并非表示他对宗教的热忱，说穿了只不过是利用宗教为手段，以达到其在政治上解除人民武装的目的。

1549年，基督教由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芳济各·沙勿略传入日本。此后，基督教在日本有如雨后春笋，不到30年，日本境内竟有70余位传教士及15万信徒。尤其长崎（Nagasaki）一带信徒更为疯狂，竟然要求郡守采取行动协助推广传教工作。当时情况正如小泉八云所说：“佛教饱受压制，无法立足，僧侣更遭迫害或驱除。”丰臣秀吉眼见外国宗教的压力，深恐其怀有政治阴谋，乃向当时日本耶稣教会的副主教提出5点强烈质问：

1. 耶稣教士强迫日本民众信教的理由安在？

2. 耶稣教士何以煽动教徒拆毁佛教寺庙？

3. 为何迫害佛教僧侣？

4. 为何耶稣教士及葡萄牙人食用对人类有益的动物——例如牛？

5. 为何副主教允许葡萄牙商人贩卖日本人至印度充当奴隶？

上列质问，虽经教会答复，但丰臣秀吉对复文并不满意。他于1587年颁布律令如下：

据地方官吏奏称，外国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违反日本民俗之信条，更鼓动教徒拆毁奉祭日本诸神之庙宇，对于此种大逆不道罪行，为表示吾等宽大，准许彼等于20日内离开日本国境，此段期间，吾等将不采取任何对彼不利行动。若在期满后仍发现彼等停滞在日本，将予以逮捕及施予严重的处罚。

丰臣秀吉除抵制耶稣教之外，在其他方面亦采取若干措施，如对艺术家礼待有加，倡导勤劳，发扬茶道，使其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98年，丰臣秀吉辞世西归。临终前，德川家康曾向他作出建立新都于东京的诺言，并承认其子为摄政的继承人。

大将军

丰臣秀吉去世后，德川家康认为往日起誓盟血非流自手指或口腔而是流自耳根，依据武士道的规矩，誓言对他不具任何拘束力。他击溃敌人，并于关原（Sekigahara）一役中消灭敌军4万人，唯慑于丰臣秀吉儿子的势力，只得暂时屈服。时机成熟后，他即要求秀吉之子顺服，但遭到严词拒绝。于是德川家康围攻丰臣氏所据有的大阪城，秀吉之子切腹自杀，德川家康更斩草除根，株连丰臣后裔及亲友。局势安定后，德川家康致力统治日本，为其未来8代子孙奠定了良好基业。

德川家康有其理想与抱负，并极重视品行纪律。曾有一佳人指控某官吏为夺取她而谋害了她丈夫。德川聆听后，即命令该官吏剖腹表白谢罪，此佳人亦因感恩而被纳入后宫。德川家康如同希腊圣哲苏格拉底一般，非常重视人的才智，这可由其传给后世的遗训中窥知梗概：

人生在坎坷的旅程中如负重担，应脚踏实地稳健前进，切忌半途绊倒。世事十之八九不能称心如意，何必气馁与失望。心有邪念，应思昔日艰辛困苦，当可制止不轨行动。节制乃宁静之本，永持信心勇往前进。视愤怒如仇敌，善加克制。如仅知征服他人之扬威，不察失败之苦痛，祸必将至。待人要宽，律己则严。

德川家康以武力夺取政权后，痛定思痛，决定竭尽一切方法来维护和平。为改变武士好斗习性，乃鼓励他们改习文学、艺术及哲学。因此在其统治之下，文学日昌，武艺式微。他以“民为邦本”，而要求其继承人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应加重视。他的观念中并无民主的倾向存在，他认为叛逆为万恶之首，国人若不安分守己，试图改变身份，可当地处决；叛逆分子的家族，在连坐法实施下也难幸免。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秩序最适合于人类的政治活动，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得以平衡。封建制度在社会与经济的组织中，建立了自然的世袭制度，且使社会在不受暴力的侵犯下得以保持不坠。不容否认，德川家康所组成的封建政府，在日本史上算是最完美的政府了。

德川家康，如同大多数的政治家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乃维持社会纪律的工具。遗憾的是，人类信仰的杂乱分歧，抵消了这种美意。在他的政治意识中，日本民族的精神团结、道德秩序、爱国热诚，得益于传统的信仰——神道教（Shintoism）与佛教的混合。本来他对基督教尚抱着宽大的政策，对丰臣秀吉颁布的禁令也未严格执行。及闻基督教讥毁日本传统信仰为崇拜偶像的迷信时，他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最令他感到震怒的，莫过于有些传教士竟是外国侵犯日本的先锋，对日本极尽阴谋颠覆之能事。 [8] 1614年，他禁止基督教徒在日本传教，更斥谕基督教徒离境，否则必须放弃信仰基督，有些传教士因罔视禁令而遭逮捕。但没有传教士在德川家康执政期间被杀害。可是以后的执政者，对基督教徒极其残酷，极力排斥基督教势力于日本之外。1638年，约有3.7万名基督教徒据守在岛原半岛继续为他们的信仰而奋斗，德川家光（Tokugawa Iyemitsu，德川家康之孙）调遣全国16万精锐部队，围攻岛原半岛达3个月之久，始获战胜。是役，除了105个教徒幸免于难外，其余均被集体斩首。

德川家康与英国莎士比亚于同年谢世。德川家康将其将军职让与其子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时曾告诫道：“善待庶民，敦品励德，捍卫家邦。”并据孔孟思想对大臣贵族作临终托孤：“犬子已告成人，寡人不必再为国操劳，倘犬子荒唐无道，君等可取而代之。日本非一人所有，而系国人所有，如寡人后代不因不肖而丧权，寡人夫复何憾哉。”

德川家康的子孙，尚能本乎遗教，表现称职，因此能相安无事地统治一段期间。德川秀忠平庸而治，德川家光代表着较强烈的幕府性格，严厉地压制恢复天皇实权运动。德川纲吉对于文学家及当时两大敌对派的画家，即狩野派（Kano School）与土佐派（Tosa School）等优惠有加，使得元禄年代（Genroku Age，1688—1703年）更为辉煌。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始终抱着消灭贫穷的目标。他广向商人阶级贷款，攻击富人的奢侈浪费，竭尽全力缩减政府支出，甚至遣散了宫中50名美姬。他生活俭朴，穿着布衣，睡农夫草席，粗菜素饭，如是等等。他曾于大理院前置一意见箱，并鼓励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及检举贪官污吏。曾经有一位叫山下者（Yamashita）向吉宗谏言批评时政，吉宗大喜，下令读谏言于众，并以其坦诚而赏赐甚厚。

根据小泉八云的见解，“德川幕府时期系日本历史上最安乐的时期”。历史虽未能尽知过去，却倾向于得出相同的结论。当吾人见到今日日本的发达，怎能料想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些岛上住着安贫而知足的人民，他们在军人阶级的统治下，曾享长时期的太平，并能在静寂孤立中追求文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

注释

[1] 有人怀疑此项记载为不可能，但此种异议在很久以前就由日本最富影响力的评论家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答辩如下：“故事极不一贯适为此项记载是真实的证据，因为谁会胡乱发明一个如此可笑与不可置信的故事呢？”

[2] Japan一语可能系由马来语对该岛屿之称呼——Japang或Japun——所转讹。日本人称之为Nippon，此乃由中国话称太阳出来的地方——日本——所转讹。日本人喜欢在“日本”二字之上加个“大”字，以示伟大。

[3] 富士山是艺术家及僧侣崇拜的地方，山坡缓和成圆锥形，每年均有数以万计的旅客游人登上其高达12 365英尺的山峰。富士山为活火山，其最后一次爆发是在1707年。

[4] Mikado也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尊称，只是很少使用。——译者注

[5] 延喜乃醒醐天皇三个年号之一。——译者注

[6] 据芬诺洛萨评论，“延喜之治”无疑代表日本高度的文明，犹似中国唐代明皇的“开元盛世”，在中国或日本再也找不到如此富庶华丽、自由的精神……一般而言，此时期的文化及个人身心的豪华优雅，不仅是日本其他时期难与匹比，甚至世界各地亦难再出现如此高尚优美的文化。

[7] 据云，源赖朝与其坐骑惊惶撞见被源赖朝所杀害兄弟之幽灵，马跌人落，数月之后，源赖朝谢世，享年53岁。此故事常为源赖朝的敌人引用。

[8] 1596年，一艘西班牙大型船被日本船只迫航抵日本港口，日本人故意让该船撞碰暗礁使之破碎。是时，基于日本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可占有外国迫岸船只，因此该船终为地方首长所掠夺。该船愤怒的水手兰德乔（Mathos del Landecho）曾向丰臣秀吉劳工大臣增田（Masuda）提出抗议，但当增田审问该水手，何以基督教能获得世界各地土地置之于一人统治之下，兰德乔因系海员而非外交家，因此他率直地答称：“吾君凡欲征世界某地，必先遣教士至该国传教，引导该国人民信奉我教，待情况有所进展，再遣军队征战，并与教徒里应外合，由是吾君能顺利逐一吞并。”

第七章 政治与道德的基础

假如目前我们想描述1853年以前的日本，总感觉到有如与5000里外的不同肤色、语言、政府、宗教、习俗与道德、性格与观念、文学与艺术的民族相互对抗一般难以了解。小泉八云对日本的研究，远比同时期之西欧学者深刻，他仍然认为：“要洞察及了解日本人的生活内涵，极其困难。”曾经有一位日本作家也对西欧人士坦然指出：“外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若非来自走马观花的旅游报道，便得自肤浅的文学翻译，这些有关我们的蛛丝马迹，倒令我们惶恐不安，他们若非将我们描述得高不可攀，便是贬得一文不值。”因此，下述探讨性的研究即针对日本的文明与特性而作最扼要直接的认识。漏误之处，似难避免，尚祈学者本乎个人经验与长期研究，随时作适当的修正。

武士

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名义上是日本的元首，拥有实权的将军幕府每年须支付皇室约25万美元的费用，以维持皇室绵延不断的统治。食禄的不定，常迫使皇室族民兼操副业以维持家计：举凡雨伞、筷子、牙签、纸牌等都是他们兼营的副业。德川幕府的用意无非是夺取天皇的统治权，隔离天皇与百姓的接触，使之耽于酒色，趋于柔弱懒散。皇室亦合度地让出了政权，满足于贵族装束和上流社会生活。

将军因财富渐增，生活日益奢侈，甚至僭越了许多天皇的特权。凡将军大驾所经之地，所有民房须闭门关窗，熄灭火烛，猫狗加锁，庶民伏跪道旁回避大驾通过。将军本身有无数之侍从人员，包括4位太监及8位妃子。将军之下设有由12人组成称为“用部屋”的辅佐、咨议机关，内有1位大老、5位中老及6位若年寄。此外，更仿效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监督中央及地方官吏。大名（daimyo）系臣属于将军的封建领主，他们效忠天皇，但拥有实权，例如岛津氏大名（Shimadzu）在其萨摩藩地不但独行其是，限制将军势力，甚至最后还推翻了幕府政权。

大名之下又有旗本、御家人、陪臣、乡人、浪人等武士供其呼唤。日本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认为：武士即为君子，君子就是武士，此与爱好和平的中国在观念上有莫大差异。中国人认为士（读书人）为君子，武夫则非君子。虽然日本武士也喜爱中国《三国演义》的文斗，但一般而言，他们鄙视文人若书呆。武士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权、奉食禄之权、免服徭役之权等。他们重友情而轻视儿女私情，饱食终日，专以打斗、聚赌为业。在德川家康时期，武士的刀剑即为其“灵魂”，且按该时法律规定，武士有权砍杀触犯他的低阶层人。武士又有试刀习惯，为试验新刀是否犀利，常将乞丐视若狗一般加以杀害。传说曾有一位武士，因获得一把新刀，于是俟机在日本桥（Nihon Bashi，即江户之中央桥）附近试刀，恰巧有一农夫喝得大醉蹒跚而来，试刀武士持刀当头一劈直下脚心，而醉汉尚能往前走，直到触及一位苦力时，身子才分成两半倒卧下来。

除了上述荒唐可笑的传言外，武士仍有其光荣的一面使之永垂不朽。他们遵循着武士道（Bushido）的精神 [1] ，认为“决定某种行为准则的权力是依据理性而来，该战斗的时候战斗，该牺牲的时候牺牲，决不犹豫”。武士道对他们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他们对物质的享受视若天上浮云，金钱借贷更在禁止之列；他们恪守诺言，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他们克勤克俭，粗衣素食。他们忍受艰苦，抑制情绪，毫无怨言；其妻妾亦以夫死疆场为荣。他们承认最重要的义务是忠于长官，武士道以忠凌驾于孝之上，当其主人去世时，武士切腹自杀，表示在另一世界追随其主人，这种事时有所闻。1651年德川家纲去世前，要求其丞相实践“殉死”的义务，丞相即以身相殉，而其几个亲信亦相继殉死。1912年，当明治天皇驾崩时，乃木将军及其夫人也以殉死表示忠贞。日本武士的勇气、禁欲及自制力，连素称英勇善战的古罗马士兵也望尘莫及。

武士道的杀手锏即为切腹自杀，由于这种风气过于普遍，一般武士均视若常事。倘若贵族被判处死刑，往往要求天皇特惠，准许他以随身携带的短刀切腹自杀。然对于沙场受挫、变节投降的武士，切腹自杀的要求常被拒绝。1895年，日本在西欧国家的压力下，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时，即有40位军人为此切腹以示抗议。而1905年的日俄战役，若干日本海军也宁可切腹自杀，也不愿作为俄国的战俘。通常一位优秀的武士若受主人非难，他将毫不犹疑地在主人家门前切腹自杀。切腹自杀实为每一武士入门进阶必修课题，而当某武士切腹自杀时，其知己朋友更应即刻砍下该武士的首级，成全他的愿望，减少他的痛苦。这种传统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遂成就了日本军人的大无畏精神。 [2]

谋杀有如自杀，偶尔被允许取代法律而存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对警察人员采精简态度，究其因不但是由于武士阶层本身有保卫的职能，而且当时的制度允许被谋害者之兄弟或子弟报私仇。这种为其父者长者报私仇的事迹在日本小说及文学中时常看到。然而，武士于实现报私仇的夙愿后，亦将切腹自杀，历史上有名的47位浪人（浪人即无隶属之武士），为报复其主人的死仇，而以最恭敬及诚恳的歉意砍下了吉良上野介（Kotsuké no Suké）的头后，他们即隐退于将军指定的地方，并干净利落地集体自杀了（1703年）。另一方面，当僧侣把吉良上野介的头还其家属时，其家属竟开列了如此简单的收据：

品 名：头一件

品 名：纸包一件

兹证明收到上述物品，此据。

（签名）鞘田孙兵卫（Sayada Mogobai）

齐藤久内（Saito Kunai）

这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最典型的复仇事件。由此事件，我们对日本人性格的体认也最为真切。在一般日本人的眼中，仍把这些主角视若英雄或圣贤，至今，到其墓地敬拜者仍不绝如缕。

德川家康摄政后期，有一对兄弟，长兄左近24岁，弟弟内记17岁。他们兄弟为抗议家康诬杀他们的父亲，企图潜入宫内刺杀之，不幸失败为将军部下所捕，并被判处死刑。将军为他们的孝道所感动，特赐予切腹自杀。但由于当时法律的规定，他们家中8岁的小弟亦惨遭株连。据当时照顾这些兄弟的一位医生记载：

当他们兄弟三人并排而坐时，大哥转向三弟道：“你先干，我要知道你切腹的手法对不对。”三弟立即回答他，因从未见过切腹场面，不知如何下手，要长兄们先行示范，俾便遵循。两位兄长强颜笑道：“好的！小家伙瞧着！你将会以吾等为父亲的儿子而引以为荣。”大哥随即将匕首刺入左腹，并向小弟道：“现在明白了吧！切勿刺得过猛，避免刀深陷背后，刀倾前些，并注意摆稳膝盖。”二弟也如法炮制，对小弟说道：“切腹时注意张开眼睛，鼓足勇气，切开腹部，在意识上不可以有切腹的感觉，因为那可能丧失力量。”小弟凝视两位兄长的手法之后，遂宽衣解带，从容切腹。

律令

日本的法律制度对私人谋杀与复仇的风气，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律令的来源，半由传统惯例的演变，半取法于7世纪的中国法典，这些律令由中国传入日本时，已混合了宗教的色彩。远在天智天皇时即着手编纂律令，及至702年文武天皇（Mommu Tenno）时期，遂完成“大宝律令”，计律6卷、令11卷。但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天皇的律令无法遍行全国，在若干武士的心灵中，除承认服从大名的命令外，别无法律可言。

1721年之前，日本采取连坐法，每个家庭要负责成员的行动，甚至有“五人小组”的制度，彼此监视，互相负责。在这种制度下，父亲被处磔刑，儿子亦难逃株连。酷刑及拷问曾雷厉风行，及至近代方渐松懈。日本人对基督教徒曾施予拷刑，芝麻小事动辄挥鞭，严则处死。圣武天皇（Shomu Tenno，724—756年）一度废除极刑，但其去世后，犯罪渐增。及至光仁天皇（Konin Tenno，770—781年）又恢复极刑，并明文规定，小偷可当众鞭笞至死。极刑的方式很多，包括绞刑、砍头、磔刑、下油锅、分尸等。德川家康废除双牛分尸及缚之于柱任人砍割的极刑。他虽放宽对人民的刑罚，然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尤为严厉。至德川吉宗，因鉴于悬狱未断，拖延时日，几至控告被遗忘，证人消失，可谓弊病丛生。促使将军改革狱政，革新司法程序，废除家庭连坐制度，并致力整编日本律令，终于在1721年完成第一部日本封建法典。

庶民

远在帝王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划分为8个社会阶级；及至封建时期，各阶级间的壁垒才稍见缓和，只剩下4个阶级，即武士、工人、农人及商人。其中以商人地位最不受注目。此外，尚有占人口5％的奴隶，大都是一些罪犯、战俘及被贩卖拐骗的无辜儿童。 [3] 在奴隶之下，尚有所谓秽多阶级，即从事于屠宰、制革、清道等行业者。在信仰佛教的日本，这些人被认为不洁，备受歧视。

农民在全部人口（吉宗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中占很高的比例，他们不辞辛劳地在日本1/8的可耕地上耕耘。在奈良时期，土地曾一度收归国有，再以6年或一生（直到死为止）为期分别租给农民。但这种制度试验的结果使政府发现农民对于暂时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尽力垦殖，迫使政府再允许土地私有化，并且提供基金贷款让农民播种或收割。但这些措施也无法阻止农民的地位趋于低落。农民耕地面积狭小，在封建时期，平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竟要负担2000人的口粮。农民每年尚需为政府服一个月的劳役，在此服劳役期间，如稍微偷懒，即会被刺杀身死。 [4]

政府课征的税收名目极其繁多。在7世纪，税收约占农民全年生产额的6％；到12世纪，升至72％；至19世纪，农民负担的税收，仍不下于40％。重税之下，农民利益所得几被剥削殆尽，除简单的工具、衣服、炊具及破陋的茅屋外，农民别无他物。此外，地震、饥荒等天灾，也对农民构成莫大威胁。在德川幕府时期，农民如为他人工作，其工资须按照政府规定，尽管如此，其工资仍极低。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鸭长明（Kamo Chomei）在其文学作品《方丈记》中，曾就其所见所闻，将1177年至1185年之间饱受地震、饥荒、火灾摧残的京都 [5] ，作了血淋淋的刻画，现就其中有关1181年他目睹饥荒的情况节录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园于不顾，离乡背井，迁徙至山区居住。平时不受重视的各种宗教祭典，现又不分仪式地盲目开展。居住首都的人民典当家产才能购买食物，但又有谁能加以关心……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毙。而平时高不可攀的人们，此时也蓬头垢面地沿门托钵，以求度日。骨瘦如柴的饿殍，相继扑倒于地，腐尸充斥墙檐与路旁，臭气冲天，惨不忍睹……人们再也提不起兴趣出售房产家具，盖整载东西换不了一日充饥。金银财宝也丧失价值……更可怜者，恩爱夫妻之间，较富爱心的一半，为节俭食物奉献给另一半，常作牺牲。同样情况，父亲也常较小孩先去世，更有婴儿无知地依偎在母亲的尸体上……京都中部地区的人民，在4、5月期间，饿死者计有4.23万人。

另据凯姆弗尔（Engelbert Kaempfer）对1691年京都手工艺欣欣向荣的记载，恰与上述凄凉景况成对比，记载称：

京都在帝王时期是手工艺与日用品的制造中枢。在此首都的每一间房铺，几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货品。他们铸造铜器及钱币，印发书刊，编织刺绣，制造艺术雕刻、各类乐器、图书、漆器、服饰及其他金属制品——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种活动的玩偶及不可数计的产品。总之，京都各种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国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铺极其稀少，更令我赞叹者，前来购买的顾客竟络绎不绝。

日本早就从中国及朝鲜输入各种工业及艺术制品。在德川幕府时期，其手工艺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国、朝鲜等国的艺术之余，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蓝；而今天日本在经济有效地组织机械生产方面，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当时日本手工艺的制造，犹似中古时期的欧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职业及手艺均世代相传，且经常以其经营的行业命名；再者，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逐渐形成，可惜此同业公会渐成为雇主剥削技工及限制新会员的组织。在这些同业公会中，尤以钱庄公会势力最为壮大，不仅接受存款、支付传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业界及政府贷款。及至1636年，钱庄公会执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城市中殷商富贾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们追求政权的欲望，而原有的贵族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富商则极其轻视。是故在德川幕府时期，举国财富虽增加，但直到西风东渐，欧美炮弹震惊了日本之际，其国内的贵族与殷商才能携手合作。

人民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日本民族，其身材适中，男人平均身高约为5英尺3.5英寸，女人约为4英尺10.5英寸。据称日本最伟大的一位武士田村磨吕（Tamura Maro）“身材魁伟……5英尺5英寸高”。有些营养学家常将日本民族的身材短小归咎于其食物中缺乏石灰质、缺乏牛奶及人多土狭，但这种理论仅属一种假设，尚无实际证实。日本妇女状似虚弱，但她们的力量可能像男人一样，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勇气，而非是肉体上的力量，因此除紧急应变外，极不易发现。她们的美，是指表情、风采及容貌；她们的姿态优雅，可说是日本艺术的典型产物。

日本古代化妆蔚为风气，京都早期的达官贵人，男人皆施以脂粉，身着香喷喷的服装，随身携带镜子。几个世纪以来，脂粉更为日本妇女脸部化妆的宠物。清少纳言（Sei Shonagon）在其著作《枕草子》（Pillow Sketches ，991年出版）中曾描述道：“低头挥袖去污粉，还我庐山真面目。”时髦仕女把面颊琢粗、涂指甲、镀下唇；化妆物品在17世纪就有16种之多，及至18世纪更增至20种之多。就以发型而言，当时向前梳的发型有15种，向后梳的发型也有12种；她们为了画眉的方便，将眉毛剃掉，再涂之以新月形，或在眉毛部位点上两撇，与其人工黑齿相称。妇女精于发型的设计与整梳，每天耗费在梳理秀发的时间达2至6小时之多。在日本平安时期，多数男人均把头顶的前部理光，把其余毛发梳成小辫绕过头顶，使有毛发部分与无毛发部分成为均匀的对称。胡须为日本男性美的象征，但非人人均有美须，因此无须者常带假须，且男士多数带有拔毛的小镊子，以去除脸上杂毛。

奈良时期的衣着大都是模仿中国，内着紧身衣与长裤，外加长袍。迨至京都时期，长袍益形宽大而层数也增多；男女长袍附加之件数达2至20件之多，颜色按个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袖口颜色的不同更是光彩耀目。妇女袖长曾过双膝，袖口还系以铜铃，走路时清脆之声不绝于耳。每逢雨天或降雪，她们常穿高跟木屐，以利行动。及至德川幕府时期，因见人民衣着日渐奢侈，政府乃制定禁奢令，限制穿着丝绣短裤袜，禁止蓄须，限定发型，并由警察当街取缔穿着奢侈衣服者。这些法律的限制，虽偶尔被遵守，但绝大部分人找寻到法律的漏洞，使其效力大打折扣。直到人民对多层长袍的奢侈感到厌烦时，才一反昔日风气而趋向于简单朴素的衣着。

日本人民喜好清洁的习惯不在其他民族之下，只要能力所及，都一日三次更换衣着；且不论贫富，均每日沐浴。 [6] 仲夏之夜，乡间的居民一面泡在大浴盆中沐浴，一面与邻居畅谈，享受乐趣。寒风刺骨的冬天，则在华氏110度的热水下取暖。日本人饮食除偶尔欢宴外，绝大部分情况下均极简单，合乎养生之道。如中国古典记载曾赞称：“日本民族极其长寿，年逾百龄者比比皆是。”稻米为日本人民的主食，此外依各人能力所及常佐以鱼、蔬菜、海藻、水果，猪肉被列为珍品，除王公富豪外，人们简直不知肉味。奇怪的是，进食米、鱼而不吃肉类的苦力，能够在一天中奔跑15至18英里而无倦容，一旦品尝肉类，即丧失此等能力。 [7] 京都时期的天皇，因虔诚敬佛，乃禁止百姓杀生，推行素食，及至后来人民发现连和尚都不守清规食用肉类，于是群起仿效，肉食之风盛行。

日本人也如同中国人及法国人一样地重视烹饪，认为这是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开设饮食业者，也如同艺术家、哲学家一般，以其高明的烹饪法设校授徒，互为竞争；饮食的礼仪与宗教上的礼仪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进食中的姿态随着菜肴的转变而不同。女子进食时不得发出任何声音，男士则可不受此限，以示对主人丰盛酒肴的赞赏。日本人大都席地坐于垫上进食，桌子常付之阙如，即使有也不过离地数英寸高而已。宴食的序幕，常由一壶温酒或米酒而开启。7世纪一位名诗人太人（Tahito）对于如何借酒消愁曾作如下描述：

昔时七贤所找寻，无非是酒。

与其轻浮毋宁庄重，有酒必饮。

人生难免一死，何不及时行乐。

黑夜闪烁的明珠，当非酒后之乐可比。

达官贵人对茶的喜好无以复加。805年，茶叶即由中国传入日本，原先日本人以为茶是毒药的一种，不敢饮用，直到1191年茶才为日本人普遍接受。相传当时因将军饮酒过量，误饮几杯茶水，头脑居然反觉清醒，才赏识到茶的妙用。于是将军乃将茶赏赐给有战功的武士，武士又邀请亲友之交共同品茗，饮茶乃蔚为风气。日本人喝茶更是创立了庄严而复杂的茶道。千利休（Sen Rikyu）更是制定饮茶六律：客人需要在木鱼的伴奏下列席而坐，斋碗时时刻刻要盛满清水；茶房保持宁静，不合乎要求或不优雅者即应退席；不为区区小事闲谈，只论经国大事；秽语切忌出口；饮茶时间不得逾4小时之久。饮茶不用茶壶，仅将切细的茶叶置于精巧的茶杯中，再冲以热水，饮用之时即将茶杯一一传递，而每位客人以清洁手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杯口后饮用，待大家都饮用后，再周而复始，极具艺术。茶道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且陶冶了日本人平心静气、彬彬有礼的性格。 [8]

种植花木在日本也渐演成一种仪式，是为花道。千利休在创立茶道之余，对花道的建立也极重视。曾经有一次千利休闻悉丰臣秀吉不远千里来参观他的菊花时，他为避免锋芒太露，引起猜忌，乃仅保存一棵菊花，其余概加以毁叶。 [9] 15、16世纪，花道伴随着茶道逐渐流传，直到17世纪，花道始脱离茶道成为独立的嗜好。花卉栽培者时常指导男男女女种植花木、布置庭院。他们说，光是欣赏开花是不够的，一定要学会欣赏花、枝、茎、叶的整体美，同时更应了解配合颜色、线条的奥妙。茶、花、诗、舞成为高贵仕女必学的技艺。

日本人以宗教狂热的心情来欣赏花木，他们极其注意随着季节而变化的花卉。每当4月初，举国上下均置工作于不顾，成群结队竞往樱花盛开的地方赏花。日本人栽培樱花并非为了食用樱桃，而是欣赏它盛开时美丽的花朵——这象征着忠实英勇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日本人非常喜爱花卉，行将执刑的犯人，临终之前的愿望是得到一束鲜花。千代女士（Lady Chiyo）在一首名诗中曾描述一位少女前往一口古井汲水，却发现旋花围绕井水而生，因不忍摧残旋花卷须，只好改往他处水井取水。纪贯之（Ki Tsurayuki）的诗句也记载称：“人心叵测，莫若家乡花卉芳香如昔。”这些诗句的记载，充分地表露了日本民族完美高深的特质及其罕有的处世哲理。世上找不到像日本人这么爱好大自然的民族，也没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样能接受天、地、山、海等大自然的陶冶与感受，更没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种植花园、布置庭院。日本人不必等待哲人卢梭及诗人华兹华斯来告诉他们高山是如何壮丽、湖水是如何秀美。凡日本人的住宅均有花卉，凡日本诗人的诗句中均有宜人的景色。正如王尔德所说，英国实不该攻打法国，因为法国人能写出完善的散文；同样地，美国也应对日本谋求和平之道，因为日本人对“美景”的喜好犹如其对“权力”的渴求一样地备受重视。

当中国把佛教及茶叶传入日本之际，同时也把庭园的设计传入日本，而且这些庭园经过日本吸收及仿效后，又发展出独特的风格。日本人发现庭园的设计除对称之外，尚可推出崭新的款式，照样具有美妙而迷人的优点；小心栽培奇木异卉，等于全日本植物的缩影；火山口及峭壁上所寻获的岩石，常是铸铁不可或缺的物质；挖掘小型池塘，连引小河，再跨以天然林木构成优美小桥；庭园小径铺以形形色色的岩层，使人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般感受到无比宁静。

在财力及空间许可下，他们更在庭园中筑以小屋，房屋纯属庭园的装饰品，与其他国以房屋为主、再辅以庭园的做法不同。他们的房屋脆弱但极其美观。日本因为地震频繁，高大房屋的建筑较为危险，因此木匠均知道如何结合屋檐、屋顶山墙及格子式样而构成一种单纯、完美、独特的木造住宅。屋中全无窗帘、沙发、床铺及桌椅的布置，也不炫耀主人的财富与奢侈，更不陈列画像、雕像及小古董，一切显得朴实无华；室内所能看到的不外乎壁橱上的鲜花，墙上所挂的字画，书桌一座及两侧的书柜与扶手，中间尚有坐垫一席而已，柜橱中则存放着就寝用的被服用具。日本人就在这简陋、朴素的屋宇中，历经战争与革命的风暴、政治腐化与宗教斗争等过程，而绵延不绝地生活，并继续创造他们神圣岛国的文明。

家庭

在东方国家中，家庭为社会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实，远比西方国家明显。在日本或是其他的东方国家，父亲的万能并非显示社会落后的情形，而是表示父亲对家庭制度的喜好远超过其对政治政府的喜好。由于国家较弱，因此东方的国家远不如西欧国家重视个人，他们须求一个强而有力的家庭组织以取代中央权力。家庭才有自由，个人没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也是成败存亡的社会单元，家庭的成败荣辱是无法分开的。父亲的权力近似专制，但其作为仍脱离不了自然。父亲有权将媳妇或女婿逐出家庭，仅将孙子留下；他可以将淫荡的或犯重罪的儿女处死；他可将儿女卖身为奴或为娼。 [10] 他可凭其一言以休妻。贫贱家庭的父亲，宁可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为奇，他在夫妻关系中的不忠实是无所谓的。当基督教传入日本之际，该教教义认为纳妾、通奸是罪恶，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无限抱怨，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规定破坏了日本家庭的和谐。

如同中国一样，早期日本妇女的地位曾凌驾于男人之上。在帝王统治时期，前后曾出现了6位女皇。京都时期，妇女在社会上与文学上的地位，仍然显得相当重要。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如对她们的私生活作大胆的假设，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为人妻者远比丈夫淫荡，且常在一些俏皮话中出卖了美德。散文家清少纳言曾描述一位年轻人代人送了一封情书给他的情妇，却中途变卦向途经该地的一位女郎示爱，文中记载称：“我感到无限惊奇，当这位情夫写好情书系上鲜艳的花束，托请信差送给他的情妇，何以这位信差犹豫变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妇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及至封建社会的尚武精神抬头，以及社会松紧的自然交替与历史交替，中国男尊女卑的理论又在日本产生影响力，社会变成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剥夺了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仅能在家中学点礼仪。妇女应恪守贞节，假如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立刻将奸夫淫妇处死。对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规定：“亲夫如仅杀死淫妻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贝原益轩（Kaibara Ekken）也曾建议说，如妻子为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荡、野蛮，则为人妻者更应温顺体贴。就在这种长期严厉的教养下，日本妇女遂成为最勤勉、最忠贞、最服从的妻子，并且使欧美游客感到惊讶与惋惜，为何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欧美国家被采用。

与其他东方国家社会习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励多子多孙，因为岛国人民的增长已使武士感到拥挤。因此他们大多迟至30岁后才成家，且以养育2个子女为最理想。传宗接代乃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婚后不育，男人可以要求离婚；又因女人没有继承权，因此若仅育女，势必再收养男孩，以免丧失姓氏与财产的继承权。孩童自幼即以中国孝顺的美德与文学被教导，因为这是维持家庭秩序及国家安定与纪律的源泉。8世纪孝谦女皇（Koken Tenno）即曾明令学堂高挂《孝经》，作为学童进德修业的座右铭。风气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顺为最高道德标准；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在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来临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道德的典范，无怪当时日本人对基督教义阐释人应远离父母、忠于妻子的理论无法接受。

对忠孝之外的道德观，日本人不如同时期的欧美人重视。贞操观念对于较高阶层妇女仍受重视，贞女殉节者亦时有所闻，只是一般而言此观念几乎丧失殆尽。《源氏物语》为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其对当时王公贵人荒唐行径诸多叙述。而清少纳言的小说《枕草子》，也是日本极负盛名的论说文，读来犹如罪恶范例的论著。一般日本人均以为“食色性也”，其对肉欲的追求有如饥渴一般，是极其自然的，每当夕阳西下，多少寻芳客拥至东京的花街柳巷。在此，有1.5万名能歌善舞的艺伎，粉墨登场为这些佳客献艺。

顾名思义，日本的艺伎（geisha）是善于各种表演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的艺者（hetairai）一样，她们略识文学，更懂得爱情，随着季节的变化也能吟赋几句杂乱无章的诗。家成将军（1787—1836年）因鉴于男女共浴有伤风化，乃于1791年明令禁止，并于1822年对艺伎表演过火者也严加限制。更把艺伎形容为“表面受雇于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悦客人，实质上亦兼营伤害风化之行业”。此后艺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乡旅茶室或路巷旅馆。然而，艺伎的正当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团体仍继续邀请她们在公开场合表演，有些资深艺伎更设校授徒，传授技艺。生活贫困的父母，为环境所迫“同意”子女接受艺伎训练的事更时有所闻；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说，歌颂无数的少女，为接济家庭的生活，不惜卖身学艺。

这些习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与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惊外，其在本质上与欧美国家并无差异。我们确信多数的日本少女也与西方妇女一样贞洁，且过着常态而正当的生活，虽然她们未被允许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但她们期望于斯。古往今来在日本的文学著作上不乏实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压迫无法相爱而自杀殉情，以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爱情并非日本人吟诗的主题，但在他们诗句间，却充满了男女间的纯洁、诚挚与深情。下列一首诗可为明证：

遥远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赠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伟大的纪贯之以混合自然与感情的风格，作四行诗，吟出他被拒爱情的故事：

何事比樱花容易凋谢，

你说……但我对那时刻却难以忘怀，

当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话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丝轻风。

圣人

举凡人类的爱国心、对爱情的热诚，以及对父母妻子、乡土等的挚爱，都将无可避免地寻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心力量，以期使信仰更为忠贞，进而使该信仰普及于大众，传诸百世。日本人对宗教的信仰，采中庸之道，既不似印度人那么热衷，又远不如西欧中古世纪天主教苦行僧及16世纪宗教改革家那么狂热。他们对宗教仍有诸多信仰与祈祷，并抱着一种圆满结局的哲学观，不似中国那样对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

佛教的创始带有消极悲观的劝世气氛，旨在为人类找寻死后灵魂的归宿；佛教传入日本之后，迅速转变成保护人民的神祇，具有美好的仪式与各种令人愉快的节日，成为安慰生灵的乐园。在日本佛教的天国中，有128层地狱用以容纳各种罪犯和敌人。除了佛圣的天地外，另有一魔鬼的世界，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方面诱拐良家妇女，另一方面又捕食男人。佛教教义揭示生前的阴德可使人再度轮回转世。部分的佛教祭拜仪式是在家庭的祭坛及庙宇中进行，但大部分则在节日庆典的欢乐中实施，每当庆典节日来临时，妇女均衣着鲜艳，男士极尽狂欢以示虔诚与庆祝。有些严肃的佛教信徒，常在严冬寒冷的天气里至瀑布下静坐修养；有些则至各景色优美的神社进香朝拜，乘机利用大自然美景陶冶身心。日本的佛教分成若干宗派，人们可选择信仰，其中包括静思苦虑而求自我认识的忍派，研习《莲花经》而获解救的日莲派，长期祭祠、静待佛祖附身的精神派，主张诚心自救的净土宗等。

总之，佛教在日本是人民崇敬的信仰之一，为人民所广泛爱戴，因此也迅速地传遍了日本全国。而日本人更采取佛教神学作为神道的原理，采取佛教庙宇建筑的方式构成他们的神社建筑，及至后来佛教与神道逐渐混杂，佛教庙宇亦常拨供神社祭祠之用。早期的日本佛教僧侣不乏饱学、慈善之士，在日本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上深具影响力；有些僧侣为大画家或雕刻家，有些僧侣则为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从事翻译佛教经典及中国文学的艰苦工作，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无比的贡献。然而，这些早期僧侣的辉煌成果，却为后继贪婪的僧侣所抹杀；有些后继者甚至背逆佛旨，招兵买马，争权夺利，以建立或维持其政治权力。而且前几代僧侣的勤俭致使后继者财富剧增凌驾庶民之上。更有僧侣贪得无厌，为了收敛财富，居然煽惑无知信徒，捐建寺院以换取延年益寿，凡40岁者若捐建40座寺院，可延10年寿涯；50岁者捐赠50座寺院，亦可换取10年岁月；60岁者捐建60座寺院，更可再得10年余生，直到德行已尽，才撒手西归。 [11] 德川政权下之僧侣已是罪迹昭彰，诸如酗酒、金屋藏娇、鸡奸 [12] 、卖官鬻爵等不胜枚举。

至18世纪，佛教在日本的势力已渐趋没落。执政之将军转而崇敬儒教教义，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领导了一场运动以复兴日本的神道，而当时的学者如市川（Ichikawa）与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更对宗教的迷信给予理性的批判。市川更大胆指出，口头传说绝不如文字记载来得可靠。而有关日本起源自1000年前，宝矛滴水成日本诸岛及日本民族为神的后裔的文字假设，毋宁是皇室运用的一种政治手腕。人类祖先如不是原始人，则应为较接近的动物，我们可以肯定人类祖先不可能是神。总之，日本的古代文明随着宗教而兴，却因哲学之起而告一段落。

思想家

哲学与宗教一样，亦由中国传入日本。佛教在传入中国600年后东传日本，而中国的哲学则以宋朝理学的东渡开创了日本文明的更生期。16世纪中叶，日本世家藤原惺窝（Fujiwara Seigwa）因不满做一个僧侣所能获取的学问，醉心于中国圣贤才识，乃暗思远涉重洋前往中国学习。然而1552年以来日本已禁止国人与中国交往，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偷渡。恰巧在登轮前夕于所宿的旅馆中偶尔听到一位日本书生朗读儒家著作，欣喜之余乃侧耳倾听，原来该青年书生读的是宋朝朱熹注释的《大学》。他喊道：“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啊！”于是他把握机会，大肆收集宋朝哲学的典籍，中国之行遂半途而废。他认真研究，几年之后已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他们均视中国哲学家的思维为当代思想的主流。德川家康因见惺窝颇具盛名，乃重金礼聘他至京都解说孔孟之道。但惺窝恃才傲物，仅遣其学生至京城，自己则仍刻意进修，引起德川的不满。惺窝在日本的传统研究外另辟途径，而其极具吸引力的讲学更引起京都僧侣的嫉妒，认为惺窝的讲学是蔑视传统的行为，呼吁所有所谓正统的僧侣也应向民众讲学教导，以免被惺窝所迷惑。这些争执由于1619年惺窝的去世而终止。

被惺窝遣往京都谒见德川将军的学生林罗山（Hayashi Razan）终不负师望，表现突出，其名望与影响力均凌驾其师之上。而德川幕府对他也礼遇有加，授予顾问与发言传达的职位。且自1630年德川家纲亲自聆听讲学后，更激起王公贵族受教的风气。此后他很快激起了群众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热情，并使孔孟的道德观念超越了佛教及基督教的信仰，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批判道：“基督教神学无疑是各种幻想混合组成，而佛教教义的消极颓废，更足以削弱日本民族的民心士气。佛教僧侣曾主张现实世界是短暂的，因此鼓励人们忘怀社会关系，相当于终止了人类应尽的职责与正当的行为。佛教僧侣又主张人之一生充满了罪恶，故应背离父母妻子，谋求神的拯救。但据个人研究所得，人除把握现实的生活，为主尽忠，为父母尽孝外，别无他途可寻。”他曾清享余年，至1657年东京大火，千万百姓罹难。是时，学子曾奔来相告，他只点头示意，仍继续沉醉于书卷中，待火焰已包围四周时，才乘轿离去。三天之后，终因冻寒与世长辞。

在林罗山去世后数年，日本又出现了一位醉心儒教的后起之秀室久操（Muro Kyuso），他年轻时曾在一寺院中潜修，彻夜祈祷深思，坚志追求知识，有似同时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座右铭是：

我将每晨6时起床，及至每夜12时方始休息。

除非宾客造访、病痛或其他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我绝不偷懒……

我绝不说谎。

我不说废话，即使是对卑贱人。

我将节制饮食。

倘若有邪念，我将立即节制，绝不让其滋长。

思想犹豫势必减低读书效率，我应集中精神，避免草率。

我应克制自己，修养自己，绝不允许名利欲望妨害内心安宁。

这些信条要膺服在胸，时时遵行。神明共鉴。

室久操并不赞同学者出世隐居，但他具有歌德的宽宏大量，把人的特质纳入现世的巨流中。他说：

离群隐居不愧是一种好办法，但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唯有朋友切磋琢磨，才能增进德行。倘若背弃世人而隐居，即有悖于世俗大道……圣贤之辈况且无法脱离世俗而生活……虽然佛教徒断绝其人群关系远离父母妻子而隐居，但他们仍不能去除其爱恶之心……在来世中享福的观念，未免显得自私……不必舍近求远，神灵与心同在。

早期日本儒家人士最引人注意的，即在分类上常不被视为哲学家，就像哲学家歌德与爱默生一样，由于其智慧语句措辞相当优雅，因此文艺界亦把他们归类为文学家。此时有一位出自医生世家的哲人叫贝原益轩，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因为对医学的精研而产生了一种谨慎的经验哲学。尽管他公务繁忙，但他立志奋发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他著作等身，又以浅简的日本文字撰写，容易了解，深得民众喜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尽管他有这么高的成就，但他仍非常谦虚地继续作研究。据说，曾经有一位搭船的乘客沿途向其他旅客讲述儒家伦理学，不少日本人均抱着热心好奇的心情前往聆听，但这位讲演者实在讲得单调乏味，令人厌倦，听众拂袖而去，最后仅剩下一人。当这位讲演者讲完之后，他向那位孤独的听众请教尊姓大名，听众平静地答道：“贝原益轩。”讲演者发现一个多小时中，他竟不自量力地试图对当代最负盛名的儒学大师传授儒家思想，因而为之汗颜。

益轩对神学的观念几乎与孔子一样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认为宇宙是深不可测的，唯有愚人在做坏事之际，才会假借祷告来求取上帝的谅解，以获取心灵的慰藉。他更认为哲学是融合经验与智慧、欲望与德性所作的一种努力。对他而言，德性的修养远比学问的追求来得重要。他恰当地指出：

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在于获得广博的知识，更重要在于修养品性。道德上的完人较饱学之士对社会有益，这也是教育的目标……今日所要研究的科目繁多，致使往昔被视为学习重心的道德教育遂被搁置一旁。古代圣贤的金玉良言，反被视为陈词滥调。其结果社会上的主从、上下、老幼等关系，遂在假借神谕“个人权利”的口号下丧失殆尽……圣人遗训所以不得伸张的主因，乃近世学人仅一味显夸个人才识，而对古圣哲理则忽略阐扬。

从这些言论来看，极易被当时的青年谴责为陈腐保守之言，因此他又对年轻人训示道：

孩子们，不要对老人的话感到厌烦；当父母、祖父母对你们谆谆教诲时，且勿掉头就走或视为耳边风。或许你们会认为传统过于迂腐，可是那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不可毫不顾虑地粉碎它。

他的名著《女大学》（Onna Daikaku ）对日本妇女地位有一种保守复古的影响力，这些使他颇受指责。但他绝非沮丧的传道者，企图在人们喜爱的事物上找寻罪恶；他认识到教育家的任务应该是教导人们喜欢环境、了解环境进而控制环境，他说：

若非过着愉快的生活，绝不让日子轻溜……不要因旁人的愚笨行为而使你感受折磨痛苦……请记住宇宙自古以来即充满了愚笨的行为……让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不要丧失生活情趣，纵使是亲子、兄弟、亲戚等偶尔也有私心，忽略我等谆谆教诲的最大努力……酒乃上帝的恩赐。饮喝少许酒量足以振奋心胸、消弭沮丧的精神、消愁解闷与增进健康。是故酒能使人或其友人享受乐趣。但暴饮足使人丧失尊严、语无伦次、有似疯人……饮酒应适可而止，才能得到快乐，暴饮徒伤身心，实为最愚笨的行为，更糟蹋了上帝的恩赐。

与多数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的生活应融入大自然中，才能得到真正快乐，他说：

倘若我们以心为快乐的源泉，以耳目为得到快乐的孔道，摒除诸欲，快乐将源源而至；因为我们融快乐于山、水、花、月之间。快乐并非属于某人专有，我们不必求诸他人，也不必花费分文。能够享受大地景致的人，等于拥有无比的财富，何必觊觎他人奢侈的生活……况乎大自然的景致是千变万化的。世上绝无两个相同的景致……有时心中会偶感美景已逝。但每当大雪飘零，山野笼罩银白一片，渐渐地冬去春来，枯树再度长叶开花……冬天犹似黑夜长眠，但它使我们恢复了青春活力……

喜爱花朵，匆匆早起，

偏好月色，迟迟就寝。

……

人生来去如同流水；

惟明月与天地同在。

一方面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压倒了其他学派，一方面日本的儒者也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在日本，这种情况远较中国显著。惺窝是所谓的朱熹学派，林罗山与益轩更承袭宋朝朱熹的衣钵，以正统与保守的态度解释中国的经书。不久之后，阳明学派抬头，此即源自中国明朝王阳明的学说。日本的哲学家也像王阳明一样，主张以个人的良知来辨是非，而不是以昔日圣贤或社会传统来辨是非。一位信仰阳明学说的日本哲学家中江藤树（Nakaye Toju，1608—1648年）曾说：“我本精研朱熹学说有年，及阳明学说东传，若非受阳明学说的教导，我将会感到生命空虚。”于是中江乃致力于阐扬唯心主义的一元学说，认为宇宙系出一元，上帝为一元主体，宇宙万物为其躯壳，自然法为其灵魂。中江也像王阳明、斯宾诺莎及欧洲学者一样，接受了自然法的理论，并说明善恶仅为人类的一种关系，且人类的偏见被认为是不客观的实体。他也如斯宾诺莎一般，发现了个体精神与自然法结合的不朽性：

人心除有感觉的领域外，尚有所谓良知存在。良知本身即为理性，不必假于后天的修养而得，良知是无限的与永恒的。良知即只有一个且与理性并存，自无始末可言。倘若我等能遵循良知或理性行事，则肉体的生命即能转变成无限的与永恒的，亦即能得永生。

中江为人德行高洁，但他的哲学思想并不能获得朝廷与人民普遍的爱戴。当时的幕府深恐个人若依其良知分辨是非，独行其是，社会可能缺乏共同准绳。适值另一位阳明学派的支持者熊泽藩山（Kumazawa Banzan）从研究形而上学更进而批评时政及武士道，幕府遂乃乘机予以逮捕。后来熊泽俟机逃至深山，在森林中度过残年。至1759年，幕府颁布敕令禁止传播阳明哲学。至此阳明学说乃销声匿迹，本为温顺的日本民心渐朝军人本色发展，一改传统对佛教的和平信仰而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武士。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不仅得自宋朝学者对古代经典的诠注，而且直接从孔子的著作中得以了解，因此像伊藤仁斋（Ito Jinsai）与荻生徂徕（Ogyu Sorai）等人对日本学术的发展均主张建立日本思想的古典学派，并坚持应超越各代评注者而直接对孔子言行加以研究。伊藤仁斋的家人并不赞同他研习儒道，讥骂他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并预言如他继续研究学问将会贫贱至死。因为他的家人认为：“研究学问是中国人的专长，对日本人来说却毫无用处，即使很有学术也卖不出去，倒不如学当医生好赚钱。”伊藤对家人这些劝告听而不闻，不顾家庭的地位与财富，舍弃物质享受，将其房屋财产让给小弟而隐居山野，继续潜研学术。他相貌英俊，时常被误认为皇太子；他衣着朴素有似农夫，并常潜居以逃避大众的眼光，曾经有位历史学家对他描述说：

仁斋晚景贫困，甚至过年亦无做糕之米，但他坦然处之。其妻在此困境下曾伏跪于侧倾诉道：“尽管环境困苦，我尚能安贫乐道，唯有一点使我难以忍受，那就是我们的幼孩因不解贫穷处境，对邻居小孩的年糕常起嫉妒之心，虽然我谴责了小孩，但我内心无比心酸。”仁斋并没回答，继续注视他的书。随后，他又脱下了暗红色的戒指交给妻子并说道：“把它卖掉，买些年糕给小孩吃。”

仁斋在京都创立了一所私人学府，在该学府讲学40余年，训练从事哲学研究的学生计达3000余人。他偶尔亦讨论形而上学，他认为宇宙乃是一个有机体，生命应凌驾于肉体的死亡之上。但他仍与孔子相同，赞同现世的实际生活。

学问贵在经世致用，如舍弃人伦关系，仅谈经略国家，那是毫无益处的；研究学问不可死背理论或推理……学问之道应于日常生活中得之……舍弃人伦关系而欲得学问之道犹似捕风捉影……平凡之道才显得伟大；此外世上实难有伟大可言。

仁斋去世之后，其子伊藤东涯（Ito Togai）承其衣钵。东涯也淡泊名利，他曾说：“人死后很快即被遗忘，但有些人为求死后留名，著书立说俾便流传千古，这实在是一种错误，因为到头来流传千古者究有几人？”在他有生之年，著作繁多计达242卷。他为人谦恭，天资聪慧。论者曾称赞他的著作远胜于法国作家莫里哀的《道德的催眠》（Virtus Dormitiva ）。东涯的学生也指出其师在242卷著作中未尝对其他哲学家有中伤之言，诚属难能可贵。在东涯去世后，其学生在墓碑上铭刻着下列词句：

他不道人之短……

他终生献身于学术研究。

他度过平静无事的一生。

继之而起的最伟大的儒家学者荻生徂徕，曾经自豪地说：“自日本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以来，绝少学者的成就能与我分庭抗礼！”荻生与东涯不同，他喜欢辩论，并常对历代及当代哲学家加以批判。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向他问道：“您除读书之外是否别有嗜好？”他答道：“人生之乐趣莫过于吃烧豆及批判日本历代伟人。”波川天人（Namikawa Tenjin）曾说：“徂徕诚可谓日本伟人，但他自认已通晓所有应被了解的事物，这种习惯未免不太好。”荻生虽然骄狂，但也有谦逊的时候，他曾说：“日本人包括他自己都可说是野蛮人，只有中国人才够资格说是文明人；而所有真理名言，都早已为孔子及儒家诸贤所道破。”他的言论曾激起了武士及学者的不满，所幸当时的幕府吉宗将军欣赏他的勇气而对他加以保护，他才得幸免于难。就像中国儒学大师荀子攻击墨翟的兼爱学说，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驳斥卢梭性善思想一样，徂徕设立讲坛于江户，并对仁斋的性善理论加以驳斥。他认为人性本恶，唯有透过人为的法律限制、道德观念以及教育的实施，才能培养良好的公民。他说：

人之欲望，与生俱来。我等对无穷的欲望如不知节制，即起斗争；斗争一起，混乱也随即将至。先王因厌恶混乱，乃制定礼节与正义之准绳，用以节制庶民欲望……道德乃帝王用以御制人民之工具，非与生俱来，亦非为人心所趋，而仅是某些圣贤之构思，作为国家统制之准绳。

犹似在证明荻生徂徕之悲观属实，其后一世纪的日本思潮竟放弃效法孔子的中庸之道，并在中国信徒与日本本土崇拜者的痛苦笔战中迷失了方向。在此保守与维新之役中，维新派终以极度赞许日本固有典章制度而获得胜利。汉学者或仰慕中国学者认为日本野蛮无文化，主张智慧学术无不来自中国，并以翻译及评述中国文学与哲学为己任。日本民族学者认为一味学习中国的态度，是阻碍日本进步的绊脚石，同时也是不爱国的行为，并呼吁全国放弃学习中国的一切，在自己的诗与历史的渊源中创新并发扬光大。贺茂真渊曾攻击中国人为本性邪恶的民族，推许日本人是天性善良的民族，并将日本缺乏早期或土生文学与哲学归因于日本人无须德性或智慧上的教训。 [13]

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叫本居宣长，因访问贺茂真渊时受到鼓舞，尽其34年光阴写成44卷《古事记》评论——该《古事记》系日本传说，特别是神道、传说之古典集。在此评论中有力地对日本国内外一切关乎中国的东西加以攻击。该评论大胆地主张日本三岛、天皇及日本民族起源神圣的故事全部是真实。据德川摄政之特殊看法，该评论在日本学术界激起了恢复自己语言、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运动，进而复兴神道反对佛教，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本居宣长指出：“日本系太阳女神的出生地，此一事实证明日本较其他国家更优越。”至本居宣长死后，他的学生平田笃胤（Hirata Atsutane）亦作主张如下：

日本系众神之国，其居民系神之后裔，这方面有两个基本理论证据竟一直惨遭忽视，真是太可悲了。日本民族与中国、印度、苏俄、荷兰、泰国、高棉及全世界其他民族，仅有种族的差异而无地位的不同。日本国人视其国家为众神之国，绝非出自虚荣心。盖创造各国之众神毫无例外均属神圣时代（The Divine Age）出生于日本者。因此，日本乃是其出生国，全世界均承认日本国名，可说是名实相符。韩国人首先熟谙此一真理，经由他们传布遂遍于全世界，而为世人所共认……外国人当然也是造物者神力所创造，但他们绝非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所创造，它们更非产生太阳女神的国家，这就是它们地位低落的原因。

以上即创造尊皇攘夷（Sonno Joi）运动，力主尊天皇攘外夷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19世纪，此运动鼓动日本人推翻幕府，并重建神圣皇室之最高权威。20世纪该运动扮演重要角色，促成狂热的爱国主义，直到其所谓“天子”能统治复活东方沃野千里的土地时，才会满足。

注释

[1] 这个词是已故的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所创造。

[2] 妇女与平民禁止切腹自杀，但妇女允许以自害自杀，当妇女为对其被触犯表示抗议时，她们被允许以匕首割喉或以戳切动脉自杀。每一妇女切喉均训练有素，极具艺术，并学会于自杀前低绊其四肢在一起，避免死态欠雅。

[3] 1699年，日本贩卖及拐骗人口被政府明令禁止。

[4] 在每年7、8月期间，中午到下午4时准许午睡。生病工人由国家供养，而免费的棺木随时供应给那些服劳役期间去世的人。

[5] 1657年，江户（东京）火灾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火灾之一，约有10万人丧命。

[6] 1905年，东京一地即有1100个公共浴室，可容纳50万人每日沐浴，费用很少。

[7] 另一方面，有些日本人因采素食，连续食用过量，极易有消化不良症状。

[8] 茶叶的种植为近代日本主要产物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于1610年在欧洲以1磅4美元的价格出售茶叶。1756年汉韦（Jonas Hanway）曾指称欧洲人男士的身材与女士的容貌不若往昔，均为饮茶所致；而主张改革者指责饮茶是一种不洁的野蛮习惯。

[9] 丰臣秀吉与千利休均相互敬仰对方的才华。但后来秀吉指控千利休欺诈，而千利休反唇相讥指控秀吉诱奸其女。最后千利休切腹自杀。

[10] 卖子为奴、卖女为娼的事，仅在低阶层的家庭或为环境所迫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11] 默多克说：“凡在闹饥荒或瘟疫时期，京都及奈良僧侣寺院常发大财，因在此种非常时期，信徒均捐献求佛，毫不吝惜。”

[12] “1454年左右……僧侣常买进男童，将其眉毛剃掉、脸涂脂粉，着女孩服装，俨然女孩打扮，再轮以鸡奸；在德川家光时期，因僧侣品行欠佳，影响所及，鸡奸风气似极普遍，特别是在僧侣寺院更为常见。法令虽诸多限制，但并不能纠正此恶习。”

[13] 据萨道义爵士（Sir Ernet Mason Satow）意译贺茂真渊的训示：“在古时人类个性率真憨正，根本不需要复杂的道德系统……其时更不需要是非善恶之分。但是中国人心地诡谲……貌似忠实，内藏奸诈。由于行为恶劣导致社会的混乱。至于日本人则因本性直爽，无待教训即能好自为之。”

第八章 古代日本的思想与艺术

语言与教育

日本曾从中国学得他们的写作与教育制度，他们的语言有其独特的风格，类似于蒙古语及朝鲜语，但不能证明日本语言是从蒙古语、朝鲜语或其他语言衍生而来。日本语言较简易，不像中文有多音节与复合字体。它很少气音、喉音，没有混合音或尾子音（n除外）；而几乎每一个母音都是长而好听的。文法方面也是一种自然简单系统，名词里没有数和性的分别，形容词亦不用比较级，动词里亦没有人称变化，有少数人称代名词，而没有关系代名词。从另一方面说，在形容词及动词里过去曾有否定及语气的变化；用修饰的字尾“后置词”而不用前置词；用复合的敬语如“你卑贱的臣仆”及“阁下大人”以取代第一及第二人称代名词。

日本语在早期朝鲜人及中国人把艺术传入日本之前，并未见用于写作上，此后日本几百年间满足于用他们自己华丽的意大利式词句表现表意文学。自从用中国方块字代替日本文字的每一音节后，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学写作几乎是最艰难的了。9世纪时日本语言学里的精简法则使写作演化成两种简化形式，每种均由中国字缩写成草书形式，用以表示构成日本口语的47个音节之每一音节；此47个音节即用以代替字母。 [1] 因为大部分的日本文学均用汉字书写或掺杂汉字与日本文字，西洋学者难以理会原意。因此很多西方人对日本文学的知识也就只是片断，而且不可靠，对它的判断也就鲜有价值。耶稣会教士因受了此种语言障碍的苦楚，曾说日本语言系由魔鬼创造以阻止福音的传入。 [2]

写作曾长期属于上流阶层的娱乐，直到19世纪才普及于民间。在京都时代，富豪家庭均为其子女设立学堂。8世纪初期，天智与文武天皇在京都建立了第一所日本大学。在政府的管辖下，省立学校制度逐渐地奠定了，其毕业之学生可进入大学，而大学毕业生经过考试，即可取得官员的任用资格。可惜封建初期的内战阻碍了这种教育的发展，且忽略了艺术的创造。直到德川将军重建和平，才又激起学术文学的发展。家康时发现90％以上的武士不会写也不会读，引以为耻。1630年林罗山在江户设立训练学校以研究行政管理与儒家哲学，后来这所学校发展成为东京大学。1666年熊泽藩山也在静谷创立了第一所省立学院。政府允许教师佩剑，以夸耀武士头衔，更诱使学者、医生与僧侣等在家乡或寺院设立私人学校以作为国民教育的预备教育。1750年私立学校已有800所，并有学生4万人。这些学校只收武士的子弟，商人及农人的子弟只有到公开讲学之处受教，而且仅有少数妇女接受正规教育。日本的普及教育如同欧洲一样，一直等到工业社会生活迫切需要时才能实现。

诗

诗是最早期的日本文学，而最早期的日本诗又以道地的日本学者所作的为最上乘。《万叶集》（Manyoshu ）是日本最早且最负盛名的古书，该书由两位作者编撰，计有20卷，包括4.5万首诗，纵贯400年之久。此书特别显示柿本人麿（Kakinomoto Hitomaro）与山部赤人（Yamabe Akahito）的作品，这是奈良时代诗的鼎盛部分。书中记述柿本人麿的爱妻去世，被施予火葬，火烟冉冉冒上山际，他赋了下列这么一首哀悼之诗：

啊！那岂非爱妻？

徘徊于那寂静山丘上的云彩！

醍醐天皇对保存日本古诗可谓不遗余力，他曾在一本所谓《古今集》中搜罗了1100首诗，纵贯了150个年代。协助醍醐整编《古今集》的最得力助手纪贯之为该集所写的序言，远比书中片断的诗更引人入胜，序言写道：

日本的诗，像种子一样，在人的心中发芽，创造出无数用语言构成的叶子……在这个充满万物的世界里，人们努力着找出优美的字句，来表示他们所见所闻而尚留存于心底的印象……因此人们寻找字眼表达他们对百花齐放之美景、鸟语花香、薄雾笼罩大地、晨露消失等的感触……当人们看到春晨白雪飞扬笼罩着樱花树，大地雪白一片，或看到秋天黄昏时刻的落叶萧萧，当人们为时不我予、顾影自怜……或为草地露珠颤抖所焦虑，他们产生无限心思，赋之于诗。

纪贯之很恰当地表现了日本诗反复出现的题材——天气与景象、盛与衰、被火山所美化的岛国性格、多雨所造成的翠绿。日本诗人喜爱原野、森林及海洋等的不平常景象——举凡山涧跳跃的鳟鱼，静池突然跃入的青蛙，平静无浪的海岸，浓雾笼罩的山丘，纷落犹似草地上层叠的宝珠般雨珠等，均为诗人吟诗的良好题材。他们也常为其崇敬的世界吟织一首爱的诗歌，或哀悼花的凋谢以及爱情与生命的短暂。然而，这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很少以诗来歌颂战争，只偶尔有诗人唱些赞美诗。奈良时期之后，大部分诗篇都是简短的；在《古今集》1100首诗中，仅有5首保存短歌（tanka）形态——一首诗有31音节，排成5行，首行与第3行为5个音节，其余每行7个音节。在这些诗里没有韵律，因为日本文字几乎都是无变化之母音字尾，使得诗人无取舍韵律余地；而且在这些诗中也无重音、音调或音量。但有诡异的虚词：这是为了音调好听而加上的无意义的字首；另有“序言或句子”附诸诗，使之更显得圆满；尚有“轴字”用以衔接上下联诗句。日本人对这些规则的设计，就像英文中的押韵或韵律一样，是经过相当时间的考验才被认可的。而广大群众对吟诗的投合，并未使诗陷于粗俗。相反，这些古典的诗，本质上均带有贵族的思想与形态。他们因为生长于宫廷的气氛里而养成了傲慢严谨的风格，他们追求诗的形式的完整而非意思的新奇。他们抑制感情而非表达感情；也由于过于高傲，他们事事追求简短。世界各地很难找出像日本诗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沉默寡言；日本诗人似乎以谦逊的态度以弥补历史学家的自夸。日本人曾谓如为西风描述三页文字，未免显得鄙俗冗长，真正的艺术家不能尽为读者设想，而是诱使他主动地思考，寻出一个新奇的知觉力来启发他的观念与感觉，而这恰恰是西欧诗人所坚持的、以自我为中心并带有独占性的细节。对日本人来说，每篇诗应该是其一时的灵感的静态记录。

倘若我们想从这些诗集里，或从日本的宝藏——《百人吟集》（Hyakunin-isshu ）里寻找任何英雄史诗与抒情奔放的史诗，我们将会被导入歧途。这些诗人所吟的诗，犹似客栈里美人鱼的急智一样，仅以一绳悬吊以终。因此，当西行法师（Saigyo Hoshi）最亲密的朋友去世时，他削发为僧，后来在一个其借以安慰心灵的寺庙里神秘地被人发现。他仅简单地写了下列几行诗：

隐居此地，

究为何故，

我无所知；

惟我心灵，充满慰藉，

百感交集，苍然泣下。

另外当加贺之千代（Kagano Chiyo）的丈夫辞世时，她也仅仅写了下列几行诗，以示追悼：

万事犹似一场空梦，

我梦寝……我清醒；

床何其宽，

孤单一人。

后来她又痛失幼子，于是她又补上了两行诗：

勇哉蜻蜓猎人！

今日你已远游。

在奈良与京都的宫廷圈子里，作短歌渐成为贵族的嗜好。在古印度须以一头象才能换取的女性贞操，在这宫廷里只要巧妙地吟出31音节的诗，就可获得。当时皇帝在接待客人时，常指定客人吟诗助兴；而当时的文学也常反映人民时常以离合诗句交谈，并在街道散步时也背诵着短歌诗句。在平安时代的盛期，皇帝常定期作短歌的比赛，多至1500位候选人在学者的裁判下公平吟诗竞赛。951年，为使这些诗艺比赛得到适当安排而成立了特殊的吟诗会馆，而每次比赛获胜的作品均存于馆内供人观览。

至16世纪，日本的诗因厌于短歌的冗长，又渐缩短短歌或俳句（hokku），和歌共有三行，由5、7、5共17个音节组成。1688年至1704年元禄时代，和歌的吟作大盛，并渐趋狂热；因为日本人在心智的敏感上与美国人一样，因而其心灵上对诗的喜好形态，升沉急快。男男女女、商人与战士、工匠与农人等竟荒废生活上的职务，沉溺于吟和歌作兴，立刻造成了恶兆。多少日本人在作和歌的竞赛上下了大笔的赌注，更有一些不肖之徒，把这种赌注当作事业来经营，诈取千万人民的金钱，最后政府被迫禁止这种吟诗赌注的行为。最著名的和歌大师乃松尾芭蕉（Matsuo Basho，1643—1694年），他本为一年轻武士，在为其恩师去世感叹之余，摒弃了宫廷生活及物质享受，到处漂泊、沉思、教学。他在自然诗的片断诗句中，表现出宁静哲学，并为日本文学界誉为对诗浓缩暗示的典范。他的诗很简短：

寂寞古池塘，

青蛙跳入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或：

一片青丛，

蜻蜓点水。

散文

·小说

如果说日本人的诗因为太短不能满足西方人的口味的话，我们可从日本的小说得到慰藉与补偿，日本小说作品有的甚至长至20卷或30卷。最有名的日本小说是《源氏物语》，这部小说约于1001年为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978—1016年）所著，长达4234页。紫式部系藤原为时之女，997年又嫁于另一族藤原氏，婚后丈夫早死，4年后即守寡。她借写这本长达54篇章的小说来冲淡忧伤。她收集资料归档于一座寺庙，并用该庙的经纸做草稿开始撰写起来。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天皇与其爱妾桐壶（Kiritsubo）所生的孩子。桐壶因为长得太美了，惹起了其他妃妾的嫉妒，结果被弄死了。紫式部也许过于强调日本男性对爱的专一，文中描述天皇失掉爱妾而无可慰藉。

随着时光的飞逝，天皇并未忘怀死去的爱妃，虽然也有很多位女子被带进宫以博取天皇欢心，但天皇不予理会，他深信世界上再找不到像他所失去的爱妃那样的女子……继而他悲叹命运不该背弃他俩立下的海誓山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源氏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勇敢的太子，看来亦颇有德行，他有如汤姆·琼斯（Tom Jones），多才多艺，多少女人为之倾倒，但他对女性的冷淡更让他成为传统式的英雄。他是女子理想中的男人——多情又深具诱惑力。他纵情于脂粉佳人中，偶尔，在扫兴之余也回妻子身旁。紫式部不厌其详地描述他的奇谈，同时以一种不可抗拒之优雅态度，宽恕小说中的主角及她自己：

这位年轻的太子如果不是沉溺于一些轻浮行为，他定会被认为荒废职守，人人均会宽恕他的行为，认为这是自然而恰当的，即使他们并不希望他表现得如同凡人一样……我的确已很勉强地重述了他极力隐藏的事情细节，如果你们发现我有所遗漏而要问我何以遗漏时，也许我只能说我不晓得了，只因为他是皇太子，我必须删除他全部不检行为而给予一些良好的表现，也许你们会认为这不是史实而仅是杜撰的故事，用以影响后世的批判罢了，果真如此，或许我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贩子。但我不得不这样做。

源氏纵情生病，他悔恨自己的行为，出家至一庙寺并与僧侣虔诚交谈，却在寺庙里看到一位令人喜爱的公主。由于僧侣谴责他的罪行，他认为公主在迷惑他：

和尚开始讲述生命的无常以及来生的报应，源氏警惕地意识到他的罪行很严重。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罪行将留在其良心上，但日子总要过的，这将遭遇到怎么样的惩罚啊！就在僧侣的讲述中，源氏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他想到如能遁世隐居，长住此清静的寺庙，那该多好！但他立即又想到那天下午看到的那张可爱脸蛋是多么迷人；他渴望多了解她，终于情不自禁地问道：“谁跟你住在这里？”

在作者的构思情节安排下，源氏发妻因难产而去世，而这个夫人的位置，终由紫式公主取而代之。 [3]

也许是本书英译本很杰出，使得它较诸其他英译作品生色不少。或许译者亚瑟·威利先生对原作诸多润色而使之趋于上乘，但我等读其译作，偶尔亦会忘却自己的道德信条，不得不对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所说“男女之情犹似苍蝇一样配对”表示赞同。从《源氏物语》里我们发现了深藏于日本文学里的美。紫式部以自然流畅的笔法，使该作品广为文化界朋友所喜爱并作为闲谈题材。在书中所描述男女之情如真实发生的一般；她所描绘的领域虽只限于宫廷，却有身临其境的真实色彩。 [4] 书中描述的是属于贵族的生活，与一般描述的面包和爱情之代价关系不大，但就在这有限的贵族生活圈里，不必诉诸其他角色或事务，她却能描述动人的境界。紫式部曾借书中的人物马之守（Uma no-kami）说出某写实的画家：

它们宛如普通山川，你亦可到处看到这种屋宇，但它具有和谐与形式上的真实美感——静静地刻画这种景色，或表现出隐藏于世外桃源、浓密的树林，均匀调和，栩栩如生——这种作品唯有高度技巧的画师才能作成，如让平凡的画匠来作将会错误百出。

曾几何时日本小说已臻《源氏物语》之精美，其对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迄至18世纪，小说的发展已达另一个顶点。许多小说家的作品甚至超越紫氏部的著作，且对色情的描述渐趋泛滥。1791年山东京传（Santo Kioden）出版一部小说《有益教化的故事》（Edifying Story Book ），因其对色情的描述很过火，当局曾引用法律禁止出版，并罚他在家中手铐禁足50天。山东京传原为一卖烟袋与伪药的小贩，他与一妓女结婚，并以一本名为《东京妓院》的小说一举成名。后来尽管渐改笔德，但仍洛阳纸贵。他可说是打破了日本小说出版的惯例，首先向出版者索取出版费，在此之前，出版界仅须对一些先辈作家酌予款待即可出版。多数小说家都像豪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人们常把作家与演员并列于社会的最低阶层。曲亭马琴（Kyokutei Bakin，1767—1848年）的作品虽不如山东京传的作品富于情感，却深具技巧。他的笔路有似英国小说家斯科特与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经常改写历史史迹或言情小说。他曾撰写百卷小说，并深获读者喜爱。同时期之作家北斋（Hokusai）曾对马琴的小说加注解说，终因文人相忌，闹得不欢而散。

后期之日本小说家以十返舍一九（Jippensha Ikku，1765—1831年）最为出色，他有日本的勒萨日与狄更斯之誉。他结婚三次，其中有两次系因岳父大人不了解其文学习性而告分离。他安贫乐道。他买不起家具，于是画了一些家具高悬中堂。假日他以绘画作为最好的奉献供神。由于共同兴趣，他曾受赠浴盆一个，随即将之翻过来戴在头上回家，沿途把它推倒，信口大开玩笑。当出版商来访时，他邀之共浴，待该商人接受邀请时，他就穿着商人衣服。新年拜贺则着正式礼服。他的著作《膝栗毛》（Hizakurige ）于1802年至1822年间出版共12篇，叙说一个闹剧——具有匹克威克先生遗稿风味。阿斯通（Aston）评称：“该书为日文最幽默风趣的好书。”十返舍一九在临终之前令其门徒将其生前谨慎交托给他们的小袋于葬礼举行时置于尸体之上。葬礼开始，僧侣念经，掷木火葬，结果那个小袋里装的竟是爆竹，全部引爆，丧事充满滑稽。他果然信守年轻时的诺言，即尽其一生——纵在死后——亦要制造许多惊奇之事。

·历史

日本历史的编纂并不如其小说那样引人入胜，而日本历史与小说也难有明显的分野。日本文学最古老的作品为《古事记》（Kojiki ），此系太安万侣（Yasumaro）体承天武天皇之意，将稗田阿礼诵习之《帝纪》、《旧辞》加以笔录的，于712年（和铜五年）用中文撰成。由于传说有模有样，使得神道王朝认为《古事记》是日本的历史。645年大化改革后，政府认为应把过去的史实编修，720年左右乃出现一部《日本书纪》（Nihongi ），此书用中文写成，并剽窃中国作品作为点缀，且又包括日本古人口述的史实，然而本书比《古事记》对事实的记载更为严谨，提供了以后日本历史的根基。此后日本历史的记载，一部比一部更具爱国情操。1334年北畠亲房（Kitabatake Chikafusa）为了一本《神皇正统记》书中曾称：

大日本乃一神圣国家，唯有我国土之根基才是神圣祖先所缔造。由太阳之神单独地传给她的子孙，外国绝无这种事，因此日本诚为神圣的土地。

1649年本居宣长首次出版以恢复古代日本帝国与信仰的著作。德川家康之孙德川光圀（Tokugawa Mitsukuni）也于1851年编纂《大日本史》（Dai Nihonshi ），计240卷，包罗过去帝国与封建时代的图片资料，该书充满尊王斥霸的思想，对其国人日后推翻德川幕府不无影响。

或许最有学者风味并且立论最公正的日本历史学家当推新井白石。他的学识在17世纪下半期的江户时代居于领导地位。他嘲笑正统基督教的神学“非常幼稚”，他同样大胆地嘲笑本国人民对历史的误解。他的最辉煌作品《藩翰谱》（Hankampu ）记载了30卷的大名历史，可谓文学的奇书之一。该书仅在数月之间编纂而成，但观其内容必定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新井从中国哲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学识与判断，当他在讲述儒家经文时，据说云家信将军在大热天中听得入神甚至连头上的蚊子都忘挥赶，冬天则口涕横流，极其神往。在他的自传里，他画了一帧他父亲的画像，并用最简洁完美的文字表述出来：

自我了解世事以来，记得父亲每天的生活均是同样单调。他每天清晨天亮前一小时起床，然后洗个冷水浴，梳梳头。冬日天寒，家母为他准备热水以便淋浴，但他不允，尽量避免这种仆役之烦。当他年过70，家母也近老迈，偶尔天气寒冷冻得难以忍受，就点火钵，他俩共同把脚放在火钵上取暖睡觉，火钵旁摆着一壶热水以供醒时饮用，二老均虔诚信佛，父亲每当梳理头发、整理衣冠后绝不忘向佛祖致敬……他整衣完毕后就静静地等待天亮，然后离家上班……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未发怒，就是笑也未忘形。他更不用卑劣的语词去谴责别人。与人交谈则尽可能少说话。他的举止很严肃，我从未看过他表现出惊惶、激动或不耐烦……他的居室保持清洁，墙上悬挂一幅旧画，花瓶里也插些季节性的花。他偶尔也画些黑白画，他不喜欢颜色。他健康状况良好时，从不麻烦仆人，而是事事亲自动手。

·论说文

新井白石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论说文作家，他对日本文学界曾有辉煌贡献。在论说文方面，清少纳言可谓泰斗，她的著作《枕草子》被誉为论说文最早期之佳作。她与紫式部为同时期人物，都是宫廷出身，她选了描述生活上善恶的点滴，我们从译文中可推想出其原著的优雅。她生于藤原，系清原元辅之女，因是太后侍从而成为贵妇。她晚年告退，其后出路传说不一，有谓削发为尼，有谓沦为贫户。但从其著作中并未能看出其沦为尼姑或贫户。她从时代背景出发，采取适时的伦理道德观念，她对煞风景的传教士评价并不高：

传道者应容貌英俊，这样方能使听众聚精会神，注视其脸上，否则即难受其益。盖听者如眼睛东张西望，注意力不集中，即难入耳。丑陋的传道者应负此责任……如果传道者年龄适中的话，我更乐于给予较好的评判，事实如此，其罪恶着实恐怖令人不可思议。

她曾经写了一些爱与憎的名单：

快乐的事：

畅游之后满载而归；

众多仆役赶动牛及车子快速前进；

顺水行舟；

齿牙涂黑 [5] ……

悲伤的事：

育婴室里幼孩早夭；

钵火已尽；

车夫为牛所唾弃；

学者书香之家却养了个女儿来继承。

可恨的事：

当你在讲故事时有人插嘴说：“哦，我知道了”，但其见解却与你的有极大差异；

与男人友善交谈时，却听到他称赞其他认识的女人；

……

当你匆忙有事，却碰个长舌访客……

一个人无所事事，睡时又鼾声大作……

跳蚤。

清少纳言在论说文界的崇高地位，唯鸭长明可与之相比。长明拒绝继承他父亲在京都下鸭神社的最高监督，出家为僧，50岁时退休隐居山林过着静默的生活。在此他写了一部道别烦世的书叫《方丈记》（Hojoki ），他先描述都市生活的艰苦与苦恼及1181年的大饥荒，然后提及他造了一所方丈七尺高的小茅屋，安居下来，无忧无虑，并与自然宁静为伍。作为一个美国人，读了鸭长明的《方丈记》，就像在13世纪的日本听到了梭罗的声音一般。诚然，每一世代均有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表现的自然宁静。

戏剧

日本的戏剧最难了解。在英国传统戏院——从亨利第四剧场到苏格兰玛丽剧场——受熏陶成长的我们，实在很难忍受观看日本以手势表演并带有浮夸味道的“能剧”（No Play）。我们必须从莎士比亚回溯到 Everyman [6] ，甚至追溯到古希腊之原始宗教戏剧的演变，才能了解古代日本神道哑剧的发展——从宗教性的神乐舞发展到以对白作说明的日本能乐戏剧的形态。至14世纪时期，佛教僧侣在哑剧中又加些合唱，后来又加入个人的角色，并给予动作与言辞，于是日本戏剧随之而生。

这些戏剧像希腊剧一样，以三部作演出，偶尔中间穿插狂言（Kyogen） [7] 来解除情绪及思考的紧张。三部剧的第一部是用来敬神的，几乎就是宗教哑剧；第二部是用武器表演，用以吓走邪恶魔鬼的；第三部为较温和的气氛，用以描述一些天然景象，或一些日本生活的轻松面。该戏剧本多为每行12音节的空白填诗。而演员更为贵族中一时俊秀，如1580年在一部能乐剧演员名单中曾包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等人。每位演员带着精心雕刻的木头面具，迄今这些面具尚为喜好艺术人士所珍藏。布景并不讲究，故事亦极精简。最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是记述一位贫穷的武士砍掉了心爱的樱树给一个游荡的僧侣取暖，后来这位僧侣时来运转当上了摄政，对该武士知恩图报。正如西方人士喜欢常去欣赏歌剧所演出的旧而滑稽的故事，今日日本人也常为一些以老故事为题材的戏剧感动得流泪，此乃因名伶演出逼真，能表现出剧中的力量与情节。但对一些匆忙访客，日本戏剧的表演仅能给予娱乐，很难有深刻印象。一位日本诗人曾评论道：“哦！日本能剧所表现的是多么伤感与优美！我经常想假如能剧能适当地介绍到西方，其结果或许能与西方舞台剧相抗衡，意味着一种新的启示。”日本迄今虽仍醉心于能剧的演出，但是自17世纪后即无能剧的新著作。

在大多数的国家，戏剧的演变多是由合唱逐渐发展到个人角色的表演。在日本由于演员的演技日益精进，遂逐渐产生为大众喜爱的演员明星，剧情反居次要。后来哑剧与宗教剧渐趋式微，戏剧变成个人角色的争艳表演，且充满了暴力与浪漫。于是歌舞伎（Kabuki）或大众舞台随即而生。第一座歌舞剧院于1600年左右为一位尼姑所建，因她厌倦于修道生涯，遂在大阪创立了一座舞台，教舞为生。是时在英国及法国，女人上舞台是惹人厌、被禁止的，上流阶层更对戏剧表演敬而远之，演员遂被视为下流阶层，他们的职业得不到社会的鼓励。且因禁止女人上舞台，男演员必须兼演女人角色。或许由于舞台光度欠佳，演员均涂上鲜艳色彩，更以衣服的华丽与否表明他所演出的各个角色。舞台幕后通常有合唱及独唱，有时演员演出哑剧时亦由幕后发音。观众则席地而坐，或坐在两边包厢座位观看演出。

日本最负盛名的戏剧作家是近松门左卫门（Chikamatsu Monzayemon，1652—1724年），其国人誉之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唯英国剧作家对这种比喻并不表赞同，批评近松的剧作是暴力、放纵、大言、不可信的情节，只同意说他的剧作是：“一个富有原始活力与华丽的作品。”尽管英国剧作家如此批评，但并不能抹杀近松与莎翁相似之点。西方人观看外国剧只不过把它当作通俗剧罢了，因为语言的差异与复杂使得他们难以了解，也可能是受莎翁戏剧的影响，有了先入为主之见，使得对外国剧难以领会。近松似乎过于用情侣自杀手段来表达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高潮。自杀，在日本舞台上与现实生活中同样普遍。

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外国的历史学家来说，仅能加以记述，不能加以批判。日本的戏剧比欧洲戏剧更具有活力，更生动，但不如欧洲戏剧的紧凑与成熟。日本戏剧较为通俗平民化，但不像今日法国、英国、美国戏剧富于肤浅的理性主义。相反，日本的诗就显得脆弱，无生气，太过于贵族化、太文雅，尽是些英雄式的抒情诗篇。此种沉闷的英雄诗，就是希腊诗圣荷马再世，读之也会打盹。日本的小说是富于感情与伤感的，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及《膝栗毛》可说与英国小说《汤姆·琼斯》及《匹克威克的情书》（Pickwick Papers ）居于同等地位。而紫氏部手笔的精细、优雅、易于了解比英国小说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所有疏远的与不明白的东西都是枯燥乏味的，日本的事物对西方人来说是朦胧不清的，除非我们忘却西方传统，而完全拥抱日本文化。

精细的艺术

日本艺术的外形，就像日本人生活的外在特征一样，是来自中国。而内在的力量与精神，则出自日本人民本身。7世纪把佛教传入日本的思想潮流与移民，亦来自中国及朝鲜。艺术形态与冲力源自佛教信仰，亦由中国与朝鲜传入而非日本本身具有。日本的文化要素，除自中国及印度传入之外，还从亚述及希腊传入。举例说，日本镰仓市大佛之建筑仍具有希腊风味。但这种外国的元素，在日本被施以创造性的运用。人民很快地学会分辨美丑，富人有时对艺术品比对土地、黄金还重视 [8] ，而艺术界更热衷于工作本身。那些经长期学徒训练的工人，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报酬，况且工人即使一时获得财富，也均随意挥霍，不久沦为贫民。日本艺术家的造诣很高，在勤俭、风格与技术等方面能与之相比的，唯有古埃及与希腊的艺术家或早期中国的艺术家。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颇有艺术的意味——他们居家整洁，衣服华丽，装饰精美，更喜爱唱歌与舞蹈。音乐可谓神的恩赐，传说中的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不就在合唱声中创造了地球？而1000多年前允恭天皇就曾在马车上演奏古琴，皇后则随琴声起舞，来庆贺新宫殿的落成。当他驾崩时，朝鲜王曾派遣一队由80个乐师组成的乐队参加丧祭。这些乐师还教导日本人演奏来自朝鲜、中国及印度的新乐器。752年在奈良寺庙的大佛设置典礼中，即演奏中国唐朝的作品，奈良帝国珍宝馆迄今还展出各色各样古代的乐器。歌唱与演奏，宫廷音乐及寺院舞蹈音乐，构成日本古典音乐形式。而弹奏三味线——一种三弦琴——及琵琶为大众所喜好。日本没有名作曲家，他们简单的曲子是用5个符音的小音阶来演奏，没有大键与小键的区别与和谐。然而，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能弹奏一种自中国传入的20种乐器中的一种；且日本人曾说在舞蹈中演奏这些乐器仍感单调。舞蹈在任何其他国家均享有无比的时尚地位，但在日本却附属于宗教与社会的庆典仪式，有时整个村庄为庆祝某一快乐的节日，也举行普遍性的舞蹈。职业舞蹈家以其高超舞技，赢得不少观众的欣赏，男男女女尤其是上流阶层，对舞蹈的艺术仍甚讲究。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描述源氏太子与其友人在跳蓝海浪舞时人人被感动的情形。她说：“从来没有人看过这么优美的脚步舞姿，也从来没人看过在跳舞中其表情如此泰然自若……因为舞姿的优美，天皇被感动得滴下泪水，其他皇太子及王公贵人更是声泪俱下。”

同时日本男女对装饰也很讲究，他们不但穿着织锦与丝，而且也用各种小饰物作点缀。妇女挥动扇子，极其诱人可爱，而男人则夸耀他的“根付”、“印笼”以及高贵的雕刻刀剑。印笼是一个小箱用细绳系于腰带，箱内隔成几个小格，均以象牙或木材雕成，里面则放着香烟、钱币、文具或其他临时需要的东西。为使系于腰带的细绳免于滑落，于是又在另一尾端系上根付，而一些艺术家更别出心裁在其上面雕刻神祇或魔鬼，哲人或神仙，飞鸟或爬虫，鱼或昆虫，花或叶，或生活上的各种景致。我们唯有极细心地观察才能窥知这些饰物的微妙及其代表的意义。只有最小心地观察才会发现这些形象是十分有技巧而且有意义。只是看看肥妇、僧侣、泼猴与飞跃欢腾之甲虫形象浓缩刻于不到一立方英寸之象牙或木头上，即可使学者对日本民族独特而热情之艺术风格了然于心。

左甚五郎（Hidari Jingaro）是日本最有名的木雕刻家。传记曾记载他是如何失掉一条手臂，博得左拐之名：正值一个触怒的征服者向左甚五郎的贵族大名索女儿之时，左甚五郎雕了一个极其逼真的女人头呈献该征服者，征服者误以左甚五郎杀了大名的女儿，勃然大怒，遂命令砍掉他的右手，以示惩罚。左甚五郎技艺极其高超，在日光德川家康神社之象与睡猫木雕，在京都西本愿寺天皇使者之门，均为其杰作。在使者之门的门板上，左甚五郎雕刻了中国古代圣人的一件史迹，即许由隐居于沛泽之中，尧闻其贤，欲以天下与之，许由听到此消息，拒之而洗耳于颍水滨，适有巢父，正牵牛欲喝河水，见状乃责许由玷污颍水，遂牵牛他去。然而左甚五郎仅是许多无名艺术家中之最具风格者，彼等以优美可爱的弯木或漆木装饰了1000幢建筑物。漆树在扶桑三岛特别容易培植，小心照顾即欣欣向荣。有时候艺术家雕木成形，上覆多层漆皮、棉花。但是多数时候，他们总利用黏土用心制作形象，由此制成凹形模型，然后灌入数层漆，逐层加厚。日本雕刻家提高了木头在艺术材料上的地位，以与大理石相颉颃，并用亚洲闻名的最绮丽木制饰物来缀饰神庙、坟墓与宫廷。

建筑

594年，推古天皇因崇信佛教，遂在全国大事兴建佛教寺庙。圣德太子更实践推古皇后的敕令，远至朝鲜聘请僧侣、建筑师、雕刻家、铸铜家、黏土塑模匠、泥水匠、镀金匠、瓦匠、织工以及其他各种技术人员。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几乎是日本艺术的开始，因为日本本身的神道并不赞同装饰大的建筑，认为不该用形象以免误示了神。寺庙的建筑本质上大都与中国寺庙相同，只是更富于装饰与雕刻。寺庙的庄严牌坊或通道表示人的心灵的上升或接近神明；通道之木墙涂着鲜明的色彩，寺庙脊梁之上覆着闪闪夺目的瓦片，而在神殿与四周林木之间更筑以鼓塔。这些外国的艺术家所完成的最伟大之建筑是法隆寺（Horiuji）。该寺位于奈良附近，616年由圣德太子督建完成。整座寺庙均由木材建成，虽历经无数之地震，至今尚能保存，远比用石头造成的寺庙经久耐用。法隆寺实为建筑家的光荣，之后日本的寺庙建筑很少超越这座老寺庙的单纯与高贵，唯稍为晚期的奈良寺庙能与之媲美，法隆寺尤以金殿的均衡壮观闻名，堪称杰作。诚如美国建筑师、作家克拉蒙（Ralph Adams Cram）对奈良的建筑评价：“是亚洲最高贵的建筑。”

日本建筑的另一高潮是在足利幕府（Ashikaga shogunate）时期。足利义满为了使京都成为世上最美丽的城市，曾建立一座高达360英尺之高塔，并为其母后建立高仓宫殿（Takakura Palace），该宫殿光一座门即花了2万块黄金（约值15万美元），其富丽堂皇可见一斑。他更为其自己盖了一座花宫，所需款项高达500万美元。而金阁寺的金阁（Golden Pavilion of Kinkakuji）的宏伟建筑更是蔚为奇观。丰臣秀吉疲于和元朝忽必烈敌对，乃建“乐宫”（Palace of Pleasure）于桃山之上，但宫成后数年，其美梦又再次崩溃。我们可从拆下来修饰西本愿寺的天长门廊看出该宫殿的豪华壮观。其崇拜者都说：我们整天观赏该弯曲的门廊，亦看不完其美不胜收之处。狩野永德（Kano Yeitoku）对丰臣秀吉而言，就等于扮演了古希腊建筑家伊克蒂诺及菲迪亚斯的角色，但其建筑物缀饰的是威尼斯式的豪华壮丽而非雅典的含蓄沉静。如此富丽的装饰在日本甚至亚洲可谓前所未有。同时，在丰臣秀吉时代，大阪古城始具规模，有日本之匹兹堡之誉，其子即葬身于此。

德川家康喜爱哲学与文学，在艺术方面则较少建树。但他的孙子德川家光集聚日本的资源，在日光兴建一座东照宫以示纪念德川家康，这座神社在纪念个人的建筑方面，远东无出其右。东照宫在距东京约90英里的小丘上，沿途杉木林立，极其庄严，在其入口首先构建一座富丽可爱的阳明门，四周环绕小溪并架着神圣的小桥，中间则是一列壮丽的陵墓与庙宇建筑，装饰非常豪华，建筑结构则较弱，遍地闪耀着红色油漆，犹似万绿丛林中的红色铁丹。诚然，像日本这样每年一到春天即遍地开满红花的国家，可能比其他民族更需要以显明色彩来表示他们的精神。

日本因为地震频繁，因此其建筑很少称得上规模宏大，通常规模狭小，并避免用石头建筑以免被震毁。日本的居屋多为木造，其高度很少超过两层，其城市的居民或怕火灾，或因为政府的命令，在能力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则在木造屋上盖着瓦片。王公贵族因其建筑物无法向高发展，于是不管居宅建筑面积不得越240码的限制，均向地面发展。宫殿的建筑很少是单调一座，通常有一座主要建筑物接连数座次建筑物。一般民屋之餐厅、起居室或睡房并无明显区别，一个房间能供几种用途，席铺的地板上置一小桌，寝具卷藏隐蔽处，夜间则展开以供睡觉。滑动的格门与可移动的隔墙使房间能自由开启，格子式样的门窗能充分透露阳光与空气。隐蔽之处则以精致的竹帘作隔，窗户非常华丽。贫寒之家，夏天则门户大开享受阳光，冬天则门户紧闭点燃油灯以取暖。日本的建筑给人以一种生长于热带地区之外观，但其影响力极其深远，一直向北伸展到堪察加半岛（Kamchatka）。而在日本较南部地区的乡镇，这种脆弱与单纯的住宅可谓独具风格，为日本人提供了适当而理想的住屋。

金属与铸像

武士的刀剑远比他所居住的房屋来得坚硬，日本的金属工人在铸造刀剑方面不遗余力，因此他们的成品也远比大马士革或托利多的刀剑优越 [9] 。其锋利程度直可将人从肩膀一劈至膝盖，这些刀剑把柄装饰得很高，并重重地镶着珠宝，因此武士并不完全把它当作杀人的工具。还有些金属工人把铜镜磨得极其明亮灿烂，以致经常在镜中刻字画留传下来，以纪念他们手艺的完美。相传有位农夫买回了一面铜镜，他认得出镜中所刻画者为其先父的面容。他珍藏着这面铜镜有似一贵重财宝，但因他常去窥视这面铜镜，引起了妻子的猜疑，后来被他的妻子发现了。令她惊骇的是，原来镜中刻画的竟是一位与她年纪相若的少妇，显然，那就是她丈夫的情妇。此外尚有一些艺术家铸造巨钟，例如732年在奈良的一座49吨的巨钟，如在钟表面以木相击，其清脆之声远比西方国家铸造的大钟更为悦耳。

日本的土地缺乏花岗石及大理石，因此雕刻家均以木材或金属作为雕刻的原料而不用石头。尽管雕刻的原料物质缺乏，但他们在雕刻艺术上的成就却超越中国与朝鲜——因为其雕刻家常能耐心地取长去短，精益求精。日本最早期及最伟大的雕刻品是法隆寺之三位一体（Trinity）神像——这是雕刻一座观音佛像坐于莲台之上，两侧是金童玉女，栩栩如生，唯其帘幕与铜像光圈稍逊于印度泰姬陵的奥朗则布神像。我们不知这些庙寺与雕像为何人所制造，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接受朝鲜雕刻先进的指导，采取中国雕刻实例，并受印度佛教的影响，甚至远在1000年前希腊的作风亦远经亚洲海岸而传抵日本。我们也可断言，三位一体雕像可谓艺术史上至高无上的杰作。 [10]

或许由于日本人身材短小，而且由于他们的躯干没法满足其野心，也没法容纳其心智，因而他们特别喜欢铸造巨像，成就甚至超越埃及。747年，日本天花蔓延，于是圣武天皇任命公麿铸造一座巨大佛像以示向神赎罪。公麿应命铸像，曾使用了437吨黄铜、288磅黄金、165磅水银、7吨植物蜡以及数吨木炭，工作长达2年7个月铸成佛像。这座佛的头部仅铸了一个模，躯干则由几个金属板焊合而成，外表则重重地镀着黄金。另外，镰仓大佛又比奈良佛像更给人深刻印象，镰仓大佛是于1252年由小野五郎右卫门（Ono Goroyemon）所铸，这座巨像坐落在广阔的高地，四周林木茂盛，范围大小似经精细布局，铸造这座巨像的艺术家单纯地显示了大佛沉思与和平的精神。奈良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但1495年海潮倒灌摧毁了寺庙与城镇，在这些废墟中仅留存着一座大佛铜像。丰臣秀吉亦曾在京都铸造一座巨大佛像，动员了5万工人历经5年才完成，秀吉本人亦相当热心参与工作，好不容易才把这座巨佛铸成，但在1596年一次强烈地震中震倒了，佛殿四分五裂。据记载，当时丰臣秀吉大怒，曾用箭射已倒的佛像，并嘲笑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铸造成功，可是你连保护自己寺庙的能力都没有。”

日本的雕塑物，大至巨大的佛像，小至悬挂在腰间的根付，可谓形态万千。有时这些艺术大师，例如现代的名家高村光云（Takamura Koun），花了经年的岁月，却难得雕塑有一尺高的作品，因为他们乐于雕绘一些小玩物，诸如咆哮的老人、快乐的美食家及精通哲学的修道僧等。这些雕塑家的劳动所得大部分为他们狡猾的雇主剥削殆尽，而他们的多数作品也由于僧侣所加的主题与社会习俗限制，无法尽情发挥，他们只有靠幽默感维持着工作兴趣。通常僧侣寄望雕刻家雕塑的是神像而非娼妓，他们希望激发民众虔诚的信仰，造成敬神畏神的德行，而非激发人们爱美的天性。雕塑由于手法与精神均受到宗教的束缚，一旦信心失去了热与力，雕塑随之就趋于朽烂。而且，一如埃及，在虔敬荡然无存的时候，拘泥于习俗将导致灭亡。

陶器

尽管我们说西北欧文明源于希腊与罗马，但却很难说日本是自朝鲜与中国输入文明的。我们可以把远东各民族看作同一人种与文化单元，就如同在一个国家之下有许多省份一样，在其中每一部分因时因地产生与其他各部同种并相互依赖的艺术与文化。因此，日本的陶器可说是远东制陶术的一部分或一个时期，基本上类似中国的陶器，但更为精美。远在7世纪朝鲜艺术家到达日本之前，日本的陶器仅仅是塑造粗料供一般用途的工业而已。显然，在8世纪之前，远东还没有上釉的陶器，更谈不上上釉的瓷器。及至13世纪后，茶传入日本，则促使陶器工业变成艺术。中国宋朝茶杯随同茶传入日本，引起日本人普遍的赞美。1223年，一位日本陶工加藤白左卫门（Kato Shirozemon）冒险前往中国研究制陶术有6年之久，归国后即在濑户（Seto）自设工厂，自后其制品远胜于日本先前的一切陶器制品，而濑户物（Seto-mono）或濑户陶器（Seto-ware）遂变成日本陶器的通称，就像17世纪英文以 Chinaware 这个名词来称呼瓷器一样。由于赖朝将军（Shogun Yoritomo）曾定出式样将白左卫门的茶罐制品作为赠品酬劳一些略效小劳的人，更提高了白左卫门的前程发展。现在残存的敏郎烧（Toshiro-Yaki） [11] 样品已是价值连城，他们将这些样品包以珍贵的锦缎，收藏在最精致的漆器盒里，而其拥有者一提及此陶器便屏神静气，有如贵族鉴赏家。

300年后，另一位日本人村崇（Shonzui）又慕名到中国研习著名的陶器。返国后即在肥前（Hizen）之有田（Arita）设厂制造。然而，他感到苦恼，因为在其本国的土质中极难找到像中国那样适用的黏土来制造一个好杯；其制品据说主要成分乃是他的工匠的骨头。尽管如此，他的回回青陶器（Mohammedan blue）却是极其优异，即连18世纪之中国陶匠仍争相仿效并冒名外销。其作品迄今仍被誉为日本伟大画师的杰作（陶器上带画）。约在1605年，朝鲜名匠李三牌（Risampei），在有田地区之泉山发现储量极多的陶石，此后肥前就成为日本制陶工业的中心。同时，在有田，著名的酒井田柿右卫（Kakiemon）从一个中国商船船长处学会了涂瓷釉术之后，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其名字几成为他那上过釉外观精美之瓷器的别名。在伊万里（Imari）的港口，荷兰的商人运载了很多肥前制品到欧洲，仅1664年一年之间就运走了44 943件。而此光辉的伊万里烧（Imari-Yaki）变成了欧洲最风行的东西，并且鼓舞了凯泽（Aebregt de Keiser）在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的工厂中开创了荷兰制陶业的黄金时代。

同时日本茶道的兴起也刺激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1578年织田信长在茶道大师千利休的提示下，向居于京都的一家朝鲜人订购了大量的茶杯与茶具。几年之后，丰臣秀吉以一个金图章相赠以示酬谢，使得该家陶器乐烧（Raku-Yaki）几乎成为茶道的必备珍品。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未果，却带回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些是艺术家。1596年岛津义弘（Shimazu Yoshihiro）带给萨摩藩（Satsuma）100多个朝鲜技术人员，其中包括17个陶工。这些人员以及其后继者使得色彩华丽的日本陶器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声誉，更使意大利的一个城镇以陶器（faience）命名。日本陶器艺术的最伟大名家是京都的野村仁清（Ninsei），他不仅首创釉陶，而且精益求精，因此其制品广被收藏家所珍视，也使其商标更容易被冒用。由于他的努力制作，该装饰精美的陶器在京城里产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京都的某些地区，每一个二流的家庭都变成一个小陶器制造厂。声望稍逊于仁清的是乾山（Kenzan），他是画家光淋之兄。

在制陶业的历史中经常有吸引人的传奇出现，后藤方次郎（Goto Saijiro）怎样设法把制瓷术自肥前带到加贺？ 在九谷村的附近发现了一层适合于制造陶器的石床，该省封建地主决意在此地区设立一个瓷器工厂，因此后藤被派到肥前去研究烧炼与设计等制陶方法。可是制陶术是极保密而不轻易外传的，因此有一段时间后藤颇感苦恼。最后他假扮仆人到一陶工家充任贱役。3年后他的主人允许他到制陶厂去，后藤就这样在那里工作了4年多。其后他舍妻离子逃回加贺，尽将所学报告其主人。此后（1664年）九谷的陶器取得主流地位，而九谷烧（Kutani-Yaki）被誉为日本最好的陶器。

在18世纪肥前制陶业之所以能保持领导地位，乃系平户（Hirado）的封建地主对其工厂工人仁慈照顾的结果。有一个世纪的时间（1750—1843年）平户的茶道用陶瓷器，曾执日本瓷业之牛耳。至19世纪善五郎（Zengoro Hozen）借仿制精致而超过原平户制品，遂将制陶领导地位带到京都。19世纪后半叶，日本将从中国进口一直维持粗糙原状的陶器，发展景泰蓝加釉，随后在制陶业上获得世界的领袖地位。在同时期，因别地的制品品质低劣，更由于欧洲对日本陶器的需要量日增，导致一种投合外国人喜爱的装饰夸张的式样，遂影响到制造的技巧，也削弱了此种艺术的传统价值。此地也如同他处一般，该项工业的发展一度蒙上了阴影。大量生产取代了品质鉴赏，大量消耗也取代了区别爱好。也许在发明达到兴盛阶段，以及社会组织与经验已经散播休闲的观念与创造的乐趣时，咒骂也许会变成祝福；工业的发展也许毫不吝惜地赋予大多数人以舒适生活，而工作者付出较少时间于机器操作之后，也许会再变成一个艺人，借着个人喜好的风格，将机器生产变成人格与艺术的作品。

绘画

日本绘画较诸本书前面所述各种题目，更须通于此道者才能了解，虽则日本绘画为行家所惮于评述，但望本节因揭发一般论述的讹误，而使读者对日本文化的本质略窥其全貌。1200年来，日本画派错综复杂，大部分佳作或年久湮没，或散失于私家收藏。 [12] 留传下来的仅存硕果，不论就画貌、笔法、风格与材料而言，都与西画大异其趣，西方人士难以鉴赏评断。

日本绘画的画笔，与中国一样，就是书法上用的毛笔，好像希腊文里书法与绘画均源同一系一般。绘画属于图像艺术，这种现象大致决定了东方绘画从材料的应用到色彩以及线条方面的特性。材料简单：仅具备墨水、毛笔及宣纸或丝布就够了。而画工艰深：绘者将画纸（或丝布）平铺地面后踞伏其上工作，并须熟谙71种不同的笔法。早期，佛教精神注入日本绘画时，多表现在壁画上，大部分皆如印度南方的阿旃陀和土耳其的形式。享誉颇高的现存绘画，几乎全是挂轴画或卷轴画，这些轴画并不是展列在画廊里——当时的日本也没有画廊，而是供作绘画持有人及其友朋的私人品赏；或是作为寺庙、宫殿、居室的装饰。作品当中，绝少人物的肖像画，一般多为大自然的素描、战争的景象，或是对禽兽、仕女的嘲讽。

这些绘画充满诗的意境，绝少强调事物的形体；蕴涵哲理，而不表现实像。当时日本画家并不属于写实主义者，很少描仿实物的外貌，他们蔑视光线、阴影，嘲笑西方绘画对远物的配景布置。北斋以满含哲理的口吻说：“在日本的绘画中，形式与色彩不是用来表现画物的轮廓。但是欧洲的绘画则不然，意念与轮廓都要讲究。”日本的艺术家着重于表达感受而非物体的描绘。日本的诗系表现作者由其臆想所产生的美，并激发读者的欣赏与共鸣。画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以其神韵与气势见重，而漠视画物的结构与线条，他们以为只要传神写意，那就是属于写实主义的了。

很可能是朝鲜把绘画传到这个万世一系的帝国来的。日本的《信史》因为从7世纪才开始，在此以前，法隆寺中生动彩色的壁画，一般被解释为朝鲜画家的杰作，因为这幅完美无瑕的伟构，无史可推证其为当时日本人的作品。留华返国的僧人弘法大师（Kobo Daishi）及传教大师（Dengyo Daishi），是绘画发展的另一个推动力量。806年，弘法大师回国，带来绘画、雕刻、文学与孝道，以其妙笔，绘制了日本最早的作品。佛教的思想刺激日本艺术的发展，如它以前对中国的影响一样。禅宗的冥想，糅合原有的哲理与诗的意境，使得绘画中的色彩与构图开创了另一新局面。当时的日本艺术品经常出现阿弥陀佛像，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壁画和图画常常画上十字架或天使报佳音的画像一样。1017年，惠心源信（Yeishin Sozu）因为绘画阿弥陀佛的出世与修炼成佛经过，而成为日本画史上最伟大的宗教绘画家。与此同时，巨势金刚（Kose no Kanaoka）在日本画界展开了脱离宗教色彩的运动，他的画描绘花卉、飞鸟、走兽，而不以神佛、僧侣为题材。

巨势的作品属于中国画的风格，走着纯粹中国画的路线。9世纪以后，约有500年之久，日本与中国断绝来往，这是其历史上第一次的孤立时代。其间，它自行发展了独特的画风，以本国的山水、景物为描绘的对象。大约在1150年前后，在天皇与贵族的主持下，在京都设立了一所国立绘画学校，对外国绘画的精神与格调予以抨击，京畿的豪门巨宅都绘饰着花卉和日本的山水。这所学校由于有许多大师，因而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如大和流、和流画，到了13世纪末，则名为土佐画派，系以土佐权之守而命名。他们画风一脉相承，譬如在描述爱情与战争的卷画上，完全采取本国的作风，其气势与外观，笔法的变化与精神，迥异于中国的绘画。1010年，高义以巨幅的着色画绘述源治故事。鸟羽僧正（Toba Sojo）以自我嘲讽的方式，借猿猴与蟾蛙为题材，描绘着当时社会的弊象。藤原尊信（Fujiwara Takanobu）在12世纪末叶，以其如椽大笔，绘出赖朝等人栩栩如生的巨幅肖像，在当时的中国绘画中，是没有此类肖像的。其子藤原信实（Fujiwara Nobuzane）耐心地为36位诗人画肖像。13世纪小管（Kasuga）之子惠恩（Keion）等人生动的轴画作品，应当列为世界图像画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代表本土精神的画风，以后却又逐渐转回传统的面貌与风格，日本的美术受到中国宋代盛起的文风影响与滋润，模仿之风不可阻遏。日本的画家几乎根本没有去过华夏中土，却毕其一生摹绘中国的人物与山水。张传士（Cho Densu）画了十六罗汉，此幅作品留存至今，现陈列于华府平民画廊。周文（Shubun）生长于中国，迁居日本时，以其记忆与想象绘作中国的山水。

在这个日本的绘画二度浸淫于中国画风的时代里，产生了日本图像画艺术上最伟大的人物。相国寺（Sokoku ji）的画家雪舟，是一名禅派僧人，求学于足利义满将军所创办的一所美术学校，他年少时，其技艺即令乡人惊异。有一项神奇的传说是这样的：他因顽皮，被人缚绑在柱子上，他用自己的脚趾随地画了一只老鼠，因其栩栩如生，此鼠居然咬断绳索，使他得以脱逸而去。他渴望目睹中国明代画家的一手作品，在获得高级僧侣及幕府将军的首肯后，渡海来华。来华后正逢中国画在走下坡，他大失所望。所幸在另一方面，他亲自尝历了这个伟大国家多彩多姿的生活与文化，满怀着兴奋，将无数的意念带回到他的国土。据传说，他起程赋归时，中国有许多文士及王公都伴送他登船，临行向他洒送白色纸片，表示期望他继续作画，否则，他得将这些纸片一一送回。就因有这么一段故事，他才取笔名为雪舟。抵达日本时，义政将军以王子之礼款待，并厚赐赏赉食禄，他一概婉谢，告退隐居在长州的故乡，开始挥洒笔墨，笔法精微遒逸，对中国山水景物及生活实况的绘画，件件皆是不朽伟构。其布局之宏远变异，其意念与画法之新颖生趣，线条之雄浑有力，几为中国画所罕有，而为日本画师所绝无。雪舟晚年时，日本的画家纷纷登门趋谒，以示尊崇。今日，日本收藏家收有他的作品则如获至宝，如同欧美人士拥有达·芬奇的作品一样欢欣。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位怀有雪舟作品的收藏家，身陷大火，无法逃生而自知必死，用利剑剖开腹部，把无价之宝的雪舟的轴画塞入其中，火劫过后，这具烧焦的尸首里，那幅轴画依然完美无损。

足利与德川幕府的御用画家延续着中国画的画风。幕府朝廷的官用画家承受敕命，负责教导年轻的画家从事绘饰宫殿的工作。此一时代，寺庙几乎受到忽视，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艺术脱离宗教而世俗化。15世纪末叶，狩野正信（Kano Masanobu）受到足利幕府的赞助，在京都设立了一所世俗化的绘画学校，他致力于维护存在于日本艺术中的古典格调及其中国的传统。他的儿子狩野元信（Kano Motonobu）循着此一方向而努力，其成就仅次于雪舟。一则有关他的故事，说明了集中心智与欲望是成就天才的关键。狩野元信奉命画鹤，有人发觉他一连几个晚上，举止行动简直像是一只鹤，因为他每晚模仿鹤的栖止行动状，以便于翌日得以挥笔作画。他是一个每天晚上怀着一觉醒来就非成名不可的欲望而上床就寝的人。狩野元信的孙子狩野永德（Kano Yeitoku）虽是狩野家族的后裔，却摆脱了先辈局促的古典主义，在丰臣秀吉的支持下，另创一种华丽的画风。狩野探幽（Kano Tanyu）将绘画学校自京都迁往江户，他供职于德川幕府中，曾为德川家康在日光的祖坟藻饰绘画。此后，狩野的绘画时代逐渐失去了当代的绘画精神与冲劲，而宣告结束。日本迈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约在1660年，以光悦—光淋（Koyetsu-Korin）画派为首的一批新画家开始登上日本画坛。新的画家对哲理与风格感到彷徨，也感到中国画的形式与雪舟、狩野画派的主题显得保守与破落，他们转而以本国的山水为作画的题材和灵感。光悦是当时具有多种才华而普受钦羡的伟大人物，他是杰出的书法家、绘画家，以及金属、陶瓷与木器的图案设计家，如同欧洲的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一样，他发明了更为精美的印刷术。在一个村子里，他纠合所有的艺匠，在其指导下，发展各种不同的艺术。德川时代的画家当中，唯一能与光悦相匹敌的是光淋。他以草木花卉为题材，画笔惊人，妙笔挥洒，将鸢尾树的叶子绘于丝布上，极其生动活泼。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具有纯粹彻底的日本画风，而在韵味与旨趣上，他是最典型的日本画家。 [13]

就最严格的含义所指的日本绘画，其绘画史上的最后一个画派是由18世纪的圆山应举（Maruyami Okyo）在京都所创立的。应举是一介平民，受到有关欧洲绘画知识的刺激，决心抛弃古老风格中的那种衰微的理想主义与印象主义，而想把日常生活中各种简单的景物作具体的描绘。他很喜欢画禽兽，身边摆满写生用的禽兽标本。他画了一张野猪的画展示给猎户观看，结果猎人都说是一只死野猪。失望之余，他奋然习作不懈，直至人人说所画的野猪不是死的而是睡着的为止。当时京都的贵族一文不名，他只好将作品出售给中产阶级。客户群的定位决定了，他所画的题材平易通俗。应举甚至画了京都的美女，使那些老画家震惊不已，应举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他那反传统的作风。森狙山（Mori Sosen）接受了应举自然主义画风的引导，每日与禽兽为伍，与之共同生活，以便能画得惟妙惟肖，终于成为日本以猿猴与麋鹿为题材的最伟大的画家。到1795年应举逝世以前，写实派就已经主宰了日本画坛，这个完全通俗化的画风，普遍引起了日本与全世界的注意。

版画

日本艺术的许多形式在本国地位不高，如果想以其中某种形式而将日本的艺术传入西方，使人人广泛地知晓并且产生影响，那简直是历史上的笑话。雕刻的艺术，随佛教传入日本，500年之后，大约是18世纪的中叶，这种艺术就表现在书籍的插图中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古老的题材与方法已丧失了新奇与有趣的特性，因为人们一向被灌输了一些佛教的圣僧、中国的哲人、呆然作冥思状的禽兽、单调毫无生气的花卉等教条，而逐渐崛起的新兴阶级认为艺术应该反映他们周遭的事与物，于是迎合这种看法与需求的艺术家就应运而生。由于作画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昂贵的费用，同时，画成之后也只有一幅可供欣赏，因此新的艺术家就利用雕刻的技术来达成艺术上的目的。他们为了符合庶民顾客的需要，将绘画镌刻在木头上，通过版模，印行了无数廉价的印刷品。早期的这些印刷品是用手工着色的。1740年左右，有三种模版，一种是不着色的，一种是略着玫瑰色的，第三种却是全绿的。印制时，每张纸依次从这三种模版上过一遍。终于在1764年，春信（Harunobu）首创了多色画的印刷术，为北斋（Hokusai）与广重（Hiroshige）生动的素描写生画铺路，给予当时毫无文化生气、寻求新奇的欧美人士以一种启发与刺激，也因此诞生了浮世绘（Ukiyoye）派的“现世之画”。

在日本，首先将毫无官衔的庶民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的，并不是这些新派的画家。17世纪的早期岩佐又兵卫（Iwasa Matabei）在一套有6幅版画的屏风上，雕绘了庶民生活中仕女孩童悠然不受拘束的闲态，而令武士贵族阶级震惊不已。这幅雕画屏风曾于1900年由日本政府遴送巴黎展览。当时在航程中投了保险1.5万美元。1660年左右，菱川诸信（Hishikawa Moronobu），一名京都的服装设计师，最先创设了模版的版画，也首先印刷书籍中的插图，后来印制的巨幅版画散播民间，有如今日的图画明信片。1687年，大阪剧院的海报设计家杜留久处元（Toru Kujomoto）迁居江户，教导浮世绘派的人，告诉他们如果印刷当红演员的画像，必将获利更多。而后，这一派新兴的艺术家更进一步从舞台扩展到吉原（Yoshiwara）的妓院，使无数羸弱的国色天香尝获到永恒不灭的滋味——为她们作版画印刷。裸露的乳房与光滑的肢体，带着娇羞作态状，毫无顾忌地迈入一向以宗教、哲学为圣地的日本绘画。

18世纪中叶，这种蓬勃发展的艺术杰作纷纷问世。春信借用许多版模印制了12到15种颜色的印刷品，并对他自己在舞台上所印制的早期画品颇多自责。而以典型的日本风味绘印了属于年轻人的欢乐、优美的世界。清长（Kiyonaga）在这一派里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将色彩与线条轮廓注入了当时尚未创立的贵妇人物画。写乐（Sharaku）献身于版画印刷仅有两年，他绘印了47个浪人的肖像。他有许多画尖酸刻薄地讥讽舞台上的明星，这短暂的两年使他登峰造极。歌麿是才华横溢的天才，专精于线画与图案。穷其一生，从昆虫乃至娼妓，无不雕镂刻绘。他有半生时光是在吉原消磨掉的，沉湎于声色之乐及工作之中，后来，在1804年因镌刻了丰臣秀吉将军及其5名妾姬的画而获罪，饱尝了一年的铁窗滋味。歌麿厌倦常人那种拘谨的态度，因此，在他为高尚有礼的妇女写生作画时，故意把她们画得像鬼魂般纤细，偏着的头，细长而歪斜的眼睛，拉长的脸庞，加上一幅神秘怪异的身躯，飘飞的杂色的长袍。这种颓唐堕落的嗜好，使得高尚的艺术风格增加了古怪矫饰的特性，而导致浮世绘派的腐化衰败。此后，尚有两位最闻名的大师，使这一派的生命苟延了半个世纪。

自称为“有绘画狂热症的老人”的北斋，享寿90年，却为自己大器之晚成与生命的短暂而哀伤：

当我6岁的时候，有一股要描绘各种不同事物的奇怪念头，终日缠绕着我。等到15岁那年，我已描绘出许多可以出版的作品，但无一件是我满意的。绘画在我70岁时才真正开始。现在已到75岁了，对于大自然的鉴赏力与日俱增。我盼望80岁时，对自然景物的直觉有所心得，以便能于90岁时有更大的发展，等到100岁我即可宣告我的直觉完完全全是属于艺术家的眼光。能否让我过110岁年月呢？我渴望真正的领悟能从我的画笔中充分流露大自然的美……我请求那些与我同样长寿的人，届时可知我是否履行诺言。（此论作于75岁，以前名为北斋，现已改称为“有绘画狂热症的老人”。）

北斋跟大部分的浮世绘派的艺术家一样，出生于艺匠世家，父亲为造镜匠。早年曾拜艺术家春草（Shunso）为师，在其家中当学徒。后来因作品别出心裁，遭师驱逐，只好回家过着贫困坎坷的生活。无法靠绘画为生，以叫卖食物与历书度日。不久，房子又惨遭焚毁，他只能吟《牧歌》一首以抒伤怀，意为：“眼看他，楼焚了，回顾落花，依然自我。”他89岁那年始为死神所光顾，万般无奈地离此人世。曾说：“若上天再假我十年，我终能成一大画师。”

他死后留下3万幅画，分装500大卷。他生前醉心于大自然的艺术生涯，一再地描绘他所喜爱的名山、泉石、溪流、小桥、瀑布与大海。北斋所画的《高士山川六景》问世后，他兴犹未尽，如佛教传说中所描述的高僧一般， [14] 又回到这座“神圣之山”的山麓，完成了《富士山百景》的名画。在《诗人的画像》的丛画中，其题材返回到日本艺术中较崇高的那一部分，其中有幅李白在庐山飞瀑与山壑之间的画。而在1812年，他开始发行有15卷之多，名为“漫画”的画册，是一部细腻刻画庶民实际生活细节的画本，幽默中带有讥讽，诙谐中透露其鄙俗。大笔挥洒，随心所欲而不着雕饰，每月作画十数件，将日本庶民的每一部分巨细靡遗地描述出来。因其画笔的扰乱及画意的通俗，北斋颇为当时日本画界与评家所歧视，如同美国评论家之鄙视惠特曼一般。在他死后，邻人才从其陋室中的作品里，发现了他这位伟大神奇的人物，如惠斯勒身后被追认为西班牙自委拉斯开兹以后最伟大的画家一般。

在西方不甚闻名，而在东方颇受尊崇的是浮世绘派最后期的伟大人物安藤广重（Hiroshige）。数以万计的印刷物显示出他的画作中，日本的风景画较诸北斋的作品更加忠实，而其艺术上的才华，几使他跃为日本最伟大的风景画家。北斋在面临大自然时，不是在描绘景色，而是依据其个人的想象，在勾绘虚空的幻景；而广重热爱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景象，并对它们作忠实的描绘，其所描绘的景物与轮廓之逼真使旅人游客激赏不已。1830年前后，他开始起程沿东海道而行，这条海道即日后京都与东京的通道。他和诗人骚客一样，不急于赶路，而怡情陶醉于沿途的景色。当他走完这段旅程后，聚集沿途所见景物的印象，完成他著名的杰作——《东海道五十三胜景》（1834年）。他嗜绘雨景与夜色的各种形貌，在这方面唯一能超越他的，是惠斯勒的夜景画。广重热爱富士山，为它画了《三十六景》；他也同样热爱故乡东京，谢世前不久完成了《江户百景》的伟构。他享年不如北斋长久，但其画作在内容上闪烁着更为智识的光辉：

我将画笔掷留在阿祖玛（Azuma）

起程前往神圣的极乐西方，

去探访彼界那闻名的景色。

日本的艺术与文明

西方工业文明不断冲击日本精巧微妙的古文化，日本的印刷术可称为这个文化最后一个阶段的代表。同样，在东方勤朴风气的浸润下，今日西方人心中存在的这种讽世的悲观主义就是西方文明注定要灭亡的一种前兆。因为1853年以前的日本，无妨于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傲慢地去欣赏中古日本的优美。而工商业强盛并且赫赫武力的日本，很难使人发觉其诱人之处、可爱之处。我们了解到古老的日本有着相当多的残酷性，农人穷苦，工人遭受欺压，妇女就是奴隶，在饥荒歉收的岁月被迫卖淫；生命廉贱如草芥，对百姓而言没有法律而只有武士阶级的利剑。同时期，在欧洲，男人相当凶酷，妇女只是附属的阶级。农人穷苦，工人遭受欺凌，生活艰难，有思想者极危险。因而没有法律，而只有地主或国王的意志。

然而，正如我们可以发现古老欧洲的可爱一样，因为在当时贫穷、冒险与迷茫里，人们将雕绘优美的无数砖石砌筑成座座教堂，或前仆后继为争取思想的权利而殉难，或不断为正义而奋斗以创建人民的自由，而成为传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同样，我们敬重蕴藏在武士阶级狂啸之外的那股英勇，这股英勇给予日本一种超乎人力与财富之上的力量。在懒散的僧尼之外，我们体会到佛教的诗，认识到它给予诗和艺术一种无穷的刺激。除去凶恶的吆喝，甚或强者对弱者的粗暴，我们也看到了温文尔雅的礼节，最宜人的礼仪，以及对大自然的美的虔诚。在对妇女的奴役之外，我们也见到了她们的优美、温柔和无与伦比的高雅。在东方家族的专横里，我们也听到他们庭院里孩童的欢乐嬉戏之声。

日本诗的简洁格式及其难以言传的含意，我们并不深加感赏。然而也正是这种诗，和中国的诗一样，带来了现代的自由诗体与写象诗派。日本的哲学家缺乏创造力，历史学家欠缺高度的公正心，我们期望他们的著作不要变成国家军事和外交力量的附属物。事实上，在日本能够具有此项独立守正者凤毛麟角。日本于是很聪明地从事美的创造，而不是真理的追求。她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不甚稳固，使得日本无法建造雄伟的建筑。她所筑建的房舍“就审美的观点言，可说是最完整的”。在制造小巧的物品的优美与精致可爱上，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日本相匹敌。如日本的女性和服、折扇与阳伞、茶碗与玩具、“印笼”（一种药罐）与“根付”（一种装烟草用具）、华丽的漆器与精致的木雕，其匠艺皆可称独步于世。现代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比得上日本人在装饰方面的精妙细致，在风格上的优雅稳健。事实上，日本的陶瓷作品，与中国宋、明陶瓷相比，颇为逊色。但是除中国的陶瓷器优于日本陶瓷作品外，日本的陶瓷是凌驾现代欧洲各国之上的。虽然日本的绘画缺少中国画的笔力与深度，虽然日本的印刷最差的仅代表一种张贴的艺术，最好的只不过糅合优美与线条来表现世界上琐细事物的虚幻与浮沉，可是日本画自有其风格，而不同于中国的绘画，日本的印刷术不同于日本的水彩画，其印刷术革新了19世纪的图画艺术，并且促进、推动了数以百计的实验，创造了其新颖的形式与面貌。1860年以后，日本重开贸易的时代里，那些印刷品大量涌入欧洲，深刻地影响了莫奈、德加、惠斯勒，结束了欧洲绘画从达·芬奇到米勒的“褐色”时代。从日本来的印刷品为欧洲画家的画布注入了新的光辉，鼓舞了欧洲的画家：画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气息而不是只作一名摄影师而已。惠斯勒曾大言不惭地说：“美的故事已经在富士山下编造完成——内容包括（希腊雅典）帕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饰、飞禽的刺绣、北斋的扇等。”

古代日本在北斋死后4年宣告结束。在锁国时代的享乐升平里，古代日本忘却了一个国家为免于遭受奴役必须怀有世界般广大的胸襟。当日本在雕饰“印笼”、藻绘折扇的时候，欧洲正建立一种为东方所懵然不知的科学；这种经年累月在实验室研究发展出来的科学，深深地改变了世界的潮流，为欧洲带来了工商企业，制造出来的日常用品虽然并不华美，但是比起亚洲匠人用手工制作的大为低廉。随即这些廉价的商品占有了亚洲的市场，使那些处于手工业阶段、宁静闲逸的国家的经济受到冲击，并且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活。而更恶劣的是，科学制造了炸药、兵舰与枪炮，较诸英勇的日本武士的利剑，杀戮更甚。对于神出鬼没的炮弹，武士的英勇有何用处？

西方的枪炮猛然震醒了熟睡中的日本，使它从教训中跃然崛起，接受科学、工业与战事，用战争与贸易击败所有的对手。不到两个世代的工夫，日本俨然成为当世最具侵略性的国家，这应是现代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一页了。

注释

[1] 片假名（Katakana）减少了音节符号成直线字体，其在报刊、告示及近代日本说明性的记号上广被使用。

[2] 印刷也同写作一般，从中国传入，属于佛教徒的特殊技能；世上最古老的现存印刷品为770年日本称德天皇（Shotoku Tenno）的敕令，这是由佛教徒做的木板印刷。1596年由朝鲜传入活字印刷。及至1858年，欧洲势力东渐后，日本才流传使用几千字组成的印刷。甚至今日日本报纸的印刷，仍需要几千个字形相同的活用字体。日本的活用印刷术为当代最引人注意的印刷形式之一。

[3] 由于生命的短暂，作者无法将亚瑟·威利所译的《源氏物语》4卷，全部阅读。

[4] 紫式部对普通百姓家庭生活情况亦极了解，远在10世纪，她曾借书中人物马之守对女性接受教育提出呼吁：“热心的主妇，不管容貌如何，整天忙碌于整理家务。夫君在外界经历多少事情，但他们总不能对陌生人吐露，于是他们向枕边人细诉，盖唯有妻子能给予同情与谅解，并共担福祸。但常常当其夫君谈及政治事务时，她们却一无所知，毫无兴趣，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妇女应被该给予适当的教育，以增广见识。”

[5] 此为当时日本妇女所喜好。——译者注

[6] 15世纪英国之道德剧中之主角，就叫Everyman（每一个人）。——译者注

[7] 狂言是随附于能乐而发展的一种戏剧。——译者注

[8] 丰臣秀吉手下的诸将军，在协助秀吉夺取政权后，有时似乎更满足于得到精致陶瓷器的艺术品作为报偿而非土地与财产等的收益。

[9]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西班牙托利多城盛产刀剑。——译者注

[10] 或许日本的伟大政治家兼艺术家圣德太子与雕刻艺术的成就有关系，因他曾铸凿子，并刻了许多木雕像。弘法大师（Kobo Daishi）不仅是雕刻家，也是画家，更是日本的学者与圣人。北斋更是多才多艺，能同时以双手、双足及嘴挥动5支笔作画。运庆（Unkei）为许多僧侣及其本人雕塑了好多甚具性格的半身像，并雕刻了阎王地府的鬼神，相貌古怪，用之以逐鬼灵。他的父亲康庆、儿子湛庆及学生均为雕刻名家，协助他把日本木雕艺术推至高境界。

[11] 敏郎（Toshiro）是白左卫门的别字，烧（Yaki）意指陶瓷器。

[12] 狩野学派的最佳珍藏可能在1923年的大地震里损毁。

[13]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获赠一幅光淋的屏画，勒杜克斯（Ledoux）称赞它是获准运出日本的这类画派作品中的伟大杰作之一。

[14] 北斋曾被放逐，但却眷怀故旧，每日驾舟渡海以瞻仰富士山。

第九章 日本的新面貌

政治革命

一个文明很少因外来因素而灭亡：在外来的影响或攻击结束一个文明，或改变其基本结构以前，该文明的活力必因内部的衰微而遭削弱。一个统治家族甚少具备长久统治所需的坚韧活力与敏捷适应力。因为王朝的开创者在角逐天下时，其家族之精锐已耗费大半，于是乃由平庸之才担负那唯有天纵之士方能负荷的治国重任。家康之后的德川家族治理国事尚可称职，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奋之辈。在家康死后8代之内，封建藩主时有叛乱，动摇了幕府统治，他们或拖欠税收，或拒绝纳税。如此，政府虽竭力节俭，而江户财库却仍无力支持保卫国家安全之所需。两百余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蚀了武士的斗志，也使人民难以适应战争所带来的困苦和牺牲。好逸恶劳的习尚取代了丰臣秀吉时代的简朴刻苦。因此，亟须保卫国家主权之际，日本人乃发觉举国上下身心俱缺武装。日本知识界因和外国隔绝而感烦躁，同时对于传闻中欧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知识界研究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等人作品，私下并视幕府为违反皇朝延续的僭越者。同时，知识界也无法对于天皇神圣与德川家族所宣称的天皇贫乏无能之间取得统一认知。有些人甚至隐藏于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发传单，激昂地呼吁打倒幕府，恢复天皇统治。

当此政府疲惫无力之秋，传来惊人的消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罔顾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驶进浦贺湾（Uraga Bay），其统帅坚持要会见日本最高当局。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战舰4艘，兵卒560员。佩里并未以这支尚可观的兵力耀武扬威。他仅致幕府家庆将军（Iyeyoshi）一礼貌周到的文翰，保证美国政府所求者，不过是要日本开数处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护在日本海边失事之美国船员。适逢太平天国之乱，佩里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国海域的基地。1854年佩里率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抵日本，并携带一些准备馈赠日本天皇、皇后及皇族亲王的礼物——包括香水、时钟、火炉、威士忌酒等。新立的幕府家定将军（Iyesada）虽未将那些礼物转给皇室，但却同意与佩里签订《神奈川条约》（The Treaty of Kanagawa ）。此条约实际上是对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让步。佩里对日本人的礼仪称赞备至，且以并不完全的远见宣布曰：“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国，即可发现全美国可航行的水域对他们都开放。即使是加州的金矿区也不会禁止日本人前往。”在此条约以及后来签订的几个条约规定下，日本乃开放主要港口以供外来之贸易。关税有特别的规定，其数目也是有限的。日本同意欧美国民在日本犯罪归其本国驻日领事法庭审判，并禁止日本对境内所有基督教的迫害。同时，美国答应将日本所需要之军火战舰售予日本，并借给日本军官技士以教导战术。

这些条约使日本人备感悲痛，虽然日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些条约是演化与命运的公平工具。有些日本人愿不惜代价与外国人一战，以驱逐外国人，恢复一个自主的封建农业政权。也有一部分人则了解学习西方的必要，反对驱逐外国人。他们主张日本唯有尽快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及现代战争之术，才可避免重蹈中国连连败北而受欧洲列强经济宰割的覆辙。西化运动的领袖以惊人的手笔，在封建藩主的帮助下，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统治。然后以天皇的权威推翻封建制度，并介绍西方工艺技术给日本。1867年，封建藩王说服幕府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Tokugawa Yoshinobu）逊位。庆喜说：“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惭愧地承认，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乃由于本人的缺点和无能所致。与外国接触既已日趋广泛，除非由一个中央权力集中统治，否则国家基石将告破碎。”明治天皇简要答之曰：“德川庆喜恢复朝廷统治的提议已被接受。”于是，1868年1月1日，“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其对神道旧宗教加以修改，并广泛展开宣传，使人民相信：复辟的天皇属于神圣的皇朝一系，并且圣明天纵，其命令应如神的谕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权力的武装下，西化运动倡导者完成了迅速转变日本的奇迹。伊藤博文（Ito Hirobumi）与井上馨（Inouye Kaoru）勇敢地冲破禁令阻碍，到达欧洲学习工艺与制度。欧洲的铁路、汽船、电报及战舰，都令他们叹为观止。两人带着欧化日本的决心回国。于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国人监督铁路建设、电报设置及海军的建立；雇用法国人修订法律，训练陆军；雇用德国人参与医学与公共卫生组织；雇用美国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为使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意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绘画。这些措施虽不免引起短暂流血反应，而日本精神亦时起而反抗这种人为的异端变革，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是机器，工业革命把日本带进了新领域。

这个革命（日本近代历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财富与经济力量而形成一个阶级。这个新阶级——制造商、商人及金融家——在传统的日本曾是社会的最低阶层。他们就是日渐抬头的资产阶级，静静地用其财富与影响，首先摧毁了封建制度，然后企图削弱皇权。1871年，政府说服封建贵族放弃传统特权，然后以政府公债换取贵族土地，以示安抚。 [1] 借着这种利害关系，使旧日贵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政府借此大胆而为，很容易使一个中世纪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伊藤博文于二度游欧归国后，又仿照德国建立一个五等爵位的新贵族制度，分爵位等级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然而这些新贵系赏赐推行工业化有功人士的头衔，与封建社会的公爵迥然而异。

在伊藤博文锲而不舍的奋斗中，一个民主政治的雏形终于形成，促使各阶级的英才得以毕其精力，共同为国家急剧的经济成长而努力。依据1889年颁布的首部宪法，天皇唯我独尊地居万民之上，拥有全国的土地，统率全国海军、陆军，负有统一全国、维持国脉等特权。基于他个人的同意，赋予参众两院立法之权，国务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只向他负责，而非向两院负责。在此之下则是一个由具有严格财产限制46万选民所组成的选举团。渐次放松选举权的限制后，1928年的选民遽增至1300万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败的现象与民主政治的推进等量齐观。

与民主政治俱来的是基于拿破仑法典，并从中古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通讯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当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处罚等一系列基本人权都得到相当的保障。严刑迫供也加以废除，对本属于社会阶层的最低阶级——秽多（Eta）——也破除歧视，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监狱获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许报酬，当他们获释时，更有一笔资金供其重建事业之用。尽管法律的规定相当宽厚，但犯罪者仍极鲜少，倘若守法是文明的标志，日本（除少数暗杀事件外）在当今国家中，必定是名列前茅。

日本海军、陆军除由天皇统帅外，不再隶属于其他的人，此乃是新宪法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日本人鉴于1853年丧权辱国的条约，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方面得以主宰其本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更可称霸于远东。日本不但建立了征兵制度，而且使所有的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及培养国家主义的温床。日本人以其惊人的组织及守纪律的天赋，瞬息构成强大的军力，得以与“外夷”居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且着手进行西方列强所不能实现的所谓吞并中国的计划。1894年，日本反对中国派兵赴朝鲜平乱，且对于中国主张对朝鲜的宗主权更无法接受，终向中国宣战。使西方国家为之咋舌的是，日本在短期内居然击败了中国，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以及旅顺港，此外尚有2亿两银子的赔款。俄国取得德、法的支持，联合 “劝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由中国付给3000万两银子。在三国的压力下，新兴的日本知道无法与之抗衡，对三国的要求让步。然而，日本对俄国所举耿耿于怀，俟机报复。

此后，日本上下一心充实战力，希望在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在俄国面前一雪前耻，并利用英国恐惧俄国势力向印度洋延伸的心理，与“海上王国”之称的英国签订盟约，在此条约下，两国同意，任何一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国必须照应。英国外交上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是难得一见的。当1904年日俄战火引燃之后，英、美财团曾大力支持日本击败沙皇俄国。乃木大将占领旅顺后，随即挥师北上，制造了空前的沈阳大屠杀。在外交及军事上，德、法都倾向俄国，而美国罗斯福总统则公开表明支持日本。此时，俄国29艘船只所组成的舰队，正绕道好望角东来，从事现代史上最长的海战航行，进而压迫日本本土。日本东乡元帅（Togo）首次将无线电应用于海军通讯上，对俄国舰队的动态了如指掌，在1905年5月27日，终于击溃俄国舰队于对马海峡。是役东乡元帅曾电告其属下说：“日本兴亡决于此役。”结果日本阵亡116人，受伤538人；而俄国则死亡4000人，被俘7000人，舰队除3艘逃离外，均被击沉或俘获。

“日本海之役”为现代史的转折点。此后非但使俄国停止向中国领土的扩张，也使西方在东方的统治告一段落。亚洲再度抬头，成为本世纪政治进展的重心。此后，中国计划掀起革命，印度也开始追求独立。然而，就日本而言，所关心的并非是自由的伸张，而是权力的取得。它获得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更进而在1910年并吞了一度具有高度文明的朝鲜古国。明治天皇不仅是位贤明君主，更是艺术家、诗人，他在位十分长久，当他于1912年驾崩时足可告慰创造日本的祖先神明。在明治统治的初期，日本命运仍操纵于西洋人手中，如今已成东方霸主，且正向世界历史的轴心迈进。

工业革命

历经半世纪的奋斗，日本在各方面均以新的姿态出现。农民虽依然贫困，却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可拥有农地，每年除向政府缴纳田赋或地租外，别无其他负担。倘若他有意到城市一展宏图，再没有贵族去阻止他。坐落在沿海地带的东京，逐渐形成大都市，有皇宫及贵族的宫廷、广大的公园及拥集的浴室，人口仅次于纽约及伦敦。过去一度作为渔村及堡垒的大阪，而今工棚、工厂以及摩天大楼栉比而立，已是日本工业的中心。拥有巨大码头及现代机器设备的横滨及神户，如今是世界上第二大港， [2] 工业产品经此销往世界各地。

日本人竭尽一切可能方法，将日本从封建社会迅速导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其间尚属顺利。首先，重金礼聘外国学者专家，而日本人仅当助手，听从指导。历经15年的努力奋斗，日本人终能学而有成。至此，外国专家只好领取重金并被欢送回国。日本模仿德国的经营方式，接管全国的邮政、铁路与电讯。同时，政府贷款给民间企业，提高关税，保护国内萌芽时期的工业，免受外国强大工业的摧残。如同1871年法国赔款促进了德国工业化一样，1894年中国对日赔款，刺激了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日本的企业界与30年前的德国一般，能够以新机器设备及旧的方法，来与那设备已经陈腐而工人又不驯服的西方工业国家相竞争。日本境内电力便宜，工资低廉，工人秉具服从的天性，唯其工厂法颁布很迟且执行不严。1933年，大阪新式纺织工厂的一名女工可照顾25部纺织机，反观英国兰开夏，6部机器即需一名女工照应。

1908年至1918年日本工厂数目倍增，1918年到1924年再增加一倍，迨至1931年，西方工业呈现不景气时，日本工厂却增加50％。1933年日本纺织业输出居世界首位。该年世界消费的52亿码棉纺织品中，日本产品占20亿码之多。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度，在国际交易上，日元的价值贬至先前的40％。然而，这刺激日本外销品的增加，1932年至1933年共计增加50％的输出。国内外一片景气，富商巨贾——如三井、三菱——聚集财富，迫使军人与劳工阶级结合，同声主张代替政府接管工商业。 [3]

商业的成长带来了新的富庶的中产阶级。日本产品之能打开国际市场，工资低廉的劳工阶级居功甚伟。1931年男工每日平均工资仅为美金1元1角7分，女工仅4角8分，而女工比例竟占工人的51％，其他12％则为年龄16岁以下的童工。 [4] 至1931年全国上下沉醉于战争狂热，一致主张对外扩张之际，工人罢工却此起彼落，共产主义的信仰趋于兴盛，迫使政府不得不宣布此“危险思想”为非法，工会微弱不振，并受到严格的限制。大阪、神户、东京的贫民窟日渐增多，五口之家仅能占有8至10平方英尺面积的房屋，此面积或仅可容纳一张双人床而已；神户，为数2万的罪犯、贫民、精神病者、娼妓等杂居一处，瘟疫流行，每年病故者竟占人口的1/10，婴儿夭折的比率高于其他地区4倍。在政府采取行动扫除贫民窟之前，片山潜（Katayama Sen）及贺川丰彦（Kagawa Toyohiko）均分别采取暴力及和平手段，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30年前小泉八云曾就日本的现代政府作过一严厉的批评：

在新秩序之下，日本人民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煎熬。这种困境可从下面这一事实看出来：即东京房捐20日元（10美分），而无力负担此数的居民竟高达5万人之众，在财富聚集于少数人之前，除偶因战争外，人民很少类此困境。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似乎是文明进展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日本的资方认为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与工作效率及生活水准相较，并不嫌低。日本认为，廉价的成本必然由低廉的工资构成，而低成本又是打开国外市场的先决条件，而国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仰赖燃料与原料进口的工业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以日本全国12％的可耕地，要维持众多人口，实施工业化是唯一的途径。况且，工业更是富国强兵与西欧一争长短所必需的。

文化革命

工业革命是否改变了日本人？某些外国新颖的东西的确醒人耳目。分衩而庄严的西装，赢得了日本城市男人的喜爱，但妇女仍继续穿着松弛而多彩多姿的和服，其腰际所缠的锦缎巾与背上的小包相对称。 [5] 道路改善后，鞋子取代了木屐，唯市井人士仍喜好赤足而行。大城市里西服与和服杂然并存，象征着急速而未彻底的变化。

日本人的礼仪仍是外交礼节的楷模。虽然男人仍然遵循古制，进出屋宇先于妇女，或单独在街道行走，但是谈吐却彬彬有礼，鲜有秽语掺杂其间。然而，尽管表面恭谦有礼，但他们内心却深藏强烈的自尊心，繁文缛节中蕴涵着无限的敌意。日本人的个性，如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充满矛盾。随着时空等环境的改变，必须在暴力与温雅、忍耐与勇气、谦逊与骄傲中任择其一。因此，对日本人的重情感与现实、敏感与坚忍、多情与镇静、激动与自制等性格，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日本人性嗜嬉乐，富幽默感且好安逸，并且常表现多样的自杀方式。他们喜欢动物及女人，但偶尔也对动物及男人表现残忍。 [6] 典型的日本人具有武士的特质——勇敢好斗，视死如归；同时也具有艺术家的灵性——多愁善感，禀赋欣赏力。他们严肃而不矫饰，勤勉而节俭，好奇又好学，忠诚而有耐心，并对细微之杂务具有超人的处理能力；他们狡猾而驯服，与其他身材矮小的民族一般；他们具有灵敏的智慧，缺乏高度创造力，但禀赋有迅速吸收及了解的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达预期的成就。总之，他们具有法国人的精神与虚荣，英国人的勇敢与狭隘心胸，意大利人的脾气与艺术才能，美国人的精力与商业才干，犹太人的敏感与精明。

与西方接触及冲突，使日本人在某些道德生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人忠厚诚实的风俗大都继续留传下来。 [7] 可惜因选举权的扩大及现代贸易的激烈竞争，部分日本人染上了拜金主义及唯利是图的恶习。武士道精神仍然流传于高级军人阶级中，对于政治及商场上的歪风，多少产生了制衡的作用。尽管一般平民均奉公守法，但暗杀事件却是屡见不鲜——此种暗杀并非针对独裁而发，反而是极端爱国主义的发泄。40余年来，黑龙会（Black Dragon Society）不断地在日本政府中煽动征服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政策。为达成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在政治机构里展开暗杀行动。

远东与西方国家一样，由于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承受道德上的纷乱。具有狂热感情的年轻人与过分守旧的老年人永存着代沟与争执，而这种现象随着工业的进步、宗教信仰的式微而日趋严重。工业化的结果是，乡村演进成都市，个人代替家庭成为政治及经济上的责任主体，往昔的父权为之削弱，数世纪以来对传统习惯及道德观念的依赖急促地转变成年轻人自行裁断。大体上，年轻人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同时，婚后也不愿与父母共处一堂，宁愿外出自行建立自己的天地。伴随着工业化，妇女也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人的离婚与美国一样普遍，甚且更为方便，只要签署一份文件，缴付相当于10美分的代价，即可宣告仳离。纳妾虽为非法，但实际上忽视法律享受齐人之福者亦大有人在。

在日本如同其他地方一般，僧侣总是敌视机器。斯宾塞与密尔的著作与英国的技艺一并传入日本后，结束了孔子思想称霸日本哲学界的局面。1905年张伯伦曾感慨地说道：“目前在学校的年轻一代都是拥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哲学的人。”同样的道理，日本人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终于在当前的科学舞台上崭露头角。 [8] 日本的医学以往均依循中国与朝鲜的古法而行。但西风东渐后——尤其德国——使日本医学界产生长足的进步。如高峰让吉（Jokichi Takamine）对副肾及维生素的研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对破伤风及肺炎的研究，以及在白喉抗体研究方面的发展，而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对梅毒及黄热病的重大成就更使人刮目相看。凡此，均在证明日本医学已离开初新时期，而迈进医学先驱之林了。

野口英世于1876年诞生在一个小岛上，家境清寒，以致其父亲听说又有一小孩即将出世竟离家出走。这个不受重视的小孩，曾一度失足跌倒于火盆上，他的左手被烧成残废，右手则已几乎无法随心应用。残缺不仅妨碍了他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使他一度萌生自杀之念。所幸有一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及时抵达他所居住的村落，妙手回春地挽救了他的右手。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从事医学研究的种子。他宣称：“我将做一个救人而非杀人的拿破仑。每夜我只要4小时的睡眠便足够了。”由于一文不名，起初他在一家药房服务，后来他说服了药房老板，资助他研究医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在华盛顿陆军医院半工半读。在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给他的实验室中，他独自从事成果丰硕的实验与研究。首先，实现梅毒菌的培植，这在医学上尚属首次，继之发现梅毒瘫痪的原因及其活动的不规则性。1918年隔离了黄热病寄生菌。他名利双收后，荣归日本，供养其母亲，并屈膝在供其研究医学的药房老板之前，以表谢意。然后，他前往非洲研究蔓延于黄金海岸加纳的黄热病，不幸自己也受感染，壮志未酬，英年早逝，1928年病逝时只有52岁。日本亦如西方国家一样，科学发展使得传统艺术式微。贵族制度的推翻使艺术欣赏的温床也不复存在，每一代的人只得自行摸索适合他们自己的标准。外国人渴望购买日本器皿，促使日本大量生产，然而产品良莠不齐，又影响器皿的水准。购买者争购古董的热潮，使艺术业者对于赝品的制作趋之若鹜，古董复制品在中国及日本成了当代艺术的习尚。而日本唯一从西欧国家受益的，便是景泰蓝瓷器的制作。机器取代手工的趋势，以及西方富庶和优势掩饰下的购买力及鉴定力，逐渐侵蚀了日本独特的本质。

知识阶级历时30年谄媚西方的风尚，可谓新帝国的一大特点。语文上采用欧洲的词汇，报社沿用欧洲的组织形态，并仿效美国设立公共学校制度。日本非常成功地成为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国家。1925年，其儿童就学率竟高达99.4％，至1927年为止，全国人民93％均已识字。学生不惜以宗教式的狂热追求新知识，而众多的人却因此而失去健康。政府有鉴于此，不得不竭尽所能地鼓励体操、技能、棒球等活动。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这与欧洲国家相比较，迥然而异。全国5所帝国大学及41所其他高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1931年，东京帝国大学注册学生高达8064人，而京都大学亦达5552人。

过去的25年，日本的文学完全处于抄袭与模仿的阶段，因而未能寻出自己的格调。英国的自由主义、俄国的写实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充斥各种作品之中，直到日本民族精神重新肯定自我的价值，作家才开始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本国的景物表现出来。1896年，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Higuchi Ichiyo）在短暂的生涯（24岁英年去世）中，以真实的笔触将日本女性卑贱与悲惨的命运血淋淋地刻画出来，启发了小说的自然主义运动。至1906年，岛崎藤村（Shimazaki Toson）的《破戒》一书，可谓正值自然主义运动的高潮，此部长篇小说以诗歌般的语言，叙述一位曾向其父亲保证绝不透露是秽多出身的教员，凭其教育程度与能力力争上游，与一位教养良好、颇有社会地位的淑女恋爱，后来因为内心耿耿于怀，坦白地向他的爱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放弃了爱人与地位，远离日本而去。这部小说对于以后秽多阶级的废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西方的影响下，日本人仍能持而不坠的文种，莫过于短歌及和歌。明治维新后的40年，两者仍然是文章的主要形式。但两者在矫揉造作之下，形成了华而不实的骨架，精髓丧失殆尽。1897年，仙台的一位年轻教师藤村，将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集，以15美元的代价售予出版商。当时大众对讽刺文章已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对于追求人性和要求心灵自由的作品，竞相阅读，刹那间竟洛阳纸贵，使出版商大获暴利。自后，其他作家亦步其后尘，竞相著作，而短歌及和歌才渐失势。

尽管新诗崛起，帝国诗文竞赛仍继续举办。每年由天皇宣布题目及一篇范例，皇后亦随之吟诗一首，然后2.5万名日本诗人即将他们的作品寄至皇宫诗局，由日本最有名的诗人加以评判。最杰出的10篇，即由专人吟诵给天皇听，并刊登在每年新年出版的报纸上。这种良好风俗，可令人暂时忘却了商业上的竞争与战争的狰狞面目，这也证明日本人的文学素养在现时的文明各国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帝国

尽管新兴日本的财富与国力在急速成长，但基础并不稳固。其人口增加迅速，在圣德太子时仅300万，丰臣秀吉时是1700万，吉宗时是3000万人，及至明治末期（1912年），人口已逾5500万。 [9] 百年之间，人口倍增，本来山多地少的日本，颇难维持增加的数百万人口。面积仅为美国1/20的弹丸之地，却需供养几等于美国半数的人口，除致力于工业生产外别无他途。然而，更不幸的是日本先天缺乏工业上所不可欠缺的燃料及资源。源自山地流向海洋的河川有利于水力发电，但是全面的开发也只能增加1/3的供电量，仍不能满足需求。煤几乎到处都有，可惜大都隐藏于边远的九州及北海道诸岛，石油则储藏在库页岛。但工业上最基本的铁砂，在日本境内最为缺乏。然而日本的生产能力及资源的价值与一般人低等生活水准相比较的话，仍属偏高，这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远落生产之后，而每年工厂又不断改善装备。因此，国内的剩余产品只得向国外推销。

在这种背景的酝酿下，帝国主义开始萌芽。这是基于经济上的动机，通过政府的推动，某些外国地区成为日本工业燃料与原料的来源，并成为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与利润攫取之所在。日本能够从何处寻找此种机会与原料呢？他不能窥视中南半岛、印度、澳洲或菲律宾，因为这些地方已为西方列强预先占有，何况它们对西方国家实行优惠关税，抵制日本货物的售卖。于是近在咫尺的中国，成为日本理想的市场。中国的东北拥有日本最迫切需要且最缺乏的铁、煤，及日本国内生产不够理想的小麦，还有工业、税收及战争所迫切需要的人力。基于这些原因，日本注定要夺取中国的东北。这完全与英国取得印度与澳洲，法国占有中南半岛，德国夺取山东，俄国强占旅顺，美国拥有菲律宾如出一辙——列强需要权力。任何借口都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武力与机会，依据达尔文的理论：弱肉强食是不择手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经济的崩溃，先后给予日本发展的机会。欧洲大陆正陷于战火之中，日本（与美国一样）不仅加速生产，扩展市场；同时吞并欧洲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为所欲为。1914年日本借口英日同盟，进兵中国山东半岛。一年之后，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无异于使庞大的中国变为日本的属地。

条款的第一部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宗主权；第二部分要求日本享有某些工业上的特权，及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外蒙东部的特权；第三部分要求中日共同经营大规模的矿业公司；第四部分（为防止美国在福州附近寻找加煤站）迫使中国声明“沿海岛屿、港口一律不得割让给第三国”；第五部分建议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应聘请日本顾问，中国主要都市的警察权力由中日两国共同行使，中国半数以上的军火应向日本购买，日本得在中国建筑三条重要铁道，日本有权在福建省内自由地修筑铁道、开矿及建设港口。

美国抗议日本某些条款违背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只得撤销第五部分，并对其他部分酌加修改，并于1915年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翌日中国被迫接受。唯中国人对日货的抵制亦随之而起。日本人依据历史上的先例，认为经济的抵制难以阻止价廉的引诱。1917年，温文儒雅的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 Kikujiro）设法向美国人说明日本的立场，并游说国务卿兰辛（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签订美日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对于与日本相毗邻的地区”。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中，美国国务卿休斯（Secretary of State Hughes）得到日本保证，承认中国门户开放之原则，并同意日本海军吨位达到英、美的60％。 [10] 日本并同意将大战期间得自德国人手中的山东部分权利（青岛）交还中国。于是英日同盟随之无疾而终，而美国则陶醉于永久和平的幻想中。

正当美国对未来充满信心之际，其外交政策却陷入了极严重的失败。鉴于日本人大量涌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带来的困扰，老罗斯福总统于1907年平心静气地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达成“君主协定”，日本政府同意禁止劳工再向美国移民。然而，早在美国定居的日本人，繁殖力之高，令美国西部各州感到惶恐不安，有些州甚至立法禁止外国人置产。1924年，美国国会决定限制移民，规定配额原则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各民族一概不得援用此项原则。 [11] 据此以限制亚洲各民族的移入。当时国务卿休斯曾抗议说：“就立法目的而言，此项立法似无必要。”但此举更激怒原已冲动的议员，他们认为国务卿休斯的评论不过是屈就于日本大使指陈此法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而发，于是在反感的热潮中通过了移民法案。

日本举国上下为此蓄意的侮辱而震怒，到处开会、演说，更有一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切腹于井上馨的府前，表明对国耻的抗议。唯日本政府领导者了解1923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国力大伤，不得不暂时含辱，等欧美一旦衰弱，机会来临时再一雪前耻。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却接踵而来，日本期待已久的称霸东亚的机会业已来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投资因受到中国政府的竞争，岌岌可危，于是借口日本商人受到东北当局的虐待，派遣陆军于1931年9月进军中国东北。中国当时正值革命，秩序荡然，各省倡行分治，政客受贿，因此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除再度抵制日货外，别无良策。1932年日本更借口抗议中国抵制日货的宣传标语，进犯上海，但仅掀起中国微小的抗拒。而当时美国的反对意见也仅能得到欧洲列强“原则上”的支持，因为列强正为它们各自商业的利益自顾不暇，对于日本在远东对白人霸权的挑战行为，不愿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国联曾任命一委员会在李顿爵士的领导下，作一个彻底而公正的调查报告。日本遂自国联中退出，其所持的理由与1935年美国所持不愿由与其为敌的国际法庭来判决，可谓不谋而合。由于中国对日本货物的抵制，自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间，输往中国市场的日本货减少了47％，但却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海各地得到新的市场。1934年，日本外交官得到中国政客之助，与中国签订《最惠国关税协定》，以与西方列强抗衡。

1932年3月日本扶持原清朝皇帝溥仪为新成立“伪满洲国”的行政首长，2年后正式立溥仪就皇帝位，年号康德。设置百官，由日本人或依附日本的中国人任职，每一中国官吏之后必有一日本顾问。表面上虽仍然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实际上则千方百计将“伪满洲国”的贸易与资源设法由日本人加以控制。日本移民“伪满洲国”并不理想，但日本的资金却大量涌入。为了达到商业及军事上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广建铁路，改善公路，并与苏俄谈判收购东北铁路问题。日本陆军精明能干，不但幕后主持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并遥控东京的决策。此外，还怂恿溥仪进占热河，进逼北平，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暂为退却。

同时，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不惜重利引诱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在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日本计划在征服中国或以贷款方式控制中国之后，即转以对付它的旧敌——过去是俄帝，现在是苏联。远东最大的西伯利亚单轨铁道，沿着蒙古骆驼商队之路线，经由张家口与乌兰巴托，或穿越“伪满洲国”的边界而至赤塔，或经过其他数百处易受攻击之点，这几乎团团地把“伪满洲国”包围着，于是日本陆军准备对这条由海参崴通往苏联首都的铁道加以打击或切断。苏俄亦枕戈以待冲突的来临。它在库兹涅茨克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规模开拓煤矿，兴建钢铁工厂，以便随时可以生产军备；在海参崴，成群的苏俄潜艇正静待着日舰的来临；而数以百计的轰炸机也不断地监视着日本的生产与运输中心，及其以易燃木材建筑的都市。

在日苏对峙的幕后，西方列强亦感到焦虑不安：美国为失却中国市场而烦躁；法国对是否能维持中南半岛也深感疑虑；英国不仅在中国境内受到日本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及印度亦受干扰。然而，法国宁可在财政上资助日本，而不愿与之为敌；狡猾的英国，采取旁观的态度，希望在亚洲贸易的每一竞争者自相残杀，以坐收渔人之利，重执世界贸易牛耳。利益的冲突日趋尖锐，而争夺亦日趋明朗。日本坚持在其境内的外国石油公司，应该维持足供日本半年使用的储量，以备不时之需。“伪满洲国”的石油全由日本垄断。纵使在美国的抗议及乌拉圭总统的否决下，日本仍能赢得乌拉圭国会的核准，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设置一自由港，便于输入免税货物或日本商品。日本在拉丁美洲商业及财政上的发展，远不及德国，德国在南美洲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快大战的早日爆发，也促使美国参战。当人们开始忘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另一场大战却正在酝酿。

美国是否必须与日本打仗？美国的经济制度使资产阶级享有科学管理及劳力所创造出的庞大无比的财富，但因国内消费有限，以致生产者无法继续等量的生产。于是极力争取国外市场，避免国内滞销，导致生产中断。然而，此一情形就日本经济制度而言，显然更加迫切。日本必须征服海外市场，不仅为了借以维持其业已集中的财富，而且可以确保日本工业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原料。无比讽刺的是，1853年被美国唤醒的农业国日本，当其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却汇集了全国的力量与技术，并以武力征服或外交手段等方式，去控制美国所欲推销其剩余产品的亚洲市场。历史证明，当两国竞争同一市场时，其经济竞争处劣势的国家，倘若其武力与资源较为雄厚，势必向他国开战。 [12]

注释

[1] 这个程序本质上与1789年法国废除封建制度、1862年苏俄解除农奴制度、1863年美国解放黑奴相似。

[2] 据最近一次人口调查，横滨人口为62万人，神户人口78.7万人，大阪有214万人，东京则有531万人。

[3] 日本境内山岭毗连，陆上交通不如海上贸易发展迅速。与西方国家比较，日本公路欠佳，汽车初时行驶，尚具危险性。19世纪80年代初为美国传教士所发明的人力车，在美国因汽车的发明及20万英里公路的铺造，已渐淘汰，但当时在日本仍然存在，东京的地下铁路发展比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城市顺利。日本第一铁道于1872年建立，全长仅18英里。至1932年全日本有铁道13 734万英里。日本首次建立的快速铁道，则是在中国东北大连与长春之间，全长700公里，行车时速120公里。

[4] 女工报酬低的部分原因即因女工一结婚即离开工厂，雇主又得另募新手接替。

[5] 妇女于工作时间亦穿着西方式的制服，惟无论男或女，一下班又穿起传统的和服。

[6] 1923年大地震浩劫之后，得到美国救难船救济的日本横滨市民，趁火打劫，假借朝鲜人将推翻日本政府、杀害天皇的名义，当街杀害数百（一说数千）无武装的急进分子及朝鲜人。

[7] 小泉八云说：“我居住在一块数百年来从未曾有窃案发生的国度里——明治时代新落成的监狱，冷清地搁置在那儿。”

[8] 1853年前，日本即有科学存在，唯大部分均自中国输入。日本采用的历法，首先是阴历，604年朝鲜僧侣又介绍了阳历到日本。680年中国的修正历法又为日本所采用（目前仍存在）。以中国方法推算历朝天皇的大事。及至1873年，日本才采用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即现在的阳历）。

[9] 到1934年日本帝国总人口包括日本、在朝鲜及中国台湾的达8000万。日本如能将中国东北置于其控制下，则将增加至1.1亿人口。日本人口每年增加100万，而美国人口乃保留原状，则不久两国人口必逐渐趋于相等。

[10] 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吨位比例5∶5∶3，系基于英、美海岸线与属地防御的较大限度，与日本领土所需的防卫力作为决策依据。

[11] 依此原则，各国的移民基数，以1890年该国移民在美国人口的总数为准。

[12] 本书著于1934年。

日本历史大事年表

一、历史背景

（一）原始的日本历史背景

约公元前660　蒙古人进入

约公元前660—前585　神武天皇

412—453　允恭天皇

522　佛教进入日本

592—621　圣德太子摄政

593—628　推古天皇（女）

645　大化革新

（二）帝国的日本

668—671　天智天皇

690—702　持统天皇（女）

697—707　文武天皇

702　大宝律令

710—794　平城时代：定都奈良

724—756　圣武天皇

749—759，765—770　孝谦天皇（女）

794—1192　平安时代：定都京都

877—949　阳成天皇

898—930　醍醐天皇

901—922　延喜之治

（三）封建的日本

1186—1199　赖朝

1203—1219　源实朝

1200—1333　镰仓幕府

1199—1333　北条摄政

1222—1282　日莲——日莲宗之开创者

1291　忽必烈入侵日本

1318—1339　后醍醐天皇

1335—1573　足利幕府

1387—1395　足利义满

1436—1480　足利义政

1573—1582　织田信长

1581—1598　丰臣秀吉

1592　丰臣秀吉征朝鲜失败

1597　丰臣秀吉排除基督教士

1600　关原战役

1603—1867　德川幕府

1603—1616　德川家康

1605　大阪围战

1614　德川家康发出“禁教令”

1605—1623　德川秀忠

1623—1651　德川家光

1657　东京大火

1680—1709　德川纲吉

1688—1703　元禄时期

1709—1712　德川家宣

1716—1745　德川吉宗

1721　吉宗修订日本律令

1787—1836　德川家齐

1853—1858　德川家定

1858—1866　德川家茂

1866—1868　德川庆喜

二、文学

845—903　管原道真，提倡圣学

（一）诗

665—731　大伴旅人

737　柿本人麿

724—756　山部赤人

750　《万叶集》

883—946　纪贯之

905　《古今集》

1118—1190　西行法师

1234　《百人吟集》

1643—1694　松尾芭蕉

1703—1775　加贺之千代（女）

（二）戏剧

1350—1650　能剧

1653—1724　近松门左卫门

（三）小说

978—1031？　紫式部

1001—1004　《源氏物语》

1761—1816　山东京传

1767—1848　曲亭马琴

1831　十返舍一九（逝世）

（四）历史与学派

712　《古事记》

720　《日本书记》

1334　《神皇正统纪》

1622—1704　德川光圀

1630　林罗山创立东京大学

1657—1725　新井白石

1697—1769　贺茂真渊

1730—1801　本居宣长

（五）论说文

约1000　清少纳言

1154—1216　鸭长明

（六）哲学

1560—1619　藤原惺窝

1583—1657　林罗山

1608—1648　中江藤树

1630—1714　贝原益轩

1619—1691　熊泽蕃山

1627—1705　伊藤仁斋

1666—1728　荻生徂徕

1670—1736　伊藤东涯

三、艺术

（一）建筑

约616　法隆寺

约1400　德川义光将军殿

1543—1590　狩野永德

约1630　德川家康陵墓

（二）雕刻

747　奈良大佛

774—835　弘法大师

1180—1220　浑庆

1252　镰仓大佛

1594—1634　左甚五郎

（三）陶器

约1229　白左卫门

约1650　酒井田柿右卫

约1655　野野村仁清

1663—1743　尾形乾山

约1664　后藤才次郎

1855　善五郎

（四）绘画

约950　巨势金冈

约1010　高吉

约1017　惠心源信

1053—1140　鸟羽僧正

1146—1205　藤原隆信

约1250　惠恩

约1250　土佐榷之守

1351—1427　张传士

约1400　周文

1420—1506　雪舟

1490　狩野正信

1476—1559　狩野元信

约1600　光悦

1578—1650　岩佐又兵卫

1602—1674　狩野探幽

1618—1694　菱川诸信

1661—1716　尾形光淋

1718—1770　铃木春信

1733—1795　圆山应举

1742—1814　清长

1747—1821　森相山

1753—1806　喜多川歌磨

约1790　写乐

1760—1849　葛饰北斋

1797—1858　安滕广重

四、新日本

1853　佩里海军上将进入浦贺湾

1854　佩里海军上将二度抵日

1854　神奈川条约

1862　理查生事件

1862　炮轰鹿儿岛

1863　伊藤与井上访欧

1868　君主复政

1868—1912　明治天皇

1870　东京定都

1871　废除封建

1872　首建铁道

1877　萨摩兵变

1889　新宪政

1894　中日战起

1895　并吞台湾

1902—1922　英日联盟

1904　日俄战争

1910　并吞朝鲜

1912　明治时期终结

1912—1925　大正天皇

1914　攻占青岛

1915　“二十一条”要求

1917　《蓝辛—石井协定》（美日协定）

1922　华盛顿会议

1924　美国限制日本移民

1925　裕仁天皇

1931　日侵中国东北

1932　日袭上海

1935　日本通知终止《华盛顿协定》

结语 我们的东方遗产

我们已匆匆略述了4000年的历史，以及最大一洲上蕴藏的最丰富的文明。如果说我们已了解这些文明，或者说我们已能十分公平地加以评断，这纯属妄言。因为以一个人的智慧，以一个人有生之年的时间，怎可能了解或评估一个民族的遗产？一个民族的制度、风俗、艺术及道德，代表着那个民族无数次尝试取得的经验，及历代智慧累积的结晶。以一个哲学家的智慧或者一个大二学生的智力，都无法确切地了解，公正的评判更谈不上。欧美可说是亚洲不肖的子孙，他们不曾真正了解亚洲古文化的宝藏。但如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总结源于东方而后流传至西方的艺术及方式，我们即可对此文明得到一个大致的认识。

文明的第一个要素为劳动——耕种、工业、运输及贸易。在埃及与亚洲，我们发现史上最早的耕耘 [1] ，最古老的灌溉系统，以及最早的饮料——啤酒、葡萄酒及茶的生产。显然地，缺乏这些饮料，现代文明不可能存在。在摩西以前，埃及手工艺及工程技艺已有高度发展，就如同欧洲在伏尔泰以前即有高度发展的文学与艺术一样。以砖块建筑的历史，最少可追溯到萨尔贡一世；拉坯轮车及马车轮最早在伊拉姆即已出现，麻布与玻璃最先出现于埃及，而蚕丝及火药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马匹由中亚驰骋而入美索不达米亚转而传入埃及与欧洲；腓尼基人的船只在伯里克利时代之前即已环绕非洲而航行了；由中国输入的罗盘针，引起了欧洲的商业革命；苏美尔显示给我们第一个商业契约，第一个信用制度，第一个使用黄金、白银计价；而中国首先完成纸币制度，取代黄金、白银的地位。

文明的第二个要素为政府——通过家族与家庭、法律与国家，借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及社会的组织。乡村社会出现于印度，城邦产生于苏美尔及亚述。埃及曾经从事户口调查、课征所得税，并以少数武力维持数百年境内的和平。乌尔恩格及汉谟拉比铸制了伟大的法典。大流士以其军队与驿站，组织了前所未有、管理最佳的庞大帝国。

文明的第三个要素是道德——风俗与礼仪、良心与操守。法律观念应灌输在人们的心灵上，养成他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节制欲望与维持秩序的力量。缺乏这些因素，社会将因此失去凝固力，成为一盘散沙，国家将不复存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国之宫廷已制定人们所共同遵守的礼仪。时至今日，东方的许多礼仪仍可供粗鲁的西方人学习。埃及首先实施一夫一妻制度，经过长期的考验，终于压倒亚洲某些民族一夫多妻的制度而广被接受。社会正义的呼声，也不例外地源自埃及；犹太首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此即为人类道德意识的首次形成。

文明的第四个要素是宗教——人类以超自然的信念来安慰其悲惨的命运，提高其人格，并强化社会秩序及其本能。欧洲最受珍视的神话与传统，即源自苏美尔、巴比伦及犹太。东方诸国寓言中总有开天辟地与洪水、人类灭亡与赎罪等神话。在许多母性女神之上，有一位至尊的女神存在，如同海伦被称为玛丽，即为神的母亲。源自巴勒斯坦的一神教，充满爱情歌曲、文学颂词，以及历史上最孤独、最感人的故事。

文明第五个要素为科学——明察秋毫，记载准确，试验公正，逐日累积知识，足以客观地去预测及控制未来的事务。埃及发展算术与几何，并建立了历法。埃及的僧侣及医师已开始研究疾病，并从事各种不同的外科手术，且能知道一些医学原理。巴比伦人研究星相，制作黄道图，使我们可以将一个月分为4个星期，并将时钟区分为12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印度，经由阿拉伯作为中介，将简单数字及10进位法传入欧洲，并教导催眠及种痘的技巧。

文明的第六个因素为哲学——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人类试图以有生之年去穷理致知；勇敢而不带希望地探讨万物的因果；追求真与美、价值与正义以及理想的人与国家。亚洲人对这些的了解，略较西方人为早。当欧洲人尚滞留于野蛮状态时，埃及人与巴比伦人已对人性与命运沉思过；犹太人也为生命与死亡写下了不朽的评述；印度人研究逻辑及认识论约略与古希腊埃利亚城的巴门尼德与芝诺同时；印度的《奥义书》探索了形而上学，而释迦牟尼早在苏格拉底诞生前的几世纪，即已提出非常新颖的心灵学。如果说印度寓哲学于宗教之中，未能使理智由希望中解脱出来，中国则断然地使其思想世俗化，并在苏格拉底前产生一个思想家，其稳健的智慧，不但可以启迪统治者的英明才智，并且几乎不必更改地适用于当前的生活。

文明的第七个要素是文字——语言的传达，青年的教育，写作的发展，诗歌与戏剧的创造，爱情的激发，以及历史事迹的记载。就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学府设立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公立学校也肇始于埃及。显然地，文字创始于亚洲，字母、纸张及墨水来自埃及，而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巴比伦人似乎编纂出最早的文法与字典，并汇集书籍而设立了最早的图书馆，而印度的大学可能创立于柏拉图学院之前。亚述人以编年纪事的方式记载历史，埃及则用诗歌来吟诵历史，远东奠定了现代诗歌的基本格式，其特点无非是以优美的文字表现刹那间的灵感。拿波尼度与亚述巴尼拔二位亚述国王可说是考古学家，至今其废墟才为近代考古学家所开掘。今日许多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归根究底是来自印度。

文明的第八要素为艺术——以音韵、风格及多彩多姿的方式来滋润生活的情趣。艺术最单纯的方面——修饰我们的身体——我们发现早在埃及、苏美尔及印度文明发端时期，已经流传着高雅的衣服、精美的珠宝以及迷人的香水。在埃及人的古坟墓中，充满着优美的家具、细腻的陶器、雕刻精细的象牙及木雕。希腊人不仅模仿亚洲及克里特（地中海东部小岛）的雕刻、建筑、绘画及浮雕等技巧，更进而吸收了尼罗河畔的工艺。希腊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学得多利安式圆柱建筑以及伊奥尼亚式圆柱建筑，除圆柱之外，尚有圆拱、拱顶、开窗假楼及圆顶的格式等。而古代近东地区的塔庙式（Ziggurat）建筑，在今日美国建筑界仍广被采用。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与印刷扭转了19世纪欧洲艺术的风格与思潮，中国精制的瓷器成了欧洲竞相仿效的榜样。格列高利圣歌（Gregorian chant，为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所编制）的悲壮，可逐步追溯至古代被放逐的犹太人畏缩在破烂不堪的教堂里低鸣着的哀怨歌曲。

这些是构成文明的几个要素，也是东方赐给西方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这丰富的遗产也留下许多让西欧增补的地方。克里特曾建立一个与埃及同样古老的文明，并成为连接亚洲、非洲及希腊文化的桥梁。希腊对艺术追求完美而不计较其范围，使艺术的性质为之改观；它结束了埃及的阳性建筑与构造，使建筑形式上具有阴性的精致，促成艺术境界的登峰造极。它在所有的文学领域中创造丰富的自由心智；它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上贡献了错综曲折的英雄史诗、感人深刻的悲剧、引人欢乐的喜剧以及令人迷恋的历史小说。它成立了大学并建立了世俗的独立思考；它把从埃及与东方传来的数学、天文、物理与医学发展到一个崭新境界；它是生活科学与写实主义的创始；它把哲学掺进了意识与秩序，并以独立的理性来思考人类生活的症结问题；它使知识阶级从宗教迷信中得到解放，并努力尝试着一种超自然的道德独立。它把人当公民而非当庶民看待；它给人民政治自由、公民权利、无与伦比的心智与道德自由；它创造了民主制度并发现了个体存在的价值。

罗马承袭此丰富文化，将之传播于地中海领域，并保护此文化避免沦于野蛮人的摧残达500年之久，更进而透过其文学与拉丁语言而将文化传到北欧；它提高了妇女的权利与地位，并促使妇女心灵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它带给欧洲一个新的历法，并教导欧洲之政治组织与社会安全的原理；它在秩序井然的法制下建立了个人的权利；而此法制更有助于欧洲从几世纪以来的穷乏、混乱与宗教迷信中，能团结起来。

同时在近东与埃及，受希腊与罗马之贸易及思想的刺激，又逐渐繁荣起来。迦太基重演了西顿（古腓尼基之首都）与泰尔（古腓尼基南部之一海港）的富强与繁华；在分散而忠实的犹太人手中，其经典《塔木德》又聚集而生；在亚历山大城，科学与哲学迈向兴盛，更由于欧洲与东方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种宗教，将希腊与罗马的文明部分予以淘汰、保存或发扬光大。事事均为所谓时代之高潮做准备：诸如伯里克利之整建雅典，希律王之经营耶路撒冷，奥古斯都之统治罗马等。欧洲舞台排演着柏拉图、恺撒与基督的三幕戏剧。

注释

[1] 在新石器时代，欧洲与亚洲的农耕与畜牧，可能同样久远；但在文化方面，欧洲可能比非洲与亚洲迟。

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双面砍砸石器

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是迄今已发现的史前艺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刻《维伦多夫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特别夸张双乳、肚腹和臀部在身体中的比例，是一个象征多产的形象。

毛利文化中象征权力的玉石短棍

一个湖边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点

文身的原始部落勇士

古代印加人遗址

古埃及宗教的苍天女神哈托尔（中）和埃及第四王朝第五代（某些传统说法是第六代）国王门卡乌拉（右）

门卡乌拉和他的妻子

拉赫泰普和内弗莱特（Nefret）（埃及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580年）

古埃及国王阿肯那顿（公元前1353年至前1336年在位）

古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Nefertiti）

阿肯那顿和奈费尔提蒂带领3个女儿接受太阳神阿吞的光芒照射。

拉美西斯二世最钟爱的妻子奈费尔塔利（Nefertari）（墓墙壁画）

古埃及用以在阴间保佑死者的陪葬文集《死者之书》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木乃伊的外棺

湿地狩猎图

家庭和乐图

两块象征纳尔迈（Narmer）国王胜利的铭刻板

雕塑书记员

罗塞塔石碑，最上部为埃及象形文字，再下来的部分是通俗体文字，而希腊文字则是在最底端。

拿破仑殖民时期的一幅画《埃及纪念碑》的局部，纪念碑铭文的解读成功，使人们读懂古埃及象形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的男性祈祷者（公元前2750年至前2600年）拉格什国王安纳吐姆的雕塑

掠夺者的碑（stele of vultures）记录了公元前2500年拉格什国王安纳吐姆对阿克沙克的征服。

乌尔的石雕，以一连串的景象展现乌尔人处于战争或和平中的情景。在战争时，他们手持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

以牛头作装饰的乌尔金竖琴（约公元前2600年至前2400年）

古代阿卡德时期的亚述统治者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250年）

《汉谟拉比法典》的碑文

亚述纳西拔二世时期的人头飞牛雕塑

伊什塔尔城门，古巴比伦城主要通道上的巨大城门，用烧制砖砌筑（约公元前575年）。

伊什塔尔城墙上的吼狮

伊什塔尔城墙上的楔形文字的尼布甲尼撒二世铭文

大流士和薛西斯向群众致意（约公元前500年）。

大流士一世宫殿墙壁上的士兵

大流士一世宫殿中的雕刻

阿旃陀石窟先后凿成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之间。

阿旃陀石窟以壁画著称，这是石窟中的一幅菩萨壁画。

印度早期（公元前1世纪）装饰佛冢的雕刻

带着光环的佛陀立像（贵霜时期，约公元2至3世纪）

10至11世纪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塑等常见雕塑，都显示湿婆张开四臂，脚踏象征人类冥顽的侏儒舞蹈，长发飘荡。

在印度，轮被看成是精神力量和躯体功能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焦点。

维查耶那加尔，梵文意为胜利城，原是婆罗门文化和达罗毗荼艺术的重要中心，于1565年被毁。

洒红节（亦译欢悦节）中，人们互相泼洒各色的水和粉，不分种姓、性别、社会地位和年龄，力求尽欢。

黑天和哥哥大力罗摩（Balarama）杀死昏恶的国王庚斯（Kamsa）。

这幅画表现了旁遮普锡克王国的葬礼中寡妇随夫自焚的情形，这种旧俗在印度叫萨蒂。

印度第二代莫卧儿皇帝胡马雍正在接受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派的祝福。

印度莫卧儿皇帝阿克巴驾着他的大象和另一只大象赛跑。

贾汗季将苏菲派的德高望重者介绍给各国君主（约1615至1618年）。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 贾汗的肖像，其是泰姬陵建造者。

泰姬陵鸟瞰图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的肖像

《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里的人类始祖。

《神农采药图》。神农氏，史称炎帝，被尊为中国的农业及医药之神。

一件商代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的青铜器

《孔子像》。孔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其思想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

《庄生梦蝶图》（刘贯道）。庄子梦为蝴蝶，醒来仍是庄子，因而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秦始皇墓葬中的兵马俑

汉代的辎车画像砖，汉代的砖主要用来雕刻装饰建筑，偶尔会出现养老、秘戏、采桑等社会风俗侧面。

《高逸图》（局部）（孙位），为《竹林七贤图》残卷。此为饮酒放浪，惯作青白眼的阮籍。

此为好老庄学说，而性格介然不群的山涛。

《引路菩萨图》（局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的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富庶，宗教题材作品更世俗化，显示出明显的人情味。

据考证，《唐人宫乐图》完成于晚唐，正值饮茶之风昌盛之时。

《摹张萱捣练图卷》（局部）（传 宋徽宗）表现了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 张择端），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

《伯牙鼓琴图》（元· 王振鹏），描绘了伯牙为知音钟子期弹琴的故事，表现的是一种中国人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

《榜葛剌进麒麟图》（明· 朱瞻基），中国常以中央大国自居，对外交往采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贡献方物的朝贡制度。

《观榜图》（明· 仇英）。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确定有关应考者是不是一个君子，而不是看他是否拥有专业知识。

《五代祖宗容像》。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以孝为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强调善事父母、爱利尊长。

康熙帝读书像轴。17世纪末，清朝皇帝巧妙地运用怀柔政策，像历代皇帝一样用孔孟之道教育臣民，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受到中国文人学者的拥戴。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情景。18世纪末以后，封闭、缓慢发展的中国开始面临西方的挑战。

上左绳文时代晚期的黏土雕像，上右绳文时代晚期的泥板，下左弥生时代的铜铎（青铜器），下右古坟时代的狩猎纹镜（青铜器）

日本镰仓时代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奈良时期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官方使团前往唐朝宫廷，每一次都带大批学生去中国留学。

《平治物语绘卷之夜袭三条殿又三条殿烧讨场面》。1159年冬，京都发生政变，史称“平治之乱”，平清盛集结兵力全歼敌人，此后他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

表现《源氏物语》的绘画手卷。《源氏物语》写于11世纪初，对人的感情和大自然的美极其敏感，体现了日本人的独特审美特质。

《源赖朝像》。源赖朝是日本幕府制度的创始人。

《蒙古袭来》绘词（局部）。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队入侵日本，第一次入侵称“文永之战”（上、中），第二次入侵称“弘安之战”（下）。

姬路城（Himeji-jo）地处兵库县南部交通要冲，名胜古迹很多，是日本的历史名城。

一套江户时代的武士盔甲

《洛中洛外图卷》（江户时代）（局部）。古代日本首都平安京简称“洛阳”，京都市街洛中及洛外的名胜古迹、节令活动和生活场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此画面上。

江户时代的演员

屏风上的江户时代风月场所

屏风画《在日本的南蛮人》。德川家康为建立幕府的贸易垄断权，不仅与葡萄牙天主教徒而且与新教的荷兰和英国保持通商。

《神奈川巨浪》（葛饰北斋），《富士山三十六景》之一。

《梅花园中的合唱团》

《行驶在浦贺港的蒸汽机船》

版画《天皇检阅军队》（1887年）

版画《欢迎军队从牙山凯旋》（1894年）明治维新开创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新纪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随之以对外战争赢得西方世界的尊重，并首次以世界主要强国之姿出现在国际舞台。

【美】威尔·杜兰特　著

希腊的生活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的生活/（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28-1

Ⅰ.①希⋯ Ⅱ.①威⋯②台⋯ Ⅲ.①文化史－古希腊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504号

出版发行：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网址：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装帧设计：彭振威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希腊的兴起

第一章 克里特岛

地中海

克里特岛的再发现

一个文明的重建

克诺索斯城的没落

第二章 阿伽门农之前

施里曼

王宫

迈锡尼文明

特洛伊城

第三章 英雄时代

阿哈伊亚人

英雄传说

荷马文明

特洛伊之围

返乡

多利安人的征服

第四章 斯巴达

希腊的形势

阿尔戈斯

拉哥尼亚

被遗忘的各邦

科林斯

麦加拉

埃伊纳岛和埃皮达鲁斯城

第五章 雅典

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笔下的波奥蒂亚城

德尔菲

次要的城邦

阿提卡

第六章 大迁徙

原因及迁徙路线

伊奥尼亚的基克拉泽斯群岛

多利安人的涌入

伊奥尼亚十二城

莱斯博斯的萨福

北部帝国

第七章 西方的希腊人

锡巴里斯人

克罗托那的毕达哥拉斯

埃里亚的色诺芬尼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

西西里

希腊人在北非

第八章 希腊的神祇

多神主义的起源

诸神列举

神秘仪式

崇拜

迷信

神谕

节日

宗教与道德

第九章 早期希腊的共同文化

各邦的个体主义

文字

文学

竞技

艺术

历史回顾

第十章 为自由而战

马拉松

阿里斯蒂底斯和狄密斯托克利

薛西斯

萨拉米斯

第二部 希腊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伯里克利与民主的实验

雅典的兴起

伯里克利

雅典的民主政治

第二章 雅典的工作与财富

土地与粮食

工业

贸易与金融

自由人与奴隶

阶级斗争

第三章 雅典人的道德与习俗

幼年时代

教育

雅典人的仪表

道德

性格

婚前的关系

希腊人的友谊

爱情与婚姻

妇女

家庭

老年

第四章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艺术

生活的装饰

绘画的兴起

雕刻大师

建筑

第五章 知识的演进

数学家

阿那克萨戈拉

希波克拉底

第六章 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唯心论者

唯物论者

恩培多克勒

诡辩学家

苏格拉底

第七章 黄金时代的文学

抒情诗人品达

酒神节剧场

埃斯库罗斯

索福克勒斯

欧里庇得斯

阿里斯托芬

历史学家

第八章 希腊的自毁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世界

引发大战的原因

自瘟疫至和平

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

西西里远征

斯巴达的胜利

苏格拉底之死

第三部 希腊的衰落

第一章 菲利普王

斯巴达帝国

伊巴密浓达

第二个雅典帝国

锡拉库萨的兴起

马其顿的扩张

狄摩西尼

第二章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文学与艺术

演说家

伊索克拉底

色诺芬

阿佩莱斯

普拉克西特列斯

斯哥帕斯和利西帕斯

第三章 哲学的鼎盛时期

科学家

苏格拉底学派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第四章 亚历山大

一个征服者的灵魂

通往荣耀的大道

一位神明之死

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五章 希腊与马其顿

权势的争夺

财富的争夺

道德的衰落

斯巴达的革命

罗得斯的优势

第六章 大希腊与东方

塞琉古帝国

塞琉古的文明

帕加马

大希腊文明与犹太人

第七章 埃及与西方世界

历代国王纪

托勒密王朝的国家所有制度

亚历山大城

反叛

西西里的日落

第八章 书籍

图书馆与学者

犹太人的书籍

米南德

特奥克里托斯

波利比奥斯

第九章 传播期的艺术

杂录

绘画

雕刻

评价

第十章 希腊科学的巅峰

欧几里得与阿波罗尼奥斯

阿基米德

阿利斯塔克、希帕恰斯、厄拉多塞

泰奥弗拉斯托斯、希罗菲卢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第十一章 哲学的屈服

怀疑论者的攻击

伊壁鸠鲁学派的逃遁

斯多葛学派的折中

重返宗教

第十二章 罗马的来临

皮拉斯

解放者罗马

征服者罗马

结语 希腊的文化遗产

致读者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记载并探讨自克里特岛及特洛伊城最古老的遗迹到罗马征服希腊为止期间，希腊文明的起源、成长、成熟与衰微。而我想要了解和体会的，不仅是这个复杂的文化在兴衰中微妙而非人为的升沉，而且是其基本因素的诸多变迁：凭借土地谋生的方式，组织工业及商业的方式，对君主、贵族、民主、独裁各种政体及革命的尝试，礼仪及伦理规范，宗教习惯与宗教信仰，对学童教育与对两性和家庭的制度，宅园与寺庙、市场、戏院及运动场建筑，诗词与戏剧、绘画、雕刻、建筑及音乐，科学与发明，迷信与哲学等。我并不想从孤立的理论和学术角度来了解和体会这些因素，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伟大的文化有机体，这个伟大的文化有机体，生生不已，相激相荡，拥有数以百计的器官和数以亿万计的细胞，却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

在我们的文化中，除机械以外，几乎没有一样现世的事物不是自希腊流传下来的。学校、体育馆、算数、几何、历史、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解剖学、卫生学、医疗术、化妆术、诗词、音乐、悲剧、喜剧、哲学、神学、不可知论、怀疑论、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伦理学、政治学、理想主义、慈善事业、犬儒学派、专制政体、富豪政治、民主政治，凡此种种，皆通过希腊文字的记载，得以成形，这一切极少是希腊人自己发明的，但他们充沛的活力却首先使这些文化或好或坏地趋于成熟。今天困扰我们的所有问题，诸如森林的砍伐及土壤的流失，妇女的解放及家庭的节育，在伦理、音乐、政府体制方面，保守主义的确立和实验主义的萌芽，政治的腐败及行为的乖张，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及超自然维系道德力量的式微，阶级间、国家间及洲际间的战争，贫民对抗经济上有权势的富豪的革命及富豪对抗政治上有权势的贫民，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斗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斗争、东方与西方间的斗争，等等，所有这些激起古希腊光辉灿烂而又动荡不安的生活，似乎也为我们后世作为殷鉴。总之，希腊的文明无一不是我们今天文明的缩影。

我们将由两个方面来了解希腊的生活，一是由其各种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二是由其兴衰递嬗生动无比的“五出戏”（five-act drama）。本书由克里特岛及其后复苏的文化叙起，因为希腊史前时代迈锡尼及梯林斯的文化，显然是来自克里特岛及亚洲，才使移入该区的阿哈伊亚人及入侵的多利安人逐渐转变而成为以后文明开化的希腊人。然后我们要略微探讨一下这个雄武世界中的战士及恋人、海盗及吟游诗人，他们的事迹，我们在文笔奔放流畅的“荷马史诗”中知其梗概。其次，我们将窥探莱喀古斯及梭伦统治下斯巴达及雅典的崛起，以及富庶的希腊人以其拓荒的精神遍及爱琴海诸岛屿、西亚及黑海沿岸、非洲及意大利、西西里、法国及西班牙各沿海海岸的殖民情形。我们将可看到民主政治在马拉松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奋斗的情形，及由胜利而受到鼓舞，于是得以在伯里克利主政下实现，从而孕育出历史上最丰美绚烂的文化；我们将以欢欣雀跃的心情来细述人类的思想领域从迷信中被解放出来，而创造了新的科学、合理化的医学、独立的史学，并且在诗词、戏剧、哲学、雄辩学、历史及艺术各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我们也将以悲叹忧郁的情怀来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黄金时代自毁性的结束。我们还要探讨骚动混乱的雅典如何英勇努力，由挫折必败中复原过来；甚至她的衰微，反因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阿佩莱斯及普拉克西特列斯、菲利普及狄摩西尼、第欧根尼及亚历山大等天才人物而显赫。然后，在亚历山大的将军们统治的后期，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希腊文明在其狭小半岛上震撼力太过强大，终至挣脱狭窄的地域限制，再度泛滥流入亚洲、非洲及意大利；对神秘的东方，教以对自身及知识的尊崇，使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时代的亚历山大城光荣复活；并使罗得斯岛因商业及艺术而致富；亚历山大城的欧几里得、锡拉库萨的阿基米德因而发展了几何学；芝诺及伊壁鸠鲁因而形成了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又雕刻成了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of Melos）、拉奥孔神（原为特洛伊太阳神庙的祭司，因识破希腊木马计，连其两子皆被雅典娜女神派出的毒蛇缠缚而死）、胜利女神（Victory of Samothrace）大理石雕像以及帕加马地方的神坛。然而希腊人一再的努力，却未能使其政治达到廉正、团结及和平，甚至深陷于内战与阶级战争的混乱中，丧尽了土地，瓦解了民心士气，终向东方的独裁政治、无为主义及神秘主义投降，最后几乎是迎接前来征服的罗马人。罗马人使濒亡的希腊将其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传给欧洲人，进而成为我们现代世界生动活泼的文化基石。

威尔·杜兰特

第一部 希腊的兴起

克诺索斯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最早的爱琴文化米诺斯文明的主要中心。克诺索斯皇宫装饰壁画充满律动，具有独特的欢愉气质。

第一章 克里特岛

地中海

当我们离开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便进入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水域，这也是希腊历史的舞台。柏拉图曾说：“我们就像一群青蛙围着一个水塘，在这片海的沿岸定居了下来。”就在这些偏远的海岸，在耶稣诞生之前的许多世纪，希腊人建立了一些尚难控制自如、周遭全是野蛮人的殖民地：西班牙的黑玛罗斯科庇安（Hemeroscopium）和安普里亚斯（Ampurias），法国的尼斯和马赛，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希腊移民在北非的昔兰尼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蒂斯（Naucratis）都建立了繁荣的城镇。他们不断的经营使得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都跃跃欲试，群起效法，而在达达尼尔海峡、玛摩若海（Marmora）和黑海沿岸，希腊人则建立了市镇，作为贸易的基地。在古代希腊的世界中，希腊本土只占了一小部分。

为什么第二组历史文明形成于地中海，如同第一组成长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印度等地河流沿岸，第三组繁荣于大西洋海岸，第四组出现于太平洋海岸呢？是因为地中海沿岸的气候较佳？这块地区就如现在一样，冬雨滋养了大地，薄霜激发了人们的意志；几乎一年到头，人们都可以在暖和而不恼人的太阳下，过着户外生活。但在地中海沿岸及各岛屿上，绝对找不出一个地方会像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等冲积河谷一样肥沃的土地。夏季的干旱有时来得太早或是延续得太长，并且在薄薄的泥土之下到处都是岩石。北方的温带地区或是南方的热带地区均比这些历史发源地区的土壤更为肥沃，因此，本地的农民在厌倦于与土地相争的情况下，只好逐渐放弃农耕，转而种植橄榄和葡萄。而且，在大约100处断层地带附近，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人们脚下土地的震裂，使他们变得非常虔敬。因此，气候因素无法为希腊带来文明，气候因素可能在任何地区都无法带来文明。

吸引人们进入爱琴海的是其中的岛屿，这些岛屿极为美丽，岛上的山丘仿佛神殿浮出波光粼粼的海面，这些山由于阴影的关系产生了富于变化的各种色彩，即使一位疲惫的海员也会感触不已。在今天的地球上也没有几处地方会如此可爱，只要在爱琴海上航行一趟，我们便能了解为什么住在这些岛屿和海岸上的人会将这些景色看得重于生命，例如苏格拉底便认为放逐要比死亡痛苦。船员们更会发现这些如宝石般的岛屿分散四方，并且各岛距离甚近，所以船只不论是南北行或东西行，绝不会远离陆地40英里以上。这些岛屿就像大陆的山脊一样，原来也是一度与大陆相连接的陆地的山顶，但这片土地后来逐渐为海水淹没，只留下山顶而成为岛屿。有些岛上的山巅特别引人注目，便成了当时尚无罗盘的船只的航行指标。此外，风向和水流的配合，也使得航行人员得以到达目的地。有一股强大的中心海流从黑海进入了爱琴海，逆流则沿着海岸向北行。夏季的东北季风使得前往黑海载运谷物、鱼类和毛皮的船只得以顺利地驶回南方的港口。 [1] 地中海难得有浓雾，几乎终年可见的阳光使得海岸风向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从春天到秋天，几乎在每一个港口，早晨总有一股微风可以将船送出去，傍晚也会有一阵同样的微风，使船只回到港口。

在这片美好的水域上，贪得无厌的腓尼基人和“水陆两栖”的希腊人创造出航海的技术和科学。他们建造的船只要比以往在地中海航行的任何船只都更大、更快、更易于操纵。虽然海上有海盗和不测的风云，但渐渐的，从欧洲及非洲通往亚洲的水路——经过塞浦路斯、西顿、泰尔或是爱琴海和黑海——变得比漫长的陆路花费更少，这些曲折危险的陆路在此以前是埃及和近东等地的商业要道。贸易的种类增加了，人口繁衍了，也产生了新的财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相继没落，腓尼基人在非洲海岸、西西里、西班牙等地的众多城市也都一蹶不振，而希腊却像一朵盛开的玫瑰。

克里特岛的再发现

“有一个地方叫克里特，位于深红葡萄酒色的海中，一片美丽、富庶的土地，四面环水，岛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城市有90个。”当荷马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吟唱这些歌词时 [2] ，希腊几乎已经忘了克里特岛曾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也忘了克里特岛曾以一支强大的船队控制了大部分爱琴海和希腊大陆的部分，也忘了克里特岛早在特洛伊城被围攻以前1000年左右便发展成世界历史上最富艺术风味的一个文明，但是诗人荷马并未忘记。当荷马谈到所谓“黄金时代”时，他可能就是指爱琴海文化，在这个“黄金时代”中的人要比荷马那个混乱时代的人更为文明，生活也更为高尚优雅。

这个被遗忘的文明的重新发现乃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它要比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最大的岛大出20倍，气候宜人，农产众多，林木茂盛，位于腓尼基与意大利、埃及与希腊之间，是战略要冲，也是贸易重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这个地理的优越性，以及“它如何使得克里特王米诺斯（Minos）获得了爱琴海帝国”。米诺斯的故事虽然被所有古典学者认为是真有其事，但是现代学者却斥之为传说，并且直到60年前，包括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Grote）在内，均认为爱琴海文明的历史乃是开始于多利安人的入侵或是奥林匹克竞技。1878年，一个名叫米诺斯·卡罗卡莱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的克里特商人在甘底亚（Candia）海港 [3] 以南的一道山麓上挖掘出了一些奇怪的古物。伟大的考古学家施里曼（Schliemann）在发现迈锡尼和特洛伊城之后，于1886年抵达挖掘地点，宣布这个地方便是古代克诺索斯（Cnossus）城的遗址，并与土地所有者展开谈判以便能开始挖掘工作。但是土地所有者漫天要价，以图欺骗。在成为考古学家之前曾是商人的谢里曼，一怒而放弃，失去了一个可以使人类历史增加一个文明的大好机会。几年后他就去世了。

1893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博士在雅典买到了一些希腊妇女戴在身上当作护身符的小石块。他对石块上刻的象形文字甚感好奇，没有一位学者懂得这些象形文字。为了追溯这些石块的来源，他来到克里特岛，在岛上各处游荡，捡拾他认为是克里特古文字的样品。他于1895年和1900年分批买下了施里曼和雅典的法国学校所认定的克诺索斯原址的那片土地。1900年春季，他雇了150个人，连续挖掘了9个星期，终于掘出了现代历史研究中最丰富的宝藏——米诺斯的宫殿。所有已知的任何古代遗物都无法与这个建筑的壮丽相比，它的外观与古代希腊故事中的迷宫（Labyrinth）完全一样。这个迷宫在米诺斯、代达罗斯（Daedalus）、忒修斯、阿里亚德尼（Ariadne）和米诺陶洛斯（Minotaur）等有关故事中是非常有名的 [4] ，在这个宫殿以及其他废墟中，就好像是要证实伊文斯的直觉一样，又发现了数千块图记和泥板，上面所刻的图形文字和他最初发现于小石块上面的相同。大火虽然烧毁了克诺索斯城的宫殿，却将这些泥板等保存下来，上面所刻的象形文字的意义尚未被研究出来，因此，人们对于爱琴海早期文明的真相也就无从获知。 [5]

来自各国的学者均纷纷赶到克里特。当伊文斯博士正在克诺索斯城进行挖掘工作时，有一群意志坚定的意大利人——霍尔贝尔（Halbherr）、伯尼尔（Pernier）、萨维诺尼（Savignoni）、帕里贝尼（Paribeni）也在圣特里阿达（Hagia Triada，“神圣三位一体”之意）挖出了一个石棺，上面画有克里特岛生活的动人景象。同时，还在费斯托斯（Phaestus）城挖掘出一个宫殿，规模仅比克诺索斯城小一点。此外，两名美国人西格（Seager）和哈威斯（Mrs.Hawes）在瓦西利基（Vasiliki）、莫克罗斯（Mochlos）、古尔尼亚（Gournia）等处有所发现；几位英国人霍格思（Hogarth）、博赞基特（Bosanquet）、道金斯（Dawkins）、迈尔斯（Myres）也在帕莱卡斯特洛（Palaikastro）、扎克罗（Zakro）等地从事挖掘工作……克里特人受此影响，也对挖掘工作产生兴趣，克桑迪斯（Xanthoudidis）和哈齐达基斯（Hatzidakis）两人也在阿卡罗科林（Arkalochori）、梯利索斯（Tylissus）、库马萨（Koumasa）、查马兹（Chamaizi）等地掘出了古代的住宅、洞室和坟墓。欧洲有一半国家在科学研究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而这时他们国内的主政者正在备战。

但挖掘所得的这些材料——宫殿、绘画、雕像、图记、花瓶、金属器物、泥板、浮雕——将如何分类呢？这些东西将归于过去的什么时代呢？伊文斯博士采用的方法虽然有点冒险，但随着研究上的互相合作以及知识的逐渐增长，他依据出土的地层深浅和陶器的风格对这些古物的年代进行断定，将克里特岛发掘物的形状或主题与其他地方年代大体已知的相似发掘物互相比较。伊文斯博士在克诺索斯城挖掘到地面以下大约43英尺时遇到岩石的阻挡。在挖掘区下半层所发现的东西均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原始形式的手制陶器线饰简单；由着色的滑石或泥块做成的女神，臀部肥大；磨平石块做成的工具和武器，但是没有青铜或赤铜器。 [6] 伊文斯博士在将陶器分类并将所掘古物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古物对照研究后，将克里特岛的后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史前文化分成三个时代——米诺斯早期、中期及晚期，其中每个时期又分成三个时期。 [7]

铜器的出现乃是代表一个滥觞于新石器时代的新文明的兴起。在早期米诺斯之末，克里特人已经懂得以赤铜与锡混合的技术，这就是青铜时代的开始。在中期米诺斯时代的第一个时期便出现了最早的宫殿：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和马里亚（Mallia）等地国王均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住宅，房间无数，储藏室宽大，有专门的工艺厂、祭坛、神庙和大排水沟。陶器色彩鲜艳，墙壁饰有精彩的壁画，一种线形文字已从以前的象形文字演变出来。在中期米诺斯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之末，克诺索斯城的宫殿倒塌了，这可能是由于地壳的震动，或是受到费斯托斯的攻击。但是不久后，费斯托斯、莫克罗斯、古尔尼亚、帕莱卡斯特洛以及岛上许多城市均遭到相同的噩运。陶器上面盖着灰烬，储藏室里的大瓶子也装满了碎片。中期米诺斯时代的第三个时期则是一个不景气的时期，这或许因为当时地中海东南地区受到了西克索（Hyksos） [8] 征讨埃及而招致长期动乱的影响。

在晚期米诺斯时代，一切又重新活跃起来。人类在经过大灾难的考验后，重新鼓起希望，提起勇气，再度大兴土木。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梯利索斯、圣特里阿达和古尔尼亚等地又出现更加华丽的新宫殿。其王者气派、五层高楼和豪华装饰所显示的财富力量，一直要到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希腊人才有幸重见。宫廷院落里建起了剧院，人兽相斗的场面愉悦了士绅淑女，如今我们在这些宫殿的壁画中仍可见到他们高贵机警的面貌。人类的需求越来越多，格调也提高了，文学也兴起了。各种行业的蜂起，使穷人得以靠供应富人舒适生活所需而改善生活。国王的宫廷里书记人员的声音四处可闻，他们是在清点收受或寄出的货品；艺工也忙着制作雕像、绘画、陶器及浮雕；高官大员则忙着主持会议，审理案件，处理盖有他们精致图记的文件；细腰的王公和穿戴珠宝、袒胸露肩的公爵夫人则赶着赴宫廷宴会，餐桌上青铜及黄金餐具金光闪闪。公元前16世纪和前15世纪是爱琴海文明的高峰，也是克里特岛的古典黄金时代。

一个文明的重建

如果我们要从这些挖掘出的古物去整理这个被埋在地下的文化，那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从事一项冒险的历史重建工作，并且在静态和片断的史料中还要辅以想象力，使整个历史连贯一气。除非克里特岛那些神秘莫测的泥板能够遇到像商博良 [9] 那样的专家，否则，克里特岛文化的真正内涵仍将无法了解。

·男人与女人

从克里特人的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那很像两把斧头重叠的奇怪体形，颇富宗教象征意味。男人和女人躯干愈往腰部则愈窄，似乎有崇尚细腰之风。他们大都身材矮小，体格纤细，行动优美，身体矫健，出生时皮肤白皙。女人由于喜好躲在阴影下，面貌姣好、脸色白皙；男人在阳光下谋生，肤色黝黑红润，以至于希腊人称他们（和腓尼基人）为Phoinikes ——红皮肤者或深红色者。他们头部呈长形，面貌清秀而高雅，头发及眼睛黑得发亮，就如同今天的意大利人，这些克里特人显然是地中海种族的一支。 [10] 男女的头发，部分在头上或颈间盘成圈，部分在额上做成小圈状，另一部分则垂于肩上或胸前。女人以丝带装饰她们的卷发；男人为了保持仪容整洁，均备有各式刮胡刀，这些刮胡刀即使在坟墓中也可见到。

衣服式样也如身材面貌一样奇怪。男女通常都是裸露着头，但是有时男人戴着圆帽或头巾，女人则戴着有如20世纪初的那种很华丽的帽子。双足通常没有任何覆盖的东西，但是上层阶级的人则穿白皮鞋，女人的白皮鞋时常有精致的刺绣，鞋带上有缀着彩色的珠子。男人通常在腰部以上赤裸，腰间则穿短裙或围腰布，有时在阴部另用布片遮盖。工人所穿的裙子可能在两边开衩。显要人物或参加典礼的人，男女所穿的裙子都垂到了地上。有时男人也穿内裤，在冬天则加上毛质或皮制的长外衣。衣服都在腰部处束紧，因为当时男女都希望将腰部束成三角形般细小。稍后，女子为了与男人竞争，利用硬质胸衣，使裙子集于臀部，并将赤裸的胸部挺向太阳。克里特女人胸部习惯裸露，或是以透明衬衣覆盖其上；对此，大家都习以为常。胸衣在胸部以下束紧，双乳以上则呈圆形展开，而在颈部又以衣领缩收。袖子短，有时鼓起。裙子有褶，颜色华丽，从臀部以下向外展开，以金属丝或圆圈支持。从克里特女人服装的设计及穿着上，可以看出颜色的调和、线条的优美、格调的精致，这处处显示出一个早已娴熟于技艺及花样、富饶且奢华的文明。在这些方面，克里特人对希腊人毫无影响，他们流行的样式，到了现代才在各大都市流行。即使性格拘谨的考古学家都将一幅克里特女人的画像命名为“巴黎女人”——胸部发亮，颈部美好，嘴唇性感，鼻子高耸，全身呈现出一种挑逗性的诱人的美；她是被画在饰带上，机灵乖巧地面对我们坐着，其中还有一些显要人员正望着某一我们无缘得见的奇妙景象。

显然，克里特男人对女人所带来的优雅生活感激万分，因为他们以昂贵的方式增加她们的妩媚。从掘出的遗物中，可以发现许多种类的珠宝——赤铜和黄金发夹，饰有动物或花朵的黄金领针，水晶或石英的钱币人像，金丝及头发编成的戒指或螺旋状饰物，用贵重金属做成的发带与冠冕、耳环和其他垂饰，挂于胸上的珠子、饰板和链子，手臂上的手镯和箍条，用银、滑石、玛瑙、红玉髓、紫石英或黄金做成的戒指。男人也戴一些饰物，穷人戴普通宝石做成的项圈或手镯，如果花得起钱，便戴刻有战争或打猎场景的大戒指。著名的“司酒者”（Cupbearer）便在左臂戴一个由贵重金属做成的宽箍条，手腕处则戴有一个饰玛瑙的手镯。克里特岛人的生活处处表现出人类那种自负且高贵的情操——对美的热忱。

用男人（Man ）一词表示所有人类，处处显示出父系社会的成见，但这个用法很难适用于古代克里特岛那几乎是女家长制的社会，米诺斯时期的女人不能忍受印度或穆斯林女人那种深居简出、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显示她们被局限于屋内某些范围。她们在屋内工作，就如同今天某些女人一样；她们的工作包括织布、编篮子、磨谷子、烤面包。但她们也与男人一样到田里、陶器厂工作，她们与男人夹杂相处，她们在看戏或比赛时坐在前排，在社会中她们的姿态就像是厌倦了奉承的贵妇人。当克里特创造出其众神时，神像通常是依女人容貌而塑。严肃的学者沉迷于此种女性的权威，在她们的遗物之前缅怀追思，对她们的支配地位更是惊讶不已。

·社会

我们假想克里特在最初被山脉分隔成许多互相妒忌的部族，各自在酋长的领导下住在独立的村落，并且为了争夺领土而互相征战。然后一个有力的领导者将数个部族联合成一个王国，并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梯利索斯或其他地方建立堡垒作为宫廷所在地。此后战争不像先前频繁，但规模更大，杀戮更多。最后这些城市相互争夺全岛的控制权，最终克诺索斯获胜。它便组成了一支海军，控制了爱琴海，扫除海盗，征收贡品，建立宫殿，鼓励艺术创造，就如雅典早期的伯里克利时代一样。一个文明之始，常依赖于抢劫，它的维持也常需要奴隶。 [11]

从废墟中可以得知国王的权力基于武力、宗教及法律。为利于统治，国王利用了神明：他手下的僧侣向人民解释国王是神子伏尔坎诺斯（Velchanos）的后代，他所宣布的律法都是来自这位神祇。如果国王能干或大方，则每九年，僧侣便把神权再授予国王。为了象征其权力，克里特国王早在罗马和法国国王之前，便采用了斧头和百合花作为标记。为了处理政事，国王选用了（从挖掘出的泥板可知）幕僚、官吏和书记人员。国王还向人民征收实物，将收得的谷物、油、酒等用大瓮储存起来，又将这些东西作为薪俸付给手下人员。国王在宫廷或是宫邸，亲自审理法庭的诉讼。由于他做法官的声名，当他去世后，他便成为阴府里的判官，这可从荷马史诗中看到。我们称他为米诺斯，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头衔，就像法老和恺撒一样，适用于许多国王。

这个文明在高峰时是非常城市化的。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Iliad ）曾谈到克里特的“90座城市”，征服此岛的希腊人对其稠密的人烟感到惊奇；即使在今天，学者也非常叹服当时铺有石板设有水沟的街道、交叉错综的小巷以及在商业或政府中心周围分布着的无数店铺或住家。克诺索斯城宫殿广阔，它可能是岛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及收受者，当然，著名的城市并不仅限于克诺索斯城。岛的南岸是费斯托斯，荷马说：“黑色船首的船被风浪的力量推向埃及，而离开了费斯托斯的港口。”在米诺斯时期，对南方的贸易都经由这个港口，北方的商人为了避免海上的危险而经陆地将货物集中于这里。费斯托斯成为克里特的大海港，精于商业而不善于艺术，但其宫殿是一座庄严大厦，有宽达45英尺的台阶，其厅堂及院落可以与克诺索斯相比，其中心院子是面积达1000平方英尺并铺石板的四方形，接待室面积为3000平方英尺，甚至比克诺索斯的双斧厅（Hall of the Double Ax）还大。

西北2英里处即是圣特里阿达，这就是考古学家所谓的“皇家别墅”（royal villa），乃是费斯托斯亲王的避暑之地。在米诺斯时期，岛的东端布满了许多小镇：港口如扎克罗或莫克罗斯，村庄如普里索斯或帕塞拉，住宅区如帕莱卡斯特洛，工业中心如古尔尼亚。帕莱卡斯特洛的主要街道有整齐的路面及下水道，两旁是宽大的住宅。在遗留下来的一层住宅中有23个房间。古尔尼亚的街道铺以石膏，住宅则用石块砌成，不用灰泥胶合，一个打铁铺则是用剩余的熔铁炉砌成，一个木匠店则用一套工具盖成，一些小工厂忙着铸铁、制鞋、烧瓶、炼油或纺织；现代的挖掘工人在挖掘出三脚架、花瓶、陶器、炉、灯、小刀、研钵、磨光器、钩子、别针、匕首、刀剑等物后，对各种产品及设备甚感惊奇，称古尔尼亚为“机械之城” 。以我们现代的标准而言，那些小街道是狭窄的，只能算是亚热带东方遮蔽阳光的巷道而已。长方形的房子，不论是木造、砖造或石造，大部分只有一层。但是在克诺索斯出土的一些中期米诺斯时代的饰板显示出有2层、3层，甚至5层的住屋，并且还有多个角楼或小阁楼；在上层房间的窗户镶有不知用何种材料制成的红色窗板。门是双扇旋转门，门柱由柏木制成，底层的门开向一个院子，并有楼梯通向楼上及屋顶，当夜晚太热时，克里特人通常睡在屋顶。如果晚上在室内度过，便点亮油灯照明，但是依财富的不同，分别使用由黏土、滑石、石膏、大理石或铜制成的灯具。

关于克里特人所玩的游戏我们也知道一些。在家时，他们通常玩一种西洋象棋，因为我们在克诺索斯宫殿的遗址发现了一种西洋象棋，框架由象牙制成，格子则由银及黄金做成，边缘则是以贵重金属及宝石刻成的72朵雏菊。在野外，他们非常热衷于打猎，伴以半野的猫和纤细的纯种猎狗。在城里，克里特人则欣赏拳击，在遗留下来的瓶子和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比赛，轻量级选手赤手空拳地互相打斗，次重量级则戴着饰有羽毛的头盔互相勇猛地击打，重量级选手除戴头盔外，还有护颊和长手套，互相斗殴到有一方力竭倒地为止，胜者则趾高气扬地站立在败者的身上。

但是克里特人最大的刺激，是在假日挤入圆形剧场的人群中争看人与凶猛的公牛相斗。克里特人曾一再地描绘这种人牛相斗的各个阶段：当牛低头在一个小池喝水时，猎人一跃而上跨骑牛头。职业驯兽师扭着牛头直到牛对他的恼人诡计无可奈何。身段矫捷的职业演员，在竞技场遇上牛之后，便双手握住牛角，跃入空中，在牛背上翻跟头，然后双足先落地，投入一个女伴的怀中。即使在米诺斯时期，这种比赛也已算是很老的一种技术了，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挖掘到的一个土制长筒，时间约在公元前2400年，显示同样一幅惊险刺激的斗牛图。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在今天仍然流行的残忍并需要勇气的游戏是很古老的，由此，我们或可了解人类矛盾的复杂性。

·宗教

克里特人也许是残忍的，但是他们非常笃信宗教。在他们心中，迷信和拜物、理想和虔诚是混为一体的。他们礼拜山岳、洞穴、石头、数字3、树木、石柱、太阳和月亮、山羊和蛇类、鸽子和公牛，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礼拜。他们认为空中充满了善与恶的精灵，并传给了希腊人一大堆居于山林空气中的树精、森林之神、河川小女神等。他们虽不直接尊崇阳具的象征，但他们非常尊敬牛及蛇的旺盛生殖力。由于他们的死亡率高，他们非常礼敬生殖力。当他们有了“人神”的观念时，他们想象出一个乳部甚大、侧腹丰满的母亲神，爬行动物在她的手臂和双乳间游走，或蜷曲在她的头发中，或在她头上昂然直立。克里特人在这位女神身上看到了自然界的基本事实：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被女神的神秘力量（生殖力）打败了。他们认为这种神秘力量便是神。这位母亲神代表了一切（包括人类、动物及植物）生命的源泉，在这位女神的周围之所以有许多动物和植物，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乃是由于她的生殖力，因此便作为她的象征和宠物。有时候她怀抱着她在山中洞穴生产的神子伏尔坎诺斯。当我们仔细端详这个古老的神像时，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出伊西斯（Isis）、何露斯（Horus）、伊什塔尔（Ishtar）、坦木兹、西芭莉（Cybele）、阿提斯（Attis）、阿佛洛狄忒和阿多尼斯（Adonis） [12] ，从而感觉到地中海世界中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以及宗教观念和象征的一致性。

克里特的伏尔坎诺斯（希腊人所谓的宙斯）受克里特人的喜爱仅次于其母，但是他的重要性日渐增高。他成为滋润万物的雨水的化身，水在克里特人的宗教中，就像在泰勒斯 [13] 的哲学中是万物之本。他死后，他的坟墓世世代代均放在朱克塔斯（Iouktas）山峰上受人瞻仰。如今，凡富想象力的游客仍可在山上看到他面部的侧影。他从墓中起而复活，作为植物复活的象征，库里特斯（Kouretes）的祭司以舞蹈及互相撞击出声的盾牌庆祝他的伟大复活。有时候他被看成生殖之神，被认为化身为圣牛。在克里特神话中，他就是这样与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法厄（Pasiphaë）结合，而生了米诺陶洛斯这个怪物。

为了满足这些神，克里特人实施一套祷告、牺牲、象征、仪式等繁缛的礼节，通常由女祭司主持，有时由政府官员主持。为了驱走鬼怪便烧香，为了引起一位疏忽的神注意，便吹响海螺、吹笛或弹琴，或合唱赞美歌。为了促进果树及农作物的生长，便以庄严仪式向草树浇水，或者女祭司裸着身体狂乱地将果树上的成熟果实摇落，或者妇女携带水果和鲜花游行，向被抬在轿中的女神示意和致敬。克里特人没有庙宇，但是他们在宫廷、神圣的树林或洞穴、山顶建立了祭坛。祭坛设有用来奠酒和放置牺牲的桌子、混杂的神像，以及可能代表圣牛的“圣角”。除了神本身之外，克里特人还供奉了象征这些神的圣物：盾象征身着战服的女神；十字常画在牛的前额或女神的大腿上，或刻在图记中，或浮刻在国王的宫中；重叠的双斧是献祭的工具，它所杀伤动物的血可使其更具神力，它也可以作为神力引导下的一件神圣武器，甚至可以代表以闪电劈开天空的宙斯。

克里特人对死者也相当关怀和尊敬。死人被用土棺或大瓮埋葬，因为如果对死者不加以埋葬，他们可能重回人间。为了使死者在地下安心，在他们棺中放有食物、盥洗用具以及泥做的妇人小像，让她能永远照顾和安慰死者。有时以泥塑动物代替墓中的食物。如果死者是国王、贵族或富商，死者生前拥有的部分金银珠宝则被用来陪葬。善弈棋的人，陪葬的便是一副泥棋，音乐家便会得到泥乐器，喜爱航海的人则会获得一条小泥船。他们还会定期到墓地为死者补充“食物”。克里特人希望在某处秘密的极乐国度里，公正之神拉得曼修斯（Rhadamanthus） [14] 将会接受净化了的灵魂，并给予他们在人世间稍纵即逝的幸福和安详。

·文化

克里特人最令人头痛的是他们的语言。在多利安人（Dorian）入侵后，他们便开始使用希腊字母。事实上克里特语与希腊语完全不同，在语音上，克里特语更接近埃及语（Egyptian）、塞浦路斯语（Cypriote）、赫梯（Hittite）语及近东的安那托利亚（Anatolian）方言。在最早时，克里特人只使用象形文字。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时，他们开始将这种象形文字缩成大约有90个音节符号的线形体。200年后，克里特人发明了另外一种字体，与腓尼基人的字母相似。也许腓尼基人就是从克里特人、埃及人及闪米特人（Semites）等的字母综合研究出来一套字母，并在地中海广泛使用，最后成为西方文明不可缺少的工具。即使普通的克里特人，也会像某些枢密顾问官一样，记下他的思考，并将它留在圣特里阿达宫廷的墙上。在费斯托斯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史前的印刷：在当地掘出属于中期米诺斯时代第三个时期的一个圆盘上的象形文字，被刻成图记，然后印在泥土上，每一个图记仅刻一字。但是，颇令人困惑的是，这些文体显然不是克里特人的，而是外来的。这个圆盘可能是从东方输入的。

克里特人在泥板上写的字终有一天会告知我们克里特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他们一定懂得一点天文知识，因为他们以航海闻名，古代米诺斯时代的日历曾传至多利安人的克里特。埃及人也承认从克里特人那里学到一些医药处方，从字源上看，希腊人也从克里特人那里学会使用一些气味芬芳并可药用的植物，如薄荷（mintha ）、艾草（apsinthon ）及一种可减肥而不妨碍贪食的理想药物（daukos ）。但是我们自然不能把猜测当成历史。

虽然克里特人的文学对我们还是一个谜，但至少我们还可研究他们留下的剧院遗址。公元前2000年，他们在费斯托斯城建筑了10排石头座位，沿着一面可俯望剧场的墙壁排列，长达80英尺。在克诺索斯城，克里特人又建了一座剧院，18排座位，长达33英尺，与这呈直角相接的是另外6排座位，长度分别从18英尺到50英尺。这种剧院可容纳400—500人，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剧院，要比酒神剧院（Theater of Dionysus）早1500年。我们不知道这些剧院到底演什么戏剧，但从壁画里我们可以知道，观众是在观赏某种表演，可是我们却无法确知是什么表演，很可能是音乐与舞蹈的歌剧。从克诺索斯城的一幅画中，可以看到一群贵妇，在护花使者的环绕下，正在一个橄榄树林里，欣赏着一些穿着鲜艳裙子的少女表演舞蹈；另外一幅则刻画了一个女人头发飞舞、双手伸开的舞姿。在其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土风舞，或是男祭司、女祭司及礼拜者在神像或圣树前，疯狂地舞蹈着。荷马曾经这样描写：“在广阔的克诺索斯，代达罗斯曾为秀发如云的阿里亚德尼设计了一个舞场，男青年与迷人的少女携手共舞……一位弹唱诗人配合着他们的舞步弹奏七弦琴。”这种七弦琴，希腊人认为是特潘得（Terpander）发明的，事实上在他出生前1000年，圣特里阿达的一个石棺上便画有一把七弦琴。另外，还有一种具有2根管子、8个音孔及14个音调的笛子，完全与古希腊的一样。在一颗宝石上，有一位妇女吹着一只由大海螺制成的喇叭，在一只花瓶上，也可以看到一群舞者在一种金属响器上打着拍子。

克里特人在舞蹈和游戏方面所表现的青春活力与优雅无虑也再度出现于他们的艺术中。除了建筑之外，克里特人并没留给我们任何规模宏伟、气派不凡的作品。就像其他贵族式的文明一样，他们只接受传统的形式及题材，避免过分新奇，但是在保守的限制范围之内仍能自由创意。他们精于制造陶器，琢磨宝石，嵌宝石座盘的雕刻、浮雕，因为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精细功夫受到激励并得以发挥。他们也精于金银工艺、嵌镶宝石，使宝石样式花样百出。在他们所刻的作为官章、商标等的图记上面，精细地刻了许多克里特的生活及风光。因此，仅从这些图记我们也不难想象出他们的文明。克里特人将青铜加工成脸盆、水罐、匕首及刀剑，上面装饰着动植物图案，甚至镶嵌着金、银、象牙或稀有的宝石。在古尔尼亚，虽然经过了3000年的窃盗，但我们还是发现了极其精致的银杯。他们还用人头或动物头制作角状酒器，现在看来仍具生命的气息。

他们在陶器的制造上，曾试验了各种形状，并且几乎在各方面均有杰出成就。所烧制的陶器种类有花瓶、盘子、杯子、圣餐杯、灯座、瓮、动物、神像等。最初，在早期米诺斯时代，他们总是依照新石器时代传下的方法以双手塑造各种器皿，再上黑色或褐色的釉，或者任由火将所塑的陶器烧成各种混杂的颜色。在中期米诺斯时代，他们知道了转轮的使用，从而达到了技术的高峰。他们发明了一种釉，足以与瓷器的平滑精美相媲美。他们将黑色和褐色、白色和红色、橙色和黄色、深红色和朱砂等随意混合，呈现出各种新奇的浓淡色彩。他们将黏土做得很薄，以至于他们最完美的陶瓷杰作——在艾达（Ida）峰斜坡卡麦尔斯（Kamares）岩洞所发现的所谓蛋壳陶器，其壳只有一毫米的厚度，并绘有各种图案，处处表现出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950年是克里特陶器的高峰。克里特陶工还在陶器上签名，成为地中海地区受欢迎的一个商标。在晚期米诺斯时代，彩色陶器的技术已有完美的发展，将颜色鲜艳的陶土做成装饰用的牌子、绿蓝的花瓶、色彩艳丽的女神以及非常逼真的海底生物。伊文斯博士还把搪瓷做成的蟹误以为是化石呢。在这个时期，陶器艺术家爱上了大自然，喜欢在陶器上描绘生机盎然的动物、颜色鲜艳的鱼类、娇小可爱的花朵以及非常优美的植物。在晚期米诺斯第一个时期中，克里特陶器还创下了可以传世的杰作，即《拳击者之瓶》（the Boxers’ Vase ）和《收割者之瓶》（the Harvesters’ Vase ）。前者粗略地描绘了拳击者各种不同的姿势，还加上了斗牛者的部分表演情形，后者则详细地描绘了农民在丰收季节唱歌游行的景象。此后克里特陶器的伟大时代便渐近老迈，陶器艺术没落了。谨慎和格调被弃置不顾，奇异、不规、毫无节制的装饰重于一切，慢慢构思和耐心制作的勇气已经消失，所谓自由的懒散粗心取代了卡麦尔斯时代的精致和完美。不过这是可以原谅的没落，也是一个老迈无力的艺术不可避免的死亡，经过1000年的沉睡后，将在雅典完美的陶器中得到再生。

雕刻是克里特不太重要的一种艺术，除了在浮雕和名匠代达罗斯的故事外，雕刻总是停留在小雕像的阶段。许多小雕像似乎都是机械式雕成的，刻板而粗糙。有一个小像是用象牙刻成，描写一位运动员跳跃的姿态。另有一个失去了躯体，只剩下潇洒的头部。其中最好的雕刻在正确及生动方面均胜过米隆（Myron） [15] 以前希腊的任何雕刻。最奇怪的是，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蛇女神》（Snake Goddess ）——以象牙及黄金刻成的半人半蛇，在这里，克里特的艺术家终于能相当成功地处理人形。但是当他们试图从事更大规模的雕刻时，绝大部分又以动物为题材，并且仅限于着色的浮雕，就如赫拉克流姆博物馆存藏的牛头一样——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古物上，牛凶野的眼神、似乎发出哼哼之声的鼻孔、张开的大嘴、颤动的舌头等所显示的艺术才华，希腊以后的任何雕刻家都无法望其项背。

古代克里特没有一样东西会像它的绘画那样迷人。克里特的雕刻实在微不足道，陶器艺术是片断的，建筑则只剩下废墟，但是所有艺术中最脆弱、最易受到冷落摧残的绘画，却留给了我们清晰而又令人惊叹的杰作。古典希腊的绘画与之相比，竟找不出一幅别出心裁的画。克里特的宫殿虽然遭到地震和战争的破坏，但随处仍可看到绘有壁画的墙壁。在其间徘徊，我们似乎见到了为米诺斯各王宫做装饰工作的艺术家。早在公元前2500年，墙壁上均涂以纯净的石灰，这些人便想起在石灰泥上饰以壁画，由于在灰泥未干时便拿起彩笔绘画，以致颜色都深入灰泥里面。他们将野外的明亮美景带入宫廷阴暗的厅房，他们使灰泥吐出百合花、郁金香、水仙和芳香的墨角兰；凡是看到这些景象的人绝对不再认为大自然是卢梭发现的。在中期米诺斯时代的博物馆中，所谓《采番红花的人》（the Saffron Picker ）一画中的人热切采花的样子，就像中期米诺斯时代画这幅图的艺术家一样热衷于艺术。他的腰非常纤细，他的躯体与腿比较起来显得太长，但是头却非常完美，颜色温和，番红花在4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清新。在圣特里阿达，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石棺上画有螺旋状的卷轴以及一些正进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奇怪的人。此外，在一面墙上可以看到摇曳的树叶，躲在里头的是一只肥胖、全神贯注的猫，正准备扑食在阳光底下梳理羽毛的一只傲然的小鸟。在晚期米诺斯时代，克里特的绘画达到巅峰。每面墙都吸引着画家，每位财阀都在找画家绘画。画家不但为国王宫室作画，也为贵族及市民做装饰工作。但不久，成功与丰富的收入宠坏了他们，他们急着完工而无法讲究完美，到处都是工作，单调地重复画花，人物画得更糟，仅满足于画轮廓而已。他们陷入了松弛之境，显然其艺术已过了高峰，终将没落。但是大概除埃及以外，从没有哪个地方的绘画如此清新地表现大自然。

在克里特宫殿的建筑上，所有艺术都有其贡献。政治力量、商业优势、财富及奢华、累积的精致和格调等，聚集起建筑家、营造师、艺匠、雕刻家、陶工、金工、木工及画家，将他们的艺术融合起来，合力建造王宫、官署、剧场及竞技场，作为克里特生活的中心及高峰。他们在公元前21世纪建造了这些东西，可是在公元前20世纪便遭到破坏。公元前17世纪时，米诺斯的宫殿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克诺索斯及50个左右的城市都矗立起了许多华丽的殿堂，整个克里特岛欣欣向荣，这是建筑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

建造克诺索斯宫殿时，在材料及人力上均受到限制。克里特非常缺少金属与大理石，因此，建筑材料主要为石灰石和石膏，并利用木材做柱顶线盘、屋顶以及地下室以上的圆柱。石块的角度很小，所以不用灰泥即可将石块砌起。在一块2万平方英尺的中心地带周围，建起了3—4层的楼房，有宽广的石头楼梯，散布广泛如迷宫般的房间——哨房、工作房、葡萄榨汁室、储藏室、行政办公室、用人房、接待室、休息室、卧房、浴室、礼拜堂、地牢、王座厅以及“双斧厅”等。附近还有剧场、国王别墅及墓地。在房子的第一层都是用巨大的方形石柱，以上各层则用圆形柏木柱，愈往下愈尖，其平面柱头是用以支撑天花板，或是在旁边做成遮阳的门廊。在室内与有优美装饰的墙壁相对比的是一把石椅，简单而富有技巧的雕刻，过分热切的挖掘者会以为那是米诺斯的王座，每位观光客见到这把石椅也都会坐下，过一过国王的瘾。这片广大的宫殿很可能就是著名的“迷宫”，或是双斧厅，古代的人认为这是名匠代达罗斯建造的，他的名字以后便用以指任何迷宫——房间、语言或内耳。 [16]

克诺索斯宫殿的建筑者，似乎具有较注意水管工程而不注重诗意的现代精神，所以他们在宫殿中建造的排水工程凌驾于古代任何同类工程之上。他们用石头建成的水道将雨水或山上流下的水蓄积后，然后再用管道将水引到浴室或厕所 [17] ，最后以很现代化的陶土管子将废物脏水排掉。这种陶土管子每段直径6英寸，长30英寸，其中还有一种清除沉淀物的设置，每段管子一端较细，以便接入另一段管子，两段管子相接之处以水泥黏合。其中可能还有特别装备，为王室供应自来热水。 [18]

除了克诺索斯宫殿内部的复杂之外，我们还可见到艺术家所作的非常精细的装饰。有些房间里装饰了花瓶及小雕像，有些则饰以图画和浮雕，有的房中有巨大的石制酒罐或大瓮，另外则有象牙、青铜或彩陶做成的各种东西。有些墙上石灰石的饰带上有美丽的三竖线花样和半圆花饰；在另一面墙上，大理石的表面上有刷成回纹及螺旋形拼成的图案；在其他墙上，可以看到以深浮雕及细工刻成的逼真的人牛相斗景象。在各个厅室之内，我们均可见到画家的杰作：在一间起居室里，我们可以看到穿蓝色衣服、面貌典雅、手臂纤细、乳房丰满的女士在一起闲谈，在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到充满百合、莲花或橄榄枝的野外景色或是观剧的妇女以及在海中戏水的海豚。最突出的是国王的司酒者，躯干笔直强健，携带一个装着某种昂贵油膏的蓝瓶；他的容貌是由教养及艺术共同雕琢而成；他的头发结成一条大辫子，垂于褐色的双肩上；耳朵、颈项、手臂及腰部都闪耀着珠宝，贵重的袍子上绣着美丽的四叶形图案。很显然，他不是奴隶，而是贵族青年，以侍候国王为荣。唯有一个久耽于秩序和财富、闲暇和高品位的文明，才能追求或创造出如此的奢华和装饰。

克诺索斯城的没落

今天，当我们试图寻求这个杰出文化的渊源时，我们在亚洲与埃及之间踌躇不决。克里特人在语言、种族和宗教方面似乎与小亚细亚的印欧民族相近。在小亚细亚，泥板也被用以书写，谢克尔（shekel）也是钱币和测量的单位。在小亚细亚的卡利亚（Caria），我们可以发现双斧的宙斯受到崇拜；当地人也礼拜柱子、公牛和鸽子。在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也有西芭莉这位女神，非常像克里特的母亲神，所以希腊人称后者为莉雅·西芭莉（Rhea Cybele），并认为两女神实则为一。但是埃及的影响也在克里特文化的每个时期发现。两个文化最初时非常相像，因此，有些学者假定在迈尼斯（Menes）王的混乱时期，埃及曾发生了向克里特移民的浪潮。莫克罗斯的石瓶和早期米诺斯第一个时期的赤铜武器很像在早期王朝（Proto-Dynastic）的坟墓中发现的。双斧在埃及是一种护符，甚至还有所谓“双斧祭司”。度量衡的值虽是亚洲的概念，但形式是来自埃及。雕刻、彩陶及绘画的方法在两地非常相似，以至于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Spengler）误认为克里特文明只是埃及文明的一支。

我们自然不能相信他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寻求文明的连续性时，如将各部分的独特性牺牲掉将是有害的。克里特显然有其特质，其他古代民族均无此种生活及艺术上的精致和高雅。我们相信，克里特文化在其种族源流上是属于亚洲的，并且在许多艺术上是属于埃及的；但在本质及整体上，它是独特的。也许它是属于东地中海区共有的一个文明总体，每个国家从一个共同而广泛的新石器文化继承了类似的艺术、信仰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文明总体中，克里特在年轻时确实继承了其遗产，但是成熟后它却对这个文明总体有所捐输。克里特的兴起使周围的岛屿形成了一种秩序，克里特商人也进入各个港口。然后克里特的货物及艺术充斥了基克拉泽斯群岛，涌入了塞浦路斯，到达了卡利亚和巴勒斯坦，往北经过了小亚细亚及其岛屿，到达了特洛伊，西边则通过意大利及西西里岛到达西班牙，还穿过希腊大陆直驱色萨利（Thessaly），经过迈锡尼和梯林斯而融入了希腊的传说之中。在文明史中，克里特是欧洲文明之链的第一环节。

我们无法知道克里特是怎样没落的，也许各种原因都有。克里特一度著名的柏木和杉木林消失了，今天岛上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毛之地，无法吸收冬天的降雨。也许克里特正像许多没落的文化地区一样，人口控制做得太过分了，生育率大减。也许是由于财富和奢侈的剧增，耽于肉体欲乐而使整个民族活力丧失，削弱了其生活或自卫的意志，造成了克里特人出生时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死时已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也许埃及国王埃赫那顿（Ikhnaton）死后，埃及的崩溃中断了埃及与克里特之间的贸易，而使得米诺斯诸王的财富减少。克里特内部并没有什么丰富的资源，它的繁荣有赖于商业及其工业的海外市场，就像现代的英国一样，它的繁荣仅依赖于对海上的控制。也可能是内战削减了岛上的人口，结果面对外侮时不能团结一致。也可能是一场地震使所有的宫殿变成废墟，或是一次革命，在恐怖的一年中报复了数百年的压迫。

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费斯托斯的宫殿再度遭到破坏，圣特里阿达的宫殿也被火烧毁，梯利索斯富有市民的住宅也消失不见了。在此后50年中，克诺索斯似乎达到繁荣的高峰，掌握了爱琴海的霸权。然后，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时，克诺索斯的宫殿也遭受了毁灭之灾。伊文斯博士在遗留下的废墟中发现了不可抑制的大火的征象——烧焦的梁柱、烧黑的墙壁，泥板也由于大火的高热而硬化得竟能历经时间的考验而保存下来。这次破坏非常彻底，即使在废物掩盖下的一切金属也都不见了，因此，许多学者怀疑其原因乃是侵略和征服，并非地震。 [19] 总之，这次灾变是很突然的。从工匠及艺术家的工作房可以看出，当死亡来临时他们正在工作。几乎同时，古尔尼亚、帕塞拉、扎克罗和帕莱卡斯特洛等城也都被夷为平地。

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克里特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宫殿再度兴建，但是规模较小，为期一两个世代。克里特的作品仍然是爱琴海艺术的主流。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我们终于遇到了克里特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希腊传说里有许多惊人故事的米诺斯王。他的新娘对他精液里充满蛇和蝎深感烦恼，后来他的一个太太帕西法厄受到了某种秘密的指示，终于避开了蛇蝎，安全地为他生下许多小孩，其中包括菲得拉（Phaedra，忒修斯之妻，希波吕托斯的情人）和金发的阿里亚德尼。米诺斯王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冬（Poseidon），结果这位海神用神力使帕西法厄疯狂地爱上了一头神牛。代达罗斯很同情她，经过他的安排，她终于生下了可怕的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洛斯。米诺斯王便命令代达罗斯建造迷宫而将这个怪物关在里面，并且还定期以童男童女喂之。

有一则关于代达罗斯的有趣传说，它展开了人类历史上一首伟大的史诗。希腊流传的故事中描述他是“雅典的达·芬奇”，由于忌妒他外甥的技艺，盛怒之下便将他杀死，因而被永远逐出希腊。他避难到米诺斯王的宫廷，其机械方面的发明及创新使米诺斯王深感惊奇，于是任命他为国王的首席艺术家及工程师。他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家，他的名字被用以表示呆板的雕像逐渐演进成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的过程。据说，他所雕的人物栩栩如生，所以除非用链子将之与像座连起来，否则便会跑掉。但是当米诺斯王得知代达罗斯曾经有助于帕西法厄与神牛的恋情时，便大怒而将他及其儿子伊卡路斯禁锢在迷宫中。代达罗斯为他们父子俩制造了翅膀，然后两人跃出迷宫高墙而飞向地中海。但是伊卡路斯不顾父亲的劝告，飞得太靠近太阳，阳光的热量将翅膀上的蜡融化，他便坠入海中。伊卡路斯的死留下了一个教训，也为故事增添了一点趣味。代达罗斯伤心之余，继续飞到了西西里岛，并将克里特的工业及艺术文化带到西西里，遂使该岛文明日益勃兴。 [20]

比较富有悲剧性的是忒修斯和阿里亚德尼的故事。米诺斯王在一次战争中打败了新兴的雅典，因此要雅典每9年进献男女青年各7人，以喂食米诺陶洛斯。当第三次雅典国耻到来时，忒修斯便要求他父亲——雅典国王（阿吉斯，Aegeus）——选他为进献的男女青年之一，因为他已下定决心手刃米诺陶洛斯而结束雅典青年的牺牲。阿里亚德尼很同情这位雅典王子，终于爱上了他，并给他一把魔剑，告诉他在进入迷宫时，一路上要留下一根线。忒修斯在杀死米诺陶洛斯之后，便循着原先留下的一根线返回阿里亚德尼处，同时将她带离克里特。他们两人在纳克索斯岛上结婚，但是当她睡觉时，忒修斯便带着同伴逃开。 [21]

克里特随着米诺斯和阿里亚德尼而消失，直到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时斯巴达政治家莱喀古斯（Lycurgus）的到达才重新出现。有很多迹象显示阿哈伊亚人（Achaean）是在公元前14世纪及公元前13世纪进攻希腊时到达克里特的，多利安的征服者则是在公元前2000年末期定居在克里特。许多克里特人及一些希腊人认为莱喀古斯和梭伦两人就是在克里特发现了他们法律的典范。克里特被多利安人统治之后，便和斯巴达一样，其统治阶级至少在外表上是简朴自制的。小孩都是在军队中成长，成年男人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国家由长老院统治，执行政务的是10名科斯摩耶（Kosmoi ），相当于斯巴达的长官（ephors）或是雅典的执政官（archons）。现在，很难说是克里特学自斯巴达，或是斯巴达学自克里特。可能两邦都是具有相似情况所引起的结果——一个外来军事贵族阶级统治着本地深怀敌意的大多数农奴人口，处境自然难以安全。1884年在克里特哥提那（Gortyna）镇墙壁上所发现的较开明的法典，显然属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如果早一点出现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希腊的立法者。在公元前6世纪时，克里特人泰拉塔斯（Thaletas）曾在斯巴达教授合唱音乐，克里特的雕刻家第波奴斯（Dipoenus）和西利斯（Scyllis）也曾指导了阿尔戈斯（Argos）和西塞昂（Sicyon）两地的艺术家。克里特的古老文明通过各种途径而被注入了新文明元素。

注释

[1] 希腊人称地中海为Ho Pontos ，即“通道”“道路”之意。而称黑海为Ho Pontos Euxeinos ，即“善待客人之海”，其实这是反语，因为来自南方的船只会遭到逆风逆流的“欢迎”。黑海由于有大河的流入，经常有薄雾，因而蒸发率变低，使黑海水面高出地中海，并有一股强大水流冲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而进入爱琴海。

[2] 本书中所有的年代，除非特别注明是公元后，或是一见即知是公元后，否则一律指公元前。

[3] 位于克里特岛的北部，是当代的首府，已正式更名为赫拉克流姆（Heracleum）。

[4] 代达罗斯是雅典名工匠，曾为克里特王米诺斯建迷宫，事后与儿子被关入迷宫，于是设计翅膀逃出，但其子伊卡路斯（Icarus）于中途掉入海中。忒修斯为希腊传说中的大英雄，以杀死米诺陶洛斯而出名。阿里亚德尼是米诺斯之女，曾助忒修斯逃出迷宫。米诺陶洛斯系牛头人身的怪物，被米诺斯禁于迷宫，后被忒修斯杀死。——译者注

[5] 伊文斯博士在克诺索斯城工作了数年，他的发现使他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爵士，其四大卷的报告《米诺斯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 ）于1936年完成。

[6] 在克诺索斯发现的最底层的赤铜器的年代，若与邻近诸文化的遗物相比，约在公元前3400年，即5300年前，而且在该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地层约在地面至岩石间55％的深度，因此，伊文斯博士推算克里特岛的新石器时代至少在铁器出现以前4500年已存在——约自公元前8000年至前3400年。这种依地层深度来计算年代的方式，当然不甚精确；堆积的比率依时代的不同而有别。自公元前14世纪放弃以克诺索斯城为都市建地后，地层堆积的速率被认为已降低。在克里特岛并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7] 这几个时期的大略年代，请参见大事年表。

[8] 西克索是一个游牧民族，约于公元前1700年至前1580年征服并统治古埃及。——译者注

[9] 商博良（Champollion，1790—1832年），法国学者，研究埃及的专家，他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译者注

[10] 当今的人类学家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分为三类，各自分布在欧洲北部、中部、南部：（1）北欧人（Nordic）——长头颅，高大，皮肤、眼珠、头发均极秀美；（2）阿尔卑斯山人（Alpine）——宽头颅，中等身材，眼珠稍灰，头发近棕色；（3）地中海人（Mediterranean）——长头颅，身材短小，肤色深黑。

[11] 谨慎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写道：“传说中所知第一位建立海军者是米诺斯。他是现在所谓希腊海（the Hellenic Sea）的主人，统治了基克拉泽斯群岛……并在这些海域上扫除海盗，以便有足够的税收为其所用。”

[12] 伊西斯为埃及的生殖神，俄赛里斯（Osiris）的妹妹和妻子。何露斯为埃及太阳神，伊西斯和俄赛里斯之子。伊什塔尔为巴比伦和亚述爱和生殖的女神。坦木兹为巴比伦和亚述一神，其每年的死及复活象征冬季、春季的循环，相当于阿多尼斯。西芭莉是古时小亚细亚人所崇奉的大神母，相当于希腊的莉雅（Rhea）和罗马的俄普斯（Ops）。阿提斯是弗里吉亚古国之神，相当于阿多尼斯和坦木兹，深受西芭莉喜爱，早年去世，血中长出紫罗兰。阿佛洛狄忒为希腊爱与美之神，相当于罗马的维纳斯。阿多尼斯为阿佛洛狄忒所爱的漂亮青年。——译者注

[13] 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6年），希腊哲学家，他认为水是宇宙间的基本物质。——译者注

[14] 拉得曼修斯是宙斯和欧罗巴（Europa）之子，公正无私，死后与其兄弟埃阿克斯（Aeacus）及米诺斯同为阴间三判官。——译者注

[15] 米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刻家。——译者注

[16] 当然，这些房子的建造者是否是代达罗斯仅为猜测。几乎所有掘出的古物均被移到赫拉克流姆博物馆。

[17] 现代学者已不再认同地板上有正方形洼地的房间是浴室的看法：这些房间并不与外面相通，并且以缓慢地溶于水的石膏做成。

[18] 意大利学者莫索（Mosso）也在圣特里阿达别墅发现了类似的排水管。“有一天，在一场倾盆大雨过后，我很高兴地发现排水系统依然良好，我看见水从下水道中流出，这些下水道的高度，可以让人直着腰走过。我不知在别处是否还有4000年后仍可使用的排水系统。”

[19] 如果考古年表容许把这次大火的时间延后到公元前1250年左右，那么这次灾变可以很容易地解释成希腊在围攻特洛伊之前征服爱琴海时的事件之一。

[20] 希腊旅行家兼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相信代达罗斯有多座雕像，大多为木雕，并有一座阿里亚德尼在跳舞的大理石浮雕，这些作品在2世纪仍旧存在。希腊人从未怀疑代达罗斯的真实性，而且施里曼的经验警告我们要对我们的怀疑加以怀疑，古代的传说本来就常为某一代的学者所排斥，然后下一代学者又努力证实。

[21] 雅典人认为忒修斯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数百年中，他们很珍视当初忒修斯前往克里特所乘的船，并经常修理，作为圣船，每年派遣使者前往参加在得洛斯召开的太阳神宴会。

第二章 阿伽门农之前

施里曼

1822年，一个婴儿在德国诞生了，他的一生使考古学的挖掘工作成了19世纪的传奇故事之一。他的父亲对古代历史很狂热，从小便教他荷马所写的有关围攻特洛伊和奥德修斯漂游各地的故事。“当我听他谈到特洛伊城被完全毁灭而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时，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在他8岁时，施里曼已经对这些历史有了成熟的考虑，表示他将尽其一生以发掘失落的特洛伊古城。10岁的时候，他向父亲提交了一篇特洛伊战争的拉丁文论文。1836年，施里曼因为经济问题而离开学校，当杂货店学徒。1841年，他从汉堡出发，在一艘开往南美洲的轮船上当工人。出海后12天，轮船沉没，船员们在一条小船上颠簸了9个小时，被海潮冲上了荷兰的海岸。施里曼在一家公司当了职员，每年赚大约150美元，其中半数用来买书，靠另外半数与梦想来度日。他的智慧及努力终于有了结果。25岁时，他自己独立经商，在三大洲均有事业。36岁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钱，便从商界退休，将一切时间奉献于考古学。“在商业繁忙之中，我从未忘记特洛伊或是我向父亲所许下的挖掘特洛伊的诺言。”

他到处经商，每到一地便学习当地语言，并用该种语言写日记。利用这种方法，他学会了英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波兰文和阿拉伯文。后来他到了希腊，便在平时学习希腊文。不久后，他阅读古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的速度就像读德文一样。 [1] 他还说：“此后除非在古典文明的土地上，否则将无法生活。”因为他的俄籍太太拒绝离开俄国，他便公开征求一位希腊籍的太太，并详细开列了各项条件，终于在47岁时，从收到的照片中他选了一位19岁的新娘。他们几乎在见面后便结婚，他还不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买卖式婚姻：女方家长在估计他的财产后向他索要了一笔钱。他的太太替他生下小孩后，他勉强答应给孩子们举行受洗，但为了使典礼庄严，他将一本《伊利亚特》放在小孩头上，并念了100行六音步的诗句。孩子的名字叫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和阿伽门农（Agamemnon），佣人则叫泰勒门（Telamon）和珀罗普斯（Pelops），他在雅典的家称作柏勒洛丰（Bellerophon）。他是一名对荷马十分狂热的老人。

1870年，施里曼前往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得（Troad），一反当时学者的意见，他认为普里阿摩斯（Priam） [2] 的特洛伊城便是埋在名为希斯阿力克（Hissarlik）的山下面。经过一年的交涉，他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准许，开始挖掘这个地方。他雇了80名工人并开始工作。因为他的怪癖而爱上他的希腊籍太太，也从早到晚与他在一起工作。整个冬天，来自北方的寒冷强风将风沙吹入他们的双眼，并且穿透了茅屋的空隙，使得夜晚无法点灯。虽然屋子里有炉火，水还是每晚都结冰。“除了对发现特洛伊城的热忱之外，我们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身体保持温暖。”

一年过去了，但是一无所获。不久，一位工人一锄一锄地终于挖出了一个大的赤铜容器，里面竟盛有大约9000件金银器。精明的施里曼立刻用他太太的围巾将这个容器掩盖起来，将工人遣开去午睡，立即赶回小屋，把门户上锁后，将宝物排放桌上，把每样东西与荷马史诗中的某段文字联系起来，以一个王冠作为他太太的饰物，并马上通知在欧洲的朋友说他已掘出了“普里阿摩斯的宝藏”。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有些批评家还指责他将这批东西放到他从事发掘的地方。同时，土耳其政府控告他从土耳其领土上掘走金子。但是维曹（Virchow）、多普费尔得（Dörpfeld）、伯诺夫（Burnouf）等学者均到现场参观，证实了施里曼的报告，并且留下来与他一起工作，直到发现了好几个特洛伊城。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特洛伊城是否存在，而是所发现的9个特洛伊城中，到底哪一个才是《伊利亚特》中的伊利俄斯（Ilios）城。

1876年，施里曼决定从另外一个方向证实荷马史诗——证明阿伽门农是否真有其人。依据帕萨尼亚斯对古代希腊的描写 [3] ，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迈锡尼打了34个竖坑。这时，土耳其政府却表示要获得他所发掘古物的一半，挖掘工作因而中断。施里曼不愿让古物隐藏在土耳其，他秘密地将这批宝物运到柏林的国家博物馆，而他付给土耳其政府的赔偿是所要求的5倍，如此才能重新在迈锡尼开始挖掘。他再度有了发现，工人们掘出了骨骼、陶器、珠宝、金质面具，他随即用电报通知希腊国王说他已发现了阿特柔斯（Atreus）和阿伽门农的坟墓。1884年，他转到梯林斯从事挖掘，根据帕萨尼亚斯的描写，终于发现了荷马所描述的伟大宫殿和巨大石墙。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考古学有这样大的贡献。他也有一些小瑕疵，他的热心使得他迫不及待地想达到心中的目标，以致损坏或混淆了许多挖出的古物。激起他进行挖掘工作的荷马史诗，使得他以为他已在特洛伊发现了普里阿摩斯的宝藏以及阿伽门农在迈锡尼的坟墓。全球学术界怀疑他的报告，英、俄、法等国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均拒绝承认他发现的古物是真的。但他却以自我欣赏来自我安慰，并继续勇敢地挖掘，直到疾病将他击倒。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不知道是应向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向古代希腊的宙斯祈祷，他写道：“我向天之骄子阿伽门农（译按：指其子）致敬！我很高兴你将研究普卢塔克（Plutarch），并已经念完了色诺芬的作品……我祈祷天父宙斯和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e）使你长命百岁，健康愉快。”他死于1890年，原因是气候恶劣、学界的敌视和对梦想的狂热。

就像哥伦布一样，他所发现的世界比他所寻求的更为奇妙。他所发现的珠宝比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早许多世纪；这些坟墓并非属于阿垂得，而是希腊大陆爱琴海文明的遗物，约同克里特的米诺斯时代一样古老。施里曼不知不觉中证明了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名句——“在阿伽门农之前有许多英雄人物”。 [4] 以后年复一年，多普费尔得与缪勒（Muller）、托桑塔斯（Tsountas）与斯塔马塔其斯（Stamatakis）、华尔多斯坦因（Waldstein）与维斯（Wace）等人继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作更广泛的挖掘。另外，还有其他人在阿提卡（Attica）以及埃彼亚、波奥蒂亚（Boeotia）、弗西斯（Phocis）及色萨利等地从事发掘，终于发现了史前文化的遗物。在这个地方，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其过程是由游牧狩猎进到农业定居，铜器取代了石器，并伴随文字的发明和商业的发展。文明常比人类所想的更为古老，在人类所践踏的土地下随处都有人类的骨头，他们同我们一样工作，一样爱，写诗歌，创造出美好的东西，但在时间的飞逝中，他们的名字和存在已经被遗忘。

王宫

公元前14世纪，在阿尔戈斯以东5英里、海面以北1英里的一座长而低的山上，矗立着梯林斯的堡垒式宫殿。今天，我们可以从阿尔戈斯或诺普里亚（Nauplia）驾车抵达这个废墟，并发现它已半掩藏在小麦及玉米田里。我们爬上一些史前石级后，便面临在特洛伊战争以前两世纪阿尔戈斯王普罗阿特斯（Proetus）所建造的巨大石墙。 [5] 即在这个时候，梯林斯城已很古老，因为它是百眼巨人阿耳戈斯（Argus）之子梯林斯在人类世界的婴儿期建立的。海神普罗阿特斯将宫殿给予珀尔修斯，后者便与忧郁的安德洛墨达（Andromeda）王后一起统治梯林斯。

保护城堡的墙壁高度从25英尺到50英尺，墙壁很厚，以至于在某些地方建有宽广的地道，并用巨大石板建成拱形或半圆形顶。许多现在仍维持原状的石板长6英尺，宽及高各为3英尺，帕萨尼亚斯说最小的石板“两头骡子也拉不动”。城墙之内，在城门之后，有一宽广铺石板的院落，周围有列柱；在院子周围，就像克诺索斯城一样，分布着各式房间，其中一个大厅面积1300平方英尺，地面是饰有绘画的水泥，屋顶由4根大柱支撑，中间是一个火炉。此种建筑与享乐的克里特形成明显的对比，它树立了希腊建筑的一个原则——男女房间的分开。国王与王后的房间是相邻，但从今天留下的建筑物看来，两个房间并不相通。施里曼在这里只发现了地面建筑的梗概、列柱底部和部分墙壁。在这座山脚下，可以看到石造或砖造房屋及桥梁的遗迹，以及一些古代陶器碎片。在史前时期，梯林斯城便位于山脚下，受到山顶堡垒的卫护。我们必须想象青铜器时代的希腊生活便是在此种封建城堡的周围及内部进行。

在此以北10英里的地方，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珀尔修斯（如果我们相信帕萨尼亚斯的话）建立了迈锡尼城——这是史前希腊最伟大的一个都城。都城之外，有保卫城市的城堡，环绕一个城堡便形成了一座由数个村落组成的城镇，其中有农民、商人、艺匠和奴隶，历史对他们均无记载。600年之后，荷马称迈锡尼是“一座建筑良好的城市，街道宽广，富有黄金”。虽然经过了100个世代的掠夺，仍有部分巨石墙留下，证明当时劳工的廉价和国王的不安。在墙的一侧是著名的狮门，在一个巨大的门楣上由石块砌成一个三角形，上面刻有两头狮子（现在已经模糊并且没有了头），守卫着早已消逝的一片壮观气势。在卫城（acropolis）可以见到宫殿的遗迹，就像在梯林斯和克诺索斯一样，我们仍可看出王室、祭堂、储藏室、浴室和接待室等。在这里，也有绘有图画的地板、柱廊、壁画墙以及气派非凡的台阶。

在狮门附近，在一块直立石板围成的小范围内，施里曼的工人们掘出了19具骷髅以及很多遗物，因此，我们可以原谅他认为这些地方是阿特柔斯的儿女的长眠之所。帕萨尼亚斯不就曾描写这些王家坟墓是“在迈锡尼废墟之中”吗？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戴有金冠的男子头骨以及脸骨上的黄金面具，女性骷髅的头部也有金冠。还发现了绘有图画的花瓶、青铜锅、琥珀及紫石英的珠子、石膏制品、象牙、彩陶、装饰富丽的刀剑匕首，有如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个赌台。还有用黄金做成的各种东西——图记、戒指、别针、饰钉、杯子、珠子、手镯、胸甲、盥洗用具以及用黄金小片装饰的衣服。这些自然是皇家的骷髅和皇家的饰物。

在卫城对面的山坡上，施里曼和其他人又发现了9个坟墓，与所谓“竖坑坟墓”（shaft graves）完全不同，从卫城下来的一条路往右转便进入一个走道，两旁为大石块所砌成的墙。走道终点是一扇普通的门，曾以细长圆筒状绿色大理石装饰，现在已被移藏于大英博物馆。在门之上是由两块石头做成的简单门楣，其中之一长达30英尺，重113吨。门内是一圆形屋顶，高及宽均为50英尺。墙以石板砌成，并饰以青铜的圆花饰。石块一层一层重叠。施里曼认为这种奇怪的结构乃是阿伽门农的坟墓，而他太太在附近发现的一个较小圆顶建筑物则立即被认为是克莱登妮丝特拉（Clytaemnestra）之墓。在迈锡尼的所有“蜂窝式”坟墓（beehive tombs）被发现时均空无一物，小偷已在数百年前捷足先登。

这些废墟所代表的文明对于伯里克利，就像查理曼（Charlemagne）对于我们一样久远。目前，学者们均认为这些“竖坑坟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在传说中阿伽门农时代之前约400年），而“蜂窝式”坟墓则约在公元前1450年，但是史前年代并不是很精确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文明是如何肇始的，也不知道在迈锡尼、梯林斯、斯巴达、阿米克莱（Amyclae）、埃伊纳岛（Aegina）、埃莱夫西斯（Eleusis）、喀罗尼亚（Chaeronea）、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德尔菲（Delphi）等地建立城镇的是什么民族。很可能就像大多数民族一样，这个民族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希腊在多利安人入侵（公元前1100年）前血统之复杂有如诺曼（Norman）人征服之前的英国。就我们所能猜测的，迈锡尼人与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人和卡利亚人以及克里特的米诺斯人有血缘关系。迈锡尼的狮像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同，此种主题可能是经亚述和弗里吉亚而到达希腊。希腊传统上称迈锡尼人为“佩拉斯吉”（Pelasgi）（其意可能是海上民族），认为他们是来自色雷斯（Thrace）和色萨利而到达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并且时代久远，所以希腊人称他们为土著（autochthonoi，土人之意），“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认为奥林匹亚诸神是源自迈锡尼，但他“不能确切地说出迈锡尼人的语言是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

毫无疑问，这些所谓的土著到达时，其土地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已被人开垦了，在该地并没有什么土著。但是他们后来也被征服，因为在迈锡尼历史后期，接近公元前1600年时，我们发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遭到克里特产品与移民“文化及商业”征服的各种征象。梯林斯及迈锡尼两地的宫殿除了妇女住室外，全是依米诺斯的样子而设计和装饰的；克里特的花瓶及各种款式都进入了埃伊纳岛、卡尔基斯（Chalcis）和底比斯（Thebes）等地；迈锡尼的妇女及女神均穿着克里特各种流行服装，稍后“竖坑坟墓”中透露出的艺术显然也都是属于米诺斯文化。很明显，迈锡尼是因为与克里特的文明接触后，其文明才达到峰巅。

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文明的遗物非常零散，因此，无法像克里特废墟或荷马史诗一样使我们对这个文明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希腊大陆上的生活要比克里特生活稍近于狩猎时代。在迈锡尼遗物中发现的鹿、野猪、山羊、绵羊、野兔、公牛、猪等动物的骨头——更不用说鱼骨和贝类——显示出荷马史诗中的饕餮习性，与克里特人保持细腰迥然不同。到处可以发现古今遗物奇怪地并列——黑曜石的箭头与用来钻石块的青铜钻孔器放在一起。

迈锡尼工业较克里特落后，在大陆上见不到像古尔尼亚那样的工业中心。贸易发展缓慢，因为海盗（其中包括迈锡尼人）猖獗。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国王均雇用克里特工匠在花瓶及戒指上雕刻他们的海盗行为，记下他们的抢劫事迹。为了防范其他海盗的攻击，他们便将城市建于内陆，距离海岸有相当的距离，以防突然遭受攻击，但是仍然方便随时登上船只。梯林斯和迈锡尼是位于阿戈利斯湾到科林斯地峡的路上，位置适中，一方面可以向商人强索关税，另一方面又可偶尔从事海上掠夺。迈锡尼见到克里特因为有规律地从事贸易而致富时，便认清了海盗行为——就如其文明化后的关税一样——可以扼杀商业并使贫穷国际化。它便改变做法，使海盗行为逐渐变成贸易。到公元前1400年时，它的海上船队已足以与克里特的海上力量相抗衡。它拒绝将运往非洲的货物运经克里特岛，而是直接运往埃及，这可能就是导致克里特城堡毁灭的一场战争的原因或结果。

从遗留下来的古迹中，我们无法证明迈锡尼在商业财富的增加之外，文化也有相当的成就。希腊一直认为迈锡尼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字母。在梯林斯和底比斯曾发现了一些瓶瓮上载有一些无法了解其意义的字体，但是并未发现泥板、碑文或文件。也许当迈锡尼人使用文字时，他们是使用了一些易坏的书写材料，就像克里特人在其最后时期一样，因此什么也没留下。在艺术方面，迈锡尼人都是模仿克里特的，并且非常忠实，以致考古学界怀疑他们是否从克里特输入了主要的艺术家。但在克里特艺术衰微之后，希腊大陆上的绘画非常兴盛。檐口及边缘的装饰都属第一流，并且持续到古典希腊时代，留下的壁画也显出对人生的强烈感受。《包厢中的女士》（Ladies in the Box ）是华丽的贵妇，即使在今天她们参加任何歌剧会，其发式及衣服仍然不会落伍；她们要比午后驱车游公园的《马车中的女士》（Ladies in the Chariot ）更活泼。画得更好的是《猎猪》（Boar Hunt ），这是梯林斯的壁画。猪及花朵都是因袭旧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淡红的猎狗身上有猩红、黑色或蓝色的斑点，正向前冲刺的野猪后半身逐渐变细，仿佛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小姐从其闺房中跌出的形象，但是追击的样子却是逼真的，野猪情急逃命，猎狗从空中跃过，而动物中最可怕又最善感的人类则举着矛蓄势待掷。我们从这些例子也许可以想象出迈锡尼人活泼有力的生活、妇女的美貌以及宫廷中的生动装饰。

迈锡尼艺术的最高成就在金工方面。在这方面，希腊大陆可以媲美克里特，并且有其自己的形式及装饰。施里曼虽没有发现阿伽门农的骨头，但他发现了同样重要的金银：各种各样的饰物；刻绘狩猎、战争或海盗行为的凹雕；闪亮纯银雕成的牛头，拥有金质的双角及面部玫瑰花结——似乎随时均可听到它发出哀鸣。施里曼甚至认为迈锡尼便是来自牛鸣之声缪肯耐（Mükenai）。梯林斯及迈锡尼遗留下来的最好的金工制品便是两把青铜匕首，镶有琥珀和黄金，并优美地刻着野猫追逐鸭子，以及狮子追逐豹子或与人相斗的情景。遗物中最奇怪的是黄金面具，显然戴在过世的王族脸上。有一个面具完全就像猫的脸部，但是施里曼认为这不是克莱登妮丝特拉的，而是属于阿伽门农的。

迈锡尼艺术的最高杰作既不是在梯林斯发现的，也不是在迈锡尼掘出的，而是在斯巴达附近瓦菲奥（Vaphio）的一座墓中发现的，当地曾有一位小王一度模仿北方诸王的豪华气派。在这里发现的一堆宝物中，有两个以金箔制成的杯子，形式简单，却是以极大的耐心精工制作。其技巧很像米诺斯时代最好的作品，以至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可能是出自克里特某位大师之手，但如果因此将迈锡尼文化中最完美的遗物夺去的话，未免太可惜。杯上刻画的主题——公牛的被捕及驯服——似乎是克里特的特色，但是迈锡尼戒指和图记或宫墙上经常雕刻或绘有这种景象，显示这项活动在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上一样流行。在其中一个杯子上，第一头公牛被粗绳编织的网所罩住，由于想重获自由而挣扎，于是使网子越来越紧，结果鼻孔及嘴巴由于愤怒及疲惫而大张。在杯子的另一面，第二头公牛因为害怕而奔驰，第三头公牛则向抓住它双角的一位牛仔猛冲去。在另一个杯子上，被捕获的公牛正被牵走；在杯子的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屈服于文明的束缚，并且如伊文斯博士所说的，正与一头母牛“谈情”。直到数百年后，希腊才重新出现了如此技巧精湛的作品。

迈锡尼人，就像他们的大部分艺术品一样，均可在坟墓中被发现。死者均被卷曲挤入瓮中，很少像英雄时代（Heroic Age）将死人火化。显然他们相信有来生，因为许多有用和宝贵的东西都放入坟墓中。迈锡尼宗教，或源自克里特或与克里特有密切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双斧、圣柱、神鸽以及母子两神的崇拜，还有蛇形的附属神祇。我们从希腊宗教的转变中可以知道母神仍然存在。在克里特的瑞亚（Rhea）之后有德墨忒尔（Demeter），即希腊的“忧愁之母”；在德墨忒尔之后便是圣母玛利亚。如今，当我们站在迈锡尼的遗迹之上，我们可以在底下的一个小村庄中，看到一个基督教堂。庄严的气派已经消逝，留下了简朴和安慰。文明生生息息，文明征服了大地，又化为尘土，但是信仰超越了每一处废墟。

在克诺索斯没落之后，迈锡尼的发展到达了高峰。“竖坑坟朝代”（Shaft Grave Dynasty，公元前1400—前1200年）由于财富的日增，在迈锡尼和特恩斯（Tiryns）的山丘上建了伟大的宫殿。迈锡尼艺术有了自己的特点，并且占据了爱琴海的市场。希腊大陆上各国王的商业势力，东边已达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南边则经基克拉泽斯群岛到达埃及，西边从意大利到达西班牙，北边则穿过波奥蒂亚和色萨利直达多瑙河岸，只有在特洛伊受到阻碍。就如罗马吸收并传播希腊的文明一样，受到克里特末期文化影响的迈锡尼，也因此将克里特文明传播到地中海各地。

特洛伊城

在希腊大陆与克里特岛之间有220个岛屿点缀着爱琴海，在得洛斯岛（Delos）四周散布成一个圆圈，总称基克拉泽斯群岛。大多数岛屿崎岖荒芜，它们是半沉入海中的一块陆地的山顶，但是有些岛屿富有大理石或金属，早在希腊有历史之前便已很繁盛，并迈入了文明。1896年，雅典的英国学校（the British School of Athens）在费拉科庇（Phylakopi）的米洛斯岛（Melos）进行挖掘工作，发现了工具、武器、陶器等，与克里特米诺斯时代的很相似。此外，在其他岛上的研究工作同样显示出基克拉泽斯群岛拥有过史前文化，在时间及特点方面与克里特相符，不过在艺术造诣上则不及克里特。这个群岛土地面积小，总共还不到1000平方英里，并与古典希腊一样，无法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到公元前17世纪时，这些小岛在政治及艺术方面，甚至语言文字上，均受到克里特的支配。随后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到前1200年之间，来自克里特的输入减少，这些小岛在陶器及风格上逐渐代以迈锡尼文化。

向东进入斯波拉泽斯（Sporades）群岛，我们可以在罗得斯岛（Rhodes）发现另外一个属于较简单爱琴海型的史前文化。塞浦路斯的铜矿使它在整个青铜时代（公元前3400—前1200年）中获得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当地的器物 [6] 仍然粗糙无名，在受到克里特影响之后才有了改变。其人口大多数均源自亚洲，所使用的音节文字类似米诺斯时代的文字，他们所礼拜的一位女神显然是来自闪米特的伊什塔尔，后来便成为希腊人的阿佛洛狄忒。公元前1600年以后，本岛的金属工业迅速发展。属于皇家的矿场将赤铜输往埃及、克里特和希腊等地。在恩科米（Enkomi）的铸造厂生产了闻名遐迩的匕首。陶器厂生产的球状碗，其市场从埃及直达特洛伊。森林也出产了木材，尤其是所产柏木开始与黎巴嫩的杉木相互竞争。在公元前13世纪，来自迈锡尼的移民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后来成为希腊的帕福斯（Paphos）和基提翁（Citium），以及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三城分别是阿佛洛狄忒的圣城、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的出生地以及雅典立法家梭伦的立法之处。

迈锡尼的贸易及影响从塞浦路斯进入叙利亚和卡利亚，然后继续前进抵达亚洲海岸及岛屿，最后止于特洛伊。施里曼及多普费尔得曾在特洛伊距离海岸3英里的山上发现了9个城市，一个一个地重叠，就好像特洛伊有9条命一样。

最底下一层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的遗址。墙壁是以泥土为黏剂，以粗石块为材料砌成的。这一层还有黏土的螺纹、象牙器具、黑曜石的工具、手工琢磨的黑陶。在这之上是第二个城的遗迹，施里曼认为这便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其墙壁就像梯林斯和迈锡尼的一样，都是巨石墙；隔一段距离便有城寨，在角落处有双重门，其中两扇还很完整。有些残留下来的房子高度达4英尺，墙壁是用砖及木材造成，基础为石块。红色的陶器虽曾使用陶工轮，但还是颇为粗糙，这表示这座城的存在约从公元前2400年到前1900年，青铜已代替石器成为工具、武器，并且到处可见珠宝。可是雕像仍然原始，一点也不可爱。第二个特洛伊城显然是被大火所毁，可以发现大火的迹象，这一切使施里曼相信这次大火便是阿伽门农统辖下的希腊部队的杰作。

在这个“被火焚灭的城市”之上出现了三个相叠的村落，既小又贫，不具考古价值。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时，在这座具有历史价值的山上又建立了另一座城市。施里曼由于太过急切，将本层遗物与第二层混杂起来，而认为第六层是一个不重要的吕底亚（Lydian）移民区。但是多普费尔得在他死后继续挖掘，有一段时间并且还是用他的资金，终于发现了一座远大于第二城的另一座城，城内建有坚固的房子，城的周围有高达30英尺的城墙，4个城门中有3个留存下来。在废墟中可以发现单色的花瓶，技术远比以前精细，并有像奥尔霍迈诺斯的米尼安（Minyan）人的器物的各种器皿，以及很像在迈锡尼发现的陶器碎片，因此多普费尔得认为这里的陶器是从迈锡尼输入的，也就是与所谓“竖坑坟朝代”同一时期。根据以上这些证据以及其他时有改变的证据，今天一般认为第六城即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 [7] ，并且将施里曼自认为在第二城发现的所谓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归于第六城——6个手镯、2个酒杯、2顶王冠、1条头带、60只耳环以及8700件其他东西，全部都是金质。第六城也是毁于大火，时间约在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希腊史学家传统上均认为特洛伊城的被围时间约在公元前1194到前1184年之间。 [8]

特洛伊人到底是谁？一张埃及的纸草（纸莎草纸，Papyrus）曾经提到在卡达修（Kadesh）之役（公元前1287年）中赫梯人的盟友中有所谓的达得诺伊（Dardenui）人。这些人很可能便是达得诺伊人的祖先，达得诺伊人在荷马的语汇中便是特洛伊人。也许这些达得诺伊人是源自巴尔干半岛，在公元前16世纪时与同族的弗里吉亚人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于斯卡曼得（Scamander）河的下游。但是希罗多德却认为特洛伊人便是条克里安（Teucrian）人，而依据斯特拉博（Strabo）的说法，所谓条克里安人便是定居于特洛得的克里特人 [9] ，时间可能是克诺索斯城被毁之后。克里特和特洛得都有名叫艾达的圣峰，即荷马和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所谓“多泉的艾达”。这个地方可能有许多时候均受到来自赫梯人内陆政治及种族上的影响。总之，从挖掘的古物中可以看出其文明掺有米诺斯、迈锡尼、亚洲及多瑙河等地的成分。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人所说的话及所礼拜的神都是跟希腊人一样，但是以后的希腊人则乐于将特洛伊看成是亚洲的城市，并且还将有名的“特洛伊城之围”解释成闪米特人与雅利安人之间及东方与西方之间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件大事。

比其种族肤色更为重要的是特洛伊的战略地位，它是位于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及黑海周边肥沃土地的要冲。在历史上，达达尼尔海峡便是帝国相争之地。特洛伊城之围，即是公元前1194年加里波底（Gaillpoli）冒险之处。特洛伊周围平原堪称富庶，其东部蕴藏贵重金属矿，但这并不是它富有的主要原因，也无法解释希腊人长期围攻的原因。特洛伊城地点适中，可以向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船只抽税，而且又远离海岸，不易遭受来自海上的攻击。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而并不是海伦的美貌，使得特洛伊遭到千艘艨艟的攻击。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是，由于海峡里向南的水流及风向使得商人不得不在特洛伊卸货，然后通过陆路运往内地。特洛伊可能就是因为征收此种过境税而变得富有，并拥有强大力量。不管怎样，它的贸易发展迅速，这从其遗物之多可以看出。从爱琴海南部来的有赤铜、橄榄油、酒、陶器，从多瑙河及色雷斯来的有陶器、琥珀、马匹、刀剑，来自遥远中国的则为稀有的玉。同样的，特洛伊也从内地运出一些东西并外销——木材、银、金、野驴子。“善驯马的特洛伊人”高踞城墙之内，控制着整个平原，并对海陆贸易课税。

我们从《伊利亚特》所得知的有关普里阿摩斯及其家庭的景象，具有《圣经》般的宏伟及家长的仁慈。国王实行多妻制，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贵为国王，应繁衍其高贵血统。国王之子则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且就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循规蹈矩——不过只有帕里斯王子是例外，有如雅典的阿尔喀德斯（Alcibiades）一样，毫无道德观念。赫克托耳、赫勒诺斯（Helenus）、特洛伊勒斯（Troilus）等人都要比犹豫不决的阿伽门农、狡猾的奥德修斯、暴躁的阿喀琉斯等更受人喜欢，安德洛玛刻和波吕克塞娜（Polyxena）都如海伦和伊菲吉妮娅（Iphigenia）一样迷人，赫卡柏要比克莱登妮丝特拉好一点。总之，特洛伊人在其敌人的描写之下，似乎要比征服他们的希腊人较少欺诈，更为忠心，更似君子。他们的征服者后来也有同样的感觉。荷马为特洛伊人说了很多好话，萨福（Sappho）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两人也很明显地表示他们的同情及赞扬。不幸的是，这些高贵的特洛伊人阻挡了正在扩张的希腊，希腊虽然有众多的缺点，但最后还是将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带到特洛伊以及地中海的其他地区。

注释

[1] “为了迅速记得希腊语的词汇，”施里曼这么写道，“我拿了一本《保尔和维吉妮》（Paul et Virginie ）的现代希腊语译本，并把它看完，一面把每一个字拿来与法文中的对应词语比较。看完之后，我至少认得书中一半以上的希腊字；再看一次时，我全都认得了，至少几乎全认得，不必费时间去查字典了……文法里面，我只学了语尾变化和动词，也没有把宝贵的时间拿来研究规则；就我所知，学生们在学校里少说也要被冗繁的文法折磨8年，然而，却没有一个在用古代希腊文写信时不留下一百多处严重的错误，我想各校校长所用的方法必然有误……我学古代希腊语的方式就跟学习当今仍有人使用的活语言一样。”

[2] 普里阿摩斯是特洛伊的最后一个国王，被希腊人所杀。

[3] 帕萨尼亚斯约生于2世纪，是希腊旅行家及地理学家。他曾于160年左右游遍希腊，并著书记录其事。

[4] 在他将要死去之前，多普费尔得和维曹几乎已使他相信他所发现的不是阿伽门农的遗骸，而是早得多的某一代的遗骸。施里曼在几次心脏病发作后也把这件事看开了，他说：“什么？这不是阿伽门农的遗体和饰物？好，那么我们就称他为舒尔采（Schulze）好了。”因此以后他们老说是“舒尔采”。

[5] 希腊人传说此墙为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Cyclopes）所建造。在建筑学上，所谓巨型毛石方块（Cyclopean）是指巨大的粗糙石块，不用灰泥黏合，而在石块相交处，用小石头混合黏土砌合。也有传说认为，海神普罗阿特斯曾从利西亚（Lycia）雇来著名泥水匠，名叫库克罗普斯。

[6] 切斯诺拉（Cesnola）将军搜集了很多，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7]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特洛伊城考古队（从1931年开始）队长卡尔·布里根（Carl Blegen）博士认为第六座特洛伊城毁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可能毁于地震，然后在其废墟之上又建立第七城——他认为这就是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

[8] 第七座特洛伊是不设防的小殖民地，存至亚历山大大帝于334年在其上建第八座特洛伊以纪念荷马时为止。约在公元后头几年内罗马人建了Novum Ilium（新特洛伊），这座新城存至5世纪。

[9] 特洛伊的城名是根据希腊传说中的英雄特洛斯（Tros）所取，特洛斯是伊洛斯（Ilus）之父，而伊洛斯是拉俄墨冬（Laomedon）之父，拉俄墨冬是普里阿摩斯之父。因此该城的城名就有Troas、Ilios、Ilion、Ilium等。所谓“名祖”（eponym）就是某社团或政治团体取名时所源由的传奇人物。例如达达尼人（Dardani）就是源于主神宙斯之子达耳达诺斯（Dardanus），同样的，多利安人也自称源自太阳神阿波罗之子多路斯（Dorus），等等。

第三章 英雄时代

阿哈伊亚人

在博格里兹科尤依（Boghaz Keui）村发现约公元前1325年赫梯人书写的泥板，泥板中谈到一个名叫“阿希爪哇”（Ahhijava）的民族，其势力与赫梯人相当。一项公元前1221年埃及的记录曾提到“阿维阿莎”（Akaiwasha）与其他“海上民族”加入了利比亚侵略埃及的行列，并描写他们是一群“靠打仗以果腹”的漂泊民族。在荷马史诗中，阿哈伊亚人特指色萨利南部一支说希腊语的民族，因为他们成为希腊各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所以荷马以阿哈伊亚人代指在特洛伊的所有希腊人。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家及诗人认为阿哈伊亚人和佩拉斯吉人一样都是希腊土著——远在记忆所及之时即是希腊土著，他们并且毫不迟疑地认为荷马所描写的阿哈伊亚人的文化与所谓的迈锡尼文化完全是同一种文化。施里曼也接受了这种看法，有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学术界也都持此种看法。

1901年，一位极端反对偶像崇拜的英国人威廉·里奇韦（William Ridgeway）爵士，推翻了这种看法。他指出，虽然阿哈伊亚文明在许多方面跟迈锡尼文明一样，但是在关键特点上则不相同：（1）迈锡尼人根本还不知道铁这个东西，而阿哈伊亚人则对它已很熟悉；（2）荷马史诗中的死者均火化，而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则为埋葬，显示出对来世的不同看法；（3）阿哈伊亚的神居于奥林匹斯山，而在迈锡尼的文化中则无法发现奥林匹斯众神的踪迹；（4）阿哈伊亚人使用长剑、圆盾、饰针，但是在迈锡尼的遗物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5）在发饰及服装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里奇韦爵士因此认为迈锡尼人便是佩拉斯吉人，说希腊语；阿哈伊亚人则是金发的凯尔特人（Celts），也就是中欧人，他们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经过伊庇鲁斯和色萨利进入希腊，并带来对宙斯的崇拜。约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讲希腊语，接受希腊的许多生活方式，并以封建酋长自居，在他们的城堡里统治着被征服的佩拉斯吉人。

这个推测颇有启发性，不过其中有很多地方必须加以纠正。希腊文学中从未提到阿哈伊亚人入侵的事情，不能因为铁的逐渐使用、埋葬及发饰方式的改变、刀剑的变更或盾的变圆甚至一支饰针便拒绝了一个颇为一致的传统说法，这是不明智的。更为可能的是，就如所有古典作家所认为的，阿哈伊亚人乃是希腊的一族，由于人口的自然增加，便从色萨利逐渐扩张而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时间约为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并与佩拉斯戈—迈锡尼（Pelasgo-Mycenaey）的血统混合起来，约在公元前1250年成为统治阶级。也可能是阿哈伊亚人把希腊语带给佩拉斯吉人，而非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希腊语。从科林斯（Corinth）、梯林斯、帕纳索斯（Parnassus）、奥林匹亚 [1] 等地名中，我们可以听出克里托—佩拉斯戈—迈锡尼（Creto-Pelasgo-Mycenae）混合语的声音。以同样的方式，阿哈伊亚人也许将他们的山神和天神添加到其先民的地下神之上。除此之外，迈锡尼文化与阿哈伊亚文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已经混合并融成一体，随着融合的进行，阿哈伊亚文明逐渐消失，最后终于因为特洛伊的落败而被消灭，希腊文明也随之开始。

英雄传说

英雄时代的各种传说可以隐约显示出阿哈伊亚人的来源和命运。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传说，虽然这些传说可能受到一种残忍的想象力的鼓舞，但是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传说与希腊诗歌、戏剧和艺术等互相结合，如果没有这些传说，我们将很难了解希腊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 [2]

赫梯的刻文中曾经提到公元前13世纪时阿希爪哇的国王阿它里西阿斯（Atarissyas），他可能就是阿哈伊亚的国王阿特柔斯。在希腊的故事中，宙斯是弗里吉亚国王坦塔鲁斯（Tantalus）的父亲 [3] ，而坦塔鲁斯是珀罗普斯之父，珀罗普斯是阿特柔斯之父，阿伽门农则为阿特柔斯之子。珀罗普斯因为被放逐，约在公元前1283年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埃里斯，并决心娶埃里斯国王奥娜玛斯（Oenomaus）之女希波达米亚（Hippodameia）。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山形墙上，仍然可以看到当初他们恋爱的经过。这位国王立下了一个规则以测验他女儿的追求者，就是所有追求者须与他比赛驾车，如果哪位追求者赢了比赛，便可娶他的女儿，否则便会被处死。已经有数位追求者试过，不但比赛失败而且丧失了性命。珀罗普斯为了降低危险，就贿赂了国王的车夫墨提勒斯（Myrtilus），将国王战车的制轮楔都去掉，并答应在事成之后与车夫共分王国。在比赛中，国王的战车果然出事，国王因此被摔死。珀罗普斯于是与希波达米亚结婚并统治埃里斯，但是珀罗普斯并未将国土的一半给予墨提勒斯，反而将他丢入海中。墨提勒斯在下沉之时，曾经诅咒珀罗普斯以及他的所有后代。

珀罗普斯的女儿嫁给史珊尼拉斯（Sthenelus），他是珀耳修斯之子和阿尔戈斯之王；珀罗普斯去世后，王位由其外孙尤利斯特阿斯（Eurystheus）继承，他死后则由其舅阿特柔斯继位为王。阿特柔斯的儿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娶了拉西迪蒙（Lacedaemon）国王廷达尤斯（Tyndareus）的女儿克莱登妮丝特拉和海伦；当阿特柔斯和廷达尤斯死后，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便统治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部，首都分别设于迈锡尼和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即珀罗普斯之岛的意思，珀罗普斯的后代几乎全忘了墨提勒斯的诅咒。

与此同时，希腊的其他地区也都是英雄的天下，他们大多已建立了城市。根据传说，在公元前15世纪，宙斯对人类的罪恶感到震怒，于是招来一场大水灾，结果有一位男人丢卡利翁（Deucalion）及其妻子皮拉（Pyrrha）获救，他们所乘的一个方舟或是箱子，最后停泊于帕纳索斯山（Parnassus）上。丢卡利翁的儿子赫楞（Hellen）便是希腊各族的祖先，也因此希腊人总称为赫楞人。赫楞便是阿加亚斯（Achaeus）和伊翁（Ion）的祖父，他们便是阿哈伊亚和伊奥尼亚（Ionian）两族的祖先。这两族经过多次迁徙后，分别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伊翁的后代之一塞克罗普斯（Cecrops）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以这位女神之名为名的城市雅典。根据传说，塞克罗普斯为阿提卡带来了文明，制定婚姻，废除血腥的祭礼，并要求其臣民礼拜奥林匹斯众神，尤其是宙斯和雅典娜。

塞克罗普斯的后代成为雅典世代相传的国王。第四位国王是厄瑞克忒翁（Erechtheus），他被雅典奉为神，以后有一神庙专门奉祀他。他的孙子忒修斯约在公元前1250年将阿提卡的12个村庄合并为一个政治单元，其人民不管住在何处，一律叫雅典人。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历史性的市区共同生活（synoikismos），所以雅典就像底比斯和迈锡尼一样都有一个复名。忒修斯使雅典秩序井然、势力大增，终止了将雅典青年男女献给米诺斯的传统，杀死了拦路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使其人民得以安全地走在路上。普洛克路斯忒斯常将被虏的人置于其特制的床上，身长不及床身者，均被硬拉扯与床相等，过长者则切去其腿。忒修斯死后，也被雅典奉祀为神。公元前476年时，即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将葬于西诺斯（Scyros）的忒修斯骨头移到忒修斯的神庙，当作圣物。

在北边的波奥蒂亚，另一个势力相当的首府也有同样令人兴奋的传统，这些传统到古典时代成为希腊戏剧的材料。在公元前14世纪末期，腓尼基或克里特或埃及的一位王子卡德摩斯（Cadmus）在希腊东西线和南北线相交之处建立了底比斯城，使其人民认识文字，并杀死一条阻止人民饮用阿瑞儿（Areia）泉水的龙（龙在古代可能是指一种有传染病的生物）。卡德摩斯将这条龙的牙齿埋于土中，结果跃出了许多全副武装的人，就像历史上的希腊人一样，他们互相击杀，直到剩下5人，这5人便是底比斯王族的创始者。政府设于一个名叫卡德墨亚（Cadmeia）的山上城堡，在这里现代考古学家曾掘出了卡德摩斯的王宫 [4] 。卡德摩斯之后由其子波利多鲁斯（Polydorus）、孙子拉伯达卡斯（Labdacus）、曾孙雷伊阿斯（Laius）接连即位为王，雷伊阿斯之子俄狄浦斯杀了父亲并与其母结婚。俄狄浦斯死后，其子互相争夺王位，就像其他王子一样。厄特克勒斯（Eteocles）驱逐了波利尼西斯（Polynices），后者则请求阿尔戈斯之王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协助获取王位。阿德拉斯图斯曾经两次出兵协助，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213年，即是著名的“七联盟”（Seven Allies）对底比斯之战。第二次则为16年后的“爱匹戈尼（Epigoni）之战”，这一次厄特克勒斯和波利尼西斯均被杀死，而底比斯也同时被焚为平地。

在底比斯贵族中有一位叫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他有一名迷人的妻子阿尔克墨涅（Alcmene）。当安菲特律翁出外作战时，宙斯到访，于是她生了赫拉克勒斯。 [5] 宙斯之妻赫拉对宙斯与凡间妇女的罪孽颇为不悦，于是她派出两条巨蛇前往结束摇篮中的婴孩性命。但是这个婴孩双手各执一蛇，将它们捏死，所以他就叫赫拉克勒斯，即由赫拉赢取荣誉之意。在音乐史上最早的音乐家利努斯（Linus）曾试图教导青年赫拉克勒斯如何演奏和歌唱，但是赫拉克勒斯对音乐不感兴趣，并用七弦琴打死了利努斯。当他长大后——一个笨拙、嗜酒、好吃而善良的大个子——他答应杀死一只蹂躏安菲特律翁和泰斯庇斯（Thespius）羊群的狮子。后来，泰斯庇（Thespiea）之王要将他的家及他的50个女儿送给赫拉克勒斯。他果然勇敢地杀死了狮子，并用其皮做衣服。他后来娶了底比斯的吉安（Creon）的女儿麦加拉（Megara），并试图定居下来，但是赫拉却使他突然发了一阵疯，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儿女杀死。他到德尔菲去求神卜，结果依据指示他应移居梯林斯，并在阿尔戈斯国王尤利斯特阿斯手下服务12年；在此之后，他将可成为长生不死的一位神。他答应了，并为尤利斯特阿斯完成了12件著名的艰难工作。 [6] 获准离开后，他便回到了底比斯。

他再度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他参加了阿尔戈英雄（Argonauts）的远行，劫掠了特洛伊城，协助诸神打败巨人，释放了普罗米修斯，使阿尔克提斯（Alcestis）复活，并时常意外地将自己的朋友杀死。死后他被称为英雄与神，并且因为他处处留情，许多部族均声称他是他们的祖先。 [7]

他的儿子们最后居住于色萨利的特拉奇斯（Trachis），但是尤利斯特阿斯唯恐他们会推翻他，以报复其父无端被迫去完成如此众多艰难的工作，于是命令特拉奇斯的国王将他们驱逐到希腊境外。赫拉克勒斯后裔（Heracleidae）最后避难于雅典，尤利斯特阿斯派军攻打他们，但是他们合力将他击败并杀死他。稍后，阿特柔斯又率领军队攻打他们，赫拉克勒斯的另一个儿子希拉斯（Hyllus）提议与阿特柔斯手下任何一人单独决斗，如果他赢的话，赫拉克勒斯后裔便将接收迈锡尼王国；如果失败了，他们兄弟便将离开，直到50年后再回来接收迈锡尼。结果希拉斯失败了，并率领其众离去。50年后，另一代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迈锡尼。根据希腊传说，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而结束英雄时代的便是他们，而不是多利安人。

如果珀罗普斯及其后代的故事表示阿哈伊亚人是源自小亚细亚的话，他们命运的情节可以在阿尔戈英雄的故事中见到。就像希腊许多可当作历史传统及民间故事的传说一样，这是很精彩的故事叙述，有冒险、考察、战争、爱情、神秘及死亡等因素，织成一块华美的布料，在雅典的剧作家几乎将它穿破后，又被爱琴海罗得岛的阿波隆纽斯编成一首非常流行的史诗。故事开始于波奥蒂亚的奥尔霍迈诺斯，也是与以人献祭有关，就如阿伽门农的悲剧一样。国王亚瑟马斯（Athamas） 见到国内发生饥荒，决定以其子弗里克斯（Phrixus）奉献众神。弗里克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与其妹赫里（Helle）逃离奥尔霍迈诺斯，两人共骑一只金毛的公羊从空中逃走。但是山羊不太稳定，赫里掉了下来，在一个海峡淹毙。为了纪念她，人们把这条海峡命名为赫里斯庞特（Hellespont），即达达尼尔海峡。弗里克斯着陆后，便前往黑海边的科尔基斯（Colchis），在这里以这只山羊献祭给神，并且吊起金羊毛作为战神阿瑞斯（Ares）的献礼。科尔基斯的国王埃厄忒斯（Aietes）派了一条终日不眠的龙看守金羊毛，因为有一卜言说如果金羊毛被外人偷去的话，他便会死亡；为了能够免除麻烦，他下令任何到达科尔基斯的外人均须处死。他的女儿美狄亚（Medea）因为喜爱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同情进入科尔基斯的旅行者并协助他们逃走。她父亲于是下令将她关起来，但是她逃到海滨一处圣址，在痛苦沉思的日子中度日，直到伊阿宋（Jason）发现她在海岸上徘徊。

约在20年前（约公元前1245年），海神（波塞冬）的儿子珀利阿斯（Pelias）夺取了色萨利的伊奥尔科斯（Iolcus）的国王埃森（Aeson）的王位。埃森的婴孩伊阿宋被友人隐藏起来，并在树林中长大，臂力和勇气均过人。有一天他出现于市区，穿着豹皮衣服，带着两根长矛，要求珀利阿斯将王国还给他。他虽健壮，却很单纯，珀利阿斯说服他去从事一项艰巨的工作以作为拿回王位的代价——找回金羊毛。于是伊阿宋造了一艘大船，并将它命名为“阿尔戈”（Argo，“迅速”之意），并呼吁希腊最勇敢的青年跟他从事这项冒险。其中有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密友希拉斯（Hylas）、阿喀琉斯的父亲珀琉斯（Peleus）、忒修斯、麦利弋（Meleager）、奥菲厄斯、快腿少女亚特兰大（Atalanta）。船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时便停止了。可能是受到来自特洛伊某队人马的阻挡，因为赫拉克勒斯在这时便脱离了探险队，去劫掠特洛伊城，并杀死其王拉俄墨狄亚（Laomedon）及除普里阿摩斯以外的诸王子。

经过许多艰险后，阿尔戈英雄抵达了目的地，但是美狄亚警告了他们外人将有被处死之虑。但是伊阿宋坚持完成使命，美狄亚也同意协助他获得金羊毛，但是他必须将她带到色萨利，并娶她为妻，至死不渝。伊阿宋提出了保证，在美狄亚协助下拿到了金羊毛，带她及手下人回到船上。多人都受了伤，但是美狄亚用树根及草药立刻将他们治好。当伊阿宋抵达伊奥尔科斯时，他再度要求珀利阿斯归还王国，但是后者再度拖延。美狄亚于是用魔法欺骗珀利阿斯的女儿将她们的父亲煮死。当地人民慑于她的魔法，于是将她及伊阿宋赶出伊奥尔科斯，永远禁止他登上王位。其余有关的故事则均属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创作。

神话常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以诗意的言辞表现出来，例如伊甸园的故事乃表示对知识的失望以及随爱情而来的其他负担。传说常是一个历史片断，随着年代的消失而逐渐加上各种捏造的内容。很可能在特洛伊遭受历史性的围城以前一个世代中，希腊人曾经企图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打通黑海，从事殖民及贸易。阿尔戈英雄的故事很可能便是这种商业探索行为的戏剧化。“金羊毛”也可能是指毛皮或布料，被小亚细亚北部的古代人用来捞获从河流冲下的金沙。大约在这个时候，希腊确曾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利姆诺斯（Lemnós）岛上殖民。黑海也不是很欢迎外来客，特洛伊在受到赫拉克勒斯的劫掠后再度兴起，使得在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探险工作遭受阻碍。但是希腊人对此并未忘怀，他们将会再来的，但不是只有一艘船，而是几千艘。在伊利昂（Ilion）平原上，阿哈伊亚人为了使达达尼尔海峡能够自由通行，将做出伟大的牺牲。

荷马文明

我们该如何从有关传说的诗歌中梳理出阿哈伊亚时代的希腊生活呢？这个时代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我们主要的依据便是诗人荷马，然而是否真有荷马其人尚难断定，而且其史诗至少要比阿哈伊亚时代晚了300年。令考古学家感到惊奇的是，考古学竟然证实了《伊利亚特》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迈锡尼、梯林斯、克诺索斯及其他城市，并且还发掘出与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很相像的迈锡尼文明。因此，我们今天都认为荷马史诗中各个故事的主角人物是真有其人。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荷马史诗到底受他所生存时代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想知道，从荷马史诗所得知的希腊传统来设想荷马时代，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总之，我们可以见到希腊从爱琴文化转变成历史上著名的希腊文明。

·劳力

阿哈伊亚人（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的文明不及在他们之前的迈锡尼，但却超过在他们之后的多利安人。关于他们的身材，男人高大健壮，女人则非常美妙动人。就像1000年后的罗马人一样，阿哈伊亚人轻视文绉绉的文学，认为那是无丈夫气的堕落。他们唯有不得已时才使用文字书写，他们所知的唯一文学是军歌及游吟诗人未诉诸文字的歌唱。如果我们相信荷马的话，我们必须认为宙斯已在阿哈伊亚的社会中实现了一位美国诗人的梦想，这位美国诗人曾写道：“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将使所有的男人身体健壮，所有女人美丽动人，然后他自己也将变成男人。”荷马的希腊是一场美人梦。男人也都英俊潇洒，长发美须。男人所能赠人的最大礼物便是割下头发，放在友人火葬柴堆上作为献礼。当时尚不流行裸露，男女均以一件四方形衣服挂两肩，以一个别针固定住，长度几乎可及膝部。女人可能加上一片面纱及腰带，男人则围上腰布——随着他们重视尊严，这种腰布将演进成内裤和长裤。有钱的人则穿着贵重衣服，就像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送给阿喀琉斯以求赎回其子赫克托耳的衣服一样。男人腿部赤裸，女人则露出手臂，男女在外出时都穿鞋，但在室内则通常赤足。男女均戴珠宝，女人和帕里斯王子均以“玫瑰香油”涂抹身体。

当时他们又是怎样过日子的呢？荷马告诉我们说他们耕地，愉快地闻着新耕过的暗色土地的味道，眼睛扫视着犁得笔直的畦沟，播种小麦，灌溉土地，筑堤以防冬天的水患。他使我们感觉到农民经过数月耕耘的成果被涨满的洪水冲走时的失望心情。“洪水泛滥奔腾，震塌了堤防，长列的土墩无法支撑，果实丰饶的果园园墙也挡不住洪水的突袭。”土地均难以耕种，因为大部分是山区、沼泽或树木茂盛的山丘。村庄时有野兽出没，狩猎起初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才变成一种运动。富人均是大畜牧业者，养着牛、绵羊、猪、山羊和马。有一位伊利奇桑琉斯（Erichthonius）的人养了3000匹带着小马的传种母马。穷人三餐吃的是鱼及谷物，偶尔还有蔬菜。战士及富人则吃大块的烤肉，早餐则为肉类及酒。奥德修斯和他的养猪人共同吃一小只烤猪当午饭，晚餐则吃一只5岁的猪的三分之一。他们以蜂蜜代替糖，食用动物的脂肪而非奶油，他们不吃面包而是食用谷类做成的饼，用一块铁或石块所烤成，大而薄。他们吃饭时不像雅典人那样躺靠着，而是坐在椅子上。他们也不是围着一张桌子，而是沿着墙坐，座位之间有小桌。他们不用叉子、汤匙或餐巾，而是只用自己携带的刀子，吃东西时用手指。穷人及小孩通常饮用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土地的所有权属于一个家庭或家族，而不是个人。做父亲的有管理和控制的权力，但是他无权卖掉土地。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有大片的土地称为国王的御地，实际上是属于整个社区的，任何人均可在其中牧羊。在史诗《奥德赛》（Odyssey ）中，这些公地均经过划分，被有钱或有势者购去或占用。

除生产粮食外，土地可能也蕴藏着金属，但是阿哈伊亚人未从事开采工作，反而满足于自外输入的赤铜、锡、银、金以及一种奇异的新奢侈品——铁。在为纪念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而举行的竞技赛中，一块不成形的铁被作为一项贵重的奖品，阿喀琉斯说这块铁可以制成许多农具。他并没提到可制成武器，因为当时的武器还是用青铜制成的。《奥德赛》曾经描写了铁的锻炼方法 [8] ，不过这首史诗相比《伊利亚特》，属于一个更晚的时代。

铁匠及陶工均各自有店，荷马史诗中的其他匠人——马鞍匠、泥水匠、木匠、家具匠——均是到订做这类东西的人家里工作。他们不是为市场而生产，不是为营利或出售。他们每天工时很长，但是很从容，并未受到互相竞争的影响。每个家庭都设法供应自己大部分的需要，每个成员都要动手工作，即使是一家之长，甚至地方小王，如奥德修斯，都要为自己家庭做床造椅，并为自己制造皮靴和马鞍。他不像以后的希腊人，他对于自己的手艺非常自豪。珀涅罗珀（Penelope）、海伦和安德洛玛刻以及她们的侍女都是同样忙着纺织、刺绣和家庭琐事，当海伦把她的女红展示给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看时，似乎要比她在特洛伊的城垛上行走时更为可爱动人。

古代希腊的匠人都是自由人，从来不曾做过奴隶。农人在紧急状态时可能被征召为国王服役，但是从未听过受到地主束缚的农奴。奴隶的数目不大，而且其地位也并不低下，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家庭女佣，其地位与今天家庭中的保姆同样高，除非他们是由主人买卖做长期服务而非短期不固定的雇佣。有时他们也遭到残酷的对待，但通常他们被视为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在疾病、衰弱或年老时会受到照顾，与男女主人之间可能会有深挚的感情。瑙西卡（Nausicaa）就协助她的用人在溪水里洗衣服，和他们一起玩球，总之是将他们看成同伴。如果女仆与男主人生了小孩，那么这个小孩通常便成为自由人。但是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在战场或海上被俘而变成奴隶。这是阿哈伊亚人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面。

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是很乡村化的。所谓“城市”，也不过是聚集在山上城堡周围的村庄而已。通信单靠传令官或信差，如果是长距离的话，则由一个个山头传递烟火。陆地上的交通因为山区无路、河流无桥以及沼泽等关系而显得困难危险。虽然木匠可以造四轮车子，轮上还有辐条及木质轮箍，但是大部分货物还是由人或骡运输。海上贸易则较容易，虽然有海盗和暴风雨，但天然港口甚多，只有从克里特到埃及的4天航程中才见不到陆地。通常船在夜间都靠岸，船员及旅客则找安全的地方过夜。在这个时期，腓尼基人的贸易及航海技术均超过希腊人。希腊人因此轻视贸易并从事海盗行为。

这个时代的希腊人没有“钱”这个东西，他们用以交易的媒介是铁、铜或金的铸块，公牛或母牛也当作一种价值标准。重57磅的金块称为1塔伦（talent）。然而以物易物的买卖到处可见。财富是以物品计算，尤其是以牛，而非以金属或纸制物为准，因为金属等物的价值，随时随地可因人的“经济神学”（economic theology）的交易而有所变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也有贫富之分，社会像是一辆在崎岖路面上行驶、不时发出隆隆声响的车子，不管车子结构如何精良，车内的某些物件最后一定跑到最下面，有些东西则将升到上头。陶工所做的器皿不全是用相同的泥土，其强度或脆性也有分别。在《伊利亚特》的第二章中我们已可以听到阶级战争之声，并且当瑟塞提兹（Thersites）斥骂阿伽门农时，我们已可以看出一个经常存在的问题的端倪。

·道德

当我们读荷马的史诗时，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要较克诺索斯或迈锡尼的社会更不守法纪、更原始。阿哈伊亚文化反而是倒退一步，它是光辉灿烂的爱琴文明与多利安征服后黑暗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荷马史诗中的生活拙于艺术而富于行动，不爱沉思，轻快而节奏迅速。它太年轻力壮，以致无暇顾及道德或哲学。

当然，他们也有许多温柔的气质和景象。即使战士们也都慷慨慈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是深挚的。当奥德修斯经过长期流浪抵家时，他的家人认出他后，便互相亲吻对方的头及肩部。当海伦和墨涅拉俄斯获悉勇敢善战的忒勒玛科斯就是奥德修斯的儿子时，他们都喜极而泣。阿伽门农哭泣时泪眼汪汪，就像“一条溪流奔过岩石”。英雄间的友情坚定不移，不过阿喀琉斯对帕特洛克罗斯的痴情可能夹杂一点同性恋的因素。好客之风很盛，因为“所有陌生人和乞丐也都来自宙斯”。少女为客人洗濯脚或身体，并用药膏涂抹其身体，也可能送给他新衣服。如果必要的话，客人还可接受食宿招待，甚至礼物。当“美丽的海伦”将一件贵重的衣服放入忒勒玛科斯的手中时说：“瞧！孩子！我将这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成的，希望留待你盼望多时的结婚来临时，送给新娘子穿。”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的慈爱和细致的心，但在《伊利亚特》中，这些感情只能藏于战争的表面之下。

即使战争也无法阻止希腊人对比赛的爱好。成人和小孩都参加各种富于技巧而困难的竞赛，他们公平又心平气和地举行这些竞赛。珀涅罗珀的追求者下棋、掷铁饼或标枪，曾经招待奥德修斯的菲阿刻斯（Phaeacian）主人玩掷铁圈和一种跳舞和球戏混合的娱乐。 [9] 当帕特洛克罗斯被火化之后，根据阿哈伊亚人的习俗，随之便举行各种比赛，为奥林匹克竞赛立下先例——赛跑、铁饼、标枪、弓箭、摔跤、赛车、武装决斗，大家兴致勃勃，但是只有统治阶级可以参加，也只有诸神才能作弊。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我们所见到的景象并非令人欣慰。阿喀琉斯提供了“一位善于手工的女人”作为赛车的奖品；而在帕特洛克罗斯火化的柴堆上，放了马、狗、牛、羊和人作为牺牲，使他死后仍享受到好的照料及食物。阿喀琉斯虽然以礼对待普里阿摩斯，但这是在他将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拖着在柴堆绕了几圈之后。对阿哈伊亚男人而言，人命是不值钱的，夺去一个人的性命并不是严重的事，片刻的欢乐便可忘却这回事。当一座城被攻下时，男人不是被杀便是被贩为奴隶，美丽的女人则被纳为妾，否则的话便收为奴隶。海盗行为仍然受到尊敬。即使国王也组织劫掠行列，抢劫村镇，奴役其人民。修昔底德便说：“实际上，这是早期希腊人赖以谋生的主要来源，对这种行为毫不感到羞耻。”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就像我们的时代中，大国可以征服毫无防卫力的民族，而不损于其尊严或正义。当奥德修斯被问到是否经商时，他觉得是受到侮辱，因为商人仅记挂着自己贪心的所得，但是他却很自豪地谈着自己从特洛伊回来时，由于补给消耗殆尽，便劫夺了伊斯库斯（Ismarus）城，将食物装满他的船只，或是他如何上溯埃吉普图斯（Aegyptus）河“以抢掠一片美好的土地，带走了妇女小孩，并杀死男人”。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免遭如此无缘无故的突然攻击。

阿哈伊亚人除了喜爱抢劫和杀戮之外，他们还对说谎毫不在乎。奥德修斯几乎每次说话都免不了说谎，每有行动也都难免狡诈。他和迪奥梅（Diomed）俘虏了特洛伊的侦察员多伦（Dolon）后，告诉他如果提供所需的情报，便可饶他一命，他果然照做，但是却仍难逃一死。当然有许多其他阿哈伊亚人不如奥德修斯狡诈，但是并非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都欣羡和赞佩他，并且以他为模范人物。诗人把他描述成十足的英雄人物，即使女神雅典娜都赞扬他的说谎，并且以此作为她喜欢他的原因之一。雅典娜以一只手抚摸着他，微笑地告诉他：“能在各种诈欺行为中超过你的人一定是一位狡猾的恶棍，即使他是一位神祇，是一个大胆、狡猾、欺诈的人！似乎在你自己境内都免不了编造欺人之谈和奸计，这其实就是你衷心喜爱的。”

说真的，我们为这位古代的明希森（Munchausen） [10] 所吸引。我们在他身上和他耐劳精明的族人中可以发现一些可爱的气质。他是一位慈父，在其王国内也是一位公平的统治者，他“对国内任何人从没在言行上有所伤害”。他的养猪人说：“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即使回到父母身边，也无法找到一位如此仁慈的长者！”我们羡慕奥德修斯“如神一样的身材”，他的身体非常强健，虽然年近50，但是掷铁饼可以掷得比任何菲阿刻斯的青年更远；我们赞赏他“坚定不移的心”，他的“智慧有如主神朱庇特”；我们也会同情他，例如当他失望于重见“起自他土地上的烟火”而想了此一生时，或是当他遭逢困难痛苦而以苏格拉底喜欢引用的话自我安慰、坚强起来时——“我的灵魂呀，现在耐着性子吧！你曾遭遇过比这更困苦的事。”在身心两方面他都是铁人，但又是百分之百地有人性，因此他令人怀念。

这个问题的答案乃是阿哈伊亚人的判断标准，与我们的不同，就像战争与和平的不同一样。他生长在一个混乱、不安、饥饿的世界，人人必须自卫，时常准备着弓箭，并且面临流血事件时须能镇静应付。就如奥德修斯所说的：“谁也掩藏不了凶狠好吃的肚子……因此，才会派出船只去劫掠海面上的敌人。”因为阿哈伊亚人在自己国内都不安全，在外当然不尊重别人的安全。弱者才讲究公平，他们认为至上的美德乃是勇敢无情的智慧。所谓美德（Virtue）实际就是Virtus （拉丁文），即男子气概，也是Arete （拉丁文），即战神（Ares 或Mars ）的气质之意。并不是说温柔、容忍、可靠、冷静、勤劳、诚实的人就是好人，好人必须勇敢善战。而所谓坏人也不是指酗酒、说谎、谋杀、背叛，而是指一个畏怯、愚笨或软弱的人。早在哲人斯拉西马克斯（Thrasymachus）和尼采（Nietzsche）之前，于欧洲早期不成熟但充满活力的时代中，便有了类似尼采的人。

·男女两性

阿哈伊亚的社会是父权独裁，但掺以女人的美、怒以及亲情的热烈温柔。 [11] 在理论上，父亲至高无上，他可以随意纳妾 [12] ，他可以将她们送给客人，他可以将子女置于山顶任其自生自灭，他也可以杀害子女以献祭于饥饿的神。此种父权至上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残忍的，父权至上的存在是因为国家的组织尚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在此种社会中，“家庭为了维系秩序，便需要父亲的权力，最后生杀予夺之权为国家所有，父亲的此种权力也就被国家所替代”。随着社会组织的演进，父权和家庭势力逐渐消失，自由及个人主义日见滋长。事实上，阿哈伊亚男人通常都是讲理的，耐心地听着家庭中的唠叨，疼爱子女。

在这种父权结构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在荷马史诗时代远高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在传说及史诗中，妇女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珀罗普斯对希波达米亚的追求到伊菲吉妮娅的温柔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怨恨中，可以得到证明。闺房及家庭束缚不了她们；她们在男女群中自由来往，有时还参加男人的正式讨论，就如海伦与墨涅拉俄斯、忒勒玛科斯的讨论一样。当阿哈伊亚的领袖要使其人民激起同仇敌忾之情以对付特洛伊时，他们并不是诉诸政治、种族或宗教的思想，而是诉诸对妇女美貌的情愫。海伦的美貌使得一个攻城略地、争夺贸易的战争更多彩多姿。如果没有了女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将变成粗俗的莽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了。女人多少教导了男人一些礼貌、理想和温柔的方式。

婚姻是一种买卖，通常是以牛或相等的东西计算，由追求者付给女子父亲。荷马曾谈到“牛带来的新娘”。这种买卖是相互的，通常女方父亲会给新娘相当丰富的嫁妆。典礼是家庭性及宗教性的，充斥着大吃大喝，尽情跳舞和嘈杂的娱乐。“在火炬的亮光之下，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新娘，离开房间，穿过街市，新婚歌曲随之响起。青年婆娑起舞，在他们中高高响起横笛和七弦琴的声音。”人生的要求总是少有改变的。女人一旦结婚后，便成为家中的女主人，与其子女所受的尊敬相等。最真实的爱，也就是一种深深的相爱和关心，无论对希腊人还是法国人来说，是在婚后而非在婚前才会有的。它并不是肉体的相亲相近而爆出的火花，而是在家庭日常操心及勤劳中长期厮守结出的果实。荷马史诗时代的妻子很忠贞，而其丈夫则不然。在荷马史诗中有三位与人通奸的女子——克莱登妮丝特拉、海伦及阿佛洛狄忒，但是她们所伤害的如果不是众神，则为凡人。

在此种背景之下，荷马所描写的家庭（除掉在荷马史诗中不占地位的奇怪传说之外）是一个健全而宜人的制度，大多是美丽善良的女人和孝顺的子女。妇女不但养育子女，而且还要从事各种工作，如磨谷、梳毛、纺织及刺绣，她们很少缝制衣服，因为衣服通常不用线缝。烹饪工作则由男人负责。此外，妇女还须养育孩子，疗治他们的创伤，调解他们的争吵，教导他们礼节、道德规范及他们部族的传统。当时没有正式教育，孩子显然不学字母、拼字、文法，更没有课本，这真是男孩的乐园。女孩所学的是家庭中的各种手艺，男孩则学习狩猎及战争。男孩要学习钓鱼、游泳、耕地、埋设陷阱、驯养动物、射箭掷枪，并且学习如何在几乎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家中最大的男孩成年后，如果父亲不在，他便成为一家之主。当他结婚后，新娘便一起住到他父亲家里，世世代代又因之继续下去。家庭的成员因为时间而改变，但是家庭却是持续不变的单位，也许经历数百年之久，在家庭的冶炼中，塑造了政府所赖以存在的秩序及性格。

·艺术

阿哈伊亚人将书写的艺术留给商人及低等的书记员，文字可能是迈锡尼人传给他们的，但是阿哈伊亚人轻文事而重武功。在整个荷马史诗中仅有一次提到文字，并且是在很特殊的一个场合：有人把一个折叠的书板交给一位使者，请收受书板的人将使者杀死。如果阿哈伊亚人有时间从事文学的话，那只是在战争及劫掠之后短暂的平静之时。国王召集了他的部下举行宴会，然后一位游吟诗人弹着七弦琴，以简朴的诗句叙述祖先的英勇事迹。对阿哈伊亚人而言，这便是诗歌，也是历史。荷马大概就像天文学家菲狄亚斯一样想将自己的影像深印在其作品中，在其史诗中曾描述菲阿刻斯的国王阿尔辛努斯（Alcinous）在招待奥德修斯时便准备这类诗歌。“去把诗人德莫多克斯（Demodocus）请来，神所赋予他的诗歌能超过任何人……然后传令官走向前来，引导着这位善良的游吟诗人，他是缪斯最喜爱的人，给了他长处和短处。她夺去了他的视力，但给了他吟唱优美诗歌的天赋。”

除了诗歌以外，最令荷马感兴趣的一种艺术是金属工艺。他没有提到绘画或雕刻，但是竭尽想象力描写阿喀琉斯盾牌上金属镶饰的景象或是奥德修斯饰针上的浮雕。他对建筑谈得不多但很清楚。当时的普通住宅的墙是以石块为基础，以晒干的土块砌成，地面是夯平的泥土，肮脏时则将泥土铲去。屋顶是芦苇覆以黏土，斜度刚好可使雨水流泻。门是单扇或双扇，上有锁钥或插销。在较好的住宅中，屋内的墙壁漆以灰泥并有绘画、边饰或饰带，且挂有武器、盾牌和挂毡，没有厨房、烟囱及窗户。中央厅堂的屋顶开有一个出口，可使炉子的部分烟气散出去，其他的则从门出去，或是在墙上留下煤垢。有钱的人家会有浴室，其他人则使用澡盆。家具是用厚重的木材做成，常常很有艺术地予以雕刻和装饰，埃克马琉斯（Icmalius）曾为珀涅罗珀造了一张镶有象牙及贵重金属的太师椅，奥德修斯为自己和妻子做了一张大床，可以使用100年之久。

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建筑忽视了庙宇，而全力注重于宫殿，就如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忽视宫殿而专门重视庙宇一样。我们知道了“帕里斯的豪华住宅，这是王子请了特洛伊最灵巧的建筑师为他造成的”。此外，还有阿尔辛努斯的大厦，铜墙、蓝色玻璃质混合物做成的饰带、金和银的门及其他可能是属于诗歌而不是建筑的特色。我们也知道一点阿伽门农在迈锡尼的王宫，关于奥德修斯在伊萨卡的宫殿我们也听了很多。奥德修斯的宫殿有一个前院，部分是以石块铺成，周围是灰泥墙，栽有树木，并有马房，以及奥德修斯的爱犬阿尔戈斯在阳光底下作为床铺的一堆粪便。 [13] 一个有列柱的门廊通向屋里，门廊常是奴隶或客人过夜的地方。屋里，有一个前堂对着一个由大柱支撑的厅堂，有时亮光不但来自屋顶的开口，而且也来自柱顶过梁与屋檐之间的空隙。夜晚时火盆在高高的架上发出不稳定的光亮。厅堂的中央是炉子，在其圣火四周，整个家庭在夜晚时欢聚取暖，争论邻居的行为、孩童的任性、事态的无常。

·政府

这些热情而精力充沛的阿哈伊亚人受到什么样的统治呢？在平时，他们由家庭控制，在危急时由部族统治。所谓部族即是一群遵从同一祖先及共同族长的人。族长的城堡即是城市的起源及中心，由于其力量逐渐变成习惯及法律，一族一族的人逐渐聚集而形成一个政治及血族社区。当族长希望全族或整个城市采取某种一致的行动时，他便召集所有自由的男人参加一个公共集会，提出一项建议由集会表决，同意或否决均可，但是唯有族中最重要的成员才有权提议修改这项建议。在这种村庄的集会中——这是一个实质上的封建及贵族社会中唯一的民主因素——善于演说、能够影响他人意见的人对政府是颇具价值的。在老内斯特（Nestor，发自他喉头的声音甜过蜂蜜）和狡猾的奥德修斯（他的话语“如雪片落在人们身上”）的身上，我们可看到雄辩滔滔的口才，演讲在希腊的成就远超过任何其他文明，最后也是它使希腊文明堕落。

当所有各族必须一致行动时，各族族长便遵从他们之中最强者为国王，率领自由人和奴隶组成的军队向国王报到。最接近及亲近国王的族长被称为“国王的伴臣”（King’s Companions），在菲利普（Philip）王的马其顿及亚历山大的营中也是如此称呼。在他们的会议上，贵族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国王在他们之中只是暂时居于首席者。从这些制度中——公众集会、贵族会议、国王——产生了现代西方世界种类繁多的组织法。

可以说，国王的权力被限制得很严，但同时又可能很大。他们的权力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因为其王国面积小。在时间上也有限，因为他可能被贵族会议免职，或是被阿哈伊亚人所承认的“强者为王”的规则所推翻。然而，他的统治权是世袭的，其疆界也是很模糊的。最重要的，他是一位军事统帅，非常照顾他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军队支持的话，他可能会被认为是虚设的。他让军队装备良好，粮食充足，训练精良；军队的装备有毒箭、枪、矛、盔、胫甲、胸甲、盾牌、战甲等。只要军队支持他，他便是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他也是国教最高的祭司，为其人民奉献牺牲。他的命令便是“法律”（那时尚无“法律”这个名词），他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变更。贵族会议有时可以与国王一起审理重大争端，然后贵族会议似乎是要为所有法庭立下先例，判决时都是依判例而决定。判例对法律影响很大，因为判例就是习惯，而习惯便是法律的“善妒兄长”。但是在荷马的社会中任何种类的审判都很少，也没有什么政府的司法机构，每个家庭必须为自己辩护，自己采取报复行动。暴行到处可见。

国王并不是用征税的方法维持其地位，但他偶尔从其臣民中接受一些“礼物”。但是如果完全靠这些礼物的话，他一定不会富有的。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向他的士兵及船只所劫掠的财物抽取通行税。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3世纪末，在埃及和克里特都可见到阿哈伊亚人。他们在埃及做海盗，但不很得意，在克里特则是短暂的征服者。然而，突然地，我们看到阿哈伊亚人以他们一位女人被奸辱的事件激起同胞的义愤，集合了各个部族的部队，武装了10万大军，搭乘了史无前例的1000艘船只，到亚洲前端的特洛伊平原和山丘上去碰运气。

特洛伊之围

果真有特洛伊围城之事吗？我们只知道每位希腊史家、诗人以及几乎希腊每一项庙宇记载或传说都当它是真有其事。考古学已使这个被毁的城市——重叠的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这个围城的故事及其英雄，基本上均被认为是真实的。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时的一件刻文说接近公元前1196年时，“各个岛屿很不安定”；普林尼（Pliny）也曾提到埃及某一位拉美西斯王在位时特洛伊城被攻陷。希腊一位学者厄拉多塞（Eratosthenes）根据地理兼历史学家赫克特斯（Hecataeus）在公元前6世纪末所整理的传统家谱资料，推定特洛伊城被围时间为公元前1194年。

古代波斯人和腓尼基人同意希腊人的看法，认为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因为4位美丽女人被诱拐。他们说埃及人从阿尔戈斯偷走爱奥，希腊人则从腓尼基骗走欧罗巴，并从科尔基斯拐走美狄亚；因此，为了公平起见，帕里斯诱拐海伦不是当然的吗？ [14] 诗人斯泰西克勒斯（Stesichorurs）在晚年，以及在他之后的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均不认为海伦曾去过特洛伊，海伦是被迫去了埃及，并且在埃及等了10多年，等着墨涅拉俄斯来找回她。希罗多德还问道：谁相信特洛伊人会因一位女人而打了10年的战争？欧里庇得斯则认为希腊远征特洛伊是因为希腊人口过剩导致了扩张的野心，权力欲的借口倒是很早就有了。

但此类说法可能是为了使这次出征能为一般希腊人所接受，要人民牺牲，必须要有借口。不管这次战争的表面和借口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其原因及要素在于两个集团势力争夺达达尼尔海峡以及黑海周围的肥沃土地，整个希腊和西亚均认为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冲突。希腊的各小城邦都协助阿伽门农，小亚细亚各民族也都一再派兵增援特洛伊。这只不过是一场争斗的开端而已，以后在马拉松、萨拉米斯、伊苏斯（Issus）、阿贝拉（Arbela）、都尔（Tours）、格兰那达（Granada）、莱潘托（Lepanto）、维也纳等地都将爆发同样的冲突。

关于这场战争的大事及余波，我们仅能写出希腊诗人和剧作家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文学而非历史，更因为这一点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战争是丑恶的，而《伊利亚特》是美丽的。艺术甚至可以将意义及形式赋予恐怖而使之变成美丽，并将它净化。《伊利亚特》的形式并不很完美，其结构松弛，叙述也时有矛盾不清之处，并且还留下一个不算结论的结语，但是其局部的完美补偿了整体的混乱，虽然有瑕疵，但这故事仍成为文学，甚至是历史上伟大的戏剧之一。

（第一章）在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希腊人已经围攻特洛伊9年而无果，希腊人感到失望，思乡，并被疾病夺去很多生命。他们当初出征时，在奥利斯（Aulis）受到疾病及海上无风的延宕。阿伽门农激怒了其妻克莱登妮丝特拉，他牺牲女儿伊菲吉妮娅以求得微风，使船只能够出航。当希腊人沿海岸航行时，曾在各地停留以补充食物和侍妾；阿伽门农得到了美丽的克里赛斯（Chryseis），阿喀琉斯也占有了漂亮的布里赛斯（Briseis）。一位预言者宣称，太阳神阿波罗不会将胜利给予希腊人，因为阿伽门农侵犯了太阳神祭司克莱赛斯（Chryses）的女儿。阿伽门农随即将克里赛斯归还其父，但是为了自我安慰，他于是强迫布里赛斯离开阿喀琉斯并前来代替克里赛斯。阿喀琉斯召集了一次大会，愤怒地指责阿伽门农，他的愤怒便成了《伊利亚特》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他发誓他和手下的人绝不再出手帮助希腊人。

（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希腊军队的所有船只及部族。

（第三章）我们可以看见粗率的墨涅拉俄斯正与帕里斯进行决斗以决定这场战争。双方军队则坐下休战。普里阿摩斯和阿伽门农则以牺牲献祭诸神。墨涅拉俄斯打败了帕里斯，但是爱神阿佛洛狄忒利用一朵云将帕里斯带走，把满身香水脂粉味道的帕里斯置于其床上。海伦要他回到战场上，但是他却建议两人“利用这段时间调情”，海伦也就屈服了。

（第四章）阿伽门农宣称墨涅拉俄斯为胜利者，战争本应结束了，但是众神在奥林匹斯山上集会后，要求继续打下去，流更多的血。宙斯本来赞成和平，但是当他的妻子赫拉指着他说话时，他就撤回了他的意见。她建议，如果宙斯同意毁灭特洛伊的话，她便将迈锡尼、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等夷为平地。战争又再度开始，许多人被箭、矛或剑刺穿而倒地，“黑暗掩上他的眼睛”。

（第五章）诸神也都加入了这场抢夺战。可怖的战神阿瑞斯被迪奥梅的矛所伤，“他的痛苦叫声就像9000人的声音”，并立刻跑去向宙斯告状。

（第六章）在一个优美的插曲中，特洛伊军队领袖赫克托耳在重返战斗之前，正与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依依不舍。她低声向他说：“亲爱的，你的勇敢将使你归天。你不可怜你的儿子和我，我不久将成寡妇。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都已被杀。赫克托耳，你现在是我的父母及丈夫，可怜我，留在城堡里吧。”赫克托耳答道：“我很清楚特洛伊即将陷落，我也可预见我兄弟及国王的悲伤，对于他们我不感到悲伤，但是一想到你在阿尔戈斯当人家的奴隶就几乎使我失去勇气。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躲开这场战争。”在襁褓中的小孩，那注定不久后被获胜的希腊人从城墙上往下摔死的阿斯蒂安纳克斯（Astyanax），一看到他父亲头盔上飘动的羽毛装饰便惊吓得大叫，赫克托耳于是摘下了头盔，为他那可爱的小孩大笑、哭泣、祷告。然后他便走下了堤道，前往战场。

（第七章）赫克托耳与萨拉米斯的国王埃阿斯（Ajax）进行决斗，他们勇敢地战斗，直到天黑才分开，互相交换礼物，彼此赞扬——这真是一片血海上漂浮的一朵礼貌之花。

（第八章）特洛伊获得一天的胜利后，赫克托耳下令军队休息。

因此，赫克托耳就向士兵们发表演说，特洛伊人则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每个驭者都站在战车旁边，把淌汗的战马从车轭上解下，并用皮条拴住马匹。然后他们匆匆地从城里带来壮牛和肥羊，还有蜂蜜般的美酒……还从屋里拿来谷物。他们又收集了柴火，于是香味随风从平地飘向天际。而这些战士就在战场边，怀着希望坐待天明，许多做信号用的篝火也燃烧个不停。

即使在天空中，众星也拱绕着月亮不停地闪烁，这个景象真是奇妙，而风已静，山峰和海岬也高耸入天，灿烂的苍穹一望无垠。繁星点点闪烁，使得工作劳累的牧羊人见景心喜——同时多如天上繁星的营火也在黑色的战船和（桑索斯）河间闪烁不停。

这些营火是善于驯马的特洛伊人在伊琉姆周围所生的。

同时，那些疲惫的战马也停立在战车旁边，一面嚼着小麦或大麦，一面等待着那个坐在金色宝座中的“黎明”到来。

（第九章）伊利安·匹拉斯（Elian Pylus）的国王老内斯特劝告阿伽门农将布里赛斯还给阿喀琉斯，他同意了。并且，如果阿喀琉斯重新参加围攻特洛伊的话，他将可获得希腊的一半土地。但是阿喀琉斯仍然继续发脾气。

（第十章）奥德修斯和迪奥梅在夜晚突袭特洛伊阵地，杀死了十多名族长。

（第十一章）阿伽门农勇敢地率军出战，受伤后退下。奥德修斯陷入包围，奋战如一头狮子。埃阿斯和墨涅拉俄斯为他杀出一条活路，救了他的命。

（第十二至十三章）特洛伊人攻向希腊阵地的围墙。

（第十四章）赫拉感到愤怒而决心拯救希腊人。她全身涂以膏油、香水，穿上诱人的衣服，并围上爱神阿佛洛狄忒的爱情带，而诱使宙斯睡觉，海神波塞冬则利用这个时候协助希腊人击退特洛伊人。

（第十五章）双方胜负时有变化。特洛伊人攻到了希腊船只附近，荷马热情高昂地描写着希腊人奋力作战而不幸逐渐倒退，面临败亡的景象。

（第十六章）为阿喀琉斯所喜爱的帕特洛克罗斯终于获得准许，率领阿喀琉斯的军队攻打特洛伊，结果反被赫克托耳所杀。

（第十七章）赫克托耳与埃阿斯为争夺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而猛烈决斗。

（第十八章）阿喀琉斯惊闻帕特洛克罗斯噩耗后，决心再度上战场。他的母亲（忒提斯）说服天上的铁匠赫菲斯托斯为他制造了新的武器及一个大盾。

（第十九章）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和解。

（第二十章）阿喀琉斯与埃涅阿斯（Aeneas）激战，正要杀他时，海神波塞冬救了他，这使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有了写史诗的素材。

（第二十一章）阿喀琉斯杀死了许多特洛伊人，并且还长篇大论地数说他们的家系。诸神也加入了战斗：雅典娜以一块石头击倒了阿瑞斯；当爱神阿佛洛狄忒想救他时，却被雅典娜一击倒地。赫拉打了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几个耳光。海神波塞冬和太阳神阿波罗则仅是互相叫骂而已。

（第二十二章）除赫克托耳外，所有特洛伊人见了阿喀琉斯就逃。普里阿摩斯及其妻赫卡柏都劝其子赫克托耳留在城墙里面，但是他拒绝了。突然间，当阿喀琉斯冲向他时，赫克托耳却溜之大吉。阿喀琉斯穷追不舍，绕着特洛伊城墙跑了三圈，赫克托耳后来站住了，立即被阿喀琉斯所杀。

（第二十三章）在史诗接近尾声时，帕特洛克罗斯在华丽的典礼中进行火化。阿喀琉斯以许多头牛、12名特洛伊的俘虏、他自己的长发作为对帕特洛克罗斯的祭礼。希腊人并为他举行竞技运动。

（第二十四章）阿喀琉斯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拖在其战车之后，围着火化柴堆跑了3圈。普里阿摩斯很悲伤地前来请求领回其子赫克托耳的尸体。阿喀琉斯气平之后，答应停战12天，并准许老王普里阿摩斯领回赫克托耳被洗净并涂上膏油的尸体。

返乡

这篇伟大的史诗突然在此收尾，好像诗人已经用尽了他所知道的部分，而必须将其余部分留给其他游吟诗人去完成。我们从以后的文学中得知，后来站在旁边观战的帕里斯一箭射进了阿喀琉斯唯一没有遮掩的脚后跟而使他毙命，以及特洛伊城如何由于木马计的使用而被攻陷。

胜利者本身也被胜利所征服，他们在疲惫忧伤之中返回久已期待的家园。许多人中途遇到海难，有些人则搁浅在异地的海岸上，而在亚洲、爱琴海及意大利等地建立希腊的殖民地。曾经发誓要手刃海伦的墨涅拉俄斯，在一见到这位人间仙女后又爱上了她，他高高兴兴将她带到斯巴达去做他的王后了。当阿伽门农返回迈锡尼的故土时，亲吻了家乡的泥土，热泪夺眶而出。但是他在离家期间，他的妻子克莱登妮丝特拉却勾搭上了他的表亲埃吉斯图斯（Aegisthus），将他纳为丈夫并让他即位为王。阿伽门农一进入宫廷便被他们杀死。

奥德修斯返乡更是曲折艰苦，有关他的故事可能是另外一位“荷马”所写的，其诗比起《伊利亚特》来显得较没有气势，但温柔有趣。 [15] 根据史诗《奥德赛》，奥德修斯遭遇海难而抵达奥吉纪亚（Ogygia），这是一个像大溪地的乐园，该地女神王后卡吕普索（Calypso）将他留住8年作为情人，而他与在伊萨卡（Ithaca）家乡的妻子珀涅罗珀和儿子忒勒玛科斯则日夜互相思念。

（第一章）雅典娜说服宙斯命令卡吕普索释放奥德修斯。雅典娜赶去找忒勒玛科斯，怀着同情听着他诉说伊萨卡和其附属岛屿的贵族如何追求珀涅罗珀，以便夺取王位，以及这些人如何住在宫里消耗奥德修斯的财产。

（第二章）忒勒玛科斯下令这批追求者离开，但是他们均嘲笑这位青年的幼稚。他于是秘密出发寻父，而珀涅罗珀这时却为他们父子俩担心，为了抵拒追求者，她答应在织完一匹布后跟其中一人结婚，但是每晚她又将白天所织的布解开，以拖延时间。

（第三章）忒勒玛科斯到匹拉斯访问内斯特。

（第四章）忒勒玛科斯并且到斯巴达会晤墨涅拉俄斯，但两人均无法告诉他到何处寻找他的父亲。诗人为驯服安定下来的海伦，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形象，她的罪过早被原谅，她并且说：当特洛伊陷落时，她已厌倦了这个城市。 [16]

（第五章）奥德修斯首次进入本故事。坐在卡吕普索的小岛海岸上，他已哭干了眼泪，面容日益憔悴，昼夜忧伤地盼望返乡。夜间他不得不陪卡吕普索睡在山洞里，不情愿地陪着这位深情的女神，但是在白天他则经常坐在岩石或沙地上，以眼泪和叹息折磨着心灵，昂首远望波浪起伏的海面。卡吕普索再将他留了一夜之后，终于让他造了一个木筏，独自一人出发，踏上归途。

（第六章）在海上经过多次挣扎后，奥德修斯终于抵达了一个神秘的国度菲阿刻斯，被一位少女瑙西卡发现，并带到其父亲阿尔辛努斯国王的宫中。这位少女爱上了这位身体强健又勇敢的英雄，她向其女伴透露：“听着，我白色手臂的小姐们……以前我觉得这个人一点也不英俊，但是现在他就像天上的神一般。但愿这样一个人能做我的夫君，住在这里，但愿他能高兴地住下来。”

（第七至八章）奥德修斯给阿尔辛努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国王终于提议招他为驸马。他推辞了，但是却很乐意叙述他从特洛伊回来时的各种遭遇。

（第九章）他告诉国王说他的船队迷失了航线，到达了忘忧国（the land of the Lotus-Eaters），他的手下吃了忘忧树的果实后，许多人忘了家人和思乡之情，奥德修斯不得不强迫手下回到船上。然后他们驶向了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之岛，这些巨人靠野生谷物及水果为生。奥德修斯和手下被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关入一洞中，有多人被吃掉，他最终以酒诱使这个怪物入睡，然后再以木棒点火烧瞎他的独眼，然后救了手下逃命。

（第十章）他们一行再度上船航行，到达了叫拉斯忒吕戈涅斯（Laestrygonians）的地方；但是这里也是吃人的野蛮人，只有奥德修斯的船逃脱。不久，他及同伴抵达了伊尼亚（Aenea）岛，岛上可爱而狡猾的喀耳刻（Circe）利用歌声将他大部分手下诱到洞中，使用药物使他们变成猪。奥德修斯本打算杀她，但是又改变了主意，接受她的爱。他的手下也被恢复了人形，并一起在岛上住了一年。

（第十一章）再度起航后，他们抵达了一个终年黑暗的地方，这便是地狱的入口处。奥德修斯曾与其母亲、阿伽门农、阿喀琉斯等人的鬼魂晤谈。

（第十二章）最后他们通过了塞壬（Sirens）岛，奥德修斯用蜡塞住同伴的耳朵以免受到塞壬歌声的诱惑。他的船在斯库拉（Scylla）与卡力布狄斯（Charybdis）之间的墨西拿海峡遭到重大破坏，只有他一个人幸存，在卡吕普索的岛上长住了8年。

（第十三章）阿尔辛努斯很为奥德修斯的经历所感动，下令手下用船将他载回伊萨卡，但是将他眼睛蒙住以防他知道并透露他们这片乐土的所在。到达伊萨卡后，雅典娜将他引导到老猎人尤缪斯（Eumaeus）的茅舍。

（第十四章）后者虽认不出前者，但还是很慷慨地招待他。

（第十五章）忒勒玛科斯也被雅典娜带到同一所房子。

（第十六章）奥德修斯于是将身份透露，父子两人“放声大哭”。父亲告诉儿子如何除去珀涅罗珀的追求者。

（第十七至第十八章）奥德修斯扮成乞丐进入了宫中，看到追求者正在大吃大喝，当他听到那些追求者晚上与宫中女侍睡觉、白天又追求他的妻子时，心中大为愤怒。

（第十九至第二十章）他受到了追求者的侮辱及伤害，但是他耐心地控制着情绪。

（第二十一章）这时追求者发现了珀涅罗珀织布的秘密，并强迫她将布织完。她同意嫁给任何能将奥德修斯弓上的弦拉开，并且将一支箭射过排成一列的12把斧头的空隙的人。所有追求者都试过，但全部失败。奥德修斯要求一试，结果成功了。

（第二十二章）这使各追求者震惊，他随即大怒并抛弃伪装，以箭射向追求者，并在忒勒玛科斯、尤缪斯及雅典娜的协助下，杀尽所有追求者。

（第二十三章）他好不容易说服了珀涅罗珀相信他便是奥德修斯，要使她骤然放弃20个追求者、回到丈夫身边并不容易。

（第二十四章）他遇到了诸追求者的儿子们的进攻，但终于安抚了他们，并重建了他的王国。

在这同时，于阿尔戈斯发生了希腊传说中最伟大的悲剧。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特斯（Orestes）长大成人后，在其悲愤的妹妹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鼓舞之下，杀死了母亲及其情人，以报父亲被杀之仇。经过多年的漂荡及疯狂后，俄瑞斯特斯终于登上了阿尔戈斯暨迈锡尼的王座（约公元前1176年），最后还使斯巴达成为其王国的一部分。 [17] 但是自从他即位后，珀罗普斯王朝便开始衰落。也许这种衰落在阿伽门农时代已开始了，并且这位犹豫不决的首领企图利用战争以团结一个早已分崩离析的王国。但是他的胜利使他完全没落。因为他手下没有几位族长回国，而其他许多王国则已失去对他的忠诚。在围攻特洛伊城结束之前的时代，阿哈伊亚的势力已耗尽，珀罗普斯王朝已到尾声，人们耐心地期待着一个更清新的时代。

多利安人的征服

大约在公元前1104年，从日益扩张的北部涌来了一股移民（或入侵者）的新浪潮，进入了希腊。他们是沿着伊利里亚（Illyria）与色萨利，在诺帕克图斯（Naupactus）越过科林斯湾及科林斯地峡而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控制了一切，并且几乎完全摧毁了迈锡尼文明。这是一支好战、高大、圆头颅、不识字的部族。对其来源及所走的路线只能猜测，但是我们清楚他们的性格和外表。他们仍是在放牧和打猎的阶段，偶尔他们也停下来耕地，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依赖牲口，因此经常处在游牧之中。他们拥有大量前所未闻的铁，他们是初期铁器时代（Hallstatt） [18] 文化派到希腊的使者。他们所拥有的铁制刀剑以及心肠的坚硬使得他们完全控制了阿哈伊亚人和克里特人，后两族仍然利用青铜做成的武器。他们可能是从东西双方，由埃里斯和麦加拉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各个独立的小国，铲除了统治阶级，而将剩余的人变成他们的农奴。迈锡尼和梯林斯都毁于大火，此后有数百年之久，阿尔戈斯成为珀罗普斯群岛的都城。在科林斯地峡上，这些入侵者夺取了一个高峰阿克罗柯里苏斯（Acrocorinthus），并在其周围建立了多利安人的科林斯城。残余的阿哈伊亚人有一些逃到半岛北部山区，有些则到了阿提卡，另外有些人则逃往亚洲的小岛和海岸。征服者也曾追击到阿提卡，但被击退，他们也曾追到克里特，终于使克诺索斯城完全毁灭。他们也夺取了米洛斯、赛拉（Thera）、科斯、克尼都斯（Cnidus）及罗得斯等地，并使之成为殖民地。迈锡尼文化最为兴盛的克里特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全境，一切旧的文化被摧毁殆尽。

这种对文化的摧毁即是现代史学家所称的多利安人的征服，也是希腊传统上所说的赫拉克勒斯之子女的返国。因为这批胜利者不仅认为他们的胜利是野蛮人征服了文明人，而且他们坚信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本可堂而皇之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是因为受到了抵抗，才不得不以武力占领半岛。我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历史，或者有多少是“外来神话”，以图将一场血腥的征服说成一种神圣的权利。我们很难相信在人类世界的婴儿期的多利安人便是如此优秀的说谎者。虽然有人不会相信，但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是真的：多利安人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但是由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所率领。

不管这次征服的形式如何，其结果则是希腊文化的发展受到了长期的重大阻碍。政治体制受到了几百年的骚扰；人人自危，随身携带武器；日渐增多的暴乱行为破坏了农业生活、陆地贸易及海上商业的进展。战争不停，贫穷日益加深和扩大。各个家庭到处流离，寻求安定和平，但因而使生活变得不安定。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称这个时期为铁器时代，并悲叹它的堕落。许多希腊人相信“铁的发现乃是对人类的不利”。艺术衰落，绘画受到轻视，雕刻家仅满足于雕像，陶器舍弃了迈锡尼和克里特时代的栩栩如生的风格，并衰落成毫无生气的“几何形式”，这成了希腊以后数百年陶器的主要形状。

当然，这也并非一无是处。纵使入侵的种族极力避免在血统上与被征服的民族相混（多利安人与伊奥尼亚人之间虽因种族仇恨而血染希腊），但是在希腊南部拉哥尼亚（Laconia）地方的里里外外，新旧种族之间正进行着血统上的大混合，也许阿哈伊亚及多利安人强健有力的血统与希腊南部较古老易变的种族结合起来后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生物性刺激力量。经过数百年的混合之后，最后产生一个新而复杂的民族，其血统中有着地中海、阿尔卑斯、北欧及亚洲等民族的成分。

迈锡尼文化也不是完全被毁灭。爱琴文化的某些遗产——社会秩序和政府组织、技术工艺因素、贸易形式及路线、礼拜的对象及形式、陶器及冶金术、壁画艺术、装饰及建筑形式——在数百年的暴乱之中仍然“奄奄一息地保存着”。希腊人相信有些克里特的制度传入了斯巴达，阿哈伊亚的“集会”（assembly）仍然是希腊后来民主制的主要结构之一。迈锡尼的“大厅”可能就是多利安大神庙的样品，后者再加上自由、匀称、力量等性质。希腊的艺术传统逐渐复兴，促使科林斯、西塞昂及阿尔戈斯等成就达到文艺复兴的水准，甚至有一段时间使得阴沉的斯巴达也出现了艺术和诗歌的花朵。它在这个没有历史的黑暗时代孕育了诗歌，它随着佩拉斯吉、阿哈伊亚、伊奥尼亚、米尼安等流亡的人们到达爱琴海及亚洲，而使这些殖民地在文学和艺术上超越了他们的母国。并且当这些流亡人士到达爱琴海诸岛和伊奥尼亚时，爱琴文明的遗迹唾手可得。在这些地区一些较大陆上安定的古老城镇中，铜器时代仍然保存了一些它古代的工艺及光辉。希腊的第一次觉醒便是发生在亚洲地区。

最后，五种文化的接触——克里特、迈锡尼、阿哈伊亚、多利安及东方——使一个开始没落的文明获得了新生。这个文明在大陆上由于战争和劫掠而变得粗野，而在克里特岛则由于天赋的滥用而柔弱不堪。不同种族及生活方式的混合须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才能获得相当的安定，但是它却有助于创造希腊思想及生活上无与伦比的多彩、弹性、精致。我们不可将希腊文化看成在一片黑暗的野蛮中突然如奇迹般射出的火焰，而必须视之为一个民族——充满热情和记忆，并且受到好战部族、强大帝国及古代文明的包围、挑战及教益——缓慢而混乱的创造过程。

注释

[1] 还有下列这些希腊词：sesamon（sesame，胡麻）、kyparissos（cypress，柏树）、hyssopos（hyssop，牛膝草）、oinos（wine，酒）、sandalon（sandal，便鞋）、chalkos（copper，红铜）、thalassa（sea，海）、molybdos（lead，铅）、zephyros（zephyr，西风）、kybernao（steer，引导）、sphongos（sponge，海绵）、laos（people，人们）、kitharis（zither，古琴）、syrinx（flute，笛子）和palan（paean，赞美歌）等。

[2] “珀尔修斯……赫拉克勒斯……米诺斯、忒修斯、伊阿宋……现代通常认为这些以及当时的其他英雄人物是纯粹神话的人物。后来的希腊人在批评他们过去的有关记录时，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们事实上均统治过阿尔戈斯和其他王国；在经过一段极端怀疑的时期后，许多现代的批评家又回复到希腊人的看法……这些故事里的英雄，就像他们所活动的那些地理环境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剑桥古代史》，第2卷，478页。我们应该假定各主要传说在本质上是真的，而细节上则是富于想象的。

[3] 坦塔鲁斯因为透露众神的秘密而使他们大发雷霆，同时，他还偷窃他们的饮料及食品，但将其子珀罗普斯煮熟切片后奉给众神食用。宙斯将珀罗普斯再度拼合起来，并将坦塔鲁斯降入地狱，令他遭受难挨的口渴。坦塔鲁斯被放在一个湖的中央，在他想要喝水时，湖水便逐渐消失；在他头上有挂满果实的树枝，当他伸手摘取时，树枝也随即远离；在他头上还悬垂着一个大石块，随时都可能掉落击毙他。

[4] 卡德摩斯王宫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400到前1200年。在这里曾发现了目前还无法解释的文字书写的碎片，可能是属于克里特系统。

[5] 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Diodorus）说：“宙斯使当天晚间变成通常的3倍长；由于双方交合时间之长，宙斯预料将来小孩的力量将超乎常人。”

[6] 他杀死骚扰尼米亚羊群的狮子；杀死九头怪蛇；捕获一只速度奇快的公鹿送给尤利斯特阿斯；在厄律曼托斯（Eurymanthus）峰捕获一只野猪，将它献给尤利斯特阿斯；在一天之中引来河水以清洗奥格阿斯（Augeas）养有3000头牛的牛栏；消灭了怪鸟；将蹂躏克里特的狂牛捕获，背着送给尤利斯特阿斯；驯服了狄奥墨得斯（Diomedes）的食人马；几乎将亚马逊（Amazon）族人完全杀死；他在地中海入口分立了两个海角（即“赫拉克勒斯之柱”），逮获革律翁（Geryon）的牛只，并经高卢、阿尔卑斯山、意大利，越海送给尤利斯特阿斯；他发现了赫斯帕里特斯（Hesperides）的苹果，并曾为阿特拉斯（Atlas）托住地球；进入地狱援救忒修斯和阿斯卡拉福斯（Ascalaphus）。赫斯帕里特斯是阿特拉斯的女儿，赫拉将她与宙斯结婚时该亚（Gaea）所送的金苹果托付阿特拉斯的女儿保管。这些苹果由一条龙负责监管，凡吃食此种苹果者均可获得半神性。

[7] 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认为这位奇异的“文化英雄”是一位原始的工程师，也是史前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有关他的传说表明他净化了泉水，劈开了山脉，改变了河道，开垦了荒地，清除森林的凶猛野兽，而使希腊成为适合居住的土地；另一方面，赫拉克勒斯是神的爱子，他为人类受苦，起死回生，跌入地狱，最后进天堂。

[8] “当铁匠将一把大斧或斧劈浸入冷水中时，它发出了嘶嘶之声，这就是使铁变得刚强有力的方法。”

[9] “然后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便命令哈力亚斯（Halias）和卢达玛斯（Loodamas）开始跳舞，因为没有人敢于和他们跳舞。他们似乎拿那个紫色和精致的球……并开始玩起来。第一人将身体向后弯，将球掷向暗地里的群众，但第二人便高高往上跳，在双脚落地之前以优美的姿势接住了球。在他们练习将球掷高之后，他们便开始互相传球，同时在肥沃的土地上跳着舞。”

[10] 明希森（1720—1797年），德国军人及冒险家，因夸大的冒险故事而闻名。——译者注

[11] 某些迹象显示出此前“母权社会”的情况：根据雅典的传说，在塞克若普斯以前，“孩子们不认识他们的父亲”——那就是说，据推测，后代只有因其母亲而被承认；甚至在荷马时代，有许多被希腊诸城邦特别崇拜的神明都是女神——阿尔戈斯（Argos）的赫拉、雅典的雅典娜、埃莱夫西斯的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均未明显地附属于任何男性神明。

[12] 忒修斯的妻子不可胜数，某历史学家甚至还为她们编了一个研究的目录。

[13] 在分别20年之后，与其主人奥德修斯重逢时，阿尔戈斯喜极而死。

[14] 不必赘言，海伦是宙斯的女儿。宙斯化身为天鹅，引诱斯巴达国王廷达尤斯之妻丽达（Leda）。

[15] 《奥德赛》比起《伊利亚特》，可能历史真实性较少。在海上漂流很久的海员或战士，当他们返家时妻子都已不认得的故事显然要比特洛伊城的故事古老，并且几乎在每种文学中均可见到。奥德赛就是希腊人的辛巴达（译按：《天方夜谭》中的巴格达行商，因其七次古怪的航海而致富）、鲁滨孙（译按：英国小说家笛福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伊诺克·阿登（Enoch Arden）（译按：英国诗人丁尼生作品中的主人公）。本史诗的地理背景是一个谜。

[16] 根据希腊的传说，海伦死后被奉为神。希腊人一般相信凡是说她坏话的都会受到神的处罚，甚至荷马的眼瞎了，也被认为是他在诗中持有海伦是私奔到特洛伊而非被挟持到埃及的看法，才有这样报应。

[17] 伊文斯博士在波奥蒂亚城迈锡尼人的墓里发现许多木刻，上面的图是一个年轻人攻击一个狮身人首的怪物，还有一个青年正要杀死一个老年人与一个妇人。他认为这些图指的是俄狄浦斯和俄瑞斯特斯，由于他认为这些木刻大约是公元前1450年之物，因此，他指出俄狄浦斯和俄瑞斯特斯的年代应比所列的年代早200年左右。

[18] 哈尔斯塔特（Hallstatt）是奥地利一城镇，由于它的铁器遗物，欧洲铁器时代之第一期于是因此为名。

第一章至第三章历史大事年表

（所载年代均为约略年代。人名之前的年代指其鼎盛时期——大约在此人生后40年。统治者的年份指其在位期间。每项纪事前有问号的，指希腊传统的年代。）

公元前

9000　克里特岛之新石器时代

3400—3000　早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一期）

3400—2100　色萨利的新石器时代

3400—1200　克里特岛的铜器时代

3000—2600　早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二期）

3000　在塞浦路斯发掘的铜器

2870　特洛伊城的第一次殖民

2600—2350　早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三期）

2350—2100　中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一期）

2200—1200　塞浦路斯青铜时代

2100—1950　中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二期，第一系列克里特岛之王宫）

2100—1600　色萨利的查尔可里斯时代（属铜器时代）

1950—1600　中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三期）

1900　克里特岛第一系列王宫的毁坏

1600—1500　晚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一期，克里特岛第二系列王宫）

1600—1200　色萨利的青铜时代

1582　？塞克若普斯建立雅典

1500—1400　晚期米诺斯、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二期）

1450—1400　克里特岛第二系列王宫的毁坏

1433　？传奇人物与大洪水

1400—1200　晚期米诺斯、希腊、（迈锡尼）、基克拉泽斯群岛文化（第三期，梯林斯与迈锡尼的王宫）

1313　？卡得马斯建立底比斯

1300—1100　阿哈伊亚人统治希腊的时代

1283　？传奇人物珀罗普斯进入埃里斯

1261—1209　？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1250　英雄忒修斯在雅典；俄狄浦斯在底比斯；克里特岛王米诺斯和名匠代达罗斯在克诺索斯城

1250—1183　特洛伊城的“第六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时代

1225　？阿尔戈英雄的航行

1213　？“七强”与底比斯之战

1200　？阿伽门农即位

1192—1183　？围攻特洛伊城

1176　？俄瑞斯特斯即位

1104　？多利安人侵入希腊

第四章 斯巴达

希腊的形势

让我们取阅一幅古希腊时代的世界地图，并借以了解当时希腊各邻接地区的情形。当我们提及希腊时，无论使用Greece或Hellas，均指古时使用希腊语民族所占领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多数入侵者的路径——越过伊庇鲁斯的山岭和峡谷之地——开始。因为在这里，希腊的祖先们曾在多多纳（Dodona）为其伟大的天神宙斯建有神殿。迟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还在那里求教神谕，在大斧叮当或神圣橡树叶的沙沙声中宣读神旨，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他们一定在那里停留了很多年。在伊庇鲁斯南部有阿克伦（Acheron）河，谷渊深暗，因此，希腊诗人称之为“地狱之门”，或直接称之为“地狱”。在荷马时代，伊庇鲁斯居民大部分操希腊语，并遵从希腊生活习惯，但野蛮人不久自北方汹涌侵入，于是使其与希腊文明脱节。

自亚得里亚海向内进即为伊利里尔，由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所居住，他们人口稀少，贩卖牲畜和奴隶以交换食盐。在这个海岸的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罗马时代称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今日为都拉佐[Durazzo]），恺撒的军队曾在这里登陆追击庞培。跨过亚得里亚海，向外扩张中的希腊人又从当地部落民族中攫得了各沿海地区，将文明带入意大利（最后，这些土著部落向希腊人大肆反扑，其中一族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几乎还处于野蛮状态，终将希腊人连同其本土加以吞噬，建立空前大帝国）。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为高卢人，当时对希腊的马萨利亚城（Massalia，今日马赛）颇为友善。地中海西端为西班牙，当公元前550年希腊于恩波里厄姆（Emporium，今安朴里亚斯）建立其小殖民地时，业已半开化，并且已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充分开发。在非洲沿海，根据传说，于公元前813年由狄多（Dido）女王和腓尼基人所建立的具有侵略性的迦太基帝国，隔着西西里虎视眈眈。那并不是一个小村镇，而是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垄断了西地中海的商业，主宰着尤提卡（Utica）、希波（Hippo）及其他300个非洲城镇，并且控制着繁荣的土地、矿产，以及在西西里、撒丁与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一惊人富庶的城市注定了要自西方向东突击希腊，一如波斯自东攻击一样。

由非洲沿岸向东即为希腊的昔兰尼城，它面对着黑暗的利比亚内陆与埃及。大多数希腊人相信他们的许多文明因素来自埃及，在传统中他们也认为许多希腊城是由来自埃及的卡德摩斯及达诺斯（Danaus）等人所建立，或经由腓尼基或克里特输入埃及文明。在塞特（Saïte）诸王时代（公元前663—前525年），埃及商业和艺术再度复兴，尼罗河诸港口首次开放，与希腊进行贸易。自公元前7世纪起，很多著名的希腊人，例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梭伦、柏拉图及德谟克利特等陆续访问了埃及，并且对埃及文化的充实与历史悠久留有深刻印象。这里没有野蛮民族，并且远在特洛伊陷落前2000年已经有了成熟的文明和高度发展的艺术。一位埃及祭司曾向梭伦说过：“你们希腊人不过是一群幼儿，言多而自负，实则对历史一无所知。”当米利都（Miletus）的赫克特斯向诸埃及祭司夸耀他可以追溯他的祖先远至15代前的一位神明时，这些祭司静静地在神殿中向他展示了345座大祭司的塑像，每位大祭司都是前一位的儿子，自从诸神统治大地后，共计345代。许多希腊学者如希罗多德和普卢塔克都相信，希腊人死后接受其审判的奥菲厄斯信仰以及在埃莱夫西斯的德墨忒尔与珀耳塞福涅的复活仪节，都是根据埃及的崇拜伊西斯和奥赛里斯而来的。可能米利都的泰勒斯在埃及学到了几何，萨摩斯岛的罗尔库斯和狄奥多鲁斯在埃及习得了青铜的中空铸造术；希腊人也在埃及获得了陶瓷、纺织、金属品制造及象牙雕刻等技术；希腊雕刻家也从亚述人、腓尼基人及赫梯人那里学习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塑像的早期形态——丰腴的面庞、微倾的双目、握拳、肢直而坚挺。在萨卡拉（Sakkara）和贝尼—哈桑（Beni-Hasan）两村落的柱廊及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遗迹上，希腊建筑家发现了他们关于凹柱和其多利安式的部分灵感。希腊未长成时，谦卑地向埃及学习，而埃及枯竭时，希腊也随之而衰（或说它是死在埃及的“怀抱”中）。在亚历山大城，希腊人将自己的哲学、宗教仪式及诸神，与埃及、犹太的合并，以便他们能在罗马和基督教中寻得复苏的生命。

就影响希腊的文明而言，仅次于埃及的是腓尼基。泰尔和西顿两地积极进取的商人好像文化的巡回传播媒介，并且在科学、技术、艺术及埃及与近东的礼拜仪式上刺激了地中海的每一地区。他们精于造船，可能也训练了希腊人的造船技术；他们也在金属品制造、纺织及染色上以较佳方法教导希腊人；他们也与克里特及小亚细亚合作，共同将已在埃及、克里特和叙利亚发展的闪米特字母形式传授给希腊。再向东方，巴比伦把它的度量衡制，水钟及日晷，奥勃（obol）、米纳（mina）和塔伦等古币单位，天文原理、仪器、记录、计算、60分年制、圆周四象限（将一圆周自圆心区分，四象限共为360度，每度为60分，每分为60秒）等传授给希腊，而且可能由于希腊与巴比伦和埃及的天文学相接触，遂使泰勒斯得以预测日食。赫西俄德有关万物起源的混沌观念也可能是来自巴比伦。伊什塔尔与坦木兹两种传说也类似阿佛洛狄忒与阿多尼斯、德墨忒尔与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故事。

在维系古希腊世界商业关系的东端末处就是希腊最后敌人的所在地。就某些方面而言（虽然不多），波斯文明优于当时的希腊。波斯陶冶了一种除了在智力、慧敏与教育以外各方面均优于希腊的绅士型人民，同时，也发明了一种帝国式的行政组织，这种制度很自然地优于雅典与斯巴达式的松散霸权，只是缺乏希腊酷爱自由的热情。（伊奥尼亚的希腊人自亚述学得了一些动物塑像技术，他们的早期雕刻特征为形象肥壮、衣着平淡，建筑墙壁与天花板间腰线及器物铸造很注意装饰，偶尔也采用浮雕，令人喜爱的阿里斯蒂安石碑即是一例。）吕底亚和伊奥尼亚曾保持甚为亲密的关系，前者的辉煌首都萨迪斯曾经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诸沿海城市的货品与观念的交换场所。广泛贸易的需要刺激了银行的兴起，同时，使吕底亚政府约于公元前680年发行了由国家担保的币制。这种由贸易获得的恩赐迅即由希腊人加以模仿和改善，并且和文字的引入一样，产生了重大而永恒的影响。弗里吉亚的影响较早也较精妙。被弗里吉亚人尊为圣母的西芭莉女神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了希腊宗教，且其狂欢式的笛乐成了所谓的“弗里吉亚时尚”，在希腊民众中极为流行，使希腊的道德家大为困扰。这种狂乱音乐自弗里吉亚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色雷斯，并在狄奥尼索斯酒神的祭礼中演奏。这位酒神是色雷斯给予希腊的重要礼物，但是一个已经希腊化了的色雷斯城阿布德拉（Abdera），想给予希腊相等的贡献，因而给了希腊三位哲学家留基波（Leucippus）、德谟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崇拜天文学、艺术、科学等9位女神是自色雷斯传入希腊的。根据不太可靠的传说，希腊音乐的创始人——奥耳甫斯（Orpheus）、缪西尤斯（Musaeus）和泰米利斯（Thamyris）——也是色雷斯的歌唱家和自编自唱的游唱家。

从色雷斯向南到马其顿，我们对希腊文化的环游即终止。马其顿风景秀丽，矿产丰饶，平原肥沃，盛产谷物与水果，而且山区特性将人民培育成一个坚毅勇敢的民族，故已注定了要征服希腊。山地人与农夫是一种混血民族，主要为伊利里尔和色雷斯两族，可能与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族有血统关系。统治阶级的贵族宣称他们属于希腊血统（自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本人起），并且操一种希腊方言。其较早期的首都埃德萨（Edessa），位于延至伊庇鲁斯的平原及迄爱琴海的山岭之间辽阔的高原上，再向东为培拉（Pella），即马其顿王（菲利普）与亚历山大大帝的未来首都；近海处为皮特娜，罗马人随后在这里征服了惯于征服他人的马其顿人，并且获得将希腊文明传播给西方世界的权利。

这就是当时希腊周围的形势：诸如埃及、克里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给了希腊以技术、科学和艺术的要素，使其随后在历史上大放异彩；波斯和迦太基等帝国深感希腊商业扩张的威胁，势必联合起来与希腊作战，力图将它征服，使其陷于不足为害的臣属地位；在北方，好战的游牧民族养精蓄锐，不停地前进，迟早要突破山区障碍南下，仿效多利安民族的作为，即冲破西塞罗（Cicero）所称的穿着野蛮民族外袍的希腊边境，并且破坏他们所不能了解的文明。这些周围的国家很少重视当时希腊在人类生活（在为人、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中的重要性，除腓尼基人外每一民族都处在专制统治下，迷信极深，也鲜有自由刺激或理性生活的经验。这也就是希腊人将他们不分彼此，一律称为野蛮人的原因。所谓野蛮人，也就是一个人满足于盲信同时过度缺乏自由的生活。结果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东方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必将为希腊的身与灵而战。理性主义在伯里克利领导下自会胜利，一如以后在恺撒、里奥（Leo）十世及腓特烈领导下，但神秘主义每次仍会卷土重来。在历史巨轮下，这两种互补哲学的交互胜利，形成了西方文明的主要历史。

阿尔戈斯

在各国的环伺下，渺小的希腊逐渐扩展，其后裔几乎遍布每一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其向南部伸展进入海洋的势力异常微弱，仅是与我们有关的希腊人历史的一小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阻遏的希腊人伸入爱琴海中每一个小岛，伸入克里特、罗得斯及塞浦路斯，伸入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小亚细亚，伸入土耳其西北的马尔马拉海（Marmora）和黑海，伸入北爱琴海沿岸和半岛，伸入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这些希腊人在各地区建立独立而不尽相同的城邦，但均属希腊式：这些人操希腊语言，崇拜希腊诸神，读写希腊文学，对希腊的科学有所贡献，也依希腊贵族方式实施民主制。当他们自本国向外殖民时，并未将希腊抛诸脑后，甚至将希腊土壤携往各处。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他们把地中海变成了希腊内湖，同时也使其成为世界中心。

最令研究希腊古文明的史学家感到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将散处各地的希腊子民依据同一方式纳入同一历史。 [1] 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旅行的方式试图达到此目的：我们手边展开一张地图，除想象力外，可以不需要任何费用，如此逐城巡视希腊世界，并于每一中心观察波斯战前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及政府方式、科学家及哲学家活动、诗歌成就与艺术创造。这种方式的研究计划也有很多缺点：地理顺序无法与历史顺序相切合，我们势必将自一个世纪跳入另一个世纪和自一个岛跳入另一个岛；我们也将会在聆听荷马与赫西俄德之前，先与泰勒斯和安纳西曼德（Anaximander）交谈。但是就伊奥尼亚怀疑论的实际背景来观察冒昧不敬的《伊利亚特》，或是在先访问他父亲所饱受困扰的阿托利亚殖民地后，再聆听赫西俄德的怨诉，并无任何坏处。当最后到达雅典时，我们将可明了它所承受的文明的丰厚，以及在马拉松为保存这个文明所表现出的英勇。

如果我们自阿尔戈斯开始，胜利的多利安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政府，但我们却会发现置身于具有希腊特性的气氛中：一处不太肥沃的平原，一座狭小而异常拥挤的城市，城内充塞着砖和灰泥建筑的小型房屋，卫城内的一座神殿、山腹上的一座露天戏院、并不连续也不豪华的宫殿、窄巷和未铺平的街道，另外就是在远处有诱人但无情的海水。希腊是由山岭与海洋组成的国家，景色异常优美，希腊人置身其中，钟灵毓秀，但在其书册中却很少提及。冬季湿寒，夏季干热。希腊人在我们的秋季播种，在我们的春季收割，而造雨的宙斯是众神之神。河流短浅，春季湍急，在炎夏时则河床内满布圆滑的卵石。在整个希腊内类似阿尔戈斯的城市有上百个，类似而较小的有上千个；每一个城市都基于希腊人的好战特性，或由于危险的水隔，或因缺乏道路的山地，而与其他地区分离，拥有自己的主权。

阿尔戈斯人认为他们的城市是由佩拉斯吉族百眼巨人阿耳古斯所建，并将他们的首次繁荣归功于一位埃及人达诺斯，他率领一群部属前来，教导当地人用水井灌溉田地。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必加以深究，因为希腊人喜爱这种无法作无穷尽追溯的神话传说，我们姑且以神秘视之，不必穷究。阿尔戈斯在泰曼努斯（Temenus，一位返回居住的赫拉克勒斯后裔）治理下，逐渐成长为希腊最为强盛的城市，使梯林斯、迈锡尼及所有阿戈利斯均隶属其统治下。到公元前680年，政府被诸多独裁者中的一位所攫得，这位独裁者在未来两个世纪中风靡了希腊各大城。这位独裁者可能是费顿（Pheidon），如同其他的独裁者一样，领导着正在兴起中的商人阶级，对抗拥有土地的贵族（与平民作短暂性的密切结合）。当埃伊纳受到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和雅典的威胁时，费顿驰往救援，但随即乘机将之攫为己有。他采取了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可能经由腓尼基人传来），及吕底亚人由国家担保的货币制度，在埃伊纳建立了铸币厅。由此，埃伊纳“龟”（镌有该岛标志的硬币）成了希腊首批官定币制。

费顿的开明专制开创了一个昌盛时期，带给阿戈利斯许多艺术。在公元前6世纪时，阿尔戈斯的音乐家在希腊颇负盛名。赫尔米纳（Hermione）的拉苏斯（Lasus）在当时的抒情诗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将其诗歌修养传授给品达（Pindar）；阿尔戈斯人的雕刻学校也在那时奠立基础，而后这所学校向希腊贡献了波利克列特斯（Polycleitus）及其法典；戏剧也在那里取得地位，该处设有一座拥有2万个座位的剧场；建筑家也为阿尔戈斯最喜爱和最崇拜的新娘女神赫拉（每年恢复童贞一次）兴建了辉煌的神殿。但是费顿的后裔不能保持先人的成果，日益腐败，这也可能是专制的报应，加上与斯巴达一连串的长期战争，于是使阿尔戈斯的势力日蹙，最后被迫臣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的统治下。如今，阿尔戈斯是一座安静的小城，“遗失”在其周遭诸境域中。当地人依稀追思昔日光荣，并且以其悠久历史从未被遗弃而感到自豪。

拉哥尼亚

在阿尔戈斯城之南，离开海岸，便是帕瑙（Parnon）山脉的峰峦。这些山峰风景甚佳，但其中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蜿蜒各峰间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和位于西部较高、较暗然而戴有雪帽的泰格杜斯（Taygetus）山脉，这个常有地震的谷地，就是荷马所称的“拉西迪蒙”（Lacedaemon）凹地（古斯巴达）。这个平原四面环山，因此其首都斯巴达可以不需要城墙。在其极盛时期，斯巴达是5个村落的集合，拥有7万人口。如今，它仅是一个4000人口的小村，就是在它那很平凡的博物馆里，昔日胜迹也几乎荡然无存，使人对这个曾经蹂躏并统治希腊的城市，不禁兴起不胜今昔之感。

·斯巴达的扩张

自这个天然城堡，多利安人统治并奴役了南部的伯罗奔尼撒人。对蓄有长发的北方民族而言，因为生长在山地，自幼受山地环境影响，习于战事，所以其生活中除战争与奴役外再无其他。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这些人也自战争中取得其所谓的诚实生活：不属于多利安族的土著，由于从事农业和享受和平，早已积弱，显然需要有人领导。因此，斯巴达诸王首先征服拉哥尼亚的土著居民，然后攻击麦西尼亚。这一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土地，平坦而肥沃，当时是由一个爱好和平的部落耕种。我们可以自帕萨尼亚斯的著作中知悉，当时麦西尼亚王阿里斯托德谟斯（Aristodemus）在德尔菲就如何击败斯巴达一事请示神谕，阿波罗神如何命令他在其王族中选出一位童女做牺牲献予诸神，他如何将其亲生女儿杀死致祭，但最终仍战败。（可能是他会错意，以为神要他自己的女儿。）60年后，勇敢的阿里斯托德谟斯领导麦西尼亚人英勇地反抗斯巴达。在围城9年和连续攻击下，斯巴达人终于得逞。城陷落后，在屈辱的条件下，麦西尼亚每年必须向斯巴达贡献其全部收成的一半，并且有数千人被俘沦为奴隶（Helot）。

现在，我们要开始描述莱喀古斯以前拉哥尼亚社会的轮廓，这个社会也和其他古代社会一样，有三个阶层。最上层是居于统治阶层的多利安人，这一民族居于斯巴达大部分地区，以农产为生，虽然土地主权为其所有，实则由奴隶代其耕种。居住于周围，社会地位处于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的是皮里阿西（Perioeci）（也称“周围居民”），这一族是在山区或拉哥尼亚郊区100个村落中的自由居民，在各城镇以从事贸易与工业为生；有纳税及服兵役义务，但不能参加政府组织，也不能与统治阶层通婚。处于最低阶层也是人数最众多的是奴隶，根据斯特拉博的说法，奴隶是根据赫拉斯（Helus）城而命名，此城的居民最早为斯巴达人所奴役。仅由于对非多利安族的征服或运回战俘，斯巴达便使拉哥尼亚拥有22.4万名奴隶，12万名皮里阿西，以及3.2万名（包括男女老幼）公民阶层。

奴隶享有中古时期奴隶的一切自由，可随意结婚，任意生育，在田间依自己的方法耕作，在村中与邻居相处，因地主不在现场，所以可不受其干扰，唯一条件是定期向地主缴纳政府所规定的田租。他们与土地结为一体，但其本身与土地均不得出售。他们有时也进入城镇充作家仆；在战时可被征召伴随主人，有命令时也须为国作战，如在战斗中表现良好可获得自由。其经济状况通常并不比阿提卡以外其他希腊地区的村中农民或现代城市中的非熟练劳工恶劣。他们可从其住处、各种不同工作及田野树木的恬静中获得慰藉。但经常有遭受军法审判的可能，也常遭受秘密警察的秘密监视，也可能在任何时候不经审判而遭受秘密警察的杀害。

在拉哥尼亚，一如在其他地区，智慧低者须向智慧高者呈献贡物，此习惯基于“对以往有成就者须予尊敬，对未来有希望者须予鼓励”的原则。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生活用品的分配通常是通过价格制度的和平行为达成，即智慧较高者能生产一种不易立即被仿造或复制的奢华产品，或提供一种他人不易提供的服务，因而使想要获得该项产品或服务的人付出较高代价，如智慧较低者不欲付出该项代价，当然只能获得容易获得的次级产品或服务，这也是一项较公平的交易。但在拉哥尼亚，财富的集中是通过一种令人愤怒的方法，使得奴隶义愤填膺，因此，在斯巴达历史上几乎每年都饱尝颠覆国家的革命威胁。

·斯巴达的黄金时期

斯巴达在莱喀古斯之前的暗淡时期，仅为希腊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无异，但以歌唱与艺术著称（莱喀古斯以后，风尚即变）。音乐在该地异常普遍，并与古人相媲美。尽量追溯希腊历史，我们可以发觉希腊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斯巴达在战时，音乐也采取军事方式，即所谓强劲而简单的“多利安进行曲”；其他的曲子非但不予鼓励，而且如果多利安进行曲中有离谱时，还要依法律处罚。即使是特潘得，虽然曾赖他的歌声平息了一次叛乱，但只为了适合自己的声音，他竟敢在琴上另加一弦，因而遭到执政官的处罚，他的琴也被钉挂在墙上不得使用；到下一代，提摩修斯（Timotheus）将特潘得的七弦琴增为十一弦，然而直到执政官除去招致物议的各附加弦后方能参加竞赛。

斯巴达和英国一样，当从别的地方吸引来伟大的作曲家后，便使他们成为本国人。到公元前670年，可能是由阿波罗神谕的吩咐，将特潘得自莱斯博斯岛接到斯巴达，以筹划卡尼亚（Carneia）节日的合唱比赛。同样的，在公元前620年将泰拉塔斯自克里特招来，不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阿尔克曼（Alcman）及波利门斯吐斯（Polymnestus）也相继而来。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制作爱国歌曲，并训练群众合唱。斯巴达很少对个人教授音乐，特别注意群体精神，所以音乐也采取群体形式，在重大的歌舞节日举行团体比赛。这种合唱方式也使斯巴达人获得了另外一种纪律和集体行动的训练机会，因为每一个声音都需要与领导人和谐一致。在海厄辛西亚（Hyacinthia）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宴会上，每个人都要按合唱指挥者指定的地点与时间歌唱；在吉姆诺皮狄亚（Gymnopedia）的节日，全体斯巴达人不分年龄性别，都要参加和谐舞蹈和对唱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无疑对其爱国情绪的激发有很大作用。

特潘得是诗人、音乐家中最杰出的，他在萨福之前一代揭开了莱斯博斯岛的伟大时代。传说中，特潘得发明了宴饮歌，并且将当时的弦琴从四弦增至七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弦琴和米诺斯一样古老，据推断，人们在远古以前已在纵酒歌唱。诚然，特潘得曾经在莱斯博斯岛获得了基萨罗得斯（Kitharoedos，抒情音乐作曲家和歌唱家）的声誉。由于在争斗中他杀死了一个人而被放逐，后来发觉接受斯巴达的邀请可能会有很多便利，因而到了斯巴达。他似乎在那里靠教授音乐和训练合唱度过了余生。据说他死于一个宴会上，当他正在歌唱时（可能是正在唱他在音阶上所增列的一个音符时），一个听众向他投掷了一个无花果，恰好投入他口中并进入气管，因而窒息而死。

在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时，提尔泰奥斯在斯巴达继续特潘得的工作。提尔泰奥斯来自阿菲德纳（Aphidna）——可能在拉西迪蒙，也可能在阿提卡。雅典人有一个关于斯巴达人的笑话，大意是当斯巴达人将要在第二次战争中失败的时候，一个跛足的阿提卡学校校长挽救了失败的厄运，这个校长的战歌唤醒了委顿的斯巴达人，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因而获得了胜利。显然，他是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奏笛唱出自己的歌声，设法将战场的失势转换为令人欣羡的胜利。我们在他的断简残篇的歌词中还可发现如下的记述：“勇者为国家奋战时，必勇敢争先，男儿当求战死于阵前……让我们每个人站稳脚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让我们齐步并肩，盾甲相连，豪气冲霄汉，壮士视死如归去，勇者马革裹尸还，所有枪剑齐指，奔向敌人，不胜誓不还。”斯巴达王里昂尼达斯（Leonidas）曾说：“提尔泰奥斯实在是激励青年的能手。”

阿尔克曼是提尔泰奥斯同时代的歌唱家，也是其朋友兼竞争对手，但阿尔克曼歌唱类别较广，且较为通俗。阿尔克曼来自遥远的吕底亚，有人说他曾经是一个奴隶，虽然如此，因为那时拉西迪蒙人还没有学会憎恨外来人（这种憎恨外来人后来成了《莱喀古斯法典》的一部分），所以依然欢迎他。而后的斯巴达人对于他给予爱情与食物的颂扬，以及他所罗列的拉哥尼亚酒名单感到惊异。传说他极为好古，同时对女人的追求永无餍足。在一首歌曲中，他告诉人们如何幸运地离开了萨迪斯（Sardis），因为在那里他可能成为一个被阉的西芭莉祭司，幸而来到斯巴达，可以与他的金发情妇自由相爱。他为我们揭开了情诗诗人时代（至诗人阿那克里翁达于极盛）的序幕，同时被亚历山大时代的批评家选为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并且高居首位。 [2] 他可以谱出赞美诗歌，也可以写出醇酒美人的曲词，斯巴达人特别热爱他为女合唱团所作的处女之音。在遗留的残篇中，我们还不时可以体察出那些蕴含在诗歌中的想象力。有一段大意如下：

沉睡于山巅，沉睡于溪谷，在山涧，在肩部；虫类出自土壤，牲畜食于山麓，蜜蜂繁衍不息，巨怪出没海底深处；所有生命均安眠，仅有群鸟翱翔云端。 [3]

我们不难从上述各诗人而得知斯巴达人并非永久黩武好勇，在莱喀古斯以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与其他希腊人一样珍视诗歌及艺术。当雅典戏剧家编写剧中合唱抒情诗歌时，虽然对白是用阿提卡语，但诗歌是用多利安方言，足见合唱诗歌与斯巴达人关系之密切。在那个太平盛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艺术盛行于拉西迪蒙，很难判定，因为斯巴达人本身也疏于各事迹的记载与保存。拉哥尼亚陶瓷和铜器在公元前7世纪时颇负盛名，一些次要的艺术也为少数富人增添了若干享受。但这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却因各次麦西尼亚战争而终止。被征服的土地由斯巴达人瓜分，战俘的增加也使奴隶数字倍增。但3万公民如何能长久控制4倍于他们的皮里阿西和7倍于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放弃对艺术的热衷和追求，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变为兵士，并且保持高度战备，以便随时可以扑灭叛乱或发动战争。《莱喀古斯法典》已达到此目的，但其所付出的代价甚大，除政治外，从各方面而言，竟使斯巴达退出文明历史。

·莱喀古斯

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均认定《斯巴达法典》是莱喀古斯所拟订，一如接受特洛伊之围与阿伽门农被杀是史实一样。由于现代学术界否认特洛伊和阿伽门农真有其事其人，因此，对于莱喀古斯其人真实性的承认，也颇感踌躇。以前历史学家判断他在世的时期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然而一个人如何能想出一套在整个历史中最令人厌恶且令人困惑的立法，于数年中不仅加诸被征服的臣民，且加诸自由意志与好战的统治阶层？虽然如此，如果一概拒绝所有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接受的一种具有理论基础的传说，似乎有过于大胆之嫌。姑且不必论及约书亚（Josiah）在耶路撒冷圣殿发现摩西戒律（约公元前621年），公元前7世纪实为个人立法者的特殊世纪——如扎留库斯（Zaleucus）之于洛克利（Locris，约公元前660年），德拉科（Draco）之于雅典（公元前620年），及查罗达斯（Charondas）之于西西里的卡塔纳（Catana，约公元前610年）。可能在这些事例中，与其说是个人立法，倒不如说是将一些习惯加以调谐和阐述，制为法律，然后为方便起见，便以起草人或编纂人之名命名。同时，在大多数情形下均以文字记载，因此，我们并不太认同它是一种个人立法。然而，只要我们牢记在各方面都像是将一种变迁过程，即自习惯变为法律（这当然需要很多的执笔人和多年的时间）加以人格化并予以缩短精简，我们仍将这种传说列入记录。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莱喀古斯是斯巴达王查利劳斯（Charilaus）之叔及监护人，自德尔菲阿达那（Adana）神殿接奉敕谕，若干人认为这种敕谕就是莱喀古斯法律的本身，另有一些人说这是他所提议的法律经由神意的认可。显然是一些立法者认为如果要改变若干习惯，或建立新习惯，最安全妥善的方法是将其建议托诸神旨，这并不是首次出现一个国家将其基础托之于天意。传说中还有说莱喀古斯曾经旅行到克里特，对其制度倍加推崇，并决定在拉哥尼亚实行。诸王及大多数贵族勉强地接受了这些制度对他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说法，但是一位叫阿尔坎特（Alcander）的青年贵族咆哮反对，并且击落了莱喀古斯的一只眼睛。普卢塔克曾以其简明而动人的惯用语调叙述其经过：

莱喀古斯对此意外事件非但毫无畏缩与恐惧，稍停片刻后，即将其面目全非的面容及被击落的眼睛出示于其同胞。国人睹此后深感惊恐与耻辱，于是即将阿尔坎特捕交莱喀古斯加以处罚……莱喀古斯对国人深致感谢，除留阿尔坎特外，将群众遣散，然后将其带返家中，既未予以严厉处置，也未深责，仅……嘱咐在餐桌边伺候。这位青年生性坦诚，胸无城府，即应命工作且未出怨言；莱喀古斯因此同意与其同住，阿尔坎特也获得机会对莱喀古斯作深入观察，他发现莱喀古斯除具有良好风度及从容严谨外，还极端冷静、孜孜不倦；因此自原先的敌视，一变而为其最热烈的崇拜者，并告知其亲友，莱喀古斯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阴沉与乖张之人，实为世界上一和蔼并具有良好风度的君子。

莱喀古斯在完成其立法后（根据有关其传说的结尾叙述），呼吁公民在其返回前勿对法律作任何修正或变更。“他认为一个政治家有一种死得其所的责任感，如可能，应认为其死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务”，随后他前往德尔菲退隐，并绝食而亡。

·古斯巴达法典

每当我们想要说明莱喀古斯的改革时，我们就会发觉传说的矛盾与混乱。也很难说《斯巴达法典》的哪一部分先于他，哪一部分是由他或他同代的人所创制，或哪一部分是在他之后所增列。普卢塔克和波利比奥斯（Polybius）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莱喀古斯曾经把拉哥尼亚的田地重新按照公民的数目平均分为30 000块相等的土地；修昔底德则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分配。可能是旧的财产未予变动，新征服的土地曾予以平均分配。一如西塞昂（Sicyon）的克里斯提尼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一样，莱喀古斯废弃了拉哥尼亚的血统社会组织，而代以地理区分，如此，旧式家庭的权力即行崩溃，而较宽广的贵族制度随即形成。因为商人阶层正在阿尔戈斯、西塞昂、科林斯、麦加拉和雅典逐渐获得领导地位，为防止这个阶层取代地主寡头专制，莱喀古斯禁止公民从事工业或贸易，禁止使用或输入金银，还命令只能使用铁作为钱币。他还决定斯巴达人（即拥有土地的公民）应不遭受其他拘束，以便随时能参与政府及从事战争。

古代的保守主义者都夸耀《莱喀古斯法典》之所以能实施甚久，是由于三种政府形态（专制、贵族及民主）融合在该法典中，且三者之比例配合，最终能互相制衡，任何一派都不易形成优势。斯巴达因为同时有两个王，所以它的专制政体其实是两头政治，而这种政治体制又是从入侵的赫拉克利特遗传下来的。这个奇异制度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两个家族势力相当，因此也就处于互相竞争的态势。同时为王算是一种折中方案，或者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与国家声望，因为同时两家为王，可以避免皇族地位与特权心理使用的绝对主义。两个王家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他们执行国教的祭献，任司法首长，及在战时统帅军队。在所有事务上均须服从元老院，同时在普拉塔亚（Plataea）后其权力逐渐转移至民选的执政官。

法典主要的组成部分，表面和实际上就是元老集团；通常在60岁以下的人都被认为尚未成熟，不应担任这一职位。普卢塔克说元老院的人数共28人，同时也告诉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选举方式：在遇有空缺时，候选人逐一沉默着通过民众大会的前方，其获得喝彩声最高与最长者即被宣布当选。当时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实际而经济的，且更具充分民主程序的方式。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公民具有被选举的资格，可能权利是平等的，不妨假定他在拉哥尼亚拥有土地，曾经服过兵役，并向公共食堂提供其应分摊的食物。元老院制定法律，对死刑犯执行最高法院权力，同时拟定国家政策。

民众大会是斯巴达对民主的一种让步。显然年满30岁的男性都有参加的权利，在37.6万人民中约有8000男性拥有这种资格。大会在每次月圆日集会一次，所有重大公众问题均须向大会提出，非经大会的同意不能通过任何法律。但是在莱喀古斯制定的法典之外增列的法律很少，大会对这些提议增列的法律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不能讨论或修正。本质上这是一种古荷马式的群众集会，在敬畏的心情下聆听首领或元老会议或统帅军队的国王发言。理论上主权属于民众大会，但在莱喀古斯后，一条修正条款将权力交付给元老院，倘若元老院认为民众大会的决定有偏差时，当即将该项决定加以更正。从前有一位思想颇为进步的公民要求莱喀古斯建立民主政治，莱喀古斯当即答道：“朋友，请先在您的家庭开始。”

因斯巴达的5位民选长官（ephor，意即“监督者”）每年由民众大会选举，所以西塞罗曾将其比作罗马保民官（tribune），但因其所操行政权力只有在元老院的抗议下才能得以遏止，因此可以说与罗马的执政官（consul）更为相似。民选长官制在莱喀古斯之前就已存在，但在我们所获《莱喀古斯法典》的各项报告资料中都未提及。公元前6世纪中叶时，民选长官权力已与两王相埒；在波斯战争后，事实上其权力又凌驾于两王之上。他们接见外国大使，决定法律纷争，统帅军队，并对两王拥有指导、罢黜或惩罚的权力。

政府法令的贯彻与实施由军队及警察负责。习惯上，民选长官将某些斯巴达青年武装为特别及秘密警察，以侦察民众行动，对奴隶则可视情形自行杀戮。这一组织通常出其不意地行动，甚至被用来消灭在战时为国家勇敢作战的奴隶，因为作为主人的斯巴达人认为他们既然能勇敢为国，就是有能力的人，因此也就是危险人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8年后，公正的修昔底德曾有如下的报道：

斯巴达人通知奴隶选拔自认在对敌作战中表现优异的人员，以便他们使之获得自由；真正的目的是在试验他们，因为在斯巴达人看来，首先请求获得自由的也就是意志最昂扬和最容易反叛的。当2000人被选出后，这些人喜不自禁，于是群往神殿，以庆幸他们获得自由，但斯巴达人旋即消灭了这些人，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死亡的。

斯巴达最高的权力和荣誉都在军队手里，因为军队的勇毅、纪律和作战使斯巴达获得安全，同时贯彻其理想。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作战训练，从20至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更产生了斯巴达的重甲步兵——由公民组成、披重装甲、挥舞长矛的密集步兵部队，这种重步兵即使在雅典人看来也是一种恐怖，事实上直到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留克特拉（Leuctra）把他们击败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常胜军的荣誉。在这支军队里，斯巴达人也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守则：强健与勇敢才是良善；战死沙场才是最高荣誉与喜乐；战败而生，在母亲看来也是难以宽恕的耻辱。斯巴达的母亲在与出征的儿子道别时用语是“与你的盾牌同归或死在你的盾牌上”，携带着笨重的盾牌逃脱是不可能的事。

·斯巴达的体制

如果要想训练一个人接受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非常违背其血肉之躯的欲望，就必须要从出生起，同时也要有最严格的纪律。第一步便是无情的优生学：不仅每一个婴儿要面对父亲杀害婴儿的权力，同时每个婴儿也要送到一个叫作“邦检查团”的部门（state council of inspectors）检查。任何被认为有缺陷的婴儿都要从泰格杜斯山的悬崖掷下，死在悬崖下边的尖石山。进一步的淘汰可能就是斯巴达人对其婴儿艰苦与公开的锻炼。全国男女都受到警告，对结婚对象的健康程度与品性必须慎重考虑；纵然是阿克达莫斯王也因为娶了一个矮小的女人为妻而遭受罚款。丈夫鼓励将妻子借给不寻常的人，这样优秀的儿童可以倍增；如果丈夫因为年龄或疾病失掉了性能力，则必须邀请年轻力壮的人代他生育更活泼强健的儿童。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曾对嫉妒和性的独占加以嘲笑，并且认为人类尽各种能力并付出金钱代价以渴求其犬马能与良种相交，获得优生，而偏要将妻子关在家里只为他们生男育女，何况这些丈夫有的可能是愚蠢、无能和疾病患者，这种做法实属荒唐。根据古时的一般观点，在所有希腊人中，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强壮俊秀，女人比较健康可爱。

与优生相比，训练可能是这一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修昔底德曾经使阿克达莫斯王作出如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指出生时）甚少，但在最严格的学校接受训练与生长者能获得优势。”斯巴达男童自7岁起即离开家，由国家抚养，送入一所学术和军事训练的学校，由一位儿童监督人负责训练。在一班中，由最有能力与最勇敢的儿童充任首领，其他儿童必须服从他，作为首领的儿童可对其他儿童加以处罚，其他儿童也需要设法在工作与纪律上与首领相埒，甚至设法超过他。其目的并非和雅典人一样着眼于体育或技能，而是在于军事性的激励与价值。所有的竞赛在长者与双方情人的注视下裸体举行。年长者设法在儿童间制造纠纷（各个或两个群体间），以便测验出其活力及坚忍力，并予以训练；一有怯懦的行为表现，即会招致多日的耻辱。每个人都需要忍受痛苦、困难及逆境而毫无怨言。每年都要在阿尔忒弥斯·奥西亚（Artemis Orthia）神的祭台前鞭笞精选的青年，一直到血溅台石为止。到12岁后，儿童就要被褫去内衣，整年只能穿一件衣服，他们不像雅典的青少年一样经常沐浴，因为他们认为水和软膏可使一个儿童变得软弱，而寒冷的气候与清洁的土地则可使其坚强和富有抵抗力。冬夏都要露天过夜，并且是睡在断残的欧罗塔斯河岸上。以至于到30岁他们都是和同伴生活，居住在营房内，不知家庭安适为何物。

对儿童也教授阅读和书写，但仅止于能阅读及书写；在斯巴达购买书籍的人很少，因此出版商尽可好整以暇。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并不愿意儿童依书写或文字学习他的法典，而是依口授并且在成人的细心指导与良好榜样下自幼年起开始在行动上实施；他认为训练一个人能在不经意的习惯上成为好人，较之依赖理论的说服为佳；一个适当的教育必可导致一个良好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教育应当是道德性而非智慧性的，品性较诸智慧更为重要。斯巴达人训练他们的青年要随时保持清醒和冷静，同时强迫奴隶喝过量的酒，以便斯巴达青年可以看出酗酒和醉酒的愚蠢和丑态。他们要接受准备作战的训练，要能在战场上自行搜寻食物，或忍受饥饿，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偷窃，但是如果被侦知偷窃就成为应受鞭笞的罪行。但如果一个青年表现良好，就可获准参加公民的公共食堂，同时应当在那里细心听讲，以便了解或熟悉国家的问题，并学习能作愉快谈话的艺术。年满30岁后，倘若能圆满度过青年时代的艰苦训练，就会被承认具有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并与年长者共坐同膳。

至于女童，虽然留在家庭抚育成长，但也要遵守国家的规定。必须参加积极性的竞赛——赛跑、摔跤、扔铁圈、掷铁饼，以便长大后强壮健康，能很顺利地做一个完美的女性。女子必须裸体参加群众舞蹈及游行，甚至在男人面前也不例外，以激励其能对身体作适当爱护，同时发现并矫正身体缺点。道德观念很强烈的普卢塔克曾说：“少女裸体并没有什么羞耻，裸体使她们感觉质朴，并且可因此摒除淫荡。”当她们舞蹈的时候会一齐向作战表现勇敢者唱歌赞颂，而对怯懦者则尽量蔑视。这种理智性的教育对斯巴达少女并没有浪费。

至于恋爱观，每个青年都可以尽情恋爱，同时可以不必考虑性别。几乎每一个男童都有一个年长的男情人，从这个情人那里可以希望获得更多的教育，为报答这种教育，他应当献出热情并且要服从。这种“交换”往往发展为一种热情的友谊，而激励双方都能勇敢作战。青年在婚前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娼妓在斯巴达很少，蓄妾也不多见。据说，在整个拉西迪蒙只有一座阿佛洛狄忒神殿，同时，这座神殿的女神头纱遮面、持剑，并戴脚镣，俨然象征为爱情而结婚是愚蠢之举，应将整个爱情献与战争，婚姻应由国家严格控制。

国家所指定的最佳婚姻年龄为男人30岁、女人20岁。在斯巴达独身是一种罪行，单身汉不得享受各种特权，也不得参观由青年男女裸体跳舞的游行行列。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单身汉被迫在公众前游行，即在冬季也必须裸体，行进中必须歌唱，歌唱的意义在于其未服从国家法律，受此惩罚实属罪有应得。经常逃避婚姻的男人可在任何时间遭受一群女人的猛烈攻击，结婚而未能生育子女者遭受的羞辱不过仅轻于“极不光彩”而已。据知，不能做父亲的人就不能够享受斯巴达青年对年长者所表现的宗教式的尊敬。

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安排，但非买卖方式；经双方同意后，一般情形下须前往强力抢亲，而新娘也将抵抗。婚姻一词在当时用希腊词harpadzein表示，即强夺之意。如果在此项安排下仍有若干成年人未能结婚时，就将同数量的男女推进一暗室，使他们在黑暗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斯巴达人认为这样的选择较之经过恋爱所作的决定并不会更盲目。通常，新娘与其父母居住，新郎仍居住于营房内，仅在暗中与妻子幽会。普卢塔克说：“夫妇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很久，甚至妻子已经生育，而夫妇尚未能在白天晤面。”当他们已完成做父母的准备时，习惯上也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爱情的培养和发展是在婚后而非婚前，夫妇间的情爱在斯巴达也和其他文明社会一样强烈。斯巴达人曾夸称他们之中没有私通，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因为他们在婚前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很多丈夫可被说服与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兄弟共妻。离婚的情形很少。斯巴达的将军莱桑德曾经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妻子与一个较美丽的女人结婚而遭受处罚。

总之，斯巴达女人的地位较其他希腊社会要来得高。女人在斯巴达也比在其他地区较多地保存了她们的荷马式身份和早期所遗留下来的母系社会特权。普卢塔克曾说：“斯巴达的女人勇敢而强健，经常压制她们的丈夫，即使对最重要的事务也公开表达意见。”女人可以继承及遗赠财产，随着时间的演变，在斯巴达接近半数的不动产掌控在女人手里，足见其对男人影响之大。女人在家中享受奢侈和自由的生活，在连年战争中男人首当其冲，或在公共食堂里吞咽粗茶淡饭。

按照法典的特殊规定，所有的斯巴达男性，自30至60岁，都要在公共食堂用膳，公共食堂的膳食在品质上较差，在分量上也稍感不足。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立法者的宗旨是预先磨炼他们以适应战时的匮乏，同时也使他们不致因享受和平而消沉堕落。他说：“他们不应当消磨其生命于家庭，躺睡在奢侈靠椅和坐在华丽的桌子上，把自己托付给商人和厨子，而自己躺在角落里像一个贪婪的野兽一样养尊处优，日益痴肥。这样不仅毁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会毁灭他们的身体，身体如果因享受及食用过量而衰弱，则需要睡眠、热水浴和免于工作的自由。总而言之，如果他们长期享受和腐化，就需要较多的照顾。”为供应公共食堂所需要的食物，每位公民都需要定期向其所属食堂提供所指定数量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否则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

在实施此项规范的最初几个世纪，通常对斯巴达青年所实施的简单与刻苦生活的训练都持续至人生的后期阶段。胖人在拉西迪蒙实属罕见。对于腹部的尺寸虽无法律规定，但倘若有人腹部过度凸出被认为不雅或妨碍战斗行动时，可能当众遭受斥责，或被从拉哥尼亚驱逐出境。在斯巴达并没有在雅典所盛行的狂饮或欢宴。人民有贫富之分，但隐而不见，无论贫富均穿着相同的简单服装，即一件毛质披肩外衣或外衫，该件衣物均仅悬于肩上，既不讲求美观，也不讲求款式。累积动产财富颇为困难，因为在当时要贮存相当于今天100美元的铁制钱币需要一大间贮藏室，要想搬运，至少需要一对壮牛。但人类的贪婪依然存在，官吏与公务人员的贪污也有门路。议员、民选长官、使节、将军及国王都可出资购得，所出价格与其地位相称。当萨摩斯岛派到斯巴达的使节展示其金盘子时，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Cleomenes）一世立刻要求撤回该使节，深恐斯巴达人由于外国人的坏榜样而腐化了。

斯巴达深恐国人遭受外国人的污染，所以对外国人表现出空前的冷淡，外国人很少是受欢迎的。通常对外国人均设法使其明了访问必须短暂，如停留时间过长，即由警察护送至边境，强行遣出。斯巴达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国，为压制斯巴达人的好奇心，特施以“夜郎自大”的训练，并使其深信他国实无可供“借鉴”之处。因为要保护自身，所以它的制度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三分之二的人是奴隶，所有的主人也等于奴隶，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果能呼吸到一点自由、奢华、文学和艺术的空气，就足以使这个奇异的社会崩溃。

·对斯巴达人的评价

这样一个体制究竟产生了何种类型的人和何种方式的文明？最重要的是培养强壮的身体，能极度忍受艰苦和匮乏。一位酷爱奢侈享乐的锡巴里斯人曾对斯巴达人做过如下的评语：“斯巴达人在战时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并非可称赞之事，因为只有如此，才可免除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在斯巴达，健康是最主要的德行，疾病是罪恶。柏拉图在发现这样一片没有医药也没有民主的土地后一定会心情愉快。在这里充满勇毅坚强，在无惧与胜利的纪录上，只有罗马人才可与斯巴达人相比。当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投降的时候，希腊人几乎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巴达人不战至最后一人，纵然是斯巴达的普通士兵，在许多情形下也是宁可自杀而不愿战败后苟且偷生。当斯巴达在留克特拉的灾难消息（其影响之大实际上是结束了斯巴达历史）送达主持吉姆诺皮狄亚竞技大会的各长官时，这些长官未发一言，仅仅把这些新烈士的名字增列到那个竞技会所尊敬的先烈的名单下（那个竞技会是为缅怀先烈而举行的）。克己、节制、对顺境与逆境处之泰然（雅典人曾把这些品性写出，但甚少实施），被每一个斯巴达公民视为自然。

倘若服从法律是一种德行的话，那么斯巴达人的德行是超过大多数人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曾经告诉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说：“虽然拉西迪蒙人是自由了，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事务上都获得自由，因为在他们上面有了法律，他们恐惧法律甚于你的人民恐惧你。”很少有民族（恐怕除罗马人及中世纪的犹太民族外）曾经像斯巴达人那样因尊敬法律而加强团结的。斯巴达在《莱喀古斯法典》的治理下，至少历经两个世纪之久，始终保持强盛的地位。斯巴达虽然未能征服阿尔戈斯或阿卡狄亚，但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除阿尔戈斯和阿哈伊亚外，它均能说服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接受其领导，而这个联盟在几乎两个世纪中（公元前560—前380年）维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全希腊都称赞斯巴达的政府和军队，在想废除横征暴敛的虐政时都向它求助。色诺芬（Xenophon）曾经告诉他人：“当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各邦的杰出地位时不胜诧异，因为它的人口稀少，同时却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我对这个事实异常困惑。而后当我考虑到斯巴达的各种特殊制度时，我的怀疑随即消逝。”如同柏拉图和普卢塔克一样，色诺芬乐此不疲地称赞斯巴达的各种制度与习尚。当然，柏拉图在这里发现了他的乌托邦的轮廓。（因为人们对于理想的一种奇异冷漠，其乌托邦的轮廓于是遭到污玷蒙蔽。）由于许多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觉厌倦和恐惧，因而逃避现实，转向于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斯巴达，所以不妨对其尽量赞颂。他们也无法感觉出自私、冷酷和残忍等斯巴达特性；他们不能就所见的精选绅士或所赞扬的远处英雄，看出斯巴达体制除产生优秀战士外一无是处；更不能体会处在斯巴达的制度下，对于事物的思考力已被抹杀，以至于仅有肉体上的强壮与残酷存留着。由于这种体制、规范和风尚的胜利，使得在它崛起之前一度兴盛的艺术文物毁于一旦。因为自公元前550年后，我们就无法知悉斯巴达有什么诗人、雕刻家或建筑家。 [4] 只有群体的合唱和舞蹈仍旧保存，因为借此可以发扬斯巴达的纪律，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消失在群体中。在商业上，斯巴达与世界隔绝，禁止人民旅行，忽视成长中的希腊的科学、文学及哲学。斯巴达变成了一个优秀的重甲步兵国，人人只愿终身做一个步兵。希腊的旅行家对于这样简单和朴实的生活、非常有限的公民特权，对于每种习惯和迷信的牢执固守，对于坚毅和纪律的颂扬与限制，气质如此高贵，目的如此卑贱，而效果又如此渺小等情形，异常惊异。同时，雅典人正在从以往千百次的不当与错误中，建立一个范围宽广但行动积极的文明。这个文明可容纳每一个新观念，急于与世界交往，且具忍耐、变化、复杂、丰美、革新、怀疑、想象、诗意、狂烈及自由等特性。这和斯巴达文明恰成鲜明对比，这个文明不仅使希腊文明多彩多姿，同时也几乎描绘出整个希腊历史的轮廓。

结果，斯巴达的狭隘意识和精神甚至背叛了它的内在力量，它不惜一切以求达成斯巴达的目的，到最后竟向征服者屈服到底，甚至将雅典在马拉松为希腊所获得的自由出卖给波斯。它沉湎于军国主义中，一度使它极为荣耀，也成为各邻邦痛恨的恐怖者。等它一旦倒下去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感觉惊异，但是没有人哀悼。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像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被遗忘的各邦

自斯巴达再向北是欧罗塔斯谷地，跨越拉哥尼亚边疆可以到达阿卡狄亚崎岖的山脉。如果不是过度险峻，当然会更加吸引人。这些山峦起伏的山地对于那些傍山凿石所筑成的狭路并不欢迎，因为这些山路会给阿卡狄亚的静谧带来干扰。由于形势险峻，交通状况不良，难怪胜利推进中的多利安人和斯巴达人都在这里望而却步，使阿卡狄亚一如埃里斯和阿哈伊亚一样，仍为阿哈伊亚和佩拉斯吉人所有。旅行家到了这个平原或高原后，不时发现一些繁荣的新城镇，如特利波利斯（Tripolis）、奥科玛那斯（Orchomenos）、麦加罗波利（Megalopolis）、泰吉亚（Tegea）和曼提尼亚（Mantinea）等古城残迹。伊巴密浓达在那里获得胜利，而后也死在那里。但这里大部分是农民和牧人散居的土地，这些农民和牧人与他们的畜群住在贫瘠的山地，且经常迁徙。虽然在马拉松战役后这些城市对文明和艺术有所觉醒，但一直到波斯战争前几乎未能进入世界历史。在这些垂直的森林中，曾经是希腊伟大牧神潘（Pan）的游巡之地。

在阿卡狄亚南部，欧罗塔斯谷地几乎与一条颇为著名的河流相交。阿尔菲（Alpheus）河湍急地流经帕拔西亚（Parrhasian）山脉，再悠闲地蜿蜒而入埃里斯平原，并自此将旅行家导入奥林匹亚。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载，埃里斯族系出自阿托利亚或佩拉斯吉系，自埃托利亚跨越海湾而来。他们的第一个王埃特利俄斯（Aethlius），是月神所宠爱的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之父，这位少年的俊美，使月神情不自禁，于是她闭上双目永远沉睡，与他纵情欢乐，因而生了半百女儿。阿尔菲河在这里与来自北方的克拉迪斯（Cladeus）河会流，这个会流处也就是希腊世界圣城所在地，因为它的神圣，所以很少被战争所干扰，埃里斯在这里有很光荣的历史，在此战争被竞技所取代。在两河会流的角落是阿尔底斯（Altis），或奥林匹亚山宙斯神的圣地。所有的入侵者驻足此处并朝拜它，而后，他们的代表又定期回来向它求助，同时增饰它的神殿；在战胜波斯后，把希腊所有最伟大的雕刻家和建筑家集合一起，用无限感恩的心情修复并朝拜它们，宙斯和赫拉神殿的财富和声名日益增高。赫拉神殿可回溯至公元前1000年，目前它的废墟是希腊最古远的神殿遗迹。20根多利安柱头的残体显示出那些石柱如何经常用不同的形式来更换。在最初的时候，那些柱子毫无疑问是用木材制成，当帕萨尼亚斯到达时，还有一根橡木柱竖在那里，这是在安托尼尼斯（Antonines）时期。

自奥林匹亚可以经过古都多利安的所在地进入阿哈伊亚。当多利安族攻占阿尔戈斯和迈锡尼时，许多阿哈伊亚人逃难至此。这里和阿卡狄亚一样也是山地，随着季节的转移，有耐性的牧人在山坡上下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西海岸是目前仍欣欣向荣的帕特拉斯（Patras）港，据帕萨尼亚斯说，当时那里的女人比男人多一倍，同时，只要是女人就会对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异常虔敬。沿着科林斯湾面对诸山的许多城市，如爱吉姆（Aegium）、赫利刻（Helice）、埃吉拉（Aegira）、佩来纳（Pellene），目前几乎已被人淡忘了，但它们曾活在无数男女和儿童的脑海里，并且每个城市也都曾是世界的中心。

科林斯

再过几道山后，旅行家就可再进入西塞昂，也就是多利安族的定居地。公元前676年，西塞昂暴君奥塞格拉斯（Orthagaras）教给了世界若干世纪后仍可应用的政治权术。他向农民解释他们是佩拉斯吉或阿哈伊亚血统，而剥削他们的地主贵族则是入侵的多利安族的后裔。他呼吁被剥夺的人要振起种族荣誉，进而领导他们革命并且获得了成功，自己做了独裁者，同时使得制造业和贸易两个阶层得势。而后，在他的两位能力非常卓越的继承人迈伦和克里斯提尼的领导下，制造业和贸易阶层使西塞昂成了一个半工业城市，虽然它仍按照附近所种植的胡瓜命名，但是它却以它所生产的鞋和陶器而著名。

更向东的一个城市，依其地理位置及经济迹象，应当是希腊最富庶和文化水准最高的中心。因为科林斯地处海峡要冲，占尽地利，其位置之重要，多数城市无法企及。它可以关闭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陆上门户，可以夺取希腊南北间的陆上贸易，也拥有通往沙罗尼克（Saronic）和科林斯湾的港口和航运。在两海之间建有一条收益很好的木质滑行道，在这个滑行道上，船只借滚轴之利在陆上拖行滑动4英里。 [5] 阿克罗柯里苏斯是它坚不可破的要塞，设在2000英尺的山顶上，具有永不枯竭的水源。斯特拉博曾经将站在城寨上瞭望到的令人兴奋的景色，作如下描述：“城市本身延展在下面两处明亮的梯层上，可以展望到露天剧场、广大的公众浴场、有柱廊的市场、辉煌的神殿，护墙一直延伸到北部海湾的拉克留姆港。在最高的山顶上建有阿佛洛狄忒神殿，俨然象征着这是一个工业城市。”

科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甚至在荷马时代，就以富庶著称。在被多利安族征服后，由历代名王统治，然后由一个以巴齐亚达伊（Bacchiadae）家族为主的贵族统治。但是这里也和阿尔戈斯、西塞昂、麦加拉、莱斯博斯岛、米利都、萨摩斯岛、西西里和雅典一样，凡是希腊贸易繁盛的地方，商业阶层都通过革命或阴谋，攫得政治权力。这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爆发专制或独裁的真正意义。大约在公元前655年，塞普色鲁斯（Cypselus）夺取了政权。他曾向宙斯许诺，如果他获得成功，就奉献整个科林斯的财富，因此在当权后，每年对所有财产征税10％，然后将这项所得献给神殿，10年后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而这个城市仍然像以前一样的富庶。他受人欢迎而睿智的统治持续30年，因而奠定了科林斯繁荣的基础。

他那位残酷的儿子佩里安德，在经过希腊历史上最长的独裁（公元前625—前585年）后，建立了秩序和纪律，遏止了剥削，鼓励了商业，赞助文学和艺术，并使科林斯一度成为希腊的第一城。他通过创制一种国币以刺激贸易，降低捐税以振兴工业。他因发动广大的公共建设工程而解决失业危机，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他保护小商业使其不至于被大商业的竞争所毁灭，限制一个人雇用奴隶的最高数量，并禁止继续输入奴隶。他强迫富有者把剩余的黄金捐出，铸造一座巨大的塑像作为城市的装饰。他邀请科林斯城里全体贵妇参加饮宴，剥夺了她们昂贵的礼服和首饰，将她们半数装饰收归国有后遣回。他的敌人众多而强悍，除非在强大的保护下，否则他不敢随便外出，这种恐惧和隐居使他阴沉而残酷。为巩固其本身不被叛乱推翻，他按照与他同时代实施独裁的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秘密建议，定期整肃地位最高和最强的人物。他的姬妾们向他控诉他的妻子，在震怒下，他将怀孕的妻子掷下楼摔死。他也因此深为苦痛，然后他又把那些姬妾活活烧死。他的儿子里科弗洛（Lycophron）因悲母之死不与其交谈，被他放逐到科孚。等科孚人将他的儿子里科弗洛处死后，佩里安德又将该地贵族的少年捕捉了300人送往吕底亚王阿尔雅底斯（Alyattes）处，以便在那里将他们阉作宦官。但当运送这批少年的船只停靠在萨摩斯岛的时候，萨摩斯岛人不顾佩里安德的愤怒而将这批少年释放。这个独裁者得享高寿而终，在他死后，有些人把他列入古希腊七哲人之林。

在他死后数十年，斯巴达人推翻了科林斯的独裁，并建立一个贵族政体——这并不是因为斯巴达人爱好自由，而是因为斯巴达人赞成地主而反对商人阶层。虽然如此，科林斯的财富仍然是基于贸易，并不时得助于阿佛洛狄忒的虔敬者和潘希勒尼克（Panhellenic）地峡竞技大会。在这个城里，娼妓数目异常众多，因此希腊人须常使用Corinthiazomai 一语以表示娼妓。在科林斯城内，妇女将自己献身阿佛洛狄忒神殿，充作娼妓，然后将卖淫所得奉献给祭司，是非常普通的事。一位名叫色诺芬（Xenophon）的人（非“万人”领袖色诺芬将军）曾向女神许愿，如果她能帮他在奥林匹克竞技大会上获胜，就奉献50名娼妓。虔诚的品达人在庆祝他的胜利时，毫不退缩地提及这个誓言。斯特拉博曾说：“阿佛洛狄忒神殿曾拥有千名以上的奴隶和娼妓，这些奴隶和娼妓都是由一些男女献给女神的。也是由于这些女人，所以城里挤满了人，并且财富也因而日增，例如来自各地的船长都在这里恣意挥霍。”科林斯城对这些女人很感激，认为这些“对人亲切”的女人使大众俱蒙其惠。文法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曾引证一位早期作家的话说：“按照古时科林斯的习惯，凡是在向阿佛洛狄忒祈祷时，要尽量使多数的娼妓参加。”这些娼妓也有自己的宗教庆典，称作阿佛洛狄西亚（Aphrodisia），她们以虔诚及壮丽的场面庆祝。圣保罗在《科林斯前书》里，对这些女人公开指责，可见她们在圣保罗时代仍然在那里从事原始的交易。

在公元前480年，科林斯有5万公民和6万奴隶——自由人与奴隶的比例很不寻常。追求享乐和黄金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因此，很少人有精力去从事文学和艺术。我们虽然听说公元前8世纪有一个诗人欧梅路斯（Eumelus），但是科林斯人的名字很少使希腊的文学增添光辉。伯利安达在他的宫廷内对诗人很礼遇，他从莱斯博斯岛请来了诗人阿利昂（Arion）在科林斯组织音乐活动。在公元前8世纪时，科林斯的青铜和陶器很著名；在公元前6世纪，它的陶瓷绘画家在这一行业上傲视全希腊。帕萨尼亚斯告诉我们有一个西洋杉木箱，科林斯暴君塞普色鲁斯曾藏在这个箱子里从巴齐亚达伊逃出，在这个箱子上雕刻家刻有精美的浮雕，箱内镶有象牙和黄金。可能是在伯利安达时代，科林斯为阿波罗神建造了一座多利安式神殿，这座神殿以7根独石柱而著名，其中5根迄今尚存，可能是科林斯人爱美不止一点。可能是时间和机会都对这个城市没有好感，而它的历史或年鉴是由一些其他信仰所写。如果科林斯人死而复生，一定会对后代的历史学家关于他们的记载扼腕叹息。

麦加拉

麦加拉和科林斯一样喜爱黄金，也同样因商业而繁荣。但麦加拉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描绘古城市生活，而他所叙述的历次革命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座城是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门户，港口雄踞海湾两侧，因其地位重要，很适合与入侵之敌周旋，也适于对贸易商征收税捐。在那里建有很繁忙的纺织工业，工人包括男女，如果用当时很诚实的称呼，所谓工人实际上就是奴隶。麦加拉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最为繁荣，当时正与科林斯进行地峡的商业竞争，也是在那个时期向外殖民（作为贸易前哨），当时殖民地远及博斯普鲁斯的拜占庭和西西里的麦加拉希布来亚（Megara Hyblaea）。财富日益增加，但聪明人获得这种财富也很不容易，仅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勉强到手，因为普通大众（在富人中间的奴隶）随时可以听从许诺他们较好生活的鼓动而采取行动。大约在公元前630年，西阿根尼（Theagenes）决定成为一个独裁者，颂扬穷人而谴责富有者，领导一群饥饿的暴民进入富有者的牧场，在那里众人决定他可以拥有随身卫士，并将卫士人数扩大，就用这些卫士推翻了政府。西阿根尼统治麦加拉达30年，释放奴隶，贬抑权势者，并奖励艺术。到公元前600年时，富有者又把他推翻，但是又发生了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又重建了民主，没收了贵族的财产，夺占了富人的家产，取消了所有债务，并且通过了一个命令，使富有者退还所有债务人所付出的利息。

诗人西奥格尼斯（Theognis）曾经目睹了这几次革命，他在诗中对这些革命予以严厉的攻击，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战争的呼声。他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权威），他出生于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家庭。因为他曾是一位名叫西努斯（Cyrnus）的青年的导师和情人，这个青年后来成了贵族党的一位领袖人物，因此，可以判知诗人西奥格尼斯一定是在一个很安乐的环境中长大。他给予西努斯很多建议和辅导，唯一要求的报酬就是爱情。他也和其他的情人一样，抱怨爱情次数和程度的不足，在他现存最佳的诗中提醒西努斯，他只有通过西奥格尼斯的诗才能永垂不朽：

看哪，我已经给了你赖以飞翔的双翼

飞越无边的海洋和大地；

诚然，你的未来将寄托于众口的毁誉，

还有他们饮宴和欢乐中的伴侣。

爱河中的青年将对你赞誉

他们银笛中奏出和谐的歌曲；

当你夜暗履危

一直要看到地狱的哀凄，

噢，且勿在荣耀之途裹足不前，

但要徘徊，寻求永垂青史，

西努斯，要渡过许多岛屿走上大陆，

跨越希腊的海洋之岸深入腹地。

你不需骏马，有时姑可轻骑，

缪斯神的紫罗兰荣冠终将归你。

天地既永存，人类将永续，

后世歌声将为你的荣耀谱出新曲。

我给了你飞翔的双翼，但你的回报，

却是令我愤懑的蔑视。

他另外一首诗是警告西努斯，说贵族的不公正可能激起革命：

我们的邦国如妊娠待产，不久添丁，

又像长期滥权，复仇屠户的粗野蛮横。

百姓一直头脑冷静，

主政者则颟顸无能。

治国精神高洁勇毅，

和平康乐慎勿危害。

高傲和自大的虚饰，

狭隘和脆弱的无礼。

正义、真理、法律弃如敝屣，

代以诡谲的高傲和贪恣。

这将是我们的毁灭，西努斯！慎勿作他想

（表面上或将宁静无乱）。

为了邦国未来的和平与保障，

流血和暴乱终将此仆彼继。

革命终于到来，西奥格尼斯被胜利的民主政体列入被驱逐者之列，同时他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把妻子和子女交给朋友照顾，自己则漂泊于埃彼亚岛、底比斯、斯巴达和西西里。最初，因为他的诗受到欢迎而颇受礼遇，然而，随即他沉入痛苦和未曾经历的贫困。由于心情愤怒难平，他致诗给宙斯神，而其内容恐怕正是约伯（Job）应当询问耶和华的：

万福和至高的天神！我的困惑似海深

按照你的旨意观察世界，难见纯真……

如无是非，福祚灾祸同降

如何使你的子民信服，感觉良善者始获庇荫？

你的恩赐究竟洒向邪恶或洒向善良？

你的戒律如何使人明了？使人体认？

他对民主政体领袖异常憎恨，他向这个不可思议的宙斯神祈祷，求神恩赐他能喝到他们的血。他首先使用这个比喻：他把麦加拉城邦比作一艘船，可是这个船上的舵手已由混乱和不熟练的水手所取代。他认为有些人天生比他人能力优越，因此，某种方式的贵族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人们早已发觉大多数人是没有治理邦国的才能的。他认为善仅是贵族的同义语，而在另一方面则用恶、卑劣及无用等词形容大众。他认为这种天生的区别是无法铲除的，他也使用“没有任何教育能使一个坏人变为好人”一语（虽然在这里他的真正意思是“没有任何训练能使一个平民变为贵族”）。他也和所有其他善良的保守分子一样，强烈地主张优生学：世界的罪恶并非由于“善良者”的贪婪，而是由于身份不相称者的通婚和贵族的不育。

他与西努斯策划另一场革命。他主张纵然是已经对新政府曾经宣誓效忠的人也可以刺杀暴君。他公开宣示他将与他的朋友奋斗到底，直到他们能对其仇敌实施彻底的报复。虽然如此，在他多年的放逐生活和孤单之后，他贿赂了一个官吏而得以归返麦加拉。他因为这种口是心非而遭受嫌弃，同时写下了千百首希腊人都会引用的绝望诗：

永勿再生厌见天

尘间那堪再留恋

只愿此身速死去

荒丘野冢伴草眠

最后，我们发现他已回到麦加拉，老迈贫困，且为安全原因，允诺永不再执笔评政。他以酒和忠贞的妻子自慰，最后尽量学习“任何合乎自然的都是可宽恕的”教训：

西努斯，要学习敞开你的胸襟；

心扉打开，迁就他人。

人性不一，多如其面；

见怪不怪，遇事容忍。

人间事永远善恶同行，

欲求更高的境界殆不可能。

至善的事并非白璧无瑕，其余的，

为一般用途，亦可如至善者。

如果除此以外另有天意

工商百业如何能有收益？

埃伊纳岛和埃皮达鲁斯城

从麦加拉和科林斯跨过海湾，便是它们早期工业和贸易的竞争对手——埃伊纳岛（因地震而形成）。在迈锡尼时期那里发展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它的坟墓里埋葬了许多黄金。入侵的多利安人发现这块土地过于贫瘠，不适合耕作，但其地位特别适于商业。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岛上这些从事贸易的贵族只知道急于脱售他们工厂所生产的美丽花瓶和铜器，来换取他们需要在工厂工作或在希腊城市出售的大量奴隶。在大约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计算埃伊纳岛有50万人口，其中有47万的奴隶。在这里铸制了希腊最早的货币，同时它的度量衡直到被罗马征服前一直作为希腊的标准。

像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从追求财富逐渐转变到探索艺术上去，是在1811年由一个旅行家发现的。这个旅行家在大堆的废物中发现用来装饰阿菲亚神殿三角墙的雕刻品，这件雕刻品非常生动精美。神殿内仍有22根多利安直柱竖立在那里，承托着楣梁。这座神殿可能是埃伊纳人在波斯人入侵之前刚刚建造的，因为虽然它的建筑是古典式，但它的塑像在很多迹象上都表现出已经颓废的半东方色彩。塑像也可能是在萨拉米斯之役以后塑制的，因为塑像代表埃伊纳人对抗特洛伊人，可以象征希腊与东方的长期冲突，以及希腊舰队最近在萨拉米斯所赢得的胜利。这个小岛对那次获得胜利的舰队提供了30艘船，其中一艘因作战英勇由希腊人颁予最高奖励。

自埃伊纳到埃皮达鲁斯可以乘船前往，并且这是一次愉快的航行，目前这个地方只有500名居民，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希腊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因为这里——或更准确一点说是在阿戈利斯最高山岭的峡谷之外10英里——是专司医疗的英雄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主庙所在地。阿波罗神自己在德尔菲的神谕中曾说：“阿斯克勒庇俄斯呀！你的诞生使所有人欣悦，你是可爱的科洛尼斯（Coronis）在多石的埃皮达鲁斯为我所生的爱子。”阿斯克勒庇俄斯治愈了无数的人（甚至使一个死人复活），于是冥府之神普卢托向宙斯神抱怨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死亡；如果没有死亡，宙斯神几乎不知道如何管理人类，于是用雷电毁灭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在西萨利和希腊，人们都把他当救世主来朝拜。人们在埃皮达鲁斯为他建造最大的一座神殿，在这座神殿里的医生祭司（因着他的名被称为阿斯克勒庇俄斯）成立了一所疗养院，以其对疾病治疗的成功驰名全希腊。埃皮达鲁斯成了希腊的卢尔德（Lourdes） [6] 。朝圣者自地中海世界各地涌来，在这里觅求希腊人所谓最大的恩赐——健康。这些朝圣者睡在神殿里，满怀着希望的心情执行所规定的养生术，把他们认为非常神奇的医方记录下来刻在石板上，现在这些石板在神圣的丛林废墟中还随处可见。埃皮达鲁斯人用这些病患者所交的费用和礼物建造了一座剧场，看台的座位和出口仍旧在邻近各山的山脚下，它那可爱的圆环形柱廊建筑残迹，至今仍然保存在小型博物馆里，在希腊最精美的大理石雕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今日类似的病患者则到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忒诺斯（Tenos），在那里希腊正教的祭司如2500年前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治疗病患者一样来医疗他们。从前是埃皮达鲁斯人用牺牲来奉献宙斯和赫拉的阴暗山巅，现在却是圣伊莱亚斯（St. Elias）的圣山。神灵也会死亡，但人类的虔诚长存。

学者热切地在埃皮达鲁斯寻求的，并不是已经倒塌了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废墟。这个地区现在已树木遍地，在道路急转弯后，延伸至山腰巨大的扇形石处才能看出整个剧场面目。波留克列特斯之子在公元前4世纪建筑了这个剧场，但时至今日仍然保存良好。当旅行者站在跳舞位置的中心（一个用石板敷设的大圆场），可以看到逐次升起1.4万个座位，其设计之精巧令人咋舌，因为感觉到每一个座位都是直接对着自己。当观察者自舞台向上展望，向200英尺以外最远和最高座位上的朋友低声谈话时，会发觉到每个字都是清晰可闻：这时就可以闭目而思，用思想上的双目观察昔日埃皮达鲁斯的繁荣，好像一批批的观众自庙堂、自城市随意来到这个地方，倾听和观赏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作品的演出，同时也可以感觉到古希腊人那种精力充沛和潇洒爽朗的生活。

注释

[1] 几乎在写任何时期的希腊历史，都会感到相当的困扰，甚至乏味……因为没有一致的或中央的组织借以使各地的希腊人彼此构成隶属或联系的关系。

[2] 指阿尔克曼、阿尔凯奥斯（Alcaeus）、萨福、斯特西科罗斯（Stesichorus）、伊比科斯（Ibycus）、阿那克里翁、西摩尼得斯（Simonides）、品达、巴克基利得斯（Bacchylides）9人。

[3] 这首诗与25 个世纪后歌德（Goethe）的作品《漂泊者的夜歌》（Wanderer’s Night-Song）颇为类似：

山巅高处 über allen Gipfeln

一片寂静 Iet Ruh，

于诸树梢 In allen Wipfeln

你难感到 Spürest du

一丝气息 Kaum einen Hauch；

小鸟寂寂栖于林中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等待，不久 Warte nur，blade

你也得归去如是 Ruhest du auch.

[4] 吉提亚达斯（Gitiadas）用精制的铜碟装饰帕特农神庙；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贝特克利（Bathycles）建造阿波罗宝座于阿米卡莱（Amyclae）；而萨摩斯岛的狄奥多鲁斯为斯巴达建了著名的市政厅。此后，未曾出现过任何斯巴达的艺术家。

[5] 这条滑行道对商旅甚为方便。它足以承担希腊当时商船的重力，实际上，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Actium）战役之后，就是通过这条滑行道转运他的舰队追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而希腊在883年也曾有类似的行动。科林斯王佩里安德（Periander）曾经计划将它变为运河，但他的工程师认为工程过于浩大而未果。

[6] 卢尔德是一个法国小镇，圣母玛利亚在该地连续18 次向一名圣女伯尔纳德显现，泉水治愈绝症多人，朝圣者络绎不绝，也建有圣殿。——译者注

第五章 雅典

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笔下的波奥蒂亚城

道路在麦加拉以东分叉——南至雅典，北至底比斯。向北的道路进入山地，把旅客带入西赛伦（Cithaeron）山的高处。这时，远在西面的帕纳索斯山业已在望。在前面，跨过山冈，远处便是肥沃的波奥蒂亚平原。山脚下是普拉蒂亚城，10万希腊人曾在那里歼灭了30万波斯人。再稍向西是留克特拉镇，在那里，希腊将军伊巴密浓达首次战胜斯巴达人。再稍向西是赫利孔（Helicon）山，这就是9位女诗神（缪斯）和英国诗人济慈的“红色灵泉”（blushful Hippocrene）所在地——这口著名的灵泉也称为“神马之泉”（Horse’s Spring），因为据说是当双翼的神马珀加索斯（Pegasus）蹴地一跃升天的时候涌出了这口泉。直接向北是塞斯比阿（Thespiae），这个地方经常和底比斯处于敌对状态。在很近的地方是纳西索斯曾自恋其水中倒影的泉水——另一个神话说是凝视他所爱慕的已故姐姐之影。

在靠近塞斯比阿的一个小镇阿斯克拉（Ascra），是诗人赫西俄德的故居，他在这里居住，并在这里辛勤工作，他对古希腊文学的爱好仅次于荷马。传说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846年和公元前777年，但若干当代学者认为他的卒年应该是公元前650年，他的时代可能比近代的说法早一个世纪。他诞生于小亚细亚埃奥利亚（Aeolia）的西梅（Cyme），但是他的父亲因为在那里受尽了穷苦的折磨，便移居阿斯克拉镇，赫西俄德形容这个地方为：“冬季甚为可怜，夏季无法忍受，从来没有好过的日子。”其实这种情形和人类所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是类似的。那时，他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个牧童，随着他的羊群徜徉于赫利孔山坡间，他梦见了9位女诗神向他的身体注入了诗的灵魂。因此，他开始写作和歌唱，在音乐比赛中得奖，甚至有人说他曾经自荷马本人手中领过奖品。

赫西俄德和其他希腊青年一样，喜爱神话，他撰写了一部诸神的系谱（对这方面我们一向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1] ，详载诸神的朝代和家世，其对宗教上的重要性和各帝王年谱对历史的重要性一样。他首先唱歌赞颂9位女诗神，我们不妨说可能因为这些神是他在赫利孔山上的邻居，在他那年轻人的想象中，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女神在山坡上轻歌曼舞，也好像在希波克里尼（Hippocrene）灵泉中洗涤她们细嫩的肌肤。然后他略微叙述奥林匹斯山以前诸神如何代代相生。最开始是“混沌神”，然后是广阔的“大地神”，大地是诸神的永久所在地；按照希腊宗教的说法，神是居住在地上或地中，并且永远接近人类。其次是塔耳塔洛斯（Tartarus），也就是冥世之神，在他之后是厄洛斯（Eros），也就是爱情之神，是“诸神中最美者”。混沌神生了“黑暗神”和“夜神”，两者又生了“日神”和“苍穹神”，“地神”生了“山神”和“天神”，“天神”和“地神”结合生了“海洋神”。我们现在在英文里把这些代表神的单词如Chaos、Heaven、Earth、Mountains等的首个字母写成大写，但在赫西俄德时期，希腊文并没有大写字母，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根据顺序，最开始是混沌，然后是地、地的中间各部分，接着是夜、日和海洋，最后是欲望又生出了一切。很可能，赫西俄德是被9位女诗神启示过的哲学家，然后把这些抽象事物人格化再写入诗中。一两个世纪后，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这样的一种神学观可能就是进入伊奥尼亚人自然哲学的一个步骤。

赫西俄德的神话沉迷于巨怪和血腥，他并不反对神学上的色情文学。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神该亚（Ge或Gaea）的结合，生出了一支泰坦（巨人）族，这个族的每个人都具有50个头和100双手。天神并不喜爱他们，于是把他们罚入地狱。但是地神对此颇为不满，于是建议他们应当把他们的父亲杀死。泰坦族中的一个叫作克罗纳斯的愿意执行这个任务。于是地神大悦，她把克罗纳斯隐藏在树丛里，交给他一把带着锯齿的镰刀，并教给他所有的策略。于是天神带着夜神厄瑞玻斯（Erebus）来了，急于要求爱，用夜围绕地神，并向四面伸展。于是克罗纳斯杀死了他的父亲，锯断他的肢体，并将他父亲的肉扔到海里。从滴在地上的血中产生了愤怒之神，海水中的肉周围浮起的泡沫产生了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于是泰坦族夺取了奥林匹亚山，废黜了天神乌拉诺斯，并且立克罗纳斯为王。克罗纳斯娶了他的姐姐莉雅为妻，但他的父母天神和地神曾经预言他将被他的一个儿子废黜，他吞噬了除宙斯外所有的儿子，而宙斯没有被吞噬的原因是因为莉雅在克里特秘密地生下了他。当宙斯长大后，又废黜了克罗纳斯，强迫他吐出所有被吞噬的儿子，于是又把泰坦族驱回了地狱。

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这就是诸神的诞生和神道。这里也有“远见者”和“带来火种者”普罗米修斯的传说；这里也可看到冗长而不可胜数的神祇的奸淫故事，这些故事使众多的希腊人和乘“五月花”号船自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美国人一样，将他们的年谱追溯到诸神——我们从来不会想到奸淫故事能这样的枯燥无聊。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神话在原始或几乎野蛮的文化中，它的流传普遍到何种程度，以及对赫西俄德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荷马的写作比较正派，因此很少提及这类神话。也可能在哲学批评及道德发展时代，这些故事将诸神陷于几分名誉扫地是由于阿斯克拉吟游诗人的灰暗幻想。

举世对赫西俄德唯一认可的诗，是他自奥林匹斯山走到了平地（并不是写山上诸神）后写出的一首关于农民生活非常有生气的田园诗。《工作及度日》（The Works and Day ）这首诗是对他哥哥珀尔修斯（可能只是为了文学的需要而作）的长篇斥责和忠告。这篇诗对他哥哥的描述非常奇特，里边有句话是：“过度愚蠢的珀尔修斯，现在我向你提出善意的忠告。”据说这个珀尔修斯欺瞒了赫西俄德应有的继承权，这位诗人在首次为人所知的劳动尊严说教中，告诉自己的兄弟：诚实与辛勤比罪恶与奢侈的逸乐更为明智。同时又有如下的诗句：“请看，你可能很容易选择罪恶，甚至乐此不疲，因为它的道路平坦，同时唾手可得。但永生的神在成功之前安置了流汗和辛劳，这个道路险峻也遥远，开始时也会令你艰辛和苦恼，但一旦到达巅峰，你将发现它确实康庄平坦，虽然在初期你遭受了不少困扰。”因此，这位诗人定下了辛勤从事农事的原则以及耕作、种植和收获的适当天数，而后维吉尔又把这些格言润饰成美好的韵律。他警告珀尔修斯夏季不宜饮酒过度，冬季不宜穿单薄衣服。他对波奥蒂亚城的寒冬有深刻的形容：“刺骨的寒风足以剥掉牡牛的皮。”海洋和江河被北风吹得卷起了浪花，树林和松柏也在呼号呻吟，躲避白雪的兽类在栏中瑟缩一团。但是一所建筑良好的小屋如何温暖舒适，这也就是勇毅和辛勤的长期报偿。这里当然也有一位帮助自己的妻子，用辛勤的工作来偿还丈夫对自己所作的贡献。

赫西俄德对娶妻一事似乎很难下定决心。他一定是一个单身汉或一位鳏夫，因为一位有妻室在身边的人谈起女人来不会那样苛刻。诚然，在这个片断的神谱之后，这位诗人也开始写一个侠义的女人谱录，列举叙述那些时代的种种传说，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女英雄和男英雄一样众多，同时大多数的神是女神。但他在两部主要著作里都以尖酸的口吻告诉人类，那位美丽的潘多拉（Pandora）如何把所有灾祸带给男人。其原因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取了火种，于是宙斯恳求诸神塑造了女人，这个故事也算是希腊给予人类的礼物。

宙斯命赫菲斯托斯以最快的速度将泥和水混合，然后赋予人声音和力量，并且在形貌表情上使其与永生女神那种可爱的处女美相似。然后他又命雅典娜教导她如何编造精巧的布匹，命美丽的金色阿佛洛狄忒围绕她的头部放射幽雅、痛苦的欲望和浪费四肢的多虑，但为赋予她一个如狗一样的思想以及诡诈的态度，他又命使者赫耳墨斯……这些神都服从了宙斯的吩咐……诸神的使者给了她一个动人的声音。因为所有在奥林匹亚华厦居住的诸神都给了她一件礼物，那件礼物对创造性的人类而言是灾祸，所以他叫她潘多拉。

宙斯将潘多拉赐给厄比米修斯（Epimetheus），他虽然曾受其兄普罗米修斯的警告，不可从神处接受礼物或赐予，但他这次认为自己无法抗拒她的美丽。普罗米修斯曾经留给厄比米修斯一个神秘的盒子，并且告诉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开启。潘多拉无法克服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那个盒子，于是一万个恶魔逸出盒外，开始为祸人间，而留在盒内的只有“希望之神”。赫西俄德说：“潘多拉一族是温柔的女人，她所生的是有害的一族。所谓的女人就是一个大害，她们和男人同处，虽然是伴侣，但只能与你共富贵，不能共贫贱……因此，宙斯将女人赐给男人实际上是赐给了一个灾祸。”

但是我们这位反复无常的诗人又说：“呀！独身和结婚一样不是好事。老境孤寂固属可怜，而没有子嗣的人在死后他的财产就要转入宗族。因此，还是结婚好（虽然不要在30岁以前），最好还是有后（虽然不要超过一个），为的是避免财产被瓜分。”另外，他有一首诗：

当你已届盛年的成熟，

自然想到娇妻和华屋；

三十而娶是明训，

过早过晚均非福……

选妻应选童贞女，

明智的爱情可令伊人衷心折服。

先在已知和邻区处女中观察；

千万谨慎，切勿轻忽，

深恐偶一不慎，

随时可被粉红色的陷阱颠覆。

淑女人间不易见，

仅有天赐是良缘。

尘间也有不幸事，

那便是一个无才无德、只知挥霍的妻室。

她不需要点燃物欲的火，

就可焚毁你辛勤耕耘的成果。

她可以使你粉身碎骨，

在未届盛年就可以结束你宝贵的前途。

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人类在这个灾难降临之前在地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世纪，在克罗纳斯时期（维吉尔所说的“农神朝代”[saturnia regna]），诸神创造了金族（Golden Race）人类，这些人本身就像神，无忧无虑地生活，大地自动为他们生长了充足的食粮，并养育他们的肥健畜群，他们欢度许多愉快的节日，且从不衰老，死亡最后的来临，就像一种无痛和无梦的睡眠。但后来诸神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又造了银族（Silver Race）人类，这一族远不及金族，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长成，经过一个短暂而受折磨的成熟时期，随即死去。然后宙斯又造了铜族（Brazen Race）人类，有四肢，有武器，并居住于铜屋内，他们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于是“黑死神”笼罩了他们。随后宙斯又造了“英勇族”（Heroic Race），这些人曾经在底比斯和特洛伊作战，在他们死亡后，即赴“福岛”（Isles of the Blest）诸岛过无虑的生活。最后和最糟的是铁族（Iron Race），卑鄙贪污，穷而脏乱，昼夜辛劳悲惨，子不敬父，对神祇既不虔敬又很吝啬，懒惰而爱植党朋，互相争战残杀，收受贿赂，互不信任且有内讧，并轻蔑污辱贫穷者。赫西俄德呼喊说：“但愿我没有生在这个时代，早到晚来均佳。”他并且希望宙斯很快埋葬这一族。

以上是赫西俄德利用神学史对他那个时代的贫穷和缺乏正义所作的说明。他对这些罪恶的了解是出自亲身经历，而他用英雄和神祇所形容的以往人类，当然要比较高贵可爱。诚然，人类不会永不长进，更不会永如他在波奥蒂亚所见的农民那样困扰和可怜。他并不知道他对他那个阶级所抱的成见有多深，他对生活和劳动以及女人与男人的看法有点狭隘与尘俗，甚至完全是一种商业的眼光。荷马对人类事物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他认为这既是一种罪恶和恐惧的展露，但同时也有伟大和高贵的一面。荷马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对美善的一次接触可以偿赎许多的罪恶；赫西俄德是一个农民，他嫉恨娶妻子的代价，也抱怨敢与丈夫同席而坐的妻子的厚颜卑鄙。赫西俄德用带有狂暴性的坦诚来告诉我们早期希腊社会的丑恶无耻——王室和贵族的华贵和战争都是依赖于奴隶和小农的胼手胝足，但奴隶和小农都生活于极端的贫困中。荷马为王公及贵妇歌颂英雄王子；赫西俄德不重视什么王子，只是歌咏一般平民，并高声地歌颂。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听到农民揭竿而起的喧闹声，好像而后梭伦在阿提卡的改革和以后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夺取政权后的独裁都是由这种声音所激起的。 [2]

在波奥蒂亚城一如在伯罗奔尼撒一样，土地是属于居住于城镇或城镇附近的贵族。城内最繁荣的地区是在柯帕伊斯（Copais）湖的周围，这个湖现在虽已枯竭，但曾经供应一个包括许多涵洞和复杂的沟渠灌溉系统的用水。在荷马时代的末期，这个令人欣羡的地区曾经被住在埃皮达鲁斯的波埃昂（Boeon）山附近并以该山命名的民族入侵。这些入侵者攻占了喀罗尼亚（在其附近，而后菲利普结束了希腊的自由）、底比斯（他们未来的首都），最后还夺取了米尼安古都奥尔霍迈诺斯。在古希腊时代，这些和其他若干城镇都在波奥蒂亚邦联制度下接受底比斯的领导，公共事务由每年所选出的波奥蒂亚执政团负责处理，所有人都在克罗尼亚（Coronea）共同庆祝泛波奥蒂亚节日。

在习惯上，雅典人讥讽波奥蒂亚人麻木不仁，并且把他们思想行动的迟钝归因于饮食过量和潮湿、多雾的气候——很像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批评。这种论点可能有几分真实性，因为波奥蒂亚人在希腊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令人生厌的角色，例如他们在底比斯协助入侵的波斯人，几个世纪中雅典人都感觉如芒在背。但我们对勇敢而忠诚的波奥蒂亚人，辛勤工作的赫西俄德和唱技高超的品达，高贵的伊巴密浓达以及特别受人欢迎的普卢塔克则持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从雅典人批评其敌人的观点来论其敌人，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

德尔菲

自普卢塔克的喀罗尼亚城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连续越过12座山，在帕纳索斯的山坡上，就是圣城德尔菲。下降1000英尺是克里西亚（Crisaean）平原，那里有上万株的橄榄树，树叶闪烁发光；再下降500英尺是科林斯海湾的一个港口；远处的船只好像停滞般缓缓移动。更远的地方是其他山脉，对面被夕阳所映红的落霞所笼罩，呈现出很有气魄的紫红色。在一个道路转弯处是卡斯塔利亚（Castalian）喷泉，这个喷泉四面都是成直角的垂壁，形成了一个深谷。根据传说，德尔菲的公民将伊索（Aesop）从这些垂壁上投下（这也就对他写的寓言增加一页内容）；依据历史记载，洛克利安罗的弗罗梅洛斯（Philomelus）在第二次圣战中在此战胜并驱逐了洛克利安人。 [3] 这上面便是帕纳索斯的双峰，也是9位女诗神在赫利孔山后的定居之地。希腊人攀登数百英里的曲折山路，置身于烟雨濛濛的高峰或阳光普照的海边岩石上，四周或是天然美丽的景色，或是充满幽暗的恐怖，这时很难怀疑在这些大石下面的山内居住着一些可怖的神祇。这里一再发生地震，首先吓走了劫掠的波斯人，一个世纪后又吓走了劫掠的弗西斯人，再过一世纪后又吓走了劫掠的高卢人，这似乎是神在保护自己的庙堂。根据希腊最古老的传说，所有顶礼膜拜的人一直群聚于此，以求发现谷中吹出的风和地下冒出的气，这风和气就是神的愿望。对希腊人而言，那块几乎封闭地气出口的大石，就是希腊的中心，因此也就是“世界之脐”（omphalos ）、全世界的中心。

希腊人就在这个中心建立了他们的祭坛，首先奉祀地神，后来是奉祀英勇的征服者阿波罗。那个谷口曾经由巨蛇把守，使人无法接近，后来太阳神阿波罗将巨蛇射死，于是变成了神殿的偶像。当早期的神殿遭遇火灾（公元前548年）后，自雅典放逐的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aeonids）的富有贵族利用全希腊捐助的金钱和他们自己的财富，重建神殿。新殿的正面用大理石筑成，周围绕以多利安式环柱，而支柱则为伊奥尼亚式列柱，希腊人是很少看到过这样华丽庄严的神殿。有一条蜿蜒的圣路通往山上的神殿，这条路的每一步都用神像、柱廊和“财宝库”（treasuries）加以装饰（这里所说的“财宝库”是指希腊城市在各圣地——奥林匹亚、德尔菲及得洛斯所建的小型神殿，用以储藏金钱或用作个人对神的奉献）。在马拉松之战前的数百年，科林斯和西塞昂在德尔菲修建了这种“财宝库”，后来雅典和底比斯所建的可以和前者媲美，而克尼都斯和西弗诺斯所建的则超越了他们。为了使人不致忘记戏剧是希腊宗教的一部分，在帕纳索斯山坡上所有建筑物当中，建了一座戏院。最高地方建造的是一座环形看台的竞技场，希腊人就在那里对他们所最热衷的健康、毅力、美丽和青春举行崇拜。

我们可以用想象来描述当时阿波罗节日的盛况——狂热的朝圣者拥塞于通往圣城的道路上，嘈杂的旅店和帐幕中满是旅客，无数善于利用机会的商人在路边搭起临时摊位，百物杂陈，朝圣客带着好奇和怀疑的心情从这些摊位前面经过，通往阿波罗神殿的路上自然满是人潮，朝圣客把他们的奉献或祭品恭谨地置于殿前，虔敬地恭颂祷词，带着敬畏的心情在戏院观赏表演，再步履维艰地攀登数百级台阶前往竞技场目睹皮西亚赛会，或向远处眺望高山和大海。在这样热切的期望下，他们度过自己的生命。

次要的城邦

在希腊历史上，其西部大陆地区一直过着田园式和被征服的生活，并对这种生活感到满足——即使时至今日，也不例外。住在洛克利、阿托利亚、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和埃尼亚尼亚（Aeniania）的人们过于接近原始生活，而对瞬息万变的交通和贸易一无所知，也没有时间接近文学、哲学和艺术，也无法看到在阿提卡非常重视的健身房和戏院一类的设施。至于他们的神殿，只是毫无艺术装饰的村庄庙宇，根本谈不上激发民族感情。在长期历史中也偶尔出现过中等城市，例如在洛克利的阿姆披撒（Amphissa），阿托利亚的诺帕克图斯（Naupactus），墨勒阿革洛斯和亚特兰大曾经猎野猪的地方小卡利顿（little Calydon）。在卡利顿附近西海岸是现代化的迈索隆吉翁（Mesolongion，或称Missolonghi），希腊爱国者马可·波扎利斯（Marco Bozzaris）曾经在那里作战，而拜伦（Byron）死在那里。

在阿卡纳尼亚和阿托利亚间流着希腊最大的河阿刻罗俄斯河（Achelous）——富于想象的希腊人把它敬为河神，并向之祷告与奉献牺牲以祈求免灾（勿泛滥）。在埃皮达鲁斯的发源地附近有斯佩耳刻俄斯（Spercheus）河，流经埃尼亚尼亚小邦的两岸，那里曾经居住着荷马时代之前的阿哈伊亚人和一个被称为“希腊人”（Hellenes）的小部族，由于偶然被使用，所有希腊人此后采取了这个名字作为族名。向东是色摩比利山脉，因为它的硫黄温泉和山岭与马利卡（Malic）湾间的自北向南的战略要道而被称为“温泉关”（Hot Gates）。然后跨过奥斯利斯（Othrys）山，再通过阿哈伊亚、弗西奥蒂斯，就可进入色萨利大平原。

就在此地的法萨卢斯（Pharsalus），恺撒的疲惫军队歼灭了庞培的军队。色萨利的谷物在全希腊是最丰饶的，马是最灵骏的，但艺术却是最贫乏的。很多河流自各方汇流于珀纽斯（Peneus），使自本邦的南部到北部诸岭的山麓整个形成一片肥沃的冲积层。自珀纽斯出发，披荆斩棘，跨越色萨利山可以到达色雷斯海。在奥萨（Ossa）和奥林匹斯山两峰间形成了尖陡如削的滕比河谷（Vale of Tempe），在这个地区，足有4英里湍急的河流被高出河床1000英尺的陡峭绝壁包围。各大河沿岸有很多城市，如弗里（Pherae）、格兰农（Crannon）等，这些城市都是由依赖奴隶的辛劳为生的封建贵族所统治。这个地区的极北部便是奥林匹斯山，即希腊的最高峰，也就是奥林匹亚诸神的居所。在其北部与东部的山坡上是比埃里亚（Pieria），缪斯诸神在移居赫利孔山前曾居于此地。 [4] 沿着海湾南行是马格尼西亚，是自奥萨和皮立翁升起的连绵山岭。

自马格尼西亚渡过海峡数英里处便是埃彼亚大岛，这个大岛在内湾与外爱琴海间沿着大陆海岸平行延伸，使自己成为查尔西斯的一个半岛的枢轴，几乎和波奥蒂亚连接。岛的中央山脉形成一条脊骨，也就是奥林匹斯山、奥萨、皮立翁和奥斯利斯诸山的延长，并终止于基克拉泽斯群岛。因为它的沿岸平原异常肥沃，在多利安人入侵时期，伊奥尼亚人曾从阿提卡到达这里。在公元前506年招致了雅典人的征服，雅典人的借口是：如果雅典在比雷埃夫斯遭到封锁，不能获得埃彼亚人的粮食，则必遭受饥荒。其在邻区蕴藏的铜、铁矿产和贮藏的骨螺，使查尔西斯获得财富，并因此得名。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是希腊冶金业的主要中心，其所制造的利剑独霸全国，铜花瓶也极为精美。岛上的贸易，使用一种自查尔西斯运出的希腊古币，使岛上的公民更为富有，也因此使他们在色雷斯、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了利于商业的殖民地。埃彼亚人的度量衡制度几乎成为全希腊的标准制度；查尔西斯的字母，由埃彼亚在意大利库迈（Cumae）的殖民地传给罗马，再由罗马人通过拉丁文传入其他国家，于是成了现代欧洲所使用的字母。在查尔西斯以南数英里，是其古代竞争对手艾瑞特利亚（Eretria）。柏拉图的一位学生迈内德姆斯（Menedemus）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哲学学校，但就其他方面而言，无论艾瑞特利亚或查尔西斯在希腊思想或艺术史上均无辉煌成就。

自查尔西斯通过一座于公元前411年所建的木桥，跨越欧里普斯海峡可转回波奥蒂亚城。波奥蒂亚沿岸数英里以南是小镇奥利斯，阿伽门农曾在那里向神奉献了他的女儿作为牺牲。在这个地区曾经居住着一个不大著名的格拉伊（Graii）部族，这个部族随同埃彼亚人共同派人到距那不勒斯不远的库迈殖民；罗马人通过这些人给予所遇见的赫楞（Hellenes，希腊人当时自称）一个新名称叫Graici（Greeks，希腊）；从这时起，全世界都知道了所谓海拉斯（Hellas），而这个名称则是其居民从没有自行用过的。向南行是塔那格拉（Tanagra），这里的女诗人科里纳（Corinna），曾于公元前500年自大诗人品达处获奖；这里的陶工曾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制作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小塑像。再向南行5英里便到了阿提卡。从帕内斯（Parnes）山脉的诸峰上此时已可分辨雅典的各山。

阿提卡

·雅典的城镇

这里的整个气氛似乎颇为不同——洁净、爽朗和光明，每年有300天的晴天。这时我们立刻会想起西塞罗对雅典清爽气候的赞美，他认为这种气候对雅典敏锐的思想大有贡献。阿提卡秋冬有雨，夏季极少。雾与烟雨也少见。降雪在雅典每年约一次，周围山顶每年约四五次。夏季很热（虽然干燥但尚能忍受），而且在古时因低洼地区有瘴疠之气，对健康有损。阿提卡的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使所需极简单的农作也极为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的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的橄榄与葡萄，才促成阿提卡的文明。

在此不毛之地能出现很多城镇，实在令人惊异。这些城镇散布各处，在沿海各港和各山谷中随处可见。一个活泼而进取的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到阿提卡定居，他们受到了伊奥尼亚人的欢迎并互相通婚（伊奥尼亚是一个迈锡尼族和阿哈伊亚族的混合民族，在北部民族南迁并入侵时从波奥蒂亚城波埃修和伯罗奔尼撒撤逃于此）。这里没有外来民族剥削当地居民，他们是中等身材，面色较黑，有混合的地中海血统，直接承袭古赫梯文明的血统和文化，对其固有气质引以为自豪，而将傲慢自负的半野蛮人多利安族摒于国家神殿和卫城之外。

血统关系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社会组织。每一个家庭都隶属于一个部族，每一部族都说他们属于某一神圣英雄之后，他们参与同一宗教仪式，有共同的执政官和财宝库，共同耕作公田，彼此间共享通婚和继承遗产的权利，也接受互助、复仇和共同守护的义务，最后也葬于同一墓地。阿提卡四个部族各自包括三个氏族，每个氏族包括三个宗族，每个宗族可能包括30个家庭。阿提卡社会的这一血族区分不仅使其形成了自然的军事和动员组织，也形成了一种以宗族为基础的古老家庭贵族。因此，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在其能建立民主之前不得不先将这些部族重新分配。

可能每一个村镇的起源就是一个宗族的居处，有时这个村镇即以宗族之名为名，或以其所崇祀之神或英雄命名，雅典即是一例。旅客自东波奥蒂亚进入阿提卡之后首先到达奥罗普斯（Oropus）。这是一个边境城镇，因此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不但以往如此，如今也不例外。公元前300年，哲学家狄凯阿克斯（Dicaearchus）曾经说过：“奥罗普斯是一些叫卖贩子聚居之所。这里关卡官员的贪婪举世无出其右，他们的诡谲不仅根深蒂固而且与生俱来。他们扫除了社会上有礼仪的人士，所以大多数人非常粗蛮。”自奥罗普斯南行要经过一连串距离很近的城镇——拉姆诺斯（Rhamnus）、艾费登（Aphidna）、德塞里亚（Deceleia，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一个战略要点）、阿夫奈（Acharnae，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好战的绥靖主义者狄凯俄波利斯”的故乡）、马拉松和布劳伦（Brauron）——在这里的大神殿中放有俄瑞斯忒斯和伊菲吉妮娅自陶里——切尔松尼斯（Tauric Chersonese）运来的月神阿尔忒弥斯塑像，同时在陶里——切尔松尼斯，每四年一度，阿提卡人可尽量来参加对月神的虔敬活动。然后是普拉西厄（Prasiae）和图里库斯（Thoricus）；紧接着是对雅典经济和军事极为重要的劳留姆（Laurium）银矿区；然后是在半岛顶端的苏纽姆（Sunium），在这里的绝壁上矗立着一所美丽庙宇，可以作为水手的灯塔，以期他们能对那不可捉摸的海神波塞冬提交奉献。然后就可向西岸阿提卡（阿提卡是半海岸区，其名得自“Aktike ”，沿海地之意）前进，经过安那弗里斯（Anaphlystus）到达萨拉米斯岛 [5] ，这里是埃阿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家乡；然后是埃莱夫西斯，是德墨忒尔女神和她诸种神秘传说的圣地，从这里就可回到比雷埃夫斯。各种货物从地中海沿岸各地运送到这个遮蔽良好的港口（在雅典将军狄密斯托克利发现这里可能成为良港以前，一直被人忽略），供雅典人使用及享受。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于是诱使阿提卡人从事贸易；因为人们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使其赢得了爱琴海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帝国，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并达到文化的最高峰。

·寡头政治下的雅典

上述各城镇不仅是雅典的背景，也是雅典的成员。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我们已可了解，忒修斯将阿提卡人统一于一个政治组织及一个首都。 [6] 在距比雷埃夫斯5英里的伊米托斯山（Hymettus）、彭特利库斯（Pentelicus）和帕内斯中，雅典围绕着古老的迈锡尼卫城发展，所有阿提卡的地主都是它的公民。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家族经常支配并制衡着权力：在动乱和遭受威胁时，他们容忍王权；但当秩序恢复、局势稳定后，又要向中央政府索回他们的封建势力。在科德罗斯（Codrus）王抵抗入侵的多利安人英勇牺牲后（可能在公元前1068年），按照传说，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有资格继承他，因而选举了终身任职的执政官。公元前752年，他们又将执政官的任期限制为10年，公元前683年又改为1年。而后，因为一个机会，又把执政官的权力由9人分享：一位“命名”（eponymos ）执政官，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以他的名字记录日期；一位“王者”（basileus ）执政官，仅拥有“王”的头衔，实际上只是宗教领袖；一位“统帅”（polemarchos ）执政官，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另外6位“立法”（thesmothetai ）执政官。因此，在雅典和在罗马与斯巴达一样，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并不代表平民的胜利，或任何有计划地向民主之途迈进，只不过是封建贵族的重新掌权，或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选择采用而已。由于这样的零星或逐次革命，王权逐渐被削除，其职权也仅限于祭司的功能。“王”一词在希腊宪法上一直保留到古希腊历史的结束，但实际的王权从未恢复。名称即使未变，制度也可能无恙，但实质则已因上述情形而变更或破坏。

贵族（Eupatrid）寡头政治执政者统治阿提卡近5个世纪之久。在他们的统治下，形成了三个政治阶级：hippes ，即武士，拥有马匹，可编组为骑兵；zeugitai ，战时可作为重甲步兵；thetes ，即受雇佣的劳力，可作轻甲步兵使用。前两者被视为公民，只有武士可作执政官、法官及祭司。各执政官于任期满后，如无不良声誉，即自动成为议会（boule ）议员，议会通常于凉爽的傍晚在亚略巴古山（Areopagus，又称Ares’ hill，战神山）集会，选举执政官，治理全邦。即使在专制时期，此议会也能限制王权的扩张；而今于寡头政治下，其权力的崇高与罗马元老院（senatbls ）一样。

从经济角度讲人也有三种区分。最上层为eupatriols ，这些人在城镇中居住，生活比较奢华，奴隶及雇佣的工人为其耕作乡间的田地，商人利用其贷款为其经营谋利。其次的富有者为demiurgoi ，或称劳工大众，即有固定职业者、手工业者、从事贸易者及自由劳工。通过殖民开拓新市场以及货币制度使贸易得以自由后，这一阶级的势力有爆炸性的增长，因为在梭伦及庇西特拉图时期使其在政府中获得职位，而在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当权时，其影响力达到巅峰。大多数劳力均是自由人，奴隶的地位虽更低，但仍为少数。最贫苦者为georgoi ，其实际意义为“耕田者”，小农终身胼手胝足以求一饱，并须设法应付债主与地位崇高的地主的贪婪压榨，其唯一的安慰是本身也拥有一小块土地。

若干小农以往也拥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妻子比田地更为多产，一代代的繁衍，土地也一再重分。田产由宗族共有的情况迅即消逝，篱笆、沟渠、矮丛篱等标志，均显示土地的分配及私有。当原有土地越分越小，乡间生活越来越艰苦时，很多小农就出售其土地（虽然这将遭受罚款及褫夺公权的惩罚）后前往雅典或其他较小城镇从事贸易和手工艺。其他在无法应付对地主应尽的义务时，只好变为佃农，将收获留一部分作为报酬，其余则呈缴地主。另一部分的奋斗更为艰苦，在无法度日时以土地作抵押高利贷款，最后无法偿还时，发现其本身及土地均成为偿债工具，土地被债主没收，本身沦为奴隶。没收抵押土地的债权人被认为是土地主权的假定所有人，其权力至所抵押的债款偿还为止，而债权人则在土地上竖立一块石板，以说明土地的所属。于是自由小农的土地越变越小，而其人数也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大地主的土地则越变越多。亚里士多德说：“少数地主拥有全部土地，而实际耕作的农民因无法缴纳地租或偿还债务，只有被卖作奴隶，甚至卖往外方。”对外贸易及废止以物易物而代以货币，使小农的生活更为困苦；因外国进口食物的竞争使农作物价格无法升高，而制造品的价格则非其本身所能控制，且该项制造品价格每十年均有不可思议的上涨。一个荒年可改变很多农民的命运，其中若干人甚至饿毙。阿提卡地区的贫穷情形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农民甚至欢迎战争来临，因为期望在战争中可夺取较多土地，同时人员战死后则可减少许多吃饭的嘴。

同时，在城镇内的中产阶级不受法律限制，逐渐用奴隶代替自由劳工，因而使自由劳工的生活更为贫困。体力劳动的低廉出人意料，任何有能力购买体力者均不肯再亲自工作。用手工作已成为一种被束缚的象征，已成为自由人不屑的工作。地主因嫉妒贸易商财富的增加，将其佃农急需的食物售到外邦，最后，基于债务法，只好将雅典人也出售。

有一个时期，人们希望德拉科（Draco）的立法可以矫正这些罪恶。约在公元前620年，这位立法者被任命从事立法，也是首次在书面上草拟一种可以恢复阿提卡秩序的法律制度。据我们所知，他的法典的主要进步体现在将新富者可以膺选执政官的资格作适度或缓和的扩大，并且用法律代替家族的复仇，之后所有杀人案件均由最高法院审理。最后一点是一种基本和进步的变更，但是要想能够付诸实施，必须使想要复仇者相信法律比他自己的复仇行动更为可靠、更为严重。德拉科立法中的惩罚极为严峻，因此，当他的法律大部分被梭伦的法律取代后，人们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处罚而非他的法律。德拉科的法典冻结了未经节制的封建主义的残酷习惯，但是对于如何使债务人免于奴役、如何缓和弱者遭受强者的剥削，则毫无贡献。对公民权利虽稍有发展，但仍使贵族完全控制法庭，使贵族对影响其本身权益的争端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解释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加强：零星的偷窃，甚至怠惰，如果是公民要遭受剥夺公权的处分，其他人则被处死。

在公元前7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人在法律保护下所积聚的财富形成尖锐对立，已将雅典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不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平等并非伙伴，而是仇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注定要失败的。普卢塔克说：“贫富不均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政府和军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作一次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地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愤怒于对他们的积蓄与财产的挑战，于是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威胁固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梭伦改革

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形下（各国在历史上也一再出现这一情形），能有一个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作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中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暴乱，也为雅典的独立发展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奇迹。

梭伦的父亲是一位有纯正英雄血统的贵族，属于科德罗斯王的后裔，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海神（波塞冬）。他的母亲与庇西特拉图的母亲是堂姐妹，后者后来成为僭主，也是第一个违犯后又巩固《梭伦法典》（Solonian Constitution ）的人。梭伦在幼年时期也积极地参加那个时代的活动：他写诗，欢唱“希腊之友谊”（Greek Friendship），同时也像诗人提尔泰奥斯一样，用他的诗文鼓励征服萨拉米斯。迨至中年，他的道德观与诗成反比例的发展，他的诗已不动人，而他对人的忠告则甚为卓越。他告诉人们：“许多不应富的人富了，而品德较佳者仍贫困。但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品德换取他们的财富，因为品德永远芳香，而财物经常易手。富人的财富并不比仅有肠胃、心肺和双足的人更为伟大，因为这个肠胃、心肺和双足带给后者的是快乐而非痛苦；当然也不比能欣赏童子和幼女如花般的活泼美丽和能适应季节变化随时调整其生活的人更为伟大。”有一次雅典发生暴乱，梭伦保持了中立，幸亏是在他著名的法典规定这种中立行为是一种罪行前，否则将受处分。但他毫不踌躇地谴责富人将大众陷入痛苦挣扎的赤贫所使用的方法。

如果我们相信普卢塔克的说法，那梭伦的父亲“因为行善而散尽了家财”。梭伦则从事贸易，其经营极为成功，获利颇丰，足迹遍及各处并因此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公元前594年，当中产阶级代表要求他成为“命名”执政官，但授予独裁力量以缓和社会战争、建立一新宪法并恢复邦内稳定时，其年龄尚轻（44岁或45岁）。上层阶级由于相信一个富人必仍具保守主义色彩，所以也勉强同意。

梭伦最初的措施虽甚为简单，却是很激烈的经济改革。他没有采取行动来重新划分土地，这使极端分子颇感失望。这种极端分子的态度势将导致内乱和长期的暴乱，并将迅速回复至不平等。但是他的著名的《解负令》（Seisachtheia, Removal of Burdens ）则极为成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梭伦取消了所有的债务（包括私人和国家债务） [7] ，并一举解除了阿提卡所有土地的抵押关系。所有奴隶及因债务而遭受奴役者均被释放，对售予外邦遭受奴役者也全部索回释放，并禁止将来再有任何奴役制度。投机取巧本是人类的天性，梭伦的很多朋友听说他将要取消所有的债务，因而以抵押方式购入了广大的土地，后来保留了购入的土地，但并未付出抵押。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描述中特别明显地说明这是很多人发财的原因，但因其事过于久远，旋即不复为人所记忆。梭伦一直被人怀疑在上述的套购土地中有串谋行为。后来才发现，他作为一个很大的债权人，因自己的法律而遭受了损失。富人对此曾强烈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没收财产的法律，但并无结果。不出10年，众人一致认为他的这一行动确实平息了阿提卡的一场动乱。

关于梭伦的另一项改革很难明确解释，也不易肯定。亚里士多德说梭伦大幅度地以欧波克（Euboic）制代替了菲多尼安（Pheidonian）制（即在阿提卡一直使用的艾吉内坦货币，Aeginetan），并将原来每1米纳相当于70德拉克马（drachmas）改为相当于100德拉克马。按照普卢塔克更完备的记载，梭伦将原被视为73德拉克马的米纳改为相当于100德拉克马，是因为在还债的时候所偿还的数目虽然相同，但价值则较低，这对必须偿还大量债务的人助益甚大，而对债权人则无损失。也只有和蔼慷慨的普卢塔克才能想出梭伦所采用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方式，使用这一方式可减轻债务人的负担而无损于债权人——除了在若干情形下半片面包比全无更好外。 [8]

较经济改革更能垂之永久的是那些形成梭伦宪法的历史性法令。梭伦首先实施大赦，释放那些曾经企图篡夺政权而被入狱或放逐的政治犯。然后直接或由暗示废止大部分的德拉科法令，仅保留其有关凶杀的法律。因此，梭伦立法的本身便是一种革命，之后所有自由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无论贫富都要受同样的约束和惩罚。因为得到工商阶层的支援，而且这一阶层已有相当的人数供职于政府，梭伦将所有在阿提卡的自由民依照财富区分为四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pentacosiomedimni ——500蒲式耳人（five-hundred-bushel men），即其所得达到或相当于500蒲式耳；第二个集团是hippes ，即其所得在300—500蒲式耳之间；第三个集团是zeugitai ，即其所得在200—300蒲式耳之间；第四个集团是thetes ，即所有其余的自由人。荣誉与税捐也依此区分，不纳税捐就不能享受荣誉。进而，对第一级是依其年度所得12倍课税，第二级为10倍，第三级为5倍，财产税事实上是一种累进的所得税。第四级则免税。只有第一级可膺选为执政官及军事指挥官，第二级可任政府较低级官员及骑兵，第三级可充任重甲步兵，第四级则仅能充任国家的一般士兵。这一特别区分法削弱了寡头政治权力所依赖的宗族组织，建立了“财富及荣誉政治制度”的原则（依公民可征缴税捐的贡献决定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荣誉或声望的制度）。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部分时间内，也有一种类似的“豪富政治”盛行于希腊的大多数殖民地内。

《梭伦法典》在政府的最上层保留了原有的议会，但多少削减了它的独占性和权力，使第一阶级的人都能加入，同时使之对所有人民和官吏的行为仍拥有无上权力。在这个机构下面，他成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Council of Four Hundred），由4个部族各推选100人组成，这个议会选择、审查并准备所有被提交到民众大会的事务。在这个寡头政治的最高阶层下面，梭伦为迎合强者，可能出于善意的预谋，设立了一个基本上的民主体制。荷马时代古老的ekklesia 又被恢复，所有公民都应邀参加民众大会的商讨。此前所有执政官均由议会指定，此后每年由民众大会选举。民众大会也可随时向这些官吏提出质询、指责及惩戒；当执政官任期届满时，民众大会对其一年内的公职行为详细审阅检讨，如果认为必要，则阻止其依常例进入议会；尤其重要的是（虽机会不多），民众大会可使较低阶级的公民和较高阶级的公民一样，能够依票选获得进入heliaea 的同等权利（heliaea 是一由6000陪审员组成的机构，由该机构成员组成各级法院，除凶杀及叛国罪外均可由该法院审理，人们对地方官吏的任何行为也可向该法院提出上诉）。亚里士多德认为若干人相信梭伦故意使其立法有晦暗不清处，以便一般民众能依其司法权力扩大其政治力量。普卢塔克更补充说：“因为各级间的差异未能通过法律文字予以调整，因此必须将其各项问题提诉于法官，而法官于是又成为法律的主人。”因此这一项民众上诉权成为雅典民主的阶梯与保障。

在此基本立法之外，对希腊历史最重要的，是梭伦增列若干其他法律，以求解决当时的各项次要问题。首先，他使在习惯上早已被认可的私有财产制合法化。如果一人有子嗣，在死亡时可将财产分配给诸子；如果无子嗣，可将其财产遗赠给任何人，在此种情形下，通常其财产会自动转入宗族。因此，雅典自梭伦开始实施有关遗嘱的权力与法律。因为梭伦本人是商人出身，通过开放公民权利以促进雅典的工商业，凡外国人具有各行业专长、欲携眷永久定居雅典的，可获得公民权利。除橄榄油外，其他产自土地中的产物均禁止出口，目的是将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转移到工业。梭伦制定法律，凡父亲未传授其子一技之长的，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义务。对梭伦而言（并非对之后的雅典人），工艺具有其本身的荣誉与尊严。

梭伦的法律甚至涉及道德和礼仪的领域。长期的怠惰被认为是一种罪行，而生活荒唐淫乱者不得在民众大会发表演说。他使娼妓合法化并予课征税捐，他建立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执照并予以监督，并用国库经费建了一座阿佛洛狄忒——潘德摩斯神殿。当时，一位叫莱基（Lecky）的人曾向他歌颂：“啊！梭伦，我们歌颂你，你为本城和本城道德的利益而设置公娼，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精力充沛的青年，如果没有你这个明智的措施，他们一定向良家妇女骚扰，因而对社会造成困扰。”他建立了“非德拉克的惩罚”（the un-Draconian Penalty），凡是冒犯自由妇女者，处罚100德拉克马，凡当场捕获通奸者（男方），准许将其就地处死。他限制妆奁的价值和数量，希望双方以爱情及为生育与抚养子女的目的而结合；他采取一种率直的信任，禁止妇女在衣橱内拥有超过3套服装。他被要求订立反对单身汉的立法，但他认为妻子毕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因而拒绝。他制定法律，认为诽谤死者，或在神殿、法院、公共场所及竞技中中伤他人均为罪行，但这仍不能钳制雅典人爱说话的口舌，因为雅典和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闲言和造谣似乎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规定在雅典发生暴乱时采取中立的人将丧失公民资格，因为他认为大众对国事漠不关心可致国家灭亡。他对浮夸的典礼、奢侈的牺牲和对丧葬的冗长哀悼都加以谴责，他也对殉葬的财物加以限制。他制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法律，凡殉国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抚养与教育，这个法律成为雅典人多年勇敢作战的主要原因。

梭伦对他的法律都定有罚则，虽较德拉克所订较缓，但仍很严厉。他规定任何公民都可以对认为是罪犯的人提出控诉，为了使他的法律更能被人了解与遵守，他把这些法律写在“王者”执政官“朝中”的木滚或棱柱上，以便能一面转动，一面阅读。他并没有像莱喀古斯、米诺斯、汉谟拉比和努马（Numa）一样说他的法律是得自神谕，这种情形当然也反映了时代、城市和人们气质的不同。人民曾邀请他作永久的独裁者，他未予接受，他认为“独裁者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上去后没有路下来”。激进分子批评他未能建立财产和权力的平等，保守分子批评他不应让一般人民享受特权及进入法院。甚至连他自己的朋友塞西亚的哲人阿那卡西斯（Anacharsis），也对新法典加以嘲笑，说这部法典的精神将是“智者恳求，愚者决定”。此外，阿那卡西斯还说，因为强者和诡诈者对任何制定的法律都要设法使其符合个人利益，因此对人不可能建立持久的正义；法律是一面只能捕捉小蝇而让大虫逃跑的蛛网。梭伦很谦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承认他的法典并不完美。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已给予雅典人以最佳法典时，他的答复是：“不，但那是一部雅典人所能接受的最佳法典。”——也就是当时在雅典能劝服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共同接受的最佳法典。他采取中庸之道且保全了邦国，他可以说是“生于亚里士多德前的亚里士多德的好学生”。传说在德尔菲阿波罗神殿所刻的格言“从无过度”就是他的写照，同时，所有希腊人都一致把他列入“希腊七哲”（the Seven Wise Men）之林。

立法效力的持久是他智慧的证明。虽然有无数次的改变和发展，虽然也历经独裁制度的介入和肤浅的革命行动，但5个世纪后，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就法理而言，他的杰作借无数可变易的法令指明了政府覆灭之因，更借成文与不变的法律揭示了政府源起之道。当人们问他一个有秩序而组织良好的国家基础是什么时，他的答复是“人民服从治理的人，而治理的人服从法律”。他的立法给予阿提卡的恩惠是将农民从奴隶制度中解救出来，并建立一个小农制度。由于这些小农拥有自己的土地，雅典的小型军队能自行保护其自由达数代之久。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有人提议仅不动产的自由持有人才可享受投票权时，全阿提卡仅有5000名成年人未能符合此项要求。同时，贸易及工业也已脱离政治不稳及财政困难的束缚，开始活泼而积极地发展，进而使雅典成为地中海的贸易霸主。新的财富贵族实际上奖励了智慧而非出身，刺激了科学和教育，也在物质和精神上为黄金时代的文化成就铺了路。

公元前572年，年届66岁时，梭伦已任执政官22年。他退休了，经由官员的宣誓，雅典保证在10年内遵守他的法律不变更，他开始旅行，以考察埃及和东方的文明。显然是在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他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他在赫利奥波利斯城求教于埃及的祭司，研究埃及历史和思想；据说从这里他听说了关于最后一个下沉的大陆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故事，他曾在一首未完的史诗里描述了这个故事，也是这个未完的史诗故事使两个世纪后富于想象力的柏拉图入迷，对其极为醉心。而后他自埃及航行至塞浦路斯，他在那里又为这个城市制定了法律，为纪念他，这个城市就更名为索里（Soli）。希罗多德和普卢塔克以奇异的记忆描述他在萨迪斯和吕底亚王克罗苏斯（Croesus）的谈话：吕底亚王先说明众多稀世之宝如何把他自己装饰得雍容华贵、花团锦簇，他问梭伦是否认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然而梭伦却以希腊式的回答大胆地说：

王啊！诸神对希腊人的赐予都是中度的；对智慧也不例外，那只是一种快乐与朴实，并非一种极度崇高的智慧。在所有情形中发生的无数不幸，使我们无法对现有的享受作无理的欣悦，也不能对任何随时间流逝而遭受改变的任何人的喜乐加以称赞。因为未来的时间尚未到来，幸福灾祸均尚未定。仅获有神灵护佑，使其幸福持至最后永不改变的才算是快乐。对一个尚在生命旅途，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人欢祝他的快乐，和对仍在比赛中的一位角斗士宣告胜利一样太早。

这一不寻常的解释，希腊戏剧家称之为“无礼的成功”（hybris ），普卢塔克对这种智慧特别推崇。然而，我们只能说普卢塔克关于此事记述的措辞较希罗多德为佳，可能这两个人的记述都是属于想象中的谈话。诚然，梭伦和克罗苏斯两人的死亡方式都证明了这段传道式谈话所含意义的不谬。克罗苏斯于公元前546年被居鲁士所推翻，当然（倘若我们可以用但丁的话重写希罗多德的记录）在他的忧患中可以回忆昔日辉煌时期的愉快时日，也可忆及希腊哲人严厉的警告。至于梭伦，则回到雅典以终其余生，在他的晚年曾经目睹他一手制定的法典被毁弃。独裁制度的建立，显然使他全部的心血毁于一旦。

·庇西特拉图的“独裁”

三个由梭伦控制达30年之久的利益冲突集团，在他离开雅典后，很自然地又开始了政治权力和阴谋的斗争。三个集团互相争权：一个集团可称为“海岸派”，由港口的商人领导，他们拥护梭伦；另一个集团可称为“平原派”，由富有的地主领导，他们憎恨梭伦；第三个集团可称为“山地派”，是小农和城镇劳工的结合，他们仍在为土地的再分配而斗争。庇西特拉图和一个世纪后的伯里克利一样，虽然在出身、财富、仪态和兴趣上都是贵族式的，但他接受了对大众平民的领导。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展示了一处伤口，他说是人民的仇敌企图加害于他，因而要求拥有随身护卫。梭伦了解他这位堂兄弟的诡计，怀疑他的伤口是自伤的，认为拥有随身护卫将为他开辟独裁的途径，于是提出抗议。他向民众大声疾呼：“雅典的民众呀！我比你们之中若干人要明智，比其他的人要勇敢；我比你们之中未能察知庇西特拉图奸计的要明智；比已察知其奸计，但由于恐惧而不敢有所行动的要勇敢。”虽然如此，民众大会仍表决通过许可，允许庇西特拉图拥有50人所组成的护卫。但他召集了400人而非50人，占领了雅典卫城，并宣布了独裁。梭伦向雅典人发表了他的意见：“雅典人呀！你们个人行动起来像狐狸，集体行动起来像一群鹅。”然后他把自己的兵器和护盾置于门外，以表示绝缘政治，在晚年专心于诗文。

“海岸”和“平原”两派暂时联合，并于公元前556年驱逐了独裁者。但庇西特拉图与“海岸派”秘密谋和，并且可能是在其默许下，重入雅典，这种情形似乎证明了梭伦关于群体智慧的判断。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女人，一身雅典女神雅典娜的装束，傲然地坐在一辆战车上引导庇西特拉图的军队进城，这时雅典传令官宣称雅典守护女神也支持庇西特拉图复位（公元前550年）。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雅典人完全相信那位女人真是女神，全体伏身跪拜，并迎接庇西特拉图回城。“海岸派”的领袖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他，并第二次将他放逐；但于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击败前往迎击他的军队，又一次回城，这次他保持他的独裁达19年之久。在这次的长期独裁中，他政策的明智几乎完全洗刷了他手段的寡廉鲜耻。

庇西特拉图的个性确实是文化和智慧、行政才能和个人魅力的一种罕见结合。他能够无情地斗争，但也能立即对仇敌宽恕。他能够走在他那个时代思想的最前端，他的治理明敏爽快，没有一般知识阶层的犹豫不决，在执行时也没有踌躇不前的怯懦行为。他的态度谦和，决定合乎人性，对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亚里士多德曾称赞他的治理温和而有节制，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暴君。他对能改过自新的敌人鲜有报复行为，但对无法调和的对手则予以放逐，并将其财产分授贫者。他曾改进军队，并建立了一支海军以抵御外侮，但他设法使雅典置身于战争之外。在这个曾充满阶级冲突的城内，他保持了良好的秩序，使居民能获得安乐，因此，一般人常说他把城邦治理得像米诺斯时的黄金时代。

使每个人惊奇的是，他对《梭伦法典》的细节鲜有变更。他也像奥古斯都一样，了解如何用民主的让步和形式来装饰和支持独裁。执政官照旧选举，民众大会和公共法院、四百人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程序和执掌都照旧进行，唯一不同的是庇西特拉图的提议能得到特别的注意。当一位公民控告他杀人时，他出现在最高法院，请求依法审理，但控诉人之后又不愿将此事继续追诉。年复一年，与他们的财富呈反比例的增长的人们，逐渐对他的治理感到满意，人民很快以他为荣，最后又很喜爱他。可能雅典在梭伦后需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充满精力和毅力、能使雅典摆脱混乱状态走上强壮与稳健之途的人，并且在最初的冲力中就能为社会建立秩序与法律习惯（秩序与法律对社会的重要如同脊骨对动物一样，虽然不一定是在生活创造性上，至少在形式与力量上是如此）。在30年后独裁制被扫除时，这些秩序、习惯和《梭伦法典》的架构仍留作民主的遗产。庇西特拉图可能自己还不了解，他的独裁实际上并没有破坏而是实施了法律。

他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执行在梭伦时代业已开始的“对人民解救”。他将国有土地及被放逐的贵族的土地分给贫民以解决土地问题。成千上万因闲散而成为危险分子的雅典人都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而获得安置，因此，此后数个世纪中未闻在阿提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他进行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以解决就业问题，他兴建了水道和道路系统，并为诸神建造堂皇的庙宇。他鼓励在劳留姆地区开采银矿，并发行了独立的币制。为支援这些建设所需要的费用，他对所有农产品课税10％（然后似乎降低为5％）。他在达达尼尔设立了战略性殖民地，并与许多城邦签订贸易条约。在他的治理下，贸易甚为兴隆，不仅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增长。贫者不再更贫，而富者则更富。以往因财富集中几乎使雅典陷于内战的危险已被控制，生活普遍的改善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多已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庇西特拉图和他儿子的治理下，雅典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雅典在希腊中仅能称作二流城市，在财富、文化及生活与思想的活力上都次于米利都、艾菲索斯、米蒂利尼及叙拉古。现在各处用石材和大理石建成的建筑物可充分反映雅典当时的繁荣。在卫城的雅典娜女神古殿已经用多利安式列柱廊加以美化。修建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个神殿庄严的科林斯式石柱，今日纵然于其废墟中，仍可使自雅典至其港口的道路备增光辉。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泛雅典竞技大会，并赋予它一种泛希腊的特性，不仅给雅典带来光辉，并且因此使雅典人能够多看到外邦的面孔、外邦的方法，并刺激与外邦的竞争。在他的治理下，泛雅典成为全国性的伟大节日，即使今日帕特农神庙的饰带上仍可看到当时庆祝盛典的活动景况。由于公共工程和他个人的德惠与声望，他的宫廷吸引了很多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同时在宫廷中也建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赋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史诗以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所有泰斯庇斯的悲剧和其他著名的戏剧都经改进，可由昔日哑剧演员的模拟表演，进而由雅典舞台的三人团充分演出。

庇西特拉图的“暴政” [9] ，是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商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利用中产阶级与贫民的暂时结合以代替封建地主贵族统治的普遍运动之一部分。这种独裁是由于财富的病态集中，同时又不能与富有者达成折中方案所促成的。如果被迫作一选择，那么贫者也和富人一样，宁取财富而舍弃政治自由。唯一能够持久的政治自由是将其做法加以适度调整，使富者不能依其能力或诈术剥削贫者，而贫者也不能依暴力或投票掠夺富者。因此，在希腊商业城市，通往权力之路很简单：打击贵族，保护贫者，与中产阶级达成谅解；在获得权力后，独裁者即取消债务，或没收巨富的财产，向富者征税以兴建公共设施，或将过度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在依上述措施获得大众的拥护后，通过调整国家币制与商业条约以促进贸易，使自己取得商业团体的支持，并设法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因独裁制都有赖群众支援而非承袭权力，所以大多数均避免战争，支持宗教，维持秩序，振兴道德，赞成妇女取得较高地位，鼓励艺术发展，并在美化其城市上花费大量金钱。以上各项陆续兴办后，在多数情形下，仍保持民治政府的形态与程序，故而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仍可过上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独裁制度破坏贵族制度，而人民又破坏独裁制度后，仅需微小的变更即可达成自由人所需民主制的实质与形式。

·民主的建立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27年逝世时，将其权力移交给两个儿子。在他去世后的每件事都可证明他的明智，只有他的父爱除外。希庇亚斯（Hippias）允诺人民做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在13年中继续了他父亲的政策。他的弟弟希帕恰斯（Hipparchus），虽然在爱情和诗上有些沉迷，但尚无大害，由于他的邀请，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西摩尼得斯来到了雅典。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未经他们同意而将权力传给儿子感觉不快，他们认为独裁制固然给了他们一切，但是未能鼓励爱好自由。虽然如此，雅典仍很繁荣，若非遭遇真正希腊式爱情的波折，他的恬静统治仍可平安结束。

一位名叫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eiton）的中年人获得了少年哈莫狄奥斯（Harmodius）的爱情，修昔底德形容这位少年具有如花般的少年美。但希帕恰斯同样对性别不甚认真，也向这位少年求爱。阿里斯托吉顿听说后即决心杀死希帕恰斯，并为自卫起见，欲推翻专制政体。哈莫狄奥斯和另外一些人士参加了这项预谋（公元前514年）。他们计划在希帕恰斯安排泛雅典游行时将他杀死，但希帕恰斯却躲过了谋杀，而后把他们杀死。使这个故事益加复杂的是一个作为哈莫狄奥斯情妇的娼妓里尔娜（Leaena），因为不肯供出幸存的共谋者的消息，在迫害下勇敢就死；如果我们相信希腊的传说，她是咬掉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吐向迫害者，以表示决不答复他们的问题。

虽然人民没有明显支持这次叛乱，但希帕恰斯深为恐惧，因此将其温和统治一变而为高压、间谍及恐怖活动。雅典人在经历一代繁荣后已甚为坚强，有能力为奢侈的自由付出奢侈的代价，独裁愈演愈烈，而人民对自由的呼声也愈呼愈高。希帕恰斯和阿里斯托吉顿的争斗最初不过仅为爱情与肉欲，并非为民主，而此时在民众想象中阿里斯托吉顿已成为自由烈士。这时远在德尔菲的阿尔克迈翁家族（曾被庇西特拉图两度放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组织一支军队开向雅典，并声明其目的在于推翻希帕恰斯。同时，也贿赂了皮西亚执掌神殿的女祭司，假借神谕说：斯巴达人应将雅典的专制政体推翻。希帕恰斯在最初抵抗阿尔克迈翁军队时甚为成功，但随着拉西迪蒙军队加入对方后，他被迫退守阿雷奥帕古斯。唯恐他一旦身亡后危及其诸子安全，希帕恰斯于是将诸子秘密送出雅典，但被入侵者截获；为保其子之安全，他被迫同意让位并接受放逐（公元前510年）。于是阿尔克迈翁的军队由勇敢的克里斯提尼 [10] 领导，顺利进入雅典，那些被放逐的贵族也接踵而归，准备庆祝对他们财产和权力的归还。

在紧接着的选举中，代表贵族的伊沙格拉斯（Isagoras）获胜，当选首席执政官，而失败的候选人克里斯提尼又煽动民众叛变，将伊沙格拉斯推翻，建立一公共独裁制。于是斯巴达人再度进攻雅典，以期使伊沙格拉斯复位，但雅典人的抵抗甚为英勇，斯巴达人不逞而退。随后，领导阿尔克迈翁军队的贵族克里斯提尼开始建立民主。

他的第一次改革就是打击阿提卡贵族的基本组织结构，这里4个部族和360个宗族的领导权，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在最年长和最富有者的家庭手里。克里斯提尼废除了这种血亲的组织关系，代之以地区区分，依地区划分为10个部族，每个部族拥有不同数目的地区。为防止形成地理或特别的地区结合，例如以往的“海岸派”、“山地派”或“平原派”，每一部族均自海岸、城市及内陆区划入相等数目的地区。为了平衡以往宗教在每一旧地区所形成的神圣性，每一新部族或地区均建立宗教典礼，将每一新地区的古代英雄选作当地的守护神。在以往，公民资格的贵族式决定是以血统为准，外邦出生的自由人很少能享受公民权利，而今则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了新居地区的公民。因此一举而使投票人数几乎倍增，同时，也使民主获得新的支持，其基础也较前扩大。

每一新部族均可推选一位将军（Stratégoi ），由这10位将军共同指挥军队。每一部族也选出501人组成“501人议会”，以代替梭伦的“400人议会”，并掌握最重要的最高司法权力。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其产生是由抽签而非票选决定，凡年满30而以往并未曾两次出任议员者均有资格。这一奇异的代表制政府开始后，以出身为主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及以财富为准的豪富政治均不适用，使每一公民不仅有平等的投票机会，也有同等进入政府最有影响力部门的机会。通过这一方式所选出的议会，负责审查提交给民众大会的事务或提案，本身则保留各种司法权，执行广泛的行政职能，并监督所有官吏。

因为新公民也可参与民众大会，其规模已较之前扩大，如全体出席时其人数约3万人。所有公民均有进入各级法院的资格；但第四级人民，一如梭伦时，仍不得进入各政府机构。民众大会的权利也因拥有放逐权而扩大，克里斯提尼增列这一权力，似乎想使根基不稳的民主政治获得保护。任何时期，满6000人的法定人数，经过超过半数写于陶器碎片的秘密投票，可将任何认为对于本邦有危险的人物放逐10年。这样，具有野心的领导人物在行为上必须小心翼翼，并对人谦和，对有阴谋的嫌疑分子可不受法律审判而立予处置。依照程序应向大会询问：“各位是否认为在各位当中有对国家甚为危险的人物？如有，何人？”于是大会即可投票决定应行放逐任何公民——提案者也不例外。这项放逐并不包括没收财产，也并非不名誉，而仅仅是民主方式的预防措施或整肃。民众大会也从不滥用该项权力。在雅典自开始这一制度起，到时其废止的90年中，仅有10人被逐出阿提卡。

据说其中一人即克里斯提尼本人。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其后半生的历史，可能其后半生历史已被其光辉的成就所吸收并湮没。他的功业开始于毫无宪法依据的叛乱，然后面对阿提卡最有势力的豪门建立了民主宪法，这部宪法一直实施到（仅有微小的修正）雅典自由的结束。当然这次的民主并非完整的民主，因其仅适用自由人，且对担任公职资格者仍有某种程度的财产限制。但它已经把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交给了民众大会和由公民所组织的一个法院，交给由民众大会所指定并对民众大会负责的地方官吏，也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可由所有公民票选，且通过抽签程序，成员中至少1/3在其一生中也至少有一次担任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机会。世界上从没有这样普及政治权利的制度。

雅典人民本身对于此项向政治权利冒险猛进的方式非常兴奋。他们了解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艰巨的工作，但仍以勇气、骄傲及自制力向前迈进。自那时起，他们了解到在行动、言论和思想上享有自由的味道，也是自那时起，他们开始在文学及艺术，甚至在政治作风与战争上领导全希腊。他们学会了重新尊敬一个基于他们慎重考虑所形成的法律，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去爱护作为他们团结、权力和责任对象的国家。当那时最大的帝国决定毁灭这个称为希腊但分散各处的城市，或迫使各城市向这位伟大的君王纳贡时，它忘记了那会遭到阿提卡人的反对，那些人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他们自己治理他们的国家。克里斯提尼在马拉松战役前12年完成了他本人和梭伦的工作，这对希腊和整个欧洲而言都是非常幸运的。

注释

[1] 除了2世纪的某些波奥蒂亚城的文人外，古典学者对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从不置疑。

[2] 历史上对于赫西俄德的死亡没有记载。但传说中有云：在他80岁时，他因勾引克吕墨涅（Clymene）而被她的兄弟所杀，其尸体被投入海中，然而克吕墨涅为他生了一子，即抒情诗人斯特西科罗斯，据说生于西西里。

[3] 希腊人因阿波罗神殿的财物与权利曾发生过两次圣战：第一次于公元前595至前585年，这次南部希腊人结束了邻区的居民对经其港口前往德尔菲进香膜拜的旅客的横征暴敛；第二次为公元前356至前346年，希腊联合军队在马其顿王菲利普领导下，驱逐了攻占德尔菲并将庙产没收的弗西斯人。第一次圣战结果导致德尔菲中立化，并建立皮西亚赛会（Pythian games），第二次则导致马其顿征服全希腊。

[4]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有首富有哲理的打油诗：一知半解是危险；痛饮比埃里亚的泉水，否则一滴也不沾。

[5] 其名称可能是腓尼基人从Shalam一词而来，意即和平。

[6] 根据传统说法，忒修斯于公元前13世纪统一阿提卡。然而，雅典人统一阿提卡大概不会早于公元前700年，因为撰写于当时的荷马史诗中的《德墨忒尔颂》提到埃莱夫西斯城有自己的君王。

[7] 此项法律很可能不适用于商业债务，因为其中并不涉及个人劳役。

[8] 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和其他人解释普卢塔克的说法为：梭伦先将币值贬值27％，可以减轻一些地主的负担，因为这些地主已被剥夺了应获得的抵押，同时也是他人的债务人，他们原希望收回抵押以偿还债务，但抵押既被剥夺，因此借贬低币值以减轻其负担。但对向商人大量放款的地主则是另一重击，因为这种贬值的受惠者是商人而不是地主或小农（小农的抵押早已被免除）。也可能梭伦根本没有贬低币值的意思，只是想实行便于在富足和成长中的伊奥尼亚市场通用的欧波克币值，来代替已往在伯罗奔尼撒贸易中甚为便利的币制。

[9] “暴君”或“专制君主”（tyrant）一语出自吕底亚，可能来自提尔（Tyrrha）城，其意义为堡垒；或许它与“塔”（tower，希腊文为tyrris）有关系。显然，它最初使用于吕底亚王裘格斯（Gyges）。

[10] 西塞昂独裁者克里斯提尼之孙（祖孙两人都叫克里斯提尼）。

第六章 大迁徙

原因及迁徙路线

为了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历史顺利地叙述到马拉松战役前夕，我们牺牲了时间性的完整而迁就地区的一致。当然，希腊大陆上的城市比在爱琴海和伊奥尼亚地区希腊人的移民城镇古老。同时，这些城市也经常向外拓展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对希腊历史意义重大，我们现在必须加以叙述。还有一个在正常顺序上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有几个殖民地不仅后来成长为比其母城更大的城市，而且在艺术和财富的发展上也占了先。希腊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并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希腊国家的希腊人，而是那些为逃避多利安人的征服，在外国海岸上奋力抵抗以期获得立足之地的人。由于他们对迈锡尼文明的追忆和惊人的精力，远在马拉松战役以前创造了作为西方世界文明先驱的艺术、科学、哲学和诗。因此，希腊文明是母城承继了这些子城的成就。

在希腊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希腊人迅速广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 [1] 在荷马之前希腊人也是游牧民族，似乎那时在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充满着这种游牧民族的流动，但是而后爆发于爱琴海岛屿和亚细亚西部海岸的诸次迁徙则主要由多利安人的入侵造成的。所有各地的希腊人都设法在征服者势力以外的地区觅求新居和自由。早前各邦政治党派和家族宿仇的斗争也促成了人民的迁徙。战败者有时宁愿出走或被放逐，而胜利者也尽量鼓励战败者大量出走。特洛伊战争的幸存者有的就在亚细亚落居，另一部分人由于船舶遇难或冒险而定居于爱琴海诸岛屿，有的在经过艰苦的旅程后回到故园，但发现他们的王座和妻子都已被他人占有，只好又回到船上，设法在异邦重建家园和寻求财富。对希腊本土而言，当时的殖民和近代欧洲殖民一样具有很多利益，例如：殖民地可以成为剩余人口的转移地，培养冒险精神，也可成为农业歉收时的“保安阀”（safety valve）；殖民地为本国产品建立了外国市场，也形成了食物和矿物输入的战略仓库；最后，殖民地也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由于在这个帝国内货物、艺术、生活方式和思想的频繁交换，促成这个包罗甚广的希腊文化。

大迁徙沿着5条主要路线——埃奥利阿、多利安、欧克森（Euxine）、伊奥尼亚及意大利。最早的迁徙开始于希腊本土的北部诸邦，因为北部诸邦首先感觉到了来自北方和西方侵略的冲击力。在公元前12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从色萨利、弗西奥蒂斯、阿托利亚和波奥蒂亚川流不息的内迁逐渐缓慢地跨越了爱琴海，到达特洛伊一带，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埃奥利十二城联盟（Aeolian League）。第二区（线）的迁徙从伯罗奔尼撒开始，成千上万的迈锡尼和亚加亚人逃避所谓“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归返”。其中一部分在阿提卡、一部分在欧波埃（Euboea）定居，更有很多人移入基克拉泽斯群岛，冒险渡过爱琴海，并在西小亚细亚建立了所谓伊奥尼亚十二城（Ionian Dodecapolis）。第三区（线）的迁徙是由多利安人的入侵造成的，大批多利安人涌入伯罗奔尼撒，再进入基克拉泽斯岛，征服了克里特和昔兰尼，并且围着罗得斯群岛建立了所谓多利安六城（Dorian Hexapolis）。第四线是从整个希腊开始，这次迁徙止于色雷斯海岸，在达达尼尔海峡普罗彭蒂斯（Propontis）和欧克森海沿岸建立了100座城市。第五线向西移至希腊人所谓的伊奥利亚岛屿，自此越过意大利及西西里，最后到达高卢和西班牙。

仅有设身处地的细心想象和敏锐地回溯我们自己的移民历史，才可真正体会到这个历经一个世纪的迁移所遭遇和克服的困难。离开祖坟所在地及由家神所呵护的田园，远征陌生而毫无保障的异域（虽然假定是由希腊诸神所守护），这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冒险。因此，这些迁徙的民众都从家乡带一把土，以便到达新地区后撒布于异乡，他们还从家乡的公祠祭台上严肃地取下火种，以便点燃异乡的炉火。理想的新居应建在海岸上或接近海岸的地方，以便在遭受内陆敌人攻击时可乘船（船被视为希腊人的第二个家）逃避；更理想的地点则是一个有山地保护的沿海平原，该山地可在后方对进攻之敌形成障碍，在城市内有卫城可对城镇实施直接防御，而在海上则有一个由海岬所掩护的海港。有了以上几点，再加上一条就是理想乐园：能沿商业航道或河口，如此就可接受由内陆运至的货物以供出口或交换。在这种条件下，繁荣发展仅是时间问题。理想地区几乎全部已被人占据，想要获得，必须依靠策略或强力从他人手中取得。关于这方面，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也不比我们高。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远征异域、寻求自由的人，常使当地居民沦为奴隶。更常见的是，带给当地居民一些希腊礼品，利用优越的文化诱惑当地居民，向当地妇女献殷勤，也承认和崇拜当地的神祇，以便能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他们通常不破坏当地民族的纯洁性，也经常在他们众多的万神殿中发现类似当地神祇的神座，以便能在宗教信仰上取得和谐。最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用希腊手工艺品同当地人民交换谷物、矿产及牲畜，然后向整个地中海地区输出——主要是向大城市，或其所来自的母城，也通过这一方式，长达数个世纪之久与其母国保持一种虔敬关系。

这些殖民地一个一个逐渐成长，因此，希腊已不像荷马时代的狭长半岛，而是散布于自非洲至色雷斯及自直布罗陀至黑海东端各独立城市的一种颇为松散的结合。对希腊女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杰作，在这个时期，她们比任何时期的生殖力都强。通过这些繁忙、充满精力和智慧的中心，希腊人向整个南欧撒布一种微妙而不稳定、人类称之为“文明”的奢华种子。如果缺乏所谓的“文明”，生命里就再没有美，历史也就没有意义。

伊奥尼亚的基克拉泽斯群岛

从比雷埃夫斯沿阿提卡海岸南行，再转东绕过苏纽姆的多庙海岬，就可到达塞俄斯（Ceos）小岛。如果我们不怀疑斯特拉博和普卢塔克两位记述的权威，就会相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种法律，强制到60岁的人吞饮毒芹（hemlode）做的毒药而死，以便其余的人可以有充足的粮食”，并且“在700年中未闻有犯奸淫行为者”。

这也可能就是她的最伟大的诗人在中年后自愿从塞俄斯出走的原因，可能他已经发觉了在故乡他很难活到87岁（希腊传说中的年龄）。整个希腊都知道西摩尼得斯在30岁以及在公元前469年死亡时，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的作家。因为他是负有盛名的诗人和歌唱家，受到雅典独裁者希帕恰斯的邀请，他发现在希帕恰斯的宫中能和另外一位诗人阿那克里翁和平相处。他在波斯战争后还活着，曾又被选聘，为阵亡将士撰写墓志铭。在老年时，他住在锡拉库斯独裁者海厄洛一世（Hieron Ⅰ）的宫中。那时他的声望极高，令人仰若泰斗。公元前475年，海厄洛与阿克拉加斯（Acragas）独裁者索伦（Theron）失和，两人即将兵戎相见时，他能使两位独裁者达成和议。普卢塔克在他不朽的《是否老年人应行统治？》（“Should Old Men Ctovern?”）一文中告诉我们，西摩尼得斯到很高的年龄仍在抒情诗和合唱歌曲方面获奖。他死后依王者的哀荣葬于阿克拉加斯。

西摩尼得斯的特殊个性和他作为一个诗人一样著名，希腊人对他的缺点和癖性既恨又爱。他酷爱金钱，如果没有金钱诱惑则文思不灵。他是第一个为报酬而写诗的人，他的理由是诗人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生活。这种做法首开希腊作风的先河，因此，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支持大众对他的反感，他说“西摩尼得斯会为赚一个铜板坐着囚车下海”，以形容其嗜财如命。西摩尼得斯对他能发明记忆术颇感自豪，西塞罗对这种记忆术很称赞，并予以采用。其主要原则是将所要记的东西或事务作一种合逻辑的区分和顺序安排，以便每一个项目能自然地导出下一个项目。他富于急智，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地灵活应对，像一股智力旋风一样横扫希腊各城。但届老年时，他曾表示深悔不该多说话，然而事实上他从未停止发言。

我们深感惊异，在一个获得这么多喝彩和如此丰厚报酬的诗人现存的断简残篇中，能发现那股在荷马之后对希腊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忧郁之情（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过于活泼因而不会悲观，过于冲动因而不会感觉枯燥）。其中，有一段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特征是匮乏和罪恶，但我们在地下的长眠却永无休止……人类的力量甚为渺小，他们的过失也不易窥见。在短暂的生命中忧患却接踵而至，最后，无人可以幸免，死亡终于逼临。在整个生命中也善恶兼备……属于人的，没有永生。塞俄斯岛的吟游诗人曾巧喻人类的生命和绿叶的生命一样；但是听过这句话的人很少铭记于心，因为青年满怀壮志，充满希望。人值青年，如盛开的花朵，心情敞畅，富于幻想，希望永不衰老，更无死亡；健康时也不会想到病患时的忧伤。仅作这种想象的人实在是愚者，他们也未曾了解我们青年时期和整个生命如何短暂。

这些幸福的岛屿并未能使西摩尼得斯获得安慰，奥林匹斯山诸神的神圣也变成了他作诗的工具，而非灵魂的慰藉。当海厄洛向他提问，请他对神的本质与品性加以解说时，他要求给予一天的准备时间。翌日他要求给予两天的宽限，每次要求宽限的时间都加倍，以便作较久的思索。最后当海厄洛要求他说明时，他的答复是越思索越感到困惑。

塞俄斯不仅出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西摩尼得斯，同时，也出了他的侄子——抒情诗继承人巴克利德斯（Bacchylides），并且在亚历山大时代出了伟大的解剖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就人物而言，塞利弗斯、安得罗斯、忒诺斯、米克诺斯、西西诺斯及伊俄斯就不如塞俄斯鼎盛。菲勒塞德斯（Pherecydes，约公元前550年）曾生活于西罗斯（Syros），他因为是毕达哥拉斯之师而著名，也是第一位写散文的哲学家。至于得洛斯，根据希腊传说，阿波罗神曾诞生于此。因此，该岛和他的神殿同样神圣，在其境内生死都不允许；所有将生将死的人都要迅速运离该岛，所有岛上已有的坟墓也都移走，以便保持该岛的纯洁。在波斯人被击退后，雅典和其盟邦伊奥尼亚将所谓德里亚（Delia）邦联的“财宝库”设于该岛。伊奥尼亚人每四年在此举行一次虔敬却是欢宴性的集会，以庆祝美神（男性）的节日。在公元前7世纪，曾有诗歌对当时情形作如下描述：女人束着美丽的腰带，商人在其摊位极其忙碌，群众列队路旁以观赏神圣游行的行列；神殿内进行着紧张的仪式和庄严的献祭；因美丽和歌喉被选出的雅典和得洛斯的少女载歌载舞；运动和音乐竞赛在露天剧院进行。雅典人每年派遣一个使节团到得洛斯庆祝阿波罗诞辰，在使节团未返回前不得处决任何死刑囚犯。因此，这让对苏格拉底判决和执刑的间隔拉长了，而使文学及哲学大受其益。

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纳克索斯是最大的一个岛，而得洛斯几乎是最小的一个。这个最大的岛以酒及大理石闻名，公元前6世纪时已经很富足，拥有自己的海军和雕刻学校。纳克索斯东南是阿莫尔戈斯（Amorgos），也就是令人不易亲近的西摩尼得斯的家乡所在地，他那种对女人毫不恭维的讽刺诗一直都被由男人所写的历史谨慎保持。 [2] 西面为帕罗斯，几乎全是由大理石组成，其公民在这些大理石山造屋而居。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在那里发现那些半透明石块后，曾把它雕琢磨光，使其类似人类肉体的组织和有温暖感。约在公元前8世纪末期，阿基罗库斯诞生于该岛，虽是一名女奴之子，他却成为希腊最伟大的抒情歌唱家。一个从军的机会使他来到了北方的萨索斯岛，在那里与土著作战。但他发现他的生命比盾牌更可贵，因此弃盾而逃，而后他对他的潜逃做了很多隽语以示解嘲。回到帕罗斯后，他与富有的里卡贝斯（Lycambes）之女纽贝勒（Neobule）坠入情网。他形容她是一位谦逊而秀发垂肩的少女，并且叹息（而后很多世纪也作了同样的叹息）“仅仅触摸到了她的手”。但是她的父亲里卡贝斯只是称赞他的诗，而不屑于他的收入，于是好事未成。因此，阿基罗库斯以里卡贝斯、纽贝勒和她的妹妹为目标作了很尖刻的讽刺诗来发泄。根据传说，三人均因此自缢而死。阿基罗库斯也黯然离开帕罗斯丰盛的无花果和鱼产，再度踏上从军的征途，这次没有逃脱，他在与纳克索斯人的战斗中阵亡。

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了解到他无论对朋友和仇敌都出言粗鲁，且有失恋者纵情色欲的嗜好。我们可以描述他是一个有灵感而音韵调和的海盗，他的散文粗率而诗韵优美；他采取已经大众化了的民谣抑扬音韵，重新将之琢磨为简短、尖刻的六音步诗，这就是后来成为希腊悲剧古典媒介的“抑扬三音步诗”。他很愉快地试验抑扬格的六音步诗、抑扬格的四音步诗和近乎一打的其他音步诗。他为希腊诗赋予音步式，希腊人将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底。现在他的诗残存的仅有数篇，我们无法从他的遗著内判定其成就，因此，必须接受古人的说法，他是荷马后最著名的诗人，贺拉斯喜爱模仿他技术上的多变；而使用希腊语的伟大批评家、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当有人问及他最喜爱阿基罗库斯哪首诗时，他的答复仅是三个字“最长的”。

自帕罗斯向西，经过一上午的航程便到了西弗诺斯，该地以金银矿驰名，人们由于政府的授权而拥有这些矿产。岛上矿产量极丰富，因此，该岛能在德尔菲自建财宝库，且财宝库建筑使用的是女雕像柱，安详华丽，并建有许多其他纪念碑、纪念塔建筑物，而财宝库仍然在每年岁末为民众分配相当数目的盈余。公元前524年，来自萨摩斯岛的一批海盗登陆西弗诺斯岛，强索100塔伦（相当于今日的60万美元）。希腊其余各地以平静和坚韧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次“英勇的”掠夺行为，而人类通常也都是以这种相同的心情去忍受朋友的不幸或灾祸。

多利安人的涌入

多利安人也来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并将他们尚武的精神加以转化，耐心地将山坡改为梯田，以便能蓄贮稀少的雨水，以用于谷物和葡萄的灌溉。他们在米洛斯岛承继了铜器时代先人开采黑曜石的方法，因而使这个岛得以异常繁荣。由于这种繁荣的结果，将来我们会看到，雅典人不惜一切努力，希望能在对抗斯巴达的战争中获得米洛斯的支援。1820年，曾在这里发现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神像。

向东然后转南，多利安人征服了赛拉和克里特两岛，并且从赛拉又派出一批人向昔兰尼殖民。若干人在塞浦路斯定居，在那里，自公元前11世纪起曾有一小批阿卡狄亚的希腊人奋起斗争，以与古老的各腓尼基王朝争夺主宰权。根据传说，在这里的一个小腓尼基王皮革马利翁（Pygmalion），对他亲手雕刻的一座阿佛洛狄忒神像极为倾慕，以至于坠入情网，因此，他祈求女神赐予这座神像生命，以便能与之结为夫妇。当女神同意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与自己的作品结了婚。铁的出现减低了对塞浦路斯铜的需求，因此使该岛不再位于希腊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之内。本地人采伐木材炼铜，腓尼基人采伐后用来造船，希腊人则伐林后用来开垦农田，使塞浦路斯成为炎热与半荒芜的状态。岛上的艺术，也和岛上的居民一样，在希腊时代是一种埃及、腓尼基和希腊影响的混合，但从未形成自身的特色。

多利安人在塞浦路斯岛仅是希腊居民的一小部分，但在罗得斯岛及南罗得斯岛和希腊大陆连接地区，多利安人则已成为统治阶层。罗得斯岛在自荷马至马拉松战役各世纪都很繁荣（虽然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各地后300年内才达巅峰）。在一个自亚细亚伸出的海岬上，多利安移民建立和发展了克尼都斯城，因其位置良好，自然成为一个沿海贸易港口。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Eudoxus）、史学家（或寓言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以及在亚历山大建造那座有名的灯塔的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us）就是在这里诞生，我们除了能在这里发现古庙的废墟外，也会在大英博物馆内发现哀伤但具有庄重气质的德墨忒尔神像。

在克尼都斯对面是科斯岛，这里是“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故乡，与克尼都斯同为希腊的医学中心。画家阿佩莱斯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均诞生于此。沿着海岸再稍向北行是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这里是希罗多德的诞生地，并且在亚历山大大帝后300年曾是卡利亚王摩索拉斯（Mausolus）及其所宠爱的阿尔忒米西亚（Artemisia）的王朝所在地。这个城与科斯、克尼都斯及罗得斯岛三座主城（林杜斯[Lindus]、加米路斯[Camirus]、拉里苏斯[Ialysus]）形成了所谓多利安六城，也曾有一个时期成为伊奥尼亚十二城较弱的竞争对手。

伊奥尼亚十二城

·米利都与希腊哲学的诞生

向卡利亚西北行进约90英里是一多山的河岸地区，其宽度约20—30英里，即古伊奥尼亚之所在。希罗多德曾称赞“这里的空气和气候为普世之冠”。大部分城市位于河口，或在道路的末端，自内陆运出的货物，通过这些河流或道路经地中海运往各地。

伊奥尼亚十二城最南端的米利都，在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最富有的城市，自米诺斯时代起卡利亚人居住于此。约公元前1000年，伊奥尼亚人从阿提卡来到这里，他们发现了古爱琴海文化（虽已衰颓），这个遗存的文化显然将来可以作为他们文明发展的起点。伊奥尼亚人到达米利都时并未带女人同来，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当地居民中的男性杀死，然后娶这些寡妇为妻，因此，文化与血统同时混合。米利都也和其他大多数的伊奥尼亚城市一样，最初臣服于领导他们作战的国王，然后听命于拥有土地的贵族，最后顺从代表中产阶级的“专制君主”。公元前6世纪初期，在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统治之下，米利都的工业和贸易发展登峰造极。由于财富的聚集增长，文学、哲学及艺术开花结果。羊毛自内陆丰饶的牧场运到后进入城内纺织厂做成衣服。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事物，它本身的教育也逐渐改善，因而也在埃及、意大利、普罗彭蒂斯及欧克森等地建立殖民地作为贸易站。仅米利都就设有80个这种殖民地，其中60处在北方。米利都从阿比多斯、基齐库斯、西诺波、奥尔比亚、特拉佩佐斯及狄俄斯库里阿斯，获得亚麻、木材、水果及金属，而用手工艺品作为交换。这个城市的财富和奢华为整个希腊世界所知，也招致了很多反感。商人因财源茂盛、利润滚滚，对许多偏远地区的工厂贷出许多金钱。这些商人可以说是伊奥尼亚复兴的“美第奇”（Medici）。 [3]

在这种富于激励性的环境中，希腊发展了她对于世界最特殊的两种礼物——科学和哲学。贸易的枢纽就是思想交换地、不同习惯及信仰的摩擦场；由分歧产生矛盾、比较和思想；进而，多种迷信相继消失，理性逐渐开始。现在在米利都和以后在雅典一样，人们自成百个分散的城邦前来。由于商业的竞争，思想自然很活跃；由于长期离开原乡的祭坛和家乡，思想自然也就没有传统的束缚。米利都人自己也远赴其他国家各城，也由于目睹吕底亚、巴比伦、腓尼基和埃及文明而眼界大开。因此，埃及的几何学和巴比伦的天文学进入了希腊人的思想领域。贸易和数学，外国商业和地理，航海和天文得以携手发展。同时，财富创造了闲暇，“文化贵族”在思想自由之下日益成长（因为只有少数人有阅读能力）。没有强有力的僧侣集团，也没有古老而具有授意性的典籍限制人们的思潮；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希腊圣经的荷马史诗，也还没有真正定型；同时，其神话也还带有伊奥尼亚怀疑论和具有诽谤性欢愉的痕迹。此时思想首次大众化和尘世化，而且对世界和人类的各项问题寻求合理和一致的答案。 [4]

一棵新植物（虽有其变化与盛衰）也有其根源。埃及祭司的古老智慧和波斯的东方哲贤，可能甚至印度的卜者、迦勒底的僧侣科学、赫西俄德的人格化的宇宙论等与腓尼基人及希腊商人的自然现实主义混合后，产生了伊奥尼亚哲学。希腊宗教因为谈论命运是神和人的主宰，所以也为这个哲学铺了路：因为法律的观念优于不可靠的个人论断，因而也就表示出科学与神话以及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区别。当人认识或了解他隶属于法律时，也就真正获得了自由。据我们所知，希腊人首先获得了这个认识，而他们在哲学和政府上的自由也是他们成就的秘密，也是他们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因为生命是由承袭和变异、稳定习俗和经验更新来推进，所以希望哲学的宗教根源能够建构并滋养它；而且，在结束之时，它必遗留下神学的有利因素。希腊哲学史上曾有两派并驾齐驱，一派是自然主义者，一派是神秘主义者。后者源于毕达哥拉斯，承其衣钵者为巴门尼德斯（Parmenides）、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及克里安塞（Cleanthes）至普罗提诺（Plotinus）、圣保罗；前者由泰勒斯开其先河，而后历经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希波克拉底、德谟克利特至伊壁鸠鲁和莱喀古斯，偶尔也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把这两种主流加以混合，以期将尚未形成定论的生命范畴予以公平处理。但纵然是在这些伟大哲学家当中，其主要的努力或者说希腊思想的特性，仍为对理性的热爱与追求。

泰勒斯诞生于约公元前640年，出生地可能是米利都，一般人认为他的父母是腓尼基人，他所受的很多教育来自埃及和近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传入西方。他也曾经经商，但是他经营的程度仅以取得生活的必需为度。每个人都知道他在榨油投机上的成功故事。 [5] 其余的时间他则用于研究，有一个故事说他在观察星体时落入沟中，这可以证明他在研究时的专注和精力集中。虽然他很爱孤独，但对城市的事物仍有兴趣，他与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私交甚笃，同时也主张伊奥尼亚各邦应组成联邦，以联合对抗吕底亚和波斯。

据说，是他将数学和天文学传入希腊的。古人曾说他在埃及的时候，在人影等于人实际高度时去丈量各金字塔的阴影，以测知金字塔的高度。回到伊奥尼亚之后，他对几何的定理研究异常着迷，他把这种研究视为一种演绎科学，他发明了几则定理，而后由欧几里得加以搜集。 [6] 这些定理奠定了希腊几何学的基础。而他对天文的研究，也为西方文明建立了天文学，因而脱离了东方的占星术。他曾作了几次不太重要的观察，曾因成功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而震惊了整个伊奥尼亚，他这次预言可能是基于埃及的记录和巴比伦的计算。他的宇宙理论的其余部分并不比当时的埃及和犹太宇宙论显著优越。他当时想象的世界是一个浮在浩瀚无垠水域上的半球，而大地是一个平盘，这个平盘又漂浮在这个半球内部的平面上。因此，我们不要忘记歌德对他的批评：他具有他那个时代人类所有的错误，但他内在观察所得则是他自己的创造。

一如若干希腊神话所说的海洋神是万物之父，泰勒斯也认为水为万物的第一来源，水既是万物的原始，也是万物的归宿。亚里士多德认为他这种说法可能是“基于万物的助长成分或营养成分以及万物的种子都含有水分……既然万物都来自水也因水而生，自然水就成了第一来源”。也许是由于他相信水是气体、液体及固体三态的最基本形态（理论上三态均能变为水）。他的思想要点并非是将万物化为水，而是将万物化为一种物质，这也就是历史上的首次一元论。亚里士多德描述泰勒斯的看法为物质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但泰勒斯本人则进一步说明世界上所有的微粒（particle）均有生命，物质和生命实是一体而不能分离，植物、金属以及动物和人类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巨大的力量可以改变其形态，然而其“灵魂”永不死亡。泰勒斯习惯的说法是生与死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当有人想刺激或激怒他，而以既然生死并无显著区别，何以他仍选生而不选死相问时，他的答复仍然是：“因为生与死并无区别。”

在老年时，在众人的同意下他接受了“哲人”（Sophon ）的称号。当希腊人而后列举“七哲人”时，他们以泰勒斯居首。当有人问及什么事情最困难时，他以那句最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为答。当问及何者最易时，他的答复是“向人提供意见”。对于何谓神的答复是“无始无终者”。对于何者才是最道德与最公道的生活方式的答复是“我们永远不要做责备他人的事”。根据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说法，他是在观赏一次竞技比赛时死于热、渴及衰弱，因为他的年事实在太高了。

斯特拉博说泰勒斯是第一位写自然科学（physiologia ，物理学），或事物存在与发展原则的人。他的著作由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积极推展。阿那克西曼德虽然生活于公元前611—前549年，令人惊讶的是他所解说的一部分哲学与赫伯特·斯宾塞（H.Spencer）于1860年所发表的非常类似（斯宾塞对他本人的独创力深为疑虑）。阿那克西曼德所说的第一个原则是极大的“无法确定的无极限”（apeiron ），也就是不具备特别品性的无限质量，但是能依固有力量发展为宇宙间所有各种不同的实体。 [7] 这个有灵性、永存，但非人性也不涉及道德的“无极限”，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体系中唯一的神。这个神是不变而永恒的，因此，也与尘世间可变且短暂生存的诸神迥异。（这里也就产生了埃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的形而上学——只有永恒的神才是真神。）从这个不具特性的“无定形”产生了许多变幻无穷的新世界，这些新世界在经过无穷的变化后又依进化及死亡的方式回到这个“无极限”。所有相反的事物也为这个原始的“无极限”所包容——冷与热、湿与干、液体与固体及气体等；在发展变化中这些具有潜能的品性变为现实，成为多种及确定的事物；在分解中这些相反的品性仍旧分散归于“无极限”。（这是赫拉克利特和斯宾塞学说的一个来源。）在这种事物的升沉中各种元素互相斗争，也作为一种对立力量互相侵占。在发生相反力量时即产生分解现象，于是“事物即消失于其所诞生之处”。

虽然阿那克西曼德在天文研究上犯了奇怪的错误，由于当时仪器的缺乏，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他较泰勒斯的想法更进一步，认为大地是悬于宇宙中间的一个圆柱体，并且只有在距其他所有物体等距离时才可存留。他认为日、月、诸星体都是围绕大地作圆形旋转。阿那克西曼德为说明他的想法，在斯巴达制作了一架日晷仪（可能是按照巴比伦的式样），在这架仪器上可显示各星体的运动、黄道的倾斜 [8] 、至点（冬至、夏至）、分点（春分、秋分）及季节的连续。在朋友赫克特斯（Hecataeus）的帮助下，他画了一幅已有人居住的世界地图（显然是在一块铜片上） [9] ，使地理学成为一门学问。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大地在其最初时期为流体状态，外面的热力使一部分干燥成为陆地，一部分蒸发成为云。同时，在大气中热度的变化造成了风的移动。有机体是由于原始的潮湿经各时期逐渐形成的。陆地上最初的动物是鱼，由于地面上逐渐干燥，鱼才形成了今日的体形。人在最初也是鱼，人在最初诞生下来时体形结构和今日不同，因为如此无法觅取食物，也就会被消灭。

另外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他认为万物的原始是空气。所有其他物质都是自空气产生，经由稀释产生了火，或因为凝缩而逐渐产生云、水、土及石。至于灵魂则是气体，这个气体或灵魂使我们灵肉一体。因此，世界上的空气是遍布的灵气、呼吸或神。他这个思想足以抵御所有希腊哲学的风暴，并且可在禁欲和精神超脱及基督教中发现乐园。

在米利都的全盛时期，不仅产生了希腊最早的哲学，也产生了最早的散文和历史编纂。诗对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当想象力大于知识时），同时，强烈的信心就会赋予土地、树木、海洋和天空等自然力量一种品性。诗既很难避免泛灵论（animism），泛灵论也同样不易避开诗。散文是不受想象和信仰拘束的一种心声，是人间、俗世与“平淡无奇”事情的语言，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征，也是幼年时期的墓志铭。到这个时期（公元前600年）几乎所有的希腊文学都是诗体。教育方面，已用韵文传授特殊知识和道德，甚至早期的哲学家如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斯及恩培多克勒也把他们的思想披上诗的外衣。就如同科学在最初是哲学的一种，但极力奋斗以期脱离全体性、臆断性及无法证明的境界，哲学在开始也是诗的一种，但极力想脱离神话、泛灵论和譬喻的范畴。

因此，菲勒塞德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用散文以解说他们的学说算是一件大事。当时被希腊人称为理性作家或散文作家的人也开始使用这种新媒介编纂他们各邦的年谱。因此，卡德摩斯编了米利都年谱（于公元前550年），欧加昂编了萨摩斯的年谱，桑索斯编了吕底亚的年谱。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的赫克特斯完成了两部著作——《探询集》（Historiai , Inquiries）和《地之周围》（Ges Periodos , Circuit of the Earth），使历史和地理获得了划时代的进展。《地之周围》一书将已知的世界区分为两大洲——欧洲和亚洲，并且将埃及包括在亚洲内。倘若（许多人怀疑）现存的断简残篇是真迹，对研究埃及确有贡献，后来希罗多德从这里边剽取了许多资料（但希罗多德本人并不承认）。他写的《探询集》一开始就是一连串的怀疑：“我仅写出我认为真实的，因为许多希腊传说对我而言似乎是荒谬可笑的。”赫克特斯把荷马的作品当作历史，并且闭着眼睛接受许多故事，虽然如此，他仍然作了一番诚实的努力，以便能将事实与神话加以区分，并追溯有关系谱，使之能成为希腊的信史。因为这位“历史之父”诞生得很早，因此，希腊的历史编纂由来已久。

对赫克特斯和当时大多数城市及希腊殖民地的理性作家与散文作家而言，“历史”一词的意义是对任何事物事实的探查。就现代观念而言，也同时适用于科学、哲学及历史编纂。但这个名词在伊奥尼亚则有一个怀疑性的含意，其主要意义为诸神及神人英雄（半神半人的英雄）的奇异故事已由尘世间的事件记载及因果的合理解释所取代。赫克特斯开始了这种程序和方法，希罗多德加以发扬光大，而修昔底德则将之完成。

在希罗多德以前，希腊散文的贫乏与散文文学开始时的米利都被外来征服和社会贫穷有密切关系。内部腐化后自然就会循着历史的惯例为外来的征服铺路。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风气奢侈又使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同时，禁欲主义和爱国主义似乎就会被人遗弃，被认为可笑或荒谬。这一现象所产生的结果，使希腊人中流行一句“米利都人从前曾经很勇敢”的轻蔑语。昔日缓和阶级斗争的信条是“给强者以少量，给弱者以慰藉”，当这一信条丧失力量后，对世间的财物竞争更加尖锐。富人支持一个寡头式的独裁政治，形成一个联合党派以对抗企求民主政体的贫民。一旦贫者控制政府，便将富者放逐，在打谷场集合起富者所留下的子孙，加以奴役，终至饱受虐待而死。若干年后，富者重掌政权，于是将民主领导人物置于薪堆上活活烧死。约公元前560年，吕底亚王克罗苏斯开始将自克尼都斯至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希腊海岸归属于吕底亚的统治时，米利都因拒绝帮其姐妹邦得以保全其独立。但在公元前546年，波斯王居鲁士征服了吕底亚后，便毫无困难地将由于党派倾轧陷于不振的伊奥尼亚城市吞并入波斯帝国。米利都的伟大时代已成陈迹。在各邦的历史中，科学与哲学在腐败介入后达到极盛，而智慧却成为死亡的预兆。

·萨摩斯的波利克拉底

自米利都渡过港湾，在接近迈安德河河口的地方是不太显赫的米乌斯（Myus）镇和较著名的伯利纳（Priene）城。公元前6世纪，在这里居住着“七哲人”之一的比阿斯。一如赫尔米普斯（Hermippus）所说，希腊的“七哲人”是17人；因为不同的希腊人列有不同的名单，但大多数人同意这七人是泰勒斯、梭伦、比阿斯、米蒂利尼的庇达库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斯巴达的奇伦（Chilon）及罗得斯的克里奥布卢斯（Cleobolus）。希腊人尊敬智慧一如印度人尊敬神圣、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尊敬艺术天才、年轻的美国尊敬经济企业。希腊的英雄不是圣人，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百万富翁，而是贤哲之士。希腊最荣耀的哲人并非纯理论家，而是能将其智慧很活跃地运用于现实的人。这些人的嘉言在希腊人中成为名言，甚至有时雕刻在德尔菲阿波罗神殿内。例如人们多喜欢引用比阿斯以下的名言：最不幸的人是不了解如何忍受逆境的人；人们应当随时安排自己的生命，既可享高寿，也不虑早折；我们应当珍视智慧为一个自青年过渡到老年的工具，因为智慧较之任何其他财产更可持久。

伯利纳以西是伊奥尼亚第二大岛屿萨摩斯岛。本岛的首府位于东南岸，当进入掩护良好的港口（这个港口曾出入萨摩斯舰队著名的红色船只），就可看到城池在山顶上矗起，俨然是这些山的头饰：首先是码头和商店，继之为住宅，其次为设有工事的卫城，然后是伟大的赫拉神殿，再向后是海拔5000英尺的高峰和冈峦起伏的山区。在这种形势和气魄下，自然可使每一个萨摩斯人的爱国心油然而生。

萨摩斯于公元前550至前525年在波利克拉底统治下达到极盛。因为港内商贾云集，收入颇丰，使得这位独裁者能够利用公共建设计划（这个计划的推行曾获得希罗多德的称赞）的推行来解决失业危机。公共建设工程中一个最伟大的项目是为向城内供水所建的一个长四五百英尺的山洞；如果我们明白在凿这个山洞时是由两端同时开始，相遇于中间，其方向上的误差为18英尺，高度上的误差为9英尺，即不难了解当时希腊的数学与工程能力。 [10]

萨摩斯远在波利克拉底之前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中心。约在公元前590年，富于想象的寓言家伊索曾是希腊雅德蒙（Iadmon）的弗里吉亚奴隶。一个未证实的传说曾述说雅德蒙如何将他释放（给予自由），伊索如何旅行各地，遇到梭伦，居住在克罗苏斯的宫中，盗用了克罗苏斯命他在德尔菲分配的金钱，并且在愤怒的德尔菲人的手里惨遭横死。他的寓言多半取自东方，在古典时代为雅典所悉知，普卢塔克说苏格拉底把这些寓言写成了诗句。虽然那些寓言在形式上是东方式的，但在哲学上仍具希腊特性。“自然、大地、海洋、星辰以及日月轨道的美丽异常可爱，但其余的却是恐惧和痛苦”，尤其是当人盗用公款后忐忑难安时更是这样。现在我们仍然可在梵蒂冈的博物馆内看到他，在这个博物馆里有一只伯里克利时代的杯子留有他的形象：半秃头而蓄有短尖和修整的胡须，很有心得地聆听一只快乐的狐狸讲话。

伟大的毕达哥拉斯诞生于萨摩斯，但于公元前529年离开这里前往意大利克罗通纳（Crotona）居住。阿那克里翁自忒俄斯来到此地，目的是歌颂波利克拉底的魅力和做他儿子的师傅。在宫廷中最伟大的人物是艺术家狄奥多鲁斯，真可谓萨摩斯的“达·芬奇”，他是万事通，在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希腊人说他（可能是根据多数人的说法）发明了水平仪、曲尺和车床；他精于石刻、金属品制作、石工、木工、雕刻及建筑。他参加了在艾菲索斯的第二阿尔忒弥斯神殿设计，建筑了一个大亭供斯巴达人公共集会之用，协助将泥塑方法介绍给希腊，与罗尔库斯共享自埃及或亚述将青铜中空铸制法导入萨摩斯的荣誉。在狄奥多鲁斯之前制生铜神像时是将铜片钉于木型上，现在已可依新法铸制“德尔菲马车御者”和米隆的“掷铁饼者”等杰作。萨摩斯的陶瓷也很著名；普林尼对萨摩斯的陶瓷很推崇，他告诉我们西芭莉的祭司不用其他刀类，而仅用萨摩斯的陶瓷碎片以自行去势。

·艾菲索斯的赫拉克利特

自萨摩斯渡过卡斯特里亚（Caystrian）海湾就是伊奥尼亚最著名的艾菲索斯城。这个城是约在公元前1000年时由雅典移民所建，由于开拓与卡斯特里亚和迈安德河的贸易而繁盛。其人口、宗教和艺术都含有强烈的东方成分，阿尔忒弥斯在那里始终都被崇拜为东方的母性和生殖的女神。她著名的神殿被毁过多次，也重建多次。在一个古老祭坛的位置上两次重建，两次被毁，第一次建于约公元前600年，可能是最早期的伊奥尼亚式重要建筑。第二次建于约公元前540年，部分是由于克罗苏斯的慷慨所促成，由艾菲索斯的帕纽斯、萨摩斯的狄奥多鲁斯和神殿的一位祭司德米特里共同设计。当时是希腊已经建造的最大神殿，无疑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这个城市的著名不仅是因为庙宇，也因为它的诗人、哲学家及穿着华丽的妇女。早在公元前690年，据说最早的希腊挽歌诗人卡里努斯（Callinus）就住在这里。更为伟大和丑陋的是希波那克斯（Hipponax），在约公元前550年他开始写诗，题目极为粗鲁，语句晦暗，诗体却极为高雅，全希腊开始讨论他，整个艾菲索斯开始憎恨他。他既瘦且矮，跛而残，简直一无可取。在他残存的文稿中告诉人们，女人只能带给男人两天快活——“第一天是娶她时，第二天是葬她时”。他也是一个无情的讽刺作家，他用诗文攻击艾菲索斯每一位名士，从最低的罪犯到神殿中最高的祭司无一幸免。当两位雕刻家布帕路斯（Bupalus）和阿西尼斯（Athenis）展览一件关于他的讽刺画时，他用最恶毒的诗文对这两位雕刻家加以反击，有些诗句的流传比雕刻家的刻石还持久，措辞的尖刻在当时无出其右者。有两句典型而经过琢磨的句子如下：“请代我拿着外套，我现在就要击穿布帕路斯的眼睛。我练习有素，手法精巧，永远不会有失误。”传说希波那克斯是自杀而死，这可能是大家一致的愿望。

艾菲索斯最著名的子民可能是“隐者”赫拉克利特，他生于约公元前530年，出身贵族家庭，认为民主是一种错误。他曾说（111） [11] ：“坏人太多，好人太少。”“对我而言，一个顶好的人抵得上一万人。”（113）但是贵族、女人、学者也都没有使他满意。他也曾以愉快的心情、苛刻的笔调写出：“学识丰富并不能形成一种思想，如果有的话，丰富的学识应已使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及赫克特斯等获得了良好的教导。”（16）“因为唯一真正的智慧是了解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本身能在任何情形下支配任何事物。”（19）因此，他像一位中国贤哲一样，遁迹山林，去沉思能解释所有事物的思想。他不屑于用一般人都能了解的语言去解释他的结论，宁可在生命及言语上隐而不彰，希望从自我毁灭的党派或群众中获得安全。他用含蓄而深奥的格言来解释他的观点，他把这个格言存在阿尔忒弥斯神殿，使后世百思难解，困惑迷惘。

在近代文学中，人们一般认为赫拉克利特是以流变为中心概念而建立其哲学，但在现存的不完整文稿中很难支持这种解释。他也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衷心希望能在“繁多”（Many）后面发现“唯一”（One），在世界的慌乱升沉和纷沓中发现思想稳定的统一和秩序。他也和巴门尼德斯一样热情地说过“万物归于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究竟什么是这个“万物归于一”的“一”？他的答复是“火”。可能他是受了波斯人拜火的影响。由于他将火和灵魂与神联系起来判断，可能他在象征和现实层面上都认为“能量”与火是二而一的。他的残稿对此未能确定。“这个世界……既不是由一个神，也并非由一个人所造，很早就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一个永存的火，无论就点燃或熄灭而言，均不例外。”（20）万事皆是火的一种方式，或是火的“下沉”而逐渐凝结成为水蒸气、水及地，或是遵循着火的“上升”，从地而水，而潮湿，以至于火。 [12]

赫拉克利特虽然在“永恒之火”里发现了一个令他安慰的和谐，但他仍为这火的无休止变迁所困惑。他的第二个思想核心是变化的永恒性和无所不在性。他发现宇宙间、思想上或灵魂上没有静止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它的现况，万物都在变。没有任何物体可持续不变，即使在短暂的时间内。所有物体已不再像以往的形态，都朝向着其未来的形式而变化。这是哲学上的一个新着眼点：赫拉克利特不仅像泰勒斯一样质问事物是什么，并且也和阿那克西曼德、留克利希阿斯、卢克莱修（Lucretius）和斯宾塞一样询问事物如何变成了现况；他也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主张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才是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他的残稿中无法找到他那句名言：“万物皆流变，无物常驻。”但所有历史资料都异口同声地承认是出自赫拉克利特之口。“你永远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水永远是在流动。”（41）“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81）（因为我们本身也在变）关于这一点，和黑格尔的说法一样，宇宙是一个广大的“变迁”。众多、多样、变化和单一、同一、存在一样真实；众多也和唯一一样无异。“众多”即“唯一”；所有变化都是事物来自或归返火的一种过程。“唯一”即是“众多”，火的中心永远闪动着变化。

赫拉克利特由此过渡到了他哲学的第三个要素——对立的统一，矛盾的互赖，斗争的和谐。“神就是昼和夜、冬和夏、战争与和平、饱餍与饥饿。”（36）“善与恶无异，善与恶为一。”（57—58）“生命与死亡无异，睡与醒、年幼与年长也莫不皆然。”（78）这些相反的现象都是波动的阶段，永变之火的过渡时刻；彼此在意义与存在上都有必要；对方的冲突和互动、改变和交换、统一与和谐才是实际。“他们并不了解如何自行差异又自行一致。有相对紧张的可以产生和谐，例如弓和竖琴即是如此。”（45）例如弦的紧张，在松紧之间可以产生震动的和谐，我们称之为音乐或一个音阶，因此，对立的交替和斗争可以造成生命与变化意义与和谐上的真谛。在有机物与有机物、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世代与世代、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意识与意识、信仰与信仰的斗争中，斗争对立的两方即“生命之机”上的经与纬，其作用即在交互对立中产生一种整体的、不可见的、统一的和隐藏的和谐。“从相异的物体中产生最美的和谐，任何喜爱者对此均可了解。”（46）

这三个根源（火、变化、对立的统一）进入了赫拉克利特有关神和灵魂的观念。他对“因犯杀人罪祈求宽宥而更以牺牲血染自己，因而毫无所得的人”（130）或者这些人“为此而向神像祷告，这些人对神的真实特质实在是毫无所知”（126）付之一笑。他也不承认人的不朽，人和其他所有物质一样，是在变化中的一阵火焰，“如黑夜的蜡烛一样有点燃和熄灭”（77）。虽然如此，人仍是火，灵魂或最主要根源是所有物质中的永恒能源的一部分，因此，也永无死亡。所谓生与死，不过是人类对事物流动分析观念上任意选定的两点，但如从宇宙公正的立场来看，这也不过是形式无穷变化中的现象而已。在每一刹那间我们都有一部分死亡，但整体仍活着，在每一秒我们之间有一人死亡，但世界上的生命仍然存在。死亡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终结；诞生是一个终结，也是个开始。我们的语言、思想，甚至我们的道德都是具有偏见的，因为这些只代表一部分或某些群体的利益；哲学对事物的观察必须基于整体。“对神而言，所有事物都是美丽的、良好的和正确的，只有人才能判定何者为错，何者为对。”（61）

灵魂是经常变迁中的生命火焰的短暂火舌，因此，神才是永恒之火，世界上永不毁灭的大能（indestructible energy）。他能包容所有对立的统一，冲突的和谐，所有斗争的总结与意义。这个神圣之火，和生命一样（因为两者无所不在且实为一体），经常变化形式，经常通过变化之梯（或上或下），经常消耗也经常重新制造物质。事实上，在遥远的某一天，“火将审判万物并行判决”（26），在最后审判或宇宙大灾祸时将破坏万物，并为新形式开辟道路。虽然如此，不灭之火的运行并非毫无意义或纷乱无章，如果我们能对世界有整体了解，就可在这个世界里发现广大的非人类智慧——一种理性或智慧的语言。我们应当按照这种“自然”之道来铸塑我们的生命，这种宇宙的规律、这种智慧或有秩序的大能便是神。“最好不要倾听我，而去倾听智慧的语言”（1），以寻求并遵循整体的无穷尽理性。

当赫拉克利特将他这四个思想基本观念应用于伦理道德时，他阐释了所有生命及行为。利用“能量”以产生理性，与秩序结合，是为至善。变化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恩赐。“人只有在变化中才可发现休憩，始终辛劳于同一事物（无变化）或总是新的开端久而必觉厌倦。”（72—73）相反事物的相互需要使彼此互相了解，因此，斗争和生命的痛苦也是可原宥的。“人们若皆能获得所期望的事，未必是很好的，因有疾病才使人感到健康的可爱；同样，罪恶、饥饿、辛勤也使人感到善良、饱餐和休憩的欢欣。”（104）他指责那些希望结束宇宙斗争的人。没有对立的紧张，也就不会产生和谐，没有生命之布的织造，也就没有发展，和谐并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一种紧张，在这个紧张的持续中，没有一方真正胜利，但双方在彼此依附下发展（如青年的激进和老年人的保守）。为使优秀者能有别于拙劣者，生存的斗争是必需的，因此也可产生最高的境界。“斗争是万物之父，万事之王；斗争的结果区分了哪些是神，哪些是人，哪些是奴隶，哪些是自由人。”（44）结果，“斗争是一种公正裁判”（62）；个人、群体、种族、机构和帝国间彼此的竞争构成了自然界的最高法庭，对这个法庭判决的结果是无法上诉的。

总之，我们现有的赫拉克利特130件残稿，可以说是希腊的主要思想之一。“神圣之火”（Divine Fire）的理论过渡到禁欲主义；“最后大火”（Final Conflagration）的观念又经过禁欲主义到达基督教。理性在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和基督教神学那里成为“圣言”（Divine Word），神通过人格化后的智慧创造并掌管万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为自然规律的早期的现代观念铺路。德行，如同对自然的服从一样成了禁欲主义的口号；对立的统一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又行复活，并且黑格尔对这种观念有着很强烈的主张；变迁的思想也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的思想中再度出现。斗争决定一切的观念在达尔文、斯宾塞和尼采时代再度出现，这些人在24个世纪后，又继续赫拉克利特的反民主之战。

我们对赫拉克利特的生活可以说毫无所知，关于他的死亡，我们仅可从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这个说法并未获得支持）中获得一点端倪，据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平淡的结局：

他终于变成一个极度的愤世者，习惯上，他把时间耗费在徜徉山水之间，以野草及植物为食。由于这种习惯，他患了水肿症，于是回到了城里求医，但他并不将病情直接告诉医生，而是说给医生一个谜语：“雨后是否可以产生干旱。”医生无法了解他，因此，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牛舍里，蒙以牛粪，希望依此法所获的热力能将身上的湿气蒸发。因为这种方法无效，终致死亡，享年70岁。

·忒俄斯的阿那克里翁

在艾菲索斯以北数英里是科洛封（Colophon），这个城的得名可能是由于位居山坡上。 [13] 反对僧侣的齐诺弗尼斯（Xenophanes）生于公元前576年，他形容科洛封人为：“穿着高贵紫服，发型奢华，油光满面，他们颇以此自豪。这里的社会浮华有很长久的历史。”诗人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曾在这里，也可能是在士麦那（Smyrna），为一个已感染上东方悲观色彩的民族歌唱他飞逝的少年及爱情的抒情歌。他倾心于娜诺（Nanno），这个女孩在他唱歌时用她的笛子奏出哀怨的伴奏。当她拒绝了他的爱情后（可能她认为对一个诗人而言，结婚即等于死亡），他写了连篇累牍的挽诗来纪念她：

我们的奔放欢欣像春天初展的绿叶，

阳光何时照射，何时转烈，

少年的欢欣何其短暂，

发自神灵的善恶颇不易见；

但幽暗之神永远靠近我们的目标，

握在她手里，一是死亡，一是悲惨年代的煎熬。

另外一位较著名的诗人在一个世纪后居住附近的忒俄斯镇。这个诗人便是阿那克里翁，他虽然漫游各地区，但生（公元前563年）死（公元前478年）均在忒俄斯镇。很多宫廷都愿意罗致他，因为在当时仅有西摩尼得斯和他齐名。我们发现他曾加入到一批色雷斯的阿夫季拉的移民行列，曾从军，参加了一两次战役，但以当时诗歌般的作风弃盾而逃，而后即安于舞文弄墨；在萨摩斯城波利克拉底的宫中住过很多年；雅典暴君希帕恰斯从那里依官方仪节用50桨大船把他接到雅典，以光耀其宫廷；后来，在波斯战争后他回到忒俄斯镇，以诗歌和美酒安度晚年。他饮食过度，虽享高寿（85岁），但终因饮食而死（据称因一葡萄籽哽入喉中致死）。

亚历山大港曾保存阿那克里翁的5本著作，但仅有零乱的双韵诗留传下来。诗的题材是酒、女人和儿童，处理抑扬格诗时，他的态度颇为诙谑。在他完美无瑕的结构中似乎无任何题材令人感到不洁，或在高雅的韵律中感到粗俗。既不像希波那克斯的粗鄙恶毒，也不像萨福的战战兢兢，阿那克里翁提供了一个宫廷诗人高雅优美的声韵，使后来的贺拉斯足以取悦任何奥古斯都，在奥古斯都愉悦之余，赐以醇馥美酒，作为报酬。文法家阿特纳奥斯认为他不稳定的诗歌和多变的爱情是一种姿态；可能阿那克里翁隐藏了他那使女人很感兴趣的忠诚，并且藏匿了他的清醒以扩大其声誉。一个慎重的传说告诉人们，在他酒醉的时候如何被一个儿童绊跌，并且用粗鲁的语句咒骂这种过错，又如何在年老时再度与这个青年陷入情网，并且用一些溺爱的赞词作为赎愆。他的厄洛斯（爱神）的手段极有技巧，达到了在男人和女人中左右逢源的境地；但是在晚年他还是选择了女人，对女人大献殷勤。在一个美丽的残稿中曾有如下的叙述：“看呀！金发的爱神用他的紫色球掷向我，她召我向前与一个穿花色拖鞋的少女相嬉。但她站在高高的莱斯博斯呼唤，却发现了我的头发苍苍，因而转寻其他猎物。”后来一位才智之士为阿那克里翁写下了以下有启示性的墓志铭：

噢！葡萄树呀！你可酿成醇馥醉人的美酒，愿你青葱、蔓长，生长在阿那克里翁的坟上，因此，嗜酒的朋友将在长夜的饮宴中轻抚一位钟爱童子者的诗琴，而在他埋首之处也随风飞舞着多产的嫩枝，因雨露愈益娇嫩，气味芳香，却像他干老的口中能吐气如兰。

·塞俄斯岛，士麦那，福西亚

希腊本土自忒俄斯向西，是一连串的海湾和海岬，从渡过10英里的海路到达塞俄斯岛为止，可能在这里，荷马在无花果、橄榄树和阿那克里翁的葡萄丛中度过了他的幼年。酿酒是塞俄斯岛的重要工业，也雇用很多奴隶，公元前431年，这个岛上有3万名自由人，10万名奴隶。当时塞俄斯岛成为奴隶交换场所，奴隶贩子自债权人手里购入无力偿还债务的人，购入男童售到吕底亚和波斯的宫中成为阉人。公元前6世纪，特利马库斯（Drimachus）领导与他同为奴隶的人起来反抗，击败了所有派往镇压他们的军队，在一个山寨中自立为“王”；他用差别的掠夺方法加重富者的负担，凡富者顺从他的可获得“保护”，对富者加以威胁以使他们能以更为公正的待遇对待奴隶；最后，他自愿把他的头割下交给他的朋友，以便他们能因此向政府要求所公布的赏金。因此，在而后许多世纪内他被推崇为奴隶的守护神：这可能是写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14] 一类史诗的最佳题材。艺术和文学在财富和奴役的滋养下甚为昌盛；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可以说是游吟诗人的延续；戏剧家伊翁和史学家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均诞生于此；传说格劳科斯（Glaucus）于公元前560年在这里发现了铁的焊接技术；阿基尔莫斯（Archermus）和他的两个儿子布帕路斯与阿西尼斯也在这里创造了公元前6世纪最美的希腊塑像。

从这里返回希腊本土，可以经过埃利色雷和克拉佐曼纳——伯里克利的亦师亦友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诞生地。从此再向东行，有一个遮蔽良好的港湾，那里就是士麦那，士麦那原是由伊奥尼亚人远在公元前1015年所开拓，后来由移民及外来的征服变成了一个伊奥尼亚城。这个城在阿喀琉斯时代已很著名，约公元前600年，被吕底亚的阿尔雅底斯劫掠，一再遭受破坏，且于1924年又被希腊人所毁。士麦那历史之悠久，堪与大马士革相媲美，曾目睹历史上一切的兴衰更替。 [15] 从它的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以往富足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一个室内运动场，一个室外周围有看台的竞技场和一个自地下掘成的剧院。街道广阔且完善，庙宇和宫殿点缀装饰其间；主街称为黄金街，在整个希腊闻名遐迩。

伊奥尼亚最北部的城为福西亚，今日称为福基亚（Fokia），赫耳墨斯河几乎把它与萨迪斯本身连接一起，希腊人与吕底亚的商业使它获得相当的利益。福西亚的商人为寻觅市场而航行很远，他们把希腊文化带到了科西嘉，他们还建立了马赛城。

这便是伊奥尼亚十二城，这样的叙述一方面像是走马看花，另一方面像做了一小时的时空飞行。虽然这十二城竞争激烈，互相嫉妒，未能在共同防御上结成同盟或统一阵线，但各城的公民都承认他们有共同的背景和利益，并且在帕尼欧尼翁（Panionium）的伟大节日，定期在接近伯利纳的米卡利海峡集会。泰勒斯曾请求他们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在这个体制中，每一个男人除了是本城的公民外，也是泛伊奥尼亚联邦的公民。但是各城市间的商业竞争过于激烈，这个意见未能被各城所接受，各城市间宁可从事两败俱伤的战争，也不愿组成政治联盟。因此，当波斯入侵时，临时组成的联盟显得根基太弱，无法发挥战斗力，伊奥尼亚各城沦于“大王”的权力之下。虽然如此，独立和竞争精神给予伊奥尼亚社会以竞争的激励和对自由的酷爱。也是在这种情形下，伊奥尼亚发展了科学、哲学和历史，以及营建和发展了伊奥尼亚式都城，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诗人，使希腊在公元前6世纪文风之盛，几可与公元前5世纪相埒。当伊奥尼亚沦落之后，各城将其文化遗产赠给了前来解救他们的雅典，将希腊智识领导地位拱手让给雅典人。

莱斯博斯的萨福

在伊奥尼亚十二城之上是埃奥利斯（Aeolis）大陆十二城，这十二城是在特洛伊陷落后，由北希腊而来的埃奥利斯和阿哈伊亚移民所建。这十二城大多数都很小，在历史上也处于不太显著的地位，但是莱斯博斯的埃奥利安（Aeolian）岛，在财富、文明和文学天才上都可以和伊奥尼亚的各中心分庭抗礼。岛上的火山土壤使它成了一个天然的兰花与葡萄园。岛上5座城以密特里尼最大，因为商业而致富，其富足程度几可与米利都、萨摩斯及艾菲索斯相比。公元前7世纪之末，商人阶层与贫穷公民成立联盟，推翻了地主贵族，使勇敢、粗鲁的庇达库斯享有梭伦般的权力，而任其独裁了10年。贵族阴谋重掌权力，但被庇达库斯击败，其领导人物（包括阿尔凯奥斯和萨福）先自密特里尼然后自莱斯博斯被放逐。

阿尔凯奥斯是一个作威作福的煽动者，他将政治与诗混为一体，使每一首抒情诗歌都敲响了叛乱的警钟。他出身贵族，但以极为粗鄙下流的语句攻击庇达库斯，因此，他的放逐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他塑造了自己作诗的风格，后人称之为“alcaics”（“阿尔凯奥斯式”之意）；据说每一节都有其本身的韵和美。有一个时期他歌颂战争，表示他的家产都来自军事的战利品和装备，但到他有表现英雄气概之机时，却和阿基罗库斯一样弃甲而逃，并将他做这个决定的勇气以抒情诗加以歌颂。偶尔他也对爱情予以讴歌，但他的笔最喜欢称赞的还是酒，酒在莱斯博斯和诗一样颇负盛名。他劝我们四季痛饮，莫负良辰，因为酒在夏天可以解除我们的口渴，在秋天可使肃杀之气获得一层光辉，在冬季可以温暖我们的血液，在春天可以庆祝万物的复苏。

宙斯神已兴云作雨，九霄之上风暴无已。

溪流似长日潺潺作声，寒气乍降只见霜冰。

让我们！战胜严冬，多集柴薪，火光熊熊。

美酒醇郁，其甜如蜜，举杯痛饮，再无寒意。

甘醴入口，卷发下垂，人间乐事，舍我其谁。

心志愉悦，永勿悲痛，勿为俗务，羁绕回萦。

朋友啊！哀伤毫无助，亦无所偿。

醇露是万能灵丹，最能刺激我们如泉的灵感。

在他同时代的人物中有一位最著名的希腊女人，虽然他对此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但这仍是他的不幸。这位女人就是萨福，当她在世的时候，全希腊已经很尊敬她。根据编纂家斯托比亚斯（Stobaeus）的述说，梭伦的侄子艾克舍斯底德斯（Execestides）于酒后唱了一首萨福的歌，梭伦极为喜爱，立即要求他的侄子教他。这时有一位朋友问他，学此歌何用？梭伦的答复是“我宁愿学会即死”。苏格拉底可能也具有相同的看法，称她为“唯一的美人”或“美神”，柏拉图则为她写出了令人狂喜的短句：

或谓希腊有九位文艺女神。她们何其轻盈！

看！莱斯博斯的萨福岂非第十位！

斯特拉博也曾说过：“萨福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因为我们自亘古以来的史料中还无法找出另外一位女性能在诗文上望其项背。”在从前只要一提到“诗人”，人们知道指的是荷马，而现在只要提到“女诗人”，人们也知道指的是谁。

萨福（在轻柔的埃奥利斯方言里，她自称为Psappha）约于公元前612年生于莱斯博斯的艾莱苏斯（Eresus），但在她仍为孩提时举家迁往密特里尼。在公元前593年，她是阴谋推翻庇达库斯而被放逐到皮拉（Pyrrha）的贵族之一。在19岁时，她已在诗歌和政治方面崭露头角。她并不因貌美而著名：她的身材小而纤弱，头发、眼睛和皮肤较一般希腊人稍黑，但她举止高雅，风度优美，仪态超俗，具有内在聪慧而无令人感觉老于世故的矫饰。她自己也曾说：“我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普卢塔克曾说：“从她的诗词里我们知道她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人，她每一句话似乎都含有火焰。”她一个心爱的学生阿提西斯（Atthis）说她好像穿着番红和紫色，然后再饰以美丽的花圈。她必定是小巧玲珑而具有魅力。因为和她一齐放逐到皮拉的阿尔凯奥斯很快就向她示爱。他的示爱词句如下：“戴着紫罗兰花冠、洁白而甜蜜的萨福，我很想向你倾诉衷曲，但羞耻使我难以启齿。”而她的答复倒并不这样转弯抹角，比较率直：“倘若你的居心纯洁高尚，而且你并不准备出口鄙俗，羞耻将不能遮蔽你的眼目，当然也不妨直接讲出你要说的话。”这个诗人曾用抒情歌和夜曲称颂她，但是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之间曾有更进一步的亲密交往。

原因可能是由于萨福的第二次被放逐。庇达库斯由于恐惧她那支逐渐成熟的笔，可能是在公元前591年（当时人们也许还认为她是一个无害或不能兴风作浪的女孩）把她放逐到西西里。大约在这个时候她嫁了一个安得罗斯的富商，许多年后她曾写道：“我现在有一个小女孩，美丽如金花，我亲爱的克拉斯，我宁舍去整个的吕底亚、可爱的莱斯博斯，也不能舍去她。”她宁可舍去从她早死的丈夫那里继承的在吕底亚的财富，在5年的放逐后她回到了莱斯博斯，成为这个岛上社会和知识界的领袖。在她的一件残稿中，我们发现了奢华的魅力：“但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爱轻松的生活，对我而言，光明与美是属于上天的愿望。”后来她对她的弟弟查拉克苏斯（Charaxus）极为依恋。在一次赴埃及的商业之旅中，她弟弟与一名娼妓坠入情网，并不顾她的恳求，终于与该娼妓结婚，这简直使她苦恼透顶。

同时，她也感到了热情的需要，期盼要过活泼的生活。她开办了一个训练少女的学校，她教这些少女诗、音乐和舞蹈。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子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她不称呼她的学生为学生，而称呼她们为伴侣（hetairai），当时这个字还没有男女不分的含义。没有丈夫的萨福，与这些女孩子逐一发生恋情，遗稿中有一段说：“爱情好像下降的疾风横扫橡叶般震撼我。”另一残稿上记载着：“阿提西斯，很早以前我就爱着你，当我的少女之青春正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时，你在我眼里好像一个拙陋的孩子。”但是那时阿提西斯接受了一个密特里尼少年的求爱，萨福写了一首诗来发泄她无比的嫉妒，这首诗由哲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保留，然后由文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以不完美的萨福式韵律译出：

他好像神仙的俦侣，幸福无比

和你并肩并首，向你的花容凝睇，

相偎相依，听你如银的倾诉

还有你那，对爱情的淡笑浅讥，

是否我应再晤你片刻，倾吐胸中抑郁

我满怀淤闷，心底战栗！

啊！我欲语无言，肝肠寸断

我热血沸腾！火辣直冲双颊。

我双目失神，哄声震耳欲聋。

四肢颤抖，汗下如雨，

面枯胜秋草，难堪死神缠

我蹒跚，我得之于爱情的是恍惚失神，而非狂喜。

阿提西斯的父母令她退了学。有一个认为是属于萨福的函件记下了她们离别的经过和感触：

她（阿提西斯？）痛苦伤感地离开了我，并且说：“呀！我们的命运多舛呀！我发誓，我离开你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萨福）答复她说：“你欢欣地离去吧，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你知道我是如何地喜爱你。如果你不能记忆我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你，因为我们共同度过的生命是那样的可爱和美好。因为在有很多用紫罗兰做成的花圈，更有许多芬芳玫瑰的环绕中，你在我身旁装饰你的飘然秀发，还用百朵鲜花织成的花环，围绕你的香颈；也用很多昂贵而极精美的香膏涂抹你的嫩肤，然后倒向我的怀中。我们去过所有附近的山丘、圣所和溪流；我们也从未感觉充满树间的多种早春的声音和夜莺的婉转是一种聒叫，你仍然和我前行，徜徉林丛。”

在这个同一手稿的后面我们发现了她悲痛的哭号：“我从此不要再看到阿提西斯，我宁愿已经死亡。”这真是纯真的爱情呼喊，升华为诚与美，超乎善与恶的境界。

稍后的古代学者曾经辩论这些诗是否就是女同性恋的解说，或者仅是诗兴的模拟之作。对我们而言，这些诗都是一流佳作，给人以肃然感觉，思维活泼，在语言和方式上都完美无疵。一张残稿描写“百花盛开的春之足音”，另一篇写“喜爱肢体松懈者，苦而甜的惨痛”；还有一篇是将无法达到的爱情比作“远在枝头尽处的红熟苹果，摘果的人错失了这个苹果，不仅是错失，同时，也是高不可攀”。萨福在爱情之外还写了许多其他的题材。就是在现有的存件中，她也使用了半百的韵律；她本人也曾把她的诗谱成曲，以便用竖琴来演奏。她的诗稿共有9本，总数1.2万行；其中有600行目前尚存，但能连续者甚少。1073年，萨福和阿尔凯奥斯的诗曾被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会当局当众焚毁。然后于1897年，两位英国学者格莱丰（Grenfell）和亨特（Hunt）在法姆（Fayum）的俄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发现制混凝纸棺的原料是古书废纸，而这些废纸上有些是萨福的诗。

后世的男性为了报复她，世代相传，可能捏造了一个关于她如何因单恋一个男人而死的故事。苏伊达斯（Suidas）有一段记载告诉我们“这个娼妓萨福”（通常也是指女诗人）因为海员费昂（Phaon）不肯还以爱情而在莱夫卡岛上跳下悬崖而死。米南德（Menander）和斯特拉博及许多其他的人都曾引述这个故事，诗人奥维德更将它作了较详细的叙说。但它实在是具有太多传说的特色，其真假仍是一个谜。据传说她在晚年又重新喜爱男人，在埃及所存关于她的零星记载中，有一段她对一个求婚者的答复，内容异常令人伤感：“倘若我的胸部仍能哺乳，我的子宫仍能怀孕，则我对结婚的床笫毫不踌躇逡巡，但我的皮肤呈现了很多的皱纹，因此，爱神的催促将不再来临。”——同时，她也劝她的求爱者设法寻求一个年轻的妻子。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她何时及如何死亡，我们只知道她在诗、热情和温雅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甚至她的歌声在当时比阿尔凯奥斯的更悦耳动听，因而风头也更健。在她最后的残简里，她责备那些不承认她的歌已经结束的人：

孩子们哪！当你们说“亲爱的萨福，我们尊崇你是七弦琴最佳的演奏者”时，你们是污辱了诸女神的恩赐。你们没有看到我的皮肤已经满布皱纹，头发由黑变白吗？……诚然，一如多星的黑色紧随灿烂如花的破晓，并且把黑暗带到大地的尽头，死亡也追踪每一件有生命的事物，终于将他们捕捉于尽头，使其无从逃逸。

北部帝国

在莱斯博斯以北是较小的特纳多斯（Tenedos），古时的旅行家认为这里的女人是全希腊最美丽的。然后可以跟随着富有冒险精神的希腊人进入北部希腊群岛：伊姆布罗斯、兰诺斯和萨摩色雷斯。企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米利都人于约公元前560年在南岸建立了阿比多斯镇，这个镇迄今仍然存在； [16] 从这里里安达（Leander）和拜伦游过了海峡，波斯王薛西斯的军队利用一座舟桥渡入欧洲。向东，福西亚人定居并建立了兰普斯库斯，也就是欧里庇得斯的诞生地。在普罗彭蒂斯范围内有两个岛群：一个是普罗克纳苏斯，这里盛产大理石，因而使普罗彭蒂斯获得了今名大理石海（Sea of Mormora）；另一个是阿克顿纳苏斯，米利都人于公元前757年在它的最南角建立了大港基齐库斯。沿着海岸的希腊城市逐一兴起：巴勒莫、达斯西利姆、阿帕梅亚、阿斯塔库斯、卡尔西登。希腊人为了急于获得金属、谷类和贸易，建立了克利索波利兹和西泽波利兹——“胜利之城”。然后沿着黑海南岸在希拉克勒亚、波的卡和西诺波建立了许多城镇。斯特拉博说西诺波是一个由室内运动场、大会会堂和遮阳柱廊装饰得很美丽的一个城市。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的诞生地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然后是阿米苏斯、欧诺、特利波利斯和特拉佩佐斯——色诺芬将军的1万大军在这里看见渴望已久的海水后曾欢呼雀跃。可能先是伊阿宋然后是伊奥尼亚人开启这个地区以供希腊殖民，使各母城的剩余人口与贸易获得出路，并获得食物和金银等资源，其情形和近代初期欧洲发现美洲的情形一致。

沿着欧克森东岸向北行进入米底的科尔基斯，希腊人在那里建立了法色斯，并在克里米亚建立了西奥多里亚和潘蒂卡皮翁。在接近布格和特尼伯尔河口的附近建立了奥尔比亚城；在特尼伯尔河口建立了特拉斯镇；在多瑙河口建立了特罗弥斯镇。然后沿着黑海西岸南行，他们建立了伊斯特鲁斯的城市：托米（诗人奥维德死在这里）、奥德苏斯和阿波罗尼亚。对历史敏感的旅行家看到这些现存城市的悠久历史会感到异常震惊，但现在的居民，因为全神贯注于当前的工作，对隐藏于他们居地的深远背景反而无动于衷。

约公元前660年，麦加利亚（Megaria）人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拜占庭 [17] 。这个城从前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约在伯里克利之前，这个城已成为后来拿破仑所称的“欧洲之钥”。在公元前3世纪时，波里比阿形容它的海上地位为“就安全与繁荣而言，在世界既知城市中无出其右者”。拜占庭的致富来自对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税，并将塞西亚和巴尔干的谷物向希腊世界出口。另外，鱼群拥塞于狭小的海峡内，几乎是唾手可得。因为城市的形状是弯曲形，加上由于渔业所积聚的财富，拜占庭后来获得了“金角”（Golden Horn）的名称。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人控制了拜占庭，在那里征收通行税以在紧急时弥补国库的不足，调节自黑海运出的谷物以作为战时禁运手段。

沿着普罗彭蒂斯的北岸或沿色雷斯海岸，希腊人在色里布利亚、伯利苏斯、比萨勒、加利波利和塞斯杜斯建立了许多城镇。而后的移民又在色雷斯西南海岸伊努斯和阿夫季拉等地建立了城市。同时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是在阿夫季拉深思他们的原子唯物主义哲学。离开色雷斯海岸是萨索斯岛，“荒芜和丑陋得像一只浮在海中驴子的背部”，虽然阿基罗库斯对它作了以上的形容，但它的金矿极丰富，其产量足以支付整个政府的开支。在（或接近）马其顿的东岸，希腊的淘金者（主要是雅典人）建立了尼阿波利斯和安费波利斯——而后马其顿王菲利普攻陷这两座城从而导致了战争，雅典因而失去自由。其余的希腊人，大多数来自查尔西斯和艾瑞特利亚，征服了三指形的查尔西地半岛，并为之命名。而公元前700年时在那里建立了30个城镇，其中数个注定了要在希腊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斯塔格鲁斯（亚里士多德的诞生地）、西诺、门德、波蒂迪亚、阿坎索斯、克利奥纳、托罗内和奥利苏斯，这些城市于公元前348年被菲利普攻陷（经由狄摩西尼的演说记录获知）。最近在奥利苏斯的挖掘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城镇，有许多二层楼房，其中若干备有25个房间。在菲利普时期，奥利苏斯似乎已经有了6万居民，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字判断一个次要城市的富饶和希腊人在伯里克利以前生机勃勃和积极的扩展。

最后，在查尔西地和欧波埃之间，伊奥尼亚人则殖民于埃彼亚各岛——格罗提亚、伯利雅哥斯、伊科斯、波帕来索斯、斯干第勒、西诺斯。我们已经绕完了在北方和东方的帝国轨道。希腊的扩展和进取使爱琴海的各岛屿、小亚细亚的海岸、达达尼尔海峡、黑海、马其顿和色雷斯都成了繁忙而希腊化了的城市，农业、工业、贸易、政治、文学、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演说都很发达，但也充满了奸诈和性放纵。现在剩下的是如何征服另一个在西方的希腊，以搭建古希腊和现代世界的桥梁。

注释

[1] 英国散文家佩特（Pater）曾说：“在希腊早期殖民史中，这或许是最灿烂、最生动的插曲。”

[2] 西摩尼得斯那时将女人比作狐狸、驴子和猪，也比作多变的海洋，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任何丈夫没有在一天内不遭受妻子盘诘的。

[3] 美第奇为15—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豪富家族，一门中出了三位教皇。——译者注

[4] 公元前6世纪，中国与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

[5]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般人传说泰勒斯通过观察天文，知道橄榄在来年要丰收，因此在冬季以最低廉的代价把米利都和塞俄斯岛两地的榨油业者都先雇好，因为在冬季，没有人和他竞争。等到榨油季节一到，许多人都需要这些工人，他立刻依照自己的条件以高价将这些转雇于他人，因而获利甚丰。他以这种方法向众人证明，如果一个哲学家选择致富途径是很容易的。”

[6] 圆被其直径所等分；任何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两底角相等；半圆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两直线相交，其对顶角相等；如两三角形有两角及一边相等时，则两三角形全等。

[7] 参照斯宾塞的进化定义，进化乃是“从不确定、松散的同质进化到确定、凝聚的异质”的本质上的一种变迁。

[8] 所谓黄道就是太阳每年在天上经过的大圆。既然这个圆的平面也是地球轨道的平面，黄道的倾斜就是赤道平面及其旋绕太阳轨道平面间的斜角（约23°）。

[9] 埃及人此前曾绘有地图，只是所含地区较为有限。

[10] 今日从事类似工程，其两端相遇时误差仅数英寸，或没有误差。

[11] 括弧内的数字，是学者比沃特就赫拉克利特的断简残篇所标示的号数。

[12] 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可能有一个星云说：世界始于火（或热或能量），这个火变为气体或蒸汽，然后降落为水，这个水在蒸发后的化学残余凝为地的固体；水和地（液体与固体）是变化的两个阶段，也是一种实体的两种形式（25）。“所有万物都变化为火，火也变为万物。”（22）所有的变化都遵循着一种“上升或下沉”，也是自能量或火的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有时多，有时少，有时凝结）。“上升与下沉实际是二而一的”（69）；稀释与凝结是在变迁的永久振动上的运动；所有物体都是在下沉及凝结或上升及稀释的实际过程中形成，并且都是自火而生或回归于火；所有形式都是一种基本能量的形成方法。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火与能量是永恒而无所不在的东西，或最基本的来源；凝结与稀释（下沉和上升）是其支流；其模式或特别形式则为世界上可目睹的事物。

[13] 希腊文Colophon、拉丁文Colliss、英文Hill均为“山”意，以这个城里的骑兵对失败的敌人给予最后一击而出名。在希腊文里，Colophon成了“最后一击”的同义语，这个词传入英语后，成了出版商使用的一种标记，出版商最初时把它印于最后一页，以示已经完毕。

[14] 斯巴达克斯死于公元前71年，曾领导奴隶反抗罗马统治者。

[15] 目前的名称为伊兹密尔（Ismir，这个名称和之前的名字士麦那可能都与没药——一种有香气带苦味的树脂，用于制作香料及药剂，自古在西亚及东欧一带被视为贵重物品——的贸易有关），在人口上为土耳其的第二大城。

[16] 本章所述的各城，虽然换了名称，但现在几乎全部存在。

[17] 其名称可能取自一土耳其王，名为拜萨斯（Byzas）。

第七章 西方的希腊人

锡巴里斯人

现在让我们幻想中的船再度沿着苏纽姆向西航行，我们会发现阿佛洛狄忒常到的西塞拉岛，因而这里也是华托（Watteau）的名画《舟发西苔岛》所表示的目标。 [1] 约在160年，帕萨尼亚斯在那里看到了“希腊人为阿佛洛狄忒女神所建造的最神圣和最古老的神殿”，1887年施里曼也在那里将废墟掘出。西塞拉是伊奥尼亚群岛中接连希腊西海岸最南端的一个岛，这些岛屿的得名也是因为伊奥尼亚的移民在那里定居。其余的岛屿为扎西索斯、色法勒尼亚、伊萨卡、莱夫卡斯、帕克索斯和科孚。施里曼曾经认为伊萨卡是奥德赛所居之岛，想在地下掘出证明有关荷马故事的东西，但是徒劳无功。多普费尔德则相信奥德赛的家乡是在多石的莱夫卡斯。根据斯特拉博的说法，古时莱夫卡斯人照习惯为祭阿波罗神，每年从悬崖上掷下一个人作为牺牲，但是无论常人或祭司，对这种被祭献的人都深感同情与怜悯，因此，把牺牲系在大鸟上，希望借鸟翅的力量能抵消这种直接的坠落：关于萨福跳崖自杀的传说与这种掷祭典的联想可能也有关联。科林斯的移民约于公元前734年占据了科孚，并且很快非常强盛，乃至打败了科林斯的舰队而独立。许多希腊冒险家自科孚溯亚得里亚（Adriatic）海而上达至威尼斯，一部分人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和波河（Po）谷地建立了小殖民地，其他的则渡过50英里波涛汹涌的水域进入意大利的南端。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优良的海岸线，不但形成了天然港口，而且有丰饶的腹地支援，但当地人对这种优良条件几乎视若无睹。这些希腊入侵者用无情的殖民扩张夺得了这片沿海地区——当地人未曾开发的天然资源像一种化学吸引力般吸引其他人来开采，并将这些开采所得注入世界商业及其他各种用途。新来的移民（主要是多利安人）自布林迪西越过半岛的下端，在塔拉斯（Taras）建立了一个重要城市——塔伦都（Tarentum）（现在称塔兰托[Taranto]），他们在那里种植橄榄、畜马、制造陶器、造船、捕鱼，并采蚝以制造远较腓尼基人所生产的更为有价值的紫色颜料。正如大多数的希腊殖民地一样，开始是地主专政的寡头政治，然后经过由中产阶级所资助的独裁，最后到了活跃而动乱频繁的民主。公元前281年，传奇人物皮洛士（Pyrrhus）将在这里登陆，在西方扮演亚历山大的角色。

另外一批移民（大多数为阿哈伊亚人）渡过塔伦都海湾，建立了锡巴里斯（Sybaris）和克罗托那（Crotona）两城。这些同源的各邦相互间凶残的妒忌，说明了希腊人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希腊东部和意大利西部间的贸易有两条路可循，一条是水路，另一条是陆路。经由水路的船只到达克罗托那，在那里交换许多货物，然后通过莱吉姆，缴付通行税，再经过海盗出没和波浪滔天的墨西拿海峡到达埃里亚和库迈——希腊在意大利最北部的殖民地。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和通行税以及多行100英里的路，有些商人选择另外一条路，把货先在锡巴里斯卸下，再经陆路运往劳斯（Laus）的西岸，而后又装船运往波塞冬尼亚，即将货物在意大利中部销售。

由于在贸易线上的战略位置，锡巴里斯在最兴盛的时期曾拥有30万人口（倘若我们相信狄奥多鲁斯的说法），它的财富在希腊城市中很少有可与之相匹的。锡巴里斯人变成了享乐者的同义语。所有需要体力的劳动都由奴隶操作，公民则盛装在舒适的家中享受外来的珍品。 [2] 制造噪音的工人如木工和铁工都不得在城垣内工作。在有些较富裕地区的道路使用布篷遮蔽，以躲避日晒和雨淋。亚里士多德说锡巴里斯的阿尔西尼斯（Alcisthenes）有一件极为名贵的罩袍，后来锡拉库萨的狄奥尼西一世（Dionysius Ⅰ）将它以120塔伦（相当于72万美元）售出。锡巴里斯的斯密底利斯（Smyndyrides）到西塞昂去向克里斯提尼的女儿求婚，随行有1000个仆役。

在锡巴里斯与其邻邦克罗托那进入战争前（公元前510年），一切都很顺利。据一个不甚可靠的说法，锡巴里斯人以30万人编成的军队投入战争。我们进一步获知，克罗托那人只是奏起了平时锡巴里斯人教马跳舞的曲调而使这支军队陷入混乱。马开始跳舞后，锡巴里斯人就遭受了大屠杀，而他们的城市也遭受敌军的大焚掠，这个富庶的城市于一日之间从历史上消失。事隔65年之后，当希罗多德和其他的雅典人在其附近建立了图利（Thurii）新殖民地时，他们几乎无法寻觅到当时希腊人最感自豪的踪迹。

克罗托那的毕达哥拉斯

克罗托那存在的时间较久，该城约建于公元前710年，现在它的工业和贸易仍很繁盛。当时它在塔拉斯和西西里之间只有一个天然港，对在锡巴里斯卸载货物的船只自然不能放过。发达的贸易使其公民能享受一个舒适的繁荣期。不论其财富如何，一次有裨益性的战败，长期的经济萧条，干冷的气候，以及民间某种程度的高贵气质，以上种种仍促其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士气。米洛（Milo）及与他一样伟大的运动家在这里成长，而且当时最大的医学学校也设在这里的玛格纳格莱西（Magna Grecia）。

可能是因为克罗托那拥有有益健康的佳处的声誉吸引了毕达哥拉斯。他名字的意义是“德尔菲城阿波罗神殿神谕代言人”，他的很多信徒认为他本人就是阿波罗，其中有一些说曾经一瞥他的金股（golden thigh）。传说他约在公元前580年生于萨摩斯，少年时异常好学，并说他在各地游历30年，赫拉克利特（他对人不轻易称赞）说：“在所有人中，毕达哥拉斯是最勤勉的学者。”据说他曾经访问过阿拉伯、叙利亚、腓尼基、迦勒底、印度和高卢。他回来后，为旅行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格言：“到外邦旅行时不要带着本国的成见。”这也就是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要问俗。更可靠的是他曾访问埃及，在埃及他曾和祭司研究并学习了很多天文和几何知识，同时也可能学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技能。在他回到萨摩斯后发现波利克拉底的独裁干扰了他本人的独立自主性格，所以移往克罗托那，那时已经年逾五旬。

他在那里设馆授徒。由于他的威仪和博学，而且男女生兼收，他的学生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数百人。在柏拉图以前两个世纪他就奠定了男女机会平等的原则，不仅如此宣传，而且也如此实行。但他也深知男女两性在职能上应有差别，他对女生授以很多的哲学和文学知识，但也教许多的家政和母仪，因此，古时称赞的“毕达哥拉斯式的女人”（Pythagorean women）是希腊曾经教育出来的最高级的女性。

他对学生的一般规定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隐修院。所有的学生都要宣誓，对“校长”（Master）和其他同学都要忠诚。古时的传说一致承认，凡是居住在毕达哥拉斯周围的人都采用一种财物共享的制度。他们不食肉类、蛋类和豆类，并不禁酒，但建议饮水——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地区这是很危险的一个食谱。禁食肉类可能是一种宗教禁忌，这种禁忌与轮回信仰密切相关，食肉者应避免可能啖食自己的祖先。这些规定也有例外，英国史学家发现角力家米洛是毕达哥拉斯的一个门徒，如果没有牛肉的帮助，他的身体很难这样强健（虽然小犊吃草也可长成强壮有力的公牛）。 [3] 所有他的门徒都禁止杀害不伤人的动物，也不得砍伐一株培植长大的树木。他们的衣着很简朴，行为也很谦虚，“既不要笑，也不可表情严肃”。他们不用神的名字发誓，因为“每个人都应当建立很好的信誉，就是不发誓也可见信于人”。他们祭神不用牺牲，但可对不为血污所玷的祭坛朝拜。每天自问犯了何种过失，疏忽了何种职责，做了何种善事。

毕达哥拉斯本人是一个最佳演员，他比任何学生都更严谨地遵守这些规则。当然，他的生活方式获得了学生的尊敬，也建立了权威，没有一个学生对他教学上的独裁发出怨言，“他自己说了”，几乎成了任何行为或理论决定的最后公式。据说“校长”本人从未在日间饮过酒，他的食物仅是面包和蜜，用蔬菜作为餐后甜点，这种情形也真令我们肃然起敬；他的外袍经常洁白无瑕，从未见他过饱或恋爱；也从未有纵情大笑、戏谑或浸淫于故事掌故等情形；他从未责罚或鞭笞任何人，对奴隶也不例外。雅典的第蒙（Timon）认为他是故作严肃，虚意矫饰，以赢取人心；但他的妻子西阿诺（Theano）和他的女儿达玛（Damo）也都是他忠诚的信徒，他们很容易将他的哲学和生活，也就是将其言行是否一致作一比较。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达玛对她父亲的忠诚：她父亲将自己的《纪事》（Commentaries ）交付给她，并训诫其绝不可出示本家以外任何人，她本来可以将父亲的谈话或论述售以高价，但她不肯放弃，认为服从父亲的训谕比金钱更为可贵，虽然她是一个女人，但也深明此义，甚为可贵。

要进入毕达哥拉斯的圈子，除了克己和自制以净化身体外，还需要科学的研究、学习以净化自己的思想。新学生需要保持5年的“毕达哥拉斯式沉默”（Pythagorean Silence）——也就是（假定）在成为一个正式分子或准许看到毕达哥拉斯（或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以前，只能接受教训，不得发问或有所争辩。学者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围学生（exoterici ），一类是内部分子（esoterici ），只有内部分子才能享受“校长”本人的秘密智慧。课程共有四类：几何、数学、天文和音乐。数学是最初教授的课程。 [4] 他的数学观点并不像埃及人那样，把它作为一种实用科学，而是作为一种数量的抽象理论，同时也用作一种理想的逻辑训练，在这种训练中，利用积极而严谨的推理演绎形成目睹的证明，以迫使学者的思维纳入正轨和进入清晰的境界。然后是几何，它对各种定理及公理加以探讨，并利用示范。毕达哥拉斯所使用的方法是，依照待证定理的顺序，逐步带领学者进入新境界，通过新境界的逐渐扩展，进而窥知世界结构的更多奥妙。根据希腊的传说，毕达哥拉斯本人发明了很多定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三角形内各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以及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之和。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告诉我们，当“校长”发现这个定理时，曾屠宰100头牛作为牺牲祭献，以感谢神恩；但这个说法很不合他的做法和信条，多少有点诽谤的意味。

毕达哥拉斯又反转现代教学的顺序，从几何进入算术，但不是把算术看作一种计算的实际方法，而是看作数目的抽象理论。这个学校似乎是首先将数字区分为奇偶数、素数和可分解因数；由此他们形成了比例的理论，通过该项理论及“面积的应用”，创造了有系统的代数。可能因为对比例的研究，使毕达哥拉斯将音乐还原为数字。有一天，他经过一个铁匠铺，显然他的耳朵为铁砧所传来的有规律的音韵所吸引。他发现各铁锤的重量不等，他的结论是音质决定于数字比率。我们听说在少数几项古典科学试验中，有一项是他使用张力和粗细相等的两根弦，倘若一根的长度为另一根的2倍，当弹这两根弦时发出第8音；倘若一根为另一根的一半长时，则发出第5音（do ，sol ）；倘若一根较长1/3，则发出第4音（do ，fa ）。如此，每一个音阶可以用数字计算并用数字表示。因为在空中移动的物体都发出声音，其声音高低依物体体积及速度而异。这样，每一个在围绕地球轨道上的行星（毕达哥拉斯的主张）所发出的声音都与其运动速度呈比例，而运动速度则又因与地球的距离而产生。这个多种不同的音阶则构成了“星体音乐”（music of the spheres）的和谐，不过这个音乐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听闻，以致无法感觉出来。

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天体，它的中心是地球。地球也是一个天体，像其他星体一样，自西向东旋转。地球（实际上是整个宇宙）分为五个地带：北极、南极、夏季、冬季和赤道。我们所见的月亮有大有小，其关键在于月亮面对太阳的那一半有多大部分面向地球。月食是因为地球或其他星体介入了太阳与月球之间。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说地球是圆的人，并且给了世界一个kosmos （英文为Cosmos，指“井然有序的宇宙”，与“混沌”相对）的名称。

毕达哥拉斯在完成上述数学和天文学贡献后（比欧洲任何建立科学的人的贡献都多），继续研究哲学。哲学这个词显然是他所创造的名称之一。他拒绝使用sophia （智慧）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过于自负，他把他对知识的追求描述为philosophia ——智慧的爱好。在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philosopher ）和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 ）是同义语。其实泰勒斯和其他米利都人都在物质上追求所有事物的真相，而毕达哥拉斯则在形式上追求。他发现了音乐上的数字规律关系和顺序之后，把这种发现假定应用于星体，宣布这种数字规律关系和顺序存在于各处，所有事物的关系都是数字，使整个哲学研究向前跨进一大步。恰如斯宾诺莎所主张的有两个世界存在 [5] ——一个是一般人类感官所能接触的事物世界，另一个是由推理所能察知的哲学家的定律和恒常世界，也只有第二个世界才是永恒的真实，因此，毕达哥拉斯认为任何事物的唯一基本和永恒形态是各部分之间的数字关系。 [6] 可能健康就是身体各部的适当数字关系或适切的数字比例，甚至灵魂也可能是数字。

毕达哥拉斯孕育于埃及与近东的神秘主义，可以不受拘束地供人玩味。他相信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感觉、直觉和推理。感觉集中于心，而直觉和推理则在脑。动物和人一样具有感觉和直觉 [7] ，而推理则为人所独有，而且是永恒性的。灵魂在人死亡后到冥界经过一个时期的涤罪，然后经过一连串的轮回，再回到世界上进入一个新的肉体，这种循环只有经过一个完全修德的生命才可结束。可能是为了使他的门徒开心，也可能是基于教诲的目的，毕达哥拉斯告诉他的门徒，他本人曾经是一个妓女，曾是英雄欧福耳玻斯（Euphorbus）转生。他可以很清晰地记忆当年参加特洛伊围城之战的情形，并且在阿尔戈斯的神殿内可以很清晰地认出他在当年古代生活中所穿用的盔甲，在听到一个被打的狗叫嗥后，他立即奔出前往救援，他告诉其他人他可以清楚地分辨那是一个已死亡朋友的呼救声。当我们回想轮回观念渗透在印度的想象中、希腊的奥尔菲克（Orphic）崇拜以及意大利的哲学学派里时，我们又可对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非洲和亚洲思想交流的事实和原因获得多一层的认识。

我们在毕达哥拉斯的道德观里面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印度悲观主义与柏拉图清晰光明气氛的混合。毕达哥拉斯式生活目的是从转世（reincarnation）中获得超脱，其方法是修德，而修德或德行即为灵魂本身及与造物主间的一种和谐。很多时候，这种和谐可以通过人工方式获得，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和希腊的祭司与医生一样，用音乐来医治精神错乱。在更常见的情形下，灵魂通过智慧（一种对基本真理的安静了解）获得和谐，因为这种智慧教人谦逊、适度和中庸。相反的一种方式是不和谐、过度和罪行，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导向悲剧和被惩罚的命运；正义是一个“数字平方”，各种过失犯罪迟早都要由相对应的惩罚所“结算或清算”。这里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的政治观念和制度在柏拉图的观念形成以前即已实现。按照古时的一般传说，毕达哥拉斯的学校是一个集体主义的贵族政治体制：所有男女学生都要把他们的财物集中，共同接受教育，学习数学、哲学及音乐，训练他们修德及从事高境界的思维，并把自己当作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也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努力使他自己的群体成为本城的现实政府而给他本身和他的门徒带来毁灭。最初加入政治的门徒极为活跃，而且绝对站在贵族的一面，因此，克罗托那城的民主派或大众派，在狂怒下焚毁了毕达哥拉斯门徒集会的房屋，杀戮了几个人，把其余的人逐出城外。至于毕达哥拉斯本人，根据一个记载，在逃脱时因为拒绝践踏豆田被捕，并惨遭杀戮；另一个说法是他逃到了梅塔蓬图姆（Metapontum），在那里禁食40天——可能认为80高龄已经不虚此生——终至绝食而死。

但他的影响永远不泯，时至今日仍极享盛名。他的理论在数个世纪内散布于希腊各地，产生了科学家如底比斯的菲洛劳斯（Philolaus）及政治家如塔拉斯的独裁者阿尔克塔斯（Archytas）和朋友如柏拉图。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他最著名的抒情诗上，不知不觉的也是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被毕达哥拉斯的含混风格所吸引，在每件事物上他都采取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在他对民主制度的讥讽上，在哲学家统治的集体主义贵族政治的渴望上，他的修德及和谐观念，他对自然界的理论和灵魂归宿主张，他对几何的喜爱，以及对数字神秘主义的沉溺，都不例外。总而言之，就我们所知，毕达哥拉斯是欧洲科学和哲学的创始者——任何人能有这样的成就，都是不凡的。

埃里亚的色诺芬尼

克罗托那以西是古洛克利。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个殖民地是由从希腊本土洛克利逃出的奴隶、犯奸淫罪者和盗匪所建立的。但也可能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也存有“旧世界”对“新世界”的轻视。因为他们的气质低劣，颇受混乱之苦，于是向德尔菲的神殿请求神谕指导，神谕告诉他们应建立一个法律。可能是扎莱乌库斯（Zaleucus）传达了这个神谕，因为在约公元前664年他给洛克利制定了一些法令，据他说是雅典娜命令他这样做的。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虽然不是第一次由神传达下来的）。洛克利人对这部法律极为喜爱，因此，如果有人想建议新法律时，先将吊绳套在他的头上，如果他的提议不成，就将其吊死。 [8]

绕着意大利的南端北行，可以到达繁荣的莱吉奥（Reggio），在约公元前730年由美塞尼亚人所建，当时的名称是莱吉姆，罗马人称之为勒基乌姆（Rhegium）。越过墨西拿海峡（可能是《奥德赛》史诗内描述奥德赛腹背受敌之地）可以到达劳斯，然后可以到古代的希勒（Hyele），罗马人称它为维利亚（Velia）。因为柏拉图把它写作埃里亚，并且也因为只有它的哲学家为人所怀念，所以，在历史上一直称为埃里亚。科洛封的色诺芬尼约于公元前510年来到这里，并创立了埃里亚学校。

色诺芬尼和他所乐道的对手毕达哥拉斯一样有其独特的个性。他有勇敢的精力和不顾一切的进取心，他告诉我们他在希腊各地游历67年，在各处观察并制造仇敌。他写作和吟诵哲学诗，因为荷马不虔敬的亵狎而对之公开指责；他对迷信加以讥笑，在埃里亚觅得栖身之地，固执地度过了他百年的生涯。在他的歌里有“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认为耻辱和不荣誉的偷盗、奸淫和欺诈等行为归之于神”等语句。但他本人却也不是一个正统的支持者：

以往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人真正了解关于神的真相……人类想象神的出生、声音和着装像他们自己一样。如果牛、狮子和人一样有手和能够画像，而根据它们想象所绘出的神像一定类似它们。马想象的一定像马，牛想象的一定像牛。衣索匹亚人所画的神像皮肤黝黑、狮鼻，色雷斯人想象的神是蓝眼红发……有一个在神和人之上的至高的神，形象和思想上都不像人。他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闻。他不需辛勤而能借其智能统治万物。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色诺芬尼认为这个神就是宇宙。这个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万物，甚至连人在内，都是来自土和水。因为海洋化石可在遥远的内陆和山顶发现，因此，整个大地曾经被水所覆盖，未来大地可能再度被水所掩覆。但历史上的变化以及所有物体的分离仍属内在现象，所有形式的变迁和繁多的种类内核，却是一个永不变化的统一，这就是神最深入的真实性。

色诺芬尼的门徒、埃里亚的巴门尼德从这个起点开始进入了理想哲学，由理想哲学再塑了柏拉图思想和整个古代甚至今日欧洲的思想。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

在埃里亚以北20英里是波塞冬尼亚城（罗马人叫帕埃斯图姆[Paestum]），这个城是由锡巴里斯的殖民者建立的，作为米利都人在意大利的主要贸易终点站。如今我们可以从那不勒斯经过萨勒诺（Salerno）的一个愉快航行到达这里。忽然，在荒野的道旁出现了三座神殿，虽已荒废，仍很壮观。因为河流的淤泥在这里封闭了河口，这个异常良好的河谷变成了沼泽地，甚至原来在维苏威火山斜坡上耕耘的那个胆大而鲁莽的民族，也因为这个平原的瘴疠之气太盛，绝望地离去。古代的断垣尚存，但是希腊人用质朴的石灰石为谷物和海洋诸神所建的各个神殿（但式样几近完美），似乎是因为荒僻的关系，保存比较良好。最古老的建筑物，最近被称作“巴西利卡建筑”（Basilica），大半是海神的神殿，这座神殿是在令人惊异的公元前6世纪（在这个世纪内创造了自意大利至中国的伟大艺术、文学和哲学），由以地中海的水果和商业为生的人们献给海神的。内部和外部的柱廊尚存，这也可证明希腊人对柱形建筑的偏爱。接下来的一代建筑了一个较小神殿，也具有多利安简单而坚固的风格；我们称这个神殿为“色利斯之殿”（temple of Ceres），但终究不知道哪位神歆享其香火。在更晚的时期，在波斯战争的前后，建造了最伟大和最均衡的三座神殿，这三座神殿也可能是供奉海神的，因为由门廊上可以望见怒海的动人波涛，这些建筑的安排颇为适切，此处几乎完全又是柱形建筑：一个内外层都是壮丽而完全圆形的列柱，另外一个双层柱廊在昔日支撑着屋顶。这里是意大利最引人入胜的风景区。而比任何罗马人的建筑物保存得更完美的，竟是基督降生前5个世纪希腊人建造的这些神殿，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个社会的美丽和生气使他们有这种资源和兴趣来筹建像这样的宗教生活中心，然后不妨再回忆一下像米利都、萨摩斯、艾菲索斯、克罗托那、锡巴里斯和锡拉库萨等较大较富城市的兴盛情形，他们能兴建一些伟大建筑，自然不须惊异了。

在今日那不勒斯稍北，便是当年来自查尔西斯、艾瑞特利亚、伊奥尼亚的西梅和格拉亚的冒险家约于公元前750年所建立的伟大的库迈港，也是希腊人在西方的最古老城镇。因为能将希腊东部的产品销售到意大利中部，库迈很快就积聚了很多财富，向勒基乌姆殖民并加以控制，也获得了对墨西拿湾的掌控，并对在贸易上未与其联盟的城市的船只拒绝放行或征收重税。再向南行，库迈人建立了狄凯阿科亚（Dicaearchia），即后来罗马的普泰奥利（Puteoli）或波佐利（Pozzuoli）港及尼阿波利斯（Neapolis），或我们所称的那不勒斯新城。希腊的思想经这些殖民地进入粗陋和年轻的罗马，更向北进入伊特鲁里亚。罗马人在库迈获得几个希腊神——尤其是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并且从库迈的阿波罗年老的祭司处以过高的价格购买了据说能预言罗马未来的卷轴。

在约公元前6世纪初，伊奥尼亚的福西亚人在法国的南岸登陆，建立了马萨利亚，并将希腊产品沿罗讷及其支流上运至奥勒斯和尼姆斯。他们与土著做朋友，并娶土著女子为妻，将橄榄和葡萄介绍给法国作为礼品，因而使南高卢得以接近希腊文明，罗马人在恺撒时代也因此发现在这个地区容易传布其与希腊很接近的文化。沿着海岸向东，福西亚人建立了奥地波利、尼斯和摩纳哥，向西冒险进入西班牙，并在那里建立了罗得、恩波里厄姆、黑玛罗斯科庇安和玛纳卡。希腊人在西班牙因开采塔得斯的银矿昌盛了一个时期，但在公元前535年，迦太基和伊特拉斯坎人的联合部队歼灭了福西亚的舰队，自此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权力日益衰弱。

西西里

我们叙述了希腊在东方、北方和西方的殖民，但也不能将各殖民地中最富庶的地区置于最后，上天给予了西西里希腊本土所没有的由雨水和火山熔岩所形成、显然无法耗尽的沃土。由于生产的小麦和玉米极为丰富，一般认为西西里纵非女神德墨忒尔的出生地，也是其常到之处。这里有果园、葡萄园、橄榄林，处处都是果实累累；蜂蜜甜而有味，与伊米托斯山（在希腊东南接近雅典处，以盛产蜂蜜而闻名）所产者无异，终年花开花谢，永无休止。葱绿的草原最适于放牧牛羊；各山林材也颇茂盛，一望无际；周围沿海的渔产，比西西里人所能食用的速度要快得多。

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这里极为昌盛；在公元前2000年，又有了铜器时代的文化；在米诺斯时代，贸易已将西西里和克里特与希腊联结在一起了。在公元前1000年稍前，三批移民在西西里海岸登陆：来自西班牙的西干（Sican）人，来自小亚细亚的艾利米（Elymi）人，以及来自意大利的西塞尔（Sicel）人。约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西岸莫他亚和巴勒莫定居。自公元前735年起（也可能晚30年），希腊人开始涌入，迅速地建立了纳克索斯、锡拉库萨、莱昂提尼、墨西拿、卡塔纳、格拉、希梅拉、塞里努斯和阿克拉加斯诸城。在建立上述各城时，每次都是用武力将土著驱离海岸。大多数土著退而耕作内陆的山地，一部分成为入侵者的奴隶，更多的一部分人与征服者通婚，因此，使希腊人在西西里的血统、特性和道德，显然染上了当地人热情和纵欲的色彩。希腊人一直未能完全征服该岛。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仍然控制着西海岸，500年内不断的战争，标志着希腊人与闪米特人、欧洲与非洲为争夺西西里的过程。在罗马统治了13个世纪之后，诺曼和撒拉逊人（Saracen）对西西里的争夺，又于中世纪再度展开。

卡塔纳以它的法律而闻名，利帕里群岛是其集体制度，希梅拉是其诗人，塞杰斯塔、塞里努斯和阿克拉加斯是其神殿，锡拉库萨是其武力和财富。查罗达斯在梭伦一代以前由卡塔纳制定的法律，不但成了西西里和意大利许多城市的典范，而且在缺乏古圣先贤或神圣先例保护的社会中，创造了公共秩序和两性道德规范。查罗达斯说：“丈夫可以与他的妻子离异，妻子也可与她的丈夫离异，但是离异后不得与比其离异的对方更为年轻的对象结婚。”根据一个典型的希腊故事，查罗达斯禁止携带武器进入集会。但有一天，他本人却忘记了这个规定，携剑进入一处公共集会。这时一个投票人责备他破坏自己的法律，他答复说“我将自己证明它”，于是自刎而死。

我们若要对各殖民地因暴烈的征服所形成的生活上的艰难情形获得一个概念，只需想象一下利帕里岛（“光荣之岛”，在东西西里以北）上奇异的“集体主义”，就可获得一个大概的认识。约在公元前580年，来自克尼都斯的一批冒险者把这里打造成海岛乐园。他们在海峡里掠夺商旅，然后把“战利品”带到岛上的巢穴中，使用最为标准的平等方式来均分。该岛为整个社会所共有，指定一部分人耕种，收获也由所有公民共享。但有一个时期，个人主义再行抬头：将土地分为若干私有地块，因此，生活又恢复了因竞争所形成的不平均方式。

西西里北岸是希梅拉，它注定要成为西方的普拉蒂亚。当希腊人对史诗感觉厌倦时，斯特西科罗斯（称为“合唱队的编组训练者”）将民族的神话重新铸成合唱抒情诗的方式，甚至给美人海伦和英雄阿喀琉斯的传奇故事也披上了“现代服装”，斯特西科罗斯将爱情故事用韵文写出，俨然是要在垂死的史诗和未来小说中间搭建一座桥梁。里面有一篇叙述一位纯洁而羞怯的少女死于单恋的故事，所用的是普罗旺斯（Provençal）恋歌或维多利亚（Victorian）小说的形式。同时，他对牧者达佛尼斯（Daphnis）之死也写了一首牧歌，因而为忒奥克里托斯开辟了道路。忒奥克里托斯也有他自己的罗曼史，他的对象并不次于海伦，也是一位非常不凡的女性。当他双目失明后，他认为这一灾祸的造成是因为他叙述了海伦的不贞；为了向她赎衍（因为当时她已成为女神），他又重新作了一首诗，向世人保证海伦是被暴力所劫持，她从未向帕里斯屈服，从未前往特洛伊，而是很忠贞地在埃及等待，直到墨涅拉俄斯来救她。在这位诗人年老的时候，他警告希梅拉不要把独裁的权力交给阿克拉加斯的法拉利斯（Phalaris）。 [9] 由于他的劝告未被重视，因而移往卡塔纳，他在那里的碑墓成了罗马西西里的一景。

希梅拉以西是塞杰斯塔，这儿除了一些未完成的多利安式的列柱矗立于周围的芦苇中，令人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若要看到西西里最完好的建筑，必须向南跨越全岛，进入当年塞里努斯和阿克拉加斯两大城市的所在地。从它于公元前651年建立到公元前409年被迦太基人破坏为止的这段悲剧性生活期间，塞里努斯为那些默默无闻的神祇建造了7座庙宇。这些庙宇体积很大，但造工并不完美，外面覆以着色灰泥，并饰以粗糙的浮雕。地震的恶魔在某一天破坏了这些庙宇，除了折断的列柱和柱头散落地上外，可谓无一幸存。

阿克拉加斯（罗马人称为Agrigentum）是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最大与最富的城市。现在且从它那繁忙的码头写起，向里是一个喧闹的市场，然后是山坡上的住宅区，再向后就是一个雄伟的卫城，它的神殿几乎将拜神的人举到天空。这里也和大多数的希腊殖民地一样，地主贵族将权力交予主要代表中产阶级的独裁政治。在公元前570年，法拉利斯获得了政权，并因为使用一种特殊的刑罚处死其敌人而赢得不朽的“令名”。他将敌人置于一个铜牛腹中烤焙，同时发明了一项装置，使痛苦的敌人如兽一般的叫声通过一根管子传到牛体之外，他颇以此自娱。虽然如此，他本人和他以后的独裁者索伦，却使这个城市的政治获得了稳定，因而使它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阿克拉加斯的商人，也和塞里努斯、克罗托那、锡巴里斯的商人一样，成了当时的百万富翁，老希腊（发展较早地区）的老富人，则以一种隐藏的嫉妒和补偿性的讽刺来看待这些新富。老世界（老希腊）说这个新世界阿克拉加斯只有庞大和虚假的外表，而没有情调或艺术风味。在阿克拉加斯的宙斯神殿，无疑是以“大”为着眼点的，波利比奥斯形容说：“以体积和设计而言，在希腊可谓无出其右的了。”由于地震和战争已将其破坏，人们对它的优点已无法作直接的判定。几十年后，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阿克拉加斯又兴建了更多的中等建筑。其中一座是康科德（Concord）神殿，目前几乎是完整的存在，而赫拉神殿则尚存有给人印象甚深的列柱。这两座建筑物都足以说明希腊格调并不仅限于雅典，甚至以商业为重的西方也知道“美不在大”。——伟大的恩培多克勒的生死之地，可能即是阿克拉加斯，而非埃特纳的火山口。

锡拉库萨在开始时和今日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一样——首先是拥挤在奥底吉亚海岬的一个小村落上。远在公元前8世纪时，科林斯就派出了一批移民，携带着“正义”和优越的武器，占领了这个小小的半岛（当时可能是一个岛）。他们建立或是扩大了与西西里本岛的关系，将大多数的西塞尔人驱入内陆。他们在这个充满资源的乐土上迅速繁衍，不久，他们的城便成了希腊最大的一个。城周长达14英里，人口50万。约于公元前495年，地主贵族政治在无特权的平民和被奴役的西塞尔人的联合反抗之下被推翻了。倘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可信，这个新的民主政治结果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因此，在公元前485年，格拉的格伦（Gelon）用了一个聪明的诡计，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治。他像其他许多和他同类的独裁者一样，能干而又狂妄。他蔑视所有道德规条和政治节制，为了便于统治而将奥底吉亚建成了一个坚固的要塞，征服了纳克索斯、莱昂蒂尼和墨西拿，并且对整个东西西里加以征敛，将锡拉库萨变为希腊最美丽的都城。希罗多德很悲伤地说：“就这样，格伦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王。” [10]

当波斯王薛西斯的舰队开向雅典时，迦太基也派遣了一个在数量上仅次于波斯的舰队前来夺取希腊人这个岛上乐园时，格伦终于得到了补偿，成了西西里偶像化的“拿破仑”。西西里与希腊的命运，在同一个月中（传说是在同一日）——格伦在希梅拉面对哈米尔卡（Hamilcar），而狄密斯托克利则在萨拉米斯遭遇薛西斯时，结成了一体。

希腊人在北非

迦太基人感觉困扰是有道理的，因为希腊人在北非海岸不但已建立了城市，而且占据了那里的贸易。早在公元前630年，赛拉的多利安人就已派遣了无数人在埃及与迦太基中间的昔兰尼殖民，他们在那儿沙漠的边缘觅得了良好的土地，雨水多得使当地土著认为那里的天上有一个洞。希腊人在那里使用部分土地做牧场，输出羊毛和皮革；在那里栽植和生产一种香料，极受希腊人欢迎；他们也将希腊产品售到非洲，并发展了自己的手工艺，使得昔兰尼的花瓶成了当时最佳的产品之一。这个城市也很明智地使用它的财富，以大花园、庙宇、雕像、室内运动场去装饰自己。第一个享乐主义的哲学家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诞生于此，且在流浪了很多地区之后，又回到这里创立了昔兰尼学校。

希腊人在对任何外国移民一概敌视的埃及本土中，首先取得了一个立足之地，最终打造了一个帝国。约于公元前650年，米利都人在尼罗河坎诺比克（Canopic）支流上的诺克拉蒂斯开设了一个“工厂”或贸易站。法老王萨姆提克（Psamtik）一世因为这些希腊人可以成为良好的佣兵，他们的商业又使他的关署获得了良好的税收，故而对他们颇为宽容。雅赫摩斯（Ahmose）二世给予他们相当程度的自治。诺克拉蒂斯几乎成了一个工业城市，制作陶瓷、赤土陶、彩陶。此外，它又是一个贸易中心，进口希腊的油和酒，出口埃及的小麦、亚麻品及羊毛、非洲象牙、乳香及黄金。就在这些贸易交流中，埃及的宗教知识与技术、建筑、雕刻和科学，终于逐渐地流入了希腊，而希腊的文字和生活方式等也进入了埃及，为亚历山大时期对非洲的统治铺好了道路。

倘若我们在想象中是乘一艘商船自诺克拉蒂斯到雅典，我们环游希腊世界的旅程可以说是已经完毕。为使我们能看到并感觉到希腊文明的博大和繁富，我们绕上这样一个长长的圈子，自属必要。亚里士多德描述了158个希腊城邦的构成史，尚有1000个没有描述。每一个城邦，在商业、工业和思想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所谓的希腊特色。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希腊的诗歌、散文、数学、形而上学、演讲术和历史，都诞生于这些殖民地中，而非希腊本土。没有这些殖民地，没有延伸到“老世界”各个角落的成千触角与世界各地接触，希腊历史——这个世界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产品，可能始终无法形成。埃及和东方的文化经由这些殖民地逐渐传入希腊，而希腊文化也借此逐渐地扩及到亚洲、非洲和欧洲。

注释

[1] 华托的作品《舟发西苔岛》（Embarkation for Cythera ），象征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精神。

[2] 据阿特纳奥斯记载，任何厨师或糖果商，如有新发明时，可以享专利一年。阿特纳奥斯也许把当时的讽刺当作了历史。

[3] 参见第九章第四节。

[4] 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似乎首先将希腊文mathematike 作为今日数学（mathematics ）之意。

[5] 语见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lle ct ）。

[6] 科学设法将所有现象依数量、数学及可证明的方式加以说明；化学则以符号和数字说明各物，将各种元素依周期律用数学方法加以安排，并且把各种元素缩小到原子内的电子；天文则成为天体的数学；而物理则设法以数学公式解释包括电磁及重力等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若干思想家则试图用数学方式解释哲学本身。

[7]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发生”观念上，毕达哥拉斯稍先路易·巴斯德一着，拒绝承认自然产生之说，其主张及教法为：所有动物均是通过“种子”由其他动物转生。

[8] 希腊人太喜欢这个故事了，他们将它也说成了关于卡塔纳及图利法律的故事。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对于这一计划特别感兴趣，它的效用可能仍然存在。

[9] 他的警告是用寓言的方式提出：有一匹马，因为一只牡鹿经常侵入它的草地而异常困扰，因此要求一个人协助它惩罚这个侵犯者。这个人答应了马的请求，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马让他手持标枪骑在它的背上。马同意了这个条件，牡鹿是被吓逃了，但这时马也发觉自己变成人的奴隶了。

[10] 卢奇安（Lucian）曾有以下的说法：“锡拉库萨的格伦呼吸时有很难闻的气味，但他自己都没有发觉，也没有人敢冒险向一个专制暴君提及这样的事情。后来一位与他有染的外国女人终于大胆地告诉了他，他找到他的妻子，责骂她经常有机会知道此事，而未能及早向他提出警告，他妻子分辩说她从来没在拥挤的地方与男人相处过，以为所有男人都是这样的。”于是他怒气遂消。

第八章 希腊的神祇

多神主义的起源

希腊各城邦相距甚远，当我们寻求能使这个分散甚广的文明统一一致的要素时，主要获得了五点：（1）带有各地方言色彩的共同语言；（2）一个共同的智力生活，文学、哲学及科学上杰出人物不拘于政治上的界限；（3）对运动的共同爱好，可在本城比赛，并可参加各邦间的比赛；（4）各城邦都很爱美，这种美有地方色彩，但在艺术观点上与整个希腊社会一致；（5）部分一致的宗教仪式和信仰。

宗教分离了各个城市，但也将各个城市加以统一。全希腊都对遥远的处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致以礼敬和一般性的崇拜，但对当地的神祇及其权力更致以虔诚的尊敬，而这些当地神祇并不被认为是天神宙斯的臣属。部族和政治分离主义孕育了多神主义，而使一神主义无法实施。在早期每一个家庭都有家神，在壁炉里为家神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在每餐前都先要以酒食奉祀。这种神圣的神交，或与神共享酒食，也是家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宗教行为。生育、婚姻和死亡都在圣火前依古时的宗教仪式使其成为圣事。这样，宗教在人类生活的主要历程中便充满了神秘的诗意和稳定的庄严。依此，每一个人、每一氏族、每一部族和每一城市都有自己的神。例如雅典崇奉雅典娜、埃莱夫西斯崇奉德墨忒尔、萨摩斯崇奉赫拉、艾菲索斯崇奉阿尔忒弥斯、波塞冬尼亚崇奉波塞冬。城市最中心和最高的地方也就是神殿的所在地。参加祭神是一个公民的象征、权利和要求。当本城出战时，要将神的形式和标志置于部队前头，除非先经过祭神仪式祈求神的指导，否则绝不采取重要步骤。结果，神也为本城而战，有时似乎有神出现于士兵的头上和锋镝上。胜利不仅是一个城征服另一个城，也是一个神征服另一个神。每个城市也和家庭或部族一样，在庙堂的公共祭坛上燃烧着永恒的圣火，以象征本城建立者和英雄的神秘能力与永久的生命。公民还定期在这个圣火前分享共餐。一如在家庭里父亲就是司祭，各城的首领或执政官也是该邦的大祭司，他的权力和行为也都是神所认可的。用这种超自然的征募或集结方法，将所有人由猎人驯为公民。

各邦局部独立获得解放后，希腊的宗教想象产生了丰富的神话和无数的万神殿，于是地方或天上的每一个力量，每一种使人幸福或恐惧的因素，每一种人类品质（甚至各项罪恶）都使其人格化而成为神祇（通常是采用人的形象）。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像希腊这样神人同体。每种手艺、职业和艺术都有它们的神性，或者更妥帖地说，有它们的守护神（patron saint）。此外，还有恶魔、女鸟怪（头及身似女人，而翼与尾似鸟类）、复仇女神、小仙女、女魔、海上女妖、山泽林泉之女神等，其数目之繁多，几乎可与人类相匹。“宗教是否由祭司所创造”这个老问题这时算是解决了。人们想，原始时期神学家的阴谋，绝不能创出这样过多的神祇。希腊能有这么多的神，这么多令人着迷的传说，这么多的神殿和这么多庄严和令人喜悦的节日，一定是神的恩赐。多神和多妻一样自然，能够长期存在，并适合世界在矛盾中的潮流。因为多神主义孕育了简单的生活和使人获得慰藉而激发情感的诗歌，给予谦卑的心灵以帮助和安慰，而这些帮助和慰藉，通常是一般人不敢从高不可攀、令人敬畏而又遥远的神那里直接希望获得的。

每一位神都有他的神话或故事，把他和某一城市生活或崇敬他的仪式联系起来。这些神话，多半是同时起因于某一地区或人们的知识，或起因于史诗吟诵者的发明或润饰，于是立即成为早期希腊的信仰、哲学、文学和历史。也由这些神话产生了装饰希腊花瓶的题材，也使希腊艺术家因而创作了无数的绘画、塑像和浮雕。虽有科学上的成就和少数人企图传播一神主义，但一直到希腊文明结束，人们继续创造神话，甚至创造神。赫拉克利特等人曾以讥讽的方式解释神话，柏拉图曾将神话加以改编，色诺芬尼曾对神话公然指责，但在柏拉图之后5个世纪帕萨尼亚斯巡游希腊时，发现那些传说和荷马时代一样深入人心，使人津津乐道，并温暖人心。神话诗和神学诗的发展过程也是很自然的事，今日和他日一样永远存在；神的降生率和死亡率一样高；神祇虽然形态发生变化，但数量永存，代代相传，几乎毫无变更。

诸神列举

·次要神祇

如果我们依人为的方法把这无数的神祇分为7组，可以勉强定出一个顺序，使其形象更为鲜明。这7组分别是：天神、地神、生殖神、动物神、地下神、祖先或英雄神和奥林匹斯山诸神。一如赫西俄德所说，对一个人来讲，述说所有诸神的名字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1）据我们所知，最初入侵希腊人的一位大神，正如吠陀的印度人一样，是崇高而多变的天本身，逐渐变为神人同形的乌拉诺斯，而后又成为形云、作雨和集雷的宙斯。在长期阳光普照、过度干旱的地区，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仅是一个小神。阿伽门农向他祈祷，斯巴达人以4匹马作为祭献请求他在天上驾驰他的带火战车。 [1] 罗得斯人在古希腊时代尊赫利俄斯为他们的主神，每年以4匹马和1辆战车驰入海中供其使用，并为他塑造了著名的巨像。甚至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因为说太阳只是一个火球，而并非神，几乎丢掉了他的性命。但一般说来，古色古香的古典希腊对太阳的崇拜很少，对月神塞勒涅（Selene）的崇拜更少，对其他星体几乎没有。

（2）大多数希腊的神是住在地上，而非天上。首先是地神（女神）本身，她是一个丰足和富于耐性的母亲，因受降雨的乌拉诺斯（天）拥抱而受孕。成千上万次要的神居住在地上、地上的液体里或和其邻接的空中：精灵居住在树上（尤其橡树上）；涅瑞伊得斯（Nereids）、那伊阿得斯（Naiads）、海神的诸女是居住在河、湖和海里；有些神涌出井或泉，或流动成溪流，如迈安德河或斯佩耳刻俄斯河；有些风神如波利亚（Boreas）、泽菲尔（Zephyr）、诺图斯（Notus）和欧路斯（Eurus），以伊路斯（Aeolus）为其首领；伟大的潘神（半人半羊），他头有角，足如蹄，好色，是一位面带笑容的滋养者，也是牧人和羊群的神，他也是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神，隐伏于森林或野生动物里，他的魔笛在每一条河流和每一处山谷都可听到，他慑人心灵的吼声可使漫不经心的兽群惶恐，他的侍者则为半人半兽的农牧神和半人半兽的森林诸神，年老的森林神叫作赛林奈（sileni ），其形象一半为羊，一半为苏格拉底。大自然的各处都是神。所有空间简直充满了善恶的各种神祇，因此，某一位诗人曾说：“（因为空间都被神占满了）简直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插进玉米穗尖的空隙。”

（3）大自然间最有能力和最神秘的是再生。因此，希腊人也和其他的古代民族一样，在崇拜土地的肥沃和再生之德以外，也崇拜男与女再生的根源和表征。作为再生象征的阴茎，就出现在德墨忒尔、狄奥尼索斯、赫耳墨斯的祭典上，甚至对贞洁的阿尔忒弥斯的祭礼也不例外。这种象征在古典时代的雕刻和绘画上也一再出现，其出现次数之频繁，令人生发反感，希腊伟大的宗教节日狂欢节（在当天还上演希腊剧），就是由阴茎游行引起的，在这一天，希腊各殖民地都很虔诚地送去一些阴茎。这些节日无疑会使他们获得一些淫荡的情绪，我们可以从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得到判断，但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情绪仍然是健康或有益的，因为可能由此达到刺激爱欲和促进出生率的目的。

这种生殖崇拜，也有其丑恶的一面，可从亚历山大之后300年和罗马时代的崇祀普里阿普斯（Priapus）中看出。普里阿普斯是由狄奥尼索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奸情所生，与这个故事相关的图画在庞培城的花瓶和壁画上甚为普遍。关于这个再生题目，一种比较可爱的变化，是对代表母性的女神的崇敬。阿卡狄亚、阿尔戈斯、埃莱夫西斯、艾菲索斯、雅典和其他地区，对于女性神祇极为虔敬，这些女神是经常没有丈夫的，其由来可能反映了婚姻制度形成以前的一种原始母系时代。而把宙斯奉祀为诸神之上的父神，可能代表以男性为族长原则的胜利。可能女人在农业里的优先权，有助于最伟大的“母性之神”德墨忒尔的形式。一个最美丽的希腊神话（这个神话很技巧地在德墨忒尔的赞颂诗里吟诵，据传是出自荷马之手）告诉我们，德墨忒尔的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正在采花的时候被冥府之神普卢托（Pluto）攫入冥府。伤心的母亲在各处寻找她，终于发现了她，劝请普卢托准许她的女儿每年在世界上生活9个月，这就是土壤每年死亡和再生的美丽象征（冬天3个月象征土壤的死亡）。由于埃莱夫西斯人对于乔装“坐在途中伤心”的德墨忒尔很同情，所以她把农业秘密教授给他们和阿提卡人，并且派遣埃莱夫西斯王的儿子特利波勒姆斯（Triptolemus）到人间传播这种农艺。大体说来，这个神话和埃及的伊西斯和俄赛里斯、巴比伦的坦木兹和伊什塔尔、叙利亚的阿斯塔和阿多尼斯，以及弗里吉亚的西芭莉和阿提斯，并无差异。对母性的崇敬，在度过古典时代后，到了尊崇圣母玛利亚为天主之母时，又获得了一种新生命。

（4）在早期的希腊，有些动物被尊为半神祇。在希腊的雕刻时代，其宗教过度重视神人同性或神人同形，因而不能容纳兽类进入神圣范围，这与埃及和印度的情形颇为不同。但在不太正统的古代遗迹里，我们却发现了经常有神与兽的结合。牡牛因为它强劲的体力与潜力而被视为神圣，且往往被认为与“天神”宙斯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相关联，或为他们的装束，或为他们的标记，甚至可能先他们而为神。因此，牛眼的赫拉便被认为可能原是一头圣牛。猪因为它的生殖力强，也被认为神圣，猪可能与温善的德墨忒尔有关，在播种宴会（Thesmophoria）上，祭品表面上是一头猪，实际上可能也就是向猪致祭。在迪亚西亚（Diasia）的祭日，祭品名义上是献给宙斯，实际上是献给当时很著名的地下蛇。无论这个蛇是否被认为是神圣而永生，或作为一个生殖的标记，我们发现，它自从作为克里特蛇神（雌性）到进入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一直都被看作神祇；在雅典卫城雅典娜的神殿里有一条蛇，人们每月奉献一个蜜饼，以作为安抚性的祭献。在希腊艺术里，时常见到一条蛇以赫耳墨斯、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阿波罗的形态出现；菲狄亚斯的雅典娜的盾下面就饰有（盘绕着）一条很强猛的蛇；法尔内塞的雅典娜也一半被蛇所掩遮着。蛇往往被用作庙宇或家庭守护神的标志或形象，因为蛇经常出入于坟墓，也常被认作亡者的灵魂。有人认为，皮西亚赛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阿波罗在德尔菲所杀死的巨蛇。

（5）最恐怖的神是地下诸神，他们住在洞穴里、裂隙里或冥府里。希腊人对这些神祇，并不在白昼以爱慕的心情来祭拜，而是在夜间以摆脱恐惧的心理去祭祀，这种模糊的非人类力量才正是希腊土生土长的事物，实际上可能比希腊人古老，可能也比迈锡尼人早，也可能是由迈锡尼人传入希腊。倘若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神是怀有复仇性动物精灵的延续，这些动物在早期由于人的进化和繁殖被驱入林中或地下。地下神中最大的神叫作地底宙斯（Zeus Chthonios），但这里Zeus的意义与阳界的宙斯神无关，只是表示神（god）。或者他被称作地府宙斯（Zeus Meilichios），意思是仁爱神，但这个称呼又带有欺骗和讨好的意味，因为这个神是一条恐怖的大蛇。阴府的冥王哈迪斯（Hades）是宙斯的兄弟，也是地下的主宰，希腊人为安抚他称他为普卢托，意思是丰富的赐予者，因为他的权力可以赐福，也可以摧毁所有生长在地下诸植物的根。 [2] 更具鬼气也更可怖的是赫卡忒（Hecate），这是一个恶鬼，他从冥界来到世上散布灾祸，他散布灾祸的方法是用他邪恶的眼，凡经他光临拜访的都不能逃脱。知识较欠缺的希腊人以小狗为牺牲来祭献他，希望他不要光临。

（6）在古典时代以前，死者也被认为是可对人赐福或为祸的神灵，因此也以祭献和祈祷来安抚他们。死亡者并非真正的神，但原始的希腊家庭也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他们已亡的祖先要比对任何神祇都要尊敬。在古希腊时代，对这些魂灵是恐惧多于钟爱，因此也以憎恨式的仪式来安抚，在安塞斯特里亚（Anthesteria）的节日便是一例。对英雄的崇拜也是对死者崇拜的一种扩大。神可以使伟大、崇高和美丽的男女复苏，获得永恒的生命，并成为次要的神祇。因此，奥林匹亚的人们每年祭祀希波达米亚；卡桑德拉在拉科尼留克特拉，海伦在斯巴达，俄狄浦斯在克罗纳斯，也都享受祭祀。神也可以降入人体，使这个人具有神性，也可以与一个人同居而生一位英雄神，例如宙斯和阿勒梅纳生了赫拉克勒斯。很多城市、团体，甚至各行业，都上溯到他们神生的英雄始祖，因此，希腊的医生就可追溯到阿斯克勒庇俄斯。一个神在开始可能是一个死人、一个祖先或一个英雄，一个庙宇在最初也可能是一座坟墓，一个祠庙类的建筑在多数地区仍作保管圣人遗体之用。一般而言，希腊人对人神的区分并不如我们严格，他们的神除了在出生方面与我们所称的圣人很接近之外，与他们的崇奉者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神虽然称为永恒者，但其中很多也可能死亡，如狄奥尼索斯即是一例。

·奥林匹亚山诸神

所有以上诸神，虽然不一定是比较不受尊敬的，却是希腊神中不太著名的。在荷马的著作里，关于以上诸神的资料何以很少，而对于奥林匹亚山诸神的资料却那样丰富呢？可能因为奥林匹亚山诸神随阿哈伊亚人和多利安人同来，遮掩了迈锡尼和居住在地下的诸神。也就是说，先前的神和崇祀他们的人，都被后来的神和后来的人征服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多多纳和德尔菲两地的变化情形，在这两个地方的神，一个是地神被宙斯所取代，另一个地方的神则被阿波罗取代。我们不妨说，被击败的神并没有被消灭，而是退居于臣属地位，他们惨痛地退隐地下，仍被一般人民所崇拜，而获得胜利的奥林匹亚山诸神则高居山顶，接受贵族的崇祀。因为荷马是为上层社会写作的，因而几乎没有提到冥府诸神。荷马、赫西俄德和雕刻家，因散布对奥林匹亚山诸神的崇奉，也协助了征服者政治地位的提高。有时，次要的神也会被大神合并或吸收，或变为大神的仆从，很像次要的小国往往配属或臣属于大邦，因此，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和半人半羊的神归属了“酒神”狄奥尼索斯，海上诸神归属了波塞冬，山林诸精灵归属了阿尔忒弥斯。于是较原始的仪式和神逐渐消灭，鬼魔出没大地的混乱情形，由半神圣的治理所取代，这也象征了希腊世界政治稳定的成长。

这个新神国的首领是伟大而年高的“天神”宙斯。但他并不是到来得最早的神，如我们所知，乌拉诺斯和克罗纳斯都在他之先，但他们两位和泰坦神族都与路西法（Lucifer） [3] 一样被推翻了。 [4] 宙斯和他的弟兄拈阄来分配这个世界，宙斯赢得了天上，波塞冬得了海洋，而哈迪斯则获得了大地的低洼处及地下。这个神话并没有谈到创造，因为世界在诸神之前已经存在，诸神也没有用泥土造人，而是他们之间结合生人，或是与他们所生的人也就是他们的子孙结合再生他人。天主是希腊神学上真正的大父。奥林匹亚山上诸神既非全能，也非全知；他们之间互相抵制，甚至互相反对；他们之间任何一位，尤其是宙斯，都是可以被欺骗的。但各神仍承认宙斯的宗主权或领导权，并且群集于他的朝中，好像封建王朝的家臣一样，宙斯经常与他们议事，不时地采纳他们的意见，也经常安排他们的职掌。最初，他是天和山的神，也是不可缺的雨的制造者。 [5] 如同耶和华一样，他早期的形象是一位战神，他曾和自己争论或详加思索，是否应当终止特洛伊之围，或“更惨烈地进行战争”，并决定而后应采取的步骤。而后逐渐成为其他各神和人类镇定而有力的统治者，雄踞奥林匹斯山上称王。他是世界道德秩序的首领和泉源；他惩罚不孝，维护家庭财产，承认誓愿，追查伪证，并保护边界、家庭、恳求者和客人。最后，就如菲狄亚斯在奥林匹亚为他所雕刻的肖像一样，他也是判决的安详执行者。

他的一个缺点是，也和一般青年一样，轻易陷入恋爱。他并没有创造女性，但对女性异常称赞，认为女性的美丽和温柔对神也是不可估价的礼物，他发觉女性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赫西俄德对宙斯的恋情和荣耀的后嗣，列举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他第一个伴侣是狄俄涅（Dione），但当他移居色萨利的奥林匹斯山的时候，把她遗留在伊庇鲁斯。在奥林匹斯，他的第一位妻子是美狄丝（Metis），她是量度、心灵和智慧的女神。因为传言她所生的儿子将要把他推翻并篡夺他的王位，因此他吞噬了她，并吸收了她的品质而成为智慧之神。当他把他的妻子美狄丝吞噬后，她在他的体内生产雅典娜，雅典娜剖开了宙斯的头以便出世。孤单地追求貌美可爱的宙斯，又以忒弥斯（Themis）为伴侣，因她而再生了12位司季节、秩序、正义及和平的诸神（twelve hours）；宙斯再以欧律诺墨（Eurynome）为妻，生了司温雅、美丽的三女神格雷丝（Graces）；接着又以摩涅莫辛涅（Mnemosyne）为妻，生了司文艺、科学、艺术的九女神缪斯；接下来的一位是勒托（Leto），因此也就成了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的父亲；再依序娶他的妹妹德墨忒尔和另一位叫珀耳塞福涅的女神；终于纵情享乐，之后又娶了她的妹妹赫拉，并封她为奥林匹斯山之后，生了赫柏比、阿瑞斯、赫菲斯托斯和艾莱西雅。但后来他和赫拉相处得并不和谐。她也和他一样是资深的神，在很多邦内深受尊敬；她是婚姻和母性的主保神、婚姻关系的保护者；她端庄、严肃而有德，对宙斯的胡作非为颇感不快；同时，她也是一个有名的悍妇，他曾想殴打她，但发觉别恋更容易获得安慰。他第一位凡人伴侣是尼俄柏；最后一位是阿克玛拉——她也是尼俄柏的第16代后裔。 [6] 他也和一般希腊男女的兼容并蓄一样，爱上了俊俏的盖尼米得（Ganymede），把他攫上奥林匹斯山作为他的执杯童子。

生殖力如此强盛的父亲，当然会有一群辉煌的子孙。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上生出时就已成熟，且全身武装配备，这也就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它最常用的比喻。她是雅典一个很适当的女神，用自己足以自豪的童贞来安慰少女，用军事的热情鼓励男人，将属于宙斯和美狄丝的女儿的智慧加于伯里克利以象征自己。当泰坦族的帕拉斯想与她做爱时，她把他杀掉，将他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以警告其他的求爱者。因此，雅典人也向她献出了最可爱的神殿和最华丽的节日。

比雅典娜更广泛受人尊奉的，是她英俊的弟弟阿波罗。他是光明的“太阳神”，音乐、诗歌和艺术的保护人，城市的建立者，法律的创造者，医学之神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之父，强力的射手和战争之神，地神和月神的继承者，在德尔菲，是希腊最神圣的传神谕者。他也是谷物成长之神，因此，在收割时获得1/10的奉献。为偿报农民的奉献，他从得洛斯和德尔菲以金黄色的阳光照耀土壤，以增加它的肥沃。对其他神的很多崇祀，具有一种恐惧和迷信的成分，而在德尔菲和得洛斯对于阿波罗的伟大节日，则是一个智慧民族对健康和智慧、理性和诗歌之神的一种愉悦和欢欣。

他的姐妹阿尔忒弥斯也是很快乐的一位，由于过度热衷于动物生活和林间的乐趣，因而没有时间与男人恋爱。她是野生动物、森林、山丘和圣枝的女神。正如阿波罗是希腊青年的理想人物一样，阿尔忒弥斯也是希腊少女的典型——强健、爱体育、高雅、贞洁；同时也是产妇的护卫者，产妇在生产时向她祈祷，以求减轻自己的痛苦。在艾菲索斯，作为母性和生殖的女神，她仍保留她的亚洲特性。但因为既崇敬她的童贞又崇拜她的母性，所以在崇拜上造成了混乱。基督教在这方面比较聪明，在5世纪就把这种崇拜转移于玛利亚，又把8月中期阿尔忒弥斯的收获节日转变为圣母升天节。如此可把旧的办法保留于新方式之中，每件事情都变了，但要点仍然保留。历史和生命一样，如不继续就会死亡。特性和制度可以变更，但必须徐徐行之。发展上严重的破坏，可以造成民族的健忘或精神混乱。

在这个万神殿中，完全类似人类的一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工艺大师、跛足的赫菲斯托斯，罗马人叫他沃尔坎（Vulcan）。起初，他好像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一位，这种情形污辱和损伤了天上的卡西莫多（Quasimodo）。但最后，我们同情的是他，而不是那些谲诈、狂妄和虐待他的神祇。在他变为异常接近人之前，可能曾是往来于火与铁厂之间的神灵。在荷马的神谱上，他是宙斯和赫拉生的儿子；但其他的神话都告诉我们，因为赫拉嫉妒宙斯吞噬美狄丝后自行生出雅典娜，因而她不借任何男性之助生出赫菲斯托斯，因为母亲发现他既丑且弱，便将他从奥林匹斯山掷下。但他找到了归路，又回到奥林匹斯山，并且为山上诸神建造了很多华厦。虽然他母亲曾经待他很残酷，他对她则非常亲近和尊敬。有一次他母亲与宙斯发生争吵，他异常热切地袒护他母亲，因而使宙斯非常愤怒，提起他的腿丢到山下地上，赫菲斯托斯跌卧一整日，最后在利姆诺斯岛（Lemnos）登陆，并伤了足踝，从此变成了痛苦的跛子（荷马说他此前已经是跛子）。他又回到奥林匹斯山。在他著名的工厂里建造了有20个巨大风箱的铁砧，建造了阿喀琉斯的盾和甲胄，建造了可自行移动的铸像和其他甚为奇特的制品。希腊人尊他为各种金属行业之神，而后又尊他为各种工艺之神，并以火山作为他地下工厂的烟囱。他娶了阿佛洛狄忒是他的不幸，因为美丽的女人多半无德。他获知了阿佛洛狄忒和阿瑞斯私通，于是制造了一个捕机，当他们做爱的时候把他们捉住；于是这位跛神也获得了报复机会，他召请其他各神在大笑中来参观这一对被捉的爱神和战神。荷马告诉我们：

阿波罗曾对赫耳墨斯说：“赫耳墨斯，宙斯之子……你是否真正甘愿满身桎梏，堕入陷阱，与美丽的阿佛洛狄忒同榻？”然后这位使者答说：“阿波罗我的主，如果真有一天这种情形实现，即使增加三倍无法解脱的桎梏，你们所有的神和所有的女神都可以来看，我仍愿与美丽的阿佛洛狄忒同榻。”

“战神”阿瑞斯从未以他的智慧和诡诈著称于世，他的工作和兴趣是战争，即使阿佛洛狄忒的美丽和魅力，也不能给予他得自滥杀和杀戮中的刺激。荷马称他为“人类的诅咒者”，并且津津乐道雅典娜如何把他系在巨石上而放平，“当他卧倒时，一共掩覆了7英亩的土地”。赫耳墨斯更为有趣。最初他是一块石头，对他的崇敬也是源自希腊人对圣石的崇拜，这从他本人进化的过程也可看出。他是置于坟墓上的高石，换言之，他就是这块高石的精灵。他也是界石或是界石之神，标示并保护一个区域。由于他的职掌中也有促进生殖，阴茎于是成为他的标志之一。他也是石柱，有雕刻的柱头，未雕刻的柱身，也就是很显著的男性生殖器——装设在雅典各显要住宅之前；我们将看到这些石柱（柱头雕有其像的方柱）如何在远征锡拉库萨之前被肢解，造成阿尔西比亚德斯和雅典的毁灭。他也是旅行者和传令者的保护神，旅行者和传令者所持的有二蛇双翼的手杖，是他的标记之一。因为他是旅者之神，也成为幸运、贸易、狡猾和获利之神，因此也成了度量衡的发明者及保证者以及伪证、盗用公款和窃盗的保护神。因为他自己是传令者或使者，持奥林匹斯山的信笺或命令来往于神与神或神与人之间，他穿着带有飞翼的芒鞋（仅有编条而无整个鞋面的便鞋），行动快速如风。来往奔驰使他体态轻盈优美，使后来的普拉克西特列斯得以为他雕出优雅的雕像；他是行动迅速和精力充沛的青年，成为运动员的主保圣人。因为是传令者，也就成了辩才之神；既然是神间的译述员，也就成了历史悠久的诠释工作之神。荷马在一首赞颂诗里告诉我们，他幼年如何将琴弦伸展于龟壳上，发明了七弦琴。然后轮到他来讨好阿佛洛狄忒，我们得知，他们所生出的是一个优美的两性体（hermaphrodite），既有他们的魅力，也以他们共同的名字命名。

除了贞洁、童贞和母性的女神之外，应当还要有美和爱的女神，这是希腊人的特性。以她在近东出生和在塞浦路斯的中东故乡而言，阿佛洛狄忒无疑是所有女神中的第一位。直到她受尊敬的晚期，仍在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全部领域里，与再生及生殖力相联系。但当文明愈加发展后，安全性的增高，消除了高出生率的需要，因此可以用审美的观点任意在女人身上寻求其他美德，而不再仅仅是多子多孙的要求了。因此，除使阿佛洛狄忒成为美的理想化身之外，还要成为异性之爱或异性相悦的神。希腊人以多种方式和目的崇奉她：视之为天上之神阿佛洛狄忒·乌拉尼亚（Aphrodite Urania），司天文并为贞洁或圣爱之女神；视之为时髦之神阿佛洛狄忒·潘得摩斯（Aphrodite Pandemos），以各种方式表现性爱的女神；甚至还称她为美臀女神阿佛洛狄忒·卡丽吉格斯（Aphrodite Kallipygos）。雅典和科林斯的妓女为她建造神殿，尊她为她们的主保圣者。每年4月初，希腊多个城市庆祝她的节日阿佛洛狄西亚（Aphrodisia）；这一天，凡是参加的民众，都可享有性的自由。她是热情奔放注重肉欲享受的南方爱神，也是气候寒冷、以打猎为主的北方爱神阿尔忒弥斯的古老对手。几乎和历史一样的讽刺的神话，把她说成跛足的赫菲斯托斯之妻，但她却以阿瑞斯、赫耳墨斯、波塞冬、狄奥尼索斯和很多凡人如安基斯和阿多尼斯等作为安慰。 [7] 在她与赫拉和雅典娜竞争后，帕里斯赠给她一枚金苹果作为美的奖品。但她原来也许并不美丽，直到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为她重新构思，替她雕出美来，使希腊人因此得以宽恕她的罪恶。

除了宙斯的合法子女与私生子女之外，我们必须在奥林匹斯山的主要神祇中，增列他的姐妹赫斯提（Hestia）和他那不易控制的兄弟海神波塞冬。这位控制水域的希腊海神，自认为他的地位完全与宙斯相等，毫无优劣。甚至地处陆地的国家也崇奉他，因为他不仅控制海洋，也控制河流和泉水，他指挥神秘的地下水流，制造地震和海潮。希腊的水手都向他祈福，并在危险的海岬为他兴建神殿，希望他不要降祸。

由于化身无尽，即使在奥林匹斯山，次要或从属的神祇也多得不胜枚举。赫斯提（罗马人称Vesta）是主司家中壁炉及其圣火的女神。虹神伊利斯，有时也作宙斯的使者；赫柏是青春女神；厄勒梯亚帮助和保护生产中的妇女；达克（Dike）也称正义之神；堤喀（Tyche）职掌机会；厄洛斯是爱神，赫西俄德称他是世界的创造者，而萨福则称他为“溶解的肢体，又苦又甜，不切实际的野兽”。此外，还有希梅纽斯（Hymeneus），职司婚姻；许普诺斯（Hypnos），职司睡眠；奥涅伊洛斯（Oneiros），职司梦幻；格拉斯（Geras），掌管老年人；李特（Lethe），主管遗忘；塔那托斯（Thanatos），主管死亡。其他还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缪斯神一共有9位，专门启发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属钟灵毓秀之神：克利欧（Clio）掌历史，欧忒耳珀（Euterpe）掌以笛伴奏的抒情诗，塔利亚（Thalia）掌喜剧和田园诗，墨尔波墨涅（Melpomene）掌悲剧，忒耳西科瑞（Terpsichore）掌合唱队的歌舞，埃拉托（Erato）掌情诗及打油诗，波利妮娅（Polymnia）掌赞颂歌，乌拉妮娅（Urania）掌天文，卡利奥佩（Calliope）掌史诗。有掌美丽、温雅的三女神，和她们的12位侍者，称为时序女神，职司季节、秩序、正义和平等。另有纳梅西斯（Nemesis），为人类奖善惩恶，降祸于那些犯了“杂交”罪——污辱繁荣的人。再就是可怕的“愤怒之神”艾瑞尼（Erinnyes），他有仇必报，毫不留情。希腊人为消灾降福，特意以委婉而动听的名字称呼他为善意者欧迈尼德斯（Eumenides）。最后是命运之神莫拉（Moirai），规定人生不可避免的事件，人神皆管。希腊宗教在这种观念下遭遇到了它的限制，因此，也就进入了科学和法律的领域。

现在，我们来谈希腊诸神中最麻烦、最为人所知和最难归类的一位，那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他生涯的后期，才获准进入奥林匹斯山。在色雷斯，他是麦酒之神，被视为赠予希腊的一种希腊礼物，人们称他萨白修（Sabazius）。在希腊，他成为酒神，是葡萄的滋养者和保护者。他原是一位生殖守护神，后来变为中毒者的神，最后变成一位为救人类而死的神。有关他的神话，是由多种形象和传说混合而成的。希腊人认为他是扎格留斯（Zagreus），是宙斯的女儿珀耳塞福涅为他所生的“长角儿”。他最受父亲的宠爱，坐在天神父亲的宝座旁边。当嫉妒的赫拉鼓动泰坦杀他的时候，宙斯先把他变成山羊，然后又变成公牛。虽然如此，泰坦仍然捕获了他，把他的身体剁碎，放到一个大锅里煮。雅典娜，如同另外一位特里劳尼（Trelawney），救出了他的心，将它送给宙斯，宙斯把它交给了塞美勒（Semele），她食后怀孕，为这位神作了第二次降生，取名狄奥尼索斯。 [8]

人们为狄奥尼索斯的死亡而哀悼和为他的复活而庆祝，在希腊人中形成了一个散布极广的仪式的基础。每逢春季，葡萄花开的时候，希腊的妇女便到山上去迎接这位再生的神。她们毫无节制地接连纵饮两天，并像不太虔诚的纵饮者一样，认为他没有智慧，也就不会失去智慧。她们由忠于狄奥尼索斯的狂热妇女领导，排成狂野的行列前进；她们对狄奥尼索斯的受苦、死亡和复活的故事虽然很熟悉，但仍倾心静听；她们在纵酒和狂舞时陷入狂乱，在这种狂乱中再无任何约束。这个仪式的高潮和中心是捕获一头山羊，或一头公牛，有时是一个男人（认为他们是神的化身），然后把这个被捕获的牺牲者撕为碎片，用以纪念狄奥尼索斯被肢解，接着就像食用圣餐一般饮这个牺牲者的血，并食其肉，认为如此神就可进入她们的身体，并占有她们的灵魂。在这种神圣的神秘狂热仪式中 [9] ，她们认为她们可以在这个神秘的胜利结合中与神结为一体。她们用他的名字称呼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他的一个称号之后，因而也就知道自己不会再死亡。或者她们称她们的状态为“狂喜”，意思是她们的灵魂出壳并与狄奥尼索斯化而为一，因而她们可以感到摆脱了肉体的负担，可以获得神圣的内心悟见，可以预言，她们也成了神。这种自色雷斯传入希腊的狂热崇拜，就像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一样，将受全国崇敬的冷静而明晰的奥林匹斯山诸神从这一区域带到另一区域，变为满足刺激和放纵、渴求热情和拥有的神秘信仰与仪式。德尔菲的祭司和雅典当局曾企图禁止这种崇拜，但终究无效；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狄奥尼索斯，并将之入祠奥林匹斯山，使之希腊化、人性化，给他一个正式节日，将他的崇拜者那种在山丘上由纵饮所获得的狂欢转变为希腊狄奥尼索斯节日庄严的游行、雄壮的歌声和高贵的鼓乐。有一个时期，他们虽使狄奥尼索斯臣属于阿波罗，但结果是阿波罗被狄奥尼索斯的后继者耶稣基督所征服。

神秘仪式

希腊的宗教主要有三个部分和阶段：地下神（chthonian）、奥林匹亚山诸神和神秘主义者。第一种可能是出自迈锡尼，第二种可能出自亚该亚—多利安人，第三种可能来自埃及和亚洲。第一种崇拜地下诸神，第二种崇拜天上诸神，第三种崇拜复活的神。第一种盛行于穷人，第二种盛行于富裕阶层，第三种则盛行于较低的中产阶级。第一种盛行于荷马之前的时代，第二种盛行于荷马时代，第三种则盛行于荷马之后的时代。在伯里克利的开明时代，希腊宗教中最活泼和兴盛的部分是神秘仪式。按照希腊文的意义，所谓神秘仪式就是举行一种秘密仪式，在这个仪式里揭示出神圣象征，也实施对这个象征应举行的仪式，只有经过正式仪式引进的人，才能参与礼拜。这种仪式通常是以半戏剧性的形式表演，纪念一个神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以追溯以前的生长主题和奇迹，并许诺正式信徒个人的不死或永生。

希腊有很多地方都举行或庆祝这种神秘仪式，但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埃莱夫西斯相比。埃莱夫西斯的各种秘密仪式在阿哈伊亚以前就存在，最初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秋季的耕种节。一个神话告诉我们，德墨忒尔如何为酬报她在漂泊时期阿提卡人民对她的亲切和同情，他们在埃莱夫西斯建立了她最大的神殿（这个神殿在希腊历史上屡毁屡建）。雅典在梭伦、庇西特拉图和伯里克利当政时采取了在埃莱夫西斯所庆祝的德墨忒尔节日，并使这个节日的计划和举行更为周密与壮观。春季雅典附近举行较次要的秘密仪式时，所有准备正式成为信徒的人先自行跳入伊利西斯河（Ilissus）中做预行净洁仪式。到9月，做过净洁仪式的人和其他人等，沿着通往伊利西斯的圣路走14英里庄严但甚欢欣的朝圣旅程，队伍的前面举着的是“地下神”伊阿科斯（Iacchus）的肖像。朝圣的队伍在火炬的照耀下到达伊利西斯，严肃地将神像置于神殿中，然后这一天就在神圣的歌舞中结束。

更大的神秘仪式要再持续4天。曾经斋戒沐浴以净洁自己的人，现在可以参加较次要的仪式了；一年以前已经完成这种仪式的人这时进入“始式厅”（Hall of Initiation）准备正式加入，在始式厅举行秘密仪式。此时，这些准备正式加入的人，就要参加为纪念德墨忒尔而举行的圣餐式而开斋，饮用一种谷粉与水的混合物，并进食圣饼。至于秘密仪式的经过为何，我们完全无法获悉，因为凡是泄露仪式经过的人都要被处以死刑，所以古时的人都守口如瓶，就是最虔诚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如对任何秘密稍有泄露，也很难逃脱谴责和处分。但无论如何，仪式的内容是象征性的表演，还有一部分是与狄奥尼索斯有关的戏剧。表演的主题很可能是珀耳塞福涅被冥王普卢托强奸，伤心的母亲德墨忒尔到各处寻找，珀耳塞福涅回返阳世，和德墨忒尔一起教阿提卡人民以稼穑。典礼的概略经过是一位代表宙斯的祭司和一位扮演德墨忒尔的女祭司的神秘结婚。这个象征性的婚姻也以神奇的速度产生结果，因为很快就郑重地宣布“我们的夫人已经生了一个神圣的儿子”，接着就展示一个已经成熟的谷穗，以象征德墨忒尔辛勤的成果——也是对大地的恩赐。然后，这些朝拜者在暗淡的火炬引导下进入代表冥府的黑暗巨穴，接着又上行进入一个灯光照耀的房间，这似乎是代表幸福的人们的居处，接着到了最重要的阶段，在庄严兴奋的情形下，向他们展示至此一直掩藏着的圣物、遗体或偶像等。据说，看到这些展示后在极度的喜悦下，他们感觉已与神结合，神与灵魂已合而为一；他们的心不但超脱了本性的迷惘而上升，同时了解到被神吸纳与神合一的平安。

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狄奥尼索斯的神秘仪式由宗教传播而进入埃莱夫西斯的宗教崇拜仪式：有人认为伊阿科斯和珀耳塞福涅的儿子狄奥尼索斯是同一个神，狄奥尼索斯·扎格留斯的传说则套在德墨忒尔的神话上。尽管形式众多，其神秘崇拜的基本观念并无二致：正如种子再度发芽一样，死者也可获得新的生命；不仅有可怕而阴暗的冥府，也有快乐和平安的生命。当希腊宗教中的其他一切几乎均已消逝之时，这个由亚历山大与埃及的永生信念结合而成的安慰思想（希腊信仰是由此而产生），给了基督教用来征服西方世界的武器。

在公元前7世纪，由埃及、色雷斯和色萨利传入希腊另一种神秘崇拜，在希腊历史上几乎比埃莱夫西斯的神秘仪式更为重要。我们发现它的起源是阿尔戈英雄时代的一个不甚著名但甚为迷人的俄耳甫斯（Orpheus），他是色雷斯人，他在“文化、音乐和诗歌方面，远超过我们已知的一切人之上”。虽然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切都带有神话的成分，但这个人很可能曾经真正存在过。他被描述成一个温和的精灵，高雅、温柔、热情、爱沉思。有时是一个音乐家，有时是一个狄奥尼索斯的改革派苦行祭司。他弹奏七弦琴的技能极高，歌声也极其优美，甚至人们一听到他的琴声和歌声，就想拜他为神。狂野的动物听到他的声音就变得驯良，树木和石块也离开原来的位置追随他的琴音。他娶了美丽的欧律狄刻（Eurydice）为妻，当死神将欧律狄刻攫去的时候，他痛苦得几乎陷入疯狂。他跳入冥府，以琴声迷惑珀耳塞福涅，于是冥王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他一直到达地面而不回头转望，就准许他将欧律狄刻带回阳世。但到最后一道障碍时，他深恐妻子未能追随，无法再自我克制，于是回头转望，最终只能看到他的妻子再度被拖回冥府。色雷斯的女人因为他不肯在她们身上寻取安慰，于是在一个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节上把他撕裂肢解。宙斯对这件事很是遗憾，他代这些女人表示忏悔，于是把俄耳甫斯的琴置于星辰间成为一个星座。他被砍断的头仍在歌唱，就被埋在莱斯博斯的一个裂罅间，后来这里成为一个很著名的神谕地，据说在这里的夜莺唱得特别甜美柔婉。

而后的时日里据说他留下来很多圣歌，可能确有其事。根据希腊的传说，一位名叫俄诺玛克里图斯（Onomacritus）的学者受希帕恰斯的嘱托，约于公元前520年将这些遗作加以编辑，一如几十年前编辑荷马的短诗一样。在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这些赞美诗获得了一种神圣的性质，因为有得自神的默启或灵感，并且形成了与狄奥尼索斯崇拜有关的神秘崇拜的基础，但在教义、仪式和道德影响上，则远为优越。这个信仰主要是确定圣子狄奥尼索斯·扎格留斯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以及所有人类均将复活，接受未来的赏罚。因为相信杀死狄奥尼索斯的泰坦们是人类的祖先，因此也就有原罪的污点存在于所有人类之中；为了对这种罪恶加以惩罚，因此把灵魂关在肉体中，就如囚于监狱或坟墓之中一样。但人类知道泰坦们曾经吃掉狄奥尼索斯，因而在每个人的灵魂里面，都有一点不能毁灭的神性而获得安慰。在秘密的圣餐礼中，俄耳甫斯派的崇拜者生啖象征狄奥尼索斯的牛肉，以纪念他的被戮和被吃，并以此再度吸收神的本质。

俄耳甫斯派的神学说，人死之后，灵魂就要进入冥府，接受阴间诸神的审判；因此，俄耳甫斯的赞美诗和仪式，也和埃及的《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 ）一样，训示其信众为这个详尽的最后审判做准备。倘若判决有罪，就得遭受严重的惩罚。有一个教条说这种惩罚永无止境，因而在以后的神学中变成了地狱的观念。另一种教义采取灵魂轮回的观念：灵魂按照前生行为的善恶一再地转生为较乐或较苦的生命；这种转生的轮子转动不息，直到灵魂完全洁白无瑕，获准进入极乐岛为止。另一个说法提供了向善的希望：在地狱的惩罚可在生前由其本人忏悔改进或于死后由其亲友代行而得以结束；由于这个说法，产生了一种炼狱和大赦之说；柏拉图曾以几乎与马丁·路德相当的愤怒形容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举行的这种大赦：

托钵的先知走到富人的门前，劝告富人说，他们（先知）得了一种能力，可用祭献或咒语的方式，为富人或富人祖先的罪恶举行忏悔仪式……他们拿出许多由姆萨俄斯（Musaeus）和俄耳甫斯所写的书，劝告人们按照这些书来举行仪式。他们不仅劝告个人，并对全城的人说，祭献和娱乐（仪式）可以使罪恶得到补救和宽恕，这种祭献和仪式可在一个空闲的时间举行，对于生者和死者都同样有益。他们称后者（仪式）为神秘仪式，这种神秘仪式可以免除我们的地狱之苦，但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无人可知将来会发生何种后果。

一种罪恶和良心的概念——肉体是恶和灵魂是圣的二元论进入了希腊人的思想。压制肉体以使灵魂超脱，成了宗教的主要目的。俄耳甫斯派正式信徒的兄弟关系，既没有教会组织，也没有单独生活，但所有的信众都穿白袍，令人一望而知，同时也不食用肉食，也做一般与希腊生活方式无关的某种程度的苦行。在某些方面，他们代表了希腊历史上的清教改革。他们的仪式逐渐侵占了大众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

这个教派的影响，广泛而又持久。毕达哥拉斯学派曾采纳他们的食物、服装和轮回理论，目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就是他们发现了意大利南部俄耳甫斯教派的最古老的文件。柏拉图虽然排斥了俄耳甫斯派的许多教义，但接受了他们肉体和灵魂的对立、较严肃的道德倾向以及对永生的希望。斯多葛学派的泛神论与苦修主义，与俄耳甫斯派有部分的渊源。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学派收集了大量的俄耳甫斯派的著作，并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建立他们的神学和神秘主义。地狱、炼狱、天国、肉体与灵魂、圣子的被戮和再生、在圣餐式中食圣体和饮圣血以及神的圣性等教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基督教，基督教本身也是一个赎罪和希望、神秘结合与超脱的神秘宗教。因此，我们可以说，俄耳甫斯派崇拜的基本观念和仪式，如今不但仍旧存在，而且颇为兴盛。

崇拜

希腊的宗教仪式和他们所崇敬的神一样，多而且杂。诸神所接受的，是一种安抚和摆脱性的阴沉仪式；奥林匹亚山诸神所接受的，则是一种欢迎和赞颂的欢乐仪式。任何仪式都不需要神职人员：父亲就是家庭的祭司，行政长官就是邦城的祭司。希腊生活并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宗教在任何地区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政府都认为正式崇拜对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定极为重要，因而加以保护。埃及和近东是僧侣控制的国家，而在希腊则是国家掌握宗教的领导权，将僧侣的地位降为神殿中的执事人员。神殿的财产，在不动产、金钱和奴隶方面，由政府官员稽查与掌管。希腊没有类似于修道院的机构训练僧侣，只要熟悉祭神的仪式，任何人都可以被很容易地选派为祭司，而且在许多地区，这个职位可由出价最高者得到。僧侣没有等级系统，神殿与神殿的祭司之间通常也没有关系。没有所谓教会，没有正统，也没有严格的信仰。宗教虽不宣称某种信仰，却要参加正式的仪式。只要不公然拒绝或亵渎本城的神祇，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希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崇拜的地点可在家庭的炉火前，或本城大会堂的炉火前。对地下神祇，有时是在一个地隙之中；对于一个奥林匹斯山的神，则在神殿之内。神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崇拜者在此相聚，即使是犯有重罪的逃犯，在此也可得到庇护。神殿是为神而建立的，并非为了集会。因此，神殿就是神的家，在殿里建起他的塑像，像前燃起长明灯，永远不得熄灭。人们经常认为，这个塑像就是神，因此小心翼翼地擦洗它，为它着装和照料，有时也因为它的疏忽职责而叱责它。有时，希腊人也告诉我们神像如何出汗、流泪和闭目的情形。神殿里保存一部记录，记载该神的节日以及崇拜他的城市或群体生活上的重大事件，这也就是希腊历史编纂的根源和最初形式。

典礼包括游行、吟诵、献祭、祈祷，有时还有圣餐。在游行中可能也有魔术、化妆及戏剧表演。在大多数情形下，基本礼仪由风俗习惯决定，赞颂诗与祈祷文的每一个文字，均由家庭或政府保存在圣书之中，每个音节、动作或韵律，都鲜有更动；他们的神也许不喜欢或不了解新奇及变化，尽管流行语言已有变化，但仪式用语仍然如故；尽管人民已不能了解仪式中所使用的语言，但古典文字所给予的兴奋可以代替了解。典礼本身比当初举行该项典礼的原因更能持久，于是又产生新的神话以说明其建立的目的；神话及信仰可以变更，但仪式仍旧。在典礼的整个过程中，音乐甚为重要，如无音乐，宗教则无能为力。正如宗教产生音乐一样，音乐也产生宗教，诗是在神殿和游行吟诵中产生，然而这种诗的韵律后来也装饰了阿基罗库斯强烈的亵渎文字、萨福毫无拘束的热情和阿那克里翁引起丑闻的优美。

到达祭坛（通常在神殿之前）后，祭拜者便用祭品和祈祷以求转移神的愤怒或博得神的庇佑。以个人而言，他们可以奉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塑像、浮雕、家具、武器、大锅、三脚架、服装及陶器。当神不能使用这些器物时，祭司就可取用之，军队可像色诺芬的“万人”大军在撤退时所做的一样，奉献他们的部分战利品，团体通常奉献田里的水果、葡萄或树木，但动物更投其口味。有时，在特别需要的场合，甚至以人献祭。阿伽门农为求一阵风牺牲了伊菲吉妮娅；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的柴火堆上奉献了12名特洛伊青年；为满足阿波罗的胃口，经常将活人从莱夫卡斯和塞浦路斯的悬崖上投下。其他如塞俄斯岛和特纳多斯，也用活人祭献狄奥尼索斯；据说狄密斯托克利曾在萨拉米斯之战将波斯的俘虏祭献狄奥尼索斯；斯巴达人为庆祝阿尔忒弥斯奥西亚的节日，在祭坛上鞭笞青年，有时将人鞭笞致死。至2世纪，宙斯还在阿卡狄亚斯接受人祭。在马萨利亚瘟疫流行时，公众出资豢养一个贫苦公民，替他穿上圣袍，饰以圣枝，然后在祈祷中将他从悬崖掷下，希望他能顶替所有人罪恶应受的惩罚。在雅典，凡是遇到饥荒、瘟疫或其他危机时，便照习惯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代罪者，或利用仪式的模仿，或实际牺牲，以求涤除本城的罪愆。此外，在萨吉利亚（Thargelia）的节日上，每年也举行一个类似仪式，有的仅属模仿性质，也有实际奉献。 [10] 这种以人作牺牲的做法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缓和，后来限制为仅能使用已判死刑的罪犯，并以酒麻醉其感官与知觉，最终以动物代替。当留克特拉之战（battle of Leuctra，公元前371年）的前夜，波奥蒂亚的领袖皮罗皮达斯（Pelopidas）做了一个梦，好像是神要求一个活人致祭作为胜利的代价，他的幕僚中有一部分赞成，但另一部分表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这种野蛮和不敬的做法，不可能使任何最崇高的神感到愉悦；台风和巨怪并没有主宰世界，主宰世界的是所有神和人的一个慈爱大父；如果认为任何神圣或有大能者喜欢牺牲人的生命以享受祭献，那是一种荒谬可笑的事。

以动物当作祭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希腊，顺应这个进展而首当其冲的动物是牛、羊和猪。在每次交战前，敌对双方的军队，依照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按照比例奉上祭品。在雅典，每次集会前，先以猪做祭品，以洁净集会的场所。但人们的虔敬在重要关头就崩溃了：因为给神的仅是骨头和包着肥油的一点肉，其余的则由祭司和崇拜者予以保留。希腊人为给自己找寻宽恕的借口，曾列举了一个故事：在巨人的时代，普罗米修斯将牺牲动物的可食用部分用皮包好，另将骨头用肥肉包起，请宙斯自行选择。宙斯“用双手”选择了后者（肥肉包骨）。当宙斯发现他被欺骗后，当然异常愤怒，但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只得忍受，并且永远忍受。只有对地下诸神祭祀时，才把全部祭品奉上，并且将整只动物烧为灰烬使成燔祭；人们对地下诸神，比对奥林匹斯山诸神更为恐惧，所以不敢马虎。在对地下诸神祭献后，人们不敢继之以同餐，怕的是把神诱来加入。但对奥林匹斯山诸神并非一种敬畏的赎罪，而是一种心情颇为愉悦的灵交。因此，在奉献牺牲后，崇拜者便去共享祭品，人们希望经过咒语祝祷过的祭品浸入了神的生命和能力，并能将神的生命和能力神秘地传给他们，因此，他们也将酒倾倒于祭品上，然后再注入崇拜者的酒杯里，所以说成与神共饮。在雅典，很多行业和社会团体组成许多组合或团体（如公会或兄弟会），这种宗教共餐式的神交观念，形成了各团体的约束力量和形式。

以动物作为牺牲祭献，在希腊一直持续至基督教兴起。基督教的做法则比较聪明，他们废除动物祭，而代以精神和象征性的弥撒。祈祷在某种程度上也代替了牺牲，将血肉的奉献转变为连续祷文，这是一种明智的改良。因为人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机会或悲剧，自可以随时利用这种比较缓和的办法，向宇宙间的神秘力量呼求援助。

迷信

在希腊宗教的上层和冥府——奥林匹斯山诸神和地下神之间，出现了无数的魔术、迷信和巫术。在我们即将称颂和引述的一些天才下面和后面，是一些贫苦和思想简单的大众。对这些人而言，宗教是一个恐怖的网孔，而不是一个希望的阶梯。宗教不仅是一般的希腊人接受的神奇故事，例如忒修斯从死亡中复活参加马拉松的战斗，狄奥尼索斯将水变为酒。这些故事出现于各处和每个人间，而且成了光耀日常生活的诗歌的一部分。人们甚至可以忽视雅典欲得忒修斯的遗骨和斯巴达想把俄瑞斯特斯遗骨从泰吉亚（Tegea）运回的焦急之情，但真正赋予这些遗骸神奇力量的可能是统治方法的一部分。虔诚的希腊人所受到的精神压力是周围的精灵，他们认为这些鬼神随时随地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行动，可以干预他们，也可以给他们降祸。这些鬼怪经常觅取机会进入他们的身体，因此必须经常对它们加以提防，并且举行有法力的仪式来驱除它们。

这种迷信不但与科学颇为接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了我们关于病菌的原理。对希腊人而言，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灵怪附身而起，接触一个病人就是感染他身上的不洁或“邪魔”。现在我们所说的病菌，就是希腊人叫作“Keres”或小恶魔的时髦名称。因此，一个死了的人是“不洁”的，他已被小恶魔所攫了。当希腊人离开一个停放尸体的屋子时，一定要在门口的一个容器里取水向身上撒，以驱除征服那个亡者的恶魔。这种观念应用到很多的范围里，甚至连我们现在的细菌恐惧症都难以与之相比。性交使人不洁，生子和杀人（即使过失杀人）也是如此。发疯是由于外来精灵的侵入，疯人则本身精神错乱。在所有此等情形下，都需要举行一次洁净仪式。家庭、庙宇、营舍甚至整个城市，都要定期用水、烟或火去加以净化（很类似我们今天的消毒）。每一个神殿的进口处，都放有一碗净水，以备前来礼拜的人用来自净其身，这也许是一种富有暗示性的做法。祭司是“涤净的专家”，他们可以用击敲铜器、念咒、施用法术和祈祷等来祛除不祥（鬼怪）。甚至是由故意杀人罪所招致的不洁，用适当的仪式也可予以涤除。在这些情形下，忏悔并非绝对必需，所需要的只是摆脱带祸的恶魔，宗教在道德事务上不如处理鬼怪的技术来得重要。虽然如此，由于宗教禁忌和涤净仪式的逐渐增多，在宗教性的希腊，产生了一种与清教徒罪恶观念极为接近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一读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就会认为希腊人没有良心与罪恶观念之说难以成立。

由于相信人类是被鬼怪的气氛包围，导致了成千的迷信。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在一篇关于迷信的记述里曾有如下摘述：

迷信似乎是对神明的一种怯懦行为……众所周知的迷信者，除非他在“九泉”（Nine Springs）先洗手和给自己洒水，并将神殿的一片桂叶置于口中，不然不外出开始一天的工作。如果有一只猫跨过了他所经之路，除非另有一个人经过，他绝不继续前进；或者，他必须先用三颗石子投过街道，然后再行。如果他在家里发现一条蛇，而这条蛇是红的，他就要求助于狄奥尼索斯；倘若那是一条圣蛇，他就得立即在那儿建一个神龛。倘若他在十字路口路过一个光滑的石柱，他就要从瓶中取出油来加以涂抹，除非先跪下祈祷，绝不继续走。倘若老鼠将他的饭袋咬了个洞，他就要到男巫那里请教处理办法。如果他所得的建议是“找皮匠补好”，他就会不予理会，然后以憎恨的仪式去除霉气……如果看到一个疯子或患癫痫病的人，他就会颤抖着向他的胸上吐口水。

比较单纯的希腊人相信或教导他们的子孙相信很多的鬼怪。如果有了不好的“兆头”或发生了奇异的事件，例如动物生出畸形兽或人生出畸形儿等，全城的人就会发生间歇性的骚动。希腊人对日期的迷信颇为普遍，在认为不祥的日子里他们都不举行婚礼、不集会、不议朝政，也不从事任何商业。打一个喷嚏或跌上一跤，都可能是放弃一次旅行或停止一项事务的原因。一个微小的日食或月食，可以使军队停止前进或撤回，而使一次大战结果悲惨。此外，有些人似乎有天赋的能力，能够发出有效的诅咒：愤怒的父母、一个被冷落了的乞丐，可以用咒术伤人，甚至使人丧失生命。另一些人身怀异术，他们可以调配春药，可以用秘药使男人丧失性能力，使女人变为不孕。柏拉图甚至认为，除非制定法规制裁那些以妖术害人的人，否则他的法律便不算完整。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和忒俄克利托斯的西美萨（Simaetha），便知道女巫并非中世纪的发明。迷信是社会现象中最为稳定的一种，它经过了很多世纪和文明，几乎仍然未变，不仅在根源上如此，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更动。

神谕

在这个处处都充满超自然力的世界里，人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似乎完全被神鬼的意旨左右。为了发现这种意旨，好奇而谨慎的希腊人求助于占卜者和神谕，后者以观星、解梦、检验动物的内脏或观察鸟的飞行，以预言将来。职业预言家受雇于家庭、军队和各邦。尼西亚斯在出发远征西西里之前，曾经请教过一群祭祀者、占卜家和预言家，虽然所有的将军并不一定都像这位拥有众多奴隶的尼西亚斯如此虔诚，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迷信。这种宣称有神的启示和具有千里眼的人，男女都有：在伊奥尼亚，特别被称为预言家的是某些女人，她们发布的神谕被无数希腊人相信。据说有一个叫作希罗菲拉（Herophila）的女预言家从埃利色雷漫游，历经希腊各地，到达意大利的库迈，在那里成为最著名的预言家，有人说她在那里活了1000岁。雅典也和罗马一样，搜集了古代神谕，政府还在大会堂内请了一些善于解释的专家。

希腊各地的许多神殿里，都设有公共神谕，最著名和最受尊重的是早期在多多纳的宙斯神谕以及在德尔菲富于历史性时期的阿波罗神谕。“野蛮人”也和希腊人一样询问神谕，甚至罗马也派遣使者请询或探求神的旨意。由于一性（女性，因为女性较男性富于直觉）的直觉特别接近或富于预言能力，所以设有3位女祭司（每位均在50岁以上），予以特别训练，使她们产生一阵神情恍惚，以接受阿波罗的启示。在神殿下面一个地穴里，经常冒出一种特别的气体，据说从前被阿波罗所杀死的那条巨蛇在永久分解。主其事的女祭司称为皮西亚，坐在这个裂罅上面的一个很高的三脚凳上面，嘴里嚼着麻醉性的月桂树叶，呼吸从洞里冒出的这种恶臭，然后就陷入一种错乱、谵语或痉挛状态，因此就受到默启，说出一些很合逻辑的话，然后男祭司把这些话的意义译给在场的目睹者。最后的答话往往容许其他甚至相反的解释，如此，无论未来事情的真相如何，这种预言都可以说是灵验有效，万无一失。解释预言的男祭司和说话的女祭司可能都是傀儡，有时候他们也接受贿赂，以便迎合求取者的意旨宣布预言。大多数时候，宣布神谕的声音甚为柔和、悦耳动听，在希腊很能产生一种主导的影响。虽然如此，当这些祭司不在外力的约束下时，他们在教人节制和政治智慧方面，也对希腊人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他们虽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开始反对以人做牺牲但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失德不加抗议后，进行了谴责，却也协助了希腊人制定法律，鼓励解放奴隶，并且购买了很多奴隶来释放。他们并没有走到希腊思想的前端，但也没有以教义上的褊狭去妨碍它的发展。他们对希腊许多必需的政策，提供了超自然的有益约束，也为散布于希腊各地的城邦之间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良知和道德上的统一。

由于这种的影响，产生了所知的希腊最早的各邦的联盟。“近邻同盟”原为住在德摩比勒（Thermopylae）附近以及德墨忒尔神殿周围地区各族人民的宗教联盟。参加联盟的各邦主要有色萨利、马格尼西亚、弗西奥蒂斯、多利安、艾菲索斯、波奥蒂亚和阿哈伊亚。各邦每半年集会一次，春季在德尔菲，秋季在色摩比利。他们缔结的条约是：不得毁灭彼此的城市、不得切断各城市的水源、不得劫掠或容许他人劫掠在德尔菲的阿波罗宝藏，对任何违犯该誓约的国家，必须共同加以攻击。以上为各国联盟的纲要，但这个纲要由于各国财富和权力的自然波动，以及人和群体的传统竞争而未能完成。色萨利组织了一个臣属各邦的集团，永久控制了这个联盟。此外，也成立了几个其他近邻联盟，例如雅典就隶属卡劳利亚（Calauria）联盟。彼此竞争的联盟，在其促进各国和平的同时，为了反抗其他集团而变成了阴谋和战争的工具。

节日

希腊的宗教纵然未能消弭战争，却以无数的节日安抚了一成不变的经济生活。阿里斯托芬曾经这样说：“我们向神奉献了多少生命！我们建立了多少神殿、塑像……举行了多少次的神圣游行！在一年内每个时期我们都可看到节日和饰以花圈的牺牲。”这些费用由富户支付，政府也提供神款，以使一般民众能够入场参观特意为庆祝每一个节日所准备的竞技和表演。

雅典所用的历法，大体上是一种宗教日历，许多月份的名称都是出自他们的宗教节日。在第一个月“百牛大祭月”（Hecatombaion，7—8月）有克罗尼亚（Cronia）节（相当于罗马的Saturnalia），在这一天，主人和奴隶坐在一起享受一顿愉快的盛餐。在同一月里，每四年有一个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在这个节中，连续4天的比赛和竞技后，全体公民组成一个庄严而多姿多彩的游行行列，将一件华丽的绣袍抬送给雅典娜的女祭司，当然这是之后要给本城的守护女神穿的。举世皆知的还有菲狄亚斯（Pheidias）为帕特农神庙选择墙饰的故事。在第二个月梅塔该尼（Metageitnion）有梅塔该尼节（Metageitnia），这是一个为纪念阿波罗的次要节日。在第三个月波特罗米尼节（Boedromion），雅典人出发到埃莱夫西斯去举行一个更大的神秘仪式。第四个月皮亚诺普西昂（Pyanepsion），庆祝皮亚诺普西昂节（Pyanepsia）、奥斯弗尼亚节（Oscophoria）和播种宴会，此时，雅典的女人用一种奇怪的祭地下神仪式，展示一些男性阴茎标志，交换一些亵猥的语言和动作，并象征性地走下冥府，然后回来，显然是借神秘仪式以促进土壤和人类的生殖力。只有叫作麦马克特利昂（Maimakterion）的那一个月没有节日。

在波塞冬（Poseideon）月，雅典人举行伊塔罗阿（Italoa，收获果实的节日）；在迦姆里昂（Gamelion）月举行里那亚节（Lenaea），纪念狄奥尼索斯。在安塞斯特利昂（Anthesterion）月，有3个重要庆祝：次要或准备性的神秘仪式，底亚西亚或对梅利查斯（Meilichios）的祭献，最重要的是安塞斯特里亚节或“花节”。在这个连续3日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每个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纵酒，因此每个人多少都有醉意；此外，还有饮酒比赛，街头到处都充满着酒宴的欢乐。王者执政官的妻子坐在一辆车上的狄奥尼索斯神像旁边，并在神殿里与神举行结婚仪式，以象征雅典与神的结合。在这种欢乐宴饮的另一面也有一种阴沉的低调，那就是对已亡者的恐惧和慰解；活人先行食用一餐很庄严的饭食以纪念他们的祖先，然后将满锅满碗的酒食留给他们。在这个节日的最后，人们用固定的驱魔咒语，将死者的鬼魂从家里赶出：“灵魂们，滚开吧！安塞斯特里亚节已经结束了”——这句话成了打发乞丐的话。 [11]

在第九个月埃拉弗洛里昂（Elaphebolion）里，有一个盛大的狄奥尼索斯节，由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34年创立。这一年泰斯庇斯在雅典开始以戏剧作为庆祝节日的一部分。时当3月下旬，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海洋已可航行，商旅和观光客群集城内，会场和剧场都拥挤不堪。所有买卖均已停顿，所有法庭也都关闭，连监狱的罪犯也都释放出来，让他们分享这个节日的欢欣。所有雅典人，不分年龄和阶级，都着盛装，参加将狄奥尼索斯神像从伊留特拉（Eleutherae）迁移至剧院的游行行列。富人驾驶战车，穷人徒步而行，注定要成为祭神牺牲的动物排成很长的行列跟随在后。阿提卡地区各城镇的合唱队，也都前来加入游行，或参加歌舞比赛。在第十个月莫尼卡昂（Munychion），雅典庆祝莫尼卡亚节，并在阿提卡庆祝布劳罗尼亚节（Brauronia）以纪念阿尔忒弥斯（5年一次）。在第十一个月塔吉里昂（Thargelion）里，有塔吉里节，或称收获节。到了第十二个月斯奇洛弗里昂（Skirophorion），有斯奇洛弗里亚（Skirophoria）、阿里托弗里亚（Arretophoria）、第波利亚（Dipolia）和保弗尼亚（Bouphonia）4个节日。这些节日并非每年举行，但即使是4年一次，也可使人们日常劳碌的生活获得一个安适的调剂。

其他各邦也有类似的假日。在乡村，每逢播种和收获，也都有宴饮庆祝。远比以上各节日较为重大的是泛希腊节，这些节日称为“潘涅吉里斯”（panegyreis ），意为“总集会”，其中包括在米卡利日举行的帕若尼亚节（Panionia），在得洛斯举行的阿波罗节，在德尔菲举行的皮西亚节，在科林斯举行的伊斯米尼节（Isthmian），在阿尔戈斯附近举行的内梅节（Nemean），以及在埃里斯附近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这些节日中虽有各邦参演的竞技，但基本上还是以假日为主。能有这样富于人性的宗教，与艺术、诗歌、音乐、竞技乃至道德作欢欣而富创性的结合，对于希腊而言，实是一大幸事。

宗教与道德

乍看之下，希腊的宗教对道德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最初，宗教原是一个法术而非一个伦理道德的体系，乃至最后，就大体上言，仍旧如此。因为人们对正确的仪式要比良好的行为更为重视，而奥林匹斯山和地下诸神本身，在诚实、贞洁和高雅上，也颇有不足。即使是埃莱夫西斯的神秘仪式，虽然提出了超自然的希望，但他们的得救是奠基于仪式的净化，而非高尚的生活之上。善于讽刺的第欧根尼曾经说：“贼盗帕泰基死后的命运将比阿格西劳斯或伊巴密浓达为佳，因为帕泰基曾在正式仪式中加入这个教派。”

虽然如此，但在更为重要的道德关系上，希腊宗教却也在无形中帮助了这个民族和国家。尽管净化仪式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它仍然做了道德的启发象征。尽管含混而无定则，但诸神对美德仍然作了一般的支持：他们憎恨邪恶，矫治傲慢，保护恳求者和陌生人，并用恐怖维护誓愿的神圣。据说，达克有罪必罚，可怕的欧迈尼德斯和艾瑞尼一样，将杀人者逼上疯狂或死亡的道路。人类生活的中心行为和组织，如诞生、婚姻、家庭、氏族和国家，都从宗教获得了神圣的尊严，而不致陷于混乱和反常的贪婪。各代经由纪念死者的方式而得以连接在一起，继续履行宗族的义务，以使一个家庭不仅是夫妇和其子女，甚至不仅是父母、儿女、孙子等一个家族的集合，而是一个前至过去、后至未来的血与人的联结，将死者、生者及尚未诞生者，结合在一个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强固的神圣联盟。宗教不仅使生育子女成为对祖先的一种庄严责任，并使缺乏子嗣的人恐怕死后无人埋葬、祭祀及照顾坟墓而对生育发生鼓励作用。只要这种宗教影响存在一天，希腊人民不论贫富，都积极地大量生育，这样，加上无情的自然选择之助，种族的元气与品质也就得以维系了。宗教与爱国心在无数隆重的仪式中结成一体。在公众祭礼中，最受尊敬的神或女神，表现了本城的神圣理想。每一项法律，议会或法庭的每一次集会，军队和政府的每一种重要计划，每一座学校或大学，每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组合，无不具有浓重的宗教仪式和祈祷的气氛。希腊的社会和民族，就以这些方式，将宗教作为一种防御个人主义泛滥的武器加以利用。

艺术、文学和哲学首先强化了这种影响，但后来又削弱了它的力量。品达、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将他们个人的道德热诚或洞见倾注于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信仰之中，而菲狄亚斯则用美与庄严使神灵更加高贵。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将哲学与宗教互相结合，并支持永生或不死的教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刺激剂。然而，普罗泰戈拉怀疑、苏格拉底轻忽、德谟克利特否定、欧里庇得斯嘲笑那些神祇。因此到了最后，希腊哲学虽非出于本愿，却毁灭了塑造希腊道德生活的宗教。

注释

[1] 赫利俄斯的儿子法厄同（Phaëthon）请求驾驶太阳神的战车横驰天上以求刺激，但他纵驰天上，毫无控制，几乎使世界被火焚毁，后被雷电所击而落入海中。希腊人可能使用这个类似于伊卡路斯的故事，作为对青年的说教。

[2] 普鲁托斯（Plutus）是财富之神，是普卢托的另一形式。早期的希腊财富主要以谷物为主，谷物无论生长在地上，还是收获后贮在坛里或置于地上，都要接受他的保护。

[3] 路西法原为天使首领，地位尊高，不久因狂妄自大，拟与天主分庭抗礼，天主于是命另一大天使米歇尔（Michael）率诸善使，将路西法及其党从驱入地狱而成为魔鬼。

[4] 天神宙斯及其从属与泰坦族的斗争，是希腊人用文明及理性征服野蛮与残暴力量的象征，也经常成为艺术题材。

[5] 天神宙斯Zeus一词，与今日拉丁文dies 可能有关，也许是出自印欧语系的词根di ，其意为照耀。Jupiter即Zeu-pater——父神Zeus；故其所有格为dios ，曾经一度献给宙斯的某些地方或山头，如今皆用希腊教会的雨神伊莱亚斯（Elias）命名或献与。

[6] 为了使死者获得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说明，这些故事可能是由诗人或亟欲将先祖上溯至大神的部族所撰造。

[7] 关于阿多尼斯的神话，是植物生长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土壤每年一度的死亡和复苏。阿佛洛狄忒和珀耳塞福涅，都希望拥有这个俊美的少年。阿瑞斯嫉妒他获得阿佛洛狄忒的欢心，因而扮作野猪将他害死。秋牡丹是阿多尼斯的血所生，诗的泉涌则来自阿佛洛狄忒的哀伤。天神宙斯劝这两位女神分享阿多尼斯的时间和爱情，让阿多尼斯每年以半年的时间在冥府陪伴珀耳塞福涅，另外半年回到阳世享受阿佛洛狄忒的时间和爱情。在腓尼基、塞浦路斯和雅典，妇女手指“主”（因为这是他名字的意义）的肖像，大声地为他的死亡哀号，然后又为他的复活而欢呼。

[8] 早在公元前50年，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将其解释为植物生长的神话。扎格留斯是由宙斯（雨）使德墨忒尔（地）受精（使地肥沃）所生的儿子。葡萄和这个神一样，经过修剪而获得新的生命；葡萄汁则经蒸煮以制酒。葡萄每年经雨的滋润而再生。由于希罗多德发现狄奥尼索斯和俄赛里斯的两个神话之间有很多相似处，因而在他第一篇比较宗教的文章里，认为这两个神实际上就是一个。

[9] 希腊文entheos，theo系“神”，en为“在内”，故为“有一位神在内”（a god within）之意；enthusiasm（热情，狂热）原意为“由一神所有”。

[10] 这种牺牲者在雅典被称作“pharmakoi”。“pharmakoi”最初的意义是魔术家；“pharmakon”的意义是有魔法的符咒或处方，然后又转为医疗剂。至于这个祭品（人）是否被真正杀死，说法不一，目前仍在争论中，但最初的牺牲是被真正杀死，这是毫无疑问的。

[11] 在欧洲许多地区，人们至今仍然相信死者的灵魂每年要返回人间一次，因而特别设定一个“万灵节”来招待它们。

第九章 早期希腊的共同文化

各邦的个体主义

欧洲文化的两个巅峰时代——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其说是以较大的政治组织为基础，不如说是植根于城邦。希腊的地理环境对这一结果的促成可能有着重大的关系。希腊到处都被山岭或水域所阻隔，桥梁很少，道路很差，海洋虽是敞开的大道，但它所连接的只是商业上的城市，而非地理上的邻邦。地理关系并不能完全说明当时的城邦状况。同在波奥蒂亚的平原之上，底比斯与普拉蒂亚之间和底比斯与斯巴达之间存在着相等的分离主义。在同一个意大利海岸之上，锡巴里斯和克罗托那之间比锡巴里斯与锡拉库萨之间所存在的分离主义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歧使各城市不能结合，彼此间不是为了遥远的市场或谷物而互相斗争，就是为了控制海洋权而结为敌对的联盟。种族起源的不同更助长了他们的分裂。希腊人认为他们都出自一个种族，但是对部族的区分——埃奥利族、伊奥尼族、阿哈伊安族、多利安族——甚为敏感，雅典和斯巴达因人种的差异而互相嫌弃，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仇视并无两样。宗教的差别加深了政治分离，正如政治分离加深了宗教上的差异一样。各地区和民族各有其不同的崇拜对象，因而导致了不同的节日和历法、不同的习惯和法律、不同的法院和裁判，甚至不同的边界，因为界碑所定的不仅是社会的界限，同时也是神区的划分，所谓“地区不同，宗教亦异”（Cujus regio，ejus religio ）即基于此。以上各项因素和其他有关事项，共同形成了希腊的城邦体制。

城邦并非新奇的行政形态，我们可在荷马和伯里克利数百或数千年前的苏美尔（Sumeria）、巴比伦、腓尼基和克里特看到这类城邦。就历史而言，城邦是村落社会互相结合或发展的较高层次——也就是在一个地区耕种、属于一个群体、崇拜一个相同的神的人民所建立的共同市场、共同集合地和共同的裁判所。从政治看来，对希腊人而言，这种体制最能调和人类社会两个敌对而又波动的要素——秩序和自由，因为再小不够安全，再大容易形成暴政。就哲学家的期望和观点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希腊各城邦都具有本身的主权，然后依毕达哥拉斯式的和谐来互相合作。亚里士多德认为，城是一群承认一个政府而又能同时在一地集会的一群个人自由地结合。他认为如果人数超过1万公民，则不可能或不切合实际。在希腊文中，只用“polis”一词，就足以表达城和邦两种意义。

众所周知，这种政治原子论带给了希腊许多兄弟争斗的悲剧。因为伊奥尼亚未能团结自卫而屈服于波斯；因为整个希腊未能团结一致，虽有联邦与同盟之名，它所崇拜的自由终归破灭。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城邦制度，希腊也就无法成为希腊了。也只有通过这种公民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主张，此种制度、习惯、艺术以及宗教的差异，通过竞争和模仿，使整个希腊在一股强劲的激励下度过其他社会闻所未闻的一种热情、充实而富有创造力的人生。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和希腊城邦人口或面积略等的社会，一如希腊那种近乎骚乱的自由，向人类文明的洪流倾注同样众多的贡献？

文字

虽然如此，但在这些采取分离主义的互相提防的各邦生活之中，却也不乏某些共同的因素。我们发现，远在公元前13世纪，整个希腊半岛就已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一如波斯语和梵语、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德语和英语一样，同属印欧语系。在这些语言中，无数表示生活中主要关系或物体的词语，都有着共同的词根，这不仅表示了这些事物在人类分散前即已存在，同时也说明了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在历史萌芽时期的血族或相关关系。 [1] 希腊语区分为各种方言，如埃奥利安语、多利安语、伊奥尼安语、阿提卡语，这是事实，但彼此之间不仅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及公元前4世纪已合并为一种共同方言（koine dialektos ）。这个方言主要出自雅典，但几乎整个希腊受过教育的阶层都使用。阿提卡语是一种高贵的语言，生动、优美、和谐，虽和其他任何有活力的语言一样不规则，但极易拼成富有表达能力的复合词，有微细的变化和意义的区别、微妙的哲学观念，自“怒涛澎湃”的荷马诗至平静流畅的柏拉图散文，都充分表现出文学的优美。 [2]

根据希腊传说，希腊的书写文字是在公元前14世纪从腓尼基传入。对此，我们并不知道任何与此相反的说法。最古老的希腊碑铭（公元前8世纪及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莫亚比特（Moabite）刻石上的闪米特文字颇为相似。这些碑铭是以闪米特的方式自右向左书写；公元前6世纪的碑铭（例如在哥提那发现的）则自右向左和自左向右交互书写；再晚的碑铭则完全自左向右书写，因此，也就有些字母反转了方向，例如“ ”和“ ”变作了“B”和“E”。希腊人采用了闪米特的字母名称，稍加修正 [3] ，但也作了几个基本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增加了闪米特所省略的母音字，以若干表示子音字或气音符号的闪米特文代表a、e、i、o和ü。而后伊奥利安文又增列了长母音字“eta”（长e）和“o-mega”（长o或双o），10个不同的希腊字母曾为争取主权而斗争，正如各城邦间的战争一样。伊奥尼亚式的文字在希腊占得了优势，因而传入了东欧，至今仍在使用。在罗马，采自库迈的哈尔基斯（Chalcidian）式文字，变成了拉丁文和英文字母。哈尔基斯字母没有长e和o，但与伊奥尼安文不同的是，保持了腓尼基的“vau”作为一个母音（一个与w音差不多的v），因此，雅典人读酒字为“oinos ”，哈尔基斯人读为“voinos ”，罗马人读为“vinum ”，英文读作“wine ”。哈尔基斯人保留了闪米特的“Koppa”或“q”，然后传给了罗马文和英文；伊奥尼亚人放弃了这个字母，认为有“k”已经足够。伊奥尼亚人以“L”表示“A”，哈尔基斯人写作“L ”，罗马把这个“L”摆直，然后传给了欧洲。伊奥尼亚人用“P”作“R”，但在意大利居住的希腊人给“P”加了一条尾巴变为“R”。

文字在希腊最早可能是在商业或宗教上被使用。很显然，祭司们的咒语和吟诵的祷词是诗歌之母，而提货单则是散文之父。字体区分为两类，正楷用于文学碑铭或题词，草书则供一般用途，当时既无重音，词与词之间也无空白间隔，更无标点符号，但在变换题目时则画一条称作“paragraphos ”的横线——也就是“画在旁边”的一个横线符号。用于作为书写的材料很多：倘若我们相信罗马学者普林尼的说法，最初是用树叶或树皮，作碑铭时则用石、铜或铅，一般书写时则用泥板（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 [4] ，然后是涂蜡的木板。据说，这种方法在学童之间颇为流行。为永久目的使用者则书写于纸草，该材料是由腓尼基人从埃及带入，而在希腊及罗马时代，则书写于羊皮之上。在蜡板上书写时使用一种称作“stylus”的金属针，在纸草上或羊皮上书写时则使用芦苇蘸墨水。要想把蜡板上的文字擦掉，则使用金属针握把的平滑部分；要擦掉墨水时使用海绵；因此，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在把他的诗作送给朋友时，总要附带一块海绵，以便一下子可以擦掉。很多批评家对这种礼貌的消失都感到惋惜。

在传流下来的古老语言的领域中，最有规则的要算是书写的文字了。纸当然是来自纸草，而使用的材料是压缩的植物。书写的一行希腊文称作“stichos ”，在英文里称作“row ”，拉丁文称作“versus ”，英文今天也称作“verse ”，亦即“转回”之意。将文章分段写在纸草或羊皮上时，其长度为20—30英尺，然后卷在一支木棍上。这样的卷轴希腊文称为“biblos ”，这是腓尼基的一个城名，因为希腊的纸草是由这个城传入。较小的卷轴称作“biblion ”。我们的《圣经》一词，原来为“ta biblia ”，亦即“卷轴”之意 [5] 。当卷轴形成一部较大作品时，则称为“tomos ”，意即“剪接”。卷轴的第一张称为“protokollon ”，意即“贴在木棍上的第一页”。卷轴的边缘 [6] 用轻石磨光，有时并加以着色。倘若作者有能力负担，或卷轴内记载着重要事项，可以卷在“diphthera ”（薄膜）内，或如拉丁文所称的“vellum ”。因为过大的卷轴在处理和参考上都不方便，文学作品通常都分为数个卷轴，因此，“biblos ”（书）一词，并非适合于一部作品的全部，而是适用于每个卷轴或每一部分。作者很少作这样的区分，后来将希罗多德的《历史》分为9卷，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 ）分为8卷，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分为10卷，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为24卷。因为纸草价格昂贵，每份都要用手书写，因此古时的书籍都很有限。虽然当时想博学多才和目前一样困难，但当时的教育要比现在容易。当时的一切并不完全仰赖阅读，大部分的知识是历代口头传述，技艺也是一代一代地向下传授，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由训练有素的诵读家向以耳学习的人朗读。 [7] 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希腊尚无识字或能阅读的大众，直到公元前6世纪波利克拉底和庇西特拉图开始搜集图书，希腊才开始有图书馆。听说公元前5世纪欧里庇得斯和执政官欧克拉底已有私人图书室，公元前4世纪则有亚里士多德书斋。亚历山大的公共图书馆是首开先河，雅典则到哈德良才开始有公共图书馆。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之所以那样伟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必读太多或太长的书。

文学

文学和宗教一样，分化了希腊，同时也统一了希腊。诗人虽然只用他们的方言吟咏，而所吟咏的内容也多是他们故乡的风光，但是所有的希腊人都喜欢聆听较为动人的声音。因此，他们不时刺激诗人，以使他们能接触更宽广的题材和领域。时间和偏见把这些早期的诗破坏得太厉害，使我们无法领略到它的丰富和广阔，以及它那活泼的音调和完美的形式。但当我们遨游公元前6世纪希腊诸岛或各城，看到伯里克利时代以前的希腊文学就已那样丰富和优美时，我们的惊异之情就油然而生了。抒情诗反映了贵族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只要遵守教养上的礼貌规范、感情、思想和道德，其余皆无拘束，但这种娴雅优美的诗歌在民主政制之下，颇有逐渐消失的倾向。这种诗的结构和韵律虽有很丰富的变化，却很少为其韵律所拘。对希腊人而言，诗是感情的想象和韵律的表现。 [8]

当抒情诗的诗人把他们的题材转向爱情和战争时，那些游唱诗人则在巨大的厅堂中，以读史诗的方式吟诵本族的英雄史迹。游唱协会的歌唱家经过了若干代的努力，以底比斯和特洛伊的围城与战斗英雄的回乡为中心，编成了一整套的故事。歌唱在这些行吟诗人中已经成了社会化的活动，每个人都把自己根据早期的片断所作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没有人伪称他曾将这些故事作了有秩序的编组。在希俄岛有一个这样的游唱氏族，自称荷马游唱组（Homeridae），声称他们是诗人荷马的后裔，他们说这个游唱组在整个希腊东部所唱的史诗，原先是出自荷马的手笔。这个盲目的诗人也许只是一个名称上的祖先——一个部族或集团的想象祖先，这种情形和赫楞、多路斯或伊翁一样。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不仅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归于荷马，而且还把当时所有的其他各种史诗也都说成是荷马的著作。据我们所知，荷马史诗是最古老的，但从这些诗本身的卓越以及其所提及的早期游唱者看来，现存的这些史诗，其时期已经到了从简单的歌唱到冗长的“连缀”这一长期发展的末期。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可能是在庇西特拉图的时期，也可能是在梭伦时期，一个由政府指定的委员会，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以前各世纪的史诗文学中选出或予以校勘，指明是由荷马所著，并且将它们编纂——也许是编织——成为现今的形式。

诗的起源这样复杂，而其结果又这样艺术化，也真是一项奇迹。无论就语言还是结构上讲，《伊利亚特》这部史诗可以说是相当不成功：例如爱奥利斯和伊奥尼亚的形式似乎是由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士麦那人混合而成，所需要的韵律又时而用这种方言，时而用另一种方言；故事的结构又被前后不相符合，计划和重点的变更，以及性格的矛盾所毁损；在故事的过程中同一个英雄可以被杀两三次；原始的主题——阿喀琉斯的愤怒及其结果，又因为在每一个接续处插入显然是取自其他歌曲的插曲，而被打断或混淆。虽然如此，但就大体而言，它仍然是个伟大的故事，所用的语言生动而有力量，仍是“人类口中吟出的最伟大的史诗”。这样的一部史诗只能从希腊人充满活力的青春时期开始，也只能在艺术成熟时期完成。所有的人物，几乎全部是战斗英雄和他们的女人，甚至哲学家如内斯特也表现了令人羡慕的战斗精神。这些人物都得到了亲切和充满同情的构思，在整个希腊文学上，其中最好的一件事，也许要算是那种公正无偏的态度，使我们时而站在赫克托耳的一边，时而又站在阿喀琉斯的一边。在帐幕里的阿喀琉斯，完全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不讨人喜爱的人物。他向母亲抱怨他的运气与他的半神出身不相符合，阿伽门农偷劫了他的宠物——不幸的布里赛斯；当他在船上或帐幕中饮食、生气或睡眠时，希腊人成千上万地去死；使帕特洛克罗斯死于无助，然后使各处充满悲恸。当他终于走向战斗时，并非出于爱国热情，而是由于丧失朋友的悲愤。他在暴怒之下丧失一切节度，在对付里卡昂（Lycaon）和赫克托耳的战斗中完全陷入了人性的野蛮残酷。实际上，他的理智并未开化，既未成熟，也不能自制，并且被死亡的预言所遮蔽。当里卡昂倒下后向他乞求怜悯时，他说：“不，朋友，像别人一样死吧！为什么要徒自悲伤？帕特洛克罗斯已经死了，他比你好得多。现在看看我！我是否很英俊高大，是否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生我的母亲是否也是一位女神？但是，看，死神已经笼罩了我，还有那命运之神的巨手也已伸来了一个黎明、一个中午或一个黄昏，但我知道的那只手将不会让我死亡。”因此，他将利刃刺入了里卡昂的颈部，将其尸体丢入河中，并且作了一个动人的演说来修饰《伊利亚特》中的屠夫，为希腊人的演说术奠定了基础。半数的希腊人已经拜阿喀琉斯为神拜了几个世纪，我们却像对儿童一样地接受他和原谅他。最坏的看法，他只是诗人想象中的一个超级造物。

当我们不需研究或解释时，将我们带入《伊利亚特》这部作品的，并不仅是这些多而且杂的人物造型，也不单是故事的流动与骚乱，而是诗词的流畅华美。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荷马不时打盹和反复；在叠句中回顾某些词句和诗行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很喜欢重复歌唱“Emos d’erigeneia phane rhododactylos Eos”（当清晨的女儿、指尖粉红的黎明出现之时）。但如果说这些是瑕疵的话，它们已被语言的光辉所掩盖了，而在战争的震撼中不时出现的大量明喻则带给我们平时战场的宁静之美：

当成千上万的苍蝇骚扰牧人的厩舍时

当奶桶中注满了新鲜奶汁时

成群结队的长发希腊战士

聚集在广阔的原野

或：

当时是在一个干燥山坡的深涧

一堆熊熊大火开始蔓延

层层密树尚未烧尽

疾风横扫四处烈焰

暴怒的阿喀琉斯驰骋沙场

忽东忽西，杀声震天

每次交锋都使对手难逃恶劫

锋镝盾牌声震耳欲聋，血染大地

至于《奥德赛》则与《伊利亚特》迥异，一开始我们就怀疑它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许多亚历山大时代的学者也有这种想法，素以精密深入著称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也被人请出来平息争端。在某些标准用语上，《奥德赛》与《伊利亚特》相互一致，例如“枭眼的雅典娜”“长发的希腊士兵”“酒色的海洋”“指尖粉红的黎明”等，这些用语可能是《伊利亚特》的作者取自同一传统诗歌的渊源。但《奥德赛》中含有很多显然是《伊利亚特》编成后的词句。在第二部史诗《奥德赛》里，我们经常听到“铁”字，而在第一部《伊利亚特》里则用“青铜”一词；第二部里经常有“写作、私人的土地、财产、自由人及解放”等字语，在第一部里则从未提及；每一部里面的神和他们的职掌也不尽相同；两者所用的韵律，如所有希腊史诗一样，都是抑扬格六音步，但《奥德赛》的格调、精神和实质，则与《伊利亚特》相距甚远。如果这两部作品是出自一人之手，那么他真可谓是一位复杂变化各种情态意境的大师了。第二部史诗的作者较富文学和哲学气质，暴乱和好战的色彩也较淡薄，自我意识和默省的工夫较深，意态悠闲而富于教养，神韵如此温文尔雅，以致人们认为《奥德赛》乃是为仕女而写。

此外，《奥德赛》是否出自多人而非一人之手，其判定比《伊利亚特》更难。这部史诗也有缀合的迹象，但其针线似乎较前者巧妙得多，其情节的安排虽然也有迂回偏差之处，但其结果极为连贯，几乎不亚于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故事一开始就已隐约地显露某结局，每一个插曲都向这个目标进行，结局的出现则使全书脉络一贯。这部史诗可能也和《伊利亚特》一样，是根据以前的歌曲撰述，但其统合的技巧更为完整。我们很难自信这个判断正确，但《奥德赛》可能比《伊利亚特》要晚出一个世纪，很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这部书中的人物构想和描述，没有《伊利亚特》那样生动活泼。对珀涅罗珀的描述很隐晦，除了在故事的结局，她对丈夫的归来发生片刻的怀疑——也许是后悔之外，并没有真正从她的织机后面出来过。对海伦的描述则比较清楚，也很突出。在这部史诗里，千艘战舰的出发和万人的死亡，仍然是为了“女人中的一位女神”，她具有中年妇女的成熟之美，比年轻时更温柔文静，但仍和以前一样自豪，把一位皇后所享受的一切服务视为当然。诺西卡在男人的眼中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我们很难想象希腊人中会有这样一幅雅致而浪漫的画像。对于忒勒玛科斯的描述则不稳定，他似乎有一点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气质。但《奥德赛》确实是所有希腊诗歌中最完整和复杂的一幅画像。总之，《奥德赛》是用韵文所写的一部令人入迷的小说，充满了柔美的情感和冒险惊奇的故事，对不太好战和年龄较高的人而言，比雄伟血腥的《伊利亚特》更为有趣。

这两部硕果仅存的长篇史诗已成了希腊文学遗产中的瑰宝。荷马的著作是希腊教育的主要教材、希腊神话的宝库、成千戏剧的源泉、道德熏陶的基础，最奇怪的也是正统神学的“圣经”。希罗多德说荷马和赫西俄德给了奥林匹斯山诸神以明晰的人类形态，厘清了天庭的秩序（可能有几分夸张）。荷马所描写的诸神颇为雄伟庄严，而我们却因他们的缺点而喜爱他们，但是因为诗人把它们描述为一种玩乐的怀疑主义，因此学者一直认为它们不配作为国家的“圣经”。这些神灵和一般亲属一样地争吵，如跳蚤一样地通奸，与人类一样有亚历山大所谓人类的弱点——需要爱情和睡眠，除了饥饿和死亡之外，凡是人类的事他们都做。在智慧方面，他们中间没有一位能和奥德修斯相比；在英雄气概上，没有一位能和赫克托耳比肩；在温和上，没有一位比得上安德洛玛刻；在自尊上，没有一位堪与内斯特伦比。只有公元前6世纪的一位诗人，才能用伊奥尼亚式的怀疑对诸神做出这些滑稽的嘲谑。本质上以奥林匹斯山诸神担任喜剧角色的这些史诗，居然能在希腊受到普遍的敬重，被人认作道德和信仰的支柱，说来真是一出历史的幽默。结果证明，这种反常的具有爆炸性的幽默终于摧毁了信仰，人类道德的发展也叛离了诸神废弃的道德。

竞技

宗教未能统一希腊，但（定期的）运动却办到了。人们前往奥林匹亚、德尔菲、科林斯和尼米亚，不是去拜神——因为拜神任何地方都行——而是去看各地选手英雄式的竞赛和各色希腊人的全体大集会。因此，亚历山大把奥林匹亚看作希腊世界的首都。

此处，我们可在运动的仪规之下看到希腊的真正宗教——对健、美、力的崇拜。西摩尼得斯曾说：“人类最佳的事是健康，其次是美的形式和特质，再次是享受由非诈取而得的财富，最后是在朋友间表现得有青春的朝气。”《奥德赛》书上说：“人生在世，最大的光荣，莫若用自己的双手和两脚赢得胜利。”对于拥有众多奴隶、经常奋起保卫领土的贵族而言，保持健壮的精神与体力，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由于古时的战争是以体力和技巧为基础，希腊人用以争取荣誉的竞技，其原始的主旨也就在此。我们不可把一般希腊人都当作埃斯库罗斯或柏拉图的弟子和拥护者。实际上，他们都跟典型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不但喜欢运动，而且把他们所喜爱的运动员视若尘世的神祇。

希腊的竞技或运动，有私人的、地区的、城市的、全希腊的之分，我们即使是在古迹的一点残余中，也可看出他们运动的范围。雅典博物馆中的一个浮雕上，一面雕有角力比赛，而另一面是曲棍球比赛的图案；游泳、无鞍赛马、马上投掷或躲避标枪等，并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做的运动。打猎原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行为，但当其不再成为必需之事后，就成了一种运动。球类运动在当时和现在一样种类繁多，也和现在一样普遍，在斯巴达，“球员”和“青年”两词是同义语。运动场内建有室内球场，这些室内球场称为“sphairisteria ”，室内球场的教练则称为“sphairistai ”。在另外一个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从地板或墙上弹回一个球，然后用手掌将它击回，他们是否像现在的球手一样轮番击球则不得而知。另一种球赛颇似加拿大的长曲棍球，这是曲棍球的一种，但是使用球拍攻击。对此，普鲁克斯（Pollux）在公元前2世纪有一段记述，其使用的几乎是现代术语：

一些青年被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在他们曾经准备过和度量过的平地上放有一个皮做的球，球的体积类似一个苹果。他们从固定的出发点冲向这个球，好像它是置于两组中间的目的物。每一个球员右手都有一个拍子……末端是一种扁结，中间织以肠线……好像是一个网。每一组都在力图防护自己的地盘，设法首先将球攻到对方场地的一端。

同一位作者又描述另外一种比赛，在这个比赛里，一组将球掷出，力图超越或穿过对方，“直至一方将另一方逐回其目标线后为止”。公元前4世纪安提丰在他不完整的手稿里，曾经这样描写一位运动“明星”：“当他得到球时，很喜欢将球传给一位球员，同时躲避另一位球员；他从一位球员手里将球击出，同时以高声叫喊激励另一位。出界，一个长传，超越他，过顶，一个短传……”

从这些私人运动产生了地区和偶然的运动，例如像帕特洛克罗斯等英雄人物死后或一件重大事件获得成功后，例如色诺芬将军的万人大军迈向海洋。然后是城市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里，每个运动员都代表这个城邦各地区或各团体。几乎成为但并未真正成为国际性运动会的是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6年所创立的每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里，运动员大都是来自阿提卡，但来自其他地区的也一样受欢迎。除了一般的体育竞赛，还有战车竞赛、火炬竞赛、划船竞赛，歌唱、竖琴和笛的音乐竞赛，舞蹈和诗歌朗诵（主要是诵荷马的诗）。阿提卡区中每区都以健康、有活力和俊美为标准选拔24名代表，然后经过评判，将奖品赠予最能代表男性气质的24人。

由于竞争是体育所必需，如果没有竞争，运动就很难存在，因此，为了提供最高的刺激和鼓励，希腊各城邦安排了全希腊运动大会。这种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最早的一次是于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办，每四年举行一次。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个确定的日期。当初仅限于埃里亚人（Eleans），不到100年的时间，就吸引了全希腊的选手。到了公元前476年，优胜名单中，已经包括了从西诺波到马赛的代表。于是，宙斯的节日成了国际性的假日。在此月内，全希腊境内的所有战争，都要宣布休战，如果有前往运动会的旅客在希腊任何城邦境内遭到侵害或干扰，埃里亚人就要向这个城邦征收罚款。马其顿的菲利普王，因为他的几个士兵抢劫了一个前往奥林匹亚的雅典人，曾经谦逊地缴纳罚款。

所有的朝圣者和运动员，都于一个月前从遥远的城市出发。那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一个市集，平原上布满了为观光客遮蔽7月骄阳的帐篷，其他各处也都是摊位，数以千计的合法商人展示他们的货品，酒类和水果、马匹和塑像等应有尽有，卖艺者和魔术师也为观众表演各项技艺。有些人空中耍球，有些人玩些灵活的花招和技巧，还有一些人吃火和吞剑。一些类似迷信的娱乐方法，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著名的演说家如高尔吉亚（Gorgias）、著名的诡辩家如希庇亚斯，可能还有著名的作家如希罗多德，曾在宙斯神殿的柱廊上发表演说或朗诵诗歌。因为不许已婚妇女参加这个节庆，它就成了男人的一个特有假期；已婚妇女在赫拉的节日另有自己的竞赛。米南德把这个场合归纳为下列五点：拥挤、市场、特技、开心、窃盗。

只有非奴隶所生的希腊人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加竞赛。各地区的运动员经过淘汰赛初选，晋级后由职业paidotribai （青年选手）和gymnastai （体育家）严格训练10个月。当到达奥林匹亚后，即接受有关人员的检查，并宣誓遵守一切竞赛规则。犯规或不法事件甚为稀少，我们曾经听说欧波利斯曾贿赂其他拳击手设法输给他，但是这种犯规所招致的惩罚和耻辱非常巨大，颇有震慑作用。当万事俱备后，各运动员就被引入会场，这时一位传令官便宣布各运动员的姓名和他们所代表的城市。不分年龄段，所有运动员均须赤裸，间或可以在腰间系一条窄带。竞技场内，除在起点供竞赛运动员所踏的狭石条外，不留任何物体。4.5万名观众成天在场内守着位子，忍受昆虫、炎热和干渴，而且不得戴帽，水质甚劣，还有蚊蝇的滋扰。但宙斯也被视作驱蝇神，因此不时向他奉献祭品，希望能减少蝇害。

把最重要的项目联结在一起称作“五项全能”（pentathlon），为促进在五项中对每一项的发展，所有参加人员必须参加每一项的竞赛；要想获得胜利，必须五项中能有三项取胜。第一项是跳远，运动员两手持状似哑铃的重物，从站着的位置作起点起跳。古书的记载告诉我们，有些运动员可以跳50英尺；但我们对书上所写的一切也不必完全相信。第二项是掷铁饼，是一个金属或石头做的圆盘，重约12磅；据说最佳的选手可掷到100英尺。第三个项目是掷标枪，在枪杆中间装有一条皮带，以提高投掷距离。第四个项目也是最主要的项目，是全长赛跑，也就是竞技场的全长（通常为200码，约183米）全速冲刺。第五个项目是角力，这种竞争在当时的希腊极为普遍，希腊文“体育”（palaistra ）一词即是由此而来，而关于角力冠军的故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

拳击也是一项很古老的竞赛，显然是从米诺斯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希腊留传下来的。拳击手开始练习时是打击悬挂得与头同高的皮囊，里面装有无花果的种子、谷粉或细沙。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拳击手均戴着长可及肘的柔软的牛皮手套。出击的目标仅限于头部，但并无规定禁止击打已经倒地的对手。其间并无休止或回合，双方互击至对手屈服为止。参加的人也无量级之分，任何重量的人都可以参加。因此，体重成了一种资本，原是技巧的竞赛沦落为一种膂力的竞争。

随着时间的进展，残酷的成分与时俱增，拳击和角力两者也就合并成为一种称为“全力竞赛”（pankration）的比赛。在这种竞赛中，除了口咬和挖眼之外，一切都不禁止，即使足踢腹部也不例外。自这种方式开始后，3位英雄的大名因能折断对手的手指而流传下来；另外一位以挺直的手指和尖锐的指甲戳穿对方的皮肉，进入腹内而将肠子拉出。克罗托那的米洛更是一位令人欣赏的角力家，据说他天天托着一匹牛犊，一直到它长成为一只完全成熟的大牛，用这样的方式来加强他的力量。他有很多技巧和花招使人们非常喜欢他：他可以在手中握牢一枚石榴，没有人能够取去，但石榴却仍然完整无损；他可以站在一个涂油的铁圈上，没有人能够使他移动位置；他可以用绳索在头上绕一个圈，然后将血液运至脑部，屏住气将绳索崩断。但结果是善泅者死于水，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说法，有一次，他偶然碰到一棵枯树，被人插入了若干楔子而分开着。他不假思索地决定用手掰开这棵树，但结果楔子滑落，他被夹入树中，被狼捕杀。

除掉五项全能中的径赛之外，还有数种用脚的竞赛。第一种是400码；第二种是24圈，或2.7英里；第三种是武装竞赛，参加的人都要携带笨重的盾牌。我们对于这些竞赛的纪录一无所知，因为竞技场的面积各城不同。同时，当时的希腊也没有精密仪器测量微小的时间差。但有些故事告诉我们当时希腊人的成绩。有一个人可以追到奔跑的野兔；另外一个和马竞赛，从克罗尼亚到底比斯（全程约20英里），结果也获胜；其次是菲迪皮茨（Pheidippides）以两天的时间跑完从雅典到斯巴达150英里的全程，虽然牺牲了他的生命，但为雅典带来了马拉松（24英里外）胜利的消息。当时希腊还没有“马拉松比赛”。

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下边的平坦处，另外修建了一所赛马场。男女都可参加，当时的制度和现在一样，奖品属于马主，而非骑师——虽然优胜的马有时也可得一座塑像。竞技的高潮是战车大赛，比赛时使用骈马或驷马并肩齐奔，经常10辆驷马战车一起竞赛。因为每辆战车都要在赛场的末端回绕标桩23次，因此意外事件成了竞赛过程中的最大刺激。有一次，40辆战车出发，结果仅有一辆跑完全程。我们不难想象观众在这些竞赛中的兴奋和刺激，他们各自对喜爱的驾驭者辩论、争吵，以及胜利者在驰骋最后一圈时他们在情绪上的放纵。

当5天的艰辛疲劳度过后，优胜者即接受奖励。每位优胜者都在头上束一条毛织发带，裁判员便将橄榄花冠放于其上，同时传令官宣布得奖者的姓名和所代表的城市。这顶桂冠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仅有的奖品，但也是希腊人力图争取的荣誉。纵使波斯人的入侵都未能阻止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举行，其对希腊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就在战争的那一天，希腊仅有少数人在色摩比利山口阻挡薛西斯的军队，成千上万的人照例观看萨索斯岛的西阿根尼赢得角斗（角力与拳击的混合竞赛）的胜利桂冠。因此，有一个波斯人向他的将军叹息说：“天呀！与我们对战的民族作风真是奇特，这些人不爱金钱，只爱荣誉！”这个波斯人，或创造这个故事的希腊人，为希腊人带来了巨大的光荣，并不仅仅是因为那天希腊人应该在色摩比利山而非奥林匹亚。虽然优胜者在运动会上所得到的直接奖品微不足道，但是间接的报酬则很大。很多城市在他们的选手胜利归来后，立即用大量的金钱来酬报他们，有的城市则将他们升为将军，观众公开崇拜他们，致使嫉妒的哲学家因而表示不满。像西摩尼得斯和品达等诗人都被优胜者或其监护人预约为他们编写赞颂诗，由男童合唱队在欢迎他们凯归的队伍中歌唱，雕刻家受雇为他们塑制铜像或石像，有时他们在市政厅吃免费供应的营养品。据说米洛每天吃一头4岁小母牛，而西阿根尼每天吃一头公牛，当然，这种说法也很可疑。

希腊体育的光辉和普遍，于公元前6世纪达到了顶点。公元前582年，近邻同盟为纪念阿波罗，在德尔菲建立了皮西亚赛会；同年，为纪念波塞冬，在科林斯也创立了伊斯米尼运动会；6年之后，为庆祝内梅·宙斯，又展开了内梅赛会；所有这3个运动会都变成了希腊全国性的节日。这3个新创的运动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采取循环举行的办法，希腊运动员最大的野心就是在这4个比赛中都获胜。在运动会中，除了体能的竞赛外，又加入了音乐和诗歌的比赛，实际上，这种音乐比赛远在皮西亚赛会建立以前就已经在德尔菲的节庆日实施了。最原始的项目仅是一首歌颂阿波罗战胜德尔菲大蛇的赞美诗。在公元前582年的比赛中，增列了歌唱和七弦琴与笛子的演奏。类似的音乐比赛在科林斯、内梅亚、得洛斯和其他各地也同样进行，因为希腊人相信，经常的公开比赛不仅能提高演奏者的才能，并且还可以激发大众的兴趣。这种原则不仅适用于音乐，对所有其他艺术如陶瓷、诗歌、雕刻、绘画、合唱、演讲术和戏剧都适用。通过这种和其他方法，运动会对艺术与文学，甚至对历史的编著，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以后希腊历史编纂上，计算年代的主要方法，便是依照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以竞技场全长距离比赛优胜者的姓名而命名。公元前6世纪内全能运动员的体形完美，产生了理想的塑像，到米隆和波利克里托斯时达于至善。裸体竞赛以及在健身房和节日举行的比赛，使雕塑家有了不寻常的机会，得以观察人体在各种自然形式和姿态中的情况，这个国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的艺术家的模特儿。因此，希腊的体育和宗教结合起来，产生了希腊的艺术。

艺术

现在，我们终于谈到希腊文明最完美的产品，但我们很悲哀地发现，它留下的东西太有限了。希腊文字由于时间、偏见和心理趋向所造成的损害，与希腊艺术所遭受的破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它所留存下来的，只有一件古典的青铜器——德尔菲的马车御者；一件古典大理石雕像——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耳墨斯。没有一座神殿，甚至连忒塞姆在内，是依古希腊原始形式和色彩留传给我们的。希腊的纺织、木工、象牙、银和金等制品，几乎荡然无存。不是由于所用材料无法持久，就是因为东西过于稀贵，以致无法逃避时间和野蛮的破坏。因此，我们不得不像用遇难船的残余木板重新造船一样拼凑，来追溯、研究当年的艺术。

表现和装饰的冲动、希腊宗教的人神同性（或同体）特性，以及运动特性和理想，是希腊艺术的来源。早期的希腊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随着时代的逐渐发展，放弃了杀生以陪伴或侍奉死者，以埋葬雕刻物或画像作为代替品。然后再将祖先的像供奉在家里；或将本人或其所钟爱人的像供奉在神殿内，这种做法像是许愿，认为这些肖像在殿内可以获得神的保护，而这些肖像所代表的人自然也可以得到保护。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宗教，甚至希腊人对地下诸神的崇拜，都过于模糊和不近人性，且有时过于恐怖或过于奇异，因而很难产生美术形式。但是，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坦诚人性和他们需要庙宇作尘世的居留，为雕塑、建筑及成百的附属艺术开辟了道路。也许除了天主教之外，或许从来没有任何其他宗教这样刺激和影响了文学和艺术：几乎从古希腊递传下来的每一本书，每一出戏剧，每一个雕像、陶器或建筑，在主题、目的或灵感上都涉及宗教。

但仅有灵感并不能使希腊艺术这样伟大。除了灵感之外，必须有源自文化接触和技艺传播与发展的卓越技术。实际上，对希腊人而言，艺术就是一种手工艺，艺术家也很自然地从工匠中产生，因此，希腊人也从未对这些人真正加以区分。艺术家当然也需要一些关于人体的知识，例如人体各部分的比例标准，对称和美的健康发展；艺术家对美也需要有感官和感情热烈的喜爱，因而对一件辛苦的工作，不致视为异途而会全力以赴，如此可使他的成就得以永垂不朽。斯巴达的妇女在她们卧室里放置着阿波罗、纳西索斯、雅辛托斯或其他俊美神祇的像，以便能帮助她们生育俊美的孩子。塞普色鲁斯远在公元前7世纪就建立了一种妇女赛美会。阿特纳奥斯告诉我们，这种定期赛美会一直举行到基督教时代为止。提奥夫拉斯图斯说：“在若干地方有妇女关于谦和及管理的比赛……也有些地方举行选美大会，例如……在特纳多斯和莱斯博斯。”

·陶瓷

希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说第一只杯是以海伦的乳房为模型塑制的。如果属实，那么这个塑制品也在多利安人入侵时丧失了，因为从早期希腊所传下来的陶瓷没有能使我们发现与海伦有关的地方。这次入侵一定造成了不少损害，极度地扰乱了艺术，使工艺家陷入贫困，毁灭了学校，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中止了技术的传播，因为希腊在被入侵后又重新自原始而简单粗陋的阶段开始，好像克里特从来没有将陶瓷发展到艺术的境地一样。

入侵的多利安人可能使用了米诺斯—迈锡尼以后的粗糙技术方法，生产了几何形的陶器，这些制品也控制了荷马时代以后的最早希腊陶瓷。富有克里特式装饰意味的花卉、图景、植物被一扫而空，代之以表现多利安庙宇光芒的严肃精神，这就是希腊陶瓷毁灭的原因。这个时期的巨缸对美的贡献不大，因为这些缸瓮之类的设计目的是用于盛酒、油或谷物，而不是引发陶瓷鉴赏家的兴趣。这些器物上的装饰，几乎千篇一律的是一些一再重复的三角形、圆圈、链形、格子、菱形、万字（卍）或简单的水平平行线，甚至所插入的人像也是几何式的，例如人体的躯干是三角形、股和腿是圆锥形。在整个希腊都是这种懒惰形式的装饰，并且也在雅典决定了第比伦（Dipylon）陶器的式样。 [9] 但是在这些巨大的盛器上（通常用来盛装尸体），却在图形的线间画上了吊祭者、战车和动物的侧影（虽然很粗糙）。但在公元前8世纪的末期，更多的生命进入了希腊陶瓷的画境，底色改为两色，曲线取代了直线、棕榈和荷花、后足立地腾跃的马匹以及被猎获的狮子。（人们将图）先绘制于未焙烧前的泥型上，同时装饰华丽的东方色彩，代替了单纯的几何图形。

紧接着是一个繁忙的试验时期。在米利都的市场上充斥着红陶器，在萨摩斯是雪花石膏，在莱斯博斯是黑陶瓷，在罗得斯是白陶瓷，在克拉佐曼纳大多是灰色产品，同时，诺克拉蒂斯则出口彩陶和半透明玻璃。埃利色雷以其陶器的质薄闻名，查尔西斯以其陶器润饰的光泽闻名，西克高和科林斯则以其精致的“科林斯式”香水瓶及精美彩绘（类似罗马Chigi花瓶）花壶闻名。这时各城市的陶瓷工人好像在进行陶瓷战，其中少数人发现在地中海每一个港口，同时在俄国、意大利和高卢的内陆都有顾客。在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似乎占了上风，它的产品销往各地和各户人家，它的陶瓷工人在雕琢和着色上发现了新技术，在形式上也有新的创造。但约于公元前550年时，色拉米库斯的陶瓷大师抢了先，他们抛弃了东方的影响，用他们的黑纹产品占据了黑海、塞浦路斯、埃及、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的市场。从这个时期起，最好的陶瓷工人纷纷移往雅典或是诞生在那里，经过许多世代的父子相传之后，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派别和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于是阿提卡的陶瓷业独领风骚。

陶器上也不时绘有制作厂的图画，师傅与学徒共同工作，或细心地监督各种处理程序，例如颜料和黏土的混合、形式的塑制、未烧制前的画底、花样的雕刻、塑型的焙烧，最后看到这些美丽的成果出自己手，当然别有一番乐趣。阿提卡上百名陶瓷家都留名后世，但时间粉碎了他们的杰作，留下来的只是姓名。在一个饮水用的杯子上曾有一句很荣耀的话：“尼可西尼制造了我。”比尼可西尼更著名的一位是艾克西亚斯，他手制的双耳长颈瓶目前保存在梵蒂冈。他是在佩西斯特底斯治下的承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许多艺术家之一。约于公元前560年，从克里提亚斯和艾尔哥迪莫斯手里产生了著名的法兰西斯花瓶，这个花瓶是由一位法国人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现在珍藏在弗劳伦斯考古博物馆里，这个瓶实际上是一个混合（搅拌）物品用的钵，上面塑制着一层又一层取自希腊神话的小像和风景。这些人物都是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黑陶时代杰出的工艺家。我们也不需过度夸大他们制品的优越，因为无论在构想和技巧上都不能和中国唐宋的佳作相比。但希腊制品的主旨与东方不同：希腊人不仅重视色彩，也重视线条；不仅重视装饰，也重视式样；希腊陶瓷上的人像是传统式的、因袭的，双肩过度夸张，而双腿则很细，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古典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假定希腊的陶瓷家从未梦想过一个生动正确的人像。希腊人的做法是在写诗，而非在写散文；是在表现想象，而非在表现实体。希腊人在颜料和材料上限制了自己：他们取用色拉米库斯优良的红陶土，然后用黄色细心地雕刻人物，再将这个画底的沟槽填以光泽的黑釉。他们做出了很多美丽而有用的容器，例如水瓶、双耳瓶、酒碗、水杯、研钵和油膏瓶。他们先构想和试验，创造新品种，并发展了由铜工、雕刻家和画家所采用的技术。他们发明了为表示远近而将景物缩小、远近配合、明暗对照和造型等技术，他们也为而后塑制千百种主题和式样的赤色陶像铺了路，他们摆脱了多利安的几何图形和东方的过度渲染，而以人像作为其生命的来源和中心。

到了公元前6世纪最后25年，雅典的陶瓷家对红底黑像已感厌倦，于是把像与底的颜色颠倒，创造了“红像式”陶瓷，这种产品统治了地中海市场200年。人像仍旧是僵直和有角度的，双目完全画在人体侧面像上，但纵然有这个限制，在观念和技巧上还是有了新的自由，范围也比以往宽广。他们用一个细尖物将人像画在陶底上，再用一支笔作较细密的描绘，用黑色涂描背景，然后增润少量的彩釉。这里又有一些名家名垂后世。一个双耳长颈瓶上写着向欧弗罗纽挑战的字句：“波利亚斯之子欧西米德绘，永非欧弗罗纽所能及。”这意思是要他也试试能否绘出相同水准的杰作。虽然如此，欧弗罗纽仍被列为他那个时期最伟大的陶瓷家。很多人认为，一个绘着赫拉克勒斯与安泰角力的大钵，即是他的杰作。另外，和他同时代的索西阿斯也很杰出，人们认为有一件著名的希腊陶器即是他的作品，上面的像是阿喀琉斯正在包扎帕特洛克罗斯受伤的手臂，绘制得甚为精细，因而使这位青年斗士的无言之痛也流传了很多世纪。对于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如今已被遗忘的无名英雄，当我们看到以下的杰作时，就会对他们肃然起敬：首先是一个杯子，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达恩哀悼她儿子的故事；其次是一个水壶，现存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上面画着一个希腊军人——可能是阿喀琉斯——将长矛投向一个美丽但并非没有胸部的女战士。使得英国诗人济慈成天站立，着迷终日，直到“狂野的喜悦”和“疯狂的追求”触动了他的心弦，带给他一首较任何希腊陶瓮更伟大的诗歌的，也正是这些陶瓷之一。

·雕塑

希腊在西亚的殖民和在公元前660年与埃及的通商贸易，使得近东和埃及雕像的形式和方法进入了伊奥尼亚和希腊的欧洲部分。大约在公元前580年，两位克里特的雕塑家第波努斯和西利斯接受了在西塞昂和阿尔戈斯的任务，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不仅有雕像，还有学生。从这个时候起，在伯罗奔尼撒创立了一座积极而活泼的雕塑学校。这种艺术具有很多目的：最先是用简单的柱状物纪念亡者，然后是仅将方柱头雕成人头，再其次是将柱体完全雕琢成圆形，或雕成墓碑浮雕。而后为竞赛胜利的运动员雕像，起先是雕成典型，接着雕成个体。希腊在宗教信仰的鼓励之下，制作了无数的神像。

直到公元前6世纪，所使用的材料多半是木质。我们听了很多关于科林斯的独裁者塞普色鲁斯胸部雕像的故事。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载，那座像所使用的材料是西洋杉，里面嵌入象牙和黄金，外面饰以极为复杂的雕刻。而后随着财富的增加，木像外面的全部或局部可能覆以珍贵的材料。菲狄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制作雅典的万神庙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像，也是如此。在古典艺术时期的末期，青铜与石头在作为雕刻材料上互争短长，可惜的是，这些铜像都禁不住改做其他价值较高物品的诱惑而被熔毁，但是硕果仅存的德尔菲马车御者的铜像可能地位太不重要，仅居于附属品地位，然而仍不难看到自从萨摩斯的罗尔库斯和狄奥多鲁斯把空铸法引入希腊后，这个铜像几乎是使用这种方法的完美制品。最著名的一些雅典塑像，如“诛杀暴君者”（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是在希庇亚斯被逐后不久由安特诺在雅典用青铜所铸制。在希腊使用斧锤和凿子以雕制各种较硬材料之前，很多种类的软石都被使用过，一旦学会这门技术，他们几乎将纳克索斯和帕罗斯两岛的大理石开采净尽。这些雕像在古代（公元前1100—前490年）经常被涂以油漆，但到了这一时代的末期，人们发现磨光的大理石更能表现女人肌肤的柔滑之美。

伊奥尼亚的希腊人首先使用服装作为雕塑的要素。埃及和近东将雕像的服装弄得颇为僵硬——一件宽大的石裙使雕像的生气丧失殆尽。但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雕刻家则将褶皱引入了雕像的服装，并用这种服装以显示美的最高源泉和标准，而且展示健康的人体。但埃及和亚洲的影响仍然异常强烈，致使大多数古希腊的雕像都显得笨重、僵硬而毫无韵致，甚至在休息状态中的双腿也是僵直地挺伸着，双臂软弱地悬于两侧，两眼如杏，偶尔带有东方式的倾斜，面部千篇一律，呆滞而缺乏表情。这个时期的希腊雕像完全接受了埃及的正面规则，雕像的制作完全着眼于从正面观赏，而且两侧必须极为对称，一条垂直线通过鼻、口、脐及生殖器，既不可偏右，也不可偏左，也不能有动作和休息所形成的屈曲。这种呆滞的严格规定可能是由于传统造成的。希腊的法律规定，运动员除非在五项全能运动中完全获胜，否则不得塑制自己的像。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体格才获得了和谐的发展，才有资格雕塑自己的像。由于这一点，也可能由于如同在埃及一样，在公元前5世纪前宗教传统支配着神的形象或表现，希腊雕塑家将他们局限于少数姿势和类型，也遵循着这个方向研究和发展他们的艺术。

这两类研究终于获得了一些成就：一种是青年塑像，几乎全裸，左腿微向前伸，臂在两侧或部分伸出，握拳，表情安静而严肃。另一种是少女像，发式梳理谨慎，姿势和服饰都很适中，一只手提着外袍，另一只手则向神呈献礼品。后来历史上称这些青年像为阿波罗，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运动员或纪念亡者的碑碣。其中最著名的是特尼亚的阿波罗，最大的是苏纽姆的阿波罗，最矫饰的是艾弥克莱（接近斯巴达）的阿波罗宝座。其中最精美的一个，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小型斯特朗·福特（Strang Ford）的阿波罗。更精美的一个，是罗马所仿制的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戈菲尔（Gouffier）的阿波罗。至于那些少女像，至少在男人眼里更为悦人：她们的体态细长轻盈，她们的脸部常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她们的服饰也开始脱离传统的僵硬，其中一部分，例如存于雅典博物馆中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可称为杰作。其中有一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希俄岛的“Kore ” [10] ，纵然在希腊也是上乘之选。在这些作品中，颇富美感色彩的伊奥尼亚特征突破了阿波罗原有的埃及式的呆板和多利安的严肃。希俄岛的阿基尔莫斯创造了另一种形式，或是遵循着已经失落了的得洛斯胜利女神模型风格，由此开始产生了奥林匹亚的帕纽斯的胜利女神、萨莫色雷斯的有翼胜利女神以及基督教艺术中的有翼天使。在米利都附近，有一些姓名不详的雕刻家，为勃兰基达神殿雕制了很多着衣而坐的女性，这些像看起来很有力但也很粗糙，颇有威严但很笨重，颇为深沉但无生气。 [11]

浮雕的历史很古老，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告诉我们它的起源。科林斯的一个少女，把她爱人投射在墙上的头影勾画了一个轮廓，她那身为陶工的父亲布塔德，将轮廓的沟中填以黏土，压成坚硬的形式，然后取下烘焙。普林尼告诉我们，半浮雕（或浅浮雕）就这样诞生了。这种艺术在神殿或坟墓的装饰上，甚至比雕刻还重要。阿里斯托克勒斯在公元前520年就制了一个浮雕，这个浮雕也成了雅典博物馆许多珍品之一。

因为浮雕几乎永远是先画后雕，因此雕刻、浮雕及绘画是互相关联的艺术，通常也都为建筑所使用，同时大多数的艺术家对这四项都精通。神殿的嵌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的横饰带、横饰带上面两个竖条纹饰之间的方形墙面和山形墙的背景，通常都要绘画，而主要结构通常则保留了石料的天然颜色。至于绘画作为单独艺术这方面，希腊的遗迹实在很少，但我们可以从很多诗词里面了解到使用颜色混以溶解的蜡在板上作画，在阿那克里翁的时期就已开始。绘画在希腊发展最晚，也是消失最晚的艺术。

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艺术除了建筑之外，完全没有达到哲学和诗在同期所达到的观念上的无畏和形式上的完美。这可能是由于仍然以乡村为主，并且在贵族体制下，对艺术的提倡奖励发展过缓，而在一个过于年轻的工商社会阶层，人们仍然以寻求财富为第一要务，不太重视风格。虽然如此，在各独裁者统治时期，仍然是各种希腊艺术的刺激和改进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治理的雅典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对雕刻的严格限制开始松动，正面像的规则已经崩溃，两腿开始移动，两臂也离开了两侧，手也开始伸开，面部开始有表情和特点，身体也开始弯曲作多种姿势，表示对解剖和动作有了新的研究。这种在雕刻上的革命，赋予了石材生命，成为希腊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脱离正面像是希腊一项显著的成就。埃及和东方的影响被抛弃，希腊艺术变成了希腊式的艺术。

·建筑

建筑科学自多利安人入侵后缓慢地恢复了，恢复的程度超过了多利安侵袭所造成的损坏。跨过自阿伽门农到特潘得的黑暗时期，迈锡尼的麦格伦将其建筑的主要精神传入希腊。长方形的建筑，里外使用柱体、圆形柱竿和简单的方柱头，台口的竖条纹饰和两个竖条纹饰之间的方形墙面，都在多利安或希腊艺术的伟大成就中保存了。但其实迈锡尼建筑显然是世俗性的，专注于宫殿和住宅，而古典的希腊建筑则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因为王朝的（独裁）统治衰落，宗教和民主结合了希腊的热情以荣耀各城市的保护神，因而皇家的“麦格伦”艺术转变为民间的庙宇。

最早的希腊神殿是木造或砖造的，原因是能适应黑暗时期的社会贫穷。当大理石成为神殿的正统建筑材料后，其建筑形式仍和使用木材的时期无异，殿宇的长方形本体（主要部分）、圆形柱体、主桁的楣梁、桁端竖条纹饰、人字屋顶，都遵守木造建筑时的原始形式，甚至最初的伊奥尼亚式螺旋形，显然也是绘在木块上的花样。随着希腊财富的增长和旅行的增加，石料的使用也随之增多，约于公元前660年希腊与埃及开始贸易后，使用材料的转变最为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前，石灰石是最受欢迎的建筑材料；到了公元前580年，开始使用大理石，最初仅用于装饰部分，然后用于建筑物的正面，最后整个神殿从基础到顶瓦全部使用大理石。

希腊建筑发展了三种“柱式”（orders）：多利安式、伊奥尼亚式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科林安式。因为神殿的内部是留给神和他的辅佐者使用，所有的崇拜都是在殿外实施，三种柱式都极力使外表美观动人。首先从地面开始，通常是在较高的地方奠基——二或三层基石向后倾形成阶梯。自最上一层开始立起多利安式石柱，每个石柱不再单独使用柱石，而是直接升起，柱上刻有浅而边缘垂直的凹槽，而在柱的中部又显然加粗，希腊人称之为“entasis”（圆柱收分曲线——柱的隆起或阳纹）。此外，多利安式柱在上部又渐细，好像是模仿树的形状，成功地反对了米诺斯—迈锡尼式（一种不变细的柱体——甚至愈下愈细——似乎是头重脚轻，颇不顺眼。而宽阔的基底则可增加稳定感，所有建筑都应当如此表达才是。但是多利安式柱在与其高度相比上，可能过重过粗了，雕刻部分过度用力而使人有迟钝之感）。在多利安柱上安装简单而有力的柱头：一个柱颈或圆形带，一个坐垫式的凸圆线脚，一个方形柱顶板在楣梁下面向周围分布柱子的支撑力。

当多利安人正在由“麦格伦”发展这种建筑方式，并可能对埃及原属于多利安式的建筑和贝尼哈桑柱廊加以修正时，希腊的伊奥尼亚因受亚洲影响也在修正这种相同的基本方式。在最终的伊奥尼亚式中，将细长的柱竖起在单个的基础上，自柱的底部开始，至顶端为止，束以狭带。与多利安柱身相比，伊奥尼亚的柱身较高、直径较小，半圆的沟槽被扁平的边线隔离。伊奥尼亚式柱头上有凸圆线脚，一个更狭窄的柱头板，凸圆线脚和柱头板之间是一对螺旋形饰物，几乎可将凸圆线脚和柱头板遮蔽，这个螺旋饰物很像被封入的卷轴——这是一个自赫梯、亚述和其他东方方式修改而成的饰物，式样很优雅美观。这些特性，连同柱顶线盘的精心装饰，不仅代表一个方式，也代表一个民族。这些特性在石头上代表了伊奥尼亚的动人、柔软、温顺、优雅以及对微末细节的兴趣，甚至也和多利安式一样代表着多利安人的不露傲态、集体力量和严肃简单。各地区人民的雕塑、文学、音乐、仪态和服饰，与他们建筑方式的和谐上，各有不同。多利安建筑是数学，伊奥尼亚建筑是诗，两者都借重石材的持久性。一个是北欧式，一个是东方式，两者都构成了男性和女性和谐的主题。

希腊建筑的特性是同时将柱子发展为一个美的要素和结构上的支撑。外边柱廊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屋檐，同时也增强内殿墙壁对山墙（人字墙）屋顶的支持力。各柱上端是台口，也就是大厦的上层结构，希腊建筑在这里也和支撑物一样，一方面追求自己独具的风格，也力求能将各部分密切结合。楣梁（连接各柱头的巨石）采用多利安式的序次设计，或绘以简单的饰线。伊奥尼亚式共含三层，每层都向下凸出，每层上面都有一个大理石檐板，被多种极为复杂的细部装饰所分割。因多利安式下垂屋顶是以斜梁为主要结构，这些斜梁到达屋檐是由两个水平横梁连接牢固，这三个梁的连接末端形成（最初用木材，而后改用石材，但仍仿照木材方式）一个竖条纹饰或作三区分的表面。当屋顶由木头或赤陶瓦所造时，每两个竖条纹饰之间留有一个空间，作为窗用。在使用半透明大理石瓦时，这些竖条纹饰之间的方形墙面（或能看出去的空间）则用刻有浅浮雕的石板填充。在伊奥尼亚式的建筑里，神殿主要部分外墙上端可能绕以刻有浮雕的横饰带。在公元前5世纪，两种浮雕（两个竖条纹饰之间的方形墙面上和墙上的横饰带）常在同一个建筑物中同时使用，在帕特农神庙中即是如此。雕塑家在山形墙（人字屋顶在前后所形成的三角形）发现了大好的表现机会，也可以说是用武之地，在这上面所创作的图像可以用显著的隆起浮雕，并将图形加大，以便在下面容易瞻视。同时，狭窄的屋角或山墙凹面，也是工作表现最困难的部位，可以真正检验艺术家的巧妙技术。最后，屋顶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上面覆以有光泽的彩色瓦和富于装饰性的排水设计，或装尖顶花样，由山形墙的棱角上耸起，别有一番气象。一般而言，希腊神殿里可能有过多的雕刻，在各柱之间、墙上和建筑内，到处都可看到。画家当然也不能置身度外：除了塑像、装饰线条和浮雕须绘画以外，神殿的全部或局部也可能需要绘画。当岁月无情地剥蚀了那些神殿和神像颜色的光辉，含有二价铁的物质给大理石增添了一些天然和无法估算的色彩，在希腊的晴空下衬托这些大理石的光泽，这个时候来称赞希腊人，也可能会使人感觉我们对他们恭维过分了。但即使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可能要到将来才会显得美丽。

两种互相竞争的建筑方式，在公元前6世纪臻于辉煌，到公元前5世纪达于完美。两种方式在地理位置上的分配也不平均：伊奥尼亚式盛行于亚洲和爱琴海，多利安式则盛行于希腊本土和西部。伊奥尼亚式在公元前6世纪的突出成就是在艾菲索斯的阿尔忒弥斯神殿、在萨摩斯的海拉神殿和在米利都附近的勃兰基达神殿，但伊奥尼亚建筑在马拉松的前面只留下了废墟。现存最佳的公元前6世纪建筑是波塞冬尼亚和西西里较老的神殿，都是多利安式。在公元前548至前512年间，由科林斯人斯宾萨斯设计的德尔菲大殿的平面设计图仍然存在。这座神殿毁于公元前373年的地震，后来又根据同一设计重建，当帕萨尼亚斯到希腊旅行时，这座重建的神殿仍然矗立在那里。那个时期雅典的建筑几乎全部是多利安式，庇西特拉图自公元前530年起开始依照这种形式在卫城脚下平原处建造伟大的奥林匹斯山宙斯神殿。在公元前546年波斯征服伊奥尼亚之后，数百名伊奥尼亚的艺术家迁往阿提卡，在雅典介绍或发展了伊奥尼亚建筑。在这个世纪的末期，雅典建筑家同时采用两种建筑，并且因此奠定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技术基础。

·音乐和舞蹈

希腊文“mousike ”（音乐）一词原意为奉献于司文学、艺术、科学等9女神中的任何一位的任何事物。柏拉图学院称为“museion ”（博物馆）——奉献给9女神和各女神所职司诸文化事务的场所。亚历山大的博物馆是文学和科学活动的一所大学，并非一般搜集各种事物的博物馆机构。就狭义及近代观念而言，音乐在当时希腊人中至少和我们现在一样普遍。在阿卡狄亚，所有的自由人在30岁以前都要学习音乐，每人都要通晓几种乐器，不会歌唱便是一种耻辱。抒情诗（lyric poetry）这一名称就是因为要由七弦琴、竖琴或笛子伴唱而得名。诗人通常要将音乐（乐谱）和歌词同时写出，并且唱自己所谱成的歌曲。在古希腊时代作为一个抒情诗人远比今日的诗人更为困难，因为今日的诗人所写出的诗仅供默读或独自阅读，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希腊文学能够脱离音乐而存在。教育和文学，跟宗教和战争一样，都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军乐在军训方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几乎所有记忆上的训练也都是运用诗歌的背诵来实施。到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音乐已经算是很古老，种类和格式已经有了数百种。

乐器都很简单，类似今日较大的乐器库一样，都是以撞击和管弦乐器为基础。上等的乐器并不普遍。笛子在雅典直至亚瑟比雷斯以前一向受人欢迎，但亚瑟比雷斯认为他的乐师在吹奏时鼓着双颊的样子很可笑，他本人也拒绝吹奏这种可笑的乐器，因此在雅典青年中造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反对吹笛子（此外，雅典人甚至还说，包伊夏斯在奏笛上超越了他们，使艺术陷入庸俗）。简单的笛子是一个茎管或钻空的木棍，有可随意装上或取下的口管，有27个指孔，可装上活动塞子以调整音阶。有的演奏者使用双笛——一支“阳性”或低音笛持于右手，一支“阴性”或高音笛持于左手，两支笛都用一根带子绕于双颊纳入口中，吹奏出简单和谐的音调。希腊人把笛子配装于一个可膨胀的口袋内，制成了一种风笛。将数支渐变的笛子连接在一起，制成一种束管乐器，或称潘笙（神话中阿卡狄亚河的女神为潘所追求，变为一束芦苇，潘即以此作为笙）。将管伸长及开底，并封闭指孔，制成欧氏管或小喇叭。帕萨尼亚斯说，笛乐通常很阴沉，永远是用于丧曲或挽歌，但是“奥拉特利达（Auletridai）”（希腊的奏笛艺妓）所奏的似乎并不阴沉。弦乐只限于用手指或琴拨（金属或骨制，戴于指上）。弓乐（如小提琴类）则没有听说。七弦琴、福尔明克斯（phorminx）和基萨拉琴（kithara）大体相似——4根或4根以上的羊肠弦横跨过金属或龟壳共鸣体的桥架之上。基萨拉琴是一种小型竖琴，用于叙事诗的伴奏；七弦琴类似吉他，用来伴奏抒情诗和歌。

希腊人告诉我们许多奇异的故事，说神（赫耳墨斯、阿波罗和雅典娜）如何发明了他们的乐器。阿波罗如何使用他的七弦琴和马西阿斯（Marsyas，弗里吉亚的女神西芭莉的祭司）的管和笛相竞赛，由于将他自己的声音加到琴上而获得了不公平的胜利，把倒霉的马西阿斯活活剥皮，以结束比赛，这个传说活灵活现地说明了笛为七弦琴所击败。还有一些较美丽的故事，说明古代的音乐家如何建立或发展了音乐艺术：一个是马西阿斯的学生，名叫奥林波斯（Olympus），他在接近公元前730年的时候发明了四分音音阶 [12] ；一个是赫拉勒斯的教师利努斯，发明了希腊音乐符号和建立了若干“音阶”；再一个是狄奥尼索斯的色雷斯祭司奥耳甫斯，还有他的学生缪西尤斯，后者说：“歌是人类的甜品。”这些故事反映希腊音乐的风格得自吕底亚、弗里吉亚和色雷斯的可能事实。 [13]

歌唱几乎进入了希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狄奥尼索斯有狂热的合唱歌，对阿波罗有欢乐歌，对每一位神都有赞颂歌，对于富人有“enkomia ”（赞颂歌），对于运动员有“epinikia ”（胜利之歌）；在用餐、饮酒、恋爱、结婚、哀悼、送葬时，有“symposiaka ”、“skolia ”、“erotika ”、“hymenaioi ”、“eligiai ”和“threnoi ”，牧人有“bukolika ”，收割者有“lityerses ”，葡萄园园丁有“epilenia ”，纺者有“iouloi ”，织者有“elinoi ”。那时大概和现在一样，市场和俱乐部中的男人、家庭妇女和娼妓所唱的歌不会像西摩尼得斯所作的歌那样有教养。粗俗和高雅的音乐，经过许多世纪一起传流下来。

希腊人都相信，实际上也是如此，音乐的最高形式是合唱，他们赋予合唱哲学的深度、结构上的复杂、情感上的范畴，如果就现代的音乐来讲，应当是属于协奏曲或交响乐。任何节日——一次收割、一个胜利、一个婚礼或一个圣日——都可能用合唱的方式庆祝，城市和团体也不时筹办伟大的合唱比赛。在大多数情形下，这种比赛都在很久以前就要开始准备：先指定一位作曲家编拟文字和歌谱，说服一位富人负担经费，邀请职业歌唱家，合唱队也要经过慎重的训练。所有歌唱者都唱同一个调子，和今天希腊教会的音乐无异，除了在后来的各世纪中伴奏音乐可高出或低于歌唱声音1/5，或与其相背外，没有“半音部歌”，这似乎是希腊人最接近和谐和对位音的地方。

舞蹈的最高发展是与合唱共同结合为一种艺术，正如现代音乐的许多形式和条件曾经与舞蹈相结合。 [14] 在希腊，舞蹈和音乐在历史和流行上是互争雄长的。卢奇安无法追溯舞蹈在人间的开端，他在星体的规律运动上去寻找起源。荷马不仅告诉我们代达罗斯为阿里亚德尼所造的舞池，并且告诉我们，在特洛伊围城之战时，一位希腊战士是一个职业舞蹈家，名叫梅里内斯，他在战斗中也跳舞，任何长矛都不能刺伤他。柏拉图形容“舞蹈”（chests）为“用整个身体的姿势来表达语言的本能欲望”——这种说法毋宁说是某些现代语言的形容方式。亚里士多德对舞蹈作了更佳的解释，他认为舞蹈是“用姿势和韵律活动，对动作、个性和热情所作的模拟”。苏格拉底自己也曾跳舞，他赞美这种艺术能使身体各部分都臻于健康，他所指的当然是希腊舞蹈。

希腊的舞蹈和我们的差异很大，虽然有若干舞蹈方式也能形成性的刺激，但男女很少作身体上的接触。希腊舞蹈是一种艺术的运动，而不是行走中的拥抱，这种舞蹈很像东方式的舞蹈，用手和臂与用腿和足一样多。舞蹈的方式和诗歌的种类一样多，古代的权威家列有200种舞蹈。有所谓宗教舞蹈，例如狂欢节上的虔诚信徒的舞蹈；有所谓体育舞蹈，例如斯巴达的占鲁柏迪（Gymnopedia）和裸体青年节的舞蹈；有军事舞蹈，例如希腊战舞，教授儿童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部分；有一种庄严的hyporchema ，是由两个合唱团共同演出，一组唱时另一组跳舞，更迭轮替。在人生每一个重要事件及每一个季节，或一年中的各个节日，都有土风舞。此外，还有很多舞蹈竞赛，通常都有合唱相伴。

所有抒情诗、歌、器乐和舞蹈这些艺术，在早期的希腊都是密切关联，并且在很多方面形成了一种艺术。随着时代的进展，进入公元前7世纪后，便有了所谓专门和专业，史诗放弃了歌唱而采用朗诵，叙事诗与音乐分家。阿基罗库斯唱他的抒情诗而不用伴奏，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衰退之后，诗终于成了一种堕落的天使，喑哑而又受拘限。合唱舞蹈也分解为“唱而不舞”和“舞而不唱”，原因可能如卢奇安所说：“剧烈的动作使呼吸急促，因而使歌声受到损害。”同样又有了只奏乐器而不歌唱的音乐家，以1/4音阶的精确和迅速的技巧，赢得热心听众的激赏。若干著名的音乐家和现在一样，专注于进款的多少，例如阿谟波斯（Amoebeus，竖琴家兼歌唱家），每次演奏要接受相当于今日6000美元（1个塔伦） 的报酬。一般的音乐家收入仅够糊口，因为音乐家也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世世代代都有“清高”的声誉。

有些音乐家如特潘得、阿利昂、阿尔克曼、斯特西尔克鲁斯等人，他们件件精通，将合唱、器乐和舞蹈编织成一个可能比今天的歌剧和交响乐还要复杂与和谐的整体，赢得了最高的荣誉。这些大师中最著名的是阿利昂。希腊人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从塔拉斯到科林斯的航行途中，水手偷了他的钱，然后让他选择被刺死或者淹死。他唱完最后一支歌后跃入海中，后被一只海豚（可能是他的竖琴）驮到岸上。他于公元前7世纪末期的科林斯，将即席演唱祭酒神狂欢曲的兴奋歌唱改为50个人严肃而有训练的“循环”合唱，使用我们今天圣乐中的曲调和叙唱调，循环唱出自右向左或自左向右舞时的歌曲。歌曲的主题通常为狄奥尼索斯的苦难和死亡，为纪念神的传统侍者，合唱队打扮成半人半兽状。在事实及名称上，都因此而产生了希腊的悲剧戏院。

·戏剧的开始

希腊戏剧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地区卓然有成，因而奠定了戏剧的基础工作。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创造时代，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将哑剧或宗教仪节过渡到语言和世俗的表演。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喜剧是由一些引导“阴茎游行行列”的人所发起的。一群人手持着“神圣阴茎”，并向狄奥尼索斯高唱着狂欢曲，或向其他植物神唱着赞颂诗，于是真正形成了“狂欢”（komos ）。性在这方面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这种仪节的最高潮便是一个象征性的婚礼，其目的在于神秘地刺激土地的生长力。因此，早期的希腊喜剧，也和现代大多数的喜剧和小说一样，多半以婚姻和假定的生育来形成故事的适当结局。因为希腊喜剧的起源是坦坦白白地源自阴茎，所以直到米南德仍然相当猥亵：一开始就是对再生能力的热烈庆祝，接着便解除了某些性的拘限。那也可以说是一天的道德暂停或休假，言论的自由尤其宽泛。许多游行者都作狄奥尼索斯的半人半兽的打扮，配上一条羊尾巴，一个大号的红皮阴茎，作为其服装的一部。这种打扮成为喜剧舞台上的传统服饰，这是一个神圣的习惯，在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受到了忠实的遵守。事实上，以阴茎作为丑角的标志，在西方一直持续到5世纪，在东方一直到拜占庭帝国的最末世纪。在古老的喜剧中，与阴茎相伴的，还有一种放荡的“kordax”舞蹈。

说来也很稀奇，最初把粗俗的植物神狂欢转变为喜剧表演的，却是在西西里。约于公元前560年，锡拉库萨附近麦加拉·希布来亚的一位苏沙里昂（Susarion），把游行的狂欢发展为粗野讽刺和喜剧的简短表演。这种新艺术自西西里通过伯罗奔尼撒，然后传到阿提卡，那时是由一些流动演员或当地的业余演员在乡村里表演。这样的表演持续了一个世纪，接着有些权威之士（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很看重这种表演，给它配上一个合唱队（公元前465年），将它拿到正式的节会上演出。

悲剧（或羊歌[goat song]）同样也是兴起于穿着羊衣类似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在酒神庆祝会中载歌载舞的狂欢表演。这种半人半兽的表演，一直到欧里庇得斯都是狄奥尼索斯戏剧的一个主要部分。每一个悲剧三部曲的作者，都要遵守古时的习惯，为纪念狄奥尼索斯编一部半人半兽的戏剧，作为表演的第四部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一个半人半兽表演的发展，当悲剧从简单的情节和喜剧的语法兴起，发展到具有充分尊严的地位，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毫无疑问，其他的事项也在悲剧诞生的时候成熟了，悲剧也许曾从对死者的祭祀礼拜中得到某些启发。但大体说来，它的来源在于对宗教仪式的模仿。例如：在克里特，关于宙斯诞生的表演；在阿尔戈斯和萨摩斯，宙斯和赫拉象征性结婚的表演；或在埃莱夫西斯和其他一些地方，德墨忒尔和珀耳塞福涅一些神圣神秘的表演；或最重要的是在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关于狄奥尼索斯死亡与复活的悲悼和喜悦的表演。这些表演称为“dromena”，意思是表演的事项；“droma”（戏剧）是一个相关的词，其意义应当是一个行动。在西塞昂，一直到独裁者克里斯提尼时期，据说悲剧合唱队都是纪念古王“阿德拉斯图斯的受难”。在伊卡利亚（泰斯庇斯成长之地），要把一只羊作牺牲献给狄奥尼索斯。悲剧之名源自“羊歌”，也许原是一支对着被肢解了的羊或酒神化身献唱的歌曲。希腊戏剧和我们的一样，也是自宗教仪式中诞生。

因此，雅典戏剧是在祭司的主持下，在一座以“狄奥尼索斯”为名的戏院里，由一群称作“狄奥尼索斯艺人”（Dionysian artists）表演。他们在表演前把狄奥尼索斯的塑像抬进戏院内，置于舞台的前方，让他观赏。在戏剧开始前，先杀一只动物作为献神的祭品。这个戏院也被赋予神殿的神圣地位，如果有所侵犯，要受亵渎神圣的严重处分，而不仅是一个普通犯罪，就如同悲剧在雅典狄奥尼索斯戏院享有荣誉一样。喜剧在里那亚的节日也最引人注意，不过这个节日也是属于酒神的。最初的主题和弥撒的进行一样，或许也是为纪念神的苦难和死亡，后来也许诗人逐渐地代以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受难与死亡了。甚至戏剧的早期形式也许是一个神秘的仪式，其设计目的在于转移或避开它所表现的悲剧，同时也洗涤观众的罪恶。根据比亚里士多德观念更进一步的说法，这些都是用代表的方法来表演人的出生和死亡。希腊悲剧享有比伊丽莎白时代悲剧更高的地位，其中部分原因，即是这一宗教性的基础。

由阿利昂和其他戏剧家作为模拟动作而发展出来的合唱，变成了戏剧结构的基础，直到欧里庇得斯的晚期戏剧，仍然为希腊悲剧的一个主要部分。较早时期的剧作家称作舞蹈家，因为他们的戏剧主要是合唱舞蹈，而实际上也是舞蹈教师。将这些合唱表演变为戏剧只需要一件事，那就是演员做一件与合唱相反的事，把合唱改为对白和动作。这种灵感，被在伊卡利亚担任舞蹈和合唱教师的泰斯庇斯所获得。伊卡利亚是靠近伯罗奔尼撒的麦加拉城附近的一个城镇，这里对酒神的祭祀异常流行，此处与每年均演剧纪念德墨忒尔、珀耳塞福涅和狄奥尼索斯·扎格留斯的埃莱夫西斯，距离不远。毫无疑问，在推动世界的自我主义的帮助下，泰斯庇斯把他自己和合唱分开，自行制作叙唱式的台词，发展一种相反和冲突的观念，为戏剧提供了一种较为严格的历史观念。他对各种角色的表演极为逼真，甚至他的剧团在雅典表演时，逼真得使梭伦极为震惊，他认为这似乎是对大众的一种欺骗，指责这种新流行的艺术为不道德。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每个世纪都可听到。庇西特拉图更富于想象，鼓励在狄奥尼索斯节会上举行戏剧竞赛。在公元前534年，泰斯庇斯获得了这种竞赛的优胜奖。新的形式发展更快，仅仅一代之后，卡里路斯（Choerilus）制作了160出戏。在泰斯庇斯后50年，埃斯库罗斯从雅典和萨拉米斯之战胜利归来，在希腊戏剧史上形成了一个伟大时期。

历史回顾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花八门的文明历史（其高潮如以前各节所述），对希腊人在马拉松作战的目的也就有所了解了。我们不妨把爱琴海地区形容为一个繁忙、纷争、警觉和富于创造性的希腊人的蜂窝，他们坚毅地定居在每一个港口，自农业经济发展为工商经济，同时开创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这些新文化成熟得如此迅速和普遍，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为公元前5世纪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看来真是令人惊异。说起来这个时期的文明在某些方面较之伯里克利时期更为优异——特别是在史诗和抒情诗上更为卓越，这些诗由于较大的自由和女人的智力活动更具活力、更为美丽，也较而后及更民主的时期获得较好的管理。在那个世纪的末期，独裁的政治已经给予了希腊足够的秩序，为未来的希腊自由铺好了道路。

实行自治，在那时的世界还是一种新的东西，任何大型社会尚不敢尝试没有国王的生活。这种值得自豪的独立意识（个人的和集体的），对希腊人的各种事物和商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在艺术和文学、科学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说来一点不错，那时和以往一样，大多数人都喜爱迷信、神秘和神话，人们必须寻求安慰。尽管如此，希腊的生活变得空前的世俗化，政治、法律、文学及思想探索，一一都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哲学开始对世界和人类、肉体和灵魂作自然主义的解释。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科学，也大胆地做有系统的陈述：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建立了起来。思想的清晰、秩序和诚实，成为少数节俭者的理想。一种灵与肉的英雄式挣扎，及时挽救了这些成就，保持了他们从黑暗的暴政及秘教的死亡之手夺来的希望，并为欧洲文明赢得了其所企图获得的自由特权。

注释

[1] 除了数字与常用语外，参阅梵文如dam（as）（屋），希腊文domos，拉丁文domus，英文timber；dvaras，thyra，fores，door；venas，（f）oinos，vinum，wine；naus，naus，navis，nave；akshas，axon，axis，axle；iugom，zygon，iugum，yoke；等等。

[2] 古希腊文究竟如何发音，我们不得而知，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音调，在古典的希腊著作中很少使用，但于公元前3世纪，由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插入古代典籍中。这种音调在读希腊诗时不可忽视。

[3] 希腊字alpha，腓尼基为aleph（bull）；beta，beth（tent）；gamma，gimel（camel）；delta，daleth（door）；e-psilon，he（window）；zeta，zain（lance）；beta，kheth（paling）；iota，yod（hand）；等等。

[4] 希腊文Graphein 一词，我们译作“书写”，其原意为“刻入”。

[5] 拉丁文称卷轴为volumen ，意为“卷起”。

[6] 英文frontispiece （扉页）系来自拉丁文frontes 。

[7]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用心、眼读各种作品，很少高声朗诵，而格式和标点也只是为了便于读者换气而作，以及构成字间有节律的读音而已。

[8] 韵律大多是限于神谕和宗教上的预言。

[9] 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主要是在格拉米库斯（Geramicas）城的重门（Double Gate）附近被发现的。

[10] 现存于雅典国家博物馆，编号第682号。

[11] 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复制品。勃兰基达为神殿的世袭祭师。

[12] 一个使用1/4音调的音阶；例如：E E’ F A B B’ C E强调的是每个音符比其以前的音符高1/4音。

[13] 希腊的音乐所用音阶远比我们所使用的多和复杂，我们全音阶中没有较半音更小的音阶，同时12个半音组成我们的第8音程；希腊人使用1/4音阶，并且有18个音符的45个音阶。

这些音阶共有3组：全音阶，根据E D C B四阶；半音阶，根据E D＃C B；四分音阶，根据E D Cb B。经由各种希腊音阶，加以简化，形成了中古时期的宗教音乐，再经由这种宗教音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音乐。在全音阶的四分阶（tetrachord）、七阶（modes）是由调整琴弦以变更在第8音程中半音位置所产生的。最重要的音阶是多利安的E F G A B C D E，虽然是在低调，但富于军事化和严肃性；吕底亚的C D E F G A B C，虽然是在大调，但柔和而哀伤；弗里吉亚的D E F G A B C D，虽然在小调上，却有闹饮的热情和狂野。当我们读到关于音乐、道德和医药影响的激烈争论，无论是可以恢复或灾难性的，希腊人（主要为哲学家）都把这些归诸半音变化，听来颇为有趣。据说，多利安音乐使人勇敢、尊严；吕底亚音乐使人伤感、柔弱；弗里吉亚音乐使人兴奋、坚强。柏拉图认为大多数音乐的后果是使人变为优柔、颓废、粗野、失德，因而希望在他的理想国里废除所有的乐器演奏。亚里士多德则希望所有青年都受多利安音乐训练。而提奥夫拉斯图斯甚至对弗里吉亚音乐也极为推崇，他告诉我们，纵然得的是很严重的疾病，只要在接近患处演奏弗里吉亚曲调，就可不再感觉痛苦。

希腊的音乐符号不是在五线谱上使用棒状和椭圆形符号，而是使用字母，把字母倒转或横放以增加变化，并用点或划以扩大其范围使成为64个符号，用法是把这些符号放置在歌词的上面。这些符号虽然都已丧失，但有几段残篇传到我们手中，也算差堪自慰了。这些符号所表现的歌调很接近东方，而非欧洲韵味，对于印度人、中国人或日本人，可能比对我们这些不惯于1/4音阶的西方人容易适应得多。

[14] “foot”（音步）一词是表示诗节中的一部分，其来源即是与歌声同舞的舞蹈；“orchestra”（管弦乐队）在希腊文中指舞台，通常在戏台之前。

第十章 为自由而战

马拉松

希罗多德曾说：“在大流士、薛西斯和阿塔赛克西斯统治期内，希腊人所受的痛苦，比以往20代（600年）所遭受的痛苦还多。”希腊这个国家到处扩张，注定迟早必然与一个强国发生冲突，而为它的发展付出代价。希腊人以海洋作为大道，开辟了一条自西班牙东岸到黑海最远港口的贸易路线。这一欧洲的水道（希腊—意大利—西西里）与东方的水陆联运道路（印度—波斯—腓尼基）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也兴起了一个持久而又剧烈的对抗。根据人类的先例，在这种对抗中，战争自然无法避免，而连续发生的拉代（Lade）、马拉松、普拉蒂亚、希梅拉、米卡利、欧里梅顿（Eurymedon）、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伊苏斯、阿贝拉、坎尼（Cannae）和扎马诸战，只不过是一些偶发事件。欧洲制度之所以能战胜东方，部分是由于水运较陆运低廉，部分是由于粗野而好战的北方，总是能征服好逸恶劳和能创造艺术的南方，这几乎已成了历史上的一条定律。

在公元前512年，波斯的大流士一世率领军队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侵入塞西亚，然后继续西进，征服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当他回到他的京都后，已将他的版图扩大到包括波斯、阿富汗、北印度、土耳其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北阿拉伯、埃及、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东爱琴区、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个空前大帝国扩张过度，同时也唤醒了他的未来征服者。只有一个重要国家仍然处于这个庞大的政权和贸易体制之外，那便是希腊。在公元前510年，大流士几乎还没有听说过伊奥尼亚之外还有希腊。他曾经问过一句话：“雅典人是些什么样的人？”约于公元前506年，独裁者希庇亚斯被雅典的革命所逐，逃往萨迪斯的波斯总督处，请求协助他重获政权，并许诺重获政权后将阿提卡让给波斯统治。

除了这个诱惑之外，在公元前500年又增加了一项激怒波斯人的原因。小亚细亚的各希腊城市，在波斯统治已达半个世纪之后，忽然罢黜了波斯的总督，宣布独立。米利都的奥斯塔哥拉（Aristagoras）前往斯巴达求援，未获成功，然后他前往雅典——许多伊奥尼亚城镇的母城，他的呼吁极为成功，雅典人派了一支由20艘船所组成的舰队，来支援这次反抗行动。同时，伊奥尼亚人也以希腊人固有的近乎狂乱的积极热情来行动，每一个参加反叛的城市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但都各自为政，没有纳入统一指挥，而由有勇无谋的米利都部队作为前导，直捣萨迪斯，将这个大城夷为平地。伊奥尼亚联盟组织了一个联合舰队，但是萨摩斯所派出的舰队却与波斯总督签订了秘密协定。当公元前494年波斯海军和伊奥尼亚遭遇于拉代时，在历史上一个重要海战中，50艘萨摩斯的战舰未经交战即行离去，许多其他城市所派出的舰队也起而效尤。伊奥尼亚人这次遭受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伊奥尼亚文明自遭受这次精神和实质的灾祸后，从此一蹶不振，从未真正恢复。波斯人围攻米利都，城破之后，所有男子均被杀戮，女人与儿童成了奴隶，其劫掠更为彻底，自该日起，米利都就沦为次要城市。波斯在再度统治了整个伊奥尼亚之后，憎恨雅典人干预的大流士，决心征服希腊。这时可怜的小雅典，由于慷慨协助子城，终于碰上了一个比阿提卡强大百倍的帝国。

公元前491年，一支由600艘船组成的波斯舰队，在达第斯（Datis）率领之下，从萨摩斯渡过爱琴海，中途征服了基克拉泽斯，然后以20万之众到达了埃彼亚岛的海岸。埃彼亚稍作抵抗后即行屈服，于是波斯人渡过港湾到达阿提卡，他们在马拉松附近设营，因为希庇亚斯曾建议波斯可在这个平原使用比雅典更为优越的骑兵。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希腊都为之沸腾。波斯的军队所向无敌，帝国的扩展不可阻遏，一个如此脆弱、如此分散、如此不惯于团结的希腊，如何能够抵得住这一东方的征服浪潮？希腊北方各邦不想抵抗这样一个巨人。斯巴达踌躇地进行备战，却让迷信拖延了动员。较小的普拉蒂亚反应很快，派了大部分公民以强行军驰往马拉松。在雅典，米底阿德释放了所有的奴隶，把他们和自由人一齐编入军队，率领着他们越过山岭到达战场。当两军相遇时，希腊人的兵力约为2万人，波斯人可能有10万之众。波斯人勇敢善战，但仅习惯于各个战斗，没有受过希腊人的集体防御或攻击训练。希腊人也能将军纪与勇气相结合，虽然他们犯了一项错误——将指挥权分由10位将军担任，每人轮流做最高统帅，但阿里斯蒂底斯的良好榜样救了他们——他心甘情愿地将指挥权交给了米底阿德。在这个坦白、伟大的军人积极的战略领导下，希腊人以劣势击败了波斯大军：这不仅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同时也是一次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倘若我们相信希腊人的证言，这次马拉松之战，波斯人阵亡6400人，希腊人战死192人。在战斗结束后，斯巴达人赶到了战场，但只有惋惜本身的迟滞和赞颂胜利者的份儿了。

阿里斯蒂底斯和狄密斯托克利

在希腊的特性与历史中，尊贵与残酷、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异混合，可在米底阿德和阿里斯蒂底斯此后的经历中得到证明。由于全希腊的赞美和鼓励，米底阿德要求雅典人装备一支由70艘船组成的舰队，置于他的绝对指挥权下。待舰队装备完成后，米底阿德便将它们带到帕罗斯，要求该岛公民交付100塔伦（相当于60万美元）以免集体遭到屠杀。雅典人罢黜了他，并罚他交付50塔伦，但米底阿德不久死亡，罚款由其子也就是伯里克利未来的对手西蒙（Cimon）缴纳。

在马拉松将指挥权交给米底阿德的阿里斯蒂底斯逃避了这个成功的陷阱。他在生活和态度上，跟其他住在雅典的斯巴达人没有两样。他那安静而又稳健的性格，他那谦逊淳朴和令人信服的诚实，使他赢得了“正人君子”的美誉，因此，当他念到了埃斯库罗斯的一出戏中时，便有了如下的一段台词：

并非看来公正，而是实际如此，

他那些智慧而又慎重的忠告，

皆出自他的肺腑心田。

在听到以上的台词后，所有观众都转头凝视阿里斯蒂底斯，将他看成这位诗人诗句的现世化身。当希腊人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后，发现波斯人营幕中财物甚多，大家就推举了阿里斯蒂底斯负责处理，“他自己既丝毫不苟，也未将责任推给他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当雅典联盟各邦同意每年向得洛斯银库捐款以作为共同防御基金时，大家便公推阿里斯蒂底斯来决定各邦的摊派额，而他们对于他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虽然如此，但他所得的人缘却没有所受的赞誉多。他虽然是克里斯提尼的一位知己，但他却对这位推动民主的朋友表示意见：民主的权力已经足够，如果再加大国民大会的权力，就有导致行政腐败和社会紊乱的危险。任何贪赃枉法，只要经他发现，他都予以揭发，因此也树立了很多仇敌。由狄密斯托克利所领导的民主党，利用克里斯提尼刚刚设计不久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来将他除掉。于是，在公元前482年，雅典历史上唯一曾极负盛名而被誉为诚实的人，终于在他事业的高峰被放逐出境了。这是世所共知的事情（虽然这次可能又是一个虚构故事）。当他得知民众大会的决定后，他向雅典人表示希望以后永远不要在任何场合再忆起他。

史学家不得不承认，雅典的政府官员有时将寡廉鲜耻的不道德行为带进了政治圈。就如同晚年的亚瑟比雷斯，狄密斯托克利也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物，永远抱有中庸态度的修昔底德说：“他深得我们的敬慕，那是极不寻常和无法比拟的。”就如同米底阿德一样，他拯救了雅典，但未能拯救自己；他能击败一个大帝国，但不能战胜自己的权利欲。普卢塔克说：“他对改善态度和行为的训示，不但接受得很勉强，甚至听而不闻，但如果告诉他的是有关睿智或事务管理方面的意见，他不但给予极大的注意，并且自信对这类事有着天生的能力。”说来真是雅典的一种不幸：狄密斯托克利和阿里斯蒂底斯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少女——塞俄斯的斯黛西拉（Stesilaus），而他们之间的互相憎恨，一直到引起这种憎恨的美人逝去后仍然存在。虽然如此，但使希腊史中最重要的一战——萨拉米斯之战——获得胜利的却是出于狄密斯托克利的先见之明和他的全力准备。远自公元前493年开始，他便为雅典计划并开始在比雷埃夫斯兴建一个港口。在公元前482年，他劝雅典人放弃从劳留姆银矿应得的收入，将这笔金额用于建造100艘3列桨座的战舰。若无这支舰队，雅典对薛西斯的入侵可能就无法抵抗。

薛西斯

大流士于公元前485年逝世，由薛西斯一世继位。他们父子两人，均是能干而有教养的人物，因此，如果认为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争，便是一种错误。大流士在进攻希腊之前，曾派遣使者前往雅典和斯巴达，要求提供泥土和水作为臣服的象征，但两个地方都把使者杀死。凛于灾祸之即将来临，斯巴达对其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深感悔悟，要求两位公民前往波斯自首，接受大王为实施报复所加的任何惩罚。两位出生望族的公民——斯波西阿（Sperthias）和布丽斯（Bulis）都自愿前往谒见薛西斯，愿以一死以偿斯巴达杀害波斯使者的罪行。据希罗多德说：“薛西斯表现得异常伟大，他说，我不会像古斯巴达人一样，斩杀来使，破坏全体人类共同遵守的法律。他既然指责敌方的不当，他自己自然也就不会去犯同样的罪过。”

薛西斯从容地但很彻底地准备着对希腊的第二次进攻。他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从他治下的各省征集部队和物资。到了公元前481年，他终于出发，他的部队可能是那个世纪前所未有的最大部队，希罗多德认为（未予低估）有264.1万名战士，另有相等数量的工程人员、奴隶、商人、供应人员和营妓。他告诉我们，如果薛西斯的军队自河中饮水，可在一眨眼间使河水尽涸。当然，这也绝对必需，这是一支颇为庞杂的部队，里面包括了波斯人、米底人、巴比伦人、阿富汗人、印度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埃及人、伊索匹亚人、利比亚人、巴克特利亚人（Bactrians）、索迪安斯人（Sogdians）、萨卡人（Sacae）、科尔基人（Colchians）、塞西亚人、佩奥尼基人（Paeonians）、米西安斯人（Mysians）、帕弗拉哥尼安人（Paphlagonians）、弗里吉亚人、色雷斯人、色萨利人（Thessalians）、洛克利人、波奥蒂亚人、埃奥利安人、伊奥尼亚人、拉地人（Lydians）、卡利亚人（Carians）、奇里乞亚人（Cilicians）、塞浦路斯人，此外还有很多。里面包括步兵、骑兵、战车、象和一个庞大的用于运输的3列桨座作战舰队，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一共包括1207艘船只。当数名希腊间谍在波斯营区被捕、一位将军下令予以处决时，薛西斯不但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且还叫人带着他们参观他的战备，然后将他们放回希腊。他相信等这些间谍将他的准备情形报告斯巴达和雅典后，一定会使希腊其他地区尽快投降。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大军进抵达达尼尔海峡，埃及和腓尼基的工程人员已在那里搭建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古代最令人赞赏的机械成就之一。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共有674艘3列桨座战船，分两排横越海峡，每艘船都面对海流，以巨锚系紧。然后工程人员用亚麻或纸草缆横过每排船，该巨缆系缚于每条船上，两端固定于两岸，并以绞盘绞紧。然后把树砍倒，锯成木板，横置缆上，一一系紧，板上放上砍下的树枝，树枝上再铺上土，然后再将这一切踏成一条道路。路的两侧又建起一道防波堤，其高度恰使牲畜不会因为见到海洋而惊吓。虽然如此，仍有很多牲畜和部分兵士，必须用鞭子驱策才肯上路。这座桥梁的承载力很强，大军在七天七夜内成功地渡过了海峡。一个当地土人目睹这一景象后，认为薛西斯就是天神宙斯，因而发出疑问：这位人与神的共主，只要一个巨雷就可把一个傲慢的国家毁灭了，为什么却要费上这样大的气力去征服这个小小的希腊呢？

步兵在陆上通过了色雷斯，进入了马其顿和色萨里，而波斯的舰队则沿着海岸南行，穿过一条由民夫所挖的全长1.25英里、横过圣山（Mt.Athos）地峡的运河，避开了爱琴海的风暴。据说，军队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萨索斯岛招待薛西斯的大军一天，就用去了400银塔伦（约合100万美元）。所有希腊北部，甚至到阿提卡边界，都因为恐惧或接受贿赂而投降，并将他们的部队加入到薛西斯的数百万众之中。在北方，只有普拉蒂亚和西斯比亚准备应战。

萨拉米斯

我们在今天如何能体会或想象希腊南部人，面对这个排山倒海、由多数国家和民族所组成的威胁，在心中所充满的恐怖和挣扎？欲行抵抗似乎是过于鲁莽，不自量力，因为在所有忠诚诸邦中无法集合到薛西斯1/10的兵力。因为斯巴达曾经和雅典同心同德地合作过，因此赶紧派代表到伯罗奔尼撒，向每一个城市请求部队或补给，大多数的城邦都很合作，但阿尔戈斯拒绝了，这个污名始终未能洗脱，或使人忘记。雅典派出了一个舰队，北上抵抗波斯的海军，斯巴达派出了一支小部队，在里昂尼达斯王指挥下，在色摩比利山口稍稍延阻了薛西斯的气势。双方海军在埃彼亚岛海岸外阿尔泰米松（Artemisium）相遇。当希腊将军看到敌方绝对优势的舰队之后，曾经决心撤退。埃彼亚人深恐波斯人会对他们的海岸发动袭击，因此，向雅典舰队司令官狄密斯托克利送了30塔伦（18万美元）的贿赂，条件是请他说服希腊的领袖作战。狄密斯托克利用共享贿款的方法办到了。狄密斯托克利一向工于心计，他命令水兵将通信文字刻于石上，给在波斯舰队中的希腊人看，请求他们想法脱逃，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勿与祖国对阵。他想，如果伊奥尼亚人看到了这些文字，必然会大为感动，而如果薛西斯能懂得的话，就不敢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希腊人。海战持续整日，直至夜晚结束，不分胜负，希腊人退入阿尔泰米松，波斯人退入阿贝塔（Aphetae）。鉴于兵力上的悬殊，希腊人认为能以寡敌众，算是一场胜利。当色摩比利山口的不幸消息传到后，尚存的希腊舰队即向南驶向萨拉米斯，以便为雅典军逃难使用。

尽管里昂尼达斯作了历史上最英勇的抵抗，但在“温泉关”终为波斯人的绝对优势所压倒，然而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波斯军的勇敢，而是由于希腊军有欠忠诚。有些来自特拉奇斯的希腊人不仅向薛西斯泄露山上小道的秘密，并且导引着波斯部队经由那条道路袭击斯巴达人的后方。里昂尼达斯和他的300名长者（因为他只选择有儿子的父亲跟随他，以免斯巴达人的家族濒临灭绝）几乎是战至最后一人。在仅存的两个斯巴达人中，一位死于普拉蒂亚，另一位则因羞愤而自缢。希腊的史学家告诉我们，在这次战斗中，波斯损失2万人，希腊损失300人。在这些希腊英雄的墓石上刻着希腊最著名的碑铭：“陌生人，请告诉斯巴达人，遵守他们的命令，我们长眠在这里。”

当雅典人了解到雅典与波斯人之间再无任何障碍时，便宣布每一个雅典人都应当尽力去拯救他们的家庭。有些人逃往埃伊纳，有些逃往萨拉米斯，有些逃往特罗仁，有些被征入伍，补充自阿尔泰米松返回的海军缺员。普卢塔克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画，描写一些驯服的动物，跟着它们的主人到达海岸，但当船只过重不能搭载它们而将要离岸时，那些动物便都号叫起来。有一只属于伯里克利之父赞西普斯（Xanthippus）的狗，自行跃入海中，傍船泅往萨拉米斯，结果因为体力消耗过度死在那里。如果我们知道，当一个雅典人在民众大会上劝说大家投降时，大家立即将他杀死，然后又有一群妇女奔到他的家里，用石头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击毙。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情绪的激动和感情的强烈。当薛西斯到达雅典后，发现这个城几乎全被抛弃时，于是予以劫掠焚烧。

不久，波斯舰队（1200余艘）进入了萨拉米斯湾。而希腊海军仅有300艘3列桨座战船，且指挥仍然不一，大多数的海军将领都反对冒险出战。狄密斯托克利决心迫使希腊人作战，他采取了一个舍命的策略，如果波斯获胜的话，他也不能幸免。他派遣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奴隶前往薛西斯处，对他说：“希腊舰队企图在夜间出航逃离，波斯如果想要阻止这次撤退，只有将希腊舰队包围。”薛西斯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封锁了所有逃避的出路，迫使希腊人不得不应战。薛西斯巍然地坐于埃加留斯（Aegaleus）山脚下（在萨拉米斯对岸的阿提卡海岸上）目睹这场战斗，并注意战斗中特别勇敢的部下。由于希腊人优越的战术和海军训练，而波斯方面语言混杂，意志又不集中，而且舰只过多，不便指挥运用，最后战局便有利于希腊人。根据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波斯方面损失了200艘船，希腊损失了40艘，但波斯方面的记载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希腊人善泳，即使船只浸水沉没后，也可游泳至岸，所以希腊人死亡得很少。波斯舰队的残余逃往达达尼尔海峡，诡计多端的狄密斯托克利又派遣他的奴隶对薛西斯说，他（狄密斯托克利）已劝阻了希腊人不要追击。薛西斯留下了30万人由马多尼奥斯（Mardonius）指挥，带着其余的部队很不光彩地开回萨迪斯，途中大部分人死于瘟疫和痢疾。

在同年（希腊人喜欢说是同日——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就如在萨拉米斯一样，西西里的希腊人也在希梅拉和迦太基人作战。非洲的迦太基人是否与那些支援薛西斯的人（在薛西斯海军中的人数甚多）互相协力，我们不得而知，希腊在东西两面同时遭受攻击也许仅是一种巧合。根据一般传说，迦太基的海军司令官哈密尔迦率领着3000艘船和30万大军到达巴勒莫，立即着手包围希梅拉，在那里他遭遇了锡拉库萨的格伦所率领的5.5万人。哈密尔迦遵循着古迦太基将军焚烧作为牺牲的祭品的做法，当他的军队败相业已显现时，他本人也纵身火中，后来在那里给他建立了一个坟墓。70年后，他的孙子希米尔孔（Himilcon）在那里屠杀了3000多希腊战俘作为报复。

一年后，即公元前479年8月，整个希腊几乎从同时进行的海陆作战中获得解放。留驻在希腊境内的马多尼奥斯的军队，设营于普拉蒂亚附近的波奥蒂亚平原。在等候了两个星期的吉兆后，一支由斯巴达王帕萨尼亚斯所率领的11万希腊部队，和他们开始了最大的陆上战斗。在入侵部队中的非波斯人，对这一冲突漠不关心，而当承受攻击重点的波斯部队开始动摇后，即开始逃亡。希腊人又得到了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他们只损失了159人，而波斯部队则损失了26万人。 [1] 希腊人又确切地宣布，在同一天，一支希腊海军分遣队在全伊奥尼亚的要冲——米卡利海岸外，与一支波斯海军遭遇，波斯舰队全军覆灭，所有伊奥尼亚各城全部脱离了波斯的统治，并且赢得了对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等于是700年前对特洛伊之战的重演（那次战役也取得了对这两个地方的控制权）。

希波战争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冲突，因为有这场战争的胜利，欧洲才能得以生存和自由发展。胜利的结果为西方文明赢得了发展其本身经济生活（不须向外国朝贡和缴付税捐）和政治制度（不受东方诸王的独裁统治）的机会。这次胜利也使希腊获得了一条通畅大道，从衰竭的东方神秘中将希腊精神保存了300年之久，同时，也使希腊商业获得海运的完全自由。于萨拉米斯之战后所存下来的雅典舰队，为希腊贸易开辟了地中海沿岸的每一个港口，继之而起的商业扩展提供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在娱乐和文化上所需要的财力支援。小小的希腊对这样一个强敌所取得的胜利，激发了希腊人的豪气，提高了他们的民心士气。为了答谢胜利之所赐，他们认为应该从事一些空前绝后的事情。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准备和牺牲之后，希腊终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注释

[1] 希罗多德的这些数字，可能是出于爱国思想的夸大。普卢塔克为力图公正起见，将希腊的损失数字增至1360 人。狄奥多鲁斯虽然一向对数字比较宽松，也把波斯人的损失降低到10 万人。

第四章至第十章历史大事年表

（除公元前776年外，公元前480年之前所载年份，概属推测，尚难确定。如未加说明的地名之前的年代，均指希腊人首次移住该地的年代。）

公元前

1100—850　埃奥利斯与伊奥尼亚民族之迁徙

1000　奥林匹亚之神殿

840　荷马的可能年代

776　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770　西诺波城与库迈城

757—756　基齐库斯城与特拉佩佐斯城

752　首届十年执政官

750—650　希腊人定居于色雷斯半岛

750—594　贵族时期

750　诗人赫西俄德的可能年代

735　纳克索斯岛（西西里）

734　科孚岛与锡拉库萨

730—729　莱吉姆、莱昂蒂尼、卡塔纳

725—705　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

725　吕底亚与伊奥尼亚的币制

721　希巴利斯

710　克罗托那

705　塔拉

700　波塞冬尼亚城；希腊首以石块建筑

683　雅典首采年度执政官

680　独裁者费顿统治阿尔戈斯；希腊首行国币

676　独裁者奥尔萨哥拉斯统治西塞昂

670　莱斯博斯岛的诗人及音乐家特潘得；帕罗斯岛的诗人阿基罗库斯；致阿波罗及德墨忒尔的荷马颂诗

660　洛克利地区的扎留库斯法律

658　拜占庭

654　兰普斯库斯城

655—625　独裁者塞普色鲁斯统治科林斯

651　塞里努斯

650　阿夫季拉与奥尔比亚

648　希梅拉地方独裁者米隆统治西塞昂

640—631　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

630　斯巴达（？）的莱克格斯法律

630　昔兰尼城

615　阿比多斯

625—585　独裁者佩里安德统治科林斯

620　雅典的德拉科法律

615　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统治米利都

610　卡塔纳的查罗达斯法律

600　诺克拉蒂斯城；马赛；独裁者克里斯提尼统治西塞昂；独裁者庇达库斯统治密特里尼；莱斯博斯岛诗人萨福及阿尔凯奥斯；米利都哲学家塔莱斯；斯巴达诗人阿尔克曼；雕刻之兴起

595　第一次圣战

594　雅典的梭伦法律

590　希腊七贤时代；近邻同盟及奥耳甫斯教的兴起；艾菲索斯的阿耳忒弥斯第二神殿

582　第一届皮西亚及伊斯米亚运动会；诸卫城塑像及“阿波罗”神

580　阿克拉加斯；萨摩斯岛的寓言家伊索

576　第一届尼米亚运动会

570　独裁者法拉里斯统治阿克拉加斯；希梅拉诗人斯德西科罗；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

566　首届帕纳西尼亚赛会

561—560　庇西特拉图的首次独裁制

560—546　吕底亚王克里萨斯征服伊奥尼亚

558　迦太基征服西西里及科西嘉

550　恩波里厄姆镇（西班牙）

535　埃里亚城（意大利）

546—527　庇西特拉图的第二次独裁制

545　波斯征服伊奥尼亚

544　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

540　艾菲索斯诗人希波那克斯

535—515　独裁者波利克拉底统治萨摩斯岛；萨摩斯岛艺术家狄奥多鲁斯；忒俄斯诗人阿那克里翁

534　泰斯庇斯在雅典创立戏剧

530　麦加拉诗人西奥格尼斯

529—500　克罗托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527—510　独裁者希庇亚斯统治雅典

520　雅典开始举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517　塞俄斯岛诗人西摩尼得斯

514　哈莫狄奥斯及阿里斯托吉顿的阴谋

511　雅典戏剧家弗里尼库

510　希巴利斯被克罗托那毁灭

507　克里斯提尼在雅典扩展民主政治

500　米利都地理学家赫克特斯

499　伊奥尼亚叛变；埃斯库罗斯第一部剧本问世

497　伊奥尼亚的希腊人焚毁萨迪斯

494　波斯在拉代击败伊奥尼亚人

493　狄密斯托克利执政雅典

490　马拉松；埃伊纳的阿菲亚神殿

489　阿里斯蒂底斯被推举为执政官；审判米尔泰底

488—472　独裁者索伦统治阿克拉加斯

487　首次依抽签选举执政官

485—478　独裁者格伦统治锡拉库萨

485　埃庇卡摩斯在锡拉库萨开创喜剧

482　阿里斯蒂底斯的贝壳放逐制

480　阿尔泰米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及希梅拉诸战役；阿尔戈斯雕刻家阿哥达拉斯

479　普拉蒂亚及米卡利战役

第二部 希腊的黄金时代

《菲狄亚斯展示万神殿的檐壁》（阿尔玛—塔德玛，1868年）。菲狄亚斯是万神殿建筑工程的艺术指导，创造了殿中最重要的神像，监督并设计了殿中的全部装饰雕刻。

第一章 伯里克利与民主的实验

雅典的兴起

“自伯里克利出生到亚里士多德去世之间的这一个时期，”雪莱说，“不论就其本身，或关于其对以后文明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最具深远意义。”雅典主宰了这一个时期，因为她领导诸国拯救了希腊，因而赢得了大多数爱琴海城邦的联盟及军需的贡献。当这一场战争结束时，伊奥尼亚的国力已经耗竭，斯巴达因军队复员、地震及反叛而动乱不安，而雅典由狄密斯托克利所创设的舰队此时在商业上的征服与其在阿尔泰米松与萨拉米斯的胜利相互辉映。

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斗争自居鲁士征服伊奥尼亚到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推翻，仍在间歇地进行着。波斯人于公元前479年被逐出伊奥尼亚，公元前478年被逐出黑海，公元前475年被赶出色雷斯。至公元前468年，一支希腊舰队在雅典人西蒙的率领下，将波斯海陆军队彻底击溃于欧里梅顿河。希腊在亚洲与爱琴海的城邦为保卫其免受波斯的攻击，现在（公元前477年）在雅典人的领导下，组织了德里安（Delian）联盟，并捐献共同基金给得洛斯岛上的阿波罗庙。由于雅典所贡献的是船舰而非金钱，因此不久凭借其海上武力，有效地控制了盟邦，使平等的邦国组成的联盟很快地转变成雅典帝国。

在这种帝国的扩张政策下，所有雅典的主要政治家——甚至崇尚道德的阿里斯蒂底斯及后来人格完美的伯里克利——都附和了狂妄的狄密斯托克利。没有任何人比狄密斯托克利更配做雅典人，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矢志报效其国家。当希腊领袖聚集一起，为奖励保卫希腊有功人员而投票表决时，每一个人为自己投下第一票，第二票都投给了狄密斯托克利。他就是那个说服雅典，认为通向霸业之路在海上而非陆上，依赖战争莫如贸易之切，为希腊开创历史的人。他与波斯谈判，为使与亚洲畅通无阻的商业关系给雅典带来繁荣，他企图结束新旧两个帝国之间的纷争。在他的激励下，雅典的男人，甚至妇女、儿童，在雅典周围建立起一座城墙，并且另有围墙设在比雷埃夫斯与穆尼基亚的港口。在他的领导下，由伯里克利策划执行，在比雷埃夫斯设立码头、仓库、交易所，供应海上贸易所需的一切便利设施。他知道这些政策将引起斯巴达的嫉妒，而且可能导致两国间的战争，但是他受到自己对雅典的发展远景的激励及其对雅典舰队的信心，而继续向前迈进。

他的理想之宏大正犹如其手段之贪婪一样。他利用海军向基克拉泽斯群岛逼取贡献，其所持的借口是基克拉泽斯群岛向波斯人屈服太快，而且曾经借军队给波斯国王薛西斯，后者似乎曾接受贿赂而让部分城邦免受惩罚。抒情诗人第莫克利昂说，为了同样原因，狄密斯托克利答应设法撤销放逐，有时候虽然未能为人办妥事情，却把钱留下。当后来阿里斯蒂德斯掌管国库时，发现其前任都曾盗用公款，而尤其以狄密斯托克利侵吞最多。至公元前471年，雅典人戒惧这位道德败坏的大智慧家，以贝壳投票决定将其放逐，而他则在阿尔戈斯设立了新居。此后不久，斯巴达人在其摄政者帕萨尼亚斯的私人信札中，发现显然牵涉到狄密斯托克利的文件，斯巴达人将曾与狄密斯托克利私通书信而和波斯从事卖国求和的摄政者帕萨尼亚斯饿死。以摧毁其最顽强的敌人为快，斯巴达将这些文件公布于雅典，雅典立即发出逮捕狄密斯托克利的命令。他逃奔科孚，但被拒，暂时隐匿于伊庇鲁斯，又从那里偷渡至亚洲，向薛西斯王的继承者索取因其约束希腊舰队自萨拉米斯岛后未继续追击波斯舰队所应给予的报酬。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受到狄密斯托克利答应协助其征服希腊的诱惑，将狄密斯托克利纳入其咨议中，并拨给他若干城邦的税收作为他的生活费用。狄密斯托克利尚未能实现使其永无宁日的阴谋时，便于公元前449年，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钦慕与憎恶中死于马格尼西亚城，享年65岁。

狄密斯托克利与阿里斯蒂底斯去世之后，雅典民主派的领导权由厄菲阿尔特继承，而寡头（保守）派的统治权则落入米底阿德之子西蒙的手中。西蒙具有许多狄密斯托克利所没有的优点，但政治上赖以成功的慧黠才智却完全阙如。他获得了雅典舰队的统帅权，并且因其在欧里梅顿河的胜利而巩固了希腊的权益。他光荣地回到雅典，却因倡议与斯巴达重修旧好而立即失去人民的爱戴。他勉强赢得了议会的同意，率领雅典军队驰援斯巴达，以镇压斯巴达伊索梅山区的叛乱奴隶。但即使雅典人带来礼物，斯巴达人仍持怀疑态度，斯巴达极不信任西蒙的军队，以致他们满怀愤怒地回到了雅典，并且使西蒙受到了羞辱。公元前461年，西蒙在伯里克利的煽动下被逐，寡头派因他的失败而陷于混乱，致使有两代政权掌握在民主派手中。4年后，伯里克利悔悟（或传说，迷恋于西蒙的妹妹埃尔皮尼丝），撤销了对西蒙的放逐。西蒙在塞浦路斯的一次海战中光荣阵亡。

民主派此时的领袖厄菲阿尔特虽穷但不腐败，他并未能在雅典的政治斗争中维持多久。其人我们虽然所知极为有限，其事迹却是雅典历史上的转折点。受人民拥护的党派因战争而强化，因为在危难中所有的自由人都暂时忘掉了阶级区分，而在萨拉米斯赢取绝对胜利的不是由贵族所把持的陆军，而是由较贫穷的平民与中产阶级的商人所掌握的海军。寡头派企图使保守的最高法院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便维持其自身的权益。厄菲阿尔特以猛烈抨击这古老的议会来表示其答复。 [1] 他弹劾若干参议员渎职，将部分渎职议员处死，并说服议会投票，几乎完全废除最高法院仍然保留的权力。保守的亚里士多德后来赞成这一项激进的政策，他所持的理由是：“将原属于议会的司法权转移至平民，似乎会是一桩善举，因为人数少的团体比人数多的团体容易发生腐化。”但是，当时的保守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未能如此冷静。由于厄菲阿尔特不肯被收买，于公元前461年被代表寡头派利益的人暗杀，于是，领导民主派的重任便落在伯里克利身上。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这位在雅典全盛时期担任其物质与精神统帅的人，在马拉松战役前约3年出生。他父亲赞西普斯曾在萨拉米斯作战过，曾率领雅典舰队参与米卡利战役，并曾为希腊收复赫里斯庞特。伯里克利的母亲阿加里斯，是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的孙女，因此以其母系来说，他是属于古老的阿尔克马尼特斯家族。“当他的母亲快分娩的时候，”希腊传记学家普卢塔克说，“梦见自己被带到一只狮子的卧床。几天之后她产下了伯里克利——其他方面一切都很正常，只是他的头有些长，长得不成比例。”批评他的人就拿他的头形开玩笑。当时最著名的音乐教师达蒙教他音乐课程，比索克拉底教他音乐及文学。他在雅典听芝诺的埃里亚派哲学演讲，并成为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朋友与学生。在其成长阶段，他吸收了其时代中迅速发展的文化，而且将雅典文明的内涵——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及哲学——全部综合纳入其思想与政策中。据我们所知，他是希腊所孕育出来的最完美的人。

看到寡头派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伯里克利在其年轻时即加入了雅典的公民（demos ）党派。后来，甚至到了美国杰斐逊的时代，“公民”这两个字仍含有某种特权的意味。他全面地走向政治，而且不放过每一个搞政治的机会，小心地准备，丝毫不放过表现其教养的细节，说话少而简洁，并向神祇祈祷，保佑他永不说出一句不中肯的话。即使不喜欢他的打油诗人，也把他比作挥舞雷电的“奥林匹亚神”，如此的雄辩口才在雅典前所未闻。尽管如此，他的演讲虽然颇能启迪心智，但并不热情奔放。他的影响力不仅由于他的才智，更因为他刚正不阿。他可以利用贿赂来达到国家的目的，但是他自己则“清白自守，不贪赃枉法，凡涉及私利，皆能保持超然”。因此，狄密斯托克利担任公职，穷着进去，肥着离开，而伯里克利，据我们所知，其世袭财产并未因他从事政务而增益分文。当时这一代雅典人于公元前467至前428年这长达30多年的时光中，除了短时期外，曾一再选举他为10名司令官之一。他长期任职司令官，不仅造成他在军事会议中的卓越地位，而且使他从司令官升迁至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职位。雅典在他的领导之下，除了享受一切民主的权利之外，也获得贵族与独裁政治的优点。在庇西特拉图时代，装饰着雅典的美好政府与文化气象，于每年一度自由公民的完全同意下，现在仍然以同等的和谐及明确的指引与智慧继续着。历史通过他再度显示出这一项原则，即充分的改革，在以全民支持为后盾的贵族的谨慎而温和的领导下，最容易实现，最能持久。当民主政治发展成熟，赋予其活力与多样性，而贵族政治仍能够生存，给予其秩序与韵味时，希腊文明达到了顶峰。

伯里克利的改革措施大大地扩张了平民的权利。在梭伦、克里斯提尼及厄菲阿尔特执政时，老百姓的权利虽有增加，但由于出席陪审团没有报酬，让有钱的人在法庭中占尽优势。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51年规定担任一天陪审员，给费2个奥勃（相当于美元3角4分），后来增至3个奥勃，约相当于那时候雅典一般老百姓半天的所得。认为这区区之数会削弱雅典人的品格，败坏其道德，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基于同样的理由，每一个付报酬给法官或陪审员的政府必早已毁败无遗。伯里克利似乎也为服兵役者制订些酬劳。当他劝说政府每年付每一名公民2个奥勃，作为他们参观官方庆典节日中举行的戏剧与运动的报酬，他的慷慨作风可真过分了。他的理由是这些表演不应该只是中上阶层的奢侈品，而须作为提高全体选民的心智之用。但是必须予以承认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普卢塔克——全为保守派——都一致认为这样的津贴措施损害了雅典人的品格。

伯里克利继续厄菲阿尔特的工作，将执政官与地方首长所拥有的各种司法权转移至民众法院，因而从这时候开始，执政官的职责多属行政上的事务，而少有掌握决定政策、裁断讼案、发布命令之权。过去只限于有钱阶级才有资格充当执政官，然而在公元前457年已将限制放宽，致使第三等级的人也有充任资格。不久之后，不需任何法律上的形式，最低阶级的公民也以虚报其收入的方法获得候选的资格，最低阶级的公民在保卫雅典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使得其他阶级对这种浮报所得以争取执政官资格的欺蒙手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伯里克利曾有一段时间反其道而行，他于公元前451年在议会中获得通过提议，选举权的授予仅限于雅典父母所生的后裔。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婚姻是非法的。这一种措施的目的在于阻止与外国人通婚，减少私生子，或许将公民物质上的利益与整个帝国保留给善嫉的雅典公民。伯里克利自己不久将会有理由为这种排外性的立法而后悔。

只要能带来繁荣，那么任何体制的政府似乎都是善良的；若有碍繁荣，那么即使最佳的政府似乎也是恶劣的政府。因此，在奠定政治地位后，伯里克利便将重心指向经济方面。他设法在外国土地上建立穷苦雅典公民的殖民地，以减少人口压力。为了找工作给闲散的人做，他以希腊前所未有的规模使政府成为雇主：增加舰队的船只，设立兵工厂，并且在比雷埃夫斯港设置玉米交易所。为有效地保护雅典不受来自陆上的包围，同时也为失业的人制造就业机会，伯里克利说服议会拨款建筑8英里长的所谓“长墙”（Long Walls），使雅典与比雷埃夫斯港和法勒鲁姆相连，其目的在于使雅典及其港口成为一个闭关自守的形势，只有在战时通海——而雅典的舰队在海上又是所向无敌。被隔离在墙外的斯巴达仇视这项工事计划，寡头派见此情形，认为夺回政权的机会来临了。寡头派的人邀斯巴达人入侵雅典，寡头派在内起乱响应，协力打倒民主派。寡头派向斯巴达保证事后夷平“长墙”。斯巴达人同意了，派遣一支军队，于塔那格拉城（公元前457年）击溃雅典人，但寡头派未能发动内乱。斯巴达人空手回到伯罗奔尼撒，激愤地伺机征服这个繁荣发达、抢走一向属于他们的希腊领导权的劲敌。

伯里克利放弃对斯巴达施行报复的念头，相反，他全心全力从事雅典的美化。希望使他的城市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并将波斯人摧毁的古庙修复得华丽壮观，以升华每一名公民的心灵。他想出一桩计划：把所有雅典的天才艺术家及失业劳工用于浩大的建筑装潢雅典卫城的工程。“他的愿望和想法，”普卢塔克说，“是散漫的劳动群众……不应该不分享一点公款，然而又不能不劳而获，为了这缘故他才大兴土木。”为了拨款支援这一项工程，他建议将德里安联盟所积存的款项从不安全的德洛斯取出来，并将共同防御所需之外的多余资金用来美化那似乎是伯里克利王道帝国的合法首都。

将德里安联盟的公款转移给雅典，雅典人当然乐意接受，即使寡头派也不例外。但是，投票表决的人都不愿意花费大量金钱在他们城市的装饰上——不知道是基于良心的谴责，抑或私心希望这一笔钱能直接用于他们的需要与享受。寡头派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想法，而且手腕巧妙，等到将在议会中投票表决时，伯里克利计划的失败似乎已经成定局。普卢塔克叙述了这位睿智的领袖如何扭转乾坤的有趣故事：“‘好极啦，’伯里克利说，‘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账上，让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当他们听他这样一说，不知道是感于他的伟大精神，还是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荣，他们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

当工作进行中，伯里克利给予菲狄亚斯、伊克第留斯、尼西克勒斯及其他努力工作实现他理想的艺术家以特别保护与支持的同时，也赞助文学与哲学。在此同一时期，希腊其他城邦因党派斗争消耗掉人们很多精力，文学凋萎不振。而在雅典，人们的财富与民主自由日益茁壮，汇合智慧与教化的领导，产生了黄金时代。

当伯里克利、阿斯帕西娅、菲狄亚斯、阿那克萨戈拉及苏格拉底等人观赏由欧里庇得斯在狄奥尼索斯剧场演出的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出希腊正处于政治、艺术、科学、文学、宗教、道德生活的繁盛与和谐中。它们不是以片断记载于编年鉴上，而是五彩缤纷地交织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

伯里克利既热衷艺术也爱好哲学，而他自己也说不准究竟比较喜欢艺术家菲狄亚斯还是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或许他选择阿斯帕西娅，作为美与智慧的折中。据说，他对阿那克萨戈拉有着“不寻常的崇敬与仰慕”。柏拉图说：“他就是那位陶冶伯里克利成为政治家的哲学家。”普卢塔克认为，在其长期与阿那克萨戈拉的交往中，伯里克利所学到的，不仅是语言的目的与尊严的升华，使其远驾于乡里之辈的陈词滥调，而且是镇定安详的仪态与温文尔雅举止的培养，在任何情形之下演说，也能保持泰然自若。当阿那克萨戈拉年迈时，伯里克利正全神贯注于公共事务，在其政治生涯中曾有一段时期将他的哲学老师置诸脑后。但后来，听说阿那克萨戈拉在挨饿，伯里克利迅速赶赴支援，并且谦恭地聆听他的训斥：“君子应该成人之美。”

乍听之下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再一想又觉得再自然不过，为什么像这样严肃的人，居然也丝毫禁不起美色的蛊惑。他的自持力与内心微妙的感情作战，而政务的艰辛一定增加了其精神上一个正常男人对女性柔情的渴望。当他遇见阿斯帕西娅时，他已结婚多年。她属于——她自己设法成为——水性杨花类的女人，这一类女人正将活跃于雅典社会：是一类想要摆脱那因婚姻而给雅典妇女带来“隐居”生活的女人，是宁愿无婚约地与人姘居，甚至朝秦暮楚随便混杂在男人中的女人，只要这样做，她们就能和男人同样享受行动自由，同样无拘无束，并且参与男人在文化方面的嗜好。我们无法证实阿斯帕西娅究竟有多美，虽然古代的作家把她形容为：“小巧而高拱的脚，银铃样的声音，金色的秀发。”伯里克利的政敌、行为卑劣的阿里斯多芬，说她是在迈加拉城自设豪华妓院的一名米利都老鸨，她现在已将其部分妓女输入雅典。这一名伟大的丑角暗示，触发伯罗奔尼撒之战的雅典与迈加拉之间的争执，是因为迈加拉人掳走了几名她的人，阿斯帕西娅煽动伯里克利为她报复而引起。但是阿里斯多芬并非一位历史学家，可予以信赖的仅限于与其无关的部分。

阿斯帕西娅于约公元前450年到达雅典，创办了一所修辞与哲学学校，并且大胆地鼓励妇女出现在公共场所及接受较高的教育。很多大家闺秀都参加她的教学，而许多丈夫带他们的太太跟她学习，男人也聆听她的演讲，其中包括伯里克利、苏格拉底，可能还有阿那克萨戈拉、欧里庇得斯、亚西比德及菲狄亚斯。苏格拉底说，伯里克利曾从她那里学会了雄辩的艺术，而若干古代的传言认为，这位政治家是从这位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她。伯里克利现在发现，他太太将她的爱情献给了另一个男人，实在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他愿以她的自由交换他自己的自由，她欣然同意。当伯里克利将阿斯帕西娅弄回家后，她也嫁了第三任丈夫。根据他自己在公元前451年定的法律，伯里克利不能使阿斯帕西娅成为他的妻子，因为她是由米利都人所生。因此，她所生的孩子都属私生子，不够资格成为雅典公民。他似乎是真诚地爱她，甚至有些骄纵她，他从未有在离家或回家时不吻她的，最后终于爱屋及乌，愿意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她为他生的儿子。自那时候开始，他隔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整天守在家里，除了去议事厅外很少出门。雅典的老百姓开始抱怨他孤傲冷漠。阿斯帕西娅将他的家布置成一间法国式的学术“沙龙”，艺术、科学、文学、哲学以及雅典的政治艺术融会一堂，相互辉映。苏格拉底惊讶于她的口才，特别委托她撰写伯里克利为伯罗奔尼撒战役第一批阵亡战士的葬礼所发表的演说。阿斯帕西娅已成为雅典未加冕的王后，倡风气之先，给予雅典城里的妇女一种令人激奋的、争取精神与道德自由的示范作用。

保守派分子对这一切感到震惊不已，并对其加以利用。他们谴责伯里克利领导希腊人对希腊人作战，像在埃伊纳与萨摩斯岛，他们指控他浪费公款。最后，通过不负责任的滑稽剧作家之口，诋贬在他执政时期所流行的自由演说，抨击他把自己的家弄得声名狼藉，并与其儿媳乱伦。他们不敢将这些事件提出公开审问，只是通过他的朋友攻击他。他们指控菲狄亚斯吞没部分交给他塑造雅典娜神像用的黄金，而且显然判了他的罪。他们控告阿那克萨戈拉反对宗教，而这位哲学家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向外流亡。他们对阿斯帕西娅也提出类似的控诉，说她曾对希腊的各神祇表示不敬。打油诗人无情地讥讽她是毁灭伯里克利的女人，好比德亚内亚陷害赫拉克勒斯，并且明白地用希腊话称呼她是一名姘妇。他们之中，一个敛财不择手段的名叫赫尔米普斯的人，指控她充当伯里克利的淫媒，收买良家妇女供他享乐。当阿斯帕西娅在有1500位陪审员的法庭前面受审时，伯里克利为她辩护，用尽其口才，甚至涕泪纵横。最后，法庭不受理此案。自那时（公元前432年）以后，伯里克利开始失掉对雅典人民的影响力。当3年之后死亡降临时，他已经是一个枯萎的人。

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的胚胎

这些奇特的控诉充分显示出，在伯里克利假设的独裁下所行使的有限民主的真实性如何。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这种民主政治，因为它是历史中一项突出的政治实验。它之所以受到限制，首先是因为当时的雅典人只有极少数人识字。以地理形势而言，从雅典的僻远城镇到雅典城交通困难。投票权仅限于父母皆为自由雅典人之子，并须年满21岁；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享有公民权或直接担负国家的军事与财务义务。在雅典全部31.5万人口中严格划分出来的4.3万名公民的小圈子内，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权利是一律平等的。每一位公民在法律上、在议会中，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对雅典人来说，公民不仅是选民，而且可以轮流以抽签或背诵诗文的方式充当地方首长或法官。他必须保持自由之身，准备随时为国家效劳。任何受命于他人或须以劳力为生的人，都不可能有此闲暇或能力从事这一类工作。因此，就大多数雅典人看来，劳动者似乎不适宜充任公民。然而，出于人性的矛盾，他们承认农人为地主。于是，雅典地区的11.5万名奴隶、所有妇女、几乎所有工人、所有居住在雅典城的2.85万名非雅典人，以及大部分商人，都被摒拒于选举权之外。

选民并未结合而组成各种政党，只是依照各人对选举权的扩充、议会的控制力量、政府用富人的钱救助穷人等这些问题的赞成或反对意见，概略地区分为寡头派或民主派的支持者。各党派的积极成员组织成许多称为“伙伴俱乐部”的团体。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有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如宗教社、宗亲社、军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演员俱乐部、政治组织社团及纯以吃喝为目的的俱乐部。这些组织中，以寡头派所属的社团势力最强，他们的会员盟誓，在政治与法律上互为声援，并且以仇视那些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及殷实的商人阶级形成压力的低阶层公民，为其团结一致的向心力。和他们相对立的是相当民主的党派，其组成分子有小商人、工薪阶层的公民、商船船员、雅典海军、痛恨奢侈与特权的有钱人，以及自幼教养成为雅典领袖的人士，诸如制革者克里昂、羊贩里西克勒斯、亚麻商欧克拉底斯、竖琴制造家克莱奥丰及制灯人希波布鲁斯。伯里克利微妙地以一种民主与贵族的混合体，将这些人撇开达30年之久。但是当他一死，他们承袭了政权，并且充分地享受其特权。自梭伦到被罗马征服，寡头派与民主派之间的惨烈斗争，一直以辩论、投票、放逐、暗杀及内战等方式进行着。

法定的每一名具有投票资格的公民，为基本的统治团体——议会的一员，在这一阶层并没有代议政府。因为雅典山区的交通困难，仅有一小部分合法议员参加某一次会议，与会人数很少超过两三千人。居住在雅典或比雷埃夫斯港的公民因地利而控制了议会，在这种形势下，民主派人士较保守派成员占优，因后者多半散布在雅典的农庄与田野。议会每月举行4次，有重要事情时，在狄奥尼索斯剧场或在比雷埃夫斯港召开，平时则在阿雷奥帕古斯山的西山坡上一处名叫皮尼克斯（Pnyx）的半圆形场所举行，议会代表都是坐在露天的凳子上开会，会议自黎明时开始。每一次开会之前都宰一只猪献祭宙斯神。通常因暴风雨、地震、日食而立即休会，因为这些是表示神祇不同意的确凿依据。新的立法案仅可在每月的第一次会议中提出，并且提案人必须负责新法案通过施行的后果，假如结果非常恶劣，另一名代表可在一年之内对其提出弹劾，并可使其受到罚款、取消选举权或死刑等处分，这就是雅典人防止草率立法的办法。另一种方式是新法案在被制定前，诸法院之一得检查其合法性，即看其是否符合现行法令。另外，在考虑一项法案之前，议会必须将其交付“五百人会议”（the Council of Five Hundred）初审，极似美国国会讨论立法提案前须将其送交被认为对该案具有特殊知识及能力的委员会先行审查的情形。该委员会不能直接退回一项法案，仅可提出附或不附建议意见的报告。

一般情形下，主席主持议会开幕时，总是提出问题或议案。希望发言的人，按照各人年龄顺序轮流发言，但凡是被发现具有下列事实之一者，可能被剥夺在会议中发言的资格：非地主、非法结婚者、未尽赡养父母之职者、违反公共道德者、逃避兵役者、临阵脱逃者、欠税或对政府负有其他债务者。因为在议会中说话很困难，所以只有经过训练的演说家才能运用他们的发言权。发言人念错字会引起大笑，说话离题会有人大声抗议，表示不赞成的方式有高声大叫、吹口哨、拍手。若强烈抗议，人声沸腾，演说的人只好知难而退。发言人说话有规定时间，以漏壶计时。投票时举手表决，但若干与会人士和议案有直接关系或发生特别影响时，举行秘密投票。投票表决时，对初审委员会的议案审查报告，结果可能是通过、修改或否决，议会的决定是绝对的。临时措施的法令有别于法律，制定时比新法案更为迅速，但是这样的法令撤销也快，根本不列入雅典的法典中。

尊严高于议会但权力却较小的是审议委员会。它原为上议院，到了伯里克利时期，实质上已降格为议会的立法委员会。其委员是以抽签或背诵诗文的方式从公民登记名册上产生，在10族中每族各50名，任期仅一年，至公元前4世纪，每人每天可领到5个奥勃。由于每一名委员在所有其他合格公民都有机会担任此项职务之前不得重选，因此在正常情形下，每一名公民在其一生中，至少可担任一任委员。该委员会在城市广场南面的会议厅内举行会议，普通会议是公开的。其职掌是立法、行政、咨询，负责对送交议会法案的审查与整理，负责督导雅典城宗教及行政官吏的操行与工作表现，负责管制公家财务、企业与房舍，负责颁布必须采行而议会正值休会时的行政命令，以及负责政府外交事务的管制。

该委员会为便于执行这一些庞杂的事务，共分10个小组委员会，每一小组各50人，每一小组委员会各主持委员会和议会一个月（36天）。每天早晨负责主持的小组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一名担任当天该小组本身及委员会的主席。这一项职务为全国最高的，因抽签决定，可能落在任何人头上，这样雅典每年有300位主席。每月或每天，由哪一个小组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的哪一名委员主持委员会，都是最后临时抽签决定。雅典希望利用这种方法，能使舞弊案减至最低限度。执行小组委员会拟订议程，召开委员会，整理当天的结论。雅典的民主政治借议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以这种方法完成其立法的功能。至于法院，其权力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仅限于对纵火、蓄意伤害、毒害或谋杀等案件的审理。渐渐地，希腊的法律演变为“自身份而到约法”，自个人的意念或某一阶级少数人的敕令到自由公民的缜密协约。

·法律

早期的希腊人似乎认为法律也是一种神圣的常规，是经过神的许可与启示的。忒弥斯对他们而言既是这些常规，也是使世界道德秩序与和谐具体化的女神。法律是神学的一部分，最古老的希腊财产法是混合在古寺庙法典的礼拜规章中的。像这样古老的宗教法典可能是由部落的酋长或国王命令制订的规定，开始时强制实施，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成为神圣的义务。

希腊法律史的第二阶段是由诸立法者如扎留库斯、查罗达斯、德拉科及梭伦等对这些法规的收集与调和，当这些人将其编纂成法典后，神圣的习俗也就变成人定的法律。 [2] 在这些法典中，法律脱离了宗教，而逐渐趋于世俗，当事人的意图更充分地作为裁决其行为的依据，家庭的义务由个人的责任所取代，私仇交由国家的法律裁决。

希腊法律演变的第三阶段是法律本体的累积。当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谈到雅典法律时，他们指的是德拉科与梭伦的法典及已经由议会或审议委员会通过但未被撤销的法令。假若新法与旧法抵触，那必须撤销旧法，但审查往往欠周密，两项法律互相冲突时有发生。法律混淆不清的情形特别严重时，由从民众法院抽签选出的法律裁决委员会（committee of law determiners）裁决应该保留哪次法律。在此种情形下，另指定辩护人，为保留旧法而与主张将其撤销者相辩论。在法律裁决委员会的监督下，雅典法律以简单而明晰的词句，刻在“君王走廊”（King’s Porch）的石碑上，此后任何司法者不得以不成文法断案。

雅典法律中民法与刑法不分，但谋杀案须经最高法院审判，而民事诉讼交由原告自己执行法院的命令，仅在其遇到被告反抗时才由法院出面协助。谋杀，既属亵渎神祇也是犯罪行为，如法律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寻仇报复的恐惧就仍然存在。公元前5世纪，在某些情形下，直接报复行为仍然为法律所允许，当男子发现其母、妻、妾、姐、妹、女与人通奸，他有权立即将对方男子杀死。不论蓄意或过失杀人，必须为其污染雅典城的泥土而赎罪，而泥土的净化典礼严格且繁复。雅典土地曾因其第一次杀人而被污染，所以不准杀人犯再践踏，他们的辩护在靠近岸边的一艘船上举行。假如受害者在临死之前答应赦免，则不得对凶手采取任何行动。最高法院之下，辖有三个杀人犯审判法庭，按照受害人的阶级与出身、行凶动机是否预谋、是否可予原宥等因素加以区分。另有第四审判法庭设于海岸边的弗里特斯，专门审理曾因非蓄意杀人被流放而又预谋杀人的罪犯。

财产法是绝对严格的。契约的履行也极严，所有陪审员必须宣誓“绝不投票赞成废止私人债务，或赞成分配属于雅典人的土地或房屋”。每年当首席执政官就职时，由传令官颁布告示：“物主将永为其所有物的持有者与绝对主人。”遗产权更是受到狭隘的限制。古代宗教认为财产是家族的一脉相承及祖先的保佑，因此要求一个家庭只要有子嗣，应该自动遗留给儿子，父亲拥有的财产，仅是为家庭已去世、活着的及将出生的人托管而已。在斯巴达（像在英国），世袭财产不分散，由长子继承，在雅典（极似在法国）则由所有儿子分配，长子分到的财产要比其他兄弟稍多。早自赫西俄德时代，我们发现这位庄稼汉限制其家族仿照这种法国遗产方式，唯恐其家产因为众多儿子瓜分而败落。丈夫的财产绝不移交给寡妻，留给她的全部财物是她的妆奁。伯里克利时期的遗嘱，与现代的同样复杂，所使用的词汇也与我们的大致相同。希腊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是罗马法律的依据，而罗马法律又成为西方国家的法律基础。

·审判

司法部门是最后施行民主的，厄菲阿尔特与伯里克利所完成的伟大改革，是将司法权从最高法院与执政官转移至普通法院。这一类普通法院的设置对雅典，犹如陪审制之盛行于现代欧洲。民众法庭（heliaea ） [3] 由6000名每年从公民名册中抽签决定的陪审员组成，这6000名陪审员分成10个陪审团，每一陪审团约500人，多余的作补充缺额及紧急之需。较小与地方性的案件，由30名定期访问雅典乡镇的法官处理。由于每名陪审员每次任期不得超过一年，而其资格又是轮流方式决定，所以每一公民平均每隔三年轮到一次。陪审员并非必须参加审判，但每天有2个（后来增加为3个）奥勃的报酬，每一陪审团可达到两三百名陪审员的参加率。像苏格拉底那样的重要案件，可能由1200人组成的庞大陪审团审判。为使舞弊减少到最小限度，担任审判的陪审团是在最后一分钟抽签决定的，因为大多数案件在一天内审判完毕，我们很少发现当时的法院有接受贿赂的情形，甚至雅典人觉得要在短时间内行贿300人是一桩非常棘手的事。

因为雅典人好讼，雅典的法院虽然赶办，仍然忙不过来。为了使这种诉讼热降温，从年满6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派仲裁人，争执双方的控诉与辩护送交仲裁人中最后抽签决定的代表，争执双方各缴给他少量费用。假如他不能使他们双方和解，他慎重地宣誓后，公布他的裁决。双方都可以向法院上诉，但法院通常不受理未经送请仲裁的小案件。当一桩案子被受理后，被告提出抗辩，证人立下供词并宣誓，然后所有这些口供以书面形式递交法院。书面口供是密封在一特制盒子内，数日后被开启审查，并且由抽签决定的陪审团下达判决。那时候没有设置检察官的制度，政府须依赖一般公民，对任何触犯道德、宗教、国家案情重大的人，他们向法院提出起诉。因此，兴起一种专门以此类控告为经常手段并使其成为勒索艺术的“无赖集团”。到公元前4世纪，这一批人专以威胁那些认为民众法院不肯赦免付得起大量罚款的有钱人 [4] 而过着优裕的生活。法院的经费大多从对判决有罪者的罚款中获得弥补。原告如不能为其指控提出充分的证据，也要处以罚款，假若原告的控诉得不到1/5陪审员的支持，须受鞭笞，或罚金1000德拉克马（约1000美元）。原告被告双方于审案时，通常自任为律师，而且必须亲自作第一次辩论。但后来因为诉讼程序日趋复杂，当事人察觉到陪审员易受善辩的影响，于是逐渐流行雇用精通法律且擅长口才的人，来为原告或被告辩护，或以其委托人的名义与身份撰拟演讲稿，让委托人在法庭上宣读。因为很多陪审员对法律上的知识并不比诉讼当事人高明，许多律师是以译员的身份到庭。律师便是由这些特殊的辩护人演变而来的。古希腊律师的起源，用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伯利纳的智者比阿斯是诉讼案的雄辩家，永远将其才华用于正义的一方。

证词通常以书面形式呈送，但是证人必须出庭，并且当书记官向陪审员读证词时，宣誓以证明其正确性。不经过反讯，因为伪证的情形非常严重，以致有时候裁决，虽有确凿证据，仍拒不采用。妇女与没有公民资格的男子的证词仅被采用于谋杀案的审判。奴隶仅在酷刑逼供下所说的话才被承认。他们认为，如果不以施刑，奴隶当然会说谎。这是希腊法律野蛮的一面，后来罗马人的监狱与审讯室内所做的有过之无不及。伯里克利时代是禁止对公民用刑的。很多主人不愿让其奴隶充当证人，即使其案件有奴隶出庭作证的必要，奴隶若因刑讯而受到永久性的伤害，造成伤害的人必须予以赔偿。

处罚种类分鞭笞、罚款、褫夺公权、烙火印、抄家、放逐及死刑，很少使用监禁。希腊法律的原则是，奴隶应该处罚肉体，自由人处罚财产。有一只希腊花瓶，上面画着一个奴隶，他的手脚被捆缚吊在空中，遍体鳞伤。罚款是公民常有的处罚，而罚款越来越重，以致雅典这个民主政府，受到以不公正的判决达到自肥的攻讦。但另一方面，时常允许已经定罪的被告及其原告自己决定认为合理的罚款或刑罚，法庭在所建议的处罚中选择其一。谋杀、亵渎神祇、叛国，以及许多我们似乎认为并不严重的罪行，皆处以抄没家产及死刑。但是，在审判之前，预料将被判死刑的罪犯，通常可以因自愿流放和放弃财产而免死。假若被告不屑于逃亡，而又是公民，执行死刑时，为使痛苦尽量减轻，用毒胡萝卜提炼出的毒药，从犯人的脚开始麻痹，渐渐遍及身上，药力到达心脏时死亡。如果奴隶被判死刑，可能残酷地被棍棒活活打死。有时候在死刑犯死亡前或死亡后，将其从悬崖上丢下谷坑。因谋杀罪而被判死刑，由刽子手当着受害人亲属的面执行死刑，仍残留古时的风俗与报复精神。

雅典法律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开明，只是比汉谟拉比法典稍微进步。其最大的缺点是，法律权利仅限于不到总人口1/7的自由人，即使自由的妇女与儿童也被摒弃在可骄傲的公民平等权之外。侨居雅典的人、外国人、奴隶仅能在公民的赞助下才可提出告诉。无赖汉的勒索、动辄酷刑迫取奴隶的口供、犯小罪而用重典、法庭辩论滥施人身攻击、司法责任的分散与软化、陪审员易受诡辩的影响，以及不能用过去的经验与对未来的明智推断来平抑当时的激动情绪——这一些就是令整个希腊妒羡的法律制度的污点。这种法律制度因其比较温和、完整以及能给雅典人民的生命财产提供可靠且实用的保障（这种保障正是经济活动与道德成长所不可或缺的），而为人所乐道。雅典法律的考验之一是，几乎受到每一位公民的尊重：法律是为他而设，他是雅典的灵魂，是其仁慈与力量的精髓。一项判断雅典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其大部分随时被其他希腊城邦所采用。“每一个人都承认，”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说，“人类生活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好处源自我们的法律。”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法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

当雅典帝国存在的时期，雅典法律盛行于拥有200万人口的雅典帝国的全境，但是对希腊其他国家，则从未通行过一种通用的法律制度。国际公法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在当今世界的情形一样糟。虽然如此，对外贸易需要某些法律，希腊政治家狄摩西尼形容他那时候通商条约极为普遍，有关商务纠纷的法律“到处相同”。因通商条约而设置领事，保证合约的履行，并使在某一签约国所作的判决在其他签约国同样生效，可是这样并未能杜绝每当强大的海军舰队趋于衰弱或警戒松弛时就出没的海盗。永久地保持警戒是社会秩序与自由的代价，而目无法纪的恶势力像一头恶狼潜匿在每一个定居的区域，伺机而动。只要未曾签订条约特别禁止，一个城邦派遣人马劫夺另一城邦的人民财产，是希腊不少国家所允许的。宗教使庙宇免受侵犯，只有作为军事基地时才例外，它保护参加泛希腊庆典的香客与使者。那个时代两军开战前必须正式宣战，其中一方要求收埋阵亡战士时，必须休战。按照一般习俗，避免使用有毒的兵器，战俘通常互相交换，或以公认的每名200——以后改为100——银币的价格赎回。希腊人之间的作战，和近代基督徒之间同样的残酷。条约繁多且都经过庄重盟誓，但几乎都被破坏。各国间的结盟也属常事，有时候产生长时期的联盟，如公元前6世纪的德尔菲近邻联盟及公元前3世纪的阿哈伊亚与阿托利亚同盟。偶尔，两个城邦之间签署友好协定，在此协定下两国互相授予对方自由人以公民权。国际虽有仲裁的安排，但其所作的裁决时常不是遭拒绝，即被置之不理。希腊人认为其对外国人，不负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义务，除非订有条约，他们是barbaroi [5] ——虽非十足的“野蛮人”，但是说话腔调古怪的外人。希腊直到斯多葛派哲学家的大同希腊时代（cosmopolitan Hellenistic era），才兴起包涵全人类的道德律观念。

·行政

早在公元前487年或更早，选举执政官的方法已经改为抽签。为防止有钱人的收买或无赖汉的笑脸攻势，必须想出办法不让他们达到当选的目的。为了不使选举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举行，凡抽签抽到的人，在其就职前，必须接受委员会或法院严格的资格审查。候选人必须是：父母皆为雅典人、体格健全、无不良记录、虔诚祭祀祖先、完成各项军事义务、缴清全部税款。他的人生此时可能遭受任何一名公民的挑剔，像这样追根究底的审查会吓住条件差的人而不敢参加拈阄。假如他通过审查而成为执政官，他必须宣誓：尽忠职守，如接受馈赠或贿赂，愿献给神一座真身大的金像。事实上，9名执政官所掌握的重要权柄，自梭伦时代以后，逐渐被剥夺，其职掌现在仅限于行政方面的例行事务。首席执政官虽仍保留国王的空衔，实质上仅仅是雅典城主管宗教的官员。执政官需要每年9次从议会获得信任案，其措施与判断可能被送往委员会或民众法院审查，任何一名公民都可控告其不法行为。在其任期届满时，其全部官方行为、记录及文件，须经对委员会负责的管理小组的审查，对严重的过失可能处以重刑，甚至死刑。假若执政官逃过了这些民主的“生死关”，在其任期结束后，就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但这仅是空衔，因为到公元前5世纪最高法院几乎已丧失其全部权力。

执政官群体仅为许多委员会之一，在议会、审议委员会及法院的指导与监督下，治理雅典城的政务。亚里士多德举出25个这类政治团体，并估计雅典城的官员有700人之多。几乎所有官员都是每年抽签决定的，因为各委员会委员不得连任，每一公民在其一生中至少可当上一年的雅典城政务官。雅典人不相信专家政治。

军事要比民政受到更大的重视。雅典的10名司令官，虽然也同样每年改派一次，并且须随时接受审查及罢免，但是在议会中公开选举而非抽签决定。这里所要求的是才能，而非声望。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议会曾45次选福基翁（Phocion）为将军，因为他确实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尽管他在雅典的人缘最差，并且也不隐瞒他对群众的蔑视。司令官的职权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扩大，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他们不仅统率陆、海军，并且与外国谈判交涉，控制雅典城的总岁收与支出。总司令因此成为政府中最具权力的人，因为他可以年复一年地重选连任，他能使雅典因受其宪法限制而无法实现的目标得以继续。凭借这一项职务，伯里克利使雅典成为民主的君主国家达30年之久，所以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批评雅典的政治制度说，虽以民主为名，实际上是巨头政治。

陆军无异于选民。每个公民必须服兵役，而且在60岁之前都可能应征参战。但是雅典人的生活并未军事化：年轻时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后，很少再参加操练，不必穿着军服，不以军事上的事干扰老百姓。现役陆军的组成有：轻甲步兵，主要为较穷的公民，携带投石器或矛；重甲步兵，成员为有能力自己购置盔甲、盾、标枪的小康之士；由富人编组的骑兵，穿戴甲胄，配备矛枪及剑。希腊人的军队纪律超过亚洲人，这或许归功于希腊人在战场上讲求效忠与服从及平时政务上保持旺盛的独立精神的突出表现。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政治家兼军事家伊巴密浓达与马其顿菲利普王之前，他们还没有战争艺术及战略、战术原则。城邦周围都筑有城墙，而其防御——希腊各国的情形和我们一样——要比攻击有效；否则，人类将无文明遗传下来。围城攻打的军队，用链条抬举巨木，向后退再朝前撞击城墙，这就是在阿基米德之前所发明的攻城器械。至于海军，每年选派400名有钱人，令其招募水兵，并用政府所供应的材料，自费制造及装备3列桨座的战船，并使其保持良好状况。雅典用这种方式维持平时约60艘战船的舰队。

陆军与海军的维持费用是雅典政府的主要开支。政府的收入来自交通通行费、港口税、2％的进出口关税、每年每一侨民12银币的人头税、自由人与奴隶各半个银币的人头税、娼妓税、货物税、执照税、罚金、没收财产及朝贡。在庇西特拉图时作为雅典财源之一的农产物税，因为民主派认为有损农业的尊严而停止征收。大部分税包给收税官征收，除了交公外，自己留一份入私囊。从国有的矿产获得的收益相当大。紧急情况下，雅典征收财产税，税率按财产的比例增高。例如以这种方式，雅典人曾为了围攻米蒂利尼而于公元前428年筹集了200塔伦（合120万美元）。有钱人同时也被邀负责某些公共事务，诸如装饰使馆、配备海军船只、资助戏剧演出及音乐与运动竞赛。这些“礼拜仪式”由富人主动承担，也有部分为公意所迫而担负的。更使有钱人不安的是，凡被指定主持宗教庆典的公民，只要他能证明有人比他更富有，他可以强迫那个人将这份差使接过去，或者与他交换财产。自民主派逐渐扩张势力后，发现使用此种手段的机会与理由更多。另一方面，雅典的金融家、商人、制造业者及地主，都在研究隐匿及阻挠的艺术，并在酝酿革命。

除去这类的捐献与特别征收，雅典在伯里克利执政时的岁收约400塔伦（240万美元），加上附庸与盟邦的贡献600塔伦。经费的开支没有任何预算，或预先作款项的估计与分配。在伯里克利的节俭管理下，虽然费用空前浩繁，但国库年有积余，至公元前440年已结存9700塔伦（5820万美元）。这是一笔对任何时期的任何城邦都属于相当大的数目，也是一桩极不寻常的事，在希腊很少国家具有这样一笔积存，其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根本没有任何积余。希腊其他经费有积余的城邦通常将其存款寄放在城市的神庙中——雅典自公元前434年以后，存在帕特农神庙内。雅典政府不仅有权支配其剩余款项，而且有权支配为神筹募铸像的黄金；菲狄亚斯为雅典娜女神所筹集的黄金相当于40塔伦（24万美元），要搬动颇为不易。雅典存于帕特农神庙中的还有“娱乐奖金”，用来支付每年观赏宗教庆典中表演的戏剧与运动的民众。

这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历史上最狭隘也是最充实的：最狭隘，指其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数很少；最充实，指全体公民在管制立法及治理公众事务上的直接与平等权利。这种制度的缺点将随着历史的揭露清晰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这些缺点已经被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宣扬。一个不负责任的议会，不援先例或修正，可能今天凭一时冲动投下票，第二天又懊悔不已，受惩罚的不是议会本身，而是执行其错误的那些人；立法权仅限于有资格参加议会的人；鼓励煽动并滥用贝壳投票，放逐贤能之士；以拈阄与轮流方式决定公职人选，年年换人，造成政府的混乱；党派相互倾轧，永远使政府的领导与治理骚扰不宁——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政治上的弊病，它将为此向斯巴达、菲利普、亚历山大及罗马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任何一个政体都不是十全十美、永垂不朽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君主或贵族政治能将雅典治理得更好或保留得更久，也许只有这种纷扰的民主政治才有能量把雅典推上历史的一个巅峰。从前或自那以后，公民圈中的政治生活曾经有如此炽烈或具有如此的创造性吗？这一个腐败无能的民主政治至少算得上是一座学校：议会中的投票者聆听雅典最精明机智的人演说，法院中的陪审员的思维智慧因听取及辨别证词而变得更敏锐，公务员因行政责任的磨炼与经验而更成熟更具理解与判断力。“这个城邦，”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说，“是人之师。”基于这些原因，雅典人才能欣赏并因而产生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剧院中的观众已在议会及法院中形成，并且吸收其精华。这种贵族式的民主政治绝非放任的自由主义，不仅是财产与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它资助希腊的戏剧，建造帕特农神庙；它负责人民的福利与发展，为他们开拓“不仅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很好”的机会。历史是能够原谅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切过错的。

注释

[1]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于1850年对希腊最高法院所作的评论，1937年被引述来抨击美国最高法院：“希腊最高法院法官，享受终身制的特权，似乎有着无限而广泛、长期因循相袭的控制权……希腊最高法院更行使对公共议会的监督权，须注意，绝不容许任何类似的情形侵犯到国家现有的法律。这些是浩瀚无际、未经人民正式许可的权力。”

[2] 雅典在伯里克利执政时代，立法者（thesmothetai）一词是指登录、注释及执行法律的6名小执政官（minor archon）。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主持民众法院。

[3] heliaea一词是由helios（太阳）演变而来，以其狭义而言，为民众法院审案的所在地，因在露天下举行，故以此命名。

[4] 苏格拉底的朋友克里托（Crito）是富翁，他发牢骚说，住在雅典即使想安分守己做人也有困难。“因为就在这时候，”他说，“有人控告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宁愿花一点钱，也不肯找打官司的麻烦。”

[5] Barbaroi一词是与梵语barbara、拉丁语balbus 同源，后两者皆指说话结巴，口齿不清。希腊人用barbaros并非表示说话奇怪，而是缺乏文明。但当用barbarismos一词时，则完全与我们现在所用英文字barbarism的意义相同——指曲解一个国家语言表达方法的外国人或准外国人。

第二章 雅典的工作与财富

土地与粮食

雅典民主政治与文化的基础奠定在生产及财富的分配之上。有人能专心治理政务、探索真理、作曲、雕刻、绘画、写作、教书或祭神，是因为另外有人在辛勤地务农、织布、造屋、开矿、制作用具、供输物资、进行货物交易或资助其生产和运输，无处不是这种基础。

支撑整个社会的是农民，是社会中最贫困、最不可缺少的分子。农民在雅典至少还有公民权，只有公民才被允许拥有土地，几乎所有农民都是其耕地的主人。部族控制土地的现象已经消失，土地私有制度已经确立。如现代法国与美国的情形一样，这个庞大的小地主阶级，在那城市无产居民总想加以变革的民主政治中，实在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保守力量。古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斗争，即想从农产品上获得高收益而制造品价格低的农民，与想要廉价粮食而高工资或高工业利润的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雅典尤为显著而激烈。工商业被雅典公民看作卑微下贱，而从事农业者被视为国家经济、个人品格及军事武力的基础，受到尊敬。乡村的自由人把城市居民视为软弱的寄生虫或低贱的奴隶。

在雅典63万英亩的土地中，有1/3不宜种植，其余因缺乏林木、雨量稀少及冬季多雨的侵蚀而变为硗薄。雅典的农民，不论是他们自己或少数奴隶，不畏劳苦，以弥补神对他们的寡恩。他们挖池以屯储雨水，筑坝以管制河流，开垦珍贵的沼泽沃土，修建千万条灌溉渠，引涓涓溪水到干旱的田畴；耐心地移植菜蔬，以改良其品种；隔年耕作让土地休养，以恢复其元气。他们用石灰类碳酸盐碱化土地，并且施以硝酸钾、灰与水肥。雅典周围的园林是用城里的阴沟污水施肥。废水经一条主下水道注入第比伦（Dipylon）外面的蓄水池，然后再用砖砌沟渠引入塞弗苏斯（Cephisus）河谷。各种土壤混合一起，使各蒙其利，绿色作物像正开花的豆科类被埋入泥土中养肥。犁、耙、播、栽等操作，都集中在短暂的秋季。5月底为收获季，干燥无雨的夏天是准备及休息季。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雅典每年仅生产67.5万蒲式耳的谷物——勉强够供应其1/4人口的需要。若不进口粮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会挨饿。因此，雅典趋向帝国主义，而这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

雅典农村为补偿粮食的短缺，大量种植橄榄与葡萄。坡地被修成梯田后浇水，放驴入葡萄园让它们咬掉嫩枝，以便多结葡萄。在伯里克利时代，很多地方都种有橄榄树，但是真正将其引进推广的却是庇西特拉图与梭伦。橄榄树须16年以后才开始结果实，40年到达盛产期，如果没有庇西特拉图的补助措施，橄榄树可能永远不会生长在雅典的泥土里。橄榄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这是导致雅典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橄榄在希腊用途很广：食用、涂抹、照明及燃料。橄榄成为雅典最贵重的农作物。因其价值高，政府采取专卖输出，用橄榄抵偿货款，并且交换必须进口的谷物。

在希腊，无花果是健康与精力的主要源泉，禁止出口。无花果树即使在干燥的土壤中，也能长得很好；其扩散的根能完全吸收泥土中的水分，而其稀少的树叶，使水分蒸发的面积缩小。同时，希腊农民从东方学来野生无花果的授粉方法：将野生雄无花果树枝挂在种植的雌无花果树枝上，依赖昆虫将雄枝上的花粉输入雌枝的果实中，而后结成更大更甜的无花果。

这些农产品——谷类、橄榄油、无花果、葡萄及酒——是阿提卡的主要食品。饲养牛当作食物来源的情形极少；养马作赛马用；养绵羊取其毛，养山羊挤其奶；驴、骡、公牛、母牛，都用于运输，但猪却主要作食物用；养蜂，为当时无糖的世界供应蜂蜜。肉类是一种奢侈品，穷人家仅能在节日吃到肉；荷马时代英雄式的欢宴已经不见了。鱼是一种日常食品，也是一种美味，穷人买鱼加盐腌后晒干，有钱人遇喜庆则食用新鲜鲨鱼及鳗鱼。谷物做的食品有粥、薄面包或糕饼，时常掺些蜂蜜。面包和饼很少在家里烤制，大多是由妇女小贩挑着卖或到市场小摊去买，里面加入鸡蛋及蔬菜，尤其是蚕豆、豌豆、白菜、扁豆、莴苣、葱与大蒜。水果很少，从未见过橘子和柠檬。坚果非常普遍，盛产辛辣料等调味品。盐是用浅盘从海水中收集来的，在内陆用盐交换奴隶，便宜的奴隶被称为“一撮盐”（a salting），价钱高的奴隶是“值多盐”（worth his salt）。几乎任何食物里面都放橄榄油，用橄榄油烹饪，橄榄油是极佳的石油替代品。奶油很难在地中海区域保存，而用橄榄油代替。蜂蜜、蜜饯、酪饼用作餐后的甜点心。当时酪饼非常风行，曾有许多古代的文章大论秘制酪饼的艺术。水是日常饮料，但是每人都喝酒，对文明人来说，没有麻醉或刺激物的日子是无法忍受的。雪和冰保藏在地底下，到夏天用来冰酒。虽然那时已有啤酒，但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喝啤酒会受人鄙视。总而言之，希腊人是有节制的食客，每天有两餐也就满足了。“然而也有许多希腊人，”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说，“如果习惯了，一天吃三大餐，也照样很轻松。”

工业

土地出产矿物、燃料及食物。夜间照明用的是优美的灯或火炬——燃烧经过炼制的橄榄油或树脂——或用蜡烛。取暖，用干柴或木炭在活动的火盆中燃烧。为了做燃料、盖房屋，雅典城镇附近森林和山丘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到公元前5世纪，建造房屋、家具、船所需的木料已需要进口。当时煤尚未被利用。

希腊人开采矿，为的是矿物而非燃料。雅典的地质富含大理石、铁、锌、银、铅等矿藏。靠近半岛南端的劳留姆的矿场，被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形容为雅典的“流银之泉”。矿是政府的主要财源，政府保留所有的地下权，将矿场租给私人开采，每年租金为1塔伦（6000美元）和生产量的1/24。公元前483年，一名勘探者首次在劳留姆发现真正丰富的矿脉，在附近地区引起一阵挖银热。只有公民才准租用矿场，奴隶只能做掘矿的工作。因迷信而促使雅典衰落的尼西亚斯，将1000名奴隶租给矿场，每名奴隶每天租金1个奥勃，每天可赚170美元。许多雅典人都是以这种方式，或贷款给矿场而发财。矿坑里面的奴工总数约达2万，另加上督工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每10小时换一次班，夜以继日，从不间断。假如奴工累了停下休息，便会吃工头的鞭子；如想逃跑，会被铁镣拴住做工；如逃掉而被捉回者，其前额用热烙铁烙印。坑道仅3英尺高2英尺宽，奴工用锄、凿子及铁锤，跪着、俯卧或仰躺着工作。碎矿石必须用篮子或袋子手递手地往外传递，因为坑道太窄小，容不得两个人方便地错开。利润颇为可观：公元前483年，政府收入的部分达100塔伦（60万美元）——这笔横财为雅典建造了一支舰队，并在萨拉米斯岛的海上大战中挽救了希腊。除奴隶外，这对大家是福也是祸。雅典国库依赖矿业，当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夺走了劳留姆，雅典的整个经济随即为之崩溃。到公元前4世纪，矿脉的耗竭加上其他种种因素，导致了雅典的衰微，因为阿提卡的泥土中再没有别的贵重金属。

冶金术随着矿业进步，将劳留姆矿场挖出来的矿物放在大臼内，由奴工用大铁杵捣碎，再送入由坚硬粗面岩制成的磨研磨，用筛子筛分；被筛下来的矿砂，放在倾斜的、表面刷有一层坚硬而光滑的黏合物的长方形大石板上，被从高处水槽流下来的水柱冲洗；水流是以陡角下冲，底端网袋接住金属碎粒。金属粒被丢入装有风箱的小型熔炉中，熔炉底端开有放熔液的出口。将熔化了的金属放在多孔材料制作的灰皿上加热，然后使其见空气。用这种简单方法，铅变成氧化铅，而银被滤出。这种熔化与炼制技术非常高明，雅典银币的纯度高达98％。劳留姆矿场为其所生产的财富付出代价，正如矿业永远为金属工业付出代价：植物和人，因炼炉的烟气而枯萎死亡，工厂附近变成尘埃弥漫的废墟。

其他工业却没有如此艰苦。阿提卡此时已有许多种工业，规模虽小，但非常专精。开采大理石或其他石矿，陶器的形式数以千计，制衣的有大皮革厂，伯里克利的政敌克里昂与指控苏格拉底的安尼托（Anytus）都是这类制革厂的老板。这里不仅有专门制造车、船、马鞍、马具、鞋的人，还有只做缰辔的马具店及专做男鞋或女鞋的鞋店。造屋这一行分木工、制模匠、石匠、金属匠、油漆匠、装饰匠。有铁匠、制剑匠、制盾匠、制灯匠、七弦琴调音手、磨坊工、面包工、腊肠工、鱼贩——凡是忙碌而多元化但不单调机械化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应有尽有。一般纺织品多半由家庭生产，妇女为家庭织制或缝补衣裳被褥，梳理羊毛、纺纱、织布、刺绣。特制的织品来自工厂或国外——细致的亚麻布来自埃及、阿莫戈斯与塔伦都，染色毛织品来自意大利的锡拉库萨港，毛毯来自希腊南部的科林斯，地毯来自近东及迦太基，彩色鲜艳的床褥来自塞浦路斯。希腊科斯岛的妇女于公元前4世纪末，学会了剥茧抽丝及织成丝绸的技术。许多家庭的妇女由于纺织技术娴熟，产品的数量超过全家的需要，她们将剩余的纺织品先卖给顾客，然后卖给掮客。她们雇佣自由人或奴隶做帮手，就这样家庭工业发展成为工厂体系。

这样的系统发轫于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本人和雅典政治家兼将军亚西比德一样，也拥有一所工厂。没有机器设备，但奴隶多得是。因为劳工便宜，缺少了发展机器的动力。雅典的工厂，倒不如叫作“工作所”更为恰当，其中最大的，如色法路斯的盾厂有工人120名，第马库斯的鞋厂10名，狄摩西尼的家具厂20名、甲胄厂30名。起先，这些工厂仅生产订制的货物，后来制造以供应市场，最后推销出口。钱币的大量流通代替了实物交易，使他们的经营获得便利。没有股份公司组织，每个工厂是一个独立单元，由一个人或两个人经营，而且老板时常和他的奴工一起工作。没有专利权的制度，工艺是父子相传或收徒相授。雅典法律规定，父母若未授子以艺，父母年老时，孩子可以不负奉养的责任。工作时间虽长，却非常闲适，师父与徒弟从天亮工作到黄昏，夏天有午睡。没有休假日，但每年约有60天不做工的宗教节日。

贸易与金融

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城市的货物有了剩余，而想与人交换，就有了贸易。贸易的第一个困难是运输费用，因为道路恶劣，而海路又凶险。最好的路是从雅典通往其东北的埃莱夫西斯城的“圣道”，其实也只不过是一条土路，而且往往因为太狭窄，不能通车。桥梁险象丛生，是用土堆砌成的堤道，被洪水冲塌的情形屡见不鲜。通常是用牛拉车，而牛性迟缓，赖其运输的商人不可能靠它发财。牛车脆弱不堪，每上路必抛锚或陷入泥泞，较妥帖的办法是用骡驮载货物，不仅要快一些，而且占路较少。希腊没有邮政服务，即使政府机关也是如此，有听差的跑跑腿就足够了，私人函件也必须等便人捎带。重要的消息在山头与山头之间用烽火或用信鸽传递。路边到处都有客栈，却成为盗贼与臭虫的藏身之所。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即使连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也要问赫拉克勒斯，何处是“臭虫最少的酒肆和客栈”。

海运比较便宜，尤其是当航行像大多数情形那样限于风平浪静的夏天时。船票价钱低廉，花两个银币，全家人可以从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海港坐船到埃及或黑海，但由于船是造来作战或装运货物，船上没有伙食供应旅客。船的主要动力是风鼓帆，当逆风或无风时，由奴隶摇桨。最小的海洋商船有3帆30支桨，都在同一高度上，5帆的有50支桨。早在约公元前700年，希腊南部科林斯人就造好了第一艘3列桨库200人操桨的战船。到公元前5世纪，这类船的船头长而翘，非常壮丽，装载量已增加到250吨，一次可载运7000蒲式耳的谷物，而且每小时行驶8英里，成为地中海人们的谈资。

贸易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一种可靠的交易媒介。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及货币，在100个边陲地区，人们兑换钱币时总是满怀猜疑，因为所有希腊国家的政府除了雅典外，无不以降低其硬币的成色来欺骗别人。“在多数城邦中，”一名匿名的希腊人说，“商人被逼运回其货物，因为他们得不到其他地区也能通行的钱币。”一些城邦铸造琥珀金币——金和银混合铸造——却互相竞争，在合金币中尽量少放金子。雅典政府自梭伦以后，以发行印有雅典娜女神的猫头鹰像的可靠货币，强有力地支持其贸易，“带猫头鹰到雅典去”这句希腊话的意思是“运煤到英国煤港纽卡斯尔去——多此一举”。因为雅典虽然历尽沧桑，但坚持不愿其银币贬值，雅典的“猫头鹰”为整个地中海区域所乐于使用，且有取代爱琴海地区当地货币的趋势。黄金在这一时期仍然被当作一种货物，称重出售，而不是一种贸易工具。雅典只是在很少的紧急情况下才用黄金铸造货币，通常与银的比率是1∶14。雅典最小单位的钱币是铜币，每8个兑换1个奥勃。奥勃是用铁或青铜制成的钱币，因其形状如爪或叉，故称之为奥勃。6个奥勃等于1个银币，2个银币换1个金币，100个银币等于1米纳，6米纳换1塔伦。1枚银币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可买到1蒲式耳的谷物，像20世纪美国的1块钱一样。那时候雅典没有纸币，没有政府公债，没有股份制的公司组织，没有证券交易所。

但是有银行，当时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挣扎才立住脚。那些不需要借钱的人谴责利息是一种罪恶，而哲学家也同意这种说法。公元前5世纪，一般雅典家庭如有积蓄，宁愿藏在自己家里，也不肯寄存在银行里。有些人以抵押品借钱，利率高达16％—18％，有人无息借钱给朋友，也有人将钱存放在庙宇的金库内。庙宇充作银行，以普通利率借钱给私人或政府，希腊中部德尔菲城的阿波罗神殿有几分类似全希腊的国际银行。没有私人贷款给政府，但政府与政府之间偶尔互通有无。柜台兑款人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接受存款，并将钱借贷给商人，利率为12％—30％（视所担风险大小而定），就这样他变成了银行家。但直到古希腊结束，他还是保持他早先的称呼“掌柜的”（the man at the table）。这套方法是从近东学来的，希腊加以改进，并且流传至罗马，罗马又传给现代欧洲。波斯战争后不久，狄密斯托克利将70塔伦（42万美元）存放在科林斯岛银行家菲洛斯特·法努斯那里，和今天的投机政客将贪污来的钱寄存在外国银行的情形，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最早关于存钱在庙宇以外的引述。到公元前5世纪末，安提西尼和阿客斯特拉两人创立了后来在帕逊的领导下成为所有希腊私人银行中最著名的银行。通过这些私人银行家，货币比之前流通得更舒畅更快速，发挥更大的功效，而其所产生的便利积极地刺激了雅典贸易的扩张。

雅典经济的灵魂是贸易，而非工业或金融。许多生产者虽仍然直接销售货物给消费者，但是需要收购储囤及销售的市场中间人的情形日趋增加。在此种情形下，兴起了一种零售商，他们沿街叫卖或供应军队，或在节日庆典的市集，或在城市广场的商店、摊位以及城镇的其他场所推销货物。自由人、侨民或奴隶，到商店与生意人讨价还价，为家里办采购。雅典“自由”妇女的权利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之一，是风俗规定不准她们上街购买东西。

国际商业的发展甚至比国内贸易更快，因为希腊各国已经了解国际分工的优点，因而各自专门制造某些产品。例如，制盾匠不必再奔走于各城邦之间，应需要制盾人的招请，在自己的工厂中将盾做好，送到国际市场销售。在一个世纪之中，雅典从家庭经济，各家庭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至城镇经济，各城镇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至国际经济，各国依赖进口，并且必须出口，以偿付外汇。雅典海军舰队曾有60年的时间始终保持爱琴海的平静，没有海盗出没。公元前480至前430年商业的繁盛，是在公元前67年庞培肃清海盗之前的数百年间所未曾出现的。码头、仓库、市场及银行，雅典比雷埃夫斯海港提供了一切贸易设施。不久，这个繁忙的港口成为东西方之间商业的主要分配与转运中心。“世界其他地方因四处分散不易买到的货物，”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说，“都可以很容易地在雅典买到。”“我们城市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将世界各地的货物吸引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外国水果对雅典人来说，和本国的水果一样能经常享受得到。”商人从比雷埃夫斯港运出的有酒、油、羊毛、矿物、大理石、陶器、武器、奢侈品、书以及由雅典各界与工厂制成的艺术品。他们带到比雷埃夫斯港的包括：来自拜占庭、叙利亚、埃及、意大利及西西里岛的谷物，西西里岛与腓尼基的水果和乳酪，腓尼基和意大利的肉类，黑海的鱼，小亚细亚北部帕弗拉哥尼亚的坚果，塞浦路斯的铜，英格兰的锡，黑海岸的铁，爱琴海北部萨索斯与色雷斯岛的黄金，色雷斯与塞浦路斯的木材，近东的刺绣，腓尼基的毛织品、亚麻、染料，塞利尼的香料，查尔西斯的剑，埃及的玻璃，科林斯岛的瓦，希俄斯岛与美利达斯城的床，意大利埃特利亚的皮靴和青铜，伊索匹亚的象牙，阿拉伯的香水和油膏，吕底亚、叙利亚及塞西亚的奴隶。这些殖民地不仅充做市场，而且是运送雅典货物至内地的转运站。西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诸城邦于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及以后，因商埠重心已转移至普罗彭蒂斯及卡利亚而衰微，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取代了它们作为希腊大陆剩余物资与人口的出口地位。我们从公元前413年雅典5％的进出口货物税全部所得为1200塔伦，可以估计出爱琴海地区每年的贸易总额达1.44亿美元。

潜伏在此种繁荣中的危机，是雅典的粮食日益倚重于国外输入。因此，雅典坚持对赫里斯庞特海峡与黑海的控制，继续其自海岸与岛屿向海峡扩展的殖民工作，以及远征埃及（公元前459年）与西西里岛（公元前415年）。粮食依赖国外进口促使雅典把德洛斯联盟转变为一个帝国。于是，当公元前405年斯巴达人在赫里斯庞特海峡击溃雅典的海军舰队，雅典人的饥饿与投降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如此，雅典的致富以及在属国的朝贡下使其有力量从事文化的发展工作，就是因为这种贸易的关系。商人将他们的货物带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回来时他们的心胸变得敏慧而开阔，他们带回来新的观念与方法，打破了陈旧落伍的风俗习惯，他们以商业文化的个性和积极的精神代替乡绅家族的保守主义。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就在雅典汇合，互相激荡，将彼此从窠臼中推脱出来。古老的神话失掉其对人们心灵的控制力，人们有较多的闲暇，问题从探究中获得证实，科学和哲学在成长。雅典成为当时最蓬勃而富有朝气的城邦。

自由人与奴隶

那么工作由谁来做？在乡村，是公民和他们的家属及雇用的自由人；在雅典，公民与自由人占一部分，外国侨民占多数，绝大多数是由奴隶做的。商店老板、艺术家、商人、银行家，几乎都是来自没有投票权的各个阶级。公民鄙视劳动，尽可能少做。为生活而工作被认为是卑贱的，即使从事教授音乐、雕刻或绘画的职业，也被多数希腊人看作“微贱的职业”。 [1] 不过，让我们听听希腊将军兼历史学家色诺芬以武士阶级值得骄傲的一分子所说的直截粗率的一段话：

卑贱的工艺，所谓……为文明社会所不齿，并非没有道理；从他们那些被迫坐在那里或愁眉不展或整天蜷缩在火炉边的工人和督工身上看到他们肉体的腐化。紧随着肉体的衰竭，就是灵魂的枯萎，而这些卑贱的工艺占去从事者的时间，使其无暇顾及友谊与国家。

贸易也同样受到蔑视。对贵族的或哲学的希腊，贸易只是让人吃亏而自己赚钱的事，其目的不在于生产货物，而是便宜买进昂贵卖出。体面的人不可以做这种事，但只要让人替他干，他就能偷偷地投资，从中获利。希腊人说，自由人不应该受经济事务羁绊，他必须交由奴隶或其他人来照看物质上的问题，如可能甚至让他们来看管自己的财产，只有像这样了无牵挂，他才能有时间为政府、战争、文学及哲学效力。以希腊人的观点，没有有闲阶级便没有鉴赏的标准，便不能促进艺术，更无文明。凡是急躁的人都是不太开化的人。

在雅典历史上多数与中等阶级有关系的活动，是由外国出生、虽未能取得公民资格但已定居雅典的自由人所为。他们多属专业人士，如商人、承包商、制造家、经理、零售商、工匠、艺术家。这些人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发现雅典有对他们比投票权还重要的经济自由、机会及刺激。除了采矿外，多数工业是由外国侨民经营，陶瓷业完全为他们所独占，凡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经纪人可插足的地方，都可发现他们。法律既困扰也保护他们，法律把他们当作公民一样抽税，一样担负祭神的义务、服兵役以及相当重的人头税，禁止他们拥有土地或嫁娶公民的子女。将他们摒除于宗教团体之外，不准他们直接诉诸法律。但是雅典法律欢迎他们加入经济生活，欣赏他们的勤奋及技能，使他们履行其契约义务，让他们享受宗教自由，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暴乱的侵害。他们之中，有粗鄙地炫耀其财富的，但也有默默地从事科学、文学及艺术研究，从事法律、行医以及设立种种雄辩与哲学宗派。公元前4世纪，他们当中产生了喜剧的题材与作家；到公元前3世纪，他们倡导希腊社会的大同思想。他们渴望公民权，也热爱雅典，因雅典而感到骄傲，并且为保护其不受敌人侵袭而贡献出巨额的金钱。主要凭借他们的力量，雅典的舰队才得以维持，帝国才得以延续，商业的优势才得以保存。

与外国侨民同样被剥夺政治权力而享有经济发展机会的，是曾为奴隶而被解放的自由人。虽然通常奴隶需另有人顶替，解放奴隶并不容易，然而自由的希望对年轻奴隶是一种经济上的刺激，而许多希腊人在临终时，释放其最忠实的奴隶，以作为酬劳。奴隶也可以像柏拉图那样由亲戚朋友赎身；或政府为使奴隶代替其主人，还其自由之身后让其参加作战；或奴隶自己储钱赎回自由。被释放的自由人和外国侨民一样，可以从事工业、贸易或金融。最低，他可以为了报酬而做奴隶的工作；最高，他可以成为工业界的大亨。米利阿斯管理狄摩西尼的甲胄工厂，帕逊和弗米奥成为雅典最富的银行家。被释放的自由人特别适合充任行政管理工作，因为没有人比奴隶出身的人对待奴隶更严厉的，而其一生中除了压迫，什么也不知道。

在公民、侨民及自由人三个阶级之下，是雅典的11.5万名奴隶。 [2] 他们是未被赎回的战俘、被掠奴队掳掠来的、被遗弃而救回来的婴儿、不务正业的无赖及罪犯。希腊的奴隶很少是希腊人。希腊人把外国人看作天然的奴隶，因为外国人随时绝对服从他们的国王，要求这样的人顺服希腊人并非不合理。但是当希腊人奴役希腊人时，就踟蹰不前，希腊人很少屈身为奴的。希腊商人做生意时顺便收购奴隶，运到希俄斯岛、德洛斯、科林斯、埃伊纳、雅典及任何可找到买主的地方。雅典的奴隶贩子在外侨中是最富的。在德洛斯一天卖掉1000名奴隶并不稀奇，雅典政治家兼将军西蒙于欧里梅顿战役后，在奴隶市场拍卖了2万名战俘。雅典的一处拍卖场，随时有奴隶供赤裸检查及讲价出售。他们的价格为0.5—10个米纳（50—1000美元）。他们被买回来或作侍奉主人之用，或被主人作为投资。在雅典，不论男人或女人，发现买奴隶租给一般家庭、工厂或矿场，利润丰厚——高达30％。即使是最穷的公民也有一两名奴隶。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为证明他穷，诉苦他家里只有7名奴隶。有钱人家多达50名。雅典政府雇用奴隶充任文书、杂役、小公务员或警察，他们中间有很多可领到发给的衣服与每天半个银币的“津贴”，并且准许他们随自己的意愿居住。

乡下的奴隶很少，主要是家庭的女仆。北希腊与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因蓄有农奴，不需要一般的奴隶。在科林斯、麦加拉及雅典，大多数的劳役由男性奴隶做，大多数家庭里面的杂役归女奴做，但奴隶也在工业、商业及金融方面负责大量文书及部分行政工作。技术工人多为自由人——被解放的奴隶或外国侨民，而且当时没有像希腊化时期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学者。奴隶很少被准许养育自己的儿女，因为买要比养便宜得多了。奴隶若犯过错，即被鞭笞；作证时，须受酷刑；若被自由人殴打，不得还手保护自己。假如他遭受残暴的虐待，可以逃往任何庙宇内躲避，然后他的主人必须将他卖掉。任何情形下，主人不得杀害奴隶。只要他能劳动，他要比其他文明国度里不被称为奴隶的人更安全。当他有病，或年迈力衰，或无工作给他做时，他的主人不会将他推出去接受公家救济，而必须由其主人继续赡养。假若他忠实，会受到忠仆一样的待遇，几乎像家庭里的一分子。他如将所得分一部分给主人，通常可获准做生意。他既不纳税，也不服兵役。至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奴隶的服装与自由人并没有区别。事实上，那位约于公元前425年写《雅典人的政体》这本小册子的“老寡头派”抱怨奴隶在街上不给公民让路，而且其一举一动好像他们和公民处于同等地位一般。雅典是以温和对待奴隶而著名的。奴隶在民主的雅典，其遭遇要比寡头国家的贫穷自由人好，这是大家可以推想得到的。对奴隶反叛虽有戒惧心，但雅典罕有奴隶背叛的事件。

然而，雅典人因有奴隶的存在而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而那些为奴隶制度辩护的哲学家，几乎与反对它的人士同样明白地表示，雅典的道德发展逾越其现有的体制。柏拉图谴责希腊人奴役希腊人，但至于其他方面，他却支持奴隶制度，其理由是人有智愚之分。亚里士多德视奴隶为一种有生命的工具，并认为奴隶制度在劳务能被自动机器操作前，仍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一般希腊人对待奴隶虽然慈善，但他们不敢想象，一个开化的社会若没有奴隶将如何生活。他们认为，废除奴隶制度等于废除雅典。另有一些人的观念更激进。犬儒派哲学家直接非难奴隶制度，其继承者斯多葛派哲学家对其所作的批评则比较委婉，欧里庇得斯一再以对战俘奴隶的同情来鼓动其观众，而诡辩家阿尔西达玛更是周游希腊各国，不受干扰地几乎以与卢梭同样的话鼓吹卢梭的学说：“上帝送人来世界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自然并未使人成为奴隶。”但是奴隶制度继续存在着。

阶级斗争

在雅典与底比斯，人剥削人的情形虽然不如在斯巴达或罗马严重，但也到了一定程度。雅典自由人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任何自由人凭个人卓绝的才智，除公民权之外，任何方面都可攀登至成功的巅峰，这也带来雅典生活中的狂热与骚乱。除了矿业，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没有显著的阶级区分。通常，雇主和他的工人并肩工作，亲身的接触减低了剥削的尖锐化。不论什么阶级，几乎所有工匠每一实际工作日的工资都是1个银币，但是非技术工每天只得到3个奥勃。当工厂制度逐渐发达时，按件计酬慢慢取代了按工计酬，而工资的差距也随之加大。若向奴隶主人雇用奴隶，每天每名奴隶的租金为1—4个奥勃。我们可以拿我们的物价与希腊人的物价比较，来估计这些工资的购买力。公元前414年，雅典的一所住宅及其土地值1200银币。公元前6世纪时，1.5蒲式耳的大麦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末售2个银币；公元前4世纪，3个银币；亚历山大时代，5个银币。1只绵羊，在梭伦时代（公元前638—前559年）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末，售10—20个银币。在雅典像其他地方一样，货币发行要比货物生产快，于是物价不断上涨。公元前4世纪末的物价，是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5倍多。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04年增加1倍，自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30年又上涨1倍。

一个人每月有120银币（120美元）即可生活得很舒适。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推断出一名工人每月赚30银币，却要负担一个家庭，其生活是怎样的状况。当他有重大困难时，政府固然会加以救援，以极微的价格散发赈粮。但是他所看到的是，自由女神与平等女神并不和谐，在雅典的自由法律下，强者更富，富者更强，而贫者依然贫穷。 [3] 个人主义刺激了有才能的人，贬低了能力低的人，它大量地制造财富，并危险地集中财富。在雅典，其他国家也一样：精明的人囊括其所要的一切，平庸之辈拾掇其残余；地主因其土地增值而获厚利；商人尽管受重重法律的约束管制，竭其智能，伺机垄断；投机分子借高利贷，攫取工商业的巨额利润；野心家起而向穷人指出人类财富的不平等，却隐匿人类经济能力的不平等；穷人看着别人的财富，深深感觉到自己的贫穷，于是为自己的失意而怨怼，幻想着自己能有理想的国家。希腊各国的阶级斗争之酷烈，尤甚于希腊与波斯或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阶级斗争在阿提卡，始于新富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冲突。古代家族仍然酷爱着他们的土地，并且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其产业上。经过许多代子孙的分产，一般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已不多——例如富有的亚西比德也仅有70英亩地——而乡绅自己在多数情形下，必须躬耕农田或管理财产。贵族虽然不富有，却具有傲气：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他们父亲的名字，以显示其出身的高贵，他们尽可能避开从雅典日益发达的贸易中聚积财富的中产阶级，不屑与之为伍。可是，他们的太太却吵嚷着要在城市安顿一个家，变换一下生活方式，到都市中开拓发展机会。他们的女儿希望住到雅典城里去钓个金龟婿，而他们的儿子盼望着去那里寻找红粉知己，并以豪华的气派举行一些充满欢乐的宴会。贵族不能在奢华的生活享受上与商人及工厂主相比，干脆接纳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为女婿或为儿媳，而新富阶级也正渴望着高攀，甘愿付出。结果是地主与富商相结合，形成了穷人所妒忌憎恨的寡头派的上层阶级，他们因民主派的矫枉放纵而愤怒，他们也害怕革命。

由于新富的侮慢狂妄，引发了亚西比德第二阶段的阶级斗争——较穷的公民与富豪之间的斗争。新富阶级中虽有许多像亚西比德那样炫耀其财富的，可是另一些却以其卓越的胆识及高雅的仪态或言谈，深深地吸引了“劳动群众”。自负才高而被贫困煎逼的年轻人，将其个人对机会与地位的需要转变为全面性的鼓吹反叛，渴望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以及被压迫者的称颂，为他们确定了反叛的目标。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工商业的社会化，而是废除债务及重分土地——在公民之间。激进运动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仅限于较穷的公民。在这一阶段从未有人想到要解放奴隶，或让外国侨民也参加土地的重新分配。领袖高谈过去均富的黄金时代，但是当他们讲到恢复那种乐园时，却闪烁其词。他们心目中所要的是贵族集体主义——非土地国有化，而是全体公民之间大家均分。他们指出，在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的情形下，选举权的平等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是他们坚决运用较贫公民的政治权利，促使议会用罚款、分摊祭神费用、抄没财产及负担公共设施等手段，将一些大量聚敛的富豪的一部分财富分入需要者的口袋。并且为了领导将来的反叛分子，他们采用红色作为革命的标志颜色。

处于这种威胁之下，富人团结起来用秘密组织共同对抗柏拉图所谓被唤醒的饥民“猛兽”。自由工人也组织了——至少自梭伦以后——各种社团，如石墙堆砌工、大理石匠、木匠、象牙匠、制陶工、渔人及演员等都各有职业组织。苏格拉底是雕刻社的社员。但是这些团体并非完全是互相谋福利的工会组织，他们到称为聚会堂（synods 或 synagogues）的场所聚集，举行宴会与运动竞赛，及拜祭他们的守护神。他们捐款给有病的会员，集体承包特殊工程，但他们不太愿意介入雅典的阶级斗争。战斗是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进行的。像“老寡头派”那样的小册子作家，散发抨击或为民主政治辩护的文章。喜剧作家，因须依赖富人出钱支持其戏剧的演出，所以站在有钱人的这一边，嘲弄急进派的领袖及其“乌托邦”。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公元前392年写的《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 ）一剧中，为我们介绍普拉克萨戈拉，其发表了下面的这一段演说：

我要大家共同分享每一件东西及所有财产，不再有富人或穷人。我们将不再看到有人收割广袤的大片土地，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连埋葬之地也不可得……我主张大家都受同样的待遇，过一致的生活……我将从分配私有土地、金钱及一切东西为大家共享开始……女人属于全体男人所公有。

“但是谁工作呢？”布来比（Blepyrus）问。她答道：“奴隶。”在另一出喜剧《普鲁托斯》（Plutus ，公元前408年）中，阿里斯托芬让面临灭绝威胁的“贫穷”为自己辩护，它是刺激人类劳动与进取所必需的：

我是你们大家幸福的唯一缘由，你们的安全须以我为凭借……假如人们闲荡不必工作而能生活，谁还愿意打铁、造屋、缝衣、制物、切革、焙砖、漂布、硝皮或耕种收割？……假如你们的制度被采用了……你们将不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人再做床；也不能睡在地毯上，因为人有了金子，谁还会去织？

厄菲阿尔特与伯里克利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成就。伯里克利是一个有眼光与节制的人，他不希望摧毁有钱人，而是靠减轻穷人的生活困难来保存富人及其商业。但是，他于公元前429年死后，民主派趋向过分偏激，以致寡头派再度勾结斯巴达，于公元前411年及公元前404年两度发动富人革命。然而因为雅典的财富充盈而且渐渐分散至多数人，并因为担心奴隶起来暴动，使全体公民有所顾虑，阶级斗争在雅典较在希腊其他国家更温和，而且更快达到妥协。希腊其他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层阶级，作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缓冲。公元前412年，爱琴群岛的萨摩斯岛，激进分子夺得了政权，处死200名贵族，放逐400名，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建立另一个像他们所推翻的社会。公元前422年在莱昂蒂尼，平民驱逐贵族，但不久自己逃亡。公元前427年在科孚，寡头派暗杀了60名民主派的领袖，民主派攫取政权后，监禁400名贵族，并将其中50名在类似“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前加以审讯，并且将这50名贵族立即全部处决。目睹此种情形，被囚禁的贵族多半互相杀死对方，部分自杀，其余则逃往神庙寻求庇护，但被围困在里面，活活饿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叙述希腊的阶级斗争时曾说了一段永垂不朽的话：

人在7天中杀戮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同胞。虽然杀人的原因是企图推翻民主政治，但有人因私仇而被杀，也有人因人欠己钱而被债务人加害。各种各样的死无奇不有，通常在混乱中发生的暴行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有儿子被父亲所杀的，也有祈祷者从祭坛上被人拉走或被杀的。革命自这城蔓延到那城，最后轮到的地方，因曾风闻别处所发生的经过，其施行的方法及报复手段，变本加厉……科孚人中从未受到公平待遇或受尽统治者荼毒而思复仇的被统治者，及极欲脱离贫穷与贪求别人财产而图谋不轨者，首先做了罪恶的榜样；以朋党而非阶级的宗旨发端的斗争演变出的野蛮残暴行为，因人的激愤冲动而加剧……在城里，生活陷入混乱中，一向抗拒法律而现在反叛统治者的人性，更欣喜地表露出其尽情的放纵，它鄙视正义及一切处于优势的敌人……鲁莽大胆被认为是忠于盟邦的勇气，谨慎持重被看作怯弱的伪装，节制被当作缺乏豪迈的标志，缜密思虑被视为没有作为……

贪婪与野心所驱使下的权力欲望，是这些罪恶的根源……身居高位的政治领袖，一方面有人民政治平等的疾呼，另一方面有温和贵族政治的要求，他们趁机假装珍视某些公共事务，从中渔利。在个人的权势斗争中，但求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宗教不为双方所尊重，以华言掩盖罪恶，却是其所长……备受古人推崇的淳朴美德遭人讥讽，荡然无存。社会中壁垒分明，人不再为侪辈所信赖……安分守己的善良之士处于两派的倾轧中，因为其未加入纷争，或妒忌其置身事外，而遭到毁灭……整个希腊世界处在震撼痉挛中。

雅典之所以没有被此种变乱所湮没，是因为每一个雅典人在内心里都是个人主义者，喜爱私人财产，是因为雅典政府找出了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使商业与财富获得适度调整的一个解决途径。政府果决地采取下述措施：限制嫁妆的数量、丧事费用及妇女的服饰；征收商业税并加以监督，实施标准度量衡及品质制度，以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的流弊；限制粮食出口，制定严厉的法律，以管理及监督商人的经营方法。雅典政府密切注意粮食贸易，严厉禁止囤积——甚至处以极刑——规定购买小麦每次不得超过75蒲式耳，禁止对外运送货物，除非回程时运粮食到比雷埃夫斯港，规定凡到达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出口者不得多于总数的1/3。由政府囤储粮食，当物价暴涨时予以抛售。雅典政府决心做到的是：不使粮价偏高，不使人利用人民的饥饿获取暴利，不使雅典人挨饿。国家借征税及摊派各种捐款来调节财富，并劝导或强迫有钱人出钱支援海军舰队、戏剧以及穷人参加戏剧与运动竞赛的观赏费。但是雅典政府在另一方面保障贸易自由、财产私有、营利的机会，并认为这些是维护人类自由的必需工具，是刺激工商业发达、促进社会繁荣最强大的原动力。

在这种以社会调节经济个人主义的制度下，财富不断在雅典聚积，并且其分散的程度是可以防止剧烈革命的发生，至古雅典终了，私有财产制度依然无恙。公元前480至前431年，高收入的公民人数增加一倍。国家税收渐增，国家支出虽然也加大，然而雅典国库的充盈，为希腊历史中前所未有。雅典自由、商业、艺术及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稳固地奠定，除了将使其毁灭的战争外，足以承担黄金时代的任何耗费。

注释

[1] 普卢塔克、齐默恩、弗格森都认为有关雅典人厌恶劳动的说法是夸大其词。

[2] 此项数字是根据高梅（Gomme）所作的统计，实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苏伊达斯根据可能由希波拉底斯在公元前338年发表的演说，断定单是成年男性奴隶即达15万人；依照2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演说家阿特纳奥斯不可靠的资料，法勒琉斯在公元前317年所做的雅典人口调查：公民2.1万，侨民与被解放的自由人1万及奴隶40万。第迈欧斯在公元前300年计算科林斯岛的奴隶总数为46万，而亚里士多德约于公元前340年计算的奴隶共有47万。或许这些数字如此之高，是因为他们将在科林斯、埃伊纳及雅典奴隶贩卖场拍卖的奴隶也列入统计。

[3] 古代希腊人的财富若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当然不足为道。雅典的首富卡利亚斯（Callias）据说拥有资产200塔伦（120万美元），另一巨富尼西亚斯则拥有100塔伦。

第三章 雅典人的道德与习俗

幼年时代

每一名雅典公民都要有子嗣，宗教、财产及国家，所有势力联合打击无子嗣者。如不能生育，规定必须领养，而收养孤儿需付出很高代价。同时，法律与舆论承认，扼杀婴儿可以作为防止人口膨胀及避免田地过于分散的合法手段，任何父亲如果怀疑婴儿非亲生，或因婴儿体弱或畸形，可在婴儿出生之初将其遗弃致死。奴隶生的孩子很少留下来。女孩因为出嫁时需要妆奁，而结婚后其劳务从养育她长大的家转移至未曾负养育责任的家，所以遭遗弃的机会比男孩大。遗弃时，将婴儿放于大的瓦器内，放置在一座庙宇附近或其他容易被愿意收养者发现的地方。父母有权遗弃婴儿合乎粗陋的优生原则，并且以磨炼与竞争配合适者生存的严厉的自然进化论，使希腊人长得健康强壮。各哲学家几乎一致赞成家庭人口限制：柏拉图要求遗弃所有羸弱及由卑劣与年衰父母所生的婴儿，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堕胎优于杀婴。希波克拉底的医学道德律禁止医师为人堕胎，但希腊的接生婆却是此中老手，而法律对其没有任何阻碍。 [1]

在婴儿出生后的第10天或以前，在炉边举行宗教仪式，正式为家庭所接受，给予礼物并为其取名。通常希腊人只有单名，像苏格拉底或阿基米德，但因为习惯上长孙取祖父的名字，所以重复的现象随处可见，而希腊历史中因充斥着色诺芬、埃斯基涅斯、修昔底德、第欧根尼、芝诺等重名而混淆不清。为避免含混，名字上加上父名或出生地名，如米太亚得（Kimon Miltiadou）——Cimon son of Miltiades，或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或以像“螃蟹”这类的诨名来解决问题。

婴儿一旦正式接纳入家庭后，法律禁止再遗弃，并且在像任何时代那样在父母给予子女的宠爱中长大。狄密斯托克利形容他的儿子为雅典的真正统治者，因为狄密斯托克利虽是雅典最有权势的人，却受他太太驾驭，而他太太又为他们的儿子所控制。《希腊诗集》中有不少佳句流露出慈爱的亲情：

我为我的柴尼奥之死而哭泣，环绕在我儿身上的希望，曾减轻我的忧愁，可是现在，善妒的命运将我孩子攫走了。啊！我被剥夺了你，我的孩子，你是我仅有的一切。冥后珀耳塞福涅，听听一个父亲悲戚的呼号，将这孩子放在他死去母亲的怀里吧！

少年期的悲剧因有很多种游戏可供排遣而减少，其中某些游戏将比希腊更能永垂不朽。在一只给一名小孩陪葬的白色香水瓶上，可看到一个小男孩正推着他的娃娃车走向冥府。婴儿玩用赤陶土做成的里面装有小石子摇动发声的玩具，女孩儿抱玩偶，男孩子用陶制的小兵卒及将军打仗，保姆为孩子推秋千，或让他们坐跷跷板，男女孩滚圆环、放风筝、转陀螺、捉迷藏或蒙眼捉人、拔河，以及用小石块、硬果、钱币、球等为器具，可做各式各样的有趣游戏。黄金时代的弹珠是晒干的豆子，用手指弹，或用光滑的石头丢进一个圆圈内，将对手的石头挤掉，并且越靠近中心越好。当孩子到达“懂事的年龄”——七八岁——他们玩骨骰子游戏，以六点最大。少年的游戏和他们父辈的积习一样渊源久远。

教育

雅典设有公共体育馆与角力学校，并对教师实施一般性的督导，但是没有公立学校或国立大学，教育由私塾老师负责。柏拉图倡导国立学校，但雅典人似乎相信，即使是教育，竞争也能产生最佳效果。职业教师自行设馆，招收6岁的自由男孩。“paidagogos ”（相对的英文为“pedagogue”）这个称呼非指老师，而是指陪伴学童往返学校的奴仆。我们未曾听说过有住宿学校。上学通常到14岁或16岁为止，有钱人家的子弟可能多读几年。学校里没有桌子，仅有凳子，学生读书写字时，将书或材料放在膝盖上。一些学校开风气之先，以希腊英雄及神像作为装饰，另有少数则布置得极为高雅。教师教授所有课程，德智两育并兼，以皮制凉鞋为戒尺。 [2]

课程分三类——写作、音乐及体育，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热切的“现代主义者”又增加了绘画与绘图。写作包括阅读与算术，以字母作为数字。每一个人都学弹奏七弦琴，大部分教材被写成诗及音乐的形式。没有任何外国语言课程，更遑论不常用的语言，但是在学习本国语言的正确用法时，却极其讲究。体育主要在体育馆与角力学校教授，凡是不会摔跤、游泳、射箭及“投石”的人，不被认为受过教育。

女孩的教育在家里完成，而且大多限于“家务”。除斯巴达外，女孩子不参加公共体育馆的活动。她们由母亲或保姆教导读书、写字、算数、纺纱、织布、刺绣、跳舞、唱歌及演奏乐器。少数希腊妇女受过良好教育，但她们多数属于妓妾。在希腊，良家妇女不再受中等教育，直到伯里克利之妾阿斯帕西娅吸引她们之中少数人去听她的修辞与哲学课程。男人的高等教育，是由专业修辞学与哲学教师传授哲学、修辞、科学及历史。这些独立的教师在体育馆或角力学校附近设讲堂，构成柏拉图以前时期的零星大学。因为学费昂贵，只有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但是有抱负的青年，为了白天能够参加这些游牧式的教课，晚上替人在工厂里做工。

男孩年满16岁时，必须特别注重体格锻炼，以便能胜任某种程度的作战任务。他们的运动给予他们间接的军训准备工作：跑、跳、角力、狩猎、驾车、掷标枪。到18岁，他们进入雅典男人四阶段（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的第二阶段，并被征召入雅典青年团（epheboi） [3] 。在由各部族首领挑选的仲裁官的领导下，他们接受为期两年的公民与作战训练。他们吃住在一起，穿着神气的制服，日夜接受品德考察。他们以雅典城为规范，将自己组织成民主政治团体，召开大会，表决议案及制定自治法律，他们也有执政官、司令官与法官。第一年，他们严格地操练，上文学、音乐、几何学及修辞学课。第二年（19岁），被派赴边区担任卫戍，并且被赋予今后两年内保护雅典城、抵御外来侵略及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在“五百人会议”面前将手伸在雅典创立者之妻阿格拉罗斯（Agraulos）神殿的祭坛上，他们庄严地宣读雅典青年的誓言：

我决不玷辱这神圣的武器，也不遗弃我的伙伴，不论他是谁。我决心继承国家传统，完成神圣义务，不论是以我个人力量还是大家同心戮力。我移交时，我的祖国要比我接受时更强大、更美好，决不使其稍有逊色。我决心服从间或担任法官者，遵守国家既有法律及任何人民制定的规章。假如有人企图毁败法律，我决不允许。我决心将其驱逐——以我个人或全体的力量。我决心崇敬祖先的信仰。

青年在戏院内留有特别座位，而且在雅典城举行宗教游行时，担任重要角色。或许，他们就是我们在帕特农神庙墙顶与天花板之间横饰带图案上所看到的神采俊秀的年轻人。他们在定期举行的公开竞赛，特别是在自比雷埃夫斯港至雅典之间的火炬接力赛中，展露身手。为了观赏这一精彩节目，雅典城万人空巷，4.5英里长的道路边排满了人墙。比赛在夜间举行，道路没有照明，所能看到的是运动员向前奔跑传递的火炬和跳跃的火光。到21岁，青年的训练全部结束，脱离父母的管教，正式获得雅典公民的资格。

这种教育，再辅以家庭里及街坊上所学到的，就是产生雅典公民的方法。这是非常卓越的体魄与智力及道德与美学的综合训练：年轻时予以督导，成熟时赋予自由。在其全盛时代，这种训练方式曾造就了放在任何历史上也属优秀的青年。伯里克利以后，理论增加，滞碍了教育的实施。哲学家讨论教育的目标与方法——教师施教时，知识的发展或品德的培养，以及实用技术的训练或抽象科学的促进，应以何者为主？大家一致同意，教育应予以最大的重视。当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被人问及，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者究竟高明在哪里时，他回答说：“如同训练过的马与未经训练的马相比。”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相同问题的答复是：“犹如一死一活。”阿里斯提波又补充说：“受过教育的人，即使他学不到其他有用的东西，当他在戏院看戏时，至少不会像一块石头。”

雅典人的仪表

公元前5世纪时的雅典公民，男人中等身材，精力充沛，留胡须，并不是都像菲狄亚斯所塑造的马身人像那样英俊。花瓶上的仕女非常雅丽，石碑上的美女雍容华贵，而雕刻家所雕琢的更是美到了极点。但是实际上，雅典妇女因受到近乎东方妇女的隐居生活的限制，充其量也只有同时代近东女性那样美，不会再美丽到哪里。希腊人崇拜美，尤甚于其他国家，但其本身并不都包含美。希腊妇女，像其他妇女一样，觉得她们的身材还不够完美。她们为了增加身高，用厚软木做鞋底，用垫料衬垫有缺陷的地方，用束带束紧不愿意让它突出来的部位，并且用布制奶罩衬托乳房。 [4]

希腊人的头发一般都是黑色的，金发非常稀罕因而受到珍视。许多妇女和男士，将他们的头发染成金色，以掩饰老年的灰发。男女都用生发油来保护受日晒的头发。女人，也包括一些男人，将香水掺在头发油里面。公元前6世纪，希腊男女都蓄长头发，通常编成辫子环绕在头上或挂在脑后。到公元前5世纪，妇女的发式有了各种变化：将头发梳成髻，低低地垂在颈背上，或让其披散在肩上，或绕过脖子，披在胸前。妇女喜欢用颜色鲜艳的彩带捆扎头发，再在前额的彩带上点缀一颗宝石。自马拉松战役之后，男人开始剪发，自亚历山大以后，开始用镰刀形的铁制剃刀刮胡须。没有希腊人剃掉须而留着髭的。胡须修剪成尖形，非常整齐。理发师不仅理发、修刮胡子，并且为顾客修剪指甲，并做出门做客前的整容工作。当理发师修饰完毕，会给客人一面最时髦的镜子照一照。理发师有自己的店铺，理发铺成了当地好事之徒飞短流长的是非之地，哲学家兼博物学家提奥夫拉斯图斯称其为“无酒的谈天会”（wineless symposia）。不过理发师时常在露天工作。干他们这一行的总是爱麻烦别人。有一天，当一名理发师问马其顿国王阿克劳斯（Archelaus），喜欢他的头发理成什么样子时，这位国王回答说：“沉默式。”希腊妇女也用剃刀或砷与石灰等脱毛剂，清理脸上或身上的汗毛。

当时的希腊以油为基本材料、用花制成的香水，其种类数以百计，苏格拉底曾埋怨男人用太多的香水。每一名体面的妇女都拥有各式各样的镜子、饰针、发针、别针、镊子、梳子、香水瓶及胭脂与油膏盒。面颊与嘴唇用丹铅、朱草根涂抹，眉毛用煤烟或锑粉描画，抹眼圈用锑粉或眼影粉（kohl），睫毛涂黑后，再衬以蛋白与氨树胶混合剂。油脂与化妆水被用来消除皱纹、雀斑、污点。令人厌烦的是在脸上一化妆就是数小时，为了漂亮，妇女的耐性似乎特别好。为防止出汗，皮肤上涂抹乳香树油，用掺有特殊香料的油膏搽抹身体的各部分。一名讲究的妇女要用棕榈油搽脸部及乳房，用墨角兰（marjoram）搽眉毛及头发，用麝香草精涂颈部与膝盖，用薄荷搽臂，用没药（myrrh）涂擦腿和脚。雅典男人和任何时代的男人一样，对这种诱惑人的“武装”大加反对。雅典喜剧里面的一名人物抨击女人的化妆时，曾有透彻的描述：“当你们夏天出门时，两条黑印从你们的眼睛挂下来。汗水在你们的面颊与脖子之间形成了一条红沟。当你们的头发碰到你们的面孔，便被白铅粉漂白了。”女人依然我行我素，因为男人也没有变。

水资源有限，必须设法从其他方面讲求清洁。有钱人家每天洗一两次澡，所用的肥皂是由橄榄油和碱调制的糊状物，然后再涂抹香油。设备豪华的家庭拥有一间铺砌地面的浴室，里面放一个大型的大理石浴缸。通常用手提水，有的把水管接到家里，通到浴室墙，墙上装一只兽头形的金属喷嘴，水流在淋浴间的地面，再流入庭园。大多数人无法弄到水洗澡时，就用油在身上摩擦，然后用新月形的刮身板（strigil）将油刮干净，其情形正如雕刻家利西普斯（Lysippus）的作品《刮擦者》（Apoxyomenos ）。希腊人并不特别爱清洁，他们的卫生，不在个人及家庭的整洁，而是注重有节制的饮食及活跃的户外生活。他们很少待在有顶盖、墙及门窗的住屋、剧院、教堂及会议厅里面，也很少在室内工厂或工作场所内工作，他们的戏剧、宗教仪式，甚至政府机关办公都是在太阳底下进行，他们那简单的衣裳能使空气透入身体各部分，只要摇动一下臂膀即可松脱，便于来一个回合的角力或享受一下太阳浴。

希腊人的衣服主要由两片方布做成，松松地套在身上，很少做合身的裁制。各城邦之间，服饰虽稍有不同，但是一国之内却世世相袭，甚少变化。在雅典，男人的主要服装为长袍（chiton 或 tunic），女人穿的是罩袍（peplos 或 robe），都是毛料制成。冷天，长袍外面可罩披风。他们任由披风从肩头上挂下来，产生自然的褶缝，我们从希腊雕像上看起来非常美。公元前5世纪，一般人的服装是白色的。妇女、有钱人、青少年穿着有颜色的衣服，甚至深红与紫色，衣服上也有加彩色条纹及绣花镶边，有的妇女在腰间系一条彩色腰带。帽子不受欢迎，原因是帽子会使头发不能吸收水分而容易早早变白。只有在旅行、作战及大太阳底下工作时才在头上戴东西。妇女绑一条彩色手帕或发带，工人有时候戴无边或无檐帽。除此之外，头上便没有别的东西。脚上穿的有凉鞋、高筒鞋或靴子，通常以皮革为材料。男人的鞋子为黑色，女人的为彩色。狄凯阿科斯说：“底比斯城的妇女穿着紫色矮凉鞋，显露脚给人看。”大多数儿童与工人根本不穿鞋，从来没有人想到穿袜子。

不论男女，都用珠宝来炫耀或伪饰他们的收入。男人至少戴一枚戒指，亚里士多德戴了好几枚。男人的手杖柄头是金或银质的。妇女佩戴手镯、项圈、头饰、耳环、胸针与链子、宝石镶钩环与纽扣，也有在脚踝或上臂上佩戴宝石环。雅典也像多数充满商业文化气氛的国家一样，暴发户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斯巴达限制妇女的头饰，而雅典规定，妇女外出旅行所携带的衣服不得超过三套。但妇女对这些禁令一笑了之，虽然没有律师做后盾，也照样应付自如。她们知道，多数男人及部分女人的看法是，女人需要衣装。她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显现出的智慧，是历经千万年的聚积而成的。

道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并不是道德的楷模。知识的进步已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脱离了伦理传统，并且将他们转变为几乎不道德的人。他们因重法纪而享有较好的声誉，但是除了对自己的子女外，很少有“利人”的观念，很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从没有想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的邻居。礼节因阶级而异，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日常生活中充满令人喜悦的礼貌，但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根本没有称得上有教养的举止。公共演说时，更是以滥施人身攻击为辩论的中心。在这一方面，希腊人得向埃及、波斯或巴比伦那些经时间磨炼出来的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多学习。寒暄热诚然而简单，不行鞠躬礼，这对骄傲的希腊公民而言，似乎是帝王统治的遗毒。人们通常见面时的问候语为“快乐”（Chaire，Rejoice），接着是，像其他地方一样谈谈天气。

从荷马时代以后，希腊人因为旅行比以前稍微安全，待客的热诚消减了，而由客栈供应过往旅客的食宿。虽然如此，好客仍然是雅典人的一项很突出的美德。未经介绍的陌生人也照样受到欢迎。假如来客持有朋友的介绍信，可以受到食宿的招待，而且有时候还会馈赠临别的礼物。一位被邀请的客人永远有权带一名未被邀请的客人同来。此种习俗后来形成了一类寄食者（parasitoi ），此词原指食用由庙宇供应“剩饭残羹”的僧侣。有钱人在公家及私人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慷慨解囊，这种措施以及称谓都是发源于希腊。希腊同时也兴办慈善机构，设有各种照顾外乡人、贫、病、老弱的救济机构。政府支付养老金给伤残军人，并用公费养育阵亡将士的遗孤成人。公元前5世纪，政府负责给残废工人支付补偿金。每逢天灾人祸，除参加议会、出席法庭及观赏戏剧照常给予酬劳外，政府每天另支付给穷困者2个奥勃。但是弊端丛生，演说家李西亚斯（Lysias）在一篇演说中，曾涉及一个依靠救济为生的人，他交往的是阔朋友，能以手工艺赚钱，而且以骑马作消遣。

希腊人可能也承认诚实是美德，但他们想尽一切投机取巧的方法。雅典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弗罗克特斯》（Philoctetes ）作品中的合唱，描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对一名因为负伤而被遗弃的士兵表示无限的同情，然后又趁其睡觉时要尼波勒姆（Neoptolemus）去出卖他，偷走他的武器，让他自生自灭。大家都抱怨，虽然政府设有监察官，但雅典商人仍在货物里面掺假，克扣斤两、找头，移动天平的杠杆支点作弊，还乘机骗人，例如在腊肠里面灌狗肉。一名喜剧家称呼鱼贩为“刺客”，稍微含蓄的诗人叫他们为“小偷”。政客也高明不了多少，在雅典的政客中，不被人指控使用卑劣手段的人微乎其微。像阿里斯蒂底斯这样诚实的人，是轰动社会的大新闻，几乎被人看作“怪物”，即使用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的“白昼灯笼”去找，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人们宁愿被人称作精明而不肯让人说自己诚实，怀疑诚实是因为头脑简单。要找出愿意出卖国家的希腊人，是一桩容易的事。“希腊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处心积虑叛国的人。”帕萨尼亚斯说。贿赂是政治上求显达、犯罪求赦免及外交有所成就的常用手段，议会拨给伯里克利大笔的款项，供其作秘密用途，想是用来进行国际谈判的吧！道德观念全然限于自己的部族。色诺芬在其一篇教育论述中，直接建议与敌人打交道时要用欺骗及强取的手段。雅典驻斯巴达特使于公元前432年为其帝国辩护时，明确地说：“弱者应该屈服于强者，从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有能凭武力攫取的机会，他决不容正义的呼吁阻碍其企图。”——虽然这段话，以及可能是雅典领袖在希腊东南部米洛斯岛所发表的一篇演说，是对受到某些犬儒派哲学家睥睨道德论调蛊惑的修昔底德的哲学幻想的运用。从高尔吉亚、卡里克勒斯、斯拉西马克斯及修昔底德等人的反常道德观念来判断希腊人，犹如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尼采及斯多纳（Stirner）诸位精彩的怪论来描述现代的欧洲人，虽不敢说正确到何种程度，但大致总不会错。从斯巴达人对下述有关道德的论点立即附和雅典人的看法可以看出，这种蔑视道德的观念是形成希腊人性格的重要因素。当斯巴达在订有和平条约的情况下仍罔顾信义地占领了底比斯城的大教堂时，有人问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此项行动的合理性，他答道：“但问其是否有利，凡对我国家有利之举，皆属合理。”于是，在希腊一再发生和约被毁、郑重的承诺失信、使节遭杀害的事件。或许，希腊人所不同于我们的，不是其行为，而是其坦率。

希腊人的风俗与宗教，使其于战争胜利时热切地忘我。即使是内战，他们也劫掠被攻陷的城市，杀戮负伤者，屠杀或奴役所有未赎的战俘及掳获的平民，焚毁民房、果树、作物，灭绝牲畜，毁坏种子。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斯巴达人将在海上遇到的所有希腊人，不论是雅典的盟友或中立国家的人民，一律视作敌人屠杀。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战役（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役）中，斯巴达处死3000名雅典战俘，几乎全是人力耗竭的雅典公民的精英。各种战争——城邦对城邦，或阶级与阶级之间——在希腊是常事。曾击败“万王之王”的希腊，用此种方法对待自己，希腊人和希腊人曾千百次地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自马拉松之战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自毁于慢性的民族自杀中。

性格

假如我们依然被这些轻率的争论所吸引，是因为这些争论所蕴含的不只是他们赤裸着的罪恶，也有令人兴奋的旺盛商业精神及卓越的智慧。海的近便、贸易的机会以及经济政治生活的自由，形成了雅典人性格与思想上前所未有的敏锐与活泼——一种心灵与感觉上的狂热。这种自东方至欧洲式的，自昏沉懵懂的南方地区至冬寒令人精神奋发而不至于冻僵、夏暖使其舒展而不萎靡身心的中原之地的转变，是何等神妙！这里所表现出的对生活与人类的信心及生命的热力，是文艺复兴之前任何时代所不能与其匹敌的。

从这种刺激的环境中，培育出勇气和冲动，以便脱离哲学家白费心机地教诲所谓的自我控制，或年轻的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与老迈的歌德想加之于奔放而鲁莽的希腊人头上的那奥林匹斯山神似的肃穆。一个国家的理想通常是一种假托，不应该视作历史。阿波罗神殿碑铭上的勇气与节制，是希腊人的两句对立的箴言。前一句时常为一般人所践履，但后者只能从他们的农民、哲学家及圣人身上见到。一般雅典人都是享乐主义者，但仍具良知。他在享乐方面没有任何罪愆的感觉，并且从享乐中，他能立即为使其思绪陷入晦暗低潮的悲观主义找到答案。他爱酒，不因偶尔酗酒而感到惭愧。他好女色，而且几乎完全是基于肉欲上的，容易为不正当的性关系原谅自己，不认为道德上的过失是一种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行为。不过，他以三分水兑二分酒，并且认为经常烂醉如泥总有损个人品格。虽然他很少实施节制，但他衷心真挚地崇拜节制，而且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更明确地形成了自治的理想。

雅典人因太过精明而无法使自己循规蹈矩，他们鄙视愚蠢甚于痛恨邪恶。他们并非都是圣人，我们绝不可把他们的女人想象成全是可爱的诺西卡或华贵的海伦，或把他们的男人看作既有埃阿斯的神勇又具内斯特的智慧的混合体。历史仅记取希腊的俊杰之士，而遗忘其痴愚者（但尼西亚斯除外）。当我们之中大部分人被遗忘，而我们的“山巅”能躲过时间的湮没，甚至到我们这一时代也仍显得伟大。撇开距离上的因素，一般雅典人像东方人一样智慧，像美国人一样向往新奇事物。他们永远要像哲学家巴门尼德那样冷静，但永远如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那样求变。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具有更生动的幻想力及更犀利的口舌。清晰的思维与明确的表达对于雅典人而言似乎是神授的，他们对于迂曲晦涩没有耐心，视广博而明达的言谈为文明人的最高消遣。希腊人的生活与思想能如此丰富充实，其秘密在于希腊人认为：人是权衡万物的依归。有学养的雅典人好推理，而且很少怀疑其具有设计万有的能力。求知及理解的欲望是其最崇高的嗜好，而追求这种嗜好的炽烈程度一如其对其他所热衷的事物的毫不稍加节制。以后他们将发现人类知识与能力的有限，而且基于自然的反应，他将陷入与其乐观的性格极端不调和的悲观中。即使在其繁盛的一个世纪中，雅典思想最深沉的人——非其哲学家，而是其戏剧家——也会被生之喜悦与冥顽的死亡之飘忽思绪所笼罩。

好奇心产生了希腊的科学，正如同利欲创造及主宰了其经济。“爱好财物使人为之痴迷，”柏拉图带着道德家惯有的强调口吻说，“他们满脑子所想的，无时无刻不是他们的钱财，每一公民的灵魂就悬挂在这上面。”雅典人好胜心切，互相刺激对方，从事几近残酷的竞争。他们和《圣经》中的希伯来人一样顽强、斗狠、骄傲。他们做买卖，为讲价而争得面红耳赤，说话无不抬杠，当他们不能和外国打仗时，就自己互相找架吵。他们天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赞成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那样哭哭啼啼。他们对动物慈爱，对人却残酷：他们经常对未犯过错的奴隶使用酷刑，而且能在屠杀满城的无辜百姓之后依然酣睡如故。但是，他们却慷慨地对待穷困或残废者。当议会获悉诛戮暴君者阿里斯托吉顿的孙女在利姆诺斯陷入穷困中，就立即拨款将其接来雅典，并且为她找一个丈夫，给她嫁妆。在其他城邦受压迫及被通缉者，可在雅典寻求庇护。

事实上，希腊人显示性格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他们既不企求有积善之士的良心，也不希望能和贵族那样具有荣誉感。对希腊人来说，最美好的生活就是最充实的生活，即充满健康、精力、优美、热情、财富、冒险及思想的生活。美德就是勇敢——其确切的原意就是尚武的精神，也完全是罗马人所说的勇武。雅典的理想人是在优美的生活艺术中综合了美与正义，即崇尚才干、名誉、财富、友谊及美德与仁爱的人，如歌德所主张的“自我发展就是一切”。沿着这种观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虚荣心，其坦率很难适合我们的趣味：希腊人对自我吹嘘从不惮其烦，随时夸耀其优于其他的战士、作家、艺术家和民族。假如我们想要了解希腊人，并将他们与罗马人作一比较，我们必须想到法国人与英国人的区别。如想要知道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差异，我们必须考虑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区别。

所有这些雅典人的条件，汇集在一起创造了他们的城邦。雅典就是由他们的精神与勇气、聪颖与饶舌、放纵与贪婪、虚荣与爱国心、对美与自由的崇拜，所综合创立而成。他们富于热情，但缺乏成见。偶尔，他们容忍宗教的褊狭意识，不是为了钳制思想，而是作为政治派系倾轧的武器，以及作为道德实验的结合。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则坚持某种程度的、在东方人看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但因为他们自由，因为每一个政府机关对每一位公民开放，而且交替治人及受制于人，所以他们将一生中的半数时间贡献给国家。家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生活”在市场、议会、审议委员会、法院，以及为荣耀其城邦与神祇而举行的盛大庆典、运动竞赛和戏剧中。他们承认，国家在需要时，有权征用他们的人及财产。他们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他们的国家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他们为其勇猛战斗，因为她是他们的自由之母及保护者。“因此，”希罗多德说，“确实使雅典人增加了力量。不仅是这一项，而且有许多其他例子，都明白地显示出，自由是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即使雅典人，当他们仍处于专制统治下时，或许并不比他们的邻邦更为英勇，但一旦挣脱了桎梏，他们绝对成为个中翘楚。”

婚前的关系

在道德方面，如同在字母、度量、权衡、钱币、服装、音乐、天文、神秘的礼拜仪式方面一样，古雅典似乎更具东方色彩而少欧洲风味。基于肉体基础的爱，坦率地被男女双方所承认。渴望中的女人为冷漠的男人酝酿春酒，只为达到柏拉图式的目的。婚前的贞操只要求于有声望的妇女，但是已成年的未婚男人，在性关系上很少受道德的约束。盛大的庆典，虽然其起源是宗教性的，却成为男女相悦私下苟合的好机会。此种场合中，放荡的性关系受到宽恕，理由是如此可使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内更容易履行一夫一妻制。在雅典，年轻人偶尔涉足妓院，并不构成品格上的严重瑕疵。即使已婚男人，逛逛风月场所，除了在家里受几句责骂，熟人前面子稍不好看之外，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雅典官方承认娼妓制度，并且对操此行业者征税。

有此机会公开让人展露才华，像在希腊大多数其他城邦一样，卖淫在雅典已变成一门多元化而颇为发达的行业。其中最低级的是妓女（pornai），主要在比雷埃夫斯港口活动，普通妓院门前悬挂有“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的阳具作为标志，以招徕顾客。花1个奥勃即可光顾这些地方，那里的姑娘，衣服穿得不能再少，几乎和没有穿一样，如狗栏里的狗似的任凭客人挑选。客人可以讲价按时计酬，或与老鸨谈妥条件，论星期、月、年，带出去包住，也可以由两个以上的男人合租，其时间的分配按出钱多少而定。比她们高一等的叫作吹笛女（auletride ），像日本的“艺妓”，服侍男性客人，演奏音乐，跳艺术舞或挑逗性的艳舞，欢笑逗闹，然后，经适当的诱惑，和客人混杂在一起，和客人一起过夜。有少数年老色衰的妓女，设馆教授这类吹笛女化妆、整容、乐器演奏及调情，以此来维持日后的生活。艺妓们小心翼翼地像传递珍贵的遗产那样代代传授调情的艺术，运用高超的表演手法，不使其失之过火，半推半就，故作不胜娇羞，让大爷们多掏腰包。但是，如果后期的希腊讽刺诗人卢奇安的话可信，那么吹笛女之中也有充满似水柔情、懂得真爱，而且像“茶花女”那样为了情郎而毁灭自己的。真挚的艺妓自古以来就是骚人墨客笔下令人崇敬之心油然而生的人物。

希腊最高级的一类娼妓是艺妓（hetairai ），实际上的意义为“伴侣”。最低级的妓女多为东方女子，而“伴侣”通常是公民阶级的妇女，有的因故沦落，有的则为了逃避雅典妇女深居简出的生活而自甘堕落。她们过的是独立生活，而且在其家里招待自己勾搭上门的情人。她们大多数虽然是黑发女郎，但由于她们认为雅典人比较喜欢金发，就把头发染成黄色。而且，因为法律的硬性规定，她们必须穿着艳丽的衣服，以有别于普通妇女。偶尔看看书或听听演讲，她们中的有些人也有点知书识礼，并且能以文雅的谈吐贻娱有学养的客人。泰伊斯、第奥玛、萨吉利亚、里修姆与阿斯帕西娅，或因善辩，或因其优美的文学风格，而名扬遐迩。她们之中也有不少人颇有机智，在雅典文学中有她们的诗集。虽然所有娼妓都不得享有公民权，而且除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美与爱神之殿外，禁入任何殿堂庙宇，但有极少数的“伴侣”在雅典的男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没有男人会因和她们公然在一起而感到不好意思。哲学家竞相争宠，像普卢塔克这样虔诚的历史学家，也将她们的艳闻逸事逐一予以记载。

她们之中有不少以此种方式在学术界获得某种程度的不朽盛名。有一个名叫“漏壶”的“伴侣”，她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她接客送客是按照玻璃漏水计时器的时间计算。波斯女间谍萨吉利亚，她做情报的方法是尽量多陪一些雅典政治领袖睡觉。塞奥利斯曾欢娱了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晚年，而另一名“伴侣”接替塞奥利斯时，这位戏剧家已是90岁高龄。阿基纳萨曾是柏拉图的腻友，而达那厄与里修姆教授过哲学家伊壁鸠鲁享乐的哲学。塞米索斯干她这老本行直到她掉了最后一颗牙齿、最后一绺头发。颇具生意头脑的甘沙娜曾花费大量时间来训练她女儿，凡想要她女儿陪宿一夜，得花费1000银币（相当于1000美元）。菲丽娜之美，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所传诵。平时，除非完全以面纱遮住，她从来不在公共场所露面，但是每逢埃莱夫西斯城的节日及海神节，她会在众目睽睽下脱掉她的衣裳，披下她的头发，走向海里沐浴。曾有一段时期，她爱上了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启发他的灵感，为他的“爱神”充当模特儿。画家阿佩莱斯也以她为模特儿，完成了他的作品《爱神》。菲丽娜曾以她卖笑生涯中赚来的钱成为巨富，假如底比斯人愿意将她的名字刻在城墙上，她可以出钱替底比斯城修筑这道墙，但底比斯人坚决拒绝。或许因为她向欧西亚斯索取太高的酬金，他控告她对神祇不敬，以此作为报复。但是法院的一名法官是她的老相好之一，而为她辩护的希波拉底斯又是她忠实的情人。希波拉底斯不仅以他的口才为她辩护，而且解开她的内衣当堂露出她的乳房。法官瞅着她的美色，宣布她是虔诚的。

阿特那库（Athenaeus）说：“科林斯岛的拉斯（Lais）似乎是他所见过的女人中美得最出色的。”各城邦像争夺荷马那样，以自己是她的出生地为荣。雕刻家与画家都恳求她做他们的模特儿，但她总是羞赧地推辞。伟大的雕刻家米隆说服了她，当她脱光了衣服，他竟忘掉自己已是须发苍苍的暮年，要求她陪他一宿，他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给她。她听了后笑笑，耸耸她那圆润的肩膀，留他在那里目瞪口呆。第二天早晨，米隆满怀年轻人的热情，整理了头发、剃掉胡须，穿一件紫色长袍，系了一条金色腰带，脖子上挂一条金项链，手指上戴满了金戒指。他在面颊上涂抹胭脂，衣服上及身上洒了香水。他找到了拉斯并且告诉她他爱她。“我可怜的朋友，”她望着他这一副打扮，回答说，“你现在所要求我的就是我昨天拒绝你父亲的。”她聚积了一大笔财富，但她不拒绝贫穷而俊秀的情人。她曾因要求1万银币的过夜费而使丑陋的雄辩家狄摩西尼知难而退，而保持了他的德行。她向富翁阿里斯提波索取费用之高，使他的仆人为之震惊，但是对于穷酸的第欧根尼，只要求几文，她以有哲学家拜倒其裙下为乐事。她慷慨地捐钱建筑庙宇与公共建筑物，帮助朋友，最后，像干她这一行的其他女人一样，终于又恢复她年轻时的贫穷。她耐心地继续她的行业一直到临终，当她去世后，人们为她建造了一座非常壮观的墓，像纪念希腊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征服者那样纪念她。

希腊人的友谊

比娼妓与哲学家之间异常关系更怪诞的，是对变态的性关系行之若素。“伴侣”的最大劲敌是雅典少年，而娼妓因为事关她们的荷包，从不放弃指责同性恋的不道德。商人进口俊秀童子，卖给出最高价者。他们被买回去后，先用作“妾”，然后作为奴隶。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不应该让女性化的贵族少年激发及抚慰上了岁数的男人的热情。在这种分辨男女性别的事情上，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一样漫不经心。当阿尔克曼想赞美女孩子时，他叫她们为“女性男朋友”。雅典法律规定，褫夺搞同性恋的人的公民权，但一般舆论对这种行为却非常宽容。在斯巴达与克里特岛，人们不因同性恋而有损声誉。在底比斯，同性恋关系被视为军队组织与勇敢行为的珍贵泉源。最为雅典人所爱戴的伟大人物哈莫狄奥斯与阿里斯托吉顿，是诛灭暴君的英雄，也是同性恋人。在雅典妇孺皆知的大政治家兼将军亚西比德，自诩男人都爱他。晚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情人们”都跑到赫拉克勒斯的伙伴艾俄劳斯的墓穴上去山盟海誓，而哲学家阿里斯提波曾叙述军队统帅色诺芬迷恋于青年克拉尼亚斯。在希腊，男人与少年或少年与少年之间的亲密关系，显示出罗曼蒂克爱情的所有各种症状：热情、虔诚、痴迷、嫉妒、歌唱、沉思、呓语、失眠。当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Phaedrus ）中谈到人类的爱，他的意思即同性恋，而其《会饮篇》（Symposium ）中的争论者同意一点，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比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更崇高，更属灵性上的。类似的性错乱也发生在女人中间，有名望的女人占少数，娼妓之间则比较普遍，吹笛女互相爱恋，比她们爱“恩客”更热情，而第三等妓院更是女同性恋的温床。

我们如何解释性变态在希腊会如此普遍？亚里士多德将它归因于对人口膨胀的恐惧，这一观点可算作原因的一部分，但是雅典普遍存在同性恋与娼妓，显然与其妇女的隐居有关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男孩到6岁时，就离开良家妇女度其终身的闺房，而且主要在和其他男孩子或男人共同生活中长大。在他们成长时期，极少有机会去认识女性的妩媚。斯巴达的公共食堂、雅典的大会场、体育馆与角力学校中的生活，以及在青年们的工作中，他们所见到的全是男人。在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之前，即使是艺术也不表现出女性的人体美。婚姻生活中，男人很少能在家里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女人缺乏知识教育，形成两性间的鸿沟。于是，男人到外面去寻找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妻子学会的吸引人的魅力。对于雅典公民而言，家不是他们的精神堡垒，而只是他们的宿舍，从早晨到晚上，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在外面，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之外，很少能在社交中接触到其他正经女人。希腊是一个单性社会，因此错失了女人的精神与魅力所给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的激荡、优美、鼓舞。

爱情与婚姻

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出现在希腊人身上，但很少是导致他们走向婚姻的原因。我们很难在荷马的作品中发现罗曼史，如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他们公开想念克里赛斯和布里赛斯，甚至令人沮丧的卡桑德拉，但都是基于肉体上的需要。不过，诺西卡却是不容人抹杀全部事实的例外。而和荷马一样古老的神话，也叙述了赫拉克勒斯和伊奥拉、奥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感人的爱情故事。抒情诗所描绘的也多属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一般都含有情欲的意味，像斯特西科罗斯那样叙述一个少女渴望爱情的故事的情形极少见。但当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之妻西阿诺将爱情说成“灵魂的思慕之疾”，我们觉得它是可资采信的浪漫文学的窠臼。当文学逐渐改良以及在诗里面赋以热力，细腻的感情描述便较为普遍，而文明在欲念与满足之间所增加的宕延，使人的假想多一份闲逸来润饰希望的目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处于理性时，仍属于荷马的风格，但是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我们可看到“爱神”任意统治其他神祇 [5] 。在欧里庇得斯的诗中，时常叙述爱神力量的伟大。较晚期的戏剧家常常形容一个青年痴恋着一个少女的故事。当亚里士多德说“情侣羞怯地脉脉传情”时，确实道出了男女爱情的真正韵味。

在古代希腊，这样的爱情导致婚前男女关系的多，促成婚姻的少。希腊人把恋爱看作“着魔”或疯狂，他们会嘲笑任何想以恋爱作为选择结婚对象的适当参考的人。通常，婚姻的安排，像在古时候的法国一样，由父母决定，或由媒婆撮合，着眼点不在爱而在嫁妆。做父亲的必须为女儿准备陪嫁金、衣服、首饰，讲究的还有陪嫁丫鬟。陪嫁过去的东西是永远属于妻子的财产，假如她与丈夫离婚，仍归还给她——这也是使丈夫打消休妻念头的因素之一。没有陪嫁，女孩能嫁到人的机会极少。因此，若做父亲的置不起妆奁，亲戚们就一起凑一份给她。在荷马时代，买老婆的习俗非常风行，到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情况却颠倒过来！事实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某一戏剧的主角美狄亚就曾抱怨女人必须花钱买她的主人。那么，希腊人结婚不是为了爱，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婚姻生活（他有数不清的家庭烦恼），而是借由有相当陪嫁的妻子及子孙来延续自己、国家和子嗣，而使自己免于沦为孤魂野鬼的命运。即使具有这些好处，他仍尽可能延迟结婚。法律禁止他保持独身，但是伯里克利时期的法律并不是都能贯彻始终的，而且自他之后，单身汉的人数更是日趋增加，到后来演变成雅典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希腊可供消遣的方法多的是！那些晚婚的男人决定结婚时，通常已接近30岁，却坚持新娘不得超过15岁。“青年配年轻妻子是不智之举，”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一名人物说，“因为男人的精力是持久的，而女人的青春却很快从她们的身上消失。”

在选好对象及决定了嫁妆之后，在女方家里举行庄严的订婚典礼，必须要有证人，但她本人则不必一定在场。根据雅典法律，没有经过正式的订婚礼，婚姻便无效，订婚被认为是繁复的结婚仪式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订婚以后的数天内，在女方家里举行喜宴。新娘和新郎在参加喜宴前，各自在自己的家里沐浴，行净化礼。宴会上，两家的男人在房间的一边，女人坐在另一边，大家分食喜糕，同享喜酒。然后，新郎挽扶着戴头纱、着白袍、可能从未谋面的新娘进入马车，在朋友与奏笛女郎的火炬导引下及婚礼进行曲中，将新娘载往自己父亲的家。抵达后，新郎将新娘抱过门槛，好似象征掳获。新郎的双亲迎接新娘，并且以宗教仪式将她迎入家族并参加神祇的祭祀，不过没有祭司参加这项仪式。然后宾客将这对新人在婚礼祝贺歌中送入洞房，并且留在新房门口喧闹，直到新郎向他们宣布礼成，才各自散去。

一个男人除了妻子外，还可以娶一名妾。“我们要享受乐趣，有风月场所，”演说家兼政治家狄摩西尼说，“妾是为了我们日常身体保健，而妻子是我们合法子嗣的生育者及忠实的管家。”这就是古代希腊男人对女人看法的惊人之语。公元前7世纪德拉科的法律允许蓄妾。公元前415年西西里远征中，希腊公民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许多女孩因而找不到丈夫。自此以后，法律明确准许重婚，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都是此项爱国义务号召的响应者。做妻子的通常以东方人的容忍接受丈夫的纳妾，她知道“二太太”色衰之后，将沦为奴仆，而且只有大太太所生的孩子是合法的。妻子和人通奸，丈夫被人称作“带角的”，按风俗须将她休掉。法律规定，女人和人通奸，或男人与有夫之妇私通，可处以死刑，但是对性采宽容态度的希腊人极少认真执行这条法令。受害的丈夫通常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奸夫——有时候当场将其杀死，有时候派一名奴隶去揍他一顿，也有的要求赔钱了事。

男人要离婚非常简单，他可以随时将他的妻子遣走而不必说明原因。没有生育即为休妻的充分理由，因为结婚的目的在于传宗接代。假如问题在男人，法律允许，而舆论也赞同，请丈夫的亲戚“帮忙”。这种情形下生下的孩子仍被视作丈夫的儿子，必须照料他死后的灵魂。妻子不能任意离开丈夫，若因不堪丈夫的虐待，她可以向执政官提出离婚请求。双方同意也可以离婚，通常向执政官正式宣布。离婚时，即使丈夫犯通奸罪，孩子仍归丈夫抚养。总而言之，雅典关于男女关系的法律与风俗，彻头彻尾都是为男人制定的，代表从埃及、克里特及荷马时代的社会转向东方式的一种衰退。

妇女

在黄金时代中，和其他事物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其文明虽颇为灿烂，却并未获得女人的襄助与鼓励。在女人的协助下，英雄时代曾获得辉煌的成就，独裁统治下的抒情诗大放异彩。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已婚妇女从希腊历史中消失，似乎在驳斥认定文明水准与妇女地位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假设。在希罗多德时代，处处都有妇女的参与，但到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时，再也见不到女人的出现。自阿莫戈斯的西摩尼得斯至讽刺作家卢奇安，希腊文学尽是挑剔女人不是的旧调重弹，到其末期，即使连和蔼的普卢塔克也重复修昔底德的话：“端庄女人的名字，像她的人一样，应该关在家里。”

这种妇女蛰居家中的习俗却未曾在希腊中西部的多利安山区出现过。据推测，它很可能从近东传入伊奥尼亚，由伊奥尼亚再到雅典，这是亚洲传统的一部分。或许，祖先遗产经由母亲的消失、中产阶级的兴起及生活中浓厚的商业观念，促成了此种变化：男人开始以利用的价值来审度女人，而且发现她们在家里特别有用。就这样，雅典妇女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便成了具有东方性质的希腊婚姻方式。新娘离开了她自己的亲人来到另一个家，几乎像仆人一样，而且信奉别的神。她不能和人签订契约，或除了小数目外，不可以向人举债；她不能在法院提出诉讼——梭伦的立法规定，凡在女人影响下所为之事皆于法无效。当她丈夫去世时，她不能继承其财产。甚至生理上的错误观念也影响到她的法律地位，愚昧无知的原始人类不了解男人在繁衍后代方面的功能，而完全将其归功于女人，但古希腊人所持的理论恰恰相反，认为只有男人才具有生殖力，女人只不过承担怀胎及养育的责任。男人年龄较长也促成妻子的服从；结婚时丈夫的年龄大他太太一倍，可以塑造她的思想，使她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他的意志。雅典男人非常清楚，他们同类这样放荡成性，若让自己的妻子女儿自由活动是一桩危险的事，于是决定以妻子的隐居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已婚妇女在披上面纱及家人的陪伴下，可以访问亲戚朋友及参加包括观赏戏剧的各项宗教庆祝活动，但除此之外，她们必须待在家里，而且不可以在窗口被人看见。她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屋后的闺房中；男客不准进入内室，有男人访问其丈夫时，她也不得出来。

在家里，她受到尊重，而且在不冒犯丈夫的家长权威下，她可以教人顺从她的主张做事。她负责管家或监督人管理，准备膳食，梳理羊毛并将其纺成纱，为全家缝制衣服被褥。她的教育几乎完全限于家事，因为雅典男人同意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女人的智力不够发达。结果，在男人的眼中，雅典的家庭妇女比斯巴达的家庭妇女更庄重，更“可爱”，但更乏味，更不成熟，更不能适应其心智已为自由而多变的生活所充实与磨锐的丈夫对共处情趣的需要。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妇女对希腊文学有巨大的贡献，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妇女对此却毫无帮助。

该时代将近结束时，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以大胆的言词及谨慎的讥诮为妇女主持正义，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则用粗鄙猥亵的喧哗对其加以嘲讽。妇女自己向问题的核心发展，开始尽量多用当时所能供应的化妆品，与“伴侣”争艳。“我们女人能做什么正经事？”阿里斯托芬所写《利西斯特拉》（Lysistrata ）一剧中的克莱尼卡（Cleonica）问，“我们坐在那里涂脂抹粉，穿着透明的衣服及其他。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干。”自公元前411年以后，女人在雅典戏剧中的地位渐趋重要，显示出妇女慢慢从她们往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

由于这种解脱，女人对男人的真正影响力得以继续，使其对男人的臣服大部分仅仅是表面的。像其他地方，男人较之前热切的心境造成希腊妇女优势的地位。“各位先生，”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自然已经赋予女人这么多权力，法律可不能再给予她们更多的权力。”有时候这种自然的权威因丰盛的嫁妆或犀利的嘴，或因丈夫的溺爱而增高。形成此种趋势的原因，常由于妻子长得美，或生养了漂亮可爱的子女，或因经过甘苦与共的生活考验，慢慢地将两个人的心融合在一起。一个能描绘出像安提戈涅、阿尔克提斯、伊菲吉妮娅、安德洛玛刻这样温柔及像赫卡柏、卡桑德拉、美狄亚这样性格特殊的人物的时代，是不可能不对女人有着最深刻透彻的了解的。一般雅典男人都爱他的妻子，而且并不总是设法隐藏其对妻子的爱；墓碑上令人惊奇地显露出家庭的亲密温馨中夫妻之间及父母对子女的深挚的感情。《希腊诗集》中虽充满了色情的诗篇，但也有不少悼念爱侣、令人感动的佳句。有一则碑文这样写着：“在这块石头中，马拉松尼斯放下了尼科珀丽丝，热泪洒满了石柜。但又有何用！一个已死了爱妻、被孤零零地遗留在世上的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家庭

希腊家庭像一般印欧家庭，其组成包括夫妻或“二太太”、未出嫁的女儿、儿子、奴仆，及儿子的妻子、子女、奴仆。家庭始终是希腊文明中最强固的组织，在农业与工业方面，它是经济生产的单位和工具。在雅典，父亲的权力极大，但要比罗马时代做父亲的权威小得多。他可以遗弃新生婴儿、出卖他次子以下的儿子与未出嫁女儿的劳力、嫁女儿，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为自己的寡妻指定丈夫。但依照雅典法律，他不得出卖自己的子女。每个儿子结婚后，就可脱离父母的管束，各自建立家庭，并且成为家庭的一个独立单位。

希腊家庭是不讲究排场的。住屋的外面通常就是一道粗墙、两扇窄门。希腊生活缺乏保障，由此一目了然。墙壁的材料有时候是灰泥，通常是日晒砖。城市里面的房子都拥挤在几条狭街上，一般是两层楼房，虽然偶尔也有几家合住一栋房子的，但几乎每一公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宅。在将军兼政治家亚西比德建造富丽堂皇的宅第、创立风格之前，雅典人的住屋既窄又小。不论民主派人士或贵族，都禁忌铺张；而雅典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露天下，对家不像寒冷地区的人那样重视与留恋。有钱人的住宅，或在朝街的方向筑一条走廊，但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窗户非常少，仅限于楼上才有。没有窗格，却有百叶窗，或在窗框上装窗帘，以遮太阳。一般家庭的正门是双扇门，转轴垂直地装在门楣及门槛上。许多富人家的门上安有金属门环，也有做成狮子口的形状。入口走廊，除了较穷的家庭，一般都通向没有顶盖的庭院，通常铺着石子。庭院周围可能有一条回廊；正中央或设有祭坛或贮水池，或两者都有，或许也装有圆柱，铺着镶嵌地面。通往家里的光线和空气，主要经过这个庭院，因为它几乎通向所有房间：从这个房间要走到另一个房间，通常也必须经过庭院或回廊。庭院及回廊的荫凉与隐蔽处，是家庭大部分生活及工作的地方。

雅典城里的花园极少，如果有，也在人家的庭院内或屋后面。乡下的花园比较大而多，但由于夏季干旱，灌溉费用高，在雅典地区要维持一个花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普通希腊人缺乏卢梭那样敏锐的对自然的感受力。他们讨厌山岳，但他们的诗人写下不少歌颂海的诗篇，尽管海是如此的凶险。希腊人对自然没有亲切依恋之情，未将其视作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他们把森林溪流安排给神祇与鬼怪居住，不认为自然是山水美景，而认为是墓园庙堂。他们以居住在那里的神祇为山岳河流命名；他们不画山水，而是直接绘画或雕刻其神学家曾赋以生命的神祇的形象。直至亚历山大的军队带回来波斯人的方法与金子，希腊人才为自己建造起“天堂”。不过，花在希腊和在其他地方同样受到喜爱，花圃与花匠全年供应鲜花。卖花女沿街叫卖各种鲜花，像玫瑰、紫罗兰、洋水仙、水仙、鸢尾植物花、桃金娘、紫丁香、番红花及秋牡丹。女人在头发上戴花，公子哥儿们将花戴在耳后。

希腊人家庭的室内，布置简单。穷人家屋里的地面是压实的泥土，因各人经济条件不同，室内地面可能涂以灰泥，或铺以石板，或用黏合胶铺砌小圆石。像远古的近东那样，地面上铺以草垫或地毯。泥砖墙外面涂一层灰浆，然后外面再加以粉刷。希腊每年只有3个月的冷天，用火盆取暖，火盆的烟必须经过门从院子出去。室内谈不上有什么装饰，但至公元前5世纪，有钱人家已有大厅堂，以大理石镶嵌墙壁，或将墙壁涂成大理石的形状，有壁画，或悬挂织锦，天花板上有阿拉伯式精致的图案。一般家庭家具很少：几张桌椅、几只屉柜及一张床。椅子上只有坐垫，没有沙发那样的靠垫，但有钱人家的椅子经过精心雕刻，并镶以银、玳瑁或象牙。屉柜用作小橱及椅子。桌子小并且只有三只脚，称为三脚桌，它们与食物一起摆出来，用完膳，和餐具一起收起来，很少作其他用途。写字在膝盖上写。卧榻及床是讲究的装饰物，常常经过精致的镶嵌或雕刻。床架上系着皮条，用作弹簧；床上有垫子、枕头、刺绣床单，隆起的床头也极为普遍。灯挂在天花板上，或装置在立架上，或制成式样优美的火炬形。

厨房里面装备各式各样的铁、铜及陶制器皿，玻璃器具是希腊不能制造的奢侈品。用柴火烹煮食物，炉灶是希腊人自己的发明。雅典人的食物简单，像斯巴达人，而不像波奥蒂亚、科林斯或西西里人；但是当有贵宾来时，习惯上要请厨师——总是由男人充当——来做菜。烹调艺术非常发达，有不少有关烹调的著作，也出了不少大师傅。有些希腊厨师，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热门的优胜者那样闻名遐迩。单独用食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行为，餐桌上的规矩被看作表示文明程度的指针。妇女和男孩在小桌上用膳，但男人却成双地依靠在卧榻上进食。没有外人时，全家人在一起吃；有男客来，女眷退入闺房。在男客上榻前，由侍者脱掉鞋子或洗净脚，并进水洗手，有时候侍者在客人头上涂抹香油。用餐没有刀叉，只有汤匙，干食物用手指抓食。进膳中，用面包碎片或屑末擦净手指，餐后用水洗手。甜点之前，侍者手端水酒（2/5的酒兑3/5的水）罐，为客人斟满酒杯。盘碟是陶器，银盘于公元前5世纪末才出现。至公元前4世纪，饕餮的人数渐渐增加，有一个庇西路斯人，为自己的舌头及手指特制了一套套子，可随自己的高兴吃热食而不怕烫。也有少数素食者，他们的客人常常开玩笑及发牢骚。有一个在素食者家里做客的人从席间逃走，他怕主人拿草给他当点心。

饮酒和吃饭一样重要。晚餐以后，大家在一起喝酒。在斯巴达及雅典有饮酒俱乐部，由于酒友之间感情融洽，这一类组织成为强力的政治工具。酒宴的进行过程非常繁复，哲学家像色诺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认为需要制定法律对其予以限制。未食用的食物丢弃在地上，餐后清扫干净；递过香水，喝大量的酒。酒后，客人可以跳舞，不是成对地或和女性一起跳（因为通常被邀的只有男人），而是成群地跳；或做各种游戏，像泼水比赛 [6] ，或对诗、对句子，或猜谜语，或观赏职业性的表演，像色诺芬的《会饮篇》（Symposium ）中表演的一名女艺人，能在同时抛出12只圆环后，翻跟头穿过其中一只四周插有利刃的圆环。可能邀请吹笛女来演奏音乐、唱歌、跳舞或谈情说爱。受过教育的雅典人，偶尔喜欢举行一个喝酒谈天的聚会，在由掷骰子决定的人的主持下进行，井然有序。客人随时留意不让自己分成小圏子，那样表示闲聊；他们保持谈话的内容一般性，当轮到别人讲话时，尽量耐心地听。像柏拉图告诉我们那样高雅的谈话，无疑是他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不过，可能雅典已经知道用像他那样活泼明快的对话或许更为隽永。无论怎样，是雅典社会提供了其背景总不会错。雅典人就在这种自由发挥机智的兴奋的环境下，形成了他们的思想。

老年

老年是喜爱生命的希腊人所恐惧忧伤的。但是，即使是老年，也有其自我安慰的方式：用旧了的身体像磨损的钱币，必须回笼，因此在耗竭之前，老年人看到借以欺骗死亡的新生命是一种慰藉。希腊历史确实记载有对老年人缺乏妥善照顾及表示侮慢的情形。雅典社会是商业、个人主义及递嬗蜕变中的社会，逐渐漠视老年人。多少年来，像斯巴达那样虔诚而保守的社会，充满着诚敬。但自从走向民主之后，一切约束随着自由散失，将注意力集中在年轻人身上，重幼而轻老。雅典历史告诉我们几则为人子者未待父母年迈而接管财产的例子。但索福克勒斯因为自己向法庭念了他新近完成的一出剧中的一段，才避免了财产被其儿子夺走的悲剧。雅典法律规定，儿子必须奉养其年迈或羸弱的父母；而比法律更受人畏惧的舆论，叮嘱年轻人对待尊长须谦逊有礼。柏拉图认为，一个有教养的青年在长辈面前除了被问及答话外，应该保持缄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年轻人敬重尊长的故事，像柏拉图较早期的对话，或色诺芬的《会饮篇》中的事例；也有像俄瑞斯特斯对阿伽门农及安提戈涅对俄狄浦斯那样感人的孝敬故事。

当一个人临终时，他会想尽办法使死后的灵魂免受苦难。尸体必须埋葬或火化，否则，灵魂将不安地在世界上到处飘荡，并且在怠忽的子孙身上报复，可能变成一个鬼，为人及作物带来疾病或灾难。在英雄时代，火化比较普通，古典时期则多埋葬。埋葬是迈锡尼人的风俗，将继续流传至基督教时代；火葬显然是经由阿哈伊亚与多利安人传入希腊，这是游牧民族的习惯，要他们照料坟墓是不可能的。不论是火化或埋葬，雅典人必须选择其中之一，自阿吉纽西群岛凯旋的将军曾因受阻于暴风雨，未能收埋阵亡将士而被处死刑。

希腊人埋葬的习俗一直保持古风流传至后世。尸体先沐浴，涂抹香水，头上戴花，并穿上其家属所能提供的最好衣服。牙齿中间放1个奥勃 [7] ，是支付给在冥河渡死者灵魂至冥府的摆渡神卡隆的。棺材是陶或木制的。“一只脚已跨进棺材”是希腊人的一句成语。出殡非常讲究：人们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全部或部分剪给死者做纪念。第三天，棺木在送葬队伍的引导下抬经市区，妇女捶胸痛号。也可以雇用职业哭丧者或挽歌歌手。在死者的坟头上泼酒，表示给死者解渴，并宰杀牲口祭奠。送葬者将花环或柏树枝放在墓上，然后回去吃丧饭。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也在一起吃饭，所以席间谈到死者时，除了讲他的好话，其他什么也不准说。这是一项古老谚语的来源，或许是墓志铭永远颂扬死者的习惯的起源。子孙定期为他们的祖先扫墓，并携酒食祭奠。曾使许多希腊城邦陷落的普拉蒂亚战役之后，普拉蒂亚人答应每年祭奠死者一次。600年以后，到了普卢塔克时期，这一项承诺仍然照常履行。

人死后，灵魂离开了肉体，居住在冥府里虚无广漠的黑暗中。荷马时代的人相信，只有犯特别严重或亵渎神祇的罪恶的灵魂，在那里受到惩罚。所有其他人，圣人和罪人都一样，都同样承受在黑暗的阴府中永无休止游荡的命运。希腊的历史中，较贫穷的阶级中有人相信，冥府是一个可以赎罪的地方。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形容宙斯神在那里审判死者及惩处有罪的人，但他没有提及奖赏好人。我们仅在极少数的情形下听人谈到“幸福岛”（Blessed Isles）或“安乐土”（Elysian Fields）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灵魂永享幸福的天堂。悲惨命运等待着几乎所有死者的这种思想，为希腊文学蒙上一层幽暗之色，使希腊人的生活少了处于如此阳光下该有的明朗与欢乐。

注释

[1] 我们尚未发现希腊人使用节育措施的任何证据。

[2] 在庞培，从一幅可能模仿希腊人的图画上，我们看到一名学生由另一名学生用肩支撑着，脚后跟又被第三名学生握住，教师正在用凉鞋鞭笞他。

[3] 此项制度不会早于公元前336年。

[4] 普卢塔克讲了一个极有趣的故事：西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曾掀起了一阵妇女的自杀风，但突然完全停止，没有女人再自杀，原来政府当局下了一道命令，凡自杀的女人出葬时，都必须光着身体抬经闹市。

[5] 参照《安提戈涅》（Antigone ）一书第781页：

当爱有了争执，

他即诉诸战斗！

他——爱，劫掠

富人的财富！

在稚嫩的面颊旁，

少女的香枕上，

他彻夜守望；

在海上，

他寻找他的猎物；

他在田园狩猎中追逐。

神祇虽能永生，而他们

躲不掉他的遐想；啊！降临我们之中，

韶光飞逝，

狂乱的是使他沉思的心！

[6] 泼水游戏（kottabos ）的做法是将杯子里的水泼出，打击放置在远处的小物体。

[7] 放硬币在死者嘴里，是希腊的风俗。

第四章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艺术

生活的装饰

在色诺芬的《经济论》（Economics ）中，

一个人说：“看到鞋子按照它们的类别排成一列，真美；看到衣服按照它们的用途与外套分类，真美；看到花瓶和餐具分类排列，真美；看到锅按照各人的美感和它们的对称安排，尽管轻率愚昧之流嘲笑，也一样的美；所有东西都不例外，讲究对称协调，要比依秩序排列更美观。所有炊具结合所形成的中心点，其表现出的美，将因组合中其他物体的距离而加强。”

这一段话概略地显示出希腊人审美观念的范畴、淳朴与力量。对形状与韵律、精密与清晰及和谐与秩序的感觉，是希腊文化的依归。它融入了每一只碗和花瓶、每一座雕像和每一幅画、每一座庙宇和坟墓、每一首诗和每一出戏，及希腊人所有的科学和哲学的形式与装饰。希腊艺术是合理的表现，希腊画是合理的线条，希腊雕刻是对称的崇尚，希腊建筑是大理石与几何学的结合。伯里克利时代的艺术，没有感情上的浮夸表现，没有古怪的形式，没有刻意标新立异，其目的不在于毫无条理地呈现出与现实不相干的部分，而是在于捕捉闪耀的事物精华及描绘人的理想与希望。雅典人忙着追求财富、美及知识，以致无暇顾及善。“我在诸神面前发誓，”参加色诺芬酒宴的一名宾客说，“我宁可要美，也不愿选择波斯国王的权力。” [1]

不管那些缺乏雄浑气魄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对其看法如何，希腊人不是柔弱的爱美者，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玄谈奥秘艺术而沾沾自喜地虚事华丽，他们认为艺术是附着于生活，生活便是最伟大的艺术。他们具有健康的实用主义者的成见，反对不适用的美，用、善、美在他们的思想中几乎像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那样紧密地盘结一起。 [2] 以他们的看法，艺术首先就是生活方法与工具的装饰：他们希望他们的锅、器皿、灯、柜、桌、椅、床使用便利而美观，但绝不因雅致而失去坚固性。由于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他们视自己与他们城邦的强盛和荣耀休戚与共，雇用了千名艺术家来修饰其公共建筑物，美化其庆典节日及纪念其历史。此外，他们尤其渴望对神祇表示崇敬，或取悦神祇，以感激其所赐予的生活或胜利。他们奉献神像，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庙宇，并聘请雕刻家，为他们的神和先圣先贤在石头上留下永垂不朽的雕像。因此，希腊艺术不是属于某一座让人在罕有的美感的瞬间去凭吊的博物馆，而是存于其人民的实际利益与事业中。“阿波罗”不是陈列室中的一堆石头，而是栩栩如生的、他们所爱的神祇。在这个社会中，艺术家不是局限在工作室、讲话不为普通公民所懂的穷酸隐士，而是在公共场所被大众所见的工程中参与各种工人辛勤工作的工匠。雅典从希腊各地所汇集的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除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之外，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这些人使伯里克利的理想获得一定程度的实现。

艺术从家庭和个人开始。人在他们绘图之前先画自己，在布置家庭之前先装饰自己。珠宝首饰和化妆品一样，自人类有历史即有。希腊人是宝石雕琢专家，他们所使用的虽是简陋的工具——平口凿及圆钻、一个转轮、金刚砂调和油的磨光剂，然而他们的作品是如此的精致细腻，在其从事细微部分的雕刻时，或许需要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由于丑陋的“鹰币”霸占了制币厂，雅典没有特别美观的钱币。埃里斯在这方面执整个大陆之牛耳，而至公元前5世纪结束，锡拉库萨发行一种面值10元的银币，在制币艺术上无与伦比。在金属用品的制造技术上，哈尔基斯人保持领先地位，地中海城市都向他们搜购铁、铜及银器。希腊镜子比一般镜子更令人喜爱，虽然擦亮的铜面上的影子并不是最清楚的，但镜子式样繁多而引人入胜，而且以英雄、美人或神祇的像做镜架。

陶器仍保持公元前6世纪的形式及方法，器皿上的绘画题材仍不外乎嘲弄和竞争的老套路。有时候他们在花瓶上烧上几个对一个男孩示爱的字，即使大艺术家菲狄亚斯仍不能免俗，在其宙斯雕像的手指上刻上“潘塔克斯长得俊”这几个字。公元前5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红色像最为时髦风靡，像收藏在梵蒂冈的“阿喀琉斯与潘特希里亚花瓶”和“伊索与狐狸杯”及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和色雷斯人一起的音乐之神”。更漂亮的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白色香油瓶，这些纤细的香油瓶是献给死人用的，通常陪葬或火化时投掷在柴堆上，让香油混合在火焰中焚烧。花瓶画家做新的尝试，各施所长，他们在陶器上所烧的题材，若让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上古时代庄重严肃的大师见到，会惊愕不已：有一只花瓶上面画的是一群青年正在不知羞耻地拥抱几个妓女，另一只花瓶上画的是一群参加酒宴回来的男人正在那里呕吐，其他花瓶上的图画则尽是一些性的教育。伯里克利时期的花瓶画家，如布里古斯、索塔德及梅迪亚斯，放弃了古老的神话故事，而采用当时的生活实况，最令人激赏的是女人的优美动作及幼儿天真无邪的嬉游姿态。他们的绘画比他们的前人更为忠实：画人像时，用的是人身四分之三及侧面画法，以厚薄釉显示光暗面，他们会塑造人物的廓形与深度及仕女所着衣服的褶皱。科林斯和西西里岛的格拉也都是这一时代的精美花瓶画中心，但是没有人怀疑雅典人在这一方面的优越地位。使陶器艺术家受到打击的，不是因为其他制陶业者的竞争，而是由于竞争性的装饰艺术的兴起。花瓶画家曾试图以模仿壁画家的题材与风格来应付此种冲击，但是并未能迎合当时人的趣味，于是制陶业在公元前4世纪中，渐渐地变成一个行业，脱离艺术也越来越远。

绘画的兴起

希腊绘画史可约略地分为四个阶段。公元前6世纪主要为陶器，集中于花瓶的装饰；公元前5世纪主要为建筑，力求公共建筑物与雕像的变化及逼真；公元前4世纪徘徊于家庭与个人之间，专注于住处的装饰及人像的描绘；自公元前4世纪至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300年间，主要为个人生产架上画，供私人收购。希腊绘画开始时为绘图的支派，至该时期结束，仍保持绘图与设计。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用3种方法：壁画，即绘画于未干的灰泥墙上；用蛋白调和颜料在湿布或板上作画；蜡画法，将颜料调和于熔化的蜡中，这是古代接近油画的做法。1世纪的普林尼和希罗多德同样肯定地告诉我们，公元前8世纪吕底亚国王坎特勒斯（Candaules）愿以同重量的黄金收购布拉库斯（Bularchus）的画。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进步，但起源仍扑朔迷离。我们可从普林尼以比叙述雕刻更大的篇幅来叙述绘画这一事实，推知希腊当时绘画的崇高声誉。而且，古典时代及公元前4世纪以后300年间的伟大绘画作品，如批评家经常讨论及一般人所极为推崇的，显然是建筑或雕刻上最杰出的范例。

北爱琴海萨索斯岛的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是希腊公元前5世纪与伊克第留斯及菲狄亚斯齐名的画家。我们得知，约于公元前472年他在雅典，这一发现或许来自富翁西蒙让他承包一些装饰公共建筑物的壁画工程。 [3] 在画廊（柱廊，其后3个世纪，柱廊一词为芝诺采用，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命名）上，波利格诺托斯描绘“特洛伊城之劫”——所画的不是胜利之夜的血腥屠杀，而是城陷的翌晨胜利者为周围满目疮痍而有所感触，以及败亡者静卧着的一片萧瑟景象。在狄俄斯库里（Dioscuri）的殿堂上，他创作《留西比达之非礼》（Rape of Leucippidae ），而且以描画穿着薄纱的女人创下其艺术的先例。希腊近邻联盟议会（The Amphictyonic Council）不仅不以为忤，反而邀请波利格诺托斯前往德尔菲城，在该城拱廊画了一幅《奥德赛在冥府》（Odysseus in Hacles )，及另一幅《特洛伊城之劫》（Sack of Troy ）。这些都是画在湿灰泥墙上的，几乎毫无风景或背景，但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物。由于画中的人物多，必须请许多助手在大师精心设计好的图案上着色。拱廊壁上的《特洛伊城之劫》，墨涅拉俄斯的部属正准备扬帆返回希腊，海伦坐在中央，周围虽也有许多其他妇女，但都凝视着海伦，似乎在欣赏她的美。角落上站着特洛伊城统帅赫克托耳之妻安德洛玛刻，抱在她怀中的是幼子阿斯蒂安纳克斯；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男孩惊恐地抓住祭坛，远处沙滩上一匹马在那里打滚。这是比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早半个世纪、有关特洛伊城妇女的戏剧。波利格诺托斯拒绝收取这些画的报酬，基于坚强的信念，他慷慨地将它们捐赠给雅典和德尔菲城。所有希腊人都称颂他。雅典授予他公民资格，希腊近邻联盟议会决定：不论他往希腊任何地方，其一切旅费都由公家支付（这正是苏格拉底曾希望的）。所有他的作品，现在遗留下来的只是德尔菲古迹的墙上的一些颜料，这提醒我们，所谓艺术上的不朽，只是地质时间（geological time）的一刹那。

在约公元前470年，德尔菲与科林斯设立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绘画比赛，作为在两地举行的竞技大会的项目之一。此时的绘画艺术已有相当进步，足可使帕内努斯（菲狄亚斯的兄弟或侄子）画出可予辨认的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和波斯将军的像来。但是画家仍然习惯于将所有人物都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而且将他们画成同一姿态，其表示距离的方法，不是以人物的大小依次递减光线的明暗，而是将远处人物的下半身画上较多代表地面的曲线。至公元前440年，绘画艺术有了重大的革新。受雇前来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画戏剧布景的阿伽萨库斯观察到了明与暗及距离的连带关系，并且写了一篇使用配景法制造戏剧效果的论文。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从科学的角度采纳了这一观念，至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阿波罗德路斯赢得“影子画家”的头衔，因为他利用明暗对照法作画，普林尼形容他是“实物写真的第一人”。

希腊画家从来不曾对这些发现作充分的利用，如同梭伦把戏剧艺术看作欺骗一样，画家似乎认为，要他们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出长宽厚的立体感，或违反他们的荣誉心，或有损他们的尊严。不过，阿波罗德路斯的徒弟宙克西斯（Zeuxis）仍凭借明暗对照及透视画法，使自己成为公元前5世纪画坛上的顶尖人物。他约于公元前424年从希拉克勒亚（或波的卡）来到雅典，即使在战争的骚扰中，他的来临仍被认为是一桩大事。他是一个“人物”，狂妄而自负，而他作画时更是架势十足。但是他是以一名伟大艺术家的忠实与谨慎从事，当阿伽萨库斯吹嘘作画的速度时，宙克西斯却平静地回答说：“我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将自己的许多杰作送人，他认为这些画是不能以金钱来评定其价值的，而各城邦及国王正求之不得。

在同时代，他只有一个劲敌，那就是来自小亚细亚艾菲索斯城的巴赫西斯（Parrhasius），几乎和他同样的伟大、同样的自大。巴赫西斯在自己头上戴了一顶金冠，自称为“画家之王”，并说自己的艺术境界已是登峰造极。他一边绘画一边唱歌，工作时神清气爽。据传，当他画普罗米修斯神像时，他曾买回一名奴隶，加以严刑拷打，供其研究脸部的痛苦表情。他像宙克西斯一样，是一名写实主义者，他所画的“赛跑者”是如此逼真，画中一名运动员将要力竭而跌倒，令看的人觉得汗会从画中落下来。他画了一巨幅《雅典民众》，刻画出他们的冷酷与慈善、骄傲与谦恭、凶猛与怯弱、浮躁与雍容，而且极为忠实。据说雅典民众初次领悟到自己具有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便是通过这幅画。

一项重大比赛促使他与宙克西斯公开竞争。后者所画的葡萄像真的一样，鸟都想吃它们。评判员对这幅画很感兴趣，而宙克西斯更是充满信心，觉得胜利在握。巴赫西斯请宙克西斯拉开自己的画的帷幕，但帷幕却是画的一部分，宙克西斯受了愚弄，但很大方地承认失败。宙克西斯的名誉并未因此而有所损失。在克罗托那，他答应在宙斯神之妻赫拉的神殿画海伦像，但要求必须挑选该城最漂亮的5名美女脱光衣服做模特儿，供其各取所长。奥德赛之妻珀涅罗珀在他的笔下也有了新的生命，但是他自己则比较欣赏一名运动员的画像，并且在画底下写着：“人批评他要比胜过他更容易。全希腊都赞赏他的自负，而且像谈论其他戏剧家、政治家或将军那样谈论他。他声誉之隆，只有竞技场上的英雄才能凌驾其上。”

雕刻大师

·方法

希腊的天才艺术家对绘画稍感陌生，他们喜爱形式甚于色彩，甚至（如果我们以传闻作为评断的依据）把古典时期的绘画当作雕刻的线条与设计来研究，而非美感对生命色彩的捕捉。希腊人比较欣赏雕刻：他们用赤陶土小像装饰他们的家庭、庙宇及坟墓，以石像崇拜神祇，而墓碑上的浮雕更是最普遍、最动人的艺术品之一。工匠刻石碑非常简单，内容也是千篇一律，都是握着手，活人静静地与死人告别，这些他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题目本身自有其崇高的意义，值得重复，因为它充分展示出古人对情感的抑制，而且甚至告诉富有奇想的灵魂，当人低声地表达感情时，最能显示其力量。在这些石碑中，最常见的是死者在世时有关的事物——幼儿玩铁环、女孩手里拿着一只罐子、战士身着盔甲一副神气相、少妇把玩着她的珠宝以及男孩正在读书，他的狗在椅子底下躺着，显得安逸而又机警。这些石碑将死表现得非常自然，因此令人宽慰。

各类石碑中较复杂又非常杰出的是当时的浮雕。其中有一幅浮雕，音乐之神俄耳甫斯正在依依不舍地向被赫耳墨斯使者召回冥府的妻子欧律狄刻告别。在另一幅浮雕中，主管农业与丰饶及保障婚姻之神的德墨忒尔交金谷给特利波勒姆斯，让他在希腊开发农业，其中若干的颜色仍然附在石头上，显示出黄金时代希腊浮雕的蓬勃发展与光辉灿烂。更漂亮的是雕刻在《路德维西宝座浮雕》 [4] 一边的《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Aphrodite ），不知作者为谁，可能师承伊奥尼亚人的衣钵。两名女神将爱及美神阿佛洛狄忒从海中举起，她的湿衣裳紧贴在她的胴体上，显露出全部的成熟美，她的头部一半像亚洲人，但旁边侍神的服饰及其柔美的姿态却明显显示出自希腊人的手笔。“御座”的另一边，一个裸体的女孩在吹奏笛子。“御座”的背后，一名戴头纱的妇女正准备点灯，或许她的脸部与衣服甚至比中心部分更完美。

公元前5世纪的雕刻家，在艺术上超越前人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死板的正面表达法已被放弃，远近缩小法使透视画法趋向成熟，由静止的转变为运动的，由僵硬变化为活泼。当希腊雕刻技术突破古老的传统，表现出人的动态，确实是艺术上的一大革新。在此以前，在埃及或近东，或马拉松战争以前的希腊，很少有将竞技场上的生动画面表现在雕刻中。这些发展多归功于自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之后希腊人的生活充满青春活力，更归功于大师与学徒经过多少代对体态的潜心研究。“你们使你们的雕像看来栩栩如生，是否因为你们的作品以真人为模型？”苏格拉底问，“由于不同的姿势促动了我们身体的某些肌肉或上或下，有的收缩，有的伸张，有的绷紧，有的放松，是否因为你们表达了这些机能，使你们的作品更真实，更惟妙惟肖？”伯里克利时期的雕刻家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发生兴趣——对腹部和脸部有同样的兴趣，对关节上活动部分上面富有韧性的肌肉运动，肌肉的隆起、腱、静脉，以及对手、脚、耳朵的结构与动作，无不充满着永无穷尽的好奇。他们深深地对四肢的难于雕刻发生兴趣。在工作室中他们不常用模特儿做模型，多数情形下，他们观摩角力馆或运动场脱光衣服在那里运动的男人，观摩或严肃地参加宗教的游行行列或聚精会神于做家务的妇女，这样也就满意了。基于这个原因，希腊雕刻家着重于对男性人体美的研究与表达；而描绘女性时，以服装代替其身体重要部分的细节——虽然尽可能使衣服透明。他们厌倦了埃及与古希腊僵硬的衣裙，而喜欢显露出妇女的长袍随风飘逸的姿态，他们从这里又捕捉到了生命与运动的真谛。

他们几乎使用一切方便而可用的材料——木头、象牙、骨头、赤陶土、石灰石、大理石、银、金。有时候，如菲狄亚斯的作品，以象牙为肌肤，以黄金为衣裳。青铜则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雕塑家最爱用的材料，因为他们喜欢青铜的黝黑，用来表现人体被阳光晒后的颜色很适合。由于不知道人性的贪婪，他们以为青铜要比石头更能耐久。在伊奥尼亚及雅典，雕刻家爱用大理石。大理石的难以处理刺激了他们的兴趣及灵感，其坚实能让他安心地雕琢，不至于有碎裂的危险，其半透明的光泽似乎专用来表达女人晶莹细腻的玫瑰色肌肤。在雅典附近，雕刻家发现了彭特利库斯山的大理石，而且观察到大理石中所含的铁质经过岁月的风化，变成了透闪着金光的纹理，凭着一半算是天才的顽强与耐心，他们慢慢地将矿里的石头凿刻成活的雕像。当公元前5世纪的雕塑家用青铜铸像时，是利用“中空去蜡”铸造法（hollow casting）。其过程是：用灰泥或黏土制成模型，模型外面塑一层蜡，蜡层外再塑一层灰泥或黏土，在上面各部分做许多小孔，然后将其放在火炉中烧烤，蜡受热而从孔中流出；将熔化的铜液从模型的顶端灌入而填满原先由蜡所占据的空间；待铜冷却，取掉外层模型，然后锉平磨光，油漆或涂金，于是完成了铜像。假如他们喜欢大理石，就从一方未经石匠以“深度标示系统” [5] 处理的原形石头着手工作。多数情形下，他们只凭自己的眼睛，信手雕刻，直到石头呈现出他们理想的形状，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原料变为形象”。

他们的题材从神至动物不等，但必须是在体格上令人爱慕的。凡瘦弱、畸形、老妪、老翁及文质彬彬的书生，都不是其选用的对象。他们偏爱马，却漠视其他动物。他们比较擅长表现妇女，许多佚名的杰作，比如藏在雅典博物馆的一件，一名沉思中的少妇将她的衣服抱在怀里，表现出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宁谧美。他们最擅长的是雕塑运动员，因为他们可以不受拘束地予以崇拜，不受限制地予以观赏。他们也偶尔夸大运动员的勇健，使他们的腹部布满了一条条令人难以相信的肌肉。虽然有此缺点，仍能铸造出在安提西色拉（Anticythera）附近的海中找到的，曾经杀死女妖美杜莎（Medusa）有时候被称为珀耳修斯的神人那样的铜像。偶然间，他们猎取少年少女专注于一些单调而自然的游戏动作，像一名男孩用脚夹一根树枝在画画。 [6] 但是，他们国家的神祇仍是其艺术的主要灵感。交织成公元前5世纪希腊思想的哲学与宗教之间尖锐化的冲突，尚未显示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上。那时候神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当他们衰落时，却被升华至艺术的诗境。那位在阿尔泰米松铸造神力无边的宙斯神的铜像 [7] 的雕塑家，是否真的认为他在塑造宇宙的法则？那位雕刻德尔菲博物馆的和蔼而悲伤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艺术家，在其潜意识中是否知道，“酒神”狄奥尼索斯已经被哲学之箭所射落？

·宗派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刻之所以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每一名雕刻家都是学有所宗，在师徒相传的宗派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以此传授技艺，抑制个人的自我发挥，鼓励各人所长，严格要求从学习基本技术及师法古人中奠立稳固的基础，而且通过才智与法则的相互冲击所形成的艺术要比能求之于任何孤立而散漫的天才者更为伟大。伟大的艺术家往往容易在一项传统达到最高境界时产生，由于其败落者比较少，在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反叛者虽也是促进变化所必需，但也只有当他们的新风格已被前人所遗留的特质所稳定，而且经过时间的磨炼之后，才能产生巨擘。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雕塑艺术分五大地区宗派：莱吉姆、西塞昂、阿尔戈斯、埃伊纳及雅典。在约公元前496年，爱琴海的萨摩斯岛的一名与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同名的雕塑家，来到莱吉姆定居。他铸造了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弗罗克特斯的铜像，使他的名字传遍地中海，他在他铸造的铜像的脸上所表现的激情、痛苦与衰老，震惊了所有希腊雕塑家。在西塞昂，坎那库斯和他的兄弟阿里斯托克勒斯继续一个世纪前由克里特岛的第波努斯和西利斯所开始的工作。加伦与奥那塔斯由于擅长青铜铸造而使埃伊纳闻名于世。阿格拉达斯在阿尔戈斯地方自立一派，传授雕塑技术，至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时期，为其全盛时代。

来自西塞昂的波留克列特斯，在约公元前422年因为替女神赫拉的殿堂设计黄金象牙神像而名噪阿尔戈斯。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其工程之浩大仅次于菲狄亚斯的杰作。 [8] 他在艾菲索斯参与菲狄亚斯、克瑞西拉及弗拉德蒙等人为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神殿塑造女战士亚马逊神像的竞赛，裁定比赛优胜结果的评审员就由他们4人担任。据说，他们每个人都提名自己的作品为第一，评定波留克列特斯的作品为第二，结果优胜奖落在这位西塞昂人的头上。但波留克列特斯爱好运动家甚于妇女或神祇。在他的著名作品《戴杜梅洛斯》（Diadumenos ，其幸存的最佳仿制品藏于雅典博物馆）中，他所选择的时刻是正当这位竞技场上的胜利者戴杜梅洛斯在为自己缠头带，准备接受评判员的桂冠。其胸部与腹部的肌肉发达得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以单脚站立的姿态却颇富生气，而各部分特征的表达，完全合乎古典正规传统。波留克列特斯热切崇拜规律，寻找并制订一个使雕像每一部分按照适当比例的原则，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他对雕刻犹如毕达哥拉斯对数学，探求对称与形式的绝对精确。他认为，一个完美的躯体，其各部分应该与身上任何其他部分——例如食指——符合一定的比例。波留克列特斯所遵守的原则是：圆颅、宽肩、粗壮的躯干、阔臀、短腿。总而言之，要求的不是美，而是力的表现。他曾撰文论述这一原则，并且雕造一像佐以说明。由此可见，其对这一原则信奉之笃。这尊像或许就是《持矛者》（Doryphoros 或Spear Bearer ），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罗马人的仿制品。《持矛者》同样是硕大的头颅、宽阔有力的肩膀、短粗的躯干，腹股沟处满是突出的肌肉。他比较可爱的作品有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魏斯特麦柯青年》（Westmacott Ephebos ），这位年轻人不仅具有健壮的体魄，而且充满着思想，似乎沉湎在自己的膂力之外的事物而若有所失。波留克列特斯的原则透过这些雕像，曾一度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雕塑家的金科玉律。它甚至影响了菲狄亚斯，而这种势力一直保持至公元前4世纪，为普拉克西特列斯主张的高大而苗条的优美观念所击败，后者历经罗马传至基督教时代的欧洲雕刻艺术。

雕刻家米隆的风格介于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两派之间。他出生于伊留特拉，定居于雅典，而且（据罗马作家普林尼说）曾受艺于阿格拉达斯门下。米隆撷取伯罗奔尼撒人的雄健和伊奥尼亚人的优美，将两者融合为一。他加诸所有雕刻派系的是“动态”。他所见到的运动员，像波留克列特斯那样，不是在其运动前或后，而是正在运动中。他在铸造铜像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观念，以至于在描绘运动中的男性这方面，历史上其他任何雕塑家皆不足与其相抗衡。在约公元前470年，他铸造完成一座最著名的运动员铜像《掷铁饼者》（Discobolos 或Discus Thrower ） [9] 。这里所表现的是男性完美的体形：身体运动时，肌肉、腱及骨骼的各种姿势都经过悉心研究。臂膀、腿及身躯都弯曲着，蓄势作全力一掷，脸部并未因用力而扭曲，但从信心中显出沉着。头部既不粗大也不凶猛，属于强劲而风雅的男人，只要致力于读书，他也照样能舞文弄墨。这件杰作只是米隆的伟大成就之一，受到侪辈的重视，但是评价更高的还有他的《雅典娜与森林之神》 [10] （Athena and Marsyas ）及《拉达斯》（Ladas ）。他作品中的雅典娜显得太安详，不适合背景故事的情节：森林之神马西阿斯因与阿波罗比赛吹笛失败而被活活剥皮，像雅典娜这样庄重的少女，不应该目睹这种惨相而神色自若。米隆的森林之神，像是在不适宜的场合中滔滔不绝地演讲的萧伯纳；他在作最后一次演说，即将赴死，但是在他死前仍得发表一篇演说。拉达斯是一名运动员，在赢取胜利之后，力竭而亡。米隆塑造得如此逼真，当一名希腊老人看到这座像时，哭道：“啊！拉达斯，像你活着的时候那样，用力呼吸，复苏米隆给你的铜像那样喘息的灵魂，找回他刻画在你全身上的追求胜利荣冠的热切愿望。”对于米隆的“小牝牛”（Heifer ），希腊人说，它除了不会叫之外，什么都能做。

雅典地区派或雅典派所增益于伯罗奔尼撒派和米隆的，是女人给予男人的特质——美丽、温柔、纤巧及优雅。由于塑造时仍保持男性的力量，这一派在雕塑艺术上的境界之高，后世艺术家望尘莫及。卡拉米斯（Calamis）仍然有一些过时。内西奥底（Nesiotes）和克利修（Critius）两人新铸造的第二批《除暴者》（Tyrannicides ），仍旧未脱公元前6世纪的古板而单纯的窠臼。卢奇安警告演说家，要他们不可像内西奥底和克利修的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暮气沉沉。但是当爱琴海北岸色雷斯的门德地方的帕纽斯，在约公元前423年于雅典学习雕塑之后，为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麦西尼亚人塑造《胜利女神》（Nike ）时 [11] ，他所表达的高雅与美丽臻于艺术的巅峰，在普拉克西特列斯以前的希腊雕塑家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即使普拉克西特列斯，在描绘衣袂的自然飘拂或神情的昂扬方面，也无法胜过他。

·菲狄亚斯

自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8年，菲狄亚斯和他的助手全心全力在为帕特农神庙雕刻神像和浮雕。柏拉图先从事戏剧写作，而后成为懂戏剧的哲学家，菲狄亚斯先攻绘画，而后转为多彩多姿的雕刻家。他是一名画家的儿子，曾经在波利格诺托斯门下学过一段时间的画，可能从波利格诺托斯那里学到了设计与构图及讲究全盘效果的人物排列与组合，可能从他那里承袭了使自己成为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的“伟大风格”。但是绘画不能使他满足，他需要更大的领域，于是他弃画而改习雕刻，或许曾师从阿格拉达斯学习铜像的铸造技术。孜孜不倦地钻研勤习，终于使他成为雕刻艺术的全能大师。

当他于公元前438年塑造雅典娜神像时已是垂暮之年，他在雅典娜的盾牌上描绘出自己是一个秃顶而饱经人生悲苦的老者。没有人相信帕特农神庙的竖条饰纹间壁、饰带及三角墙上成百的雕像是出自他的手笔。由他来督导所有伯里克利时代的全部公共建筑并且设计其雕刻装饰，已经够他忙碌，其他的工作都交付其弟子，尤其是阿尔卡姆内斯去执行。不过，他确实亲自为雅典卫城雕塑了三座女神像（Lemnian Athena ）。其中一座被雅典的殖民主义者委派为爱琴海西北部利姆诺斯岛的护城女神，这座神像由青铜铸造，比真人稍大，非常精致，希腊艺术评论家认为是菲狄亚斯作品中最美的一件。 [12] 另一座是《雅典城守护者》（Athena Promachos ）巨型铜像，以雅典城武装保护者的姿态耸立在卫城正门与神殿之间，连基座距地高70英尺，既是航海者的指标，也是威镇敌人的堡垒。 [13] 三座女神像之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娜女神”，站立在帕特农神庙里面，高38英尺，象征智慧与贞洁。这座体现艺术结晶的女神像，菲狄亚斯原本想用大理石雕刻，但一般民众坚持非用象牙与黄金不可。这位艺术家结果以象牙作为身体可见部分的表面，一袭长袍花去价值44塔伦（2545磅重）的黄金。另外，再以珍贵金属装饰长袍，头盔、鞋子及盾牌皆是精巧的浮雕。神像经特意安置，在雅典娜庆典那天，阳光能透过神殿大门，直接照射在女神金光闪烁的衣裳与白皙的脸庞上。 [14]

这一桩工程完成之后，并未为菲狄亚斯带来快乐，因为放在他工作室中的公家交给他造像的黄金与象牙，有一部分不翼而飞，又无法说清原因。伯里克利的仇人没有放过这一机会，他们控告菲狄亚斯盗窃，并且判他有罪。 [15] 奥林匹亚的人民出面调停，并且为他付出可能40塔伦的保释金，条件是请他去奥林匹亚，为他们的宙斯神殿塑造黄金象牙像。他们很乐意托付给他更多的黄金和象牙，特别为他及他的助手在神殿附近建造了一间工作室，而其弟帕内努斯则被委以宙斯宝座及神殿墙壁的绘画装饰。菲狄亚斯迷恋于此，他将坐着的宙斯做成60英尺高，以致搬进殿里后，评论家批评说：假如宙斯想要站起来，定会冲破殿顶。菲狄亚斯在这位“雷霆之神”的黑眉与麻发上放了一顶橄榄树枝叶形状的金冠，右手上托一个黄金与象牙制成的胜利女神小像，左手握着镶嵌宝石的权杖，身着镂花金袍，足履全金鞋。宝座由黄金、檀木及象牙做成，基盘上有较小的胜利、太阳、月亮、尼俄伯诸神，以及被狮身人面怪物所掳掠的底比斯诸少年。塑造完成之后，宙斯像非常壮观堂皇。当时曾流传这么一则传说：在菲狄亚斯竣工之后，他祈求上天给予批准的标志，忽然一声霹雳，雷电打在雕像基座附近的铺砌地面上——留下了记号，而且像大多数天谶一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16] 这一项工程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凡能前往该地的人莫不瞻仰一番。当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看到这尊巨像后，不禁为之大吃一惊。他承认，实际要比他想象的大得多。克利索斯都（Dio Chrysostom）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神像。而且，像贝多芬说到自己的音乐时那样，他补充说：“假如一个人心情沉重，喝干了人生的不幸与悲痛的苦杯，再也不能进入甜蜜的梦乡，只要他站在这座神面前，即能忘掉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愁苦与烦恼。”“这座雕像之美，”公元1世纪罗马的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说，“甚至提高了这一宗教的声望，这件作品与宙斯神具有同样的庄严。”

有关菲狄亚斯的晚年，传说纷纭。其中有一则故事说他回到雅典，死于狱中；另一则说他留在希腊西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埃里斯，后被埃里斯人于公元前432年处死。这两者皆不足采信。他的弟子继续他的艺术工作，并且堪与他相颉颃，以此证明其传授艺术的成功。他的得意门生阿戈拉克利图斯（Agoracritus）曾雕刻著名的《复仇女神》（Nemesis ），阿尔卡姆内斯所塑造的《花园之美神》（Aphrodite of the Gardens ）被卢奇安列入一流的雕刻作品中。 [17] 公元前5世纪终了，菲狄亚斯雕刻派也随之结束，但是当时希腊的雕刻要比其当初创立之时进步很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摧毁雅典时，雕刻艺术凭借菲狄亚斯及其弟子，接近完美的境界。技术已经纯熟，已能剖析人体组织，生命、动作与优美已被灌注入青铜与石头中。但是菲狄亚斯具有的特殊成就，体现在古典风格的实现与确切的表达上，即德国考古兼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谓的“伟大风格”：力与美、感情与抑制、动与静、躯体与灵智，兼有并顾，无所偏颇。此时，经过500年的努力，著名的属于希腊人的“恬逸”至少已在孕育中。激情而狂暴的雅典人，当他们瞻仰着菲狄亚斯的神像时，或可感觉到人在一刹那是多么像神——但也只有创造性的雕刻才能使人至此境界。

建筑

·建筑的演进

公元前5世纪中，多利安柱式统一了其对整个希腊建筑界的势力。在这一繁荣时期内所建筑的庙宇，仅极少数为伊奥尼亚式，主要为城堡上的厄瑞克忒翁庙及无翅胜利女神庙。雅典始终忠于多利安式，只有当其建筑庙宇正门的内柱及在忒修斯神庙与帕特农神庙内需要布置横饰带时，才使用伊奥尼亚柱式。或许多利安柱式趋向于较高较细，显示了伊奥尼亚式影响力的延伸。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吸收了东方人崇尚精致装饰的习俗，并将其表现在复杂精细的伊奥尼亚式柱顶线盘上，并创立了一种新颖而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及工程师维特鲁维乌斯说，约公元前430年，伊奥尼亚雕刻家凯利马科斯有一天看到一只由一名保姆放在女主人坟墓前的祭奠篮，上面盖着瓦，一株野爵床（acanthus）在篮子的周围及瓦片上生长起来。这位雕刻家见到爵床叶的自然形状，觉得非常赏心悦目，于是用爵床叶夹杂着螺旋形柱式，来装饰他在科林斯所建造的一所庙宇的伊奥尼亚式柱头。这则故事可能是一个神话，这名保姆的篮子的影响力，在创造科林斯柱式的风格上，不如埃及的棕榈与纸草柱头大。这种新柱式并未能流行于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希腊建筑家伊克第纳曾将其单独地用于弗高里亚一座伊奥尼亚式庙宇前院。至公元前4世纪末，这种柱式被用于里西克拉底的合唱倡导人的纪念塔。一直到罗马帝国风雅的罗马人时代，这一优美的建筑风格才达于鼎盛。

这一时期内，整个希腊世界都在建造庙宇。为了在雕像的精美及庙宇的恢宏上争胜，各城邦几乎破产。在公元前6世纪萨摩斯岛与艾菲索斯的大堆建筑之外，又增加了马格尼西亚、忒俄斯及佰利纳等地的伊奥尼亚式新庙宇。殖民主义者在小亚细亚特洛伊的阿苏斯（Assus）建造了一座近乎古多利安式的雅典娜神庙。在约公元前480年，克罗托那在希腊的另一头，为妇女与婚姻之神赫拉建造了一所壮伟的多利安式神庙，此庙一直保存至1600年，被一名主教因为利用其石材而拆除。在公元前5世纪中，波塞冬尼亚、塞杰斯塔、塞里努斯及阿克拉加斯等地的神庙，以及在埃皮达鲁斯的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庙都是规模空前的伟大建筑。在西西里岛东部的锡拉库萨，由格伦一世建造的一所雅典娜神庙，其柱子屹立至今，部分因改建为天主教堂而得以保存。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弗高里亚附近的巴塞（Bassae），伊克第纳所设计的阿波罗神殿和其另一杰作帕特农神庙迥异其趣，阿波罗神殿内殿围绕着多利安式列柱，而支撑回廊的是伊奥尼亚式柱子，回廊里面的四周及沿伊奥尼亚式柱列内侧表面，有一条几乎和帕特农神庙同样优美的横饰带，而且更具有鲜明醒目的特色。 [18]

埃里亚建筑师利波（Libon），于帕特农神庙前30年，在奥林匹亚建造了一座可与后来帕特农神庙媲美的多利安式宙斯神殿。宙斯神殿前后各有6根柱子，两边各13根，或许粗大得稍欠美观，而且不幸的是以石灰石为材料，外面再涂刷一层灰泥，但顶盖却是用彭特利库斯山大理石制成的瓦。2世纪帕萨尼亚斯告诉我们：由帕纽斯与阿尔卡姆内斯负责雕刻宙斯庙东侧山形墙（gable）三角楣饰上珀罗普斯与奥娜玛斯之间的战车比赛，及西侧山形墙三角楣上拉庇斯与半人半马怪物的搏斗，这实在是雄健有力的雕像。 [19] 据希腊神话，拉庇斯人是色萨利山地的一个部落。当他们的国王庇里托俄斯娶埃里斯的比萨国国王奥娜玛斯之女希波达米亚为妻时，他邀请半人半马怪物参加婚宴。半人半马怪物居住在色萨利的皮利翁山脉附近，希腊艺术将他们描绘成半人半马，可能是为了表明他们野性未脱的山地人性格，或因为他们精于骑术，似乎使人马合而为一，成为亦人亦马的怪物。这些马人在宴席上喝醉了酒，企图抢走拉庇斯妇女。拉庇斯人英勇战斗，打败马人，救回美女。（希腊艺术对这个故事永不厌倦，或许它想利用这个故事来象征驯服野兽，及人与人的兽性之间的搏斗。）东面三角楣的雕像呆滞而生硬，具有古人的风格，西面三角楣上的作品和它相比，似乎不大可能属于同一时代。虽然这些雕像中不少显得粗陋，头发梳的也是古人的发式，但他们栩栩如生，对雕刻布局的运用已臻成熟。令人惊异的是一幅美丽的新娘图，她不是属于纤细柔软型的女人，而是体态丰腴可爱，这足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大动干戈。一个蓄须的马人，一只手搂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按在她的乳房上。马人正要将她从婚礼中抢走，然而这位艺术家却把她表现得镇静自若，或者这位新娘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对对方的热烈示爱动作并非无动于衷。比较不显著而规模也不那么大，但手工更为精致的，是竖纹饰条的间壁，面积广阔，内容是叙述有关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表现神力的故事。其中一个画面中，赫拉克勒斯正在为受罚的巨人阿特拉斯托着天。这一雕刻非常突出，实为一件完美的杰作，赫拉克勒斯在这里不是一个以岩石为筋骨的畸形巨人，而是一个发育匀称健全的普通人。在赫拉克勒斯面前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的头放在柏拉图的肩膀上，倒是非常相称。左边是阿特拉斯的女儿，具有成熟健康妇女的神韵。当这位艺术家让她轻柔地帮助这一壮汉托住天时，或许是他心里想要象征什么。艺术鉴赏家在这些半毁坏的竖条纹饰间壁的雕刻细节上，发现很多缺点，但是对一个外行观察者来说，新娘、赫拉克勒斯及阿特拉斯的女儿，与浮雕历史中任何完美的作品相比，也并不逊色到哪里。

·雅典的重建

在公元前5世纪的建筑方面，雅典在量与质上都领先全希腊。此时，本显得臃肿肥胖的多利安建筑风格，吸收了伊奥尼亚式的高贵幽雅，线条上增加了色彩，装饰配合对称。在苏纽姆的危险的海岬上，人们冒着危险为海神波塞冬建神庙，这座庙有11根柱子。建筑师伊克第纳在埃莱夫西斯城为谷神德墨忒尔设计了一座宽敞的庙宇，而且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雅典人捐款装饰布置这座庙宇供埃莱夫西斯人举办庆典和祭祀。雅典因为邻近盛产上等大理石的彭特利库斯山及南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帕罗斯岛，使当地的建筑师得以享用最佳的建筑材料。帕特农神庙的建筑费为700塔伦（420万美元），雅典娜神像（既是雕像，也是黄金囤储物）耗资1000塔伦（600万美元），未竣工的“卫城前门”（Propylaea）耗资400塔伦（240万美元）。伯里克利在雅典及比雷埃夫斯港的各项较小建筑耗资3000塔伦（1800万美元），雕刻及其他装饰耗资2700塔伦（1620万美元）。自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1年的16年中，雅典政府总共花费9600塔伦（5760万美元）在公共建筑、雕像及绘画上。这笔钱分散在艺术家、工匠、管理人员及奴隶之间，对繁荣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有相当助益。

凭想象我们也能概略地意会出这种令人鼓舞的艺术发展背景。从萨拉米斯岛回来的雅典人，发现他们被波斯占领过的城市几乎完全被摧毁，每一座稍有价值的大型建筑都被焚毁。这样的灾难并不能像破坏城市那样毁灭雅典人，只能使他们更坚强。天灾清除了许多障碍及不适合居住的房屋，给了他们机遇来成就人类的顽固性所不易办成的事，只要危机中粮食毋虞，天才及劳动大众就能建造起比从前更好的城市。雅典人即使在与波斯战争之后，仍不缺乏劳工与各种人才，求胜意志使他们伟大的创建精神加倍地奋发激扬。在30年之内，雅典重建完成新的议事厅、民众集会所、住宅、庭园、城墙以及新港口的新码头与新仓库。在约公元前446年，著名城市设计专家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设计了一个新比雷埃夫斯港，以宽阔、笔直、成直角交叉的街道，代替旧有的杂乱无章而弯曲的小巷，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格。雅典卫城西北1英里处的高地上，一群不知名的艺术家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小的雅典大英雄忒修斯的神殿（Theseum 或 temple of Theseus）。 [20] 雕刻家用雕像装饰三角楣，以浮雕点缀竖条纹饰之间的墙壁，两端内柱上面布置一条横饰带。画家在檐板、竖条纹饰、竖条纹饰之间的墙壁及横饰带上都着上颜色，并且借大理石瓦让光线透入幽暗的内部，制作颜色鲜艳的壁画。 [21]

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家都将他们的精华部分保留给雅典的卫城，这里是雅典城政府所在地和雅典的信仰中心。雅典政治家狄密斯托克利开始这座城堡的重建，并且设计了一座100英尺长的庙宇，因此称之为赫加托波顿（Hecatompedon）。自狄密斯托克利垮台后，这项工程即被放弃。寡头派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假如不想为雅典带来厄运，雅典娜神庙必须盖在被波斯人毁坏的雅典娜神庙的旧址上。不信邪的伯里克利，采用赫加托波顿的原址建造帕特农神庙，尽管始终遭到祭司的反对，计划仍照常进行。在城堡西南的土坡上，伯里克利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音乐厅，为雅典城内独一无二的圆顶建筑物，成为保守派分子讽嘲的把柄，称伯里克利的头也和他的音乐厅一样，是圆锥形的。音乐厅的大部分建筑材料是木头，历经不了多少岁月即告塌圮。在这里，举行音乐演奏会，排演戏剧及酒神节的戏剧，并举办伯里克利创设的每年一度的声乐和器乐比赛。这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家本人也时常担任这些比赛的评判员。

通往城堡的路，在古时候是弯曲、迂回而舒缓的，夹道排列着雕像及还愿的贡品。在接近城堡顶部，有一重宽阔壮观的大理石阶梯，两侧各有一座堡垒。在南堡垒上，卡里克拉底建造了一座小型伊奥尼亚式无翼胜利女神庙。 [22] 外栏上有“带翅胜利女神”的雅致浮雕（部分保存在雅典博物馆），能从远处为雅典带来战利品。这些胜利女神显示出菲狄亚斯最高贵的风格，它们虽不如帕特农神庙中的女神群像来得活泼，但在姿态上更为优美，而其服饰的描绘也更精致、自然。其中有一尊正在系鞋带的胜利女神，实在配冠以“胜利”两字，因她是希腊艺术成功的范例之一。

在城堡阶梯的顶头，尼西克勒斯建造一组迈锡尼塔，其正门有五个通口，每一通口各有一道多利安式的门廊，这些门配合大庙，统称为“前门”。各门廊都有竖纹饰与竖纹饰间壁组合成的横饰带，顶上是三角楣，通道里面大胆地采用了多利安式与伊奥尼亚式的混合体柱子。北厢内壁装饰有波利格诺托斯和其他画家的画，及由赤陶土或大理石制成的还愿者敬献的匾额，因此命名为“匾额厅”。小南厢一直没有建设完毕，战争或因民众反对伯里克利，迫使工程中途停止，留下帕特农神庙的正门，成为一个具有局部美而不完整的建筑。

这些门里面的左侧，是极富东方情调的雅典王厄瑞克忒翁庙。公元前408年斯巴达海军大败雅典于伊哥斯波塔米河，取得了长达21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使雅典陷入混乱与穷困，这一项工程也半途而废。厄瑞克忒翁庙是在伯里克利死后，保守派为惧怕厄瑞克忒翁与塞克若普斯两位古代英雄、旧庙的雅典娜，以及常在该处出现的灵蛇会因迁移神殿地址而惩罚雅典，于是开始兴建。这项建筑的多重用途已决定其设计，而且破坏了其完整性。一厢献给雅典娜，里面供的是她的古代雕像，另一厢则献给厄瑞克忒翁与海神。内殿前面围着的不是统一的列柱中庭，而是三个独立的门廊。北面及东面门廊用纤细的伊奥尼亚式柱支撑，俊秀挺拔，为柱式之冠。北门廊入口装饰有雕花大理石飞檐，极为别致。内殿里面放一座粗陋的木雕雅典娜神像——善男信女以为自天上降下，里面也有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由雕刻巨匠凯利马科斯用黄金制成，并且饰以科林斯式的爵床叶。南门廊就是著名的“少女走廊”（Caryatids, Porch of the Maidens） [23] ，这些头顶重担的少女，可能起源自东方人以头荷篮筐的习俗。早期出现在小亚细亚特拉勒斯（Tralles）的少女形廊柱，显示出东方——或许是亚述——形式的渊源。“少女走廊”上的石柱少女，服饰雕刻得非常华丽雅致，膝盖自然微曲，给人并不吃力的感觉。虽然这些女士健壮，似乎其力量仍不能充分表现出这种最佳建筑设计所要表达的坚固与可靠的支撑作用。这种超越常轨而格调不高的做法，或许不为菲狄亚斯所苟同。

·帕特农神庙

公元前447年，伊克第纳在卡里克拉底的协助及菲狄亚斯和伯里克利的全盘监督下，开始为雅典娜建筑一座新庙。他在这栋建筑物的西端，安排一间房子给雅典娜的处女祭司，并称其为“童贞女之室”。由于年代久远，以讹传讹，结果被建筑人员应用于整栋庙宇。伊克第纳采用彭特利库斯山出产的铁纹白色大理石，堆砌石墙没有使用灰泥和长方形的石块，切割得非常精确，而且研磨得极为平滑，两块石板接合时，像一整块一样，看不出接缝。柱子中间钻孔，两柱连接时，孔中插橄榄木杆，石柱两端的接触面，也几乎密合无缝。

其风格是纯多利安式的，具有古典的淳朴美。整个建筑呈长方形，因为希腊人并不欣赏圆形或圆锥形。其规模为228×101×65英尺，不算最大。但是像雕刻家波留克列特斯所要求的对称原则那样，建筑物的每一部分都与其柱子的直径成一定比例。在波塞冬尼亚，柱子的高度为其直径的4倍；而这里，高度为直径的5倍。这种新的形式正介于斯巴达的粗壮与雅典的优雅之间。每一根柱子自柱脚向上至柱腰，稍稍加大（直径0.75英寸），自柱腰至柱顶又稍稍缩小，并向柱列中心微倾，四角的柱子要比其余的柱子稍粗。每一柱列的基台及柱顶线盘的水平线皆向中心隆起，因此从任一假设水平线的一端向前望去，无法看见水平线的另一半。竖条纹饰间壁并非正方形，但其设计自下面看来像是正方形。所有这些曲线是矫正视力错觉的巧妙方法，若非利用这些曲线，基台水平面的中央看起来似乎令人觉得下陷，柱子自柱脚以上似乎渐渐缩小，四角柱子显得比其余柱子较小，且向外倾。作这样的调整，必须对数学与光学具有相当的知识，而这一点知识，仅仅是建筑一座由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而成的庙宇所需要的特殊条件之一。在帕特农神庙中，每一条直线都是弧形的，而且像绘画那样，在微妙的组合上，每一部分都集向中心点。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富于弹性且优美，似乎赋予石头以生命与自由。

在柱顶线盘平台上，有竖条纹饰与竖条纹饰间壁交错相间的浮雕，总共有92幅竖条纹饰间壁高浮雕，其内容仍然是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希腊人与黑海边的亚马逊女战士、拉庇斯人与马人以及巨人与神之间的战争中“文明”与“野蛮”的故事。这些石板上的浮雕显然出自众人之手，而且各人的技艺参差不齐。它们在手艺造诣上，不能与内殿横饰带上的浮雕相比拟。山形三角楣上的雕刻是竞技场上雄赳赳的运动员群像。从三角楣靠近入口那里，观众可看到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上诞生。这里有一幅进行哲学沉思又温文憩息的巨人、壮伟的雅典英雄“忒修斯” [24] 的卧姿像，一幅曾在《伊利亚特》中担任使神的彩虹女神伊丽丝的精美雕像，着紧身衣裳，然而被风吹拂着——菲狄亚斯认为不飘动衣袂的必定是邪风，也有正在为奥林匹亚山诸神斟酒的庄严的青春女神赫拉，及令人肃然动容的“命运三神”。在左角上有4个马头，眼睛闪闪发光，鼻子喷着热气，嘴里因飞奔而冒着涎沫，报道旭日东升；在右角上，月亮驾着她的马车向西沉落了，她这8匹马是建筑史上最骏逸的。在西边三角楣上，雅典娜在与海神争夺雅典的统治权。这里也同样有马，像是在补救人类荒唐的行径；偃卧的形象夸张地象征着雅典那几条狭小的河流。或许，男人像过分粗壮，女人像过分松弛。但是，很少有雕刻图案的排列能如此自然或如此巧妙地配置在三角楣狭隘的空间内。“所有其他雕像，”18世纪意大利雕刻家甘诺瓦（Canova）夸大地说，“都是石头做的，这些是有血有肉的。”

不过，更可爱的还是横饰带上的男女雕像。一套最著名的浮雕，就在回廊内沿525英尺长的内殿外墙顶端。那里面可能是雅典的少年男女，在雅典娜庆典举行运动会的那天向雅典娜顶礼膜拜。参拜行列的一部分自西边开始，转向北边而东，另一部分自南而东，会合于东面雅典娜面前，这位女神骄傲地将其殷勤的款待及胜利的果实献给宙斯与奥林匹斯山诸神。英姿焕发的武士骑着骏马，显要坐着马车，老百姓安步当车，标致的小姑娘和沉静的老年人，手捧橄榄枝和一盘盘糕点，扈从肩背酒囊，肃穆的妇女呈献给女神她们很早以前即开始纺织与刺绣的头纱，待宰的祭品缓慢步向死亡，名门闺秀携带祭祀的器皿用具，乐手用笛子奏着不成调的古老小曲。少有动物或人享受艺术上如此隆重的礼遇。在仅2.75英寸深的浮雕上，雕刻家用明暗及实体表现法所表达的深度，能让人感觉到这一匹马或骑士超越了另一匹马或骑士，然而事实上最近的一匹马或骑士其背景并不比其余的高。将如此不同凡响的浮雕作品放置在高得不能令人尽情欣赏的地方，或许是一个错误。菲狄亚斯定会闪动着眼睛，以神可以看到的理由而原谅自己。可是，当他雕刻时，诸神已濒临死亡。

横饰带上取坐姿的诸神底下，是通往内殿的入口。内殿比较小，大部分空间除了被支持庙顶的双节柱列占掉之外，剩下的就是中堂与两条走道。靠西边，雅典娜金光闪亮的衣裳撩花了朝拜者的眼睛，他们或许畏惧她的长矛、盾牌及灵蛇。在雅典娜后面是“童贞女之室”，以4根伊奥尼亚式柱子作为装饰。大理石瓦能透入些微光亮至中堂，但仍可以遮挡热气。而且，诚敬像爱情一样，反对太阳。飞檐装饰得非常精细，用赤陶土镶边，装有滴水兽以排走雨水。该庙许多地方都涂色过，所用的不是柔和的颜色而是鲜明的黄、蓝、红。大理石是用牛奶调和橘黄颜料洗涮过，竖条纹饰及镶板的部分是蓝色的，横饰带底子也是蓝色的。竖条纹饰间壁是红色的，而且那里面每个图案都经过着色。习惯于地中海艳阳天的人要比北欧人更能忍受和欣赏较明朗的色彩。如今，每当夜晚，天际瞬息幻变的景象，或皎洁的月光，或夜市灯光伴着星星，透过每一处有顶盖的空间时，颜色已剥落的帕特农神庙是最美的。 [25]

希腊艺术是希腊最伟大的产品，因为希腊艺术的伟大作品虽然一件又一件相继为时间所湮灭，其形式与精神却保存了下来，足堪为许多艺术、许多年代及许多国家的引导与鼓励。希腊艺术像所有人为的事物一样，自然有其缺点。雕刻太讲求形式，很少能触及灵魂深处。它给予我们的感觉，是对其完美形式的赞美，而不能感觉其生命。希腊建筑过分拘囿于形式与风格，经历千年而依旧墨守迈锡尼式长方形建筑式样。在非宗教性的建筑方面一无所成。它所尝试的是建筑上比较容易的技术，而避免像拱形结构这样困难的建筑，否则规模将更为恢宏。其屋顶是用便利而笨拙的内部重叠柱列支撑。庙宙的内部挤满了与建筑物不成比例的雕像，而其装饰则缺乏我们认为的古典风格所应有的淳朴与约束。 [26]

尽管有这些缺点，仍无法抹杀希腊艺术创造古典风格这一事实。这种风格的精髓——容作者在本章结束时重述其主旨——在于秩序与形式：适度的设计、表达及装饰，部分的对称与整体的统一，强调理而不完全放弃情，及一种以与规模无关的淳朴与崇高为满足而含蓄的真、善、美。除哥特式外，没有任何其他建筑风格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希腊雕刻依旧是属于理想的一种，直到昨天，希腊式柱还在建筑上占绝对优势，而令其他形式气馁。我们能挣脱希腊人的影响，是一桩可喜的事，即使是最完美的事物，假如长年不变，也使人消沉。然而，我们完成解脱已如此之久，我们仍能从那古典艺术表现合理生活的形式与希腊人所给予人类最具特色的贡献的风格中，找到新的启示与鼓励。

注释

[1] 修昔底德在其所撰的历史中引述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爱美而不过分铺张。”

[2] “古人认为，”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年）说，“美的事物只是有用的事物特别显明的特点。”

[3] 波利格诺托斯以爱上西蒙之妹艾皮尼斯（Elpinice）并将她画成特洛伊城的妇女劳迪西亚（Laodicea），作为他对西蒙的报答。

[4] 1887年当罗马路德维希别墅被拆时，发现了一块大理石。原件在罗马特尔梅博物馆（罗马国立博物馆），另有一件完好的仿制品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5] “深度标示系统”是在一块雕刻材料上的若干部位标示出石匠应切割的深度，然后交由雕刻家雕刻。这种方法开始应用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希腊。

[6] 收藏于卡皮托利尼博物馆，可能仿制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作品。

[7] 收藏于雅典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复制品。

[8] 从大英博物馆所珍藏、传说仿制自波留克列特斯的赫拉的罗马婚姻女神朱诺的高贵头部，或许仍可以找出其威仪。

[9] 罗马特尔梅博物馆藏有由一名罗马艺术家仿制其躯干的大理石精致品。慕尼黑博物馆有一件晚期的青铜仿制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珍藏的仿制品是综合梵蒂冈所藏的躯体及来自意大利朗切洛蒂（Lancelotti）博物馆的头部而成。

[10]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仿制品。

[11] 1890年，德国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挖掘到“胜利女神”像的残骸，经拼合后收藏于奥林匹亚博物馆。和《胜利女神》几乎同样美的是《美人鱼》（Sea Maidens ），在吕底亚的桑索斯（Xanthus）古迹废墟中发现时，没有头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希腊精神甚至已经深入亚洲地区。

[12] 没有可信的仿制品遗留下来。

[13] 铜像约于330年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可能毁于该城1203年的兵燹中。

[14] 假如我们以保存在雅典博物馆的勒诺曼（Lenormant）与瓦瓦卡（Varvaka）两座雅典娜女神像作为评断的依据，那么菲狄亚斯的雅典娜并不值得让人多欣赏。前者体形粗壮而脸孔浮肿，后者的胸前爬满了圣蛇。

[15] 约公元前438年。菲狄亚斯晚年遭遇的各项大事的确切日期及经过情形欠详。

[16] 宙斯神像除其基台碎片外，未遗留下其他东西。

[17] 巴黎卢浮宫所收藏的着衣维纳斯像，可能仿自该雕像。

[18] 迄今犹存有38根柱子、内殿断壁及内柱残骸。横饰带的碎片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内。

[19] 这些人物雕像现存于奥林匹亚博物馆（Olympia Museum）。

[20] Theseum这词有误，因为该庙建造于公元前425年，不可能是西蒙于公元前469年移进据认为是忒修斯尸骨的那座忒修斯神庙（Theseum）。但时间能像冲淡罪恶那样冲淡错误，于是在缺乏确凿考据的情形下，一般人仍沿用这个流传下来的名字。

[21] 忒修斯神庙是所有古希腊建筑物之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虽然如此，但仍欠缺大理石瓦、壁画、内部雕像、三角楣上的雕刻，以及几乎全部外面的颜色。竖条纹饰间壁遭到严重损坏，其浮雕几乎无法辨认。

[22] 塑造胜利女神像，时常不带翅膀，这样她才不会弃绝受其保护的城而去。该庙于1687年被土耳其人拆毁，改作堡垒。埃尔金（Elgin）爵士抢救了几块横饰带石板送回大英博物馆。1835年，该庙原有石材被收集起来，在原址上恢复庙宇旧观，并且用赤土陶修补横饰带缺失部分。

[23] 这一名称由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斯（Vitruvius）首先用于廊柱少女像，原指伯罗奔尼撒半岛拉克尼亚的卡利阿（Caryae）地方女神阿尔忒弥斯庙的女祭司像。雅典人仅称她们为少女（Korai）。

[24] 帕特农神庙各雕像的名称大多是牵强附会的。

[25] 帕特农神庙，像厄瑞克忒翁神庙与忒修斯神庙那样，被改作天主教堂而保存下来。名称并没有关系，反正这座庙是献给“童贞女”（这个词雅典人用来称呼雅典娜。对于基督徒，the Virgin指圣母玛利亚）。土耳其人于1456年占领后，将其改为清真寺，顶上增加了一个尖塔。1687 年威尼斯人围攻雅典城时，土耳其人用它来储放大炮每天所用的火药。威尼斯军队的司令官得到消息后，命令炮手向帕特农神庙开炮。一发炮弹正好从庙顶落下去，引燃里面的火药，炸毁了半栋建筑。攻陷雅典城后，莫罗西尼（Morosini）也曾经想搬走神庙的三角楣雕刻，但是他的工人往下放时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1800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埃尔金爵士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允许，搬运一部分雕刻送往大英博物馆，他所持的理由是，由那里保管比在雅典更安全，不易受气候与战争的破坏。埃尔金爵士运回英国的艺术品包括12座雕像、15块竖条纹饰间壁及56块横饰带石板。大英博物馆的雕刻方面的专家建议拒购这一批古物，经过10年漫长的谈判交涉，大英博物馆同意出价17.5万美元收购，这一数目仅及埃尔金爵士所花价款及运费的一半。数年后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1821—1830年），雅典城堡（卫城）曾两度遭受轰击，厄瑞克忒翁神庙多处被毁。部分帕特农神庙的竖条纹饰间壁仍在原处，雅典博物馆及巴黎卢浮宫各自藏有少数横饰带石板。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市民以原庙同样的大小及类似材料，建造了一座帕特农神庙，据我们所知，内部使用了相同的装饰与颜色。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凭推想仿制出一套小型的内部装饰。

[26] 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雅典卫城或奥林匹亚神庙区内建筑物杂乱无章的现象，究竟是由于他们的格局所限，抑或是历史的偶发事件造成的，则难下定论。

第五章 知识的演进

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文化活动主要分为三类：艺术、戏剧、哲学。艺术的灵感来自宗教，戏剧是以战场为故事背景，而哲学则以受害者为主题。由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成立之初就专断地制订共同遵守而不容易改变的信条，因此，宗教迟早会与我们可确信地称之为知识进步的、流畅而多变的世俗思想潮流发生冲突。在雅典，这种冲突并不总是表面化，也不直接影响一般民众。哲学家与科学家从事他们的学术工作时，并不明显地攻击大众的信仰，而是时常借旧宗教的用语作为他们新信仰的标志或假托，以缓和冲突的尖锐化，像对阿那克萨戈拉、阿斯帕西娅、米诺斯岛的第亚哥拉斯、欧里庇得斯及苏格拉底等人的控诉，牵涉到当事人生死的正面冲突，只是偶尔发生。但是此种冲突确实存在。它像是伯里克利时代的一支主题曲，被谱奏出各种调子，被透彻地表达为各种形式，它从诡辩家的怀疑论与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中被最清晰地听到，它也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剧论、欧里庇得斯的异端邪说，甚至保守派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离题的嘲谑中，隐约地被揭露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正是此种冲突炽烈化的总结。围绕这个主题，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谱奏出它的精神生活。

数学家

纯科学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仍是哲学的附属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哲学家而非科学家。对于希腊人，较高深的数学不是实用的而是推理的工具，在于建构一个抽象的知识世界，而不在于征服现实的自然环境。

在伯里克利时代之前，常用的算术幼稚而笨拙。计数时，“Ⅰ”代表1，“Ⅱ”代表2，“Ⅲ”代表3，“Ⅳ”代表4，而5、10、100、1000、10 000则分别以“pente ”、“deka ”、“hekaton ”、“chilioi ”、“myrioi ”希腊词的第一个字母表示。希腊数学从来没有零的符号。像我们的数学显示出曾受东方人影响一样，希腊人计数所用的十进位来自埃及。而用于天文地理的计数，则采用巴比伦的12或60进位法，今天我们的钟表、地球仪、地图仍旧沿用。或许算盘可供人作较简单数字的计算。他们对于分数感到特别困难。希腊人演算繁分数时，以1作为公分子，而将其化为分数之和。因此，要表达23/32时，必须分列为：1/2＋1/8＋1/16＋1/32。

基督时代以前的希腊人，我们未曾闻有代数的学说。但几何学却是希腊哲学家的热门课程，不过也同样少用于实际，而着重于理论上的兴趣和演绎逻辑的奇妙，玄奥与简明的结合以及思想上的宏伟建设。特别吸引这些形而上数学家的3个问题就是：圆积法、一角三等分、立方体体积加倍。第一项问题曾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Birds ）中出现而流行一时。剧中有人扮演天文学家梅顿（Meton），手里拿着计算尺与两脚规出现在台上，给人示范如何使一个圆周成为一个正方形，也就是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与一已知圆相等。可能是这一类问题导致较晚期的毕达哥拉斯创立无理数及无公约数之说。 [1] 同时，也由于毕达哥拉斯对抛物线、双曲线及椭圆形的研究，为帕尔加（Perga）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从事探讨的划时代的锥线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约公元前440年，爱琴海希俄斯岛的希波克拉底（不是那位医药之父）出版了第一本几何学书，而且解决了求月牙 [2] 面积的问题。约公元前420年，埃里斯的希庇亚斯借割圆曲线完成角的三等分法。约公元前410年，阿夫季拉的德谟克利特宣称：“在按指定的条件下作线，甚至包括埃及人在内也没有人能胜过我。”他写了4本几何学书，而且发现了求圆锥及角锥面积的公式。总而言之，希腊人在几何上的杰出表现与其在算术上的不高明，形成强烈的对比。希腊人即使在他们的艺术中也充分发挥其几何学方面的才华，他们利用几何学使其陶器与建筑上的装饰多姿多彩，而且决定帕特农神庙结构的对称与曲度。

阿那克萨戈拉

伯里克利兴盛时代，雅典法律禁止天文学的研究，这也是宗教与科学斗争的一部分。恩培多克勒在阿克拉加斯城指出，光由某一点行至另一点，中间需要时间。巴门尼德在埃里亚城宣布地球是球形的，并将其划分为5个区，他还观察到月球始终以其光亮的一部分朝向太阳。在底比斯，毕达哥拉斯派信徒菲罗达斯否定地球是宇宙中心，将其降列为围绕着一团“中央火”旋转的众多星球之一。菲罗达斯之徒利西帕斯认为，星星的起源归因于物质随宇宙旋转运动的吸引，继续运行而燃烧与聚结所致。利西帕斯之徒、专门从事巴比伦知识研究的德谟克利特在阿夫季拉，形容银河为众多小星的汇合，并谓天文史是无数宇宙发生周期性冲击及毁灭的总结。奥诺庇德斯在希俄斯发现地球轨道的倾斜。公元前5世纪，几乎在每一个希腊属地都可以看见在一个无科学仪器可言的时代中诚属难能可贵的科学发展。

但当阿那克萨戈拉也想在雅典致力于类似的工作时，却发现当地人民与议会对自由探讨学问满怀敌意，其仇视程度犹如伯里克利令人鼓舞的友情一样。在约公元前480年，他自克拉佐曼纳来到雅典，年方弱冠。他对阿那克西米尼的星球研究非常入迷。因此，当有人问他生命的目的时，他回答说：“太阳、月亮及天体的探索。”他为了绘制地球及天空图而倾家荡产，在此同时，他所撰写的《论自然》（On Nature ）一书，被雅典知识界称誉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著作。

《论自然》是继续伊奥尼亚学派的传统与推论。阿那克萨戈拉说：“宇宙开始时是由各种太初（Spermata, diverse seeds）所组成的混沌世界，‘精神’（nous ， mind）充塞其间，‘精神’极少属于物质的，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和活动的来源极为相近。”正如同我们的心智约束我们的行动，“宇宙精神”（World Mind）整饬太初，将它们纳入“漩流” [3] ，并引导它们趋向组织形态上发展。这一漩流将太初分为“四行”——火、空气、水、土，并且将世界分隔为两个旋转层，外层为“以太”（ether），内层为空气。由于这种激烈旋转的运动，周围猛烈的“以太”将石块撕离地球，并将其点燃成星星。太阳和星星为无焰燃烧的岩石团。他说：“太阳是一个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许多倍的赤热团。”当它们的旋转劲势削弱时，外层的岩石落在地球上，成为陨石。月球是一个发白热光的固体，表面上有平原、山岳及峡谷。它从太阳那里接受光，而且在所有天体中，月亮最接近地球。当地球介于中间时，发生月食，月球介于中间时，发生日食。可能其他星球像地球一样有人居住，那里的人有组织，也有其他动物，人口聚居在市镇，而田野有农作物，就像我们地球上的人一样。我们这个星球的内层或气体层，经过不断地凝结，产生了云、水、土、石。风是由太阳热产生的大气稀化的结果，雷霆是由云层冲击所触发，闪电是由于云层的摩擦。物质的质量永远不变，但是一切形态有开始也有幻灭，经过相当长的岁月，山将变为海。宇宙中各种形态与物体的形成，是因均态的构成分子的不断增长扩大所致。所有有机体起初都是由泥土、水分及热产生，然后由有机物自相繁衍。人类之所以能进化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他能直立，空出手来把握东西。

这些成就——天文学的基础，日食、月食的正确解释，星系排列的合理假设，月球借光的发现，以及人类与动物生命的演进观念——使得阿那克萨戈拉顿时成为当时的“哥白尼”与“达尔文”。假如他在解释自然与历史现象时，未疏忽他的“精神”，雅典人可能会原谅他这些深入的科学观察。他们可能怀疑他这“精神”，像欧里庇得斯在故事中安排峰回路转的神力（deus ex machina ）或奇遇情节，是用来挽救作者自己的老命。亚里士多德说，阿那克萨戈拉无处不在探寻自然现象的解释。一只独角公羊被带到伯里克利面前，占卜者把它解释为神异之兆，阿那克萨戈拉却叫人将羊头劈开，发现大脑不是生在头盖骨两边，而是向上向中间生长，因此长出了独角。他用自然现象解释流星，并将许多神话人物贬降为人物化的抽象表征，开启知识浅薄者的心窍。

雅典人一度对他非常优容，仅称呼他为“精神”。伯里克利那善于煽动的政敌克里昂找不到其他方法来打击他的声望，于是正式控告阿那克萨戈拉对神不敬，说他曾将太阳（当时的希腊人仍信奉为神）形容为着火燃烧的一堆石头，而且冷酷无情地追根究底。尽管有伯里克利勇敢地为他辩护，这位哲学家最终还是被判有罪。 [4] 阿那克萨戈拉不想被毒芹做的毒药毒死，于是逃奔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兰波索斯（Lampsacus），在那里以教授哲学为生。 [5] 当消息传来，说雅典人已判他死刑时，他说：“自然很久以前即已将他们和我一起判定了。”他数年后去世，享寿73岁。

雅典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落伍情形从其历法中反映出来。希腊人没有通用的历法，各城邦有自己的一套。全希腊共有4种起算年份的方法，即使是月份名称，越过边界即不一样。雅典历法是按月亮计算月份，但按太阳计算年份。因为阴历12个月只有360天，为使其日历配合太阳及季节，因此每隔一年增加一个月。但由于这样又使每年多出10天，梭伦将月份的半数改为29天，其余一半月份为30天，每月分为3个星期，每星期10天（偶尔为9天），每年仍有4天多余，希腊人每隔8年去除1个月。经过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迂回算法，终于使一年达到365.25天。 [6]

与此同时，地理学也有相当进展。阿那克萨戈拉将每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正确地解释为由其上游依索匹亚春天化雪及春雨所造成。希腊地质学家将直布罗陀海峡的形成归因于大地震，爱琴群岛由于海下沉所致。在约公元前496年，吕底亚的桑索斯推测，地中海与红海原先在苏伊士连接。埃斯库罗斯同意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西西里岛是地动将其从意大利分裂开。卡利亚的西拉克斯（Scylax，公元前521—前485年）探测了地中海和黑海的全部海岸。似乎没有希腊人能像伽太基人汉诺（Hanno）那样敢于航海探险，他曾率领一支60艘船的舰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下到非洲西海岸约2600英里（约公元前490年）。公元前5世纪末，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已在雅典普遍使用。据我们所知，虽然帕特农神庙的曲线显示出对光学的相当知识，但其在物理方面的发展非常落后。至公元前450年，毕达哥拉斯派宣布，希腊人的科学假设中，最具永恒价值的要算“物质是由原子构成”。恩培多克勒以及一些其他人曾论述：人类是由较低级的生命形态进化而来，并且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过程是缓慢的。

希波克拉底

理性医学的兴起，是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医学大部分是与宗教纠缠在一起，治病仍然是由“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庙里的祭司负责。他们所使用的是经验诊断加上拜神仪式与符咒的混合疗法，触发并消除了病人的幻觉，也可能使用催眠术及某种方式的麻醉。俗人医师与祭司医师相竞争。虽然双方都宣称阿斯克勒庇俄斯为其鼻祖，但俗人医师拒绝求助神力，承认不能凭奇迹治病，这样慢慢将医学导入正轨。

世俗医学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分为4大派：小亚细亚的科斯和克尼都斯，意大利的克罗托那，及西西里岛。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是半哲学家半奇人，在医学上，与理性医学执业者阿克翁同享崇高的荣誉。早至公元前520年就有出生于克罗托的医生德莫塞德斯（Democedes），他曾在埃伊纳、雅典、萨摩斯岛及苏萨等地行医，并为大流士王与阿尼沙王后治过病。晚年他返回故乡，在那里度过余年。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在克罗托那出了一些在希波克拉底之前最出色的医生。阿尔克曼一直被称为真正的希腊“医学之父”，但是他显然只是其肇端年代渊远不可考的世俗历史中一个较晚期的名字。公元前5世纪初，他曾撰写了一本《论自然》（On Nature ）——这是当时希腊人讨论一般性自然科学时的常用名称。据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找出视神经与由中耳通至咽喉的欧氏管（Eustachian tubes），解剖动物，解释睡眠时的生理状态，认定脑为思想的中枢器官，而且精确地将健康解释为身体各部分组织处于和谐状态的希腊人。在克尼都斯，最著名的医生是欧里弗伦（Euryphron），他编纂了一本医学摘要——《克尼都斯摘录》（Cnidian Sentences ）——而见知于世，说明胸膜炎（pleurisy）为肺病，将许多疾病归因于便秘，而且成为妇科名医。科斯与克尼都斯两大医派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克尼都斯派不赞成希波克拉底以一般病理症状作“预断”（prognosis），即根据症状对病症的经过和结果所作的预断，而坚持将各种病症详细分类，然后予以对症下药。结果，出于明智的抉择，许多克尼都斯派医生遵循《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llection ）所指导的方向。

我们从苏伊达斯所撰写的简本《希波克拉底传记》中知道，他是当时的杰出医生。他出生在科斯，与德谟克利特同年，虽然彼此的家相隔甚远，他们却成为莫逆之交，或许这位号称为“笑面哲学家”的德谟克利特对医学的世俗化也曾有一分贡献。希波克拉底是一名医师之子，在成千上万前来科斯取温泉水的病患与游客人群中长大及行医。其老师是色里布利亚的希罗底库斯（Herodicus），老师训练他，让他给病人多用食物与运动而少用药物治疗。马其顿王波底克斯（Perdiccas）与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曾接受他的诊治，可见其声誉之隆。公元前430年，雅典派人请他来遏止大瘟疫的蔓延。他的好友德谟克利特笑他老不死，这位伟大的医生谢世时享年83岁。

古代医学文献中没有比被认为由希波克拉底所编辑的论文集，搜罗更为详备的著作。文集中有供医生研读的教科书、家庭医疗指导、对学生的演讲稿、研究与观察心得报告、重要诊断临床记录，以及诡辩家就医学的哲学或科学方面所发表的论文。其42件临床记录，为此后1700年中所仅有的范例。这些记录说明60％的病例因药石罔效而死亡，记载非常忠于事实。文集中仅有4篇为一般人承认是出于希波克拉底的手笔：《箴言》《症状判断》《急性疾病之摄生疗法》及《论头部伤口》。《希波克拉底大全》的其余部分都是别人撰写，作者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皆有。文集中也有不少胡诌的作品，但其情况不会比将来的人发现今天的论文与史料更为荒诞不经。多数材料是断断续续从零星片断中收集而成。在《箴言》中有一句名言：“艺术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时光飞逝。”

希波克拉底和其后继者的历史任务，是将医学从宗教与哲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偶尔，像在《急性疾病之摄生疗法》中建议用祷告帮助治疗，但是文集中绝大多数都是坚持依赖理性疗法。在《神圣疾病》的论文中，直接攻击疾病由神所引起的理论。所有疾病，作者认为皆有其自然原因。一般人认为是着魔的癫痫症也不例外：“人们仍旧相信此病起因于神，是由于他们对其茫然无知……江湖郎中和庸医对其束手无策的情形下，躲藏在迷信后面。将‘神圣’两字加在此病头上，为的是掩饰自己的愚昧无知。”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属于典型的伯里克利时代精神——富于幻想但切合实际，痛恶神秘，厌倦神怪，认识宗教的价值，但极力以理性的观点来了解世界。诡辩学派的影响力可以在这医学解放运动中感觉到。事实上，由于哲学强力地左右了希腊的治疗法，科学不得不为扫除障碍而与哲学和神学两面作战。希波克拉底坚持认为，哲学理论不容有在医学上立足的余地，治疗必须凭借对各个病例与实际状况的仔细观察及正确的记录。他并没有确切地体会到实验的价值，但决心接受经验的指导。

希波克拉底派医学受到哲学影响的是其曾名噪一时的“体液”（humors）之说。希波克拉底说，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及黑胆汁所组成的。当一个人的体内这四液的比例适当而调和，他就能享受最佳的健康，疾痛是由于其中一液不足或过多，或与其他三液隔离所致。这项理论比任何其他古代的医学假说更为持久，直到上一个世纪才被放弃，或许因转变为今天的荷尔蒙或腺分泌而得以延续。因为“体液”的功能被认为受气候与饮食的影响，而希腊当时最流行的疾病是感冒、肺炎及疟疾。希波克拉底曾就空气、水、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撰述了一篇简短的论文。“人可以大胆地使自己暴露于寒冷，”他告诉我们，“但是饭后或运动以后却例外……不让身体受冬天的寒气冻一冻，是不好的。”这位科学化的医生不论定居何处，他总要研究气候、时令、饮水及土壤对当地人口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派医学的最大弱点是其诊断方法。他们显然不摸脉搏，测量体温用简单的触觉，听诊用直接方法。他们了解疥癣、眼炎及肺结核是传染病。《希波克拉底大全》中对于下列病症有极为卓越的临床诊断：癫痫、传染性腮腺炎、妇产败血症、每日热、间日热、四日热。但未曾记载天花、麻疹、白喉、猩红热、梅毒，也未提及伤寒症。《急性疾病之摄生疗法》因倡议先期征候诊断及防治疾病于未然，而促进了保健医学。希波克拉底特别偏爱“预断”：他认为一名好医生应该从经验中学习观察各种身体状况下的征候，并且须能于发病初期预测病情可能发生的变化。多数疾病到达严重阶段时，若不能予以治愈，就可夺走病人的生命。对危险期的准确推算，是希波克拉底理论的特征要素。假若在危险期中身体本身产生的热能克服病原体，并将其排泄掉，病即可痊愈。诊疗时，本能——体力与体质——为主要治疗手段，医生所能做的只是排除或减少对这种本能防御与复原功能的障碍。因此，希波克拉底派的治疗很少用药物，而主要凭借新鲜空气、催吐、坐药、灌肠、吸器放血、抽血、热敷、涂药膏、按摩及水疗法。希腊医生用药多属净化剂。皮肤病以硫黄浴及涂敷海豚肝油治疗。“过一种健康生活，”希波克拉底建议说，“这样除了传染病或意外伤害外，你不容易得病。假如不幸得病，适当摄生疗养，最能使病体复原。”如病人身体状况许可，医生常让其停食，因为“越营养病体，越对它们不利”。一般情形下“人应该每天只吃一餐饭，除非他的肚子太干枯”。

解剖学与生理学在希腊也稍有进步，这点成就多归功于卜卦时研究动物内脏的心得。被收辑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论心脏》小册子，曾描述心室、大动脉及心瓣。塞浦路斯的塞内西斯（Syennesis）与克利特的第欧根尼曾著文讨论血管系统，而第欧根尼还了解了脉搏的意义。恩培多克勒认识到心脏是血管系统的中心，并认为心脏是将重要呼吸（可能是氧气）经过血管而输送至身体每一部分的一个器官。《希波克拉底大全》继续阿尔克曼的研究，认定脑是知觉与思想的中心，“通过脑，我们思想，眼看，耳闻，辨别丑与美、好与坏”。

外科手术大多数情形下仍然属于资深的普通医生所做的非专门工作，虽然军队有外科医生的编制。希波克拉底的文献中叙述切锯手术，而治疗肩骨或颚骨脱臼的方法，除了没有麻醉剂外，其他都合乎“现代化”。雅典阿斯克勒庇俄斯庙的一块贡碑（votive tablet）上刻着装有全套外科器具的折叠包。埃皮达鲁斯的小博物馆为我们保留下来古代的外科工具，其中镊子、探针、小刀、导尿管及反光镜，大致像今天所用的，某些雕像显然在示范减少髋关节脱节的方法。希波克拉底的《论医师》（“On the Physician”）一文中，对手术室的准备、自然与人工光线的布置、手的清洁、器具的保养与使用、病人的位置、伤口的包扎等，都有详细的说明。

从这些及其他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希腊医学到了希波克拉底时代，不论在技术上与社会上都已有长足的进步。在他以前，希腊医生从这城奔到那城，像当时的智者学派或现代的传教士，视工作需要而迁徙。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他们定居下来，开设“医疗处”或办公室，看门诊或出诊。女医师为数甚多，通常给她们的同性看病。她们之中部分曾就有关皮肤与头发的保养问题，发表权威性论文。政府并不对想执业的医师举行公开考试，但要求被认可的执业医师提供学徒或受业的及格证明。各城邦政府借雇用医师从事公共卫生与保健工作及给予贫苦民众免费治疗，而推广私人医学，使医学社会化，像德莫塞德斯这样第一流的由政府聘请的医师，年薪达2塔伦（1.2万美元）。那时候当然也有庸医，以及像任何时期的情形一样，有数不尽的滥竽充数的江湖郎中。医师这一行，像其他时代一样，受到少数庸劣或不肖之徒的牵累。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关于庸医的笑话之多，犹如男女婚姻方面的逸闻。

希波克拉底以强调医德来提高其职业地位。他既是医科老师，也是从业医生，人们认定由他首创的医师誓约，是用来确保学生对教师的忠诚的。 [7]

《希波克拉底誓约》

本人在医神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健康女神希吉亚（Hygiaea）、医疗之神潘那西（Panacea）以及所有神和女神之前宣誓，以他们为我的见证，我愿尽我的能力与判断，践履本誓约与契约。对待我们的业师如我自己的父母一样。以他为我生活上的伙伴，他若需钱，与他共享。视他的子嗣为我的兄弟，如他们愿意学习，我完全有义务教导他们。我们的信条、口述和所有其他知识，除我自己的儿子、老师的儿子及曾立下医师誓约与契约的学生外，不传授给任何其他人。我愿尽我的能力与判断，用医疗帮助病患，但决不用来伤害人及用于不正当目的。我决不受人要求去毒害任何人，也决不建议人这样去做。我同样不用子宫环为妇女避孕。我将使我的生命和技艺保持纯洁而神圣。我决不用刀伤害患者，即使是结石病，也让从事结石治疗的专家去做。不论进入任何人的住宅，我将帮助病患，我决不故意做错事与伤害人，尤其不摧残男人或妇女的身体，不论他们是奴隶或自由人。不论我在执业时，还是工作以外与人接触中，所见所闻，只要不应对外揭露，我决不宣泄，而将其视作神圣的秘密予以保守。现在假如我实践了本誓约而未曾违背，愿我在众人中为我的生命和技艺获得永远的荣誉，但是，假若我背弃誓约，愿相反者降临在我的身上。

医师，希波克拉底补充说，应该保持个人的整齐清洁，适宜的仪表。他必须永远保持冷静，必须使自己的举止能触发病人的信心。他必须：

谨慎检点自己，而且……仅在绝对必要时才说话……当你进入病人的房间时，须注意坐姿、保持拘谨、整饬衣服、说话肯定而简洁、安详，除仪态外，还须自制，要求人静肃，而且随时准备做应做之事。……我希望你们不可太严苛，但必须仔细地衡量病人的经济能力。有时候你应该免费为人服务。假如有机会为陷入贫困的陌生人服务，应尽力予以协助。因为人有爱，我们的技艺亦有爱。

假若医生除了具备这些之外再研读及运用哲学，他就能成为理想的医生，因为“一名酷爱知识的医生，堪与一个神并驾齐驱”。

希腊医学在其各医学创始者之前1000年中，未曾显示对埃及的内外科医学发生重大影响。就医学专精方面，希腊人似乎不如埃及人。从另一角度看，我们必须对希腊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在19世纪我们的时代以前，他们的医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一直为人们沿用而未有重大改革。大致说来，希腊人在科学上已经做到，在没有观察与精密仪器及没有实验方法的环境下所能完成的。若未受到宗教的干扰及哲学的打击，其成就可能更大。正当许多雅典年轻人满腔热诚地从事研究天文学和比较解剖学，其科学上的进步因反启蒙主义者的立法、阿那克萨戈拉、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西娅以及苏格拉底的骚扰而受阻。在此同时，苏格拉底与诡辩学家著名的自外面的世界至内部的世界、自物理至伦理的“大转向”，将希腊人的思想从自然的问题与进化引入形而上与道德上的问题。在希腊人迷恋于哲学之际，其科学停止向前达一个世纪之久。

注释

[1] 无理数指不能用整数或分数表示的，如2的平方根。无公约数即指不能找出可以用有理数表示各量间关系的第三量之量，如正方形的边与斜角线，或圆的半径与圆周。

[2] 月牙是由两个交叉圆周的半圆所形成的类似月亮的图形。

[3] “漩流”（vortex）一词曾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云》（The clouds ）中出现，其讥讽效果犹如苏格拉底的宙斯替代者那样宏大。

[4] 约公元前434年。另有一说法认为，该案的审理于公元前450年举行。

[5] 根据另一则不同的说法，他被囚于雅典，当伯里克利安排他逃脱时，他正等待被毒芹毒死。

[6] 希罗多德曾叙及埃及人较优越的历法。希腊人采用埃及的日晷及亚洲的漏壶，作为计时器。

[7] 这项誓约也可能源于希波克拉底学派，而非出自大师本人，但据1世纪厄洛提安（Erotian）的说法，是希波克拉底亲自手订。

第六章 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唯心论者

伯里克利时代在思想的多元化与紊乱上以及其对每一传统准绳与信仰的考验情形，是和我们的时代相像的。但是其哲学观念的繁多与规模，以及他们辩论时的情绪热烈程度，没有一个时代可与伯里克利时代相比拟。今天让人激动的问题，无不曾在古雅典喧腾一时，而且言论自由而激烈，除了年幼者，整个希腊都为之骚动。许多城邦——尤以斯巴达为最——禁止公开谈及哲学问题，阿特纳奥斯说：“担心因而引起猜忌、纷争、无益的辩论。”但是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哲学的“丰饶趣味”深深地吸引了知识阶层，有钱人以法国启蒙运动的方式敞开他们宅第和“沙龙”，哲学家受到上宾的礼遇，机巧的辩论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精彩技击那样被人喝彩。当公元前432年刀枪之战加入了唇舌之战，雅典人的心情由激动变为沸腾，一切思想与判断的冷静随之化为乌有。这种情绪的沸腾，自苏格拉底殉道后曾消退了一些，或由雅典扩散到希腊其他地区。甚至躬逢其盛的柏拉图，在这项新运动经历60年之后，也为之心力交瘁，倒羡慕埃及思想的不可侵犯的正统性与相当的安定性。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再也见不到这种热情。

柏拉图使由巴门尼德开始发展的一股思想洪流达到高潮，他与巴门尼德的关系，犹如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他虽然四处散发猛烈的抨击，但从未中止对这位形而上学之父的尊敬。公元前450年，意大利西海岸的一座埃里亚小镇，开始了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发动了历经此后每一个世纪对抗唯物主义的战争。 [1] 知识的奥秘问题、本体与现象、不可见的真实与不真实的可见之间的区别，被投入欧洲思想的锅炉。这一锅炉在那里沸腾，经希腊、中世纪而至康德，它将在一次哲学革命中再度爆炸。

正如康德为休谟所“促醒”，巴门尼德是被色诺芬引入哲学的。他也许是在心灵上受到色诺芬宣言激励的人之一，色诺芬在宣言中指称，诸神是杜撰的，只有宇宙与上帝结合一体是真实的。巴门尼德也曾随毕达哥拉斯派学习，感染了他们对天文学的爱好。但是他未曾让自己迷失在“星际”中。像大多数希腊哲学家那样，他的兴趣在生活与政治上的事务，埃里亚政府曾委任他为其制定法典，完成后深受该政府的欣赏，要求地方官员自此以后审理所有讼案都须以该法典为依据。可能作为繁忙生活中的消遣，他作了一首《论自然》（On Nature ）的哲学诗，现在遗留下来的尚有160节，足够让我们为巴门尼德未曾写散文而感到遗憾。这位诗人眼睛闪烁着光彩，宣布说一位女神曾交给他一份启示录：万物都是一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不是真实的——是表面、矛盾与不可信赖的感官的幻象；在这些浮现的现象下，存在着一个不变、均质、不可分、不可化及静止的“太和”（unity），即是唯一的“存有”（the only Being）、唯一的“真理”（the only Truth）及唯一的上帝（the only God）。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变化，而巴门尼德则认为万物皆永不变化。有时候他像色诺芬，说“仅有”（One）即是宇宙，并且称其为球状而有限的，有时又以唯心主义者的观点视“存有”为“思想”，而且高唱：“‘有’即为‘思想’与‘存有’。”似乎在说，对于我们，事物的存在仅限于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始与终、生与死、形成与毁灭只是形式，“真正的仅有”（the One Real）永不开始也永不结束，没有“成为”（Becoming）只有“存有”。动也不是真实的，而是将事物从其存在处移向太虚的过程。但是太虚（empty space）——“不存有”（Not Being)——根本没有空隙，宇宙每一角落皆充塞着“仅有”，而且永远是静止的。 [2]

指望人们耐心地听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显然，巴门尼德的宇宙静止论成为形而上论战中的众矢之的。巴门尼德那位敏慧弟子、埃里亚人芝诺试图告诉人们多元性与运动性的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和巴门尼德的不运动“仅有”同样的不可能。为运用诡辩技巧及欢娱当代青年，他曾出版了一本似是而非的著作，共流传下来9篇，其实只要有3篇已足够。芝诺说：第一，一个人为了前往甲点，必须经过赴甲点中途的乙点，为了到达乙点，必须经过通往乙点中途的丙点等，以至永无穷尽。因为这一连串无穷尽的运动需要无穷尽的时间，任何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运动到任何一点，是不可能的。第二，与前者不同，跑得快的阿喀琉斯永远不能超越悠闲的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到达乌龟已经到达的一点的同时，乌龟已越过那一点。第三，飞行中的箭事实上是静止的，它飞行中的任何一刻，仅仅是空间中的一点，而空间是不运动的，其运动，不论对于感觉是多么真实，按逻辑是超出形象的不真实。 [3]

芝诺在约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可能是随同巴门尼德一起来的，他能凭技巧将任何哲学理论贬为受嘲弄的对象，而将敏感的雅典弄得满城风雨。泰门（Timon）形容他说：

伟大的芝诺，他，

不论人说什么，

都能把正的说成反的。

这个前苏格拉底时代惹人嫌的哲学家是（相对而言，由于我们昧于过去的历史，不得不作此引述）“逻辑学之父”。至于巴门尼德，欧洲人认为是“形而上学之父”。斥责芝诺的辩证法的苏格拉底，热烈地仿效辩证法的运用，以致人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不得不处死他。芝诺对怀疑论者的诡辩派哲学家具有绝对的影响，结果他自己的怀疑论受到庇罗（Pyrrho）与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两位哲学家的尊崇。当其晚年，已成为一个“大智饱学”之士，他抱怨说，哲学家对他年轻时候所作的知识上的戏谑太过认真。他最后一次的冒险行为送掉他的性命：他参加了推翻埃里亚暴君尼尔克斯（Nearches）的运动，因计划败露而被捕，受酷刑后被杀。他勇敢地承受痛苦，像是将他的名字立刻与主张坚忍的斯多葛派哲学联系在一起。

唯物论者

巴门尼德否定运动与变化，以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流动而不稳定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以一元论反击后期毕达哥拉斯派的原子论。因他们曾将创立者的“数字之说”发展成一个理论：所有物体以其不可分单元的意义来说，皆由数所组成。当底比斯的菲洛劳斯补充说“一切事物都由于需要与调和而发生”时，希腊哲学的原子论派的基本工作已准备妥当。

约公元前435年，小亚细亚米利都的利西帕斯来到埃里亚，并且在芝诺门下受业。或许就在那里，他听到了毕达哥拉斯派的数量原子论，因为芝诺很多微妙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是针对这种多元论而发的。利西帕斯终于在伊奥尼亚的色雷斯一个繁华殖民地阿夫季拉定居下来。他亲自教授的哲学，仅有片断遗留下来：“事情的发生不会没有理由，凡事的发生一定有其原因，有其需要。”利西帕斯研究“太虚”的观念，或许是为了答复芝诺与巴门尼德的问题。他希望借这种方法使运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并且使其在感觉上成为真实的。宇宙，利西帕斯说，包含着原子与空间，此外别无他物。旋转着的原子，借自然力排列成一切物质的原形，物以类聚，星球与星星由此而生。所有东西，甚至人的灵魂，都是由原子组成。

德谟克利特和利西帕斯共同研究原子论哲学，使其成为完整的唯物论，他是利西帕斯的弟子或同事。据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塔伦（60万美元），这笔钱他大部分用于旅行。未经证实的故事说他曾远游埃及、伊索匹亚、巴比伦王国、波斯及印度。“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德谟克利特说，“数我走过的地方最多。为了搜求最偏远地方的事物，我曾历经了许多国家和气候，曾接触过许多思想家。” [4] 他在底比斯停留相当久的时间，使自己有足够时间接受菲洛劳斯的数量原子论。他花完钱之后便成为哲学家，生活俭朴，专心致力于研究与沉思。他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他避免与人辩证和讨论，未曾创立学派，在他停留雅典期间，没有使自己见知于那里的任何一位哲学家。第欧根尼曾开列了一长串他的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天文、航海、地理、解剖生理、心理、心理疗法、医学、哲学、音乐以及艺术。色拉鲁斯称他为“五项全能”哲学家，而另一些和他同时代的人封他一个大智者的称号。他的领域与亚里士多德同样浩瀚，他的风格和柏拉图的一样受到崇高的赞美。培根始终称颂他是古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像巴门尼德一样，他是以批评感知（senses）起家。作实际用途时，我们可以信赖感官，但是当我们开始分析其迹象，我们发现自感官所触及的颜色、温度、香味、酸、甜、苦、辣以及声音的一层之后，逐渐远离世界的外层，这些“第二重秉性”（secondary qualities）存在于我们自身或领悟的总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客观的物体上。在无耳的世界中，树木倒下来不发声，而海——不论其浪涛多么汹涌澎湃——不呼啸。“感觉上，甜是甜、苦是苦、热是热、冷是冷、颜色是颜色，但事实上，只有原子和空间。”因为感官只给予我们朦胧的知识或观念，真正的知识的由来仅能凭借观察及思想。“确切地说，我们一无所知。真理隐藏在深处……我们所知道的都不是确定的，只是由我们体内自然力冲击而产生的变化。”所有感觉皆由于物体散发原子而照射在我们感官上所致。所有感知都是接触的形式。

构成世界的原子，其形状、大小以及重量皆不同，全部都有下坠的趋势。在由此形成的旋转运动中，同类原子相聚集，因而产生星球与星星。没有智慧引导原子，没有恩培多克勒的“爱”或“恨”去区分它们，而是由内涵的本能支配一切。没有“机遇”（chance），“机遇”只是用来掩饰我们无知的借口。物质的量永远不变，物质既不能被产生，也不能被消灭，只有原子的组合会改变。但是，形式是无数的，即使是宇宙的形式也可能属于“无穷”数，在绚丽灿烂中形成并消失。有机物起源于潮湿的泥土。人类身上的每一部分皆由原子构成，构成灵魂的原子，细小、光滑而圆润，像火的原子一样。精神、灵魂、重要的热力、重要的精髓（vital principle），都是同样的东西，不限于人或动物，而是散布在整个世界，在人类与其他动物身上有我们认为分布全身的精神原子（mental atoms）。 [5]

不过，构成灵魂的这些精密的原子，是身体中最高贵、最神妙的一部分。智者培养思想，使自己不受制于热情、迷信及恐惧，而且从冥想与领悟中追寻人类生活里所能获得的最平凡的幸福。幸福不来自外在的物质，一个人“必须习惯于反身自求其快乐的源泉”。“精神修养优于财富……没有权势、没有金钱能胜过我们知识的扩张。”幸福是间歇性的，而且“声色之娱只能给予人短暂的满足”，人若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宁谧、真正的欢愉、节制以及生活上某种程度的秩序与和谐，其所能达到的满足则较为持久。我们可从动物那里学习许多东西——“向蜘蛛学习抽丝结网，向燕子学习筑窝，向夜莺与天鹅学习歌唱”，但是“体力的可贵仅限于动物，而性格的力量在人身上才弥足珍视”。因此，德谟克利特在其令人非议的形而上学之上建立一套最堂皇的伦理学。“良好的行为不应该出于强迫，而必须基于信心，不是为了希望获得报酬，而是为了自己好……一个人独自暗地里做坏事，要比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恶，更应该感到羞耻。”

他以自己活到109岁（有人说只活到90岁）来说明其座右铭，并证实其规诫。第欧根尼告诉我们，当德谟克里特在群众前宣读其重要的作品《伟大世界》（Great World ）时，阿夫季拉城赠送给他100塔伦（60万美元），但很可能阿夫季拉城已经贬低其币制。当人问到他长生的秘诀时，他说他每天吃蜂蜜，并用油沐浴。后来在他觉得活得够长的时候，他每天减少食量，决心慢慢地饿死自己。“他的岁数实在活得够大，”第欧根尼说，“而且看来奄奄一息。他妹妹担忧他会在农业及婚姻女神德墨忒尔节期间去世，而使她不能参加祭奠。他告诉妹妹不要发愁，要她每天给他送些热面包（或少量蜂蜜）。把面包放在他鼻孔前，他撑过了这个节日，当三天过去之后，他毫无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据希帕库斯告诉我们，他活到109岁。”

他的城邦为他举行国葬，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 ）一剧曾赞美他。他未曾创立学派，但是提出了最著名的科学假设，并且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虽然受到每一个其他哲学派系所非难，但是比它们更能维持久远，而且在每一个时代中都重新出现。

恩培多克勒

唯心论攻击感官，唯物论攻击灵性。前者什么都解释，就是不解释物质；后者除了精神，什么都说。要综合这种各对一半的说法，必须找出一些能中和结构与成长、物质与精神的动态原则。阿那克萨戈拉从宇宙的“精神”中探求这种原则，而恩培多克勒则在促进进化的自然本能中去寻找。

这位阿克拉加斯的多才多艺的哲学家，在马拉松战役那年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酷爱马赛的环境中成长，不像是在哲学方面有出息的人。他曾经跟毕达哥拉斯派学过一阵子，但由于他年少气盛，揭露了该派的若干神秘理论而被开除。他对轮回之说非常认真，而且充满着诗一般的感情宣布说：“前生前世我曾经是一个青年、一个少女、一棵花树、一只小鸟，噢！对了，曾经是一尾默默无声在深海里游泳的鱼。”他强烈反对以动物为食物，他认为这是同类相残的行为，因为谁知道这些动物是不是由人类转变而来？他相信，所有人都曾经为神，但是因为犯了某些猥亵而粗暴的罪过被贬谪为人。他在他的灵魂里感觉出自己生前神圣的本质。“从荣耀，从无限幸福中，我现在沦落地球，与凡人同浮沉！”由于他相信自己由神降生，他足履金鞋，身着紫袍，头戴桂冠，他在同胞面前自谦为“阿波罗的宠儿”，在朋友面前他才承认自己是神。他宣称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举行神秘仪式，而且以念咒祈求从另一个世界获知人类命运的秘密。他以念咒替人治病，而且治愈了很多人的病，全城有一半人相信他的话。事实上他是一名对医学颇多贡献、具有修养且善于心理治疗的医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他‘发明’了修辞原则，”亚里士多德说，“并将其传授给高尔吉亚，高尔吉亚又将其贩卖到雅典。”他是一名工程师，曾用抽干沼泽地及改变河道的方法，使塞里努斯人免受疫疠的侵袭。他是一名勇敢的政治家，自己虽然是一名贵族，却领导群众起来反对贵族政治、拒绝独裁统治，而且建立了一种温和的民主政治。他是一名诗人，他所写的《论自然》与《论净化》（On Purifications ）诗篇非常优美，被亚里士多德与罗马公元前1世纪政治兼哲学家西塞罗列入第一流诗人之林，而卢克莱修更以模仿他的诗来表示对他的推崇。“当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时，”第欧根尼说，“他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所以用不着说，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或许，他确实是一个神。

他所遗留下来的470行诗只能让我们概略知道他的哲学。他是一名折中主义者，而且发现每一学派中都有其哲学义理。他反对巴门尼德的完全抹杀感官论，认为每一官能都是“感知的途径”。知觉是由于从物体上面散发出的分子落在感官的“细孔”（pores）中所形成，因此太阳光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射到我们身上。黑夜是因为地球遮住太阳光所致。万物皆由“四行”——空气、火、水、土——构成。推动“四行”的有两种基本力量，即吸引与排斥，“爱”（attraction）与“恨”（repulsion）。由于这两种力量永无休止地结合与分离“四行”，产生了世界的万物与历史。当“爱”或结合的力量占优势时，物质变为植物，而有机体则渐渐进化为更高级的形态。正如同轮回将所有灵魂编织进同一部传记，因此实际上物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毛发、树叶、鸟毛与鳞片都是属于同一类东西”。自然产生每一种器官与形态，“爱”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有时候结合成畸形物，因不能适应而毁灭，有时候则结合成有机体，能繁殖自己及适应生存的环境。所有较高级的品种都是由低级的品种进化而来。起先两性在同一体内，而后他们分开，渴望着与对方结合在一起。与这种进化程序相对立的是破坏的程序，“恨”或离析力量用破坏的程序摧毁“爱”所建造的复杂组织。渐渐地，有机体与星球又慢慢地恢复到越来越原始的形态，一直到万物又合并成为太初的混沌一团。这些进化与腐化的交互过程在部分或整体中，永无止境地进行着，结合与分离、“爱”与“恨”、善与恶这两股力量，在生与死的广瀚的宇宙韵律中彼此斗争及谋取平衡。斯宾塞的哲学即源于此！

上帝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什么地位他未曾说明，因为在恩培多克勒的作品中很难区分事实与隐喻、哲学与诗。有时候他把神看作天体本身，有时候看作所有生命中的生命或精神中的精神，但是他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对基本与原始创造力量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我们无法使上帝接近我们，让我们眼睛能看见、手能触摸到他……因为他身体上面没有人形的头部，肩膀底下没有胳膊。他既没有脚、膝，也没有任何毛发部分，什么都没有。他只有心灵，神圣而不可名状的心灵，以其迅捷的思想划过整个宇宙。”最后，恩培多克勒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老生常谈作为结论：

生长于人类肢体中的力量是软弱而有限的，种种忧患降临在他们身上，钝挫其思想，其劳碌的生命对死亡来说是短暂的。于是他们消逝了，像一阵烟升空而去，他们所梦想、所知道的只是各人飘荡在世界中所际遇到的一点点。然而他们都自我吹嘘已知道了全部。狂妄的蠢物！不论那是什么，非眼所能见，非耳所能闻，亦非人类的心灵所能想象。

他到了晚年时更明显地成为传道者与预言者，醉心于灵魂再生论，恳求他的同胞洗涤使他们从上天贬降下来的罪恶。深具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及叔本华的思想，他警告人类应该禁绝婚姻、生育、琐务。当雅典于公元前415年围困锡拉库萨时，恩培多克勒尽其所能地协助锡拉库萨人抵抗，因此触怒了极端仇视锡拉库萨的阿克拉加斯人。被其故城所逐后，他流亡希腊大陆，有人说他死于麦加拉。但是根据第欧根尼的说法，希波勃特曾告诉人，恩培多克勒将一名濒临死亡的妇女救活后，在这名妇女的庆生宴上突然失踪。据传说他曾跳进西西里岛埃伊纳火山口，这样他死后可以不留痕迹，因而证明他的神性。但是四行之一火（elemental fire）败露了他，火将他的铜鞋喷了出来，遗留在火山口的边缘上，像是明白表示他是凡人的标志。

诡辩学家

苏格拉底之前，所有伟大的希腊思想家中没有一个属于雅典城，只在他之后出了一个柏拉图，这一事实，对那些认为雅典即代表希腊的人确实是当头棒喝。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的遭遇表明，宗教的保守主义在雅典要比其属地更为强烈，属地由于地理上的隔阂使其能够脱离传统的约束。假若不是因为以四海为家的商业阶级的兴起及诡辩学家来到雅典，或许雅典人仍旧反启蒙主义，对其不容忍将达到愚昧的程度。

议会中的辩论、法庭上的审判、日益需要表面逻辑化的思维能力与清晰且能说服人的口才，以及在帝国主义社会的财富与好奇心的驱使下，应运而生的是伯里克利时期前所未见的事物——在文学、演说、科学、哲学、政术方面较高深的正规教育。这一方面的要求获得满足，不是因为设立了大学，而是因为流动学者的开馆授课，从这城走到那城，四处巡回讲学。有些人像普罗泰戈拉那样，称自己为“智者”（sophistai ），也即“智慧之师”的意思。这一称谓在当时的人看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并不含轻蔑的意味。直到后来宗教与哲学之间发生冲突，保守派攻击诡辩学派，而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知识商业化更激怒了柏拉图，于是称他们为腐败的诡辩学家，使他们的声誉蒙羞，而这种意义一直沿用至今。或许一般民众对这些教师的出现，一开始似乎就不太欢迎，因为他们的逻辑与修辞教学收费很高，只有富人家才读得起，因此使有钱人在法庭打官司时占了便宜。事实上，较为著名的诡辩学家，像任何一行熟练的执业者，总是尽量向其客户索取报酬，这是在任何地方都通行的铁定法则。据说，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亚向每一名前来听课的学生收费1万银币（1万美元）。但是比较不出名的诡辩学家所收取的学费比较合理，闻名全希腊的普罗迪科斯对向他求教的学生收取1—50个银币不等。诡辩学家中最著名的普罗泰戈拉，比德谟克利特早一代生于阿夫季拉。当他在世时，他比德谟克利特更出名、更具影响力，我们从他去雅典时所掀起的一阵狂热可以推测他的声誉之隆。 [6] 即使不常以公正的态度对待诡辩学家的柏拉图也尊敬他，而且形容他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普罗泰戈拉所表现的要比年轻好辩的苏格拉底高明许多，在这里说话像诡辩学家的倒是苏格拉底，而普罗泰戈拉的言谈举止则像一个君子和哲学家，从不发脾气、从不妒忌别人的才华，对辩论从不过于认真，从不急于发言。他承认他教导学生对公私事务的判断力、井然有序的家事管理、辩论术及对政务的了解与治理。他为自己收取高额学费辩护说，他的规矩是，凡反对如数缴纳学费的人，他同意接受该学生在圣庙前郑重声明中认为合理的数目——这是为人师者怀疑神祇的存在的鲁莽做法。第欧根尼指责他是“给争论者装备诡辩武器”的第一人，这一指控将会使苏格拉底感到高兴，但是第欧根尼补充说：普罗泰戈拉同时也是第一个创立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论的人。这可能不会使苏格拉底感到高兴。

他创立了欧洲的文法与语言学，这只不过是他许多杰出的成就之一。柏拉图说，他曾论述词汇的正确运用，而且首先区分名词的三种词性，以及动词的若干时态与语态。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属于他而非苏格拉底的贡献——是他开始了哲学的主观论点（subjective standpoint）。他不像伊奥尼亚人那样留心事物，他更关心思想——如感觉、知觉、领悟与表达的全部过程。巴门尼德否定感觉能导致真理，而普罗泰戈拉和洛克一样，认为感觉是致知的唯一途径，并且拒绝承认任何先验——超感觉——的事实。普罗泰戈拉说，找不出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只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定的，矛盾而冲突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机中都同样是真实的。一切真、善、美都是相对而主观的；“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决定何者是，哪些是，决定何者非，哪些非”。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当普罗泰戈拉宣布这项人本主义与相对性的简单原理时，整个世界开始动摇，所有已确立的真理与神圣原理为之碎裂，个人主义已知道如何抒发己见与人生观，以超自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面临分崩离析。

这一著名声明中所蕴含的影响深远的怀疑论，如果普罗泰戈拉暂时不应用于神学，或许仍然属于空论。当普罗泰戈拉在人缘欠佳的自由思想者欧里庇得斯的家中当着一群地方贤达之面宣读一篇论文时，第一句话就让整个雅典城骚动：“关于神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或长得什么样子。许多事物无法让我们知道：主题太暧昧，而我们的生命又如此的短暂。”雅典议会为这一段不吉祥的开场白所震惊，因而驱逐普罗泰戈拉出境，下令所有雅典人交出任何有关他的著作，并将其焚毁于闹市中。普罗泰戈拉逃往西西里，故事告诉我们，他溺死于途中。

莱昂蒂尼的高尔吉亚继续实行他具有革命性的怀疑论。不过他机警，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雅典以外的地区。他的事业是哲学与希腊政治的典型综合体。他生于公元前483年，跟随恩培多克勒学哲学和修辞学，后来成为西西里非常著名的演说家与演说教师，因其表现杰出而于公元前427年由莱昂蒂尼政府派为驻雅典大使。公元前408年，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吸引了广大的群众。他在演说中呼吁征战不休的希腊人应该在彼此之间谋取和平，以团结与信心对付已经恢复力量的波斯。他周游于各城邦之间，以演说的方式阐述他的思想。词藻华丽，观念与语法讲究对比，语体亦诗亦文，非常优美，因而颇能吸引学生，他们为修一门课程而甘愿花费1000银币。他的《论自然》想证明三项惊人的命题：（1）没有任何事物存在；（2）假若有事物存在，那它是不可知的；（3）假若有事物是可知的，其知不可能由甲转达给乙。 [7] 除此之外，高尔吉亚没有其他作品遗留下来。他在希腊各城邦讲学时曾受到优渥和礼遇，并赚了不少的金钱，后来定居于色萨利，而且非常想得开，在死前花费掉其庞大财产的大部分。各方面的资料都确凿地告诉我们，他至少活了105岁，而且据一名古代作家说：“高尔吉亚虽然活到108岁的高寿，他的身体并未因老迈而衰退，至临终前依然精神矍铄、健康如恒，和年轻人同样的耳聪目明。”

假若诡辩学家联合起来能组成一所分散的大学，那么埃里斯的希庇亚斯自己就是一所大学，而且是一个知识尚不致广泛到超出个人了解范围的世界中的典型博学者。他教授天文学与数学，对几何学有创新的贡献。他是一名诗人、音乐家、演说家，发表文学、伦理及政治学方面的专题演讲。他是历史学家，而且以编纂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中优胜者的名录而奠定了希腊编年史的基础。他被埃里斯政府委派为驻各国特使，各行工艺他也都会，他穿戴的衣服与物饰无不出自亲手裁制。他在哲学方面的著作量虽不多，却极具价值。他反对使都市生活颓败退化的人为因素，他用法律与自然作对比，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塞俄斯的普罗迪科斯继续普罗泰戈拉的文法工作，制定了词类；他所杜撰的寓言故事，因将赫拉克勒斯描述成代表好劳的“德”不是好逸的“恶”的人物，而讨好了年长者。其余诡辩学家则不大敬业守分：雅典的安提丰跟随德谟克利特而成为唯物论与无神论者，并将正义解释为权宜手段，卡尔西登的斯拉西马克斯（假若我们能采信柏拉图的话）认为武力就是公理，而且宣称恶人得势使神祇的存在产生疑窦。

总而言之，诡辩学派在希腊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为欧洲创立了文法和逻辑。他们发展辩证法，分析辩论的形式，教导人如何分辨及作伪。经过他们的刺激与示范，辩论成为希腊人的热门嗜好。将逻辑应用于语言，他们促进思想的清晰与精确，而且使知识的准确传播更为便利。由于这些条件，散文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而诗成为哲学的工具。他们将分析应用于任何事物，反对尊重任何不能以感官证实或用逻辑演绎的传统，他们积极地参与理性主义运动，终于推翻知识阶层对古希腊的信仰。柏拉图说：“他那时代的人一致认为，世界、所有动物、植物……及无生命的东西起源自……若干自然而愚钝的缘由。”李西亚斯叙述一个有关反神组织的故事，该组织自称为“魔鬼会”，故意挑在应该斋戒的宗教祭日聚集宴饮。公元前5世纪初，品达虔诚地接受阿波罗神谕，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为神谕辩护，希罗多德在约公元前450年谨慎地对其加以批评，修昔底德在该世纪末公开地反对神谕。欧绪弗洛发牢骚说，当他在议会中谈到神谕时，议会中的人笑他是一个头脑腐旧的蠢家伙。

此种情形的形成，诡辩学家不应负责，或不应归咎于他们，而是时风流传，也是财富、休闲、旅行、研究、思想的日益增加及扩大的自然结果。他们在腐蚀道德方面的作用是推波助澜性而非根本性的，人有财富而没有哲学修养作为精神凭借，其道德律与恬淡的节操即随之瓦解。但是在这些有限的约束范围内，诡辩学家在无意中加速其崩溃。他们之中多数能摒拒全部出乎人类贪婪本性的财富欲望，是品格高尚、生活纯正的人。虽然他们已发现道德的非宗教性的起源与易地而异的现象，但仍能使自己保持相当程度的德行，将此传授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殖民地出身或使他们低估风俗代替强制力量或法律、维持道德与秩序的和平手段的价值。就知识的观点来论道德或人的价值——如普罗泰戈拉早苏格拉底30年所做的那样，它对思想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刺激，但对品格却是一记重大的打击。强调知识的结果，提高了希腊人的教育水准，但是它发展智慧的速度却不如其解放知识分子思想的速度快。知识相对性的提出，并未能如预期那样使人知道谦虚；相反，驱使每一个人自视为衡量万物的标准，每一个机灵的年轻人现在觉得自己有资格来评论别人的道德行为，凡不是他所能了解或同意的，他一概排斥，而后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欲望当作被解放灵魂的德行那样予以合理化。“自然”与传统之间的区别，及诡辩学家所坚持的“不论习俗和法律如何，只要为‘自然’所允许都是好的”，这种论点，斫丧了希腊人道德的元气。老年人悲叹淳朴忠诚家风的消失及对享乐或财富的竭力追求，不复为宗教力量所遏制。柏拉图和修昔底德议论到那些驳斥道德为迷信和只认识强权不知道是非的思想家与一般人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个人主义使诡辩学家的逻辑与修辞转变为诉讼上诡谲巧辩及政治上蛊惑煽动的工具，并且将他们恢弘的“大同”思想贬降为不愿保卫其国家的委婉借口，或随时欲将其国家出卖给付高价者的不偏不倚的意愿。诚笃的农人与保守的贵族开始同意城里一般群众的看法：哲学已成为危害国家的威胁。

很多哲学家也加入对诡辩学家的攻击。苏格拉底谴责他们（就像阿里斯托芬抨击苏格拉底那样）以逻辑掩饰错误，以巧言捭阖纵横，并嘲笑他们收取学费。他原谅自己对文法的无知，他的理由是他付不起普罗迪科斯那50银币一门的课程，他所能负担的只是一个银币一门、仅教授基本原理的课程。在他情绪不佳的时候，他曾对这一问题作了冷酷而有启发性的比较：

我们大家都认为，不论是姿色或知识，可以用光荣或卑劣的方法来处理。因为一个人若将其姿色随便出卖给愿意付费的人，人称他为“男妓”（male prostitute），但是假若有人与一位他知道是个有道德且可敬的仰慕者结交朋友，我们视他为严谨的人。同样的情形下，那些将知识随意贩卖给任何愿意付费的人，人称他们为诡辩家，或实质上是“出卖知识的娼妓”（prostitutes of wisdom），但是不论是谁，凡与他了解并值得结交的人做朋友，而且传授给他全部所学的精华，我们认为他已做到了一个贤良公民所应该做的分内事。

身为有钱人的柏拉图对这一观念却不肯苟同。伊索克拉底是以《反对诡辩家》（Against the Sophists ）这一篇演说出道，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修辞学教授，而且每教授一门索费1000银币（1000美元）的课程。继续这项挞伐运动，他将诡辩学家解释为“急欲借贩卖肤浅知识而发财的人”，并指控普罗泰戈拉“允许使无理者变为有理者”。

这种不幸的悲剧却因双方都是对的这一事实而加深。对收学费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在缺乏政府补助的情形下，没有其他筹措兴办高等教育经费的方法。至于诡辩学家批评传统与道德，当然不是恶意的，他们认为自己在解放奴隶。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像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他们以一股逼人的锐气扫除濒临衰亡的旧传统，然而又缺乏足够长久的生命和深远的眼光建立起新的社会体制，以取代被松弛的理性所摧毁者。每一个文明，当其社会为适应不可抗拒的经济改革而需要作自我调整时，它必须重新检讨其旧有的方式。诡辩学家是实施这项检讨工作的工具，但是却不能产生从事调整工作所需的政治才能。他们强有力地刺激了知识的追求，而且培养起好思明辨的风尚。他们从希腊世界的每一角落为雅典带来新的观念与刺激，唤醒了雅典的哲学意识并使其趋于成熟。若没有他们，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便不可能有那样的成就。

苏格拉底

·面貌丑陋的人

我们现在终于能面对具有如此生动性格的苏格拉底，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必须用以了解有关苏格拉底事迹的两个资料的来源时，我们发现其中之一是写幻想戏剧故事的柏拉图，另一个是历史小说作者色诺芬，这两个资料皆不可视作历史。“有人说，”第欧根尼写道，“苏格拉底听了柏拉图朗读之后高声叫道：我的天！这个年轻人替我编了多少故事！”柏拉图写了许许多多宣称是苏格拉底所说而实际上苏格拉底从没有说过的话。柏拉图也不假装他是一切都照实直书。也许他从来未曾想到，后世的人在读他的作品时，缺乏辨别故事内容是杜撰或是真实的方法。但是当他在《对话录》（Dialogues ）中描写他的老师时，自苏格拉底在《巴门尼德篇》（Parmendies ）中年轻时的怯懦，在《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 ）中的侮慢好辩，及在《斐多篇》（Phaedo ）中的收敛诚敬与沉默驯良，首尾连贯而一致，假若这不是苏格拉底，那么柏拉图算得上是文学史上塑造人物的巨匠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毕达哥拉斯》中苏格拉底所说的确实属于苏格拉底的思想。最近发现由苏格拉底嫡传弟子斯芬托（Sphettos）的伊斯奇纳斯（Aeschines）所撰写的政治家兼将军《亚西比德传》的残缺资料，也证实柏拉图较早期的答话录中对苏格拉底所作的描述及有关这位哲学家与亚西比德的亲密关系的故事。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 ）与《宴会篇》（Banquet ）列为虚构作品，想象的对白时常使苏格拉底成为表达色诺芬思想的传话筒。 [8] 假如色诺芬对苏格拉底如艾克曼对歌德那样忠实，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经过严密挑选，所收集的全是这位哲学大师面面俱到的陈腐之言。否则，像他所说的那样有德行的人怎么可能颠覆一个社会的文明。其他古代作家未曾把苏格拉底写成这样的一个圣人。塔伦都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在约公元前318年为证明“其父曾结识苏格拉底之说”而宣称，这位哲学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愚昧而放荡”的人；而滑稽诗人欧波利斯和他的对头阿里斯托芬竞相嘲弄苏格拉底这个极端惹人厌的人。对争论的尖刻批评打一个合理的折扣，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比当时任何人更受人憎恨与爱戴的人物。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名雕刻家，而他自己据说也曾刻过站立在靠近雅典卫城入口处的一个赫耳墨斯和具备美丽妩媚温雅的格雷丝女神。他母亲是一名接生婆，他也继承了母亲为人接生的遗志，这是一桩常令人发噱的事，不过他是在思想上替人接生。有一种传说认为他是奴隶之子，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曾充任重甲步兵（在当时只有公民才能担任）。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一栋房子，以及他朋友克里托给他的70米纳（7000美元）。其余的，他算是一个穷人。他很重视身体的锻炼，健康状况通常都很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曾是一名受人表扬的战士：公元前432年他战于波蒂迪亚，公元前424年战于德留姆，公元前422年战于安费波利斯。他在波蒂迪亚战役中曾救了青年亚西比德的性命和他的部队，而且为了亚西比德而放弃对自己英勇的奖赏。在德留姆他是最后一名将阵地弃守给斯巴达人的雅典人，而且似乎是因为他逼视敌人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即使是斯巴达人见到他也为之心惊胆战。在这些战役中，据说他的坚忍与勇敢超越了所有人，忍受饥饿、疲劳、寒冷而从不叫苦。当他待在家里时，他屈身为石匠和雕刻匠。他对旅行没有兴趣，很少走出雅典城与其港口以外的地方。他娶赞西比为妻，并因疏忽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受到她的责骂，他认为她骂得有道理，而且在他的儿子和朋友面前非常体贴地为她辩护。他没有为婚姻操过心，因此在战乱中男人的道德观念使多妻制暂时成为合法化时，他似乎又另娶了一个小太太。

全世界的人都认识苏格拉底的面孔。仔细端详收藏在罗马特尔梅博物馆的苏格拉底半身像，他不像是典型的希腊人：他那宽阔的脸形、扁而阔的鼻子、厚厚的嘴唇、浓密的胡须，倒像梭伦的草原朋友阿那查利斯或近代的塞西亚人托尔斯泰。“我说，”亚西比德即使当着他好朋友的面也坚持这样说，“苏格拉底完全像森林主神色勒努斯那副尊容，就如人在雕刻店中所看到的嘴里衔着笛子的那些雕像，假如撬开它们的嘴巴，还有神像在里面。我说他像‘森林之神’马西阿斯（因与阿波罗吹笛比赛失败而被剥皮处死者）。苏格拉底，你不要否认，你的脸就像一个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苏格拉底也不提出抗议，更糟的是，他承认自己有一个过分大的肚子，而且希望用跳舞来把它减瘦。

柏拉图和色诺芬在描述苏格拉底的习惯与性格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一年到头只穿一袭褴褛的长袍，而且打着赤脚，不喜欢穿鞋子。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不受困扰人的强烈物质占有欲望的影响。参观了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色货物之后，他说：“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他安贫乐道。他是一个有节制、自我约束的典范，但绝不是什么圣人。他饮酒很有分寸，不必学苦行者而能使自己不乱性。 [9] 他不是隐居者，他喜欢与和自己情趣相投的人结交，让有钱的朋友偶尔做东，但是他决不屈意巴结有钱的朋友，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照样过得很好，凡来自显贵与国王的礼物和邀请，一概谢绝。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幸运者：生活而无须工作，阅读而不必写作，诲人只是兴之所至，饮而不醉，不仅死得其时，而且几乎毫无痛苦。

他的道德以他那时代的标准来衡量，算得上是非常高尚的，虽然不如人们称颂他的那么好。当他一见到查尔米德斯，他就“着了迷”，但是他控制住自己，自忖可能这个英俊少年也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是一对恋人，而且形容这位哲学家“在追求那位美少年”。虽然这位老者似乎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也不是高尚得不谈论同性恋者或娼妓如何去吸引爱人。他慷慨地答应一个名叫狄奥多塔的青楼女子，愿意随时为她效劳，而她则以“时常来看我”作为回报。他风趣而和蔼，人们只要能接纳他的政治见解的，都可发现他是容易相处的。当他去世后，色诺芬说他“至为公正，即使是最细微的事，他也从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至为严谨，从没有因为寻乐而忘德，至为睿智，是非绝对分明……而且善于观察人的品格，劝人向善，因此他似乎是最好、最快乐的人”。或者如柏拉图简单而动人的说法，他是“我所知道的人中，真正最明智、最公正、最好的一个”。

·讨厌鬼的描述

由于他好奇而爱辩，他成为哲学家，而且当他年轻时曾有一个时期对当时侵入雅典的诡辩学派特别着迷。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会晤巴门尼德、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迪科斯、希庇亚斯、斯拉西马克斯等的经过，没有办法证明是他捏造的。当芝诺在约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时，苏格拉底可能曾见过他，而且深深地受到芝诺的辩证法的影响，使其终身未能忘怀。或许他认识阿那克萨戈拉，若不是见过人，就是读过他的理论，因为米利都的阿克劳斯，这位阿那克萨戈拉的弟子曾经一度是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克劳斯开始时是一名物理学家，最后成为伦理学者，他用理性主义者的论点来解释道德的起源与基本，或许将苏格拉底的研究方向由科学转变为伦理学。苏格拉底因为这些关系而走向哲学之路，并且自那以后，从“日常敦励品德，检讨自己与别人中”发现自己最伟大之处，“因为人不该不对自己省察而过生活” [10] 。于是，他逡巡于人们的信仰之间，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要求他们给出确切的答复、连贯的意见，而且使自己成为那些思维不清的人的洪水猛兽。即使在冥府中，他也是一个讨厌鬼，要在那里“找出谁是真聪明，谁是假聪明，谁不聪明”。他不让自己受别人类似的盘诘的绝招，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所有问题，但是答案一个也不知道，他很谦逊地自称是一个“业余哲学研究者”。他的用意可能是，他除了知道人易犯错误以外，对任何事物都不敢确定，而且又没有一套硬朗扎实的教条与理论。当查瑞丰在德尔菲城阿波罗神殿求神谕问道：“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的人？”答案果如大家所宣称的是否定。苏格拉底将此答复归因于自己承认无知。

自从那一刻开始，他着手清理观念的忙碌工作。他说，他将对有关人类的问题不时地加以论述：“考虑什么是诚敬，什么是不诚敬；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明达，什么是不明达；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统治人民的政府的本质如何，一个善于治理人民的政府的特性又如何。”此外，还涉及其他题目，诸如他认为“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应该被认为不比奴隶强”。他对每一个不明确的观念、容易含混笼统的事物或秘而不宣的成见，都会问一句：“这是什么？”而且要求正确的答案。他习惯于早起，上市场、健身房、角力馆，或上艺匠工作所，遇到才识俊逸之士或有趣的老憨时，和对方聊天。“通往雅典的这条路是不是专门做来给人谈天的？”他的方法简单：他要求一个大观念的释义。他审查这个解释，通常借此揭露其缺失、矛盾、荒谬之处。他继续引发问题，使释义更充实、更合理，不过他永远不曾下过这样的一个定义。有时候他向一个概念发展，或以一系列特殊事例的调查来发掘另一个观念，因而将归纳法介入希腊逻辑中。有时候，他以大家所熟知的苏格拉底式的讥讽，揭露他想推翻的定义或观念的荒谬结论。他酷爱有条理的思维，而且喜欢根据属别、种类、特性来区分事物，这为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方法和柏拉图的观念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爱将辩证法解释为细心辨别事物的艺术，而且以哲学历史上遭到夭折的幽默在疲惫的逻辑中增加趣味。

反对他的人批评他只破坏，从不建设。否定每一个答案，但自己一个答案也没有。因此，他毁坏了道德，麻痹了思想。在许多情形下，他曾经着手澄清的观念，待其放弃时，较前更为模糊含混。当像克里提亚斯（Critias）这样追根究底的人问他问题时，苏格拉底将其答案变成另一个问题，而且立即夺回有利地位。在柏拉图对话录的《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中，苏格拉底同意只答不问，但是他的承诺维持不了一会儿。普罗泰戈拉也是玩逻辑的老手，于是悄悄地退出了这场辩论。希庇亚斯对苏格拉底的闪避战术大光其火。“我对天发誓！”他吼叫着，“除非你自己先宣布你所认为对的，否则你别想听我的（答案），没有那么便宜让你笑话别人、盘问和责难别人，而你自己则不肯将道理告诉任何人，或宣布你对任何一项问题的意见。”苏格拉底对于这样的嘲弄的答复是，他像他母亲一样只是一个“接生者”。“有人说我光问别人问题而自己缺乏智慧回答这些问题，这项指责很有道理。其原因是神迫使我做接生者，然而又禁止我生育。”这和他的朋友欧里庇得斯所使用的解围绝招，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在许多方面都像诡辩学家，而雅典人毫不犹豫将这称呼加在他头上，而且通常不含一丝责备之意。事实上，若以现代意义来解释，他所表现的时常是一名诡辩学家：他富有机巧闪避与诡谲狡辩的技术，圆滑地转变话题与改换词汇的意义，牵强附会，搪塞问题，模棱两可像一个小学生，捕风捉影，故弄玄虚。苏格拉底有4点与诡辩学家的不同之处：他鄙视修辞；他希望提高道德；他除了审查观念艺术，未从事任何其他教学；他拒绝收取学费——虽然他似乎曾偶尔接受有钱朋友的帮助。尽管他有这些恼人的缺点，却深受学生的爱戴。“或许，”他对一名学生说，“基于我们互爱的立场，只要我喜欢某些人，我就以热诚贡献我自己，以全心全意来爱他们，而且也被他们爱，忘掉他们的缺失，也让他们忘掉我的缺失，当他们渴望我的友谊时，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友谊。”

阿里斯托芬的《云》描述苏格拉底的学生组成一个学派，有其固定聚会的场所；而色诺芬的作品中有一段与这一看法相印证。一般人认为，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找到弟子或听众，随时施教，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学说团结他的徒众。他们的思想南辕北辙，各自成为最不同的希腊哲学派系与理论的领袖——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怀疑主义。骄傲而谦恭的安提西尼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了生活淳朴、不奢求的理论，而且创立了犬儒派哲学。当苏格拉底对安提丰说话时或许他也在场：“你也许会认为快乐来自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但是我认为一无所需最像神。将欲望降到最低程度，最接近神。”阿里斯提波吸收了苏格拉底以恬静的态度接受享乐的观念，而后在塞利尼予以发扬，也就是伊壁鸠鲁后来在雅典所阐扬的。迈加拉的欧克拉底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演变成怀疑主义，否定了任何真正知识的可能性。青年斐多曾沦为奴隶，在苏格拉底的嘱咐下由克里托赎身。苏格拉底喜爱这孩子，并且“使他成为一位哲学家”。不安静的色诺芬，他虽然放弃哲学而改习军事，但是他作证说：“没有什么事比跟苏格拉底交往，及不论任何时候、任何题目和他谈谈，能使人获得更大的裨益。”柏拉图，由于他那活跃的幻想使苏格拉底这位贤哲予人以深远的印象，而在哲学史上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永远牵连在一起。家境富有的克里托，“以深挚的友情对待苏格拉底，照顾他，永远不让他有所匮乏”。活泼而年轻的亚西比德，他那不忠实的秉性将玷辱并危害乃师，但是此刻却以其特有的放纵挚爱着苏格拉底，他说：

在我们聆听其他演说者时，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演说者，因为有比较，他的话绝对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而另一方面你的片语只字，苏格拉底，纵然是经由第三者传述，纵然是语焉不详，也会使每个听到它们的男女老少都赞叹，深深扣动他们的心弦……我了解，假若我不掩耳背着他，逃离那蛊惑人的声音，我将会被他拘留而匍匐在他脚下，直至我年老……我在灵魂中、内心里知道……纯良的年轻人比被蛇蝎所螫更感到剧痛是因哲学引起的苦闷……你，菲德拉斯，你，阿加松，你，艾利西马·库斯，你，帕萨尼亚斯，你，阿里斯托德谟斯，你，阿里斯托芬，你们所有人，我不需要说苏格拉底自己，都曾经有过为哲学疯狂痴迷的经验。

寡头派领袖克里提亚斯，为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派的隐讽而称快，而且写了一个剧本，将神祇形容为机诈的政客所捏造、用作威吓人使他们学好的工具，而为苏格拉底助阵。民主派领袖安尼托之子，为听苏格拉底讲话而忘记了做他的皮革生意。安尼托抱怨说，苏格拉底以怀疑论动摇这孩子的思想，使这孩子不再尊敬父母或神祇。安尼托尤其憎恨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11] “苏格拉底，”安尼托说，“我认为你随时准备说人的坏话，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忠告，我劝你留心一点。或许没有一个城市要整人不比它优待人更容易，雅典当然也不例外。”安尼托在等待他的机会。

·苏格拉底的哲学

在这方法背后的是一种哲学，令人难以捉摸，属于假设性而缺乏系统，但是实质上却非常真实，其主人为它而死。乍看起来，似乎没有苏格拉底哲学，这主要是由于苏格拉底接受了普罗泰戈拉的相对论，而拒绝使其思想独断化，而且了解自己的无知。

虽然受到反宗教的指控，苏格拉底至少在口头上信奉雅典城的神祇，参加其宗教庆典，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说过对神不敬的话。他承认，其所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消极决定，是遵循他形容为来自上天的征兆的“精神指导”（inner daimonion ）。或许这种精神是苏格拉底的另一种讥讽的手法。如果真是这样，其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对于苏格拉底，这不过是祈求神谕与圆梦作为神示的许多方式之一。他辩论说，有太多的自然适应与故意安排的实例，使我们无法将世界归因于机缘或非蓄意的原因。关于不朽，他并不十分确定。他在《斐多篇》中固执地恳求不朽，但在《申辩篇》中，他说：“假设我自称比别人聪明些，是因为我不认为我对其他世界有足够知识，而事实上我对其根本无所了解。”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 ）中，他将这同一不可知论应用于神：“关于神，我们一无所知。”他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去为这一类问题争论；像孔子问其弟子，他问他们是否已熟知人事而欲干天命乎？最佳的方法，他认为是承认我们的无知，同时服从德尔菲的神谕。当他被问及应如何信奉神时，他回答说：“按照你们国家的法律。”

他将这种怀疑论甚至更严格地应用于自然科学。人研究自然科学的范围仅限于其对生活的指导，超越那范围，就是深不可测的迷宫。每一个奥秘，在其解决之后，又有一个更深的奥秘。当他年轻时，他跟阿克劳斯学过科学，在他成年之后，他或多或少把它当作似真又幻的东西离开它，于是他所关心的不再是事实与起源，而是价值与目的。色诺芬说：“他所讨论的总不离开人的事务。”诡辩学家也曾经从自然科学“转向”于人，而且开始研究感觉、悟力及知识，但苏格拉底更深入地研究人类的性格与目的。“告诉我，欧西德谟斯，你是否去过德尔菲？”“是的，去过两次。”“你有没有见过庙墙上所刻的格言——了解你自己？”“是的，见过。”“你见到那几个词后，是没有去想它呢，还是对其加以注意，而设法反省你自己并确定你是属于哪一类性格？”

因此，哲学对苏格拉底来说，既不是神学、形而上学也不是物理学，而是伦理学与政治学，而且以逻辑作为其基础与手段。诡辩学家的时代将结束时，他就已观察到诡辩学家已造成文化历史中最严重的情况之一——削弱了超自然的道德基础。他不但没有因为恐惧而复归正统，相反，他继续朝向一个伦理学所允许的最深奥的问题进发：有自然伦理的可能吗？若没有超自然信仰，道德仍能存在吗？哲学在制定有效的世俗的道德律之后，能挽救思想自由而欲将它摧毁的文明吗？当苏格拉底在《欧绪弗洛篇》（Euthyphro ）中辩论说：“神所赞同的善非真善，因其本质善而善者为真善。”他是在提倡哲学革命。他那距宗教思想甚远的对善的观念，其世俗程度接近功利主义。他认为，善不是普通而抽象的，而是特殊而实用的，“有所为而善”。善与美是可用性与人类利益的形式，即使是一只粪桶，如果非常适合其目的，也是美的。因为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知识更有用，所以知识是最高的美德，而罪大恶极是无知——虽然“德”在这里的含义是善而不是无罪。没有适当的知识，便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有了适当的知识，必定产生正确行为。人永远不做他们知道是错的事，即不智、不利于自己的事。善的最高境界是快乐，达成快乐的最犀利的工具是知识或智慧。

苏格拉底辩论说，假如知识是最佳的美德，贵族政治便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而民主政治是胡闹。“用抽签决定地方官员是一桩很可笑的事，”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说，“但另一方面却没有人想到以拈阄的方式来选用舵工、泥水匠、吹笛者或任何工匠，虽然这些人的缺点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远不如搅乱政府的人来得严重。”他指责雅典人的好讼成性，互相妒忌，以及其政治团体之间纷争的酷烈。“这些问题，”他说，“是我最忧虑的，深恐将来严重灾祸降临在这个国家时，它将承受不起。”他认为，除非以知识与才能治理政府，否则雅典无可救药。知识和才能政治决不可再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好比不能用抽签来决定舵工、药师、医生、木匠的资格一样。也不可以凭借权力与财富来选择政府官员，暴政与财阀政治和民主政治同样坏。一个合理的折中办法是贵族政治，但是担任公职者必须心智健全并受过政务训练。尽管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批评，但是他承认其优点，同时也欣赏民主政治所给予他的自由与机会。他对其门徒主张“复归自然”的趋势报以微笑，而且对安提西尼与犬儒派，抱持与伏尔泰对卢梭同样的态度——尽管有其各种缺点，文明仍是一项宝贵的资产，不能为了原始的淳朴而予以放弃。

但大多数雅典人仍以愤懑而怀疑的态度对待他。正统派的教徒认为他是诡辩学家中最危险的一分子，因为当他遵守古代信仰的礼仪的同时，他排斥传统，希望将每一项法则置于理性的观察中，将道德建立在个人的良知上，而不是在社会利益或天命上，并且以使理性本身陷入内心紊乱而不接受任何风俗与信仰的怀疑论作为其结束。旧有事物的歌颂者如阿里斯托芬，将当代的反宗教思想、年轻的一辈不知尊敬长者、知识阶级道德的松弛以及扰乱法纪而腐化雅典人生活的个人主义，都归咎于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与欧里庇得斯。虽然苏格拉底拒绝支持寡头派，但是许多寡头派的领袖是他的弟子或朋友。当其中之一的克里底亚领导寡头派发动富人革命与残暴的恐怖活动时，安尼托和米勒托等民主派人士认定苏格拉底是知识上引起这次寡头派反动的根源，并决心将他从雅典人的生活中除去。

他们虽然铲除了他的人，却毁灭不掉他那深远的影响力。他从芝诺学来的辩证法，经柏拉图传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又将其演变为一套非常完整的逻辑学，被人沿用1900多年而未曾更易。他对科学的影响是有害的：学者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而其关于“外在安排的理论”（the doctrine of external design）对科学分析并无鼓励作用。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与知识主义的伦理观，对雅典道德的破坏或许有相当关系，但其强调良知重于法律，却成为后来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之一。苏格拉底思想的许多提示，经过其门徒的阐扬，成为其后两个世纪中所有重要哲学的本质。他的影响力之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是其在生活上与人格上所树立的典范。在希腊历史中，他已成为殉道者和圣人，因而每一个时代想找一个生活淳朴并具有大无畏的思想的模范，总是以对他的思念来培养其理想。“当我们想到人的智慧与崇高的品格时，”色诺芬说，“我无法使自己忘怀他，或在思念他时，又情不自禁地赞美他。那些以追求德行为其目标的人，如果能遇上比苏格拉底对人更有帮助的人，那我认为他可称得上是最幸运的。”

注释

[1] 印度人很久以前即发现这一问题，而且一直保持巴门尼德派思想至最后；或许《奥义书》（《吠陀经》的一部，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中的反感觉论经过伊奥尼亚或毕达哥拉斯而传至巴门尼德。

[2] 这一论点颇耐人思量。但我们如果说一张桌子是静止的，虽然它是由“人们告诉我们的”最活跃的“电子”组成，则几乎接近巴门尼德的想法。巴门尼德所看到的宇宙犹如我们所看到的桌子，电子能见到的桌子就像我们看到的宇宙。

[3] 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的讨论，自柏拉图流传至罗素，而且只要文字依然混淆不清，它们仍将继续下去。驳斥这些困惑问题的论断认为“无限”（infinte）是一件“物”，而不仅仅是表示心灵不能想象的绝对尽头的一个词；时间、空间及运动是不继续的，也是由个别的点或部分组成。

[4] “对于睿智而善良之士，”他写道，“以整个世界为其祖国。”

[5] 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认为“伟大的德谟克里特”是精神物理学的平行论者，因为他设计出成双置列的肉体原子与心灵原子——这两种原子联结而组成身体。

[6] 普罗泰戈拉访问雅典的时间可能依次为公元前451—前445年、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22年及公元前415年。

[7] 这些命题的目的在批驳巴门尼德的先验论，其内容是：（1）除感官所感受者之外，没有其他事物存在；（2）凡超越感官而存在的事物，皆属不可知者，因为所有知识无不来自感觉；（3）凡超越感觉而可知的事物，其知不可能传达，因为必须借助感官才能传达。

[8] 色诺芬在《名人言行录》第三篇中安排苏格拉底来阐述军事战略原理。

[9] “关于饮酒，”色诺芬作品中的苏格拉底说，“它确实能‘润湿灵魂’，并且让我们忘掉忧愁而进入梦乡……但是我想人的身体像植物……当上帝用洪水来灌溉它们，它们就承受不住或不能保持挺拔，但如果轻酌浅饮适量而止，它们会长得既挺且高，而且结下丰硕的果实。”

[10] 柏拉图《申辩篇》（The Apology）第37 页。

[11] 据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可能安尼托爱亚西比德，而亚西比德放弃他而选了苏格拉底。

第七章 黄金时代的文学

抒情诗人品达

通常说来，某一个时代的哲学，是下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就是某一时代在研究与思想上经过争执激荡的观念和问题，为其后续的时代提供了戏剧、小说及诗的故事背景。但在希腊，文学并未落在哲学后面，诗人本身就是哲学家，他们自己思考，他们是当代知识界的先锋。刺激希腊宗教、科学及哲学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在诗和戏剧甚至历史的记载中表露无遗。希腊文学作品中，敏辨思想的深度加上优美的艺术形式，使其黄金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超境界，在莎士比亚和蒙田时代来临之前，没有其他时代可望其项背。

由于负有一种思想的包袱及王室或贵族对其宠顾的衰退，抒情诗作为独立的艺术，公元前5世纪不及公元前6世纪来得丰盛。品达正好处于两个时代的中间：他继承了抒情诗的形式，但在里面注入戏剧的富丽。自他之后，诗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而在酒神节戏剧中，更综合了宗教、音乐及舞蹈，成为表达黄金时代灿烂文采与繁盛民情的更犀利的工具。

品达祖籍底比斯，其家族可溯源至原初时代，他宣称诗中的古代英雄有许多是他的祖先。品达的叔父是一名非常杰出的奏笛家，因此他受到熏陶而喜爱音乐，也学到一些吹笛的技巧。为了在音乐方面深造，父母将品达送往雅典，由劳索斯与阿伽索克勒斯教授他写作合唱曲。弱冠之年，也就是公元前502年，品达回到故乡底比斯，并随女诗人克丽娜学诗。他曾经在歌谣比赛中5次与克丽娜对擂，5次都败下阵来，因为克丽娜看起来非常动人，评判员又都是男人。品达称克丽娜为母猪，称西摩尼得斯为乌鸦，他自己则是老鹰。且不论此种短视，他在故乡颇负盛名，底比斯人曾为他编造一个故事，说有一天这位年轻诗人在田野中睡着了，有几只蜜蜂停在他的嘴唇，并在上面留有蜂蜜。不久，他以丰厚的酬劳受雇来为王公富豪撰写颂歌，他成为特纳多斯、罗得斯、科林斯及雅典等地上流家庭的贵宾，而且曾有一度成为马其顿亚历山大一世、阿克拉加斯的索伦王与锡拉库萨的希伦王宫庭中的御前弹唱诗人。一般情况下，他的诗歌必须先付钱订购，非常像现代某一城市为举行庆祝而聘请某一作曲家创作一首合唱曲和舞曲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的情形。当品达44岁那年回到底比斯时，他被人称作是波奥蒂亚给予希腊的最伟大的礼物。

他辛勤地工作，为每一首诗谱曲，而且时常训练合唱班来唱自己写的诗。他曾写神祇赞美诗、酒神颂、女神赋、名人礼赞、酒宴歌、挽歌及泛希腊运动大会中胜利者的凯旋歌。这些凯歌中尚留存45首，以运动会的优胜者的名字为篇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歌词，乐曲却阙如。我们评论他的作品，就像后代的历史学家评论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那些只有脚本而缺乏乐谱的歌剧，他们应该把他看作诗人而不是作曲家。或者我们假设让一名对基督教的故事背景不大了解的中国学者，某一天晚上阅读10首德国音乐家巴赫所写的赞美诗，不仅翻译不全，而且缺乏乐曲，我们以这种心情来衡量品达，才合乎公平。当我们今天默默地逐篇研读他的诗歌，我们觉得他无疑是古典文学中最凄凉的前哨。

我们只有借音乐的类比，才能解释这些诗的结构。对于品达，就如西摩尼得斯与巴克基利得斯，胜利歌颂所必须遵循的形式，正如同现代欧洲奏鸣曲和交响曲中具有强制性的奏鸣形式。首先是主题的叙述：竞技场上优胜者，或战场上凯旋的英雄的名字与故事。原则上，品达歌颂“人的智慧、美及其辉煌的勋绩”。但实际上，他对正规的题材并不太感兴趣。他歌颂赛跑者、风尘女郎、国王，而且只要当时的场合能让他有机会发挥他丰富的幻想力和引为自豪的吟诗技巧，他会欣然地将付酬金的暴君描绘成眷顾他的圣人。他的题材自骡赛至多彩多姿的希腊文明，可能无所不包。他忠于底比斯，而且不为阿波罗神谕所动，而为其祖国底比斯在波斯战争中保持中立而辩护，但是后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羞愧，于是反过来赞美希腊保卫战中的领导者——雅典，称它为“著名的雅典，富有、戴紫冠、值得歌颂的雅典，希腊的堡垒，受神保佑的城邦”。据说雅典人为他的礼赞而给予他1万德拉克马（1万美元），我们据比较不可靠的资料得知，底比斯曾因为他的隐讽而罚他的钱，而且由雅典代他付这份罚金。

品达诗的第二部分收集自希腊神话。他在这里堆金砌玉，过分得令人沮丧，如克丽娜所批评：他“撒种子不是用手，而是整袋整袋地撒”。他对神祇非常虔诚，并像对待他的最佳顾主那样侍奉他们。他是阿波罗殿祭司最宠幸的诗人，生前曾从他们那里受到许多殊荣隆遇，而在死后，古苏格兰人慷慨地将他的阴灵迎入阿波罗神殿，同享祭祀的鲜果。他是正统信仰的最后保卫者，即使虔诚如埃斯库罗斯，在他面前也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异端邪说者。品达如果看到埃斯库罗斯在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亵渎神祇的情形定会惊骇万分。有时候他几乎是一神思想，把宙斯看作“唯一的神，管理一切事物，看到一切事物”。他是神秘主义者之友，并分享奥尔菲克神秘教派天堂的希望。他弘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起源与命运属于神性的思想，而且是最后审判、天堂及地狱的最早描述者之一。他说：“犯罪的人死后，其灵魂立即受到处罚，而在这宙斯王国内所犯的罪，是由铁面无私的‘主宰’负责审判。”

但是在阳光永恒的普照下，

居住善良的灵魂，而他们的白昼和夜晚，

全是同样的光辉灿烂，

永不会徒劳而衰老。

为了无谓的需要，

他们耕耘播种；

但是和荣耀的神同住，在安逸中，

他们度过没有忧虑的生活，

他们在尘世的欢乐是

遵守他们的誓言。

但是与这些天壤之别的是

其余的灵魂受到暗无天日，

无人敢看的折磨。

品达诗的第三段与结尾段落通常是道德的告诫。我们决不可指望有什么玄妙的哲理蕴含在诗里面。品达不是雅典人，而且可能从未见过诡辩学家或读过他们的著作。他的才智已完全耗竭在他的艺术上，没有剩余的力量从事创造性的思想。他规劝运动员与武士须胜勿骄，而且应该知道尊敬神祇、他们的同胞和他们自己本性中最善的一面。偶尔他贬訾与褒奖混合使用，而且胆敢警告希伦不可贪婪，但是为了那最可爱最害人的东西——钱，他也同样敢为人说好话。他喜欢萨拉米斯战役以后雅典温和的民主政治，但是在他内心里面却坚信贵族政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害处最少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来自血统，尤其是过去已有过表现的门第，而不是能借教育获得。只有具有高贵血统的人，才堪担负起促使人类生活崇高而富正义的稀世伟业。“短暂的人生啊！我们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是梦中的影子，然而当神的光辉降临，荣耀的光照射着他，他的生命即充满幸福。”

他在世时并不出名，但他将继续与那些作品受众人赞美而没人阅读的作者同享无生命的不朽。世界不断向前推进，而他却要求它停止，以致被远抛在时代后面。他虽然比埃斯库罗斯年轻，但思想上似乎比早他一两百年的阿尔克曼还要古旧。他所写的诗有如塔西佗（Tacitus）的散文那样紧密、广泛、迂回，使用的是属于他自己矫情而故意仿古的方言，其韵律由于过于繁复，很少有诗人愿意仿效， [1] 而且变化太多，其全部作品中，仅两首诗用的是相同的韵律形式。尽管他有淳朴的思想，但他的诗却暧昧晦涩，文法学家穷毕生时间来剖析其条顿语的结构，结果只在那里面拨出一堆辞藻浮夸的陈腐之言。不过，尽管他有这些瑕疵——形式生硬、用语夸张、神话连篇，而仍有若干好奇的学者想读他的作品，那是因为他的叙述明快而生动，他那单纯的道德观念是真挚的，而且他那华丽的词汇能使微不足道的题材也为之灿然生色。

他活到80岁，为躲避雅典思想的动荡而隐居故乡底比斯。“一个人所感到亲切的，”他歌唱道，“是他的故城、伙伴及亲人，他为这些而感到满足。可是那些愚蠢的人却爱遥远的东西。”据说，他在临终前10天（公元前442年）派人去求阿蒙神谕，回答是“死亡”。雅典人用公费为他塑造一座像，罗得斯人将他第七首，即歌颂罗得斯岛的诗，用金字雕刻在一道庙墙上。公元前335年当亚历山大下令将反叛的底比斯夷为平地时，特别告诫他的士兵，对品达住过及寿终的那幢房子，不得有丝毫损害。

酒神节剧场

苏伊达斯在其《记事录》（Lexicon ）中的一则故事说：约公元前500年，有一天当演出由普拉蒂娜（Pratinas）编写的戏剧之时，观众坐的木制看台突然坍塌，伤了一些人，雅典人引以为戒，在卫城南坡上用石头建造了一座剧场，专献给酒神。 [2]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类似的剧院相继在艾瑞特利亚、埃皮达鲁斯、曼提尼亚、阿尔戈斯、陶罗美尼亚、德尔菲、锡拉库萨以及区域分散的希腊其他地方出现。但是首先上演著名的悲喜剧的却是雅典卫城南坡上的酒神剧场，曾在那里进行的是旧神学与新哲学之间最激烈的斗争，后来两者汇合成为一种浩瀚的思想主流，并且改变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思想史。

这座伟大的剧场当然是露天的。1.5万个座位的看台，成半圆的扇形朝帕特农神庙方向升高，面向伊米托斯山和海。当剧中人祈求天、地、太阳、星星及海洋时，使用普通人的日常言语。而大部分观众聆听说话或诵经，都能直接观看或感觉到。看台原用木制，后改用石砌，没有靠背，许多观众自备坐垫，但是他们一天连看五出戏，除了后面观众的膝盖或可权充靠背外，尚未发现任何其他撑腰的东西。前排有少数几个有靠背的大理石座位，供当地的酒神祭司与政府的官员坐。 [3] 剧场底部是一座供跳舞唱歌的舞台，舞台后面是一间小屋，视剧情需要，作为宫殿、庙宇或住宅，或者很可能演员下了戏之后，真的住在里面。 [4] 此外，还有简单的道具，如祭坛、家具等。演出阿里斯托芬的《鸟》时，曾使用考究的布景和服装，萨摩斯岛的阿伽萨库斯绘制使人有远近深度感的背景。变换场景时，由若干机械装置操作。 [5] 为表明剧情，常从里面推出装在车轮上的活动木台，台上画有表明剧情的人物像：可能是一具尸体，旁边站着手持血淋淋武器的凶手，或用直接的方法在舞台上表演暴行，这是违反希腊戏剧传统的。舞台的两侧各有一座大型的三角棱柱，可在轴上旋转，棱柱的每一面画有各种不同的景物，转动时立刻变换背景。有一项更奇特的道具是一个吊架，上面装滑车、配重铊，放在舞台的左边，凡神或英雄出现时，都用它载着下降，或升回天上，或悬在半空中。欧里庇得斯尤其喜欢用这种滑车降神，作为剧情峰回路转、急遽发展的神力解围方法。

在雅典演出的悲剧并非全年都有，而是酒神节每年一度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6] 在呈送执政官审核的许多剧本之中，被选中演出的仅有少数。雅典的10个行政区，各选一个富人充任演出主事，由他支付歌手、舞蹈者、演员的训练费或其他演出费用。有时候演出主事还得为布景、道具、服装或发掘人才而花费不赀。尼西亚斯以这种方式演出，每次都得奖。其他主事，也有为了省钱而向戏装商租用旧戏服。舞蹈者及演员的实际训练工作，由戏剧家自己负责。

合唱在许多方面都是演出最重要也是最花钱的一部分。戏剧时常以其为名，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诗人通过它表达宗教与哲学观点。合唱后来渐渐失掉主宰希腊戏剧的优势。起先合唱代表一切，到泰斯庇斯与埃斯库罗斯时，演员人数增多，而合唱影响力消退。及至公元前3世纪，它已经不再配合戏剧演出。普通情形下，合唱者不是职业的，而是从民众选出来的业余人员。他们全是男性，自埃斯库罗斯以后，每一合唱班共有15人。他们表演时载歌载舞，在长而狭窄的舞台上列队前进，以诗的韵律与动作解释台词与情节。

希腊戏剧中，音乐的地位仅次于故事主题和诗。剧作家通常负责写剧本及乐曲。大部分对白用说话或朗诵的方式，部分用吟唱，但主角遇到抒情诗节时，则必须独唱、二重唱、三重唱，或与合唱班和唱或答唱。歌唱非常简单，没有和声。伴奏乐器通常是单笛，直接逐个音符奏和歌唱。这样可使观众听清楚歌词，而且诗的内容不致被乐声所淹没。希腊戏剧不能以默读的方式来评定其好坏，对于希腊人而言，戏词仅仅是由诗、音乐、动作及舞蹈等所编织成深邃而动人的复杂艺术整体形态的一部分。 [7]

当时仍然以戏剧为主，奖颁给戏剧的多，颁给音乐的少；颁给演技的多，颁给剧本的少。一名演员只要演出稍微出色，即可一举成名。古希腊的演员都是男性，不像在罗马那样受到蔑视，而是极受人尊敬。他可以免服兵役，作战时能安全地通过战线。他被称为“答话者”（hypokrites ），即指答复合唱班的人，成为“扮演者”（impersonator）那是以后的事，这个词后来又渐渐引申为“伪冒者”（hypocrite）。演员有自己的同业组织，称为“酒神艺人”，会员遍及全希腊。戏剧团体巡回各城市演出，他们自己编写剧本与音乐，裁制自己的戏装，架设自己的舞台。名角的收入偏高而配角的待遇偏低，这种现象古今皆然。他们的道德观念可以见诸江湖、忽而奢侈享受、忽而陷入贫困、属于神经质而无法安定下来过正常生活的那一类人。

不论悲喜剧，演员皆戴面具，面具上装置一个利用振动共鸣的铜制扩音器。希腊剧场的音响效果，及每一位观众对舞台的能见度都非常良好。虽然如此，仍有扩大演员的声音及设法使距舞台远的观众看清楚演出人物的需要。于是为了适应视听上的需要，而牺牲掉声音与脸部的细腻表情。在演出真人如《伊克里西阿》一剧中的欧里庇得斯及《云》中的苏格拉底时，面具描绘出他们本人的特征，但大多是讽刺性的滑稽相。戏剧里面使用面具，起源自宗教的表演，时常以面具作为表达恐怖或滑稽的工具。在喜剧中他们仍保持这项传统，而在制作上希腊人极尽怪异夸张之能事。不但演员的声音加强、脸部用面具放大，而且他们的衣服里面填塞东西使躯体扩大，头戴高冠、脚登厚底鞋以增加高度。总而言之，诚如卢奇安所说，古代演员的扮相“令人可憎又可怖”。

观众和戏剧同样有趣。各阶层人士不分男女都可入场观戏，而且自公元前420年以后，凡需要钱的人，入场时可从政府领到2个奥勃的观赏费。女人与男人分开坐，娼妓有她们自己的位置。按习惯，严谨的妇女是不看喜剧的。希腊人观戏时很热闹，与其他地方的集会类似。他们边吃坚果、水果，喝酒，边听戏。亚里士多德说，一出戏演得好坏，从观众吃掉东西的多少可以看出。观众为了抢位子而争吵，为自己喜欢的角色鼓掌喝彩。遇到讨厌的，则发嘘声喝倒彩。当情绪更加激动时，他们以脚踢下面的凳子表示不满。愤怒时可能用橄榄、无花果或石头将演员赶下台。埃斯基涅斯因演出激怒观众，几乎被观众用石头打死。埃斯库罗斯由于观众认为泄露了若干埃莱夫西斯地区神秘仪式的秘密，差点被观众打死。一名乐师向人借了一堆石头来盖房子，答应当他下一次演出时，将观众丢掷的石头收集起来后再还他。有时候演员雇一批人坐在观众中，假如观众起嘘声，他们就以喝彩叫好来压制。喜剧演员甚至以撒坚果来讨好观众。只要观众不高兴，就可以以起哄的方式迫使一出戏中途辍演，并可以要求提前演下一出戏，一长串节目可能就这样缩短得不能再短了。

酒神节雅典演3天戏。每天演出35出悲剧、1出由诗人所写的林神剧（由于剧中合唱班扮演成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故称为“林神剧”）、1出喜剧，也是由诗人所写。表演自清晨开始，进行至傍晚。在酒神剧场能演出2次的戏极为罕见，有人若错过某一出戏，可以到希腊其他城市或雅典乡镇上气派较小的剧场去补看。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380年的100年间，在雅典演出的戏有2000出左右。早期，最佳悲剧奖是一只山羊，最佳喜剧奖是一篮无花果和一罐酒，但是到黄金时代，悲剧的3个奖及喜剧的独奖，都是由政府颁发现金。10名评审员是从由审议委员会所提名的一长列候选人名单中，于开演的第一天早晨在剧场内抽签决定。演完最后一场剧之后，每一名评审员各自在一块牌上写上自己选定的一、二、三名，然后将牌子投入一个瓮中，由一名执政官任意抽出其中5块牌子。这5块牌子加起来成为最后判决的结果，另5块牌子不公布就予以销毁。因此，没有人能事先知道由谁担任评审员，其中谁又会被抽中而成为最后的评审员。虽然有这些预防措施，但仍免不了发生舞弊或胁迫评审员的情形。柏拉图发牢骚说，评审员怕触怒观众，几乎总是选择获得最多掌声的，而且这些“乡愿”败坏了剧作家与观众的风气。竞赛结束，得奖的诗人和其演出主事头戴象牙冠，有时候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像里西克拉底主事那样建立纪念碑。即使是国王也想争夺这一冠冕。

剧场的规模及酒神节的传统大致决定了希腊戏剧的性质。由于演员不能借脸部表情与说话的声音来传达剧中的感情，深刻的个性刻画在酒神剧场中是难得一见的。希腊戏剧反映命运或人与神之间的冲突，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表现动作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现代戏剧描述个性或人与他自己的冲突。雅典观众事先知道每一个剧中人的命运及其故事情节，因为在公元前5世纪宗教习俗的影响力仍极强，酒神节戏剧的题材限于那些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希腊早期神话与传奇故事。 [8] 没有悬疑与离奇曲折的剧情，观众可以享受期待与预知的快乐。剧作家一个接一个地叙述同样的故事给同样的观众听，所不同的是诗、音乐、解释的方式及哲学。欧里庇得斯之前，即使是哲学也多半由传统决定：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的整个时期内所流行的主题，是妒忌之神或命运给予张狂与佞妄者的惩罚。道德律的反复出现，是教人致良知、崇荣誉及知谦抑的方式。它是哲学与诗、动作、音乐、歌唱和舞蹈的结合，不仅使希腊戏剧成为文学史上的新形式，而且几乎一开始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光辉成就。

埃斯库罗斯

希腊戏剧的成就也并非事出偶然，因为一个天才的成功需要继承先人遗留下的智慧作为基础。因此，自泰斯庇斯到埃斯库罗斯的成功，多亏许多无籍籍之名的剧作家的贡献，或许是雅典人抵抗波斯人成功，给予其创造一个伟大的戏剧时代所必需的骄傲与刺激。另一方面，自波斯战争之后，贸易发达，帝国兴盛，使其有这份经济力量支持耗费不赀的酒神节合唱与戏剧比赛。埃斯库罗斯亲身感触到这种激励与骄傲，像许多其他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作家一样，在生活中从事写作，而且知道如何去践履。公元前499年，他26岁时完成了第一个剧本。公元前490年，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同时参加马拉松战役，由于他们作战英勇，雅典政府曾定制一幅画，以纪念他们兄弟的勋绩。公元前484年，他首次获得酒神节的戏剧奖。公元前480年，他参加阿尔泰米松与萨拉米斯战役，次年作战于普拉蒂亚。公元前476年及公元前470年，他访问锡拉库萨，并受到希伦一世王朝的隆重接待。公元前468年，在独霸雅典文学界达30年之后，他首次失掉戏剧第一名，输给后起之秀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67年，他以《七将攻打底比斯》（Seven against Thebes ）一剧重振声威。公元前456年，他因《俄瑞斯特斯》（Oresteia ）三部曲这出悲剧赢得最后也是最伟大的胜利。公元前456年他再度往访西西里岛，同一年死在那里。

希腊戏剧曾经过一个人如此孜孜不倦的努力奋斗，才被塑造成为其古典的形式。埃斯库罗斯在合唱中增加了一名被泰斯庇斯抽掉的演员，因而使酒神节的祭祀表演从纯歌唱（oratorio）变为戏剧。 [9] 他写了70（一说90）个剧本，现保留下来的有7个。其中最早的3个是次要作品 [10] ，最著名的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最伟大的却是《俄瑞斯特斯》三部曲。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能也是三部悲剧的一部分，但缺少古代权威性资料的考据。我们听说埃斯库罗斯曾写过一部叫作《送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the Fire Bringer ）的林神剧，但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两回事，其组合完全不同。埃斯库罗斯所写的《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一剧中尚遗留若干残余，它们虽然毫无意义可言，但热切的学者却肯定地认为，假如能有完整的资料，我们能找出埃斯库罗斯在该剧中将宗教反叛思想注入英雄故事的真相的满意答案。虽然如此，雅典观众在宗教庆典中，竟容忍泰坦如此藐视神祇，是值得加以讨论的。故事开始时，我们看见普罗米修斯在宙斯的命令下被赫菲斯托斯用铁链拴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赫菲斯托斯说：

忒弥斯的思想崇高之子是圣人！

你我虽然都不愿意，但必须用铁链禁锢

在这人类高不可攀的山岩上，

这里没有人声也没有人影能

找到爱着他们的你。你那美丽的花朵

在骄阳酷热的焙烤下将要枯萎。

繁星点点的黑夜将要来临，

用阴凉安抚你，但太阳以其

炽烈的光芒驱散了晨霜；

虽历尽危险，苦难仍将

加深你的剧痛，因为他们之中

没有人能解救你。这些果子采撷自

人类的爱……因为宙斯是严厉的；

而新当权的王是残暴的。

无助地吊在悬崖上，普罗米修斯倔强地反抗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而且骄傲地依次数说他为原始人类带来文明的阶梯，在这以前他们：

像愚昧无知的蝼蚁那样生活

在照不着阳光的地窖中。那时候

没有明显的冬天，没有

花香的春天，也没有果实累累的夏天，

而是他们在盲目地胡作非为，

直至我教导他们。星星如何在

神秘中升起沉落，而且为他们设计

数字，哲学缘起于

字母的组合，还有

万物的创造者——记忆

那可爱的文艺女神之母。我是第一个

野兽的驯服者……

除了我，没有第二者发明船……

而我

就是那个为凡人创设这一切艺术的神，

却未曾遗留下来现在拯救自己的巧计。

整个大地为他忧伤。“海涛堆积一起时发出呼啸，在深沉中呻吟，从死亡的洞穴中传来哀嚎。”各国都为这位政治囚犯送来慰勉，要他记住，受罪不只他一个：“悲伤走遍大地，停下来依次等待在每一个人的脚下。”但是他们未曾为拯救而努力。海洋神劝他驯服，“看看谁在当政，所施的不是真理而是残暴”。海神的诸女齐声地问，为了人道是否值得承受如此的苦难？“不，你的牺牲是白费的，噢，敬爱的……你是否见到人类，对枷锁中的理想者是如何的未曾尽绵薄施救？”虽然如此，由于他们敬爱他，当宙斯威胁要将他投入地狱的深渊时，他们守着他，承受将他们和普罗米修斯一起打进深渊的雷霆。但由于普罗米修斯是神，他不会这样轻易地死去。在埃斯库罗斯所写的悲剧的结尾中，普罗米修斯又被从地狱深渊里提起，被锁在一块山岩上，宙斯命一只鹰啄他的心。他的心在夜晚长出，白天被鹰吃掉。普罗米修斯就这样受了人间的13世代的折磨。后来仁慈的巨人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这只鹰，并劝服宙斯释放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忏悔，与万能的神修好，并且佩上必戴的铁戒指。

埃斯库罗斯在这出简单而有力的悲剧中确立了希腊戏剧的主题（人类意志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反抗）以及公元前5世纪希腊生活的主题（反叛思想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冲突）。他的结论是保守的，但他了解反叛是怎么一回事，并完全给予同情。即使是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我们也找不出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怀着如此不满的思想。另一篇《失乐园》（Paradise Lost ），尽管作者怀着虔诚，但失落的天使却是故事的主人公。当弥尔顿为撒旦编造这样一套滔滔不绝的话时，或许曾时常想起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歌德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并假借桀骜青年之口替普罗米修斯说话；拜伦几乎将其作为自己的楷模；永远与命运搏斗的雪莱，在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使这故事——反叛者永不屈服——复活。这则神话中蕴含着几条寓意深长的哲理：痛苦是知识之树的果实，知道将来会腐蚀人的心，拯救者永远受折磨，到头来人必须接受局限，必须在事物的自然范围内达到其目的。这是一个崇高的主题，而且帮助埃斯库罗斯以庄严的语言使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成为一出具有伟大风格的悲剧。知识与迷信、启蒙主义与反启蒙主义及天才与专横之间的斗争，从未被如此强有力地描绘出，或将其升华至非任何表征或言语所能到达的境界。施莱格尔（Schlegel）说：“希腊其他悲剧作家的作品都是悲剧，但这个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不过，《俄瑞斯特斯》比这更伟大——大家一致公认，它是希腊戏剧甚至所有戏剧中的最优异作品，该剧完成于公元前458年，可能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后2年、作者去世前2年。主题是一代接一代狂傲骄横者的怨怒相寻，最后终于难逃报应。我们称它为传奇，但希腊人或许有其道理，称它为历史。这个故事，如每一个较有成就的希腊剧作家所告诉我们的，或可叫作“坦塔鲁斯的后裔”，因为这位弗里吉亚国王过分炫耀财富而开始一长串的罪恶，招来了怨灵（Furies）的报复。坦塔鲁斯偷窃了神的食物与浆露，并给予其子珀罗普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其所聚敛的财富超过了有益于其本身的程度，便将贻害子孙。我们见到了珀罗普斯如何用卑鄙的手段，夺取埃里斯的王位、除掉他的同谋、娶被他们欺骗及杀害的国王之女为妻。他与希波达米亚生子女3人：色斯特斯、埃洛珀及阿特柔斯。色斯特斯勾引埃洛珀，而阿特柔斯为了替他姐姐报仇，将其兄色斯特斯的子女烹而飨之于宴。色斯特斯与其女所生之子埃吉斯图斯发誓找阿特柔斯及其子复仇。阿特柔斯有子2人——阿伽门农与墨涅拉俄斯。阿伽门农娶克莱登妮丝特拉为妻，并生女伊菲吉妮娅和厄勒克特拉、子俄瑞斯特斯。当阿伽门农的船在赴特洛伊途中因风歇而停驶于奥利斯时，使克莱登妮丝特拉十分惊恐的是，阿伽门农竟杀长女伊菲吉妮娅祭神求风。当阿伽门农围困特洛伊城，埃吉斯图斯追求其满怀愁思的妻子，赢得芳心，并合谋弑害国王。埃斯库罗斯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消息传到阿尔戈斯说，特洛伊战争已经结束，骄傲的阿伽门农——身着铁胄，千军在他盛怒下战栗的英雄——已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岸，而且将接近迈锡尼。合唱班出现在王宫前面，而且以不祥的歌颂，回忆起阿伽门农弃绝伊菲吉妮娅之事：

在形势煎逼下他慢慢地硬起了心肠，

一股邪气在他胸中翻腾，

这是一股黑暗、肮脏、丑恶念头的邪气。

他起来，胆大妄为，

人在“盲目”的怂恿下，走向

卑鄙欲望的歧途，自此带来无限的悲哀

是的，卑鄙欲望的本身就悲哀。

于是，这个人硬着心肠屠杀了亲生儿，

为的是要报复一个女人的一笑之仇，

并将他的船救出危难……

怀着激动的情绪及抑压着的无声愤怒，

她将她那橘黄的纱巾丢掷在地上，

她将一道怜悯的目光

照射每一个男人荡漾着的心。

图画中的一张脸庞，竞相争妍。

小娃儿在爹爹的船板上袅娜起舞，

她那纯洁的声音从未为男人的爱所狎，

第三杯斟满时，她以娇嗔走向他的赞美。

阿伽门农的使者出现在台前，宣布国王驾到。埃斯库罗斯凭其细腻的想象力，体会出这位单纯的武人，在久别之后重新踏上自己的国土，心里是多么高兴。现在，使者说：“如果上帝愿意，我准备死。”他向合唱班叙述战争的恐怖与污秽，头发上长满虱子，雨天则湿气入骨，特洛伊的夏天灼热难挡，而严冬酷寒，鸟类绝迹。克莱登妮丝特拉从宫中走出来，忧郁、紧张，但保持一分傲气，她命人在阿伽门农的通道两旁挂满彩饰。国王乘着御驾，在部众的护卫下，因胜利而趾高气扬。跟随他后面的是另一乘战车，里面坐着黑美人卡桑德拉，也就是特洛伊城公主兼预言者、阿伽门农淫威下满怀仇恨的奴隶，她尖刻地预言他的惩罚。同时，她也哀伤地预见自己的死亡。克莱登妮丝特拉狡猾地对国王叙说多年盼他归来的相思之苦：“为了你，整日以泪洗面，泪泉为之流干，不再有半滴剩下。但是在我望归欲穿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我是多么为你那迟来的凯旋佳音而忧愁。对你长年的哀怨相思，求梦寐中片刻安宁，却睡不稳，闻虫鸣而惊醒。”他怀疑她的诚意，并严厉地斥责她，走道不该如此奢华铺张，但是他跟随她走进宫殿，卡桑德拉顺从地陪伴着他。在凝重的气氛中，合唱班柔和地唱出不祥的预兆。突然从幕后传来叫声，这是阿伽门农被埃吉斯图斯和克莱登妮丝特拉杀害时的惨叫。宫殿的门打开了，克莱登妮丝特拉手抡利斧，眉毛上染着鲜血，胜利地站在卡桑德拉和国王的尸体旁，合唱班齐诵着结尾：

上帝是不是愿意突然地，

没有痛苦地，

没有病魔缠身地，让

我的大限来临，

我的大限立即

带来永恒——

不醒的睡眠，

现在我的牧者，他

用爱照拂我，

躺卧在深处。

悲剧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祭奠者”（Libation Bearers ），因合唱女携祭奠品到阿伽门农坟墓而取其名。克莱登妮丝特拉将其幼子俄瑞斯特斯送往遥远的弗西斯寄养，以为这样他可能会忘掉其父之死。但是那里的老年人教导他古人传下来的复仇法则：“血债血偿。”在当时的黑暗时代，政府将谋杀案交由受害人的亲族处理，人们相信，除非报复剪除仇家，否则死者的灵魂不得安静。俄瑞斯特斯每次想到他未了的心愿——杀死自己的母亲与埃吉斯图斯——便忧心忡忡，惶恐至极。他与同伴庇拉德斯偷偷地来到阿尔戈斯，找到他父亲的陵墓，并在上面放了一绺自己的头发。当他们听到“祭奠者”走近，他们便避开，聚精会神地听那与祭奠者同来的妇女、无限哀伤的妹妹厄勒克特拉，站在坟前，祈求父亲的英灵去叫俄瑞斯特斯为他复仇。俄瑞斯特斯出来表露了自己，厄勒克特拉痛苦地将隐藏在心里要他必须杀死他们母亲的话告诉了她哥哥。这两名青年乔装成商人，前往王宫。克莱登妮丝特拉殷勤地款待他们，但当俄瑞斯特斯试着告诉她，她送去弗西斯的那个孩子已死时，他震惊地看到她悲伤中隐藏着喜悦。她喊叫埃吉斯图斯，要和他分享他们所惧怕的复仇者已经不在的好消息。厄勒克特拉斯当场杀掉埃吉斯图斯，并将他母亲赶入宫中。片刻之后他出来时，因想到自己是一个弑母者，已变成半疯半癫的人。

当我尚未发狂时，我要在这里对

所有爱我的人宣布，而且承认：我

已杀死我的母亲。

第三部是俄瑞斯特斯被复仇三女神所追踪，她们的职责是惩罚犯罪的人。俄瑞斯特斯是一个不为人所容的逃犯，不论他走到那里，复仇三女神都像黑色的幽灵一样紧盯着他，要吸他的血。他到德尔菲城阿波罗神祭坛前匍匐着，阿波罗安慰他，但克莱登妮丝特拉的幽灵从地上出现，催促复仇三女神不要放松折磨她儿子。俄瑞斯特斯又逃往雅典，跪在雅典娜神殿前，向她呼号求救。雅典娜听了，说他“已受够罪”。当复仇三女神提出异议，雅典娜将她们召来，要她们一起在最高法院审议委员会前审判俄瑞斯特斯的案子。第三部的最后一幕表演的就是这种象征以法律替代私相仇杀的奇特审判。由雅典护城神雅典娜主审，复仇三女神申诉找俄瑞斯特斯报仇的理由，阿波罗替他辩护。法庭中持正反意见的票数相等。雅典娜投下支持俄瑞斯特斯的票，并宣布将其无罪开释。雅典娜郑重地设置最高法院审议委员会，这是此后雅典地区的最高法院，其对杀人案件的迅速判决，将使该地区不再发生冤冤相报的世仇，其睿智的决定将领导雅典度过困扰人民的危机。雅典娜以其严正的言词说服了失望的复仇三女神，她们之中为首的一个说：“这是新秩序诞生的一天。”

《俄瑞斯特斯》是希腊文学中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后最伟大的成就。它有广阔的构想，统一的思想与表达，雷霆万钧的戏剧发展效果，深刻的性格理解及壮丽的风格。这一切的综合，在莎士比亚之前，我们再也找不到。这个三部曲经过严密的组织，成为一出布局良好的三幕剧，剧情承上启下，一气呵成。当故事展开后，恐怖的气氛逐渐加深，令人朦胧地感觉出它曾经如何深深地扣动当时希腊观众的心弦。虽然剧中人讲了太多的话，甚至4名凶手也如此。歌词暧昧不清，隐喻过分夸大，言词有时候沉浊、粗鄙、生硬。但是这些合唱在同类中是属于最优异的：华丽而柔和。同时，在祈求宗教的宽恕与已逝去的政治秩序的美德时，非常流畅动人。

《俄瑞斯特斯》的保守正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偏激，虽然这两部戏剧的写作时间不过相差2年。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被剥夺了职权，公元前461年被刺身亡。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完成《俄瑞斯特斯》，为最高法院辩护，称其是雅典政府中最具智慧的一个机构。这位诗人当时岁数已经很大，对老的一代比对新的一代更容易了解。他像阿里斯托芬一样，向往马拉松战役时（公元前490年）人们的美德。阿特纳奥斯想要让我们相信，埃斯库罗斯是一名善饮者，但是在《俄瑞斯特斯》中，他借戏剧就罪与罚及由痛苦产生智慧这方面说教，是一个极为严谨的人。报应思想也就是业（karma）或原罪（original sin）之说，每一桩罪恶行为，终将在今生或来世被发现而得到报应。希腊思想企图用此种方式协调人的罪恶和神的关系：一切苦难皆由罪恶——此种罪恶在前生所犯——而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并非纯真的虔诚教徒，他的戏剧，甚至在《俄瑞斯特斯》中，都充满着异端思想。他受到泄漏宗教仪式秘密的罪名的攻击，靠他兄弟阿美尼亚斯从中求情，并在议会中当众露出他在萨拉米斯战争中负的伤，才保住了生命。但是埃斯库罗斯相信，道德在抑制社会恶势力时须借助超自然的制裁力量。他希望：

有一个能高高在上面听见的——

如牧羊神、宙斯，或阿波罗——

遣下追踪犯罪者的

报应之神。

也就是专司因果报应的复仇三女神。因此他以诚挚的态度谈论宗教，而且努力想达到超越多神主义的一神观念：

宙斯，宙斯，不论他是什么，

假若这是他喜欢听到的名字，

他要被我这样称呼。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不论何处，我要寻找的

只有他，假若我的心

在它死亡前，将解脱

这一种浮华的累赘。

他把宙斯比作人格化的自然万物、宇宙的法则或理性，“所谓宇宙法则，即命运、创始者及‘彻悟’全在此合而为一”。

他这一杰作的结尾几行诗，或许是他作为诗人的最后几句话。《俄瑞斯特斯》发表之后的2年，我们发现他又到了西西里。有人认为，比评审员更偏激的观众不喜欢这出悲剧，但这种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符。雅典人于数年后做了一件和风俗完全相反的事：当局下令，他的剧本可以在雅典酒神剧场重演，而且准许合唱的任意演出。许多戏剧确实曾在酒神剧场重演，而埃斯库罗斯在死后仍继续得奖。一则老故事告诉我们，他在西西里时，一只老鹰抓了一只龟在空中飞，把他的头误当作石头，放开乌龟落在他头上而将他砸死。他就埋在那里，他自己写的墓志铭对他的戏剧是出奇的沉默，但对在作战中所受伤的疤痕，却显出凡夫的骄傲：

在这块石碑下躺着埃斯库罗斯。

关于他的英勇，有马拉松的林木为证，

或长头发的波斯人，知之最详。

索福克勒斯

公元前468年从埃斯库罗斯那里夺走悲剧第一名的是一位27岁的后起之秀，他名字的意义是智慧与荣耀者。索福克勒斯是一个最幸运几乎也是最悲观的人。他来自雅典近郊克罗纳斯，父亲是一名制剑匠。因此，当波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使所有雅典人陷入贫困之际，这位剧作家却能过富裕舒适的生活。除财富之外，他还有聪明的头脑、俊美的仪表及健壮的体魄。他曾赢过摔跤与音乐的双重奖——这是柏拉图所羡慕的；他在玩球及奏竖琴方面的技巧，可以公开表演。萨拉米斯战役之后，他被雅典城选出来领导雅典青年为庆祝胜利而裸体跳舞唱歌。即使过了中年，他依然英俊挺拔。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所陈列他的石刻像，虽然年迈、多须、臃肿，但仍高大壮硕。他在雅典太平盛世中长大，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并在伯里克利手下担任政府要职。公元前443年他是帝国的财政总管。公元前440年，他是伯里克利时代远征萨摩斯岛时统率雅典军队的诸将领之一——虽然应该补充说明，伯里克利所赏识的是他的诗，而不是他的战略。自雅典在锡拉库萨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他被任命为“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这项职务中，他投票赞成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派宪法。他的性格比他的政治才能更让雅典人喜爱：和蔼、机智、谦虚、爱游乐，并具有可以弥补所有其他缺失的魅力。他对金钱与少男有偏好，但当他老年时，他的兴趣转向风月场中的女人。他信神虔诚，偶尔也担任祭司的职务。

他写了113个剧本，遗留给我们的仅有7个，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完成的先后次序。他曾在酒神节戏剧竞赛中获得16次头奖，并在酒神节另一庆典中得奖2次。第一次得头奖时，25岁；最后一次得奖时，85岁。他主宰雅典戏剧界达30年之久，比同时期内伯里克利统治雅典更彻底。他将演员人数增加至3名，而且自己也客串一角，直到他丧失嗓音才停止演出。他（及他以后的欧里庇得斯）废弃了埃斯库罗斯悲剧三部曲的形式，改用3部不连贯的独立剧。埃斯库罗斯在戏剧中多喜欢用遮蔽人物的宇宙大主题；索福克勒斯则对人物的性格发生兴趣，而他在心理学方面的才华几乎是现代化的。他的《妒妇》（The Trachinian Women ），在表面上是一出音色之娱的闹剧：德亚内亚妒恨她的丈夫赫拉克勒斯对伊奥拉的爱，不经意地将一袭有毒的长袍给了他，当他被毒毙，她自己也随即自杀。这个故事吸引索福克勒斯的不是赫拉克勒斯的惩罚——若换成埃斯库罗斯，这似乎是他所要表达的主要观念——甚至也不是欧里庇得斯可能想要发挥的强烈的爱情，而是妒忌心理。因此，在《埃阿斯》（Ajax ）一剧中，他未注意这位勇士的赫赫战功，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对一个发狂的人的研究。《弗罗克特斯》（Philoctetes ）剧中几乎没有动作可言，只是对受到伤害的纯真与圆滑机变的诈伪作坦率的分析。《厄勒克特拉》（Electra ）故事的分量轻，正如其年代久远一样。埃斯库罗斯为其所牵涉到的道德问题而入神，索福克勒斯几乎忘掉这些，而是热切地以精神分析家的冷漠来研究这个年轻女人对她母亲的憎恨。这出戏剧已被列入曾一度受到广泛讨论的精神病例，《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 ）即属于同一类性质的另一个例子。

《俄狄浦斯王》是最著名的希腊戏剧之一。一开幕即予人以深刻印象：包括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一大群人坐在底比斯的王宫前，手拿月桂橄榄枝，在向神祈祷。灾难已降临该城，人民聚集在一起恳求俄狄浦斯王献祭品给神，祈神息怒。一道神谕宣布，若能查出刺杀老王雷伊阿斯的凶手，灾祸就将离开底比斯。俄狄浦斯痛恨地咒骂谋害他父王的人，不论他是谁，他的罪恶为底比斯带来如此的苦难。这是贺拉斯所创、从故事中心开始叙述的方法的典型例子，故事的起因从后倒叙。观众当然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因为雷伊阿斯、俄狄浦斯及怪物斯芬克斯是希腊民间故事的一部分。传说，因雷伊阿斯曾在希腊造成人为的罪恶，有人诅咒他和他的子孙。这种罪恶的结果，败坏了一代又一代的希腊人，形成希腊悲剧的典型题材。据神谕说，雷伊阿斯王与其后伊俄卡斯忒将有一个杀其父而娶其母的儿子。他们殷切地盼望第一胎能生一个女儿，但来的却是个男孩。为了不使神谕实现，他们将他遗弃在山上。一个牧羊人发现他，因他的脚发肿而叫他俄狄浦斯，并将他送给科林斯王与王后，他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养育他。待他成年，俄狄浦斯又从神谕中获悉，他将杀死父亲并与母亲结婚。他以为科林斯王夫妇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逃离了科林斯，奔向底比斯。在途中他遇见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和他争吵而被他杀死，他不知道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接近底比斯时他遇见那狮身鸟翼怪物，怪物向俄狄浦斯提出那著名的谜语：“有四只脚、三只脚及两只脚的是什么动物？”凡不能正确地答复这个问题的人都被怪物杀死。惊恐万分的底比斯人急欲除掉怪物，曾发誓推举能答出谜语的任何一个人为他们的王，因为怪兽曾许下诺言，若有人答对，它就自杀。俄狄浦斯答道：“是人：人于幼儿时在地上爬行，是谓四只脚；成年后两脚行走；待其老年，走路时使用拐杖，算是三只脚。”这是一个勉强的答案，但为那怪兽所接受，而且非常守信地毁灭了自己。底比斯人欢呼俄狄浦斯为他们的救主，当他们未见雷伊阿斯归来，就拥戴这个陌生人为王。为遵守当地的习俗，俄狄浦斯与雷伊阿斯王后结婚，并且和她生了4个小孩：安提戈涅、波利尼西斯、厄特克勒斯及伊斯美尼。在第二幕——希腊戏剧气势最雄厚的一幕中，一名高级祭司受俄狄浦斯之命查出杀雷伊阿斯的凶手，这位祭司指明是俄狄浦斯本人。没有什么事比这位国王在无可奈何、在惊骇中发现，他就是弑父的凶手及自己亲生母亲的丈夫更可悲。伊俄卡斯忒不肯相信这回事，她像现代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解释梦一样来对其加以说明。“有许多男人都梦见自己与母亲同床睡觉，”她宽慰俄狄浦斯说，“假若他们不去理会它，生活就会愉快起来。”等这件事获得确切证明后，她自缢身死，而俄狄浦斯在疯狂的懊丧中挖出了自己的眼睛，离开底比斯出外流浪，陪伴他的只有安提戈涅。

《俄狄浦斯在克罗纳斯》（Oedipus at Colonus ）是索福克勒斯无意中写成的悲剧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第二部里面，这位过去的国王已是个白发苍苍、由他女儿挽扶着沿途乞食的流浪汉。他后来漂泊到隐蔽的克罗纳斯，索福克勒斯乘机让他唱出他故乡和橄榄丛之歌，这是一首不易翻译但在希腊诗中评价很高的歌：

陌生人，你现在站立的地方，

这是一个马和骑士的乐园，

这里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白色的克罗纳斯在此闪耀着光芒。

在这里最常逗留，故乡最令人眷恋，

那儿浓密的青葱掩隐着她，

悦耳的夜莺颤颤地唱出

她那甜蜜辛酸的哀曲……

明露中一片清新，冠戴

晶莹洁白的早开花簇，

稚嫩的水仙在晨曦中

怒放……

在这泥土里生长出奇卉，

我在别处从未听到这样美妙的歌唱，

不论是在珀罗普斯的多利安小岛上，或

那遥远的亚洲。

这是未被遏抑而怒放的花卉，

她自己萌芽，自己成长，

使武装敌人沮丧的是：

只有在这一块土地上才灿烂盛开——

浅蓝色银一样的柔叶，

她那茁长的橄榄枝桠。

没有力量，没有蹂躏的手能摧残它，

年轻时轻率，或成熟时敏慧，

因为有宙斯的灵目在观察它，

还有那雅典娜浅蓝色的眼睛。

有一道神谕预示，俄狄浦斯将死在复仇三女神的辖区，当他知道他现在已进入她们在克罗纳斯的神林中，而且觉得人生乏味，于是想到倒不如死在这里来得安逸。他对雅典国王忒修斯吟了如下几行诗，总括而敏锐地道出了促使希腊衰弱的原因——土地、信仰、道德及人民的颓败：

只有上天的神

才不会老，才不会死；

所有其他一切都随着

主宰我们的时间翻转。

土地的元气曾耗竭，人的荣耀会消逝，

信仰会陨灭，而无信仰像花朵一样盛开。

谁又能在人的大道上，

或他自己心灵的隐秘深处，

找到永远不变方向的风？

然后，似乎听到了神的召唤，俄狄浦斯轻轻地与安提戈涅和伊斯美尼告别，在忒修斯单独的陪伴下，他走入了幽暗的丛林。

继续向前走

我们在一处小小的空间里打转。

瞧，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一个人；

但他——王 [11] ——却在那里，

将一只手放在额头上，像是

在眺望一件阴森可怖的东西，

可能是不忍卒睹……

他这是

什么样的死法，除了我们的忒修斯

他不再认识别人……

但若不是神遣某人引导他的步履，

就是地狱深渊敞开着表示它友善的大门

没有丝毫痛苦。因此那人被带走了

毫无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时

未因病痛的折磨而憔悴。但是他的结局，

若有结局的话，真是妙不可言。

三部曲的第三部——但显然是三部中最先完成的——将忠孝的安提戈涅带进了坟墓。听说她那两名兄弟波利尼西斯和厄特克勒斯为了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她急忙赶回底比斯，希望能劝阻他们兄弟争斗。但是他们没有理会她，以致落得双双败亡。支持厄特克勒斯的克瑞翁篡夺了王位，并为了惩罚波利尼西斯的反叛，禁止人收埋他。安提戈涅与其他希腊人同样相信尸体若不予埋葬，死后的灵魂将永远受到折磨。因此，她违背禁令，埋葬了波利尼西斯。合唱班此时唱出索福克勒斯最有名的一首歌：

奇妙事多的是，但总比不上人奇妙。

在浪涛澎湃的怒海上，还有白茫茫的南风里，

通过狭隘多沫的海湾，他航行在重重危险中；

大地——神祇中的长者——不知辛劳，不知颓废，

但问耕耘和收获，年复一年，和他一起的

还有那驯良的马，拖动犁耙。

他用罗网捕捉天空中轻盈的小鸟，

旷野与丛林里的野兽，以及海里的鱼，

他机灵地操纵了凶猛的蛮牛，和

自由地遨游于原野的牡鹿，

在他多才多艺的驯服下，

那鬃毛蓬松的野马也乖乖地口啣衔勒。

语言流利，思想机智，

他自己学会这一切；似箭的飞雨，

及刺骨的寒风，在广袤的冬空下。

他设想周到；他学会了如何逆来顺受；

无论什么降临，他都安然无恙；

只是对于死亡，他一筹莫展。

安提戈涅被克瑞翁判决活埋。克瑞翁之子海蒙反对这种非法的判决，他想咒骂自己的父亲却又强忍回去，于是只是说：“今生你休想再见到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这时候表现了爱，他所吟爱神厄洛斯的诗，曾使人传诵一时：

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

只要你轻轻一瞥，没有人不投降；

爱彻夜依偎在少女的面颊上；

你徜徉在丘陵的幽谷与无痕的海洋上。

爱使神也成了俘虏；

难道人能不向你臣服？

海蒙失踪了。克瑞翁命令士兵打开安提戈涅的墓穴，他们发现安提戈涅已死去，而海蒙在她的身旁，决心以身相殉。

我们寻觅，在那幽暗的拱形墓穴中

我看见那少女勒着脖子僵卧在那里，

布条绳的活结套住了颈项；

激动地在她身旁，紧搂着她冰冷的躯体，

她的爱人躺在那里痛嚎已死去的新娘……

当王瞧见他，一声沉重的吼叫，

他走向他，哭喊着：“我的儿，

你做了什么？什么使你这样？

什么不幸的遭遇夺去了你的理智？

噢，来吧，来吧，我的孩子；

你父亲在恳求你。”

但儿子虎视眈眈地瞪着他，

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然后一声不发地

拔出了他的佩剑，向前刺去，但

他父亲急速让开，没有被击中。然后这孩子，

怒不可遏，可怜的家伙，不能自制地

倒在自己的剑上，用力戳穿了身体

直到尽头；但呼吸着，将少女搂在

无力的臂弯中，临终的喘息，使她

苍白的脸透出红晕，

于是他们并卧长眠，葬同穴。

这几出戏剧，虽经过湮远的年代和传译的遗漏，仍具有优美的风格和练达的技巧。这是典型的“古典”表达形式：洗练、沉静而肃穆，生气蓬勃而有节制，庄严而幽雅，充满菲狄亚斯的力量及普拉克西特列斯的细腻和流畅。它的结构也是古典的，每一行诗都相互关联，而且渐渐演变发展至高潮，呈现其主题的意义。这些戏剧的每一出都像建筑庙宇一样造起来，每一部分都经过缜密的琢磨，并且层次分明、配置得当。只有在《弗罗克特斯》一剧中，他偷懒地借助奇遇（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成为笑柄）作为解决剧情死结的正当途径。索福克勒斯在这里，犹如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先发展侮谩性的嘲弄（像俄狄浦斯尖刻地诅咒不详的杀父凶手），转向突然的揭露与命运的逆转，最终受到不可逃避的惩罚。亚里士多德想举出完美的戏剧结构的实例时，总是提及《俄狄浦斯王》。而另两出处理俄狄浦斯的戏，充分发挥了阿里斯托芬对悲剧形容为“借客观的呈现而净化不幸与恐怖”所下的定义。人物的描绘虽不如欧里庇得斯的真实，却比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人物更清晰。“我视实际的需要描写人物，”索福克勒斯说，“欧里庇得斯则照实表现。”言下之意，戏剧应允许部分理想化，而艺术不该在求“像”。但欧里庇得斯的影响力表现于对话的雄辩有力，及偶尔对情绪的发挥。因此，俄狄浦斯不顾体面地与盲神特瑞西亚斯争吵，待其失明后，令人感动地探索着触摸他女儿的脸。埃斯库罗斯若想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忘掉女儿，而想到的则是永恒的法则。

索福克勒斯同样是一位哲学家和说教者，但是他的规诫比埃斯库罗斯更少乞助神力的制裁。他受到了诡辩学家的影响，虽然他维持了良好的正统思想，但他所表现的，若非境遇幸运，很可能变成欧里庇得斯。不过他有过多的诗人的敏锐感觉，来为人类时常所受到不应得的灾难剖白。利路斯（Lyllus）看到赫拉克勒斯的身体受着剧痛时说：

我们是无辜的，但得承认

神祇缺乏慈悲心肠。

他们生下人，并在

父的名下要求礼拜。

然而，却以冷漠的眼

望着这样的痛苦。

他使伊俄卡斯忒嘲笑神谕，虽然他的戏剧以神谕为契机。克瑞翁诟詈预言家“全属骗钱之辈”。弗罗克特斯问那个老问题：“如何证明上天行事公正，找出他的不公平？”索福克勒斯的答复充满希望，他认为宇宙的精神力量虽然太微妙，非我们所能了解，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正义终将获得胜利。他继埃斯库罗斯之后，把宙斯看作这种精神力量，甚至比他更具一神思想。像一名善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虽没有明确的宗教思想，但对精神上的信仰却极为笃定。最高的智慧是寻找代表宙斯的法则——宇宙的精神指针，并切实遵行。

啊，愿我平稳的步伐不乱，

永远走在正义的道上，

言和行都光明正大，

恪遵这些永恒的法则，

永远攀登上天层峰的上层空间——

那是它们来的所在；

只有奥林匹斯是它们的家，

它们不是凡人所能生；

无论人是多么健忘，

它们永远不眠不休。

这是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东西，却是埃斯库罗斯说话的语气，用信仰对非信仰作最后的抵抗。从这种诚敬与柔顺中，我们看见了忏悔与屈从的约伯。不过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捕捉到欧里庇得斯的前兆。

索福克勒斯和梭伦具有同样的看法：未出生的人最幸运，夭折的人次之。一名现代悲观主义者曾从翻译俄狄浦斯临死时合唱班吟唱的哀伤的诗句中获得乐趣，那是反映老年及雅典与斯巴达兄弟惨烈相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所促成的厌世观：

那些希望长寿不老的

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眼睛看到的

全是有关他的荒唐行径。

因为你活得太大的岁数，

将使你变得既滑又精；

忧伤渐渐接近你；而你

再也见不到欢乐，

这就是活得太久的人

所付出的代价……

向那未出世的人

我致最高的敬意；

次之向那生而夭折的人

我致崇高的敬意。

愚蠢轻得像绒毛

落在青年和成人的身上；

然后罪恶集中一起，

愤怒、妒忌、纷扰，争斗，

还有要命的剑——一样也无所需要。

当忧患总结时

已近步履蹒跚的老年

亲戚和朋友都远离他而去；

老年，加倍聚集了

普天下的忧愁……

当他无须工作时，

只有找孤魂结伴，

没有妻子，也没有亲朋，

没有歌声，也没有鼓乐，

死亡做了一切了结。

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传闻，索福克勒斯有一名叫塞奥利斯的“伴侣”欢娱晚年，而且与她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嫡子伊丰（Iophon）或许怕老头子会将财产遗交给塞奥利斯的儿子，曾以“老昏不堪胜任财产管理”的罪名将他父亲告到法院里去。索福克勒斯为证明自己神志清楚，向陪审团宣读了自己所写的戏剧——可能是《俄狄浦斯在克罗纳斯》——中的若干合唱曲。法官不仅判他胜诉，而且亲自护送他回家。他虽然比欧里庇得斯早生很多年，但他却给这位晚辈送终。然后，在同一年（公元前406年），他也随之去世。据传说，当斯巴达人围困雅典时，司戏剧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出现在斯巴达将军莱桑德（Lysander）面前，为索福克勒斯的朋友要到了一张通行证，以便他们将索福克勒斯埋葬在德克来亚他父亲的墓穴中。希腊人献给他神一样的荣典，诗人西米亚斯特别为他写了一首恬淡的挽诗：

常春藤，轻轻地，轻轻地爬，

索福克勒斯在那里宁谧地安息；

大理石上遍布着淡淡的绿苔，

四周将开满紫色的玫瑰。

让蔓藤密挂簇簇盛放的鲜花，

让它的嫩芽悬攀在石碑上，

他所唱出的酣郁的智慧，值得赞美，

受到诗神和美神的激赏。

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的剧集

就如乔托（Giotto）披荆斩荆地开辟了意大利绘画的道路、拉斐尔（Raphael）以沉潜的气势征服绘画艺术使其趋向技术上的完美、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则以天才呕心沥血的伟大作品使意大利绘画发展至成熟阶段、巴赫以令人难以相信的精力为现代音乐开创康庄大道、莫扎特以淳朴的曲调完成完美的形式、贝多芬完成不平衡的伟大作品的发展工作、埃斯库罗斯以其粗陋的诗句与严谨的哲学为希腊戏剧开拓遵循的方向并创立了形式、索福克勒斯以改良的音乐与平静的思想确定了希腊戏剧艺术的风格，而欧里庇得斯完成了表现炽热情感与狂烈怀疑的作品的发展工作。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几乎具有希伯来人热情的传道者，索福克勒斯是一个坚守着一个残破信仰不放的“古典”艺术家，欧里庇得斯则是一个浪漫诗人，因其为哲学所分心，永远写不出一出尽善尽美的戏剧，他们三人是希腊的以赛亚、约伯及传道书。

欧里庇得斯于波斯战争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那年（一说同一天）出生，可能就在萨拉米斯岛上，他的双亲为躲避米德斯人而逃离该岛。他父亲在雅典弗拉镇颇具钱财与名气，他母亲出身名门，但怀着敌意的阿里斯托芬却坚持说她开了一爿杂货铺，而且沿街呼卖水果鲜花。他的后半生居住在萨拉米斯，他喜爱那里群山的幽静及其蓝色大海多变的景色。柏拉图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戏剧家，却做了哲学家，欧里庇得斯希望成为一名哲学家，却当了戏剧作家。斯特拉博说，欧里庇得斯“走的完全是阿那克萨戈拉的路线”。他曾经跟普罗迪科斯学习了一阵子，而且与苏格拉底过从甚密，有人怀疑这位哲学家曾对他诗人朋友的戏剧有很多贡献。整个诡辩学派运动都进入了他的思想，并且透过他而垄断了酒神戏剧的舞台。他成为希腊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他崇拜理性，在为祭神演出的戏剧中予以破坏性的讥讽。

酒神剧场的记载说他总共写了75部戏，自公元前455年的《珀利阿斯的女儿们》（The Daughters of Pelias ）开始至公元前406年的《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 ），幸存的有18出及其他剧本的部分残缺资料。 [12] 这些戏剧的内容同样是希腊早期的神话故事，但蕴含辩驳的怀疑意味，先是微弱的，后来更为大胆。《伊翁》（Ion ）一剧描述著名的伊奥尼亚族始祖陷入一个困惑人的问题中：阿波罗神谕宣布叙塞斯（Xuthus）是他的父亲，但伊翁却发现自己是阿波罗之子，阿波罗诱拐了他母亲，然后用手段将她转让给叙塞斯。伊翁问道：“这位崇高的神怎么可能会是个骗子呢？”在《赫拉克勒斯》与《阿尔克提斯》（Alcestis ）中，这位宙斯和阿尔蒙纳（Alcmena）所生的大力士儿子被形容成性情平和的酒鬼，有大食巨人高康大（Gargantua）的胃口和路易十六的脑袋。《阿尔克提斯》叙述关于神要求，若要使阿德墨托斯（Admetus）（色萨利的弗里国王）复活，必须有人同意替死的不渝故事。他的妻子自愿牺牲，而且以百行诗和他殷殷告别，而他以极大的耐性聆听着。阿尔克提斯被带走赴阴间，但酒酣耳热的赫拉克勒斯出面干涉，威胁死亡之神放掉阿尔克提斯，并使她活着回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出戏剧只是想用微妙的方法嘲弄这则神话。 [13]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一剧用的是同样的讥讽手法，但更富技巧、更优美。主人公是年轻英俊的猎人，曾向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发誓，将对她永远忠诚，将躲避女人，并在森林中寻找最大的快乐。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被他这种污辱性的独身主义所激怒，在忒修斯之妻菲得拉的心里注入对忒修斯与女战士安提波所生之子希波吕托斯的狂恋。这是现存的希腊文学中第一出关于爱情的悲剧，它一开始便表现出狂热的爱的症候：菲得拉被希波吕托斯拒绝之后，憔悴萎靡，濒临死亡。她的侍女突然间变成了一名哲学家，对超越死亡的生命发出哈姆雷特一样的怀疑：

所有人的生命都烦恼而暗淡，

世界上永无安宁。

但若有一个遥远的国度，

比生命对凡人更重要，

“黑暗”伸出它的魔掌，

上面下面一片朦胧的烟雾。

有人为生命而想得发狂，

赖在世上执着于这无名而闪亮的东西；

对于另一些人，生命是干涸的源泉，

我们的底下深不可测，

而我们永远浮沉在神话中。

侍女送信给希波吕托斯说，菲得拉闺房的门永远为他而开。当他想到自己的继母这样时便惊骇莫名，他当时说的几句话，为欧里庇得斯赢得了“女人厌恶者”（misogyny）的头衔：

噢！上帝，为什么你要设下这诱人的陷阱——

女人——弄得快乐的世界鸡犬不宁？

创造男人既然是你的意志，为什么

他的出生一定要经过爱和女人？

菲得拉死掉了，她丈夫从她手里发现一张条子，说希波吕托斯调戏她。忒修斯发狂似的祈求海神波塞冬杀死希波吕托斯。这位年轻人虽然竭力辩护，但没有人肯相信他。他被忒修斯驱逐出境，当他的战车经过岸边时，一只海狮从浪涛中钻出来追他，他的马因害怕而狂奔，战车倾覆，希波吕托斯被拖在岩石上，血肉模糊而死。合唱班呼喝下面的诗句，当时一定惊骇了雅典观众：

你们神陷害了他，

瞧，我当你们的面说

我恨，我鄙视你们！

在《美狄亚》（Medea ）中，欧里庇得斯暂时忘掉他与上帝之间的战争，而将阿尔戈英雄的故事转变为他的一出气魄最雄厚的戏剧。当伊阿宋抵达科尔基斯后，公主爱上了他，并帮助他盗得金羊毛，将他隐藏起来，欺骗她父亲，而且杀死她兄弟。伊阿宋发誓对她永爱不渝，并带她回伊奥尔科斯。到了那里以后，美狄亚为了攫取珀利阿斯答应传给伊阿宋的王位，毒死了珀利阿斯王。因色萨利的法律禁止他与外国人结婚，伊阿宋和美狄亚只是同居，生了两名子女。但是后来他厌恶她那发疯似的野蛮性情，想要寻找一个合法妻子，及生一个嫡嗣，他向科林斯王克瑞翁之女求婚。克瑞翁应允他的请求，并将美狄亚放逐。美狄亚想想自己的过错，道出了欧里庇得斯为女人辩护的著名诗篇之一：

世界上所有有血肉的东西，

受害最多的是女人。我们必须

拿出私房积蓄，收买男人的爱，

瞧，钱买来了我肉体的主人！

每每想到这羞辱，不安如针刺。

整天还担忧，不知道主人在打什么主意……

……家里没有教过她，如何保住枕边人太平无事。

而不断挣扎的她，设法用轭套住他同挽重荷，

但不可将轭扯得太紧，

幸运的女人还能喘息！

要不然，她唯有求死。

她的主人，若看厌了她这张黄脸，

可以到别处去寻欢；但她倚闱长等，

望眼欲穿，盼望着他的孤魂。

然后他们会说，他们从军出征，

而我们坐享他们的保护，免受危险！

多滑稽可笑！我宁可手持盾牌冲杀三阵

也不愿生小子一人。

接着是她复仇的恐怖故事。她假装和她的情敌和好，特意送给她一套昂贵的长袍。这位科林斯公主穿上后，立即着火燃烧。克瑞翁想去救他女儿，也被烧死。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子女，用车拉着他们的尸体，伊阿宋看着她离开。合唱班吟诵含有哲学意义的结尾：

宙斯有琼楼玉宇在天上，

人的乖舛命运自那里注定，

没有希望或恐怖。

人所希望的硬不来，

人所不要的却摆在眼前，

却摆在眼前。

其余戏剧多属于有关特洛伊城的故事。从《海伦》中，我们见到修正后的斯特西科罗斯与希罗多德作品：这位斯巴达王后并未跟帕里斯私奔至特洛伊，她被强掳到埃及，在那里守身如玉地等候她的丈夫。欧里庇得斯暗示，全希腊人都为海伦在特洛伊的传说所欺蒙。他在《伊菲吉妮娅在奥利斯》中，将对希腊戏剧尚属新尝试的情感及传统信仰劝人规过的对罪恶行为的恐惧心理，大量地加入阿伽门农杀女祭神求风的老故事。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也都曾就这个题目写过剧本，但是他们的戏剧在这种优异的新表现方式下，不久即被人遗忘。克莱登妮丝特拉和她女儿出现时，观众可看到欧里庇得斯所表现的柔和感情，俄瑞斯特斯尚在不懂人事的童稚之年，当时也在场目睹了这桩迷信的谋杀案，以后他的命运将受到这一事故演变的播弄。当小女孩迎向她父亲时，流露出娇态和快活：

伊菲吉妮娅：爹，您一去这么久，

投进您怀里我真开心！

我比别人都跑得快——

因为，噢，我好想您！——请不要生气……

您高兴见到我？可是您一脸忧愁！

阿伽门农：做国王和做统帅的心事有多重。

伊菲吉妮娅：此刻属于我——就是此刻！

请不要发愁！

阿伽门农：是的，我此刻都属于你；

我现在不去想别的……

伊菲吉妮娅：可是——可是——您满眶的眼泪！

阿伽门农：是的，因为这一别将很久很久。

伊菲吉妮娅：我不懂，陛下，我不懂您的意思。

阿伽门农：你这机灵的小精灵引起更多伤心。

伊菲吉妮娅：我为了使您开心，我要说笑话逗您。

阿喀琉斯来了，她发现他对他们内定要结婚的事一点也不知情。相反，她获悉军队等她献祭已经不耐烦。她跪在阿伽门农的脚下，请求不要让她去牺牲。

我是您第一个生——第一个称呼您陛下，

我是第一个坐上您的膝盖头，

我们互相交换过甜蜜快乐的时光。

我还记得您曾对我说过——“我的儿，

我要为你找一个君王夫婿，永远生活在

幸福的宫廷里，你欢不欢喜？”

我躲藏在您的胡须里，

我诚恳地答复您：“我也将欢迎您，

当您两鬓如霜春秋高，欢迎您陛下

来我家同享欢乐，以报答您对我的爱。”

我们说的这些话，记忆犹新，

但您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还想取我性命。

克莱登妮丝特拉谴责阿伽门农向野蛮祭神仪式屈服，并且提出后来演变成许多悲剧的威胁——“不要逼我背叛你”。她鼓励阿喀琉斯想要拯救她女儿所作的企图，但伊菲吉妮娅改变了主意，拒绝逃避。

当我听着向我闪光的熊熊火焰时，

娘，我想到：我决心死，我高兴地

光荣赴死——我撇开了卑鄙的念头……

万能的神看着我，唯我能为希腊

带来恩泽——使她战船巨舰得以扬帆

远航，征服弗里吉亚，保障希腊女儿

的安全，不让强虏将她们掳出甜蜜的

家庭，当帕里斯的劣行受惩，海伦的

耻辱获洗，这都是我用死换来的解救，

而我的名字忝为希腊自由斗士之一，

受到神的恩宠。

当士兵走向她，她不许他们碰她，自己朝着焚烧着的火堆走去。

在《赫卡柏》中，战争已经结束，特洛伊城已被攻陷，胜利者正在瓜分战利品。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寡妻赫卡柏遣其幼子波利多鲁斯携带大量黄金前往找普里阿摩斯王之友色雷斯国王波利尼斯托，但波利尼斯托贪婪黄金，杀死这个少年，并将其尸体投入海中，后来冲击到特洛伊的岸边，被人送到赫卡柏的面前。这时候阿喀琉斯的鬼魂扣住风，不让它们吹送希腊舰队回家，除非献上普里阿摩斯最漂亮的女儿波利西娜，希腊使者塔西皮斯来找赫卡柏要这名少女。当他发现不久前还是王后的她，蓬头垢面，疯疯癫癫地躺在地上，不由得念出几行欧里庇得斯怀疑思想的诗句：

我能说什么，宙斯？——

你看看人们，我们以为有群神，那

是落空的幻想，而事实上人事全

靠机遇的安排？

这出复合戏剧的下一幕戏是《特洛伊女人》，完成于公元前415年，即雅典消灭米洛斯岛的第二年及雅典远征军出发准备为雅典帝国征服西西里岛的前夕。就在此时，欧里庇得斯为米洛斯岛大屠杀及拟对西西里锡拉库萨发动攻击的残暴所震惊，大胆地提出强有力的和平呼吁，以失败者的观点来说，这是对胜利的勇敢描述，“是古代文学中谴责战争的最伟大作品”。他的故事是从荷马结束的地方——特洛伊的沦陷——接下去。特洛伊男人在一次大屠杀后死亡殆尽，他们的妇女悲伤欲绝，随着她们被损毁的城邦而沦为胜利者的情妇。赫卡柏和她的女儿安德洛玛刻与卡桑德拉上场。波利西娜已被献祭，塔西皮斯前来带卡桑德拉去阿伽门农的营帐。赫卡柏晕倒在地上。安德洛玛刻想要安慰她，但她自己也不能自持，当她将儿子阿斯蒂安纳克斯搂在怀中，想起了孩子已死去的父亲：

我很久以前即挽着我的弓

向意中人的心坎上瞄准，我知道

我的箭已射中红心，为了那我更失掉了

安宁。所有的人都称赞我们，

我爱赫克托耳，想要赢得他的心。

我知道，不论是有意中伤或言者无心，

外面闲荡总会惹来对女人的恶意批评；

所以我克制了自己的热情，只好在自家

园子里踱步散心。所有长舌妇的飞短流长进不了我的门。

我的心——我已无别的

企求——和我自己谈论，我很高兴。

时时我保持平静的胸襟和安详的眼神，

迎接赫克托耳的来临，对生活的细节留心，

该如何襄助和顺从夫君……

某一个夜晚——是的，人们都说——

一个女人被强迫投入一个男人的怀中。

噢！可耻！可耻！女人怎能违背誓言，

不去殉节而在陌生人的床上与人拥吻？

即使是野兽畜生，当其伙伴死去时，

也不会无动于衷……

啊！我的赫克托耳！最亲爱的，

是我的，完全属于我的，

我的王子，我的智者，啊！伟大勇敢的

赫克托耳！当你来到我家，领走我成为

你的人，没有任何男人近过我的身……

你现在已离我而去，而我被战祸沦为

海那边希腊人的奴隶，厚颜苟生！

赫卡柏梦想着长期的复仇计划，嘱咐安德洛玛刻曲意殷勤地接纳她的新主人，这样他可以允许她养育阿斯蒂安纳克斯，待其以后长大成人，能恢复普里阿摩斯的宗庙及特洛伊的光荣传统。但希腊人同样也想到这一着棋，塔西皮斯前来通知，阿斯蒂安纳克斯必须死：“他们命令，你的儿子必须从特洛伊城墙顶上丢下去摔死。”他说完要将小孩从母亲手中夺走，安德洛玛刻抱住孩子，歇斯底里地和孩子做最后的告别：

走，去死吧，我最亲爱的，我的宝贝，

落入野蛮凶狠的人手中，只留我一人

在这里。只因为你父亲太英勇，

所以他们要除掉你……

没有人可怜你！……你这小东西，

我怀里的小可爱，你脖子上满是驱不

散的芬芳！亲爱的，我在这怀中抱你

育你，当你有病时彻夜未眠地守望，

直到我精疲力竭，这怎可能是一场春梦？

吻我，就是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能。

举起你的手，攀住我的颈；现在唇对唇地

亲吻我……

噢，你们想出来的酷刑，比东方人

的还残忍，你们这些狠心的希腊人……

快，拿走，把它丢下城，你去丢吧！

抢走他，你这禽兽，赶快！

神毁了我，我不能动弹，我不能

举起一只手来救我的儿。

她晕过去，士兵把她抬走。墨涅拉俄斯出现，叫士兵将海伦带到他面前。他曾经发誓要把她杀掉，赫卡柏想到海伦终于将受到惩罚，心里感到快慰：

我祝福你，墨涅拉俄斯，我祝福你，

假若你愿意宰掉她！

可是你看不得她的脸，

恐怕她蛊惑你，落入她陷阱！

海伦出来，她显得非常平静，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为自己的姿色感到骄傲：

赫卡柏：现在你来了，

是不是还穿锦衣画娥眉，

和你的主子同一个鼻孔出气，

你这个邪恶的心？下流，下流，

蓬乱着头，褴褛的衣，身体在颤抖，

啊，终于受辱，没有光彩，一身罪恶……

你必须公平，啊，我的神；让希腊人

戴上正义之冠，宰掉这女人……

墨涅拉俄斯：安静，老妇人，安静……

（交代士兵）为她准备有官舱的船，

让她坐着渡海回去……

赫卡柏：从前爱过的人，总是要再爱。

当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离开，塔西皮斯抱着阿斯蒂安纳克斯的尸体回来：

塔西皮斯：安德洛玛刻……害得我也落泪，

她在为她的祖国哭泣。

她凝视着，在对赫克托耳的坟墓呓语。

她哀求我们，好好地安葬这孩子……

她要我将他交给你手里，为他

穿着整齐……（赫卡柏接过孩子的尸体）

赫卡柏：呀，你遭到如此横祸，小宝贝！……

你那柔嫩的手，像他的可爱模样儿……

还有神气可爱的小嘴，是那样充满希望，

现在已永远紧闭！你说的多诳人，

每当黎明你爬进了我的床，亲亲密密地

呼喊着我，还期许地对我说：“祖母，

当您死掉后，我要剪短我的头发，

领着所有将军乘车走过您的坟前。”

为什么你要这样地骗我？现在要我

这无依无靠的老太婆，辛酸眼泪为

你年幼而流，你死得如此悲惨。

啊！我的天！你那朝我迎来的蹒跚脚步，

在我的膝上逗乐；啊，祖孙俩

甜甜地都睡着！这一切都化为乌有。

教诗人怎样刻你的墓碑，叙述你

真实的故事？“这里躺着一个小孩，

因为希腊人害怕而把他杀死。”

唉，希腊人该称颂这则故事！……

啊，虚荣的人，

得意时耀武扬威无所畏忌。

可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世事沧桑无定理！……（她用葬服将小孩包裹起来。）

荣耀的华服，本准备

你迎娶东方遥远国度的公主之用，

现在陪着你到永远……

在《厄勒克特拉》剧中，这古老的主题有极深入的表现。阿伽门农已死，俄瑞斯特斯在弗西斯，而厄勒克特拉由她母亲许配给一个乡下种田的人，他纯正忠实，对她的王族血统非常敬畏，终于消弭了她对他的蓄意怠慢。以她的想法，漂泊在外的俄瑞斯特斯永远也不会找到她。但俄瑞斯特斯受到阿波罗吩咐（欧里庇得斯这一点说得有道理）去为阿伽门农报仇。厄勒克特拉不断敦促他，假若他不去杀死谋害父亲的凶手，她就亲自去。这位少年找着埃吉斯图斯后，将他杀掉，然后转向他母亲。克莱登妮丝特拉此时年岁已大，两鬓斑白，身体衰弱，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犯罪的阴影所侵袭，她对憎恨自己的子女既惧又爱。她请求，但不哀求宽恕，对自己罪恶的惩罚也有些坦然。俄瑞斯特斯杀死母亲后，惊恐得不能自制：

妹妹，再摸摸她看，

啊，把她的身体盖起来，

换掉她的衣裳，

遮住那血渍印——

母亲！您是不是记得，

在极端痛苦中永远记得

您的凶手？

欧里庇得斯该剧的最后一幕称为《伊菲吉妮娅在陶里斯》，即伊菲吉妮娅与陶里族人。当阿伽门农的女儿将要在奥利斯的火堆中被烧死来祭神时，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用一只鹿代替，将女孩从火焰中救起，并让她在克里米亚半野蛮的陶里族人的狩猎女神庙做女祭司。陶里族规定，凡未经许可而登岸的陌生人，必须捉来祭狩猎女神。伊菲吉妮娅就是担任这一桩献祭活人的不愉快工作的主持人。她离开希腊已经18年，为想念她所爱的人，而在悲伤中变得颓丧，失去往日的神采。这时候阿波罗神谕答应给予俄瑞斯特斯安宁，假若他能从陶里族人手中夺走狩猎女神像，并将其带回雅典。俄瑞斯特斯和他的同伴庇拉德斯乘船出发，他们经过多日航行终于抵达陶里人的海岸，蛮人很高兴地把他们当作海给狩猎女神的礼物，而且将他们赶往女神庙祭坛上献神。俄瑞斯特斯因疲劳过度而癫痫病发作，倒在伊菲吉妮娅的脚下，她虽然认不出他是谁，但是当她看到他们两人正值青春年少而如今面临死亡时，怜悯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伊菲吉妮娅：谁也不知道，

忧愁何时来，何时休；

黑暗的上帝，领向黑暗是他

的路，任人盲目地穿梭，

你们来自何处，最不幸的人？……

你们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噢，

陌生人，说，你们父亲是谁？

你们的姐妹，如果你们有一个

姐或妹，遽然，你们这样年轻、

勇敢地离开了她，失去兄弟的照顾……

俄瑞斯特斯：我姐姐的手可使我瞑目！

伊菲吉妮娅：啊，她远在天的一方，可怜

的人，你的祈祷全将落空。然而，

噢，你们也来自阿尔戈斯，我会尽可能

地照顾你，决不使你失望。

埋葬时为你们穿上最考究的衣裳，

要在你们的火堆上倾油成金黄色的河流，

还用群蜂从千山花丛中采集的花露，

让你们死后溢香。

她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能记住她的话，并带回阿尔戈斯，她就答应救他们：

伊菲吉妮娅：告诉阿伽门农之子

俄瑞斯特斯，在奥利斯被火烧的伊菲吉妮娅，

希腊人以为已死，可是她很快

带来和平。

俄瑞斯特斯：伊菲吉妮娅！在哪里？

她死而复活？

伊菲吉妮娅：我就是，不要打岔。

带我回阿尔戈斯，兄弟，否则我会死。

俄瑞斯特斯想去握住她的臂，但是被她的侍者阻止，不准任何男人碰狩猎女神的祭司。他说他就是俄瑞斯特斯，但是她却不相信。待他重述厄勒克特拉对他讲过的故事，她终于相信：

你就是我所知道的小娃儿，

那么大一点点，小鸟一样

轻的小娃儿？……

啊，祖国阿尔戈斯，啊，我的家园和库克罗普斯

点燃的圣火，我感谢你的恩赐：

他活着，他已成人，矫健而强壮，

他是我的兄弟，我的亲兄弟。

我为这而感谢你。

他们设法救她，而她则帮助他们盗狩猎女神像。由于她的巧妙计谋，他们安全地到达船上，将神像运往布劳伦。伊菲吉妮娅仍担任祭司，在她死后，被当地人当作神一样祭拜。俄瑞斯特斯也为复仇三女神所宽恕，过了几年平安日子。神祇已满足，《坦塔鲁斯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antalus ）戏剧也已结束。

·戏剧家

我们必须同意亚里士多德，就戏剧技术的观点而言，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距由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所制定的标准尚远。《美狄亚》《希波吕托斯》及《酒神的伴侣》虽布局良好，但其结构的完整性却比不上《俄瑞斯特斯》，或不如《俄狄浦斯王》在复杂中具有的统一性。欧里庇得斯叙述故事时，并非从故事的中心开始，然后顺着情节抽丝剥茧渐次展开；而是像小学教员授课一样讲述，更糟的是有时候借诸神的口。他不用属于戏剧特色的动作直接表达，而时常安排一名使者来叙述故事，即使是没有涉及暴力故事时也是如此。他不让合唱成为戏剧的一部分，而将之转变为哲学化的旁白，或用抒情诗打断剧情发展。这些诗虽美，却时常与故事无关。不借助情节表达观念，他时常用观念代替情节，并将舞台作为教授思想、修辞及辩论的学校。他的剧情往往凭借巧合与“辨认”——虽然这些都经过周密的安排，并且戏剧性地表演出来。他的大部分戏剧（像其前辈的少数作品一样），借从吊架上放下来的神的干涉而结束——我们若不是假设欧里庇得斯真正想要表达的戏剧已在这种神的显现之前已经结束，而不得不借神力使结尾合乎卫道人士的道德观，不致受到他们恶意的抨击，否则，这种表现手法是无法予以原谅的。这位伟大的人本主义者以这种开场与结束的方法，才能在舞台上阐扬其反宗教思想而不致受到钳制。

其实体的内涵，如其形式，是天才和巧思的混合产物。欧里庇得斯具备每一个诗人应有的敏锐观察力，他强烈地感觉出人类的问题，并且以炽热的情感将它们表达出来，他是所有戏剧家中最悲观、最人道的一个。但是他的感触多半属于情绪上的，他那“热泪”太容易落下来，他从不放过每一个母子别离、凄恻动人的情景。这些场合永远是令人感动的，有时候在表现时所用的力量，就悲剧而言，是空前绝后的，但偶尔流于胡闹，而过分夸张暴力与恐怖，如《美狄亚》一剧的结尾即是一例。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拜伦、雪莱、雨果，他自己就是一次浪漫主义运动。

他在刻画人物性格上，轻易地胜过同辈。他用心理分析代替宿命论，在运用上甚至超越索福克勒斯。他调查人类行为的道德与动机，从来不惮其烦。他研究过各色各样的人物，下自厄勒克特拉的庄稼汉丈夫，上至希腊与特洛伊的国王，都在其研究之列。从未有其他戏剧家曾像他这样描述如此众多类型的女人，或以如此深厚的同情来对待她们。他对任何细微的罪恶与道德问题都有兴趣，而且予以真切的表达。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全神贯注于宇宙与永恒的事物，却未能清晰地观察到世俗及特殊的问题，他们创造深邃的典型，但欧里庇得斯却创造活人。例如，这两位前辈中的任何一人，都未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厄勒克特拉。在这些戏剧中，人与命运的斗争，渐渐转变为人与环境搏斗及性格的表现，并且铺好了路，致使希腊舞台在今后数世纪中，为弗莱蒙和米南德影响下的喜剧风格所占据。

·哲学家

倘若把欧里庇得斯看作剧作家，是不智之举。他的兴趣重点不在戏剧技术，而是哲学的探究与政治革新。他是诡辩学派思想的承袭者、启蒙运动的诗人，是较年轻偏激一代的代表。他们嘲笑古代的神话，并要求一个减少人与人之间、男人对女人及国家对人民的剥削的新社会秩序。欧里庇得斯所写的就是这些反叛思想者。他为他们增加了他的怀疑讽刺，并在原属宗教性的戏剧对白中，穿插了无数的异端思想。他用虔诚的语词与爱国的诗句作为表面的掩饰。他表达神化的故事时，虽然明显地揭露其荒诞不经，但他仍保持其表面的正统性，使其无懈可击。他用戏剧的主体来发挥他的怀疑论，但将序幕和结尾贡献给神。他的机灵与聪明手法，部分归因于他受到强烈压迫而必须吐出其内心的话又得设法保全自己老命的现实环境。

他的主题和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完全相同：

宗教导致人们所犯的罪恶无穷。

（Tantum religio potuit suadere malorum.）

神谕散布暴力的仇恨种子，神话故事所标榜的是道德的败坏，并对虚伪、奸淫、窃盗、人祭及战争予以超自然力量的庇护。他把占卜者形容为“口无真言、光说假话的人”。他说，用鸟的内脏来预测将来是“荒谬无稽”。他抨击整个神谕及卜卦的体系。他尤其仇视神话的不道德的内涵：

人们将不知有神，见不到天上的光，

如果最后邪恶战胜真理……

别说天上没有奸宄，

没有被囚禁的罪神：不久前

我内心里还称它卑鄙下流，

它将不会改变……

这些诳人的故事，荒谬怪诞，

像坦塔鲁斯的狂宴和撕裂一个

婴儿的诸神。

这满是杀人者的地方已将其

疯狂传染给神。天上没有罪恶……

所有这一切

都是唱游诗人的无稽之谈。

像这样的诗句有时候用酒神歌颂或虔诚的多神赞美诗予以柔化，但欧里庇得斯偶尔借剧中人物将其怀疑思想致达所有神祇：

是否有人说顶上有神？

没有，那里没有。别让佞人

用古老虚妄的神话欺骗你。

瞧瞧他们的行径，君不见

为王者杀人、抢劫、背盟，

以诈伪使城市变为废墟，

而他们却比那些爱和平而

虔敬的，生活得更快活。

他以一双惊人的对句开始他那失去的“墨拉尼珀”（Melanippe）：

啊，宙斯，假如有宙斯的话，

因为我所知道的他只是传说——

因此，据历史记载，当时的观众纷纷起立抗议，而他作如下的结尾：

而其他神祇也一样，被人认为智者，

事实上却不比某些缥缈的梦更明白，

他们的行为像人的一样，也是成串的

纷扰。那一个希望尽量少受罪的人，

不要像蠢人，受祭司盲目的愚弄，

径自奔赴……死亡，那些知他的人知道。

他认为人类的幸运是自然或巧合机遇的结果，而非有智慧的超自然神灵的安排。他为公认的神谕作合理的解释。例如，阿尔克提斯并未真的死去，而是在未断气前被送去埋葬，赫拉克勒斯在她死之前追上了她。他未曾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相信的是什么，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其迹象不足以给人明确的信念。但是他所表达的、最突出的是希腊知识分子中间用以代替多神主义的暧昧的泛神思想：

你，宇宙的主体；你，苍穹

的宝座；不论你在那里，

使人茫然无知，难以捉摸，

万物的主宰，灵性中的灵性。

主，我赞美你，望着那静寂

的路，终将为在世和逝去的人

带来正义。

社会正义是他诗歌的次要主题。他像所有富于同情心的人一样，渴望能有一天强者更眷顾弱者，不再有痛苦与纷争。即使在战争及其为形势所逼的爱国情绪中，他也毫不保留、真实地将战争的痛苦和恐怖陈述出来：

你是这样的盲目，

你蹂躏了城市，你荒芜了

庙宇，塌废了坟墓，未被践踏

的圣所，躺着故人；而你

自己不久也将逝去。

他见到雅典与斯巴达作战达半个世纪之久，彼此互相残杀，精英尽失，不禁为之痛心疾首。他在晚年所写的一出戏剧中为和平而提出动人的呼吁：

噢，和平，你像仲春一样丰富的赐予。没有东西比你更美，没有，甚至幸运的神之中也没有比你更美。因为你逗留不来，我在内心里渴念，我已经变成老迈，而你依旧未归。在我能看见你那璀璨和芳妍之前，我是否将望穿秋水？当重闻舞蹈者美妙的歌声以及佩满花朵人群的脚步时，白发与悲哀是否已完全毁掉我？回来吧，神圣的你，回到我城邦，邻我而居，你能平息愤怒。如果有你和我们在一起，战争和仇恨将离我们而去，疯狂和利刃将从我们的门逃走。

和他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中，敢攻击奴隶制度的人，几乎只有他一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明白地显示出，大多数奴隶并非生来就是奴隶，而是受到命运的捉弄。他不承认任何贵族血统，认为形成一个人的决定因素是环境而不是遗传。奴隶在他的戏剧中饰演重要角色，而且时常说话言辞优雅。他以诗人丰富的同情对待女人。他了解女人的缺点，由于他将这一切缺点非常真实地暴露出来，以致被阿里斯托芬称作“女人憎恨者”。但事实上，他比古代任何剧作家在为女人陈述痛苦及在支援妇女解放的启蒙运动方面具有更大的贡献。他的不少戏剧，在研究性甚至性变态问题方面几乎是现代的、属于易卜生以后时期的风格。他照实描写男人，对女人却予以特有的宽容，可怖的美狄亚从他那里得到比英勇而不忠实的伊阿宋更多的同情。

他是第一个将爱搬进戏剧的戏剧家，他在散失的《安得罗弥达》（Andromeda ）中为爱神厄洛斯歌颂的诗被无数希腊青年传诵：

噢，爱神，众神之主，人类之王，

既没有教人如何欣赏美丽，也未

帮助你用泥塑造可怜的恋人，

经过挣扎与奋斗，使有情人终

成眷属。

欧里庇得斯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因为当现实抵触其浪漫思想，浪漫主义者无不变成悲观主义者。“生活，”沃波尔（Walpole）说，“对于思想者是喜剧，而对于感觉者则是悲剧。”“不久之前，”我们的这位诗人说：

我观察人们的生活，发现了

灰暗的阴影。我敢确定地说

凡那些被认为聪明睿智的人、

伟大计谋的设想者，必须付出

惨痛的代价。因为自有生命以

来，在上帝的眼中可曾有过一个

快乐的人？

他为人类的贪婪与残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邪恶人性以及死亡的不分贵贱与善恶，而感喟不已。在《阿尔克提斯》一剧的开始时，死神说：“带走噩运者不是我的职责吗？”阿波罗回答道：“不，只遣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当死亡降临而人已经活到高寿时，这合乎自然，并不冒犯我们。“假若我们人类也像农作物一样，一季又一季，年复一年地循环不息，一代接一代，开花、结果、凋谢，我们也不必悲叹我们的命运。因为这是自然安排好的，所以我们决不可为了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所促成的事物，而感到沮丧。”他的结论是属于恬淡无为的斯多葛派哲学思想：“你必须忍受人所必须忍受的，不要烦恼。”偶尔遵循阿那克西米尼并预见斯多葛派，他认为人的思想是神的灵气的一部分，而且在死后被保存于宇宙的精神中：

谁又知道我们称为死亡的，

变成了生命，而生命濒临死亡？——

因为活着的人承受忧伤，但当他

们放弃了呼吸时，他们不再

悲哀，不再悲恸。

·流放

我们从这些戏剧中所憧憬出的这个人的形象，和卢浮宫里的坐像及那不勒斯博物馆中的半身像非常相似。因此，我们相信这两尊雕像是真正希腊原件的忠实仿制品。那张蓄须的脸显现俊逸之气，却充满沉思的神情，又稍带淡淡的忧愁。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同意，他是忧郁的，几乎是哀伤的，没有喜悦，没有欢笑，晚年隐居在自己出生的岛上。他有子三人，而且在他们孩提时代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若干快乐。他从书本中寻找慰藉。据我们所知，他是希腊第一个收藏大量书籍的人。 [14] 他的朋友中不乏知名人士，像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苏格拉底对别人的戏剧不屑理会，但他说，为了看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戏，即使走路到比雷埃夫斯港，他也愿意——这对一名骄傲的哲学家来说非同寻常。思想被解放的年轻一代，翕然景从，将他奉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所树立的敌人，比希腊历史中任何作家都多。那些自认为有义务保护宗教与道德以免受他怀疑之箭伤害的评判员，使他的作品仅5次获得头奖。不过，那位首席执政官让这样多的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宗教性的舞台上演出，已属难能可贵地开明。保守主义分子，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一致认为这名剧作家和苏格拉底一样，应该对助长雅典青年的反宗教思想负责。阿里斯托芬在其《阿卡奈人》（The Acharnians ，公元前425年）中一开始便向他宣战，在《特士摩》（The Thesmophoriazusae ）中喧闹地嘲弄他，而且于这位诗人死后次年，继续在《蛙》（The Frogs ）一剧攻击他。虽然如此，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始终保持友好到底。至于观众，既非议他的异端邪说，也聚集观赏他的戏剧。在《希波吕托斯》中的第612句，这位年轻的猎人说：“我的舌头已经宣誓，但我的心却依旧不受拘束。”观察者听后为之哗然，抗议这似乎是极端不道德的提示，使得欧里庇得斯不得不站起来安抚他们，向他们保证，在故事结束前，希波吕托斯将受到教训——这几乎对希腊悲剧中的任何角色都是一个安全保证。

约公元前410年，欧里庇得斯被人控告对神不敬。不久之后，希吉亚努以另一案对他提出起诉——该案影响这位诗人的命运甚巨——而且举出希波吕托斯的话，证明欧里庇得斯诈伪。两次控诉均未成立，但群众以激愤的情绪对待他的《特洛伊女人》，使欧里庇得斯感觉到他在雅典几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据说，由于他不像雅典城其他人一样热衷于打仗，甚至连他太太也反对他。公元前408年，他72岁，接受阿克劳斯王的邀请，赴马其顿首都做客。羁留培拉期间，在这位不惧怕其人民正统思想压力的国王的保护下，欧里庇得斯找到了宁静与安慰。他在那里写了几乎属于抒情的《伊菲吉妮娅在奥利斯》，及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酒神的伴侣》。他在马其顿居住18个月之后与世长辞。据虔诚的希腊人说，他死后被狗咬得支离破碎。

一年之后，他的儿子在雅典酒神剧场演出两出戏剧，评判员给予它们第一名。甚至现代学者也曾认为《酒神的伴侣》是欧里庇得斯向希腊宗教谢罪的作品。然而，欧里庇得斯写该剧的目的，或许是他对雅典民众所给予他的待遇所作的强烈讽刺。这出戏剧是叙述底比斯国王佩修斯，因谴责她们的狂热迷信及干涉她们喧闹饮乐，在他自己母亲的领导下，被一群酒神节中喝醉酒的女暴徒撕成碎片。这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属于宗教传统——肢解及献祭野兽或任何胆敢参加典礼仪式的人，本是酒神节仪式的一部分。这出雷霆万钧的戏剧，以将剧情归源于酒神节的传奇故事的方法，使希腊悲剧在萌芽时期即达到巅峰。该剧完成于马其顿的群山上，欧里庇得斯以浑厚有力、抒发情怀的诗句描写这些山峦。或许该剧原准备在培拉演出，那里庆祝酒神的气氛特别浓厚。欧里庇得斯对当地人民的宗教的狂热情绪具有令人惊异的透视力，并且借酒神女信徒之口唱出虔诚笃敬的赞美诗。这或许是由于这位老诗人真的已经走到理性主义的尽头，超越了理性主义，而且体会出理性的脆弱以及善男信女感情上的固执需要。但是这个故事对酒神信仰所表示的崇敬是暧昧的，其主题仍然是迷信可能产生的邪恶。

酒神幻化为人，但仍代表他自己的身份前来底比斯城，劝人信奉酒神。卡德摩斯之女拒绝接受传道，他将她们催眠，使她们信得着迷，她们前往底比斯山上，以狂舞向他朝拜。她们身着兽皮，腰缠蛇头，戴常春藤结成的冠，口吸狼与鹿的乳。底比斯国王佩修斯认为这种礼拜仪式违反理性、道德及法纪而予以反对，并将传道者监禁起来。但是这位酒神化成的传道者为证明他的身份，突破了监狱墙，并运用其神奇力量给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催眠。佩修斯受到催眠后，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爬上山去，参加狂舞。当这些女人发现他是个男人，就将他撕裂。他自己的母亲喝酒乱了性，把他的头颅提在手中，还以为是一颗狮子头，而且为胜利而高歌。当她神志清醒后，看见那是她儿子的头，便嫌恶那迷惑她的信仰。酒神对她说：“你嘲笑我这个为神的，这就是你的报应。”她回答道：“神发怒时，是否应该像一个知道自重的人？”他给予人的最后一次训诲，像他第一课一样，即使是他垂死时所写的剧本，他还是欧里庇得斯本人。

在他死后，他的声誉日隆，甚至在雅典也不例外。他曾经为之奋斗的观念成为以后数世的思想主流，泛希腊时代向前回顾，把他和苏格拉底看作希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知识拓荒者。他所处理的是活的问题，不是“死的故事”。需要很长时间，这个古老世界才能渐渐遗忘他。前辈的作品慢慢被湮没，而他的戏剧每年在希腊凡是有舞台的地方演出。当雅典人于公元前415年远征锡拉库萨，诚如欧里庇得斯在《特洛伊女人》中所料，遭到惨败，雅典人被铁链锁在西西里岛矿坑中充作奴工，生不如死。但普卢塔克告诉我们说，凡是能背诵欧里庇得斯戏剧台词的俘虏即可获得自由。他的戏剧塑造并促进“新式喜剧”（New Comedy）的成长，新式喜剧家弗莱蒙曾说：“假使人死后有知，我必就教于欧里庇得斯。”18、19世纪，怀疑主义、自由主义及人道主义在欧洲复苏时，欧里庇得斯几乎成为“当代人物”，比莎士比亚更“近代”。总而言之，只有莎士比亚可与他媲美。然而，歌德却不以为然。“自欧里庇得斯之后，”歌德问他的助手艾克曼，“世界上可曾有任何国家产生过一个够资格替他提鞋的戏剧家？”只有一个。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与战争

希腊悲剧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悲剧更为阴沉，因为它很少运用“借幽默插曲减轻悲怆气氛所形成的压力”的原则，以使观众更能接受悲剧。希腊戏剧家喜欢将他的悲剧保持一贯的高度悲剧气氛，而把喜剧列入无关宏旨的“林神之剧”，它让观众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喜剧宣布其脱离悲剧而独立。在酒神庆典中，专门有一天是分配给喜剧，全天节目演出三四出，由不同作家所写，连续演出，竞争单独颁给喜剧的第一名。

喜剧和演说术一样，首先在西西里开始发展。约公元前484年，科斯岛的一名哲学家、医生、诗人，同时又是戏剧家的埃庇卡摩斯，来到西西里的锡拉库萨，他写了35出喜剧来阐述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与理性主义。这些喜剧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自埃庇卡摩斯抵达西西里12年以后，雅典执政官第一次准许喜剧有合唱。这种新艺术在民主与自由的刺激下，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雅典成为讽刺道德与政治的主要手段。在喜剧中允许剧中人毫无忌惮地说话，是酒神节奉阴茎图像游行的传统。这种自由的滥用，促成了公元前440年禁止在喜剧中做人身攻击的立法，但是3年后这项禁令被废止而继续进行漫无限制的批评与辱骂，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不例外。

我们听过许多阿里斯托芬以前的喜剧家，而伟大的古代讽刺家及幽默家拉伯雷（Rabelais）在与他们战斗的硝烟消散后，甚至不惜屈身来赞美其中几位。克拉底努斯是西蒙的代言人，对伯里克利发动猛烈的攻击，称他为“头毛如葱的万能上帝”。另一名喜剧先驱是弗瑞克拉底斯，他于约公元前420年在《野性未脱的人》（The Wild Men ）中，讥讽那些不喜欢文明、渴望“返归自然”的雅典人：我们年轻人的勇敢革新是如此衰老。阿里斯托芬的最大劲敌是欧波利斯，他们先是合作，然后因争吵而分手，自此以后互相极力地讥讽嘲弄，但攻击民主派的立场是一致的。若要说明公元前5世纪中的喜剧何以都和民主派作对，其中部分原因是诗人爱钱，而贵族有的是钱，但主要理由是因为希腊喜剧的目的在于批评攻讦取乐，而其时民主派当权。因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妇女解放、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这类的新观念，所有喜剧作家团结阵营，联合一致对付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呼吁恢复马拉松战役以前人的生活方式与崇高道德。阿里斯托芬成为这种反动运动的喉舌，正如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一样。宗教与哲学的冲突，占据了喜剧舞台。

阿里斯托芬喜欢贵族政治自有其理由，他出身书香门第，似乎在埃伊纳拥有一片土地。他的名字就是高贵的标志，意思是“最佳的明证”。他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爆发时，他正是风华少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成为他戏剧的辛辣题材。斯巴达人攻打雅典乡镇地区，他被迫放弃乡间的产业，逃到雅典城里过活。他讨厌城市生活，并因突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去憎恨美加利斯人、科林斯人及斯巴达人而颇为愤恨。他谴责希腊人残杀希腊人，并在许多戏剧中一再呼吁和平。

自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死后，雅典的最高权力落入富庶的皮革老板克里昂之手，他因代表商业利益而要求彻底消灭斯巴达，剪除与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劲敌。在一出已散失的戏剧《巴比伦人》（公元前426年）中，阿里斯托芬由于对克里昂及其政策揶揄讥讽过火，使得这位魁伟的将军控告他叛国，而且罚了他的钱。2年之后，阿里斯托芬发表了《武士》（The Knights ）。剧中的主人公是“公民”（Demos），为首的是一名制革匠。每一个人都明白这昭然若揭的影射，看过该剧的克里昂本人也知道。因剧情非常尖刻，没有人愿意担任制革匠这一角色，深恐牵入政治漩涡而带来不幸，结果由阿里斯托芬自己出演这个角色。尼西亚斯（寡头派领袖）宣布，神谕告诉他，“人民的下一个统治者将是香肠贩子”。于是出来了这么一位小贩，奴隶们群起欢呼：“我们光荣的雅典的未来领袖！”“求求你们，”这位香肠贩子说，“还是让我去洗肠子吧……你们在愚弄我。”但是其中一人告诉他，要他放心，他有足够统治公民的资格——他不是流氓吗？他不是没受过教育吗？制革匠担心将被放逐，于是再三述说他对“人民”的效劳与忠贞，除了妓院里的娘儿们，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对“人民”的贡献。剧中表现出常见的阿里斯托芬的戏谑：香肠贩子用香肠打制革匠，并以吃大蒜为自己在议会中的演说竞赛做准备。接着，开始谄媚比赛，看两人中谁更能赞美“人民”，谁“更配讨好人民及其肚子”。这两个竞争者各自搬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摆在“人民”面前，像是竞选前的一连串诺言。香肠贩子说，为证明他们的诚实，应搜查各候选人的橱柜。在制革匠的柜子中发现了一堆鲜美的美味，尤其是一大块糕点，他切给“人民”的只有一小块（按：当时正有人指控克里昂吞没了公款）。于是制革匠被罢黜，香肠贩子成了“人民”的统治者。

《黄蜂》（The Wasps ）（公元前422年）继续讥讽民主派，只是意味较温和、较弱。合唱班是由悠闲的市民组成——装扮成黄蜂——以充当陪审员，每天赚一两个奥勃，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听取“阿谀”及抄没人的财产、罚人的钱，而投票将富人的钱送入国库与穷人的口袋中。阿里斯托芬在这些戏剧中的主要意旨是嘲弄战争及促进和平。《阿卡奈人》的主人公是“诚实的公民”（Diceopolis），他是一名农夫。他抱怨说，他的田地被军队践踏，以致他不能靠收获葡萄酿酒来维持生活。他看不出有什么必须打仗的理由，他非常明白，他个人与斯巴达人并无恩怨。他对等待将军或政客寻求和平已感到厌倦，他个人与斯巴达人签订了和约。当好战而爱国情绪激愤的邻居齐声合唱责备他时，他回答说：

不过，就算斯巴达人坏，我怀疑

凡事是否该一股脑儿都怪他们。

（合唱）都不该怪他们？你恶棍、

无赖，好大的胆子。当我们的面

向敌人卖身投靠，以为我们会饶恕你？

假如他不能证明雅典对这场战争应与斯巴达负一样大的责任，他同意让他们杀死他。他把头放在砧板上，开始他的辩论。不久，一名将军进来，被他驳倒，恫吓、口出亵渎之言，合唱唱出对将军的厌恶，而释放了这位“诚实的公民”。他售卖一种叫“和平”的酒，让所有的人高兴。这是一出非常大胆的戏剧，只有在一群经过训练、肯听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中才能演出。按照早期喜剧的习惯，允许编剧者通过合唱或剧中人之一对观众说话，阿里斯托芬利用这种告白（parabasis）解释其在雅典惹人嫌的原因：

自从我们的诗人演出喜剧以来，他们之中从来没有一个曾在舞台上替自己吹嘘过……但是他认为他对你们有过不少贡献。假若你们不再让自己被陌生人所欺蒙或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假若在政治上你们不再是愚民，那么你们得感谢他。从前，当来自其他城邦的代表为了想欺骗你们，阿谀你们是“头冠紫罗兰的人民”。你们听到“紫罗兰”这几个字，马上便坐直腰杆，觉得得意。或者，若有人为了满足你们的虚荣心而说到“富庶而圆滑的雅典”，他将可以得到一切，因为他谈起你们就像他即将下锅的鳀鱼。为了警告你们防备这些邪恶，诗人对你们曾作出伟大的服务。

在《和平》（The Peace ，公元前421年）一剧中，这位诗人是胜利者：克里昂已死，尼西亚斯正要为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为期50年的和平友好条约。但几年之后，冲突复发。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对其公民同胞失望之余，只好邀请希腊妇女同胞出来终止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当《利西斯特拉》（Lysistrata ）开幕时，雅典女人趁她们男人还在睡觉，天刚亮就集合在卫城附近商议。她们达成协议，除非她们的丈夫与敌人讲和，否则不让他们亲近。另一方面派一名特使去斯巴达，要求那边的女同胞合作，为这奇特的和平运动而采取同样措施。男人终于醒来，叫他们的女人回来。那些拒绝回来的，被男人包围住，但是攻击者却被她们一桶桶的热水及滔滔不绝的演说所斥退。利西斯特拉（“军队的驱散者”之意）向男人读了下面一段训词：

以往的战争中，我们跟着你们受罪……但是我们曾对你们仔细地观察过。时常，我们在家里，老是听你们在外面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我们询及，男人会说：“那关你什么事？闭嘴。”我们问：“老爷子，你们男人办事怎么会如此蠢呢？”

领头的男人回答说，女人绝不可管公事，因为她们连钱财都不会管。（当他们进行辩论之际，有些女人偷偷溜回到她们丈夫身边，嘴里喃喃地说着阿里斯托芬式的借口。）利西斯特拉反驳道：“什么地方管不好？太太很早以前就开始管她们丈夫的荷包，结果是两蒙其利。”由于她说得义正辞严，终于劝服了男人召开一次交战国的谈判会议。当各国代表齐集，利西斯特拉安排妥当，让他们尽情痛饮。不久他们兴高采烈，签订了耽搁已久的和平条约。合唱班唱出和平颂，结束了这出戏。

·阿里斯托芬与激进派

以阿里斯托芬的观点来看，促使雅典公众生活分崩离析的两个基本原因是民主政治和反宗教。他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人民的主权已变成了政客的主权。不过他相信，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以及诡辩学家所主张的怀疑主义，对曾经用以约束社会秩序与个人品德的道德力量的瓦解，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云》一剧中，他对这一派新哲学极尽喧哗揶揄之能事。一位头脑古板的仁兄，他叫斯特瑞西阿德斯（Strepsiades），在寻找能为他释疑的辩论对象。有人说苏格拉底开了一间“思想店”（Thinking Shop），人在那里可以学会证明一切的本事，即使它是错的，也能证明。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他找到了那所“苦思者学校”（the School of Very Hard Thinkers）。他看见教室中央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篮子，苏格拉底坐在里面陷入沉思中，而学生低垂着头，望着地上：

斯特瑞西阿德斯：这些人在干什么，伛偻着腰怪怪的样子？

学生：他们在探讨深得像地狱深渊的奥秘。

斯特瑞西阿德斯：但是为什么——对不起，但是——他们的屁股撅在半空中干什么？

学生：他们的另一头正在研究天象。

（斯特瑞西阿德斯向苏格拉底请教问题）

苏格拉底：你在什么神前面宣誓？那些神不是我们现在所信的。（他手指《云》的合唱）这些才是真正的神。

斯特瑞西阿德斯：难道没有宙斯吗？

苏格拉底：没有宙斯。

斯特瑞西阿德斯：那么谁造雨？

苏格拉底：这些云。你曾经见过没有云能下雨这回事吗？假如雨是宙斯造的，他应该能在晴天下雨，如同有云的时候……

斯特瑞西阿德斯：可是请你告诉我，谁在那里打雷？它使我打哆嗦。

苏格拉底：这些云，它们翻腾的时候就霹雷。

斯特瑞西阿德斯：怎么个打法？

苏格拉底：当它们满是水，鼓动着推进时，它们彼此沉甸甸地堆压着，于是突然发出霹雳声。

斯特瑞西阿德斯：由谁推动它们？是不是宙斯？

苏格拉底：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大气的漩流不断地推动着它们。

斯特瑞西阿德斯：这么说来，这伟大的神是“漩流”。但是雷是怎么响起来的？

苏格拉底：我用你自己做例子讲给你听。你是否体验过，当你在酒宴中肚子里面灌饱了肉汁汤，经过一阵搅动之后，突然呃的一声从里面冲出来？

在另一幕戏中，斯特瑞西阿德斯之子菲迪皮茨遇见了“崇善论”（Just Argument）与“崇恶论”（Unjust Argument）的化身。前者告诉他必须效法马拉松战役以前的人那种坚忍恬淡的美德，但是后者向他鼓吹新道德观念。“崇恶论”问，凡是讲究正义、美德或克制的人得到过什么好处？每发现一个成功而受人尊敬的诚实人，永远能另外找出10个诈伪而受人尊敬的人。再看看他们神自己：他们撒谎、谋杀、私通，而照样受所有希腊人崇拜。当“崇善论”开始怀疑大多数发达的人确实是不诚实的人时，“崇恶论”问他：

你讲讲看，我们的律师都是哪一个阶层出身的人？

崇善：这个吗——市井小人。

崇恶：对了。再告诉我，我们的悲剧诗人是什么样的人？

崇善：市井小人。

崇恶：那么我们的公共演说家呢？

崇善：都是市井小人。

崇恶：现在看看你四周。（转身指着观众）我们这些在座的观众朋友之中，哪一类人最多？

（“崇善”郑重其事地检查观众）

崇善：市井小人占绝大多数。

菲迪皮茨于是成为“崇恶论”的忠实信徒，甚至打起自己的父亲来，他的理由是，他强壮有力能这么做，高兴这么做。而且，他问他老子：“我小的时候，你不也揍过我吗？”斯特瑞西阿德斯哀求，看在宙斯的份上饶了他，但菲迪皮茨告诉他宙斯已不再存在，已经被“漩流”所取代。这位发怒的父亲跑到街上，要求所有善良公民摧毁这种新哲学。街坊邻居群起攻击并烧毁这一爿“思想店”，苏格拉底仅保住老命。

这出喜剧对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该剧于公元前422年演出，比苏格拉底的受审早24年。剧中的善意戏谑，似乎并未冒犯这位哲学家。据说他一直看到结束，给予他的敌人一个更佳的机会。柏拉图形容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两人在该剧演出之后依旧是朋友，柏拉图自己将这出喜剧推介给西西里岛锡拉库萨的狄奥尼西一世，认为它是一出有趣的闹剧。柏拉图甚至在其师死之后，还保持与阿里斯托芬之间的友谊。公元前399年控诉苏格拉底的三个人，米勒托在该剧演出时还只是个小孩，另一个人安尼托在演完戏之后，依旧和苏格拉底保持友好关系。或许是这出喜剧在以后当作文学作品流行之时，使这位贤哲受到比原先在舞台上演出时更多的伤害。苏格拉底本人，据柏拉图记载有关他的辩护说，曾提到这出戏剧是影响审理他案子的陪审员的主要因素之一。

阿里斯托芬在雅典有另一个讥讽的目标，而且在这一方面他怀着不肯妥协的敌意。他不信任诡辩学派的怀疑主义、道德经济与政治上的破坏国家的个人主义、激发妇女的女权主义。他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对这些邪恶看得最为真切，他决心用笑声从希腊人的心中将这位伟大戏剧家的影响力抹掉。

他于公元前411年完成第一出攻击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叫作《特士摩》，是以清一色的女人庆祝司农业丰饶及婚姻女神珀耳塞福涅与春之女神的故事为背景。这些虔诚的信女集合一起议论欧里庇得斯最近批评她们女性的话，并计划报复。欧里庇得斯得到风声，说服他岳父美尼西罗库斯乔装成女人，混入正在开会的女人群中替他辩护。第一个控诉人宣称，这位悲剧诗人剥夺了她的生活：以前她是靠替神庙做花环为生，但是自欧里庇得斯告诉人没有神以后，她这门生意就给毁了。美尼西罗库斯为欧里庇得斯辩护的理由是，他所说有关女人的坏话，都是能见到、听到的实在情形，与她们女人自己所知道的缺点相比还算是保守的。妇女怀疑这位女性的毁谤者不可能是女人，她们将美尼西罗库斯的伪装揭开，他从一名女人手中夺走一个婴儿，警告她们若有人动他，他就会杀死婴儿，才幸免被她们撕成碎片。不过后来她们依然攻击他，他把婴儿解开来看，却发现原来是一只酒囊，是为了躲避政府征税员而做的伪装。他还是以割破酒囊为胁迫，这可使酒囊主人大为伤心。“饶了我的宝贝！”她哭号着，“或者它必须死的话，至少让我们拿一只碗来接它的血。”美尼西罗库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边喝酒，一边托人向欧里庇得斯求救。欧里庇得斯曾在其戏中以各种人物出现，有时候是墨涅拉俄斯、有时候是珀耳修斯、有时候又变成回声（echo）——终于设法将美尼西罗库斯救出。

《蛙》恢复对已死的欧里庇得斯的攻击。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对雅典留存的剧本感到不满意，特意到地狱去把欧里庇得斯找回来。当他渡船到冥府时，一群青蛙咯咯地和唱着迎接他，这一定给了雅典青年够喊一个月的口号。阿里斯托芬在狄奥尼索斯的途中制造了许多笑闹，而且大胆地嘲弄埃莱夫西斯城的祭神仪式。当这位戏神抵达冥府，他发现欧里庇得斯正企图推翻埃斯库罗斯戏剧家之王的宝座。埃斯库罗斯指控欧里庇得斯散布怀疑思想和危险的诡辩论，败坏雅典妇女和青年的道德。他说，有教养的妇女曾因听到欧里庇得斯的污言秽语而羞愤自杀。小鬼抬来一架天平，两名诗人各将自己戏剧中的台词放在上面称。埃斯库罗斯一句有力的话（作者在这里同时也讥讽欧里庇得斯的前辈），比欧里庇得斯的十几句话还要重。最后埃斯库罗斯提议这位较年轻的欧里庇得斯不妨让他自己和妻子、儿女、行李一起上天平，他保证可以找到一句话，来超过他们全体的重量。结果欧里庇得斯输掉这场竞争，而埃斯库罗斯作为胜利者被带回雅典。 [15] 这件为人所知的最早的文学批评，获得了评审员的首奖，而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以至于数日后在雅典重演一次。

在另一出叫作《公民大会妇女》的次要戏剧中，阿里斯托芬将其箭头指向一般性的偏激运动。雅典妇女乔扮成男人，集合参加议会，投票击败了她们的丈夫、兄弟与儿子，而选举她们自己来充任政府领导者。领导她们的是一名狂热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名叫普拉克萨戈拉，她为女人甘愿受愚蠢的男人统治而痛斥她们，她提议财富由所有公民平均分配，但不让奴隶因黄金而失去原有的纯真。对“乌托邦”的攻击，阿里斯托芬在其《鸟》中则采用较优美的形式。2名公民对雅典失望之余，向上爬到鸟的住处，希望在那里找到理想的生活。在鸟的协助下，他们在天与地的中间建造一座乌托邦城，叫作“云中鹧鸪国”（Nephelococcygia）。鸟委婉地唱出完美的悲剧合唱曲，那样优美的对人类的咏叹：

你们人类，生命如白驹过隙，

却一日挨一日地满是忧患，

裸裎而不生羽毛，软弱而易怒，

可怜的多灾多难的泥塑东西，

多听听自由的鸟的话语，它们

是空中不朽而荣耀的君主，从

高处以怜悯之心俯瞰着你们

为艰难、劳苦、忧愁而挣扎。

鸟计划拦截神与人之间的交流，任何祭祀都将不准上达天堂。改革者说，不久之后，古老的神将饿毙，鸟将至高无上。新神将以鸟的形象出现，人形的神将被贬黜。最后，奥林匹斯山终于派来使节求和，鸟的首领同意娶宙斯的婢女为妻，该剧在美满的婚姻中结束。

·艺术家与思想家

阿里斯托芬是一个集美、智慧与猥亵的综合而不可分的混合体。当灵感来时，他能写出最宁馨纯真的希腊抒情诗，没有人能译出其意境。他的对话本身即是生命，或者可以说比生命所敢表现的更迅捷流畅、更充满活力。在其风格中所陈露的旺盛生命力，是属于拉伯雷、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那一类型。同时像他们一样，他的人物要比所有历史学家的作品予人以更真切的时代状况与气息，没有人能够不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而了解雅典人。他的结构非常滑稽可笑，几乎像临时拼凑而成的那样草率，有时候戏已演至一半而主题已结束，其余东拼西凑而就。一般说来，他的趣味低级，用的尽是流畅平易的双关语与俏皮话，慢条斯理，冗长得令人气闷，而且必须细磨慢琢。在写《阿卡奈人》一剧时，为了其中一个人物，他花费掉连续8个月的时间。在《云》一剧中，人的粪便的主要形式与玄妙的哲学混合一起，每隔一页我们总可以看到屁股、屁、乳房、性器、交媾、鸡奸、手淫等字眼。他指控他的老对头克拉底努斯性放纵。他是古代诗人中最能超越时代距离的一个，因为没有事物比猥亵更无时间性。希腊作家中没有人比他更粗俗，尤其与欧里庇得斯相比，他似乎越发显得令人沮丧的粗鄙：希腊观众都极欣赏他们俩人的戏剧，实在叫人难以理解。

假若我们是十足的保守派，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兼容并包，理由是阿里斯托芬攻击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而且诚挚地维护每一项古人的美德与罪恶。他是为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作者中最不道德的一个，但是他希望以攻击不道德来弥补不道德。我们可以永远发现他站在富人的一边，但他抨击怯懦。不论欧里庇得斯在世时或去世时，他都捏造有关欧里庇得斯的故事，但是他攻击虚伪。他把雅典女人形容成令人难以相信的粗俗，但是他揭露欧里庇得斯对她们的毁谤。他虽然大胆地嘲弄神祇 [16] ，若与苏格拉底相比，我们可以把他视作一名无神论者，然而他全心全意地为宗教，而且谴责亵渎神祇的哲学家。戏弄权势烜赫的克里昂且当面揭他的疮疤，是需要真正的勇气的。在宗教和道德处于自诡辩学家的怀疑论到伊壁鸠鲁的个人主义的潮流中，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察看出一项对雅典公众生活构成危险的基本因素。假若雅典接受他的若干建议，抑制其帝国主义，与斯巴达及早修和，并且以贵族的领导缓和伯里克利时代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的混乱与腐化，雅典的情况或许不致变成如此之糟。

阿里斯托芬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忠言未能严谨地躬亲力行。雅典立法禁止人身攻击，他滥用污秽龊龌的词汇及随意谩骂，应负部分责任。虽然这项禁令被废止，政治批评的“早期喜剧”（Old Comedy）于阿里斯托芬死（公元前385年）前即结束，而为其较后期戏剧的习俗与传奇故事的“中期喜剧”（Middle Comedy）所取代。但是希腊喜剧剧场的元气随着其放肆、残酷无情的言辞而消失。弗莱蒙与米南德兴起、衰落，后被遗忘，但阿里斯托芬却安然度过一切道德与文学风格的改变，其42出戏剧中尚遗留给我们11出完整的作品。即使是今天，尽管遭遇到理解与翻译上的困难，阿里斯托芬仍然是活着的，假如我们捏着鼻子阅读他的戏剧，我们仍能从猥亵中找到乐趣。

历史学家

在希腊戏剧和诗的鼎盛时代，散文仍未被完全遗忘。演说在民主与诉讼的刺激下，成为希腊人所热衷的项目之一。早在公元前466年，锡拉库萨的柯拉克斯（Corax）曾写了一篇《语言的艺术》（Techne Logon ）的文章，以指导公民如何在议会或法庭中说话。在这篇论文中已按传统将一篇演说分为引言、叙述、辩论、补充说明及结论。高尔吉亚将演说带到雅典，安提丰在其致力于寡头派宣传的演说与小册子中，运用了高尔吉亚的华丽风格。在李西亚斯的作品中，希腊演说艺术演进得更为自然、生动，但是也只有像狄密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那样的伟大政治家，才能使一篇公共演讲在平实中发挥演说的功效。这项新武器为诡辩学家所磨利，而且被他们的弟子彻底操纵利用，以致寡头派在公元前404年夺得政权时，就下令禁止修辞学的继续传授。

伯里克利时代散文的伟大成就成为历史。就某种意义而论，开始发现过去，而且有意识地及时审视人的活动，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在希罗多德所编纂的史料中，充满年轻人的魅力与朝气。50年之后，修昔底德的作品已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以后无论哪个时代都没有凌驾其上的。区隔开这两名历史学家的是诡辩学派哲学。希罗多德的笔调较纯真，或许较委婉，但毫无疑问较明快。他在约公元前484年生在哈利卡纳苏斯，其家庭曾参与政治阴谋活动，故并非无名之辈。当他32岁时，因其叔叔图谋败露受累而被放逐，因此开始其海阔天空的旅行，沿途收集了他以后写历史的题材。他曾途经腓尼基而抵达埃及，南至埃利潘蒂尼，西行昔兰尼，东走苏萨，北奔黑海边的希腊诸城市。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以科学家的眼光和稚子的好奇心予以观察探询。当公元前447年定居雅典时，他已收集了大量有关地中海国家的地理、历史及风俗的各类笔记。利用这些笔记及参考赫克特斯与其他前人的作品，他完成了一部超越其他历史作品、内容包含远溯古代传奇、近迄波斯战争结束的埃及、近东及希腊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事迹的巨著。一则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在雅典与奥林匹亚如何公开宣读其著作的部分，当其报道波斯战争及雅典从中获取利益的经过时，是如何令雅典人兴奋，他们竟赠给他12塔伦（7.2万美元），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难以相信的意外收获。

其绪言部分以壮丽的风格说明了该书的宗旨：

这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所陈述的史实，其目的为了使希腊人与蛮夷的伟大奇异事迹，不致为时间所淹没；尤其是导致彼等相互征讨的肇因，不致为人所淡忘。

由于其叙述内容网罗了东地中海全部国家，该书可以说是一部狭义的“世界史”，其范畴要比修昔底德的狭隘题材广瀚得多。故事不知不觉地在蛮夷的专制政治与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对照中成为一个统一体，而后虽有断续与离题的叙述，终至事先安排好的萨拉米斯战役处结束。它的目的是记录“非凡的事迹与战争”，事实上这使人记起英国历史学家吉本（Gibbon）对历史令人遗憾的误解，他把历史视作比“对人类的罪恶、愚蠢及不幸所作的登录，稍为详备的记载”。但是，希罗多德虽然只是偶尔论及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我们仍可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对各国社会的服装、习俗、道德及信仰曾作过许多有趣的描述。他告诉人们，埃及猫如何跳入火中，多瑙河流域的人如何闻香而醉，巴比伦城墙是如何建筑的，马萨格泰人是如何食其父母，在佩达苏斯的雅典娜女祭司是如何长出一大把胡须。他不仅写王侯公卿，也写各色人等，甚至被修昔底德忽略的女人，她们的衣饰、她们的美丽、她们的残酷以及她们的魅力，都活跃在他的字里行间。

据斯特拉博说，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有不少瞎扯胡诌的地方”，但是我们所知的历史学家，即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因其所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发生错误的机会自然也会增多。他的愚昧和他的知识是同样的广瀚，他的轻信和他的智慧是同样的深厚。他认为伊索匹亚人的精液是黑色的。他因为斯巴达人曾将俄瑞斯特斯的尸骨带回斯巴达，而相信他们打了胜仗。他漫天虚报波斯王薛西斯的军队实力及其伤亡数字。他报道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几乎毫无伤亡。他的叙述是出于爱国心，但有欠公正。他论述双方的政治纠纷，记述入侵者的英勇及波斯人崇尚荣誉和豪迈的精神。当他必须依赖国外资料时，他即犯了重大错误。他以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是女人，阿尔卑斯山是一条河，胡夫（Cheops）王生活在拉美西斯三世之后。但是当他处理经他亲身观察的事物时，则比较可靠，而且他的叙述随着我们知识的增进，能逐渐获得印证。

他盲目接受许多迷信，记载许多奇迹，虔诚地引述神谕，致使他的作品被预兆与占卜玷污。他查证出塞美勒、狄奥尼索斯及赫拉克勒斯出生与死亡的具体时间。他像18世纪法国主教兼作家波舒哀（Bossuet）一样，记载全部有关人类的善恶与报应。但是，他也有充满理性主义的一刻——或许是在其晚年曾受到诡辩学派的影响：他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为奥林匹斯山诸神取名及定形，习俗决定了人的信仰，每一个人对神祇的了解程度都一样；他把上帝看作历史的最后裁决者，又将其搁置一边，重新寻找自然原因；对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埃及冥府主管亡魂审判的主神俄赛里斯的神话故事，他以科学家的态度予以比较与鉴定；他对若干神力的干预故事则报以容忍的微笑，并尽可能给予自然的解释；眼睛闪烁着光彩，他告诉人们他的原则：“我有义务告诉人们我从别处知道的事物，但我没有义务去全部相信它。这就是我在这里对每一项叙述所遵循的原则。”他是将著作流传给我们的第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西塞罗称他为“历史之父”是有其道理的。卢奇安和其他大多数古人一样，把他列在修昔底德之上。

不过，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人在心智上的区别，几乎等同于人的青春时期和成熟时期之间的区别。修昔底德是代表希腊启蒙运动的人物之一，其上承诡辩学派，正如吉本是拜尔和伏尔泰精神上的子侄一样。他父亲是雅典的一名富豪，在色雷斯拥有若干金矿。他母亲是色雷斯的名门之后。他曾接受雅典的最高教育，在怀疑主义思想中长大。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他就逐日记载。公元前430年，他受到战争的伤害。公元前424年，36岁（或40岁）时，他被推选为远征色雷斯的两名海军舰队司令官之一。由于他未能及时率领舰队赴安费波利斯解围，而被雅典人放逐。此后20年他安于旅行，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尤其长久。他的书所特有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公正与客观，部分得归功于其对敌人的直接了解。公元前404年寡头派革命成功，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雅典。他于公元前396年去世——有人说是被谋害的——留下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非常简单：

雅典人修昔底德，自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开始，即着手陈述其经过，他认为这将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其记载的价值胜过此前的任何战争记录。

他从希罗多德结束处（波斯战争）接续。希罗多德这位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希腊生活中没有东西比战争更具记述的价值。希罗多德写作时，以供知识分子阅读为其部分着眼点；修昔底德写作的用意在于提供资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提示先例给将来的政治家。希罗多德所采用的是随和平易的写作风格，或许受到了荷马史诗那种行云流水不拘泥于形式的影响；而修昔底德如同曾受哲学家、演说家及戏剧多方面熏陶的人，其写作的风格往往因刻意追求简单、扼要、深邃而变得盘结晦涩。这种文体偶尔被高尔吉亚式的修辞与润色破坏，但有时候则与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同样的简洁生动，在较重要情节的发展上，更是有欧里庇得斯那种强烈的戏剧效果。没有哪个戏剧家的作品能胜过修昔底德对雅典远征锡拉库萨、尼西亚斯的优柔寡断及其失败后那种恐惧所作的描述。希罗多德按地区、时代进行叙述；修昔底德则牺牲故事的连贯性，按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逐季逐年地排列。希罗多德写作时着重人的因素而不是故事演变的过程，认为过程须透过人为的因素而运作；修昔底德虽然也承认历史中特殊人物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偶尔在其主题中点缀一些对伯里克利、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的介绍，但是偏重于人为因素以外的因果、发展及结果的记录。希罗多德写远方的故事时，多半根据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修昔底德著述时，往往自身就是事件的目击者，或与目击者亲自交谈过，或阅读过原始资料。在很多情形下，他直接提供有关资料。他追求精确，甚至文中的地理知识都曾经过详尽的实地印证。他很少以道德家的眼光评判人或事件，在描述克里昂时，他充分表现其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鄙视。但是多数情形下，他在论述时多能保持客观冷静，公正地处理。他叙述自己短暂的军人生涯时，好像那是他曾经认识的人，而不是他本人。他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的第一人，而且为其从事历史写作时的谨慎与勤奋而感到骄傲。“就全盘而论，”他对希罗多德若有所指地说：

我从所引述的事实中所作的论断，私下以为足资信赖。我敢确信，它将不为诗人表现其夸大艺术下的诗篇，或编史者为求生动有趣而抹杀事实——他们所处理的题材不是难以考据，就是因年代久远而沦为稗官野史，历史价值多已丧失——的著作所骚扰。撇开它们，我们可以从阅读这些最清晰的资料，并于此类古人事迹得出预期的正确结论中获得满足……拙作缺乏浪漫色彩，我想或多或少会减低其趣味，但若能对那些希望确实知道过去，俾作为解释将来的工具的有心人有所助益——因为世事演变的轨迹，即或不是完全反映过去，也必有近似之处——作者即感满足。本人对拙作持谨慎之心，目的不在博取读者一时的喝彩，而是望其具有永恒的价值。

他确实有放弃正确而追求趣味之嫌：他有借其故事中人物之口发表优美演说的癖好。他坦白承认这些演说是编造的，但是它们能帮助他解释人物个性、观念和事件，并使其鲜明活泼。他宣称，每一篇讲话都代表当时一篇实际演说的实质内容。假如此话属实，那么所有希腊政治家和将军必曾跟高尔吉亚学过修辞，跟诡辩学派学过哲学，跟斯拉西马克斯学过伦理学。这些讲话都具有同样的风格、同样的细腻、同样的现实观，它们使直接简洁的斯巴达人和受过诡辩学派熏陶的雅典人同样迂回曲折。它们将最不合外交要求的论点放于外交人员之口 [17] ，而将军的言辞却体现出忍让与诚实。伯里克利的《葬礼致词》（Funeral Oration ）是一篇论雅典美德的杰出论文，出自一名放逐者的手笔，但伯里克利是以说话简洁而不是以擅长修辞而闻名。普卢塔克说伯里克利未曾遗留下任何著作，他说的话也极少保存。

修昔底德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多。他像色雷斯人那样严厉，却缺乏雅典人的活力与机智。他的作品中没有风趣。他全神贯注于战争。正是由于战争，修昔底德才成为史学家（这是他时常引述的得意之句）。因此，他所关注的，只有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事件。他的文字中全是战争故事，从不提及一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作品。他小心地求证，但探询事件发生的因素时，很少透过政治更进一步深入到经济问题。他虽然为后世而写，但是他未曾告诉我们有关希腊各国的政治制度、各城邦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习俗。对妇女、神祇他也都一概不提，他不愿意将他们列入他的故事中。他曾使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曾经为了他那争取妇女自由的情妇而甘冒政治风险）说出这么一句话：“无论是为了责备或赞美的理由，女人越少被男人提到，越能保持其令誉。”当他处于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他使自己迷失在军事得失的推敲里，而雅典人朝气蓬勃的生活则被搁置一边，不予理会。即使成为历史学家之后，他仍旧保持将军的作风。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感激他，不会因为他未曾写他不打算写的东西而投以抱怨。他的作品中至少含有写历史的方法，有求实求真的精神，有敏锐的观察，有公正的评断，有偶然出现的华丽文采，有慧黠而深邃的思想——他那无情的现实主义，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浪漫意识是一支兴奋剂。他的作品中没有传奇，没有神话，没有奇迹。他采纳英雄人物的故事，但设法给予它们合理的解释。至于神，他保持具有破坏性的沉默，他的历史不容有神插足的余地。他对神谕及其模棱两可的解释予以讥讽，对尼西亚斯在依赖神谕而非知识方面所表现的愚蠢予以蔑视与揭露。他不承认有引导人的上帝，有神的计划，甚至不承认有“进步”。他把人生与历史看作悲剧，既卑鄙又高贵，偶尔为伟人所补救，但永远陷入迷信与战争中。在他的作品中，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早有定论：哲学胜于宗教。

普卢塔克与亚西比德曾介绍过数以百计的历史学家。黄金时代中的历史学家，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外，几乎全被时间的筛子所淘汰，而较晚期的历史学家也仅有片断的资料遗留下来。历史资料的情形与希腊文学其他方面的情形并无不同。曾在酒神节中得过奖的数百名悲剧作家中，只有3人留给我们少数几部作品；喜剧作家的作品，我们仅有1部；伟大哲学家的作品，只保存2部。总之，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主要文学作品流传后世的不超过1/20，其他较早与较晚时期遗留下来的甚至更少。我们现在所保存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来自雅典。我们从各方哲学家齐集雅典的情形可以看出，其他城市虽然也不乏才俊之士，但是他们的文化不久即为外来及后代的野蛮思想所淹没，他们的手稿丧失在革命与战争的动乱中。我们必须从其小部分的残余来揣度全部。

但这仍然算得上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即使不体现在数量上（然而谁又曾将其全部吸收？），至少也体现在形式上。形式与布局是古典文学与艺术风格的精髓：典型的希腊作家像希腊艺术家一样，永远不仅仅以能表达为满足，更希望给予其作品形式与美。他将材料予以裁剪并重新整理得清晰扼要，使其严密而纯一；他始终保持简明，甚少晦涩；他避免夸张与偏颇，即使在情绪上充满浪漫色彩，他仍竭力保持其思维的合理性。这种坚持将幻想置于理性下的努力，就是希腊精神的主要特质，甚至希腊诗歌也是如此。因此，希腊文学是“新式”或相当现代化的。我们觉得但丁与弥尔顿的诗难懂，但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却使我们心灵上产生亲切之感，他们好像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因为神话各有不同，理性并无两样。

注释

[1] 一个值得介绍的例外，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亚历山大的宴会》（Alexander’s Feast ）。

[2] 这里所介绍的酒神剧场不是今天观光客所见到的那座，现在遗留下来的酒神剧场约于公元前338年在财务首长莱喀古斯的督导下建造。某些部分可推测至公元前421年，其他部分看来似乎是1世纪及3世纪增加的。

[3] 根据剧场的看台及有关其舞台的叙述断定，该剧场改建时，莱喀古斯是遵照原剧场的建筑总计划施工的。

[4] 戏剧在小木屋屋顶或舞台上表演，事先并不知道，或许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或上或下地移动。

[5] 罗马时代舞台上使用下放的布幕，开演时下降到一条缝里，闭幕时往上拉，但公元前5世纪遗留下来的戏剧中没有提到舞台幕的事，各幕之间显然是用合唱来填充空当。

[6] 庆祝小酒神（the lesser Dionysia，Lenaea）节时也演出戏剧，演出地点通常在比雷埃夫斯港，其余时间则在雅典各行政区当地的剧场内。

[7] 古典文化时期（公元前480—前323年）中，音乐继续担任重要的角色。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作曲家中，有一名米利都的提谟修斯，他写作的乐曲中，音乐主宰了诗歌，表达剧情与动作。他将希腊的七弦琴改为十一弦，并对米利都复杂而细腻的作曲风格进行实验，这激怒了雅典的保守派分子，并受到其严厉的谴责。据说当欧里庇得斯安慰他，与他合作，并正确地预言全希腊人不久将拜倒在他脚下时，提谟修斯正因为受不住压力而想自杀。

[8] 有少数几出关于较晚期历史故事的戏剧，其中唯一幸存的是埃斯库罗斯的《波斯女人》（Persian Women ）。约公元前493年，弗里尼库演出了《米利都的陷落》（The Fall of Miletus ），但是雅典人看了之后想到他们的属国被波斯所攻陷的情景而不胜悲恸，他们责怪弗里尼库不该演出这种戏而罚他1000银币，并禁止再演。据若干迹象显示，狄密斯托克利为了要激起雅典民众起来与波斯人作战，暗中安排了这出戏的演出。

[9] 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虽然只有两名演员，但是他所指的是每次在台上出现不得超过两个剧中人物之意。合唱领队有时候可凑成第三个演员。次要人物如仆从、士兵等，则不称为演员。

[10] 《哀求的女人》（The Suppliant Women ）一剧属于以合唱为主的初级作品。《波斯人》（The Presians ）也多半是合唱，而且生动地描述了萨拉米斯之战。《七将攻打底比斯》（The Seven against Thebes ）是三出悲剧中的第三出，是有关雷伊阿斯王与王后伊俄卡斯忒（Jocasta），他们的儿子俄狄浦斯弑父与乱伦，及俄狄浦斯诸子争夺底比斯国王位的故事。

[11] 这里的王是指忒修斯。

[12] 欧里庇得斯的主要剧本问世的次序约略如下：《阿尔克提斯》（Alcestis ），公元前438年；《美狄亚》（Medea ），公元前431年；《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公元前428年；《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 ），公元前427年；《赫卡柏》（Hecuba ），约公元前425年；《厄勒克特拉》（Electra ），约公元前416年；《特洛伊女人》，公元前415年；《伊菲吉妮娅在陶里斯》（Iphigenia in Tauris ），约公元前413年；《俄瑞斯特斯》（Orestes ），公元前408年；《伊菲吉妮娅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 ），公元前406年；《巴比伦人》（The Bacchae ），公元前406年。

[13] 该剧于公元前438年和由欧里庇得斯所写的另外三出戏在同一组中演出，作者或许把它当作半认真的“林神剧”，而非半喜剧性的悲剧。在《布劳斯琴的冒险》（Balaustion’s Adventure）中，布朗宁（Browning）以其单纯的看法，仅衡量该剧的表面价值。

[14] 我们知道，在欧里庇得斯私人藏书之前，希腊已有王室或国立图书馆。而在埃及，收集书籍更溯源至第四王朝（The Fourth Dynasty）。希腊图书馆里的书籍用轴卷成一卷一卷，排列在柜子的架格中。所谓出版是指作者同意让人抄写他的手稿，并准许誊本供人阅读，流通之后，再缮写就无须获得他本人许可或“版权”。流行作品的抄本很多，而且购置的价钱也并不昂贵。柏拉图在《申辩篇》中告诉我们，只要花费1个银币（1美元）就可买到一本阿那克萨戈拉的《论自然》。在欧里庇得斯时代，雅典已成为希腊地区的主要图书贸易中心。

[15] 可能是指埃斯库罗斯的戏剧获重演。

[16] 他告诉我们说，很多神在天堂中蓄有娼妓。

[17] 例如亚西比德在斯巴达的演说。

第八章 希腊的自毁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世界

在我们面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凄惨景象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典地区以外的希腊世界。由于我们对于这个时期内其他希腊国家所知道的极为片断残缺，我们只能揣测——我们所无法证实的——对于黄金时代文化的发达，它们的贡献非常有限。

公元前459年，伯里克利急于想控制埃及粮食，曾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拟将波斯人逐出埃及。远征失败，自此以后伯里克利采取狄密斯托克利的政策——以贸易而非借战争来获取对世界的影响力。整个公元前5世纪，埃及与塞浦路斯继续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罗得斯岛仍保持独立，公元前408年，该岛的三个城邦合而为一，使其成为泛希腊时代地中海最繁盛的贸易中心之一。亚洲的希腊城市仍保存其在公元前479年在米卡利赢取的独立，直至雅典帝国崩溃使他们再度无助地向“大王”的使者进贡。希腊在色雷斯、达达尼尔海峡、普罗彭蒂斯以及黑海的殖民地，都在雅典的统治下繁荣发达，但后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耗竭。在阿克劳斯的治理下，马其顿王国脱离野蛮习性而成为希腊世界的强国之一：建设良好的道路，将桀骜难驯的山区民众组织训练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建立新型漂亮的首都培拉，许多希腊俊彦像邱西克、欧里庇得斯以及提谟修斯都被迎邀在宫中做客。这个时期的波奥蒂亚出了品达，其波奥蒂亚联盟还给予希腊一个未被人注意的实例：各独立国家如何在和平合作中共存。

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因战争频繁和雅典海上贸易的兴起而处于艰难之中。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派遣一群来自各国的希腊人在希巴利斯附近建立图里新殖民地，作为泛希腊联盟的一个实验。普罗泰戈拉为该城制订了法律，建筑师希波达姆斯在长方形的蓝图上设计街道，这种方式在此后数世纪中被人普遍效仿。不出数年，新殖民地的希腊移民各按其原来地区分成派系，大多数雅典人（希罗多德可能也是其中之一）都回到雅典。

开始处于动乱但永远丰饶的西西里，其财富与文化在继续成长中。塞里努斯与阿克拉加斯建造了巍峨壮观的庙宇。在索伦的统治下，阿克拉加斯成为极其富庶的国家。恩培多克勒说：“阿克拉加斯人全心全意致力于享受，穷奢极欲好像是活不到明天的样子，但是他们房舍的布置装潢又似乎表明他们要在里面永远住下去。”当格伦一世于公元前478年去世时，遗留给锡拉库萨一套完整的行政制度。在他兄弟希伦（Hieron）一世的继续治理下，锡拉库萨不仅成为贸易与金融中心，同时在文学、科学、艺术方面也盛极一时。那里的浮华奢侈也达到令人眩晕的极点：锡拉库萨人酒池肉林；城里到处都是“科林斯姑娘”，凡是睡在自己家里的男人会被人看作圣人。公民头脑灵敏，口齿犀利；他们沉溺于演说，大家喜欢集结在雄伟的露天剧场 [1] ，观赏埃庇卡摩斯的喜剧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希伦一世是一个脾气暴躁、心地善良的专制君王，他对敌人残暴、对朋友慷慨。他曾结交巴克基利得斯、西摩尼得斯、品达及埃斯库罗斯，并作他们经济上的后援，在他们的帮助下，锡拉库萨一度成为希腊的文化重镇。

但是人不能完全靠艺术生活。锡拉库萨人渴望自由的醇酒，当希伦死后，当地人民驱逐其兄弟，并建立了一个有限的民主政治。这个岛上的其他希腊城邦也都鼓起勇气效仿锡拉库萨，驱逐他们的独裁君主，贸易阶级推翻了地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建立一个以残酷的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商业民主政府。经过约60年，自由战争的前奏曲像格伦一世的另一次自由战争一样地结束。公元前409年，自哈米尔卡在希梅拉惨败，历时三代而犹未忘记耻辱的迦太基人，由哈米尔卡之孙汉尼拔（Hannibal）率军舰1500艘、精兵2万前来进犯西西里。汉尼拔围困了在繁荣中安享太平、疏于戒备的塞里努斯。惊恐失措的塞里努斯人向阿克拉加斯与锡拉库萨求救，过着安逸生活的阿克拉加斯和锡拉库萨人却依旧悠然自得。塞里努斯城陷落，城里居民尽被屠杀或残害，该城成为迦太基帝国的一部分。汉尼拔继续进攻希梅拉，未遭遇多大抵抗即占领该城，将3000俘虏折磨荼毒至死，以慰其祖父灵魂。当迦太基军队围攻阿克拉加斯城时发生瘟疫，兵士死亡甚多，汉尼拔本人的生命也被夺走，他的继承者将亲生子活活烧死，以祈求迦太基神息怒。他们夺下阿克拉加斯、格拉及卡马里亚，继续向锡拉库萨进发。惊骇万分的锡拉库萨人，辍弦罢宴，将国家的绝对权力置于他们最精干有为的将军狄奥尼西手中。可是狄奥尼西却向迦太基人求和，割让给他们南西西里的全部土地，并利用其军队建立起第二个独裁政权（公元前405年）。这并非全是阴谋狡诈。狄奥尼西知道抵御无济于事，他除了保留自己的军队与城邦之外，其余一概恭让给敌人，而且决心效法格伦，巩固城池，强化军队，有朝一日将入侵者驱逐出西西里。

引发大战的原因

正如同头脑简单的人把神想象成人形一样，思想单纯的雅典公民认为战争是由个人——往往是某一个人——所引起。甚至连阿里斯托芬这样的人也人云亦云，相信伯里克利由于迈加拉曾冒犯阿斯帕西娅，因此对迈加拉兴兵而触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可能是伯里克利曾梦想借掌握迈加拉与科林斯来完成雅典对希腊贸易的控制，而毫不犹豫地想征服埃伊纳，前者对于希腊犹如伊斯坦布尔对于今天的东地中海——半个大陆通商的门户与钥匙。因此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雅典帝国势力的扩张，以及雅典对爱琴海地区商业与政治命脉钳制的加强。那个地区平时只有在雅典的宽容下才准自由贸易；如未获得其同意，任何船只不准在爱琴海上航行。雅典官员有权决定一艘船是否可以离开北边的粮食港口，因旱灾而陷入饥饿的梅索想要进口一点玉米，必须获得雅典的特许。雅典把粮食当作极其重要的管制品，它依赖进口粮食，因此决心保护运粮的航道。在其担任国际贸易通道警戒巡逻任务期间，雅典对促进爱琴海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确实有重大贡献，但是当各国的自尊与财富逐渐增加后，他们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越来越感到不安。各国摊捐防御波斯侵略的经费，不仅被用来装饰雅典，甚至支付其对其他希腊国家作战的军费。各国分摊的款项迭有增加，至公元前432年，每年已增加到约460塔伦（276万美元）。凡联盟内犯罪而涉及雅典公民或属于案情重大者，雅典法院保留审理所有案件的司法权。若有任何城邦反对，即用武力予以制服。因此，伯里克利曾先后派兵荡平埃伊纳（公元前457年）、埃维亚岛（公元前446年）及萨摩斯岛（公元前440年）等地的叛变。假如我们能相信修昔底德的话，雅典的民主派领袖，一方面使自由成为雅典人的偶像，另一方面坦白承认自由国家组成的联盟已成为一支帝国武力。“你们应该记得，”修昔底德笔下的克里昂对议会说（公元前427年），“你们的帝国以暴虐的手段统治满怀怨怼、永远企图反叛你们的臣民。他们服从你们，并非为了你们施于他们对你们自己有害的恩惠，而是因为你们仍然是他们的主宰。他们对你们没有爱，他们只是为你们的淫威所迫。”这种崇尚自由与帝国的专制统治之间的冲突，再加上希腊各国独立思想的兴起，结束了黄金时代。

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都起来反抗雅典的政策。波奥蒂亚于公元前447年在喀罗尼亚奋勇抵抗，击退雅典要将其纳入帝国的野心。被雅典帝国并吞的国家，以及其他恐怕遭遇相同命运的城邦，请求斯巴达遏止雅典势力的蔓延。斯巴达人由于了解雅典海军的力量与英勇，对作战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多利安与伊奥尼亚之间的宿怨煽动着他们，而雅典爱在每一个城邦建立依赖雅典帝国的民主政府，在斯巴达的地主寡头派看来，似乎对各国贵族政治构成威胁。曾有一段时期斯巴达以支持各国上层阶级为满足，但渐渐地凝聚成一个一致对抗雅典的联合阵营。

处于内外受敌的情形下，伯里克利一面谋和，一面备战。他估计，陆军有能力保护阿提卡或集中于雅典城内的阿提卡地区的人口；而海军可以保持海上航道通行，使自黑海或埃及运来的粮食进入雅典筑有围墙的海港。按伯里克利的判断，真正的让步没有不危及粮食补给的。但他还是派遣特使前往各国，邀请他们参加希腊会议，共商和平途径，以解决正导致战争的各项问题。斯巴达拒绝参加，认为若接受邀请，不啻承认雅典的领导地位。在斯巴达的秘密联络下，许多其他国家也拒绝参加，以致这一和平谈判计划胎死腹中。此时修昔底德在一句可以解释许多历史的话中说：“伯罗奔尼撒与雅典双方都充满年轻人，由于他们没有经验，导致轻易动干戈。”

基本因素既已存在，战争的来临只等导火索的引发。科孚本是科林斯的属国，于公元前435年宣布脱离科林斯独立，并且立即参加雅典联盟，以求保护。科林斯派遣一支舰队镇压该岛，雅典在科孚获胜的民主派人士的请求下，派出一支舰队去援助科孚。于是雅典与科孚的海军和迈加拉与科林斯的海军展开了一场胜负难定的海上大战。希腊东北部查尔西第斯半岛上的波蒂迪亚本是雅典属国，却属于科林斯人的血统，在公元前432年企图驱逐雅典人的优势。伯里克利派陆军围城攻打，可是抵抗持续了2年之久，削弱了雅典的军事资源与声望。当迈加拉进一步援助科林斯时，伯里克利下令所有迈加拉的产品不准进入雅典地区及帝国市场。迈加拉与科林斯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建议雅典撤销这项命令，伯里克利同意，但要求斯巴达准许外国与斯巴达人通商。斯巴达拒绝，相反，它提出雅典应该承认所有希腊国家完全独立作为谋取和平的先决条件。这一项要求等于逼雅典放弃帝国。于是，伯里克利说服雅典人拒绝该要求，接着斯巴达对雅典宣战。

自瘟疫至和平

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不是帮甲方就是站在乙方一边。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全部国家除阿尔戈斯外，都支持斯巴达，如科林斯、迈加拉、波奥蒂亚、洛克利及弗西斯。雅典在开始时尚有伊奥尼亚人及黑海诸城市与爱琴海各岛不太热心的帮助。像现代的世界大战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是海权与陆权之争。雅典海军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岸城市夷为废墟，但另一方面斯巴达的陆军侵入雅典乡镇，夺取作物，毁坏耕地。伯里克利将雅典乡镇地区的居民遣入雅典城，禁止其部队出战，告诉激动的雅典少安毋躁，等待他们的海军去赢得这场战争。

伯里克利的计划在战略上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项几乎决定这场冲突胜负的重要因素。雅典城内人口的过分聚集导致了一场瘟疫（公元前430年）——可能是疟疾——蔓延了将近3年，1/4的军队及大量的老百姓病死。雅典人民陷入传染病与战争的双重煎逼中，痛苦不堪，指责伯里克利应对这两者负责。克里昂联合其他人控告他滥用公款，因为他显然动用国库的钱贿赂斯巴达诸王讲和。当然说不出适当的理由，他被判有罪，剥夺职位，罚款50塔伦（30万美元）。约在同时（公元前429年），他的一个妹妹及两名嫡子也死于瘟疫。雅典人找不出人来接替他，再请他复职（公元前429年）。雅典人为尊敬他及对他的伤痛表示同情，否决了伯里克利自己通过的法律，将公民权授予阿斯帕西娅为他所生之子。但是这位年迈的政治家本人也染上了疾病，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终于在其复职后数月即病逝。在他的治理下，雅典进入全盛时代。其成功，部分借收敛非出于心悦诚服的联盟的财富，并借招致四面仇视的武力。因此，黄金时代的基础并不稳固，当雅典政治领袖的和平策略失效，即必遭受惨败的命运。

或许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若将伯里克利所订立的“延宕政策”执行到底，可能会获致最后胜利。但是他的继承者缺乏这份耐心来贯彻一项需要自我克制的计划。雅典政府民主派领袖都是一些商人，如克里昂是皮革商，欧克拉底斯是绳索贩子，希波布鲁斯则以制造灯为业。这些人要求在海上陆上积极作战。他们之中以克里昂最精明、最擅长口才、最跋扈、最腐化。普卢塔克形容他是“雅典人中在对人民演说时脱掉外衣猛拍大腿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说，克里昂上台演讲时，必着工人装。他是自伯里克利死后至雅典在喀罗尼亚（Chaeronea）丧失独立（公元前338年）期间统治雅典的一长列野心政客中的第一人。

公元前425年，当雅典海军将麦西尼亚的匹拉斯附近斯福克特利亚岛上的一支斯巴达陆军围困住时，克里昂表现了他的才干。没有海军将领能攻克该坚固据点，可是在雅典议会将围攻的责任交给克里昂（一半是希望他作战阵亡）之后，出人意料地，他居然以战术与勇气发动攻击，迫使斯巴达人空前地大规模投降。斯巴达被慑服，提出和平与结盟要求，以换回斯巴达战俘，但克里昂以其口才说服议会拒绝斯巴达的要求，继续作战。他掌握雅典民众的绝招是颇易生效的一项提议：雅典人以后不必再纳税支援作战，应以增加属国的贡款来筹措经费（公元前424年）。在这些属国中，其情形如在雅典一样，克里昂的政策是尽可能向富人榨取金钱。当米蒂利尼岛的上层阶级发动叛变，推翻了民主派政权，并宣布脱离对雅典的臣属关系（公元前429年）时，克里昂提议将反叛城内的全部成年男子一律处死。议会（或许是以最低法定人数）表决同意，并派遣一艘船，将此项命令授予曾平定这次叛乱的雅典将领帕客斯。关于这项残暴不仁的命令的事传遍雅典城内之后，稳健派领袖又另外召开一次议会，设法撤销了这一项命令，并另遣一艘船，刚好赶上帕客斯，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帕客斯送回雅典1000名叛乱头子，这些人在克里昂的建议下且按照当时的风俗，全部被处死。

克里昂以战死在与斯巴达英雄布拉西达斯的对阵中赎回自己的罪孽。此时，布拉西达斯连连夺下大陆北部雅典的属国或同盟国。修昔底德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未能及时解救控制色雷斯金矿的安费波利斯，而丢掉海军官职与雅典的居留权。布拉西达斯于同一战役阵亡，领军后继乏人，而内部又面临奴隶叛乱的情形下，斯巴达再度要求谈和，雅典因接受寡头派领袖的建议，签订了《尼西亚斯和约》（Peace of Nicias ，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双方不仅宣布战争结束，而且签了50年的联盟，雅典承诺，一旦斯巴达发生奴隶叛变，即给予支援。

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

使这项50年的友好条约一下转变为6年的短暂停战协定的，有3个原因：外交人员的阴谋，使和平成为“另一种手段的战争”；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的崛起；雅典企图征服西西里的属地。斯巴达的联盟拒绝签订协定，他们因斯巴达转弱而背弃斯巴达，转向与雅典结盟。亚西比德一方面使雅典保持正式和平，另一方面却操纵新联盟与斯巴达为敌，并将他们结合一起，与斯巴达会战于曼提尼亚。斯巴达获胜，希腊再度进入愤怒的休战中。

在此同时，雅典派一支舰队赴多利安的米洛斯小岛，要求其成为雅典帝国的附庸（公元前416年）。修昔底德或许是此刻将自己历史学家的身份转变为诡辩哲学家或怨气难消的放逐者。根据他的说法，雅典特使除了表明武力即是真理之外，并未说出其他理由。“我们所信仰的神与我们所知道的人，他们都是基于需要的自然法则，治理任何他们所能治理的地方。我们似乎并非首先创制或使用这种法则的人，我们发现以前曾存在过，我们将永远遗留给我们后人。我们所做的仅是对其加以运用而已，我们知道，你们及任何人，只要具有我们同样的力量，也会照我们这样做。”米洛斯岛人拒绝屈服，并宣称他们将听从神的安排。后来雅典舰队获得强援，米洛斯岛人投降，任凭征服者的摆布。雅典人杀死落入他们手中的全部成年男子，将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并将该岛给予500名雅典移民。雅典人为这次征服而雀跃欢呼，并准备在其戏剧家的题材中现身说法，而复仇女神追踪一切狂妄的胜利。

亚西比德是在议会中主张将米洛斯岛男人全部杀戮的人之一。任何动议有他的支持即可获得通过，因为他现在是雅典的第一号人物，大家赞美他的雄辩、他的俊秀、他的多才多艺，甚至他的缺点与罪恶。他父亲克拉尼亚斯是一名富豪，在克罗尼亚战役中阵亡；母亲是阿尔克迈尼翁家族，伯里克利的近亲，她曾说服伯里克利在家中养育亚西比德。这个孩子是个捣蛋鬼，但是聪明、勇敢。他16岁战于德留姆（公元前424年）；他20岁时，与苏格拉底并肩在波蒂迪亚作战。这位哲学家似乎对这名青年有一股由衷的亲切感：普卢塔克说，苏格拉底谆谆教诲他敦励品德，“深深地感动了亚西比德，使他热泪盈眶，叩动他灵魂深处。然而，有时候若有人以各种方式的逸乐引诱他，他也会忠言逆耳，背弃苏格拉底，而后者也会把他当作逃亡的奴隶那样紧追不舍”。

这位年轻人的机智与戏谑令人震惊，引人入胜，而且传遍了整个雅典城。当伯里克利斥责他僭越无礼的独断主张，说他自己年轻时也同样犯过口舌上逞能的毛病，亚西比德答道：“我未能在你的头脑最灵光的时候认识你，真是遗憾。”纯粹为了和他一起胡闹的伙伴打赌，他曾在大街上打了雅典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希波尼库斯的耳光。翌晨，他进入那位心有余悸的地方显要家中，剥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向希波尼库斯“负荆请罪”。老人深受感动，竟把自己的女儿希波瑞特嫁给他，陪嫁10塔伦。亚西比德说服老人将陪嫁加倍，并将其大部分花在自己身上。他生活的豪华为雅典前所未见，家里用的全是最贵的家具，聘请艺术家在墙上绘画。他养了一群赛马，而且时常在奥林匹亚战车比赛中获胜。有一次，他的马在同一场比赛中赢得第一、第二、第四名，他曾宴请全部议员。他制造并装配3层战船，赞助合唱班的演出。当政府征募作战经费，他的捐款总是压倒别人。他既不受良心或传统的约束，也无所畏忌，他在少年、青年期间过的快活逍遥的日子，充满青春活力，所有雅典人似乎颇为欣赏他的爽朗性格。他讲话口齿不清，却因此令人觉得可爱，使得爱时髦的青年跟着学“大舌头”。他穿一双式样新颖的鞋子，不久雅典城里的惨绿少年都穿上了“亚西比德式鞋”。他犯了上百次的法、伤了上百个人，但就是没有人敢告到法院。他整日与风尘女子鬼混，而且还在他的金质盾牌上刻上爱神厄洛斯和雷霆，像是让人知道他在情场中的胜利。他的妻子在受够他对她的不忠之后，返回娘家，准备到法院提出控诉，要与他离婚。可是当她出现在执政官面前，亚西比德将她挟在胳肢窝底下，走过闹市回家，没有人敢拦阻。自此以后她完全任由他去，只能够摭拾一点他爱的屑末，聊以自慰。不过，从她的早死可以看出，她的心已为他的多变而破碎。

进入政治圈，他只遇到一名劲敌——富有而虔诚的尼西亚斯。尼西亚斯主张贵族政治与和平；而亚西比德走的是商业阶层路线，标榜那触动雅典人骄傲心理的帝国主义。因此，以他的眼光看来，《尼西亚斯和约》以其政敌的名义签订这一点，就不足信赖。公元前420年他被选为10名将军之一，他即开始暗中策动，使雅典重新进入战争的状态。当议会称他为泰门时，这位厌世者自鸣得意，预示出大祸即将来临。

西西里远征

亚西比德幻想毁坏伯里克利的心血时，雅典已经从瘟疫及战争中恢复元气，贸易又为其带来爱琴海的财富。个体的生存原则是自我发展，没有野心，没有帝国，没有烦恼。亚西比德梦想在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富庶城邦中为雅典开拓出新王国。雅典可在那里获得粮食、物资及人力，因而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输入。那里能使雅典的贡品收入加倍，因而能使雅典成为希腊最伟大的城邦。有力量堪与它抗衡的只有锡拉库萨，这使雅典难以忍受。假若雅典能征服锡拉库萨，整个西地中海都将投入它的怀抱。那时候雅典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即使伯里克利也未曾梦想到。

公元前427年，西西里模仿希腊大陆，分裂为两个交战阵营：一个由多利安人的锡拉库萨所领导，另一个以伊奥尼亚人的莱昂蒂尼为首。莱昂蒂尼派高尔吉亚前往雅典求援，但当时雅典无力他顾。公元前416年，塞杰斯塔派遣特使赴雅典游说，锡拉库萨正计划征服整个西西里岛，欲使其成为多利安人的政府。一旦战火重燃，它将为斯巴达补给粮食与金钱。亚西比德立即抓住机会，他争论说：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四分五裂，甚至同一座城市内的情形也是如此。假若能鼓起一点勇气，将整个岛并入帝国不是一件难事。帝国必须继续扩张，否则便开始衰败。偶尔作战是一个帝国民族所必需的训练。尼西亚斯恳求议会不要听信任何由个人妄念所促成的疯狂扩张阴谋，但是亚西比德的雄辩及一群已将道德顾虑抛置脑后的人的幻想最终获胜。议会对锡拉库萨宣战，同意拨出一笔庞大的海军军费，而且似乎要故意寻找失败，舰队指挥由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两人担任。

备战工作在激昂的情绪中进行，大家期待着舰队出发的日子来临。但就在预定出发的日子快要到来时，雅典城里发生了一桩令全城震惊的怪事。这件事使雅典人丧失对神的诚敬，却未减少其迷信。不知是谁，在夜色掩护下，将矗立在公共建筑物及许多私人住宅前象征丰饶与保佑的赫耳墨斯像的鼻、耳及生殖器敲掉。调查结果显示，这桩恶作剧是由亚西比德在和一帮朋友酒醉后亲自领头干的，只是没有确凿证据。这位年轻将领极力为自己的无辜申辩，并要求立即开审，这样可以在舰队出发前判定有罪或无罪。他的政敌因料到他会无罪开释，便使审判延期。因此，当公元前415年雅典的庞大舰队出发时，其2名统帅一个是憎恶战争而怯懦的和平主义者，另一个虽是勇猛的黩武主义者，其统御天才却因为指挥权分散及士兵因其曾惹神怒，有所疑惧，而未能发挥。

当和以前一样不可靠的新证据被找到，认为亚西比德和他的朋友确曾参与污辱神灵的行动时，雅典舰队出发已有数日。雅典议会在愤怒群众的敦促下，派遣快船“萨拉米尼”（Salaminia）号追赶亚西比德，将其带回雅典审判。亚西比德接受传讯，登上“萨拉米尼”号，但是当船停泊在图里时，他偷偷溜上岸逃走。雅典议会在未能将亚西比德带回归案的情形下，宣布将其放逐、将其全部财产充公、捕获后执行死刑的判决。为雅典扩张帝国创造光荣的计划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挫，亚西比德怀恨在心，逃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在斯巴达议会前，愿意协助斯巴达打败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贵族政权。“至于民主政治，”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说，“像我们这样明事理的人都知道，或许每一个人都明白，我有更多对它抱怨的理由，不过像这种荒唐透顶的事不提也罢。”他建议他们派遣一支舰队去援助锡拉库萨，派遣一支军队去攻夺德克来亚。德克来亚是一个雅典乡镇，斯巴达占领它以后，可以控制雅典城以外的雅典全部乡镇地区。劳留姆银矿的失去将断绝雅典的财源，使其中止抵抗。各属国预见雅典的溃败在即，将停止纳贡。斯巴达采纳了他的建议。

亚西比德坚强的决心使他革除了以往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斯巴达人过同样的生活。他变得节俭而含蓄，吃粗食，着粗服，不穿鞋子，不论冬夏都在欧罗塔斯河中沐浴，并严格地遵守一切斯巴达的法令与风俗。但是他的英俊仪表和吸引力毁了他的计划。斯巴达王后爱上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骄傲地私下告诉她的朋友，他就是孩子的父亲。他在他好友面前所申辩的理由是，他不能拒绝使他的后代成为斯巴达王的机会。随军出征的亚基斯王将要回来，亚西比德便在驶往亚洲的一支斯巴达舰队中谋得一个官职。亚基斯王否认这个孩子，并暗中派人刺杀亚西比德。亚西比德的朋友警告他，他寻找机会逃脱，并在萨狄斯加入波斯海军元帅提沙弗尔纳斯（Tissaphernes）的麾下。

另一方面，尼西亚斯所遭遇的抵抗，也许只有像亚西比德这样擅长谋略与诡诈的天才才能克服。几乎所有西西里国家都来援助锡拉库萨。公元前414年，斯巴达由吉里浦斯（Gylippus）率领舰队协助西西里海军，将雅典船只封锁在锡拉库萨海湾内，切断其全部粮食补给。因为月食使尼西亚斯及其部属惊慌，错过最后一次突围机会。等到第二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重围中，被迫出战。他们败北，先是海上，后是陆上。尼西亚斯虽然病体衰弱，却英勇奋战，但终于向锡拉库萨无条件投降，被立即处死。其余雅典人几乎全属公民阶级，注定了在西西里矿坑中被劳役至死的命运。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多少年来在劳留姆矿坑中工作的那些人同样悲惨的命运。

斯巴达的胜利

这次惨败钝挫了雅典人的锐气。其公民或沦为奴工或已战死，几去一半。半数公民阶级的妇女变为寡妇，子女成为孤儿。伯里克利时代所聚积的库银，也几近耗罄；再过一年，半分钱也不会剩下。眼看雅典将要垮台，属国不愿意再纳贡，大部分盟邦背弃它，而向斯巴达靠拢。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宣称，因“50年”的和平条约再三被雅典违反，于是再次向雅典宣战。现在斯巴达人占领了德克来亚，并构筑工事；来自埃维亚岛的粮食及劳留姆的银子，全部被切断；劳留姆银矿中的奴隶叛变，向斯巴达人归顺者达2万人之众。锡拉库萨派遣一支军队参加攻击。波斯王见洗雪马拉松与萨拉米斯战争失败的耻辱之机会已来到，拨款支援日益壮大的斯巴达海军。他怀着卑鄙的念头，以为这样斯巴达会协助波斯重新夺回其在伊奥尼亚希腊城邦的霸权。

雅典能在众敌压迫下顽强抵抗达10年之久，充分表现出其勇气及民主政治的精神力量。雅典政府力求经济稳定，征收税捐建造一支新舰队，在锡拉库萨失败后，一年之内即准备与斯巴达海上新势力一争高下。正当复原似乎在望，从不赞成战争并巴不得斯巴达获胜以恢复雅典贵族政治的寡头派夺得政权，并设立一个最高“四百人会议”（公元前411年）。议会因许多民主派领袖被暗杀而吓破了胆，投票表决自愿退让。富人支持叛乱是控制超越雅典与斯巴达界限的阶级战争的唯一方法。一俟掌握政权，寡头派便派遣特使与斯巴达讲和，而且秘密地迎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与此同时，一个温和派贵族中间党派领袖特拉门尼（Theramenes）起来领导反革命，并以“五千人会议”（公元前411年）取代“四百人会议”。雅典在短暂时间内享受到民主与贵族混合的制度，这在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是贵族）看来似乎是自梭伦以来最完善合理的政府。可是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一样，忽略了雅典的粮食与生活仰赖其海军，除少数领导阶层外，很多海军的公民权被两次革命剥夺。海军人员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怒，宣布若不恢复民主政治，他们将围困雅典。寡头派等待着，希望斯巴达军队前来救援，但斯巴达仍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因此新政府崩溃，获胜的民主派恢复旧宪制（公元前411年）。

亚西比德曾秘密支持寡头派的革命，希望借此为自己返回雅典铺路。现在重掌政权的民主派，或许是不知道他的阴谋，但了解雅典自他被放逐后的糟糕情况，颁布特赦，召他回国。他没有立即回雅典，却在萨摩斯岛接管了雅典舰队的指挥权，并且迅速而成功地进入战斗，为雅典带来暂时的兴奋。他快速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在基齐库斯遭遇斯巴达舰队，将其彻底摧毁（公元前410年）。经过一年的围攻，他攻克了卡尔西登与拜占庭，雅典因而恢复了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粮食补给线的控制。南行返航途中，他在安得罗斯小岛附近遭遇另一支斯巴达舰队，一举将其击溃。当他于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时，受到全城一致的欢迎与歌颂。他的罪恶已被人遗忘，人们所记得的是他的天才，而雅典正迫切需要一位卓越的将领。可是雅典虽然庆祝他的胜利，却没有支付其部属的薪饷。亚西比德的大意再度毁了他。他将大部分船只留在诺丁姆，由安条克斯负责指挥，并特意交代任何情形下不得应战。他自己则率领少数舰艇前往卡利亚，打算以不大合法的手段为其部属筹措饷银。安条克斯为了急欲成名，离开了他的停泊处，向莱桑德率领的斯巴达舰队挑战。莱桑德欣然应战，杀死安条克斯，击沉、掳获大批雅典船（公元前407年）。当噩耗传到雅典，雅典议会又像往常一样鲁莽行事，谴责亚西比德不该离开舰队，并且夺去他的指挥权。亚西比德现在不容于雅典与斯巴达，于是求庇护于比西尼亚。

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雅典人下令将卫城上的金银雕像与贡物全部熔来另造一支150艘3列桨战船的新舰队，愿为雅典作战的奴隶恢复自由，侨民则授予公民权。这一支新成立的无敌舰队于公元前406年在阿尔努斯群岛附近海面上，将一支斯巴达舰队击溃，雅典再度为胜利而欢腾。但是当议会获悉雅典舰队的将领竟听任25艘被敌人击沉的战船的官兵溺毙于怒海中，群情激愤。那些冲动的人抗议说，这些淹死鬼因得不到适当的埋葬，将不安宁地四处游荡，控诉未被淹死的官兵没有尽到救援责任。他们建议将8名凯旋的将领（包括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娅所生之子）全部处死。那天苏格拉底正好是主席团（prytany）的委员之一，拒绝将这项建议提出表决。尽管他的反对案获得了通过，然而死刑的执行与其命令的下达同样草率。几天之后，议会后悔，又将主张处死这些将领的人判处死刑。因为这次海战削弱了力量，斯巴达再度提出和谈，但是议会在“醉鬼”克莱奥丰的游说下拒绝了这项提议。

雅典舰队在第二流统御人才的领导下北驶，迎向玛摩若海由莱桑德率领的斯巴达舰队。从其藏匿处的山顶上，亚西比德可以望见雅典船只在兰普斯库斯附近的伊戈斯波塔米采取了危险的战略阵势。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岸边，建议雅典舰队统帅另选一个较隐蔽的位置。但是他们对他的忠言置之不理，并且提醒他已经不是海军的指挥官。第二天双方展开了这场决定性的战役，雅典的208艘战船仅剩下8艘，其余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掳获。莱桑德下令处决3000名雅典俘虏。在获悉莱桑德下令刺杀他之后，亚西比德逃往弗里吉亚，向波斯将军法尔纳巴佐斯寻求保护。波斯将军给他一座宅第和一名侍妾。但波斯国王在莱桑德的劝说下，命令法尔纳巴佐斯将他的客人杀死。2名刺客围住亚西比德的住宅，纵火烧屋。他赤裸着跑出来，想作困兽之斗。但是他还未能来得及拔剑，已被刺客的箭和标枪戳穿，死时46岁。他是希腊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也是最悲惨的失败者。

莱桑德现在已是爱琴海上的霸主，由北而南，他一城接一城地巡逻，推翻民主政府，建立臣服斯巴达的寡头派政府。他在进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港时未遭遇抵抗，继而封锁雅典。雅典人以其一贯的英勇予以反击，但不出3个月，他们的粮食告罄，街上满是尸体和垂死之人。莱桑德对雅典提出既苛刻又宽大的条件。他说他不愿意摧毁一个过去曾对希腊有过那样光荣贡献的城市，也不愿意奴役其人民，但是他要求将“长墙”夷平，召回寡头派的流放者，交出雅典仅有的8艘战船，保证以后发生战争时积极支持斯巴达。雅典虽然抗议，但终于屈服。

在莱桑德的支持下，由克里提亚斯与特拉门尼领导的寡头派党人回到雅典后夺得政权，并设立“三十人会议”来治理雅典（公元前404年）。这些希腊的极端保守分子并未汲取过去的教训，他们没收许多富商的财产，截断了他们的支援；他们劫掠庙宇，以3塔伦的价格卖掉比雷埃夫斯港价值1000塔伦的码头；他们放逐5000名民主派人士，并将另外1500名民主派人士处死；他们暗杀所有不合他们政治或个人志趣的雅典人；他们扼杀了传授知识、集会及言论的自由，克里提亚斯本人虽曾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但禁止苏格拉底继续公开演讲。为使这位哲学家站在他们那一边，“三十人会议”命令他及另外4人逮捕民主派人士莱昂。其他4人遵命行事，唯独苏格拉底拒绝。

当寡头派的罪恶与日俱增、变本加厉之后，民主派的全部劣迹为人遗忘。企图结束这种血腥残暴政治的人数日见增多，其中甚至包括相当富有的人。当色拉西布洛斯统率的1000名武装民主派人士接近比雷埃夫斯港，“三十人会议”发现，除了他们自己的死党外，几乎没有愿为他们效力作战的人。克里提亚斯组织一支小型部队与民主派战斗，败北被杀。色拉西布洛斯进入雅典，恢复民主派政权（公元前403年）。在他的领导下，雅典议会表现出罕见的节制：仅下令处死少数上次革命的领导者，被处死的人也可以选择流亡；宣布大赦所有其余支持寡头派的人士；归还斯巴达政府借给“三十人会议”的100塔伦。这些合乎人道及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使雅典获得了已有30年未见的和平。

苏格拉底之死

但是说来也奇怪，能以残忍的手段对待一位已届古稀之年、对国家不可能构成任何危害的老哲学家，也只有夺回政权的民主派政府才做得出来。民主派领袖之中，有一个在多年前就因为苏格拉底蔑视及“败坏”了其子而欲图报复的安尼托。安尼托是一个好人：他曾在色拉西布洛斯的领导下勇敢作战，曾挽救被其士兵捕获的寡头派人士的生命，曾促成大赦，并让那些被“三十人会议”没收财产的人享用他们被没收的财产。但是他独对苏格拉底吝啬。当他流放在外，他那留在雅典跟着苏格拉底的儿子变成了酒鬼，这事使他不能忘怀。尽管苏格拉底拒绝服从“三十人会议”的命令，而且（如果色诺芬的话可靠）曾指责克里提亚斯是一名恶劣的统治者，仍不能使安尼托释怀。安尼托似乎认为苏格拉底是道德与政治上的邪恶势力：他破坏了道德赖以支持的宗教信仰，在他的不断抨击下，雅典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信赖被削弱，而苏格拉底为害之烈超过任何诡辩学家。凶暴的统治者克里提亚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卑鄙而叛逆的亚西比德曾是他的情人；他的早期亲密朋友查尔米德斯曾在克里提亚斯手下任将军之职，而且刚死于对民主派之战中。 [2] 因此，安尼托认为，苏格拉底应该离开雅典或死。

公元前399年，安尼托、米勒托、莱孔三人提出诉讼：“苏格拉底是公害，他非但不承认国家所信仰的神，反而另外相信邪魔”；“他同时还教坏青年” [3] 。审判在普通法院中举行，有500名公民出席，大多数为非知识分子。我们无法确知柏拉图和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辩护的报道的可信程度如何，但我们能肯定地说，审判时柏拉图在场。他所叙述苏格拉底的“辩答”，许多地方与色诺芬报道的相符。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坚持辩称他相信国神，甚至相信日、月的神性。“你们首先说我不信神，而后又说我信邪神……你们也可以确定骡的存在，却否认有马和驴。”然后，他凄惨地提到了阿里斯托芬讽刺剧的影响：

有许多责骂我的人，他们说我老，他们虚妄的指控多少年来一直在继续着。我害怕他们甚于安尼托和他的伙伴……因为他们开始时你们尚在童稚之年，他们用荒谬言论占据你们的心灵。他们把智者苏格拉底说成研究上天入地，而且使坏的变成看似好的。我害怕这样的责难者，因为他们是这些谣言的传播者，而他们的听者不易想到这类思索者是不信神的。他们人数众多，对我的控诉始于久远。那时候你们尚在幼儿或少年时代，正是印象不易磨灭的年岁，而你们所听到的虚言妄语却始终未曾有过答案。令人最感困难的是，我不知道也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除非在遇到喜剧诗人这样的情形下……这就是他们责难我的事实真相，也就是你们自己曾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所见到的。

他宣称自己所担任的是教导善与简朴生活的神圣使命，没有任何威胁能阻止他：

雅典的兄弟们，假若我在你们所选的、指挥我的将领波蒂迪亚、安费波利斯及德留姆的命令下，也和其他人一样，虽面临死亡，不擅自行动，那我的行为才是奇特——但若现在我想象自己奉上帝之命执行哲学探索自我及他人的任务，却为了怕死而逃避，我的行为才真正地乖常……假若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我们放过你，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探究思索……我的回答将是：雅典的兄弟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的是上帝，不是你们。只要我有生命与力量，我将永不停止宣扬与传授哲学。我将劝告我所遇见的人说：噢，我的朋友，为什么像你这样伟大、强盛、睿智的雅典城公民，如此关心金钱、荣誉及名声，对智慧与真理却又这样淡漠？因此，雅典的兄弟们，我告诉你们，听从安尼托的旨意，是否将我宣判无罪，悉听尊便。但是不论你们作何处置，我将永远不会改变我的作风，甚至必须冒万死我也在所不惜。

法官显然曾在此刻打断他的话，并告诉他不要再继续说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侮谩无礼的言论，但是他继续说下去，语气较之前更为傲慢：

我想让你们知道，假如你们杀掉我这样的人，你们伤害自己比伤害我更严重……因为杀死我，你们将不容易找到另一个像我这样——容我譬喻不当——上帝遣下来给我们国家的牛虻。我们国家像一匹硕大高贵的马，由于它体积大、行动迟缓，需要给予刺激使其提起精神……因为你们不容易找到另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把我留下来。

第一次宣判他有罪的只是超过60票的多数，假若他的辩护稍稍缓和一些，他很可能会被宣判无罪。他曾有机会提议以刑罚代替死刑判决。开始时他甚至不肯作此让步，但是在柏拉图及其他朋友的请求与担保下，他愿意出30个米纳（合3000美元）的罚款。第二次投票表决，判他有罪的票比第一次多出80票。

此时他仍有机会脱离牢狱，克里托与其他朋友（假若柏拉图的话可信）准备用钱买通法官，而安尼托可能也曾希望有此折中办法。但苏格拉底自己则坚持到底。他觉得自己只能再活几年，他所“放弃的只是生命最累赘的一部分，全部智力都消退了”。他不但不接受克里托的建议，反而用道德观点对其加以检讨，以辩证的方法予以辩论，大玩逻辑游戏。在他受审到执行死刑之间的一个月中，他的弟子每天都到牢里去探望他，直至临刑前，他似乎始终平静地与他们谈话。柏拉图记得当时苏格拉底用手抚弄小斐多的头发，对他说：“明天，斐多，我想你这几根头发要剃掉。”——以示哀悼。赞西比怀里抱着他们最小的孩子，泪潸潸地在那里伤心。他安慰她，并叫克里托送她回家。“你死得冤枉。”一名虔诚的弟子说。“那么你将怎样使我死得不冤枉？”苏格拉底问他。

狄奥多鲁斯说，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后悔那样对待他，于是将控告他的人处死，民众用乱石砸死米勒托。普卢塔克则有另一种说法：控诉者受到民众的鄙视，没有人理睬他们，没有人跟他们搭腔，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沐浴。最后，他们精神上受到太大的压力，自己上吊而死。第欧根尼说，米勒托被处决，安尼托被放逐。雅典人为纪念这位哲学家，曾替他雕塑铜像。我们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真实。 [4]

黄金时代随着苏格拉底之死而结束。雅典的躯体与灵魂都已衰竭，只有用长期战争极度的痛苦败坏了雅典人的品格，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残酷地对待米洛斯岛，对米蒂利尼岛执行狠毒判决，将凯旋的将领集体处死，以及将苏格拉底献于一个信仰衰亡的祭坛上。雅典生活的一切基业都被毁坏：雅典乡镇的土地被斯巴达人蹂躏，须长年才能成长的橄榄树被焚毁；雅典海军被摧毁，贸易与粮食补给的控制权已丧失；国库已罄，私人财产也因为苛税压榨殆尽；公民三去其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所受到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远比波斯人入侵时对其所造成的灾害来得严重。自萨拉米斯与普拉蒂亚战役之后，希腊人固然变穷，但他们的勇气与骄傲却因此增高。现在希腊再度陷入穷困，而雅典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太深，似乎难以医治。

继续支撑着雅典的有两个因素：其一，恢复民主政治，且领导人有见识与节制；其二，在其最后60年中，甚至处于战乱中，雅典的艺术和文学超越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时代的同类作品。虽然阿那克萨戈拉已被放逐，苏格拉底已被处死，但是他们所给予哲学的刺激，足够使雅典自此后不由自主地成为希腊思想的中心与崇高的目标。从前那种散漫而试验性的思索现已演变成熟，成为激荡欧洲许多世纪的伟大哲学系统。诡辩学家在游历中所提供的无定所、无定期的高等教育，已为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所取代——这些大学使雅典成为“希腊学府”（如修昔底德曾经称呼的那样）。迭经战火与动乱，艺术传统并未因而衰退，今后许多世纪中，希腊的雕刻家和建筑师仍将继续为整个地中海区域从事雕刻与建筑。雅典从其战败的绝望中，以令人惊异的活力使其成为新的财富、文化及权势中心。它的后期生命是丰富的。

注释

[1] 该剧场可能由希伦一世（公元前478—前467年在位）建造，并在公元前270至前216年时重建。大部分保存迄今，在20世纪内许多希腊古剧曾在该剧场演出。

[2] 克里提亚斯与亚西比德在苏格拉底设馆授徒的早期即脱离其门下，他们并不肯接纳他所告诫他们的“节制”这两个字。

[3] 法国古典学者克罗瓦赛（Croiset）认为，苏格拉底被控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农民对任何使国神受到怀疑的人的仇视。

[4] 格罗特对这些故事发生怀疑，由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竭力想保护苏格拉底的名誉，使它们变得暧昧不清。但这些叙述为古代一般人（如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所采信，而且与雅典人的习性非常吻合。

第一章至第八章 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478　底比斯诗人品达返回底比斯

478—467　锡拉库萨暴君希伦一世在位

478　莱吉姆的雕刻家毕达哥拉斯名震希腊

477　缔结得洛斯同盟

472　画家波利格诺托斯旅居雅典；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创作《波斯人》一剧

469　苏格拉底诞生

468　雅典将军西蒙于欧里梅顿河击溃波斯军队；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之间的首次戏剧竞赛

467　希俄斯岛诗人巴克基利得斯名震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创作《七将攻打底比斯》一剧

464—454　斯巴达农奴叛乱；围攻伊索梅山区

463—431　伯里克利执政

462　雅典政治家厄菲阿尔特限制最高法院陪审员的报酬；阿那克萨戈拉居于雅典

461　雅典将军西蒙被放逐；雅典政治家厄菲阿尔特被杀

460　阿克拉加斯地方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闻名于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创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

459—454　雅典人远征埃及

458　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创作《俄瑞斯特斯》一剧；雅典人兴建“长墙”

456　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菲狄亚斯备受推崇

454　雅典占有得洛斯财宝金库

450　埃里亚的哲学家芝诺旅居雅典；希俄斯岛数学家希波克拉底名震希腊；雕刻家凯利马科斯发展科林斯柱式；底比斯天文学家菲洛劳斯备受推崇

447—431　兴建帕特农神庙

445　阿夫季拉地方的哲学家利西帕斯声名大噪

443　哈利卡纳苏斯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加入图里（意大利希巴利斯附近）殖民行列；莱昂蒂尼的诡辩家高尔吉亚名闻希腊

442　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创作《安提戈涅》一剧；伊留特拉的雕刻家米隆名震希腊

440　阿夫季拉的诡辩家普罗泰戈拉名震希腊

438　菲狄亚斯雕塑雅典娜神像；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阿尔克提斯》一剧

435—434　科林斯与科孚争战

433　雅典与科孚联盟

433　波蒂迪亚的叛变；审判阿斯帕西娅、菲狄亚斯及阿那克萨戈拉

431—404　伯罗奔尼撒战争

431—424　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美狄亚》、《安德洛玛刻》及《赫卡柏》各剧；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创作《厄勒克特拉》一剧

430　雅典瘟疫；审判伯里克利

429　伯里克利卒；克里昂当权；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王》一剧

428　米蒂利尼岛叛变；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希波吕托斯》一剧；阿那克萨戈拉卒

427　诡辩家普罗迪科斯与西庇阿斯名闻雅典；高尔吉亚出使雅典

425　雅典海军围困斯福克特利亚岛；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阿卡奈人》一剧

424　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夺取安费波利斯地方；放逐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武士》一剧

423　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云》一剧；艾菲索斯画家巴赫西斯与赫拉克利亚城画家邱西克名震雅典

422　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黄蜂》一剧；克里昂与布拉西达斯卒

421　签订《尼西亚斯和约》；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和平》一剧

420　“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声名大噪；阿夫季拉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声名大振；西塞昂的雕刻家波留克列特斯名噪希腊

420—404　兴建厄瑞克忒翁庙

419　演说家李西亚斯崭露头角

418　斯巴达在曼提尼亚战役获胜；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伊翁》一剧

416　米洛斯岛大屠杀；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厄勒克特拉》一剧

415—413　雅典人远征锡拉库萨

415　赫尔玛伊神柱的毁伤；雅典将军亚西比德蒙羞；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特洛伊女人》一剧

414　围困锡拉库萨；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鸟》一剧

413　雅典人向锡拉库萨投降；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伊菲吉妮娅在陶里斯》一剧

412　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海伦》和《安德洛墨达》两剧

411　“四百人会议”的背叛；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吕西斯特拉忒》和《特士摩》两剧

410　雅典复行民主政治；雅典将军亚西比德在基齐库斯摧毁斯巴达舰队

408　米利都诗人兼音乐家提谟修斯声誉日隆；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俄瑞斯特斯》一剧

406　雅典人于阿吉纽西群岛击溃斯巴达舰队；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创作《酒神的伴侣》和《伊菲吉妮娅在奥利斯》；欧里庇得斯与索福克勒斯卒

405—367　锡拉库萨暴君狄俄尼西在位

405　斯巴达人在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中获胜；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蛙》一剧

404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三十人会议”统治雅典

403　雅典复采民主政治

401　居鲁士二世战死于库那克萨；历史学家兼将军色诺芬描述“万人撤退”；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在克罗纳斯》一剧

399　苏格拉底受审、死亡

第三部 希腊的衰落

1863年在爱琴海萨莫色雷斯岛发现的《胜利女神像》，头及双臂已失，但躯体基本完好，圆润结实的女性躯体喷射出生命的光焰，是希腊化时期雕刻艺术的一件杰作。

第一章 菲利普王

斯巴达帝国

现在斯巴达成为希腊海上霸权的主人，也成为历史上另一个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悲剧例子。对那些一度臣服于雅典的各个城邦，斯巴达曾允诺给予自由，但是它并未实践诺言，反而要求各国城邦每年进贡1000塔伦（相当于600万美元），并在每个城邦成立由一位斯巴达总督所控制的贵族政权，并留守一支斯巴达警备队。这些贵族政权只对遥远的斯巴达统治者（ephors）负责，因此贪污暴虐，以致不久这个新帝国远较旧帝国更被人痛恨。

在斯巴达，金钱与礼物从被压迫的城邦及谄媚的独裁者处源源流入，更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早已引导斯巴达走向衰落的内部因素。到公元前4世纪时，统治阶层已学会了简朴其表、奢华其里的生活。即使是斯巴达的长官，除了在表面之外，也不再遵守斯巴达立法者莱喀古斯立下的条律。大片土地因为当作嫁妆及遗赠而落入女人手中，以这种方式聚积的财富使无须照顾男孩的斯巴达妇女过着舒适的生活，其道德生活已与斯巴达的名声不相符。有些地产一再分割，使得许多斯巴达人因付不起公共食堂的分摊额而失去了公民权。通婚及遗赠使大批财产集中一处，而使少数残留的所谓“斯巴达人”（Equals） [1] 拥有大量财富。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些斯巴达人拥有大量土地，而其他人则几乎一无所有。所有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士绅、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自由人以及愤怨的奴隶，情绪不安，深怀敌意，使斯巴达政权不敢大规模长久地从事帝国统治所需的对外军事行动。

同时，波斯的内战也影响到希腊的命运。公元前401年，年轻的居鲁士背叛了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获得斯巴达的援助，募得一支军队，其成员包括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留在亚洲的数以万计的希腊人及其他雇佣兵。两兄弟会战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之间的库那克萨（Cunaxa）。居鲁士兵败被杀，其手下军队大部分被俘或歼灭，只有1.2万名希腊人得以逃入巴比伦的内地。由于被波斯王追击，这些希腊人选举了3名将军领导他们到达安全区域。其中一名将军是色诺芬，他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现在则是一位幸运儿，以《远征记》（Anabasis ）一书闻名后世。他描写了1万名希腊军队上溯底格里斯河，越过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的山区，到达黑海的撤退经过。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冒险。我们对这批希腊人永无止境的勇气感到惊奇，他们步行着杀出一条退路，日复一日，历时5个月，穿过2000英里的敌境，越过炎热而没有食物的平原，通过了雪厚7英尺的危险山区隘口。他们前后左右都受到正规军队及游击队的袭击，仇视的土著也用尽计谋想谋杀他们，或引他们入迷途，或阻挡去路。当我们阅读这个迷人的故事时，可以看出一支军队最重要的武器是粮食，一位指挥官的技巧在于寻找补给品及争取胜利。虽然战斗的次数几乎与这段长征的天数相等，但这支希腊军队死于饥饿和气候环境的人数仍超过了阵亡人数。最后当剩下的8600人在特拉佩佐斯（特拉布宗）看到黑海时，他们狂喜万分：

当先锋部队抵达山顶时，响起很大的呼叫声。当色诺芬及殿后部队听到喊声时，他们以为其他敌人又从前面发动进攻，他们背后也有敌人进击……他及手下于是向前赶，以便伸以援手，但是不久他们便听兵士们大喊着：“看，海呀！”此话不停往后传。然后所有后卫部队也同样向前冲来，驮兽也都向前奔跑……当所有人马抵达山顶时，大家高兴得互相拥抱，将军及军官也都同样欢欣鼓舞，眼眶里噙着泪水。

因为黑海是希腊的海域，特拉佩佐斯也是一座希腊城，他们已进入了安全之地，可以安心休息，不用担心夜晚死神会突然降临。他们的英勇行为立刻传遍了希腊，使得两代之后的菲利普深信一支训练精良的希腊军队可以击败数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色诺芬已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亚历山大开启了一条大道。

也许这种影响已被阿格西劳斯看清，他在公元前399年即位为斯巴达国王。波斯可能还会忽视斯巴达对居鲁士的援助。但是对于斯巴达最能干的国王而言，与波斯打一仗似乎只是有趣的一件事而已。他带着一支小部队出发，以解放波斯统治下的希腊在亚洲的土地。 [2] 当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获悉阿格西劳斯很轻易地打败了波斯军队时，他立即遣使携带大量黄金前往雅典和底比斯，贿使这两个城市对斯巴达宣战。他的努力立即成功了，经过9年的和平之后，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再度开始。阿格西劳斯从亚洲被召回来以应付雅典和底比斯联军，他在克罗尼亚打了一仗，勉强击败了联军。但是在同一个月中，雅典及波斯的联合舰队在科农（Conon）的统帅下，于克尼都斯附近消灭了斯巴达海军，结束了斯巴达短暂的海上霸权。雅典欢欣鼓舞，并开始在波斯的金钱援助下，再度建造“长墙”。斯巴达为图自保，遣派了一位特使安塔尔西达斯（Antalcidas）往见波斯国王，提议将希腊在亚洲的城市送给波斯，但波斯必须在希腊大陆上维持和平的局面，使斯巴达得以安全自保。波斯国王同意了，撤销了对雅典和底比斯的援助，并迫使各方在萨迪斯（公元前387年）签订《安塔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 ），又名《国王和约》（King’s Peace ）。利姆诺斯、伊姆布罗斯和西诺斯割给雅典，希腊各主要城市均可享自治权，但是希腊在亚洲的所有城市以及塞浦路斯均成为波斯国王的财产。雅典虽有异议，但还是签了字。这是希腊历史中最丢人的一件事。仅仅一代的时光，马拉松的光荣已完全消逝了。希腊大陆的城邦在名义上保持了自由，但事实上是在波斯王国的势力控制之下。所有希腊城邦均将斯巴达视为叛徒，盼望着他国将它消灭。

伊巴密浓达

斯巴达似乎要使希腊各城对它的仇视加深，它又在希腊城邦之中承担起解释并执行《国王和约》的任务。为了削弱底比斯的力量，斯巴达坚持认为波奥蒂亚联盟（Boeotian Confederacy）侵犯了和约中的自治条款，因此必须予以解散。在这种借口之下，斯巴达军队在波奥蒂亚的许多城市建立了倾向斯巴达的寡头政治，某些城市还设置了斯巴达警备队。当底比斯提出抗议时，斯巴达军队即占领了其城堡卡特米亚，并建立一个接受斯巴达统治的寡头政权。这种危机使底比斯展现了前所未见的英勇。伯罗比达斯及6名同伴暗杀了底比斯的4名独裁者，使底比斯重获自由。波奥蒂亚联盟加以改组后，即命伯罗比达斯为其领袖，或称“波埃塔克”（boeotarch）。伯罗比达斯于是要求好友伊巴密浓达协助其训练军队，最后挫败斯巴达，使它回复到先前的孤立境地。

伊巴密浓达出生于一个显赫而没落的家族，其祖先可以远溯到1000年前卡德摩斯所播下的龙牙（dragon’s teeth）。他为人沉静，据说没有人比他更沉默，也没有人比他懂得更多。他的谦虚和正直，近乎苦行的生活，对朋友的忠诚、谨慎、勇敢，行动上的克制，使得底比斯人虽然受到他军事化的严格管理，但仍然很敬爱他。他并不喜欢战争，但是他相信没有一个丧失尚武精神及习惯的国家能够保全其自由。他曾一再获选为波埃塔克，但是他警告计划投票选他的人说：“你们要再度考虑，因为如果我当选的话，你们必须在军队中服役。”在他的统领之下，松散的底比斯人终被训练成精兵。即使底比斯市中众多的“希腊爱人”（Greek lovers）也被伯罗比达斯编组成300甲兵的“圣队”，每名队员均宣誓在战争中支援其朋友，至死不渝。

当斯巴达国王克来姆勃罗托斯（Cleombrotus）率领1万名士兵进攻波奥蒂亚时，伊巴密浓达带了6000人在普拉蒂亚附近的留克特拉迎战，最终赢得胜利，从而影响了希腊的整个政治史以及欧洲的军事策略。他是第一位详细研究战术的希腊人。在每次战役中他都假想会遭到强劲之敌，将精良士兵集中于一翼作为攻击力量，其余部队则采取守势。在此种阵势之下，敌人向前推进时，可能由于左翼受到袭击而陷入混乱之境。在留克特拉之役后，伊巴密浓达和伯罗比达斯即挥兵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将被斯巴达统治百年的墨西拿解救出来，并且建立了麦加罗波利城，作为所有阿卡狄亚人的堡垒。底比斯军队甚至深入拉克尼亚——这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斯巴达以后再也无法从这次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亚里士多德说：“它再也无法忍受另一次失败，由于其公民人口的稀少，已注定一蹶不振了。”

冬天来临时，底比斯人便退回波奥蒂亚。伊巴密浓达自己已超越典型的希腊风格，开始梦想建立一个底比斯帝国以代替以往雅典或斯巴达的霸权了。他的计划使得他不得不与雅典打一仗。斯巴达为了重振声威，也与雅典联盟。双方军队于公元前362年在曼提尼亚交战。伊巴密浓达打胜了，但是却在战斗中被色诺芬的儿子格里路斯（Gryllus）所杀。底比斯的短期霸权并没有给希腊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它使希腊脱离斯巴达的暴政，但是就如其前人一样，无法在波奥蒂亚之外创造一种一致的团结。它所导致的各种冲突使得菲利普由北南下时，希腊各城邦因力量削弱而无法抵抗。

第二个雅典帝国

雅典再一次试图统一整个希腊。由于城墙及舰队的重整、币制的可靠、财政及贸易方面的通畅，雅典又逐渐夺回爱琴海的商业霸权。雅典以前属下的臣民及盟邦已从过去半世纪的战争中获取了教训，认清一种超越城邦的安全的需要。公元前378年，大多数城邦再度团结在雅典的领导之下。到公元前370年，雅典再度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工业和贸易现在已是雅典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阿提卡的土地不适于耕种，人们的耐心和努力曾使它长出茂盛的葡萄及橄榄，但是这些已被斯巴达人摧毁，并且也没有几个农民愿意再等10多年，以便新的橄榄树园能够结出果实。战前的大部分农民均已去世，在世的大多数农民也都心灰意懒，无意回到残破的农田，而以低价卖给不愿耕种却能够长期投资的人们。因为许多负债农民被驱赶出农田，阿提卡的土地所有权被少数家族所拥有，他们都是利用奴隶来耕种大片的农田。劳留姆的矿坑被再度加以开采，新的不幸者又被送入坑中，银矿和鲜血带来了新的财富。色诺芬提出了一个计划，雅典可以购买1万名奴隶，然后租给矿场的包工，从中牟利。银矿被大量开采，使此种金属的供应量超过了物品的生产。物价的上涨快过工资，穷人承受了这种新变化的后果。

工业也大为发展。彭特利库斯山的石矿和色拉米库斯的陶器厂接到爱琴海世界各地的订单。有人以低价购入家庭手工业及小工厂的产品，然后以高价在国内市场或国外出售，从而赚钱。商业的发达及金钱财富的积聚，取代了土地财富的累积，造成雅典银行家人数的激增。他们接受现金或贵重物品的存寄，但显然没有对存放的银物付利息。不久后，因为发现在正常的情形下，并非所有存放的银物都能很快提走，银行家开始以可观的利息贷放资金，起初是贷给现金而非信用贷款。银行家为顾客作保，为顾客收款，并且以土地或贵重物抵押贷放款项和资助货物的运输。通过银行家的协助以及私人投机性的贷款，商人可以雇用船只，将他们的货物运到国外市场，并且购回一批货物——这些货物在运回比雷埃夫斯港口后，在贷款偿还之前，仍然是贷放款项者的财产。公元前4世纪，一种真正的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银行不再供给现款，而是开发信用状、汇款单或支票，财富从一个顾客转移到另一个顾客时只需将银行中的账簿移转登记便可。商人或银行也开发债券以获取商业贷款，每一大笔遗产一定会包括许多此类债券。有些银行家，例如曾为奴隶的帕逊，关系广阔，精明诚实，信用可靠之声不胫而走。他们的债券通行于希腊世界。帕逊的银行有很多部门和职员，大部分是奴隶。他的银行保存许多账册，来往都仔细登载，以致这些账册通常被法庭认为是千真万确的证据。银行倒闭也很常见，我们可以发现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引起的恐慌。即使声望最佳的银行都会受到严重的指控，说其有不法行为。人们对银行的看法就像穷人看富人一样，都是既妒且羡又恨。

土地财富转变成动产，导致了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希腊语不得不另创一个词“贪婪”（pleonexia ），以表示此种欲望的无止境，以及另外一个词“牟利学”（chrematistike ），以指对财富的忙碌追求。物品、服务均越来越以金钱估量。财富的聚积和消散也越来越快速，财富的浪费将会使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之一惊。暴发户（希腊语称neoplutoi ）建造了华丽的住宅，其妇女装饰着最昂贵的衣料及珠宝，有10多名仆人侍奉，并且以贵重的酒和食物款待嘉宾。

在此种富足之中，贫穷也随之增加，因为交易自由、五花八门，精明的人大赚其钱，也使得单纯的人更快地丧失了金钱。在这种新的商业经济之下，穷人比以前当奴隶时更加穷困。在农村，农民辛苦地将汗水变成一点油或酒；在城市，自由劳工的工资因为奴隶的竞争而无法提高。

数以百计的市民生活费是依赖参加公众集会及法庭宣判所获得的出席费，数以千计的人必须由庙宇和政府养活。没有财产的投票人在公元前431年约占选民的45％，而在公元前355年已激增至57％。因其人数总和及势力而在贵族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保持平稳的中产阶级已经失掉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已无法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以及在顽固的保守主义与乌托邦的极端主义之间担当调和者。雅典的社会分成了柏拉图的所谓“双城”（two cities）——“其中一城是穷人之城，另一城则为富人之城，两城互相作战。”穷人试图以立法及革命的手段剥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本身则团结起来对付穷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寡头集团的成员发了重誓：“本人决心做一般人民（指平民）的敌人……并且在贵族会议中我将尽一切力量使他们蒙受不利。”伊索克拉底约在公元前366年写道：“富人变得很不合群，以致拥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丢入海里也不愿援助穷人，而境况不佳者攫取富人财富要比发现一处宝藏更为欣喜。”

在此种贫富的冲突中，知识阶级越来越同情穷人。他们讨厌商人及银行家，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其教养及格调似乎成反比。即使是知识分子中的富人如柏拉图，也开始谈起共产思想。伯里克利曾试行殖民以作为缓和阶级斗争的安全阀门，但是狄奥尼西控制了西部，马其顿正在北方扩张势力，雅典现在已越来越难征服并殖民新的地区。最后贫穷的公民夺取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并且开始经过投票表决将富人的财富收归国库，然后重新分配给穷人和投票者。政客竭力为国库另辟新财源。他们将间接税、输入及输出物品关税以及不动产移转的1％税率一律加倍；在平时继续征收战时制定的特别税；他们也呼吁“自动”捐输，并且要求富人以私人基金资助公营事业；他们更时常诉诸没收及征用的手段；他们也将财产收入税的范围扩大。任何人如果接到命令应有所捐输时，只要他能证明另外有一人比他有钱并且2年内未作任何捐输，便可以依法迫使这个人替他捐输。为了方便税收的征集，纳税人分成了100个“纳税团”，每团中最有钱的成员在每个征税年度开始时必须先代整团交清全年的税，然后在此后一年间他们可以设法去收取团中每个成员应交的税。这种征税的结果就是对财富及收入的全面隐瞒。逃税于是成为普遍的现象，与政府征税同样精明。公元前355年，安德罗提翁（Androtion）受命率领一队警察，有权查寻隐瞒的收入，征收滞缴的税款，监禁逃税者。他们可以进入任何住宅，没收物品，拘禁人犯。但是财富依然隐藏或是消失不见了。年高富有的伊索克拉底因愤恨被迫捐输，在公元前353年曾抱怨说：“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财富既安全又令人羡慕，以致几乎人人都夸大他实际上拥有的财富……但是现在人人必须辩护他自己并不富有，就好像富有是罪大恶极一样。”在其他城市中，分散财富的过程并不相同：米蒂利尼岛的负债者集体杀害他们的债权人，并以饥饿难挨为由自我辩护；阿尔戈斯的民主主义者在公元前370年突然攻击有钱人，杀死了1200人，并没收其财产；其他城邦的有钱家族面对敌视的大众，只得秘密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以应付民众的暴乱。中产阶级和有钱人开始对民主丧失信心，将它视为“被授以大权的嫉妒心”，穷人也认为民主是财富不平等下一种可笑的假投票平等。当菲利普王南下进攻时，希腊激烈的阶级斗争已使其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四分五裂，希腊城邦的许多人都把菲利普的南征视为革命的代替品而大表欢迎。

随着奢侈风气的增长及心智的开放而来的是道德的混乱。一般群众都重视他们的迷信，执着于他们的神话。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已逐渐消逝，但是新的神又接着出生。异地的神如伊西斯、阿蒙、埃第斯、本第斯、西芭莉和阿多尼斯均从埃及或亚洲输入，俄耳甫斯主义（对俄耳甫斯的礼拜）日渐扩张，每天都使狄奥尼索斯得到更多的信徒。日渐兴起且半是外人的雅典资产阶级，接受的是切合实际的思虑而不是神秘的感觉，自然不需要传统的信仰。雅典城的守护神只不过得到他们形式上的尊仰而已，已不能激起他们道德上的顾虑及对国家的效忠。 [3] 哲学试图在公民的忠诚和自然伦理中，找寻可以代替神的意旨和守护神的某种东西，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过苏格拉底的简朴生活或是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谓“心胸开阔者”的豁达雅量。

由于国家的宗教丧失了对受教育阶级的控制力，个人也就越来越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儿子不受父母权威的约束，男人不受婚姻的限制，妇女不尽母道，公民摆脱政治责任。阿里斯托芬无疑夸张了这些现象。虽然柏拉图、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们3人都是保守分子，他们可能对后一代的任何作为都感到不满。战争道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已有改进。随着欧里庇得斯及苏格拉底的教训而来的是一股启蒙人道主义的潮流，阿格西劳斯对这种潮流的形成也有帮助，但是性及政治道德仍然继续衰落。光棍与妓女互相苟合的现象越来越多，男女任意结合危及法定婚姻。公元前4世纪一出喜剧中的一位主角问道：“小老婆不是比正妻更好吗？后者依靠法律使你不得不保留她，即使她再怎么令人讨厌也没办法；而前者知道她必须行为令人满意才能抓住男人，否则男人就另找一人。”所以，普拉克西特列斯和希波拉底斯先后爱上了菲丽娜，阿里斯提波与拉斯同居，斯蒂波与尼加瑞特、李西亚斯与麦塔内拉、严肃的伊索克拉底与拉吉斯西姆等也都是一对。泰奥彭波斯带着道德家的夸张口气说：“青年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女孩及妓女身上，年纪大一点的则专心于赌博及奢侈浪费，人民花在宴会享乐上的费用超过了国家福利所需。”

限制家庭人口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方法也许是避孕、堕胎或杀婴。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些妇女避孕的方法是“使用杉木油或铅膏，或乳香与橄榄油混合涂抹于精子所接触到的子宫部位” [4] 。旧式家庭已逐渐消失，伊索克拉底说这种家庭只存在于坟墓中。下层阶级的人口迅速增加，但是阿提卡的市民却从公元前431年的4.3万人降到公元前400年的2.2万人、公元前313年的2.1万人。市民服兵役的人数也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屠杀，部分也是由于拥有财产的人越来越少，还因为不愿服役。安乐、家庭、事业及学术等生活替代了伯里克利时代的运动、军事纪律、服务公职等生活方式。运动已专业化，公元前6世纪时挤满摔跤场及运动场的市民，现在只愿观赏专业化的表演，心向往之而已。青年刚成为公民时多少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但是成年人则千方百计地逃脱军役。战争本身由于技术上的复杂也已专业化，必须要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专职服役，市民不得不以佣兵代替自己服役——这显示出希腊的领导权不久将从政治家转入军人手中。当柏拉图正谈论“哲学王”之时，正是“军人王”兴起之日。希腊的佣兵同样为希腊或“蛮族”的将军服役，有时为希腊而战，有时则攻打希腊。亚历山大面对的波斯军队中就有许多希腊人。士兵现在并不是为祖国流血奋斗，而是为出得起最高薪水的人效命。

除了欧克拉底和莱喀古斯两人之外，伯里克利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腐化及动乱在公元前4世纪仍然继续。依据法律，收受贿赂应处死刑。但是根据伊索克拉底的说法，贿赂反而可得到军事上及政治上的升迁。波斯毫不费力地便可贿赂希腊政客向其他希腊城邦或马其顿宣战，最后甚至狄摩西尼也显示了当时的道德风气。他是雅典最低阶层的一个团体中的最高贵者之一——修辞学教师或是受雇的演说家，在本世纪他们都成了专业的律师及政客。其中有些人，如莱喀古斯，是颇为诚实的；另有一些人，如希波拉底斯，则好色；大部分人的作为总是受其职业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之中许多人擅长使遗嘱失效。有些人通过政治投机与煽动不顾后果的群众而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这些人可以分成两派，纷扰的声音喧嚣不止。每派都组成各种委员会，编造暗语，雇用间谍，募集基金，为他们出钱的人坦白承认他们期望“得到加倍奉还”。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爱国心随之降低。朋党仇视销蚀了公众的精力及忠心，已没有什么心力可为城邦效力。克里斯提尼制定的法典以及商业和哲学方面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的力量而解放了个人；而现在自由的个人似乎是为家庭报仇，转而摧毁城邦。

在约公元前400年，获胜的民主派为了保障贫穷市民在公共集会中的出席权，防止它受到有产阶级的控制，提出凡是出席会议者均由公家支付出席费。起初，每位市民可得1奥勃（等于17美分）；随着生活费的提高，出席费提高到2奥勃，然后又调整为3奥勃，直到亚里士多德时增加到每天1德拉克马（1美元）。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末一般市民一整天的工作才能得到1.5德拉克马，要他离开工作自然应有一些报酬。这项计划实行不久后，穷人在公共集会中便占了多数，富人由于越来越没有希望得到胜利，干脆就留在家里。公元前403年法典虽经修改，将立法权交给一个由5位立法者组成的团体负责，他们都是从担任陪审职务的市民中用抽签选出的。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新的立法团体也倾向于平民大众，由于这个团体的居间调停，较保守的贵族会议声望和权威因之降低。也许是因为发给出席费而使公元前4世纪时公共集会中的知识水准降低——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如阿里斯托芬及柏拉图，都是怀有偏见的保守分子。伊索克拉底认为公共集会的出席费用应由雅典的敌人负担，因为它犯了许多错误。

这些错误使雅典丧失了帝国和自由。瓦解第一联盟的财富和权力欲现在同样毁灭了第二联盟。当斯巴达兵败于留克特拉而衰败后，雅典觉得它可以再度扩张势力。在建立新帝国时，雅典曾保证不让阿提卡的外围土地被雅典市民占用。现在雅典征服了萨摩斯、色雷斯半岛、皮特娜、波蒂迪亚、梅索等位于马其顿及色雷斯海岸上的城市，并让雅典市民前往殖民。联盟中的城邦均表示反对，很多城邦都因此脱离了联盟。曾在公元前5世纪使用但无效的恫吓及处罚方法现在又重新启用，但是仍然无效。公元前357年，希俄斯、科斯、罗得斯岛及拜占庭宣布了针对叛乱的一项“社会战争”。当雅典最能干的2名将军提谟修斯及伊弗克拉底斯认为在暴风中与达达尼尔海峡中的叛军舰队交战是不明智时，他们即被公民大会指责为胆怯。提谟修斯被处罚金100塔伦（相当于60万美元），这自然不是他能付得起的，他便设法逃走。伊弗克拉底斯被开释，但是此后就未再为雅典效力。叛变诸城难以收复，雅典于公元前355年签订了一项和约，承认它们独立。结果雅典一个盟邦都没有了，没有领袖，缺少资金，朋友四散。

也许雅典的衰败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因素。思想形式常会危及它所依附的文明。在一个民族历史的早期，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可言，行动才是重要的，人们总是坦率、毫无禁忌、好斗、好色。随着文明的发展，习俗、制度、法律、道德规范越来越限制天生冲动的活动范围，行动逐渐屈服于思想；成就、直露、表现、残忍及信仰逐渐屈膝于想象、微妙、掩饰、同情及怀疑；动物及原始人类共通的统一个性日渐消失；行为变成片断及迟疑，自觉及多虑；战斗意志已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辩中。

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达到智能的发达及美感的精致，少有不在武力及团结一致上作出很大牺牲的。就因为牺牲太大了，以致它的富足对于贫困的野蛮民族变成了一种不可抵御的诱惑。就如在罗马的文明周围有高卢人蠢蠢欲动，在雅典的文明四周有马其顿人虎视眈眈。

锡拉库萨的兴起

虽然希腊政治混乱到了极点，但是锡拉库萨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中却是希腊城邦中最富有、最强大者之一。毫无顾虑、阴险多谋、自负虚荣的狄奥尼西一世是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他将奥底吉亚岛加固成一个堡垒兼他的官邸，将通往大陆的堤道两旁用高墙围起，因此处于难以遭受攻击的地位；他将士兵的薪水加倍，在战场上能轻易获胜。士兵对他个人效忠不贰，使他得以在位38年。在建立统治权之后，他将先前的严厉政策温和化，可以说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专政。 [5] 他将肥沃的土地给予军官及朋友，并且从军事上着眼，将奥底吉亚岛上的住宅及堤道分配给士兵，锡拉库萨的其他土地及其周围则分配给其臣民、自由人或奴隶。在他的领导下，锡拉库萨非常繁荣，不过他对人民征税的严厉可以比拟公民大会对雅典人的征税。当妇女装饰得太过分时，他便宣布他梦见了德墨忒尔，并受命将所有妇女的珠宝收藏在德墨忒尔的神庙中。他遵从了神的旨意，妇女也多服从他的命令。不久后他从德墨忒尔那儿“借出”珠宝以作征战之资。

他的一切计划深藏着将迦太基人逐出西西里岛的野心。他因羡慕汉尼拔在围攻塞里努斯时使用的攻城机械，征召了希腊西部最好的机匠及工程师，改善战争的各种工具。这些人果然发明了许多新的攻击及防守机器，其中之一为投石器，可以射出巨大石块和类似的东西。这种武器及其他各种发明从西西里传到希腊，最后被马其顿的菲利普王使用。此外，他还下令征募佣兵，国内的兵器匠造出了数目空前的武器及盾牌，以配合每队士兵的习惯及技术。希腊陆地上的战斗，到当时为止都是由步兵担任。狄奥尼西组建了骑兵，菲利普及亚历山大曾由此得到启发。同时，他又用大量资金建造200艘船只，大部分是4层及5层橹船，在速度和力量上都是希腊前所未见的最大舰队。 [6]

到公元前397年，一切准备就绪，狄奥尼西派遣使者前往迦太基，要求迦太基放弃对西西里岛上所有希腊城市的统治。他料到迦太基一定会拒绝，他呼吁所有希腊城市驱逐外族的统治者。这些城市积极响应，又因为汉尼拔当初的屠杀仍历历在目，于是希腊人将所有落入手中的迦太基人先加以残忍的折磨，再将他们处死。狄奥尼西曾尽力设法阻止屠杀，他希望将俘虏售卖为奴隶。迦太基的大批军队在希米尔孔的率领下乘船驰援，双方的战争于公元前397年、公元前392年、公元前383年及公元前368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最后，迦太基重新收复了土地。在一场屠杀之后，形势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不知是由于权力的欲望，或是认为只有西西里统一起来才能结束迦太基的统治，狄奥尼西同时挥兵指向岛上的所有希腊城市。征服这些城市之后，他率军渡海进入意大利，征服了莱吉姆，控制了意大利西南部。他又进攻埃特利亚，并从阿吉拉的神庙中拿走了1000塔伦。他还计划抢劫在德尔菲的太阳神圣庙，但是时间不容许。公元前387年，希腊西部失去了自由，东部则以《国王和约》而出卖给波斯。3年前，布伦努斯及高卢人曾以胜者的姿态迈进罗马的城门。在希腊世界的周遭到处都有野蛮人，且势力越来越大。狄奥尼西在意大利南部的抢掠，为后来当地希腊殖民地被周围土著及半野蛮的罗马人相继征服预先铺好了路。在下一届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时，演说家李西亚斯曾呼吁希腊各城邦谴责这位新暴君。群众攻击了狄奥尼西使者的帐幕，并拒绝听他的诗歌。

狄奥尼西在攻陷莱吉姆后，答应还其居民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将一切储藏的财富拿出来作为赎金。但当财富到手后，他又将他们当奴隶卖掉。不过这位暴君也是一位很有文化涵养的人，不但以武功为荣，并且以文笔自豪。他曾问诗人弗罗塞努斯对他所写诗句的看法，当诗人宣称这些诗句毫无价值时，这位国王马上将他判处到石矿坑做苦工。第二天，国王反悔了，又将诗人释放，并设宴款待他。但当狄奥尼西又念了一些自己的诗歌请诗人评判时，弗罗塞努斯吩咐侍从将他带回石矿坑做工。虽然受到如此挫折，狄奥尼西还是照顾文学和艺术，有一段时间还款待过柏拉图，当时（公元前387年）柏拉图正在西西里旅行。根据一项流传广泛、由第欧根尼·拉尔修记录下来的传说，柏拉图曾经抨击暴政，狄奥尼西说：“你的话是一个年老昏聩者的话。”柏拉图答称：“你的措辞是一位暴君的措辞。”据说，暴君随即将柏拉图卖入奴籍，但是这位哲学家不久就被昔兰尼的安尼西里斯（Anniceris）赎回自由身。

这位独裁者的生命并非由他所惧的刺客所结束，而是由他自己的诗歌。公元前367年，他写的悲剧《赫克托耳的赎金》（The Ransom of Hector ）在雅典的里那亚庆典上赢得第一名。他自然大喜过望，便与友人宴饮，饮酒过量，结果发烧，不治而终。

忍受他的暴政以避免被迦太基统治的锡拉库萨，怀着希望迎接他的儿子继位。狄奥尼西二世25岁，身心均弱，颇有心机的臣民认为他的统治应较温和，会有所疏忽。但他有两位能干的顾问，一是叔叔狄翁，一是史学家菲利斯修斯。狄翁是一位有钱人，也爱好文学及哲学，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他曾师从柏拉图，在家在外，都过着一种哲学家的简朴生活。他认为柔顺的新王即位后，如果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至少应可以建立立宪政体，以便能团结整个西西里来驱逐迦太基。在狄翁的建议下，新君邀请柏拉图到宫廷，接受柏拉图的教育。

这位年轻的国王无疑确曾努力奋发，但是未让他的老师发觉他好酒色。他的父亲生前便曾预言他的王朝将随其子而亡。柏拉图惑于这位青年表面上的愿意学习，因此通过最困难的两个途径——数学和德行——引导他走向哲学。正如孔子告诫鲁哀公一样，柏拉图告诉他说，政治的首要原则便是立下榜样，为了使人民上进，必须自己率先在知识和德行方面为人表率。宫廷里的所有人开始研究几何学，并且均表示对在沙盘里演算的数字感到惊奇不已。菲利斯修斯这时已被柏拉图的显要地位掩没，他向新王偷偷进言，说这一切都是雅典人的诡计：因为无法以陆军及舰队征服锡拉库萨，所以派出柏拉图，在以图形和对话克下敌城后将推翻狄奥尼西，而立狄翁为王。狄奥尼西认为这些话正好可作为他逃脱几何学的借口，于是放逐狄翁，没收其财产，并将狄翁的妻子赐给另一位朝臣。虽然这位独裁者表示他仍喜爱柏拉图，但柏拉图还是离开了锡拉库萨，到雅典与狄翁相会。6年之后，柏拉图在国王的邀请下再度回到宫廷，并请求准许狄翁回来。但是狄奥尼西拒绝了，柏拉图也返回自己的学校。

公元前357年，狄翁虽然资金短少，但是友朋很多，于是在希腊大陆募集了一支800人的军队，航往锡拉库萨。秘密登陆后，他发现人民均极愿协助他。只通过一次战役——他虽年过50，但他的力战使形势整个扭转——他完全打败了这位暴君的军队，年轻的狄奥尼西溃逃至意大利。但是在这个时机，狄翁所召集的锡拉库萨公共集会却在典型的希腊人的冲动下，因担心他成为独裁者，于是解除了狄翁的指挥权。狄翁静静地退居蒂昂蒂尼。狄奥尼西的部队，自然乐见此种形势的发展，于是突袭民军，并将它打败。逼使狄翁下台的领导人物发出请求，要狄翁返回担任统帅。他回来后，再度获胜，并原谅了反对他的人，然后宣布暂时进行独裁统治以恢复秩序。他不理会朋友的劝告，拒绝设立卫队，他说：“宁可视死如归，也不愿永远防备朋友和敌人。”在富贵荣华的环境中，他仍过着以往的简朴生活。普卢塔克曾说：

一切事物都随他的愿望达成，但是他却不愿享受他飞黄腾达时的任何好处……他满足于简朴适度的收入。他真是一位奇人，不但西西里及迦太基，而且整个希腊都认为他已达到成功的顶点。当世没有一人比他伟大，也没有一位将军比他勇敢及成功，但从他的守卫、仆人及餐桌上看来，他似乎宁可与柏拉图论道，也不愿生活于雇佣来的军官及士兵之中，这些人所受劳苦及危险的安慰便是恣意吃喝，每天尽情地享受。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柏拉图的话，狄翁的目标便是要建立一个立宪政体。根据斯巴达的范例，改革锡拉库萨人的生活及习俗，重建并团结西西里岛上被奴役的荒芜的希腊城市，然后将迦太基人逐出岛上。但是锡拉库萨人却决心实行民主，他们像两位狄奥尼西国王一样并不热衷于德行。狄翁被一位朋友杀死，局面又陷入混乱。狄奥尼西匆匆返国，夺取了奥底吉亚的统治大权，然后以一位被贬又复位的暴君的痛恨、残暴的态度严厉地统治。

个人随时会遭到飞来横祸，但国家很少会遇到不应有的遭遇。锡拉库萨人于是向他们的母城科林斯发出求救。此时科林斯有一位充满传奇的高贵品格的人，似乎正等待着一项从事英勇行为的号召。第莫莱昂是一位极度热爱自由的贵族，当他的哥哥第莫弗尼斯企图专制独裁时，他便将第莫弗尼斯杀死。但是他受到他母亲的诅咒，这位手刃暴君者隐退到一个森林深处，避不见人。但是在听到锡拉库萨的需要后，他走出隐居地，组织了一小支志愿军，航向西西里，以高超的战略部署他的小队人马。国王军在经过短暂交锋后，即刻退下，他手下的人马却毫无伤亡。第莫莱昂仅给予狄奥尼西足够的盘缠前往科林斯，他的余生便消磨在当地教书，有时甚至行乞。第莫莱昂重建民主，拆毁奥底吉亚的城堡，以免其再度成为暴君的堡垒，逐退了迦太基人的入侵，恢复了希腊各城的自由及民主，使得西西里享有一代之久的和平繁荣，以致吸引了希腊各地的移民。最后，他辞去公职，恢复了私人的平静生活。但是岛上各民主城邦钦佩他的智慧及正直，凡遇重大事务都请求他的决断，并听取他的意见。有两位小人指责他有不法行为，他不顾对他感激万分的大众的反对，坚持接受审判。西西里终于恢复了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他在公元前337年去世时，所有希腊人均认为他是希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马其顿的扩张

当第莫莱昂正在西西里恢复民主制度使其得到最后一次静息时，菲利普王则在希腊大陆上摧残民主。虽然阿克劳斯王注重文治，但在菲利普王即位时，马其顿大体上仍是一个由耐劳不识字的山地居民组成的野蛮国家。菲利普王在公元前359年就位。在马其顿的整个历史中，虽然希腊文是官方语言，但它并未产生一位对希腊历史有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或哲学家。

菲利普王由于曾与伊巴密浓达的亲戚在底比斯住了3年之久，他在那儿吸收了文化和军事思想。他具有一切美德，除了文明。他身体强健，意志坚定，矫捷英俊，不时想成为一位雅典绅士。就像他那著名的儿子一样，他脾气暴躁，慷慨大方，喜爱战争，更爱烈酒。但与亚历山大不太一样，他是一位喜欢笑的人，只要哪一位奴隶能够逗他开心，他会立刻擢升他为高官。他喜欢男孩，但更爱女人，在他看来，妻妾多多益善。有一段时间他与奥林匹亚斯（Olympias）试行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她是莫罗西亚（Molossia）一位野而美的公主，是亚历山大的母亲。但是随后他心思飘荡，奥林匹亚斯则一直盘算着报复行动。菲利普王最喜欢的还是强壮的男人，他们能够在白天不顾生命危险进行战斗，在夜晚则与他赌博作乐到半夜。他真是亚历山大之前勇者之中的勇者，在每一个战场上他都留下了躯体的一部分。他的最大敌人狄摩西尼曾说：“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为了权力及土地，一只眼睛被打掉了，一边肩膀骨折了，一臂及一腿瘫痪了。”他智力灵敏，有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然后果决地通过各种艰难的方式去达成长远的目标。在外交上，他温和又狡猾，可以轻心毁约，又随时可以许下诺言。他不认为与政府交往应遵行道德，并将谎话及贿赂视为笑话的替代品。但是，他在得胜后对待战败者并不残忍，他给予战败的希腊人的条件，通常要优于希腊人彼此间的待遇。除了刚愎的狄摩西尼之外，凡是遇到他的人都喜欢他，认为他是当时最强健、最有趣的人。

他的政府是贵族式的，国王的权力受到了他自己身心是否强健及贵族是否愿意支持他的限制。“国王的伴臣”包括800名封建贵族，他们都是大地主，讨厌城市生活、群众和书籍。当国王在他们同意下宣布战争时，他们便会很快离开他们的领地，勇敢地参加战斗。在军中，他们组成骑兵，骑着马其顿及色雷斯的骏马，在菲利普的指挥下，排成密集的阵形作战，随着不同的命令，可以立即改变战术，行动如一。此外，还有一支由粗野猎人及农夫组成的步兵，排成方阵：士兵排成16列，将矛举过前一列兵的头部或是放置在前一列兵的肩上，使每一方阵形成铁墙。矛长21英尺，后端加重物，所以举高时，向前突出15英尺。每列士兵前后相隔3英尺。因此，前5列士兵的矛突出于方阵之外。前3列的矛比希腊甲兵的6英尺长标枪还要长。马其顿士兵在掷出矛后，便用短剑作战，同时还装备了铜盔、甲胄、胫甲及轻型的盾牌。在方阵之后，便是一群弓箭手，将箭射过矛兵的头部。然后是攻城部队，携带着投石器及破城槌。菲利普便是如此坚决而又耐心地训练他的1万大军，使其成为当时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他决心利用这支部队统一希腊，然后在全希腊的协助下，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将波斯势力逐出希腊的亚洲领土。但这与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相背。为了排除抗拒力量，他几乎只记得手段而忘记了目标。他的第一个步骤使他与雅典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企图占领雅典在马其顿及色雷斯海岸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但阻止了他通往亚洲之路，还控制着丰富的金矿及可征税的大量贸易。当雅典正忙于结束其第二帝国的“社会战争”之时，菲利普乘机占领了安费波利斯（公元前357年）、皮特娜和波蒂迪亚（公元前356年）。对雅典的抗议，他则用对雅典文学艺术的赞扬答之。公元前355年，他又占领了梅索，在攻城时失掉一只眼。公元前347年，经过英勇及机诈的长期作战后，终于攻下奥利苏斯。他现在已控制了爱琴海北部的欧洲沿岸，每年可以从色雷斯的金矿收入1000塔伦，现在可以有时间想想如何去赢取希腊对他的支持。

为了获得足够的战争费用，他将数以千计的俘虏——其中许多是雅典人——卖为奴隶，因此失去了希腊人对他的善意。不过他还是很幸运，因为这些年中，希腊各城邦正因为弗西斯人对德尔菲宝物的劫夺而进行第二次“圣战”（公元前356—前346年）。斯巴达人及雅典人帮助弗西斯人，而近邻同盟——波奥蒂亚、洛克利、多利安、色萨利——则与他们对立。近邻同盟因为战败，转而向菲利普求救。他看中了这个机会，立即迅速穿过一些没有设防的隘口，于公元前346年击溃弗西斯人，并被邀请参加近邻同盟，被拥为德尔菲太阳神圣坛的保护者，并在德尔菲竞技大会担任主持人。他放眼四望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四分五裂的城邦，觉得除了已削弱的斯巴达之外，他可以获得其他城邦的支持，在一个希腊联盟中担任领袖，以解放东方及西方的希腊人。但是雅典最后听信了狄摩西尼的话，认为菲利普并非是一位解救者，而是一位奴役者，便下定决心维护雅典城邦的独立主权，并保存已成世界之光的雅典自由民主制度。

狄摩西尼

这位伟大演说家在梵蒂冈的雕像，是希腊文明写实主义的一项杰作。他的面部一副忧思苦虑的样子，好像菲利普的每一次向希腊挺进便在他的额部刻下一道深沟。他的躯体瘦削又疲倦。他的脸部表情显示他将立刻为一个他认为已无望的理想发出最后的呼吁。他的两眼透露出不安，仿佛预见到痛楚的死亡。

他的父亲是刀剑和床架的制造者，遗赠给他价值大约14塔伦（8.4万美元）的产业。3位遗嘱执行者负责为这位小孩管理产业，却随意予以挥霍，以致当狄摩西尼于公元前363年20岁时，只好控告监护人以收回剩下的遗产。他花了大部分财产为雅典海军装备一艘3列桨的战船，然后以帮助诉讼人写状词为生。他的文章较他的演讲为优，因为他身体衰弱，发声器官有缺陷。普卢塔克说他有时还为诉讼的两方写状词。同时，为了克服天生的缺陷，他口含小石子对着海洋练习演说，或是一面爬山一面练习。他认真努力，唯一能使他分心的是娼妓。他的秘书曾抱怨说：“对狄摩西尼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考虑一整年的事情，一夜之间便被一个女人搞得乱七八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成了雅典最有钱的律师之一。他精通各种技术性细节，论证令人信服，对道德观念的看法富有弹性。他替银行家弗米奥辩护的罪名，正是当初他控告其监护人的罪名。通过提出法案及促成立法，他向相关人士收取了大量的报酬。他的同行希波拉底斯指责他接受了波斯国王的金钱，以鼓动雅典与菲利普发动战争，但他从未应对这项指控。在他声望达于顶峰时，他的财产约为他父亲给他遗产的10倍。

他对接受金钱为人辩护的事情有着鞠躬尽瘁的精神。他指责雅典依赖佣兵，而坚决主张领受“出席津贴”者应该入营服役。他的勇气高涨到大声疾呼“出席津贴”不应用来鼓励市民参加宗教仪式及观戏，而应用来建立一支更精良的部队以保卫雅典。 [7] 他指责雅典人是堕落的懒虫，丧失了祖先的军人美德。他认为雅典并未因党派及战争而错乱，希腊不需要统一，他警告说这种统一是掩饰希腊被一个人征服。他早已看出菲利普的野心，并呼吁雅典人奋起而战，以保住在北方的盟邦及殖民地。

与狄摩西尼、希波拉底斯等主战派相对立的，是埃斯基涅斯、福基翁等主和派。很可能两派都接受了外国的贿赂，前者是受到波斯的贿赂，后者则是拿了菲利普的钱，同时两派也都是真正地为其观点奋斗。福基翁被公认为当时最诚实的政治家——是芝诺之前的一位禁欲主义者，柏拉图学派的哲学产物。他是一位很轻视议会的演说家。一次当议会鼓掌赞扬他时，他问一位友人：“难道我没有在无意之间指责了他们？”他连续45次被选为雅典军事委员会委员，远超过伯里克利的纪录。他在许多战役中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和平而努力。他的同僚埃斯基涅斯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从极度贫困中奋斗出来的。他在年轻时担任教师及演员，这有助于他成为一位演说家。据说他是第一位能够即席演说的希腊演说家，他的对手们都是事先写好讲稿。他曾与福基翁参与数次战役。他也采取了与菲利普妥协的政策，反对战争。当菲利普因为他的此种努力而付给他钱后，他对和平的热诚更是信守不渝。

狄摩西尼曾两次指责埃斯基涅斯接受马其顿的黄金，两次均无法使他被判有罪。但最后狄摩西尼的主战论调以及菲利普的向南扩张，终于使雅典人暂时忘记了“出席津贴”的用途而将它用在战备上。公元前338年雅典人终于在匆促间组成了一支军队，向北挺进，在波奥蒂亚的喀罗尼亚应战菲利普的方阵。斯巴达拒绝出兵援助，但是底比斯已感到菲利普的势力即将逼入国境，于是派出“圣队”（Sacred Band）与雅典军并肩作战，结果300名士兵全军覆没。雅典军奋力作战，但是由于没有适当的装备应付马其顿这种前所未见的军队，结果溃散了，在矛海攻击之下四散逃逸，狄摩西尼也随之而逃。菲利普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率领着马其顿骑兵，勇敢无畏，战果辉煌。

菲利普在外交上所取得的胜果颇大。他虽处决了底比斯一些反马其顿的领袖，而以拥护他的人建立寡头统治，却释放了他所掳获的2000名雅典俘虏，并派遣亚历山大及贤明的安提巴特与雅典和谈，只要雅典承认他为全希腊对抗共同敌人的统帅。预料会遭到严厉制裁的雅典，不但同意，并且通过决议，大举赞扬这位新的“阿伽门农”。菲利普在科林斯召开了希腊各城邦（除了斯巴达之外）的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并提出了他解放亚洲的计划概要。他被一致选为这次行动的统帅，每个城邦均向他保证提供人员及武器，并允诺希腊人绝对不与菲利普为敌。对于他的长远目标而言，此种牺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而已。

喀罗尼亚之战的后果是无穷的。希腊本身无法达成的统一，最后终于在一个半外族的刀尖逼迫下达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证明雅典无法统一希腊，其后斯巴达也没有这种能力，底比斯的霸权也失败了。军事作战及阶级斗争已使得所有城邦精疲力竭，毫无自卫能力。在此种情形下，他们能遇到菲利普这样一个讲理的征服者，也算是幸运。菲利普在得胜之后便打算退走，而使被征服者保有大部分的自由。菲利普及以后的亚历山大都能照顾联盟中各城邦的自治权，以防任何一个城邦逐渐控制其他城邦、势力日见强大而终于起而代替马其顿的地位。但是菲利普却剥夺了一项重大的自由——革命的自由。他是一位保守分子，认为财产的稳定是事业发达一个不可缺的刺激因素，也是政府的必要支柱。他劝使科林斯会议的各方在联盟的条款中加入一项保证，不得改变宪法，不得进行社会改革，不得采取政治报复。他在每个城邦对有产阶级施加影响力，结束了横征暴敛。

他的计划很周详，不过应付妻子奥林匹亚斯却是例外。后来他的命运并非系于他在战场上的胜利，而是系于与妻子相处的失败之上。她不但脾气不好，还参加了最疯狂的酒神仪式。有一晚他突然发现她身旁有一条蛇，“而且事先她没有告诉他那是神的化身”。更糟糕的是，奥林匹亚斯告诉他说，他并不是亚历山大的亲生父亲。在他们新婚之夜，她受到雷击而着火，是天帝宙斯使她生下了亚历山大这位勇猛的王子。菲利普因此吃醋，而将爱情给予其他的女人。奥林匹亚斯也因此采取报复，告诉亚历山大谁是他的亲生父亲。菲利普的一个将领阿塔路斯在一次宴会上提议举杯祝贺菲利普第二位妻子即将生产而使事态恶化，这位新生子将是马其顿王位的“合法”（纯马其顿血统）继承人。亚历山大以酒杯摔其头部，大叫：“难道我是一个杂种？”菲利普拔剑指着其子，但因酒意太浓而无法站立。亚历山大嘲笑他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准备从欧洲横跨过亚洲的人，然而他却不能从这张椅子跨到那张椅子。”数个月后，菲利普手下一名军官保塞尼亚斯，由于受到阿塔路斯的侮辱而请求菲利普伸张正义未果，于公元前336年杀死菲利普。亚历山大受到军队的崇拜，并得到奥林匹亚斯的支持 [8] ，夺取王位，压服了一切反对力量，准备征服全世界。

注释

[1] Equals或称homoioi ，指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公元前480年人数为8000，前371年时为2000，前341年时为700。

[2] 阿格西劳斯曾说：“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哪一方面比我伟大呢？他只不过是较诚实和较有克制力而已。”

[3] 柏拉图（《法律篇》，Laws ，948）说：“现在既然有某些人完全不相信神的存在……必须要有合理的立法以消除双方的誓约。”

[4] 目前有关橄榄油类似用途的讨论，参见希美斯（Himes）所著《避孕医学史》（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第80页。

[5] 当狄奥尼西将菲恩提亚斯以叛乱罪判处死刑后，菲恩提亚斯要求给予一天时间回家处理私事。他的朋友达蒙自愿为人质，并表示如果菲恩提亚斯无法赶回时，他愿代菲恩提亚斯受刑。菲恩提亚斯最后还是赶回来，狄奥尼西跟拿破仑一样对任何真实的友情感到惊讶，终于宽恕了菲恩提亚斯，并且要求与他们两人为友。

[6] 橹船是有两列桨的帆船，可能没有3、4或5列桨，而是每排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操作放在桨架上的3只、4只或5只桨。

[7] 所谓“出席津贴”的范围已延伸到很多的庆典方面，因此，几乎使大部分的市民成为受救济者。格劳茨（Glotz）曾说：“雅典共和国已成为一个互利的社会，一个阶级的人必须负责供养另一阶级的人。”议会已经决议，凡是建议将这项基金移作他用的人都应处以极刑。

[8] 有人怀疑奥林匹亚斯怂恿保塞尼亚斯暗杀菲利普。

第二章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文学与艺术

演说家

在文学上，所有这些变乱反映出希腊雄浑气概的消失。抒情诗不再是富有创造力的热情表现，而是知识分子一种礼貌的风习，仿佛是学生刻意经营的作品。米利都城的提谟修斯曾写了一部史诗，但它却与一个喜好论辩的时代精神不合，与他早期的音乐作品一样不受欢迎。戏剧的表演虽仍继续，但是规模较小，且格调低下。政府当局的经济拮据和有产阶级爱国心的降低，使得合唱队的光彩及其重要性大为降低。剧作家对无关剧情的插曲越来越感兴趣，而忽略了与剧本关系密切的合唱队。合唱队长的名字消失了，接着诗人的姓名也不见了，只剩下演员的名字。戏剧的诗味越来越淡薄，而演技展示的成分则越来越浓，这是一个伟大演员的时代，剧作者鲜有伟大者。希腊悲剧建立在宗教和神话之上，观众必须有信仰及虔诚之心，随着诸神的没落，悲剧也随之式微。

代之而起的是喜剧，带有欧里庇得斯时代的一些精微、优雅气质，题材也有相似之处。此种“中期喜剧”正当政治上最需要一位“率直的朋友”时，它却失掉了讽刺政治的兴趣或勇气。也许这种讽刺受到禁止，或是由于当时统治雅典的都是次等人物，因此观众已对政治失掉兴趣。公元前4世纪，一般希腊人从公众生活退缩到私人生活，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兴趣转到了对家庭及感情事务方面。描写上流社会的喜剧出现了；爱情逐渐成为主要的主题，常常并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力量；风尘女郎在舞台上与卖鱼妇女、厨师及困惑的哲学家混在一起——不过主角和剧作者的名誉到头来总是被一场结婚挽救过来。这类剧本虽并不因为阿里斯托芬的粗俗和诙谐而变得粗鄙，但也不由于他的才华横溢和想象力而注入新的生命。“中期喜剧”的作家我们知道的有39位，却没有一件完整的作品传留下来。我们从他们留下的片断判断，那些作品并不是能流传千秋万世的作品。图里城的阿勒克西斯（Alexis）写了245个剧本，安提丰写下260个。他们都是即兴而作，时过则完。

这主要是一个演说家的天下。工业及贸易的兴起使人们关心现实和实用价值，曾一度教授荷马史诗的学校现在都训练学生研究修辞。伊莎尔斯、莱喀古斯、希波拉底斯、德玛底斯、德纳库斯、埃斯基涅斯、狄摩西尼等人均是演说家兼政客、政治党派的首领。在锡拉库萨实行民主之时，也出现了类似的人物，但是寡头政治的城邦无法忍受这类人物。雅典的演说家在语言上都清晰有力，厌恶华丽善辩之辞，常能有慷慨爱国的美句，研习不诚实的论辩和攻讦的词句——甚至超过了现代竞选活动可以容忍的程度。雅典公共集会和法庭素质的参差，对希腊演说术只能有不良的影响，连希腊文学也不例外。雅典市民喜爱攻讦指责的演说有如他们喜爱拳斗，当埃斯基涅斯与狄摩西尼两人准备舌战之时，远处村庄和别个城邦的人们都会赶来听他们的唇枪舌剑。演说的人往往诉诸听众的傲慢和偏见。柏拉图将演说视为戕害民主制度的毒药，他认为所谓修辞学乃是诉诸听众情感和热情、控制他们的一种艺术。

即使是大演说家狄摩西尼，以其全副的精力和强烈的情感、经常迸发的爱国文句、令人不可抵御的人身攻击、机敏而又轻松的叙述和论辩交相更替、文句的富于韵律美、具有压服性的奔放言词，我们仍认为他尚不够伟大。他演说的秘诀在于表情和姿势，他对此深信不疑，在镜子前面一再练习。他自己挖了一个山洞，在里面一住数月，秘密练习。在此期间，他只修刮半边脸，以使自己能够专心练习，不便外出。在讲坛上，他的身体扭曲，前后旋转，将手置于额前作沉思状，经常大声喊叫。普卢塔克说，所有这一切，“对普通人而言，效果奇佳，但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来说，如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则被看成卑贱、丢脸、没有男子气”。我们对狄摩西尼的戏剧性表演感到好笑，对其自尊感到惊奇，对其说话离题感到迷惑，对其粗鄙感到惊讶。他根本没有什么机智，也没有什么思想。幸亏他的爱国心以及他大声疾呼自由时所显示的热诚，挽救了他。

希腊演说术终于在公元前330年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6年前，克特西芬（Ctesiphon）曾使贵族会议通过一项初步议案，拟授给狄摩西尼一个荣冠，表彰他为国服务和对雅典在财政上的多次捐输。埃斯基涅斯为了使其对手无法获得这项荣誉，指责克特西芬提出的议案是不合法的。克特西芬事件虽曾一再拖延，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由500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这自然是一项大诉讼案，凡是能够来的人都设法赶到了，因为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正为其令名及政治生命而奋斗。埃斯基涅斯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攻击克特西芬；相反，他极力攻击狄摩西尼的性格及经历。后者也不甘示弱，以其有名的《论王政》（On the Crown ）演说词作答。这两篇演讲词的每一个句子现在仍然可以激动人心，充满了仇人战场相遇的憎恨。狄摩西尼深知攻击战术胜于防御，指责菲利普选择了最为腐化的演说家作为他在雅典的传声筒。然后，狄摩西尼刻画了埃斯基涅斯的为人：

首先，我应该让你们知道这位经常油嘴油舌骂人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父母又是如何。是德行吗？你这家伙，你或是你家人与德行有什么关系？……你从哪里得到谈论教育的权利呢？……我是否应该指出你父亲曾是奴隶，在忒修斯神庙附近负责一间初级学校，并且他又是如何腿上戴着脚镣，颈子圈着一个木头的领子，或是你母亲在一间小屋里公然在白天行周公之礼呢？……你协助你父亲从事学校里的劳累工作，研磨墨，擦拭椅子，打扫室内，干着奴仆的工作……在将你的姓名登记在村庄户籍簿上之后——没有人知道你是如何设法做到的，但是不提它也罢——你选择了一个极富绅士气的职业，也就是小官吏的秘书兼使童。在你犯下了你所指责他人的一切罪过之后，你被解除了这个工作……你转而为西米路斯和苏格拉底等著名演员服务，这些演员便是所谓的“培植者”。你只不过是在他们之下扮演小角色而已，捡拾着无花果、葡萄及橄榄等充饥，但就是靠这些东西，你所过的生活也要比你以往艰苦奋斗获取的生活更佳。在你与观众之间的战斗没有休战或停战……

埃斯基涅斯！比比我们两人的生活吧！你教人念书，我上学。你跳舞，我则为合唱队长……你是书记，我是演说家。你是三流的演员，我是戏剧的观众之一。你演坏了，我嘘你。

这真是一篇有力量的演说，它不能作为有礼有序演说的典范，但是雄辩感人，以致陪审团以5票对1票判克特西芬无罪。次年，议会投票通过授予狄摩西尼一个引人争论的冠冕。埃斯基涅斯由于无力负担官司失败的罚款，逃到罗得斯岛，以教授修辞学糊口。一个古老的传说提及狄摩西尼曾经汇钱给他，以济其困。

伊索克拉底

这次演说的决斗在以后每个时代中都受到了大大的赞扬和研究。但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几乎是雅典政治的最低点。我们无法从这种街角竞骂中找到一丝高贵的气质，这只是两位秘密收受外国黄金的演说者为博取公众赞扬的卑贱争吵而已。伊索克拉底则比较吸引人，他将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庄严伟大的气质保存到公元前4世纪。他生于公元前436年，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与希腊自由同时离开世间。他的父亲因为制造笛子而颇有积蓄，使其儿子尽量接受教育，甚至还将伊索克拉底送到色萨利跟从高尔吉亚学习修辞。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西比德的政策使他父亲的笛子制造业一蹶不振，也毁尽了他父亲的家产。伊索克拉底只得挺身而出，靠笔杆子生活。最初他是为别人撰拟演说稿，并想成为演说家。但是他生性害羞，声音不够洪亮，并且非常讨厌政客的粗鄙手段。他憎恶控制议会的那些群众煽动家，有一段时间他退隐过着宁静的教书生涯。

公元前391年，他开办了雅典最成功的一所修辞学校。学生来自希腊世界各地，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学生来自希腊各个不同地区，从而有助于他泛希腊哲学的形成。他认为所有其他教师都是走错了路。在《反对诡辩家》的小册中，他攻击了两类人：其一是那些声称只要收费三四个米纳便可使白痴变成学者的人；其二是像柏拉图这类人，他们希望以科学和形而上学训练人们成为行政人才。至于他自己，他承认只有当学生具有一些天分时，才能有所成就。他不教授形而上学或科学，因为他认为这些科目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地探索不可解的秘密而已。但他却声称他学校里所教授的东西为哲学。学校课程集中于写和说的技能，但与此一并教授的还有文学和政治。我们可以说伊索克拉底的学校所提供的是文化课程，而柏拉图的学校所教授的是数学课程。目标便是演说的技巧，因为演说是当时仕途的主要工具，雅典城邦是靠辩论统治的。伊索克拉底教给他学生的是语言的运用：如何用最清晰的次序排列字句，注重抑扬顿挫而非押韵，注意词句的洗练优美而非华丽，强调声音及思想的起承转合 [1] ，平衡从句构造和累积句点。他相信这种散文可以和诗歌一样使受过训练的人说话悦耳动听。他的学校栽培了许多狄摩西尼时代的著名人物：提谟修斯、埃福罗斯、泰奥彭波斯、伊莎尔斯、莱喀古斯、希波拉底斯、埃斯基涅斯、斯珀西波斯。有些人说亚里士多德也是出自其门下。

伊索克拉底并不仅仅满足于造就伟大人物，他也希望能对当时的事务有所贡献。由于无法成为演说家或政治家，于是他成为撰写小册子的作家。他撰写了长篇演讲词，对象是雅典民众及菲利普那样的领导人物，或是聚集于全希腊竞技大会的观众。但他并非以口演说，而是将这些演讲词印行，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发明了随笔这种文体。他的演讲词留下了29篇，是希腊古代遗产中最有趣的之一。他第一篇伟大的演讲词叫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词》（Panegyricus ） [2] ，点出了他全部思想的主题——也是他老师高尔吉亚的思想主题——呼吁希腊舍弃各个城邦组织而组成一个国家。伊索克拉底是一位很自负的雅典人——“我们城邦的思想和演说术远超出其他人，以致其学生已成为整个世界的教师”。但是他更以身为希腊人而自豪，对他而言，正如对古希腊文化时代一样，古希腊文化，不但是指同属一个民族，而且是同一文化，而他认为此种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优秀的文化。但在这个文化周围都是“野蛮人”之地——意大利、西西里、非洲、亚洲以及现在所谓的巴尔干半岛地区。令他伤心的是，这些野蛮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且波斯也正在巩固对伊奥尼亚的控制，而希腊各城邦却在内战中销蚀力量：

人类本性的弱点很多，但是我们自己造下了更多的罪过，这便是彼此之间的战争和党派斗争所导致的……从来没有人对这些罪过提出抗议。人们对诗人编造的惨事感到羞耻而哭泣，但他们对来自战乱的种种真实可怕的痛苦却能毫不动容。他们不但不感到难过，甚至对彼此的痛苦比对他们自己的快乐更感欣悦。

如果希腊人非打仗不可的话，为什么不去打真正的敌人呢？为什么不将波斯人赶回他们的高原去呢？他预言一小队的希腊人便可以击败波斯的大军。此种圣战最后可能为希腊带来统一，而希腊人的抉择，不是希腊统一，便是蛮人得势。

在他发表这一呼吁两年之后（公元前378年），伊索克拉底为将理论变成现实，带着学生提谟修斯前往爱琴海各地游历，协助制订第二个雅典联盟的条款。这个团结的新希望落空了，成为他一生中的又一大失望。在一本叫作《论和平》（On the Peace ）的小册子中，他勇敢而有力地指责雅典再度使一个联盟堕落成为帝国，并呼吁雅典签订一条和约，保障每一个希腊城邦免于受到雅典的侵犯。“我们所谓的帝国，事实上就是一种不幸，因为其本身性质，它剥夺了所有与它有关者的一切。”他认为，帝国主义因为教会了雅典人依赖外国朝贡的生活而毁坏了民主制度，在失去了外国朝贡后，他们希望靠国家的救济为生，给他们承诺最多的人便可以获取最高的职位。

只要你一想到国家事务，你就会猜疑、讨厌才智超群的人，相反却去巴结你面前那些最堕落的演说家。你喜欢……那些迷醉的人，讨厌清醒的人，喜爱无智的人而不要贤明的人，喜欢那些慷公家之慨者，而不喜欢掏自己腰包为公家服务的人。

他在下一篇演讲词《论雅典最高法院》（Areopagiticus ）中，谈到民主制度时语气较温和。其中有一段亘古不变的名言：“我们坐在店铺里批评目前的世事，但是我们认清了即使不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导致的不幸事件也要较寡头政治为少。”对希腊来说，斯巴达比起雅典来不就是一个更坏的主人吗？——“而我们大家不是由于30名僭主的盲目狂热，而变得比占据弗罗那些人更热衷于民主？” [3] 可惜雅典还是消亡了，因为它滥用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训练国民，使雅典人认为粗野就是民主，枉法就是自由，肆言就是平等，为所欲为就是幸福”。其实人非生而平等，不应给予同等的掌政自由。伊索克拉底认为这种全民政体已大大降低了雅典的政治水准。比这种“暴民政治”稍好的，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两人主张的“道德政治”。因为在道德政治中，温厚无知或善辩贪财的人都少有被提升为领袖的机会。有真才实学的人，则自然可升至最高阶层，而罗致这些退休干才的古希腊最高法院，就自然成为整个城邦的精神中枢。

公元前346年，当雅典和菲利普达成协议时，90岁高龄的伊索克拉底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位马其顿国王。他已预知菲利普终将自立为希腊的主宰，因此乞求他万勿成为暴君，应运用权力作为自治城邦的统一者，将希腊从“王治和平”下解放出来，并使伊奥尼亚脱离波斯帝国的统治。主战派指责这封信等于是向专制政体低头。因此，以后7年内伊索克拉底不再执笔。公元前339年，他又发言，向参加雅典运动会的希腊人发表小册子。他所发表的小册子又臭又长，而且文体也不稳定，不过就一个年近百岁的97岁高龄老者而言，已属难能可贵。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之战爆发，雅典战败，不过伊索克拉底希腊统一的理想也快实现了。据说城陷的消息传来时，他忘却菲利普和统一的事，只念念故乡蒙羞、黄金时代不再，自认为能享高龄已很满足，于是绝食而死。这个传说是否确实，不得而知，不过亚里士多德说他死于喀罗尼亚城陷后5日之内。

色诺芬

这位“善辩老者”（伊索克拉底）对当时政治家的影响如何，人言人殊，而对文学的影响却颇为直接而持久。 [4] 最先受其影响的是历史学家。色诺芬等人都模仿他的埃瓦戈拉斯（Evagoras） [5] 文体，使传记成为希腊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形式，而以普卢塔克的漫谈杰作达到顶峰。伊索克拉底把希腊通史的写作交给他的学生——西梅城的埃福罗斯，要他写下整个希腊，而非某一城邦的记录。埃福罗斯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同时代的人都把他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 ）和希罗多德的作品相提并论。伊索克拉底又把当时发生的大事的写作交给另一学生——塞俄斯岛的泰奥彭波斯。泰奥彭波斯把这个题材收入他的巨著《希腊史》（Hellenica ）和《腓力传》（Philippica ）中。这两本描写生动、辞藻华丽的作品极获时人的激赏。约公元前340年，墨西拿城的狄凯阿科斯写了一部《希腊史》（Bios Hellados ，英文书名为The Life of Gree ce ）。

色诺芬是公元前4世纪仅存的历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描写年轻时的他说：

色诺芬为人谦和，且是一个美男子。据说苏格拉底在小巷里遇见他，以拐杖堵着，不让他过去，问他所有日用必需品何处有卖。色诺芬回答后，苏格拉底又问他何处可使人转为善良。色诺芬无法回答，苏格拉底就说：“跟我来学。”于是，色诺芬就成了苏格拉底的弟子。

他在苏格拉底的诸弟子中较重实际。他很欣赏他老师心计的巧妙，也将他视为圣哲敬爱，但他更激赏言行一致的人。当有些人如阿里斯托芬所谓的尚在“观望”时，他已是一个幸运的军人。30岁左右时，他在年轻的小居鲁士手下带兵，参加库那克萨之战，并率领万人军安全撤退。在拜占庭，他加入斯巴达大军联合抵抗波斯，俘虏了一个有钱的米底亚人，并以其为人质获得一大笔赎金，以之安享余年。后来，他成为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崇拜者，又成为阿格西劳斯的好朋友，便以阿格西劳斯为主题写了一部极佳的传记。在雅典向斯巴达宣战后，色诺芬陪同阿格西劳斯回到希腊，并决定效忠阿格西劳斯而不效忠其故乡。因此，雅典宣布将其放逐，并没收其财产。克罗尼亚之战时他帮斯巴达人作战，获得的报酬是当时归斯巴达管辖、位于埃里斯的西西里的一片地产。在那里他当了20年的乡下绅士，一面耕耘、打猎，一面写作，也以严格的斯巴达方式教育他的孩子。

由于被放逐，他才写得出那些使他成为当时著名作家的各类作品。他随兴所至写些关于驯狗、驭马、御妻、教导王子、与阿格西劳斯并肩作战或为雅典增加岁入的文章。在《远征记》一书中，他以身历其境的新颖笔调叙述万人军跋涉至海边漫长的旅途中紧张刺激（却不见得真实）的故事。在《希腊史》一书中，他从修昔底德停笔处开始，继续叙述希腊历史，到曼提尼亚之战为止，在该战役中他的亲生儿子格里路斯在刺杀伊巴密浓达后奋战至死。《希腊史》是一部凄凉的编年史，作者在书中认为所谓历史就是一连串永无终止的战争，一种虚幻而不合情理的胜败交替。虽说该书文笔轻快，人物刻画生动，但是所搜集的素材都经过精心挑选，以求证实斯巴达的优越。修昔底德的历史书中早已消失的迷信又出现在色诺芬的著作里，而且也召唤超自然力来解释事情的演变。而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他也同样简明、同样狡诈地把苏格拉底描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无论在宗教、伦理、博爱各方面都很正派，不过苏格拉底蔑视民主政体，而这一点却正是被放逐而渐归化斯巴达的色诺芬特别喜爱苏格拉底的原因。更不足以采信的是那本《宴会》，书中所记载的是色诺芬幼年时的对话。

不过，在《经济论》（Oeconomicus ）一书中，色诺芬却已有自己的观点，而其言词间表露其保守性更使后人颇为入迷。当有人问起农业方面的知识时，苏格拉底坦率地承认他不知道，却还记得有钱地主伊斯克麦库斯的看法和做法。书中这个地主说出了狭隘的色诺芬对务农和从军以外各种行业的轻视。他除了透露耕田的秘诀以外，也讲到理财和御妻的艺术。在某些可与柏拉图的优雅相抗衡的字里行间，书中的伊斯克麦库斯告诉我们他教导他的新婚妻子——年纪只有他一半大——如何来理家、整理东西、以亲而不昵的态度管理仆人，不以虚浮的美貌而以善尽为人妻、人母及朋友之责来建立自己的令誉。伊斯克麦库斯说出了色诺芬对婚姻的看法，他认为婚姻不仅是肉体的结合，也是两人经济的结合，要是工作全都由匿名股东（银行户头设其名字者，多指妻子）来做时，婚姻就会崩溃。年轻的新娘愿意接受这一切，也许只不过是从未在家庭战场上打过胜仗的将军（译按：即新郎）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书中所述者大部分可信，不足采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伊斯克麦底斯只费了三言两语的理论，就说服他的妻子不再涂脂抹粉。

在阐扬婚姻的大道理之后，色诺芬又在《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一书中描写他对教育和政府的理想，有如故意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呼应。他在该书中很巧妙地把虚构传记的技巧应用到哲学上。他把居鲁士大帝的学习经过、他的事业和掌政情形作了虚构的叙述。他把故事叙述得极为戏剧化，仿佛真有其人其事，又以对话的方式使之生动，其间更穿插现存文学作品中最古老、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文化方面的教诲，只注重能使孩童健康、能干、有荣誉感的方法；青年学子学到能使体魄强健的运动、打仗的伎俩、服从的习惯、命令部属和说服部属的本领。色诺芬认为，最好的政府应该是由那些致力于农业和军事方面的贵族阶级来辅助、来监督的开明君主政体。他很景仰波斯奖善惩恶的法律，更以波斯为例，向那些主张个人主义的希腊人指出联合数个城邦成一帝国，共享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可能性。跟菲利普一样，起初他也存着征服的美梦，而其结果则与亚历山大如出一辙，被他所欲征服的对象迷惑。

他虽然是一个绝佳的讲故事者，却只是一个中等的哲学家。除战争外，他几乎行行都是门外汉，他也思考过好些题目，却总是以一个将军的观点来思考。他渲染秩序的优点，却对“自由”一词无法置喙，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雅典有多混乱。古代文人中若有人把他和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相提并论，那一定是由于他的文体之故——典雅、纯真、清新，西塞罗誉为“比蜜还甜”的行云流水般和谐的散文——富于人情味的特质，文字的晶莹质朴，使读者对文中的思想与主题能一目了然。色诺芬和柏拉图追随修昔底德和苏格拉底的情形，有如阿佩莱斯与普拉克西特列斯追随波利格诺托斯和菲狄亚斯——都是继承创新和冲劲之后到达典雅优美的巅峰。

阿佩莱斯

公元前4世纪最大的成就不在文学，而在哲学和艺术。在艺术上面，就跟在政治上一样，个人也突破宗教、城邦、传统和学校等重重束缚。随着个人由爱国转而效忠私人的趋势，建筑物也日趋质朴，看重现世；伟大的合唱形式的歌舞也转为职业性的私人演出；公共建筑物虽仍以诸神与伟大人物的塑像来装饰，但是绘画和雕塑开始为活人绘像与塑像，这种为活人绘像和塑像正是下一时代的风尚。至于像克尼都斯、哈利卡纳苏斯及艾菲索斯等城之所以尚能举国一致地热衷于艺术，是因未深受战争之害，而锡拉库萨等城则虽受波及，但因发现天然资源而政治走上轨道，也能迅速复原。

希腊本土在建筑方面停滞不前。公元前338年莱喀古斯重建狄奥尼索斯剧场、露天运动场及大讲堂。费隆（Philon）在其任内也于比雷埃夫斯建立一座给人深刻印象的军械厂。随着趋向精致趋势的发展，多利安式圆柱因为在精神方面找不到可以配合其严格的单纯而没有流行；伊奥尼亚式的建筑渐趋流行，并且成为表现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优雅和柏拉图的迷人特质的建筑；科林斯式的圆柱在万风塔（the Tower of the Winds）和雅典奖杯亭（The choragic monument of Lysicrates）都稍占优势。而在阿卡狄亚的泰吉亚·斯哥帕斯则有一座三式并用的雅典娜神殿——一柱廊是多利安式，一柱廊是伊奥尼亚式，还有一柱廊是科林斯式——并以其有男性魄力的手雕出雕像来美化这些柱廊。

规模更大也更有名的是艾菲索斯城的第三座阿尔忒弥斯神庙。第二座庙在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日那天被焚毁。据一向和蔼的普卢塔克说，这与马格尼西亚城的赫格西亚“在此时所做的一个冷漠得足够制止这种大火的意念”颇为巧合。其后不久，新庙随即开工，到公元前4世纪末，即告完成。亚历山大答应负担全部费用，条件是在庙里书明是他捐献的。但是艾菲索斯城的希腊人委婉地（也许是讥讽地）拒绝了，理由是“甲神为乙神盖庙似乎不合时宜”。不过，亚历山大最宠信的建筑师狄诺克拉底还是设计了这座庙宇，而且使该庙成为全希腊最具规模的一座。廊柱中有36根由无人不晓的斯哥帕斯等著名雕刻家雕上半浮雕。有一块雕有浮雕的圆柱石留存于大英博物馆，仿佛单凭当时雕刻上的衣饰就可证明希腊雕刻技艺几近炉火纯青。人物雕像的头部已不再是千篇一律、全无动感的典型，而是有感情、有个性、栩栩如生各有神态的面孔——希腊写实主义的先河。

在体积上与此成一相反极端的，以公元前4世纪的赤陶小像最为突出。波奥蒂亚区的塔那格拉镇的镇名，几乎就是小型素陶——人像的同义词。这些小人像先铸成大致相同的模样，然后以手塑造成像，随即画成形形色色的众生相。绘画虽然和前几个世纪一样，也用来辅助其他艺术，但是它已取得独立的地位与尊严，名画家也开始在希腊世界索取酬劳。阿佩莱斯的老师——安费波利斯城的帕姆弗路斯——不收未满12岁的弟子，而其学费更高达1塔伦（6000美元）。罗克利安的僭主曼森曾为底比斯城的阿里斯提得斯所画的一幅战争场景中100个人物每人付出10米纳的代价，使得整幅画的“润笔”高达10万美元。这位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也以60塔伦（36万美元）的代价央求当时一位著名画家画一幅奥林匹斯山12主神的画像。卢库拉斯（Lucullus）也付出2塔伦（1.2万美元）的代价，索得一幅西塞昂城的帕西亚斯当年为米南德的情妇格里塞拉所绘画像的摹本。据普林尼说，有一幅阿佩莱斯的画卖出的价钱竟高达数个城市财政的总和。

普林尼又说：“科斯城的阿佩莱斯是个空前绝后的大画家。就他一个人对绘画的贡献而言，可以说是比其他所有画家贡献的总和还大。”阿佩莱斯当时必然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他能赞美别的画家，这是很难得的。在知道最大的敌手普罗托格尼斯（Protogenes）生活贫困之后，阿佩莱斯就坐船到罗得斯岛去看他。由于事先并未知晓，所以当阿佩莱斯到达时，普罗托格尼斯并不在画室里。年老的女用人请教阿佩莱斯的大名，好转告其主人。阿佩莱斯并未作答，只是拿起画笔一挥，在画框上一笔勾出一条极细的线条。普罗托格尼斯回来时，老妇对道不出来访客人姓名一事颇感抱歉，不过普罗托格尼斯在看到画框上那道纤细的线条之后叫道：“只有阿佩莱斯才画得出那条细线。”然后，他又在那条细线里边再画一条更细的线，并吩咐老妇在陌生人再度来访时拿给他看。阿佩莱斯果然又来了，他对普罗托格尼斯的技巧感到惊讶，自己在这两条线之间又画了第三条细线。普罗托格尼斯看到这条超级细线后，自认赶不上阿佩莱斯，火速赶至港口拦住阿佩莱斯，并对他表示欢迎之意。这幅画被认为是一件杰作，一代传一代，最后被恺撒大帝收购，可惜在他帕拉蒂尼山（Palatine Hill）皇宫那场大火中焚毁。为了让希腊人了解普罗托格尼斯的价值所在，阿佩莱斯请他为自己的几幅画开个价，普罗托格尼斯开了一个很低的价钱，而阿佩莱斯却还价50塔伦（30万美元），然后贴出布告，说他打算把这些画当作他自己的画出售。这时那些罗得斯岛人才对他们的艺术大师有较深刻的印象，付给普罗托格尼斯高于阿佩莱斯的价钱，而把那些画当作该市宝藏保存下来。

这时阿佩莱斯又以那幅《爱神从海中诞生》（Aphrodite Anadyomene ）博得整个希腊世界的一致赞赏。亚历山大找他来，坐着让他画了好些画像。在这些画中有一幅，其中亚历山大的坐骑“布塞法路斯”（Bucephalus）画得未能让这位年轻的征服者满意，于是就唤人把马牵近画框，以便比较。那匹名叫“布塞法路斯”的马望望那幅画，然后嘶鸣起来。这个时候阿佩莱斯说道：“陛下的坐骑似乎比陛下更懂绘画。”另有一回，这位国王在阿佩莱斯画室里以艺术为题高谈阔论，惹得阿佩莱斯求他换个题目，免得正在磨颜料的孩童笑他班门弄斧。亚历山大总算虚心接受，当他邀请这位画家画他所宠爱的妃子，而阿佩莱斯竟爱上她时，这位国王把她当礼物赐给了他。阿佩莱斯在他每一幅完成的画上面都涂上一层薄薄的假漆，这层假漆不但可以保存画上的色泽、减弱明暗的反差，更可以使原画更加活泼生动。他终其一生献身于绘画，当死神来到时，他正在为永恒的阿佛洛狄忒第二度画像。

普拉克西特列斯

这个时期雕刻方面的杰作要数献给哈利卡纳苏斯国王毛索路斯的华丽陵寝。毛索路斯名义上虽仅是古波斯的一个省长，却将其个人的影响力延伸至卡利亚及伊奥尼亚和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并以充裕的财源组成一支舰队，同时美化其皇宫。他过世时（公元前353年），他那忠心的妹妹兼妻子阿尔忒米西亚为纪念他，特地举办一次有名的演讲比赛，同时召集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家合建一座足以纪念他的陵寝。她之身为皇后，不仅由于婚姻，同时也出于天性，当罗得斯人趁国王驾崩偷袭卡利亚时，她就曾以极佳的战略退敌，虏获其舰队，并即攻克其国都，逼迫此等富商巨贾签订和约。不过毛索路斯之死使她悲伤过度，身体日渐孱弱，2年后终于追随其夫而卒，未能见到这座后来使得西方各种语言增加一个新词的陵寝的完成。斯哥帕斯、里奥查尔斯、伯里克斯和提谟修斯等人缓慢地在砖头铺成的地基上用大理石板垒起一座长方形的坟墓，顶上再加盖角锥形的顶盖，并以36根圆柱及数不清的雕像与浮雕来装饰它。其中有一座毛索路斯的雕像 [6] ，表情安详、健壮，于1857年由英国人在哈利卡纳苏斯的废墟中发现。而在柱顶与顶盖间，其上雕有图案再度说明希腊人和亚马逊人间的战事的横条，其技艺更是完美。横条上的那些男女及战马都属于世界半浮雕的精品。其实，亚马逊人并非男性化、生来好战的女性，她们的妖艳本该诱使希腊人做些比战争斯文点的事儿的。毛索路斯华丽的陵寝和艾菲索斯第三次盖成的神庙一样，同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这个时期的雕刻在好几方面都已达到极致。由于缺乏宗教的刺激，此时的雕刻已不复有帕特农神庙山形墙的那种魄力，不过它却从女性的柔美中获得灵感，使此时雕刻的魅力达到空前绝后的境界。公元前5世纪的雕刻大都摹临裸男和覆有褶皱衣服的女性；公元前4世纪却喜尚雕刻裸女与着衣的男性。公元前5世纪把各类型人物理想化，也把人类生活的艰辛铸造或凿刻成无表情的刻像；公元前4世纪则无法用石像来表现每个人的特征和感情。男性的雕像中头与脸越来越受重视，而身体则越来越不受重视；个性的研究代替了对肌肉的偶像崇拜；石像成为付得起价钱的人们极时兴的玩意儿。石像上身体的部分已不再是僵硬直立的模样，而是舒适地倚着拐杖或树干，而雕像的表面也做得颇有立体感。西塞昂城热衷于写实主义的利西特拉图斯，无疑是第一个在其雕塑对象的脸上用石膏铸模，以做成铸像胚胎的希腊人。

感官的美和优雅要数普拉克西特列斯表现得最完美。人人都知道他追求过菲丽娜，并为她雕过极可爱的塑像，但是无人知道他生在何地和死在何时。他们父子两人都是雕刻家，也都叫塞弗索多斯（Cephisodotus），因此，我们称他们为艺术世家中最优异的一员。他既工铜器又工大理石，名气之大，可从十几个城市争相重金礼聘他这件事中看出。公元前360年左右，科斯岛人委托他刻一座阿佛洛狄忒像。菲丽娜帮他完成这座刻像，不过科斯岛人看到爱与美的女神居然一丝不挂时，颇为愤慨。为了安抚这些人，普拉克西特列斯刻了另一座阿佛洛狄忒的刻像，这一次爱与美的女神是着了衣裳的，而克尼都斯城却买了前一座。比西尼亚的国王尼科美德斯表示愿以偿付该城高筑的债台为条件索要这座雕像，但是克尼都斯城却选择了“留名”一途。当时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观光客都以一睹该雕像为快。艺术评论家一致认为这座雕像是希腊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座。谣传当时的男人只要一眼看见那座雕像，就会产生爱的痴狂。

就跟克尼都斯因阿佛洛狄忒雕像而闻名于世一样，波奥蒂亚的小镇西庇阿——菲丽娜的出生地——也因她捐献给该镇一座普拉克西特列斯所作的爱神厄洛斯的大理石像而吸引了不少外来客。她向他要他工作室中最美丽的一件作品，作为他对她爱情忠贞不贰的保证。他要她自己挑，但是菲丽娜为了想知道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有一天就跑去告诉他说他的工作室着火了。他一听之后，大叫：“要是萨堤尔和厄洛斯烧坏，我就完了。”因此，菲丽娜才挑了厄洛斯并将之献给她的故乡。 [7] 一度是赫西俄德笔下创造神的厄洛斯，在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中变成了一个柔弱、爱幻想的青年，象征爱情虏获灵魂的力量，当时厄洛斯仍未成为希腊和罗马艺术中那个调皮捣蛋的爱神丘比特。

有人推测说，罗马卡皮托利尼博物馆里的那件作品《萨堤尔》，即霍桑（Hawthorne）笔下的《玉石雕像》（Marble Faun ），只是普拉克西特列斯比厄洛斯更得意的作品《萨堤尔》的仿制品而已。有人认为卢浮宫里所展出的某雕像躯干是原作品的一部分。这个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被塑造成一个体态优美的快乐男孩，唯一看得出是兽的部分只是长而尖的耳朵罢了。他悠闲地倚在树干上休憩，一脚盘在另一脚后面交叉着。大理石雕像中少有像这座那样充分表达一个人的悠闲的神态，孩提时代那副迷人的无忧无虑的神情，都由松弛的四肢和充满信心的脸部表达出来。这座雕像的四肢有人会觉得太圆润了些，可能普拉克西特列斯看菲丽娜看得太多而忘了男人的模样了。那座《阿波罗与蜥蜴》（Apollo Sauroctonus ）刻得颇为女性化，会使人误以为这座雕像也是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的雕刻中极为流行的阴阳人。

遗憾的是，帕萨尼亚斯只简略地提到，在奥林匹亚的赫拉尔姆的雕像中有“一座普拉克西特列斯所刻的《赫耳墨斯携着婴孩时期的狄奥尼索斯石像》”。1877年在该处挖掘古迹的德国人，曾因从好几世纪的垃圾和黏土所埋的地下发现这座雕像而声名大噪。文字图片的描写、照片和石膏像等都表达不出这件作品的品质，非得亲自去奥林匹亚的那间小博物馆里站到它的跟前，偷偷地让自己的手指从它的表面轻轻滑过，才体会得出这座大理石像肌理的细致与生气。信使神赫耳墨斯受托拯救还是婴孩的狄奥尼索斯，使其免因赫拉的忌妒而受害，并负责将其交给山林女神，以便她们将他秘密养大。大理石像上所刻的是赫耳墨斯在途中倚树小憩，手持一串葡萄于小孩眼前。婴孩刻像稍嫌粗糙，仿佛普拉克西特列斯的精力已在凿刻赫耳墨斯时用尽。赫耳墨斯右臂已失，两腿也有数处修补，其余部分则一如当初我们的雕刻家完成时一样。强劲的四肢和宽广的胸部表现出身体的健壮，该像的头部本身因其高贵的模样、俊美的五官和卷曲的头发已可算是一件精品，右脚更表现出雕像中难求的完美。古代人犹将它视为次等作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艺术作品之丰。

帕萨尼亚斯的另一段文章，描写普拉克西特列斯在曼提尼亚所建的一组大理石像。挖掘出来的只有底部，其上有3座缪斯的雕像，也许是出自其弟子之手。若集合现存希腊著作中有关普拉克西特列斯所雕之像的资料，可知主要作品约40件，这必然是许多作品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这些遗迹中已找不到菲狄亚斯作品中高尚、强劲和令人崇敬的成分。诸神皆不及菲丽娜一人，在私人的爱情为先的时候，国民生计的大事也只好暂时摆在一边。不过就表现技巧而言，没有一个雕刻家赶得上普拉克西特列斯。他有一股魔力，可以使坚硬的石头表现出悠闲、高雅以及最微妙的情感，感官的喜悦和森林中的欢愉之情。菲狄亚斯的格调是多利安式的，而普拉克西特列斯则是伊奥尼亚式的。由其作品我们又可感觉到随着亚历山大的胜利而来的，必然是对全欧洲文化的征服。

斯哥帕斯和利西帕斯

斯哥帕斯作品的风格宛如拜伦的诗，一如菲狄亚斯近乎弥尔顿与普拉克西特列斯近乎济慈。

除了他的作品——艺术家真正的传记——之外，他的生平不详，而即使是他的作品，也没有一件可以确证是出自其手的。我们认为是出自其手的那些雕像，孔武好斗的战士头像和那些号称仿制其原作的复制品，使人认为他是一个既热情又有干劲的人。我们知道，他在泰吉亚身兼建筑师与雕刻家两职，其所具多才多艺的能力，在菲狄亚斯至米开朗基罗间数世纪中无人出其右。历代的挖掘工作只发现少数山形墙的碎片，主要是两颗损毁得很厉害的圆形短头颅，脸上表情忧郁，这些正是斯哥帕斯作品的典型。同时挖掘出来的还有被击碎的男性化的亚特兰大雕像。奇怪的是，在罗马美第奇别墅也发现类似这些遗迹的麦利弋头像。这个头像也有丰满的脸颊、性感的双唇、沉思的眼睛、鼻上微微前凸的前额和凌乱的头发，也许是斯哥帕斯为表现卡利顿人狩猎所制的一组雕像中麦利弋的罗马仿制品；另一座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头像，几乎纯粹是由斯哥帕斯所塑或是抄袭其作品者。这座头像看似迟钝而孔武，却又见俊美聪慧，是古代雕像遗迹中最突出的几个之一。

帕萨尼亚斯说，斯哥帕斯在埃里斯铸塑了“一座阿佛洛狄忒骑在一头铜铸公羊身上的铜像”。他在西塞昂刻了一个赫拉克勒斯的大理石像，这个石像在伦敦的兰斯顿（Lansdowne House）可能有一个罗马仿制品，其躯体部分又回复波利克莱坦（Polycleitan）式因袭的肌肉组织，头部还是小而圆，脸部则几乎与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一般精致。他在麦加拉、阿尔戈斯、底比斯和雅典等地停留颇久，完成了5个世纪后帕萨尼亚斯在那里看见的雕像，也许他也曾参与埃皮达鲁斯圣堂的重建。以后他又横渡爱琴海，为克尼都斯完成雅典娜和狄奥尼索斯的雕像，并在毛索路斯华丽陵寝的雕像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其后他又北行，在艾菲索斯神殿雕刻了36根圆柱中的一根。他又在帕加马刻了一座巨大的德累斯座像，在特洛得区的吉里萨建了《“鼠神”阿波罗》（Apollo Smintheus ）来吓走田间的老鼠。他以阿佛洛狄忒像来增加萨莫色雷斯的声望。在遥远的拜占庭，他刻了一座巴克斯像，德累斯顿·阿尔贝蒂努姆（Dresden Albertinum）可能有一个这座像的罗马复制品《盛怒的巴克斯女祭司》（Raging Maenad ）。虽然这个大理石的小雕像只有18英寸高，却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盛名很是配称——形象很有气概，衣着也很富丽，姿势突出，别具一格，盛怒的模样也很生动，无处不美。普林尼也提到斯哥帕斯所刻的当时存放于罗马各皇宫中的其他雕像：如梵蒂冈的《阿波罗与七弦琴》（Apollo Citharoedus ）可能就是仿自其作品。由波塞冬、忒提斯、阿喀琉斯和涅瑞伊得组成的一组雕像，据普林尼说：“就算要穷毕生之力才能完成，也是一件极精巧的杰作了。”还有一座“足以使任何城市扬名于世的阿佛洛狄忒裸像”。

总而言之，若说几件其真实性待考的现存艺术品也可作为评判的依据，那么上述这些作品的成就几乎可使斯哥帕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齐名。这些作品表现新颖而不流于放纵，有力而不流于粗野。普拉克西特列斯喜爱美，斯哥帕斯则注重个性；普拉克西特列斯所要表现的是女性的高雅和柔美，以及青年的朝气和欢愉，斯哥帕斯则宁可描绘人生的痛苦和悲剧，并以艺术的表征来使这些痛苦和悲剧高贵化。要是能找到更多他的作品，也许斯哥帕斯的地位会仅次于菲狄亚斯。

西塞昂的利西帕斯原是个卑微的铜器工匠。他很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却又付不起学费。当他听到画家欧波姆帕斯说他自己是摹临大自然而非模仿大师的作品时，他就鼓足勇气来学。他马上转而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因而创立了雕刻方面各部分比例的新标准，来代替波留克列特斯所订的严格规定。他将腿部加长，头部变短，并将四肢向第三空间延伸使之具立体感，同时使整个躯体更具活力与悠闲。他所刻的《刮擦者》是《戴王冠的人》的浪子；波留克列特斯所作的运动员雕像额头束一布带，利西帕斯所作的则以手中所持的刮肤器刮除手臂上的油垢，身材更见修长、斯文。如果拿德尔菲博物馆里那座大理石仿制品来评判的话，他那座阿吉亚斯像更是生动有趣。阿吉亚斯是色萨利的年轻贵族。工作之余，利西帕斯也从事新的尝试，放弃类型而表现特性，以印象派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方法，并且几乎在希腊创下了肖像雕刻的方式。 [8] 菲利普在战争与热恋中也抽空坐下让利西帕斯雕像；亚历山大对我们的艺术大师为其所作的半身雕像极为喜爱，故敦聘他担任御用雕刻家，一如当初授权阿佩莱斯为他画画然后由皮哥特勒斯将其雕在宝石上一样。

公元前4世纪有几座最好的雕像遗迹，作者已不可考。例如在马拉松附近海里发现的某青年铜像、公元前4世纪安得罗斯岛的赫耳墨斯像的古老仿制品、在泰吉亚发现的一座谦逊、沉思、柔弱的希吉亚像 [9] ——这三座像现均存于雅典博物馆，而波士顿博物馆也有从希俄斯运来的一座“少女头像”。据我们所知，那些在奥古斯都时代从小亚细亚运至罗马而如今散置欧洲各博物馆的尼俄柏人像中，多半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或许带有普拉克西特列斯风格的底下这3座阿佛洛狄忒雕像的原作，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3座像是：那不勒斯博物馆里踌躇的“卡普亚的维纳斯”、梵蒂冈的“蹲着的维纳斯”和卢浮宫里那座“阿尔勒的维纳斯”。比这些作品更能表现成熟美与深沉感情的，是希腊农业与婚姻女神德墨忒尔的座像。这个座像于1858年在克尼都斯被发现，是当今大英博物馆中最高雅的雕像之一。该座像的主题不甚明显，也许只能算是我们现存的古物中最佳的陪葬物而已，也许它象征着五谷女神这个悲伤的母亲暗暗为她女儿珀耳塞福涅遭奸污而难过。雕像上人物的感情表现出高雅的抑制，母性的温柔和默然承受逆境的神态都由其脸部尤其是眼珠表露无遗。现存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刻方面的杰作是德墨忒尔像和赫耳墨斯像，而非那些迷人的阿佛洛狄忒。

注释

[1] 例如，伊索克拉底以及其后的大多数作家认为，连续两个字相接处的字尾及字头如都为元音，便是一种重大错误。

[2] 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是在第100届奥林匹克竞技会时针对希腊的大众集会而发。

[3] 指公元前404年色拉西布洛斯、安尼托及其他力争民主的政治家。

[4] 西塞罗、弥尔顿、马西隆、杰洛米·泰勒和埃德蒙·伯克等人的散文文体，就是模仿伊索克拉底的对仗子句和长句。

[5] 将希腊文化介绍至塞浦路斯的开明僭主（公元前410—前387年）。

[6] 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7] 尼禄将它运至罗马，在公元64年的大火中焚毁。梵蒂冈的那件厄洛斯像可能是仿制品。

[8] 利西帕斯说了一句颇使马奈（Manet）高兴的话，他说，别的艺术家使人各如其面，而他本人能使他们“神气活现”。

[9] 这个可爱的人头雕像曾经被人从泰吉亚的小博物馆里偷走。找了9年才由亚历山大（Alexander Philadelpheus）在阿尔狄亚的一个村庄谷仓中寻获。亚历山大是雅典国家博物馆和蔼的主持人。此头像的主题与年代均不详，但由它那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风格看来，当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认为它是“国家博物馆的瑰宝”。

第三章 哲学的鼎盛时期

科学家

和公元前5世纪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元前3世纪革命性的成就一比，公元前4世纪的科学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大体说来，这个时代的科学以记录下其所累积的知识为满足。虽然色诺克拉底写了一本《几何学的历史》，提奥夫拉斯图斯写了《自然科学史》，美农也写了一本《医学史》，而欧德谟斯更写了算术、几何还有天文学等各科的演进，但是，由于宗教、道德和政治等问题似乎比大自然的问题更重要也更迫切，人们也就跟着苏格拉底走，由对物质世界客观的研究转向对精神与城邦的关切。

柏拉图很喜欢数学。他将其哲学深深融入数学之中，并使其“学院”以数学为主，更几乎使锡拉库萨成为数学的天下。对他来说，算术是一套半神秘的数字理论，几何学也不是大地的测量，而是纯理性的训练，是通往“上帝”心灵的门径。普卢塔克记载，柏拉图对欧多克索斯和阿尔克塔斯两人做机械实验一事颇感“愤慨”，认为这是“糟蹋了几何学的一大效用，因为它卑鄙地遗弃了那些可使人恢复感觉力与无形的纯智慧，却求助于物质”。普卢塔克又说，如此一来“力学逐渐与几何学脱节，并被哲学家弃绝或忽视，逐渐转为军事学”。不过，抽象归抽象，柏拉图对数学也很有贡献。他给“点”下了重大定义，说“点”是线的开始，发明求出等于两数平方和的第三个平方的公式，并发明或改良了数学分析——借结论来推断某一命题为正确或谬误，归谬法即是其一。柏拉图的“学院”课程中对数学一门的重视，就算只培养出克尼都斯的欧多克索斯和庞托斯的赫拉克利底斯这两名有创造力的学生，对数学也极有贡献了。

柏拉图的朋友阿尔克塔斯除了七度被选任塔拉斯的军事领袖、写下数本关于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小册子外，还曾发展记载谱乐的方法及制作一立方体使其体积等于原立方体2倍的方法，更写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机械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古人都相信他发明过三样划时代的东西——滑车、螺旋和能嘎嘎作响的婴孩玩具，前两者奠定了机械工业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后者“使小孩手中有东西玩，免得弄坏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同时期的蒂诺斯特拉图斯（Dinostratus）借割圆曲线来“制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与一已知圆相等”。其弟梅内克姆斯（Menaechmus）是柏拉图的弟子，创下二次曲线几何学 [1] ，制作一立方体使其体积等于原立方体的2倍，以公式来作正多面体的理论上的解释 [2] ，阐扬无理数的理论，并创下一句名言。他对亚历山大说：“陛下，一国之内可以有御用道路和老百姓使用的道路，可是几何学的道理却只能有一个。” [3]

欧多克索斯在公元前4世纪的科学界很有名气。他和普拉克西特列斯两人使得克尼都斯城的名字流芳史册。他约公元前408年出生于该城，23岁左右到洛克利师从菲利斯蒂翁学医，又到塔拉斯向阿尔克塔斯学几何，再到雅典跟柏拉图学哲学。他家境贫困，因此他在比雷埃夫斯过着穷日子，每次上学都由住处步行到“学院”。他在克尼都斯停留一段时间后到埃及，用16个月的时间向赫利奥波利斯的僧侣学习天文学。以后他就在普罗波恩蒂内教数学。40岁时他带着学生搬到雅典，在那里办了一所科学与哲学的学堂，并曾一度与柏拉图抗衡。最后，他又回到克尼都斯建立天文台，并受托为该城制定一套新法。

他对几何学的贡献都在基础方面。他发明了比例的理论 [4] ，而这些待证的定理，大都经欧几里得的第五本书而流传下来。他又发明了穷尽法（exhaustion），使后人能够计算出圆的面积及球体、角锥和圆锥体的体积。如果没有这些成就做基础，那么阿基米德原理很可能就根本无法发现。不过他最热衷的，还是天文学。欧多克索斯对天文学的兴趣之浓，由下面这句话可见一斑。他说，要是他能发现太阳的本质、大小和形状的话，他就是跟法厄同一样被大火烧了亦甘之如饴。占星术在当时是包含我们现在称为天文学的学科在内的。不过，欧多克索斯劝学生不必去理那套迦勒底的理论：由某人诞生时辰的星座位置可判断其命运。他很想把天体的运行纳入固定的规则中，在其著作《现象界》（Phainomena ）——古人奉为天文学的圭臬——中，他奠定了科学化预测天气的基础。

他最有名的理论也是一个光荣的失败。他认为宇宙是由27个透明看不见的球体组成，这些球体各自以不同的方向与速率环绕地球运行，天体则分别固定在这些同心圆球体的外围。这套理论在现在看来有点荒唐，不过它却是人类最初几次想对天体的活动提出科学解释中的一次。为配合这套理论，欧多克索斯又很精确地（如果我们不以我们现有的知识为标准来衡量）计算出行星的会合期与黄道期。 [5] 这个理论在古代天文学的理论中最能刺激人们研究天文学的兴趣。

锡拉库萨的艾克芬托斯在公元前390年左右记载：“地球向东自转。”庞托斯的赫拉克利底斯是古代一个伟大的万事通——在文法、音乐、诗歌、修辞、历史、几何、逻辑和伦理学各方面都有力著——他根据这个说法而独立研究，主张宇宙间各天体并未绕地球运行，较中肯的说法应该是地球绕其轴自转。赫拉克利底斯说金星和水星是绕太阳运行的。赫拉克利底斯或许真有那么光辉的片刻比阿利斯塔克和哥白尼更棋高一着，因为格米努斯的断简残篇（公元前70年左右）中提道：“庞托斯的赫拉克利底斯主张，就算地球果真以某种方式运转，只要太阳以某种方式不动的话，和太阳之间显然不规则的关系应可减少。”遗憾的是，赫拉克利底斯意究何指，恐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了。

同一时期在各种科学方向上也稍有进展。在地理学方面，墨西拿的希腊传记作家狄凯阿科斯，测量各山的高度，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30 000英里，并注意到太阳对潮汐的影响。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诸将中有个名叫尼尔库斯的人，自印度河口起航沿亚洲南海岸驶向幼发拉底河。他的航海日志是古代地理学名著之一，其中部分保存在阿里安的《印第卡》（Indica ）中。测地学——测量地表、高地、洼地、位置与体积的学问——已有其名称而与地理学有所区别。意大利的菲尼斯蒂翁在公元前4世纪初已进行动物解剖，更给我们的心脏取了一个名字——“生命的调整器”或“灵魂的座位”。埃维亚岛上卡里斯图斯城的狄奥克莱斯，约在公元前370年解剖动物的子宫，画出27—40天胚胎期的人类胚胎，使解剖学、胚胎学、妇科、产科更加进步，并纠正一项希腊人误信已久的错误，他说男女两性都贡献出形成胚胎的“种子”。第二个阿斯帕西娅后来成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内科名医，以妇科、外科手术及其他各科见长。为了避免因医学太发达以致将死亡率降低得太快而导致生存成问题，阿卡狄亚的埃涅阿斯·塔西佗在公元前360年左右及时为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出版了第一本希腊军事学的名著。

苏格拉底学派

·阿里斯提波

若说公元前4世纪的科学是逐渐步入中年的话，这个时期的哲学可说是正值全盛时期。早期的思想家曾提出过朦胧的宇宙理论。诡辩学派的人也曾对修辞学以外的一切表示过怀疑。苏格拉底也提出过成千的问题，但一个也不曾回答过。如今这些200年前播下的种子都已萌芽，成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思想的伟大体系。雅典虽然穷得无法维持其医疗服务，却创办了数所私立大学，使它成为伊索克拉底所谓的“希腊学派”、知识的首都、全希腊的仲裁人。哲学家在削弱古老的宗教的影响力后，想尽办法在自然与理性的领域里找出可以取代宗教成为道德支撑与生活指标的东西。

他们先循着苏格拉底辟出的途径探讨。在诡辩学派的人大多数再度转而教授修辞学、不复成为一派时，苏格拉底的弟子成为纷纭的哲学派别的暴风眼。麦加拉的欧几里得——以前时常步行至雅典听苏格拉底讲学的学生——如雅典的泰门所言，在其故乡掀起“一阵辩论的旋风”，把芝诺和苏格拉底两人的辩证法发展成辩论术，怀疑一切结论，结果产生一个世纪后庇罗和卡尼阿德斯等人的怀疑论。欧几里得死后，他的高足斯蒂波（Stilpo）逐渐把麦加拉学派引至犬儒学派的观点：既然各派哲学都可能遭驳斥，那么智慧必然并非来自形而上的思维，而是来自可使个人脱离对外在因素的依赖的那种简朴生活所得的安宁。麦加拉被劫掠后，德米特里斯·波利塞底斯（Demetrius Poliorcetes）问斯蒂波损失多少时，他回答说他除了知识外，别无长物，而其知识无人可以夺去。至其老年，他的门徒尊他为斯多葛哲学的始祖。因此，麦加拉学派可说是由一个芝诺始，而以另一个芝诺终。

高雅的阿里斯提波在苏格拉底死后，曾到各处游历，也在西西里和色诺芬共处一段时期，却在科林斯和拉斯处得更久，然后才在非洲海岸的故乡昔兰尼安居创立一派哲学。在这个半带有东方色彩的城市里，上层社会的财富与奢侈已造就了他的生活习惯，因此，他最服膺他老师的教义中把幸福解释为至善的这一部分。由于他英俊、风度翩翩、谈吐机智，到处都吃得开。在罗得斯岛他所乘的船遇难，使他一文不名。他走进一健身房，开始发表演说，里边的人听得入迷，纷纷拿衣物食宿所需来给他和同伴享用。因此，他说为人父母者留给子女的财富，应该是即使在沉船后仍然能够随其主人游至岸上的东西。

他主张朴实坦白。阿里斯提波说我们所做的事，不是为了希望得到快乐，就是为了惧怕痛苦——甚至连倾己所有来资助朋友或为将军卖命也是一样。因此，大家一致公认快乐才是至善，其余的包括美德与哲学在内，一切东西都应该以其所能带来快乐的多寡来评定。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并非恒常，我们能直接确切知晓的是我们的感觉，因此，智慧并非靠追寻抽象的真理所能获得，而是由感官的快乐而来。快乐的顶点不在智能或道德方面，而是物质或感觉方面。因此，智者常将物质享受的追求置于第一优先。同样的道理，智者也不愿放弃眼前现存的好处，而憧憬不可预料的未来好处。只有目前才是真实的；而且，若说目前的事物不比未来的好，至少也很可能与未来的一样好。生活的艺术在于抓住每一个从你眼前经过的快乐，并尽可能充分利用那一刹那所带来的东西。哲学的功用是指引我们不但不离开快乐，而且还教我们何者为最佳的抉择何者为最佳的使用。掌握快乐的并不是那些自禁的苦修者，而是那些懂得享受快乐而又不为快乐所奴役，能谨慎地分别何者对他有害、何者不会危害他的那种人。因此，智者对大众意见和法律能很明智地表现出其尊重的程度，又尽可能做到“既不役人又不役于人”的地步。

若说某人能言行一致是一份光荣的话，那么阿里斯提波也该获得这份光荣。不论贫富他都能泰然处之，却也不讳言他在两者之间有所偏爱。他坚持授课一定收费的原则，为达到其目的，就是奉承诸暴君也在所不惜。当狄奥尼西一世把唾液吐在他身上时，他耐心地微笑着说：“就是渔夫想抓一条小鱼，身上忍受的水分，要远比这些口水多得多。”有一次，他的朋友数落他居然向狄奥尼西下跪时，他回答说错不在他，因为国王的“耳朵长在脚底下”。狄奥尼西问他为什么哲学家常到有钱人家去串门，而有钱人却不常去找哲学家，他答道：“因为哲学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而有钱人却不清楚。”不过，他鄙视只为金钱而赚钱的人。有一天，住在弗里吉亚的富人西慕斯带他去参观一栋铺了大理石的华丽房子，阿里斯提波就吐唾于富人脸上。当西慕斯提出抗议时，他找了一个借口，说他在铺满大理石的地板上实在找不到“一个更适合于吐痰的地方”。赚到大钱之后，他把金钱挥霍在美食、锦衣、美屋以及（他认为是）娇妻美妾上面。有人谴责他和娼妓姘居，他说他并不在乎住别人住过的房子或开别人开过的船。当他的姘妇对他说“我有了你的孩子”时，他说：“既然在走过一处丛林后你无法说出是哪棵荆棘刮到你，你怎敢确定那孩子一定是我的？”

虽然他有时言词过于直率，但是大家还是一样喜爱他，因为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极有涵养，心地也极善良。他那坦率的快乐主义，无疑会使城镇上一些“可敬”的罪人觉得骇异。他不讳言他尊敬苏格拉底、喜爱哲学 [6] ，也承认人生最感人的景象是看见有品德的人在坏人群中依旧固守出污泥而不染的态度。在他去世（公元前356年）前，他说他准备留给他女儿阿瑞忒（Arete）的遗产中最宝贵的，是他已教她如何来“避免对不必要的东西加以估价”——奇迹般向第欧根尼竖起白旗。阿瑞忒继承其父为昔兰尼学派的领袖，写了40本书，教出许多杰出的学生，死后该城为她刻了荣耀的墓志铭——“希腊之光”。

·第欧根尼

安提西尼同意这派哲学的结论，却不赞成其立论的方式。他根据苏格拉底的同一哲学演绎出一套苦修的生活理论。这位犬儒学派的鼻祖是一个雅典人和色雷斯奴隶所生。公元前426年，他曾在塔那格拉之役中奋勇作战。他一度师从高尔吉亚和普罗迪科斯研习，然后自创门派，不过在听过苏格拉底的讲学以后，他就领着学生去向苏格拉底讨教。他也跟欧多克索斯一样，住在比雷埃夫斯，几乎每天徒步去雅典——来回路程各四五英里。苏格拉底（一说柏拉图）与一谦恭的人正在讨论“快乐”时，他可能正好在场。

苏格拉底：你认为哲学家该不该对……吃、喝的乐趣感兴趣？

西米亚斯：当然不该。

苏格拉底：那么爱的快乐呢？该不该感兴趣？

西米亚斯：绝对不可以。

苏格拉底：哲学家会不会看重纵容躯体的其他东西——如高级的衣物、鞋履或其他用来装饰躯体之物？他会不会不但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还瞧不起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呢？

西米亚斯：我想真正的哲学家是会的。

这就是犬儒学派精神的精髓：将躯体的所需降至最低限度，以求心灵了无牵挂。安提西尼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一个不含宗教色彩的希腊修道士。阿里斯提波的座右铭是：“我役物，而不役于物。”安提西尼的座右铭则是：“我不役物，以免役于物。”他没有恒产，外衣褴褛，以至苏格拉底如此挖苦他：“安提西尼呀！我从你外衣的破洞可以看穿你的虚荣。”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缺点”是著书，他共写了10本，其中有一本是《哲学史》。苏格拉底死后他重执教鞭。他选定“快犬”（Cynosarges）体育馆作为其授课中心，因为这里是为下层社会、外邦人士或私生子女所设。这个学派之所以叫犬儒（Cynic），其实与其说是源于其宗旨，不如说是因为地名的关系。安提西尼穿衣酷似工人，授课不收学费，尤其欢迎贫苦学生。不愿过箪食瓢饮生活的学生，不是被安提西尼斥走，就是被他的拐杖赶跑。

起初安提西尼也不收第欧根尼这个学生。由于第欧根尼坚持不走，且忍尽斥骂污辱，总算被列入门墙。后来他以身体力行来贯彻他老师的主张，而使其师的主张在全希腊家喻户晓。安提西尼有一半奴隶的血统，第欧根尼则是西诺波破了产的银行家。第欧根尼曾因三餐不继而行乞，后来知道贫穷也是美德与智慧的一部分时颇为高兴。他全身打扮一如乞丐，并背负乞丐所用的旅行袋，手持乞丐专用的拐杖，一度在雅典西芭莉庙的天井里以澡盆为家。他羡慕各种动物的简朴生活，并尽量模仿它们，睡在地上，在地上捡取食物，并且（据说）也在众目睽睽之下履行大自然的义务和爱的仪式。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用双手舀水喝，就把所用的杯子扔了。有时他手持蜡烛或提一灯笼，边走边说他正在找一个人。他不伤害任何人，却也拒绝承认法律，并且远比斯多葛学派的人更早宣布他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es ）。他云游四方，一度住在锡拉库萨。有一次在旅途中他被海盗所掳，并被卖给科林斯的塞尼亚底斯（Xeniades）当奴隶。主人问他有何本事时，他说：“我能治人。”于是塞尼亚底斯就让他当儿子的教师兼管家。第欧根尼两者都颇能胜任，博得主人称他“奇才”，几乎每事必征求他的意见。第欧根尼一生生活俭朴，成为亚历山大以外全希腊最有名的人。

他有点装模作样，也爱出风头。他颇有辩才，据说，他从未输过别人。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社会上最伟大的东西，也拿粗俗的幽默与无穷的警句来充分利用它。他曾斥责过一个向神像跪拜的妇女。他问她：“难道你不怕身后可能就有另一个神会骂你不敬？神是无所不在的呀！”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娼妓的儿子拿石头投向一群人，他就向其警告：“当心砸到你爸爸身上。”他很讨厌女人，也鄙视那些举止像女人的人。有一个穿着鲜艳衣服、喷了香水的科林斯青年向他请教问题时，他说：“你不告诉我你是男是女，我就不回答你的问题。”亚历山大在科林斯碰到第欧根尼躺着晒太阳的故事，可说是脍炙人口。这位统治者说：“朕即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的哲学家说：“我是狗子第欧根尼。”大帝说：“你要什么？尽管说。”第欧根尼说：“别挡着我的太阳。”“假使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这个年轻的战士说，“我愿意我是第欧根尼。”不过我们的哲学家如何回应这句赞词，可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他们两人都在公元前323年某日逝世：亚历山大以33岁的英年卒于巴比伦，第欧根尼以90多高龄死在科林斯。科林斯人在他坟上放置一条大理石刻成的狗，曾经放逐过他的西诺波建纪念碑来纪念他。

犬儒学派的哲理比什么都清楚明了。它只需玩玩逻辑，就可云开月明似的将柏拉图用来困惑雅典知识分子的那套关于意念的大道理轻而易举地点破。对犬儒学派的人来说，形而上学也是个虚华的游戏，研究自然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以大自然的启示来作为人生的指针。唯一的真正哲学是伦理学。人生的目标是幸福，但幸福并非追求快乐就可获得，而是来自简朴、自然的生活，越不借外力之助越好。但通过自己血汗换来的快乐，只要事后不后悔，亦无不当，然而由此种方式得来的幸福往往会突然离我们而去，或是使我们得到后又感失望。因此，与其称之为“善”，毋宁称之为“恶”。谦和有德的生活是通往满足的唯一道路，财富破坏心境的平静，忌妒的欲望就像铁锈一般会腐蚀心灵。奴隶制度颇为不公，但无关紧要，因为圣哲不管身躯是否被困都会一样快乐，只有内心的自由才是重要的。第欧根尼认为诸神造物时给人类一个人间仙境，可惜人类贪求奢华而把本极单纯的事复杂化。这并非意指犬儒学者对众神深具信心。有个祭司向安提西尼解说善人在来生可以得到多少好处时，他说：“那么，你怎么还不去死？”第欧根尼嗤笑只准信徒参加的宗教仪式，对那些在海难中获救的人在萨莫色雷斯岛献祭一事发表谈话，他说：“要是献祭的是那些遇难者而不是获救者的话，奉献出来的东西将会多于这些。”犬儒学派的人认为宗教中只有美德的实践才不是迷信。人应该为了行善而行善，不应该因为神明的存在或为了怕神明的审判而行善。美德只有在尽可能少吃、少占有东西、少存欲望，并且只喝水（不喝其他饮料）、不伤人的时候才能获得。有人问他如何拒敌，第欧根尼答道：“以诚实，以正直。”似乎只有性欲才被犬儒学派认为是合理的欲望。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外在的束缚而避免结婚，但他们却赞成嫖妓。第欧根尼提倡自由恋爱与共妻制度，在各方面追求独立的安提西尼，曾经抱怨他满足饥饿时未能如解决性欲时一样清静自在。犬儒学派的人却认为性欲就跟饥饿一样正常、一样自然，因此，他们声称他们无法了解为何人们满足饥饿时可以公开，而满足性欲时却羞于公开。就是连死亡也一样，人应该自己决定死亡的时间和地点，自杀应该是合法的。有人说第欧根尼就是以屏息自杀而死的。

犬儒学派的哲学是公元前5世纪由于对错综复杂的文明无法适应，因而兴起于雅典的“重返自然”运动中的一部分。人类并非由大自然教导，而其之所以接受秩序生活的约束，只因人类惧怕处罚、孤独罢了。第欧根尼之于苏格拉底，其关系颇似卢梭之于伏尔泰。他认为文明实乃一大错误，普罗米修斯将文明带给人类而被钉死于“十字架”，实在是罪有应得。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或卢梭等人一样，都把“自然人”理想化了。由于烹饪有违自然，第欧根尼曾经尝试啖食生肉。他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心机或法律的社会。

希腊人嘲笑犬儒学派，但像中世纪社会容忍当时圣哲一般容忍他们。第欧根尼死后，犬儒学派的人变成了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人士，他们订下守贫的规约，靠接受施舍过日，以杂交来调剂他们的独身生活，并创办多所哲学学堂。他们无家，或在街上或在庙宇的回廊上教书、过夜。由于第欧根尼的两个学生——斯蒂波和克拉底斯的介绍，犬儒学派的学理流传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后的300年间，成为斯多葛学派的基础。这个学派虽说在公元前3世纪末实质上已不存在，但其对希腊传统的影响却历久不衰。古犹太苦修派教徒及早期信奉基督教的埃及僧侣，也许就是犬儒学派的再现。这些学派的运动到底受到印度类似教派多少影响，或对它们有什么影响，殊难论断。目前力主“重返自然”的人，在精神上可说是古代东方人或希腊人的后裔，这些古人因厌倦层层不自然的束缚而认为他们能转而与动物共处。其实，住在都市里的人多少也是有此幻想的。

柏拉图

·师表

就连柏拉图也为犬儒学派的理想所动。在《理想国》（Republic ）的第2册中，他就带着几分欣赏，描绘出一个共产和自然的乌托邦的蓝图。以后又放弃，改绘“次佳”城邦，但在他描述理想中的哲学王国的时候，我们发现犬儒学派的梦想——既无恒产又无妻室的男人矢志过简朴的生活以追求高深的哲理——已占领了希腊历史上最优异的理想的要塞。柏拉图的这种共产贵族政体的计划，可以说是有钱的保守派分子针对当时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斥责民主政治一事，所作妥协的明智之举。

柏拉图的家系颇为古老，母亲的家谱可远溯至梭伦，父亲的系谱也可追溯至雅典早期的国王，甚至更可溯至海神波塞冬。其母是查尔米德斯之妹，克里提亚斯的侄女，因此他可说是生前就注定要反对民主政治了。他原名叫阿里斯托克勒斯（意即“最好又最有名的”），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很杰出，音乐、数学、修辞学、诗歌等都极优异；他长得英俊潇洒，迷惑了男男女女；他也参加科林斯伊斯米尼运动会中的摔跤比赛，得了个绰号“大块头”（Platon），因为他长得很强壮魁梧；他参加过三次战争，一度因为奋战而获奖；他写了不少隽语、情诗，也写过一部悲剧性的四联剧。20岁为苏格拉底的魅力所迷惑时，不知该选诗歌还是政治当他的志业才好。由于苏格拉底很早就是他舅父查尔米德斯的好友，他必然早就认识苏格拉底了。不过现在他才有机会了解苏格拉底的学说，亲眼看见这个老者把观念扔出，有如将表演特技的人扔向空中一般，然后用询问的叉尖将这些观念叉住。因此，他像中了催眠的符咒一般把诗歌焚毁，忘却戏剧、运动和女人，去追随这位大师。他可能每天记笔记，以艺术家的敏锐感性来感受这个虽然丑怪但可亲的森林神祇的首领所可能表现的戏剧化高潮。

接着，在柏拉图23岁那年，他的亲戚策动了公元前404年那次守旧革命，也发生了寡头政治恐怖10日的紧张和苏格拉底“三十僭主”奋勇的抗命。克里提亚斯和查尔米德斯的相继死亡，民主政体的恢复，以及苏格拉底的受审和逝世，这一切灾难使得这个无忧无虑的青年觉得有如世界末日降临，因此他逃离雅典，仿佛雅典已是个有鬼作祟的城市。他先在麦加拉的欧克拉底家得到些安慰，然后又到昔兰尼，可能跟阿里斯提波在一起，其后显然又到埃及去跟教士学习数学及历史方面的知识。公元前395年左右他回到雅典，次年又为雅典参加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87年左右再度出发，分别到塔拉斯和洛克利师从阿尔克塔斯和第迈欧斯，学习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又到西西里参观埃特纳火山，并且与锡拉库萨的狄翁交朋友，被介绍给狄奥尼西一世，被贩为奴，然后在公元前386年再度安全返回雅典。柏拉图的朋友以他们募捐来的3000德拉克马偿付为柏拉图赎身的人，被安尼西里斯拒收后，朋友用这笔钱为柏拉图在市郊购得一块以当地地方神阿卡第姆斯（Academus）为名的休憩林园，柏拉图就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后来成为900年间全希腊知识中心的学院。 [7]

这所“学院”原则上是个宗教性的团体，为崇敬众文艺女神所建。学生无须缴费，不过由于学生多半来自上层家庭，其父母就得捐钱给该机构。苏伊达斯说：“有钱人时常在遗嘱中写明遗赠该机构的成员，使他们能安心从事哲学研究。”据说狄奥尼西二世就曾给柏拉图80塔伦（48万美元）——也许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国王有多大耐心。当时的打油诗人讽刺该校的学生矫揉造作、衣着浮华——头戴上等帽、手执上等杖、身穿短外衣或制服，原来伊顿公学（Eton）的校风和黑色的学位袍竟是源自古老的柏拉图学院。该校兼收女生，因为柏拉图激进到成为一个热心的男女平权主义者。主要课程是数学和哲学。该校大门横刻着一行警告语“不通几何者免入”，或许相当的数学基础是入学资格之一也说不定。公元前4世纪数学方面的进步大多来自曾在这个“学院”研究过的学生所作的贡献。数学的课程包括算术、高等几何、天文学、音乐（可能包括文学和历史）、法律以及哲学。如果柏拉图听从——一说阿尼托，一说米勒托——的劝告的话，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该校的课程中是排在最后的，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

苏格拉底：你知道，我们在孩提时代学了一些正义和善的原则。在父母的权威下我们被抚养成人，遵守这些原理，也尊敬这些道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相反，也有一些奉承我们心灵、迷惑我们心灵的逸乐方面的格言和习性，不过这些论调无法动摇有正义感、仍然尊重父母教诲的格言并且遵守这些格言的人。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好，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好问的人问他什么东西是公平和荣誉，而他就按法律所规定的回答他，对方驳斥立法者所说的话，这时这个人就因而相信犯规比什么都公平、正直，善良不会比不正直、邪恶好到哪里去，其他他久已深信不疑的信

格劳孔：那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当这个人不再认为父母谆谆告诫的话值得尊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无法发现真理时，他会不会不去追求迎合他欲望的东西？

格劳孔：不会的。

苏格拉底：他会不会从一个洞察法律的人转而变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呢？

格劳孔：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因此，在将辩证法传授给我们那些30岁的弟子时，务必小心……不可让他们过早尝到欢乐的甜汁，这个应该特别加以避免。因为你也知道，年轻人刚一尝到滋味，就会以辩论为乐，也老是模仿那些驳斥他们的人的口吻来反驳，来唱反调。他们就像小狗一般，看到什么就撕破什么，看见什么就推倒什么。

格劳孔：对，他们以此为乐。

苏格拉底：在他们几次与人辩论互有胜负时，他们很快就激烈地拒绝相信以前相信过的事物，因此……坏了哲学的美名。

格劳孔：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不过等他年事稍高，他就不会再那么胡言乱语了。他会效法那些追求真理、有理智的人，而不去模仿那些以辩驳为乐的好辩之士了，而且对自己品格多加留神，将会增加自己本行的荣誉而不会减少这行的荣誉。

柏拉图和他的助手都以演讲、对话以及考问学生的方式来教学。考问的题目中有一题是找出“可以解释行星运行规律的那种始终如一、井然有序的运动定律”。或许欧多克索斯和赫拉克利底斯两人就是在这种训练中获得灵感的。该院的演讲大多很专业，有时使得那些想获实利的学生感到失望。不过像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莱喀古斯、希波拉底斯和色诺克拉底等学生都深受这些演讲的影响，甚至有将所抄录的笔记付印的。安提丰曾幽默地说，就像北方冬天说的话一出口马上冻结成冰，非得要等到次年夏天融化后才听得见一般，柏拉图对那些年轻学生所讲的话，他们也得到年老时才能了解其含义。

·艺术家

柏拉图声称他从未撰写过技术性的论文，亚里士多德也说“学院”里的课业是柏拉图“非书面的学说”。这个学说和《对话录》里所说的课程究竟有多大不同，我们不得而知。 [8] 也许当初他们只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消遣，并未认真过。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部哲学对话录，埃里亚的芝诺以及其他几位都使用过这种方式，雅典一个专切皮革的西蒙，也曾出版过一本以对话的方式记载苏格拉底在他店里与人会话的记录。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以文学形式表达，并非像记载历史那样。他不敢说他三五十年前的会话一字不漏地照记下来，也不敢说他所提到的是前后一致的。高尔吉亚跟苏格拉底一样，当他们亲耳再听见这个年轻戏剧家兼哲学家托他们之口说出的那些话时，都颇感震惊。每一个《对话录》都自成单元，而每两次对话中间，可能也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对话录》中记忆有误之处时，大可不必惊讶，发现前后观点不同时更不用大惊小怪。因为本来就没有使整部连贯起来的计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显然日渐成熟的心灵不断地在寻求真理，可惜又找不到。 [9]

《对话录》的结构，说它巧妙也可，说它拙劣也可。它们很生动地把各种意念叙述出来，也描绘出苏格拉底前后一致又很慈爱的模样。不过每一部分与其他各部分之间少有连贯性，常常转换主题，而且经常显得呆板，成为某人帮另一个人记下会话内容的间接叙述性报道。例如：有一次苏格拉底说他“记性很差”，接着他却一字不漏地背诵出他年轻时和普罗泰戈拉讨论某事、长达54页的文字给一个朋友听。《对话录》中有一大半因为和苏格拉底谈话的人只会说些“对”与“是”之类的话，因而减弱了表现力。不过同《对话录》中所用语言的精练以及环境、表达方式和所表现意念等各方面，其幽默、尽人皆知的各种个性生动的刻画、随时剖析深奥、高贵心灵等一比，这些瑕疵又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只要想到《对话录》是希腊作家所留下的最完整的作品，就可以想见古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有多高。《对话录》单凭它的形式就可以在文学也占有重要地位，就跟凭其内容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样。

早期的那些《对话录》就是前几页所引那段文字中挨骂的那个“好辩”年轻人的典型例子，不过这些《对话录》又因把雅典的青年描写成可爱的人而挽回声誉。《会饮篇》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也是对柏拉图思想最佳的入门书。它那最佳的场景（如阿加松对其仆人说：“假定你是主人，而我和我的朋友是你的客人好了。”），他对阿里斯托芬生动的描写：“他因饮食过量而打嗝”，还有那个恶意中伤他人的醉鬼亚西比德的穿插，尤其是描写苏格拉底时那种残酷的现实主义和他对爱情观念的高超理想主义的微妙结合——这些特质使得《会饮篇》成为散文史上最佳作品之一。《斐多篇》这部作品就比较柔和，也比较优美。在这部作品里辩论的主题，不管有多微弱，却总是忠实的，同时也给对方同样的机会来反驳。文体也较圆润，使得高贵的宁静克服了悲剧的气氛，使得苏格拉底的死亡像河水沿着弯道流去、终于不见一样。《斐德罗篇》中所记的对话，有一部分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在伊利苏斯河边用河水洗脚时的谈话。所有《对话录》中最伟大的，当然还是要数那本《理想国》，因为该书把柏拉图的哲学说得最详尽，而且该书前面的一部分还有一段人格和意念之间戏剧性冲突的描写。《巴门尼德篇》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不讲道理的范例，也是哲学史上思想家无可解释地驳斥自己最钟爱的学说的特例。其后，在后期的《对话录》，柏拉图的文才渐渐消失，苏格拉底也消失不见，形而上学也失去了诗意，政治学也失去了蓬勃的理想。最后到《法律篇》一书的时候，我们这位疲乏的雅典文化的多边继承人终于向斯巴达的引诱投降，放弃了自由，也放弃了诗歌、艺术，更放弃了哲学。

·玄学家

柏拉图的学说本无系统，虽然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把他的意念按古代的分法区分为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诸项，但是千万要记住柏拉图是一个极为热忱的诗人，他不愿意把思想分门别类地桎梏起来。由于他身为诗人，因此对逻辑很感头痛，他常忙着找寻适当的定义，却又总是为两个极端相似的定义所困惑：“这时我们就步入定义的迷阵之内，等到我们自以为到达迷阵的出口时，我们才晓得又绕到起点，又得从头做起。”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门叫作逻辑的‘科学的科学’。”不过他还是开始了。他研究语言的本质，而在模拟声音这方面获得结果。他也讨论分析与综合以及类推与谬误。他同意归纳法，却更喜欢演绎法。他甚至在《对话录》里也创造了一些专用术语，如本质、力、行为、情感以及一代等——这些术语对以后的哲学颇为有用。使亚里士多德闻名的部分原因，就是为那10个“范畴”中取了5个名字。他不同意诡辩学派认为“感官是真理最好的试金石”、“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的看法。他辩称，要是果真如此，那么无论是哪一个人，睡着也好，疯子也好，甚至连狒狒对任何事物的报道，都和任何他人的见解一样好。

这个“感官的暴民”留给我们的只是赫拉克利特式的转变之流，如果我们只有感觉，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知识和真理。只有借着理念、借着把紊乱的感觉融成有条理思想的那些一般化的形象之助，我们才能获得知识。要是我们仅察觉出单独的事物，那么根本不可能构成思想。我们学习思考时，把一群群一组组的东西依相同的特性将其分成数类，然后用一个共有的名词来表达该类物品全体。“人类”使我们想到所有的人，“桌”使我们想到所有的桌子，“光”则是照射到陆上、海上各处的光。这些理念对感觉而言并不客观，不过对思想而言却是真的，因为甚至在它们所指的那些物体全都毁灭之后，理念仍然存在。人有生有死，但人类却还是存在着。每一个三角形都只是个不完整的三角形，早晚会消失，因此相对来说是不真实的！不过三角形——所有三角形的形状和法则——却是完整的、恒久的。每种数学的形式都是理念，既永远不变又完整无缺。 [10] 几何学中提及的三角形、圆、正方形、正立方体和球体这些概念都永远不变，因此人们称其为“真”，甚至现实世界中，不管是过去或是未来，没有这种形状存在时，也是一样。依这种解释来说，抽象之物也同样是真的。一件件的善行都暂时存在过一段时期，而美德就思想而言，却亘古为真，并且是思想的工具。“美”“大”“相似”等抽象名词亦然，这些名词对心灵而言，是真，正如“大”和“类似”等对感觉而言是真一样。每一种行为和物体之所以被称为该行为和物体，是因为它多少含有该名称完整形式或概念的一部分。科学和哲学并非由单独的物体所组成，而是由理念所组成。历史之所以有别于传记，是因为它叙述的是“人类”的故事。生物学并非研究某一特定有机体的学问，而是研究“生命”的学问。数学研究的也不是具体的物体，而是数、关系、形状等这些脱离实体却适用于实物的抽象概念。哲学则是理念的科学。

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有“万物皆取决于理念”的理论。上帝——“不动的至上动者”，或称“世界的灵魂”——按照亘古不变的规律和形状，也就是组成新柏拉图学派称为逻各斯或“圣智”或“神心”的那些完美又不变的理念来运行和命令万物。理念之中最高者称为“善”。柏拉图有时称“善”即上帝本身。“善”更是创造的指引工具、万物的最高指标。察觉这种“善”，观察这种创造过程所塑成的理想是知识的最高目标。运动和创造均非机械性的，就跟我们一样，运动和创造在世界上也需要灵魂或生命的原理作为原动力。

只有具有力量的才配称为真，因此物质在本质上并不具备“真”的条件，只不过是一种惰性的原理、一个可供上帝按某种理念来赋予它某种特殊形状之物。灵魂是人体内一股可以自我移动的力量，也是万物之中可以自我移动的“灵魂”的一部分。灵魂是一种无形、不灭的活力。它先于肉体存在，并随身带来古代化身存在时所记忆的事物，这些所记的事物在新生命诞生后常被误认为是新知识。例如，数学上的真理就是本来如此的，听课所得者，不过是使他回想起灵魂早在几生几世以前所知道的罢了。人死之后，灵魂或生命的原理又飘向其他生物体内，是升是降则完全视前世的功过而定。犯过罪的灵魂可能就到炼狱或地狱内，有德者就到“福岛”。经过几次转世，灵魂的罪过完全洗清后，就可不再转世，踏入永恒的极乐仙境。

·道德家

柏拉图也明白他的读者中会有怀疑论者，有一阵子他想尽办法去寻求一种自然的伦理，而不借天堂、炼狱和地狱等来激发人们向善。他中期的《对话录》逐渐由形而上学转向道德与政治方面：“万般智慧中最伟大且最美妙的，莫过于治国齐家方面的大智。”伦理的难题很显然地存在于个人享乐与社会公益间的冲突。柏拉图对这一问题颇为持平，卡利亚为人的“自私”提出了比任何不道德的人所主张的更强烈的辩驳。他承认有许多享乐是好的，需借助智慧来判别何者有害何者有益。为了弥补年轻人智力的不足，我们应该再三叮咛他们养成自制的习惯，保持中庸之道。

灵魂或生命的原理有三个层面或三个部分——欲望、意志和思想，三者各有其美德——节制、勇气和智慧。此外，还需加上诚敬和公正——恪尽人对父母及神明的义务。所谓公正，可解释为整体中各部分的合作——个性中的各成分、国内的各人，各自适当地发挥他的功能。所谓“善”并不单指理智，也不单指享乐，而是两者按适当的比例和程度来融合，形成“合理的生活”。“至善”来自对永恒的形式和规则的知识的累积。就道德观点而言，“至善……要是真有其物的话，是灵魂热爱真理，一切为真理的那股力量”。爱好真理的人绝不会想以牙还牙，他一定觉得与其做出不公正之事，不如承受不公正的现实。他必然“走遍天涯海角找寻廉正不阿的人，结交无法以价值来衡量的朋友……真正崇拜哲学的人一定会禁绝一切肉欲，当哲学使他们净化，自罪恶渊薮中将他们拯救出来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他们不应该拒绝哲学的影响，他们一定向着哲学，让哲学来引导他们前进”。

虽然柏拉图把所作的诗烧了，也失去他的宗教信仰，但他仍然是个诗人，还是个崇敬神明的人。他对“善”的观念还是充满了美学的情感和苦修者的虔诚。哲学与宗教在他身上成为一体，伦理和美学也无法分辨开来。随着年事的渐长，他越是无法看见不含善与真的美。他也打算在他的理想国里检查一切可能有不道德或不爱国趋势的艺术和诗歌，查禁一切修辞学和非宗教的戏剧作品，连荷马这个以不道德的神学来引诱人的作家也不容许。多利安式和弗里吉亚式的音乐可获允许存在，但是不许有复杂的乐器，也不许有名音乐家以卖弄的方式来制造“野兽般的声音”或新奇的玩意儿：

由于新音乐的介绍可能会危害整个国家，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音乐界一受到干扰，最重要的几个政治机构也必然受到波及……一种新式的东西一旦逐渐占领某一据点，必然会悄悄地向礼仪风俗方面进军，而又从那里……继续推展，攻向法律和国法，显露出其狰狞的面目，直至将一切搞垮为止。

“美”和德行一样，也是因适度、调和、有序才会存在。一件艺术品应该像人的形体一般，头、躯体和四肢都以一个理念使其具有生机，使其统一。他认为：真正的“美”应该是智力的美而非形体的美，几何图形是“永远绝对的美”；因此，天堂的规律要比星星美。爱就是对美的追寻，它依肉体的爱、精神的爱或真理的爱可分为三个阶段。肉体的爱——指男女间的爱——为传宗接代是合法的，可算一种不朽，不过这仅仅属于爱的初步，哲学家不屑为之。至于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的肉体爱，因为有碍传宗接代，理应抑制才是。肉体爱可以用将其升华至第二阶段的精神爱的方式来抑制：在第二阶段里，老者喜爱幼者，因为幼者的美貌是使人想起永恒之美的象征，幼者敬爱老者，则是因其智慧为后来者打开了解与荣誉之门。不过爱的最高境界是“永远保有善意的”、追寻完整的人的永恒的理念和形式的绝对美的那种爱。所谓“柏拉图式的爱”（Platonic Love）指的就是这个，而不是男女之间那种无肉欲的爱——在这个时候柏拉图体内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融成一股求知的热望，一种对全世界的秩序、组织、生命和目标的“美景”（Beautific Vision）的神秘向往：

因为阿狄曼图全神贯注在真实事物之上，无暇顾视人间俗事，也无暇去与人类搏斗因而心生妒心或敌意。他目光所视者唯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而已，这些原则既不伤害人，也不会被伤害，而是根据理智，有秩序地运行。他以此为榜样，并尽可能以这些原则来塑造他的生命。

·理想家

不过，柏拉图还是对人类事务感兴趣。他看见社会的美景，也醉心于那个没有堕落、没有贫穷、没有暴虐、没有战争的社会。雅典政治倾轧的痛苦使他颇感震惊，“失和、敌视、仇恨和怀疑永远循环不已”。他也跟贵族名门一样瞧不起富豪的寡头政治，“商人……对那些被他们毁了的人视若无睹，随时冷不防地把他们的刺螫——金钱——刺进他人体内，然后，收回数倍的本钱：这就是他们使得全国满是游手好闲和贫无立锥之地之人的方式”。然后，民主政体出现，因为穷人已征服了对方，杀掉了一些，放逐了一些，其余的则与穷人同享自由与平等。结果赞成民主的这些人也不比那些富豪高明：他们靠人多势众来赈济人民，自己则居高位。他们奉承人民，纵容人民，结果自由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一切标准都因无处不在的粗鄙而贬值，风俗也因随便滥用和没遮拦的侮蔑而变粗俗。正如对财富疯狂的追求毁了寡头政治一般，自由的滥用也毁了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无政府状态，连每一户住家也都受到波及，最后连各种动物都不能幸免……当父亲的已习惯于和儿子处于同一地位……儿子既不敬畏双亲，也无羞耻之心……校长怕学生、阿谀学生，学生轻视校长和教师……老少不分，年轻人与老年人平等，并且随时都可能和老年人为一句话、为一件事争胜。老年人……模仿年轻人。我也不该忘记谈到男女之间的自由平等……真的，连马驴都开始以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姿态昂首阔步……一切都可能随自由毁灭……

阿狄曼图：那么结果呢？……

苏格拉底：物极必反……自由过分，不管对国家或个人而言，都只有变成奴役……最令人讨厌的暴君，也是由于极端自由而产生。

当自由太过放肆时，独裁就会接踵而至。有钱人惧怕民主会榨取他们的钱财，因此协力来推翻它。或者由某个有进取心的人掌权，对穷人许下天大的诺言，然后组织一支私人军队来保护他，先宰了敌人再杀朋友，“直到他整肃了整个邦国为止”，然后建立独裁政治。在这种两个极端势力的冲突中，劝人保持中庸、彼此理解的哲学家的处境有如“被野兽包围的人”。要是他够聪明的话，他就一定“躲在墙角，任由狂风暴雨吹过”。

有些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以过去自娱，著述历史。柏拉图则以未来自娱，塑造理想国。首先，他认为我们得先找到一位仁君，肯让我们与其子民一起试验。其次，我们得把成年人全部遣走，只留下维持治安及教诲年轻人所需的成人，因为长辈会使这些年轻人重蹈他们的覆辙。所有的青少年，不分性别、阶级，一律先施以20年的教育。课程内容包括神话——不是原有的那套不道德的神话，而是能使这些年轻人变得驯良、孝顺父母、忠于国家的那些神话。 [11] 20岁时接受体能、智能和道德三方面的测验。考试不及格者列入理想国里的“经济阶级”——成为商人、工人和农人，这些人可以保有私有财产，并依能力的不同保有不同等级的金钱，但不许有奴隶存在。初试及格者再受10年的教育及训练，到30岁时再接受一次考试。复试不及格者成为军人，这些人不许有私人财产，也不许经商，住在军事管理的共产社区中。复试及格者用5年的时间研究各科“神圣的哲学”（divine philosophy），从数学和逻辑到政治和法律。到35岁，这些人学成之后才让他们回到社会上去谋生、去奋斗。到50岁时，这些还活着的饱学之士不经过选举，自动成为监护或统治阶层的一分子。

这些人有权而无财。理想国里没有法律，一切法律案件和争端都由这些“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根据智慧来作判决，不受先例影响。为了避免他们滥用权力，这些哲学王不许有恒产，也不许有金钱、家庭或妻子。荷包的事由老百姓来管，刀枪的事由军人来管。这种共产并不民主，而是贵族式的，老百姓无力胜任，只有军人和哲学家才能做到。至于婚姻方面，每一阶层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奉监护人的这种优生誓约的约束：“最优秀的男女应尽可能和最优秀的异性结合，较劣的与较劣的通婚，而且各阶层的父母只能抚养该阶层的子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人种的优异。”小孩子一律由国家教养，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各阶层的区分并非世代相传的。女孩也有和男孩同等的机会，任何政府机构不得以某人是妇道人家而不录用。柏拉图认为，由于有个人主义、优生学、男女平等的主张以及贵族政体等的结合，将可能产生一个哲学家乐于安居的社会。最后，他又下了一个结论：“除非哲学家可以为王，或是世界上的皇族都有哲学的精神与才华……否则城市必然因充满罪恶而毁灭，整个人类也不例外。”

·立法者

柏拉图认为狄奥尼西二世正是他理想中的这种王子。他跟伏尔泰一样，认为君主政体优于民主政体，因为在君主政体下改革者只需说服一个人。为了使国家变好，“你必须假设那个独裁者，年轻、节制、领悟力强、记性好、勇敢果决、气质高雅……还要运气好，他必须与伟大的立法者生于同一时代，而某种巧合使他们两人碰在一起”。结果呢，正如我们所知，非常不巧。

柏拉图到晚年仍渴望当个立法者，他提出了第三等国家。他所著的《法律篇》一书，是欧洲现存法理学名著中最早的一本。柏拉图认为新城应设在内陆，以免外来的观念逐渐动摇该城的信念、国外贸易扰乱了它的和平、外来的奢侈品破坏了它自给自足的淳朴。该城自由市民的人数应限制为可以容易分组的5040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人和奴隶。这些人选举360个监护人，这些监护人以30人为一组，轮流治理市政，为期一月。再由这360人选举26人组成“夜间议会”（Nocturnal Council），定期在夜间集会，制定重要法律。这些议员也负责为市民将土地划分成同等大小、不可分割且不可让渡的部分交给每一家人。至于监护人则“应设法防止雨水破坏土壤……并用工事和沟渠将水保存，且使灌溉溪流让干燥地区也有充分的水可供使用”。为了防止经济不平等，商业应减至最小限度。人们不得保存金银，也不得贷款取利。鼓励人人尽可能不靠投资谋生而成为农田上活跃的农夫。所得是土地价值4倍以上者应将多余之数上交国库，遗产的赠与权也应加严格限制。妇女受教育及参政的机会应与男人平等。男人必须在30—35岁间结婚，否则每年课以极重的罚金，只准在结婚后10年内生育子女。为维护人民的道德起见，饮酒与其他娱乐必须加以规定。

为了和平地达成上述目标，教育、出版及其他形成舆论和个人个性的诸种工具，皆应由国家完全控制。全国最高的官位为教育部部长。在教育方面，自由应由权威来取代，因为孩童的智力尚未发展到可任由其自由发展的地步。文学、科学及艺术作品均须经过审查，不得表现“议员”认为有危害公共道德与孝道的观念。由于只有借超自然的制裁与助力方能确保对双亲与法律的服从，因此哪些神明可以信奉、如何信奉、何时信奉等，均由政府决定。怀疑国教者会被囚禁，囚禁后仍然固执者会被处死。

长寿往往并非是福，对柏拉图而言，如果他在写下苏格拉底的控诉和未来审判的序言之前就死了，也许反而较好。他可能会这么辩护，说他喜爱正义更甚于真理，他的目标是消弭贫穷和战争，他只有借政府控制人民的方式才能达到这些目标，而这一切都需要武力或宗教才办得到。他觉得雅典道德与政治伊奥尼亚式的松弛，只有用斯巴达法典中多利安式的纪律予以补救。柏拉图的思想中老是为自由被滥用而操心，他觉得哲学是人民的警察和艺术的准则。《法律篇》一书使得原来活生生、现在却垂死的雅典屈服于莱喀古斯以来已经死了的斯巴达。既然连雅典最著名的哲学家对自由都几乎无法辩护，希腊也该进入王治的时代了。

在研究过这个大思想家以后，我们不禁惊讶不已。“理念”的理论成为经院派的“现实主义”，即“一般概念”（universals）的客观实质。柏拉图是一个先于基督教的清教徒。他怀疑人性邪恶，认为它是玷污灵魂的原罪。他把肉体和灵魂的合一分为邪恶的躯体和圣洁的精神，这种肉体和灵魂的统一在公元前6世纪与公元前5世纪曾一度是受过教育的希腊人的理想。他也跟基督教的苦修士一样，称肉体为灵魂的坟墓。他从毕达哥拉斯和俄耳甫斯教里得到东方人对投胎转世、因果报应、罪孽、涤罪以及“解脱”等的信念。在其晚期作品中，他采纳奥古斯丁的那种幡然悛改后的来世的语调。要不是他的散文写得那么完美，几乎还可能有人会说柏拉图不是希腊人哩！

柏拉图一直是希腊思想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因为他也有和他们一样可爱的缺点。他和但丁一样有敏锐的感觉，他也能在残缺、无常的形体背后发现完整与永恒之美。他是个苦修者，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必须抑制奔放的脾性。他这位诗人被想象力所控制、为怪念头所诱、为悲喜的观念所迷，因雅典自由的心灵生活带来智慧方面的兴奋而耳根通红。但是他命中注定既要当逻辑学家又要当诗人，他也注定要成为古人讲理性的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个，比埃里亚的芝诺或亚里士多德更为聪慧。他喜爱哲学甚于喜爱任何女人或男人。他也是命中注定要跟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大裁判官”一样，最后还是镇压一切自由理智，为了使人类生存下去而判决毁灭哲学。他自己很可能成为他笔下那个理想国里的第一个牺牲者。

亚里士多德

·彷徨的岁月

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为他建了一座祭坛，也给他一份近乎神明的殊荣，因为他虽然不可能像柏拉图，却的确爱过柏拉图。他从（色雷斯的）希腊小居留地的故乡斯塔格鲁斯来到雅典。他父亲曾经是菲利普的父亲阿弥塔斯（Amyntas）二世的御医——要是伽林（Galen）没说错的话。在把他儿子交给柏拉图以前，也教过他一点解剖学。思想史上的两个敌对潮流——神秘主义的和医学的——在这两大哲学家聚在一起时会合，也展开了一场格斗，要是亚里士多德不跟柏拉图学那么久（有人说是20年）的话，他可能会发展出完全科学化的精神。这个医生的儿子在他体内和柏拉图的弟子搏斗，结果谁也没赢。亚里士多德还是下不了决心。他在科学观察这方面所搜集的资料足够编一部百科全书，他曾企图把这些资料融入形成他学究式头脑的那种柏拉图式的模子里。他几乎每次都驳斥柏拉图，因为他每页都引用柏拉图的话。

他是个勤奋的学生，很快就被他老师注意到。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说，当柏拉图在学院里朗读他那篇有关灵魂的论文时，“只有亚里士多德听到最后，其余的学生纷纷离座”。柏拉图死后（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到赫尔米亚斯的宫里去，赫尔米亚斯曾在“学院”里是他的同学，后来从奴隶摇身一变，自立为小亚细亚北部阿塔纽斯（Atarneus）和阿苏斯的独裁者。亚里士多德娶了他女儿皮西亚斯（公元前344年），就在他打算定居阿苏斯时，赫尔米亚斯被波斯人暗杀，这些波斯人怀疑他打算协助菲利普阴谋侵略亚洲。亚里士多德便带着皮西亚斯逃往附近的莱斯博斯，并在那里用数年的时间研究该岛的博物学。皮西亚斯为他生下一女之后逝世。后来亚里士多德和妓女赫皮莉斯结婚或同居，不过他至死还是深深怀念着皮西亚斯，临死前还要求把他骨灰埋葬她身旁。他并非我们从他作品中揣摩得来的那种冷冰冰的书虫。公元前343年，可能在年轻时曾在阿弥塔斯宫里认识他的菲利普邀请他教导亚历山大这个当时才13岁的野孩子。亚里士多德于是到培拉教了4年学。公元前340年，菲利普委任他指导斯塔格路斯（Stagerius）的复原和再殖民，该城自从和奥利苏斯战后一直荒芜着，也让他为该城制定法典。他的工作颇令该城居民满意，他们为纪念他重建该城之功而定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

公元前334年，他重回雅典——可能有亚历山大的资助——开办一所修辞与哲学的学校。他选定的校址是全雅典最豪华的体育馆——奉献给阿波罗·利赛尤斯（牧羊人之神）的数栋建筑物，四周环以阴凉的花园和有顶盖的走道。每天早晨他给正规学生上高级课程，下午则为一般人演讲修辞、诗歌、伦理学、政治学等。他在该校盖了一栋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所动物园、一座博物馆。这个学校后来被取了一个名字叫“学园”（Lyceum），而这些人和这派的哲学被称为“逍遥学派”（Peripatetic），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与其学生讨论时喜欢沿着这些有顶盖的走道逍遥地走来走去。大部分学员是中产阶级的“书院”派和以贵族阶级为主的“学院”派，还有多数是殖民希腊的伊索克拉底派，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极为激烈的竞争。这场竞争因强调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学院”的数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学，以及“书院”的自然科学而能及时平息。亚里士多德叫他的学生对每一门的知识都要搜集并加以调和：野蛮民族的风俗、希腊各城的法律、德尔菲和雅典的酒神节竞技优胜者名单年表、各种动物的器官和习性、各种植物的特征和分布地区，及科学史、哲学史。这些研究所得，就成为他撰写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论文时引用的宝贵资料，只是有时也失之过分自信。

他也为门外汉写了27本通俗的《对话录》，西塞罗和昆体良都认为这些作品足以与柏拉图的媲美。古人之所以知道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对话录》。这些《对话录》在野蛮民族征服罗马的灾祸中受到波及。留至今日的，只是古代学者很少提及的一大堆既专业又极抽象，且无比拙劣作品的断简残篇，而且显然是在他死前12年间，根据他自己的演讲笔记或他学生的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些专科学问的摘要在公元前1世纪时由罗得斯岛的安得罗尼库斯（Andronicus）出版后才被“书院”圈外人士所知。虽然现存的只有40篇，第欧根尼·拉尔修却说还有360篇——可能只是短篇的专论。我们必须从这些学识的残灰余烬中寻找被后世尊为“大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蛛丝马迹。我们不期望发现他有柏拉图一般的才华和第欧根尼一般的机智，我们只能期望他有着如大商船一般能容的那么多丰富的学识以及能适应身为各君主的朋友，又领受他们年俸的人应有的那种保守性的智慧。 [12]

·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认为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事实并非如此，就算是换个角度来看吧，我们不妨认为他主要还是个科学家。

就拿下面这个例子来说吧！首先，他那好奇心就是对推理的过程和技巧感兴趣，对这些作了深刻的分析，使得他的“工具论”（Organon）——后人在他死后给他那些有关逻辑的论文取的名字——被采用作为逻辑教科书达2000年之久。他很想作清晰的思考，虽然在现存作品中他很少实现这个夙愿，他以半生的时间给他所用的术语下定义，然后他就觉得已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为“定义”这个名词下了很明确的定义，他说“定义”就是将某物或某观念依其所属的种或类命名（如“人是一种‘动物’”），并将该物或观念与其同种同类不同之处作出（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详细陈述。他在考虑任何事物时最独特之处，在于有条理地把它最基本的纳入下面10个“范畴”之内：内容、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所有权、主动性、被动性——许多作家发现这种分类法在增强他们微弱的思考力方面颇有助益。

他认为感官是知识的唯一泉源。哲学上所谓的一般概念是普遍的理念，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观察同类事物后形成的。一般概念是观念，而非事物本身。他极肯定地立下一条矛盾对立的原则作为一切逻辑的公理：“在同一关系之中，某属性不可能既属于某物又同时不属于某物。”他揭发了诡辩家诱使我们去犯的那些思想上的错误。他批评先于他的那些哲学家，说他们的一般概念或有关一般概念的理论是凭空杜撰而来，并非来自对周遭事物有耐性的观察与实验。他理想中的演绎推论法是三段论法——三个命题合成一组，其中第三个命题（结论）必定随前两个（“大前提、小前提”）而来。不过他也认为，为了避免以未决定的问题为论据，三段论法应该先有广泛的归纳，以求其大前提成为可能。虽然他在哲学论文中往往迷恋于演绎法推理方式，但他仍赞颂归纳法，在其科学作品中累积大量独特的观察所得，并时而记下自己或旁人的实验所得。 [13] 虽然他偶有错误之处，但仍然不愧为“科学方法之父”，也是目前已知组织合作科学研究的第一人。

他继承德谟克利特的未竟之志，继续研究科学，而涉猎之广泛几乎遍及每一门科学。他的数学和物理最差，几乎只限于基本原理的研究。他在其所著《物理学》中并不致力于新发现，而专心将所用术语如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连续性、无限、变量和终点等解释清楚。运动和空间皆是连续的，而非如芝诺所想的由小至不可分的瞬间或部分组成。“无限”只是潜在存在着，而非真有其事。对于引起牛顿注意的惯性、重力、运动和速度等问题，他虽未能解答，却也已注意到了。他对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也有些观念，也提到杠杆原理：“离支点越远，则施力可更容易移动（物体）。”

他主张天体——当然是地球——是球形的，因为只有认为地球是球形的，才能解释因地球位于日、月之间所形成月食时月球的形状。他对地质学年代的判断极为精确。他说海陆之间定期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只是缓慢得不易察觉。由于天灾或天然变换，使得无数的国家和文化出现，然后又告消失：“也许每一种艺术和哲学都曾一再重复发展至最高峰，然后又告毁灭。”“热”是地质与气象变化的主要因素。他大胆解释云、雾、露、霜、雨、雪、雹、风、雷、闪电、彩虹和陨石等现象。他的理论通常很怪异，不过他那篇有关气象的小论文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不借超自然力来解释天气的瞬息万变，而是找寻那些沿一定顺序、按一定规则循环的自然因素来说明。只有在发明了应用更广也更精密的工具可供观察、度量之后，自然科学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

生物学是亚里士多德最拿手的，他在这方面观察最广最丰富，所犯的错误也最多。他最大的成就在于把前人针对这门有关生命的科学所留下的发现加以统一而建立起来。由于其弟子的协助，他搜集了爱琴海诸国动植物的资料，并做成科学史上第一套动植物标本。根据普林尼记载，亚历山大曾下令所有猎人、猎场看守人及渔夫等人供给亚里士多德所需的各类标本及资料，不得有误。这位哲学家为他对低等事物感兴趣一事辩解道：“自然万物中各有奇观，瞧不起研究低等动物的人，理应瞧不起他自己。”

他将动物区分为有血（enaima ）和无血（anaima ），几乎相当于现代的“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他又将无血动物再分为介壳、甲壳、软体动物和昆虫等类，有血动物再分为鱼类、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等。他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消化、排泄、感觉、运动、生殖，还有防卫等器官；鱼类、鸟类、爬虫类、猿猴类及数百种其他动物的种类与习性；交配期与哺养后代的方法；发情、月经、受精、怀孕、流产、遗传及双胞胎；睡眠与冬眠的方式……他对蜜蜂生活史的叙述极佳。他还有许多可疑的偶然观察，例如：牡牛的血比大多数动物的血凝结得快；有些雄性动物，尤其是山羊，听说会产奶；马不论雄雌，都是好色程度仅次于人的动物 [14] 。

他对各种动物生殖器官的构造和生殖习性特别感兴趣，对大自然在“无法保存各个单独个体时，以保存整个属类的动物”来达到种族延续的目的的诸多方式极为惊奇。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在19世纪以前无出其右者。各种动物的生活集中在这两个焦点上——进食与生殖。“雌性动物体内有一个应该视为卵巢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含有厚而未分化的卵，在分化后成为许多卵。” [15] 其中雌性的成分提供促成胚胎的材料和养分，雄性成分则贡献能力和动力。亚里士多德驳斥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两人认为胚胎的性别全视子宫的温度或两种生殖成分中孰占优势的观点，他重新说明他的理论：“只要成形（雄性）的因子占不了优势，以及缺乏足够温度来将物质加温以形成自身模样，那么此一物质将转而成为……雌性。”他又说：“常有妇女一生3胞甚至4胞胎的，尤其是某些地区。当时的纪录是5胞胎，而这种情况有好几次都经证实不虚。从前有一妇女4次生产共得子女20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长大成人。”

他在生物学方面预言了许多19世纪的理论。他相信胚胎的器官和特性，是由成年动物身上每一部分传递至再生的成分的细小质点（达尔文“泛生论”中的“小芽体”，gemmules）所形成。他也跟冯·贝尔（Von Baer）一样，主张胚胎中属于“类”的特性首先显现，其次才是属于“属”的特性，属于个体的则在最后才出现。他发表了一条使斯宾塞引以为豪的定律：生物的生殖力，大体说来，正好与其演进的复杂程度成反比地增减。他对小鸡胚胎的说明最能表现出他的才华：

有兴趣的话，不妨做此实验。取20来枚鸡蛋给几只母鸡孵化。然后从第二天起到孵出小鸡为止，每天拿走一枚鸡蛋，打破，并仔细观察……用一般的母鸡来孵化时，约在3天以后即见胚胎……心脏的样子看似有一点血斑，跳动的模样如有生命。心脏有两条内含血液的静脉以旋绕的轨道经过，上面带有来自静脉管的血样纤维组织的薄膜包住蛋黄……10天后，小鸡的各部分都已清晰可见。

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类的胚胎发育情形也和小鸡的一样：“婴孩也同样躺在母体的子宫内……因为鸟类的天性也和人类一样。”他那“相似器官”（analogous organs）的理论使他认为动物界原是一体的：“人的指甲是爪的相似器官，手是蟹类之钳的相似器官，鸟类的羽毛是鱼类之鳞的相似器官。”有时他提到接近进化论的说法：

自然界的万物由无生物转为生物的速度极为缓慢，我们无法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无生物之上的是植物，比起动物来，似乎是无生命的，但若与物质一比，却又极有生气。植物也有逐渐接近动物的趋势。海底有某些生物我们根本分不清它是动物还是植物……海绵再怎么看都像植物……有些动物扎于一地，有如生根，一经拔起，即告死亡……至于感觉，有些动物全无反应，有些反应不甚明显……因此，就在动物界，也有逐渐的分化存在。

他认为猿是介于人类和其他胎生动物之间的一种动物。他驳斥恩培多克勒突变的自然淘汰之说，认为进化方面并无偶然性存在，每一种生物发展的极限完全视各形、各种、各科表现其天性的力量而定。虽然可借外力加以安排，不过外力终究比不上体内的冲力或“实体”（entelechy） [16] 更能使其天性表露无遗。

和这些显赫的意见同时并存的，也有许多谬误之处，而且其中有些错误的严重，使我们不禁怀疑亚里士多德有关动物学的著作中掺杂有他自己的笔记和其弟子所记的。《动物史》一书就错误百出。他在书中写道：老鼠如在夏天饮水，会马上死亡；只有“加答儿”（鼻或喉的黏膜炎）和肠胃气胀可致象死亡；被疯狗咬了以后，只有人类不生狂犬病；鳗鱼不需要培育；只有人的心脏才会悸动；将几个蛋放在一起加以摇动，蛋黄必集中在其中央；蛋可浮于浓盐水表面。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内脏比对人的内脏的了解更清楚，因为他和希波克拉底一样，似乎都不敢蔑视宗教的禁忌而去进行人体解剖。他认为人类只有8根肋骨，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心脏的位置高于肺，司掌五官的是心脏而非脑部 [17] ，脑的功用是冷却血液。最后，他（或是某个令人厌乏的替身）把万物存在的目的的理论引申到令明智的人觉得可笑的地步。“很显然，植物是为动物而创造，各种动物又为人类而存在。”“老天为让我们休息而创造了屁股，因为四足动物站着不觉得累，而人类休息时需要座位。”不过，就连最后这段文字也显示出他是个科学家：他认为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因此，想找寻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禽兽与人类在身体结构上的不同。总之，《动物史》是亚里士多德的力著，也是希腊公元前4世纪科学方面最伟大的著作。生物学方面在20个世纪以后才算有了可与之媲美的成就。

·哲学家

不知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对人类意见的审慎敬意，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人类时，他渐渐不像是个科学家而像个玄学家。他为灵魂或生命所下的定义是“有机体的基本实体”，即有机体天生和命定的形态，它的冲力与生长方向。灵魂并非附于躯体之上或位于肉体之内的东西，而是与躯体共存共亡；灵魂就是躯体本身“自我滋补、自生、自灭的能力”；它是该有机体各种功能的总和；灵魂之于肉体正如视力之于眼睛。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功能方面，产生各种组织的是功能，形成各种器官的是欲望，形成躯体的是灵魂：“一切躯体都可视为灵魂的器官。” [18]

灵魂分三级——营养的、感觉的和理性的。植物和动物，还有人类，都拥有司营养的灵魂——自我滋养和体内生长的能力；动物和人类又另有感觉的灵魂——感官的能力；高等动物和人类又有“被动理性”的灵魂——单纯的智能；唯独人类拥有“主动理性”的灵魂——综合与创新的能力。最后，这种灵魂可以说是宇宙的创造与理性力量——上帝——的一部分或其衍生物，因此这种灵魂永远不灭。不过这种不朽是无形的；不死的是力量，而不是那个人；个人只是营养、感觉和理性诸种天赋组合而成的特异的有生有死的化合物；人类只有借生殖的方法达到相对的不朽，借死亡的方式来达到无形的不朽。 [19]

就像灵魂是肉体的“形”一样，上帝也正是世界的“形”或“实体”，即世界的天性、功能与目的。万因（all causes） [20] 最后必归返“无始之初因”（First Cause Uncaused），一切的动作也都必定归返“不动之原动者”（Prime Mover Unmoved）。我们必须为世界上的一切动物和力量找出一个假定的源头或开端，而这个泉源就是上帝。上帝除了是一切动作的总和与来源之外，也是自然一切目的的总和与目标。上帝既是“初因”（First Cause），也是“终因”（Final Cause）。 [21] 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东西趋向特定的目的：犬齿长得尖是为了便于咬断食物，臼齿长得平是为了便于磨碎食物；睫毛翻动是为了保护眼睛，在暗处瞳孔扩大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光线；树根向地下长，树芽却向着阳光长。正如同一棵树由其天性、力量和目的带引向光一样，整个世界也由其天性、力量和目的带引向上帝。上帝并非物质世界的创造者，而是物质世界的能力之“形”。他并非在其后推动，而是一种内在的指导或目标，有如被爱者推动爱人者去爱他一般。最后，亚里士多德认为，上帝是纯粹的思想、是理性的灵魂，他在构成世界和上帝的本质的永恒性中注视着自己。

艺术的目的，一如形而上学的目的，在于捕捉事物的基本形式。艺术是生命的模仿和表现，却不是机械式的复制；它所模仿的是物质的灵魂，而非形体或物质本身；通过这种直觉及本质的反映，甚至连丑陋物体的再现都可以成为美的。美就是统一，就是全体中各部分的调和匀称。在戏剧方面，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情节的统一，情节的布局应以某一情节为主题，其他情节只能用来推展或衬托这一中心故事。要使戏剧作品突出，情节必须是高贵的或英勇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一词下了一个极著名的定义，他说：“所谓悲剧，就是借着有各种丰富辞藻的语言来表现英勇的、完整的且有某种分量的情节，用动作而不用叙述的方式来表现各角色，通过怜悯与恐惧来解除怜悯、恐惧及其他同类感情的负担。”悲剧在激起我们最深的感情之后，又以逐渐平息的结局来使这些感情平静下来，使我们的感情得到一次既无害又能使灵魂更深刻的发泄，不然这些感情可能会日积月累，最后酿成精神病或暴行。它使我们看见比我们的处境更悲惨的景象，使我们回家后一切悲痛都一扫而光。一般说来，默想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会带来快乐，使得灵魂拥有值得如此默想的资料正是文明的表征之一，因为“大自然除了要求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之外，还要求我们能够荣耀地来享受我们的闲暇”。

那么，好的生活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很坦率地答道：“是快乐的生活。”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建议我们不要（像柏拉图一样）考虑如何使人向善，而要去想如何使人快乐。他认为除了快乐以外，一切事物的追求都另有目的，只有快乐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持久的快乐有几个条件，如家世好、身体健康、容貌俊俏、运气好、名誉好、朋友好、金钱基础好，还有心地好。“绝对的丑人快乐不了。”“至于那些说什么只要人好，虽然一时受折磨或遭遇不幸，也会快乐的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亚里士多德以一般哲学家罕见的坦诚引述了希伦之妻问西摩尼得斯，智者与富翁两者孰好的问题时，西摩尼得斯回答说：“富翁好，因为我们常看见智者的时间多花在富翁家。”不过财富也只是一种工具，金钱本身只能满足守财奴，无法满足其他人；而且，富有只是相对的，很少能长时间满足一个人。快乐的秘诀就是行动——适合各人天性与环境的能量、精力的运动。美德是一种实用的智慧，对自己优点的明智评价。通常它是介于两个极端间的中庸之道，靠智力来发现，靠自制来实行。有一句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句子这么写着：“那些对他该生气的人和事生气，且能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法生气一段不长不短时间的人，是值得夸奖的。”美德并非一种行动，而是做该做之事的“习惯”。起初应该用纪律来加强，因为年轻人对这些事情缺乏明智的判断，强迫的结果是美德会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而且和欲望一样是他本人喜爱的。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与最初认为快乐存在于行动的论调相反：最佳生活是沉思生活。因为思想是人类的标志或杰出之处，“人类最恰当的工作是灵魂根据理智而进行的工作”。最幸运的人是那些能够使他的成功和学识、研究或沉思融合的人，这种人的生活最接近神明的生活。“想寻求无所倚之乐的人应到哲学中去找寻，因为其他的各种享乐都需借助他人。”

·政治家

正如伦理学是个人快乐的学问一样，政治学是研究群体幸福的学问。政府的功能在于组织一个社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国家就是自力更生以达到人生一切目的的国民的集合体。”国家是一种自然产物，因为“人类本是政治动物”。那就是说，人类的本能驱使人相互结合。“国的本质先于家与个人”：我们都知道人一生下来就属于先他而存在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就依它的形象塑造这个人。

亚里士多德在和弟子收集并研究了158个希腊组织之后 [22] ，将这些组织分成三类：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荣誉政体，分别由有权力、有地位和有美德的人来治理。只要时、地、环境适宜，任何一种都可能是好的。只要统治者追求的是全体的利益而非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哪种政府都是好的；反过来说，如果情形正好相反，则都是不好的。因此，要是政府只谋求统治者的利益，而不谋求被统治者的利益，那么每种政体都会产生变质的类似物：君主政体沦为专制，贵族政体沦为寡头政治，荣誉政治变成由三教九流的百姓来治理的“民主政治”。要是唯一的统治者善良又能干，则君主政体是最佳的政体；要是他不巧是个自私的独裁君主，就会产生暴君专制——最恶劣的政体。贵族式的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有益，不过贵族有日渐堕落的趋势。“时至今日，已很难再在贵族身上找出高贵的气质，这些人多已一无所长……天赋异禀者往往堕落为疯子，亚西比德和老狄奥尼西的后世即是例子。稳重的如西蒙、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后代，则堕落成傻瓜和笨蛋。”贵族政治衰微时，常被以财力来统治的富豪式荣誉政体所取代。这种政体优于国王或乱民的专制，不过还是落入那些致力于蝇头小利的追求、下贱地收取利钱而且十之八九都表现出对穷人无情地剥削的人手中。

民主政治——在此指由百姓治理的政府——与寡头政治同样危险，因为它是斗争中以穷人在权力方面暂时战胜有钱人的胜利为基础，必然导致自杀性的混乱。民主政体由小农来治理时表现最好，由都市里那些乌合之众的匠工和商人来治理时表现最差。“在许多事情中，多数人的判断比一个人来得正确，而且由于人多，就与水的量大一样，比较不容易腐败。”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是政府需要特殊才能与学识，而“以匠工为生或受雇于人的用人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学识”，即名望、良好的训练和正确的判断。人非生而平等，“平等是公正的，不过只适用于同等地位的人”。若强制执行不自然的平等，则上层社会的人会立即骚乱；若不平等达到不自然的极端，则下层阶级就要立即造反。 [23] 民主政体由下层阶级治理时，富人则被课税来负担穷人的财源。“穷人又提出同样要求，而就给予者而言，这笔负担有如填无底洞。”不过聪明的保守分子一定还是不会让百姓挨饿的。“在民主政体国家中，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留意不使大多数人太穷……他应该努力使他们享受永久的富足，由于这对富人也是有益的，因此公款中结余的部分应由穷人均分，使每一个穷人均可买得一小块田地。”

亚里士多德在几乎把取走之物完全归还后，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其目的不在于打造理想国，而是打造一个中上等的社会：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到底何种政体、何种生活方式才是对一般团体最好，而不是使之适用于有优越美德的社会，因为美德并非人人所能企及，也不是适用于只有天性和运气方面占便宜的人才能享受的那种教育，更不是适用于可以任意凭空想象的计划，而是想使之适用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城市能够建立的那种政府……要想以财产公有团体为基础建立政府的人，应该参考前人历年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很明白地指点他这种计划是否可行，因为几乎一切事情都已经被发现……许多被一般人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掉，因为人经常会较关切自身的事物，而不关心他和旁人共有之物……首先必须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原则，那就是说，一国之中希望新政府存在的人，应该多于反对者……于是，很显然的，一国之中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要是比富户或穷人多得多，这个国家的政府组织会最健全……只要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少时，不论多的是富户或穷人，人数多的总会压倒中产阶级，进而掌管公务……不管是富户压倒穷人或是穷人压倒富户，胜者总不会建立一个自由国家。

为了避免出现富户或穷人操纵的小气独裁政体，亚里士多德建议实行“混合体制”或“荣誉政治”——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结合，在这种政体中只有地主有投票权，强健的中产阶级则担当权力的平衡轮与支轴。全国土地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整个团体共有，另一部分属于个人。全国公民皆可拥有私地，这些公民“分组在公共食堂里用膳”，只有他们有投票权或从军权。这些人的人数限定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至多1万。“这些人不许做匠工，也不许以经商为生，因为这些职业都不高尚，又有损美德。”不过“他们也不许做庄稼汉……庄稼汉应该由另一批人来当”——大概是奴隶吧！这些公民负责选举政府官员，并在该官员任期届满时考核其功过。“颁布得当的法律应当对各类案件的疑难尽可能解释得详尽清楚，尽可能不使法官有自行决定的余地……”“由法律来管理要比由任何人管理来得好……把这种无上权力托付他人的人，就等于把这种权力交给一头野兽，因为人类的欲望时常使人变成野兽。感情会影响掌权者的决定，就算最好的人也不能例外，而法律则是没有任何欲望的理智。”一个混合政体的国家应该管理财产、工业、婚姻、家庭、教育、道德、音乐、文学和艺术各方面的事。“更需要的是，不使人口的增加超过某一数字……忽略了这件事就等于使国民全体都穷了一点。”“发育不全的残疾婴儿都不许养大。”在这些健全的基础上才开得出文明、宁静的花朵。“既然最高的美德是智慧，那么国家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教导国民善用和平，而非将其训练成军事方面的人才。”

我们无须评判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据我们所知，在他之前没有人曾对思想界有过这么令人难忘的贡献。当一个人研究的范围一广，只要他的总结可以增加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了解，那么他的错误再多都是值得原谅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或我们误认为出自其手的作品中的错误——都很明显，也无须赘述。他虽是个逻辑学家，论理方式却不高明。他立下修辞学与诗学的规律，所著之书却紊乱无头绪，任凭想象力再丰富也解不开。不过，要是钻透这些冗赘之词，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丰富的智慧，也可以发现他那于心智的国度里在智力方面开辟了几条通路的努力。他并没有真正奠定生物学或政治史或文学批评等学问的基础——本来就找不出起点——不过他在这几方面的贡献比我们所知的任何古人都大。他定下了许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术语，这些术语的拉丁语形式使学术与思想交流便利不少——这些术语包括原则、格言、天赋、中庸、范畴、能、动机、习性、终点……正如佩特所说的，他是“第一个学者”。从他久居哲学方法和思维方面的王座一事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丰饶以及见识的深远。他的伦理学及政治学论文，不论是在声望方面或在对后人的影响方面，都远超过其对手。就算把该扣除的全都扣掉，他仍是“学者之王”，也是人类智能范畴内的一个令人振奋的铁证，更是使那些努力想把人类散置的知识合组成一幅透视图和彼此间了解的桥梁的人觉得安慰的启示。

注释

[1] 希腊人给二次曲线（锥线）下的定义是：用垂直于某一母面的平面，以锐角、直角或钝角切割圆锥体所成的圆形，如椭圆、抛物线、双曲线等。现代数学中又加上圆及相交的直线。

[2] 即四面体（锥体）、六面体（正立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及二十面体——由4个、6个、8个、12个或20个正多边形所包围形成的凸立方体。

[3] “御用道路”即“国王专用道路”，通常指波斯帝国的大路。欧几里得和托勒密也都提到这个故事。

[4] 他最钟爱的问题之一是找出“黄金分割”——将一直线由某点分为大小两部分，使整个线段与较长一部分之比等于较长一部分与较短一部分之比。

[5] 某天体的会合期就是以地球为准，该天体两次与太阳会合所隔的时间（所谓会合就是该天体与地球、太阳成一直线）；所谓黄道期就是在黄道带十二宫中，某天体两次出现在同一宫所需的时间。欧多克索斯算出来的会合期的数字中：土星是390天，我们算的是378天；木星：390，我们399；火星：260，我们280；水星：110（某抄本的数字为116），我们116；金星：570，我们584。欧多克索斯所算出的黄道期：土星是30年，我们的数字是29年166天；木星：12年，我们11年315天；火星：两年，我们1年322天；水星与金星都是1年，我们1年。

[6] 阿里斯提波认为受教育时不学哲学的人“就跟想追求珀涅罗珀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获得女佣的垂青要比让那个女主人答应他的求婚容易得多”。

[7] 这所学校并非第一所大学：毕达哥拉斯的克罗托那学院创于公元前520年，并已开设了许多课程，伊索克拉底所创的学院也早8年左右。

[8] 亚里士多德所记的笔记中有数段——尤其是关于观念的理论这一部分——使我们对柏拉图的了解跟我们在《对话录》中所读到的不同。

[9] 这36部《对话录》既无法确定其年代，也无法武断地加以分类。我们大致上可把它们分为（1）早期——主要有《申辩篇》、《克里托篇》（Crito ）、《吕西斯篇》（Lysis ）、《伊翁篇》（Ion ）、《查尔米德斯篇》（Charmides ）、《克拉底鲁篇》（Cratylus ）、《欧绪弗洛篇》（Euthyphro ）和《尤西德姆斯篇》（Euthydemus ）；（2）中期——主要有《高尔吉亚篇》（Gorgias ）、《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斐多篇》、《会饮篇》、《斐德罗篇》和《理想国》；（3）后期——主要有《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智者篇》（Sophist ）、《政治家篇》（Statesman ）、《菲莱布篇》（Philebus ）、《第迈欧斯篇》（Timaeus ）和《法律篇》等。其中第一组可能在33岁以前完成，第二组约成于40岁以前，第三组约作于60岁之后，在40—6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全神贯注在“学院”之上。

[10] 柏拉图晚年曾企图反证毕达哥拉斯的论调，说所有的理念都是数学上的形式。

[11] 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仅是自然的伦理是不够的。

[12] 现存的论文中最重要的可分为6大类：

1.逻辑：《范畴篇》（Categories ）、《解释篇》（Interpretation ）、《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 ）、《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 ）、《论题篇》（Topics ）、《辩谬篇》（Sophist Reasonings ）。

2.科学

（1）自然科学：《物理学》（Physics ）、《机械学》（Mechanics ）、《论天》（On the Heavens ）、《天象学》（Meteorology ）。

（2）生物学：《动物史》（History of Animals ）、《论动物部分》（Parts of Animals ）、《论动物运动》（Movements of Animals ）、《论动物移动》（Locomotion of Animals ）、《论动物生殖》（Reproduction of Animals ）。

（3）心理学：《论灵魂》（On the Soul ）、《漫谈自然》（Little Essays on Nature ）。

3.《形而上学》（玄学）（Metaphysics ）

4.美学：《修辞学》（Rhetoric ）、《诗学》（Poetics ）。

5.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尤迪米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

6.政治学：《政治学》（Politics ）、《雅典政制》（The Constitution of Athe ns ）。

[13] 例如，他在《论动物生殖》一书（第四章第六节）中提及将幼鸟的双眼挖出，做眼珠再生的实验；并曾以某人的右睾丸切除后仍然可生下男孩及女孩来驳斥右边睾丸主生男孩、左边睾丸主生女孩之说。

[14] 从《动物史》一书中的旁注可以知道，亚里士多德曾备有一卷解剖图，其中部分复制于“书院”墙上。亚里士多德在教科书中，以现代方式的字母标明图上各组织或各点的名称。

[15] 亚里士多德没能区别卵巢和子宫，不过他的说明在1669年史坦生（Stensen）的作品出现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出其右者。

[16] 其词源为：“echo”意即“我有”，加上“telos”——“我的目标”或“目的”，再加上“en”——“在里面”。

[17] 他是受了脑组织对直接刺激无反应之骗。

[18] 亚里士多德又补上一句令人惊讶的理想主义的旁白：“就某方面来说，灵魂就是一切存在之物，因为万物若非观念即为思想。”屈服于柏克莱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只有屈服于休谟了：“既然思想的程序是单一且又连续的，那么心灵也同样是单一而又连续的，整个思想和其组成分子——片断思考——也是一模一样的。”

[19] 对亚里士多德这点矛盾的声明可能尚有别的解释。本书是采自《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6册第345页，格罗特所著《亚里士多德》第2册第233页及罗德（Rohde）所著《心灵》（Psyche ）第493页的看法。

[20] 亚里士多德也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万物的基本是“形”（eidos）而非形成后的物质，物质并非“实存之物”（real being）而仅是消极、被动的潜力，它只有在被“形”刺激与决定后方才获得特定的存在。

[21]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结果都是源于四因：物因（组成材料）、效因（动力或动作）、形因（性质）和终因（目标）。他举了一个特例：“人之物因为何？月经。”（卵的供应。）“效因为何？精液。”（授精。）“形因为何？天性。”（所含动力的天性。）“终因为何？所求之目的。”

[22] 这些研究之中只有1891年发现的《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尚存。该文是一篇极佳的雅典政治史料。

[23] 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使是奴隶制度也是合法的。因为心灵既然可以统治肉体，在智力方面优于他人者同样应该统治那些只在体力方面比人强者。

第四章 亚历山大

一个征服者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在离开他那个皇家的弟子以后，他那知识分子的生涯和亚历山大的军事事业并驾齐驱，两者都是征服与综合的表现。也许是这个哲学家灌输到这个青年心中的那股对统一的热爱带给亚历山大的胜利一些庄严，更可能的是他父亲的野心遗传给他的那股决心由他母亲的血液把它融成热望。若想了解亚历山大，我们就必须永远记住：在他血管里有菲利普那股如醉酒以后的旺盛精力和奥林匹亚斯那股粗野的热情。还有，奥林匹亚斯自称是阿喀琉斯的后代。因此，那本《伊利亚特》对亚历山大有特殊的魅力。当他渡过赫里斯庞特时，他觉得他是在重踏阿喀琉斯的足迹，也自以为征服亚细亚是完成他的祖先在特洛伊城开始的工作。他历次征战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亚里士多德评注的《伊利亚特》。他时常在夜里把它置于枕头底下，和他的短剑摆在一起，仿佛是用来象征他的工具和目标。

利奥尼达斯这个严峻的莫罗西亚人负责训练亚历山大的身体，利西马库斯则教他文学，亚里士多德想尽办法来形成他的心智。菲利普渴望着亚历山大能研究哲学，他说：“这样你才不会又犯了我悔之莫及的许多错误。”在某种程度下，亚里士多德把他教导成一个希腊人。终其一生，亚历山大景仰希腊文化。他在某次狂欢宴会上杀死了克拉杜斯，他对与会的两个希腊人说：“你们和这些马其顿人坐在一起，难道不觉得自己像是野蛮人群中的神人？”

在身体方面，亚历山大是个理想的青年。他精通各项运动，他是径赛健将、勇敢的马术师、优秀的斗剑者、熟练的弓箭手、无畏的猎人。他的朋友希望他能在奥林匹亚举行的竞技会中参加各个赛跑项目，他回答说他很愿意参加，只要他的对手是各国的国王。别人都驾驭不了巨马布塞法路斯，亚历山大却办到了。据普卢塔克说，当菲利普看到这种情形时，曾拿这几句像是预言的话来赞美他：“我儿，马其顿对你来说是太小了，到外面去发展一个较能配合你身份、地位的大帝国吧！”甚至在行军时，他也把充沛的精力发泄在用弓箭射路旁的东西上，或是跳下他的两轮战车，然后再以全速重新回到车上。战事缓和时他就去打猎，而且常是光着脚丫子，独自与野兽搏斗。有一次在与一头狮子会战后，他很高兴听人说他刚才的遭遇仿佛是一场决定他俩谁是真王的决斗。他喜欢做难事与危险性大的事，总是闲不住。他嘲笑那些家里用人极多、自己没事干的将军。他对他们说：“我想，以你们的情形看来，你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劳动的人比要别人服侍的人睡得香甜。你们可知道，在我们胜利后最需要的，是避开我们所征服的敌人的恶习与缺点？”他舍不得花时间去睡觉，他说：“睡眠与交媾只能使人觉察到他是会死的。”他饮食有节制，就在他临死几年前，饮酒还是很克制，虽然他也喜欢和朋友持杯畅叙。他鄙视美食，也婉谢人家找来的名厨，理由是：夜间行军使他早餐胃口大开，而轻淡的早餐又使他的正餐胃口大开。也许是生活有节制的关系，他的五官极为清秀，而他的身体和所吐之气，据普卢塔克说：“都芬芳得几乎可以使他所穿的衣服像洒上香水一般。”就算为他画像、为他雕像或为他塑像的人都为他的美加了夸大的润饰，我们从他同时代的人口中也可以知道他比早于他的任何一个国王都英俊，五官极富表情，有柔和的蓝眼珠，还有一头浓密的褐发。他帮着把刮胡子的习惯介绍到欧洲去，理由是胡子等于是让敌人方便逮住你的把手。他在历史上留下最深远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小玩意儿。

在心智方面，他是个热忱的学生，只是太多职务缠身，使他的心智无法成熟。他也和许多活跃的实干家一样，悔恨他无法同时是个思想家。普卢塔克说：“他有强烈的求知欲，而且这种求知欲与日俱增……他爱好一切读物、一切知识。”而在行军或作战终日之后，他更喜欢花上半夜的时间去与书中的学者、科学家神交。他有一次在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信上说：“就我而言，我宁愿在优美的学问方面胜过他人，而不要在权力统治方面胜于他人。”也许是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建议，他派遣一队专人去探采尼罗河的资源，也拨出大笔经费资助各种科学研究。若非英年早逝，他是否可能有恺撒般清晰的智力或拿破仑般敏锐的理解力，我们无从得知。他在20岁登基后，就全神贯注于战争与行政事务上，结果至死都未再受教育。他能够侃侃而谈，不过当话题一离开政治与战争，马上就错误百出。虽说他身经百战，但是当时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他似乎就不清楚。他有时也能脱离教条的束缚，但至死是个迷信的奴隶。他对挤满整个宫廷的预言者和占星家怀有极大的信心。在阿贝拉之役前夕，他曾和术士亚里斯坦特举行幻术的仪式，将祭品奉献给恐怖之神（Fear）。他面对人或野兽时了无惧色，却“极易被凶兆或怪事惊吓”，甚至会因而改变重大的计划。他虽能率领千军，征服并统治百万百姓，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从不学习了解自己的缺点和能力的限度，而宁愿让他的属下来夸他判断精明。他的生活充满了刺激与荣耀，喜爱战争，结果他的心灵从来不知和平为何物。

他的德行也彷徨在同样的矛盾之中。他本质上也是个善感多情的人，据说还长了一对“能熔化人的眼睛”。他有时也被诗歌和音乐带到忘我之境，对早年弹的竖琴也充满了感情。在被他父亲菲利普耻笑之后，他就不再弹琴。其后，好像是为了表现自我克制，他拒绝听军乐以外的任何乐曲。在性这方面他几乎可说是忠贞不贰，这与其说是他的原则倒不如说是他的成见。他那不停的忙碌、长途跋涉的行军、频仍的战争、复杂的计划和行政业务等重重负担已消耗他体力的大半，已少有余力来激起性欲。他虽娶了不少妻子，却把这当作是政治手腕的牺牲。他对妇女也会殷勤体贴，不过他却更喜欢和诸将领相聚。有一次，一个属下半夜里把一个美女带进他的帐篷，他就问她：“怎么这个时候来？”她答道：“我得先安顿我丈夫睡了。”亚历山大把她打发走后，臭骂他的侍从，说都是他们害他差点就成了一个奸夫。他似乎有点同性恋的趋势，对赫费斯提翁爱得几乎发疯，不过当塔拉斯的狄奥多鲁斯提议把两个长得很俊的男孩卖给他时，他送走了这个塔伦丁（Tarentine）包袱，请他的朋友告诉他，到底他们觉得他的灵魂有多低贱，不然怎么每一个人都向他做这类的提议。他对待朋友的温柔和关切有如常人对待恋人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家——更不用提将军了——很少有他那种淳朴的可靠和好心肠、坦诚的感情和心意，或是连对似曾相识的人和敌人也一样的慷慨。普卢塔克还提到他：“偶尔也帮朋友写信。”因为他为人仁慈，因此颇受将士敬爱；他虽然拿士兵的命来赌，却不轻率为之；他看见士兵受伤也觉得是自己受伤一般。就像恺撒原谅了布鲁特斯（Brutus）和西塞罗、拿破仑宽宥富歇（Fouché）和塔列朗（Talleyrand）一样，亚历山大也同样原谅了卷款潜逃然后又回来请求他宽恕的财务大臣哈帕路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年轻的征服者又任命他重掌财务大权，这一次，很显然的，结果甚为理想。公元前333年在塔尔苏斯时，亚历山大得了病，他的御医给他一份含泻药的饮料。这时送来一封巴门尼奥（Parmenio）寄来的信，信上向他警告说御医受大流士的贿赂来毒死他。亚历山大把信拿给御医，就在他看信的时候亚历山大把药喝下——结果并没有怎么样。他慷慨成性的声誉在战争中帮了他不少忙，许多敌人都甘心被俘，也有许多城市因此不怕被劫掠，在他到来时自动打开城门——然而他体内的残忍本性仍然存在，可悲的是他命中注定要毁在他的这种偶发性的残忍本性的发作之上。在把加沙城包围并攻下之后，由于被该城长期的顽抗所激怒，亚历山大下令把该城英勇的统帅巴提斯（Batis）的脚穿孔，并用铜环贯穿其双脚。然后，因为回想起阿喀琉斯而兴奋得如醉如痴，他就把这个已死的波斯人用绳子系在车后，以全速拖着他的尸体绕着城墙转。在他最后几年里，他为了稳定情绪而喝酒，结果这种求助于喝酒的方法使得他更加容易爆发盲目的残暴举动，每次事后又懊悔不迭。

他有一个特性支配着其他特性，那就是野心。在他年轻时，他曾经为菲利普的战功烦躁过，他向朋友埋怨说：“当父亲的总喜欢在我们没准备好以前就把什么都做好了，害得你我都没有机会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了想有成就，他什么事都干，并且不畏艰险。在克罗尼亚，他是头一个攻击底比斯圣乐队的人；在格拉尼卡斯，他完全沉湎于他所谓的“与危险会战的热望”之中。这同样也变成无法驾驭的感情，战争的声音和景象迷惑了他，他忘却了身为将军的职责，往前冲向战况最激烈的地方，有好几次他手下的士兵怕失掉他而请求他回到后方去。他并非伟大的将军，倒是个勇敢的军人，他那不屈不挠的毅力配合他那股对不可能之事孩子气的不在意，使得他走向前所未有的胜利。他只提出构想，至于组织、训练、战术和战略等，则由他那些能干的幕僚将军策划。他带兵时所用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天生雄辩的口才，以及随时随地诚挚地与士兵分担痛苦和困难。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行政长官：他对以武力征服得来的这片辽阔的国土的治理是恩威并施，他绝对忠于他与各地统帅或各城市所订的和约，他不容许他所指派的人欺压臣民。在战事最激烈、最混乱的时候，他脑海中还是清晰地留着一个至死不变的远大目标：将地中海东部的地区融铸成一个文化总体，并以日渐扩展的希腊文明来统辖、来启迪。

通往荣耀的大道

亚历山大登基时，他发现他的这个帝国已濒于崩溃。北边色雷斯和伊利里亚的部族起而叛乱；阿托利亚、阿卡纳尼亚、弗西斯、埃里斯、阿戈利斯等也都背弃它们的忠顺；安布拉塞俄特勒驱逐了马其顿镇守该地的卫戍部队；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更扬言是他教唆谋杀菲利普的，而今波斯大可不必畏惧继承王位的这个乳臭未干的20岁小伙子了。当菲利普已死的喜讯传到雅典时，狄摩西尼全身做赴喜庆宴会的打扮，头戴花环，在元老会议上提议给刺杀菲利普的人一项荣誉王冠。而在马其顿也有十几个小团体图谋刺杀这个年轻的国王。

亚历山大以无比的魄力来处理这种内忧外患，结果先平定了内乱，并稳住了他以后功业的步伐。在把国内谋叛的主谋逮捕、斩首之后，他先南进希腊（公元前336年），数日之内就抵达底比斯。希腊诸城邦立即重新表示对马其顿的忠顺，雅典向他表示最深的歉意，赠他两顶王冠，并颁他与神明相等的尊荣。亚历山大在盛怒平息后宣布废除希腊的独裁政体，并令每一座城市应依各城市的法律规定自由生活。近邻同盟会议以该会的一切权利与荣誉担保，一如当年对菲利普的担保一般，除斯巴达外，希腊诸城邦在科林斯召开的大会宣布他是希腊人的统帅，并答应在亚洲战役（Asiatic campaign）中贡献兵源与物资。亚历山大返回培拉，将王城整理妥当，然后往北平定野蛮部落的叛乱（公元前335年）。他把军队带领到今日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罗马尼亚首都），并将其军旗插在多瑙河北岸。之后，他听说伊利里亚人正向马其顿进军，他就前进了200英里，越过塞尔维亚，包抄入侵者的后方发起突袭，将他们打败，并把伊尼利亚人的残余部队赶回他们的山区。

不过这时雅典也谣传着亚历山大已在多瑙河上战死的消息。狄摩西尼呼吁独立战争，并自认为为了推展他的计划，接受波斯大笔经费是名正言顺的。在他的教唆下，底比斯果然起而反叛，杀死亚历山大留驻当地的马其顿官员，并围攻驻扎在卡特米亚的马其顿卫戍部队，雅典派兵协助底比斯，并邀请希腊和波斯加入联合反抗马其顿的联盟。亚历山大对这次在他看来并非为争取自由而是忘恩负义的阴谋颇为震怒，立即将其疲惫的军队再度开回希腊。13天后返抵底比斯，痛歼抗军。他将这个无法自卫的城市的命运交给其世敌——普拉蒂亚、奥尔霍迈诺斯、西斯比亚和弗西斯，他们一致认为底比斯城应被夷为平地，子民应贩为奴隶。为了给其他谋反者教训，亚历山大在命令上签了字，不过他坚持作为协议的条件是战胜的军队应该放过品达一家，并饶了教士和女祭司，还有那些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曾经反对过这次叛乱的底比斯人的性命。后来他回想起此事颇觉惭愧，并且“一定会毫无困难地答应任何底比斯人的任何要求”。他以对雅典的宽大作为赎罪的一部分，他原谅了雅典违背一年前向他立下的誓约，也并没有强迫狄摩西尼和其他反马其顿的领袖非投降不可。他至死都对雅典保持着一种尊敬与爱护的态度：他把亚洲之战的许多战利品奉献在雅典的卫城，把薛西斯搬走的那些泰拉尼西德（Tyrannicide）雕像运回雅典，并在一次艰苦的战役之后说道：“啊！雅典人呀！你们相信为了得到你们的赞美，我曾历尽艰险吗？”

在重新获得斯巴达以外希腊诸城邦的效忠后，亚历山大回到马其顿，准备进攻亚洲。他发现国库几乎空空如也，菲利普时代留下了500塔伦（300万美元）的赤字。他筹借了800塔伦，不是开始征服世界而是开始征服他的那笔债款。他也打算以希腊盟主的地位与波斯一争雌雄，不过他也知道有半个希腊都恨不得他早日被杀死。据说波斯人能够召集百万大军，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却不超过30 000步兵和5000骑兵。不过，这个新阿喀琉斯还是留下12 000名军人给安提巴特保卫马其顿与监视希腊，自己在公元前334年开始了历代诸王最勇敢、最富传奇性的伟业。他本可多活11年的，不过这就无法再看到家乡或欧洲了。在他的军队从塞斯托斯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阿比多斯时，他自己选择了在西基昂角（Cape Sigeum）登陆，循着他认为是当年阿伽门农走向特洛伊城的原路前进。他沿途不断地把他背得滚瓜烂熟的《伊利亚特》中的词句引述给属下听。他在有名的阿喀琉斯坟墓上涂油使其神圣化，并用花圈为其加冕，然后按照古老的规矩裸体绕着坟墓跑。他大声叫道：“快乐的阿喀琉斯！他在生前有过这么忠实的朋友，死后又有名诗人的赞颂。”他当场发誓，一定完成始自特洛伊的这场欧亚之间的长期战斗。

他屡建奇功的故事我们无须在此重述。他首先在格拉尼卡斯河与波斯的第一支分遣队遭遇，随即将之击溃。在这次战役中，有一个波斯人从亚历山大背后刺他时，克拉杜斯砍断那个波斯人的手臂而救了他一命，想象力丰富的学者可能会凭这类事情而对历史的演变做各种解释。在让部队休息之后，他又南进至伊奥尼亚，使这些希腊城市成为他保护下的民主自治政府。他们大多毫无抵抗地开了城门。他在伊苏斯遭遇了波斯的主力——大流士三世率领的60万大军。这次他又以拿骑兵攻击、拿步兵防御的战略取胜。大流士落荒而逃，留下财宝和家人，钱财被敬领，家人则受到侠义的护卫。在和平地取下大马士革（Damascus）和西顿（Sidon，古腓尼基首都）两城之后，亚历山大围攻泰尔城（腓尼基南部海港），当时港里停泊着一支波斯资助的庞大的腓尼基舰队。这个古城顽抗很久，结果使得亚历山大在夺下该城后颇为震怒，准许手下屠杀该城居民8000人、贩卖1.2万人为奴。耶路撒冷乖乖地投降，也得到较好的待遇，加沙奋战至最后一卒，全城妇女咸遭奸淫。

这支马其顿的常胜军在跨越西奈沙漠至埃及途中又恢复了昔日雄风，到埃及后，亚历山大对该国的神明表现出战术性的尊敬，他被埃及人视为老天派来解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波斯人统治的人物而大受欢迎。由于他深知宗教的势力大于政治的势力，他又越过另一沙漠到锡瓦（Siwa）绿洲去对阿蒙（如果其母奥林匹亚斯的话足以采信，那么这个神正是亚历山大真正的父亲）表示敬意。柔顺的教士依古礼加冕他为法老（Pharaoh），为托勒密王朝（Ptolemies）铺路。回到三角洲后，亚历山大想出或同意在尼罗河的一个河口建立新都的构想。这个建议也许是附近诺克拉蒂斯的希腊商人所提，目的是想为即将到来的埃及与希腊间贸易扩展寻找一个适宜的储运港。他勾画出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城墙的轮廓和主要街道的框架，决定埃及和希腊诸神庙宇的所在地。至于细节，则委托其建筑师狄诺克拉底一手包办。 [1]

在返回亚洲途中，他在阿贝拉附近的高加梅拉（Gaugamela）和大流士那支由讲各国语言的人拼凑而成的大军碰头了，亚历山大因见对方人多而沮丧，他知道只要一次战败便将以前的多次胜利一笔勾销。他的士兵这么安慰他：“请陛下安心，不用惧怕敌人人多势众，因为他们连我们身上的那股羊膻味都受不了。”作战前夕，他先侦察了次日作战的地形，并以牲品祭神。亚历山大是胜定了的。大流士的乌合之众一遇到这些方阵，既无法前进，也不知如何来抵抗马其顿骑兵神出鬼没的攻击，阵势一破，随即落荒而逃，大流士也不是最后一个走的。当大流士的诸将认为他是个懦夫而把他暗杀掉时，亚历山大接受了巴比伦的归顺，拿走了该城部分财产，其中有一部分用来犒赏他的士兵，不过他也以对该城的神明表示恭敬的方式使得居民高兴，他颁令修复该城的神龛。同年（公元前331年）年底他已抵达苏萨，该城居民仍记得古时埃兰（Elam）的荣耀，因此以对救命恩人的方式来欢迎他。他保护该城不受抢劫，不过却拿他在大琉土地下室发现的5万塔伦（3亿美元）中的一部分来慰劳将士。他也给普拉蒂亚（Plataea）城的居民一大笔钱，因为他们曾在公元前480年奋勇抵抗波斯人。对于希腊的亚洲城市，他似乎也把他出发征战时诱使他们“捐献”的钱退还给他们。他更自豪地向全世界的希腊人宣布他们已经完全脱离波斯的统治。

他几乎尚未在苏萨歇脚，就马不停蹄地在隆冬翻山越岭去夺取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他的速度极快，结果在波斯人还来不及把皇家的财宝藏好之前就抵达大流士的王宫。这次他又失去理智，将这个壮丽的城市烧成灰烬。士兵掠夺民宅、强奸妇女、杀戮壮丁。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前进途中看见800个希腊人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毁伤：有的被砍了腿，有的被斩了手，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被挖去眼珠，才如此盛怒。亚历山大见此情景不禁落泪，赐给这些人土地，并指定仆从为他们工作。

亚历山大还不知足，他现在打算去完成居鲁士大帝当年未竟之志——压服那些游荡于波斯东部边境的部落。也许他是凭着他那粗浅的地理知识，想在神秘的东方那一头找到可以作为他所征服疆域的天然屏障的海洋。进入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后，他碰上了一个村庄，这些村人的祖先勃兰基达曾于公元前480年将米利都附近庙里的财宝献给薛西斯。由于他自认是在替那个被洗劫的神明报仇，亚历山大下令屠杀全体居民，包括妇女和幼童在内，使得其祖先留下的罪孽在五代之后得到报应。他在索格底亚那、阿里安娜（Ariana）和巴克特利亚的几次战役虽然都造成了流血，却都无益；他也得了几次胜利，也得到一些金子，到处都把敌人抛在后面。快到布哈拉（Bokhara）时，他的部下逮到暗杀大流士的贝苏斯（Bessus）。亚历山大突然又自命为替“伟大的国王”复仇的人，把贝苏斯鞭打至垂死，再把他的耳、鼻割去，然后把他送往埃克巴坦那（Ecbatana）处死，方式是把他的双手捆绑在一棵树上，两脚绑在另一棵树上，而这两棵树早已先用绳子把它们连在一起，连接两树的绳子一砍断，这两棵树就把他的尸体撕成数段。每次离希腊更远一步，亚历山大就越来越不像个希腊人，越来越像是个野蛮民族的国王了。

公元前327年他翻越喜马拉雅山（the Himalayas）进入印度。这次是虚荣心和好奇心协力驱使他走进这个遥远的国度。诸将劝他不要去，部队也很不情愿地服从他的命令随他前往。在渡过印度河击败波罗斯（Porus）王后，他宣布他还要继续向恒河推进。但是士兵一致拒绝再前进。他向他们恳求，并且真像是阿喀琉斯的后裔一般，整整3天躲在帐篷里生闷气，不过士兵也实在受够了。他悲伤地回头，却不愿再朝着西方，因此很英勇地从怀有敌意的部落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结果他的属下也因没能实现他的美梦而羞愧暗泣。他是第一个登梯爬上马利安（Mallians）城墙的人，在他和另外两个人跳进城墙以后，梯子折断，他们孤零零地陷入敌人的包围中。亚历山大带伤苦战直至支撑不住。这时墙外他的部队也已攻进城内，士兵前仆后继地保护着倒下了的国王。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被抬回帐篷，而他的老兵在他经过时都亲吻他的衣服。经过3个月的调养，逐渐恢复健康后，他又重新沿印度河行军，最后终于到达印度洋。他就在那里调派部分军力由尼尔库斯率领沿水路前进，尼尔库斯在水性不熟的水域里的这段长途旅程中表现极佳。亚历山大则率领其余部队沿印度洋海岸向西北行军，越过格德罗西亚（Gedrosia）、俾路支（Baluchistan）沙漠。途中热死了几千士兵，渴死的更多。属下找到一点水，把它端来给亚历山大，但是他却有意把它泼到地上。当部队返回苏萨时，已经死了1万人，而亚历山大本人也差点发疯了。

一位神明之死

到这个时候为止，他已在亚洲待了9年，不过他的胜利给这个大陆带来的改变远不如亚洲的民俗给他本人带来的改变大。亚里士多德曾告诉过他，要待希腊人如自由人，待“野蛮人”如奴隶。不过，使他惊讶的是，他发现波斯的贵族都有一种在希腊暴乱的民主政体中难以找到的高雅的风度。他很羡慕那些“大王”（Great Kings）治理他们帝国的方式，也怀疑他那些粗鲁的马其顿人能否取代原有的统治者。结果他认为若要长远地保持征战的成果，只有让步，使波斯的贵族作为他领导阶层的人士，并给予他们行政方面的职位。他越来越为他这些新的臣民所迷，放弃了以治理马其顿人的方式治理他们的念头，也自认为是希腊——波斯的皇帝，其领土内的波斯人与希腊人地位平等，并以和平的方式来混合彼此的文化与血统。看来欧亚之间长期的争执可能会以一场婚宴来结束了。

其实，他的士兵当中早有好几千人娶了当地的妇女或是和她们同居了，难道他自己就不应该也同样娶大流士的女儿来生下一个可以统一两个王朝的国王，以使两国和解？他已先娶了巴克特利亚的公主珞珊娜，不过这倒是个无关紧要的阻碍。他向幕僚提起这个构想，同时建议他们也讨个波斯老婆。他们取笑他这种联合两国的想法，不过他们实在也离家太久，何况波斯妇女又是那么漂亮。因此，在苏萨一次盛大的婚礼（公元前324年）上，亚历山大同时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底拉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帕里萨底斯，就这样和波斯的两大皇族相结合，而他的幕僚当中也有80人娶了波斯新娘。其后不久，士兵当中也缔结了数千对类似的良缘。亚历山大给每一个新郎军官准备了一笔可观的聘礼，也帮结婚的士兵偿债——这笔开支总共（要是阿里安的统计数字可靠的话）是2万塔伦（1.2亿美元）。为了进一步推展联姻，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辟地给希腊殖民者，借以减少部分希腊城邦的人口压力，并缓和阶级斗争，于是产生了日后成为塞琉古（Seleucid）帝国主要部分的那些希腊的亚洲城市。同时，他征募3万波斯青年，施以希腊式的教育，并教他们希腊的战争操典。

可能是受到他这两个妻子的影响，他很快地吸收了东方的习尚。这可能是一次谦虚的败笔，也可能是他计谋的一部分。普卢塔克说：“他在波斯先是穿上蛮（外国）服，这也许是为了使教化波斯人的工作更容易推展，因为到底入乡随俗最能引起当地人的共鸣……不过，他穿的不是米底亚的服装……而是介乎波斯型与马其顿型的中间型，这使得他的习性既不像马其顿型的那么雄劲，却又比波斯型的来得浮夸。”他的士兵一看到这种改变，也知道亚历山大是被东方征服了。他们觉得他们已失去了他，也悲伤地怀念着先前他对他们的那种关切之情。波斯人尽可能来向他表示敬爱，以奉承来博他的欢心。马其顿人则因斗志被东方的奢华所软化，对他交代的事情每有怨言，他们忘了他的恩德，私议逃亡，甚至想暗杀他。他则开始喜欢上波斯的这种贵族治理的社会。

他变节或权谋的顶点是自封为神明。公元前324年，他向马其顿以外的希腊各城邦宣布，说他希望以后被公认为是宙斯阿蒙（Zeus-Ammon）之子。大多数城邦都顺从了，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甚至连顽固的斯巴达人也同意了，他们说：“既然他想当神明，就由他去吧！”希腊人认为凡人成为神明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人性和神性间的界限并没有现代神学这么大，很多希腊人如希波达米亚、俄狄浦斯、阿喀琉斯、伊菲吉妮娅和海伦等都曾跨越这道界线。埃及人一直认为他们的法老就是神明，要是亚历山大不肯和法老同样自命的话，埃及人可能反而会被他这种破坏先例之举弄得不知所措。被公认为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的锡瓦、狄迪姆（Didyma）和巴比伦等地的教士，也都向他保证他身份的神圣。要是说亚历山大如格罗特所想的——自认为不仅是玄学上的神明，也是别的意义上的神明，那真是无稽之谈。他在自奉为神明之后，虽然的确变得越来越暴躁、越高傲，也确实坐过黄金宝座、穿过圣服，有时也拿阿蒙的角来装饰他的头部。不过，当他不拿世界来赌他的神圣时，他也会对自己的殊荣加以嘲笑。有一次在被箭射伤后，他就曾对几个朋友说：“你们看，我流的也是血，不是神仙受伤时流出来的灵液。”他并没有把他母亲有关霹雳的故事当真过，这可从阿塔路斯责难他的身世时他怒火冲天，还有从他认为需不需要睡眠可分出是人或神这两件事可以看得出来。就连奥林匹亚斯在听说亚历山大把她的传说正式公开时也不禁大笑。她还问道：“他不知几时才会不向赫拉造我的谣哩？”虽然他也有神性，他还是不断向神献祭——这是神界闻所未闻的事。普卢塔克和阿里安两人由于都是希腊人，也认为亚历山大为了更容易统治这一大批迷信极重、由各种不同种族构成的帝国，他自奉神明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他认为要使统一两个敌视的世界推展得顺利些，只有先使他神圣化的声明获得上层人士的接受，才能使百姓尊敬他。也许他真想先以自己现身说法的方式，在他帝国里开始建立一种神圣的神话和共同一致的信仰，以便扫除帝国内信仰的迥异。 [2]

马其顿军官不能领会亚历山大的政策。虽说希腊精神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可他们还是无法作哲学上的容忍，他们觉得必须依他现在要求的方式来接近国王是一件可耻的事。他的幕僚中有一个大胆的军官——亚历山大最钟爱也最能干的将军巴门尼奥的儿子费洛塔斯（Philotas），就曾参与刺杀这个“新神”的阴谋。亚历山大在得到风声后把他逮捕，并用刑逼其供认其父。费洛塔斯被迫再在士兵面前重复自白，这些士兵就按照办理这类案件的惯例，立即用石头把他砸死。巴门尼奥也被传令兵以可能有罪、可设想为敌人的罪名处死。从那次事件以后，直到他死，亚历山大和他的部队间的关系越来越勉强——部队更不满现状，国王则更疑心、更严酷也更孤独。

他的孤芳自赏加上与日俱增的忧虑，使他日渐借酒浇愁。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举行的某次宴会上，曾在格拉尼卡斯救过他一命的克拉杜斯酒后吐真言，告诉亚历山大说他的胜利都是他的部下打来的，不是他一个人打来的，菲利普的成就比他大得多。同样喝得醉醺醺的亚历山大起身打他，幸亏托勒密·拉格斯（Ptolemy Lagus，即将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及时将克拉杜斯救走。克拉杜斯却意犹未尽，挣脱托勒密，又回来继续他那激烈的演说。亚历山大于是掷来长矛将他戮死。在事后受到良心谴责的国王闭门三日，不食不饮，陷入歇斯底里，并企图自杀。其后不久，曾经不公正地被亚历山大处分过的听差赫尔莫劳斯（Hermolaus）又密谋反叛，结果事发被捕受刑，招供并使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凯利斯尼茨（Callisthenes）入罪。而凯利斯尼茨这个御用的远征军的随军史官，早因拒绝在亚历山大面前屈服，公开批评其东方色彩极浓的作风，并夸言亚历山大只有靠他凯利斯尼茨之笔才能为后世所知等事触犯了国王。亚历山大将他关了起来，7个月后他死于狱中。 [3] 这个事件了结了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间的友谊，先前亚里士多德曾经为亚历山大辩护而在雅典险遭生命危险达数年之久。

最后，军中不满的情绪已接近公然叛变。当国王宣布他准备将军中老兵遣返马其顿、每人得到一大笔军饷时 [4] ，他居然听见很多士兵都在咕哝着何不一齐遣返，因为他既然是个神明，大可不必借凡人来实现他的理想。亚历山大下令将暴动的主要人物处死，然后他向部队发表一篇动人（却是真伪可疑）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向全体将士提醒他们对他的帮忙和他对他们的照顾，然后又问他们当中谁身上的伤痕有他那么多，他身上有战争时所使用的每一种武器的伤痕。最后他答应他们全都可以回家，他说：“你们回去告诉人家说你们遗弃了你们的国王，让他受被他征服了的外国人保护着。”说完之后他就退回屋里，拒绝接见任何人。他的士兵在懊悔之余，都来到王宫门前伏下，并表示除非他原谅他们，并答应让他们重新编入部队，否则他们不愿离去。最后他出现时，他们开始号啕大哭，并坚持亲吻他，在获得他的让步后，他们回营高唱感恩歌。

因为被这场感人的表演所蒙蔽，亚历山大又构想着进一步的战役和胜利。他打算征服隐藏着的阿拉伯，派人去探查里海（Caspian）地区，更准备征服欧洲的“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不过他强健的体魄已因日晒雨淋与饮酒过度而渐转虚弱，他的精神也因幕僚的阴谋和部下的叛变而疲惫不堪。他的部队在埃克巴坦那时，他最亲密的同伴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不幸病故。亚历山大极喜爱他，有一次大流士的皇后在走进亚历山大帐篷后，曾以为赫费斯提翁就是亚历山大而先向他鞠躬，这时候，年轻的国王也不以为意，文雅地对她说：“赫费斯提翁也可以说就是亚历山大呀！”言下之意仿佛是说赫费斯提翁和他本是二位一体似的。两人时常同睡一个帐篷，用一个酒杯，作战时也是并肩作战。而今的国王，认为他已有半个身子被撕毁，陷入无法控制的悲伤中。他伏在尸体上哭了好几个小时，削发以示哀悼，并曾绝食数日。他把那个擅离这个生病的年轻人而去观看竞赛的医生判处死刑。他更下令堆起一个巨大的火葬堆，以追悼赫费斯提翁之死，据说费用高达1万塔伦（6000万美元）。他询问阿蒙的神谕，是否可以视赫费斯提翁为神明而崇拜之。在其后一次战役中，他下令屠杀全族来作为奉献赫费斯提翁亡魂的祭品。他每次想起当年阿喀琉斯并没有比其好友帕特洛克罗斯多活多久的往事时，便觉得自己似乎也已被判处死刑。

回到巴比伦后，他一天比一天更沉迷于美酒。有一晚在与军官狂饮时，他提议来一次饮酒比赛。普罗玛库斯痛饮12夸脱（1夸脱等于1/4加仑）的酒而获得冠军，奖品是1塔伦的奖金，3天后他就死了。其后不久，在另一次宴会上，亚历山大喝光一杯可装6夸脱酒的大酒杯里所有的酒。第二天晚上他又痛饮；那天夜里天气突然转坏变冷，他得了感冒，于是病倒床上。这一次整整病了10天，在这10天内亚历山大仍然继续指挥他的陆海军。到了第11天他就死了，只活了33岁（公元前323年）。将军们问他这个帝国交给谁时，他说：“给最强的人。”

就像大多数伟大人物一样，他也找不到一个能够继承他的人，因此他的伟业也就在他死后无疾而终。虽然如此，不过他的成就不仅广泛，而且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来得远长。他扮演历史上应运而生的角色，结束了城邦政治的时代，也牺牲了许多地区性的自由，创建了欧洲空前整体性的稳定和秩序。他那种认为政府就是以宗教来维持各个不同国家间和平的专制主义的观念，直到近代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崛起前，一直弥漫着整个欧洲。他打破了希腊和“野蛮人”间的藩篱，更为希腊时代做好准备工作。他开亚细亚为希腊拓殖民地，建希腊居留地远至巴克特利亚。他将东地中海地区联合成一个大商业网，开放贸易，也刺激贸易的进行。他将希腊文学、哲学和艺术带到亚洲，而在他死前并不知道他同时也开辟了东方宗教压倒西方的通道。

他在达到巅峰时期去世真是死得其时，其后的岁月几乎只会带给他理想的幻灭。要是他真的再活几年的话，他可能只会遇到更多的挫败和更大的痛苦，也许会跟他开始时一样——学会喜爱政治手腕，而不再喜爱战争。不过他承担过多的事务，保持他征服得来的领土的完整和监视每一寸土地的紧张压力，可能已使他聪明的心智零乱。精力只是天才的一半，自律则是另一半，亚历山大却只有充沛的精力。我们会觉得他缺少了——虽然我们无权这么要求他——恺撒那种稳重的成熟或奥古斯都那种聪敏的智慧。我们敬仰他一如我们景仰拿破仑。因为他孤军与半个世界相抗，而且也鼓舞我们想及个人体内不可思议的潜力。我们对他有一种自然的同情，虽说他生性迷信又残忍，不过我们也知道，至少他是个慷慨、重感情的青年。他既能干又勇敢。他是在和他血液里面的那股使人发狂的野蛮作风的遗传对抗。在每一个战场，每一次流血时，他都没有忘记将雅典的文明之光点遍更大的世界的美梦。

一个时代的结束

当他逝世的消息传抵希腊时，反抗马其顿权威的革命到处爆发。被放逐后住在雅典的底比斯人组成了一支爱国军，围攻驻扎卡特米亚的马其顿卫戍队。在有许多人巴不得亚历山大早点死掉的雅典市区，反马其顿集团认为他们许的愿已经应验，为这个他们一度崇敬如神明的人之死而各个头戴花环，并大开筵席，据普卢塔克记载，他们还一面唱着“胜利的凯歌，仿佛他们是以自己的力量把他击垮似的”。

狄摩西尼在一段短时期内也是颇为神气。他在亚历山大征战时期不甚走运：他曾因收受哈帕路斯重贿而被控，并被拘入狱。他获准逃脱，随即在特罗仁度过9个月烦闷的放逐生活。如今他又被召回，并担任特使，赴伯罗奔尼撒为雅典招募争取自由战争的友军。这支联合军向北推进，在格兰农和安提巴特遭遇，旋即被击败。这个胜利的老兵因为缺乏亚历山大那种对雅典文化的感受，对该城订下最苛刻的条件，要求雅典偿付战争费用，接受马其顿的卫戍部队，放弃民主政制和法庭，将家产总值不足2万德拉克马的市民（2.1万人中的1.2万人）放逐至殖民居留地，并褫夺其公权，交出狄摩西尼、希波拉底斯和另外2名反马其顿的演说家。狄摩西尼逃到卡劳利亚一座庙宇内寻求庇护。在马其顿追兵包围下他喝下一小瓶毒药，结果在未能勉强爬出圣殿前就已气绝身亡。

在这悲惨的同一年，亚里士多德也走到人生旅途的终站。他在雅典早已不受欢迎：“学园”和伊索克拉底的学派都讨厌他这个批评家和对手，而爱国者则视他为亲马其顿派的首领。于是，他们利用亚历山大逝世这个机会控告亚里士多德不敬神，他们拿出他所著书中异端的文字当作证据。他也被控给予独裁者赫尔米亚斯以神明的殊荣，因为赫尔米亚斯是个奴隶出身的人，不配当神明。亚里士多德默默地离开雅典，他说他决不再给雅典有第二次违犯哲学的机会。他回到他母亲在查尔西斯的家，让提奥夫拉斯图斯来接管“讲堂”的事务。雅典人通过判他死刑的议案，不过他们却既没机会来执行他的死刑，也无此必要了。因为不知是他的逃命使得胃病加重或是如某些人所言服了毒，总之，亚里士多德在离开雅典数月后就逝世，享年63岁。他的遗嘱可以说是他对第二个妻子、他的家人和他的奴隶关切的典型。

希腊民主政治的结束，说它是横死固可，说它已乐享天年也无不可，而其致命的因素则是其政治体系中的混乱，马其顿的武力只不过是给它加上致命的一击而已。城邦政治实在已无法解决政府的难题：它既不能维持内部的秩序，又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虽然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等人都请求过用多利安的纪律来驯服伊奥尼亚的自由，城邦政治仍无法找出办法以协调地区性自治与全国性的权力和稳定；而诸城邦对自由的爱好本来并不妨碍对帝国的情感。阶级间的战争越演越烈，越发不可收拾，结果使民主政治变成通过立法强取豪夺的竞赛。昔日本为高贵组织的公民大会也已降格成为一群乱民，他们仇视一切优越的事物，反抗一切拘束，欺善怕恶，专作对本身有利的决定，课税之重达到连有创造力、有事业心和勤俭的人也一并压榨的地步。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巴特等人并没有毁灭希腊的自由，是希腊的自由自己毁了自己。希腊人所创建出来的秩序继续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也传播到埃及和东方——救了这个本该亡于自身专横的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文化。

不过寡头政治或君主政治的情形是否好些？“三十僭主”在其掌政的数月间对生命、财产的暴虐有甚于民主政治在其先前数百年间所造成的。而民主政治在雅典制造混乱的同时，君主政治也在马其顿制造混乱——有十几次的继位之争、近百次的暗杀、近千次干涉自由的记录——却不设法挽回文学、科学、哲学或艺术的光荣。希腊城邦的弱小对个人而言，如果说在肉体方面不是个福音，至少在精神方面必然是个福音。自由的代价虽然昂贵，却促成了希腊人在心智方面的成就。个人主义摧毁团体的同时也刺激了个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探讨以及艺术的创造。希腊的民主政治腐败无能，命中注定要灭亡。不过在民主政治瓦解后，人们才发现它在黄金时代有多美好，其后的古人在回看伯里克利和柏拉图时代的这几个世纪时，都认为那不但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注释

[1] 狄诺克拉底提议将6000英尺高的阿陀斯山（Athos）刻成一座亚历山大的立像，腰部以下没入海中，一手托着一个城市，另一手中握着一个港口，使亚历山大颇为高兴。只是这个计划始终没能实现。

[2] 卢奇安在他《亡魂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 ）中有过这种古板观点的记载：“菲利普：亚历山大呀！你无法否认你是我儿子；要是你真是阿蒙的儿子，你就不会死了。亚历山大：我也知道你是我父亲。我之所以接受神谕，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要是那些‘野蛮人’以为与他们相处的是神明的话，他们就不会抗拒。这使得我极容易就可以征服他们。”

[3] 关于他所犯之罪与他的死亡，人言人殊。他留下3部主要作品：公元前387年至公元前337年间的《希腊史》（Hellenica ）、《圣战史》（History of the Sacred War ）和《亚历山大传》（History of Alexander ）。

[4] 阿里安说，他们每人除了薪饷（一直发到返抵家门为止）外又加发l塔伦。

第一章至第四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399—360　阿格西劳斯为斯巴达王

397　锡拉库萨与迦太基之战

396　昔兰尼的阿里斯提波及雅典的安提西尼，俱为哲学家

395　雅典重建“长墙”

394　克罗尼亚的克尼都斯战役

393　柏拉图的《申辩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

391—387　狄奥尼西征服南意大利

391　伊索克拉底开班收徒

390　埃瓦戈拉斯使塞浦路斯使用希腊语法

387　《安塔尔西达斯和约》或《国王和约》；柏拉图访问塔拉斯数学家阿基特萨和狄奥尼西一世

386　柏拉图建立书院

383　斯巴达占领底比斯的卡特米亚

380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演说辞》

379　伯罗比达斯和米隆解放底比斯

378—354　第二雅典帝国

375　数学家西阿泰德

372　西诺波的哲学家第欧根尼

371　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获胜

370　埃维亚的胚胎学家狄奥克莱斯；克尼都斯的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

367—357　锡拉库萨的独裁者狄奥尼西二世；狄翁计划改革

367　柏拉图拜访狄奥尼西二世

362　伊巴密浓达战胜并死于曼提尼亚

361　柏拉图三访锡拉库萨

360　雅典的普拉克西特列斯及帕罗斯的斯哥帕斯，俱为雕刻家；西梅的埃福罗斯及希俄斯的泰奥彭波斯，俱为史学家

359　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摄政

357—346　雅典与马其顿之战

357—346　狄奥尼西二世被放逐

356—346　第二次圣战

356　亚历山大大帝诞生；艾菲索斯神庙被焚；伊索克拉底的《论和平》

355　伊索克拉底的《泛雅典娜集会词》

354　暴君狄翁被刺

353—349　哈利卡纳苏斯的灵庙

351　狄摩西尼的《驳菲利普一世》

349　菲利普进攻奥利苏斯；狄摩西尼的《关于奥林匹斯事务的演说》（1）（2）

348　庞托斯的天文学赫拉克利底斯；斯珀西波斯继承柏拉图为其书院负责人

346　狄摩西尼的《论和平》；伊索克拉底的《致菲利普函》

344　第莫莱昂拯救锡拉库萨；狄摩西尼的《驳菲利普二世》

343　埃斯基涅斯的受审及开释

342—338　亚里士多德担任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

340　第莫莱昂击败迦太基人

338　菲利普在喀罗尼亚打败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去世

336　菲利普被刺；亚历山大及大流士三世即位

335　亚历山大火焚底比斯，并开始波斯战役

334　亚里士多德创办讲堂；格拉尼卡斯河之役

333　伊苏斯之役

332　泰尔的被围及陷落；耶路撒冷的投降；亚历山大城的建立

331　高加梅拉（阿贝拉）之役；亚历山大抵达巴比伦及苏萨

330　西塞昂的画家阿佩莱斯；阿尔戈斯的雕刻家利西帕斯；埃斯基涅斯进攻克特西芬；狄摩西尼的《论王权》

329—328　亚历山大进攻中亚

327　克拉杜斯去世

327—325　亚历山大抵达印度

325　尼尔库斯的航程

324　狄摩西尼被放逐

323　亚历山大之死；拉米亚之战

322　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及第欧根尼去世

第五章 希腊与马其顿

权势的争夺

历史学家将过去分成不同的时代、年份与事件，正像普通人将世界分成不同的团体、个体与情况一样，但历史与自然界相同，只表现变化中的连续性，如拉丁文名言所说：historia non facit saltum ——历史不跳跃。大希腊化世界中的希腊（Hellenistic Greece） [1] 并未感到亚历山大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点”，却将他视为“现代”的开始及一段精力充沛的青年时代的象征，而非衰老的因素。当时的人深信大希腊已达到其最丰硕的成熟状态，且深信其领袖人物除了不能与难以匹敌的亚历山大王相比之外，实与过去任何领袖同样伟大。这在许多方面看来，确属实情。希腊文明并未与希腊自由同归于尽；相反，由于大帝国的形成，消除了交通、殖民及贸易上的政治障碍，使希腊文明征服了新的地区，且向三方面蔓延。进取而机敏的希腊人成千上万地移入亚洲、埃及、伊庇鲁斯、马其顿，不仅伊奥尼亚族再度兴盛，希腊血统、语言与文化也传到小亚细亚内部，进入腓尼基与巴勒斯坦，经过叙利亚与巴比伦，横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甚至抵达巴克特利亚与印度。希腊精神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热力与勇气，希腊文学与艺术也赢得了空前的胜利。

也许这便是历史学家惯于以亚历山大来结束希腊历史的原因。他死了以后的大希腊世界，疆域太广，情形太复杂，无法作任何统一的观察及一贯的描述。当时有三个主要的王朝——马其顿、塞琉古与埃及，有上百个独立程度不同的希腊城邦，有错综复杂的联盟与协约组织，有一半希腊城邦散布于伊庇鲁斯、朱迪亚、帕加马、拜占庭、比西尼亚、卡帕多西亚、加拉提亚、巴克特利亚等地，在西方则有希腊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分布在古老的迦太基和新兴的罗马。亚历山大无根基的帝国由于语言、交通、风俗、信仰的维系过于松弛，以致不能在他死后继续保持团结。他留下几员大将，无一甘居臣位。新帝国广大的疆域与各地不同的境况，使一切民主思想不能存在。希腊人所了解的自治是设想小城邦里的公民能定期来到一处共同地点集会，况且民主的雅典的哲学家不是曾指责民主政制是无知、猜忌与混乱的舞台吗？亚历山大的继承者都是马其顿军队的将领，久已习惯于武力统治。民主观念除偶尔出现在与其僚属商议之中，从未进入他们的头脑。在几次较小的武装斗争中消灭了较弱的竞争者之后，他们将帝国分为5个部分（公元前321年）——安提巴特占有马其顿及希腊，利西马库斯占有色雷斯，安提柯占有小亚细亚，塞琉古占有巴比伦，托勒密占有埃及。他们未曾费神去召开会议以求得希腊诸邦的承认。从此以后，除了希腊境内一些不时的插曲及罗马的贵族共和之外，君主政体一直统治着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自由招致混乱；君主的基本原则是权力，权力招致暴政、革命与战争。自菲利普到珀耳修斯，自喀罗尼亚到皮特娜（公元前338—前168年），既有诸城邦的对内、对外战争，又有诸王国的对内、对外战争，皆因统治权诱惑了上百的将军争夺王位。在大希腊时代的希腊境内，暴乱流行，雇佣兵队长的众多与显赫，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一样。安提巴特死后，雅典发生叛变，年老的福基翁曾以安提巴特的名义尽可能公正地统治雅典，却遭杀害。安提巴特之子卡桑德为马其顿收复了雅典（公元前318年），并将公民特权扩及拥有1000德拉克马以上财产的人民。他死后，留下哲学家、学者兼艺术爱好者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作为其操政者。德米特里为该城带来了10年的繁荣与和平。此时的独眼巨人安提柯一世，梦想在他那只独眼之下统一整个亚历山大的帝国，但是他在伊普苏斯被一支联盟军队所击败，小亚细亚也被塞琉古一世夺去了。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从马其顿的统治下解放了希腊，带给雅典12年的民主，他以受爱戴的客人身份住在帕特农神庙，挟妓同居。据说他那种过分的热情，曾逼使几个青年拼起命来。 [2] 他的海军在塞浦路斯击败了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06年），又用新攻城器具围攻罗得斯岛6年，未能成功。他自立为马其顿国王（公元前294年），用卫戍军结束了雅典的自由，以后卷入新的战争，被塞琉古俘虏，最后纵饮至死。

4年之后（公元前279年），一群凯尔特人或高卢人在布伦努斯 [3] 率领之下，利用地中海东部权势争夺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经由马其顿进军希腊。据帕萨尼亚斯说，布伦努斯“指出衰弱的希腊，其城市的巨额财富，神殿中谢恩的奉献物品，大量的金银”。同时，马其顿本身爆发了由阿波罗德路斯领导的革命，一部分军队也参加了，并帮助愤怒的贫民劫掠富人。高卢人无疑是由希腊内奸引导，通过了色摩比利山周围的秘密隘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与劫掠，进抵德尔菲神殿。他们在此被一支希腊军队及一次暴风雨击退。希腊人深信这次暴风雨是太阳神阿波罗保卫其神龛的行动。布伦努斯撤退后羞愧自杀。生还的高卢人退入小亚细亚。帕萨尼亚斯记述当时的情景如下：

他们杀戮所有的男人、老妇人及母亲怀中的婴儿，饮其血，取肥胖婴儿的肉以供欢宴。节烈的妇人、处女纷纷自杀，生存者遭受一切方式的污辱……有些妇女冲向高卢人的剑以求速死，其余的人则死于食物与睡眠的缺乏，因为残酷的野蛮人不断轮奸她们，甚至在垂死或已死的女人身上发泄兽欲。 [4]

住在亚洲的希腊人遭受多年的蹂躏之后，买通了这些侵略者，劝他们退往弗里吉亚北部（他们在此的定居地后来称为加拉提亚）色雷斯及巴尔干。高卢人曾向塞琉古一世及地中海亚洲海岸与黑海区诸希腊城市收取贡金历两代之久，仅拜占庭便每年付出相当于80塔伦（24万美元）的巨款 [5] 。公元前3世纪，帕加马、塞琉古及马其顿的国君与将领曾将其大部资源与精力用于击退屡次来侵的凯尔特人，正像3世纪罗马的皇帝与将领用于逐退野蛮人的侵袭一样。古代文明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生存于野蛮势力的边缘，这种势力好比一个大海，屡次威胁着要将文明淹没。好在希腊公民蓄积已久的坚忍的勇气帮助他们克服了危险。可惜斯多葛主义刚好在形成其古典律则及其名称时，希腊人实际的坚忍精神已趋于死亡了。

安提柯二世是德米特里之子，曾被人称为“贡那特”（Gonatas），原因已不可考。他将高卢人逐出马其顿，并平定了阿波罗多鲁斯的叛变。他贤明而温厚，统治马其顿37年（公元前277—前239年）。他奖励文学、科学与哲学，曾将索里人阿拉托斯之类的诗人召入宫廷，且与斯多葛派的芝诺保持终身的友谊。他是第一位哲人国王，以后这种传统一直断断续续地维持到马可·奥勒留为止。然而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雅典作了争取自由的最后一次努力。公元前267年，雅典的民族派在芝诺的青年弟子克瑞莫尼领导之下夺得政权。他们获得埃及的援助，逐出马其顿军队，宣布了雅典的解放。安提柯二世悠闲地率师南下，夺回这个城市（公元前262年），但由于他尊敬哲学与老年，对待雅典非常宽厚，他只在比雷埃夫斯港、萨拉米斯岛及苏纽姆镇三处留置戍军，并禁止雅典参与联盟或战争，至于其余的事情，他让这个城市享有完全的自由。

希腊其他诸邦也正以各种方法解决自由与秩序调和的问题。北边的小邦阿托利亚，其人民与马其顿一样是半野蛮的和从未被人征服的山地民族，在约公元前279年开始将希腊北部诸城——主要为共同崇奉太阳神的城邦——组成阿托利亚联盟。同时，由帕托拉、德米、佩来纳及其他南部城市所组织的阿哈伊亚联盟也吸引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许多城市加入。任何一个联盟的会员皆可各自管理其地方政府，但军队及外交关系则交给联邦会议与盟军统帅。联邦会议与盟军统帅皆为民选，凡是能赴阿哈伊亚联盟艾吉亚城或阿托利亚联盟泰莫斯（Thermus）城参加年会的公民，皆可参加选举。各联盟维持了和平，建立了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及全区通用的钱币，这些合作的成果使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在某些方面胜过伯里克利的时代。

后来阿哈伊亚联盟在西塞昂人阿拉托斯领导下成为第一等的强权组织。狄密斯托克利年方20时，便率领很少的人发动夜袭，使西塞昂脱离了独裁者的统治。他运用口才与巧妙的外交，说服了除斯巴达与埃里斯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城邦参加联盟，并连续10年当选为盟军统帅（公元前245—前235年）。他领着几百人秘密攻入科林斯，以云梯登上几乎无法接近的阿克罗柯里苏斯要塞，将马其顿军队逐出，恢复了该城的自由。他又前往比雷埃夫斯，以贿赂诱降马其顿的戍军，宣布了雅典的解放。从此时起到被罗马征服为止，雅典享有一种独特的自治——军事上毫无力量，但从未受到各邦的侵犯，因为城里的大学已使它成为希腊世界的智慧首府了。雅典人转向哲学，心满意足地从政治及历史中销声匿迹。

当这两个联盟极盛之时，却开始以彼此间的战争及各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来削弱自己。公元前220年，包括斯巴达与埃里斯在内的阿托利亚联盟对阿哈伊亚联盟及马其顿发动残酷的“社会”战争。阿拉托斯是自由的守护者，也是财富的保护者，其领导的阿哈伊亚联盟在每一城邦中都支持富人的党派。贫穷的公民抱怨，说他们无力前往远地去参加联盟的集会，因而事实上已失去其公民特权。他们对聪明者与强者有剥削单纯者与弱者的充分特权的“自由”感到怀疑，对要求土地重行分配的平民领袖更加赞许。这时的穷人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富人一样，开始倾向马其顿而反对自己的政府。

可惜马其顿却被安提柯三世的诚实所毁。他以其养子菲利普的摄政者的身份取得权力，并曾答应一俟菲利普成年就归还政权。当时喜欢嘲弄的人称他为“允诺专家”，他们以为他一定是在撒谎。但他信守诺言。公元前221年，菲利普年方17便即位为王，开始了一场充满阴谋与战争的漫长统治。菲利普勇敢能干，但阴险狡猾。他诱奸了阿拉托斯的子媳，毒杀了阿拉托斯本人，因为怀疑自己的儿子参加反对他的阴谋而加以杀害，并安排毒酒宴会除掉阻碍其计划的人。他使马其顿疆域扩大，财富增多，人口的数量与繁荣的程度皆超过以往150年的情形。但在公元前215年，他因畏惧罗马的新兴势力，与汉尼拔及迦太基订立同盟，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一年之后，罗马向马其顿宣战，并开始征服希腊。

财富的争夺

据不甚可靠的阿特纳奥斯的记载，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于公元前310年左右调查雅典人口，曾宣布该城有公民2.1万人，外侨1万人，奴隶40万人。最后一项数字不足采信，但也没有其他可据以反驳的资料。乡村奴隶的数目很可能已经增加，因为土地越来越多，为离乡地主（absentee landlord）耕作的奴隶也越来越多了。在这种制度之下，比较科学的农作法已有发展，瓦罗就知道50种希腊的农艺手册。但冲蚀和伐林的过程也破坏了许多土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曾发表他的观点，认为雨水和洪水的长期冲刷带走很多雅典地区可耕种土地的表层土壤。按照他的说法，现存的山丘便是肉被洗去后的骷髅。公元前3世纪中，雅典地区的许多地方表层土壤已遭冲蚀，以致古老的农田被抛荒。希腊的森林日渐消失，木材也像食物一样须由海外输入。劳留姆的矿产已经开采完了，几近荒废。从西班牙进口的银比国内所产的便宜。色雷斯的金矿昔日曾向雅典倾泻财富，如今却去充实马其顿的国库及美化其货币了。

乡村中强壮的与独立的公民越来越少，城市中工业和阶级斗争正在发展。在雅典，正如在大希腊世界所有较大的城市中一样，小型工厂及其中奴隶的数目不断增加。奴隶贩子跟随军队，买下未付赎金的战俘，再以每人三四米纳（约合150到200美元）的价格在得洛斯及罗得斯岛的大奴隶市场中出售。有些人基于道德或经济上的理由，对这种蓄奴的古老制度曾有所顾忌。人道主义的情感以哲学副产品的方式兴起了，这个时代的世界主义精神也使人忽略了种族界线。短期雇工因可在私人无利可图时扔给公家，往往比蓄养的奴工便宜。大希腊时代末期，释放奴隶的情形有显著的增多。

商业在比较古老的城市里日益衰微，在新兴的城市里却繁荣滋长。亚洲与埃及的希腊港口取代比雷埃夫斯港而繁盛起来，得益于大希腊贸易扩张的是新兴的查尔西斯及科林斯。经过这两个位置重要、设备完善的中心，正如经过安条克、塞琉古、罗得斯岛、亚历山大城、锡拉库萨等地的情形，商人奔波往返，传播着世界主义与怀疑论的观点。银行家增多了，放款对象不仅为贸易商和工厂，也有城市和政府。有些城市，例如得洛斯及拜占庭等，竟设有公立及国家银行以保存政府款项，由城邦官吏负责管理。公元前324年，罗得斯人安提美尼斯组织了历史上所知最早的保险制度，向产业主收取8％的保险费，以担保赔偿因奴隶逃亡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波斯资本增益的释出以及资金的加速流通，公元前3世纪贷款利率已降至10％，公元前2世纪甚至降为7％。投机生意广泛流行，但缺乏组织管理。有些操纵者曾设法限制生产以提高物价，也有人主张限制农产品以维持农村的购买力。因为亚历山大曾将阿契美尼亚金库倾入世界通货中，以致物价偏高。但也由于同一原因，贸易得到发展，生产受到刺激，物价又逐渐恢复正常。在希腊历史上，富人财产的增加以此时最为迅速，家庭变成宫殿，家具与车马十分奢华，仆役无数，餐食有如盛宴，而妇女也成为展示其丈夫财富的橱窗。

工资远远落后于上涨的物价，又随物价的下跌而迅速降低。工人所得仅能维持个人生活，因此造成独身、贫穷及人口减少等现象，自由工人与奴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渐渐缩小。职业不定，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本土城市，远到国外充当雇佣兵，或隐居乡间以遮掩贫穷。雅典政府发放谷物以赈济贫民，富人赠送庆典及比赛的免费入场券以娱乐贫民。有钱人付给工人工资时很小气，但在慈善事业方面倒很大方，他们时常贷款给自己的城市而不计利息，或以巨额赠款解决城市的破产危机，或用私款建筑公共工程，或捐资给神殿和大学，或为能表现他们所具特征或好心肠的雕像与诗歌而慷慨解囊。穷人组成各种团体以谋互助，但他们无法对抗富人的权势与狡猾、农人的保守以及在其他方面虽属互相敌对的诸邦政府及联盟组织为压制反叛的准备。正如梭伦时代一样，才能不一的人各有积敛致富或被迫饿死的自由，这种自由又带来财富的高度集中。穷人的代言人也呼吁取消债务、重分土地、没收大户财产，最大胆的人偶尔也提议解放奴隶。

宗教信仰的没落促进了乌托邦思想的成长：斯多葛派大师芝诺曾在《理想国》一书（约公元前300年）中描述了共产理想，其信徒兰姆布路斯（约于公元前250年）又曾以描写印度洋上一个海岛乐园（也许是指斯里兰卡）的传奇故事，鼓动了希腊的革命者。他在故事中写道：“所有的人不仅在权利方面而且在才能与智慧方面都是平等的；大家平分工作，平分产品；大家轮流管理政治；岛上既无富裕，也无贫穷，更无阶级斗争；大自然自动生产丰硕的果实，人们永远生活于和谐与博爱之中。”

有些城邦政府将不少工业收归国有：伯利纳接收了盐厂，米利都自办纺织厂，罗得斯岛与克尼都斯经营陶瓷厂，但政府所付工资与私人雇主所付的同样低廉，并尽量榨取奴工的劳力。贫富之间的鸿沟加深，阶级斗争更趋激烈。无论是新城或旧城，到处充斥着阶级之间的仇恨，到处有暴动、屠杀、镇压、放逐以及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某一党派得势时，便驱逐反对派并没收其财产。被逐者重得政权时，又照样施行报复，杀戮仇敌。试想在骚乱频仍的打击之下，经济制度怎能安定？有些希腊古城遭阶级斗争的劫掠过甚，以致人民尽数逃走，工业败亡，街上荆蔓丛生，牛群当街吃草。波利比奥斯曾在约公元前150年以保守派富人的观点描述当时的此种斗争：

当他们（激进派领袖）使民众情愿而且渴望接收贿赂时，民主的美德便被破坏，而民主政治也转变为暴戾与强权的统治。那惯于牺牲他人来养活自己，以及希望靠邻人的财富维持生计的暴民产生了暴力统治……继之而起的是喧嚣的议会、大屠杀、驱逐出境及土地的再分割。

战争与阶级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希腊本土的实力，以致后来轻易地被罗马征服。胜利者残酷无情——摧毁农作物、葡萄园、果树园，夷平农舍，掳掠人民而卖为奴隶——将各地区逐一毁坏，只留下一个空壳。这片土地由于战祸、冲蚀、伐林以及经过贫穷的佃户与奴隶冒失的耕种，被糟蹋过甚，不能与奥龙特斯、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及尼罗诸河冲积平原竞争了。北部各城市已不复重要，它们丧失了海军，不能像昔日雅典与斯巴达极盛时期那样控制各类贸易。权力的重心，甚至文学与艺术创作的重心，皆已移往亚洲与埃及，也就是回到1000年以前希腊曾虚心学得其文学与艺术的地方。

道德的衰落

城邦的失败加速了正统宗教的衰微。城市的诸神已被证明无法保卫城市，因此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居民之中杂有外国商人，他们不参加公务及宗教的生活，但是他们可笑的怀疑论却在城市公民之间传播。古老的当地诸神的神话，还残留在农民与无知的市民心里以及官方的礼仪中。受过教育的人以它为文艺创作的题材，半自由分子则痛加抨击，上层阶级支持神话以帮助维持秩序，且反对公开的无神论。都市的发展带来了诸神统一的象征，并助长了模糊的一神教观念，哲学家则在不太公然违背正统信仰的情况之下提出了泛神论。在约公元前300年，西西里墨西拿人欧伊迈罗斯公布了他的《圣典》（Hiera Anagrapha ）。他在这本书里说，神是自然力量的人格化，或更常见的，是由大众的想象或感谢其对人类的好处而被奉为神明的英雄人物。神话是寓言，而宗教典礼原是悼念死者的仪式。宙斯是死于克里特岛的一个征服者，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是妓院的创始人与赞助者，克罗纳斯吃他自己小孩的故事只是表示地球上曾有吃人肉的习俗而已。这本书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曾引发激烈的无神论争论。 [6]

然而怀疑论是令人不舒适的，它使大家的内心与想象感到空虚，而这种空虚不久便要吸收新颖而有鼓励作用的教条了。哲学及亚历山大的胜利已为新教派做好铺路的工作。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对许多外来宗教的传入，深感不安。其中几乎每一种都有天堂地狱的说法，致使伊壁鸠鲁也像1世纪的罗马人卢克莱修一样，义不容辞地出面指斥宗教是心地和平及生活乐趣之敌。当时的新庙宇——甚至包括雅典的在内——都供奉着伊西斯、塞尔皮斯、本第斯、阿多尼斯或其他异国的神。 [7] 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 [8] 十分流行，而且埃及、意大利、西西里及克里特等地皆已仿效。酒神与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仍然很受欢迎，直到最后被收入基督教为止。俄耳甫斯原出自东方，重新与东方的宗教接触后，吸引了许多新信徒。旧宗教完全贵族化，不准外国人及奴隶参加。新的东方教派则接纳一切男女，不分外国人、自由人或奴隶，对所有阶级的人一概许以永生的机会。

科学到达顶点，迷信却十分盛行。提奥夫拉斯图斯对《迷信者》的刻画显示文化的力量是多么薄弱，甚至在启蒙与哲学的重镇也是如此。“七”是无上神圣的数字，如七颗行星、每周七日、七大奇景、人类的七段时期、七重天堂、七重地狱之门。由于与巴比伦通商，占星术又恢复了力量。许多人认为星座就是掌握个人及国家命运每一个细节的神。每个人的性格，甚至思想，都是由他出生时当令的恒星或行星决定的，因此有人属于木星而乐观，或属于水星而机敏，或属于土星而阴沉。甚至最不迷信的犹太人也常说“祝你星运亨通”以示祝福。天文学曾与占星术对抗以求自存，但在2世纪失败了。整个大希腊世界到处都崇拜泰奇——伟大的命运之神。

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或只要有善于观察的才能，便能明了一个国家失去其传统宗教的后果。古希腊文明原是建立在人民对城邦的忠心与古典的道德上，其根源虽在民间风俗而不在宗教热诚，但已因超自然的信仰而力量大增。如今，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失去了宗教信仰，也失去了爱国心；城邦界限已被几个王国消除；道德、婚姻、亲子关系及法律已因知识增广而与宗教分离。伯里克利的启蒙运动（Periclean Enlightenment）曾在一段时期像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一样，有助于维持道德。人道主义的情感已有发展，并且掀起了比较强烈的——但无效果的——反战情绪。诸城市及个人之间的仲裁制度已经产生。希腊人举止愈重礼貌，争论益趋文雅。宫廷仪节原是帝王安全与权威的保障，如今也像后来中世纪一样流入民间。当罗马人来到时，希腊人对他们那些粗野的举止及鲁莽的作风竟大感震惊。生活更加优美；妇女行动益见自由，还激励男人去培养他们所不习惯的优雅风度。这时男人已开始剃须，虽然在拜占庭与罗得斯岛两地认为这是没有丈夫气概的表现而通过法律加以禁止，但剃须仍然风行。追求快乐消耗了上层阶级成年人的生命。伦理与道德上的老问题——如何使个人自然的享乐主义与国家必需的禁欲主义相调和——在宗教、政治或哲学上，都没有找到答案。

教育已被推广，但内容浅薄。正如其他一切讲求智力时代的情形一样，偏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人格的培养，其结果是产生大群半受教育的人，与劳作及土地完全脱离了关系，像船上松脱的货物一样，在国内到处游荡而心怀不满。有些城邦，如米利都及罗得斯，已设有公立学校。在忒俄斯及希俄斯，男女学童在一起受教育，实行了原仅见于斯巴达的公平待遇。健身馆已演变成中学及大学，内有教室、大讲堂与图书馆。摔跤场一时兴起，在东方各地尤受欢迎，但公开比赛却以重力不重技的拳击为主，已变质为职业性的竞争。希腊人原是运动家的民族，如今已变成旁观者的民族，他们宁愿观赏比赛，而不亲自下场了。

性道德废弛，甚至超过伯里克利时代的宽松标准。同性恋依然很普遍，特奥克里托斯的西美萨说：“少年德尔菲斯正在恋爱，但对方是男是女则不得而知。”德米特里曾向雅典人征收250塔伦（75万美元）的税金交给他的情妇拉米亚，其理由是她需要此款作为购买肥皂的费用，愤怒的雅典人说这位女士必定十分肮脏。妇女裸体舞被视为风俗的一部分，并曾在马其顿国王御前表演。雅典人的生活，在米南德的剧本中曾被描绘成一套轻薄、勾引及私通的三部曲。

希腊妇女曾积极参加文化工作，对文学、科学、哲学、艺术皆有贡献。士麦那人亚里斯托达玛曾在全希腊朗诵自己的诗篇，并得到许多荣誉。像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曾毫不迟疑地收妇女入学。文学已开始重视女人的肉体美，不再歌颂其为人母的价值与风韵。在这段时期，崇拜女性美的文学及香艳爱情的诗歌与小说也一同兴起了。随着妇女的部分解放，出现对整套母道的反叛，节制家庭人口已成为当时显著的社会问题。堕胎的妇人唯有在违背丈夫意愿或听从情夫怂恿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制裁。孩子出生后往往即遭遗弃。在古希腊城市里，平均每100个家中，养育一个女儿以上的只有一家。据波塞第普斯的记载：“即便是有钱人，也会遗弃女儿。”姐妹极为少见。很多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或完全没有。有一种记录使我们可追溯公元前200年左右米利都城中79个家庭的生殖率：32家各有一个孩子，31家各有两个，总数是儿子108人、女儿28人。在艾瑞特利亚城中，平均每12家只有一家养育两个儿子，几乎没有一家养育两个女儿。哲学家宽恕杀婴行为，认为可以降低人口压力，但当低层阶级大规模效尤时，死亡率便超过生育率。宗教以前曾使人害怕死后灵魂无人照应而不得不求多产，此时已不再有胜过舒适及费用等考虑的力量了。外来移民在殖民地取代了原有的家庭，雅典地区及伯罗奔尼撒两地移民数目很少，因而人口降低。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曾下令禁止节制人口，在30年内仅使其人口增加了50％。由此可见，即便在半开化的马其顿本邦，人口节制也曾普遍流行。波利比奥斯所记关于公元前150年左右的情形：

整个希腊出生率极低，人口减少。因此，许多城市变成废墟，土地停止生产果实……由于男人已堕入奢侈、贪婪、懒惰的状态，他们不愿结婚，即使结婚，也不愿养育孩子，或最多养育一两个，以期让孩子在富裕中长大，然后去浪费他们的财富——这种罪恶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增长。如果这一两个孩子之中有一个死于战争，另一个死于疾病，这个家庭便成为空户……于是许多城市逐渐衰竭而无力了。

斯巴达的革命

当财富集中的现象正在全希腊掀起无休无止的阶级冲突时，它也在斯巴达造成了两次革命性的改革。斯巴达由于被山地屏障隔绝，因此保持了长久的独立，并曾击退马其顿人，打败皮拉斯的大军（公元前272年）。但敌军未能从外面带来的毁灭，竟由强者的贪婪从内部酿成了。禁止将土地出售或作遗产分袭的《莱喀古斯法》（Lycurgean Laws ）已经被废止，斯巴达人因统治或战争赚来的钱财便用来收购土地。公元前224年，拉克尼亚的7万亩土地集中于100户家庭的手里，而保有公民权的只有700人。这些公民也不再共同饮食，穷人负担不了必要的捐献，富人宁愿私下享受盛筵。大多数曾享特权的家庭如今一贫如洗，都起而呼吁取消债务及重分土地。

改革的尝试由斯巴达国王发起，这倒是君主政体可以引以为荣的事。公元前242年，亚基斯四世（Agis Ⅳ）与里昂尼达斯共同继承了二元王位（dual throne）。亚基斯相信里昂尼达斯有意将土地分给所有的自由公民，抢先提议重分土地，取消债务，并恢复莱喀古斯的半共产制度。财产被抵押的地主都拥护取消债务的动议，但此事一过，他们便猛烈地反对亚基斯改革案的其余部分。在里昂尼达斯的教唆之下，亚基斯被杀，他的母亲及祖母虽曾主动将大批地产分给人民，也都不免遇难。这一幕王室悲剧中，最高贵的角色都是妇女扮演的。里昂尼达斯的女儿席隆妮是亚基斯部属克莱姆勃罗托斯三世之妻。当里昂尼达斯被逐而克莱姆勃罗托斯夺取王位时，席隆妮离开了胜利的丈夫，陪着父亲出亡于外。后来里昂尼达斯重掌国权，放逐了克莱姆勃罗托斯，席隆妮却选择了随丈夫一同放逐。

里昂尼达斯为了得到亚基斯遗孀的财产，强迫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克莱奥梅尼。但克莱奥梅尼爱上了她，并且吸收了她亡夫的思想。他继位成为克莱奥梅尼三世（Cleomenes Ⅲ）之后，便决心实行亚基斯的改革措施。他以骁勇善战赢得军心，又以生活朴素赢得民心。他说莱喀古斯从未赞成过寡头制度，便加以废止。他杀了反对者14人，放逐了80人，取消了债务，将土地分给所有的自由人，并恢复了莱喀古斯的纪律。他仍未因此感到满足，又为推行此种革命而出兵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诸邦。各地的劳动阶级都尊他为解救者，许多城市也乐于向他投降。他攻下了阿尔戈斯、佩来纳、弗留斯、埃庇达路斯、赫尔米纳、特罗仁，最后甚至占据了富裕的科林斯。他这套计划迅速传布开来：在波奥蒂亚，债务也被取消了，邦政府分配专款以安抚穷人；在麦加罗波利，哲学家色西达斯吁请富人帮助穷人，以免被革命摧毁所有的财富。当克莱奥梅尼侵入阿哈伊亚及击败阿拉托斯时，整个希腊上层阶级都担心自己的财富。阿拉托斯向马其顿求援。安提柯三世率军南下，在塞拉西尼将克莱奥梅尼击溃（公元前221年），又在拉西迪蒙恢复了寡头制度。克莱奥梅尼逃往埃及向托勒密三世求援未果，又想策动亚历山大城市民革命，结果失败自杀。

阶级斗争继续进行。在克莱奥梅尼之后一代，斯巴达人推翻了政府，建立了革命性的独裁政治。菲罗波门（Philopoemen）继阿拉托斯之后当选为阿哈伊亚联盟的统帅，侵入拉克尼亚，并恢复了财产的法规。菲罗波门一走，人民又起而叛变，拥立那比斯为独裁者（公元前207年）。那比斯是叙利亚的闪米特人，曾经因作战被俘而在麦加罗波利被卖为奴隶。他痛感怀才屈辱之耻，策动斯巴达的奴隶叛变以事报复。他将斯巴达的公民权颁给一切自由人，并下令解放全部奴隶。富人阻碍他的计划时，他便没收其财产，砍掉其脑袋。关于他所作所为的消息传往国外，他便借贫穷阶级的帮助，轻易地征服了阿尔戈斯、麦西尼亚、埃里斯以及阿卡狄亚的一部分。他在每个地方皆将地产收归国有，重分土地，并取消债务。阿哈伊亚联盟无法打倒他，便向罗马求援。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率军前来，那比斯坚决抵抗，使罗马接受了休战，只要求那比斯释放所囚禁的富人，仍准他保持权力。正在这个时候，那比斯被阿托利亚联盟的特务刺杀（公元前192年）。4年后，菲罗波门重返斯巴达，支持寡头制度，废止莱喀古斯的制度，并将那比斯的3000部属出卖为奴隶。革命结束了，斯巴达也完了。作为一个小邦它依然存在，但在希腊历史上已不再起到任何作用。

罗得斯的优势

由于党派的暴乱及人口的迁徙，贸易与资金便流出希腊本土，到爱琴海上寻找新的避难所了。以往凭太阳神阿波罗而富裕起来的得洛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保护与雅典的经营下，已发展成为自由港。这个小岛上充满了外国商人、商业机构、宫殿与酒店以及外来宗教的庙宇。

罗得斯在公元前3世纪达到鼎盛时期，被公认为大希腊世界中最美的城市。斯特拉博描述这个大港：“在港湾、道路、城墙及各种改良设施方面，皆远胜于其他一切都市，没有任何城市与它相等或几乎相等。”亚历山大的征服曾使欧洲、埃及、亚洲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罗得斯坐落于地中海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好处于可以利用这种贸易的位置，其宽敞的港湾代替了泰尔及比雷埃夫斯港而成为商品转运港，也成为地中海东部商业组织与资金供应的票据交换所。在一个充满背信与变迁的世界里，罗得斯商人却以诚实著称，其银行与政府也以稳定著名。其强有力的舰队由公民充任官兵，剿平了爱琴海上的海盗，为各国商船维持着共同的安全；还制订了一部海上法典，其设计非常合理，曾广为各国接受，以至于能支配地中海上贸易数世纪之久，并传入罗马、君士坦丁堡及威尼斯的海洋法中。

罗得斯由于曾英勇抵抗德米特里的攻击而得以摆脱马其顿的统治（公元前205年），其后便在政治上采取一种明智的中立策略，除了阻止侵略国的扩张或保护海上航行自由之外，绝不卷入战争，因而成功地度过了动乱的世局。它曾号召爱琴海上诸城市组织“海岛联盟”（Island League），并十分公正地执行其主席职务，因而从没有人对其领导权提出质询。其政府——以民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相同——统治了结合为一邦的林杜斯、加米路斯、拉里苏斯及罗得斯岛上诸城市，富有政治技巧而行事公正。它给外国侨民的特权是雅典未曾给过的。它对大批奴隶保护得很好，所以在危险时敢于武装奴隶。它也曾规定富人有照顾贫民的义务。城邦经费靠2％的进出口税维持。遇到各城市有灾难时，它常常慷慨贷款，有时且不计息。

当罗得斯本身遭遇地震的浩劫时（公元前225年），整个希腊世界都前来相助，因为大家都承认：一旦罗得斯从爱琴海上消失，必将引起商业与财政上的混乱。希伦二世送来100塔伦（30万美元），并在重建的城中造了一批雕像，以显示锡拉库萨人民正为罗得斯人民加冕的情形。托勒密三世赠送300塔伦。安提柯三世赠送3000塔伦，外加大量建筑用的木材与沥青，其王后还捐赠15万蒲式耳的谷物。塞琉古三世赠送30万蒲式耳的谷物及10艘装备齐全的5列桨船。据波利比奥斯所记：“至于各依己力而捐助的诸城市，则无法一一列举。”在黑暗的政治历史记录中，这是一段光明的插曲，也是整个希腊世界思想行动皆能一致的罕见事件之一。

注释

[1] “Hellenistic”的词根“Hellenist”意谓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各地用希腊语、研究希腊语、研究或崇拜希腊文化的人。历史学家用“Hellenistic”形容当时希腊文明所及地区的事物，借以区别于希腊本土。此词在其他史书中有译为“希利尼”的，本章则译为“大希腊世界”、“大希腊时代”或“大希腊”。

[2] 达摩克利斯（Damocles）被德米特里到处追捕，即将被捉之际，跳入一锅沸水中自杀。但我们不可从这一件美德的事例而错误评价雅典人。

[3] 此人非公元前390年侵入意大利的布伦努斯。

[4] 我们没有高卢人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录，也没有“野蛮人”所记关于希腊人侵入亚洲、意大利或西西里的史料。

[5] 在以后内容中，为适应大希腊时代物价的上涨，每1塔伦的价值估计为相当于1939年美国的3000美元。

[6] 或许曾倡导且有助于大希腊世界诸国国王的神化。

[7] 伊西斯原是埃及司繁殖的女神，塞尔皮斯原是埃及的圣牛神，本第斯来自东方，阿多尼斯是罗马女神维纳斯所爱的美少年。

[8] 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是埃莱夫西斯地方祭大地女神德墨忒尔的仪式。

第六章 大希腊与东方

塞琉古帝国

当我们从希腊本土经过爱琴海进入亚洲与埃及的希腊殖民地时，我们会为发现一种新鲜而茁壮的生活而感到惊奇，我们也能看出大希腊时代中希腊文明的凋谢不如其流传之甚。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希腊军人及移民纷纷进入亚洲。亚历山大的征服为希腊人的进取心提供了新的机会与通道，因而扩大了移民的潮流。

被称为“胜利者”的塞琉古在亚历山大所部诸将领中素以勇敢、富于想象力及慷慨闻名。有一件事情能充分表现他的性格：他的儿子德米特里爱上他那美丽的继室斯特拉托尼丝，因而日见憔悴。他知道了以后，便将继室赐给儿子。安提柯一世曾向塞琉古要求平分巴比伦，并出兵夺取整个近东。公元前312年，塞琉古与托勒密一世合兵在加沙将他击败。从那时起，塞琉古家族便建立了塞琉古帝国及一个新时代的纪元——此种年代计算法在亚洲西部一直沿用到穆罕默德为止。塞琉古在其帝权之下，统一了埃兰、萨马利亚、波斯、巴比伦、亚述、叙利亚、腓尼基，有时包括小亚细亚与巴勒斯坦等许多古老王国。他在塞琉古及安条克两地建立了都城，其富庶程度远胜过希腊本土任何都市。他为塞琉古所选择的地址位于古老的巴比伦与未来的巴格达附近，几乎正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的交点上，其地位便于吸引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湾及更远地区的贸易。在不到50年内，该城人口增至60万——多数为亚洲人，由少数希腊人统治。 [1] 安条克位于奥龙特斯河上，离河口不远，海船可以到达，但也足够深入内陆，可免于海军的攻击。它可开辟河谷中的田地，又可吸引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及叙利亚对地中海的贸易。以后塞琉古的几代国王皆定居于此，直到安条克四世为止。此地成为塞琉古所属亚洲最富裕的城市，充满着神庙、回廊、戏院、体育馆、摔跤场、花园、林荫大道及公园。城中的达夫尼花园（Garden of Daphne）以月桂、柏树、喷泉及溪流闻名于世。

塞琉古一世施行仁政而为人民所拥戴，在位35年之后，于公元前281年遭人刺杀。他死后，其帝国开始解体，有地理上及种族上的分裂、激烈的帝位争夺战以及来自野蛮人的入侵。安条克一世曾英勇抵御高卢人。安条克二世却长期酗酒，似乎又要以实例证明世袭君主制孤注一掷的毛病。其妻劳第斯开始了一连串的阴谋，使皇室瓦解而终于毁坏。安条克三世是个有才能、有教养的人，他在法国卢浮宫的半身像显示其兼具马其顿人的勇气与希腊人的智慧。他不断地从事战争，夺回了自塞琉古一世以后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又在安条克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并奖励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公元前2世纪末产生了加沙大诗人墨勒阿格而达到其最高峰。他保存了希腊城市自治的习惯，曾写信给各城市表示：“如果我的命令违反法律，你们尽可置之不理，而只假定那是由于我无知而作的处置。”但他终于为自己的野心、想象力及恋爱的本领所毁。公元前217年，他在拉菲亚（Raphia）被托勒密四世击败，失去了腓尼基、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他为了安慰自己，便远征巴克特利亚及印度，大获全胜（公元前208年），重演亚历山大的勋业。他受了汉尼拔的引诱，帮助汉尼拔对抗罗马。在进兵欧波埃途中，他以50岁的年龄爱上了漂亮的少女查莱丝，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又尽心竭力地与她完婚，却把战事忘了，而且花了整个冬天去享受他的新婚之乐。罗马人在色摩比利山将他击败，把他赶回小亚细亚，又在马格尼西亚将他击溃。他不肯休息，又投入一场东方的战争，而病死于此役（公元前187年）。这正是他在位36年之后的事。

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喜爱和平，以节俭与智慧治理国政，公元前175年遇刺而死。其弟曾赴雅典研究哲学，此时正任雅典的执政官。他听到塞琉古的死讯，立即组织了一支军队开进安条克，把那刺客废了，自己登上帝位（公元前175年）。这位安条克四世在他的家系中是最有趣也是最古怪的人，可说是智慧、疯狂与魅力的混合体。纵然他做过上千次不公正且荒唐的事情，他却很适宜治理他的帝国。他听任他的代表滥用权威，并给他的情妇管辖三座城市的权力。他的慷慨及残酷、宽宥或定罪往往在一念之间。他以贵重礼品赠给贫贱的人而使之惊喜，以小孩子的狂喜姿态在街上的人丛中抛掷钱币。他爱酒、女人与艺术，在宴会中常饮酒过量，离开御座去与艺人裸体共舞，或与流浪儿童狂欢。他轻视宫廷的礼节与礼服，不时捉弄朝中的显贵，常乔装外出以享受无名人物的奢侈生活。他乐于混在人丛中去窃听人们对国君的批评，也喜欢徘徊于工艺店里，观察雕刻匠与宝石匠的工作，且和他们讨论技术的细节。他对希腊艺术、文学及思想皆具真诚的热忱。他曾使安条克成为希腊世界的艺术中心达一个世纪之久。他曾付出大笔金钱命艺术家在大希腊其他城市中建立神殿及雕像。他重新装修了得洛斯的太阳神庙，为泰吉亚建立了一座戏院，并捐钱完成了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他在罗马度过难忘的14年之后，已对共和国制度深具好感。他满足于将王权套上共和国自由的外衣，好像天意要预示日后将有奥古斯都出现一样。他热衷于罗马的事物，受其主要影响是将角斗士的比赛介绍到他的都城安条克。人民起初厌恶这种野蛮的运动，但安条克四世以大方而壮观的表演赢得了他们的兴趣，等到他们习惯于屠杀时，他却将他们的堕落视为自己的胜利。他最初是热衷于禁欲主义，最后却变成享乐主义者。他很欣赏自己的特性，所以在他的钱币上铸着“神使之出现”（the God Made Manifest）的字样。他被自己那种富于幻想的天性所欺，公元前169年试着征服埃及，即将成功之时，罗马因为也想得到埃及，于是出面干涉，命他退出非洲。安条克四世要求给予时间以便考虑，但罗马使节波比留斯（Popilius）在沙地上围绕着他画了一个圆圈，吩咐他在踏出此线之前作最后决定。安条克四世愤然妥协，转而劫掠耶路撒冷神庙以补充他的国库，然后像他父亲一样去远征东方部落，竟以癫痫、疯狂或其他疾病死于前往波斯的途中。

塞琉古的文明

塞琉古帝国在历史上的功能是给近东提供经济上的保护与秩序。这功能在亚历山大之前，原是由波斯担任的，并将于恺撒以后落到罗马身上。塞琉古帝国尽管具有战争、革命、劫掠、贪污等毛病，还是充分完成了这项功能。马其顿的征服消除了政府及语言上的种种障碍，也引起东西方较多的经济交流。当希腊本土因分裂、斗争、土地贫瘠及贸易改道而被毁时，塞琉古帝国所保持的比较统一与和平的局面却鼓励了农、工、商业的发展。亚洲的希腊城市不再有从事革命或实验新制度的自由，国王力促融洽，人民也的确视融洽为神一样崇拜。像米利都、艾菲索斯及士麦那这些古老城市，也再度开出灿烂的花朵。

那时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奥龙特斯河、迈安德河、哈利斯河及奥克苏斯河的河谷皆十分肥沃，简直不是现代的人所能想象的，因为近东经过2000年的冲蚀、伐林及疏忽的佃农耕种之后，已变成沙漠与岩石荒地，此种凄凉景色把我们迷惑了。当地的田地是由国家经营的运河系统来灌溉的。土地的主权属于皇室、贵族、城市、庙宇或私人，全部田地都由奴隶耕种，奴隶随土地一起遗赠或变卖。政府将一切地下资源定为国有，但很少加以开发利用。贸易甚至城市的管理都已高度专业化。米利都是一个忙碌的纺织中心，由安条克输入原料，加工制造各种成品。有些木工厂以奴隶作为工人，曾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以供应一般市场。但国内的消费远远落后于生产，人民十分贫困，以致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以鼓励大规模的工业。

商业是大希腊世界经济的命脉。商业赚了大钱，建造了许多大都市，而且使正在扩张的人口中有更多一部分获得就业机会。在吕底亚国王克罗苏斯（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铸造钱币之后，曾保持达4个世纪之久的物物交易，如今却已完全由现金交易代替了。埃及、罗得斯、塞琉古、帕加马及其他政府都发行了足够稳定而相似的货币，以鼓励国际贸易。银行家向公家及私人提供贷款。船只加大了，每小时可航行6海里且能横渡大海，这使航程缩短。陆上的大马路即是波斯留给东方遗产的一部分，也由塞琉古人加以发展与延伸。来自亚洲的商旅队路线会集于塞琉古，又从此分往大马士革、贝鲁特及安条克。在这里及其他许多地方，已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兴起，由贸易而富裕，又使贸易更加繁荣滋长。除塞琉古之外，还有巴比伦、泰尔、塔尔苏斯、桑索斯、罗得斯、哈利卡纳苏斯、米利都、艾菲索斯、士麦那、帕加马、拜占庭、基齐库斯、阿帕米亚、赫拉克勒里亚、阿米苏斯、西诺波、潘蒂卡皮翁、奥尔比亚、里西马克伊亚、阿比多斯、帖撒罗尼迦、查尔西斯、得洛斯、科林斯、安布拉西亚、埃皮达姆努斯、塔拉斯、尼波阿利斯、那不勒斯、罗马、马萨利亚、恩波里厄姆、巴勒莫、锡拉库萨、尤提卡、迦太基、昔兰尼及亚历山大城。一张忙碌的贸易网将许多地方联系起来：在迦太基及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哈米尔卡统治下的迦太基、希伦二世统治下的锡拉库萨、西庇阿祖孙统治下的罗马、安提柯统治下的马其顿、诸联盟管辖下的希腊、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塞琉古统治下的近东、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印度以及汉代的中国。起自中国的贸易路线经过土耳其、巴克特利亚及波斯，或越过咸海、里海及黑海。源自印度的路线则经由阿富汗、波斯到达塞琉古，或通过阿拉伯及佩特拉到达耶路撒冷或大马士革，或越过印度洋到阿达纳（亚丁），再经红海至阿尔西诺伊（Arsinoë，即苏伊士），而后到达亚历山大城。正是为了要控制上述最后两条路线，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叙利亚战争”，打得两败俱伤，以致皆沦为罗马的属地。

塞琉古王朝承袭了亚洲的传统，实行绝对的专制，其权力不受任何议会的限制。朝廷是依照东方形式设计的，内部充满侍从与宦官、彩带与制服、焚香与音乐，只有语言及内衣还维持希腊的式样。贵族不是像马其顿或后来中时代欧洲那样的半独立将领，而是国王所任命的文武官员。这种君主专制政体从波斯经由塞琉古及萨珊（Sassanids）传给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罗马及君士坦丁的拜占庭。塞琉古历代国王知道在异族的地区，他们的权力有赖于希腊人的忠诚，所以极力恢复希腊旧城，并兴建许多新城。塞琉古一世就建立了9座塞琉古、6座安条克、5座劳第西亚（Laodiceas）、3座阿帕米亚、1座斯特托拉尼丝（Stratonice），他的后继者才能虽较差，却也尽力模仿他。因此，城市不断扩大、增多。

亚洲西边的大希腊进程通过他们迅速进行。这种过程当然由来已久，远在大移民时期即已开始，而这种希腊文化的传播也部分意味着伊奥尼亚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希腊文明重返其亚洲的老家。甚至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就曾在波斯王国中充任高级官员，希腊商人曾控制近东的贸易路线。如今政治上、商业上、艺术上机会的开放，从老希腊、大希腊及西西里等地吸引了许多冒险家、移民、作家、军人、贸易商、医生、学者及妓女，他们纷纷移入。希腊雕刻家与铸造家曾为腓尼基、里西安、卡利亚、西里西亚、巴克特利亚的国王制造雕像及钱币。希腊舞女成为亚洲港口的热门人物。性罪恶染上了希腊的优美情调。希腊摔跤场及体育馆也在许多东方城市激起了对运动与沐浴的新热忱。诸城市获得新的供水与排水系统，道路得到维护。学校、图书馆与剧院刺激了阅读与文学，大学生游荡街头，互相戏弄，或与民众寻开心。当时只有懂得希腊文并能欣赏米南德及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才会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希腊文明输入近东，是古代历史上的惊人现象，以往亚洲从没有这样迅速而深远的改变。至于其详情及结果，我们所知太少。我们缺乏关于塞琉古所属亚洲的文学、哲学与科学的资料，我们发现有几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禁欲主义大师芝诺、天文学家塞里库斯（Seleucus）、罗马统治时期的诗人墨勒阿格以及多才多艺的波塞第普斯——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更多其他的巨擘。就我们的知识所及，以往从未有任何文明传播得如此广远，且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环境中造成如此复杂的统一。在一个世纪中，亚洲西部曾属于欧洲。

但东方并没有被征服。它本身源流太深太悠久，不可能失去其灵魂。人民大众仍然讲他们本族的语言，保持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崇拜他们祖传的神。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后方，希腊色彩渐见淡薄，而底格里斯河上像塞琉古那样的希腊文化中心只是东方大海里的孤岛而已。亚历山大所梦想的种族融合并未实现，上层有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下层却是许多亚洲民族与文化的大杂烩。希腊人智慧的品质并未进入东方人的心灵，希腊人追求新奇事物的活力与爱好、对世界的兴趣、求完美的热心以及善于表达与重视个人主义的特性，对东方人的性格都没有影响。相反，随着时间的进展，东方人的思想方式与情感却向上涌入希腊统治阶级的心中，并经由他们而向西传播，改变了“异教徒”世界。在巴比伦，有耐心的闪米特商人及庙宇里的钱庄营业者胜过了多变的希腊人，他们保存了楔形文字，并迫使希腊文在商业界退居次等地位。占星术与炼丹术败坏了希腊的天文学与物理学。东方的君主政治已证明比希腊的民主政治更为有力，终于使西方受其感染。希腊国王及罗马的皇帝都照东方的方式变成了神，亚洲的君权神授说从罗马及君士坦丁堡传到近代的欧洲。东方的寂静论（quietism）与宿命论经由芝诺而渗入希腊哲学。东方的神秘论及虔敬经由多种途径传入希腊，填补了希腊正统信仰衰亡所造成的空虚。凡在本质上与希腊众神相同的东方诸神，希腊人皆乐于接受，但希腊人并不真正信神，而亚洲人则信得很深，所以希腊的神死亡之后，东方的神仍继续存在。艾菲索斯人的阿耳忒弥斯再度变成东方母性之神，长着12个乳房。巴比伦、腓尼基、叙利亚的教派俘获了大多数入侵的希腊人。希腊人把哲学献给东方，东方人把宗教献给希腊。由于哲学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宗教是多数人的安慰物，所以宗教获得胜利。在信与不信、神秘主义与自然主义、宗教与科学周期性交替的历史中，宗教再度得势，因为宗教承认人类的孤独与无助，且能给予灵感与诗意。一个前途幻灭、遭受剥削、为战争所苦的世界，乐于重新信仰及抱持希望。亚历山大的征服所产生的最意外、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欧洲人心的东方化。

帕加马

希腊人的亚洲化削弱了塞琉古的权力，而且在大希腊世界的边缘产生了许多独立王国。公元前280年，阿美尼亚、卡帕多西亚、旁托斯及庇西尼亚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君主政体。不久，黑海地区的希腊城市也落入亚洲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250年，巴克特利亚与索格底亚那脱离了塞琉古。公元前247年，帕尼族（Parni，伊朗游牧部落）的首领阿萨西斯（Arsaces）杀死塞琉古帝国的波斯总督而建立了帕西亚（Parthia）王国，后来折磨罗马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282年，费拉塔路斯（Philataerus）替利西马库斯管理9000塔伦的巨款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山地要塞，他侵占了该款并宣布独立。他的侄儿欧迈尼斯一世（Eumenes I）吞并了庇塔尼（Pitane）及阿塔纽斯，将帕加马建成一个君主国（公元前262年）。阿塔路斯一世（Attalus I）由于曾逐退兵临城下的高卢人（公元前230年），而博得希腊亚洲（Greek Asia）的感谢。其长子欧迈尼斯二世继续保持了他那种贤明的统治，但因向罗马求援以对抗安条克三世，曾使希腊震惊。罗马助他在马格尼西亚击败安条克三世之后，便将小亚细亚几乎全部给了他。其弟继承王位，即亚特拉斯二世，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有保持帕加马自由的能力，临终时将其王国遗赠罗马（公元前139年）。

这个小国力争上游，极力效法亚历山大城，希望成为另一个艺术与学术的中心，以补救其出生与长成的背信之耻。从矿场、葡萄园与麦田的生产，从羊毛织品、羊皮纸、香水、砖瓦的制造，以及从爱琴海北部贸易的控制所得来的财富，不仅维持了强大的陆海军，也鼓励了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帕加马历代国王相信政府与私人商业能作有益的竞争，以互相阻止腐败及贪婪。国王用奴隶耕种大量的土地，经营许多工厂、采石场及矿山，但未用垄断的方式。在此种独特的制度之下，财富倍增。帕加马变成了一座美丽的都城，以其宙斯的祭坛、奢华的宫殿、图书馆、戏院、角力场及浴室闻名于世，甚至公共厕所，也有助于其市政上的荣誉。在藏书数目与学者的名望方面，帕加马的图书馆仅次于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其画廊收集了大量名画，以供大众欣赏。在半个世纪中，帕加马曾是希腊文明中最美之花。

同时，塞琉古王朝正趋衰落。许多独立王国的兴起使其权力几乎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两个地区。帕西亚、帕加马、埃及及罗马都很有耐心地设法削弱这个王朝，支持每一次皇位继承中的觊觎者，并煽动党争及内战。公元前153年，正当德米特里一世快要恢复塞琉古政府的活力时，罗马立刻到处征集雇佣兵，支持一个士麦那的冒险家争夺王位的无理要求。帕加马与埃及也加入攻击，德米特里英勇战死，塞琉古的政权落入一无是处的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之手，此人只是情妇与罗马的傀儡而已。

大希腊文明与犹太人

大希腊时代中犹太的历史，表现为两种冲突：塞琉古亚洲（Seleucid Asia）与托勒密埃及（Ptolemaic Egypt）之间为占有巴基斯坦的外部斗争，以及希腊与希伯来生活方式的内部冲突。第一种冲突已成过往，可不予重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深信第二种冲突是人类情感及思想的永久裂痕。在亚历山大帝国最初分裂的时候，犹太（撒马利亚南方的巴勒斯坦）原是划归托勒密。塞琉古一家却不肯接受这项决定，他们不愿与地中海分隔开，而且渴望通过大马士革及耶路撒冷的贸易可能带来的财富。在因此而引起的战争中，托勒密一世打胜了，于是犹太属于托勒密王朝逾一个世纪之久。犹太每年付出8000塔伦的贡金，但纵然有这项负担，这个地区仍非常繁荣。犹太保持了程度颇高的自治，由耶路撒冷世袭的祭司长及大会来决定政事。这个大会或称长老会议（Council of Elders），原是两个世纪前由以斯拉（Ezra）与尼希米（Nehemiah）所组织的，已变成参议院及最高法庭。其70名以上的议员都是从各主要家族的族长及最有学问的学者中挑选的，其法规决定了自大希腊时代直到我们如今正统犹太教的形态。

犹太文化的基础是宗教，受神监视与支持的观念深入到犹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与每一时刻。伦理与礼貌皆由长老会议规定得十分严格而详尽。娱乐与游戏很少且受抑制，不准与非犹太人通婚，独身及杀婴也皆在禁止之列。因此，犹太人生育很多，且将所有的子女抚育成人。虽有战争与饥荒，犹太人的数量在古代一直持续增加，到恺撒时代为止，罗马帝国境内就有约700万犹太人。在马卡比时代之前，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那时犹太人并不是一个贸易的民族，甚至到了1世纪，约瑟夫斯（Josephus）还写道：“我们不是商业的人民。”这个时代的大商业民族是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及希腊人。奴隶制度在犹太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存在，但阶级斗争相当和缓。艺术尚未发达，只有音乐十分盛行，在独唱、民谣及庄严的宗教应答歌唱中，已使用竖笛、鼓、钹、羊角或喇叭、七弦琴及竖琴来伴奏。犹太教嘲笑希腊祭仪中对民众幻想的让步，它不用偶像、神谕及鸟类脏腑，它不像希腊的宗教那样讲究神人同形同性论，也没有那样迷信、华美与快乐。面对着希腊宗教中天真的多神信仰，犹太拉比在每一座犹太会堂中唱着今日仍然听到的高亢的叠句：“听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便是一。”

在犹太民族这种简朴寡欲的生活中，希腊人带来了享乐主义文明的一切娱乐与诱惑。犹太四周有许多希腊领地与城市：撒马利亚、尼阿波利斯、加沙、阿斯卡伦、阿泽杜斯、阿什多德、约帕、雅法、阿波罗尼亚、多利安、西卡米那、波利斯及阿柯。一过约旦河，又有希腊的十城联盟：大马士革、格拉萨、第乌姆、费拉德菲亚、培拉及拉菲亚等。每个地方都有希腊的机构与设施——奉祀希腊男神与女神的庙宇，学校与学院，体育馆与角力场，及赤身裸体的比赛。希腊人与犹太人从这些城市以及亚历山大城、安条克、得洛斯与罗得斯，来到耶路撒冷，要当地的人也跟着爱好科学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美与快乐、歌唱与舞蹈、饮酒与筵宴、运动与娼妓、美男子，以及对一切品德提出异议的滔滔诡辩，对一切超自然信仰暗行破坏的文雅怀疑论。犹太青年如何能抵御这些享乐的引诱？何况这正可以从令人厌烦的种种束缚得到轻松的解放。犹太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嘲笑祭司是掘金者，嘲笑虔诚的信徒是愚人，说他们让老年来临而从来不知人生的快乐、奢华及巧妙。富有的犹太人被争取过去，因为他们有钱，能向诱惑投降。想从希腊官员那儿找差事的犹太人，觉得能讲希腊语、过希腊式生活甚至说些赞美希腊诸神的话，有助于目标的达成。

在这种心智与感官双方面的强大攻击之下，有三种力量保护了犹太人：安条克四世的迫害、罗马的保护及相信出自神授的“律法”的权威。犹如抗体集合起来攻击病毒一样，犹太人中宗教信仰较深的分子团结起来组成“哈西德”（Chasidim，即“虔信教派”）。他们最初（在约公元前300年）开始短时期的禁酒，后来竟走向极端的清教徒主义，而且厌恶一切身体上的快乐，认为那是向撒旦及希腊人投降的表现。希腊人大感惊奇，便将他们归于怪异的“裸体禁欲者”（gymnosophist）之列——亚历山大在印度所遇到的裸体禁欲哲学家。甚至一般犹太人也反对虔信教派的严酷教条，曾寻求某种适中的方式。若非安条克四世极力用武力强迫犹太人接受希腊主义，也许犹太人早就妥协了。

公元前198年安条克三世击败了托勒密五世，将犹太收为塞琉古帝国的一部分。犹太人早已厌倦埃及的统治，极力支持安条克三世，并将他攻占耶路撒冷视为解放而表示欢迎。但他的继承者安条克四世却把犹太看作重要财源之一，因为他正计划发动大战役，需要大笔资金。他命令犹太人将谷物收获的1/3及树上果实的半数交给他作为税收。他不理会犹太祭司长通常的世袭制度，指派了善于逢迎的伊阿宋充任这个职位。此人代表耶路撒冷的大希腊一派，并请求准许在犹太建立希腊的制度。安条克四世欣然应允，因为他对希腊统治下亚洲各地东方教派的复杂与顽固已感不安，正梦想凭借一种法律与一种信仰去统一他那个使用多种语言的王国。当伊阿宋办理此事不够迅速时，安条克四世即派墨涅拉俄斯接替其职务，此人曾许下更多的诺言，并献过较大的贿金。在墨涅拉俄斯任内，耶和华与宙斯合而为一，犹太神殿中的器皿也被出售以筹集资金，在很多犹太社区中，已将祭品供奉给希腊诸神了。耶路撒冷新建了一座体育馆，犹太青年甚至祭司，都赤身裸体参加体育比赛。有些犹太青年因太热衷于大希腊运动，竟接受用手术补救生理上的缺点，以免被人认出他们的种族。

大多数犹太人看到这种发展，大为震惊，感觉其宗教的生存已面临危险，转而倾向虔信教派。安条克四世被波利留斯逐出埃及时（公元前168年），传到耶路撒冷的消息说他已被杀。兴高采烈的犹太人便罢黜了他的官员，屠杀了大希腊派的领袖，肃清了神庙中他们认为是异教的事物。但安条克四世只是蒙受羞辱，并未被杀。他正好缺钱，认为犹太人曾阻碍他对埃及的战争，并阴谋将犹太归还托勒密，便进军耶路撒冷，杀戮数以千计犹太男女，亵渎并劫掠其神庙，掳去黄金祭坛、器皿与财物，以充皇室府库。他恢复了墨涅拉俄斯的最高权力，且下令强迫犹太人接受大希腊运动（公元前167年）。他下令将犹太神庙改为供奉宙斯的神殿，并建立希腊圣坛以代替旧坛，通常的祭品也改为全猪牺牲。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或犹太节日，并宣布“割礼”为一种大罪。在整个犹太境内，旧有的宗教及其仪式全遭禁止，而以死刑强迫人民接受希腊的仪式。凡是不肯吃猪肉或被发现持有《律法书》（the Book of the Law ）的人皆予以囚禁或处死。不论在何处找到《律法书》，悉行焚毁。他将耶路撒冷城付诸一炬，拆毁城墙，把犹太居民卖为奴隶，然后将外国人移入该区，在城外的锡安山上设立要塞，留置一支卫戍军，以国王的名义统治该城。有时，安条克四世似乎想要人们把他尊为神来崇拜。

这种迫害的狂潮日益增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少数人天性喜欢去迫害别人，那正是文明的对立面。安条克四世的官员既已铲除耶路撒冷城中一切有形的犹太教表现形式，便分途深入小城镇及乡村去搜查。他们到处逼使人们选择死亡或参加希腊的崇拜，包括吃献祭的猪肉。所有的犹太会堂及学校一律关闭。凡拒绝在安息日工作的人皆被视为叛逆。酒神节那天，犹太人也被迫屈从希腊习俗，以常春藤为装饰去参加游行，并狂热歌唱以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很多犹太人屈服于这些要求，等待着暴风雨的平息。另有很多人则逃入洞穴或深山，以暗中拾取田地落穗为生，坚决保持犹太人生活的仪式。虔信教派杂处于人群中，鼓吹勇气与抵抗。有一支王家军队曾突袭一些内藏数千犹太人——男、女及儿童——的洞穴，命令他们出来。犹太人拒绝了，又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们不肯将堵塞洞口的石头搬开。军队用火与刀剑攻击他们，杀死许多犹太人，又用烟熏其余的人。凡是曾为初生儿子行“割礼”的妇人，都与婴儿一起被掷下城墙摔死。古老信仰的强大力量，让希腊人很是震惊。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虔诚的信仰。殉道的故事口耳相传，记入像《马卡比一书》《马卡比二书》（the First and Second Maccabees ）那样的文献中，也为基督教的殉道者与殉道史立下了榜样。犹太文化原已接近被同化的境地，却在宗教与民族意识中强化并孤立自存。

当时在逃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有玛他提亚（Mattathias）——属于亚伦部落的哈斯蒙（Hasmonai）家族——及其5个儿子：约翰南·卡底斯（Johannan Caddis）、西蒙（Simon）、犹大（Judas）、艾里扎（Eleazar）与乔纳森（Jonathan）。安条克四世的官员阿佩莱斯来到他们父子6人藏身的地方莫丁（Modin），召集当地居民放弃《律法书》及供奉宙斯时，年老的玛他提亚率领他5个儿子走上前去，说道：“即使王国中全体人民皆屈从命令而背弃祖先的信仰，我和我的儿子还是要遵守祖先的圣约。”当一个犹太人走向祭坛去供奉官定的祭品时，玛他提亚便将他杀了，并杀了国王的官员。然后他向人民说：“凡是热爱律法且愿意支持圣约的人，请跟我来。”许多村民随同他们父子隐入艾弗莱姆（Ephraim）山脉中，后来又有一小群青年反叛者及一些残存的虔信教徒加入他们的阵营。

不久，玛他提亚去世，遗命以他儿子犹大接任首领，称为马卡比 [2] 。犹大是一个骁勇善战且虔敬的战士，每次出战前必像圣徒一样祈祷，但在战场上“就有如一只愤怒的狮子”。这支小型军队“在山区过着野兽般的生活，以野生植物为食”。他们不时下山到附近的村庄，杀死违背犹太教律法的人，拆毁异教祭坛，而且“一遇见未行割礼的男孩，便断然为他们补行割礼”。安条克四世接到关于这些事情的报告之后，派遣了一支叙利亚的希腊军队前来摧毁马卡比的部队。犹大在伊曼奴斯（Emmanus）隘道与他们相遇，虽然希腊人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而犹大的部队装备简陋，犹太人竟大获全胜（公元前166年）。安条克四世又派来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其将军十分自信，甚至带来奴隶贩子准备卖出他预期能俘获的犹太人，他还在城中公告其所要的卖价。犹大在密帕（Mizpah）将这支军队击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以至于耶路撒冷毫无抵抗地落入他们之手。他在归来的正统犹太人欢呼之下，拆除了神庙中异教的祭坛与装饰物，加以清洗与重新奉献，恢复了礼拜古老的仪式。 [3]

塞琉古帝国摄政李西亚斯率军前来攻取耶路撒冷，在途中听到安条克四世的死讯——这次是确切的消息（公元前163年）。李西亚斯为求得在其他地方的行动自由，便要求犹太人放下武器，并答应给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虔信教派同意这个决定，但马卡比派予以拒绝。犹大宣称，犹太民族为避免再受迫害，必须同时获得政治上与宗教上的自由。马卡比派醉心于权力，现在轮到他们来迫害别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和边境诸城市中追捕大希腊派，以施报复。公元前161年，犹大在阿达沙（Adasa）击败尼卡诺（Nicanor），又与罗马结盟以加强自己的势力。但就在同一年中，他在艾拉沙（Elasa）以寡敌众战败被杀。其弟乔纳森继续英勇地进行这场战争，但后来也在阿柯被杀（公元前143年）。仅存的兄弟西蒙由罗马支持，于公元前142年从德米特里二世那里赢得对犹太独立的承认。西蒙被公推为祭司长兼将军，因为这两个职位皆系世袭，所以他成为哈斯蒙王朝（Hasmonean Dynasty）的开国之君。他将就位的第一年定为计算年代的新纪元，并借新货币的发行宣告了犹太国家英勇的再生。

注释

[1] 瓦特曼（Leroy Waterman）教授于1939年在此处掘出石板，显示塞琉古最富公民之一曾避免付税达25年之久。

[2] 马卡比通常译为“大锤”（The Hammer），但未必准确。

[3] 这一复教节至今每年仍然几乎是每一个犹太人家庭所庆祝的节日。

第七章 埃及与西方世界

历代国王纪

亚历山大的遗产中最小最富裕的部分，分给了他部将中最能干和最明智的人。托勒密是拉格斯的儿子，表现出特有的忠义——也许这正是他获得权力的一个明显理由——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孟斐斯，用金棺予以厚葬 [1] 。他也带来了亚历山大的临时情妇泰伊斯，与她结了婚，婚后生有两子。他是一个平易而粗鲁的军人，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缜密的思维。当时亚历山大帝国的其他继承人皆将半生精力用于战争，梦想独得完整的主权，托勒密却一心致力于巩固他在异族国境中已有的地位，并奖励埃及农、工、商诸业的发展。他建立了一支大舰队，使埃及免于海上的攻击，正如天然地形屏障已使该国几乎不可能遭受陆上攻击一样安全。他帮助罗得斯及诸联盟脱离马其顿独立，因而赢得“救主”（Soter）的称号。他在经过18年苦心经营，将其领土的政治与经济稳固之后，才开始称王（公元前305年）。在他本人及其继承者的努力下，希腊人的埃及建立了对昔兰尼、克里特、塞拉第斯、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萨摩斯、莱斯博斯、萨莫色雷斯及赫里斯庞特海峡的统治权。他晚年抽出时间写下关于他所经历战役的评论，其真实性令人惊奇。他又于公元前290年左右，开始建立亚历山大博物馆与图书馆，使亚历山大城得享盛名。公元前285年，他感到自己已届82岁高龄，就令次子托勒密·弗拉德弗斯（Ptolemy Philadelphus）继承王位（托勒密二世），让予政权，并自居臣属的地位，2年后逝世。

肥沃的河谷及三角洲为国库带来大量财富。当年托勒密一世宴请朋友，事先得向他们借用银器及地毯。到了托勒密二世，仅在加冕典礼的宴席上就花了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250万美元的巨款。这位新法老已改信昔兰尼的快乐主义哲学，决心享受生命中每时每刻的快乐。他很爱吃，使自己变得痴肥。他试过许多情妇，把元配遗弃了，最后与他自己的姐姐阿西诺亚结了婚。这位新皇后治理国政并主持战争，而托勒密二世则统率朝中的厨师和学者。他仿效父亲，邀请著名的诗人、学者、批评家、科学家、哲学家到亚历山大城来做客，又以希腊式的建筑来美化他的首都。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城变成了地中海的文艺与科学中心，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发展到空前绝后的水平。然而他晚年并不快乐，其痛风与忧虑随财富与权力的增加而加重。有一天，他从宫殿的窗口向外眺望，看见一个乞丐悠然自得地躺在港口的沙丘山晒太阳，很是羡慕，便失声叹道：“哎呀！可惜我没有生为他这样的人！”由于怕死，他想从埃及祭司的知识中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

他扩充了亚历山大博物馆与图书馆，并提供大量经费，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他为创建人。公元前307年，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自雅典被放逐，来到埃及寻求庇护。10年后我们发现他出现在托勒密一世的朝廷中。显然是他向托勒密一世建议设立一个艺术与科学的博物馆，以便与雅典的大学抗衡。这位德米特里也许曾被亚里士多德对书籍、知识、动物、植物及法规等加以收集与分类的勤勉感动，所以他建议兴建一组建筑物，不仅可收藏大量图书，而且可供学者居住，以便毕生从事研究。托勒密一世及二世都很欣赏这项计划。他们供给经费，这所新建筑便在王宫附近建立起来。其中有一间大餐厅，似乎是学者用餐的地方，另有龛座或大讲堂、宫廷、修道院、花园、天文台及大图书馆各一处。因为博物馆与图书馆是正式奉献给缪斯女神的，整个机构的首长按规定是一位祭司。馆中住着4类学者：天文学家、作家、数学家及医生。这些学者都是希腊人，从国库中支领薪金。他们的职能不是教学，而是探讨、研究与实验。在后来几十年中，由于该馆附近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馆中人员也偶尔讲课，然而它始终是一个高级研究机构，而不是一所大学。就我们所知，亚历山大博物馆与图书馆是第一次由国家所设立以促进文学与科学发展的机构。这的确是托勒密王朝与亚历山大城在文明史上的显著贡献。

托勒密二世在位时间颇长，其治国大体尚属宽仁。他死于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三世“施主”欧格底斯，却像是另一位图特摩斯三世，一心想要征服近东。他攻取了萨迪斯与巴比伦，用兵远及印度，而且很有效地瓦解了塞琉古王国的内部组织，以致后来被罗马一击即垮。我们无须追述这些战争的记录，因为其经过详情虽不乏戏剧性的事件，但其原因与结果实属枯燥无味。这样的历史将变成权力消长的流水账，其中胜败相消，结果总是零。欧格底斯的年轻妻子贝瑞尼丝为了他的胜利向神表示感谢之意，奉献了一绺头发。诗人曾称颂这个故事，天文学家也以贝瑞尼丝之发命名一个星座。

托勒密四世弗罗帕托（Philopator）热爱他的父亲，极力仿效其战争与胜利。他在拉菲亚之所以能击败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17年），得力于土著军队，这是托勒密王室第一次使用埃及兵。埃及人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从此便开始推翻尼罗河上的希腊势力。弗罗帕托沉迷于享乐，将很多时间花在宽敞的游船上。他将酒神节介绍到埃及，而且怀疑他自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后裔。公元前205年，其妻被其情妇所杀。不久，他也去世。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与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合兵来攻，正要瓜分及并吞埃及之际，罗马出面了——托勒密二世曾与罗马订立友好条约——击败了菲利普五世，逼走了安条克三世，并使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保护国（公元前205年）。

托勒密王朝的国家所有制度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面，是在国家所有制度方面的广泛实验。土地为王室所有，原是埃及一项神圣的习俗。法老是国王，也是神，享有对土地及其出产物的所有权利。农人虽非奴隶，但未经政府许可，不能迁移他处，且须交出收获物的绝大部分。托勒密王朝接受了这种制度并加以扩大，将以往各朝原属埃及贵族及祭司的大批土地也收归国有。大批政府官吏在武装卫士的支持下，经营整个埃及的农业，使它成为一个国有大农场。几乎每一个埃及农人皆由官吏指定耕耘何种土地，种植何种作物。国家可随时征用劳力与牲畜，用于开矿、建筑、狩猎及修造运河与道路。农人的收获物须经国家的检量员检定，经书记员登记，在归国家所有的打谷场打谷，并由农夫所组成的人力运输链运入国王的谷仓。但这个制度也有例外：托勒密准许人们有自己的房屋与花园，城市地产也划归私有之列，因功授田的军人由政府给予承租权。但这项承租权只限于地主同意用作葡萄园、果园或橄榄林的地区，承租权不能遗赠，而且国王可随时予以取消。由于希腊人的精力与技巧改良了这些分享地，之后，便有人提出财产世袭的要求。公元前2世纪，遗赠权已被习俗接受，但仍未为法律所允许。公元前1世纪终于为法律所承认，于是从公有财产演化到私有财产的过程便完成了。

此种制度之所以出现，无疑是因为埃及的耕种情况所需要的合作程度，及在时间与空间上行动的一致，都比由个人所有制提供的多。作物的数量及性质取决于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及灌溉与排水系统的效率，这些自然适合中央控制。政府所雇用的希腊工程师改进了古老的工序，对土地运用比较科学和精细的农艺。古代的配重提戽式汲水器（shaduf），已被新式的旋转式水车（noria）代替，新式水车有一个有时直径可大到40英尺的巨轮，其内缘悬挂着可活动的水桶；在旋转的最高点，水桶被一根阻杆拨倾，便将其中的水倒入灌溉的贮水池。更好的是阿基米德的螺旋及克特西比乌斯（Ctesibius）的泵 [2] ，其汲水速度在托勒密之前是从未听说的。由于经济管理集中于政府手中，又有强迫劳动的制度，使洪水控制、道路构筑、灌溉、房屋建造及大规模公共设施皆成为可能，并为日后罗马的工程伟业做好铺路工作。托勒密二世将摩里斯（Moeris）湖的水放干，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分配给军人耕种。公元前285年，他开始疏浚从赫利奥波利斯附近的尼罗河到苏伊士附近的红海的运河。这是法老尼科（Necho）及大流士一世曾经两度建造的运河，但两次皆被流沙阻塞，此次由托勒密整修之后一个世纪，又遭到同样的命运。

工业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经营的。政府不仅握有矿场，而且亲自经营或收取矿石。托勒密王朝开采了努比亚价值很高的金矿，保持了稳定的金币，并曾控制塞浦路斯及西奈的铜矿。他们也垄断了油类的生产——不是由地下挖掘，而是从亚麻、巴豆、芝麻等植物果实中榨取。政府每年规定种植这些植物的土地数量，并按官定价格收购全部产品，在国营工厂中通过奴隶操作的大杠压榨机将油榨出，然后以官定价格售给零销商，提高关税以阻止外国油的竞争，所得利润从70％至300％不等。政府显然也以同样的方式经营盐、泡碱（用作肥皂）、烟香、草纸及纺织品的产销。国内也有少数私人纺织工厂，但须将全部产品售给政府。小型工业仍留在私人手中，国家仅仅发给执照并加以监督，按官定价格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并就其利润课征重税以充府库。手工业由古老的行会所经营，依传统习惯，其会员必须世世代代从事同一行业，居住在同一村庄，甚至同一幢房屋。工业十分发达，马车、家具、赤陶、地毯、化妆品的产量都很高。玻璃器具的吹制及亚麻布的织造，是亚历山大城的专长。创造发明在托勒密的埃及比罗马帝国之前任何其他经济体系都发达，螺旋链、轮链、凸轮链、棘轮链、滑轮链及螺旋压榨机均已使用。染料化学已进步到用多种试剂处理织品，可由浸入同一染料而染成多种经久不变的颜色。一般而言，亚历山大城的工厂由奴隶操作，其维持费十分低廉，使托勒密王朝能在国外贸易中以较低的价格战胜希腊的手工艺产品。

一切商业皆由政府管制和调节。零售商人通常都是分销国货的国家代理商。一切商旅路线及水道皆归国有。托勒密二世将骆驼引入埃及，而且组织了骆驼邮队通往南方。这支邮队只载运政府的信件，但包括几乎所有的商业通信。尼罗河客运及货运的来往船只很多，显然是由私人经营而受政府管制的。为了确保地中海上的贸易，托勒密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商船队，包括载重达300吨的船只。亚历山大城的货栈引来了世界贸易，其两面港口受到其他城市的羡慕，灯塔更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埃及的田地、工厂、手工艺店铺供给大量剩余物资，其开拓市场东达中国，南抵中非，北至俄罗斯及不列颠群岛。埃及的探险家航海南行，曾到桑给巴尔岛（Zazibar）及索马里兰（Somaliland），将穴居人（Troglodytes）的故事告知世界。穴居人住在非洲东海岸，靠海产、鸵鸟、胡萝卜及草根为生。为了打破阿拉伯人对印度与近东贸易的控制，埃及船只直接从尼罗河驶往印度。在托勒密历代诸王的聪明鼓励下，亚历山大城变成了运往地中海市场的东方商品重新装船的主要转运港。

商业与工业由于银行的便利而加速了繁荣。以物易物的制度是古埃及的遗风，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存在。国库的谷物也用作银行储备基金的一部分，但谷物的储存、提取与转手都在纸面上进行，而非实际搬运。除这种物物交易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复杂的金融经济。银行是政府的独占事业，但其操作可委托私人商行代办。账款可用汇票支付，银行计息放款。亚历山大城的中央银行在一切重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已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农业、工业、商业及财政达到如此富裕、如此统一及如此发展。

这个系统的主人及受益人都是都城里的希腊自由人，为首的便是法老神王（Phoraoh-god-king）。从希腊人民的观点看来，托勒密国王的确是他们的救主或施主。他给他们10万个职位，无限的致富机会，满足心灵生活的空前设施，以及一个可供他们作为奢华社会生活来源与中心的富丽宫廷。国王也不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暴君。埃及传统与希腊法律配合而构成一套立法，除自由以外，在每一方面都是借雅典的法典而加以改进的。国王的诏书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但各城市也享有可观的自治权。埃及人、希腊人及犹太人各在本族的法律之下生活，选举本族的司法官，在本族的法庭诉讼。一张在都灵出土的纸草（Pagyrus） [3] 使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城法庭诉讼程序的记录，其争论点的释义明确，证据的陈述审慎，判例的引用扼要，最后判决的宣告也十分公允。其他的草纸保存了亚历山大城人的一些遗嘱，显示法律格式的悠久：“此系里西亚人佩西亚斯——某人之子——于神志清醒时及经审慎考虑后所立的遗嘱。”

托勒密王朝是大希腊世界中组织得最有效率的政府。其国家形式采自埃及与波斯，其市政形式采自希腊，而后传给罗马帝国。全国分为若干州或省，各由国王所任命的官员管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希腊人。当年亚历山大主张希腊人与东方人或埃及人应以同等条件生活及融合的思想，因被认为不合算，早已被置诸脑后；尼罗河谷公然成为被征服的土地。希腊监督人已为埃及的经济带来进步的工艺与经营方式，并大大扩充了国家的财富，但他们也享用了全部增量。国家将所控制的产品以高价出售，并调整税收来阻止竞争。因此，在得洛斯只值21德拉克马的橄榄油，在亚历山大城要花52德拉克马才能买到。政府到处收取租金、货物税、关税及通行税，有时也征用人们的劳力或剥夺其生命。农人必须向国家付费以取得饲养牲畜的权利、所需饲料及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特权。花园、葡萄园或果园的主人须将全部产品的1/6（托勒密二世增为1/2）上交给国家。除军人、祭司及政府官员之外，所有的人都要付人头税，还有盐税、法律文件税及遗产税；租金课税5％，销售课税10％；在埃及所属水域中的渔获由政府征收25％；货物从乡村运往城镇，或沿尼罗河运输，必须缴纳过境税；在所有埃及港口的进出口税都很高；另有特种税收维持舰队与灯塔的费用，使市内医生与警察高兴，为每一位新国王购买金冠；任何可使国家发财的机会都不放过。为能记住一切可以征税的物产、收入及交易，政府维持大批书记人员及一套人与财产的庞大登记制度。为了收缴各种税金，政府交给专家承包，监督他们的操作，并扣留他们的财产作为担保品，直到他们将税款缴清为止。托勒密时代的全部岁入，无论是金钱或实物，可能是自波斯灭亡到罗马兴起的时期中所有政府的最大收入。

亚历山大城

这些财产大部分集中到亚历山大城，但各省首府及少数其他城镇也颇为繁荣。有铺设路面并备有路灯的街道、警察的保护及良好的供水系统，但从来没有一座城市像亚历山大城那样“摩登”。斯特拉博于1世纪描写该城有3英里长、1英里宽。普林尼估计其城墙全长15英里。罗得斯人狄诺克拉底与奇杜斯人索斯特拉托斯将该城设计成长方形，中央有一条宽300英尺的东西走向的大道，与一条宽度相同的南北走向的大道相交。在每条大道以及其他街道中，晚上皆有很好的灯火，白天则由一英里接一英里的双行树荫保持阴凉。大道将城分为4区，最靠西的一区称为拉柯第斯（Rhacotis），主要由埃及人居住；东北的一区是犹太区；东南角的一区称为布鲁克姆（Brucheum），内含王宫、博物馆、图书馆、托勒密王室的陵寝、亚历山大的棺椁、军械库、主要的希腊神庙及许多大公园。一个公园有长达600英尺的回廊，另一个公园包含王室动物园。城中心区有行政的建筑物、政府仓库、法院、主体育馆以及上千家的店铺摊位。城外有跑马场、竞技场、圆形剧场以及一个称为墓地或“死者之城”的大坟场。沿着海滩有一连串的淋浴设施及娱乐场。一条堤或堰，全长7司塔丁（stadia），约合606.95英尺，所以称为“七司塔丁”（Heptastadium），将该城与法罗斯岛接通，将一个港湾变成2个。城市后面有马雷奥特斯（Mareotis）湖，给尼罗河上的船舶提供许多港口与出路。托勒密五世把游船放在这里，常来此间享受豪华的悠闲。 [4]

约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城的人口就像现代都市一样繁杂，内有马其顿人、希腊人、犹太人、波斯人、安那托利亚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及黑人，总数为40万至50万。商业的发达，使较低的中层阶级的人口迅速膨胀，以致这个国际城市充满着一大群非常忙碌、喜爱说话、好打官司的店主与商人，经常对有便宜可占的生意保持警觉，也不太讲究商业道德。最上层是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其生活十分奢华，以致曾使公元前273年罗马派来的使臣大感震惊。阿特纳奥斯曾细述那些使上层阶级的餐桌与消化力均不胜负荷的佳肴，而赫罗达斯也写道：“亚历山大城是爱神阿佛洛狄忒之宫，其中万事皆备——财富、游乐场、军队、晴朗的天空、公开的表演、哲学家、贵重金属、俊俏的娈童、好的王室、科学院、醇酒及美丽的女人。”亚历山大城的诗人发现了贞洁的文学价值，而小说家更以此作为许多故事的主题及最后的结局，但这个城市却因女人的放纵而声名狼藉。波利比奥斯曾抱怨说，亚历山大城中最好的私人宅第属于妓女。各阶层的妇女在街上自由行动，在商店中购物，与男人混杂在一起。有些女人曾在文学与学术上成名。马其顿王后及朝中贵妇，从托勒密二世的阿西诺亚到安东尼（Antony）的克娄巴特拉，皆曾积极参与政治，但她们仍保有足够的魅力以激起男人至少在诗及散文方面前所未有的殷勤。同时，她们把一种在古典希腊所从未见过的女性影响力与优雅风度带进了亚历山大城的社会。

亚历山大城的人口中可能有1/5是犹太人。远在公元前7世纪，埃及就是希伯来人的居留地，在波斯征服犹太时期，又有很多犹太商人跟着进来。据约瑟夫的记载，亚历山大鼓励犹太人移居亚历山大城，且曾答应他们给予与希腊人同等的政治及经济权利。托勒密一世占领耶路撒冷时，曾俘虏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带往埃及，后来这些俘虏被他的继承人释放。同时，他还邀请富有的希伯来人到亚历山大城来安家立业。纪元之初，埃及已有100万犹太人。其中很多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区。那不是犹太人的专区，因为犹太人有住在任何区域的充分自由，唯有布鲁克姆是例外，因为那是专供官员家属与其仆从居住。他们选举自己的元老会议（gerousia）或长老会议的议员，遵守自己的礼拜仪式。公元前169年，祭司长奥尼奥斯（Onias）三世在亚历山大城外的莱昂托波利斯（Leontopolis）建立了一座大庙，托勒密四世与他私交很好，便指定将赫利奥波利斯的收入拨充该庙的维持费。这种寺庙除供宗教仪式外，还是学校及集会场所，因此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称之为“大会堂”（synagogai）。因为这些犹太人在埃及住了两三代之后，懂得希伯来语的已极少，所以《律法》的宣读必须续以希腊语的解释，从这些解释与应用中产生依据经典句子讲道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出现了天主教弥撒的最初形式。

到了托勒密王朝末期，种族上的分隔，加上经济上的对抗，便在亚历山大城掀起了反闪米特运动。希腊人及埃及人皆习惯于教会与国家的合一，厌恶犹太人的文化独立，而且也感觉到犹太工匠及商人的竞争，怨恨他们的精力、毅力与技巧。当罗马开始进口埃及的谷物时，这些谷物就是由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用商船载运的。希腊人看出不能将犹太人希腊化，在这个国家里，大多数人顽固地保持东方习俗，而且人口繁殖极快，使希腊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恐惧。希腊人忘记了伯里克利的立法，抱怨犹太人的律法禁止与外族通婚，以及大部分犹太人避免与外族人交往。反闪米特的文艺繁盛一时。双方的敌对情绪日渐增强，到了1世纪，终于爆发了毁灭性的暴行。

犹太人曾极力消除他族对其社会隔离及商业成就所怀的怨愤心理。他们虽坚守自己的宗教，却讲希腊语，研读及撰写关于希腊文学的资料，并将他们的圣书及历史译成希腊文。大约在托勒密二世的命令之下，一群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为了使希腊人了解犹太宗教传统，使不懂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能阅读自己的经典，曾将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历代国王皆曾支持此项工作，希望使埃及的犹太人能因此脱离耶路撒冷的影响，并减少埃及境内犹太人的资金流入巴勒斯坦。传说托勒密二世曾接受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的建议，于公元前250年左右，从犹太境内聘请了70名犹太学者来翻译他们自己的经典。国王将每一名学者分别安置于法罗斯岛上一间房中，使他们不能互相交谈，直到分别完成《摩西五书》为止。70种译本完成之后，竟一字不差，证明这本经典及这些学者皆曾受到神的启示。国王于是以昂贵的黄金作为礼物酬赏他们，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因此而得名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5] 无论真实的译经过程如何，《摩西五书》希腊文本的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事，而《预言书》的希腊文本则在公元前2世纪出现。这就是斐洛与圣保罗所使用的《圣经》。

在埃及，大希腊运动不论是对土著或对犹太人都已宣告失败。未住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伤心地保持了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衣着或裸露习惯以及自己的古老生活方式。希腊人自视为征服者，而非与埃及人处于同等地位。他们并未在三角洲之南建立希腊城市，也未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法律也不承认希腊人与埃及人结合的婚姻。托勒密一世为了统一希腊与当地的信仰，曾将埃及神塞尔皮斯与希腊的神宙斯证为同一。其后几代托勒密国王曾鼓励尊国王为神的礼拜仪式，借使种族混杂的国民有一共同而方便的崇拜对象，但无意于官职的埃及人根本不理会这些矫揉造作的礼拜仪式。埃及的祭司阶级已被剥夺了财产与权力，依赖国家所发给的补助金维持生活，他们耐心地等待希腊浪潮的消逝。最后，在亚历山大城赢得胜利的，不是大希腊主义，而是神秘主义。在基督降生前后的两世纪中，新柏拉图学派及种种许诺人死后进天堂的教派皆已有了基础，都争取亚历山大城人民对他们的信仰。被视为塞尔皮斯的俄赛里斯变成了后期埃及人及埃及境内很多希腊人最喜爱的神，伊西斯重新被尊为妇德与母道的女神而受大家崇拜。 [6] 当基督教来到之时，教士与人民皆毫无困难地将伊西斯转化为玛利亚，将塞尔皮斯转化为基督。

反叛

托勒密王朝所有制度所留下的教训是：政府也可以从事剥削。在托勒密一世与二世的统治之下，政府机构曾工作得相当良好：庞大的工程建设得以完成，农业有所改进，市场营运纳入秩序，监督人员的行为没有过分的不公与偏私，人力与资源的搜刮虽然严酷，但利润大多用于发展与装饰国家以及支持该国的文化发展。这种实验竟被三项因素破坏：后来几代托勒密国王从事战争，将人民所赚的钱花在陆、海军及战役上越来越多。在二世之后的几代国王品格迅速低落，自己专事吃喝与玩女人，将这个政府的管理权交给一批流氓，纵容他们从穷人身上尽可能榨取每一文钱。埃及人从未忘记这些剥削者是外国人，祭司阶级亦然，做梦也在想念没有被波斯及希腊统治时他们曾享受过的美食。

托勒密社会主义的观念主要是加强生产，而不是广泛的分配。农人从生产中所得到的部分仅足以勉强维持生命，不足以鼓励工作情绪或抚养家庭。政府的勒索一代比一代增多。无孔不入的国家控制，就像严厉的父母那双无情的督责眼睛一样，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国家借出谷种给农人耕植，然后强迫他们留在农场中，直到收成交入国库为止。农人在将其债务偿清之前，不得动用任何产品。农人原是最能忍耐的人，这时也开始抱怨了。还不到公元前2世纪，已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因无农人耕种而荒废。王室田地的承租人找不到佃农来耕作，便试着自己动手，但不能胜任，于是荒漠渐渐重掩了文明。在努比亚的金矿中，奴隶赤身裸体在黑暗的、狭窄的坑道里工作，以弯曲的姿态拖着锁链，而且被监工的鞭挞督促。他们的食物很差，甚至不够维持生命，数以千计的人死于营养不良及过度疲劳。在他们的生命中，唯一值得欢迎的事情便是死亡。工厂的普通工人每天只领取1奥勃的工资，技术优良的工人则为23奥勃。每10天才有1天休息。

怨声载道，罢工愈多：罢工的人有矿工、采石工、船夫、农夫、工匠、商人、监督人员及警察。这些罢工很少是为求提高工资的，因为他们早已不怀有此种奢望了，而只是出于疲惫与绝望。有一张草纸上的罢工记录写道：“我们已疲乏不堪，我们决意逃走。”这就是说，要到神庙里去寻求庇护。几乎所有剥削者都是希腊人，所有被剥削者都是埃及人或犹太人。祭司暗中激起土著的宗教情感，而希腊人却怨恨政府对犹太人或埃及人的任何让步。在首都里，民众虽被政府慷慨的赐予及壮观的事物收买，但他们不得进入皇家所有区域，受到一支强大军队的监视，在国家事务上毫无发言权，最后变成一群不负责任的暴徒。公元前216年，埃及人反叛，但旋即被平定。公元前189年再度反叛，这次兵变延续了5年之久。托勒密国王凭借军队的力量以及提高祭司的补助金，曾有一段时间赢得胜利，但情况终于不可收拾。全国已被榨取到枯竭之境，甚至剥削者也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剩了。

每一方面都在解体。托勒密各代国王所犯罪恶变本加厉，其处事也从聪明变成愚蠢。他们结婚自由而轻率，以致丧失了人民对他们的敬意。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适于战争或治国，甚至不适于思考。不守法与不诚实，无能与无望，缺乏来自私有制的竞争与鼓励，一年接一年地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文学衰落了，创造性的艺术死亡了，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亚历山大城对这两方面未曾有任何贡献。埃及人失去了对希腊人的敬意，奇怪的是希腊人也失去了自尊心。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讲着一种希腊语与埃及语混杂的俗话。越来越多的希腊人依照当地习俗与同胞姐妹结婚，或与埃及人通婚而被同化，也有许多人崇拜埃及的诸神。还不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甚至在政治方面也不再是领导的种族了。托勒密国王为求保全其权威，已采用埃及的信仰与仪式，并提高祭司阶级的权力。及至国王沉溺于享乐主义的悠闲，祭司便重新建立其领导权，并逐年收回以前各代托勒密国王所夺去的土地与特权。公元前196年的罗塞塔石刻（Rosetta Stone）所描绘的托勒密五世加冕典礼，几乎完全依照埃及的形式。在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3—前182年在位）及六世（公元前182—前145年在位）在位期间，王室的精力耗散于权力的争夺中，而埃及的农业与工业完全没落了。秩序与和平一直未曾恢复，直到恺撒入侵为止。这在恺撒的经历中只是一次小事件，几乎未施一击，便使得埃及成为罗马的一省（公元前30年）。

西西里的日落

大希腊时代是面对东方与南方的，几乎忽略了西方。位于北非的希腊城市锡拉库萨由于深知贸易比战争有利，仍然繁荣如昔。在这段时期，它产生了诗人凯利马科斯、哲学家厄拉多塞与卡尼阿德斯。意大利境内的希腊人殖民地，已因土著人口剧增及罗马势力兴起的双重压迫而被烦扰与削弱，而西西里每天却生活在对迦太基强权的恐惧中。第莫莱昂来此23年后，一位富人发动革命，推翻了锡拉库萨人的民主政治（Syracusan democracy），将政权交给600户寡头家族（公元前320年）。这些家族发生党派之争，又被激进派革命推翻。这次革命中，有4000人被杀，6000位富人遭放逐。阿伽索克勒斯由于答应取消债务及重分土地，赢得了统治权。这体现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财富极度集中，然后借征税或革命加以改正。

在47年的混乱中，迦太基人屡次侵略这个小岛，伊庇鲁斯国王皮拉斯来了，胜利了，失败了，又离去了。经过这样一段混乱之后，锡拉库萨交上了理非应得的好运，竟落入希伦二世之手，他是西西里希腊人凭激怒与暴乱所拥立的许多独裁者中最仁厚的统治者。希伦二世在位54年，深感惊奇的波利比奥斯说：“未曾杀戮、放逐或伤害一名公民，这真是最值得一提的事。”他身边有种种奢华的财物，却过着朴素而有节制的生活，并活到90高龄。他曾数度愿意交出政权，但人们请求他继续留位。他有与罗马缔结联盟的良好判断力，因而使迦太基人在半个世纪中未敢来犯。他给这个城市以秩序与和平，以及相当可观的自由，又完成了伟大的公共工程，未征重税而于去世时留下充实的国库。在他的保护或赞助之下，阿基米德将古代科学带上了最高峰，而特奥克里托斯曾用最后的完美希腊文歌颂西西里的可爱及预期能获自国王的恩赐。锡拉库萨此时已成为大希腊世界中人口最多和最繁荣的城市。

希伦二世暇时消遣，观赏其工匠在阿基米德的监督之下为他建造一艘表现一切古代造船艺术与科学的游船。船身逾半司塔丁（407英尺）；其上有一层设置体育馆与大理石浴盆的运动甲板，还有一层种有多种植物的荫棚花园甲板；船夫600人，分配于20组桨上，另可载运旅客或水兵300人；船中有60间舱房，有些装着拼花地板，配有象牙与贵重木料合制的舱门；每一部分都打磨得非常精美，并饰以油画及雕像。为防御攻击，船上备有装甲及炮塔；8个炮塔各有伸出的大梁，其顶端凹孔可将巨石抛向敌船；阿基米德又尽船身的全长造了一架石弩，可掷出重约174磅的石头，或射出长12肘尺（cubit，以肘长为基础，12肘尺约合18英尺）的箭。这艘船的载重量为3900吨，其本身重1000吨。希伦二世原想使用这艘船从事锡拉库萨与亚历山大城之间的定期航行，但发现船身太大，他自己的船坞无法容纳，维持费又过于昂贵，适逢埃及遭受严重的粮荒，他便将这艘船满装西西里的谷物及渔产，连船带货作为礼物赠给了埃及。

希伦二世死于公元前216年。他本来希望于去世之前建立民主政体，但被他所溺爱的女儿说服，将王位传给外孙。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是一个弱者兼无赖，他放弃了与罗马的同盟，接受了迦太基的使节，并容许他们成为锡拉库萨的实际统治者。罗马因谷物产量不丰，准备与迦太基作战，以争取这个没有学会自治的小岛的财富。整个地中海世界就像凋谢中的果实，即将落入一个在希腊历史中空前强大而又无情的征服者手中。

注释

[1] 托勒密二世将金棺迁往亚历山大城。后来他将金子熔化，以供己用，并改用玻璃棺盛装亚历山大的遗体。

[2] 参见第十章。

[3] Pagyrus有两义：制纸的草，中译“纸草”；此种草制成的纸，中译“草纸”。

[4] 除了几个地下墓窖及廊柱之外，如今几乎已没有从古亚历山大城保存下来的遗物。其遗址位于现存城市的正下方，因此发掘费用昂贵，也许已经沉入海平面之下，古城的一部分早已被地中海淹没。

[5] 英文作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venty ，希腊文作hermeneia kata tous hebdomekonta ，拉丁文作Interpretatio Septuaginta 。这个故事原是以一封信为根据，信上载明由名叫阿里斯提亚斯（Aristeas）的人写于1世纪。1684年，牛津的豪迪（Hody）证实这封信是假造的。

[6] 俄赛里斯是古埃及的主神之一，伊西斯是俄赛里斯的胞妹兼夫人。

第八章 书籍

图书馆与学者

除戏剧之外，我们在大希腊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发现了同一现象——希腊文明不是被毁而是扩散了。雅典正在死亡，除锡拉库萨以外，西方的希腊殖民地都处在衰微中，但埃及与东方的希腊城市已达到其物质与文化的最高峰。波利比奥斯是个经验丰富、史学知识广博与判断审慎的人，曾于公元前148年左右写道：“如今是艺术与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其语调十分熟悉。希腊语言已成为一种共同语言。经由此种语言的传播，文化上的统一现在是建立了，而且在地中海东部还会继续保持约1000年之久。在这些新王国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学习希腊文，以作为外交、文学及科学的工具。一卷以希腊文写成的书可为埃及或近东任何受过教育的非希腊人所了解。当时的人将这个“有人住的世界”（oikoumene ，inhabited world）看成是属于同一种文明，而且发展了四海一家的景况，这与高傲而狭窄的城邦国家主义相比，虽没有那样富于刺激性，却聪明得多了。

数以千计的作家为这群大为增加的读者，写了上万卷的书籍。我们知道大希腊作家1100人的姓名，而不知其名的更是不计其数。此时已发展出一种草书，以使书写便利。的确，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4世纪即有速记方法，“某些母音及子音可用位置不同的一撇加以表示”。在托勒密六世之前，书卷一直是写在埃及纸草上的。但这位托勒密国王希望阻止帕加马图书馆的扩大，于是禁止草纸从埃及出口。欧迈尼斯二世的对策是鼓励经过处理的羊皮及小牛皮的大量生产，这两种皮在东方原是久已供书写之用的。不久，帕加马羊皮纸便与草纸不相上下，成为通信及文学的工具了。

书卷既已增加到这样的数量，图书馆就成为一种必要。以往图书馆都是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有权势者的奢侈品，但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显然是最早用于大量收藏私人收集品的。其中一部分是他从柏拉图的继承者斯珀西波斯手中以相当于1.8万美元的货币购得的，从这项事实，我们便可猜测其全部藏书的数量与价值了。亚里士多德将他的书遗赠给提奥夫拉斯图斯，此人再遗赠给内留斯，内留斯把这批书带到小亚细亚的塞卜西斯埋藏起来，据说是为了逃避帕加马国王对文学的贪心。这些书经过损坏性的埋藏几达一个世纪之后，约于公元前100年由雅典的哲学家忒俄斯人阿佩利孔（Apellicon）购得。他发现其中许多章节已被潮湿腐蚀，便抄写了新本，并尽其才智所及将空缺的部分补上。今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并非历史上最能勾心夺魄的哲学家，其故即在此。西拉（Sylla）攻占雅典时（公元前86年），夺取了阿佩利孔的藏书，将之运往罗马。在那里，罗得斯的学者安得罗尼库斯又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重新加以整理，而后公布——这件事情在罗马思想史中富有刺激作用，几乎与后来在中世纪哲学的醒觉中亚里士多德重被发现时的作用一样。

这批藏书所历之险使人想到：托勒密王朝由于建立及维持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对文学实有极大的贡献。托勒密一世开始建造此馆，托勒密二世继续予以完成，并在塞尔皮斯郊区圣殿增设了一座较小的图书馆。托勒密二世统治的末期，藏书数量达到53.2万卷——这大约等于现在的10万册。有一段时期，藏书的增加在埃及国王的爱好中曾与争取权力的策略平分秋色。托勒密三世曾下令凡属带到亚历山大城的每一卷书，皆应存入图书馆，由图书馆制备抄本发给原书主人，而图书馆则保存原本。这位专制君主曾向雅典借阅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及欧里庇得斯的手写本，并缴付相当于9万美元的现款作为押金。他把原本留下，把抄本送回去，并通知雅典没收他的押金以作为罚款。此时想得到古书的野心成为普遍的风气，以致出现一批人，专事将新手稿染色及污损以冒充古物，去卖给原本收藏家。

不久，这个图书馆在重要性与兴趣方面皆高出博物馆的其他部分。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是国王的最高赏赐之一，而且兼有教导王储的责任。历任图书馆长的姓名现仍保存于不同的手本中，只是内容稍有出入。最近的一份名单列有前6任馆长：艾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us）、罗得斯的阿波罗尼奥斯、昔兰尼的厄拉多塞、亚历山大城的阿波罗尼奥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及萨莫色雷斯的阿利斯塔克。他们来历不同，正说明大希腊文化的统一。与此6人同样重要的，是诗人兼学者的凯利马科斯。他曾将全部藏书分类，写成长达120卷的目录。可以想见当时必有大批抄写人员——大概是奴隶——誊缮珍贵原本的复制本，而一群学者则将这些资料分成不同的类别。这些学者之中有人撰写文学或科学各分支的历史，有人编纂各种杰作的最后定稿本，其他的人则在书上加撰注释，以方便门外汉及后世读者的了解。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曾以大写字母及标点符号去隔开古代写作中的子句，从而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革命。他还发明了使我们今日阅读希腊文时深感麻烦的重音。由泽诺多托斯开始，阿里斯托芬推进，阿利斯塔克最终完成了《伊利亚特》及《奥德赛》的校订工作，编成了现有的版本，并对意义不明的部分加以精辟的注释。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这座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其中的学者，已使亚历山大城在哲学以外的每一方面皆成为希腊世界的“智慧之都”。

大希腊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有图书馆，这是毫无疑问的。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曾在艾菲索斯掘出一座华丽的市立图书馆的遗迹，而我们也听说在小西庇阿毁灭迦太基之时，曾有一座大图书馆被焚。但唯一堪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比的，是帕加马图书馆。这个短暂王国的几代国王对托勒密王朝的文化事业异常羡慕。公元前196年，欧迈尼斯二世建立了帕加马图书馆，并邀请一些希腊最有名气的学者来此工作，其藏书数量迅速增加。当安东尼将这批藏书赠给埃及王后克娄巴特拉以补充亚历山大图书馆于公元前48年在埃及反抗恺撒的叛乱中被焚的一部分图书时，其数量约为20万卷。因为这座图书馆以及几代阿特拉斯国王对纯正希腊风格的爱好，帕加马在大希腊时代末期竟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很多学者认为凡非来自古典时期的文字皆不纯净。正是这些古典学派的热心，才为我们保存了纯正希腊散文的杰作。

最重要的，大希腊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时代。写作不再是一种奉献，而是一种职业，并产生了许多派系与团体，其对天才的评价各有不同。诗人开始为诗人写作，因而变得不自然。学者开始为学者写作，因而变得沉闷。思虑深远的人觉得希腊的创造灵感已近于枯竭，也体会到他们所能提供最耐久的服务，就是收集、保存、编纂及解释较豪放时代的文学成就。他们按一切形式建立了对原文字句及文学的批评方法。他们试图从大量存稿中挑选最佳作品，并指导别人阅读。他们列举了“最佳书”“四大英雄诗人”“九大历史学家”“十大抒情诗人”“十大雄辩家”等。他们撰写了大作家与大科学家的传记，也收集、保存了现有关于这些人物的片段资料。他们编写了历史、文学、戏剧、科学及哲学等的纲要。在这种“求知捷径”中，有些曾有助于保存他们所摘述的原作，有些则取代了或无意中湮没了那些原作。大希腊学者眼见纯正的希腊语因受东方语言的影响而退化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洋泾浜”（Pidgin）希腊语，很觉痛心，便编写了字典与文法。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像后世的法兰西学院一样，发出了关于古代语言正确用法的布告。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博学而有耐心的“蚂蚁似的刻苦奋斗”，即令这些现已传给我们仅可代表残缺不全的希腊遗产的“珍贵点滴”，必已被2000年来的战争、革命及灾祸毁灭了。

犹太人的书籍

犹太人在这一时代的一切混乱中，始终保持了对学术的传统爱好，其产生该时代传世的文学佳作，实超过其应尽之分。基督教《圣经》中最好的部分，有些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公元前3世纪末，一位犹太诗人写成了可爱的《雅歌》（Song of Songs ），其中包含从萨福至特奥克里托斯一切希腊诗作者的技巧，但也有在当代任何希腊作品中所不能找到的东西——想象力的浓烈、情感的深刻以及一种强大得足够包容爱的躯壳与灵魂，且足够使肉体转变为灵性的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大希腊犹太人一部分在耶路撒冷，大部分在亚历山大城，另一部分在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城市，以希伯来语、亚兰语（Aramaic）或希腊语写成《传道书》、《但以理书》、一部分《箴言》与《诗篇》以及大多数较伟大的《经外书》（Apocrypha ，也译作《伪经》）。他们也写作了《编年史》等史书，《以斯帖》（Esther ）与《朱迪丝》（Judith ）等小说，以及像《多比传》（the Book of Tobit ）那样的家庭生活即景诗。学者将希伯来文字从古老的亚述形改成叙利亚的方形，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因为大多数犹太人讲亚兰语而不讲希伯来语，学者便以简短的亚兰文意译本（Aramaic Targums）来解释经典。他们设有学校以研读《律法》（Torah ），并对成长中的少年说明道德规则。这种说明、注解及例证，一代一代由老师传给学生，提供了犹太教法典《塔木德》（Talmud ）的大部分资料。

公元前3世纪末，大议院（the Great Assembly）的学者已完成古文学的编辑工作，结束了《旧约》经文的收集过程。他们认为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神授灵感也已停止。结果使当时许多充满智慧与美的作品失去了被编为神授作品的机会，不幸落入《经外书》的目录中 [1] 。《埃斯德拉斯二书》（the Two Books of Esdras ）文笔之优美也许部分得力于英王詹姆士（King James）的翻译人员，但故事本身也十分感人，书中描写埃斯德拉斯要求天使尤利尔（Uriel）解释为何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而以色列人沦为奴隶。天使以有力的比喻与简单的言语回答说：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经外传道书》（Ecclesiasticus ）的序言说明该书是公元前132年完成的希腊文译本，原作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乔舒亚·本·西拉克（Joshua ben Sirach）是一位学者兼实干家。他曾旅行各地，广见博识，便决心定居下来，把家当作学校，将关于生命智慧的这些短篇论著传授给学生。他斥责放弃他们的信仰以求在异教世界中显露头角的犹太富人，他警告青年对随处都在等候他们的妓女要严加防备，他提供《律法》以作为避免世界上各种罪恶与陷阱的最佳指导。他不像虔信教派，他赞美无害的娱乐，也反对那些认为一切疾病来自上帝、仅能由上帝医治、因而摒弃医药的神秘主义者。这本书充满了警句，其中最有名的是将棍子与孩子连在一起的话。勒南（Renan）说：“他受过的鞭挞，必然不可胜数。”这是一本高贵的书，比《传道书》更为明智，也更仁厚。

在《经外传道书》第24章里，我们读到“智慧是上帝最初的产物，从世界开始时就创造好了”。在这里以及在《箴言》第1章中，都表现出早期希伯来式逻各斯的教义——说智慧是中间创造者，受命于上帝来创造这个世界。这种将智慧实验化而赋以人格的思想，在公元前1世纪变成了犹太神学中一个有力的观念。与这种观念同时流行的，是个人不朽的概念。在公元前170到前66年间，显然是在巴勒斯坦由几位作家写成的《以诺克书》中，天堂的希望变成一种迫切的需要。除非怀抱此种希望，否则，邪恶势力即行抬头，而虔敬与忠实的人反遭不幸，便无法忍受了。若无此种希望，生命及历史似乎是撒旦的杰作，而非由上帝创造。救世主将来到世上建立天堂的王国，并将对有德行的人在其死后报以永恒的快乐。

在《但以理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安条克四世时代的恐怖情形。在约公元前166年，忠实的犹太人因其信仰而被处死，而强大的敌人正在进攻马卡比党徒，很可能是一个虔信教派的人描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时代但以理的受难经过及其预言，以重新燃起人民的勇气。当时此书的手抄本在犹太人中间秘密流传。据书中所说，这是370年前一位先知的作品，他所受的考验远甚于安条克四世统治下的犹太人，但仍得到胜利，并曾预言他的种族也将同样获胜。又说有德行而忠实的人即使在今世遭遇不如意的命运，也会在最后审判时得到报偿，主会迎接他们进入永远快乐的天堂，并将迫害他们的人投入永恒的地狱。

总而言之，现存这一时期的犹太人作品，可说是一种神秘的与想象的教训、启发与安慰的文学。对早期的犹太人而言，生命本身已难忍受，宗教并非逃避现世，而是借信心的诗歌将伦理予以戏剧化。一位强有力的上帝统治并监视万物，将在现世赏善罚恶。这种信心曾因犹太人在巴比伦被囚而动摇，后由神殿的恢复而重新建立，但在安条克的威胁之下，这种信心又濒于崩溃。此时悲观主义流行，而犹太人在希腊人的作品中发现对生命的不公正与悲剧有最感人的揭露。同时，犹太人接触了波斯人天堂地狱的概念，以及善恶斗争中善者最终获胜的思想，使他们摆脱了绝望的哲学。也许从埃及传给亚历山大城的个人生命不灭的概念，以及那些使希腊神话富有生气的想法，共同对希腊与罗马时期的犹太人灌注了一种安慰的希望，使他们能坚韧不拔地度过其神殿与国家所经历的一切艰辛。赏赐与惩罚的观念从这些犹太人、埃及人、希腊人与波斯人传下来，汇入一种新而更强的信仰，并帮助它赢得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

米南德

戏剧在这个时代与其他艺术一样，曾达到空前的繁荣。每一座城市，甚至是每一座三等城镇，皆有戏院。演员比以往组织得好些，且到处受人欢迎，享受着很高的报酬，其生活具有不受当时伦理约束的特性。戏剧家继续写作悲剧，但不知是事出偶然，或因兴味关系，这些剧本皆已失传。大希腊时代的雅典人也像现代人一样，喜爱轻松愉快、不伤脑筋、热情奔放而有欢乐结局的新喜剧。这些作品也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不过我们有从普劳图斯与泰伦斯所剽窃的作品中找到令人泄气的样本，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完全是大希腊喜剧的翻译或改编。以往曾激起阿里斯托芬热忱的对国家与灵魂的高度关切，在新喜剧中已被认为危害文学生命过甚而遭舍弃。主题通常是家庭或私人的事，描写使女人失于放荡及男人仍然同意结婚的种种曲折经过。爱情开始受到重视而成为戏剧中的主要题材，成千不幸的少女走过舞台，但最后皆得到荣誉与婚姻。古时崇拜阳具的服装与猥亵题材已被舍弃，但故事环绕女主角的童贞兜着狭小的圈子。道德在剧情中所占的分量很少。演员都戴面具，而面具的数目有限，喜剧家便围着几个常备角色编织韵致且错综的剧情，但观众通常总是乐于辨认这些角色——残酷的父亲、仁慈的老人、放浪的儿子、被误认为贫家姑娘的女继承人、吹牛的军人、聪明的奴隶、谄媚者、寄生虫、医生、祭师、哲学家、厨子、妓女、媒婆及妓院老板。

在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这种社会风情喜剧的大师是弗莱蒙与米南德。弗莱蒙的作品没有留存下来，只有他曾享盛名的记载。较之米南德，雅典人更喜欢弗莱蒙，也给他较多的奖金。但弗莱蒙也把如何组织一批捧场人的技术带到了极高妙的境地，后来的人未受金钱播弄，一反前人的判断，将桂冠给了米南德的尸骨。这位雅典的“康格里夫”（Congreve） [2] 是多产戏剧家图里人阿勒克西斯的侄儿、狄奥佛拉斯塔的学生、伊壁鸠鲁的朋友，他从他们那里学得戏剧、哲学及镇定的诀窍。他几乎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他英俊、富有，以平静与理解的心态去默察人生，并像君子一样乐其所乐。他是一个爱情不专的人，但为报偿格里塞拉对他的忠诚，曾使她名垂不朽。托勒密一世邀请他到亚历山大城，他让弗莱蒙代他前往，并且说：“弗莱蒙没有格里塞拉。”格里塞拉原已吃过很多苦头，现因胜过国王而欣喜。从此以后，米南德便忠实地与她同居，直到他52岁时在比雷埃夫斯游泳因脚抽筋溺毙为止（公元前292年）。

他的第一个剧本仿佛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好是在亚历山大逝世后的第二年出现。此后他写过104本喜剧，其中8本得到头奖。留存下来的约4000行，都是些断简残篇。唯有1905年在埃及发现的一张草纸是例外，其中含有《埃比特瑞庞底斯》全文的一半。此项发现曾使米南德的声誉降低。我们不应该抱怨这些戏剧的主题就像希腊的雕刻、建筑、陶器一样单调，我们必须知道希腊人判断一篇作品，不是根据故事内容（那是小孩子的标准），而是根据叙述故事的方式。希腊人欣赏米南德，是由于其简洁的体裁、凝集于其才智中的哲学及其对普通场面描绘的逼真。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曾问道：“啊，米南德！啊！生命！到底是谁在模仿谁呀？”依米南德的看法，在一个已被军人控制的世界里，已没有什么东西留下，只能以旷达而出世的旁观者身份去欣赏人间万象。他注意到女人的注重虚荣与优柔寡断；但他承认，一般而言，妻子是令人幸福的。《埃比特瑞庞底斯》中有一部分的关键在于摒弃双重标准。当然，这出戏是关于一个有德行的妓女，拒绝了她所爱的人，以使他能受人尊敬地娶得有利可图的妻子。有些短句现已成为格言，例如：“滥交是败坏善行”（曾由圣保罗引述），“良心使最勇敢的人变成懦夫”。有人认为泰伦斯的名句原是米南德的手笔：“我是人，对任何合乎人性的事都不陌生。”偶尔我们也读到一些洞察事物的妙语，例如：“一切死亡皆由于本身的腐败。所有的伤害皆起自内部。”或如下列预示他自己早死的代表性诗句。

神所爱者不寿；

有福之人心境悠闲，

欣赏过日、星、海、火的庄严景象，

回到家去，胸怀平静无伤。

寿命容有短长，

但显然可见的是：帕米诺——

你永远不会再见到比这更美的排场；

稍事逗留，亦属无妨；

如剧场中观象，如婚礼中贺客；

回程愈速，休息愈得平安。

此际未尝缺乏之苦，无仇无怨；

有需要时，体力犹强；

应趁早归还。

别学他流连忘返，

累于年岁，晕厥道旁。

生命既长，

郁闷的激怒树敌多方，

群来相烦。

死亡久相待，疾病纠缠终不免，好凄凉。

特奥克里托斯

当弗莱蒙去世时（公元前262年），希腊喜剧及大部分希腊文学也随之而去。剧场仍然繁荣发展，但已不再创作被时间或学者认为值得保存的佳作了。旧喜剧——主要是米南德与弗莱蒙的作品——重复上演，压倒了原创的剧本。公元前3世纪末，那种曾产生新喜剧的轻松愉快的社会精神消失了，在雅典代之而起的是各派哲学家认真的心态。其他城市，尤其是亚历山大城，虽曾试着移植戏剧的艺术，但未成功。

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及其所吸引的学者确立了亚历山大城文学的风格。书必须迎合当时那些博学、长于批评、懂得科学与历史的读者。甚至诗歌也变成博识的，并借难解的讽喻及微妙的修辞以掩饰其想象力的贫乏。凯利马科斯为已死的神写出死板的圣歌、风行一时的讽刺诗、《贝瑞尼丝之锁》（The Lock of Berenice ）之类的赞颂，以及关于《起源》（Aitia ）的说教诗，其中含有很多地理、神话与历史等学问及文学上最早的爱情故事之一。这个故事的男主角阿孔蒂乌斯（Acontius）英俊得难以置信，女主角西底波（Cydippe）美丽得无可复加。他们一见钟情，但被爱钱的父母反对，于是扬言要双双自杀，又因失望而奄奄一息，最后以婚姻结束了这段罗曼史。这是从此以后，无数的诗人与小说家写过，未来还有无数的人去写的一个故事。但必须再加说明的是，凯利马科斯在其一首讽刺诗中曾回到更为正统的希腊情趣：

德莫克雷！

美酒娈童非长有，

畅饮尽欢趁今夕。

在他那个世纪中，他唯一的敌人是他的学生罗得斯人阿波罗尼奥斯。这个学生曾盗取老师的诗句，在托勒密国王面前献宠，两人因此发生口角与笔战，阿波罗尼奥斯于是返回罗得斯。在崇尚简洁的时代，阿波罗尼奥斯居然证明了他的勇气，写出一篇很过得去的史诗《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 ）。但凯利马科斯以一句短嘲诗将它勾销了——“大卷的书是大罪恶”——此中真理，读者当可在手边找到实例。最后阿波罗尼奥斯仍获酬赏，他受命荣任久已垂涎的图书馆长，并说服了同时代的人去读他的史诗。那篇史诗至今犹存，其中含有关于美狄亚的爱的心理研究，非常出色，只是对现代教育并无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3]

田园诗的兴起几乎反映着都市文明的发展。早先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很少谈到乡村之美，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农场上或其附近住过，知道乡村生活的宁静美，也知道其中寂寞的艰辛味。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无疑也像现在一样炎热而满布尘土，城里的希腊人自然不免以理想化的怀念去回顾故乡的山丘与田野。大城市正是孕育农村风味诗体的地方。在约公元前276年，一个很有自信心、以悦耳的特奥克里托斯为名字的青年来到这里。他生于西西里，在科斯住过几年，曾返回锡拉库萨去寻求希伦二世的保护而未成功，但他对西西里之美，其山脉与花卉，其海岸与港湾，从未忘怀。他迁居亚历山大城后，写了一篇对托勒密二世的颂词，赢得朝廷一时的恩宠。他似乎有几年生活于王族与学术圈中，而他那旋律美妙的关于乡村生活的写景诗，使他在首都世故人士间很有名望。他的《帕西诺亚》（Praxinoa ）描写了亚历山大城中街道可怕的拥挤：

啊，天哪，好密集的人丛！

我们如何挤过而长往，或需时多久，我真不能想象。

一堆蝼蚁，岂可比拟这扰攘的情况？

高尔根，吾爱，你看！

我们该怎样办？

皇家骑兵队，幸勿撞倒我俩！

尤诺亚，请让一下！

一个具有诗人气质与西西里回忆的人，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快乐？他为了面包而赞美国王，但以其故岛或科斯的幻景去保有自己的精神。他对牧人的单纯生活——缓步跟随安静的牲畜，踱过绿草如茵的长坡，俯瞰阳光荡漾的海面——不胜羡慕。他在此种心情之下，完成了关于乡景浮雕或富有诗意故事的即景诗 [4] ，他给予此种诗体名称以流传至今的含义。特奥克里托斯遗留下来的作品共32首，其中只有10首是田园诗，但这10首诗已在其全部作品的总名称上盖了“半乡村诗”的戳记。大自然终于不仅以女神的身份，并以地球上活生生的可爱的种种景象的身份，走进了希腊文学。在此之前，希腊文学从未将万物同源的秘密表达得如此恳切，而以人类对岩石、溪流、湖海、土壤及天空的感谢与亲爱之情扣人心弦。

但另一主题更深入特奥克里托斯的内心——浪漫的爱情。他仍是希腊人，他曾写过两首抒情诗（第12和第29首）以及歌颂同性恋的友谊，并以生动的情感叙述赫拉克勒斯与希拉斯的故事（第13首）——这个巨人“曾抵抗狮子的凶猛，却爱上了一个少年，像父亲一般教他一切，使他可以长成善良而优秀的男子。无分昼夜晨昏，他都不愿离开这个后生，继续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他的身心，好让他在重大功业上成为得力的股肱”。另一首更有名的牧歌（第1首），复述斯特西克鲁斯（Stesichorus）所写关于西西里牧羊人达佛尼斯的故事。这位牧羊人善于吹笛与唱歌，因而传奇故事把他说成牧歌（bucolic poetry）的创始人。达佛尼斯注视着他的畜群，深羡它们热情的游戏。当他初生胡须时，为一仙女所爱而选为配偶。但仙女要他发誓不爱其他女人，以作为她所予恩宠的代价。达佛尼斯曾力践誓言，不料后来有一国王的女儿迷恋他的年轻，竟在田野中献身于他。爱神阿佛洛狄忒看见了这件事情，便为她那仙女同伴复仇，使达佛尼斯陷入单恋而日益消瘦。他临死前以一首歌将他的笛遗赠给牧羊神潘，叙述者又加上动人的叠句：

“主公，请来；

取此佳笛，奉请收存。

笛身涂蜡蜜音在；

笛口缠线尚如新。

爱情方相逼，即将拉我坠入死之城。”

缪斯诸女神，断念，断念，牧歌声。

“现在请让

蓟、茨花齐放，

全是紫罗兰；

淡白的水仙开在杜松枝上；

因为达佛尼斯将逝，

请让一切事物皆错乱；

松树结梨实，牡鹿追猎犬；

小山之上，

枭尖叫，压倒夜莺啼唱。”

缪斯诸女神，断念，断念，牧歌声。

他如是说完——便寂然无语。

阿佛洛狄忒有心宽恕；

但命运三女神已将他的生机绞住。

达佛尼斯顺流而下，

那为缪斯诸女神所喜、为仙女所爱的人头，

竟被一股漩涡卷去。

缪斯诸女神，断念，断念，牧歌声。

第2首即景诗继续以爱情为主题，但语气更为热烈。锡拉库萨的少女西美萨被德尔菲斯诱奸，复遭遗弃，希望以咒语去重获他的爱情，如果失败，便计划将他毒死。她立于众星之下，对月神塞勒涅倾诉她看见德尔菲斯与其同伴偕行时妒火中烧的心情：

在利康寓所近旁的路上，

刚好走了一半，

瞥见德尔菲斯与欧丹尼帕并肩相向：

显示着刚从角力的高尚运动归来。

两少年的颊与颔，比正在变黄的常春藤还漂亮，

呀，塞勒涅啊，他们的胸膛比您更灿烂。

塞勒涅女神，试想我的爱情，试想它何以这样。

我见他们相好，怒气填膺，妒焰腾襟，

焚烧了这颗失恋心！使我容光受损。

我不复注视那走过的壮汉，也不知怎样回到我的园庭，

因为有些残毒的念头，及烘烤般的疾病，磨折了我的身心。

十天躺在床上，十夜痛苦呻吟。

塞勒涅女神，试想我的爱，试想它何以等于零。

我肌肤色泽常枯，黄同槁木，

呀，头发脱落，

全失昔时妍好，只剩下皮与骨。

我岂不曾央求那念爱情咒语的老妇，

岂不曾走遍她所指点的道路？

仍未找得安慰，而时光飞逝益速。

塞勒涅女神，试想我的爱情，试想它何以失误。

第3首即景诗介绍的是仙女阿玛瑞丽丝（Amaryllis）及其远不可及的魅力，第4首介绍的是牧羊人科里登（Corydon），第7首介绍的是一个颇富诗意的牧羊人里西达斯（Lycidas）——这些人名后来曾被自维吉尔到丁尼生数以千计的诗人所召唤。这些乡村人物都被理想化了，他们说着最优美的希腊文，每一个人都能唱出比荷马的作品更为可爱的六韵诗。不过当我们沉迷于其歌曲哀诉的韵律时，我们能够将他们那种难以相信的天赋视为可容忍的习惯。特奥克里托斯曾以他们身上外衣的气味及偶尔淫猥的思想来弥补真实性，一种活泼的幽默气氛为他们的情感增添了趣味，也使他们成为男人。总而言之，这是欧里庇得斯之后最好的希腊诗歌，也是现存唯一有生气的大希腊韵文。

波利比奥斯

大希腊时期只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散文作品。当时新创的体裁有假想的对话、短论及百科全书，也有人继续以前的传统，撰写简短而生动的传记，在罗马时期的希腊文学中，应当加上布道词与小说。演说已是垂死的体裁，因为它依靠的是政治的竞赛、普通的诉讼及说话的民主权利。书札成为通信与文学的主要传达工具，此时即已建立在西塞罗作品中所见的尺牍体式及语法，甚至还有我们祖父辈认为很亲切的开端：“希望此信寄达时，尊体健康，正如其寄出时贱躯的无恙。”

历史学十分发达，托勒密一世、阿哈伊亚的阿拉托斯、伊庇鲁斯的皮拉斯，皆曾写过战役回忆录，奠定了在恺撒时达到巅峰的传统。埃及的祭司长曼内托曾以希腊文写成《埃及年表》（Aigyptiaka 或Annals of Egypt ），多少带些武断地将许多法老纳入历代诸王朝，而一直沿用至今。查尔德安斯（Chaldeans）的祭司长贝罗苏斯（Berosus）献给安条克一世一部根据楔形文字的记录所写成的《巴比伦史》。塞琉古一世派往孔雀王朝的使臣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于约公元前300年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曾震撼整个希腊世界，其中一段写道：“婆罗门中有一派哲学家……认为上帝就是道（the Word），他们认为道不是清楚的语言，而是理性的显现。”这又是日后给基督教神学极大影响的逻各斯的教义。陶尔米纳人第玛库斯（Timacus）被阿伽索克利斯逐出西西里后（公元前317年），便广游西班牙与高卢，然后定居雅典，写成一部西西里及西方的历史著作。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很想在其著述中包罗一切事物，以致其竞争者称他为“拾破烂的老头”。他努力写成一部正确的编年史，并偶然想到以奥林匹克会期作为纪年的方法。他严厉批评史学前辈，但他幸而早死，没有见到波利比奥斯对他的猛烈攻击。

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也是唯一可以与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三足鼎立的人物，他出生于阿卡狄亚的莫加波利斯（Mogalopolis，公元前208年）。他的父亲里科杜斯（Lycortus）是阿哈伊亚联盟领导人之一，公元前189年曾任驻罗马的大使，公元前184年当选为联盟统帅。波利比奥斯生长于政治气氛中，在菲洛波门的训练下成为军人，在小亚细亚参加过罗马对抗高卢人的战役。他父亲任驻埃及大使（公元前181年）时，他曾随往。公元前169年，他受命担任阿哈伊亚联盟的骑兵指挥官。他的知名度使他付出代价：罗马为惩罚阿哈伊亚联盟支持珀尔修斯对抗罗马人的举动，曾将阿哈伊亚的1000名重要人员带往罗马当作人质，波利比奥斯便在其中（公元前167年）。他遭放逐达16年之久，据他自己说，有时甚至“精神全失而心灵麻痹”。但小西庇阿与他友善，把他引入由罗马知识分子组成的西庇阿集团。当罗马元老院决定将放逐者分散遣往意大利各地时，小西庇阿又说服了元老院让波利比奥斯留在罗马与自己同住。波利比奥斯陪着小西庇阿参加过许多战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意见，为小西庇阿探察过西班牙及非洲的海岸。当罗马人焚烧迦太基时，他站在小西庇阿的身边（公元前146年）。他于公元前151年获得自由，公元前149年被任为罗马的代表，前往希腊去安排诸城邦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临时条约（modus vivendi ）。他必然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因为许多城市曾立碑纪念他——虽然没有人能断定人类何时学会了感激。他整整奔波了60年以后隐退下来，写了《战术论》（Treatise on Tactics ）、《菲洛波门的一生》（Life of Philopoemen ）以及大量《史书》（Histories ）。他82岁时，于打猎归途中坠马，死得像个绅士。

以往没有一个人曾以更广博的教育、旅行与经验等为背景来写历史。波利比奥斯的作品是大规模地构想的，所叙述的不仅是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146年之间的希腊故事，而是这段时期的“世界”——地中海诸国——的历史。他说：“这是我提出的计划，但全赖命运给我够长的生命去执行它。”他正确地感觉到，在他所写的这个时代里，政治历史的中心是在罗马，便以罗马作为焦点来连贯全书所记述的事件，并带着外交官的好奇心研究罗马人得以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方法。他非常崇拜罗马人，因为他曾目睹他们的顶峰时期，而他所认识的罗马人主要是西庇阿集团中的优秀分子。他认识到罗马人的特质正是希腊人在性格及政府方面所极端缺乏的。他自己是贵族，又与贵族为友，对希腊民主政治晚期的暴民统治毫无好感。在他看来，政治历史不过是君主政制或独裁政制、贵族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再回到君主政制的重复循环。避免这种循环的最好方法，就是莱喀古斯或罗马那样的“混合政体”——由少数有公民权的公民选举自己的长官，再由贵族组成持续存在的元老院加以监督。这部书便是根据这样的观念写成。

波利比奥斯是“史学家中的史学家”，他对方法与题材同样感兴趣。他喜欢谈论他的关于过程的计划，每有机会就以哲学家的态度去研究。就人力方面而言，他说自己的条件比较理想。他坚持写历史的人必须目睹所描述的事物，或与目睹的人直接商谈。他指责第迈欧斯依赖耳闻而非目见，并引以为荣地讲到他自己为搜集资料、文件及地理上的真实性所作的多次旅行。他还提醒我们：他从西班牙回到意大利的途中，经过汉尼拔所走过的同一隘道去翻越阿尔卑斯山，又亲临意大利的西南端以解读汉尼拔在布鲁修姆所留下的碑铭。他说要尽“此书的规模及其完备的处理”所容许，力求精确。最后他成功了，就我们所知，除修昔底德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希腊史学家可望其项背。他认为史学家也必须是事务家，必须亲身经历政治、权谋及战争的过程。他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他戳穿外交家道义的言词以显出政策上的真实动机。使他感觉有趣的，是观察到无论个人或大众都非常容易受骗，甚至多次重复地被同一手法所欺骗。后世的马基雅维利曾以颇享臭名的预言说：“善与利极少相合，能使两者互相适应而配合的人也极少。”波利比奥斯也许正是极少的人之一。他接受了斯多葛学派的天命神学，但他只是可怜当时流行的诸教派，对超自然干涉的故事则一笑置之。他承认机会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伟人偶尔产生的作用。但他决意把确定的但往往与人无涉的因果关系显露出来，使历史成为了解世事的明鉴，以照明现在与未来。他说：“没有别的东西比关于往事的知识更便于作为纠正行为的借鉴。”“对于准备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最好的教育与训练就是研读历史。”“唯有历史使我们对于无论何种危机或局势都能有成熟的判断与正确的看法，而不必陷入实际的危险。”他认为治史的最佳方法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将各部分的故事组织成完整的生命史。他说：“在我看来，凡是相信由于研读片断的历史就能对历史全貌获有正确认识的人，无异看了动物的肢解部分之后，就自以为亲眼见过那动物活着时的全部动态和风度。”

波利比奥斯将他的《史书》分为40部，现仅存5部，幸而摘要的专家保存了其余诸部的主要片断。极为可惜的是，他这种伟大构想在执行上竟遭受下列诸因素的破坏：衰退了的希腊文；其他史学家恶毒的批评；几乎完全注重权谋与战争的偏见；叙事使用荒唐的奥林匹克会期区分法；按每四年一段的跨度，记述地中海诸国的历史，因而发生令人生气的离题及难于索解的混乱。例如，在汉尼拔入侵的故事中，波利比奥斯也达到戏剧化与雄辩的效果，但他强烈地反对其前辈华丽的辞藻，宁可以行文呆板为荣。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从来没有人读完他的作品。”世界几乎把他忘了。但历史学家仍将继续研究他，因为他是历史学最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因为他敢于采取广大的视角去写“世界史”，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懂得：纯粹的事实若未经判释，则毫无价值。过去若不能作为我们现在的根源及启发，则毫无意义。

注释

[1] 《经外书》（Apocrypha一词直译应为“隐藏”——hidden），是被认为未经神授而摒弃于犹太教《旧约》之外的作品，但已列入罗马天主教拉丁文《圣经》——这便是圣耶柔米（St. Jerome）从《圣经》的希伯来文及希腊文原本所译成的拉丁文本。主要的《经外书》计有《经外传道书》、《埃斯德拉斯二书》（I II Esdras ）、《马卡比二书》（I II Maccabees ）。启示录是自命为含有神的启示预言的作品，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开始出现，一直继续到基督纪元时代。有些启示录如《以诺克书》（Book of Enoch ）被视为经外书，《启示录》（the Book of Revelation ）则被视为正经。

[2] 此指英国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年）。

[3] 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其所写《埃涅阿斯纪》中，有时在形式上，有时在实质上，成行抄录此诗。

[4] idyl一词希腊文为eidyllion ，原意为“小画”（little picture）。

第九章 传播期的艺术

杂录

希腊文明的衰败以在艺术方面的迟延为最久。在这方面，不仅就产量的丰富来说，甚至就作品的创造性来说，大希腊时期皆可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相比。次要的艺术当然未曾退化。技术娴熟的木匠、牙雕匠、金匠及银匠，散布到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宝石的雕琢与钱币的铸造已达到最完美的地步。在东方，远至巴克特利亚的大希腊国王也在钱币上大量使用艺术。在西方，希伦二世的德拉克马可称为古钱币史上最好的硬币。亚历山大城闻名于世界的，有其金匠与银匠的技艺，可与诗人的无瑕风格媲美；有其可爱的浮雕，刻成彩色浮雕的宝石或贝壳；有其蓝色或绿色的彩色瓷器，巧为加釉的陶器及设计精美并具备多种颜色的玻璃。现存的《波特兰花瓶》（The Portland Vase ） [1] 极可能是亚力山大城的产品，显示这一艺术的最佳境界：蓝色玻璃的瓶身上蒙着一层乳白色玻璃，其中刻有文雅的图案，这好像是古代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英国陶瓷家）的杰作。

音乐在各个阶层都很盛行。音阶及调子变得文雅而新奇，和声中夹杂着短暂的不和谐音，乐器与乐曲也趋于复杂。约公元前240年，老式的“牧羊神笛”（pipes of Pan）已在亚历山大城中扩大成为铜笛的一个组件；公元前175年，克特西比乌斯将这种乐器改良为借水与空气共同操作的风琴，使弹奏者可控制巨大的声波。我们不知道它的结构如何，但会看出它在罗马时代迅速发展成基督教时期和现代的风琴。这时的希腊人已将多种不同的乐器组成管弦乐，在亚历山大城、雅典及锡拉库萨的剧场中，曾有纯乐器的半交响乐演奏，有时分为5个乐章。职业的演奏家很受重视，而且享受与高薪相称的社会地位。约公元前318年，塔拉斯人亚里士多塞诺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写了一篇《和声学》（Harmonics ）的短篇论文，后来变成乐理的古典教本。亚里士多塞诺斯是个很严肃的人，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不喜欢当时的音乐。阿特纳奥斯曾代表他说过几句话，许多代以后的人仍然听得到：“因为剧院已经野蛮化，因为音乐业已完全被毁坏且变得粗俗，我们少数人将与众隔绝，回想音乐的原有风味。”

大希腊时期的建筑未能给我们留下印象，因为时间已将那些建筑物不分青红皂白地夷平了。然而从文学及古迹中，我们知道希腊的建筑艺术曾传播到东起巴克特利亚、西至西班牙的区域。希腊与东方相互的影响带来了形式的混合：柱廊及额椽传入亚洲，拱门、圆顶及穹顶传到了西方，甚至像德罗斯那样古老的希腊城市也建造了埃及式及波斯式的柱头。多利安式似乎太严肃、太死板，不适合这一喜爱精雅与装饰的时代。这种式样陆续被各城市废弃，而华丽的科林斯式则发展到最卓越的地步。艺术以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及哲学同样的步调，脱离了宗教而趋于世俗化。拱廊、回廊、市场、法庭、会议室、图书馆、戏院、体育馆及浴室纷纷出现，开始使神庙失去显赫的地位，王宫与私人的宅邸也给希腊设计与装饰艺术一条新的出路。家庭内部设置名画、雕像及墙壁浮雕。私人花园环绕更加富丽堂皇的住宅。都会里建有皇家公园、花园、湖泊及亭阁，通常对外开放，供民众游览。城镇计划已发展成建筑的姐妹艺术。街道是依照希波达姆斯的方形图案而设计的，有宽达30英尺的主干道——这在马车时代是很充裕的宽度了。士麦那因有铺砌了路面的街道而夸耀于世，但可以想见，大希腊的大多数市街还是泥土路面，晴时扬尘四起，雨时泥泞载途。

优美的建筑物发展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程度。公元前2世纪，雅典奥林匹亚神殿的科林斯式圆柱树立了，而这个大厦是雅典最伟大的工程，其全部图案是由罗马建筑师克苏修斯（Cossutius）设计的——罗马一向倚赖希腊艺术家，这次却是罕见的例外。李维描写这座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说这是他所见过唯一值得万神之神居住的所在。这个庙的16根大柱现仍屹立——这是现存最美的科林斯式标本。在埃莱夫西斯城，雅典人衰亡中的虔敬与费隆的天才造就了庄严的神秘巨殿，这个庙曾由伯里克利开始建筑，庙址在迈锡尼时代即已被视为神圣的地方。现在仅存颓垣断壁，但其中有些仍显示出最好的希腊设计及雕刻艺术。法国人曾在提德罗斯掘出阿波罗的圣殿，并发现一个城市，其中充满用作商业机构或供奉上百位希腊及异国神的大建筑物。在锡拉库萨，希伦二世建造了许多庞大的房屋，并曾恢复及扩建市立剧场，至今我们仍能在石头上读到他的名字。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用许多大厦装饰亚历山大城，使它以美丽著称，但没有遗迹留存下来。托勒密三世在埃德夫（Edfu）建造了一座神庙，那是希腊人占领时期最高贵的建筑遗迹。他的继承人在菲莱建立了伊西斯神庙。在伊奥尼亚的米利都、伯利纳、马格尼西亚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新神庙建立起来。在艾菲索斯，阿尔忒弥斯的第三座庙于约公元前300年完成。在米利都附近的狄迪姆，建筑师帕纽斯与达佛尼斯曾建造一座更大的庙以供奉阿波罗，其宏伟的伊奥尼亚式大柱的鼓墩今仍存在。在帕加马，欧迈尼斯二世曾在首都造了许多庄严的建筑物。其中有著名的宙斯神的祭坛，1787年由德国人掘出，后来很巧妙地在柏林的帕加马博物馆中予以重建，致使帕加马成为关于希腊历史的话题之一。其两排回廊之间有一道庄严的阶梯通往广大的列柱大庭。环绕130英尺的地基有一条饰带，其庄严宏伟不下于公元前4世纪的摩索拉斯陵墓及公元前5世纪的帕特农神庙。希腊从未被装饰得如此漂亮，其公民的热诚及艺术家的技巧，也从未以这样的光彩去改变如此众多的人类聚居地点。

绘画

绘画通常是在任何一种文明中最后成熟的伟大艺术。当文化发展之初，艺术每每臣属于宗教的建筑与雕像，唯有到了私人生活及私人财富容许装饰家庭或纪念人物时，绘画才实现独立。民主政治的衰亡既已削弱国家观念，个人于是转而寻求家庭的安慰。富人建立华丽的住宅，并对能装设喷泉或美化墙壁的艺术家付出高昂的费用。亚历山大城使用玻璃上的绘画作为一种壁饰，一切大希腊城市将活动的木制隔板用于这一目的，王公与豪富喜欢在可拆卸的大理石板上绘成的巨幅图画。帕萨尼亚斯描述他的希腊游历中，所见绘画为数极多，但这种兴盛的艺术，除在陶器或石刻上留下一些消退的色彩之外，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只能从庞培、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及罗马等地发现的二流复制品中去猜测其品质。

希腊继续将画家的地位列于与雕刻家及建筑家同等，也许还要高些，并讲了成千个关于画家生平的故事。艾菲索斯人克来西克勒斯（Clesicles）曾因未能从女王斯特拉托尼斯得到他所希望的赏赐，便绘了一幅她与渔夫调笑的图画，并予以展出，然后乘船逃走。斯特拉托尼斯因见“这两个人像表达得惟妙惟肖”，便予宽恕而让他返国。阿拉托斯攻占西塞昂时，曾下令毁坏所有过去独裁者的画像。其中一个独裁者阿客斯特拉曾由迈兰索斯绘有一幅他立于战车旁边的画，因其十分生动，所以艺术家勒阿卡斯要求阿拉托斯把它留下，阿拉托斯答应了，但以须将阿客斯特拉的像改成比较不讨厌的形式为条件。据斯特拉博的记录，普罗托格尼斯曾画了一个森林之神与一只松鸡，那松鸡极为逼真，以致活松鸡都会对它啼叫，最后这位画家把那松鸡涂掉，以使观者能欣赏森林之神的美妙。据普林尼说，这位艺术家曾在其名画拉里苏斯像（相传罗得斯岛上以此为名的城市即由此人创建）上施用四层颜料，希望上层日久磨损后，下层仍可保持色彩鲜明。他因不能将拉里苏斯的爱犬口中所吐泡沫描绘得足够生动而很着急，不禁发了脾气，朝画面掷去一块海绵，想把它毁了，不料这块海绵刚好投到正确的位置，从画面落下之后，其所留痕迹正像猎犬喘息中所吐泡沫。德米特里攻打罗得斯时，曾严禁焚烧该城，以免毁及这幅名作。当攻击正在进行之际，普罗托格尼斯仍继续在乡间画室中作画，这画室恰好位于马其顿军队的前进路上。德米特里派人去召他，问他为何未与其他村民一起入城避难。普罗托格尼斯答道：“因为我知道你是与罗得斯人打仗，而非与艺术为敌。”这位国王便派了一个卫士保护他，并暂时搁下战事，去观赏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大希腊时代的画家已知透视、远近、光线、构图等诀窍。他们虽只利用风景作为背景与装饰，并用无生气的及常规的手法去描绘风景（如果我们从庞培的摹本去判断的话），但他们至少已体会到大自然的存在；而且当狄奥佛拉斯塔将大自然写入诗歌时，画家也将它引入艺术中。但他们对关于人的作品太感兴趣了，没有多少时间去注意树木与花卉。他们的前辈只画些神与富人。大希腊时代的艺术家则对任何人物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发觉丑恶的题材可绘成美丽的图画，或者可赚来丰厚的酬金。他们以与后世荷兰画家同样的热心转向平凡的生命，乐于描绘理发匠、皮匠、妓女、女裁缝、驴、畸形人及奇怪的动物。在这种风俗画之外，又加上一些静物画——糕饼与鸡蛋、水果与蔬菜、鱼与猎获物、酒与古代仪式的一切道具。帕加马的索苏斯（Sosus）曾制作了一幅逼真的地板镶画，模仿酒宴后残屑狼藉的情景。较真的人士觉得可耻，指责这些使平凡事物增光的人是淫猥与污秽的描绘者。在底比斯，曾有法律禁止描绘丑陋的对象。

这个时代某些较大幅的杰作，由于被维苏威火山的熔岩掩埋而得救，作者之名虽不传，但作品本身仍没有被人忘记。在奥斯提亚（Ostia）找到的一幅壁画，显然是大希腊时代原作的较差仿制品。此画名为《艾尔多布兰迪尼的婚礼》（The Aldobrandini Wedding ），在被收入梵蒂冈之前，曾为一意大利家庭所有。画中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就像用后世鲁本斯（Rubens）的笔法绘成很粗壮的样子，正在鼓舞那胆怯的新娘，新郎却不需任何激励，已在椅旁不耐烦地等待着；比这些中心人物画得更为精美的，是一个文雅的妇人正在一把已褪色的鲁特琴上弹奏婚礼曲。另一幅在庞培出土的壁画似乎是公元前3世纪希腊原作的翻版，显示阿喀琉斯有帕特洛克罗斯在其身边，愤然将布里赛斯交给好色的阿伽门农。这些画中的人物依我们的习惯与鉴赏力看来，似乎丰满多于美丽，因为我们惯于较短的上身及较长的双腿，但古时的艺术家显然比我们更熟悉希腊男女的身材。时间已剥夺这些作品的光彩，唯有历史上的想象能恢复那种无疑曾使大众及国王所赞赏的光泽与新鲜了。

更动人的显然是从大希腊绘画发展出来的镶嵌艺术。镶嵌原是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艺术，希腊人学了过来，并把它提高到最高境界。整幅画用线分割成许多小方块，每一小块各用颜色适当的大理石板制成，拼镶起来，即合成一幅非常耐久的图画。有几幅镶嵌画，虽经许多世纪无数的人脚践踏，仍保持着原有的色彩，表达着古老的故事。在位于庞培古城的农牧神之家（House of the Faun）所发现的《伊苏斯之战》（The Battle of Issus ）可能与公元前4世纪弗罗塞努斯所绘的名画有关 [2] ，全图长8英尺、宽16英尺，由15万块2至3平方毫米的石块组成。这幅图于79年被一次掩埋了庞培的地震与火山爆发淹没，但现已掘出的残存部分还足以证明其制作的技巧与生气。在这幅图画中，风尘仆仆的亚历山大正指挥一次攻击，他所骑名驹布塞法路斯离大流士的战车只有数英尺。一个波斯贵族已投身于两王之间，并已被亚历山大刺中一枪。大流士不顾自己的危险——因为那征服者的下一枪正朝他刺来——从战车中俯身去看他那跌落的朋友，脸上充满焦急与悲恸的神情。波斯骑兵冲上前来拯救他们的统治者，亚历山大的长枪正停在空中。大流士脸上的那种复杂神情是这幅作品的显著成就，但其具有吸引力的部分是亚历山大坐骑的头。世间没有比这更伟大的镶嵌画了。

雕刻

雕刻品之多莫过于大希腊时期。神庙与宫殿、住宅与街道、花圃与公园，皆充满着雕像。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动物与植物的许多景象，都曾以雕刻表现出来。半身像曾使已故的英雄和活着的名人一世不朽。最后甚至连好运、诽谤、正当其时等抽象观念，也在石头上变成具体的图形。西塞昂人欧提基狄斯是利西帕斯的学生，曾为安条克城铸造一座幸运之神泰奇的铜像，作为该城灵魂与希望的化身。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两个儿子——第马库斯与塞弗索多斯——继续发扬了雅典雕刻的优良传统。在伯罗奔尼撒，麦西尼人达莫芬雕刻了丰饶女神德墨忒尔、春之女神珀耳塞福涅、月之女神阿尔忒弥斯组合的一群巨像，曾得到很高的声誉。但大多数新雕刻家都遵循免受饥寒的路线，去为大希腊的东方富豪及国王的宫殿与朝廷工作。

公元前3世纪，罗得斯产生了独树一格的雕刻宗派。岛上有上百座巨像建立起来，据普林尼说，任何一座皆足以使这个城市闻名于世。其中最伟大的是日神赫利俄斯的巨大铜像，这是林杜斯人查瑞斯于公元前280年左右建造的。传说查瑞斯因为费用超出预算很多而自杀，由另一个林杜斯人拉凯斯完成了这项工程。这座巨像并非跨立港口之上，而是位于其附近，耸立至105英尺的高度，这种庞然巨物使我们看出罗得斯人喜好夸耀与大手笔。也许他们曾想用它作为一座灯塔及一种象征。如果我们相信《希腊诗选》（The Greek Anthology ）中的一首诗所说的，这座铜像高举灯光，象征罗得斯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今日纽约港中的“自由女神像”真是奇妙的预言 [3] 。当然这座铜像也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普林尼报道说：

这座铜像于建立后56年被地震推倒。很少有人能用双臂合抱巨像的拇指，其他手指也比别的许多雕像大些。当巨像肢体破散时，有人看见其内部正在裂开。其中有大块的岩石，那是艺术家在建造过程中用于稳定像身的重量。据说这座巨像费时12年方才完成，所花建筑费达300塔伦——这笔钱是从德米特里攻打罗得斯失败后所留下的战争器械变卖而筹得的。 [4]

在历史上几乎同样有名的，是罗得斯派的另一作品《拉奥孔》（The Laocoön ）。普林尼曾在提图斯的宫中见过这组雕像，后来于1506年在提图斯的浴室废墟中发现了它，几乎可断定是阿格沙德、波利多鲁斯及雅典诺多罗斯的原作，由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用两块大理石雕成。这组雕像的发现，曾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产生重大刺激，也曾给米开朗基罗以深切的影响，他曾试行恢复主要人物的断臂 [5] ，竟未成功。拉奥孔是特洛伊的祭司，在希腊人将木马送给特洛伊时，他曾劝守军勿予接受（据维吉尔所述），他曾说：“我害怕希腊人，即使在他们送来礼物时也不例外。”偏袒希腊人的女神雅典娜为了惩罚他的智慧，便派了两条蛇去杀他。蛇先缠住了他两个儿子，拉奥孔见此情形，立即赶去相救，也给蛇缠住，最后他们父子三人都死于毒牙的毒液。这些雕刻家采取了维吉尔使用过（索福克勒斯在《弗罗克特斯》中也使用过）的自由手法，很有力地描出痛苦的情形，但其结果与石头天然的宁静不很配。在文学以及通常在实际生活中，痛苦都会过去。在拉奥孔像中，痛苦的呼号却被给予牵强的永久性，反不如德墨忒尔沉默的悲伤那样感人 [6] 。使我们赞美的，是雕像的设计与技巧。肌肉有些夸张，老祭司的四肢及他两个儿子的身体却雕得庄重而谨严。如果我们在看到这组雕像之前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也许会像普林尼一样被感动，他一直认为这是古代雕像艺术中最伟大的成就。

在这个被人低估的时代，其他许多希腊城市都有很发达的雕刻宗派。亚历山大城在其悠长的历史过程中，土壤与建筑物的翻动过于频繁，未能保存希腊艺术家为托勒密王朝所做的雕刻作品。硕果仅存的保存于梵蒂冈的《尼罗神像》（Nile ），由16个水娃娃以滑稽的神态支撑，象征每年上涨的16肘尺的水位。在西顿，有许多不知名人物的石棺是希腊雕刻品，其中最好的一具被误称为《亚历山大的石棺》（Sarcophagus of Alexander ），现为君士坦丁堡博物馆（Constantinople Museum）引以为豪的陈列品，其刻工之佳，可媲美帕特农神庙的壁雕，只是尺寸较小而已。人物俊秀而比例适宜，姿态生动而清楚，现仍附着于石头上的柔和色彩，可作为希腊雕刻曾借鉴于希腊绘画的证明。公元前150年左右，在卡利亚的特拉勒斯，阿波罗尼奥斯与托里斯库斯曾为罗得斯铸造了一组大铜像，现称为《法尔内塞公牛》（Farnese Bull ）：两个英俊的少年正将可爱的少女狄耳刻逼向一条野牛的角尖，因为她曾欺负他们的母亲安托波——而这位母亲正以冷漠而安静的满足欣赏这幕情景。 [7] 在帕加马，希腊雕刻家曾铸成几组战争铜像，这是阿塔路斯最初在其首都奉献给诸神，以纪念其逐退高卢人之役。他为了表达一切希腊文化所欠雅典的恩情，或许也为了传扬他自己的声名，曾将这些铸像的大理石副件赠送雅典以建立在卫城之上。现存残缺不全的大理石副件，有卡皮托利尼博物馆中《垂死的高卢人》（The Dying Gaul ），被误称为《帕图斯和阿里亚》（Paetus and Arria ）的雕像 [8] ——这是一个宁死也不肯被俘的高卢人，先杀其妻，然后自杀的故事——也有散见于埃及与欧洲各地的较小作品。可能属于这同一批的，有一具《已死的亚马逊女蛮》（Dead Amazon ） [9] ，其塑形技术除丰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乳房之外，每一细节皆毫无疵瑕。这些雕像在表情方面显示出一种古典的含蓄作风：被征服的人遭受极大的痛苦与悲哀，但死得没有戏剧性，征服者也容许艺术家尽情描绘其敌人的优点与缺陷。这些雕刻品在构想气势的雄浑、解剖观察的正确，或施工技术的精巧与耐心方面，皆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另一件几乎同样完美的作品，是帕加马卫城上的宙斯神祭坛基座周围的浮雕，再度讲述神与巨人之间的战争故事——想必是为帕加马与高卢人所设的一种适度的比喻。这套作品中人物众多，有些过度狞恶，但有些形象特别表现出希腊艺术的最佳传统。头部已失的宙斯是以斯哥帕斯的刚健手法刻出的，女神赫卡忒则是战争的恐怖与屠杀中一首温雅与美丽的抒情诗。

这个时代现已佚名的雕刻家留下来的杰作很多，所雕神像几乎将希腊神话中的主要众神包括无遗。庄严的《宙斯头像》（Head of Zeus ）是在奥特里科利（Otricoli）发现的；特尔梅博物馆的《卢多维西的赫拉》（Ludovisi Hera ）曾让青年时期的歌德非常喜爱，于是将此像的塑型带回德国；作为《朱庇特与朱诺》（Jove and Juno ）的真迹复制品一度享誉盛名的《观景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 ） [10] 具有学术派的冷静和缺乏热情，可是两世纪前曾使温克尔曼极感兴趣。与此种体魄不强壮、温和的人像极端相反的是赫拉克勒斯，这是由雅典人格利孔（Glycon）模仿一座利西帕斯的原作而雕成的——全身肌肉过于夸张，脸上疲倦、慈祥及惊异的表情——仿佛力量正在向它自己询问从未获得答案的问题：力量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个时代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的雕像，仅比其信徒的人数少。有几个留存到现在，但大多数是罗马的仿制品。《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of Melos ）——卢浮宫所存《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 ）——显然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原作。这座雕像是1820年在米洛斯岛上发现的，在靠近其支座的碎块上刻有“sandros”字样。这具裸体像也许是安条克人阿格沙德的作品。面孔按其构成神像的表征来说，不见得十分艳丽，但整个身材有如一首好诗，显出富有自然之花的健康美，蜂腰在这种丰满的体形与坚实的臀部之间是无可取代的。虽然不很完美，但仍非常悦目的，是《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The Capitoline Venus ）及《美第奇的维纳斯》（The Venus de Medici ）。 [11] 坦率而极为肉感的，是《美臀维纳斯》（The Venus Callipyge ，或Venus of the Lovely Buttocks ） [12] ，她在浴池中含情脉脉地露出她那丰满的臀部，而转回头去欣赏它。比这些之中任何一座都更能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极为宏伟的《胜利女神像》，或称《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Victory of Samothrace ），这是1863年在萨莫色雷斯发现的，如今是卢浮宫中所存最有名的雕刻杰作 [13] 。这位胜利女神好像正要从翱翔中降落到一艘疾驶着的战船的船头上，并领导这艘船去攻击。她的大翅膀似乎正迎着那吹乱她衣襟的和风，在这里，希腊人把妇女不仅视为优美而且视为强健母性的观念，又支配了整件作品。这种观念不是脆弱的和短暂的青春之美，而是女人毕生对男人，要他自行振作以求成功的呼唤，就像是这位艺术家曾想为后世歌德所写《浮士德》（Faust ）的最末几句预留一个说明的例子。能想到并雕出这种形象的文化，当然距其死亡还很远。

这群雕刻家曾使希腊艺术于其末期放出异彩，但众神并非他们主要兴趣之所在。他们把奥林匹亚众神视为题材的一种泉源，仅此而已。当此种泉源因多次重复使用而枯竭时，他们便转向尘世，乐于表现人生的智慧、可爱、奇怪与荒诞。他们雕刻了荷马、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等人的头像，也制成一些光滑而精致的阴阳人像，其朦胧的美，在君士坦丁考古博物馆（the Archeological Museum at Constantinople）、罗马博盖塞美术馆（Borghese Gallery in Rome）或巴黎卢浮宫，还是很引人注目的。小孩曾提供了许多令人神爽的自然姿态，像那个正从脚上拔刺的男孩及另一个与鹅搏斗的男孩 [14] ，皆其实例。而此类之中最好的，则是已确定为利西帕斯的学生波苏斯（Boëthus）所雕的《祈祷的少年》（Praying Youth ） [15] 。有些雕刻家转向树林去描绘其中的精灵，如慕尼黑的《巴尔贝里尼牧神》（Barberini Faun ），或兴高采烈的山神，如那不勒斯博物馆的《酒醉的西勒诺斯》（Drunken Silenus ）。他们在这些形象中偶尔添入爱神的玫瑰般的脸孔及顽皮的鬼把戏。

评价

原是拘谨而神圣的希腊雕刻，突然表现出一种幽默感，这可以说是大希腊艺术的一项显著特征。每个博物馆都保存了得自这个时代所遗废墟中的一些嬉笑的半人半羊神、歌唱的半人半兽神、谑闹的酒神和用作喷泉嘴的撒尿小童。也许希腊艺术由于重返亚洲从而恢复了其原有的变化、情感与热情，这些特质都是它在臣属于宗教及城邦的古典时期几乎已完全失去的。大自然从前为人所崇拜，如今开始为人所欣赏了。然而古典的温雅并未消失：特尔梅博物馆的《苏比亚科少年》（Youth of Subiaco ）、梵蒂冈的《沉睡的阿莉亚多尼》（Sleeping Ariadne ）、古物馆（the Palace of the Conservatori）的《坐着的少女》（Sitting Maiden ）都继续保持了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优美传统。在整个大希腊时代中，雅典有许多雕刻家故意仿效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5世纪的式样，甚至偶尔采取公元前6世纪的古风，以抵抗当时的“现代化”倾向。但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实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同时有一股趋向想象、理想主义、感情及戏剧效果的强烈逆流，艺术家谨慎地追随解剖学的进步，在画室中依照模特儿去作画的人越来越多。雕刻家所刻成的形象，不仅从正面去看，即令从一切方向去看，都是逼真的。他们使用了新奇的材料——水晶、玉髓、黄晶石、玻璃、黑玄武岩、黑大理石及斑岩——以模仿黑人的色素及半人半羊神通红的醉脸。

这些艺术家发明之丰富，不亚于技术之精湛。他们厌于重复同样的形式，他们好像预料到罗斯金的批评 [16] ，于是决意显示所描绘人物的真实感与个性。他们不再将取材范围限于完善与美丽的事物，也不限于运动家、英雄与神，转而制作工人、渔夫、音乐家、市场小贩、骑士、太监等风俗画或赤陶像。他们在小孩与农夫中，在苏格拉底那样性格显著的人物中，在狄摩西尼那样尖刻的老人中，在具有希腊血统的巴克特利亚国王欧西德谟斯那样强有力几乎带兽性的面孔中，以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市场老妇》（Old Market Woman ）那样孤寂的被遗忘的人物中，都找到了崭新的题材。他们毫不迟疑地表现了肉感，他们不是为女儿贞操担忧的父母，也不是由于个人享乐主义对社会的影响而感到不安的哲学家，他们意识到肉体的魅力，便刻成了可能在一段时间免遭皱纹与光阴侵蚀的美丽人像。他们脱离了古典时代的积习，沉迷于温柔的情感中，而且以诚挚的心雕出由于未幻灭的爱情而垂死的牧人、沉溺于浪漫幻想中的美丽人像、痴想着孩子的母亲：这些似乎都是他们所要记录的现实的一部分。最后，他们更敢于面对痛苦与悲哀、凄惨的灾祸、不合时的死亡等情景，而且决意在所表现的人生中，为这些题材找到适当的位置。

凡是有自我见解的学者，必不赞成任何轻率的判断，说大希腊文化已于此时凋谢，这样的结论太容易成为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结束希腊故事的借口。我们感觉这一时代中创作的冲劲确已松弛，但得到补偿的，是当时能完全发挥其工具效用的一种极为丰富的艺术。青春不能永存，风韵也不常在。希腊的生命也像其他每一种生命一样，不得不经历自然的衰退，接受成熟的老年。衰微既经开始，便侵入宗教、道德、文学等方面，而陆续在个别的作品中留下污点，但希腊人天才的原动力仍使希腊艺术像希腊科学及哲学一样，最后尚能保持接近巅峰的状态。在希腊文明孤立的少年期中，希腊人对美的热爱，将美具体表现出来的力量与耐心，皆不曾以如此胜利的姿态，或以如此丰富的刺激与成果，传播到熟睡中的东方诸城市。罗马人会发现这种文明，并将它再往后延续。

注释

[1] 此瓶因为由波特兰公爵（the Duke of Portland）在罗马购得，故得其名，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2] 这幅镶嵌画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

[3]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从基座至火炬全高151英尺。

[4] 铜像倒塌后留在原处，直到653年，萨拉森人才将材料出售。搬运这些材料曾动用了900头骆驼。

[5] 梵蒂冈珍藏已恢复的断臂是17世纪意大利雕刻家贝尔尼尼（Bernini）的作品，做得十分细致，可惜破坏了整体组合的向心性。18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尔曼非常欣赏这组雕像，莱辛由于读过他的作品，也受到鼓励而写了一本美学批评的书，间接、直接提到这组雕像。

[6] 此处指大英博物馆的德墨忒尔雕像。

[7] 原作已失。3世纪罗马大理石仿制品于16世纪从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浴室遗址中被发掘出来，曾由米开朗基罗加以修补，有一段时间放在法尔内塞宫（the Palazzo Farnese），今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

[8] 现存于罗马特尔梅博物馆。

[9] 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

[10] 此像之前曾存放于梵蒂冈的亭子中，因而有此名称。

[11] 现存于罗马卡皮托利尼博物馆及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12] 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

[13] 以往曾有人描述这组雕像是德米特里一世于公元前305年所建立，以纪念其前1年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海上击败托勒密一世而献给神的贡品。但新近发现这一雕像与科斯战役（公元前258年）有关，在该次战役中，马其顿、塞琉古与罗得斯的舰队共同击败了托勒密二世。

[14] 现在这两座雕像皆在梵蒂冈。

[15] 现存于柏林国家博物馆。

[16] 英国作家兼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曾说：“希腊艺术没有表现个别性——虽有青春与老年、强健与敏捷、善与恶等抽象的概念，但缺乏个别性。”他说这话时，只想到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艺术，正像温克尔曼及莱辛只知道大希腊时期的艺术一样。

第十章 希腊科学的巅峰

欧几里得与阿波罗尼奥斯

希腊文学于公元前5世纪达到其顶点，哲学于公元前4世纪极为昌盛，而科学则于公元前3世纪发展至巅峰状态。君王对于科学上的探讨工作比起民主政府反而更能容忍且更有帮助。亚历山大曾用大队骆驼载运许多巴比伦天文学的板书，送往亚洲海岸的希腊城市，这些书立即被译成希腊文。托勒密王朝曾建立博物馆以奖励高深的研究，并收集地中海诸种文化的科学与文学书籍，存入大图书馆中。帕尔加人阿波罗尼奥斯曾将《圆锥曲线》（Conies ）献给阿塔路斯一世，而阿基米德在希伦二世的赞助下绘制圆形及计算沙粒。各邦边界的消失及共同语言的建立，书本及概念的交流，形而上学的枯竭及古老神学的衰弱，亚历山大城、罗得斯、安条克、帕加马、锡拉库萨等地商人阶级的产生，各级学校、天文台、图书馆的增多，加上财富、工业及王室的奖励，把科学从哲学中释放出来，并鼓励它去做教化、富益或危害世界的事。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也许更早些——希腊数学家由于发展了比较简单的记数法，而使其工具趋于便利。他们用前9个字母去表示个位数字，第10个字母表示10，第11至第19个字母表示20、30……90，第20个字母表示100，从第21个字母起，依次表示200、300等。分数及序数则在字母后方加上一撇来表示；因此，“l′”便代表1/10或第10；字母下方加一小“l”以表示该字母的千数。这种算术的速记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计算方法。在一些现存的希腊草纸上所写的许多复杂的计算数式，小自分数，大至几百万，其所占面积，比我们用今日数字标示法作同样演算时所需要的面积还小。 [1]

然而，大希腊科学家的最大成就是在几何方面。欧几里得便属于这个时代，他的名字在以后2000多年成了几何学的同义词。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亚历山大城办过一所学校，他的学生在数学方面都胜过其他学者。他不重视金钱，当一个学生问他：“我学几何可得到什么好处？”他便命奴隶给那学生1个奥勃，说道：“因为他必须从所学的东西中得到好处。”他为人极为谦逊而仁慈。公元前300年左右，他写成著名的《几何原本》（Elements ），从未想到将各个不同的定理归功于自己的发现，毫不讳言他只是以合逻辑的次序将希腊人的几何知识组合起来而已。 [2] 他未使用序言或辩解，直接写出简单的定义、条件或必要的假设，最后得到“共同见解”（common notions）或公理。他遵从柏拉图的训谕，以仅需使用圆规与尺所作出的图形及证明为限。他采用了先辈业已熟悉的逐步进行解释与论证的方法：假设、图示、证明及结论。其中虽稍有缺点，但其结果确是一种数学上的巧妙建筑，与帕特农神庙同为希腊智慧的象征。实际上他这本书比帕特农神庙以完整的形式存在得久多了，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之前，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几乎每一所欧洲大学中都是公认的几何学教本。

欧几里得所著《圆锥曲线论》业已失传，这篇论文摘要记述了梅内古姆斯、阿里斯塔俄斯及其他学者对锥体几何的研究心得。帕尔加人阿波罗尼奥斯在欧几里得的学校里研读多年之后，采用了这篇论文作为他自己的《圆锥曲线》的起点，写了8本书及387条定理，以探讨一平面与一圆锥体交截时所产生曲线的性质。他为其中的3种曲线（第4种为圆）定下了沿用至今的名称——抛物线、椭圆及双曲线。他的发现使投射物的理论得以产生，而且使机械学、航海术及天文学大有进步。其说明费力而冗长，但其方法是完全科学化的。他的作品与欧几里得的一样明确，现存的7本书在今日几何学上仍是最原始的古典文献。

阿基米德

这位最伟大的古代科学家约公元前287年出生在锡拉库萨，他是天才文学家菲狄亚斯之子，当时最开明的统治者希伦二世是他的表兄。正像其他许多有志于科学研究又付得起费用的希腊人一样，阿基米德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在欧几里得的继承者门下学习，从而得到了数学的灵感，使他日后获得两种恩赐——专心致志的一生及突如其来的死亡。他回到锡拉库萨，与世隔绝，潜心研究各派数学。他常与后世的牛顿一样废寝忘食，去追求一种新理论的结果，或用油在自己的身体上，或用杆在火炉的灰中，或在希腊几何学家惯于撒在地板上的沙中，画出各种图形。他不是没有幽默感的人：他曾在自认为最好的作品《球体和圆柱》（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 ）中，故意插入几则错误的定理（据说如此），一方面是跟他朋友开玩笑，一方面是让专爱剽窃他人思想的人上当。有时他以试解难题自娱，这几乎使他发明了代数学，后来曾使莱辛大感困惑的“牛群问题”（the Cattle Problem）即是其中之一。有时他制作新奇的机械，以研究其操作的原理。但他的长期兴趣仍在纯粹科学方面，这种科学被视为了解宇宙的钥匙，并非增加财富的工具。他的书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写给专业学者看的。因此，他常以简洁的专论向他们提出自己研究心得的奥妙结论。这些论文的创意、深度及清晰曾使整个后来的古典学界为之倾倒。3个世纪之后，普卢塔克说：“我们不可能从几何学中找到更困难与更复杂的问题，或更简单而更明白的解释了。有些人认为这一切归功于他的天才，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容易又毫不费力的书页，是难以置信的努力与辛勤的结果。”

阿基米德的著作在欧洲及阿拉伯经历许多危险之后，如今尚存10篇。（1）《方法论》（The Method ），对他在亚历山大城认识的朋友厄拉多塞说明机械的实验如何能推广几何学的知识。这篇论文结束了柏拉图所订立的尺与圆规的限制，从而打开了实验方法之门。即使如此，它还是显出了古典与现代科学的不同情调：前者为求了解理论而容忍实际的方法，后者为求可能的实际效果而容忍理论。（2）《命题集》（A Collection of Lemmas ），讨论平面几何的15种“选择”，或可替换的假设。（3）《圆的度量》（The Measurement of a Circle ），算出π值——圆周与直径之比——介于3又1/7至3又10/71之间，并“将圆形变成方形”，借耗尽法以显示圆面积是与以圆半径为高而以圆周为底的直角三角形的面积相等。（4）《抛物线求积法》（The Quadrature of the Parabola ）是以一种方式的积分法计算弦线截割抛物线后所形成的面积，并研究椭圆面积的算法。（5）《论螺线》（On Spirals ），为螺线立下定义，说这是一个点从一个固定的点沿直线做匀速运动，而这条直线环绕同一固定点在一个平面做匀速旋转所绘成的图形。他以接近微分的方法，求出螺线与两条半径所包围的面积。（6）《球体和圆柱》，探究金字塔、圆锥、圆柱、球的体积及表面积的公式。（7）《圆锥体与椭圆体论》（On Conoids and Spheroids ），研究锥形剖面沿其轴转动所产生的立方体。（8）《数沙者》（The Sand Reckoner ），从几何学转到算术，几乎转到对数，阿基米德说到以1万的倍数或“级”（order）去表示大数目，他使用这种方法，算出填满整个宇宙的沙数——他又愉快地补充说，假定宇宙有一种合理的尺寸。他的结论说，任何人都能自行证实，世界所含的沙量不会超过63个“第八级数字的1000万单位”——依我们的写法，即1063。由后人所引述其已散失著作中的资料显示，阿基米德也曾发现求非平方数的平方根的方法。（9）《论平板的平衡》（On Plane Equilibrium ），将几何运用到力学，研究各种形状的重心，从而得出现存科学的静力学最古老的公式表示法。（10）《浮体论》（On Floating Bodies ），通过求出浮体均衡位置的数学公式而创立了液体静力学，这篇论文一开始便提出当时很惊人的论题，说任何静止而均衡的液体，其表面必为球面，其球心与地球中心相同。

或许是由于一次几乎与牛顿的苹果同样著名的意外事件，引起了他对流体静力学的研究。国王希伦二世曾将黄金交给一个名叫塞里尼的叙拉古金匠，要他铸造一顶王冠。当王冠送来时，称得其重量与原先交付的黄金相等，但国王怀疑金匠换用了一部分白银，把节省下来的黄金私吞了。希伦便将此项疑惑连同王冠交给阿基米德，大概是要他在不伤王冠的前提之下去解决疑惑。阿基米德为这个问题想了许多天。有一天，他在公共浴室中洗澡，一走进澡盆，便看到水依他沉入的深度而溢出盆外，而他下沉或压入越深，体重便显得越轻。他那好奇的心智，搜索到并利用上每一项经验，突然想出了有名的“阿基米德原理”——浮体在水中减轻的重量等于所排出的水的重量。他推想浮体会依其体积而排出不同的水量，并看出此项原理可供王冠的试验。他一时得意忘形（如果我们相信沉着的维特鲁维乌斯所作记载的话），赤身冲往街上，跑回家中，大叫着：“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到家之后，他立刻发现白银比等重的黄金体积大，因而沉入水中时，其排水重也较大。他发现那顶王冠的排水量比等重的黄金的排水量大，于是断定其中必掺有密度小于黄金的金属。他在用于比较的纯金中，取出一部分换上白银，直到使排水量与王冠的相等为止，于是阿基米德能说出王冠中究竟掺银多少，多少黄金已被偷去。

对他而言，满足了国王的好奇心，并不及发现浮体定律与比重测量方法那样重要。他做了一套行星模型，代表太阳、月亮及当时已知的五颗行星（金、木、水、火、土），并将它们合理安置，只要转动一个曲柄，便各以不同的方向与速率而转动。但他可能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支配天体运动的法则比星辰更为美丽。 [3] 在一篇原稿已失但摘要仍存的论文中，阿基米德精确地确立了杠杆与平衡的定律，所以直到1586年才有人加以改进。其中定理（六）说：可比较的诸物体将在与其重力成反比的距离达到平衡——这是一个以才气焕发的方式将复杂关系加以简化的真理，其感动科学家的灵魂犹如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耳墨斯》感动艺术家一样有力。阿基米德醉心于杠杆及滑轮的力量，曾宣称只要他有固定的支点可用，便能移动一切。据说他曾以锡拉库萨的多利安方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希伦要求他说到做到，并指出他的部属将大船拉上海滩时所遭遇的困难。阿基米德便安排一套钝齿轮与滑轮，他坐在机械的一端，独力将装满货物的海船从水中拉上陆地。

国王对这项表演大为欣赏，便要求阿基米德设计一些战争机器。但他们两人各有其独特的性格，阿基米德发明了这些机器之后，便把它们忘了，而希伦爱好和平，也不曾加以使用。普卢塔克说：

阿基米德具有高尚的精神、深邃的灵魂、丰富的知识，虽然这些发明为他赢得了超乎人类智慧的盛名，他还是不愿留下关于这些项目的任何记载。他说每一种可供实用与可以获利的艺术都是肮脏而卑鄙的。他将全部爱好与雄心都放在比较纯净而与生活中世俗需要无关的推理方面——其所作的研究对一切其他研究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唯一可疑之处，可能是所选择的主题之美与伟大，或证明的方法与工具之精密与中肯，是否值得我们钦佩。

希伦死后，锡拉库萨与罗马发生纠纷，罗马大将马塞勒斯（Marcellus）由海陆两路来攻打这个小国。阿基米德此时（公元前212年）已75岁，仍督导两条前线的防御配备。他在保护港口的城墙后方装设了弩炮，能将石头射到相当远的距离。其如雨的弹丸十分厉害，迫使马塞勒斯撤退，然后于夜间进袭。可是船一近岸，船上的水兵便被守城弓弩手从阿基米德的助手所凿墙洞中射出的箭所阻挠。此外，这位发明家更在墙内装置了大起重机，当罗马的船队驶入其攻击距离之内时，杠杆与滑轮就立刻转动起重机，朝船队抛下大块石头或铅锤，击沉其中多艘。其他起重机装有巨钩，可将敌船吊起，提升至空中，然后把它摔到岩石上，或倒栽葱似的投入海中。 [4] 马塞勒斯率舰队撤退，希望改从陆路攻城。阿基米德又用弩炮投出巨石去轰击敌人的部队，罗马人又大败而逃，并说神反对他们，因而拒绝再度前进。波利比奥斯说：“一个人的天才，当适当运用时，确可表现为一种如此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力量。罗马人的海陆军皆强，若能除去锡拉库萨这位老人，必有希望立刻夺取这个城市。只要他一天还在，他们便一天不敢冒险进攻。”

马塞勒斯放弃了以强袭攻取锡拉库萨的计划，改用缓慢的封锁政策。8个月后，这座挨饿的城市终于投降了。在随后的屠杀与掳掠中，马塞勒斯曾下令不得伤害阿基米德。一个罗马军人在劫掠途中，遇见一个锡拉库萨老人正在潜心研究他画在沙地上的图形。那罗马人命他立刻去见马塞勒斯，阿基米德不肯去，希望对他的问题先求得答案。普卢塔克说：“他曾恳求那军人稍候片刻，以免他把正在研究的问题于未获结论及未臻完善时就丢下，但那军人不为所动，立即把他杀了。”马塞勒斯闻讯哀悼，曾尽其权力所及安慰死者遗属。这位罗马将军为阿基米德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坟墓，并且根据这位数学家的遗志，在墓上雕刻了圆柱中盛有球体的图像。因为在阿基米德看来，发现求这些图形的面积与体积的公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的看法并不太错，为几何学增加一条定理，的确比进攻或保卫一个城市对人类更为有益。我们必须将阿基米德视为与牛顿齐名的人，并承认他取得了“从未被历史上任何人所胜过的数学成就”。

当时若非奴隶众多而便宜，阿基米德可能已成为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领袖。一篇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论力学问题》（On Mechanical Problems ）以及一篇误认为是欧几里得作品的《重量论》（Treatise on Weights ）已于阿基米德之前一个世纪立下了静力学与动力学的基本原理。继承泰奥弗拉斯托斯担任吕克昂学园首脑的兰普斯库斯人斯特拉托（Strato），曾将他的宿命的物质论转向物理学，并系统地说出“自然憎恨虚空”的理论（约公元前280年）。他又说“虚空可用人工去造成”，打开了上千种发明的通路。亚历山大城人克特西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年）曾研究虹吸管的物理学（虹吸管远在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便已开始使用），并发展了压力泵、水风琴及水钟。古埃及的螺旋式水车确实能将水向高处输送，多半曾由阿基米德加以改良，因而无意中将他的名字给了这种水车。公元前50年左右，拜占庭人费隆发明了气压的机器以及各种战争器具。亚历山大城人海伦（Heron）的蒸汽引擎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出现了，使当时机械方面的发展达到最高峰及终点。哲学的传统太强了，希腊人的思想又回到理论中去，而希腊的工业则安于奴隶来操作。希腊人业已熟悉磁铁，也知道琥珀的电力性质，但他们并未在这些奇妙的现象中看出工业上的可能性。古人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现代化是没有价值的。

阿利斯塔克、希帕恰斯、厄拉多塞

希腊的数学在大希腊时代得益于埃及的刺激，因而特别兴盛。希腊的天文学则得益于巴比伦。亚历山大打开东方，促成了观念交流的继续与扩展，此种交流在3个世纪之前，当希腊科学刚在伊奥尼亚区域诞生时，即已获得助益。在大希腊时代，当希腊文学与艺术皆在衰落之中，而希腊科学独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这种矛盾现象，实可归因于希腊与埃及及近东的新接触。

在“地球中心论”统治着希腊天文学的黑暗时期，萨摩斯人阿利斯塔克却带来了一段光明。他对天文学非常热心，几乎研究过其中所有的分支，并在许多分支中取得杰出的成就。在其仅存的论文《日月之大小及距离论》（On the Sizes and Distance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 [5] 中，并没有关于太阳中心论的暗示。相反，这篇论文假定太阳与月亮皆循圆形轨道绕地球运行。但阿基米德的《数沙者》一文曾明白说出阿利斯塔克创立了一种假说：“群星与太阳皆固定不动，地球循圆周路线绕太阳旋转，而太阳位于此一轨道的中央。”普卢塔克也写道：斯多葛学派的克里安塞曾说阿利斯塔克竟敢“使宇宙的炉灶（地球）移动”，主张应予起诉。塞琉古人塞里库斯曾为太阳中心论辩护，但希腊科学界皆反对此说。阿利斯塔克似乎在发现不能使其学说与天体圆形运动说相匹配时，便将它放弃了，因为古希腊天文家都认为这些轨道当然是圆的。也许因为害怕被毒死，阿利斯塔克竟成了古代的伽利略与哥白尼。

最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在哥白尼之前竟以似乎无可反驳的理由去攻击太阳中心论，这真是大希腊时代科学的一大不幸。比西尼亚的尼斯人希帕恰斯虽有划时代的错误，却是一位最典型的科学家——永无止境地求知、专心又耐心地研究、谨慎而准确地观测与报告，古典学界称他为“真理的爱人”。他接触过并修饰了天文学的每一方面，其结论一直为世人所信服达17个世纪之久。他的著作很多，如今仅存一种——对索里人欧多克索斯与阿拉托斯所著《现象论》（Phainomena ）的注释。但克罗狄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约140年），以希帕恰斯的研究与计算为根据，所以我们仍可从这本书去了解他。“托勒密天文学”实应称为“希帕恰斯天文学”。他大概是就巴比伦的模型加以改进而制成了当时主要的天文仪器：观象仪及象限仪。他发明了以经纬线确定地面位置的分度法，并曾设法组织地中海世界的天文家，用这种方法观察及测定所有重要城市的位置。这一计划起初因政治上的动乱而受阻，后来在托勒密王朝国势比较稳定时才得以实现。希帕恰斯对关于天文的数学研究使他列出一张正弦表，因而创立了三角学。他无疑曾从来自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记录获得帮助，以接近准确的数值算出阳历年、阴历年及恒星年的长度。他估计阴历一年为365又1/4天减4分48秒——照现在的估计只差6分钟。阴历一个月为29天12时44分2又1/2秒——与目前公认的时间相差不到一秒。他以与现代测量极为接近的数值算出了诸行星会合的时间、黄道及白道的倾斜度、太阳的最远点、月球的水平视差。他也算出地球与月球的距离为20万英里——只差5％。

有了这些知识，希帕恰斯断定地球中心论比阿利斯塔克的假说更适于解释诸般论据，除非假定地球的轨道为椭圆形，太阳中心论的确经不起数学的分析。但这种椭圆轨道的观念与希腊人的思想极不相合，连阿利斯塔克也未曾考虑过。希帕恰斯曾逼近此种观念并提出了“偏心”的理论，他说太阳与月亮的轨道中心不同，且略偏向地球的一边，因此太阳与月亮在轨道上的速度也有显著的不同。就差这一点，否则希帕恰斯真可以成为古天文学家中最伟大的理论家，而不仅是最伟大的观测家了。

希帕恰斯夜夜仰望天空，他忽然发现一颗星出现于以前确实没有星星的地方。为了证明他后来所作的改变，在约公元前129年制成一种天体目录、一张天象图及一个浑天仪，按天体经纬度标定了1080颗恒星的位置——这对后来研究天文的学生是极大的恩赐。他将自己的图与166年前提谟查瑞斯所绘的图相比较，发现在这段时期诸星位置皆已移动约2°。他以此为基础，从而获得其发现中最精细的一项 [6] ——昼夜平分点的岁差——春分点与秋分点到达子午线的时刻逐年提前的时间。 [7] 他算出此项岁差约为36秒，而目前的估计是50秒。

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一位学者，在年代方面原是生于阿利斯塔克与希帕恰斯之间，他的博学通才曾为他赢得“五项全能”（Beta）及“第二”（Pentathlos）的绰号——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且皆仅次于每一方面的最佳者。传统的记载说这个昔兰尼人厄拉多塞曾受业于几位非常杰出的名师：斯多葛大师芝诺、怀疑论者阿色西劳斯、诗人凯利马科斯、文法家里沙尼斯。他不到40岁时，即因博学而有盛名，所以托勒密三世任命他为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馆长。他写了一册诗集及一本喜剧史。他的《编年表》（Chronographia ）曾想确定地中海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时间。他也写过数学专论，并设计了一种机械方法以求出两直线间连比例的中项。他算出黄道的倾斜度为23°51′，只差0.5％。他的最大成就是测出地球圆周为2.4662万英里，我们计算的结果是2.4847万英里。他观察夏至中午的太阳正好射在昔兰尼一口狭窄深井的底面上，又知道500英里以北亚历山大城中有一座方尖石塔，有同一时刻从两城间的子午线上测量方塔的投影，显出太阳从天顶偏出7°30′，便断定地球表面7°30′的弧线正好等于500英里，因而地球周长便是：360÷7.5×500=2.4万英里。

厄拉多塞测量地球之后，便开始描写地球。他的《地理学》（Geographica ）记载了许多人的报告：亚历山大的测量员，旅行家如麦加斯梯尼，航海家如尼尔库斯，探险家如马萨蒂亚人皮西亚斯——此人曾于公元前320年左右绕过苏格兰到达挪威，也许曾抵达北极圈。厄拉多塞不仅描述了各区域的地形特征，并曾以水、火、地震、火山爆发等变动去解释各种特征。他劝告希腊人放弃将人类分为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地域偏见。他说人不应依民族分类，而应依个体分类。他认为很多希腊人是无赖，很多波斯人及印度人是高尚的，而罗马人在维持社会秩序及政府管理方面已表现得比希腊人有才干。他所知关于北欧及北亚的情形不多，关于恒河以南的印度更少，至于非洲南部还完全不知道，但据我们所知，他或许是提到中国人的第一位西方地理学家。他书中另一段有意义的文字说：“如果大西洋不是一种障碍，我们当能轻易地由海路从西班牙前往印度，只需将航线保持于同一条纬度圈上就行了。”

泰奥弗拉斯托斯、希罗菲卢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古代动物学从未再度升至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所达到的水准。也许由于大家同意的分工，他的承继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写了一篇古典论文《植物史》（The History of Plants ），及另一篇更偏重理论的《植物的本原》（The Causes of Plants ）。泰奥弗拉斯托斯爱好园艺，对其论题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许多方面比他的老师更精通学理，对事实更谨慎，说明也更有条理。他曾说，未经分类的书就像无缰之马一样不可靠。他将一切植物分类为乔木、矮树、灌木及草本，并将各种植物区分为根、茎、枝、细枝、叶、花、果——这种区分法沿用到1561年才被修正。他写道：“植物各部分都能发芽，因为各部分都有生命……植物发芽的方法如下：从种子、根、断口、桠、枝、切块或茎本身皆可自然发芽。”他对植物的有性生殖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有无花果树及枣椰树是例外。他描写这两种树的授粉与受精时，采用了巴比伦人的说法。他曾讨论植物的地理分布、工业用途及最利于其健康生长的气候情况。他曾研究500种植物的各种详情，其所达到的精细准确度，在没有显微镜的时代，实属惊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自然主义者，坚决否定了当时对植物某些奇怪现象的超自然解释。他有科学家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也不认为以哲学家的身份去撰写专文，讨论石头、矿物、天气、风、疲劳、几何学、天文学及苏格拉底之前希腊人的物理学理论会有损他的尊严。据萨登（Sarton）说：“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这个时代当已被称为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时代了。”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第九本“书”摘记希腊人所知植物的药性。他在一段描写中暗示了麻醉剂：“白藓是对妇女分娩特别有用的植物，据说可使生产顺利，或免除痛苦。”也许因为复杂的都市文明中新奇而增多的疾病，这个时代的医药曾有迅速的进步。希腊人对埃及医药学问的研究促进了新的发展。托勒密王朝对此极有帮助，他们不仅准许解剖动物及人的尸体，并且将已判刑的罪犯交出来以供活体解剖。在这样的鼓励之下，人体解剖变成了一项科学，而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许多误谬之见大体消除了。

卡尔西登人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于约公元前185年在亚历山大城工作时，解剖了人的眼睛，并曾提了关于视网膜及视神经的良好报告。他解剖了脑，曾描述大脑、小脑及脑膜，使后世以他的名字作为希罗菲卢斯窦汇（torcular Herophili） [8] 的命名，而使脑恢复了“思考之宫”的荣誉地位。他了解神经的功用，将它们区分为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并将脑神经与脊髓神经分开。他分辨出静脉与动脉的不同，看出动脉的功用是将血液由心脏输往全身各部，实际上是在哈维（Harvey）之前19个世纪即已发现血液的循环。他采取了柯安（Coan）医生普拉克萨戈拉的建议，将诊脉列入诊断方法之中，并用水钟测量脉搏的次数。他曾解剖并描述卵巢、子宫、精囊及前列腺，研究了肝脏及胰脏，并订立至今仍沿用的十二指肠的名称。希罗菲卢斯写道：“若无健康，科学与艺术将一无表现，长处将无从施展，财富将毫无用处，辩才将虚弱无力。”

依我们现在所能作的评判，希罗菲卢斯是古代最伟大的解剖学家，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是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生于塞俄斯，求学于雅典，然后于公元前258年在亚历山大城开业行医。他比希罗菲卢斯更为小心地分辨大脑与小脑，曾用活的动物做过许多实验，以研究大脑的运作情形。他描述并且解释了会厌软骨、肠系膜的乳糜管、心脏主动脉瓣及肺动脉瓣等组织的功能。他曾有一些关于新陈代谢的概念，设计了一具粗略的呼吸热量测定计。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说，每一器官皆经由3种路线——动脉、静脉、神经——与其他组织相通。他曾以自然的原因去解释一切生理现象，不承认与神秘实体有任何关系。他抛弃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这是希罗菲卢斯所认可的。他认为医学是借卫生以事预防，而非借疗法以行医治。他反对经常吃药与放血，主张依靠有规律的饮食、沐浴及运动。

这些人物使得亚历山大城成为古代医学世界的“维也纳”。在塔拉斯、米利都、艾菲索斯、帕加马及锡拉库萨等地也有大的医药学校。许多城市都有市立的医疗组织，这些雇用的医生所得薪水并不很高，但对病人无分贫富或奴隶与自由人，皆一视同仁，随时不顾危险投入工作中，所以非常受人尊敬。米利都人阿波罗尼奥斯免费为附近岛屿的人们治疗瘟疫。当科斯所有的医生染上了他们曾力事防治的传染病时，邻近城市的医生都前往相助。大希腊时代的医生曾收到许多由地方政府颁发以表示感谢的公告。虽然古典的笑话常奚落唯利是图的庸医，这种伟大的职业却维持了极崇高的道德水准，这也是从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注释

[1] 这些草纸不比亚历山大城早，但因其中使用原始的digamma以表示6，可知字母表数法或许始于大希腊时代之前。

[2] 各部所记原有几何学著作的原作者如下：第一、第二两部是毕达哥拉斯，第三部是希俄斯人希波克拉底，第五部是欧多克索斯，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等部是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及雅典几何学家，第七部至第十部记述较高等的数学。

[3] 两个世纪后，西塞罗见过这套仪器，对其复杂的同步运动大为叹服。他写道：“当伽鲁斯（Gallus）移动这个球体时，月亮经常在铜制的机关上比太阳落后许多转，恰与天空中月亮比太阳落后的天数相匹配。因此，在这个球体上所发生的日食也正像实际上所发生的一样。”

[4] 另一故事说阿基米德曾利用大凹镜将太阳光线集中，并射到罗马战船上而使它们起火，卢奇安是最早说出这个故事的人，但不十分可靠。

[5] 阿利斯塔克估计太阳体积为地球的300倍（实际超过100万倍）——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太低了，但已足使阿那克萨戈拉及伊壁鸠鲁大感震惊了。他计算月球直径为地球直径的1/3——错了80％，又算出地球至太阳的距离为地球至月球的距离的20倍（实际近乎400倍）。他有一条定理写道：“日全食时，日月皆含在同一圆锥内，而锥尖便是我们的眼睛。”

[6] 若非采自其巴比伦前辈西丹努斯（Kidinnu），便是他自己的发现。

[7] 春分点和秋分点是一年中的两天，太阳在其运动中越过赤道北移（北半球的春分，南半球的秋分）或南移（北半球的秋分，南半球的春分），当天昼夜等长，故也称昼夜平分点，即是黄道与天球赤道的两交点。

[8] 硬脑膜或外脑膜上的血窦汇合处，中文名为窦汇。——译者注

第十一章 哲学的屈服

希腊哲学包含物理学、形而上学及伦理学三部分。物理学以亚里士多德为巅峰，形而上学是柏拉图，伦理学是芝诺。物理学终止于阿基米德及希帕恰斯，正是他们将科学与哲学分离。形而上学止于庇罗及后期柏拉图学派的怀疑论。伦理学则继续存在，直到伊壁鸠鲁派享乐主义及斯多葛禁欲主义为基督教所征服或吸收为止。

怀疑论者的攻击

在大希腊文化的传播中，雅典在戏剧与哲学两方面仍继续保持领导地位。雅典社会并不太热衷于战争与革命、新科学与新宗教或美与黄金，所以还有时间去研究真理与谬见、物与心、自由与需要、高贵与卑贱、生与死等问题。许多青年常历尽千辛万苦，从地中海所有的城市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音容宛在的大厅与花园中来求学。

在吕克昂学园，孜孜不倦的莱斯博斯人泰奥弗拉斯托斯继续保持着经验主义的传统。逍遥学派实非哲学家，而是科学家及一般的学者，他们献身于动物、植物、生物、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法学史的专门研究。泰奥弗拉斯托斯在领导该学园的34年中（公元前322—前288年），探讨了许多学术领域，曾公布涉及从爱情到战争几乎所有论题的书达400部之多。他的小册子《论婚姻》（On Marriage ）曾严厉批评女人，伊壁鸠鲁的情妇里修姆写了一篇博学并且非常尖锐的答辩，予以猛烈的反驳。然而阿特纳奥斯认为“美人凭优雅而得美丽”一语所表现的温柔情感应归功于泰奥弗拉斯托斯。第欧根尼·拉尔修把他描写为“最仁慈的人，而且非常和蔼可亲”。他口才极佳，因此别人忘记了他的本名，只记得亚里士多德为他另取的意谓“他讲话像神一样”的外号。他极受欢迎，群集听讲的学生多达2000人，米南德便在其最忠实的门徒之列。后世特别谨慎地保存了他的《论性格》（On Characters ）一书，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而是由于他对人人归诸他人的过失有尖刻的讽刺。书里有个好说话的人（the Garrulous Man），他“开始颂扬自己的太太，细说他昨晚所做的梦，逐一形容他昨餐所吃的每一道菜”，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和以往是大大不同了”。还有个愚蠢的人（the Stupid Man），他“到戏院去看戏，竟于熟睡中被留在空屋里……他吃完舒服的晚餐，晚上不得不起来方便，回来时还未完全清醒，走错了门，被邻居的恶狗咬了”。

泰奥弗拉斯托斯一生中巧遇的几件大事之一，是城邦颁布了法令（公元前307年），规定哲学领袖的选择须经公民会议的认可。与此同时，阿尔戈英雄尼德斯又控告泰奥弗拉斯托斯“不敬”。泰奥弗拉斯托斯便离开雅典，但跟随他的学生很多，城中商店老板抱怨生意一落千丈。不到一年，这项法令取消了，控诉也撤回了，泰奥弗拉斯托斯又扬扬得意地回来，重新主持吕克昂学园，几乎直到85岁逝世时为止。据说“所有雅典人”皆参加他的葬礼。在他死后，逍遥学派并没有留存多久。科学离开了赤贫的雅典人前往富裕的亚历山大城，而从事研究的吕克昂学园便陷入穷途潦倒中。

同时，在柏拉图学园里，斯珀西波斯已继承柏拉图，而色诺克拉底又继承了斯珀西波斯。色诺克拉底领导该学园25年（公元前339—前314年），由于过着可敬的简朴生活，曾为哲学带来新荣誉。他潜心于研究与教学，一年只离开学园一次，前去观看狄奥尼索斯悲剧。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说，当他出现时，“城中喧扰的群众让路给他走过”。他拒收一切费用，穷得几乎因欠税而遭监禁，所幸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为他付清欠款，使他得以自由。马其顿王菲利普说，雅典派来的使节唯有色诺克拉底被证明是不受贿赂的人。他的崇德令誉使菲丽娜动了心。她假装被人追赶，到他家去避难，看见他只有一张床，便问可否与他共榻。他同意了，据说是出于人道的体恤，可是对她的要求与妩媚极为冷淡，致使她愤然离去，向朋友抱怨，说她找到了一座雕像，而不是一个活人。除哲学之外，色诺克拉底不要任何情人。

他死后，希腊思想中形而上的一派即在原派殿堂的同一片小树林中近于衰竭。柏拉图的继承者都是数学家和道德家，没有花时间去思考之前曾鼓励该学园的那些抽象问题。埃里亚人芝诺的怀疑论，挑战赫拉克利特的主观主义，高尔吉亚与普罗泰戈拉方法论的怀疑，以及苏格拉底、阿里斯提波与麦加拉人欧克拉底的形而上不可知论，控制了希腊哲学，理性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每一种假说都被想到过、宣扬过，然后被人遗忘。宇宙保存了其秘密，大家对探索那种最聪明的人尚且无法得知的问题已渐感厌倦。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只有一个共同点——得到最终真理的可能性。庇罗却说，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错了。他这句话明白表露了当时一般学者的疑心。

庇罗于约公元前360年出生在埃里斯。他曾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过印度，在“裸体禁欲者”的门下学习，也许从他们那里学得一些怀疑论，所以后来他的名字竟成为怀疑论的同义字。他回到埃里斯，以教师的身份生活于宁静的贫穷中。他太谦逊而不愿著书，但他的学生弗留斯人泰门在一连串的讽刺诗中，将庇罗的意见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意见只有三个要点：确定性不可得，智者不作判断；不求真理，只求宁静；既然一切理论都可能是假的，最好接受当时当地的神话及习惯。感官或理智皆不能给我们确定的知识。感官在领会事物时把事物歪曲了，理智不过是欲望的诡辩仆人而已。每一种三段论法都是将未决问题作为证据，因为大前提假充了结论。每一项推理都有与它相反的推理；同一经验可依环境或情绪而显得令人欢喜或不快；同一事物可以显得大或小，美或丑；同一行为可依我们生活的地点与时间而显得道德或不道德；同一神可依不同的种族而存在或不存在；一切都是意见，没有任何知识是十分真实的。因此，参加争论、寻求生活的其他环境或方式、羡慕过去或未来的时代，都是愚蠢的。一切欲望都是幻影。甚至生命不一定好，死亡也不一定坏，对两者皆不应存有偏见。最好的办法是安静地接受：不去改变世界，只耐心忍受现况；不热衷于进步，而安于和平。庇罗诚心过着这种半印度式的哲学生活。他谦逊地遵从埃里斯的风俗与信仰，不求避免危险或延长生命，结果活到90高龄。其祖国公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因而免除了哲学家的纳税义务，以表示尊敬他。

此时令人觉得奇怪的事情是：对形而上哲学继续进行攻击的却是柏拉图的门徒。公元前269年，阿色西劳斯成为“中期柏拉图学院”（the“Middle Academy”）的首领，他也许曾受庇罗的影响，竟把柏拉图反对感官知识的议论转变成一种与庇罗学说完全同样的怀疑论。阿色西劳斯说：“一切都不确定，甚至这句话也不例外。”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学说将使生命成为不可能，他答道，生命早已学会去应付各种偶然性。一个世纪以后，一位更激烈的怀疑论者接掌“新柏拉图学院”（the“New Academy”），将普遍的怀疑论加强到变成知识与道德的虚无主义。昔兰尼人卡尼阿德斯在约公元前193年像希腊的阿贝拉德一样来到雅典，以令人难堪的巧妙言语反驳克里西波斯及其他老师所教的每一种学说，使他们大感头痛。因为他们想要使他成为逻辑家，他曾向他们说（将普罗泰戈拉的形势倒转过来）：“如果我的推理是对的，当然很好；如果是错的，请退还我的学费。”他自己开课后，今天讲一种意见，明天又加以反驳，每次都证明得头头是道，把两种意见都破坏了。他的学生，甚至传记作者，都未能发现他真正的见解是什么。他曾攻击一切结论，说它们在理智上是无可辩护的，并叮嘱他的学生对偶然性及当代的习俗感到满足。他被雅典人派往罗马充任使节团的一员（公元前155年），曾使罗马元老院大感震惊，因为他于某日发言拥护正义，次日又嘲笑正义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如果罗马要实现正义，便应将其凭优越武力从地中海诸国夺取的一切东西归还原主。第三天，加图（Cato）认为这个使节团是对公共道德的一种危险，便将他们遣回雅典。波利比奥斯当时正以人质身份留在罗马与西庇阿共事，也许曾听到这些演讲，他以一个实际者的愤怒讲到这些哲学家时有以下的话：

他们在柏拉图学园中已将自己训练得极为擅于辞令。他们里面有些人由于力图混淆听众的心灵，于是提出自相矛盾的理论，并且很善于捏造合理性，以致使听众怀疑雅典人是否能闻到艾菲索斯炒蛋的香味，也怀疑他们是否一直在学园中讨论问题，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在梦中撰写这篇演说……由于这些学者过于爱好矛盾的理论，已使一切哲学受到不好的批评……他们在青年的心中灌输一种狂热，而使青年对真正有益于哲学学生的伦理与政治问题从不加以思考，而将生命耗费于捏造无用谬说的徒劳中。

伊壁鸠鲁学派的逃遁

波利比奥斯虽曾将许多年代以来那种将生命虚掷于无益空论中的理论家描绘出来，但他说道德问题已失去对希腊人心的吸引力，却是大错特错。在这段期间，取代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哲学中主流的，正是伦理学一派的哲学。政治问题的确被搁置一旁，因为马其顿守备军的存在或其所留回忆已使言论自由受到阻挠，大家暗中知道国家自由要靠缄默去维持。雅典城邦的光荣业已成为过去，哲学必须面对政治与伦理在希腊前所未有的分离。哲学必须找出一种生活方式，既能得到哲学上的宽恕，又能配合政治上的无能。因此，哲学设想其问题不再是如何建立公正的城邦，而是如何造成自足与安心的个人。

这时伦理学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种追随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安提西尼与第欧根尼的指引，将犬儒学派推广成斯多葛派；另一种源自德谟克利特，偏向阿里斯提波，将昔兰尼学派引入伊壁鸠鲁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宗教与政治衰败时哲学上的填补物，斯多葛主义来自闪米特的悲观论、宿命论及服从论，伊壁鸠鲁学说则来自亚洲沿岸追求快乐的希腊人。

伊壁鸠鲁于公元前341年出生在萨摩斯，12岁时便爱上了哲学，19岁前往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度过一年。他像后世的培根（Francis Bacon）一样，喜欢德谟克利特而不喜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且从德谟克利特处获得许多基本观念来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他从阿里斯提波学到快乐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学到智慧的快乐，从庇罗得到宁静的学说及一个很响亮的代表宁静的词——不动心（ataraxia ）。他必然曾留意同时代的昔兰尼人狄奥多鲁斯的遭遇，此人曾在雅典公开传播非道德的无神论，以致公民会议控告他“不敬”——这是伊壁鸠鲁不曾忘记的教训。然后他回到亚洲，在科洛封、米蒂利尼及兰普斯库斯讲授哲学。兰普斯库斯人对他的思想与性格有良好的印象，觉得把他留在如此偏僻的城市实属过于自私而于心不安，便筹集了80米纳（合4000美元），在雅典郊区购买一幢房屋及花园，献给他作为学校兼住宅。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35岁时开始住进那幢房屋，向雅典人传授一种仅以伊壁鸠鲁为名的哲学。他欢迎女人听讲，甚至允许她们加入生活在他身边的小群学生之中，这是女人自由正在增长的象征。他对身份或种族皆无差别待遇，他接收妓女也接收品格高尚的主妇，接收奴隶也接收自由人。他最喜欢的学生便是自己的奴隶米西斯（Mysis）。妓女里修姆变成他的情妇兼学生，他还为她吃醋，好像她是他依法娶的妻子一样。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并在他的影响下写了几本书，其风格之纯净与她的行为并不相称。

除此以外，伊壁鸠鲁生活于斯多葛式单纯及谨慎的隐居之中。他的座右铭是“生活谦逊”（lathe biosas ）。他恭敬地参加城市的宗教仪式，但不染指政治，也不关心世事。他对水与少量的酒、面包与少量的乳酪已感满足。他的竞争者与敌人指责他能吃时便拼命塞饱，唯有消化不良时才变成有节制的人。第欧根尼·拉尔修告诉人们：“但说这些话的人都错了。有许多亲眼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待人仁厚无比——对他本国如此，所以他本国曾立雕像以纪念他；他对朋友也如此，所以朋友多得几个城市也容纳不下。”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慷慨，对仆人温和，他们都参与他的哲学研究。他的学生敬仰他，视其为人中之神。在他死后，他们的座右铭是：“就像伊壁鸠鲁的眼睛仍在看着你那样去生活。”

他在授课与恋爱之间写了300部书。赫库兰尼姆的火山熔岩积灰为我们保存了他的主要作品《论自然》（On Nature ）的片断。有“哲学界的普卢塔克”之称的第欧根尼·拉尔修传下了他的3封信，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他的几种作品。最重要的是卢克莱修曾将伊壁鸠鲁的思想写入最伟大的哲学诗歌之中。

也许伊壁鸠鲁感觉到亚历山大的征服为希腊人引来了许多东方的神秘信仰，便开始提出引人注目的主张，说哲学的目的是使人免于恐惧，尤其是使人免于对神的恐惧。他不喜欢宗教，认为宗教靠无知而兴盛，又转而助长无知，而且以天上的间谍、无情的愤怒及永无止境的惩罚等恐怖使人生变得黑暗。伊壁鸠鲁说，诸神住在星辰之间遥远的太空里，享有平静而不朽的生命，但他们太通情达理，不会为人类这样渺小的生物操心。世界并非由他们所设计，也非由他们所指导，那些天上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怎么会造出让秩序与紊乱、美与痛苦混在一起的二流货色的宇宙呢？伊壁鸠鲁又说，如果你感觉失望，不妨试想一下，遥远的诸神虽不能帮助你，也不能伤害你，你便得到安慰了。他们不能监视你，不能判断你，不能将你投入地狱。至于恶神与魔鬼，那都是我们梦中不愉快的幻想罢了。

反驳了宗教之后，伊壁鸠鲁进而反驳形而上学：我们不能知道超感觉世界的任何事情，理智必须限于感官体验的范围之内，并且必须接受这些经验以作为真理的最后测验。2000年后，洛克与莱布尼茨所辩论的一切问题，都被他一语道破：如果知识不来自感官，又来自何处？而且理智的资料必须得自感官，如果感官不是事实的最后裁判者，我们怎能在理智中找到那样的标准呢？

然而感官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确定知识。感官所捕捉的，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身，而是客观事物表面各部所抛出的细微原子，在我们的感官上留下它的性质与形式的小复制品。因此，如果必须有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的确，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们最好接受德谟克利特的观点：除了物体与空间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或者说任何东西我们都无法知道，甚至无法想象。所有物体皆由不可分割及不可改变的原子构成。这些原子无色、无热、无声、无味、无臭，所有这些性质是由其微粒子的放射在我们感官上所造成的。但原子在大小、重量及形式方面确有不同，因为唯有这个假定能说明物质的无限变化。伊壁鸠鲁原想以纯机械原理来解释原子的作用，但因他对伦理学比宇宙论更感兴趣，极欲保存自由意志以作为道德责任感的源泉及人格的支柱，便把德谟克利特的理论抛弃了，转而提出一种原子自发性（spontaneity in the atoms）的假定：原子经空中落下时，略微偏离垂直线，而进入各种混合体，以构成水、火、土、风四元素，并经由四元素而形成变化多端的客观景物。宇宙中有无数世界，但若对这些感兴趣则为不智之举。我们可假定太阳与月亮就像我们所见的一般大小，然后利用时间研究人类。

人类完全是自然的产物。生命也许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凭自然选择最适合的形式而进步，也无任何设计。心智仅为另一种物质。灵魂是一种散布全身的精巧材料的实体。灵魂仅能借身体去感觉或行动，而且随身体的死亡而消失。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接受现有知觉的证明而相信意志是自由的；否则，我们会成为人生舞台上毫无意义的傀儡。我们宁可做人民之神的奴隶，而不可做哲学家所说“命运”的奴隶。

但哲学的真正功用并非说明世界，因为部分永远不能说明全体，而是指导我们追寻快乐。“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套系统与无用的意见，而是一种免于一切忧虑的生活方式。”在伊壁鸠鲁的花园门口悬有引人注目的题跋：“宾客，您将在此得到快乐，因为快乐在此被视为最高的美德。”在这派哲学中，道德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实现快乐生活的必要手段。“若生活不谨慎、不诚实、不公正，而想生活得快乐，那是不可能的；若生活不快乐，而想生活得谨慎、诚实、公正，也是不可能的。”哲学上唯一确定的主张是：乐即善，苦即恶。肉体的快乐本身是正当的，智慧应该为它们提供空间。但此种快乐可能产生不好的结果，必须在仅能由智慧提供的选择之下去做有区别的追求：

因此，当我们说快乐是主要善行时，我们所说的不是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的享受……而是身体免于痛苦，以及灵魂免受烦扰。因为连续不断的饮酒与狂欢，或与妇女相处的享受，或有鱼及其他珍馐的盛筵，必不会使生活快乐。唯有清醒的沉思方能考虑择取或避免的理由，且能将那些产生大部分混乱以困扰灵魂的无用见解扫除净尽，从而使生活真正快乐。

最后，了解不仅是最高的美德，也是最高的快乐，因为了解比任何其他才能更易于使我们避免痛苦与悲伤。智慧是唯一的解救者：它使我们免于情欲的束缚，免于对神的畏惧，免于对死亡的害怕；它教我们如何忍受不幸，教我们如何从单纯的生活善行及平静的心地喜悦中求得深切而持久的快乐。死亡在我们以智慧的眼光去看它时便不可怕了。它所包含的痛苦，可能比我们一生中历次遭受到的要短暂渺小得多。使死亡充满恐怖的，是我们对它愚蠢的幻想。试想一种聪明的满足所需要的东西多么简单——新鲜的空气、最便宜的食物、一间适中的房屋、一张床、几卷书和一个朋友。“一切自然的物品都容易得到，唯有无用的东西才价格高昂。”我们不应自寻烦恼去实现每一种想到的欲望：“凡属不能达到又不会真正为我们造成痛苦的欲望，都可以忽略。”甚至爱情、婚姻与亲子关系，都是不必要的。这些带来一时的快乐，却留下多年的悲哀。使我们自己习惯于单纯的生活与简单的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健康之道。智者从不热衷于功业，也不贪图荣誉，不羡慕敌人或朋友的好运。他避免城市中的热门竞赛及政治斗争的骚乱。他寻求乡村的平静，从身心安宁中找到最真实、最深切的快乐。因为他节制食欲，生活不事虚饰，摆脱一切恐惧，自然的“生活趣味”（hedone ）便赐给他最高的美好，那就是宁静。

这是一个耿直得可爱的学派。能发现一位不讳言快乐的哲学家及一个替感官说好话的逻辑家，确是令人鼓舞的事。这里没有难于捉摸之处，没有要求了解的热望。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虽曾提到原子学说，但对之前曾创造希腊科学与哲学的大胆好奇心表现出了一种反动。这套思想最深远的缺陷是其消极性：它认为免于痛苦便是快乐，逃脱生命的危险与充实便是智慧。这为独身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借口，对社会殊少益处。伊壁鸠鲁认为国家是必要的罪恶而予以尊重，他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可在他那花园里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但他显然并不关心国家的独立。诚然，他的学派似乎喜欢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比较不迫害异端——这是与现代的信念刚好相反的。伊壁鸠鲁认为，任何政府只要不妨碍他对智慧与交游的谦逊追求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对友谊的热忱不亚于前几代人对城邦的忠心。“在智慧所供给人生的快乐中，最重要的是友谊。”伊壁鸠鲁学派以久而弥坚的友谊闻名。他的书札更是充满热情的辞藻，他的学生也报以希腊人所特有的强烈情感。年轻的柯罗底斯初次听到伊壁鸠鲁的讲演时，跪地涕泣，高呼他为神。

伊壁鸠鲁在其花园中教学36年，爱学校而不要家庭。公元前270年，他身罹结石重症。他坚强地忍受痛苦，临死时还对朋友念念不忘：“我在此生最后一天的快乐日子给你写信。膀胱的障碍与内部的疼痛已达极点，但一想到我们以往的谈话，心中的喜悦便足以克制一切苦楚。希望你多照顾梅特罗多鲁斯的孩子。”他留下遗嘱，将财产赠给学校，希望“在我们的力量所及之处……所有学哲学的人都永无匮乏”。

他身后留下接续很久的一系列门徒，都衷心地怀念他，几世纪中不肯将他的遗教更改一字。他最有名的学生，兰普斯库斯人梅特罗多鲁斯，曾将伊壁鸠鲁学说简化成一项主张：“一切好东西都与肚皮有关。”——也许意谓一切快乐都是生理方面的，最后是属于内脏的——致使希腊社会感到震惊而可笑。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提出了反击，把阿客斯特劳拉的《烹调法》（Gastrology ）称为“伊壁鸠鲁快乐哲学的中心要义”。大希腊各界普遍误解了伊壁鸠鲁学说，公开加以指责而私下加以接受。许多大希腊的犹太人接纳了这派学说，以致“Apiköros”一字被犹太法师用作“背叛者”（apostate）的同义字。公元前173年（一说公元前155年），两个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被罗马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使青年腐化。一个世纪后，西塞罗写道：“何以有这么多的伊壁鸠鲁分子呢？”同时，卢克莱修则为该学说写出最完整、最好的现存说明。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当政时为止，这个学派有不少公然自认的拥护者，其中有些人生活糜烂，贬损了祖师的声名，从此产生“epicure”一字，意思是“贪吃者”。其他的门徒则忠实地教授伊壁鸠鲁本人一度简化其哲学的格言：“神不足畏惧，死无可伤感，善能赢得，一切所怕的事情皆能克服。”

斯多葛学派的折中

伊壁鸠鲁的思想被他的门徒中日益增多的人解释为劝人追求个人的快乐，重要的伦理问题——善的生活是什么——并未获得解答，而仅为一种新的系统化的陈述：个人的自然享乐主义如何与团体及种族所必需的禁欲主义互相协调？——如何能使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被感动或被威逼而情愿走向集体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自制与自我牺牲呢？旧宗教已不再能完成此项功能，老城邦也不能再把人提高到忘我的境界。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从宗教转向哲学去寻求解答。他们在生存的危机中邀请哲学家来给他们忠告或安慰，他们要求哲学家提供一种世界观，可在事物的性质上给予人类生存以永久的意义与价值，也可使他们能正视死亡的必然性而不觉恐惧。斯多葛禁欲主义便是古典世界寻求自然伦理的最后努力。芝诺曾再度试图完成柏拉图失败的工作。

芝诺是塞浦路斯岛上基提翁的土著。这个城市有一部分腓尼基人，大部分是希腊人。芝诺通常被称为腓尼基人，有时被称为埃及人，几乎一定是希腊人与闪米特人的混血儿。阿波罗尼奥斯形容他瘦、高、黑；他的头歪向一边，他的腿细弱；虽然赫菲斯托斯的长相也不比他好，爱神阿佛洛狄忒也会把赫菲斯托斯送给雅典娜的。因为他没有杂事分心，所以很快经商致富。据说他初到雅典时，财产超过1000塔伦。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他在希腊东南海岸遭到覆舟之难，失去了财产。公元前314年左右来到雅典时，他几乎一贫如洗。他坐在一个书摊旁边，开始阅读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不久便被苏格拉底的品格迷住。他问道：“今日哪里去找这样的人物呢？”这时适逢犬儒派哲学家克拉底斯从那书摊前面走过，书商便劝他：“跟那个人走吧。”芝诺时年30岁，进了克拉底斯的学校，因为发现了哲学而极为高兴。他说：“我遇到翻船，却踏上了幸福的航程。”克拉底斯是埃及底比斯人，曾将300塔伦的财产捐给他的国人，过起了犬儒派的行乞生活。他斥责当时性生活的放荡，认为饥饿是医治爱情的良药。他的学生希帕希亚有饱饭可吃，竟爱上他，扬言如果她的父母不把她嫁给他，她即决意自杀。他们要求克拉底斯劝阻她，他便将行乞用的钱包放在她的脚边，说道：“这是我的全部财产，现在试想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她并未气馁，反而离开她那富有的家庭，换上了乞丐的衣服，与克拉底斯生活于自由的爱情里。据说他们的婚礼是当众完成的，不过他们的生平却是爱情与忠贞的模范。

芝诺很为犬儒派那种严格的单纯生活所感动。此时安提西尼的门徒已经变成古代的弗朗西斯僧侣（Franciscan monks） [1] ，矢志守贫禁欲，在大自然中随处栖息，靠无暇修行的人施舍为生。芝诺从犬儒派取得其伦理学的纲要，且未掩藏其感谢之意。他的第一本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 ）很受他们的影响，以致拥护无钱、无财产、无婚姻、无宗教、无法律的无政府主义。后来他看出这种乌托邦思想及犬儒派的社会组织不能提供实用的生活之道，便离开克拉底斯，先后在柏拉图学园的色诺克拉底及麦加拉人斯蒂波门下研习一段时间。他必然曾以折服的心情读过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因为他已将赫拉克利特的几个概念加入自己的思想之中——人类及宇宙的灵魂皆由“圣火”（the Divine Fire）所形成，自然法则有其永恒性，世界的重复创造及劫火（conflagration）。不过他惯称苏格拉底是斯多葛禁欲哲学的源泉及典型人物，苏格拉底曾使他受益最多。

经过多年虚心受教之后，芝诺于公元前301年建立自己的学校，他来回穿行于彩廊的列柱之间，随意演说。他对贫富一视同仁，但不很欢迎青年听讲，认为唯有成熟的人方能了解哲学。遇有青年谈论过多，芝诺便告诉他：“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在雅典时，曾来听芝诺讲课，成为他的好友，询问他的意见，引诱他去享受短时的奢侈生活，并邀他以宾客身份到培拉去居住。芝诺借故推辞了，派遣门徒珀尔修斯前往。他在彩廊教学40年 [2] ，始终言行一致，因此，“比芝诺更有节制”竟成为希腊的谚语。虽然他与安提柯私交甚笃，雅典公民会议仍给他“城墙之钥”（keys to the walls），并投票决定为他建立雕像并赠送他金冠。其褒扬令写道：

基提翁人芝诺在本城研究哲学多年，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好人（原文如此），也曾鼓励从游的一切青年养成自制的习惯，且使他自己成为最大美德的表率……本城人民兹议决表扬芝诺……献给他一顶金冠……并以公费在色拉米库斯为他建立坟墓。

一般传说他活到90岁。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逝世的情形如下：他走出学校时失足，跌破了一个脚趾。他以手击地，反复吟着尼俄柏 [3] 的一行诗句：‘我既来兮，何令我如斯？’（I come；why call me so？）立刻窒息而死。”

芝诺在彩廊的工作由两个亚洲的希腊人——阿苏斯人克里安塞和索里人克里西波斯相继接办。克里安塞是个辩论家，初到雅典时身上只有4枚德拉克马，充当普通工人，拒绝公家的救济，在芝诺门下学习19年，过着勤奋及禁欲的贫穷生活。克里西波斯是这个学派中学识最渊博且作品最多的人，他以750部书说明斯多葛学说，曾被哈利卡纳苏斯人狄奥尼西贬为博学的沉闷的模范。在他以后，斯多葛禁欲学说传遍了整个大希腊世界，且在亚洲找到了最伟大的典型人物：罗得斯人珀内修斯、塔尔苏斯人芝诺、西顿人包伊夏斯及塞琉古人第欧根尼。这一学派是在古代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哲学，其原先卷帙浩繁的文献现已散失殆尽，我们仅能利用幸存的一些片断去拼凑其面貌。

将斯多葛学说分成逻辑学、自然科学及伦理学的，很可能是克里西波斯。芝诺及其继承者曾将他们自己在逻辑理论上的贡献引以为荣，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并未留下具有启蒙价值或用处的任何可察觉的余留物。 [4] 斯多葛学派同意伊壁鸠鲁的说法，认为知识仅能得自感官，且将真理的最后试验置于感官以其生动与持久的印象迫使心智同意的知觉作用中。然而经验并不一定能得到知识的结果，因为感官与理智之间还有情绪或好恶，可使经验歪曲而变成谬见，甚至像它使欲望歪曲变成罪恶一样。理智是人类最高的成就，也是从创造世界及统治世界的“根本理性”（Logos Spermatikos ，或Seminal Reason）而来的种子。

世界本身就像人一样，既是全然物质的，也是天生神圣的。感官向我们报告的每样东西都是有形的，也只有有形的东西才能产生或接受动作。质与量、美德与情欲、灵魂与肉体、上帝与星辰，都是有形的结构或过程，精美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本质上实为一体。在另一方面，一切物质都是有生机的，充满了张力与力量，永远在扩散或浓缩中，由内部与外面的能、热或火赋予生命。宇宙经过膨胀与收缩、发展与分解的无数循环而生存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宇宙必在劫火中烧尽，慢慢再成形，然后又历经以往的全部历史，甚至最微小的细节都会相同； [5] 因为因果的连锁是牢不可破的循环，是永无止境的重复。一切事件及有意的行为都是早已决定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也不可能无中生有。这个连锁若有任何破口，便会使世界瓦解。

在这个体系中，上帝是开始，是中间，也是结尾。斯多葛学派把宗教看作道德的一种基础，因而认为是必要的。他们以亲切的容忍去看待民间的宗教，甚至对其魔鬼及占卜也是一样，而且找出寓言的解释以连接迷信与哲学之间的鸿沟。他们接受了迦勒底的占星术，认为其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想到地上事务与星辰的运动有某种神秘的及连续的相应关系——普遍感应（the universal sympatheia）的一个阶段，因而任何部分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会影响其余的部分。他们好像在为基督教做着不仅伦理学的而且是神学的准备工作，他们以上帝为出发点去设想世界、法律、生活、灵魂及命运，将道德解释为对神意的顺从。上帝与人同为有生命的物质，世界是他的身体，世界秩序与法则是他的心与意志。宇宙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上帝便是其灵魂、其生命的气息、其繁衍的理由、其刺激的火。有时斯多葛学派也以非人格化的说法去设想上帝，更常将他想象成至高的天意，以无上的智慧设计及指导宇宙，调整一切部分使之合于理性的目标，让每一事物皆归于有德之人使用。克里安塞有一首诗歌，堪比阿肯那顿国王改多神信仰为一神信仰的诏书或《以赛亚》中的一神教赞颂，在诗里他将上帝与宙斯证为同一：

啊，宙斯，我赞美您高于所有的神：您的尊称很多，您永远拥有一切权能。

世界由您创始，您用法则支配万事万物。

芸芸众生都向您倾诉：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子孙。

因此，我愿奉献一首赞美诗，并时常歌颂您的权能。

诸天听从您的命令，全体绕地运行。

您多么伟大，您永远是君中之君。

除邪恶之人所为是出于自身的愚昧，在天上、在地面、在海中，任何已做的事情都与您不分。

但您有使枉者直的技巧，在您面前，不合适的变成合适，异族变成同族。

如是，您将万事万物调配均匀，善恶混同。

您的命令至高无上，谁都永远服膺。

让愚昧从我们的灵魂中被驱散，使我们用您赐予的荣耀尊敬您。

我永远歌颂您的行为，因为您的行为适合神的子孙。

人对世界正像小宇宙对大宇宙，他也是具备有形身体与有形灵魂的有机体。凡属推动或影响身体，或为身体所推动或所影响的事物，必然是物质的。灵魂是散布于周身的一种似火的气息或灵（pneuma ），犹如世界灵魂散布于世界各处一样。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但成为一种不具人格的能量。在最后的劫火中，灵魂也像自我（Atman）被吸入婆罗门一样，被吸入能量的大海中，这大海便是上帝。

人既然是上帝或自然的一部分，伦理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善与上帝、自然或世界的法则合作。美德不是快乐的追求或享受，因为这一追求使理智被热情支配，往往伤害身心，而结果很少令我们满意。唯有将我们的目标与行为加以理智的调整，使其合于宇宙的目的与法则，才能找到快乐。个人的善与宇宙的善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个人幸福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是相同的。如果恶降临到善人身上，那仅是暂时的，且非真恶；如果我们了解全体，便能在各部分所现恶的后面找到善。 [6] 智者研究科学，只要能找出自然法则，然后使他自己的生活适于该法则即可。依照自然去生活（Zen kata physin ）——这是科学与哲学的目的及唯一的理由。克里安塞几乎以纽曼 [7] 的语言向上帝表示意志的屈服：

啊，上帝，领导我，您是我命运的真宰。

您要我去任何地方，我都乐意遵从您的意旨。

我纵想反抗，

敢做叛徒，仍须顺从命运的支配。

因此，斯多葛门徒避开奢侈与复杂的事物，不参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竞争，以少量衣食为满足，毫无怨言地忍受生活的困难与失望。除德行与罪恶之外，他对一切——疾病或痛苦、荣誉或污名、自由或奴役、生或死，皆漠不关心。他将压制一切可能对自然的进程有所妨碍或对自然的智慧有所怀疑的情感：他若丧子，将不悲伤，但接受宿命的决定，将其视为暗中最好的安排。他将寻求完全的淡漠或毫无情感，借使心境平和而不因运气、怜悯、爱情的一切攻击与变化而动摇。 [8] 他将是一个刻苦的老师与严厉的行政者。宿命论并不意味着放纵。我们必须使自己及他人为每一项行为负起道德上的责任。芝诺因其奴隶犯了偷窃而加以鞭挞时，那奴隶稍有学识，说道：“我所以偷窃是命中注定的。”芝诺答道：“我要打你也是命中注定的。”斯多葛门徒将道德看作其本身的奖赏，也看作绝对的责任与无上的义务，是从他所分享的神性而得来的。在遇到不幸时，他将记起因遵从神意即可成为神的化身，借以安慰自己。如果他对生命感到厌倦，又能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离去时，他将没有反对自杀的顾虑。克里安塞70岁时开始长期绝食，他说不愿中途撤退，终至饿死。

然而斯多葛哲学家并不脱离社会，也不像犬儒学派那样以贫穷为荣，更不像伊壁鸠鲁的门徒那样迷恋孤独。他虽不赞美浪漫的爱情，却视婚姻与家庭为必要的制度，他梦想一种公妻的乌托邦社会。他接受国家，甚至君主专制。他没有怀念城邦的意思。他认为一般人都是危险的傻子。他宁可拥护马其顿的安提柯王室，而不乐于接受暴民统治。事实上他不喜欢任何政府。他希望人人都是哲学家，而使法律变成不必要的东西。他所想到的至善并非像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那样按良好社会的要求来说的，而是按良好个人的品德来说的。他可以参与政事，并支持任何有益于人类自由及尊严的动议，而不论该动议如何朴实无华，但绝不使其快乐受职位或权力的束缚。他可以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任何爱国主义若妨碍其对全人类的忠诚，则必予丢弃。他是世界的公民。正如前文所述，芝诺的血管中很可能流着希腊人与闪米特人的血液，所以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渴望打破种族及国家的界限，他的国际主义反映着亚历山大所曾达到的地中海东部世界昙花一现的统一。最重要的，芝诺与克里西波斯都曾希望相互战争的一切国家及阶级均可由一个大社会所取代，其中无国家之界、无阶级之分、无贫富之殊、无主奴之别。哲学家不事压迫以行统治，人人皆兄弟，同是上帝的儿女。

斯多葛主义是一种高尚的哲学，曾被证明比现代犬儒学派所能期望的更为切合实际。这种学说是在非基督教世界的人心中一次最后的努力，欲将希腊人思想的一切因素集合起来，去建立一种可为已放弃古典宗教的诸阶级所接受的道德体系。虽则只能赢得少数够水准的信徒，但这些少数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好的道德家。正像基督教中的加尔文派（Calvinism）及清教派（Puritanism）一样 [9] ，曾产生了那个时代最坚强的人物。在理论方面，斯多葛主义是一种以孤立而冷酷的至善为目标的怪诞学说，实际上却产生了勇敢、圣洁、热心的贤士，如小加图、爱比克泰德（Epictetus）、马可·奥勒留，而且影响了罗马人在其属国制定法律时的法理学，并于新信仰基督教诞生之前帮助维持了古代社会的团结。斯多葛哲学家默许迷信，因而对科学曾有害处，但他们洞烛了那个时代的基本问题——道德的神学基础已经崩溃——曾尽力沟通宗教与哲学。伊壁鸠鲁赢得了希腊人的敬爱，芝诺赢得了罗马贵族的信仰。在非基督教世界历史的末期，斯多葛学派支配了伊壁鸠鲁学派，而且以后经常如此。当一种新宗教从垂死的大希腊世界智识与道德的混乱中产生时，已为它铺好道路的正是这一派的哲学家。他们承认信仰的必要，传播单纯与自制的禁欲学说，并在上帝身上见到了一切。

重返宗教

宗教与哲学的冲突此时已经经历三个阶段：哲学攻击宗教，如苏格拉底之前的情形；试图以自然的伦理学代替宗教，如亚里士多德及伊壁鸠鲁的做法；怀疑论者及斯多葛学派的重返宗教——这个运动在新柏拉图学派及基督教精神中达到了最高峰。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已不只出现一次，现在也可能发生。泰勒斯相当于16、17世纪的伽利略，德谟克利特相当于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诡辩学家相当于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编撰人，普罗泰戈拉相当于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亚里士多德相当于18、19世纪英国的斯宾塞，伊壁鸠鲁相当于19、20世纪法国的法朗士，庇罗相当于17世纪法国的帕斯卡，阿色西劳斯相当于18世纪苏格兰的大卫·休谟，卡尼阿德斯相当于18世纪德国的康德，芝诺相当于19世纪德国的叔本华，普罗提诺相当于19、20世纪法国的柏格森。

这个伟大哲学体系的时代终因怀疑主义者的兴起而结束了，他们认为不论是为求了解世界，或为求控制人群的冲动以使其合于秩序与文明，人类推理的能力都是可疑的。当时的怀疑主义在实质上并不是休谟派的，而是康德派的：他们对哲学与教条同样怀疑，破坏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劝人安静地接受古典宗教。庇罗正像帕斯卡一样，其怀疑主义不是远离宗教，而是走向宗教，庇罗本人最后竟成为他那城市中受人尊敬的祭司长。伊壁鸠鲁学派的人放弃了政治去专讲伦理，由国家转向灵魂，仅能代表钟摆回头时的一瞬间，而且他们对个人解救的重视，已为一种注意个人甚于国家的宗教铺好了进路。有许多人不能在生命中找到伊壁鸠鲁认为满意的那些安慰，贫穷、不幸、疾病、死亡、革命或战争打击着他们，这些贤士的劝告使他们的灵魂空虚了。昔兰尼人赫格西亚虽与伊壁鸠鲁同样以快乐主义哲学的立场为起点，却断言生命中苦多于药，愁多于喜，自然主义哲学唯一合逻辑的结果便是自杀。 [10] 哲学就像一个堕落了的女儿，历尽辉煌的冒险及黑暗的幻灭之后，放弃了对真理及快乐的追求，以悔改者的姿态回到她母亲——宗教——的怀抱，再度从信仰中寻求希望的基石及仁慈的赞助。

斯多葛学说一方面想为知识阶层建立自然的伦理，另一方面又想为普通人的道德保存超自然的帮助，而且随时间的进展，也给自己的形而上学及伦理思想以日益增加的宗教色彩。芝诺曾否定民间所信的神有任何真实的存在，一代以后，克里安塞却提议控告阿利斯塔克为异端。芝诺从未提过人的不朽，但塞涅卡几乎以与埃莱夫西斯神秘教及基督教完全相同的说法提到天堂的赐福。芝诺之后的斯多葛学说变成了神学而非哲学，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带着神学的形式。这派学说大部分是讨论上帝的存在与本质、世界从上帝扩散出来、神意的真实性、道德与天意的一致、人类在上帝父权之下的兄弟情谊以及世界最后回归到上帝。在这派哲学中，我们发现了原罪的意义——原罪在原始及新派基督教中都是有很严格的作用的，还有不分种族阶级的宽大精神，以及源自犬儒学派哲学家而由流传久远的基督教僧侣达到最高峰的独身禁欲精神。从塔尔苏斯人芝诺到塔尔苏斯人保罗之间，只有一步之差——这便是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走的。

斯多葛的信念中很多成分是源自亚洲的，有些是出自闪米特。在本质上，斯多葛学说正是东方文明胜过希腊文明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前，希腊已不是原来的希腊了。

注释

[1] 1181—1226年意大利天主教僧圣弗朗西斯（St.Francise）所创立的苦修派。

[2] 关于芝诺生平事迹的一切日期，众说纷纭，其资料来源也自相矛盾。策勒（Zeller）断定他生于公元前350年，卒于公元前260年。

[3] 尼俄柏是神话中坦塔鲁斯之女，底比斯国王安菲翁之妻，曾以子女多至14人又美丽而自夸，并嘲骂阿波罗与阿尔忒弥斯之母勒托，以致宙斯杀其子女，将她化成石人，她继续哀泣而吟此诗。

[4] 只有一些增加的术语是例外，如逻辑（logic）一词即是此派所创。芝诺的学生阿里斯托曾将逻辑家比作吃龙虾的人，不惮其烦地在大堆甲壳中去寻找小口的肉。

[5] 所幸我们知道有些斯多葛学者对此点并不十分确定。

[6] 克里西波斯说：“战争有益于矫正人口过剩，臭虫可使我们免于睡眠过多。”

[7] 约翰·纽曼（John Newman，1801—1890年），英国神学家，曾任红衣主教。

[8] 克里西波斯曾建议对已死的亲属采用最简单、最沉寂的葬仪，他认为将死的肉用作食物当属更佳。

[9] 加尔文主义是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倡导的学说，清教主义是16世纪英国国教中清教徒的主张。

[10] 他口才极佳，以致一时亚历山大城自杀风气大盛，托勒密二世只好将他逐出埃及。

第十二章 罗马的来临

皮拉斯

波利比奥斯希望知道：“谁会无用或懒惰得不想弄明白：罗马人究竟凭借什么手段及在什么政治体系之下，能在不到53年的时间，使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处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呢？有谁会专心于其他学问，以致认为还有任何比获得这种知识更重要的事情？”这确是一个问题，我们尽可留待以后再去研究，但自波利比奥斯所写的时期以后，已有的征服次数太多，使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多费时间。我们已经分析了罗马征服希腊的重要原因是希腊文明内部的分崩离析。任何大国在未经自我毁灭之前是不会被他国征服的。伐林与土壤的滥用、贵重金属的枯竭、贸易路线的转移、政治混乱所造成的经济生活的不安、民主的腐败与王朝的颓废、道德与爱国精神的衰微、人口的减少或素质降低、公民军队被雇佣军所代替、兄弟自相残杀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浪费、凶残的革命与反革命所引发的残杀才能之士——这些因素耗尽了大希腊世界的资源。就在这个时候，台伯河（Tiber）上的一个小国在残忍而有远见的贵族统治之下，正训练坚强的地主兵团，征服其邻邦及竞争者，劫掠地中海西部各地的食物与矿产，并逐年向意大利境内的希腊人居住地进逼。这些古老的希腊社会原是以其财富、贤士及艺术自豪的，如今却由于战争，由于狄奥尼西一世的劫掠，由于罗马发展成为一个竞争的贸易中心，变得贫困不堪了。土著部落数世纪以来被希腊人所奴役或驱回内陆，如今在其主人借杀婴及堕胎以谋求生活舒适之时，人口增加得很快。不久，这些土著人便起而争夺意大利南部的控制权。这些希腊城邦转向罗马求助。他们得到了帮助，也被罗马吞并。

塔拉斯畏惧罗马的兴起，向伊庇鲁斯年轻勇敢的国王求援。自从多利安人在多多纳建立宙斯神殿以来，希腊文明便在今日称为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南部那片风景如画的山区中一直保持着不太稳定的立足地。 [1] 公元前295年，自称为大力士阿喀琉斯后裔的皮拉斯成为伊庇鲁斯部族中为首一族莫罗西亚人的国王。他英俊而勇敢，是一个专制但受人民拥戴的统治者。他的臣民认为他只要将右脚踏在伏卧的人背上，便能医治忧郁，也没有人穷得让他不肯照拂。塔伦丁（塔拉斯的人）向他求救时，他认为这是一次很诱人的机会，可使他征服罗马以消除西方的危险，正像当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消除东方的危险一样，而且可使他凭勇气去证明他的家系。公元前281年，他带着2.5万步兵，3000匹马，30头大象，横过伊奥尼亚海（亚德里亚海）。大象及神秘主义同为希腊人从印度传入的特产。他在希拉克勒亚与罗马人相遇，赢得“皮拉斯的胜利”：他的损失很大，而人力物力的资源皆减至极少，以致一名副官祝贺他的成就时，他用一句名言去回答，说再有这样一次胜利便可将他毁灭。罗马人派遣卡尤斯·法布里齐乌斯（Caius Fabricius）去与他举行交换俘虏的谈判。普卢塔克说：

他们在晚餐席上无所不谈，特别是说到希腊及其哲学家时，西尼亚斯（伊庇鲁斯的外交官）讲起伊壁鸠鲁，并说明其门徒所持关于神与国家以及生活目标的见解，将人类的主要快乐置于怡悦之中，把公共事务看作对快乐生活的伤害与干扰而拒绝参与，认为诸神距人类很远，对于一种完全无所事事及乐趣洋溢的生活，不会显示仁慈或愤怒，也不会有任何关切。他还没有说完，法布里齐乌斯便对皮拉斯喊道：“啊，大力士！希望皮拉斯与萨莫奈人（Samnites） [2] 在与我们作战时也能以这样的见解自娱。”

皮拉斯既感到罗马人的坚强，又觉得不能从意大利的希腊人获得充分的帮助，便派遣西尼亚斯前去罗马议和。元老院正要同意休战时，忽见垂死而失明的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命人把自己抬到元老院来，反对罗马与侵入意大利境内的异国军队议和。皮拉斯的希望破灭了，只好再战，在阿斯库路姆赢得另一次自杀性的胜利，然后觉得自己对抗罗马没有成功的希望，便航行到西西里，慨然决心使该岛脱离迦太基人的统治。他英勇地逐退迦太基人，但不知究竟是西西里的希腊人太懦弱而不敢拥戴他，或是他与任何暴君一样专制，他所得到的支持极少，不得不于作战3年之后放弃该岛，说出一句预言性的话：“我留给迦太基与罗马一个多好的战场呀！”他率领残部到达意大利后，在贝内文托被击败（公元前275年）。在这次会战中，轻装的步兵大队首次证明优于笨重的密集方阵，从而在军事史上写下了新的一章。普卢塔克颇有哲学意味地写道：

在这些战争中耗时6年之后，皮拉斯回到伊庇鲁斯。他的战事虽未成功，却在这些不幸的遭遇中保存了不屈的勇气，而且由于其军事经验、胆力与进取心，被人认为超过同时代的一切希腊君王。但他凭勇敢的行动所收获的，又因无益的希望而丧失，为了想要得到所没有的，竟将已有的全丢了。

皮拉斯又参加新的战争，在阿尔戈斯被一个老妇人用瓦片击死。同年（公元前272年），塔拉斯向罗马投降。

8年后，罗马与迦太基开始了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百年战争。打了一代以后，迦太基将萨丁尼亚、科西嘉以及西西里岛上由迦太基所占领的部分割让给罗马。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锡拉库萨犯了加入迦太基一方的错误，被罗马将军马塞勒斯用饥饿政策制服。胜利者的劫掠极为彻底，以致该城未再复原。李维说：“马塞勒斯将锡拉库萨的装饰品——其所富有的雕像与图画——全部运往罗马……即使将迦太基攻下，也不会得到这么多的战利品。”公元前210年，整个西西里落入罗马人之手。该岛变成了意大利的谷仓，退回到农业经济模式，其全部工作几乎全由不抱希望的奴隶去做。工业被阻止，商业受限制，财富遭搜刮而流向罗马，自由人口日渐减少。以后1000年内，西西里竟未再出现于文明史中。

解放者罗马

罗马扩张的每一步皆曾得益于其敌人的错误。公元前230年，罗马派遣两个使者前往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首府斯库台（Scodra），就该国海盗攻击罗马船只的事件提出抗议。该国女王托伊塔（Teuta）因与海盗分赃，便回答道：“阻止臣民从海上赢得战利品，是与伊利里亚统治者的习惯不合的事情。”当一个使者以战争威胁时，托伊塔便命人把他杀了。罗马获得如此便宜的借口去夺取达尔马提亚海岸，真是不胜欣喜，便派遣远征军于公元前229年将伊利里亚收为罗马的保护国。科孚、埃皮达姆努斯以及其他希腊殖民地也变成了罗马的附庸。由于希腊人的贸易也遭受伊利里亚海盗的扰害，雅典、科林斯及两个联盟组织皆称颂罗马为解救者，并准许罗马参加埃莱夫西斯人的神秘仪式及伊斯米尼运动会。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歼灭了罗马军队，并进抵罗马城外。正当罗马面临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大危机之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汉尼拔签订了盟约，准备入侵意大利（公元前214年）。在诺帕克图斯所举行的会议（公元前213年）中，阿托利亚代表阿格劳斯呼吁全体希腊人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中联合一致，以对抗西方新兴的强国：

最好的事情是希腊人永不相互战争，如果我们经常能一心一德，就像涉水过河的人一样携手并进，逐退野蛮人的侵略，大家联合起来保全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城市，那才是诸神所赐的最高恩惠……因为显而易见的，在此次战争中，无论是迦太基人击败罗马人，或罗马人击败迦太基人，胜利者绝不会以获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主权为满足，他们一定会来到这里，扩张他们的野心而不顾正义。因此，我恳求大家起来对抗这种危险，我特别要向菲利普国王陈情：陛下，您最好的保卫办法，并非削弱希腊人的力量及使我们轻易成为侵略者的掠夺品，而是将我们视为自己的身体，注意希腊每一部分的安全，就像它是您自己的领土一样。

菲利普五世肃然倾听，一时成为希腊的偶像。但据过分爱国的李维所述，他与汉尼拔的条约上曾明确规定：如果迦太基在此次战争中获胜，为了报答菲利普对意大利的攻击，将帮助他把全部希腊本土收归马其顿的版图。也许这一条款被希腊各邦知道了，包括阿格劳斯的阿托利亚联盟在内的许多希腊城邦都与罗马签订条约以对抗马其顿，而使菲利普被困于国内，不得不将其入侵意大利的行动无限期延缓。公元前205年，罗马与菲利普签订条约，以便全心对付汉尼拔。3年后，老西庇阿在扎马（Zama）击溃迦太基人。当大希腊文明最后的伟大世纪行将结束时，埃及、罗得斯、帕加马皆向罗马求援以对抗菲利普。罗马于是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菲利普与全希腊及罗马为敌，仍作困兽之斗，十分凶猛。他用尽多种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对待俘虏极为残酷，致使阿比多斯男人在发觉无法抵抗菲利普的攻击时，便先杀妻儿，然后自杀。公元前197年，弗拉米尼努斯（Flaminus）——这是曾使波利比奥斯心悦诚服而甘心拥护罗马的那一类罗马贵族之一——在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彻底击败了菲利普，而使整个马其顿——的确也就是整个希腊——完全听从罗马的摆布。使其盟友阿托利亚联盟（该联盟自称曾赢得这次会战）极为厌恶的是，弗拉米尼努斯在索取苛刻的赔款及侵占一整船的战利品之后，仍让受到削弱的菲利普五世保持其王位，其理由是仍需马其顿作为对抗北方蛮族的屏障。

这位罗马将军曾在塔伦都（罗马人对塔拉斯的称呼）学过希腊语，也懂得希腊文学、哲学、艺术的迷人之处。他显然有诚意要从马其顿统治之下解放希腊诸城邦，并给它们在自由与和平中生存的机会。他好不容易才说服罗马的代表使他们相信这是聪明的政策，然后前往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公元前196年）。整个希腊世界的重要人物都会集于此（据波利比奥斯说，每个人都在谈论罗马的下一步行动），他让传令官宣布：“罗马元老院及地方总督提图斯·昆修斯既已击败菲利普国王及马其顿人，决定给予下列人民以自由，不设守备军，不征收贡金，准许各依自己的法律自治：科林斯人、佛西斯人、罗克利安人、欧波埃人、阿哈伊亚人、马格尼西亚人、色萨利人及佩里比斯人。”这就是说，涵盖所有原非自由的希腊本土诸邦。大部分会众不能相信这种史无前例的解放令，大声要求传令官再念一次。波利比奥斯说：“当传令官再次宣告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今日听这故事的人所不容易想见的。”许多人对宣言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其中必有诡计。但弗拉米尼努斯当天就开始从科林斯撤走罗马军队，公元前194年，他的全部军队都返抵意大利。希腊尊他为“拯救者及解放者”（Savior and Liberator），而愉快地开始去过它最后的自由日子了。

征服者罗马

阿托利亚人对这种安排并不满意。有些被罗马人解放的城邦原是受阿托利亚控制的，此时并未交还联盟。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刚告结束，阿托利亚人便邀请安条克三世将希腊从罗马手中拯救出来。帕加马及兰普斯库斯正夹在北方高卢人不断的侵扰与南方塞琉古势力的扩张之间，便向罗马求援以对抗安条克。罗马元老院派出其最能干的将军——扎马的胜利者老西庇阿。这位罗马将军以几个军团及欧迈尼斯二世的部队，在马格尼西亚击败了安条克三世，然后转而向北逐退高卢人。罗马人将其保护行动延展到几乎地中海的全部亚洲海岸，然后班师回意大利。欧迈尼斯十分感激，但希腊本土各邦却指斥他是希腊的叛徒，说他竟召请野蛮的罗马人对抗他的希腊同胞。

此时易变的希腊人对曾从西方粗野的拯救者手中接受恩惠，已经后悔。据他们看来，弗拉米尼努斯及其后继人虽曾给希腊诸邦以自由，但也曾取得回报——凡是支持过菲利普，或安条克，或阿托利亚的城邦，皆遭他们劫掠——他们带走的战利品多得使希腊人拒绝再有这样的解放。弗拉米尼努斯得胜回国时，其希腊战役的掳获品在罗马以连续不断的纵队整整运输了3天：第一天有武器、甲胄、无数的大理石与青铜雕像，第二天有1.8万磅白银、3714磅黄金、10万枚银币，第三天有114顶冠冕。而且，罗马人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持续不断地支持希腊的富人阶层反对穷人阶层，并且禁止一切鼓吹阶级斗争的政见。希腊人并不希望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和平。他们希望能自由解决自己的争端，并有机会实现扩大国家领土的野心。他们不能忍受没有改变的状态。不久，两个对立的联盟产生不和，党派斗争到处盛行。每一城市或集团都向罗马元老院提出互相冲突的控诉。元老院派遣委员会前往调查及仲裁。希腊人又指责此种干涉是采邑制度。外国控制的锁链虽属无形，却是真实的。一年接一年地，希腊人——唯有有钱的富人除外——都日益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锁链之苦，并祈求停止这样的自由。罗马元老院中有些议员认为罗马若不完全控制希腊，那么希腊永远不会享有秩序或安静，现在元老院开始听信他们的意见了。

公元前179年，菲利普五世去世，他的儿子珀尔修斯经过流血的斗争承继了王位。过去17年的和平使马其顿的经济得以恢复，也产生了新一代可用于战争的青年。珀尔修斯与塞琉古四世商订了联盟，并娶了塞琉古的女儿为妻。罗得斯也参加了联盟，并派出一支大舰队护送新娘。整个希腊皆大欢喜，认为珀尔修斯是希腊人当今对抗罗马的希望。欧迈尼斯二世深恐帕加马难保独立，便前往罗马，敦促元老院为其自身的利益去毁灭马其顿。他在返国途中因私人口角险遭杀害，罗马便将此次争吵解释为珀尔修斯派人暗杀国王的阴谋，而由一次外交上互相责备的备忘录宣告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只有伊庇鲁斯及伊利里亚有勇气帮助珀尔修斯，其余希腊各邦送来表示同情的函件，但未采取行动。公元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彼得那歼灭了马其顿军队，摧毁了70座马其顿城市，将其上层阶级放逐到意大利，将王国分成4个自治但须向罗马纳贡的共和国，四国之间禁止贸易及交往。珀尔修斯被囚于意大利，因受虐待，2年后死去。伊庇鲁斯大受蹂躏，其军民10万人以约合1美元1人的价格出售为奴。罗得斯虽未实际参战，仍被迫放弃亚洲海岸的领土，罗马人还在得洛斯建立了一座可与之竞争的自由港，以示惩罚。珀尔修斯的私人文件全被搜出，凡是曾向他提供帮助或安慰的人悉遭放逐或下狱。阿哈伊亚联盟的1000名显要人员，包括波利比奥斯在内，被放逐到意大利。这批人在放逐中过了16年之久，其中700人陆续死亡。当年希腊对解放者罗马的崇拜，实不及现在对征服者罗马的仇恨那样强烈。

胜利者的苛刻造成许多意外的不良结果。罗得斯被削弱后，其在爱琴海上的“警察”工作便停止了，致使破坏贸易的海盗再度猖獗。阿哈伊亚联盟诸邦许多贵族被掳去，激进派领袖于是随之得势，而阶级斗争达到最惨烈的时期之一。富人依靠罗马的保护，穷人则要求驱逐富人与罗马的势力。公元前150年，从意大利生还的阿哈伊亚放逐者响应否认罗马在希腊所享权力的要求。罗马为了削弱阿哈伊亚人的势力，便派遣一个委员会到希腊去，命令科林斯、奥尔霍迈诺斯及阿尔戈斯退出联盟。科林斯的一群贵妇将多桶垃圾倒在委员的头上以示答复。公元前146年，该联盟决议发动解放战争，希望罗马人在西班牙及非洲的战役会分散其力量而同意一种顺从的和平。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席卷联盟诸邦。奴隶被解放并武装起来，债务经宣告延期偿付，土地被分配给贫民，不快乐的富人在社会主义与罗马之间战战兢兢，虽不情愿，仍不得不向争取自由的运动捐献其珠宝与金钱。雅典及斯巴达继续置身事外，但波奥蒂亚、洛克利亚、埃维亚皆勇敢地参加了战争。马其顿诸共和国也公然反叛罗马。

罗马元老院闻讯震怒，立即派来一支由穆米乌斯率领的陆军及一支由梅特卢斯率领的海军。他们的联合部队战胜了一切抵抗。公元前146年，梅特卢斯攻下了阿哈伊亚联盟的根据地科林斯。不知究竟是为了摧毁东方的商业敌人，就像同一年中小西庇阿摧毁西方的迦太基一样，抑或为了仿效亚历山大在底比斯的行动，以教训反叛的希腊人，这座充满商人与妓女的富裕城市竟被付之一炬，男人全遭屠戮，女人及小孩悉被出售为奴。穆米乌斯将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全部运往意大利，连科林斯人用于装饰其城市及住宅的艺术作品也包括在内。波利比奥斯说，罗马军人曾用世界名画当作棋盘及掷骰子的台板。联盟被解散，其领导人员一律处死。希腊及马其顿被合为一省，由一位罗马总督治理。波奥蒂亚、洛克利亚、科林斯、埃维亚每年缴纳贡金，雅典及斯巴达得以幸免，并获准继续维持自己的法律。主张保护财产及秩序的党派到处得势，一切从事战争，或发动革命，或改革制度的行动一概被禁止。这些骚动的城市终于有了和平。

注释

[1] 意大利考古学家于1929年在布特林托掘出无数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建筑及雕刻遗物，包括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希腊剧场。

[2] 意大利中部塞阿姆人，是罗马所遇到的在意大利境内最强的敌人。

第五章至第十二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348—339　斯珀西波斯主持柏拉图学园

329—314　色诺克拉底主持柏拉图学园

323—285　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

323　犹太成为叙利亚的一省

322—288　泰奥弗拉斯托斯主持吕克昂学园

321　亚历山大帝国被瓜分；米南德第一个剧本问世

320　托勒密一世占领耶路撒冷；哲学家埃里斯人庇罗及底比斯人克拉底斯诞生

319　弗莱蒙与新喜剧

318　乐理学家、塔伦都人亚里士多塞诺斯诞生

317—307　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在雅典当政

316　卡桑德为马其顿王

315—301　马其顿王安提柯一世（独眼巨人）在位

314　安提柯一世宣布希腊的自由；芝诺到雅典

314—270　波莱莫主持柏拉图学园

312—198　犹太受托勒密王朝统治

312—280　塞琉古一世建立塞琉古帝国

311　哈米尔卡侵入西西里

310　锡拉库萨独裁者阿伽索克勒斯侵入非洲

307　不利于哲学家的法律

307—287　马其顿王德米特里在位

306　伊壁鸠鲁在雅典讲学

306—302　卡桑德与德米特里为主宰希腊而战争

305　史学家、陶罗美尼亚人第迈欧斯诞生

301　芝诺在彩廊讲学；塞琉古一世建造安条克城；利西马库斯在伊普苏斯击败安提柯一世

300　数学家、亚历山大城人欧几里得；理性主义者欧伊迈罗斯诞生

295—272　摩洛西亚国王皮拉斯在位

290　罗得斯雕刻宗派

288—270　斯特拉托主持吕克昂学园

285—246　托勒密二世在位；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及图书馆成立

285　泽诺多托斯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长；解剖学家、查尔西登人希罗菲卢斯诞生

283—239　马其顿王安提柯二世在位

280　天文学家、萨摩斯岛人阿利斯塔克诞生；阿哈伊亚联盟兴起；皮拉斯助塔伦都对抗罗马

280—262　塞琉古皇帝安条克一世（救主）在位

280—279　高卢人侵入马其顿及希腊

279　皮拉斯侵入西西里

278　阿波罗巨铜像立于罗得斯岛

277　高卢人侵入小亚细亚

275　诗人、索里人阿拉托斯诞生

271　讽刺作家、菲留斯人第蒙诞生

270　诗人、亚历山大城人凯利马科斯及科斯人西奥克里特；史学家、巴比伦人贝罗苏斯诞生

270—269　雅典人克拉底斯主持柏拉图学园

270—216　锡拉库萨独裁者希伦二世在位

269—241　阿色西劳斯主持中期柏拉图学园

266—261　克来门尼蒂战争

261　安提柯二世占领雅典

261—247　塞琉古皇帝安条克二世（天神）在位

261—232　克里安塞主持彩廊

260　诗人、科斯人赫罗达斯诞生

258　生理学家、塞俄斯人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诞生

257—180　语言学家、拜占庭人亚拉图诞生

251　西塞昂人亚拉图解放其本城

250　阿萨息斯建立帕西亚王国；《拉奥孔》；埃及历史学家曼内托；查尔西斯诗人里科弗洛诞生

247　锡拉库萨科学家阿基米德诞生

247—226　塞琉古二世在位

246—221　托勒密二世（施主一世）在位

243　阿拉托斯领导阿哈伊亚联盟对抗马其顿

242　亚基斯在斯巴达试行改革

240　罗得斯岛诗人阿波罗尼奥斯诞生

239—229　马其顿王德米特里二世在位

235—197　阿塔路斯一世建立帕加马王国

235—195　厄拉多塞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长

232—207　克里西波斯主持彩廊

229　阿拉托斯解放雅典

229—221　马其顿王安提柯二世在位

226—224　斯巴达克莱奥梅尼三世实行改革

226—223　塞琉古三世（救主）在位

225　罗得斯岛毁于地震

223—187　塞琉古皇帝安条克三世（大帝）在位

221　安条克三世在塞拉西亚击败克莱奥梅尼三世

221—179　马其顿王菲利普五世在位

221—203　托勒密四世在位

220　数学家帕尔加人阿波罗尼奥斯诞生

217　托勒密四世在拉菲亚击败安条克三世

215　菲利普五世与汉尼拔结盟

214—205　罗马的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212　马尔塞鲁斯占领锡拉库萨；阿基米德死亡

210　西西里成为罗马的一省

208　塔尔苏斯人、哲学家芝诺诞生

207　斯巴达那比斯的革命

205　埃及成为罗马的保护国

203—181　托勒密五世在位

197　西诺斯会战

197—160　帕加马在欧迈尼斯二世统治下的最盛期

196　弗拉米尼努斯宣布解放希腊；帕加马图书馆建立

195—180　拜占庭人阿里斯托芬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长

190　《法尔内塞公牛》雕像

189　罗马人在马格尼西亚击败安条克三世

188　菲罗波门在斯巴达废止莱喀古斯制度

187—175　塞琉古四世在位

181—145　托勒密六世在位

180　帕加马大祭坛；萨莫色雷斯人阿利斯塔克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长

179—168　马其顿王珀尔修斯在位

175—163　塞琉古皇帝安条克四世在位

175—138　帕西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在位

174　安条克四世重建奥林匹克运动场

173　卡尼阿德斯主持新柏拉图学院

171—168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168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在彼得那击败珀尔修斯；安条克四世劫掠耶路撒冷神庙

167　阿哈伊亚领导人员——包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遭放逐

166　马卡比派首次起事；《但以理书》

165　犹大·马卡比恢复犹太神庙仪式

163—162　塞琉古皇帝安条克五世在位

162—150　塞琉古皇帝德米特里一世（救主）在位

161　犹大·马卡比与罗马订约

160　犹大·马卡比战败而死

160—139　帕加马王阿特拉斯二世在位

157　犹太成为由祭司长统治的独立国

155　卡涅阿德斯到罗马

150—145　塞琉古皇帝亚历山大·巴拉斯在位

150　天文学家、尼斯人希帕恰斯及塞琉西亚人塞琉古；士麦那诗人莫斯克斯诞生

146　穆米乌斯摧毁科林斯；希腊与马其顿成为罗马的一省

结语 希腊的文化遗产

希腊文明并未死亡，它在死亡之前仍然继续生存了几个世纪。当它死亡之时 [1] ，却成为留给欧洲及近东诸国无可比拟的遗产。每一处希腊殖民地皆曾将希腊艺术思想的精髓倾注于内陆地区的文化血液中，包括西班牙、高卢、埃特利亚、罗马、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以及黑海沿岸。亚历山大城是思想和货物的转运港：许多希腊诗人、神秘家、哲学家、科学家的作品及见解，由博物馆及图书馆经学者与学生散布到地中海全区各城市。罗马也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大希腊世界的希腊遗产：其剧作家改编了米南德与弗莱蒙的作品，其诗人模仿了亚历山大城文学的风格、韵律与主题，其艺术使用了希腊工匠与希腊形式，其法律吸收了希腊诸城邦的规章，其后来的帝国组织则以东方化的希腊君主政体为蓝本。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大希腊文明征服了罗马，正如昔日东方文明征服希腊一样。罗马权力的每一次扩张都播散了希腊文明的酵母。拜占庭帝国结合了希腊与亚洲文明，并将若干部分的希腊遗产传到近东及北方的斯拉夫民族。叙利亚的基督教徒接下了文明的火炬，传到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人经过非洲而传入西班牙。拜占庭、伊斯兰教及犹太的学者将希腊的杰作译成意大利文，首先激起了经院哲学，然后掀起了文艺复兴的狂潮。自欧洲的心智再生以来，希腊文明已彻底渗入现代文明，以致今日“一切文明国家在一切有关智能的活动方面，都是希腊的殖民地” [2] 。

如果我们的希腊遗产不仅包含希腊人所发明的东西，而且包含他们对旧文明修改后经由各种不同路线传给我们的许多事物，我们便会在现代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找到此种遗产。我们的手工艺、采矿技术、工程原理、财政与贸易过程、劳工组织、政府的工商法规，这些都是从希腊传给罗马，而后从罗马经过历史之流传给我们的。我们的民主政制与独裁政制同样是沿袭希腊的先例。虽然国家的权力推广之后所演成的代议制度是希腊所没有的，但政府对人民负责，由陪审团审判，公民所享思想、言论、写作、集会、信仰的自由观念，都深受希腊历史的刺激。这些观念是希腊人与东方人最大的区别，使他们具有独立精神与进取心，使他们嘲笑东方人的虔敬与迟钝。

我们的中小学校与大学，体育馆、运动场、运动及运动会，皆源自希腊。优生交配的理论、自足与自制的观念、健康与自然生活的崇尚，一切无羞耻的非基督教的感官享受的理想，都能在希腊历史上找到系统的说明。基督教的神学及修行（practice，此字本身即希腊文）大部分源自希腊与埃及的神秘教——源自埃莱夫西斯、奥尔菲克、阿赛林等神秘仪式 [3] ，源自神圣之子为人类而死、然后复活的希腊信仰，源自宗教仪杖、洁身、献祭、圣餐等希腊仪礼，源自地狱、魔鬼、炼狱、赦免、天堂等希腊概念，以及源自斯多葛与新柏拉图学派关于世界的逻各斯、创造与最后劫火的理论。甚至我们的迷信也源自希腊人的妖怪、女巫、诅咒、预兆与凶日。若不沾染一些希腊神话的色彩，谁能了解英语文学或济慈的一篇诗歌呢？

倘无希腊传统，我们 [4] 的文学简直无法存在。我们的字母是从希腊经罗马及库迈 [5] 传来的；我们的语言含有许多希腊文字；我们的科学已借希腊的术语而创造了一种国际语言；我们的文法、修辞，甚至标点符号及分段的方式，都是希腊人的发明。我们的文学分类是希腊式的——抒情诗、颂歌、田园诗、小说、短论、演讲、传记、历史，尤其是戏剧，而且这些词又几乎全是希腊文。现代戏剧的名称与形式——悲剧、喜剧及哑剧——也是希腊的，虽然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是独特的创作，喜剧却从米南德与弗莱蒙经由普劳图斯、泰伦斯、本·琼森及莫里哀，几乎毫无变化地一脉相传。

希腊的音乐似乎对我们来说最为陌生。然而近代音乐（在其重返非洲及近东之前）乃得自中世纪的歌曲与舞蹈，而这两者也部分源自希腊。圣乐与歌剧有些部分曾受益于希腊合唱的舞蹈与戏剧，而且据我们所知，乐理最初是由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塞诺斯等一群希腊人开始探究与说明的。我们在绘画方面受惠最少，但壁画则可从波利格诺托斯经由亚历山大城与庞培，到乔托与米开朗基罗，以迄今日的壁饰寻出一条直线。现代雕刻的形式及许多技术仍系传自希腊，因为希腊的天才在这项艺术方面所留下的遗产实在是很难胜过的。我们仅在最近才把自己从希腊建筑的魔力之下解放出来。欧洲或美国的每一座城市中，都有一些商业或财政大厦，其外形或廊柱式正面取法于希腊的神殿。我们在希腊艺术中找不到性格的研究与灵魂的描绘，他们迷恋肉体美与健康美，因此不如埃及的雄伟雕塑及中国的深刻绘画那样成熟。但在古典时代的雕刻与建筑中所表现的那种适度、纯洁与和谐的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传家之宝。

如果希腊文明现在对我们似乎比伏尔泰以前的任何世纪都要更为亲近及“现代化”，那是因为希腊人喜爱理性一如其喜爱形式，他们曾依自然界的条件去解释自然界。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以及科学研究的独立发展，是希腊心智上任性冒险的一部分。希腊数学家打下了三角学与微积分的基础，开始并完成了锥体剖面的研究，将立体几何发展到相当完美的程度，所以一直维持他们所留下的原状，到笛卡儿与帕斯卡才加以改进。德谟克利特以其原子理论照明了物理与化学的整个领域。阿基米德在抽象的研究之余偶尔造出的新机械，就足以使他名列最高的发明家之中。阿利斯塔克是哥白尼的先锋，或许也曾给他激励。 [6] 希帕恰斯经由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建立了一套天文学，成为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之一。厄拉多塞测量了地球并绘制了地图。阿那克萨戈拉与恩培多克勒写出了生物演进理论的纲要。亚里士多德及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动物及植物做了分类工作，几乎建立了气象学、动物学、胚胎学及植物学。希波克拉底使医学脱离了神秘主义及哲学理论，并以道德规则提高其地位。希罗菲卢斯及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曾将解剖学及生理学发展到很高的境界，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除伽林之外，没有别人再达到过。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我们呼吸到推理的安静空气，虽然经常感到不确定与不妥当，但热情与神话则已剔除。如果我们曾完整地保存其杰作，我们也许会将希腊科学视为人类最显著的智慧成就。

但爱哲学的人只肯无可奈何地将希腊遗产中的最高地位让给科学与艺术。希腊科学本身原是希腊哲学的孩子——产于对传奇的鲁莽挑战以及爱好探究的青年心理，这也就是在许多世纪中将科学与哲学联合在一起的力量。人类从未以如此精密又如此热情的方式去研究自然界：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所以应该是可以了解的，这种想法并未贬抑世界。他们发明了逻辑，制成了完美的雕像，其所根据的理由恰好相同：和谐、统一、相称、合式——依他们之见，这四种品质既提供了逻辑的艺术，又提供了艺术的逻辑。他们曾以好奇的心理去研究每一件事实及每一种理论，不仅将哲学建立成欧洲人心智方面一种特殊的事业，也设想了每一种学术体系及假说，关于我们生活的任何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他们未提到过的。唯实论与唯名论，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一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康德式的批判与叔本华式的绝望，罗素式的原始主义与尼采式的非道德论，斯宾塞式的综合法及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一切哲学的梦想与智慧，无不以此为其始生的时代与地点。希腊人不仅谈论哲学，而且实行哲学的生活：贤哲的人，而非勇士或圣徒，是希腊人生命的顶点与极致。此种令人心爽的哲学遗产，经过许多世纪传到我们手上，曾感动过罗马帝王、基督教神父、经院神学家、文艺复兴时代的异教徒、剑桥的柏拉图学派、18世纪启蒙时代的叛徒以及今日热心于哲学的人。就在此刻，也许全球每一国家里都有成千上万的热心人正在阅读柏拉图的作品。

文明不会死亡，只会迁移；其住地及装束虽有所改变，但必继续生存。正如个人的死亡为他人留下生存的空间一样，一种文明凋谢后也会有另一种文明代之兴起。生命脱去老皮，而于死亡之时突然现出新鲜的少年时期。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我们知道希腊的弱点——其疯狂而无情的战争、其呆滞的奴隶制度、其从属的妇女地位、其普遍缺乏的道德节制、其腐朽的个人主义、其未能与秩序及和平相配合的自由。但珍爱自由、理性及美的人，不会太关心这些弱点。他们会在政治历史的混乱之外，听到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欧里庇得斯、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伊壁鸠鲁及阿基米德的呼声。他们会为这些人的存在而心怀感激，愿意越过许多世纪去与他们神交。他们会将希腊视为西方文明明媚的早晨，此种文明虽有其同类的错误，却是我们的营养及生命。

致阅本书至此的读者：

你的陪伴虽未目睹，但已感到，特为申谢。

注释

[1] 希腊文明的灭亡可断言为在325年，其时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君士坦丁堡，而基督教的拜占庭文明开始在地中海东部取代了“异教的”希腊文明。

[2] 英国法学家梅因（Sir Henry Maine）曾说：“除自然的盲目力量之外，世界上凡是动的东西无一不源自希腊。”关于埃及与亚洲的知识增多之后，这种有名的夸张说法便不得不大加修改了。

[3] 奥尔菲克原是俄耳甫斯城邦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阿赛林原是埃及祭俄赛里斯神的仪式。在埃及神话中，俄塞里斯神是女神伊希斯的胞兄与丈夫，也是地下世界的神及死人的裁判者——相当于中国的阎罗王。

[4] 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西方，尤其是指英语世界。

[5] 在意大利西南部那不勒斯湾上。

[6] 哥白尼知道阿利斯塔克的太阳中心论，因为他曾在书中的一段提到它，但这段文字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去。

女性大理石雕像（约公元前2700年至前2500年，基克拉泽斯文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青铜时代文化，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并行。

克诺索斯皇宫（约公元前1600年至前1400年，米诺斯文明）

克诺索斯皇宫中皇后的大厅

克诺索斯皇宫中的御座

一幅米诺斯壁画

米诺斯执蛇女郎（约公元前1600年）

迈锡尼卫城狮门（约公元前1400年，迈锡尼文明）

黄金面具（约公元前1500年，迈锡尼文明）

荷马的大理石半身塑像。据推测，荷马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这两大史诗不仅是希腊的团结与英雄主义的象征，更是整个古典时期希腊教育和文化的基础。

希腊传说中，海伦是最美丽的女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海伦，拒不送回，引起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战争中的阿喀琉斯和埃阿斯正在下棋（瓶画）。

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杀死潘特希里亚（瓶画）。

表现阿喀琉斯生平的石棺浮雕（180年至220年）

巨人和奥林匹斯山诸神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诸神最后取得胜利，巨人被杀死［瓶画，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公元前530年］。

花园中的阿佛洛狄忒（瓶画，约公元前400年）。阿佛洛狄忒是古希腊爱与美的女神。

正在饮酒的狄奥尼索斯（瓶画，约公元前540年）。狄奥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献祭的队伍（瓶画，公元前520年至前510年）。希腊人礼拜神最重要的节目是献祭，而祭神的祭品、献祭程序随神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沉思中的雅典娜（雕塑，公元前270年至前260年）。在希腊宗教里，雅典娜是城市的保护女神，战争、工艺和明智的女神。

赶着牛群去献祭的赫拉克勒斯（瓶画）。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

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在希腊神话里，俄狄浦斯是无意中杀死亲生父亲并娶生身母亲为妻的底比斯国王。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正在热身的运动员（公元前470年至前460年）。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正在摔跤的运动员（公元前470年至前460年）。

掷铁饼者（古罗马仿古希腊雕塑）

中世纪的梭伦像。梭伦是“希腊七哲”之一，他消除了雅典城邦的极度贫困状态，为本国同胞制定了宪法和法典。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正在赛跑的运动员。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正在跳远的运动员。

古代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半身塑像

《命运三女神》（大理石雕塑，公元前447年至前438年），原来位于雅典帕特农神庙的东墙。

半人半马怪在与拉庇斯人打仗（帕特农神庙檐壁的石板上浮雕细部）。

拿盾牌的士兵（帕特农神庙的浮雕细部）

行进中的马队（帕特农神庙檐壁的石板上浮雕）

墓碑上的希腊家庭（约公元前360年）

鞋匠铺中，一位年轻女子正在试穿一双便鞋（瓶画，约公元前500年至前490年）。

铁匠铺中，赤裸的铁匠正在打铁（瓶画，约公元前500年至前490年）。

希腊抒情诗人萨福（庞培壁画）。萨福擅长以性情的流露来打动读者。

弹里拉琴的男孩（浮雕，公元前450年至前440年）

吹长笛的男孩（公元前520年至前510年）

苏格拉底、安提西尼、克里西波斯和伊壁鸠鲁等希腊哲学家的头像。

苏格拉底把哲学思想导向对人类生活中品格和行为的分析，或许正因如此，他被以腐蚀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起诉。

柏拉图像。其理性哲学的基础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理念或形式。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立了系统探索哲学的学院。

亚里士多德半身像。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其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取向和内容具有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虽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却微不足道。

两个武士在格斗（瓶画，约公元前540年至前530年）。

亚历山大大帝像

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的母亲离婚。在菲利普二世新婚的喜宴上，亚历山大和他发生争吵后，偕同母亲出逃。

亚历山大大帝石棺上的战斗场景

【美】威尔·杜兰特　著

恺撒与基督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与基督 / （美）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29-8

Ⅰ. ①恺… Ⅱ. ①威… ②台… Ⅲ. ①文化史—古罗马 Ⅳ.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506号

出版发行：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网址：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装帧设计：彭振威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恺撒时代

第一章 埃特鲁斯坎人序曲 （公元前800—前508）

意大利

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

诸王统治下的罗马

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

共和国的诞生

第二章 争取民主的奋斗 （公元前508—前264）

贵族与平民

共和时代的政体

意大利的征服

第三章 汉尼拔对抗罗马 （公元前264—前202）

迦太基

雷古卢斯

哈米尔卡

汉尼拔

西庇阿

第四章 斯多葛派的罗马 （公元前508—前202）

家庭

罗马的宗教

道德

罗马文字

土地的垦殖

工业

罗马城

身后事

第五章 希腊的衰亡 （公元前201—前146）

征服希腊

罗马的改变

新神

哲学的到来

文学的复兴

加图与保守派的反对

迦太基的覆灭

第六章 农民的反叛 （公元前145—前78）

革命的背景

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

政治家盖乌斯·格拉古

马略

意大利的反叛

快乐将军苏拉

第七章 寡头政治的反动 （公元前77—前60）

政府

百万富翁

新时代的妇女

小加图

斯巴达克斯

庞培

西塞罗和喀提林

第八章 革命期间的文学 （公元前145—前30）

卢克莱修

论事物的本性

“莱斯比娅”的情人

学者们

西塞罗的文笔

第九章 恺撒 （公元前100—前44）

浪子

执政

道德和政治

征服高卢

民主的堕落

内战

恺撒和克娄巴特拉

政治家

布鲁图

第十章 安东尼 （公元前44—前30）

安东尼和布鲁图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安东尼和屋大维

第二部 奥古斯都时代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政治权术 （公元前30—公元14）

走向帝制

新秩序

全盛时期

奥古斯都新政

奥古斯都其人

一个神的末日

第二章 黄金时代 （公元前30—公元18）

奥古斯都的刺激

维吉尔

《埃涅阿斯纪》

贺拉斯

李维

爱的反叛

第三章 君主专制的另一面 （14—96）

提比略

盖乌斯

克劳狄乌斯

尼禄

三位短命皇帝

韦斯巴芗

圣提图斯

多米提安

第四章 白银时代 （14—96）

业余艺术家

佩特罗尼乌斯

哲学家

塞涅卡

罗马的科学

罗马的医学

昆体良

斯塔提乌斯和马提雅尔

第五章 成长中的罗马 （14—96）

播种者

工艺家

交通

工程师

商人

银行家

阶级

经济与国家

第六章 罗马及其艺术 （公元前30—公元96）

希腊人的功绩

工匠的罗马

伟人之家

装饰艺术

雕刻

绘画

建筑

第七章 享乐主义的罗马 （公元前30—公元96）

人民

教育

两性

服饰

罗马人的一天

罗马人的假日

新信仰

第八章 罗马法 （公元前146—公元192）

大法家

罗马法的根源

自然人法

财产法

程序法

《万国法》

第九章 哲学家帝王 （96—180）

涅尔瓦皇帝

图拉真皇帝

哈德良皇帝

安东尼·庇护皇帝

哲学家即帝位

第十章 2世纪的生活与思想 （96—192）

塔西佗

尤维纳利斯

罗马绅士

文化的衰落

皇帝哲学家

康茂德皇帝

第三部 基督时代

第一章 意大利

地方志

庞贝古城

自治生活

第二章 开化西邻

罗马和各行省

非洲

西班牙

高卢

不列颠

蛮族

第三章 罗马希腊

普鲁塔克

晚秋的时间

爱比克泰德

卢奇安和怀疑主义者

第四章 希腊文化的复兴

罗马埃及

斐洛

科学的进步

沙漠诗人

叙利亚人

小亚细亚

伟大的米特拉达梯

无谓的议论

东方潮

第五章 罗马与犹太 （公元前132—公元135）

帕提亚

哈斯蒙王朝

希律大帝

律法和先知

大期待

反抗

散居异邦

第六章 耶稣 （公元前4—公元30）

发轫期

成长期

传道期

福音

受死和复活

第七章 使徒 （30—95）

彼得

保罗

约翰

第八章 教会的成长 （96—305）

基督徒

教条的冲突

普罗提诺

信仰辩护者

教会的组织

第九章 帝国的没落 （193—305）

闪裔的朝代

战乱时期

经济的衰微

异教文化的兴起

东方的君主政体

戴克里先的共有制度

第十章 基督教的胜利 （306—325）

教会与国家之争

君士坦丁的兴起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君士坦丁和文明教化

尾声

罗马衰颓的原因

罗马人的成就

致读者

本卷为《文明的故事》第3卷——第1卷为《东方的遗产》，第2卷为《希腊的生活》——不过自成独立单元。如果时局与健康许可，第4卷《信仰的时代》可望于1950年完成。

前述各卷均为综述历史写作法。综述性历史所讨论的，主要是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工作及文化等重要史实。分析性历史所讨论的，则是某一文明或整个人类文明中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所以这种分析也很需要，并且是学术的一个先决条件。分析法的缺陷是将事情从整个史实中割裂分解孤立；综述法的弱点是欲借一人心力而把纵贯千余年的复杂文明，在每一方面均使用第一手知识的情况下说出来，这不大可能。故欲详反误乃是不可避免，但又唯有这一方法才能使一个人的心智为哲学所迷——从透视中寻求理解——钻进故纸堆中而悠然自得。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借由空间上万物关系的研究而寻求透视，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借由时间上史实关系的研究而寻求透视。我们通过对6000年人类行为的观察，总比只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更能知悉人类的性质。尼采曾说过：“凡哲学，目前均已堕入历史的窠臼。”

太过重视古代的研究没有价值，除非它对我们当代的生活能具有生动的重演或借鉴价值。罗马从一个十字路口的小镇兴起，成为独霸世界的主人；其从克里米亚到直布罗陀以及从幼发拉底河到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获得200年安定与和平的成就；其古典文明伸展到地中海沿岸和西欧；其从野蛮民族的团团包围中致力于维护领域内的秩序；其从长期的、缓慢的腐蚀以及最后全面的崩溃而进入黑暗与混乱的局面——的确是人类前所未见的一出最伟大的戏。若不是另外一出戏的上演——这出戏由恺撒与基督对簿于比拉多法庭（Pilate’s Court）开始，一直到激进的基督徒因时间与政治容忍而造成的成长壮大，再经过迫害与恐怖屠杀，先是联盟，后成主宰，最后索性做了继承人，它实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

但是，对错综繁复的活动全景观察，比只从疆域或王权的变迁上分析，对我们来说，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如：它与我们今天的文明与存在问题的类似之处，往往对我们具有警示性的启示作用。这就是对一个文明就其幅员及生活的全面研究具有的裨益之处——我们可就其每一阶段或每一境遇的每一方面，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轨迹在相合的时间与成因上作对比，可以借古警今，也可以借古励今。诸如从罗马文明对境内外蛮族的斗争方面看，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奋斗史；从罗马在生物学上与道德上的隳败问题看，也不啻在我们今天的前进道路上竖起了路标；至于格拉古兄弟对元老院、马略对苏拉、恺撒对庞培以及安东尼对屋大维的阶级战争，也是我们承平期中穿插发生的战争；而且地中海沿岸的人民，誓死维护某些基本自由而反抗强敌暴政，也正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预兆。鉴彼知此，这部《恺撒与基督》也可以说是讲我们自己的历史。

威尔·杜兰特

第一部 恺撒时代

表现一对埃特鲁斯坎人夫妻同寝的石棺雕像，这或许是为了怀念两人的恩爱生活，或许是希望两人死后依然能在一起。

第一章 埃特鲁斯坎人序曲
（公元前800—前508）

意大利

山谷中点缀着寂静的小村庄，山坡上展现着广阔的牧场，群山环抱有如高举的酒杯，处处湖泊有如杯中的佳酿，绿色的田野、黄色的麦地向碧海之滨伸展。村落、小镇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倦怠慵懒，然后又蓦然复苏，生气活泼，热情奔放。即使较大的城市之中，虽然尘土飞扬，但每一件事物，从小平房到大教堂，看起来都是那样美——这就是2000年前的意大利。因此，即使那落笔平实、不嗜雕饰的老普林尼（elder Pliny）提起他的祖国，都要说：“普天之下，走遍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如此的美。”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歌颂道：“此处四时皆春，即使炎夏也没有暑气。每年牛羊繁殖两次，树木结果实两回。”在帕埃斯图姆，玫瑰每年两度盛开；在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像曼图亚一样的肥沃平原，在那些地区，“有许多生满绿草的溪流，正是天鹅繁殖之地”。沿着这个大半岛，亚平宁山脉好像一条脊骨，为半岛西部遮蔽东北风。地面上分布着无数河流，滚滚地流入那些迷人的海湾。在北方，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其他三面皆有水环绕，有很多悬崖峭壁。这块陆地，正是勤奋的人民易于得到报酬的地方，而其伸入地中海上的战略地位，又注定了他们统治古代世界。

这些山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死亡，因为不时的地震与火山爆发，使多个世纪的辛劳变成了灰烬。但是，此处的死亡通常却是生的礼物，其熔岩混合着有机体，使百代后都享受其丰沃的土地。半岛上有一部分地形太过陡峭，还有一部分满是瘴气沼泽，均不宜耕种，而其他地方则十分肥沃，从而使希腊著名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对古代意大利食物的丰富和价廉大为惊叹。他暗示，意大利农作物收获的量与质，可从其人民的活力与勇气判断出来。剧作家阿尔菲耶里（Alfieri）认为，在人与庄稼的关系方面，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好。甚至在今天，那些魅力十足的意大利农民的热情——他们结实的肌肉，迅速转变的喜怒，以及他们燃烧似的眼睛，还会使胆小的学生受惊。在马略、恺撒及文艺复兴时代，曾使意大利伟大，也曾使其自行破裂的骄傲与愤怒，迄今还保留在意大利人的血液中，只等待着一个大好理由或争辩而爆发。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刚健而英俊，每一个女人都美丽、健壮而勇敢。“意大利母亲”（The mothers of Italy）3000年来所孕育的天才朝代，有什么国度能与其媲美？没有其他国家能像意大利一样，长时间地作为历史的中心——最初是政治，其次是宗教，再其次是艺术。自政治家加图（Cato）到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历时1700年，罗马一直是西方的中心。

亚里士多德说：“据最善于判断那个国家的人指称，当意大利人做了欧埃诺托里亚（Oenotria）的国王后，那里的人民就不再称欧埃诺托里亚人，而自称意大利人了。”欧埃诺托里亚位于意大利半岛靴部的足趾处，那里葡萄遍地，故有欧埃诺托里亚之名，意即“葡萄酒之地”。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说：“意大利人是西西尔人（Sicels）之王，他们在占领欧埃诺托里亚后，即征服了西西尔，而称该岛为西西里（Sicily）。”正如罗马人称所有希伦人（Hellens，即希腊人）为希腊人一样，希腊人最初只有少数人从阿提卡（Attica）北部移民那不勒斯（Naples），称当地人为意大利人。以后渐渐地，波河（Po）以南的所有半岛人民，都被希腊人称为意大利人了。

毫无疑问，意大利的许多故事已经销迹于地下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告诉我们，至少在公元前3万年，意大利那些平原就已有居民了。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6000年之间，又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一种古代传统上称为利古里（Liguri）及西西利（Siceli）的人种，长长的头型，形似粗陶器，穿着线状的服饰，用磨光的石头做工具和武器，来驯养家畜、打猎、捕鱼及埋葬死者。有些人居住在洞穴中，其他的人则用篱笆和涂料构筑圆形茅屋居住。这些圆形小屋的构造不断发展，以至于有建筑在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的圆形“罗慕路斯之宫”（House of Romulus，罗慕路斯为古罗马的建国者），建在广场（Forum）中的维斯塔神庙（Temple of Vesta）及哈德良陵墓（Mausoleum of Hadrian）——今日的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

约公元前2000年，来自中欧的一些部落侵入——据推测这不是第一次——意大利北部。他们把其建筑风格带了进来，把村庄建筑在水中的木桩之上，以防野兽或人的攻击。他们主要定居在加尔达湖（Garda）、科莫湖（Como）、马焦雷湖（Maggiore）及其他美丽的湖上。时至今日，这些迷人的湖仍然吸引了许多外国观光客。后来，他们逐渐向南迁移，由于南方湖少，才把房屋建筑在陆地上，但仍以木桩为屋基。他们在其居住地四周筑垒掘壕，这个习惯传下来，便形成罗马军营与中世纪城堡的特色。他们放牧马牛，耕种土地，织造衣物，烧制陶器。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之末（约公元前2500年），以青铜铸造了上百种的工具和武器，包括梳子、发夹、剃刀、钳子以及其他创始年代不明的器具。他们把所有废物堆积在村子四周，后人因其具有肥沃的潜能，遂称他们的文化为“terramare”，意思是泥灰土。据我们所知，他们就是意大利人的直系祖先。

在波河流域的这些后裔，约公元前1000年向日耳曼人学会了冶铁，制造改良的器具，并以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的维拉诺瓦（Villanova）为中心，以其铁器为武装，推广他们的维拉诺瓦文化（Villanovan culture）。我们或可相信，其后的翁布里亚人（Umbrian）、萨宾人（Sabine）和拉丁人（Latin）的血统、语言及主要艺术，皆由此而来。后来，约公元前8世纪，又有一个新的移民潮到来，他们征服了维拉诺瓦人，在台伯河（Tiber）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奇特文明。

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

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也是历史上的难解之谜。他们统治罗马百余年，遗留给罗马的影响甚为深远，不了解他们就很难了解罗马。然而，罗马的文学却闭口不谈他们，好像一个高贵的夫人极想在大家面前忘记其青春时代的浪漫一样。正如意大利的学者所提供的，他们的文化是以埃特鲁斯坎人的遗迹为基础；而在诗歌、戏剧及历史方面，也有许多“已逸文学”（lost literature）的征候。但是，其语言迄今仍只有少数几个字能够认出，今天的学者们对于埃特鲁斯坎人的神秘，比商博良（Champollion）以前对法老时代的埃及所知还少。

因此，埃特鲁斯坎人究竟是什么人、何时以及从何处而来，迄今仍是争论的话题。也许旧的传统已经被人太轻易地抛弃了。而那些卖弄学问的人，喜欢否定非正史流传下来的公认事实。希腊史学家和罗马史学家，绝大多数人都假定埃特鲁斯坎人来自小亚细亚。他们的宗教、服饰及艺术，有许多部分暗示着一种来自亚洲的特色；但也有许多部分，则是出自意大利本土。埃特鲁里亚（Etruria）的文明很可能是维拉诺瓦文化的一个支流，在商业上曾受希腊和近东的影响。然而一如大家所相信的，埃特鲁斯坎人本身，则是来自小亚细亚——可能是吕底亚（Lydia）——的入侵者。不管怎样，他们超强的杀戮性，使他们成了托斯卡纳（Tuscany，罗马北方的地区）的统治阶级。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登陆，只知道他们发现、征服及发展了许多城市——不再是以前那种用泥和草筑成的村庄，而是有围墙的小镇，按几何图形划定的街道。他们的房屋也不再是用泥土，而是用烧硬的砖或石头筑成。他们的12个社区，组成一个松弛的埃特鲁斯坎联邦（Etruscan Federation），由如下几个城市支配：塔奎尼乌斯（Tarquinii，今科尼多，Corneto）、阿雷提乌姆（Arretium，今阿雷佐，Arezzo）、帕鲁西亚（Perusia，今佩鲁贾，Perugia）及维爱（Veii，今伊索拉，Isola）。 [1] 然而由于山地及森林阻隔，彼此之间交通运输困难。各个城市的人民像希腊人一样妒忌好战，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独立城邦，很少团结对外。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安全，每逢其他城邦遭受攻击时，往往袖手旁观。于是，这些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被罗马征服了。但是，这些同盟城市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形成了意大利半岛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包括一支组织精良的陆军、一支著名的骑兵及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至于有一个时期统治了迄今仍被称为第勒尼安海（即埃特鲁斯坎，Tyrrhenian Sea） [2] 的全部水域。

埃特鲁斯坎各城邦的政府，也像罗马一样，最初是君主政体，以后变成了一些“头等家族”（first families）组成的寡头政体，渐渐地又给予有产公民组成的议会以每年选举官员（magistrates）之权。就我们所能理解的墓地绘画和浮雕来看，那完全是一个封建社会，土地属贵族所有，维拉诺瓦农奴及战争所俘的奴隶从事耕种，所有剩余产品皆供贵族地主奢华享受。他们通过训练，在森林与沼泽中开垦了托斯卡纳，并发展了一套农村灌溉与都市暗沟排水系统，这在同时代的希腊是没有的。埃特鲁斯坎的工程师们开山凿石，建筑排水隧道，以排泄过多的湖水，并建筑有排水沟的大道。早在公元前7世纪，埃特鲁斯坎人的实业是开采西海岸的铜及厄尔巴岛（Elba）的铁，铁矿石运到波普洛尼亚（Populonia）熔解，再将生铁在意大利全岛出售。埃特鲁斯坎商人进出于第勒尼安海上，从事贸易，从北欧下至莱茵河及罗讷河地区，越过阿尔卑斯山，带回琥珀、锡、铅及铁，并在地中海的每一个重要城市出售其产品。约公元前500年，埃特鲁斯坎各城市各自发行货币。

埃特鲁斯坎人在其坟墓中刻绘自己的像：粗矮结实、大头，差不多完全是阿纳托利亚人（Anatolian）的容貌，肤色是红的，特别是妇女的肤色。但是，他们擦胭脂的历史则与文明一样古老。女人以美丽著名，有些男人的面貌也很斯文高雅。其文化已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因为在他们的坟墓中，曾经发现过补假牙架子的样本。他们的牙科医术也像医学及外科手术一样，自埃及和希腊输入。男女都留长发，男人很喜欢蓄须。他们的衣服仿效伊奥尼亚人的式样，内衣像古代希腊人的袍子，其外袍后来就变成罗马人的礼服。男女皆爱好装饰物，因此他们的墓中有很多珠宝。

如果我们从坟墓中画像所表现的快乐来判断，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也和克里特岛人一样，以战斗而坚强，以豪华而柔和，以节庆赛会而快活。男子参与战斗，干劲十足，并从事各种男性运动。他们打猎，在竞技场斗牛，沿着危险的赛程驾驭战车，有时候是四马并驾的车子。他们投掷铁饼和标枪、撑竿跳高、竞走、摔跤、拳击以及格斗。这些比赛都很残酷无情，因为埃特鲁斯坎人也像罗马人一样，认为使文化进步到离兽性太远，是极为危险的。不够英雄气概的人则挥舞哑铃、掷骰子、吹笛子或跳舞。坟墓中的画也描绘着饮酒狂欢的情景。有时候也举行只有男人参加的酒会，也有醉后交谈的各种姿态。然而，时常总是男女同在，穿着富丽的服饰，成双成对地靠在漂亮的长椅上，或吃或饮，旁边由奴隶伺候着，有舞蹈和音乐助兴。男女偶尔也以色情的拥抱来点缀席间。

在这种场合出现的女子，可能是高等妓女，相当于古希腊的艺伎（hetaira）。如果罗马人的传说可信，埃特鲁斯坎的少女也像希腊属亚洲及日本武士时代的少女一样，获准以卖淫获得她的嫁妆。在普劳图斯（Plautus，古罗马喜剧作家）剧中的一个人，控告一个少女“以托斯卡纳人的方式出卖皮肉而获致婚姻”。可是，在埃特鲁斯坎人中妇人的地位很高。绘画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女人都很突出。其亲属关系可从母亲考察出来，使人再度想起亚洲血统。教育并不限于男性，因为塔奎尼乌斯首任国王的夫人塔纳奎（Tanaquil）除精通政治权谋外，也精通数学和医学。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曾认为埃特鲁斯坎人属于公妻社会，但是，没有遗迹留传下来，以证实这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些图画有许多都是描写夫妇和谐与家庭生活的场景，孩子们在左右做着顽皮的游戏，快活天真。

其宗教对消极的道德，极尽讽刺之能事。埃特鲁斯坎人的万神庙，以其充分的装备来吓阻日益增长的自我主义，而使家庭的责任易于履行。最大的神是掌管雷电的丁尼亚（Tinia），在其左右，有“十二大神”，好像一个委员会，无情地执行丁尼亚的命令。这些神太伟大了，谈及他们的名字是犯渎神罪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提他们的名字）。特别可怕的是地狱的男女主神曼图斯（Mantus）和曼尼亚（Mania），各有一群有翅膀的恶魔为其执法。最不易满足的是命运女神拉莎（Lasa or Mean），手里舞着蛇或剑，用铁笔和墨书写，用铁锥和钉子固定，以执行她的毫不通融的命令。比较愉快的是拉瑞斯（Lares）和珀那忒斯（Penates）——置放在炉边的两种小神像，象征在家和出外的神灵。

以研究羊肝或飞鸟断定未来的卜巫术，可能是巴比伦人传给埃特鲁斯坎人的。但是，依照他们自己的传说，此事是一个圣童启示他们的。这个圣童是丁尼亚的孙子，他从一个刚翻过的畦沟里出生，就以圣哲的智慧开始说话。埃特鲁斯坎人的最高祭礼，是以一只羊、一头牛或一个人作为牺牲。作为牺牲的人，或被斩杀，或在大葬礼中被活埋。有些时候将战俘屠杀，作为神前的一次赎罪。因此，在阿拉利亚（Alalia）俘获的腓尼基人，便在卡西里（Caere）的会堂被石头打死。公元前358年所俘虏的约300名罗马人，则在塔奎尼乌斯成为献祭品。埃特鲁斯坎人显然相信，他们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可以从地狱中解救一个灵魂。

埃特鲁斯坎神学的最得意之处，在于对地狱的信仰。我们在其坟墓画像中所见的死者的灵魂，被守护神带往地府法庭，在那里进行最后审判，给他一个为生前行为辩护的机会。如果辩护失败，他就被判有罪，要受种种折磨，其痕迹留在维吉尔的作品中、早期基督教的地狱观念中，且借但丁的《地狱篇》流传了2000余年。好人不会受到那些惩罚，被罚者的痛苦也可因其活着的朋友的祈祷或牺牲而得以减轻。已被拯救的灵魂，从地狱升到天堂，在那里享受着墓中图画所描写的欢乐与豪华的神仙生活。

对于死者，埃特鲁斯坎人通常都予以埋葬。那些有钱人家的死者，则被安置在赤陶做成或石头雕成的棺材里，棺盖上刻绘着一部分像死者、一部分像古希腊阿波罗神的微笑人像。这方面，是埃特鲁斯坎传统对中世纪艺术的又一贡献。有时也将死者火葬，然后将骨灰置于瓮中，骨灰瓮上也绘有死者的画像。在许多例子中，骨灰瓮和坟墓都模仿一幢房屋。有时，坟墓是自岩石中凿开的，分成几个房间，放置一些家具、餐具、花瓶、衣服、武器、镜子、化妆品及宝石等，作为其死后生活之用。在卡西里的一座坟墓中，一个战士的骨骼，躺在一张保存得极为完整的铜床上，床的旁边还摆放着武器和战车。在其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有女人的装饰品和珠宝，那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那堆曾是她可爱身体的灰尘，仍旧裹在她所穿的婚袍之中。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差不多就是我们所知的埃特鲁斯坎人历史的全部。我们可从其艺术中，探索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宗教与阶级的权力，以及其与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罗马之间经济与文化接触的消长情况。这是一种受宗教习惯束缚而由其熟练的技术加以解放的艺术，它反映出一种野蛮和蒙昧的文明，却表现得很有特色和力量。伊奥尼亚、塞浦路斯及埃及等东方人的影响，支配了埃特鲁斯坎人艺术的初期形式和风格，而希腊的特征则支配着其后期的雕刻和陶器。在建筑和绘画、铜像及金属制品方面，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不但有其自身特色，而且不同凡响。

他们的残存建筑物，只是一些碎片或坟墓。埃特鲁里亚城的城墙依然存在——由没有黏合的石块砌成的厚墙，石块接合得很好，也很坚固。埃特鲁斯坎富人的住所，阐释了意大利房屋的典型设计：一个令人无法接近的外围墙，一个内部中庭或接待室，中庭屋顶有一部分是露天的，让雨水落在下面的水槽中。中庭四周是一些小室，对面通常是有支柱的门廊。罗马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曾描述过埃特鲁斯坎人的寺庙，他们的坟墓有时也采用寺庙的形式。大体说来，他们是仿效希腊模式，但托斯卡纳式修改了多利安式，柱子上没有凹槽和柱基，内堂设计的长宽比例为6∶5，而不是较为雅致的雅典派6∶3的关系。一个砖砌的内堂、一个石砌的列柱廊、木制的楣梁与山形墙、陶瓦上的浮雕和装饰，整个内堂置于一个奠基上或台地上，内部和外部都画得很辉煌——这就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寺庙。至于非宗教性的大建筑——如城门与城墙，沟渠与排水设施——据我们所知，拱门与圆顶是埃特鲁斯坎人介绍给意大利的。显然，这些庄严的建筑形式是从吕底亚带来的，而吕底亚则学自巴比伦。 [3] 但是，他们并没有仿照这个漂亮的方法，即覆盖广大空间而没有竖柱其间，以及使用沉重的楣梁。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运用希腊人的旧方法进入凹槽之内，而留给罗马去完成拱形建筑革命。

埃特鲁斯坎人最著名的产品，是他们的陶器。每个博物馆都有很多这种陶器，使置身于陶器厅的疲惫的航海者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最完美的制作，不知为何未收集那些存品。埃特鲁斯坎人的花瓶，除了明显模仿希腊式的，大都设计平庸、技艺粗糙，其装饰看上去非常野蛮。没有任何民族的艺术产生过那么多人体的扭曲、可怕的面具、奇怪的野兽、凶恶的魔鬼及恐怖的神祇。但是，其公元前6世纪的黑陶（bucchero nero），则具有一种意大利式的活力，也许是代表着维拉诺瓦风格的发展。在乌尔奇（Vulci）和塔奎尼乌斯两处，曾经发现过精美的花瓶——从雅典输入或模仿安提卡式的黑色图样。弗朗索瓦花瓶（François Vase）是一种大油罐，是那个名叫弗朗索瓦的法国人在丘西（Chiusi）地区发现的，显然是希腊著名技师克里夏斯（Clitias）和埃哥第麦斯（Ergotimus）的作品。稍后发现的一些瓮，黑底绘上红色图样，倒很别致，但显然也是希腊制造的。这种产品的丰富，使人联想起阿提卡陶器夺取了埃特鲁里亚市场，迫使本地工人只限于从事工业产品生产。总而言之，强盗们抢劫埃特鲁里亚坟墓而留下那么多陶器时，他们就被宽恕了。

我们谈到埃特鲁斯坎人的青铜器时，就不能那么不客气了。埃特鲁斯坎人的青铜矿工，是他们手艺最上乘的人。其青铜器的产量差不多可与其陶器匹敌。据说，单是一个城市之内，就有过2000尊铜像。他们留给我们的遗物，差不多全是罗马统治期间的作品。在这些浮雕品之中，有两件突出的杰作：《演说者》（Orator ）存于佛罗伦萨考古陈列馆，这件作品有罗马人的高贵气质与青铜的谨严；1553年在阿雷佐发现的《凯米拉》（Chimera ，怪物名）也保存在佛罗伦萨，但有一部分是经过切利尼（Cellini）修复的。这是一尊令人厌恶的铜像，可能是被柏勒洛丰（Bellerophon，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英雄）所杀的怪物（“凯米拉”）——狮头狮身，尾巴是一条蛇，背上长出一个羊头。然而其暴力与结局则使我们一致认为，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物而已。埃特鲁里亚的青铜产品，如小像、剑、头盔、胸甲、矛、盾、餐具、水壶、硬币、锁、链、扇、镜、床、灯、烛台，甚至还有战车，数以百万计，常输出到遥远的地方。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的一辆埃特鲁里亚战车，很受游客的欢迎：车身和轮子是木制的，套子及轮箍是铜的，前部很高，且有相当优美的人物浮雕。许多青铜制品都有精致的雕刻。表面以蜡涂着，用铁笔将图样蚀刻进去，将整个作品浸入酸液，无蜡的线条被酸液腐蚀，然后将蜡熔去。在金、银、骨、象牙的雕刻方面，埃特鲁里亚的艺术家是埃及与希腊人的继承者及同辈。

在埃特鲁里亚社会，石头雕刻并不流行。大理石很少，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卡拉拉（Carrara）有采石场。优质黏土是有的，很快就被用来制成许多陶器浮雕、小像及石墓或建筑的装饰物。约公元前6世纪末，一个不知名的埃特鲁里亚艺术家在维爱建立了一所雕刻学校，刻出了埃特鲁里亚艺术的杰作《维爱的阿波罗》（Apollo of Veii ），那是1916年在这里发现的，直至最近还竖在罗马的朱利亚别墅（Villa Giulia）中。这个可爱的雕像，是仿照当时的伊奥尼亚与阿提卡的《阿波罗》像做成的，这像显示出差不多是蒙娜丽莎的脸型，带着微妙的笑容，弯而斜的两眼，以及健康、美丽和充满勃勃生气的身体，意大利人称之为《行走的阿波罗》（il Apollo che cammina ）。在这尊雕像以及许多石棺上所雕刻的人物中，其头发与披巾的亚洲形式已被埃特鲁里亚雕刻家做得惟妙惟肖了。在《演说者》那尊雕像中，他们及其罗马传人则已替写实的肖像画建立了一个传统。

埃特鲁斯坎人的绘画，与希腊、意大利的绘画融和，将另一种艺术传给了罗马。老普林尼描写阿尔代亚（Ardea）的壁画为“比罗马本身还古老”；而对其他壁画，则称为“更老的古物”，且是“最美的”。其艺术利用陶器及家庭与坟墓的内部作为它的外表，只有墓中的壁画与瓶画遗留了下来。由于留下的数量很多，使我们可从那些遗物中追溯埃特鲁里亚绘画的每一阶段，从东方的与埃及的开始，经过希腊的与亚历山大城的，最后到罗马与庞贝的风格。在很多坟墓中，我们发现第一批意大利标本的窗户、入口处、柱子、门廊及画在内墙的其他仿造的建筑形式，每一种风格都是庞贝的。这些壁画的颜色，一般都已消退，但有几幅则使人大为惊异，经过2000多年的时光，其颜色还是光彩夺人，其技艺则很平凡。早期的绘画没有配景，没有远近透视，没有用光暗变化表现充盈与深度；人物都是埃及人的苗条身材，好像在凸面镜中平视一样；不论足尖方向如何，面孔总是侧面的。在稍后期的标本中，配景法与透视法已经出现，身体的比例都呈现得很逼真、很有技巧。但是，无论哪一时期的画，都表现出狂欢快乐，近乎顽皮，使人想到其坟墓做得那么好，真不知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有多么的愉快。

这些人生活在战斗中，因战斗而愉快；在竞技场中，骑马进行长矛比武；他们猎捕野猪或狮子，那些拥有观众的勇士全力以赴；他们在运动场赛拳或摔跤，而观众们的议论反比参赛者更激烈；他们骑马或驾战车绕着小山而行；有时也平静地去捕鱼。在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中，一对夫妻在静静的小溪中悠闲地划着船，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明智之举。在西西里的一个坟墓中，画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靠在一张长椅上；男子戴着桂花冠，举起一杯酒，向女子发誓永远对她忠诚不变；她虽然明知他说谎，还是笑了。在其他墓室中，埃特鲁里亚画家画出了他们的理想天堂：永不休止的狂欢酒会，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随着双管笛和七弦琴热烈狂舞。笛子、七弦琴、喇叭及古笙，显然是每个宴会、婚礼及葬礼所不可或缺的。爱好音乐和跳舞，是埃特鲁里亚文明优美的一面。在科尔内托的里奥内斯（Lioness）地区，有一个坟墓，所画的人物都赤身裸体，狂欢暴饮，疯狂旋转。

埃特鲁斯坎人向南北同时扩张，其势力伸展到北方的阿尔卑斯山麓和南方的一个叫坎帕尼亚（Campania）的希腊城市。于是，他们就与新兴的罗马隔着台伯河对峙。他们在维罗那、帕多瓦、曼图亚、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及亚平宁山脉外的里米尼、拉韦纳及亚得里亚等处建立了殖民地。亚得里亚是埃特鲁斯坎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前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即因此地而得名。埃特鲁斯坎人在费德纳、柏拉尼斯特及卡普亚，可能还有小托斯卡纳等处殖民，这样就把罗马包围起来了。最后，公元前618年（这个年代，虽然传统说得那么肯定，却不很可靠），埃特鲁斯坎人的一支先锋部队占领了罗马城。之后的100年里，罗马始终受着埃特鲁斯坎人的权力统治，并依其文化而组织国家形式。

诸王统治下的罗马

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维拉诺瓦移民渡过台伯河，定居于拉丁姆（Latium）平原。他们是否征服或消灭了此处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种，或与他们通婚，无从知晓。在台伯河与那不勒斯之间这个历史区域的各个村落，逐渐合并成为一些城邦国家，彼此互相嫉妒，不愿团结，只有在每年的几个宗教节日或偶然对外战争时，他们才会联合起来。其中最强的城邦是位于阿尔邦山（Mt.Alban）山麓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这里可能就是教皇避暑的冈道尔夫堡（Castel Gandolfo）。大概在公元前8世纪，一队拉丁姆移民——由于对征服的贪婪或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需要土地——向西北移动了20英里左右，在这里创建了最著名的人类居所——阿尔巴隆加城邦。

不妨大胆地臆断，这可以说就是罗马全部历史的起源。但是，罗马人的传统说法却不如此简单。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烧毁了罗马城，大多数的历史记录可以说都被付之一炬。继此之后，富于爱国心的想象就自由地描绘出罗马的诞生。而我们所称的公元前753年4月22日这一天，就被称为A.U.C.（anno urbis conditae），即罗马开始建城之日。成百上千个故事和诗歌告诉我们，阿佛洛狄忒的子孙埃涅阿斯（Aeneas）如何从燃烧的特洛伊城逃出，忍受了许多当地人的虐害之后，终于带着普里阿摩斯城的神祇或肖像来到意大利。埃涅阿斯娶了拉丁姆国王之女拉维尼亚（Lavinia）为妻，其第八代子孙努米托（Numitor），据说就在拉丁姆首都阿尔巴隆加登上王位。一个篡位者阿穆留斯（Amulius）赶走了努米托，为了断绝埃涅阿斯的后代，又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死，并强迫其唯一的女儿瑞亚（Rhea）到维斯塔神庙（Vesta）去做女祭司，并要她誓不嫁人。但是，瑞亚在一条小溪旁边躺下，“敞开胸部乘凉”。她相信神和人都不会侵犯她，就睡着了。战神（Mars）为她的美丽所惑，使她生了一对孪生子。阿穆留斯下令溺死这两个婴儿。他们被置放在一只木筏上，却被波浪吹上岸去，由一只母狼哺乳——另有一个怀疑的说法，喂乳者系一个牧羊人的妻子阿卡·洛伦蒂（Acca Larentia），其绰号卢帕（Lupa）与母狼同音，她因为喜欢这两个小孩，而又不知道此属犯法，所以把他们带大。这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叫罗慕路斯（Romulus），另一个叫雷穆斯（Remus），他们长大之后，就杀了阿穆留斯，使努米托复位，他们自己则坚决地到罗马小山上另建一个王国。

考古学家并没有提供证据以证实这些故事，但它可能包含着一个真实的核心。也许拉丁姆派遣一部分殖民去发展罗马，作为抵抗埃特鲁斯坎人扩张的战略外壕。城址距海20英里，对海上贸易并不十分适宜，但在那个海盗劫掠的时代，倒也是适当的。至于内部商业，罗马位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十分便利。那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多雨、洪水泛滥，又处于被平原包围的沼泽中，甚至城中的低洼地区，春天都是疟疾的温床，所以全城的七座山冈都盛行疟疾。据传统说法，首先建筑的山冈是帕拉蒂尼，可能是因为该处山下有一个小岛，便于作为台伯河的徒涉场及架桥。其邻近各山冈的斜坡上也暂住了人，而且不断增加，直至人口泛滥，以至于渡过台伯河就到了梵蒂冈及雅尼库伦（Janiculum）山冈之上 [4] 。“七山”居民有三种部落——拉丁姆人、萨宾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他们首先组成一个联邦（Septimontium），逐渐合并而成为罗马。

古代传说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如何使那些移民娶妻。他安排一些运动项目，邀请除萨宾人的其他部落参加。赛马时，罗马人夺取了萨宾人的妇女，并将其男子赶走。萨宾丘里迭斯部落（Curites）的国王塔提奥斯（Tatius）立即宣战，并进军罗马。据守卡皮托利诺要塞的是罗曼（Roman），他的女儿泰匹亚（Tarpeia）打开城门迎接进攻者入城。他们给她的报酬，是用盾牌将她打死。过了几代之后，以她的名字命名“泰匹亚岩石”（Tarpeian Rock），那是一个刑场，凡是判了死刑的人，就从这里抛下去摔死。萨宾的妇女并不抱怨被掳，当国王塔提奥斯的军队逼近帕拉蒂尼时，她们请求休战，因为如果丘里迭斯人战胜，她们便要失去丈夫；丘里迭斯人如果战败，她们就要失去父兄。罗慕路斯又说服塔提奥斯与自己共主王国，且使丘里迭斯人与拉丁姆人合并，成为共同的国民。自此以后，罗马的自由人就称为丘里迭斯人。在这“罗曼蒂克”的故事中，或者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在内——否则就是基于爱国心，而掩饰了萨宾人征服罗马的事实。

经过长时间的统治之后，罗慕路斯被一阵旋风送上天去，此后他就被崇拜为奎里努斯（Quirinus，罗马人所爱的神祇之一）。塔提奥斯死后，那些重要家族的族长们选择一个名叫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的萨宾人为国王。自罗马城创建至埃特鲁斯坎人统治之间，罗马政府的权力可能掌握在那些长老或元老之手，而国王的职责，则像同时代的雅典执政官，主要负责的都是最高祭司的职责。罗马的传说把努马描绘为萨宾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身兼哲学家与圣人。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写道：

他努力教导人民敬畏神祇，视之可对……野蛮民族发生最为强大的影响。但如果不宣称具有超自然的智慧，那么他的努力将无法感动人民，他便佯称夜间曾与女神埃吉里亚（Egeria）晤谈，并遵照她的劝告，制定天堂最能接纳的宗教仪式，同时为每一个重要神祇委派一个特别祭司。

通过在罗马各部落建立一个统一的崇拜，努马加强了他的王国的统一与安定。西塞罗认为，努马使好战的罗马人将兴趣转向宗教，给他的人民带来了40年的和平。

他的继任者图卢斯·荷提里乌斯（Tullus Hostilius）使罗马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确信，国家的活力由于久无战斗，而逐渐地衰弱。他环顾四邻，觅取战争借口。”他选择罗马的母城阿尔巴隆加为敌国，加以攻击，并将其彻底消灭。当阿尔巴隆加国王违背同盟承诺时，图卢斯将他捆在两车之间，并使两车向相反方向驶去，而把他撕成碎片。图卢斯的继任者安库斯·马西乌斯（Ancus Martius）也赞同他的尚武哲学。据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罗马史学家）说，图卢斯的战争哲学，安库斯完全了解：

人们希望借不做错事而保持和平，那是不够的……但是，一个人愈想和平，他就愈容易遭受攻击。他看出，对于安静的渴望，并不是一种防护力，除非配备用于战争的装备；他又认识到，在四方扰攘中，只耽乐于自由，而不热心战争的人，很快就会被毁灭。

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

传说接着告诉我们，约公元前655年，科林斯富商狄马拉塔斯（Demaratus）被驱逐出境，来到塔奎尼乌斯居住，娶了一个埃特鲁里亚女人为妻。他的儿子卢西乌斯·塔奎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迁居罗马，并在那里取得很高的地位，当安库斯死时，或是他自己夺取了王位，或者——更可能的是——与城内的所有埃特鲁里亚家族联盟，而被选举为王。李维说：“他是第一个通过拉票为王的人，他发表许多演说，取得平民（pleb）的支持。”平民是指那些无法追溯其原始祖先的市民。君主政治的权力，在这位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的治理下日见增大，进而凌驾于贵族政治之上，而罗马的政治、工程、宗教和艺术，因而大受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塔奎尼乌斯王成功地击败了萨宾人，并征服了整个拉丁姆平原。据说，这位国王利用罗马的资源，去装饰塔奎尼乌斯城及埃特鲁里亚的其他城市，同时也把埃特鲁里亚及希腊的艺术带回他的首都，并兴建了好多庄严的寺庙，以美化罗马。显然，他代表着商业与商人势力的增强，压倒了地主的贵族政治。 [5]

这位第一个塔奎尼乌斯王，在统治38年之后，被一个贵族刺死，此人的目的是想把王权再度限制在一个宗教角色之上。但是，塔奎尼乌斯的遗孀塔纳奎控制住了形势，并把王位过渡给她的儿子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据西塞罗说，图里乌斯是第一个“不经人民选择而保持王权的国王”。这里所谓的“人民”（people），是指有领导地位的众家族。他统治得很好，并在罗马四周筑起城墙，开掘外壕。但是，大地主们憎恨他的统治，并密谋推翻他。结果，他便与平民中的富有者结为同盟，并改编军队及选举人，以加强其地位。他实行人口与资产普查，依照市民的财富而不是依照其出身来区分阶级。于是，虽然旧的贵族阶级没有变动，他却提起一个骑士（equites）阶级，作为一个平衡力——所谓骑士，就是能自备马匹与披甲而服役于骑兵队的人。 [6] 这次普查报告显示，能够负担武装的约有8万人。如果每位士兵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每四个家庭有一个奴隶，据此估计，约公元前560年，罗马人口及其郊区臣民的总人数约有26万。图里乌斯把人们分为35个新部落，依照居住地区，而不是血统和阶级。因此，也像之后的阿提卡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雅典执政官）一样，他将贵族阶级的政治凝聚力与选举力削弱了——贵族阶级是依出身而列为最高阶级的。他自己的侄儿攻击他的统治不合法，他就举行一次平民投票，据李维说，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他的侄儿不服，暗杀了图里乌斯，自称为王。他与塔奎尼乌斯同名，故为另一个塔奎尼乌斯。 [7]

在这个绰号为“骄傲者”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的统治之下，君主变成了绝对权力者，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力高于一切。贵族们一向认为国王只是元老院的执行人及全国宗教的祭司长而已，他们绝不能长久忍受无限制的王权。因此，他们曾经杀死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第一个塔奎尼乌斯王），对图里乌斯的被杀，他们却袖手旁观。但新塔奎尼乌斯王却比第一位塔奎尼乌斯王更坏。他身边有一个卫队，迫使自由人服数月的劳役以贬抑其地位，在广场上把公民钉死在十字架上，处死了许多上层阶级的领袖。他极度暴虐，招致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的一致痛恨。 [8] 他想借战争以博取威望，于是进攻鲁图里人（Rutuli）及沃尔西人（Volscian）。公元前508年，正当他率军出征时，元老院集会把他废除，这是罗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共和国的诞生

有关此事，传说变成了文学，政治散文融化而为情诗。据李维说，一天晚上，在阿尔代亚地方的国王营帐中，国王塞克斯都·塔奎（Sextus Tarquin）正与一个亲戚科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辩论着他们的妻子中哪一个德行更好。科拉提努斯提议，他们应立即乘马回罗马去，使他们的妻子在深夜惊喜一番。回到罗马宫中，他们发现塞克斯都的妻子正和密友们欢宴，而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里莎（Lucretia）则正为她的丈夫织羊毛衣。塞克斯都大受刺激，很想探试卢克里莎的忠贞，并享受她的爱。几天后，他秘密回到卢克里莎家中，用欺骗和暴力制服了她。卢克里莎派人请回她的父亲和丈夫，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便自杀。为了这件事，科拉提努斯的朋友布鲁图（Lucius Junius Brutus，与暗杀恺撒的那位布鲁图不是同一个人）向所有反对塔奎的人要求，把塔奎尼乌斯王室逐出罗马。他自己本是国王的侄儿；但是，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塔奎处死了，他为了保全性命以待复仇，便假装精神错乱，因此得了这个布鲁图的别名（意为“傻子”）。现在，他和科拉提努斯一同骑马前往元老院，把卢克里莎的事情告诉元老们，并促请驱逐所有的王室成员。与此同时，国王也已离开军队，匆匆地赶回罗马；布鲁图得到这个消息，骑马前往军中，又把卢克里莎的事情说了一遍，遂获得军人的支持。塔奎王逃奔北方，请求埃特鲁里亚为他恢复王位。 [9]

国民与军人召开第一次大会，他们不再选举一个终身国王，而选出两位执政（consul） [10] ，统治期为一年，两人的权力完全相等。依据传说，第一届两位执政就是布鲁图和科拉提努斯，但科拉提努斯辞职，代替他的是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他之所以博得“人民之友”（publicola）的称号，是因为他曾促使议会通过几个法案，迄今仍为罗马的基本法：（1）对于任何试图自立为王的人，可以杀之而不受审判；（2）任何人不经人民同意而企图擅自担任公职者，应处死刑；（3）任何市民被官员判处死刑或鞭笞罪者，均有权向议会上诉。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还曾创下一个惯例，当执政进入议会时，必须将其随从所持的斧头从束棒取掉，并予放下，以表示服从人民主权，以及平时宣判死刑的唯一权力属于人民。

这次革命导致了两大结果，罗马从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以贵族政治代替君主政治，贵族们统治罗马直至恺撒为止。但是，贫穷市民的政治地位并无改善；相反，之前由国王图里乌斯给予他们的土地，现在都要交出，而且还失去了适度的保护法案（凭那些法案，贫民在君主的庇护之下，可不受贵族的支配）。胜利者们称这次革命为自由的胜利，然而强者口号中的自由，时时意味着强者剥削弱者的限制被解除了。

塔奎尼乌斯家族被逐出罗马，再加上公元前524年在库迈（Cumae）地区，埃特鲁斯坎人被希腊殖民军队打败，埃特鲁斯坎人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导权受到威胁而濒临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克卢奇安的行政长官波尔塞纳（Lars Porsena）答应了塔奎的请求，从埃特鲁里亚联邦各城市中召集一支军队，向罗马推进。同时，在罗马方面也有人企图使塔奎复位。布鲁图的二子也在被捕的谋变人物之中。这位性如烈火的第一届执政，以禁欲主义者的沉默，目睹着他的孩子受鞭笞及斩首之刑，替日后的罗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罗马人在波尔塞纳的军队到达之前拆毁了台伯河的所有桥梁。那位霍拉提乌斯（Horatius Codes）就是在这次防御桥头堡之战中，使自己在拉丁文及英文诗歌中永垂不朽的。尽管有些故事试图以光荣掩饰战败的其他传说，罗马终于还是向波尔塞纳投降了，且割让了一部分领土，那是被罗马诸王先后掠夺过的一些拉丁姆市镇。波尔塞纳为表示感谢，并不要求恢复塔奎的王位。这时候，埃特鲁里亚的贵族们也把他们的君主放逐了。罗马衰弱了一代之久，然而其革命仍然存在。

埃特鲁斯坎人的政权虽已被推翻，然而埃特鲁斯坎人影响的特征与遗迹，仍存于罗马文明之中，直至埃特鲁里亚灭亡为止。在拉丁语中，显然很少受到埃特鲁里亚的影响；然而，罗马数字可能都是埃特鲁里亚的，而“罗马”这个名字，也可能出自埃特鲁里亚语的拉蒙河（Rumon）。罗马人相信，他们征服者的凯旋仪式，政务官员的紫边袍子与象牙宝座（形似战车），以及在执政之前由12名手下携带的象征执政打、杀权力的束棒和斧头，都是仿自埃特鲁斯坎人的。 [11] 在罗马建立其舰队之前数世纪，其银币即用船首作为花纹——埃特鲁斯坎人的硬币则久已使用这种花纹，以象征其商业活动与海军力量。自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贵族中有一种习惯，他们派遣其子弟前往埃特鲁里亚的各城市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要学习几何学、测量学和建筑学等。罗马的衣服式样同样仿照埃特鲁斯坎人，抑或两者系出同源。

罗马的第一批伶人，以及他们被称为演员（histriones）的人，皆来自埃特鲁里亚。如果李维的话可信，罗马的第一个大竞技场的建筑，以及由埃特鲁里亚输入比赛马匹及拳击师到罗马比赛，就是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所为。埃特鲁斯坎人带给罗马残酷的格斗竞赛，但也带给罗马妇女比在希腊所能发现的更高地位。埃特鲁里亚的工程师们替罗马建筑城垣和排水设备，并把一个沼泽地区神奇地变为有保护和文明的都城。罗马的宗教仪式，如占卜官、肠卜祭司、预言者等，绝大部分都是效法埃特鲁斯坎人的。迟至尤里安（Julian）皇帝时（公元前363年），埃特鲁斯坎人的占卜官仍为罗马各部门中一个正规编制。罗慕路斯是以埃特鲁斯坎人的礼仪习惯来划定罗马疆界的；有抢夺象征的罗马婚礼及正式的葬礼，也可能出自同一来源。罗马音乐的音阶法及乐器，也来自埃特鲁里亚。罗马的画家，绝大部分都是埃特鲁斯坎人——画家们工作的那一条街叫作维库斯·图斯库斯（Vicus Tuscus）。可是，画家本身也可能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经由拉丁姆渗透进来的。罗马的雕像深受为家庭画廊而制作的死亡面具的影响，而这种面具又是来自埃特鲁里亚的习惯。埃特鲁里亚雕刻家以青铜像、陶瓷像及浮雕来装饰罗马的寺院及王宫。埃特鲁里亚建筑师传给罗马一种托斯卡纳建筑式，迄今仍可在圣彼得教堂的柱廊中见到。罗马的几位埃特鲁里亚国王，似乎是首先建造罗马大建筑的人，他们把用土屋或木屋拼集起来的一些村落，改造为由木、砖、石造的城市。直到恺撒时代，罗马人未尝见过比埃特鲁斯坎人统治期间更多的建筑。

我们绝不应过度夸大这种情形。尽管罗马曾向其邻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在其生活的所有基本特征中，显然还是罗马自己的。在埃特鲁里亚历史中，并没有使人联想起罗马特性的东西。罗马凭借其严格的自律、残酷和勇气、爱国心与禁欲的行为，耐心地征服并统治着地中海沿岸国家。现在，罗马已经自由了，舞台已经准备就绪，兴亡大戏即将登台。

注释

[1] 这些城市名称都是罗马人的命名，埃特鲁斯坎人的称谓不详。

[2] 希腊人称埃特鲁斯坎人为第勒尼安人（Tyrrhenian），罗马人称他们为托斯其人（Tusci）。希腊人所叫的名称，正如暴君（Tyrant）一词，可能是来自吕底亚的一种堡垒。

[3] 埃及的坟墓与寺庙及尼尼微（Nineveh，古亚述的首都）的宫廷，也使用这些建筑法。罗马有些拱门则与埃特鲁里亚残存的拱门同样古老。

[4] 罗马不止七座山冈，而七山到底指哪七座，说法也因时而不同。在西塞罗时，七山是帕拉蒂尼、卡皮托利诺（Capitoline）、恺良（Caelian）、埃斯奎利诺（Esquiline）、阿文蒂诺山（Aventine）、维米纳（Viminal）及奎里纳莱山（Quirinal）。

[5] 以阴沟排水设备清洁罗马的人可能也是他。罗马许多史学家描写他为“阴沟最高长官”（Cloaca Maxima），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这项荣誉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

[6] 由于最初用的名词是cavalrymen（骑兵），英文误译为knights（骑士）可能即由此而来。但是，罗马这种骑士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上层的中等阶级或商人阶级。

[7] 史学家很少赞同佩斯（Ettore Pais）的极端怀疑论。佩斯认为公元前443年以前的所有罗马历史，全是传奇故事，因此拒绝接受。他相信前后两个塔奎尼乌斯其实是同一人，而且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罗慕路斯以后的罗马传说故事，若作为一种试验性的和修正的接受，则其“对于现象的说明”，当比任何臆测之说更好。

[8] 传统的叙述，可能因贵族及反埃特鲁里亚宣传之故，而使塔奎尼乌斯的形象非常狠毒。早期罗马史都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或其同情者所作，正如日后罗马帝国时代诸王的历史，都由元老院贵族——如塔西佗（Tacitus）——所写一样。

[9] 尼布尔（Niebuhr）之后，大多数学者都把卢克里莎的故事视为传说或莎士比亚的捏造。有些人甚至认为布鲁图也是传说人物。

[10] 据另一传说，选举的是两位副执政（praetor）或将军。

[11] 在维杜罗尼亚（Vetulonia），有一个埃特鲁斯坎人的坟墓，建于公元前8世纪。在那个墓中，发现一把双头铁斧，斧柄用8根铁棒裹扎着。这把双斧象征政府，这一象征由来非常古老，至少当与米诺斯·克里特的文明同时。罗马人对于裹扎的束棒及斧头，称之为“包扎”或“捆束”（fasces）。执政的手下人数之所以定为12个人，是因为埃特鲁斯坎联邦由12个城市组成，每一个城市派遣一个执法官，为联邦长官服务。

第二章 争取民主的奋斗
（公元前508—前264）

贵族与平民

什么人是贵族？李维认为，罗慕路斯曾于其部落中选出100名族长，协助他建立罗马，并作为他的顾问和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父老”（patres），他们的后裔则被称为“父老传下的”（patricii）。对古代传说吹毛求疵的现代理论，则喜欢做这样的解释：贵族是侵入拉丁姆平原的外来征服者，也许是萨宾人，他们统治平民，将平民视为下层阶级。我们或可相信的是，贵族包含着这样的几族人：他们运用经济或军事的优势，取得较好的土地，又由农业的领导地位转变为政治权威。这些胜利的各族——曼利（Manlii）、瓦莱里（Valerii）、艾米利（Aemilii）、科尼利（Cornelii）、法比（Fabii）、霍拉提（Horatii）、克劳迪（Claudii）、朱里（Julii），等等——继续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所有罗马的将军、执政者及法律，都由他们决定。当三个原始部落联合起来的时候，其各族族长便组成一个300人的元老院，他们并不像其后代一样过着舒适豪华的王侯生活，他们要亲自动手，用斧用犁，只食粗茶淡饭而干劲十足，穿的是家中自行纺织的衣服。平民很羡慕这些人，即使他们与贵族作对时，也不减其敬意，所以这复杂的情感汇集成一个名词classicus，意为“最高阶级”。

财富虽然与元老们很接近、但在政治上低得多的是骑士和商人。有些商人钱很多，便设法进入元老院，使那个组织包括父老与被征召者（patres et conscripti），而新进者则属于后者。这两个阶级称为“上层”（orders），或称为“善士”（Bom），因为在初期文明中，美德是指阶级、能力和权力。在罗马人的意识中，“美德”一词意为男子汉气概，即成为男人的种种资格。人民（populus）最初只限于这两个上层阶级，在此意义中，缘起是使用著名的4个大写字母（SPQR，即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曾有10万个纪念碑标明这4个字母，可见是很足以为豪的。渐渐地，随着民主政治的奋斗进展，人民这个字便包含平民在内了。

平民是罗马公民的主要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匠或商人，另一部分是自由人，大多数是农民。最初，他们可能是被征服的罗马七山的本地人，有些是依靠上层阶级保护的附属者（clientes），他们耕种主人的土地并受其保护。为此，他们平时要协助主人，战时要在其属下服役，在公民大会中也要依其指示而投票。

最低级的是奴隶。在诸王统治的时代，他们人数很少但身价很高，因此，被当作极有价值的家庭成员看待。到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开始征战，获得的战俘为数众多，不但卖给贵族、商人，甚至还卖给平民，而奴隶的身份也就沦落了。在法律上，主人可把他们当作财产的一部分来处理；在理论上，依照古代的习惯，他们的生命已因战败而丧失，他们做奴隶是抵偿死罪的恩赦。有时，他们管理主人的财产、业务或基金；有时，他们也会成为教师、作家、演员、工匠、劳工、商人或艺术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主人。无论以哪种途径，他们都可赚足钱以购买自由而成为平民阶级的一员。

人与人之间也像野兽与野兽之间一样，自然少有心满意足之时。因此，无论任何形式的政府，绝不能永远使其臣民满意。在罗马的这种制度下，商人因被排斥于元老院之外而不满；富有的平民则因不能列入商人阶级而不平；贫苦的平民则憎恨自己贫穷、缺乏从政资格以及由于债务而极易沦为奴隶之苦。共和国初期的法律允许债权人把长期拖欠的债务人逮捕，关在私设的地牢内，把他卖充奴隶，甚至杀掉他。有一条法律规定，联合债权人或可将拖欠不还的债务人尸体切开，予以瓜分——这一条规定显然从未实行过。平民要求废除这些法律，并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战争所得的土地及国有的土地应该分给贫民，不应赐给或以虚价卖给富人；平民应有资格做地方官吏及祭司，并允许他们与上层阶级通婚；政府中的最高官职，应有平民阶级的代表。元老院为了破坏这种运动，便制造战争。但是，平民不理会召集令，使元老院大为震惊。公元前494年，为数颇众的平民退出罗马，移到城外三英里的阿尼奥（Anio）河畔的圣山（Sacred Mount），并发表宣言，除非他们的要求获准，否则他们不再替政府打仗和工作。元老院用尽种种外交与宗教策略，去引诱那些平民归来。他们害怕在外敌入侵时，内部也发生叛乱，便同意取消或减轻债务，并设立两个保民官（tribunes）和三个市政官（aediles），作为民选的平民保护者。平民仍要其先作神圣宣誓，如有任何人胆敢使用暴力加于政府中的平民代表者，他们就把他杀死。经此宣誓之后，他们才回到罗马。

这是一次阶级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共和时代的末期。公元前486年，执政塞浦路斯·卡修斯（Spurius Cassius）提议，把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分给贫民。贵族们指责他讨好平民，想自立为王，便把他处死。在罗马史上，“土地平均分配论”的提出与元老院的暗杀事件是关联的，其最高峰是格拉古兄弟与恺撒被暗杀，而这次暗杀行为也并不是第一次。公元前439年，又有塞浦路斯·迈留斯（Spurius Maelius）被暗杀。当时正值大饥荒，他将麦子给贫民，只收取低价或完全免费。元老院派遣一个特务，到他家中杀害了他，指控他的罪名同样是阴谋为王。公元前384年，那位曾经英勇抵抗高卢、保卫罗马的马可·曼留斯（Marcus Manlius），以自己的财产救济一些破产的债务人，也被控告为阴谋为王而被处死。

在平民步步爬高的过程中，下一个步骤是要求明确的及成文的非宗教性法律。贵族僧侣们是法规的记录人及解释人，他们秘密地持有记录，并利用其专有权及法律仪式的要求，作为反对社会改变的武器。元老院对平民的这个新要求，经过长期抵抗之后，终于在公元前454年派遣一个由三个贵族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希腊研究梭伦（Solon）及其他立法者所定的法律，并回国提出报告。公元前451年，他们回来后，公民大会便选出10个人负责制定一部新法典，并赋予他们统治罗马的最高政府权力，为期两年。这个十人委员会，在坚决反动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的主持下，把罗马的旧习惯法改变为著名的《十二铜表法》（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向公民大会提出，稍事修改，加以通过，并在广场中公开陈列，使凡能够阅读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似乎微不足道的事件，却是罗马以及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这是第一次的成文法，其法律架构是罗马最了不起的成就，也是罗马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第二年，十人团任期届满，他们拒绝恢复执政与保民官的政府，继续行使最高权力，而且更加不负责。有一个像卢克丽莎故事一样可疑的故事说，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对平民美少女维吉尼亚（Virginia）燃起情欲，想得到她以供取乐，便罚她为奴隶。她的父亲卢西乌斯·维吉尼斯（Lucius Virginius）提出抗议，被克劳狄乌斯拒绝。维吉尼斯把自己的女儿杀死，跑回自己的军团，要求军队援助，以推翻这个新暴君。于是，愤怒的平民再度退至圣山。据李维说：“他们模仿其父辈的温和，极力减少一切伤害。”贵族们听说军队支持平民，就在元老院集会，罢免十人团，驱逐克劳狄乌斯出境，恢复执政职权，扩大保民官的职责，承认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并认可平民的上诉权。政务官员的决定，得上诉百人会议。4年后（公元前445年），保民官盖乌斯·卡努列尤斯（Caius Canuleius）提议，平民应有与贵族通婚权、平民阶级应有担任执政的资格。元老院此时正面临着邻国的战争威胁，屈从了其第一项要求，对第二项要求则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只同意由百人会议选出的六位保民官今后具有执政的权力。平民对此反应很愤慨，因为他们所选出的具有执政权力的军事保民官，全部是贵族阶级。

对维爱的长期战争（公元前405—前396年）及高卢人的进攻，使举国暂时团结一致，平息了内争。但是，胜利与灾祸同样使平民阶级越发贫困了。当他们为了国家而从事战争时，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或遭破坏，而他们负债的利息又日益增高，高到无力偿付的程度。债权人不顾任何借口，坚决要求付还本息，否则就使债务人下狱或沦为奴隶。公元前376年，保民官李锡尼（Licinius）与塞克斯提乌斯（Sextius）提出几项建议：（1）已付的利息应在本金中扣除，其余差额分三年还清；（2）任何人不得保有500尤格（iugera）（约合300英亩）的土地，也不得使用超过一定比例的奴隶去耕作那些土地，借以解放劳工；（3）两位执政中的一位，必须经由平民中选出。贵族们抵抗这些提案达10年之久。同时，据卡西乌斯说：“他们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战争，使人民忙于战事，无暇倡议土地问题。”最后，平民以第三次“脱离”作威胁，元老院才接受了《李锡尼法》（Licinian Laws ）。保守派领袖卡米卢斯（Camillus）特意在广场中建筑一座堂皇的“和合庙”（Temple of Concord），以庆祝这次阶级妥协。

这是罗马有限民权成长的一个重大步骤。从那时起，平民进步得很快，步步朝向与元老院的“两个上层”在政治与法律上的正式平等迈进。公元前356年，有一个平民做了一年独裁者（dictator）。公元前351年把都察官、公元前337年把副执政、公元前300年把祭司之职也先后开放给了平民阶级。最后，公元前287年，元老院终于同意，族派会议（Tribal Assembly）的决议也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甚至当它与元老院的决议相反时亦然。因为在族派会议中，贵族们很容易被平民的票数压倒，所以这个《霍腾西亚法》（Lex Hortensia ）是罗马民主政治的基石和胜利。

然而，元老院几经失败之后，不久又恢复了权力。罗马人大多都被派出占领殖民地，对国内土地的要求因此平息。罗马官吏是无薪俸的，并且争取及保持职位须付出相当代价，因此便自动地取消了贫民的资格。而那些富有的平民阶级，既已获得政治平等的机会，于是就与贵族合作，以抑制激进的立法。至于那些贫苦的平民阶级，则因其经济手段被剥夺而不再担任重要角色。商人们强烈地支持贵族的政策，因为其政策让他们承包公共工程，开放殖民地及省区让他们去开发，并委派他们替国家收税。百人会议继续选举政务官员，但其票选方法已被寡头政治完全控制，元老院也是如此。保民官要依靠富有的平民阶级的支持，其官署变成了保守派的力量。每一个执政，甚至由平民选出的，皆为风气所染，热心于保守。当他的任期届满之后，他就进入元老院，以元老身份终其一生。元老院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其权力远超过法律条文的规定。由于外交事务日益重要，元老院处理外交的坚决态度大大提高了它的威望与权力。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进入百年战争。在此期间，每一个困难及胜利，都由元老院领导全国度过。人民在危急存亡与拼命奋斗中，只能屈服于元老院的领导及支配。

共和时代的政体

·立法者

让我们把这个经过500年发展而形成的复杂的国家做一番描绘。众所周知，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的一个最能干和最成功的政府，波利比奥斯甚至认为它几乎完全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它提供了罗马历史的结构，有时也成为战场。

在全体人民中，谁算是公民？严格地说，凡是出生于或被收养于罗马三个缘起部落的人，都是公民。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不包括奴隶及外国人）以及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许可的所有外国人，都是公民。像这么被人羡妒及人人都想争取的公民身份，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它意味着公民只是一个小小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不久就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它带来依法拷问与监禁的豁免权，以及上诉权，可从帝国之内的任何官员起，上诉到罗马的族派会议，或后来的罗马皇帝。

与这些特权俱来的，是一些义务。除赤贫者外，公民自16岁至60岁，有应召服兵役的义务。除非已在军中服役过10年，否则不能担任政府官职。公民的政治利益与军事责任牢牢地结合着，其最重要的选举权就是在他服役的军团（century，原意为“百人队”）行使的。在诸王统治时，公民也在区会议（Comitia Curiata）中选举，就是说，他和其他家庭的头目集合在一区中选举。罗马共分30个区（Curiae），那是由三个部落划分的地界。到了共和末年，则由区会议将统治权给予当选的政务官员。在君主政体结束之后，区会议的其他权力很快就消失了，而转移到百人会议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之所以称为“百人”，是因为最初只有100名士兵。凡政务官员的选拔、对所有官吏或元老院所提议案的通过或拒绝、听取对政务官员判决的上诉、审判所有罗马市民的死刑案件，以及宣战与媾和的决定，都是百人会议大会的事。这是罗马军队与政府的广大基础，然而，其权力仍然受到限制。它只在执政或保民官召集时才能集会。它所能表决的议案，只以政务官员或元老院所提交者为限。它不能讨论或修改议案，只能表决其可否。

大会表决的保守特性，借成员的阶级安排而获得保证。在最高层有18个百人队，由贵族和商人（骑士） [1] 组成。其次是市民的第一阶级，要想列入这个阶级，每人必须有价值10万阿斯（as） [2] 的财产，这个阶级共有80个百人队，合8000人参与大会。第二阶级的市民必须拥有7.5万至10万阿斯的财产，第三阶级是5万至7.5万，第四阶级是2.5万至5万，这三个阶级各有20个百人队。第五阶级的市民必须拥有1.1万至2.5万阿斯的财产，共有30个百人队。凡财产在1.1万阿斯以下的市民，合编为一个百人队。每一个百人队只在大会中投一票，投票结果取决于各百人队中的多数。因此，在某百人队中的少数，可能击败别的百人队中的大多数，而胜利属于总人数中的少数。因为每个百人队皆依财产阶级的次序而投票，并随时投票随时宣布，安排在前面的两个组，占有98票，已占全体188票的多数。因此，他们的票唱完后，较低阶级就罕有投票的必要了。投票是直接的，不能亲到罗马与会的市民，在大会中便没有代表权。所有这些规定，无非只是取消农民与平民投票权的策略而已。百人队的阶级区分，是经过调查决定，依各人对于纳税及战争的贡献区分。罗马人认为，投票权应与其所付的税额及所要求的军事义务成比例。那些财产在1.1万阿斯以下的市民，总共只有一个百人队的一票投票权；同样，他们所付的税微不足道，而且在正常状况下总是免服兵役的。至于大众阶级，直至盖乌斯·马略（Caius Marius）执政之前，政府对他们别无要求，只要求他们多生孩子。百人会议的规定，其后虽有若干变更，但仍旧是明明白白的保守与贵族政治的体制。

毫无疑问，为了抵消这个不利，共和国一开始，平民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a plebis）。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357年即已行使立法权的族派会议，可能就是由平民会议产生的。在这个族派会议中，其投票人以塞维安调查（Servian census）为基础，依部落及居住地而安排，每一部落有一票投票权，贫富一律平等。公元前287年，元老院正式承认族派会议的立法权力，自此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会议的权力日益增加，成为罗马“私法”（private law）的主要来源。族派代表的选择，与从全体百人队选出军事保民官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族派会议中，人民没有讨论的权力。某一政务官员提出一项法律并加以辩护，另一政务官员如果发言反对，大会只是听着，并表决可与否。此会的组织，虽比百人会议进步得多，却一点也不激进。全国35个部落中有31个在农村，其成员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土地，都是谨慎的人。城市的大众阶级，都在四部落区域内，在马略以前及恺撒以后，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

元老院依然是最高机关。院内元老除原有的氏族首领外，还以卸任执政及都察官加以补充，又授权都察官从贵族和骑士阶级中提名，以保持元老院300名会员人数。会员是终身制，但是，任何会员一经查有犯罪或严重不道德行为，则可将其由元老院或都察官开除。这个颇具尊严的机关，应主要政务官员的要求而集会，在广场对面的元老院举行。依照一种愉快的习惯，会员可带他们的儿子同往，让他静静地在会中学习政治手腕和诡辩。从理论上来说，元老院所能讨论及决定的，以政务官员提出的问题为限。元老院的决议也只具有建议性质，没有法律效力。实际上，因其威望很大，政务官员们差不多总是接受其建议，而未经元老院许可的任何法案，也罕有经由政务官员提出召开百人会议的。元老院的决议可被保民官否决，而在元老院中失败的少数派，也可上诉到百人会议。但是，除在革命时期外，类似的程序是罕见的。政务官员只有一年当权期，而元老院会员则为终身制；因此，这个长久的主权者，必然支配只拥有短时权力的人。外交关系的指导、结盟与缔约、从事战争、殖民地及各省区的统治、公地的管理与分配、财政及其支付的控制等，所有这些事全是元老院的专属职掌，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兼管的机关。诸如叛国罪、谋叛罪或暗杀罪等，皆由元老院执行法院的职责。对最大的民事案件的审判，也指派元老院会员为法官。当一种危机到临时，元老院便发布最严厉的命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执政应设法使国家不受危害”——可凭这种命令，施行戒严，并使全国的人与财产皆受执政的绝对控制。

共和时代 [3] 的元老院，时常滥用权力，袒护贪污官吏，残酷无情地进行战争，贪婪地剥削被征服的省区，压制希望对罗马繁荣负起更大责任者的抱负。但是，除图拉真（Trajan）与奥勒留两位皇帝外，能在政治手腕上运用那么多智能与技巧的，没有谁比得上罗马元老院。其服务国家的理想能把政府和人民支配得那么好的，也是举世无双。就个人而言，元老们并非超人，他们也常犯严重的错误，有时对政策踌躇不决，时常因贪图个人所得而失去了对帝国的正确见地。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做过政务官员、行政长官及军队指挥官，其中有些人还做过地方长官，统治大如王国的省区；更多的人都是出身世家，其家族数百年来产生了许多罗马政治家及将军。所以由这些人组成一个机关，如果说制定不出最佳的法案，那是绝不可能的。元老院在胜利时最坏，而在失败时则最好。它能推行进步的政策，影响几代人几百年间的事。它能在公元前264年发动一次战争，到前146年结束。公元前280年，哲学家齐纳斯（Cineas）以伊庇鲁斯王（Epirus）皮拉斯的特使身份来到罗马，看到元老院的审慎辩论，并观察那些元老。他向那位新亚历山大（皮拉斯）报告说，这里并非贪官政客的集会，不是智力平凡者的偶然会议，而是真正庄严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诸王集会”。

·政务官

重要的官吏皆由百人会议选举，次要的则由族派会议选举。每一官署由两人以上的同僚共管，其权限完全相同。除都察官外，其他官员任期均为一年。同一人再任同一职务的，十年中只限一次；从某一公署离职，到另一公署就任新职，中间须有一年间隔；在此期间，这位业已离职的官吏可能因其任内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检举。一个人在军中服务十年之后、有志于从事政治生涯的，可寻求当选为财政官，在元老院与执政的监督之下，掌管国家经费的出入，并协助副执政执行防止与调查犯罪活动。如果他能使选民或他的有力支持者满意，稍后他就可当选为主持营造司的四位市政官之一，负责管理建筑、水沟、街道、市场、戏院、妓院、餐厅、警察法庭及公共活动场所。如果他再度表现出色，则有可能成为四位副执政之一，在战时带兵，平时则执行法官职务，并解释法律。 [4]

在任官的过程中升到这个地位的公民，如已获得廉明的名气，或可选为两位都察官之一。都察官（censors，原意为“评价员”），每五年由百人会议选出。其中的一人每五年调查市民一次，评定其财产，确定其政治与军事的身份及应纳税额。都察官对于每一候选官吏，皆须考察其性格及服务记录，还要监督妇女的荣誉、儿童的教育、奴隶的待遇、税收的征收或承包、公共建筑的建造、政府财产的出租或订立合约，以及土地的耕种。都察官可使任何公民降低阶级，甚至开除元老院元老，只要他发现该人有不道德行为或犯罪时即可执行。当两位都察官之一执行这一职责时，另一位都察官不能加以否决。他们可以提高奢侈税以抑制浪费。他们编造并公布国家经费的五年预算计划。到他们18个月的任期终了时，须集合市民，举行神圣的斋戒会，以表示与神保持着热忱的关系。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十人团中某人的曾孙，是第一个使都察官职权与执政同样尊贵的人。他在职期间修建了阿比安水沟（Appian Aqueduct）和阿比安大道（Appian Way），提升富有平民至元老院，改革土地法及国家财政，打破祭司及贵族们对法律的垄断与操纵，并留名于罗马文法、修辞学及诗歌。临死时，他还留下遗言要提防皮拉斯，断言罗马将征服意大利。

理论上，两位执政之一必须是平民阶级，实际上却很少有平民当选，因为执政必须对付整个地中海战争与和平的每一执行阶段，因此平民也愿意选举有教育、有训练的人担任此职。在选举前夕，负责选举的选任官员夜观星象，以查看所提名的那些候选人名字是否与星象相宜。翌日，他任百人会议主席，只把星象显示有吉兆的名字提请大会选择。遇到这种情形，星卜家便使政治暴发户及煽动家大为沮丧。然而在大多数时候，大会受到威胁恐吓，往往会上伪虔诚者的当。候选人亲自到会，身穿纯白色的礼服，以强调其生活与道德的简单朴素，或者更常见的是显示出他在战场上所得的伤疤。一旦当选，则于当年的3月15日就职。执政领导全国举行最神圣的宗教仪式，以接受其神圣职务。在和平时期，他召集元老院及百人会议开会，自任主席，命令开始立法、处理司法案件以及全面执行法律。在战争期间，他召集军队，筹集军费，与他的同僚执政共同指挥军队。两位执政如在任期内同时死亡或被俘，元老院就宣布“悬缺”（interregnum），并任命一位为期5天的“监国”（interrex），同时准备重新选举。“监国”一词暗示着执政在其短短的任期内，继承了国王的权力。

由于两位执政权力相同因而彼此制衡，并要受元老院的牵制，而保民官又有否决权，因此，执政的权力是颇受限制的。公元前367年之后，在战时，则选举14位军事保民官，以领导各部落；在平时，则以10位平民保民官代表他们。这10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在一个合法的独裁者统治之下，否则，对他们施以强暴手腕便是犯了渎神罪或死罪。他们的职掌是保护人民、制衡政府，无论何时，只要其中有一人认为必要，只用一个词“我反对”（veto）就可阻止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关的所为。保民官可以沉默的观察员态度出席元老院会议，把会中的议事报告人民，而使用其否决权，即可取消元老院决议的所有法律力量。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住宅，日夜敞开大门，让寻求保护或求助的公民自由进入。他的庇护权，可给市民以相当于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的庇护。他若坐在裁判席上，即可执行法官的职务。他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除非是上诉到族派会议。他负有责任让被告获得公平审判，甚至能使已被判罪的人获得赦免。

尽管有这些阻力，贵族政治却仍能得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保民官的职权行使只限于罗马城及和平时期，一到战时，保民官就服从执政了。第二，说服族派会议选举富有的平民为保民官。富人的威望、贫民的胆怯，使人民选择富人以保护贫民。第三，让保民官的人数从4人增至10人。10人之中，只要有1人蔑视道德或视钱如命，他的否决就会使其余9人受到挫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民官变成了贵族们所信赖的人，可委任他出席元老院会议，参加议事。而保民官任期届满后，也变为元老院的终身议员。

如果所有这些策略都一一失败了，依然还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最后堡垒，那就是独裁者制度。罗马人承认，当国家骚乱，或危及他们的自由与特权时，他们为了保卫自己而创建的所有制衡体制，将会妨碍救国所必需的迅速统一行动。在那时，元老院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而提名两位执政官之一为独裁者。在所有例子中，除了一个例外，其余的独裁者皆来自上层阶级。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贵族阶级也罕有滥用此种职权的可能性。独裁者对全体人民及其财产，差不多有完全的权力，只是没有取得元老院的同意，则不能动用公共基金，其任期也只限于六个月或一年。大多数的独裁者都遵守着这个限制，只有两位是破例的。公元前456年，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应召为独裁者，放下他的犁头，前去挽救国家，而一俟任务完成，立即解职归田，这个佳话受到其后的历届独裁者的尊重。当苏拉（Sulla）与恺撒违反这个前例时，“共和制”就回到共和时代以前的王政制度了。

·罗马法的起源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体制中，各级官吏执行着基于十人团的《十二铜表法》的一套法律。然而在这一划时代的法律制定以前，罗马的法律一向是一种混合体，包含有部族的习惯、王室的诏书及祭司的指令。古代的方式（mos maiorum），直至异教徒的罗马终止时，依然是道德及法律来源的模范。虽然想象与熏陶已使早期共和的无情公民理想化，他们所流传的故事仍然帮助教育者，使罗马青年养成一种禁欲主义的性格。至于其余部分，早期的罗马法就是祭司的规则，属于宗教的一个部门，充满着神圣的许可与庄严的仪式。法律是命令与公正两者的结合，不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神的关系。犯罪是侵犯那种关系，侵犯神的和平的。在理论上，法律与惩罚用于维持或恢复这种关系及和平。祭司们在法院开庭之日或人民集会之时，宣布何者为正、何者为误的准则。所有问题，如关于结婚或离婚、独身、守身或乱伦、遗嘱或赠让、儿童的权利等，都要请教祭司，正如今日要请教律师一样。事事都要照公式去做，才不会违法，而只有祭司们懂得“律则”。在罗马，祭司是第一个法律与意见的顾问，第一个将法律见解告诉人民的就是他们。法律由祭司们记录在卷，保管得很秘密，不让平民知道。因此，不禁使人猜疑，祭司们是否也会偶尔改变原文，以迎合经书或贵族的目的。

《十二铜表法》引起了法律的双重革命，即罗马法的公布与通俗化。正如公元前5和前6世纪中的其他各国法典——如卡隆达斯（Charondas）、扎拉卡斯（Zaleucus）、莱喀古斯（Lycurgus）及梭伦等的法典——代表着从不确定与不成文的习惯法转变为明确的与成文的法律一样，皆是阅读能力提高与民主政治进步的结果。载在《十二铜表法》上的《公民法》（ius civile），自神的法律中解放出来，罗马便非“神权政治”了。公元前304年，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公布了法庭行事日历及正确法律程序的公式书，祭司们的专利就更加消失了。因为在此以前，这些事情只有祭司们知道，人民罕有知道的。公元前280年，考伦卡留斯（Coruncanius）开始公开讲授罗马法，法律的通俗化又进了一步。自此之后，支配罗马人的意识与生活的就不再是祭司，而代之以律师了。不久，《十二铜表法》又成为教育基础；直至西塞罗时代，要求所有学童都要默记。毫无疑问，那种坚决而有秩序、善讼而守法的罗马精神的铸成，那些人都曾尽了一部分责任。经由立法程序、副执政的公告，以及后来的皇帝命令，《十二铜表法》虽曾一再修正补充，然而历时900年之久，始终还是罗马的基本法。

在这部法典中，诉讼程序法已经相当复杂。差不多每一位政务官都可以担任法官，然而只有副执政主持的才是正常法庭。他们对法规的修正与解释，则使罗马法成为鲜活的、成长的法律，而不是死板的前例。每年由主要的政务官开具一份名单或“白表”（white tablet），列举适合担任陪审团服务的元老与骑士。每一件诉讼的主审法官则在这个表中选择原告和被告都不反对的少数人为陪审团委员。律师可以在法庭内向其委托人建议并为其辩护，而元老则可以在公众讲座或自己家中提供法律意见。公元前204年的《辛西乌斯法》（The Law of Cincius ），禁止法律服务收费，但法律的技巧还是可以绕过这个法禁的。

《十二铜表法》是历史上最严肃的法典之一。它保留着兵农社会父系全能的古风。父亲可以拷打、捆缚、囚禁、出卖甚至杀死他的孩子，只有被出卖过三次的儿子，以后才不再受父亲的管教。阶级的区别，是由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来保持的。债主对负债人享有一切权利。财产所有人可立下遗嘱自由处置其财产。产权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小偷被当场捕获时，就给被盗人家做奴隶。《十二铜表法》处罚的范围很广，可从简单的罚款到驱逐出境、罚为奴隶或处死刑。有少数几种处罚方式是属于报复性的，大多数的罚款都会巧妙地调整，以适应受害阶级。“折断自由人的骨头，罚款300个阿斯；如果受害人是奴隶，则只罚150个阿斯。”判处死刑的罪有：诽谤、行贿、伪证、盗窃农产品、夜间损坏邻人的农作物、保护人欺骗被保护者、用妖术蛊惑他人、纵火、谋杀、夜间在市内举行扰乱治安的集会。犯了叛逆罪，则将罪人装入袋中缚紧，有时还加入一只公鸡、一条狗、一只猴子或一条毒蛇，然后投入河中。但是，在首都罗马城内，被宣判死刑的市民可从任何一级起向百人会议上诉，只有独裁者的宣判不得上诉。如果被判罪者料想百人会议的投票对他不利时，他只要离开罗马，便可将其死刑改判为放逐。结果，尽管《十二铜表法》十分严厉，但在罗马共和时代，自由人被处死刑的情形还是罕见。

·共和时代的军队

罗马的政体，最后的依靠是其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组织。国民和军队合而为一，军中所有百人队集合起来，就是国家的主要立法机关。为首的18个百人队，是提供给骑兵的。第一级的百人队是重步兵，武器有长矛两根、短剑一把、长剑一把，防护有铜盔、胸甲、胫甲及盾；第二级只少一个胸甲，其余全同；第三、第四两级没有披甲，其余全同；第五级则只有投石器和石头。

一个罗马军团（legion）是一个混成旅，包含4200名步兵、300名骑兵及各种补给队，再由两个军团编成一个执政的部队。每一个军团下面分为若干百人队——初为100人，后为200人，由百夫长（centurion）统率。每一个军团各有军旗（vexillum）。军团的荣誉是保卫军旗使其不得落入敌手，有些聪明的军官，有时故意把军旗投入敌人阵中，以激励士兵拼命进攻，夺回军旗。战斗时，位于前列的步兵，在10至20步的距离，向敌人投掷标枪——木杆上装有尖铁的短矛——在两翼的士兵则用弓射箭，用掷石器抛掷石头，以攻击敌人，同时骑兵也持矛挥剑向敌冲锋。最后，在决定性的短兵相接时则用短剑。攻城时，密集使用木制弩炮，依张力和扭力的作用抛射10磅重的石头，射程可达300米。巨大的撞城机，由粗绳悬吊着，像秋千一样先向后拉，然后对着敌人城墙用力撞击。用土筑或木头制成斜坡，把有轮子的炮塔推上或拽上这个斜坡，即从塔上发射“飞弹”，以攻击敌人。罗马约于共和初期，自埃特鲁里亚学会了希腊方阵（phalanx）——由6列士兵构成，每列约500人——因其密集而行动不便，到公元前366年，罗马军团便重新编组，以两个百人队编成一个中队（maniple）。中队与中队之间有相当的空隙，后面各列的中队皆位于空隙后面。这种队形，可使前列的士兵迅速获得次列的增援，又能使一个或数个中队迅速变换方向，以面对侧方的敌人攻击。而且罗马士兵都受过各种战斗的特殊训练，这种队形便于各个战斗群的自由发挥。

罗马军队成功的最大要素是纪律。罗马青年自幼即接受战争教育，其所研究的战争艺术，高于一切其他学问，一生中有十年的悠长岁月在战场及营房中度过。在罗马军队中，畏怯是不可饶恕的罪，对触犯者的处罚是鞭打至死。将军有权将其麾下的士兵或军官杀死，不仅自战场逃跑者如此，凡是违背命令者，不论其原因怎样，皆难逃一死，最低的处罚也必须是刖其右手。营中食物很简单：面包或麦片粥，一点青菜，酸酒，很少有肉。罗马军队靠一个素食菜单征服世界。恺撒的军队，当谷物缺乏、不得不食肉时，就发怨言。军队平时要做很艰苦的长时间劳役，士兵们情愿请求去打仗，勇敢变成了较佳的选择。公元前405年以前，士兵是没有薪饷的，自那以后，薪饷还是很少。但是，他们准许依照阶级分享战利品——金银与货币、土地与俘虏，以及所有能搬动的物品。这样的训练，不但养成渴望战争的英勇战士，且养成能干和无畏的将军们。服从的纪律，发展为指挥的能力。共和时代的军队也常打败仗，但从未有一次失去战争的信心。由禁欲主义教育成人及对死亡的残酷景况熟视无睹，塑造了这个胜利者。他们征服意大利，接着又征服迦太基与希腊，最后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

像这样概述的“混合体制”，令波利比奥斯很羡慕，他说其是“现存各种政府中的最佳者”：在议会的立法主权方面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在贵族元老院领导方面是一种贵族政治，就短期的效忠执政而言，是斯巴达的“两头政治”（dyarchy），偶尔由独裁者当政时则为君主政体。本质上，那是一种贵族政治，在这种制度中，旧家族和富有家族凭其能力与特权，执政了几百年之久，并使罗马政策不屈不挠、连绵不绝。那就是罗马取得成就的秘密。

但是，它也有缺点。那是一种粗陋的制衡混淆，在那种制度下，平时几乎每一个指挥部门的效能都被另一个平等的对立指挥部门所抵消。分权的确有助于自由，有时候也能抑制不法行为；然而，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军事上的大祸，像坎尼（Cannae）一样，他瓦解了民主政治，将其变为暴民统治，最后终于带来永久的“元首政治”的独裁。最使我们惊奇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居然维持了那么久（公元前508年—前49年），而且成就那么大。其所以能够持久，也许是因为糊里糊涂地适应了情势的变迁，以及在家庭、学校、寺院、军队、议会、元老院等所引发的那种自豪的爱国主义。为国献身造就了共和时代的最高峰，正如其无可比拟的政治贪污造成其没落一样。只要罗马的敌人还逼迫他们去团结、能有先见及保持英雄主义，罗马仍旧是伟大的。当罗马征服所有敌人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便很快开始衰亡。

意大利的征服

罗马被敌人包围得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它刚脱离了君主政体、成为一个弱小城邦国家的时期，它只统治着350平方英里的土地——等于“19英里×19英里”的一块地方。当埃特鲁里亚领袖波尔塞纳进军罗马时，所有被罗马诸王征服的四邻社会大多数都恢复了自由，并且组织了一个拉丁同盟（Latin League），共同抵抗罗马。意大利是许多独立部落与城邦的混合体，每一个部落及城市各有其政府及方言：在北方的是利古里人、高卢人、翁布里亚人、埃特鲁斯坎人及萨宾人，在南方的是拉丁姆人、沃尔西人、萨莫奈人（Samnites）、卢卡尼亚人、布鲁希亚人，沿西南海岸是希腊殖民地，包含库迈、那不勒斯、庞贝、佩斯图姆、洛克立、里吉安、克罗托纳、梅塔蓬图姆和塔兰托。罗马位于这些部落及城邦的中心，战略位置便于扩张，但也有受到四面八方同时攻击的危险。它的得救，是因为那些敌人很少联合起来对付它。公元前505年，当罗马正与萨宾人开战的时候，有一个强有力的萨宾氏族投奔罗马，罗马以优待条件给其公民身份。公元前449年，萨宾人被击败；到前290年，所有萨宾人的土地皆并入罗马；前250年，萨宾人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公元前496年，塔奎尼乌斯人说服一些拉丁城市——图斯库隆、阿尔代亚、拉努维阿姆、阿里西亚、台布尔及其他城市——加入战争，联合对付罗马。罗马面临着显然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联合阵线，罗马任命了第一位独裁者波斯图米乌斯（Aulus Postumius）。在瑞吉鲁斯湖（Lake Regillus）一战中，罗马人获得一次救亡的胜利，据他们说，是靠着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二神的帮忙，二神离开奥林匹斯山（Olympus），加入罗马军队作战。三年后，罗马与拉丁同盟签了一个条约，在此条约中，签字国家保证“罗马与拉丁各城邦之间，必须天长地久地和平相处……共同战争所得的战利品，双方必须平等分享”。罗马成为拉丁同盟的一个会员国，接着就成为它的领导国，接着又成为它的主人。公元前493年，罗马对沃尔西人发动战争，在这次作战中，马尔西乌斯（Caius Marcius）因占领沃尔西人首都科里奥利（Corioli）而被称为科里奥雷那·马尔西乌斯（Coriolanus Marcius）。史学家们可能以其“罗曼史”（romance）的笔调接着说，由于平民阶级的坚决反对，公元前491年，科里奥雷那被放逐了。他逃到沃尔西人那里，将他们重新编组，并带着他们围攻罗马。历史告诉我们，罗马人为饥饿所迫，一再派遣使者去劝阻，皆无效。最后，科里奥雷那的母亲和妻子一同出城去见他，威胁说，如不听她们的请求，就横尸路上以阻其进军。于是，他撤军而去，被沃尔西人所杀。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和沃尔西人住在一起，老年生活很艰苦。

公元前405年，为了争夺台伯河的控制权，维爱与罗马决生死之战。罗马围攻维爱城，历时九年竟未能攻陷，埃特鲁里亚一些勇敢的市民也加入了这次战争。他们从四方进攻罗马，使罗马共和国的存在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罗马便任命卡米拉斯为独裁者。卡米拉斯召集一支新军，攻下了维爱，将其土地分给罗马市民。公元前351年，又经过许多战争，埃特鲁里亚西南部地区也被罗马兼并，改称与今天类似的名字——图西亚（Tuscia）。

公元前390年，出现了另一次更大的危机，罗马与高卢人开始了长期决战，战争一直延续到恺撒时才结束。当埃特鲁斯坎人与罗马连续爆发了14次战争后，来自高卢与日耳曼的凯尔特诸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到意大利北部定居下来，远及波河以南地区。古代史学家漫不经心地把这些南侵部落写做Keltai或Celtae、Galatae或Galli（凯尔特人）。这些部落的来源，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把他们描述为印欧人种（Indo-European stock）的一支，印欧人遍布于日耳曼西部、高卢、西班牙中部、比利时、威尔士、苏格兰及爱尔兰，在罗马占领那些地区之前，当地都是“先罗马语言”（pre-Roman languages）。波利比奥斯描述他们“高大英俊”，喜欢战争，赤身裸体从事战斗，身上只挂着金符及链子。那里的凯尔特人尝到意大利葡萄酒，十分愉快，他们便决心到出产那么好水果的地方去。其实更能打动他们心意的，可能还是对新土地与新牧场的要求。他们进入意大利后，在不正常的和平中居住了一段时期，仿照市镇中所见的埃特鲁斯坎人的文化耕田畜牧。大约在公元前400年，他们入侵埃特鲁里亚，大掠而去。埃特鲁斯坎人的大部分军队都已派往维爱对抗罗马人的攻击，所以对于高卢人的抵抗十分微弱。公元前391年，高卢发兵三万人到达克卢奇安。一年后，在阿利亚河与罗马军队相遇，高卢人大破罗马军队，遂长驱直入罗马城。他们洗劫并焚毁了罗马城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卡皮托利诺山顶围攻罗马残军达七个月之久。最后，罗马人投降了，付出了1000磅金子作为高卢人离境的代价。 [5] 高卢人走了，但于公元前367年、前358年及前350年又三度进犯罗马，皆被击退。最后，他们终于满意地住在意大利北部，其地区今天被叫作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e）。

残存的罗马人看到他们的城市那么残破，便有许多人愿意抛弃这个地方，改以维爱城作为首都。卡米拉斯劝阻他们不要离去，并由政府拨款援助，使人民重建家园。罗马在面临许多敌人的威胁下，迅速重建。其所以建成毫无计划与曲折狭窄的街道，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那些臣服于罗马的人民，看到罗马濒临毁灭，便一再叛变。罗马发动了半世纪之久的间歇性战争，才平息了他们的自由欲望。在此期间，拉丁人、埃奎人、赫尔尼基人及沃尔西人或对罗马轮流攻击，或共同进攻。如果沃尔西人成功，他们将使罗马与意大利南部隔绝，也与海隔绝，而罗马历史也许就此结束。公元前340年，拉丁同盟的各城一一被击败。两年后，罗马解散这个同盟，差不多把同盟所属的拉丁姆平原全部地区一齐并入罗马国土。 [6]

罗马战胜了沃尔西人后，即面对着强大的萨莫奈各部落。这些部落占据着广大地区，横断着自那不勒斯至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交通，该地区内有几个富有的城市，如诺拉、贝尼文坦、库迈及卡普亚等。西海岸的埃特鲁斯坎人与希腊人的殖民地，大部分都被他们兼并了，而他们又大大地吸收希腊文化，从而产生了风格特殊的坎帕尼亚艺术。他们的文明可能高于罗马。罗马与他们争夺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爆发了三次长期浴血战。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考狄乌姆峡谷战败，这是罗马诸次战败中最惨烈的一次。他们的败军在敌人矛头构成的拱门之下通过，作为投降的象征。在前方指挥的两位执政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元老院拒绝批准其和约。萨莫奈人又与埃特鲁斯坎人和高卢人结为同盟。有一个时期，罗马差不多面临着整个意大利的威胁。但是，公元前295年，罗马军团在塞恩蒂姆（Sentinum）之战中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得坎帕尼亚平原和翁布里亚都变为罗马的领土。12年后，罗马人把高卢人驱逐到波河以外，再度迫使埃特鲁里亚成为罗马的一个附庸国。

在北部的高卢人地区与南部的希腊人地区之间，罗马现已成为意大利的主人了。一方面是贪得无厌，另一方面是不安全感作祟，罗马向意大利南方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各城邦发出通牒，要他们与罗马结为同盟，接受罗马领导，否则便发动战争。图里、洛克立及克罗托纳三个希腊城邦，因其内部及四邻到处都是“野蛮人”（希腊人对外国人皆称野蛮人，此处指意大利人）的各部落，为了不愿被其吞并，宁愿与罗马结盟，便同意了。另一可能是，他们也像拉丁姆平原各市镇一样，正为阶级斗争所苦，所以接受罗马的警备部队，以保护有产阶级、压制平民起义。唯独塔兰托很顽强，并请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拉斯渡海来援。这位狂热崇拜阿基利斯与亚历山大的英勇战士，带着一支伊庇鲁斯军队，渡海而来。公元前280年，他于赫拉克利亚击败罗马军队。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替欧洲语言留下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代价高昂的胜利。现在，意大利的所有希腊城市都加入了皮拉斯的军队，卢卡尼亚人、布鲁希亚人及萨莫奈人也宣布与他结为同盟。他派遣辛尼阿斯前往罗马，提议媾和，并放言如果释放2000名罗马俘虏、罗马还要继续战争的话，他们就再打回来。罗马元老院正要商讨和平条件，那位退隐已久的老“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让人抬他到元老院，要求罗马决不可与驻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外国军队媾和。元老院把皮拉斯释放的2000名俘虏遣送回去，断然恢复战争。这位伊庇鲁斯年轻国王又打了一次胜仗；接着，因为厌恶那些同盟国家的懈怠和胆怯，便带着他的损失惨重的军队，渡海到西西里去。迦太基人正在围攻锡拉库萨，皮拉斯帮助锡拉库萨解围，差不多把西西里岛上的所有迦太基占领军一齐逐走。但是，他的专横统治冒犯了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命令与勇气，也能获得自由，便不再支持皮拉斯。皮拉斯只能又回到意大利去，撤离西西里时，他说：“我留下这块肥肉，让迦太基和罗马人去争夺吧！”公元前275年，皮拉斯的军队与罗马人战于贝尼文坦，他在这里第一次打了败仗。罗马军团的轻武装与机动的中队证明优于活动不灵的希腊方阵，在军事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皮拉斯向意大利各同盟城邦请求派遣新军给他，他们怀疑他的诚意与持久，拒绝他的请求。他回师伊庇鲁斯，在希腊的一次冒险中死去。就在他死的那一年（公元前272年），米洛（Milo）在塔兰托投降罗马。不久，所有希腊城市一一屈服，萨莫奈人也悲惨地投降了。经过200年战争之后，罗马终于做了意大利的统治者。

罗马很快就以殖民巩固了征服地，这些殖民有些是由拉丁同盟所遣，有些是罗马直接派出。他解决了许多问题：罗马正承受着人口压力，生活困难，结果造成阶级斗争，而殖民便解决了本身的失业问题。那些殖民在不稳定的臣民中，作为警备队或忠贞核心，又为罗马商业作前哨和出口处，且为首都饥民增加粮食供应。于是在用利剑开始征服之后，罗马很快地就用犁头完成其征服。在这种方式之下，今天依然存在的数以百计的城市，接受了他们的基础，或他们的罗马文化。意大利半岛此时大多被语言复杂的野蛮民族所居住，一等到拉丁语言及其文化在整个半岛传播之后，渐渐地意大利就铸成一个统一国家了。罗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政治综理”（political synthesis），执行上很残忍，成效却很辉煌。

但是，在科西嘉、萨尔迪纳、西西里及非洲，有一个更古老更富裕的强国，封锁着罗马与西地中海的商业，把意大利关闭在其本身的海域之内。

注释

[1] 罗马的资本家以“骑士”著称。他们多属新富，与元老阶层的贵族有别。

[2] 阿斯为罗马货币单位，就其价值而言，1阿斯相当于1942年美国的6美分。

[3] 共和国（Republic）（罗马人用的名词是“respublica”，意为公有财产或共同福利），曾被用于罗马的三种政体——王政、民主及元首政制。现在一致认为，罗马共和时代只限于公元前508年至前49年。

[4] “财政官”（quaestor）一词由“查询”（quaerere）一词而来，因此，审判也是一次论辩（quaestio）。市政官（aedile）一词由“建筑”（aedes）一词而来，副执政“praetor”一词由praeire一词而来，意为“先走”、“带头”——因此，护卫他的大队称为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

[5] 李维的《罗马史》说，最后，卡米路斯拒绝交付金子，并用武力逐走高卢人。这个说法现今无人相信，视其为出于罗马人自尊心所作的一个捏造。

[6] 有两件大概是传奇性的事迹最为显著。一位执政德西乌斯（Publius Decius）骑马驰入敌人包围中而死，作为一种牺牲，以博得诸神的援助。另一位执政托克图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斩其子（因其子违背命令）而赢得一次战斗。

第三章 汉尼拔对抗罗马
（公元前264—前202）

迦太基

约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好奇的商人发现了西班牙的丰富矿藏。不久，就有一队商船往来于地中海东端的西顿、提尔及拜布罗斯，西端瓜达拉奎河口和塔特修斯之间。由于远航必须有许多停泊地，而地中海南岸的航线较短，也较为安全，所以腓尼基人就在非洲海岸的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今莱布达，Lebda）、哈德鲁姆（Hadrumetum，今苏斯，Sousse）、乌提卡、希波第利图斯（Hippo Diarrhytus，今比泽特，Bizerte）、希波吕吉斯（Hippo Regius，今朋尼，Bone）等地，甚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南方的利克苏斯（Lixus）建立中途停泊地及商业站。到了这些停泊地的闪米特（Semites）殖民者，有些人与本地人通婚，并对其余土著贿以礼物，得以和平相处。公元前813年，有一群新殖民者（或来自腓尼基，或从乌提卡向外扩张）在今突尼斯西北10英里的一个海岬上，建造他们的房屋。这个狭小的半岛很容易防御，其土地受到巴格拉达河（今梅伽达河，Medjerda）的灌溉，十分肥沃，所以虽一再遭到破坏，却都能迅速复原。古代传说此城的创建人为提尔国王之女爱利莎（Elissa）或狄多（Dido），据说她的丈夫被她的兄弟杀死，她就带着其他喜爱冒险的人乘船前往非洲。她所建立的殖民地被称为kart-hadasht，意为“新镇”，以区别于乌提卡旧殖民地。希腊人改称为迦其东（Karchedon），罗马人改称为迦太基。拉丁人替迦太基与乌提卡附近地区起了一个大地名，叫作非洲，又依照希腊人的习惯，称非洲的闪米特人为腓尼基人。沙尔马那塞尔（Shalmaneser，亚述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巴比伦名王）及亚历山大先后几次围攻提尔。提尔的许多富人都被赶到非洲去，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到了迦太基，使这里变成了腓尼基商业的新中心。随着提尔与西顿的衰弱，迦太基的力量和名气日益上升。

迦太基城日渐强大，把非洲土著赶到内陆去，越赶越远。他们初则停止进贡给土著，继则勒索他们进贡，并利用他们做奴隶或农奴，服役于迦太基人家中及田野。大农庄逐渐形成，有些农庄多达2万人。在经验丰富的腓尼基人手中，农业变成了一种科学和实业，迦太基人马果（Mago）曾在其著名的手册中有过简述。用运河灌溉，遍地种花变成了花园、稻田、葡萄园，并有橄榄、石榴、梨、樱桃及无花果等果园。他们牧畜马、牛、绵羊、山羊，用驴子和骡子负重，象也是许多家畜之一。除金属工厂外，都市工业则相当幼稚。迦太基人也像其亚洲祖先一样，喜欢贸易以换取他国成品。他们带领着满载货物的骡子，向东或向西，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去觅取象、象牙、黄金或奴隶。他们的巨大帆船，载着货物，往来于亚洲与不列颠之间约100个港口，因为他们也像其他海员一样，不肯在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罗陀两岸的峭壁）处回头。一般推测，约公元前490年，哈诺（Hanno）航海探险，沿非洲的大西洋海岸下行2600英里，及希米尔柯（Himilco）沿欧洲北海岸的探险，都是由迦太基人提供经费。他们的硬币虽不十分著名，却显然是第一个发行类似纸币的通货——一块细长片皮革，印上价值记号，整个迦太基地区都接受。

提供经费、成立迦太基陆海军的，可能是富商，而不是贵族地主。迦太基凭其陆海军，逐渐由一个商业站变成了一个帝国。除乌提卡外，所有非洲海岸，自昔兰尼加（Cyrenaica，今埃及西部与利比亚东部）至直布罗陀以西，全是武力征服的。西班牙的塔特修斯（Tartessus）、凯德（Gades，今加的斯，Cádiz）及其他城镇，皆被占领。迦太基自西班牙取得金银铜铁，财富大增。他们占领巴利阿克群岛（Balearic Islands），甚至远及于马德拉（Madeira，在西非），又占领马耳他（Malta）、萨尔迪纳、科西嘉三岛及西西里岛的西半部。迦太基以各种不同程度的严苛手段对待那些征服地，要他们每年进贡，征他们的人口服役陆军，并严格控制其外交关系及贸易。相对地，迦太基也给予他们军事保护，允许其地方自治，并使其经济安定。小莱普提斯（Leptis Minor）的一个市镇，每年要向迦太基财库缴纳365塔伦（131.4万美元）。我们从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判断那些附属地的富有。

这个帝国的剥削及贸易，使迦太基在公元前3世纪成为地中海各城中最富有的一个。关税及贡品，使迦太基每年收入12万塔伦——比雅典顶峰时期的岁入高出20倍。上层阶层住在宫内，穿的是价值昂贵的袍子，吃的是精美可口的舶来食品。城中人口稠密，有25万居民，有金碧辉煌的寺庙及公共浴室，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的安全港及广大的码头。在它的220个码头中，每一个正面都有两个伊奥尼亚式的大柱，因此，其内港呈现出440个大理石柱构成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圆环。有一条很宽的大道，自港口通往广场。广场是一个列柱广场，装饰着希腊雕刻，内含行政大厦、商业公署、法庭及寺院。其邻近的各街道，则为东方式的窄街，有1000间商号，经营着上百种工艺品，充满着论价的嘈杂声音。房屋高达六层，但往往一家人全挤在一间房里。这个市中心，为后来的罗马建筑师们提供了许多暗示之一。市中心一个山冈或城堡，称为比尔萨（Byrsa），有国库及造币厂、很多的庙宇和柱廊，还有最华丽的迦太基——是供奉伊斯蒙（Eshmun）大神的。此城靠陆地的那一面，有防护的三重城垣，高45英尺，并有许多更高的堡垒及城垛。城墙之内是可供4000匹马、300头象及2万人生活的住所设备。墙外的庄园，过去是穷人的田畴。

迦太基人源于闪米特人，其血统及容貌皆与古代犹太人相同。他们的语言不时带有希伯来腔，例如他们称法官为“苏非特”（shofetes），希伯来人则称为“苏非提姆”（shophetim）或士师（Judges）。男人都蓄须，通常用铜刀片剃光上唇。大多数人戴着土耳其帽或裹头巾，穿鞋子或草鞋，套一件宽大的上衣。上层阶级则效仿希腊的服装式样，袍子染成紫色，用玻璃珠子镶边。妇女常戴面纱，过着隐居生活。她们也可以担任高级女尼之职。男女皆用珠宝和香水，偶尔也戴鼻环。他们的道德，我们所知甚少，即使知道的也都是其敌人的描写。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把他们描写为狂饮暴食者，喜欢参加餐会，性关系的放纵正如他们政治上的贪污一样。无信用的罗马人却用“迦太基人的信用”（fides Punica）一语，作为背信的同义语。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曾报告说：“在迦太基，凡是不能获利的事，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斥责迦太基人尤甚，说他们“粗鲁而忧郁，对统治者驯服，对臣民刻薄，害怕时胆小如鼠，发怒时残忍如狼，对决定很顽固，严峻而不知娱乐或文雅生活”。但是，普鲁塔克虽然常能说公道话，但他毕竟是一个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则是西庇阿（Scipio，小阿菲利加）的密友，而西庇阿则是迦太基的焚毁者。

迦太基人在宗教方面显然是很坏的，就我们所知，仍然是他们的敌人说的。他们在腓尼基的祖先，把巴力（Baal Moloch）神及阿斯塔特（Astarte）神当作自然界阴阳的原理及天上的日月来崇拜。迦太基人也拜敬相当于巴力等神，如汉姆巴力（Baal-Haman）神和塔尼斯（Tanith）神。塔尼斯神特别引起他们敬爱，她的庙充满着奉献的礼品，他们宣誓时也提这位女神的名字。第三个受崇敬的是麦卡特（Melkart）神，意思是“城之钥匙”；其次是伊斯蒙神，那是财富与健康之神；再其次是一大群小神，总称巴力神；甚至狄多也被崇拜。在危急存亡的时候，则以孩童为牺牲，活祭汉姆巴力神，最多时一天牺牲300个小孩。神像两臂斜伸，孩子们被放在其臂上，滚落入下面的火中。号角铙钹之声震耳，孩子的哭声被其湮没。孩子们的母亲必须亲自到场观看，而不得悲哀流泪，以免被神谴责为不诚，而失去神赐给她们的光荣。有时，富人不肯牺牲自己的孩子，就买贫民的孩子代替。然而当锡拉库萨国王围攻迦太基时，上层阶级害怕他们的欺骗行为冒犯了神，遂有200个贵族的婴儿被投入火中。此事必须说明一下，这些故事是由狄奥多鲁斯（Diodorus）告诉我们的，他是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对于希腊人的杀婴风俗已是司空见惯了。也许迦太基人以孩子为牺牲，除敬神的本意外，还有控制生育过多的作用吧。

当罗马人焚毁迦太基时，他们把所发现的图书馆书籍分给其非洲同盟国。这些收集的图书，今已一无所存，只剩下哈诺自己的航海记录，以及马果关于农业论著的片断。圣奥古斯丁含糊地向我们保证说：“迦太基有许多事情，都被保留得很好，传给后人记忆。”撒路斯提乌斯（Caius Sallustius Crispus）与朱巴（Juba）曾引用迦太基人的历史学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本地人所写的迦太基史。至于他们的建筑，则已被罗马人夷为平地了。据说，其建筑式样是腓尼基与希腊的混合式，其寺庙伟大堂皇，汉姆巴力神庙及神像都镀上了金，金的价值达1000塔伦。又说，连骄傲自大的希腊人也承认迦太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城。突尼斯博物馆保存有几块雕刻，那是从迦太基附近的古墓石棺中发现的，其中最好的是一个强壮而文雅的人像，或者就是他们的塔尼斯女神，然其雕刻的风格还是希腊式的。自巴利阿里省（Baleares）迦太基人坟墓中发掘的那些小像，都是粗劣作品，且往往是令人厌恶的奇形怪状，似乎是用来恐吓小孩或吓跑魔鬼的。残存的陶器则纯粹是实用的。不过我们知道，在纺织、珠宝、象牙、黑檀、琥珀及玻璃方面，迦太基人的手工都做得很好。

要将迦太基的政府描写得清清楚楚，已不是我们今日所能做到的。亚里士多德称赞迦太基政体说“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因为“平民都对这个制度忠心耿耿，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内部冲突，没有人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独裁者，凡此皆足以证明其国家有良好的秩序”。迦太基市民偶尔在人民大会集会，对于由300位长老组成的元老院所提交的议案，表决接受与否，但不能讨论或修改。但是，元老院本身所协议的所有议案，并没有一一提交人民大会的义务。元老院议员由人民选举，然而因贿赂公行，降低了民主美德或这个民主程序的危险性。然而依据家世的贵族政治，便被富人寡头政治所取代。人民大会每年于元老院所提候选人中，选择两位苏非特为司法及行政部门的领袖。在所有政府机关中，最高的是由104位法官组成的法院，那些法官是终身制，这与法律的规定相违背。法院有权监督所有行政机关，有权要求每一任满的官吏提出报告，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期间，法院甚至获得最高控制权，以控制政府各部门及每一市民。

军队指挥官由元老院提名，再由人民大会选出。迦太基指挥官的地位比罗马执政官高得多，因为只要元老院愿意，他便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可是，罗马用来抵抗迦太基的军团，是由拥有自有土地的爱国分子组成的，而迦太基的陆军则为外国雇佣军队，以利比亚人为主，他们并不热爱迦太基，只忠于出钱的雇主，偶尔也效忠其将军。毫无疑问，迦太基的海军是当时最强大的，有五列桨的大划船500艘，色泽华丽，轻快而迅速，足以保护迦太基的各殖民地、市场及商业路线。迦太基以其陆军征服西西里岛，以其海军封锁西地中海，阻止罗马通商，因此引起绵亘百年之久的生死决斗，即我们所知的三次布匿战争。

雷古卢斯

罗马与迦太基两国曾经做过朋友，那是当其中一国力量强大到足以控制另一国的时候。公元前508年，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承认罗马对拉丁姆平原海岸的霸权，但也立下誓约，罗马船只不得航行在迦太基以西的地中海上，也不能在萨尔迪纳或利比亚登陆，除非为了修理船只或补给而作短时间的停留。据希腊一位地理学者说，在萨尔迪纳与直布罗陀之间，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即将其击沉，这已经变成了迦太基人的常事。马西里亚（Massalia，今马赛）的希腊人已于高卢南部与西班牙东北部之间，发展了一种和平的沿海商业。据说，迦太基人以海盗方式加以攻击，而马西里亚则是罗马的忠实同盟。（这些战时宣传，我们不知道究有多少可视为历史的。）待罗马已经控制了意大利，而与意大利海岸相隔不满一英里的西西里岛，却由两个敌国——希腊和迦太基——占据着，罗马自然感到不安全。不但如此，西西里土地肥沃，其谷物的供给是意大利所需粮食的一半。西西里一经获得，则萨尔迪纳和科西嘉也将自动归降于罗马。西西里显然是罗马扩张的下一个目标。

那么，怎样去找到一个战争理由呢？约公元前264年，有一队萨莫奈人雇佣军，他们自称 Mamertines，意为“战神马尔斯（Mars）的子孙”，占据了最接近意大利的西西里海岸城镇墨西拿（Messana）。他们将希腊国民或杀或逐，把受害人的妻儿及物品瓜分，又劫掠邻近各城市以维持生活。锡拉库萨的独裁者希伦二世（Hiero Ⅱ）兵围墨西拿，而迦太基也派一队兵，到这里登陆并击退希伦，将此城占据。那些“战神子孙”向罗马求援，以驱逐他们的包围者。罗马元老院知道迦太基很富强，犹豫不决；但平民阶级的富人控制着百人大会，他们喧嚷着要出兵，要攻取西西里。于是，罗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迦太基人保有一个如此接近的战略海港。他们准备并派出一支舰队，由克劳狄乌斯指挥，前往解救那些“战神子孙”。与此同时，这些“战神子孙”已被迦太基人说服，向罗马撤回他们的求援。当克劳狄乌斯来到雷吉亚（Rhegium）时，就收到让他们撤退的消息。克劳狄乌斯不理会这封信，渡过海峡，借口邀请迦太基指挥官举行一次会议，而把他监禁起来，并派人通知迦太基军队，如果他们抵抗，就杀掉他们的指挥官。迦太基的雇佣兵乐意接受这么堂皇的借口，避开罗马军团，墨西拿便落入罗马手中。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出现了两位英雄，罗马方面是雷古卢斯（Regulus），迦太基方面是哈米尔卡（Hamilcar）。也许我们还要加上第三和第四位英雄——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把锡拉库萨的希伦二世争取过来，与罗马站在一边，从而保证了在西西里的罗马军队的补给。元老院明智和坚决地把全国组织起来，领导国家度过几次最大的灾难，终于获得胜利。罗马市民出钱、出物、出劳力，建造罗马第一支舰队——330艘船，差不多全是长达150英尺的五列桨大划船，每只船有300名划手及120名士兵，而且大多数都装有新发明的钩锚及移动跳板，以捕捉及登上敌船。罗马人对海战很陌生，用了这种新方法，把海战改变为肉搏战，罗马军团的纪律和战斗技术便可以尽情发挥了。波利比奥斯说：“此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当罗马人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时，他们是以何等的精神与勇气全力以赴……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组织海军；然而，当他们一旦构思了这个计划，他们就那么大胆地着手，且在尚未获得一点海战经验之前，立即与迦太基人交战。而迦太基人则是自几代人以来，一向支配海上，无可抗争的。”公元前256年，在西西里南海岸的埃克诺姆斯（Ecnomus）附近的海上，敌人的舰队载运着30万军队，发动当时最大的一次海战。罗马舰队在雷古卢斯指挥下，赢得了决定性胜利，畅通无阻地直航非洲。罗马军队登陆非洲后，没有审慎地勘察，不久就遭到兵力占优势的迦太基军队的攻击。罗马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其粗心大意的执政官也做了俘虏。紧接着，罗马舰队又被暴风所袭，撞到海岸的石礁，284艘船只皆毁，约8000人溺死。在人类记忆中，这是一次最惨的海难。罗马人表现出他们的优异，3个月内再建200艘新的五列桨大划船，并为这个新舰队训练了8万人。

雷古卢斯做了五年俘虏之后，适逢迦太基派遣一位大使前往罗马觅求和平，便允许雷古卢斯与这位大使同行。雷古卢斯承诺，倘若罗马元老院拒绝所提和平条件，他就回来再做俘虏。当雷古卢斯听到那些条件的内容时，他劝告元老院加以拒绝，不顾其家庭及友人的恳求，仍随来使回到迦太基。他在那里备受虐待，且不许睡眠，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们在罗马抓到两个高阶级的迦太基人，把他们缚起来，用长钉钉过其胸部，并不让他们闭目瞌睡，至死为止。直到我们想起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行为之前，这两个故事似乎都是不可信的。

哈米尔卡

在迦太基人当中，哈米尔卡、汉尼拔及哈斯德鲁鲍尔（Hasdrubal）三个名字很多，因为在古老的家族中，这些名字差不多是世代相传的。这些都是虔诚的名字，均由神祇而来：哈米尔卡意为“他是受麦卡特神保护的人”，哈斯德鲁鲍尔意为“他是巴力神所援助的”，汉尼拔意为“巴力神的恩惠”。我们现在所说的哈米尔卡，以 Barca为绰号，意为“闪电”，那正如他的性格，他进攻时迅速敏捷，突如其来，无所不至。公元前247年，迦太基命他为一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率领着一支小舰队，到意大利海岸骚扰，在各处突然登陆，摧毁罗马的前哨，捕去许多俘虏。继而，他面临着一支罗马军队，据守着帕诺马斯（Panormus，今巴勒莫，在西西里岛西北部），他带着军队下船，占据一个鸟瞰此城市的高地。他的军队兵力太少，不能冒险与敌人决战，但是，每一次带着军队出击，必有掳获回来。他乞求迦太基元老院增援及补给，但元老院不肯花钱，命他的士兵衣食就地取补给于附近乡间。

同时，罗马舰队获得又一次胜利，但也在德莱帕那（Drepana，在西西里西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败绩（公元前249年）。战后双方同样精疲力竭，两国休息了9年。但在这几年当中，迦太基一无所为，完全依赖哈米尔卡的天才去应付。罗马则有一些市民主动报国，捐献了一支舰队，有战舰200艘，可运送6万名士兵。这个新舰队秘密发航，驶往西西里海岸附近的埃加迪安群岛（Aegadian Islands）海面，突袭毫无准备的迦太基舰队，获得压倒性的大捷，迫使迦太基求和（公元前241年）。迦太基的西西里向罗马投降，承诺赔款分10年交付，每年付给罗马440塔伦，并取消迦太基对罗马商业的一切限制。这次战争历时将近24年，使罗马濒临破产，罗马银币减低成色83％。但是，它也证明了罗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难以抵抗，而由自由人组成的罗马军队，毕竟优于只想流一点血便大发横财的迦太基雇佣军。

迦太基现在已完全被其本身的贪婪所毁。它的雇佣兵已经很久不发军饷，连那些曾在哈米尔卡麾下军纪很好的人也不例外。雇佣兵一拥入城，向政府要钱，当政府发怒而试图驱散他们时，他们就发生叛变。之前臣服于迦太基的人民，在战争期间，必须缴纳超过其忍受程度的高税，此时也加入叛军。还有利比亚的妇女，她们把珠宝卖掉，以供给叛军作经费。2万名叛军和乱民，由一个利比亚自由民马托及一个坎帕尼亚的奴隶斯潘迪乌斯共同领导，围攻迦太基城，而这时城中几乎没有一个士兵防卫。富商们唯恐性命不保，请求哈米尔卡进行援救。哈米尔卡既爱他的雇佣兵，又爱此城，伤心欲碎，终于组织了1万名迦太基军队，加以训练后，便领其出击，很快便解了迦太基之围。败走的雇佣兵退入山区，把所俘的一个迦太基将军吉斯科及其他700官兵斩掉手足，割断大腿，然后把这些还有一息生命的受害人埋葬于乱坟中。哈米尔卡以巧妙的策略，把4万名叛军逼入一个峡谷中，堵住所有出口，叛军无法逃出。很快他们便开始饥饿，于是先杀掉剩下来的俘虏，接着又杀奴隶为食，最后终于派遣斯潘迪乌斯出来求和。哈米尔卡用十字架钉死斯潘迪乌斯，又将几百名俘虏用象踩死。雇佣兵力图冲出重围，结果被击得溃散。马托被擒，在市民鞭打之下，游街示众，最后终被处死。这次的“雇佣兵战争”（War of the Mercenaries）历时40个月，据波利比奥斯说，“是历史上最血腥和最邪恶的战争”。当这次战事结束时，迦太基发现，萨尔迪纳已被罗马占领了。迦太基提出抗议，罗马再度宣战。迦太基人在绝望中，加付罗马1200塔伦，并将萨尔迪纳与科西嘉割让给罗马，才得以和平。

我们想象得到，哈米尔卡看到罗马如此对待其祖国，一定十分愤怒。他向政府提请，要求给他一支军队及经费，到西班牙去重建迦太基力量，作为进攻意大利的踏脚石。贵族地主们害怕再度引起战争，反对他的计划。中等商人阶级，则因深恨失掉了外国市场和港口，都支持他。折中的结果，使哈米尔卡只得到一支中等力量的军队，他率领渡海前往西班牙，时间是公元前238年。西班牙有许多城市已在战争中背叛了迦太基，哈米尔卡一一将其收复。他招募本地人为兵，自建军队，用西班牙的矿产充作经费及装备之费。公元前229年，哈米尔卡讨伐一个西班牙部落，在一次带领军队冲锋时战死。

他营中剩下他的女婿哈斯德鲁鲍尔，和汉尼拔、哈斯德鲁鲍尔（与姐夫同名）及马果——他的三只“幼狮”。他的女婿被选为继任指挥官，他贤明地统治西班牙八年，赢得西班牙人的合作，并在银矿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城，罗马人称为新迦太基（Nova Carthago，New Carthage），即今日西班牙东海岸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公元前221年，他被人暗杀，军队选举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为领袖，那一年，汉尼拔已经26岁了。此前，哈米尔卡在离开迦太基之前，带着他的9岁的大儿子汉尼拔走到汉姆巴力神庙的祭坛之前，命儿子宣誓，他日必为他的国家对罗马复仇。汉尼拔宣誓说，永不忘记。

汉尼拔

罗马为什么允许迦太基人再度征服西班牙？因为罗马正为内部的阶级斗争所苦，又在亚得里亚海地区扩张势力，北方也与高卢人处于战争中。公元前232年，一位保民官盖乌斯·弗拉米纽斯（Caius Flaminius）做了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的先驱，极力抵抗元老院的激烈反对，领导平民会议通过一个法案，把新近从高卢人手中得来的一些土地分给贫苦市民。罗马从公元前230年开始，进行征服希腊的第一步骤，先肃清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占据伊利里亚海岸的一部分地区，作为保护意大利商业的进一步措施。南方及东方都已安全了，罗马便决心把高卢人逐到阿尔卑斯山外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为获得西方的安全，罗马与哈斯德鲁鲍尔签订了一个条约，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同意停留在埃布罗（Ebro）河以南地区。同时，罗马又与西班牙境内半希腊人的城市撒格尼图姆（Saguntum）和安普里阿斯（Ampurias）结为同盟。公元前225年，高卢一支大军（步兵5万和骑兵2万）南下扫荡半岛。罗马首都的居民惊骇万分，致使元老院采取以人做牺牲的人类原始习惯，在会堂前活埋了两个高卢人，以求神祇息怒。罗马军团迎战进犯的高卢军于泰拉蒙（Telamon），杀敌4万、俘敌1万，乘胜继续北上去征服南高卢全部地区。他们在三年之内，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于普莱西阿（Placentia）和克雷莫纳（Cremona）建立了两个保护性的殖民地。于是，自阿尔卑斯山至西西里，意大利完全一统了。

这次胜利很不合时宜。倘若让高卢人多几年留在原地，不加讨伐，也许他们就会阻止汉尼拔的进军。可是现在呢，所有高卢人皆燃起了反抗罗马的怒火。汉尼拔看出其渴望的机会已到，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通过高卢，且与高卢的若干部落结为同盟，共同侵入意大利。

这位布匿人领袖，当时已经28岁，正是体力与智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曾在迦太基人的士绅学校学习过语言、文学、腓尼基及希腊的历史。除此之外，他又随营接受军事训练达19年之久。他严格锻炼自己，使身体能耐劳苦，食欲有节制，保持缄默，思考客观。他跑步或骑乘都极其迅速，打猎或战斗最为勇敢。其敌国的史学家李维说：“进入战斗时他是最先一人，放弃战场时他是最后一人。”老兵都很热爱他，因为他威严的态度与锐利的目光，使他们好像看到老哈米尔卡再世了。新兵也很喜欢他，因为他穿的是与士兵一样的衣服，在安排好军队需要之前决不休息，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罗马人斥责他野蛮、残酷及没有信义，因为他夺取补给品以满足部队的需要时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而且他严厉处罚背叛者，设下许多圈套以捕捉其仇敌。可是，我们发现他时常仁慈待人，经常显示侠义风度。那位比较公正的史学家蒙森（Mommsen）说：“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依照当时的国际法，所有有关他的叙述，从没有发生过不合理之事。”罗马人不打算原谅他，因为他赢得许多会战，这完全是靠他的脑筋，而不是靠部属的生命。他对罗马人的诡计、他的侦察技术、他的巧妙战略以及他的屡次奇袭，直至迦太基被消灭的时候，始终还是罗马人所无法理解的。

公元前219年，罗马的情报人员在撒格尼图姆组织了一次武装政变，建立了一个与迦太基为敌的爱国政府。撒格尼图姆人于是侵扰与迦太基友好的许多部落，汉尼拔命令他们停止行动，而遭到拒绝，汉尼拔便围攻撒格尼图姆。罗马向迦太基抗议，并以战争相威胁。迦太基回答说，撒格尼图姆位于埃布罗河南方100英里，罗马无权干涉。至于罗马与撒格尼图姆结为同盟，那是违反罗马与哈斯德鲁鲍尔所签订的条约的。汉尼拔坚持不让，继续攻城。罗马便再度宣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回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会成为罗马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战争。

汉尼拔费时八个月，才征服撒格尼图姆。他要向意大利进军，但不敢在后方留下这么好一个港口，让罗马军队在此登陆。公元前218年，汉尼拔渡过埃布罗河，正与恺撒渡过卢比肯河（Rubicon）时一样，向命运发起挑战。他有5万步兵和9000骑兵，其中无一雇佣的兵士，多半是西班牙人和利比亚人。西班牙士兵听说要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当即逃走了3000人。另有7000人向他抗议，指出他的冒险是不可能成功的，汉尼拔也把他们释放回去了。他率军强行通过比利牛斯山（Pyrenees），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些与马赛同盟的高卢部落，抵抗得很顽强。经过一个夏天的战斗，才到达罗讷河。而在罗讷河渡河时，还发生了一次大战。当时他刚离开罗讷河，就有一支罗马军队到达了罗讷河河口。

汉尼拔率领他的军队北进，到达维埃纳（Vienne），然后才向东进入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凯尔特人的军队也曾越过这些山脉，倘若不是山中的阿尔卑斯各部落（Alpine tribes）与他为敌，及他的大象通过狭小而险峻的山道特别困难，他也许会像凯尔特人一样，并无多大困难便可通过。9月初，军队登山九天之后到达最高峰，发现道路已被积雪封住。汉尼拔在这里让人及动物休息了两天，然后开始下坡行军，通过的山道比上山时更陡峻，大多道路被崩山阻塞，且常常遇到冰封的路面。有许多士兵和兽类失足翻下山去。汉尼拔替绝望的士兵打气，向他们指出，在远远的南方，就是意大利的绿野及闪烁发光的河流。他向士兵们保证，那个乐园很快就是他们的了。在阿尔卑斯山中行军17天之后，他们到达平原休息。由于在山中损失的人马过多，他的军队现在只有2.6万人了——较四个月前他们自新迦太基出发之初的人数相比，只剩下一小半。倘若内高卢人也像外高卢人那样抵抗他，汉尼拔的计划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波依（Boii）人及其他高卢部落欢迎他，视之为救世主，以同盟地位参加他的军队。而最近才建立的罗马殖民，则渡过波河南逃了。

罗马面临着七年中的第二次生死存亡的威胁，元老院动员所有资源，并要求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以保卫其国土。罗马得到他们的协助，召集了庞大的军队，共有30万步兵、1.4万骑兵及45.6万名预备役。此军受西庇阿指挥，罗马有许多著名的西庇阿，此人是第一个。他在提契诺（Ticino）河沿岸与汉尼拔相遇，此河是波河的支流，在帕维亚（Pavia）注入波河。汉尼拔的努米底亚（Numidian）骑兵使罗马军队大败而逃，西庇阿受了重伤，他的儿子奋勇加入作战，才把他救回（他的儿子也叫西庇阿，16年后在扎马与汉尼拔再遇的就是他）。在特拉西梅诺（Trasimene）湖，汉尼拔又与另一支罗马军队相遇，此军有3万人，由保民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统率，且有不少奴隶买卖人随行，他们携带着手镣和铁链，希望捕捉俘虏去卖。汉尼拔以一部分兵力去诱敌，诱引罗马军队进入四围都是山林的一个平原，而汉尼拔的主力部队则隐藏在山林中。待他信号一举，伏兵齐出，四面进攻罗马军队。罗马军几乎全部被歼，包括其指挥官弗拉米尼乌斯。当时是公元前217年。

现在，汉尼拔已经控制了意大利北部。但他知道，这个意志坚定的敌人，兵力比他强大十倍。他的唯一希望，是说服意大利各邦，至少也要说服其中的一部分，起而反叛罗马。他把所俘的罗马同盟官兵一齐释放，对他们说，他这次到来，不是与意大利作战，而是要解放他们，使其自由。他行军于洪水泛滥的埃特鲁里亚地区，在那里，四天找不到一块陆地扎营。然后率军越过亚平宁山脉，到达亚得里亚海岸，作长时间的休息，使士兵恢复体力，并治疗伤患。他自己患有严重的眼疾，因为没有时间医治，一目失明。接着，他就沿着东海岸南下，邀请意大利各部落参加他的阵营，但没有一个部落响应。相反，每一座城市皆闭门拒绝，并准备战斗。他的高卢盟军，只关心其北方的家，当汉尼拔南进时，便开始逃亡。暗杀他的阴谋也很多，使他不得不时常伪装。他请求迦太基政府利用亚得里亚海港口，输送补给品及兵员给他，遭到迦太基政府的拒绝。他要求留在西班牙的弟弟哈斯德鲁鲍尔组织一支军队，越过高卢及阿尔卑斯山，与他会合。但是，罗马军队已侵入西班牙，哈斯德鲁鲍尔不敢离开这里。直到十年之后，他才前来。

罗马已经采取了阻碍政策，以对付其最顽强的敌人。公元前217年，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成为独裁者，他尽量避免与汉尼拔直接交战。他相信，时候一到，侵略军必因饥饿、不和及死亡而减弱。一年之后，这种“巧妙的避战”使罗马人大为恼怒，平民会议不顾元老院的决定，也不顾前例及论理，选举米努西乌斯·鲁福斯（Minucius Rufus）同为独裁者，与法比乌斯共同指挥。米努西乌修斯不理会法比乌斯的忠告，径向敌人进军，结果落入敌人陷阱而惨败。自此以后，才了解为什么汉尼拔会说：“我只害怕法比乌斯的不战，而不怕马赛勒斯（Marcellus）的出战。”一年后，法比乌斯被罢免，罗马军队交给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和瓦罗（Caius Terentius Varro）二人指挥。贵族出身的保卢斯主张谨慎，平民出身的瓦罗力主作战。与一般常例相同，谨慎论总是辩不过对方的。瓦罗搜索敌情，发现迦太基军队在阿普里亚（Apulia）的坎尼，距离亚得里亚海岸约10英里。罗马军队有8万步兵和6000骑兵。而汉尼拔只有1.9万名老兵，另有靠不住的高卢兵1.6万及骑兵1万人。汉尼拔把瓦罗引诱到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去作战，那是骑兵的理想战场。汉尼拔把高卢兵置于中央，料想他们必定败退。高卢兵果然后退，罗马军在其后跟进，这位巧妙的迦太基指挥官命其老兵包围罗马军的两翼，又命骑兵击破对方的骑兵，从罗马军团后面进攻。罗马军被包围，完全不能动弹，几乎全数被歼，死亡人数达4.4万人，包括保卢斯及从军的80位元老院的元老。有1万人逃往卡流苏门（Canusium），其中有瓦罗及后来绰号为“大阿菲利加”（Africanus Major）的西庇阿（坎尼之战在公元前216年）。汉尼拔损失6000人，其中2/3是高卢兵。这是将才的最高范例，历史上没有比这更成功的例子。这一战，结束了罗马人信赖其步兵的神话，而部署军事战术的防线达2000年之久。

西庇阿

这次的惨败，粉碎了罗马在南意大利的盟主权。萨莫奈人、布鲁希亚人、卢卡尼亚人、鲁图里人、克罗托纳人、洛克立人及卡普亚人都加入内高卢，归附汉尼拔。只有翁布里亚、拉丁同盟及埃特鲁里亚依然坚定如故。锡拉库萨领袖希伦二世虽然至死效忠罗马，但其继任者则宣布拥护迦太基。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害怕罗马经由伊利里亚向东扩张，自动与汉尼拔结盟，并向罗马宣战。迦太基政府现在也有了兴趣，送了少量援兵和补给品给汉尼拔。在逃往卡流苏门的那些罗马残军中，有些青年贵族认为局势已经无望了，便策划着逃往希腊。然而西庇阿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耻，并努力刺激他们鼓起勇气来。罗马一个月来歇斯底里地担惊受怕，只有一小部警备部队保卫都城，以防汉尼拔来攻。高贵世家的主妇们流着泪奔往各寺庙，用她们的头发拂拭神像。有些人因其丈夫和儿子都已战死，便与外国人及奴隶同居，以免断绝香火。神显然已被冒犯了，为了重新博取神的恩顾，元老院再度批准以人做牺牲，活埋了两名高卢人和两名希腊人。

但是，波利比奥斯说：“罗马人处于真正危险时，才是最可怕的……诚然，他们现在败得那么惨，他们的军誉已被毁灭，可是，凭其政体的特别优异，凭其明智的意见，他们不但恢复了意大利霸权……且在几年当中，就变成了世界的主人。”内部的阶级斗争终止了，所有各团体皆以救国为急务。虽然税额早已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但现在的市民，甚至寡妇和儿童们，都自动地将其私蓄交给国库。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被征召从军，包括奴隶在内。元老院对从军的奴隶许下诺言，一旦胜利到来，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士兵们则都不要薪饷。罗马准备寸土必争，以对抗这只迦太基的新狮子。

但是，汉尼拔并没有到罗马来。他认为，一旦罗马城被攻，那些依然效忠罗马的各邦皆会派军向罗马集中，他自己的军队只有4万人，实在不足以围攻罗马城。即使攻下了，又怎能守得住？他的意大利同盟者，不但不能加强他的兵力，还会削弱他的兵力。罗马及其友邦召集军队，一旦攻击这些同盟，如果没有汉尼拔的援助，他们就会向罗马屈服。他的左右责备他过于谨慎，其中一人悲伤地说：“神并不把所有恩赐给予一个人。汉尼拔，你知道如何赢得胜利，却不知如何去利用胜利。”汉尼拔决定暂时等待，以俟迦太基、马其顿及锡拉库萨和他联合起来，发动多方面的攻势，以重占西西里、萨尔迪纳、科西嘉及伊利里亚，迫使罗马的势力局限于意大利。他释放了所有俘虏，唯独不放罗马人，而以他们向罗马索取赎金。罗马元老院拒绝其要求，汉尼拔就把大部分罗马俘虏送往迦太基做奴隶，其余的则照罗马的方式，命他们斗剑以娱乐士兵，有些人甚至斗死。汉尼拔攻下几座城市，然后就带着他的军队前往卡普亚冬营。

在所有他能选择的地方中，卡普亚是最愉快也最危险的地方。这个位于那不勒斯北方约12英里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已从埃特鲁里亚人及希腊人那里学到了高尚的文化，也学到了邪恶的文化。汉尼拔的军队历尽艰苦到了那里，都认为在这个季节有权纵情于肉欲了。他们经过许多战役，已成为其主人心目中斯巴达式的无敌军人，然而现在却不再是无敌的了。在其后五年中，汉尼拔率领着他们，只获得一些小胜利。而罗马进围卡普亚，则使得他们的行动大受束缚。汉尼拔为解救卡普亚，进军到距离罗马数英里之处。罗马成立了25个新军团，总人数约20万人，而汉尼拔的兵仍旧只有4万人的限度，于是，他只好向南撤退。公元前211年，卡普亚被罗马军攻陷。卡普亚领袖们曾纵兵屠杀城内的罗马人，城陷之后，或被斩首，或自杀。其人民曾经坚定地支持汉尼拔，此时便被分别放逐于整个意大利。就在一年之前，罗马的马赛勒斯已经攻下了锡拉库萨。一年后，阿格里琴托（Agrigentum，西西里一城）也向罗马投降。

在这同一期间，罗马有一支军队，受两位老西庇阿指挥，去往西班牙，以牵制哈斯德鲁鲍尔。公元前215年，他们在埃布罗河击败哈斯德鲁鲍尔。然而不久，两位西庇阿皆战死于沙场，罗马军队所得又复失去。于是，他们的孩子大阿菲利加·西庇阿就被派到西班牙去，继承其父亲权力，指挥这里的罗马军队。他那时才24岁，比担任此职的合法年龄还差一截。但是，此时的元老院很愿放宽制度以救国家，平民会议也自动地愿意屈居元老院之下。人民都爱慕这个年轻的西庇阿，因为他不仅长得漂亮、能言善辩、智勇双全，而且虔诚、有礼及公正。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在进行某一项事业之前，一定要到议政厅的寺庙去，与神交谈；当其胜利回来，则举行百牛大祭以酬诸神。他自信为天之宠儿，几次成功地使他这个信仰传遍各地，也使他的士兵充满信心。他很快就恢复了军队的纪律，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终于攻下了新迦太基，把所得的贵重金属和宝石小心谨慎地缴交国库。西班牙的大多数城市皆向他投降，至公元前205年，西班牙就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可是，哈斯德鲁鲍尔的主力部队却逃走了，这时候已经通过高卢及阿尔卑斯山而进入意大利。而哈斯德鲁鲍尔送给汉尼拔的信，却被罗马人截获，其战役计划因而泄漏。公元前207年，哈斯德鲁鲍尔的军队在梅陶罗河（Metaurus）与一部分罗马军相遇，尽管他指挥卓越，但还是被击败了。他看到战斗失败，与其兄相会的希望已失，于是跃入敌人阵中而死。罗马的史学家们，大概是以小说的方式告诉我们，胜利者把哈斯德鲁鲍尔的头砍下，派人南送，经过阿普里亚投入汉尼拔营中。汉尼拔深爱这个弟弟，他的死使汉尼拔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是，汉尼拔带着他的日益减少的军队，撤退到布鲁提乌姆（Bruttium）。李维说：“这一年，他没有作战，罗马人也不敢去惹他，虽然他的希望已经一点一点地破灭，但他的声威还是那么伟大。”迦太基派遣100艘船，载运兵员及粮食去接济他，然而一阵暴风却把那些船只吹到了萨尔迪纳。这里的罗马舰队击沉及夺获80艘船，其余20艘艰难逃回本国。

公元前205年，这位青年西庇阿刚从西班牙获胜归来，就当选为执政官。他成立一支新军，渡海前往非洲。曾经长久拒绝支援汉尼拔的迦太基政府，请求汉尼拔回援其首都。我们试想，这位瞎了一只眼睛的战士，被源源不断的敌军逼到意大利的一个角落，看到自己15年艰苦经营的事业一无所成，所有的荣誉皆归结于无益与逃亡，他将作何感想？他的军队，有一半官兵拒绝登船随他回迦太基去。据其敌方的史学家说，他害怕罗马获得那些兵员，因而杀了2万名不服从命令的官兵。他离国36年之后，又回到故乡。他一登岸，就匆匆地成立一支新军，前往扎马去面晤西庇阿（大阿菲利加）——扎马在迦太基南方50英里（时值公元前202年）。这两位将军很礼貌地会过一次面，发现无法达成协议，于是开始会战。在汉尼拔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战败。迦太基士兵大多数是雇佣兵，为罗马步兵及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的鲁莽骑兵所败，遗尸2万于战场。这时已经45岁的汉尼拔，英勇战斗不减当年，亲自攻击西庇阿并将其击伤，又攻击马西尼萨，一再整编其溃乱之兵，带着他们拼命反击。当一切希望都已消失时，他避开了被俘的危险，骑马到迦太基，宣布他不再参加战争，建议迦太基向元老院求和。西庇阿（大阿菲利加）颇为慷慨，他允许迦太基保留其在非洲的帝国，但须交出所有军舰，只许保有10艘三列桨战舰。对于非洲内外，非经罗马同意，不得从事战争。每年须付给罗马200塔伦（约72万美元），为期50年。汉尼拔宣称这些条款公道，劝迦太基政府接受了。

第二次布匿战争改变了西地中海的面貌，西班牙及其所有财富都归罗马所有，向罗马提供了征服希腊的基金。意大利再告统一，罗马成为毫无疑问的主人，并为罗马的船只及货物打开了所有路线及市场。但是，在所有古代战争中，这次战争是成本最高的。它蹂躏或损坏了意大利农田的半数，摧毁了400个市镇，杀死30万人。这次战争削弱了民主政治，因为它显示出，大众的议会不能明智地选择将领或指导战争。这次战争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因为农业受害而商业获益；因为把乡下人征召入营，教以战斗的残暴，而军营中又盛行男女乱交；因为带回西班牙的珍贵金属，用于新的奢侈及帝国的扩张；因为它使意大利能够依靠自西班牙、西西里及非洲榨取来的小麦为生。总之，几乎罗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以这次战争为转折。

对迦太基而言，这是灭亡的开始。既然还留下那么多商业及那么一个帝国，其民生问题当可解决。但是，其寡头政治的政府太腐败了，把每年付给罗马的赔款全部让下层阶级负担，还要从中盗用谋利。大众党于是要求隐居的汉尼拔出来拯救国家。公元前196年，他当选为行政长官。他提议法院的104位法官应每年改选一次，且非经一年间歇，不得重任，他这个提案吓坏了寡头政治的政客们。元老院拒绝这个法案，他就向平民会议提出，从而使其通过。他凭这部法律及其程序，一下就建立了相当于罗马程度的民主政治。他严惩贪污，并追究其来源。他减轻市民的过重税额，把财政管理得很好，到公元前188年，就付清了罗马的全部赔款。

寡头政治的官僚们要除掉汉尼拔，便向罗马告密说，汉尼拔正在阴谋恢复战争。西庇阿（大阿菲利加）用尽其所有影响力，以保护汉尼拔，但被反对派所压倒。元老院顺应迦太基富人之意，要求汉尼拔投降。这位老战士于夜间逃走，骑马走了150英里，到达塔普苏斯（Thapsus），再由那里乘船前往安条克（Antioch），时值公元前195年。他发现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的国王）对于与罗马的和战问题正在迟疑不决，便建议战争，于是成为国王的参谋之一。公元前189年，罗马在美格尼西亚（Magnesia）击败安条克，所提和平条件之一是将汉尼拔交给罗马军队。汉尼拔逃走，先到克里特岛，再到比提尼亚（Bithynia）。罗马人经过搜索，包围了他藏躲的地方。汉尼拔宁死不愿做俘虏。他说：“罗马人焦急已久，让我们替他们解除了吧，因为他们认为，为了等待一个老头子之死，已经付出太多的耐心了。”他随身带有毒药，随即就服毒而死，享年67岁。时值公元前184年。几个月后，他的征服者与仰慕者西庇阿（大阿菲利加）也追随他而去。

第四章 斯多葛派的罗马
（公元前508—前202）

这些所向披靡的罗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是什么制度造成他们在性格与政策方面的顽强呢？——什么样的家庭与学校？什么样的宗教与道德礼法？他们怎样取之于土地，他们打造什么样的经济组织与技艺，以为他们所用？用什么财富来装备成长中的各个城市，并不断更新永无消停的军队？在他们的市街与商店方面，在他们的寺院与戏院方面，在他们的科学与哲学方面，在他们的老人与死亡方面，他们喜欢些什么？除非把早期共和国的罗马一幕一幕地看清，否则我们将不能了解其习惯、道德及思想的进化。其思想，有一个时代产生了斯多葛派的加图，稍后一个时代为伊壁鸠鲁派的尼禄（Nero），最后则使罗马帝国转变为罗马教会。

家庭

在罗马，生育是一种冒险。如果孩子为畸形或女孩，依其风俗容许其父亲抛弃婴儿致死。正常的男孩是受欢迎的。尽管在这个时期，实行过许多家庭限制措施，但他们还是渴望儿子。农村生活使儿童成为财产，舆论谴责无子的人。宗教更促使多产，因为它使罗马人相信，如果死后无子上坟，他的鬼魂将受到无限的痛苦。孩子出生8天，就在家里的炉边举行庆祝，以表示其被家庭及本族正式接受。所谓族（gens），是指有共同祖先的一群家庭，族人都带有始祖的名字，举行共同崇拜，平时或战时必须互助。男孩的取名，第一个名字是属于孩子自己的，如普布里斯（Publius）、马库斯（Marcus）等；第二个名字是族名，如科尼利乌斯（Cornelius）、图里乌斯、尤里乌斯等；最后一个是家庭名字，如西庇阿、西塞罗、恺撒等。女人通常简单地只用族名，如科尔默利娅（Cornelia）、图莉娅（Tullia）、克劳狄娅（Claudia）、朱莉娅（Julia）等。因为在古典时代，男子所用的第一名字，大约只有15个。在一个家庭中，由于许多代相传下来而重复、混淆不清，他们便把第一名字缩写，只用第一个字母，而另行加上第四名——甚或第五名——加以区别。例如两个西庇阿的区别如下：征服汉尼拔的是P.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ior（大阿菲利加·西庇阿），毁灭迦太基的是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小阿菲利加·西庇阿）。 [1]

孩子们得完全服从于罗马制度的基本特征——族长制度。父亲的权利差不多是绝对的，家庭好像被组织成军队的一个单位，经常出现在战争中。共和国初期，在法律之前，家庭中只有父亲一人享有所有权利。只有他一个人能买卖或保有财产，或签订契约。在这个时期，连他妻子的嫁妆也属于他。如果他的妻子有犯罪之嫌，她就得听凭他的审判和处罚。如果因为她的不贞，或窃取了他酒库的钥匙，他甚至可以宣告她死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有生死或卖充奴隶之权。儿子的全部所得，法律上都变为父亲的财产。非得父亲同意，儿子不得结婚。已结婚的女儿仍在父亲权力的控制之下，除非她已被控制在她丈夫手中或其权力之下了。对于他的奴隶，他有无限权。这些奴隶，连同奴隶的妻子儿女都是他的掌中物（mancipia）。不论他的年龄或地位如何，奴隶们仍受他的权力控制，除非他自动解放他们——让他们“脱离手掌”。这些家庭父权，因习惯、舆论、族人大会及保民官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他的父权是至死为止的，即使他疯了甚或自愿，也不能终止其父权。其效果是巩固家庭的团结，作为罗马道德及政府的基础，并建立严格纪律，使之强化罗马人性格，以拥有坚忍而自制的力量。那些家法，文字记载比施行起来更为严厉。其中最极端的规定是极少实行的，哪怕其他的也不滥用。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深的自然的敬爱，家法并不限制。罗马人对坟墓的看守，也如希腊人或我们自己对坟墓的看守一样。

由于男性的迫切需要，具有魅力的女人，有比法律上所规定的更大的权利，她们在罗马的地位，绝不能以其法律上没有资格来判断。她们不许出现在法庭，即使作为证人也不可。丈夫死后，遗孀不能对她丈夫的任何产业宣称保有应得之权；如果愿意，他可以对他的妻子不遗一物。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中，她都要受一个男人——她的父亲或兄弟、丈夫、儿子，或另外一个监护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她就不能结婚或处理财产。另一方面，她可以继承遗产，虽不得超过10万塞斯特斯（Sesterces）（约1.5万美元），却能无限制地保有它。自共和国初年直到后期，有许多例子表明，女人变成了富婆，因为她丈夫把他的财产用她的名字登记，以逃避破产义务、败诉赔偿、遗产税以及其他无止境的危险。女人在宗教方面，可担任一个女祭司角色。差不多每一个祭司都必须有一个妻子，当他的妻子死后，他就不能再做祭司了。在家庭中，她被尊为主妇或夫人。像希腊人的妻子一样，她并不限制于闺房或女人住所。她和她的配偶共同进餐，虽然当他躺着时，她只能坐着。她很少做奴隶的工作，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市民都有奴隶。她也会从事纺织，作为大家闺秀的象征，然而她的主要经济执掌，则为监督奴隶。但是，她必须亲自照料子女，其子女则以深爱和尊敬以报答她的耐心的母爱。而她的丈夫也罕有为了保持其法定的家长尊严而稍减其热忱的。

父亲和母亲，他们的房屋、土地及财产，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已结婚的儿子们，他们儿子所生的孙儿们，他们的媳妇们，他们的奴隶及食客们（clients）——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一个罗马人的家庭（familia）：与住在一屋之内的一家并不完全相同；不完全是血族关系的一群人，而是归年长的男性直系尊长所有的人和物的集合体。在这个小型社会中，包含着家庭、教会、学校、行业及政府的所有机能，罗马的孩子们在这样的小型社会中长大，虔敬而服从，成为一个无敌之国的刚毅国民。

罗马的宗教

·神祇

罗马人的家庭有两种性质：一是人与物的结合，一是人、物与神的结合。家庭是宗教的中心与来源，也是道德、经济及国家的中心与来源。其财产的每一部分，其存在的每一方面，皆在庄严亲密中与灵的世界牢牢连接着。他们以感人的无言榜样来教导孩子们，炉中的不熄之火，是女灶神维斯塔（Vesta）的圣迹和存在，其圣火象征着家庭的生命与连绵不绝。因此，那炉火是永远不许熄灭的，必须以虔诚的心来照看它，以每餐饭的一部分来滋养它。在火炉上面，孩子们可以看到头戴花冠的小像，那是家庭诸神或鬼的代表——家神拉尔（Lar），是田地与房屋、财富与命运的守护神，而珀那忒斯或内部诸神，则分别在储藏室中、碗橱中及谷仓中，保护家庭的积聚。巡视着门槛，虽看不见却很有力的，是门神雅努斯（Janus），此神有前后两副面孔，却并无欺诈相，只是看守着每一道门的进出口。小孩们听说，他的父亲是监护人，是一个内部监护神或生殖力的化身，其神的权力不随身体的死亡而消失，它在父坟中必须永远被滋养。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女神的媒介，也必须同样被当作神看待。她身上有一个朱诺（Juno）女神，作为她生育能力的精灵，正如父亲身上有一个守护神，作为他为父能力的精灵一样。小孩本身也有一个监护神或朱诺神，作为他的监护人及他的灵魂——人身外壳内的核心。小孩们敬畏地听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在他身边都有他的男性祖先的慈祥影子（Di Manes）监视着他。那些祖先的狰狞面具，挂在家中墙上，警告他不要远离祖先所走的途径，并提醒他，这个家庭不仅由他这时候的少数几个活着的人所组成，还包含过去曾经是，及未来将会是的成员在内。

随着他的成长，还有其他精灵来帮助他，库巴（Cuba）监视着他的睡眠，阿比诺（Abeona）教他走路，法布利娜（Fabulina）教他说话。当他离家外出时，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神与他同在。大地本身就是一个神：有时是大地女神特勒斯（Tellus），或大地之母泰拉·梅特（Terra Mater）；有时是战神马尔斯，因为这正是他所践踏并施以肥料的土地；有时是博纳·德亚（Bona Dea），即好女神，她使女人及土地多产。在农场上，每一份工作或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神相助：波莫纳（Pomona）管果树，法乌努斯（Faunus）管牲畜，帕莱斯（Pales）管牧场，斯特库卢斯（Sterculus）管肥料堆，农神撒吞（Saturn）管播种，谷类女神锡里斯（Ceres）管收割，福尔纳克斯（Fornax）管用炉火烤玉蜀黍，火及金工神伏尔甘（Vulcan）管生火。超过范围，就统归大神忒尔弥诺斯（Terminus）管辖，他被想象存在于标示农田界限的石头或树林中，人们因此向这些木石表达崇拜。其他的宗教有时要向天空求神，罗马人也承认，天上也有很多神。但是，罗马人最虔诚的祈福是向大地，视之为他的生命之源、死后之家，及神奇的保护种子发芽之所。每年12月，他们都在十字路口欢宴，以敬拜土地神拉尔；每年正月，人们准备了丰富礼品，为所有种植之物请求大地女神的庇护；每年5月，“犁兄弟”（Arval Brotherhood）的祭司们带领一个歌唱行列，沿着农田的边界，为石头装饰花环，并以牺牲的血洒在上面，同时祈祷战神保庇水果丰收。宗教可以使财产神圣化，使纠纷平息，可以通过吟诗演戏来讴歌劳工，通过信仰和希望使身体及灵魂强健。

罗马人也像希腊人一样，认为诸神并不具有人形，只简单地称他们为精灵（nurmna）。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抽象概念，如健康、青春、记忆、幸运、荣誉、希望、恐惧、美德、贞操、和好、胜利或罗马。其中有一些，例如游魂（Lemures）或鬼，是掌管疾病的精灵，很难讨好。有些是季节的精灵，例如玛亚（Maia）是5月的灵魂。其他还有如水神尼普顿（Neptune），或住在树上的小精灵或神，例如森林之神西尔瓦努斯（Silvanus）。有些精灵是寄生于奉献动物中的，如用做牺牲的马或牛，或在议政厅中虔诚地保养着的供玩耍而不许伤害的鹅。有些是主管生育的精灵：图图穆斯（Tutumus）监督怀孕；卢西娜（Lucina）保护月经与生产；普里阿普斯（Priapus）原是希腊主管生殖的一个神，不久就移居罗马了，无论处女或已婚妇人（如果我们肯信圣奥古斯丁所说），坐在他的神像的肢体上就会怀孕。许多花园中都装饰有他的淫秽的形象。愚蠢的人佩戴他的小阴茎像，以求多子、好运或辟邪。从未有过其他宗教拥有那么多神的。瓦罗推算有3万个神，而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则抱怨说，意大利有些城市，神比人多。但是，罗马人所谓的德乌斯（deus）含有亦圣亦神的意义。

在这些基本概念之下，潜伏着多形态的大众信仰：万物有灵论、拜物教、图腾崇拜、巫术、奇迹、符咒、偶像及禁忌。这些信仰，绝大多数都要追溯到史前时代的意大利居民，或者追溯到上古时代还在亚洲故乡的其印欧族祖先。有许多物件、地方或人，因已被神圣化，都成为禁忌，不能触及或亵渎，例如新生的婴儿、经期中的妇女及已判刑的罪犯等。人们使用几百种口头公式或小巧的机械物，以超自然的方法获得自然的结果。护身符是最普遍的，差不多每一个儿童都佩戴一种垂饰（bulla）或金符，自头上挂下来。门口或树上，挂着许多小偶像，以驱除邪神。用符咒或魔法，以避免意外灾难，治疗疾病，求雨，消灭敌军，使敌人的农作物枯萎。老普林尼说：“我们全都害怕，唯恐被咒诅或魔法伤害。”在贺拉斯（Horace）、维吉尔、提布卢斯（Tibullus）、卢奇安（Lucian）诸人的诗中，都出现过女巫。罗马人相信，她们是吃蛇的，夜间飞行于空中，散播由神秘药草制成的毒药，以杀死小孩，但又能起死回生。除极少数几个人怀疑外，人们全都相信奇迹与预兆，相信会说话或流汗的偶像，相信诸神会从奥林匹斯山下来，替罗马作战，相信单数日吉利双数日不吉利，相信以奇异的事件来预言未来的事。李维的《罗马史》包含着数百个这类的预兆，是以哲学的严肃态度记录的。至于老普林尼的巨著，所记载的预兆及神奇治病的事，更是丰富。因此，他的《自然史》大可以改称《超自然史》了。最严肃的商业、政府事业或战争等，往往只因祭司宣布一种恶兆——如祭牲的腑脏畸形，或空中一阵响雷等——便延期或竟然终止了。

国家曾抑制这些过度行为，正确地说，应称之为迷信。但是，国家却又尽量利用人民的虔诚信仰，促进社会及政府的安定。它使农村的神进入都市生活，特为灶神维斯塔建造了一个国家火炉，并指派“守护女灶神的处女”（Vesta Virgins）修道院，以照顾罗马城的圣火。于是，家庭的、农村的以及乡镇的神，便发展为国家的神，并以全体市民的名义，为这些神举行一次庄严而生动的崇拜。

在这些原始的国家诸神中，最受人喜爱的是朱庇特或霍韦（Jove，朱庇特的别称），其力量远不及希腊的万神之王宙斯（Zeus）。在罗马最初数百年间，朱庇特神还只有半超人的力量——茫茫一片的空中之光，日光和月光，霹雳一声的雷电，或一阵及时暴雨。甚至在贺拉斯和维吉尔二人的诗中，偶尔也用“霍韦”一名，作为雨或天空的同义字。遇到天旱的时候，罗马最富有的女人，共同形成赤脚行列，走向卡皮托利诺丘（古罗马七丘之一），到朱庇特神庙去求雨。朱庇特之名可能是 Diuspater或 Diespiter（天父）一词的传讹。其最初的名字或为雅努斯，而雅努斯的原始词则为Dianus：首先是茅屋门的两面精灵，其次是城门之神，其后又转变为任何开启或开始，例如一天或一年之初。朱庇特神庙的正门只有在战争时才打开，以便于他随同罗马军队去战胜敌人的诸神。与朱庇特一样很早受人民尊敬的是战神马尔斯，最初他是耕种之神，后来变为战神，再后来差不多变为罗马的象征了。意大利的每一部落，都用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月令名称。另一同样古老的神是撒吞，掌管播种的国家神。传说他是史前的一个国王，他使各部落皆受一种法律统治，教他们从事农业，在“撒吞统治的黄金时代”曾建立和平及共产社会。

权力较小而受人深爱的是罗马的一些女神。朱诺·雷吉娜（Juno Regina）是天后，是女性、婚姻、母性的保护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6月（June），据说是结婚最吉利的月份。帕拉斯·密涅瓦（Pallas Minerva）是智慧（mens）或记忆的女神，也是手工艺与行会的女神，又是演员、音乐家及画家的女神。帕拉迪姆（Palladium，守护神）被认为是罗马安危所系，其原是帕拉斯·密涅瓦。据说，罗马原始祖先埃涅阿斯由于爱情及战争之故，从特洛伊城把此像带到罗马。维纳斯是愿望、结婚、生子的精灵。对她的奉献是在4月，那是百花开放之月。有些诗人如卢克莱修及奥维德等，都说她是万物多情的起源。狄安娜是月神，也是女人与生产之神、狩猎之神、森林与林中野生动物之神。她原是非洲的一个树木精灵，当非洲的拉丁地区归入罗马统治时才被带进罗马。在阿雷西亚附近，有内米（Nemi）湖及同名的小丛林，在那丛林中，有一个富丽的狄安娜庙，信徒们常往这里进香，他们相信，狄安娜曾在这里与第一位“森林之王”维比厄斯（Virbius）结婚。为保证狄安娜及这块土地多产，维比厄斯的继承者——全都是祭司及这位女猎神的丈夫——一个接一个都被一个精力充沛的奴隶所取代。任何一个奴隶从丛林中的圣橡树上，取檞寄生的小枝作为护符，就可以进攻并杀死担任国王的奴隶——这个习俗相传甚久，直至公元前2世纪。

自然，这些都是罗马官方正式崇拜的大神。还有些较小的国家诸神，同样受到大众崇敬：海格力斯是快乐神和酒神，他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一个妓女而与自己庙中的神器监护者赌博；墨丘利是商业、演说家及小偷之神；奥普斯（Ops）是女财神；贝娄娜（Bellona）是女战神；此外还有无数的其他诸神。随着罗马城统治的发展，又从外面带回好些新神（di no-vensiles）。有时候，从战败城市中，把他们的神带进罗马万神殿，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及保证，例如维爱城的朱诺，就是带着维爱城俘虏进入罗马的。反之，当某一社会的人民被迁入罗马时，也让其带着他们的神同来，以免新居民的精神道德根源被折断得太过突然。罗马人并不怀疑这些外国神的存在，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当他们把神像带走时，神也就随同他们一同来到。许多人相信，神像就是神。

但是，其中有些新神却不是被征服者的，而是征服者的。罗马通过商业、军事及文化，与希腊文明发生接触，那些神便渗进罗马而受崇拜——罗马与希腊文化的接触，首先是在坎帕尼亚，其次是在南意大利，然后在西西里，最后是在希腊本土。罗马宗教的国神，有点冷酷和非人性，可用贡献或牺牲去贿赂他们，但诸神很少能给予大众慰藉或个人灵感。与其比较之下，希腊诸神似乎较近人性，富有冒险、幽默及诗意。罗马人民欢迎希腊诸神，为他们建庙，极愿学习其宗教仪式。官方的祭司们，愉快地收编这些新“警察”，为秩序及满足服务，把希腊诸神收入到罗马的神族，一有可能，就与最类似的本地神祇合并。远溯自公元前496年，就有德墨忒尔与狄俄尼索斯二神进来，被分别归属于罗马的谷类女神锡里斯和利贝尔（Liber）；12年后，又接受了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而使他们成为罗马的保护神；公元前431年，特为治病的阿波罗（Apollo the Healer）建庙，希望他能消除当时的一次鼠疫；公元前294年，以一条大蛇为仪式，自埃皮达鲁斯（Epidaurus）迎接希腊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至罗马，并在台伯河的一个岛上替他建造了一座医院庙。克洛努斯（Cronus）的被接受，实际是与农神撒吞成为二位一体，还有波塞冬与水神尼普顿、阿尔忒弥斯与狄安娜、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与伏尔甘、赫拉克勒斯与海格力斯、哈得斯与普鲁托、赫尔墨斯与墨丘利，也都成为二位一体了。借着诗歌的帮助，朱庇特升格为另一个宙斯，成为誓言的严正作证者及监护神，有胡子的道德审判之神、监督法律之神及万神之神。于是，罗马人缓缓地受着教育，准备接受斯多葛主义、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

·祭司

为请求或赢得这些神祇的帮助，意大利使用一种苦心从事的僧侣。每当公共崇拜举行时，由几个祭司协会领导，每一祭司协会可自行填补其祭司空缺，但所有协会，皆须接受百人大会选举出来的一位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领导。在那些圣职协会中，会员并不需要特别训练，任何一个市民皆可以加入或退出，他们并无阶级区别，除作为国家的工具外，在政治上毫无权力。他们接受国有土地的收入以维持生活，也有奴隶供其使用。又因虔诚者的慷慨遗赠，他们渐渐地富有了。

公元前3世纪，主要的罗马祭司协会有九个会员。他们保存历史年鉴、记录法律、卜测预兆、供奉牺牲，每五年举行一次清除邪垢仪式以洁净罗马。在这些正式宗教仪式中，有15支圣火，由司火人协助那些祭司完成仪式。较小的祭司协会，有如下的特定职掌：每年新年，引领跳舞的人向马尔斯神跳一种宗教仪式的舞蹈；认可条约的批准及宣战；狼兄弟（Luperci）要在Lupercalia节日（意为狼节，在2月举行）举行奇怪的仪式；守护维斯塔处女修道院，照顾国家火炉，每日要洒埃吉里亚泉的圣水。这些穿白衣披白面纱的女尼，是从6至10岁的女孩中选出来的。她们作一次保守童贞服务30年的宣誓，换来的是接受许多公众的尊敬与特权。她们中如有人被发现与人发生性关系，就被处以棒打和活埋的处罚。罗马历史学家记录过12宗如此处罚的案件。30年之后，她们可以自由离院及结婚，但很少能有机会结婚。

祭司协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9位占卜家（augures），他们研究神的意图或意旨。其方法是：初期注视鸟的飞行 [2] ，后期查看祭牲动物的腑脏。在执行每一政策或政府采取战争行动之前，都要举行占卜，由政府长官主持，然后由占卜家们解释，或由腑脏视察专家解释——这种专家的占卜艺术形成，须自埃特鲁里亚回溯到迦勒底（Chaldea），而且还要往前追溯。由于祭司们有时会公开接受金钱游说，他们的宣告有时会迁就出钱买主的需要。例如，他们宣布预兆不利于哪一天的事情，而使对买主不利的立法停止；又或平民会议受了吉兆的引诱，而投票进行一次战争。在重大危机中，政府就宣言，要从《神巫之册》（Sibylline Books ）获悉天意——那些书是女预言家（Sibyl）或在库迈的阿波罗女巫所记录的神谕。凭借这些方法，有时甚至派遣代表团前往德尔菲去求神谕，贵族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影响人民了。

崇拜的礼仪，其唯一目的只是向神献上礼物或牺牲，以博得神的援助或使神息怒。祭司们说，为使崇拜有效，其仪式必须用十分简洁的言词和动作来表达，也就是只有僧侣才办得到。如有任何一点做错了，全部仪式就得重来，有时甚至要重复30次。“宗教”（religio）这个词，意为以虔诚的谨慎来履行仪式。仪式的本质是一种牺牲——照字面解释是使一件东西属于神所有。在家庭中，奉献通常只是一块糕饼或一点酒，置放在火炉上面，或倾倒于炉火中；在农村中，则是初熟的水果，或一只山羊、一条狗、一头小猪；在大场合中是一匹马、一头大猪、一只绵羊或一头公牛；在最高仪式中，则须将后面三种牺牲一齐宰掉。对着被宰的牺牲物宣读神圣仪式书，使牺牲转变为接受牺牲的神，意为神的本身变成了牺牲。在祭坛上被烧掉的只有牺牲物的内脏，其余肉皆被祭司及人们所食；于是，神的力量与光荣就传递给享受的崇拜者了（人们希望这样）。有时也供奉活人为牺牲，迟至公元前97年，才通过一部法律，禁止此举。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本着各种不同的代人赎罪思想，一个人也可以为其国家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像德西（Decii）所做的一样；又或像马库斯·库尔提乌斯（Marcus Curtius），他为了向愤怒的地下神祇赎罪，跳入会堂内由地震造成的裂口之内——据说，他跳下去后，裂口就闭合，一切完好如初。

较愉快的是洁净仪式，在一支军队或一个城市中，用一些农产品或一群羊进行洁净仪式。把被洁净的奉献物围成一个圈子，奉上祷告与牺牲，魔鬼的影响就被逐走，不吉利的事皆被排除。祷告词由巫师的咒文演进而成，但还不十分完美。“祈祷”（carmen）一词，意思是不仅是一首歌，而且是一种符咒。普林尼曾坦白承认，祈祷文就是一种魔法的词句。如果公式词句背诵得一点不错，且依照着由祭司编纂及保管的诸神分类簿（indigitamenta），向正确的神祷告，则所要求的一定会得到满足。如果神没有赏赐，则仪式中必有错误。还有Vota，也就是人民为请求神的援助而奉上的誓言，也与魔法的词句相近。有时，几个大寺会履行他们的誓言。在罗马遗迹中所发现的许多誓愿，不禁使我们想起，罗马人民的宗教颇为热烈亲切，因为出于虔敬与感恩的态度，也就是与大自然中的隐藏力量有一种亲情之感及与它们完全融洽的一种渴望。相反，罗马的国家宗教则过度拘泥于形式，只是政府与诸神之间的一种法定的契约关系。当新的崇拜仪式自东方征服地带进来后，这种官方式的崇拜便首先衰微，然而乡间生动与亲切的信仰及仪式则仍在容忍与倔强中继续存在。胜利的基督教——半投降地——明智地吸取许多罗马宗教的信仰与仪式，在新的词句形式之下，在拉丁世界中，一直继续下去，以至今日。

·节日

如果说官方的崇拜失之幽晦与严格，那么其节日是可以弥补的，节日表现出人与神之间有一种较轻松的情调。一年中有100多个圣日（feriae），包含每月的第一日，有些月份的第9日和第15日也是。有些圣日是奉献给地下的死者的。这些圣日的仪式是一种避邪（apotropaic），其目的在于抚慰死者使其息怒。5月11至13日，罗马各家庭都以敬畏与快乐的心情，纪念死者的灵魂。父亲从口中吐出黑豆，喊道：“我以这些豆子来自赎和我的……我祖先的阴魂，请走吧！”2月的两个节日，也是同样的企图与可怕的死者和解。但是，这些节日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饮酒狂欢的场合，在平民阶级当中，往往是性自由的。在普劳图斯的喜剧中有一个角色说道：“你可以吃所有你喜欢的东西，到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去……爱你所喜欢的任何人，只要你能不犯他人的太太们、寡妇们、处女们及自由的男孩们所说的错误。”显然，他认为仍留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2月15日是奇怪的狼节，为驱狼而对法乌努斯奉献：以山羊和绵羊作牺牲，而狼兄弟们——只围着一条羊皮腰带的祭司们——则绕着帕拉蒂尼山跑，向法乌努斯神祷告，请求驱逐邪恶的精灵；碰到妇人，即用藏在牺牲之下的皮带打她，使她们洁净，并使其能生子；接着就把稻草做的傀儡投入台伯河内，以讨好或欺骗河神，因为在较原始的时期，河神可能曾要过活人的命。3月15日那天，穷人都从他们的茅屋中出来，像犹太人的“住棚节”（the Feast of Tabernacles）一样，在战神田野架起他们的帐幕，以庆祝新年的到来，并向安娜·佩雷娜（Anna Perenna）女神祈祷，他们年年都是这样痛饮的。单单是4月就有6个节日，最高潮是花神节（Floralia）。弗洛拉（Flora）是百花及春季女神，这个节日达6天之久。男女混杂，饮酒狂欢。5月的第一天，是善良女神波娜·狄（Bona Dea）的节日；5月9日、11日、13日，是葡萄神节（Liberalia），庆祝男性及女性葡萄神利贝尔（Liber）及利贝拉（Libera），男女成群放荡不羁而又坦然地敬礼于作为多子象征的阴茎图像；5月的最后一天，则由阿尔瓦尔兄弟领导人民，庆祝庄严而快活的生长女神节（Ambarvalia）。在秋季3个月中，农产品已经完全收好，却把神忽略了，然而一到12月，节日又多了。农神节（Saturnalia）自17日至23日，人们预祝来年播种顺利，也庆祝撒吞神（农神）的愉快而不分阶级的统治。人们互相交换礼物，且允许奴隶自由行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区别暂时取消，甚或颠倒过来。奴隶与主人并坐，命令主人替他做事，且叱责主人。主人伺候着奴隶，须等所有奴隶都吃饱了，自己才吃。

这些节日虽起源于农村，但在都市也一样受欢迎，虽历经信仰的盛衰，这风俗仍保存到公元前5或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节日数量很多，让人记不清，所以罗马日历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节日列出，以提醒人民举行。在意大利早期的风俗中，祭司长须在每月初召集市民，把此后30天内的节日一一说明。因为有此召集，每月的第一天便有日历（Calendae）之名。在罗马人看来——现在的天主教或正统的犹太教，也还多少有点同样的意思——日历的意义，是显示祭司所列举的假日与办公日期，并夹杂着有关宗教、法律、历史、天文知识的碎片。传统说法是罗马日历创于努马国王，直至恺撒以前，罗马人的编年纪事及生活皆受其支配。此日历将一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加上复杂的闰日，平均每年有366天。为了补救日子过度的增加，公元前191年，授权他们修正闰日，但他们却利用此权力使他们喜欢或厌恶的市长延长或缩短了任期。因此，到了共和国末年，罗马日历已有三个月差错，变成了混乱与奸谋的怪物。

在早期的罗马，时间的测定仅凭太阳在空中的高度为准。公元前263年，自西西里的卡塔娜（Catana）带回一个日晷仪，置于广场中。因为卡塔娜在罗马南方四度，日晷仪的针面很不可靠，罗马的祭司们历时百年之久都无法作出有效的调整。公元前158年，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设立了一个公众的铜壶滴漏（或叫水钟），将一个月分为三个时期，称为kalends（每月的第一日）、nones（3、5、7、10月的第7日，其他各月的第5日）及ides（3、5、7、10月的第15日，其他各月的第13日）。日期的名称很笨拙，据说这三期的某一分界线的前几天，例如3月12日称为“3月ides之前第四天”。每9日为一个nundinae，相当于放宽的一个经济周，每逢此日，村民皆到市镇赶集。年以春天到来时作为开始，第一个月称为Martius，是用播种之神的名字命名的；其次是Aprilis，意为发芽；Maius，意为玛亚（Maia）神之月，或许也有增加的意义；Iunius，意为朱诺神之月，或许也有茂盛之意；再往后，便依一年的数字顺序称为Quinc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接着还有January，是用雅努斯神之名，February取名于Februa，那是用以洁净人身的魔法物。年的本身称为annus，是一个环，其意若日，实际是无始也无终的。

·宗教与性格

这种宗教有益于罗马的道德吗？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宗教是不道德的：它强调礼仪，暗示着神所得的报酬；这不是人们的善行，而只是礼物与仪式；至于他们的祷告，则千篇一律，都是请求物质的满足或军事的胜利。仪式给予人们的生活及土地只是一幕幕戏剧；但是，他们愈变愈多，似乎那些仪式就是宗教的本质了，而不是部分对全体一种虔敬的表示。除少数例外，诸神都是没有道德或高贵气质的可怕精灵而已。

然而，这种旧宗教却为道德律而设，为个人、家庭及国家的秩序与力量而设。在孩子们还不懂怀疑之前，信仰就把他们的性格熔铸于纪律、责任及庄严中。宗教给予家庭以神圣的约束力与支持：它对父母子女们，逐渐灌输着永恒至上的相互尊敬与孝道，它使生与死具有神圣的意义与庄严，它鼓励忠于结婚誓言，它使人对求得死者灵魂的安息成为必不可少之事，从而促进生育。在每一次战役之前，小心翼翼地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能提高士气，使官兵们相信，有许多超自然的力量与他并肩作战。它视法律源起于上苍，并成为宗教形式。视罪犯为天国秩序与和平的扰乱者，又使每一宣誓后面皆有霍韦神的权力存在，法律因此强大有力。它以宗教的神圣赋予公共生活的每一阶段，政府的每一行动皆以仪式及祈祷开始，把国家融于与神结合如此密切的状态中，使对神的虔敬与爱国主义打成一片，养成了狂热的爱国心，比历史上我们所知的其他社会更强烈。总而言之，宗教与家庭共同养成荣誉与责任，形成奇特的性格，这种性格就是罗马成为世界主人的秘诀。

道德

罗马人从这样的家庭生活及人与神的关系中，学到了什么样的道德律呢？罗马文学自恩尼乌斯（Ennius）到尤维纳利斯（Juvenal），把最初几代的罗马人理想化，而伤悼古代简朴美德的消逝。这一节几页篇幅，也把法比乌斯时代斯多葛派的罗马与尼禄时代伊壁鸠鲁派的罗马作个比较。但是，这个比较不能凭偏见选择证据，以致夸大不实。其实，在法比乌斯时代也有伊壁鸠鲁派，尼禄时代也有斯多葛派。

罗马历史自始至终，一般人的性道德本质上依然相同：粗鲁和自由，但与其成功的家庭生活并不矛盾。所有自由阶级，皆对青年女子要求处女贞操，并讲述一些有感染力的故事，赞扬处女。因为罗马人有强烈的财产意识，希望其妻子切实可靠，能合理地向他保证，绝不会让他的财物遗留给仇人的子孙。但是，罗马也像希腊一样，即使那么尊重人类的伪善，并不非难男人的婚前不贞。自老加图到西塞罗，我们都发现有视为合理的表示。与文明一起增加的，属于表现的机会多，属于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少。早期罗马社会，娼妓并不很多。作为高贵妻子标志的已婚妇女的外袍，娼妓是不许穿的，而娼妓的住所也只限于罗马社会的黑暗角落。迄至此时，还没有像希腊艺妓那样的受过教育的妓女，也没有奥维德诗中那么美丽的娼妓。

男子通常二十而娶，有些结婚过早的男人，不是由于“罗曼蒂克”的爱而结婚，而是为了有个终身的伴侣、有用的孩子及健康的性生活的正常目的。照罗马人婚礼中的宣言来看，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孩子。在农家，孩子也像妻子一样，是经济财产，而不是生物玩具。婚姻通常由父母安排，有时婴儿时就定了亲。无论如何，必须经双方的父亲同意。订婚是正式的仪式，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亲戚们群集于酒会，目睹其订立婚约。一根花木枝梗或一根稻草，由男女双方亲属拉断，作为他们同意的表示。婚约须写成文书，须载明妆奁。男子把一个铁戒指戴在女孩左手的第四个手指上，他们相信，这里有一根神经通到心头。法定婚姻的最低限度年龄，女孩为12岁，男孩为14岁。罗马初期的法律让婚姻是强制性的。公元前413年，卡米拉斯为监察官时，对独身者课税，旧日的婚姻法就等于一纸空文了。

婚姻有两种形式，cum manu者须把新娘及其所有物交给其丈夫或公公据有，sine manu者则不用。 [3] cum manu婚姻又有3种方式：一种是usus，即先须同居一年；另一种是coemptio，即购买；第三种是confarreatio（共食一块糕饼），那是要在宗教仪式中履行的，但只限于贵族婚姻。真正的购买婚姻很早就消失了，或是倒过来了——新娘的妆奁事实上往往是买了男人。这样的妆奁，通常皆由其丈夫处理，但当离婚或男人死后，须将其等值物交还妻子。婚礼有丰富的民间仪式及民歌。男女双方家人皆在新娘家中举行酒会，然后，就以生动而嬉戏的行列前往男家，吹奏笛子，唱结婚歌，并大开玩笑。在一个装饰着花环的门口，新郎问新娘：“你是谁？”新娘答以一句热忱、平等、和谐的公式话：“你是Caius，我就是Caia。”他抱起她跨过门槛，把屋里的所有钥匙交给她，两人的颈项同置于一个轭下，以表示同受约束的意思。因此，婚姻称为coniugium，意为“共负同轭”。此举象征着她加入这个新家庭，从此新娘便与家中的其他男女共同崇拜家神。

“吃饼式”结婚的，离婚很难，也罕见；cum manu婚姻，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sine manu婚姻，离婚则男女任何一方皆可随意为之，不必取得国家同意。罗马史上第一个离婚记录，在公元前268年。有一种不大可靠的传说称，自从罗马建城以来，过去从未出现过离婚现象。依照民族的习惯，只有丈夫可以休掉其不忠或不育的妻子。老加图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妻子与人通奸，法律准许你杀死她，无须审判。如在同样情形之下，她来捉你的奸，她连手指头也不许碰你。法律不曾赋予她这样的权力。”尽管有这些差别，还是有许多美满的婚姻。很多墓碑记载着死后之爱。有一个被尊敬的动人的女子，曾事二夫，其墓碑说：

斯塔蒂莉娅，你的美无法形容，你对你的丈夫是忠实的！你的第一位丈夫如能不死，他将会为你立此碑石。至于我，啊呀！这16年来，一直宠邀着你的纯洁的心之福，现在却失去了你。

罗马早期的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后期的那么美丽，那位有经验的卡图卢斯相信后期的女子们“小小的两颊光滑如羊毛，还有柔软的一双小手”。或许，在那农耕岁月中，耕作与照顾家事，很快就压制了青春少女的爱情。女性的相貌多半是鼻梁小而薄，头发与眼睛通常是黑的。金黄色的头发特别受人尊敬，好像是用日耳曼人的染料染成的。至于罗马的男子，不仅外貌英俊，内涵也予人深沉的印象。受过严格的教育及多年军事生活的锤炼，他们面上的肌肉都很结实，随着其后的放纵生活，肌肉或会松弛下来。克娄巴特拉之所以爱上安东尼，一定不仅仅是爱其有酒窝的双颊。她爱恺撒也一定是爱他别的魅力，而不仅仅是爱他的鹰头隼鼻。罗马人的鼻子，也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尖而不直。约公元前300年，罗马才开始有理发行业，在此之前，罗马人都有蓄须及留长头发的习惯。罗马人的衣服，基本上与希腊人相同。男孩子、女孩子、官吏及地位较高的祭司们，都穿紫色镶边的袍子；男孩子到16岁生日时，就改穿成人的白袍（toga virilis），以象征他已有权在平民会议中选举，也有了服役军中的义务。妇女在室内，穿一种长及足部的女袍（stola），腰部下面束一条腰带，外出时，再加上一件外衣（palla）。男人在室内只穿一件简单的衬衣（tunica），外出则加上一件袍子，有时再加一件外衣。袍子toga，原词为tegere，意为披覆上（更像是披风），系一整块的羊毛衣，比穿者的身材宽2倍，长2倍。除将身体包裹住外，剩下来的就从左肩上撇到背后，再从右臂之下通至胸前，最后从左肩上抛到背后去。胸前的折叠处作为口袋，而右臂还是没有被覆的。

在罗马，上流社会的男子必须养成一种严肃高贵的气质，虽然这是很不舒适的，不仅罗马人民如此，此风还延及整个半岛，终至整个帝国。情感和慈心只属于私生活，在公众场合，上层阶级的男人必须坚决地像他的雕像一样。然而在其严峻沉默的面具之内，还藏着激动与幽默这种内心的蕴积，不但由普劳图斯的喜剧表现出来，而且见诸西塞罗的演讲词中。这一时代的罗马人，甚至在其私生活中也被期望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豪华的衣服和桌子，曾受到监察官的谴责；甚至农民忽略了耕种，也要受加图的问责。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大使自罗马回去，为使富商们高兴而对他们说，罗马请他吃过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同样的一套银盘；其实只是同一套银盘秘密地传递，足以使全体贵族们都有一套。在那个时代，元老院议员在议事厅中，坐的是硬木凳，冬天从未生火。

可是，在前两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的财富与豪华生活便开始了。汉尼拔于坎尼获胜后，在坎尼地区收集了许多从罗马死者手指上取下来的金戒指。而罗马的节约令也再三（由此可见其徒然）禁止华丽的珠宝、美观的衣服及昂贵的食物。在公元前3世纪中，罗马平民的菜单还是简单的：早餐是面包，加上蜂蜜、橄榄或干酪；午餐和晚餐是米饭，有蔬菜和水果；只有富人才有鱼肉吃。酒通常都是被冲淡的，几乎每一桌都有。饮不掺水的酒，被认为是放纵行为。在这个斯多葛主义时代，只有节日或宴会才能放松一些。那些在这种时候仍不能放松的，则变成了过度紧张，在其留给后裔的塑像中，显出精神疲劳的模样。

在这种节俭生活中，慈善的余地很少。在那个时代，客栈很简陋，且相隔很远才有一两家，所以有款待客人的风俗，作为彼此互相便利。那位富于同情心的波利比奥斯却说：“在罗马，从没有人给予别人任何东西，即使他能帮助别人。”——无疑地，此说是夸大其词了。青年对老人是和善的，但一般说来，仁慈与殷勤的生活只有到共和国垂亡的时候才会出现。战争与征服铸成的道德与态度，使人常常粗鲁暴躁，杀人而无悔意，被杀而无怨言。数以千计的战俘被卖充奴隶，除非被俘者是国王或将军们。这些人常在胜利者凯旋时被屠杀或饿死。在商业世界，这些特性却呈现出较为公道的面貌。罗马人爱钱，但是，波利比奥斯（约在公元前160年）却把他们描述为勤勉诚实的人。这位希腊人说，希腊人无论有多少职员监视他，都不能阻止他盗用公款。而罗马人则不然，他们使用很多公款，而被发现的欺诈案件却很少。不过我们要注意，公元前432年，曾通过一项法律，在选举中要检查不法行为。据罗马各史学家的记载，政治廉正的高潮，是在共和国的开头300年间。但是，他们对于下述之人的高度赞扬，却让我们颇为怀疑。这三个人及其故事如下：瓦莱里乌斯·科乌斯（Valerius Corvus）做过21个辖区的地方官之后，回归田园，其贫穷一如他来自田间之初；库里乌斯·登塔图斯（Curius Dentatus）夺获敌人许多战利品，他自己一无所取；毕克托（Fabius Pictor）及其左右，从一个驻埃及大使处得来的丰富礼物，全部献于国家；朋友之间借贷巨大款项，不收利息。然而，罗马政府对其他国家，则常犯背信之罪，在外交关系上，也许帝国时代还比共和时代忠实些。但也不尽然，元老院曾拒绝共谋毒害皮拉斯国王，并将这个阴谋通知他。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派遣十名俘虏前往罗马，谈判另外8000名俘虏的赎金问题，并取得这十人的归还承诺。他们只有一个人没有回去，元老院把那个人逮捕，加以镣铐，送还汉尼拔。波利比奥斯说：“汉尼拔看到罗马人那么坚决的态度与旺盛的精神，大为沮丧，他对于胜利的喜悦还不及沮丧之甚。”

总而言之，这一时代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重秩序、保守、忠诚、有节制、虔诚、固执、朴实、重实际；乐于守纪律，不胡乱主张自由；其服从性，就像正接受指挥训练时一样；认为政府有权调查其道德及其所得，及纯粹依照个人对国家的服务来判定他的价值，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不相信个性及天才。高雅的希腊人的魅力、活泼及善变的流利演说才能，罗马人全没有。他们爱慕性和意志，就像希腊人爱慕自由与智慧一样，而组织则是他们所擅长的。他们缺乏想象力，甚至不会制造自己的神话。他们能以相当的努力去爱美，却很难创造美。他们不会利用纯科学，对哲学也很怀疑，视之为古代信仰与方式的恶毒溶解剂。他们无法了解柏拉图、阿基米德或耶稣基督。但他们就是能统治世界。

罗马文字

罗马人的塑造与形成，不但靠其家庭、宗教及道德，多少也靠其学校、语言及文学，只是后者的影响较小而已。据普鲁塔克说，第一所罗马学校大约创始于公元前250年。李维的说法或许不准确，他描写十人团之一（《十二铜表法》制定者）所欲得的维吉尼亚少女，曾在广场上文法学校，当时的时间推早到公元前450年了。当时对成文法律的要求及《十二铜表法》的颁布，不禁使人想起，那时候的大多数市民都已能阅读。

教师一般都是奴隶或自由民，或由数个家庭联合雇用，教授他们的孩子，或自己创办一所私人学校，对学生的选择则来者不拒。教师教学生读、写、文法、数学、历史及服从。道德教育是最基本的，要连续不断地教导。“门生”与“纪律”差不多是相同的字眼。记忆与认字的训练，是教学生记住《十二铜表法》。海涅（Heine，德国诗人及批评家）说：“如果罗马人一开始就得学习拉丁文，他们就没有富裕的时间去征服世界了。”但是，罗马人也还是要学习不规则的拉丁动词，不久又为希腊文所苦。罗马的男孩们，通过诗和散文的熏陶，自动地熟悉了他们的国家及英雄的勋业，并从那些虚构的教育性故事中接受了许多爱国课程。罗马人完全不注重体育，他们认为要想身体结实，最好是到田野间或军营中去做有用的工作，而不必将体力浪费在运动场或健身房。

罗马的语言，也像其人民一样，是重实用的、经济的及军事的，尖锐而简短。其主句和从句的搭配，由有规律的从属位置到达一个确定的目标。在印欧族中，与罗马语言有类似关系的不下上千种，大致说来，罗马语含有梵文、希腊语及古高卢人、威尔斯人与爱尔兰人的凯尔特语音调。在意象、伸缩性及复合字的即时组合方面，拉丁语要比希腊语贫乏。卢克莱修与西塞罗都曾抱怨说，罗马语词汇不够，又缺乏微妙的变化。可是，它却有声音洪亮的光彩与雄壮的力量，使其成为演说家的理想语言，而其简洁与合理的句子，又使其成为罗马法律的绝佳工具。拉丁字母源起于埃维亚（Euboea）人的哈尔基斯（Chalcis），是从库迈和埃特鲁里亚传入的。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拉丁文碑铭，是公元前6世纪的，其所有文字全是希腊文的形式。C的发音与英文的K同，J同Y，V同U或W，其母音则与意大利文一样。

罗马人写字是用一根细长的金属制芦管状物（calamus），醮着墨水书写，最初是写在树叶（folia）上，英语的“folio”和“leaf”（皆为叶意）即由此而来；其后则写在树皮的内面（liber）上；也往往写在涂了腊的木片上；再后来则写在皮革上、亚麻纸上及羊皮纸上。由于拉丁文字不像其口语时时变更，其文学所用的语言与人们日常的谈话日益不同。那些和谐悦耳的拉丁文变种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及罗马尼亚语——皆由粗糙而通行的拉丁语演变而来。然而，拉丁语传入罗马各行省，不是由诗人与文法家传播的，而是军人、商人及冒险家们的功劳。例如，在拉丁变种语言中，“马”被称为“caballo”“cavallo”“cheval”“cal”等，就是由拉丁口语的“caballus”而来，而不是源于拉丁文的“equus”一词。通行的拉丁语ille（他）是一个音节，就像法语和意大利语的il；而最后的-s和-m，也如那些拉丁变种语一样，可被略去或不发音。

在共和国最初3个世纪中，那些罗马青年读的是什么文学呢？有些是宗教的赞美诗歌，如《阿尔瓦尔兄弟会》赞美歌等；有些是罗马古代历史或传奇的流行抒情歌；有些是关于选举、官吏、大事、预兆及假期的官方——通常是祭司的——记录。公元前202年，毕克托以这些档案为基础，编了一本颇负盛名的《罗马史》——却是用希腊文写的。此时还认为拉丁文不适于写散文，所以罗马各史学家都不用拉丁文写历史，直至老加图时才改变。有些是称为“saturae”的散文杂著，saturae是供娱乐的胡言与色情的调笑的混合物，而卢基里乌斯（Lucilius，讽刺诗人）大概就是根据这些东西，替贺拉斯及尤维纳利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有些是非常淫秽的滑稽文学或笑剧，通常是由埃特鲁里亚演员上演。有一些演员来自伊斯特里亚（Istria）市镇，他们被称为“istriones”，拉丁文的“演员”（histrio）即由此而来，而现代语也来源于此。此外还有以假日或赶集日为题材的一些笑剧，都是半即兴而作的粗陋作品，然而其为古今意大利喜剧储存了数以千计的剧中人物：有富有而愚蠢的父亲，挥霍无度卷入爱情的青年，被诽谤的处女，聪明、有趣的奴仆，常常以诡计骗取食物的饕餮者，以及摇摇摆摆和踉踉跄跄的小丑。这最后一种角色，得意洋洋地炫耀其华丽的补缀衣服、又长又大的裤子、大袖子的紧身上衣、剃光的脑袋。在庞贝的壁画上，我们曾看见与本杰尼罗（Punchinello）或本杰（Punch，二者皆为傀儡戏的滑稽主角）相似的角色。

约公元前272年，文学正式来到罗马，是由一个希腊奴隶带进来的。那一年，塔兰托被攻下后，许多希腊市民遭屠杀，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幸免一死，却做了奴隶。他被带到罗马，教其主人及他人的孩子们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同时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为拉丁文的《农神史诗》（Saturnian verse ）——那是松弛而不规则的韵律诗，依重音押韵，而不是依音调。奴隶地位被解除后，他受营造司的委任，为公元前240年的一次比赛制作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他仿照希腊的形式编制二剧，既当导演又担任主角。伴随着一支笛子而唱，直至唱到嗓子哑了，接着他继续演下去，以哑嗓唱诗——其后罗马有许多戏剧都仿效他的方法，而哑剧的产生也是受此影响。罗马政府对这次文学戏剧的产生十分高兴，为尊崇安德罗尼库斯，特许诗人有集会结社之权，且让他们在阿文蒂诺山上的密涅瓦神庙中开会。自此之后，在公共节日演出这样的现场剧，成为一时的风尚。

在这次历史性的第一次公演五年之后，有一个来自坎帕尼亚的退役军人纳维乌斯（Cnaeus Naevius）演出一部喜剧，剧中以阿里斯托芬式的自由（Aristophanic freedom）讽刺当时在首都罗马所盛行的政治滥权事件。纳维乌斯此举使保守派人士大为震惊。贵族们提出控诉，纳维乌斯锒铛入狱。他道歉后获得释放，又写了另一部讽刺剧，其尖锐性一如他的第一部戏，又被罗马禁止。在老年的放逐生涯中，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消减，写了一本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他参加了那次战争。此诗集从特洛伊难民创建罗马写起，其中有一主题及几节专写维吉尔。纳维乌斯的判罪有双重不幸：喜剧的活力与创作力受了伤害，因为制定了一种检查制度，把诽谤罪定为死刑；而罗马的政治，也就失去了民意批评的洗涤。纳维乌斯还曾根据罗马历史，写过一出歌剧。自此之后，罗马的悲剧便徒劳地盘旋于已被他人收获过的希腊神话园地中。纳维乌斯的作品只留下极少的片断，可借以透露其性质。有一节描写卖弄风情的女郎，原文如下：

她好像在一群观众围绕中玩球，很轻快地由此处跳跃到彼处。她的话、她的眨眼、她的满不在乎和拥抱，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对每一个男人而发。时而紧握着手，时而脚踏一下。她环顾四周，两唇张开，好像请人去吻她。有时唱一句，有时又以手势代替语言。

这使我们愉快地看到，那时候的罗马女人也和现在一样有魅力，而罗马人也并非全是“加图们”（保守派），在门廊暗处之下，甚至美德也会暂时休息。

除基本的算术及以几何学划分农田或筹建寺庙外，在罗马市民的教育或训练中，科学此时还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孩子们用指头计算，一个伸出的指头为1（Ⅰ），一手全伸为5（Ⅴ），两手一块伸出为最高数字的10（Ⅹ）；其他数字是这个符号（伸一指头）的重复表示，像2或3（Ⅱ、III）；多于或少于5或10的数字，则用前置法表示4和9（Ⅳ、Ⅸ），用附加法表示6和12（Ⅵ、Ⅻ）。由此手算便出现了十进制，便是根据十（10个指头）的部分或复数构成的。罗马人的几何学，在建筑及工程方面都应用得很好，然而对于希腊人已有圆满成就的几何学定理，罗马人不尝增加过一条。我们没有听说罗马人有天文学，如果有，也只出现在谬误的日历记载中，以及颇为兴盛的日历“姐妹”或“母亲”——占星学中。

迄至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医学大都限于家庭草药、巫术及祈祷等，只有神能治病。为使治病确实有效，每一种病皆有一个特定的神——好像现在求助于专家一样。为对付罗马四周平原的蚊子，他们求佑于菲波里斯（Febris）和梅菲提斯（Mephitis）两位女神，好像迄我们这个世纪为止的罗马人的祈求一样。求诊的神庙与圣水，和今天一样普遍。埃斯库拉庇乌斯（从希腊请去的药神）寺是最忙的宗教医疗中心，这里有饮食节制及水疗法，其平静的四周环境，静静地举行的日常祈祷与安静的崇拜仪式，再加上医生的实际协助、熟练亲切的笑容，一起恢复病者的信心，而取得显然神奇的效果。但在公元前500年间，罗马也有许多奴隶医生和庸医，其中有些人也做牙医，因为《十二铜表法》禁止用黄金殉葬，只有在牙齿间镶金线是许可的。公元前219年，我们听到罗马出现了第一个自由人医生，是希腊伯罗奔尼撒人，名叫阿卡加索（Archagathus）。罗马贵族们对他的外科手术感到很满意，元老院赐他一个官邸，并让他享受这个城市的自由。其后，由于他的“解剖与燃烧癖”，得了个屠夫（Carnifex）的绰号。自那以后，希腊医生纷纷前往罗马，在罗马行医成为希腊人的专利。

土地的垦殖

在那几百年间的罗马人，是不大需要医药的，因为他们在农村或军中的积极生活，使他们保持着健康和强壮。他们之于陆上，正如希腊人之于海上一样强大。他们以土地为生活基础，在地上建造村镇，作为农民及其农产品的集聚之所；在地上组织军队及国家，以准备防御及扩张领土；把他们的诸神想象为生活在地上和滋养大地的空中精灵。

在我们所能远溯到的罗马最古老的时代，就有了私有财产。但是，也有一部分土地为公地（ager publicus），通常是由征服而取得，是属于国家的。共和国早期的农民家庭，每家有2—3英亩土地，全家人从事耕种，偶尔也有个别奴隶，他们靠其农产品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们睡在稻草上，很早就起床，脱去上衣，在从容不迫的牛后面从事犁种。牛粪用作肥料，牛肉则用于宗教奉献及节日的食物。人的遗弃物也用来肥田，在帝国之前，意大利还极其缺乏化学肥料。农业的科学手册，是由迦太基及希腊输入的。农作物以谷类和豆类轮流栽种为主，耕地也定期地改为牧地，以防土地肥力耗尽。蔬菜和水果种得很多，是主要食物，仅次于谷类。大蒜已经成为大众喜好的调味品。有些贵族家庭的名字，有一部分就是由他们传统上爱好的蔬菜而来：伦图利（Lentuli）、卡皮欧内斯（Caepiones）、法比（Fabii）三名是由扁豆、洋葱和豆子而来。无花果、橄榄及葡萄的种植，渐渐代替了谷类和蔬菜的种植。橄榄油在食物中代替牛油，在洗澡时代替肥皂；又可用作火炬和油灯的燃料，还是头发与皮肤所需油膏的主要成分。在地中海夏季的干风和烈日吹晒之下，这种油膏是必需品。绵羊是他们喜好的牲畜，因为意大利人喜欢羊毛衣服。猪及家禽养在农家的围院内，差不多每一家庭都有一个花园。

战争改变了农村土地的状况。农民放下犁头，拿起剑来从军，有许多人或被敌人杀死，或被市镇所诱，永不再回田野；另外有许多人发现其田园被军队所毁，或因无人照顾而荒芜，没有勇气去重建；还有许多人，则因累积的债务而破产。那些人把他们的土地低价卖给贵族或农业资本家，后者把小农场合并为大农场（latifundia），使种植谷物的广大土地变为畜牧地、果园或葡萄园，以战俘奴隶为人力，由一个监工监督，那监工往往也是一个奴隶。大地主们不时骑马前来看看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再亲自动手工作，而是住在罗马城内或郊区的别墅中，成为一个遥领地主。这种改变过程，在公元前4世纪即已开始，到前3世纪末，乡间便产生了负债的佃农阶级。在罗马首都，则产生了毫无财产的最下层阶级（proletariat）。他们的愤怒不平，势将毁灭农民辛苦所建的这个罗马共和国。

工业

意大利土地矿产很贫乏——这一事实，可在意大利经济与政治史上大书特书。金完全没有，银也很少，铁的供应却相当不错，也有一点铜、铅、锡及锌，但因数量稀少，不足以支持工业的发展。在帝国中，所有矿产皆为国有，并租给私人去经营，他们利用数以千计的奴隶替其卖命而大获利润。他们使用青铜机械多，用铁的时候少，只有最佳和最新的矿场，才装备绞车、起重辘轳及有链吊桶，那是阿基米德及其他人在西西里和埃及建立起来的，主要燃料是木头。所砍的树木，也用来建造房屋、船只和家具。一英里复一英里、十英里复十英里，森林逐渐向山边退缩，甚至退缩到树木的界限线。最繁荣的工业，是在坎帕尼亚的武器与工具制造业。除武器与陶瓷外，并没有工厂。制陶工人不仅制造碟子，也制造砖瓦和管筒。在埃特鲁里亚及其他地方，陶器工人仿照希腊产品的式样，学习制造精巧的陶器。早在公元前6世纪，纺织工业虽仍由家中的女儿、太太及奴隶们忙着纺纱，但在打样、准备及亚麻与羊毛的染色等方面，则已成长到超过家庭工业的阶段。自由或非自由的织工，都集合在各个小型工厂中。其产品不但供应当地市场，也供应出口商业。

非供应当地消费的工业生产，因运输困难而大受阻滞：道路不畅、桥梁不安全、牛车太慢、客栈少、强盗遍地皆是。因此，多选择运河及河流为交通要道，而沿海的城市则多仰仗海上的输入，而不靠内地的货物。可是，公元前202年，罗马人已修筑了三条大道，称为“执政官大道”（consular roads）——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每一条路皆以修筑该路的执政官或监察官之名为路名。这几条公路是仿照波斯及迦太基公路式样建造的，但在耐久性及强度方面，很快就超过了前者。三条公路中最早的一条是维亚拉蒂纳（Via Latina），约公元前370年开始修筑，可使罗马人前往阿尔邦山。公元前312年，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利用数千罪犯劳工，开始修筑罗马与卡普亚之间的通道。稍后，又延伸至贝尼文坦、韦诺萨及塔兰托。此路长333英里，把意大利两岸连接起来，向东与希腊及东方通商，再加上其他道路的辅助，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公元前241年，监察官奥勒留·科塔开始修筑奥勒留路，自罗马经比萨、热那亚至安提贝。公元前22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开始修筑弗拉米连路，通往阿里米努姆。大约与此同时，又开始修筑巴莱里亚路，使台布尔与科菲尼乌姆连结起来。慢慢地，形成了庞大的公路网：艾米利安路从阿里米努姆向北爬坡，经博诺尼亚、穆蒂纳至普拉森提亚（公元前187年）；博斯图米安路将热那亚与维罗那连接起来（公元前148年）；还有波皮利亚大道从阿里米努姆起，经拉韦纳至帕多瓦（公元前132年）。在其后一个世纪中，公路更向外伸展出去，自意大利至约克、维也纳、塞萨洛尼迦及大马士革，与北非海岸相连。凭借那些公路，罗马能迅速调动军队、传递情报、传播风俗及思想，使帝国受到护卫，得以统一，并获得生机。那些公路变成了伟大的商业交通线，对意大利及整个欧洲的人口与财富的增加贡献巨大。

虽然有了这些公路，但意大利的商业始终没有东地中海那样繁荣。高阶层人士以轻蔑的眼光看待贱买贵卖的事，把商业让给希腊人及东方人的自由民去经营。至于意大利乡间，则仅对偶尔举行的商品展览会及九日一次的市集，就已经感到满足了。外商到意大利来的也不多。海上运输很冒险：船只很小，用帆或桨每小时只能行驶6英里，且须紧靠着海岸航行，自11月至来年3月间风浪尤大，船只大部分时间都是胆怯地停留在港内。迦太基控制着西地中海，大希腊的各地君主又控制着东地中海，海盗也定期倾巢而出、抢劫商船。台伯河口永远是淤泥充塞，封锁住罗马的港口奥斯蒂亚（Ostia），这里曾因一次暴风而沉没了200艘船。不但如此，台伯河水流湍急，船只溯河上行至罗马，运费不能补偿劳工及成本。约从公元前200年起，船只开始停泊在普特奥利（Puteoli），那是一个在罗马以南150英里的地方。从这里到罗马，货物皆经陆运。

为便于国内外贸易，必须建立一种由国家保证的货币及度量衡制度。直至公元前4世纪，牛仍然是交易媒介，因为牛有普遍的价值，又容易移动。随着商业的发展，约公元前330年，粗制的铜块被当作金钱使用。拉丁文的铜字是“aes”，“estimate”（评价）一词，原先为aes tumare，意思是评定铜的价值。价值的单位为阿斯，意为1磅重量的铜；而“ex-pend”（用钱）这个字的原意则为称取。约公元前338年，由国家发行一种铜币，上面常刻着牛、羊、猪的像，所以称为“pecunia”（pecus为“牲口”）。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据普林尼说：“共和国无法满足需要，只好把一个阿斯减为两盎司的铜，靠着这个计划，节省了5/6的成本，公债便因此而得到清偿。”到公元前202年，再降低为一盎司。公元前87年，为筹集“社会战争”（Social War）经费，再减为半盎司。公元前269年，曾铸造两种银币：1第纳瑞斯（denarius）等于10个阿斯的铜币，也相当于后期贬值的大希腊形式的雅典银币（Athenian drachma）；而1塞斯特斯（sestertius）则代表2.5个阿斯，或为1第纳瑞斯的1/4。公元前217年，第一次出现三种罗马金币，称为奥瑞（aurei），其价值分别等于20、40、60个塞斯特斯。但是，那时候贵重金属很少，因此，其购买力要比今天大几倍。且不管尼禄以前的物价波动，把罗马的各种货币与1942年的美元的实际价值相比，大致估定为1阿斯等于6美分、1塞斯特斯等于1.5角、1第纳瑞斯等于6角，1塔伦（6000第纳瑞斯）等于3600美元。

这种有信誉的货币发行，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及运用。古老的罗马人以寺庙作为他们的银行。而罗马这个国家直至末年，还是把建筑坚固的神庙作为公款的储藏所，其所依据的理论可能是宗教的顾忌或可使盗贼胆寒。放款是很古老的一种营业，因为《十二铜表法》曾禁止年息高于8.33％。法定的利率曾一再降低，公元前347年降为5％，公元前342年竟降至0，可是，这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禁令很容易逃避，因此，实际的最低利息平均为12％。高利贷（高于12％）很盛行，而债务人或宣告破产，或通过立法机构以解救其累积的债务。公元前252年，政府采用一种很新式的解救方法：把借款人所提出的保证偿付的抵押品接管过来，一方面又劝告接受抵押品者降低利率。邻近广场有一条街，变成了银行区，经营放款与货币兑换业的商号林立。为筹措工商企业或航务的经费，可以土地、农作物、有价证书及政府契约为担保，向那些商号借钱。他们以联合贷款代替工业保险，不由一个银行家去单独冒险，而是由几家联合起来提供资金。股份制公司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履行依监察官命令而发出的政府合约。他们收集资金的方法，是用小额股份（partes 或 particulae）的方式，向人民售卖股票或公债。这种参与公共或国家企业的人们，被称为“公众”（publicans），他们的公司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为陆海军提供补给及运输物资，曾作出巨大贡献——也不完全没有欺骗政府的企图。担任这些企业的指导者，大部分是商人，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由人。还有一种称为商人（negotiatores）的人，是拿自己的基金来经营的，但政府的事业皆不由他们经手。

工业操持在独立的手工艺人手中，他们在各自的商号中工作。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自由人，已获自由与未获自由的奴隶比例与日俱增。劳工的差别很大，其产品销往市场，不是直接供应各个主顾。奴隶们的竞争，降低了自由工人的工资，从而使住在贫民区的最下层阶级生活更苦。在这些工人中，罢工是不可行的，也很罕见，但是，奴隶们常常起来反抗。公元前139年的所谓“第一次奴隶战争”（First Servile War），实际并非第一次。当大众的不满情绪激烈时，就必须找出一些理由来发动战争，从而使普遍就业。滥发贬值的货币，转移人民的愤怒到外国仇人身上；赢得战争，则敌方的土地可以解救罗马人民；不幸而败亡，则其怒气已被敌人接收去了。自由工人各有工会或基尔特（guilds，拉丁文称collegia），但是，这种组织很少关心工人们的工资、时间及工作环境。传说创建这种组织或使其合法的人是努马国王。不管怎样，公元前7世纪，已有了笛手、金匠、铜匠、漂布工人、鞋匠、陶工、染工及木匠的组织。在上古世界中，最普遍的是演员与音乐家的联合协会，二者合称为“酒神艺术家”（Dionysian Artists）。到公元前2世纪，我们又发现厨师、皮革工人、建筑工人、青铜合金工人、铁匠、绳索工人及织工的基尔特。这些组织很可能也与其他基尔特一样古老。这些工会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社交的愉快，其中有许多同时又是互惠社会，以支付会员的丧葬费用。

国家不但要管制基尔特，罗马的经济生活有许多方面都要管制。矿业及其他政府特许或合约发包的企业，其经营皆受国家的监督。国家自外进口粮食以发给贫民或所有申请者，只收微薄的价格，借以平息平民阶级的激愤。国家对各种专利者课以罚金，又因专卖盐者提高盐价，超过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于是使盐业国有化，从而结束了盐的专利。其商业政策是自由的：自从征服迦太基后，西地中海对所有商业开放，它所保护的乌提卡及稍后保护的得洛斯岛皆以各地作为自由港，允许货物免费进出。不过也有很多次，禁止输出武器、铁、酒、油或谷物。它也定下关税，绝大多数输入罗马的产品一般课以2.5％的税，后来又把这种温和的关税扩大到其他城市。直到公元前147年，整个意大利国家还征收财产税（tributum）。总而言之，其财政收入是适度的，也像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财政的主要用途是战争。

罗马城

借着税收、战利品、赔款及自外涌进的人口，到公元前202年，罗马已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234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有27.0715万市民——自由的成年男性。大战期间，人口大减，其后复增。公元前189年，人口为25.8318万，公元前147年，人口为32.2万。据估计，公元前189年，这个城邦国家的总人数约有110万，其中可能有27万人住在罗马城内。卢比肯河以南的意大利约有500万居民。移民包括被征服国的人民、外国移民及被解放的和被授予公民权的奴隶。到尼禄时代，罗马的人口一半是本地人，另一半则无所不包。

两个主要的十字街把罗马城区分成几个区，每个区各有行政官吏和守护神。各区交界处，重要者建有小教堂，次重者则竖有交叉处之神（Lares Compitales）的神像——这一风俗迄今还可以在意大利看到。大多数街道都是土路，有些则铺上取自河床的小圆石，和今天地中海的许多城市一样。约公元前174年，监察官开始将熔岩块铺上主要大道的路面。公元前312年，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建造了第一条水道，把活水引入城内。在此以前，城内完全依靠泉水、井水及台伯河的浑水为生。有了从储水池管导进来的水，贵族们开始每星期洗澡一次以上。击败汉尼拔之后不久，元老院便开办了第一个市营浴室。不知何时所建的那条大排水道，由罗马或埃特鲁斯坎工程师所建，其巨石筑成的大拱门，可容一辆满载干草的马车通行。此外，还加建了好些较小的排水沟，以排放罗马四周及侵入罗马城的潮水。城中的垃圾及雨水，从街边的渠沟流往下水道，最后流入台伯河——该河的污染，是罗马人的永恒问题。

此城的点缀，差不多只以寺院为限。房屋全依照前面说过的埃特鲁斯坎人的朴素式样，唯一例外就是外部用砖墙或泥灰墙，还有增进识字能力的标志，墙上常被涂鸦弄污，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都只是流浪人所作的诗或散文。寺庙都是用木材建筑的，加上赤褐土的覆盖和一些装饰物，全是仿照埃特鲁斯坎人的式样。奉祀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三神的一个神庙，是建在卡皮托利诺山上；狄安娜神寺则在阿文蒂诺山上；在公元前201年以前，除此二寺之外，还有朱诺、马尔斯、雅努斯、维纳斯、胜利、幸运与财富、希望等诸神之寺。公元前303年，画家法比乌斯在卡皮托利诺山上的健康神寺中，绘制了一些壁画，在他的氏族之上加上一个毕克托的姓。在罗马的希腊雕塑家们，为罗马诸神及英雄们制作了好些赤褐土像、大理石像及铜像。公元前293年，他们在朱庇特神殿上树立了一个巨大的朱庇特神铜像，远在20英里外的阿尔邦山上都能看见。约在公元前269年，营造司建了一个女狼铜像，稍后，又有些艺术家在其上面加了罗慕路斯、雷穆斯兄弟二人的像。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西塞罗描绘的群体，或是其中之一与现存的《首都之狼》（Wolf of the Capital ）为同一作品。但无论如何，这个铜像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最高级的杰作，毫无生机的金属使每一块肌肉和神经都活现了。

贵族们通过绘画与雕像庆祝胜利，并荣耀家世。一般地，人们则以音乐、跳舞、喜剧和运动比赛自娱。意大利各道路上及家中，都被独唱或合唱的歌声萦绕着；男人在酒会中歌唱，男孩与女孩们在宗教行列中唱赞美诗；新娘与新郎被赞美歌护送着；葬礼上也是歌声不绝。笛子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乐器，七弦琴也有很多爱好者，它变成了抒情的最好伴侣。当大假期（great holidays）到来的时候，罗马人群集于大竞技场或露天运动场上，在阳光之下活跃，而那些被雇的人、俘虏、罪人或奴隶，则在奔跑跳跃，或者最好的是相斗至死，以娱观众。有两个大大竞技场：一个叫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据说由第一个塔奎尼乌斯王所建；另一个叫弗拉米纽斯竞技场（Circus Flaminius），公元前221年所建。这两个竞技场是免费的，所有自由人，不分男女，只要能及时进去，找到座位就行。剧场的开支最初由国家负担，稍后则由营造司的官吏们自己掏腰包；到共和国后期，则常由执政官候选人出钱。由于费用不断增加，到了最后，事实上它已变成贫民求官的障碍了。

在罗马的壮观活动中，最上流的当是一位战胜将军的正式凯旋（triumph）。足以当此荣耀的将军，必须赢得杀敌5000以上的战役。运气不好的将军，所赢战役没有消灭那么多敌人时，则只能接受一次群众欢呼——没有公牛为其庆祝，只用一只羊代替。凯旋式的欢呼行列在城外编成，将军和他的军队到达这个群众行列前，必须放下武器，接着便通过一个凯旋拱门入城——这种凯旋拱门后来已成1000个纪念碑的式样了。凯旋行列的进行，以喇叭手领先；在其后面，是代表攻占城市的塔或游行车，以及表示胜利者功绩的种种图画；再往后是满载金银、艺术品及其他战利品的马车，隆隆地前行。在马赛勒斯的凯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所盗取的锡拉库萨雕像（公元前212年）。阿菲利加·西庇阿于公元前207年凯旋时，展示了1.4万磅银子；公元前202年第二次凯旋时，又展示了12.3万磅银子；前者得自西班牙，后者得自迦太基。继此之后，有70头白色公牛跟着，像哲学家那么悠然自得地走向死亡；其次是所俘敌人的头目们；再次是持棒清道的小吏们、竖琴乐队、奏笛队及持香的人群；其后是乘坐在一辆华丽战车上的将军本人，他身穿紫袍，头戴金冠，拿着一根象牙杖、一根作为胜利象征的桂树枝，佩戴一个霍韦神（朱庇特）的徽章。可能还有他的孩子们，与他同乘一辆战车。战车两旁骑马的是他的亲属们，后面则跟着他的随从人员。最后跟进的是士兵们，有些人携带着他们所得的奖品，每人都戴着帽子，有些人赞美其长官，有些人则嘲笑其长官。因为这是不可侵犯的一种传统，在这短短的仪式中，军中之言，百无禁忌，借以提醒胜利者勿为赞美所误，以致败亡。这位将军来到朱庇特神庙，进入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三神之庙，脚踏神像之足，献上牺牲的动物，通常还要下令杀死所俘的首领，作为特别感谢。这是特为鼓励军事野心及酬劳军事努力而巧妙设计的一项庆祝仪式，因为男人的虚荣只对饥饿与爱情让步。

身后事

战争在罗马人的生活中最富戏剧色彩，然而在罗马历史的篇幅中，战争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角色。更令我们注意的，或许还是以其家庭及家室为中心的“他”的存在。当他年老时，对于扰攘世界的每日新闻，已是无动于衷。在他余生中的大事，不再是政治或战争，他所关心的是儿孙的生育与结婚的酒会，所忧虑的则是死亡。

罗马的老年人，并没有各个时代中常使人生黑暗的被遗弃的孤寂。青年照顾老人的责任绝不成问题，老人至死为止，凡事皆由他首先考虑，并保有最后权利。在他死后，只要还有一个男性后裔存在，他的坟墓就一定有人祭拜。葬礼也像婚礼一样，是经过周详准备的。葬礼行列以雇用的一队哀泣的妇女领先，她们有组织地歇斯底里，曾被《十二铜表法》禁止，不许她们撕断自己的头发；接着是笛手队，其人数被类似希腊《梭伦法》（Solonic Law ）限定为十人；其次是舞蹈者，其中有一人扮演死者，跟在其后的是组成奇怪行列的演员们，他们佩戴着死者祖先的面具或蜡像，那祖先是做过官的；其次是死者的尸体，载在像凯旋车那么华丽的车上，穿着他平生最高官阶的华美礼服，舒适地躺在棺椁中，上覆紫色而绣金的床单，四周放着他所杀敌人的武器与披甲。棺车后面是死者的儿子，皆穿黑衣，戴面罩，女儿则不戴面罩；再后面是他的亲戚、族人、朋友、食客及自由人。葬礼行列在广场停下来，其一子或一个亲属宣读一篇颂词。即使仅仅为了那么一次葬礼，人生也不虚此行了。

在最初几百年中，罗马的死人是火葬的。这时，一般用埋葬，虽然仍有一些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宁愿火葬。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之下，其遗体或骨灰皆葬于一个坟墓中，那坟墓就变成了祭坛，其虔敬的子孙定期前往献花或一些食物。罗马也像希腊及远东一样，借着祖先的崇拜，相信其灵魂依然活着并监视着子孙，从而使道德和社会得到安定。在大希腊化的罗马神话中，如果死者是伟大善良的，那么他将前往伊利西亚之野（Eysian Fields）或福岛（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但是，几乎每个人死后都要降到地下，进入奥尔库斯（Orcus）与普鲁托的阴森冥国。普鲁托是罗马型的希腊冥界之王哈得斯，用木槌为武器把死者的灵魂打昏。奥尔库斯是一个妖怪，它把已被打昏的尸体吃掉。因为普鲁托是地下诸神中最受赞扬的一个，又因土地是财富的最后来源，且常靠其积聚粮食与货物而繁荣，所以他又被视为富人及财阀之神而受人崇拜。他的妻子珀尔塞福涅，是锡里斯迷失的女儿，也被奉为谷物发芽的女神。有时，罗马神话中的地狱，被想象为一个惩罚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皆被描写为人死后模糊影子的居所。那些影子受过奖惩之后，已经无法分辨彼此，平等地忍受着永恒黑暗及无名之苦。卢奇安说：“在彼处，人们终于找到民主。”

注释

[1] 此例举得不很恰当，因为后者是养子，故多加一个原来的本族名Aemilianus。此人的生父保卢斯是马其顿征服者，其全名是Lucius Aemilius Paulus；祖父即在坎尼战死的执政官保卢斯，全名是A.Aemilius Paulus。——译者注

[2] augure这个名词意为鸟传谕（aves-gero），而auspices意为鸟视察（avcs-spicio）。原始人可能已学会凭借鸟的飞行，来预测天气。

[3] 照拉丁文的字面解释，cum manu似可译为“连带交付”式婚姻，而sine manu则为“不交付”式婚姻。

第五章 希腊的衰亡
（公元前201—前146）

征服希腊

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汉尼拔结为同盟，以共同对付罗马。他当时希望所有希腊城邦会统一起来支持他，杀掉那个日益强大的西方年轻巨人。但是，希腊境内忽然散播起一种谣言，说他正在计划着：如果迦太基胜利，他就借着迦太基人的援助，征服整个希腊。结果，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希腊西部几个城邦的联合）签订了一项协约，愿意帮助罗马对抗菲利普，而聪明的罗马元老院，在尚未派遣西庇阿（大阿菲利加）远征非洲之前，就利用菲利普的沮丧，说服他接受单独的议和（公元前205年）。但是，元老院永不忘记这个屈辱，扎马的战争刚取得胜利，就开始计划对马其顿的复仇了。元老院认为，在一个狭小的海面上，有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在背后，罗马永远不能安全。当元老院提议战争时，公民大会加以拒绝。有一位保民官指责贵族们寻求战争，以转移对国内不幸的注意。元老院指责他们怕死，缺乏爱国心，反对战争的声浪很快就沉默了。公元前200年，弗拉米努斯（T.Quinctius Flamininus）率兵渡海，进攻马其顿。

弗拉米努斯是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当时西庇阿手下有一个大希腊化的集团，他就是这派内的一员。经过谨慎的兵力布局，他在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遇上菲利普，当即将其击溃（公元前197年）。接着，他使正在苦难中经受折磨的菲利普变成一个破产与衰弱的国王，并让全希腊自由。此举不但震骇了地中海所有国家，也震骇了罗马。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提出抗议，但在那短短几年内，元老院正由自由派支配。公元前196年，希腊人正在伊斯米亚（Isthmian）举行竞技大会，弗拉米努斯的传令官到会场宣布希腊完全自由，不受罗马约束，不受马其顿约束，不进贡，甚至不被驻军。群众欢声雷动，据普鲁塔克说，“欢声响彻云霄，竟使竞技场上的飞鸦被震骇得坠地而死”。为消除世界对于这位罗马将军的诚意的怀疑，他以撤兵回意大利作回应。这是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但是，一次战争常常又带来另一次战争。埃托利亚同盟因其附庸的希腊城邦皆被罗马解放而痛恨罗马，便请求叙利亚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再次解放这个已被解放的希腊。安条克也因在东方获得一些轻易的胜利而自大起来，正想将权力扩张至西亚全部地区。帕加马（Pergamum，今土耳其亚洲西部的马尼萨，Manisa）惧怕他，便向罗马求援。元老院派西庇阿和他的兄弟卢修斯（Lucius），带着罗马的第一支军队踏上了亚洲土地。公元前189年，他们与敌军在马格尼西亚（帕加马首都）相遇，罗马军获胜，也从此开始了对大希腊东方的征服。罗马军队继续北进，又将威胁到帕加马的高卢人逐回加拉太（Galatia），因此赢得所有伊奥尼亚希腊人的一致感激。

但是，欧洲的希腊人却没有那么愉快。罗马军队虽然不占领希腊土地，可是，他们现在却从东西两边包围了希腊。罗马已使希腊自由，然而却是有条件的，即战争及阶级战争皆应停止。对于希腊人的城邦国家而言，没有战争的自由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苦恼的生活。上流阶级的人渴望对其邻邦玩弄权术，穷人则抱怨罗马处处支持富人、压迫穷人。公元前171年，菲利普五世的儿子珀修斯嗣位为马其顿国王，就已安排与塞琉古四世及罗得斯岛结为同盟，号召希腊起来与他共同对抗罗马。三年后，在坎尼战死的执政官之子保卢斯在皮德纳（Pydna）击败珀修斯，摧毁了马其顿70座城市，并俘虏珀修斯，使罗马的大凯旋增光不少。罗马对罗得斯岛的惩罚，是把它的亚洲附庸城市解放，并在得洛斯岛建了一个竞争性的港口。有1000名希腊领袖，包括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内，被带回意大利做人质，那些人在那里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死了700人。

在其后十年中，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已经变为公开敌对了。希腊的各对立城邦、党派及阶级，纷纷向罗马元老院请求支持，并给予干涉的理由，于是希腊实际上已成为罗马的附属地，尽管名义上是自由的。在元老院中的西庇阿党，现在已被务实派压倒，后者认为，希腊境内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或秩序，除非将其完全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公元前146年，罗马分别在迦太基和西班牙作战，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各城邦突然宣布一次解放战争，这一运动被贫民领袖们控制着，使奴隶们恢复自由并加以武装，宣布所有债务延期偿付，承诺土地再分配，于是战争又加上了革命。当穆米乌斯（Mummius）带着罗马军队进入希腊时，发现希腊人民四分五裂，而毫无纪律的希腊军队则不堪一击。穆米乌斯焚毁了科林斯，屠杀了他们的男子，把女人与小孩卖充奴隶，并把所有能够搬运的财富与艺术品都带回罗马。希腊和马其顿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在罗马总督统治之下，只允许雅典和斯巴达享有其自己的法律管制。希腊从此在政治史上消失达2000年之久。

罗马的改变

罗马帝国一步一步地成长，然而清醒的计划者不多，而被环境和国境安全的日益降低所迫者很多。公元前200年在克雷莫纳、公元前193年在穆蒂纳，先后两次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再度征服了内高卢，把意大利国境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西班牙被从迦太基手中夺了过来，这次必须牢固控制，以免再被迦太基争取过去。此外，西班牙有丰富的铁、银和金子。元老院向其征收很重的年贡，取其金银块或金银硬币；而罗马派驻西班牙的总督们，也为其离家一年而随意取得补偿。因此，米努齐乌斯（Quintus Minucius）做过短短的一任西班牙总督之后，就带回罗马3.48万磅银块及3.5万第纳瑞斯。西班牙人被征兵至罗马军队服役，由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带领去攻打努曼第亚城（Numantia）的军队。公元前195年，各部落爆发广泛的叛乱，马卡斯·加图凭其非常正直的态度将其平定，他的正直使人回想起日渐式微的罗马种族昔年的光荣美德。公元前179年，格拉古以同情的态度调整统治策略，以适应当地人民的性格与文化，使那些酋长都变为他的朋友，又将土地分给贫民。但是，他的继任人之一卢西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于公元前151年违背他所订的条约，对那些臣服的部落无理地攻击，甚至不惜制造一个借口，而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或被屠杀，或被奴役。公元前150年，加尔巴（Galba）伪订条约，承诺分给当地人土地，诱致了7000名当地人到他营中。当他们到达时，加尔巴派兵把他们包围起来，或逼充奴隶，或加以屠杀。公元前154年，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今葡萄牙）各部落发起了反抗罗马的16年战争。他们中出了一个很能干的领袖维里亚图斯（Viriathus），他身材魁伟、坚忍、勇敢、高贵，生就一副英雄气概。在八年中，罗马前往讨伐的军队一一被他击败。最后，罗马收买刺客，把他暗杀了。在西班牙中部造反的塞尔蒂韦瑞亚人（Celtiberians，塞尔蒂韦瑞亚人与西班牙半岛土著的混血种）在努曼第亚城内，忍受十五个月的围城，甚至以死人为食，最后（公元前133年），西庇阿终于逼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一般说来，罗马共和国的西班牙政策是残酷和欺诈的，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史学家蒙森说：“以那么多背信、残酷和贪婪来从事的战争，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各行省掠夺回来的财富，徒增官吏的中饱私囊，终于引起革命，毁灭共和。迦太基、马其顿及叙利亚所支付的赔款，每一战场所俘的大量涌进罗马的奴隶，征服内高卢及西班牙时所夺得的贵重金属，取自安条克三世及珀修斯的四亿小银币（共6000万美元），屋尔索（Manlius Vulso）在亚洲各战役中取得的4503磅金子与22万磅银子——所有这些收获以及其他横财，顿使罗马的有产阶级在半世纪之内（公元前204—前146年）从小康之家一变而为富爵王侯。士兵大掠归来，满囊的金银币与战利品。意大利内部，通货倍增。首都罗马的不动产业主不出力，又不动脑筋，财富却增加了3倍。在商业繁荣中，工业却落后了。罗马并不需要自制货物，它拿举世的金钱，购买举世的货物。公共工程空前扩张，使那些依靠国家合约为生的“公用事业承包人”大增财富。任何一个罗马人，只要有一点钱，都买他们公司的股份。银行家获利而生意繁荣。他们吸收存款、支付利息，办理支票兑现，代顾客记账、放款及借款，自行投资或经管投资，靠那无情的高利贷自肥。正由于此，杀手（sector）与放款人（moneylender）变成了同一个词。罗马成为金融与政治中心，而不是工商业中心。

有了这么多财富，罗马贵族及上层的中等阶级，以飞快的速度，从斯多葛的简朴生活一跃而为恣意奢华。在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的一生中，他目睹这种改变直到完成。家庭越变越小，而房屋越变越大；家具与开销与日俱增；为购买巴比伦地毡、镶有象牙或金银的睡椅，以及在桌椅上、女人身上、马具上闪烁发光的宝石与贵重金属，所付的代价很大。随着体力消耗的减少与财富的增加，旧日的简单食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及各种调味品。在社交场合，舶来食品是绝不可少的；巨富们一席蚝肉，要花费1000个小银币；一桶进口鳀鱼，价值1600个小银币；一瓶鱼子酱要付1200个小银币。在奴隶拍卖台上，好厨子要出很高的价。饮酒之风大盛，要用大杯，最好是金杯。酒很少冲淡，有时全不掺水。元老院通过节约令，限制宴会及衣服的费用，但是元老院议员们自己都不理会这些条例，所以没有人肯遵行。加图伤心地说道：“市民们皆不听善良的忠告，因为肚子没有耳朵。”个人明知故犯地背叛国家，儿子背叛父亲，女人背叛男人。

女人的地位通常总是随着社会财富而提高的，因为当肚子吃饱之后，人们就忘了饥饿而开始追求爱情。娼妓繁荣起来了。同性恋因与希腊及亚洲的接触而受到鼓励。有许多富人，以1塔伦购买一个娈童。加图抱怨说，一个姣好的男孩，其代价高过一个农场。但是，女人并不逊于这些希腊和叙利亚入侵者。渴求美人者大有人在，妇女们已经垂手可取财富了。化妆品已成为必需物品，从高卢输入的肥皂，可使日渐灰白的头发染成赤褐色的鬈发。富人以昂贵的衣服首饰装饰其妻女为荣，使妻女成为他财富的宣告人。甚至在政府中，女性角色也有增加。老加图喊道：“所有别处的男人，皆统治女人，只有我们罗马人例外。罗马男人统治着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却又被我们的女人所统治。”公元前195年，罗马的自由女人公然走进广场，要求撤销公元前215年的《奥比安法》（Oppian Law ），此法禁止女人戴金饰和穿过度鲜艳的衣服，或乘坐兵车。加图预言，如果此法撤销，罗马就会毁灭。李维记下了加图的一篇演说，使每一代人都可以听到：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在自己家中，保持丈夫的利益与权威，今天就不会有女人的麻烦。现在一切事情是这样，我们的行动自由，在家中已被女性专制所毁，而在此会堂之内，现在也被粉碎及践踏了……请记住，关于女人的一切条例，是我们祖先定下来限制她们放肆，并使她们服从丈夫的。现在所有这些条例具在，你们还很难使她们听从。如果你们答应她们，除去这些禁令……并使她们与丈夫处于平等地位，你们想想看，你能受得了吗？从她们与你平等之日起，她们就将是你们的主人了。

妇女们把加图轰下了台，她们坚持立场，直至此法令被撤销。加图以监察官的身份图谋报复，对欧庇乌斯所禁的物品课以10倍的税。但是，潮水已经泛滥，他终于无法扭转。其他不利于妇女的法律，被撤销，或被修改，或者根本被置之不理。获胜的妇女，得以自由管理其嫁妆，得以与丈夫离婚，甚至发生了毒死丈夫的事，而且她们怀疑在这都市人口拥挤及帝国战争频繁的时代，女人生孩子不是明智之举。

到公元前160年，加图与波利比奥斯已记录下人口减少、国家已无法召集像对付汉尼拔时的大军的情况。新一代的罗马人，继承着世界主人的地位，却没有时间或根本不愿保卫国家。罗马地主阶层中的随时准备好从事战争的特性，现在已经消失。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几个家庭中，与乡间毫无关系的最下层阶级，充塞于罗马各贫民区中。男人只在被委托代理投票时很勇敢，在竞技场中看到流血比赛就会害怕，在酒会中他们雇用斗士替他们打架。刚完工的那些学校，向男女开放，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学习唱歌、弹七弦琴，举止优雅。上层阶级随着道德的松懈，态度变得更文雅了。下层阶级的态度仍旧粗鲁有劲，娱乐常常使用暴力，说话很随便甚至猥亵。我们于此嗅到了普劳图斯的韵文形式的粗豪气息，也就了解了为什么他们厌倦了泰伦斯。公元前167年，有一队笛手故意在一次凯旋式中开音乐会，观众强迫他们把表演改为拳赛。

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则毫无阻碍地受着重商主义的支配。他们的财富不再基于不动产，而基于商业投资或管理。旧道德和少数加图派无法防止这种新的流动资本体系成为罗马人生活的基石。每个人都渴望金钱，每个人都以金钱状况来判断别人或被别人判断。承包商的欺骗日甚，以致许多政府财产——例如马其顿的矿场——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承包商剥削工人，欺诈国家，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企业债务多于利润。至于特殊阶层（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史学家所记——但我们是不应相信的），他们过去认为荣誉高于生命，现在也采纳新道德，分享新财富；他们不再想到国家，念念不忘的只是阶级及个人的特权与额外津贴；他们接受礼物或慷慨的贿赂，而偏袒某人或某些国家，并觅取种种现成理由，对富有国家而不是对强大国家发起战争。贵族们在街头公开付钱给平民，要求他们投自己一票。官吏们盗用公款是常事，而他们被检举则很罕见。当国家的官吏有半数参与违背条约、劫掠同盟国及各行省时，还会有什么人能处罚盗用公款者？加图说：“偷窃民家者结果是锒铛入狱，偷窃社会者结果是穿紫袍戴金冠。”

然而，元老院的威望空前地增高了。它通过两次布匿战争、三次马其顿战争，使罗马成功。它曾向罗马的所有敌人挑战并一一加以击败，曾赢得埃及的屈从友好，曾夺得那么多的世界财富，以致在公元前146年，意大利免除了直接税。在战争与政策的多次危机中，它曾篡夺公民大会及官吏的许多权力，然而胜利批准了它的篡夺行为。公民大会这一机构，被帝国弄得可笑之至。元老院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圆滑的政治家与胜利的将军们。那些现已屈从元老院统治的骚乱的人们，本应该激烈地抗议：那些能够在罗马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就可以包办决定他们的事情。民主原则是自由，战争原则是纪律，二者互相排斥。战争要求高度的智慧与勇气，迅速决策，一致行动，即刻服从。战争频仍，民主的劫运便注定了。依照法律，只有百人大会才有宣战媾和之权，然而因为有指导外交关系的权力，元老院时常可使事情做到某一程度，使公民大会实际上毫无选择余地。元老院控制着国库及所有公款支出。又因法律规定，所有重要的审判案件，皆必须从元老院议员名单中选择审判官，元老院又控制着司法制度。法律的制定与解释，皆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

在这个贵族政治中，有一种支配寡头政治的家族存在。直至苏拉以前，罗马的历史都是一些家族的记录，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记录；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国家的高级官吏中，所出现的只是一代复一代的同一名字。自公元前233年至公元前133年的200位执政官中，有159人属于26个家族，100人属于10个家族。在这期间，最有权势的是科尼利家族（Cornelii，即西庇阿家族）。从公元前218年在特里比亚河（Trebia）战败的西庇阿开始，经过他的儿子即击败汉尼拔的大阿菲利加·西庇阿，到后者的养孙、公元前146年毁迦太基的小阿菲利加·西庇阿，罗马的政治史及战争史大部分都是这个家族的故事。而毁灭贵族政治的革命，也由西庇阿（大阿菲利加）的两个孙儿格拉古兄弟开始。扎马战役的胜利，使西庇阿声望很高，各阶级一致尊崇他。曾有一个时期，罗马准备无论他想做什么官皆予以批准。但是，公元前187年，当他偕同弟弟卢修斯自亚洲战场回来时，加图派要求卢修斯把安条克给他的赔款列出明细，这笔钱由卢修斯运回罗马。西庇阿拒绝让他的弟弟答复，并且在元老院之前，把原记录撕得粉碎。卢修斯在公民大会前接受审判，并被判定盗用公款罪，但因西庇阿的女婿格拉古使用保民官的否决权，而使卢修斯免于处罚。轮到传讯西庇阿受审时，他打断审判程序，带领大会人员前往朱庇特神庙，去庆祝扎马周年纪念。再度传讯时，他拒绝服从传讯，退居利勒努姆（Liternum）他的农庄中，一直住到死去，也没有人去打扰他。这种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的出现，与商业和道德方面个人主义的增长完全吻合。这个罗马共和政体，不久就被不受约束、有能力的伟人毁灭。

这种贵族政治与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他们唤起了对美的欣赏。与意大利、西西里及亚洲的希腊文化相接触，罗马人不仅熟悉了豪华的设备，也熟悉了古典艺术的最高作品。罗马征服者带回了世界著名的绘画与雕像，雕镂金属的杯子与镜子，以及昂贵的纱织品与家具。当马赛勒斯用盗回的锡拉库萨雕像装饰罗马广场时，老一代的人大为震骇。他们不是为窃取而抱怨，他们抱怨的是那些“懒惰”和“无益的谈话”，因为那些一向勤劳的市民现在居然放下工作，去“查看及批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福尔维乌斯（Fulvius）从安布拉西亚（Ambracia）的皮拉斯珍藏馆中拿走了1015个雕像。保卢斯从希腊取走艺术宝藏，作为他解放希腊的一部分报酬，传说他在罗马凯旋时，这些艺术品装满了50辆兵车。在200年间，还有苏拉、威勒斯（Verres）、尼禄及1000名其他罗马人，皆曾做过同样的事情。被剥光了的希腊人，为罗马人提供了精神的衣服。

被这些入侵的作品所压倒，意大利艺术放弃了其原有的品质与风格，除一个特例之外，完全向希腊艺术家、主题及形式投降。希腊的雕刻家、画家及建筑师们，循着这个最伟大的黄金路线，移居罗马，慢慢地就使他们征服者的首都大希腊化了。罗马的富人开始采用希腊方式，围绕着开阔庭院建筑大宅，用希腊的廊柱、雕刻、绘画及家具为装饰。寺庙改变得比较慢，以免得罪神祇。寺庙的建筑，仍受矮内院高围墙的托斯卡纳式的支配，然而因奥林匹亚诸神定居罗马渐多，它们的居所按照希腊的纤细方式设计。可是，罗马艺术虽得自希腊的提示，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则以不凡的方法与力量，来表达坚定的罗马精神。在凯旋门、装饰辉煌的纪念碑、长方形会堂（basilica）以及下水道的建筑方面，罗马建筑师们用拱门代替了楣梁。公元前184年，加图建造了石墙的波西亚会堂（Basilica Porcia）。五年后，保卢斯建造了第一座艾米利亚式样的会堂（Basilica Aemilia），这会堂历经许多代人，一定由其后裔重修及美化过。 [1] 典型的罗马会堂是为处理事务或法律而设计的，一个很长的长方形，内部两排廊柱将其分隔为本堂与通道，屋顶通常采用有天花板的桶状的拱圆形——发展自亚历山大城。由于本堂高于西边的通道，在每一个通道上方都有一个由石块交叉砌成的格子棚式的天窗，以吸纳新鲜空气。当然，这也是中世纪教堂的内部主要形式。有了这些大型建筑物，罗马就在建筑堂皇和坚固方面得享盛名，甚至在它不再为世界首都之后，仍是杰出的城市。

新神

在这随意改变的时代，旧神祇何以自处呢？显然，贵族以至大众的点滴怀疑，已汇集成为一条溪流了。这是难以理解的，一种仍信仰其古代众神的人民，如何能够接受那么喧哗热闹的喜剧——在那些喜剧中，普劳图斯不论其有何借口，总是仿效希腊的方式，他开玩笑地使朱庇特神为阿克梅娜（Alcmena，希腊女神）做工，又使墨丘利神变为小丑。甚至连非常渴望保存旧方式的老加图，也为两个占卜师的能力而惊叹，当此二人（指喜剧中扮占卜师的演员）相遇时，他终于忍不住笑了。这些占卜预兆的人为政治奸谋所贿赂，由来已久。奇异的事与征兆结合、图谋，以形成民意，人民的投票被借宗教之名的欺骗所取消，而宗教也已允许把剥削转变为神圣之事。那是一个不祥之兆，波利比奥斯在罗马最高阶层中生活了17年之后，约公元前150年所写下的，好像罗马的宗教只是政府的一个工具：

据我判断，罗马帝国最显著、最卓越的特性，是它宗教的本质。这件事，在其他国家中是被谴责的对象——那就是迷信——然而使罗马国家保持团结的也正是这个。这些事情披上华丽的王袍，贡献于公众及私人的生活中，达到那么高的程度，绝没有别的宗教能与其媲美……我相信，罗马政府是为了一般人民之故而采取这种做法的。倘若能由智人组成一个国家，此举也许并无必要；然而，由于群众都是多变的，充满着不想守法的念头、不合理的冲动及暴烈的愤怒，所以必须借着不可见的恐怖与宗教的壮观庆典来加以压制。

波利比奥斯也许能用近来的几桩事情，自我证明其说法的合理，那些事情所表现的趋势是：尽管有普劳图斯和希腊哲学，迷信仍然独霸。当坎尼惨败之后，罗马城似乎处于对汉尼拔毫无防御的状态，极易激动的人们陷于风声鹤唳中，叫道：“我们要祈求什么神来拯救罗马呢？”元老院为平息骚动，先用人作牺牲，接着又向希腊诸神祈祷，接着又用希腊人的宗教仪式向所有神祇祈祷，不分罗马神或希腊神。最后，元老院决定，如果政府不能阻止迷信，就应加以组织和管制。公元前205年，元老院宣称，《神巫之册》载有预言，如能将大神母——赛比利（Cybele）女神的一种形式——从皮希拉斯（Pessinus）接到罗马来，汉尼拔就会离开意大利。帕加马国王阿塔卢斯（Attalus）同意了，大神母化身的那块黑石就用船运到罗马的奥斯蒂亚港，到了那里，即由大阿菲利加·西庇阿率领一队品德高尚的夫人们前去迎接，举行了动人的仪式。载运此女神化身的船在台伯河的淤泥里搁浅，维斯塔修道院的修女克劳狄乌斯娅以其不可思议的贞女之力把它解开，溯河拽至罗马。于是，那些高贵的夫人们每人依次轮流抱石，以庄严的行列把它带到胜利之神寺内；大神母化身所过之处，虔诚的人民都在他们门口焚香膜拜。元老院此时才知道，这个新神必须有一些自阉的祭司服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祭司终于找到了，但是，不许其他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自那个时候起，每年4月的大神母节，罗马人皆举行庆祝，首先是一片悲哀，其后是一片欢笑。这个女神是植物之神，据传说，她的儿子阿提斯是秋季和春季的象征，不幸死了，进了地狱，然后又起死回生。

就在同一年（公元前205年），汉尼拔离开了意大利，元老院便自我赞美处理这次宗教危机的成功。但是，对马其顿的几次战争，打开了通往希腊及东方的大门；战争结束后，士兵带着东方的战利品、思想及神话归来，而希腊和亚洲的俘虏、奴隶、难民、商人、旅行家、运动员、艺术家、演员、音乐家、教师及演说家们，也随之如潮水般涌来；这些移民又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神。罗马的下层阶级很高兴地知道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知道了俄耳甫斯（音乐之神）与欧律狄刻，知道了能带来神的灵感与极度兴奋的一些神秘仪式，也知道加入神秘的组织，该组织能启示复活之神，并允许崇拜者永生。公元前186年，元老院很感苦恼，因为听说有不少人采用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崇拜仪式，他们举行夜间酒神会来庆祝，他们的秘密，已使谣言——所谓无节制的饮酒性交狂欢——变成了事实。李维说：“男人所做的荒唐事比女人多。”可能要把谣言变为历史，他又加上一句：“无论何人，凡不肯同流合污者……就成了被害人而牺牲了。”元老院制裁这种崇拜仪式，逮捕7000名信徒，有数百人被处死。在罗马对东方宗教的长期战争中，这是一次暂时的胜利。

哲学的到来

希腊人征服罗马的方式，是将宗教和喜剧给予罗马的平民，而将希腊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给予上层阶级。希腊人用这些礼物、财富合谋，腐蚀罗马人的信仰和性格，这是大希腊人对其征服者长期报复的一部分。希腊人的征服，在罗马人的哲学中到达了巅峰，其过程是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禁欲式享乐主义（Stoic Epicureanism），到塞涅卡（Seneca）的享乐式禁欲主义（Epicurean Stoicism）。在基督教神学中，希腊人的形而上学战胜了意大利诸神。君士坦丁堡开始兴起，初与罗马相匹敌，其后又成为罗马的继承者，这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希腊的文学、哲学及艺术又在文艺复兴期间，再度征服了意大利及欧洲。在欧洲文化史上，这是主流，所有其他文化皆是支流。西塞罗说：“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与学问的一条巨川。”从此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2]

希腊的文化入侵，在罗马各学校及演讲厅中，找到了战略进攻之所。罗马人常称希腊人为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可是，随着罗马军队自东方归来，这个小希腊人的水流高涨了。许多在罗马人家中做奴隶的小希腊人，变成了教师；有些文法家则在罗马创建了第二级教育（中等教育），开办学校，教授希腊文及文学；有些修辞学家或私人教授，或公开讲演，以教授雄辩之术、写作及哲学。罗马的演说家都以吕西阿斯、埃斯基涅斯及狄摩西尼的演说词作为自己演讲的范本——连反希腊主义者老加图也是如此。

这些希腊教师，少有宗教信仰，皈依宗教的则更少，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跟在伊壁鸠鲁之后，走在卢克莱修之前，把宗教描写为人类生活中的最大邪恶。贵族们看到暴风将起，努力加以阻止，公元前173年，元老院驱逐两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出境，公元前161年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留在罗马”。然而暴风并未停止。马拉斯的克雷迭斯（Crates）是帕加马王家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他在公元前159年出使罗马，因断了一条腿而留在那里；当他逐渐复原时，发表了几次演说，讲文学和哲学。公元前155年，雅典派遣三大哲学派的领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这三个人是卡尼阿德斯（Carneades），正统派或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托劳斯（Critolaus），逍遥学派或亚里士多德派；第欧根尼（Diogenes），有“塞琉西亚城的斯多葛”之称。他们的到来，给予罗马的刺激犹如1453年基利索洛拉斯（Chrysoloras）带给意大利的一样强烈。卡尼阿德斯讲雄辩术，口若悬河，青年们每天都前往听他演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神的存在，他辩称，好理由可为坏事辩护，也如其可为好事辩护一样——这是迟来的柏拉图向斯拉西麦卡斯（Thrasymachus）屈服。当老加图听到这件事后，他便在元老院提议遣返这些大使们回国。他们都被放逐了。然而，罗马新一代的人，已尝到了哲学的酒味；自此之后，罗马富家子弟都渴望前往雅典与罗得斯岛，以其旧的信仰交换新的怀疑。

希腊文化的真正征服者，还是在罗马赞助大希腊文化与哲学的那几个人。弗拉米努斯在进攻马其顿及解放希腊之前，就很喜欢希腊文学了。他在希腊看到其艺术和戏剧，感受很深。我们应相信罗马人所说，他们有一些将军，了解波里克里托斯与菲狄阿斯、斯科帕斯（Scopas）与普拉克西特列斯，他们因为很重视其作品，所以把它盗取回来。保卢斯战胜了马其顿国王珀修斯，得到很多战利品，而他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王的图书，那是留给其子孙做遗产的。他命令诸子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以及罗马人的下棋和战争艺术。他自己只要有时间，也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这些。

保卢斯在世时，他最年幼的儿子就被他的朋友收养了，这位朋友就是大阿菲利加·西庇阿之子——科尼利乌斯·西庇阿（P. Cornelius Scipio）。依照罗马的习惯，这孩子要用养父的名字，加上自己生父的族名；因此，他的全名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艾米里安（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我们此后也就把他叫作西庇阿（小阿菲利加）了。他长得英俊而健壮，生活俭朴，谈吐温和，重感情，慷慨大方；特别是非常诚实，尽管所有迦太基战利品皆经其手，当他死时，只留下33磅银子和2磅金子；他过的是士兵生活，不是富人生活。他在幼年时就遇到了希腊的流亡学者波利比奥斯，此人给了他许多嘉言劝告和有益书籍，也因此获得了他的感激和毕生友谊。这个孩子曾随其父在皮德纳（马其顿境内）作战，立下战功；在西班牙时，敌人曾向他挑战，要和他单挑，他接受了，也打赢了。

在私下，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常与一群醉心于希腊思想的罗马文人相处。其中最主要的是盖乌斯·利略（Gaius Laelius），他是一个善良的智者，友情坚定，判断公正，生活无瑕。其演说的流利口才与简洁的风格，仅次于艾米里安。一个世纪之后的西塞罗很喜欢他，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论友谊》散文集的书名，并且幻想着，但愿自己不生在这个扰攘的时代，而生于那些高尚的罗马知识青年圈子里。盖乌斯·利略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泰伦提乌斯的词句发展得那么文雅简洁，也有他一份功劳在内；而吕西阿斯出于社会目的作的讽刺作品，对他那个时代的罪恶与奢侈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从盖乌斯·利略那里学来的。

在这群知识青年中，其希腊良师就是波利比奥斯与帕纳迪乌斯（Panaetius）。波利比奥斯曾在西庇阿家中住过好几年，他是一个务实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人和国家很少幻想。帕纳迪乌斯来自罗得斯岛，也像波利比奥斯一样，属于希腊贵族阶级。他和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共处过很多年，感情很亲密，彼此互相影响。他鼓励西庇阿成为最高尚的斯多葛主义者。而劝导他修正其纯道德要求的极端哲学而成为可以实行的教条者，则可能是西庇阿。帕纳迪乌斯在其所著的《论责任》（On Duties ）一书中，写下了斯多葛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帕纳迪乌斯不像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要求完美无瑕的贞德，或完全不顾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受过其教育的罗马人，把握住这个哲学，将其作为一种庄严和漂亮的代替品，以代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且自其伦理中发现一种道德律，与其传统思想完全趣味相投。斯多葛主义变成了西庇阿的灵感、西塞罗的抱负、塞涅卡的高尚品质、图拉真的指导、奥勒留的慰藉及罗马的良心。

文学的复兴

西庇阿左右这群人的基本目标，是要鼓励文学和哲学，使拉丁语成为美好流利的文学媒介，用希腊诗歌的滋养泉水去吸引罗马文人，给读者提供好的诗及散文著作。公元前204年，大阿菲利加·西庇阿显示了他的性格，欢迎加图带来的一位诗人来到罗马。老加图是西庇阿的死对头，凡是代表西庇阿及其朋友的一切事情，无不反对。这位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年生于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附近，其父母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在塔兰托接受教育。当时在塔兰托舞台演出的希腊戏剧，使他热情奔放的精神深受感动。他当了兵，在撒丁作战，以勇敢获得加图的赏识，加图是萨尔迪纳的财务官。到了罗马，恩尼乌斯以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生，也向他的朋友们背诵自己的诗，不久就进入了西庇阿的圈子。

几乎没有一种诗的形式，恩尼乌斯没有试过。他写过几部喜剧，悲剧至少有20部。他很喜欢欧里庇得斯，此人也像他一样，轻浮而激进，惯以这样的伊壁鸠鲁式讽刺语，来挖苦虔信宗教者：“我向你承认有神，但是神并不关心人的作为，否则就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这是罕见的。”据西塞罗说，听众对他这几句话大为喝彩。恩尼乌斯曾翻译或意译犹希迈罗斯的《圣史》（Sacred History ）。此书辩称，诸神只是那些已死的英雄们被大众感情奉为神罢了。恩尼乌斯也不免有一种神学，因为他曾宣称，荷马的灵魂曾到过许多人身上，包括毕达哥拉斯及一个最骄傲的人在内，现在则在他恩尼乌斯的身上。他热情地写了一部《罗马编年史》，从埃涅阿斯写至皮拉斯。直至维吉尔以前，他的这部编年史始终是意大利的国家之诗。这部史诗还有少数部分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罗马的保守分子百诵不厌：

罗马凭借其古道德及伟人而立国。

这首诗是一种革命，它用势如潮涌而又伸缩自如的希腊六音步史诗（Greek epic poetry），来代替不严谨的纳维乌斯的《农神史诗》。恩尼乌斯改造拉丁文形式，赋予其力量。他的诗充满思想食粮，且在写法、语汇、主题、思想各方面，为卢克莱修、贺拉斯及维吉尔等做了准备。在他生涯的顶点，还写了一篇论文《论味觉的愉快》，接着他就死于痛风，享年70岁。临终时自己写了一篇骄傲的墓志铭：

不要为我流泪，也不必为我的去世而悲伤；

我永远活在人们的嘴唇上。

恩尼乌斯事事成功，只有喜剧失败了。或许是他太重视哲学之故，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忠告：“人必须哲学化，但不能太过。”人们喜欢笑话而不喜欢哲学，所以普劳图斯发财、恩尼乌斯贫穷并没有错。同样的理由，在罗马，人们也很少支持悲剧。帕库维乌斯（Pacuvius）和阿克齐乌斯（Accius）的悲剧，被贵族们喝彩，却被大众忽视，终于被时间遗忘了。

在罗马，也如在雅典一样，戏剧是由国家官员们主持公演，或作为某一宗教节目庆典之一，或作为某些文人的葬礼仪式之一。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的戏台是用木架支撑一个布置着装饰的背景。前面是一队圆形的管弦乐队或一个跳舞用的平台，在这圆形的后半部则为剧台。这种不坚牢的结构，每次节目过后就拆掉，像我们今天的检阅台一样。观众在露天处站立，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凳子上，或蹲在地上。直到公元前145年，罗马才建造了一座戏院，仍旧用木材架成，上无遮盖，但已仿效希腊的半圆式戏院，有了固定的座位。入场不收费；奴隶可随主人入场，但不许坐；女人则只许进入后面。在戏剧史上，这一时期的观众可能是最暴躁和愚蠢的——站着的一群人，你推我挤，人声嘈杂。说起来很可悲，报告节目的演员常常要请求观众肃静或改善态度，而粗鄙的笑话与陈腔滥调的思想，常因观众没有听懂而必须一再重演。有些报告节目的演员要求母亲们把孩子留在家中，或对喧哗的小孩们加以恐吓，或劝告妇女们不要交头接耳；甚至在戏剧的演出过程中，仍有这类情况出现。在有奖的拳赛或走绳表演中，无论愿不愿意，戏剧都要暂停，等待使人更兴奋的表演完毕，再行续演。在一出罗马喜剧结束时，又是一片嘈杂声，让人们都知道，戏已经演完，观众正在喝彩。

罗马舞台上最出色的是演技。主角通常由剧团经理人自己担任，他是一个自由人；而其他演员，大都是希腊奴隶。任何市民，做了演员之后，就丧失了他的公民权利——这种风俗一直保持到伏尔泰时为止。女性角色皆由男人扮演。由于观众很少，这一时代的演员并不戴面具，只要脸部化妆、戴假发就够了。约公元前100年，由于观众大增，为辨别剧中角色，面具便成为必要的东西。罗马人称面具为persona，显然是由埃特鲁斯坎人的面具phersu一词而来；剧中的角色则称为dramatis personae，意为“戏剧中的面具”。悲剧演员穿的是高鞋子或厚底靴（cothurnus），喜剧演员则穿平底鞋或软鞋（soccus）。演员唱歌时，由一支笛子伴奏；有时候，另由一些歌手代唱，演员只像演哑剧般表演动作。

普劳图斯的喜剧用粗鄙的和现成的抑扬诗句写成，其韵律及内容全都仿效希腊的模式。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拉丁喜剧，绝大多数直接取材于希腊戏剧，或把希腊的数剧合并为一，通常是选自菲利蒙、米南德或雅典新喜剧的其他从业人的作品。希腊原作者及原书名，一般皆在书名页上写明。希腊阿里斯托芬所编的及其他古代喜剧，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禁令：禁止采用，依此禁令，政治性的讽刺作品要处以死刑。剧作家大概就是因为害怕触犯这个处死的禁令，所以把希腊的舞台、剧中人、习惯、名字甚至硬币，皆保持着其原名原状；但对普劳图斯这个时代，罗马法律已禁止把罗马人的生活完全搬上舞台。罗马的警察监督的范围，也包含粗鄙和淫秽的表演在内，但管娱乐的官吏宁愿让观众愉悦，不肯提高戏剧的品质；而罗马政府也未因观众不顾此一禁令而感到不愉快。观众们宁愿看广泛的幽默，而不喜欢智慧的谐语；宁愿看粗俗下流的演出而不愿看巧妙的表演；宁愿看低级趣味的作品而不要诗；宁愿喜欢普劳图斯而不喜欢泰伦提乌斯。

普劳图斯的全名是Titus Maccius Plautus，直译是“平脚小丑提图斯”。他于公元前254年首先进入罗马东北的翁布里亚。到罗马后，他做舞台布景道具管理员。他辛勤积蓄，积极投资戏剧，可是完全亏光。他为吃饭而写剧本。有些略懂希腊戏剧的人，很喜欢他所改编的希腊剧本。他又因此赚了钱，并取得罗马市民的身份。他是世俗人中的一个，充溢着愉悦，身体很强壮，与每个人同乐，也取笑每个人，但人们都感觉到他是善意的。他创作或重编了130种剧本，其中有20本留传至今。《吹牛军人》（The Miles Gloriosus ）是一个对自大军人的诙谐生动的描写，他的仆人存心说谎骗他：

仆人：你看见昨天拦住我说话的女孩子了吗？

长官：她们说些什么？

仆人：啊，当你走过时，她们问我：

“什么？是伟大的阿喀琉斯在此吗？”

“不，是阿喀琉斯的兄弟。”我答道。接着另一位女孩子又问：

“托斯（Troth），他很漂亮！多么高尚的一个男人！多么美的头发！”……于是她们二人一致要求我，使你今天再到那里散步一次，那么一来，她们可以更清楚地看你一番。

长官：长得这么漂亮，真是讨厌死了！

《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 ）一剧是取笑霍韦神的，他假扮阿克梅娜的丈夫，要求自己目睹自己的宣誓，并向朱庇特献上虔敬的牺牲。这个女人在被奸污的第二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剧终，普劳图斯请神宽恕他，并将群众的喝彩尽量归于神。这个故事在普劳图斯时代的罗马、米南德时代的雅典、莫里哀时代的巴黎，都同样地为大众所爱好。《一罐金子》（The Aulularia ）一剧，描写一个守财奴的故事，比莫里哀的《悭吝人》（Avare ）一剧写得较为同情。这个守财奴把自己剪下来的指甲屑片收藏起来，并伤悼他所流的眼泪浪费了水。《孪生兄弟》（The Menaechrm ）一剧是双胞胎的老故事，其中的最高潮——是莎士比亚喜剧《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s ）的来源。莱辛认为，普劳图斯的《俘虏》（Captivi ）一剧，是所有上演戏剧中最好的；普劳图斯自己也很喜欢此剧，他在开场白中说：

这不是平凡的戏剧，与其他各剧不同；

这里没有别人不能引用的猥亵句子，

没有作伪证的鸨母，也没有邪恶的乡妇。

此话一点不假。但是，情节太过复杂，过于依靠不可能的偶发事件和启示，以至于对死去的历史的反感意识会被原谅。使这些喜剧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剧中的古代情节，而是因为剧中富有幽默的意外事情，富有像莎士比亚剧中那么坏的开玩笑的双关语、猥亵的吵闹，还有他们的妇女楼座，及他们偶发的感情。每一出戏剧演出，观众们皆相信必有一个爱情故事、一次勾引、一个漂亮和高尚的英雄及一个很聪明的奴隶，其他角色加起来都不及他的智慧。在戏剧方面，罗马文学一开始就接触了平民大众，它披上希腊的伪装，进入到日常生活的真实，这是拉丁诗做不到的。

可能就在普劳图斯死的那一年（公元前184年），泰伦提乌斯诞生了。他的全名是Publius Terentius Afer（泰伦斯），生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家中，可能也还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初期故事不详，只知道他出现于罗马，初为泰伦提乌斯·卢卡努斯（Terentius Lucanus，元老院议员）的奴隶。这位议员发现这个羞怯的孩子是个天才，就让他受教育，并解放了他的奴隶身份；这位青年感激之余，取了他的主人之名为自己的名字。当时支配罗马戏剧界的是史泰迪阿斯（Caecilius Statius）的喜剧，然而他的作品现已全失。当我们听到“这个一文不名的可怜孩子”泰伦提乌斯如何走进史泰迪阿斯家中，把自己的《安德里亚》（Andria ）剧本第一幕向他诵读时，我们不禁为罗马人的态度而欣慰。史泰迪阿斯听得津津有味，便邀请这位青年诗人共进晚餐，并以羡慕的心情听完其余各节。不久，泰伦提乌斯又引得艾米利阿努斯（Aemilianus）和盖乌斯·利略二人听他诵诗；他们二人心中最喜欢的是经过润色的拉丁文，便希望泰伦提乌斯以这种文字作为其风格。自此之后，就有闲言闲语，说盖乌斯·利略正为泰伦提乌斯写剧本——这位圆滑而谨慎的作家听到此说，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泰伦提乌斯或是受了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圈子内令人尊敬的大希腊主义的感动，诚心诚意地忠于希腊原剧，他的剧本都用希腊原题，并避免提到罗马人的生活，他自称只是一个译者——对于他的作品，这是相当谦虚的一种说法。

史泰迪阿斯所喜欢的泰伦提乌斯的第一个剧本，结果如何不详。泰伦提乌斯所写的第二个剧本《婆母》（Hecyra ）却失败了，因为观众们偷偷溜走，去看斗熊了。公元前162年，幸运之神向他微笑了，他在那一年演出了他最有名的戏剧《自寻烦恼的人》（Heauton Timoroumenos ）。此剧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儿子看中了一个女孩，他的父亲禁止他与那个女孩结婚，可是儿子还是结了婚。父亲不再承认儿子，并把他赶出家门。其后，父亲懊悔不已，便不肯再触及自己的财富，自做苦工而活，过着贫苦的日子。一个邻居自愿为他们父子做调停人，那个父亲问他为什么那么好，对别人的苦恼感兴趣，邻人答复他一个举世著名的句子，曾博得全体观众同声喝彩：

我是一个人，我认为凡是人，都不是外人。

翌年，他的另一部新剧《阉奴》（The Eunuch ）更受欢迎，一天之中演出两次（当时已属罕见的事），而自早晨到夜晚，他得了8000个小银币（等于1200美元）。几个月之后，又演出《佛尔密欧》（The Phormio ），以剧中的仆人之名作为剧名。这个仆人很机智，曾在其小主人的父亲盛怒之下，救了小主人的性命；博马舍（Beaumarchais，18世纪法国大喜剧家）笔下的那个精力旺盛的费加罗（Figaro，剧名《费加罗的婚姻》，为世界名剧），就是以这个仆人为蓝本的。公元前160年，泰伦提乌斯的最后一剧《兄弟们》（Adelphi ）在保卢斯葬礼比赛会中演出。此后不久，这位剧作家就渡海前往希腊。在归途中，他病死于阿卡迪亚（Arcadia），年仅25岁。

他后面的几部戏剧，相比没那么受欢迎，因为大希腊主义已使他赢得过于满盈的胜利了。他缺乏普劳图斯的活泼及幽默感，他从未想及罗马人的生活。在他的喜剧中，没有强悍的恶徒，没有任性的娼妓：所有剧中女性都被处理得很温柔，甚至连他笔下的娼妓也盘旋于贞德的边缘。有一些优美简洁的句子和值得记忆的片语，如hinc Mae lacrimae（“于是，他们流泪了”），fortes fortuna adiuvat（“幸运只赐于勇者”），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像男人那么多意见”），还有100多句。但要领悟这些句子，还得有哲学的智慧或文学的感受力，而这位非洲奴隶发现，这正是罗马平民阶级所缺乏的。对于他的喜剧中含有一半悲剧，他的结构很好而进行缓慢的情节，他对奇怪角色的精细研究，他静静的对话及过于整齐的风格，以及他所用近乎侮辱纯洁的语言等，观众并不关注。观众们好像只感觉到罗马人与文学之间已有一条裂痕，永远没法加以弥补。西塞罗因为太接近卡图卢斯而无法了解他，又因为过于谨慎而无法欣赏卢克莱修，所以他认为泰伦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代最好的诗人。恺撒评论得更公正，称赞泰伦提乌斯为“完美讲词的爱好者”，而惋惜其缺乏笑的功力，称他为“半个米南德”。但是有一件事，泰伦提乌斯做到了：这位闪米特的外国人，受了盖乌斯·利略及希腊人的启迪，终于把拉丁语改造成一种文学工具，才使下一世纪的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有出现的可能。

加图与保守派的反对

希腊人在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入，及罗马人本身在态度、道德与血统方面的革命，使保守的罗马人充满了憎恶和恐惧。在萨宾人的一个农家，有一个退休的元老院议员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鉴于罗马人性格的衰颓、政治的贪污及希腊思想取代了罗马人的旧有方式而感到焦躁不安。他太老了，以至于无法独自抵抗这股潮流。但是，在邻近的一个田庄中，就在里特（Reate）市郊，有一个平民阶级的青年农民，他表现了老罗马人的所有品格：热爱土地、工作勤劳、小心积蓄，过着保守的简朴生活，而其谈吐的才华又不亚于一个激进派人士。他取名 Marcus Porcius Cato（老加图），Porcius是因为他家世代养猪，Cato是因为他们都很精明。弗拉库斯鼓励他去学法律，加图学成之后，在地方法院为其邻人的许多案件辩护，并都获胜了。弗拉库斯劝他去罗马，加图到了那里，颇有成就，30岁时得到财务官职务（公元前204年）。他于公元前199年为营造司官吏，前198年为副执政，前195年为执政官，前191年为保民官，前184年为监察官。同时，他在军队服务了26年，既是一个无畏的士兵，又是一个能干而残酷无情的将军。他把纪律看作性格和自由之母；他最看不起这样的军人，“行军时手忙，打仗时脚忙，而又鼾声如雷”；他博得了战友的尊敬，因为他行军时不乘马，得到的战利品分给每人一磅银子，而他自己一无所取。

在和平时期，他指责修辞学家和修辞学，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演说家。罗马人听他演说，虽不愿意，但终为其倾倒，因为从未有人以那么坦诚和带刺的才智对他们演说过。他的口头鞭挞，可能会加诸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当他们看到自己旁边的人被骂时，却又觉得骂得痛快。加图不顾一切地与贪污战斗，几乎每日都制造出新的敌人。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满脸伤疤和凌乱的红头发使他们不安。他的大牙齿威胁着他们，他的禁欲主义使他们感到羞耻，他的勤奋使他们感到落后，他的一双绿眼睛随着他的讲话而看透他们的自私。他的贵族敌人要消灭他，曾44次对他提出公开控诉，而44次皆由农民投票救了他。那些农民也像他一样，痛恨虚荣与豪华生活。当那些人投票选举他为监察官时，整个罗马都发抖了。他实践了其竞选时所提出的威胁性的诺言，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浪费罪对一位议员处以罚金，元老院有6位议员被他发现有恶行记录而被开除。他驱逐马尼利乌斯（Manilius），因为他当众吻了加图太太。至于他自己，他说，他从未拥抱过自己的妻子，除非遇到打雷的时候——虽然在打雷时他颇感愉快。他完成了罗马城的下水道系统，切断了秘密接上公众导水管以盗水的所有水管；他强迫业主拆除侵占公共道路的所有违章建筑，压低国家付给公共工程的价格，又恐吓收税人员使其将税收的大部分汇进国库。经过五年英勇战斗之后，他从公职退休，成功地从事投资，用奴隶垦殖现在已经很大的农场，放高利贷，廉价购进奴隶，经过技术培训又以高价卖出。于是，他变得很富有，便从事著书——一个他曾经蔑视的职业。

加图是第一个拉丁散文的伟大作家，他从出版自己的演讲词开始，接着又发行了一本《雄辩术手册》。他要求以罗马人的粗犷风格来代替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修辞的流畅，并为演说家下了一个定义：“有说话技巧的一个好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并通过这个定义为昆提良定下一个主题（但是，演说家可曾有过这样难得的统一吗？）。他利用自己的农业经验，写了一本论文集《农书》（De agri cultura ）——这是加图保留至今的唯一作品，也是最古老的拉丁文著作。此书风格简单有力，写得扼要而紧凑；加图不浪费一个字，也罕有屈从于连接词的。他对下述诸问题一一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奴隶的买卖（年老的应在其还不至于亏本之前卖掉），租地给人耕种，葡萄的栽培法，内政的管理与实业，制造水泥与烹饪术，便秘与腹泻的治疗，以猪粪医治蛇咬以及对诸神奉上牺牲。被问到怎样才能最佳利用农田时，他答道，“饲养最赚钱的牲口”，其次是“饲养赚钱适度的牲口”，再次是“饲养不赚钱的牲口”，最后是“去耕犁土地”。这就是给予意大利大地主的理论。

他所著各书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今已遗失的《发源论》（Origines ）。在该书中，他大胆地讨论自开始到加图有生之日为止的意大利古代风俗、人种、制度及历史。我们对此书内容所知者只是，透过其被吹捧的祖先，以诬蔑贵族们。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位将军的名字，却为对抗皮拉斯一役中的一头善战之象命名，并加以称赞。加图拟将此书及他的有关演说、农业、卫生、军事学及法律等文章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以教育他的儿子。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借以排除各种希腊文课本。在他看来，那些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虽然他自己也研究希腊文，但他似乎很坚守他的信念，即希腊文学与哲学的教育必将迅速瓦解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使其失去精神生活的抵御，无法抵抗贪心、好斗及性的本能。加图认为那个多嘴的老接生婆被毒死是正确的，因为她损害了雅典的道德与法律。甚至希腊医生也让他很厌恶。他宁用家传的老药方，而不信任最方便的外科手术。他写给儿子的信上说：

希腊人是顽固而邪恶的人种，你记住我的话，这种人将其文学给予罗马，这将会毁灭一切……如果他们要派遣医生给我们，还是先行防备好。他们共谋杀害所有“野蛮人”……我不许你和他们的医生有任何接触。

因为这些思想，加图自然成为西庇阿圈子的敌对者。这个圈子的人认为，希腊文学在罗马的流行，是促进拉丁文字与罗马人精神蓬勃发展的一种必需酵母。加图如不对阿菲利加·西庇阿及其兄弟起诉，那么反贪污法就没有人重视了。对于外国（除一个特例外），加图主张的政策是公正与不干涉。他虽憎恶希腊人，但对希腊还是尊敬的。当元老院的帝国主义劫掠派正从事对罗得斯的战争时，他作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说，主张和解。那个唯一的例外，是举世皆知的迦太基。公元前175年，他以正式代表团一员的身份被派往这里，看到受汉尼拔战争影响的迦太基城恢复得如此迅速，使他大为震惊；但见果园与葡萄园果实累累，复活的商业使其财源广进，兵工厂内武器堆积如山。他回来时，手握着一束新鲜的无花果，出现于元老院前——那是三天前他在迦太基摘下的，作为迦太基繁荣及其接近罗马的一种恶兆。他断言，如果不对迦太基加以制裁，它不久就会十分富强，足可与罗马再争地中海霸权。从那一天起，他本着其顽固的性格，所有在元老院的演说，不论讲的什么题目，皆以顽强的信念作结：“还有，我想，迦太基必须被歼灭！”（Ceterum censeo delendam esse Carthaginem.）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同意他的观点，但贪图迦太基商业动机者不多，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看见水利办得那么好的北非田野，可作为他们金钱的新投资，即利用新奴隶耕种的新的大地主农庄。他们期待一个借口，以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的覆灭

发动战争的借口来自那个时代最特别的统治者。北非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活了90岁（公元前238—前148年），86岁时还生了一个儿子。他善于养生之道，差不多到死时身体还很健壮。他把他的游牧子民改组为一个定居的农村社会及一个有纪律的国家，统治了他们60年，以堂皇的大建筑装饰他的首都锡尔塔（Cirta），而且遗留下他的大金字塔墓，迄今仍矗立于突尼斯的君士坦丁附近。他已获得罗马的友谊，又知道迦太基的政治弱点，便一再侵袭并占据迦太基的领土，夺取大莱普提斯及其他城市，最后再次控制了迦太基首都的所有陆上通路。迦太基受条约束缚，除非罗马同意，否则不能进行战争，便派遣几个大使前往罗马，向元老院抗议马西尼萨侵占其土地。元老院提醒他们，所有在非洲的腓尼基人都是私商，没有受别国尊重的权力。迦太基每年须付给罗马200塔伦赔款，须付50年，当它最后付清时，便不再受扎马战后所订条约的约束。公元前151年，迦太基对努米底亚宣战，一年后，罗马也向迦太基宣战。

罗马的宣战，与罗马舰队已在北非登陆的消息同时到达迦太基。这个古城虽然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却完全没有进行一次大战的准备。它只有一支小小的陆军，海军则更弱，没有雇佣兵，没有同盟国。海上由罗马控制，因此，乌提卡宣布归降罗马，而马西尼萨又封锁了迦太基内陆的所有通路。迦太基急遣一个特使团前往罗马，授权他们答应一切要求。元老院答应，如果迦太基将其最高贵家庭的300名小孩交给驻在西西里的罗马执政官作为人质，且遵守执政官发布的任何命令，迦太基则可以保全其自由及领土完整。然而元老院又秘密嘱咐两位执政官，仍照他们收到的训令行事。迦太基人怀着不祥预感和哀悼心情交出他们的孩子；孩子的亲属们群集海岸，作绝望的送别；到最后一瞬间，母亲们拼命不让船只开行；还有一些人跳入水中，对他们的孩子作最后一瞥。两位执政官把人质送往罗马，自率陆军和舰队渡海至乌提卡，召唤迦太基的特使团到这里，要求迦太基把他们剩下的船只一齐交出，并交付大量的米粮，所有战争机械及武器也一齐交出。当这些条件一一履践之后，执政官又要求迦太基人退出城外10英里，而城市则要彻底焚毁。迦太基特使们辩称，毁灭一个不发一矢即已交出人质和武器的城市，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背信暴行。然而抗辩也是徒然，他们自请以自己的生命替代赎罪，当即俯卧地下，以头抢地。执政官们答复他们说，这些条件是罗马元老院所定，不能变更。

迦太基人听到这个最后的要求后，变得疯狂。那些交出孩子的父母，因悲伤过度而发狂，把劝告其交出孩子为人质的迦太基领袖们一个一个地砍断肢体；其他的人则把劝告他们交出武器者杀死；有些人把刚刚回来的几个特使拖着游街，用石头打他们；有些人还把城内所有能发现的意大利人一齐杀掉；有些人则站在空空如也的武器库前掉泪。迦太基元老院对罗马宣战，召集所有成年人——不分男女、不分自由人或奴隶——编成一支新军，并重新铸造防御武器。愤怒至极的情绪，使他们坚定起来了。他们拆毁公共建筑以获取金属和木材；珍爱的神像皆被熔化，用以铸剑；又把女人的头发剪下来做绳子。这个被围的城市，在两个月内制造了8000个防盾、1.8万把剑、3万支矛、6万张石弩，并在内港建立起一支舰队，有船120艘。

此城抵抗海陆围攻达三年之久。罗马执政官们一再率领罗马军攻城，皆被击退。罗马将领中，只有西庇阿·艾米里安（小阿菲利加）一人证明是有智有勇的，他是军事保民官之一。公元前147年末，罗马元老院及族派会议选举他为执政官及远征军司令，所有士兵也一致赞成。其后不久，盖乌斯·利略就用云梯成功登城了。迦太基人已因饥饿丧亡而衰弱，然而仍一街一巷地奋斗到底，经六天的屠杀而不乞饶。罗马军队为狙击兵所苦，西庇阿下令，所有已攻下的街巷一齐放火焚毁，夷为平地。藏匿的迦太基人数以百计，皆被大火烧死。最后，城中50万人口只剩下5.5万人，才向罗马军队投降。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请求保全性命，获得西庇阿允许；但是，他妻子斥责他胆小卑怯，自己带着几个儿子投身火中而死。残存的迦太基人被卖充奴隶，城市被罗马军团洗劫。西庇阿不愿夷平全城，派人回罗马请示，元老院答复说，不仅是迦太基，所有支持过其作战的迦太基附属城市皆要被完全毁灭。其土地应先犁翻，再于其上播撒盐，并举行正式祈祷，谁企图在这里重建城市，就请上帝降祸于他。迦太基被焚烧达17天之久。

这次战争并无和约，因为这个迦太基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乌提卡及其他曾经协助罗马的非洲城市皆获自由，成为罗马的保护国；其余的迦太基领土则成为罗马的阿菲利加（Africa）行省。罗马的资本家们来此瓜分土地，使这里成为大地主农场，罗马商人则继承了迦太基的商业。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罗马政治明显和自觉的动机了。叙拉古被并入西西里行省，南高卢被征服，作为完全压服西班牙所必需的陆上线路。对埃及与叙利亚的大希腊君主，则悄悄地加以引诱——例如以波皮里乌斯（Popilius）引诱安条克四世——使其屈从罗马的愿望。道德观点常常是国际政治的橱窗装饰品，另外从帝国观点看——以安全与财富而论——则同时为罗马的商业与海军奠下了两个基石。自那时起，地中海的政治史就以罗马为主流了。

在战争中，两个主要的煽动人都已带着完全的胜利而死去——加图死于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死于公元前148年。这位老监察官给罗马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许多个世纪之后，人们还要回顾他，视其为共和时代的典型罗马人；西塞罗在他的《论老年》（De Senectute ）一书中把他理想化，加图的玄孙又把他的哲学转世，只是没有他的幽默；奥勒留将以他为榜样而使自己定型；弗龙托（Fronto）将要求拉丁文学返回简单直接的风格。然而，加图的唯一成功，只是毁灭迦太基而已。他反对大希腊主义的战争完全失效。罗马文学、哲学、演讲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仪态及服装，每一部分全都受希腊的影响。他深恨希腊哲学，而他著名的后裔则置身其中。他已经失去的宗教信仰，继续衰微下去，尽管他曾努力使其复活。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与之进行艰苦斗争的政治贪污，变得更广更深了。因为随着帝国的扩张，官吏的贿金也随之增高。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使罗马更加富有，更加腐败，更加残忍。罗马赢得了每一次战争，只有阶级战争失败了；而迦太基的毁灭，是除去内部分裂与斗争的最后一个制衡。现在，经过100年艰苦的革命，罗马即将遭到统治世界之后的惩罚。

注释

[1] 罗马长方形会堂原是大希腊人用拱门所建的波斯王宫及埃及的多柱形大厅，在公元前3世纪，得洛斯和锡拉库萨皆曾有过这样的建筑。

[2] 贺拉斯在其题为《陈腔滥调》（“now–trite”）的诗中说：“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 em cepit.）

第一章至第五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813（？）　迦太基建立

558　迦太基征服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诸地

509　罗马共和国建立

508　与埃特鲁斯坎人之战；霍拉提乌斯

500　哈诺在非洲海岸的探险

494　平民第一次退出罗马；保民官

492　科里奥雷那·马尔西乌斯

485　塞浦路斯·卡修斯被处死

458，439　独裁者辛辛纳图斯

451　十大执政官

450　十二铜表法

449　平民第一次退出罗马

445　《卡努莱亚法》

443　审查制度

432　检举选举不端法律提出

396　罗马攻占维爱

390　高卢人劫掠罗马

367　《李锡尼法》

343—341　第一次与萨莫奈人之战

340—338　拉丁姆之战；拉丁姆联盟解体

339　《普伯里列埃法》（结束元老院投票权）

327—304　第二次与萨莫奈人之战

326　《博埃得里亚法》

321　罗马卡夫丁峡谷之败

312　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亚壁古道

300　《瓦勒留斯法案》；《奥古尼亚法》

298—290　第三次与萨莫奈人之战

287　平民最后退出罗马；《霍尔腾西亚法》

283　罗马攻占希腊城邦意大利大部

280—275　皮拉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280—279　皮拉斯在埃雷利和阿斯库路姆的胜利

272　罗马攻占塔兰托

264—241　第一次迦太基战争

248　哈米尔卡入侵西西里岛

241　迦太基舰队于埃加迪群岛战败；西西里岛成为罗马一省

241—236　雇佣兵与迦太基之战

240　李维乌斯第一部戏剧

239　迦太基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让于罗马

237　哈米卡尔在西班牙

235　奈维乌斯第一部戏剧

230　对伊利里亚海盗之战

222　罗马攻占山南高卢

221　汉尼拔在西班牙

219—201　第二次迦太基战争

218　汉尼拔穿过阿尔卑斯山，败罗马于提契诺、特雷比亚

217　汉尼拔败罗马于特拉西梅诺；独裁者马克西姆

216　汉尼拔在迦南的胜利

215　汉尼拔与菲利普五世之约

214　普劳图斯

214—205　第一次马其顿之战

212　罗马攻占锡拉库萨

210—209　老西庇阿西班牙

207　哈斯德鲁巴败于梅特鲁斯

203　汉尼拔返回非洲

202　西庇阿在扎马打败汉尼拔；昆图斯·皮克托第一部罗马史

201　西班牙成为罗马一省

200—197　第二次马其顿之战

199　埃尼乌斯

189　马格尼西亚之战

186　对酒神崇拜的禁止

184　审查官老加图

171—168　第三次马其顿之战

168　彼得纳之战

167　波利比奥斯在罗马

160　特伦斯《阿德尔菲》

155　卡尔奈德斯在罗马讲座

155—138　卢西塔尼亚人反抗罗马

150—146　第三次迦太基之战

147—140　维里亚图斯在西班牙打败罗马

146　小西庇阿掠夺迦太基；马缪斯洗劫科林斯；罗马疆域扩至北非和希腊

第六章 农民的反叛
（公元前145—前78）

革命的背景

革命的导因很多，革命的后果更是无穷尽。随着革命的危机而出现的人物，从格拉古兄弟到奥古斯都，在历史上都算得上是功名显赫、傲视群雄。这次革命战争所下的赌注真可谓空前绝后，世界局势也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革命的第一个原因是从西西里岛、萨尔迪纳、西班牙和非洲等地流入的大量奴隶生产的谷类增加，使国内谷类的价格一落千丈，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一般农民因而濒于破产。革命的第二个原因是涌进的大量奴隶，取代了乡间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第三个原因是广大农田的垦殖。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订定契约合同或进行商业投资。由于元老院议员们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战利品，得以购买广大的农耕地。征服得来的土地有时候分成不同的小块卖给殖民者；有一部分给资本家们，以偿还战争贷款；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元老院定立的原则之下，由元老院议员或商人购买或租赁。为了与这些大地主竞争，一般小民只好四处借贷。由于利息太高，他们不久便债台高筑，或沦为贫民，或举家破产。最后这些农民对单调的农活、工作和琐屑杂事，既感到不耐烦，也提不起兴趣。他们宁愿在喧嚷都市的下层社会里混日子，在大竞技场里免费看戏，接受政府配给的便宜谷类，一有选举，就把他们的一票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于是在这样贫困和杂乱的环境中，他们迷失了自己。

原来是自耕农制的罗马社会，现在渐渐地仰仗于外边的侵略掠夺和内部的奴隶制度。在都市，所有家庭琐事、手工艺，大部分的贸易、银行业，几乎所有工厂的劳工以及公共事务的劳工，都由奴隶担任。于是，自由劳工的薪金一落千丈，以至于一般劳工干活还不如呆坐！对大地主来说，他们也喜欢雇用奴隶，因为奴隶不必服兵役，而且奴隶的人数容易控制。至于奴隶的来源，有如下几个：（1）整个地中海地区；（2）每次战争所掳获的战俘；（3）海盗从亚洲沿岸捕捉的奴隶或自由劳工；（4）罗马政府官吏掌控的有组织的捕捉队四处捕捉地方当局不敢护卫的居民。奴隶贩子每星期从非洲、西班牙、法国、德国、多瑙河地带、俄国、亚洲和希腊带来大批的奴隶到地中海和黑海港口。单在得洛斯一地，一天里拍卖1万个奴隶并不算稀奇。公元前177年有4万萨尔迪纳人、公元前167年有15万伊庇鲁斯人被罗马军队捕获，全部沦为奴隶，以每人1美元的价格被拍卖一空。在都市里，奴隶的命运要好一点，因为他们跟主人时有来往，他们都怀着被解放的希望。但是在大的农场里，奴隶跟主人老死不相往来，在这里奴隶不再是主人家的一分子，如同希腊时代或早期罗马时代一样，他们一生难得见主人一面。监督者给他们的报酬，依榨取劳力的多寡而定。大地主家里的奴隶的薪水只够维持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的温饱而已。只要他们稍有怨言或出言不逊，他们工作时脚踝就被铁链锁着，晚间就在地牢里度过（几乎每个大地主领地里都有地牢）。

如果我们还记得一半以上的这些奴隶曾经是自由之身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些不幸沦为奴隶者的悲惨境遇，我们也一定会为他们绝少起来反抗而感到惊愕不已。公元前196年，埃特鲁里亚地区的乡间奴隶和自由劳工相继起义，很快被罗马军队镇压。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描述这次事件时说：“此次事件，许多人被杀戮或坐牢，有些则被鞭笞和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前185年，一个类似的起义发生在阿普里亚地区，有7000个奴隶遭逮捕后被拘禁在矿场当矿工。单单在新迦太基的一个矿场里就有4000个西班牙奴隶。公元前139年，西西里岛爆发第一次奴隶战争，有400个奴隶响应恩努斯（Eunus）的号召，他们屠杀恩纳（Enna）城的百姓。起义旋即风起云涌，从西西里的农场和私人地牢涌出了大批奴隶，使叛乱的人数增加到7万人之多。他们占领阿格里根特托城，打败罗马副执政的军队，盘踞全岛达八年之久。一直到公元前131年，罗马执政的军队才把他们节节逼退到恩纳城，断其粮源，迫其投降。首领恩努斯被押解到罗马，关在地下监牢直到被饿死。公元前133年，有好几次小规模的起义，结果有150个奴隶在罗马被处死，敏特纳（Minturnae）地区有450个奴隶被处死，西努埃萨（Sinuessa）地区被处死的有4000人之多。同年，格拉古通过土地法，这触发了罗马革命。

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

提比略·格拉古是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之子，老格拉古曾以宽大政策赢得了西班牙的衷心感激，因而两度任罗马执政，一度为罗马督察官，又因曾救了西庇阿（大阿菲利加）的弟弟而得以与其女儿科尔内利娅（Cornelia）结婚。科尔内利娅虽为他生了12个儿女，但9个都夭折了。在他死后，抚养两儿（格拉古兄弟）及一女（也叫科尔内利娅）的责任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其女后来又嫁给西庇阿（小阿菲利加）。科尔内利娅喜好文艺，设立了一个文艺沙龙。其作品文体之纯美、高雅，为一时之杰，至今犹被视为对拉丁文学的一大卓越贡献。普鲁塔克说，有一个埃及国王曾经在科尔内利娅守寡期间向她求婚，但是遭她拒绝。她坚决不改嫁，含辛茹苦，甘愿继续做西庇阿（大阿菲利加）的女儿和西庇阿（小阿菲利加）的岳母，以及格拉古兄弟的母亲。

由于提比略·格拉古和其弟盖乌斯·格拉古（Caius）早年都在政治与哲学气氛浓厚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深知罗马政府的难题所在及希腊思想的偏于沉思。他们兄弟均受惠于希腊大哲人布洛修斯（Blossius），是他激发了他们那低估罗马保守派力量的激情自由主义。这两位兄弟几乎同样自命非凡、雄心万丈、自尊自重，既能言善辩，又勇不可当。盖乌斯·格拉古在他哥哥提比略·格拉古如何记取上次因土地法而产生的悲剧时，这样描写道：“我哥哥看到了百姓的贫困，也发现了农民和牧羊者皆为外来的奴隶……”提比略·格拉古知道当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参军的资格，于是扪心自问：这样一来，如果本来由强壮农民组成的罗马军队完全由外来的契约履行人取代，那么罗马如何能维护其独立和领导地位？整个罗马充斥着受贫穷腐蚀的劳动阶级，以往拥有耕地的自耕农士兵如今安在？罗马的生活和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健全？……要解决乡间奴隶、都市拥挤与堕落和军队腐化三个问题，似乎要从把土地分配给贫民着手。

早在公元前133年，在提比略当选为保民官之时，他就宣布他有意向族派会议提出三个建议：（1）市民不得向政府购买或租赁333亩以上的土地（如果他有两个男孩，则不得超过667亩）；（2）以前出售或租赁出去的所有公家土地，政府照价给予少许津贴悉数收回；（3）收回的土地，划分成20亩为一份，分配给贫民。不过有一个条件：他们要答应不再出售分配的土地，而且每年要向国库按期缴税。这并非是做不到的“乌托邦”的想法，只是实行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法》的一个企图而已。有一次，提比略对平民作一次罗马历史上开纪元的演讲时说：

飞鸟走兽各得其所，然而为意大利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只有空气和日光陪伴着。我们的一些将领督促手下为他们祖先的坟墓和祠堂而战。这种思想极其无益，也荒谬至极。你们这些人（士兵）根本没有祖先祠堂。你们被驱往战场，流血捐躯，还不是为人作嫁衣？你们虽被称为“世界的主人”，实际上却无立锥之地。

元老院指斥他的建议，控诉他阴谋夺权，并力促另一保民官屋大维用否决权阻止其法案送到议会。提比略提议说，任何违反选民愿望的保民官都要立即革职。议会通过这个议案，屋大维便被迫解除保民官的职务。提比略原来的三项建议便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议会为提比略的安全起见，派人护送他回家。

提比略对保民官否决权的非法批驳，给了他的对手们挫败他的可乘之机。他们宣称提比略违反国家体制并对保民官施以压力，声言在他一年任期的结尾要弹劾他。为了未雨绸缪，他进一步违反国家体制——设法于公元前132年连任保民官。由于本来支持他的建议的小西庇阿和莱利乌斯（Laelius）及其他的元老院议员都不再支持他，提比略目前更要依赖公民的支持了。他向公民保证说，如果他获连任，他要缩短服役年限，废除元老院议员当陪审委员的专有权力，以及准许意大利各邦人民加入罗马公民籍等。此时，元老院拒绝拨基金给执行提比略法案的农业委员会。当帕加马的阿塔卢斯三世（Attalus III）于公元前133年把王国遗赠给罗马时，提比略即向议会建议说阿塔卢斯的个人财产和动产应该拍卖，所得之钱分配给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以充实他们的农场设备。他这个建议使元老院震怒，因为他们眼看元老院对各行省的大权就要落入议会之手，而议会的代表们大部分又出身卑贱。投票的那天，提比略身着丧服，与随从数人在城市广场出现。他身穿丧服是要向选民暗示，如果他落选，就只有死路一条，以此来博取选民同情。投票进行中，双方叫嚣不停，暴乱迭起。西庇阿一面高叫说提比略一心一意想做皇帝，一面带领身藏棍子的元老院议员们走进城市广场。提比略的支持者看到这些贵族的长袍便退避三舍。在混战中，提比略头部遭重击，不治身亡，他的几百个手下也跟他一起成仁。盖乌斯要求埋葬他哥哥的尸体被拒，最终其尸体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尸体都被抛入台伯河。科尔内利娅只有默默饮泣。

群众愤愤不平。为了抚慰他们，元老院只好答应如期实行《格拉古法》（Gracchan Laws ）。从公元前131年到公元前125年，新登记的市民有7.6万之多，这显示元老院照规定分配土地给贫民了。然而农业委员会的工作仍困难重重：很多农田早被私人从政府手中购买，因此这些土地所有人声称他们权利永固，没有理由被征收回去。很多人从政府手中买下便宜的土地，再以高价出售。定居于公地的意大利地主自感岌岌可危，纷纷请求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出面保护他们。借着西庇阿（小阿菲利加）的影响力，他们的地位才由危转安。然而舆论哗然，西庇阿（小阿菲利加）被指为提比略的叛徒。公元前129年的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死在床上，显然是被不知名的暴徒杀害了。

政治家盖乌斯·格拉古

谣言纷传科尔内利娅阴谋与其女儿——西庇阿（小阿菲利加）的残废而失宠的太太——杀害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处在这种四面楚歌、时时遭人疑忌的恶劣环境下，科尔内利娅忍气吞声，含辛茹苦，希望她的幼子——她的最后“宁馨儿”——长大成人。盖乌斯对其兄被暗算致死之事，并未存心报仇，他只是决心完成其兄未竟之志。盖乌斯曾在西庇阿（小阿菲利加）手下表现出精明、勇敢，同时也以其正直光明的行为赢得众人的赞赏。他热情的气质，使他成为西塞罗以前罗马最出色的演说家。只要有比赛口才的场合，必有他的身影。公元前124年的秋天，他终于被选为保民官。

盖乌斯比他哥哥更踏实，他深知任何改革欲求一劳永逸，一定要先求得国家经济或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于是他决心拉拢农民、士兵、劳工以及商人四个阶级，以巩固他的政治基础。首先他以革新他哥哥的土地法、扩展土地法于各行省的国有土地、恢复土地委员会以及亲自参加土地委员会的活动等行动赢得农民的普遍拥护。继而他在卡普亚、塔兰托、纳博（Narbo）、迦太基等处建立新殖民地来满足中产阶级的野心，并设法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商业中心。为了取悦士兵，他通过了由国家统一给军队配制衣服的法案。最后他又以《粮食法》（Lex Frumentaria ）使城市居民感激涕零。这个《粮食法》是政府以每莫迪乌（容量单位，等于0.96配克）6¹ /₃ 阿斯的麦（约合3毛9分钱每配克，比市价少一半）配给需要的市民。这个措施对一些惯于自恃的老罗马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喜，在罗马历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盖乌斯相信谷贩向市民索取两倍于成本的价钱，而他这个统一分配的措施绝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总而言之，新法律使罗马的自由贫民由贵族政治的支持者转变为格拉古兄弟的捍卫者了。

盖乌斯的第五个措施是结束贵族可在百人会议上优先投票的传统，用以巩固其党派的力量。从此以后，百人会议每有选举，都由抽签来决定投票顺序。为了安抚商界，盖乌斯给他们专权以担任处理各军政区渎职事件的陪审员。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法官大半由他们自己人担任。他又给他们权利以征收¹ /₁₀ 的所有小亚细亚的赋税，使这些商人乐不可支。他又以在意大利各地筑路的计划使工程承包商收入大增，同时也降低了失业率。大致说来，尽管这些法律中含有某些政治诡计的色彩，但还是不失为恺撒以前罗马最具有建设性的立法。

安抚事毕，支持者既众，盖乌斯自可放胆行事，于是他轻易地连任保民官。大概就在此时，他“笼络”元老院，再由议会从商界选出300席的席位。他还建议罗马自由市民有充分的选举权，其他意大利的自由市民有部分选举权。他这个迈向自由民主大道的大胆建议，算是他的第一个战略错误。因为投票人对他们投票的特权提不起兴趣，而且只有少数的人愿意参加在罗马举行的议会。元老院眼见盖乌斯以保民官之职张牙舞爪，任意分配国家财产和基金以求巩固自己的地位，早就企图除掉这个眼中钉。当盖乌斯到迦太基建立殖民地时，元老院趁机建议一个名叫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的保民官用如下方法从盖乌斯手中夺回民心：（1）由他向元老院建议取消《格拉古法》向农民所课土地税的法案；（2）立即建议在意大利新建12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派驻3000个罗马人，借以取悦劳动阶级。元老院马上通过这两个法案。当盖乌斯回罗马时，发现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他已不如德鲁苏斯那么深孚众望了。他企图力挽狂澜，竞选连任第三任保民官，但落选了。其实他应该当选的，可是反对他的人从中舞弊，他的总票数因而减少。于是盖乌斯的左右愤愤不平，企图诉诸武力。盖乌斯好言相劝，力求息事宁人，终至隐退官场。

翌年，元老院计划放弃迦太基殖民地。各方公开或私下都议论着这个计划是要废止《格拉古法》的有计划的第一个行动。盖乌斯的一些手下身怀利器参加会议。有一个保守派声言要对盖乌斯下手，却被盖乌斯的手下砍倒。第二天一早，所有元老院议员均由两个武装的奴隶随侍，布好战阵后即开始发动攻击。盖乌斯竭尽所能，试图平息暴乱，未果，旋即逃至台伯河。当他被敌军追赶上来时，命其仆人把他杀死，仆人照做，然后自杀。有一个人把盖乌斯的头砍下，带到元老院领奖。盖乌斯的支持者共有250人死于暴乱中，还有3000人以“元老院令”被处死。当盖乌斯和其手下的尸体被抛入河里时，曾经是盖乌斯忠实朋友的那些民众一声不响，不敢作任何抗议。盖乌斯家中财物均被搜刮一空。元老院还禁止科贝内利娅为其子佩戴志哀的丧徽。

马略

占了上风的贵族便阴谋打击盖乌斯立法中的积极成分，但是他们不敢把商界挤出陪审团，也不敢把契约者和收税官逐出他们在亚洲的地盘。这些贵族倒还保留食物赈济法，以防饥民暴动。由于新法律规定准许出售土地，不多时，成千上万的农民把田地都卖给了拥有奴隶的大地主。大地主领地于是又复苏了。公元前118年，土地委员会被废除，首都的民众也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深知吃公家发的食粮比在田里挥汗耕作舒服多了。为解决城市贫穷，贵族们曾试图把一些市民移居到迦太基，但是由于迷信（迦太基是被诅咒过的土地），加上怠惰，移民到迦太基之事至恺撒时代才开始实行。虽然人们财富增加，但贫富差距依旧悬殊。公元前104年，有一个民主派人士作了一次保守的统计，发现只有2000个罗马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个叫阿庇安（Appian）的民主派人士说：“贫穷的情况比以前更甚……市民一无所有……市民和士兵的数目渐渐减少。”罗马军团的士兵逐渐由从意大利征募的士兵充任。但是这些人毫无斗志，也缺少爱国心。于是逃兵之事迭起，军纪腐败，罗马共和国的防卫力也随之降至空前的衰弱。

几乎同时，罗马南北受敌人夹攻。公元前113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这两个日耳曼部落，似乎要让罗马尝尝其最后命运，浩浩荡荡地从日耳曼以排山倒海之势——30万大军——进攻而来。或许阿尔卑斯山北边的他们也风闻罗马人酷爱财富，厌恶战争吧！他们身材魁梧，勇猛善战，其发色金光闪闪，以致有些意大利人形容那些小孩的头发为“白发苍苍”。他们和罗马军在诺瑞亚（Noreia）首度交锋，罗马溃不成军。于是他们渡过莱茵河，再度击溃另一支罗马军队。旋即折向西边到达南高卢，又击败第三、第四和第五支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Arausio）地区，就有8万名罗马士兵和4万名军队眷属遗尸疆场！整个意大利拱手让给入侵者。罗马引发了自汉尼拔以来最大的一次恐怖事件。

几乎就在同时，努米底亚也发生战事。马西尼萨的孙子朱古达（Jugurtha）把其弟弟鞭打致死，并且试图剥夺其侄儿们的种种权益，于是罗马元老院在公元前111年向他宣战，目的是使努米底亚成为一个行省，并且将它开放给罗马商界。朱古达贿赂罗马贵族，以便使其在元老院替他辩护。当他被召唤到罗马时，他更大行其金钱攻势，最后终以身免，平安地回到其首府。

在这几次战役里，有一个军官脱颖而出。他叫马略，是一个劳工的儿子。他早年从军，曾在努米底亚战役中负伤。他娶恺撒的姑母为妻，尽管其身教不好，但还是当选过一次保民官。公元前108年秋天，他从非洲回来竞选执政。他声言如果能取代昆图斯·梅特卢斯（Quintus Metellus，马略曾是昆图斯·梅特卢斯的手下），就可结束朱古达战争。在当选之后，他统领军队，终于在公元前106年迫使朱古达投降。此时一般民众还不知道此役功劳最大的是一位叫苏拉（Lucius Sulla）的年轻贵族（不久他们终于知道了）。马略战绩辉煌，为议会所拥戴。于是他就担任好几年的执政（公元前104—前100年）。商界支持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胜利给他们开拓了市场，一方面更是只有他才有办法击退入侵的日耳曼民族。

入侵的辛布里人在阿劳西奥城大胜之后，暂时给罗马以喘息之机。他们随即横跨比利牛斯山，蹂躏西班牙。但公元前102年，他们又折回高卢，人数比以前更多。他们与条顿人协商，分两路同时夹攻意大利北部的大平原。为了应付这个危机，马略颁订了新的兵役法，使军队和国家彻底变革。他鼓励没有财产的壮丁和有财产的人一起从军，并向他们支付高酬，答应战事完毕便可解甲归田。于是现在组成军队的人都是一些劳动阶级，他们对共和国的贵族怀有敌视心理。他们不是为国家而战，而是为其将官和战利品而战。就这样（马略本人或许并不知道），马略奠定了恺撒革命的军事基石。他是军人，而非政治家，他没有时间权衡什么政治因果。他率领军队攀爬阿尔卑斯山，以锻炼士兵的体魄，又以攻击容易赢取目标的训练来壮大其部下的胆量。因为他深知军队不经过严格训练，就无法驰骋沙场。条顿军队从其营地呼啸而过，还讥讽地问罗马人要不要他们带信息给他们在罗马的太太。当这些敌军都通过时，马略一声令下，从后追击。在阿奎埃—塞克斯蒂亚（Aquae Sextiae）城的大交锋中，这支由马略率领的新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02年杀死、虏获了10万名敌军。普鲁塔克记载道：“据说，马赛地区的居民用骸骨堆砌篱笆，那个地方附近的土地，由于尸体腐烂，加上春雨的冲蚀，变成一块非常肥沃的田地，当地农民翌年因而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休息数月后，马略再度整军进入意大利，与辛布里人在维塞拉（Vercellae）地区相遇。双方会战的战场正是汉尼拔当年赢取对罗马第一仗的地方。这些入侵的野蛮人为了表现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脱光衣服在雪地行走，几经波折地爬到山巅后，以他们作战用的盾作雪橇，沿着陡峭山岭急剧滑下。此一战役，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马略战胜归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马略一时被誉为“卡米拉斯第二”（卡米拉斯曾逐退凯尔特人的入侵），也有人称其为罗慕路斯再世。马略所掳获战利品的一部分，因国家赐给他作私人财物，他一跃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其拥有地产之大可自成一个王国。公元前100年，他第六度当选为执政。他有一个叫卢西乌斯·萨图尼努斯（Lucius Saturninus）的朋友，是一个决心以法律或武力实现格拉古兄弟目标的激进分子。此时他请求马略赐殖民田地给参加最近战役的士兵，马略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他把配给谷类的价钱，从每包3角9分降到5分。元老院为了保持财政及国库的平衡，唆使一个保民官设法不使这个法案付诸投票，但卢西乌斯·萨图尼努斯还是有办法使其完成投票程序。于是双方大打出手。卢西乌斯·萨图尼努斯杀死盖乌斯·梅米乌斯（Caius Memmius，贵族中最受崇敬的人）后，元老院只好使出王牌，命马略为执政以平息暴乱。

马略此时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抉择。他这一生为罗马人民鞠躬尽瘁，很遗憾的是现在居然与他们的领导者及自己的同事旧友为敌。他最反对暴乱，认为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他领导军队，镇压暴乱分子，置卢西乌斯·萨图尼努斯于死地后，自己深居简出。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不为百姓理解，也为贵族们不齿。

意大利的反叛

至此，革命已演变成内战了。当元老院请求与罗马联盟的东方诸王派兵支援罗马抵抗辛布里人的入侵时，其中一位叫尼科梅德斯（Nicomedes）的国王回复说，为了满足罗马税吏的勒索敲诈，他的王国里的壮丁都被卖做奴隶了。由于急需一支军队，元老院只好下令，所有因没纳税而沦为奴隶的男人可获自由。听到这个命令后，成千上万在西西里岛的奴隶（其中很多是东方的希腊人），丢弃他们的主人，纷纷聚集在罗马副执政的宫殿门前，要求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由于奴隶的主人提出抗议，副执政只得暂缓执行这项命令。奴隶们便自己组织起来，由一个叫萨尔维乌斯（Salvius）的宗教骗子领导，开始攻打摩尔干提亚（Morgantia）城。此城的市民请求他们的奴隶组队击退入侵者，并答应叛乱平定后，奴隶即可获自由。于是奴隶们浴血奋战，终把入侵者逐退。可是这些市民食言，奴隶们在得知不能恢复自由之后，纷纷加入叛乱。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公元前103年），西西里岛西端有6000个奴隶，在曾受过教育且坚忍不拔的阿特尼翁（Athenion）领导之下，也起而抗暴。这支队伍屡次打败副执政派来的军队，于是他们开始东征，旋与萨尔维乌斯的造反队伍汇集。两军会合，战力非同小可，不久便打败从意大利派来的一支强大军队。就在庆祝胜利之际，萨尔维乌斯突然死去。罗马政府军在一个叫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ius）的执政的领导下，跨过海峡。阿特尼翁单独与他决斗，结果不敌被杀。这些失去指挥官的乌合之众，顿时不知所措。成千上万的奴隶因而陈尸疆场，数以万计的人被遣回他们的主人家，还有一些被运到罗马，在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庆祝胜利的游戏中，他们被迫跟野兽决斗，成为人们欢乐的牺牲品。奴隶们不甘受辱，纷纷自相残杀，以求解脱。

第二次奴隶战争发生后数年，整个意大利已经武装起来了。几乎两个世纪以来，罗马——这个介于亚平宁山脉和海洋之间的小国家——居然将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加以统治。甚至像台布尔和柏拉尼斯特等靠近罗马的城市，在罗马政府中也没有代表权。元老院、议会和执政对意大利社会阶层颁布法律、命令，与对其他征服领地的方式并无二致。“联盟”的人力和资源因为战争，已消耗殆尽。这些战争充其量只不过是富裕了罗马少数家庭而已。忠于罗马的小王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许多帮助罗马建国而有功的王国也遭挞伐，以致很多人被迫加入到奴隶的反叛行列。城里的少数富人获准成为罗马公民，“罗马”的招牌到处被用来支持富人、压抑穷人。公元前126年，议会禁止意大利城市的居民移居罗马。公元前95年，首都地区一概禁止非罗马市民居住。

为了改变这种情形，有一个贵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一个曾与提比略·格拉古敌对过的保民官之子。他于公元前11年当选为保民官后，即提出三个建议：第一，多拨一些国有土地给穷人；第二，恢复元老院独有的审判权利，同时另加300个商人名额到元老院中；第三，凡是意大利的自由市民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议会欣然通过第一个法案，但第二个法案议会表示冷漠。元老院则断然反对前两个法案，并宣布其无效。至于第三个法案，根本无疾而终，因为德鲁苏斯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杀死在家中。

由于德鲁苏斯法案带来了希望，更由于这个法案的恐怖结局，意大利诸王国深深意识到不论元老院也好，议会也好，都不会轻易地移尊俯就，于是意大利诸王国便准备反叛了。联邦共和国随即成立，科菲尼乌姆城成为临时国都。除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两部落拒绝加入外，各部落总共选派500名代表组成元老院。罗马立即对意大利宣战。罗马各党派像是为防卫联邦似的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每一个罗马人都知道如果叛党赢取这场“阋墙之争”的话，他们将遭到何等残酷的报复。马略从隐居生活中出来，再度执干戈以卫社稷，他屡战屡胜。其他罗马将领除苏拉外，则节节败退。3年战争下来，有30万士兵战死疆场，意大利中部满目疮痍，断垣残壁。在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两部落将要加入反叛之际，罗马以将赐罗马公民权给他们来抚慰他们。公元前90年，罗马宣布只要意大利各邦的自由市民宣誓效忠罗马，就可以获得选举权。这些迟来的让步措施使联盟的斗志削弱不少，各城市纷纷解除武装。这场血淋淋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89年结束了。战争结束后，罗马不履行诺言，随即把新公民编成10个新部族，这10个新部族投票时只能在现有的35个部族之后，所以其投票权形同虚设。此外，只有少数的新公民才有权参加在罗马举行的会议。这些新公民在被骗、绝望之余，只好等待另一个时机的来临。40年后，他们敞开大门，让一个准许他们拥有公民权的恺撒来统治他们。

快乐将军苏拉

才平静了几年，意大利又起内讧，不过这次是由“社会战争”而变为“内战”，范围也由市镇移到罗马。苏拉被选为执政，统领军队，正准备攻打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有一个叫苏尔皮西乌斯（Sulpicius Rufus）的保民官，不愿意把这么强大的一支军队交给苏拉这种保守者率领，他规劝议会把统率权移交给马略。马略虽身材肥胖，又年届高龄（69岁），但还具有军事野心。苏拉拒绝放弃这个他期待已久的领导机会，于是他逃到诺拉，得到军队的支持后随即整军向罗马进攻。

苏拉的出身、品格和命运皆与众不同。他出身虽贫贱，但如同格拉古兄弟、德鲁西（Drusi）与恺撒等贵族成为穷人的领袖一样，他一直是贵族政治的护卫者。由于深恶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矢志成为贵族与豪富。一旦富有，他即放肆地以金钱来满足自己的胃口。他貌不惊人——一张白皙的脸孔上红斑点点，“就像桑葚撒在面粉上一样”。他的长相很难使人相信他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精通希腊文和罗马文学，对收集艺术品也不外行（通常是靠军事手段取得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从雅典搬到罗马，作为他最贵重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在战争和革命期间，他还忙里偷闲地写他的回忆录。他慷慨好客，酷嗜杯中物、美色、战争以及歌唱。罗马历史学家萨路斯提乌斯这么记载：“他生活奢侈，然而他把享乐和工作分得很清楚。”他飞黄腾达得很快，尤其在军中几年使他无往而不利。他待兵如兄弟般的友善，与他们共患难，同甘苦。萨路斯提乌斯说：“他的唯一疑惧是他的智慧和勇气被别人超过。”他虽不相信有神祇的存在，却很迷信。除此之外，他是罗马有史以来最讲实际和最残忍的人。他的想象和感情通常都在理智控制下，少有冲动之时。据说，他一半像狮子，一半像狐狸，狐狸性格的他比其狮子性格的他更危险。虽然他半生戎马，在内战中度过晚年，犹不失其幽默本性。他以警句格言来掩饰其残暴性格，使罗马洋溢着他的笑声，与成千上万人树敌，终究达到其预期目的，而得以宁静地寿终正寝。

要镇服国内革命、绥靖国外蛮横的米特拉达梯人，似乎只有像这种美德和恶癖兼于一身的人才有办法。他训练有素的3.5万名士兵易如反掌地把马略在罗马临时组成的军团打败。眼见大势已去，马略潜逃至非洲。保民官苏尔皮西乌斯被其仆人出卖遇害。于是苏拉把苏尔皮西乌斯的头颅挂在前几天他本人还在滔滔不绝发言的讲坛上。忠于他的奴隶得获自由，背叛者一律处死。他一方面让其手下控制城市广场；一方面颁令说除非经元老院同意，从今以后，所有措施不得呈给议会。至于投票的顺序，要按照《服役宪法》（Servian Constitution ）规定，上流社会有优先投票权。他自封为地方长官，并于公元前87年准许屋大维和科尼利乌斯·辛纳（Cornelius Cinna）当选为执政。安抚事毕，他即开始向米特拉达梯大举进攻。

就在他刚要离开意大利出征时，平民与贵族之争又死灰复燃。支持屋大维的保守派与支持辛纳的激进分子在城市广场打起来了。在一天之中，就死了1万人。结果屋大维得胜，辛纳逃到邻城重整旗鼓。隐藏了一个冬天的马略潜回意大利，声称要解放奴隶使其自由，带领着6000名士兵与罗马的屋大维对阵。结果马略大胜，屠杀数千人，还把一些元老院议员的头颅挂在讲台上作为装饰品。他们又把一些贵族的头砍下在街上游行示众。屋大维坐在护民官的椅子上，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屠杀持续了5天5夜，暴乱余波则延续了一年之久。革命法庭传审许多贵族，如果贵族反抗马略的话，就判其有罪并没收其财产。马略一点头就可把任何人处死，而且通常都是就地行刑。苏拉的朋友无一幸免，他的财产也被搜刮一空。马略解除了苏拉的统率权，宣布他是人民公敌；并且尸体不准收埋，都被遗弃在街道上，任飞禽走兽吞噬。被解放的奴隶到处抢夺、奸淫，四处杀人，直到辛纳带兵把这4000名奴隶团团围住，一一处死后，才算了结此事。

公元前86年，辛纳二度被选为执政，马略则第七次当选为执政。刚上任的头一个月，马略即去世，享年71岁。继位的人叫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他继位后即通过一个法案，取消75％的债务，然后率领着1.2万大军东征去解除苏拉统帅的职位。辛纳在罗马独享不分割的权力，把共和国改成独裁政体，任命主要官职，并使自己被选为连任四年的执政。

当弗拉库斯离开意大利东征之际，苏拉正围攻与米特拉达梯一同反叛的雅典。由于得不到元老院发给的军饷，他只好以抢夺奥林匹亚、德尔菲、埃皮达鲁斯等地的祠堂和珠宝来维持军队的生存。公元前86年3月，他的部队攻破雅典城墙，全军涌入，大肆报复、屠杀、抢夺。普鲁塔克记载说：“死伤难以计数……鲜血流出街道，流到遥远的郊外道路上。”最后，苏拉下令停止屠杀，还“慷慨”地说他要原谅那些幸免者。之后，他重整部队继续北征，在凯罗尼亚（Chaeronea）和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两地击溃了一支大军，追击其残余部队，越过赫里斯庞特（Hellespont）海峡进入亚洲，又准备迎战蓬蒂克（Pontic）国王的主力军。此时弗拉库斯也到达亚洲，再令苏拉放弃其统率权。苏拉说服弗拉库斯让他完成征讨战役，因而弗拉库斯即被其副官菲姆布里亚（Fimbria）杀害。菲姆布里亚随即自称为罗马各军统帅，向北进军攻打苏拉。面临这种局势，苏拉只好暂时与米特拉达梯言归于好，和约中规定米特拉达梯把80艘长船献给罗马，赔偿2000塔伦后就可收复其失去的土地。绥靖事毕，苏拉立即南下与菲姆布里亚相遇于吕底亚。菲姆布里亚的军队向苏拉投降，菲姆布里亚自杀身亡。此时苏拉已是东希腊的总统帅，于是他向伊奥尼亚的反叛诸城强索2万塔伦作为军事赔偿金。得手后他率军驶抵希腊，经帕特雷（Patrae）到达布伦迪西姆港。辛纳试图实行截杀计划，未果，反被其部下杀死。

于是苏拉满载而归：总共有1.5万磅金子和11.5万磅银子。此外，现金和艺术品他宣布归为己有。此时在罗马得势的民主派领袖们，仍然指责苏拉为人民公敌，并诉称苏拉与米特拉达梯订立的和约是罗马的国耻。苏拉缓慢地带着4万大军进入罗马城。很多贵族走出城门加入其队伍行列。贵族中有名叫庞培（Cnaeus Pompey）的，率领着从其父亲的食客和随从中招募而来的军团，加入苏拉行列。马略之子率领一支军队，冲出城门，旋即被苏拉击溃。兵败后他逃到柏拉尼斯特（Praeneste），吩咐副执政把还留在首都的主要贵族通通处死。这位副执政召集元老院议员假装开会，很多显要的元老院议员就在座位上被杀死。然后民主派军队撤出罗马，苏拉及其部下轻而易举地就进城了。此时，意大利中部的萨莫奈人10万军队欲报仇，从南部来攻，旋即加入民主派的残余部队。苏拉出城迎战，在科林门（Colline Gate）两军相遇，苏拉的5万军队在这场极为悲壮的战役中获胜。此役中虏获8000名敌军，苏拉下令格杀勿论，理由是俘虏会带来麻烦。虏获的将军，其头被砍下后挂在柏拉尼斯特城的墙壁上，以吓阻城里被围的最后一支敌军。不久柏拉尼斯特城陷，年轻的马略举刀自尽。他的头颅砍下后被钉在城市广场的讲台上——这种行为已成不成文规定了。

现在苏拉该没有任何困难地劝诱元老院选他做独裁者了。他立即宣布一个判刑公告，宣布将处死40个元老院议员和2600个商人。为了悬赏捉拿这些死刑犯，他鼓励人民活捉或击毙一个死刑犯可获1.2万个银币（7200美元）。城市广场的讲台上挂满了被砍下来的头颅，不时还有新判刑名单的公告。从罗马到邻近行省，充满着屠杀、放逐和没收等恐怖气氛。在这一连串的恐怖残杀中，有4700名贵族被杀死，普鲁塔克描述说：“男人在与他们的太太拥抱的当儿被刺死，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遭杀身之祸。”甚至有很多走中立路线或保守派的人也被判刑、放逐或残杀。据说苏拉杀他们是为了掠夺他们的金钱，以维持军队的生活和供他作乐挥霍。没收得来的财产便卖给标价最高的人或者苏拉的心腹。

苏拉借着独裁者的权威颁布了一连串的诏书——通常称为《柯奈利安法》（Cornelian Laws ）。借着它，苏拉希望建立一个永固的贵族政体。为了填补死去的公民，他赐公民权给很多西班牙人、凯尔特人以及一些以前的奴隶。他通过添加他信赖的人到议会中，以减少议会对他的威胁。他再次颁令说，行政措施除非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不得呈给议会。为了使穷苦的意大利人不再涌向罗马，他停止分配谷类给贫民。同时，为了缓和城市的人口压力，他分配土地给12万名老部下。为了防止执政的连任，他三令五申说执政任期满后，要等十年才可竞选连任。他又以限制保民官的否决权以及做过保民官的人不得再任高职等措施来减低保民官的威望。苏拉不准商界有加入陪审团的特权，把高等法院陪审团的这种特权只给予元老院。以前是实行承包收租税的，现在改由直接向国库缴税。苏拉知道法庭的重要，便增加法庭的数目，以求尽速审判。他还小心翼翼地载明各法庭的功能和行事范围。在格拉古兄弟革命以前元老院所享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特权，现在都可继续享有，因为苏拉知道只有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才能有效地统治一个帝国。为了补充元老院的名额，他允许族派议会增加300个名额到元老院中。苏拉又以解散军团和命令意大利不准有军队存在，来显示他全面革新的信心。这样独裁了两年后，他辞去一切职务，重新建立执政政府，并于公元前80年隐居退休。

现在他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几乎把可能暗杀他的人都了结了。他把他的卫队解散，在城市广场出入没有丝毫顾虑。如果有人询问自己的官方活动，苏拉会毫不犹疑地告诉他。苏拉的晚年是在库迈的别墅度过的。由于厌倦战争、权势和荣耀，现在环绕在周围的尽是些歌手、舞蹈家以及一些名伶。同时他还抽空写回忆、纪事录，打猎、垂钓，之后就是大吃大喝。大家都管他叫快乐将军苏拉，因为他战无不胜，享尽人生乐趣，拥有过任何权力，生时无惧，死后无憾。他结婚5次，离弃4个太太，取而代之的是数不尽的情妇。58岁时，他的结肠溃疡。普鲁塔克记载说：“腐烂的肌肉竟长出虱子来。雇来了好多人夜以继日地想驱逐这些虱子，但是由于病情加重，虱子越来越多，不仅其衣服、洗澡水、脸盆，甚至连吃的食物都沾染了虱子。”于是他退休还不到一年（公元前78年）就因肠出血而与世长辞了。对自己的墓志铭，他并没“遗漏”。他口授说：

我乃快乐的苏拉！我的生活历程，曾经超过了我的朋友和我的仇雠！前者我尝报之以善，后者我则待之以恶。

第七章 寡头政治的反动
（公元前77—前60）

政府

苏拉的“慷慨”行为使他这一生中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他斩草却没有除根——让其敌手的儿子和外甥逃之夭夭。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恺撒，在苏拉大举屠杀异己的那几年，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虽然死刑犯的名单上写着他的名字，但是经不起其朋友的一再请求，苏拉终于饶他一命。当时苏拉赞叹地说：“这个小伙子抵得过好几个马略。”苏拉竟不幸言中了。第二次是他退休太早。要是他的耐心和眼光及得上他的残酷和勇气的话，他或许能挽救罗马半个世纪的混乱局面，从而早在公元前80年就给罗马带来和平、安乐和繁荣了。他只看重复古，其实他更该创新。

就在他死后十年，他一手经营的罗马帝国已混乱不堪了。贵族们在胜利的余韵中显得懒散颓废，大家不问政事，尽情追求财富，尽情享受人生。贵族与平民之争有增无减，而且正酝酿着另一次暴乱。贵族们把其高贵身份视为当然，他们认为一个好政府必定要把政府中的高位高职留给祖宗做过大官的人来承继。如果你的祖宗未曾任官，而你想竞选官职的话，准被讥为“新人”或“暴富”，马略和西塞罗就属于这一类人。一般平民则主张“能者有其位，才者得其所”，议会享其特权，解甲战士和贫民拥有私有田地。贵族与平民都不相信什么民主，他们宁愿独裁。双方肆无忌惮地强行胁迫，或贪污贿赂。原来用于社会福利的社团机构，现在则演变成为买卖选票的图利市场。买选票的行业演进到需要有专才方能“胜任”的地步：有顾问专司买票事宜，有中间人专管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西塞罗描述说：“候选人手拿着钱袋，不停地周旋于投票者之间。”庞培以邀请部族首领到其花园赠予金钱的方法，使他一个叫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的平平庸庸的朋友当选为执政。由于候选人需要大笔竞选经费，致使利息提高到月利八分之多。

已被元老院收买了的法院，与选举竞相贪污受贿。誓言已失去效用，假誓与贿赂一样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有一个叫马库斯·梅萨拉（Marcus Messala）的人竞选执政，用钱买选票而被起诉。法庭宣告其无罪，尽管他的朋友都认为他确实有罪。西塞罗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法庭审判腐败到这种地步，以后除了杀人之外，没有人会被判罪的。”其实他应该说：“除了杀人之外，只要有钱就不会被判罪。”因为有一个律师说：“要是缺乏钱和一个好律师，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都会被判罪。”有一个叫昆图斯·卡利丢斯（Quintus Calidus）的副执政被元老院的陪审团定罪，他就暗自盘算说：“这回他们的‘索价’不会少于30万塞斯特斯的。”

在法院的护翼之下，元老院的地方长官（Senatorial proconsuls）、税吏、债主以及商业机构代理人等，大肆勒索意大利之外的领地。实际上，虽有几个正直、有魄力的总督，但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他们的任期通常只有一年，没有薪水。在这一年中，他们得存钱还债，想法再买个官做。元老院是他们贪污的唯一克星，但是他们知道元老院不致干涉得太过分，因为元老院的议员几乎都与他们“同道”。当恺撒于公元前61年到西班牙任地方长官时，他举债约合750万美元之巨，翌年他回来时，把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西塞罗自认为是一个诚实到家的人，在西里西亚任总督的一年中他仅仅收获了11万美元，因此不时为自己的“清廉”称道不已。

征服意大利之外领地的将军们是第一个获利的。在东方诸战役后，卢卡卢斯（Lucullus）马上成为暴发户。庞培在同一地区的战役中带给国库约合1120万美元，自己则留着约合2100万美元营私。恺撒在高卢之役后，搜刮了亿万之数。除了将军搜取民脂民膏外，税吏则向人民索取他们缴给罗马政府的两倍租税。如果行省或城市无法向人民索取应缴的税金，罗马财政当局或政客会以高利贷借钱给他们。收取利息时，如果需要的话，就由罗马军队以包围、征服和掠夺等手段进行。元老院禁止其成员参与贷款之事，但是贵族中的庞培、圣者如布鲁图（Brutus）等则游走于法律边缘，经由中介把钱借给他人。亚洲的领地有好几年因贷款而付的利息比他们缴给税吏与国库的要多出两倍。为了应付苏拉在公元前84年的勒索，小亚细亚的几个城市贷款的利息，比本金高出六倍之多！为了还债，它们只好把公共建筑和雕像变卖。父母们把孩子卖做奴隶，因为拖欠债务的人随时有遭拷打的危险。这样一再搜刮后，如果还剩有财富的话，由意大利、叙利亚和希腊来的企业家和元老院签订合同，共同“开发”行省的矿物、木材和其他资源。于是贸易交往开始，有人买卖奴隶，有人买卖货物，有人则买卖田地，于是建立了比意大利更大的大地主领地。西塞罗于公元前69年略为夸张地描述说：“所有高卢人做的买卖都有罗马人参与其中。高卢人手中的零头，甚至每一便士都曾经过罗马人的手。”

这个政府是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势，也是最腐败的政府。

百万富翁

商界还算安于元老院的统治，因为对于开发诸行省，他们比那些贵族更具热心。这两个上流阶层的携手合作，在西塞罗年轻时就已经开始。他们同意联合和共同征服。商人和其野心勃勃的代理人聚集在罗马的街道，拥入行省市场和首府。银行家在其行省的分行发行兑换的许可证，随时都可以借钱给需要的人。由于元老院不参与贷款之事，商人和财政机构借着借钱给平民之便，对平民颇有影响力。

克拉苏（Crassus）、阿提库斯（Atticus）和卢卡卢斯三人分别是罗马三方面财富的典型：贪婪、投机和奢侈。克拉苏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演说家、执政和督察官，曾经是苏拉的助手，有一回兵败拒绝投降而自杀身亡。苏拉有感其德，让其儿子以低价买得死刑犯的充公财产。克拉苏早年研读过文学和哲学，还曾认真研习过法律，但是现在金钱的诱惑力使他着迷。他组织了一个消防队，这在罗马还是新玩意儿。消防队被雇去灭火，或者房子失火，他即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房子，然后才开始扑火。就这样，克拉苏获得成千所住宅，然后再以高价出租。他买下国有矿产后不久，苏拉即宣布矿产民营化。于是他的财产由原来的700万塞斯特斯增加到1亿7000万塞斯特斯（相当于2550万美元），这个数目几乎等于国库一年的总税收。克拉苏认为一个人除非他有办法招募、装备以及保有一支军队，否则不能算为富有。他的失败命运就因为这个偏差的思想而造成。成为罗马最有钱的人后，他依旧不满足。他渴望公共职位，渴望自己有一个行省，渴望在亚洲征伐战役中任统帅。于是他谦恭地在街上为自己拉选票，记住无数市民的姓名，布衣粗食，以博取选民同情，同时他还以无息贷款巴结有势力的政客。他现在变成大好人一个，和蔼可亲，慷慨解囊。对两个党派，他则施以不同手腕，使之皆大欢喜。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实现他的美梦：公元前70年当选为执政，15年后二度当选。他做过叙利亚总督，帮助罗马组建军队攻打帕提亚（Parthia，即安息）王国。在卡雷（Carrhae，即哈兰）战役中，他战败，旋被俘，于公元前53年惨遭杀害。他的头颅被砍下来，敌人把熔化的金倒在他的嘴里。

阿提库斯虽然出身骑士之家，但比克拉苏更像贵族，也更像百万富翁。他有迈耶·安斯切尔（Meyer Anschel）的诚实、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Medici）的学识，理财方面有伏尔泰的狡猾。我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声是他在雅典做学生的时候，苏拉听到他念希腊和拉丁诗时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大为敬佩。这位满面杀气的统帅想带他到罗马作为伙伴，结果被阿提库斯拒绝。阿提库斯是个学者、历史学家，曾写过《世界历史大纲》，其一生大都在雅典哲学圈子里面度过，由于博学多才和博爱慈善而闻名遐迩。他的父亲和叔父留给他一笔相当于96万美元的财产，于是他把钱投资在伊庇鲁斯的大牧场，在罗马买下屋子后出租，训练公开表演的格斗者和秘书以供出租及出版书籍等。好机会到来时，他就放高利贷营利，但对雅典人和其朋友，他不收利息。西塞罗、霍滕西乌斯（Hortensius）和加图等人把他们的储蓄都交托给他，他们一致对他的正直、谨慎表示尊敬。西塞罗听从他的忠告，不仅去购买房产，也选买雕像来装饰房屋和书房。阿提库斯请客少有排场，对自己的生活则讲求享受，是个地道的美食主义者。但是他那亲切和蔼的个性与其有教养的谈吐，使他在罗马的住宅成为显要政客“促膝谈心”的场所。他对各党派都有所捐助、贡献，所以在每次的判刑公告中，他都能逃过浩劫。77岁时，他患了重病，他明知痊愈无望，便绝食而死。

卢卡卢斯是高尚的贵族，曾于公元前74年率军援助苏拉讨伐米特拉达梯。八年来，他以勇气和纯熟的技术来率领他的军队。当他的战役几近成功时，厌倦了的士兵起而反叛，他只得率领一支小部队从亚美尼亚（Armenia）撤退到伊奥尼亚，历经千山万水。由于政治阴谋，他被解除统帅的职位。回罗马后，他靠着世袭财产和一些战利品度过其平静恬淡的晚年。他在宾西亚（Pincian）山坡上建造了一个拥有宽敞大厅、走廊、图书馆和花园设备的宫殿，他在图斯库隆的房地产绵亘几里之远。他以1000万塞斯特斯（150万美元）买了一栋别墅，又把尼西达（Nisida）的整个岛屿变成避暑胜地。他拥有各色各样的花园，以其园艺革新闻名遐迩。举例说，樱桃树就是由他从本都（Pontus）介绍到意大利来的，再从意大利移植到北欧及美洲。他的晚餐之丰盛当时无人能出其右。西塞罗有一次想看看卢卡卢斯单独用餐时吃些什么东西，于是他请求卢卡卢斯邀他和一些朋友吃晚餐，但叫他不要告诉仆人说晚餐将有客人共餐。卢卡卢斯同意了，但要求允许他告诉其手下说今晚他要在“阿波罗室”用餐。晚饭时候，当西塞罗和其余客人驾临时，他们看到菜桌上摆着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原来卢卡卢斯在其宫殿中有好几个餐厅，每个餐厅各有其特色。“阿波罗室”为宴席准备的菜品价值20万塞斯特斯之巨。然而实际上，卢卡卢斯并不是一个饕餮者，他的住宅简直就是精选艺术品的陈列馆，他的图书室则是学者专家和好友的阅读胜地，而他本人更精于古典文学和哲学。他对庞培的急功近利的性格嗤之以鼻。对他来说，一次出征已够受，多了就是虚荣、空幻。

他这种奢侈的榜样马上在罗马富有家庭中播下种子。不久，贵族和巨富竞相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腐败的行省里正酝酿着革命，而百姓则饿死在贫民窟里。元老院议员躺在床上睡懒觉，很少有人愿去开会。他们的孩子打扮得像娼妓一样，在路上忸怩作态。这些公子哥儿穿着绉边的袍子和妇人的便鞋，身上珠光宝气，香气扑鼻，大家竞相效法希腊的所谓“两性公平”。元老院的房子总值在1000万塞斯特斯以上。克劳狄乌斯是平民的领袖，他建造一座价值1480万塞斯特斯的豪宅。西塞罗和霍滕西乌斯两位律师不按照《新西安法》（Cincian Law ）规定，滥收诉讼费，还在宫廷中争辩长短。霍滕西乌斯家的花园所搜集的植物标本为全意大利之冠。稍为讲求虚饰的人家在巴亚（Baiae）或其附近都有一栋别墅，贵族们就喜欢在此地沐浴作乐，欣赏那不勒斯海湾胜景。罗马市郊，别墅林立。富人拥有好几处不同的别墅，以适应季节变化。大量金钱被用来室内装饰、做家具或银盘。西塞罗以50万塞斯特斯买了一张柑树桌子。有人还出价百万塞斯特斯购买一张柏树做的桌子。甚至连信奉禁欲主义的加图，据说也花了80万塞斯特斯从巴比伦买了几块餐布。

一些有专长的奴隶就在这些豪宅里做贵族的侍者、邮差、音乐家、秘书、哲学家、医生、厨师、仆人等。对于罗马上流社会的人士来说，现在吃是最重要的了。公元前63年，一个祭师宴客，单是正菜之前所上的开胃食品就有贻贝、脊椎、芦笋鸫、肥鸡、牡蛎、海荨麻、鹿肋骨、紫贝和鸣禽等。正菜则有牝猪乳房、雄猪头、鱼、鸭、小凫、野兔、鸡、点心和甜食等。这些山珍海味都由帝国各地或从国外进口而来。孔雀来自萨摩斯岛，松鸡来自弗里吉亚（Phrygia），鹤来自伊奥尼亚，鲔鱼来自卡尔西顿（Chalcedon），牡蛎来自塔兰托，鲟鱼来自罗得斯岛。意大利本地出产的食物被认为粗俗难咽，只有平民才会吃本地食物。有一个叫伊索普斯（Aesopus）的演员有一次请客，单单鸣禽就被吃掉了合5000美元。尽管节约条例一直在斥责盛餐的不是，但没有人理会。西塞罗试着遵奉条例规定的菜单，却害得他拉了10天肚子！

有些富人开始建造剧院。公元前58年，艾米利乌斯·斯考鲁斯（Aemilius Scaurus）建造了一座戏院，里面有8000个座位，360根柱子，3000座雕像，有一个三层的舞台和三列柱廊，一列木柱廊，一列大理石柱廊，一列玻璃柱廊。由于他过于苛刻地压榨奴隶的劳力，终于引起不满，奴隶造反，把才完成的戏院烧毁，使他白白损失1亿塞斯特斯。公元前55年，庞培筹钱准备建造罗马的第一座石制戏院，里面有1.75万个座位；一个宽大的回廊公园，以供观众幕间休息时散步之用。公元前53年，曾在恺撒手下任指挥官的斯克里博尼乌斯·库里奥（Scribonius Curio）建了两座木制戏院。这个建筑非常特别，是由两个背靠背的半圆形组成的。早晨两个舞台公演戏剧，然后当观众还留在他们的座位上时，这两座可旋转的建筑物开始作180度的旋转，于是便合成了一个大竞技场，两个合起来的舞台就可作为格斗用的比武场。这种表演耗资巨大，也很频繁，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在恺撒主持的一次格斗中，有1万人参加。比赛完毕后，有许多人被杀死。在格斗场苏拉用了100对狮子，恺撒用了400对，庞培则用了600对！格斗场里，兽与人斗，人与人斗，观众则在看台上等着看死亡的“奇观”。

新时代的妇女

政治腐败导致私人的暴富，暴富又是道德沦丧和婚姻制度破产的导火线。妓女制度逐渐猖獗，容纳妓女的妓院和酒店因此变得热闹异常，有些政客就靠妓院老板替他们拉票。男女私通已不算稀奇，除非含有政治色彩。几乎每一个富有的妇女都离过一次婚。但这并不是妇女的错误，都是由于上流社会把婚姻隶属于金钱和政治所造成的。娶妻结婚都是为了某种利益关系或者看上庞大的妆奁。苏拉和庞培两人都结过五次婚。为了要攀点亲，苏拉诱劝庞培抛弃其第一任太太，而跟苏拉的继女艾米利娅（Aemilia）结婚，而艾米利娅当时已经结婚怀孕了。因经不起父亲的胁迫，她勉强答应，但是嫁给庞培不久就因难产死去。后来恺撒把女儿朱利娅嫁给庞培，作为他们三头政治联盟的保证。加图悻悻地说：“罗马帝国已经成为婚姻的经销处了。”这种结合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只要利害关系一终止，做丈夫的就另外寻觅一个太太，以作为将来更高职位或更多财富的踏脚石。他不必提出离婚的理由，他只要写封信告诉他太太说“你现在自由了”便可以了。有些男人则终身不娶，他们看不惯新时代妇女的奢侈和“先进”思想。也有很多男人与他们的姘妇或奴隶即合即离。公元前131年，都察官梅特卢斯·马凯多尼库斯（Mettellus Macedonicus）呼吁男人结婚生子是对国家尽责，尽管太太会带来不少麻烦，但是，独身的人以及婚后无子的人的数目反而更多。养孩子已变成一种“奢侈品”，现在只有穷人才“养得起”。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责备妇女忽视婚姻誓言而追求政治联姻所没有的“罗曼蒂克”气氛和爱情？当然，在富有的妇人当中也不乏贞节烈女。但是新自由制度把旧有的伦理传统破坏殆尽。当时的罗马妇女几乎与男人一样毫无拘束，自由洒脱。她们穿着从中国进口的透明绸衣，香水和珠宝则是从亚洲洗劫而来。婚姻已失去意义，妇女也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随时都做好离婚的准备。渐渐地，有一部分妇女在文化上寻求表现：她们学希腊文、学哲学、写诗、演讲、演戏、唱歌、跳舞和举办沙龙等。有些妇女甚至做生意、行医或当律师。

昆图斯·梅特卢斯的太太克洛狄娅（Clodia）就是当时最出色的妇女之一。她热衷于妇女权力的伸张。她结婚以后还单独和其男性朋友交往，在街上遇到熟人就大方地打招呼，有时甚至还亲吻他们。（照理一个淑女应该低头，坐在马车里也应俯身。）当她丈夫外出时，她就邀请许多男友到家里吃饭。西塞罗（尽管不值得信任）的书里还记载着她的男友、通奸、淫事，她的歌声、晚餐和狂欢的宴饮。她的确很聪明，做坏事做得很得体、很漂亮，但是她却低估了男人自私的本性。她的每一个情人都想占有她，直到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而每当她又跟别人厮混时，她就得罪了他们。因此，诗人卡图卢斯以下流的讽刺话污辱她。凯利乌斯（Caelius）在法庭上公开辱骂她是低级妓女——只值一分半钱的妓女。克洛狄娅曾控告加塔里斯下毒杀她，加塔里斯请西塞罗为自己辩护。这个大演说家于是就控告她乱伦及谋杀，并且也郑重声明他“并非妇女的敌人，也不是所有男人的朋友”。最后凯利乌斯被判无罪。克洛狄娅则受到处罚，只因为她是西塞罗不共戴天的敌人——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odius）的姐姐。

小加图

在这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时，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the Younger），他违背其曾祖父的箴言去学习希腊文。从学习希腊文里，他领悟到斯多葛哲学的真理及对生活不变的热情。虽然他继承了120塔伦（43.2万美元）的财产，但他还是布衣粗食，并乐此不疲。他借钱给人都不收利息。他缺乏其先祖的那种粗犷的幽默。人们都为他那种一贯的清廉作风和死守信条感到异常惊讶。大家都希望他犯点人类习以为常的小罪恶和错误。他持犬儒学派的极端观点而认为女人是一种生物器械，把太太马西娅（Marcia）“借给”他的朋友霍滕西乌斯（跟她离婚，帮助她和霍滕西乌斯成婚），他的朋友去世后，他又把她接回来当太太。当人们看到上述情形时，总是乐不可支地说：“这家伙终于犯罪了！”他不可能成为孚众望的人，因为他对乡愿深恶痛绝。他比都察官加图更铁面无私。小加图脸上鲜有笑容，从不伪装友善殷勤，如果有人敢当面奉承他，必遭严厉斥责。他没有当选执政，西塞罗认为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像柏拉图共和国里的公民，而不像罗慕路斯后代渣滓的罗马人。

小加图是个财政官，他使那些无能和渎职的税吏心惊胆寒。他严密地监视着国库，以防各种政治洗劫。当他的任期快结束时，也不放松他的监视。他对各党派一视同仁，该起诉的就起诉，因此虽赢得成千人的赞赏，却得不到一个朋友。当他任副执政时，他诱劝元老院颁布命令，要所有的候选人到法院说明他们的竞选费用和竞选活动的进行过程。这个措施给那些靠贿赂当选的候选人当头一棒，于是当小加图第二天在城市广场出现时，这些政客和其赞助人就利用机会辱骂他，还有人用石头打他。他马上跑到讲台上，面对群众，把他们说得服服帖帖。当他任保民官时，曾率领一个军团攻打马其顿王国，当时他的卫士骑马，他却步行。小加图鄙视商界，捍卫贵族制度。对于那些用金钱腐化罗马政治和以奢侈败坏罗马道德的人，他都予以猛烈抨击。对庞培和恺撒主张独裁的建议，他极力反对，并坚持到底。于是当恺撒把共和国推翻时，他饮恨自尽，身边堆着一大沓哲学书籍。

斯巴达克斯

至此，恶政已达极点，民主制度也发展到极限，这种现象在历史上鲜有同例。公元前98年，罗马将军狄第乌斯（Didius）把容易肇事的土著诱进西班牙的罗马军营，假装说要分配土地给他们。当他们悉数进营后，狄第乌斯一声令下，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他回罗马后，还被褒奖了一番。罗马军队里的一个萨宾军官塞多里乌斯（Quintus Sertorius）目睹帝国这种惨烈景象，大为震怒。于是他逃到西班牙，把当地土著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不久即屡次打败前去镇压他们的罗马军团。整整八年之久，他统治着这个反叛王国，以其公正的领导和设立学校教育年轻土著而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罗马将军梅特卢斯悬赏相当于36万美元和2万亩的田地将其杀死。一个叫佩尔彭纳（Perpenna）的罗马难民此时正在塞多里乌斯的手下任职，于是他利用邀请塞多里乌斯共进晚餐的机会，把他杀掉，自己称王。罗马派庞培讨伐佩尔彭纳，庞培旋即获胜，佩尔彭纳被处死，开发西班牙的工作又恢复了。

接下来的革命是由奴隶，而不是自由平民发起的。一个叫伦图卢斯·巴蒂亚特斯（Lentulus Batiates）的人在卡普亚开设一所专门训练格斗人才的学校。受训的都是奴隶或死刑犯，他们被迫在公共竞技场与野兽格斗或与他们的伙伴残杀。于是其中有200人试图逃脱，75人成功地逃了出来，经过武装后他们占领维苏威的一个山坡，并于公元前73年袭击附近诸城，抢劫食物。他们推选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做领袖。普鲁塔克说：“此人英勇过人，谅解体贴，温文优雅。”他当选为领袖后，振臂疾呼，意大利的奴隶相继起义。不久，他就纠合了7万之众，为自由和报仇而战。他教导将士制造武器。其军队训练严格，军纪严明，因此屡屡打败被派来镇压他们的军队。他的节节胜利，使意大利的富人心惊胆战，使意大利的奴隶充满了新生的希望。由于各方相率投奔，很快他的军队激增到12万之众，后来怕尾大不掉，他只好拒绝新兵加入。他率领着这支大军远征阿尔卑斯山，他的心愿是：义军所至，无不自由之人。但他的随从中有歧见，不听从指挥，他们开始攻打意大利北部诸城。元老院派两个执政，率领重兵戡乱。其中一支军队与从斯巴达克斯分离出来的军队相遇，旋即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另一支军队攻打起义军的主力，反为起义军所败。斯巴达克斯稍整队伍后又往阿尔卑斯山前进，中途与卡修斯的第三支军队遭遇，斯巴达克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当他又要前进时，被其他罗马军团所阻，于是他转而南攻罗马。

在意大利的奴隶，一半以上处于起义的边缘。罗马的首都市民不知道战火几时会扩延到自己的家乡。那些一直在享受着奴隶劳动成果的贵族，一想到将会失去控制权、财产和生命，便不寒而栗。元老院议员和那些百万富翁要求另派更好的统帅，但是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大家都对这匹新兴“黑马”存有戒心。最后一个名叫克拉苏的将军被任命为统帅，带领4万大军。很多贵族还没有完全忘掉他们族里的传统精神，纷纷以自愿军加入。斯巴达克斯深深了解罗马帝国在捉拿他，也知道他的手下无法统治管理帝国或首都罗马，所以不准备攻打它，率军路过罗马后就径自南下图里，打算率领部众到西西里或非洲。沿途他击退敌人的每一次攻势。但是他那些沉不住气的士兵开始不听指挥，又攻打邻近城市。克拉苏即率军应战，总共杀死1.23万人。同时，正从西班牙归来的庞培，被遣派去支援克拉苏。眼见大势已去，胜利无望，斯巴达克斯单刀直入克拉苏的部队里，冲到敌阵中心，杀死两个敌军百夫长后，被打落马下，由于负伤过重，爬不起来，他就跪着继续挥刀杀敌。最后他几乎被斩成肉酱。他的手下也大部分一起成仁，有些逃到山林的人，就终生住在那里，以打猎为生。有6000人被俘后都遭极刑，尸体被悬挂了好几个月，以达杀鸡儆猴之效。

庞培

当庞培和克拉苏战胜归来，他们没按照法律规定和元老院所期望的那样在城门解散部队。这两位将军在墙外扎营后，再次违反规定地要求准许他们未进城前即成为执政的候选人。此外，庞培还要求元老院赐田地给他的士兵。元老院拒绝了他的要求，期望城外的这两只“老虎”自相残杀。没想到他们居然携手合作，并与平民和商界联盟，旋即借着慷慨的贿赂，被选为执政（公元前70年）。这两个将军联盟是为了达到两项目的：第一，剥夺审判他们的陪审团的权力；第二，以他们的心腹来取代统治罗马的卢卡卢斯。

此时庞培才35岁，但已是沙场老将。他出生在骑士家庭，素以勇气和节制赢得大众的赞赏。他曾在西西里和非洲打败苏拉的敌人。由于他的胜利和自傲，独裁者苏拉给他一个“马格纳斯大帝”（Magnus the Great）的绰号。年纪尚小时，他就屡建奇功。由于长得英俊潇洒，一个叫弗洛拉的妓女宣称她每次跟他别离时都“心痛如绞”。他很敏感、害羞，在公众面前讲话就面红耳赤，但是在沙场上却像一只猛虎。中年以后，由于胆小和肥胖，他失去统帅的职位。他的悟性却没有什么深度，也不出色。他的治术、权谋都是别人建议他的：第一次是庶民政客，第二次是元老院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由于他很富有，他避免了政治的粗俗诱惑。在那举世污浊、腐败、自私的时代，他的忠心耿耿和正直坦率，使他显得格外出众。他极力为大众和自己谋求福利。他的一个很显著的缺点就是自负，“小事了了”使他高估自己的能力。罗马什么官都让他做过，于是他疑惑地自问：“为何不叫我当国王？”

这两个苏拉的得意名将，双双当了执政后，竭力推翻苏拉所建立的体制。他们建立一个恢复保民官权力的法院。他们命令卢卡卢斯给予税吏全权在东罗马收税来巩固他们与商界的联盟。他们支持立法，规定陪审团委员必须由元老院、骑士阶层和国库保民官等三处平均保举。克拉苏等了15年，他的报偿——独享亚洲金矿——终于到来。庞培则于公元前67年，由议会授给他全权以扫荡西里西亚的海盗。以往罗得斯人守卫着爱琴海，但是被罗马强索租税后，已变得无力维持这么强大的舰队了。执元老院牛耳的贵族们，对维护海上商业的安全不太感兴趣。受害最大的是平民和商人：在爱琴海，甚至在地中海中部做生意简直不可能；谷类进口急剧削减，罗马的麦价已涨到每配克合3美元之巨。海盗用涂金桅杆、紫色扬帆和镀银船桨来炫耀他们的胜利。他们抢劫占领了400个沿海城市，洗劫萨莫色雷斯、埃皮达鲁斯、阿尔戈、琉卡斯、亚克兴和萨摩斯等地的祠堂，绑架罗马官吏，甚至还攻击阿普里亚和埃特鲁里亚沿岸。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庞培的朋友加比尼乌斯（Gabinius）提出一个法案，建议由庞培控制所有的罗马舰队和地中海海岸50英里以内的居民三年。除恺撒外，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一致反对这个惊人措施。但是议会顺利通过这个议案，批准将12.5万名士兵和拥有500只船的一支海军给庞培，并命令国库拨款1.44亿塞斯特斯给他支配使用。实际上，这个法案等于解除了元老院的职位，结束了苏拉所力求恢复的成果，建立了一个临时君主国，这给恺撒带来序幕和训示。就在庞培就任统帅的那天，罗马的麦价开始降低。只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庞培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悉数捕获海盗船只，占领海盗据点，处死海盗首领。于是海上贸易畅通无阻，谷类大量流入罗马。

当庞培还在西里西亚时，他的朋友马尼利乌斯（Manilius）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议会把卢卡卢斯的兵权和行省统治权转移给庞培，并且延长《加比尼安法》（Gabinian Law ）赐给庞培的权力。元老院不准，但是商人和放贷者全力支持他的建议。他们希望庞培对他们在亚洲的债务人会比卢卡卢斯更残酷、暴戾，庞培会恢复税吏的收税权，他不仅会征服比提尼亚和本都，也会征服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叙利亚和犹太。这么一来，这些广大富有之地就成为罗马军队保护下的罗马市场了。曾经由商界支持当选过副执政的“新人”西塞罗，以自格拉古兄弟以来仅见的滔滔雄辩，攻击元老院的寡头政治：

我们罗马现在通行的信用和财政制度，与我们在亚洲领地的国家岁入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些岁收被破坏的话，那么我们信用的制度就告破产……如果有人倾家荡产，就会连带着使别人也家破财失。救救我们的国家吧！……让我们大家一起起来讨伐米特拉达梯，唯有如此，罗马的荣耀，我们联盟的安全，我们的岁收，以及无数公民的财产方能有所保障。

议会很快通过这个法案。由于议会授全权给一个将领，庶民看到苏拉立法的废止以及元老院的解职后欣慰莫名。从此共和国的命数已定。罗马革命的矛头从而指向恺撒了。

西塞罗和喀提林

普鲁塔克认为西塞罗之所以被称为西塞罗，是因为他的祖先的鼻子长了像野豌豆（拉丁文叫cicer）那样尖尖的一个大瘤，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他的祖先素以种植鸡豆而闻名。在其所著的回忆录里，西塞罗很周详地描述了他出生的地方——罗马和那不勒斯间的阿尔皮努姆（Arpinum）的一处别墅。他的父亲当时非常有钱，所以有办法给他最好的教育。他延聘希腊诗人阿基阿斯（Archias）教导他的孩子文学和希腊文，然后又把他送到当时最伟大的法学权威穆齐乌斯·斯凯沃拉（Mucius Scaevola）那里研习法律。西塞罗在城市广场很热心地关注着各种审判和辩论，很快就学会了辩论的艺术和技巧。他说：“要学好法律必须放弃一切乐趣，避免任何娱乐、游戏、消遣，甚至要自我隔离，少与朋友来往。”

不久西塞罗就以律师为业，到处演讲，赢得了中产阶级和庶民对他的衷心感激。他检举了苏拉的一个好友，并斥责苏拉公元前80年恐怖的判刑公告。或许为了避免这个独裁者的报复，不久他便到希腊继续研习哲学和演说术。在雅典度过了快乐的三年生活后，他转到罗得斯岛去听莫隆（Molon）的儿子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所开的修辞课和波塞多尼乌斯（Poseidonius）的哲学课程。在修辞课里，他学会掉尾句（periodic sentence）的构造和讲词的纯粹，在而使他以后的文章和演讲自成一格；在哲学课程里，他学到了温和的斯多葛主义，他晚年关于宗教论述、政府和友谊方面的文章都深受它的影响。

30岁时，他返回罗马与泰伦蒂娅（Terentia）结婚。他太太带来的庞大妆奁使他变得富有，因而可以从政。公元前75年，他因为公正处理西西里岛财政官的职位而赢得大众赞赏。公元前70年，他又以律师为业。由于他接受西西里城的聘请指控曾任行省执政的盖乌斯·威勒斯（Caius Verres）的罪状，在贵族中引起了骚动和狂怒。威勒斯被控派驻西西里时（公元前73—前71年），出卖他的职位和行政决定，收取贿赂以减低税收，抢劫了锡拉库萨所有的雕像，把整个城市的岁收转让给他的情妇。总而言之，他的抢劫、敲诈、勒索把整个岛上搞得乌烟瘴气，比两次奴隶战争下来还更凄凉。更有甚者，威勒斯还把应该交给税吏的战利品占为己有。商界支持西塞罗的起诉，然而律师行业的贵族领袖霍滕西乌斯全力支持威勒斯。西塞罗计划用100天的工夫去西西里搜集证据，但是他只用了50天就把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收集齐全。霍滕西乌斯——这位曾用被告所搜括的雕像来装饰其花园的律师，眼见大势已去，自动辞掉他对被告的辩护。于是威勒斯被判4000万塞斯特斯的罚款后，畏罪潜逃到海外。之后，西塞罗又发表了五篇讲演，严厉谴责罗马各行省的贪污渎职罪行。他的热情与勇气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因此在公元前63年的执政竞选中，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由于出生于中产骑士之家，西塞罗很自然地偏袒中产阶级，憎恶贵族的虚荣、特权和施政。他担心一些激进的领导人的暴民统治会威胁到人民财产的安全，于是在他就任执政后，力促贵族和商界携手联盟，以防叛乱再起。

然而不满的原因和力量形形色色，且根深蒂固，以致不容易获得解决。很多穷人耳濡目染乌托邦的宣传，有的甚至已做好叛乱的准备。比他们高一等的平民，由于无力清偿抵押的东西而丧失他们的财产。苏拉的一些解甲战士无力偿还土地债务，于是都想借暴乱来赖债。上流社会的一些人都债台高筑，他们已失去偿还债务的信心和希望。那些有政治野心的政客则被一些保守分子钳制得不能有所作为。少数几个革命家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唯有推翻罗马政府，才能解决贪污、渎职以及不公平等严重问题。

喀提林想要把这数个零散的小组织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我们可以从喀提林的敌人萨路斯提乌斯（Sallust）那里和西塞罗对喀提林的评价中对他加以认识。萨路斯提乌斯形容他为：“满身罪恶，与上帝和人类都合不来的人。他终日不得安宁，连睡觉也提心吊胆，良心的谴责够他受的了。因此，他苍白的面色、充血的眼睛、时快时缓的步伐等都显示出他是个狂人。”这个描述使人联想到一个要争生存或权势的民族，把与他们作战的对方视做敌人，但当战争过后，对敌人的观感就会渐渐地改正。然而这种情形对喀提林来讲并不适用。年轻时，他就被控蹂躏罗马庙宇中守护维斯塔女神圣火的处女。法院虽没判罪，舆论却不饶恕喀提林的可耻行为。据说喀提林曾杀死他的儿子以讨他那善妒情妇的欢心。对以上的传闻有人提出反驳，因为喀提林死后的四年中，罗马庶民年年在他的墓上撒花。萨路斯提乌斯引用他的一篇表明意旨的演讲词说：

打从罗马的命运操于少数人之手后……所有影响力、高位和财富都在他们手中了。留给我们的只剩危殆、穷苦、败坏和起诉……除了呼吸外，我们还拥有什么？……像这样遭人荼毒、污辱、苟且偷生难道会比果敢成仁有意义？！

喀提林所倡议的要联合革命的庞杂要素的项目，简单地说，就是要把所有债务一扫而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确使尽全力。有一阵子，他还得到恺撒的同情。西塞罗说：“此人的脑海中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他能忍受寒冷、饥饿和口渴。”据说他曾纠集了400名群众，计划于公元前65年元旦杀死诸执政并接管政府。政变的时间到了，但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公元前64年冬天，喀提林与西塞罗争夺执政职位，曾有一番激烈的竞选争夺战。上流阶层组成西塞罗的后盾。 [1]

政治上受挫，喀提林试图诉诸武力。他的手下秘密地在埃特鲁里亚地区集结了2万大军，与罗马一群上至元老院下至奴隶的谋反者联合起来，其中包括两个都市副执政切特古斯（Cethegus）和伦图卢斯。翌年10月，喀提林再度竞选执政。为了保证他的当选，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阴谋在竞选时把他的对手除掉，同时也计划谋杀西塞罗。西塞罗知道消息后，立即部署卫队，并亲自监督投票。虽然劳动阶级热情支持喀提林，他还是落选了。西塞罗说11月7日那天，有好几个谋反者来敲他的门，后被他的卫队逐出。第二天早上在元老院看到喀提林时，西塞罗即以每一个小学生都会用的骂人话责骂他。演讲进行后，坐在喀提林四周的人纷纷离席，最后只剩他一人。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听着尖刻、无情的控告，一字一句像鞭子打在他的头上似的。西塞罗的演讲词富有情感，他把罗马比作父亲，把喀提林比喻成杀尊长的逆子。西塞罗并非用证据控诉他，而是以讽刺来含沙射影，指责他叛国、抢劫、通奸和强暴。最后西塞罗请求古罗马主神霍韦护佑罗马，并严厉惩罚喀提林。西塞罗讲完话后，喀提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出去。到埃特鲁里亚地区的阵地后，他命其将领马尼利乌斯向元老院作最后的请求：

我们要求神祇来作证，此次的起义并非反对我们国家，也不会威胁到我们国民的安全。我们这群可怜的人几经放高利贷者的剥削，已到了倾家荡产而遭人不齿的地步。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保证。富贵与权势于我们如浮云，我们只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元老院诸公，我们请求你可怜可怜我们这群无辜的人吧！

在第二天的演说中，西塞罗再度以讥讽和谩骂抨击反叛者。几周后，他向元老院提供喀提林阴谋在高卢叛变的证据。12月3日，他力促元老院逮捕喀提林的党羽伦图卢斯、切特古斯和五名喀提林的拥护者。在第三次的公开演说中，西塞罗宣布他们的罪状，要求拘禁他们。他还通知元老院和庶民说，反叛者阴谋已失败，大家可安心地重回家园。12月5日，他在元老院召集会议，征求如何处置那些犯人的意见。西拉努斯（Silanus）主张把他们一律处死，恺撒则认为拘禁就已足够，因为《塞姆普罗尼亚法》（Sempronian Law ）禁止处死罗马公民。在第四次的演说中，西塞罗很委婉地要求将他们处死刑。当恺撒离开元老院时，一些年轻的贵族试图谋杀他，恺撒仅以身免。西塞罗带着卫队到监狱提领犯人，旋即将他们一一处死。此时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也是执政，他被派北征喀提林。元老院颁令说反叛者只要弃械投降，就既往不咎，还可领到2万塞斯特斯。但是萨路斯提乌斯告诉我们说：“喀提林的手下没有一人变节！”于是公元前61年，两军在皮斯托亚（Pistoia）平原作殊死战。3000叛兵虽寡不敌众，却战至最后一人，抵抗到底，没人投降，也没人逃脱，连喀提林也战死疆场。

西塞罗是个思想多于行动的人，因此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竟会以如此的魄力与勇气平定了这次危险的暴乱。他后来有点自夸地向元老院说：“要平定这样的暴乱，非有过人的才智不足以胜任！”他拿自己与罗慕路斯——罗马的建国者——相比。他认为这样挽罗马于狂澜，比罗慕路斯的缔造罗马要来得艰辛、光荣。元老院和罗马巨擘听了不禁莞尔一笑，但他们不敢否认西塞罗确实是他们的救世主。加图和卡图卢斯则称颂他为罗马之父。公元前63年冬，当西塞罗辞职时，罗马社会的富有阶级纷纷来谢他恩德，呼他万岁，并且礼送他返乡。而劳动阶级没来参加他的欢送游行，他们对他违法处死罗马公民怀恨在心。他们认为西塞罗并没有设法解决喀提林之所以叛乱的原因——贫穷。西塞罗最后一天在议会演讲时受到他们的阻挠，当西塞罗讲到他挽救了罗马时，他们更是怒火中烧。革命至此还没结束，恺撒任职后，革命的火种又重新燃起来了。

注释

[1] 在这场激烈的竞选运动中，西塞罗的兄弟昆图斯为他草拟一份竞选技术手册。昆图斯献计说：“夸大你的竞选诺言！”“选民总是偏爱虚伪的承诺，讨厌断然的拒绝……渲染某些新颖的丑闻，夸大对方的愚行、腐败或罪恶！”

第八章 革命期间的文学
（公元前145—前30）

卢克莱修

在经济制度、政府形式和道德标准都在急剧转变的时期，文学并没有被忘却，它给人们带来的激励和狂热也无异于其他时代。瓦罗和内波斯（Nepos）两人在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各得其所；萨路斯提乌斯已卸下戎装，以他显著的专论来为其友人辩护；恺撒则埋首于研习文法，继续写他的《纪事录》（Commentaries ）；卡图卢斯和卡尔维乌斯（Calvus）从政治舞台转到创作情诗；卢克莱修这般敏感和胆小的人则躲在象牙塔里研读哲学；而西塞罗也偶尔从激烈的演说辩论中抽空看书研究，这使他得以冷静思考和增广见闻。然而这些学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幽静的环境来畅所欲言，因为战争和革命吵得他们不得安宁。只要看卢克莱修如下的描述，便可见纷扰不安情景之一斑：

人们心情沉重，大家心事重重。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何而生存，只管改变身份地位，好像这样做就会解除重担似的。曾有一个在家里活得不耐烦的人，时时离家出走，但是在体会到“在家日日好，出外百事难”的滋味后，又决心返家。于是他骑着马，飞也似的赶回他在乡村的老家……当他才跨过门槛，就打了个大哈欠，然后又奔回都市去了。就这样，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自我解脱；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更与他的意志冲突。于是他就自暴自弃，因为他患了“心病”，却不知道病因所在。懂得问题症结的人就会抛开一切事情，尽快了解宇宙事物的本性。

卢克莱修的诗文是我们可了解他的生平的唯一来源。作者本人绝少在诗文中出现，罗马文学很奇怪地隐没了罗马历史上的大伟人之一。根据传说，他出生于公元前99年或前95年，死于公元前55年或前51年。他的一生都在战火中度过——内战——马里安（Marian）大屠杀和苏拉的排斥异己大屠杀，也经历了喀提林的阴谋叛乱和恺撒的当选执政。他大概是贵族出身，但当时的贵族已腐败堕落不堪，他就这样活在生命和财产都没有安全保障的乱世里。所以他的诗主要追求精神和肉体上的静谧。

卢克莱修一生都以自然、哲学、诗词为其“避风港”。在情场上，或许他不太得意，因为他把女人描写得一文不值，公开斥责美色的不是，并忠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不太激烈的乱交去满足肉体的需要。山林或田野，植物或动物，高山、溪流和海洋等都能引发他无比的兴致和情趣。他善感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敏锐如济慈（Keats），和雪莱（Shelley）一样，在一石一叶上发现形而上学。自然的可爱或恐怖都在他笔触的范围内。声调的形式、物体的气味和味道都能引发他的思潮，他甚至可以感觉到暮霭的来临和白昼的曙光。举凡自然的一草一木——潺潺之溪水、种子之萌芽、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固定不变的恒星等，对他来说都是自然的奇象。他又以怜悯和好奇心来观察动物，喜爱其优雅温驯，同情其遭遇与苦痛。他是把宇宙万象描写得如此细腻且苍劲的第一位诗人，自然在文学中取得避难所。而诗人的那支劲笔唯有荷马和莎士比亚能望其项背。

年轻的一辈一定为宗教的那种神秘和盛观而感动不已。然而维系家庭伦常和社会秩序的古老信仰，对罗马的知识阶层已失去效用。一些僧侣所举行的宴会已成为罗马一群嗜美食者的狂欢假日。有一小撮人则是地道的无神论者。偶尔有些罗马渎神的人在夜里砸坏神明的雕像。由于许多人从官方的祭礼膜拜中得不到慰藉和灵感，纷纷跑到小亚细亚古国弗里吉亚的大圣母神像和由东方传过来的神明去顶礼膜拜。在希腊或亚洲信仰的影响之下，古罗马人对冥府（Orcus）的观念已被转变为恐怖的地狱——无止境的痛苦深渊之地。月亮和太阳都被视为神祇，遇有日月之食，乡村无知的人们都将其视为不祥之兆。预言家和占卜家以其对穷人或富家的占星而风靡全国，他们为信者预言将来，鼓其三寸不烂之舌来为人们的征兆和噩梦解疑。如果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就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或预示。卢克莱修所了解的宗教就是这一连串的迷信、仪式和矫饰。

难怪卢克莱修要反对宗教，并以宗教改革者的热忱对宗教进行攻击批评了。从他对此事的深恶痛绝中，我们可体会出他当初的虔诚和失望后的痛苦情景。由于急于寻觅一个可靠的信仰，他精研恩尼乌斯的怀疑主义，不久又研究恩塔多克勒（Empedocles）阐明进化的伟大诗集。当他发现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著作后，他好像找到了问题的解答。那种物质主义与自由意志的奇异掺和，像是给他怀疑和恐惧的最好答案。一种免于超自然恐惧的气息好像从伊壁鸠鲁的花园飘出，从而揭露了自然的自治独立和死亡的必然性。卢克莱修于是决定把伊壁鸠鲁散文里的这种哲学融进诗的形式，然后作为他那一代人的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自己感觉到一种奇罕和双重的力量——科学家的客观感受和诗人的主观情感。在自然的整个顺序中，他发现了鼓舞他那种哲学和诗结合的美感和宏壮。他的伟大目标令他兴致勃勃，精神充溢，但他的如醉如痴也使他筋疲力尽。然而，他不断的努力终给他带来短暂的幸福。

他作品的题目是属于哲学而非诗情画意的。作品标题为《论事物的本性》（De Rerum Natura ）——这是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学者所常用的论文题目《论自然》（Peri Physeos ）翻译过来的。他把此作品呈献给副执政的几个儿子，作为他们从恐惧到了解的道路指南。他把恩培多克勒的阐述史诗拿来作为他的模范，把恩尼乌斯的坦白无讳作为他行文的出发点，以流畅和易变的六音步的诗行作为媒介。然后，暂时忘却神祇的疏忽，他开始向维纳斯祈求说：

英雄埃涅阿斯之母，哦，圣哉维纳斯！你创造万事万物，风为你的莅临而逃避，云因你而分离。奇象万千的土地为你长出芬芳的花朵，海涛为你展露笑靥，平静的天空为你散发光芒。只要春季一到，肥沃的南风吹得万物新鲜而富有生机，鸟儿则啭出迎接你到来的乐曲。野禽在牧场嬉戏，在溪流里捉迷藏，都被你的风采吸引到天涯海角各地。你把慈爱广播宇宙万物，经历高山、大洋、湍流以及青翠的田野大地，使之能传递接替。所以你主宰万物之一切！没有你，辨别不出是非善恶，也长不出美好可爱的东西。因此我祈求你作为我写这首诗的伴侣……赐给我，哦，神祇，赐给我的诗篇以永恒的美丽，也祈求你将野蛮战争作品毁灭丢弃……

论事物的本性

如果要把卢克莱修的杂乱论点简化成逻辑形式，就先让我们看看他论文里的著名词句“宗教劝诱人们做了这么多坏事”。他接着述说了在奥利斯（Aulis）发生的故事，很多人在祭典中丧生。除人外，牛也成为祭祀的牺牲品。在埃特鲁斯坎古国的艺术和东方各国的神秘传说中，记载着一个年轻人迷失在住满有复仇心的神明的山林里，害怕闪电和打雷、死亡和地狱。他又斥责人类宁愿奉献祭祀仪式，而不善于发掘哲学的奥秘，他说：

哼，你们这群可怜的人竟把如此的行为归罪于神祇。你们信奉神明，向他献祭，但真正的虔诚并不在于戴面纱、拜石像，不在于亲近每个祭坛，也不在于顶礼膜拜和以兽血洒在祭坛……而是要以宁静的头脑观判事物。

卢克莱修认为神明是存在的，但是它们隐居在尘世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在那里，它们听不到我们的祈祷，像伊壁鸠鲁的追随者一样，它们绝口不谈尘世事务，尽情享受美的沉思，仅此而已。它们并非造物者，也不是事物的造因者。把尘世的浪费、混乱、痛苦和不义归咎于它们，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个无垠的宇宙是完备自足的，除宇宙本身外没有律法。自然造万物是出于自愿，因为要不然“谁有那么大的权力来统治万物，来执万事之牛耳，来运转宇宙之星球，以雷声来震撼静谧的蓝天，以闪电来损毁祠庙，和雷击无辜者”？“法”（Law）才是唯一的神，好好学习“法”、爱护“法”，才是最虔诚的膜拜，也是寻求心境安宁的唯一方法。“心理的恐惧和阴影只有靠自然的律法来排除，太阳的光芒无能为力……”

因此，卢克莱修把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作为他那“除了原子和空无外，一切都不存在”定理的基石。他进一步阐明了近代科学的主要原理——宇宙能量不变，毁灭只是一种形式的改变而已。原子是无限的、无声的、无味的、无臭的、无色的、不变的、有弹性的、不可破坏的。原子不停地相互贯通、渗透，以致产生无数的联合，原子在停滞不动的东西上也不停地在运转：

在那小山上，群羊徜徉于镶满露珠的青草间，戏谑地以头相互轻碰玩耍。但自远处观之，它们只不过是青山上一团不动的朦胧灰白罢了。在那原野上，大军模拟战争演练奔驰，战士的闪亮盾牌照彻田野，且闪映在苍穹。而飞奔的步伐、疾驰的骏马，更震颤大地，其隆隆声浪击打高山，并直敲群星。但自绝顶高处观之，大军只不过是静止于原野上的一抹小光罢了。

原子 [1] 有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实心的、根本的、不可再行分割的。或许由于这些部分的不同排列，原子的大小、形状以及性质，就因而有所差异。原子并不按照直线或固定的方向运动，在它们的运动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可预料的“偏差”或越出正轨的现象。此种“脱轨”正是穿梭于万物之间，使人类自由意志达于鼎盛的自发性。

混沌之初，万物皆无形，渐渐地，由于各具形状、大小的原子的运动与配合而产生了气、火、水和土，并因而形成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在无垠的太空中不断地产生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恒星是环绕在每个行星系统的苍天中的火圈，这个火圈的宇宙墙构成了“世界的火焰堡垒”。一股从大气分裂出来的原初烟雾，独自旋转后冷却成大地。地震并非神明的吼叫所致，而是地下的气体扩张而成。雷声和闪电也不是神祇的声音和气息，而是云层凝缩和撞击的自然结果。下雨不是霍韦神的恩德，而是水受热蒸发成水蒸气再降到地上的必然过程。

生命跟其他事物在根本上也没有两样，它是原子运动的产物。就像宇宙由事物的固有法则所形成一样，大地很自然地产生生命的种类和器官：

身体诸部分并不因我们的使用而生，而是源于它们自己的运行……原子并不以智巧去妥善地排列它们自己，它们的运动是机械性的、毫无目的的……在无垠的时空里，无数的原子以各种方式聚合离散，因而形成宇宙间的万千事物……以及世上的一切动物……在太古时代，世上居住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生物：或残腿、或无手、或没嘴、或缺脸……这些怪物都想要维持自己的种类，但那是徒劳的，因为自然否定了它们的生长，使得它们既无法觅食，也不能繁殖……如此，便有多种动物由于不能熔铸“生殖之链”而绝种了……那些缺少自然所赋予的“保护”特质者，只好任他种生物宰割而迅速灭绝。

人的心智（animus）由最精微的原子组成，恰如双腿或两眼。心灵是一种器官，也是灵魂（anima）的工具。而灵魂布满全身，把生命力赋予身体的每一部分。组成心灵的一些高度灵敏的原子，构成来自物质表面的意象，这就是感觉的来源。味觉、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都是由来自物体的微粒引起的，这些微粒和舌头、软腭、鼻腔、耳朵、眼睛、皮肤等相撞击。所有的感觉都属接触的形式。这些感觉皆是真理的最后试验，如果它们发生错误，那必定是由于误解所致，并且只有另一种感觉才能纠正它们。理性不会是真理的试金石，因为理性要依据经验，即感觉。

灵魂既非精神，也不能永垂不朽。除非它是物质的，否则它不能移动躯体。灵魂与躯体一同成长，一同衰老。它跟躯体一样会受病害、药或酒的影响。当躯体死亡时，灵魂的原子就会消散。没有躯体的灵魂就没有感觉。没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器官的灵魂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拥有的个人生命是短暂的，当我们用尽这些短暂的能量，就要像宴会完毕时客人满足地起身离席一样离开生命的桌子。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死亡之后的恐惧是我们怕死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的存在。所谓地狱是由无知、好斗和贪婪的人所构想的地方，而天堂则是“智者的静谧祠堂”。

美德不在于恐惧上帝，更不在于逃避欢乐，而在于由理性所引导的各种感官的和谐运作。“有人为名誉和雕像而耗尽生命力”；但是，“人的真正财富在于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比住在局促的镀金屋子里爽快的是“三五成群躺在小溪附近或树荫底下的柔软草地上”，或欣赏轻快的音乐，或沉溺于细心照顾小孩。婚姻是件好事，但热恋则是疯狂的，会把心灵的理性和清静破坏殆尽。“倘使某人被维纳斯的箭（shafts of Venus）射伤——不管是哪位女孩似的男孩或哪位洋溢爱的气息的妇女所发射——那么他就会渴望结合。”在这种情欲的迷乱下，社会与婚姻便找不到一个健全的基石。

卢克莱修在结束他对哲学的热爱后，情场上不得意，因此他就丢弃了希腊卢梭式的浪漫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对原始生活很推崇。当然，原始生活要艰苦些，他们住在没有火的洞穴里，他们不经结婚手续就成亲，他们饿死就和文明时代人们的饱死一样平常。文明如何发展，卢克莱修在其古老人类学的摘要中有所交代。社会组织使人类在对野兽的斗争中胜利，从而获得生存。人类从木头的摩擦中发现火，从手势而发展成语言，从鸟啭而学会唱歌，驯服野兽供自己使用，以婚姻与法律驯服了自己。人类耕田、织布，并把金属铸成器具，观天文、测时间、学航海。人类也改进杀人的艺术，打败弱者，建立都市和国家。历史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兴隆、式微、衰绝的一种进程，但每次总把习俗、道德及艺术等文明遗产轮替地传递下来，“就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他们传下了生命的火把”。

所有会成长的事物，像器官、有机体、家庭、国家、行星、恒星等，都有衰绝的一天，只有原子才能不朽。创造和发展的力量与毁灭的力量相抵消。自然界有善有恶，生活总有折磨，死亡永远伴随着进化。我们地球本身正朝向死亡，地震使它衰弱、毁灭。土地渐渐磨损，雨水和河流蚀化土地，终会有把高山化成沧海的一天。有一天我们的行星系统会遭到同样毁灭的命运。“天空的四周都会遭到袭击，然后轰然巨响，塌陷崩溃，混乱一片。”但是就在死亡的当儿，世界的无敌活力便接踵而来。“新生婴儿的哭声与为死者唱的歌混成一片。”于是构成新体系、新行星、新地球和新的生活。于是进化再度开始了。

倘若我们回顾这个“古老文学中最奇异的景象”，我们不难发现它有很多缺点：内容很混乱，诗人英年早逝后没人修订整理；词句、诗行甚至整个段落常有重复现象；其对太阳、月亮或星星的观念跟我们现在迥然不同；他的体系无法解释具有意识原子的沦亡现象；他对洞察力、慰藉、灵感及宗教道德、社会功能等的感觉太迟钝、太不灵光。但是这些错误与其对宇宙、历史、宗教及疾病所作的合理解释的勇敢企图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他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法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事物和运动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而诗文里持续不变的想象力把恩培多克勒的想象、德谟克利特的科学及伊壁鸠鲁的伦理道德提升到最高尚的诗境里。写此诗时的语言还很粗俗不雅，也不够成熟，几乎没有什么哲学或科学方面可资运用的名词。卢克莱修不仅创造了一些新词，也把古旧的语言融合了新韵律和光彩。六音步的诗行气势雄伟，有着维吉尔的成熟柔美和流畅。卢克莱修充满活力的诗显示他虽然饱受痛苦和失望，却也享尽了他短暂的一生。

他是怎么死的？圣哲罗姆（Saint Jerome）记载说：“卢克莱修因吃了魔药而发狂……44岁时自杀身亡。”这个记载没有被证实，很多人都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些评论家则认为颇有可能，因为其诗篇节奏紧张、内容散乱、结尾突然，这都是明证。

跟欧里庇得斯一样，卢克莱修很先进：他的思想、感受与耶稣前的时代不合，却与我们现代的意气相投。贺拉斯和维吉尔年轻时深受他的影响，并极力地赞赏他，但是奥古斯都恢复旧信仰的试图，使他们两人不能太公开地表达赞叹之词。

伊壁鸠鲁派哲学不适于罗马人，而享乐主义 [2] 适合卢克莱修时期罗马人的胃口。罗马需要一种能颂扬神秘力量的形而上学而非自然法，希望一种能培养刚强、尚武民族的伦理道德，而不需要那爱好静谧和平的人文主义，更需要一种能替罗马帝国霸权辩护的政治哲学。

在塞涅卡以后的信仰复兴时代，卢克莱修几乎被人遗忘。直到1418年波吉奥（Poggio）重新发现他后，他又开始影响欧洲的思想。维罗纳的一个医生弗拉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采信卢克莱修的理论，认为疾病是由于有毒的“种子”在空中飘浮所致。1647年，法国哲学家伽桑狄（Gassendi）重振他的原子哲学。伏尔泰很专心地研读卢克莱修的这篇《论事物的本性》，看过后他同意奥维德的说法：这些诗集必将与大地同寿。

在东方和西方精神信仰与物质科学两大壁垒的争夺战中，卢克莱修在他那个时代独自进行了一场壮烈无比的战斗。当然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诗人。由于他，拉丁文学才算“成年”。至少，文艺领导权才由希腊转移到罗马。

“莱斯比娅”的情人

公元前57年，曾接受卢克莱修献诗的盖乌斯·美米乌斯（Caius Memmius）离开罗马，到比提尼亚任执政。按例他可以随带一个作家，出人意料地，他没带卢克莱修，而是带上另一个叫卡图卢斯的诗人。卡图卢斯从他的家乡维罗纳来罗马已经五年了。他是个富家子弟，他父亲在家乡与恺撒时有交往。他在台布尔附近和加尔达湖旁都有别墅，在罗马还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尽管这么富有，卡图卢斯还声称其财产是抵押品，说他一文不名。但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发现他是一个不必为生活愁苦的文雅士绅，终日在罗马与一些大亨为伍。这个圈子里的人包括一些大演说家和政客：马库斯·凯利乌斯（Marcus Caelius）是一个贫穷的贵族，后来成为共有主义者；李锡尼通晓诗文和法律；赫尔维乌斯·辛纳（Helvius Cinna）是一个诗人。这些人以讽刺短诗来反对恺撒，没察觉他们的文艺反动反映了当时的革命。他们看厌了文学的旧形式以及纳维乌斯的粗俗和恩尼乌斯的夸张。他们希望以新的抒情诗韵律唱出青年的感情。他们也讨厌古老道德和兄长谆谆教诲的古训。他们宣告本能的神圣、欲望的无辜和放荡的堂皇。虽然如此，他们和卡图卢斯比起另一派的年轻纨绔子弟来，则要好得多。贺拉斯、奥维德、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甚至连维吉尔，这一小撮人作诗和生活总离不开女人。

这个小团体里最活泼的一个女人是克洛狄娅。罗马哲学家、讽刺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告诉我们，为了纪念女诗人萨福——卡图卢斯常常模仿、翻译她的诗，卡图卢斯把克洛狄娅命名为“莱斯比娅”（Lesbia）。卡图卢斯22岁来罗马时就与她结为朋友，当时她的丈夫在南高卢（Cisalpine Gaul）当总督。当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摇曳身姿”时就意乱情迷了，他把她叫作他的“纤美脚步之女神”。诚然，一个女人的步伐和其声音一样很可能是一种诱惑。她于是把他列为崇拜她的追求者之一。这个着了迷的诗人除了能写诗外，根本不是其他情敌的对手。于是他就以最美丽的抒情诗来赞美她，歌颂她。他又为她翻译了萨福描写情人痴狂的爱情诗。有一阵子，他每天陪伴着她，沐浴在爱情的幸福中，把他写的诗念给她听：

我的莱斯比娅，我的爱

让我们永远厮守在一块；

那些粗鄙老人的咕哝，

尽可把它当作耳边风；

太阳东升西落，

对我们，它一旦西沉，

永恒的酣睡黑夜就跟着……

给我一千个吻，多加一百个，

再给我一千个吻，再加一百个，

又再给我一千个吻，又再加一百个；

当我们狂吻了成千成万次后，

我们会弄不清到底总共有几次，哦，

这样也好，

不然，那一群下流卑鄙的人，

会羡慕我们这一对，

会知道我们接吻实际有几回。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感情维持了多久。或许他的“成千成万次的吻”吻得她生厌，她曾为他背弃她的丈夫，现在反过来背叛他又另结新欢了。这次她的交游范围更广阔了，卡图卢斯气愤地说她“两手拥抱300个奸夫”。卡图卢斯由爱生恨，并且以一种济慈式的意象唾弃她的贞洁抗辩：

妇女向她那渴求爱的情人

所灌的迷汤，

铭记于心！

恰似风中絮，

更如海底月。

当卡图卢斯他的怀疑被证实后，他更是醋劲大发，伺机报复。他斥责她成为酒店常客，公开指责她的新情人。于是他写了一首很动人的婚礼歌送给他的朋友曼利乌斯，羡慕他的结婚和有一个甜蜜安定的家庭。为了怕触景生情，他陪美米乌斯到比提尼亚去，希望换个环境来弥补心灵的创伤，但是他失望了。他绕道去探望一个死在特罗阿德（Troad）的弟弟的坟墓，之后他写了几行流传很久的诗：

亲爱的弟弟，

我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向你献祭，

带给你最后的祭礼……

望你的灵魂来把它显现，

啊！这一别就是永远，

哦，永远，

弟弟，你安息吧，再见。

寄居在亚洲的数年，终于使他改变，使他柔弱。那把死亡描写成“永恒夜晚的酣睡”的怀疑论者，已被东方的宗教和仪式影响而改变了。在其最富丽、最伟大的诗《阿提斯》（Atys ）中，他栩栩如生地描写人们对小亚细亚大神母的崇拜。在《珀琉斯和忒提斯》（Peleus and Thetis ）中，他以维吉尔都难望其项背的六音步诗行的精致韵律，来重述珀琉斯和阿里亚德涅（Ariadne）的故事。他从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买来一艘小游艇，独自驾艇渡过黑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到加尔达湖，然后抵达他在西尔米奥（Sirmio）的别墅。他自问自答地说：“哦，要逃避尘世忧虑，还有比回老家安枕床上更快乐、更惬意的方法吗？”人类就是这样，开始总是拼命追求幸福，最后还是满足于平静安逸的生活。

在罗马那么多诗人里，我们比较了解卡图卢斯的原因是他的主题很少超出他个人以外。这些爱与恨的抒情诗写出了敏感和亲切的心境，但是有点太偏激，过分淫秽和残酷。对卡图卢斯来讲，爱与恨、善与恶之间只隔一层薄纸。

然而他那正直完美的诗弥补了这些过错。他的十一音步诗行很自然地跃然纸上，与贺拉斯的技巧迥然不同，有时还比维吉尔的诗更优雅。他的用字尤属上乘：他把俗语粗字磨炼成诗行，并把文学方面的拉丁用语掺杂着一些酒馆俚语；他避免倒装句和隐晦不清的词句，使行文明白流畅；他熟读了古希腊亚历山大的诗和古伊奥尼亚诗人的诗集；他精通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变化韵律和流畅技巧、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活泼轻快、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丰盛充溢及萨福的狂热多情。事实上，是他告诉我们这些诗人的格式和作风的。他很专心地跟他们学习、观摩，以至于由他们的学徒变成跟他们并驾齐驱的人。西塞罗对拉丁散文功不可没，卡图卢斯对拉丁诗贡献巨大。

学者们

拉丁图书是如何书写、作插图、装订和出版的？自古以来，罗马人一直用尖笔把信笺和商业记录写在蜡板上，如有错误则用拇指擦去。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拉丁文学是用羽毛和墨水写在由埃及运来的纸上的。公元1世纪，从动物身上剥下的兽皮所制成的羊皮纸已取代埃及的草纸而被用于书写文学和重要文件了。通常，文学作品都写在一卷卷的羊皮纸上，要看时只好一卷卷地展读。文章通常有两三小栏到一页之长，没有标点，甚至字和字之间也没有分开。有些原稿用墨水画画，瓦罗的《意象》（Imagines ）里画了700个有名的人，每一个人的画像后面都附了简短的传记。人们可以雇用奴隶来抄写原稿，而后出售。有钱人家要什么书，可雇办事员来抄写。由于抄写员大都是奴隶，而不是花钱雇人抄，所以书都非常便宜。通常“第一版”都有1000本左右。书店向发行人整批购买，然后在小摊子上零售。书店和发行人不付给作者报酬，偶尔会送些礼物。私人图书馆此时已经很多。公元前40年，波利奥（Asinius Pollio）用他的藏书建了罗马第一个公立图书馆。恺撒还计划建一个更大的图书馆，由瓦罗任馆长，但是跟他很多其他的计划一样，这个构想到奥古斯都时才实现。

由于这些设备、场所的激励、刺激，罗马文学与学术渐渐和亚历山大人的工业并驾齐驱了。诗集、小册子、历史书、教科书等与台伯河的河水相争长。每个贵族都懂得用诗文装饰自己，每个贵妇都学会填词作曲，每位将军都在写他们的回忆录。这是一个写“大纲”的时代，由于时代已进入竞争的商业社会，摘要大纲广被采用。尽管瓦罗忙着东征西讨，在其89载的一生中，他仍然忙里偷闲，几乎把各部门的知识都摘略下来。他的620“卷”书（大约74本）在那时算是只手独创的百科全书。由于对字源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写了一篇《论拉丁语言》（“On the Latin Language”）的短文。或许要呼应奥古斯都对人们的要求，他在《论乡村生活》（“On Country Life”）的文章里，鼓励大家说乡村是逃避争斗和混乱的最好去处。他的序文说：“我的第80年生涯，警告我必须脱离这种生活。”他的最后遗嘱里详细述说乡村的静谧和幸福，他很钦佩乡村的妇人——生产不久，就回到田间工作了。他很为罗马的低生育率担忧：“以前有子万事足，现代的妇女则说她宁愿上三次战场，也不要生一个孩子。”在《神圣的古代》（Divine Antiquities ）一书中，他下了一个结论说：“一个国家的丰饶、秩序和勇气需要有由宗教信仰支撑的道德戒律才行。”他同意法学家穆齐乌斯·斯凯沃拉对两种宗教——一种是哲学家的宗教，一种是庶民的宗教——截然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是他主张庶民的宗教虽然缺乏知识背景，也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虽然他本人信奉含混的泛神主义（pantheism） [3] ，却力促恢复对古罗马神祇的崇拜。他受加图和波利比奥斯的影响很大，而他自己对奥古斯都的宗教政策和维吉尔虔诚的田园风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老加图没有完成其《发源论》就去世了，未完成的部分由瓦罗在其《罗马人民的生活》（Life of the Roman People ）——又名《罗马文明的历史》——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很可惜，这本书和他所有的著作都被时间湮没了。在罗马，历史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然而历史像修辞学一样，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很伟大的历史从业者——萨路斯提乌斯。他是恺撒手下的武士和政客，曾统治过努米底亚，也曾花一大笔财产在女人身上。他退休后住在罗马的一幢别墅里，过着豪华的生活。这幢别墅以其花园闻名，后来成为皇帝的住宅。他的几本书如《史丛》（Histories ）、《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 ）和《喀提林》（Catiline ）等是用另一种方法继续战斗，而为庶民辩护。他揭露罗马的道德衰落 [4] ，控诉元老院和法庭把财产置于人权之上，还声称马略主张阶级平等和适才适所。他用他的哲学评论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来作深入的叙述，继而开创一种警句的简洁风格。塔西佗受这种风格的影响很大。

像萨路斯提乌斯时期的罗马散文一样，这种风格的色彩和语调取自城市广场的演讲术和法庭的辩论。法律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公共演讲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尽管政府充满敌意，教授修辞学的学校仍如雨后春笋般增设。西塞罗说：“修辞学专家有如过江之鲫。”公元前50年，修辞学大师有安东尼、克拉苏、苏尔皮西乌斯·鲁富斯及霍滕西乌斯。从听众挤满城市广场（有的甚至被挤到邻近的庙宇和阳台上）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见演说者的嗓门之大了。霍滕西乌斯的演讲词活泼生动，以至于连罗西乌斯（Roscius）和伊索普斯等杰出的演员都来聆听，来学他的讲话姿势和手势，从而使得他们的演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霍滕西乌斯效法老加图，也把他的演讲词修订后出版。演讲术使拉丁语言日臻华丽多彩，雄壮有力，且富有东方的优雅之美。在霍滕西乌斯和西塞罗之后，年轻一辈的演说家抨击所谓“亚洲派”风格的矫饰做作和骚动狂乱，恺撒、布鲁图、波利奥等人联合保证采用较平静、简洁的“雅典”语风后，形成了两大流派——“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年轻一辈的古典主义者甚至抱怨说，东方的演讲术正在征服罗马。

西塞罗的文笔

西塞罗知道他的演讲词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对雅典学派的评语非常重视，并在其论演讲术的很多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他用活泼生动的对话描绘出罗马雄辩的历史，并规定一些作文、散文、韵律的规则。他没有承认自己的风格是属于“亚洲派”的，他说他曾模仿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的风格，他提醒那些雅典学派，说他们冷酷和无情的演说只能使听众昏昏欲睡或逃之夭夭了。

西塞罗留给我们的57篇演讲词，对演讲的技巧都有明确的解说。这些技巧包括：（1）热情地提出问题；（2）以幽默和逸事来取悦听众；（3）无情地揭露对手的隐私或夸大对手的过错；（4）对自己不利之处，则要巧妙地转移听众的注意力；（5）布下修辞学方面的问题，使对方无招架之力；（6）以掉尾句来加重语气和吸引听众注意力。这些演说算不上什么雄辩，都是有意中伤对方，滥用自由，大放厥词。这种情形在舞台上不允许，但是在城市广场和法庭上却屡见不鲜。西塞罗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像“猪猡”、“毒虫”、“刽子手”和“卑鄙”等字眼来谩骂他的对手。安东尼在公共场合跟他太太表现得过分亲热即遭西塞罗的议论与责骂。听众和陪审团对这种辱骂、诋毁觉得很有趣，大家都没有认真地把它当作一回事。众所周知，西塞罗的演说表现自我和咬文嚼字的色彩比道德的真诚、哲学的智慧和合法的聪明与深度要来得更浓。然而他的雄辩的确举世无双，甚至连狄摩西尼都没有他来得生动、活泼、机智。诚然，西塞罗拉丁文的流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拉丁散文的全盛时期。恺撒在把他的《论类推》（On Analogy ）题献给西塞罗时说：

阁下发现了演讲术的宝藏，也是使用这些宝藏的第一个人。您施惠给罗马市民，罗马因您而荣耀。您的胜利比最伟大的将军们的联合功绩更伟大、更辉煌。因为增长人类的见识要比开拓罗马的疆域来得崇高和有意义。

西塞罗的演讲词和书信大都由他口授给秘书，他本人很少修改。当初根本没有要出版的念头，因此他的一切就赤裸裸地被记载下来。尼波斯说：“读过这些书信的人，就不必看这一时期的历史书了。”书信的风格质朴无饰，间或夹以幽默和机智，优雅的文言和粗俗的白话交相使用。在现存的拉丁散文中，这要算最引人入胜的了。在所难免，在这864封信中（有90封是别人写给他的），偶尔有矛盾和不诚实之事。这里面缺乏像在散文里常发现的宗教虔诚和信仰。他对各种不同人的意见（尤其对恺撒）与他对公众的声明并不完全一致，书信措辞没有他的演讲词那么浮夸和自负。他向我们保证说：“本人是世界上最不懂虚荣的人。”在这些书信里，有很多讨论涉及金钱和住宅。西塞罗除了在阿尔皮鲁姆、阿斯图瑞（Asturae）、普特奥利和庞贝等地有别墅外，在福米埃（Formiae）还有一处价值25万塞斯特斯的房产。另一处房产位于图斯库隆，价值50万塞斯特斯。此外在帕拉蒂尼的一座宫殿价值350万塞斯特斯。 [5] 这种享受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实在太过分，也太不可思议了。

虽然如此，我们之中有谁的书信出版后，会像西塞罗这样永垂不朽呢？诚然，只要我们继续展读这些书信，就会渐渐地对这个人产生好感。他一生的过错没我们多，或许他还没我们骄傲自负呢！他的过错就是以完美的散文来使虚荣和错失不朽。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工作认真，还是一个体贴的父亲，大家的好朋友。此时，他待在家里含饴弄孙，读书作乐，对待他那患有风湿病而脾气暴躁的太太泰伦蒂娅还不坏呢！只是他们实在太富有，富有而不快乐，终日争吵、忧虑，弄得家无宁日。结果为了一点财务上的争执，两人在年迈之时离了婚。不久，他又跟非常有钱的普布利莉娅（Publilia）结婚。但是婚后普布利莉娅与西塞罗的女儿图莉娅不合，西塞罗一气之下又把她离弃了。他非常溺爱图莉娅，所以当她不幸去世后，他几乎发狂，并决定为她修建一座庙宇。西塞罗的信大部分都是写给阿提库斯的，此人为他投资，替他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把他的著作发表出版，还不时给他忠告。当阿提库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到希腊时，西塞罗于怀念之余，给他写了一封诚挚的信：

这个世界上除您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能和我共商大计的人了。您爱我，您做事谨慎，我们之间坦荡荡，没有谄媚、虚伪和做作。家兄虽也坦直友爱，却远离了我……而您时常以您的忠告解我之忧虑，除我之疑忌。往日公事有您代办，私事有您安排，如今您安在？

恺撒横跨卢比肯河打败庞培，而自封为独裁者的这段暴乱期间，西塞罗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从埋头研究哲学当中求得慰藉。他告诉阿提库斯说：“记住，不要把你的书籍送给任何人，你已答应要送给我。除书籍外，我现在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兴趣。”年轻时，西塞罗曾以最亲切和谨慎的口吻为诗人阿希阿斯辩护，他赞赏文学的研读可以“滋养年轻人，装饰中年人，娱乐老年人”。他自己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所以在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西塞罗几乎写了一图书馆的哲学书。 [6] 由于上流社会宗教信仰瓦解而形成的道德真空状况，几乎使罗马社会演变成分崩离析的局面。于是西塞罗就梦想用哲学代替神学来使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走上轨道。他决定不再另创新体系，而将希腊古圣贤的教义归纳起来作为他呈现给人民最后的礼物。西塞罗很坦诚，说他大都是改写或翻译波塞多尼乌斯及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但是他把枯燥的散文格式改变成优雅而通俗的拉丁文，以对话来使演讲生动，然后快速地从逻辑和玄学的荒漠转到行为和政治的实际问题。和卢克莱修一样，他自创一些哲学术语。他终于成功地把哲学和语言融会贯通了。

最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大都源自柏拉图。他既不喜好伊壁鸠鲁学派的武断（好像直接来自诸神集会处，他们常用这样的信念，谈及神圣的事物），也不爱好斯多葛学派的论断（他们汲汲于辩说“万物皆因人类的使用而生，即使是神祇也一样”）。西塞罗的起点在于新学院派（The New Academy）——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否认所有确定的事实，而寻求人类充分生活的可能性。他写道：“对多数事物，我的哲学便是怀疑……可以让我不去了解我所不了解的事物吗？”“那些想获悉我的个人意见的人们，显现出一种过分的好奇。”但是，他的表达天分，很快地就战胜了他的腼腆本性。他嘲笑祭祀、神谕及占卜，并热切地撰文以证明占卜的荒谬。对信仰占星术的善男信女，他一概嗤之以鼻，他责难说：死于坎尼城的人们，是否都生于同一片星空下？他非常自负地想以“一笑置之”的方式来迅速地破坏古老信仰：“当我们称谷类为锡里斯（罗马谷神），称酒为巴库斯（Bacchus，罗马酒神）时，我们所使用的仅是通常的辞藻，但人们会如此愚蠢以至于相信他们以神为食物吗？”他不但怀疑神祇的存在，而且怀疑任何独断的说法。他摈弃德谟克利特与卢克莱修的原子论。所谓缺乏引导的原子，能够导致现有世界的秩序（就如同一个个字母能够自动自发地构成诗人恩尼乌斯的伟大作品《编年记》），对于这种论调，他大不以为然。然而，我们对诸神的一无所知，并非他们不存在的明证。事实上，人类大都同意建立一个赞成上帝的可能“平衡”。西塞罗归结说：就个人道德与公共秩序而言，宗教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具有见识的人将不会攻击它。因此，在叱责占卜之时，他却不断地践履占卜官的职掌。这并不算十分矫饰，他认为是一种政治手腕。罗马的道德、社会及政府都系于古老的宗教，因而不能如此就让它枯萎了。当他所钟爱的女儿图莉娅去世后，西塞罗比往昔更希望个人的不朽。在《论共和国》的最后一章《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 ）中，他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及欧多克斯处，转借出一种复杂、动人且神秘的死后生活，在那里，具有大德的死者，享受永生的极乐。但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即使对丧失亲属的朋友的吊慰信——他却从未提及来世。

由于那时期怀疑的气氛太重，西塞罗以纯世俗的理由作为他道德和政治论文的基础，不谈怪、力、乱、神。在《论道德目的》这本书中，他开始探求幸福的途径，同时怀疑斯多葛派认为美德至上的学说。因此，在《论义务》这本书中，他寻求美德的途径。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整个世界就是神祇和人类的共同城市。”最完美的道德，即是每一组成分子应对整体忠诚。一人为自己和社会而生存，首先他自己应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然后才履行作为市民应尽的义务。聪明的政治手腕比最微妙的哲学要来得崇高。

君主政体只有在当权者是贤明时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贵族政治也只有在统治阶层是真正的领导人才时，才是好政体。但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西塞罗不太相信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家庭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百姓都是善良的时候才算好制度，但是西塞罗认为百姓不可能永远善良。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混合政体，像格拉古兄弟以前的罗马政体：议会的民主权利，元老院的贵族权力，任期一年的执政的无上权力等。缺乏制衡，君主政体就会变成专制政体，贵族政治则变成寡头政治，而民主制度也就变成暴民政治——混乱且独裁的统治。在恺撒当选为执政之后，他抨击说：

柏拉图说暴君随自由的口号应运而生……最后，这所谓的自由就成为奴役。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人会被选为领导者。这个领导者以没收甲方财产来取悦乙方。像这种人在独处时因怕生命危险，总有卫士在旁保护。平常则以独裁者自居，统治曾帮他取得权势的人们。

无论如何，恺撒还是当选为执政。西塞罗知道大势已去，只得研习法律，重温友谊和荣耀以娱晚年了。他以“战时无律法”来自慰，他和斯多葛派一样，把法律解释为“顺乎自然的正当理由”，即法律是要把人类的关系弄得有条不紊。他说：“自然要我们爱人类，这就是法律的基石。”友谊不能以共同利害为基础，而要以由美德与正义联合和限制的彼此利益为准则。友谊之道，应该“既不央求不名誉的行为，即使对方有此央求，也不去从事不光彩的事情”。廉洁自守才是老年幸福的最好保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循规蹈矩地过一生，会使人延年益寿。埋首书堆会使人“不知老之将至”。老年会恐惧死亡，但若是人的心灵经过哲学的冶炼熏陶，就不会有此恐惧。死亡后的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说不定会更幸福，至少也会得到静谧、平和。

总而言之，西塞罗的哲学短论枯燥乏味，这些短论和其政治手腕一样，太墨守传统和正统学说。他好奇如科学家，胆小如富有者。纵使在其哲学短文里，也还留有政治的味道，唯一可取之处就是这些短文格式的质朴美。他的拉丁文多么流畅，多么易读！其行文多么通俗、柔和！当他叙述一个事件时，他尽可能地活泼生动，使其演讲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当他描述一位人物时，他所运用的技巧，竟令他自己哀叹说：“我没有时间去成为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从伊索克拉底那里学来的平衡子句和掉尾句的修辞学技巧，使整个城市广场为之轰动。他的思想属上层社会的思想，但是他采用的形式是针对一般庶民的。他力求明白清楚，使他的道理令人感动，并用逸事和智慧来使抽象事物变得具体。

西塞罗再创拉丁语言。他增加拉丁语词汇，把词汇炼成有弹性的哲学用语，使它成为西欧1700年来学术和文学的工具。我们记忆里的他是一个作家，而不像是一个政治家。在我们几乎都忘了他曾任执政的当儿，还依稀记得他的雄辩和不朽的书信。由于形式和实质，艺术、知识和权力同样为人所重视，我们可以说西塞罗的成就仅次于恺撒。

注释

[1] 卢克莱修从不使用“原子”这个字眼，他称呼最根本的微粒为primordia（基原）、elementa（元素）或semina（种子）。

[2] “Epicurean”与“Stoic”两词在本书中意指信奉伊壁鸠鲁和芝诺两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人，“epicurean”与“stoic”两词则指耽溺和规避感官恣纵的人。即两词如大写开头即指两个学派，小写开头，即指享乐主义与禁欲者。——译者注

[3] “世界的灵魂就是上帝，而它的各部分便是诸神祇。”

[4] 瓦罗声称：“萨路斯提乌斯与人通奸，被安尼乌斯·米洛（Annius Milo）捕获，米洛用皮带对他痛加鞭打，但又允诺他付出一笔款项后，立即让他逃脱。”然而，这或许只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运用罢了。

[5] 这笔巨款是向一位诉讼委托人“借”的，我们不知道这笔钱是否偿还过。法律禁止律师收受诉讼费，但他们却接受“贷款”或馈赠。通过这种赠予方式，西塞罗在30年中“继承”了2000万塞斯特斯。国家的法令，总为人情所改写！

[6] 公元前54年，西塞罗写成《论共和国》（De Republica ）；公元前52年，写成《论法律》（De Legibus ）；公元前45年，写成《理论》（Academica ）、《哲学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及《论道德目的》（De Finibus ）；公元前44年，写成《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 ）、《论占卜》（De Divinatione ）、《论美德》（De Virtutibus ）、《论义务》（De Officiis ）、《论友谊》（De Amicitia ）、《论老年》（De Senectute ）、《论荣耀》（De Gloria ）及《图斯库鲁姆的辩论》（Disputationes Tusculanae ）。而且，在公元前45—前44年间，西塞罗完成了5本演讲书的创作。

第九章 恺撒
（公元前100—前44）

浪子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的血统要追溯到尤卢斯·阿斯卡尼俄斯（Iulus Ascanius），传说后者为埃涅阿斯之子，埃涅阿斯是维纳斯之子，而维纳斯又是朱庇特的女儿，所以他从生至死皆像神一样。尤利乌斯家族虽然一直都很贫困，却是意大利最古老和高贵的世家之一：公元前489年和前482年分别有尤利乌斯族的人任执政之职；公元前473年和前157年，沃皮斯库斯·尤利乌斯（Vopiscus Julius）与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Sextus Julius）分别任执政之职。恺撒的母亲奥勒莉娅（Aurelia）是个贤明能干的主妇，住在苏布拉（Subura）一处商店、酒店、妓院等混杂地区的一间小屋子里。恺撒于公元前100年出生在这个地方。

荷兰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说：“恺撒性温好学。”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和修辞学老师是一个高卢人，这位老师对他后来的成大功、立大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年轻时，恺撒就对演讲产生兴趣。他因做过马库斯·特穆斯（Marcus Thermus）的军事助手而被救。比提尼亚的国王尼科梅德斯很喜爱恺撒，以至于西塞罗讥讽说恺撒“把童贞都献给了那位国王”。公元前84年，恺撒回到罗马，为了顺其父意，便跟科苏蒂娅（Cossutia）结婚。不久他的父亲死后，他就跟她离婚，而跟辛纳的女儿科尔尼利娅结婚。当苏拉取得政权后，他命令恺撒与科尔尼利娅离婚。恺撒不从，于是苏拉就没收他的世袭财产和其太太的嫁妆，并要处死他。

恺撒闻讯逃离意大利，去投奔西里西亚的部队。公元前78年苏拉死后，他回到罗马，但当他看到他的仇敌在罗马当政后，一气之下又奔走亚洲。在途中遭遇海盗，恺撒被捉到西里西亚，海盗索价20塔伦（7.2万美元）才准许释放。恺撒当面斥责对方低估他的价值，自愿将赎金提高到50塔伦！于是恺撒派遣仆人四处借钱后，他自己则优哉游哉地写诗自娱，还把诗念给海盗听。海盗自然不解“风情”，于是恺撒破口大骂他们野蛮，并发誓要尽早绞死他们。当赎金筹足后，他就急忙奔至米利都，招募部下和船只，掉头追赶海盗。当他捕捉海盗之后，先把赎金要回，然后将他们一一处死。事毕，他到罗得斯岛去研习修辞学和哲学。

当恺撒重回罗马之后，他把精力平分在政治和爱情上。虽然他的头发稀疏，却不失为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公元前68年科尔尼利娅去世后，他就与苏拉的孙女蓬佩伊娅（Pompeia）结婚。由于这次婚姻是纯政治性的，他也就毫无顾忌地跟其他女人私通。恺撒情妇之多，其私生活之淫乱，以致其部将之父——老克鲁伊欧（Cruio）称他是“人尽可夫亦人尽可妻”。在战时，他的这种行为更是放荡：在埃及，他有绝世美人克娄巴特拉；在努米底亚，他有皇后尤诺（Eunoe）；在高卢，他的女人更是不计其数，于是他的部下称他为“秃头奸夫”。当恺撒征服高卢后，人群中流行着一句话，警告有太太的丈夫在恺撒还没离开高卢以前，要把太太拘锁在房里，以防他的调情。贵族们讨厌恺撒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破坏了他们的特权；第二，他诱奸他们的太太。庞培之所以将太太离弃，就是因为她跟恺撒私通。加图对恺撒的敌视并非纯因哲学上的观点不同，他的妹妹塞尔维莉娅（Servilia）乃是恺撒最喜爱的情妇。加图怀疑恺撒与喀提林串通，因而控之于元老院。在元老院开会时，突然有人传来一张纸条给恺撒，于是加图要求恺撒把这张纸条上的内容大声念给大家听，恺撒看后默默地递给加图，原来是他的妹妹塞尔维莉娅写给恺撒的情书！塞尔维莉娅对恺撒一往情深。无情的谣言传说她老年时，还把自己的女儿泰蒂娅（Tertia）送给恺撒，以满足其欲望。内战期间，在一次公众拍卖中，恺撒把从敌对贵族手中没收的房地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塞尔维莉娅。后来，泰蒂娅嫁给谋杀恺撒的主要人物卡修斯。私人的奸情终于演变成国家的骚乱。

或许，恺撒这种处处遗情的性格使他得意，也让他惨遭失败。他的情妇通常都是仇敌里有权势的人。虽然恺撒移情别恋，但她们对他的感情仍一如往昔。克拉苏虽明明知道他的太太与恺撒有染，但还以大量金钱资助恺撒竞选。曾经有一度，恺撒欠他达800塔伦（288万美元）之多。说穿了，这些贷款并不表示慷慨或友谊，而是期望恺撒当选后能提拔自己。像阿提库斯一样，克拉苏虽腰缠万贯，却需要政治上的保护和机会。此一时期的罗马政客大多负有同样的“债务”：安东尼欠债4000万塞斯特斯，西塞罗欠债60万塞斯特斯，米洛欠债7000万塞斯特斯——虽然这些数字也许含有诽谤的成分。

恺撒给我们的印象是：起初，他是个不讲理的政客和轻率的浪子；渐渐地，由于年长和责任感的增加，他变为历史上最资深、最正直的政治家。恺撒一生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执政

苏拉死后不到一年，恺撒就把苏拉的手下格奈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处死。陪审团投票反对恺撒，但是一般百姓则为他为民主而战和精辟的演说喝彩。恺撒的演说没有西塞罗的激情、智慧和犀利的修辞，他实在不喜欢西塞罗那种“亚洲派”的风格。他自己独创一种精练简洁、雄壮有力的风格。他那描写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事录》就是运用这种风格写成的。不久，他的雄辩进步到仅次于西塞罗。

公元前68年，恺撒任职财政官，旋即被派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率领军队远征当地土著，包围城市，搜刮民脂民膏，以偿其债务。同时，由于他降低罗马银行业者借钱给西班牙各城市人民的利息而赢得广泛的赞赏和感激。有一次，当他走到亚历山大的雕像面前，他很惭愧地说亚历山大在他这样的年纪时，已征服半个地中海了。于是他再度返回罗马争夺官位和权势。公元前65年，他被选为市政官。他把一大笔钱——克拉苏的钱——花在装饰城市广场上面。苏拉得势时，把马略的一些战利品——旗子、画像和一些战利品等——都从朱庇特神殿（Capitol）搬走。恺撒却把这些东西归位，使得马略的旧部欣喜不已。

公元前64年，恺撒被任命为审理谋杀案件的审判长，他把苏拉时期公布的还逍遥法外的罪犯招来审理，最终，一些罪犯被处死，一些被流放。公元前63年，他在元老院投票反对处死喀提林的同谋，他说人格不会比死亡长寿。同年，他被选为罗马宗教的大祭司。公元前62年他当选副执政时，处死一个侵占公共基金的重要保守派人士。公元前61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省执政，但他的债权人阻止他前往任职，因为他欠了2500万塞斯特斯的债。克拉苏闻讯马上伸出援手，于是恺撒动身前往西班牙。到西班牙后，他再度讨伐当地土著，战绩辉煌。他带回来的战利品不仅还债有余，还充实了国库，元老院为他的胜利而喝彩不已。上流社会的人比较敏感、阴险，他们知道恺撒志在执政官，也知道元老院明文规定出征的将领战胜归来时，要先停留在城外。但是恺撒违反法律，凯旋后就径自进城，还积极地筹备竞选活动。

恺撒的胜利得力于他与庞培的巧妙默契。那时庞培方从东方凯旋而归，军事上、外交上无往不胜。由于海盗已被扫荡殆尽，庞培使得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给这些城市带来繁荣。他以征服比提尼亚、叙利亚及本都等地使罗马的资本家感激欢跃；他在一些地区罢黜旧王，扶持新王，并以极高的利率借钱给他们；他接受埃及国王一大笔贿赂以平定埃及内乱，后又借口不合法而拒绝履行契约；他抚慰巴勒斯坦，使其归属罗马；他建立了39个城市，同时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与和平。总而言之，判断力强、政治手腕高超为他自己和罗马带来了财富。庞培给罗马带来堆积如山的贡品、财物和金钱，所以他捐了2亿塞斯特斯给国库，另捐3.5亿塞斯特斯以增加国家的岁收，同时在犒赏3.84亿塞斯特斯给其士兵之余，还留了一大笔作为私产。现在他和克拉苏算是罗马的两大巨富了。

元老院对于庞培的成就与其说是高兴满意，不如说是惊愕不已，心存戒意。元老院风闻庞培登陆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港，而其部下又忠心耿耿，有能力使其成为独裁者，就已心惊胆寒了。为了使元老院释惧，庞培公开解散部队，进罗马城时只有数名卫士随行。庞培的胜利维持了两年，忘恩负义的元老院就拒绝他的请求，不分配国有土地给他的士兵，不批准他和被征服国王的合同，同时恢复卢卡卢斯在东方的一些安排，这些安排庞培根本不予重视。这一连串行动的结果使西塞罗和上流社会的联盟破坏了，也迫使庞培和资本家竞相讨好庶民。于是恺撒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公元前60年与庞培和克拉苏组成“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大家联合保证反对任何不合于他们三人的立法。庞培同意支持恺撒竞选执政，恺撒向庞培许诺说，如果他当选，他必定贯彻庞培在元老院行不通的议案。

竞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双方都利用“银弹”攻势。当保守派的领袖加图知道自己一派的候选人也在行贿拉票时，他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把此事视为合法了。庶民拥护恺撒，上流社会人士则支持毕布卢斯（Bibulus）。公元前59年恺撒当选执政之后，即向元老院提出庞培当年被驳回的议案：把国有土地分给包括庞培手下士兵在内的2万贫民，批准庞培在东方的一切安排，降低1/3的租税。元老院自然对此百般刁难，于是恺撒效法格拉古兄弟，直接把议案呈给议会。保守派人士唆使毕布卢斯利用否决权把议案否决。恺撒也不甘示弱，劝诱议会弹劾毕布卢斯，一个狂热的庶民还把一桶大便泼在毕布卢斯的头上。最后，恺撒的议案获得通过。这些议案跟格拉古兄弟时代的情况相同，是把农业政策和财政计划联合、使商界欢呼雀跃的一种措施。庞培对恺撒的魄力惊叹不已，感激之余，娶恺撒的女儿朱利娅为妻。“三头同盟”的首领们向追随的一些激进分子保证说，他们会在公元前59年秋季，支持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竞选保民官，同时他们以无限制的娱乐和游戏来博得选民的欢心。

4月，恺撒再度提出《土地法案》，要求政府将坎帕尼亚的土地配给有三个孩子的贫困家庭。元老院再度反对，但是议会通过此议案。经过100年的奋斗，格拉古兄弟的政策终于如愿以偿地付诸实行了。毕布卢斯不得志后，只得待在家里，偶尔听到一些不利于立法的宣布时，会幸灾乐祸地一笑。恺撒独自处理公务，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为了将元老院的一举一动公开给大众，恺撒创办了“报纸”，聘请一些文书把元老院每天的议程记录下来，将这个“每日记事”（Acta Diurna ）公布在城市广场的墙壁上。一些私人信差再把这些报告抄下来，传达给帝国各地。

执政任期将满时，恺撒自命为南高卢和山北高卢（Narbonese Gaul）两区的总督。为了保证他的立法广受支持，他设法使他的两个朋友盖比尼乌斯（Gabinius）和皮索（Piso）当选为公元前58年的执政，并且和皮索的女儿卡尔普尼娅（Calpurnia）结婚。同时，为了取得平民的继续支持，恺撒竭力支持克劳狄乌斯竞选公元前58年的保民官。虽然他的第三任太太蓬佩伊娅最近跟克洛狄乌斯私通而遭他离弃，他并不怀恨在心，也不变更其支持克劳狄乌斯的计划。

道德和政治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卡（Publius Clodius Pulcher）是克劳狄乌斯族的后裔，是一个勇不可当的年轻贵族。与喀提林和恺撒一样，他领导贫民对抗贵族。为了使自己有资格当保民官，克劳狄乌斯便由一个平民家庭收为养子。为重新分配集聚于少数人手中的财富和打击西塞罗——因为西塞罗曾攻讦其妹克洛狄娅，并且拥护财产的神圣性——他在未从恺撒手中夺得实权之前一直担任恺撒的部属。他赞赏恺撒的政治手腕，暗恋恺撒的太太。为了跟她亲近，他乔装成女人混进恺撒的住所。公元前62年他还装扮为祭师，参加奉献“好女神”（Good Goddess）的仪式，终被察觉识破，于是被控违反“好女神”的玄秘而公开受审。恺撒被传来做证人，但是他说他不想控告克劳狄乌斯。于是检察官便质问恺撒为什么要跟他太太蓬佩伊娅离婚。恺撒回答：“因为我的太太必须是不容怀疑的。”这个回答很有技巧，因为这样既没有开释对他很有用的这个政治副手，也没有一口咬定他有罪。很多证人——也许是贿赂来的——指认说克劳狄乌斯和妹妹克洛狄娅有关系，并说在他的妹妹泰蒂娅嫁给卢卡卢斯后，他还设法诱奸她。克劳狄乌斯抗议说其妹克洛狄娅被控乱伦案之时，他并不在罗马。然而西塞罗却指证说那时克劳狄乌斯和他确实还在罗马见过面云云。一般庶民认为这是元老院阴谋打击平民领袖的一项计划，因此纷纷要求赐克劳狄乌斯无罪。克拉苏——有人说由于恺撒的吩咐——就为克劳狄乌斯收买了一些法官，于是克劳狄乌斯最终被判无罪。恺撒就利用这个机会，虽失去一个保守太太，却娶得了一个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

恺撒的执政任期才到，一些保守分子便建议彻底废除他的立法。加图也认为这些“恺撒律法”应在法令全书中消失。元老院对统领着罗马军团的恺撒和行使保民官职务的克劳狄乌斯不敢贸然妄动。公元前63年，加图以恢复分配便宜谷类给庶民来讨好他们。公元前58年，克劳狄乌斯则进一步把这些谷类免费赠送给需要的民众。他在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利用宗教上的否决权来对抗立法程序。他把一些行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投票集团，并获得他们的忠心拥戴，筹组了一支卫队。克劳狄乌斯由于担心其保民官任期一到，加图和西塞罗可能试图破坏恺撒的成就，于是便诱使议会派遣加图出使塞浦路斯，并且通过法令说，任何没经过议会同意便处死罗马市民的人将遭放逐。西塞罗知道这条法令在影射他，于是潜逃到希腊。希腊各城市和一些显要对他纷纷争相礼遇，视其为贵宾。议会下令没收西塞罗的财产，他在帕拉蒂尼的房屋则被夷为平地。

克劳狄乌斯乘胜利余威，转而攻击庞培和恺撒，想独自为平民领袖。庞培伺机报复，于是他支持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召回西塞罗的请愿。元老院要求所有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件事情。克劳狄乌斯就召集了一群武装民众来监督投票。庞培也叫安尼乌斯·米洛组织一队人马，与其对峙。于是双方剑拔弩张，演变成流血事件，好多人因而丧生，米洛仅以身免。庞培的工夫没白费，西塞罗在过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后，在公元前57年返回意大利。他从布伦迪西姆港到罗马的途中，广受群众欢呼致敬。欢迎的人群多到使西塞罗害怕会被人诬告说他自设流亡的圈套之名，以行被众人迎接的衣锦荣归之实！

很明显，西塞罗归来后对庞培和恺撒已作了某些誓言和承诺。恺撒借一大笔钱给他另起炉灶，并不取分文利息。于是好几年来，在元老院里，西塞罗一直是“三头同盟”的赞助者。公元前57年，罗马闹谷荒，西塞罗为庞培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管罗马的粮食供应和各港口以及贸易事宜。于是庞培总算渡过了另一个难关，但是共和国的组织法又遭受另一次的打击，“法治”也渐由“人治”取代了。公元前56年，西塞罗诱使元老院发一大笔军饷给在高卢的恺撒。公元前55年，他忘了恺撒对他的恩惠，开始抨击一个叫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的总督。他犹记得此人当年也是促使他流亡的人，但恺撒之妻就是此人的女儿，他却给忘了。

加图到塞浦路斯绥靖，获得辉煌成就，于公元前57年返回意大利后，就开始重拟保守派的政策方针。与庞培敌对的克劳狄乌斯答应赞助，并把他手下的刺客借给贵族。

此时的文学著作颇有反恺撒的色彩。卡图卢斯与卡尔维乌斯两人的讽刺短诗像毒箭般飞射到“三头同盟”的头上。此时恺撒正在攻打高卢，却不知他已成众矢之的，危机重重。难怪西塞罗要说一个人的死法多得不可胜数！有数个保守派分子与日耳曼领袖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协商暗杀恺撒事宜。多米提乌斯（Domitius）要竞选执政时，宣布说如果他当选后，他便要召回恺撒——这意味着恺撒要被起诉、受审。此时西塞罗也见风使舵了，他建议元老院于5月25日和26日这两天考虑废除恺撒的土地法。

征服高卢

公元前58年春，恺撒正式接受北意大利南高卢和法国南部纳尔邦南西斯高卢两区总督的职位，并开始履行职责。早在公元前71年，阿里奥维斯图斯就应一个高卢部落之请，率领1.5万名部众到高卢平乱。平乱后，他就留在高卢统治着这些部族。其中一个叫埃杜维的部落于公元前61年请求罗马派兵驱逐这些日耳曼军队。罗马元老院命令纳尔邦南西斯高卢的总督派兵支援，但几乎就在此时，元老院也把阿里奥维斯图斯这个人列为与罗马友好的领袖之一。同时，有12万日耳曼人已跨过莱茵河，定居在佛兰德斯（Flanders），因此大大壮大了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声势。从此他把当地土著视为臣民，一心一意地想征服整个高卢。这时，日内瓦地区36.8万赫尔维蒂（Helvetii）人也开始西迁。恺撒被警告说，这些人到法国西南部时会路过他的纳尔邦南西斯高卢行省。历史学家蒙森说：“从莱茵河口到大西洋都布满日耳曼部族，整个莱茵河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情势就像500年以后，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人（Frank）与其阿勒曼尼（Alemanni）联盟猛扑没落的罗马帝国一样。”正当罗马内部酝酿罢黜恺撒之时，恺撒还在为罗马的安全作殊死战斗。

除了他原有的四个军团外，恺撒没经过元老院的认可就私自筹组了另外四个罗马军团。于是他邀请阿里奥维斯图斯前来磋商局势。结果如他所料，阿里奥维斯图斯拒绝前来。许多高卢部落派代表要求恺撒出兵保护。于是恺撒同时向阿里奥维斯图斯和赫尔维蒂人宣战，率军北上，与赫尔维蒂人碰个正着，大战终于在埃杜维部落的首府拜比布拉克特（Bibracte）爆发。恺撒虽获得胜利，却也付出惨重代价。这些战争的情形，我们只好照恺撒自己的记载来说了。赫尔维蒂人战败后，要求返回他们在瑞士的老家。恺撒答应让他们安全返回，但要求他们归属罗马帝国，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高卢人老老少少都为恺撒欢呼雀跃，同时继续请求他驱逐阿里奥维斯图斯出境。恺撒在离莱茵河10英里的奥斯特海姆（Ostheim）地区遭遇阿里奥维斯图斯，并于公元前58年，几乎捕杀了所有日耳曼部队（据恺撒的记载）。首领阿里奥维斯图斯脱逃，但不久即告死亡。

恺撒解放高卢后，认为已形同征服了高卢。于是他马上把高卢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借口说除此之外别无防止日耳曼侵略的办法。有些高卢人不信他这一套，起而反抗，并请求居住在高卢北部的一支强大的比利时部族出援。恺撒随即在埃纳河（Aisne）河岸将他们打败，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连打垮了苏埃西翁（Suessiones）、阿姆比亚尼（Ambiani）、内尔维（Nervii）以及阿杜亚杜契（Aduatici）等部落，掠夺洗劫，并把战俘卖给意大利的奴隶贩子。恺撒就这样宣布已征服高卢。元老院于公元前56年把高卢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罗马的庶民则为他们遥远的胜利欢呼不已。恺撒再一次跨越阿尔卑斯山到山南高卢，为其内政问题而忙碌，同时补充他的罗马军团，并邀请庞培和克拉苏到卢卡城来和他商讨对抗保守派的联合阵线。

为了比多米提乌斯快一步，他们三人同意庞培和克拉苏应于公元前55年时与他竞选执政；庞培和克拉苏应分别任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总督；而任高卢总督的恺撒得延长五年任期；另外，总督任期满后，他可以竞选连任执政等。恺撒将从高卢战后得来的战利品，分一部分给他的朋友，以作为他们竞选的费用；还把一大笔钱送回罗马，为一些失业者制造工作机会，并建造公寓给支持他的人。更有甚者，他把元老院的议员收买得服服帖帖，这样废除他立法的运动遂告寿终正寝。在一贯的贿赂选举中，庞培和克拉苏都当选了执政。恺撒则不厌其烦地向高卢人解释和平比争夺自由更可贵，也更甜蜜。

莱茵河地区正酝酿着暴乱。有两个日耳曼部落已越过列日（Liége），高卢的民族主义党派请求他们对抗罗马军队。恺撒于公元前55年与这些入侵者遭遇，把他们赶回莱茵河，并不分男女老幼对其大肆屠杀。他的工程师们于十天之内完成了一座跨河大桥。恺撒大军过桥到日耳曼作战，把莱茵河巩固成一道坚强的阵线。两星期后，他又率军返回高卢。

我们不太清楚为何他要侵入不列颠，很可能是因为听说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和珍珠吧；或者是他希望夺取那里的锡矿和铁矿以供输入罗马；或许因为不列颠支援高卢的行为激怒了他，使他认为罗马在高卢的军力要面面俱到才能保障安全。于是恺撒率领着一支小军队渡过海峡的最狭窄处，把毫无准备的不列颠军队打垮后即班师回来。翌年他再度渡海，征服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aunus）统治下的不列颠，并深入到泰晤士河，要求其纳贡后，才率军返回高卢。

或许恺撒也风闻高卢部落再度酝酿暴动，于是他先镇服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而后再率军进入日耳曼（公元前53年）。回来时，他把主力军留在高卢北部，其余部队则开进意大利北部过冬，希望能在罗马停留数月，以便整顿他的“地盘”。然而，公元前52年春，他听说高卢部落里最凶悍的酋长维钦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几乎把各部落都联合起来要为独立而战。此时恺撒的情况岌岌可危，因为大部分的军团都驻在北部，而中间地区却在叛军控制之下。于是恺撒统领一支小军队到冰天雪地的塞文山脉（Cevennes），与阿维尔尼（Auvergne）对抗。当维钦托里克斯率军起而抵抗时，恺撒命德西穆斯·布鲁图（Decimus Brutus）暂任指挥官（与那位暗杀恺撒的布鲁图不是同一个人），自己则带数名骑兵，乔装后驰向高卢北部，与其主力军会合后，随即率军反攻，把阿瓦里库姆（Avaricum）和塞纳布姆（Cenabum）两地包围后，大肆屠杀，并大量搜刮以补充军饷，然后再继续攻打热尔戈维亚（Gergovia）。由于高卢军队顽强抵抗，恺撒只得撤军。埃杜维部落自从受惠于恺撒后，一直忠于恺撒，不料此时竟然也起来抵抗恺撒，把他在苏瓦松（Soissons）的基地夺去，并准备把他赶回纳尔邦南西斯高卢。

这时候是恺撒命运的最低潮，恺撒甚至曾认为大势已去。因为他在攻打维钦托里克斯拥有3万军队的阿勒西亚（Alesia）城时，几乎把赌注都押在上面了，现在他好不容易重新集合零散部队准备攻打埃杜维，有消息传来，25万高卢人从北部浩浩荡荡地南下而来，于是他命令手下沿城建造两层同心的土墙。维钦托里克斯的军队和其盟军几度攻城均未得逞。一星期后，敌人的部队因缺乏纪律和补给，乱不成军，饥困的士兵把他们的首领绑送给恺撒后，向罗马军队投降。城围已解，所有敌军士兵成为罗马军团的奴隶。维钦托里克斯被押到罗马处死，终为其争取自由付出了代价。

阿勒西亚城之围决定了高卢的命运和法兰西文明的特性，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两倍于意大利的土地，并为罗马贸易打开了500万人的市场，使意大利和地中海一带免于外族入侵达四个世纪之久，同时使恺撒从失败绝望的边缘转向他的名望、财富和权势的最高点。以后高卢又发生间歇性的暴乱，恺撒甚为震怒，严惩暴乱分子后，从此整个高卢才算完全降服。恺撒一旦认为战事已毕，胜利在握，他就是一个慷慨的征服者了。于是他把这些部落视同己人，礼遇有加。在以后的内战中，罗马军队无暇顾及之时，这些部落仍然没有乘机反抗的念头。就这样，高卢隶属罗马达300年之久，在罗马的护翼下繁荣成长，学习和改变拉丁语言，同时成为古典文化传至北欧的媒介。无疑，恺撒和其同时代的人绝不会料想到，他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竟会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他只认为他拯救了意大利，获得了一个行省和建立了一支军队而已，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是法兰西文明的缔造者。

恺撒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败家子、浪人、政客和改革家，但他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行政官和足智多谋的将军，同时也是个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当他攻打高卢时，颇受罗马各方的抨击，他把征服高卢的详细情形一一记在《记事录》里。甚至连西塞罗都以赞歌来歌颂他：

我认为抵御高卢的入侵和日耳曼部落的野蛮，

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屏障，也不是莱茵河的湍流，

而是恺撒的双臂和将才。

纵有一天海枯石烂，我们所恃以能巩固意大利的，

不是天然的防御工事，

而是恺撒的胜利与功绩之启示。

有一个伟大的日耳曼人也这么称赞恺撒：

恺撒建了一道桥梁，把希腊和罗马的光辉荣耀与当今的历史衔接起来。当东方的一些古代英雄的建树，早经中世纪的暴风雨摧残殆尽，而恺撒的丰功伟绩却依然独存，永垂不朽。

民主的堕落

在恺撒二度出任高卢总督的五年间，罗马的政治空前腐败与混乱。庞培和克拉苏掌执政之职，时常贿赂拉票，借陪审团之势张牙舞爪，实行恐怖谋杀政策。执政任期结束时，克拉苏征召了一支军队，逃往叙利亚。当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时，与帕提亚人的军队遭遇于卡雷（哈兰）。克拉苏被他们精良的骑兵打败，他的儿子也不幸战死。于是他很有秩序地撤军。帕提亚人将领邀他谈判，克拉苏不疑有诈，前往约谈，结果被杀。他的头颅被用来扮演欧里庇得斯所作酒神戏剧中彭透斯（Pentheus）的角色。顿失龙首的军队也厌恶战争，纷纷作鸟兽散。

同时，庞培也集结了一支军队，大概是要完成征服西班牙的战事。当年恺撒的远征计划如果成熟的话，当他深入泰晤士河和莱茵河时，庞培很可能就会征服西班牙，而克拉苏也会征服亚美尼亚和帕提亚了。庞培并没有带他的军团去西班牙，除了借一个军团给恺撒应付高卢暴动外，其余军队都驻守意大利。公元前54年，庞培的太太朱利娅难产去世后，恺撒想把他的侄孙女奥克塔维娅（Octavia）嫁给他，而他自己想娶庞培的女儿为太太。这两件婚事都遭到庞培拒绝，于是两雄之间的友谊终于破裂。翌年克拉苏的失败，使他们两人去掉了一个眼中钉，因为要是克拉苏战胜，就不会容许恺撒或庞培个人独裁专政的。因此，庞培于是公开宣布与保守派联盟。他企图经过合法程序来获得的至高权力，如今只有一个阻碍了——恺撒的野心和军队。庞培知道恺撒到公元前49年将任满，所以他就设法把他的任期延至公元前46年，同时要求意大利的所有士兵一个个地向他宣誓效忠。他相信如此一来，在罗马称王只是时间问题了。

正当这些未来的独裁者在争权夺位时，首都罗马充斥着那即将消逝的腐败的民主气息。判决、官职、领地等都可用金钱购买。当金钱行不通时，就诉诸谋杀。一个人只要被抓到一些弱点，勒索敲诈就一齐到来。城里罪恶满布，乡村盗匪横行，“警察”力量已经不存在了。富人雇用大群的斗士来保护他们，或者在公民会议里支持他们。意大利的一些地痞流氓被铜臭吸引到罗马，把议会搞得乌烟瘴气。不管是不是公民，收谁的钱就投谁的票。有时候，在投票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有投票资格。想要在议会里发言，得有后盾支持才行。立法由敌对势力的消长来决定。投错了票的人会惨遭毒打，随后有人会放火烧毁其屋子。西塞罗描述说：“台伯河浮尸累累，公共水沟里塞满尸体，一些奴隶用海绵拭去从城市广场流出的人血。”

此时克劳狄乌斯和米洛在元老院里明争暗斗得很厉害。每人都雇用了一批无赖，几乎每天都要较量一番。有一天，克劳狄乌斯在街上袭击西塞罗。又有一天，他的武士烧毁米洛的屋子。最后克劳狄乌斯本人被米洛的党羽杀害（公元前52年）。不清楚克劳狄乌斯阴谋的罗马大众阶级把他封为烈士，在他的葬礼上大肆铺张，并把他的遗体抬到元老院，然后放了一把火，使元老院给他“殉葬”。庞培见状，带兵入城驱散暴民。事毕，他即向元老院领功，要求元老院封他为“无辅佐的执政”——这是加图向他推荐的，一个没有“独裁者”刺耳的名词。然后拥着重兵，庞培使议会通过数项措施，防止政治腐败。他又恃军事力量，大公无私地监督法院审判。米洛因谋害克劳狄乌斯而受审，虽有西塞罗的陈词力辩 [1] ，仍被判罪，米洛于是潜逃到马赛。西塞罗于公元前51年任西里西亚总督，他的能力和正直廉洁的态度使人叹为观止，也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首都的富豪只好任庞培摆布，而贫困的市民则期待着恺撒的“王师”来拯救他们。

内战

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把自私的贵族政治破坏殆尽，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取代这种政治的政体。失业、贿赂等已使议会腐化成一个短视浅见、感情用事的暴民集团，自身都难保安，遑论统治整个帝国了。而所谓民主政体，已岌岌可危，这正与柏拉图的律则（Plato’s formula）相符：自由导致放肆，放肆演成紊乱；社会紊乱，则人们厌恶自由，企求秩序。恺撒和庞培都同意“共和时代已经死亡”这一说法。恺撒说：“共和政体现已仅存其名，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形式。”专制独裁势在必行。然而，恺撒仍然希望建立一个进步的领导权，使现状起死回生，去除使民主堕落的贫穷、不平等和权利滥用等现象。如今他已54岁了，由于在高卢的长期征战，他已经体衰心疲。他实在不想和他的同胞与旧友为敌，但是，摆在他眼前的却是重重陷阱。一想到曾为意大利效劳疆场，戎马倥偬数十年而今天竟得到这种下场，他不禁摇头三叹。他的总督任期将在公元前49年3月1日结束，一直到当年秋天为止的这段时间，他不得再竞选执政。因此这个空档期，他就会失去依恃，如果进入罗马城，判刑公告上准会有他的大名。马赛勒斯将军已经建议元老院解除恺撒的职务——在任满前解除，以使他受审或流放。保民官把这个议案否决了，但是元老院很显然还是赞成这个提议。加图就坦率地公开表示，希望恺撒遭受控告、审判，而后被驱逐出意大利。

恺撒尽力采取怀柔政策。当元老院要求他和庞培各自拨出一个军团对抗帕提亚时，他马上答应。而当庞培向他索回去年借给他的一个军团时，恺撒也如期交付。然而，恺撒的友人告诉他说这些军团并没有派到帕提亚，仍留驻在卡普亚镇。得到在元老院的朋友的协助，恺撒请求议会批准他保有执政的名义。元老院拒绝把他的请求呈给议会，同时要求他解散部队。但恺撒认为军团是他唯一的后盾，他平常要求他们效忠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应付像这种危机的情况。恺撒仍建议，如果他解除职务的话，庞培也要解职释兵。元老院以370票对22票通过，可是庞培反对。公元前50年的除夕，元老院说除非恺撒在公元前49年7月1日前解职，否则就要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公元前49年元旦，库里奥把恺撒给元老院的信公开，信中恺撒说如果他能任职到公元前48年，他愿把他的十个军团解散，只留两个军团。恺撒还附带说，如果他的建议不获接受，就等于向他宣战。西塞罗赞成，庞培也同意，但是一个叫伦图卢斯的执政干预此事，他把恺撒的副将库里奥和安东尼赶出元老院。经过一场辩论后，伦图卢斯、加图和马赛勒斯三人终于说服元老院，给庞培一种“无损于国家利益”的权力——这就是罗马语言里“独裁者”和“戒严令”的代用语。

至此，恺撒更裹足不前了。照理说，元老院这样做并无错误，恺撒根本不能提出辞职的条件。他知道内战会使高卢人乘机反抗、暴动，而意大利也就从此陷入混乱的局面。但是如果他现在屈服的话，那就等于把整个帝国交到无能、腐败的人手里了。正在他盘思不决中，他获知他的一个最亲近也是最能干的副官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竟投奔到庞培的旗下去了。于是，他把最可靠的第13军团集合起来训话，晓以大义。他的第一句话——“同胞们”（Commilitones）——就引起他们的共鸣。知道恺撒与士兵们共患难、同生死的人会认为他有十足的权力用这个称呼。平常他也都使用这个称呼，而不草率地用“兵士们”（Milites）这个比较不雅的词语。他的部下大都是南高卢一带的人，他都赐给他们罗马公民权，尽管他们知道元老院并不承认他们为罗马公民。有一个元老院议员鞭打他们一个战士，借此故意蔑视恺撒授予他们的公民权，因为鞭打罗马公民是不合法的。在经历多次的战役后，他们渐渐地尊敬恺撒、爱恺撒。对于胆怯和不遵守军纪者，恺撒严惩不贷；但是对于一些极平常的过错，恺撒都不追究。兵士们纵欲，他也默许；他使他们脱离险境，以其不凡的将才救了他们的性命，付他们双薪，同时跟他们平分战利品。现在他把他向元老院的建议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并提醒他们说，腐败、懒散的贵族政治无法带给罗马和平、正义和繁荣。”他问：“有谁要跟随我呢？”众人皆无异议。当他向士兵说他现在没钱付给他们薪饷时，大家反而慷慨解囊，倾己所有，为他捐钱献物。

公元前49年1月10日，他率领一个军团渡过卢比肯河，此河与南高卢地区邻界。据说他渡河后说：“大势已定了。”他这一次的用兵似乎有点愚蠢，因为他的另外九个军团还远在高卢，要赶来助他，至少要数个星期的时间。而此时庞培已有十个军团，共6万之众，同时随时都可征兵补充，又有足够经费作装备和军饷之用。恺撒的第12军团在皮切鲁姆城与他会合，第8军团也在科菲尼乌姆城会合了。他又从平民、自愿军和犯人等处募集了3个军团。现在他要募兵已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意大利还没忘记公元前88年发生的“社会战争”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把他看作意大利的救星。意大利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打开门来迎接恺撒，有的城市还倾城出来欢迎他。西塞罗描述说：“市民奉他如神。”科菲尼乌姆城稍加抵抗后，就弃械投降了。于是恺撒免其劫掠之灾，把掳来的军官都释放了，还派人把拉比埃努斯弃置在城里的金钱和行李送到庞培的营里去。虽然他囊空如洗，但他现在也避免没收对手的财产——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使中产阶级由反对他转而中立。他宣布说，保持中立的人都是他的朋友。现在他还是采取和解的政策。于是他送信给伦图卢斯，请求他以其执政的影响力来维护和平。恺撒写信给西塞罗说，如果自己能平静地了其余生，他愿马上退休，把一切大权让给庞培。于是西塞罗想尽办法使这两雄妥协，但是徒劳无功，一事无成。

虽然庞培的军力现在远比恺撒雄厚，但他还是从首都撤军，成群结队的贵族跟在他的后面，把他们的太太和儿女留下，任恺撒摆布和处置。庞培拒绝一切和平的建议，还宣称说任何留在罗马城的元老院议员，都是他的敌人。但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仍留下未走。庞培率军到布伦迪西姆港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他深知自己的军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可以与恺撒一争高下，同时他希望在他控制下的罗马舰队会截断意大利的粮源，迫使其投降就范。

恺撒把军队留驻在罗马近郊后，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独自进城了，他马上宣布大赦，恢复市政和社会秩序。保民官召集元老院开会，恺撒要求元老院提名他为独裁者，元老院拒绝了。他又请求元老院派遣使者与庞培磋商和平事宜，又被驳回。他向国库索取基金，保民官卢西乌斯·梅特卢斯从中阻挠，但经不起恺撒的威迫利诱，终究屈服。于是，恺撒可以任意支配国库的金钱了，但他还是把最近几次战役所得的战利品储存在国库里。事毕，他又回到他的军队里，准备对付庞培在希腊、非洲和西班牙所组成的三支军队。

为了获得意大利的命根——粮食，他命令库里奥率领两个军团去占领西西里。加图战败后，逃向非洲。库里奥猛追不舍，与加图交战，被加图击败，终至战死。临死前他不为其命运多舛悲伤，而深深为他给恺撒所带来的创伤难过。此时，恺撒正率领军队攻打西班牙，一方面是为了使西班牙恢复对罗马的输粮，另一方面则要为他攻打庞培做准备。然而在西班牙，他犯了几次跟在高卢一样的战略上的错误。他的大军一度曾面临饥饿和被挫败的危险，由于他的机智和果敢才免于灾难。他很有耐心地按兵不动，以待敌军堕入陷阱，他的手下却跃跃欲试。最后庞培的军队投降，整个西班牙于公元前49年8月都归恺撒统治。于是他由陆路班师回意大利，在马赛与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的军队相遇。经过激烈的围城战役后，恺撒终于占领该城。不久，他又重新组织高卢人的行政部门，同年12月，他回罗马去了。

这一次战役由于解决了首都的粮食问题，恺撒的政治地位愈加巩固。元老院终于提名他为独裁者，但是恺撒放弃了这个头衔，因为他已被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了。此时意大利发生囤积金钱、影响物价的危机，同时一些债务人拒绝偿还债权人所要求的高利贷借款，于是恺撒便颁令说债务可拿相当于战前物价的物品抵偿。恺撒认为这是“维持债务人的荣誉和避免赖债不还的最适切的方法”。这一切显示改革对罗马发生不了大作用，于是他不得不再三禁止由于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事件发生。他允许已付的利息可从本金中扣除，并且把利息降低至月利率1分。这些措施使大部分债主都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本来生怕恺撒没收他们的贷款。一些激进分子则对这些措施感到相当失望，因为他们原以为恺撒会继承喀提林的政策，废除所有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恺撒把粮食分给穷人（除米洛外），把一些要放逐的人都赦免了，同时返回罗马城的贵族也都被无罪释放。恺撒的这些仁慈做法却得不到人们的一点感激之情。保守派分子继续企图谋害他，而当他在色萨利地区对抗庞培时，激进分子背叛了他，转而投靠凯利乌斯（Caelius）。因为凯利乌斯答应他们废除一切债务，没收富家财产，重新分配土地等。

公元前49年底，恺撒加入他的副官在布伦迪西姆港所募集的军队和舰艇。这支军队在严冬要跨越亚得里亚海，在那时确是不可思议之举。恺撒的12条船一次至多只能载运他1/3的军队，况且庞培的占优势的舰队在各个岛屿和对面的沿岸巡哨。尽管如此，恺撒仍然扬帆出航，率领2万士兵渡海到伊庇鲁斯地区。当他们班师回意大利时，一些船只搁浅。恺撒到达岸上后才发现一些船没有跟上来，于是他又率领部下乘着小艇回头查看。小艇出航不久，即遇海浪，士兵几乎全被淹死。恺撒不顾一切，再三鼓励幸存士兵鼓起勇气向前挺进，他说：“别怕，有恺撒和他的命运随着你们。”然而大风浪把船吹回岸边，恺撒只得放弃这个企图。此时庞培率领4万大军攻取都拉基乌姆，由于踌躇未决，他没有乘机攻击恺撒的溃乱军队。就在这犹疑的片刻，安东尼已聚集了另一支舰队，把恺撒的其余部队集合起来了。

此时恺撒虽然已经部署妥当，但是他还想作最后努力，避免内讧，于是他遣使者建议庞培与其一起解职释兵。庞培避不作答，恺撒就发动攻击，旋被击退。庞培失策，没有乘胜追击。庞培的军官违反他的命令，把俘虏一一处死，而恺撒却把俘虏释放。这么明显的例子一比较，大大地激励了恺撒士兵的士气，同时也使庞培军队的斗志一蹶不振。恺撒的士兵与庞培的军队第一次交锋时胆怯败阵，于是他们主动请求恺撒处罚，恺撒不应，他们就再请求上战场杀敌，以洗前耻。然而恺撒认为暂时退居色萨利地区休整才是上策。

此时庞培作了一个使他踏上死亡之途的决定。阿弗拉尼乌斯忠告他班师回来攻打几无设防的意大利，但是他的大部分参谋都催促他追击恺撒。庞培营里的贵族们夸大庞培在都拉基乌姆获得的胜利，并且认为大局已定，稳操胜券。西塞罗后来也加入庞培的行列，看到战时庞培军队的奢侈生活后惊异不已：用银盘装菜肴，用毛毯作为帐篷，还用花环装饰营地。他描述说：

除庞培本人外，庞培一伙的人都贪得无厌。他们的口气凶恶残暴，我很难想象在他们胜利的背后不会暗藏几许恐怖气氛。他们认为除了既定的目标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了……剥夺权利的公告不光是个人的意志，也是集体的意志……伦图卢斯已在等待没收霍滕西乌斯的房产、恺撒的花园及巴亚别墅了。

庞培本来要采取拖延战略，但是经不起嘲笑与讥讽，就下令进攻。

公元前48年8月9日，两军在法萨卢斯（Pharsalus）城作了一次殊死战。庞培拥有4.8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恺撒只有2.2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普鲁塔克记载说：“一些罗马贵族以旁观者的身份参战，深为人类的感情用事、不惜刀光剑影互相残杀而惊叹。”有些兄弟或近亲分属在两边，相遇时也互相肉搏，残酷至极。恺撒下令不准射杀投降的敌军；至于年轻的贵族布鲁图，只能活捉，不得伤害；捉不到就放他逃走。庞培的军队在领导、训练和士气上均逊一筹，以致有1.5万名士兵战死或受伤，2万人投降，其余则竞相逃命了。庞培把衣服上的将领标志撕下，也跟着逃走。恺撒告诉我们说，他只损失200个人。他的军队看到庞培士兵的军营布置得优美高雅时，觉得可笑和有趣。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正好供他们庆祝胜利之用。当晚，恺撒就在庞培的营地里吃晚饭。

庞培连夜赶到拉里萨（Larissa）城，到达海边后即乘船到亚历山大港。在密特里尼（Mytilene）他与太太会合，当地的人民留他住下，庞培婉拒他们的盛意，并且劝告他们向恺撒投降，他说：“恺撒是个大好人，他有天使般的心肠。”布鲁图也逃到拉里萨城，闲荡了几天后，写了一封信给恺撒。恺撒获悉他还活着，欣喜异常，马上告诉他说他已获宽恕。布鲁图要求恺撒原谅卡修斯，恺撒也答应了。对那由上层阶级控制的东部——一向都支持庞培——恺撒也以厚道相待。他把庞培的存粮分给希腊的饥民。雅典人民向恺撒祈求恩惠与宽恕，恺撒面露笑容地责备说：“你们祖宗的荣耀常会保佑你们，难道会使你们自我灭绝吗？”

或许恺撒被警告说庞培希望重振旗鼓，与他争取埃及的军队和资源，但是当庞培到亚历山大港时，托勒密十二世的大臣波蒂努斯（Pothinus）就命他的仆人杀死庞培，此举目的大概是要向恺撒领功。庞培是在要上岸时被刺死的，其时他的太太还在船上，目击丈夫被杀，她伤心欲绝。当恺撒赶来时，波蒂努斯的部下把庞培的头颅献上。他见庞培死后的惨状，不禁悲从中来，命令以香料涂在庞培的脸上而礼葬庞培。恺撒在托勒密王朝的皇宫设立政治中心后，就开始整顿这个古国的一切。

恺撒和克娄巴特拉

托勒密六世死后，埃及就每况愈下，诸王已无力维持社会秩序或国家的独立自由。罗马元老院常常指示他们如何制定政策方针，并以军队保卫亚历山大港。托勒密十一世遗嘱吩咐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托勒密十二世和女儿克娄巴特拉，并希望他们两人结婚后共同主政。

克娄巴特拉是马其顿王国的后裔，她并不十分漂亮，但是她态度与举止的优雅、身心的活泼，她的多姿多彩、风度的娴雅、讲话声音的韵律等，和她高贵的身世，都足以使一个罗马将军神魂颠倒，惊为天人。她熟谙希腊历史、文学和哲学，学习过希腊文、埃及文和叙利亚文。据说她曾写了一篇关于化妆品的论文，还有一篇是讨论埃及的度量衡和钱币的。她是个能干的统治者和行政官，有效地发展了埃及的工商业，甚至在谈情说爱时也是个能干的理财家。她如此出色，很多人争着要娶她，以致引起残杀争夺和一场源于政治野心、觊觎王室的争战。如果她不具托勒密皇族血统的话，她很可能达到成为地中海地区女王的目的。她深深知道埃及没有办法脱离罗马而独立，因此她决心要统御其联盟。

恺撒得知波蒂努斯已将克娄巴特拉驱逐，而为年轻的托勒密十二世摄政时，甚为不悦。他秘密地叫克娄巴特拉来商计，克娄巴特拉智巧地藏在被褥底下，由她的侍者带进恺撒的房间。这位沙场猛虎、情场老将立刻被她的勇气和机智迷住了。他设法使她和托勒密十二世言归于好，并且重新建立她和她哥哥的埃及王位。恺撒从他的理发师处获知波蒂努斯和埃及将军阿基拉斯（Achillas）正阴谋暗杀自己和消灭自己带来的部队，于是恺撒就先发制人，巧妙安排刺杀波蒂努斯的事宜。阿基拉斯闻讯后逃到埃及部队里，号召军队起义。不久，亚历山大港便纷乱迭起，箭头指向恺撒。元老院派来的罗马驻防军，也被一些军官煽动，加入“起义”的行列。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恺撒临危不乱，冷静地运用他的智谋。他把皇宫和附近剧院改成临时堡垒，并向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罗得斯等地求援。当他发现那些不设防的舰队将要落入敌人之手时，就下令烧毁，也烧掉了很多亚历山大港的藏书。在几次拼命出击后，他终于占领了援兵必经之地——法罗斯半岛。在数次交战中，有一次埃及军队把他和部下赶到海里，在弓矢如林的海面游泳求生。此时托勒密十二世以为叛军已获胜，于是离开皇宫，加入叛军的行列，从此也生死不明。当援军到来时，恺撒一举把埃及军队和元老院的驻防击溃。在这次危机中，克娄巴特拉一直站在恺撒一边，恺撒便把政权交给她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以示报答。从此，克娄巴特拉成为埃及的女王。

正当敌军在乌提卡城阴谋叛乱，而罗马也由于凯利乌斯和米洛的煽动，混乱不已，正需要恺撒来稳定局势之时，他竟留驻在亚历山大港达九个月之久，实在令人费解。也许恺撒认为他该歇歇，作乐一番，因为打了十年仗已使他疲惫不堪了。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记载说：“恺撒时常与克娄巴特拉饮酒作乐到天明，要不是他的部下威胁要叛变的话，他就会带着她乘船到伊索匹亚去了。”恺撒很殷勤地等着她的分娩，以便和她分担痛苦。公元前47年，她终于产下一个男婴，取名为小恺撒。安东尼记载说，恺撒承认这个男孩为他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何向恺撒耳语，要他称自己为王后并跟她结婚，把整个地中海掌握在他们两人手里了。

然而，这只是猜测和令人反感的想法而已。不久米特拉达梯的儿子法尔纳塞斯（Pharnaces）又夺回本都、小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等地，同时唆使东方起来反抗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如果东方与西方一起起来对抗罗马，罗马帝国早就瓦解了，而我们也就看不到罗马还有个奥古斯都王朝了。恺撒组好三个军团后，于公元前47年6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叙利亚、小亚细亚，然后到达本都，于8月2日在泽拉（Zela）地区打败法尔纳塞斯时，发送一份简明的报告给他在罗马的一位朋友，说：“我至，我见，我胜。”（Veni, Vidi, Via，“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9月26日，恺撒在塔兰托港遇见西塞罗，西塞罗要求他饶恕自己和一些保守派分子，恺撒很亲切地答应了。恺撒得知自己离开罗马20个月，罗马的内战已经演成社会革命后，甚为惊愕：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Dolabella）与凯利乌斯联盟后，向议会建议取消所有债务的法案；安东尼没有尽职地讨伐多拉贝拉的叛军，以致广场有800个罗马人被杀死。凯利乌斯以副执政的身份把米洛召回，他们两人一起在意大利南部组织一支军队，并邀请奴隶参加他们的阵容。他们虽然少有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却为人争颂不已。罗马城里，激进分子正在为喀提林举行纪念庆祝会，并到他的坟墓前献花致敬。同时庞培遗留在非洲的军队正日见壮大，他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在西班牙又组成了一支军队，于是意大利的粮源再度遭困。这就是公元前47年10月恺撒带着克娄巴特拉与小恺撒回到罗马时的大概情势。

于是，恺撒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他再度被任命为独裁者后，以撤销苏拉的最后律法和取消低于2000塞斯特斯的罗马房租，来安抚急进分子。同时，他又以任命布鲁图为南高卢总督，以保证不没收西塞罗和阿提库斯的财产以及重建苏拉的雕像等措施来取悦保守派分子。但当他想到如何处理庞培的军队时，他同时得知他最可靠的军团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起而反抗，并拒绝乘船前往非洲。恺撒甚为沮丧。由于国库呈空虚状态，他只好没收造反贵族的财产，然后拍卖以筹资金。恺撒自己说他深知金钱、军队和势力三者的连环重要性，于是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叛变的军团营里，小声地通知他们说他已准许他们回家。他又补充说等他在非洲打胜仗后，一定会报偿他们。历史学家阿庇安说：“听到他的话后，这些士兵都深深地为他们在恺撒危急之时背叛他而感到羞耻……于是他们惭愧地大哭，并请求恺撒再次领导他们出战。”恺撒率领他们向非洲进军。

公元前46年4月6日，恺撒在塔普苏斯（Thapsus）与梅特卢斯、西庇阿、加图、拉比埃努斯和努米底亚国王朱巴一世的联军相遇。第一回合恺撒战败，他重整旗鼓，再度出战，终获胜利。他那些好战的士兵埋怨恺撒太过仁慈，要不然在法萨卢斯城之役就可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使他们无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把庞培的8万军队打死了1万人，毫无怜惜与留情。朱巴一世自杀，西庇阿逃脱，后在海上的交战中被杀。加图则率领一小撮部队逃到乌提卡城，他的部下希望抵抗恺撒，加图劝他们少做傻事。他向那些准备再逃命的人一一发给路费，同时劝他的儿子向恺撒投降。他自己则既不准备逃命，也不屈服。每到傍晚时分，他就集合同事，讨论哲学，然后回房休息，展阅柏拉图的大作《斐多篇》（Phaedo ）。他的朋友因怕他自杀，把他床边的剑拿走了。等他们疏于戒备时，加图强迫他的侍从将它取回。他假睡了一会，然后拔剑自杀。他的朋友闻讯冲入房里，医生把外流的肠子装入腹腔，缝好伤口、绑上绷带。等大家都离开房间后，加图解开绷带，挖破伤口后，把大小肠都拉了出来。他就这样惨死了。

恺撒赶来时，深以无机会赦免加图为憾，现在他只能宽恕他的儿子了。当地人为加图举行了一次大场面的葬礼，好像知道他们把500年的共和时代也一起埋葬了。

政治家

恺撒于任命萨路斯提乌斯做努米底亚总督和重划非洲行省后，在公元前49年的秋天班师返回罗马。元老院像惊弓之鸟，知道独裁专制之势在所难免，便推举恺撒做十年的独裁者。这种情形在罗马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恺撒发给每个士兵相当于3000美元的硬币，比他许诺的要多出许多，他摆了2.2万桌的酒席，以飨市民。为了提供娱乐，他用1万个人作一次假海战。公元前45年春，恺撒率军征服西班牙，在穆恩达（Munda）地区把庞培的最后一支军队打败。当他于10月回罗马时，发现整个意大利已混乱不堪了。100年来的革命战火和寡头政治的失政，使农业、工业、财政和贸易都紊乱无序。资金的贮藏和盲目的投资阻塞了货币的流通，成千上万的地产丧失殆尽。有10万个壮丁被征去作战。不计其数的农民由于外地粮食的进入和大地主领地内奴隶的竞争，已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纷纷加入城里的下层阶级的组织，每天听一些野心家的政治许诺。一些不为恺撒的宽厚感召的贵族正阴谋叛变。恺撒在元老院向他们解释独裁的必要性，要求他们和他合作重建罗马。这些贵族不满恺撒带克娄巴特拉来做罗马上宾。大家谣传恺撒计划要做皇帝，并且要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亚历山大港或埃利乌姆城。

因此，恺撒虽然已届耳顺之年，还决心独撑局面，为重建罗马而鞠躬尽瘁。他深知要是他不能建立一个比他推翻的政权更好的制度，那么他的一切胜利也就化为乌有。公元前44年，他的独裁者任期延长而成为终身职。恺撒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虽然此时他还不知五个月后他就要与世长辞了。元老院把一些赞美之词和头衔都加到他的身上，或许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加深对他的仇恨，因为人们一听到“国王”的名称就咬牙切齿。一连串的头衔使恺撒戴上桂冠花环，把他的秃头给盖住了。他现在控制着国库。执政的身份，使他建议和执行法律；保民官的身份使他神圣不可侵犯；都察官的身份使他有保举和废止元老院议员的权力。只有议会还留有表决建议措施之权，但是恺撒的副官多拉贝拉和安东尼把持着议会，当然会偏袒恺撒。和其他的独裁者一样，恺撒企图把政权建立在民心上。

在他的灵活手腕运用下，元老院几乎成为顾问性质的隶属机构。他将原有的600个席次增加到900个，新增的会员有的是罗马商人，有的是意大利杰出市民，有的是出身于百夫长的军人，也有出身于奴隶的。贵族看到被征服的高卢的酋长竟进入元老院并参与帝国政事，大为惊异。甚至一些爱说笑的人也大表不满，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讽刺对句：

恺撒谆谆善诱高卢人民，然后把他们护进元老院；

Gallos Caesar in Triumphiom Ducit，Idem in Curiam；

高卢人脱去他们的裤子，套上元老院议员的宽边外袍。

Galli Braccas Deposuerunt，Latum Clarum Sumpserunt。

或许恺撒故意把新的元老院的体制扩大，使它不会发生效用，同时要一致联合反抗他也不容易。他选了一些朋友，如巴尔布斯（Balbus）、奥皮乌斯（Oppius）和马提乌斯（Matius）等任非正式的行政要员。他准许议会选举一半的城市行政官，另一半由他“推荐”。由于他身兼保民官之职，他可以否决其他保民官和执政的决定。他把副执政增加到16个、财政官增加到40个，以加速处理公务。他对市政职务也屡加过问，并置有私人的眼线，如有耽搁或延误公事，他绝不容忍。在市政规章里，对于贿赂选举和行政上缺乏效率，恺撒均明文规定要处以重刑。为了终止集体买票的政治的支配，或许同时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避免劳动阶级的反叛，恺撒废除委员会（Collegia）。他又把陪审团的权利限制在两个上流阶层，而他自己则审判最重要的案件。恺撒常常坐在法官席上审理案情，他的公正和智慧无人能出其右。他向当时的陪审团提议一部罗马法典，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个计划无果而终。

恺撒效法格拉古兄弟，把土地分给退伍军人和贫民。后来奥古斯都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很多年，对制止农民反叛起了很大作用。为了防止土地集中，恺撒规定新土地20年以内不得出售；为了遏止乡村奴隶制度，他通过一项措施，宣布农场的工人一定要有1/3的自由劳工。恺撒把一些游手好闲的大众阶级转化为士兵，又把8万名市民迁移到迦太基、科林斯、塞维利亚和艾瑞斯（Aries）。为解决罗马的失业问题，恺撒拨款1.6亿塞斯特斯做建筑房屋之用。他又修建了一座宽敞的会议厅和一个广场。他把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希腊的城市布置得面目一新。恺撒缓和了贫穷的压力后，规定领取政府赈济品的标准，申请户从32万降低到15万。

到目前为止，恺撒仍然是庶民的支持者。然而由于罗马革命是农业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其首要对象是贵族，其次是贷方。所以，恺撒继续推行格拉古兄弟的政策，邀请商人支持农业和财政改革。西塞罗曾试图把中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恺撒则想使他们与平民和谐相处。从克拉苏到巴尔布斯的大资本家都用他们的资金支援恺撒。恺撒降低债务，并严格规定利息不可过高。对破产的补救，他创立了跟目前差不多的《破产法》。为了维持货币的稳定，他以黄金的多寡作为发行货币的标准。政府发行的硬币印有恺撒的肖像。帝国的财政制度有条不紊，以致在恺撒死后，国库盈余塞斯特斯达7亿之多，而他自己的私产也有1亿塞斯特斯。

为了便于征税和行政，恺撒在意大利作了一次人口调查，同时计划在整个帝国也要作同样的调查。由于年年战火，人民死伤无数，为了弥补市民的数目，他把罗马公民权广泛地赐给大众——罗马的医生和教师也都享有公民权了。由于一直担心罗马的低生育率，他早于公元前59年颁令说，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有优先分到土地的权利。现在对那些大家庭，他依法奖赏，而没有生育的45岁以下的妇女不得乘马车或戴珠宝——这是他的立法里面最大的缺点，也是效果最弱的一环。

恺撒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偶尔也会迷信神祇，他是国定宗教的祭师，并时以资金支持宗教。他不仅修复古老寺庙，也增建新寺庙，对维纳斯尤为推崇。恺撒一向主张宗教自由，解除以前对女神埃西斯（Isis）崇拜的禁令，并保护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教士的历法与季节的变迁不能符合，恺撒委派索西尼斯（Sosigenes）仿效埃及模式创造出尤利安历法（Julian calendar）。由此，一年有365天，每四年在二月时多出一天。西塞罗埋怨说：“恺撒征服、统治地球还不满足，现在正在调整宇宙星球。”

恺撒还计划了一些伟大的工程，但由于他被谋杀，这些计划都难产了。他铺好了一所大戏院的基地，任命瓦罗为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人物。为使疟疾敛迹，恺撒把福西努斯（Fucinus）湖和蓬蒂内（Pontine）沼泽填成耕地。他又加高堤防以制止台伯河的洪水泛滥，改道台伯河以改进常被淤泥所塞的奥斯蒂亚港口。恺撒还训令他的工程师筹划修建横跨意大利中部的道路，并在科林斯开凿运河。

在恺撒的措施中，最遭人怨的是他把意大利自由人的地位提高到跟罗马市民一样。公元前49年，他把罗马公民权赐给南高卢的百姓。公元前44年，他起草市政宪章，目的是允许意大利各城市的居民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或许他正计划使意大利有权参与罗马的代议政治。他把任命总督的权力从腐败的元老院手中夺回，改由他依能力才干分派，并可随时解除其职位。恺撒把租税降低1/3，税吏都由他自己委派。他不顾古人的禁忌，修复卡普亚、迦太基和科林斯三地，完成格拉古兄弟未完的工作。他又将罗马公民的权利赐给一些殖民和从直布罗陀到黑海一带的居民。显然，他希望帝国的成年男子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这么一来，元老院并不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代表每一地区的意愿和心声了。

跟亚历山大一样，恺撒并不知道适可而止。他梦想远征帕提亚，为他的老友克拉苏复仇；出征黑海沿岸，绥靖西徐亚（Scythia）；征服多瑙河和日耳曼等。这样，把帝国稳固后，他就可以带着战利品衣锦荣归了。从此可以结束经济的不景气，不怕有人反抗他，而且可以任意地指定他的继位者，可以安枕无忧地离开尘世。

布鲁图

这项计划渐渐传开后，喜好荣耀的罗马庶民拍手叫好。商界则为恺撒将带回国的战利品而垂涎三尺，而贵族们知道恺撒与他们势不两立，决心设法杀死他。

恺撒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那些贵族名门，西塞罗对此大加赞赏。恺撒把投降的敌军都释放了，只把那些战败投诚而后再度反抗他的军官处死。当他发现庞培和西庇阿的书信时，他没有打开看就将它烧毁了。他又把掠来的庞培的女儿和孙子送还在跟他作对的塞克斯图斯。他的部下把庞培的雕像捣毁，他却重新把它立起来。恺撒任布鲁图和卡修斯为总督，并把政府高职让给他们的同派人士。对于闲言诽谤，他置若罔闻；对于那些有谋害他的嫌疑者，他也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宽恕西塞罗，还对他百般礼遇、敬重。西塞罗要求他恩赐，他也一一答应。他甚至由于西塞罗的一再请求，把罪不可赦的马赛勒斯释放了。在一次精辟的演说中，西塞罗赞美恺撒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气度”，并承认说：“如果换上庞培的话，一切都要改观了。”西塞罗说：“本人听到阁下宣布说‘吾已穷毕生之力，事业已达顶峰’之时，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您未完的大事还多着呢，您还未打好根基哩。”西塞罗很郑重地以元老院的名义向恺撒保证会保护他的安全，如有人敢攻击他，他们会以躯体抵挡。此时，西塞罗左右逢源，正准备再购买一幢华丽宫殿。恺撒的副手安东尼、巴尔布斯等都邀他吃饭。此时恺撒并没被蒙在鼓里，他写给马提乌斯的信中说：“没有人比西塞罗更亲切和蔼的了，但我知道私底下他恨我入骨。”

对曾被剥夺世袭权利的人，想要以宽恕他们反抗的意志来抚慰他们，很难办到，因为要原谅此种宽恕就像要原谅曾加害我们的人一样困难。元老院的贵族不敢否决恺撒的提议，他们指责自由已遭破坏，却不承认恢复秩序需要限制他们个人的自由。克娄巴特拉和小恺撒住在罗马使他们惶恐不安。诚然，恺撒和他的妻子卡尔普尼娅相亲相爱地同居着，但是谁会知道他时常驾访埃及艳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大家谣传说他将称帝，与克娄巴特拉结婚，而把他们联合帝国的首都迁往东方。因为恺撒不是下令把他的雕像竖立在罗马先王的旁边吗？他不是破例地在罗马硬币上印着他的肖像吗？他不是穿着只有国王才穿的紫色长袍吗？公元前44年2月15日，执政安东尼在牧神节曾三度试图把皇冠戴在他的头上，恺撒三度拒绝；难道这不是因为群众默默反对的结果吗？ [2] 把加在他雕像头上的王冠移走的保民官不也都遭他免职了吗？当恺撒坐在维纳斯神庙里，元老院议员驾临，他没有起身迎接。有人说是因为他患癫痫症，有人说他拉肚子，坐在那里不便站起。很多罗马贵族都在担心总有一天恺撒会称帝的。

卡修斯是体弱多病的人，普鲁塔克形容他“瘦弱苍白”。他建议布鲁图谋杀恺撒。他本人赢得一些元老院议员和资本家的支持。大家推举布鲁图为暗杀恺撒的主要人物，因为他素以才高德重闻名。据说他的祖先曾于公元前464年以前罢黜过国王，他的母亲塞尔维莉娅是加图的妹妹，他的太太波蒂娅是恺撒的敌仇毕布卢斯的遗孀。历史学家阿庇安说：“据说布鲁图是恺撒的儿子，因为他出生时他的母亲是恺撒的情妇。”普鲁塔克也说恺撒相信布鲁图是他的儿子。很可能布鲁图本人也相信这个传言，所以他很气愤恺撒诱奸他的母亲，使他背着私生子的罪名。布鲁图沉默寡言，忧郁善变，时时以其高贵出身而自豪。他精通希腊文，热爱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他崇奉柏拉图；在伦理学方面，他是芝诺的信徒。斯多葛派的诛杀暴君说，对他颇有影响。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的先祖认为我们不应忍受暴君的存在，纵使他是我们的父亲。”通过中间人的介绍，他借钱给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人。当这些人拒绝付给他利息时，他请求当时在西里西亚任地方长官的西塞罗派罗马军队强制执行。他治理南高卢地区时正直廉洁，胜任能干。他于任满返回罗马时，恺撒任命他为都市的副执政。

布鲁图每次看到雕刻在他祖先铜像上面的题字时，就会脸红。这些碑铭这样写着：“布鲁图，你死了吗？”“你的子子孙孙将以你为耻。”此时贵族们谣传说3月15日元老院开会那天，卢西乌斯·科塔（Lucius Cotta）将建议封恺撒为王，因为神谕说要征服帕提亚人，只有国王才有这种资格。卡修斯认为恺撒把持着元老院的一半票数，一定会通过这项提案。这么一来，恢复共和的希望便破灭了。于是贵族谋害恺撒的决心更加坚定。

3月14日晚间，在恺撒家里的一个聚会中，恺撒提议讨论“要怎么死才痛快”的题目。最后他自己的答案是：“突然的死才过瘾。”第二天早晨，他的太太请求他不要到元老院去，因为她梦见他满身是血。恺撒家里的仆人故意把他先祖的遗像打落，以便给恺撒一个坏预兆，使他提高警觉。然而，往昔是他的密友、现今是谋害者之一的布鲁图，一直坚持要恺撒到元老院去一趟，纵使作礼貌性的拜访也好。恺撒的一个朋友得知暗杀阴谋后，想到他家去警告他，但此时恺撒已离家到元老院去了。在路上，恺撒遇到一个预言家，此人不久前曾警告恺撒说：“3月15日那天你要特别当心。”此时恺撒便笑着跟他说：“今天就是3月15日，一切都如常啊！”这个预言家回答说：“今天还没过完呢！”当恺撒在庞培的剧院做例行献祭时，有人塞一张纸条通知恺撒说有人要谋杀他，但恺撒不予理会。据说恺撒死时，这张纸条还握在他的手里。 [3]

特雷博尼乌斯（Trebonius）曾是恺撒的得意名将，如今也参与谋害恺撒。他借口与安东尼说话使安东尼进不了会议厅，当恺撒走进剧院坐下时，谋杀者即蜂拥而上。苏埃托尼乌斯记载说：“当布鲁图也参与一手时，恺撒用希腊文说：‘孩子，你也来杀我！’”历史学家阿庇安说：“当布鲁图举刀砍杀恺撒时，恺撒就不再抵抗，用长袍把脸和头蒙住，任大家砍杀，终于倒在庞培的雕像脚下。”历史上的完人终于如愿以偿地与世长辞了。

注释

[1]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演讲词，已被人改动过，其内容与西塞罗的原稿颇有出入。当米洛于事后阅读原稿时，喊道：“呵，西塞罗！只要能将你的讲稿一一地念出来，那我现在就无法尝到马赛这种色、香、味俱全的鱼了。”

[2] 据普鲁塔克说，恺撒虽见众情不愉因而拒绝王冠，然而他却采用象牙王笏（Scepter）与宝座——此二者皆为古代罗马君王的传统标记。恺撒虽辞国王的尊号，实开帝国的先声。——译者注

[3] 这些关于3月15日的故事，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都曾提起，然而这或许只是一种传奇故事罢了。

第十章 安东尼
（公元前44—前30）

安东尼和布鲁图

恺撒的被杀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一片混乱，终于引发长达15年的战争。奥古斯都平定天下之后，才开始继续恺撒未完的遗志。或许恺撒和他的反对派的想法都没错：反对派认为恺撒一心一意想做皇帝，恺撒则以为要维持社会秩序，独裁专制是势所难免的。

恺撒死后，群龙无首，大家意见分歧。安东尼于事发后，躲在家里，静观事态的发展。雄辩如西塞罗者，现在也因这突然的事件吓得说不出话来。谋杀分子在看到广场那边有一群激动的民众后，就试图以自由与共和的标语口号来赢取他们的共鸣与同情，但是民众丝毫不为这些宣传所动。这群谋杀者害怕被暴民报复，都躲在朱庇特神殿里，还派私人卫士保卫着。傍晚时分，西塞罗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们送信给安东尼，安东尼只作了友善和委婉的答复。

第二天，广场聚集了更多的人。阴谋分子派人去收买他们，然后组成一个合法的议会后，他们就一起从朱庇特神殿走出来。此时布鲁图开始演讲，但是观众一点反应都没有。卡修斯接着讲，也被报以冷漠不屑。于是这群“解放者”又回到朱庇特神殿去了，等群众慢慢地散去后，他们便偷偷地跑回家里。安东尼认为他是恺撒的合法继位者，于是到恺撒家里拿了一些文件和资金，同时秘密地把恺撒的旧部召回罗马。3月17日，他以保民官的权力与身份召集元老院开会，大家都为他的镇定与和蔼而惊讶不已。他接受西塞罗的建议，宣布大赦，并同意说如果元老院批准恺撒的命令、立法和任命的话，布鲁图和卡修斯就须接受总督的职务。当元老院休会期间，安东尼由于对维持罗马和平的贡献很大，被赞誉为伟大的政治家。当晚他就宴请卡修斯。3月18日元老院开会时，决定要为恺撒举行公葬，并指定安东尼宣读例行的颂词。

3月19日，安东尼宣读恺撒的遗嘱。恺撒把私产分给他的三个孙侄，并声明其中一个叫屋大维的是养子和合法的继承人。读到这里，安东尼又惊异又激怒。恺撒把他的花园捐作大众公园，并赠给每一个罗马公民300塞斯特斯。这个恩赐的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城市。恺撒的遗体于3月20日被搬到广场供人瞻仰时，有一大群人前来膜拜祭献。于是安东尼便开始演讲，起初他的措辞用语都非常含蓄，但是当他讲到一半时，他情绪激动地滔滔不绝。当他把恺撒的长袍掀起，群众看他被砍得不成人样的惨状时，都异常激动。有的大哭，有的大叫，众人四处寻找木材，放在恺撒尸体的下面。一些退休士兵都把武器丢在火葬的柴堆上面，演员的衣服、音乐家的乐器及妇人的贵重装饰品等也都抛在上面，作为供奉之物。有些人激动得要去烧毁那些谋杀者的房子，然而这些房子门禁森严，而主人都已逃离罗马了。一部分群众在恺撒的灵柩旁为他守夜，许多犹太人感于恺撒宽宏的立法，在为他守夜的三天中，高唱他们古代的葬礼圣歌。这几天中，首都到处都有暴动，最后安东尼只好出兵维持秩序。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才干，都远不如恺撒。安东尼只有恺撒的一半才能，而奥古斯都则具备恺撒的另一半才能。安东尼是将军，奥古斯都则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安东尼出生于公元前82年，他半生戎马，酷爱玩乐、好喝酒、好猎色。虽然出身高贵、英俊潇洒，但具有普通人的特质。他身材魁梧、浑身是劲、生性善良、慷慨大度、勇敢果决、忠心耿耿。他在一次拍卖中把庞培的房屋买下，住下后却拒绝付款。现在他从恺撒家里取得的文件，使他可以任用他的朋友为官、自由发布命令、及得到不少钱财等好处。于是，两个星期以内，他就偿付了相当于150万美元的债务。他劫取恺撒存放在欧普斯庙（Temple of Ops）里约值2500万美元的金钱，恺撒那相当于500万美元的私有财产也被他一扫而空。安东尼知道恺撒任命布鲁图为南高卢总督，这是一块肥缺，他不愿被布鲁图霸占，于是他使议会任命他为南高卢总督，而布鲁图改任马其顿总督。

眼见安东尼的势力日渐壮大，元老院决定采取对策，把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召回罗马。这位将成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人物，那时才只有18岁。照例，他以养父的名字为主，以自己的名字为辅，于是他的名字便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奥克塔维阿努斯（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一直到17年以后，他才接受我们所熟悉的奥古斯都的高贵称呼。他的祖母是恺撒的姐姐，叫尤莉娅（Julia）；他的祖父是维利特埃城的银行家；他的父亲做过副执政，后来任马其顿总督。屋大维从小便接受严格训练，具有斯巴达式的淳朴风格，并涉猎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哲学。恺撒被害的前三年中，他大都住在恺撒的宫廷里。恺撒没有合法的儿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而他能收屋大维为养子却是其明眼洞察的几件事情之一。公元前45年，他带屋大维到西班牙，屋大维在这次出征中所表现的勇敢和毅力，给恺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恺撒不厌其烦地传授他作战和统治的艺术。很多雕像刻画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性格：精练、柔弱、严肃，虽乏自信却具果决，虽易屈服却也固执。他本来是个理想主义者，终被迫而成为现实主义者。屋大维体弱多病，一直患有消化不良症，饭量小，不大喝酒。由于这样的节制和规律的生活，他的寿命比那些体壮如牛的人都长。

公元前44年3月底，有一个人到屋大维的驻扎地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告诉他说恺撒已被暗杀。屋大维得知这个消息后，对那些谋杀者的忘恩负义感到非常震怒与遗憾。他想到恺撒对他的爱护，想到恺撒为重建罗马而鞠躬尽瘁，一股复仇之气便从他的心底涌起，于是他动身奔回罗马。他的亲戚劝他暂时躲藏起来，以免遭到安东尼谋害。他的母亲也叫他提高警觉，不要外出。但是屋大维认为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他的母亲告诉他要利用机智，要有耐力，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屋大维聆听母训，奉行到底，受益匪浅。

屋大维去拜访安东尼，询问他如何处置谋杀恺撒的人。没想到此时安东尼正准备率军攻打拒绝放弃南高卢地区的布鲁图。屋大维请求安东尼按照恺撒的遗嘱，散付他的遗赠物，尤其要早日分300塞斯特斯给每个公民。安东尼借口拖延，于是屋大维便将他从恺撒的朋友处借来的资金分给恺撒的旧部。同时借这个机会，他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

安东尼对屋大维这“小子”的无理取闹，甚为愤怒，他宣布说以屋大维为首的煽动分子要暗杀他。屋大维竭力声明没有这回事情。西塞罗利用他们争吵的机会，告诉屋大维说安东尼是个无赖，一定要设法打败他。屋大维颇有同感，于是就率领他的两个军团，与赫尔提乌斯和潘萨两执政的军队联盟向安东尼宣战。西塞罗以攻击安东尼的政策和私生活来为屋大维助战。公元前44年，在穆蒂纳城的战役中，安东尼战败后逃命，同时赫尔提乌斯和潘萨两执政也战死疆场。因此，屋大维班师回罗马后，就成为元老院的军团和他自己军队的统帅了。有了这些军队做他的后盾，屋大维强迫元老院提名他为执政，并且取消对谋害恺撒的人的大赦，而依法将其一一处死。屋大维后来发现西塞罗和元老院只不过是利用他来做反对安东尼的暂时工具，于是他与安东尼妥协，再联合列庇都斯（Lepidus）组成“后三雄政治”（the Second Triumvirate）。他们的联军马上轻易地攻占了罗马，城里绝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和保守派分子都逃到意大利南部和各行省。议会只得批准新政府的成立，并且授全权给“后三雄”统治罗马五年。

为了充实军饷和替恺撒复仇，第二次“三雄政治”称得上是罗马历史上的血腥统治时期。他们颁令处死300个元老院议员和2000个商人。普通人捉到一个犯人，便可得到2.5万塞斯特斯（合1.5万美元），奴隶可得到1万塞斯特斯。他们又宣布说对有钱人要处重刑，因此一些继承到大笔遗产的小孩子都被判刑处死。寡妇所继承的遗产也都被抢夺一空，有1400个妇人得把她们的财产统统交给政府，最后甚至连存放在维斯塔贞女庙的钱也被洗劫。阿提库斯因曾帮助安东尼的太太福尔维娅，幸免于难。这“三雄”命令士兵严守意大利各地，防止犯人逃离，因此这些人只得隐藏在井里、排水沟中、阁楼上或烟囱里。有人反抗被杀，也有人自动投案，更有人饿死、吊死或投水自杀，还有人跳楼自尽，也有人被误杀的；更有甚者，某些未被判处徒刑的人，竟在他们亲戚的伏尸处自杀，俾求解脱。萨尔维乌斯虽是保民官，却知道他已朝不保夕，就宴请他的友人，作最后惜别。设席不久，“三雄”的卫士就闯进门砍掉他的头颅，把他的躯体留在桌上，并令客人继续吃喝。此时，奴隶乘机解脱桎梏，但是仍有很多人为保护他们的主人而战死。有一个奴隶甚至乔装他的主人，被砍头而死。很多孩子为了保护父亲而被杀死，也有为继承遗产而出卖自己父亲的。元老院议员科波尼乌斯（Coponius）的太太为求得她丈夫的安全，不惜与安东尼同床睡觉，以求幸免。安东尼的太太福尔维娅以前曾向她的邻居鲁福斯购买宅第，鲁福斯当时不答应出卖。现在虽然他要把宅第送给她做礼物，她仍宣布他为罪犯，并把他的头砍下，钉在他的门前。

安东尼把西塞罗列为重要人犯，因为西塞罗在监狱里杀死安东尼的继父卡塔利纳里安·伦图卢斯（Catalinarian Lentulus）。屋大维起初反对，但不久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忘不了西塞罗曾对谋杀恺撒的人赞颂备至之事，更忘不了西塞罗借以戏弄他的双关俏皮话。 [1] 西塞罗想脱逃，但是由于风浪太大，他又晕船，他便下船寄宿在他在福米埃地区的别墅。第二天他准备待在原地，等着捉拿他的人来。他的奴隶把他抬到船里，想继续逃亡。此时安东尼的部下赶到，西塞罗的仆人试图拒捕，他却愿束手就缚。“满身沙泥，胡须和头发蓬乱一片，面容忧郁”，他把脖颈伸直，慷慨就义。追杀者按照安东尼的命令砍断西塞罗的右手。当追杀者把他的头颅和右手带上时，安东尼得意地大笑，发25万德拉克马（约1.5万美元）给有功人员，并把西塞罗的头和手钉在广场的柱子上。

公元前42年春，“三雄”联军越过亚得里亚海后到达色雷斯。布鲁图和卡修斯正在那里凭着他们的势力，敲诈勒索当地居民。他们预收十年的租税，当罗得斯岛的居民反对时，卡修斯便率军猛攻罗得斯岛的大港口，命令市民交出所有财产，稍有迟疑者，即被杀死，总共带走约合1000万美元。卡修斯在西里西亚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塔尔苏斯（Tarsus）附近，一直到被害者交出约合900万美元时才拔营离走。塔尔苏斯市民为了筹足这一大笔钱，把土地都拍卖掉了，祠庙的器皿和装饰品也倾售一空，最后只得把人卖作奴隶了——起初卖小孩，后来卖妇人和老年人，最后连年轻人都卖了。很多人在知道自己被出卖后纷纷自杀而死。卡修斯又在犹太地区强征约合420万美元，并把4个城镇的居民卖为奴隶。布鲁图也一样，以武力强征租税。桑索斯（Xanthus）城的市民拒绝他的要求后，他就率兵围城。市民虽饥饿不堪却坚决不屈，最后集体自杀而死。布鲁图喜好哲学，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雅典。然而，雅典城却聚集了许多罗马的年轻贵族，他们喧嚣求战。当筹足资金后，布鲁图放下书本，会合卡修斯的军队，重趋战场。

公元前42年9月，两军在菲利皮城遭遇。布鲁图击退屋大维的攻势，并占领其营地，但是安东尼却打垮卡修斯的军团。卡修斯命令卫士杀死他，卫士只好从命。此时屋大维卧病在床，其部下也就乱不成军了。安东尼重组部队，休息数天后便又开始攻打布鲁图。布鲁图眼见大势已去，就扑向一位朋友的剑，自杀身亡。安东尼赶到时，把自己的紫袍盖在布鲁图的遗体上，他们一度是好朋友。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在菲利皮城这一役是贵族的最后一次战争。加图的儿子、霍滕西乌斯的儿子、图提利乌斯·巴努斯（Quintilius Varus）和昆图斯·拉贝奥（Quintus Labeo）等都随着布鲁图和卡修斯而自杀身死。战胜者开始了瓜分帝国：列庇都斯占领非洲，屋大维占有帝国西部，安东尼则选择了帝国东部、埃及和希腊等地。由于安东尼需要钱用，在一年内得到十年租税的条件下，他便宽恕东部诸城资助其敌手的罪过。艾菲索斯（Ephesus）的妇人以迎接狄俄尼索斯神一样的礼遇来欢迎安东尼，他便减少他们的租税。他的厨师为他烧制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他便把一座堂皇的屋子送给他。安东尼在艾菲索斯召集伊奥尼亚诸城的百姓开会，讨论划分市界事宜。他把有关划界问题处理得相当得体，以致十年后，奥古斯都发现并不需要加以多大更动而萧规曹随了。所有参与反对他的人，除了谋杀恺撒的阴谋集团外，他都既往不咎。对那些曾遭卡修斯和布鲁图洗劫蹂躏的市民，他免除他们的一切捐税，很多被卖作奴隶的人也都获得了自由。此外，安东尼还解放了叙利亚。

饱暖则思淫欲，安东尼现在的生活少不了舞娘、妓女，他终日闹饮，歌舞达旦。女孩子只要被他看上，就逃不出他的魔掌。他派人去叫克娄巴特拉到塔尔苏斯与他会面，因为有人控诉她帮助卡修斯筹集金钱和招兵买马。克娄巴特拉听命前往，但是她没有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和方式到达。安东尼高坐在广场的御座上等着她来叩头求饶，她则优哉游哉地乘着一只佩有紫色帆布和银色船桨的游艇，准备赴约。她的女仆盛装艳抹，权充水手。她自己乔扮成女神维纳斯，躺在舱里，身上盖着金布。当塔尔苏斯地区的居民听到这位艳妇将要驾临时，纷纷聚集在岸边，想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而此时安东尼独自坐在宝座上，没人理会。克娄巴特拉邀他来船上共进晚餐，他就带着随从前往。她盛宴以待，并以礼物和微笑赠予他的将军们。在亚历山大港，她含苞待放时，安东尼就爱上她了。如今她29岁，丰满成熟，娇艳欲滴，使安东尼魂不附体。起初他还带着责骂的口吻斥责她，谁会料到最后他把塞浦路斯、西里西亚、腓尼基、科埃勒—叙利亚（Coele-Syria）、犹太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土地都送给了她。当然，只要他要求什么，她也尽量使他满足，并邀请他到亚历山大港玩。安东尼在那里度过一个冬天，终日无忧无虑，与克娄巴特拉形影不离，把统治帝国的大事都置诸脑后了。克娄巴特拉本身却非常理智，并没陷入爱河，她深知埃及虽然富有，但是兵力薄弱，随时都有遭罗马帝国吞没的危险。为了解救她的祖国与保全她的王位，唯一的方法是跟罗马要人结婚。她曾看上恺撒，现在她的目标转为安东尼。而安东尼只会固守恺撒的政策，终日梦想使罗马和埃及联盟，而把首都建立在迷人的东方。

正当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嬉戏作乐时，他的太太福尔维娅和他的弟弟卢西乌斯正阴谋瓦解屋大维在罗马的权势。那时屋大维真是四面楚歌：元老院尽是一些冒险分子；失业者众，人心惶惶；平民流散，没有组织；庞培的儿子阴谋阻止粮食进口；商业萧条，租税和掠夺已把民脂民膏搜刮一空；生活已失去目标和意义，大家尽情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日货币贬值、或遭洗劫、或遭杀身，谁能预料？此时，屋大维自身表现得也不太好，福尔维娅和卢西乌斯乘机组织一支军队，呼吁全意大利人民起而反抗，驱逐屋大维。屋大维手下的名将阿格里帕（Agrippa）在佩努西亚（Perusia）地区把卢西乌斯包围，终于在公元前40年3月迫其投降。福尔维娅由于屡遭挫败和埋怨安东尼对她的冷落，生病而死。屋大维借宽恕卢西乌斯而想与安东尼求得妥协，但是安东尼却渡海包围屋大维在布伦迪西姆港的军队。想不到这两支军队相遇时，双方的士兵都非常理智，拒绝自我残杀，于是安东尼只好与屋大维握手言和。为了表示亲善，安东尼娶屋大维的妹妹为妻。局势就这样暂时平静下来了。

公元前38年，屋大维爱上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太太利维娅（Livia），于是他便跟太太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离婚，同时诱劝尼禄放弃利维娅，终于达到与她结婚的目的。婚后，利维娅忠告他与资产阶级求得和解，他便减少租税，把逃脱的3万个奴隶捉回给他们的主人，并下决心要整顿意大利的秩序。罗马将军阿格里帕的帮忙，加上安东尼资助的120条船只，使屋大维击溃了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y）的舰队，从而稳定了罗马的粮食供应，并于公元前36年彻底消灭了庞培的残余部队。元老院因此提名他为终身保民官。

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妹妹结婚后，便偕妻住在雅典。这一时期，他享受着与一个好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新奇经验。他忘却政治和战争，心无邪念，娇妻在旁，陪他听哲学课。闲来无事，他便研究恺撒留下来的征服帕提亚的计划。此时恺撒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拉比埃努斯（Labienus）深受帕提亚国王的宠爱，已率军攻占罗马的肥沃区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为了应付这一威胁，安东尼需要军队，而养军队需要足够的金钱，正好克娄巴特拉有的是钱。安东尼突然厌倦美德和平静，把太太送回罗马，并请克娄巴特拉到安条克跟他见面。她带给他一些军队，但是反对他的征服计划，因此只答应提供很小的资助。安东尼不顾一切，于公元前36年率10万大军侵入帕提亚。攻占城堡不得后，他知难而退，几乎损失一半军队。回程时，他把亚美尼亚并入帝国的版图，便以此沾沾自喜，在亚历山大港大肆庆祝他的胜利。公元前32年，他与克娄巴特拉结婚，宣布他和小恺撒为埃及和塞浦路斯的联合领袖，并把帝国东部各区传给克娄巴特拉和他生的儿女。鉴于不久就要向屋大维寻仇，安东尼大吃大喝、嬉戏纵欲，先行享受一年。克娄巴特拉多方鼓励他，帮他筹集军队和舰队，并誓言“有朝一日将要高居政厅，号令天下”。

安东尼和屋大维

屋大维的妹妹被安东尼离弃后，默默地住在罗马，忍气吞声地扶养福尔维娅的孩子及她自己生的两个女儿。屋大维见妹妹失宠、终日饮泣，更深信如果安东尼的计划得逞之后，意大利和他本人都将不堪设想。他设法使意大利人民了解目前的危机：安东尼跟埃及女王结婚后，将把最富庶的罗马行省割给女王和她的儿女，同时正计划把帝国首都迁到亚历山大港，这样一来，罗马和意大利都要变成附属国了。安东尼此时向元老院建议说，他和屋大维应该同时退休隐居，恢复共和体制。屋大维从守护维斯塔贞女庙那边窃来的安东尼立好的遗嘱后，当众在元老院宣读。遗嘱注明安东尼的继位人是克娄巴特拉的儿子，并吩咐说死后他要葬在亚历山大港女王的旁边。遗嘱的后半句话给了元老院一记猛棍：克娄巴特拉借安东尼来腐蚀罗马帝国。于是屋大维智巧地于公元前32年向克娄巴特拉宣战（不向安东尼宣战），声称这是为争取意大利独立的神圣战争。

公元前32年9月，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500只战舰浩浩荡荡地从伊奥尼亚海出发，声势之浩大堪称空前。总兵力包括10万步兵和1.2万名骑兵，这些军队大都是由东方诸王资助的，他们希望借此能摆脱罗马的统治。屋大维则率400只舰艇、8万步兵和1.2万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两军遥遥对峙达一年之久，彼此都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大战终于在公元前31年9月2日于阿姆布拉西安（Ambracian）海湾的亚克兴爆发。屋大维技高一筹，而他的小艇也比安东尼的巨舰来得机动、敏捷。安东尼的许多舰艇都被屋大维的部下放火烧毁。历史学家卡修斯曾描述说：

一些水手在火势未到达前，即被火烟窒息死亡，有些则在船上被烤得焦烂，更有些人则因为他们身上的铁甲被烧得滚烫而死。好多人跳海夺生，却被海怪吞噬，或被箭射死，或淹死。那些互相残杀、以求解脱的人，算得上死得舒服、痛快的了。

安东尼眼见胜利无望，便暗示克娄巴特拉实行他们预定的撤退计划。她先率军南下等安东尼，安东尼由于无法救出旗舰，就索性弃舰逃命，与她会合。他们驶到亚历山大港时，安东尼垂头丧气，知道大势已去，乾坤已定了。

屋大维在亚克兴获胜后，即率军攻打雅典，然后到意大利，镇服其部下的叛变。随后他又抵达亚洲处罚安东尼的赞助者，在再度筹集资金后，于公元前30年抵亚历山大港。安东尼此时已离开克娄巴特拉而住在法罗斯半岛附近的岛上。他向屋大维求和，遭到屋大维拒绝。克娄巴特拉没征得安东尼的同意就送一根金权杖、一顶王冠和一个宝座给屋大维，以示臣服。屋大维回复说，只要她杀掉安东尼，他就保证不入侵埃及。安东尼再度写信给屋大维，叫他不要忘了他们以前的友谊，并同意说如果克娄巴特拉能得以保全性命，他愿意自杀。屋大维对他的提议根本不予理会。于是克娄巴特拉便把埃及所有的财宝堆积在一个宝塔内，并通知屋大维说，如果她得不到光荣的和平，便要与这些珠宝一同毁灭。安东尼则犹作困兽之斗，起初还颇有斩获，但是第二天他看到克娄巴特拉的雇佣兵投降，又风闻克娄巴特拉战败被杀，便决意自杀。不幸，当他已经刺中要害的时候，忽闻克娄巴特拉尚在人间，便命人抬往克娄巴特拉处。那时她正和一些随从守护着塔里的珠宝。大家合力从窗门把安东尼拉上来，于是安东尼就这样死在了她的怀里。屋大维准许她出来埋葬她的情人，随后屋大维召见克娄巴特拉。此时克娄巴特拉虽风韵犹存，然而屋大维不为所动。克娄巴特拉于得知屋大维要将她押到罗马，作为胜利的象征时，就身穿皇袍，以毒蛇噬身而死。她的女仆沙米昂和伊里斯也跟着自杀殉命。

屋大维准许她葬在安东尼的墓旁。小恺撒和福尔维娅的大儿子都被杀死。屋大维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所生的孩子都送到意大利，他的妹妹则把他们视作自己的骨肉，含辛茹苦地亲自抚养。屋大维发现珠宝没动，堆积如山，便发出会心的微笑。埃及没有被并入罗马的版图，屋大维仅仅象征性地坐上托勒密王座后，就让一个地方官吏代他治理国事了。恺撒的嗣子战胜亚历山大的子孙，西方再度打败东方。双雄争夺战至此已告结束，结果弱者获得胜利。

共和沦亡于法萨卢斯城之后，革命结束于亚克兴一役。罗马刚好完成柏拉图和我们所知道的政体演变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治、民主政治、革命混乱、独裁政治。在历史回轮的运转中，一个自由的世纪已经过去，接下来的是一个纪律的世纪了。

注释

[1] 西塞罗曾论及屋大维说：“这个孩子值得赞誉、授勋、擢升。”“擢升”另义为“杀害”。

第六章至第十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139　西西里岛首次奴隶之乱

133　保民官格拉古被刺身亡

132　讽刺家卢齐利乌斯声誉日隆；罗得斯岛哲学家帕奈提奥斯旅居罗马

124—123　格拉古被举为保民官

122　保民官格拉古倡议粮食分配

121　保民官格拉古自杀身亡

119　马略被举为保民官

116　马略被举为副执政

113—101　罗马军队与条顿人、辛布里人交战

112—105　朱古达之乱

107，104—100，87　马略被举为副执政

106　庞培生；西塞罗生

105　辛布里人于阿劳西奥城附近击退罗马人

103—99　西西里岛第二次奴隶之乱

103—100　萨图尼努斯被举为保民官

102　马略于阿克韦·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城击溃辛布里人

100　马略平定萨图尼努斯之乱；恺撒生

91　保民官德路萨斯倡议改革，被刺身亡

91—89　意大利社会战争

88　苏拉被举为执政；马略逃亡

88—84　首次米特达拉梯战役

87　马略与辛纳叛乱；激进派实行恐怖统治

86　苏拉袭取雅典，并于喀罗尼亚城击败马其顿王朝的建立者阿基劳斯

86　马略与辛纳解除苏拉职务；马略卒

85—84　辛纳卒

83—81　第二次米特达拉梯战役

83　苏拉抵达布伦迪西姆港

82　苏拉攻取罗马；反动派实行恐怖统治

81　苏拉颁布《柯奈留斯法》

80—72　塞多留占据西班牙，对抗罗马

79　苏拉隐退

78　苏拉卒

76　学者瓦罗声誉日隆

75—63　第三次米特达拉梯战役

75　西塞罗被举为西西里岛财政官

73—71　第三次奴隶之乱；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为自由而战

70　审判省执政瓦罗；诗人维吉尔生

69　学者阿提库斯资助各党派

68　恺撒被举为西班牙财政官

67　庞培肃清地中海海盗

66　西塞罗转为裁判官

63　西塞罗揭发喀提林的叛乱阴谋；屋大维生

63—12　罗马将军阿古利巴诞生

62　恺撒被举为副执政

61　庞培凯旋

60　第一次三雄政治——恺撒、克拉苏、庞培

59　恺撒被举为执政；卢克莱修写成《论事物的本性》

58　保民官克劳狄乌斯放逐西塞罗；恺撒远征高卢，击溃赫尔维蒂人，打败日耳曼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军队

57　西塞罗返回罗马；恺撒击退比利时人

56　三巨头会商于卢卡城

55　庞培与克拉苏被举为执政；庞培兴建大剧场；恺撒率军深入日耳曼；恺撒首征不列颠

54　恺撒二度出征不列颠

53　克劳狄乌斯与米洛两人明争暗斗、各自诉诸暴力；卡雷（哈兰）战役，克拉苏惨败

52　谋刺克劳狄乌斯；审判米洛；高卢领袖维钦托里克斯叛变；庞培被举为独任执政

51　西塞罗任西西里岛总督，完成《共和国》；恺撒写成《高卢战记》

49　恺撒率军渡过卢比肯河，占据罗马

48　都拉基乌姆（都拉斯）与法萨占斯战役

48—47　恺撒驻扎埃及、叙利亚

47　于泽拉与塔普苏斯两战役，恺撒战无不克；小加图自杀身亡

46　恺撒被举为独裁者；恺撒编订历法；西塞罗写成《为马尔塞鲁辩护》

45　恺撒于西班牙击溃庞培党羽；西塞罗写成《学园派哲学》与《论道德目的》

44　恺撒被刺身亡；西塞罗写成《图斯库鲁姆的辩论》、《论神性》、《论义务》

43　第二次三雄政治——安东尼、屋大维、列庇都斯；西塞罗卒

42　布鲁图与卡修斯死于菲利皮城之战

41　安东尼于塔尔苏斯会见克娄巴特拉

40　安东尼与屋大维于布伦迪西姆港议和；诗人维吉尔写成《第四牧歌》

36　安东尼入侵帕提亚

32　安东尼娶克娄巴特拉

31　屋大维在亚克兴击败安东尼

30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自杀身亡；埃及并入帝国版图；屋大维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第二部 奥古斯都时代

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彻底改变了罗马生活，给希腊罗马世界带来了永久的和平与繁荣。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政治权术
（公元前30—公元14）

走向帝制

屋大维从亚历山大城进至亚洲，继续封赠王国和领土，他于公元前29年夏始入意大利。人民视之为救主，各界人士参加迎宴，庆祝凯旋，狂欢三日。门神雅努斯的庙宇因之关闭，以表示让战神马尔斯尽兴一番。

意大利这个富庶的半岛已因20年的内战而凋敝，农田荒芜，城市被掳掠围困，财富被洗劫一空，行政及防卫松弛，入夜盗贼横行，不法之徒出没街巷，绑架商民售之为奴。商业萧条，投资停顿，高利贷猖獗，财产跌价，道德水准因为富豪骄奢而低落。在某些情况之下，道德堕落比由丰足变成贫困更令人沮丧。

在经济上由富转贫、在道德上失去重心之人在罗马到处可见：士兵们习于走险，嗜杀成性；因为苛征及战时通货膨胀眼见自己积蓄耗竭的人，失神地渴望形势转变而再回复富饶；妇女们放纵于自由，离婚、堕胎、通奸率倍增。人们失去了生存活力，多以不育子女为理想，肤浅的潮流均以悲观讽世为荣。这并不是罗马的全貌，而是其内在的严重隐忧。

海上盗贼复出，对国家间的自杀情形幸灾乐祸。城市与行省抚摸着苏拉、卢库卢斯、庞培、加比尼乌斯、恺撒、布鲁图、卡修斯、安东尼与屋大维等横征暴敛后的创伤。沦为战场的希腊被毁了；埃及遭窃了；近东地区须供养大量军队，贿赂无数将军；人民痛恨罗马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又未能给他们任何安全与和平。若是有人发现意大利外强中干的真相，团结自己的人民，起而反抗罗马，发动另一次争取自由的战争，那该怎么办？

当时曾有某一颇有魄力的元老意欲面对此项危局，组织强大军队，罗致优秀将领，并教之以深远的治国之道，可惜此事未果。因为可以作其后盾的望族都已毁于战争与子嗣不继，传统的治国之道尚未传给继承他们的商人、军人及外省人，新元老院欣然将大权授予了一个能策划、善领导、肯负责的人。

屋大维对废止旧宪法迟疑不决。卡修斯代表他与梅塞纳斯（Maecenas）和阿格里帕等磋商甚久。他们认为一切政府均为寡头政治，所以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三种政体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并不成问题。他们所要解决的是在目前的空间与时间之下，究竟采用以军队为本的君主式寡头政治，还是世袭式的贵族寡头政治，还是以工商界财力为主的民主式寡头政治？屋大维把它们合而为一，称之为“元首政治”（principate），那就是融西塞罗的理论、庞培的作风、恺撒的政策为一体。

人民冷静地接受了他的决定。他们不再恋慕自由，只是疲乏地企望着安全与秩序。只要能保证他们有娱乐有饭吃，谁来治理都无所谓。他们已经发觉议会的腐败无能、充满暴力，不但不能统治整个帝国，恢复意大利生机，甚至连罗马都无法管理。因为版图的扩张，自由问题也日趋复杂。罗马已非城邦国家，帝国无情地驱策它模仿埃及、波斯与马其顿。自由崩溃之后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混乱，必须由新的政府建立新的秩序予以安抚。所有地中海的动乱国家都仰望着屋大维，期待着贤明政治的出现。

恺撒的失败就是屋大维的成功之处，因为屋大维较为圆滑，较有耐性。他了解文字和礼仪的妙用，他步步谨慎；而且，屋大维有的是钱。恺撒则迫不及待地要改变生活，想在半年之间完成一世的改革。苏埃托尼乌斯说：“当屋大维带来了埃及的宝藏时，罗马因财力雄厚，利率从12％降到4％，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大增值。”当屋大维表明产权不可侵犯、不再放逐人民及没收其财产时，金钱立即流通，投资踊跃，贸易开展，财富又开始积累，并有一部分落入劳工与奴隶之手。各界人士得知意大利仍受封赐，罗马仍为帝国首都，均不胜欣喜。东方复苏的威胁已可暂时解除。恺撒所梦想的平等联邦（commonwealth）已被恢复统治民族特权所暗中取代。

屋大维开始用掳来的财富支付士兵的欠薪。他保留20万现役军人，每个人宣誓效忠于他；其余30万人则授田遣散，每人皆赠予巨额钱财。对他的将军们、拥护者、朋友们，他均不吝厚赠。有几次，他曾以私人财产弥补公库赤字。对遭受战祸或天灾的地方，他都拨出巨款赈济。他焚毁产权人的欠税记录而免征他们所积欠的税款，他拨款救灾、举办盛大展览和竞赛，他慨解私囊从事公共建设，以防止失业并美化罗马。众属国奉之为神明，岂无由乎？

当大量金钱被他挥霍之后，这位资产阶级皇帝生活得非常简朴，他放弃贵族们的锦衣玉食与公家俸禄，穿着自家妇女所纺织的衣服，一向住在霍滕西乌斯宫室中的一间小房之中。但占住了28年之后，该屋惨遭烧毁，他又按照原样建造新宫，可是他仍旧住在那间狭小的寝室之内。即使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他还是过着哲人般的简单生活，而不享受帝王的奢侈豪华。他唯一的嗜好是放开国事，驾舟徜徉于坎帕尼亚（Campanian）沿岸。

他逐步、谦和地允许元老院，让他们授权给他，使他成为一位有权有实的国王。除了名称，他一直保持着“大统领”（imperator）的头衔，并统率三军。由于大部分军队驻扎在首都以外，平常不在意大利本土，人民虽然生活在与以前各种旧共和完全无异的政治环境中，却不觉得是处在军事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政权只要能用法令统治，便不再使用武力。

屋大维于公元前43年、前33年、前31年到前23年的九年间，每年都被选为罗马的执政官。由于公元前36年、前30年和前23年所取得的保民官权威，他已成为终身不可侵犯的保民官，在元老院他有立法权，对政府官吏的行为有否决权。对这种独裁政体没有人反对，在太平盛世之际都把握机会发财的商人们，知道屋大维曾经掠夺埃及的元老们，拥有屋大维所赐土地的士兵们，在恺撒立法封派及遗嘱之下的受益人等，都一致同意荷马“一人统治最为上策”的说法。至少，像屋大维那样慷慨大方，像他那样勤奋尽职，像他那样献身于国家，一人统治是不会错的。

公元前28年，屋大维与阿格里帕同为罗马都察官时，曾进行户口普查，校正元老名额，削减为600人，他本人则被任命为常任“首席元老”。该头衔的原意是在元老名录上居首之意。不久，该称号便如“大统领”一样有了“君主”的意味，在屋大维终身拥此称号之下，那就是“皇帝”。

历史上都称他以及200年以后继承人的政府为元首政治，而非纯粹的君主政治。因为到康茂德（Commodus）死亡时为止，所有的“皇帝”都认为，他们只是元老院的元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为了使自己在宪法上的权力更大，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辞去所有官职，宣布恢复共和，并表示他本人希望退隐园林，不复问政（时年35岁）。这出戏排演得很好，因为屋大维素以谨慎著称，他深信“诚”是最好的策略，只是在做的时候不能不权衡变化。元老院不但不同意他辞职，还几乎将全部大权交还给他，请他继续领导国家，并加上“奥古斯都”的尊称。在历史上，奥古斯都曾被误认为是他的名字。在此之前，此词一向是指圣物或圣地，及某些创造或扩大的神祇。如今用到屋大维身上，便带有一种神圣的荣光，而使他成为宗教与诸神的保护者。

罗马人似乎想过，“恢复”是真的，是他们用一个形容词“奥古斯都”换来的。元老院与议会不是仍旧拥有立法权和选举官吏权吗？不错，奥古斯都或他的代理人只是“提出”法案和“推荐”重要的候选人而已。他是以“大统领”和执政官的地位统领军队、掌理财政和管理司法，他以护民官的特权控制政府各项活动，他的权柄并不大于伯里克利和庞培，所不同者，只是权柄的永久性与非永久性而已。公元前23年屋大维辞去执政官，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总督之权”，使他能管制一切属地的官吏。这一切仍旧无人反对，而且当发生粮荒时，人民竟包围元老院，要求任命他为大独裁者，因为人民在元老院寡头政治之下生活得并不幸福，想换换口味，尝试一下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也许会使他们发财，奥古斯都予以拒绝。不过，他承担了粮政和食物供应的责任，并立竿见影地解决了粮荒。人民对他感恩不尽，所以当他以自己的威信修改宪法时，人民毫不在意。

新秩序

在历史上，这种元首政治不失为精明的政治成就，所以这里有详加申述的必要。

以前，屋大维的权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他可向议会提出法案，然后运用、实行并解释；他还可以增加违法者的罪名。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正襟危坐，俨如法官，每至日暮，“当他感觉不适时，就摆一张便床在旁边……他光明正大又极宽厚”。他因身兼多项要职，便组织一个非正式的内阁，其中有梅塞纳斯等为顾问、有阿格里帕等为执行长、有提比略等为武官，并设一个低级行政机构，主要由自由人和奴隶组成。

梅塞纳斯是一个富商，他倾注了半生精力，在平时及战时辅佐奥古斯都处理内政与外交，最后——虽然出于勉强——帮助他恋爱。他建筑在埃斯奎利诺山上的公馆素以花园及温泉泳池闻名。他的敌人形容他是脂粉气的享乐者，因为他既爱锦绣与珠宝，又能品尝罗马的各式佳肴。他酷爱文学与艺术，并慷慨赞助，不但归还了维吉尔的田园，还赠送一份财产给贺拉斯。他激发了田园诗与抒情诗，他本可为官，但他不屑为之。多年来他对内政与外交方针的制订不遗余力，当奥古斯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时，他敢教训他，所以奥古斯都对他的辞世（公元前8年）哀悼逾恒，如失左右手。

大概是由他的建议，中产阶层出身的奥古斯都不但不鄙视经商，还擢拔了若干商人担任高职，甚至委以行省总督的重任。某元老对这种改变极为不满，奥古斯都于是授予元老们例外的权限，并召集约20位元老组成首席会议（concilium principis）以示亲密，以示道歉。原先这个组织的决策须经元老院的同意，可是元老院逐渐衰微，这个组织的权力与作用则与日俱增。奥古斯都对元老院极尽礼貌，使之成为高级傀儡。他曾以罗马都察官身份四次修改其组织；他能够，并且曾经将其中不称职或不修道德的人革职；新进元老大半由他提名；财务官、执政官、执政任满之后进入元老院，都要经过他的选择和同意。意大利的殷商全部罗致在元老院中，使这两个阶级实施西塞罗所倡导的和衷共济。财富抑制了出身的傲慢与特权，世袭的贵族政治制止了财富的浪费。

奥古斯都主张元老院每月1日和15日开会，会期一天。会议既由他主持，一切方案须经他同意之后才能提出。事实上，一切方案都是由其助手或他亲自草拟。元老院的司法和行政作用已大于立法作用，它成了高等法院，通过委员会来管制意大利，指挥各项公共建设的执行，并管理那些无须大量军队控制的地方。不过，外交大权目前仍在奥古斯都手中。元老院的古老权力被如此削减，以致对有限的任务也不热心，把更多的责任推给皇帝和他的幕僚。

议会召集的次数虽已减少，但仍旧召开。议会中仍旧投票，不过只投给皇帝所批准的法案或所指定的候选人。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制定法律，规定财产须在40万塞斯特斯以上的人才能为官。奥古斯都曾13次竞选执政官，跟别人一样去拉选票，这真是高雅的让步和戏剧性技巧的配合。候选人在选举前必须缴纳保证金以防将来受贿的办法，阻止了贪污。可是奥古斯都曾经送给自己一派的投票人每人1000塞斯特斯，以保证投他的票。直到5世纪，保民官和执政官都由选举产生，不过他们的大权落入皇帝手中以后，他们的机关就变成事务性质而无决策权力，最后只剩下空架子。奥古斯都把罗马政府交给领薪的地方公务员手中，设置一个3000“警察”的武装，受市“警察局局长”（praefectus urbi）指挥。为了进一步保证他所要求的秩序和维护他的权力，他严重地违反常规，安置六个团队（每团队由1000士兵组成）驻守在罗马近郊，三个驻守在城内，这九个团队以后成为他的禁卫军——保护大元帅大本营。公元41年，就是这个团体拥护克劳狄乌斯为帝，政府开始屈居军队指挥之下。

奥古斯都的政务从罗马传到意大利和各行省，凡是参与埃及战争的意大利省区，他都给予罗马公民资格或有限的“罗马参政权”。他用赠品帮助他们，用新的建筑美化他们，并为他们设计一种邮寄投票的办法。他把行省分成需要军事保护和不需要军事保护两种，后者（西西里、巴埃蒂卡、纳尔邦南西斯高卢、马其顿、阿哈伊亚、小亚细亚、比希尼亚、本都、塞浦路斯、克里特、昔兰尼及北非）交元老院管治，其余的——“皇家属地”——由他的副将、收税官或司令官管理。这种得意的安排使他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军队大部是驻在“受威胁”的属地之内。这种安排使他从埃及得到大量税收，使他通过他所派的收税官监视属地总督，每个总督都发给固定薪俸，减少他们榨取百姓的企图。此外，他还设置一个文官机构，管理日常事务，防范长官的不法行为。他对属地的小王们十分礼貌，以取得他们的效忠。他让他们把儿子送来宫内居住，并接受罗马教育。经过这样“慷慨”的安排，这些青年都成了人质，当他们回去继承父业，不知不觉中都成了罗马化的工具。

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战胜利的余波中，拥有强大的陆海军，他显然要把帝国伸张到大西洋、撒哈拉、幼发拉底、黑海、多瑙河和易北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是用消极的防卫来维持，而是用向外侵略的政策来维持。皇帝亲自征服西班牙，大力改组高卢政府，使它平静了近百年。对于帕提亚，能收回从克拉苏手下失去的军旗和幸存的战俘，他也就满意了。对亚美尼亚，他使一个倾向罗马的提格兰（Tigranes）恢复王位。他派军远征衣索匹亚和阿拉伯。从公元前19到前9年，他的义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征服了伊利里亚、潘诺尼亚和瑞提亚。德意志侵入高卢使他大为震怒，他命德鲁苏斯渡过莱茵河。这个才气横溢的青年一直打到易北河，使他大为高兴。但德鲁苏斯因从高处跌落，体内受伤，艰难地熬了三十天，终于死亡。提比略与德鲁苏斯手足情深，抱着他垂死的兄弟，骑马从高卢到德意志走了400余里的路，然后转运到罗马，一路他都走在行列的前面（公元前9年）。提比略又回到德国，经过两次战斗（公元前8—前7年、公元4—5年），把易北河和莱茵河之间的部落尽数征服。

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不幸事件，把扩张领土的狂热变成了和平政策。公元6年，最后征服的属地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叛变，屠杀了境内罗马人，组成20万大军，声言侵袭意大利。提比略立即与德国部落言和，领着他的疲军进入潘诺尼亚。他采取忍与狠的战略，掠取或毁坏了敌军的庄稼，同时用游击战防止他们重新播种，但他很注意保护自己军队的食物。不管国内对他如何批评，他坚持这种策略达三年之久，终于，他看见饥饿的叛军解体，看见罗马势力重建。就在当年（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Arminius）又在德国组织叛军，引诱罗马总督瓦鲁斯（Quintilius Varus）的三个军团中计，除了像瓦鲁斯自刎的之外，余者全被杀绝。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闻之大痛，以致三个月不修面，也不理发，有时以头撞门，喊着‘昆蒂留斯·瓦鲁斯，还我的军团来！’”提比略赶紧去德国，重整军队，奉命将罗马边界退到莱茵河。

这项决定，对皇帝的自尊心是一次打击；但对他的判断来说，则是一种收获。德国向“野蛮”——低级文化屈服，以便有机会武装它那日益增长的人口来对抗罗马。不过也有人说，要想征服德国，就必须先征服西徐亚、俄国南部，帝国扩张须有止境。莱茵河是乌拉河以西最好的边界。奥古斯都兼并了南北西班牙、瑞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莫西亚、加拉提亚、吕西亚和潘菲利亚之后，他想他已足够赢得“威望日隆的神祇”（the increasing god）的尊称。在他死时，帝国版图为3340万平方英里（比美国本土还大），比布匿战争以前的罗马面积增加了近百倍。奥古斯都认为他的继任人对这历史罕见的帝国应该满足，他希望继承人能在内部加强团结而不必向外扩张，他对“亚历山大重视开创帝国，而没有把得到的帝国内部建设大业加以重视”一点表示惊奇。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Pax Romana）已经开始。

全盛时期

不能说奥古斯都造成一片荒凉又将其称为和平。亚克兴之战以后十年中，地中海区域这种经济复苏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而秩序恢复是刺激复原的主因。海上恢复了平静，政治呈现了安定，奥古斯都的保守，埃及宝藏的消耗，新富源的开发，货币可信，流通增加，用分配农田和向外移民以缓和人口密集等——在这种兼施并用之下，繁荣怎能不听呼唤呢？当奥古斯都来到普提奥里附近时，有一群亚历山大兵士穿上礼服，有如焚香拜神一样向他致敬。他们说他们能安全航海、信用交易、生活安定，都是奥古斯都所赐。

奥古斯都的祖父是银行家，所以他认为最好的经济是自由和安全的结合，他用公平的法律保护社会，在通商要道设置警戒，对有信用的地主予以无息贷款，用公粮彩券或赠品抚慰贫困者，对其余的人，他将工业、生产和交易放手交给他们去做。国家领导的事业非常兴隆，对经济恢复其功甚伟。他建造了82所庙宇、一个广场、一座会堂，以供收税与审案；把烧死克劳狄乌斯的旧元老院加以新建，梁柱高耸入天；完成恺撒所动工的剧院，以其女婿马赛勒斯之名命名；他激励人们拿出部分财产来装修意大利的会堂、教堂、图书馆和道路。卡修斯说：“他命令用战利品建造一些公共建筑，以纪念他们的功业。”他想以宣扬罗马的伟大来象征他个人的伟大。他暮年时候曾说罗马原是砖头城，现在已是大理石城了。人们原谅他的夸大：罗马从前有许多大理石，如今留下来的砖头也不少。不过从前不曾有人为了一个都市做像他那样多的事情而已。

阿格里帕是他重建罗马的得力助手。此一益友与梅塞纳斯同他共商大计。阿格里帕担任罗马市政官时（公元前33年），为屋大维争取声望，开办了170所公共浴场，供给免费油盐，举办赛会连续达55天，供应公民免费理发为期一年——显然全部都由他个人解囊。他的能力足以媲美恺撒，但他宁愿终生辅佐奥古斯都。据我们所知，舆论或非议对他一生并无影响。罗马人背后的飞短流长可以断送任何人的前途，对阿格里帕则毫无损伤。他是最先重视海上霸权的人，舰队由他计划建造和指挥。他打败了庞培，吓阻了海盗，在亚克兴为奥古斯都赢得国际声望。胜利之后，他安抚了西班牙、高卢和博斯普鲁斯（Bosporus）王国。全国三次要为他庆功祝捷，都被他谢绝了。奥古斯都对他的酬谢使他成为巨富，可他仍然生活俭朴，而献身公益就如同卫国征战一样。他用私款雇用工人修桥补路，疏导阴沟，重开马西安（Marcian）水道，又新开尤里安水道，凿水井700口，开水源500处，建蓄水池130座，以改善供水。人民嫌酒价过高而不满时，奥古斯都狡猾地说：“我的女婿阿格里帕已经注意到了，他不会让大家口渴的。”阿格里帕这位伟大的罗马工程师，将卢克里（Lucrine）和阿韦尔尼亚（Avernian）以湖与海接通，开建了一个广大的港口和造船厂。他在罗马开办第一所豪华公共浴场，为其他城市所不及。他用私款为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建庙，该庙曾由哈德良重建，称为万神庙，柱廊之上仍旧刻着“阿格里帕建”等字。他筹办帝国三十年疆域调查，编著《地志论》，在大理石上绘制世界地图。他像达·芬奇一样，是个科学家、工程师、武器发明家和艺术家。他在50岁时不幸逝世（公元前12年），是奥古斯都晚年增加哀痛的原因之一。奥古斯都把女儿许配给他，原想让他继承帝国，因为他是最适合的治国人选。

公共建设和政府业务造成史无前例的庞大开支。公务员的薪俸，维持强大的陆海军，修建无数的房屋，以粮食与娱乐收买人心等，都用钱无数。这些花费需以现行税收来应付，不能诉诸举债，所以奥古斯都的税政就成为一种科学和永不松懈的实业。奥古斯都并不残酷：他对穷困的个人或城市时常免征税收，或以私钱替他们完税。他将第五次就任执政官时人民赠给他的就任礼物3.5万磅黄金都退还给各市，又谢绝了许多其他礼物。他废除了内战时期的土地税，而代之以5％的遗产税，但遗留给近亲或穷人的遗产无须课税。对拍卖所得课税1％，出卖奴隶课税4％，释放奴隶课税5％，关税率为2.5％到5％。市民须向市府纳税，罗马的不动产仍须缴纳土地税，罗马有两处税库：财库（aerarium）由元老院掌管，御库（fiscus）由皇帝所有和管理。 [1] 皇帝的收入包括私人财产收入、朋友和友善人士的遗产，这种遗产在奥古斯都一生中共达14亿塞斯特斯之多。

总之，在元首政治下的税制并不苛酷，在康茂德以前，人民交税并非得不偿失。繁荣的地方，为了向这位神祇奥古斯都表示感恩或期望，都摆设祭坛。就是在世故的罗马，他都指责他们的歌功颂德未免过分。曾有狂热的崇拜者沿街高呼，男女们“献身”奥古斯都——在他逝世时约以殉身。公元前2年，梅萨拉·科尔维努斯（Messala Corvinus）在菲利皮夺取了屋大维的阵营，仍建议把“国父”（Pater Patriae）的尊称给予奥古斯都。保有荣誉和财富的元老院乐得少负责任，情愿把各种荣衔加给奥古斯都。富裕起来的商业界每年举行两天的庆会庆祝他的诞辰。苏埃托尼乌斯说：“三教九流的人，都在元月一日前来献礼。”他的旧宫被焚之后，各城市、各部落与各行业都捐款助他重建。他即使只向每人收取一个银币也都用不完。长期受尽折磨的地中海地区颇为高兴。奥古斯都大可认为他的耐力和苦干成就了他的勋业。

奥古斯都新政

奥古斯都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以换取人民的美好快乐，但使罗马人不能原谅他的则是捐税。改善道德，是政治措施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一环，极少有领袖敢于尝试，而多数领袖则把它推给了伪君子或贤达之士。

奥古斯都谨慎地防止种族变质。罗马人口并未减少，因为救济的吸引、财富和奴隶的输入，人口反而增加。由于释放的奴隶也包括在赈济之内，许多人便将老而多病的奴隶释放，推给政府来赡养。善良的动机也使奴隶获得自由，若干奴隶以自己的积蓄买回自由。被释放者的子女自然成为自由公民，奴隶解放运动与异族生殖率之高超过了本国人，使罗马的人种性质发生了变化。奥古斯都认为，在这种异族交配之下社会是不易安定的，同时一个血管里流着异族血液的人是不会向帝国效忠的。由于他极力主张释放奴隶，产生了许多法案，规定有两个奴隶的人须全部予以释放，有3到10个奴隶的人须释放一半，有11到30个的人须释放1/3，有31到100个的人须释放1/4，有101到300个的人须释放1/5，但最多释放不得超过100人。

人们希望奥古斯都限制奴隶，但不要限制自由。古老思想认为奴隶制度理所当然，如果大批释放必须戒慎，为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心，如同现在的雇主担心安定会造成疏懒一样。奥古斯都所考虑的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他认为一个强大的罗马是不能失去传统罗马人的特性、勇气和政治才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能没有贵族制度。上层社会对古风失去了信仰，使婚姻、贞洁和血统的神秘性为之失色。人们由农村进入城市，小孩不再是父母的财产，变成了负担与无用之物。妇女卖弄风骚而不注意妇德。总之，争取个人自由，却违背种族的需要。社会罪恶日益增加，于是寻求遗产成为意大利的一项热门职业，没有子嗣的人到了晚年一定会有人来献殷勤。许多罗马人竟爱好这种贪婪的追求，干脆就不生育子女。兵役延长使许多青年不能结婚。多数罗马人不愿结婚，而喜欢宿娼纳妾。那些结了婚的人，往往实行堕胎、杀婴、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避孕来限制人口。

奥古斯都被这些现象所困扰，他开始认为恢复传统信仰和道德是必要的。当岁月催他衰老而扩大其眼光时，有一种敬重传统的要求，他认为现在和过去骤然脱节，并不妥善。国家必须继承传统才能健全，个人必须有钱才能神气。他以高度的认真态度阅读罗马历史学家的传记，他嫉妒他们把美德都归于古人。他欣赏昆图斯·梅特卢斯的婚礼讲话，他向元老院宣读，并以御诏向人民介绍。年长的一辈多半与他同感，结成党派急于用法令改革道德，可能是利维娅（Livia）给他们的感应。奥古斯都以罗马都察官与执政官的权威颁布——经元老院通过——一连串的法令，目的在于恢复道德、婚姻、忠贞、门第和朴素生活。法律规定少年必须有成年亲属陪伴方可进入娱乐场所；禁止妇女参加体育表演，观看斗剑时要坐在高处；规定家庭开支、雇用仆人、宴客酒席、婚礼、衣饰必须节约。这些法律中最重要的一项《尤里安律》 [2] （Julian Laws ）是“鼓励贞洁，禁止通奸”的。罗马开始由国家保护婚姻，父亲发现女儿与人通奸，必须处死其女与共犯。如果妻子与人通奸地点是在夫宅，丈夫发现之后可立即杀死奸夫。丈夫侦知妻子与人通奸者须于六个月内提出诉讼，丈夫不告者，女方之父须控告，父不告者任何人均可以控告。奸妇被处以终身流刑，并没收财产的1/3与嫁妆的一半，并不许再嫁。丈夫对妻子通奸加以默认者也处以相同之罪，不过妻子不得控告丈夫通奸，丈夫宿公娼者无罪。该法仅适用于罗马。

大概与此同时，奥古斯都又通过了一部《婚姻法》，通称为lex l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该法有三重目的：既鼓励结婚又限制结婚，所谓限制结婚就是阻止罗马人与异族通婚，恢复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不满60岁的男子和不满50岁的女子，皆有结婚的义务；遗产继承人不能结婚者，其赠予变为无效。对独身主义者的处罚：除了亲属，不得继承别人的遗产，除非在遗赠亲属死亡后100天内结婚，否则不得参加庆典或赛会。寡妇或离婚女子在丈夫死亡或离异后六个月内再婚者始有继承权。老处女与无子女的妇女在50岁以后无继承权，在50岁以前拥有5万塞斯特斯（约合7500美元）者也无继承权。元老阶级不得与解放的奴隶、女演员或娼妓结婚；伶人或被解放的男奴也不得与贵族的女儿结婚。拥有2万以上塞斯特斯的妇女每年须缴纳1％的税，直到结婚为止；婚后税额随生育而递减，生育三个子女者全免。在两个执政官中，以小孩较多者优先，任用政府公务员时，家庭较大者优于其对手。三个子女的母亲得穿特殊服装，且不受其丈夫的管制。

各个阶级都对这些法律不满——他们说，因为三个小孩的特权有使孩子的母亲脱离男性权威的危险。有人则以“现代妇女”太自由、太傲慢、太任性、太奢侈为理由而守独身。禁止单身汉参观表演，未免过于严苛而且不易施行。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将此项条款废除。公元9年，放宽了独身者继承遗产的规定，放宽了寡妇和离婚女子为享有继承权而再婚的期限，无子女的继承人继承数目予以增加，三个子女的母亲所享继承权不再受沃康尼亚（Voconia）法律条文的限制，谋求公职者的年龄限制因家庭大小而按比例降低。法令通过之后，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法律的命名者都是没有子女的单身汉，人们闲说修改法律是梅塞纳斯向奥古斯都建议的，因为奥古斯都只有一个孩子，而梅塞纳斯则一个也没有；又说该法在制定之时，梅塞纳斯的生活穷极奢侈，奥古斯都正在引诱他的妻子。

这些法律的草拟有失周密，因此实行后发现许多漏洞。有人为了守法而结婚，不久又将妻子休掉；有人为了获得职位或遗产而收养孩子，然后再把他们“解放”，打发他们离开。100年后，塔西佗宣布这些法律失败：“结婚生子并未普遍，无子的风气引诱力太大了。”社会道德仍旧低落，不过比以前稍显文雅而已。奥古斯都对自己法律的效果产生疑问，他同意贺拉斯的话：“人心不变，法律无用。”他不遗余力地想打动人们的心：他在观看演出的包厢里介绍许多模范的子女；慷慨赠款给子女众多的父母；在一个一胎五子的奴隶女性墓前树立墓碑；一个农夫带了8个孩子、36个孙子、19个曾孙和他同车来到罗马，使他非常高兴。卡修斯曾用绘画描写他向人民致词，斥责“种族自杀”的情景。他欣赏李维所著历史有关道德的序文。文学受了他的影响而趋向诲导与实用。他通过梅塞纳斯或亲自说服维吉尔和贺拉斯用诗篇为道德与宗教改革作了宣传；维吉尔在《农事诗》中试图将罗马人领回到田园，在《埃涅阿斯纪》中将罗马人带到传统神祇面前；贺拉斯的诗篇则以禁欲为主题。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筹办了三天的庆典、赛会和展览，以祝贺农神时代的再度来临；贺拉斯受命谱制《时代之歌》（carmen saeculare ），令27个男孩和27个女孩列队吟唱。艺术也被用以针对道德：和平圣坛表示罗马政府与人民生活的轻松；宏大雄伟的建筑到处可见，以夸耀帝国的实力和壮观；数十所庙宇的建造唤起了人民几乎已经死掉的信心。

结果，奥古斯都认为道德上的改革须等宗教上的复兴。卢克莱修、卡图卢斯和恺撒的不可知论时代已成过去，它的子民认为敬畏神明是智慧的青年。甚至尖刻的诗人奥维德，不久也以伏尔泰式的口气说：“神之存在对人有其方便之处，我们应该相信有神存在。”保守的人回想着内战和其给人们的痛苦，由于忽视宗教，招致天怒。在意大利，到处都有身历磨难的人准备返回古老的祭坛向诸神致谢，因为他们觉得幸福的回归是神的赐予。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在耐心地等待不太热心的列庇都斯死亡而继任为大祭司时说：“无数的人民为了我的当选涌到罗马，真是前所未见。”他领导并踏着宗教复兴之路前进，他将他的政治与道德和宗教改革混为一体，希望容易被人接受。他把四个神学院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庄严和高度，其中人员由他亲自委派，他认真参加他们的会议和典礼。他禁止在罗马举行亚洲或埃及式的崇拜，对犹太人则特别例外，他允许各行省有宗教自由。他把大量礼物赠给寺院，并革新宗教庆典与节日。每逢旷世节日都举行宗教仪式与歌唱，其目的在于恢复人神之间的好感。古代的宗教信仰蒙君主如此关照又都新生起来，并再次触动人们戏剧性的冲动和超自然的希望。奥古斯都死后，在宗教信仰倾向混乱之中，罗马古教仍能屹立300多年；并且在它衰亡后，在新的标志和名义之下立即复兴。

奥古斯都自己成了他的诸神的一个对手，他的叔祖给他开了先例：恺撒被谋杀两年后，元老院尊他为神，令全国祷拜。早在公元前36年，意大利各城的万神庙已设了屋大维的神位；到了27年，屋大维的名字也加入了诸神，在官定歌曲中由人歌颂；他的诞辰被定为宗教节日与休假日；他死之后，元老院谕令他的神灵须与官定诸神同样受人崇拜。按照古制，这些行动都是出乎自然；没有人认为人神之间有不可互通的差异；神往往具有人形，和赫拉克勒斯、莱喀古斯、亚历山大、恺撒或奥古斯都的神灵一样地神奇和神圣，尤其是宗教氛围特浓的东方，埃及人视法老、托勒密甚至安东尼为神；奥古斯都当然不次于那些人。古人倒不会像现代人那些笨人一样愿意相信，他们深知奥古斯都是人；在神化他的或其他人的灵魂时，他们称之为圣人，当时向那种神化之人祈祷，就好像现在敬拜圣徒一样，并不荒谬。

意大利人把奥古斯都并入家神一起崇拜，这个民族祭拜祖先已数百年历史，他们进行这项崇拜是没有困难的。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1年往访希腊，他见到彼邦也普遍敬拜他，在奉献和演讲时都称他为“救主”“赐福者”“神的儿子”；有人说他就是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和平的救星。行省议会将崇拜奥古斯都作为仪式的主要内容；地方和各市派任一个新教士负责侍奉这位新神。奥古斯都颇不以为然，不过他认为这可以增加元首政治的神圣气氛，可以促成教会和政府的团结，可以使不同的信仰一同合作，所以他还是接受了。于是这个银行家的孙子同意他变而为神。

奥古斯都其人

这位18岁作为恺撒的继承人、31岁统治世界、治理罗马达半世纪、缔造罗马帝国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愚钝而又迷人；平凡无奇，但半个世界都赞美他；身体柔弱，不太勇敢，却征服了一切敌人，治理了联邦帝国，所组政府使广大地区享受了无比的繁荣达200年之久。

雕刻家不惜消耗大批青铜与云石给他塑像：有的像显示他是历练严肃、略带傲气的青年，有的将他塑成教士型的凝重仪表，有的半身像充满威风之气，有的穿着军装——事实上这位哲人是不愿扮演武将的。这些塑像间或流露出他的病容，但是，他平定内部的艰巨战斗，步步都是在健康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在塑像上并没有表露。他不讨人喜欢，他的发色淡黄，头呈奇异的三角形，双眉连锁，两目明晰锐利。他的神色镇静而温和，苏埃托尼乌斯说，以至于当一个高卢人来行刺他时，结果改变了主意。他的皮肤敏感，患金钱癣，时好时坏；风湿病使他的左腿不利于行走；一种类似关节炎的情形使他的右手动作迟缓。公元前23年，一种类似伤寒的瘟疫袭击了罗马，他也是患者之一；他患膀胱结石，并严重失眠；他的横膈膜扩大症每逢春季发作；每刮南风，他的鼻喉即行发炎；他怕冷，所以冬天穿上毛护胸、套裤、四层上衣和一件厚罩袍；他不敢让他的头晒太阳；他讨厌骑马，赴战场时乘坐小担架。在35岁时就已历经历史上最紧张的事变，他已未老先衰——神经紧张、多病、容易疲倦——没有人相信他会再活40年。他试过无数医生，其中安东尼乌斯·穆萨（Antonius Musa）用一种冷敷和冰水浴为他治愈了一种不明的病症（可能是肝肿）而得到了丰富的报酬；为了纪念穆萨，他让整个罗马的医生都免税。不过，他大半是自己医治自己，他用热盐水和硫黄浴治他的风湿；他饮食清淡——粗面包、乳酪、鱼、水果；遇有宴会，他或者预先吃饱，或者宴后单独再吃，而不动席上的东西。跟中古的圣哲一样，他也是用精神支持肉体，如同背负十字架一般。

他有不竭的精力、不移的决心，及锐利、审慎、机智的头脑。他身兼无数公职，责任之大仅次于恺撒。他本着良心恪尽其职，经常主持元老院会议，参加无数集会，审理大批案件，忍受典礼和宴会，计划未来的竞选，治理军队和领土，访问广阔的地区而无遗漏，处理行政事务无微不至。他演讲不下数百次，讲词都是经过准备，力求简洁明了；他照稿宣读而不随口发表，否则他会失言。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因为同样的理由，和个人甚至跟他妻子有要事交谈时，都要事先写好稿子，然后照稿宣读。这话也许是可信的。

他跟当时的大多数怀疑论者一样，在失掉宗教信仰之后仍继续迷信。他随身带一块海豹皮以防雷电；他重视预兆，有时相信梦兆；凶日他不出游。但在另一方面，他有客观的判断力和实用的思想。他劝告青年尽早从事积极的工作，将从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用于生活体验与需要之上。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资产阶级的头脑，稳健、节俭、谨慎、“急事慢做”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他虚心接受忠告和斥责，实为任何当权者所不及。哲学家雅典道罗斯（Athenodorus）跟他同住多年后将回雅典，给他留下临别赠言：“在你发怒时，切记先把24个字母默诵一遍之后，再说话或采取行动。”奥古斯都感谢之余，再求他住一年：“沉默得来的报酬没有危险。”

一个残暴自大的屋大维变成谦虚大度的奥古斯都，比恺撒由一个不安的政客变为大将和政治家更令人惊奇。这个准许安东尼将西塞罗的头挂在广场的人，这个随便出入派系间而不加考虑的人，这个一直纵身情欲的人，这个不顾友谊和侠义迫使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至死的人——这个顽固而又可恶的青年，不但没有被权势所伤害，在他生命的后40年中，反而成了正义、中庸、忠贞、大度和容忍的典型。骚人墨客对他所作的讽刺文章，他都付之一笑，他劝告提比略说，能够将敌意的行为加以禁止或处置就够了，对敌对的言词不必压制。他不勉强别人也过他的简朴生活；请客吃饭他都提早退席，好让客人开怀大嚼；他不矫揉造作，他会拉住选民的衣服争取选票；他曾代他的律师朋友出席法庭；他不喜炫耀，出入罗马不令人知；在和平圣坛的浮雕中，他并未以任何阶级的标记以示和其他公民有所不同；他在早晨规定时间内接见百姓，使任何人都得到亲切的招待。如果有人递陈情书又迟疑不决时，他会半开玩笑似的责备他一番：“就好像他是在将一枚硬币递给一头大象一样。”

奥古斯都一生习惯于权大势大，甚至习惯于为神；到了晚年，在痛心失望之下陷入褊狭，残害敌对的作者，禁止不喜欢的史书出版，也不再听奥维德的忏悔诗。据说，他的秘书塔卢斯（Thallus）因收取了500第纳瑞斯而泄露公事秘密，被他打断双腿；他曾迫使一个因与罗马妇女通奸的自由人自杀。总之，人们无法喜欢他了。

一个神的末日

奥古斯都的失败和悲剧几乎都发生在家庭之内。他的三个太太——克劳狄乌斯娅、斯克里波尼娅、利维娅——只替他生了一个孩子：斯克里波尼娅为了报复她的离婚为他生了一女尤莉娅，他原希望利维娅能够替他生一个儿子，教育他使他承继国政（她为前夫生了两个优秀的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不幸与奥古斯都竟未生育，否则，他们的婚姻会很快乐）。利维娅是一个有庄重之美的女人，个性坚强，但特别体贴；奥古斯都的重要措施都预先跟她研究，他尊重她的意见如同尊重贤明的友人的意见一样。当有人问她对奥古斯都何以能有如此的影响力时，她说：“保持绝对的贞洁……决不干涉他的事务，对他所钟爱的情人装作不闻不问。”她是古典美德的代表，对宣扬道德不遗余力。有空时，她从事慈善活动，以私房钱帮助孩子众多的父母，给贫困的新娘购置嫁妆，并收养许多孤儿，她的王宫几乎成了孤儿院，因为奥古斯都在宫里和他妹妹奥克塔维娅的家中监管他孙子、侄儿侄女，甚至安东尼的六个遗孤的教育。他把男孩子们派到前线，监督女孩子们纺织，他“不许她们轻言妄动——除非光明正大，能够载于家庭日志之事”。

奥古斯都想尽量去爱利维娅的儿子德鲁苏斯，把他领过来抚养，并愿将财产和政权传给他，但他不幸夭折。奥古斯都初尝丧子之痛，他重视提比略而不爱，因为他的继承人必须是积极、专断、趋向于阴沉守密的人。他活泼俊秀的女儿尤莉娅在童年时一定曾给他很多快乐，在尤莉娅14岁时，奥古斯都就设法让他外甥（妹妹奥克塔维娅的儿子）离婚，而希望他和尤莉娅结婚。两年之后，他的外甥马赛勒斯死了，尤莉娅难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享受一种久所渴望的自由。不久，这位媒人皇帝又想有个外孙来继承他，于是又诱骗阿格里帕离婚，来娶风流寡妇尤莉娅（公元前21年）。当时尤莉娅18岁，阿格里帕42岁，他是个善良而又伟大的人，并且很有钱。她把阿格里帕乡下的房子当作享乐和才智之士的沙龙，成为年青放逸者的领导中心，谣言指控尤莉娅对新丈夫不忠，并且拿一个不可信的问题想得一个不可信的答案，问题是尤莉娅既与人通奸，怎么她的五个孩子又都像阿格里帕呢？阿格里帕死后（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就寄望于尤莉娅的长子盖乌斯和卢西乌斯。奥古斯都对他们特别钟爱，特别教育，还不到法定年龄时就让他们担任官职。

尤莉娅又成了寡妇，比从前更有钱，更漂亮；她行为放荡，情人成群，立刻引起罗马的非议。为了缓和争论，也许为了调解女儿与太太的摩擦，奥古斯都第三次给女儿做媒。利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又被迫和他怀孕的太太（阿格里帕的女儿维帕萨尼娅·阿格丽品娜）离婚，来娶同样不愿再嫁的尤莉娅（公元前9年）。这位年轻的旧派罗马人尽量做个好丈夫，不过尤莉娅不肯放弃她的享乐主义来迁就他的苦行生活，又开始她的非法恋爱。提比略忍无可忍地背负这项耻辱。《通奸法》（The lex lulia de adulteriis ）规定要奸妇之夫上诉方可追究有关责任；提比略为了维护她和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和他的母亲利维娅都希望奥古斯都收他为子，将帝国的领导权给他。当他发现奥古斯都已属意尤莉娅和阿格里帕所生的孩子时，他就辞官退隐到罗得斯岛。他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平民生活，献身于孤独哲学和星象学。尤莉娅则越来越自由，整日朝三暮四，与朋辈狂欢聚饮，把广场扰乱得夜不安宁。

此时（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已是一个60岁的病人，他的家庭、他的荣耀、他的法律同时崩溃，他吃尽了一个父亲、一个元首所能吃的苦头。按照他的法律规定，女儿与人通奸，夫不告者，父须控之。尤莉娅的不法行为铁证俱在，提比略的朋友扬言，奥古斯都如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诉请法院。奥古斯都决定先行下手，在他女儿尽情放荡之时，发出一项命令，将他女儿放逐到潘达特里亚（Pandateria）岛，那是坎帕尼亚海岸之外一块不毛的巨大岩石。安东尼的儿子——她的情夫之一——被迫自杀，另有数人被放逐。尤莉娅所释放的女奴福柏（Phoebe）上吊而死，也不愿作不利于她的证明；这位心情烦忧的皇帝听到这种行为时说道：“但愿我是福柏的父亲，而不是尤莉娅的父亲。”罗马人求他宽恕她的女儿，提比略也参与请求，可是赦免终未来临，最终只是把她的住处移到雷吉姆（Rhegium）地区一个狭小的监房之中。她在那儿被人遗忘了16年，伤心而死。

她的儿子盖乌斯和卢西乌斯已先她而死：卢西乌斯病死于马赛（公元2年）；盖乌斯在亚美尼亚受伤而死（公元4年）。奥古斯都孤立无援，又无继承人，当时德意志、高卢、潘诺尼亚又威胁反叛，他勉强地召回提比略，收他为子，共同摄政，并立即派他前去镇压叛乱。当提比略经过五年连续艰辛的征战凯旋时（公元9年），所有原来痛恨他的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尽管奥古斯都仍然在位，但提比略的统治却已经开始了。

奥古斯都生命的最后一幕悲剧是不想活下去，但求死不能。尤莉娅被放逐时，他年虽不高，实已衰老。别人60岁时仍然精力充沛，他自从18岁来到罗马，为恺撒报了杀身之仇、实现了他的遗志以来，已经身历各式生活，死里逃生多次。在那多事的42年中，多少战争与惊险，多少痛苦与疾病，多少阴谋与毁灭，多少高尚理想的失策，都落在他的头上——一个希望跟着一个希望毁灭，一个助手跟着一个助手死亡，最后只剩下这位严厉的提比略！他想，在一生的巅峰时期，像安东尼那样死于爱人的怀中，也许要好些。他回忆尤莉娅和阿格里帕恩爱快乐、外孙们嬉戏宫内的情景，似乎又愉快又感伤，现在又一个尤莉娅——尤莉娅的女儿长大了，并取法她母亲的道德行径，决心表演她的男友奥维德诗篇里面的色情艺术。公元8年，她与人通奸的证据确凿，奥古斯都一怒之下把她放逐到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小岛，同时又将奥维德逐到黑海的托米（Tomi）。“但愿我从来没有结婚，”这位衰弱萎缩的皇帝哀伤地说道，“或者死了，断子绝孙！”他有时想要绝食而死。

所有他的伟大建设，似乎都要化为废墟，他为了平乱，从元老院和议会争来的权力已经衰落。他对特权和奉承都已厌倦，元老们也不再开会，只有少数几个公民出席公众议事集会。原来充满了建设野心的政府机关，现在已被能干之人视为虚浮靡费敬而远之。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和平以及他给罗马取得的安全，已松懈了人们的骨气。没有人再愿意从军或者承认战争必定有周期性。浮华代替了质朴，性的放荡代替了父母的职责；这个伟大的民族已因本身的衰竭而走向没落。

这位老皇帝对这一切不但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感到十分凄然，再也没有人恭维他所建立的奇妙的元首政治曾给人类带来长期的繁荣，再也无人恭维政治史上所记载的他的辉煌成就，他承认他已失败。

他在76岁时死于诺拉（公元14年）。他用一句常用于评论罗马喜剧的话对在他病榻旁边的朋友说：“因为我的戏已演完了，现在请鼓掌吧！让我在掌声里鞠躬下台。”他抱住妻子说：“利维娅，不要忘记我们的长期结合，再见。”他就以这样简单的告别式辞世而去。很多天后，元老们把他的尸体抬到墓地——战神马尔斯校场——予以焚化，而贵族儿童则为他吟唱挽歌。

注释

[1] 在共和时代中，“fiscus”（复数fisci）一词指封起的篮子（sealed basket），地方装盛贡金运往罗马的容器。

[2] 这一名称来自奥古斯都被收养的宗族。

第二章 黄金时代
（公元前30—公元18）

奥古斯都的刺激

如果和平与安定比战争更有利于文学与艺术的产生，那么战争与深广的社会动乱，便为思想的植物翻起了土壤，滋润了和平时期成熟的种子。平静的生活，并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或伟大的人物，但危机的压力和求生的必然趋向，却把呆滞死板的东西连根拔除，并加速了新思想与新方法的成长。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具有快速复苏的一切刺激。仅仅喜欢存在的人类，有时会引吭而歌。

罗马人感激奥古斯都，因为他治愈了一直消耗民命的动乱之癌——即使是靠了一次大的战争。他们在破坏性的战乱之后不久便能富庶。提起来使他们昂然自得的是，尽管他们是在无防卫的不安状况之下，他们似乎仍然是世界的主人。他们回溯往日的历史，从第一个罗马的建国者罗慕路斯到现在的，从创建者到复兴者，他们的评价像史诗一样美好。当维吉尔及贺拉斯把他们的感激、他们的光荣以及他们的自豪注入诗篇时，当李维把上述情愫表现在散文中时，罗马人并不感到惊异。更好的是，他们所征服的地区只有一部分是野蛮的，其中广大地区，都在希腊文化的范围之内——有精纯的语言、柔美的文学、光辉的科学、成熟的哲学与高贵的艺术。这种精神财富现正倾入罗马，激起了模仿与竞争，迫使语言及文学的茁壮与滋长。上万个希腊字词流入了拉丁字汇，上万件希腊的塑像和绘画进入了罗马的广场、神殿、街道及家庭。

钱财从埃及宝藏的掠取者手中、从身在外境的意大利地主、从罗马帝国资源及贸易开拓者的手中甚至转手到诗人及艺术家身上。作家们把他们的作品奉献给富人，希望能够得到酬礼，以资助他们以后的耕耘。因此，贺拉斯把他的抒情诗赠给萨卢斯特、艾利乌斯·拉米亚、曼利乌斯·托奎图斯和莫纳提乌斯、普朗库斯。梅萨拉·科尔维努斯聚集了一批作家同好，他们之中的名家就是提布卢斯。梅塞纳斯收回了他的财产和诗集，当作礼物赠给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直到暴躁的晚年，奥古斯都对文学始终采用放任政策，他乐于让文学和艺术来消磨他那滋扰政治的精力。如果人们让他治理国家，他会出资使人们著书立说。他对诗人的慷慨相当闻名，因而不论他到何处，都有一大群诗人随侍身侧。日复一日，每当他离宫之际，有某个希腊人坚持着要把诗作塞入他的手中时，奥古斯都也会停下来酬对几行，令他的侍从送给那位希腊人。后者献给这位皇帝数枚第纳瑞斯的金钱，歉然地表示他无法奉献更多。奥古斯都给了他10万塞斯特斯，奖赏他的机智，而非赏识他的诗作。

新书源源不断地出版，发展的比例前所未有。从愚人到哲士，人人都写诗。由于诗歌及大部分的散文都需要高声朗读，于是形成聚会，由作者向事先邀约的或一般听众朗诵，或彼此互相朗诵（罕有相互容忍的场合）。尤维纳利斯认为，一个被迫迁居乡村的理由，就是为了逃避充斥于罗马的诗人。在拥塞于阿尔吉勒图姆地区的书店中，作家们聚集在一起评估文学的天赋，贫穷的嗜书者则偷偷摸摸地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读上几节。墙上的广告贴出了新的书名和定价。小册书的售价是四五塞斯特斯，普通书售价是10塞斯特斯（合1.5美元）。雅致的版本如马提雅尔（Martial）的讽刺短诗集，通常绘有作者肖像，约值5第纳瑞斯。各种书籍被输送到帝国的每一角落，或在罗马、里昂、雅典及亚历山大同时印行。马提雅尔得知他的书在英国有人买卖时，感到非常欣慰。这时即使是诗人，都有私人图书馆，奥维德即曾兴趣盎然地描述过他自己的图书室。我们从马提雅尔那里所得的资料获知，当时已有一些嗜书如命的人搜集豪华版本或珍贵手稿。奥古斯都建立了两所公立图书馆；提比略、韦斯巴芗（Vespasian）、多米提安（Domitian）、图拉真及哈德良等人也各有所建。到4世纪时，罗马已有28所图书馆。外国学生和作家到这些图书馆与公共资料处所研读。因此，狄奥尼修斯来自赫利卡那斯（Halicarnassus），狄奥多努斯（Diodorus）则来自西西里。罗马这时已是亚历山大城的劲敌，成为西方世界的图书中心。

在这个鼎盛时期，文学与社会都有了变化。文学及艺术有了新的评价。文法学者讲述的题材取自在世的作家，人们在街头唱出他们作品中的诗句。作家与政治家及贵妇们混杂在豪华的沙龙里，此种景象直到法国兴盛时代，从未再见。贵族文艺化了，文学也贵族化了。恩尼乌斯与普劳图斯、卢克里提乌斯与卡图卢斯的活泼生力，换来的是一种纤细的美，或者表现上及思想上戏弄性质的错综复杂。作家们不再与平民混在一起，也不再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讲他们的语言。文学与生活已分门别户，终于从拉丁文学中吮吸元气与精神。形式的建立以希腊为典范，希腊传统或奥古斯都的宫廷决定了主题。诗歌，当它能从忒奥克里托斯的牧羊人或阿那克里翁的爱情中找到余暇时，则用教训的口吻歌唱农事的欢乐、先民的美德、罗马的光辉及诸神的显赫。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成了召唤全国拥护奥古斯都思想的唠叨说教。

有两种力量起而反对这种受国家管理的文学征召。其中之一是贺拉斯所厌恶的“俗众”，因为他们喜爱旧式的讽刺文学的韵味与独立性，而不愿屈就于新式的雕琢之美；其次是克洛狄娅及尤莉娅所属的风流女子。这较年轻的一组完全背叛尤里安的律法，不希望道德改革，有其自己的诗人、范围和标准。在文学上也像在生活上一样，这两种力量互相攻讦，使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彼此相左，使维吉尔的贞静虔诚与奥维德的淫猥无耻互相匹配，打倒了两个尤莉娅，使一位诗人流亡，最后在白银时代两者都精疲力竭。但是巨大事件的骚动、财富与和平带来的闲暇、举世承认的罗马统治的威严，战胜了国家补助制度的腐化，产生了一个在形式上和语言上、在人类全部记忆中文学最为完美的黄金时代。

维吉尔

这位最可爱的罗马人降生于公元前70年曼图亚附近的一个农庄里。明乔（Mincio）河从那里缓缓地流向波河，从那时起，在那里降生的罗马伟人只有少数。他们在因耶稣降生而分界的那一世纪来自意大利，而后来自各省。维吉尔的血管里也许含有一些凯尔特人的血液，因为曼图亚很久以来即为高卢人所聚居。准确地说，他出生时是个高卢人，因为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高卢人从恺撒手中获得罗马特权，只是21年以后的事。这位以最动人的歌喉唱出罗马的雄伟与命运的人，永远表现不出罗马始祖坚韧的刚毅之气，却只能抚弄罗马人中所罕见的凯尔特人的神秘、温柔、风雅的琴弦。

他父亲任职宫廷时积攒了不少钱，足够买一座农场从事养蜂工作。就在那个宁静的环境里，这位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北方水利灌溉的葱郁植物，在他日后的记忆中萦绕不已，离开那些林野和溪水一步，他便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到12岁时，他被送到克雷莫纳的学校去，14岁时被送到米兰，16岁时到罗马。他在罗马学习修辞学及相关的课程，教他的人也正是从前教过屋大维的人。也许从此以后，他才聆听到那不勒斯享乐主义者斯洛（Siro）的授课。维吉尔全力以赴想接受享乐哲学，但是他的农村背景使他没有这种天赋。他似乎在受教育之后又返回北方了，因为在公元前41年，有一位士兵强占了他父亲的农庄。屋大维和安东尼因为那块地区对他们的敌人有利而把它充公了。阿尔卑斯山南麓高卢人博学的地方总督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虽曾竭力使这块土地归还原主，但终于失败。他对这位年轻人给以保护以示补偿，并鼓励他继续他已着手写作的《牧歌集》（Eclogues ）。

到37岁时，维吉尔在罗马饮着佳誉之酒。《牧歌集》刚好出版，很受欢迎。有些诗句曾被女伶在舞台上朗诵，受到了热烈的喝彩。这些诗是田园的速写，有时使用忒奥克里托斯式的诗句，风格和韵律都很美，那是罗马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富旋律之美的六行诗，充满了哀思的柔情与“罗曼蒂克”的热爱。这位首都中的青年早已与乡土分离，把乡村的生活予以理想化。人人都乐于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牧羊人，随着他的羊群在亚平宁山坡上忽上忽下，因为无回报的爱情而心碎。

比这些忒奥克里托斯式的幽灵更为真实的，则是乡野景色。维吉尔也把它理想化了，但他不必去东施效颦。他曾听到伐木人的快活歌声，以及飞翔忙碌的蜜蜂。他也深知那个空虚失望的农人，像千千万万的其他农人一样丧失了土地。最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时代对终止派系倾轧与战争的希望。《神巫之册》已经预言，过了铁器时代，农神的黄金时代即将再来。公元前40年，当维吉尔的保护人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喜获麟儿时，这位诗人在他的《第四牧歌》（Fourth Eclogue ）中宣布，这个初生婴儿显示了一个乌托邦的降临：

预言圣歌唱出的最后时代来临；

伟大纪元的延续更新。

童女 [1] 重返，农神的权柄再现；

新人种降自高耸的云天。

啊，贞洁的卢西娜（送子女神）！向出生之婴微笑，

在他的时代中，铁器时代的人类先消，

黄金时代的人类将在全世界飞扬，

你自己的太阳神现在就是君王。

十年之后，这些预言应验了。战争用的铁器被放置一边；新的一代掌权，以黄金为武器，迷恋黄金。在维吉尔短暂的余年里，罗马不再有动乱，繁荣及幸福大为增进。人们虽然没把奥古斯都当作太阳神来欢呼，却把他视为一位救世主。类似皇室的宫廷，喜欢这位诗人诗句中的乐观主义气氛。梅塞纳斯邀请他、喜爱他，看出他是屋大维改革的一个有用工具。此种判断颇有见地，因为从整个表面看来，那时已经33岁的维吉尔是个笨拙的乡下人，羞怯到了紧张口吃的程度，逃避任何唯恐被人认出或指出的公共场所，在健谈、积极、时髦的罗马社交场所局促不安。此外，比屋大维更差的是，他是个病夫，患头疼、喉疾、胃病，经常吐血。维吉尔终身未娶，他似乎从未有过比对埃涅阿斯更为丰富地爱过。显然，有一段时间，他曾以他对一位童奴的爱意来自慰。至于他在那不勒斯的那段日子，人们把他看成“处男”。

梅塞纳斯慷慨地对待这位青年，要屋大维归还他的农庄，并向他暗示创作一些歌颂农村生活的诗。那时（公元前37年），意大利正因为让如此多的国土成为牧野、果园、葡萄园而受到惩罚。塞克斯图斯·庞培阻碍了从西西里和非洲输入的食物，粮食的缺乏造成了另一次革命的威胁。城市生活正销蚀着意大利青年的男子气。从每一种立场而言，这个国家似乎都需要恢复农业。维吉尔当然是欣然赞同。他了解农村生活，尽管他现在太脆弱而无法忍受艰苦，他仍然是那个用温馨的回忆描绘迷人特色的人选。他隐居在那不勒斯，做了七年的档案工作之后，他和他最完美的《农事诗》（Georgics ）同时脱颖而出。梅塞纳斯大感喜悦，把维吉尔带到南方去晋见屋大维，那时（公元前29年），屋大维刚好战胜克娄巴特拉而凯旋。在一个名叫阿特拉的小镇上，这位人困马乏的将军一面休憩，一面聆听这首长达2000行的迷人诗句，一直听了四天。它们甚至比梅塞纳斯所预见的更能与屋大维的政策相符，因为他现在建议，解散曾为他赢得世界的庞大陆军的大部分，把解甲归田的战士安置在农田，使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利用农村的劳力供养城市，保护国家。从那一刻起，维吉尔才自由地只专心于写诗。

在《农事诗》中，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从事最高贵的艺术——开垦大地。维吉尔借助赫西俄德、阿拉图斯、加图、瓦罗，把他们粗劣的韵文或生涩的诗句转变为精心雕琢的诗篇。他忠实地描述了农业上各种不同的分科——土壤的种类和处理、播种和收割的季节、橄榄与葡萄的种植、牛马羊的饲养及蜜蜂的照顾。耕作的每一方面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使他入迷。他不得不用下列的话警惕他继续前进：

时光飞逝，一去永不回头，而

我们被爱所迷，绕着每一个细节徘徊

他对动物的各种疾病不但都有恰当的说明，而且知道如何医治。他用体谅及同情的态度描述一般的农家动物，他不厌其烦地欣赏它们单纯的赋性、它们挚情的感人力量、它们形体的完美。他理想化了乡村生活，但并未忽视辛苦与荣枯的变迁、令人疲困的劳苦、无休止地与昆虫战斗、旱灾与暴风雨的无情震撼。然而，工作胜于一切，在这种勤劳之中，有一种给人尊严的目的和结果，没有一个罗马人会以耕田为耻。维吉尔说，道德的特性根源于农田；一切使得罗马伟大的古老美德，都在田间被播种与施肥；在播种、维护、垦殖、除草与收获等过程中，几乎没有一样不与心灵的发展有着相似的一面。在田野里，生长的奇迹和天空的奇幻，显示了万千种神秘的力量。离开田野时，较在城市中更为欣然的心灵，不但察觉到创造性生活的显现，更因宗教的直觉、谦逊与恭敬而益加深刻。于此，维吉尔迸射出他最著名的诗句，虽以卢克莱修的高贵回声为始，但却进入了一种纯粹维吉尔式的特质：

能知万物起源的人，能将一切恐惧与无情命运以及贪婪的地狱之诱惑踏在脚下的人，是快乐的。但认知乡村之神的人，认知牧神潘、森林之神西尔瓦诺斯以及水泽女神宁法姐妹的人，也是快乐的。

他这个农民主张用祭品寻求诸神的眷属并利用它们的善意是对的，这些虔敬的行为以各种节目来调节工作的劳苦，使大地和生命富有意义、戏剧性和诗意。

德莱顿（Dryden）将《农事诗》视为“最佳诗人的最佳诗篇”。在训诫与美的罕有性情中，可与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齐名。罗马并未郑重地将它视为一种农业手册。我们还没听说有任何读过它的人，把广场改为农场。诚然，正如塞涅卡所想的一样，维吉尔也许是纯粹取悦于城市人的脾胃，才准确地写出这些乡村诗境。但无论如何，奥古斯都觉得，维吉尔相当优异地完成了梅塞纳斯所交给他的任务。梅塞纳斯把诗人召入宫廷，赋予他一件更难的使命、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

《埃涅阿斯纪》

最初的计划是歌颂屋大维的战斗，但是他的养父推想的世系，出自维纳斯及罗马建国者埃涅阿斯，则促使这位诗人（也许是国王）孕育了一篇描述罗马建国的叙事诗。这一主题的发展，经由预言，展示了罗马扩张而成奥古斯都的帝国与和平。同时它也显示出了罗马的特性在这些成就中的作用，并冀求使古老的美德广为流行。它要把它的英雄描写得像神祇一般可敬，接受它们的引领，与奥古斯都的道德和宗教改革相配合。维吉尔退隐到意大利的山林洞穴去，在《埃涅阿斯纪》（Aeneid ）一作上再度花去十年的工夫（公元前 29—前19年）。他以福楼拜一般的忠实慢慢写，清晨先写几行，午后再加以重写。奥古斯都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诗人完工，反复垂询工作的进度，再三迫使维吉尔把任何完成的片断拿给他。维吉尔尽可能地虚与委蛇，最后，他终于把第2、第4及第6卷读给他听了。安东尼的遗孀奥克塔维娅听了他描写她儿子马赛勒斯的那一段时，当即昏倒，不久即告死亡。这首叙事诗既未完成，也未作最后校订。公元前19年，维吉尔访问希腊，去雅典晋见奥古斯都，在迈加拉中暑，于是立即返国，在抵达布兰第修姆后不久即行辞世。他在临终前要求他的朋友把他所写的诗稿焚毁。他说，至少还需三年的时光才能使它有个完整的面貌。奥古斯都禁止他们执行这位诗人的要求。

每一个学童都知道《埃涅阿斯纪》一作的故事。当特洛伊城起火燃烧时，被杀勇士赫克托尔的阴魂显现在达达尼亚联军首领“虔诚的埃涅阿斯”面前，要他从希腊人的手中取回特洛伊城的“神器及家神”——特别是智慧之神帕拉斯的神像，据说特洛伊人的生存要靠她来维护。赫克托尔说，“去找这些”神圣的标志，“只要你到海上漫游一番，就会体认到这个城市”。埃涅阿斯和他的老父安基塞斯（Anchises）及儿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一起逃走。他们扬帆而行，在各个地方停泊，但诸神的声音总是命令他们继续前进。大风浪把他们吹到了迦太基附近的海岸上，一位腓尼基的公主狄多正在那里建筑城市。（当维吉尔写到此事时，奥古斯都正在执行恺撒重建迦太基的计划。）埃涅阿斯与她堕入了爱河。有一场及时而至的暴风雨，促使他俩在同一个山洞中躲雨，于是完成了狄多所认为的婚姻。有一段时间埃涅阿斯接受了她的解释，与她和志愿加入他们的人们共同担负建筑的工程。然而在古代神话中，从不大关心人间婚姻的无情神祇，却警告他离去。这并不是他非兴建不可的都城。埃涅阿斯遵从了，唱着他的一首主题曲，离开了悲伤的王后：

啊，王后，我永不否认，你是最最值得我爱的人……我从未举起新郎的火把，亦从未作过婚姻的誓言……而今，太阳神已命我扬帆离去……不要让这些怨尤把你自己和我销毁。我在意大利探索，绝非出自我的本意。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秘密。在八个世纪伤感文学（Sentimental literatare）之后的我们，用其本身的话来判断维吉尔和他的英雄时，在浪漫式的爱情及婚姻以外的关系上所增添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希腊或罗马所作的解释。对古人而言，婚姻是家庭的结合，而不是肉体或心灵的结合；宗教与祖国的要求，超越了个人的权利或念头。维吉尔以同情的态度对待狄多。他用最好的诗句告诉我们，她是如何跃身于葬礼的火葬堆中，活活被烧死。然后他跟着埃涅阿斯到了意大利。

特洛伊人在库迈登陆，步行进入拉丁姆，受到了国王拉提努斯（Latinus）的欢迎。他的女儿拉维尼亚已经许配给邻境鲁图里的英俊酋长图尔努斯（Turnus）。埃涅阿斯使她疏离了她的未婚夫和父亲。图尔努斯向拉提努斯及拉丁姆宣战，于是激战发生了。为了鼓舞埃涅阿斯的士气，库米的神巫西比尔（Sibyl）把他带过阿韦尔努斯（Avernus）湖的岩穴，进入地府。由于维吉尔所写的是埃涅阿斯流浪的《奥德赛》及其战斗的短篇《伊利亚特》，所以他在奥德赛的冥府之行中做了先导，因而成了但丁的榜样和前导。维吉尔说：“入地狱，甚容易”——然而他的英雄却发现此路苦不堪言，这个下层世界颇为混乱复杂。在那里，他遇见了狄多，狄多嘲笑他对爱所作的誓言。在那里，他看到了有罪的世人接受各式各样的折磨，像恶魔一样的叛逆的半人半神在那儿的牢房之中受苦。然后，神巫西比尔带他走过秘密的小路，走到了“极乐之林”（Blissful Groves），生性善良的人在绿谷中取暖，享受永无穷尽的欢欣。他在途中去世的父亲安基塞斯，则在这里向他列述俄耳甫斯的天堂、炼狱及地狱的道理，并以全景视野向他揭示来世的光辉和罗马的英雄。在后面一幕中，维纳斯向他展示亚克兴之战和奥古斯都的胜利。他的灵魂复活，埃涅阿斯返回现世，杀死图尔努斯，用雄壮的手在他周围散布死亡。他娶了鬼魅般的拉维尼亚，当她父亲去世时，他便继承了拉丁姆的王位。不久之后，他在一场战争中倒下，被送到了“极乐世界”。他儿子阿斯卡尼乌斯建造阿尔巴隆加城，作为拉丁民族的新首都。从那时起，他的后裔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着手建设罗马。

对像维吉尔这样一个和善的人，我们若因他对国家和他的皇帝所作的这些感恩的奉承，而对他有所挑剔，或对他非出本愿且毕生未完成的作品有所求疵的话，似乎不太适宜。当然，他模仿希腊的范式，除了讽刺诗和散文之外，实际上所有的罗马文学都是如此。战争的景象只是《伊利亚特》中嘈杂之声的微弱回音，曙光女神奥萝拉（Aurora）也像荷马笔下粉红色手指的黎明一样，时常上升。奈维乌斯（Naevius）、恩尼乌斯和卢克莱修借给这位诗人几段插曲、几个片语，有时是整整数行。罗得斯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则以他的《阿尔戈英雄》（Argonautica ）为狄多的悲剧性爱情提供了一个榜样。这种剽窃，在维吉尔的时代被认为是合法的，正如在莎士比亚时代一样。所有地中海的文学，都被视作每一个地中海人的文化遗产和仓库。神话的背景已令我们厌倦，现在我们要自行另创，但这些神圣与干预，即使是对怀疑的罗马读者而言，也都是亲切可喜的。我们在疾病缠身的维吉尔的流畅史诗中，忽略了荷马那种一泻千里的叙述，那种感动《伊利亚特》巨人们或伊萨卡朴实土著的血肉事实。维吉尔的故事往往慢条斯理，他的人物除了埃涅阿斯所放弃或毁灭的以外，几乎都是贫血的。狄多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娴雅、温柔、热情。图尔努斯是个单纯诚实的武士，被拉提努斯出卖，注定要被可笑的诸神判定无功而死。读了原诗的十篇之后，我们对埃涅阿斯的“虔敬”感到愤恨，正因为那种虔敬才使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为他自己的反叛找借口，只有靠超自然的干预才能为他带来成功。我们并不欣赏他那种伤害好人的空谈演说，在人性对真理作最后考验的那种竞争的空隙，增加一种令人生厌的辞藻。

若要了解并欣赏《埃涅阿斯纪》，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维吉尔所写的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为罗马所作的一部圣典，他并不是为我们提供任何明白的神学。在他戏剧背后操纵的诸神，与荷马笔下所描写的诸神一样恶毒，同样没有人类的幽默。诚然，故事中的一切灾祸与痛苦并非由男人和女人造成，而是由罗马人所崇拜的神祇导致的。不过，维吉尔想出这些神祇也许只是作为诗的机体、险恶环境的象征和引起分裂的机遇。总之，他在天神霍韦和不具人格、作为万物主宰的命运之间来回摆动。他喜欢农村与郊野诸神甚于奥林匹斯山诸神，他把握机会去纪念它们，描述它们的祭仪。他希望他的同胞能恢复虔心（pietas）——对双亲、祖国及诸神的虔敬之心，这种虔敬是靠了上古农业信条而滋润的。他哀伤地说：“啊，为了古老的虔敬和信念！”但是他反对地狱的传统观念，因为在地狱里，所有的死者都忍受着相同的阴森命运。他以俄耳甫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再生思想和来世观念自误，竭尽全力使奖善的天堂、净身的炼狱及惩罚的地狱意念格外生动。

《埃涅阿斯纪》一作的真正宗教是爱国主义，其至上之神就是罗马。由罗马的命运来推动它的结构，故事中所有的灾难，都能在“建立罗马种族的庄重大业”中找到解释。这位诗人对罗马帝国深以为傲，使他对希腊的文化毫不羡慕：

但你，啊，罗马人，必须是统治者

你的艺术要教导和平之道，

宽恕谦卑的人，打倒傲慢者。

维吉尔也不痛恨共和国的衰亡，他知道，扼毙共和国的是阶级战争，而非恺撒。他在诗中的每一阶段都预示奥古斯都的复兴之治，称赞它是农神萨图恩（Saturn）之治的重临，并承诺他将进入诸神之列，以示奖励。没有人曾把文学的使命履行得比他更为完美。

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位虔诚的、道德的、爱国的、拥护帝制的宣传家保持一份温情呢？部分理由是因为每一页上都有他那种温良的精神。因为我们感觉到他的同情心已经从他那正直的意大利而扩展到了全人类，乃至及于一切生物。他了解小民与伟人的痛苦、战争的龌龊可怕、使高尚人士潜行的短暂人生、忧伤与苦痛，以及消损与突出人生美景的“伤心事”。他写道：

夜莺在白杨的树荫下哀鸣，悼念她那些失去的幼莺，有些狠心的耕夫看到它们，在羽翼未丰时，把它们从巢中掠走。她整夜哭泣，栖息在小枝上，再唱出她那哀怜的歌，使树林中充满了悲伤的调子。

这并不仅仅是模仿卢克莱修。一再把我们吸引到维吉尔的，是他言语的坚定可爱。他每写一行都沉思默想，“像母鹿舐它的幼子使它成形一样地推敲”。这并不是枉费精神。唯有跃跃欲试的读者，才能猜想得到他的苦思，如此流畅的努力。他用很多响亮的旋律润饰这篇叙述，每隔一页都值得让人引用，引人朗读。也许这篇诗太过于含有统一的美了，倘若它通畅的气势延长下去，即使是“美”也都使我们发腻。维吉尔的诗里有纤巧的阴柔之美，但是却罕有卢克莱修的阳刚与思想，或“惊涛怒海”召唤荷马的汹涌之势。当我们想象到他鼓吹自己永远不能重新捕获的信念，把每一插曲、每一诗行都需要人工艺术雕琢的一篇史诗写了十年时，然后随着他苦思不得以及没有自发的火焰点燃他的想象之火，或激发人物生命等烦苦的思想以终，这时我们才开始了解属于维吉尔的忧郁。不过在他的媒介上面（若不谈他的题材），这位诗人倒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人为的技巧很少有达到较此更为辉煌的奇迹。

维吉尔死后两年，他的法定遗嘱执行人把此诗公之于世。有些人对他贬抑：一位批评家刊印了他的缺点专集，另一位把他剽窃的部分详细列出，还有一位则把维吉尔的诗与早期别人相近似的诗印行了八卷《类似集》（Resemblances ）。但是，罗马很快就宽恕了这种文学上的共有形式，贺拉斯欣然将维吉尔举到与荷马等高的地位，各学校也举行《埃涅阿斯纪》的周年纪念。罗马的庶民及贵族都装腔作势地歌颂他；匠人与店主、墓碑与墙上碑文，都引用他的话；神殿中的祭师用他史诗中的暧昧诗句传达神谕；把维吉尔的作品信手翻开，用醒目的第一段当作警语或预言的这种习俗从而开始，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名声日增，直到中世纪他被世人视为术士及圣徒。若不是他在《第四牧歌》中预言了救主的莅临，若不是他在《埃涅阿斯纪》中把罗马描写为“圣城”，宗教的力量又怎能振兴世界？他不是在那可怕的第4册中描绘了“最后审判”、恶人的受苦、炼狱的洁净之火、在天堂中得到福祉者的喜乐吗？维吉尔也像柏拉图一样，是个天生就具有基督的信仰的人——尽管他有他的异教之神。但丁喜爱他诗中的优美，不但把他当作过往地狱及炼狱的向导，而且视之为流畅的叙述与优美语言的艺术指南。弥尔顿在写他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及魔鬼与人类壮丽的演说时，曾经想到他。我们原以为对维吉尔应有更多苛评的伏尔泰，却把《埃涅阿斯纪》列为古人遗留给我们的最佳文学著作。

贺拉斯

在妒忌仅次于爱的文学世界里，最令人欣喜的画面之一就是维吉尔把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介绍给梅塞纳斯。这两位诗人曾于公元前40年相遇，其时维吉尔年方30岁，而贺拉斯只有25岁。一年后，维吉尔为他打开了通向梅塞纳斯的大门，直到逝世，他们三个人都保持着不渝的友谊。

1935年，意大利为贺拉斯举行2000年诞辰纪念。他出生于阿普里亚省的维努西娅（Venusia）小镇。父亲以前是奴隶，后来力争上游，成为一名收税员——或如某些人所说的，一个鱼贩子。“弗拉库斯”一词的意思是耳朵下垂：“贺拉斯”这个词可能就是他父亲曾经服侍过的主人之名。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自由人发迹了，便把贺拉斯送到罗马去学修辞，送到雅典去读哲学。他在雅典参加了布鲁图的军队，获得了军团（古罗马3000至6000人的组织）指挥之职。“为祖国而死，快乐又光荣”，但是惯于模仿阿尔基洛科斯的贺拉斯，却在战争进行中丢弃他的盾牌，溜之大吉。战事结束后，他才知道全部的财产和遗产已被抢夺一空，“可耻的贫穷逼迫我去写诗”。然而，他的生活实际上是靠作为一个财务官的书记去维持的。

他短小精悍，骄傲而又怕羞，不喜欢一般群众，但又没有适当的服饰与门路跻身于与他教育相当的圈子。他由于对婚姻过于谨慎而未结婚，凡是那些可能已经是真的或用诗的破格来表示成熟的高等妓女，都能使他自感满足。他以学者的严谨与错综的韵律描写妓女，有人认为他由于没有勾引有夫之妇而大受报偿。他由于太穷而不致自毁于色欲，于是他转向书籍，用最微妙的希腊韵律，以希腊文与拉丁文写抒情诗。维吉尔看到其中的一篇之后，便向梅塞纳斯推荐。这位和善的享乐主义者，受到了贺拉斯羞怯的恭维，并在他那世故思想中发现一种诡谲的意味。公元前37年，梅塞纳斯带着维吉尔、贺拉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搭乘运河航船、乘马车、坐轿子或步行，横穿意大利，前往布兰第修姆作了一次旅行。不久之后，他把贺拉斯介绍给屋大维，后者要贺拉斯做他的秘书。这位诗人以没有工作热情予以婉谢。公元前34年，梅塞纳斯给了他一所房子及位于乌斯提卡（Ustica）的萨宾谷内一座有生产收入的农场，距罗马约45英里。这时，贺拉斯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城中或乡下，像作家们所梦想的一样，以懒散闲适或勤勉小心的方式从事写作。 [2]

他在罗马停留了一段时间，享受了匆促世界中一位享乐者的生活。他与各阶层的人混杂一处，研究构成罗马的各种形态，以临床的快乐心情观察罗马的愚行罪恶。他在两本《讽刺诗集》（Satires ）中把这些类型描述了一部分（公元前34年及前30年各一册），最初是以卢克莱修为范式，后来则采取比较温和、更为宽容的笔调。他把这些诗称为教诫——绝非真正的说教，而是几乎以通俗的六脚韵写成的非正式会话，有时是精密的对话。他承认，它们是地道的散文而非韵文，“因为你不会把像我这样写更近乎散文的人叫作诗人”。我们可以在这些鲜活的诗句中，见到活生生的罗马男人和女人，听他们像罗马人一般讲话：不是牧羊人、农民及维吉尔笔下的英雄，也不是奥维德笔下传奇性的好色之徒和英雄，而是冒失的奴隶、自负的诗人、自大的演说者、贪婪的哲学家、饶舌的碎嘴子、急切的闪米特人、商人、政治家、娼妓——这些人使我们觉得，这就是罗马。贺拉斯以杀人者般的恶作剧，在那种鬼把戏中为往古遗产的猎取者奠立了成功的法则。他讥笑嗜食美味但又因痛风而跛行的老饕。他提醒“厚古者”说：“假使有某种神明要把你带回往日，你必然每次都要拒绝。”过去主要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无需再重新过那种日子。他像卢克莱修一样，对那些在城中渴望乡村、在乡村渴望城市的人，对那些因为别人比他们拥有的更多而不满现状的人，对那些认为别人的老婆好而不满自己老婆的人，感到奇怪。他归根结底说，疯狂嗜钱就是罗马的病根。他向热切淘金的人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笑坦塔卢斯？是因为他渴时水总是从他的唇边流走。只要把名字交换一下，这个故事所指的就是你。”他也自我讽刺：他当面告诉他的奴隶说，他这位道学家的脾气很坏，永远不了解自己的心灵和目标，并像任何人一样，是他情感的奴隶。无疑，他曾向自己和别人推介金科玉律。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一个标准。”即使聪明的人，对此既不会短少，也不会过多。打开他《讽刺诗集》的第二组时，他就向一位朋友抱怨说，第一组被人评为太野蛮、太软弱。他向人请教，别人告诉他说：“休息一下。”“什么？”这位诗人反对道，“根本不写诗了？”“是的。”“但是无法入睡。”

若有一段时间听别人的劝告，他的表现就好了。他的次一著作《长短句集》（Epodes ，公元前29年），是他作品中价值最低的：生硬、粗糙、缺乏气势、枯燥无味、两性淫秽。若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只有把它视为阿尔基洛科斯抑扬格韵律的实验。也许他的嫌恶“罗马的烟尘、财富和噪音”增加了他的痛苦，他忍受不了“无知与思想恶劣的群众”给他的压力。他自谓是在都城人类的废物中被人推挤、与人冲撞的人，他大喊：“噢，乡村的家！何时我才能以现有之古籍，以所有之睡眠及闲散时刻，去痛饮生命眷顾的甜美遗忘？毕达哥拉斯的兄弟们，何时才能把豆子送给我吃？还有蔬菜夹咸肉呢？噢，神圣的夜晚与宴乐！”他在罗马逗留的时间愈来愈短，他在萨宾别墅消磨的时间太多，以致他的朋友，甚至梅塞纳斯都抱怨他而与他的生活隔断了。离开城市的燠热与尘埃之后，他在纯净的空气、安详的日常生活和他农场淳朴的工人中发现了一种清新的喜悦。他的健康不佳，像奥古斯都一样，大多以素食维持生命。“我的纯净溪流、我的数亩林地、我确信玉米收成有望，给我带来了比许多拥有非洲沃土的豪华地主还多的福祉。”正如奥古斯都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希腊文学中罕见的温暖表现：

远离商务烦虑的人是快乐的，

即使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用自己的牛，耕祖传的田，

免除一切债务，

仰卧于古老的冬青树下，或柔软的草地之上，

是何等甜美！

当溪流在高高的两岸之间流泻，

而林地的鸟儿歌唱，

而清泉跳跃水花飞溅，

引人进入安静的睡乡！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这些诗句是以贺拉斯式的讥诮，借用城中一个放债人的口诵出。此人把这几句诗朗诵出来之后，立即忘了它们，迷失于他的钱币之中。

他对那些与他声名攸关的颂歌给予“乐而不倦” [3] 的劳心之处，也许就在这些他所常去的地方。他厌倦了音步的诗，那种永无休止的整齐步调，那种像冷酷的断头台一样突然把诗行割开的急剧停顿。他在年轻时曾经喜欢过萨福、阿尔凯奥斯、阿尔基洛科斯以及阿那克里翁那种活泼微妙的韵律。现在他建议把这些“萨福式”和“阿尔凯奥斯式”，这些抑扬格和十一音节的诗移植到罗马抒情诗的形式之中，以表现他对爱与酒、生与死、宗教与国家等的思想，以崭新的诗节、警句般的简练、音乐般的旋律以及复杂交织的思绪来挑逗人心。他并未想使它们适合于单纯或匆忙的人。诚然，他在第三组严格地开始后，对此等人有这样的警告：

我厌恶并躲避卑俗的大众。

肃静！我，缪斯神的祭司

要为少女和青年唱出

前所未闻的歌声：——

假使少女们注意听了贺拉斯颠三倒四的玩笑话，顺从了他的意愿而手舞足蹈的话，她们定会为这些颂歌所表现的欺骗人的享乐主义而惊喜。这位诗人描述友谊、吃喝、玩乐的乐趣，我们很难从这种赞美诗中推测到他们的作家是吃得少和喝得少的隐士。为什么要让罗马的政治和遥远的战事来烦扰我们呢？他这样问（预期读者对这几页的意见）。为什么要把将来计划得如此缜密，何况将来的形势会讥笑我们的计划？青春与美触动我们的心弦而后又倏然飞逝，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躺在松林下，把我们灰白的卷发，围上玫瑰花环，熏以叙利亚的甘松香”。即使我们说话时，妒忌的时间正在流逝；抓住机会，“捕捉这一天”。他诵出一连串放荡的仕女，他自称曾经爱过她们。我们无须相信他这些有罪的言论，因为这些几乎都是当代诗人们迫不得已的文学活动。这些仕女或名字，也曾在别人的笔下出现过。当时有德行的奥古斯都并未被这些抑扬格诗式的私通所骗，他很高兴地在它们当中发现，对他的王权、他的胜利、他的随从、他的道德改革以及他的太平盛世，大为称赞歌颂。贺拉斯的《饮酒歌》（Nuncest bibendum ）就是在得到克娄巴特拉死讯和攻占埃及的消息时写成的。即使是他那已经世故的心灵，一想到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胜利及扩张时，也都突然激动起来。他警告他的读者说，新法律无法取代旧道德。他对奢侈与通奸的蔓延、轻浮与讥刺的怀疑感到悲叹。他在提到上次的战争时说：“哎呀！这是我们创伤与罪行的耻辱，是我们被杀兄弟的耻辱！我们艰苦的这一代逃避了什么呢？还有什么不法行为没被我们做过？”除了返回古代的单纯与踏实之外，什么都救不了罗马。凡是难以相信任何事情的怀疑论者，都会在古代的圣坛之前低下他白发苍苍的头来承认！若无神话，人就死亡，因而他慷慨地把他的笔借给害病的神祇使用。

在世界文学中，酷似这些诗的作品还没有。这些诗细腻却有力，优美而又雄浑，精微而又复杂，以完美的艺术隐藏了它们的技巧，而它们的功力看来似乎轻松平易。这是胜过维吉尔的另一音阶上的音乐，旋律不足，智力过之，并非为了少女和青年而写，而是为了艺术家与哲学家而作。其中很少有激情、热情或“美文”（fine writing），即使是句子颠倒，措辞也是简单的。不过在较伟大的抒情诗中，思想中有一种傲然与庄严的气概，仿佛帝王在下诏，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铜像：

我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比铜像更经久，

比金字塔高贵的巅峰更崇高；

没有侵蚀的风暴，

没有强力的北风，

没有数不清的岁月，

没有时间的疾驰能够使它倾倒。

我将不会完全死去。

被他痛骂的群众对于《颂歌》（Odes ）不闻不问，批评家指责它是枯燥乏味的虚饰之作。奥古斯都却宣称这些诗是不朽之作，请他再写第四组，以庆祝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在德国所建立的功勋，并选贺拉斯写“竞技纪念诗”。贺拉斯答应了，但无灵感。《颂歌》所费的努力已使他精疲力竭。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他放松心情，用对话式写成了《讽刺诗集》的六音步诗。他的《使徒书》（Epistles ）如同坐在安乐椅上所写的一般。贺拉斯一直希望成为一位诗人、垂死的神学家。到了45岁时，他才成熟到讨论神、人、道德、文学及艺术。

上述作品中最著名的，由后世批评家提出命名的“诗的艺术”（The Art of Poetry）是对皮索族某些姓名不详的族人所讲的。它并非正式的论著，只是谈如何写作的一点忠告。他说，依照你的能力选择题材，小心不要以举山之力去捉老鼠。理想的书籍，既有教益又有趣味，“凡能把实用与愉悦化而为一的人，都会得到每一个人的拥护”。避免用那些新词、废词或是字母过多的长词。能简洁就尽量简洁，直入事物的中心（medias res）。写诗时不要以为情感就是一切，如果你希望读者有所感，你自己必须先有所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艺术并不是感觉，它是形式（此处又是古典形式对浪漫形式的挑战） [4] ，若要获致形式，就要日夜研读希腊文。把你所写的东西涂掉，删除每一段华而不实的字句。把你的作品交给能胜任的批评家，留心你的朋友。如果它能通过这一切考验，把它置诸脑后八年，如果到那时你仍然没遗忘，就把它出版，但要记住：除了时间之外，你永远无法把它招回。倘若你写戏剧，让动作（而不是你的言词）来演示故事和描绘人物，不要在舞台上表演恐惧。遵守动作、时间与地点的统一：使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在一个地方。要研究人生与哲学，因为若无观察与了解，即使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形式，也是空洞的东西。要勇于求知（Sapereaude）。

贺拉斯本身遵守了所有这些箴言，除了一件——他没学习哭泣。因为他的感情太淡薄，或者已被压抑成了静默，所以他很少达到赋予真挚同情或“在宁静中忆起的情感”以形式的高度艺术。他太温文了，“对什么都不感惊异”是一种不良的忠告。对诗人而言，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一个奇迹，即使是它天天与他碰面，像日出或一棵树一样。贺拉斯观察了人生，但不太深切。他研究了哲学，但却顽固地保持着一种“平稳的心境”，只有他的《颂歌》才超越了“中庸之道”。他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般崇尚美德，又像个享乐主义者一般尊崇快乐。“那么，谁是自由的呢？”他问，又像芝诺一样回答，“有智慧的人，凡主宰自己的人，不怕贫困、不惧死亡与束缚的人，蔑视他的情感、讥笑野心而本身完整无缺的人。”他最高贵的诗篇之一，唱出这样一首斯多葛派的调子：

只要公正果决

即使天崩地裂

仍然不改其乐——

虽然如此，他仍然以感人的诚笃自诩为“伊壁鸠鲁猪圈中的一头猪”。像伊壁鸠鲁一样，他蕴蓄的友谊比爱多。像维吉尔一样，他歌颂奥古斯都的改革，且一直保持独身。他竭力宣扬宗教，但并不着迷。他觉得死亡可以解决一切。

他的暮年就笼罩于这种思想之中。他忍受了不少痛苦——胃病、风湿和许多别的疾病。他喃喃地说：“岁月流逝，逐一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欢乐。”他向另一位朋友说：“唉，哦，波斯图穆斯（Postumus），疾驰的岁月溜走。不论是虔诚的心灵、急迫的年华或不可征服的死亡，都无法拉平我们的皱纹。”他回忆，在他的第一首讽刺诗中，如何希望在大限来到时满足地了结生命，“像一个已经尽情的宾客”。现在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已经玩够了，吃够了，喝够了，该你走的时候到了。”自从他对梅塞纳斯说他不会比资助他的人更久于人世以来，已经过了15年。公元前8年，梅塞纳斯去世，数月后，贺拉斯也随之而逝。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罗马皇帝，然后躺在梅塞纳斯的墓旁，从此安息。

李维

奥古斯都时代的散文，其成就不如诗歌高。由于法律的制定，雄辩术开始式微，各种决定实际上（若不是在形式上）已由元老院议会转移到了皇帝的枢机室。学术继续着其宁静的进程，在神秘的兴趣保护之下，躲过了当时的风暴。只有在历史的编写上，那个时代才产生了散文杰作。

公元前59年诞生于意大利帕多瓦的李维来到首都，致力于修辞学和哲学，用最后40年（公元前23年—公元17年）的余生写就了一部《罗马史》，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切。“罗马的史学家不写历史。”他像维吉尔一样，来自波河地区，保留了简朴与虔诚的古老美德，并且——也许是出于悲悯之心——对“不朽之城”（指罗马）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敬意。他的作品是基于一个庞大的计划，并已完成。在那142部“书”中，只有35部传给我们。仅看这些集中的六卷，我们即可察知全部著作的浩大。显然，都是分部印行的，每一部有一个独立的标题，全部都在一个总标题《罗马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 ）之下。奥古斯都打算宽恕书中的共和情绪和英雄人物，因为它的宗教、道德与爱国的论调，与罗马皇帝的政策颇为一致。他把李维罗致成自己的友人，并鼓励他继续做一个写散文的维吉尔，继续维吉尔的未竟之功。他在自公元前53年到公元前9年的漫长旅程中曾想停下笔来，理由是他已经获得了不衰的声名。他说，他继续下去的理由是因为他停止写作时会感到坐立不安。

罗马的史学家，把历史看作修辞学和哲学的混血儿。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是以流畅的叙述解释道德的条规——用一个故事来装饰道德的写意。李维曾受过辩士训练，他发觉辩术受到责难，也是危险的。泰纳说：“他转学历史，以便仍做一名辩士。”他用一个严肃的序言开始，谴责当时的失德、奢侈与懦弱。他告诉我们说，他钻入以往的旧籍之中，以便遗忘他当时的罪恶，“那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弊病，又不能忍耐他们的救药”。他要通过历史提出使罗马之所以伟大的美德——家庭生活的团结与神圣、子女的孝心、人与神之间的每一种神圣关系、庄严誓言的神圣义务、斯多葛式的自我抑制与力量。他要使斯多葛式的罗马极为高贵，以使对地中海的征服看起来像是出于道德上的诫命，像是一种神圣的秩序与法律加之于东方的混乱及西方的野蛮。波利比奥斯把罗马的胜利归于其政府的形式，李维却要把它归于罗马特性的自然结果。

他作品的主要缺点，便源于这种道德上的意向。他给我们很多迹象，证明私下里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对宗教的敬意却如此深厚，以致使他几乎接受了任何迷信。在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预兆、预言及神谕，直到我们感觉到，原来这也像维吉尔的作品一样，真正的演员乃是诸神。他对早期罗马的神话表示怀疑，对不太令人置信的神话一笑置之。但当他继续下去时，他便不再分辨传说与历史，以很少的辨别态度追随他的先辈，并以其表面的价值，接受了早期史学家用以抬高其祖先身价的赞美的罗曼史。他很少参酌原始资料来源或遗址，从不费神去考察行动的场地。有时他用多页的篇幅去旁注波利比奥斯的言词。他采用古代教士的编年法叙述执政官所做的大事，结果除了他的道德主题外，他的作品中找不出肇因的痕迹，只有一连串漂亮的插曲。他分不出早期共和时代粗暴的贵族与贵族政治之间的差异，在创造罗马民主制度的刚健平民与摧毁罗马的腐败暴民之间，他也不加区别。他的偏见总是适于贵族的。

在李维的著作中，使罗马永远是对的爱国主义的自豪，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秘密。这在他的长期努力中，给了他持久的快乐。作家很少能够如此忠实地执行如此浩大的计划。它给予当时的读者（也给现代的我们）一种罗马壮大与宿命之感。这种堂皇的意识促成了李维风格的活力、人物刻画的生动、描写的鲜活有力、散文的雄伟气势。在他的历史中所洋溢的创词，不但是辩术中的杰作，而且成了学校的范例。风雅之美散见于作品之中：李维从不大叫，从不严以责人。他的同情心比他的学术更宽广，比他的思想更深邃。当他提到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时，他的失败让人同情，但是他用疾速及辉煌的叙述予以补偿，在描写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达到了巅峰。

他的读者并不在意他的失实与偏颇。他们喜欢他的风格与故事，他把过去描绘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把《罗马建城以来史》视为散文的史诗——奥古斯都时代最高贵的纪念碑之一。自此以后，使罗马的历史与性格在人类观念里放出异彩达18世纪之久的，即是李维的著作。即使是在属地内的读者，都为这种史无前例的征服与对伟大勋业所做的庞大记载深受感动。小普林尼谈到一位西班牙人，此人深受李维的作品感染，因而从遥远的加的斯前往罗马，希望一睹他的风采。他达到了他的目的，表示了他的钦慕之情，无视罗马的其他胜迹，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他那大西洋沿岸的家乡。

爱的反叛

此时的诗歌继续隆盛，但并未完全按照奥古斯都的愿望发展。只有超级艺术家像维吉尔或贺拉斯之流，才能写出合乎政府要求的好诗。较能干的人拒绝受命，较差的人又不能遵命而行。在诗的三种主要来源——宗教、自然、爱情——中，有两种已经落在帝王的控制下，第三种仍然无法管束，即使是在贺拉斯的《颂歌》中也是如此。而今，在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温和，在奥维德的粗率中，诗歌逃出了宣传的框框，发起了一项以上升的欢乐为始，到悲剧的结果为止的叛变。

公元前54年至前19年，提布卢斯像维吉尔一样，当内战波及他的出生地——蒂伯附近的培杜姆（Pedum）小镇时，他就丧失了祖先的土地。梅萨拉把他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准备将他带往东方，但提布卢斯在途中病倒，又折返罗马。离开了战争与政治使他感到高兴，他可以纵情于无性（genderless）之爱，以亚历山大城式希腊人的文体打磨挽诗（elegiac verse）。对德利娅（Delia），他提出了常见的恳求：“像个看门人坐在她那固执的门前。”像提醒许多少女一样提醒她：青春不再，转瞬即逝。他对德利娅已婚并没有惊扰，他使她的丈夫和醇酒同眠，但是当她的新情人在他身上玩同样的把戏时，他恼火了。这些古老的主题本不至于侵扰奥古斯都，使得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及奥维德不合一个难以征召新兵的政府之意的，是这群放荡者具有说服力的反黩武主义。提布卢斯讪笑那些在可勾引妇女时却去自求死路的武士。他哀叹农神时代的消隐，他想象着，那时：

没有军队，没有仇恨，没有战争……人类用木杯饮酒时没有战争……只给我爱吧，让别人去参战……当子女成群，在淳朴的茅屋中安享余年的人，他才是英雄。他跟随着羊群，儿子赶着小羊，贤妻则在家中烧水，以浸洗疲惫的肢体。因此，让我活到白发在头上闪亮，用我老父的语调讲述已逝的日子。

普罗佩提乌斯（公元前49—前15年）的歌唱得不太淳朴与亲切，具有较多雕琢，类似描述平时欲乐的即景诗。他生于翁布里亚，在罗马受教育，不久就爱上了诗。虽然很少有读者能从他的玄学中领略他的思想，梅塞纳斯却把他带到他那埃斯奎利诺的圈子里去。他洋洋得意地描述了台伯河岸上的晚宴，那时他用伟大艺术家雕刻的酒杯畅饮来自波斯的名酒，“像坐在王座上一样，坐在快乐的仕女群中”，注视着船艇在下面的河上驶过。为了取悦他的恩主和君主，普罗佩提乌斯时时拨弄着他的七弦琴，歌颂战争。但对他的情妇辛西娅，他却唱另一个调子：“我为何要为了帕提亚的胜利而抚养儿子？我们的儿子没有一个要当兵。”他向她保证说，即使是世界上全部的战争荣耀，也抵不上与辛西娅共度一宵。

在所有这些终生在维纳斯高峰爬上爬下的享乐主义者中，奥维德是一个快乐的典型，一名“桂冠诗人”。苏尔莫（Sulmo）曾见他生于距罗马90英里之遥的亚平宁山脉一个山谷里，从他晚年漂流在外的冷酷日子来看，苏尔莫的葡萄园、橄榄树、玉米田及小溪流，该是多么美好啊！他那富有的中层阶级的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去读法律，因此，当他听说这个孩子要做诗人时，感到十分震惊。他向儿子提示荷马的可怕命运，据最高的权威透露，荷马死于盲与穷。奥维德听了这个，便设法在罗马民选长官的法庭中弄到一个法官的职务。使他父亲大感失望的是，奥维德拒绝谋取检察员的职位（他可由此一跃而为元老院的议员），退而从事文学与爱的耕耘。他辩称，他情不自禁地要做诗人，“我对韵律咬字不清，而韵律不招自来”。

奥维德悠闲地到雅典、近东及西西里旅行时，拥有魅力、机智、教育与金钱的他，可以做任何事。他早年结婚两次，两度离婚，然后在“公共牧草”上浪游了一个时期。他唱着：“让过去的取悦于别人吧，我庆幸我生在这个时代，它的道德标准与我的气质甚为相投。”他嘲笑《埃涅阿斯纪》这部作品，给它下了一个结论：维纳斯之子既然建立了罗马，若只是出于虔诚的话，它就应该成为爱的城市才是。他被一个漂亮的妓女冲昏了头，用“科琳娜”（Corinna）一词作为她或她们的化名。他用以描述她的那些猥亵对句，自然不难找人出版。在《爱情三论》（Amores ）的名目之下，它们不久（公元前14年）便登上了罗马青年的嘴边与琴弦。“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想知道我所唱的这个科琳娜究系何人。”他在《爱情三论》的第二集中，用一篇杂乱的宣言把它们神秘化了：

吸引我的热情的，不是什么固定的美，有100种理由使我总在爱中。如果那是一位尤物，把羞怯的双眸投在她的膝上，我就会燃烧。而她的纯洁就是我的陷阱。她若是一块美玉，我就会因为她并非质朴单纯而迷恋。希望在柔软的卧榻上享受她的温柔拥抱。倘若她是严峻的，扮成一个不屈的萨宾族贵妇，我想她会让步，但也会大大自夸。如果你精通诗书，你就会以你珍贵的成就赢我……有一位步履轻巧，我便爱上了她的步伐。另一位步伐粗重，但能用爱的轻触使之软化。因为这一位歌唱得很甜……我就要在她歌唱时频施偷吻。另一位用轻捷的手指，在喃喃的弦上舞动——谁不会爱上这种灵巧的双手？另一位用她的动作吸引我，有节奏地摆动她的双臂，以柔美的艺术款摆她那柔弱的腰身——对每个动作都能燃起火焰的我，没有什么可说了。若把希波吕托斯（为后母所害）放在我的地位，他就会变成“葡萄园之神”……无论高矮，都合我意。我被两者所毁……我的爱是她们全体眷顾的对象。

奥维德因未歌颂战争光荣而致歉。朱庇特偷了他诗中的一个韵脚，而使它残缺不全。他写了一出失败的剧本《美狄亚》，却受到了好评，但对大部分来说，他喜爱“维纳斯的懒散的影子”，对被人称为“一个无可取代的著名歌者”而感到心满意足。这就是一千多年前行吟者们的短歌，像他们一样，唱给已婚的女士听，使男女之间的挑逗成为人生大事。奥维德教科琳娜如何在躺卧她丈夫的卧榻上时，用信号和他互通款曲。他向她保证他那永恒的忠实，他那严格的一夫一妻的通奸思想：“我不是爱情不专的汉子，不是一个同时爱100个女人的人。”终于他获得了她的青睐，唱出了胜利的赞歌。他赞扬她拒绝他那样久，并劝她不时再度拒绝他，以使他能够永远爱她。他与她争吵，打她，事后又懊悔、悲伤，爱她爱得比以前更加疯狂。他像罗密欧似的祈求黎明延迟到来，希望一阵惠风把曙光女神的车轴折断。科琳娜接着又欺骗他，他发觉她不把他为崇拜她而题赠的诗善加处理时，便怒不可遏。她吻他，直到他宽恕她，但是他却不原谅她对他爱的新技巧，以为一定是另有别人教给她的。几夜之后，他又“立即和两个少女坠入爱河，每一个都长得很美，每一个在衣着和成就上都有深度”。不久他又害怕，怕他同时脚踏两条船会使他失败。然而他又觉得为爱而死是幸福的。

这些诗作，于《尤里安改革法》通过后四年被罗马社会有限度地接受了。元老院巨族如法比、戈尔维尼、庞波米等，继续在家中招待奥维德。这位诗人带着成功的喜悦，发行了一种名叫《爱的艺术》（Ars amatoria ，公元前2年）的调情手册。他说：“我奉维纳斯之命做爱的导师。”他简洁地警告读者说，他的教导只适用于妓女与奴隶。但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附耳密语、秘密幽会、情书、挖苦与机智、受骗的丈夫以及足智多谋的婢女等，都是暗示罗马的中上阶层。为免得使他的教训太简易，他又增加了另一篇论著《爱的矫治》（Remedia amoris ）。最佳的补救之道是努力工作，其次是打猎，第三是心不在焉，“在你的女士清晨梳洗完毕之前使她惊奇一番，亦颇有用”。最后，为使双方都不吃亏，他又写了一册《论面部美容》（De medicamina faciei feminineae ）——一种用韵文撰写的化妆品手册，其中部分内容自希腊剽窃而来。这些小册子的销路颇佳，因而使奥维德名声大噪。“只要我驰名世界，一两个讼棍说些什么对我无关紧要。”他却不知道，这些讼棍之中就有奥古斯都。他也不知道皇帝讨厌他的诗，认为那是侮辱了《尤里安法》。当皇室的丑闻碰到了诗人粗心的头脑时，这种侮辱就不会得到宽恕。

约公元3年，奥维德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来自罗马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这时46岁的他，才开始安顿下来，过着家庭生活，似乎与法比娅（Fabia）生活于互信与快乐之中。年龄对他产生了法律所不能产生的影响，冷却了他的火焰，他的诗受到了尊重。他在《女杰书简》（Heroides ）一作中，再度描述了多名女人的爱情故事。她们是：佩尼洛帕、费德拉、狄多、阿里亚德涅、萨福、海伦、希洛。他叙述得也许过于冗长了，因为一再反复，即使所说的是爱情，也要变成无聊的事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句由费德拉口中说出的话，却表达了奥维德的哲学：“霍韦宣告说，美德是使我们快乐的一切。”约公元7年，他出版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变形记》（Metamorphoses ）。这15册“书”，以迷人的六音步诗句列述无机物、动物、人类与神祇的著名变化。由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一切几乎都改变了它们的形态，奥维德在组织上得以运用古典神话的全部范围，从创造世界到奉祀恺撒，都包括在内。这些都是古老的故事，直到一个时代以前，还在每个大学里生动地讨论，它们的影响尚未被现代的革命所消除：法厄同的战车、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珀耳修斯与安德洛墨达、普罗塞尔皮娜的被掳、阿瑞图萨、美狄亚、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博西斯与腓利门、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阿塔兰塔、维纳斯与其爱人阿多尼斯，以及其他许多神和人，这就是千百件诗篇、绘画及塑像等得到题材的宝藏。如果我们仍旧必须学习这些古老的神话，最轻易的办法，莫过于阅读这种人神凑合的大杂烩了——这些故事是以令人怀疑的幽默与含有色情的意味说出的，情节的发展用了相当的耐心，实非一般泛泛的戏谑者所能企及。所以，这位自信的诗人最后终于宣布了他自己的不朽：“我将永远活着”——是不足为怪的。

当奥古斯都把他放逐到黑海上寒冷而野蛮的托米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未写一字抗辩。对于这位毫无准备的诗人而言（这时他已51岁），实在是一个打击。他在《变形记》一书接近尾声时刚刚写完一篇对帝王的优美献辞，承认奥古斯都的政治风范是奥维德那一代所享有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根源。以《岁时记》（Fasti ）为标题，他已完成了半首几乎是庆祝罗马宗教节日的虔诚诗篇。在这些诗句中，他正踏上以历书创造史诗的路子，因为他在古代的宗教故事中以及对其宗祠与诸神的奉祀中，运用了同样明晰、精纯而又柔美的字句，和他在致力于希腊神话与罗马爱情时所用的活泼通畅的叙述。奥维德原想把这件作品献给奥古斯都，为他对宗教复兴的贡献和对自己曾经一度讥讽的信仰所作的反悔文章。

他为何被逐，罗马皇帝的诏令未加说明，直到如今，仍没有把握揣摩出它的原因，但皇帝放逐他的孙女尤莉娅和下令把奥维德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中拿走时却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位诗人显然曾在尤莉娅的出轨行动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不是目睹，就是同谋，再不然就是主犯。他自己宣称，他是因为一项“错误”和他的诗而受惩罚，并暗示，他是某种粗鄙景象非出本愿的观察者。他得到了那年（公元8年）剩余的几个月时间料理他的事务。那道诏令的规定是贬谪，比放逐的罪罚轻，让他保有自己的财产，比放逐为重的是命令他留居在一个城市中。他焚毁了《变形记》的手稿，但有些读者已有抄本并加以保存。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他；少许人敢于陪他闲谈，直到他离去；他的妻子在他的请求之下留下来，用爱情与忠贞支持他。另一方面，当这位抒情诗人带着他的欢乐起航，驶出奥斯蒂亚，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一切，踏上长远的旅途时，罗马毫不注意。大海波涛汹涌，几乎整个旅程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诗人曾一度想到波涛会把船只吞没。等他看见了托米时，他只恨没有死去，只好暗自悲伤。

在航行途中，他开始了我们叫作《哀歌》（Tristia ）的诗章。然后他继续写下去，并把它们寄给他的妻子、女儿、继女和他的朋友。可能是这位敏感的罗马人夸张了他那新家的恐怖：一块没有树木的岩石，上面什么都不长，而黑海的迷雾却遮掩了太阳；冷得吓人，有几年的积雪，整个夏天都不融化；黑海，整个冬天都填满了寒冰，多瑙河也冰冻得厉害，使得内陆野蛮人向这个佩刀的盖塔（Getae）人与混血希腊人的混合城市突击时，都找不到一个遮挡物。当他想到罗马的晴空与苏尔莫的绿野时，他感到无比痛心。他的诗却达到了从前未曾到达的感情深度。

这些《哀歌》以及寄给他朋友的诗简《黑海寄情》（Ex Ponto ），几乎具有他伟大作品的一切魅力。即使是在学校时都使他感到得意的一个简单词汇、以意境和意象生动地揭示出来的画面、用心理学的精妙笔触注入生命的人物、具有凝练的经验与思想的措辞 [5] 、一段滔滔不绝的谈话及轻松流畅的诗句等，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流放生活中与他相伴，一种使他早期的诗作不值一顾的严整和柔顺与他相伴。他从没表现过人物特性的力量，以前他曾一度用肤浅的性爱把他的诗糟蹋，现在他又在诗句中倾注眼泪和对皇帝的恳切奉承。

他妒忌这些能够传抵罗马的诗章。“去吧，我的书，去以我的名义向我喜爱的地方致意”，并“向我祖国那亲爱的泥土致敬”。也许会有勇敢的朋友将它呈给慈悲的皇帝。他仍在每一封信中希望得到宽恕，或乞求至少能有一个较为温和的家。他每天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夜晚呼唤她的名字。他祈求能在临死以前亲吻她变白了的头发。然而，宽赦偏偏不来。度过九年的放逐生活之后，这位年届花甲的断肠人迎来了死亡。他的尸骨，依他的生前所请，被带回意大利，安葬在首都附近。

他对他的名垂久远的断定，得到了时间的证明。他在中古所得到的名望与维吉尔势均力敌，他的《变形记》和《女杰书简》成了中古传奇的源泉，薄伽丘（Boccaccio）和塔索（Tasso）、乔叟（Chaucer）和斯宾塞（Spenser），都从他身上汲取了灵感，文艺复兴期的画家都在他的诗中发掘题材。他是古典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者。

他的去世结束了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鼎盛时代。奥古斯都时代跟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或伊丽莎白时代一样，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学时代，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散文中的夸大修辞及诗歌中形式的完美，都很少是出自人人之心。在这里，我们看不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看不出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甚至是卢克莱修与西塞罗的意味。皇室的保护、激励，滋养了罗马文学，也压抑、缩小了罗马文学。这个贵族时代，正如奥古斯都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或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提高了节制与优美的情调，在文学上趋向于“古典”风格，以理性与形式支配感觉及生活。这种文学，较热烈创造的时代，更为纤美，但笔力较差，较为成熟而影响较小，但以古典的范畴而言，这个时代应得到名副其实的赞誉。在这种完美的艺术中，从未有过如此冷静的表现。即使是奥维德的纵酒狂欢，也都被凝固成为一种古典模式。在奥维德、维吉尔及贺拉斯的作品中，拉丁语作为诗的载体，达到了它的巅峰。后世将永远不会再有如此丰富、如此和谐、如此精巧、如此简练、如此柔和、如此美妙的格调了。

注释

[1] 在农神时代，艾斯特莱雅（Astraea，正义之神）是最后一位离开地球的神。

[2] 于1932年出土的贺拉斯房产，原来是一座宽敞的大宅，长363英尺、宽142英尺，有24个房间、3间浴池，几块马赛克拼花地板及一所正式的大花园，周围由有顶的回廊围绕着。此外是一座广大的农庄，由8名奴隶及5家佃农耕作。

[3] 这是佩特罗尼乌斯加在贺拉斯身上的一句奇异但颇适当的片语。

[4] 在中世纪贺拉斯几乎被忽视了，到了17和18世纪，才获得他应得的地位，那时正是新古典主义的时代，每一位政治家及小册子的作者，尤其是在英国，都把这位诗人的字句变成庸俗的滥调。布瓦洛（Boileau）的《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 ）复活了贺拉斯的技巧，形成并僵化了雨果之前的法国戏剧。英国诗人蒲柏（Pope）的《批评论》（Essay on Criticism ）企图在英国得到类似的效果，但被拜伦的火融化了。

[5] 例如：“我明白与赞成较好的，追随较坏的事物。”“我们的心中有神灵，靠着它的行为，我们才有生命的温暖。”

第三章 君主专制的另一面
（14—96） [1]

提比略

当伟人们向情感低头时，世人对他们便更加喜爱，但当情感支配政策时，这个帝国就要崩溃。奥古斯都明智地选择了提比略，只是为时已晚。当提比略不倦地以他指挥的才能拯救国家时，皇帝几乎是爱上了他，不料一封信就结束了“这位最和蔼的人……最英勇、最正直的指挥官”。其后的哀伤使奥古斯都变得像以后的奥勒留一样昏聩。他罢黜提比略，代之以他的一些优柔的孙儿，强迫提比略放弃幸福的婚姻，去戴尤莉娅的绿头巾。奥古斯都仍怀憎恶，让他在罗得斯与哲学一同衰老。最后，当提比略接掌罗马的元首政治时，已经55岁了，成了一位大梦初醒的厌世者，对权力已经毫无兴趣。

若要了解他，我们必须记得他是一位克劳狄乌斯人（Claudian）。结束于尼禄时代的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Julio Claudian dynasty）的朱利亚支派，就是由他而始。他从双亲那儿承受了意大利人认为最荣耀的血统、最狭隘的偏见及最强的意志。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而外貌良好，但面上粉刺加重了他内心的羞怯、举止的笨拙、忧郁的特质及对退隐的热爱。波士顿博物馆里的那座提比略精美头像，显示出他是一位具有宽阔的前额、大而深的眼睛及面露愁容的青年祭师。他在年轻时就颇为严肃，爱调笑的人称他为“老头儿”。他接受了罗马、希腊、环境与责任所能提供的教育，精习过两种古典语言和文学，写过抒情诗，涉猎过占星学，并“忽视过神祇”。他深爱他的弟弟德鲁苏斯，尽管这位年轻人较他更受人欢迎。他原是维皮萨尼娅·阿格丽品娜的一位忠实丈夫。他对朋友的慷慨，使他们可以放心地送他礼物而得到四倍的回赠。这位当时最严格、最有才干的将军，获得了全体士兵的敬爱，因为他关注他们的福利，无微不至，宁以战略制敌，而不以流血取胜。

他的美德毁灭了他。他相信传统故事，希望见到罗马的严肃特质在新巴比伦再生。他赞成奥古斯都的道德改革，并表示要严格实施。他对在罗马巨锅中熔合的种族混杂并不热衷。他给它面包，但不给它竞技，他不出席富人所举办的竞技而得罪了它。他相信唯有以贵族的苦行品格及优雅的爱好才可挽救罗马沦于粗俗。所谓贵族也不过是些“硬着脖子”、外貌沉静、言词幽缓、自觉优越及严格节用公款的人。他是误生于享乐时代的一位苦行主义者，由于他太冷静诚实而不能学习塞涅卡的手腕，一面以美丽的语言宣扬教条，另一面却言与行违。

奥古斯都死后的四个星期，提比略出席元老院会议，要求恢复共和，他对他们说他不适合统治这样大的国家：“在一个人才济济的城邦里……几个公务部门可由一群最好、最有才干的公民来管理。”元老院不敢从命。双方经过一再礼让之后，最后他只好接下政权“做一个不幸而负重的苦役”，希望元老院有朝一日能让他退隐，还他自由之身。这出戏双方都表演得很出色。提比略想要的是元首政制，如其不然，他便设法避开它。元老院对他既爱又恨，但不敢再像以往一样建立一个以君主会议为基础的共和国。元老院需要较少的民主。当提比略（公元14年）说服他们把选举政府官吏的权力从百人大会接过来后，元老院很高兴。有一个时期，公民为失去他们投票所得的收入而大发牢骚。现在所留给一般人唯一的政治权利，就是以暗杀手段来选举皇帝。提比略之后，民权从大会转入军中时，就演成武装投票了。

他似乎真的厌恶君主专政，将他自己视作一个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的支柱。他拒受一切带有君王意味的头衔，而对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一职已感满足。他禁止了一切奉他为神或崇拜他“天才”的作为，并明确表示他厌恶阿谀。当元老院拟以对恺撒和奥古斯都所做的那样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月份的名称时，他严肃地将此项奉承推在一旁，笑道：“若有13个恺撒的话，你们该怎么办呢？” [2] 他拒绝了修订元老院名单的建议。他对这旧有的“诸王会议”（assembly of kings）再谦恭不过了。他出席它的所有集会，“纵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也要交由该会裁决。他像一个普通议员一样就位发言，并常站在少数的一边，而当与他意见相左的议案被通过时，他也不表示反对。苏埃托尼乌斯说：“当他及他的家属面临恶言攻讦及讽刺时，他能自制和忍耐。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应该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与他敌对的塔西佗也承认：

他的提名是经过判断的，那些执政官及民选长官享有他们旧有地位的荣耀。下属官吏可自由行使职权而不受王室的控制。除了违犯王权者外，法令均依正轨而行，国家岁入均由廉正人员管理……各省未曾增加新的负荷，旧税的征收也不苛暴……奴隶之间的秩序也极良好……所有皇帝与个人间的权益问题，概由法院依法裁决。

提比略的这种蜜月持续了9年之久。在那段时期内，罗马、意大利及各行省享有了它们历史上的极好的政权。尽管对受灾家属和城镇曾有多次救济，并悉心修缮公共财物，但并未增加税额，也未发动掠夺战争，也不接受有子女者或近亲的遗赠。在提比略继位时国库有1亿塞斯特斯的积存，至他死亡时则增为27亿塞斯特斯。他以身作则，不以法令限制奢侈。他对国内外各方面事务均细心治理。他在信中对那些急于增加税收的行省官员说：“一个优秀牧羊人的职责是修剪而非诈取羊毛。”身为君王的他，虽精于战争的艺术，却拒受战场上一切的荣耀。他在长期任执政官的第三年即保持了帝国的和平。

破坏政府进步的也就是这种和平政策。他那位英俊而有名望的侄儿（在德鲁苏斯死后曾被他收养为子）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在德国曾赢得数次胜利，并希望继续将它征服，但提比略的反对使帝国的人民心怀怨恨。因为格马尼库斯是安东尼之孙，那些仍然梦想恢复共和国的人们想利用他为号召。当提比略将他调至东方时，半数的罗马人称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为皇帝嫉妒的牺牲者。而当格马尼库斯突然病故时（公元9年），几乎全罗马的人民都怀疑他被提比略毒死。受提比略之命赴小亚细亚的格奈乌斯·皮索被控有罪，由元老院审讯。他预知难逃罪名，自杀而死，以便为他家属保留家产。提比略是否有罪，无事实根据。我们仅知他曾要求元老院给皮索一个公平的审判，而格马尼库斯的母亲安东尼娅直至死亡时为止，仍是提比略最忠实的朋友。

这件轰动的案件引起了大众的关心，关于皇帝的秽闻传遍了整个罗马，现在激起了格马尼库斯的遗孀阿格丽品娜的愤怒，她引诱提比略利用恺撒时判决叛国罪的叛国律。因为罗马无检察官或检察长，（在奥古斯都以前）没有“警察”，发现有人违法，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也必须向法院告发。倘若被告宣判有罪，投诉人可得到被告1/4的财产，其余由国家没收。奥古斯都曾使用这一危险的程序加强他的婚姻律。现在，当阴谋丛集来加害提比略时，投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起而揭发这些阴谋。元老院中支持皇帝的人主张立即起诉。皇帝想制止他们，他完全以损毁奥古斯都雕像的同一案情来解释此项法律。但塔西佗说：“即使他不受处罚，也会受到诽谤。”他向元老院说：他的母亲利维娅希望对破坏她名誉的人给予同样宽大的处理。

利维娅本身就是国家的一大问题。提比略未能再婚，使他无法避开这一果敢的女人操纵国政。她认为她的操纵已为他清除了登基的道路，虽然他已是年近60岁的人，但她让他了解，叫他掌权只是作为她的代表。在提比略当政的前几年，官方文书均由她及他本人签署。卡修斯说：“她对与他平等共理国事感到不满，希望比他位高一等……要像唯一的统治者一样总管一切。”提比略长期容忍，但至奥古斯都死后15年时，他终于为自己另外建了一座宫殿，使他母亲毫无异议地占有了奥古斯都所建的旧宫。流言说他虐待他母亲，饿死了他那放逐的妻子。同时阿格丽品娜也极力促使她儿子尼禄继承——假如可能的话取代——提比略。他对这件事也极力容忍，仅以一句希腊话来责备她：“亲爱的女儿，假若你不是皇后，你认为人家是错待你吗？” [3] 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他原配所生的独子——德鲁苏斯是个无用的浪子，残忍、粗鄙而放荡。

提比略忍受这些苦难的自制力已使他的神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愈来愈少见人，除了他几个好友之外，对任何人均现出忧戚的面容和苛厉的言词。有一个似乎对他始终忠心耿耿的人，那就是卢西乌斯·埃利乌斯·塞雅努斯（Lucius Aelius Sejanus），他以禁卫军司令官的身份，声言保护皇帝为其天职。不久，除了在这位诡诈大臣的安排监视之下外，任何人不可谒见皇帝。提比略越来越信任他，将国事托他代管。塞雅努斯使他相信皇帝的安全要靠禁卫军的就近保护，奥古斯都曾派9个步兵大队中的6个驻扎在京城的四郊，提比略现在允许9个步兵大队在维明纳尔关（Viminal Gate）扎营，该地距离皇宫和神殿仅数里之遥。这些卫队起初是皇帝的保护人，后来又变成了他的主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塞雅努斯更大胆贪婪地弄权，他开始举荐官吏，接着出卖官位，最后则企图攫夺政权。要是真正的罗马元老院，早就将他推翻了，但是当时的元老院有很多例外，已变成享乐主义者的俱乐部，怠惰得连提比略促其保留的权力也不能加以有效地发挥。它不但未能罢黜塞雅努斯；相反，却投票通过使罗马塞满了他的铸像，并在他的暗示之下，将阿格丽品娜的拥护者一个个地予以放逐。当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死亡时，罗马人窃窃私议，认为塞雅努斯毒毙了他。

在极端痛苦与失望之下，提比略成为一个67岁的孤寂而忧闷的老人。他离开了喧嚣的都城，移至人迹罕至的隐居处卡普里岛。流言仍然毫无阻碍地追踪他。有人说他想掩藏他憔悴的身影及满脸憔悴的面容，沉湎于美酒与鸡奷。提比略饮大量的酒，但并不饮醉，那种邪恶的传说也许是有意中伤。塔西佗说他在卡普里岛的朋友大部分是“希腊人，他们除文学涵养外，别无杰出之处”。除经由塞雅努斯向他的官员及元老院传达他的意见和希望外，他还是不断地细心处理国政。因为元老院越来越惧怕他或塞雅努斯或他来往徘徊的禁卫兵，所以接受了皇帝作为司令的愿望。在宪法上不加变动，在提比略方面也没有明显地缺乏诚意的表现，元首政治在建议恢复共和的人操纵之下变成了君主政体。

塞雅努斯利用他的职权，以违犯“王法”为由放逐了更多的敌人，疲惫的皇帝也不再加以干涉。如果苏埃托尼乌斯的话可以相信的话，现在的提比略经常自觉犯有残忍罪。我们听不可靠的塔西佗说，他曾以谍报人员听到波帕埃乌斯·塞宾努斯（Poppaeus Sabinus）阴谋叛国为罪名，请求判处他死刑。一年以后（公元27年），利维娅在她前夫的家中悲寂而死。提比略自从离开罗马后只与她见过一次面，没有参加她的葬礼。现在“国母”的限制消除了，塞雅努斯使提比略相信阿格丽品娜和她的儿子尼禄也是塞宾努斯的共谋，因此阿格丽品娜被放逐到潘达特里亚，尼禄被放逐到蓬蒂亚（Pontia）岛，不久尼禄就自杀而死了。

其他想得到的东西全得到了，塞雅努斯现在要进一步攫取王位。由于提比略致函元老院推荐阿格丽品娜之子盖乌斯作为元首政治的继承人，这激怒了塞雅努斯，他阴谋杀害皇帝（公元31年）。格马尼库斯之母安东尼娅冒着生命危险给他警告，使提比略得免于难。这位年老的皇帝还未到达完全失去决心的时候，他秘密任命了一位新禁军统帅，逮捕了塞雅努斯，并向元老院控告他。元老院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遵从他的愿望，他们先宣判将他充军，又在当晚将他勒毙。恐怖统治接踵而至，一部分是由元老们领导，因为他们的权益、亲属或朋友曾受到塞雅努斯的损害；一部分由提比略领导，因为他的恐惧与愤怒加上内心所累积的幻觉，使他激起了报复的怒火。塞雅努斯的每一个重要密探或其支持者均被处死，甚至他的幼女也未能幸免。因为法律禁止处决处女，所以她先被奸污，后被勒毙。他离异的妻子阿庇卡塔在自杀前曾致函提比略，声言安东尼娅的女儿利维娅曾参与塞雅努斯毒害她的丈夫——皇帝的儿子德鲁苏斯。提比略下令审判利维娅，但她绝食而死。两年后（公元33年），阿格丽品娜在流亡中自缢，她在监禁中的另一个儿子也在牢中饿死。

塞雅努斯死后，提比略度过了6年漫长的岁月。也许是他的神志已经错乱，也只有借这个假定，我们才能解释他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听说他现在对叛国罪的控诉案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加以支持。在他当政期间，共有63人因上述罪名被起诉。他请求元老院保护“一个年老而寂寞的人”。经过9年的自我监禁后，他于37年离开了卡普里岛，访问坎帕尼亚的一些城市。在米塞努姆的卢库卢斯的别墅停留期间，他在一阵眩晕之下昏倒，似已死亡。朝臣们立刻奔告即将接位的盖乌斯，后来得知提比略苏醒了，俱感震惊。一位与此有关的朋友，以一只枕头将提比略闷死，结束了这个尴尬的局面（公元37年）。

蒙森说他是“这个帝国最有才能的一位统治者”。他一生几乎历经了所有的不幸，死后又遭到塔西佗的笔诛。

盖乌斯

人民高呼“提比略滚到台伯河去！”来庆祝老皇帝的过世，并为元老院批准盖乌斯为继承人而欢呼。盖乌斯是阿格丽品娜伴随格马尼库斯参加北方战役时所生的，并在军中长大。他曾模仿他们的穿着，并以军中所穿的半筒靴而被昵称为卡里古拉（意为“小靴子”）。他现在宣称他的政策将依照奥古斯都的原则，一切事务将与元老院密切合作。他将利维娅和提比略所遗留给他的9000万塞斯特斯发放给人民，并给20万接受公禄的人各加300塞斯特斯作为礼物。他恢复了公众议事集会选举行政长官之权，并保证降低税率，多办竞技，召回被提比略放逐的所有受害人，并虔诚地将他亡母的骨灰移至罗马。他的一切行为似乎都与他的祖先形成对比——奢侈、爽快、慈悲。他继位三个月之后，人民即向神供奉了16万头祭品，借以感谢神明赐给他们一位如此可爱而仁慈的君主。

他们已经忘记他的血统。他的祖母是安东尼之女，他的外祖母是奥古斯都之女。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战火再度点燃，而结果是安东尼胜。卡里古拉（Caligula）虽以他的决斗、斗剑及驶车等技术而自豪，却为“癫痫症所苦”，有时“几乎使他无法行走或集中思想”。当它发作时，他躲藏在床下，并因见了埃特纳（Aetna）火山的火焰而恐惧地逃跑。他觉得他很难入眠，夜晚经常在他宽大的宫殿中徘徊，渴求天明。他身材高大，除秃顶外，全身多毛。他的凹眼及太阳穴使他看起来不可侵犯，他以此为乐。他“在镜前练习各种可怕的表情”。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善于辞令的雄辩家，富于机智，并具有肆无忌惮的幽默感。因为迷恋戏剧，他曾接济很多演员，而他本身也曾私自客串演出与跳舞。为了能有观众，他好像要召开重要会议似的，召集元老院的领袖们，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舞步。假若他是一个负责的劳工，过着那种平静的生活，也许可以使他坚定起来，但权力的毒素使他发狂。神志像政府一样需要节制与平衡，凡夫之人不可能是全能而理智清醒的。当卡里古拉的祖母安东尼娅给他忠告时，他反驳她说：“你记着，我有权可以对任何人做任何事。”在一次宴会中，他提醒他的来宾说，他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死在现在的位置上。当他拥抱他的妻子或情妇时，他也会很愉快地说：“只要我一声令下，你这美丽的脑袋就得搬家。”

因此，不久之后，这位对元老院如此敬重的年轻君王竟命令元老院，强制他们遵从东方式的屈从与恭顺。他要元老们吻他的脚，以示尊敬，并要他们为此荣耀向他致谢。他羡慕埃及及其许多风范，因此罗马也采用了很多，并且渴望能像法老一样被人当作神明予以崇拜。他将伊希斯教定为罗马正式宗教之一。他并未忘记他的曾祖父曾计划以东方君主政制统一地中海区域。他也想到定都亚历山大城，却不信任该地人民的机智。苏埃托尼乌斯描述说，他生活在“经常与他姐妹通奸”中。他似乎认为这是埃及的一种优良的习俗。他在生病时立他妹妹德鲁西拉（Drusilla）为他的王位继承人。当她结婚时，他使她离婚，“待她有如他的合法妻子”。对其他想要得到的妇女，他假借她们丈夫之名，寄给她们离婚信件，然后邀约她们来苟合。凡是有地位的妇女，没有一个未被他染指过。除了这些及部分同性恋外，他还利用时间结了四次婚。在参加利维娅·奥雷斯蒂拉和盖乌斯·皮索的婚礼时，卡里古拉将新娘带到他的居处，与她结婚，数日之后又与她离异。他听说洛利娅·保利娜（Lollia Paulina）很美，便派人请她来，让她与前夫离婚，与他结婚，又和她离婚，并禁止她此后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系。他的第四位妻子卡埃索尼娅（Caesonia）和他结婚时已怀了前夫的孩子，她既不年轻，又无美貌，但他却很忠实地爱着她。

这种儿戏似的政府里有一句旁白：头脑简单的人最易受骗。卡里古拉机巧地修改了商业阶级的名册，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升入元老院，但是他的奢侈不久便将提比略遗留给他的全部财产挥霍殆尽。他不用清水沐浴而用香水，一次宴会消耗了1000万塞斯特斯。他建造取乐用的大彩船，船上有柱廊、客厅、浴室、花园、果树及宝石镶嵌的船尾。他令他的工程师们在巴亚（Baiae）海湾建一座大桥，动用的船只太多，以致罗马由于缺乏船只运送玉米而发生饥荒。新桥落成之日，大肆庆祝，像现代一样以泛光灯照明。人们狂饮，小舟翻覆，很多人溺毙。他从巴西利卡·尤莉娅的屋顶向下抛撒金银币，愉快地看着人们拼命争抢。他酷爱赛马，在竞赛时他一次赏赐驭马人200万塞斯特斯之多。他为一匹竞赛的马——因西塔图斯建造了一座大理石马厩、一个象牙马糟，邀请它吃晚饭，还建议要它做执政官。

为了筹募一生供奉的农神节经费，卡里古拉恢复了向皇帝献礼的习俗。他在宫中的台阶上亲自接受人民前来献礼。他鼓励公民们在他们遗嘱中写下他的名字作为财产继承人。他对每一样东西均课征赋税，所有食物均征出售税，对所有诉讼案件也予以征税，对搬运工人工资征12.5％的税金。苏埃托尼乌斯证明他对妓女每次接客的收入均须收税，而且法令规定：“一朝为妓，终身纳税，即使从良也不能免。”他控告富人叛国，处他们死刑，以增加国库收入。他亲自拍卖角斗士与奴隶，强迫贵族参加竞买。若其中有人打瞌睡，卡里古拉就以他的点头为竞拍，因此等一个瞌睡的人觉醒后，发现他已拥有13个斗士，却损失了900万塞斯特斯。他强迫元老与骑士在竞技场中像角斗士一样决斗。

三年后，有人密谋结束这个可耻的闹剧。卡里古拉发现后，以恐怖统治配合其变态寻乐心理，加以报复。他命令刽子手处决人犯时“要使他们遍体鳞伤，让他们自己感觉在走向死亡”。假若卡修斯所说的可以相信的话，卡里古拉曾强迫他那圣洁的祖母安东尼娅自杀而死。苏埃托尼乌斯说，当格斗的野兽缺乏肉来喂饲时，卡里古拉便令拿“所有秃顶的”罪犯去为大众的利益而喂野兽。他用烙铁、活埋、喂兽、关入铁笼并锯成两半来对付高层人犯。我们无法证明这些故事的真伪，必须依照传说予以记载。不过苏埃托尼乌斯喜爱谣传，元老塔西佗怨恨那些皇帝，而卡修斯的记载又是在两个世纪以后所写。比较可靠的报告是，卡里古拉曾以放逐卡里纳斯·塞昆都斯（Carrinas Secundus）和处决另两位教师而引起元首政治与哲学的斗争。年轻的塞涅卡已被判决执行，但幸免于难，因为他经常多病，卡里古拉认为他迟早会自己死亡的。卡里古拉的叔父克劳狄乌斯也因为是（或许伪装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书呆子而逃脱。

卡里古拉最后的兴趣是宣布自己是神，与天神朱庇特同等，因此天神及其他诸神的神像均被斩首而代之以皇帝的头。他喜欢坐在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的神位上，接受神一样的崇拜。有时他会同天神的神像讲话，多半为责难之词。他曾命人为他设计一种机器，用这种机器他可以毫无逊色地回报天神的雷电。他为自己建造一座神庙，召来一群祭司，供上一些上好牺牲，并指派他珍爱的马为祭司之一。他托称月之女神已下凡来拥抱他，并询问维特利乌斯能否看见她。“看不见，”这个聪明的朝臣回答，“只有你们神才能互相看见。”但是这种事骗不了人民，当一个高卢皮匠看到卡里古拉乔装天神而被问及他对皇帝的看法时，他简单地回答说：“一个大骗子。”卡里古拉听到了，但并未处罚这个豪爽而有勇气的人。

由于纵欲过度，也许是感染了梅毒，这位体胖、头小而半秃、眼凹、面容苍白、神情阴险的“神”，29岁就已变成一位老人了。他的死亡不但来得突然，而且是来自他很早即以礼物收买的禁卫军。禁卫军中有一位将领卡修斯·沙埃瑞亚（Cassius Chaerea）感觉卡里古拉每天以猥亵的言语作为口令侮辱他，因此在王宫的一条秘密过道里将他杀了（公元41年）。消息传出后，市民们不敢相信，担心这是王室所使的诡计，用来察看谁最欢迎皇帝死亡。为了证实这件传言，刺杀人又杀了卡里古拉的最后一个妻子，并将他女儿的脑浆迸在墙上。卡修斯说：那一天卡里古拉才晓得他并非神祇。

克劳狄乌斯

卡里古拉死后，帝国陷入了危险的状况之中。国库空虚，元老大半丧亡，人民背离，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反叛，犹太以武力坚持要将崇拜的神像放入耶路撒冷庙里。无人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一位能面对这些难题的合适统治者。禁卫军把无能的克劳狄乌斯从一个角落里抬出来，宣布他为统领。元老院惧怕禁卫军，也许是宁与一个无害的腐儒之士而不愿与一个鲁莽的精神病者打交道，批准了禁卫军的选择。于是，克劳狄乌斯在犹豫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是安东尼娅和德鲁苏斯之子，格马尼库斯和利维拉的兄弟，奥克塔维娅和安东尼、利维娅和提比略的孙子，公元前10年生于卢格杜努姆（Lugdunum，即里昂），登位时50岁。他身体高大肥壮，有一头白发和一副和善的面孔，但小儿麻痹症和其他疾病使他身体衰弱。他的双腿脆弱细小，走起路来有点踉跄之态，头来回地摆动。他喜爱美酒佳肴，但为痛风所苦。他有点口吃，而他的笑声，以一个皇帝来说，似乎太喧闹了。无情的谣言传播者说：他发怒时“口吐白沫，鼻孔流涕”。他由妇女和获得自由的奴隶抚养长大，因此养成了胆小与敏感的个性，而这两种性格都不适合于一个统治者，并且他也没有机会练习管理政事。他的亲戚们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废人。他那位继承奥克塔维娅温顺性格的母亲说他是“一个未完成的怪物”，而当她想强调男人的愚笨时便称他为“一个比我的克劳狄乌斯还大的大笨蛋”。由于到处受人蔑视，他生活在卑微的安全之中，整日沉湎于赌、书和酒。他精通“古代”的艺术、宗教、科学、哲学和法律，而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和博古家。他写埃特鲁里亚、迦太基、罗马的历史，发表骰子游戏、字母方面的文章，还写了一部希腊喜剧和一部自传。科学家和著名学者都与他通信，并将他们的著作题献给他。老普林尼曾四次引证他的话作为根据。身为皇帝的他，教导人民医治蛇咬之方，在生日那天预测日食，借以预防迷信上的忧惧，并解释其原因。他的希腊语讲得很好，并以此种语言写了几部著作。他头脑不坏，他对元老们说他为了保护脑袋曾经伪装愚笨，这话也许不假。

他做皇帝后的第一件事是奖赏禁卫军士兵每人1.5万塞斯特斯，以谢他们的拥立之功。卡里古拉也曾赠送过这种礼物，但并未明显表示是因得王位而赠的报酬。现在克劳狄乌斯接受了军队的统治权，取消国民会议选举行政长官之权。他以较为明智的宽大方法，结束了对有关叛国罪嫌疑犯的控告，以此罪而遭拘禁的人均予以释放，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人，归还没收的财产，将盖乌斯偷来的雕像送还希腊，废除盖乌斯所加的一切税赋。但他将刺杀卡里古拉的刺客处死，理由是宽恕一个刺杀皇帝的人是不安全的。他取消俯身致敬之礼，并宣布不要将他当神崇拜。像奥古斯都一样，他修缮寺庙，并热心恢复旧宗教。他亲自处理公务，甚至“对出售货物及出租房屋等处也前往巡行，一切他认为不当之事均加以纠正”。但是实际上，他虽和奥古斯都一样温和，他的实际政策却超过了奥古斯都的谨慎保守，近乎恺撒的大胆与多变，如：政府与法令的改革，公共场所的建筑和公共服务，提高各行省的地位，授给高卢人公民权，以及征服不列颠并使之罗马化。

他所表现的意志、个性、学问和智慧，使每一个人惊奇。同恺撒和奥古斯都一样，他认为地方行政长官太少且未经过训练，元老院太骄傲又缺乏耐性，不能为地方和政府做复杂的工作。他向元老院屈服，给予其许多权力与尊严，但真正的政府工作还是他自己亲身执行。一个他所委派的内阁和民事机关渐渐成立，就像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代一样，由皇帝家族中的自由人构成，并由“公共”奴隶担任文书和次要的工作。这种官僚政治由四个阁员领导：一个主管交通的国务大臣，一个主管账务的财政部长，一个主管申诉的部长，一个主审案件的检察长。有才干的自由人——纳西索斯、帕拉斯和卡利斯图斯担任上述前三个职位。他们的当权与富有是自由人阶级地位普遍提高的象征，这种变化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但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又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当贵族阶级反对授权给这些暴发户时，克劳狄乌斯便恢复了监察权，使自己当选这一要职，修改元老院合格人员名单、剔除反对他政策的主要分子，另从骑士与各省中增加一些新元老。

这些行政机构使他树立了建设与改革的雄心，他改良了法院诉讼程序，宣布了延迟判决的惩罚令，每周耐心地坐在那里做法官达数小时之久，并禁止对任何公民施以酷刑。亚平宁山上的树木已经伐光，为了防止洪水危害罗马，他在台伯河下游另外开凿一条水道。为了加速粮食的进口，他在靠近奥斯蒂亚地区又增建一个港口，并建有宽敞的库房、船坞、两道大防波堤及一条水道，连接该港与台伯河淤塞河口的上游。他完成了卡里古拉时即已开工的克劳狄乌斯水道，另外开凿一条阿尼奥劳乌斯（Anio Novns）水道。两个工程都很浩大，而且以美丽高大的拱门著称于世。鉴于马奇安（Marsians）的陆地定期地被福西努斯湖泛滥的湖水侵没，他从国库拨款，在11年间雇用了3万劳工，从该湖通过一座山至西里斯（Ciris）河挖掘一条3英里的隧道。在未将湖水引入地道之前，他在来自意大利各方、聚集在四周山坡上的观众面前，在这条隧道中举行了一次由1.9万名犯人操纵的两个舰队之间的假想海战。战士们一起口呼历史上的名句向皇帝致敬：“恺撒万岁！我们将死的人向你致敬。”

各领地在他统治之下，跟奥古斯都时代一样繁荣。他对渎职官员的处罚很果决，但犹太税吏菲利克斯（Felix）的案子例外，因为他的暴政被圣保罗的裁判官之弟帕拉斯掩饰了。他终日忙着处理各领地的事务。全国到处可见的诏书与题铭，更显出他的挑剔与唠叨，但也表现出他致力于公益的智慧与意愿。他力求改善交通与运输，保护旅客免受盗匪洗劫，降低各社区公立机构的费用。像恺撒一样，他想把各领地的地位提高到与意大利一样，成为罗马联邦的一分子。他实现了恺撒的计划，给予阿尔卑斯山北方的高卢人充分的公民权。假若当时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已将公民权授给全国所有的自由人了。1524年在里昂出土的铜匾，为我们保存了部分闲聊言词，其中有他劝说元老院允许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并担任公职的文字。同时，为了不使军队腐化或边疆遭受侵犯，他经常保持军队的忙碌与齐备，像科尔布洛（Corbulo）、韦斯巴芗及保利努斯（Paulinus）等大将，都是经他选择并受他鼓励而成名的。为了完成恺撒的计划，他在43年进犯不列颠并征服了她，于6个月内回到罗马。凯旋后，他违反先例，赦免了被俘的不列颠国王卡拉卡塔库斯（Caractacus）。罗马人讥笑他们奇怪的皇帝，但仍然爱戴他。有一次当他离开国都时，一个谣言传播开来，说他已被杀害。全城人民感到如此地悲痛，以致元老院不得不发布正式声明，说克劳狄乌斯仍然健在，不久即将返回罗马。

他之所以会从那个顶点上跌下来，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太过复杂的政府，使他无法亲自监督；另外，他的个性太温和了，容易受他的自由民及其家属的欺骗。这个官僚机构改良了行政，但也制造了成千个新的贪污机会。那喀索斯和帕拉斯都是极优秀的行政官，他们认为他们的薪水与他们的功绩不相称，为了弥补差额，他们出售公职，以威胁的方式勒索贿赂，擅给人民加以罪名，企图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死亡时成为古代最富有的人，那喀索斯有4亿塞斯特斯（约6000万美元），帕拉斯有3亿塞斯特斯。当克劳狄乌斯抱怨国库出现赤字时，罗马爱说笑话的人们说，假若他能邀这两位自由民入伙，那就绰绰有余了。古老的贵族家庭现在都已相当贫穷，他们以惊恐与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些财富与权势，内心充满愤怒。

克劳狄乌斯忙着写信给他任命的官吏和学者，准备诏书和讲词，还要注意他太太的需要。这样的人应该过僧侣的生活，隔绝爱情。他的太太们使他分心，因此他的内政并不如外交那样成功。他像卡里古拉一样结过四次婚。第一任太太在婚礼当天死亡，以后两个相继离异，然后他于48岁时娶了16岁的迈萨里纳（Messalina）。她并不很漂亮：她的头是扁的，脸是红的，而胸部是畸形的，但一个女人并非美才能通奸。当克劳狄乌斯当了皇帝时，她僭取了皇后的权力与礼仪。她趁他的成功大出风头，让全国人庆祝她的生日。她爱上了舞师麦勒斯特（Mnester）。当他拒绝她的祈求时，她便请求她的丈夫令他恭顺一点。她的丈夫同意了她的请求，舞师只好忠实地屈服于她。迈萨里纳对她制服的简单方式感到很得意，又将其使用到其他男人身上。凡是仍拒绝她的人，均被听从她的官吏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

皇帝容忍这些反常现象，也许是要确保他自己的嗜好。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对女人的爱毫无节制。”他又特别强调说，克劳狄乌斯“完全未曾犯过鸡奸”。卡修斯说：“迈萨里纳给了他一些妩媚的女仆作为同床人。”任意妄为需要金钱，这位皇后便出卖官职、推荐书和契约。尤维纳利斯曾传下这么一段故事，说她伪装进入妓院，接待所有的寻芳客，并欣然地接纳他们的酬金。这则故事也许是取材于迈萨里纳的后继者和对头的小阿格丽品娜一些失落的回忆录。塔西佗说，当克劳狄乌斯“专心致志于他的监察任务时”——包括督导改进罗马的道德，迈萨里纳便“放纵爱情”。最后，当她的丈夫在奥斯蒂亚时，她便“以壮丽和一切习俗的仪式”正式与一位英俊的少年西利乌斯（Caius Silius）结婚。那喀索斯经由皇帝的妃子报告皇帝，说他们正在密谋起义杀害他，以便拥立西利乌斯继位。克劳狄乌斯急忙赶回罗马，召集禁卫军，命令将西利乌斯和迈萨里纳的其他爱人一并诛杀，然后神经疲倦地退回他自己的房间。皇后躲藏在她为玩乐而没收的卢库卢斯花园里。克劳狄乌斯派人送给她一封信，邀她去说明情况。那喀索斯担心皇帝会宽恕她，并深惧她会反抗他，所以派了一些士兵去杀她。他们发现她与她母亲在一起，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将尸体留在她母亲的怀中（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对禁卫军说，假若他以后再结婚，他们可以将他杀掉。从此以后，他再未提过迈萨里纳。 [4]

在一年之内，他对到底是与洛利娅·保利娜结婚还是与小阿格丽品娜结婚一事犹豫不决。保利娜是卡里古拉的前妻，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听说她佩戴的首饰价值4000万塞斯特斯，也许克劳狄乌斯爱慕她的金钱胜过她的风韵。小阿格丽品娜是老阿格丽品娜与格马尼库斯所生的女儿，她的血管里流着屋大维及安东尼倔强的血液，也继承了她母亲的美貌、才能、果决及狂妄的报复心理。她已两次守寡，和第一任丈夫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C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尼禄，此子的继位问题变成她生活中主要的热望。她从她的第二任丈夫盖乌斯·克里斯普斯（Caius Crispus）那儿继承了他的财富（据传被她毒毙），因而加强了她达到目的的愿望。她的问题是要变成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以便除掉他的儿子布里坦尼库斯（Britannicus），然后以收养的方式使尼禄成为皇帝的继承人。她是克劳狄乌斯的侄女，这个事实不但未能阻止她的野心，反而给了她亲近和挑逗的机会，使得这位年老的统治者也顾不得伯父的身份了。有一天他突然在元老院出现，要求元老院为了国家的利益让他结婚。在元老院的同意和禁卫军的耻笑之下，阿格丽品娜登上了后座（公元48年）。

她32岁，克劳狄乌斯57岁。他的精力已在衰退，而她却正在顶点，她运用了她全部的诱惑力说服了皇帝，收养尼禄为子，并且将她13岁的女儿奥克塔维娅嫁给一位16岁的青年（公元53年）。她所僭取的政治权力一年比一年多，最后终于与皇帝并肩坐在王座上。她召回克劳狄乌斯以前放逐的哲学家塞涅卡，做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公元49年），并使她的朋友布鲁斯（Burrus）担任禁卫军司令。她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以男人似的手腕统治政权，并在皇室之中建立了秩序与经济制度。假若不是她陷入贪婪与报复的境地，她的得势对罗马将是一种恩赐。她将洛利娅·保利娜处死，因为克劳狄乌斯无意中赞美了洛利娅优美的身材。她毒死了马库斯·西拉努斯，因为她怕克劳狄乌斯指定他为继承人。她与帕拉斯密谋推翻那喀索斯，使这个富有的权贵在地牢里结束了一生。皇帝由于健康欠佳、操劳太多、嗜欲过度、身体虚弱，而让帕拉斯和小阿格丽品娜建立了另一个恐怖王朝。人们被控告、放逐或杀害。国库被公共事业和各种竞技耗尽，需要以没收的财物来补充。在克劳狄乌斯当政的13年内，共有35个元老和300个骑士被处死。其中有些也许是真的谋叛或犯罪，但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尼禄说，他曾检查过克劳狄乌斯所有的文件，看来没有一件刑案是皇帝下令执行的。

在第五度结婚过后五年，克劳狄乌斯对小阿格丽品娜的所作所为有了警觉，他决定要结束她的权力，指定布里坦尼库斯为他的继承人，以遏阻她为尼禄所作的计划。但小阿格丽品娜的决心胜过犹豫，当她察觉了皇帝的意向后，不顾一切危险：她给克劳狄乌斯吃有毒的蘑菇，经过12小时的痛苦后，他连一句话也未能讲就死了（公元54年）。当元老院供奉他为神时，已继位的尼禄说，蘑菇一定是神仙的食物，因为克劳狄乌斯吃了它以后，就变成神明了。

尼禄

尼禄的父系属于多米提·阿赫诺巴比（Domitii Ahenobarbi）一系——这是因为他们家族遗传青铜色似的胡子而如此命名的。500年来，他们在罗马以能干、粗率、傲慢、勇敢和残暴而闻名。尼禄的祖父酷爱竞技与戏剧，参加战车驾驶竞赛，将金钱慷慨地花在野兽和格斗表演上，曾经因为虐待他的雇工和奴隶而受到奥古斯都的责备。他与安东尼和奥克塔维娅所生之女安东尼娅结婚。他们的儿子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Cnaeus Domitius）更以通奸、乱伦、残忍及叛逆提高了这一家族的声名。28年，他与当时仅13岁的小阿格丽品娜结婚。由于了解太太及自己的血统，他说：“我们之间不可能生出好人来。”他们将他们的独子命名为卢西乌斯，加上古罗马姓氏“尼禄”二字，以萨宾人的话说，意为“英勇、健壮”。

他的主要老师是教他希腊文的苦修者沙埃雷蒙（Chaeremon）和教他文学与道德而非哲学的塞涅卡，小阿格丽品娜以塞涅卡会使尼禄不能胜任政府工作为由而不许教他哲学。对哲学来说，这个结果是值得赞誉的。塞涅卡像其他许多老师一样，抱怨说他的辛劳受到孩子母亲的阻挠：这孩子一受到斥责，就去找他母亲，而且一定可以得到慰抚。塞涅卡设法以谦逊、礼貌、朴实及坚忍去训练他，假如塞涅卡不能将哲学的教义与辩论零碎地传授给他，至少也可将自己所写的哲学论文题献给他，希望他的学生有一天能够读到它们。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位好学生，他可以写出不太坏的诗篇，能以他老师一样的优美态度在元老院演说。克劳狄乌斯死时，小阿格丽品娜在寻求承认她儿子的王位方面并无多大困难，尤其是她的朋友布鲁斯以禁卫军的力量全力支持他。

尼禄拨款犒赏士兵，并赠予每个公民400塞斯特斯。他向他的前任致颂词，颂词的作者是塞涅卡。不久后，塞涅卡将匿名发表一篇无情的讽刺诗，描写已故皇帝被逐出奥林匹斯山的状况。尼禄还是和以往一样向元老院致敬，他很谦和地说他太年轻，并宣布说在他所有的权力中，他只保留指挥军队的权力——一个哲学家的学生最实际的选择。这项承诺也许是有诚意的，因为尼禄忠实地保持了五年——那五年的时间，后来图拉真认为是帝国政府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当元老院建议以金银来塑造雕像表达敬意时，这位17岁的皇帝拒绝了这项奉献。有两个人因赞助布里坦尼库斯被起诉时，他撤回这项提诉，并在对元老院发表的演讲中保证在他当政期间遵守塞涅卡所颂扬的慈悲宽大政策。有一次，有人请他为一个死刑罪犯签署死刑执行状时，他叹道：“但愿我从未学过写字！”他废除或减低严苛的税赋，对杰出但贫穷的元老，给予养老金。他深知他尚不成熟，允许小阿格丽品娜管理他的事务。她接待使者，将她的肖像与他并列刻在银币上。塞涅卡和布鲁斯担心这种母治的流弊，利用尼禄的自尊心，密谋夺回他行政的权力。这位愤怒的母亲宣布布里坦尼库斯为皇位的真正继承人，威胁要废除她的儿子。尼禄以毒死布里坦尼库斯作为对抗。小阿格丽品娜退隐到她的别墅，以写回忆录来作为她最后报复的一击——毁谤她所有的敌人和她母亲，为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提供了不少可怕的资料，以后他们根据这些资料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形象着上了阴暗的色彩。

帝国在哲学家皇帝的指导及新行政机构的推动下，内外欣欣向荣。边疆防卫良好，黑海海盗敛迹，科尔布洛收回亚美尼亚作为罗马的保护国，与帕提亚签订了一项条约，维持了50年的和平。法院贪污案件减少，各领地官僚人员也大为改进，财政以经济而明智的方法管理。也许是出于塞涅卡的提示，尼禄作了一项长远的计划，取消所有的间接税，尤其是在边疆和港口所收的关税，使全国各地均可自由贸易。由于收税集团的影响，这一计划在元老院遭到了失败——这一失败显示元首政治仍然有其组织上的限制。

为了转移尼禄对国事的干扰，塞涅卡和布鲁斯让他无限制地沉湎于女色。塔西佗说：“当罪恶对各阶层的人产生魔力之时，指望君主仍过着节约与自制的生活是没有用的。”宗教信仰也不能促使尼禄向善。半瓶醋的哲学开启了他的智力，但并未使他的判断成熟。苏埃托尼乌斯说：“他轻视一切宗教仪式，并在他以往最尊敬的女神像上便溺。”他趋向于过度的饮食、奇特的欲念、奢侈的宴会，仅鲜花一项有时就得花费400万塞斯特斯之多。他说只有小气鬼才去计算他所花的钱。他羡慕并忌妒佩特罗尼乌斯，因为那个富有的贵族教过他罪恶与爱好结合的新方法。塔西佗在描述享乐主义者理想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描写佩特罗尼乌斯：

白天睡眠，夜晚以营业、寻欢、作乐度日。怠惰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成名之道。其他人要以劳力与勤奋去达到的一切，他却以寻欢及豪华的逸乐来完成。与自认懂得社会上的享乐但却耗尽财产不同的是，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但并不挥霍；享乐，但不浪费；耽于欲嗜，但不昏乱；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雅的酒色之徒。他讲话轻快欢愉，带有某种雍容的魅力，当那种自然而坦率的性情向外流露时，他更具吸引力。在比提尼亚任总督及以后任执政官时，他的优雅与飘逸证明活泼的心志与柔和的态度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相结合……他从办公室又回到他爱好的事物、罪恶的嗜好或接近罪恶的乐趣中……因受尼禄及其同伴的珍爱……让他做韵味与高雅的裁判人。未经他的认可，任何事物都不会被视为精美与珍贵。

尼禄尚未巧妙地达到这种享乐主义的艺术境地。他化妆去逛妓院，夜晚与同道人游荡街头，常去酒馆，抢劫店铺，侮辱妇女，“奸淫男童，剥去所遇人之衣衫，殴打、伤害、谋杀”。一位元老曾因极力抵御伪装的皇帝而被逼自杀。塞涅卡曾想宽恕尼禄与以前的一位性奴隶克劳狄娅·阿克特（Claudia Acte）间的关系，以转移他的欲念。但由于阿克特对尼禄太忠实而维持他的感情。他不久将她替换为另一个在爱的各方面都较她高雅的女人。波帕埃娅·萨比娜出身高贵而又富有，塔西佗说：“除诚实的心地外，她拥有一切。”她是属于那些成天化妆的女人之一，只有被人需求的时候才存在。她的丈夫萨尔维乌斯·奥托（Salvius Otho）向尼禄夸耀她的美貌。皇帝立刻派他去治理卢西塔尼亚（葡萄牙），然后向波帕埃娅进攻。她拒绝做他的情妇，但假若他和奥克塔维娅离婚，她同意做他妻子。

奥克塔维娅默默地承受着尼禄的侵犯，她自出生即被迫生活在放纵情欲的洪流中，但仍保存自己的谦和与贞洁。小阿格丽品娜为了面子不惜牺牲生命来保护奥克塔维娅，抵抗波帕埃娅。她想尽方法阻止其子离婚，甚至献上她自己的妖媚。波帕埃娅以她的绝招反击获胜，青春发挥了作用。她痛骂尼禄，说他惧怕他的母亲，并使他相信他母亲正阴谋推翻他。最后，在他迷惑的疯狂中，尼禄同意杀害这个曾经养育他并给了他半个世界的女人。他想毒死母亲，但她防备周全，因她惯用解毒剂。他曾试想把她溺毙，但她在船毁之后却能安全游泳上岸。他的手下追到她的别墅，当他们捉到她时，她脱光身上衣服说：“把你们的剑插入我的子宫吧。”经过多次打击，她才死亡。皇帝见到这裸体的尸体说：“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位美丽的母亲。”据说，塞涅卡与这次阴谋无关，但哲学史上最悲惨的一页说他如何写了一封信，信中尼禄向元老院解释小阿格丽品娜如何阴谋反叛，案子被侦破后她自杀了。元老院接受了他的解释，集体来迎接尼禄回罗马，并感谢神明保佑了他的平安。

这位杀母者原来只是一个热爱好诗篇、音乐、艺术、戏剧及竞技的22岁青年，真叫人难以置信。他羡慕希腊人各种体育竞赛和艺术能力，并设法把竞技引进罗马。公元59年，他创立了青年竞技会。一年后，以奥林匹亚四年一次的节会为范本，举行了典型的尼禄庆祝会（Neronia），会中有赛马、体育及“音乐”（包括演说与吟诗）。他建了一座圆形竞技场、一座健身房和一个堂皇的公共浴池。他的体操技术精良，变成了一个御车的热爱者，最后决定参加竞技。以他亲希腊的思想来说，这种做法不仅适当，而且也最合乎古希腊的传统。塞涅卡认为这事太荒唐，企图将这种表演限制在私人体育馆举行。尼禄驳斥了他，邀请大众来参观他的表演。观众来临，喝彩如狂。

这位肆无忌惮的登徒子真正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有了一切的权力之后，他也渴望每一项成就。他苦心致力于雕刻、绘画、音乐及诗。为了改进歌唱技巧，“他经常仰卧，胸前放一块铅板，以灌洗或呕吐来洁净自己，拒食一切有害于嗓音的水果及食物”。为了同一目的，在某几天除大蒜及橄榄油外，他不进任何饮食。一天傍晚，他召集最重要的元老们到皇宫，给他们看一架新的水风琴，并向他们说明它的原理和构造。他对泰佩诺斯（Terpnos）所弹奏的竖琴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常消磨整个晚上练习那种乐器。他将一些艺术家与诗人聚集在他四周，在皇宫里与他们竞赛，将他的绘画与他们的比较，倾听他们的诗篇，也朗读自己的诗作。他被他们的赞誉所欺骗，当一位占星家预测他将失去王位时，他很愉快地回答说，他将以他的艺术来谋生。他梦想有一天能公开表演水风琴、笛、箫等，然后以演员或舞蹈家的角色在维吉尔的《图尔努斯》一剧里出现。公元59年，他在台伯河的花园里，以竖琴手的身份登场，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演奏。在以后的五年多时间中，他控制了为大规模观众演奏的欲望。最后，他在那不勒斯做了大胆尝试，那里希腊精神占优势，人们会原谅与了解他。看他表演的观众是那么拥挤，等到观众离开后，会堂即散成了碎片。有了这次的鼓励，这位年轻的皇帝便以歌手和竖琴手的角色在罗马的庞培戏院中出现。在这些演奏中，他所唱的诗显然是他自己的作品 [5] ，现存的一些片段仍可显示出他高超的才华。除了许多抒情诗外，他以特洛伊为主题写了一首长篇史诗，以帕里斯（Paris）为主角，还创作了另外一篇更长的史诗，以罗马为主题。为了表现他的多才多艺，他走上舞台做演员，饰演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阿尔克迈翁，甚至还演了俄瑞斯忒斯杀母的一戏。人们很高兴，因为有一位皇帝来娱乐他们，并依照传统跪在舞台上求他们喝彩。在客栈，在街头，到处都在唱着尼禄所唱的歌曲。他所热爱的音乐也在各阶层流传开来，他的声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逐渐上升起来。

元老们对这些表演，比对皇宫里那些放纵与倒错情欲的谣传更觉得恐惧。尼禄回答说，希腊将运动与艺术竞赛限于公民阶级的习俗，远较罗马限于奴隶的习俗为优，当然竞技不应以缓慢处死刑犯的方式来进行。这位年轻的传教者下令说，只要他一天在位，竞技场中的战斗就不许有死亡事件发生。为了恢复希腊的传统，增加他自己表演的威严，他说服或强迫某些元老以演员、音乐家、运动家、角斗士及战车御者的身份公开参加竞争。有些贵族如特拉塞亚·帕图斯（Thrasea Paetus）等，在尼禄来元老院演讲时，以缺席来表示他们对他的不满。其他的人像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等，在那些贵族沙龙里——唯一的自由言论避难所——猛烈地攻击他。罗马一些苦修哲学家从来没有像这样公开地批评过在位者的玩忽享乐。有人计划罢黜他，被他的密探发现了，他像他祖先一样，以恐怖政治来对抗，叛国律再度复活。公元62年，凡是反对者或富有者的死亡对文化或经济有益时，就会遭到控诉，因为尼禄现在也跟卡里古拉一样，以靡费、礼品和竞技耗空了国库。他公开宣布，凡是人民遗嘱上留给皇帝的数目不足时，他便要没收他们全部的财产。他剥削了许多庙宇的香火钱，熔化金银所制的神像。当塞涅卡向他抗议并私下批评他的行为——更糟的是他的诗——尼禄将他赶出宫廷（公元62年），让这位老哲学家在他的别墅里度过最后三年的隐居生活。

现在尼禄四周的随从都是新人，大多气质粗劣。市行政官提格利努斯（Tigellinus）变成了他主要的参谋，为他开辟了每一条寻欢的道路。公元62年，尼禄以不孕为由与奥克塔维娅离婚，12天后与波帕埃娅结婚。人们沉默地抗议，他们推倒尼禄为波帕埃娅所塑的雕像，而在奥克塔维娅的塑像上饰以鲜花。愤怒的波帕埃娅使尼禄相信奥克塔维娅正在计划再婚，并准备发动革命，拥立她的新伴来取代他的政权。据塔西佗说，尼禄邀请了曾经杀害小阿格丽品娜的阿尼塞图斯，叫他承认曾与奥克塔维娅通奸，将她牵入一件谋叛的案子。阿尼塞图斯完全遵照指示行事，后被放逐到撒丁岛，过着安逸富有的生活。奥克塔维娅被放逐到潘达特里亚。她到达该地数天之后，皇帝的密探就去谋杀她。她只不过22岁，让人不敢相信一个无辜者的生命这么快就将结束。她乞求前来杀她的人说，她现在只是尼禄唯一的妹妹，不会对他有所伤害。他们割下了她的头，带回波帕埃娅处领赏。元老院得悉奥克塔维娅已死，感谢神再一次保佑了皇帝的平安。

现在，尼禄本身也是一位神了。小阿格丽品娜死后，一位执政官当选人建议为“被奉为神的尼禄”建立庙宇。公元63年，当波帕埃娅为他生了一女时，这个婴儿也被选为神，但不久夭折了。当提里达特斯（Tiridates）来接受亚美尼亚的皇冕时，曾将这位皇帝当作密特拉神（Mithras）一般予以跪拜。当尼禄建造“金宫”（Golden House）时，他先建造了一座高达120英尺的巨像，上装一个与他相似的头，和太阳神一样，四周环以光圈。实际上，此时25岁的他，已是一位堕落汉了，拥有便便的大腹、瘦弱的四肢、肥胖的面孔、黑斑的皮肤、弯曲的黄发及无神而灰暗的眼睛。

作为一位神和艺术家，他对他所继承的皇宫感到不悦，他计划建造自己的宫室。但帕拉蒂尼已经太拥挤了，在它的土地上，一边是最大的圆形竞技场，另一边是公共广场，其余便是贫民窟。他哀伤罗马的散漫发展，没有像亚历山大或安条克那样科学的设计。他梦想重建罗马，成为罗马的第二位建立者，并拟更其名为“尼禄市”（Neropolis）。

公元64年7月18日，圆形竞技场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燃烧了九天，烧毁了该城2/3的建筑。火灾发生时尼禄正在昂蒂乌姆，他急忙赶回罗马，及时到达，眼见帕拉蒂尼皇宫烧成灰烬。连接皇宫与梅塞纳斯花园的多穆斯·特兰西托里亚（Domus Transitoria）新建不久，却是首先倒下的建筑物，公共广场、神殿及台伯河以西地区能以幸免于难；全城其他各地有无数的房屋、庙宇、珍贵的原稿及艺术品被烧毁；在拥塞的街道上、在倒塌的房屋中，成千的人丧失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因恐怖而疯狂，听信谣言，说尼禄曾下令放火，并散布燃烧剂以加速它的燃烧，他自己却站在梅塞纳斯花园的塔楼上，在七弦琴的伴奏之下，一面唱着《特洛伊的劫掠》，一面观望大火肆虐。他极欲控制火势，供给救援。他下令开放所有的公共建筑和御花园以收容灾民。在马尔斯校场也建了一座帐篷城，向四周的乡村征募食物，为人民安排食宿问题。他默默地容忍愤怒的大众对他的非难与讥讽。据塔西佗（我们不可忘了他的元老院成见）说：

在那些厌恶他们那种邪恶作为的人中找到一位，一般称之为 Chrestiani（基督徒的人），这个名字是由基督（Chrestus）而来，他在提比略当政时遭到犹太税吏比拉多（Pontius Pilate）的迫害。那个事件以后，他所创立的教派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暂时阻止了危险迷信的发展。但它不久又复活了，以新生的力量不仅在犹太……甚至在罗马城传布开来，这条公共的污水沟，将世界各地的罪恶与卑鄙汇成一股急流。尼禄仍运用他惯常的诡计，他找到一群放荡无耻的可怜虫，诱使他们自己承认有罪。于是一批基督徒在这些人的作证下被判有罪，当然不是证明他们曾在罗马纵火，而是说他们对整个人类怀有深沉的怨恨。他们被以非常残忍的方式处死。尼禄还以嘲笑与讽刺来增加他们的痛苦。有些人被兽皮覆盖，让野狗来争食；其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被活活地烧死；很多人被包着易燃物，夜晚点着供照明……最后这种残暴的措施引起每个人的痛惜。人性对基督徒发生了慈悲之情。 [6]

当满城残骸被清除后，尼禄喜形于色地依照他的梦想来重建这个城市。他请求全国各个城市为此捐献，凡是老家被毁的人均可以用这项经费来重建。新街道修得宽而且直，新房屋要有正面，第一层要用石头建筑，邻近建筑间必须留有空隙，以防火灾延烧。将城下之泉水导入积水池，以备未来火警之用。尼禄支用国库经费在各主要大道上建造柱廊，为数千家庭供给了遮阴的门廊。喜好古物者和老年人失去了这座古城美丽而威严的景色，不久大家看到一个更雄伟、更安全、更美丽的罗马已从火后的废墟上矗立起来了。

尼禄假若能像重建罗马那样改良他的生活的话，他的罪过也许可以得到宽恕。波帕埃娅在公元65年死亡，当时她怀有身孕，可能是腹部被踢所致。传说她曾斥责尼禄竞赛晚归，这是他给她的回答。他对她的死感到很悲伤，因为他曾热切地期待一个子嗣。他将她的尸体涂以贵重的香料以防腐，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向尸体宣读颂歌。他发现一位名叫斯波鲁斯（Sporus）的年轻人长得很像波帕埃娅，于是将他阉割后正式与他结婚，“把他完全当女人看待”。因此有人说尼禄的父亲也曾有过这么一位妻子。同年，他开始建造他的“金宫”，其奢华的装潢、费用及范围——包括一片广大区域，一度曾容纳过数千贫民——重新引起了贵族的憎恨及人民的怀疑。

突然间，尼禄的密探告知他说有人阴谋拥立卡尔普尼乌斯·皮索登位（公元65年）。他的密探逮捕了几个次要的密谋人，以刑罚或威胁逼供，牵连到诗人卢坎（Lucan）和塞涅卡，一点一点地使该计划真相大白。尼禄的报复是那么凶猛，以致罗马人相信一项谣言，说他立誓要铲除整个元老阶级。当塞涅卡接到自杀命令后，他略加辩论后就顺从了。卢坎也同样地切开了血管，死时还在背诵诗篇。提格利努斯忌妒佩特罗尼乌斯在尼禄面前得宠，便收买了他手下的一个奴隶，作不利于他主人的证明，引诱尼禄赐他一死。佩特罗尼乌斯死得很悠闲，他先把血管切开，然后又加以缝合，以他平日愉快的态度与朋友交谈，并向他们朗读诗篇。散了一会儿步，小睡片刻，然后他又切开血管，很安静地逝去。元老院中苦修哲学的代表人物特拉塞亚·帕图斯虽未参与阴谋，但却以对皇帝不够热忱、不欣赏尼禄的歌唱及赞美加图的生活为理由而被处死。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仅遭放逐，但另两个人则因写诗赞扬他们而被处死。苦修派哲学家鲁福斯及大法学家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均被放逐。塞涅卡的两个兄弟——卢坎之父安纳埃乌斯·梅拉（Annaeus Mela）和曾在科林斯释放圣保罗的诺瓦图斯（Annaeus Novatus）——均受令自杀。

背后的敌人清除后，尼禄在公元66年离开罗马，参加奥林匹克竞技，并在希腊作旅行演奏。他说：“希腊人是唯一懂音乐的人。”在奥林匹亚他驾驶一辆四马两轮战车竞赛，被摔出车外，几乎被压死，后来回到他的战车继续参加比赛，但未抵终点他就弃权了。裁判们辨得出皇帝与运动员，仍然颁给他胜利的皇冠。群众向他喝彩。他喜不自禁地宣布说，此后不仅是雅典和斯巴达，整个希腊都免除一切对罗马的贡物。希腊各城为了迎合他，一年之内举办了奥林匹亚、皮西亚、尼米安及伊斯米亚竞技会，他以歌唱家、弹竖琴者、演员及运动员等身份参与。他很谨慎地遵守各种竞赛规则，对竞技的对手礼貌周到，他胜利后总是赐给他们罗马公民权予以安慰。在旅游中，他接到犹太背叛及整个西部均纷纷揭竿而起的报告后，只叹息一声，仍继续他的行程。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在戏院演唱时，“不管任何理由，一律不准离开。因此有妇女在那里生产，也有假死抬出的”。在科林斯时，他下令在运河上动工，照恺撒所计划的切断地峡（Isthmus）。这个工作已开始，但是又在第二年的骚乱中停工。唯恐再有暴乱与反叛发生，他回到意大利（公元67年），以一种正式的凯旋进入罗马，并把他在希腊所赢得的1808件奖品作为他胜利的纪念品予以展示。

悲剧很快就赶上了他的喜剧。公元68年3月，里昂的高卢行政官尤利乌斯·维恩德克斯（Julius Vindex）宣布高卢独立。当尼禄悬赏250万塞斯特斯要他的首级时，维恩德克斯反驳说：“凡将尼禄首级拿来者，我也给赏。”当尼禄准备以战争来对付这位强有力的敌手时，他首先顾虑到的是挑选车辆，随他载运他的乐器及演戏的道具。但在4月，消息传来，驻扎西班牙的罗马军司令加尔巴已倒向维恩德克斯，正向罗马进军。元老院听说禁卫军准备背弃尼禄另寻适当的出路，便宣布加尔巴为皇帝。尼禄将一些毒药放进一个小盒子里，这样武装之后，便从他的“金宫”逃至塞尔维利亚花园，准备到奥斯蒂亚去。他请一些禁卫军官像在宫中一样地跟从他，大家都拒绝，其中有一位还引用了维吉尔的一行诗说：“那么，死是这么困难吗？”尼禄无法相信全能力量突然消失了，他向好几位朋友乞援，但无人搭腔。他走到台伯河想跳水自杀，但是缺乏勇气。一个名叫法翁（Phaon）的自由人愿意将尼禄藏在他的萨拉里亚（Salaria）的别墅里。尼禄把握了这个机会，趁夜离开罗马中心，在黑夜中骑行了四英里。当天夜里在法翁的地下室里度过一夜，他穿着一件沾满泥土的紧身上衣，又困乏又饥饿，听到声响就发抖。法翁的仆人带来消息说，元老院已宣布尼禄为人民的公敌，并下令逮捕他，抓到后要以“古法”惩罚。尼禄问“古法”是怎样的。有人对他说：“剥去罪犯的衣服，以铁叉穿颈，钉在柱子上，然后活活打死。”他听后感到非常惊惧，企图自戮，但他用匕首尖先做试验，发现它惊人地锋利。他哀伤地说：“多么伟大的艺术家要死了！”

第二天黎明，他听到马蹄声：元老院的士兵已经追踪而至。他念了一行诗——“听！信差的脚步踏着我的耳鼓膜”——将短剑插入喉管。他的手颤动，他的随身侍从埃帕弗罗狄图斯（Epaphroditus）帮他将刀尖插到底。他曾请求他的朋友帮他保持全尸，加尔巴的密探准许了他的愿望。他以前的情妇艾克特（Acte）和他的几个老的看护将他埋葬在多米提地下室的墓地里（公元68年）。很多人对他的死感到高兴，头上戴着自由帽在罗马到处乱跑。但有更多人哀悼他，因为他过去对贫民的慷慨正如对贵人的残酷一样。他们热切地听信谣言，说他并未死去，正在向罗马进攻。当他们确信他已死时，数月之内纷纷向他墓前献花致敬。

三位短命皇帝

加尔巴于公元68年6月抵达罗马。他出身高贵，因为他的父系是天神朱庇特的血统，母系源于米诺斯与怪牛的妻子帕西法厄。他继位的第一年，头发已脱落，手足因痛风而弯曲得不能穿鞋子或拿书。他也有一般人正常或不正常的恶癖，但这些并不是他当政如此短暂的原因。最使军队与人民震惊的是他对公费的节制及对法律执行的严谨。他上台后，凡是曾经接受尼禄礼物或养老金的人，必须缴纳1/9到国库，如此他树起了上千的新敌人。加尔巴的日子也因此到头了。

一位破产的元老马库斯·奥索（Marcus Otho）宣布说，他只有当上皇帝才能还清所有的债务。禁卫军拥护奥索，进军到广场，遇到加尔巴正坐在担架上。加尔巴毫无抵抗地伸出脖子，他们割下他的头、臂和双唇。其中一人将头送给奥索，因为加尔巴头发稀少而带血，那人无法抓牢，便将拇指插入他口中。正当罗马在德意志和埃及的军队分别欢呼他们的将军——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和韦斯巴芗——为皇帝时，元老院匆忙拥立奥索继位。维特利乌斯以他精良的军队进入意大利，扫清了北边守军及禁军微弱的抵抗。奥索当政了95天后自杀而死，维特利乌斯登上王座。

这表明罗马的军事制度不良：像加尔巴这样一位老人还让他带兵远驻西班牙，而维特利乌斯这样怠惰的享乐者，居然还让他领兵驻扎德意志。他是个美食家，把元首政治当作一种宴会，因此当政后每餐饭都是大摆筵宴。他在空隙中治理国政，当这空隙愈来愈短时，他便把国事交给他的随身侍从阿西阿蒂库斯（Asiaticus）管理，后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成了罗马的巨富之一。维特利乌斯听说韦斯巴芗的军队正向意大利进军，企图推翻他，就授权他的部属去防守，自己继续办宴会。公元69年10月，安东尼乌斯的部队在古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血战中，在克雷莫纳击败了维特利乌斯的守军。他们乘胜进入罗马，而当维特利乌斯的剩余部队英勇地为他作战时，他却在皇宫中避难。塔西佗说，人民“成群结队去观看这次战斗，就如同屠杀的情景只是娱乐他们的公开演出一样”。当战事正在进行当中，其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抢劫商店及住户，但妓女们却大发利市。安东尼乌斯的军队获胜后，不分地区地屠杀，无限制地抢劫。人民像往常一样欢迎胜利者，协助他们搜出他们的敌人。维特利乌斯从密室里被拖出来，半身赤裸，脖子上套一个活结，引导游街，被人浇大便，慢慢被折磨，最后在一念慈悲中被杀了（公元69年12月）。他的尸体挂于钩上，被拖着游街，然后扔到台伯河里。

韦斯巴芗

能够遇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荣誉感的人，是多好的一种慰藉！正在忙着指挥对犹太作战的韦斯巴芗，抽空来就任士兵们为他赢得而元老院忙着予以承认的显位。当他就位后（公元70年10月），全心致力于恢复这个备受搅扰的社会。由于他深知自己必须学习奥古斯都的勤劳，他形成与奥古斯都相同的品行与政策。他与元老院和好，并重建宪政；他释放或召回被尼禄、加尔巴、奥索及维特利乌斯判处冒犯君主的罪犯；他改编军队、限制禁卫军的人数和权力，委派有才能的将领压制各领地的叛乱，不久即封闭作为和平的标志和保证的雅努斯神庙（Temple of Janus）。

他年已60岁，但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他体形四方，性情坦率，头部宽大光秃，容貌粗俗但有威仪，小而锐利的眼睛可以看透一切虚伪。他身上没有一丝天才的踪迹，却是一个意志坚强而有实际智慧的人。他出生在靠近雷特（Reate）的萨宾村，祖先是纯粹的平民。他的继位等于是四重革命：平民登上王位，地方军队战胜禁卫军而立其首领为王，弗拉维安（Flavian）王朝取代了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以及意大利中产阶级的简朴习惯与德行代替了皇宫中奥古斯都及利维娅后代的浪费与享受。韦斯巴芗从未忘记和掩盖他质朴的祖先。当家谱学家追溯他的家世，说他祖先为海格力斯的骑士时，他笑得他们无话可说。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回到他的老家去享受一番乡村生活与食物，他不让他的老家有任何改变。他轻视奢华与懒惰，吃农家食物，每月禁食一天，并向浪费宣战。凡是经他提名为官的罗马人，来到他面前如有香水味道时，他说：“我倒宁愿闻到你有大蒜味道。”并取消这人的提名。他使自己容易让人亲近，言谈和生活与人民处于平等地位，常嘲弄自己来取笑，允许每个人自由批评他的行为与品德。发现阴谋反叛时他宽恕那些叛逆者，并说他们是傻瓜，不了解一个皇帝所背负的烦恼与重担。他只发过一次脾气。在尼禄时代被放逐的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回到元老院后，要求恢复罗马共和，并毫无掩饰和限制地诽谤韦斯巴芗。韦斯巴芗告诉普里斯库斯如果他要继续诽谤的话，就不要出席元老院。普里斯库斯拒绝从命。韦斯巴芗将他放逐，并不惜玷污名誉，下令将他处死。后来韦斯巴芗很懊悔，苏埃托尼乌斯说，其后“他在朋友坦诚的言词……与哲学家们的大胆批评下都表现了极大的耐性”。后者并不像斯多葛主义者，而更像是犬儒学派及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每个政府都是骗局，因此攻击每个皇帝。

为了给元老院补充新鲜血液（由于家族的限制与内战所造成的损伤），韦斯巴芗身兼都察官，从意大利及西部各领地召来1000户杰出的家族，将他们列入贵族或骑士阶级，在多次强烈的抗议下将他们填补进元老院里。这些新贵族在他以身作则的刺激之下，改善了罗马的道德与社会。其时罗马的社会并未被懒散的财富破坏，其离开劳动与土地的程度也未到达轻视生活与行政上的一般工作。这与皇帝的命令与正派的生活有关。其中产生了一些统治者，从多米提安以后的百年间，均能给予罗马优良的政府。他了解皇室过去使用自由人做行政官所带来的害处，韦斯巴芗以各领地来的人员或罗马日渐扩展的商业阶级的人士来取代他们。在他们的协力之下，他在9年之内完成了复兴的奇迹。

他计算，要想使破产的情况变成有清偿债务的能力，需要400亿塞斯特斯方能济事。 [7] 为了筹齐这个数目，一切事物均征税，各领地的贡物增加，原已征税的希腊又重新加征，夺回并出租公有土地，出售皇宫及地产。由于他坚持这种经济制度而被人民指责为小气的农夫。甚至使用公共小便池也要抽税，他的儿子提图斯反对这种有失体面的收入，但这位老皇帝手拿一些银币在他儿子的面前说：“孩子！你闻闻看有没有味道。”苏埃托尼乌斯指责他以出卖公职来增加帝国的收入，并提拔各领地最贪婪的官员，以使他们贪污自肥，然后他突然召集他们，审查他们的账目，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不过这位狡诈的财政家，并未将这些收入移作私用，他将所有金钱投入罗马的经济复兴、建筑装饰和文化促进上。

直到这位粗率的军人当政，才首创了古代的国家教育制度。他命令发放公费给某些拉丁和希腊文学的合格老师，服务满20年者支发养老金。也许这位老滑头感觉老师们与民意的形成有关，支给他们薪俸可使他们为政府说些好话。或许出于相同的理由，他恢复了很多古庙，甚至包括在乡村的。他重建了维特利乌斯时被焚烧的天神朱庇特庙、女神朱诺和密涅瓦庙，并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和平女神帕克斯的神庙。同时还开始修建罗马另一所著名的大建筑——大竞技场。上层阶级的人看到他们的财产被征收去建造国家公共建筑及支付最下层阶级的工资，感到很哀伤，而工人们也并不见得特别感恩。他发动人民开展清除近期战争所留废墟的运动，他自己首先带头运第一担，以身作则。一个发明家给他看自己创造升降机的计划，这种机器在移除废物与建筑上可节省很多人力，韦斯巴芗拒绝说：“我要养活我的贫民。”韦斯巴芗在这次延缓使用发明物的事件上证明他认识到由于技术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因而决定与工业上的革命对抗一番。

各领地从来没有像这样繁荣过。以金钱来说，他们的财富较奥古斯都时代增加了两倍，因此，他们的贡物虽然增加，但自身收益却没有受损。韦斯巴芗派能干的阿格里科拉（Agricola）去治理不列颠，授权提图斯去平定犹太人的叛乱。提图斯占领了耶路撒冷，带着英勇杀敌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回到罗马。这是一次壮观的胜利，街上排了一长列的俘虏与战利品，并修建了一座有名的拱门来纪念这次的胜利。韦斯巴芗对他儿子的成功颇感自豪，但有一件事实使他烦恼，那就是他儿子带回一位漂亮的犹太公主贝勒奈斯（Berenice）做情妇，并希望与她结婚。这位皇帝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和情妇结婚，他自己自从太太死后便与一位自由女人同居，但并未想到要同她结婚。而当这个名叫凯尼斯（Caenis）的女人死后，韦斯巴芗便将他的爱分给了几个宠妾。他认为继承问题必须在他死之前予以解决，以免陷入无政府的状态。元老院同意，但要求他提名“优中之优者”——也许是位元老。韦斯巴芗暗示提图斯为最优人选。为了缓和情势，这位年轻的征服者遣走了贝勒奈斯，在乱交中寻求安慰。皇帝随即与他联合担任执政官，并将政府大权逐渐授予他。

公元79年，韦斯巴芗再度回到雷特。他在萨宾乡下喝了许多库提利亚（Cutilia）湖可致泻的水，患了严重的痢疾。虽然卧病在床，他仍然接待使者，处理其他公务。虽然感到死神快要来临，但他仍保持坦率的幽默。他说：“啊！我想我要变成神了。”当他快要昏厥的时候，他仍在随从的扶持下挣扎着要站起来，他说：“作为一个皇帝，应该要站着死。”说完这句话后，他结束了69年完满的生活和十年慈善的政权。

圣提图斯

他的长子提图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是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他在当政的第二年死亡，时年42岁，仍是“人们所爱的对象”。时间未给他滥权或逞欲的机会。他年轻时即以残忍作战而出名，后以生活散漫而污损了名声。现在，他不但未让万能的权力迷醉他，反而改良他的道德，使他的政府成为智慧与荣耀的模范。他最大的缺点是毫无节制的慷慨：他一天未送礼物让某些人高兴，就认为那一天是浪费了；他在表演与竞技方面花费了太多的金钱；他使充实的国库变成跟他父亲继位时一样的空乏。他完成了大竞技场，并建造了另一个城市浴场，在他短暂的执政官期间，无人被处死刑；相反，他将检举人加以鞭笞，之后放逐。他发誓宁肯被杀而不肯杀人。当他发现两个贵族密谋推翻他时，他给他们一次警告就感到满意，然后派人去告诉密谋人的母亲，说她们的儿子平安无事，以减轻她们的忧虑。

他的不幸是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大灾难。公元79年发生了三天大火，烧毁了很多重要的建筑，包括天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庙。同年，维苏威火山埋葬了庞贝及成千的意大利人。一年后，罗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瘟疫。提图斯尽其所能来减轻此项灾难所造成的痛苦，“他不仅表现了一个皇帝的关怀，同时也表现了一个父亲的超然之爱”。他于公元81年在他父亲逝世时的同一农宅死于热病。除继他王位的弟弟外，全罗马都为他的死而哀伤。

多米提安

要想给多米提安描绘一幅客观的画像，比尼禄更难。关于他当政时的主要资料，我们只有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两个来源。他们虽是在他下面发迹，但是他们属于元老派，与他在一次战争中发生冲突，几乎弄得两败俱伤。我们可拿斯塔提乌斯（Statius）和马提雅尔两位诗人对他们的敌意见证提出反证，这两位诗人是靠多米提安为生，几乎把他捧上天去。也许他们四人全对，因为弗拉维安王朝也像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一样，开始时像天使加百列（Gabriel），而结束时却像魔鬼卢西弗（Lucifer）。在这方面，多米提安的灵魂跟着他的肉体走：年轻时他谦和、文雅、英俊、高大，晚年“他腹部突出，两腿细长，头发脱落”——虽然他曾写过一本《论头发的保养》（On the Care of the Hair ）的书。在少年时他写诗，在晚年他不信任他自己的诗文，而让他人为他写演讲词及文告。假若提图斯不是他兄弟的话，他可能会更愉快一点，但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对他们朋友的成功处之泰然。多米提安的忌妒首先化成沉默的忧郁，然后又变成反抗他哥哥的密谋。提图斯不得不去求他父亲宽恕这个小儿子。当韦斯巴芗死后，多米提安宣称他父亲曾许诺让他参与国事，但皇帝的遗嘱已遭篡改。提图斯请他做自己的同伙及继承人。多米提安予以拒绝，并继续谋叛。卡修斯说，当提图斯病倒时，多米提安用雪包住他的身体，以加速他的死亡。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评定。至于说他狂嫖并纳提图斯之女为妾，“对于女人与男童都同样地极尽放荡与淫乱之能事”，这些是否属实，我们也无法肯定。

当我们注意到多米提安的实际政策时，我们发现他在前十年非常严谨与能干。正如韦斯巴芗曾以奥古斯都为楷模一样，多米提安似乎也接受了提比略的政策与态度。他自任生活监察人，禁止低级嘲骂文章的出版发行（虽然他对马提雅尔的讽刺短诗视若无睹），加强《尤里安法》的通奸罪，企图结束童妓，减少鸡奸，禁演哑剧——因为太下流。对被判乱伦或通奸罪的服侍女灶神的修女，他下令依法处决，并不准再有阉割行为发生，阉人奴隶的价格曾一度普遍高涨。他避免任何形式的流血事件，甚至对祭祀用的公牛也是如此。他正直慷慨，不贪婪，对有子女的人他不征遗产税，5年未缴的欠税一律撤销，不赞成控告。他是一个严格而公正的法官。他用自由人做书记，但品德不好即不再雇用。

他统治期间是罗马建筑伟大的时代之一。公元79年与82年的大火曾造成巨大的破坏与贫困，多米提安重拟公共建筑计划，借以提供就业机会和散发财物。他希望以美化或加大神庙来复活旧信仰。他再一次重修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庙宇，仅黄金打成的门和镀金的屋顶即花费了2200万塞斯特斯之多。罗马人赞赏这种成果，但哀叹他的奢华。当多米提安为他自己及其行政人员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时，人民很合理地批评他耗费太大，但对他奢侈的竞技却闭口不言。他举办这种竞技是想缓和人民对他那种提比略式的作风的不满。他奉献一座庙给他父亲和兄弟。他恢复了阿格里帕浴场及万神庙、奥克塔维娅门廊、爱色斯及塞拉皮斯庙。他加大大竞技场，完成提图斯浴池，并开始修建图拉真时期才最终完成的一些建筑。

同时，他以他最大的耐性鼓励文学和艺术。弗拉维安人像雕塑在他当政时达到了顶点，同时他的硬币非常卓越。为了促进诗的发展，他于公元86年举办卡皮托利诺竞技，包括文艺与音乐竞赛。为此，他在战神马尔斯校场建造了一座体育场与音乐厅。他对斯塔提乌斯中度的天才和马提雅尔不凡的天才均给予适度的协助。他重建被大火烧毁的公共图书馆，并派抄写员到亚历山大城抄写原稿以更新其内容——恺撒时期的大火后，该馆仅损失极少部分宝藏的另一证明。

他将帝国治理得极为良好。身为行政官，他有提比略的果敢与决断，逮捕盗用公款的人，严密监视所有官吏与发展。同提比略曾节制格马尼库斯一样，多米提安从不列颠撤回了阿格里科拉，这位富有进取心的将军曾带着他的军队冲到苏格兰边界。很明显，他还希望继续前进，但多米提安反对。这次召回是出于忌妒，皇帝为了这一次的召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这一朝的历史是由阿格里科拉的女婿记录的。在战争中他也很不幸。公元86年，达契亚（Dacian）人越过多瑙河，侵入罗马领地莫埃西亚（Moesia），击败了多米提安的将领。他自己接替指挥，他的战斗计划精妙，但当他正要进入达契亚时，罗马驻日耳曼的行政官安东尼乌斯·萨图尼努斯（Antonius Saturninus）说服了驻美因茨的两个军团拥立他为皇帝。这次叛乱由多米提安的援军镇压，但战略不定让敌人获得准备的机会。他渡过多瑙河与达契亚人相遇，显然遭到了一场反击。他与达契亚国王德塞巴卢斯（Decebalus）谈和，答应每年送他一点怀柔的礼物，然后回到罗马，庆祝沙蒂（Chatti）及达契亚的双重胜利。自此以后，他对莱茵河与多瑙河间，以及另外由多瑙河北转与黑海间的石灰建筑，或设防的道路已感满足。

萨图恩尼尔的反叛是多米提安时代的转折点，是他自己好与坏的分界线。他一向很严肃，现在变得残忍。他有能力管理好政府，但只能作为一个独裁君主。元老们在他之下很快失去权力。他那牢不可破的监察权力立即使元老院屈服和怀恨。甚至在卑下人中盛行的虚荣心，多米提安对此也无法遏止：他使首都中充满了他的塑像，他宣布他的父亲、兄弟、姐妹及他自己为神，订立了一个新的祭师阶级。由弗拉维安家族来主持这些新神的崇拜，并要求官吏们在公文中称他为“我们的主和神”。他坐在王位上鼓励来朝的人拥抱他的双膝，在他华丽的皇宫里建立起东方的宫廷礼节。这一元首政制由于军队的掌权和元老的衰落，已变成了违宪的君主专制。

为了反对这种新发展，不仅是贵族，就连哲学家们以及从东方传入的宗教信徒也都纷纷起来反叛。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拒绝崇拜多米提安的神格；犬儒学派的人公开指责政府；苦修者虽然接受国王，但同时保证反对暴君，赞成诛杀暴君。公元89年，多米提安将哲学家们驱逐出罗马，到了公元95年，他又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早期的法令也适用于星象家们，他们对皇帝死亡的预测，为无信仰的人带来了新的恐惧，并为迷信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93年，多米提安处决了一批不愿在他雕像前献祭品的基督徒。依照传言，这些人中包括他的侄子克莱门斯（Flavius Clemens）。

在他任执政官的最后几年，皇帝惧怕别人的阴谋几乎使他疯狂。他在门廊的柱壁上排满发光的石块，以使他在墙下走过时可从反光中看到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他说很多统治者的下场很惨，是因为他们直到阴谋成功后才相信。他像提比略一样，年纪越大越听信检举人的报告。而当密告人倍增时，凡是稍有名望的人都感受密探的威胁，即使在家里也一样。萨图恩尼尔叛变之后，起诉与判决的案子急速地增加。贵族们被逐或被杀，疑犯遭受苛刑，甚至遭受“火烧阴处”之痛。恐惧的元老院——包括以沉痛的心情记述这些事件的塔西佗在内——也成了审判的机构，而于每次执行后都要感谢神拯救了国王。

多米提安的一大错误是胁迫、威吓自己的身边人。公元96年，他赐他的秘书埃帕弗罗狄图斯一死，因为27年前他曾帮助尼禄自杀。在这个皇室家庭中的其他自由人，感到自身遭受威胁，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决定杀死多米提安。皇帝的妻子多米提娅（Domitian）也参与了阴谋。在他临死的前一晚，他因恐惧而跳下床来。约定时间一到，多米提安的仆人首先击打，其他四人也相继参与攻击。多米提安极力挣扎，死时年仅45岁（公元96年），当政15年。消息传到元老们的耳中时，他们拆下并击碎他们室内所有多米提安的雕像，并下令将全国所有多米提安的雕像及有他名字的碑文一律予以销毁。

历史对这一“暴君的时代”并不公平，因为它是出于最显赫与最偏私的历史学家的手笔。不错，苏埃托尼乌斯的杂谈经常证实——或跟着——塔西佗谩骂，但对文献及铭文加以研究的人曾斥责他们两人都误将十个皇帝的恶行当作了一个世纪、一个帝国的记录。就是在最坏的统治者中，也各有他们的优点——提比略的勤政、卡里古拉的风趣、克劳狄乌斯的智慧、尼禄的审美、多米提安的能干。在奸淫谋杀的背后形成了一个行政组织，这一组织在这期间，向各领地提供了一个优等的政府。帝王们本身就是他们权力的主要牺牲者。血液中的某种疾病经过欲火的燃烧后，使得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像阿特柔斯的后代一样悲惨。而制度上的某种缺点，则使弗拉维安王朝在一代中从坚忍的政治才能降格到恐怖的残忍，以致垮台，这十个人中有七个遭到暴死。他们几乎皆有烦恼，四周布满谋叛、蒙骗、阴谋，企图由一个混乱的家庭统治世界。他们沉溺于嗜欲，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多么的短暂。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就像命定早夭和暴毙的人们一样。他们沉没了，因为他们超出了法律的限制。他们越来越不像人，因为权力已使他们成了神祇。

但我们绝不能宽恕这个朝代或元首政治的无耻与罪恶。它虽然曾给罗马带来和平，也给罗马带来恐怖。它曾以高度的残忍与淫乱的榜样破坏了道德，它曾以较恺撒及庞培更凶猛的内战撕毁了意大利。它曾使各岛充满了放逐的罪犯，杀尽了优秀和英勇的人们。它曾以奖赏那些贪财密探的方法，贿买他亲戚和朋友反叛的资料。它曾以人为的暴政取代罗马法治的政府。它虽曾以积聚的贡金营造巨大的建筑，但却以迫使有才能或创造力的人接受奴役或趋于沉默的方法阻止了人们灵性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它使军队高于一切。皇帝居于元老院之上的权力，不是在于他的才能、传统或威望，而是依靠禁卫军的刀尖。当各领地的军队看出了皇帝的成事方式，以及首都馈赠战利品的丰富时，他们便驱逐了禁卫军，自己也干起拥立国王的勾当来。然而，为时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以收养而非继承、暴力或财富所选出的伟大统治者的睿智，理应掌握辖下的军团以保持边境的安全才是，但是由于哲学家的爱心，当白痴再度登上王位时，军队就会滋闹，混乱就会冲破秩序的脆弱薄膜，内战将与俟机而起的蛮族结合起来，推翻奥古斯都的天才所建立的高贵但不稳定的政府结构。

注释

[1] 除写明的年代外，其他一概指公元后。

[2] 元老院应该听他的话，将一年分为13个月，每月28天，另在年底加一个（闰年两个）闰假日（intercalary holiday）才是。

[3] 阿格里帕与尤莉娅所生之女阿格丽品娜由于提比略与尤莉娅的婚姻关系而成了他的继女，又由于提比略收养格马尼库斯而成了他的儿媳妇。阿格丽品娜的儿子尼禄是尼禄皇帝的叔父，他的女儿小阿格丽品娜则是尼禄皇后的母亲。

[4] 关于迈萨里纳的重婚一节，费雷罗（Ferrero）和伯里（Bury）两人曾想予以巧饰过去，唯有塔西佗保证说：“不但有那一时期的作家和严肃的老一辈人可以证明，而各方面也均有迹可寻。”

[5] 苏埃托尼乌斯声称他曾看过皇家的手稿，上面有尼禄的文本和修正的手迹。

[6] 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及卡修斯一致指控尼禄为了重建罗马而纵火焚城，其是否有罪，查无实据。

[7] 苏埃托尼乌斯所列的一些数据，往往由于难以置信而遭排斥，但他可能是根据贬值的货币来计算，而非夸张失实。

第四章 白银时代
（14—96）

业余艺术家

传说中把公元14年至117年的拉丁文学称为“白银时代”，暗示着奥古斯都时代优点的衰落。传统是时间的声音，时间是选择的媒介；敬谨之人，一定会尊重它们的判决。不过，我们不妨暂时保留我们的判断，先给卢坎、佩特罗尼乌斯、塞涅卡、老普林尼、塞尔苏斯（Celsus）、斯塔提乌斯、马提雅尔、昆体良——及后面各章中所述的塔西佗、尤维纳利斯、小普林尼和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一个公平的发言机会，只当我们从没听说过他们是属于一个颓废时期一样来欣赏他们。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某些东西衰颓、某些东西兴旺。在警句、讽刺文、小说、历史和哲学方面，“白银时代”属于罗马文学的巅峰，因其在写实主义的雕刻和整体建筑方面，代表了罗马艺术的最高境界。

普通人的言谈重新进入了文学，消失了语尾变化，松懈了句子的构造，以高卢人的粗鲁省略了字尾的子音。约1世纪中叶，拉丁语的“V”一直读如我们的W与B（在母音之间时）两个字母，都软化成一种像英语中的“V”音；因此“有”（habere）字读成了“havere”，为意大利语的“avere”和法语的“avoir”做了准备。而“vinum”（“酒”字），由于懒惰地模糊了最后子音的变化，则开始与意大利语的“vino”和法语的“vin”相接近。拉丁语正准备哺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修辞学是舍弃了流畅而发展，文法则放弃了诗味而成长，有才干的人都超越前者，致力于研究这一语言的形式、进化和精确性，编纂业已“古典”了的内容，制订文学创作上堂而皇之的法则、法庭上的雄辩术、诗的韵脚和散文诗的韵律。克劳狄乌斯曾想改革字母，尼禄几乎是用他那日本式的范本使诗大为流行，老塞涅卡写修辞学手册的理由是：雄辩之术足以使力上加力。没有辩才，只有将军才能在罗马出人头地，即使是将军，也必须要是演说家才行。修辞学的狂热攫取了文学的一切形式：诗歌富于雄辩，散文富于诗意，而老普林尼自己在他四册《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中写出了动人的一页。人们开始关心他们短语的平衡和子句的旋律。史学家来写口若悬河的演说，哲学家渴望隽语短句，人人都写sententiae——凝练的智慧之珠。整个文明世界都在写诗，在租用的大厅里或剧院内、在案几旁，甚至（像马提雅尔所抱怨的）在浴室中向朋友们朗诵。凡是从事公开竞赛而获得奖品的诗人，都受到市政当局的欢宴，受到皇室的奖励。贵族与皇帝欢迎献词或致敬作品，并以宴会或钱财给作者作酬劳。诗的狂热使时代中业余的作者有快乐的一面，而城市则随着性的放纵与周期性的恐怖而无光。

恐怖与诗歌在卢坎的生命中相逢。老塞涅卡是他的祖父，哲学家塞涅卡是他的叔叔。他在公元39年生于科多巴（科尔多瓦），取名为马库斯·阿奈乌斯·卢卡努斯（Marcus Annaeus Lucanus）。他在童年时被带到罗马，生长在诗与哲学互争雄长及政治阴谋成为生活焦点的贵族圈子里。21岁时，他在“尼禄竞技”中以《尼禄颂》一诗参加竞赛，并且获奖。塞涅卡在宫廷中把他介绍给大家，这位诗人不久便与皇帝互相吟咏叙事诗了。卢坎击败皇帝在吟诗大赛中获得首奖而铸成了大错。尼禄不准他再出版，卢坎引退，在私下里以一首有活力且符合修辞学的叙事诗《内战记》（Pharsalia ，也称《法尔萨利亚》）来报复，这首诗以庞培的贵族阶层的观点来看内战。卢坎对恺撒很好，用闪亮的字句来描写他：“有待做之事时，不想已做之事。”但是书中真正的英雄却是年轻的小加图，卢坎在一段名句中把他与神相提并论：“获胜的原因使诸神欢悦，而失败的理由却使加图欣然。”卢坎也喜爱失败的理由，并为它而死。他参加了以皮索取代尼禄的密谋，被捕后精神崩溃（他只有26岁），透露出其他同谋的名字，据说甚至包括他的母亲。当尼禄确定了他的死刑时，他反而恢复了勇气，召集他的朋友来赴一次盛宴，与他们尽情吃喝，然后割开血管，宣读他反对专制政府的诗文，血流尽而死（公元65年）。

佩特罗尼乌斯

我们并不确定（只是一般的意见）：著有《萨蒂利孔》（Satyricon ）一书，至今仍不乏读者的佩特罗尼乌斯，就是卢坎死后一年被尼禄赐死的盖乌斯·佩特罗尼乌斯。该书的本身，并未包含构成线索的一个字。用简洁有力的词句描写《美的鉴赏》（arbiter elegantiarum ）的塔西佗，并没提及这本声名狼藉的“杰作”。约有40首讽刺短诗是属于一位佩特罗尼乌斯，包括一句几乎总括卢克莱修的断语：“世上最初创造诸神的是恐惧。”然而，这些片断对作者的身份也没有说出什么。

《萨蒂利孔》是一部讽刺诗文集，可能有16册，其中只有最后两册尚存，而且并不完整。它们是用混杂的拉丁意识写成的讽刺诗——散文与韵文、冒险故事与哲学、烹调与房事等的混杂。这种形式有些要归功于梅尼普斯（Menippus）的讽刺作品。梅尼普斯是叙利亚的一位犬儒学者，约公元前60年他用加大拉（Gadara）文撰写《米利都传奇》（Milesian Tales ）或爱情罗曼史，在希腊世界即广受欢迎。由于所有这些现存的资料都迟于佩特罗尼乌斯，所以《萨蒂利孔》堪称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小说。

身为一名贵族名士、格调优雅的大师竟创作出像《萨蒂利孔》这种极为鄙俗的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所有的活跃人物都是罗马的庶民、奴隶或以前是奴隶，一切景象都是低下的生活情形。奥古斯都时代上层社会的文学气势，在这里全然结束了。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恩科尔庇乌斯（Encolpius）是个与人通奸的人、同性恋者、骗子、窃贼，他认为人同此心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在谈到自己和他的朋友时说：“为了提高我们共同的财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机会一到，凡是能伸手的地方我们都会捞上一笔。这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故事是在妓院中开始，恩科尔庇乌斯就在那里与阿斯西尔托斯（Ascyltos）相遇，后者正在那里逃避一次哲学演说。他们在各城镇中的大胆妄为和在意大利南部所作的恶作剧，构成了成串的漂泊故事。他们对英俊的奴童吉顿（Giton）的争夺，使他们在流浪汉式的传奇故事中分分合合，最后他们来到商人特里马尔奇奥（Trimalchionis）的家中。至此，这部残余作品的其余部分便转而描写特里马尔奇奥家的晚餐了，这是文学上最为奇异的一顿晚餐。

特里马尔奇奥是一个发了财的赎身奴隶，他购买了大片的大地主领地，过着暴发户的奢侈生活。他的房地产之多之大，必须要写一份每日公报，才能使他了解自己的收入情况。他恳求他的宾客饮酒时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酒你不感兴趣，我就换。我无须去买，感谢老天爷。凡是这里使你垂涎三尺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乡下的产品之一，我虽还没看过那些土地，但是他们告诉我，那是在往泰拉奇纳和塔兰托去的地方。我已经有意把西西里也加到我另一小份财产中，这样万一我要到非洲去时，我就能沿着我自己的海岸航行……谈到白银，我是个行家。我拥有的酒杯，大如酒罐……我还有1000只碗，均由穆米乌斯给我保管……我贱买贵卖，尽管别人另有不同的想法。

同时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他虽向奴隶大声喊叫，但也容易宽恕他们。他的奴隶多得只有1/10见过他。当他想起他的出身时，他豪爽地说：“奴隶也是人，他们喝的牛奶跟我们的一样……我的奴隶，只要他们活着，就可以喝自由之水。”为了证明他的意向，他叫人把他的遗嘱拿来，念给他的宾客听。其中包括他墓志铭的内容，它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自豪的话，他“由贫而富，留下3000万塞斯特斯，从没听过一个哲学家的话”。

晚宴用了40页的篇幅。此处只需节录几句话，即可表达出它的气派：

有一个圆盘，周围刻着十二宫的符号，每一个符号上都放着一种与之完全相配的食物。牡羊大巢菜放在白羊宫上，牛肉放在金牛宫上……未生产过的母猪胎盘放在处女宫上……在天平宫上，天平的一边盘子里放着馅饼，另一边则是糕饼……四位舞者随着音乐的节拍走了来，揭开盘子上的盖子。下面……填了馅的阉鸡和母猪的肚，中间是一只野兔。四角上，是四个马西阿斯的人形，从他们的膀胱中喷出浓郁的调味汁，洒在游动着的鱼上……接着另一只盘子端了上来，里面装的是一只野猪，猪牙上吊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枣子，盘子四周，是用点心做成的吃奶的乳猪……当切肉者用刀刺入野猪的腰部时，画眉鸟随着流出来，每个客人都有一只。

三头白色的公猪走入房中，供宾客们挑选一头下厨烹食。选上的猪在客人吃着的时候烧烤，不久再度送来，用刀去切时，作料及肉布丁从腹中冒出。等餐后点心端上来时，恩科尔庇乌斯已经没胃口了，但是特里马尔奇奥促请他的客人继续吃，向他们保证这些点心完全是用猪做的。一只铁环从天花板上降下来，给每一位客人送来一个装着香水的乳色石膏瓶子，同时由奴隶把空了的杯子添上醇酒。特里马尔奇奥喝醉了，向一个男孩示爱。他的胖妻子提出抗议，他便把一个杯子掷在她的头上。“这个叙利亚舞伎记性真坏，”他说，“我把她从拍卖台上带来，使她成为一个女人，现在她却像青蛙一样自鸣得意起来了……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假使你是在小阁楼里出生，就不能睡在宫殿里。”他说她是这样的人。他命他的大管家把她的像从他的坟墓拿走，“否则我死了还要受她的唠叨”。

这是有力而野蛮的讽刺文学，只有在细节上是逼真的，也许对于罗马人生活的一个小片断是真的。如果这是出于尼禄时代的佩特罗尼乌斯之手，我们就不得不把它视为一个总是入不敷出的贵族，对这位暴富的自由人所作的无情的讽刺画。书中没有悲悯、没有柔情、没有理想。失德与腐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对下流社会的生活趣味十足，既无愤激之情，也不表示意见。这样，下层社会带着它本身的批判与风味，带着它本身活泼的词汇与欢愉的活力直接流入了古典文学。有时故事达到了荒谬淫猥的顶点，加尔甘图亚（Gargantua）与潘塔格鲁埃勒（Pantagruel）的史诗相媲美。阿普利亚的《金驴》（Golden Ass ）步了他的后尘，17个世纪以后的《吉尔·布拉娜》（Gil Blas ，法国小说家勒萨日所著）与它一较短长，TS. 斯特恩（T. S. Sterne）所著小说《项狄传》及《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om Jones ）也继续了它那曲折的传统。《萨蒂利孔》是罗马文学中最奇怪的一本书。

哲学家

在这个混乱而又复杂的时代，当自由如此有限而生活又如此自由时，哲学便与荒淫并盛，两者并不因携手联合而引以为耻。本国宗教的衰微，留下了一个要哲学来设法填补的道德真空。父母把孩子送去听演说，他们自己也跟着去听，演说的内容是为人们提出文明行为的合理法则，或为赤裸裸的心愿加以形式的外衣。那些有钱人，出钱雇哲学家住在家中，一则担任教职，二则作为精神导师，三则作为博学的伴侣。因此奥古斯都有阿雷乌斯（Areus），几乎向他请教任何事情，而正因为他的缘故（如果我们可以信任一个统治者的话），奥古斯都才对亚历山大宽容。当德鲁苏斯死后，利维娅便把“她丈夫的哲学家请来，帮她承担她的痛苦”——塞涅卡如此说。尼禄、图拉真和奥勒留，都请了哲人和他们一起住在宫中，正如现代国王有礼拜堂、牧师一样。统治者在临终的刹那都会传唤哲学家去筹划他们的逝世，就像几世纪以后他们要请牧师一样。

广大民众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些收取薪金或费用的智慧导师。哲学被人抬举为食物和饮料的十足代替品，而对这一职业缺乏高尚见地的哲学家，却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昆体良的批评话题、卢奇安讽刺诗的目标及皇室敌对的箭靶。其中有许多人都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穿上了哲学家的粗陋外袍，蓄了满脸胡须，露出一副暴饮暴食、贪婪与虚荣的嘴脸。卢奇安的一个人说：

对人生的短暂观察，使我深信荒谬与卑污……弥漫在世人所追求的一切目标之中。在这种心灵状态下，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跟哲学家学取一切的真理。因此我选了他们中的佼佼者——假如面貌的庄重、肤色的白净与胡须的长度是遴选标准的话……我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相当可观的钱投了下去，而到他们使我的智慧完美的时候，还要付得更多，我就要以宇宙的秩序接受教育了。不幸的是，距离驱散我往日的无知的目标越来越远，他们日复一日地用始与终、原子与空虚、物质及形式等的东西，弄得我越来越迷糊。我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它们本身各异，而他们所说的一切又都充满矛盾，但他们都希望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我拉向他的一方……虽然，他们中的人往往无法正确地告诉你从迈加拉到雅典的距离，但是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太阳距离月亮的英尺数。

罗马大多数哲学家都遵循斯多葛的信条。享乐主义者忙于追求醇酒、美人和食物，没有时间研究理论。在罗马，到处都是犬儒哲学的行乞鼓吹者，忽视了思考，召唤人类过一种单纯而又枯燥的生活。他们同意大众的要求：哲学家应该贫穷，结果成了最不受各派尊敬的人。但塞涅卡却使他们之一成为他的密友。他问：“为什么我不应该敬重德米特里？我已发现，他什么都不缺。”而当那位几乎赤裸的犬儒学者拒绝卡里古拉给他价值20万塞斯特斯的礼物时，这位百万富翁的贤哲对此惊异不已。

由于罗马的斯多葛学者是一个行动家而不是一个冥想家，所以他逃避形而上学，认为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追求，而在坚忍主义中追求一种无须超自然的监督与指挥也能维护人类尊严、家庭团聚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哲学。他的行为法则精义是自制：他要使理智驾驭情感，训练他的意志一无所欲，以使他心灵上的和平不受外物的牵绊。在政治上，他承认在天父之下的人类有广大的手足之情。同时，他爱他的国家，随时准备为避免国家或他本身受辱而死。生命的本身永远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假如它一旦变成一种罪恶而不再是一种恩赐时，他可随时予以丢弃。人的良知高于任何法律。君主政体是统治庞大而繁杂的领域的一种不得已的需要，但杀害暴君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

罗马的斯多葛哲学，最初获益于罗马的元首政体。政治自由方面的限制，将人们从广场赶进了书房，并使人群中的佼佼者趋向于一种使自制较激昂奔放的君王更为优异的哲学。只要这些思想不公然攻讦皇帝，不攻讦他的家庭或公认的神祇，政府也就不限制思想或言论自由。但是等他们及其元老院的保护人开始抨击苛政时，在哲学家与独裁政府之间便引起一场战争，直到有收养关系的皇帝在王座上与他们联合起来为止。当尼禄命令处死特拉塞亚时（公元65年），他也同时放逐了特拉塞亚的好友鲁福斯——1世纪时罗马最忠实与坚定的斯多葛哲学家。鲁福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探索正当的行为，并很认真地实践他的探求。尽管蓄妾在当时是合法的，但他仍加以抨击，并要求男人应具有和他们要求女人相同的性道德标准。这位古代的托尔斯泰主义者（Tolstoian）说，性关系只在婚姻和生殖方面才是准许的。他相信两性的教育机会平等，欢迎女子去听他的讲学，但是他要求她们，要从教育和哲学中去寻求使她们成为完美女性的方法。奴隶也来听他的讲授，其中之一——爱比克泰德则青出于蓝地使他的老师得到了光彩。尼禄死后，内战在罗马引燃时，鲁福斯挺身走向进击的军队，向他们演说和平的福祉与战争的可怕。安东尼乌斯的部队嘲笑他，并继续最后的判决。将哲学家从罗马赶走的韦斯巴芗，虽然给了鲁福斯例外的优遇，却保留了自己的嫔妃。

塞涅卡

斯多葛哲学在塞涅卡的生命中发现了它最值得怀疑的表现方法，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最完美的措辞。塞涅卡约在公元前4年生于科多巴，不久即被带往罗马，在那儿接受了一切可能获得的教育。他从他父亲那儿学习了修辞学，从阿塔卢斯那儿撷取了斯多葛哲学，从索蒂翁（Sotion）那儿学到了毕达哥拉斯哲学，实用政治学是得自他的姑父——在埃及的罗马总督。有一年的时间，他试吃素食，然后又放弃了，不过在饮食方面始终保持节制。他是个百万富翁，但他的嗜好并不多。他的气喘和肺虚弱症相当严重，以致常想自杀。他当过律师，并于33年被选为会计官。两年后，他与蓬佩伊娅·保利娜结婚，与她共度了一段长久而美满的日子，直到逝世。

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后，塞涅卡放弃了法律，沉溺于写作中。当克雷穆蒂乌斯·科尔都斯（Cremutius Cordus）被卡里古拉逼迫自杀时（公元40年），塞涅卡为科尔都斯的女儿马西娅写了一篇悼文。卡里古拉原想以傲慢的罪名把他处死，但是塞涅卡的朋友救了他，理由是：不管怎样，他不久即会死于肺病。不久之后，克劳狄乌斯控告他与格马尼库斯的女儿朱利娅有染。元老院判他死罪，但是克劳狄乌斯把死刑减为放逐到科西嘉岛。这位哲学家在那座荒凉的小岛上，在与奥维德的托米岛上同样原始的人民中，过了八年孤苦的日子（公元41—49年）。起初，他以真正斯多葛派的镇定来应对他的不幸，并写了一封动人的慰问信给赫尔维阿姆（Helviam）安慰他的母亲。然而，当艰苦的岁月滚滚逼至时，他的精神崩溃了，他以谦卑求恕的语气给克劳狄乌斯的秘书波利比奥斯写了一篇陈情书。此举失败后，他只好用写悲剧来减轻他的痛苦。

这些奇特的作品（里面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雄辩之士），目的可能是供人研究而非用于舞台。我们没听说这些作品有任何一个被上演过，充其量只有一些优异的插曲或出色的对话被谱成音乐，由丑角表演。这位温和的哲学家用暴力使舞台具体化，仿佛他要在戏院中与血腥的表演一较高下一样。尽管有这些大胆的努力，他更像一个思想家，而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偏重观念而忽视人物，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表达思想、意见或讽刺的机会。他的戏剧中有一些佳句，但其余的部分可能会被人忘记。文艺复兴时代的批评家之王斯卡利杰（Scaliger）就认为塞涅卡优于欧里庇得斯。当古代文学的生命复苏时，在现代演说中能被当作第一个剧本范式的，仍将是塞涅卡的作品。由于他的作品，才产生了古典形式与构成高乃依（Corneille）与拉辛（Racine）戏剧中所著称的统一，并支配了法国的舞台，直到19世纪。对这种影响感觉较少的英格兰，自从希伍德（Heywood）把塞涅卡的戏剧译成英文后（1559年），成了英国第一出悲剧的范本，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留下了痕迹。

公元48年，年轻的小阿格丽品娜接替了梅萨利纳对于克劳狄乌斯和罗马的权力。她急于把她那11岁的儿子尼禄变成一位亚历山大，于是寻找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并在科西嘉找到了他。她召回了塞涅卡，并恢复他在元老院的席次。他以五年的时间教养这位幼主，另外以五年的工夫引领这位皇帝及国家。在这十年期间，他为尼禄的教化及斯多葛哲学写了种种注解——《论愤怒》、《论人生的短促》、《论灵魂的宁静》、《论仁慈》、《论幸福的人生》、《论圣贤的坚贞》、《论利益》、《论天道》等。这些正式的论文，并没把他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它们像他的戏剧一样，闪耀着警句与妙语的气氛。这些一页接一页地继续迸出，终于使读者厌乏，失去了它们的迷人之处。然而，塞涅卡的广大读者时常读他的文章，严厉的昆体良纵然对他那悦人的机智隽语不悦，尽管“甜言蜜语”（sugar plum）及“耀眼的美人斑”（glaring patches）会冒犯典雅古风，大众却不嫌厌。使人兴奋的是，这位富有的宰相像他的学生一样对他言谈恭顺，还竭力获得他的欢心。多少年来，塞涅卡一直是意大利杰出的作家、政治家和葡萄种植者。

塞涅卡显然充分地利用了他的职位和学识从事投资，这使他的世袭财产成倍增加。如果我们相信卡修斯的话，就会知道塞涅卡以极高的利息贷款给乡下人士，甚至当他把英国的款额突然收回4000万塞斯特斯时，竟在当地引起恐慌及造反。听说，他的财产增加到3亿塞斯特斯（约3000万美元）。公元58年，梅萨利纳的一位控告者老友普布利乌斯·苏伊利乌斯（Publius Suilius）公开攻击这位宰相为“伪君子、奸夫、放荡子；攻讦朝臣而从不离开宫廷；谴责奢侈，却又展示500张杉木和象牙餐桌；谴责富有的人，但却用高利贷把各行省的钱财都榨干了”。塞涅卡像恺撒一样，当他可能被处以死刑时，有个辩驳的机会就满足了。在他的《论幸福的人生》（“on the Happy Life”）一文中，他复述人们对他的控诉，他的答复是：圣贤并非必定贫穷。倘若财富来得清白，他就要，但是他必须要能够随时放弃它而没有深切的懊悔。同时在精美的家具中，他过着禁欲主义者的生活。他睡在一张坚硬的席子上，只喝白水。他吃得过分节省，以致死时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过多的食物，”他写道，“足以使智力迟钝；饮食超量，扼杀精神。”人们对他性生活不检点的指责，在青年时期也许属实，但他却因对妻子的不渝柔情而闻名遐迩。事实上，他从未下过决心到底更喜爱哪一种——哲学还是权力、智慧还是享乐，他从不相信它们之间有什么互不相容之处。他承认，他是个极不完美的圣哲。“我坚持赞美的不是我目前所过的日子，而是我理应要过的生活。我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追随它，匍匐而行”——以我们而言，谁又不是这样的呢？他若不是真诚地说：“仁慈之心，无人能胜过国君或皇帝。”他至少可以像包西亚那样恰当地表达了他的情感。他指责格斗至死的搏斗方式，尼禄也禁止他们格斗。他以塔西佗所称的“那种表现智慧的美德”，缓和了很多别人对他的批评。他对完美的要求，不像他身体力行得那样深。

我们已经看到，他把罗马帝国治理得不错，也知道因他宽恕尼禄最恶的罪行而使他的名声黯然失色，“让更多的大恶逝去吧，以便有力量去做小善”。他自感无颜，希望解除他在皇室的职务。他把罗马皇帝的宫殿形容为“一座禁闭奴隶的悲惨监狱”。他希望能尽毕生之力研究智识，避开权力的黑暗迷宫。兴之所至，他会常常把政治的烦恼放在一边。在16岁的时候，他像一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一样，参加梅特罗纳克斯（Metronax）的哲学演讲。公元62年，66岁时，他请求辞去在政府中日趋变小的职位，但是尼禄不放他走。公元64年的大火灾之后，当尼禄要求全国捐赠重建罗马的捐献时，塞涅卡捐赠了他财产的大部分。渐渐地，他从宫中退出的心愿得偿了。他住在自己坎帕尼亚的别墅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几乎希望以修道院一般的隐居，避开罗马皇帝的注意与监视。有一段时间，他怕食物中有毒，曾以野果和泉水度日。

就在这种缓慢的恐怖气氛之下，从公元63年至65年，他完成了他的《自然的研究》（Quaestiones Naturales ）及他作品中最可爱的“道德书札”。这是一些即兴的亲切随笔书信，寄给他的朋友卢基里乌斯——西西里的富裕总督、诗人、哲学家和坦诚的享乐主义者。在罗马的文学中，比这采取斯多葛哲学以适合百万富翁所需要的温文作品更为娱人的书，并不多见。非正式的论文从此开始，它将是普鲁塔克与卢奇安、蒙田与伏尔泰、培根（Bacon）与艾迪生（Joseph Addison）、斯梯尔（Steele）等人所偏爱的媒介。阅读这些作品，就像与一个开明、文雅而又宽厚，对文学、政治与哲学都达到最高造诣的罗马人互通款曲一样。它们是以伊壁鸠鲁的宽宏和柏拉图的魅力、芝诺的善辩融为一体。塞涅卡因其体裁的粗疏（虽然如此，但仍不失为可爱的拉丁文）向卢齐利乌斯致歉说：“对你而言，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你和我促膝而坐或并肩而行时我的谈话一样。”他补充说：“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多数人，只是为你。我们彼此之间，任何一方都足以作为对方的听众”——虽然，毫无疑问，这位老作家曾经希望，后代子孙会偷听他的谈话。他生动地描写了自己的气喘，而无丝毫自怜之状。他兴高采烈地将最后一小时的“喘息”称作“预习死亡的方法”。这时他虽已67岁，但只是生理上的年龄：“我的心灵坚强灵敏，它对我提出老年的问题，它说老年才是它的开花时期。”庆幸的是，他终于有时间去读他搁置很久的好书。显然是重读伊壁鸠鲁的著作，因为他常常而且热心地以声名狼藉的斯多葛主义者的姿态引述伊壁鸠鲁的话。塞涅卡被卡里古拉、尼禄及其他成千人的过度的个人主义与恣意放纵骇得心惊胆战。他希望在道德成熟以前，能对那些困扰的诱惑提供某种制衡的作用。他似乎曾决心用这位大师的嘴来驳斥享乐主义者——尽管他们诋毁他的名字，不敢去了解他的学说。

哲学的第一课，是我们不可能事事聪明。在无限的空间中，我们只是渺小的碎片；在永恒的时间中，我们只是短暂的片刻；用那种叉状的原子来描述宇宙或者上帝，必定会使各星球快乐地震颤。因此，塞涅卡对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应用贡献不大。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证实他是个一神论者、多神论者、泛神论者、唯物论者、柏拉图主义者、一元论者与二元论者等。对他而言，上帝有时是个属人的神，他俯视一切，“爱护好人”，答应他们的祈祷，以神圣的慈悲帮助他们。在另一段文字中，上帝是一连串未知的因果关系中的“第一因”，最终的力量就是命运，“公允地执行人类与神界事物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原因……带领着心甘情愿的人，拖曳着满怀勉强的人”。只需一个似有若无的犹豫，便遮掩他心灵的观念：它是一种赋予肉体以生命的细小的物质呼吸，同时它也是“一个神明作为客人的居所”，位于人类的骨骼上。他满怀希望地谈到超越死亡的生命、知识与美德将达到完美之境。他再次把不朽称为“美梦”。说实在的，塞涅卡从未把这些事情想得透彻到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或必然的）结论。他以一种小心的模棱两可谈到它们，宛如一个八面玲珑的政客。他对他父亲的修辞课程遵行得相当成功，并以使人无法抗拒的辩才表达出每一个观点。

同样的踌躇毁损同时也加惠了他的道德哲学。他过于自制，所以不够实际；过于宽大，所以自制不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不道德的人，耗尽体力，败坏心灵，使两者都无法满足。贪婪和奢侈破坏了宁静和健康，权力只能使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兽类。一个人怎样才能免于这种可耻的困扰呢？

我今天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读到的是：“如果你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做哲学的奴隶。”凡屈服于她的人，便可当下得到解脱……一度治愈了的身躯，常常再度罹病……但是心灵，一旦治愈之后，便一劳永逸。我要告诉你，我所指的健康是什么；只要心灵满足和自信，只要体察到人人都在祈求的那些事情，以及追求或遗赠的一切利益。幸福人生的关系皆属无关紧要……那么我就给你一个衡量你自己和你的发展的法则：有那么一天，当你了悟到成功者都是可悲的人物时，那时你将归于自主。

哲学是智慧，是科学，是智慧的生活的艺术。快乐是目标，但德行（而非享乐）是道路。往日可笑的金科玉律，要受到经验的矫正和不断地澄清；结果，诚实、正义、自制及仁慈所带给我们的快乐要比追求享乐多。享乐是好事，但只在符合德行时才行，它不可能是智者追寻的目标。凡把享乐当作生命终极的人，都像一只毫无选择的狗，人丢给它的每一块肉都衔而食之，整块地咽下去，然后，不但不知道品尝，反而目瞪口呆地张着嘴站在那里，热切地等待着更多的肉。

但一个人怎样获得智慧呢？要每天磨炼，每天检点你的行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智慧及德行较你为优者交往；以知识的圣贤做你无形的导师与法官。读贤哲之书，可使你得到助益；并不是哲学概论的“大意说明”，而是原著；“定下较高的希望，用摘要的方式撷取杰出人士的智慧”。“这些智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送给你更愉快、更专一的智慧，没有一个人会让你空手而返……把自己投入他们保护之下的人，是多么幸福，将有个多么高贵的晚年！”读好书，读的次数要很多，而不是读很多书。进度要缓慢，不要贪多。“只有当好奇心与茫茫然受到阻遏时，精神才能成熟调和。”“一个井然有序的人，他的基本迹象就是置心于一处和周旋于一个团体中的能力。”要避开群众，“人在混处时较独处时易滋生邪恶。倘若你不得不与众人共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收敛你的身心”。

斯多葛哲学的最后一课是对死亡的漠视与抉择。生命并不像功德的延续那样永远欢愉。生命中那段间歇性的狂热过去之后，安睡是好事。“还有什么比在和平刚开始就烦恼更卑贱的呢？”如果一个人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而且能在不严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予以抛弃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无拘无束地选择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塞涅卡向卢齐利乌斯讲述自杀时，宛如他就是卢齐利乌斯的继承人：

这就是我们何以不能抱怨生命的一个理由，它并未使任何人违反他自己的意愿……为了减轻你的体重，你已把血管割裂。倘若你想刺穿你的心脏，裂开的伤口就没有必要。一枚刺胳针便能开启自由之路，只需一枚刺针的代价就能买到宁静……无论你向何处望，都是烦恼的尽头。你看到那面危崖了吗？——那是通向自由的坡路。你看见那河流、那池沼、那海洋了吗？——自由就在它们的深处……但是我说得太多了。如果一个人连一封信都结束不了，他又怎能结束他的生命？……至于我自己，我亲爱的卢齐利乌斯啊，我已活得够久。我已经满足尽兴，我等待死亡。再见！

生命照他的话把他带走了。尼禄派了一名保民官去调查他被控密谋拥立皮索为王的结果。塞涅卡答复说，他对政治已不再感兴趣，只求平静度日和有参与一项“软弱且狂妄的立宪行为”的机会而已。保民官回报说：“他没有恐惧的征候，没有伤感的迹象……他的言谈和神情都显示出心境的安详、凛然与坚定。”尼禄说：“回去，叫他去死。”塔西佗说：“塞涅卡听到这个口信时，镇定而又自若。”他拥抱他的妻子，请求她以他生命的光荣与哲学的教训作为安慰。但是保利娜却拒绝后他而死，当他把血管割破时，她也把自己的血管割断。他召来一位秘书，口授了一封向罗马人民告别的信。他请求了一杯毒药，像苏格拉底那样决心赴死。当医生把他放在温水浴中减轻痛苦时，他用水泼向距他最近的仆人说：“一杯奠酒，敬上救主霍韦。”经过不少痛楚后，他逝去了（公元65年）。医生在尼禄的命令之下强行把保利娜的手腕绑缚起来，为她止了血。她比她丈夫多活了几年。

死亡荣耀了塞涅卡，使一代人忘怀了他的态度和他那些前后矛盾的所在。他像所有斯多葛的学者一样低估了感觉与情感的力量和价值，夸大了理性的价值和可靠性，太过于信任同时生长善与恶两种花朵的大自然。然而，他使斯多葛主义人性化，把它贬抑到人可生活的范畴之内，为它造了一条通往基督教的广阔之路。他的悲观主义、他对当时失德的指责、他的以德报怨的忠告及他的视死如归，足使德尔图良（Tertullian）称他为“我们的塞涅卡”，并使奥古斯丁大喊：“一个基督徒比他的异教徒所说，究竟能多些什么？”他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他至少请求要终止屠杀与淫逸，呼吁人们过淳朴高尚的生活，减少“仅为了生而尊贵或生而低下的名衔”所产生的公民、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差别。原是尼禄宫中一名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从他的教诫中获益最多。涅尔瓦和图拉真多少曾受过他作品的影响，受他在良知与人道主义政治家风范方面的激励。从古代末期直到中世纪，他一直受人欢迎。当文艺复兴到来时，彼特拉克曾把他与维吉尔并列在一起，并在塞涅卡的散文上聚精会神地磨炼他自己的作品。蒙田的内弟把他的作品译成法文，蒙田引述他的作品时，像塞涅卡引用伊壁鸠鲁的作品一样热衷。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把他的作品一读再读之后，成了美国的塞涅卡。在塞涅卡的作品中，很少有独创的思想，但这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哲学中，一切的真理都是古老的，只有错误才是原创的。尽管有这些过失，他仍是罗马哲学家中的最伟大的，至少以他的书来说，他是人群中最睿智、最慈祥的人。除了西塞罗之外，他是历史上最可爱的伪君子。

罗马的科学

至此我们已经给塞涅卡太多的篇幅，然而我们对他还没谈完，因为他也是个科学家。在他退休之后、去世之前那段丰富的日子里，他曾以《自然的研究》自娱，给雨、电、雪、风、彗星、彩虹、地震、河川，泉水等寻求自然的解释。他在他的戏剧《美狄亚》中提出“在大西洋以外尚有另一个大陆存在”的理论。他以相似的直觉凝望着浩瀚的星辰说：“在太空深处运行着的星球，从没被人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他又以高瞻远瞩的态度补充说：“我们的子孙将来要学许多我们现在猜想不到的事情！——别人期待几百年后的事情，到那时我们的名字已被遗忘！……我们的后裔将对我们的愚昧无知感到惊讶。”我们也感到惊异。虽然说塞涅卡一直是口若悬河，但对亚里士多德和阿拉图斯（Aratus）的补益却不多，从波塞多尼乌斯剽窃来的反倒有不少。他相信占卜，却蔑视西塞罗。他陷入荒诞的哲学目的论，却憎恨卢克莱修。他在科学的每一个转折处灌输道德教训。他可以巧妙地把谈话题材从吃蚝转到奢华、从彗星转到生物的退化。基督教神父就曾喜欢过这种气象学与道德论的混合物，并使《自然的研究》一书成为中世纪最为流行的科学教科书。

罗马还有几位具有科学头脑与兴趣的人物，如瓦罗、阿古利巴、蓬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塞尔苏斯等，但他们很少超出地理、园艺和医学范围之外。至于其余各项，科学本身还没与魔术、迷信、神学和哲学分离，它由东拼西凑的观察和传说组成，很少对事实作新的探索。至于实验，更是少之又少。天文学仍停留在巴比伦和希腊所传下的状态中。计算时间依旧用水钟和日晷，或是奥古斯都窃自埃及设置在战神校场的巨型方形尖塔，其阴影落在有铜板刻纹的铺石地上，指出小时和季节。白昼和黑夜则因日出日落而有不同的分划，每天有12小时，如此在夏季白昼的一个小时要比冬天长些，夏季夜晚的小时则比冬天的夜晚短些。天文学几乎被普遍地接受，普林尼在他的时代（公元70年）就曾指出，无论学者与卑夫全都相信：每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降生时的星宿。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植物的生长或动物的求偶季节取决于太阳； [1] 人类体质和道德的素质，也受太阳支配的气候因素影响，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也像这些一般现象一样，是尚未被充分了解的天体状态所造成的结果。只有后世柏拉图学院的怀疑论者（他们拒斥天文学的强不知以为知）和基督徒（他们讥讽天文学为盲目的偶像崇拜）才排斥天文学。地理学，因为航海的缘故而有较为切实的研究。蓬波尼乌斯·梅拉印行了地图（公元43年），图上的地球表面划分成一个中央热带及南温带和北温带。罗马的地理学家知道有欧洲、西亚、南亚及北非，至于其余各地，他们只有模糊的概念和迷人的传说。西班牙和非洲的船长们到过葡属的西非马德拉群岛和西属加那利群岛，但没有哥伦布之士起而尝试塞涅卡的梦想。

意大利科学中最深刻、热心、非科学的产物就是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虽然几乎终生作为军人、律师、旅行家、管理人及西罗马舰队的首脑而忙碌，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关演说、文法及标枪的论文，一部罗马史、一部罗马在德国的战史，以及在洪水后唯一幸存的37册《自然史》等论著。他在55年之中如何完成这一切作品，在他侄子的一封信中有所说明：

他有敏捷的领悟能力、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心及无与伦比的不眠精力。他在午夜或凌晨1点钟起床（从未迟于凌晨2点），起床后便开始他的文学著作……他通常在天亮以前等候韦斯巴芗，后者似乎选在那个时候办理公务。当他完成了罗马皇帝托付他的事情之后，他返家回到自己的书房。中午，一段短暂的进膳时间后……他常常在夏季的阳光中休息。但在那段时间里，他听其他作家读给他听，同时他摘录要点和笔记……像他自己的方法一样，无论读什么都这样……此后他通常来一个冷水浴，喝少许饮料，休憩片刻。然后，宛如新的一天开始，他恢复研读直到晚饭，再把一本书读给他听时，他再摘记……这就是他在城镇的嚣杂与匆忙中的生活方式。但在乡下，他的全部时间都专注在读书上，除非他真正地泡在水里。别人为他擦揉和揩拭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沉溺于听别人读书，或授听写。在他的旅途中，有个速记员总是在他的马车中或轿子里随侍身侧……有一次，他因为我步行而责骂我：“你无须浪费那几个钟头。”因为他认为所有没用于读书的时间都浪费掉了。

他的书经过了相当的剪裁，成了一部个人的百科全书，概述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和谬误。他说：“我的宗旨是把全球已知存在的每一件事都作一般的说明。”他讨论到2万个项目，并因省略了另一些而致歉。他参考了473位作家的著作达200册，以古文献中少有的公正态度，坦然将他的成绩归功于各部分的原作者。他在文中指出，他发现有不少作家，逐字抄写他们前辈的作品而不注明出处。他的格调呆板，即使有时华美，但我们自然无法指望百科全书有迷人的韵味。

老普林尼是从排斥神开始的。他认为，那些神只是自然现象，或是星球，或是祭典，加以拟人化而被视为神明罢了。唯一的神明是大自然，也就是自然力的总和。这位神对尘俗之事显然不予特别的关注。老普林尼婉拒测量宇宙。他的天文学是一堆荒唐的东西（例如“在屋大维与安东尼的战争中，日色无光几达一年之久”）。但他却记下了极光之神（aurora borealis），并以与现代相近的精确度说出了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周期各为2年、12年及30年，并论证了地球的球形问题。提到在他那个时代从地中海突出的岛屿时，他的推测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维奥提亚及埃维亚、塞浦路斯与叙利亚等，都是由海洋的耐性逐渐分离而成。他在谈到工人辛勤劳瘁地开采稀有金属时，颇为遗憾地说：“千万只手磨破了，只为装饰那么一个小小的指节。”他希望人间从未发现铁，因为它使战争更可怕，“仿佛要更快速地为人类带来死亡一样，我们为铁加上翅膀，教它飞行”。——这是指铁箭装上羽毛，帮助它们保持方向。继泰奥弗拉斯托斯之后，他在“anthracitis”（无烟煤）一词之下提到一种“可燃的石头”，但对于煤并未多谈。他说到希腊人称为“asbestinon”（石棉）的“一种不易燃烧的亚麻，用以保存帝王的尸体”。他描述或列出很多动物，赞扬它们的伶俐，并教我们预先判断它们的性别之法：“如果你想要雌性的，就让母兽在交配时面向北方。”他在医学方面著有12本奇书——也就是说，论述各种矿物和植物方面的治疗价值。第20至25册是一套罗马植物志，那是中世纪传下来形成现代医学的最初植物知识。他提出各种治疗方法，从中毒、口臭至“脖子疼”，无不具备。他提供“促进性欲的刺激剂”，警告妇女勿在性交之后打喷嚏，以免当场流产。他劝人说，性交可缓解身体疲乏、声音嘶哑、腰酸背痛、目光无神、心情忧郁、精神涣散；这是与贝克莱（Berkeley）主教的焦油水相媲美的万灵妙药。在这些无稽之谈中，出现了许多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古代的工业、礼仪或药物方面的东西，还有有趣的隔代遗传、石油与出生后的变性等。“穆齐阿努斯（Mucianus）告诉我们，有一次他曾在阿尔戈斯看到一个人，此人原名阿瑞斯库萨（Arescusa），后来易名为阿瑞斯康（Arescon）。此人原先嫁给一个男人为妻，但不久之后她长了胡须，并发展出其他男性特征，从此娶了妻子。”有价值的暗示随处可见。例如，希姆莱（Himly）在1800年研究颠茄对瞳孔的作用时，即先研读老普林尼关于在白内障手术前使用长蒴母草（anagallis）汁那段话。在绘画和雕刻方面，有些珍贵的章节，成为古代艺术上最古老而重要的史料。

老普林尼并不满足于博物学，他也想做一位哲学家，把他对人类的论断分散在整个作品中。他认为，动物的生活比人的生活更好些，因为“它们从不妄想荣耀、金钱、野心或死亡”；它们学东西无须有人教，而且永远不必穿衣服；它们不会跟它们的同类同种作战。“金钱的发明是对人类幸福的致命打击。它的存在有了利润的产生，靠着它，有人能坐吃闲饭，有的人却要靠劳力工作。”因此，身在外地的大地主所拥有的广大田产日渐增加，牧场毁灭性地代替了耕地。以老普林尼的估计，人生的痛苦多于快乐，死亡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恩典。人死之后，一无所有。

老普林尼把迷信、预兆、恋爱符文及魔术治病等，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勤勉地搜集起来。显然，他对其中大部分都相信。他认为，一个人，特别是吃斋的人，把口水吐到蛇嘴中能使蛇致死。“在卢西塔尼亚地区，雌马是靠西风而受孕，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是雪莱的《颂歌》中所遗漏的一点。普林尼谴责魔术，但他告知我们说：“接近经期的妇女，必定使人意志混乱，她摸过的种子不会结实；她在果树下坐过的话，果实将从树上掉下来；她只需瞥视一眼，足使钢铁的刃变钝，使象牙失去光泽；如果她的目光落在一大群蜜蜂上，它们会立刻暴毙。”老普林尼驳斥天文学，后来反而又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源于太阳和月亮活动的“预兆”。“在阿西柳斯（M.Acilius）任执政官时，其他时候也很常见，天上降乳和血。”当我们回想到，这本书（及塞涅卡的那本《自然的研究》）是罗马自然科学对中世纪的主要遗产，并把它们与400年前亚里士多德及泰奥弗拉斯托斯相关的作品和性质作比较时，我们便开始感觉到一个垂死文化的慢性悲剧。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但他们却丧失了希腊遗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

罗马的医学

罗马人在医学上有较好的表现。医药科学，也是他们从希腊借来的，但他们把它制订得较好，并恰当地运用在个人和公共卫生上。罗马几乎被沼泽地带包围着，易受恶毒的水患侵害，所以对公共卫生有特殊的需要。我们听说，在约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曾闹疟疾，疟蚊在蓬蒂内的沼地寄生。随着奢侈的日增，痛风因而蔓延。小普林尼告诉我们，他的朋友鲁福斯从33岁到67岁自杀前时，一直受它折磨，只比“那个盗匪多米提安”多活一天而已。在罗马讽刺作家们的笔下，有些地方显示出1世纪时曾有性病的出现。在公元前23年、公元65、79和166年，意大利中部均曾发生传染病的大流行。

古代的罗马人用魔术和祈祷来对付疾病和瘟疫，即使是现在，他们仍请求怀疑但却谦和的韦斯巴芗用他的唾液来治疗他们的盲症，通过触摸他的脚来治他们的跛足。他们抱病带着许愿物前往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庙，不少的人都抱了感激治愈的心情留下他们的献礼。但在公元前1世纪时，他们求诸世俗（非宗教）的药品的人愈来愈多。那时还没有行医用药的法律规章，鞋匠、理发师、木匠，随心所欲地把医学加入他们的行业中，兼以魔术作为辅助，混合调配，广为招徕，出售自制的药品。当时照例也有冷言热语和抱怨。普林尼就连续用加图的咒语骂希腊医生，因为他们“引诱我们的妻子，给我们毒药吃以自肥，在我们的痛苦中学习，拿我们的生命做实验”。佩特罗尼乌斯、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也参加了这种攻击。一个世纪以后，卢奇安刻薄地批评那些无能的从业医生，他们把他们的无能隐藏在仪器的优点中。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医学在亚历山大城、科斯（Cos）、特拉勒斯（Tralles）、米利都、艾菲索斯和帕加马等地有极大的进步。在这些中心，产生了一些希腊医生，他们大大提高了罗马的医术水准，使恺撒让此行在罗马成为有投票权的职业，奥古斯都免除它的税捐。普鲁萨（Prusa）的阿斯克列皮亚德斯（Asclepiades）赢得了恺撒、克拉苏和安东尼的友谊。他宣称，心脏的功能是在体内抽送血液和空气。他开药方或开急性泻药的机会极少，达成了用水疗（沐浴、热敷及灌肠）、按摩、日光浴、运动（步行、骑马）、节食、素食及戒肉食等惊人的治疗方法。他因治疗疟疾、喉部开刀手术及对疯人的人道管理而驰名。他收了一些学生，带着其中的部分随他外出应诊。他死后，他的学生设立了一所学院，并在埃斯奎利诺自建了一所集会处，名叫“医学会”（Schola Medicorum）。

在韦斯巴芗当政之时，开办了医学教育的学堂（Auditoria），合格的教授由国家付薪。教授用的语言是希腊语，一如处方用拉丁文一样，以便使用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能了解。从这些国立的学校中毕业的人，可以得到“国家医生”的头衔。在韦斯巴芗之后，他们可以单独在罗马合法地行医。《阿奎利亚法》（Lex Aquilia ）监督全国医生，使他们负疏忽之责。若有医生因疏忽或过失置人于死时，则受到《科尼利亚法》（Lex Cornelia ）的严厉惩罚。庸医仍然存在，不过良医日益增加。接生婆把大多数的罗马人带到世界上来，大多数这种妇女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约100年左右，军医达到了古代医学的顶峰：每一军团（3000—6000人）有24名外科医生，急救与野战救护勤务有良好的编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露营地区都设有医院。私立医院由医生开设，中世纪的公立医院就是从这些演化而来。医生由国家任命并支薪，对贫民施以免费治疗。富人自己拥有医生。待遇优厚的主治医师（archiatri）照顾皇帝、皇室的家庭、仆从和副官。有时家庭与医师订约，让医师定期检查他们的健康。在这种方式之下，昆图斯·斯特蒂尼乌斯每年要赚60万塞斯特斯。外科医生阿尔康（Alcon），曾被克劳狄乌斯罚款1000万塞斯特斯，但没几年就靠收入付清了。

医学此时已达到高度专业化的程度，计有尿道学家、妇科学家、产科医生、眼科医生、耳科医生、兽医、牙医等。罗马人能做成金牙、假牙、装假牙的架子及假牙床等。女医生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人著有堕胎指南——《堕胎》，堕胎是名女人与娼妓中很普遍的事。外科医生作更深入而专业的区分，很少人从事一般医疗。曼德拉草汁（Mandragora juice）或阿托品（atropin）被用作麻醉剂。在庞贝废墟中，发现了200多种不同的外科仪器。解剖是非法的，但往往以检查受伤或垂死的斗士来代替。水疗法属于常事，广大的公众浴场就有几分像水疗机构。马赛的夏米斯（Charmis），即因以冷水浴治病而发财。肺病患者则被送到埃及或北非去。硫黄被当作皮肤病的一种特效药，并于传染病后熏蒸房屋，作为消毒。药品是最后一项，但却是常用的方法。医生制药的方法多秘而不宣，但为它们大肆宣扬，借以说服患者花钱去卖。消炎药身价颇高：蜥蜴的腐肉可用作泻药，人类的内脏有时被开成药方，安东尼乌斯·穆萨主张用狗的粪便来治疗咽喉炎，盖仑（Galen）却使用男孩的粪便治疗喉咙肿胀。为了弥补以上各种方法的不足，一位乐观的庸医，无论治什么病都用酒。

这一时代唯一知名的医学作家是一位罗马人，并且还不是一名医生。塞尔苏斯是一位贵族，在约公元30年时，他在研究战争、农业、辩术、法律、哲学和医药之余，编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名叫《论技艺》（De Artibus ），其中只有医药部分《论医药》（De Medieina ）留传下来。这是从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到盖仑之间六个世纪传诸后世的最伟大的医学作品，另外使它杰出的原因是用相当纯而古典的拉丁文写成，因而塞尔苏斯授予它的名号是“医界西塞罗”（Cicero medicorum）。他把希腊文的医学名词翻译成拉丁文专有名词，至今仍独霸医学界。第六部书所表现的内容，是相当可观的古代性病知识。第七部对外科方法有明晰的说明，它包括了外科缝合线最早的著名记载，对扁桃腺切除术、膀胱结石侧面割治术、整形外科及白内障开刀等都有记述。结合起来，这是罗马科学文献中最完善的成就，并使我们知道，假如普林尼没加以保留，我们对罗马的科学就会有更好的评价。可惜的是，学者们的结论认为：塞尔苏斯的论著大部分都是对希腊原文的编纂或释义。在中世纪散失的这部著述，是在希波克拉底或盖仑以前印行的。在15世纪时被重新发现，促进了医学的重建。

昆体良

当韦斯巴芗在罗马设立修辞学的国立教席一职时，他派给了一个生于西班牙的人——像白银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年生于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他到罗马学修辞，并在罗马开设修辞学校。学校中知名的几位学生有塔西佗、小普林尼等人。尤维纳利斯形容他年轻时的仪表为：英俊、高贵、聪明、教养好、声音动听、表达能力不错，有元老院议员的风范。他在老年时退休，把《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a ，公元96年）以古典的体裁写出，以指导他的儿子：

我想，这部作品将是我给我儿子的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他的才能是如此杰出，所以需要父亲给予最热切的培养……我不分昼夜地进行这个计划，加速它的完成，唯恐死亡使我未完成的大事中辍。不幸的事如此突然地震骇了我，不料现在我辛勤的结晶，除了我自己以外谁都不感兴趣……我已经丧失了当初塑造他的最高期望，我原用以安慰我的余年的一切希望都依赖他身上了。

他的妻子在她19岁时去世，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其中一个5岁即夭折，“有如夺走了我的双目之一”；而今另一个也去了，抛下了这位老先生“比我一切最亲近、最亲爱的人多虚度几年”。

他对修辞学下的定义是能言善道的科学。演说家的训练应该在出生前开始：最好他应该出身于教养良好的家庭，这样他才能从潜移默化中得到正确的言谈和良好的礼仪；只有一代不可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绅士。未来的演说家应该研究音乐，使他懂得音乐的和谐；应该学习舞蹈，使他的姿态优雅而有韵味；应该学习戏剧，用姿态和动作使他的辩才富于活力；学习健身术，以使他保持健康和体力；学习文学，以构成他的风格，训练他的记忆，装备各种伟大的思想；学习科学，使他对自然有些了解；学习哲学，以便在理性的要求下与智者的教诫下塑造他的性格。一切准备都有了，但是若没有虔诚的行为和高贵的精神以产生演说时那种无可抗拒的诚心，仍然毫无裨益。然后，学生必须尽量多写，并且要用最大的细心。这是一项艰苦的训练，昆体良说：“我深信，在我的读者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计算它的金钱价值。”

雄辩的本身有五个方面：观念、组织、格调、记忆和表达。选好了题材，清晰地想出宗旨之后，让雄辩者从观察、询问和阅读中搜集资料，然后以合乎逻辑和心理学的要求予以安排——以使它的每一部分都各得其所，像几何学一样自然地逐次引申下去。一个组织严谨的演说包括前言、命题、证明、反驳和结论。只有需要完整记忆时，讲词才应该写出来；否则，对书面资料的零碎记忆会阻碍或混淆即兴的风格。倘若是书面的，就必须小心。“如果写得快，就永远无法写好；先要写得好，不久就能写得快”；要避免“时下作家群中视为时髦的听写练习”。“清晰是第一要件，然后是简洁、华丽、有力。”要严格地、反复地修改：

删节的重要性不亚于写作。修改掉夸张的部分，把平凡的地方提高，紊乱的地方重新安排，把生硬的语言加上节奏，太过于果断的地方要修改……改正的最佳方法是把写好的东西搁置一段时间，如此我们再看到它时就可能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如它是另一个人的作品一样，如此，我们便不致把自己的作品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地感情用事。

表达一如作曲，应该触动情绪，却要避免华丽而过多的手势。“使我们的演说流畅的，是感觉和想象力”，但是，“举手大叫、气喘吁吁、摇头摆尾、双手合击、拍腿、捶胸、拍前额，你会直接给听众留下暗淡乏味的印象”。

除了这些宝贵的意见之外，昆体良在他第十二部书中又加入了自古相传的最佳文学批评。他热心地谈论到古人与今人之间的古今战争，在两者之间令人可疑地找到了真相。像弗龙托一样，他不希望返回加图和恩尼乌斯时的粗陋单纯，更为甚者，他要避开塞涅卡“耽于情欲和感动”的流畅性，他偏爱西塞罗刚健而又优美的讲词，以此作为学生的模范。西塞罗着实是一位胜过希腊人的罗马人。昆体良自己的风格往往具有教师的味道，为定义、分类及区别所黏滞，只有在斥责塞涅卡时才振振有词，但那也是一种有力的风格，他的威严时常点燃人性与机智的特性。在善意的文字后面，我们总可感受到他那宁静的善良。他的作品，对道德有刺激的作用。也许有幸能亲聆他训诫的罗马人从而做了一些道德的革新工作，这种革新胜过了任何文学上的异彩，抬高了小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的尊贵地位。

斯塔提乌斯和马提雅尔

我们还剩下最后两位诗人，他们属于同一时代，追求同一个君王的宠爱与保护，但彼此互未提及：一个是帝国罗马史上最纯正的诗人，另一个则是最粗劣的诗人。斯塔提乌斯是那不勒斯的一位诗人和文学家之子，他的环境和教育所给予他的，除了金钱与天才之外，样样都有。他讲数字时含混不清，他即兴而吟的诗作震惊了茶楼酒馆，他根据七将攻打底比斯（War of the Seven against Thebes）作了一首叫作《底比斯占纪》（Thebaid ）的叙事诗。今天我们不能读这种作品，因为它的进展皆为死了的神仙所阻滞，通畅的诗句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催眠力。但当时的人却喜欢它，群众聚集在一起，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戏院内聆听他的朗诵。他们了解他那神话式的结构，欢迎他细腻的情感，觉得他的诗句在舌头上轻快地滚动着。阿尔班（Alban）诗歌竞赛时的评判员颁给他一等奖；富人与他为友，帮助他对付贫穷；多米提安亲自在弗拉万（Flavin）家中招待他晚宴。斯塔提乌斯报答他的方法是把宫廷描述成天堂，把这位皇帝比喻为神。

他把最令人兴奋的诗《希尔瓦》（Silvae ）题赠给多米提安及其他赞助人，给他的父亲与朋友，那是用轻松愉快的诗句写成的朴实的田园诗和颂词。然而，在卡皮托利诺（Capitoline）的竞赛会中，另一位诗人赢得了殊荣，斯塔提乌斯的星运在多变的罗马衰微了，他劝服心有不甘的妻子返回他的童年故居。在那不勒斯，他开始写另一部叙事诗《阿喀琉斯纪》（Achilleid ）。后来他在公元96年突然去世，只是一位35岁的青年。他不是一名伟大的诗人，但是他在过于尖刻的文学作品中及史无前例地腐化与粗鄙的社会里，奏出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亲切与温柔的音符。要是他也像马提雅尔一样淫猥的话，他也会跟他同样著名。

马提雅尔公元40年生于西班牙的比勒比利斯（Bilbilis）。24岁时他到罗马，获得了卢坎和塞涅卡的友情。昆体良劝他学习法律以谋生，但马提雅尔宁愿饿死也要学诗。他的朋友们在皮索叛谋中突然被扫除，于是他迫不得已，以卖诗度日，凡是给他一餐饭吃的富人，就给那个富人一篇短诗。他住在一个三楼的阁楼里，可能是只身一人，因为尽管他为他称为妻子的人撰写了两首诗，但它们极为鄙秽，所以“她”这个人一定是他虚构的人，或是个鸨母。

他的诗（他让我们知道），整个罗马帝国都读，即使是在哥特人（the Goths）中也有人读。他听说自己几乎像赛马一样家喻户晓时，感到非常欣喜，但当他眼瞧着出版商因出售他的书致富而自己却一无所获时，颇感烦恼。他在一首诗中降格地暗示他急需一件外袍，皇帝的一位富有的自由民帕森尼乌斯（Parthenius）就送给了他一件。他用两节诗作为答谢，一节是赞美袍子的新，另一节表明它的便宜，不值一文。他适时找到了一些更慷慨的保护人，其中有一个送给他在诺门坦（Nomentum）的一小块农田。不管怎样，他筹到了款就在奎里纳尔（罗马七山之一）山麓安置一个简单的家。接二连三地，他变成了富人的“食客”或常客，在早晨谒见他们，偶尔地得到礼物，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感到羞愧、悲叹。他没有勇气安于贫穷，因而自由。他付不起贫穷的代价，因为他必须要跟那些能买他诗的人混在一起才行。他对多米提安大加歌颂，他说，如果主神朱庇特和多米提安同日邀请他参加晚宴的话，他一定回绝主神的邀请。但这位罗马皇帝却偏偏邀请了斯塔提乌斯。马提雅尔妒忌这位比他年轻的诗人，因而转弯抹角地说，一首活生生的警语短诗，比一首死板的叙事诗值钱。

警句妙语的短诗，有时是一种献词，一种恭维，一种墓志铭，马提雅尔把它锤炼成为更简短、更锋利的形式，加上讥讽的刺。当我们用几口气的短暂时间读完他的1561首短诗时，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以12本书发行的，读者却只想将它们当作主菜前的开胃小菜一样略加品尝，而不是把它当作一餐持久的大宴。而今看来，其中大多是琐屑了些。它们的暗讽是地方性的、暂时性的，太具时间性因而不能持久。马提雅尔并不把它们看得很认真。他也同意，坏的多于好的，但他不得不凑足一卷。他是诗律学的大师，知道诗歌方面的韵脚和技巧，但是他像他散文贵族佩特罗尼乌斯一样，骄傲地避免了修辞学。他对产生他那个时代文学的神话内容毫不在意。他对真正的男女及他们的生活感兴趣，并津津有味或痛恨地描写他们。他说：“我的作品有人的味道。”他能“描下”某些呆板的贵族或尖刻的百万富翁，某些傲慢的律师或著名的雄辩家，但是他更喜欢谈论理发师、补鞋匠、小贩、骑师、杂技演员、拍卖人、投毒者、堕落者和妓女。他描写的景象不是古代的希腊，而是浴室、剧院、街头、马戏团、家庭和罗马的住宅等。他是无名小卒心目中的“桂冠诗人”。

他对金钱的兴趣甚于爱情，并时常把后者看成一种性别。他的作品略带感伤，他极温和地提到一个朋友孩子的死去。他的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连高贵的愤怒都没有。他唱出邪恶味道的连祷，并补充说：“在这些所有臭味之中，我最喜欢你的，巴萨（Bassa）。”他描写他的一位情妇说：

加拉，你那一束长发出自远方。你把皓齿搁置一旁，一如你放起你的丝裳。你在100个木盒中躲藏静卧，你的脸与你分离而眠。你用晨间的眼眉抛个眼色。对于你那陈腐的尸体，尊敬之心感动不了你，而今你可把尸体看成你的祖先之一了。

他用没有男子气概的报复态度，写出曾拒绝他的那些女人，以清道夫的细致把他讽刺诗的污泥丢向她们。他的情诗是写给男孩子们的，他对“你的香吻，残酷的小伙子”的芳香欣喜若狂。他的一首情诗，产生了英文中一个著名的对名：

我不爱你，萨比迪乌斯（Sabidius），我说不出理由；

我只能说的是——我很讨厌你。 [2]

的确，马提雅尔不喜欢的人很多。他描写他们时，是用只见之于现在最秘密的公共墙壁上明显的化名和语言。他总是诽谤他的对头，一如斯塔提乌斯始终称赞他的朋友一样。有些受他诽谤的人，便以他的名义出版一些比他自己的诗更猥亵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报复，或者攻讦那些马提雅尔曲意讨好的人。从这些技巧上完善的讽刺短诗中，我们可以整理成一本完全是《酒吧间尿道学》（Barroom Urology ）的词汇书。

但是，马提雅尔对自己的猥亵毫不难过。他与他同时代的人分享它，认为即使是皇宫深闺中的高贵仕女都会喜欢他的诗。“卢克莱蒂娅（Lucretia）觉得面红耳赤，把我的书放在一边，但那是因为布鲁图在场。等布鲁图走开，她会读的。”那时的诗准许猥亵，只要韵脚和措辞正确就行。有时马提雅尔吹嘘他的淫荡：“在我的作品中，没有一页不是满纸的荒唐话。”大多数时候，他有点不好意思，并请求我们相信，他的生活要比他的诗纯洁清白。

最后，他厌倦了以奉承与攻讦求食的伎俩。他开始渴望一种较为宁静、健全有益的生活，并渴念他的西班牙故园。这时他已57岁，两鬓花白，满脸胡须，他告诉我们，他显得格外黝黑，无论是谁，一眼就看出他是在塔古斯（Tagus）附近出生的人。他为小普林尼赠上一首诗的花束，得到的回报是一笔使他到比勒比利斯去的路费。这个小镇欢迎他，因为他的名声而原谅了他的道德缺憾。他在小镇上找到了比较单纯但比罗马那些人更慷慨的赞助人。有一位慈善的妇女赠给他一栋中等的别墅，他在别墅里度过他的余年。公元101年，普林尼这样写道：“我刚刚才听到马提雅尔的死讯，这个消息使我深为痛楚。他是一个机智的人，尖刻讽刺，他在诗中把盐和蜂蜜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加上了他的坦直。”如果普林尼都喜欢他，这个人一定具有某种内在的美德。

注释

[1] 今日仍有许多农民依照月亮的各种转变情况播种。

[2] 原文为“Non amo te，Sabidi，nee possum dicere quare; Hoc tantum Possum dicere, nom amo te.”

第五章 成长中的罗马
（14—96）

播种者

古罗马的农艺，属于白银时代，即尤尼乌斯·科卢梅拉（Junius Columella）所写的“庄稼人”（公元65年）。像昆体良、马提雅尔和塞涅卡一样，他来自西班牙。他曾在意大利开垦了几处田庄，然后退休住在罗马的一个寓所中。他发觉，最好的土地已被别墅和富豪们的庭园占据；次之的土地，则做了橄榄果园和葡萄园；留下来耕种的，只是最差的土地了。“我们已经把土地的耕作让给我们最低下的奴仆，他们却像野蛮人一样处置那些土地。”他认为，意大利的自由人，本应该在土地上工作，借以磨砺自己，但他们却在城市中退化。“我们把双手用在马戏班和剧院里，而非用在农作和葡萄园中。”科卢梅拉喜欢土地，他感到，在大地上的有形文化，比城市里的文明教化更为健康。务农是“智慧的血亲”（consanguinea sapientiae）。为了把人们引回到田野上去，他用洗练的拉丁语润饰他的题材。当他谈到花圃和花卉时，他便沉浸在热情的诗句中。

就在这一时期，自然主义者普林尼发表了他那首早熟的名句：广大的农田毁灭了意大利。塞涅卡、卢坎、佩特罗尼乌斯、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也做了类似的判断。塞涅卡把牧场形容得比那些脚镣互连的奴隶所开垦的王国还要广阔。科卢梅拉说，有些田产，大得使他们的主人骑着马都永远也走不遍。普林尼提到的一座田庄，有4117个奴隶、7200头牛、25.7万余只其他的动物。由格拉古兄弟、恺撒和奥古斯都所做的土地分配，虽然使小地主的数量增多，但其中有许多土地都在战时放弃，被富人购买。当罗马的帝政消灭了各省份的掠夺事件时，许多贵族的财富便都流入了大农场。大地主领地之所以扩展，是因为蓄养牛只、生产油类和酒所获得的利润多于谷物和蔬菜。获利更多的原因是，发现经营广大牧场所需要的工作，只在单一的管理之下。到了1世纪末，上述这些优点已被奴隶费用的提高和奴隶迟滞怠惰的工作所抵消。长期的转变开始了，从奴隶制度变为农奴制度。由于和平的到来减少了由战俘们沦为奴役的数量，一些大地主便不再用奴隶经营田地，反而把田产分成小份，租给自由佃农（Coloni），佃农则付出佃租和劳力。大多数属于政府的所有地，现在多用这种方式工作。小普林尼的广大财产也是如此产生的，他把他的佃农形容为：健康、强壮、性情好、健谈的农人——正如我们当今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一样，经一切变化之后，依然如故。

耕种的方式和工具，主要仍沿袭几百年前的方式。犁、铲、锹、锄、草耙、镰刀和耙子等，保存了它们的形式几乎达3000年未变。水或兽类转动的磨碾着玉米。螺旋抽水机或水车，把水从矿场中抽出来或送入灌溉沟渠中去。农作物的轮种，保护了土壤。施肥、田中的紫花苜蓿、马草、黑麦与豆子，使土壤更肥沃。种子的选择，有了高度发展。在巧妙的照料之下，坎帕尼亚和波河河谷的沃土一年能有三四次的收获。对紫花苜蓿的种植而言，每年可收割四至六次达十年之久。除了欧洲最稀有的蔬菜之外，什么都种，有些是种在暖室里，以备冬季出售。各种果树和坚果树都很多，因为罗马的大将与商人、外国商人与奴隶曾带来了很多新品种：波斯的桃子、亚美尼亚的杏子、庞廷克·拉苏斯（Pontic Cerasus）的樱桃、叙利亚的葡萄、大马士革的李子、小亚细亚的梅子和榛子、希腊的胡桃、非洲的橄榄和无花果……聪明的林艺家，把胡桃接枝在杨梅树上，把梅子又接枝在法国梧桐上，把樱桃接枝在榆树上。普林尼列举了29种不同的种在意大利的无花果树。“由于我们农人的兴趣，”科卢梅拉说，“意大利已经学会了种植几乎全世界的水果。”同样，它又把这些技艺传入西方及北欧。我们丰美的食物，有着广大的地理和长远的历史背景，我们所吃的每一种食品，说不定都是我们东方和古代遗产的一部分。

橄榄果园固然很多，而葡萄园更到处都是，在山坡上形成了美丽的梯形。意大利出产50种名酒，单是罗马一地，每年就饮2500万加仑——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奴隶或自由人平均每星期饮2夸脱。大多数酒，都是在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下生产，即由罗马所资助的大规模生产。大部分产品都予以输出，并把有关酒的风雅传给了喝啤酒的国家如德国和高卢人。在1世纪，西班牙、非洲和高卢人都开始种植他们自己的葡萄。意大利的葡萄酒商，先后失去了他们各行省的销路，产品充斥国内市场，构成了罗马几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一。多米提安试图消弭这种趋势，并恢复谷类的种植，其办法是禁止再在意大利种植葡萄，命令把各省的葡萄园摧毁一半。这些命令引起了反抗的怒潮，因而无法执行。到了2世纪，高卢人的酒和西班牙、非洲及东方的油，开始把意大利的产品纷纷挤出地中海市场，意大利的经济衰微由此开始。

半岛上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牧场。最廉价的土地和奴隶，可用来饲养牛、羊与猪，科学的繁殖方法开始受到注意。饲养的马匹，主要是用于战争、狩猎和运动，很少用于拖曳。公牛用来曳犁及车，骡子用来驮物。母牛、山羊和绵羊，供给三种奶，意大利人用这三种奶制造美味的乳酪，以迄于今。猪被赶到布满了橡子和坚果的林中。斯特拉博说，罗马主要依赖意大利北部橡树林中的肥猪而活。家禽使农田肥美，又可帮助家庭增加食物，而蜜蜂则提供了古老而珍贵的糖的代用品。如果我们再增加几亩亚麻和大麻、加一点狩猎和多加一些渔业，我们就可以看到1900年前的意大利田园景色正像现在一样。

工艺家

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并不像现代的国家那样富于地域性。古代的农家（小屋、别墅或田产）实际上是个制造工厂，男人们的双手从事十多种重要工业，妇女的技能使房间和环境充满了有益于身心的艺术。那里的树林都变成了住处、燃料和家具，牛被杀掉，烹而食之；杂粮磨好，烘烤成饼；油与酒加工挤压；把食品烹制好并加以保存；毛与亚麻清洗好，并予以编织；有时，黏土烧成容器、砖和瓦，把金属打成工具；那里的生活具有教育上的充实感和多样性。最富有的家族，都是最能自足的，他们因能制造出日常必需品的极大部分而引以为自豪。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从事联合农业及家庭工业的经济联合组织。

等到一个工匠承担了数个家庭的某一工作，并在他们都能接近的中心地带开设起他的店铺时，农村经济便补充（而非取代）了家庭工业。因此，磨坊的主人承碾许多田地上的粮食，而后他烤成面包，又予以分送。在庞贝古城中，掘出了40家面包店。在罗马，面点的制造者是一个独立的同业公会。有一些类似的合约商在橄榄未成熟时买下产品，等成熟时再采撷果实。然而，大多数田庄都是自己制油，自己烤面包。农人和哲学家的衣着，都是朴素的手织品。富人所穿的外衣，虽也是在家中纺织，但都是在浆洗店里刷、洗、漂白和剪裁。工厂里，已能纺织一些精致的毛织品。至于那些没做成帆或网的抽纱，则由工厂制成女用外衣和男用手帕。到了下一阶段，布料便会送给染工。染工不但在布上染色，而且在上面压印一些像我们在庞贝壁画上看到的衣物上的精美图案。皮革的制作也达到了工厂化的阶段，但鞋匠通常仍是单独的手工业者，制出鞋子待价而沽。有些专业化鞋匠，则只为女性的纤足缝制花式的拖鞋。

采矿业的生产几乎完全出自奴隶或犯人之手。达契亚、高卢及西班牙的金矿和银矿，西班牙和英国的铅与锡，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铜，西西里的硫黄，意大利的盐场，爱尔巴岛的铁，卢纳（Luna）、伊米托斯（Hymettus）及帕罗斯（Paros）的大理石，埃及的斑岩，总之，地下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归国有，都由国家经营，或是国家租出去，为国家岁收提供一项主要来源。单是西班牙的黄金，每年便为韦斯巴芗提供4400万塞斯特斯。矿藏的搜求，是罗马帝国征战的主要资源。塔西佗说，英国的矿业财富，是克劳狄乌斯战役“胜利的奖品”。木柴和焦炭是主要燃料。在科马吉尼（Commagene）、巴比伦王国和帕提亚，都知道石油为何物，而萨莫萨塔（Samosata）的保卫者则把它做成火把投向卢库卢斯的军队，不过还没有把它当作商业燃料应用的迹象。煤是在伯罗奔尼撒及意大利北部被发现，但主要被铁匠使用。化铁成钢的技术已从埃及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大多数的铁匠、铜匠、金匠和银匠，都有一个工厂、一两个学徒。在卡普亚（Capua）、明图尔纳（Minturnae）、普特奥利、阿圭利亚（Aquileia）、科莫和其他各地，由数个工厂及炼制所联合成一个制造工场。在卡普亚的工场，显然是由外资资助的大规模的资本企业。

建筑业方面，组织良好而又专精。运木者伐木、运木，木工建屋、制家具，泥水匠调和水泥，建屋人奠立地基，建筑师建造拱门，砌墙工砌墙，泥灰工抹上石灰，粉刷匠则予以粉刷，管工安装水管（通常是用铅管），地板工人铺大理石的地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各行业之间的权限冲突。砖与瓦是由陶器制厂供应，很多陶器业已达到工厂阶段。图拉真、哈德良、奥勒留，都拥有这种使他们致富的工厂。阿雷提乌姆、穆蒂纳、普特奥利、苏伦图姆（Surrentum）和波伦蒂亚（Pollentia）的瓷窑，供应了全欧洲、非洲各行省及意大利的常用餐具。这种大批量生产并无艺术境界可言。坦白地说，重点是放在量的多寡上。

工厂出产的玻璃、砖瓦、陶瓷和金属品，不能使我们认为当今工业的资本主义源于古代的意大利。罗马本身只有两个大工厂——一个造纸工厂和一个染色工厂。也许金属和燃料数量都不多，政治的利益似乎比工业的进展更正当而体面。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工厂中，几乎全部工人和一些经理人员都是奴隶。至于在意大利北部的工厂中，自由人的比例比较大。奴隶的数量仍然很多，足以滞碍机械的发展。厌怠的奴工由于对产品没有利害关系，故不可能有什么新发明。有些节省劳工的机器受到排斥，是因为机器或许能引起技术上的失业。人民的购买力太低，以致不能刺激或支持机械化的生产。当然，在意大利、埃及和希腊世界，许多常用的简单机械仍是有的，例如螺旋压榨机、螺旋水泵、水车、动物拉动的粮磨、纺车、织布机、起重机及滑车、制陶瓷用的旋转模子……但是公元96年的意大利人的生活，工业化的程度与直到19世纪时相当，在奴隶制度及财富极为集中的原则下，实难有较深入的进步。罗马法律要求每一分子在从事工业行为时，都必须是一个合法而负责的合伙人，因而限制了大型组织。罗马法律禁止“有限责任”的公司，只有在执行政府合约时才准许合资公司成立。由于类似的限制也适用于银行界，所以罕有为大型企业提供资本的。罗马或意大利的工业发展，从来没能与亚历山大或希腊化东方世界的工业发展等量齐观过。

交通

从恺撒至康茂德，禁止有轮车辆在白天通行，人们只好步行，或乘坐奴隶抬行的轿子或担架。较远的路程，人们则骑马和坐在马拉的驿车或四轮马车上。乘坐驿马旅行车，平均每天可行60英里。有一次，恺撒曾乘马车走了8天，走了800英里。信差把尼禄的死讯带到西班牙给加尔巴，在36个小时之内驰行了332英里。提比略日夜兼程地骑行了3天达600英里，及时赶到垂死的兄弟身边。全部使用马车或马匹的公共邮递，平均每天走100英里。奥古斯都模仿波斯系统，将之视为帝国行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携带官方文件时，叫作“公共邮递”（cursus publicus），一如担任政府公务的工作。私人只是在极少且经由政府特许状（diploma）的准许之下，或给以持有人某种特权的护照，及让他前往会晤外交要员时方能使用。更快捷一点的传送方法，有时是点与点间事先安排好的闪光信号，用这种原始的电报，在普特奥利一艘运粮船的到达，能很快使忧愁中的罗马人知道它已到来。非官方的文件，是由特殊信差、商人或旅行中的朋友携送。有些迹象显示，在帝国统治下，存在有些传递私家邮件的公司。那时所写的信件少于现在，但优于现在。然而，恺撒时代在西欧及南欧方面传递的消息，都比铁路修建以前的任何时代都快。公元前54年，恺撒的信件在29天之内从英国送给罗马的西塞罗。1834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匆匆地从罗马到伦敦，却需时30天。

交通和运输受执政官大道的助益极大。这些大道就是罗马法律的触须，执政们因为这些大道的影响，而使罗马人的心灵成为王国的意志。它们在古代世界产生了商业革命，影响所及，足可媲美19世纪铁路对商业的影响。直到蒸汽运输开始，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道路仍较安东尼帝国下辖的道路逊色。当时仅意大利一地，就有372条主要道路，铺设了1.2万英里的通衢大道。而安东尼帝国，则有5.1万英里的公路和一条广远的次要道路网。公路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法国的里昂、波尔多（Bordeaux）、巴黎、兰斯（Rheims）、鲁昂和布洛涅（Boulogne）；其他公路则通至维也纳、美因茨（Mainz）、奥格斯堡、科隆、乌得勒支（Utrecht）和荷兰的莱顿（Leiden）；从阿圭利亚开始，一条公路绕过亚得里亚，与埃格纳蒂亚（Via Egnatia）大道相连，到达希腊的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巨大的桥梁取代了爬行于千万溪流的渡船。执政官大道的每一英里路，都有界石标出了到达下一城镇的距离，4000个这种界石，至今犹存。在路途中间还为疲惫的旅客设有座椅。每隔10英里便有一个站（statio），供有歇足处，能够雇到新换的马匹；每隔30英里有一个客栈（mansio）——作为商店、沙龙和妓院的旅社。主要的歇脚点就是城市（civitates），通常设有不错的旅社，有时这些旅社由市政府所有和管理。大多数的旅馆管理人，都伺机偷窃旅客，尽管每一站都有警卫士兵，盗贼在夜间仍使公路上无法安全。可以买得到的“旅游指南”，上面标示出道路、驿站和中间的距离。富人们为了鄙弃旅社，都自购行李，随身带着奴隶，夜间睡在有守卫的马车中、朋友家中或沿途的官舍里。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在尼禄时代的旅行要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多。塞涅卡说：“很多的人都不惜长途跋涉，一睹遥远的景物。”希腊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曾说：“环游世界的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旅社和船上。”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蜂拥地前往希腊、埃及和希腊属亚洲（Greek Asia），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纪念碑上，寻求治病的圣水或有利于治愈的气候，漫步在寺庙中的艺术品之间，受教于著名的哲学家、修辞学家或医生，毫不犹豫地使用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当作他们的旅行指南。

这些“豪华之旅”（grand tours），通常要涉及一个或多个纵横交错在地中海上百余条商道的商船航行。“瞧那些港湾和大海，”尤维纳利斯说，“布满了巨大的船舶，人比陆地上的还多。”罗马的港口，如普特奥利、本都和奥斯蒂亚都活跃着建造船只的工人、填塞船缝的修船工、把沙子像重沙袋一样装入船中和把粮食一袋袋卸下的装运工。前去称量粮食的小艇上的测量员，则管理大船与海岸之间的供应船，蛙人潜入水底搜取落入海中的货物。仅运玉米的驳船，在每一个工作日中就有25艘之多被拖上台伯河。倘若我们再把建筑用石、金属、油料、酒和成千种其他物品的运输加起来，便能想象到一条河上的画面——繁盛的商业、装卸机械的噪声、码头工人、脚夫、装货夫、商人、经纪人及职员。

船只是靠帆推动，并由一排或两排桨来辅助。平均起来，船比从前的更大了。阿特纳奥斯（Athenaeus）所形容的一艘运粮船420英尺长，船上有一根57英尺长的船辐，这只是相当例外的一个。有些船只，有三层甲板，许多船都能载250吨货物，有几艘甚至载货1000吨。约瑟夫斯（Josephus）提到的一艘船，载有旅客和船员达600人之多；另一艘船，载了一个埃及的方尖石塔，尺寸像纽约中央公园的尖塔那样大，还加上200名水手、1300名旅客、9.3万蒲式耳的麦子和许多麻布、胡椒、纸张与玻璃。然而，正像圣保罗所知，除了沿海岸航行外，其他航行仍然是危险的。在11月与次年3月之间，只有少数几条船能够冒险穿越地中海，仲夏之时，在季风的狂吹之下往东航行几乎完全不可能。夜晚扬帆倒属常见，每一个港口都有良好的灯塔。海盗的危险，在地中海几已绝迹。为了消弭海盗，根绝叛乱，奥古斯都除了在帝国内的十多个地点派有舰艇支队外，还在亚得里亚海的拉韦那和那不勒斯湾的米塞努姆（Misenum）两个地方驻守了两个舰队。我们可以拿200年来从未听说有这些舰队的存在的事实，来判断普林尼所谓的“罗马和平的泱泱之风”。

由于出航取决于气候和商务上的方便，客运的船期大多不固定。船费并不高，例如从雅典到亚历山大是2个德拉克马（约1.2美元），但是旅客须自备食物，很可能要睡在甲板上。船速像船资一样，因风向风力而异，平均每小时6海里。渡亚得里亚海，也许要一天，或者像西塞罗那样，从帕特雷到布伦迪西姆需时三周。一艘快速客轮，在24小时内能行驶230海里。风向有利时，六天的时间能从西西里到亚历山大城，或者从加的斯到达奥斯蒂亚，四天的时间能从乌提卡到达罗马。最长又最危险的航行，是为时六个月的从阿拉伯的亚丁到印度，因为印度洋的季风迫使船只沿着海盗出没的海岸航行。约在50年以前，有一位名叫希帕卢斯（Hippalus）的亚历山大籍的希腊商船船长，他测绘了季风的周期，发现在某一季节他能直航印度洋而且能安全渡过。这种发现对海洋的重要，实不逊于哥伦布的航行对大西洋的重要。从那时以后，从红海上的埃及港口出发，40天便可抵达印度。约在80年，一位姓名不详的亚历山大城的船长写了一本书，名叫《红海环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 ），被当作商人们沿东非海岸至印度的贸易手册。同时，另一些海轮发现了通过大西洋至高卢、英国、德国甚至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俄国等航线。在人类的记忆中，在此之前的各大海洋从来也没载送过这么多的船只、产品和人们。

工程师

载运货物的船只与道路、连接道路的桥梁、停泊船只的港坞、把干净的水输运至罗马的渠道、把乡镇的污物及城市废物排除的沟渠等，都是罗马、希腊与叙利亚的工程师们在大批的自由劳工、军人和奴隶的配合之下建造而成的。他们用吊架和直梁上的滑车提运笨重的建材或石块，吊架和直梁是用人或动物转动踏车上的绞盘来操作的。他们在无情的台伯河沿岸筑成三级式的墙堤，以使水位低时不至于露出河床。 [1] 他们在奥斯蒂亚为克劳狄乌斯、尼禄和图拉真疏浚了一个复式港口，在马赛、普特奥利、米塞努姆、迦太基、布伦迪西姆和拉韦那各开辟了一个小型港湾，并在亚历山大重建了最大的一座港口。他们把富奇内（Fucine）湖排干，然后在一座岩石山下凿通一条隧道，以使湖底成为耕地。他们在罗马的地下构筑了许多水泥、砖或瓦的暗渠，这些暗渠被使用了数百年之久。他们把坎帕尼亚的沼泽完全汲干，使它成为可居之地，因为从那里的遗迹可以看出很多豪华的宫殿。 [2] 他们执行了惊人的公共设施工程，这些工程使恺撒及其他各帝王减少了人民失业的人数，也美化了罗马。

执政官大道是比较简单的成就之一。那些道路怎能与现代的公路相比？当时道路的宽度是16到24英尺，但是接近罗马的部分，这一宽度包括长方形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在内。他们以大胆的初期经济牺牲向目标勇往直前，达到后来长久节约的目的。他们用巨资兴建的桥梁，越过无数的溪流，用砖与石建造的拱形长桥跨过池沼，不用移山填海的凿填功夫而能在陡峭的山上攀缘而行，沿着强有力的护土墙保护下的山麓或高堤爬行。他们铺设的程度，悉依当地可用的原料而异。通常，底层是一个4至6英寸的沙床，或者是1英寸的灰泥；再上面，就是铺的四层石头：地层是1英尺深，由水泥或黏土砌成的石块组成；边缘是10英寸厚填牢的水泥；中央是12至18英寸层层叠叠铺设良好的水泥；矽土或岩浆凝固的多角形石板，直径是1至3英寸，8至12英寸厚。石板的上层表面是光滑的，接合处贴合得天衣无缝。表面偶或也有水泥铸成的；在不太重要的道路上，铺的是碎石；在英国，路是由铺在碎石底床上水泥里面的燧石构成的。地基深得使人不可能想到排水问题。总而言之，那是历史上最耐用的道路，其中有很多现在仍然在使用。可惜那些为骡马和小型车辆而设计的步行陡路，已经因现代交通而不得不弃置。

连接这些道路的桥梁，本身就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度典型。罗马人承接了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水利工程的原则，他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直到现在仍保持不变。他们在水底建立地基和桥墩时，把古时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一个双圆柱的桥桩打入河床，每一圆柱紧围上木板，在两圆柱之间汲水，用石块或石灰把挖空的底部填满，然后就在这个地基上竖立桥墩。在罗马，有八座桥梁跨越台伯河。有些桥梁，像苏布处西乌斯（Sublicius）桥一样的古老，在那上面，一片金属都没用过；有些建筑良好，直到现在仍旧在用。凭借这些墩距，罗马的圆拱进而在白人世界里千千万万的溪流上建筑桥梁。

老普林尼认为，引水沟渠是罗马最伟大的成就。“如果你注意那些巧妙地导入城市供大众及私人使用的丰足水源，如果你观察那些保持适当高度和层级的高水道、那些必须穿透的山脉、必须要填平的洼空，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地球赠予人世者无他，‘神奇’二字。”从远处的流泉，通过全长1300英里的14条渠道，每天把约3亿加仑的水引过无数隧道，越过壮观的拱桥，带入罗马，其数量像任何现代城市所需一样大。这些建筑，也有它们的缺点：铅管中不断产生漏水，需要经常修理。西罗马帝国末期，全部渠道已不堪使用。 [3]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们曾把丰足的水送到家庭、公寓、宫廷、喷泉、公园及千人同时入浴的浴场时，它们遗留下来的足能用于海战的人工湖泊时，我们便能开始觉悟：罗马虽然恐怖且腐败，但它仍然是经营最好的古代都城、古今以来设备最好的城市之一。

1世纪末期，在水利部门居领导地位的人是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朗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他的著作使他成为罗马最著名的工程师。他曾任副执政官、不列颠总督，并担任过好几任执政官。像现在的英国政治家一样，他能找出时间从事著述，同时治理国家。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军事科学的著作，其中的结论部分《战术论》（Stratagemata ）保留至今 [4] ，并为我们留下了他个人对罗马水系的记载。他描述他任职水利部门时所发现的腐败和不法行为，及宫廷与妓院如何从总水管偷窃用水，他们贪婪的程度曾一度使罗马的水源枯竭。他说出他坚决的改革，极其详确地说出每一渠道的水源、长度及功用。他的结论像普林尼一样：“谁敢把这些非凡的水道与沉滞的金字塔或者著名但无用的希腊作品相比拟呢？”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坦诚的功利主义的罗马人，除了实用而外，对美的欣赏标准不高。我们可以了解他，并且承认：一个城市在没有帕特农神庙之前应该先有清水。从这些平实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暴君时代，仍有旧式的罗马人——有能力且忠实的人、有理性的行政长官，他们使罗马帝国在统治失当的君王统治下繁荣，为君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开拓出了一条坦途。

商人

政府和交通的进步，使地中海的贸易扩展到空前的程度。繁忙的买卖交易方法之一，就是在乡间到处叫卖的小贩，从黄磷火柴到昂贵的输入丝绸，他们什么都卖；到处拍卖的人，也是沿街传布公告的人、遗失物品及逃失奴隶的宣告人；每天的市场及定期集市上，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用假秤或加铁头的秤骗人，还要用锐利的眼睛留意营造司的度量衡检查员。商业界较高的特权阶级，是那些自造商品的店铺，这些店铺是工业和商业的骨干。港口或港口附近是批发商人，他们把新近从国外买来的物品卖给零售商或消费者。有时，船主或船长会在甲板上直接出售货物。

意大利处于“不利的”商业平衡之下达两个世纪之久——以买多卖少而得意。输出的是一些阿雷提尼（Arretine）的陶瓷、酒、油、金属、玻璃及坎帕尼亚的香水，其他产品都保存在国内。同时，批发商人在帝国的各地区都有代理商，为意大利购买货物。外国的商人，在意大利兜售及放置他们的物品。用这种双重的手续，半个星球的千百稀珍使人们大快朵颐，美衣用以蔽体，装饰罗马贵族阶级的家庭。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说：“凡是想看尽天下万物者，必须走遍世界或者留在罗马。”来自西西里的是玉米、牛、兽皮、酒、羊毛、精美的木器、雕像、珠宝；来自北非的是玉米和油；来自昔兰尼加的是阿魏树脂；来自中非的是竞技场上的野兽；来自伊索匹亚和东非的是象牙、猿、龟壳、珍贵的大理石、黑曜石、香料及黑奴；来自西非的是油、兽、香椽、木材、珍珠、染料、铜；来自西班牙的是鱼、牛、羊毛、金、银、铅、锡、铁、朱砂、软木、小麦、亚麻、马匹、火腿、咸肉及最好的橄榄和橄榄油；来自高卢的是布匹、酒、小麦、木材、蔬菜、牛、家禽、陶瓷、乳酪；来自英国的是锡、铅、银、兽皮、小麦、牛、奴隶、牡蛎、狗、珍珠及木器制品；从比利时，大群的鹅被赶到意大利，为贵族们供应鹅肝；来自德国的是琥珀、奴隶及毛皮；来自多瑙河的是小麦、牛、铁、银与金；来自希腊及希腊各岛的是廉价的丝绸、麻布、酒、油、蜂蜜、木材、大理石、翡翠、药品、艺术品、香水、钻石和黄金；来自黑海的是玉米、鱼、皮毛、兽皮、奴隶；来自小亚细亚的是精制的亚麻及毛织品、羊皮纸、酒、土耳其地毯及其他各种无花果、蜜、乳酪、蚝、地毯、油、木料；来自叙利亚的是酒、丝、亚麻、玻璃、油、苹果、梨、梅子、无花果、枣子、安石榴、坚果、甘松香、香膏、提尔紫及黎巴嫩的香柏；来自（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的是纺织品、艺术品、香水、药品；来自阿拉伯的是焚香、树胶、沉香、没药、生姜、肉桂和宝石；来自埃及的是玉米、纸张、亚麻、玻璃、珠宝、花岗石、玄武岩和斑岩。有上千种精致的产品从亚历山大城，黎巴嫩的西顿，叙利亚的提尔，土耳其的安条克、塔尔苏斯，希腊的罗得斯、米利都、艾菲索斯和其他东方各大城市传到罗马和西方，同时东方也从西方接收原料和金钱。

除了这一切外，还有从罗马帝国以外输入的大量商品：从帕提亚和波斯输入的宝石、上好香精、摩洛哥皮料、地毯、野兽和阉人；从中国（经由帕提亚，或印度、或高加索）传来的是生熟丝绸。罗马人认为，丝绸是树上梳理下来的植物类产品，把它看作黄金那样贵重。大多数这种丝绸被运到科斯岛去，在那儿为罗马及其他城市的仕女们制成衣裳。在公元91年，相当贫穷的麦西尼亚不得不在宗教仪式中禁止妇女穿着透明的丝绸。正因为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穿了那种丝袍，才打动了恺撒和安东尼的心。同样地，中国人从罗马帝国输入了地毯、珠宝、琥珀、金属、染料、药品及玻璃。中国的史学家提到一位由“安敦”王（奥勒留）派来的大使，于公元166年由水路晋见汉桓帝，很可能那是一队假冒使节之名的商人。在中国山西省，发现了16枚罗马币，年限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180年（从提比略到奥勒留）。从印度传入的是胡椒、甘松香及其他香料（与哥伦布所寻求的相同）、药草、象牙、黑檀、檀香、靛青、珍珠、红玛瑙、条纹玛瑙、紫水晶、红玉、钻石、铁器制品、化妆品、纺织品、虎及象。我们可以判断出贸易的数量，罗马人酷爱奢侈，因而可以得知：意大利从印度输入的东西，除了西班牙之外，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斯特拉博说，仅仅是埃及的一个港口，每年便有120条船驶往印度和斯里兰卡。为了交换，印度用金块及金币换取大量的酒、金属及深红染料与其他物品。（每年约1亿塞斯特斯。一笔同样的款项流入阿拉伯和中国，也可能流入西班牙。）

这一庞大的贸易数字，制造了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不够稳固的基础终于毁灭了罗马的经济。意大利并未力求输入与输出对等，它挪用矿业经费、征收50多个行省的人民税收，以弥补国际的贸易差额。当较丰富的矿藏枯竭时，追求奢侈的兴味依然不减，于是罗马又想用征服新的矿区（如达契亚），把一度健全的通货降格——把更多的金块变成更多的硬币，以防止输入制度的崩溃。当行政费用和战费的数字更接近帝国的收入时，罗马只好以物易物，尚且不足。意大利依赖输入的食物，是它的主要弱点。等它无法强迫其他国家为它输送食物和战士时，也就是它气数已尽之日。同时，各行省不但恢复了繁荣，而且取得了经济的主动。1世纪时，意大利商人几乎在东方港口绝迹，而叙利亚和希腊商人则在得洛斯和普特奥利建立了基础，并且在西班牙和高卢成倍地增加。在从容的历史动荡中，东方正准备再度支配西方。

银行家

生产和商业的资金从何而来呢？首先，是靠国际上尊崇的相当可靠的通货支持。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遭受了慢性的贬值。国库认为，用增值金钱添少货品的自然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战债是轻而易举的事。原来的阿斯（青铜币）值1磅铜，到了公元前241年已跌减为2盎司，到了公元前202年减成1盎司，到公元前87年则是0.5盎司，至公元60年时只值0.25盎司了。罗马共和的最后一个世纪，大将们铸发他们自己的硬币，通常是金币（aurei），值100塞斯特斯。由于这种军用铸币，君王的铸币因而骤降，帝王都追随恺撒的习惯，在铸发金币时把他们的肖像印在上面，当作国家保证的象征。那时，塞斯特斯是由铜制成，而非用银，而且价值又改变为4个青铜币了。 [5] 尼禄把第纳瑞斯（denarius，古罗马货币）的银含量从原有量降低为90％，图拉真降低为85％，奥勒留降低为75％，康茂德降到70％，塞普提摩斯（Septimius Severus）降到50％，尼禄把奥里斯（aureus）从1/40磅的金减为1/45，卡拉卡拉（Caracalla）减为1/50。随着这些贬值而来的是一次价格普涨，但是直到奥勒留时代，收入似乎才等量提高。也许这种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是牺牲债权人的优势能力和机会，以解救债务人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若不予以阻止，将使财富集中到足以造成经济冻结和政治革命的程度。尽管有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把罗马的财政制度视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稳定的制度之一。两个世纪以来，单一的金融标准制度为整个罗马帝国所尊重。由于有了这种稳定的媒介，投资和商业才会有前代没有的繁盛。

结果，银行业者遍地皆是。他们是换钱的人，接受支票户头和有息储蓄，发行旅行支票和兑换钞票，经管、收买及卖出不动产，投资与收账，贷款给个人及合伙人。这一银行制度源于希腊及希腊东部，大多操之于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之手，甚至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也是如此。在高卢，“叙利亚人”与“银行家”两个词是同义词。在奥古斯都的埃及战利品的压力之下，本已降到4％的利率，在他死后又升到6％，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已达到12％的法定最高值。

公元33年，著名的“大恐慌”显示出罗马帝国内银行和商务的发展及复杂的相互依赖。奥古斯都大量地铸币，也大量地挥霍，他的理论是：日增的流通、低度的利率及物价上涨，都可以刺激商业。它们确已刺激了商业，但是由于方法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早在公元前10年停止滥铸之时，即已有了反应。提比略却跳到相反的理论——最经济的经济才是最佳的经济。他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强烈地限制新通货的发行，使国库积蓄达到27亿塞斯特斯。流通媒介所造成的匮乏，因提款向东方换取奢侈品而更加恶化。价格跌、利率升、债权人取消债务人赎取抵押品的权利，债务人求助于高利贷人，如此使贷款几乎消失。元老院要求每一元老把财富以高百分比投资在意大利土地上，借以阻止资本的输出。元老们便据此收回借债，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筹集现金，危机因而更大。元老普布利乌斯·斯庇恩特尔（Publius Spinther）通知巴尔布斯（Balbus）和奥利乌斯（Ollius）的银行说他为了要遵守新法律、必须提取3000万塞斯特斯时，商行便宣布了自己的破产。同时，亚历山大城的一家商行的失败，苏特塞斯父子（因为他们丧失了3艘满载贵重香料的船）与提尔的马尔萨斯（Malchus）一家大染业的倒闭，引发了谣言：罗马的马克西莫斯和维博（Vibo）银行，将因其向上述各商行的大量贷款而告崩溃。等存款人开始对这家银行“挤兑”时，银行便关门大吉。就在当日稍晚时，另一家更大的佩蒂乌斯（Pettius）兄弟银行，也暂停了付款。几乎在同一时间，传来了新消息：伟大的银行制度业已在里昂、迦太基、科林斯及拜占庭全部失败。罗马的银行接踵关闭。金钱只能在高过合法利率以上很多才能借到。提比略终于用停付土地投资法案，向银行派发1亿塞斯特斯，以不动产为抵押无息借贷3年来应对危机。因此才使私家借贷人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利率，使金钱从囤藏中再度流通，使信心逐渐恢复。

阶级

几乎罗马的每一个人都以疯狂的追求方式崇拜金钱，只有银行业者予以抨击。奥维德作品中的一位神说：“如果你幻想着蜂蜜比手上的现金要甜，那么你对你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就知道得太少了！”——1世纪以后，尤维纳利斯尖刻地高呼“最为神圣庄严的财富”。到了帝国的末期，罗马法禁止元老阶级在商业或工业上投资。虽然他们通过让自己的自由人投资进而逃过了这项禁令，但他们却蔑视他们的代表权，支持以出身统治的办法，以取代用金钱、神话或武力统治的唯一办法。革命和废除活动后，旧式的阶级划分仍然保留，却以崭新的头衔出现：元老院的议员及骑士阶级、法官及官员们，都被称为“荣誉之士”（men of honors）或官员；其余都称为humiliores，即“卑下”（lowly），或是tenuiores，即“弱小”（weak）。一种尊崇感常常与元老的傲然之气交织在一起：他们担任一连串的公职而无薪给，个人费用反而不少；他以不凡的能力和忠诚执行重要职务；他为大众运动出钱、协助他保护下的平民、释放他的部分奴隶，以施舍的方式在生前死后使人民分享他的部分财富。由于他的地位所承袭的义务责任，他需要有100万塞斯特斯才能加入或保持待在元老阶级。

有位名叫格奈乌斯·伦图卢斯的元老，拥有4亿塞斯特斯。但这是一种例外，罗马最大的财富是属于那些不齿于赚钱和做生意的商人。为了削减元老院的权力，帝王都以高位宠顾商人，保护工业、商业和财政，并依靠骑士来支持罗马元首政制，以防止贵族的阴谋。这种第二阶级的资格，需要40万塞斯特斯，并要有君王的特别提名。结果，很多财主都属于平民阶级。

平民阶级，变成了那种默默无名的商人、自由工人、小农田主、教师、医生、艺人及被释奴隶的大杂烩。户口调查时对“平民”的定义不是以他们的职业，而是依他们的后裔（proles）为准，有一篇古拉丁论文把他们称为“对国家只贡献孩童的平民”。他们大多数人在商店、工厂及城市的商业中工作，平均每日有1第纳瑞斯的工资（约40美分）。工资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虽有提高，但是提高的比例比不上物价上涨快。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像饮食一样自然，只是速度不同而已。以前一度大家都穷，而不觉得自己很穷；而今，财富在掌肘之间反而闹穷，并且在意识上感到穷。然而，绝对的贫穷被赈济物、主人对保护下平民的偶尔施赠以及被诸如巴尔布斯之流的富人的贵族遗产所防止。巴尔布斯曾为罗马的每一位市民留下了25个第纳瑞斯。阶级区分倾向于世袭阶级或等级制度，但能干的人也可摆脱奴隶的身份，可以赚钱发财，可在君王下面服务而得升高位。自由民的儿子，变成了有充分选举权的自由人，他的孙子更可以当元老院的议员。不久，便有一位自由民的孙子佩提纳克斯将做帝王。

在1世纪，许多高级官署都充满了自由人。他们往往负责各行省的帝国财政、罗马水道、皇帝的矿场、采石场与房地产及供应军营的粮饷。自由人和奴隶（几乎全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管理皇家宫殿，并在帝国占据重要职位。小型工业和商业逐渐落入自由人的控制之下。有些人因而变成了大资本家或大地主，有些人则聚集了当时最多的财富。他们的过去，很少给予他们道德标准或高尚趣味。他们获得了自由之后，金钱便变成了他们生活中专一的兴趣。他们毫无顾忌地赚钱，然后毫无趣味地花掉。佩特罗尼乌斯在《特里马尔奇奥》中对他们痛加贬责，较为温和的塞涅卡则对那些买画作装饰的新富们加以嗤笑。这些讽刺，一部分也许是出于阶级上的嫉妒反应，因为社会地位看到了它古时剥削与奢侈的特权受到了侵犯，故而不能宽恕那些起而分享其额外收入与权力的人们。

自由人的成功，必定给予在意大利做大部手工工作的人某种慰藉的希望。据贝洛赫（Beloch）估计，公元前30年，在罗马的奴隶约有40万人，或几近全人口的半数；在意大利约有150万人。如果我们相信阿特纳奥斯的席间闲谈，有些罗马人竟有2万个奴隶。关于奴隶需要穿着明显衣着的一项建议，由于唯恐让他们体会到他们数字上的优势而被元老院否决。盖仑约于公元170年左右在帕加马（古希腊王国）计算了一下，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为1∶3——占25％，很可能这个比例在其他城市中没有大的差异。人的价格不同，农奴值330，而70万塞斯特斯（约10.5万美元）是马库斯·斯考鲁斯（Marcus Scaurus）付给文法学家达芬尼斯（Daphnis）的价钱——平均价格是4000塞斯特斯（约合400美元）。在工业及零售商业中，80％的雇工是奴隶；大多数在政府从事手工或书记工作的人，由“公奴”（servi publici）担任。国内奴隶有多种情形和种类：个人奴仆、手工艺人、家庭教师、厨师、理发师、音乐家、抄写员、图书管理员、艺人、医生、哲人、阉人、担任侍者的漂亮男童及靠他们的缺陷取悦于人的瘸子。罗马有一种特殊市场，可以买到缺腿的人、无臂的人、三只眼的人、巨人、矮人或是阴阳人。家用奴隶有时被鞭打，偶也被杀。尼禄的父亲杀死了他的自由民，因为他们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去狂欢。塞涅卡在一篇《论愤怒》的文章中，有一段愤怒的文字描述出“木架及其他刑具，地牢与其他牢狱，在坑中的囚犯身边引火，拉尸体的钩子，各式各样的链子，不同的惩罚方法，肢解，额上烙印”等。显然，所有这些都进入了农奴的生活中。尤维纳利斯形容一位女士说，当她在烫头发时，要有奴隶一个接一个地在面前被鞭打。奥维德描绘了另一位女主人，她用发针往她女仆的臂上刺。但这些故事有它们文学虚构的特性，绝不能视为历史。

大体上说，帝国控制下的国内奴隶的命运，都因日渐被纳入家庭，因互相忠实，因某些主人需要奴隶在大酒筵上侍奉的风俗，以及因与现代殊异的就业保障和职业的固定，而逐渐光明起来。家庭生活的欢乐并没抛弃他们，他们的墓碑上流露出的字句，与自由人的墓碑充满了同等的情意。有一个墓碑上面这样写着：“埃科庇隆（Eucopion）的父母为他立了这个墓碑，他在世6个月零3天。这个最甜美、最愉快的婴儿，虽然还不能讲话，却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另外一些墓志铭，则显示出主奴之间最深厚的情感关系：有一位主人宣称，一个死去的奴仆对他说来，像他的亲生儿子一样亲；有一位青年贵族，为他的保姆的去世而悲悼；一位保姆，表现了她对已逝之人的悲痛；一位博学的女士，为她的图书管理员立了一个优美的纪念碑。斯塔提乌斯写了一首“因宠仆之死向弗拉维乌斯·乌尔苏斯（Flavius Ursus）致慰的诗”。奴仆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人宁愿自动陪着主人被放逐，有些人曾为主人牺牲性命。有些主人，使他们的奴隶自由，甚至和他们结婚，有些人把他们视为好友；塞涅卡与他的奴隶一同进食。礼仪和感性的提高、主奴间肤色差异的消失、斯多葛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来自东方的不分阶级的信仰等，对缓和奴隶制度都有一份贡献，但是基本因素还是主人的经济进步及奴隶费用的提高。有很多奴隶，因具有高度的文化能力而被尊敬——如速记员、研究助手、商业秘书与经理人、艺术家、医生、文法学者与哲学家等。在很多状况下，一个奴隶可以自主经营商业，把他赚来的收入给他的主人一部分，把其余的当作他的私房钱来保管，那就是专属于自己的“小钱”。用这种方式赚得的钱，或者靠了忠厚与优越的服务，或者靠了个人的吸引力，通常一个奴隶可以在六年内得到自由。

工人（甚至奴隶）的状况，多少是受到了“同业公会”或工人组织的救助。到这一时期，我们听说了很多“同业公会”，并且已经相当专门化了。从前就已有了小喇叭手、号角手、木箫手、低音喇叭手、笛手、风笛手等的同业公会组织。通常，“同业公会”是以意大利的自治区成立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地方行政官的等级制度，一个或多个他们所敬仰的庙神，和每年一度的盛宴。像城市一样，他们征求并找到富人当他们的赞助人，用协助、资助他们的旅游、会堂、宗祠等方式，再回敬他们。若想把这些社团与我们现在的工会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依照我们的互助会的眼光来看，从他们无穷无尽的办公处所和荣衔，他们兄弟之情的欢愉和满足，他们质朴的互助，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得更好些。富人常鼓励这种公会的形成，并且在他们的遗言中提起。在诸“同业公会”中，人人都是“兄弟”，妇女都是“姐妹”，部分“同业公会”中奴隶可以与自由人同坐一席或共同与会。每一位“名望好的会员”，死后都保证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

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各阶级的领导人发觉，许多的“同业公会”都能被人说服去投票拥护任一特定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社团便成了贵族、财阀、激进分子们的政治工具。他们竞争的腐化，助长了罗马民主政治的毁灭。恺撒曾使它们失去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复活；奥古斯都除了保留几个有用的外，其余全部解散；图拉真再度禁止它们；奥勒留容忍它们。显然，无论在法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它们一直坚持下来。终于，它们变成了基督教进入及渗透罗马生活的媒介。

经济与国家

在帝国之下的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情形如何呢？它曾尝试过，但大部分失败了，未能恢复农民的所有权。这时的帝王要比元老院更为开明，元老院是受大地主领地的所有人控制。多米提安曾设法鼓励人民在意大利种植谷物，但是并未成功，结果意大利始终处于饥荒的恐惧中。韦斯巴芗掌握着埃及，迫使元老院承认他为王，因为埃及是意大利麦子的主要来源。塞普提摩斯用掌握北非来如法炮制。国家一定要确保进而监督谷物的输入及分配；它授权给商人，把谷物带至意大利。克劳狄乌斯保证他们不受损失，尼禄则使他们的船只免付财产税。运输船的延迟或沉没才是激起罗马人革命的唯一原因。

罗马的经济是一种放任（laissez faire）制度，以国有天然资源，如矿业、采石、渔业、盐储及相当广阔的可耕地等作为调节。罗马军队制造他们建筑物所需要的砖和瓦，并常用于公共建设，特别是用于殖民地。战争兵器和机器的制造，可能是留给国家的兵工厂。在1世纪，也许已经有了诸如我们所闻3世纪的那种政府所有的工厂。公共工程，通常是在严格的政府监督之下，让给工作表现良好而贪污最少的私人承包商。约在80年，这种企业在君王的自由人利用政府奴工的执行下日益增多。很明显，在全部过程中，失业人数的减少是政府企业的目的之一。

1％的奴隶税、轻度关税及偶尔间载货通过桥梁及城镇的通行税，使商业略增负担。营造司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下监督零售商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佩特罗尼乌斯作品中的那位易怒人物，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比其他时代的类似官吏并不高明，“他们勾结面包商与恶棍之流的人物……资本主义者的大口总是开着的”。财政易受政府金融的操纵，并与国库竞争，而国库又似乎是帝国内最大的银行业；它以农民的收成做抵押借款给农民，以家具为保证借款给城市的居民。商业受战争的协助，因为战争开辟了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获得商业路线的控制权。因此，加卢斯的远征进入阿拉伯，确保了至印度的通路，以对抗阿拉伯及帕提亚的竞争。老普林尼抱怨说，战役已经进行，罗马的仕女及纨绔子弟对香水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我们绝对不要夸大古罗马的财富。在韦斯巴芗统治下的国家岁入，最多是15亿塞斯特斯。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积存大财产的方法，还是未知数，或已被忽略，因而还没发展出我们现代世界中庞大而可资课税的工业。罗马政府用在海军的费用不多，用在偿付国债方面全无。国家是靠收入而活，而非靠国债。由于工业大多限于国内，故其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对贸易及课税上的阻力也比现在小。人们都为他们本地而生产，而不是为广大市场而生产。他们为自己做得多，为看不到的别人做得少，不像我们。他们运用体力较多，工作的时间较长，效率较低，绝不错过他们梦境以外的1000件奢侈品。即使是我们不太丰足的年月，他们都无法跟我们的财富相比，但是他们却享有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为地中海各国前所未闻。总括而言，今后再也没有那种繁荣。那是古代世界物质的全盛期。

注释

[1] 1870年，意大利政府建立了许多统一宽度的堤防，但在旱季的效果不佳。

[2] 显然，沃尔西人曾于公元前600年前排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他们的罗马征服者却疏忽了各排水道，而使该地区再度成为沼泽及疟疾区。恺撒计划将其重开，奥古斯都和尼禄对这项工程有所推进，但直至1931年，工作才完成。

[3] 其中之一是阿夸渠道（Aqua Virgo），现在注入特莱维喷泉（Fontana di Trevi）；另外3条业已恢复，现在仍为罗马供水。

[4] 第3册是以一种指导性的评论开始的：“战争引擎的发明，早已达到了它的极限，我看不出这种艺术有什么更好的进步。”

[5] 尼禄以后的时期，罗马的通货相当于共和国时总价值的2/3。1阿斯约合2.5美分，1塞斯特斯是10美分，1第纳瑞斯是40美分（以1942年的美国通货计算）。

第六章 罗马及其艺术
（公元前30—公元96）

希腊人的功绩

罗马人本身并不懂得艺术。在奥古斯都以前他们是战士，在这以后他们是统治者。他们靠着政府在秩序和安全的建立而有较好而高尚的建树，在对美的创造和欣赏方面比较逊色。他们不惜为已故大师的作品付出巨资，却把活在当下的艺人视为贱仆。塞涅卡和善地说：“我们崇拜偶像，然而却蔑视创造偶像的人。”只有法律、政治、手艺和农业，似乎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除了建筑家外，大多数在罗马的艺术家都是希腊奴隶或自由民，或者是佣工，几乎全部靠双手工作，并划分为各种工匠。拉丁的作家们，很少想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和姓名。而后罗马的艺术几乎完全是佚名的，没有鲜活的人格，把它的历史赋予人性，像米隆、菲狄阿斯、普拉克西特利斯和普罗托格尼斯使希腊的唯美故事放出异彩。这时的历史学家局限于报道事件而非描写人物，编列钱币、花瓶、塑像、浮雕、图画及建筑的目录，竭力地希望他们的搜集能够表达出罗马的威严。艺术作品是借耳、目及手来引起灵魂的共鸣，而不是用智慧。因此，当把它稀释成思想和文字时，它们的美便消退。思想的天地只是许多世界中的一种，每一种感觉都有它本身的特质。因此，每一种艺术也有其自身的特有媒介——这是无法转译成语言的东西，即使是由艺术家来写有关艺术的文章也会徒劳无功。

有一种特殊的不幸笼罩了罗马的艺术：我们从希腊艺术来看它，希腊艺术似乎在最初即成了它的模式和主人。正像印度的艺术是以奇特的形状来滋扰我们一样，罗马的艺术也以类似的单调重复使我们心寒。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见过多利安、伊奥尼亚和科林斯的圆柱和柱头建筑，那些理想化了的浮雕，那些诗人、统治者和神仙的塑像。即使是壁画令人惊愕的庞贝城，我们也知道那是希腊真迹的翻版。只有“集锦”式的建筑柱式，才是罗马所固有的，况且它违背了我们对古典的统一、单纯及自制的概念。当然，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艺术是压倒性的希腊化。经西西里及希腊、意大利，经坎帕尼亚及埃特鲁里亚，最后经过希腊、亚历山大城及希腊化东方（Hellenic East），希腊的审美方式、方法和理想都传入了罗马艺术。当罗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时，希腊艺术家便拥入了这个新的财富与保护中心，为罗马的寺院、宫殿和广场制造了无数希腊杰作的复制品。每一位征服者，都带回不少样品，每一位显贵豪富，都为了残存的珍宝和希腊工艺而搜遍城市。逐渐地，意大利变成了购买和盗窃而来的绘画和雕塑的博物馆，其饱和度足使罗马艺术建立了格调达一个世纪。以艺术而言，罗马被希腊的世界吞没了。

所有这些，有一半是真实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艺术史，是额枋（architrove）与拱门（arch）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它是意大利本土的写实主义从希腊艺术入侵意大利半岛中复兴的一种战斗。希腊艺术所描绘的是神而不是人，是类型的或柏拉图式的观念，而不是俗世的个人，追求形式上的高尚完美而不是感觉与言词的写真。有助于在埃特鲁斯坎古墓上雕刻人物的那种雄劲的地方艺术，蛰伏于希腊的征服和尼禄对希腊艺术的迷醉之间，但它终于打破了希腊的窠臼，以写实的雕刻、印象主义的绘画及圆拱和拱形圆顶的建筑，革命化了古典艺术。由此种种，加之罗马从外界模仿而来的美，使罗马成为西方世界艺术之都达18个世纪之久。

工匠的罗马

凡是想一游弗拉维安时期的罗马及从奥斯蒂亚往北上溯台伯河的古代游客，最初都会注意到泥河的湍急，把山丘与谷地的土壤冲携至海。在这一简单的事实中，潜伏了缓慢侵蚀的悲剧，产生了在河流上“双向商业”（two-way commerce）的困难，台伯河口的周期性淤塞，及几乎每年春天在罗马低地泛滥的水患，限制了居民往日船只可达的上流商店，常常浸坏了储存在码头谷仓中的玉米。当河水下泻时，房屋塌毁，人畜皆亡。

旅人接近罗马时，立刻就会被它的市场所吸引。市场沿河的东岸开设，长达1000英尺，充满了杂乱的工人、仓库、集市及流动物资。在市场的那边，阿文蒂诺山（Aventine）巍然矗立，公元前494和前449年，愤怒的平民所举行的“静坐罢工”（sit-down strikes），就在它的山头举行。在左岸的同一点上，是恺撒遗留给百姓的一些公园，公园后面就是雅尼库伦（Janiculum）山。距东岸不远的美丽的埃米柳斯桥，展现了牛市场、罗马广场、依然屹立的命运之神福尔图娜（Fortune）和黎明之神马特·马图塔（Mater Matuta）的庙宇。再往北，右面幽然现出宫闱及庙宇林立的帕拉蒂尼和卡皮托利诺两山。左岸，是阿格里帕的花园，再过去，便是梵蒂冈山。城中心的北部，东岸以外，伸展着“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或“战神校场”（Field of Mars）的宽敞的草坪和华丽的建筑物。这儿是巴尔布斯和庞贝剧场、弗拉米纽斯的马戏场、阿格里帕浴场及多米提安的运动场。罗马的军队曾在这里操练，运动员在这里竞赛，赛车在这里举行，人们在这里玩球，议会在这里召集，在帝王监督之下，进行着民主幻象的活动。

从城市的极北部下船，旅客可看到一些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王修建的城墙遗迹。罗马可能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后曾加以重建，然而罗马武力的存在和首都的安定，竟让这座古代城堡倾废，直到奥勒留才修建了另一座城墙——一种已逝的安全象征。墙上曾开大门，通常是单拱门式或三拱门式，以便使大道从中通过，城门的名称因路名而起。在城市中遨游，先东后南，游客可以看到萨卢斯特的豪华公园、尘土飞扬的禁卫队（Praetorians）、兵营、马西安和阿庇安的拱门及克劳狄乌斯的水道。在右侧，依顺序是宾西亚山、奎里纳莱山、维米纳山、埃斯奎利诺山及恺良山。离开城墙，在阿庇安大道上向西北行进，沿帕拉蒂尼山的北坡，经过卡佩纳（Capena）城门可达新街（Nova Via），然后往北走，经过迷宫般的圆拱和建筑物，便站立在古时的广场中——罗马的首脑和心脏。

那里原本是一个市场，约600英尺长、200英尺宽。公元96年，商人已经退到附近的街市中或其他的广场里去，但是在毗连的那些会堂中，人们都在收税人协会（publican’s corporation）里出卖股份，与政府签订合约，在法庭里自辩，或者向律师请教如何逃避法律。在广场的四周，建造了一些神仙的庙宇，有些大一点的是为财神（Mammon）而建的。内外饰建了大批的塑像，宏伟建筑物的列柱回廊，所遮的阴影使几株古树都黯然失色。从公元前145年到恺撒时，它一直是议员的集会场所。广场两端，都有一个名叫罗斯特鲁姆（rostrum）的讲台，因为早期的一个台子上曾经陈列了一个在公元前338年从昂蒂乌姆（Antium）掳获的船头（rostra）。在西边，是“金色里程碑”（Millenarium Aureum），奥古斯都筹建了一排镀金的铜柱，用以标明几条执政官大道的交点和起点，柱上刻着从罗马可以到达的主要市镇及其到罗马的距离。沿西南侧，是“神圣之街”（Sacra Via），通往卡皮托利诺山的罗马主神朱庇特和农神萨图恩的神殿。这个广场的北方，访客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广场，那是卢利乌姆（Lulium）广场，由恺撒所建，用以代替较旧的地区。附近是为奥古斯都和韦斯巴芗所设计的另一些小会堂。没多久，图拉真把其中最大的予以清扫和整饰。

即使是这样一次匆忙的巡礼，古代的游客仍能感觉到城市人口的拥挤繁杂及迂回曲折的街道。其中有一些道路是16至19英尺宽，大多数都是东方式的曲折小巷。尤维纳利斯曾抱怨说，车子在夜间颠簸在高低不平的路上，使人无法安眠，摩肩接踵的人群，使白天的步行宛如作战。“尽管我们十分匆忙，但仍被前面拥来的人群所阻，被后面一层密密的人群所挤。有一个人，把一只肘刺到我的身上，另一个人把轿杆往我身上插；一个人用柱子，另一个人拿酒桶，往我头上碰。我的双腿沾满了污泥；大脚从四面八方向我践踏；一个大兵把他那平头钉靴不偏不倚地踩在我的脚趾上。”主要的大路，是用五角形的熔岩石块铺设而成，有时是结实地嵌入水泥，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保留在原地。没有街灯，无论是谁，要想在黄昏后外出就要带灯笼，或者跟随着拿火炬的奴隶。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措施，他都会碰到许多盗贼的铁手套。门户用锁及钥匙扣紧，窗户也于夜晚上闩，那些住在底楼的人则用铁棒严守。除了这些危险以外，尤维纳利斯还补充提出了从楼上窗户中投掷出来的软硬物体。总而言之，他认为，若不事先立下遗嘱，只有傻瓜才敢出去晚餐。

由于没有公共车辆把工人从家中运送至工地，大多数平民都居住在市区中心附近的公寓中或工厂上方与后面的房间里。一座砖房公寓，通常可覆盖整个的广场，因而把它称为“岛”（insula）。很多这种建筑物，有六七层楼高，建筑得相当薄弱，以致有几幢倒塌后，压死数百居民。奥古斯都把建筑物前缘的高度限制为70罗马尺，但很显然，法律允许后面可以有较高的高度，因为马提雅尔提到“一位可怜虫，他的顶楼是往上走200级”。很多公寓的底楼设有商店，有些还在二楼上设有阳台。有少数的房子，是在顶上用含有额外空间的拱桥通道与对街上的公寓相连——那是特殊平民住的危险的坡屋。这种“岛”，几乎占满了“新街”，帕拉蒂尼的维多利亚山（Clivus Victoriae）和苏布拉——一个位于维米纳与埃斯奎利诺之间的娼妓出没的地区。这些地方住着商场的码头工人，马塞卢姆（Macellum）的屠夫、皮斯卡托里乌姆（Piscatorium）广场的鱼贩、波里乌姆广场的牧牛人、霍利特里乌姆（Holitorium）广场的菜贩及罗马工厂、店铺与商业界的工人。罗马的贫民窟遍布在广场的边缘。

广场外面的街道排满了商店，劳工及交易的吵闹声不绝于耳。水果贩、书商、香水商、女帽商、染匠、花匠、磨刀的、制锁的、药剂师及其他餐饮供应商，人类中的弱点与虚荣，以他们凸出的小摊位阻塞了大道。理发师在空地上向人招徕，因为空地上人人都能听到。酒馆数不胜数，在马提雅尔看来，罗马似乎是一个大沙龙（酒吧）。每一行业都想移到某些区域或街道的中心，往往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因此制草鞋的人是聚集在“桑达拉里乌斯”区（Vicus Sandalarius），制马鞍的人就集中在“罗拉里乌斯”区（Vicus Lorarius），吹玻璃的人集中在“维耶特拉里乌斯”区（Vicus Vitrarius），卖首饰的聚集在“马加里塔里乌斯”区（Vicus Margaritarius）。

意大利的艺人都在这样的店铺中工作——只有出色的人收入才高，才能过逍遥自在的豪华生活。卢库卢斯给阿凯西劳斯（Arcesilaus）100万塞斯特斯去做女神福莉西塔斯（Felicitas）的塑像。泽诺多努斯（Zenodorus）收取40万，才制作罗马信使神墨丘利的巨像。建筑家与雕刻家的等级与医生和教师不分高下。不过做罗马技术性工作做得最多的人是奴隶。有些主人，则使他们的奴隶接受雕刻和绘画训练，把产品拿到意大利及国外销售。在这种店中，劳工的分工极为明显：有些人擅长画许愿还愿的人像，有些人擅长装饰性的建筑飞檐；有些人专为塑像雕刻玻璃眼睛；不同的画家，绘出错综图画，或花卉、或风景、或动物、或人物，轮流在同一张画上作画。有几位艺术家是仿制的名手，制造任何畅销时期的古董。公元前最后100年的罗马人，在这方面很容易受骗，因为像大多数“新富”（nouveaux riches）一样，他们是依然照费用及“稀者为贵”去衡量物品的价值，而不是以美和用途为标准。在罗马帝国时期，当富有不再是一种殊荣时，人的审美力提高，一种对优美的真诚之爱，为千千万万的家庭增加了精致的器皿，以及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希腊都极少为人所知的装饰品。艺术之于古老，一如工业之于现代。那时的人虽尚无法享用如今我们用机器大批生产的丰足的有用产品，但是，如果他们够仔细的话，则能以美好的东西装饰自己，在热心磨炼而成的艺术形式中获得优美、恬静的快乐。

伟人之家

希望研究中产阶级居处的访客，将会在远离市中心纵横交错的大道上如愿以偿。由于不安定与炎热，它们那灰泥砖房的外表，仍然像以前一样，以朴实的式样建造着。罗马的中产阶级，对过往的旅客绝不浪费艺术。两层楼以上的房屋不多，地下室很少。屋顶闪耀着红瓦。窗户上安装着百叶窗，或偶尔装几块玻璃。入口通常是双门，每一扇门都有金属的柄。地板是水泥或砖的，常是镶嵌成方形，其上没有地毯。建筑内部的中庭四周，是分组排列的主要房间，这就是修道院和大学四方院子的建筑嚆矢。在更富裕的人的房舍中，一两间房间用于沐浴，通常是用浴缸，很像我们今天的浴室。自来水管被罗马人铺设得相当好，是20世纪以前无可匹敌的，铅管把水从渠道和管道引入大多数公寓与家庭中。配件和旋塞用铜制成，有些还铸成高度装饰性的设计。铅制的导管和管槽把雨水从屋顶排下。大多数的房间都是用轻便的炭盆取暖的。一些家庭、别墅、宫廷及公共浴场等，可以享用烘烧木柴或焦炭的炉子供热系统，使热气通过地板或墙内的瓦管，供应到各个房间里去。 [1]

在帝国的早期，有一种希腊的新建筑应用于罗马的富人之家。由于无法在前庭保有一己之私，他便在前庭后面建造一个露天的中庭（peristylium），种植花卉和灌木，饰以塑像，绕以回廊，在中央造一个喷泉或浴池。院子周围，建造一批新房屋：一间餐厅，一间妇女房舍，一间收藏艺术品的画廊（pinacotheca），一间放置书籍用的书架和家神用的神龛（lararium）；也许有多余的卧室和名叫“休憩角落”（exedrae）的小凹室，即凹入的隐秘小屋。比较节俭的家庭，用天井代替花园。尽管找不到空间，罗马人仍设法把种花的箱子放在窗内，或在屋顶上种植花草或灌木。塞涅卡说，有些大屋顶上，有葡萄架、果树和种在泥箱中的遮阳树。不少人家有在阳光中晒肚皮的“日光浴室”（solaria）。

很多罗马人都厌倦了罗马的嘈杂与匆忙，而躲到安静平淡的乡间去。不分贫富，他们都养成了爱好自然的感情，把古希腊时期任何可见的一切抛诸脑后。尤维纳利斯认为，当一个人有能力在意大利的某个宁静的城镇中买一栋漂亮的房子，四周是“一个整齐的花园，能够宴请100名信奉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哲人时”，而偏偏住在都市中，每年付房租住在罗马一间阴暗的小阁楼，那才是傻瓜呢。家境优裕的人，每年初春迁出罗马，住进亚平宁山麓或者在湖海之滨的别墅中。小普林尼对他在拉丁姆岸边劳伦图姆的乡间房舍的描述，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把它说成“大得足以使我感到方便，维持起来又不昂贵”。但是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们会怀疑他的谦虚成分了。他描写说：“一个小走廊，由釉彩窗户罩着，顶上是屋檐……一间漂亮的餐厅，由最后一波海涛碎浪温柔地冲刷着”，宽敞明亮的窗户，使我们看到“三个方向的景色，犹如三个不同的海面”，一个前庭，“可通入树林和山上”；有两间客房，“一间半圆形的图书室，室内的窗户，可以整天都能吸收到阳光”；一间卧室，几间仆人寝室，在对面的一侧是一间“雅致的客厅”，第二餐厅及四间小型寝室；浴室套房中，含有“一间舒适的更衣室”、一个冷水浴池，一间温水浴室中设有烧成不同温度的三个浴池，和一个热水浴池，全部是由热气管中央供热法烧水。外面是游泳池、球场、储藏室、五彩缤纷的花园、私人书房及宴客大厅，及一座含有两个房间和一间餐厅的瞭望塔。普林尼下结论说：“现在告诉我吧，还没有正当理由让我把时间与情感寄托在这个舒适的退隐之所吗？”

倘若一位元老能有这样一幢别墅在海滨，另一位元老有一幢别墅在科莫，那么我们就能想象到卡普里岛——提比略的极尽奢华的房产，或者想到在阿尔巴隆加的多米提安的财产——更不用说哈德良不久要在蒂伯所建造的那一座了。配合这种奢侈浪费，访客一定能感悟得到帕拉蒂尼的百万富翁和帝王宫廷的豪华了。在国内建筑方面，罗马人无意去模仿古希腊，因为希腊家庭是平凡的，只有寺庙才是壮观的。他们的宫廷，是以半东方化的希腊诸王寓邸为模式。托勒密式的建筑，把克娄巴特拉的金色带到了罗马，使皇室的建筑陪衬了君王的政治色彩。奥古斯都的宫廷（因它坐落的山而得名），随着皇室行政能力的增加而逐渐扩展。他的大部分继承人多为自己或他们的随员增建宫室，例如提比略的提比亚纳别墅（domus Tiberiana）、卡里古拉的盖亚纳别墅（domus Gaiana）、尼禄的奥雷斯别墅（domus aures）等。

这栋“金宫”变成了罗马的过眼奇观。仅仅建筑物即占地90万平方英尺，这还只不过是从帕拉蒂尼延伸到邻近山麓1英里见方的别墅的一小部分而已。有一座巨大的公园环绕宫廷而建，还有许多花园、草地、鱼池、狩猎场、鸟舍、葡萄园、小溪、喷泉、瀑布、湖泊、皇室的厨房、游乐室、凉亭、花房及3000英尺长的回廊。有一段愤慨的讽语涂写在墙上，足可视为代表性的言论：“罗马变成了一个人的居处。公民们，是迁徙到维爱的时候了——除非那个地方也真的被括入了尼禄王的家中。”宫廷的内部，闪耀着大理石、青铜器和黄金，再加上难以计数的科林斯首都的镀金金属，数以千计的塑像、浮雕、绘画及购置或掳自古典世界的艺术品，其中之一就是《拉奥孔》（Laocoön ）。有些墙壁上，镶了一些珍珠母和各种不同的名贵宝石。大客厅的天花板上覆盖了一层象牙花，只要皇帝颔首示意，一阵芬芳的香水便从象牙花上喷落在宾客身上。餐厅有一个球面的象牙天花板，上面绘着代表天空和星辰的色彩，并且用隐藏的机器使它不停地慢慢转动。有一间套房，供有热水浴、冷水浴、温水浴、盐水浴和硫黄浴。当罗马的建筑家塞莱尔（Celer）和塞尔维努斯（Severus）即将完成这座巨大的建筑工程而尼禄就要迁入时，他说：“我终于有住的了。”百年以后，这一罗马的“凡尔赛宫”，由于在周围的贫穷包围之中过于昂贵、过于危险而无法维持，以致失修荒废。韦斯巴芗在它的废墟上建造了罗马的大竞技场，提图斯和图拉真则在上面建造了他们广大的公共浴场。

多米提安也沾染了尼禄的建筑癖。拉比里乌斯（Rabirius）为他建造了弗拉维别墅（domus Flavia），虽不像尼禄的博物馆那样巨大，但是在华美堂皇和装饰方面并不逊色于它。仅仅一面边厢，即包含了一个断案集会的大会堂，很可能那就是皇帝审讯最后上诉案件的法庭。在同一边厢中，包括了一个有圆柱列包围的中庭，占地3万平方英尺。连接这一边厢的，是一间宴客大厅，地板是红色斑岩及绿色的蛇纹石，迄今仍在。今已消失了的，是精细的大理石屏风和漂亮的柱形窗子，透过窗子，用餐者可以看见水喷洒在喷泉（nymphaea）外侧的大理石底部。我们应该补充一句，多米提安只有在接待宾客及处理政务时才使用这一建筑，通常，他生活在奥古斯都的较为朴实的宫中。无疑，这些皇家大宅是帝国门面的一部分，专为打动当地居民、访客及大使人物而设，帝王自己（也许卡里古拉和尼禄例外）远离这些礼仪房舍的束缚拘泥，享受家宅邸中的安详与亲切，并且像安东尼·庇护（Antonius Pius）所说的，享受“做人的乐趣”。

装饰艺术

在这些宫室和富豪家中，拥有成百的艺术品，任何东西即使不是为了美观，至少也是昂贵的。地板常常是杂色的大理石，或者是马赛克，马赛克由五颜六色小方块（tesserae）的组合，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真实永恒的图画。家具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多、那样舒适，然而大多有优异的设计和工艺技巧。桌子、椅子、凳子、榻、床、灯与日用器皿，都由耐久性的材料制成，装饰极为豪华。最好的木料、象牙、大理石、银、铜和金，都经过细密的加工和磨制，装饰成植物或动物的形式，或镶上象牙、龟壳、浮雕式的铜器或珍贵的石头。桌子有时用高贵的松柏木雕制而成，有些是金银镌刻而成，多数都是大理石或青铜的。椅子的种类，从石凳到宝座，样样都有。但是，关于造成脊椎骨畸形的问题方面，不如我们计算得周到。床由木头或钢铁制成，床腿细小而结实，腿部常是动物的头或脚形，铜网（而不是弹簧）支撑着填草或羊毛的床垫。青铜三脚架形式雅致。随处都是鸽笼式的小柜子，供放置卷轴书册之用。铜制的火盆暖着屋子，青铜吊灯则照亮了房间。镜子也是铜的，磨制得很精细，浮雕或镌刻着花式或神话的图案，有时制成横或直的凸形或凹形，把反射出来的人形改变成可笑的瘦长或胖圆形。

坎帕尼亚的各工厂，配合西班牙丰富的矿产输出，为广大的市场大规模地制造银器。银器用品那时在中产和上层阶级人士中已很普遍。1895年，一位挖掘者曾在博斯科里利（Boscoreale）的一座别墅水池中发现了可观的银器收藏品，显然是拥有人于公元79年逃离维苏威火山的余烬未果之前，把它们藏储在那里的。在16只银杯中，有一只还能看出一个几近完美的单叶图样；有两只展示着高浮雕的骨架；另一只上面的图画是奥古斯都在战神和爱神之间加冕登基，表示二者都是人类的敌神；最可笑的是斯多葛派的鼻祖芝诺，讥讽地指着伊壁鸠鲁，后者则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大块蛋糕，同时有一只猪，前足立起，彬彬有礼地想讨取一份。

帝国早期的钱币和宝石，证明了雕刻艺术的进步。奥古斯都时代的也一样，也有同样良好的趣味，有时是相同的设计，“和平祭坛”（the Altar of Peace）就是一例。从非洲、阿拉伯及印度输入的宝石，被雕制成戒指、胸针、项链、手镯、杯子，甚至嵌入墙中。至少在一只手指上戴一枚戒指，是社交必需的。有少数的花花公子，每只手指都戴戒指，而不只戴一只手指。罗马人用戒指做成私章，因为他们喜欢使印章有独特的设计。罗马收入最好的艺术家是宝石匠，像狄俄斯库里德斯，他就是为奥古斯都刻印的人。谈到玉石的雕刻，“黄金时代”达到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程度，现在在维也纳的“奥古斯都之宝”（gemma Augusta），被列为现存最佳的制品。收集宝石和玉石，已成为富有的罗马人——庞培、恺撒及奥古斯都——的嗜好。世袭使皇室的宝库日丰，直到奥勒留才把它出卖，辅助支付他对马科曼尼（Marcomanni）的战费。

同时，卡普亚、普特奥利、库米及阿雷提乌姆的陶工，使各式各样的陶瓷艺术品充斥在意大利的家庭中。阿雷提乌姆有容量1万加仑的调和大桶，其出产的红釉餐具，1个世纪以来是意大利销路最广的产品，它们的样品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铁制的戳记，是中空的浮雕式，用以烙印在每一个花瓶上、灯上，或烧制制造者姓名，有时也印上当年执政官的姓名作为制作年代。

从瓷器起，库米、利特努姆（Liternum）和阿圭利亚的艺人便转而制造艺术玻璃。 [2] “波特兰花瓶”就是著名的实例。 [3] 更好一点的，是在庞贝发现的“蓝玻璃花瓶”，活生生地描写出酒神巴克斯葡萄成熟庆宴的优美活动。普林尼和斯特拉博说，当提比略在位时，吹玻璃的艺术是从西顿或亚历山大城传入罗马的，很快地便制出了杂色的小玻璃药瓶、杯子、碗及其他精美的制品，使它们一度成为艺术收藏家和百万富翁们心爱的猎物。尼禄在位时，曾付出 6000塞斯特斯买了两个小的吹制玻璃杯，即现在所熟知的“千花”（millefiori），那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棒熔合而成。至于价值更昂贵的，是从亚洲和非洲输入的“萤石”花瓶。它们的制法是把白色和紫色玻璃细丝并排排列，摆成一种想做成的形式，然后烧制，或用彩色玻璃片嵌入透明的白胎之中。庞培在米特拉达梯得胜后，曾带了一些到罗马；奥古斯都虽然把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金盘子熔化掉，却把她那萤石玻璃制成的盅子珍藏起来；尼禄为那样一个杯子付出了100万塞斯特斯；佩特罗尼乌斯在垂死之前，摔碎了另一个，以免落入尼禄的手中。总而言之，罗马人在制玻璃方面至今举世无双。世界上的艺术收集品中，其珍贵价值能胜过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艺术馆的罗马玻璃艺术品者甚少。

雕刻

从陶瓷演进至雕刻，是经过了烘制的黏土——赤陶浮雕、小型塑像、玩具、模仿的水果、葡萄、鱼等——最后到全尺码的雕像。上了釉彩的赤陶——马约利卡陶器（majolica）——庞贝废墟中蕴藏颇多。庙宇的山形墙和屋檐，都饰以赤陶的棕榈形柱头（palmettes）、山墙饰（acroteria）、怪兽饰物和浮雕。希腊人对这些装饰嗤之以鼻，在帝国统治下，它们已不够时髦。奥古斯都对黏土并不友善。

也许由于他对阿提卡（Attic）建筑方式的兴趣，才使罗马的浮雕和雕刻达到了与希腊的最佳作品相当的境地。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艺术家所雕刻的喷泉、墓碑、圆拱和圣坛，都含有精练的神韵、技巧上的准确性、形式上宁谧的尊严、几分塑造及透视的风范，使罗马的浮雕能跻身于世界的艺术杰作之林。公元前13年，元老院为庆祝奥古斯都安抚西班牙和高卢返国，特下令在战神校场建立“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这是罗马雕刻遗物中最高贵的一件。这个纪念碑也许以帕加马的圣坛为范式，才有了这种形式，以帕特农神庙建筑的饰带为范式，才有了它的列式花边。圣殿屹立在围墙内的台子上，其周围的围墙，有一部分是以大理石雕成的浮雕。而今所残存的，只是这些墙上的石板。 [4] 一块石板代表特勒斯——大地女神——她臂上有两个婴儿，身旁生长着玉米和花卉，各种动物悠闲地卧在她的脚前。这些就是奥古斯都改革的重要思想：家庭恢复亲子关系、国家恢复为农业社会、帝国恢复和平。中心人物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在它那成熟的母性及女性的美、温和、优雅的统合之中，有一种庄严的帕特农神庙女神无法匹敌的柔和的完美。外墙的饰带上，有一块叶形的装饰矮轴，上面有宽瓣的芍药、罂粟花以及丛丛簇簇的常春藤，这也是突出的一类；另一根矮轴显示出两排队伍，从相反的方向行进着，在“和平女神”的圣坛前相遇。这两群都是庄严肃穆的人，可能是奥古斯都、利维娅及皇室家族，伴随着贵族、僧侣、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塔贞女和孩童。孩童们的羞怯和天真，栩栩如生。其中一个是婴儿，正在学步阶段，蹒跚而行，对仪式毫无兴趣；另一位是个男孩，已经是值得骄傲的年龄；还有一个是小女孩，拿着一束花球；最后一个是男孩，经过一些恶作剧之后，受着母亲温和的劝告。而后，孩子在意大利艺术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罗马的雕刻却永远未能再度表现那种有优美褶皱的卷衣（drapery）的优势地位，那种自然而有效的组合，那种光线与阴影的调和。这里，正像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一样，宣传找到了完美的媒介。

这些浮雕中，唯一能成为罗马劲敌的，是恺撒的将军们返国时建在进入的拱门上面的雕刻。留存下来最好的，是由韦斯巴芗着手兴建、到多米提安时完成，用以纪念占领耶路撒冷的提图斯拱门。一件浮雕显示着燃烧中的城市，墙壁在塌毁，人们惊慌而逃，财富遭罗马军人的掳劫。另一件浮雕描绘的是提图斯驾着战车，在兵士、动物、行政官、僧侣及犯人之间驱车进入罗马，后面跟随着神殿的大烛台与各种战利品。这些艺术家采取了大胆的实验：他们把不同的人像雕成不同的层次，再把它们分布到各个平面上；他们雕琢出的背景，给人以深度的幻觉；他们画的是整体，表现出充实与距离上更多的阴影。所显示出的动作，不是独立的片断，而是连续性的，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建筑物的饰带上，以及后来在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的柱子上的一样，因此，动作和生命感表现得更好。人像并不是像希腊的和平祭坛，把人物理想化和把人像变成阿提卡式的恬静气氛。它们取材于现实生活，以意大利的写实主义与生气蓬勃的俗世传统雕刻而成。作品的主体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人。

使罗马雕刻与希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活泼有力的写实主义，但由于这种倾向自我的再现的忠实，罗马人对艺术的贡献很少。在约公元前9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帕西特利斯（Pasiteles）到了罗马，住在那儿达60年之久，他在银器、象牙和金器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引入了银镜，巧妙地复制了一些希腊杰作，写了五卷艺术史。他是当时的瓦萨里（Vasari）和切利尼两人的综合。另一位希腊人阿凯西劳斯，他为恺撒的祖先维纳斯·杰尼特里克斯（Venus Genetrix）雕刻了一个著名的塑像。雅典的阿波罗尼奥斯，大概是在罗马雕刻了气势感人的梵蒂冈的《贝尔维德尔躯干》（Torso Belvedere ）——一件颇为纯和的作品，目的不在于表现凸出的肌肉，而是表示出一个充分健壮有力的人。我们只能说，就目前而言，它是完美的。曾有一段时间，各画室都忙于用希腊的形式雕刻意大利的神祇，甚至加之于诸如“机缘与贞操”的神圣抽象事物之上。可以假定地说，雅典的格利康（Glycon）是在这一时期在罗马雕塑了《休息的赫拉克勒斯》（Farnese Hercules ）。我们无法说明《阿波罗观景楼》（Apollo Belvedere ）究竟属于哪一年代或哪一国家的作品，也许那是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出于雅典的莱奥卡雷斯（Leochares）之手。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它那文静的美是如何激起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对乌拉诺斯产生迷醉。这时的朱诺有了两个著名的化身：一个是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斑岩《法尔内塞·朱诺》（Farnese Juno ），另一个是特尔梅博物馆的《卢多维西·朱诺》（Ludovisi Juno ）——冷静而又严肃、公平而又正直，使人开始了解到霍韦的漫游。

所有这些，及卡皮托利诺博物馆中优美的《珀尔修斯和安德洛玛刻》，都是希腊形式的、理想化和普遍化了的，并且是令人厌烦的神圣。更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半身塑像，构成了从庞培到君士坦丁期间罗马人像的青铜和大理石的字典。其中也有些是理想化的，特别是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头像，但是古埃特鲁里亚的写实主义及随时可见的令人不悦的面型，都在印证罗马人所代表的丑陋，尽管其表现出来的是强大。其中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雕像遗留在公共场所，以致有时使人觉得似乎是属于谢世者居多，属于在世活人者反而少。有些风头人物急不可待，便在死前先为自己立像，直到妒忌的皇帝为求活人的生存空间，而禁止这种早熟的不朽。

最伟大的半身塑像，是在柏林的黑色玄武岩制成的《恺撒头像》。我们不知道它代表谁：不过那稀疏的头发、尖锐的下巴、薄而瘦削的面孔、因焦思而出现的粗纹、由于觉醒而生的果决等，都与传说的属性相符。仅居其次的，是那不勒斯的恺撒巨头：在这里，他那皱纹几乎已表现了痛苦，仿佛这位一代巨人终于发觉，没有任何心灵广阔得足以了解世界，更不用说统治世界了。写实的程度到了冷酷无情的作品，是现存于哥本哈根的新嘉士伯博物馆的庞培像：他年轻时的一切英勇胜利被人遗忘，成为一个肥胖呆滞的战败者。至于奥古斯都，他有50来个塑像留传下来，其中很多都是巧妙的：青年时代的奥古斯都（在梵蒂冈），严肃、敏锐、高贵——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现实青年的最佳肖像；30岁时的奥古斯都（在大英博物馆）——一座热烈、果敢的铜像，令人想起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的话：皇帝一瞥可镇大乱；神化的奥古斯都（在特尔梅博物馆），一个深沉而富于思想的面孔从卷衣的牢狱中挣脱而出；在普利马波塔（Prima Porta）的利维娅别墅废墟中发现的《奥古斯都大帝》，现存于梵蒂冈。这位风云人物的胸甲上面，覆盖着神秘而使人迷惑的浮雕 [5] ，姿态僵硬，对那样一个残疾者而言，两腿过于强健了一点，但头部有一种沉静及自信的力感，显示了伟大艺术的技巧与心灵——他全然无法忘怀波利克里托斯的《持矛者》（Doryphoros ）。

利维娅自己在那位艺术家的心中是幸运的，他为她雕塑的头像现在保存在哥本哈根。头发是雄劲的，弯曲的罗马人的鼻子，表现了她的性格，两眼显得体贴而温柔，双唇漂亮而坚定。这就是安静地站在奥古斯都王座后面的女人，推翻了她的一切对手和敌人，控制了每一个人——除了她的儿子。提比略的像也雕得很好，虽然是理想化了的，但是在拉特兰（Lateran）博物馆的坐像，却是出自曾在开罗雕塑闪绿岩（diorite）《哈夫拉》（Chephren ）的杰作名手。克劳狄乌斯却不这样幸运。当然，当雕刻家把他雕成忧愁的朱庇特时——肥胖、厚道、沉默，雕刻家在开他的玩笑。尼禄曾竭力想发展一种美感，然而他真正的热望却是名望与权力，在他看来，泽诺多努斯无更好的功用可言，还不如把他的时间用在制造117英尺高的尼禄王巨像当作阿波罗看待更为有效。哈德良把它移到弗拉维安圆形剧场的前面，而这个圆形剧场从那时起即源于大竞技场这个名字。

在诚实的韦斯巴芗之下，雕刻重新返回真实。他让自己坦诚地代表真正的罗马庶民，具有粗壮的特征、有皱纹的眉毛、光秃的头顶及巨大的耳朵。在特尔梅博物馆的那座胸像较为温和，表现出为国事而操劳的神情，或者在那不勒斯博物馆巨头上那副煞有介事的面孔，也较为温和。提图斯带着酷似方形头盖骨和朴实的容貌到我们面前；把貌似沿街叫卖的健壮小贩看成人类的宠儿是件困难的事。多米提安在崇尚实际的弗拉维安王朝时代有良好的心性，让自己在世时为人痛恨，以致在死后像都被毁了。

当艺术家离开宫廷到街头漫步时，他便能对意大利的顽童进行自由的表现。有位老人（当然是没有哲学家首相那样多的智慧与银币），摆起哲学家的姿态，曾经一度被人标以《塞涅卡》。在著名的艺术家手中，运动员能使他们的肌肉享有一段时间的不朽；角斗士也像塑像一样，找到了最好的住处，从贵族的别墅，到法尔内塞的宫殿，都有他们的踪迹。当罗马的雕刻家处理女性人像时，他们便变得心气平和起来。他们虽常雕塑易怒的泼妇，但是也塑造了一些娴雅庄重的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塔贞女，偶然间塑出温柔的化身，像大英博物馆中的《克吕提厄》（Clytie ），以及像华托（Watteau）与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娃娃那样具有纤弱媚态的贵族仕女。他们擅长于孩童的塑造，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青铜《男童》，或者是卡皮托利诺（Capitoline）的“稚气”（Innocenza ）。他们能以惊人的逼真度雕塑出动物的各种形态，如1929年在内米发现的狼头，圣马可教堂的跃马。他们很少能达到伯里克利学院（Periclean schools）那种流畅的境地，那是因为他们喜爱个性甚于类型，喜爱真实中赋予生命的残缺美。

绘画

古代的游客在罗马的寺院、住宅、回廊和广场中，发现的绘画甚至比雕刻更多。他们会在这些地方碰到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宙克西斯（Zeuxis）、阿佩莱斯（Apelles）、普罗托格尼斯（Protogenes）及其他古代大师的作品。他们可以从保存良好的亚历山大城及罗马诸派的作品中，见到更为丰富的藏品。意大利的艺术是古老的，那儿的每一堵墙上都雕刻了装饰。罗马的贵族曾一度学习画艺，但由于希腊文化的侵入，罗马的绘画成了希腊文化的产儿而居于屈从的地位。最后，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惊异地说，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若是屈身去画康泰神庙（Temple of Health）的壁画就好了。此中也有一些例外：至共和国末期，奥勒留雇用了一批娼妓做他女神的模特儿而得享盛名；奥古斯都时代，一位哑巴贵族昆图斯·佩迪乌斯（Quintus Pedius），因为他的缺陷使他不能从事大部分的专业工作而接受了画艺；尼禄为他“金宫”的室内装饰雇了一位画家阿莫利乌斯（Amulius），“经常穿着宽阔的袍子，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绘画”。但这些人在庞大的希腊人群中也是佼佼者，他们在罗马、庞贝及整个半岛，以希腊或埃及的事物为主题，绘制希腊绘画的复制品或变体。

绘画艺术实际上是局限在壁画和蛋彩画上。壁画是在新抹好的墙壁上绘以用水润湿的色彩。至于蛋彩，则是把颜料与黏性胶浆混合在一起，敷在一层干燥的表面上。肖像画家有时使用一种蜡画法，把颜料熔化在热蜡中。尼禄曾使人把他的像绘在一块120英尺长的画布上——这是我们所知的蜡料使用的开端。绘画，众所周知，原用于塑像、寺院、舞台布景，及为了展示凯旋或广场情景而作的麻布绘画，但其适于绘制之处还是在墙的外面或里面。罗马人很少把家具靠墙放置，或在墙上挂画，他们宁愿使用整个空间绘一幅画，或一组互相关联的设计。这样，壁饰便成为房屋的一部分，成为建筑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维苏威火山讽刺的幽默，为我们保存了约3500幅壁画——在庞贝一地的画，比全部古典世界发现的都多。尽管庞贝是个小镇，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此种壁饰光耀了古典意大利的家庭和宗祠。最好的遗物已经移进那不勒斯博物馆，即使是在博物馆里，它们的柔和典雅依然能给我们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有古人才知道它们彩色上的全部深浅度及使得每一幅画都能显示功用与地位的建筑结构。在维蒂之家（House of Vettii）中，壁画仍然留于原处（in situ）：在一间餐室里，画着狄奥尼修斯突袭安睡中的阿里亚德涅；在对面的墙上，是描绘代达罗斯向帕西法厄展示他的木牛；在另一端，赫尔墨斯安静地望着火神赫菲斯托斯把塞萨利安国王伊克西翁绑在苦刑轮子上；另一间房子里，有一连串的幽默壁画，画着无忧无虑的朱庇特，滑稽地模仿着庞贝的工业，包括维蒂的酒业。时间曾经一度侵蚀过这些灿烂的画面，但仍有足够的遗物能把观者惊得目瞪口呆。人形画得几乎至善至美，人体的色彩栩栩如生，依然能使活人的血液在血管中奔腾跃动。

由于参考了这些庞贝绘画，艺术鉴赏家试着去了解古代意大利绘画艺术的性质，并划分它的时期与风格。这种方法颇为危险，因为庞贝的画近乎希腊的多，近于拉丁的少。不过，从罗马及其市郊的古画遗物上看来，与庞贝的发展尚称吻合。在第一或表面装饰形式时期（Incrustation Style，公元前2世纪），墙上往往着以与镶嵌的大理石石板相似的色彩，与庞贝的“萨路斯提乌斯之屋”（House of Sallust）一样。在第二或建筑形式时期（Architectural Style，公元前1世纪），壁上的绘画是模拟一幢建筑，或其正面，或它的列柱。所看见的柱子，仿佛是从里面向外看的，空旷的乡野画在柱与柱之间。用这种方法，艺术家使人有置身于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的感觉，室外是凉爽的树木与花卉、原野与溪流、驯良或娱人的动物。蛰居在室内的居民，只需稍对墙而观，便可想象身处卢库卢斯的花园之中，他可以垂钓、泛舟、狩猎或耽于养鸟的乐趣中而不受季节限制。大自然被搬入室内了。第三或华丽装饰形式时期（Ornate Style，公元1—50年），纯粹为了装饰而运用建筑形式，以风景辅助人物。在第四或错综复杂形式时期（Intricate Style，公元50—79年），艺术家让他的狂想奔放而出，发明了奇幻的结构与形态，将它们置于嘲讽凝重、重叠错综的花园与柱梁、别墅与亭阁的现代派的杂乱之中，再加上无意识的记忆和充溢的光线，偶尔还达到印象画的效果。在所有这些类似的形式中，建筑是绘画的侍女和主人，被绘画役使，也使用了绘画，并赋予传统以形体。这一传统，经过了16个世纪之后，又在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的作品中再度苏醒过来。

主要的现存绘画主题中，很少有超越希腊神话的范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厌烦了这些相同的神明、森林之神、英雄及罪人——天神与战神、酒神与牧神、阿喀琉斯与奥德赛、伊菲吉妮娅与美狄亚；尽管任何一个可能的指责，都能与文艺复兴背道而驰。也有一些关于宁静生活的图画，到处都有漂泊者、旅舍老板或一个屠夫，闪亮在庞贝的墙上。爱情常常支配了画面：一位少女坐着沉思，心中的某种秘密，与站在她旁边的爱神厄洛斯，并非没有关联；少年男女们含情脉脉地在草地上跳跃；美女与俊男狂欢着，仿佛全镇除了醇酒与爱情之外，不知有别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墙饰上的表现来判断的话，庞贝的仕女便理当有她们适宜的生活中心。我们看到她们全神贯注于“指骨”游戏，或者幽雅地抚弄着七弦琴，或口衔金笔，默然作诗；她们的脸上有成熟的静穆，她们的体型健康丰满，她们的长袍及地，有着菲丁安（Pheidian）的幅度和韵律；她们步行时，像海伦一般自觉到她们的神圣。其中一人表演酒神（Bacchic）舞，显然非常轻灵微妙，她的右臂、手与脚，像绘画历史上任何名画那样可爱。这些杰作中必然也有一些男性人物：忒修斯战胜人身牛头的怪物米诺陶洛斯、海格力斯拯救狄安尼拉（Deianira）或认领泰利福斯（Telephus）、阿喀琉斯愤怒地使顽强的布里塞斯（Briseis）投降。在最后一幅画中，每一个人物都接近完美的程度，使庞贝的绘画达到了它的极致，当然也表现了幽默：一位头发散乱的教师倾身绊倒在木棍上；一个快活的色狼，以可笑的醉态摆动着他的两腿；一位光头的无赖西勒诺斯（Silenus）沉迷于音乐的狂热之中。酒馆和妓院也有适当的装饰，对于热心的观光客，无须告诉他们，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至今仍然炫耀他在庞贝古壁上稀有的权力。在艾特姆别墅（Villa Item）的另一端，是一连串的宗教绘画，显示了该地用来庆祝酒神神话仪式的情况：在一幅壁画上，一个虔诚入迷的小女孩读着一本圣书；另一幅壁画是一队少女往前行进，吹着风笛，奉献供物；在第三幅壁画上，是一位裸女垫着足尖起舞，同时有一位新加入的教徒跪在地上，为某种仪式所需的鞭打而显得精疲力竭。比这些都更精彩的，是在斯塔比伊（Stabiae）废墟中发现的壁画，预言了波提切利（Botticelli）——16世纪意大利画家的出现，题名为“春”：一个女子缓缓地走过花园，采撷花朵。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她的背部及她那优雅的转头姿势。艺术罕见地把这种简单主题的诗意表现得如此动人。

从这些废墟中发现的全部绘画中，最伟大的是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所发现的《美狄亚》，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那是一位沉思的妇女，她衣饰华丽，默想着她的孩子被人谋杀；很显然，这是恺撒花40塔伦特（约合14.4万美元）向拜占庭艺术家提莫马库斯（Timomachus）买来的那幅画的复制品。

这种品质的画在罗马很少被发现，但是在普利马波塔的利维亚郊外别墅中，发现了风景画的最重要的样本，直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使意大利超过希腊的作品。眼睛仿佛是被吸引着跨过一座院子，到达大理石的格子架，架外是一丛植物及花卉，复制得极为精确，以至于现在的植物学家都能识别它们，把它们分类；每一片叶子都经过精细的描绘与着色；处处都有鸟儿栖息，昆虫在绿叶丛中爬行。稍为逊色一点的，是1606年在埃斯奎利诺发现的《阿尔多布朗迪姆的婚礼》（Aldobrandini Wedding ），曾由鲁本斯（Rubens）、凡·戴克（Vandyke）与歌德予以热心的研究；也许那是希腊作品的翻版，也许是罗马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的真迹，我们只能说，这些人物——宁静羞怯的新娘、向新娘劝善的女神、悉心准备的母亲、等着弹琴及唱歌的少女——均画得颇为细腻而且富于感性，足使这种壁饰成为古典艺术中的一件杰出的遗物。

罗马的绘画无创造力可言；希腊艺术家们把相同的传统与方法随身带至各地；即使是这些图画上含混的印象主义风格，说不定也是亚历山大城技巧的支派。但是它们中间有着细致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可以说明何以阿佩莱斯和普罗托格尼斯等画家享有与波利克里托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等雕刻家同样高的声誉。有时，色彩宛如乔尔乔涅（Giorgione，16世纪威尼斯画家）所敷的一般丰实；有时，光线与阴影的微妙层次，表现出伦勃朗（Rembrandt，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风；有时，一个粗犷的人像能捕捉到梵高（Van Gogh）稚拙的写实主义。这里的透视法往往错误，而草率的技法则在成熟的观念背后踟蹰。不过，新鲜的活力弥补了这些缺憾，卷衣的韵律能引人注目，而林地的景色对拥挤的城市居民而言必定是快活的。我们现在的欣赏兴趣愈益受到约束；我们喜欢让墙壁保留它自己的意义，直到昨天，我们才犹豫着为它涂上油漆。然而对意大利人而言，墙就是牢狱，很少通过一面窗子向世界敞开；他希望把障碍忘掉，被艺术诱入绿色的宁静之中。或许他是对的：画在墙壁上的一株树胜过千百个在窗外亵渎天空、在阳光中溃烂的杂沓的屋顶景色。

建筑

·原则、材料和形式

我们已为受过高度熏陶的游客保留了罗马艺术最伟大的部分，在这种艺术熏陶之下，罗马最能保护自己抵抗希腊的入侵，并表现出她全部的创造性、勇气与力量。然而，创造性并不是单性生殖，它像亲子关系一样，是前存要素（pre-existing elements）的奇异综合。一切文化，在少壮时都是折中的，正像教育始于模仿一样；但当精神或国家一经成年之时，它便在它一切作品和语言（如果有的话）中留下特质。罗马，像其他的地中海城市一样，从埃及与希腊中撷取了多利安、伊奥尼亚和科林斯等形式；也从亚洲采纳了拱门、拱顶与圆顶，并以这三种技术在世人未见到之前，建造了一个有宫殿、会堂、大竞技场及浴场的城市。罗马的建筑变成了罗马精神和国家的艺术表现：豪放、严整、壮观及蛮力，在诸山建造了这些举世无双的建筑。它们是石造的罗马灵魂。

罗马大多数杰出的建筑家都是罗马人，而非希腊人。其中之一的维特鲁威·波力欧（Marcus Vitruvius Pollio），写了一部世界名著《论建筑》（On Architecuture ）（约在公元前27年前后）。 [6] 维特鲁威于恺撒麾下在非洲担任军队工程师，并在屋大维统治下做过建筑家，于老年退休。他将罗马最崇高的艺术归纳了一些原则，他承认：“大自然并未赋予我发展的才干，我的面貌因年月而老丑，疾病已夺去了我的精力，因此我希望用我的知识与书籍来赢获宠爱。”正如西塞罗和昆体良使哲学成为雄辩家的先决条件一样，维特鲁威把哲学视为建筑家的先决条件；哲学能改善他的目的，而科学能改进他的方法；它能使他“慷慨、温和、正直、忠实、无贪；因为若没有良好的信心和洁净的双手，便不会有真实的作品”。他描述了建筑材料、秩序和要素及罗马建筑物的各种类型；他对机械、水钟、速度计 [7] 、渠道、城镇计划及公共卫生提出补充说明。为了反对由希波达穆斯（Hippodamus）在许多希腊城市所建立的矩形设计，他建议采用在亚历山大时代（及现代华盛顿）使用过的辐射状排列；然而罗马人却继续在他们军营的矩形计划上设计他们的城镇。他警告意大利说，在好几个地区，饮水导致了甲状腺肿大，他宣称中毒现象可能因铅的作用而起。他将声音解释为空气的震动活动，并写出现今在建筑声学上最古老的论著。他的著作于文艺复兴时期再度被发现之后，深深地影响了达·芬奇、帕拉迪奥（Palladio）以及米开朗基罗。

维特鲁威说，罗马人建筑时使用木材、砖头、灰泥、水泥、石块和大理石；砖是墙壁、拱门和拱顶的常用材料，经常用在水泥的墙面。灰泥也常用为墙面，它是由沙、石灰、大理石末和水组合而成，需要精细磨制，铺上好几层，往往厚达3英寸。因此，它才能保持形状达19个世纪之久，像大竞技场的某些部分一样。罗马人在制造和使用灰水泥方面，至我们现代以前一向是无敌的。他们采取那不勒斯附近丰足的火山灰烬，和以石灰及水，把砖、陶器、大理石和石头的碎屑投入，制出坚如岩石的模型（opus caementicum），几乎可以注成任何形状，从公元前2世纪以迄于今。他们像我们一样将其铸造在木板钉成的凹槽中，用这种方法，他们能用拱形顶端没有横向冲力的坚韧圆顶，涵盖广大而无支撑的空间，这样，他们才盖起了万神庙和大浴场的顶部。石块用于大部分的神庙和较为矫饰的家庭中。有一点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不同，它是透亮的，用这种方法建成的神庙，把全部通口关闭时仍有充足的光线。对希腊的征服带来了对大理石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因输入廊柱、大理石，最后是开采卢纳附近的卡拉拉采石场而得到满足。在奥古斯都以前，大理石主要是限用于柱子和石板；在他的时代中，则用于砖和水泥的墙面；只有在这种肤浅的观念下，他才使罗马到处都成为大理石城；大理石的实墙是少有的。罗马人喜欢把埃及的红灰花岗石、希腊埃维亚的白绿纹大理石、北非努米底亚的黑及黄色大理石，与他们自己的玄武岩、雪花石膏及斑岩交织用在同一建筑物中。建筑材料从来没有如此复杂或色彩缤纷过。

罗马在多利安、伊奥尼亚和科林斯等建筑形式上，增加了托斯卡纳及混合（Composite）式，并予以一些修改。柱子通常是独石的柱子，而不是重叠的石鼓。多利安式的柱子采用了伊奥尼亚式的底基，呈现一种新的无凹槽的细长形式。伊奥尼亚式的柱头有时有4个螺旋形饰，使每一面都有同样的外观；科林斯式的柱子和柱头发展成一种超于任何希腊范式以外的纤细美，但在其后数十年中，这种形式已被过度的雕琢所破坏。类似的画蛇添足，是在伊奥尼亚的螺旋形饰上加以花式，做成集锦式的柱头，就像在提图斯凯旋门中的一样；有时螺旋的终点是动物或人形，用以暗示怪兽，预示了中世纪建筑的方式。过分浪费的罗马人，常常把好几种方式混合在同一建筑上，马赛勒斯的剧院就是一例。而后，他们又过度节俭地使侧面的柱子与内殿相连，像尼姆（Nimes）的方屋（Maison Carrée）一样。甚至当拱门的发展取法了柱子的原有支撑用途时，罗马人仍然将它们加于其上，作为一种无作用的装饰品——一种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仍然在发展中的时代的习惯。

·罗马的神殿

几乎罗马所有的神殿都保持了希腊的楣式结构原则——由柱子支持楣梁（主梁），支撑屋顶。奥古斯都在艺术上是保守的，一如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在他命令下承建的大多数殿堂，都拘泥于正规的传统。从他的时代开始，帝王为他们奥林匹克竞争者增建了许多房室，以建筑的虔敬掩饰他们的淫逸，以致山上屋宇林立，使砖砌金镶的神庙阻塞了街道。当然朱庇特是他们所宠爱的受惠者。在许多朱庇特之中，奥古斯都把其中之一当作托纳斯（Tonans）朱庇特，即雷神朱庇特，另一个是斯塔托（Stator）朱庇特，他曾在战时陪同罗马人战斗。他与朱诺和密涅瓦共享罗马最神圣的八神殿，在卡皮托利诺山顶上。在中央两侧有三层科林斯式柱廊的小室中，是金和象牙质的奥波蒂穆斯·马克西莫斯（Optimus Maximus）朱庇特——至大至伟的霍韦的巨像。传说把这个罗马人崇拜的至高圣殿的最初形式，归功于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它被烧毁和重建，已经有好几次；斯提利科（Stilicho，公元404年）偷去了它那镶金的铜门给他的兵士发饷，汪达尔人（Vandals）拿走了房顶上镀金的砖瓦。铺道的一些碎片迄今依然存在。

在同一座山上的北峰，矗立着财神或守护神朱诺·摩勒塔（Juno Moneta）。这里是罗马的铸币厂，是引发我们野心的根源。它的南侧，是农神萨图恩的神殿——罗马神殿中最古老的神；根据罗马人的记载，落成日期是公元前497年；现存的还有八根伊奥尼亚式柱子及一个横楣。在山麓的广场中，是起源神（god of all begininngs）雅努斯的小庙；庙门只在战时才开启，在古罗马历史中只关闭过三次。广场的东南角上，是于公元前495年建立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庙；从提比略重建至今，只留传给我们三根科林斯式的细柱子，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罗马最好的柱子。

奥古斯都在他自己的广场中增加了一个战神马尔斯·乌尔托（Mars Ultor，复仇者）殿，是在菲利皮面前发誓而建的；庄严的圆柱中只有3个还在。内殿的一端，是一个半圆形的厢堂（apse，即教堂东面的半圆形小室），注定了将成为早期基督教教堂的一种建筑形式。奥古斯都在帕拉蒂尼山上全部用大理石为太阳神阿波罗建了一座豪华的神殿，为的是纪念他在希腊亚克兴之役的协助；他更用雕刻家米隆和斯科帕斯的作品来装饰它，在神殿附近增建了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和艺廊，并竭尽他的一切所能，使人想到神把希腊留给罗马，使他成了世界的精神及文化领导等。甚至奥古斯都的朋友们窃窃私议说，他的母亲已溘然长逝，阿波罗假扮成一条灵敏的蛇，生出了聪明的皇帝。

城市的西北部，是伊希斯的大庙，在帕拉蒂尼山上，是西布莉宽大的圣殿。漂亮的庇护所是以“健康”“荣誉”“美德”“和谐”“信心”“财富”等拟人化的抽象概念而建立。几乎所有这些都含有塑像和绘画的陈列馆。韦斯巴芗在他那伟大的“和平祭殿”中聚集了尼禄“金宫”中的很多艺术瑰宝及耶路撒冷的一些遗迹，都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在波里乌姆广场的福尔图娜·维里利斯（Fortuna Virilis）殿，具有罗马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奥古斯都前期建筑物。首都的仕女们经常前往膜拜，因为她们相信，那些女神会教导她们如何在男人面前隐藏她们的缺点。

除了这些及上百的其他古典矩形神殿之外，罗马的建筑师增添了几座圆形神殿，显示了一些处理因圆顶而产生的问题的新技巧。在传统上，这种形式是从出于宗教意义保留在帕拉蒂尼山很多世纪的罗慕路斯的圆舍演变而来的。几乎同样悠久的是距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圣殿不远的漂亮的“女灶神之家”（Aedes Vestae或House of Vesta）；它那圆形的内殿，用白大理石做墙面，围着漂亮的科林斯式的圆柱，其屋顶是镶铜的圆顶。与它相邻的是“女灶神宫”，环绕着围式中庭——维斯塔中厅（Atrium Vestae）而建，有84个房间，呈修道院状。那时，万神庙还不是圆形的庙宇，因为阿古利力所建的是矩形，但只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圆形广场；哈德良的建筑家在这个空地上建筑了圆形的神殿及雄伟的圆顶，迄今仍然是人类最华丽的作品之一。

·拱式的建筑革命

罗马在非宗教的现世建筑成就大于其他的神圣建筑，因为它能脱离传统的枷锁，使工程与艺术结合（实用与力量、美与形式的结合）得自成一体。希腊建筑的原则一向是直线式的（不论有多么细致的调节，如帕特农神庙）：垂直的圆柱，水平的横楣，三角形的山形墙。特属于罗马的建筑原则是曲线。罗马人要堂皇、大胆、规模，但是除非使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阻碍柱，否则他们无法用直线及横梁原则支撑巨大建筑物的屋顶。因此他们用圆拱（通常是圆弧形）、拱形圆顶（圆弧形的延伸）及圆顶（轮状的拱形）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许是罗马的将领和侍从把逐渐熟悉的拱式形状从亚洲和埃及传入罗马，而唤醒了长久被正统希腊形式所压抑的早期罗马和埃特鲁斯坎传统。于是罗马将圆拱大规模地运用，以致整个建筑艺术都把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崭新而长久的名字。罗马人在把水泥灌入屋顶木架之前，要沿张力线用砖铺成一个拱弯的网，据此发展成为接合的拱形圆顶；在建筑物的右角跨过两个圆锥或桶形圆柱时，他们制造了一个拱弯和穹隆的网，以便能够支撑较重的上层建筑和承担横向的冲力。这些都是罗马拱式建筑革命的原则。

使这种新形式臻于完美的工程是大浴场和大竞技场。阿格里帕、尼禄和提图斯的浴场，是一连串浴室积聚而成，这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浴场的滥觞。它们是用灰泥和砖砌成，以水泥做墙面，构筑到雄伟高度的纪念性建筑物。内部装饰富丽，有大理石和镶木的铺道、色彩缤纷的圆柱、雕花的天花板、绘画与塑像。它们也设有更衣室、热水和冷水浴室、暖气房、游泳池、健身房、图书室、阅览室、研究室、会客室，可能还有画廊。大多数房舍，都是用大的泥土管子装在地板下面或墙内的中央传热系统供给暖气。这些浴室是建筑物中最宽敞而豪华的公共建筑。在这一方面，可谓古今无双。它们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一部分，罗马的元首政治以此执行它那与日俱增的君主政治。 [8]

这种仁慈的专制政治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剧院。罗马的剧院，虽比现代各大都市中的剧院数量少得多，但规模大得多。最小的一个是由利尼利乌斯·巴尔布斯于公元前13年在战神校场建造的一座，有7700个座位；奥古斯都重建了庞培的剧院，有1.75万个座位；他又完成了另一座名叫马赛勒斯的剧院，有2.05万个座位。这些剧院都有围墙，与希腊的不同，看台是由圆拱或拱顶式的石质建筑支撑，而不是靠在山坡上。只有舞台才有屋顶，但是观众常常靠着麻布的凉篷来遮太阳，在庞培剧场的凉篷能遮盖550英尺宽的空间。入口的上方，是高官显贵们的包厢。有些舞台设有帷幕，戏剧开始时帷幕并不是升到顶上去，而是垂下放入槽中。舞台被升高约5英尺。背景通常是采取精心设计的建筑方式，边厢相连，以便艺人把他们的声音投向广大的听众。塞涅卡提到“舞台技术人员，发明了自动升到顶上的脚手架，或静静地升入空中的地板”。改换场景时，通过旋转棱柱，或把布景移动到边厢或往上升，如此可显露出下一场景。传音设计，是把空瓶罐放入舞台的地板或墙壁中作为辅助。观众的席位，靠溪水流过水道而冷却。有时，把酒、水、番红花汁等的混合物用管子输导到最高的一排座位上，然后当作香水向观众喷洒。塑像用来装饰内部，大张的绘画用作布景。可能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剧场或歌剧院能够比得上庞培剧场的规模与壮观。

更为普遍的是马戏场、体育场和大竞技场。罗马有好几个体育场，主要用于运动竞赛。赛马或赛车，及某些壮阔的竞争场面，是在战神校场的弗拉米纽斯马戏场上演。更常用的地点，是恺撒在帕拉蒂尼与亚芬丁山之间所重建的马克西莫斯马戏场。这是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场地，2200英尺长、705英尺宽，三面有可容纳18万观众的木质座位。图拉真用大理石翻造了这些木质座位，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罗马的财富。

相形之下，大竞技场只能算是中等建筑了，只容得下5万观众。它的计划并不新颖；在希腊、意大利的城市中，很久以前便有了大竞技场。正如我们所见，在公元前53年库里奥就“设计”了一座；恺撒在公元前46年建造了另一座；公元前29年，斯塔蒂利乌斯·陶努斯（Statilius Taurus）造了第三座。弗拉维安大竞技场（Amphitheater，罗马人称为Colosseum）是从韦斯巴芗开始建造，由圣提图斯完成的（公元80年），建筑者的名氏不详。韦斯巴芗选择尼禄“金宫”花园中的湖当作剧场所在地，位于卡埃利安和帕拉蒂尼山之间。它由石灰质松石构建成椭圆形，长1790英尺左右。外墙高157英尺，分为三层：第一层有一部分是用托斯卡纳—多利安圆柱、第二层用伊奥尼亚式圆柱、第三层是用科林斯式圆柱支撑，每个柱间的空隙上都有一个拱门。主廊上，有桶状拱顶做屋顶，有时以中世纪的修道院式相交叉。内部也分成3层，每一层都用拱门支撑，区分为同心圆形的包厢和座位，由楼梯分割成为“楔形”（cunei）。现在内部的设置，是由一些巨匠在一大块石质中刻成圆拱、通路和座位。塑像和其他装饰品点缀了整个剧场，很多排的座位都是用大理石制成，共有80个入口，其中两个是专为君王及其随员使用：这些入口和出口能在几分钟之内把巨碗形的剧场疏散一空。287英尺长、180英尺宽的竞技场，包围在一条15英尺高的墙内，墙顶上装着铁栅栏，以防观众受到野兽的伤害。大竞技场并不是漂亮的建筑物，它本身的庞大显露出了一些罗马特性中的粗犷和豪迈。它是古典世界遗留下来的所有废墟中，最堂皇壮观的一处。罗马人把它建造得像个巨人；当然，若想要他们将它当珠宝一样雕琢，那未免就太过分了。

罗马的艺术接收了亚洲及亚历山大等形式的折中多元状态——严谨、广大与高雅；它从未完全将它们作有机的统一，而这是美的必要条件。典型的罗马建筑物的粗犷方面有着东方色彩，它们令人惊叹，而不唯美；甚至哈德良的万神庙也是建筑上的奇迹，而不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除了某一阶段外（如奥古斯都时代的浮雕与玻璃），在这一时期我们别想寻找感受上的优美或手法上的精娴。我们指望的是工程师的艺术，那就是追求稳定、经济和使用上的完美，暴发户的迷惑装饰与大场面，军人对现实主义的坚持，武士压倒一切的武力的艺术。罗马人不像珠宝匠那样琢磨艺术品，那是因为征服者不能变成珠宝匠。他们的琢磨手法像征服者。

无疑，他们创建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迷人的城市。他们做出了人人都能懂的造型艺术、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构筑了每一位市民都能使用的城市。自由的大众虽然是贫穷的，但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却拥有大部分罗马的财富：他们食用国家的玉米，他们几乎不用花费，就能坐在戏院里、马戏场中、大竞技场与运动场上看表演；他们在大浴室中运动、休息、娱乐及教育自己，他们享受几百条列柱下的阴凉，他们在街道上长约数英里的柱廊之下漫步，仅在战神校场就有3英里长。城中心是个喧嚣的广场，里面商业繁忙、雄辩之声不绝于耳，活跃着震撼帝国的辩论；其次是一圈壮丽的庙宇、会堂、宫殿、剧场及浴室等，繁富无比；再次，是一圈熙攘的店铺及林立的公寓；另外还有一圈房屋与花园，然后又是神殿及公共浴场；最后是一圈别墅及房舍，把城市挤到乡下去了，大海围绕着山峦：这就是恺撒治下的罗马——骄傲、威风、辉煌、现实、残酷、邪恶、混乱而又崇高。

注释

[1] 维特鲁威描述这些暖气炕（hypocausta）时，认为是公元前100年传下的。至公元10年，这些设备已相当普遍，特别是在罗马北部及英国。

[2] 约于公元前2000年，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发现，把沙与碱性物质在高温下熔化时，能产生绿色的半透明液体（由于沙中的氧化铁所致）；再加上锰和氧化铅便能使产品无色，完全透明；不同的色调可因不同的化学药品而产生——例如蓝色，是由钴产生的。流质的糊状物是用手或吹成模子而成形，直接使糊状物变硬，然后在轮子上磨切而成形。

[3] 这种用玻璃加层的花瓶，可能源于希腊，是1770年在罗马附近发现的，由波特兰公爵购得，于1810年借给大英博物馆。1845年，有一个疯子把它捣碎为250片，但是恢复原形的技术相当成功，以致公爵在1929年将它出售时，曾有人出价15.2万美元。这一报价被认为过低，因而没有出售花瓶。

[4] 最大的碎片仍然于最近在罗马的特尔梅博物馆（Museo delle Terme）发现，其余的则保存在梵蒂冈、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 Uffizi Gallery）和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5] 他们所塑的像有帕提亚军旗的返国、被征服省份的降服、和平时期大地的肥沃以及约夫（Jove，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相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广被四方的罩袍等。

[6] 有些学者怀疑该作是3世纪的伪书，但是证据趋向于认为是真实的。

[7] 更确切地说，就是里程表。一只木栓固定在轮轴上，这根轮轴借助齿轮推动另一较小的轮子，小轮较慢地旋转促使小石子落入盒中。

[8] 罗马的浴室，为许多现代化建筑所面临的以最小的阻碍占最大的空间问题提供了范式。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和纽约的中央车站，就是杰出的实例。

第七章 享乐主义的罗马
（公元前30—公元96）

人民

让我们进入罗马人的居室、神殿、剧场和浴场，看看他们到底如何生活。我们将会发现，罗马人本身比他们的艺术更为有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尼禄王时代，他们只是地理上的罗马人。奥古斯都未能察觉到独身生活、无嗣主义、堕胎、长者杀害婴儿、释放奴隶及新移民较高的生育率等情形，已经转变了罗马人民的种族特性、道德气质，甚至人相学。

罗马人曾一度被性刺激而陷入血亲关系中，因为他们渴望死后蒙祖先坟墓的庇护；但现在上阶层和中阶层的人已知道把性与血亲关系分开，也对来世抱怀疑态度。以前，抚养子女是对国家的光荣义务，并受公众意见的约束。现在，城市人口已拥挤到饱和点，若再要求更多的生育似乎是荒谬的。但相反，富有的单身汉和无子嗣的丈夫，仍然被渴求遗产的人追求着。尤维纳利斯说：“让你被朋友所羡慕，莫若有不妊之妻。”在佩特罗尼乌斯的书中，有一个人说：“克罗托纳只有两种居民——谄媚者及被谄者。那里的主要罪恶就是让孩子长大继承你的钱财。就像一个静止的战场：只有尸体和攫食尸体的乌鸦。”塞涅卡安慰一位丧失了独生子的母亲时，告诉她，她现在是多么受人欢迎，因为“没有子嗣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权利”。格拉古兄弟有12个孩子，无论在尼禄王时代的贵族或是罗马时代的骑士，像这种多孩子的家庭恐怕连5家都没有。以前，婚姻曾是终生的经济联合，现在对千百万罗马人而言都是一种没有重大精神意义的过眼云烟，一种生理上互取互予的松懈合约或政治的辅助品。为了避免未婚遗嘱人的无能，有些妇女选阉人做节育的丈夫，有些女人则与贫穷的男人假结婚，条件是妻子无须生儿育女，她可以随心所欲，要多少爱人都行。节育的方法，是机械和化学两种都用，倘若这两种方法失败，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堕胎。哲学名士和法律虽然认为它有罪，但是连最好的家庭都置若罔闻。尤维纳利斯说：“贫苦的女人忍受生儿育女的危险及一切抚育的麻烦……然而金屋的象牙床上究竟多久才藏一位孕妇呢？神奇伟大的是堕胎医生的技术，效力宏大的是为人堕胎者的药物！”然而他告诉当丈夫的人说：“想要欢欣，就给她服用节育药……因为假使她怀孕，你就要成为衣索匹亚人的父亲了。”在这样开化的社会中，杀害婴儿便罕见了。 [1]

有钱阶级的不生育，已被移民和穷人的高生育率而抵消，使罗马及帝国的人口持续增加。根据贝洛赫的估计，早期帝国的罗马人口是80万人，吉本的估计是120万人，马夸特（Marquardt）的估计是160万人。贝洛赫所计算的罗马帝国人口是5400万，吉本的计算是1亿2000万。贵族的数目仍像以前一样多，但是他们的出身几乎完全改变。我们不再听到艾米利、克劳狄乌斯、法比、瓦莱里，而只有科尔尼利，迟至恺撒时代仍是罗马趾高气扬的一族。有些望族已因战争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消失，有些则因家族限制和生理的退化而衰微，或因穷困而沦为平民匹夫。他们的居住地，已被罗马商人、意大利城市显贵及省城的贵族占有。公元56年，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说：“大多数骑士和许许多多的议员，都是奴隶的后裔。”经过一两代之后，新的贵族阶级适应了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孩子越来越少，奢侈日多，向东方的人欲横流投降。

最初是从大陆来的希腊人比来自昔兰尼、埃及、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的人要少。他们是热心、聪明、温和的半个东方人，许多是小本商人或进出口商人，有的是科学家、作家、教师、艺术家、医生、音乐家、演员，有的人真诚地或唯利是图地献身哲学，有些是具有才干的行政官和财政家，大多数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几乎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多半出身奴隶，没有良好的家世。他们虽已获得自由，但外表上仍保有对罗马富豪的奴性，骨子里却因为罗马富豪依赖古希腊文化的残余为生而心怀愤恨和蔑视。都城的街道，因为好动、健谈的希腊人而嘈杂不宁。在街上听到的希腊语比拉丁语多。一个人若想闻名于各阶层，就非得用希腊文不可。几乎所有早期罗马的基督徒都说希腊语，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有许多埃及商人、艺术家和工匠住在战神校场。瘦小、谦和、机警的叙利亚人，在都城中随处可见，他们从事商业、手工艺、秘书工作、财政等活动。

犹太人在恺撒时代已经是都城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少数人早在公元前140年就来了，很多人都是公元前63年庞培战役后被掳至罗马的战俘。他们很快便获得了自由，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勤劳节俭，或是他们对宗教习俗的严格遵守，使他们的主人觉得有必要让他们获得自由。公元前59年，民众大会中的犹太公民极多，西塞罗认为这些人是政治上的鲁莽者，起而反对他们。总而言之，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对犹太人怀有敌意，但民众和君主对他们友善。 [2] 1世纪末，他们在都城中的人数达到了2万人。大多数居住在台伯河西岸，从而使他们常遇洪水的定期泛滥。他们在附近的船坞工作，从事手工艺或担任零售商人，肩挑着货品在城中售卖。他们之中也有富人，但只有少数几位大商人。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掌握了国际商业。犹太教堂在罗马很多，各有其学派、学者、元老会议和元老议员。犹太人的分离主义，他们对多神论与偶像崇拜的轻视，他们严格的道德标准，他们拒往剧场或参观运动竞技，他们奇特的风俗和宗教仪式，他们的贫穷和不洁等，形成了种族对立。尤维纳利斯指责他们的生育，塔西佗则抨击他们的一神教论，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斥责他们酷嗜大蒜。由于血腥占领耶路撒冷，大批的犹太俘虏和神圣战利品被用以庆祝拱门上的浮雕和提图斯的凯旋，使他们的恶感更为加深。韦斯巴芗对犹太人倍加凌辱，命令每年流离在外邦的犹太人付维持耶路撒冷寺院金钱的半数，按年奉献出来，用以重建罗马。然而，很多有学问的罗马人都羡慕犹太人的一神教，有些人还皈依了犹太教，甚至有几个上等家庭还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当作崇拜和休息的一天。

如果我们在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之外，增加一些从非洲而来的努米底亚人、努比亚人和伊索匹亚人，少许由亚洲来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卡帕多西亚人、亚美尼亚人、佛利几亚人和比提尼亚人，由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色雷斯、达契亚及德国来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由高卢蓄须的贵族，由西班牙来的诗人与农夫及由“不列颠来的文身的野人”，我们便可得到一个由很多异族构成的四海一家的罗马。马提雅尔对罗马娱乐的设施感到惊讶，因为罗马的高等妓女为了逢迎取悦她们的常客，会说各种各样的语言，极尽诱人之媚态。尤维纳利斯不满地说，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正注入台伯河。塔西佗把都城形容为“世界上的污秽场”。东方人的面孔、生活方式、衣饰、语言、姿态、争执、思想和信仰，构成了罗马城鼎沸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到了3世纪，政府成为东方式的君主国。到了4世纪，罗马的宗教成为东方的教义，世界的主人将跪倒在奴隶的神像面前。

在这混杂的人种汇集中，有不少贵族阶级，他们对于尼禄王后波帕埃娅的作为敢怒不敢言。愤怒的元老院议员冲入了元老院，抗议对佩达尼乌斯·塞肯丢斯（Pedanius Secundus）奴隶的大屠杀。这种普通人都具有的起码德行，是不假外求的。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值得作为模范，而基督徒小型社团的虔诚和忠顺，使只追求欢乐的异教徒世界感到烦恼。但是大多数流入的人群，都因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环境、文化及道德规范而风俗败坏。多年来的奴役生活毁灭了作为他们正直行为基础的自尊心。久与习俗各异的人群相处，损坏了他们风俗赖以形成的道德观。假使罗马不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吞没了这么多外国血统的人群，假使罗马让这些新归入的人进学校而不使之入贫民窟，假使罗马视他们为有许多潜在优点的人来看待，假使罗马定期地关闭大门让同化的速度赶上外人流入的速度，说不定罗马就能从注入的文化中吸取种族和文化上的新活力了，并保留罗马人的罗马和西方的希望与堡垒了，但这项使命太重大了。战胜的城市，被来自各方强大的征服者带入厄运，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曳到曾是他的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生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教育

我们对罗马人的童年生活所知不多，但是我们能从罗马的艺术品和诗文中判断，他们的儿童从小被爱，但溺爱不当。尤维纳利斯抑制住他的愤怒，写出了一段动人的话，告诉我们要如何在孩子面前做出好榜样来：我们必须使他们远离邪恶的事务和声色，即使在我们过分溺爱的时候，也别忘了教他们尊敬别人。法沃里努斯（Favorinus）在一项谈话中模仿卢梭的口吻，要求身为母亲的人要给她们的婴儿喂奶。塞涅卡和普鲁塔克也同样地提到这种方法，虽然效果不大，但喂给母乳是任何家庭都容易做到的事，而且没有不良后果。 [3]

初期教育来自于保姆，她们多半是希腊人。常常讲神话故事，“从前有个国王和王后……”小学仍然属于私塾性质。有钱人家常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不过昆体良像爱默生一样，反对这种方法，认为这会使孩子们无法形成正常的友谊关系及刺激他们彼此竞争。通常，自由阶级的男女孩童7岁时入小学，每条路上伴随着一个孩子王以守护他们的安全及行为。这种学校在大帝国中到处都有，甚至乡间小镇上也有。庞贝墙上的文字即表示出了民众的学识，也许那时的教育在地中海世界普及的程度与往日或日后相同。孩子王及老师通常是希腊的自由民或奴隶。在贺拉斯年轻时的故乡小镇上，每一位学童每月缴给老师8阿斯（约48美分）。戴克里先把小学老师所得的学费最高额固定为每一学童每月50个第纳尔（约20美元）。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教师地位的提高和青铜币的贬值。

大约在13岁，成绩好的学生便毕业进入中学。公元130年，罗马已有20所中学。学生可以在中学里多学一点文法、希腊语、拉丁和希腊文学、音乐、天文、历史、神话学、哲学等，通常是以古典诗人为题，用演说评论的方式教授。女孩和男孩所学的功课差不多，不过她们多半专注于音乐和舞蹈方面。由于中学老师几乎都是由希腊的自由民担任，他们很自然地偏重希腊的文学和历史。2世纪结束前，罗马文化沾染了希腊色彩，几乎一切较高的教育都是用希腊文施教，拉丁文学因而普遍地被古希腊共通语与古代文化吞没。

罗马帝国的雄辩之士极多，他们在法庭上为诉讼人辩护，或为他们撰写讼词，或公开演说，或向小学生传授艺术，甚至四种全做。其中有很多人旅游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讨论文学、哲学或政治，并示范如何用演说技巧处理任何问题。小普林尼告诉我们一位年已63岁的希腊人伊塞奥斯（Isaeus）：

他提出好几个讨论的问题，让他的听众自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题目，有时甚至指出他应该站在哪一边辩护。于是他站起来，穿上长袍，开始讨论……他中肯地介绍他的主题，口齿清晰、辩论机敏、逻辑有力、修辞高雅。

这些人可以开学校，聘请助教，招集大批年约16岁的学生。每一科目付费高达2000塞斯特斯。主要科目是演说、几何、天文与哲学——包括了许多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这些构成了专为富有的自由民而设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假使他们没有实质的工作可做。佩特罗尼乌斯抱怨说，就像每一代一样，教育无法使年轻人解决问题：“我们的年轻人过于愚笨，各学校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关于日常生活上的事情一点都学不到，视听均无。”我们只能说，他们向勤勉的学生教导如何以简洁快速的思维明辨人在各种年龄的正当职业及罗马雄辩家口若悬河的能力。这些学校显然不授予学位，学生可以任意久留，任选多少科目都行。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学校里一直待到他25岁。女性也可以入学，甚至已婚的都可以。凡是喜欢更深入研究的人，则到哲学的发源地雅典攻读哲学，到亚历山大攻读医学，到罗得斯岛学诡辩的最新技巧。西塞罗每年花费4000美元维持他的儿子在雅典读大学的费用。

到了韦斯巴芗的时代，雄辩学校数量的增加与影响力大到使足智多谋的君王都认为，要把较重要的人物罗致到政府的控制之下，必须用高薪（最高的是每年10万塞斯特斯，约1万美元）。我们并不知道韦斯巴芗资助了多少老师和多少城市，但知道谁曾私人捐赠高等教育资金，诸如小普林尼在科莫设立的就是一例。图拉真曾为5000个家境贫穷但聪明的男孩提供奖学金。到了哈德良统治时代，政府对中学的拨款一直是从整个帝国内的许多自治城市筹措而来，还为退休教师附设养老金。哈德良及安东尼乌斯免除了每一城市中杰出教授的捐税及其他的城市负担。正当迷信增长、道德沦丧与文学衰微之际，教育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两性

在青年的道德生活方面，女孩从小就被小心地保护着，男孩则受到较宽松的监督。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宽容地准许男性寻花问柳。妓院是合法的，但受限制，法律规定只能设在城墙之外，只许夜间开放。妓女要到民政官那里登记，并且要穿着制服，而不能穿长外衣。有些妇女登记为妓女，以避免通奸被捉时受到法律惩罚。价格时有调整，以便适应各种顾客的能力范围，并有所差别；我们曾听说过有“有1/4铜钱的女人”（quarter-of-an-as woman）这句话。之后，又增加了有学问的娼妓，想以诗歌、音乐、舞蹈及文雅的谈吐赢得顾客的心。我们无须到城墙外面去，便能找到这一类或其他容易追求的仕女。奥维德向我们保证，在门廊下、马戏场、剧院中，都能邂逅她们，她们简直“多如星辰”。尤维纳利斯发现她们在寺院的辖区内，特别是在慈祥的女神伊希斯庙中寻欢。基督徒作家用责备的口吻说，娼妓出现在内殿之中及罗马神殿的圣坛间。

男妓也有，虽为法律所禁止，但为风俗所容忍，同性恋随东方的狂放而盛行。贺拉斯唱着（为谁唱呢？）：“我深中爱的利刃，因为吕西斯库斯温柔地说，要胜过任何女人。”出于这种热情，他才能“为仕女或纤弱青年的火焰”所解脱。马提雅尔最具讽刺的短诗，是关于鸡奸的。尤维纳利斯未出版的讽刺诗，代表了一位妇女反对这种恶行竞争的怨言。《普里阿普斯颂诗》（Priapeia ）是本价值低劣、男女不分的色情诗集，泛滥在世故的年轻人与不成熟的成人中。

然而，婚姻却对这些不正常的发泄勇敢地发起挑战，在焦心的父母和婚姻掮客的协助之下，至少能为每一位少女找到一个临时丈夫。如果到了19岁还没结婚的话，女性已被认为是“老处女”，但这仅属少数。订婚的双方彼此很少见面，也没有追求这回事，甚至情书往来都没有。塞涅卡怨尤地说：“任何事情都是先试后买，只有新郎不能先试新娘。”甚至婚前情感上的爱恋也是不寻常的。情诗是献给已婚妇人的，或是赠给诗人从未想到与之婚嫁的女人。女人的大胆越轨行为发生在婚后。老塞涅卡推测罗马的妇女有普遍的通奸行为，他的哲学家儿子认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周旋于两个爱人之间是司空见惯的典型。奥维德讥诮地唱着：“所谓纯洁的女人，仅仅是那些未被求过婚的女人。对妻子桃色绯闻生气的男人，才是个乡巴佬。”这些，也许是出于文学的幻想。可靠一点的是昆图斯·韦斯庇洛（Quintus Vespillo）给他妻子写的墓志铭：“婚姻至死而不离异者几稀，但我俩欢愉度过四十一载。”尤维纳利斯说有一个女人，在五年内结婚八次。为财产和政治而非为了爱情才结婚的女人认为，倘若她们向丈夫和情人放弃嫁妆，才算履行了她们的责任。尤维纳利斯作品中的一位淫妇向她那露水之欢的丈夫解释说：“我们不是一致同意做我们所喜欢的事吗？”女人的“解放”像现在一样彻底了，摈弃了特权的礼仪和呆板的法律条文。立法约束了女人，但习俗使她们自由。

在许多情形下，“解放”就是我们现代的工业代。有些女性在工厂或制造厂中工作，特别是纺织工厂；有些人当了律师和医生；有些人在政治上颇有力量；总督的妻子检阅部队，并向军队演说。守护女灶神的修女们为她们的朋友稳固政治地位。庞贝城的女人在墙壁上宣布了她们的政治选择。加图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了平等，她们会把平等变成统治，保守的人对他的警告唏嘘不已，幸灾乐祸地瞧着。尤维纳利斯看到了女伶人、女运动员、女斗士和女诗人而感到惊异，马提雅尔描写她们在竞技场中和野兽甚至狮子搏斗的情形，斯塔提乌斯则提到了死于那种搏斗的女人。仕女们坐在轿子里招摇过市，“四面暴露，使人人可见”。她们与男人在回廊中、公园里、花园内和寺院的空地上谈天说地，陪男人参加公私宴会、涉足戏院剧场。奥维德说：“她们袒胸露臂，迷惑得你想入非非。”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多彩多姿、人欲横流的社会，一定使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大惊失色。春天，时髦的女人在巴亚的船艇上、海滨和其他风景区中，荡漾着她们的笑语、她们的自以为美、她们的风骚大胆和她们的政治阴谋。那些老头子想吃天鹅肉但吃不到，渴慕之余酸溜溜地斥责她们，以渴慕的心情斥责她们。

像现代一样，轻佻或不道德的女人只占极少数。专注于艺术、宗教或文学的女士，虽然并不出众，却为数不少。苏尔皮西娅（Sulpicia）的押韵诗被认为与提布卢斯的诗齐名，值得传诸后世，虽然是过分描写性爱，但读给丈夫听，倒也算得上贞洁。马提雅尔的朋友特奥菲拉（Theophila）是一位哲学家，是斯多葛学派、快乐主义学派的真正专家。有些妇女，忙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工作，为城镇捐建寺院、剧院和廊柱，捐赠学院，成为女赞助人。在兰努维乌姆（Lanuvium），一个碑铭中提到了“妇女大会”（curia mulierum）。罗马设有一座马特洛努姆女修道院（conventus matronarum）。也许意大利有一个全国妇女俱乐部联谊的组织。无论如何，当我们读过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后，发现罗马竟有如此多的善良女性而令人费解。虽然安东尼好几次背叛他的妻子，奥克塔维娅却始终忠于丈夫，并忠实地抚养他的异国子女。奥克塔维娅可爱的女儿安东尼娅，是德鲁苏斯守贞的寡妇和格马尼库斯完美的母亲。马尔洛林（Mallonia）公然责骂提比略的恶行，后来终于自杀。当克劳狄乌斯命令帕图斯自尽时，阿利娅·帕埃塔（Arria Paeta）把匕首刺入她的胸中，在垂死之际，把匕首交给她的丈夫，坚定地说：“一点也不疼。”保利娜曾企图与塞涅卡同归于尽。尼禄王将波利塔的丈夫处死时，她便开始绝食，后来她父亲受到同一刑罚时，她又与父亲一起自杀。自由民女埃庇沙里斯（Epicharis），忍受了各种苦刑，而不吐露皮索的谋叛。无以计数的妇女，当她们的丈夫被放逐时，努力保护及隐藏她们的丈夫，不得已时便随丈夫流亡在外，或者像赫尔维狄乌斯的妻子法尼娅（Fannia）一样，冒极大的风险，付出极高的代价来保护她们的丈夫。就只是这几件，便足以推翻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讽刺诗语中那些娼妓女人的论调。

在这些女英雄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贤妻，她们的婚姻忠贞和母性牺牲，维系了整个罗马生活的结构。古罗马人的美德、亲情之爱，强烈的责任感、避免浪费与虚饰等，仍然留存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像小普林尼书简中所描写的高尚、健全的家庭，并不是始于涅尔瓦和图拉真，他们静静地度过了好几任暴君的统治。在君王的密谋、人与人之间不互助、品格低落和粗鄙的娼妓熏染下，他们依然独存。从友谊之间和父母对子女的墓志铭上，我们可以窥知上述这种家庭的一鳞半爪。有一个墓碑上写着：“普赖默斯之妻乌尔比利娅，白骨长眠于黄泉下。卿情珍贵胜吾生，享年二十三岁即逝。最足钟爱是吾妻，慰吾心者永别离。”另一个是：“敬致爱妻，枕边之人。幸福岁月，一十八春；爱卿情弥，永誓不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纺棉织毛、责教子女、指导奴仆、慎用有限的财源，与丈夫共同膜拜自古就有的家神。罗马是不道德的，但是，在古代使家庭水准提高的，不是希腊，而是罗马。

服饰

我们若从几百件塑像方面判断，尼禄王时代的罗马男性，在身材和特征上要比共和国初期的男人强壮但不失温柔。当时的规则使他们很多人在个性上坚强、严肃、可怕而非可爱，然而饮食、酒和懒怠却把另一些人的体形变成使西庇阿反感的类型。他们仍然修面刮须，或由理发师为他们修饰。一个年轻人的第一次修面，是他生命中神圣的一天。多半人都虔敬地把他那原始的络腮胡子奉献给一位神。普通的罗马人继续沿用共和国的传统，把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但是日渐增多的花花公子，却喜欢把头发弄得卷卷的——安东尼和多米提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很多人都戴假发，有的人还在头上描画出类似头发的图形。不管是哪一个阶级，无论是在室内或室外，他们都穿着简单的长袍，或是宽短上衣，只在正式的场合才穿外袍，例如，平民侍从被接见时，贵族在元老院中，或观赏竞技时。恺撒身穿紫袍，将其当作一种官服的标记，很多显贵因而也模仿他，但不久紫袍便成为君王的特权。当时并没有使人讨厌的长裤，没有使人眼花缭乱的纽扣，没有长筒袜。不过在2世纪，男人开始用绷带或布条裹腿了。足上物，则从凉鞋（在皮革或木鞋底上，把皮条从大趾及二脚趾之间穿起来——像日本式样）到全皮的高筒靴，或是皮革制或布制的鞋，通常是在穿戴礼服或外袍时同穿。

罗马帝国早期的妇女，从壁画、塑像和硬币上看来，她们的服饰格外像20世纪初期的美国女人，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的肤色都呈暗褐色。她们的身材有点纤细，她们的长袍使她们的姿态给人一种飘飘然之感。她们懂得利用阳光、运动和新鲜空气。有些女人勤练哑铃，有些拼命游泳，有些节食；另一些人，则用紧身裙束起酥胸。女性的发式，通常是往后面梳拢的，在颈后打一个结，常用网兜起来，最后在头顶上系一条带子或丝带。后来因时尚所趋，需要一种更为高尚的发式，而用铁丝当架子缠上德国少女传入的棕色假发。一位时髦的妇女，可能要用好几个仆人，花数小时的时间用在修指甲和修饰头发上。

化妆品也像现在一样多。尤维纳利斯把“美容术”形容为当时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医生、王后和诗人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作。一位罗马少女的闺房就是化妆品用具的大库房——镉子、剪刀、刀片、锉子、刷子、梳子、洗澡用的刮子、发网、假发，及大瓶小罐的香水、面油、油、膏、浮石、肥皂等。脱毛剂用以去除毛发，加了香料的药膏则用来把毛发做成波浪状或固定毛发。很多妇女喜欢在脸上涂敷一种夜间化妆品，那是由波帕埃娅用面团和驴奶调制而成的混合剂。因为波帕埃娅发觉，这种混合剂有助于弥补不良的肤色，所以无论她旅行到何处，都有驴子跟随着她。有时她竟赶一大群驴，在驴奶中沐浴。罗马女性搽胭脂使面部变白，眼眉和睫毛染成黑色，有时太阳穴上的血管都用蓝色的细线描绘过。尤维纳利斯愤愤地说，一位富家女“涂满了波帕埃娅的面膏，粘住了她那不幸的丈夫的嘴唇”，而丈夫却从未真正看到她的脸。奥维德认为，这些艺术都是虚幻的，因而他奉劝女士们把这些花样在他们的爱人面前收藏起来——只要梳整她们的头发，便能使他神魂颠倒。

精细的女子内衣，为前汉尼拔时期的罗马女性简单的服装增色不少。围巾落在两肩上，面纱使脸上有一种诱人的神秘。在冬天，柔软的皮毛披围在无数燕瘦环肥的身段上。丝绸相当普遍，男人和女人都用它做衣服。丝与麻都是用上好的染料染上各种颜色，罗马人常用1000第纳瑞斯的代价去买1磅双染的提尔的羊毛。金银线刺绣，用以装饰衣着、屏风、地毯和床单。女人的鞋子，是用软皮或布料制成，有时被精巧地制成网状的形式，边缘可以镶上黄金或是珠宝。高跟鞋常用以补足天生的缺陷。

珠宝是女人装饰中重要的一部分。戒指、耳环、项链、护符、手镯和胸针，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洛利娅·保利娜曾穿过一件衣服，从头到脚都缀满了翡翠和珍珠。她还把收据随身携带，收据上开出那些珠宝价值4000万塞斯特斯。普林尼描述了100多种在罗马使用的珍贵玉石。专家对这些东西的仿制，成为一种繁忙的工业。罗马人的玻璃“翡翠”，优于现代的仿制品，直到19世纪仍被珠宝商人们当作真品出售。男人和女人都喜爱大而特别的玉石。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在他的戒指上镶了一颗大如榛子的蛋白石。安东尼听到了这件事，将他放逐。他逃之夭夭，带走了手指上价值200万塞斯特斯的戒指。毫无疑问，那时候的珠宝，常是防止通货膨胀或革命的阻遏物。除下层阶级外，银盘当时已经很普遍。提比略及以后的各位皇帝曾下诏禁止奢华，但是行不通，很快又被忽视。提比略因而屈服，并承认贵族与暴发户的浪费使罗马及东方的工匠大行其道，容许地方上的贡品从首都又流回去。他说：“若无奢侈品，罗马及其他行省何以为生？”

罗马人的衣饰，并不比现代女人的衣饰更奢华，远不及中世纪贵族的服装那样华丽和昂贵。时装在罗马的变化，也不像现代都市那样快。那时一件好的长袍，可以穿一生而式样不变。但是与卢库卢斯和庞培把东方的掠获物和享乐主义带回来之前共和国的标准相比较，上层社会的罗马已成为一个华服、美食、漂亮家具和堂皇宅邸的享乐主义的乐园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几乎是政治权力）被剥夺，贵族只好从元老院退居到他的豪宅中，并且自暴自弃，不用道德只用哲学去追求快乐和生命的艺术了。

罗马人的一天

宅邸的奢侈远超过了服饰的奢华。大理石和马赛克的地板；多色大理石、雪花石膏和条纹玛瑙的圆柱；天花板有时镶了金黄色的玻璃板；墙上绘有堂皇的壁画，或镶上昂贵的玉石；橘木的桌子配上象牙制的床腿；靠墙的长沙发椅上，装饰了龟壳、象牙、银或金；一般富翁付80万塞斯特斯购买亚历山大城的锦缎或巴比伦的家具套子，尼禄王竟出价400万塞斯特斯；铜柱床上挂了蚊帐；青铜烛台、大理石或玻璃烛台；塑像、绘画及艺术品；科林斯式的铜瓶或莫里尼的玻璃花瓶，等等。这些都是尼禄王时代堆满私邸中的一些装饰品。

在这样的家庭中，主人好像住在博物馆里一样。一定要购买许多奴隶保护财富，再雇其他的人保护它。有些房舍竟有400名奴隶之多，从事守护、监管和制造工作。大人物的生活，即使是在他的私室之中，仍然消磨在奴仆环侍之下。左右有仆人侍候膳食，身边有奴隶侍候脱鞋宽衣，休憩时仍有仆从在每一道门前守候——这并不是天堂乐园。为确保这些财富，他们大约在7点钟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接见他的“顾客”与食客，把面颊伸出去供他们亲吻。两个小时过后，他才进早餐。然后，他接见并回拜朋友们的正式访问。礼仪上的要求是，必须回拜每一个友人的访晤，帮助朋友的法律诉讼和候选提名，参加女儿的订婚和儿子的生日，念自己的诗，或签署遗嘱。这些及其他社会服务，都是用仁慈与谦恭的态度去履行的，而不能逾越任何文明。接着他们又前往元老院，或致力于政府政令，或处理私事。

普通人的生活就简单多了，但是也够辛苦的。清晨礼貌地打招呼后，他便开始工作直到中午。乡野村夫是日出而作的。由于几乎没有夜生活，罗马人充分利用昼间。中午只吃便餐，晚餐在三四点钟，阶级越高的人，时间越晚。午饭和午睡之后，农人和受雇的贱民继续工作，直到几近日落。其他人追求户外消闲活动，或泡在公共浴室中。帝国内的罗马人，他们的沐浴比敬神更富宗教色彩。像日本人一样，他们认为在众目睽睽下沐浴要比私下独浴好。除埃及人外，在古人中没人能和他们的清洁相匹敌。他们随身携带手帕，用来擦汗，用牙粉和牙膏刷牙。在共和国的初期，每八天沐浴一次即已足够。这时必须每天洗澡，否则会有遭受马提雅尔式讽刺的危险。盖仑说：即使是乡下人也天天沐浴。大多数家庭都有浴缸，富有之家则有浴室套房，房内闪耀着大理石、玻璃或银质的装饰及水龙头。但大多数罗马自由人都依赖公共浴室。

通常，这些都属私有。公元前33年，罗马有170家浴室。4世纪，增加到856个，另外还有1352个游泳池。比这些设备更普遍的是由国家建造、特定的人管理，由数百名奴隶从事服务的大澡堂。这些由阿格里帕、尼禄、圣提图斯、图拉真、卡拉卡拉、亚历山大、塞普提摩斯、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创设的“热水浴场”，都是共有社会的不朽成就。“尼禄浴场”有1600个大理石座位，可一次容纳1600个浴者。卡拉卡拉浴场和戴克里先浴场，各可容纳3000人。任何市民都能入浴，门票是1奎德兰斯（相当于1.5美分）。政府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当然燃油和服务都已包含在门票中。浴场从天亮直到下午一点均为妇女开放，下午两点到八点是男人沐浴时间，但大多数君王都准许混合入浴。通常，游客是先到更衣室更换衣服，然后到体育馆打拳、摔跤、跑步、跳高、掷铁饼、投长矛或玩球。有一种球戏，像我们竞赛用的实心重力球（medicine ball），两支球队抢一只球，带球往前走互相攻守，与现代大学里玩的一样。有时，职业球员到浴场去，并现场表演。那些让别人代他们运动的老人，会去按摩室，让奴隶擦揉掉他们的脂肪。

走过浴室间，市民进入温水浴池——实际上是个暖气室；从温水浴池，再走进热水浴池——热气室；如果希望更自由地多出点汗，可以到出汗室去，在极热的蒸汽中喘息。然后，再来个暖水浴，用一种从高卢人那里学来的新玩意——肥皂——冲洗干净。那时的肥皂是用兽脂和山毛榉或榆树灰制成的。这些暖室是最受欢迎的，并以希腊的名字命名。也许罗马想治疗或减轻风湿和关节炎，才有这些浴室。沐浴者继续到冷浴室去，来个冷水浴，他也可以浸在游泳池里。接着让人用油或膏之类的东西擦揉。这些油膏通常用橄榄制成的，但并不抹掉，只是用刮子刮掉，用毛巾擦干，这样便于油渗到皮肤里，补充被温水浴洗掉的皮肤。

沐浴者很少就此离开浴场，因为浴场也是俱乐部，有玩骰子和下棋的房间，绘画和雕塑的艺廊，朋友们可以聚坐谈心的谈论室，图书馆和阅览室，音乐家演奏和诗人朗诵的大厅，或者供哲学家谈天论地的地方。在浴后的下午几个小时，是罗马社会最好的聚会时间，两性在欢愉但却有礼仪的团体中自由地混合在一起，或嬉戏或谈论。在那里（和在竞技场、公园里一样），罗马人可以纵情谈笑，尽量谈他们喜爱的街谈巷议，得知一天中的一切新闻和丑闻。

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浴场中的餐厅里吃晚饭，不过多数人都是在家吃晚饭。也许是因为运动和温浴使人疲倦，习惯上，他们在进餐前躺靠一阵子。从前，当男人斜倚小憩时女人分离而坐，后来女人倚在男人身侧。“躺椅三面环桌的餐厅”（triclinium）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都是有三个睡椅，围着一个餐桌排列成为方池式（square-magnet form），每一张睡椅通常容纳三人。进餐者把头倚靠在他的左臂上，当身体从进餐桌脱离时，他的胳膊放在垫子上。

较低阶级的人，继续以杂粮、乳酪产品、蔬菜、水果和坚果等为生。老普林尼把罗马食物中各式各样的蔬菜列出了一大堆，从大蒜到葡萄渣都有。富裕之家食肉，通常都有过量的现象，猪肉是他们喜爱的肉食。普林尼赞赏猪，因为它们能供给50种不同的美味。猪肉腊肠，在街道上的流动摊炉上就有出售，像我们现在路边见的一样普遍。

在宴会中用餐时，人们希望吃到很珍奇的食物。晚宴于下午四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或次日。餐桌上点缀着花束及西芹，空气中洋溢着外国香水的扑鼻香味，睡椅上有柔软的椅垫，仆人们身穿制服挺拔而立。在开胃菜和最后的甜汤之间，都是主人和大厨引以为傲的珍馐佳肴。珍奇稀罕的鱼肉、鸟肉、水果，不但引起好奇心，而且令人垂涎欲滴。鲻鱼是用1000塞斯特斯1磅的价格购得，阿西尼乌斯·塞勒尔（Asinius Celer）付了8000塞斯特斯才买到一条。尤维纳利斯咆哮不平地说，渔人的价值还不及一条鱼。为了让宾客们增加喜悦，鲻鱼可以买活的，当着大家的面烹调，这样，他们可以欣赏鱼在死亡前夕痛苦挣扎时身上不同的颜色。维狄乌斯·波利奥在大水池中饲养这种1英尺半长的大鱼，用不中意的奴隶来喂它们。鳝鱼和蜗牛是公认的美味，但是法律却禁食鼬鼠。鸵鸟翅膀、红鹤舌、鸣禽肉和鹅肝，都是人们喜欢吃的佳肴。提比略手下有一位著名的老饕名叫阿庇西乌斯（Apicius） [4] ，他喂母鹅无花果吃，使它的肝变肥，因而发明了肥鹅肝饼这道菜。盛宴之后，在习俗上准许客人使用催吐剂把胃弄空。有些贪吃的人，便在餐间这样做，然后回来又大填饥肠。塞涅卡说：“他们为吐而吃，又为吃而吐。”但这仅属特殊情形，不会比自夸的美国每饮必醉者的醉酒更糟。更有趣的是向宾客致赠礼品的习惯，或使花束与香水从天花板上往客人身上飘洒，或以音乐、舞蹈、诗篇与戏剧来欢娱来宾。因为酒而松弛下来，却因为有异性在场而刺激起来的谈话，才将晚间结束。

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样的宴会通常是罗马人一天的结束，或者认为这样的宴会在罗马人一天的生活中要比现代很普遍的餐间雄辩更常见。历史也像新闻，因为它喜欢特殊，往往避开诚实人的没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或者正常的一天中那些例行的公事，所以才错误地认为所有罗马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的罗马人，也像我们的左邻右舍和我们自己一样：他们早晨硬撑着起床，吃得多，工作忙，游玩少，爱得多，恨得少，谈话多，争吵少，梦中惊醒了梦境，又再进入梦乡。

罗马人的假日

·剧院

有许多省份膜拜神仙，因而使罗马有许多假日，从前是宗教上的壮观肃穆，而今只是为了世俗间的快乐。一到夏季，许多贫民离开潮湿的酷暑，到郊外或河畔酒馆或丛林中饮酒、跳舞、吃饭和在空旷的原野相爱。那些家境宽裕的人，便去西海岸一带的浴室区，或与富人在巴亚海湾一起游乐。到了冬天，往南方去是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罗马人必有的热望，倘若可能，就去雷吉姆或塔兰托。回来时带着一层日晒的红皮肤，以证明自己的阶级。但是留在罗马的人，觉得消遣既多又便宜。诸如诗歌朗诵、演说、演奏会、滑稽戏、戏剧、运动会、猜奖、赛马、赛车、男人与男人之间或与野兽之间的生死搏斗、在人工湖泊中似假又真的海战——从没有城市有这样多娱乐节目。

罗马帝国早期，在纪元年代中有77个节日要举行竞技。其中有55个举行舞台剧竞赛的，专门上演戏剧或滑稽剧；22个是马戏团里、运动场上或圆形大剧院内的活动。直到公元354年，竞技的数目才增为1年献演175天。这说明，罗马的戏剧没有发达，相反在舞台剧发展的同时，戏剧却衰微了。原始的戏剧是写出来读的而不是演的，戏剧的形式仅有古罗马、希腊悲剧，古罗马喜剧，滑稽剧而已。明星演员支配了舞台，并赚得大批财富。悲剧演员伊索普斯过完豪华的一生后，遗留下2000万塞斯特斯。喜剧演员罗西乌斯（Roscius）一年内赚了50万塞斯特斯，富有得很，甚至有好几季的时间他都是无酬演出——这位奴隶成为财富巨子，真是对金钱的一大讽刺。马戏和圆形剧场中的节目吸引了大众兴趣，但降低了大众的水准，罗马的戏剧因而消失在竞技场中，成为罗马节日的另一个殉道者。

强调表演和布景而不注重情节与构想，使戏剧渐渐地由舞台走入滑稽剧和哑剧。滑稽剧包含的对白不多，题材是从下层生活选取而来，依赖人物素描，配合巧妙的模仿技术演出。原已消失在集会与广场中的言论自由，在这些短暂的闹剧中再度复苏了片刻：一个丑角冒着杀头的危险，以一个帝王或他宠爱的人为对象，用巧妙双关语赚取喝彩声。卡里古拉时代便有一位演员是在这种情况下活活被烧死在大竞技场中。在吝啬鬼韦斯巴芗安葬的那一天，便有一幕滑稽剧模仿葬礼的仪式。在送葬的行列中，尸体坐起来问道：“这个葬礼用了国家多少钱？”“1000万塞斯特斯”，是给他的答案。皇帝的尸首又说：“给我10万塞斯特斯，把我扔进台伯河里去吧。”只有这种滑稽剧准许妇女担任演员，由于这些人自动地被归入娼妓的行列，当然她们的淫猥是毫无损失的。在特殊情形时，例如福罗拉（花神）节，观众会要求这些表演者脱掉每一件袍子。男人女人都观赏这些节目，像我们现在一样。西塞罗在那里找到了不少新娘，她们也找到了他。

由于压制演说，并把主题提高到古典文学的内容，哑剧便从滑稽剧中脱颖而出。这对以前的语言来说是有益处的，通晓几国语言的罗马人（其中有数量可观的人只懂最简单的拉丁文）在没有语言的负担时，对表演会了解得更好。公元前21年，西里西亚的皮拉德斯（Pylades）和亚历山大城的巴蒂卢斯（Bathyllus）两位演员来到罗马，表演了只由音乐、动作、姿态和舞蹈构成的一出独幕剧，因而把哑剧传入了罗马——在希腊化的东方已经很普遍。厌倦了古代的戏剧和豪迈的诗章，罗马转而迎接新艺术——他们惊叹于演员的风采和技巧，欣赏他们道具的豪华、面具的华美和滑稽，他们那曾接受训练和注意饮食的完美身段，他们那东方人富于表情的双手，他们对不同人物的快捷而入木三分的扮演技术，他们对色情场面感觉上传神的表演。观众可分为疯狂的观众和戏院雇来捧场的人两种。身份地位高的女人，与演员们坠入情网，她们用礼物和拥抱追求他们，有一个演员甚至迷上了多米提安的妻子。除了滑稽剧之外，哑剧渐渐地把一切敌手从罗马的舞台上赶走。

·罗马的音乐

音乐和舞蹈的高度发展，使这种成功变为可能。在共和国的统治下，舞蹈曾一向被视为可耻的，年轻的西庇阿便被迫关闭教授音乐和舞蹈的学校。西塞罗批评说：“只有疯子才在清醒时跳舞。”然而哑剧使舞蹈开始时髦，继而成为一种狂热。塞涅卡说，几乎每一个私人家庭都有一个跳舞台子，男人和女人的脚步发出共鸣。富有的家族，后来都有一位舞师、一个厨师和一名哲学家，当作他们家庭设备的一部分。在罗马盛行的舞蹈中，不只是腿脚，还有双手及上体韵律的活动。妇女培养这种艺术，不但是为了艺术本身的迷人，而且因为它能使她们柔顺和娴雅。

罗马人爱好音乐，仅次于爱好权力、金钱、女人和血液。几乎像罗马文化生活中每一件事一样，她的音乐来自希腊，必须向那种把艺术和退化混为一谈的保守主义开战，打出一条生路。公元前115年，罗马的都察官曾禁止演奏任何乐器，只有意大利的短笛例外。1个世纪后，长一辈的塞涅卡仍然认为音乐是懦弱的，没有男子气概的。然而，瓦罗致力于一本叫《论音乐》的书，这种论说再加上其他希腊的资料，便成为许多罗马音乐理论作品的支柱。最后，丰富与动人的希腊乐风与乐器终于战胜了罗马人的拙笨和单纯，音乐成为女人（也常常是男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到公元50年，音乐迷醉了各个男女和阶级，男人和女人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用在听音乐、作曲或歌唱上。终于，帝王也在音阶上载浮载沉，冷静的哈德良和柔弱的尼禄王，都为自己的七弦琴自傲。抒情诗本来是配合音乐而唱的，音乐除了为诗而作外，几乎不存在。古代音乐是附属于诗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音乐是趋于压倒字词的。圣歌音乐是普遍的，常能在婚礼、游戏、宗教仪式及葬礼上听到。青年和少女们演唱贺拉斯的《时代之歌》时的情景和声音，更使贺拉斯深受感动。在那种合唱团中，虽然是唱不同的八度音阶，但全体都唱同一个音符。很显然，有部分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基本乐器是笛子和七弦琴。我们现在的管乐和弦乐乐团，仍然是这些方式的化身：最壮观的交响乐，是吹、拉、弹和打击等方法的适当配合。以笛子伴奏戏剧，目的是激起情绪；七弦琴随歌曲而奏，是要提升人的心灵。笛子是长的，有很多的孔，比现代的乐器有更大的表现范围。七弦琴和西塔拉琴（cithara）很像我们现在的竖琴，但形状的变化很多。在希腊人中，它们一向是大小适中的，罗马人把它们加大了，到阿米亚努斯时把西塔拉琴形容为“大得像马车”。总之，罗马的乐器与我们的一样，主要是在声音的洪亮和形状大小上，根据原有的乐器加以改良。七弦琴的弦，是用肠线或腱做的，数量多到18根，是用拨子或手指弹拨的——只用手指便能弹奏较快的旋律。在1世纪初期，从亚历山大传来了水压风琴（hydraulic organ），琴上有好几个音栓、音柱和好几排风管。尼禄王对它宠爱备至，镇静的昆体良为它的变化多端和动人的力量深深打动。

正式的音乐演奏会时而举行，音乐竞赛在某种公开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是最平常的晚餐，也需要一点音乐。马提雅尔向他的宾客承诺，至少会有个吹笛的人在席间助兴。至于特里马尔奇奥的盛宴，揩拭餐桌时都伴着歌唱的韵律。卡里古拉则在他的游船上自备了一个交响乐团和一个合唱团。在哑剧中，也有交响乐演奏着——那是一个合唱团载歌载舞地伴和着管弦乐。有时由某一演员独唱一部分，或由专业歌手唱出歌词，演员表演动作或跳舞。一出哑剧有2000名歌手和3000名舞者来配合，这种情形并不稀罕。管弦乐的主要灵魂是笛子，辅以七弦琴、铙钹、管乐器、喇叭、“鸣管（syringes）”和各种板子，系在演奏者的脚上，能发出惊人的巨响，骇人的程度更甚于现代管弦乐队的音量达到最高时。塞涅卡提到了演奏中各个人的和声（harmony），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古代的管弦乐队使用对位的和声。伴奏部分，常用比歌曲高一个音符奏出，然而就我们所知，它并不是遵循一个明显的次序。

音乐名家和年龄较小的演奏家都很多，音乐天才从各省聚集到世界黄金的中心来，而在奴隶制度之下准许对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加以大规模的训练，却不花钱。很多有钱的家庭或团体，都有自己的乐手，并把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名师那里接受高深的指导。有些人成为七弦琴手，在演奏会上，他们一面唱一面弹七弦琴；有些人擅长歌唱，通常唱自己作的曲子；有些人像坎努斯一样，举行风琴或长笛演奏会。坎努斯用贝多芬的口吻夸口称，他的音乐能够减轻痛苦，增加乐观，提高赤诚之心，激起爱情火花。这些专业人士在帝国各地继续做长期巡回演奏，获得喝彩，赚得费用，得到官方的纪念品和崇敬。尤维纳利斯说，有些人竟为了一笔额外的酬金而出卖爱情。妇女们为了名家弹琴弦用的琴拨而大打出手，而且由于她们心目中的音乐偶像在尼禄王和卡皮托利诺神殿演奏竞赛中获胜，而在圣坛上献上她们的供品。我们能隐约想象到，当各行各派的音乐家和诗人在大众面前群英竞技时的壮观场面，及屏息以待的优胜者从皇帝的手中接受橡叶桂冠时的情景。

我们对罗马音乐知道得有限，不足以描述出它的特性来。很明显，它比希腊音乐更响亮、更充实、更无羁，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方特性，已经从埃及、小亚细亚及叙利亚注入其中。老年人叹息着说，近代的作曲家正放弃古典风格中的严谨和高贵，用放浪的曲调和喧人的乐器扰乱青年的心灵和神经。当然，人们对于音乐的爱好不及歌唱。舞台上的歌曲流行在活泼、轻狂的百姓之间，其范围普及到罗马的大街小巷。哑剧复杂的曲调，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钟爱哑剧的人往往可以根据旋律的第一个音符说出它是属于哪一出和哪一幕。罗马对音乐并没有真正的贡献，或许只是把较好的演奏组织予以扩大。但是它充分地运用音乐，用有弹性的反应使音乐增加了光彩。它把古老世界的音乐遗产搜集到它的寺院、剧场和家庭中。当它把音乐流传下去时，便把乐器以及那些现在触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增加深度的音乐元素留给教堂了。

·竞技活动

战争似乎已经结束——动人的大竞技活动成为罗马最兴奋、最刺激的事。它们的举行，主要是庆祝宗教节，如大地之母节（Great Mother）、谷神节（Festival of Ceres）、花神节、太阳神节和奥古斯都节。它们可能是“平民活动”以取悦平民，或者是“罗马人活动”（Roman Games）以纪念罗马城和罗马女神（Goddess Roma）。它们也许是与凯旋、候选人、竞选或皇室寿辰有关而举办的，或像百年纪念节日一样，纪念罗马历史上的某种周期。就拿纪念帕特洛克卢斯（Patroclus）的阿喀琉斯活动来说，那些意大利活动原来是对死人祭礼。公元前264年举行布鲁图·佩拉的葬礼时，他的儿子举行了一个3人决斗“奇景”。公元前216年，马库斯·列庇都斯的葬礼上，有一场22人的打斗场面。公元前174年，提图斯·弗拉米纽斯以斗剑活动纪念他父亲的逝世，斗剑人数达74人。

最简单的大众活动，通常是在体育场举行的运动竞赛。参加人员大多是职业选手和外国人，他们举行长跑、掷铅球、摔跤和拳击等。习惯于残忍搏斗表演的罗马观众，只是温和地倾向运动而已，却热衷于悬赏式的拳赛。竞赛时，大批的希腊人几乎都是拼死而斗，拳赛的手套上，是把3/4英寸的铁箍加在手指关节上。文雅的维吉尔几乎用现代的词句描写了一场比较温和的拳击竞赛：

接着，安喀塞斯之子拿出了同等重量的皮手套，绑在比赛者的双手上……各就各位，脚尖着地，蓄势以待，单臂举起……各自把头收回，躲开了对方挥出之拳，以手制手。他们击出很多重拳，狠狠地挥向对方的身侧、胸部、耳朵、眼睛和双颊，发出来的声音随他们的挥打而产生回响……恩特卢斯击出他的右拳，达雷斯稍一闪躲便溜到一侧……恩特卢斯愤怒地追得达雷斯在竞技场上急奔，拳头加速落下，忽而右拳、忽而左拳……埃涅阿斯来做这场竞赛的收尾工作，达雷斯的同伴把他引到船上去，只见他双膝颤抖，头左右摆动，从他的口中吐出牙齿和鲜血。

更加刺激的是在马克西姆斯马戏团的赛马。连续两天，赛马44场，有些是马和骑师，有些是由2匹、3匹及4匹马并驾而拉的两轮轻马车。赛马的费用，可从富人拥有的养马场中支出。骑师、驾车人及每一辆马车都要化装，或涂上鲜明的颜色——白、绿、红，或蓝。整个罗马，当这些竞赛时期到来时，便依据这些颜色区分为不同的派别，红与绿色尤其特殊。在家中、学校里、讲堂上、广场中，有半数的谈话题材是有声望的骑师和马车御者。他们的画像到处都是，他们的胜利由《罗马公报》（Acta Diurna ）宣布。其中有些人因此而赚大钱，有些人的铜像被竖立在公共广场里。到了指定的日子，男男女女约有18万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节日衣服，拥向巨大的赛马场。热情升华为狂热，激动的一派人会去嗅马粪，以确信他们心目中的马匹已有适当的喂养。观众络绎不绝地走过在围墙外面成排的店铺和妓院；他们鱼贯地进入数百个入口，焦虑而又甜蜜地分批坐到巨大的马蹄形座位中去。小贩向观众出售坐垫，因为座位多为硬木，而节目要持续一整天。元老院议员和其他显贵各有特殊的大理石座位，装饰有青铜器。皇室的包厢后面，是一套豪华的房间，可供君王及其家属食、饮、休息、沐浴和住宿。赌博是热门玩意，钱财的转手，就像日子一样瞬息万变。从台下的开口处涌出了马匹、骑师、御者和马车。每当喜爱的颜色一出现，该派的那群人的喝彩声便震撼了看台。御者大多为奴隶，穿着鲜明的紧身战袍，戴了闪闪发光的头盔，一手持鞭，腰带上系了一把小刀。马车上的拖索是绑在腰间的，以防意外发生。椭圆形竞技场的中间有一条脊线，那是一个1000英尺长的岛，装饰着埃及方尖碑及塑像，一端是些当目标用的圆柱标杆（metae）。赛车通常是跑7圈，约5英里长。技术的好坏，在于绕着标杆转弯时是否既快捷又安全。碰撞的情形时有发生，人、车和马匹扭成一团，造成引人注目的悲剧。当人与车向最后的杆柱竞驰时，着了迷的观众像上涨的海潮，站起来招手、挥舞着手帕，大叫与祈祷、呻吟与咒骂，或者兴奋地到了忘我迷醉狂喜的地步。至于获胜者的喝彩声，远在城市之外都能听到。

在罗马的庆祝节目中，最惊人的是模拟海战。第一个盛大的海战表演，是在恺撒于市郊专门挖掘的一个池塘中举行。奥古斯都为了庆祝“复仇战神”神殿的落成，在一个长1800英尺、宽1200英尺的人工湖上，用3000名战士重演了一次“萨拉米斯之战”。以前曾提过，克劳狄乌斯为庆祝“福西恩隧道”的完工，动用了1.9万人，做了一次古希腊式的三列桨与四列桨战船的模拟战斗。他们的战斗士气令人失望，所以必须再为他们增派士兵，以便有适当的流血。在“圣提图斯竞技场”落成时，曾把整个竞技场灌水，再演一次曾引起“伯罗奔尼撒战役”的科林斯人与科西拉的战斗场面。在这些战役中的斗士，不是往日的战俘就是已被定罪的犯人。他们互相残杀，直到有一方被杀净为止。如果他们斩杀英勇，胜利者便能得到自由。

动物和斗士们在大竞技场及竞技场中的比赛使活动达到顶点。（在韦斯巴芗以前称为“大竞技场”，以后称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的地面是一块巨大的木质地板，上面撒了沙子；地板的一部分可以降低下去，然后在更换布景时再很快地升上来；只需短短的一刹那，整个地板便淹上一层水。地板下面有巨型房舍，用以拘禁动物、放置机器、供当天表演节目的人休息。竞技场护墙正上方，是平台或大理石的高台，台上装饰华丽的座位上，坐着元老院议员、教士及高级官员；再上面就是一种特别的包厢，皇帝和皇后坐在象牙和金质的宝座上，周围环坐着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在这个贵族圈后面的是骑士阶级，共有20排座位。有一条饰以塑像的隔墙，在台中央把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分开。任何自由人，不分男女都可以进来，显然是不收门票的。群众便利用皇帝在场的时候（在这里或者在马戏场中），向他提出隐情——求他宽恕一个囚犯或者失败了的斗士，求他解放一名勇敢的奴隶，求他让名噪一时的斗士出现在大众面前，或向他请求某种小的改革。从最高的墙上，有布篷从上面向竞技场的栏杆打开，以便遮住竞技场中可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到处都有喷泉喷出一股芳香的清水，使空气凉爽舒适。中午时，大多数观众都匆忙地跑下来吃午饭。获得特准的小贩就在观众身边兜售食物、糖果和饮料。偶尔皇帝也会下令或赏赐给全体群众饱餐一顿，也许在你争我抢的群众中散发礼品。有时，如果竞赛是在夜晚举行，会有一大圈灯光从上面照下来，照落在竞技场上和观众身上。许多的乐队，在节目更换时演奏乐曲，并配合搏斗的高潮奏出使人激动的激昂曲调。

圆形剧场中最简单的节目是外国兽类展览。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象、狮、虎、鳄鱼、河马、山猫、人猿、豹、熊、野猪、狼、长颈鹿、鸵鸟、鹿、美洲豹、羚羊和其他珍禽，圈在皇帝与富人的动物园中，并训练它们表演引人发笑的把戏：教人猿滚枕木、驾马车，或在戏中表演；公牛的背上，可供孩童跳舞；海狮被训练得当别人叫它们名字时，能用叫声回应；大象能听着另一只象的敲钹声而起舞，或让它们走绳索、坐在桌子上，或者写希腊或拉丁字母。各种动物，可以让它们穿上鲜明与可笑的衣着整队排列，然而通常它们都是用来彼此争斗的，或与人斗，或被人们用箭或标枪猎杀而死。尼禄王时代，有一天有400只老虎与公牛和大象搏斗；另一次，在卡里古拉时代，杀死了400只熊；在圆形竞技场落成之日，有5000头动物丧命。假使动物不愿拼命，它们会被鞭子、匕首和烫烙铁逼迫它们出战。克劳狄乌斯曾使约一队禁卫军与豹搏斗，尼禄王让他们与400只熊和300只狮子搏斗。

在克里特岛和塞萨利久已流行的斗牛，是由恺撒传入罗马，在大竞技场中是一个常见的场面。定了罪的犯人，有时穿了皮衣模仿动物，被投给野兽当食物。在这种状况下的死亡，尝尽了一切痛苦，伤痕之重，足能使医生用来研究人体内部的解剖。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名叫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的奴隶死里逃生的故事：安德罗克勒斯逃走后再次被捕，被丢进竞技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但是故事告诉我们，那只狮子还记得安德罗克勒斯曾为它在爪上拔掉一根刺，因而拒绝伤害他。安德罗克勒斯得到宽释，依靠在酒馆中展览他那只文明的狮子过日子。被定罪的人，有时必须实际扮演一些著名的悲剧角色：他也许代表女巫美狄亚的对手，被穿上一套转瞬间便燃成大火的袍子，把他烧光；他也许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在火葬的柴堆上被活活烧死（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的故事）；他也许会像阿提斯一样，被公然阉割；他也许扮演穆西乌斯·斯卡埃沃尔斯（Mucius Scaevola），把手放在燃烧的焦炭上，直到手皱缩为止；他也许变成伊卡洛斯的化身，从高空跌落在一群野兽之中；他也许是帕西法厄，忍受公牛在其身上蹂躏的痛苦。有一位不幸的人，打扮成俄耳甫斯，他带着他的七弦琴，被送进竞技场，竞技场被装饰成有悦人的树丛和小溪的果园。骤然间，饥饿的动物从山林深处狂奔而出，把他撕得粉碎。抢劫犯劳雷奥卢斯（Laureolus），则在竞技场中被凌辱而死，以娱百姓，但是他垂死的时间拖延太久，所以又带来一只熊，当他被挂上十字架时让熊一块一块地吃他的肉。马提雅尔用生动及赞许的方式描写这种惨状。

最主要的节目是人与人的武装战斗，包括两人决斗或集体决斗。参加比赛的人都是战俘、死刑犯或不服从的奴隶。胜利者有屠杀囚犯的权利，这是自古就被承认的。罗马人认为，在竞技场上给俘虏一个求生的机会是他们的慷慨。被判处死罪的人，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被带到罗马来，送进角斗士学校练习武艺，不久就出现在竞技活动中。如果他们勇猛拼命地从事战斗，便能赢得立刻被释放的自由；倘若他们只是想战胜苟活而已，就必须随着假日的到来而一战再战；假使这样战斗下去，3年来都未失败，就转升为奴隶，如果又使主人满意，两年内就会得到自由。罪犯从事角斗士这一行，是限于犯杀人、抢劫、纵火、渎圣和叛变等罪行的人。然而献媚的地方官为了应付皇室的需求，而竞技场又逢缺人时，也会逾越这些限制的。即使是骑士或元老院的议员，也会被判罪为格斗的武士，有时激情观众的喝彩，往往促使骑士阶级的人挺身而出，自愿担任角斗士。在冒险犯难的引诱之下，有不少人投入角斗士学校。

早在公元前105年，罗马就已经有了这种学校。在帝国统治下，罗马有四所，意大利有好几所，亚历山大有一所。恺撒时代的富人，有他们自己训练奴隶成为角斗士的学校。他们用毕业的人在平时担任护卫保镖，战时担任侍从，雇他们到私人宴会上去打斗，送他们参加竞技活动。在进入职业性的角斗士学校时，许多新手都先盟誓，“忍受棍棒的鞭打、火烧、死于刀剑之苦”。训练和纪律都很严酷。饮食由医生监督，违反规定的人便受鞭笞、烙印及用锁链囚禁的惩罚。这些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候选角斗士中，并非人人都不满于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因得胜而洋洋自得，只想到自己勇武技高，而不顾危险；有些人却怨尤他们获准出战的机会不够多，这些人痛恨提比略，原因是他举办的竞技太少。他们有求名的刺激和安慰；他们的名字被崇拜者涂写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女人爱恋他们，诗人为他们歌颂，画家为他们画像，雕刻家为后世雕刻他们那钢铁似的双头肌和骇人的眉头。不过，很多人还是为他们的囚禁生涯、他们残忍的生活、他们短暂的寿命而叹息。有几个角斗士自寻短见：有一个人用洗厕所的海绵窒喉而死，另一个人把头撞入转动中的轮辐中间，有些人在竞技场上切腹自杀。

比赛前夕，有一餐丰盛的宴会招待他们。比较粗迈的人尽情地暴食豪饮；另一些人，向妻子和儿女感伤地告别；那些身为基督徒的人则聚在一起，来一次最后的“爱的晚餐”。第二天早晨，他们穿上节日服装走进竞技场，从头到尾整队而行。通常他们都持有矛、剑、刀，佩有钢盔、盾牌、肩甲、护胸板与胫甲。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兵器可区分为：用网把敌手缠绕，再用短剑刺杀；用盾及剑追杀敌人；用弹弓射杀对手；双手各持一把短剑；在战车上作战；与兽类搏斗的人。除了这些类别之外，角斗士们从事单人、双人或成组决斗。如果单打的受了重伤，竞技的筹备人便询问观众的意愿，观众若竖起大拇指（或者摇动手帕），就表示仁慈，做宽大的处置；若把大拇指往下伸（pollice verso），表示胜利者可以立刻去杀死战败者。任何背叛公意贪生怕死的角斗士，都会引起人们的憎恶，并用烫烙铁刺激他的勇气。集体搏斗有更多的屠杀，有成千的人在角斗中作生死搏斗。在奥古斯都举办的八项竞赛中，有1万人参加这种大规模的战斗。穿着卡隆（冥河的渡神）服的群众用尖棒刺失败者，看他们是否装死，若是装死的，群众便用木槌击打他们的头部。另一些参加的人打扮成信使神墨丘利，用钩子把尸体拉出场外。同时摩尔族的奴隶用锹子把染了血的地面铲起来，为下一个送死的人铺上新鲜的沙土。

大多数罗马人维护角斗士竞技活动，其理由是：牺牲者是因重罪而被判死罪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可以当作对别人的警戒。注定要死的人接受面对创伤和死亡的训练，可以激发人们斯巴达人式勇武的美德。经常目睹流血和战斗的景象，使罗马人适应战争的需要和牺牲。对任何事物都不满的尤维纳利斯，认为竞技活动无伤大雅；高度文明的小普林尼，赞扬图拉真皇帝推出了强迫男人“高贵的负伤与蔑视死亡”的场面；塔西佗考虑后说，洒在竞技场上的血，只是普通人的“贱血”（cheap gore）罢了。西塞罗憎恶这种屠杀，他说：“对一个高尚而有人性的人来说，眼瞧着一只高尚的动物被无情的猎人刺中心脏，或我们自己的弱辈被一头力量惊人的动物残酷地肢解，这又算得上是什么娱乐呢？”但是他又补充说：“犯人被迫去搏斗，是呈现在我们面前反抗痛苦及死亡的最佳纪律。”趁中午休息时，他顺道走到了竞技场，这时大部分群众已离开去吃午餐，他看到数百名犯人被驱策到竞技场上，用他们的鲜血娱乐剩下的观众，因而使他感到震惊。他写道：

我回到家中，越发地觉得好贪婪、好残酷、好无情哟！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碰巧赶上了一个正午表演，本想寻乐、益智和松弛一下……使人的眼睛在同类相搏斗中得到休息。然而恰恰相反……这些中午搏斗的人被送到竞技场，身上毫无铠甲。他们受到四面八方的围击，每一个观众都每击必中……早晨他们把人丢给狮子群，中午他们把人丢给观众。观众的要求是：曾杀死敌手的胜利者，应该轮到他面对别人杀害他了。最后的胜利者再保留到下一次的屠杀……座位几乎都空了，但仍进行着这种事情……人类啊，对人类本来是一种神圣的事，但为了运动和一时之快而遭杀身之祸。

新信仰

宗教界承认竞技活动是宗教庆祝的适当方式，并以庄重的程序举行。守护女灶神的修女和祭司在圆剧剧场中、马戏团里和竞技场前，都拥有荣誉席位。主持活动的皇帝就是国教的最高祭司。

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者们，除了对正常的道德生活外，竭尽所能地使古老的宗教信仰复苏。甚至像尼禄王及卡里古拉等他们之中自称为无神论者，也都按传统对公认的神奉行一切宗教仪式。卢佩尔西（Luperci）的祭司依然在他们的节日沿街跳舞。阿尔瓦尔兄弟依旧向战神喃喃地读出没人懂的拉丁祷文，预言及占卜为人们所乐道，广泛地为人所信。只有少数的哲学家才相信占星学，排斥占星家的帝王反而转向他们求教。魔术与妖术、巫术与迷信、符咒与咒文、“凶兆”与解梦……都深深地交织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奥古斯都像现代心理学家那样勤奋地研究他的梦境。塞涅卡看见女人坐在神殿的台阶上等候爱神降临的欢愉，因为她们的梦境告诉她们，她们是神所爱慕的。每一位执政官都以献奉阉牛来庆祝他的就职典礼。讥笑任何事情的尤维纳利斯，为了庆贺一位朋友的平安远航，亲自割杀两只羔羊和一只公牛。寺院中充满了金银供品，圣坛前燃烧着红烛。虔诚信徒们的热吻，吻遍了神像的唇、手和脚。古老的宗教似乎仍是生气蓬勃；它创造了新神，像阿诺娜（罗马谷神），在对命运之神和罗马的崇拜中注入了新生命，给予法律、秩序和暴虐政治强有力的支持。要是奥古斯都于死后一年复生，他定会宣称他的宗教复活是一项快乐的成功。

尽管表面上如此，但古代的宗教信仰已从头到尾都不健全了。帝王们的供奉神明，并未表现出上层阶级对他们的统治者有多么尊重，反而是他们对神明何等轻视。在有学问的人群中，哲学即使是捍卫信仰，也都消减了信仰的力量。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就是受到影响的一个例子，人们并没提到他，仅仅因为践行伊壁鸠鲁主义容易，研究伊壁鸠鲁或是做他的门人较难。前往雅典、亚历山大城和罗得斯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富家子弟，在那些地方找不到罗马信条的支持物。希腊诗人取笑罗马的万神庙，罗马诗人都高兴地去模仿。奥维德的诗在假定诸神是无稽的传说，马提雅尔的讽刺诗把他们看成笑话。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在滑稽剧中，有很多是讥笑诸神的：有一个人把月亮女神狄安娜鞭打到台下，另一个人表演霍韦在垂死前夕说他的遗嘱。尤维纳利斯像他之前5世纪的柏拉图，及他之后18世纪的我们一样，指出对神明暗中默察的恐惧，已失去了它遏阻伪证罪行的力量。即使是在穷人的墓碑上，我们都能看到日益增加的怀疑主义和某些毕露无遗的荒淫。有一个墓碑上写着：“过去的我不是我，不得不是我；现在的我不是我，我无所畏惧。”另一个墓碑上面写着：“我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我一无所知。”还有一个：“我的所食所饮，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已拥有自己的生命。”另外的墓碑写着：“除坟墓之外，我一无所信。”又有一个补充说：“没有地狱，没有亡灵摆渡者，没有小鬼在阴间。”还有一位饱受忧愁的灵魂写着：“我无须惧怕饥馑，无须惧怕付租金，至少已没有血肉之苦。”忧愁的诗人卢克莱修为一个入土的人写道：“以前把他塑造出来的元素，今又重归原主。生命只是借给人类，他不能对它永远保存。他行将归去之日，向自然偿付债务。”

无论有多坦诚，怀疑不可能长久地取代信仰。我们跻身于社会的一切欢乐之中，但是还没有找到幸福。纯粹的怀疑消磨了快乐，它的放荡淫乱使快乐枯竭。无论贫富，人仍然是要忍痛、受苦、死亡的。哲学——最起码是像斯多葛主义一样优越得近乎冷酷的一个信条——永远也不能为普通人赋予信心去美化他的贫穷，鼓励他的恕道，安慰他的痛苦，鼓舞他的希望。旧式的宗教已经实现了这些功能中的最初一个，而未及于其他。人类希望表现，因而为他们制定了礼仪；人类希望不朽，所以为他们创出各种竞技活动。来自异国的人（被奴役的人或是自由的人）感到被排斥在这个民族主义崇拜的界限之外；因此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神，建造他们自己的寺院，奉行他们自己的礼俗。就在西方的心脏地带，他们播种了东方的宗教。介于征服者的信条和失败者的信心之间，形成了一种古罗马军队的武器无用武之地的战争方式。心灵上的需要将决定战争的胜利。

战俘、返国士兵和商人带来了新神。从埃及和亚洲来的商旅在普特奥利、奥斯蒂亚和罗马设起神殿以敬拜他们传统的神明。罗马政府对待这些外国的宗教信仰，大多采取宽容政策。由于罗马政府不准外国人加入自己的宗教，所以最好是他们奉行输入的宗教礼仪，而不能完全没有宗教。相对的要求是，每一种新信仰都应该对其他各宗教的教理保持同样的宽容，并应该把对皇帝的“伟才”和罗马女神的敬服，包括在它的宗教仪式之中，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在这种宽仁的鼓励之下，已经在罗马生根的东方信仰，变成了人们的主要宗教。克劳狄乌斯希望使崇拜的祭礼赋予文明，他除掉了曾烦扰敬拜大地之母的种种限制，他让罗马人侍奉她，在3月15至27日的春分期间制定罗马的节期。在1世纪，罗马的主要敌神是司繁殖的伊西斯女神，即司母教、多产和贸易的埃及女神。政府屡次三番地禁止在罗马的宗教崇拜，但是屡禁屡生。皈依者的虔诚克服了国家的权威，卡里古拉便用公款在“战神校场”建了一所巨大的祠庙，以庆祝国家权力的屈服。奥索和多米提安曾参加伊西斯节。康茂德剃了光头，谦卑地步行在各祭司的身后，双手虔诚地捧着埃及猴神阿努比斯（Anubis）的塑像。

神权的入侵势力，一年比一年增大。意大利南部的人崇拜毕达哥拉斯——请求素食主义与再生。赫尔拉波利斯（Hierapolis）的人崇拜阿塔加提斯（Atargatis，即罗马人所熟知的“叙利亚女神”）、阿齐兹（Aziz，即多利切的宙斯）和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神。叙利亚的商人和奴隶把他们的信仰扩展出去。最后，一位名叫巴力的叙利亚青年祭司升登为埃拉加瓦卢斯（Elagabalus）的宝座——太阳之神的崇拜者。从敌对的安息，传来了对另一个太阳神密特拉的信仰。他的皈依者都加入了“白昼对黑夜”与“善对恶”宇宙大战的士兵行列。那是一种博得男性（而非女性）的刚健信仰，受到了驻守在边远地带罗马军团的欢迎，因为他们远离他乡，听不到本国神明的呼唤。来自犹太国的是一位强硬的一神论者耶和华，他支配了在虔诚及规则之下最艰困的生活，但是却把道德的典范和勇气赐给他的门人，在患难中妥善地支持他们。他也为最谦卑的穷人生命中赋予某种高贵的气质。

注释

[1] 约在1世纪时，女孩或私生子常被丢弃在科伦那·拉卡塔林（Columna Lactarin）地基，这个名字是因为国家提供护士，喂养和救助在这里拾获的婴儿。

[2] 犹太人坚决拥护恺撒，到头来得到他的保护。奥古斯都也萧规曹随。但是对一切外国宗教信仰都保持敌意的提比略，征用了4000名犹太人，送去撒丁当自杀队，把其余的人逐出罗马（公元19年）。12年后，深信他是受了塞雅努斯（Sejanus）的哄骗，把这件事处理错误，于是他撤销布告，下令犹太人应该奉行他们的宗教，实行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受到烦扰。卡里古拉在罗马保护他们，在国外压迫他们。克劳狄乌斯放逐了一些暴乱分子，但是颁布了一项通令（第42号），确认犹太人在帝国全境中享有自己法律之下的生存权。公元94年，多米提安把罗马的犹太人赶到埃吉里亚。公元96年，涅尔瓦又把他们迁回，恢复了他们的公民权，准许他们享有一代的和平。

[3] 当时的玩具和游戏像现在一样多。罗马儿童也玩单脚跳踢石头、拔河、掷钱游戏、捉迷藏、蒙眼睛，他们也玩洋娃娃、滚铁环、跳绳、木（竹）马及风筝。罗马青年玩5种不同的球类运动，有一种和我们的足球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是用臂与手，不用腿和脚。

[4] 阿庇西乌斯在放纵奢华的生活中，浪费了大量财产；当财产减到1000万塞斯特斯（150万美元）时，他自杀了。200年后，有一本利用古代使用的方法写成的烹调法经典《烹饪的艺术》就是归功于他。

第八章 罗马法
（公元前146—公元192）

大法家

法律最足以说明罗马精神的特征。在历史上，罗马代表秩序，就如同希腊代表自由。希腊留下的民主与哲学，成为个人自由的依据；罗马留下的法律与政绩，则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何将这两种不同和极端相反的遗产相互协调，是伟大政治家的责任。

法律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划分。本章系对以前与以后所述加以概略的补充。罗马的法律酷似英国——没有固定性成文的约束，而是由连续不断的判例予以指导，指导而不阻止其变革。由于人民财富的增加、生活的逐渐复杂，议会、元老院、地方行政官和帝王都颁布法令。法典扩充之速有如帝国领土的扩张，其威力可立即到达任何新辟的国土。罗马为了训练律师、指导法官，为了使人民不遭受非法的判决，法律势必要制成系统且容易被人了解的形式。为了达到这种要求，普布利乌斯·穆西乌斯·斯卡埃沃拉与其子昆图斯（执政官，公元前95年）曾致力于简化罗马法，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西塞罗的法学著述不但洋洋大观，并且编著了一部标准法典以保持他个人已得的财富和已失的信心。马略与苏拉两人有不同的法律创制，庞培有强而有力的法律，恺撒有革命性的立法，奥古斯都则有他的新宪法。这些法律，不知给那些有志于统一立法的人造成多少困扰。著名法学家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Antistius Labeo）指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政权是由篡夺而来，而宣布他们的立法无效，这更加重了法律的混乱。及至元首政治趋于稳定，首先以武力执行法律，继而以法律施行武力，其新法开始获得人民和法界的承认。到公元后两三百年间，罗马法终于在西方奠定了根基，可与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相提并论。

恺撒虽曾定下统一立法的目标，但直到哈德良（公元117年）时才实际开始。哈德良是受教育最好的罗马君主，他招集一批法学家作为其枢密顾问，责成他们把执政官们历年变化无穷的政令代以永久性的政令，以便让意大利未来的法官们遵守。

希腊自梭伦以后即无法学著作问世，也无法典。不过希腊在亚洲和意大利的城市都有很完备的城市法。哈德良曾遍游这些城市，因此对它们的情形甚为熟悉，他可能受了它们法制的影响而从事罗马法的改进与整理，到他的继承人安东尼时，法典编纂工作继续进行。由于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在罗马半官方中享有相当的声誉，所以罗马法颇受希腊影响。斯多葛派人士认为法律与道德必须一致，只要有犯罪的意图就是犯罪，无犯罪意图而有犯罪行为者不算犯罪。在该派熏染之下，安东尼主张凡是疑案的判决都须有利于被告，嫌犯在罪证未确定之前不能被视为罪犯——这是文明法律两项崇高的原则。

法律受到君王的重视，使法学方面的人才辈出，皇帝法律顾问萨尔维乌斯·朱利阿尼乌斯（Salvius Julianius）因为学识丰富刻苦进修，经元老院票决予以双倍的薪俸。他的《答疑集》（Responsa ）被认为条理分明，他的汇编对于民法与军法的编纂有条不紊，《执政官永久诏令》（Praetorian Perpetual Edict ）就是他以首席顾问的身份制定的。还有一个名叫盖乌斯的法学家，他的法律在1886年被德国史学家尼布尔发现，而今被认为是查士丁尼以前罗马法的权威，在他六十年以后，帕皮尼安（Papinian）、保卢斯和乌尔比安3人使罗马法达到高峰，当司法行政成了暴力和动乱的牺牲品时，他们予以合理的订定并使之趋向一致。他们之后，这种伟大的科学便趋于没落。

罗马法的根源

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大半来自希腊，法学术语大半出于拉丁。法律的总称为“ius”，特种法律称为“Lex”。 [1] 查士丁尼对法学的定义是：“法学是科学兼艺术”“是与非的科学”“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一般法律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或习惯法。特种法律有《民法》（ius civile）与《万国法》（ius gentium ）。《民法》用于官方教礼时为公法，用于民间法律关系时为私法。

罗马法有5个来源：

（1）在共和政体之下，人民的意愿就是法律，民意团体的提案经元老院同意即行公布施行。

（2）在共和政体下，元老院在理论上无立法权；他们可向执政官们建议，这种建议渐渐成为指令，然后变成强制。到共和末期，这种建议便成为法律，不过在600年期间由议会和元老院通过的法律很少。

（3）特种法律由执政官以公告颁行，每个新任执政官都张贴公告于壁上，以昭示他任期之内的法律原则，巡回法官和地方官员也可发布同样公告，执政官们运用其统制权既可解释法律又可制定法律。罗马法就是这样将它固定的基本法律和官员们的变化见解合而为一的。当一项法令或一项条文能由后任官员在他的公告中继续采用时就成为法律。到了西塞罗时代，这种官府告示已将罗马法的原典《十二铜表法》（The Twelve Tables ）取而代之，但是官员们会常常改变前任的定案，又有时与前任的原则相抵触，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以及执法者的独断独行，更使滥用法权的情形趋于严重。为了避免其变化无常，哈德良于是指令将一切法律都统一起来，制定一部永久性法典，除皇帝之外他人不得变更。

（4）《帝王法》（The Constitutiones Principum ）在2世纪也成为法律的一部，它们有四种形式：①皇帝所颁的政令，全国一致遵行，但人亡之后，法即失效；②帝王以法官身份所作的判决有法律效力；③皇帝对法律或道德问题的解答——一般使用书信，或者对某一问题的简短批示，例如图拉真对政府官员的请示所答复的明智而精简的信件，都被纳入法律，他死之后经久有效；④皇帝对官员的指令渐渐成为详尽的行政法。

（5）某种情形之下，博学的法学家的意见也可以立法。博学的法学家们坐在公共广场（后来可坐在家里），对那些请教的人发表法律意见，请教的人常常是法官或律师。他们像犹太的大法官一样，调解矛盾，辨别异同。他们根据生活环境与国策需要对古法加以解释，予以整顿。他们的书面解释效力仅次于法律。奥古斯都在两种情形之下承认他们的意见有法律效力：法学家们得到皇帝的授权；其解答已密封送达主审法官。这些解答便成为《查士丁尼法典》和《汇编》的来源与基础。

自然人法

大法学家盖乌斯说：“一切法律都和人或财产或行为有关。”“人”（persona）字的意思最初是演员的假脸，后来又指人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指人的本身——似乎是说：我们绝不可能了解一个人，仅对其所演角色与所戴面具予以识别而已。

罗马法内的第一种人是罗马公民。凡是由于出生、收养、释放或经政府承认而属于罗马种族的人均属之。公民分为三级：（1）正式公民，享有选举权、任职权、自由婚配权、受法律保护得以签订商业契约权；（2）无选举和任职权的公民，但是有婚姻和签订商约权；（3）被释放的奴隶，虽有选举和订约权，但是没有任职权以及婚姻自主权。正式公民又享有某些特权，如家长权——父亲支配子女权，丈夫控制妻子权，物主支配财产权（包括奴隶）。罗马所偏爱的城镇或属地的公民享有和罗马人订契约之权，但不能通婚。他们的文职官员任满之后可取得正式公民资格。帝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公民和取得公民身份的条件，一个人可通过无比的忍耐同时成为几个城市的公民。罗马公民最可贵的特权就是他的身体、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他在涉讼之时可不受刑罚或粗暴对待，罗马法最值得赞美的是它保护个人对抗国家。

第二种人是父亲。当法律渐渐取代习惯之后，父权也逐渐减弱。可是由奥卢斯·福尔维乌斯因参加凯特利尼（Catline）的叛军而被其父召回处死一事看来，父权的余威仍旧存在，不过大体上是国权增强，父权削弱；民主离开了政府而打进了家庭，在共和初期父亲就是国家；家长组成区议会，族长组成元老院。在人口增加、成员复杂、生活流动且商业化的情形下，家法与族法即行失势；契约取代了门阀地位，法律战胜了习惯，孩子从父母那儿取得充分自由；妻子得到丈夫的尊重，个人不再受团体的制裁。图拉真曾强迫一个虐待儿子的父亲将儿子释放，哈德良将父亲对家人的生死大权转交法院，安托尼乌斯禁止一位父亲卖子为奴。于是那些古老的权力便很少有人再用，法律的发展不能追随道德，这并非由于法律不求长进，而是由于经验所示，新法在没有经过再三实践之前不能轻易颁行。

罗马男人失掉了旧权利，其妇女则取得新权利。不过妇女们很聪明，她们故意装作没有自由，共和法律认为妇女不能有独立的法律行为，她们须永久受男性监护。盖乌斯说：“按照我们祖先的习惯，因为妇女意志薄弱，她们虽已成年，仍须有人保护。”在共和末期，由于妇女的魅力和争取，加上男人的宠爱，其法律上的依赖性便大为降低。从老加图到康茂德，罗马社会是由妇女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沙龙式妇女风范所统制。奥古斯都为了尊重现实，规定凡是生育三个合法子女的妇女都有自主权。哈德良规定妇女如取得监护人同意，可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事实上，这种同意也很快被取消，到2世纪末期，对年满25岁的自由妇女已停止一切强迫监护。

婚姻仍须取得双方父亲的同意才算合法，买卖式的婚姻仍旧存在。新郎必须在五个证人面前付给新娘一块青铜，也要得到新娘父亲的同意。也有许多同居式的婚姻，妻子为了防止沦为丈夫的私产，每年可以三次不归宿，于是也保有了控制自己财产的权利，除了嫁妆外。其实丈夫为了避免在破产时财产悉数用来偿债，他们的产权常用妻子的名义。无夫权婚姻（sine manu ）可由夫妻任何一方终止，其他婚姻只有丈夫可以终止，男人通奸不为大过，女人通奸则失去财产继承权。丈夫如发现妻子通奸不得杀害她，其处置权属于父亲，实际操作属于法院，其刑罚通常是放逐。法律视纳妾为婚姻的代替，而非婚姻的陪衬；一个人不能同时纳妾两人；妾之子女为私生子，无继承权。韦斯巴芗、安东尼·庇护和奥勒留都是妻子死后和蓄妾姘居的。

罗马法曾为鼓励亲子之爱而努力，但结果失败了。杀婴当然为法律所禁止，但生而畸形或有不治之疾者例外。法律规定堕胎者充军，并没收其财产的一部分，若妊妇因堕胎而死亡，准其堕胎者要被处死。不过，如同现在一样，这种法律当时多被逃避，子女不分年龄均受父亲管制，除非父亲曾三次售子女为奴，或其子女被正式释放，或其子任公职教职，或其女已婚，或为守护神的修女。有祖父在世，孙子由祖父管制。按奥古斯都的法律，儿子从军的军饷、担任公职的薪俸、从事宗教工作或自由职业的报酬都不再交给父亲。父亲仍可卖子为奴，与以前所不同的，这时的奴隶可保留其公民权。

奴隶无法定权力，罗马法不承认奴隶为人，而称之为“不具人格之人”。盖乌斯在罗马法“人”篇曾研究奴隶，那是出于错误的同情心，奴隶应属于法律的“物”篇。奴隶不能有财产，不能承继财产，不能遗赠财产。奴隶婚姻无法律地位，所生子女为私生子，女奴的丈夫虽为自由人，但所生子女仍为奴隶。主人可引诱奴隶而不负赔偿责任，奴隶受人伤害只能由主人提出控诉，自己不得为之。在共和法律之下，不管有无理由，主人对奴隶可任意殴打、监禁、投入兽圈令野兽捕杀，或令其饥饿而死，或将其杀死。奴隶逃亡而被捕回者，会被加以烙印或将其钉死。奥古斯都夸耀说他曾捕回3万个奴隶，凡是无人认领的都被钉死。假如奴隶杀死了主人，则主人家里的奴隶须全体处死。当佩达尼乌斯被奴隶所杀时，他家的400奴隶全都殉难。当时元老院中有少数人反对，愤怒的民众当街求情，可是元老院指示必须执法，他们认为唯有如此，主人的生命才得安全。

或是出于帝国的意志，或是由于奴隶来源日益减少，奴隶的境况渐渐改善了。克劳狄乌斯禁止杀害无用的奴隶，并且规定凡被抛弃的病奴，在病愈之后自然成为自由人。大概是尼禄时代，主人要将奴隶投入兽圈令野兽捕杀时须经文职官员的许可。尼禄允许被虐待的奴隶以他的铸像为避难所，并指派法官听取诉冤，法院大门已为奴隶开启，这是罗马法一项宽大且具革命性的进步。多米提安规定，凡任意伤残奴隶者有罪。哈德良规定，非经官员许可，不得任意杀害奴隶。安东尼·庇护允许被虐待的奴隶以庙宇为避难所，假如奴隶提出伤害证据，他就可更换主人。奥勒留鼓励受奴隶伤害的主人将案件诉诸法院而不要私自惩罚，他认为如此才可使法律和审判逐渐代替残忍和私相报复。到3世纪，大法学家乌尔比安宣布一项极少有人建议的理论：“按照自然法则，人类生而平等。”其他法学家们主张：如果对于一个人究竟是自由还是奴隶的问题无法解决时，一切怀疑都应倾向自由。

法律对奴隶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奴隶仍受控制，这是罗马法最大的缺陷。最后可恨的是解放奴隶时需要纳税并受到种种限制，许多主人为了逃税都将奴隶草草释放，不举行法律仪式，不申请官式证明。经法律手续释放的奴隶，其公民权利仍受限制，按习惯规定他需天天向旧主人请安，如有需要仍需侍应。在某种情形下需将一部分所得奉献给旧主，被释放者死后无遗嘱时，其财产自动地属于现有主人，如留有遗嘱，其财产的一部分应遗赠其主。所以，奴隶被释放之后，一定要等到旧主死去才能真正呼吸到自由空气。

自然人法需包括近代所谓的刑法在内。罗马法认为侵犯个人、背叛国家或侵犯法人（社会或商业团体）者为犯法。凡以行动或言论危害国家、进行叛乱、反对国教、受贿、勒索、贪污或侵吞公款者均属叛国。由上述罪状看来，贪污之风不是自今日始，可谓传之久远。侵犯个人之罪有伤害、欺诈、猥亵、谋权等。西塞罗提到《斯坎提尼亚法》（Lex Scantinialex ）有禁止鸡奸的规定。按《十二铜表法》规定：伤害人体者用同样伤害处罚犯者，后来改为罚款。自杀者不属犯罪，有时还可得奖，例如被赐死之人，法律保障其遗嘱有效，使其财产顺利地传给继承人，那就是给予最后自由选择之权。

财产法

所有权、义务、交易、契约和负债等问题占了罗马法的最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物质的保有，在财富增加、贸易扩展之下，法律应该极富弹性，而非简陋法规可以应付。

所有权是来自继承或所得，家庭财产既以父亲为保管人，所以儿孙便是未来的所有人。父死而无遗嘱者，子女自然为继承人，其中最年长者继承大半。法律对遗嘱限制很严，其措辞须依官方规定，遗嘱人一定要将财产的一部分给儿女，一部分给已为他生育三个子女的妻子，有时候须给兄弟姐妹或尊亲属。取得死者遗产必须代偿其债务和代尽其义务。所以一个罗马人常会发现他所取得的遗产是赤字，死者如无子女也无遗嘱，其财产与债务由父系的同系亲属继承。到帝国末期，这种男性观念逐渐淡化。到查士丁尼时，父系和母系亲属有平等继承权。加图时的旧法禁止财产在1万或多于1万塞斯特斯的人将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遗赠给妇女，其规定直到盖乌斯时仍载入法典，不过爱情是会设法逃避这项规定的，遗嘱人往往先将遗产留给合法继承人，然后令他发誓，答应到指定日期之前，将该遗产转交给指定的妇女。通过这种手段，罗马财产大部分都落入妇女手中。赠送也是逃避遗产法的手段，不过对于赠送的财产，法律会加以审查。

所得是由于交付或由于胜诉而取得。交付须当证人之面赠送或买卖，不经过这种仪式的买卖，法律不予保护。另外一种潜在所有权，就是对财产的暂时持有或使用。借用国有土地者，可因使用时效而取得所有权，例如占有两年之后无人提出异议，则可永久占有，这种宽大的占有观念是因为可以使贵族们取得公地。由于这种所有权观念，凡妇女与男人同居一年不曾三次不归宿者，则成为该男人的财产。

义务是法律所强制的作为。义务发生或由于不法行为，或由于契约。不法行为是对人或其财产所犯的错误——通常是用罚金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契约是法律强制要达成的协议，协议不一定用书面形式，在证人面前作口头协议比书面协议更受尊重。到2世纪时情形发生了变化。从前签订契约时所必需的证人或庄重仪式已无必要，只要是明确的契约，法律都予以承认。于是商业日趋活跃，记账方式日趋普通，不过法律对商业交易非常注意：对卖方提出卖者要小心，对买方提出买者要小心的警告，以防止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欺骗。例如，法律规定，凡售卖奴隶或牲畜之人，须将奴隶或牲畜的生理缺陷向买方说明，不能以不知情来逃脱责任。

债务的产生是由于贷款、质押、存款或信托，消费性贷款多半用动产或不动产作为担保，贷款不能归还时，债权人可以没收担保品，共和初期法律规定借款不还者，债权人可执债务人为奴。 [2] 波埃特利亚（Poetelia）法（公元前326年）将以上规定改为债务人须为债主服役以偿债，但不失其自由。恺撒以后，债主可出售违约人的抵押品而不危害他的身体，不过债权人执债务人为奴的案例到查士丁尼时还在发生。商业上的不履行债务适用破产法，拍卖债务人的财产以偿之，但允许债务人保留其最后所得为生活费，情形又变得缓和。

对财产所犯的主要罪行是毁损、窃盗和掠夺——暴力窃盗。按《十二铜表法》，窃贼被发觉者，先经拷打，再交与受害人为奴，如果窃贼是奴隶，则先行拷打，再推下山崖摔死。社会安全提高之后，执政官的法律将其刑罚减轻，改为由窃贼照二倍到四倍赔偿受害人。财产法最后成为最完善的法典。

程序法

尽管罗马法的诉讼程序非常复杂、非常专业，在古人之中罗马人是最爱兴讼的。当然我们的法律诉讼在他们看来也是迂回缓慢。文化愈老，诉讼愈久。在共和时代，原告、被告和文职官员（政府中有执行法律权的官吏）都须遵守法律程序，稍有偏差，其行为即属无效。盖乌斯说：“如某人控诉他人割了他的葡萄树，他若称之为葡萄树就算败诉，他应称之为树，因为《十二铜表法》里面只通称树，并未特别提到葡萄树。”当事人双方均须向文职官员缴纳很多现金，败诉者的钱会遭没收。被告另须提供保证金，以保证他继续出庭，然后由文职官员将讼案移转给那些合格法官。法官有时下一道指令，指定当事人一方或多方要如何进行或不能如何进行。若被告败诉，其财产，有时连他本身都归原告所有。

约公元150年，一些特殊行为和措辞已不必要。双方当事人和文职官员可共同决定案件如何提交法官，并由文职官员将案由和问题拟成指令交与法官。公元200年，改由文职官员亲自判决；到公元300年底，这种规定的程序已不存在，文职官员的即决裁判仅对皇帝负责，皇帝对他可任意委派或撤换，是为君主独裁的前奏。

当事人可以推进他们的案件，法官决定之，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免请律师。不过代书者（iudex）不一定谙熟法律，当事人对专业问题也不能随时应对，所以一般都委请律师（advocati）和法律顾问（pragmatici）等。当时法律人才辈出，天下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律师。跟现在一样，法律成了做官的途径。作家佩特罗尼乌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收集了许多法典授予其子，说“学学法律”“法律可以赚钱”。法律学生最初由私人教师教授原理，第二步是参加名法学家的会议，然后做开业律师的学徒。早在公元前200年，罗马学校到处设有律师（iurisconsulti），供人请教法律问题。阿米阿努斯不满他们收费过高，说：“他们真是打个哈欠都要钱，只要顾客肯出钱，连杀母者都能脱罪。”教师被称为民法教授（iuris civilis professores），有教授的名衔，是由于法律准许他们公开授徒， 及获取官方当局的许可证开业。

由此出身的律师，其中不免有人以卑鄙手段出卖其所学。例如，因为受贿而故意将委托人的案子弄得理由不足，寻找法律漏洞使罪犯脱罪，煽动富人彼此兴讼，为了赚钱而故意拖延讼期……由于竞争激烈，他们为了博得声望，于是有人手上带着借来的指环，随身带着侍应的仆人，手里提着大批案卷，故意在街上来去匆匆，并且雇了捧场人对他的发言鼓掌。克劳狄乌斯规定律师每案收费不得超过1万塞斯特斯，可是这种限制很容易被规避。据说，韦斯巴芗当政时，曾有律师积聚了3000万美元的财富。当然任何时代都有愿意用他们清楚而有训练的头脑为真理与正义服务而不计较收费的律师和法官。

犯人由法官或民选官单独审问，而后报告议会、元老院或皇帝。有时由副执政官从850个元老或骑士陪审名单中抽选出若干人组成陪审团来审理，通常是51人或75人。有两个永久性的特别法庭：十人法庭（Ten Men）审理民事，百人法庭（Hundred Men）审理财产和遗赠案件。法院任人自由旁听。普林尼曾描写过有很多人听他在法庭演讲的事。尤维纳利斯和阿普利亚抱怨法庭的拖延和受贿，但是往往在特殊的案件中，这不失为正义之言。

审理时的自由发言为近代法庭所少见，双方可各请几位律师，有的准备证据，有的提出证据。审理过程由书记做成笔录，有人会用速记，速度很快且毫无遗漏。马提雅尔说有许多书记，他们的手比说的还要快。法院对付证人有它的传统办法，昆体良说：

审查证人首要是明了其类型，胆小的人容易害怕，愚笨的人容易上当，暴躁的人容易发怒，虚荣的人喜欢奉承，狡猾和阴险的人必然恶毒顽强，应该马上斥退……假如他的过去有缺点，则可以用来对付他。

诉讼争辩概由律师为之，他们可向法院提供图片说明罪行；可以抱着小孩争论；可以展示当事人的伤疤。为人辩护则要针对这些武器。昆体良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律师，当他的对手将当事人的几个孩子带进法庭准备为判决前的辩论作总结时，他（这位律师）便在这些孩子之间掷了一把骰子。孩子们去抢骰子，结果破坏了对手的结论。法庭为了取证，常对当事人的奴隶加以刑罚。哈德良严格限制对奴隶使用刑罚，除非不得已才可用之，他还提醒法院不可信赖屈打成招的证据。然而法院刑罚终未停止，到3世纪时甚至扩大到自由人。败诉人可上诉至较高法院，如果他有能力负担，最后可上诉到皇帝。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不是由法官自己任意处断。罪刑因犯者的身份与地位而不同，奴隶的刑罚最重；奴隶可被钉死，公民则不可；凡是读过《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 ）的人都知道，从无罗马公民受过严刑拷打，或上诉皇帝之后被处死的。一个生而自由的或出生后变为自由的人，一个有偿债能力的人或破产的人——一个兵士或平民，其犯罪相同而处罚不同，最轻的罪罚是罚款，但是由于币值变动之快超过法律所定罚款，便有异常的情形发生。《十二铜表法》规定殴打自由人者罚25阿斯（原始规定为罚25磅铜），由于物价高涨，降为6阿斯，但对奴隶仍罚25阿斯。有的罪罚是丧失说话的权利，不能出现或代表他人在法庭上提起诉讼，最重的刑罚是失去公民权。失公民权者或是不能继承或是被放逐，或者黜为奴隶。放逐罪最重：罪人带上锁链，被监禁在冷僻之处，财产充公。流亡罪较轻：犯人只要离开意大利，可任其所去。驱逐罪不没收财产，被逐者须到所指定的遥远城镇。监禁之刑并不常用，罚在公共工程、煤矿、石矿做苦工者有之。在共和期间，判处死刑的自由人为了逃生，可离开罗马或意大利。在帝国时期，常用死刑而且残酷。战俘偶或其他罪人，会被弄进图利阿努姆（Tullianum）牢狱任他饿死，让他在黑暗污秽的土牢中被鼠辈或虫虱咬死。朱古达就在那里死去，反抗提图斯保护耶路撒冷的英雄西蒙·本·吉奥拉（Simon Ben-Giora）亦然。据传说，彼得和保罗被钉死之前曾在那里辗转呻吟，并写下了他们对新基督世界的最终呼唤。

《万国法》

罗马使用武力或外交取得了若干领土，领土之内有五花八门的法规，罗马法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巧妙地引导它们。其中有许多国家比罗马历史悠久，它们有光荣的传统和自我得意的特殊文化，以补偿它们军事上的失败。但罗马对这些情形应付自如，首先为驻罗马的外国人指派一个执政官，然后再给意大利和各属地派一个，授权让他磨合彼此法律共存，这些副执政官历年所颁政令渐渐产生了统治帝国的《万国法》。

此项《万国法》并非《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不是一般国家为了规定彼此间的关系所认可的书面约束。就它们平时与战时所遵守的某些共同习惯来讲，古代也有它们的《国际法》——彼此对商人与外交人员的保护，举行葬礼时停止攻击，放弃使用毒矢等。罗马法学家用他们的爱国作品来描述《万国法》如何可通行于各国，其实《万国法》是为了适应罗马统治权而制定的部分法令，事实上它是地方法（local law），其目的是用来统治意大利各民族和各属地，而不给他们公民资格与权利。

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爱国作品里说国际法就是自然法（law of nature）。斯多葛派对自然法的定义是“将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注入人心的道德法”。他们认为“自然”是一种理性体系，是一切事物的逻辑和秩序；这种秩序在社会上自然发展，自然成为人的意识就是自然法。西塞罗有一篇名著说明他的理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调和的真理，它包罗宇宙，永不变更，永无止境……我们不能反对它、改换它、废止它，不能利用任何立法来解除对它的义务，我们不必在本身之外去寻求对它的了解。这种法不分罗马与雅典，不分现在与未来——对任何国家或时代都有效并永久有效……不遵守的人就是否认他的本身和本性。

安东尼在位时，斯多葛派哲学思想最为盛行，上述理论可说是对此派哲学思想最透彻的说明。乌尔比安又把这项哲理进一步发展，认为阶级之分和特殊权利是错误的、是人为的，这和基督教所持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几乎是同一步调。不过当盖乌斯对《万国法》所下定义为“天理对人类的立法”，这种解释使得他错把罗马武力当作了神意。因为罗马法是罗马武力的逻辑和后盾，《民法》和《万国法》是聪明的征服者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和维持尊严的工具。从强者欺凌弱者方面来讲，罗马法可算是自然天理了。

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法律不乏其可贵之处。胜者的统治既然无法避免，那就请他们把规则明白地定出来，在这种意义之下，罗马法就是权力的维持。罗马在历史上应该创造伟大的法制，这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爱好秩序，也有方法维持秩序。他们对混乱而复杂的各国算是奠立了至上的权威与太平。别的国家也有法律和立法家，像汉谟拉比和梭伦都曾颁布过小型立法，不过从没有人像斯卡埃沃拉到查士丁尼时代那种罗马法学家的杰出头脑，将那些法律加以调和、统一和编纂。

《万国法》富有弹性，使罗马法容易流传到中古和近代。当野蛮侵入西方，毁坏了这项法律遗产时，查士丁尼的典章制度能在君士坦丁堡被收集汇编，供帝国延续于东方，可算是非常的幸运。经过这项努力及各种手段和不屈不挠的方法，罗马法影响了中世纪的教会法，启迪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成为下列各国的基本法——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甚至英国、加拿大、斯里兰卡和南非。英国法律的《平衡法》、《海事法》、监护制度和遗产的原则，就是采用罗马的教会法。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犹太希腊的基督教义、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和罗马法，是古代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

注释

[1] 特种法律lex，法文是 droit和loi，德文是 Recht和Gesetz。

[2] 抵押人在法律上对受押人承担义务，但以人身偿债的契约（nexum）——这个含糊的名词，被应用到任何经正式宣誓的契约上。

第九章 哲学家帝王
（96—180）

涅尔瓦皇帝

罗马君主政体的世袭制度随着图密善皇帝的被刺消失了100年。元老院从不承认君权由继承而来，他们屈服了123年，直到这时，才又恢复了权威。像罗马开国初期一样，元老院提名一位最有资望的人或是大将军担任君主。这项果敢的作为，当然是由于弗拉维安王室的没落及意大利和属地的流血事件，才使得元老院重振声威。

涅尔瓦意外地被奉为至尊，当时年已花甲。这位来自梵蒂冈的涅尔瓦，相貌英俊，绝不会有人想到他是一位可敬又患有胃病的法学家，也没有人会料到他是一位宽和可亲，被人称为“当代的提布卢斯”的诗人。元老院选他为君王可能是因他老而无害。他的一切政策都与元老院磋商，并且保证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他赦免了被多米提安放逐的人，恢复他们的财产，缓和他们的仇意。他将价值6000万塞斯特斯的土地分配给贫民，并建立周济制度（alimenta）——一项国家基金用以鼓励和资助农民育养子女。他免除许多捐税，降低了遗产税，解除韦斯巴芗所加于犹太人的捐献。他节省自己家用和政府开支，以弥补国家的财政。他对任何阶级都公正，他说：“我随时准备放弃王位，回到平静的居民生活。”就在他继位一年后，那些先他而存在的禁卫军因不满他的节约而包围王宫，要求他释放刺杀多米提安的刺客，并杀死他的几个顾问。涅尔瓦引颈准备受戮，可是他们没有杀他。羞愧之余，他想退位，但被朋友劝阻，于是效法奥古斯都的前例，收养一个为元老院同意、不但能治国而且能统御卫队的义子为继承人。他对罗马的最大贡献是选了图拉真为王。三个月后，也就是继位的第16个月，他驾崩了。

收养制度由他在无意中恢复，于是任何皇帝在位之时，如果感觉大权衰落，都可物色一个最有能力、最适当的人来继承王位，免得自己一旦去世，因争夺王位而引起内战。所幸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都未生子，他们都采用收养办法，既不忽略自己的后代，也不影响亲情之爱。在收养制度持续期间，罗马王朝都由最优秀者来继承，其盛况为世所少见。

图拉真皇帝

图拉真是正在率军戍守科隆时奉召继位的，可是他没有立即放下戍边职责，而是延迟将近两年才返回罗马。他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定居甚久的意大利家庭，他在哈德良皇帝统治时代，在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正如塞涅卡、卢卡和马提雅尔等获得文学上的领导权一样。他是众多将军中第一位以他属地出生的特性和教育，使那些罗马本籍将军们恢复了他们久已失去的朝气。以外省人身份称帝而未遭到反对，这是罗马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图拉真从未就此改变他的将军之风，他坐的是军车，仪表威严，面貌虽不出众，但是非常健壮、高大。他常参加徒步行军，全副武装和军士们一同跋山涉水。他的勇气表现了斯多葛派生死无所谓的精神，有人告诉他说利西尼乌斯·苏拉要阴谋背叛他，他就到苏拉家里去吃饭，对于所招待的食物毫不怀疑地随便食用，并请苏拉的理发师给他刮胡子。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常把狄奥带在身边听他讲解哲学，可是他承认对狄奥所谈的一无所知——这是哲学的缺憾。他的思想敏锐清楚，从不讲废话。他自负但不摆架子。他不滥用职权，常和朋友共饮食共狩猎，偶尔也不能免俗和朋友搞同性恋。他不与其他女人做爱，免除其妻普洛蒂娜（Plotina）的困扰。这一点，罗马人认为是值得赞扬的。

他到罗马时42岁，那种淳朴、亲切和谦虚马上征服了饱尝暴政的人民。元老院推举小普林尼致欢迎颂词，同时，狄奥当着他的面，发表了斯多葛学派对皇室职责的意见。普林尼和狄奥都指出皇帝并非国家主人而是第一号公仆，皇帝原是元老院代替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普林尼说“指挥众人之人须由众人选出”，这一切他都恭聆其详。

这种贤明的开始在历史上并不新鲜。最使罗马惊奇的是图拉真尽量来满足他们的希望，他把几所前任皇帝每年只使用几个星期的别墅都给了部下。普林尼说“除非他朋友也有的东西，否则他不以任何东西为私有”，他的生活过的和韦斯巴芗一样淳朴。一切重大问题他都请教元老院，因为他发现：只要不用过激言语，就能获得绝对权力。元老院欢迎他的统治，只要他遵守维持他们威信和尊严的体制。元老院跟其他人一样，为了享受自由而极渴望安全。他们很高兴，发现图拉真属于保守派，他绝不会剥夺富人的财产来安抚穷人。

图拉真是位能干、精力充沛的行政官员，是位稳健的理财家和公正的法官。《查士丁尼法典》中“宁可宽纵罪人而不错罚无辜”就是他的原则，由于周密地监督开支（加上征服所获），他完成宏大的公共工程不但不加税，反而减税。他公布政府的收支预算以接受审查与批评。他视元老们为伙伴，要求他们和他一样诚惶诚恐地忠于职责。贵族们担任了官职，他们玩乐而不忘工作。由图拉真和他们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贵族们卖力的情形。许多东方城市因理财无方而濒临破产，图拉真就派像普林尼一样的监护人加以协助，加以牵制。这项处置虽然削弱了城市的独立和自治，但是这种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地方政府由于浪费与无能一定会自寻绝路的。

图拉真好大喜功，是个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秩序重于和平。他到罗马尚不满一年就去征讨达契亚，其面积约有1940年的罗马尼亚那样大，它像一只手掌伸入日耳曼腹地。图拉真预见到将来和日耳曼斗争时达契亚的军事价值，如能兼并它，罗马便可控制沿萨维（Save）到多瑙河然后到拜占庭的一条通路——也是通往东方的要道。此外，达契亚富有金矿，在完美的策划和神速的行动之下，他率军直趋达契亚的首都萨米泽格图萨（Sarmizegetusa）而迫使它降顺。从一个罗马雕塑家留下来令人有深刻印象的塑像看来，达契亚国王德塞巴卢斯（Decebalus）的面貌高贵坚强。图拉真授他为属国之王而返回罗马（公元102年）。德塞巴卢斯不久背信再谋独立，图拉真又率军返回（公元105年）再攻。当时横跨多瑙河的桥，其建筑技巧在工程上堪称奇迹。达契亚国王战死，图拉真留下强大的驻军镇守，掳获了1万名战俘，然后返回罗马庆祝凯旋，展开为期123天的各项活动。之后，达契亚成为罗马属地，罗马人移民到那里互通婚姻，搅乱了纯正的拉丁语言。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的金矿派由地方收税官掌管，不久即把战费收回。图拉真从达契亚取走百万磅白银和50万磅黄金，以酬劳军队的辛苦——替罗马赢得了最后一次为数可观的战利品。

当时约有30万市民请求赏赐，皇帝就用这些战利品赏赐他们。每人约得650第纳尔（约值260美元），余者足够遣散军队，举办庞大的公共事业，补助政府开支和美化城市，焕然景象是自奥古斯都以来仅见的。他一方面修整水道，另一方面开辟水道，至今犹存。他开辟奥斯蒂亚大港口，挖凿运河以连接台伯河和克劳狄乌斯港口。扩建旧路、修筑通过蓬蒂内沼泽的新路，设立贝尼文坦到布伦迪西姆间的转运站，重新开放克劳狄乌斯隧道，疏浚森图姆塞拉埃（Centumcellae）和安科纳（Ancona）港口的淤泥，开辟拉韦那水道系统，以及在维罗纳修建圆形竞技场。

不过，他并不主张都市内的建筑争奇斗胜，而鼓励使用余钱来改善贫民的环境。凡遭受地震、火灾或风灾的，他立即救济，他要求元老们投1/3的资金来改良农业，后来发觉这种办法会造成地主垄断，便将资金以低利息贷给小户用以改良土地和修建房屋。为了奖励生育而扩大生育补助，农民可办利息5厘的质押贷款（普通利率之一半），再由地方慈善机构将利息分配给贫民，扶养一子者每月可得16塞斯特斯（1.6美元），抚养一女者得12塞斯特斯。数目似乎不大，不过当时每月有16到20塞斯特斯就够农家抚养一个孩子。除补助其父母之外，小孩本人还可领取赈谷。哈德良和安东尼又将补助办法推广，并有私人解囊捐助，例如普林尼每年捐3万塞斯特斯给科莫地方的儿童，凯利娅·马克里娜（Caelia Macrina）遗留百万塞斯特斯给西班牙塔拉西纳（Tarracina）地区的儿童。

图拉真和奥古斯都一样，对意大利与属地之间则偏袒意大利，对罗马与意大利之间则偏袒罗马。他对阿波罗多努斯的建筑天才加以充分利用（新路、水道和多瑙河桥的设计人），阿波罗多努斯受命清除整排的房屋，将奎里纳莱（罗马七山之一）山铲平130英尺，加上邻近土地，造了一个大广场，其面积超过以前所有广场的总和。周围的建筑庄严宏伟，可作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的首府。进入图拉真大广场必先经过图拉真凯旋门；广场内部长370英尺，宽354英尺，地面铺着磨光石，四周环绕着高墙与回廊；东西两壁是多利安式的锯形柱廊，广场的最中心，矗立着乌尔皮亚大会堂（Basilica Ulpia）（以图拉真的宗族命名），作为政府商业与财政机关；其外部饰以50根独立巨石柱，地面铺了大理石，巨大的正厅围绕着花岗石的柱廊。屋顶、横梁漆上青铜色。凯旋门广场北端建有两座图书馆，一座陈列拉丁作品，另一座陈列希腊作品。图书馆之间为大圆柱，后面是图拉真的圣庙，广场工程惊为世界建筑的杰作。

这些仍然屹立的圆柱，首先应归功于运输上的成就，那是由18块立方体大理石叠加而成，每块重约50吨，用船由帕罗斯岛运来，到奥斯蒂亚再装上驳船，由人力逆流拖拉，然后滚转上岸送到现场。各石块又平分为32块，8块作柱基，基中三面饰以雕刻，另一面通到一个185级的大理石螺旋形楼梯。柱干由21条石块筑成，直径12英尺，高97英尺，顶上是图拉真的塑像，手持地球仪。石条在未装好之前先刻上浮雕，描写征服达契亚的经过。这些浮雕可说是集弗拉维安写实主义和古式雕刻之大成，它们不讲求希腊雕刻的静态美或理想风格，而是着重描写实际人物或战争场面，使人看了有逼真之感，就像高乃依、拉辛之后的巴尔扎克（Balzac）和左拉（Zola）的作品一样。在124个连环画面里，有2000个人物，我们看到了征服达契亚的经过：罗马军队全副武装由营地出发；由浮桥渡过多瑙河，进入敌国扎营；弓、矢、戈、矛、镰刀、石头横飞；一个村庄陷入火海，其妇孺跪向图拉真哀求；达契亚妇女拷问罗马战俘；兵士们向皇帝献上首级；达契亚医生救治伤患；达契亚的王侯相继吞药自尽；达契亚的国王首级被献给图拉真；被掳男女老幼排成大队驱入异乡罗马为奴等。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雇用者并非是排外好战主义者。他们表现了图拉真的宽大，也暗示一个民族为争取自由所表现出的英勇事迹——画面上最漂亮的人物是达契亚国王。这是一种奇异的史料，由于过分密集，而无法达成充分的效果。有些图案显得十分粗糙，令人怀疑其雕刻是否出自一名达契亚战士之手。因此，重叠法最早替代了透视法。其全部的格局，正像菲狄阿斯的著名雕刻，只为一些好吹毛求疵的人所蔑视，但它和古典静态的风格却有所偏差，后者从未表现出罗马人性格中超人的活力。它所采用的“连续法”——即每一情景均渐次混入次一情景中——承袭了圣提图斯拱门的风格，而进入了中世纪的浮雕。虽也有缺点，但其连环故事的雕刻法从奥勒留时代罗马的圆柱和阿卡狄奥斯（Arcadius）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圆柱，到拿破仑时代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圆柱石都一再模仿。

图拉真由完成多米提安的公共浴室而实现了他的建筑计划，但是六年的和平使他厌烦，行政工作不能激发他的潜力，蛰居宫中毫无生趣。安东尼想从事恺撒的计划可是他失败了，自己何以不能继续？何以不把帕提亚问题作一劳永逸的解决？何以不在东方建立战略防线？何以不夺取经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到中亚细亚、波斯湾和印度的通商要道？

仔细安排之后，图拉真又率军出征（公元113年），一年之后征服亚美尼亚，再一年进兵美索不达米亚，夺得泰西封（Ctesiphon）而到达印度洋——他是一位空前绝后面临大海的罗马将军，国人的地理知识与他的胜利并进，元老院几乎不停地收到他攻城略地的消息：博斯普鲁斯海峡、科尔喀斯（Colchis）、亚得里亚海、伊比利亚、亚细亚、阿尔巴尼亚、奥斯罗尼（Osrhoene）、美塞尼亚、美狄亚、亚述、山地阿拉伯，最后终于征服了帕提亚。帕提亚、亚美尼亚、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被划为罗马属地。这位新亚历山大封王赠爵极为得意。立在红海之滨，他已有英雄迟暮之感，他叹息年迈不能进军印度河，但是很自慰于建立了一支红海舰队，以控制通往印度的交通和商业。最后，他只得在战略要点留下守军，不得已地返回罗马了。

图拉真和安东尼都犯了推进太快、深入敌境太远的毛病，而忽略了巩固他所征服之地，所以行抵安条克就接获情报，他所废黜的帕提亚王奥罗伊斯（Oeroes），又募集军队攻克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部；各新属地都发生叛乱；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昔兰尼的犹太人在暴动；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和不列颠也发生不满的信号。老将军本想再赴沙场，怎奈躯体已不由己，东征西战已使他心力交瘁，加上水肿和中风，一切雄心都在瘫痪的身躯里消失。他黯然神伤，无可奈何地派了马库斯·图尔巴（Marcus Turba）去平息非洲犹太人的叛乱，派他的侄儿哈德良继续统率驻在叙利亚的罗马大军。他自己则由担架送到西里西亚海岸以便乘船回罗马，元老院已经为他准备了自奥古斯都以来最盛大的凯旋庆祝。不幸的是，他途中死在塞利努斯（Selinus），时间在117年。他享年64岁，在位19年。他的骨灰送回首都，长眠在他所指定的墓地大圆柱下。

哈德良皇帝

·统治者

这位最杰出的罗马皇帝究竟是因为色情而取得王位，还是因为图拉真赏识他的才干而取得王位？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答案。卡修斯说：“他的受命是因为图拉真死而无嗣，其寡妻普洛蒂娜与哈德良有染，故而替他谋取王位。”斯帕提阿努斯（Spartianus）常常反复地说这个传言。普洛蒂娜和哈德良否定这种谣言，但是谣言不绝直到哈德良死亡，他为了消弭谣言的影响，曾经重重赐赠其军队。

哈德良的祖先住在亚得里亚海岸的阿德里亚镇，他的自传说后来他的祖先移居到西班牙。图拉真于公元52年生在西班牙的伊塔利卡，而哈德良也于公元76年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死于公元86年，哈德良就由图拉真和凯利乌斯·阿蒂阿努斯（Caelius Attianus）监护。凯利乌斯·阿蒂阿努斯为了培养他对希腊哲学的爱好，给他取别号为格拉埃库卢斯（Graeculus）。他也学习歌唱、音乐、医学、数学、绘画和雕刻，后来又涉猎多种艺术。图拉真召他到罗马（公元91年），并将侄女嫁给他（公元100年），依照所遗留的胸像来看，萨宾娜甚为美貌，非常出众，但哈德良无法从她那里获得永久的快乐。也许他太爱犬马，经常带它们去狩猎，犬马死了则修墓葬之。也可能他对妻子不忠实，她不曾生育，她虽常常陪他旅行，事实上他们是一辈子过着分居的生活。他虽然对她礼貌、周到、相敬如宾，但是却没给她爱情。当他的秘书苏埃托尼乌斯对她说话失礼时，他开除了秘书。

哈德良继位后第一项决定是修正他叔父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曾谏阻图拉真不要在征服达契亚之后立即远征帕提亚，以免劳民伤财，胜利不能持久。可是图拉真的将领们求功心切，对他极端不满，现在他将镇守亚美尼亚、亚述、帕提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团撤除，改亚美尼亚为保护国，划定幼发拉底河为帝国东方疆界。针对图拉真的恺撒，他扮演了奥古斯都的角色，他尽量使用和平的管理以巩固祖先用暴力所争得的国土。统率图拉真军队的将军们——帕尔马、塞尔苏斯、昆图斯、尼格里努斯——认为他的政策懦弱不智，他们认为休兵就只能自卫，就等于自取灭亡。当哈德良率军驻守多瑙河时，元老院宣告四名将领阴谋颠覆政府事败，已由元老院处决。这件事使罗马人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将军没有经过审判。哈德良虽立即奔回罗马辩解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可是谁能相信？他保证非由元老院授命，他不会处死任何元老，他对人民赠送金钱加以收买，举办各种竞赛使其娱乐，免除欠税达9亿塞斯特斯，税册当众焚毁，以智慧、正义和平治国达20年，但仍不得民心。

早期给他写传记的人说他高大、漂亮、卷发，满面胡须掩盖其天然缺陷，于是罗马蓄须之风大盛。他体格健壮并经常运动以保持活力，主要运动为狩猎，曾数度徒手搏狮而杀之。他的个性多变，很难形容，据说他严厉而快活，幽默而庄重，好色而不随便，冷酷而自由，苛刻而怜悯，变化多端。他有敏捷、无私、怀疑和洞察的心智，他尊重传统以免和时代脱节。他最推崇斯多葛派哲学，并经常研读该派始祖爱比科蒂塔的著作，可是他任性玩乐又违反了该派的理论。他不信宗教但是迷信，他嘲笑神谕但是喜欢魔术问卜。他谦逊而顽固，时而残忍但多半仁慈，他这种矛盾的性格也许是为了适应环境。他探问病患，救助不幸，将现行救济扩及孤儿寡妇。他对艺术家、作家、哲学家都慷慨赞助，他对唱歌、跳舞、弹琴样样精通，绘画方面也很不错，但雕刻平平。他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著有几本书，有文法、自传和诗，其中的诗有庄重的，也有猥亵的。他喜欢希腊文学甚于拉丁文学，他喜欢老加图的朴实的拉丁文，而不喜欢西塞罗的华丽的拉丁文。在他的影响之下，作者们多模拟古体。他把领公俸的教师纳入一所大学，给以优厚待遇，为他们建一所堂皇的雅典博物馆，媲美亚历山大博物馆。他以召集学者、思想家，用难题刁难他们，嘲笑他们的矛盾和争执为乐。高卢的法沃里努斯在这一哲学聚会之中最为精明，他的朋友挖苦他的辩论竟然输给哈德良，他说道：“任何一个指挥十万大军的人必定是对的。”

除了这些广泛的知识兴趣之外，他有实用的头脑。他取法多米提安，使用自由人担任幕僚工作，起用确实有能力的商人为官，再由他们和元老及大法官组成委员会，在定期会议中共商国策。他又指派一位财政顾问，负责侦查税款的贪污，结果使国家税收大增。他本人跟拿破仑一样，监督政府各部门，对他们的业务知之甚稔，而使那些主管们大为惊奇。斯帕提阿努斯说：“他的记忆真了不起，他能同时写、述、听，兼和人们交谈。”——这种传说不无可疑。在他的苦心和官吏们的辅佐之下，帝国之治可谓空前绝后。这种太平盛世也就是官僚政治的勃兴，更使皇帝趋向君主专政。哈德良尽量遵守和元老院合作的规矩，不过他所任命的官吏和他们的命令已得寸进尺地侵犯到元老院的主权。所谓当局者迷，他也未能料到这些众多而多能的官吏有一天会使纳税人负担不起。反之，他认为在他的政府之内，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出头，都能打破阶级脱颖而出。

像他这种清楚而有条理的头脑，对那些年久累积的含混、相互抵触的法律当然不满。所以指派尤里安将以往副执政官们的法令加以整理，并希望进一步编成统一法典，是为《查士丁尼法典》的基础。哈德良无论在罗马或出游，他都代表最高法院，并被称为公平博学的法官，只要法律条文许可，他总是宽大为怀。他颁布了许多命令，大部分是帮助弱者对抗强者，奴隶对抗主人，小农对抗大户，佃户对抗地主，消费者对抗零售商、批发商和中间人的欺骗。他不收受长辈们或不认识人的馈赠，并下令从宽处理对基督教徒的指控。他以身作则，让地主将土地租给佃户种植果树，在结果之前免其租金。他不是激进的改革者，不过是在人性范围内和天赋不平的情形下，尽量为大众寻求幸福而已。他保留旧有的东西，但是随时间需要也会注入些新的内容。他有一次对事务感到厌倦，正好有位妇女前来请愿，他拒绝说“没有时间召见”，女人哭着说：“那就请你不必为王了。”他就听取了她的诉愿。

·漫游者

和他的前任们不一样，哈德良关心罗马，也不忘地方属地。他效仿奥古斯都的先例，决定去访问各属地，考察其情况和需要以解决其困难。他对各地的生活、艺术、服装、信仰都感兴趣。他要看看希腊的名胜古迹，要沉湎于自己所赞美的希腊文化。弗龙托说：“他喜欢统治世界，也喜欢环游世界。”公元121年，他自罗马动身，随行的不是皇家的华贵行列，而是专家、建筑家、营造者、工程师和艺术家组成的队伍。他首先到了高卢，慷慨地济助其各社会阶层。接着到日耳曼，视察帝国对未来敌人的防卫。他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防线加以修改和延长。他虽爱好和平，但熟知兵法，绝不让他的绥靖作风减弱国家防务，以给敌人乘虚而入的机会。他颁布严格的军纪，在营中和士兵共同生活，吃士兵伙食，不乘车，全副装备行军20里，徒步而行。他所表现的耐力使人很难想到他是地道的学者和哲学家。他奖赏优秀军人，提高军队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给予新式和充分的装备，休闲之时不以纪律约束，不过娱乐以不违反任务为限。罗马军纪情况在他当政时为最好。

然后他顺莱茵河而下驶到达不列颠（公元122年）。他下令从索尔维（Solway）到泰恩（Tyne）河口建筑一座城墙，用以划分罗马和那些野蛮人，然后又回高卢，行经阿维尼翁（Avignon）、尼姆和其他城镇，在西班牙北部的塔纳戈纳（Tarragona）住下过冬。他独自一人在一家主人的花园散步时，突遭奴隶拔剑行刺，结果他把奴隶制服交给其主，原来那人是精神错乱。

公元123年春，非洲北部的摩尔人攻打毛里塔尼亚的罗马城镇。他率兵攻打，摩尔人大败，被驱入山。他然后乘船到艾菲索斯，过冬之后到小亚细亚各城镇，聆听请愿和诉苦，惩治不法，奖励多才，并拨款建筑寺院、浴室和戏院。塞西卡斯、尼西亚和尼科美狄亚曾遭地震，他拨用国库予以重建，并在塞西卡斯修建一座寺院，该寺曾一度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他再从黑海到特拉佩祖斯（Trapezus）向东行进，令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官员调查黑海各港口并向他提出报告。他再向西南行经帕夫拉戈尼亚，到帕加马过冬。公元125年秋，驶到罗得斯，然后到雅典，在此他愉快地过了冬天，然后回乡。时年50岁的他，好奇心不减，途经西西里，登埃特纳火山，在海拔1.1万英尺高处观日出。

他离开首都五载，能将政务托付给属僚实属不易。他像一个多能的管理者一样，已经训练出一个自治政府。回罗马后约住年余，他旅行之欲未减，重造世界的野心依旧。公元128年他再度出发，这次到了乌提卡、迦太基和北非的繁华新城市。秋季回罗马，停留不久又去雅典过冬（公元128—129年）。他被推为雅典首席民政官，欣然地主持竞赛和节庆，为人民呼他为解救者、太阳、宇宙神和世界救主而感到高兴。他和哲学家、艺术家打成一片，取法尼禄和安东尼的高雅而去其所短。他对雅典法律的混乱颇感不便，就指派法官小组重新编纂。他看到雅典在受失业的困扰，并决心使雅典恢复伯里克利时代的光辉，于是召集建筑家、工程师和艺匠，进行一项比罗马公共工程还浩大的建筑计划。其中有一所大理石墙壁，120根圆柱，金色屋顶，房间宽大，石膏塑像、绘画、雕像互映生辉的图书馆首先落成。体育馆、引水道、赫拉庙和宙斯庙相继完工，建筑计划中最了不起的是奥林匹亚殿（Olympieum，公元131年）。此殿系由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600年前就开始，安条克·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也未能完工。哈德良离去时，雅典城的清洁、繁荣、美丽已在任何时代之上。

公元129年春，他乘船到艾菲索斯再游历小亚细亚，到卡帕多西亚检阅驻军，在安条克拨款修建一条引水渠、一座庙宇、一座戏院和公共浴室；秋季，到帕尔米拉（Palmyra）和阿拉伯；公元130年，到耶路撒冷，圣城残破未复，和提图斯60年前离开时无异。贫苦的犹太人住在乱石之间的兽洞里，荒芜之状使哈德良不忍，他对这块荒地开始动脑筋。他原本希望通过恢复希腊和希腊化东方，将希腊罗马文明与东方世界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但他现在想把锡安（Zion）变成异教徒的根据地。他下令将耶路撒冷按罗马殖民地的方式重建，并更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以纪念哈德良的氏族和罗马的朱庇特神庙。对一个最贤明的政治家来讲，这是一项重大的心理错误和方法错误。

哈德良继续向亚历山大城行进（公元130年），向议论纷纷的群众答以宽怀的微笑，在此重修庞培之墓，充实其博物馆，然后率妻萨宾娜和他心爱的安提诺乌斯优哉游哉地向尼罗河上游行进。安提诺乌斯是一个希腊少年，是哈德良到比提尼亚之前遇到的。他活泼英俊，明亮的大眼、卷曲的头发挑动了哈德良的爱心，于是他成为哈德良最喜欢的随从，彼此形影不离。萨宾娜也不加反对。不过到处议论纷纷，称该少年为宙斯（指哈德良）的侍酒童，也许这位无嗣皇帝认为他是天赐之子而特别钟爱他。可是正当哈德良最快乐时，这位年仅18岁的少年死了——显然是在尼罗河溺死的。据斯波蒂阿努斯（Spartianus）说，这位世界之王像女人一样痛哭不止，在河边为他建庙而葬，并命世人奉为神灵。在庙的周围建安蒂诺波利斯（Antinoöpolis）城，定为拜占庭的首都。哈德良黯然神伤地返回罗马。谣言又把故事重编：说皇帝由神卜得知，他所最爱的人必须死掉，他的雄才大略才能实现，安提诺乌斯听到后才自动赴死的。这种传说使他的晚年更为痛苦。

回到罗马（公元131年），他认为他已创建一个进步的帝国，就是奥古斯都时代也不及此时繁荣，地中海区域从来不曾如此生气蓬勃过，文化传播之深远无时可比，罗马皇帝无人像他那样爱民。奥古斯都认为各属地是供意大利征敛的地方，他们须为意大利而省吃俭用。现在恺撒和克劳狄乌斯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罗马不是意大利的横征暴敛者，而是一个负责并照顾各领土的政府，这块领土通过希腊精神治理东方，通过罗马精神治理本土和西方。哈德良在有生之年目睹这两种精神结合了，他曾应允他要“视帝国为人民的财产来治理，而不视为私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建筑师

哈德良的艺术成就媲美其治国之才。就在编著罗马法时，他重建了万神庙。他那些史无前例的大兴土木都是亲自指挥，有的建筑物都是他亲自设计，工程进行中都由他的专家们逐步检查，由他修建的大工程无数，但是都没有刻上他的名字。罗马到处享受到他智慧与权力的结晶。

他的杰作是重建万神庙——一座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建筑。这座阿格里帕所修建的长方形寺院已毁于火，仅剩下前面科林斯式的门廊。哈德良命他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在遗迹之北建一所地道的罗马式圆形寺院。寺院内部直径123英尺，完全不用支柱，使人有宽大感，只有哥特式大教堂可以比拟。其墙壁厚20英尺，外部砌砖，基部镶大理石。门廊的天花板用铜板，当教皇多普·乌尔班（Pope Urban）八世把它拆除时，足够铸造了110门重炮和圣彼得教堂祭坛上的神龛。大铜门的外层包金，内部墙壁开了7个神龛，为放置神像之用。圆形天花板是由墙壁向内合拢，为罗马工程界一项伟大成就，那是将混凝土灌入带棱柱的部分，使之结成一片，这种结构可以绝对安全。圆顶之上开一扇直径26英尺的天窗，使内部得到充足的光线。这种建筑形式从拜占庭式、罗马式到圣彼得式，再到华盛顿国会大厦，都是一个系统。

据说哈德良要为维纳斯和罗马神合建一庙，他把计划告知阿波罗多努斯，这位老建筑家因对他的计划加以尖刻的批评而被处死。维纳斯及罗马神庙以它的特点著称，在罗马属最大：有两个内殿，每殿各供一神，两神相背而坐；屋顶为半圆形，铺以镀金铜瓦，为城中灿烂的美景之一。此外他给自己造了一处宽大的住所——一座别宫，别宫在蒂伯的遗址，现在仍吸引大批游客。别宫占地方圆7英里，宫内房间和花园各式各样，其中摆满著名艺术品。欧洲的几个大博物馆都因为收集到其残留物而益显丰富。别宫的设计不注重建筑的匀称整齐，只要是需要或喜爱便随便增建而不考虑协调问题。罗马人或许跟日本人一样，对匀称的建筑形式觉得厌倦，而喜欢一种新奇不规则的款式。除了雕廊画柱、图书馆、神庙、戏院、音乐厅和赛马场之外，这个花钱不在乎的建筑师又加建了一个小型柏拉图学院、一个亚里士多德书院和一个芝诺的拱廊——他好像要在这虚浮的富贵之中对哲学加以修正。

别宫落成没有几年，哈德良即离开人世，他是否曾在此处获得快乐我们不得而知。135年犹太人起而革命，使他大怒，他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并发誓战到临死方休。时年59岁，忽患重病（类似肺病和水肿）使他身体、精神和意志一起崩溃，脾气变得暴躁，动辄发怒。他怀疑老友们要阴谋杀他夺位，便将其中数人处死——可能是在神志不清时所为，但无法断定。

为了防止宫廷之中争夺王位，他指定他的朋友卢西乌斯·韦鲁斯（Lucius Verus）为继承人，但卢西乌斯不久死去。他在蒂伯别墅将安东尼召到床前，收为义子，托以王位。他又为未来长久打算，建议安东尼也把宫中的两个少年收养为子，并替国家培育，一个是17岁的奥勒留，另一个是11岁的小韦鲁斯（Lucius Aelius Verus）。前者是安东尼的侄儿，后者是卢西乌斯的儿子。恺撒的头衔，就由哈德良赐予安东尼。从此以后，每位法定继承人都被赐予恺撒之名，以备登基。

哈德良的病情日益严重，鼻孔常流血不止，他在痛苦之下想快点死去。他已备好坟墓，愿效法斯多葛派哲学家因年老多病所苦而请求饮毒自杀。他要求毒药或一把剑，但随侍之人不给。他命令一个奴隶刺死他，奴隶因而逃亡。他要求医生给他毒药，结果医生自杀。最后他找到一把小刀，正要自刎又被人夺去。他悲叹他有权处死任何人，竟无权处死自己。他辞退了医生，决心吃那令人速死的饮食，终于因精力耗竭痛苦而死（公元138年），享年62岁，在位21年。他留有一首小诗，表达的风格像但丁的哀伤，写他在痛苦中回忆过去：

我灵，至美者，倏忽而逝者，

躯壳之伴侣与朋侪，

汝然而谢，何处归去？

留下苍白、僵硬、赤裸的一个人，

不复嬉戏，不复嬉戏兮！

安东尼·庇护皇帝

安东尼几乎没有过失或罪行，所以没有他的历史。他的祖父来自尼姆，他的家庭为罗马富户之一。他51岁即帝位，他所领导的是帝国最公平的政府而不是最无能的政府。

他是以往加冕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据说他高大英俊、健康沉静、文雅果断、谦和能干、善辩而恶巧言，平易近人而不受阿谀。假如我们相信他义子奥勒留的话，我们一定会否认“世人无法了解的完美怪物”这一对他的评价。元老院称他为庇护，表示他是罗马温良美德的模范，又称他为最好的君主。他朋友众多而无敌人，但也有他的悲伤与不幸。当他就任亚洲地方总督时，丧失了长女；小女做了奥勒留的情妇；他的太太福斯蒂娜（Faustina）因为貌美而被人诽谤不贞。他对谣言不加理睬，在太太死后以她的名义设立一项基金，并为她建庙，以示纪念。因担心影响孩子们的幸福和继承问题，他没有再婚，仅纳有一妾。

若照“智力”一词的狭义来讲，他不是有智力之人。他没有学识，对文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都不重视，不过还是给予他们帮助并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他信教但不爱哲学，诚恳地敬拜古神，并以身作则。作为义子奥勒留的楷模，奥勒留永志不忘，曾自勉道：“样样都向他学习，切记他的恒心、平衡、虔诚、沉静、不爱虚荣……他多么容易满足，多么勤苦，多有耐力，对宗教多么虔诚而不迷信。”

他能宽容非罗马的教义，缓和哈德良对付犹太人的做法，步前任之后尘对基督教抱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为人风趣，开过许多有趣的玩笑。他玩乐、钓鱼、和朋友打猎，根据他的行为，无人会想到他是皇帝。他喜欢别墅的清静，不爱宫廷的豪华，工作之余都和家人共聚。他继位之后，立即把无忧无虑老来享受清福的念头抛弃，他发觉太太期待着王后的荣华富贵，责备地说：“你还不知道我们把以前所有的都失去了吗？”他明白他所继承的，是人间的操劳。

他继位时首先将大量私产捐入国库，免除人民欠税，并赠以金钱，负担节日游乐费用，购买酒、油、米、麦，免费发给平民，以解除他们之困。他继续从事哈德良在意大利和各属地的建筑计划，不过略有缓和。他善于理财，所以死后国库结存达27亿塞斯特斯。他的收支公开，他以元老院一分子的身份和其他元老共商大计而不独断。除了大政之外，即使行政小节，他也悉心料理。“他关心一切的人和事，如同关心他自己一样。”他继续实施哈德良的法律自由，男女通奸定为同等罪刑，禁止恶主蓄奴，限制对奴隶使用刑罚，严厉惩罚主人杀害奴隶。他奖励教育，提供贫儿就学，扩大教师和哲学家的特权。

他尽其所能治理属地而不亲自出巡，在位期间不曾离开罗马或其近郊，哪怕只是一日。对各属地，他都任命了有能力、有道德的总督，期望帝国免于战祸。“他老是引用西庇阿（大西庇阿）的话，就是宁可救人一命而不杀戮一百个敌人。”为了平息达契亚、阿哈伊亚和埃及的变乱，他也进行过小规模的战争，不过都责令部下进行。他对哈德良的警戒防线觉得满意，有些日耳曼部落认为他的温和是懦弱，于是蠢蠢欲动，在他死之后，纷纷入侵。帝国大为震动。这是他的一个污点。

各属地在他统治之下都很幸福，人们宁愿臣服帝国而不愿陷入混乱与争斗。他们的请愿书如雪片飞来，他总是准其所请。他们信赖他对灾难的解救，属地的作家——斯特拉博、斐洛、普鲁塔克、阿庇安、爱比克泰德——唱着罗马和平女神的颂歌。阿庇安说他在罗马目睹真有外邦使节，徒劳地请求让他们的国家加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从没有王朝让人民如此自由，或对民权如此尊重过，世界似乎进入理想，人间被一个智慧的慈父治理了23年。

安东尼除了安详死去之外已无所求。他74岁时患了胃病，发着高烧，他将奥勒留召到床前托以国政，命仆人将他房间的幸运之神金像移到奥勒留房内，对官员们说了“公平无私”的警语，随即安然去世（公元161年）。全国各阶级各城市争相追悼纪念他。

哲学家即帝位

勒南（Renan）说：“假如安东尼不以奥勒留为继承人，他将是个无与伦比的好君主。”吉本说：“假如请人指出，在历史上究竟哪段时间人类最快乐最幸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从涅尔瓦就位到奥勒留死亡这段时间，他们当政时期的政府都是以人民的幸福为宗旨。”

奥勒留于公元121年出生在罗马，他的祖先安尼族人约在100年前来自科多巴（科尔多瓦）附近的苏库波（Succubo），大概由于他们诚实才取得Verus（“真实”的意思）为姓。奥勒留出生3个月后丧父，由当时任执政官的祖父领养。哈德良是他祖父的常客，他酷爱此子，认为他有帝王之资。50年后奥勒留曾述说道：“我感谢我的好祖父，好父母，一个好姐姐，好教师，好亲族，好朋友，简直样样都好。”不过算下来他也有不好的事：他有个靠不住的太太和不成器的儿子。在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 ）中，他曾枚举这些人的美德，以及自己如何以虚心、忍耐、勇敢、有分寸及诚恳的态度向他们学习，又如何“脱离富人的习气而养成朴素的生活”——尽管他的四面八方都是财富。

没有孩童受过像他那样无休止的教育，童年时他爱帮助寺院和教士们做礼拜，他对古老和难解的祈祷文都能默记。他的信心虽然被哲学动摇，但是他对宗教仪式仍严格执行。他爱好竞赛、运动，甚至是捕鸟和打猎，锻炼身心可谓不遗余力，不过17位教师对还是个小孩子的他来说，未免负担太重——4位文法教师，4位修辞学教师，1位法律教师，8位哲学教师平分了他的精神。其中以修辞学教师科尼利乌斯·弗龙托最为有名。奥勒留虽然喜欢他，尽量以好学生对待老师的感情对待他，彼此亲密通信，但其实他非常反对修辞学，他认为那是无意义且不诚实的艺术，他所深爱的只有哲学。

他感谢老师们没有教他逻辑和占卜术，也感激斯多葛派哲学家狄奥格内图斯（Diognetus）解除了他的迷信。朱尼厄斯·鲁斯提库斯（Junius Rusticus）教他认识爱比克泰德（斯多葛派始祖）的理论，塞克斯图斯教他生活顺乎自然，他哥哥给他讲述布鲁图、加图、特拉塞亚、赫尔维狄乌斯等人的事迹。“因而我得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自由的观念。”斯多葛派哲学思想已占据了皇帝的宝座，他感谢马克西姆斯教他“自治是不可受任何引诱，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愉快、温雅与尊严并重，对所交代的事情要任劳任怨”。由此可见当时的哲学家们是没有宗教的传道士，而不是没有生气的形而上学者。奥勒留笃信他们，有一段时间，他因为诚心禁欲几乎毁损了他天生瘦弱的身体。12岁那年，他就是一副哲学家的装束，母亲让他睡床他坚持不肯，宁可席地而卧。童年时就成了禁欲派（斯多葛派），他感谢地说：“我保持了青春，时期未到之前我不以成人自居，我宁愿等待而不管需要……我不曾像贝尼狄克特（Benedicta）誓守单身而忽然结婚……后来我忽然想要恋爱了，我就马上好了。”

有两种力量把他从职业哲学家那里拖了出来。一种是有小职位接连地派给他，行政的现实性阻止了少年深思的理想化；另一种是他跟安东尼·庇护的关系密切。当他住在宫中，在无尽期的学习情形下，他不讨厌安东尼的长寿，而继续其斯多葛派的朴素生活，继续研究哲学和行政。他义父的诚实和致力于国事的精神大大地影响了他。奥勒留就是安东尼的族姓，他和卢西乌斯被收养时都冠以此姓。小韦鲁斯后来成为浪子，玩乐场中的能手。公元146年，庇护想和他人共理朝政，就指定奥勒留和他分治，留给小韦鲁斯的只有空虚的爱。安托尼乌斯一死，奥勒留就成为唯一的王了，不过他不忘哈德良的期望，于是正式让卢西乌斯与他分享王权，并将女儿卢西拉（Lucilla）嫁给他。自始至终这位哲学家都犯了仁义的错误，共同执政创下了恶例。他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之前，已使帝国分裂和软弱了。

奥勒留请元老院把庇护奉为神，并把他为太太建的庙加以修缮，然后重新开启，奉献给安东尼和福斯蒂娜。 [1] 他对元老院尽量客气，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几个哲学朋友成为元老院的一员。意大利全境和各属地都欢呼他是柏拉图梦想的实现：哲学家做了皇帝。不过他不想建立乌托邦，他和安东尼都是保守派。宫廷里培育不出激进派。他是哲学家皇帝，斯多葛派要比柏拉图派更适合。他警告自己说：“千万别奢望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把人类稍加改良就够了，不要认为这种进步不重要，谁能改变人类的意见？若不能改变他，你除了能制造不高兴的奴隶和伪君子之外，还能做什么？”他已发现，不是人人都想成为圣贤，他只好伤心地顺从一个腐败而邪恶的世界。“不朽的神都默许并忍受了无数年月，不但不恼怒，反而降福给那些恶人，而生命如朝露的你难道就不耐烦了吗？”他宁肯信赖榜样而不信任法律，他自己真是个公仆：背负一切行政责任和决断，就是小韦鲁斯所应该注意但被忽略的责任他也负责。他不允许自己奢侈，对待众人如朋辈一般，因为太容易被人接近，所以劳累不堪。他不是大政治家：把大量公款赠给人民和军队，副执政官的卫队每人送2万塞斯特斯，增加领取赈济的人数，豁免大批欠税和捐款。这样的慷慨虽不乏先例，但是在显然将有叛乱或战争发生，并且已经在很多属地发生之时，这种大方就不明智了。

他也埋首于哈德良着手而未完成的法律革新，他增加法院开庭日数以减少审问时间，自己时常充任法官，对重大罪行不予宽赦，但通常心怀怜悯。他有一套计划保护犯人对付狱吏，保护债务人对抗债权人，保护属地对付统治者。他扩大救济，设立贫民埋葬基金，其妻逝世后又设立资助青年妇女的基金。他禁止男女同浴，不准对伶人与角斗士破格赏赐，规定各城市按其财力举办竞赛，比赛用剑须加护帽以防流血。人民喜欢他的人，但反对他的法律。当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征募角斗士入伍时，人民很生气，幽默地嚷着说：“他剥夺了我们的娱乐，他要叫我们做哲学家。”罗马人已经要准备做清教徒了。

他的哲学家名声，和哈德良与安东尼时的长期和平所引起的内忧外患造成了他的不幸。162年，不列颠发生了革命，卡蒂入侵罗马日耳曼，帕提亚王沃洛加西斯三世向罗马宣战，奥勒留选派能将抚平北方之乱。他委派卢西乌斯担当征讨帕提亚的重任，卢西乌斯只到了安条克。那里美貌多才的潘西娅在小韦鲁斯眼里真是集雕塑杰作于一身，加上她迷人的歌声、高深的琴艺、文学和哲学修养，小韦鲁斯一见之下，就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一样，把祖宗三代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纵情玩乐、打猎，最后沉溺于酒色。这时帕提亚正长驱直入到了叙利亚。奥勒留对他未加评论，给他军中的副将阿维狄乌斯·卡修斯（Avidius Cassius）发了一道战斗计划，于是不但把敌人逐退，并再次把罗马旗帜竖在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座城已被夷平，免得再供帕提亚作为攻战基地。小韦鲁斯自安条克回罗马，国人迎其凯旋，他倒很高尚地坚持和奥勒留分享战功。

小韦鲁斯带回一个目不可见的战争胜利者——瘟疫。恶病起初是在占领了塞琉西亚的阿维狄乌斯军中发现的，因为蔓延迅速，迫使阿维狄乌斯赶快撤军到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人大乐，认为是他们的神替他们报仇。撤退的军队把瘟疫带到叙利亚。小韦鲁斯胜利凯旋又带一部分士兵回到罗马，所到之处无不被感染。史学家们描述瘟疫的灾害多于瘟疫的性质，他们说那是斑疹伤寒或黑死病之类。盖仑说那像伯里克利当政时蹂躏雅典人的疫病，患者全身冒着黑脓，咳得声嘶力竭，连呼吸都发出恶臭。灾难立刻传到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高卢。不出一年，病死的人数多于战死沙场的人数，罗马每日死2000人，内有不少贵族。尸骨堆积如山，被运出城外，奥勒留面对无形的敌人束手无策，只好尽其所能使之减轻。那时的医学又不能帮助他，疫病一直到使人发生免疫性或死光所有被感染者才算完结。后果真是可怕，很多地区的人民都逃入丛林或沙漠。粮食无人生产，运输停顿，水灾又淹没大批粮食，饥荒继之而来。奥勒留就位时的快乐气氛不见了，人民惶惑恐惧，群起求神问卜，神坛上香烟缭绕，供品堆积如山，只有到此求取安慰——一个个人保命、天赐平安的新宗教。

正当内部苦不堪言时，又传来多瑙河一带部落——卡蒂、夸迪（Quadi）、马科曼尼、雅兹格斯（Iazyges）——渡河，击溃2万罗马驻军，蜂拥而来，指向达契亚、雷亚蒂亚（Raetia）、潘诺尼亚、诺里库姆（Noricum）的消息。传说有的已翻过阿尔卑斯山，所向无敌，包围阿圭利亚城（靠近威尼斯），威逼维罗那（Verona），蹂躏意大利北部，使农田寸草不留。日耳曼族从来不曾有这样行动一致进逼罗马之事，奥勒留在惊慌之中采取果断措施，他抛开哲学的喜好，亲自出阵，认为此战将是自汉尼拔以来罗马最重要的战争，招募“警察”、角斗士、奴隶、土匪和遭受战争与瘟疫之劫的外国野蛮人从军。他还亲自到祭坛上主持百牛大祭，以致使得一头白色公牛借助一位巫师的口，传出一道口信，求他不要胜得太过：“如果你赢，我们就完了。”他筹措军费不用增税，而是拍卖自己的衣服、艺术品和宫中珠宝。他谨慎设防——从高卢到爱琴海建筑防卫工事，阻塞通往意大利的通路。他又向日耳曼和塞西亚行贿，使他们袭击敌人后路。他痛恨战争，但此次竟鼓足勇气，训练军队，率领他们作有策略的殊死之战，从阿圭利亚城赶出敌人，追击至多瑙河，直至敌人全体被俘或死亡为止。

他明白此次并未杜绝日耳曼之患，不过暂时相安而已。他率军回罗马，小韦鲁斯在途中中风死去，和政治一样无情的谣言，传说是奥勒留毒害了他。从公元169年1月到9月，奥勒留皇帝居家休养，因为他身体素弱，此次消耗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他患胃病，虚弱得无力谈话。为了控制只好节食，每日一次流质食物而已。熟悉他健康状况和饮食的人，对他能够承担宫中和战场上的辛劳都觉得惊异。有几次他请当时的名医盖仑应诊，并称赞他那慎重不夸的处方。

也许连续的不幸，加上政治军事危机，使他的病情日渐严重，年仅48岁就已老态毕露。他的漂亮太太福斯蒂娜，大概不喜欢和哲学家共同生活。她是个轻浮的人，渴望着她的哲学家丈夫所不能提供给她的快活日子，谣言说她不贞，小丑们讥他戴了绿头巾而且指出他的情敌。他像其父王对待其母福斯蒂娜一样，不但毫无怨言，反而使那传说中的奸夫升官，对福斯蒂娜尽情体贴与尊重。她死后（公元175年）被奉为神灵。他在《沉思录》中感谢神，因为她是“如此顺服而又钟情的太太”。人们对她的指责之事并无证据存在。她生育四个子女——一个死于幼年；一个嫁给小韦鲁斯时郁郁寡欢，卢西乌斯死后，就一直守寡；公元161年福斯蒂娜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死于生产，另一个就是康茂德。长舌的人说他是角斗士给福斯蒂娜的礼物，康茂德也偏偏努力来证实这个谣言。这位小伙子英俊健壮，奥勒留十分溺爱他，把他送到军中以表示立他为嗣，敦请罗马第一流名师把他造成治国之材。可是他偏爱玩乐，厌恶书籍、学者和哲学家，喜欢结交角斗士和运动家。不久他就学会撒谎、残暴和说粗话，较朋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奥勒留太过慈爱以致不能管教或驱逐他。奥勒留一直希望教育和责任将来会使康茂德觉醒而长成帝王之材。奥勒留后来孤独，胡须不修，焦虑失眠，两眼无神，样子憔悴，只好放弃妻儿，委身国事和战争。

中欧部落攻击边界只是暂停，和平只是休战而已。这种要摧毁帝国、争取自由的奋斗是不会永久停止的。公元169年，卡蒂侵入莱茵河上游地带；公元170年，肖西（Chauci）进攻比利时，又有一支军队包围了萨米泽格图萨；科斯托博伊（Costoboii）越过巴尔干到达希腊，在距雅典14英里的埃勒乌西斯（Eleusis）掳掠神庙；摩尔人从非洲侵入西班牙；又有一个叫伦巴第的新部落在莱茵河出现。这些入侵虽然再三被挫败，但是由于他们生殖力强，日益壮大，而节制生育的罗马人就日趋衰弱。奥勒留明白这是生死之战，一方必须摧毁对方，否则便得投降。

一个经罗马训练并有斯多葛哲学责任感的人，才能完全从一个深奥的哲学家转变为一个胜任而成功的将军。哲学家仍然存在，但穿上皇帝的甲胄；就在第二次马科曼尼之役（公元169—175年）的混战之际，他在格兰纳河畔 [2] 的营中写成《沉思录》这本书，世人因而铭记他。这本书是伟人最逼真的画像，使人们瞥见一个虚弱而容易被骗的圣者，为了扭转帝国的命运，率领大军从事战斗之时还不忘思虑道德和命运问题。他日间追剿萨马提安（Sarmatian）人，夜间便以同情心记述它：“蜘蛛捉到了一只苍蝇便认为是丰功伟绩，追到兔子的人亦然……或许那些俘获萨马提安人的人也一样……他们不都像强盗吗？”

话虽如此，他仍旧和萨马提安、马科曼尼、夸迪、雅兹格斯等部落苦战达六年之久。胜利之后，他的大军前进至波希米亚北，他显然是想以赫西尼安（Hercynian）山和卡帕西安（Carpathian）山为疆界。若是他成功了，日耳曼也将使用拉丁语言、接受罗马文明，所不幸的是，当他的成功登峰造极之时忽传噩耗：阿维狄乌斯在抚平埃及叛乱之后自己称帝，他只好匆促地和野蛮部族休战，仅兼并多瑙河北岸一条10英里长的地带，在其南岸留下驻守大军而已。他集合兵士并对他们说，假如罗马人同意，他愿意让位给阿维狄乌斯，并保证饶恕叛军，然后进兵小亚细亚会见阿维狄乌斯。其间有人杀了阿维狄乌斯，叛军遂瓦解，奥勒留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到亚历山大。他像恺撒一样痛惜他失掉了宽厚的机会，他在士麦那、亚历山大城和雅典等地外出时都不带护卫，穿着哲学家披风，听名师演讲，用希腊话参加他们的讨论，在雅典时捐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各学派的教授席位。

公元176年，征战将近7年之后，他回到罗马，人民视他为帝国救星，迎接他的凯旋。胜利之中他想到了15岁的康茂德，让他参加辅政。收养之制行将百年到此终结，世袭之制再度开始。奥勒留知道他为帝国招来的危险，但是他若不让康茂德继承王位，他和他的同党就会发动内战。他的办法虽然不好，但其灾祸远比内战要轻。如此消弭了祸根，人民又得到幸福，首都所受战祸不大，只是增税供给战费而已。而且边境苦战，国内贸易反而兴隆，财源自然广进，罗马国运和皇帝的名望都达到高潮。人们群呼皇帝为兵士、哲人和圣人。

他的胜利并没有蒙蔽他。他明白日耳曼问题并未获得解决，他认为必须积极地把疆界扩展到波希米亚山脉才能阻止日耳曼再度入侵。于是在公元178年，他偕同康茂德，开始了第三次马科曼尼战争，渡过多瑙河，艰苦奋战之后又打败夸迪人，敌人已无抵抗。他正想占据夸迪、马科曼尼和萨马提安（大约包括波希米亚、多瑙河、加里西亚）作为新属地时，突然在维也纳营中病倒。他自觉必死，便召康茂德到床前，嘱他完成即将实现的政策，并把帝国疆界推到易北河，以实现奥古斯都的愿望。 [3] 然后就不进饮食，他病倒的第六天，仅以最后一口气挣扎而起，把康茂德介绍给军队，立他为新王，然后回到床上用被单掩面死去。当他的遗体到达罗马，人民早已把他当神敬奉，认为他是天上神明，不过到人间小住而已。

注释

[1] 科林斯建筑的10个大巨柱是罗马广场遗址中保留至今最完美的，回廊未遭损坏，保留得完完整整。内殿的大理石饰面有点毁损，以圣洛伦佐（San Lorenzo）教堂（17世纪在安东尼和福斯蒂娜庙的遗址上建造）留存于米兰达（Miranda）。

[2] 格兰纳河可能就是格兰（Gran）河，多瑙河的一个支流。

[3] 公正无私的史学家蒙森说：“我们不仅知道这位统治者的果决，而且得承认他也做了正当政策所不许可的事。”

第十章 2世纪的生活与思想
（96—192）

塔西佗

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统治解放了罗马久被压制的思想，使当时的文学有强烈的憎恨暴政的表现。当时的专制虽被停止，但是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普林尼在欢迎来自西班牙的伟大皇帝时，在其所致颂词中，就有反对暴政的呼声；尤维纳利斯也同声附和；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则对过去口诛笔伐，终生不休。

塔西佗出生于何年何处，名为何，都不可考。他的父亲可能是在比利时高卢做税官的科尔尼鲁斯·塔西佗。此人发迹后，阶级地位便由骑士升为新贵族。这种推断是根据塔西佗自己的陈述：“在阿格里科拉为执政官时（公元78年）……他本可与名贵结亲，可是答应了我和他女儿的亲事。”塔西佗接受普通教育，但口才很好，风格活跃。那种运用自如、翻云覆雨的辩才在他的史书中随处可见。普林尼时常在法庭上听他发言，赞美他是“堂堂的辩才”，称他是“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公元88年，塔西佗任副执政官，对于在元老院没有直言反对暴君并不觉得惭愧。涅尔瓦任命他为执政官（公元97年），图拉真任命他为亚洲总督，可见他是有事务才能和实用经验的人。他的书是整个生活的追述，是安乐老年、成熟渊博的产物。

整个主题就是——反对暴政。在《演讲家对话录》（Dialogue on Orators ）中（假如是他的作品），他认为雄辩之所以走下坡路是因为自由受到限制。他在《阿格里科拉传》（一篇最完善的专论）中，很骄傲地叙述了他曾任将军和属地长官的岳父政绩是如何突出，然后痛责多米提安将他岳父免职。在《日耳曼人的起源与现状》（“On the Situation and Origin of the Germans”）一文里，他把一个自由民族的活泼精神，和罗马专制之下的退化与懦弱加以对比，称赞日耳曼人反对杀婴和不优待无子女之人的做法。其真正目的不在于赞扬日耳曼人，而是借此抨击罗马人。他的哲学目的虽然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不过以一个罗马官吏来称道日耳曼抵抗罗马，他的眼界起码是扩大了。 [1]

塔西佗那些成功的文章引发了他揭发暴君罪行的动机。他首先从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和前辈能够证明的事情开始——从加尔巴到多米提安死亡的一段期间；当这些“史记”赢得贵族政治的喝彩，认为是李维之后最佳的历史著述时，他又继续用年表的方式，描写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政史。他的14本（有人说是30本）“罗马史”有四本半留存下来，都是关于公元69年至公元70年的事迹；《编年史》原为16卷或18卷，而留存下来的只有12卷。这些史记虽已残缺，但仍旧是现存的权威文献；我们由此可以模糊地想见整个文献的伟大和感人。他也想撰写奥古斯都、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年表，想记述一些建设性的政绩以减轻之前著作的忧闷气氛。但是时不我待，他从黑暗面批判过去，后人也从黑暗面指责他。

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批判人的行为，以使善良者因为美德而获得赞扬，邪想者因怕恶行受后世唾弃而有所顾忌”。这种观念是把历史当作最后的审判，把史学家当作神。这种想法——历史是个布道者——是用可怕的实例来教授道德，这样一来，历史便落入辩论的形式，其中的辩论极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道德家不宜于写历史。塔西佗记忆暴君的恶行如亲身目睹，所以他对暴君的批评无法冷静，他只看到奥古斯都摧毁自由，而不见其他，他认为一切罗马天才都随着亚克兴之役而终结。他似乎不曾想到如何记载完美的政治，如何记载罗马怪杰们使属地经济繁荣的事迹；读过他的书就该知道罗马是个帝国，也是个城市。那些失传的书可能是记述各属地的；传世的书也许不是可靠的历史指南，他虽然没有说谎，但也没有报道真实。他常引用的资料是历史、演讲、书信、《罗马公报》（Acta Diurna ）、《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 ）和老史学家的传说；他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关于贵族们如何被迫害的事情，但他从来不想，元老被处死，皇帝被刺杀，不过是恶毒、残忍、有能力的君主，和腐败、残忍、无能的官僚政治长期斗争之下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着迷于令人注目的人和事，而不是力量、原因、观点和过程；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最生动但也最不公正。他不曾注意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把人民生活、贸易情形、科学状况、妇女地位、信仰变迁、诗文、哲学、艺术等成就都忽略了。塔西佗没有提到塞涅卡、卢卡和佩特罗尼乌斯之死；他描写的皇帝们只是杀人，没有建设。这位大史学家可能是受了听众的影响；按当时习惯，他可能是把作品读给贵族朋友们听；他认为他们对罗马生活、工业、文学和艺术都很熟悉，故无须解释；他们要听的是关于暴君们有刺激性的故事，斯多葛派元老们的英雄事迹，贵族阶级反抗暴政的战争故事等；我们不是指责塔西佗没有把不想做的事做好，只是对他那褊狭的抱负和强大思维的限制表示惋惜。

他无意伪装成哲学家，他赞美阿格里科拉的母亲反对她儿子被哲学所吸引，她说：“他对哲学有强烈的爱好，他宁愿不做罗马人和元老也不放弃哲学。”他的想象力和艺术天赋跟（后世的）莎士比亚一样，由于太富有创造的活力而不能让他安静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可能发生的事。他有很多富于启发性的评论，也有不真实的诋毁；对于神、人或国家没有一贯的见解；对于信仰问题有点含混，他认为信仰本国宗教比完全相信知识要好；他否认占卜、预兆、预言和奇迹，可是多少又相信一些；他过于绅士气，所以对别人所肯定的事又不得不承认其可能。总之，由世间所发生的事似乎可以证明诸神对于善与恶都不关心，可是一方面又证明确有某些不可知的力量在左右人和国家的命运——他希望阿格里科拉到达一个快乐世界，但是他又显然怀疑，于是只得用大智者的最后幻想——万古流芳——来安慰自己。

他也不满意乌托邦的理想，他说：“大多数的改革计划最初都充满无限热情；但新奇不久就消失了，计划便一无所成。”他勉强认为他那个时代暂时还不错；但不以图拉真那样的才智，又何能防止新的堕落。罗马的人心已腐化到底，民众精神的紊乱已造成无政府的自由，“一群乌合之众喜欢革新和改变，并且准备变成最强者”。他悲叹“人心险恶”，并像尤维纳利斯一样藐视在罗马的异族；他辱骂了帝国之后便不想再回去，不过他希望皇帝们尊重自由和帝政。最后，他认为品格重于政府，所以使一个民族伟大的不在其法而在其人。

我们本来在寻找历史，结果找到的却是说教和戏剧。不管如何诧异，我们也要把塔西佗算作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因为他著作的威力弥补了眼光的狭隘。第一，他观察入微、深刻、逼真，他所描绘的景象清晰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在舞台上比任何历史文学中的人物都生灵活现。但是也有缺点，塔西佗给各种人物设计的讲词都是他自己的语调和堂皇的文章；他把加尔巴写成一个笨老头，却使他的谈话像圣人。此外，他的历史人物没有依照时间演变，比如提比略的人性从始至终完全一样，塔西佗认为，提比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人性是虚伪的。

塔西佗的格调始终伟大，没有任何作者能讲那么多而又紧凑。紧凑不意味着简略，相反，他行文散漫冗长，两年多的历史竟写了400页之多，有时候又简短得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须用长句加以说明；他鄙弃动词和连接词，说那是智力残缺者的拐杖；他已经超过塞拉斯特的扼要爽快，胜过塞涅卡的简短讽刺诗，胜过修辞学校所教的均衡短句。这种文体在长篇巨著里不免有单调节段出现，会使读者又兴奋又吃力，不过他总是使读者不忍释手。这种省字而不省人的战斗文体，这种不顾文法构造，充满愤慨、观测入微的手笔，这种用字不陈腐且讽刺入骨的体裁，都使他的作品有以往史学家不能比拟的流畅、情调和力量。他的色调阴沉，心情郁闷，唇枪舌剑，整个是但丁不留情的姿态：所产生的力量令人无法抵抗，不管我们有什么保留或反对，都要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人物在舞台上相继出现，又相继被打倒；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演，一直到罗马毁灭，参与的分子死绝。当我们走出这恐怖之室时，我们不敢相信这种暴政、懦弱和缺德会泛滥到哈德良等的全盛时期，以及普林尼的朋友们的太平和乐之世。

塔西佗轻视哲学是不对的——哲学就是眼界，他的一切过失就是因为没有哲学。假如他能训练他的笔为一个开阔的胸襟服务，在那些苦心撰写人类事迹的史学家中，他将是首屈一指的。

尤维纳利斯

非常不幸，尤维纳利斯也有塔西佗的作风，所不同的是，塔西佗用尖刻的笔法描写帝王和元老，尤维纳利斯则是以怨言来讽咏男女。

尤维纳利斯是富有的自由民之子，公元59年出生在拉丁姆的阿奎努姆，就学于罗马，并混迹于律师界作为消遣。据未证实的传说，他在多米提安死后不久，写了一首讽刺诗，描写伶人在宫中的势力，然后在朋友之中传阅；据说哑剧演员帕里斯因此大怒，使他被放逐到埃及。我们不能断定故事的真假，也不知道他何时又回到罗马，总之，在多米提安去世之前，他没有东西发表。第一卷的16首讽刺作品出现在公元101年，其余四卷是漫长时间中陆续发表的。那些诗大概是对多米提安时代所作的无情记述；诗的愤慨是逼真的，但事实不一定可靠，不过其中可以看得出来，罗马虽有几个好皇帝，但是时间有限，谁都没有矫正那些被攻击的歪风。他的诗歌为罗马文体，参考了卢西利乌斯、贺拉斯、珀修斯的作品，然后再应用到由学校所学的修辞学中来发泄他的辱骂和愤怒，罗马帝国被以辱骂为乐的人，形容得异常黑暗。

尤维纳利斯到处取材，他毫不费力地从每件事中都找出可指责的一面。他认为“我们的罪恶已达绝顶，子孙后代永无超过的可能”。邪恶的根源在于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他看不起那些曾经统治军队废弃皇帝的平民，现在用面包和马戏就可以收买他们；他憎恨那些东方面孔、服饰、习惯、气息，和他们的神；他反对犹太人的民族团结；最不喜欢“贪婪的小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从前伟大但不忠诚，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民族的堕落子孙；他厌恶以告人不忠于国而致富的告密者；他不齿于那些对无子嗣之人拥前拥后志在猎取遗产的人，以及靠官职而终生奢侈的人和那些像蜘蛛结网一样拖延诉讼的聪明律师。那些性过分和性反常最使他作呕：登徒子于婚后发现之前的纵情放荡已使他性弱，花花公子那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认为妇女解放就是要做和男人一样的妇女，以上等等都是他辱骂的对象和题材。

他的第六篇讽刺作品最为尖刻，全部关于女性。波斯图穆斯想结婚，尤维纳利斯警告他说不可以。他形容罗马女人为：自私、恶毒、迷信、浪费、好争、骄傲、虚荣、好讼、淫荡，几乎人人都离过婚，爱犬甚于子女，爱好运动，对文学假装内行，口里说着维吉尔，装腔作势地谈论修辞和哲学——“啊，上帝救救我们，不要让我们有个‘博学’的太太吧！”他下结论说：罗马几乎没有女人值得娶来为妻，好太太是个珍禽，比白色乌鸦还难寻。他感到奇怪，妓女到处都有，许多高贵、令人迷醉的寡妇也可以找，为什么波斯图穆斯会想结婚呢？保持独身不要结婚吧！离开这疯人院般的罗马，找个安静的意大利城市去住，那里有诚实的人，没有罪犯、诗人、坍塌的公寓和希腊人，把野心抛诸脑后；你的目的不值得争取，劳苦无穷而享誉有限。过简朴的生活，打理你的花园，在不饥不渴不冷之外，不必多求；发挥同情心，对儿童要慈爱，保持身心健康。只有傻瓜才求长寿。

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心情：盯住别人的缺点和社会的可鄙，再用自己的梦想来作比较，该是多么舒服。尤维纳利斯的街头语汇，流畅通俗的文笔，冷酷的幽默，活泼的风格，都使我们欣赏不已。但是我们不能被文字的外表所迷惑。他气恼，因为他在罗马不得意，所以用愤恨而不公平的棒槌朝四面八方打击，痛痛快快地报复。他的道德尺度对美好的过去很有偏见和误解，不过不失其崇高与正确。用那种无情无礼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随时控诉任何时代。

塞涅卡对这种不满知之甚稔，他说：“我们的祖先从前不满，我们现在不满，我们的子孙也要对道德败坏、恶人当权、人们陷入罪恶、人类情形每况愈下等现象不满。”任何不道德的社会，在它的外层总有健全的生活存在，连绵不断的传统，宗教的要求，家庭经济的压力，父母对子女本能的爱，妇女和“警察”的监视等，足可使人们维持正派和清醒的生活。我们承认塔西佗是罗马的伟大史学家，尤维纳利斯是伟大的讽刺作家，不过若认为他们的描写正确那就错了。若是对普林尼的轻松乐观和善意的文字也毫不怀疑地予以接受，那也是同样错误的。

罗马绅士

普林尼于公元61年出生在科莫，当时取名Publius Caecilius Secundus。其父拥有一处农场和一所别墅，并在城内任高职。普林尼早年失去父母，初由在日耳曼任总督的鲁福斯领养，后来又由其伯父老普林尼收为继子，这位学者伯父著有一本《自然史》，但不久也去世了。他在罗马拜昆体良为师，他18岁执律师业，39岁时值图拉真继位，他被推举致欢迎词，同年任执政官，公元103年任占卜官，公元105年任台伯河水利工作及罗马公役人员监察人。因为他有钱，对法律服务不取报酬。他在埃特鲁里亚、贝内文图姆、科莫、劳伦图姆都有财产，并捐献300万塞斯特斯。

他像一般贵族一样，以写作自娱。他最初写希腊悲剧，然后作诗，内容轻松不免下流。有人批评他，他即认错，但是仍旧主张纵情于欢乐、智慧。听到有人赞美他，他从公元97年到公元109年之间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作品不但要给公众看，并且要博得被描写的朋友们的高兴，所以他抛开罗马生活的黑暗面，也不谈那些正经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他的作品的价值在于照亮了罗马人物和贵族生活。

普林尼介绍自己时用了蒙田一半的坦诚和全部的美词。他的性格里面含有作家们难免的虚荣——“我最爱不朽之名”。他欣赏自己也推崇别人，他说“佩服别人美德的人，他自己一定有很多优点”，“听到了作家说别人好话，我们应该觉得舒服”。他出手慷慨，写文章亦然，他乐于帮助别人：贷款、赠送，从替朋友侄女物色丈夫到发展自己的故乡。他听说昆体良无力为女儿备办嫁妆以匹配男方门第，就赠其5万塞斯特斯，并客气地说为数不多，请他见谅。为了替老同学取得骑术师的资格，他送其30万塞斯特斯；一个朋友死后给女儿遗下大批债务，他悉数代她还清；有一位哲学家遭多米提安放逐，他不顾风险借给他为数可观的钱；又在科莫建了一所寺院、一所中学、一所贫儿学校、一所公共浴室和一所图书馆。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爱他每一个家。他同样喜欢罗马，只是觉得住在傍临湖海的科莫或劳伦图姆更为愉快；他在那里除了读书别无他事。他爱他的花园和背后的山景，他无须等待卢梭来教他爱好自然。他最喜欢谈及他的第三位夫人——卡尔普尼娅的温柔善良，对他的成就和书籍如何爱护和有帮助，（他认为）她读遍他的著作并能背诵很多，有的诗篇由她配上音乐吟唱。她有一些情报员，当他有重要案件处理时，要他们不断向她报告进展情形。她不过是他为数众多的贤淑妇人之一。此外他又讲到一个年仅14岁、既淑静又有耐性和勇气的少女，于订婚后不久发现自己患有不治之症，竟毫无恐惧地等死。他还夸奖庞培的太太用优美的拉丁文给丈夫写的信是爱的抒情诗。特拉塞亚的女儿为了替丈夫辩护而情愿被放逐，又看护一个患恶病的亲戚，结果被传染而死；他感叹地说：“她的美德、神圣、冷静和勇气可谓举世无双！”

他的朋友不下百人，多数人品行都很好。他曾与塔西佗联合指控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因为他在非洲任总督时欺诈、残忍；他们两人又互相切磋演讲词和互相恭维。塔西佗宣称文艺界承认他们两人是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更把他捧上了天。他的圈内都是爱好文学和音乐的人，以及背诵诗文和经文的人。博伊西尔（Boissier）说：“文风之盛恐怕没有任何时代可比。”多瑙河和莱茵河畔到处是研究荷马和维吉尔的人，泰晤士河震撼着雄辩之声。那是个夫唱妇随、父慈子孝、主厚仆忠、朋友真诚、礼仪醇厚的社会。答复朋友通常会说：“我将应约到府上吃晚饭，但须事先讲好，请允许我早退，并且不要破费，座上只谈哲学，但也不要超出限度。”

老普林尼描绘的人物多半是来自各地的新贵，他们多半担任公职，分享图拉真的开明之治。他本人则奉命到比提尼亚省担任执政官，负责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弗龙托的信札包括向皇帝的请示以及图拉真的扼要答复，信函之中可以看出，他事无巨细都遵照皇帝指示，但是不辱使命。最后一封信是向皇帝请罪，因为他使用皇家的驿站马车送患病的太太回家。此后他就不在文学和历史界露面，所留下来的是他本人的绅士印象和意大利的幸福时代。

文化的衰落

关于这些杰出人物我们已谈论甚详，他们的成就不会被埋没了。他们之后，就没有伟大的异教拉丁文学出现。从恩尼乌斯到塔西佗，智慧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已经无法再进步。我们觉得可怕的是，伟大的《罗马史》和《编年史》变成了苏埃托尼乌斯丑闻的史剧《伟人们的生活》（Lives of Illustrious Men ，公元110年）；历史到此已退步成传记，传记又退步到传奇；字里行间充满了预兆、奇迹和迷信，只有菲尔蒙·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的英译本（1606年）才提高了该书的文学水准。弗龙托的信札也不能和普林尼相比；其中有的想要模仿古体反而把文字弄坏，有的曾被热心的老师修改过。奥鲁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他的《阿提卡之夜》（Attic Nights ，公元169年）里主张古体运动——集古代无聊文学之大成；阿普利亚（Apuleius）在他的《金驴》（Golden Ass ）中尤有过之。阿普利亚和弗龙托都来自非洲，他们的怪想法也许是因为古体拉丁在非洲和人民语言脱离不太远。弗龙托相信，振兴文学须用通俗文字，如同欲使花木繁茂需要翻动根部的土壤一样；但是对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种文风来说，青春会一去不返。东方化的生活和语言已经开始而且无法阻止，东方化的希腊语和东方化的罗马语逐渐变成生活和文学的语言。阿庇安是居住在罗马的亚历山大希腊人，他记述若干罗马战役都是用希腊文；纯粹的罗马人——克劳狄乌斯·艾利安（Claudius Aelian）亦然；罗马元老卡修斯后来也用希腊文写《罗马史》。罗马已经把文学领导地位交还给说希腊语的东方人。伟大的拉丁作者将会再度出现，不过他们将出自基督的圣徒。

罗马艺术的退化要比文学来得缓慢。建筑、雕刻、绘画和镶嵌的技术水准仍旧可以维持。在梵蒂冈的涅尔瓦头像依旧有弗拉维安时作品那种真实生动的精神，图拉真大圆柱上面的浮雕虽不够精细，但是有感召力。哈德良不遗余力地想恢复希腊古典，但是找不到在伯里克利时代饰演菲狄阿斯的角色。在一个自封知足太平之世，那种马拉松之役以后唤起希腊的灵感、亚克兴之役以后唤起罗马的灵感已不存在。哈德良的半身像因为光滑的希腊线条以致失去特性。普洛特玛和萨宾娜的头像足够漂亮，但是女人气的安蒂诺乌斯像使人却步，哈德良想复古可能是个错误：他结束了弗拉维安和雕刻的自然写实主义的个性表现，这种精神在意大利已有相当根基，凡事若违背自然便不会成功。

安东尼时代罗马雕刻还有一段剩余的光芒。至少有一次达到了完美，那是一个头戴面纱衣服朴素的妇人像，雕塑精致可爱，线条分明。奥勒留的太太福斯蒂娜的像也很好，雕塑得具有贵族气，妩媚之态跟历史的讥讽相吻合。奥勒留的像有多种姿态，从充满少年英气的胸像，到卷发武装的学者。而俯视罗马广场的奥勒留骑像无人不晓。

浮雕始终是罗马所喜欢的艺术，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在石灰石上雕刻神话故事的习惯，到哈德良时代又得以恢复，因为人们希望神最好具有人形和人体，当时火化已改为埋葬。纪念奥勒留战役的凯旋门所遗留下来的11块雕板，充分地表现了自然风格；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想象，每个部分都有特性——奥勒留谦和受降的感人画面；失败者没有野蛮的表现，而是为争取自由而战的神情。174年元老院和人民所建的奥勒留圆柱依然矗立在科卢纳广场；因为受到图拉真圆柱的影响，它也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同样敬重，用富有同情心的艺术作品来表现马科曼尼战役。

一个时代的艺术形态和道德标准与皇帝的兴致有关。如竞技禁止残忍，法律体谅弱者，婚姻力求美满持久……道德败坏古往今来都不易避免，有的人公开败德，有的人秘密下流；不过到了尼禄时期，道德败坏已经转好，不足为忧，男人女人又回复旧教或笃奉新教。哲学家也受到欢迎，奥勒留招待他们，容忍他们，他们不少人来到罗马，利用奥勒留的大度和权力，群集朝廷要求任命和给俸。他们发表无数演讲，又创办许多学校，为世界带来古代哲学的极致与没落。

皇帝哲学家

奥勒留在死前的6年中，坐在营帐里写下了他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思考。他的《沉思录》（Ta eis heauton ）是否为了发表，我们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为了发表，因为圣者也不免有虚荣心，最伟大的实践者有时候也有想著述的弱点。奥勒留不是专门的作家，他用希腊文写作，所以把弗龙托的拉丁文荒废了；并且这些“箴言录”（Golden Thoughts）是在旅行、战争、革命和艰难困苦之中写成；我们要原谅那些作品的杂乱无章和重复枯燥，此书的价值是在其内容——厚道、坦诚，基督教异教徒的半清醒的启示，以及古代到中世纪的精神。

跟当时大多数的思想家一样，奥勒留没把哲学当作一种描写无限大的空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德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不为信神问题而伤脑筋；有时他谈话像个不可知论者，承认自己不知；可是承认之后又不能免俗地仍旧信之，他说：“住在一个无神的世界对我又有什么好处？”讲到神，他有时用单数，有时用复数，完全不注意神的起源。他参加聚会祷告，向古神献供，他内心是个泛神论者，被宇宙秩序和神的智慧深深感动。他惊异于一滴小小的精液会长成小孩，机能体力和智慧的奇妙构造，以及吃了少许食物就能呼吸等。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够领悟，我们就会发现宇宙之中也有跟人一样的秩序和创造力：“万物互相关联，神就是他们的结合力……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有一个常理；一个神普及众生，一个实体，一个法律，一个真理……你个人秩序安定而众生纷扰，那可能吗？”

他承认请神不要降灾给人很困难；除非我们看到整体，否则我们就不能判断任何元素或事件在整个计划中的位置，但是谁能有这种宏观的视角呢？所以要想评判世界就是自大和荒唐；智慧要和宇宙秩序相和谐，要意识到世界背后的意志，并且要高兴地与它合作。对于这种有眼界的人，“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自然的；合乎自然的事就不是坏事；对于彻悟的人，凡自然之事必然美好，宇宙真理决定一切事情，每个演员必须欣然接受他的剧中角色和命运，“处之泰然”（奥勒留的临终遗言）就是“自愿接受自然派给你的责任”：

宇宙啊！与我相合之事必与你相融。你说适时之事，我不会认为来之过早或过迟。自然啊！你四季所生之物都是我的香果，万物都是你生，你就是万物，万物都归与你。

把知识当作良好生活的工具，那种知识才有价值，“什么东西能指挥人呢？只有一样——哲学”——不是用逻辑和学问指挥你，而是不停地训练你养成优美的道德：“你或者已经正直，或者由它训练你正直。”神赋予每个人一份内在的精神——他的理性。道德就是理性的生命：

这些是理性的原则。它通行于全宇宙，它测量宇宙的形式，它自己能延续到天长地久，包容万物的循环革新，它知道我们的后代不会看到什么新颖之事，我们的祖先也没有看到较多之事；一个40岁的人，假如他有领悟，运用这种一律性，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已然之事和未来之事。

奥勒留认为他的大前提迫使他为清教徒，“享乐既不好亦无用”。他鄙弃肉体和它所有的行为，谈话有时像特拜德（Thebaid）的安东尼：

看这短暂和微不足道的人事，昨日的一点精液明日便成为干尸或灰烬……生命何其短，烦恼何其多……死状又何其惨……把它从里面翻出来，看它究竟是什么？

心灵必须是能抵抗物欲、情欲、愤怒和仇恨的城堡，它必须专心工作，且能无视生活逆境或前途险阻。“人的价值跟他所努力的工作一样。”他不愿意承认世界上有坏人，对付坏人的方法就是切记他们也是人，他们是因宿命而犯了错，使自己成了受害人。“若是有人害你，受害者是他自己；你的责任是原谅他。”假如坏人的存在使你难过，请想到你所认识的好人，请想到有过失的人也有他们的优点。不论好坏都是兄弟，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就是那丑陋的野蛮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以奥勒留而言，我的祖国是罗马；以人而言，我的祖国是世界。”难道这是不实用的哲学吗？反之，假若出于至诚，一种良好气质是天下无敌的，真正的好人不会有厄运，因为不管什么坏事临头，他仍旧是他。

罪恶之事有时会妨害你的公正、高洁、适度、慎重、谦和，和自由吗？……假如有人骂你，杀害你，把你碎尸万段，这些事能让你的心灵不纯洁、不清醒、不公正、不聪明吗？人站在清泉之旁，对它诅咒，清泉不会停止流出清泉；假如他向清泉内投掷泥土秽物，它会将它们冲走而清澈如故……它处处和你为难，请应用这个原则：那不是不幸，能够豁达地忍耐才是大幸……你看人能把握的东西多么少，他能像神仙一样度过安静而快乐的一生。

奥勒留的生活并不安静快乐。他在写《第五福音》（Fifth Gospel ）时，必须屠杀日耳曼人，临死时将继承王位的儿子也不能安慰他，在坟墓之外毫无快乐。结果灵与肉一同化为乌有。

肉体的转变或毁灭是让位给其他必死的人。生命不存在之后，升天之灵就转变和分散……回到基本的灵，让位给新的灵……你已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你应该消失在你出生之处……这也是自然的希望……那么经过这短暂生命，顺从地返回自然，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正如橄榄熟后落地，向产生它的自然祝福，向生长它的树致谢。

康茂德皇帝

奥勒留死前，护卫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说：“去找那朝阳吧，我已日暮。”“朝阳”时年19岁，健壮雄伟，无拘无束无惧。奥勒留既已病危，有人希望他能打殊死战，可是他竟立刻与敌言和，使敌人从多瑙河区域撤退，交出大批武器，并释放罗马战俘和倒戈分子；敌人答应年年入贡，并劝服1.3万兵士参加罗马军队。在这种情形下与敌媾和，全罗马都责难他；将士们眼看到手的战利品将失掉而大怒，于是继续打下去，不过康茂德在位期间，多瑙河部落没有侵扰之忧。

这位年轻皇帝虽然并不懦弱，但已经历太多战争；为了在罗马享乐，他需要和平。回到首都，他故意冷落元老院，对平民破例赏赐——每人725第纳瑞斯。他的充沛精力在政治上无处发泄，便从事打猎，因为练成了箭无虚发的技艺而决定公开表演。有一段时间他离开宫廷，住进了角斗士学校；比赛之时他驱着战车，在竞技场和人畜搏斗；也许是他的对手故意让他赢，其实，即使像河马、大象和老虎这些不认识他是皇帝的猛兽，他也毫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他的箭法纯熟，在一次表演中曾以百支箭射杀百只虎。他让一只豹子捕杀一名死刑犯，然后射死豹子而使人无伤。他的功绩都记入《罗马公报》中，每次表演他都以角斗士身份向政府索酬。

我们所信赖的史学家们，像塔西佗一样，均以仇视贵族的传统观点来描写康茂德；因此不知他们所写的怪事之中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出于报复。但我们相信康茂德吃喝赌博，挥霍公款，宫中养3000宫女、3000男童。自己偶或男扮女装，甚至公开亮相。据说，他令一位崇拜贝罗纳（战争女神）的人断去一臂以示虔诚；逼迫皈依伊希斯（生殖女神）的妇女相互用松果打她们的乳房至死；用他的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致死；把跛人集中一处一一用箭射杀……他有一个妃子是基督徒，据说他看在她的面上而赦免某些被判赴撒丁矿坑服刑的基督徒；他虽被形容得禽兽不如，但她却心甘情愿委身于他，想必他也有可爱之处，而历史未予记载。

他和他的祖先一样，因为害怕暗杀而极端残忍。他的姑妈卢西拉阴谋行刺，被发觉之后，即被处死。凡有证据参加阴谋的人或有嫌疑的人都被杀绝，奥勒留时代留下的显要分子几乎无人幸免。已敛迹百年的告密者又开始活跃并且得宠，于是新的恐怖又笼罩罗马。康茂德委派佩雷尼斯（Perennis）担任侍卫司令官，并把大权交给他，自己则沉迷于色情。佩雷尼斯治国有方，但是残暴不仁，他也制造恐怖而杀绝敌对之人。康茂德怀疑他要夺取王位，便把他交给元老院处置，其职位由做过奴隶的克里恩德尔（Cleander）接替（公元185年）。克里恩德尔的腐败残忍较佩雷尼斯尤有过之，卖官鬻爵，收买法庭，元老和骑士多因谋反或批评而被他处死。190年，暴动人群包围康茂德的别墅，要求将克里恩德尔处死，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拉埃图斯（Laetus）接替了克里恩德尔，掌权三年后认为篡权时机到来，有一天无意发现一个放逐名单，其中有他的拥护者和他的友人，还有马尔西亚（Marcia）的名字。192年年终，康茂德误喝了马尔西亚给的一杯毒药；可是毒药发作太慢，这位由康茂德所豢养以备和自己角力的运动员，就把他勒死在浴室，康茂德死时年仅31岁。

奥勒留去世时，罗马已过其鼎盛时期，开始衰退。它的边界已超过多瑙河，延伸到苏格兰与撒哈拉、高加索和俄罗斯，达到帕提亚国境。在民族复杂、信仰分歧的情况下，固然未能达成语言和文化的一致，至少使经济和法制已基本一统。罗马把它们都纳入一个庞大帝国，帝国之中货物丰饶，交易畅通；它保护帝国防止野蛮入侵，维持罗马的安全与和平达200年之久。白人世界都仰仗罗马，并以它为世界中心和万能不朽的都市。它的财富、荣耀和权力都是前所未见的。

罗马在2世纪的全盛繁荣之中，已经潜伏着3世纪摧毁意大利的危机。奥勒留指定康茂德为继承人就是崩溃的前奏，另外由于征战而将大权集中于皇室也是序幕之一，康茂德在和平之日仍把持着奥勒留在战时所擅用的特权。由于地方的独立自主，于是加强控制，反使自尊受到打击；为了增强国防和扩大政府组织而不断增税，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意大利的矿产减少，大批人民死于瘟疫饥寒，奴隶耕作衰退，政府的开支和赈济使国库枯竭、货币贬值，意大利的工业遭到属地竞争而失掉了属地市场，没有经济专家能够用增强国内购买力的政策来弥补国际贸易的不足。同时，各属地已从苏拉、庞培、恺撒、卡修斯、布鲁图和安东尼等的横征暴敛之下苏醒过来；他们已往的技艺又渐恢复，新的工业欣欣向荣，新的财富推动着科学、哲学和艺术，他们的青年使兵源充沛，他们有优秀的将军统率大军，意大利不久便落入其掌握之中。他们的将军各自称帝，罗马的征服事业已经终结，而且情况倒转，征服者将变成被征服者。

到安东尼时代的末年，罗马已陷入文化和精神的低潮，议会、元老院的权力先后被剥夺，自由政治已失掉精神鼓励。皇帝既然大权在握，人民也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许多官吏都退隐田园从事私务，人民散漫，社会外表似乎完整，但内部已经破碎。对民主幻想破灭之后就是对帝治幻想的破灭。奥勒留的“箴言录”是很悲观的思想，他有一种疑虑，担心罗马问题不易解决，他担心繁殖力弱，爱好和平的民族无法长期抵抗繁殖力强的野蛮人。斯多葛派哲学以有号召力而盛行，以无号召力而终结。哲学家几乎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斯多葛派哲学在上层社会取代宗教达400年之久，现已失去其代替性，统治命令已经从哲学家的书本回到神坛。异教曾经征服过哲学，现在也已没落。异教庙宇附近已经听到外邦神的名字，由于属地兴起和耶稣的惊人胜利，罗马人已到落难期。

注释

[1] 可能是公元98年写的，在图拉真对达契亚（Dacians）战役之前。

第二部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30　屋大维被举为终身保民官；贺拉斯的《讽刺诗集》第2卷出版

29　维吉尔的《农事诗》及贺拉斯的《长短句集》出版

27　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的徽号

27—公元68　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

27—公元14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

25　阿格里帕建万神庙；提布卢斯诗作流行

23　贺拉斯的《歌集》前3卷出版

20　贺拉斯的《书札》（Epistles ）首卷出版

19　维吉尔卒；普罗佩提乌斯诗作流行

18　《通奸律》颁布

13　马赛勒斯剧场建立；贺拉斯的《歌集》第4卷出版

12—9　德鲁苏斯在德国征战；提比略征服潘诺尼亚

9　李维著作流行；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建成

8　梅塞纳斯及贺拉斯卒

6　提比略莅临罗得斯岛

2　朱利亚被放逐

公元

4　奥古斯都收养提比略

8　奥维德被放逐至托米

9　瓦鲁斯死于德国；《巴比和波培法》及《婚姻律》颁布

14　奥古斯都卒

14—37　提比略的元首政治

14—16　格马尼库斯及德鲁苏斯在德国

17—18　格马尼库斯在近东

18　奥维德卒

19　格马尼库斯卒；皮索受审

20　《叛国律》（Lex maietatis ）颁布；告密者兴起

23—31　塞娅纳斯当政

27　提比略定居卡皮亚

29　利维亚卒；阿格丽品娜被放逐

30　辞典编纂人莱尔苏斯崛起

31　塞亚纳斯卒

37—41　卡利古拉（小靴子）的元首政治

41—54　克劳狄乌斯的元首政治

41—49　塞涅卡被放逐

43　征服不列颠

48　迈萨里纳卒；克劳狄乌斯娶小阿格丽品娜

49　塞涅卡做副执政官，任尼禄之家教

54—68　尼禄的元首政治

55　塞涅卡向尼禄献《论仁慈》（De Clementia ），尼禄毒杀布里坦尼克斯

59　尼禄令其母阿格丽品娜自杀

62　塞涅卡跌伤；尼禄杀奥塔维娅，娶波帕娅

64　罗马大火；罗马基督徒第一次遭受迫害

65　塞涅卡及卢坎受刑

66　佩特罗尼乌斯及斯拉西·派图斯卒

68—69　加尔巴的元首政治

69（1—4月）　奥索的元首政治

69（7—12月）　维特利乌斯的元首政治

69—96　弗拉维安王朝

69—79　韦斯巴芗的元首政治

70　圆形大剧场建立；昆体良担任第一个国家教职

71　韦斯巴芗驱逐哲学家

72　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自杀

79—81　提图斯的元首政治

79　维苏威火山爆发；老普林尼卒

81　圣提图斯拱门建立

81—86　多米提安的元首政治；马提雅尔及斯塔提乌斯诗作流行

81—84　阿格里科拉在不列颠征战

93　犹太人、基督徒及哲学家被迫害

96—98　涅尔瓦的元首政治

98　塔西佗任执政官

98—117　图拉真的元首政治

101—102　图拉真第一次对达契亚人开战

105　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es ）问世

105—107　图拉真对达契亚发动第二次战争

111　小普林尼做比提尼亚的主政

113　图拉真建广场及圆柱

114—116　图拉真出征帕提亚

116　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 ）及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Satires ）出版

117—138　哈德良的元首政治

119　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出版

121—134　哈德良巡视罗马帝国

134　法学家萨尔维乌斯·朱利阿尼乌斯崛起

138—161　安东尼·庇护的元首政治

139　哈德良的陵寝建立

161—180　奥勒留的元首政治

161—169　维尔拉斯与奥勒留共同治理罗马帝国

161　盖乌斯的《法学概要》出版

162—165　对帕提亚战争

166—167　瘟疫蔓延罗马帝国

166—180　与马科曼尼人战争

174（？）　奥勒留著《沉思录》（Meditations ）

175　卡修斯谋叛

180　奥勒留卒

180—192　康茂德的元首政治

183　卢西拉谋叛

185　佩雷尼斯受刑

189　大饥荒

190　佩提纳克斯为执政官

193（元月1日）　康茂德被谋杀

第三部 基督时代

拉斐尔的壁画《基督教的胜利》，阿波罗雕像摔碎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象征着罗马旧信仰被基督教取代。

第一章 意大利

地方志

在这个极度危险的时代，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罗马帝国，其伟大实在远超过罗马。我们在这个光芒万丈的中心留恋过久，它对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极其深远。事实上，这个大帝国的生气和活力，已经不在这个腐败和衰微的首邑了。它所留下来的生命和力量，还有许多美的部分及大部分的精神生活，都蕴藏在各行省和意大利。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对成千个构成罗马世界的城市作一番游历，否则我们对罗马的意义及其在组织与和平方面的惊人成就，就无法获得一个公正的观念。

老普林尼在开始描述意大利时，就自问：“我该如何来着手这项艰巨的工作呢？这么多的地方，人们如何能够把它统统都列举出来？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名气都如此之大！”在罗马的南方，有一个叫拉丁姆的古国，过去是罗马的附属国，后来变成了它的敌国，再后来成了它的谷仓，最后又被有钱和有鉴赏力的罗马人视作别墅和郊区的乐园。沿首邑的大道和台伯河西南方向走过去，就是第勒尼安海的两个相互抗衡的港口：波尔都斯和奥斯蒂亚。在2世纪到3世纪，奥斯蒂亚港曾有过辉煌：街头和剧场都挤满了商人和码头工人，住宅和公寓的房子，也和今日罗马的建筑一样显耀夺目；甚至到了15世纪，从佛罗伦萨来的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富庶和装饰的华丽还惊叹不已！此外，从一些遗留下来的圆柱，及设计宏伟、上面刻有精致花纹浮雕的圣坛，显示出甚至连这些经商的人们，也有过吸收这种古典美的观念。

沿海南行，就到了安丁姆，即今天的安齐奥。所有有钱的罗马人，还有许多皇帝及受人喜爱的神祇，都在这里设有皇宫或庙宇，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去呼吸徐徐而来的清风。在绵延3英里长的废墟上所看到的，是一些不朽的雕刻作品，如《博盖塞（Borghese）角斗士雕像》和《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附近有一座到今天依然屹立的纪念碑，使我们想起19个世纪之前的“杰出公民”曾经目睹11位角斗士与10只恶熊搏斗而死的光荣场面。在沿海群山之外的北方，是阿奎姆，那是尤维纳利斯的诞生地；阿尔皮姆则以马略和西塞罗为荣。离罗马20英里的地方，是柏拉尼斯特古城，山坡上有美丽的住宅，有著名的玫瑰花园，在山顶上有著名的庙宇，那是幸运女神赐给孕妇好运并许以天机求财的地方。距离罗马10英里的图斯库卢姆，也同样有许多花园和别墅。它是老加图的诞生地，也是西塞罗发表《图斯库卢姆的辩论》（Tusculan Disputations ）的地方。 [1] 罗马郊区最负盛名之地是蒂伯，哈德良在那里建有乡间别墅，也是巴尔米拉（叙利亚中部的一座古城）女王泽诺比垭（Zenobia，在位期为公元267—272年）被幽禁的地方。

在罗马的北部，埃特鲁里亚在元首政治统治之下慢慢地复兴起来。但佩鲁贾大部分被摧毁了，其中部分由奥古斯都恢复，并由其艺术家加以美化，筑有一座古老的埃特鲁斯坎拱门。阿勒提姆是梅塞纳斯的故乡，以瓷器闻名世界。匹萨厄（Pisae）的名字已经古老褪色；它的名字及来由，要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比萨追溯到希腊的一个殖民地。沿着阿那斯河（Arnus），居民以经营木材为生。再沿同一条河流溯江而上，是罗马的一个新兴殖民地——佛罗伦西亚（Florentia）。在埃特鲁里亚的西北顶端，是卡拉拉采石场。罗马最出色的大理石，就从此地转运到卢纳的港口，再装船运往首都。热那亚很久以来就是意大利西北部的货物集散地。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1209年，迦太基人在一次无情的商业战争中，就把它摧毁了。自从那次战争以后，它曾经多次被人摧毁过，但它总是重建得更好。

在阿尔卑斯山麓，有高卢人建立的奥古斯塔·陶里诺努姆（Augusta Taurinorum）城，后被奥古斯都并吞，成了罗马的一个殖民地。它所铺筑的道路和所修的水沟，到今天仍然可在都灵的街头看到；还有在奥古斯都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城门，使我们想起这个城市曾经有过许多用以抵御北方侵略者的城堡。在这里有一条静静的波河，发源于科蒂安山，向东延流了250英里，将意大利北部分割为早期共和所称的波河北部和南部高卢。在这整个半岛上，波河流域是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和最富足的地区。在阿尔卑斯山麓，有许多湖泊——韦尔巴努斯（Verbanus）湖，今马焦雷（Maggiore）湖；拉里乌斯（Larius）湖，今科莫（Como）湖；贝纳科（Benacus）湖，今加尔达（Garda）湖。它们风景的优美，举世闻名，使我们饱览湖光山色。小普林尼的家乡科莫，有一条主要的经商大道通往梅蒂奥拉努姆（Mediolanum），公元前5世纪，高卢人即在此定居，它成为维吉尔时代的主要城市和教育中心；到公元286年前，它可能已取代了罗马，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维罗纳市控制着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的贸易。此地极为富足，建有一座圆形竞技场，可容观众2.5万人。建立在蜿蜒的波河沿岸的城市有：普拉森提亚（今皮亚琴察），克里莫纳（今曼图亚），费拉拉——原先都是用来牵制高卢人的边疆城市。

在波河的北部和阿迪杰河（Adige）以东，是威尼斯（阿迪杰河沿岸古国），这一地区因伊利里亚早期移民——维内第人而得名。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些部落的酋长每年将其村落的未婚女子聚集，按各人的美色标价，使其与能付得起价钱的男子结婚，并利用所获得的金钱为其他姿色较差的女子提供诱人的嫁妆。威尼斯本身虽尚未诞生，但在伊斯特拉半岛（Istrian Peninsula）的波拉（Pola）、特尔格斯特（Tergeste，今里雅斯特）、阿奎利亚、巴塔维尤姆（Patavium，今帕多瓦），却有许多城邦聚集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波拉仍然遗留有罗马时代壮丽的拱门、宏伟的庙宇和圆形的竞技场，只是稍逊于罗马典型的圆形大竞技场而已。在波河以南，自普拉森提亚经过帕尔马、穆蒂纳（今摩德纳）、波诺尼亚（今博洛尼亚）及法文提亚（Faventia，今法恩扎），到阿里米亚（Ariminum），有一连串重要的城市。在里米尼（Rimini），有无数由罗马工程人员构筑的桥梁，其中有一座保存得非常完整；弗拉米尼安大道（古罗马大道，自罗马以北到今天的里米尼，全长215英里），就是经由此桥，通过一座拱门，进入市区，其雄浑坚强的气势，正如罗马人的性格一样。有一条支路，建筑在几条流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所形成的沼泽地隆起的部分，自波诺尼亚通往拉韦纳（Ravenna，罗马时代的威尼斯）。据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博的描述，它是“用许多桥梁和渡船所造的大道”。奥古斯都曾在那里驻扎过亚得里亚海的舰队，5世纪时的几位皇帝也以该地作为官邸。意大利北部土地肥沃，气候良好舒适，矿藏资源丰富，还有各项工业及能以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的海上贸易，使该地区在1世纪时的经济优势远胜过意大利的中部，并于3世纪时在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

东部海岸阿里米亚以南，为山多、风暴多、港口少的地区，尤其在布伦迪西姆（今布林迪西）以北，很少有城市。不过，在翁布里亚、皮塞努姆（Picenum）、萨姆纽（Samnium）和阿浦利亚等地区，有许多小城镇，其财富与艺术价值如何，只有等研究庞贝古城时，才能加以判断。阿西西是普罗佩提乌斯和圣方济各的诞生地，萨尔西纳（Sarsina）是普劳图斯的诞生地，阿米特努姆出有萨卢斯特，苏尔莫出有奥维德，维努西娅出有贺拉斯。贝尼文坦之所以出名，不仅是由于庇罗士在那里吃过败仗，而且因为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在那里竖立过雄伟的大拱门。图拉真在其所建的拱门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浮雕，描述其对战争与和平所作贡献的事迹。在东南海岸，布伦迪西姆控制着达尔马提亚与希腊及东方的交通。在这个靴形的“后跟”部分塔兰托，过去曾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城邦，而且也是罗马富豪和上流人士冬季避寒的胜地。在意大利的南部，有许多庞大的政治或社会集团，曾收购大部分的土地，将其改为牧场。各城市失去农民的资助，工商阶层也逐渐萧条失势。在早期曾以奢侈淫逸的财富来炫耀的希腊人社会，也因为外邦蛮人的渗入和第二次布匿战争而被摧毁无遗，目前已逐渐缩减为各个小城镇，拉丁姆人逐渐取代了希腊人。在意大利“靴尖”部分，里吉安（今勒佐）有一个良好的港口，与西西里和非洲的贸易极为繁盛。在西海岸维里亚（Velia），人们可能很难记得巴门尼德和芝诺。

帕塞多尼亚虽已由罗马的殖民地改名为帕埃斯图姆，但其所留下来的雄伟庙宇，仍然使游客惊叹不已。希腊族人的血统正在乡间与“蛮族”——意大利人——的血统融合中，只有在坎帕尼亚平原，仍然留有希腊的文化。

以地理而言，坎帕尼亚——沿那不勒斯的山脉与海岸地区——属萨姆纽；但从经济与文化方面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工业方面较罗马进步，财力雄厚，人们挤在很小的空间里，政治混乱不堪，文学竞争激烈，艺术家豪放不拘，生活豪华奢侈，大家都在各种多彩多姿又富有刺激的情形下过着紧张的生活。这里的土地肥沃，生产意大利最有名的橄榄和葡萄，并生产著名的苏伦提尼（Surrentine）和法勒尔尼安（Falernian）酒。也许当瓦罗向世界挑战时，他正想到坎帕尼亚：“你也许曾经漫游过许多地方，但你是否看过有比意大利开发得更好的地方呢？……意大利不是到处都栽满了果树，很像一个大的果园吗？”在坎帕尼亚的南端，自萨勒南（Salernum）到苏伦敦（Surrentum）是一个峭峻的半岛；许多别墅躺在山间的葡萄园及果园中，点缀着海岸的景致。苏伦敦正如现在的索伦托（Sorrento）一样幽美，老普林尼称它为“大自然的喜悦”，而将其所有的天赋都偿赐给它了。两千年来，很难说那里有什么改变，那里的人民及其风俗习惯也许还是一样，几乎就像众神一样的完全相同。而且，那里的悬崖峭壁，也依然屹立在海的永无休止的包围中。

面对这个悬崖的，是极为不幸的卡普里岛。在那不勒斯海湾的南面，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Herculaneum）的火山熔岩虽然静止了，但维苏威火山仍然在冒烟。其次就是被称为“新城”的尼波利斯，是图拉真时代意大利城市中最希腊化的城市。我们可以在那不勒斯城的懒散中看到其古代沉醉于爱情、运动和艺术生活的反映。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但文化、风俗、运动却是希腊化的。在这里有许多优美的庙宇、皇宫和剧场，每隔五年就举行音乐和诗歌的各项比赛，诗人斯塔提乌斯曾在诗歌比赛中得过一等奖。在那不勒斯湾的西端是普特奥利，因硫黄矿床的臭味而得名。它曾促使罗马的贸易及铁、瓷器与玻璃的制造业繁荣。在此地有一座圆形竞技场，由于其保存良好的许多地下通道，我们可了解到被迫与猛兽竞技的人和猛兽是如何进入竞技场的。横过普特奥利港口，就是光芒四射的巴亚地区的别墅，依山傍水，倍加引人入胜。恺撒、卡里古拉和尼禄都曾在此地游玩取乐；许多患有风湿病的罗马人也到这里来洗温泉浴。这个地方以经营赌业和妓院而出名。据罗马作家瓦罗说，那里的未婚女子都是公用财产，而许多男孩子都是女子装扮。克劳狄乌斯与西塞罗曾去过那里一次，都认为到过那里是无法补救的耻辱。哲学家塞涅卡问道：“你以为加图曾住在一个安逸的皇宫之中，以便计算那些乘船过去的荡妇，及各种华丽的游艇和漂浮在湖面上的玫瑰花吗？”

在巴亚以北数英里的一座死火山的凹地中，阿韦尔努斯湖（古人认为那是地狱的入口）喷出含有硫黄的烟雾。据传说，这种含有毒质的瘴气，足以使所有飞过去的鸟类死绝。在阿韦尔努斯湖附近有一个洞穴，这就是维吉尔史诗中所描述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湖以北，是库姆埃的古城，由于其受姐妹城尼波利斯的更好的吸引，并受较佳的普特奥利港口、奥斯蒂亚港口和卡普里工业的影响，目前正在慢慢地衰落。卡普里在内陆30英里的地区，土地肥沃，有时一年能收获4次；而其所有的铜、铁工厂，在意大利是无可匹敌的。后来，因其协助过汉尼拔，罗马曾予以严厉的惩罚，致使其在两个世纪中都无法恢复旧观。西塞罗曾说它是“政治死亡的地方”。恺撒曾以成千的新移民使其复原，而在图拉真的时代，它再度繁荣起来。

由于时间仓促，所列这些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只不过是一些名字而已。我们误认为它们只是地图上的文字，而很难认为它们是敏感的男人们热衷于追求醇酒、美人和黄金的烦嚣的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罗马一处居民所遗留的风土，并自其所保存很奇异的遗迹中，来重新体认一些古代街头谋生的活动。

庞贝古城

庞贝是意大利的小城之一，除虾露、白菜和葬礼之外，它在拉丁文学上很少有人注意。庞贝古城由奥斯坎人所建，居民都是希腊的移民。被苏拉占领后，它改为罗马的殖民地，部分在63年毁于地震。其后，又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摧毁，后来逐渐重建。79年8月24日，火山爆发，飞沙走石，浓烟与火光冲天，一阵滂沱大雨，将火山爆发的岩浆汇成泥沙石块的狂澜；在6小时内，庞贝和赫尔库兰尼姆两座古城被掩埋到8至10英尺之深。当天整日至次日，天旋地转，房屋建筑也为之摇撼不已。剧场的观众，皆被倒塌的废墟埋葬，无数的人们为尘土或烟灰窒息，潮汐阻截了海上逃生的去路。老普林尼正在普特奥利附近的米塞努姆港口指挥西部的舰队，他受了助人并希望能以较近的距离观察火山爆发的好奇心的驱使，登上了一艘小艇，在海湾的南岸登陆，还救了好几个人，但当其队伍自高涨的喷岩和浓烟中走过时，这位科学家被岩浆冲倒，于途中死亡。第二天清晨，其妻及侄儿加入汹涌的人潮，沿海岸地区逃亡。从那不勒斯到索伦托途中，火山继续爆发，满天乌黑，白日变成漆黑的夜晚。在漆黑混乱中，许多与丈夫或妻儿分离的难民，因悲鸣而惨叫，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有些人在祈求众神的救助，有些人则在呼叫：众神都已死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第三日，总算雨过天晴，但岩浆与泥土业已把庞贝古城的一切埋葬，只剩下残余的屋脊。赫尔库兰尼姆城也已消失殆尽。

庞贝古城的人口，大约为2万人，其中可能有将近2000人丧生。有若干尸体因为火山岩浆防腐的作用而得以完好保存：尸体因受雨水和浮石的作用，成为混凝土，干涸而硬化；将这些临时的“模型”填充起来，便变为一些可怕的石膏像。有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则在废墟上挖掘，取出有价值的东西。随后，这个地方便被遗弃，而逐渐为时间的碎片所掩盖。1709年，有一位奥地利将军，在赫库兰尼姆古城挖井，但因其凝灰岩层太厚（在某些地方厚至65英尺），致使其挖掘工作必须以缓慢而费钱的打隧道的方法进行。庞贝古城的挖掘工作，于1749年开始，其后在间断的情形下继续进行。目前，古城的大部分已被挖出，并发现许多房屋、物件和镌刻的碑文，使我们在某些方面对古代的庞贝城较古代的罗马获得了更多的了解。

庞贝古城的生活中心，正如每一个意大利的城市一样，就是人们聚集的公共广场。毫无疑问，它曾经是农民们及其产品在市集日的聚集点。在那里举行各项竞赛和公演戏剧。那里也是人们兴建庙宇和祠堂、崇拜众神的地方。在一边的尽头，有天神朱庇特；在另一端，则有太阳神阿波罗，而其附近则为爱神维纳斯——该城的守护女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信仰宗教的民族。他们为工业、政治、各项竞赛和淫逸的生活而大肆忙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崇拜。即使在崇拜时，他们也以男性的阳具作为祭祀酒神仪式的冠盖。当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逐渐定型时，则在广场周围兴建大型建筑物，作为行政管理、会谈和贸易之所。

我们可以从现代意大利的城市来判断以往邻接的街道中充斥着小贩沿途的叫卖声，买卖双方所引起的争议，日间往来的船只及晚间饮宴作乐的喧嚣声。在各商店的废墟中，挖掘的工人们发现有烧焦硬化的坚果、面包和水果，为收藏家提供了难以错过的珍品。街的尽头有小酒楼、赌场、妓院，每一个人都希望一次就能逛尽所有这些地方。

假如庞贝古城的人们没有把其情感涂抹在公共的墙上的话，我们也许就不能揣测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形。在那里抄下来的文字有3000份，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定还有更多的存在。有时候，他们给敌人一些有希望的指示，诸如萨米乌斯对科尼利乌斯说：“去上吊好了。”有许多镌刻的文字，常常都是描述爱情的散文。罗穆拉记载了一段，她“在此与斯特菲卢斯邂逅”。有一位爱情很专一的青年写道：“再见吧，维多利亚，不管您到哪里，祝您愉快。”

和这些文字一样多的，是有关公众事务或私人方面的启事，雕刻的或印刷的都有，如地主刊登寻找遗失物品的广告、地方团体宣告参加市政运动候选人的启事等。因此，有“鱼贩业已提名鲁福斯为市政主管公务的官员”，“木材商和木炭商请大家选举马尔切利努斯”。有若干墙上文字，是公告角斗竞技赛的，其他则宣布著名的角斗士如塞拉丢斯（Celadus），勇敢果决的精神，“少女的叹息”，或细诉其喜爱的演员——“阿克蒂乌斯（Actius），大家喜爱的人儿，请快回来吧！”。庞贝古城以往是个欢乐的地方。它有三个公共浴场，一座体育馆，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小型剧场，一座可容纳5000人的大型剧场及一座圆形竞技场，可容2万人欣赏由角斗士作殊死战斗的刺激紧张的场面。有一篇记叙文描述：“由执政官所提供的30对角斗士……将于11月24、25、26日三天在庞贝角斗，并将有一场追逐战。请为马伊乌斯欢呼！为巴里斯叫好！”马伊乌斯是执政官或市政官，巴里斯是著名的角斗士。

由家庭室内的遗迹可以看出其生活的舒适和各种艺术品的装潢。门窗非常的考究，中央暖气的设备很珍贵难得。富豪的家里有浴室，有些住宅还有室外游泳池。地面有的是水泥或石板地，有的是拼花地板。有一位坦率的赚钱迷，在其地板上写着：“喂，赚钱吧！”另外一位也在地板上刻着：“赚钱即是快乐！”古代的家具很少被发现，所有木制的东西，几乎完全毁灭了。大理石或紫铜做的桌、凳、椅子、落地灯等仍然存在。还有在家庭生活中常用的其他物件，如笔、秤、厨房用具、化妆用品及乐器等，均能在庞贝和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看到。

由庞贝及其附近出土的艺术品可以知道，不仅住在别墅的贵族们，就连在城镇经商的人，也能在生活上享受文化方面的乐趣。我们不必再重述我们曾经说过的博斯科雷勒杯或那些绘在庞贝人住宅墙上的远景图画和风范优雅的仕女画像。许多住宅都有出色的雕刻作品，而且在公共广场那里，还有150座艺术的雕像。在朱庇特神殿中，有一座神的头像，可能是菲狄阿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雕刻家）亲手雕刻的杰作——浓密的鬈发和胡须之间透露着力量与正义的内涵。在阿波罗神殿中，有一座狄安娜的神像，它的脑后有个洞，通过这个洞，隐藏的辅佐者可以宣布神谕。在那不勒斯博物馆中，有一间著名的陈列室，所陈列的展品都是在赫库兰尼姆古城某别墅中发现的铜器。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些不朽的收藏品中——信使神墨丘利、美少年纳西斯，或酒神狄俄尼索斯、醉酒的森林神萨梯（Satyr，半人半羊的神）及跳舞的农牧神弗恩（Faun）——都是渊源于希腊或带有其技巧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是熟练的技巧，普拉克西特利斯的艺术特性——健美的肉体作放浪的欢乐。然而，其中有一座大胆写实的半身铜像，此铜像是庞贝的一位拍卖人L.C.卢昆狄乌斯，他秃头，面容严肃，但并非不仁之人。有关他的事迹，被刻在蜡板上，在其庞贝的住宅中发现的有154块之多。这些作品最高的人性，在粗犷与机智、智慧与缺陷的混合中表露无遗。它在那不勒斯博物馆中，与其周围陈设的面无皱纹的男女众神相比，形成强烈的对照，使那些容貌光滑、神情静穆的众神不得不自认从未在人间真正活过。

自治生活

无论公共与私人或个人与团体的生活，从来没有古代意大利那么紧张。但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实在太重要、太引人注意了，使我们无法分心对恺撒统治下的自治组织产生兴趣。它那令人混乱的复杂体制和严密的选举权，已不再是过去生活的一部分，而变成我们现在的规范和主题了。

罗马帝国的基本特性，虽然是分为各个行省，但又由各拥有相当自治权和广大地区的城邦组成。爱国主义的定义，是指爱其城市，而非爱罗马帝国。通常，每个社区的自由人，都以行使其纯地方的选举特权为满足。而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非罗马人，却很少到罗马去投票。由庞贝古城的例子来看，其首都各种集会的衰退，并非随着罗马帝国各城邦类似的变迁而出现。意大利大多数的自治区都有一个元老院，而大部分的东部城市则有一个参政会，拟定各种政令和召开代表大会，遴选执政官，并希望每一个执政官都因其服务的荣誉感为其所服务的城市捐出相当的金钱，并依习惯要求其作临时公益或为举办竞赛而捐献。由于担任公职是无薪的服务，故自由人所行使的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几乎到处都产生一种财富与权力的寡头政治。

自奥古斯都至奥勒留的两百年间是意大利各城邦的繁荣时期。但在城市中，大部分人都是穷人。虽然各方面人士都曾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就历史的记载来看，富人以前从来都没有对穷人做过很多善事。实际上，市政经费，筹办戏剧、展览及各项竞赛，建筑庙宇、剧场、运动场、角斗场、图书馆、公共广场、沟渠水道、桥梁及浴场，并以拱门、柱廊、绘画和雕像等装饰这些建筑的费用，都落在有产阶级身上。而且，在罗马帝国的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些善举都是以竞相捐献的爱国热忱来完成的，甚至还有使捐献财物的家庭或维持捐献财物的政府破产的情形发生。在饥荒时，有钱人便购买食物，免费给穷人享用；偶尔，他们也为所有公民，有时甚至为所有居民免费供应油料或酒类，或大众的餐食，或给以金钱。现存的碑文多是追念这一类慷慨事迹的。有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斯省的阿尔提努姆地区捐了160万塞斯特斯兴建大众浴场；有一个富婆为卡西努姆地区兴建一座庙宇和一个圆形竞技场；德苏米乌斯·图卢斯为塔奎尼地区捐赠的浴场，价值500万塞斯特斯；曾被韦斯巴芗安军队摧毁的克里莫纳城，很快就因私人的捐赠得以重建；还有两位医生倾其所有，为那不勒斯捐款。在人口稠密的奥斯蒂亚港，革马拉（Lucilius Gemala）邀请所有的居民参加宴会，并铺筑一条又长又宽的大道，修复了7幢庙宇，重建市立浴场，并捐给市政300万银币。习惯上，有许多富有的人，逢有生辰，或当选为政府官员、女儿出嫁、儿子成年的庆典，或为其捐赠给社区的建筑举行落成典礼的日子，便邀请许多市民参加庆祝宴会。为了报答这些善事，市民们便同意选举捐赠的人为官员，塑立雕像，作颂辞或碑文纪念。但穷人们不为这些恩惠折服，他们指控有钱人利用剥削从事善举的行为。他们不要堂皇华丽的建筑，但要更便宜的粮食，还要求少立雕像，多举行各项竞赛。

当我们审视各个皇帝对各城市的捐献和帝国的经费用于建筑，减少灾难，并以市政的财力来支援公共工程和公务、而促使私人增加其慷慨的义行时，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意大利的城市在早期帝国统治下的光辉和豪气。街道的铺筑，排水沟渠的整理和装饰，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以很少的费用为私人住宅铺设水管，供应洁净水，以低廉的价格为穷人提供粮食；通过私人的补助，经常提供免费的公共浴场，并为穷困的人家供应营养食品，协助其抚育儿女，兴建学校、图书馆，演话剧，举办音乐会，并安排各项赛会。意大利各城镇，并不像其首都一样看重物质文明。他们不仅彼此竞相建造圆形竞技场，还兴建宏伟的庙宇。有的与罗马最好的庙宇一样出名，并使每个月份都有多彩多姿的欢庆宗教节日的庆祝。他们对艺术工作极其尊重，并为演说家、诗人、诡辩家、修辞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兴建讲堂。他们也为市民们提供有关健康、卫生、娱乐和文艺活动的各项设施。大部分伟大的拉丁作家，及今日博物馆中最杰出的雕刻作品，都来自各城镇，而非来自罗马，诸如那不勒斯的《胜利女神》，森图姆塞拉埃的《爱神》，奥特里科利的《天神宙斯》。他们也和我们这个世纪以前的先贤一样供养着很多的人口，并使其免受战争的困扰。

注释

[1] 弗拉斯卡蒂（Frascati）是继承图斯库卢姆传统的地区，仍为意大利的富豪度假胜地，有阿尔多布兰迪尼（Aldobrandini）、托洛尼亚（Torlonia）、蒙德拉贡（Mondragone）等别墅。

第二章 开化西邻

罗马和各行省

意大利繁荣的污点，除了古代各城邦所共有的奴隶制度以外，就是其对各行省剥削的半依赖性。意大利之所以免征捐税，是因其自各行省获得了很多劫掠的财富和纳贡。对于这些省份而言，有些财富的发展，都应归属于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在恺撒以前，罗马把各行省划为征服的领土，各省的居民都属罗马的臣民，而只有少数是罗马的公民。所有各行省的土地都是罗马的财产，由帝国政府依约予以收回的方式，分赠给人民。为了减少暴乱的可能性，罗马将所征服的地区分割为各个小邦，禁止行省与行省间发生直接的政治关系，因而到处都赞成工商界反对下层阶级。分治是罗马统治的秘诀。

西塞罗在指责威勒斯时，也许有点夸张，他描写在罗马共和时期，地中海的各个国家都是一片荒凉：“各省都是哀怨叹息，人民怨声载道，所有的王国都反对我们的贪婪、残暴；从海洋的彼岸，无论远近，没有一个地方不认为我们是荒淫、不义的。”元首政治对各行省的措施较为自由，但并非因为慷慨所致，而是基于审慎管理的需要。税捐并不太重，当地的宗教、语言和习惯，均受到尊重，除对政权不得加以攻击外，也有言论的自由。当地的法律，凡与罗马的利益和主权无抵触者，一律予以保留。由于采取具有弹性的贤明措施，在所属的各邦之内与各邦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特权；有一些城邦，诸如雅典和罗得斯港，都是“自由市”；他们不必纳贡，不受省总督管辖，而且只要他们能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就可以自行管理内政，不受罗马的干预。有一些古老的王国，如努米底亚（北非古国）和卡帕多西亚（在小亚细亚道拉斯山脉以北），获准保留其国王，但这些只是受到保护的罗马“臣民”——受罗马的保护和政策的左右，而且在罗马有所要求时，要以人力和物力来帮助、支援它。各行省的总督则独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限制总督权力的，只有各个自由城市和罗马公民有向皇帝上诉的权利，及由其省财政官所行使的财务监督权。这种近乎无所不能的权力，招致泛滥。虽然在元首政治统治下，因行省总督任期延长、其丰裕的俸给及其对罗马皇帝所负财政上的责任，使贪赃枉法罪大为减少，但我们仍然可自普林尼的信札和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中获悉，1世纪末期的罗马，勒索和贪污并不是罕有的事情。

征收捐税是行省总督及其助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每一行省都实施户口调查，以评定其应课地价税和财产税——包括牲畜和奴隶。为了刺激生产，以1/10的捐款代替固有的纳贡，故“征收员”不必再征收此类的税款。他们只收港口税，管理国有森林、矿产及公共工程的事务，并希望各行省都能为每一位新皇帝奉献一顶金质皇冠，并支付省政的经费。在很多情形下，各行省也以大量的五谷运往罗马。在东部仍然维持着古老的祷告仪式并扩散到西部，在这种祷告仪式中，当地或罗马政府可以“要求”有钱人提供战争的贷款，为海军的舰只、公用的建筑、灾民的粮食或为庆祝与演唱的歌舞团捐献。

西塞罗担任督察官后，曾辩解说，各行省所缴纳的捐税，只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国防”包括镇压暴乱，而“行政”则推定其包括各项津贴，因此使罗马产生许多百万富翁。我们必须了解，无论用什么力量来建立安全与秩序，都要派出收税人员去征收，以期能获得较其所需费用更多的捐税。然而，不管所有的捐税如何，在元首政治统治下的各行省，仍然繁荣不衰。罗马皇帝和元老院对各省官员实施审慎督导，并对在住地以外地区的行窃者加以严厉惩罚。最后，自各行省获得的过多财富，则作为货物的支付费用返还各行省，因而使其工业获得支持，结果各省都比完全仰事寄生的意大利强大。据普鲁塔克说，政府最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他写道：“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也许，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话，则可能不是好的现象。”

非洲

科西嘉和撒丁被合称为一省，不属于意大利的部分。科西嘉大部分都是山地的荒野，罗马人在那里用猎犬捕捉土人，将他们卖为奴隶。撒丁也有奴隶，还出产银、铜、铁和谷类等。它有1000英里的道路和一个优良的港口。西西里已纯粹被改为一个农业省，作为罗马的“乳粥提供者”之一；其可耕种土地，大部分连同大地主的领地，一并被辟为饲牛的牧场，由衣食不足的奴隶来管理。所以，他们经常起来反抗、逃亡，形成土匪的组织。在奥古斯都时代，岛上的居民约有75万人（1930年为397.2万人），在65个城市中，最繁荣的为卡塔尼亚、锡拉库萨、托罗曼尼姆、墨西拿、阿格里根特托和帕诺穆斯。锡拉库萨和托罗曼尼姆有华丽的希腊剧场，目前仍在使用中。虽然锡拉库萨曾遭到威勒斯的劫掠，但其令人难忘的建筑、著名的雕刻以及到处都有的名胜古迹，使许多导游人员，都靠其旅游事业来发迹。西塞罗曾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大多数在市区的富豪，都在郊区置有农庄或果园。所以，整个西西里的乡间，充满了果树和葡萄园的芬芳。

经过罗马的统治以后，凡是西西里失去的，都为非洲所获得了。非洲逐渐取代了西西里的地位，非自愿地成为罗马的谷仓。但罗马的军人、殖民者、商人和工程人员却将它打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地区。毫无疑问，当这些新征服者到达时，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地区的繁荣；在地中海沿岸山脉与撒哈拉沙漠外缘的阿特拉斯山脉之间，即巴格拉达斯河所流经的亚热带河谷，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雨水灌溉此地，马戈（汉尼拔之幼弟）和北非古国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所强力推行的勤俭耕作仍有缓慢发展。直到后来被罗马发现以后，罗马人对耕种之法加以改进和扩充，由其工程人员在南部山地的各条河流之间兴筑水坝，将雨季过量的雨水储存在水库，在河流干涸的炎热季节放水进沟渠加以灌溉庄稼。罗马要求征收的捐税，并不比土著酋长所课的税更重，但罗马军团及其防御工事，对山地游牧民族的入侵，却能提供更佳的保护；浩瀚的沙漠或荒地均被开发为良田与安居的乐土。至7世纪阿拉伯人抵达这一河谷地区时，他们对其不必离开橄榄树荫就能从的黎波里斯（Tripolis）到达丹吉尔感到不胜惊奇。由此可见其出产橄榄油量之一斑。所增建的城市，都因其建筑而声名骤升，文学也有了新的心声。目前仍在的罗马公共广场、庙宇、沟渠和剧场的废墟，都显示了罗马非洲的富裕。那些衰落而变成荒土的田野，并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是由于政府的变迁所致——由一个有保障（经济）、有秩序和有纪律的国家，变为道路、水库和灌溉沟渠都遭受破坏、目无法纪、混乱不堪的国家。

首先恢复繁荣的，是重建的迦太基城。在亚克兴之役后，奥古斯都继续盖阿斯·格拉古和恺撒未竟的计划，将一些忠心耿耿的军人派到迦太基去殖民，希望能以土地来作为对他们获胜的奖励。这一地区地理上的优势，诸如十全十美的港口、肥沃的巴格拉达斯三角洲及由罗马工程人员所兴建或修筑的优良道路，很快使迦太基从乌提卡（在北非迦太基西方海岸）手中重新夺回该地区出入口的贸易地位。故在其重建的一个世纪以内，它就成为西部各行省最大的城市。富商和地主都在古迹地区比尔萨（Byrsa）兴建豪宅，或在花木扶疏的郊区修建别墅；但农人们则因大地主对领地的竞争、土地被剥削，而成为无产阶级和奴隶，混迹于贫民窟。由于其贫穷，故对宣扬人类平等的基督教福音至为欢迎。房屋的建筑高至六七层，公共建筑的大理石闪闪发光，街头和广场到处都是具有希腊风格的雕像，并再度为古迦太基的众神兴建神庙。而且，直到2世纪，梅尔卡特（Melkart）仍然享有以活童作为牺牲的供奉。人民对豪华的享受，对化妆品、珠宝、染发、赛车及斗兽的赛会的爱好，也不亚于罗马人。奥勒留所兴建的各大公共浴场，是城中许多观光的景致之一。此外，还有广场及修辞、哲学、医学、法律学校，迦太基是仅次于雅典和亚历山大港的大学城。罗马哲学家阿普利亚和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都曾到过这里来研究万象。而圣奥古斯丁对学生们的盛装艳服和不道德的行为则大感惊异，因为他们最喜欢做的“善事”，就是冲进讲堂，驱散上课的教授和学生。

迦太基是被称为“非洲”省的首邑，今为突尼斯。在其南部的东海岸，都是商业繁盛的城市：哈德鲁姆（今苏斯）、小莱普提斯、塔普苏斯和塔卡帕。在那个世纪，屡遭战争的破坏，其古代的富裕，在经过12个世纪以后，才逐渐复苏。在地中海海岸的东边，有一个名为的黎波里斯的地区，包括3个城市：欧依亚（Oea），于公元前900年为布匿人所建；萨布拉塔和马格纳。马格纳是塞维鲁斯皇帝的诞生地。他在那里所建的一幢公共会堂和市立浴场的遗迹，至今仍使游客或战士叹为观止。还有许多为来往频繁的骆驼商队所铺筑的道路，把这些港口和内陆的城镇连贯起来。苏费土拉（Sufetula）现在虽然是一个小的村落，那里却有一座罗马的大神殿废墟遗迹。蒂斯德鲁斯（Thysdrus）有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大竞技场。还有土加（Thugga），其剧场所遗优雅的科林斯圆柱，可以证明其人民财富之多及风格之高。

迦太基以北是乌提卡，今尤提克（Utique）虽是其祖国，但也是其势不两立的敌人。当我们获悉，在公元前46年曾有300位罗马的银行家和批发商人在那里设立分支商行时，我们对在那里的罗马人的富有情况，就可以得其大概了。它的领土向北达到希波·迪亚里图斯（Hippo Diarrhytus），即今天的比塞大（Bizerte）；有一条路自此沿海岸通至希波·雷吉乌斯（Hippo Regius），今为波尼（Bone），不久即成为圣奥古斯丁的教区。南部的内陆是努米底亚省的首府锡尔塔，即今天的君士坦丁；向西是萨穆加迪（Thamugadi），几乎完全与庞贝古城一样，保存着有柱廊的石铺街道、有封盖的排水沟、宏伟的拱门、公共广场、元老院、公共会堂、神庙、浴场、剧场、图书馆和许多私人住宅，在公共广场的过道上，还有一个棋盘，上面刻有“狩猎、沐浴、游玩、尽情欢笑，这就是生活”的字样。萨穆加迪于约公元117年，为非洲各省唯一的卫戍部队第三兵团所建。该兵团于公元123年夏向西挥兵前进数里，建立了朗贝西斯（Lambaesis）城。他们的部队在那里成家安居，住在家中的时间比住在营区的时间更多，但他们的营舍却是一幢巍峨宏伟的大厦，所有的浴池足可与非洲任何的浴场相媲美。在营区以外，他们协助建了一座朱庇特神殿，各种神庙，凯旋拱门，还有一座圆形竞技场，以便上演殊死角斗，以调节他们平时生活的沉闷无趣。

单独一个兵团之所以能够保护整个北非而不受内陆掠夺部落的侵扰，是基于军事目的却获得商业果实所修筑的道路网所致，使迦太基能与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和地中海联络。其主要的道路向西经锡尔塔到毛里塔尼亚，今为摩洛哥（Morocco）的首府恺撒里亚（Caesarea）。在这里，朱巴二世国王（King Juba II）以文明教导毛利族或摩尔族，此即该省之名的由来。朱巴在塔普苏斯逝世以后即被逮送罗马，以提高恺撒胜利的声望。其后被赦无罪，留在罗马求学，并成为当时学问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奥古斯都立其为受保护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并令其在族人中传播所获得的古典文化。他成功地统治了48年之久，其人民甚感惊异——读书人也能如此有效地统治国家。但其子却被卡里古拉捉至罗马，活活饿死。之后，该王国即被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吞并，并将其划分为两省：毛里塔尼亚·恺撒里恩西斯（Caesarriensis）和毛里塔尼亚·丁吉塔那（Tingitana）。

在这些非洲的城市里，有许多学校，不分贫富，大家都一样可以上学。我们听说有速记的课程，而诗人尤维纳利斯称非洲为律师的培养所。在此一时期，非洲有过一大一小两位作家——弗龙托和阿普利亚。阿普利亚是一位古怪而多彩多姿的人物，其“起伏善变”，较法国作家蒙田尤胜一筹。他出身于马都拉（Madaura）的望族（公元124年），并在那儿求学，而将其多半遗产挥霍于迦太基和雅典。他到处漫游，信仰不定，最初沉醉于各种宗教的神秘中，玩过魔术，写过许多著作，其作品自神学到牙膏，无所不谈。在罗马等地发表有关哲学和宗教的演说，然后又回到非洲，在的黎波里与一位年岁比他大得多、钱也多得多的女子结婚，而遭到其妻的朋友们和法定继承人的上诉，指控其以魔术引诱寡妇，要求判决其婚姻无效。他在法庭以答辩书为其辩护。虽然他获得胜诉，娶得了新娘，但人们还是坚持认为他是一位魔术师。后来，他在马都拉和迦太基城行医，并做些律师的业务，从事写作和演说，度过余年。他的著作大部分都是讨论科学和哲学问题的。其乡亲曾为他竖有纪念碑，尊其有哲学家柏拉图的风范。如果他能再世的话，知道只有《金驴》一作被人传诵时，他必然会愤懑不平。

《金驴》是一部与讽刺作家帕特洛尼乌斯所著的《萨蒂利孔》颇为类似，甚至更为奇妙的作品。这部作品最先取名为《变形记》（Metamorphoseon Libri XI ），是一篇充满幻想的故事，描写帕特拉斯港（Patras）的韦鲁斯所讲的人变驴子的故事。书中所叙述的，都是一连串大胆的冒险，还有高潮迭起的趣事，并以魔术、恐怖、猥秽及未能做到的孝行作为插曲，趣味盎然。故事中的韦鲁斯叙述其如何漫游到色萨利，与许多未婚女子寻欢作乐，而使人感到其所到之处，都有一种变幻莫测的气氛：

夜晚刚过，新的一天就开始来临。我突然醒来，从床上起身，有一半是惊异，同时，也确实很想听到、看到一些神奇的妙事……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样与我所确实相信的现实一样。但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好像被魔力变为其他形状了；因此，我想，我可能是被它绊倒的石头，坚硬无比。其次，就是我所听到正在鸣啭的鸟儿、树木和流水，都变成羽毛、树叶和喷水池。还有，我也在想，那些雕像和影子，也会慢慢地移动，墙壁会讲话，牛和其他的野兽也会说话，叙述古怪的传闻。所以，我立刻就想到，我应该听从上天和阳光传来的神谕。

现在，韦鲁斯准备去冒险了，他用魔膏涂身，同时非常渴望能变成一只鸟儿。但当他涂抹时，他却变成了一头完完全全的驴子。之后，这个故事所记载下来的，是一头驴子的苦难，原因是其具有“人类的知觉和悟性”。他唯一的慰藉，就在其“有着长长的顺风耳，即使在很远地方的一切事儿，我也可以听到”。据说，他如果能够找到一朵玫瑰，把它吃掉，便可恢复人身。在经过了一段很久的愚人的坎坷之后，他终于完成了这一目标。由于他不迷恋生活，他首先着手研究哲学，然后是宗教，并令人惊奇地作了一篇感谢伊希斯女神的祈祷文，就像基督徒呼唤上帝之母一样。他为自己剃头，并被收为伊希斯女神第三位弟子，然后铺好一条下凡的道路，在梦中由“众神之王”奥西里斯派他回家去做律师。

没有几本书像它这样，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但也没有几本书像它这样用词美妙，令人赞赏不绝。阿普利亚曾用过各种不同的手法来描写，每一种写法都极其成功。他最喜欢用丰富、玄妙、冗长的句法，缀以韵律，使用美丽的俚语、带有古风的词语和含情脉脉的俏皮话，以及用一些诗韵般的散文来修饰。以一种带有东方色彩的温馨，带来一种东方的神秘和肉欲上的享受。也许由于其所获得经验的关系，阿普利亚希望告诉我们，沉迷肉欲的享受会使我们醉生梦死、变成禽兽。我们要能起死回生，返回人类本来的面目，那么唯有在心智和道德上能够完美无缺。他有时也沉醉于偶然听到的故事中：譬如，有一位老妪在细诉古罗马的爱神丘比特和神话中的美女普赛克谈恋爱，以安慰一个被绑架的女子——讲述爱神维纳斯之子如何与一位美丽的女子相爱；如何使这位女子获得各种快乐，但就是不让她看到他；以及如何引起其母亲残酷的嫉妒；最后，在天上以喜剧收场。像这样的故事，任何艺术家的笔，不管如何尝试，恐怕都无法对这位老妪讲述古代故事的口齿加以更佳的形容了。

西班牙

从丹吉尔横过海峡，我们就可从罗马最新的一省到达最古老的一省。西班牙在战略上扼守着地中海的门户，贵重稀有的丰富矿产使其土地染满了贪婪的血渍；山脉横贯，阻止了交通、同化和统一。从旧石器时代起，艺术家在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上绘画野牛，一直到我们这个动乱的时代，西班牙到处都充满着热情刺激的生活。30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都是一个傲慢好战的民族，体瘦、坚忍、勇毅、冲动而执拗，头脑冷静而善感，节俭而好客，有礼而尚武，极易受刺激而怀恨，但更易受感动而生爱。当罗马人到来时，他们发现了甚至在当时就很难识别的殖民：非洲的伊比利亚人、意大利的利古里亚人、高卢的凯尔特人，及高高在上的迦太基人。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其征服者，则在罗马时代以前的西班牙人，就近于未开化者，有些住在城市的房子里，有些住在乡间的茅舍或洞穴里，睡在地上并用多年来小心留下来的尿洗刷牙齿。男人穿黑色的外套，女人穿“长外罩和灰色的长袍”。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曾非常愤慨地说，在某些地区，“女人牵着男人的手混杂在一起跳舞”。

早在公元前2000年，西班牙东南部——塔特苏斯，布匿人的他施（Tarshih）——的居民曾发展过一种冶铜工业，其产品销售遍及地中海地区。因此，塔特苏斯在6世纪时，就发展了被称为有6000年悠久历史的文学和艺术。除了一些粗糙的雕像和一座埋在沙石中、具有强烈和流畅的凯尔特人的风格、雕刻在希腊模型上的彩色半身人像——《埃尔科小姐》（The Lady of Elche ）外，很少有什么遗留下来。在约公元前1000年，布匿人就开始染指西班牙丰富的矿藏。至公元前800年，他们已经占领了加的斯和马拉卡，并在那里建有大的神庙。至公元前500年，希腊的殖民者就在东北的沿海定居。大约在同一时期，迦太基人受其同族的布匿人之请，协助其镇压叛乱，把塔特苏斯和西班牙整个东部和南部都征服了。在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迦太基人对这个半岛迅速地加以利用，使罗马人对当时所称伊比利亚所有的资源觊觎不已，而最后汉尼拔通过意大利，也因西庇阿进入西班牙而失色。这些分裂的部落曾为其独立展开过激烈的战斗，妇女们宁愿杀死其子女，也不愿让其落在罗马人的手中；被俘的土著，在十字架上临死时，还在激昂地唱着军歌。这次的征服，虽然花了两个世纪始告完成，但其征服的效果，却比其他各省更为彻底。格拉古兄弟、恺撒和奥古斯都，把罗马共和冷酷无情的政策改为怀柔温和的手段，获得良好与持久的效果，使罗马化的进展迅速；拉丁语的地位也获得承认，并使其能适应新的环境，经济繁荣，不久罗马便有很多诗人、哲学家、参政员和皇帝，都来自西班牙。

自塞涅卡至奥勒留时代，西班牙是罗马帝国经济的大支柱。由于西班牙矿产丰富，提尔最先获得利益，迦太基也成为富庶的国家，而今罗马也同样获得利益；西班牙对意大利，就正如墨西哥和秘鲁对西班牙，同样具有价值。金、银、铜、锡、铁、铅，都以现代最彻底的方法加以开采。在里奥廷托（Rio Tinto），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因整块石英而沉在深渊的罗马人用过的箭杆和罗马人所遗留下来的矿滓，所含铜的百分比之低令人吃惊。奴隶和囚犯在矿山日夜辛勤地工作，在许多时候，他们一连数月都见不到太阳。在矿山附近，有庞大的冶矿工业。西班牙的地势多山和不毛之地，但所出产的西班牙芦苇草可编制绳索、篮子、床垫和草鞋。饲养肥大的绵羊，及其著名的毛织工业，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古代所知最著名的橄榄油、酒和油料。瓜达尔奎尔河（Guadalquivir）、塔古斯河（Tagus）、埃布罗河以及许多较小的支流，极大便利了罗马送运西班牙产品至其港口和城市。

诚然，罗马在西班牙及其他地方的统治，最显著和出色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大量增加或扩展。在贝提卡省（Baetica，罗马行省之一，今西班牙南部），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有卡蒂阿（Carteia）（今阿尔赫西拉斯）、蒙达（Munda）、马拉卡、伊塔利卡（Italica，为图拉真皇帝及哈德良皇帝诞生地）、科多巴（今Corduba）、伊斯帕里斯（Hispalis，今塞维尔）、加德斯（Gades，今加的斯）。科多巴城是在公元前152年建立的，是一个以学校而闻名的文学中心，卢坎（39—65年，罗马诗人）、塞涅卡家族和圣保罗的加利奥（Saint Paul’s Gallio）都诞生于此。这种学术上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黑暗时代，并使科尔多瓦成为欧洲最有学术气氛的城市。加德斯是西班牙最热闹、人口最多的城市。这片为大家所熟知的富庶地区，位于瓜达尔奎尔河河口，控制着大西洋与非洲、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的贸易。女孩子们优美的舞姿，使其平添了不少名气。

罗马人所知道的葡萄牙是卢西塔尼亚省，里斯本被称为奥利西波。在诺巴·恺撒里纳（Norba Caesarina）——阿拉伯人现在称其为阿尔坎塔拉（Alcantara，意为“桥梁”），由图拉真的工程人员架设、跨过泰吉斯河的一座大桥，是罗马现有桥梁中最完善的桥。桥上所有拱门，都是高出河面180英尺、宽100英尺的巍峨宏伟的建筑。卢西塔尼亚的首府是埃默利塔（Emerita），即今天的梅里达（Mérida）。在那里有许多神庙，包括3条水渠、1座竞技场、1座剧场和1个模拟海战战场，及1座全长2500英尺的大桥，都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工程建筑。

再往东是塔拉康宁西斯省（Tarraconensis）。在塞哥维亚（Segovia）城中，目前仍然可以享受到在图拉真统治时代所筑水渠输送进来的清洁用水。塞哥维亚以南，是托勒坦（Toletum），即今天的托利多（Toledo）——在罗马时代，以铁工厂闻名。在东部海岸有一个大城，是新迦太基，即今天的卡塔赫那（Cartagena），矿产丰富，渔业和贸易繁荣。在地中海以外是巴利阿里群岛，其中有帕尔马和波伦提亚，都是古老而繁荣的城市。沿海岸往北有瓦伦西亚（Valentia）、塔拉科（Tarraco，今塔拉戈那）、巴尔西诺（Barcino，今巴塞罗那）以及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古希腊城镇伊波利亚（Emporiae）。旅行者沿这条山脉东端航行不远，就可到达高卢。

高卢

在以往所有船只都是吃水不深的时代，即使是海轮，也可以从马赛经罗讷到达里昂。较小的船只还能继续航行，到达莱茵河上游30英里以内。在平原地区稍歇后，货物即能通过无数城市的别墅地区，进入北海。还有通过类似的陆上通道后，由罗讷和索恩河通往卢瓦尔河而到大西洋，由奥德河到加龙河及波尔多城，由索恩河到塞纳河，而到英吉利海峡。随着这些水路的贸易，在各处的集运点形成了许多城市。法兰西和埃及，是其河流所赋予的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法兰西的文化是在公元前3万年由“奥瑞纳人”（Aurignacian man）开始的。蒙蒂尼亚克（Montignac）洞穴中的发现证明，即使在那个时候，艺术家就能够画出颜色鲜艳和线条分明的图画。法兰西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和畜牧，到大约公元前1.2万年的定居生活及新石器时代的耕种，然后经过长久的1万年以后，到达铜器时代。约公元前900年，有一个属于阿尔卑斯山（Alpine）族的圆头的新民族，开始自日耳曼渗入，越过法兰西，扩展到不列颠和爱尔兰，南下西班牙。这些凯尔特人，带来了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早期铁器时代的文明。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自瑞士的拉坦诺（La Tene）输入更发达的炼铁技术。直到罗马认识法兰西时，才把它称为凯尔提卡（Celtica）。然后一直到恺撒时代，这个名称才被改为加利亚，即高卢。

这些移民赶走了土著民族，然后在一些独立的部落中定居，在他们所建立的城市中，仍然留有这些独立部落的名字。恺撒说，高卢人高大、强壮、肌肉发达；他们金黄色的浓发向后梳拢，长及颈背；有些人留须，也有许多人在嘴边蓄有卷曲的长胡子。他们来自东方，也许自古伊朗人那里带回来穿着长裤的风俗，再加上染有许多颜色和绣有花边的紧身外套，条纹披肩系在两肩上。他们喜欢珠宝，在战时纵使没有其他饰物，也戴有金质的装饰品。他们爱吃大量的肉、啤酒和未冲淡的烈酒。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阿庇安的话，他们“天性就是无节制的”。斯特拉博称他们“在战胜时，则单纯，精神旺盛，好夸大……令人不能容忍；在战败时，则胆怯，不知所措”。但敌人著书立说，并不见得常常是好事。波塞多尼乌斯很震惊地发现，他们把敌人的头切下来，挂在马颈上。他们很容易受刺激而与人争论和战斗，有时候甚至在宴会上为取乐而决斗至死。恺撒说：“他们与我们一样勇猛好战。”阿米阿努斯形容他们为：

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适于服兵役。老年人开赴战场打仗的勇气，和壮年人一样的可嘉……事实上，一个高卢人如果把妻子召来，就是整队的外国人，也将无法与之匹敌，因为其妻通常都远较其丈夫强壮凶悍，尤其粗起了颈子，咬牙切齿，摆出粗大的臂膀，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拳脚交加地猛然袭来时最为可怕。

高卢人信仰的神有很多，因时间太久，目前无法知道各神的名氏。他们对死后快乐生活的信念很敏感，这是恺撒判断高卢人之所以勇敢的主要原因。瓦莱里乌斯说，基于这种信念的力量，人借出去的钱，要等到天国时才偿还。波塞多尼乌斯曾声称其看到过高卢人在送葬时，写信给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并把信件抛在火葬堆，使去世的人能够把信件送出去。但高卢人对这些罗马故事的意见如何，我们也应该听听。在高卢，有一个被称为德鲁伊特派（Druids）的僧侣阶级，控制着所有的教育，对宗教的信仰积极地加以谆谆善诱。他们在神圣的丛林中举行多彩多姿的仪式，常常比在庙宇中举行的多。他们以判处死刑的人犯作为牺牲来祭祀众神。这种风俗对于没有看过执行电刑的人来说，将是极为野蛮的事。这些身为僧侣阶级的人，是高卢社会中唯一学问渊博，也是唯一有知识的分子。他们作圣歌、写诗、编撰史迹资料、研究“星象和运动，宇宙和地球的大小及大自然的秩序”，并制定适用的日历。他们还担任法官的职务，对各部落酋长的法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早期罗马，如中古时代，高卢是一个以神权为外表的政治封建政体。

在这些酋长和僧侣的统治之下，凯尔特高卢人（Celtic Gaul）的发展，在公元前4世纪时达到了高峰。人口因受拉坦诺冶矿技术发展的影响而增加，引起了一连串争夺土地的战争。约公元前400年，这些已经占领了中欧和高卢的凯尔特人，又征服了不列颠、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北部。公元前390年，他们向南推进到罗马。到公元前278年，他们攻占了德尔菲古城，并征服了弗里吉亚（小亚细亚西北的一个古国）。在一个世纪以后，他们的势力开始衰弱，部分是由于财富和希腊方式的影响力而减退，部分由于封建诸侯的政治组织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正如中世纪的法国一样，各个国王破坏了封建诸侯的权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相反，在恺撒前一个世纪，诸侯破坏了各个国王的权力，使高卢比从前更加支离破碎。除爱尔兰以外，各处的凯尔特人的疆域均向后撤退。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征服了凯尔特人，罗马人也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则在日耳曼和高卢南部把他们征服了。公元前125年，罗马人因急于控制到西班牙去的道路，征服了南部的高卢，并将其版图改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58年，高卢的领袖们曾央求恺撒协助其驱逐日耳曼人的侵入，恺撒应命，并提出要求。

恺撒和奥古斯都将高卢改为四个行省：在南部为纳博讷（Gallia Narbonensis），罗马人称为普罗温西亚（provincia），我们称其为普罗旺斯（provence），当时由于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定居，大部分都已希腊化；在西南部为阿基坦尼亚（Aquitania），主要的人口为伊比利亚人；在中部为卢格杜南西西（Gallia Lugdunensis），绝大多数为凯尔特人；在东北部为贝尔吉卡（Belgica），以日耳曼人为主。罗马人承认这些种族的划分，并煽动他们破坏统一的反抗运动。部落的地区，仍然被保留作为行政管理的区域。地方长官，则由有财产的业主挑选，罗马以支持其对付下层阶级的手段来获得其对罗马的忠顺；对忠贞和有用的高卢人，赐以罗马公民的资格。由每一地区所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一个省政议会，每年在里昂开一次会。最初，这项会议曾非常审慎地仅限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崇拜仪式，但很快就变成向罗马总督提出要求，而后变为各项建议及各项请求的会议。此时身为僧侣阶级的人极受迫害，其所掌握的司法权被剥夺。因此，法国人接受了罗马法。差不多有一个世纪，高卢人就这样悄悄地屈服在这个新的桎梏之下。公元68年和71年，在温戴克斯（Vindex）和基维利斯（Civilis）的统治下，曾爆发过短暂的反抗暴乱，但其人民却很少支持这些运动，爱好自由的运动变成了繁荣、安定与和平的享受。

在罗马的和平时代，高卢成为罗马帝国最富庶的部分。罗马对高卢在克劳狄乌斯统治下进入元老院贵族的富有极感惊异。一个世纪以后，弗洛鲁斯曾将高卢起飞的经济和意大利的衰落对比：森林的开垦，泾地的排水，农业的改进，甚至还使用了机械的收割机。早在1世纪，普林尼和科卢梅拉就曾赞赏过勃艮第和波尔多的酒。在那里，虽然有广大的土地，由农奴和奴隶耕作，却为中古的封建诸侯所有，而且还有许多小型的业主。古代的高卢，就像现代的法兰西一样，其财富的分配，较任何其他开化的国家都更为平均。在工业方面的进步，尤其快速。早在2世纪前，高卢的陶瓷业者和铁工，和意大利争夺德意志和西方的市场；高卢的纺织业，也在罗马帝国境内做着最大的纺织生意；在里昂的工厂，不仅生产商业用的玻璃，而且还制造有艺术价值的各项用品。工业技术世代相传，形成了古代遗产中珍贵的一部分。由罗马工程人员所修筑或改建的1.3万英里长的道路，对运输和贸易的作用极大。

由于繁荣的经济，古凯尔提卡的城市获得利益，而成为罗马高卢的城市。在阿基坦尼亚，其首府布尔迪加拉（Burdigala，今波尔多）、利摩南（Limonum，今利摩日）、阿瓦里卡（Avaricum，今布里兹）、奥古斯托尼米托姆（Augustonemetum，今克莱蒙费朗），都是早已富庶的城市；奥古斯托尼米托姆曾以40万古罗马银币付给岑诺多图斯（Zenodotus），购买信使神墨丘利的一幅巨像。在纳博讷省，也有许多城市。据普林尼的描述，其“更像意大利，而非一个行省”。最西端是托洛萨（Tolosa），今图卢兹，以学校闻名。该省的首府为纳尔波，是1世纪高卢最大的城市，为高卢货物输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港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说：“这里有城墙、散步场所、酒店、拱门、柱廊、公共广场、剧场、庙宇、浴室、市场、牧场、湖泊、桥梁和海。”再往东，自西班牙至意大利的多米提安大道上有尼毛苏斯（Nemausus），今尼姆。奥古斯都在那里建有美丽的方型神庙，以纪念其孙子韦鲁斯和盖乌斯·恺撒，其内部的柱廊不幸被埋入庙宇墙内，但其自由的科林斯圆柱却与在罗马的一样美观华丽。一座圆形的竞技场，可容纳2万人，仍然为定期举行庆典的现场。罗马人所兴建、为尼姆输送饮水用的水渠，最后却变成了加尔（Gard）河的桥梁。这个巨大无比的废墟，至今仍遗留在市区以外崎岖不平的乡间，高矮大小不同的拱门对比，相映生辉，显出罗马的工程艺术的确不同凡响。

在地中海东部的罗讷口上，恺撒建阿勒雷特城（Arelate），希望它能取代反叛的马赛利亚城，作为造船中心和港口。在恺撒诞生之时，马赛利亚（今名马赛）就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一直到恺撒逝世时为止，它都保持着希腊的语言与文化。希腊的农业、植树、葡萄种植栽培法及其文化，都经由这个港口传到高卢，最重要的是西欧与古希腊和罗马都在此进行交换货物的贸易。它是罗马帝国的大学中心之一，尤其以法律学校最为著名，在恺撒以后，它便逐渐衰落了，但仍维持其古代自由市的地位，不归行省总督管辖。再往东是弗伦尤里（Forum Iulii，今弗雷瑞斯）、安提波利斯（Antipolis，今昂蒂布）和尼西亚（今尼斯）——这是在滨海阿尔卑斯的城市。自阿勒雷特溯罗讷河而上，可抵今阿维尼翁和阿劳西奥。在这里，仍遗有一座奥古斯都时代的大拱门及一座罗马的大剧场，至今仍然可以欣赏到古代歌剧的演唱。

高卢各省中最大的一省是卢格杜南西西，由其首府卢格杜努姆（今里昂）得名，位于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点，及由阿格里帕（罗马军人政治家及工程师）所筑各大道的交叉处，成为一个富庶地区的贸易中心和整个高卢的首府。它的铁、玻璃和陶瓷工业发达。在1世纪时，就能维持20万的人口。向北有卡比龙努姆（Cabillonum），今名沙隆；恺撒杜南，今名杜尔；奥古斯托都南，今名奥坦；塞纳布姆，今名奥尔良；卢特提亚，今名巴黎。据罗马皇帝尤里安描述：“我在可爱的卢特提亚度过了冬天，因而高卢人都以巴黎为小城之名——河中一小岛……此地产名酒。”

贝尔吉卡包括法国和瑞士部分领土，几乎全是农业地区；其工业大部分附属于各个别墅，由其所遗留下来的许多遗迹，可见当时贵族生活的豪华和舒适。在此地区，由奥古斯都建造的城市有今日的苏瓦松、圣昆丁（St.Quentin）、桑利（Senlis）、博韦和特拉维（Trèves）等城。最后一个城市——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兰（Augusta Trevirorum）是防卫莱茵河部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因而著名。在戴克里先统治下，它取代了里昂，成为高卢首府。在5世纪，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城市，至今仍有许多古罗马的遗迹——如筑在罗马城墙内的尼格拉（Nigra）门、圣巴巴拉（St.Barbara）浴场。在附近的伊格尔（Igel），有塞昆第尼（Secundini）家族墓，以及在其邻近尼乌马根（Neumagen）要塞营区的浮雕。

在这些城市中及其周围的生活，虽然已逐渐改变了其外表，其天然的条件也在不断的蜕变中，但高卢人仍保有其固有的品格和穿着长裤的风格，并保存其语言达三个世纪之久。拉丁文在6世纪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其被罗马教堂运用，但现也正被其融会于法文中。罗马在高卢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就是文化的传统。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诸如尤里安和丰克·布伦塔沃（Funck Brentano）等人曾经想过，如果没有罗马的征服，法国也许会过得更好。但也有更伟大的历史学家们相信，罗马的征服，只是日耳曼人征服高卢的替身而已。德国古典历史学家蒙森说：如果恺撒未在那里获胜的话，

各民族的移民可能早在400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也可能在意大利的文化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或非洲和西班牙生根以前，就已经有了。伟大的罗马将军和政治家都意识到，日耳曼的各个部落就是罗马和希腊世界相互敌视的敌人。由于其坚定的政策，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积极防御系统，甚至还有细致的计划，教导人民以河流和人造的城池来保护罗马帝国的边疆……而为希腊、罗马的文化获得了开化西方所必需的喘息机会。

莱茵河是古罗马和初期文化之间的界线，高卢未能保卫那条界线，罗马做到了。这一事实，决定了欧洲直到今天的历史。

不列颠

在约公元前1200年，有一支凯尔特人越过高卢，在英格兰定居。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种黑发人，可能是伊比利亚人和头发淡色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人种。他们征服了这些土著，并与其通婚，最后分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约公元前100年，另外一支由欧洲大陆而来的凯尔特人，将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族人驱逐出去。当恺撒到来时，发现该岛的居民有好几个独立的部落，每一部落都有一个野心勃勃的酋长。恺撒为这些住在英吉利海峡以南、所谓高卢的部落，取名不列颠民（Britami）。因为恺撒相信，沿这两岸的居民，属于同一种族。

凯尔特不列颠人（Celt Britain）在风俗、语言和宗教上，大致与凯尔特高卢人相像，但其文化较为落后。凯尔特不列颠的文化，约公元前6世纪始由铜器进化到铁器，较高卢人落后三个世纪。约公元前350年，马西利奥特（Massiliot）的探险者皮西阿斯（Pytheas），自大西洋航行至英格兰时，发现肯特（Kent）的坎提（Cantii）早已有繁荣的农业和贸易，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并有丰富的铜、铁、锡和铝等矿藏。在恺撒时代，当地的工业就能在其各部落及欧洲大陆间产生积极的商业作用，并以铜和金铸造钱币。恺撒的侵入是侦察性袭出，他获得了双重的保证：首先是各部落间无力作团结的抵抗；其次是各种粮食足能供其在适当时机，统率部队去进攻。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以4万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其部队的纪律、军备和熟练的技术使当地的土著无法招架，不列颠因而沦为罗马的一省。公元61年，英国一部落的女王布狄卡（Boudicca）起而领导反抗，指责罗马军官强暴其两个女儿，掠夺其领域，并将其许多自由人卖为奴隶。正值罗马总督保利努斯忙于征服马恩岛（Isle of Man）时，布狄卡的军队击溃了与其对抗的一个罗马军团，并直扑伦迪尼姆（Londinium，即伦敦）城——塔西佗说，已经攻到了“商人的主要住宅区和一个做买卖的大市场”。在那里，或在维努拉米乌姆（Verulamium），今名圣奥班斯（St.Albans）的所有罗马人都惨遭杀害。等到保利努斯及其兵团追上叛军时，被杀的罗马人及其盟友已达7万人。布狄卡女王及其两女同站在战车上英勇作战，最终败北，饮毒液而亡，并有8万不列颠人被屠杀。

塔西佗说其岳父阿格里科拉（公元78—84年为不列颠总督）如何开化一个“粗野、分散和好战的民族”：设立学校，传播拉丁语，并鼓励各城市和富人兴建庙宇、广场及公共浴场。据讥讽的史学家说：“罪恶的诱惑逐渐地深入不列颠人的心中；浴场、门廊和豪华的宴会，也成为一时的风尚；那些在实际上只用来训练奴隶的新礼仪，也被一些深信不疑的不列颠人称为润饰人性的艺术。”在各次迅速的战役中，阿格里科拉带着这些艺术，征服了克莱德河（Clyde）和福斯河（Forth）地区，击败了3万苏格兰人的军队。当多米提安将其召回时，他还想继续挥兵前进。哈德良自索尔维湾筑城（公元122—127年），横过该岛70英里，到泰恩河口，以防苏格兰人的侵入。20年以后，罗马军队再往北，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筑了一条长33英里的安东尼长城。在两个世纪以来，这些防御的城堡，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屏障。

当罗马统治稳定时，其统治采取较为宽大的政策，各个城市均由当地人组织的元老院、代表大会和地方行政长官来管理。乡间则如同高卢一样，交由部落的酋长来治理，但应受罗马人的监视。只是文化不如意大利那样的城市化，也不如高卢的那般丰富，但因为受罗马的刺激和保护，不列颠的城市成为现在的形态，其中有4个城市为罗马的“殖民地”。在那里的自由人，均享有罗马公民的资格：卡穆洛杜南（Camulodunum），即今天的科切斯特，成为罗马在不列颠的第一个首府，并为省执政会议的所在地；林坦（Lindum），今林肯城，宣布过其古代的特权；埃博拉库姆（Eboracum），今约克，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及格勒维乌姆（Glevum），格洛斯特城之名（Gloucester）是由格勒维乌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镇”字 [1] 演变而来。切斯特（Chester）、温切斯特（Winchester）、多切斯特（Dorchester）、奇切斯特（Chichester）、莱斯特（Leicester）、锡尔切斯特（Silchester）以及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都始于罗马统治的头两个世纪。这些都是很小的城镇，居民大约为6000人；但它们都筑有道路、排水沟、市集、公共广场、庙宇及以石为基的瓦顶房屋。在维罗科尼乌姆（Viroconium，今罗克斯特），筑有一座能容纳6000人的公共会堂，还有可容纳数百人同时沐浴的浴场。萨利丝泉（Aquae Salis，“咸水”之意），今为巴斯城，从其所遗温泉浴场来看，是古代著名的胜地。隆狄尼乌姆因位于泰晤士河上，并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在经济和军事上占重要地位；人口达到6万后，不久就取代了卡穆洛杜南的地位，成为不列颠的首府。

大部分罗马伦敦的住宅，都是砖墙和灰泥的房子；而小城镇的住宅，则为木造，其建筑视天气而定：用山形的屋顶使雨水和积雪流出，窗户多，阳光充足。因为据斯特拉博说：“即使在晴天，能见到太阳的时间，也不过三四个小时而已。”但房屋的内部却采用罗马的式样——地板嵌花，浴室很大，墙有壁饰，甚至远胜过意大利住宅的建筑，利用热空气导进墙中和地板下的中央暖气。从表面矿脉就可开采的煤，不仅被用作房屋的取暖，而且也被用来作工业处理，如炼制铝矿的燃料。古代不列颠的各种矿产，显然为国家所有，却租给私人企业开采。在巴斯，有一个制造铁制武器的工厂。瓷器、砖瓦的制造，可能业已发展到在工厂制造的阶段，但大部分的工业却仍停留在家庭、小型商店和别墅中制造的形态。罗马造的5000英里道路及无数的水路运输，都是红砖内销的大动脉。在国外贸易方面，正好和不列颠目前的情形相反，数量不大，以原料的输出来换取制造的货物。

在罗马统治的四个世纪中，罗马的文化对不列颠人及其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拉丁语成为政治、法律、文学及少数知识分子的语言，但在乡间和城市中的许多工人阶层，还保留着凯尔特人的口音。即使到目前，在威尔士和马恩岛的居民中，仍然有其各自的语言。在不列颠的罗马学校，除传播知识外，还决定了罗马形式的英文字母，大量的拉丁词语成为英语的词语。各种庙宇的建筑，都以奉祀罗马的众神为主，但一般人仍尊奉凯尔特人的神祇和庆祝的节日。甚至在各城市中，罗马仍然无法往下扎根。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虽然使其人民获得了稳固的和平及该岛在工业革命以前所无法达到的繁荣，但其人民对这一统治却显得非常的冷淡。

蛮族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决定不征服日耳曼人，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若日耳曼人被征服，并像高卢一样被加以罗马化，则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就可能只有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种古典文化、一种语言了。而且，中欧本应该成为对抗东部游牧民族的一个缓冲地区，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对日耳曼人的压力曾引起日耳曼人对意大利的入侵。

我们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他们自己却从未用过这个名称，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其由来和时间。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他们是在欧洲莱茵河与维斯图拉河（Vistula）间，多瑙河和北海（North Sea）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间各独立部落的混杂人种。自奥古斯都至奥勒留的两个世纪中，他们逐渐地由漂泊的牧猎生活改变为从事农耕的村落生活。但他们在那时候还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等到他们很快地把所耕种的土地用尽时，他们就继续迁移，以武力征服新的土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塔西佗的话，那么战争就是日耳曼人的酒和肉：

开垦土地，期待四季正常的生产，并不是日耳曼人的行为准则。你将更容易地说服其去攻击敌人，在战场上流血，争取荣誉。以流汗的方式去获得要流血才可以获得的东西，在日耳曼人看来，是军人不值一试的懒惰行为。

罗马的历史学家，在悲叹其民族在奢侈与和平享乐的状态下腐败、衰落之余，用道学家的口吻，描绘日耳曼人的好战本性及女人用热情去鼓励他们上战场和并肩作战的情形。临阵退却对日耳曼人来说，乃是终身的耻辱，其中还有许多因而自杀的情形。在斯特拉博笔下的日耳曼人，“比高卢人更野蛮，更高大”。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似曾读过塔西佗的作品，他的预言总结为：“对于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以及那些不适于享乐、奢侈和具有财富的人而言，只要多加一点奇妙的技巧和纪律——我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你们（罗马人）只要能恢复祖先的美德，就可以对付他们，而立于不败之地了。”

据塔西佗报道：在平时，这些战士是相当懒散的。他们以吃大餐和喝大量的啤酒过日子（可能在狩猎或收获之后），家事则任由妇孺去做。日耳曼人娶妻，以牛或武器做礼品，向女方父亲购买而来。对其妻子和子女操有生杀大权，但应获得其部落代表大会的许可。虽然如此，妇女们仍具有崇高的荣誉，并经常被请来裁决部落的各种纠纷。妇女们也和丈夫一样，可以自由与其丈夫离婚。有些部落酋长为多妻制，但普通的日耳曼人家庭则为一夫一妻制，并维持崇高的婚姻道德（我们可以深信）。通奸罪，“很少听到”。关于妇女方面的惩罚，是剪去其头发，并令其裸体通过大街，边跑边被追打。妻子愿意的话，得准予堕胎，但一般人都生有许多子女。无子女的男人很少；家庭的财产由父子继承，世代相传。

日耳曼的人口，包括四个阶级：（1）不自由的人，其中有些为奴隶，大部分都是农奴，限于在土地上工作，并向地主缴纳产品；（2）恢复自由的奴隶——不享受特权的土地承租人；（3）自由人——地主和武士；（4）贵族——其家庭是来自神的地主，但其权力为世袭，并有武装的侍卫保护。部落代表大会由贵族、侍卫和自由人组成。他们携带武器出席会议，选举酋长或国王。通过议案时，则以矛相击，发出铿锵声，或以多数人沉重的喉声表示拒绝。第二和第三类的人，部分从事日耳曼人所擅长的手工和冶矿工业，第四类的人，提供封建制度下日耳曼的地主和武士。

对于这样简单的社会组织而言，实际上很少有什么高级的文化产生。在这一时期，宗教也只限于由对自然的崇拜，转而膜拜神人同形的神祇。塔西佗称他们为战神马尔斯、信使墨丘利及大力士海格力斯——可能是指Tiu（胜利之神Tyr）、Wodin（战神Odin）和Donar（雷神Tor）；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中，每周有四天的日子来纪念他们和爱神芙蕾雅（Freya）。有一位女神赫莎（Hertha，大地之母），在处女时，因天神而受孕怀胎；由于各个不同的仙女、小妖精、水妖、巨人和矮子而产生了各种幻想和需要。祭祀战神沃丁（Wodin）要用人类为牺牲，对其他诸神，则奉以味美的动物为祭品。日耳曼人的崇拜，选择在森林中的旷野举行，因为他们认为，把大自然的精神局限于人类手造的住宅，是悖逆情理的事情。他们没有像高卢或不列颠僧侣那样掌有大权的祭司阶级，但也有男女传教士，主持宗教仪式，或权充法官审理刑事案件，及以研究白马的动作和马嘶的情形来占卜未来的凶吉。他们也像高卢人一样，有专以吟诗讴歌为业者，以粗犷的音调朗诵各部落的传奇古谈。他们也有少数能写能读的人，并把拉丁字母修改为日耳曼的“文字”。他们的艺术作品，简单朴素，但他们也有用黄金做成的作品，技术精巧。

罗马兵团自日耳曼撤出时，仍然保留对莱茵河流域的控制，并将其广大的谷地分为两个行省——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后者包括荷兰和科隆以南至莱茵兰的地区。这里过去是个很美的城市，罗马人称之为科洛尼亚·阿格丽品西斯（Colonia Agrippinensis），是尼禄的诞生地，曾被尼禄作为纪念其母亲的殖民地（公元50年）；50年以后，成为莱茵兰最富庶的新殖民地。上日耳曼省，由莱茵河南行，经莫冈提亚库姆（Moguntiacum，今梅因斯）、阿夸埃·奥勒利亚（Aquae Aurelia，今巴登巴登）、阿根托拉图姆（Argentoratum，今斯特拉斯堡）和奥古斯塔、劳里科努姆（Rauricorum，今奥格斯特），到文多尼萨（Vindonissa，今温迪斯格），几乎所有这些城市，一般都有许多庙宇、公共会堂、剧场、浴室和公共雕像的建筑。罗马派去防卫莱茵河的兵团人员，有许多都住在营外，与日耳曼的女人结婚，等到兵役终了时，就留下来在那里定居。在罗马时代，莱茵兰可能就像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一样，人口稠密，物产丰富。

据我们所知，罗马的军事工程人员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有一条有城堡的道路和300英里长的城垣，每隔9英里，就有一个城堡。它对罗马的贡献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在罗马人的生育率远落后于日耳曼人时，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了。尤其是多瑙河，虽被古人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其边防的作用却更脆弱。多瑙河以南是半开化的各省：瑞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大约包括在我们年轻时代所知道的奥地利、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罗马人在现代的奥格斯堡（奥古斯都城）所在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文德利科努姆（Vindelicorum），作为从意大利通过布伦纳山口到多瑙河这条通路上的主要驿站。沿多瑙河，他们建立了两个筑有城堡的城市——一个是今为维也纳的文多博纳（Vindobona），另一个在布达（Buda）城鸟瞰佩斯（Pesth）城高地的阿昆克（Aquincum）。在潘诺尼亚东南，以及现为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的萨沃河（Save River）上的锡尔米姆（Sirmium），即今天的米特罗维卡，成为戴克里先时代所征服的四个首府之一。在潘诺尼亚以南的达尔马提亚省，由于罗马人、希腊人和当地人经商的努力，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展的港口有塞罗纳（Salona，今斯培拉托）、阿波罗尼亚（近瓦罗纳）和都拉基乌姆（今都拉索）。罗马帝国时代最强悍的军士，都是来自多瑙河以南的这几个省份。而且，在3世纪，也是由于这些地方诞生的军人皇帝，才能在两百年来阻挡住蛮族侵入的灾祸。潘诺尼亚以东，是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其首府萨米泽格图萨目前业已消失。在莫西亚（Moesia）的南部与东部地区的多瑙河上，有两个足以自夸的城市——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和特罗埃斯米斯（Troesmis，今伊格里萨）；一个靠近伊斯克尔河（Isker）的撒尔底迦（Sardica，今索非亚）；在黑海海岸有三个主要城市：伊斯特努斯城、托米城（今康斯坦察）和奥德苏埃城。在这些深受蹂躏的殖民地，企图以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武力来征服那些在大河以北生长和游牧的哥特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及其他蛮族的努力终于落空。

罗马无法使这些在多瑙河以南的各省开化，是导致其败亡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古老强大的民族来说，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难以完成。因为这个伟大民族的活力，正随着其毫无生气的享受而逐渐消失。但在北部的部落，因有强健的体格，冒险犯难的精神蓬勃。直到图拉真以金钱补助萨尔马特人来获得和平时，才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留以成千的日耳曼人移入罗马帝国定居时，罗马的堤防就已决口。日耳曼军人被欢迎进入罗马的军队，并晋升为指挥官。因此，意大利人的家族就逐渐衰微，而大量的日耳曼人却在意大利成家立业。在此情况下，罗马化的运动便背道而驰：蛮族人反而同化罗马人了。

但无论如何，西方（如果非北方的话）能获得古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就是非常宝贵的成就了。至少，也许在战争的痛苦中产生了获得和平的艺术；而且，人类能够将其刀枪改造为犁头，不致使城市的安逸和贫穷的地方腐烂。当蛮族的祸患衰退时，由于西班牙和高卢地区的活力，可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暴君的种子，也可能会在残酷无情的罗马兵团所到之处，带来罗马的法律及令人激励的希腊文化，使其开花结果，并获得宽恕。

注释

[1] 哈弗菲尔德（Haverfield）也同样有类似解释。更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变化字，是拉丁文“Castrum”，为堡垒，或“Castra”，为军营之意。大多数由罗马建造的不列颠城市，都是根据罗马军营的棋盘计划设计的。

第三章 罗马希腊

普鲁塔克

罗马曾设法对希腊表示慷慨，也确实做得不少。罗马在新征服的阿哈伊亚省（Achaea）未设置关防，纳税也比罗马本身的税收人员以往所要求的少，各个城邦也获准依其旧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其中有许多城邦——雅典、斯巴达、普拉蒂亚、德尔菲及其他各城邦——都是“自由市”，除对外宣战的权力外，不受其他的限制。

然而，由于希腊对古代自由的热望，以及受罗马大将、高利贷者和商人擅长贱买贵卖的压榨，它还是参加了米特拉达梯的反抗，但遭受到最严重的挫折。雅典惨遭蹂躏包围，在德尔菲、伊利斯、埃皮达鲁斯等古城，其圣堂的财产也遭受劫掠。过了一代，恺撒和庞培、安东尼和布鲁图曾先后在希腊决斗，在希腊征兵、征粮、收缴黄金、分两次征收二十年的赋税，使各个城市陷于贫乏的绝境。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希腊的亚洲部分虽然恢复了旧观，但希腊的本土仍然贫乏不堪，由于受到罗马征服的破坏，远不如因斯巴达所实行致命的专制、雅典发生混乱的自由及人民和土地凋落所受影响的严重。因此，希腊许多富有创业精神的子孙，远离乡土，去追求更新和更富庶的土地。埃及、迦太基和罗马新政权的兴起及希腊东部工业的发展，使其祖国的古典精神逐渐丧失殆尽。罗马虽对希腊大加赞赏，对其艺术却大肆劫掠：斯考鲁斯搬走了3000座雕像用于他的剧场，卡里古拉命令其妾的丈夫去希腊，到处搜掠雕像；单是尼禄就劫走了德尔菲城半数的雕刻。一直到哈德良时代，雅典人始终都无法展露一丝笑容。

伊庇鲁斯王国在马其顿战争时代忍受了罗马人愤怒的冲击，元老院也任士兵们掠夺，其中有15万的伊庇洛特人被卖为奴隶。奥古斯都在尼科波利斯为伊庇鲁斯建立一个新的首府，以庆祝其在附近亚克兴的胜利。在那里文明一定曾受到相当的尊重，因为这个“胜利之城”，曾为希腊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建有住宅，并给予其讲学的机会。马其顿的境况，比其忠心耿耿的芳邻要好；因其矿产和木材丰富，及从阿波罗尼亚及都拉基乌姆跨过马其顿和色雷斯到达拜占庭的埃格那提亚路，使其商业活动加速发展。在这条大道沿线（部分仍保留迄今），有该省的各主要城市——埃泽萨、培拉和帖撒罗尼卡。这里最后一座城市——据我们所知，今为萨罗尼加，但对现代的希腊人而言，仍以其古名见称，即色萨利之胜利。它是该省的首府、省参政会所在地，也是巴尔干半岛与亚洲往来贸易的大港之一。再往东，是色雷斯省，以农业、畜牧和矿产为主，但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如撒尔底迦、阿德里安堡、佩林塔斯及拜占庭。商人和鱼贩在此金角湾发迹，但在此腹地的希腊殖民，则遭受蛮族的侵略。所有内陆谷类，均由此装运出口，但所有经过西徐亚和黑海的商业，则应缴付过路费。鱼群通过这个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几乎是跃入网中。不久，君士坦丁承认这一位置为古罗马和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

塞萨利在马其顿以南，特产有麦和良马。埃维亚岛为古老的岛屿，与维奥提亚一样，以牛著名。据狄翁描写，其在2世纪又恢复到蛮族的时代；穷人尤其不满土地与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富人不满日益加重的捐税和崇拜仪式；家族不满私有财产和贫困，几乎把繁荣的农村人口及在卡尔西斯和埃雷特里亚两地所饲养的牛群全部消灭。苏拉的各项运动，使维奥提亚在重税之下无法复苏。斯特拉博说：“底比斯，只是一村庄。”然而，经过一个世纪来的和平，普拉蒂亚获得繁荣。喀罗尼亚是菲利普和萨拉获胜获得皇位的地方，仍然保留着相当的盛名，即使其最杰出的国民，也不愿离去。普鲁塔克说，此城已变得甚小，所以，他也不忍离去而使其更小。在普鲁塔克一生平静的事业与温和的思想中，我们发现在令人沮丧的史实中，也有更为美好的一面，就是带有古代纯正美德的中层阶级的人，能专心一致地为民服务，有温馨的友谊和父母的爱。在我们的故事中，实在没有比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更动人的人物了。

他约公元46年生于喀罗尼亚，于公元126年在家乡逝世。尼禄在希腊累战累胜时，他还在雅典求学。他可能有相当的收入。他到埃及和小亚细亚旅行过，并到过意大利两次。在罗马以希腊文授课，他可能还为其国家担任过某种外交职务。他喜欢这个伟大的首都和当地新兴贵族的礼仪与荣誉的生活，欣羡禁欲主义者的规范，并同意罗马诗人恩尼乌斯的说法——罗马是由道德与品格所造成的。当其想到当时在世和去世的贵族时，他就想到以罗马的英雄和希腊的英雄作比较。他不仅建议撰写历史或传记，并主张以英雄的典型来作为美德和英雄主义的教育，甚至其著作《比较列传》（Parallel Lives ）在其心目中，就是《道德论集》（Moralia ）。他一生都从事教学的工作，从不放过说教的机会，把道德的观念融于故事中，但有谁能比他做得更恰到好处呢？他在所著《亚历山大传》（Alexander ）中告诉我们，他重视品格甚于历史，希望把希腊的伟人和罗马的伟人放在一起来比较，将为读者带来一些道德上的兴奋剂和英雄气概的冲劲。他曾经很坦率地承认，由于长久与名人为伍，他自己也获得了长进。

我们不能期望他也具有一般历史学家的良心和精确性。他对人名、地名和日期的考证都出现了许多错误。有时候（假如我们能够判断的话），他对各种事件也有误解的地方。他甚至对传记家的两大任务也未能达成——由遗传、环境和现况来显示其主题的人物和事业的起源及由成长、责任和危机来显示品格的发展。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就像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一样，人的品格就是他的命运。但所有读过其《名人列传》（The Lives ）者，没有人能感觉到其中的缺点。其描写生动，章节紧凑刺激，奇闻逸事感人，评论公正，风格高雅。在全书150页中，言必有物，句句中肯，没有一点杂乱的感觉。有100位名人——将军、诗人和哲学家，都已为本书的价值作了证人。法国作家罗兰夫人（Mme Roland，1754—1793年）说：“它是伟人的牧场。”法国散文家蒙田写道：“没有普鲁塔克，我实在很难下笔。它是我每日必读的一书。”莎士比亚也有许多故事取材于此，其对罗马政治家布鲁图的看法，通过普鲁塔克回到罗马贵族的时代。拿破仑几乎随时随地都携带着这本名人列传。德国诗人海涅在阅读这些传记时，很难控制自己不跳上马背去征服法兰西。它是希腊所留下来最宝贵的一本书。

普鲁塔克在地中海地区游历了一番之后，回到了喀罗尼亚。他有四子一女。他经常去雅典旅行，从事演讲与写作，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直到寿终。他认为，以其所学去从事公职是一种责任，他的同胞选他担任建筑监督官，而后他担任行政长官和国民参政会代表。他主持市政的各项庆典和节目，并在空闲时间，担任德尔菲神殿神谕复现的祭司。他认为，由于知识上的怀疑而拒绝固有的信仰是不智之举，主要的事情不在教条，而在于对人类脆弱的道德所给予的支持，及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的成员与子孙之间结合而成的牢不可破的关系。在他的判断中，宗教情感的刺激是生命中最深切的经验。由于其容忍和虔敬，他对罗马人和希腊人祭祀礼仪所撰写的各篇论文，可说就是他对比较宗教的研究。他曾为所有的神辩护，认为只要离开尘世和凡俗的世事，都是一种至尊的范围，永生不灭而无法加以形容。因此，介于中间的精神（神）就必须要创造和管理世界。由于魔鬼的领导，另外也有邪恶的精灵，才是大自然和人类所有混乱、缺少理性和恶习的根源与替身。普鲁塔克认为，相信个人的不朽——获得奖赏的天堂，洗涤罪恶的赎罪所，受惩罚的地狱——是好的。他深信，就是尼禄在赎罪所也可能会变成纯洁，而认为只有少数人才会受到永久的惩罚。他谴责迷信的恐怖比无神论者更糟。他也相信占卜、神谕天机及梦中的预兆。他并不伪装成原始的哲学家。他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哲学家阿普利亚及许多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把自己描述为柏拉图的一个门徒。他谴责享乐主义者，以深恐毁灭的阴影来代替地狱的恐惧，并批评斯多葛学派的“矛盾”，但他却像斯多葛学派一样，认为“遵循上帝的意旨和服从理性，都是同一件事”。

他的讲演和论著等，经搜集成为《道德论集》，因其中大部分都是阐扬生命智慧的说道，措辞简要恳切，从讨论老人留任公职的适当性到鸡或蛋的优先秩序，无所不谈。普鲁塔克虽然喜爱图书馆，但他承认，健康要比好书更为宝贵：

有些人由于贪食，就好像正在准备粮食去围攻什么似的，他们都赶去豪饮一番……粗淡的食物，更有益于健康……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在荒乱中撤退，只有黑面包和无花果充饥时，曾慨叹道：“这真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享受啊！”……酒如能在愉快的场合和水共饮，乃是最有益的饮料……尤其唯恐因肉食所引起的消化不良，因其最初令人抑郁不快，而后所剩余的，是有害健康的毒质。因此，除其他的食物以外，最好不使身体习惯于肉类的需要，因为地球上有大量的产品，不仅有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可以供人享受，并使人感到舒适。但习惯已经成为一种非自然的第二天性，我们人类食用的肉类应……作为我们节食的支持者。我们应食用其他的食物……使能与自然更一致，不使理性的才能萎缩退化。事实上，这种才能，是由粗淡的食物刺激而产生的。

他追随柏拉图，主张妇女有平等的机会，并提出许多在古代受过教育的女性为例（有若干是其圈子内的人），但他对男人犯通奸罪的看法，却与无宗教信仰的男人采取一样宽容的态度：

如男人在私生活上，因追求乐趣而采取放荡不拘的态度，与情妇或女用人苟合，则其发妻不必发怒。为了她的地位，她应检讨使其丈夫与另一女子发生苟且行为的原因。

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动人的论著受到人类温馨的共鸣，使我们大家都富有高度的人情味。我们不因其观念的平凡粗俗而感到不快。他所主张的“中庸之道”，就是一剂解除我们这一代思想抑郁的良药。他的见识、幽默感以及以实例教人的精神，都使我们无法拒绝，甚至就是那些肤浅平凡的日常谈话，也同样地具有效力。我们能够找到一位内心充满快乐的哲学家，实在是一件令人精神振奋的事。他向我们提出建议，让我们来感谢生命所提供的共同恩典和赐予，并认识到再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所享受的许多福祉和舒适的生活，但我们也一定要……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及我们所看到的阳光感到愉快……好人岂不应该把每天的生活，都当作一次宴会看待吗？……因为，世界是最庄严的庙宇，也是最有价值的上主。人类出生在这个庙宇当中，他的存在，并不是用人工雕成的毫无动作的石像，由于神圣性的心灵，使我们获得意识……甚至太阳、星星、月亮和清水常流的江河，以及生产粮食的地球，也莫不如此……因为这种生命，是步入神秘的高潮中最完美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内心，应该永远都充满着欢欣和愉快。

晚秋的时间

普鲁塔克经历过当时的两大运动：宗教复苏及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前者是普遍性的，后者只限于雅典和希腊东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6个繁荣的城市，但对希腊的思想没有什么贡献。帕特拉之所以能在罗马和中世纪历史上，甚至迄今仍然存在，是由于其西部商业和繁忙的纺织工业。奥林匹亚的繁荣，是靠参观菲狄阿斯的宙斯雕像或到奥林匹克赛会旅游的客人来维持。在希腊历史上，最轻松愉快的事就是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各种比赛，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到394年，由罗马狄奥多修斯大帝（Theodosius）予以终止。在希腊历史学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和希罗多德时代，有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来对参加盛会的大众发表演讲。据狄奥·克力索斯托（Dio Chrysostom）描述，作家在对过往的听众宣读其“愚昧的作品”，诗人在朗诵诗歌，演说家在慷慨陈词，“许多诡辩学家，就像美丽的孔雀一样”，在向群众振翅，故弄玄虚，但他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如同休息一样的肃静平凡。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描写观众都拥挤在无棚的看台上，汗流浃背，受太阳的炙烤或雨淋，在兴奋激动之余，忘了一切。当每一次竞赛结束之时，就引起一阵骚动和呼叫。原来在尼米亚、科林斯地峡、德尔菲和雅典娜大道等地举行的各项赛会，仍然继续不辍；同时增加各种新的竞赛，如哈德良时代的泛希腊赛会；其中有许多包括诗歌、演说或音乐的竞赛。在希腊讽刺文作家卢奇安的著作中，有一个剧中人问：“在各项大的庆祝节目中，你岂能不听听古典音乐？”此外，还有竞技搏斗的活动，也被介绍到科林斯的罗马殖民地，其后扩散到其他各个城市，直到酒神剧场被屠杀污染为止。许多希腊人——狄翁、卢奇安和普鲁塔克都曾抗议过对神的亵渎。犬儒学派哲学家狄摩那克斯要求雅典人在尚未打倒雅典可怜的祭坛以前，不准谈革新；但罗马的各种赛会，仍然在希腊各地继续举行，直到基督教的全盛时期为止。

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仍然保持正常的活动；埃皮达鲁斯城，因为病患的到来及前往古希腊医神阿斯库拉庇乌斯庙（Asclepius）参观者的络绎不绝而发迹；科林斯则由于控制着越过海峡的贸易，经恺撒之重建后，一个半世纪以内，成为希腊最富庶的城市。但因其人口复杂，种族不同（其中大部分都是离乡背井、道德沦落的罗马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埃及人），他们重商业利益、享乐、不讲道义。爱神阿佛洛狄忒旧庙仍然是科林斯色情业的中心，营业不衰。据罗马哲学家阿普利亚描写，他在科林斯所听过的豪华舞曲，正代表着帕里斯的评价：“爱神维纳斯，除其美好的腰际有一点丝质的薄衣覆盖而外，全身赤裸；而这袭亵衣却在随风飘荡。”自古希腊名女阿斯帕西娅（Aspasia）以后，科林斯的风尚就未有过改变。

从迈加拉进入阿提卡，沿途的农村一片荒凉，为穷困的一大景象。伐林、腐朽和矿藏的枯竭所造成的战争、移民、捐税及种族的自杀事件，致使罗马的和平难于实现。在阿提卡地区，只有两个繁荣的城市：艾留西斯城（Eleusis，由于其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年都吸引许多谋利的人到那里去），雅典则为古希腊的教育文化中心。雅典的古代制度——执政会议、代表大会、执政官——仍然在发挥作用。罗马已把阿雷奥帕古斯（Areopagus）初期作为裁判所及保障财产的地位予以恢复。统治者如安条克四世（叙利亚国王）、罗马犹太国王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等，都曾与百万富翁如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竞争为该城捐赠行善。希罗德以大理石重建大竞技场，几乎挖空了彭特利库斯山，并在卫城山麓筑诗歌朗诵台，或音乐厅。哈德良则拨款完成奥林匹亚神殿的建造，使天神宙斯获得安息之所，以纪念其盛年时期的冒险犯难精神。

同时，雅典人在文学、哲学和教育方面，并不作沽名钓誉的竞争，使许多有钱的青年和学者都能到学校去。雅典大学有教席10名，由市政当局或皇帝捐赠，并设立私人讲座和家教私塾，主讲文学、语言学、修辞、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法律——通常在竞技场或剧场，有时也在庙宇或家中讲授。除演讲术或法律以外，所讲授的课程多不考虑训练学生谋生的技能。其主要目的是修炼学生身心，增进其理解能力及道德观念的灌输。这种教育使其产生了许多极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但也产生了无数陈词滥调，在哲学和宗教上制造了错综复杂的理论。

雅典有大部分的收入要依赖学生，所以要忍受各种笑谑的生活方式。“新生”要受到玩笑的愚弄，以至伤害到一般的市民。不同派别教授的学生，变成激进的行动队，相互攻击，有时还发生类似今天青年学生在校园里“争夺手杖”等的暴乱。有些学生认为，他们在城里与妓女、赌徒厮混，要比跟哲学教授学习获益多。我们从阿尔西夫龙（Alciphron）所获得的资料得知，那些妓女们把教授当作不解风情和无能的对手。但在师生之间，常常也有一种欢愉的友谊存在。有许多老师邀请学生共进餐宴，指导学生阅读，探访病中的学生，并常常将学生进步的情形传报家长。除少数教授支领国家的薪金以外，大多数的教师均以学生所缴的费用为生。其中有四所讲授哲学的学校，校长的年薪为1万德拉克马（6000美元），由帝国的国库支付。

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之下，“第二个诡辩”时期发展起来了——相互抗衡的演说家与哲学家在有精神或物质的报酬时，往来于各个城市，发表演说，教授学生，在法庭辩护案件，住在富豪人家，担任精神顾问，有时也在各城邦担任荣誉特使。在公元初3个世纪期间，整个罗马帝国都非常盛行这种运动，尤以希腊世界为最。据狄翁说，当时的哲学家多如补鞋匠。新派诡辩学家也和旧派的人士一样，没有共同的主义，以能言善辩著称，吸引大量听众，因而在许多情形中，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或为皇室所喜爱，或因而致富。但他们与早期的诡辩家不同，很少提出宗教或道德的问题；他们比较重视形式和风格，着重演说的技巧，而不注意已经动摇的世界信仰和道德的大问题。诚然，新派的诡辩学家是热爱古代信念的卫道者。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为我们这个世纪保存了主要诡辩家的生活方式。有例为证：提尔（布匿城邦之一，在今黎巴嫩南面）的阿德里安（Adrian）在雅典攻读修辞学，后来成为当地的修辞学泰斗；他在就职演说词中曾很自豪地说：“文学又再次来自布匿。”他乘坐备有银制马具的车子去演讲，穿戴华丽，珠光闪闪。罗马皇帝奥勒留过访雅典时，曾以难题要阿德里安即席发表演说，以考验其才华。阿德里安就以该命题发表演说，确实不凡。因此，奥勒留即赏以各种荣誉，金、银、住宅和奴隶，应有尽有，并擢升他在罗马主办修辞讲座。虽然阿德里安用希腊语主讲，但其演讲之动听，确实非常吸引人，致使议员们都宁愿休会，老百姓也放弃欣赏哑剧的机会，去听他演讲。像这样的行业，几乎宣布了哲学的死刑。因为哲学已为修辞学的浪潮所吞没，当它学习表达时已停止了思考。

另外一个极端是犬儒学派。我们曾在别处有所讨论——他们穿着破烂，胡须、头发散乱，随身携带着行囊、手杖，生活俭朴，有时甚为猥琐。他们过着和托钵僧侣一样的生活，有一个僧侣团的组织，新皈依和长者的阶级不同，不结婚，也不工作，蔑视文明的习俗与虚伪。他们谴责所有政府均为强盗与赘物，嘲笑所有的神谕、神秘的宗教仪式和神灵。人人都嘲笑他们，尤以诡辩家卢奇安最为露骨。不过，卢奇安对狄摩那克斯也极为钦仰，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犬儒学派，放弃其财富，在恬静的穷困中生活。狄摩那克斯一生（公元50—150年）都在帮助别人，为敌对的个人及城邦调解争端；雅典人对任何事物都要嘲笑，但对他很尊敬。由于他拒绝对神奉献牲品，曾遭受雅典法庭的起诉，他以众神并不需要奉献及宗教对一切都仁慈作辩护，获得无罪的判决。凡雅典国民会议遇有争论时，只要他一出现，即足以使其争议缓和。因此，他不发一言，就离开了会场。在其年迈之时，他的习惯是不请而随意到人家里去食宿，但雅典的每一家庭都在寻求此荣誉。卢奇安对佩维格里努斯（Pevegrinus）极不同情，因其曾试图皈依基督教，放弃其接受犬儒学派的支配，谴诋罗马，呼吁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并摆好自焚的柴堆，点火自焚，而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公元165年），使奥林匹亚的集会大为震惊。犬儒学派如此轻蔑生命和财富，他们为基督教会的僧侣们铺设了道路。

韦斯巴芗、哈德良和奥勒留在雅典设立哲学讲座时，对犬儒学派和怀疑学派都未加以注意。他们承认的只有四个思想的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禁欲学派（斯多葛学派）及享乐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学派曾将柏拉图对理性的信仰，冲淡为卡涅阿德斯的普遍怀疑论；但后者逝世以后，该学派又趋向于正统主义，阿斯卡隆的安条克又回复到柏拉图对理性、不朽和神的各个观念。他曾在柏拉图学院教过西塞罗。亚里士多德书院当时正专注于泰奥弗拉斯托斯对传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过于虔敬的评论。伊壁鸠鲁学派处在当时的宗教时代，正逐渐衰微。

斯多葛主义在很久以来，一直是占尽优势的哲学。它早期极为严正的完美主义，因受到帕那提奥斯（Panaetius）和波塞多尼乌斯两人的影响，变得温和了。他们都是罗得斯岛人，帕那提奥斯于西庇阿逝世（公元前129年）后回到雅典，担任斯多葛派首领。他把上帝解释为充满在所有事物中的物质精神或生命。故其出现在植物中，则为生长的力量；在动物中，则为灵魂；在人类的心灵中，则为理性。他的继承者将这种模糊的泛神论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宗教哲学。这种在道德上修行的斯多葛理论，逐渐演变而接近于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据一位观察者说，在2世纪，犬儒学派与斯多葛主义者所不同的，只在穿着破烂的外套而已。在爱比克泰德时代，也和奥勒留时代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两种运动正向基督教的教义迈进。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0年生于弗里吉亚的希拉波利斯城，为一名女奴之子，故其本人也是一个奴隶。其由主人手中辗转买卖，到处漂泊，很少接受什么教育，直到后来成为伊巴弗洛狄图斯的财产继承人。埃帕弗罗狄图斯是一位在尼禄法庭中获得自由的人，很有势力，经其特准后，爱比克泰德始成为鲁福斯的学生，后来成为自由人。爱比克泰德的健康不佳，跛足，显然是受其主人虐待所致，但他仍能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年70岁。爱比克泰德一定在罗马讲过学，因为在多米提安禁止哲学家的时代，他也在逃亡的行列。他在尼科波利斯（希腊西北的一座古城）定居下来以后，有许多地方的学生因受其演讲的吸引，纷纷前来该城听讲。其中之一是尼科美狄亚的阿利安（Arrian），后来成为卡帕多西亚省的总督。阿利安可能是用速记将爱比克泰德的讲词记录下来，然后出版为《辩论集》（Diatribai ）——现在被列为世界名著，其名称为《论说集》（Discourses ）。它不是正式说教或枯燥乏味的文章，而是含有古典风格简单的说话，平直、幽默，措辞亲切，却极为中肯有力。爱比克泰德为人严于律己，对人公正无私。人们对他粗犷的作风，也加以嘲讽。狄摩那克斯在听到这位老处男商议婚姻大事时，曾以讥讽的口吻提出让其与自己女儿结婚的要求，但爱比克泰德并未表示不满。他以教授智慧的服务与“生男育女”同样伟大为理由，婉辞了这门亲事。后来，因为需要人协助他照料一位由其救起的弃婴，他还是结了婚。在爱比克泰德的一生中，他的声名远播整个罗马帝国，哈德良皇帝也曾以朋友之道待之。

爱比克泰德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像苏格拉底一样，对格致学或抽象的形而上学都没有兴趣，不想去建立什么思想体系；其唯一主题及热心所追求的，就是幸福的生活。他问道：“不管现存所有的事物是否为原子……或火，或土，我都不关心。学习善与恶的本质还不够吗？”哲学不是指阅读有关智慧的书，其意义在于如何训练自己做明智的实践。所以，此一问题的本质在于人必须约束其生活和行为，使其幸福尽量少靠外在的东西。这并不需要去过遁世的独居生活；相反的，“享乐主义者和流氓恶汉”因使人不为大众服务而受谴责；好人则将参加民事的活动。但他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运气的变化——贫穷、丧亲、羞辱、痛苦、奴役、监禁或死亡。他必须了解如何去“忍受和扬弃”：

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说“我失去了它”，而要说“我已把它偿还了”。你有丧子之痛吗？他已被收回去了。你有丧妻之忧吗？她已经归去了。“我的农场被抢走了”，好吧，这也是被收回去了。只要上帝把它给了你，就当作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一样照料它……“啊呀！我应该有一条跛足吗！”奴隶！那么你是否因为一条卑贱的腿，而责备整个宇宙？你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一份免费的礼物，送给大家呢？……我必须在异乡流浪，是否会有任何人很镇静地面带笑容来阻止我不要去呢？“我要把你关进牢里去。”你关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我一定要死；那么，我死也要抱怨吗？……这些就是学哲学所应该有的历练及每天应该把它写下来实行的……讲坛或监狱都是地方，只是一个高，另一个低罢了；但你在这两个地方，所能保持的道德目的是相同的。

奴隶在精神上也能够自由，如第欧根尼；囚犯也能够自由，如苏格拉底；皇帝也能够为奴隶，如尼禄。在好人的生活中，甚至死也是一件小事；如其发现邪恶远超过善行时，他可以死而不惧。在任何情形下，他都可以镇静如常，迎接死神的降临，因为这是大自然智慧的秘密：

若五谷也有灵感，它们是否要祈祷，永远不被人收割呢？……我要奉告诸位，永生不死是一种天罪……船也会下沉。我应该做什么呢？不管我能做什么……我死而不惧，不退缩偷生，也不向上帝喊冤，我只承认，有生命就有死亡。因为我是全体的部分，正如一小时是一天的一部分一样；所以，我必须像时间的到来和时间的流逝一样地生活……只能把自己当作缝制衣裳所用全部针线的一条线……不要以为事事都能如意，但要预知，事事的发生本来就是一定的。这样，你就会感到心安理得了。

虽然爱比克泰德时常说大自然是非人格的力量，但也常常在其观念中，灌输有关人格、智力和爱的意义。爱比克泰德时代所特有的宗教气息，使其哲学与斯多葛学派的帝王所有的自我崇敬相近，故其作品极易为皇帝赏识，使其很快地获得共鸣。他具有当时当地所特有的能言善辩的禀赋，但他解释说：“上帝创造若干供食用的动物，若干则用于耕种，其他乃生产乳酪。”他认为，人类的心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工具，只有神圣的创造者才能使其存在。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有理性，我们就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追溯到我们祖先第一个人类时，则我们应该发现他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在字义上来说，上帝就是我们大家的祖先，而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人类是有悟性的，他看到过对世界的管理，他了解最伟大而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就是人类和上帝的制度（一体），万事万物的产生，尤其是有理性的生物，都是来自上帝的种子——为什么人类不应该自称为世界的公民呢？……他难道不是上帝的子民吗？……只要人类能够专心一意地赞成这一原则……我认为，他内心就不致有卑鄙或下流的思想……切记，当你在用膳时，想想要用膳的人是谁及你在给谁营养；当你与女人共住时，想想要这样做的人是谁……你总是与上帝有关系的，但很可怜的是，你并不知道呀！

爱比克泰德在解释一段可能是由圣保罗所写的文字时，勉励其学生，不仅要忠实地顺从上帝的意旨，而且更要在人群中成为上帝的使徒：

上帝说：“去吧，要为我作见证。”……想想看能够说些什么，“上帝差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他的战士和见证人，告诉人们吧，悲伤和恐惧都是徒然的；对一个好人来说，不管生死，他都不致遭遇到什么邪恶。上帝随时随地都在差遣我；他以贫穷和牢狱来磨炼我，使我能为他在人群中作更好的见证。由于我所承担的是这样的使命，我岂能再担心我的地位，或谁是我的同僚，或他们说我什么？不，相反的，我的整个个性，岂不应该受制于上帝及其律法与戒条吗？”

至于他本人，除对事物的神秘与光辉有无限的敬仰和感激外，还写过一篇歌颂创造者的非宗教性的《尊主颂》（Magnificat ），而成为宗教史上至尊的文献之一：

有什么语言能赞扬上帝的一切创造呢？……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除唱诗赞美神，并宣扬其益处外，我们岂不应该或公开或在私下多做一些别的事情吗？当我们在工作和吃饭时，我们不应该唱诗赞美上帝吗？……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多数人都成了盲者，那岂不应该有人来代替你，并代表大家为上帝唱赞美诗吗？

虽然我们在此找不出形容不朽的字词，而且这些观念导源于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但我们在这些文献中所发现的，实可与早期基督教的许多态度媲美。他谴责奴隶制度，斥责死刑，并希望以病患的待遇来照顾囚犯。他主张每日力行审察，并宣告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箴言。他还补充说：“如果有人说你的坏话，不必辩驳，只要说：‘他不知道我还有其他的过失，否则，他不会只提到这些呢。’”他要人以善报恶，而且在“受到辱骂时要容忍”；要常禁食，并“抑制物欲”。有时，他也带着隐士不屑一谈的轻蔑口吻，说及肉体的存在：“在所有事物中，肉体是最污秽和最不愉快的东西……我们爱一件东西，以致我们每天都愿为它做奇妙的服务，这是令人不胜惊异的事情。我把这个袋子装满了东西，然后又把它倒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麻烦的呢？”其中有些段落颇有圣奥古斯丁的虔敬和纽曼的口才：“主啊，从今而后，请照您的意旨使用我；我要一心侍候您，我是属于您的。我不求免除您属意的一切。不论您在哪里，请给我指引；不论您穿的什么，请给我穿。”而且，他也像耶稣一样，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去管明天：

把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父和我们的守护者——这样还不够使我们免除忧惧吗？有人问，如果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如何能有东西吃呢？但对……动物，我们要说什么？每一种动物，都能自给自足，不缺少食物，也不会有不适合其生存的方式，并且还能和大自然和谐地生活。

基督徒诸如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aint 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赞扬过他，并将其所著《手册》（Encheiridion ）稍加修改列为僧院生活的指南。爱比克泰德也曾拜读过耶稣的教义，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人。

卢奇安和怀疑主义者

无论如何，在这个泛希腊文化的末期，仍有怀疑主义者将普罗泰戈拉的怀疑论调复苏，并有一个嘲笑相信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的傲慢和柏拉图的魅力的卢奇安的出现。庇罗（Pyrrho）学派仍未过时；克诺索斯的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于1世纪期间，在亚历山大港将其各项否定的言论改写时，提出有名的《十个方法》（Ten Modes ），或称为《矛盾论》，使知识成为不可能。 [1] 在2世纪末期，有一位出身不明的塞克都斯，写过几部带有毁灭性的书，其中尚存三册，使怀疑哲学最后有了定型。塞克都斯把整个世界都作为自己的敌人；他将哲学家分成各不相同的派别，然后，逐一予以消灭。他的写作正如刽子手一般的犀利有力，并具有古代哲学家所特有的脉络一贯、条理分明的特性。有时也带有几分讥讽的幽默，但他对逻辑的剖析含有悲剧的气氛。

塞克都斯说，无论哪一种辩论，对同样的说法均能加以反驳；因此到最后，讲理性实在是多余的事。除非有完全的归纳法为依据，否则演绎法是不可信赖的；但完全的归纳法也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否定的例子”何时会出现。“原因”只是一个有规律的先例（如休谟所重述的），所有知识都是相对的。同样，善与恶没有客观的标准，道德的观念随地区的差异而改变，品德的定义也随朝代而不同。所有在19世纪时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辩论，及在仁慈的无所不能者与世俗的苦难之间所有的矛盾，在此均有记载。但塞克都斯完全是一位地道的不可知论者，因为他曾断言，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不可知论是一种教条。但他安慰我们，我们不需要确实性。因为概率就足以应付一切现实的目的，在哲学问题上中止判断（止住、不说话）就能获得一种随遇而安的平和，而不致扰乱心灵。同时，因为没有什么是肯定的，就让我们接受我们这一时代和这一地区的习俗和观念，并对我们古代的诸神作适度的崇拜。

如果卢奇安过去会笨拙到用标签的方法来束缚其判断力的话，则其也可能属于怀疑学派。除了恻隐之心外，卢奇安在各方面和伏尔泰相似。他写的哲学非常精辟，没有任何人认为他是在从事哲学的著述，而好像在传播希腊文化一样。他生于遥远的科马吉尼省的萨莫萨塔城。他说：“我是从幼发拉底河来的叙利亚人。”其祖籍是叙利亚，但可能有闪米特人的血统。他做过一位雕刻家的学徒，后来改投一位修辞学家的门下。他在安条克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成为一位“独立学者”，以教书为生，尤以在罗马及高卢为多，然后（公元165年）在雅典定居。他晚年因贫困，曾获得奥勒留的救助，奥勒留派这位不敬的怀疑论者在埃及担任公职，直到寿终。他的逝世日期不详。

卢奇安的著作，留下来的有76本小册子，直到现在，其中有许多仍和他在18个世纪以前对其朋友和听众所讲的一样清新、恳切。卢奇安曾试过各种形式的写作方法，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善于对话录的写作，所著《神女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Hetairai ）拥有广大读者。从他作品中可知，他对神的兴趣比对描写风花雪月之韵事更为浓厚；他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从未有过差错。在他所著《迈尼普斯传》（Menippus ）中曾说：“当我年纪小时，听到荷马和赫西俄德所写有关众神的故事——不贞的神，掠夺的神，残暴、好讼、乱伦的神，因此引发了我深深的兴趣。但当我转到人间的情况时，我所看到的法律与诗人所描写的恰好相反，法律不容许有通奸、强奸的存在。”迈尼普斯感到很困扰，请求哲学家们为他解释这一疑难，但他们忙于彼此间的辩论，致使他混淆不清。因此，他便为自己制作了翅膀，飞上天空去为自己找寻答案。天神宙斯慷慨地接待他，并准其观察奥林匹斯山众神的职司。宙斯则在静听各种祈祷，“……其中在海边的一位祈求北风，另一位则祈求南风。农夫求雨，漂泊者求太阳……宙斯也感到迷惑了。他不知道要准许谁的祈祷，从而真心体会到柏拉图学派终止判断的经验，展示出一种与庇罗本人的缄默与平衡相称的价值”。有些祈求为神所拒绝，有些祈求为神所准许，伟大的神安排日常的天候：“西徐亚下雨，希腊降瑞雪，亚得里亚海有风暴，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降雪约1000蒲式耳。”宙斯因自己的神殿受到外来新神的潜入，感到心烦不安，故下达一道敕令说，由于奥林匹斯山都挤满了外国各神，祭神的酒价大涨，旧有的真神正受到驱逐和压迫，所以要组织一个七人委员会来审判缘由。在《诘问宙斯》当中，一位享乐学派的哲学家问宙斯，众神是否也要受到命运的支配？温和的天神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哲学家问：“那么，人类为什么要为你献祭呢？如果命运统治人类和众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呢？”宙斯说：“我明白了，你是与那些可恶的诡辩家站在一边的。”在《宙斯悲剧》（Zeus Tragoedus ）一书中，这位神的心情忧郁，因为他看到许多人聚集在雅典，聆听享乐派的人达米斯在否定，而禁欲派的达摩克里斯却在证实众神的存在与对神的切望的问题。最后达摩克里斯不支而逃。所以宙斯对未来感到失望。信使神赫尔墨斯安慰他说：“留下来的信徒还有许多——大多数为希腊人，人们的身体和残渣及对人无理的野蛮人。”像这样的说法，对卢奇安的思想并没有提出指责。

卢奇安对修辞学和哲学的怀疑，与其对旧有宗教的怀疑并无二致。在其所著《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 ）论集之一中，卡隆（Charon，在希腊神话中以渡死人灵魂过河为职司的神）命令一位正在乘船渡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修辞学家：“把你常用的冗长的及那些对比的句子和均衡的分句删去！”——否则，这只船沉定了。在“赫尔莫提穆斯”（Hermotimus ）一章中，有一位很热心的学生开始去研究哲学，希望能获得什么以代替信念，但他对教师们相互竞争对抗的虚荣心和贪婪的情形大感震惊。他们相互间的论战、辩驳，使他在知识上和道德上依然一片空白，毫无所得；因此，他下了这样的结论：“我要像躲开疯狗一样地离开哲学家。”卢奇安对哲学所下的定义是，试图“登上能看四方的高地”。从这一高地来看，生命之于他似乎是一种可笑的混乱和一种杂乱的乐章，使所有参加跳舞的人，只能各自依个人的意志来转动舞步和大声呐喊：“直到总管之人，把他们从舞台逐一解散为止。”在“卡隆”一章中，他描述了一幅能以超人的肉眼自天顶见证人类黑暗现实的图画：人类在耕作、劳动、争辩，在法庭争讼，放高利贷，欺诈和受骗，追求黄金或享乐；他们的头脑中有不能理解的希望、恐惧、愚行和仇恨；最重要的，还有为每一个人类原子结成生命之网的命运之神；有人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然后又一败涂地；而且，每一个人都依次被死神的使者带走。卡隆看到两军正在伯罗奔尼撒岛交战，就批评说：“笨蛋！他们并不知道，虽然他们每一边都应该赢得整个伯罗奔尼撒岛，但到最后，个体不过只能获得一席之地而已。”卢奇安生来本性公正，他讥讽富者的贪婪、贫者的嫉妒、哲学家的作茧自缚、众神的不存在。最后，他表达了后来为伏尔泰提出的说法，认为人必须要从事庭园的栽培。迈尼普斯在发现泰雷西阿斯在下层世界时，曾问他，最好的生活是什么？这位年老的预言家回答说：

普通人的生活最好，也是最审慎的选择。不要再去做形而上学的臆测愚行，探索来源和终结；把所有聪明的逻辑都当作无稽之谈，只要追求一个目的——你怎样才可以去做适合你做的事，而且要永不愤怒、永远含笑地去做。

如果我们把希腊人在纪元初两个世纪的思想总结起来看，不论卢奇安如何，我们可以发现，它（希腊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宗教的。人类曾一度对信仰失去信心而归于逻辑，但他们又对逻辑失去信心，之后又蜂拥着归于信仰。希腊的哲学，已从原始的神学，经过早期诡辩学派的怀疑主义，到德谟克里特的无神论、柏拉图和睦悦人的言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及斯多葛的泛神论，回到神秘主义、屈服和虔敬的哲学，完成一个循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已由创始人的功利主义的神话，经过卡涅阿德斯的怀疑主义，到博学专一的普鲁塔克，不久就形成为普罗提诺的天堂幻影。毕达哥拉斯在科学上的成就虽已被人遗忘，但其再生的领悟却又获得了另一种生命。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正在探讨数字的神秘论，并祈求在最少数的神降凡以后，他们可能会——如果须经炼狱的话——享受到与上帝聚会的幸福。禁欲主义不再是贵族自豪和嘲笑的哲学，而成为奴隶最后的正义之声。其所主张的世界最终浩劫的理论，反对肉体的一切享乐，顺从上帝潜在的意志，都在为基督教神学和理论铺路。这种东方的思潮，正在侵袭攻夺欧洲的城堡。

注释

[1] 其中若干为：（1）不同的动物，甚至不同的人，其五官（例如眼睛）的构造与形式不同，故其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看法才真实呢？（2）这些器官所表达的，只是该物象的一部分——例如有限的颜色、声响及气味；很明显，我们对这种物象形成的知觉是局部的，是不可靠的。（3）某种观感有时与另一种观感互相冲突。（4）我们的身心情况会使我们的知觉带有色彩，或不带色彩——醒或睡，少或老，动或静，饥或饱，爱或憎。（6）某一物象的外观随周围媒介状况——光线、空气、冷热、湿气等——而变，哪一种外观是“真”呢？（8）没有自知或绝对的东西，而只是与别的东西的关系。（10）个人的观念，视其所成长的环境习惯、宗教和法律而定，任何人均无法客观地去思考。

第四章 希腊文化的复兴

罗马埃及

埃及照理应该是最好的乐土，它受着尼罗河的灌溉，在整个地中海盆地上，它是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富有谷类和水果，每年可收获三次，其工业为他国所不及，输出达100个国家，而且罕受对外战争和内战的干扰。然而——也许正因为这些缘故——约瑟夫斯（犹太史学家）写道：“埃及人在其全部历史中，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自由。”他们的财富很诱人，但为亚热带气候所苦而无精打采，在其50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暴君或征服者。

罗马帝国不把埃及列为一个省份，而是把它当作皇帝的资产，派遣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地方长官统治。用当地的希腊官吏去管理三省——下埃及、中埃及、上埃及——及36个州郡的行政，其通用语言仍旧是希腊语。罗马无意使埃及的人口都市化，因为埃及的主要功能只是罗马的谷仓。无数的大块土地经由祭司之手，转入罗马或亚历山大的资本家之手，作为大地主的领地，由惯受无情剥削的埃及农奴耕种。在农业程序中，每一步骤皆由国家计划管制：由但求多产的官僚们决定应该种什么谷物及其数量，每年由官方配发所需的种子，后将产物收入政府谷仓，除去输出罗马的定额（实物税），其余的向市场出售。五谷和亚麻，从种子到发卖，均由国家经营。只有法尤姆准许出产砖、香料和麻油。其他行业是准许私营的，但须接受重重的条规限制。所有矿产资源皆属国家所有，大理石和宝石的采掘则是政府的特权。

埃及的国内工业由来已久，这时候更在几个大都市中扩张——托勒密城、孟斐斯、底比斯、奥克西林库斯、赛斯、布巴斯提斯、诺克拉提斯、赫利奥波利斯等。在亚历山大城内，工业是这个首都的半条生命。很明显，其造纸工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了，因为斯特拉博告诉我们造纸原料的水草养殖场主人曾经如何限制生产以提高市价。僧侣们利用寺院的土地作为工厂，造出精美的亚麻布织品，供自己使用，也供应市场。在埃及，奴隶只限于做家务，外面的劳务罕用他们，因为所谓“自由”的劳工，工资也很低，仅能免于饥寒而已。有时，工人要罢工，离开工作岗位，走入寺院受到庇护。在那里，他们被饥饿所迫或为甜言蜜语所引诱，而回去工作。偶尔增加工资，物价也随之上涨，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同业公会是允许的，但绝大部分是商人和管理者所组织的。政府利用那些公会作为代理人，替政府收税，强迫组织劳工从事堤防、运河及其他公共工程。

内地的贸易很活跃，但很缓慢。道路的情况很坏，陆上运输要靠人、骡子或骆驼——那时候非洲都用骆驼代替马。大部分交通是利用内河水道。一条大运河，河宽150英尺，是在罗马皇帝图拉真时代完成的，穿过尼罗河和红海，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在运河的阿尔西诺港、梅约斯荷莫斯港及贝勒奈斯港，每天都有许多船只开往非洲或印度。为生产和贸易提供资金的银行制度，完全由政府控制。每一州的首府，各有一个州银行，作为收税机关和公款储存所。对农工商业的贷款，或由政府办理，或由僧侣以寺院资财贷放，或由私营的贷款协会贷出。一切生产、加工、出售、出口或进口，甚至坟墓与葬礼，都要抽税；且时时征收额外的指定税，贫民以实物纳税，富人则在做礼拜时缴纳。自奥古斯都到图拉真，这个国家——或其主人们都很富足，但好景一过，无止境的献纳与抽税使财源枯竭，又因严格管制经济的昏聩而一蹶不振了。

走出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城，依然是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埃及人；罗马化只限于尼罗河口之地。到2世纪，甚至希腊人的那个最大城市——亚历山大，也呈现出东方大都会的特性、语言和风味了。有850万人口的埃及，那时其首都已有80万人（1930年为57.3万人），仅次于罗马的人口；而在工商业方面，则位居第一。一封不大可靠的哈德良皇帝的信说，在亚历山大城内，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每一个人都有职业，连跛子、瞎子都可以找到工作。这里有成千种的商品，尤以玻璃、纸张和亚麻织品生产规模最大。亚历山大是当时的衣服与时装中心，式样由它决定，产品也由它制造。它的大港口，许多码头连接起来有9英里长，它的商船队来往于世界各海洋，结成一个商业网。它又是观光中心，备有许多旅馆、向导和翻译人员，为前来观光金字塔及宏伟的底比斯神庙的旅客服务。那条主要大道，宽67英尺，两旁排列着支柱、拱廊和引人入胜的商店，店中都陈列着迷人的古代手工艺品。许多十字路口都有广阔的空地，或方形，或圆形，称为“plateai”（广场）——这就是意大利文“piazza”及英文的“plaza”与“place”三个词的来源。在大道中心处，点缀着许多堂皇富丽的建筑——一个大戏院、一个商品陈列馆或交易所，属于海神、恺撒和农神的几个庙宇，一个著名的塞拉比尤姆神庙或塞拉庇斯神庙及以“博物馆”或“艺术之家”闻名于世的一群大学建筑。全城分为五个区，其中一个区完全是宫廷、花园及托勒密王室的行政大楼，这时候则改作罗马长官公署了。此处，有一个很美的陵庙，里面躺着本城创建人——亚历山大大帝，其尸体装在玻璃框内，用蜜糖浸着。

在亚历山大城内，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波斯人、伊索匹亚人、叙利亚人、利比亚人、西西里人、西徐亚人、印度人、努比亚人，几乎所有地中海的人民，都有一份。他们构成一种极易挥发燃烧的混合物，吵吵闹闹，凌乱不堪，聪明善谑，说话无耻，多疑而迷信，淫荡而无德，对戏院、音乐及种种竞赛爱之若狂。狄翁把那里的生活情形描写为“跳舞者、吹口哨者及谋杀者们的一种永无止境的酗酒狂欢”。卡诺珀斯是最好的消遣郊区，夜间乘船航行五英里前往该处寻欢的人，使运河上十分热闹。有许多音乐比赛会和赛马，都能使人兴奋喝彩，两者可说不相上下。

据斐洛说，此城的人口中犹太人占40％，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受雇于工商业，其生活十分贫苦。他们中也有不少商人，包括少数放债的人，又很富有，能在政府中获得令人妒羡的地位。他们的居住地，最初只限于全城1/5的地区，这时候人口膨胀，已占有2/5的地区。他们仍受自己的律法与长老管理，埃及托勒密王室曾给予他们特权，可以忽视任何与他们宗教相抵触的法令。他们为自己庄严华丽的犹太大教堂而荣耀，那是一个有列柱的会堂，很大，远离圣殿的教徒们，根本听不到祭司的话，所以要利用一套信号，才能使他们适时唱圣歌。据约瑟夫斯说，亚历山大犹太人的道德生活，与纵淫的“异教徒”相比较，是可以作为后者的模范。他们对于知识的教养很积极，对哲学、历史和科学也很有贡献。在此城中，各时代都有种族斗争的骚动。约瑟夫斯有一篇短文，题为《反阿庇昂》（Against Apion ）。我们在其中发现所有原因、论据及故事，正是今天困扰犹太人与非犹太教徒关系的。公元38年，一群希腊暴民侵入犹太人的几个教堂，坚决地要每一个犹太教堂都放置一个卡里古拉的像，作为他们的神。罗马的埃及行政长官弗拉卡斯取消犹太人的亚历山大市民资格，并命令那些迁往原定犹太地区之外的犹太人必须在数日之内回到原先的犹太地区去。在这一事件中，希腊居民曾焚毁了400家犹太区外的犹太人房屋，杀死或用棍打伤许多犹太人。又逮捕了犹太元老院议员38人，在一个戏院中当众鞭笞。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丧失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事业及他们的储蓄。弗拉卡斯的继任人将此事报告卡里古拉，接着有不同的两个代表团——五名希腊人及五名犹太人——前往罗马（公元40年），向卡里古拉各自陈说其原因。但是卡里古拉还没有审判这件案子就死了。克劳狄乌斯皇帝恢复了亚历山大犹太人的权利，认可他们的市民资格，并严令双方和平相处。

斐洛

晋见卡里古拉的犹太代表团，以哲学家斐洛为团长，斐洛的兄弟是犹太首领，或在亚历山大经营犹太出口业的经理。据尤西比乌斯说，斐洛出生于一个古祭司家庭。我们对他的生活别无所知，但是，他的许多著作向希腊世界详细解说犹太教义，那些著作已经表现出他的虔信宗教与豁达大度的性格。他生长于僧侣环境中，尽忠于他的人民，却很爱好希腊哲学。他的毕生目标，就是要使犹太人的《圣经》及其生活习惯，与希腊人的思想特别是“最神圣的”柏拉图哲学，加以调和。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抱定这样的原则：所有事情、性格、教条及《旧约》的律法，都有一个寓意的和照字面解释的意义，代表着道德上或心理上的真理。他用这种方法，任何事情都能够证明。他用希伯来文写的著作并不好，而他的希腊文却写得非常好，仰慕他的人士甚至说“柏拉图的文章像斐洛”。

与其说他是哲学家，毋宁说他是神学家。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至诚成为普罗提诺和中世纪意识的前兆。在斐洛看来，神在世界上是确实存在的，是灵的永生，是无法形容的。理性能够知道他的存在，但不能用品格来描述，因为每一品格都是限定的。把他想象成人类的形状，那是退让于人类的感觉想象。神无所不在，“人能发现哪里没有神在吗”？但他不是万事万物。物质也是永生不灭和不能创造的，然而，除非注入圣灵之力，否则他就没有生命，不会动，也没有形。神使用一群中间的灵异，即犹太人所谓的“天使”，希腊人所谓的“丹摩尼斯”及柏拉图所谓的观念，赋予物质以形，并使其与人发生关系，而创造了世界。斐洛说，那些中间的灵异，一般人会想象成人，其实只在神意中存在，一如神的思想和力量。把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就构成斯多葛学派所谓的理性或圣理，用以创造和指导世界。斐洛在哲学与神学之间、观念与拟人化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他认为理性有如一个人。当他诗意盎然的时候，他称“理性”为“神的长子”，是智慧处女为神所生的儿子。他又说，神透过理性，已向人类显示了他自己。因为灵魂是神的一部分，灵魂透过理性就生起一个神秘的幻象，那幻象不是神，而是理性。也许，如果我们自己能够除去物质与意识的污点，并实行禁欲，做长时间的冥想，变成纯灵性的瞬间，我们或会有一入神的片刻，而看到神自己。

斐洛的“理性”是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其前人为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及斯多葛派，可能他知道近时的犹太文学，使一个具有神的智慧的人，成为世界的造物主。他一定是被《箴言篇》（第8章第22节）所感动，在那一节中，智慧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斐洛与耶稣为同时代的人，他显然没有听到过耶稣其人，也就不会知道基督神学的形成。犹太教师们大皱眉头，以为他的譬喻解释可能是用作借口，而忽视对律法的完全服从。他们认为理性说是从“一神论”中退却；他们又把斐洛那么热心于希腊哲学，视为文化同化、种族意识冲淡的威胁，结果将使分散的犹太人消灭。但是，基督教的神父们很赞美这位犹太人所说的沉思默祷，常引用他的譬喻教理，以答复批评希伯来《圣经》的人，并加入诺斯替派（Gnostics）与新柏拉图派，承认神的神秘幻象为人类事业的顶峰。斐洛曾试图居间调和希腊主义与犹太主义。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他失败了；从历史观点来看，他成功了。其结果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

科学的进步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高居希腊世界的首位，这是不争的事实。托勒密必须列于最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之林，尽管有了哥白尼，世界上迄今还时常引用托勒密的话。他生于尼罗河畔的托勒密城（他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亚历山大，他在那里从事天体观测，从127年至151年。他反对阿利斯塔克的地球绕日运动说，世界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就是因为此事。这个千古流传的错误，写在托勒密所著星辰的《数学排列》（Mathematiké Syntaxis ）中，阿拉伯人用一个希腊文的最高级形容词“Almegisté”（最伟大的）以名其书；中世纪，又把这个词儿讹为“Almagest”，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名《天文学大成》。此书一直支配着天文界，直到哥白尼推翻其说。可是，托勒密所主张的不过是把前代天文学家，特别是喜帕恰斯的作品与观察加以系统化而已。他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球形图，天体每日绕着一个不动的地球旋转。在我们看来，这个见解似乎很奇怪（虽然无法知道未来的哥白尼对目前的托勒密将有何作为），然而其地球中心的假设，较于当时天文学界所知的太阳中心观念，更能准确地计算恒星与行星的位置。托勒密更进一步提出“不全圆”的理论，以解释行星轨道，并发现月球的“出差”或轨道光行差。他用迄今仍然使用的视差法，测量月球与地球的距离，并算定其距离为地球半径的59倍，这与现今所认定的很接近。但是，他也像波塞多尼乌斯一样犯了一个错误——低估了地球的直径。

正如《数学排列》一书汇集了古代的天文学而成为最后的形式一样，托勒密的《地理大纲》（Geographical Outline ），也是古代地球表面知识的摘要。他勤勉制成的地球上各个主要城市的经纬度表，也因接受了波塞多尼乌斯对地球的谨慎估计而弄错了。但是，经过托勒密传播之后，这个错误很有鼓励性，哥伦布即因此相信，向西航行一定时间，可能到达印度。托勒密在地理上首先使用“平行线”与“子午圈”等名词。在他所制的各种地图上，成功地在平面上画出投影的球形。但是，与其说他是天文学家或地理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数学家，他的著作内容以数学公式为主。在《数学排列》中，他制作了一份很精美的弦线表。把地球半径分成60个第一小部分（partes minutae primae），就是我们现在的分；每一小分又再分成60个第二小部分（partes minutae secundae），就是我们现在的秒。

托勒密虽有许多错误，但确实具有真正科学家的镇静和耐心。他努力使所有结论皆凭观察（由他自己观察的很少）。在一个工作场内，他做过一次实验，他的折射光（optica）的研究受到喝彩，被誉为“古代最出色的实验研究”。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又写了一本《占星四书》（Tetrabiblios ），讨论星辰对人类生活的支配。

同时，名气较小的阿基米德，也正给这个古典世界一个间接的机会，上演工业上的革命。他是才华出众的发明家或汇编者，但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事情，仅仅是一本书——《英雄》（Hero ）。那是当时发行于亚历山大的一部长系列论文集，所讨论的是数学和物理学，那些论文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而保存下来。他曾坦白地告诉读者，他所介绍的定理或发明，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而是几世纪累积下来的。在《折射光学》（“Dioptra”）那篇论文里，他描写了一种像经纬仪似的工具，并定下一些法则，可测量实际无法接近之点的距离。在《机械》（“Mechanica”）篇里，他考虑过那些单一的器具，如轮子、轴、杠杆、滑车、楔子及螺丝等的个别用法和互相结合。在《气学》（“Pneumatica”）篇里，他研究空气压力，实验78次，大都是好玩的变戏法之类的内容。例如，把分离容器上部的通气孔关闭，可使酒或水从水壶底部的小洞溢出来。

这些玩意儿引起他的兴趣，他便开始制造压力水泵、火力引擎水泵、水压时钟、水压风琴及一个蒸汽引擎。最后这个奇巧的新发明是利用一根管子，把热水发出的蒸汽通到一个球形容器里面，再通过另一面的弯曲排泄口出去，使这个球形容器朝着与放汽相反的方向旋转。这位“英雄”极富幽默感，因此限制了他不能把他的发明发展为工业用途。他利用蒸汽来支持一个球悬在空中，使一个机器鸟唱歌，使一个铸像吹喇叭。同样，在《反射光学》（“Cotoptrica”）篇里，他研究光的反射，说明怎样制造种种镜子，能使一个人自见其背，或现出头部在下的倒像，又或者三只眼睛、两个鼻子等。他告诉魔术师们如何运用神秘的装置，以表演种种把戏。当一个硬币嵌在壶口内的时候，他能使壶中的水倾倒出来。他制造了一个神秘的机器，使热水通过其中，溢入水桶，再用滑车增大其重量，可以打开庙门。所有这些以及100种其他玩意儿，只使这位“英雄”成功地成为一个魔术家，却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瓦特。

亚历山大成为医学教育中心，由来已久。诚然，在马赛、里昂、萨拉哥萨、雅典、安条克、科斯岛、艾菲索斯、士麦那及帕加马，都有著名的医科学校；但是，每一罗马行省的医科学生，都到这个埃及首都学习。甚至迟至4世纪中，当埃及已经衰落的时候，阿米阿努斯还写道：“评定一个内科医生的手术，只要他说曾在亚历山大受训过，就足够了。”分科已在进行，菲洛斯特拉托斯说：“没有人能做全科医生，必须成为伤科、热病、眼科、肺病的个别专科医生。”尸体解剖已在亚历山大施行，甚至似乎还有过活体解剖的例子。这里的外科手术，早在1世纪的发展已像欧洲各地19世纪以前的情形。内科医生也不少，其中一位名叫梅特罗多拉的人，写过一篇讨论子宫病的论文，迄今仍保存着。在那时的医学史上，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名字。艾菲索斯的鲁福斯描写过眼睛的解剖术，已能区别出运动神经与感觉神经，他还改善了外科手术中止血的方法。亚历山大的马里纳斯的头部外科手术，很负盛名。安提鲁斯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眼科医生。西里西亚的迪奥斯科里斯写过一本《药品学》（Materia Medica ），用科学的方法叙述了600种草本药；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直至文艺复兴前，还是药品学的权威著作。他建议用子宫套避孕。他用于外科麻醉的曼陀罗药酒的处方，在1874年还被成功地使用过。

约116年，艾菲索斯的索拉努斯出版了一本著作，讨论子宫病与生产及婴儿的看护。在迄今保存下来的古代医学著作中，此书的地位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编辑的医学书及盖仑的著作。他叙述用一个子宫镜和一个助产椅，可使子宫手术很完美；他提出近乎现代的食物疗养法及手术意见，例如用油冲洗新生婴儿的眼睛；他建议过50种避孕法，大部分是在阴道上用药。还有，凡生产危及母亲生命时，他（与希波克拉底不同）是允许堕胎的。索拉努斯是古代最伟大的妇科医生，他的妇科著作无人可及，直到他死后1500年，才有帕雷更进步的著作。他写过40篇论文，如能全部保存至今的话，他或许可与盖仑齐名。

那时期最著名的内科医生，是一个帕加马建筑师的儿子，他名叫盖仑，意思是“清静与和平”，希望其子不要像他的妈妈。这个青年，14岁时爱好哲学，而且一生没有摆脱其诱惑。17岁时转学医科，先后求学于西里西亚、布匿、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希腊及亚历山大（一种流动性的古代学校），在帕加马一所角斗士学校中做过外科医生，有一个时期曾在罗马行医（公元164—168年）。在那里，他的医疗成功，有很多富人向他求医。他的讲演也吸引了不少名流。他的声名远播，每一个罗马行省都有人写信给他，请教医疗方面的事情，他也很自信地寄予药方。他善良的父亲没有忘记了替他取名的意义，劝他不要加入党派，要常常说老实话。盖仑遵照他父亲的叮嘱，把罗马许多医生的无知与贪财暴露出来，数年之后，他就不得不避开他的敌人了。奥勒留皇帝召他回去，医治其幼子康茂德，并命他随同远征马科曼尼战役。但盖仑很聪明，避开了远征，很快就回到了罗马。自此之后，除他的著作外，我们对于他的事情就一无所知了。

盖仑的著作，差不多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等量齐观。据说他有500卷著作，其中约有118卷保存到现在，约有2万页，涵盖各科医学，也有一些是哲学范畴的。今天，那些著作已经罕有医学价值，但其中有很多丰富的意外情况的知识，而其活泼的辩论精神也将长久存在。他爱好哲学，这使他养成一个坏习惯，只根据极小部分的归纳法，便用演绎法大事推论。他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过分自信，这常常使他误入武断主义的歧途而无法达到科学家的心境，又因他是医学泰斗，他的所有严重错误竟延续数世纪之久。虽然如此，他仍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和古代最有经验的内科医生。“我承认毕生犯有一种毛病——不相信任何人的陈述，只要可能的话，总要等到我亲自试验过才相信。”由于罗马政府禁止解剖人体（无论死的活的），他就解剖死的或活的动物，有时候，他从猿、狗、牛、猪的解剖所见，轻易作出人类骨骼构造的结论。

虽然他有这些缺点，但盖仑对解剖学的贡献还是大于古代任何一个观察家。他描写的头盖骨、脊梁、肌肉组织、乳糜管、舌与下颌腺的导管、心瓣等，都十分正确。他说一颗割取下来的心，在身体外面仍能继续跳动。他证明动脉内所容纳的是血，不是空气（亚历山大医学院400年来所教的是空气）。他没有先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现象。他认为，血的绝大部分是在静脉内一进一退地流动，其余的则自肺部与空气混合，从动脉中进退运动。他是解释呼吸原理的第一人，他的推测也是正确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主要成分在燃烧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他区别出肋膜炎与肺炎，解释说明静脉瘤、癌症及肺结核，并认定后一种是传染性的。另外，他首创实验神经学。他首先从事脊髓切断面实验，确定每一切片的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的功能，了解交感神经系统，认出了12对头盖神经中的7对，且知道切断喉部神经后，可随意使人患失语症。他说明脑的某一面受伤，会使身体的另一面发生神经错乱。他治好希腊诡辩家保萨尼阿斯左手第四、五两个指头的麻痹症，方法是刺激其臂部的神经丛，使控制那些指头的尺骨神经活跃起来。他在症状学方面十分熟练，喜欢不询问病人，径自开处方。他多用饮食、运动和按摩治疗病人，他对药品也是专家，到过很多地方采集稀有之药。与他同时代的医生，仍使用腐肉和尿液治病，他对此处方大加谴责。他建议用晒干的蝉治腹痛，用羊屎治肿疡，又列举很多种病可用百宝丹治疗——那是一种很著名的解药，曾替米特拉达梯国王解过毒，奥勒留皇帝每天饮服，此药方中含有蛇肉。

大发轻率的理论，使他作为实验家的记录被他自己弄得失色了。他嘲笑魔术与符咒，承认做梦可以预见；他认为有关月亮的词影响病人的状况。他拾取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之说（血、黏液及黑胆汁、黄胆汁），加上一点毕达哥拉斯四元素（地、水、火、风）学说，试图把所有疾病皆归于这四种体液或四种元素的错乱。他是一个坚定的活力论者，确信一种“Pneuma”，即充满活力的呼吸或精神，可使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生气勃勃。当时已有许多医生提出生物学的原理解释。例如，阿斯克列皮阿德斯说，生理学应该作为物理学的一科。盖仑反对此说，他认为机械只是许多零件的总和，有机体则不然，整体对各部分作有目的的控制。而且，只有目的才能解释器官的起源、结构及功能。盖仑还认为，宇宙也是如此，只有解释为某些神圣计划的工具，才能获得理解。

盖仑的“目的论”与“一神论”，使他得到基督徒的爱戴，后来又为穆斯林所喜爱。当欧洲遭受野蛮民族入侵时，他的著作几乎全部损失于骚乱中；但在东方，却被阿拉伯学者保全。11世纪以后，又由阿拉伯文转译为拉丁文。那时候，盖仑变成了无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中世纪医学的亚里士多德。

希腊科学的最后创造时代，随着托勒密与盖仑而终止。实验停止了，教条支配一切。几何的重述代替了数学，生物学变成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变成了普林尼。而医学则要等到中世纪时，才由阿拉伯和犹太的医生恢复为最崇高的科学。

沙漠诗人

从埃及越过红海，就是阿拉伯。无论埃及的法老、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还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或罗马帝国，都没有征服过这个神秘的半岛。人们只知阿拉伯沙漠有阿拉伯游牧民族，但在其西南的一个山脉和一条溪流，却有较为温和的气候及果实累累的植物。其地叫菲利克斯，即今天的也门。在那幽谷深处，隐藏着沙巴国（Saba），即《圣经》中的希巴（Sheba），盛产乳香、肉桂、沉香、甘松、树胶及名贵的宝石。沙巴人以他们建筑在马利亚巴（Mariaba）及其他城市的寺庙、宫廷和柱廊而引以为荣。阿拉伯商人不但以高价出售阿拉伯产品，而且以商旅队与亚洲贸易，从海上与埃及、帕提亚和印度进行贸易。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派遣加卢斯（Aelius Gallus）远征，想合并这个王国；罗马军团没有到达马利亚巴，即回师埃及，因疾病和天热，死亡甚众。奥古斯都引以为豪的是，罗马军队毕竟毁灭了沙巴的阿达那港（Adana，今亚丁港），从而控制了埃及与印度之间的贸易。

自马利亚巴往北的主要经商大道，是通过本半岛的西北角，古代称为阿拉比亚·佩特拉（Arabia Petraea），以其首都佩特拉（Petra）而得名。佩特拉位于耶路撒冷南方约40英里处。此城之得名，是因其四周被悬崖峭壁所围绕，城在中间，占有战略位置。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阿拉伯人（Nabatean Arabs）在此建立王国，靠着商旅队伍的过境而慢慢地富强起来。其国境的扩张，自红海海岸的路斯康（Leuce Come），沿着巴勒斯坦的东方国境，经吉雷松（Cerasa）与波斯特拉（Bostra），到大马士革。国王阿雷塔斯四世（King Aretas Ⅳ，公元前9—公元40年）统治时期，是该国登峰造极之时。佩特拉变成一个希腊化的城市，说阿拉米语（Aramaic），崇尚希腊人的艺术，满街华丽得像亚历山大。这一时期属于最佳的大冢时代，大冢是在城外石壁中开凿的——正面为两层的希腊柱廊，工程很粗糙，但很壮观，约有100英尺高。公元106年，图拉真皇帝把皮特亚巴并入帝国；此后，设其为阿拉伯行省，以波斯特拉为首府，而象征财富与权力的建筑，也就转到此城了。沙漠商旅队的会合点也转移到波斯特拉和巴尔米拉，佩特拉从此凋零，那些大冢便沦落为“牧人的厩房”。

这个大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直至我们这个世纪以前，其都市化的情形，历史上未曾重见。卢库卢斯、庞培、恺撒、希律、希腊诸王及罗马诸帝，无不以创建新城与修葺旧城而自豪。因此，沿地中海东岸北行，差不多不到20英里就会碰到一座城市——拉斐亚（今拉法）、加沙、阿斯卡隆、约巴、阿波罗尼亚、撒马利亚及恺撒里亚等。这些城市虽在巴勒斯坦境内，人口却有半数是希腊人，语言、文化及制度皆受希腊人的支配。当异教徒侵略犹太国的时候，那些城市是希腊人的桥头堡。希律花了很多钱建筑恺撒里亚城，使其配得上以奥古斯都、恺撒之名为城名。他为此城筑了一个优良的港口，一个很高的寺庙，一个戏院，一个竞技场，及“用白色的石头建筑的豪华宫室与无数大厦”。再往内陆进去，又有其他希腊化的巴勒斯坦城市——利维阿斯、费拉德尔菲亚、吉雷松及加大拉等。在吉雷松，有100个廊柱排列在主要的大街上。其寺院、戏院、浴场及水槽的残存物告诉我们，在2世纪的时候，这座城市是多么的繁荣。

加大拉有两个戏院的断垣残壁，皆留有希腊戏剧的纪念物。此城以学校、教授及作家而著名。公元前3世纪，此处住有一个迈尼普斯，他是犬儒派哲学家和幽默家，他的讽刺散文教导读者，除了清高的生活外，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他的言行给后来的革马拉、瓦罗和贺拉斯三人做了一个模范。在他的《叙利亚的雅典》（Syrian Athens ）里说，约与阿那克里翁同一时代，墨勒阿格（Meleager）费尽推敲，作了一首讽刺诗给美丽的少女和漂亮的男孩子们。他笔下所写的爱情是这样的：

晶莹的玉杯欢欣含笑，只因接触了芝诺斐拉之口，其甜如蜜，钟爱如醪。她怀着无限福惠的仁心，赐我芳唇亲吻，长时拥抱，尽情畅饮，令我魂飞九霄。

这些火焰熄灭得很快，在他的追忆中燃烧得特别光亮——那是赫利奥多拉（Heliodora），他在提尔所爱的人：

我将编织紫罗兰与碧绿的桃金娘；

也将编织水仙花，与百合争光；

也将编织甜蜜的番红花，与蔚蓝的堇青；

最后我将编织蔷薇，使真情一吐衷肠：

尽我所有编成这个美丽绝伦的花园，去与

我的多拉会于甲板上，秀发让我饱尝。

至此，“她突然被哈得斯夺去，她的花蕊蒙尘，黯然失色。啊，地母我神呀，我祈求你，把她轻轻拥抱在你的胸怀”。

墨勒阿格把从萨福到他自己的希腊诗人的所有哀悼诗，集成一本《诗选》（Stephanos ），因而使他大名不朽。后来，这本诗集又被收入下述的另一本《希腊文选》（Greerk Anthology ）。这本诗集所收的希腊讽刺诗，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推敲得光辉夺目，有如珠宝，而其装模作样，毕竟是空空如也；从花枝上采下这400朵“花”，来编成这个褪色的花圈，是不智之举。这诗集中的诗，有一些是纪念被人忘怀了的伟人，或著名的雕像，又或为已故的亲属而作。有一些诗则好像是复制品，正如当一个妇人因生产三胞胎而死时，必然会说：“经此之后，让妇女们为孩子祈祷吧。”有一些诗好像芒刺，讽刺医生、悍妇、证人、教师及戴绿帽子的男人；或讽刺一个守财奴，他在不省人事的昏迷当中，一嗅到铜钱气味便复活了；或讽刺这样的文法老师：他的孙子依次展示三种词性；或讽刺这样的拳击师：他退休及结婚后所受的打击，较之在比赛时所受的打击还要多；又或讽刺一个矮子，他被一只蚊子叼去，还以为被侍酒神抓走了。有一篇仅有的讽刺诗，赞美“只和一个男人睡的名女人”。其他是以祭品献给神：莱斯把她的镜子挂起，现在不用它了，因为镜子照出来的人不像她；尼西阿斯在服侍男人五十年之后，把她柔软的腰带解下来，献给女神维纳斯。有几节诗，赞美饮酒过量而得动脉扩张病的人，说是比学识更聪明。有一首诗，将光荣归于一个奸夫的一夫一妻制，这个奸夫死于船只失事，至死仍被其情妇拥抱着。有些是异教徒哀悼生命短促的挽歌，有些是基督徒保证快乐复活的。当然，绝大多数的诗，都是为男女的美丽而举杯祝福及高唱痛苦的爱情陶醉之歌：每一件事情，凡后来文学谈到的色情的渴望，这里都说得简短而充实，更甚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夸大。墨勒阿格把一个蚊子当作拉皮条的人，托它带信息给他的临时女人。而他的邻居菲罗德穆（Philodemus），即罗马执政官西塞罗的哲学老师，则将其忧郁的调子加以调整，赠给他的桑多（Xantho）：

白蜡般的两颊，柔香的胸膛，

一双深深的眼睛，无限幽思深藏，

甜蜜的朱唇，带来欢乐洋洋——

给我唱一首歌罢，桑多，唱，唱……

音乐中止得太快了，再来一曲罢，

再来一曲有苦有甜的诗歌悠扬，

用香喷喷的玉指轻拨琴弦，

啊，爱情多快乐呀，桑多，唱，唱。

叙利亚人

再沿着海岸北上，就是古代的布匿诸城，后被罗马合并，与巴勒斯坦各为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这些沿海城市的勤勉工人，以手工业技术见长，其优越地位是作为传统性的商业港，它们的商人富有而善于经商，派遣船只和代理商到世界各地。因此，在1000年盛衰荣枯循环的世局中，它们独能长葆生机勃勃。提尔城的高楼大厦比罗马的更高，而其贫民窟则比罗马的更坏。此城有一种染坊的臭味，但他们一想到全世界都买他们的有色纺织品，特别是紫色的丝绸，也就足以自慰了。西顿可能是最初发现吹玻璃的艺术之地，那时，此城的专业就是玻璃与青铜工业。贝利图斯（Berytus，今贝鲁特）以医学、修辞学及法律等学校闻名，伟大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和帕皮尼安很可能都是从这里的大学毕业后，才去罗马的。

罗马帝国各行省中，没有一省能超过叙利亚的工业与繁荣。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已有1000万人口了。当时，有50个城市，皆得享受清洁的水、公共浴场、地下排水系统、干净的市场、体育馆与体育场、讲演与音乐、学校、寺院与会堂、柱廊与拱廊、雕像与绘画的陈列馆，完全是公元后1世纪的希腊城市的特色。自西顿越过黎巴嫩，就是叙利亚省内最古老的一座城——大马士革。此城四周被沙漠所环绕，形成要塞；而被称为金河的那一条河，主流支流到处分布，使其地成为一个花园，许多商旅的道路辐辏于此，三大洲的物品皆涌入大马士革的市集。

回过来，越过前黎巴嫩山脉，自尘土飞扬的道路北进，现代的旅行家惊奇地发现，在名叫巴勒贝克的一个小村镇上，有两座庄严神圣的大寺和一个神庙入口，此镇曾一度获得赫利奥波利斯的光荣名字，意思是希腊—罗马—叙利亚人的太阳城。奥古斯都曾迁移一小部分移民于此，此城便壮大起来，成为太阳神巴力的圣地，又成为通往大马士革、西顿、贝鲁特等道路的交会点。在安东尼·庇护皇帝及其后任统治期间，罗马、希腊及叙利亚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古代腓尼基人的太阳神庙故址建造一个朱庇特神庙。此庙由许多巨大的独石所建，其采石场在1英里之外。有一块独石的面积为62×14×11英尺，要筑造一个宽大房屋，是要足够的石块的。有51个大理石台阶，宽度150英尺，通往神庙入口处，是科林斯式的柱廊。过了有廊柱的前院和院子，就是主庙所在，其中的58根石柱，仍旧高耸入云，其高度为62英尺。在那些巨柱附近，还有一个较小庙宇的断垣残壁，是属于维纳斯、巴克斯和德墨忒尔诸神的。还有19根石柱留存，并雕刻有一个漂亮的看门人，刻得非常精致。在晴空如洗时，那些石柱孤寂的壮丽，炫耀人眼，不愧为人类最佳作品之一。我们凭借这些遗迹，边看边想，觉得比意大利的建筑更好，罗马帝国真伟大，能在散布各地的许多城市中，建筑更伟大、更堂皇的寺庙，而非人口稠密的首都所能料想得到的，其财富与勇气、技术与品位，真是令人佩服。

旅行家再向东走，自荷姆斯（Horns，古代的伊米沙，Emesa）越过沙漠，一直到塔德莫（Tadmor），希腊译名是巴尔米拉，意为“迈拉德的一只手掌”。到了此城，又可看到一道同样的风景。自伊米沙及大马士革至幼发拉底河的三条大道上，有两处泉水涌出，泉水所经之处，四周土地肥沃，再加上巴尔米拉的幸运位置，此城繁荣富庶，以致成为东方主要城市之一。而此城与其他殖民地远隔，又使它得以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尽管它名义上是属于塞琉古王朝或罗马帝国的。它的广阔的中央大道，两侧都有遮阴的柱廊，共有454个廊柱。四个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有雄伟的拱门，迄今还有一个拱门存在，因此也就可概其余了。巴尔米拉城的荣耀是在它的太阳庙，那是在公元30年建成的，献与“三位一体”的神：巴力与日（Yarhibol）、月（Aglibol）。此庙的规模，是继承了亚述人至大无外的传统。庙的院子是罗马帝国中最大的一个，其无与伦比的柱廊长达4000英尺，许多地方用的是科林斯式的柱子，每一排四柱并列。在院内和庙内，有许多画和雕刻，其现存者显示出，巴尔米拉在艺术方面，也像其在地理方面一样，是接近帕提亚的。

自巴尔米拉向东，一条大道可到幼发拉底河畔的都拉·欧罗巴斯（Dura Europus）。1世纪时，这里的商人不让巴尔米拉人的“三位一体”神庙专美，建筑了一个半希腊式半印度式的庙。一位东方画家在寺院墙上大画壁画，历历如约地告诉我们，那就是拜占庭及早期基督徒的东方艺术的起源。循着这条大河向北去，又有两个重要渡口的市镇，在塔普萨卡斯（Thapsacus）与宙格马（Zeugma）二处。从塔普塞卡斯转向西方，旅行家通过贝罗亚（Beroea）及阿帕梅亚（Apamea），到达地中海岸的雷俄狄西亚（Laodicea）——此城仍保留着其古代的名称——拉塔基亚（Latakia），也仍旧是一个活跃的港口。在此城与阿帕梅亚之间，有奥龙特斯河流向北方，直到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又有一个了不起的道路网，把东方的货物带到安条克，而此城的下游14英里处，地中海港口塞琉古亚·佩里亚（Seleucia Pieria）则带进西方的物产。安条克城大部分建筑在山坡上，城下就是奥龙特斯河。此城风景如画，与罗得斯齐名，两者都是希腊人东方殖民地的最美丽的城市。此城有一个街灯系统，夜间明亮如昼，行人安全。主要大道长达4.5英里，铺上花岗岩石，两旁都有柱廊，行人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无日晒或雨淋之苦。每一个家庭都有充分的清水供应。全城的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混合人口有60万。他们的节日很多，阿佛洛狄忒女神则每一节日都有她的份儿。在布鲁马里亚（Brumalia）节期间，那是占着12月大部分日子的最长节日，据当时的人说，全城都像酒肆一样，街上通宵达旦都是歌声与闹酒声。安提阿有修辞学、哲学及医学等学校，但不是学习的中心。全城人口日间忙于生活，当需要信仰时，他们就去找占星家、魔术师、奇迹创造者及江湖医生等。

在罗马统治之下，叙利亚的一般状况是：其繁荣比其他行省更能持久不衰。除服务于家庭者外，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自由人。上层阶级是希腊化的，下层则仍旧是东方型。在同一城市中，希腊哲学家与寺院的妓女及阉割过的祭司们交往；甚至到了哈德良皇帝时代，还时常拿小孩做祭神的牺牲。雕刻与绘画是半东方式的、半中古的面孔与外貌。政府和文学上，通用希腊语言，但是人民仍讲当地语言，以阿拉米语为主，学者很多，其声名传及世界。大马士革的尼古拉，除做过安东尼、克娄巴特拉及希律的顾问外，还从事一种较难的工作，著了一部世界史——这种劳工，据他自己告诉我们，大力士海格力斯自己都是不敢做的。就其难懂之处而言，时代已埋葬了他的全部著作；就其消闲性质而论，仍可提供我们一读。

小亚细亚

叙利亚北方是罗马的保护国——科马吉尼王国，稍后改为行省。它的首都萨马萨塔人口稠密，卢奇安就是在那里成长的。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有一个小王国奥斯罗尼（Osrhoene）。罗马将其首都埃泽萨（Edessa，即乌尔法）筑成要塞，作为对抗帕提亚的一个基地。我们讲到基督时代，将听到更多关于它的事情。从叙利亚向西，到了亚历山大·伊西（Alexandria Issi），就进入西里西亚（今属土耳其）境内了。这曾是西塞罗的管辖省区。沿小亚细亚南部海岸的人民，文化程度很高，但在道拉斯山上的居民则尚未开化。西里西亚的首府塔尔苏斯（Tarsus），据当地出生的圣保罗说，是“殊不足道的城市”，然而这里的哲学学校很著名。

过了西里西亚，进入地中海。塞浦路斯岛追求着极古的生活，如开采铜矿、砍伐柏树、造船等，但须忍受接二连三的征服者们。有厚利的矿产属于罗马政府所有，开矿的工作则由奴隶担任。盖仑曾经提过，在他的时代，此岛的一个矿场塌方，压死数百名工人——基于地质观点，这是人类追求舒适与权力所造成的定期灾害。

西里西亚北方是干燥而多山的卡帕多西亚，有贵重的金属矿产，出产小麦，从事畜牧，还有奴隶输出。其西方是利考尼亚（Lycaonia），此省得以在历史上闻名，是因为圣保罗曾经访问过这里的三个城市：代尔贝（Derbe）、里斯特拉（Lystra）及伊康（Iconium）。再往北是加拉提亚（Galatia），其得此名，是因为高卢人于公元前3世纪移民于此。这里最著名的产品是佩辛纳斯的黑石。此石送往罗马，作为神母西布莉（Cybele）的象征。其主要城市是安卡拉，曾是2509年前的赫梯人首都，也是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在西里西亚的西方，是皮西迪亚省（Pisidia），在此省内有几个好城市，桑索斯即为其一。又如阿斯彭达斯城（Aspendus），其戏院保存得很好，人置身其中，似乎还可听到米南德或欧里庇得斯的歌声。

皮西迪亚的西方和北方，是罗马的“亚洲省”，又分为弗里吉亚、卡里亚、吕底亚和密细亚四省。在这里，事过1000年后，伊奥尼亚的文化还是很灿烂。依菲洛斯特拉托斯所说，当时有500个城市。乡间土地肥沃，其工艺品的技术不断进步。由于他们在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及高卢的市场日见富足，此处的各港口都很能获利。弗里吉亚是山地，但也有几个值得自夸的大城市，如阿帕梅亚·色来尼（Apamea Celaenae）——斯特拉博将其列为在亚洲各省内仅次于艾菲索斯的城市——及雷俄狄西亚。此城的荣幸，是出了不少博爱主义的哲学家和百万富翁。尼多斯到此时依然很重要，因此成为罗马的同盟。但是，从希罗多德到狄奥尼修斯——一个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一个无可批评的史家——赫利卡那城则衰落了。米利都仍是一个有生气的港口，但不再有昔日的繁荣。在狄杜马附近寺院内的阿波罗神殿，继续用谜语为人解答问题。而这地区说故事的人，则正在编造那些披甲歹徒“米利斯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久就发展成为希腊人的小说。普里恩（Priene）是一个小城市，但其市民竞尚美丽建筑，而使城市美化。在这里，在公元前1世纪，一个名叫菲莱（Phile）的女人被选举为市长。在希腊殖民地中，因为富裕及罗马的影响，女人地位已经提高。马格尼西亚位于梅安得河河畔，有许多寺庙，可比亚洲行省境内近乎最完美的那个寺院——那是公元前129年献与阿尔忒弥斯的，其设计人是那个时代最高的建筑师赫尔莫吉尼斯。在迈卡勒（Mycale），其众议院仍每年集会一次，作为伊奥尼亚人的一般议会和宗教联合会。

说到卡里亚外面的诸岛，科斯岛的繁荣是靠丝织品工业和医科学校。这个学校颇富希波克拉底的传统色彩。罗得斯尽管已开始衰落，但还是希腊世界中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罗马内战之后，奥古斯都为了解救东方各城市的困苦，准许豁免其一切债务，罗得斯不肯捡这个便宜，仍然忠实地履行了所有义务。其结果是，罗得斯迅速恢复了作为爱琴海钱庄的地位，再度成为来往亚洲、埃及船只的中途港。罗得斯城由于已倒的阿波罗巨像、美丽的建筑、驰名的雕像、整齐清洁的街道、有权能的贵族政治政府，及举世闻名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学校等而著名。阿波罗尼乌斯·莫洛（Apollonius Molo）教恺撒及西塞罗那些写作艺术，通过他们两位，便影响了随后的整个拉丁散文。

这一时期内，最著名的罗得斯人是波塞多尼乌斯。他于公元前135年生于叙利亚的阿帕梅亚，最初以长跑而闻名。他在雅典跟随帕那提奥斯学习，学成后即以罗得斯为家。他服务于罗得斯政府，做过地方长官及大使，到罗马许多省区旅行过。回到罗得斯后，他开始讲学。庞培、西塞罗等罗马名人，都曾听他讲过斯多葛哲学。83岁时，他迁居罗马，一年后死在那里。由他所著但已失传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 ）——自公元前144至前82年间，罗马及其属地的全史——古代学者很推崇，说是等同于波利比奥斯的大作。他关于高卢的旅行报告及讨论海洋的论文，成为斯特拉博著作的基本资料。他估算太阳与地球的距离为5200万英里，较古代其他学者的估计，更接近现代所公认的数字。他来到加的斯研究潮汐，得出结论为日月的联合作用。但他低估了大西洋海面的距离，他预言一个航海者，自西班牙航行8000英里后，即可到达印度。虽然他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受了不少与他同时代的唯心论者的思想——求神、卜卦、占星、精神感应术，及灵魂有神秘地与神相会之力。对于这些，他解释为世界的生命力。西塞罗慨然许之为最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我们或者也可认为他是新柏拉图派的先驱、从芝诺到普罗提诺之间的一个桥梁。

自卡里亚沿亚洲海岸北上，旅行家就进入吕底亚省及其伟大的艾菲索斯城。此城在罗马统治之下，其繁荣是空前的。虽然罗马亚洲省的正式首府是帕加马，罗马总督及其幕僚则驻在艾菲索斯。艾菲索斯是全省的主要港口，也是省议会集会之所。它有人口22.5万人，自慈善的雄辩家到嘈杂不堪的迷信贱民，应有尽有。各街道的路面都铺设得很好，有街灯设备，有几英里长的街道，建有柱廊遮阴。有不少伟大的公共建筑，其中有一些迟至1894年才被发掘出来：一个陈列馆或科学中心，一所医科学校，一个建筑得奇形怪状的图书馆及一个能容5.6万人的大戏院。大概就在这个戏院之内，德米特里曾经鼓动人民反对圣保罗。城市中心是阿尔忒弥斯神庙，四周环竖着128根柱子，每根柱子都是一个国王所赠的礼物。庙内阉割过的祭司，由许多处女祭司和大群奴隶服侍着。祭仪是东方和希腊的混合式。代表女神的那个粗野的神像，故意多出两个乳房，象征着多产。每年的阿尔忒弥斯节，使整个五月成为狂欢、宴会和各种赛会的日子。

士麦那的居民都是渔民，那里环境却特别好。足迹无处不到的泰亚那旅行家阿波罗尼乌斯，称这里为“阳光下最美丽的城市”。此城值得骄傲的，是既长又直的街道、双层的柱廊、图书馆及大学。许多名人皆出生于此城，其中最著名的艾略斯·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公元117—187年），用了许多字眼，来形容这些罗马—希腊城市的壮丽：

自东边往西走，沿着一条实际上比名字（“金路”）更美的街道，由一个庙走到另一个庙，由一个山冈走到另一个山冈。站在卫城之上，海在你脚下流动，四郊在你身旁，这个城市以三面的可爱景致，注满你的灵魂之杯……在海滨光辉闪耀的东西，是一大群体育馆、市场、戏院……自来水及公共散步场，而每一家庭都有自来水供应。无数的奇观、竞技及展览等，简直是说不尽的，而其手工艺品也是种类繁多。对于喜欢过安详生活的人及希望成为哲学家而无虞欺诈的人，在所有城市中，此城是最适宜的一个。

艾略斯是许多修辞学教授及哲学教授之一。他的名气很大，希腊各地的学生纷纷前来士麦那向他求学。菲洛斯特拉托斯说，艾略斯的老师波里摩（Polemo）实在太伟大了，“他与各个城市交谈，好像城市是他的下属；与皇帝们交谈，好像皇帝不是他的上司；与神交谈，好像他与神平等”。当他在雅典讲演时，他最大的雄辩对手希罗德·阿提库斯也作为一个慕名的学生来听讲。为彰显其特权，希罗德送给他15万德拉克马（约合9万美元）。波里摩没有道谢，一个朋友向希罗德暗示，大概他嫌少了；希罗德再送去10万元，而波里摩也从容地收下了。波里摩用这笔意外之财，修饰他这个第二故乡。他参加士麦那政府，调和各党派意见，并做过士麦那的大使。据传统的说法，他发现自己患了关节炎，并且无法医治，便跑到雷俄狄西亚，关在他祖先的坟墓中，自行绝食而死，时年56岁。

萨迪斯（Sardis）是克罗索斯（Croesus）的古代首府，在斯特拉博时代，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西塞罗对米蒂利尼（Mytilene）的美丽优雅曾有深刻的印象，在3世纪时，朗戈斯更形容此城有如威尼斯。帕加马城的光辉，是因为它的大祭坛和耗费甚巨的大建筑，那都是从阿泰利德（Attalid）诸王的财库中拨款建造的，而其财库则取自国有森林、农田、矿场及工厂的奴隶劳工。阿塔鲁斯三世（Attalus III）预料到罗马扩张和社会革命，而先期处置，于公元前133年，将其国土赠予罗马。后来国王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的庶子阿里斯托尼（Aristonicus）宣称那次赠予出于强迫，应属无效，号召奴隶和自由贫民起而反叛，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占据了许多城市，又获得格拉古兄弟的老师——布洛修斯（Blossius）的协助，计划建立一个共有制度的国家。比提尼亚与本都等邻国国王及被占城市的商人阶级，皆参与镇压这次叛乱；最后，阿里斯托尼死于罗马狱中。这一次叛乱及几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摧残帕加马的文化生命达半世纪之久。安东尼又劫走帕加马著名图书馆的图书，以补偿亚历山大的图书损失，那是在恺撒驻留此地期间被焚毁的。到韦斯巴芗皇帝时，帕加马一定是复原了，因为老普林尼断定，帕加马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在安东尼统治之下，帕加马又一度兴起建筑风气，并在阿斯克列皮埃姆发展了一所医科学校，盖仑就是从这个学校出去到社会上行医的。

再往北去，是亚历山大·特拉阿斯（Alexandria Troas），已被奥古斯都指定为纪念罗马人祖先的殖民地，因为罗马人推测其祖先原是特洛伊人，这个传说使罗马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便利许多。在古特洛伊城附近的小山希沙利克（Hissarlik），建了一个新伊利安城（New Ilium），那是旅行家的目的地，向导会对他们指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每一地点及帕里斯王子审判赫拉、阿佛洛狄忒和雅典娜的岩穴。在普洛旁提斯（Propontis）、西齐喀斯（Cyzicus）建造了许多船只，派遣一个无所不往的大商船队出去，只有罗得斯的商船可与其对抗。在此，哈德良皇帝建了一座珀耳塞福涅神庙，那是亚洲的一个荣誉。据卡修斯说，庙中的石柱直径有6英尺，高75英尺，而每根柱都是一块巨石所建。此庙建在山上，巍然屹立，奥勒留认为有了此庙，港口的灯塔便成为多余了。

从红海到黑海，在罗马和平时代，约有100座城市，都很繁荣。

伟大的米特拉达梯

沿着小亚细亚北部海岸，有比提尼亚、本都二国，其内陆全是山地，木材和矿藏却很丰富。这里，由色雷斯人、希腊人及伊朗人相混合的人口，数量已压倒了古代的赫梯人了。希腊色雷斯的一个王室，统治着比提尼亚，建都于尼科美狄亚。另有两个大城：普鲁萨和尼西亚。在约公元前302年，一个波斯贵族，其尊号为米特拉达梯，他自卡帕多西亚和本都两处自建一个王国，成为男子世传君主制的希腊化王朝，分别在科马纳·庇蒂卡（Comana Pontica）和锡诺普（Sinope）两处各建一个都城。这个王朝的统治区继续扩张，后来便与罗马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由此造成的米特拉达梯战争，以那个勇敢的国王之名为名，倒是很适当的。那个国王联合亚洲西部及欧洲的希腊人，造成一次大叛乱，倘获成功，历史也须改头换面了。

米特拉达梯六世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时，就继承了本都的王位。他的母后兼监护人要夺王位，还想谋害他。他逃出宫廷，跑到森林中，隐姓埋名，以打猎为生，以兽皮为衣服。历时7年，在约公元前115年，本都发生一次政变，废了他的母后，恢复了他的王位。他处在东方宫廷的阴谋特性中，小心防范，每日饮一点毒药，积之日久，凡他的亲近人士所能觅致的各种毒药，他都能免疫了。在他的试验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解药，因此而对医药大感兴趣，把资料汇编成书。这本书很有价值，后为庞培所得，命人译成拉丁文。他曾经的严格生活使他身体强壮、意志似铁。他长得魁梧奇伟，曾把自己的一副披甲送到希腊德尔菲，使那些崇拜他的人大乐。他是骑马与作战的专家，我们相信他跑得很快，足以追上一头鹿，能驾驭16匹马牵引的战车，骑在马上一天可走120英里。他自夸有过人的饭量和酒量，能纳许多妻妾。罗马史学家告诉我们，他曾杀死自己的母亲、兄弟、三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但是，史学家所说只是片面之辞。他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能说22种语言，从来没有用过一个翻译官。他研究过希腊文学，爱好希腊音乐，喜欢装饰希腊神庙，在他宫中有许多希腊学者、诗人和哲学家。他收藏许多艺术作品，所发行的硬币十分美观。但是，他周围都是半野蛮人的环境，他自然也和他们一样淫逸粗暴，并承认他那个时代的迷信。他为自卫而抵抗罗马，并不是像伟大的将军或政治家一样，具有远见地用兵，只不过是狗急跳墙仓促之举而已。

他的母后曾经放弃了一些国土，因此本都王国比以前缩小了，而像他这样一个国王，自然不会满意的。他获得希腊军官及雇佣军的协助，征服了亚美尼亚和高加索，越过库班河（Kuban）和刻赤海峡（Strait of Kerch），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使黑海东岸、北岸及西岸的所有希腊城市都臣服于他。由于希腊军事力量的崩溃，那些希腊社会被野蛮人侵入内地，无法抵抗，他们便接受米特拉达梯的希腊军队，视之为救星。那些臣服的城市，包括锡诺普、特拉佩祖斯、潘提卡帕姆及拜占庭。但是，比提尼亚控制着赫里斯庞特（今达达尼尔海峡），本都的地中海商业，要受敌对国王的摆布。公元前94年，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米德二世（Nicomedes II）去世，二子竞争王位。其中之一乞援于罗马，另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则求助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利用罗马内战的时机，出兵侵入比提尼亚，立苏格拉底为国王。罗马不愿意博斯普鲁斯海峡落入敌国之手，要求苏格拉底退出比提尼亚。米特拉达梯答应撤兵，而苏格拉底则拒绝出国。罗马的亚洲总督将苏格拉底废黜，另立尼科米德三世为王。这位比提尼亚新王，受到罗马总督阿奎琉斯的鼓励，率兵侵入本都，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开始，自公元前88年打到前84年。

米特拉达梯认为他的唯一生存机会，只有靠鼓动东方希腊人叛变，反抗其意大利大君主。他自称是希腊人的解放者，派遣军队解放亚洲各希腊城市，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由于各城市的商人阶级反对，他便请求各民主党派支持。同时，他的400艘军舰的本都海军，歼灭了罗马的黑海舰队；他的29万人的陆军，也大破尼科米德的俾斯尼亚军及阿奎琉斯的罗马军。为表示嘲笑罗马的贪婪，这位胜利的国王将黄金熔液灌入被俘的阿奎琉斯总督喉咙内——阿奎琉斯在不久之前，刚在西西里镇压反叛奴隶获胜。小亚细亚各希腊城市，攻破了罗马的防御，打开城门，让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入城，并宣称他们忠于他的战争号召。于是，在米特拉达梯的暗示之下，于某一指定的日期，那些希腊人将所有城内的意大利人统统杀光，包括男女老幼，一共杀了8万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88年。阿比恩说：

艾菲索斯的意大利人躲在阿尔忒弥斯神庙内，紧紧抱住女神的神像，艾菲索斯人将这些难民劫走，杀掉。帕加马的罗马人到埃斯库拉庇乌斯庙（Temple of Aesculapius）避难，被帕加马人用箭射杀。亚德拉美人追入海中，捕杀游泳逃走的人，又溺死他们的孩子。在卡里亚境内的高纳斯，意大利人逃到女灶神维斯塔神像附近，当地居民追捕，先杀小孩，次杀其母，最后再杀男人……这些行为表现出他们恨罗马人之甚，正如他们之怕米特拉达梯，因而促发了这次暴行。

毫无疑问，在罗马统治之下受害最深的贫民阶级，就是率先发动这次疯狂屠杀的人。至于那些久受罗马保护的有产阶级，看见这样野蛮的报复，一定也会发抖的。米特拉达梯因他们干得好，特下令所有希腊城市免税5年，并许其对内政完全自治。同时，据阿比恩说，他又宣布“取消所有债务，解放奴隶，没收许多财产，重新分配土地”。各社区的领导人密谋反抗，被他发觉，捕杀了1600人。许多希腊城市，甚至在雅典和斯巴达，哲学家们及大学教授们，协助下层阶级取得政权，向罗马和富人宣战。得洛斯的希腊人，因获得自由而得意忘形，一天之内，屠杀了2万名意大利人。米特拉达梯的舰队占领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他的陆军则占领了埃维亚、塞萨利、马其顿及色雷斯。由于富庶的亚洲省的叛变，罗马国库收不到那里的进贡，而罗马的投资人也得不到利息，使意大利财政陷入危机，这与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和辛纳（Cinna）的革命运动不无关系。而意大利本身也在分裂，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都派人晋见这位本都国王，约为同盟。

罗马元老院面临着到处的战争与革命，只好将罗马各神庙中历年积聚的金银卖掉，给苏拉的军队作军费。苏拉攻占雅典，击败叛军，拯救了罗马帝国，并给予米特拉达梯一个宽大的和平条约。这位本都国王回到他的国都，默默地重新组织陆军和舰队。罗马的亚洲司令官麦利那（Murena）决心在其力量尚未壮大之前，出兵攻击本都。这是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自公元前83年到公元前81年。麦利那战败，苏拉申斥他违反和约，命令中止敌对行动。6年之后，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米德三世在遗嘱中将其国土赠予罗马。米特拉达梯发觉，现已控制博斯普鲁斯的罗马势力一旦进展到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及本都的边境，他的王国很快就会被罗马吞并。在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中（公元前75—前63年），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抵抗卢库卢斯和庞培，作战持续了12年之久，最后被他的同盟及左右出卖，逃往克里米亚。这位现已69岁的老战士，在克里米亚试图组织一支陆军，打算越过巴尔干（Balkans），自北方入侵意大利。他的儿子法尔那西斯（Pharnaces）反抗他的政权，军队也拒绝冒险远征，于是，这位流亡国王企图自杀。他服毒，但因他的身体已免疫而终于无效。他想用刃自杀，而两手软弱无力，不能将刃插入体内。他的朋友和侍从人员，受他的儿子之命，用剑矛结束了他的老命。

无谓的议论

小亚细亚各城市，在这些不时发作的几次战事之后，恢复得很快。这说明罗马的统治是成功的。尼科美狄亚城成为比提尼亚——本都省的首府，后来又成为戴克里先皇帝的分治都城。尼西亚则因基督教史上在那里召开过最重要的会议而永垂不朽。这两座城竞争建筑，各不相让，以致图拉真皇帝不得不派遣小普林尼前往制止，以免两败俱伤。尼科米底亚对文学的贡献，是靠着阿利安的著作。此人已在爱比克泰德的文集中提到过。阿利安做过卡帕多西亚总督六年，雅典执政官一年，然后写了许多历史书，今所存者只有《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 ）一书，并附有一篇《印度》。那本书是用简明的希腊文写成的，因为阿利安的作风甚至生活都是以色诺芬为榜样的。他以古代作家毫不客气的态度说道：“这部书对我而言，和故乡、家庭及官署同样重要。因此，我不认为不足以跻身于用希腊文写作的最伟大作家之林。”

黑海沿岸的其他城市，都有良好的建筑和著名的学者。梅尔里亚（Myrlea）有32万居民；阿马斯特利斯以“一个整洁可爱的城市”而使普林尼印象甚深，出产的黄杨树也很著名；锡诺普因为渔业中心而繁荣，地方出产的木材与矿产也大量输出；阿米索斯（Amisus）和特拉佩祖斯都靠渡海与西徐亚进行贸易为生；阿马西亚则是古代最好的生育与住家之地。

斯特拉博使我们确信，他生长于一个富有家庭，与本都王室有亲戚关系。他患有斜视症，仍可自他的名字中看出。他到处旅行，显然是负有外交使命，并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收集史地资料。他写过一本现已遗失的历史书，那是继续波利比奥斯的大著写下去的。公元前7年，他发行了一本巨著《地理》，17册书差不多全部保留下来了。他也像阿利安一样，一开始便宣称他著作的价值：

我请求读者的原谅，请他们不要过早责备我的冗长讨论，其实是有些人，热忱地渴望获得古代著名的知识和事物……在本书内，我没有谈到小事，我所集中注意的是高尚而伟大的事情……极有益处或值得记忆或足以赏心悦目的事情。正如判断一个巨型雕像的优点一样，我们并不仔细地审查每一个部分，只考虑全盘印象……对于我的这本书，也应作如此判断。因为这也是一部巨著……堪称哲学家的著作。

他对借用波利比奥斯和波塞多尼乌斯之处，皆坦承不讳，而对借用厄拉多塞的地方则稍有隐讳。对于这三人的错误之处，他皆有严厉的批评，并暗示说，他自己的书如有错误，也是渊源于此。但他还是坦诚地郑重感谢他的资料来源，对于那些来源的选择也没有任何歧视。他说罗马帝国的扩张也扩大了地理知识，但又相信，仍有些大陆迄今未明——可能是在大西洋内。他相信地球是椭圆体（但他用“椭圆体”这个词，可能还意味着圆面），又相信，如果有人自西班牙向西航行，将会适时到达印度。他描写海岸线由于侵蚀或突然破裂，常在变动中，猜想有一天会因地下的激变，而使苏伊士裂开，使两海联结起来。在他那个时代，其著作可说是勇敢地综述全球知识，应该列为古代科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那时，比斯特拉博更著名的是狄翁。他的家庭在普鲁萨早已著名。他的祖父曾将全部财产赠予比提尼亚城，然后又赚回另一笔财富。他的父亲也有与祖父同样的经验，而他自己也是如法炮制。他成为一个演说家及诡辩家。到罗马后，却受了鲁福斯的影响，转变为斯多葛派哲学家。公元82年，多米提安皇帝驱逐他，不许他到意大利和比提尼亚。他被禁止使用其财产及所得，作为一个一文莫名的哲学家，他四处流浪了13年。他讲演拒绝接受金钱，大部分要靠双手工作，赚钱来买面包。当涅尔瓦皇帝继位后，被放逐的他一变而为贵宾。涅尔瓦及其后任的图拉真皇帝皆与他做朋友，听从他的要求，赐给他的城市许多恩惠。他回到普鲁萨，以他的大部分财富美化这个城市。一位哲学家控告他擅用公款，他因此被普林尼审判，但最终被判无罪而释放。

在狄翁的后面，还有80篇演讲。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些演讲多属空谈，没有什么内容。他们所患的毛病，是空洞的铺张、欺骗的类比及修辞上的花样。他们把半个观念拉长到半百页篇幅，难怪有一个不耐烦的听众抱怨说：“你的无休无止的问题，要说到太阳下山吧。”但是，此人极有魅力及口才，否则他就不会成为那个世纪最著名的演说家。人们为了听他的讲演，会使一次战争中止。老实的图拉真皇帝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我喜欢你好像喜欢我自己一样。”博利斯典河（Borysthenes，今第聂伯河）上的野蛮人听他讲演，其愉快之情不亚于聚集于奥林匹亚的希腊人或亚历山大的兴奋群众。有一支军队即将反叛涅尔瓦皇帝，听了这个衣不蔽体的放逐者的一篇讲演，马上被绥抚而受命。

他之所以能吸引听众，也许不在于他的文雅的希腊语，而在于他的痛斥时事的勇气。在异端邪说流行的古代社会，他差不多孤零零地斥责娼妓，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更罕有敢像他那么明目张胆地攻击奴隶制度的（可是，当他发现他的奴隶逃走时，他还是有一点生气）。他对亚历山大城的人演说，斥责他们奢侈、迷信及缺德。他选择伊利安作一次讲演。他辩称，特洛伊城是根本不存在的，“荷马是历史上最大胆的说谎者”。在罗马的心脏地区，他举出乡间的事，以攻击这个都市，把贫苦农村的悲惨故事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警告听众说，土地已被人忽视了，文明的农业基础已经衰退。在奥林匹亚，他在一大群迷恋世俗享受的俗人当中，痛斥当时的无神论者和享乐主义者。狄奥说，虽然通俗的神的概念可能不大合理，明智的人必能了解，淳朴的心灵需要淳朴的观念和明晰如画的象征。说老实话，没有人能够想象上帝的模样，甚至菲狄阿斯的高贵塑像也是人神同形同性论者的假定，与原始人类以为神与一星或一树相同，都是同样不可靠的。我们无法知道神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天的虔信，认为神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认为，只有哲学而没有宗教，那是一种黑暗和绝望的东西。唯一的真正自由是智慧——那是说，辨别是非的知识。通往自由之路，不是经由政治或革命，而是经由哲学。而真正的哲学并不包含书本上的推测，而是遵照心声的指示，诚意实行道义与美德。所谓心声，是在某种神秘意识里所感觉到的、在人心深处的神的语言。

东方潮

宗教经过伯里克利时期和希腊语时期的所有学者及贱民的怀疑，忍耐地等待它的时代，培养它的根源。到2世纪时，哲学自承其限制因素，并放弃其权威，宗教便不知不觉地再度支配人类。人民本身从未失去自己的信仰，大多数人皆接受荷马所描写的死后概况，从事航行之前必以牺牲献祭，并于死人口中置放一枚银币，使死者在渡过地狱冥河时付给船钱。罗马的国策欢迎已定的祭司制度的协助，并为地方诸神建筑昂贵的寺庙，以觅取大众的支持。所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及小亚细亚地区，祭司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哈达德（Hadad）和阿塔加提斯二神，仍受着叙利亚人的崇拜。在希拉波利斯有一个很具威严的神庙。坦木兹神的复活，仍引起叙利亚各城市人们的欢呼。他们叫喊着“上帝复活了”，又在接近他的节日时，庆祝神的升天。在希腊，狄俄尼索斯神的苦难、死、复活，也举行同样的庆祝仪式。玛（Ma）女神的崇拜，则自卡帕多西亚起，传播到伊奥尼亚和意大利。其祭司们随着喧天的鼓角声，跳得头昏眼花，彼此用刀砍刺，然后以他们的血遍洒女神及其崇拜者。罗马不遗余力地制造新神，恺撒、安蒂诺乌斯（Antinoüs）诸人，及许多地方上道德高尚的人士，或在其生前，或在其死后，都被举行圣典，列为圣者。由商业与战争的交替发展，到处盛建万神庙，而满怀希望的祈祷者，以千人之舌赞美千神。信奉异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丛敌对的教义，常在折中主义的混淆中而被合并。

在吕底亚与弗里吉亚、意大利与非洲，到处都崇拜神母西布莉，而那些祭司们一如过去，自行阉割，以模仿她所心爱的阿提斯。她的节日是在春季，到那时，崇拜者皆绝食、祈祷，并哀悼阿提斯之死。祭司们割破手臂，自饮其血。一队庄严肃穆的行列，将这位青年神运往他的坟墓。但在第二天，人们为庆祝阿提斯的复活及大地的新生而兴高采烈地欢呼。于是，祭司们叫道：“拿出勇气来吧，啊，神秘呀！神已经得救了，你们也就会得救的。”到节日的最后一天，行列抬着这位“伟大母亲”的神像通过人群，群众皆向她欢呼，在罗马是呼喊“Nostra Domina”，即“我们的夫人”。

比西布莉更广泛地受人崇拜的，是埃及的女神伊希斯。她是一位不幸的母亲、爱的慰藉者，以永生礼物带给世人的神。所有地中海的人民都知道，她的伟大的丈夫奥西利斯之死及其死后复活。在这伟大的历史海滨，差不多每一城市对于他的复活，都举行庆祝。在壮丽的行列中，欢欣鼓舞的崇拜者们高唱着“我们又发现了奥西利斯”之歌。伊希斯以画像或雕像出现，手中抱着她的圣子荷露斯（Horus），那些虔诚的连祷者高呼“天后”“海洋之星”“圣母”。在所有异教的祭仪中，这是事事都与基督教最接近的。例如，其故事的缠绵悱恻，仪式的高雅，教堂的庄严而欢乐的气氛，晚祷生动的音乐，由身穿白袍的剃发祭司们组成的光明正大的牧师团，使妇女喜悦与安慰的荣誉及其机会，及它给予每一国民及每一阶级的普遍欢迎等。这个伊希斯宗教自埃及传扬出去，公元前4世纪传到希腊，公元前3世纪传到西西里，公元前2世纪传到意大利，其后便传遍罗马帝国的每一角落。她的圣像曾在多瑙河、莱茵河及塞纳河各流域被发现，在伦敦，曾掘出她的一个神庙。地中海的人，对她的神圣创造和女性母爱，至今崇拜不衰。

同时，男性之神密特拉则自波斯传到罗马国境的大部分地区。据稍后的拜火教（Zoroastrianism）的理论，密特拉是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之子。他本身也是光明、真理、纯洁、荣耀之神。有时又说他就是太阳，领导宇宙战争，讨伐黑暗势力。他时常调停于他父亲与其门徒之间，又保护、鼓励那些门徒，领导他们与魔鬼、说谎者、不洁者及黑暗王子阿里曼（Ahriman）所做的其他坏事作殊死斗争。当庞培的士兵从卡帕多西亚把这个宗教带回欧洲时，一位希腊艺术家为密特拉画了一幅像：双膝跪在牛背上，用匕首刺入牛头，这一形象变成了普遍的信仰象征。每星期的第七日，为这位太阳神举行一次圣祭。每年12月底，信徒们为密特拉庆祝圣诞。这位“无敌的太阳”，在冬至那天，获得每年一次的胜利，击败黑暗势力。自那天起，日光就一天比一天长。德尔图良曾说起，密特拉教有一个教士团，以一人为团长，又说起有若干童男童女为神服役；每天的祭品供奉在神的供坛上，崇拜者各取食一部分面包和酒；仪式的最高潮，以钟声为号。在地下圣堂之前，火光熊熊，永不熄灭，地下圣堂里面，是这位青年神扑在牛背上的像。密特拉教阐扬最高道德，保证其“士兵”毕生与恶魔作战，无论何种方式都可以。其祭司们说，人死之后，必须出现于密斯拉的审判席前。不洁的灵魂交给黑暗神阿里曼，去受永远的痛苦；洁净的则经过七重天而上升，每一阶段都要流一点人的成分出去，最后才由阿胡拉·马兹达亲自接引着，进入充满光辉的天堂。这个激励士气的神话，在2世纪中自西亚传播到欧洲（跳过希腊）；远至哈德良长城的北方（苏格兰），都建有密特拉的教堂。天主教神父们发现基督教与密特拉教之间有那么多相同的事，大为震骇，因而辩称，那全是从基督教中盗去的，否则就是魔鬼撒旦的混淆策略。究竟哪个信仰借自另外一方，实在很难说。很可能，两者都吸收了东方宗教风气的流行思想。

在地中海区域内，每一个伟大的崇拜对象都具有种种“神秘”，通常是净化、牺牲、创始、启示及再生等仪式，而以神的死去与复活为中心。西布莉的新信徒在准许加入崇拜之初，要赤身露体于一个地窖内，上面宰一头牛，这个作为牺牲的动物之血落在这个候选信徒身上，洗净他的罪，给予一种新的灵魂及永生。那头公牛的生殖器，代表他奉献的丰富，须置放于祭祀的器皿之内，而献给这位女神。密特拉教也有相似的仪式，古典世界称为“Taurobolium”，意思是“抛弃一头牛”。阿普利亚曾用使人入神的词句，描写伊希斯教的最初入教仪式——长时间的见习绝食、禁欲及祈祷，沉浸于圣水中使其洁净，最后，这位女神的神秘幻象给予无穷的赐福。在艾留西斯城，候选人须自承其罪（尼禄因此而沮丧），在一定时间之内禁食某些食物；沐浴于海湾，以洗净灵魂及身体；然后是供奉牺牲，通常是一头猪。在德墨忒尔女神的三天节日中，初入德墨忒尔教者一同哀悼她的女儿被哈得斯抢走。在这三天之中，初入教者只能食些供神的饼，及由面粉、水、薄荷混合的食物。到了第三天夜间，一幕宗教戏剧演出珀耳塞福涅的复活；同时，主持仪式的祭司便宣布，每一个已经洁净的灵魂也同样再生了。在印度教或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之下，各教派的主题各有变化，希腊全境的俄耳甫斯派的教义说，灵魂被连续犯罪的身体所囚禁，要忘形地与狄俄尼索斯神会合，才能从这个衰败的肉体中解救出来。俄耳甫斯派的兄弟会会员们聚在一起，共饮一头公牛的血，这头牛是作为牺牲献与垂死无力的救世主的，而牛也与救世主一样是垂死的。团体去取祭品来食，是地中海各种信仰中一个常见的特点。他们取食供祭的食物，神的力量就庄严地授予那些陪餐者。

各个教派都显示出魔力的可能性。东方的贤士们将他们的艺术传给西方，并替旧魔术取了一个新名字。地中海世界有很多魔术师、奇迹表演者、预言者、占卜者、苦行圣者、科学解梦者等，每一不寻常的事发生，都被广泛地喝彩，视为未来事情的一种神圣预兆。希腊语的“Askesis”，本来用以表示健身运动的，变成了肉体的精神抑制。人们折磨自己，毁伤自己的肢体，让自己挨饿，或用链子自缚于一处。有些人由于自我折磨或克制而死。在埃及沙漠地区，靠近马利奥提斯湖（Lake Mareotis），有一群人，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男人与女人，住在偏僻之处的墓穴内，避免性的关系，于安息日相会，共同祈祷，自称“Therapeutae”，意思是“灵魂医治者”。数百万人相信，关于俄耳甫斯、赫尔墨斯、毕达哥拉斯及女预言家等人的著作，都是由于神的指示或启发。普拉彻尔（Preachers）宣称，神的启示游荡于诸城之间，显然是实行奇迹般的治疗。阿波诺泰卡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oteichus）训练一条蛇，把头藏在他的臂下，而在蛇尾装上一个半人的面具。他宣称，这蛇是埃斯库拉庇乌斯神，来到世界上为世人预言。假头之内，置有芦笛，他将芦笛的音翻译给人听，因此发了一笔巨额横财。

除那些骗子外，可能也有数以千计的异教忠诚传道者。早在3世纪，菲洛斯特拉托斯在他所著的《泰雅那的阿波罗尼乌斯的生活》（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中，曾替那些传教士绘了一幅理想画像。这个阿波罗尼乌斯16岁即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兄弟会的严格教规，不得结婚、吃肉、饮酒，不剃胡须，保持五年沉默。他把祖传的家产分赠亲戚，以一文不名的僧侣身份浪游波斯、印度、埃及、西亚、希腊及意大利。他吸收贤士们、婆罗门僧侣及禁欲主义者的学问。他访过任何教派的寺院，也恳求祭司们放弃以动物为牺牲，崇拜太阳，接受其诸神，并告诉他们，在他们后面有一位不可知的最高的神。他的刻苦和虔诚的生活，使他的信徒们宣称，他是神的儿子，然而他只是简单地自称为“阿波罗尼乌斯之子”。相传他有许多特别的能力，如大门关闭着可以走过去，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懂，赶走过邪神，使一个已死的女孩复活。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魔术师。他向神祷告说：“允许我，只有一点点，别无所求。”一位国王请他自择一种礼物，他答道：“干果和面包。”说到再生，他嘱咐他的信徒们不要伤生，不要吃肉。他告诫他们避免与人不和、诽谤、嫉妒及憎恨。他告诉他们：“如果我们是哲学家，我们不能恨所有世人。”菲洛斯特拉托斯说：“有时候，他讨论共有制度，并教人应该帮助别人。”后来他被控扰乱治安和妖术惑众，他自愿到罗马去，在多米提安皇帝之前答辩。他被关在牢里，又逃走了。他死于约98年，享寿很高。他的门徒宣称，他死后曾向他们显现过，然后肉身上升到天堂。

这些新信仰究竟具有什么优点，能使半个罗马、半个帝国接受？一部分是因其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特性；他们接受所有的民族，所有自由人及所有奴隶，而漠视门户与财富的不平等，更使人得到慰藉。他们的寺庙做得很宽敞，以欢迎人民进来，正如奉祀神同样重要。西布莉和伊希斯都是圣母，最知道人的痛苦，她也和数百万遗孀一样哀痛。她们能知道罗马诸神所罕知的事情——战败者的空虚心灵。人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者多，依靠父亲者较少；遇到狂喜或极度痛苦的时候，总会自然出口叫一声妈。因此，男人和女人都能自伊希斯和西布莉两神得到安慰和庇护。人们常常复诵的可爱的祈祷词，所呼唤的也不是处女玛利亚，而是享儿子福的圣母玛利亚。

这些新信仰不但更深入人心，其悲欢交替的圣歌行列，也使人的想象和意识十分精彩动人。而其给人带来新勇气与新精神的神学仪式，又多诉之于人生常事。这些新宗教的祭司之职，并非由那些偶尔披上僧衣的政客们担任，而是由各阶层的男女去做，先为见习修道士，渐渐地成为永久的教士。靠着他们的协助，有错误行为的灵的良知将会净化。有时候，身体为疾病所缠，也会由于一句感人的话或仪式，而恢复健康。至于举行祭礼的种种神秘，则象征着希望，甚至死亡都可以被克服的希望。

人们渴望其家庭和部族的光荣与生存，能够发扬光大而持久不衰，这个愿望曾经升华于一个国家，那是他们的创造，也是他自己的集合体。到那时候，旧部族的世系，已在新的和平变动中被融通了。新的帝国只是征服阶级的化身，却不属于无权势的大众平民。专制君主高高在上，打击参加者而合并市民于一国，于是便在底层产生个人主义，而感染全体大众。在饱尝臣服、贫穷、贡献或剥削的生活之后，对个人不朽与无穷快乐的诺言，就是东方诸信仰的最后的和无可抵抗的吸引力。也正是基于基督教的吸引力，基督教综合、吸收并征服其他宗教。整个世界似乎正在协力同谋，为基督教铺路。

第五章 罗马与犹太
（公元前132—公元135）

帕提亚

介于本都与高加索之间，是恼人的亚美尼亚山区，相传这里的最高峰就是诺亚方舟停泊之处。这个地区的许多肥沃谷地，是由帕提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因此之故，罗马帝国便夺取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是印欧族，与赫梯人和弗里吉亚人是近亲，但他们有安纳托利亚人的大鼻子。他们是精力充沛的种族，忍苦耐劳地从事农业，手工业技术高明，其善于经商更非他族可及。他们善用其困难地形，以富其国，他们的国王虽缺乏权力，却很豪华。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在贝希斯顿的碑铭（公元前521年），将亚美尼亚列名于波斯各省之间。稍后，它成为塞琉古名义上的属国，接着又依次臣属于帕提亚及罗马。但是，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偏僻，实际上，它始终是一个独立国。其最著名的国王，是提格兰大帝（公元前94—前56年在位）。他征服卡帕多西亚，于亚美尼亚故都阿尔塔塞塔之外增设一个第二都城——提格拉诺索塔。他又曾参加米特拉达梯反抗罗马的战争。当庞培接受他认罪的时候，他给这位胜利的将军6000塔伦（约2160万美元），给予罗马军的每位百夫长1万德拉克马（约6000美元），每位士兵50德拉克马。在恺撒、奥古斯都及尼禄统治期间，亚美尼亚承认罗马的宗主权。在图拉真在位期间，曾有一个时期它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然而，亚美尼亚的文化是伊朗的，其政策常倾向于帕提亚。

帕提亚人数百年来占据着里海以南地区，成为塞琉古王朝的臣民。他们是西徐亚人—图拉尼人族系（Scythian-Turanian Stock），换言之，其种族是属于南俄罗斯和土耳其斯坦（Turkstan）的。约公元前248年，一个西徐亚酋长阿萨息斯反抗塞琉古政权，使帕提亚成为一个主权国，建立了阿萨息斯王朝。公元前189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被罗马击败，国势从此衰弱，不能防御国土和对抗半野蛮的帕提亚人的随时侵扰。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都被吞并，成为一个新的帕提亚帝国。这个新王室分建三个都城，依季节轮流居住：帕提亚境内的赫卡通皮洛斯、米底境内的埃克巴塔那及底格里斯河下游的泰西封。泰西封的河对面就是塞琉古的故都塞琉古亚，此城在帕提亚领土之内，历时数百年，始终还是一个希腊人的城市。阿萨息斯王朝的统治者，仍旧保留着前朝所建立的行政机构，那是塞琉古所建，但已被沿袭自阿契美尼德诸王的封建主义所掩蔽。帕提亚帝国的人民大众，由农奴和奴隶组成，工业很落后，但是，帕提亚铁工能制造精良的钢，“其新兴的商业，则很赚钱”。国家财富的来源，一部分来自几条大河的沿河贸易，一部分是靠陆路商旅队，那是横贯帕提亚国境、往来于亚洲东部与西方之间的。公元前53年，帕提亚人在卡雷击败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自此至公元217年——那是罗马皇帝马克里努斯向帕提亚花钱买和平之年——200余年间，罗马为了争夺那些东西通商路线及对红海的控制权，不断地与帕提亚发生战争。

帕提亚人贫富差距很大，都不爱好文学。贵族们正如历代贵族一样，宁可讲求生活艺术，而不屑于艺术生活；农奴都是文盲，工匠和商人太忙，根本无法产生伟大的艺术或传世大作。人民初时讲的是巴列维语言，文字则用阿拉米文写在羊皮纸上，到此时，就改用楔形文字了。但是，帕提亚的文学没有留下一点儿。我们所知道的是，泰西封也和塞琉古亚一样，很欣赏希腊戏剧，因为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 ）一书说，在泰西封，曾以克拉苏的头作为剧中的一个道具。在巴尔米拉、都拉·欧罗巴斯、亚述等处发现的壁画与雕刻，可能是伊朗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混合着希腊型与东方型的粗糙作品，日后自中国到拜占庭都受其影响。一个很生动的骑马弓箭手的浮雕，一直保留至今。由此联想，倘能有更多作品遗留下来，我们对帕提亚艺术也许要作较高的评价。在摩苏尔附近的阿特拉，一个帕提亚国王的阿拉伯诸侯，约公元前88年用灰石建筑了一个宫城，有7个拱门圆顶的大厅，是一种强有力而仍不脱离野蛮的建筑形式。在银器和宝石的雕刻方面，也还留有帕提亚的优良作品。

帕提亚人最喜欢的艺术是个人的装饰。男女都鬈发。男子留蜷缩的须及下垂的上唇胡子，穿紧身衣和囊状的裤子，通常外加一件五颜六色的长袍。女人以精致的绣花衣服裹体，头上插花。帕提亚的自由人以打猎行乐，大饮大食，只要有马可乘，决不步行。他们是勇敢的战士及可敬的敌人，对待俘虏有礼，容纳外国人为高官，收容避难者。可是，他们有时也会肢解敌人死尸，拷打证人。他们实行多妻制，妻子多少依各人的财富而异，女人戴面罩，与外界隔绝，不贞的妻子要受严厉处罚。但许可离婚，差不多男女皆可随意。当帕提亚的苏雷那将军率领军队对克拉苏作战时，他带着200名妻妾，以1000匹骆驼运送他的行李。总而言之，帕提亚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们的文化不及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波斯人，但较罗马人而论，则更讲道义。他们容忍各种宗教，允许希腊人、犹太人及基督徒与他们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毫无阻碍。他们自己从正统的拜火教转变，而崇拜日月，宁信密特拉而轻阿胡拉·马兹达，很像基督徒宁信耶稣而轻耶和华。拜火教的祭司们被阿萨息斯王朝末代君王所轻视，他们就煽动推翻这个王朝。

209年，沃洛加西斯四世去世，其二子沃洛加西斯五世与阿尔达班四世争夺王位。阿尔达班战胜，接着又在尼西比斯击败罗马军队。两个帝国之间持续300年的战争至此结束，帕提亚获得有限度的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罗马军团在不利的状况下与帕提亚骑兵对抗。阿尔达班获胜后，又碰到一次内战。击败他的人名叫亚达西尔（Ardashir）或亚达薛西斯（ Artaxerxes），是波斯封建领主。他于公元227年自称万王之王，并建立萨珊王朝（Sassanid）。拜火教再度恢复，波斯从此进入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哈斯蒙王朝

公元前143年，西蒙·马克贝利用帕提亚、塞琉古、埃及、罗马之间的相互战争，自塞琉古国王手中恢复犹太的独立。一次深孚众望的代表大会，选举他为第二次犹太人联邦的将军和最高祭司，并规定由他的哈斯蒙家族世袭其职。在这位祭司国王——哈斯蒙王朝统治之下，犹太再度实行神权政治。这是闪米特社会向来如此的一个特性，他们把属灵的与世俗的权力密切地结合为一，在家族中如此，在国家内也是如此。他们只有神，没有君主。

哈斯蒙王朝知道这个小王国很衰弱，经两代人的努力，并用外交与武力，以扩张其领土。到公元前78年，他们已经征服并兼并了撒马利亚、埃多姆、摩押、加利利、伊都密亚、外约旦、加大拉、培拉、杰勒萨、拉菲亚及加沙，使巴勒斯坦的疆土像所罗门时代一样广大。那些勇敢的麦卡贝子孙，曾经为自由而奋斗，复以武力强迫，使那些新臣服的人民接受其犹太教及割礼。然在同一期间，哈斯蒙家族本身却已失去了宗教的热情，而且经过法利赛人的激烈抗议，对全部人口中的希腊化分子一再让步。直到撒罗米女王（Queen Salome Alexandra，公元前78—前69年在位）才把这种趋势转变过来，并与法利赛人讲和。然而，当她还没有死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希尔卡纳斯二世（Hyrcanus II）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Aristobulus II）就开始关于继承的战争了。公元前63年，庞培带着他胜利的罗马军团，驻扎在大马士革，犹太内战中的双方皆向庞培请求承认。当庞培决定支持希尔卡纳斯时，阿里斯托布鲁斯就带着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内设防抵抗。庞培围攻这个都城，占据其低地部分。阿里斯托布鲁斯的部属退守神殿围墙之内，仍抵抗了三个月。据说，帮助庞培制服他们的是他们的虔诚之心。因为庞培料想他们在安息日不会战斗，他命令罗马军队每逢安息日就赶筑土山，用攻城槌冲城，在对方毫无阻碍之下进行，以便于第二天开始突击。在守者方面，祭司们在安息日依旧在神殿中祷告，并供奉牺牲。城陷之日，有1.2万人被杀，只有少数人抵抗，没有人投降，大多数人皆跳墙而死。庞培命令他的官兵不许劫取神殿中的库藏，他却为罗马取得1万塔伦（360万美元）的赔款。所有哈斯蒙家族征服的各城市，都脱离了犹太而转属于罗马帝国。希尔卡纳斯二世被立为最高祭司及名义上的犹太统治者，但又受安提帕特的保护，安提帕特是协助罗马军团的人。独立的君主国就此告终，犹太变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前往泰西封扮演彭透斯的角色 [1] 之前，先到耶路撒冷，劫取庞培留下来的神殿库藏约1万塔伦。消息传来，得悉克拉苏战败被杀，犹太人就利用机会，再度宣告自由。朗吉努斯继克拉苏为叙利亚总督，讨平巴勒斯坦的叛乱，把3万名犹太人卖作奴隶，时间在公元前43年。就在同一年，安提帕特去世。帕提亚人扫荡前进，越过沙漠，进入犹太，立哈斯蒙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安提柯（Antigonus）为他们的傀儡国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对策是，任命安提帕特之子希律为犹太国王，用罗马的基金作为他的犹太军队的军费。希律逐走帕提亚人，保护耶路撒冷，使之免于劫掠，将安提柯捕送安东尼处死，所有支持这个傀儡国王的犹太人领袖一律斩杀。自此很顺利地，犹太便进入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统治时期（公元前37—前4年）。

希律大帝

希腊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能力而无顾忌，有勇气而无忠贞，而希律的性格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他走的路线可说是具体而微的犹太的奥古斯都路线：像奥古斯都一样，他以独裁命令压制了自由的暴乱，以希腊的建筑师和雕塑家美化其都城，扩张其领土，使国内繁荣，其成就多靠狡计，少用武力，随便结婚，皆因子女的背叛而破裂。他拥有好运气，但不快乐。约瑟夫斯将他描写为这样一个人：有好汉之勇和熟练的技能，一个最好的射箭和投掷标枪的狙击手，一个不凡的猎者，曾在一天之内捕捉40头野兽，及一个锐不可当的战士。除这些优点外，他应该再加上一些个性的魅力，因为所有在安东尼、克娄巴特拉或屋大维面前中伤他的人，都辩不过他，或不及他的行贿之道。他与罗马三巨头之间，每经一次危机，其权力与土地就比此前扩大一次。最后，奥古斯都对他评价说，“他统治那么一个小国，未免大材小用”，于是把过去哈斯蒙所属的巴勒斯坦各城市，一律划归他的王国，甚至还希望希律或能统治叙利亚与埃及。“这个伊都密亚人”既慷慨，又残忍，他给予他的臣民的恩惠，正好与他加于他们的伤害相等。

他性格的养成，一部分是因为有许多人恨他，那些人或是被他击败，或是有些亲属被他杀害了；一部分是因为人民对他含有蔑视的敌意，他们或因他的严厉独裁而愤怒，或因他不是犹太人之故。他成为国王，是靠着罗马的金钱援助，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始终是罗马帝国的朋友和附庸，然而人民则日夜图谋，要想自帝国控制之下重获自由。由于课税过重、宫廷豪华建筑计划与国家财富不成比例，犹太国的适度经济因支持不住而终于破产。希律想尽种种方法，以抚慰人民，但都失败了。每遇荒年，他宽免赋税，游说罗马减轻其抽取的贡额，为国外的犹太人取得特权，迅速救济饥馑或其他灾难，维持内部秩序及对外的安全，并发展陆上的天然资源。盗匪肃清了，商业振兴了，市场及港口皆有熙熙攘攘的活跃现象。然而，同时则因这位国王的淫荡行为，处罚人民的残酷，及希尔卡纳斯二世之孙，也就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阿里斯托布鲁斯“不幸”在沐浴时溺死，以致人民大众对他更无好感。祭司们的权力已被他停止了，大祭司人选皆由他指派，祭司们由此恨他，阴谋反抗。而他明显地要使犹太成为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又使法利赛人恨他入骨。

在他统治之下的许多城市，论人口，论文化，都是希腊多于犹太，而希腊文化优雅且花样多，也使他印象很深。希律本来就不是犹太人，也不信仰犹太教，自然想在国内寻求文化的统一及他的统治的壮丽外观，因此极力鼓励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衣服、观念、文学及艺术等。他左右尽是希腊学者，以国家的最高事务付托他们，又任命大马士革的一位希腊人尼古拉（Nicolas）做他的政府顾问和史官。他不惜耗费巨资，在耶路撒冷兴建一座戏院和一个竞技场，又为奥古斯都及其他异教人士建立纪念碑以为点缀，且将希腊的体育与音乐比赛及罗马的斗剑等引进国内。还有美化耶路撒冷的其他建筑，在人民看来全是外国的建筑形式。他又在公共场所设置希腊的裸体雕像，犹太人对于这裸像的吃惊，不亚于看见比赛场上的裸体摔跤者。他为自己建了一座王宫，无疑又是希腊样式的，里面尽是些金制、大理石制的名贵家具，王宫的周围，仿照他的罗马朋友的风格，有几个大花园。他还告诉人民，那座500年前由泽鲁巴贝尔（Zerubbabel）所建的圣殿未免太小，他建议把旧庙拆掉，在原址另建一个大的。人民听说后，惊骇万状。他不顾他们的抗议和恐惧，终于实现了他的计划，建起这个气象万千的新圣殿，后来被提图斯所毁。

在摩利亚山（圣殿山）上，开垦出一块750平方英尺的土地，在其四周边界上，都建有走廊，雕刻着奇奇怪怪的杉木屋顶，而以许多排科林斯形式的石柱支持它，每一个柱都是用一整块大理石所建，柱很大，要三人联手才能围合。在这个大院内，有许多换钱的摊位，以便进香客把他们的外币换成圣殿内可以接纳的钱。又有许多畜舍，客人可在此处购买牲畜作为献品，还有许多房间或柱廊，那是供给老师和学生们聚会、共同研究希伯来文和律法的。还有嘈杂的乞丐们，那是无可避免的东方光景。有一磴宽大的阶梯，从这个“外院”通往有墙围着的内部，非犹太人是不许入此的。此处是“妇女院”，“只有已经洁净的人，才可以带着其妻子进去”。崇拜者越过这第二围墙，走上另一道阶梯，通过镶有金银板的大门，进入“祭司院”。在那里，圣坛为露天设置，被烧过的祭品就置放在上面，以供奉耶和华。还有另一磴阶梯，通过高75英尺、宽24英尺，上面悬吊着一个驰名的金葡萄树的大铜门，就进入寺院的本部，但只许祭司们进去。那是全部用白色大理石建筑的，逐次退缩，其正面是镶金的。里面用大绣幔交叉隔开，其颜色有蓝、紫、深红三种。在绣幔前面，有一个金制的分为7枝的蜡烛台，1个香坛，1张桌子上放着未经发酵的“供神面包”，那是由祭司们放在耶和华之前的。幔幕后面是“至圣所”，在早先的圣殿，还容有金制的香炉和“约柜” [2] ，据约瑟夫斯说，这个新殿则“一无所有”。人们一年只有一次踏上此处，那是在“赎罪日”，由最高祭司一人进去。这个历史性的大建筑，主结构历时8年完成，但其装饰又持续了80年之久，当提图斯的罗马军团到来时，才算是刚好完成。

这座伟大的庙宇，被列为奥古斯都世界最不平凡的事物之一，人民皆因此而自豪。他们因其富丽堂皇而原谅了那些科林斯式的廊柱及违反犹太人禁止偶像崇拜的那个金鹰——那是置于圣殿入口之处的，象征着犹太人的敌人和主人罗马帝国。同时，出外旅行归来的犹太人带回消息，说希律重建巴勒斯坦的其他城市，完全是希腊建筑，又说，他如何用国家的基金及藏在大卫坟墓中的金子，用于建设恺撒里亚的一个大港，并慷慨赠予那些外邦城市，如大马士革、拜布罗斯（Byblus）、贝利图斯（Berytus）、提尔、西顿、安条克、罗得斯、帕加马、斯巴达及雅典。很显然，希律不仅要做犹太国王，还想做希腊世界的崇拜者。但是，犹太人以宗教为生，他们坚信耶和华有一天会拯救他们，将他们从束缚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今在他们统治者个人的精神上，希腊胜过犹太，预示着对于他们的大不幸，正不亚于安条克的迫害。他们计划谋杀希律，后被他发觉，他将阴谋者多人逮捕，酷打后处死，有些人甚至被全家处斩。他又在人民中布置间谍，去窃听人们的谈话，每一句含有敌意的话都会被惩罚。

他击败每一个敌人，只有他的妻儿们例外。他的妻子有10个，其中9个是同时侍奉在他身侧的，子女则有14个。他的第二位妻子马利安娜（Mariamne）是希尔卡纳斯二世的孙女、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姐妹，这两人都是被希律杀死的。约瑟夫斯说，她是“一个纯洁的妇女，然而天性有一点粗暴，她对待丈夫很专横，因为她知道他太爱她，情愿做她的奴隶……她也嘲笑他的母亲和妹妹，因为她们家世寒微，大概对她们说话太不客气，因此，在王室那几个女人之间，有着牢不可解的仇恨”。希律的妹妹使他相信，马利安娜正在阴谋毒死丈夫。他在宫廷内当众指责他的妻子，众人也一致谴责她，于是她就被处死。她的罪名是很可疑的，希律有一段时间，悔恨得发狂。他反复叫喊着她的名字，派遣仆人去召唤她，放弃了公务，跑到沙漠去，“苦苦地折磨自己”，带着热病和神志不清回到宫里。马利安娜的母亲与他人联合，企图除掉希律。他却忽然神志恢复，重登王座，并将所有阴谋者处死。其后不久，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之子安提帕特向他提出证据，证明马利安娜所生之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两人共谋反叛。他把这件事交给150人组成的议会去处理，他们将这两位青年王子判处死刑（公元前6年）。两年后，那位大马士革的尼古拉又判定安提帕特图谋篡位。希律把这个青年王子带到面前之后，自己就“哭起来，为他的儿子们使他遭受的种种不幸而伤心”。在一念仁慈之际，他命令将安提帕特下狱。

同时，这位老国王也因疾病与悲伤，身体衰弱不堪。他患有水肿、溃疡、热病、痉挛及呼吸困难。他挫败了那么多谋害他的人之后，企图自杀，但被阻止了。他听说，其子安提帕特曾设法贿赂狱卒释放，即下令将其处死。其后五天，他自己也死了（公元前4年），时年69岁。他为他的全体人民所恨，他的敌人曾经批评他：“他窃取王位像一只狐狸，统治像一头老虎，死时像一条狗。”

律法和先知

希律在遗嘱中将他的王国分给剩余的三个儿子。菲利普得到东部的巴塔尼（Batanea）地区，包括伯赛大（Bethsaida）、卡皮托勒斯（Capitolias）、杰勒萨、费拉德尔菲亚及波斯特拉等城市；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分得约旦河外的彼利亚（Peraea）及北方的加利利，这包括埃斯德赖拉（Esdraela）、太巴列（Tiberias）及拿撒勒（Nazareth）等城；阿基劳斯（Archelaus）分得撒马利区（Samaritis）、伊都密亚及犹太，包括伯利恒、希伯伦、贝尔谢巴（Beersheba）、加沙、加大拉、伊马乌斯（Emmaus）、詹姆尼亚（Jamnia）、约巴、恺撒里亚、杰里科及耶路撒冷。在一些巴勒斯坦的城市中，希腊人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叙利亚人。加大拉也不是犹太人的居住地。所有海岸城市，除约巴与詹姆尼亚外，皆以非犹太教徒占多数，约旦境内十个城市也是如此。而在内陆的村镇，则几乎全是犹太人。这样的人种区分，对罗马是好的，对巴勒斯坦则是一个悲剧。

对犹太人而言，宗教是他们的法律、国家和希望的根源。他们认为，其宗教若被江河日涨的大希腊主义的洪流冲走，就等于民族自杀。因此，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使这个小国陷于种族斗争、政治动乱及定期战争的热潮中。不但如此，犹太国的犹太人讥笑加利利人为愚昧的堕落者，加利利人则讥笑犹太人为律法蛛网所捕的奴隶。犹太人与撒马利人之间也有不可解的宿怨，撒马利人说，耶和华选择为家之处，是他们的盖里济姆山（Gerizim），不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而全部《圣经》除《摩西五书》（Pentateuch）外，他们概不接受。所有这些派系意见一致之处，是仇恨罗马势力，罗马使他们付出很大代价，以换取并不受欢迎的和平待遇。

这时候，巴勒斯坦的人口约有250万，其中可能有10万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大多数都说阿拉米语言，祭司和学者们都懂希伯来文，官吏、外国人及大多数作家们则用希腊语。人民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耕种土地，种植果园、葡萄，饲养牛羊等家畜。到耶稣的时候，巴勒斯坦已有相当数量的多余小麦输出了。其椰枣、无花果、葡萄、橄榄及酒、油等，都是极佳的产品，为地中海各地所争购。他们依然遵守着古老戒律，每七年过一次的安息年，必须让土地休息。手工业大都是世代相传的，一般都有行会组织。犹太人很尊敬工人，大多数学者都是手舌并用。相较于地中海其他国家，奴隶算是少的。小商业很繁荣，而资产很大、经营范围很广的犹太商人，此时还很少。约瑟夫斯说：“我们不是经商的人民，我们住在一个没有海岸的乡区（东部犹太），无意从事国外贸易。”金融的应用规模很小，到希勒尔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希律的暗示，才废除《申命记》（Deuteronomy ）律法（第15章第1—11节）所要求的，每七年豁免债务一次。耶路撒冷的圣殿，本身就是国家银行。

在圣殿之内，有一个琢石厅（Gazith），那是以色列长老大会的会所。这个制度可能在塞琉古统治时代建立的，用以代替《民数记》（Numbers ，第11章第16节）所说的作为摩西顾问的早期长老会。最初，由祭司寡头政治中的最高祭司选拔会员，到罗马时代，法利赛人和专业的文士人数增加，会员是彼此互选的。这71位长老会会员，由最高祭司主席，自称为所有各处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哈斯蒙诸王、希律及罗马，只在犹太国内的一个犹太人违反犹太律法时，才承认长老会有此权力。犹太国内的犹太人触犯宗教律法时，他们可以通过死刑宣判，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是不能执行的。

这个议会也如世界上大多数的议会一样，内有两派争夺支配权——一个保守团体，由高级祭司们及撒都该教派（Sadducee）领导；一个自由团体，由法利赛人和文士们领导。高级教士及上层阶级人士，大都属于撒都该派，此词原作“扎多基姆”（Zadokim），因其创始人扎多克（Zadok）而得名。他们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在宗教上是正统派。他们主张实行成文律法，但反对传统口述的及法利赛人随意解释的额外仪式。他们怀疑永生不死，以获得世上的好东西为满足。

法利赛人，撒都该派称之为“分离派”（Perushim），其意思是，他们（像善良的婆罗门一样）忽略了仪式简洁的要求，以致和那些信守宗教洁净的人分离了。他们是马卡比父子（Maccabean）时代皈依者的延续，那是严格实行律法的。约瑟夫斯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下的定义是，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团体，他们声言比他人更信仰宗教，解释律法更正确”。为此目的，他们特于《摩西五书》的成文律法之外，加上公认的文士所作的口头传统解释与决定。照法利赛人判断，为了澄清《摩西法典》（Mosaic Code ）费解之处，为了确定对某些特殊事例的律法援用，有时且为了修饰其文字，以适应业已改变的生活需要与情况，这些解释是必要的。他们既严格又宽大，随处减轻律法，如希勒尔对于利息的法令即是一例。可是，他们要求完全遵守口头传统，一如遵守成文律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完全服从，犹太人才能逃避同化和消灭。为使人安于罗马的统治，法利赛人寄希望于肉体与灵魂的不死，以为慰藉。他们生活俭朴，谴责奢侈，时常绝食，勤于洗涤，并时常有意识地激励其美德。只有他们代表犹太教的道德力量，赢得中等阶级的支持，并给予信徒们一种信仰与法则，使他们于大悲剧到临的时候，仍得免于瓦解。圣殿被毁（公元70年）之后，祭司们失去了影响力，撒都该派消失了，而法利赛人则通过其律法学家，成为一种分散但永不败亡的人民的老师和牧人。

最极端的犹太派系，是艾赛尼派教徒（Essenes）。他们的虔诚源于皈依派，他们的名称或从沐浴者而来，他们的教条与实践则来自苦行理论与食物摄生法的潮流，在耶稣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中，这个潮流曾经风靡世界。他们可能受了婆罗门教、佛教、拜火教、毕达哥拉斯哲学派及犬儒学派等思想的影响，耶路撒冷是商业的十字路口，各种思想都会传到这里。他们在巴勒斯坦境内约有4000人，自行组织了一个严格的体系，确实遵守成文的与口头的两种律法。他们生活在一起，差不多像禁欲的独身主义者，到死海西方沙漠绿洲恩加迪（Engadi）去耕田。他们住在公有的房屋中，静寂地共同用膳，以全体投票来选举领袖，个人的财产与收入皆归入公共财库，并遵奉皈依派的格言：“我的你的都属于你。”约瑟夫斯说，他们中有很多人“活到100多岁，因为他们饮食简单，生活规律”。每个人都穿亚麻布白衣服，解过大便即用小锹掘土掩覆，便后就像婆罗门一样洗净屁股，而在安息日大便则认为渎神。他们中有少数人娶了妻，住在城市，与妻子同居只是为了生孩子。这一派的会员们，避开所有肉体的快乐，通过冥想与祈祷，神秘地与神相会。他们希望经由虔诚、禁欲及沉思默想，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神秘力，可以预见未来。像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民一样，他们相信天使和守护神，认为疾病是被魔鬼所缠，并试图以魔术的方式来驱邪。而他们的“神秘教条”，就成为犹太神秘哲学的一部分。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降生，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天国。只有一生没有污点的人，才能进入那个王国。他们是热心的和平主义者，拒绝制造兵器。但是，当提图斯的罗马军团攻击耶路撒冷及圣殿时，这些艾赛尼派教徒就加入其他犹太人，共同守城守庙，差不多全体战死。照约瑟夫斯所描写的他们的习惯及其遭受的灾害，我们就好像置身于基督徒的气氛中：

虽然他们受尽酷刑，或被烧死扯裂，以致肢体不全，又备受各种虐待，被迫亵渎其立法者，或食教规所禁的食物，但他们都不肯那样做。绝没有一个人肯讨好施刑的人，或流下一滴眼泪。他们在极痛的时候发出微笑，嘲笑施刑者，于极愉快的表情中弃绝生命，好像期待着重生一般。

这些撒都该派、法利赛人、艾赛尼派，是在耶稣基督上一代人中犹太教的主要宗派。至于耶稣常与法利赛人并提的文士（Scribes）则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专门职业。他们是对律法有修养的学者，在会堂中讲演律法，在学校中教授律法，在公共或私人场合辩论律法，在特殊案件中引用律法。其中有少数人是祭司，有一些人是撒都该派，而以法利赛人最多。在希勒尔之前两个世纪的他们，也就是希勒尔之后的拉比（rabbis，大师）。他们是犹太的学者，其律法意见经过时间的选择，及由老师到学生的口头传授，就成为口头传统部分，而法利赛人对此与对成文律法同样尊重。这些传统在《摩西法典》影响之下，产生出数以千计的细节戒律，旨在适应每一种环境。

在这些非僧侣的律法教师中，能确定的最早人物是希勒尔，然而甚至希勒尔其人也几乎是在传奇的迷魂阵中，据说是他的一个子孙编造的。据我们所知，他于公元前75年（？）生于巴比伦的一个破败世家，长大成人后即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娶妻生子，靠双手劳动养活一家人。他的每日所得工资，以半数付作一所学校的学费，这个学校有两位著名老师，舍玛亚（Shemaya）和阿布托林（Abtolim），详细讲解律法。一天，他没有钱交学费，不能进去，便爬到一个窗台上，去听“活着的神的话”。故事告诉我们，他冻僵了，跌倒在雪地上，到翌晨被人发现时，已经冻得半死。后来他也做了受人尊敬的拉比或老师，以谦虚、忍耐、温和而著名。有一篇传记说，有一个人打赌说，他能使希勒尔发怒，结果他失败了。希勒尔定下三个原则，作为人生指南：爱人，爱和平、爱律法及懂律法。一个即将改信犹太教的人，请他在站着的人能够受得了的短时间内，把律法解释清楚，希勒尔答道：“你所不喜的，勿施于他人。” [3] 这句话是将《利未记》（Leviticus）所记的“金律”，由积极的语句改成谨慎的消极形式。希勒尔又教诲他人说：“非设身处地，不可评判你的邻人。”他想设法平息各宗派的争论，定下七条法则，作为解释律法的标准。他的解释是自由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促进了贷款及离婚。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是改革家，他忠告与他同时代的青年反抗者说：“你不要让自己脱离全体人群。”他承认希律是一个逃避不了的魔鬼，而被希律任命为以色列长老大会的主席（公元前30年）。大会中的多数派法利赛人很喜欢他，因此直至他死时（公元10年）为止，他始终是这个大会的领袖。为了纪念他，这个官职由他的家人世袭达400年之久。

这个大会以次要地位尊敬希勒尔的对手，他是保守派的拉比沙马伊（Shammai）。他对律法的解释较严，驳斥离婚，要求照字面应用成文律法，不论新的情况如何。犹太教师们像这样的分为保守与自由两个团体，早在希勒尔之前100年即已存在，希勒尔之后依然继续下去，直到圣殿被毁之日。

大期待

犹太人的文学，能从这一时期留传至今的，差不多完全是宗教性的。对于正统派希伯来人而言，为上帝造偶像或以雕塑艺术装饰寺院，似乎都是亵渎神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在他们看来，除赞美神及荣耀律法外，如果为了其他目的而写哲学或文学，都是错误的。自然也有许多例外，苏珊娜（Susannah）那个美丽的故事可以作为例子。故事说，有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被两个不满意她的长老诬控她不贞，幸亏有一个名叫但以理的青年替她作证，巧妙地答复讯问，才使她无罪获释。甚至这样“罗曼蒂克”的故事，也有《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 ）的不少版本将其收入。

一本名为《西拉克之子约书亚》（Joshua Son of Sirach ）的书，现在我们知道的名字是《圣经外传》，可能至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是许多经外书之一，没有作者姓名，没有来源根据，更没有被收入犹太经典《旧约》之内。但它有丰富的美感与智慧，不应该被排斥于《传道书》（Ecclesiastes ）与《约伯记》（Job ）两书伴侣之外。在此书24章之内，以其第8章“箴言”为例，我们再度发现基督或化身的话：“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智慧）。”在公元前130年与公元40年之间，有一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或希腊化的犹太人——出版了一本《所罗门智慧书》（Book of the Wisdom of Solomon ），此书像希腊哲学家斐洛一样，想调和犹太教与柏拉图哲学，并号召希腊化犹太人回头去将其律法译成像以赛亚以来的任何高尚散文一样的东西。另一本比较次要的著作《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 ，约公元前50年），则多处预言到以色列的救世主。

希望借着救世主的来临，自罗马与世俗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犹太文学全部都有这种呼声。许多著作都用《启示录》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神将令人鼓舞的未来的前奏透露给一些先知，从而使过去成为可了解的和可原谅的时代。大约作于公元前165年的《但以理书》，鼓励以色列人反抗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四世，迄至此时，那些不相信耶和华会让他们长久受外邦人统治的犹太人当中，仍流传着这本书。《以诺书》（Book of Enoch ）大概是在公元前170至前66年之间由几个作家所写的，以神赐给这位族长——以诺——的视角为形式，在《旧约·创世记》中（5∶24），以诺曾“与神同行”。此书译述撒旦与其军队降临，其后继起的事是魔鬼侵入，人类遭劫，弥赛亚为人类赎罪，及天国的出现。约在公元前50年，犹太作家们开始出版《西比林神谕集》（Sibylline Oracles ）。在此书中，各种女预言家皆代表犹太教的守护者，以对抗非犹太主义，并预言犹太人必能击败所有敌人，获得最后胜利。

这种拯救之神的思想，可能是从波斯和巴比伦传入西亚的。在拜火教的信条中，全部历史与整个人生，都是为了光明的神圣武力与黑暗的恶魔力量的战争。到了最后，救世主太阳神就会前来审判全体人类，并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永久统治。在犹太人看来，罗马的统治不过是魔鬼的暂时胜利的一部分。他们斥责所谓善良文化的贪婪、背信、残酷与崇拜邪神，及一个享乐世界的无神论快乐主义。《智慧之书》（Book of Widsom ）说：

邪恶的人说：我们的生命是短促和枯燥的，一个人死了，就毫无补救；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其能否从坟墓中回来……我们鼻孔中的呼吸像烟一样，在我们心脏跳动中引起一阵小小火花；等到那个火花熄灭，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灰，我们的灵魂就像轻风一样消逝，我们的名字被人忘记，我们的生命有如浮云去无踪，有如日光照耀之下的朝雾消散……来呀，让我们尽量享受当下的好处。……莫让春光等闲消逝；让我们及时以玫瑰花蕊为冠，莫待其枯萎；让我们在每一处地方，留下我们快乐欢笑的回忆。

此书作者说，享乐主义者的这些理由是虚妄的；他们把马车挂在流星上，因为快乐只是一种空虚和短暂的事。他说：

这邪恶者的希望，像被风吹走的空壳，被大风暴消灭的薄霜。它的消逝，有如寄宿一天的旅客的追忆。只有正义长存，谨守正义即与上帝同在。于是，他们定会进入光荣的王国，由上帝亲手赐予美丽的王冠。

依照《启示录》，魔鬼统治的终结，或由于上帝自己的直接干涉，或派遣其子或代表，即弥赛亚或基督到世上来。100年以前，先知以赛亚不是已经向他预言了吗：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和平的君。

以赛亚描写弥赛亚为世上之王，他将生于大卫的王室，许多犹太人皆同意此说；还有其他说法，例如：《以诺书》和《但以理书》的两位作者，则称之为“人子”，并描写他自天上下来。《箴言书》中的哲学家及《所罗门智慧》中的诗，或者皆受了柏拉图或斯多葛派观念的影响，视弥赛亚为具有肉身的智慧，第一个神子，也就是“道”或“理”，这在不久之后的斐洛哲学中，将扮演一个很伟大的角色。差不多所有这类《启示录》的作者，都认为弥赛亚必将迅速获胜。但是，在《以赛亚书》著名的一章里，却把弥赛亚想象成这样：

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坦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失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从活人之地剪除……他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不过大家一致公认，最后，弥赛亚一定能征服异教徒，解放以色列，以耶路撒冷为他的都城，使全体人类接受耶和华及摩西的《律法》。其后，全世界就会有一个快乐的“好时代”到来。所有土地都很肥沃，每一粒种子都能生产千倍的谷物，美酒盈仓，贫穷消逝。所有的人都健康、善良、公正、友好，全世界为和平所支配。有些预言家认为，这个快乐时代或将中断，黑暗与魔鬼的势力将向这个快乐王国作最后一次突击，世界将因骚乱与大战而消灭。在最后的“神日”，死者都会起来，受耶和华或“人子”的审判，神将授给“人子”绝对的和永久的统治权，以管理一个革新的世界，即神的王国。坏人皆被投入地狱，只有善良的人才被接受到神的王国，去享无穷之福。

本质上，犹太的思想动向与当时的非犹太的理论是并行不悖的，那理论是，任何一种人民，鉴于其民族的命运，对现状失去了信心，一旦想及未来，自然就会想到精神的及个别方式的拯救。各种神秘的宗教已经把这个希望带给数以百万计的希腊本土人、大希腊的东方人及意大利人。但是，希望得那么真诚，需要得那么迫切的，则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犹太。地上的穷人与孤寡者，被压迫与被侮辱者，都希望他们的被征服与所受的苦难，能得到神的救赎。《启示录》说，不久，就会有一个救世主到来，当他胜利的时候，所有公正的人都会被他救起，甚至会自坟墓中被救起，而进入永享至福的天堂。像西蒙这样的老圣徒，像帕努尔（Phanuel）的女儿安娜（Anna）那样神秘的妇女，永不离开圣殿附近，绝食、等待、祈祷，希望能在死前得到救赎。一种大期望充满着每一个人的心。

反抗

在历史上，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不屈不挠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自麦卡贝（Maccabee）到科彻巴（Cocheba），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牺牲很多人，但他们从未丧失精神或希望。

希律大帝死后，犹太民族主义者们逐走希勒尔的和平议会，发表宣言反抗希律的继承人阿基劳斯，并在圣殿附近扎营。阿基劳斯的军队屠杀了他们3000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Passover festival）的（公元前4年）。接着又在五旬节，他们再度集合反抗，又被大屠杀一次。圣殿的修道院被全部焚毁，神殿的宝库被罗马军团洗劫一空，有许多犹太人因绝望而自杀。爱国分子到乡间组织游击队，使许多罗马支持者的生命岌岌可危。其中有一队在犹大领导之下，攻占加利利首府塞佛利斯。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带着2000兵士进入巴勒斯坦，毁灭了数千市镇，2000名叛民被钉十字架处死，有3万犹太人被卖充奴隶。一个犹太名人组织的代表团前往罗马，请求奥古斯都取消犹太王国。奥古斯都免去阿基劳斯的王位，改犹太为罗马的二级行省，其省长须受叙利亚总督管理（公元6年）。

在提比略皇帝期间，多难的巴勒斯坦暂时获得和平。继任的卡里加拉皇帝想以罗马皇帝为全帝国各宗教的统一崇拜者，命令各宗教的崇拜仪式都要供奉他的像，并命耶路撒冷的官员于圣殿中设置他的雕像。之前，在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二代，犹太人已经同意于献祭耶和华时，须说奉皇帝之名。但是，把异教徒的偶像置于圣殿中，则使他们深恶痛绝，据说因此有数千犹太人前往叙利亚，请求在实行皇帝敕令之前，先将他们杀死。不久因卡里加拉之死，情况才缓和下来。继任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受希律之孙阿格里帕的影响，命他为犹太国王，差不多统治巴勒斯坦全部地区。阿格里帕摔死了，解除了山雨欲来的另一次暴乱，而克劳狄乌斯也将巴勒斯坦恢复为省区（公元44年）。

唯利是图的罗马公民所选择的历任省长，大都是无能之辈或无赖之徒。凭其哥哥帕拉斯之力，菲利克斯做了巴勒斯坦省长，史学家塔西佗批评他说：“拥有一个国王的权力，而只具有一个奴隶的头脑。”费斯图斯的统治比较公正，但未竟其志而死。如果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话可信，阿尔比努斯勤于掠夺与抽税，且因获取酬金释放囚犯而发了一笔横财。他说：“监狱里的犯人被释放一空，留下来的一些人则为没有东西送给他的。”这位罗马朋友及羡慕者（约瑟夫斯）又说：“弗洛鲁斯像一个刽子手，而不像一位省长。”许多城市全城被掠，他不但自盗，他人的盗劫，如许他分赃，他就默许。他的这些报告，还保留战时宣传的味道。毫无疑问，那些历任省长曾经诉说，犹太人是很难镇压的人民。

犹太的“热情青年”与“剑客”，组织了许多游击队，以抗议这种暴政。他们的队员誓除不忠的犹太人，混入街头人群中，从奉命要杀的人背后行刺，然后趁人群的慌乱而逃逸。当弗洛鲁斯自圣殿财库中提走17塔伦（约合6.12万美元）时，一群愤怒的人民集合在圣庙之前，高呼撤他的职。有些青年则手提篮子，请他捐款救贫。弗洛鲁斯的军团驱散这些群众，劫掠几百户人家，并杀死这些居民，叛民首领或被拷打，或被处以磔刑。据约瑟夫斯说，在那一天中，有3600名犹太人被杀。年老的或善良的希伯来人劝青年们忍耐，他们辩称，反抗那么强大的帝国，将是民族自杀，然而青年和贫民反过来指责他们是帮凶者或胆小鬼。于是耶路撒冷一城，甚至每一家庭之内，都分成两派：一派占据着本城的高地部分，另一派则在低处，彼此互相攻击，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公元68年，两派发生一次激战，激烈派获胜，杀了1.2万名犹太人，差不多全是富人。于是，叛乱变成了一次革命。有一支叛军部队，在梅察达地区包围了罗马警备部队，先说服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又把他们全部杀死。而在同一天内，巴勒斯坦省会恺撒里亚的非犹太人也组织起来，屠杀了2万犹太人，又把另外数千名犹太人卖充奴隶。有一天，大马士革的非犹太人也杀死1万名犹太人。犹太革命分子怒不可抑，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境内的许多希腊城市毁灭，有许多城市被烧得片瓦无存，被屠杀者无数。约瑟夫斯说：“那时候的常见现象是，城市到处都是尸体……无人掩埋，那些尸体老幼不分，女尸也没有什么遮掩物。”到公元69年9月，革命分子已在耶路撒冷获胜，并几乎占有全部巴勒斯坦。主和派名誉扫地，大多数人现在也参加造反了。

史学家当中，有一个祭司名叫约瑟夫斯，那时候还是30岁的青年，干劲十足，才华横溢，而且智慧过人，能实现其每一愿望。他奉革命派之命防守加利利，坚守着约土帕塔城（Jotopata），抵抗韦斯巴芗的围攻，最后只剩下40名士卒，和他躲在一个山洞内。约瑟夫斯想投降，那些士兵威胁他说，如果他这样做，就杀死他。既然他们宁死不肯被俘，约瑟夫斯就说服他们抽签决定次序，依次一个杀一个。最后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人，他就劝诱那人与他一同投降。他们戴上铁链，即将被解送罗马的时候，约瑟夫斯预言，韦斯巴芗将做皇帝。韦斯巴芗释放了他，渐渐地把他当成顾问，对犹太人战争的事常采纳他的意见。韦斯巴芗前往埃及后，约瑟夫斯就随同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

罗马军团接近耶路撒冷，促成犹太人一次为时已晚和执迷不悟的团结。据塔西佗断定，有60万叛众聚集在此城内。所有能服役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女人的尚武精神也不亚于男子。约瑟夫斯在罗马战线上，吁请城内被围的人投降。他们骂他为卖国贼，决心死战到底。犹太人迫于饥饿，一再冒死出城，搜集粮食。有数千人被罗马军队俘获，钉死于十字架上。约瑟夫斯报道：“这些犹太人太伟大了，房屋不足以尽收十字架，而十字架又不敷死者所需。”围城5个月，到最后期间，城内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为死尸填塞了。盗尸鬼徘徊其间，谋害死人。据说，有11.6万具尸体从城墙上被抛下。有一些犹太人吞下金币，自耶路撒冷潜逃出来，罗马人或叙利亚人俘获他们，剖开其肚皮，或在死人的腐肉中寻觅金币。罗马军队已占此城一半的时候，提图斯向叛众提出他所认为宽大的条件，但他们拒绝了。罗马军队纵火焚烧，圣殿着火，这个伟大的建筑大部分由木材所建，很快就化为灰烬。残余的防御者仍然英勇作战，据狄奥说，他们以死在圣殿之地而自豪。有些是彼此互相杀死，有些是扑在自己的剑上而死，有些则跳入火中被烧死。胜利者毫不宽容，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无一获免。有9.7万难民被逮捕卖充奴隶。其中有许多人，在贝利图斯、恺撒里亚菲利皮（Caesarea Philippi）及罗马庆祝凯旋的场合，有如斗败公鸡，终被折磨致死。这次耶路撒冷围城及其后发生的悲剧，据约瑟夫斯说，犹太人一共死了119.7万人；塔西佗估计则为60万人（公元70年）。

无处不在的抵抗持续到公元73年为止，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圣殿的毁灭就是叛乱终止与犹太国灭亡的象征。所有那些参与叛变者的财产，一概被没收转卖。犹太国内的犹太人已经寥寥无几，剩下一些人则在饥饿边缘讨生活。连那些最穷的犹太人，也必须向罗马的异教寺庙奉献，其数额为过去虔诚的希伯来人每年献与耶路撒冷圣殿的半数。大祭司和以色列长老大会被取消。犹太教变为这样一种形式，直到今日：一种没有中央寺庙，没有最高祭司，没有献祭仪式的宗教。撒都该派不见了，而法利赛人和拉比们，则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民的领导者。那些人一无所有，仅有的是他们的会堂及希望。

散居异邦

100万犹太人或向外逃亡，或沦为奴隶，自地中海加速向各地散布，犹太学者们以希律所建圣殿被毁的时候作为犹太人散布开始之日。然而据我们所知，早在600年之前，当他们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犹太人的散布就开始了，且曾在亚历山大殖民中重振起来。因为他们已占有肥沃土地，而犹太人的孝道与律法又严禁杀婴，所以犹太人的扩张，是由于种族上与经济上的双重原因；希伯来人在世界商业上所扮演的角色，则殊不足道。在耶路撒冷陷落的50年前，斯特拉博以反闪米特人的夸大态度说道：“地球可居住的地方，很难发现没有这个民族，及不受他们支配的一处地方。”在这次散布之前20年，斐洛也写道：“几个大陆上……到处有犹太人殖民地……各岛屿及几乎全部巴比伦地区，也是如此。”到公元70年的时候，有数千犹太人居住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古亚城及帕提亚的其他城市。在阿拉伯半岛，及由此处过去的伊索匹亚，犹太人同样人数众多，叙利亚及布匿境内尤多。在塔尔苏斯、安条克、米利都、艾菲索斯、萨迪斯、士麦那等处，犹太人有很多殖民地。只在得洛斯、科林斯、雅典、菲利皮、帕特拉及萨洛尼卡等处，犹太人人数稍少。在西方的迦太基、锡拉库萨、普特奥利、卡普亚、庞贝、罗马，甚至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的故乡维努西娅等处，也都有犹太人的社区。总而言之，在罗马帝国之内，犹太人的总数估计有700万——约为帝国总人口的7％。

他们的人数、衣、食、割礼、贫穷、野心、繁荣、排外性、智慧、憎恶偶像以及很不方便的安息日崇拜等，都引起了反闪米特人思想，小者如戏院内的笑谑，及尤维纳利斯与塔西佗二人著作所述的轻蔑，大者则有当街谋害及大规模的屠杀。亚历山大的阿庇昂自告奋勇，成为攻击犹太人的主要发言人，而约瑟夫斯也写了一本文笔犀利的小册子以回击他的攻击。 [4]

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约瑟夫斯随同提图斯回到罗马，跟着这位他的人民的征服者，参与展示犹太俘虏及战利品的一次凯旋行列。韦斯巴芗赐给他罗马市民的身份及一项津贴，又在宫廷中赐给他住宅，及犹太地区内一些很有收益的土地。为报答皇恩，约瑟夫斯就取了韦斯巴芗家族的名——弗拉维乌斯，并写了一部《犹太战争》（约公元73年），为提图斯在巴勒斯坦的行为辩护，也为自己的背叛辩护，且借罗马力量的显示，以沮丧以后的反叛者。在晚年，他更感孤独，便开始写《犹太人的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此书改善了非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成就、风俗、性格的看法，从而重获犹太人对他的好感。他的叙事简明有力，他说希律大帝像普鲁塔克一样迷人。但是，他的偏见和目的损毁了他的客观性。这部古代史巨著费时多年，耗尽了他的体力，全书25册，最后四册是由他的秘书们根据他的笔记写成的。此书出版时，约瑟夫斯只有56岁，然而由于一生在冒险、争论和精神寂寞中度过，他的身体已经很衰老了。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靠着其性格的弹性，渐渐地重建经济和文化生活。当耶路撒冷被围时，有一个希勒尔的老年学生约翰兰，唯恐在此次屠杀中消灭了所有教师及口头传说解释者，于是自城中逃出，到邻近地中海岸的雅甫尼或詹姆尼亚，在一个葡萄园内建立了一个书院。耶路撒冷既陷，约翰兰就在詹姆尼亚组织了一个新长老会，其会员不是祭司、政客和富人，而是法利赛人和拉比，拉比就是律法教师。这个议会并无政治权力，然而对宗教或道德，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犹太人都承认其权威。议会选择一个族长为首领，族长可任命犹太社区的管理官员，也有权开除桀骜不驯的犹太人。约公元100年，族长迦玛列以其严格纪律，首先统一议会，然后统一詹姆尼亚的犹太人，终于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全部统一起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将希勒尔和沙马伊等所作的互相抵触的《律法》解释，付请检讨及票决。希勒尔的解释大都被批准，对所有犹太人皆具有拘束力。

失国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现在既然将《律法》作为不可缺少的凝聚力，所以《律法》的教授就成为犹太分布区会堂的主要任务。而会堂则代替圣殿，祷告代替献祭，拉比代替祭司。解律者解释每一条口译《律法》，通常引用《圣经》以支持其说法，有时也加上一些故事、训诫及其他资料，作为例解。最著名的说律者是拉比阿吉巴。他在40岁的时候（约在公元80年），才和他的5岁儿子一同上学，学习阅读。不久，他就能默背《摩西五书》的全部。研究了13年后，他在詹姆尼亚附近一个村中，于一棵无花果树下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他的热情与理想，勇气与幽默，甚至他的强有力的教条主义，吸引了很多学生。公元95年，消息传来，多米提安皇帝正在策划一项对付犹太人的新法案。阿吉巴被选出，偕同族长贾末利尔及另外两人，向这位罗马皇帝亲自诉愿。当他们正在罗马时，多米提安死了。继位的涅尔瓦皇帝听到他们的申诉，颇为同情，而为了重建罗马而加于犹太人的特税遂告中止。阿吉巴自罗马回到詹姆尼亚后，便以余生之年，把口译《律法》编成法典，此书后由他的学生及其继任人犹达族长继续完成。这个法典虽为古典式，然而靠着学者和教授们的记录，世代相传，其口述的传统的部分，迄今仍成为现行《律法》教本。阿吉巴的方法很不合理，而其结论却很正确。他自一种离奇注解中获得一些自由原则，这样每一成文律法的字，都具有神秘的意义。也许他观察到，只有在神秘的形式中，人们才会接受理性的教义。从阿吉巴起，便出现了神学与伦理的组织与注解，再经由塔木德传至迈蒙尼德，最后成了学院哲学家的思想方法。

阿吉巴活到90岁的时候，变得衰弱而保守；但是，又像他幼年时代一样，再度处在革命的环境中。公元155至156年，昔兰尼、埃及、塞浦路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再度起而反抗罗马。那时候的每日大事，就是犹太人对非犹太人，及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互相屠杀。据狄奥说，昔兰尼被屠杀了22万人，塞浦路斯被屠杀了24万人。这些数字是难以置信的，可是我们知道昔兰尼自遭此劫后，永未恢复。塞浦路斯则在此后几世纪中，不许希伯来人居留岛上。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是，劫后余生的犹太人却保留着可怕的希望，期待一个弥赛亚到来，领导他们取得胜利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由于罗马的愚蠢，叛变再起。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宣称，有意在圣殿旧址兴建一个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庙；公元131年，他又下令禁止割礼及公开教授犹太律法。有一个巴科克巴自称为弥赛亚，在他领导之下，犹太人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以恢复他们的故乡及自由（公元132年）。毕生祈求和平的阿吉巴，也接受巴科克巴为众所期望的赎罪者，而为革命祝福。叛众抵抗罗马军团，英勇战斗了三年，最后终因缺乏食物及补给品而被击败。在巴勒斯坦境内，罗马人毁灭了985个市镇，屠杀了58万人。据说，死于饥饿、疾病及焚毙的人数，比被杀人数还多。犹太全境几乎都变成了荒地。巴科克巴本人在贝特亚防御战中战死。无数的犹太人被卖充奴隶，因为人数太多，其价格低到只能换一匹马。有数千人藏在地下水槽中以避免被俘，不久被罗马军队围住，他们相继饿死，其获得保全生命者，是以死人肉为食。

哈德良决心消灭犹太教的恢复力，不但禁止割礼，更禁止安息日及任何犹太假日的仪式，也不许公开举行任何希伯来仪式。所有犹太人，都要缴纳一种很重的新人头税。每年只规定一天日期，准许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在那一天，可以走到圣殿毁迹之前痛哭。耶路撒冷废墟上，已另建一个非犹太人的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城，城内建有朱庇特和维纳斯神庙，及一些体育馆、戏院和浴场等。詹姆尼亚的犹太长老会已被解散，并禁止再设。在利德地区，准许成立一个毫无权力的小型议会，但禁止公开讲授《律法》，违者处死。有好几个拉比不服从这个禁令，皆被处死刑。现年95岁的阿吉巴，坚持着要教授他的学生，被下狱监禁三年，他在狱中还是照样传教。他被审问、判罪，接着就死了。据说，他临死时口中还念着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听呀，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只有一个。”

安东尼·庇护虽已将哈德良的禁令放松，然而经过巴科克巴反叛的大劫之后，犹太人几个世纪都没有复原。自此已进入中世纪，他们放弃了所有世俗之学，只有医学一门除外。他们弃绝希腊主义的一切形式，只靠他们的拉比、神秘诗及《律法》，获得安慰并借以团结。从来没有其他人民经历过那么长久的流亡或那么艰苦的命运。犹太人自被逐出他们的圣城之后，最初是被迫投降于异族，后来则投降于基督教。他们分散于帝国的每一行省以及省外之地，沉沦于贫穷与耻辱中，甚至连哲学家及圣哲之士都不肯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退出公共事务，专门从事私人研究与崇拜神，热情地保存他们学者的话，并准备把那些话写下来，最后终于编入《巴比伦与巴勒斯坦的塔木德》（Talmuds of Babylonia and Palestine ）中。犹太教因恐惧而藏匿且黯然无光，而其子孙——基督教则出来征服世界。

注释

[1] 指克拉苏战败被杀，头颅被当作替换彭透斯的道具，用于欧里庇得斯的剧作《酒神的伴侣》中。

[2] 古代犹太教的圣物。

[3] 《塔木德》（The Talmud ）说，希勒尔的答复中，还加上了一句话：“这就是全部律法，其余都是律法的注解。”

[4] 约瑟夫斯听说他的一位叔父强迫阿庇昂接受割礼，非常高兴。

第一章至第五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1200　盖德尔·凯尔特人入侵英格兰

900　布立吞及比利吉凯尔特人入侵英格兰

350　马塞的皮西阿斯探险北海

248　阿尔萨王朝兴起于帕提亚

241—210　西西里成为一行省

238　获得撒丁及科西嘉

211—190　帕提亚阿尔萨凯斯二世

197　获得西班牙

170—138　帕提亚米特拉达梯一世

168　获得马其顿

167　获得伊利里坎

146　阿哈伊亚；“非洲”；伊庇鲁斯

145—130　托勒密七世

135—105　犹太王约翰·希尔卡纳斯

135—151　波塞都尼

133　阿塔鲁斯第三（Attalus III）传给帕加马

124—88　帕提亚米特拉达梯二世

121　纳博讷省（Gallia Narbonensis）

112—105　朱古达战争

110　拜占庭物理学家斐洛

104—78　犹太王亚历山大

102　西里西亚；潘菲利亚

88—84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88　罗马人在近东大屠杀

83—81　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78—69　犹太女王亚历山德拉

76　拜占庭画家提摩马库斯

75—63　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74　比提尼亚

74—67　昔兰尼与克里特岛

69—63　犹太王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

64　叙利亚

63　本都及犹太成为罗马行省

63—40　犹太王希坎诺斯二世

58　塞浦路斯

58—50　恺撒征服高卢

55—54　恺撒在不列颠

50　亚历山大里亚之英雄，加大拉之墨勒阿格

46　努米底亚

40　帕提亚人入侵叙利亚

37—34　希律大帝

30　埃及

25　加拉提亚

254　盖乌斯远征阿拉伯的菲利克斯

17　获得上日耳曼、下日耳曼

15　诺里库姆省；拉地亚省

14　海上阿尔卑斯

11　莫西亚

7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

4（？）　基督诞生

4—公元6　犹太国王阿格里帕；加利利省长希罗德·安提帕斯

公元

17　卡帕多西亚

40　毛里塔尼亚

43　不列颠

47　卡拉克塔卡斯的反抗

50　药学家迪奥斯科里斯

51—63　帕提亚与罗马战争

55—60　柯培洛征服西美尼亚

61　布狄卡反抗

64　科蒂安山

70—80　罗马征服威尔士

72　塞琉古王朝消灭

77—84　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

89　在罗马的普鲁塔克

90　爱比克泰德

95　狄翁

100　大马士革建筑家阿波罗多拉斯

105　阿拉伯佩特拉亚（今约旦）

107　达契亚

114　亚美尼亚、亚述、美索不达米亚

115　艾菲索斯医生索拉努斯

117　哈德良放弃亚美尼亚及亚述

120　提尔地理学家马里努斯

122　英格兰哈德良长城

130　在耶路撒冷旧址建立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城；士麦那数学家提恩；民科米底亚历史学家阿利安；天文学家托勒密

142　英格兰安东尼·庇护长城

147—191　帕提亚沃洛加西斯三世

150　卢奇安、爱略斯·阿里斯提得斯

160　盖仑医生；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

190　哲学家塞克都斯

227　阿萨息斯王朝灭亡

第六章 耶稣
（公元前4—公元30）

发轫期

基督存在过吗？这位基督教创始者的生命史，是否就是人类悲苦、幻想和希望的产物？就像印度克里希纳（Krishna）、埃及奥西里斯神、弗里吉亚的阿提斯神、希腊的阿多尼斯神和狄俄尼索斯神及波斯的密特拉神这一类的神话故事呢？在18世纪初期，英国博林布鲁克派（Bolingbroke）的政治学家们就曾私下讨论过，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生过的可能性。这件事，甚至使法国的伏尔泰也感到震惊不已。沃尔尼在其1791年出版的《帝国的灭亡》（Ruins of Empire ）一书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怀疑。拿破仑在1808年会晤德国学者维兰德（Wieland）时，不谈论政治或战争方面的问题，而问他是否相信基督历史的真实性。

在现代人类心智活动中最具深广影响力之一的，是对《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其对《圣经》真实性及合理性所作的大量攻击也曾遭到反击，以此来维护基督徒信仰的历史基础。这一批判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和基督教本身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两百年来的这个争论，首先是由德国汉堡的东方语言教授赖玛鲁斯（Hermann Reimarus）在默默无闻的情形下进行的，他在1768年去世的时候，遗留下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手稿。为了慎重起见，这部长达1400页的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直到他死后六年，才由德国批评家和戏剧家莱辛不顾一些朋友的反对，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赖玛鲁斯认为，耶稣不能被视为基督教的创始者，他只不过是犹太人世界末日论者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换言之，赖玛鲁斯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只希望人类为世界的毁灭预做准备，以便接受上帝对人类的最后审判。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赫尔德（Herder）在1796年指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基督，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基督迥然不同。1828年，德国学者保罗斯（Heinrich Paulus）以1192页的篇幅对基督的生平作了一次摘要的归纳，他对耶稣在世时所显的神迹作了一个推理的解释——他接受发生过这些神迹的事实，不过他把这些神迹的出现归功于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在他1835—1836年出版的《耶稣的生平》（Life of Jesus ）中，反对这种折中的说法，他认为四福音书里记述的超自然事迹，应该列为神话；同时避免使用这些事迹来叙述耶稣的生平，而要重新写出基督的真正事迹。施特劳斯的这本长篇巨著，使《圣经》批判成为德国思想界的风暴中心长达一个世代之久。在同一年，费迪南德·克斯蒂娜·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对使徒保罗的《书信》提出了攻击，他认为其中除了《迦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及《罗马书》以外，其他全部缺乏真实性。1840年，鲍尔开始一连串引起热烈争论的写作。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神话人物，是2世纪融合犹太、希腊及罗马各神学所产生的一个人格化的崇拜对象。1863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所著的《耶稣的生平》（Life of Jesus ）一书，其中推理式的论述使当时广大的群众震惊惶惑。这本书搜集了德国对基督教的各种批评，把四福音书的问题公之于整个知识界。到19世纪末，卢瓦西神父（Abbé Loisy）的法国学派对此评论达到了最高潮，因为他极力主张严格地分析《新约》的真实性，以致天主教当局觉得非得把他和一些“现代分子”逐出教会不可。同时，皮尔逊（Pierson）、纳贝尔（Naber）、马特斯（Matthas）的荷兰学派，更进一步致力于这一运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否认耶稣存在的史实。在德国，阿瑟·德鲁斯（Arthur Drews）将这种否定的主张予以更明确的说明。英国的史密斯（W.B.Smith）和罗伯逊（J.M.Robertson）也发表了类似的否定言论。两个世纪的讨论，结果似乎是推翻了基督存在的可能性。

基督存在的证据如何呢？教会以外的最早考证，是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所著的《犹太人的古代史》，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那时候，有个耶稣。如果称他为人，他应该是个圣人，因为他行了许多奇妙的事迹，教导民众，并且乐于接受真理。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跟随他。他就是弥赛亚。

这段奇怪的记载，也许有它的真正根据，不过作者是犹太人，按理说，他应该热烈取悦当时和基督教有冲突的罗马人和犹太人。可是在他这部著作里，竟有这样对耶稣的崇高赞颂，因而使人产生了怀疑。基督教的学者们也批评这段叙述，认为几乎毫无疑问是对原著的篡改。在《塔木德》（Talmud ）中，曾提到“拿撒勒人耶稣”（Yeshu’a of Nazareth）的地方，但因出书的年代很晚，所以很可能是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并不能当作历史的考据。最早述及耶稣的非基督教文献，是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罗马皇帝图拉真指示如何对待基督徒。五年之后，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记述了尼禄王对罗马基督徒的迫害，并说明在公元64年罗马各地的基督徒已经日渐增多。这项记载，由于极符合塔西佗的风格、笔调及偏见，因而所有的《圣经》批评者，只有德鲁斯一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罗马传记作家和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叙述过同样的迫害事件，并且报道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放逐犹太人（约在公元52年）的情形，说是“受耶稣鼓动的犹太人，制造群众的骚乱”。这段记载与《使徒行传》非常符合，其中提到克劳狄乌斯的一项指令，指示“这些犹太人应该离开罗马”。这些资料证明了基督徒的存在，但并未说明基督本人。但是除非我们假设有基督存在，否则我们就要倾向一种难以相信的推测，认为耶稣是在一个世代之中捏造出来的。此外，我们必须假定罗马的基督教团体是在大约公元52年以前某些年代成立的，以符合罗马皇帝下达的指令。大约在这一世纪的中叶，一个名叫塔卢斯的非基督徒辩称基督死后的反常黑暗，完全是自然现象的一次巧合。这次辩论，认为基督的存在是当然的事，甚至对初期基督教最痛恨的外邦人或是犹太人的反对分子，对于基督的存在似乎都从来没有否认过。

教会方面关于基督存在的证据，最初出现在圣保罗的书信上。其中有一部分的来源不可靠。不过在公元64年以前的几封，几乎举世公认它们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没有人怀疑过保罗存在的真实性，或是怀疑过他和彼得、雅各及约翰一再会晤的真实性。同时保罗也承认这些人都亲身结识过基督。一般人所接受的使徒书信，常常提到“最后的晚餐”和耶稣的受难。

至于四福音书，则没有如此简单。在头两个世纪，基督徒之间曾流传着很多福音书。现在所保留的四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福音”一词的原文，即希腊词“euangelion”，这是《马可福音》的开端用语，意即“佳音”（glad tidings）——弥赛亚来到，上帝的国临近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是从同一个观点叙述的：它们具有彼此对称的内容和主题，可以对照阅读。它们是用希腊的通俗文字所记载，没有一定的文法或文学的修饰。不过，这些福音书的简单格调所代表的坦率和力量，彼此的类似性和背景的生动有力、深厚的感情，及故事的动人，赋予这原来简陋的原文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后来英王詹姆斯时代的钦定英译本，虽有很多偏差，但是在文辞方面，则已经修饰得非常隽永。

现存最早的四福音抄本，仅能溯至3世纪，而原著显然写于公元60—120年之间，因此，历经两个世纪由于抄写上的失误，同时为了适合神学或翻版人士的宗派，或因时代的影响，都可能改变了四福音书的内容。公元100年以前的基督教写作者，常常引用到《旧约·圣经》，从未引述《新约·圣经》。在公元150年以前，唯一提及基督教福音的，是帕皮阿斯（Papias）。他大约在公元135年报道有一个来历不明的“老约翰”说，马可是从记忆中，把彼得传述给他的话，写成了他的福音书。帕皮阿斯又说：“马太用希伯来文抄录了《基督语录》（Logia）。”——显然即早期用阿拉米文写的基督的语录。保罗可能有一些这类的文件，因为他虽然没有提过四福音书，但是时常直接引用耶稣说的话。 [1] 批评《圣经》的人士通常都同意《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认为出现在65—70年之间。因为这本福音书有时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复述同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基于《基督语录》及另外一些可能是早期马可本人的原作。显然早在耶稣的某些使徒及他们最亲近的门徒仍然在世的时候，现在所用的《马可福音》便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它的内容和他们新汇集与译述的基督事迹之间，似乎不可能有重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参考明智而深虑的施韦泽（A.Schweitzer）的意见，他提出一项结论，即《马可福音》确实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教会正统的习惯，是将《马太福音》列于第一位。依据伊里奈乌斯（Irenaeus）的记载，《马太福音》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即阿拉米文写的，不过流传到我们手中的只有希腊文本。由于《马太福音》显然是模仿《马可福音》写的，甚至可能是模仿《基督语录》写的，所以批评者多数认为《马太福音》是马太的一位门徒写的，而非出自马太本人的手笔。不过即使是最表怀疑的学者们，也都承认这本福音书的年代早在85—90年之间。马太希望转变犹太人的信仰，他所引用的耶稣神迹多于其他的几本福音书，同时，由于过于热切地去证实许多《旧约》的预言被应验在基督身上，乃至令人产生怀疑。不过在四种福音书之中，《马太福音》是最动人的一部，也是无意识的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圣路加的福音书，大家都认为出现在1世纪的最后十年。这本福音书希望把早期关于耶稣的记载加以协调一致，它的目的并非要转变犹太人的信仰，而是希望说服非犹太人。路加自己很可能不是犹太人，他是保罗的朋友，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一样，大部分来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的661节中，《马太福音》借用了600多节，《路加福音》借用了350节，而且大部分一字未改。在《路加福音》里，很多《马可福音》没有的内容出现在《马太福音》之中，并且也是一字不差。显然，《路加福音》也借用了《马太福音》的内容，或是路加与马太采用了某个现已消失的共同来源。路加借用其他内容的时候，也发挥了一些自己的文学技巧。勒南认为这本福音书是一本文字最美的书。

第四部福音书，并不佯称是耶稣的传记。它是以神学的观点对基督的叙述，认为基督就是“圣言”（divine Logos），就是“道”（Word），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人类的救赎主。这本福音书，在很多细节和对基督的一般描述上与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矛盾之处，这部半诺斯替教式（Gnostic）的著作及它所着重的抽象玄学观点，促使很多基督教学者怀疑它的作者不是使徒约翰。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一项古老的传说，不可轻易地加以否定，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并非个个皆属愚昧无知。最近的研究结果认为，第四本福音书是在1世纪末叶问世，而这本福音书和“约翰的书信”是同一个作者的传说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两者的观点相同，格调也一致。

简言之，在这几部福音书里面，显然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有很多可疑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和其他神话相似的记载。有很多显然是为了应验《旧约》预言而安排的事迹。也有很多叙述，可能是为了后来的教义或教会的礼仪而树立的一个历史依据。四福音书的作者们，与西塞罗、萨卢斯特及塔西陀具有同样的观念，认为历史是传输道德思想的工具。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言论，可能由于过去的人知识低下而有记忆上的偏差。也可能在抄录复制的过程中，发生错误或有意修改。

即使的确有以上这些弊端，四福音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成立，其矛盾只在于它们的细节，而非本质的问题。大体上几部福音书都非常一致，对基督的生平有一贯的叙述。圣经的批判者极力地寻找各种论据来严厉考证《新约》的真实性，如果依照这一批判所作的评论，很多古代的伟人——例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以色列国王大卫、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都要被列为传奇式的神话人物。 [2] 纵使四福音书的作者存有偏见或有神学的主观成见，他们却坦率地记录了一般人可能要加以隐藏的一些事迹——例如使徒们彼此竞争地位；耶稣被捕之后，使徒们的星散；彼得的否认耶稣；耶稣在加利利不能显神迹；有些听众认为耶稣可能精神错乱；耶稣早期对他传道的犹疑；他承认不知道未来；他的痛苦时刻；他在十字架的绝望呼喊。读过这些记载的人，当不会怀疑这些事迹里面的人物。如果说只凭几个头脑简单的人，在一个时代之中竟能够捏造出这样一个才能卓越且引人入胜的人物来，捏造出一个制定如此崇高的伦理道德和仁爱精神的人物来，那么这项捏造工作的惊人才能，远比四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更令人难以相信。对《圣经》的“高等批评”流行了两个世纪之后，基督的一生，他的品格和教义，仍然赢得人们理智上的认可，同时在西方人的历史上占有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成长期

马太与路加都记载耶稣出生于“希律任犹太国王的时候”——所以时间在公元前3年以前，不过路加的记载说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第15年，即28—29年，耶稣接受了约翰洗礼，当时耶稣大约30岁。照这样推算，耶稣应该出生在公元前2—前1年之间。路加又说：“当基林努斯（Quirinius）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罗马王奥古斯都曾令谕天下人纳税……”基林努斯是公元6—12年担任驻叙利亚总督的。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基林努斯在犹太进行了一次户口普查，时间是在6—7年。关于这项户口普查，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记录，德尔图良的记载是在公元前8—前7年间，叙利亚总督萨图尼努斯在犹太进行了一次户口普查。如果这就是路加记忆中的那次户口普查，则基督的出生年代必是在公元前6年以前。关于基督出生的明确日期，我们并不清楚。希腊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当年（约公元200年）记录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年鉴编纂者认为基督出生在4月19日，有些说是5月20日，克莱门特本人认为是公元前3年11月17日。早在2世纪时，东方的基督教在1月6日庆祝耶稣的诞辰。354年，包括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教会在12月25日纪念基督的诞辰。这是当时推算错误的冬至日，冬至也就是白昼开始加长的日子。这一天原来是密特拉教的主要节日，也就是所谓太阳神（密特拉教所奉的太阳神）的诞生日。东正教有一段时期坚持1月6日是耶稣诞辰，并且指责西方的教友崇拜太阳和崇拜偶像。不过到了4世纪末，东方教会也采用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诞辰。

马太和路加记载的耶稣诞生地点，是耶路撒冷以南五英里的伯利恒。所以他们记载说，耶稣的一家是迁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的。马可没有提到伯利恒，只是把基督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3] 基督的父母给他取名为约书亚（Yeshu’a），意即“耶和华救主”，希腊和罗马人分别叫他“Lesous”“Lesus”（耶稣）。

耶稣显然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因为他的邻居对他的卓越教诲感到惊奇时，曾经提出过以下的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蒙、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路加叙述天使报佳音（Annunciation）的故事时，运用了一些文艺的修辞，作成《新约》中的伟大诗篇之一——《圣母颂》。

在《圣经》故事里，除了耶稣之外，圣母玛利亚算是最令人感动的人物。她满怀母爱的喜乐之情，含辛茹苦地抚养耶稣，对他少年时候的学习精神深引为荣，对他后来提出的教义和主张感到惊服不已。她希望耶稣离开追随他的群众，回到家里安静地休养（玛利亚曾对耶稣说：“……你的父亲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她孤苦无援地亲眼看到她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悲痛欲绝地怀抱着耶稣的尸体。如果这不是历史，也是一部上乘的文学著作，因为对于其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写下了远胜过两性爱情的动人故事。后来关于玛利亚和一个罗马士兵之间的一段谣传故事，被评为“愚蠢的捏造”。其次在一些伪造或非正统的福音书里，还有一些关于基督出生在山洞或马槽、牧羊人和三贤者朝拜圣婴、无辜者大遭屠杀及逃亡埃及的故事。思想成熟的人对这些无伤大雅而又富于诗意的流行故事，不会产生反感。关于童女怀孕生子一事，保罗和约翰都没有记载。至于马太和路加，则经由不同的家谱，通过约瑟把耶稣归宗为大卫的后裔。相信耶稣是大卫后裔的立论，显然早于童女怀孕生子之说。

四福音书的作者很少记载基督的少年生活。基督出生第八天行割礼。约瑟是个木匠，因为职业世袭的影响，所以相信基督也过了一段愉快的木匠生活。他了解他村子里的工匠、地主、仆役及附近的奴隶的生活。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关于这些人物的词句。他很欣赏乡间大自然的美丽、花木的优雅色彩及宁静而丰硕的果树。关于他在圣殿询问学者的记载，并非难以置信的故事。他很机警，具有好奇心，何况在近东地区，12岁的孩子已经接近成熟的时期。不过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怎么一回事，”他的邻居问道，“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读书呢？”他参加过礼拜集会，很乐意听人讲述《旧约》，尤其是《旧约》中的预言和赞美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有助于他气质的形成。基督可能还读过希伯来先知但以理和以诺的书，因为他后来传教的时候，常提到他们两人关于弥赛亚、最后审判及天国来临的见解。

耶稣当年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宗教骚乱的紧张气氛，成千成万的犹太人渴望以色列救赎主的来临。魔法和巫术、妖魔和天使、附灵和驱邪、显奇迹和听预言，以及占卜和问星象之类的活动到处流行，三贤朝拜圣婴的故事在当时可能是一般人相信星象的必然现象。术士们周游在各个市镇，巴勒斯坦的善良犹太人每年都要跋涉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当时耶稣必定获悉了犹太苦修教派的一些情况，也了解了他们近乎佛教苦行僧的生活。 [4] 可能耶稣还听说过名叫“拿撒勒”的教派，这一派居住在约旦河以外的佩拉亚地区，他们拒绝参加庙堂的礼拜，也不受《摩西》律法的束缚。不过耶稣产生宗教热忱，要算受到玛利亚侄子约翰讲道的影响。

约瑟夫斯所记述的约翰生平颇为详细。我们喜欢把施洗约翰描述成一个老人，其实，他显然和耶稣的年龄相同。马可和马太笔下的约翰，是一身毛布装束，以干蝗虫和蜂蜜果腹，站在约旦河边，呼吁民众悔改的人。约翰赞成犹太苦修教派的苦行主张，不过他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只需要一次洗礼，他的“施浸者”（Baptist）的称呼，可能相当于希腊文的“Essene”，即犹太苦修教派。约翰在他的洗罪仪式中，谴责伪善和放荡的生活，他警告罪人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声称天国近了。约翰说，如果犹太人全体悔改，洗清他们的罪过，弥赛亚和天国立刻就会降临。

路加说，大约在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第15年或稍晚的时期，耶稣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浸礼，当时耶稣“大约30岁”。受浸的这一决定，证明耶稣接受了约翰的教义。所以他自己传播的教义，大致和约翰的相同，不过他具有不同的方式和特性：他自己从不为别人施浸，他不过荒野的生活，而居住在世人之间。在耶稣接受约翰施浸之后不久，加利利的希律王便下令监禁约翰。四福音书的记载，说明约翰的被捕是因为他批评希律王遗弃妻子另结新欢，娶了他兄弟菲利普的妻子希罗底（Herodias）；约瑟夫斯认为约翰的被捕，是因为希律王担心约翰假借宗教改革的名义，煽动政治反叛。关于这件事，马可和马太叙述了萨乐美的故事来加以说明：萨乐美是希罗底的女儿，她在希律王面前表演了一场艳舞，因为非常迷人，所以希律王答应她可以提出任何要求作为报偿。萨乐美在她母亲的指使下，要求取下约翰的首级，于是希律王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四福音书里面，没有关于萨乐美与约翰之间存有恋情的任何记载，约瑟夫斯也没有提及约翰的死亡与萨乐美有关。

传道期

约翰被囚禁之后，耶稣接替了他的工作，开始宣讲天国临近的道。路加记载说，耶稣“回到加利利，并且在各会堂里教导大众”。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布道工作中，对这位追求理想的青年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拿撒勒的聚会场所，依次向群众读诵《圣经》，并且选用了下面《以赛亚书》的一段话：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抚慰破碎的心灵，报告被掳的得以释放，瞎眼的得以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加记载说：“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当约翰被斩首的消息传出后，他的门徒寻找一个新的领袖，于是耶稣承担了这份责任和危险。起初，他谨慎地隐退到静僻的乡村，始终避开政治纷扰，后来一天比一天放胆地宣讲福音，希望大家悔改认罪，信奉上帝，方能得救。有些听他讲道的人，以为他是死而复活的约翰。

我们对耶稣很难获得客观的认识，这不仅因为一些研究的根据往往是出自他的崇拜者，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传统道德观念与耶稣具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以他为榜样，因此如果我们寻找耶稣的任何缺陷，就会有受到伤害的感觉。耶稣的宗教意识极为强烈，所以他严厉谴责那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能够宽恕任何的过错，但是绝不原谅不信之罪。在四福音书里，有些不免令人困扰的记载，与其余关于耶稣的叙述极不调和，他似乎未加审慎思考地接受了当代一项最严厉的有关永恒地狱的观念，不信上帝的人和不悔改的罪人，要在地狱受烈火和蠕虫侵蚀的惩罚。他不容抗辩地表示，在天堂的穷人，不会获准给地狱的富人一滴水喝。他劝告人“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被论断”，可是他却诅咒那些不接受他福音的人和城市，及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他对他的母亲，可能也稍有严厉之处。他具有希伯来先知的苦行热忱，而没有希腊哲人的宽宏镇静。有时他因为义愤填膺，而显得失去了原有高度的仁慈。他的缺点，就是不惜代价地坚守他的信仰，也就是使他能够感动整个世界的信仰。

就其余各方面而论，耶稣可算是世间最令人敬爱的人物，我们没有关于他的形象资料，四福音书的作者们也没有描述他的外表，不过他的外貌，必然和他的精神魅力一样的美好，所以他吸引了大批的男女群众。我们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获悉，耶稣当时一如当地其他的人，穿的是长袍加外披风，脚踏凉鞋，并且可能戴着一条披到肩膀的头巾，借以遮蔽太阳。当时很多妇女觉得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而温柔的人物，因而使她们产生毫无保留的虔敬之心。关于一名妇女犯奸淫的故事，虽然只有约翰叙述过，但是并不能否定其真实性。这项记载对约翰的神学理论并无助益，不过完全符合耶稣的性格。 [5] 另外一个并非四福音书作者捏造能力所及的类似记载，是关于一名娼妓的故事。这个妓女，因蒙耶稣接纳她的悔罪，感动得跪在他的面前，把珍贵的药水涂在他的脚上，并且用她的头发擦干了她滴在耶稣脚上的眼泪。当时耶稣说，她的罪过已经获得赦免，“因为她的爱多”。据说，当时母亲们都带着她们的孩子到耶稣面前，让他抚摸一下，记载说：“他抱起那些孩子，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

耶稣与先知们、苦修教派者、施洗约翰都不同，他不主张禁欲主义。据记载，在一次结婚的筵席上，他提供了丰富的酒，他和“大众及罪人”生活在一起，还收容了一个改邪归正的妓女，加入跟随他的行列。他虽然痛恨肉体的情欲，但是并不反对纯洁的愉快生活，偶尔他也参加富人的家庭宴会。不过一般而言，他常与穷人为伍，甚至和那些法利赛人及撒都该人所蔑视的阿姆哈勒兹（Amhaarez）人在一起。他知道不会受到富人的欢迎之后，就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转变上，想让穷人和谦卑的人在未来的天国里列于至高的地位。他和恺撒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两人都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及他们都有怜恤的性格。除此以外，他们无论在外表、气质或旨趣上，都有天壤之别。恺撒希望用修改制度和法律的方式来改造人群，耶稣则主张借改造人群的途径来重定制度和减少法律规定。恺撒易发怒，不过他的明察智慧总会控制住他的情绪；耶稣始终明智过人，他回答法利赛人狡猾的问题时，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有如律师的技巧，没有人能够愚弄他，即使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含糊。不过他的意志力并非依靠他的学识，而是出于他自己敏锐的领悟、深切的感情及纯一的目标。耶稣并没有自称无所不知，他对很多事件也会感到意外，只因为他的诚挚与热心，才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他的能力，正如他在拿撒勒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不过他才能卓越这一点，似乎在他显现的神迹中获得了证实。

他显现的神迹，可能大部分都是出于思想的感应力——一种信心坚定的精神力，对易受感动者所产生的影响。耶稣的出现本身就有鼓励作用，再加上受到他乐观的启示之后，于是弱者变强，病者获愈。

至于说在一些传奇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有过相似的事迹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耶稣的神迹就是神话。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神迹并非不可置信的事。于今在法国著名的圣地卢尔德（Lourdes），几乎随时都有类似的情形，同时无可置疑的，在耶稣所处的古老时代中，这类神迹奇事也发生在希腊的埃皮达鲁斯及其他精神治疗中心。耶稣的门徒们也会做这种治疗，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从两方面说明它们出于心理作用：耶稣自己把他的治病方法，归功于病愈者的“信心”；耶稣在拿撒勒无法行奇迹，显然因为那里的人视他为“木匠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有超人的异能，所以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福音书中记载说“她身上的七魔已被驱除”，也就是说她患过精神病和被鬼附身，似乎在耶稣面前，病魔即告减退。她敬爱耶稣使她新生，并因为耶稣接近她，而获得神志清醒。另一次关于贾鲁斯（Jairus）的女儿复活的故事，耶稣直率地说，那女孩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可能是在昏迷状态。耶稣叫她醒来的时候，一反他往常温和的态度，而用命令的口吻说：“小姑娘，起来吧！”这也并非说，耶稣把他的神迹视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实他认为唯有借助于在他里面的神灵的帮助，才能够发生作用。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观点是否错误，也不能在人的思想和意志的潜力方面确定一个限度。耶稣在行过神迹之后，自己似乎感到精神疲惫。他并不愿意行神迹，也不许追随他的人宣扬他的神迹。他责备那些要求出现“预兆”的人。他引以为憾的事，就是甚至他的门徒跟随他，主要也是因为他所行的神迹。

这些门徒，很少会有人选他们来担负改造世界的工作。四福音书里面，据实辨明了他们的性格，也坦率地暴露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公然存有野心。耶稣为了安抚他们，答应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让他们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施洗约翰被囚禁之后，他的门徒之一安得鲁便带着他的兄弟西蒙投奔耶稣。耶稣称西蒙为“Cephas”，意即“岩石”，希腊译音为“彼得”（Petros）。彼得是典型的平凡人物，冲动、热心、慷慨而又善嫉，有时候胆小怯懦。他和安得鲁都是加利利海的渔民。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当地渔民。这四个人放弃了他们的渔业，离家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亲近人物。马太是边区伽百农（Capernaum）镇的收税员，是罗马政府的公务员，从事公务或国家事务，因此遭受每个渴望自由的犹太人的愤恨。加略人犹大（Judas of Kerioth）是使徒中唯一来自加利利以外地方的人。12位使徒将财物存积在一起，将这些共同财产委托犹大保管。当他们跟随耶稣到各地传道的时候，就在乡村生活，有时候在他们经过的郊外就地取食，也接受皈依他们的人和朋友们的招待。除了12位使徒之外，耶稣另外设立72位门徒，并且在他计划要访问的地方，每个市镇派出两位门徒。他命令他们：“不要携带钱囊、口袋，不要穿鞋。”善良和虔诚的妇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支援这些使徒和门徒的传道工作，她们担负了令人分心的家务琐事，这也是给予男子最大安慰的工作。耶稣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卑贱又目不识丁的小队人马，将他的福音传播到整个世界。

福音

耶稣传道的时候，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采用简明的话语和有趣的故事，使人能够逐渐领悟到他的教义。他惯用尖刻的警语，而不是推理性的议论。他善用直喻和隐喻，足可媲美任何文学名著。他所采用的“寓言”式方法，在东方非常通行。至于他有些引人入胜的类推，也许下意识地承受了先知、赞美诗的作者及犹太教祭司的影响。然而他话语的直率，他比喻的生动多姿及他本性的热诚真挚，使他的言论成为最富鼓舞性的诗篇。他的话语当中有些表达得不够清楚，有些初看起来并不妥当，有些尖酸刻薄并具讽刺性，然而可以说，这些都是简洁、明了、有力的典型。

耶稣传道的起点是施洗约翰所讲论的福音，这福音的本身可以追溯至但以理和以诺。他说：天国近了；上帝即将结束这罪恶不义的地上世界；人子即将“来到云端之上”，来审判所有的人类，无论是已死的或仍活着的。悔改时间不多了，凡是已经悔改、生活端正而爱神的人，并且相信神所差来的人，将要享受天国，在那永无罪恶、痛苦及死亡的国度里，享受权利和荣耀。

他的听众们均很熟悉这些观念，所以耶稣并没有清楚地加以界说，以至于今日有许多概念仍隐晦难明。他所谓的天国是什么呢？是一个超自然的乐园吗？很明显，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门徒及早期的信徒均一致地盼望一个俗世的王国。基督是继承了犹太人的传统，并且教导他的门徒们向天父祈祷。只有当这个希望破灭之后，《约翰福音》里才引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他所谓的天国是否仅是一个属灵的状态？有时他说到天国，是指一个纯净、无罪的灵魂所能到达的状态——“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有时他把天国描绘成一个未来的快乐美丽的社会，其中使徒将成为统治者，所有曾为基督的名而撇下一切或受苦的人，必将得到百倍的报酬。他似乎把道德的完整隐喻为天国，也是进入天国的准备及代价，而且也是所有得救的灵魂进入天国时应有的条件。

那么天国究竟何时来临呢？答案是马上到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后来他稍微将这日子迟延了些，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亡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在更多的富有政治性的场合中，他警告他的门徒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有许多预兆将会出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出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有时耶稣将天国的来临取决并等待于人的归向神及公义。通常他把天国的降临视为神的计划，一个神奇至尊的恩典。

许多人把“天国”解释成如同共有制度的乌托邦，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四福音书中某些部分的确提供了不少这种看法的证据，基督很明显地责备那些积聚钱财及贪于享受的人。他预言这些富有的人将会面临饥饿和苦难，而贫穷的人必得饱足，并以“八福”来安慰贫穷人，保证天国是他们的。对于那位问耶稣除了遵守诫命外还要做什么才能进入天国的青年财主，基督回答说：“可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由此看来，使徒们似乎把“天国”解释成富人与穷人之间革命性的转变，我们可以在使徒和早期的信徒中发现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共有的社团，凡物公用。耶稣被捕受审时的罪名，即是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

但是一个保守者也能引证《新约》来反驳以上的论调，比方说基督曾结交马太，这人一直都是罗马帝国的官员。耶稣从来不批评政府，也从来不参与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政治改革他几乎很少插手，即使不得已时，他的态度也是非常谦恭、温和的。他曾劝告法利赛人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在另外一处，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提到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不出耶稣对奴隶制度或者钱财生息有任何的不满，反而视这些制度为理所当然的事。在一个寓言故事中，工人埋怨雇主，给予那后来只工作一小时的工人的报酬竟和那些整天劳苦受热的工人一样。耶稣使那雇主回答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耶稣似乎没有想到过消灭贫穷，他说：“你的贫穷随着你。”他像古代的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仆人的职责就是殷勤地侍候他的主人：“主人回来，看见他尽职，那仆人就有福了。”他并不企图攻击现存的经济或政治制度；相反，他责难那些“一心一意只想进入天国的人”。 [6] 耶稣所寻求的改革是更深一层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切的改进只是表面的、肤浅的、暂时的。他认为若是能洗净人心中的自私、残酷、贪欲，乌托邦自然就出现，而那些由于人类的贪婪、暴力而必须有的一些制度及法律存在的需要，自然就消失了。这种革命可以说是所有的革命当中最艰辛的，其他的革命多为一个阶级逐出另一阶级的政变，所以就灵性的观点来看，耶稣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

他的成就并不在于预示了一个新的国度，而是在于描绘出一个理想的道德境界。在他刚出来宣传天国的福音时，就已将一些道德的条律公之于世，希望世人能达到这个标准而进入天国。因此在耶稣论到“八福”的时候，他空前地提高了虚心、贫穷、温柔及使人和睦之人的地位。他也劝人：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像小孩，不要过于关心钱财的积蓄、财产及政治制度；喜爱独身生活胜于婚姻生活；并且劝人放弃一切家庭的负累。这些规条均非一般人所能遵行，他们只是一种适合一些神所挑选的进入天国之人的僧侣似的生活规则，因为天国里既没有法律、战争、财产，也没有婚姻及性别关系的存在。耶稣曾称赞那些“为上帝的国而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甚至“自愿为阉人者”。显然这些只是为了少数虔诚的信徒而计划，而非一个连绵的社会所能适用的。就伦理方面的目的而言，这些道德条律似乎太狭窄了些，但就其见解而言，却是非常广泛，因为耶稣所说的博爱及“金科玉律”，不仅适用于朋友、邻舍，甚至适合于异邦之人及仇敌。在这些道德条律中隐约地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境界，在那境界中，人不再在殿中敬拜神，而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人不再用言语敬拜神，而是用行动敬拜神。

这些道德观念是新的吗？不，没有一样是新的，只不过比以往有条理罢了。耶稣基督传道的主题——最后的审判及天国的来临——在100年前就已在犹太人当中流传。早在《摩西律法》中即已对人谆谆教诲博爱精神，《利未记》说道，“要爱人如己”“对和你同居一地的外人，你要视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在《出埃及记》中也要求犹太人要善待他们的仇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要牵回来交给他。”许多先知也列出了一个道德的标准；以赛亚和何西阿（Hosea）两位先知开始将神圣而不可即的耶和华叙述成仁慈爱人的神。但我们绝不可因此而说耶稣承继并利用了前人丰富的道德知识。

有很长一段时间，耶稣也只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继续以往先知们未竟的工作，分享他们的观念，而他也仅仅向犹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他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仅限于犹太各城。他曾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因此当耶稣死后，门徒们犹豫不定，不知是否应把福音传给外邦不信的人。当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道的时候，他告诉那妇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中出来的。”然而，我们也不可由一位在耶稣之后而现在又过世之人所记载的事，来论断耶稣。有一次当一位迦南妇人要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的时候，起先耶稣拒绝地说道：“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也曾告诉他治疗好的麻风患者说：“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在他对门徒及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说：“凡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在提到犹太人《律法》的修改及缓和这件事上，耶稣曾表示绝无废除《律法》之意，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摩西律法》，乃要成全。”“天地都废去了，但《律法》的一点一划 [7] 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然而，借着德行和感情的力量，他改变了许多事。他在《律法》以外加了一条命令，就是过一种公正、仁慈单纯的生活，以待天国的来临。对于《律法》中有关性及休妻的事，他特别严厉，但对于可以赦免的过犯，他的态度就缓和得多，并且他告诉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放宽了对饮食和洁净的条例，省去某种不必要的禁食。他把宗教由仪式而带入了真正的敬拜，尤其责备那些假装敬虔的祷告、故意行在人前的善行及华丽不实的葬礼。有时，他留给人一种感觉：当天国来临的时候，《律法》将要废除。

所有犹太的宗派，除了苦修派外，都激烈地反对他的“改革”，尤其憎恨他以神的地位自居，去赦免人的罪。他们惊讶地发现，耶稣居然与犹太人所憎恨的罗马官吏及下层社会的妇女有来往。当时许多圣殿里的祭司和最高法院中的官员，对耶稣的行径均抱以怀疑的态度。正如希律王对约翰，他们注意其有无类似的或隐藏着某种政治革命的动机，以免罗马官员会指责他们没有尽到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他们曾震惊于耶稣预言圣殿遭毁的事，然而也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不知其是否仅是耶稣用来传道的一个隐喻。耶稣曾当众用尖酸恶毒的话指责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人看见，所以将穿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下摆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你们这瞎眼无知的！……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

耶稣这些话只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吗？也许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就像后来几世纪中无数以外表的虔诚来代替内在的真实的基督徒，这些人是应当受到斥责的。但是也有许多法利赛人，他们也同意《律法》应当可以有些改革，使得更合乎人性些。很可能有许多宗派的人，他们都是很诚实、很庄重、很可敬的，他们认为耶稣所忽略的部分仪文式的律条，规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它的目的只在于能够使处于敌意的世界中的犹太人能借着这些律条而骄傲地、庄重地聚集在一起，与世人有所分别。也有许多法利赛人很同情耶稣，并曾警告耶稣，有人要谋害他。有一个拥护耶稣的人名叫尼科迪默斯（Nicodemus），他也是个法利赛人，十分富有。

最后临到耶稣的噩运，因为他不断地深信并宣称，他就是弥赛亚。起初他的门徒只认为他是施洗约翰的继承者，渐渐地他们才开始相信，耶稣就是等待已久的救世主，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当一位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耶稣也作了以上同样含混的回答。为了避免他的门徒以为他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开始否认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说法。然而，由于门徒们对他极度的期望及他发现自己有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逐渐地他开始相信，他的确是神所差遣的，但不是要恢复犹太的王权，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做准备。他并不认为自己与天父同等（见福音书的前三卷）。他问：“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祷告中，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所用的“人子”这个名词，与但以理曾说的弥赛亚是相同的意思，但是起初耶稣并没有指明就是他自己，直到后来他说“人子乃是安息日之主”才表明出来，法利赛人认为这简直是大大地亵渎了神。有时，他称上帝为“天父”，并不带有独占的意味。然而，有时候他又称上帝为“我父”，很明显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示他是上帝的“儿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禁止他的门徒称呼他为弥赛亚。但是当耶稣与门徒在恺撒里亚菲利皮境内的时候，他却称许彼得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星期一，他到耶路撒冷作了最后一次的哀恳。众门徒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当几个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责备门徒时，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着，群众向他欢呼，称他为“以色列王”。很明显，他的追随者仍然认为他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能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而使犹太国成为至高的王国。就是因为这些欢呼，注定了耶稣基督作为革命分子的必死命运。

受死和复活

逾越节近了，许多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去圣殿中献祭。圣殿里面充满了卖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嘈杂声音。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后，惊讶于这种吵闹及将圣殿当作交易场所的现象。他和他的门徒愤怒地推倒了兑换银钱和卖鸽子的桌子，将他们的银钱散布满地，并且用鞭子把他们赶出圣殿。几天之后，耶稣又在圣殿中训导众人，并没有遭到阻碍。但是到了晚上，他为了躲避被逮捕或谋杀，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Mount of Olives）。

早在耶稣继施洗约翰传讲福音起，犹太人和罗马的官吏，还有许多教派的人士，就一直注意耶稣的举动。由于他没有太多的追随者，这些人已渐渐不再注意他了。但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使得这些人又开始怀疑，这一群冲动爱国分子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很可能冷不防地点燃一次致命的叛乱，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自成政府，并且给予宗教的自由，届时还需派兵去镇压一番。于是祭司长召开公会（可能是当时犹太最高法院和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并且表达他的意见说：“这一个人应该为百姓死，免得全国灭亡。”大多数的人均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公会下令逮捕耶稣。

这项决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耶稣的耳中，大概在公元30年 [8] 犹太历7月14日（相当于公历4月3日），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朋友家里参加逾越节的筵席。他的门徒希望他能利用奇异的能力解救自己的性命。然而，相反，他自己却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也许他希望能借自己的死，作为众人的赎价。耶稣早已知道12门徒中有一个人要背叛、出卖他，故在最后的晚餐时，他公开地指责犹大。 [9] 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拿起杯来，祝谢后递给他们喝。然后他们一起唱赞美诗，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们同在……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一个如此严肃的情景之下，使人无法不相信，他应该会要求门徒不断地以圣餐来纪念他。他要门徒们认为他们所吃的饼是表明他的身体，所喝的酒是表明他的血。

据说那天晚上，有一小队人躲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客西马尼园中，有从圣殿差派出来的人，找到他们并逮捕了耶稣。他们先把他带到前任大祭司长安那斯（Annas）那里，然后才带到当时的大祭司长卡亚法斯（Caiaphas）的家中。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公会里的人已在那里集会，许多人都起来作假证，诬告耶稣，并且说他曾扬言要拆毁圣殿。当大祭司卡亚法斯问他是否是弥赛亚、是否是神的儿子时，耶稣回答说：“我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商议，以“亵渎神”的罪名，治他死罪。于是决定把耶稣交给罗马派来监视逾越节群众的官员比拉多。

比拉多是一个很无情的人，由于残酷及勒索的罪名被控告，不久就要被召回罗马撤职查办。然而他却看不出面貌温和的耶稣会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你说的是。”类似这种记载，很可能是时过境迁后人们的道听途说，很值得怀疑。如果我们相信《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么我们可以如此下结论说，耶稣那时候已决定以身赴死，那么保罗认为耶稣之死是为众人赎罪的理论颇能成立。据《约翰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当时加上了以下的回答：“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作见证。”然后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是由于《约翰福音》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是也充分显示出罗马文化与犹太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现实，并带有点怀疑性，后者则是温和而相信的。无论如何，当耶稣承认自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时，《律法》就一定要治他的罪，倒是比拉多并不情愿判定耶稣死罪。

“钉十字架”并不是犹太人的刑罚，而是罗马人刑罚的一种，通常在钉十字架前先用鞭子鞭笞犯人的全身，直到身子浮肿且流血。那些罗马士兵，更给耶稣戴上荆棘编成的冠冕，并且谑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在他的十字架上用希腊文、拉丁文及阿拉米文写着——犹太人的王——耶稣。不管耶稣究竟是不是一个革命者，很明显罗马政府是以此来判他的罪的。关于这件事，塔西陀的看法也是这样。当比拉多审判耶稣时，在他的庭院中，有一群人一直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当耶稣前往各各他（Golgotha）时，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有一群人跟在耶稣后面，其中有许多妇女，他们都为耶稣号啕痛哭。由此可知，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同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有愿意亲眼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惨状的人，均可自由前往。罗马人认为必须以恐怖、严刑的酷罚统治犹太人，对于死罪，他们选用的是西塞罗所称最残酷、最可怕的一种刑罚，然而此种刑罚不被施于罗马本国人民。罪犯的手和脚绑好后，钉在木头上，另外有一块突出的木板，支持住罪犯的脊椎骨或脚。除非行刑者发慈悲，把罪犯先处死了，否则通常受刑者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两到三天，忍受动弹不得的痛苦，又无法驱除寄生在袒裸身体上的小虫，然后渐至精力耗尽，心跳停止而死。甚至罗马的士兵，有时因同情罪犯，而给予一种会使人昏迷的酒。据说十字架是在巳初的时候被挂起来，也就是在早晨9点钟。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有两个强盗，与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他们两人还讥笑耶稣。然而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强盗中的一个曾向耶稣祈祷。所有的门徒当中，只有约翰在场。和他在一起的有三位玛利亚，一位是耶稣的母亲，一位是她的姐姐，一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此外还有跟随耶稣的许多妇女，在远处观看。按照罗马的规矩，士兵们要瓜分死者的外衣。因为耶稣只有一件外衣，所以他们拈阄分他的衣服，很可能我们会联想到《诗篇》第22篇第18节的记载：“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在这诗篇的起头就写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而这也正是马太和马可记载耶稣临死前绝望的呼喊，这个记载，是不是显示耶稣在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原具有的伟大信心开始消失并转成怀疑呢？也许路加发觉这些话与保罗的神学有不协调之处，所以他把“它”换成“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而这条记载与《诗篇》第31篇第5节完全一致，令人怀疑它的正确性。

有一位士兵怜悯耶稣口渴，把海绵蘸满了醋，绑在苇秆上送给他喝，耶稣喝了后说：“成了。”到了申初——约下午3点钟——耶稣大声喊叫，然后断了气。路加加上以下的记载：“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这再一次显示出犹太人的同情心。有两位仁慈且富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获得了比拉多的同意，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涂了沉香，然后放在坟墓里。

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呢？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两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仍然活着，于是罗马士兵把他们两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使他们快点死亡。至于耶稣，他们见他已死，只有一个兵试探着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比拉多表示非常惊讶，居然有人在钉十字架6小时后就死了，因此直到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百夫长向他证实耶稣已死，他才同意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

两天以后，非常爱耶稣且带有几分神经质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与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及萨乐美到耶稣的墓地去。她们发现坟墓是空的，于是又惊又喜地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耶稣的门徒。在路上她们遇见了一个人，她们认为那人就是耶稣。她们跪在他的面前，并且抱住他的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她们报告这件既可疑又富希望的消息时，是多么使人欢欣！于是，耶稣已战胜死亡，并证明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此种想法，弥漫在加利利人当中，他们兴奋地准备耶稣的显现及奇迹的出现。据说就在这同一天，耶稣显现在两位正往伊马乌斯去的门徒面前，并且与他们谈话，与他们一同吃饭，“他们的眼睛迷糊而没认出他”。直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耶稣，忽然他不见了”。于是门徒们又回到加利利，不久，“他们看见他，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当门徒在打鱼时，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照耶稣的吩咐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

《使徒行传》的开头记载着，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后40天，被接上天。对犹太人来说，圣徒在未死之前就被上帝接升上天的观念并不陌生，因为有许多记载表示，摩西、以诺、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均是如此被接上天的。耶稣的复活升天，正如其降生来地一样的神秘。但大部分的门徒似乎确信，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曾以肉身与他们同在。据路加的记载：“他们就非常喜欢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

注释

[1] 1807年和1903年，格伦费尔（Grenfell）与亨特（Hunt）在埃及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的残迹中发现了12件零星的《基督语录》，大致与四福音书的记载相符。这些史料的年代都不早过3世纪，不过它们可能是早期原稿的抄本。

[2] 一位伟大的犹太学者说（也许说得过分了一点）：“如果亚历山大或恺撒的历史，有像四福音书那样的古老资料来源，我们就不该稍存怀疑了。”

[3] 批评者怀疑马太和路加选择伯利恒作为耶稣的诞生地点，是为了支持“耶稣是弥赛亚”的主张，并且符合犹太预言所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的家族曾经住在伯利恒。不过批评者无法提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论。

[4] 阿育王（A Shoka）向西方传教的团体，最远到过埃及和北非的昔兰尼，所以很可能到过近东。

[5] 《约翰福音》第7章第52节。在马可和路加的旧稿里，也有同样的记载。不过后来出版的福音书，已经删除了这类故事，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鼓励淫荡的不良作用。

[6] 《马太福音》第11章第12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此，耶稣毫无责难一心一意想进入天国的人的意思，与本文原意不尽相符。——译者注

[7] 以上经文可能被急于不信任保罗的犹太人基督徒所篡改，但不能确定。

[8] 有关耶稣传道的时期及其受死的年代，曾有许多的争论，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我们可知基督的受浸是在公元28—29年间。在使徒保罗的年表中，根据他自己所撰写的《迦拉太书》第1—11章，他被罗马总督审问的年代及其死去的传说是公元64年，显然他蒙召归主是在公元31年。

[9] 有关犹大的故事，曾引起多种议论，但并不为人所接受。

第七章 使徒
（30—95）

彼得

基督教起源于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它的原动力来自基督的独特个性及异象；它的持久力来自于对基督复活及承诺永生的信心；它的教条仪式取自保罗的神学；它的成长吸收了异教的信仰和仪式。教会的得势是由于承袭了罗马组织的形式和特质。

很明显，使徒们一致相信，基督将会很快再来，且在地上建立天国。 [1] 《彼得前书》中曾写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约翰》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小子们哪！如今是最后时刻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基督（可能是指尼禄、韦斯巴芗、多米提安）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最后时刻了。”早期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建立在基督的救世、基督的复活及基督的二次降临上，虽然有了这些教义，但是使徒们仍然不断地接受犹太教的仪式。《使徒行传》记载：“他们每天都到圣殿中。”他们遵守《律法》中对饮食和仪式的规定。起初他们只向犹太人传道，而且往往在圣殿中传道。

使徒们相信他们已从基督或圣灵获得了启示、治病及口才的异能。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有许多病患及残疾人去找他们治病，某些人果真得到了有效的医治，门徒治病的方法，是用油涂在病人的身上。这是东方所流行的治病方法。在《使徒行传》中，生动地描述过早期的基督徒聚集在一处，过着一种相互信赖的共有共产式的生活：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其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均将田产房屋变卖，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分给各人。

由于皈依基督教的人逐渐增多，使徒们任命了7位执事，并按手在他们头上，派他们管理供给之事。其时犹太当局对小规模且无大影响的宗派，通常是容许它们存在的，但是由于“拿撒勒”教徒在短短的几年，由120人增加到8000人，祭司们大为恐慌，后来彼得及其他使徒被逮捕，并到公会前受审问。撒都该人想治他们死罪，但有一位名叫迦玛列（Gamaliel）的法利赛人——可能就是保罗的老师——劝公会的人应谨慎处理此事。结果公会的人听从他的话，把使徒们鞭笞了一顿，然后释放了他们。稍后（约公元30年）有一位被任命为执事的斯蒂芬（Stephen），因为被诬告说他亵渎神和摩西，而被召到公会前受审。他不顾一切地用激烈的语言为自己辩护：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没有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播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2]

众公会的人非常恼怒，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砸死。有一个年轻的法利赛人名叫扫罗（Saul），他也希望斯蒂芬被害。从那日以后，扫罗在耶路撒冷城中，挨家挨户地逮捕皈依“这道”（the Way）的人，并将他们收监。

那些带有希腊文化背景、跟随斯蒂芬的犹太信徒，逃往撒马利亚和安条克，在那里建立了非常刚强稳固的教会。大部分使徒，因为仍然遵守《律法》，与犹太的信徒们仍留在耶路撒冷而免于受逼迫。一方面彼得把福音传到犹太各城，而“公义者”雅各——耶稣的兄弟，成为在耶路撒冷已没落且贫穷的教会领袖。雅各尽其所能，严格地遵行《律法》，他对己身的严苛，堪与苦修教派者相匹敌。他不吃肉，不喝酒，只有一件外衣，并且从不剃须修面，也不剪发。在他领导之下，基督徒们有11年之久未再受到骚扰。约公元41年，另外一位雅各，即西庇太的儿子，被斩首。彼得被捕，但后来逃了出来。公元62年，那位“公义者”雅各也遭处决。4年后，犹太人掀起了革命，反对罗马政府。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对政治漠不关心，于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而定居在约旦河对岸信奉异教并亲罗马的培拉城。从那时候起，犹太教与基督教仳离。犹太人指责基督徒的叛逆和懦弱，而基督徒却为罗马皇帝提图斯拆毁圣殿而感到兴奋不已，因为基督的预言果然得以应验。这两派之间的仇恨，使双方更加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因此造就了许多最虔诚的文学著作。

从那以后，犹太的基督教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力量上都逐渐走下坡路，并且这个新的宗教也受希腊思想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加利利——这个耶稣几乎居住了一生的地方，如今那些首批跟随他的人如抹大拉的玛利亚及其他的妇女均已默默无闻，当地人对于传道者所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充耳不闻。那些渴望自由、坚信“神祇只有一位”的犹太人，均遭受一位对他们争取独立漠不关心的弥赛亚的排斥。他们对于“基督诞生在犹太一个小镇上的山洞或马槽中”这种说法，感到不可思议。犹太的基督徒在叙利亚组成一个小集团，称为“贫穷者”（Ebionim ），苟延残喘地过了5个世纪。他们遵行全部《律法》，并且过着非常清苦的日子。2世纪末，教会斥他们为异端。

同时，使徒和门徒们由大马士革到罗马，主要将福音传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腓利在撒马利亚和恺撒里亚带领许多人皈依基督，约翰则在艾菲索斯建立了极其稳固的教会，彼得也在叙利亚各地传道。彼得和许多使徒一样，也娶了一位“姐妹”为妻，帮助他完成传播福音的使命。因为彼得具有治病的能力，在撒马利亚的时候，有一位巫师西蒙甚至想用金钱来换取彼得治病的能力。在约巴，彼得曾使塔比塔（Tabitha）从死里复活；在该撒里亚，他使一位百夫长成为基督徒。《使徒行传》中记载着，彼得在一次异象中被启示，不仅要接受犹太信徒，也应接受外邦信徒。从那时起，虽然也经过了稍许的犹豫，他同意为外邦人施浸，而不要他们行割礼。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中，发觉早期传道者的热忱：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提亚、卡帕多西亚、亚西亚及比提尼亚寄居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你们做仆人的，要以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扎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德，所以要敬重她……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不知道彼得于何时、经由何路线到达罗马，哲罗姆推算彼得首次到达罗马的时间是在公元42年。虽经各种争论，但彼得在罗马建立教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传说终被确认。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认为彼得是在尼禄王统治罗马帝国时到达罗马；可能彼得曾多次访问这个城市。他与保罗，一个是自由之身，一个是被囚之犯，但同样在那里带领许多人归主，直到他们两人大约在同一年，即公元64年，为福音殉道而死。俄利根（Origen）记载：“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因为他自己要求如此。”或许他是希望这样能加速其死亡，但有虔诚之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彼得自认为不配与基督一样被钉十字架。有古书记载，彼得的妻子也是在同时遇害，彼得亲见她服刑，然后自己才被钉死。后来有个故事，称梵蒂冈广场附近的尼禄竞技场就是当年彼得受死的地方，以后圣彼得教堂就在这里建立起来，并珍藏他的尸骸。

因为彼得传道所及之处，仅在小亚细亚和罗马，基督教里面仍保留了许多犹太民族的色彩。借着彼得及其他使徒，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人的一神论及末世论。通过他们和保罗，《旧约》成为1世纪基督教所知道的唯一《圣经》。一直到公元70年，基督教主要还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或犹太人中被传讲。希伯来崇拜神的仪式、典礼及祭袍，都被基督徒在各种仪式典礼中采用。在天主教的弥撒中，逾越节羔羊也升华为神的羔羊，即神赎罪的羔羊。设立长老掌管教会，也是承继了犹太人任命掌管会堂之人的方法。许多犹太人的节日，例如逾越节、五旬节都被列入基督教的年历中，但是在日期和内容上稍有改变。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也使得基督教的传播更快速。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由于时常的迁移及彼此间不断的联系，促进了罗马帝国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使罗马帝国更趋于安全，从而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开设了一条平坦大道。基督教在基督和彼得的传播之下，是属于犹太式的；在保罗之下，变成半希腊式的；在天主教里，则是半罗马式的。然而到了新教（Protestantism），原始基督教才逐渐被恢复了。

保罗

·逼迫者

基督教神学的创始人，约公元10年诞生于基利家（Cilicia）的塔尔苏斯。他的父亲是个法利赛人，遵照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将他抚养长大。这位奉差遣为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一直以法利赛人自居，甚至当他拒绝了犹太教的《律法》之后，仍是如此。他父亲是罗马公民，因此他也承袭了这种宝贵的公民身份。也许保罗这个希腊名字相当于希伯来的名字扫罗，所以他自幼就使用这两个名字。他没有接受正统的教育，因为没有一个法利赛人允许他的儿子接受完整的希腊文化，且没有一个受过希腊文化训练的人会写出像保罗书信中那么糟的希腊文。然而，他却学会用流利的希腊语向雅典的听众传道，偶尔他也引用希腊作品中著名的文句。我们可以相信某些斯多葛派神学及伦理学，借着塔尔苏斯的学术气氛而渗入了保罗的基督教神学中。他时常采用斯多葛学派的名词“气”，而英文翻译者把它译为“灵”。如同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塔尔苏斯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信仰俄耳甫斯教或其他神秘宗教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所敬拜的神已经为他们而死，而且死后复活，只要他们有信心，并借着某些独特的仪式，便可救他们免入地狱，并且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永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神秘宗教为保罗预备了希腊人作为福音的对象，而且也为希腊人预备了保罗给他们传福音。

当年轻的保罗学会了编织帐篷，并在地方上的会堂接受教育后，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他在迦玛列的门下，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迦玛列被公认为希勒尔的孙子，他继承希勒尔做了公会的主席，并且延续传统，做解释《律法》的工作。他宽大为怀，体恤人的软弱。当严谨的法利赛人发现他居然会以欣赏的眼光凝视异教妇女时，大为震惊。他非常博学，以至于那些热衷于学术的犹太人称他为《律法》的美质（the beauty of the Law）。并且给他一个特别的头衔——拉巴（rabban ），即“我们的夫子”。在他之后，只有六个人接受过这个头衔。保罗从迦玛列及其他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用精敏或诡辩的方式去解释圣经，这种方式以后也被用来解释《塔木德》。虽然保罗曾受过希腊文化的洗礼，然而他在心志和性格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从未对《摩西五经》有过任何怀疑之言，并且对于神对犹太人的特别选召（作为救世人的媒介）更是引以为荣。

他曾描述自己“其貌不扬”，后来又加上如此的描写：“唯恐我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不过保罗并没有更进一步指明到底是什么“刺”。依据传说对他的描述，在他50多岁时，是个弯腰曲背、秃头且长满胡须的禁欲主义者。他的额头很宽，脸色苍白，有坚毅的表情和锐利的目光。以上是一位画家丢勒在其许多伟大的作品中的一张对想象中的保罗的描绘；然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文学上和艺术上的描述，而非历史上的描述。

他的思想的确是许多犹太人的典型：具有见识和热情，但非和蔼有礼；富于情感及想象力，但非客观公正。因为在思想上比较细腻，他在行动上非常有魄力。保罗甚至比斯宾诺莎更是一个“醉心于神的人”（God-intoxicated man），按字面意思即充满了宗教热忱的人。他认为自己受到圣灵启示，并被赋予行神迹的异能。他也是一个很踏实的人，能够胜任很多辛劳的组织工作，并且耐心地建立并维持基督教会。像许多人一样，他的缺点和美德是互为关联的：他是个冲动而勇敢、武断而果决、专制而有活力、狂暴却富有创造性、在人面前骄傲、在神面前谦卑、生气时暴跳如雷、温柔时却充满了慈爱的人。他劝告追随他的人“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祝福”，然而却希望那些他的仇敌——坚持必须受割礼的人——将他们自己割绝。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也曾试着去克服，并要求信徒们“宽容我的一点愚妄”。在他写给科林斯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附录中写道：“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他正符合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完成他要做的。

起初保罗借犹太教之名而极力攻击基督教，但后来却奉基督之名而拒绝犹太教。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称得上使徒。他曾对斯蒂芬不遵守《律法》的言语大感震惊，因此参与了杀害斯蒂芬的行列，而导致了基督教第一次在耶路撒冷遭到迫害。当他听说大马士革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去求见大祭司，得到许可，逮捕所有“信奉这道的人”，并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约公元31年）。他之所以热心地逼迫基督徒，也许是由于暗中的怀疑。他可能很残忍，但并非毫无恻隐之心。也许是斯蒂芬被石头打死的异象，也可能是各各他基督被钉死的景象，扰乱了保罗前往大马士革路上的心境，并且激起他的幻觉。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他们一队人马将近大马士革时，

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保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他不能看见任何东西。

没有人能知道，到底保罗这个关键性经历的自然过程是怎么样的。长途旅行的疲倦，加上沙漠中炽热的太阳，或许是一束强光，照到这身体可能患癫痫、心灵又正被怀疑及被罪恶感折磨的人，以致使他产生幻觉，而使得本来是极力抵挡基督的人变成了最能为斯蒂芬所信奉的基督传道的人。他在塔尔苏斯所受的希腊文化曾提到过有位救主，将要救赎全人类。他所有的犹太知识，也曾提到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这位神秘、吸引人且又有许多人愿意为他而死的耶稣，为什么不可能是那位将来的救主呢？当他瞎着眼、身体非常虚弱地到达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位犹太信徒的抚慰及仁慈的手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后，就变得健壮了”。过了几天，他进入大马士革的各会堂里，向会众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传教士

大马士革的长官，受了犹太人的唆使，下令要逮捕保罗。他的朋友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吊下去。有三年的时间，他都在阿拉伯的小村里传讲基督。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获得了彼得的宽恕及友谊，并与他同住了一阵子。大多数的使徒均不太信任他，唯有一位初信基督的巴拿巴（Barnabas）伸出热忱的手欢迎他，并且说服耶路撒冷的教会将传讲天国福音的使命托付给这位原是逼迫教会的保罗。于是保罗传福音给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使徒们或许是害怕他的过分热心会危及其他使徒，于是把他送到塔尔苏斯。

于是有八年的时间，历史上没有关于他在塔尔苏斯的记载。也许再一次地，他感觉到流行于希腊人中的神秘救世神学的影响力。后来巴拿巴找到他，请他帮忙协助在安条克的教会。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的工夫（约公元43—44年），使得许多的人相信了基督，而安条克很快就成为所有城市中基督徒最多的一座城。在那里，他们首次以“信徒”“门徒”“弟兄”或“圣徒”互称，同时也被异教徒或许带有轻蔑意味地称为基督徒（Christianoi），意即“弥赛亚”或“受膏者的门徒”。同时外邦人也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接受新的信仰。其中有许多是敬畏神的尊贵的妇女，她们早已接受犹太的一神论及某些仪式。

安条克的信徒，不像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那样贫穷。少数的人属于商人阶级，由于对传福音的热心，他们积蓄了一笔款子，作为传福音之用。教会的长老“按手在”巴拿巴和保罗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历史上忽视了巴拿巴而称此次行程为“圣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约公元45—47年）。他们坐船到了塞浦路斯，在这个岛上做了非常成功的布道。又由帕福斯（Paphos）乘船到潘菲利亚的佩尔加（Perga），然后经过极其危险的山路，到了皮西迪亚的安条克，这里的会堂非常欢迎他们。但是当他们也对外邦人传道时，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人开始唆使城内有名望的人将保罗和巴拿巴逐出境外。在以哥念，他们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在里斯特拉，犹太人甚至用石头打保罗，并将他拖到城外，听任其死。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仍然“充满了圣灵的喜乐”，又往德尔菲，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然后他们沿着原路线回到佩尔加，又行船至叙别亚的安提阿。在这里，他们面临一个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原来耶路撒冷一些为首的门徒，听说保罗和巴拿巴接受了外邦信徒，而未要求他们受割礼，于是赶到安条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对犹太人而言，割礼不仅是洁净的仪式，主要是象征古时犹太民族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些犹太籍的基督徒，均为违背此约的想法所震惊。而保罗和巴拿巴也深知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密使若是得胜的话，基督教永远不可能为大多数外邦人所接受。那么，正如海涅所言，基督教将沦为犹太人的“异端邪说”，迟早也会自灭的。于是他们两人回到耶路撒冷（约公元50年），为这件事与使徒和长老们辩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使徒与长老仍只在殿中敬拜神，结果雅各勉强地同意了保罗与巴拿巴的意见。最后达成协议：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禁戒污秽和奸淫以及食用作为牺牲的或勒死的牲畜。很明显，保罗是以答应用安条克教会的金钱去支持耶路撒冷的贫穷教会作为条件，才达成这项协议的。

然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并没有轻易被放过。于是又有第二批正统的犹太基督徒由耶路撒冷到安条克，发觉彼得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便劝服他离开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而与犹太籍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件事彼得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不过保罗告诉我们，在安条克，“他当面抵挡彼得”，并且指责他的虚伪。也许彼得只不过希望像保罗一样，“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事”。

在保罗5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二次宣教旅行。这次他与巴拿巴有了争执，以后巴拿巴留在他的故乡塞浦路斯，而不再在历史上出现了。保罗再一次访问小亚细亚各教会，并且在里斯特拉挑选了一位年轻的门徒提摩太（Timothy），于是保罗终于找到一位自己渴望已久、热切爱护的对象。他俩一同经过弗里吉亚和加拉提亚一带，最远到达北方亚历山大的特洛阿斯（Troas）。在这里，保罗结识了路加，一位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他聪明睿智，心地善良，也许就是第三本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们俩似乎有意要缓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的争执。从特洛阿斯，保罗、提摩太以及西拉航行至马其顿，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达欧洲。保罗和西拉在菲利皮——安东尼曾征服布鲁图的地方——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被捕，受鞭笞，并遭逮捕而入狱，但因他们是罗马公民而被释放。然后保罗和西拉来到帖撒罗尼加，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的会堂对犹太人传道。少数人因此相信，并且开始组成教会；其余不信的人，唆使全城来抵挡保罗，说他宣称另有一个王。他的朋友于是在夜间打发他们两人到比罗阿（Beraea），这个地区的人非常渴慕接受传道。但是帖撒罗尼卡的犹太人又往比罗阿去，公开指责保罗是犹太教的敌人。于是保罗沮丧而孤单地往雅典航行（约公元51年）。

在这个异教、科学、哲学的中心，保罗发觉自己非常孤单无靠。仅有少数的犹太人听他讲道；而他必须站在市场的地方，大声疾呼着与其对手争取听众。有些听众与他争辩；有些人嘲笑他说：“看看这个捡破烂的家伙，到底想要证明什么？”也有不少人对他所说的很感兴趣，于是把保罗带到阿雷奥帕古斯，以便安静地听讲。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在雅典的时候看见一座祭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这可能是捐赠者对某个不知名的神的帮助表达谢意。保罗则认为这是承认他们对神的无知。然后保罗又口若悬河地说道：

那些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的人……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所说 [3]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该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保罗企图调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这委实是种大胆的尝试，然而受他影响而改变的人极少。雅典人因为听了太多的道理，对任何道理均不热衷，于是保罗很失望地离开了雅典往哥林多去了。哥林多这个地方，聚集了许多从商的犹太人，保罗在这里停留了18个月（约公元51—52年），平时以织帐篷为生，安息日则到会堂讲道。那些忧虑不安的犹太人又到罗马迦流（Gallio）面前控告保罗，指控他“劝人不按《律法》敬拜上帝”。迦流回答说：“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在堂前打他，“这些事迦流都不管”。保罗传福音给在哥林多的外邦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接受。对这些人而言，基督教与他们以往所接受的关于神秘信仰所提到的复活救主的信息大同小异，而保罗也受到不少的影响，按希腊人所熟悉的说法，将基督教介绍给希腊人。

约公元53年，保罗由哥林多回到耶路撒冷，向教会问安，然后很快开始了第三次的布道旅行，访问了安条克和小亚细亚的教会，并且以他的热忱与信心来巩固众教会。保罗在艾菲索斯住了两年，并且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因此许多人视他为行神迹的人，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也许保罗在艾菲索斯也曾告诉他们不要拜人手所做的偶像，致使阿尔忒弥斯神庙中制造偶像的生意大受影响。有一个银匠名叫德米特里（Demetrius），是制造阿尔忒弥斯女神银龛的，聚集了同行的工人，起来闹事抵挡保罗及他所传的道。于是满城都骚动起来，众人受了德米特里的鼓动，大声喊着说：“大哉！艾菲索斯人的阿尔忒弥斯啊！”如此约两小时之久，直到后来这城里的官员安抚众人，才把众人解散了。这事以后，保罗更有勇气，前往马其顿。

他在他所建立的菲利皮、帖撒罗尼卡及比罗阿教会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当他听到哥林多的教会被纷争与淫乱之事搅扰时，不仅写信去责备他们，并且亲自到哥林多教会（约公元56年）当面质问诽谤他的人。那些人指责保罗以传道谋利，讥笑他所见的异象，并且重新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遵守犹太的《律法》。保罗一再提醒那些骚动的众人，无论在何处，他均以双手谋生。至于说到一些物质上的供应，难道说他没有为传福音而受苦吗？——8次被鞭笞，1次惨遭石击，3次船舶遇难，还有成千次遭遇到强盗、激进分子及种种的危险。这些人的扰乱言语，导致了那些坚持外邦人必须受割礼的犹太人集团的死灰复燃，于是破坏了耶路撒冷协定，并且也搅扰了加拉提亚教会，要求他们遵行全《律法》。于是保罗写了一封很气急的信给加拉提亚人，信中表示他与皈依犹太教的基督徒完全决裂，宣称“人得救，并不是靠遵守《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他返回耶路撒冷，想在众使徒前为自己辩护，并且期待着在圣城庆祝五旬节，然而却不知有什么更大的磨难正等待他。他希望能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甚至到西班牙，一直不停地传道，直到罗马帝国每一个省份都听到天国的福音，及复活基督的应许。

·神学家

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及弟兄们，都非常热忱地接待保罗（约公元57年），但私底下他们劝保罗说：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人，并且都为《律法》而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说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做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之礼，替他们拿出规费……这样众人就能明白先前所听说的事都是假的。并可知道，你为人循规蹈矩，并遵行《律法》。

保罗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并带了那四个人，一同行了洁净之礼。但是当有些犹太人看见他在殿里，就鼓动众人下手捉他，喊叫说：“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的人。”群众捉住保罗，抬他出殿，想要杀他。此时，一队罗马士兵逮捕了保罗，使他不至于落入群众手中。保罗转向群众诉说，证实他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身份，而他们却喊着要除掉他。后来当千夫长吩咐人用鞭子打他时，发现保罗竟是罗马人，遂令住手。第二天，千夫长把保罗带到分会前，于是保罗开始在那里演讲，表明自己是个法利赛人，因此得到不少支持。但是他的仇敌仍然想置他于死地，千夫长担心保罗被害，吩咐士兵把保罗带进营房。那天晚上，保罗的外甥跑来警告保罗说，有40个犹太人已起誓，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千夫长唯恐出乱子而连累自己，于是连夜派人将保罗送到恺撒里亚的总督菲利克斯那里去。

五天后，大祭司同几个长老由耶路撒冷赶来向总督控告保罗，说：“我们看这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保罗承认他的确是在传讲一个新的宗教，但是又补充说道：“我相信《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于是菲利克斯驳回控告者，然而却把保罗囚在监里，但并不拦阻他的亲友来看望他，如此达两年之久（约公元58—60年），也许菲利克斯指望保罗能以银钱贿赂他。

当费斯图斯（Festus）接替菲利克斯的职位后，建议将保罗送往耶路撒冷去受审。保罗唯恐那里的人对他不利，便行使其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在帝王面前受审。过了些日子，阿格里帕王经过恺撒里亚，给予保罗又一次申辩的机会，最后断定保罗“因学问太大，而癫狂”，但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于是阿格里帕王对费斯图斯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皇帝，就可以将他释放了。于是保罗搭乘一艘商船前往意大利，但在到达意大利以前，他们遇到了暴风雨。据说在这14天的风暴中，保罗超越死亡并确信能得救的表现，给予船上的水手及乘客极大的鼓舞。后来他们的船在马耳他岛触礁而毁，但是船上所有的人都安全地游到岸上。三个月后，保罗抵达罗马（约公元61年）。

在等待那些由巴勒斯坦来控告保罗的人及尼禄皇帝来审判这件案子期间，罗马当局对待保罗非常宽厚，准许他住在一间由他自己选择的房子里，由一个士兵看守他，行动虽不是很自由，但是可以见任何他想见的人。于是保罗要求见在罗马的犹太首领，他们都很耐心地听保罗讲道，但是当他们发觉，保罗认为得救并不是靠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时，许多人就走了。对犹太人而言，《律法》好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和安慰。保罗就对他们说：“所以你们当知道，上帝这救恩，如今传于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他这种态度，也冒犯了他在罗马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犹太信徒均比较喜欢由耶路撒冷所传来的基督教。他们仍旧施行割礼，罗马人几乎无法将他们从正统的犹太人中区分出来，这些犹太人非常欢迎彼得，对保罗却非常冷漠。保罗使得许多外邦人归向上帝，这些人当中也不乏身居高位者。但在他被囚期间，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使得他的心灵更觉黑暗与孤寂。

然而他借着写信给远处的兄弟姐妹得了不少安慰。十年中，他写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信，无疑，其中的数量比现在传下来、签有他姓名的信多得多 [4] ，这些信并不是由他亲笔所写，而是由他口授、别人笔录的，通常最后他以潦草的字迹附加几笔。信中所有重复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文法不对的地方，他均保留，毫无修改。然而他深挚的感情、为理想所作的奉献及卓越且令人难忘的言词，使这些信成为文学上最强有力、最富辩才的信件。即使西塞罗动人的作品，与这些信件比较起来，也相形见绌。在信中，他对他的教会说了许多关爱的话，也强烈地攻击无数的敌人，责备那些犯罪、冷漠后退以及结党纷争的人，然而字里行间流露出亲切温和的劝慰：

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也有许多基督徒时常引用且珍爱的经句，如“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滥交是败坏善行”“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贪财是万恶之根”。在他的书信中，也曾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及虚伪之处：

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这些书信都被妥善地保存，并且常常在众人聚集时被公开地宣读。到了1世纪末，这些书信已流传很广。罗马的克莱门特在公元97年曾提及这些书信，此后伊格内修斯（Ignatius）和波利卡普（Polycarp）均相继采用，渐渐地，保罗的书信也进入教会的神学中。保罗因自己忧郁的心灵和内心的悔意，并被转变他一生的基督的异象所激动，加之可能受斯多葛学派及柏拉图主义视物质和肉体为恶的影响，或许可能是想起犹太人及异教徒均有为百姓罪恶献上赎罪羔羊的习俗，于是创造了一种神学，其中仅有小部分是秉承基督的言论。例如：每一个人都由母胎中承受了亚当的罪性，唯有借着上帝的儿子赎罪性的死，才能免于永远的刑罚。 [5] 对于这种观念，异教徒比犹太人更能接受，像埃及小亚细亚、希腊这些国家，很早就接受奥西里斯神、阿提斯神及狄俄尼索斯神，这些神均是为了救赎世人而死。诸如“救世主”（Soter）、“拯救者”（Eleutherios）的头衔，均加在这些神上，而保罗称呼基督为“主”（Kyrios），这个“主”，也是希腊及叙利亚信徒对因拯救众人而死的狄俄尼索斯神的称呼。在安条克及希腊各城中的外邦人，因为从不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仅能以接受他们众神的方式来接受耶稣。保罗对他们说：“我如今把一件极其隐秘的事告诉你们。”

此外，保罗又在这个很流行且安慰人的神学里，加上了些神秘的观念。而这些神秘的观念，早在《智慧书》及斐洛的哲学中很流行。保罗说：基督之“上帝的智慧”“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前，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他并不是要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束缚的弥赛亚，乃是受死的基督，为要拯救全人类。通过这些解释，保罗可以忽略一些并非直接获知的有关耶稣的实际生活和言行，他也可以与那些比较不善于抽象推测但曾经亲近过耶稣的门徒居于同等的地位。他能在一幕包括全人类的伟大戏剧中赋予“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极重要的角色，也能回答别人问他的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既然基督是神，为什么他允许自己被处死？他的回答乃是：基督之死，为的是拯救因亚当犯罪而陷于撒旦权势下的世人，他必须以死来打断死亡的锁链，为所有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开启天国之门。

保罗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何人可以借着基督的死而得救：一个是神的选召，一个是谦卑的信心。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决定要拣选谁，要灭亡谁。然而保罗特别提到信心的重要，认为信心就如同鱼饵，必须借着信心，才能抓住神的恩典。唯有借着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人才能经历奇妙的改变而成为一个新人，也才能经历到与基督合一及分享到基督之死的果子——得胜的生命。保罗更进一步地说道：好的行为及行全《律法》，还是不够，因为那些并不能改造人的里面，也无法洗净人的罪。基督的死，已结束了《律法》时期，现在再也不分犹太人与希腊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因为在基督里，“全都合二为一了”。他也不厌其烦地劝诫人，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好的行为。在他所谈爱的文章里，尤以下面这段最为著名：

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救济贫穷，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对性爱和婚姻，保罗作了最严厉的要求。有一段经文中暗示，保罗曾经结过婚，不过无法证明其真确性。书中记载说：“难道我们（保罗及巴拿巴）没有权利像其他使徒，主的兄弟和彼得一样娶妻吗？”但是在另一处，他却说他是独身，他与耶稣一样不怜悯人肉体上的欲望。当他听到哥林多教会有性欲倒置及男女混交的事情时，简直是大大地震惊，责问哥林多教会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身体乃是圣灵的殿……你们应该以身体来荣耀神。”独身较婚嫁要好，但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若是离婚，便不可再嫁娶。妻子必须顺服丈夫，奴仆必须遵从主人。“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如果这个世界即将结束，那么为奴的与自主的，有何区别呢？此外，国家的自由也是不重要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将这样一个凡事肯通融的哲学家保罗置于死地，实在是罗马人的不智之举！

·殉道者

在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德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克雷森往加拉提亚去，提多也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虽然保罗说得很勇敢，却是非常孤独凄凉的。传说，他后来被释放，又到西班牙、亚洲一带去传道，结果又一次被囚在罗马监牢里。或许他从未被释放过，没有妻子儿女的安慰，所有的朋友又远离他而去。那时，唯一支撑他的就是他的信心，并且也许他的信心也不甚稳靠了。他也和同时代的基督徒一样，以基督二次降临的盼望度日。他在给菲利皮教会的信上写道：“我们渴望地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道：“时间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主！愿你早日降临！”但是在他写给帖撒罗尼卡教会的第二封信中，保罗责备他们因为期待基督的来临，而忽略了世上的事物，“因为那日子来临以前，必有撒旦出现，并且自称是上帝”。在他最后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当保罗在监狱时，他内心一定充满了对他早期信仰与基督迟迟来临的挣扎。渐渐地，他把希望放在死后，用死后与基督在天堂合而为一的盼望代替了基督二次降临的希望。而他这种为安慰自己所作的信仰上伟大的调整，也使得基督教免于灭亡，保罗却又因此被捕受审，并且定了罪。基督的权势与恺撒的权势发生正面的冲突，恺撒一时获胜。我们不知道保罗的罪状到底是什么，很可能与他在帖撒罗尼卡被捕时一样，被控告为“违背恺撒的命令，说只有一王——耶稣”。这样的罪状是必须处死的。关于这个案子的审判，古代并没有记录。但是泰图利安在公元200年的著作中记载，保罗在罗马被斩首而死。俄利根在公元220年的著作中写道：“保罗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王之下殉道的。”可能因为具有罗马公民的特殊身份，保罗是个别被执刑的，而没有与那些公元64年一场大火后被捕的基督徒一同被钉死。传说他与彼得是在同一个时间分别为主殉道的，并且一本感人的传奇中记载这两个伟大的竞争者同时在死亡的路上相会了。传说保罗是在奥斯蒂亚大道附近殉道的，而在3世纪，纪念堂便在此建立，并重新整修，屹立至今，就是所谓的圣保罗纪念堂（St. Paul beyond the Walls）。

这个纪念堂实在是证明他的胜利的最好象征，那审判保罗、定他死罪的尼禄王，死的时候显出一副怕死的样子。他生前极力地逼迫基督徒，而他的逼迫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殉道的保罗产生出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借着保罗和彼得造成了令人敬佩的教会组织。保罗已在犹太的《律法》之内寻到犹太人末世论的梦想，并且将它拓展成为能够感动人的信仰。带着政治家所有的耐心，保罗混合了犹太人的伦理学与希腊的形而上学，而把四福音书里的耶稣变成了“神学的基督”。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奥理、一个新形式的复活的戏剧，可以吸引许多的信徒，并以教条代替言行来考察信徒的德行，于是导致中古时代的开始，这实在是个悲剧性的转变，但是，也许这是许多人的盼望。只有极少数的信徒能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是唯有借着永生的盼望，许多人才能鼓起信心及勇气。

保罗所引起的影响，并不是马上可以察觉的，他所建立的教会，如同大海中的小岛。在罗马的教会属于彼得，他们仍旧只忠于彼得。在保罗死后一个世纪，他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但是当第一代基督徒过后，许多关于使徒的口头传说已渐渐消失，于是成百的异端邪说开始搅扰基督徒的心灵。这时保罗的书信发挥了维护信仰的功用，也团结了原来分散的群众，使其成为强有力的教会。

虽然如此，那些由犹太教而分离出来的基督徒，在大体上仍旧是非常犹太化，他们个性非常强烈，道德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中古时期的人因为接受了异教，使基督教变成了多彩多姿的天主教，而视保罗为外人，几乎没有为他建立任何教堂，也很少为他雕刻塑像，或用到他的名字。这样一直过了15个世纪，直到马丁·路德称他为宗教改革的使徒，加尔文在保罗的书信中发现宿命论的信条（predestinarian creed），似乎这时候，保罗才被人记起。新教是保罗对彼得的胜利，而原教主义（Fundamentrolism）是保罗对基督的胜利。

约翰

由于历史的偶然，保罗的事迹非常明了地传达给我们，而使徒约翰却是默默无闻的神秘人物。《圣经》中除了三封书信外，还有两本非常主要的作品也是约翰写的。不过批评家推测《启示录》可能是在公元69—70年间写成，而且作者可能是另一位约翰——帕皮阿斯曾提到过的长老。查斯丁·马蒂尔（Justin Martyr）则认为这本强有力的《启示录》，乃是出于基督所喜爱的门徒约翰之手。但是早在4世纪时，尤西比乌斯提出许多学者对于此书“真实性”的怀疑。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物，因为在他写给亚洲地方的教会书信中，带着一种威吓、权势的口吻，如果这本书的确是使徒约翰所著（我们暂时认为如此），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约翰也同他的兄弟雅各一样，被称为“雷子”（Son of Thunder）。在艾菲索斯、士麦那、帕加马、萨迪斯以及其他许多小亚细亚的城市中，约翰被当地人认为是教会的领袖。据尤西比乌斯的记载，约翰被罗马皇帝多米提安放逐到帕特摩斯（Patmos），而约翰就是在这个爱琴海中的小岛上完成了《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他活了很久，以致有人以为他永不会死。

在形式上，《启示录》类似《但以理书》和《以诺书》。像这类采用预言式、象征性的异象，是当时犹太人著作中常使用的文学技巧。除了所提过的《启示录》外，尚有许多类似的作品，但都没有《启示录》这本书作者惊人的口才。作者一开始就以最普遍的信仰，即在天国来临之前，必有撒旦来临，并且掌握世界，罪恶也将达到全盛时期，来描写尼禄王的掌权，就如同撒旦的掌权时期。撒旦和他的随从背叛了神，天使长米歇尔（Michael）与他的使者将撒旦打败了。于是他们被赶到地上，借着异教国家的权势，压迫、打击基督教。书中所说的敌基督及大兽均是指尼禄王，他是从撒旦来的假先知，正如耶稣是由神而来的一样。罗马城被描写成“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住在地上的君主与她行淫”。她是“巴比伦的妓女”，是所有罪恶、不道德、偶像、淫乱的根源及中心，在那里，亵渎神且沾满了血腥的尼禄王，要求像基督一样地受基督徒的敬拜。

在一连串的异象后，作者看到了将要降临到罗马及其帝国的一切惩罚。将有蝗虫飞到地上伤害地上的居民，除了14.4万个额头上有上帝印记的犹太人，其余的均如此受痛苦五个月。有神的使者要将神的怒气倾倒在地上，用可怕的痛苦折磨人，把海水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以致所有海中的生物都死了。另有神的使者要用太阳的炎热炙烤所有不知悔改的人，四位使者将要“率领2亿的军马”将人的1/3杀死，四位骑在马上的“用刀剑、饥荒、瘟疫、死亡和野兽杀害地上的人”。地要大大地震动，大块冰雹将要打在那仍存留的不信之人身上，罗马将要完全地被毁掉。地上的君王都跑到阿马基顿（Armageddon）平原上聚集，作他们对神的最后一次抵抗，但是他们终将被死亡所湮没。撒旦与他的军队遭到各方的击败，最后被投入无底坑里1000年，唯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免于这个大灾难。所有为基督的名而受苦者、所有曾“被羔羊的血所洗净者”，将要获得神丰富的赏赐。

千年以后，撒旦将被释放出来，再一次在人间到处捕食，罪恶也再一次降临到不信的世人当中。罪恶的权势，将要作最后一次败坏神工作的努力，但是它们终将被克服。这一次撒旦和他的使者将要永远被抛在无底坑里，永无翻身之日。然后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在那可怕的日子，“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烧着硫黄的火湖里”。“所有信徒将要聚集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高贵的、低下的人民的肉”，这些人均是不听从基督呼召的。一个“新天新地”将要被打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每扇门是颗珍珠，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河的两岸有生命树。罪恶的权势将被永远地终止。基督的信徒将承受天国，“在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或痛苦”。 [6]

《启示录》的影响是持久的、直接的，也是深奥的。其中预言，忠心的信徒将要得到救赎，而抵挡压迫基督徒的人将要遭受惩罚。这些宣布，成为受逼迫的信徒及教会莫大的精神食粮。其中所提到的“千年国度”（millennium），也成为那些渴望基督二次降临之人的安慰。文中生动的景象、灿烂的文句，均被许多流行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所采用。而从1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人类把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均解释成《启示录》中预言的实现，也收到了警醒世人的功效。

《启示录》与《约翰福音》同出于一人之手，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启示录》是犹太式作品，而《约翰福音》属于希腊哲学。也许由于尼禄王的残暴逼迫基督徒，使徒约翰义愤填膺地写了《启示录》这本书，而《约翰福音》是在他年纪老迈时，对希腊的形而上学已很老练的时候写成的（大约在公元90年）。这时，他对主耶稣的记忆也许已衰退不少。而在伊奥尼亚的岛和城市中，无疑地他一定听了许多有关希腊神秘主义和哲学。柏拉图曾在一本书中将上帝的理念描写成各种模式（patterns），万物乃是照此模式而造成。斯多葛学派又把上帝理念与原初之道（Logos Spermatikos）或上帝丰富的智慧联系起来。新毕达哥拉斯学说者（Neo-Pythagoreans）把以上所说的理念，变成了一个神人（Divine Person）。斐洛则将其转变为神的理性（Reason of God）——第二神圣原理（Divine Principle），借着它，神创造了世界，也借着它，神与世界相连通。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从头重读一遍，记在心中，然后保留“道”来代替希腊原义的“理”，我们立刻可以察觉，约翰加入了这些哲学家的行列：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对希腊思想极有研究的斐洛认为，有把犹太教中某些词句改成爱好逻辑的希腊人所能接受的言语的必要。同样，在希腊文化环境中度过将近两个世代的约翰，也把希腊的哲学气味加在神秘的犹太教条里，如“神的智慧”是有生命的东西，并加在基督教的教条里，如耶稣是弥赛亚。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约翰继续了保罗将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中的基督，似乎不再是个活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当耶稣向犹太人讲道时，称呼“你们”，而称犹太的《律法》为“你们的《律法》”。基督不是拯救以色列迷失之羊的弥赛亚，他乃是永生神的儿子，不仅是人类未来的审判者，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通过这个观点，耶稣人性的一面，就几乎像诺斯替邪教所主张的被忽略了。而神性的基督就与希腊传统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一致了。其后的异教世界，甚至仇视闪米特人的世界，均能接受基督如同他们自己的神一样。

基督教并没有破坏异教，相反，它接受了异教。许多已经消失的希腊思想，均在基督教的神学或礼拜中复生。统治了哲学几个世纪的希腊语，也成为基督教文学与仪式的传达工具。许多希腊的神秘气氛，也进入了感人的弥撒仪式中。其他的异教文化也促成了基督教与各种不同文化、学说、信仰的融合。“三位一体”“最后的审判”、永生及永远的惩罚的观念来自埃及。对圣母与圣子的崇拜及神秘的“通神论”，造成“新柏拉图主义”及“诺斯替主义”，并搅浑了基督教教条。而基督教的修道制度，也可以在埃及找到它的范例及根源。对于圣母的特别敬拜是来自弗里吉亚，阿多尼斯神复活的剧乃是出自叙利亚，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或许是来自色雷斯。“千年国度”之说、“最后的火灾”、上帝与撒旦、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这些都是出自波斯。而在《约翰福音》中也曾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密特拉教的仪式与弥撒时的圣餐仪式非常相近。因此之故，基督教可以说是古代异教世界最后、最伟大的创作。

注释

[1] 关于这段时期，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中，一般认为《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同出一人之手，但怀疑是保罗的外邦朋友——路加的著作。因为《使徒行传》中并没有提到保罗的死，原著很可能是在公元63年完成，为缓和罗马人对基督教与保罗的敌意而作，但是后来可能有人续写。其中充满了许多神奇的事，但是基本的故事仍然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到了2世纪，许多关于“行传”与“书信”的伪经出现，记载基督复活升天后使徒们的故事，这些“行传”都是当时的历史小说，并不见得有欺骗的企图。教会拒绝采用它们，但是虔诚的教徒却接受这些记载，而且逐渐地把它们和正史搞混了。《新约》中12使徒所写的7封书信，批评者只认为《彼得前书》大致上是真实的，并且指出约翰的书信与《约翰福音》的确同出一人之手，至于其余的部分，则怀疑其真实性。

[2] 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斯蒂芬、彼得及保罗所说的话，可能是作者按照古代历史学家的习惯自己虚构的。

[3] 保罗可能是引自克利安西（Cleanthes）《对宙斯神的赞美诗》（Hymn to Zeus ），或阿拉图斯的作品。

[4] 这些书信当中，以给加拉太人、哥林多人和罗马人的最为真确，可能给帖撒罗尼卡人、腓利比人、歌罗西人和腓利门人的书信也是真的，甚至给艾菲索斯人的书信也可能是真的。

[5] 古代的犹太人与迦南人、摩押人、布匿人、迦太基人及其他民族，均有将小孩甚至是自己心爱的孩子作为牺牲献给神，以求消止神怒气的一种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将已定罪的犯人作为代替者，在巴比伦尼亚，由囚犯穿上皇帝的衣袍，代表王之子，然后受鞭打，并被吊死。在罗得斯岛克洛诺斯（Cronus）神的节日中也有类似的情形。逾越节以羔羊作为献祭品，可能是较文明的方法。弗雷泽（Frazer）说：“在赎罪的日子，犹太人的大祭司将两只手放在活生生的羔羊头上，承认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恶，借此将百姓的罪转移到羔羊的身上，然后将羊宰杀，丢到旷野之地。”

[6] 《圣经》此处是指“飞鸟”聚集，赴神的大筵席，吃君主与将军的肉……参见《启示录》第19章第17、18节。——译者注

第八章 教会的成长
（96—305）

基督徒

基督徒在私人的房子或小教堂集合，组织成犹太人会堂的形式，每个集会称为一个“Ekklesia”——希腊人民对聚集在市政府的称呼。他们像伊希斯和密特拉信徒一样，欢迎奴隶参加。虽然奴隶没有被解放，但是在“天国里所有人都可得到自由”的应许下，他们得到了安慰。早期的信徒，主要是下层阶级占优势，其中也有些中下阶级，偶尔也有些富有者。然而，他们绝不是塞尔苏斯所说的“人们中的渣滓”，他们大部分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以财物资助传道工作，并且提供资金给一些穷困的基督教团体——他们作了很多的努力，最后他们赢得了偏僻地区的人民。

妇女们被允许参加聚会，并且在次要的角色中也达到很突出的地步，但是教会要求她们过谦恭、顺服、退隐的生活，使外邦人抱愧蒙羞。礼拜时，她们必须蒙着头，因为她们的头发被认为是最诱惑人的，纵使天使在服侍时，也会被妇女的头发分心。圣哲罗姆甚至认为妇女的头发应该全部剃掉。基督徒妇女还要避免使用化妆品和珠宝，尤其是假发，因为牧师的祝福降临到那些戴着假发的头上，就很难知道哪一个头是受祝福的。保罗曾严厉地指示他的教会说：

女人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们总要顺服。她们如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教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在教会中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荣耀和形象，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应当在头上有屈服权柄的记号。

这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对女人的看法，并不是罗马人的看法。也许这正代表着一种反动思想，以反对有些妇女自由渐增、沦为放纵的现象。我们可如此相信，在这些严词谴责之下，虽是没有珠宝和香水，但借着面纱，基督教妇女仍有吸引力，并能以灵巧的方法，运用她们古老的权力。未婚的妇女和寡妇，教会给她们找到许多有用的工作，她们组织成“姐妹”团体，办理慈善的事务，以后就形成了修女们不同的阶级，而那些修女真诚、亲切的态度，正是基督教最高贵的化身。

在约公元160年，卢奇安对基督徒有如此的描写：“那般最愚蠢的人，藐视一切尘世的事物，而将一切的财物视为公有。”30年后，德尔图良宣告说：“我们所有的事物均为公用，唯独妻子例外。”他还以其特有的尖刻的语气说：“基于那一点，我们散伙了，的确，其他的人也是在那一点上如此。”但我们不应该按照字面来理解这些话，因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德尔图良也提到，基督教的共产只不过是按着各人所有的多寡，将财物献出，作为公众基金。它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便于施舍。而富有的人，也因慑于最后的审判，愿意献出他们的财物。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均同意苦修派的看法，认为一个富有的人，若不将他剩余的财物与人分享，就无异于贼。雅各——耶稣的兄弟——也曾用非常刻毒的话，攻击一些富有的人，他说：

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生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去承受天国吗？

他又补充说，在天国里，富足的人将像花一样，在炽热的阳光下凋谢。

共餐，是共产的一部分。就像希腊罗马的集会中偶尔一起聚餐一样，早期的基督徒，通常在安息日的晚间，聚集在一起享用“爱宴”（love feast）。这种“爱宴”以祷告和读经开始，然后由牧师将酒与面包祝谢后，才分给大家吃，最后仍以祷告和读经结束。信徒们相信面包和酒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信奉狄俄尼索斯神、阿提斯神及密特拉神的人，也有类似的宴会，而他们认为他们所吃的是这些神的化身。“爱宴”最后的仪式是“爱的亲吻”，在某些会众中，这个仪式只限于男与男、女与女，而在另外一些会众中，这个严格的限制也没有强迫执行。许多参加者在这个仪式中发现了非宗教的喜悦。德尔图良和其他一些人公开地指责说，如此的仪式将会导致“性的放纵”。教会则建议，亲吻时嘴唇不应该张开，如果亲吻带来了愉悦感，就不该再继续下去。3世纪以后，“爱宴”就渐渐消失了。

不管这些插曲是否真实，也不管传道者是否循循善诱地呼吁众人将仪式做到完美的地步，我们可以相信，早期基督徒的道德，的确是异教徒对基督徒进行谴责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有些有智之士及有影响力的人，不惜任何代价，定了一个超然的伦理标准，来节制人的原始本能，以合乎道德标准。当信徒盼望天国来临时，同时他必须相信有一位审判者，他看得见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也知道每个人的思想，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得了他，也没有一个人能欺骗得了他。在这种神圣的监视之下，于是有了彼此的监督。罪在这些小团体中很难隐藏得住，若有人秘密地破坏了新的道德纪律而被人发现时，要被公然地申斥。而曾经毁了异教的一些社会恶习，如堕胎、杀婴等，在基督教中是绝对禁止的，而且被视为与谋杀同罪。在许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基督徒救了许多被弃的婴孩，给他们施洗，并且借着社会基金，将他们抚养长大。在其他方面，教会禁止教友们涉足戏院或公共娱乐场所，禁止基督徒参与异教节日的庆祝典礼，不过在这些方面收效并不大。大体上，基督教仍不断地夸大犹太人道德的严厉和苛刻。独身生活是最受人推崇的，而他们认为婚姻制度只是防止杂交和繁衍子孙的可笑方法。夫妻的婚姻关系也受到限制，夫妻中若有一方是异教徒，另一方是基督徒，唯有异教徒欲取消婚姻关系时，离婚才能被允许。鳏夫或寡妇如欲再婚，是绝对没人赞成的，至于同性恋，更是会遭受到古代人少有的非难。德尔图良说：“至于性生活，基督徒是绝对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的。”

当人们期待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些严厉的道德纪律和规条自然地被宣布。但是当这个盼望消失的时候，人的肉体情欲再度升起，基督徒的道德也因此松弛了。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著的小册子《哈玛斯的牧羊人》（The Shepherd of Hermas ，约公元110年），严厉地斥责基督徒中再度出现了贪心、不诚实、涂胭脂、染头发、画眼睑、醉酒及奸淫这些罪恶的事情。然而，这段时期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总体上是很好的，儿女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互相忠实，夫妻也互敬互信，完全呈现出信心、生活的快乐。因此普林尼不得不向罗马皇帝图拉真报告说，基督徒确实过着一种非常祥和而模范的生活。盖仑对基督徒有过如此的描写：“他们如此不断地自律自制……他们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致他们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由于他们相信全人类都因为亚当的罪而被玷污、而每一个人终要面临最后的审判，基督徒们都远离一切的引诱，指责“世界与肉体”，并以禁食及种种责罚压制欲望，非常谨慎、虔诚地度日，以防备那可怕日子的到来。他们对音乐、美食、外来的酒、温水浴或剃须修面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认为这些事似乎与神的旨意不符合。一般基督徒认为他们的生活比他们以往信仰异教之神时更郁闷，唯有当他们偶尔秘密地去拜他们以往的神时，生活才有乐趣。到2世纪，犹太人安息日的严肃气氛才被基督徒的主日崇拜所取代。

在主日，即星期日，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开始他们每星期一次的敬拜仪式。牧师先读一段经文，然后带领会众一起祷告，最后由牧师讲道，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教条式的教训、道德生活的勉励及宗派间的争辩。在早期的聚会中，一般人，尤其是妇女可以说预言——以一种神魂超拔的神态，说出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能以宗教的观点来解释。然而，当这些行为引起了宗教狂热及神学上的混乱时，教会开始表示不满，最后终于禁止了这种行为。牧师不得不去除迷信，因此才采取行动去压制这些举动。

到2世纪末，主日崇拜仪式渐渐采取天主教弥撒的形式。这种仪式，一部分取自希腊神秘宗教中的洁净仪式、圣餐仪式，一部分取自犹太圣殿中的敬拜仪式。凭借圣餐仪式及借着神胜过死亡的权能，弥撒的内容渐渐丰富，包括祷告、读诗篇、读经文、讲道以及诗歌的背诵，尤其特别的就是以象征性的“神的羔羊”代替古老基督教中“有血的祭牲”。以往基督徒把酒和面包当作献给神的礼物，而现在他们把面包和酒想象成通过牧师把它献给神，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再一次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此在聚会中，借着圣餐的仪式，许多信徒分享了他们救主的生命。这是一个时代认可已久的观念，而异教徒不必接受这种观念。借着弥撒的玄义，把这种观念具体化表现出来，基督教因此成为所有神秘宗教中最伟大的一个。这种观念在起初只是一种很低微的习惯，却很顺畅地发展成高尚的习惯。它被教会采纳，是教会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及教友们必需物的原因之一。没有任何仪式能使心灵寂寞的人得到如此的振奋，也没有任何仪式能给予信徒们更大的勇气去面对这到处充满敌意的世界。 [1]

圣餐是早期基督教七个圣礼之一，被认为是传递神恩典的神圣仪式。在此，教会也借着象征性的诗，安慰信徒、提高教友的尊荣，并借着神恩典的滋润，使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得到再一次的更新。在1世纪，只有三种仪式——洗礼、圣餐、神职授任——被认为是圣礼。但其实在以往教会的习惯中，早已有其他四个圣礼的根源了。早期的使徒及一些长老，在洗礼以外，更借着“按手礼”使信徒接受圣灵。因此，渐渐地，“按手礼”从“洗礼”中分出来，而成为“坚信礼”。当婴儿时期的洗礼代替了成年后的洗礼时，人们渐渐觉得有一种年长后灵洗的需要。以往在公众前的认罪，这时变成了私底下向神父认罪。当时的神父，宣称他们从使徒及主教的继承人那里接受了这种特权，“可以捆绑罪，也可以释放罪”——接受教友的认罪，并且赦免他们的罪。这种“忏悔礼”也成为圣礼之一，在这个仪式中，神父可以借着赦免教友罪的时候责骂他。这样，一方面可以给予罪人一种激励他改进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罪人免于良心上的不安和悔意而造成的精神问题。在那几个世纪中，婚姻仍旧是一般民间的仪式；后来经过教会的准许后，婚姻不仅是契约，而且是彼此之间神圣的誓言。到公元200年，“按手礼”增加了一个额外的任职仪式，借这个仪式，主教擅用了独有的权力任命神父，有效地执行这些圣礼。最后，教会又由《雅各书》（第5章，第14节）中，导出一个临终涂膏仪式，即最后的祝福仪式，成为圣礼之一。神父将油涂在死者的感觉器官和四肢上，借此仪式，再一次洗清死者的罪，好让他能以无愧的良心去见神。若是我们以当时的人对这些仪式的看法来判断这些仪式的话，实在是很可笑的。但以鼓励及启发人性来看这些仪式，它们的确是灵魂最有效的药。

基督徒生命中最后的荣耀，是“埋葬仪式”。因为新的信仰不仅宣告了灵魂的复活，也宣告了身体的复活，因此死者的遗体有了许多很好的照顾。埋葬的仪式由神父主持，每一个死者都有自己的坟墓。在约公元100年，罗马的基督徒依照叙利亚和埃特鲁里亚的传统，开始将死者埋在地下墓穴，也许并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节省空间和经费。当时，罗马人在地下挖很长的地道，高度各不相同，而死者的尸体就放在这些地下走廊的两边。犹太人与异教徒也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也许只是为了方便。有些地道似乎特别地绕，成为基督徒躲避罗马帝国迫害的好地方。当基督教抬头后，这种将死者埋放在地下墓穴的习惯渐渐消失。这些地下墓穴，变成了敬拜及朝圣的目标。到9世纪，才渐渐阻塞而被人遗忘了。直到1578年，才被人意外地发现。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大部分保留在地下墓穴的壁画和浮雕中。据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约180年，出现了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些象征物：鸽子——代表着灵魂脱离了今生的牢狱；长生鸟——由死灰中复生，代表着复活；棕榈叶——表示胜利；橄榄枝——和平的象征；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在地下墓穴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叫作“好牧人”，这个雕像完全仿照塔那格拉（Tanagra）镇罗马神话中的信使神携带一只羊的雕像。偶尔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图画中，发现庞贝城的优雅风格。例如，装饰在圣多米提拉坟墓顶上的花、藤蔓以及鸟等，通常这些都是次等工匠的平凡作品，他们以东方的暗晦代替了古典的清晰。在那些世纪中，由于基督教过分重视来生，对今生毫不关心。而且，基督教承袭了犹太人对雕像的嫌恶，将雕像与偶像混为一谈，并指责雕像和绘画太过分夸耀裸体。因此，当基督教渐渐地茁壮，雕塑艺术也就渐渐走下坡路。但是一些镶嵌的细工倒是很普遍。教堂的地板、墙壁及浸礼所，均嵌有花叶形的小方格及“神的羔羊”和《圣经》中故事的图画。在一些雕刻精美的石棺中，也发现类似很粗糙的浮雕。同时，建筑师也改变了希腊罗马式的教堂以适应基督教崇拜的需要。以往藏置异教神的小庙堂建筑形式，无法让教会容纳所有的会众；现在新的教堂，有很宽阔的本堂及走道，可供教会之需，而教堂突出的半圆形或多边形部分，正好可用作圣所。基督教在音乐方面，也继承了不少希腊的音乐符号、音阶等。有些神学家很不赞成妇女们在教堂或公共地方唱歌，因为他们认为妇女的声音，很可能让一些易激动的男性产生邪恶的念头。然而，会众们时常借着赞美诗表达他们的希望、感谢及快乐，于是音乐成为最美好的崇拜及基督教信仰中最精致、最微妙的侍奉。

总体来说，在人类中没有比基督教更吸引人的宗教了。基督教不分个人、阶级和国家；它不像犹太教，只限于一个民族；也不像希腊罗马正式的宗教，只有国家中的自由民才可以信奉。借着使全人类都能继承基督战胜死亡的胜利，基督教宣布了人类基本的平等，而现世所有不同的阶级，只是暂时性的。对那些悲惨、残障、哀恸、气馁及受辱之人，它给予他们同情、怜悯、尊严，及有启发性的基督的故事；因着天国的盼望及死后永不止息的幸福，基督徒们的生活被照亮了。甚至对于那些最严重的罪人，基督教应许赦免他们，只要他们肯悔改，也接受他们为教友。对那些心灵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人生何去何从、罪恶及痛苦的解除……所困扰的人，基督教提供了启示性的教义，使最单纯的灵魂得到心灵的安息。对那些遭受贫苦及劳苦折磨的人，基督教借着圣礼和弥撒，带给他们如诗般的喜乐。此外基督教将博爱、仁慈、严谨、和平这些美德带给了在道德上几乎是真空且垂死的异教、冷酷的禁欲派、败坏的放纵派。而被残酷压迫及性关系混乱了的世界，以及满足于现状的帝国，也接受了这些基督教的道德。

因为适合人类的需要，这个新的信仰传播得非常迅速。几乎每一个信徒，都带有革命家的热忱，将自己作为一个宣传的中心。而罗马帝国的马路、河流、海岸线及贸易线等也是非常利于教会发展的路线：东边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埃泽萨、都拉（Dura）、塞琉古亚及泰西封；南边经波斯特拉、佩特拉到阿拉伯；西边经叙利亚到埃及；北边经过安条克到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由艾菲索斯及特洛阿斯越过爱琴海到哥林多、帖撒罗尼卡；经过埃格那提亚路到都拉基乌姆；越过亚得里亚海到布伦迪西姆，或者经由斯库拉及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到普特奥利及罗马；由西西里岛、埃及到北非；越过地中海或阿尔卑斯山到西班牙及高卢，由此再到不列颠。于是十字架随着罗马帝国的势力渐渐扩散到各处，而罗马的武力也为基督教铺设了道路，小亚细亚是这几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大本营。到300年，大部分艾菲索斯和士麦那的居民均是基督徒。这个新的信仰在北非也发展得很不错。迦太基和希波成为基督徒学习及争论信仰的中心。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拉丁教会的教父——德尔图良、西普西安、奥古斯丁；弥撒中的拉丁经文和第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圣经》，也在此地形成。到3世纪末，罗马的基督徒约有10万名。罗马教会已经能够给予其他地方的会众经济上的帮助，而其主教也因此在教会中要求有至高的权威。总起来看，到公元300年，在东方，大约有1/4的人是基督徒，而在西方只有1/20。在公元200年，德尔图良就曾说过：“我们（基督徒）好像昨天才诞生出来，但是我们却充满了你的城邑、市镇，你的岛屿，你的部落，你的军营城堡、宫廷及议会。”

教条的冲突

基督教在这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关系而又有不同传统与环境的各个地方发展，若没有形成不同的教条与习惯，也足够令人惊讶了。尤其是在希腊这个爱好辩论及形而上学的民族中，基督教似乎早已注定要演变成一股异端的洪流。唯有借着这些异端才能稍微了解基督教，基督教虽然打击这些异端，但多多少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形式与色彩。

只有一个“信仰”可将这些分散的会众联合起来，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将要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所有信他的人，在最后的审判时，将要接受永生的赏赐及祝福。但是关于基督二次降临的时间，基督徒们各持己见。尼禄王死后，提图斯王拆毁圣殿，接着哈德良王又破坏了耶路撒冷城，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些大灾难而欢呼，认为这些都是基督二次降临的预兆。到2世纪末，当罗马帝国遭受混乱的威胁时，德尔图良及其他的教父均认为世界末日近了。有一个叙利亚的主教带着他的会众进入沙漠之地，希望能在中途遇见基督。另有一个本都的主教，因为宣布基督在一年之内二次降临，而使社会秩序大乱。当这些现象过去后，基督仍然未来，因此许多聪明的基督徒开始重新解释基督二次降临的时间，以缓和人们的失望情绪。在一封可能是巴拿巴所写的书信中，曾提到基督将在1000年后二次降临。某些很谨慎的信徒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当这个世代或犹太人被灭亡了，或者当福音被传遍外邦各地，基督才会二次降临。《约翰福音》中也曾记载，当基督离开信徒后，他要差遣“圣灵”到信徒当中。最后，“天国”由地上而转变成在天上，从今生转变成来生，甚至连教会都反对千年国度的信息——基督将在1000年后二次降临——甚至指责其中的不当。对天国的盼望，维持了基督教的生命。

在公元后的3个世纪里，有一些跟随基督的人，开始在信仰上有了分歧。于是有了许多教派，除了基本的教义外，他们各自的教条均不甚相同。这些各自不同的宗教上的信念，都希望能获得成长中的教会的采纳，然而教会不但不采纳他们，反而逐一将其列为异端。假如我们想将这些宗教上的信念加以评述的话，我们就误解了历史的功能。诺斯替派是一个希望借着神秘的方法寻求神圣知识的教派，它不仅是异端，而且是基督教的劲敌。其诞生早于基督教，在基督降生之前即已宣布救世主的理论。那个与彼得同称西蒙而被彼得斥责为“买卖圣职”的撒马利亚魔术师，可能就是《大展览》（Great Exposition ）的作者，这本书集合了许多东方关于如何引领人进入神秘境界而知道所有事情的方法。在亚历山大城，俄耳甫斯教派、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传统，与斐洛“理性”哲学融混在一起，激发了巴西利德斯（Basilides，公元117年）、瓦伦廷（Valentinus，公元160年）及其他人形成了一个有关神性流露及世界拟人化的“依恩”（aeons） [2] 的奇异体系。在埃泽萨地区，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公元200年）借着散文与诗描写“依恩”，创造了叙利亚的文学。在高卢信奉诺斯替教的马库斯，向妇女们透露守护天使的秘密。他的这个启示是具有谄媚性的，但是他也因此得了不少的信徒。

然而早期的异端中，最大的倒不是诺斯替教，而是那些受他们神话所影响的人。约140年，马西昂（Marcion），一个富有的锡诺普青年，到了罗马，宣誓要继续完成保罗将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工作。他认为四福音书中的基督，将他的父神描写成一位仁慈、宽大、充满爱的神。但是《旧约》中的耶和华，却是一个执法如山、暴虐好战严厉的神。这个耶和华绝对不可能是温和的基督的父亲。他提出疑问，若神是善良的，为什么他会因为亚当对知识的好奇，吃了禁果、喜悦女人，而判定整个人类必须因此受痛苦？耶和华的确存在，是宇宙的创造者，但他却用物质造了人，因此将人的灵魂拘禁在罪恶的身体中，为了拯救人的灵魂，脱离罪恶的身体，一个更伟大的神差遣了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于是，基督以虚幻的、非真实的肉体出现了，借着他的死，善良的人获得灵性上的复活。马西昂又解释说，所谓善良的人，就是那些跟随保罗、拒绝耶和华及犹太的《律法》、弃绝希伯来经文、远避婚嫁及所有感官之乐及能够借禁欲主义而克服肉体的人。马西昂为了宣传这些观念，特地发行了包含《路加福音》与保罗书信的《新约》。于是罗马的教会把他逐出教会，但将他来罗马时奉献给教会的金钱退还给他。

当诺斯替与马西昂的思想同时在东方与西方迅速传播时，已有一个新异教首领在密细亚一带出现。大约在156年，孟塔努斯（Montanus）严厉抨击基督徒尘世成分的增加，及教会中主教专权的渐长。他要求基督徒回到原始单纯而严谨的境界，全会众均有先知讲道或说启示性言语的权利。有两个妇女——普里西利拉（Priscilla）和马克西米拉（Maximilla）——因为接受了孟塔努斯的论调而落入宗教的神魂超拔状态中，她俩的言论也成为该教派中活的神谕。而孟塔努斯本人，当他做预言时，带着一种动人的忘形的神态，以至一些追随他、富有宗教狂热的佛里吉亚人，认为孟塔努斯就是基督曾应许的保惠师。他宣布天国已经近了，《启示录》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城，也将由天降临在附近一个平原上。他带领许多人搬到那所说的预定地，以至于许多城镇都搬空了。在早期的基督教生活中，婚姻与亲情的关系非常不受重视，而所有的财物都由公共享有，大多数人都是专一的禁欲主义者，准备自己见基督。约公元190年，当罗马总督安东尼在小亚细亚压迫基督徒时，成百的孟塔努斯的信徒因为渴望乐园，聚集在安东尼的席前求死，愿为理想而殉道。安东尼无法成全他们，只将一部分人处死，而对那些释放的人说：“可怜的人啊！若是你们都想死，难道没有绳子和悬崖吗？”在罗马，教会禁止了这个教派、视之为异端。6世纪，查斯丁尼下令消灭这个教派。而许多虔诚的孟塔努斯信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用火将自己活生生地烧死。

其他一些较小的异端，从未断绝过。禁戒派戒肉、酒及性欲；阿布斯蒂内恩特（Abstinent）派则实行自我禁欲，并视结婚为罪恶；多塞提斯特派（Docetist）认为基督的身体不过是个幻象，并非真的血肉之躯；迪奥多蒂翁派（Theodotian）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基督义子派（Adoptionist）及萨莫萨塔（Samosata）地区的保罗的追随者，认为基督曾降生为人，但是借着道德的完整，而达到了至圣境界。形态派（Modalist）、撒伯里乌派（Sabellian）认为基督与上帝是同一个人，一性论派（Monphysite）认为他们的本质是一个，一志论派（Monothelite）认为他们的意旨是一个。虽然充满了各样的异端，但是教会借着优越的组织、坚固的教条及对信徒们需要更清楚的了解，克服了那些异端。

到了3世纪，东方又有了新的危机。公元240年，沙普尔一世加冕时，有一个泰西封的年轻的波斯神秘家摩尼（Mani）宣称自己是真神差遣到世上的弥赛亚，为的是改善人类宗教及道德生活。他借用拜火教、密特拉教、犹太教、诺斯替教的教义，将世界分成两个敌对的领域，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他认为世界是属于黑暗的王国，并且人是由撒旦造的，然而光明之神的使者秘密地将一些光明的因子——思想、智慧及理性——传给人类。他并且强调说，即使是女人——撒旦用来引诱男人犯罪的杰作——在她里面还是有不少光明的因素。若一个人远离性的诱惑、偶像及巫术，并且过素食主义及禁食的禁欲生活，那么他里面的光明因子将会克服他犯罪的冲动，而使得他能够得救。经过三十年很成功的传道之后，摩尼在拜火教僧侣的建议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皮又被塞满了稻草，挂在苏萨城的一个城门上。摩尼的殉道点燃了信徒们狂热的信心，于是摩尼教传到了西亚及北非，奥古斯丁也曾醉心于此达十年之久，并且历经戴克里先的迫害，及伊斯兰教的征服，仍能苟延残喘达1000年之久，直到成吉思汗的来临。

那些古老的宗教仍然占据了帝国大多数的人，犹太教聚集了一些被放逐的穷人，将他们分散到各个会堂，使他们虔敬地遵行《犹太法典》。叙利亚人仍旧拜他们的太阳神巴力，埃及人的祭司仍很忠心地照顾他们动物的神庙。西布莉、伊希斯、密特拉仍受到人们的崇拜，直到4世纪末；当奥勒利安做罗马帝国的皇帝时，改良后的密特拉教会获得了罗马帝国的信任。他们仍旧到庙中许愿与献祭，帝国各地的人都热心信仰这个为帝王所赏识的宗教。但是渐渐地他们这种信仰生活已不符合古典的教条，除了少数人仍旧虔诚地过他们信仰的生活外，大多数人已不再警醒了，于是一些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仅因此放弃了他们以往信仰的这个宗教，更放弃了生活的意志。而且，过度的家庭节育、生理上过分的亏耗、战争的蹂躏，使他们的信徒人数更加减少，他们的教堂中也渐渐失去了教士。

约公元178年，当奥勒留在多瑙河与马科曼尼人争战时，异教徒曾企图乘机抵抗基督教。我们仅能由俄利根的《驳塞尔苏斯书》（Against Celsus ）中对此略知一二，而这本书中所引用的一部分乃是出自塞尔苏斯所著的《真言》（True Word ）。塞尔苏斯不是个纯理论派的哲学家，而是个绅士，他觉得他所享受的文明与古罗马的信仰有密切的连带关系。他决定打击基督教这个劲敌，以保护古罗马的信仰。他对这个新的宗教细加研究，甚至连满腹经纶的俄利根都敬佩他的博学。塞尔苏斯特别攻击《圣经》的可靠性、耶和华的性格、基督所行的神迹的重要性，及基督的死与他全能的神性之间的矛盾，并讥笑那些相信末日的火灾、最后的审判、身体的复活的基督徒：

认为神会像厨子一样，带着火将全人类烤焦，唯有基督徒能幸免此祸，这种想法，简直荒唐！不仅是现存的基督徒，即使是去世已久的基督徒，也要复活呈现他原来的身体。这简直是蠕虫的盼望！……唯有那些愚昧无知的奴隶、妇女及小孩，及没有受过教育的裁缝师、补鞋匠、漂洗者及罪人……或神所赦免的傻子，才会相信基督教的这套理论。

塞尔苏斯对基督教的传播，及基督教对异教、对服兵役及对罗马帝国的藐视和敌意大为震惊。若是罗马帝国的居民均屈服于这样一种和平主义的哲学，那么罗马帝国如何保护自己的疆土，如何抵抗盘踞在边疆的野蛮民族？他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信仰自己国家和那个时代的宗教。其实这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支持道德的品格及对国家忠心的统一信仰。于是，塞尔苏斯不计以往他曾给予基督徒的侮辱，苦苦哀求他们能转向罗马古老的神，敬拜罗马帝国的守护神，共同捍卫处于危机之中的帝国。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连异教文学也未曾提过他。若不是俄利根为了辩驳而提到他，他可能早被人遗忘了。君士坦丁大帝比塞尔苏斯聪明多了，他知道一个死的信仰是无法挽救罗马帝国的命运的。

普罗提诺 [3]

此外，塞尔苏斯还是个与时代脱节的人，他要求人们从一个使许多人陷入某个令大家皆成神明的神秘世界退出时，举止要像风雅的怀疑论者。作为宗教基础的这一超理性能力的意识，普遍地凌驾于一个光辉时代的唯物论与宿命论之上。所以哲学不再致力于那些属于科学领域的感官体验，而专心研究看不见的世界。信奉新毕达哥拉斯学说者及新柏拉图主义者将毕达哥拉斯的轮回说和柏拉图的神圣理念的研讨发展成禁欲主义，希望借生理感官上的饥渴，使灵性上的知觉敏锐些，并且借着自洁，使从天堂被贬谪到人间的灵魂再度回到天堂。

普罗提诺是这个神秘通神论的顶尖人物，他于公元203年出生在利科波利斯（Lycopolis），受希腊教育，却有个罗马名字，是讲埃及土语的埃及人。他在28岁那年对哲学产生兴趣，于是遍访名师，但是都不能使他满意，最后他终于在亚历山大找到了他所希望寻求的人——阿摩尼奥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阿摩尼奥斯·萨卡斯是个基督徒却改信异教，和他的学生俄利根一样，企图使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趋于一致。当普罗提诺受教于其门下十年后，为了直接学习古波斯僧侣术士和婆罗门的智慧，加入了开往波斯的军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又回到安条克，最后又到罗马，直到逝世。他的哲学主张在当时非常流行，以至罗马的皇帝加列努斯请他做朝廷中的大臣，皇帝允许他在坎帕尼亚建立一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理想国》的原理治理国家。但是后来，可能是加列努斯担心普罗提诺失败而没面子，撤回了他的封赏。

而后，普罗提诺身居奢华的罗马，仍如品德高洁的圣人，再度赢回他在哲学上的声誉。他向来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波菲利（Porphyry）曾说：“普罗提诺深以他的灵魂有一个躯体而感到羞耻。”他拒绝别人为他描绘肖像，因为他认为身体是人类最不重要的部分——似乎是给艺术家追求人的灵魂的一点暗示。他不吃肉，只吃少许面包，没有什么特别习惯，举止很温和。他远离一些女色，但并不定罪她们。当俄利根前往听他讲课时，他羞惭地想结束当时的演讲，他说道：“当听众无法从演说者那儿获得一些东西时，演讲者的兴趣也自然降低。”他不是一个具有雄辩之才的演说家，但是他兢兢业业的精神及专一真挚的态度，代替了演讲术。只有到了晚年不得已的情形下，他才把他的教义写成著作，公之于世。不论波菲利如何校订，他从来不改他的原稿，因此《九章集》（Enneads ）这本书，成为哲学史上最杂乱无章、最难懂的作品之一。 [4]

普罗提诺是位理想主义者。他虽然泰然自若地确认物质的存在，但又汲汲于辩说：就物质本身而言，它仅是形式无一定形状的可能结果。而物质能获得形式，在于其内在的能或是魂。构成世上诸种形式的本质，便是能或灵魂的总和。真实有高低之分，低层次的真实无法产生高层次的真实，高层次的存在（灵魂）能导致低层次的存在（具体的形式）。各个人的成长过程——从子宫内的孕育、器官的组成，到完全成熟——便是各个人内在主要原理（灵魂）的运作结果。躯体是依循灵魂的热望与引导而渐渐塑成的。每一事物都有灵魂——一种创造外在形式的内在能量。物质若摈弃成熟的形式，则属邪恶；物质是局限式的发展，而邪恶具有善的可能性。

唯有借着理念——感觉、知觉、思想，我们才能理解物质；我们所称的物质，就如休谟所说，仅是一束理念，至多它也不过是压迫我们神经末梢、令人困惑的假定性的东西。理念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在空间中扩展的概念，显然不适用于它们。拥有理念，并运用理念，这种能力就是理性。这是人类灵魂、心智、躯体三体合一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唯有借着感觉，理性才能被确定。只有成为创造性的和塑造性之魂的最高形式时，理性才是自由的。

身体是灵魂的器官和监牢，灵魂知道它是高于身体的实体，它能感觉到它与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魂之间的关系。借着完全思维，它渴望再度与宇宙中至高属灵实体会合，虽然灵魂知道自己已堕落到非常羞耻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普罗提诺似乎有点毫无层次地屈服于他以往曾公开表示拒绝的诺斯替派，并且描写了灵魂不同高度的降落，由天堂降至肉体的人身中。一般说来，他颇喜爱印度的轮回观念，即由低层次转到高层次，或由高层次转向低层次，生命的形式是按照每个化身中的善和恶而定。有时候，他又是一个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仰者，认为那些过分喜爱音乐的人，来世将会变成喜欢唱歌的鸟；而那些过分讲理论的哲学家，来世会变成老鹰。灵魂越是被彰显，它就越是想寻求出它的来源。就好像一个迷途的小孩或流浪在外的人更渴望家的温暖。假如灵魂具有美德，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科学等九位女神，它将会寻找到可以通往神那里的梯子。那么就让灵魂洁净自己吧！让它热烈地渴望一些看不见的精髓吧！让它在沉思之中遗忘这个尘世吧！然而，也许在突然之间，一切凡俗的喧嚣都平静了，而物质也不再击打心灵之门时，灵魂就要觉得自己被沉浸于神里，亦即最后属灵的实体。梭罗在悠然自得地泛舟于瓦尔登湖（Walden Pond）上时，曾写道：“欲的消逝，是神的诞生。”普罗提诺说：

这件事发生时，只要灵魂是合乎神的标准的，将要看见神……也将要发现自己被智慧之光所照亮，或者，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真光，没有任何重担，头脑敏捷，变成好像神一样。

但是，究竟神是什么？“他”也是“三位一体”的——个体、理性及灵魂。“他是超越所有生命之外的。”我们对它毫无所知，除了知道它是存在的！若是我们用一些实际的形容词，或用褊狭的代词冠在它头上，都是对它不当的限制。也许我们只能称它为“元一”（One）和“起首”（First），我们欲望所能及的最好的事务。由它所流露出来的，是世界理性，相当于柏拉图所称的“理念”，是形成万物的模式及统治万物的法则。我们可以这么说，它们是神的思想、世界的次序及理念。“理念”是持久的，然而物质却是随时变化的万花筒，“理念”才是宇宙间唯一持久的实体。虽然“独一”与“理性”使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但它们都不是宇宙的创造者；这种功能乃是借着神的第三个特性——给予人能力和预定的形式，充满于万有中——赋予生命的来源。从原子到行星，每一样物体均有一个魂，而这些魂都是世界性的魂的一部分。每一个魂唯有就能或活力来讲，才是永恒的；而就性格来讲，并非永恒的。“不朽”并非人格的残存物，它是魂对不朽事物的吸收。

美德是灵魂超向神的一种运动。美不只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只是和谐和均衡而已，而是事物中活的灵魂和看不见的神性。灵魂支配身体，形式支配物质，理性支配事物。而艺术，将这些理性与灵性之美变成另一种媒体。魂可以经过培养，而由追求物质与人外在的美，进而升为寻求内在美及其法则，及科学和科学所显示出的次序之美。最后他追求宇宙中“独一者”之美，即能将那万物聚集在一起，而使互相冲突的化为和谐的、宇宙中最高实体的美。最终，美与美德均归于一，即部分与整体的一致与合作：

当你深察你的内在时，若是觉得自己不够美，那么你可以模仿雕塑家……他把这里去掉一块，又把另一处弄平；把这个线条刻得浅一点，把另外一个线条刻得更清晰一些；直到完成一个非常可爱的面孔，他的工作才告完成。你是否也是：去掉你所多余的，修直你弯曲的部分……从未停止雕琢你自己的塑像，直到……你看到在你心灵中，已有完全的良善。

在这种哲学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同一时代的基督教有着相同的属灵气氛，就是由对一般世上事物的兴趣转向宗教，由对国家的忠心转向神。普罗提诺与俄利根之所以成为同道好友，并非偶然，而且克莱门特在亚历山大发展了一种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就像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一样，也是一位不信基督的基督徒，基督教几乎接受他的全部作品，而奥古斯丁的许多文章中，也随声附和那些至高神秘的神魂超拔境界。通过斐洛、约翰、普罗提诺及奥古斯丁，柏拉图征服了亚里士多德，并进入教会中最深奥的神学。至此，哲学与宗教间的缝隙即告消失，这也就是一千年来哲学沦为神学挑水担柴的女仆的原因。

信仰辩护者

其后，教会开始赢得罗马帝国中许多上智之士的支持。安条克的主教伊格内修斯将哲学带入了基督教，并用辩论压倒了基督教的一切仇敌，开始了使徒时代之后强而有力的教父时代。查斯丁因为拒绝放弃他的信仰，被判投入野兽群中，他前往罗马赴刑的途中，曾写了几封信，其视死如归的精神跃然纸上：

我要求你们不要阻拦我，我愿意为神而死，我恳求你们不要对我施以不合时宜的仁慈，让我被野兽吞食吧，如此我能到神那里去……我要引诱野兽出来，它们将成为我的坟墓，将我全人吞噬，当我沉睡时，我就不再累着任何人……我渴望着那些为我预备的野兽……让火与十字架降临到我，让我与猛兽搏斗，让它们来撕裂我的四肢百骸，让魔鬼的酷刑临及我，如此，我可以到达耶稣基督那里！

瓦德拉图斯（Quadratus）、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以及其他一些人为基督教徒写《护教书》（Apologies ），通常都是寄给罗马皇帝的。

菲力克斯允许凯基利乌斯卖力地保护异教，屋大维却有礼貌地说：“凯基利乌斯已经几乎被说服而成为基督徒了。”撒马利亚的查斯丁，在安东尼掌权时期到了罗马，在那里办了一所基督教哲学学校，并想以两封很流畅的《护教书》说服罗马皇帝和哲学家维里西穆斯（Verissimus）。他为基督教辩护说：基督徒都是很忠心的百姓，他们按时缴纳税金，若是好好地待他们，他们将是罗马帝国有力的支持者。他很顺利地在罗马教学了几年，但他锐利的言词，使他四面树敌。公元160年，他的敌对者唆使罗马当局逮捕他及其六个门徒，并将他们全处死。二十年后，里昂的主教伊里奈乌斯为了教会的统一，在其所写《斥异端》（Adversus Haereses ）一书中，严厉打击异端。他说：“使基督教免于分离成千百个教派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谦卑地接受权威性的教义——教会的谕令。”

在这段时期，基督教最有力的护教者是德尔图良。他于公元160年出生在迦太基，父亲是罗马百夫长，他在阿普利亚曾就读的学校中学习修辞学，然后到罗马学习法律。他本是个异教徒，后来改信基督教，并且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子为妻，放弃了他以往以为乐趣的许多异教风俗。据哲罗姆说，他后来被任命为牧师。以往他所学的修辞学及法律，成为他现在为基督教辩护的最有效的工具。希腊的基督教比较神学化、形而上学化，也比较神秘化。德尔图良则使拉丁基督教比较伦理化、法律化及实际化。他有西塞罗的活力和恶毒，有尤维纳利斯的讽刺及粗野，有时他也能与塔西佗在文章的尖酸上一较长短。伊里奈乌斯曾用希腊文写作；由于德尔图良与菲力克斯，西方的基督教文学变成了拉丁化，而拉丁文学也变成了基督教化。

公元197年，罗马派到迦太基的地方官审问那些被控对帝国不忠的基督徒。德尔图良为此特地写了《辩护书》（Apologeticus ）一书，寄给想象中的法庭，这成为他所有著作中最流利、最有名的一本。他向罗马人保证，基督徒一直为所有帝国的皇帝及官长祈祷……也为帝国的安全、勇敢的军队、忠心的元老院及世界的太平而祷告。他赞美“一志论派”的伟大，并发现公元前的作家们即已预先提到“一志论派”，他以一种快乐的语气喊着说：“看哪！灵魂的见证人，就是基督徒！”一年以后，他一改以往说服式的护教法，而成为残忍的攻击者。他发行一本《观察》（De Spectaculis ），把罗马的戏院描写成淫猥之城，把罗马的竞技场描写为人类最残忍的表现，最后他以威胁的口吻下结论说：

世界的末日就将来临，你们将要看最后审判的奇观……这个世界及其中之人将要被火烧尽。那日将要有非常壮观的场面！当我目睹那么多自以为会进天堂的君主，在地狱的深处吼叫，及那些迫害耶稣之名的官吏，将被比他们所燃过更烈的大火熔化。还有那些反对基督徒的贤人及哲学家，当着他们自己徒弟们的面被火焚烧时，满面羞愧的景象……那些善于演悲剧的演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悲剧……四轮马车的御者，在火焰的轮子中烧得发红，我将如何的惊异嬉笑！

他不健全的想象力，并未使他迈向正统信仰。当他年老的时候，以往年轻时追求快乐的经历，成为他弹劾不信之人的能力。他曾用最粗俗的字眼称一个妇女为“罪恶之门”，并对她说：“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就是因为女人的缘故。”他曾一度喜爱哲学，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哲学的作品，例如《生机论》（De Anima ），将斯多葛学派的形而上学应用到基督教。后来他放弃了所有与启示无关的论据，并以他教条的“不可信”而欢欣：“神的儿子死了：这的确是可信的，因为这实在很荒谬。他被埋而后又复活：这是非常确定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58岁时拒绝正统信仰的教会，指责他们被太多的世俗所污染。他接受一神教，认为它是基督教教义较正直应用的一个例子。他指责所有担任士兵、艺术家及政府官员的基督徒，并指责那些不遮盖女儿面孔的父母和那些允许忏悔后的罪人领圣餐的主教；后来，他甚至称罗马的教皇为“奸淫者的牧人”。

尽管如此，教会在非洲还是很昌盛的。许多既能干又肯奉献的主教如西普西安，使得迦太基教区几乎与罗马教区一样富有且具影响力。在埃及的教会成长比较慢，历史上并无其早期发展的记载。2世纪末，在亚历山大，我们听说有一个采用问答式教学法的学校——圣道学校，这个学校把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产生了两位主要的教父，即克莱门特与俄利根·阿达曼提乌斯，他们都是爱好与精通异教文学之人。若是他们的灵性能更高一等，那么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裂痕可能就会减小。

俄利根·阿达曼提乌斯17岁时，他的父亲以基督徒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俄利根也希望一同被囚并殉道，他的母亲无法阻止他，最后只好把他所有的衣服藏起来。俄利根则写信去鼓励他的父亲说：“为了我们的缘故，千万留意，不要改变你的心志。”他父亲被斩首，留下年轻的俄利根照顾他的母亲及六个弟妹。他亲眼见到许多人殉道，深受激励，决定过禁欲的生活。他时常禁食，睡得很少，不穿鞋子，赤裸受寒。最后他严格地解释《马太福音》第19章第12节，把自己阉了。 [5] 公元203年，他继承克莱门特做圣道学校的校长，虽然那时他只有18岁，他的博学和口才吸引了许多学生。异教徒和基督徒都对他很有兴趣，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有些人估计他的著作约有6000部，当然有的只是些简单的小册子；甚至杰罗姆提出疑问：“有谁能读完他所有的著作呢？”因为他对《圣经》的喜爱，及自动不断地背诵，以致《圣经》已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花费20年的时间，雇用了许多抄录员、誊写员整理并对照着校勘希伯来文的《旧约》、希腊文的《旧约》、《七十士译本》、亚居拉译本、辛马库译本、提阿多田译本。由于俄利根对希伯来文的精通及对这些有分歧译本的比较，为教会提供了一本最正确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他又在《圣经》的每卷书上加上注释，有时这些注释占极大的篇幅。他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是基督教系统神学的最初创作品。在一本《杂集》里，他从异教哲学家的作品中，指出所有基督教的教条。为了使他的工作清晰易明，他采用比喻的方式，异教哲学家们曾用这种方式使荷马与理性相合，而斐洛也曾利用这种方法使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熔为一炉。俄利根辩解说：《圣经》除了字面含义外，还带有两层更深的含义——道德上和属灵上的两层含义，而这较深的含义是得之秘传的，只有有学识的少数人能参透。若按字面上来了解，他怀疑《创世记》中的事实，他解释说这些事实不过是象征耶和华对待以色列人不愉快的各方面，并且他认为这些就和撒旦引耶稣到一座高山上，并示以地上万国的故事一样属于稗官野史。有时他说，《圣经》中的故事是虚构的，为的是传达某种属灵的真理。他问道：

哪一个有见识的人能想象，在最初的三天，有昼有夜而没有太阳、月亮或星星？谁愚蠢到会相信神像个农夫，在伊甸立一个园子，并且在园中种了一棵生命树……凡吃了生命树上果子的人，将得到生命？ [6]

俄利根处理事物的方法、态度，很明显地说明他属于斯多葛派；信奉新毕达哥拉斯学说、柏拉图学说及诺斯替教，然而他决心做个基督徒。也许要求一个人放弃他曾为之出版千册又倾其一生精力的信仰，是太过分了一点。他也与普罗提诺一样，在阿摩尼奥斯·萨卡斯的门下受教。因此我们要将俄利根的哲学与普罗提诺等人的哲学区别的话，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在俄利根的想法中，神并非耶和华，他是万物的第一原理。基督也非《新约》中的耶稣，他是造成世界的道。基督是父神所造的，因此是附属于神。如同普罗提诺一样，俄利根也认为灵魂在未进入人的身体时，经历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曾为许多不同的化身；当人死后，灵魂又循着原路回到神那里。即使是最纯洁的灵魂，也要暂受炼狱之苦，但是最后所有的灵魂都将得救。在最后的审判之后，将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又有一个世界，然后又有另一个新世界……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好，这样连续不断地改进，最后渐渐达成神的计划。

我们用不着奇怪为何亚历山大的主教德米特里，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位装饰自己教区又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聪明哲学家，他拒绝在圣职体系中任命俄利根，因为俄利根受过阉割，无资格担任此职。但是，当俄利根旅行到近东时，有两位巴勒斯坦的主教任命他为执事。德米特里为此提出严重的抗议，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权力，于是召集了所有神职人员，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取消对俄利根的任命，并把他逐出亚历山大。他后来到了恺撒里亚，继续教书的工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最有名的护教论文《驳克里索书》（Contra Celsum ，公元248年）。其中他豁达地承认塞尔苏斯辩论的能力，但是他又说：若是基督教的教义中有某些是很难理解或很不可能的话，那么异教有更多可疑难信之处。最后他下结论：并非基督教与异教均是荒唐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较拜偶像或其他方式更高贵的生活方式。

公元250年，德西安斯逼迫基督徒到达了恺撒里亚，时已65岁的俄利根也被逮捕，躺在拷问台上，被镣铐、铁圈锁住，置于狱中许久。不久德西安斯死了，俄利根被释放出来。狱中的折磨摧毁了他的身体，再加上他平日的禁欲生活，他出狱后只活了3年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就像他刚出来教书一样，身无分文。他可以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基督徒。当他所传的异端已不仅是少数学者的秘密时，教会方面认为有必要否认俄利根，到公元400年，教皇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谴责他的“冒渎思想”，而在公元553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宣布俄利根可诅可咒。然而几乎后来几世纪中的基督教博学之士均以他的著作为依据做研究的工作，而一般异教的思想家们，都认为他对基督教的维护是前无古人的。因为他，基督教成为不仅仅是安慰人的宗教，也成为以《圣经》支持本身、以理性为依据的成熟的哲学。

教会的组织

教会对俄利根的指责，或许能被谅解。因为他的寓意释经的原则，不仅可能证明一切事情，同时也使《圣经》的故事及基督在世的生活变得无关紧要。但当人们维护自己的信仰时，这种释经的原则使人按个人的判断来随意解经。教会当局面临敌对而强大的罗马政府时，感到有统一各派的需要，因为若是教会任由说空话的学者随意发表异端邪说，或由不忠诚的教徒、入迷的先知等人将它分裂成上百个脆弱的各教派，那就没有安全可言了。塞尔苏斯就曾讥讽地批评基督教“分裂成如此多教派，每一派都欲求自己的独立”。公元187年，伊里奈乌斯计算出共有20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公元384年，伊皮凡尼乌斯计算出共有80个教派。每当基督教信仰中有外来的观念渗进时，就有一部分信徒另组新的教派。教会觉得它试验性的青年时期结束，而成年时期近了，它必须划定一个范围，宣告作为教友的条件。以下三个艰难步骤是必须做到的——教规的形成、教义的决定及教会的组织。

在2世纪，基督教的著作包括各种福音书、书信、启示和行传等。对于接受何者为基督教信条的权威性解释，各教派间有极大的差异。西方教会承认《启示录》，但东方教会普遍反对它；东方教会接受《希伯来书》和《雅各书》，而西方教会却摈弃它。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把1世纪末的一本论文《十二使徒的教训》当作神圣的经典。马尔西翁出版的《新约》给教会当局一个方向。不知何时，我们现在所用的《新约》中的各部分被认为是圣典——被认为是可信的，是默示的，我们只知道《新约》的拉丁文片断由穆拉托里（Muratori）在1740年发现，这本以他命名的《新约》上注明的年代是公元180年，然而我们相信在那以前《新约》已经决定由哪几卷书组成。

在2世纪，教会常召集宗教会议；3世纪时，就只有主教们的会议；3世纪末，这些主教决定用“Catholic”（即“普及”之意）代表信仰基督的人。正统教义虽历经各种异端学说的困扰，但仍然存在，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固定信条的需求，以缓和各种争论、平息各种怀疑，同时也因为它得到教会的权力的支持。

教会组织的问题主要是决定权力的中心。自从耶路撒冷的母教会衰微后，每一个会众，除非加入其他的教团，显然都有独立的权力。然而在罗马的教会宣称是由彼得建立的，并且引述耶稣所言：“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话被人怀疑是经后人篡改加入的。但也有可能彼得未曾在罗马建立教会，却在那里传教及任命主教。伊里奈乌斯（公元178年）写道，彼得“将主教的圣事委托利诺斯（Linus）办理”。公元200年，德尔图良证实了这个传说。迦太基的主教西普西安在公元252年力劝所有的基督徒，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

彼得的继承者在历史上并无记载。再下一位继承人教皇克莱门特，于公元96年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要求会众保持和谐或次序。这封信存留至今，克莱门特以此得名。我们看到，仅仅于彼得死后30年，罗马的教皇就以权威的口气对远方的会众说话。其他的主教，虽然承认罗马主教的最高权力地位，但仍一再地怀疑他压倒性的决定权。东方教会以犹太历7月14日为复活节，而不论这一天是星期几；西方的教会却将复活节定在这天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士麦那的主教波利卡普在公元156年访问罗马，企图说服罗马主教阿尼塞图斯采用东方教会的复活节日期，但没有成功。他回去后，也拒绝了教皇希望东方教会接受西方教会复活节算法的建议。教皇维多（Victor）在公元190年接受了阿尼塞图斯的要求并以命令下达。在巴勒斯坦的主教们得以遵行，但在小亚细亚的主教们却拒绝遵行。维多写信给各教会的会众，若有反对此命令的教会将被逐出基督教。许多的主教，甚至有些是西方的主教，对如此严厉的措施表示反对。显然，维多无法坚持他的命令。

维多的继承人泽菲利努斯（Zephyrinus）是一个头脑简单、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为了便于管理罗马广大的主教区域，泽菲利努斯将卡利斯图斯升为副主教。卡利斯图斯的操守比他的学识更令人怀疑，据他的敌人说，他原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为银行家，因盗用银行的存款被判处服劳役，释放后又因在犹太人的集会所暴动，被送往萨丁尼亚的矿区，后来他暗地将自己的名字填入被赦罪的名单中而逃脱。此后他在昂蒂乌姆度过了10年痛苦而平静的生活。当他被任命管理罗马教皇的墓地时，他将墓地迁到阿庇亚大道。泽菲利努斯死后，卡利斯图斯被选为教皇。希波里图斯和一些神父们公开指责他，认为他不是适当人选，并另外设立一个敌对的教会和教皇。教义上不同的看法，更加剧了基督教的分裂，卡利斯图斯对那些在受洗之后犯了致命罪过（如通奷、谋杀、叛教）的人，如果向教会方面忏悔的，仍旧允许他再加入教会。希波里图斯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宽大，在他所著的《向所有异端辩驳书》（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 ）一书中，曾特别提到这点。卡利斯图斯将他逐出教会，任命其他适当的人选管理教会，并极力主张罗马教廷对所有基督教世界具有至高的权力。

希波里图斯的教派在公元235年结束。但当科尼利乌斯任教皇时，借着两位神父，此一教派又告复兴，这两位神父一位是迦太基的诺瓦图斯，另一位是罗马的诺瓦替安（Novatian）。他们建立了分裂的教会，严厉排斥那些受洗后仍犯罪的人。西普西安主持的迦太基会议及葛内路斯主持的罗马会议，决定驱逐这些分裂的团体。西普西安请求葛内路斯的支持来加强他的职权。但当教皇史蒂芬一世（254—257年在位）宣布，凡异端教派而改信者不需要再受洗，西普西安召开非洲方面的主教会议，反对这项命令。史蒂芬俨然是另一个加图，将他们逐出教会，从而引起了宗教上的迦太基与罗马之战。幸而他在位不久便去世，使战争停止，而避免了势力强大的非洲教会的脱离。

罗马教廷虽然有时过度伸张，有时受挫，但罗马教廷的权势每隔10年都有增加。它的财富和善行提高了其威望。基督教世界的任何重大事件，都要向它请示，由它决定对异端的处置方法与各项经典采用与否。但在学者方面，它十分缺乏，它不能以拥有像德尔图良、俄利根及西普西安等人而自夸。它将注意力放在组织方面，而忽略了学术方面。它只建立和管理教会，由其他的人著作或讲述。西普西安虽是个反叛者，但在《论公教会的统一》（De 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 ）一书中，也承认教宗座椅是所有基督教会的中心，并声明所有基督徒共同一致持守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公教会的主要精神和依靠。3世纪中叶，教皇的地位非常稳固，财源非常丰富，甚至德西乌斯情愿在罗马有一个敌对的皇帝，也比有一个教皇更好些。罗马帝国的首都自然成了基督教教会的首都。

就像犹太给予基督教的是伦理方面的观念，希腊给予基督教的是神学，而现在罗马给予它的是组织。所有这些再加上一些敌对的信仰，综合成了基督教。罗马教会不仅接受了罗马在接受基督教前的各种宗教上的服装及形式——异教徒的长巾及法衣、香料和斋戒中用的圣水、圣坛前的蜡烛及长明灯、圣者的祝祷、古希腊式的会堂建筑、罗马式的法典及教皇称号。到了4世纪，拉丁文成了天主教所用的语言。最重要的是教会承袭了罗马政府的体制，当地上政权衰亡时，它变成了新的统治者。不久，主教们代替罗马地方行政长官成了各城市的掌权者及秩序维持者，大主教变为各省省长的支持者。主教们的宗教会议也好像是省级会议，罗马教会步上了罗马帝国的后尘。它征服了各省，美化了首都，在各地建立了它的纪律并获得了统一。我们可以这么说，教会的产生导致罗马政府的灭亡，而教会也因继承和接受了罗马政府的责任而更趋成熟。

注释

[1] 在密特拉教的某些秘密宗教仪式中，崇拜者被当作面包与酒，献给他们的神。16世纪，当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时，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有类似的仪式。

[2] 按诺斯替派的说法，世界最初有善灵与恶质的敌对，原善（最高的神）不时射出一些属灵的活物，名“依恩”。——译者注

[3] 又译作柏罗丁。

[4] 因为毕达哥拉斯理论中，9是一个完全数，9是3的平方，而3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数，所以波菲利把普罗提诺的54篇论文安排成9篇1组，共6组。

[5] 吉本说：“俄利根向来以寓意的方式诠释《圣经》，但很不幸，唯有这个例子，他采用了经文的字面含义。”

[6] 这本订名Hexapla （《六种经文合璧》），仅部分留存，而Tetrapla （《四种经文合璧》）也已失传了。

第九章 帝国的没落
（193—305）

闪裔的朝代

公元193年1月1日，康茂德皇帝被暗杀，数小时之后，元老们非常高兴地选出了他们之中最受尊敬的佩提纳克斯为帝。佩提纳克斯原为地方行政长官，秉公行事，承袭了安东尼优良的传统，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一地位崇高却十分危险的职位。这位被希罗狄安（Herodian）形容为“贬低自己，如同平凡的人”的皇帝经常参加哲学家的演讲会，提倡学术，充实国库，减低赋税，把以前康茂德皇宫中的金银、丝绢、刺绣及美丽的女奴都拍卖了。狄奥·卡修斯曾称赞他说：“事实上，一个好皇帝所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但是，一些曾为奴隶的平民，因佩提纳克斯的缩减经费未能领到奖金而怀恨在心，暗中与不满皇帝恢复各种纪律的侍卫队勾结。公元193年3月28日，300名士兵闯入宫中，将佩提纳克斯击倒在地，以枪刺他的头，携回营中。为此，人民与元老们均极忧伤，并纷纷躲藏起来。

侍卫队的头领们宣称，谁出价最高，便赐予谁王位。狄第乌斯·尤里安乌斯（Didius Julianus）经妻女怂恿，停止进餐，进行投标。来到军营中，他发现一个对手出价5000块希腊币（3000美元）给每个士兵，以求换取王位。侍卫队的办事员从一个个百万富翁前经过，鼓励他们抬高价钱。当尤里安应许给予每个士兵6250个希腊币时，侍卫队宣布他为皇帝。

由于这种不光明的登位，愤怒的罗马人民求助于戍守不列颠、叙利亚及潘诺尼亚的罗马军团，前来废除尤里安。这些军团因未获捐赠，各自拥护其首领为帝进军罗马。潘诺尼亚军团的司令塞维鲁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Geta），以其骁勇善战及善于贿赂而跃登元首之位，他向他的士兵们保证在他登位以后，每一个人都可得到1.2万希腊币。他率领军队，在一个月之内由多瑙河到达了罗马城外70英里之处。他击败了那些前来阻止他的军队，制服了侍卫队，并赦免他们，以降服他们的领袖。于是，他的军队违反先例地全副武装进入都城，他却换上了平民的衣服。一个保民官发现正在皇宫中惊骇哭泣的尤里安，便领他进入浴室，将其斩首，时在公元193年6月2日。

非洲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些基督教最有力的维护者，塞维鲁斯即是其中的一员。他生于公元146年，并在这里接受早期教育。他是在一个讲古布匿语的布匿家庭中长大的，曾在雅典研读文学和哲学，后来又在罗马置身于律师业。除了他稍带闪米特语的拉丁话以外，他是当时受到最好教育的罗马人之一。他喜爱与诗人和哲学家为伍，但他绝不让哲学妨碍他的战事，也不因对诗文的爱好而使个性变得柔弱。他外貌英俊，体格壮硕，穿着简朴，吃苦耐劳，足智多谋，不畏战争，谈吐机智，判断力敏锐，说谎无顾忌，爱金钱胜于荣誉。他治国极有才干，却也相当残暴。

元老们做错了一件事——支持他的对手阿尔比努斯。塞维鲁斯动用了600名卫兵，迫使元老们承认他的王权，然后杀死那些元老，没收贵族的财产，他因此成为半个半岛的地主。至于那些元老的空缺则由君主任命，主要选送东方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当代的大律师帕皮尼安、保利努斯和乌尔比安极力维护专制权力。塞维鲁斯除了必要的颁布命令外，忽视了元老院的存在。他总管财物，以军队统治，使罗马的元首政治成为世袭的军事君主政体。他扩充军队，提高军饷，消耗了不少国家的财力。除了意大利的居民外，他都实行强迫性的兵役制。因此，地方军团都情愿选一位不理政事的皇帝。

此外，这位踏实的勇士极其相信占星术，而且善于圆梦并解说各种预兆。在他继位前6年，首任夫人去世，他便向一位富有的叙利亚女子尤莉娅·多姆娜求婚，因为占星球上显示此女子将登后座。尤莉娅·多姆娜为埃默萨（地名）侍奉埃拉加瓦勒神的一位有钱祭司的女儿。很久以前，曾有一块陨石坠落于埃默萨，当地人将其奉祀于一座庙堂中，并视其为神的化身或神的象征而加以崇拜。尤莉亚为塞维鲁斯生了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后来果真跃登后座。

她过于美丽，不甘受制于一夫一妻制，但忙于政事的塞维鲁斯却也无暇嫉妒。她聚集了一些文人，力倡文艺。她坚强的个性与强大的影响力加速了君主政体的东方化，在这种政治东方化方面，戴克里先时期达到最高潮；道德上，则在埃拉加巴卢斯时期达到最高潮。

在塞维鲁斯在位的18年间，有12年处于战争中，他快速而残忍地击败他的敌人。经过4年的围攻，他摧毁了拜占庭，帮助扩展中的哥特人除去了一个障碍。他侵入帕提亚，占领了泰西封，并吞美索不达米亚，加速了帕提亚王朝的衰败。他晚年苦于痛风而脾气暴躁，为了不使度过5年和平日子的军队疏于战事，他亲自率军远征苏格兰。几次大捷后，打败了苏格兰人，他撤退到不列颠，在约克度过了余年，死于公元211年。他曾说：“我样样事都做过，但都没有什么价值。”希罗狄安曾说：“卡拉卡拉对他父亲病症的拖延感到不耐烦……而教唆医生不择任何手段，尽快地结束那老人的生命。”塞维鲁斯曾责备奥勒留将帝位让与康茂德，但现在他自己却传位给卡拉卡拉和盖塔，并且附带一个讥刺性的忠告：“尽量想法子使你的士兵富有，除此而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他是此后80年中唯一善终在床上的皇帝。

曾有人说，很少有伟人能使他的子孙如他自己一样伟大。像康茂德和卡拉卡拉，其成就皆远不及他们的父亲。卡拉卡拉幼年时是一个乖巧驯服的男孩，成年以后，却变成沉迷于狩猎与战争的野蛮人，他捕捉野猪，赤手空拳地与狮子打斗。在皇宫中，他养了一群狮子，并让其中的一只常与他同桌共食，同床共眠。他特别喜欢与角斗士和军人为伍，常和他们饮酒作乐，而让元老们在前厅久候。他不愿与弟弟共掌帝国的王权，于公元212年暗杀了盖塔。盖塔死于母亲怀中，鲜血溅满了她的衣服。据说，卡拉卡拉还将盖塔的2万个随从、大量平民及被指控犯奸淫罪的四位服侍女灶神圣火的修女一起处死。当军队对这种手足相残的行为有所非议时，卡拉卡拉赐以相当于塞维鲁斯一生存入国库中的钱，以缄其口。他支持士兵与穷人来对抗商人与贵族阶级。我们在卡修斯的著作中读到有关他的故事，可能就是一位元老的泄愤之作。为了急于增加国家的收入，他将遗产税提高了10％，但因注意到只有罗马的居民才需要缴税，他将参政权扩大到所有罗马帝国男性成年的自由民（公元212年）。这些人获得公民身份，正是公民必须担负最大义务而有最小权利的时候。他为塞维鲁斯建了一座至今尚存的拱门及公共浴场，从其巨大的废墟中，犹可看出古代建筑的伟大。但一般说来，他沉迷于战争，而将内政交给母亲。

他让母亲尤莉娅·多姆娜主管请愿及通信事宜，有时也参与或代替他接待国内外的显要，谣传她用乱伦的手段控制了他。亚历山大城的智者将他们比喻为约卡斯塔和俄狄浦斯而激怒了卡拉卡拉，一方面为了报复这种侮辱，另一方面唯恐埃及会在他和帕提亚作战时叛变，他亲临亚历山大城进行一次大屠杀，杀尽了该城所有的壮丁。

然而，亚历山大城的建立者，一直是他所羡慕而且引为模范的人，他把1.6万军队组织成他所谓的“亚历山大的方阵部队”，他们全身马其顿武装，卡拉卡拉梦想降服帕提亚如同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一样。他努力做一个好军人，和他的军队共甘苦，和他们一同挖掘沟壕、建造桥梁，征战显出勇敢，常向敌人挑战，进行一对一的格斗。但他的士兵并不像他那样急于征服帕提亚，他们喜爱战利品远胜于战争。在卡雷——克拉苏被打败之地，士兵们将他刺杀（公元217年）。马克里努斯——侍卫队的司令官——自立为帝，并且命令顽抗的元老院封卡拉卡拉为神。尤莉娅·多姆娜则被放逐到安条克，在六年之内，接连失去帝国、丈夫与儿子的尤莉娅·多姆娜绝食而死。

她的妹妹——尤莉娅·马埃萨像她一样聪明能干。在小尤莉娅回到埃默萨时，她发现两位很有希望的孙子：一个是她女儿苏亚埃米阿斯所生，是侍奉巴力神的一位青年祭司，名叫巴伊乌斯·阿维图斯，就是后来的埃拉加巴卢斯，意即“创造之神” [1] 。另一个是她女儿朱莉娅·马梅娅（Julia Mamaea）所生，是个10岁的男孩，叫阿列克西亚努斯，就是以后的亚历山大·塞维鲁斯。虽然巴伊乌斯是巴里乌斯·马尔切卢斯的儿子，但马埃萨散布谣言说他是卡拉卡拉的私生子，并且给他取名为巴斯拉努斯。帝国的王位比她女儿的名誉更重要，何况马尔切卢斯已不在人世。叙利亚境内的罗马军队已有半数被劝服为叙利亚教派，对这位14岁的祭司特别地尊敬，并且马埃萨曾暗示如果埃拉加巴卢斯做了皇帝，她将捐赠一大笔钱给他们。士兵们被说服并应允了她，但当马克里努斯亲自带着大量的兵力出现时，这些唯利是图的兵士立即动摇。马埃萨和苏亚埃米阿斯立刻跳下四轮马车，率领着即将被软化的军队打了一场胜仗。当时叙利亚的男人如同女人，而女人却像男人。

公元219年春天，埃拉加巴卢斯进入罗马城，身穿绣金线的紫色丝袍，两颊涂上了朱红色，双目经修饰而明亮，手臂挂满了极贵重的手镯，颈项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在他漂亮的头上佩戴了一顶镶有宝石的皇冠。他的祖母与母亲也一同出现在这盛大的场面中。当他第一次进入元老院时，他要求让母亲坐在他身边，并且参与商议，但苏亚埃米阿斯聪明地婉拒了，她以能主持妇女的“小元老院”为满足。这种妇女的小元老院为哈德良的萨宾娜所创，专门讨论一些有关女性的服饰、珠宝、特权及礼仪的相关事宜。埃拉加巴卢斯的祖母马埃萨则参与治理国事。

这位年轻的皇帝的确有他吸引人的地方，对马克里努斯的拥护者，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他热爱音乐，有动人的歌喉，擅长笛子、风琴、喇叭。他过于年轻而不能统治帝国，他仅求享有帝国的一切。玩乐成为他的神，他用尽方法寻欢作乐，邀请各种不同阶级的自由民去参观宫殿，有时会与他们一同吃喝作乐，常分给他们奖品，从一幢装修好的房子到一捧苍蝇。他喜欢与客人们恶作剧：让他们坐在充气的椅垫上，然后使椅垫突然爆炸；用酒灌醉他们，使他们酒醒时处在一群不会伤人的豹、熊及狮子之间。通过兰普里第乌斯，我们可确信埃拉加巴卢斯在宴请他朋友的筵席上所花的钱，从不少于10万古罗马币（折合1万美元），有时甚至达300万古罗马币。在宴会的食物中，他常将金币与豌豆、玛瑙与扁豆、珍珠与米粒、琥珀与大豆混在一起。他将马匹、四轮马车、阉人赏赐给客人，而且命令每一位客人将席上的银盘、高脚杯带回家去。他自己的东西一切都必须是最好的——他游泳池的水中洒以玫瑰提炼的香水，他浴室的固定装置是玛瑙和金子做成的，他的食物必须是稀世珍品，他的衣服由皇冠到鞋子都必须镶满珠宝。谣传他的戒指从不戴第二次，他旅行时，需要600辆马车装载他的行李及宫女。由于一位占卜者曾预言他将死于非命，他预备了各种贵重的自杀工具，以备不时之需：紫色的丝绳、金子做成的宝剑以及放在蓝宝石或翡翠中的毒药。但最后他却被杀死于营中的厕所里。

或许他元老院中的敌人捏造或夸张了这些故事。当然，一些有关他性方面的堕落是不足为信的。无论如何，他曾以虔敬的行为净化他的贪欲，而且努力向罗马人传扬他的叙利亚巴力神。他行过割礼，并且曾经想阉割，以荣耀他的神。他以从埃默萨带来的圆锥形黑石头作为埃拉加瓦勒神的象征，并且特地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庙宇供奉它，这个镶了珠宝的石头放在由六匹白马所拉的车中，由皇帝亲自护送入庙。虽然他承认其他的宗教，也支持犹太教，并且计划使基督教合法化，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的石头是万神之神。

他的母亲沉溺于情爱之中，尤莉娅·马埃萨无法控制此事，但唯恐如此将导致这个由叙利亚女人掌权的著名王朝的崩溃，于是决心出面制止，她一方面游说埃拉加巴卢斯立他的表弟亚历山大·塞维鲁斯为王位继承人，另一方面，她和马梅娅共负训练、教育这男孩的责任，使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分内的事，又用尽各种办法让元老及百姓们都认为他是那位身为祭司却为色情狂的埃拉加巴卢斯最适当的继承人。其时埃拉加巴卢斯之所以独犯罗马人民，并非因其放荡或淫秽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使罗马主神朱庇特屈居于叙利亚的巴力神之下。当苏亚埃米阿斯发现马埃萨的阴谋后，就鼓励罗马的侍卫队起来反对她的妹妹及外甥。立场坚定的马埃萨和马梅娅反而利用侍卫队，杀死了埃拉加巴卢斯以及他的母亲，并且在拖着他的尸体在市区游行后，投入了台伯河中。最后，在元老院的同意下，侍卫队宣布亚历山大为帝，时间为公元222年。

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和前一个皇帝一样，继位时只有14岁，他的母亲倾尽全力，努力提高其学识和道德。他以劳动及运动来强健体格，每天在冷水中游泳一个钟头，饭前喝一品脱的水，且以粗茶淡饭维生。渐渐地，他长成一位精于各种运动与战术，高大强壮又英俊的青年，他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但在马梅娅的坚持下，他并未过分沉迷于其中。马梅娅曾引用维吉尔的诗句教导他，维吉尔曾呼吁罗马人将自己优美的文化传播给别人，并组成“一世界国家”，以和平来统治。他是一个卓越的画家与声乐家，善弹风琴并奏七弦琴，然而除他的家眷外，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表演。他穿着简朴，言行谦逊，“在爱情享乐方面极有节制，且绝对与娈童无涉”。他尊重元老院，以与自己相等的地位对待元老们，在皇宫中招待他们，甚至出入他们家中。他仁慈而和蔼，探视病患而无分贵贱，对任何有美誉的公民，立即赐见。他从不记仇，在位14年中，未曾使人民流过血。他的母亲曾斥责他说：“你把刑罚定得太宽大，使得王权更不易受人尊敬。”他回答说：“是的，但我使它更持久、更安稳。”他实在是个善良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掺杂。

他承认他的表兄想以叙利亚的埃拉加巴力神代替罗马主神朱庇特是一件荒谬的事。他和母亲共同努力，修复罗马的庙宇并恢复他们的祭神仪式。他哲学的头脑认为，所有的宗教不过是以不同方式敬拜同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尊重所有正当的信仰，而且在他每天早上祈祷的私人教堂中，供奉着朱庇特、俄耳甫斯、阿波罗尼乌斯、亚伯拉罕及耶稣基督等诸神像。他常引用基督教的一句名言“你不愿别人怎样待你，也不要怎样待别人”，并刻于皇宫及许多公共建筑的墙壁上。他以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德行劝诫罗马人民。安条克和亚历山大不很著名的学者称他为“犹太会堂的会长”。他的母亲善待基督徒，保护俄利根，并要儿子解释他有弹性的宗教观。

亚历山大继位后不久，尤莉娅·马埃萨就去世了。马梅娅以及他的家庭老师乌尔比安共同决定国策，革新行政，她不计较个人的权势，一切措施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聪明而且有节制地治理罗马帝国的政事，而把荣耀归于亚历山大以及伟大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她和乌尔比安选出16位杰出的元老为皇室的顾问，所有重大的措施，非经他们认可，不得施行。她能控制一切事务，但不能控制对儿子的爱。当亚历山大结了婚，并显出对妻子的偏爱时，马梅娅把她逐出皇宫。亚历山大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向他母亲屈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积极地管理政事，如同他传记中所载“他甚至天未明即开始处理公事，且持续到深夜，丝毫不觉疲倦与厌烦，反而总是显得欢愉而沉着”。

他的基本政策是重振元老院及贵族的威望，以削弱分散的军事统治力量。他似乎认为，统治是取决于出身，而非取决于金钱、神话或刀剑。在元老院的合作之下，他从事近百种经济事业，并且大量裁汰皇宫中、政府机关以及地方行省的多余人员。他将皇室中大部分的珠宝加以变卖，以充实国库。可能在少数元老赞成之下，他鼓励并且重组工会与商会，并“允许他们从会员中选出代表”。为了维持社会的善良风气，他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他一方面减轻赋税，另一方面复修罗马大竞技场、卡拉卡拉的大浴场，又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修筑长达14英里的水道，及一些新的城市浴场，负担全帝国建筑浴场、水道、桥梁和道路的经费。为了降低利率，他以4％的低利贷款给人民，甚至不收任何的利息，把钱借给穷人去买地耕田。整个帝国又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回到了奥勒留时代的盛况。

但是正像波斯人和日耳曼人欺骗哲学家国王一样，现在他们又来欺骗这位圣人皇帝。公元230年，波斯萨珊王朝的创始人亚达西尔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威胁叙利亚。亚历山大写了一封富有哲学意味的信责备他的暴行，并且劝他说：“每一个人应该知足地在他自己的疆土内。”阿尔达希尔则称他为“弱者”，并且扬言要占领所有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的土地。这位年轻的国王在母亲的陪同下，和阿尔达希尔开战了。历史对这次战争的胜负并未明载，但是，无论如何阿尔达希尔退出了美索不达米亚，转而向东迎战，而且罗马公元233年的钱币上刻有亚历山大头戴胜利的冠冕，而他的脚下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同时，阿勒曼尼人和马科曼尼人趁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要塞防守军队被调去增援叙利亚军队之机，突破罗马边境的堡垒，蹂躏了东方的高卢。亚历山大在庆祝完他的波斯大捷之后，再度和马梅娅率军前往美因茨。在母亲的劝告下，他和敌人和谈，每年给予他们相当的金额，以维持和平。军队不满他这种怯懦的作风，纷纷起而叛变。他们也无法谅解他的俭约、严格的纪律及使他们诚服于元老院及一个女人统治下的作风，于是封驻潘诺尼亚军团的司令官尤利乌斯·马克西米努斯（Julius Maximinus）为帝，率军攻入亚历山大的营帐中，杀死了他和他的母亲及他的朋友，时在公元235年。

战乱时期

造成历史上3世纪军权至上的局面，并非出于偶然。内乱使帝国衰微，这种情形在边境地区特别明显。自图拉真皇帝之后，继之以塞维鲁斯，罗马版图停止扩张，这是帝国遭到侵扰的信号。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来征服各国，如今蛮族同时联合起来攻击罗马帝国。帝国基于防卫的需要，使军人威望和军权大为提高。将军取代哲学家而跃登帝位，贵族的统治变成了武力的统治。

马克西米努斯是个极其优秀的军人，是个壮健的农夫之子。历史记载他身长8英尺，有一只粗得足以将手镯当作戒指戴上的拇指。他未受任何教育，他不屑于受教育，但又羡慕受教育。他喜爱在多瑙河或莱茵河畔的营帐中生活，在位的三年中从未到过罗马。为了支援他的战役、安抚他的军队，他向富人大量征税，引起上层阶级的叛变。人们推举有财富、有学问的非洲总督戈尔达努斯（Gordianus）为帝以对抗他。戈尔达努斯已逾80岁高龄，他联合其子，但他们终究无法抵御马克西米努斯派遣的军队，儿子在战争中阵亡，而父亲则自杀身死。为了报复，马克西米努斯慨然采取放逐及没收财物的手段，使整个贵族阶级几乎被摧毁。希罗狄安曾说：“每一天都可目睹昨日的首富沦为今日的乞丐。”经塞维鲁斯重新整顿的元老院勇敢地起来反抗，并宣布马克西米努斯的帝位是不合法的，另从元老中选出了两位皇帝——马克西莫斯和巴尔比努斯（Balbinus），前者率领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迎战刚刚翻越阿尔卑斯山、围困阿奎莱亚的马克西米努斯的军队。马克西米努斯的确是位卓越的将军，并拥有精良的部队。此时，元老院以及地主阶级的命运似乎是注定了。但一群马克西米努斯的士兵因为不满他严厉的刑罚，在军营中把他杀死了。马克西莫斯胜利地回到罗马，但是不久即与巴尔比努斯一同被侍卫队暗杀了。侍卫队又立了戈尔狄安（Gordian）三世为帝，后经元老院追认。

在这里，我们将不详细重述那些流血事件所牵涉的人名和战役。从亚历山大到瓦莱里安的35年间，曾产生了37位皇帝。在波斯战争中，戈尔狄安三世被他的军队所杀（公元244年）。他的继承人菲利普在维罗纳被德西乌斯击败并杀死（公元249年）。德西乌斯是一位富有并具文学艺术修养的伊利里亚人，他对罗马的贡献使他在历史上获得极高的荣誉。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他提出了一个复兴罗马宗教和道德的计划，而且下令毁灭基督教。然后，他回到多瑙河，对付哥特人，亲见他的儿子被杀死在自己身旁，他对已动摇的军队说：“失去一个人，并不重要。”仍努力向前攻打敌人，最后他死于罗马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争中（公元251年）。后来的两位皇帝加卢斯和艾米利安努斯在公元253年先后被他们自己的军队谋杀。

年逾60的罗马新皇帝瓦莱里安，继位后不久就和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马科曼尼人、哥特人、西徐亚人及波斯人发生战争，他立儿子加列努斯（Gallienus）为西帝国的统治者，自己则为东帝国皇帝，带兵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又繁重，不久就去世了。35岁的加列努斯是一个智勇双全又富文学艺术修养的人，似乎不该生在这混战的世纪中，他在西帝国革新内政，并率领军队战胜接二连三来袭的敌人，但他仍有时间研究并提倡哲学与文学。然而，他的种种才能终究无法抵挡这时代的各种灾祸。

公元254年，马科曼尼人袭击潘诺尼亚和北意大利。公元255年，哥特人侵略马其顿和达尔马提亚，西徐亚人和哥特人入侵小亚细亚，波斯人入侵叙利亚。公元257年，高卢人掳获博斯普兰（Bosporan）王国的舰艇，毁坏了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火烧特拉佩祖斯城并奴役其人民，又袭击本都。公元258年，他们占领了卡尔西顿、尼科美狄亚、普鲁萨、阿帕梅亚和尼西亚。同年，波斯征服了亚美尼亚，而波斯图穆斯自称高卢的独立统治者。公元259年，阿勒曼尼人偷袭意大利，但在米兰被加列努斯所败。公元260年，瓦莱里安在埃泽萨被波斯人击溃，并于被囚期间去世，至于死于何时何地，则不可知。沙普尔（Shapur）一世率领大队骑兵经叙利亚，进军安条克，劫掠这个城市并杀死了数千人，也增加了数千个奴隶，塔尔苏斯被占领而且被破坏了，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被侵占，沙普尔满载战利品荣归波斯。在这十年中，罗马帝国发生了两件可耻的悲剧事件：一位罗马皇帝开了先例，打了败仗；另一位皇帝则被敌人俘虏，为了应付各方同时来袭的敌人，牺牲了帝国的统一。在这些打击之下，加之内部益趋纷乱，军队暗杀皇帝，使帝国的威望大减。罗马四境的敌人，不再臣服于这个过去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罗马本国的臣民和公民也复如此。于是叛乱四起：西西里和高卢被压迫已久的农民点燃了一场狂暴的农民暴动，英根努斯（Ingenuus）在潘诺尼亚自命为东部行省的最高统治者。公元263年，哥特人渡过伊奥尼亚海岸，破坏艾菲索斯，并烧毁月神之庙，以希腊文化为主的东帝国陷入了恐慌状态。

然而，一个意外的联盟却解救了东帝国在亚洲的危机。统治罗马附属地巴尔米拉的奥登纳图斯（Odenathus）将波斯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在泰西封大败敌军（公元261年）。然后，他自称为叙利亚、西西里、阿拉伯、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之王，但在公元266年被谋杀，由他年幼的儿子继承王位。他的遗孀泽诺比垭执掌实权，她自称为克娄巴特拉的后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研究希腊文学和哲学，精通拉丁文、埃及文和叙利亚文，著有一本东方的历史。她坚守贞操，全心全意做一位好母亲。她严守己身，以狩猎为乐，常率军步行数英里路，治国严厉而有智慧，任命哲学家朗吉努斯为辅弼大臣，聚集学者、诗人及艺术家于她的朝廷中。她以希腊、罗马、亚洲式的宫殿美化其都城，这些废墟至今仍令沙漠中的旅人叹为观止。她有感于帝国的没落，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及王国。她控制卡帕多细亚、加拉提亚和大部分的比提尼亚。她建立强大的军队和舰队，征服了埃及，在一次丧生了亚历山大城一半人口的大捷中，占据了该城。这一位诡谲的“东方皇后”，佯称为罗马帝国权力的代理人。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她的胜利是罗马崩溃戏剧中的一幕。

眼见罗马帝国的财富与没落，蛮族纷纷拥至巴尔干和希腊。当萨尔马特人再一次掠夺黑海沿岸的城市时，一支哥特人军队乘坐500艘船，航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一路上连续占领岛屿，最后在比雷埃夫斯泊船，劫掠雅典、阿尔戈斯、斯巴达、哥林多和底比斯（公元267年）。当他们的海军带着掳夺物回到黑海时，另一队人马则打开了一条通往多瑙河的陆路通道。加列努斯在色雷斯的奈斯托斯河迎战他们，并获一次大捷，但一年之后，他被自己的军队谋害了。公元269年，另外一大群哥特部落入侵马其顿，围困帖撒罗尼卡，抢劫希腊、罗得斯、塞浦路斯及伊奥尼亚海岸。克劳狄乌斯二世时，夺回帖撒罗尼卡，将哥特人驱逐到瓦尔达尔山谷，并肆行杀戮于奈苏斯（公元269年）。假如他在此次战役中失败，则哥特人将势如破竹，直抵意大利而无人能抵御。

经济的衰微

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两者互为因果。罗马人的政治才能从未为意大利建立起健全的经济生活。或许，这狭窄的平原半岛未曾为意大利的远大目标提供足够的基础条件。

西西里、非洲和埃及价廉的谷物阻碍了罗马农作物的生产，大葡萄园的出产也无路销售。农民则抱怨过重的赋税耗尽了他们原本不稳定的收入，使他们所剩无几，不足以修护排水装置及灌溉河渠，于是河道淤塞，遍地沼泽。疟疾的流行减少了罗马及其近郊平原的人口，广袤的沃土被改为住家，那些领地内的遥领地主们则尽量剥削劳力与利用土地，自己在城里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当乡村逐渐荒凉时，城市建筑事业与娱乐场所却大获其利。许多地主与自耕农放弃了农场，到城市里求发展，使意大利大部分的农田变成那些懒散的奴隶所耕植的土地。但是，后来因为1、2世纪的战争引起的饥荒，造成农奴数目的锐减及农奴身价的提高，这种领地于是荒废了。为了引诱自由工人回到田地上工作，大地主们将他们的土地分割成若干部分，分租给那些耕种者，而地主只从佃农求取少数租金，或出产物品的1/10，并使佃农在地主私人的农庄或别墅中义务工作一段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发现解放奴隶使他们成为自耕农的收获更大。3世纪，由于受到城市革命以及外来的骚扰，地主们纷纷逃往自己的农庄，农庄的防御设备增强了，渐渐地演变成为中世纪的城堡。 [2]

奴隶的缺乏，使得自由工人在农业与工业上的地位一时大为提高。当富人的财富因为战争和政府而减少时，穷人的贫穷并未见改善。那时的工资约为20世纪初期美国工资的6％—11％，而物价则为33％。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从穷人中招募的士兵时常加入攻击富人的斗争中，并且他们认为既然为帝国服役，就有资格充公那些捐赠的钱，或更直接地去抢劫富人的财物。商业的萧条使工业也蒙受损失，当各行省由顾客变为竞争者时，意大利的对外贸易就衰退了；同时商路也因为蛮族的抢劫，变得如庞培以前那样的不安全；货币的贬值与价格的不稳，导致无人愿意做长期的投资。版图不再扩张，因为意大利不再能供给或开发更大的领域。过去，罗马因搜括被征服地的金银财宝而致富；现在，金钱则转移到更工业化的希腊语行省，渐渐兴盛的小亚细亚使罗马城被一个东方都城所取代，意大利变得更穷了。人民贫困，购买力降低，意大利工业的国内市场销路渐走下坡路。土匪、重税及奴隶缺乏，无人修筑道路等种种因素，使国内的贸易受到阻碍。各农庄变得更自给自足，而且物物交换代替用钱购买。大规模的生产都被满足当地需要的小店取代。

经济问题发生，贵重金属也减少：色雷斯的金矿和西班牙的银矿，产量都日渐递减，而很多的金银都被用在艺术与装饰方面。面临此种情况，当战火连绵时，从塞维鲁斯以来的皇帝为了满足帝国的花费，以及军队补给品，让货币一再贬值，在尼禄王统治时代，银币的合金成分是10％，在康茂德时是30％，塞维鲁斯时是50％，卡拉卡拉则用含50％银的合金做成钱币。到约公元260年，银的纯度一度降低到5％，政府的造币厂发行了数量空前的小硬币。帝国强迫人民承认这些币面的价值，而不论其实际的价值如何，但是，税金则必须以金子或实物缴付，物价急速上涨。在巴勒斯坦，从1到3世纪，物价上涨了1000％。埃及的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使在1世纪价值8希腊币的小麦在3世纪末价值高达12万希腊币。在其他行省，所受到的祸害虽较小，但大致说来，通货膨胀破坏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影响了信托基金和慈善基金，使许多行业都不稳定，毁坏了罗马帝国经济命脉所依赖的贸易和资金。

佩提纳克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因贵族与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受挫，他们也觉察出大商人以及元老们对他们这些来自外地、实行军事专制而又巧取豪夺的人深怀敌意。从涅尔瓦到奥勒留皇帝，元老院与皇帝之争一度中断，其后又告恢复。统治者故意利用捐款、救济金和公共事业去讨好军队、农民及无产阶级，作为稳固他们王权的基础。

帝国所受的灾难仅次于意大利。迦太基和北非距那些入侵的蛮人较远，因而繁荣如昔。埃及则由于党争、卡拉卡拉的大屠杀、泽诺比垭的远征、繁重的赋税、倦怠无生气的劳工和罗马每年榨取他们谷物等因素而衰败。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虽然遭受外来的侵扰与掠夺，但他们的工业却渡过了这一个难关。希腊、马其顿和色雷斯因受蛮族的骚扰而破坏，拜占庭自遭塞维鲁斯的围攻，最终未恢复。由于战争的需要，罗马卫戍部队和军用补给品一批批地送到日耳曼边境，所以河流沿岸的许多城市，像维也纳、卡尔斯堡、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等因而兴起。高卢曾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混乱，60个城市被劫掠，大部分的城市和乡村均退缩在新造的围墙内，并放弃上古、中古时代为防御外侮而造的罗马大道。同样，在不列颠，城市愈变愈小，别墅则愈变愈大，阶级斗争和重税减少了财富——或许藏匿于乡村中。罗马帝国崛起于文明和都市化，却以野蛮和农村化结束。

异教文化的兴起

康茂德被杀后，罗马帝国便日趋衰败。然而在这些悲惨的年代中，产生了记数法代数、罗马在法学界的权威、古典文学评论的范例、罗马最壮观的建筑、最古老的爱情故事及最伟大的哲学家。

《希腊文选》以代数的幽默方式略述亚历山大城的丢番图（Diophantus）的生平：童年占他一生岁月的1/6，再过一个1/12他开始长胡子，又一个1/7后，他结了婚，5年后他的儿子出生了，但寿命只有他的一半，而且在儿子去世后的第四年，他也跟着离开了人间——因此他享年84岁。在他所有著作中，现存最重要的是一本有关代数的论文——《算数论》（Arithmetica ），它解答了一次定方程式、二次定方程式和到六次的不定方程式，对我们用x所代表的未知数，他称为数，而以希腊字母σ表示。对于其他的乘方，他也用希腊字母表示。在他以前，有一种没有符号的代数：为了训练青年的头脑，柏拉图大力提倡以某种比例将苹果分配给若干人一类的算术题目。在3世纪，阿基米德曾提出类似的难题。埃及人和希腊人也曾以没有代数符号的代数方法，解决了一些几何难题。可能丢番图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解法作了一个有系统的分类。由于时代的机遇，他的一套理论被保存了下来，通过阿拉伯人，我们从他那里找到了那种清晰、奥秘的符号表示，由此而形成了世界所有的数量关系。

罗马法学界的三大巨头——帕皮尼安、保利努斯和乌尔比安得宠于塞维鲁斯，而且都成为帝国的辅弼大臣，他们都主张专制的君主政体，因为人民已授权给皇帝。帕皮尼安所著《问题与答案》（Quaestiones and Responsa ），以思路清晰又富人道和正义而著名。查士丁尼所搜集的资料，也多取自这些著作。当卡拉卡拉杀死盖塔，令帕皮尼安写一篇文章为其行为作法律上的辩护时，帕皮尼安拒绝了，他说：“杀害兄弟比较容易，但为此行为作辩护却难。”卡拉卡拉一怒之下，下令将他斩首，一位士兵在皇帝面前以斧行刑。乌尔比安继他之后成为法学权威及人道主义的提倡者，他认为奴隶生而自由，男女权利平等。他的作品也和以前许多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一样，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他的断案极其正确，他的判案几乎有1/3留存于查士丁尼的《汇编》中。兰普里第乌斯曾说：“亚历山大·塞维鲁斯根据乌尔比安的忠告与谏言治国，才会成为如此的一位好皇帝。”但是乌尔比安曾把他的几个对手处死，公元228年，他在侍卫队中的敌人将他报复性地杀死。戴克里先时，奖励并资助兴办研究法律的学校，任命法学家将图拉真以后的法律编纂成法典。在这以后，法理学鲜为人注意，直至查士丁尼时，方由长眠中苏醒过来。

3世纪的绘画，延续庞培和亚历山大时代的系统。它所留下来的少数作品，都具有东方色彩，极其粗糙，多随着时间而流失。另外，因为要为皇帝们刻人像，此时的雕刻达到空前的成就。卡拉卡拉的一头鬈发、蹙额、状极残暴的雕像，至今尚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两座著名的雕像，即在此时完成：法尔内塞·布尔（Farnese Bull）和法尔内塞·赫拉克勒斯两人皆显示出当时精湛的雕刻技术。从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石棺上的浮雕，可看出雕刻家们仍采用古典风格，但是从罗马纪念塞维鲁斯的拱门上，则很明显地看出罗马帝国正以粗糙、雄伟的浮雕，代替原来朴素而高雅的风格。或许这也是意大利回归野蛮的一种预示。

罗马建筑此时到达巅峰状态，塞维鲁斯在帕拉蒂尼建造他的最后一座皇宫，其东配楼有七层楼高。尤莉娅·多姆娜为女灶神殿前庭和至今尚存的女灶神大庙宇筹备资金。卡拉卡拉为埃及神话中司丰饶的伊希斯女神之夫塞拉皮建造一座宏伟的庙宇，有一些漂亮的残片现在还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斯时建造完成的卡拉卡拉浴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废墟之一，但因大部分是抄袭图拉真浴场的式样，故其对建筑学没有什么贡献。这个由砖和混凝土制成的建筑物，面积为27万平方英尺——超过英国下议院和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总面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直上墙顶；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曾在上面写了一首《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这个建筑物由200根花岗石、雪花石膏和斑岩的柱子支撑着，四周站满了雕像，大理石的地板和墙壁上镶嵌着雕工细致的景物，水由巨大的银嘴中流入池及盆中，可同时容纳1600人洗澡。加列努斯和德西乌斯也建造了类似的浴场，而且后者的工程师将圆顶架在十边形的大厦上，以拱墙支撑十角。公元295年，马克西米安建造了一个最大的浴场，却谦逊地命名为戴克里先大浴场，这里同时可容纳3600人，而且附有体育馆、音乐厅和演讲厅。戴克里先曾在尼科美狄亚、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大兴土木，马克西米安美化米兰市，加莱里乌斯美化锡尔米姆，君士坦提乌斯美化特雷沃。

相比之下，文学的成就较小，因为它很少获得皇帝财务上的资助。图书馆的规模变大，数目也增加。3世纪时，一位医生私人藏书6.2万册，并且乌尔比亚纳图书室以拥有历史文件而闻名。戴克里先送了一批学者到亚历山大城抄写古典书籍，再带回罗马图书馆。当时的读书人很多，而且很受欢迎，菲洛斯特拉托斯曾把他们的名字详记在他的《诡辩家们的言行录》（Lives of the Sophists ）中。波菲利继普罗提诺之后攻击基督教，并且提倡素食论。扬布利科斯尝试着去调和柏拉图主义与异教神学，而且相当成功地影响了尤里安皇帝；第欧根尼·拉尔修将哲学家的思想以及生平事迹写成一本生动的故事；瑙克瑞莱斯的阿特纳奥斯读遍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书后，写了一本有关食物、调味品、妓女和哲学家的书《餐桌上的诡辩家》（Deipnosophists ）。这本书原是一本主题较晦暗无味的对话录，却借着书中一些古老习俗的启示及一些伟大人物的暗示，整本书显得生动起来。朗吉努斯（可能是巴尔米拉的朗吉努斯）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在高尚事物中》（“On the Sublime” ）。文学所产生的特有乐趣（文中这样写道），是由于作者坚信的力量和真挚的个性使得读者们被“吊上了胃口”。比提尼亚·尼西亚的卡修斯55岁时开始写《罗马史》（History of Rome ，可能在公元210年），19年后完成，内容从罗慕路斯到他自己。在他的80本“书”中，现存者不及半数，共综合成八大册，取材尚称丰富，水准则不算高，它有栩栩如生的故事、富有启发性的言词和既不陈腐无味、也不过分保守，并带一点哲学意味的旁白。然而像李维一样，他文中的许多预言破坏了全文，也如塔西佗一样，为与元老院作对，作了很冗长的提示。像所有罗马史一样，它局限于政治与战争的兴衰胜败——似乎千年的生活，除了苛税与死亡外，没有别的。 [3]

在这一世纪，比这些历史学家更有意义的是爱情小说的出版：卡利马科斯的爱情诗，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阿里斯提得斯所讲的《米利都传奇》以及其他公元前2世纪及以后的作品。这些爱情和冒险故事很合伊奥尼亚百姓的胃口。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非洲的阿普利亚、希腊的卢奇安、叙利亚的扬布利科斯用不同的方式，写成以歹徒及其冒险为题材的传奇，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爱情。1世纪时，或许为了迎合日渐增多的女性读者，才在以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中穿插些爱情故事。

我们现存最古老的例子是埃默萨的赫利奥多罗斯所写的《埃及故事集》（Aethiopica ），至于这本书的时间，仍在争论中，但我们大致可推测为3世纪。它以一种典雅的笔法开头：

一天很愉快地开始了，太阳已照上了山顶，一群武装的海盗，抵达一个斜坡顶端，俯瞰尼罗河的赫拉克流第口，驻足而静观海洋，见无可掳掠的船只，他们便把眼睛转到脚下的岸边，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

我们马上就可看到年轻英俊而富有的特阿格勒斯和可爱、哭泣的公主夏里克莉娅，他们被海盗劫走了。在那里，他们遭受一连串的不幸、误会、搏斗、谋杀和团圆。其内容之曲折，足可构成现代的长篇小说。然而，在佩特罗尼乌斯和阿普利亚看来，少女的贞操是取决于一念之间的事，这就是故事的大意和主旨：赫利奥多罗斯的书中，夏里克莉娅经过多次勉强地逃脱，才保持了贞操。赫利奥多罗斯还写有关淑女们必备德行等枯燥的训词，这或许多少有一点受基督教的影响。的确，这位作者后来成为帖撒罗尼卡的主教。《埃及故事集》意外地带出了一连串模仿的作品：它作了塞万提斯《蒲西尔与色即是爱》（Persilesy Sigismunda ）一作的蓝本，作了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 ）一作中的克罗琳达的故事，而且化成了斯居代里夫人（Mme de Scudéry）所作的许许多多传奇小说；成了千万春情故事中的媚药、暗号、呻吟、娇弱、晕昏及大团圆结局的来源；此外1500年后的英国人理查森还取了它的克拉丽莎·哈尔劳做他小说的主人公和书名。

在古代散文中，最著名的爱情故事是《达菲尼斯和克洛》（Daphnis and Chloe ）。关于其作者，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朗戈斯（Longus），并且猜想他是3世纪的人。达菲尼斯一出生就被遗弃，后来被一位牧羊人救起并抚养成人，其后，他也成为一个牧羊人。从朗戈斯描写乡村的生动文字中可看出，他和他的诗人偶像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都偏爱乡村。达菲尼斯爱上了一个农夫的女儿，她也是在襁褓中即被弃获救的。他们一起愉快地牧羊，一起天真地裸浴，偶尔沉醉于亲吻中。一位老邻居以自己年轻时思爱成病的心情，向他们解释自己当时的狂恋：“我茶饭不思，不能休息，也无法入睡，我的心灵忧郁而沉重，心跳加速，四肢发冷。”最后，他们被现在变富有的父亲们知道了，给了他们一笔钱，但不重视财富的达菲尼斯和克洛仍然回去过着简朴的牧人生活。这是一篇文辞极其优美又简洁的故事。1559年，阿米欧（Amyot）把这篇文章译成法文而成为“圣皮尔”（SaintPierre）写作《保罗与维吉尼亚》（Paul and Virginia ）的范本，并引发了无数绘画、诗词和音乐作品的灵感。

与此类似的一首不完整的诗——《维纳斯之夜》（The Eve of Venus ），没人知道这是何人何时所写，或许是属于1世纪的作品。此文是属于卢克莱修式的顿呼法及朗戈斯式的爱情诗歌——说到爱之女神，使所有生物欲火中烧，她才是世界真实的创造者：

明天让他爱那从未被爱者，

明天让他爱那曾经被爱者，

清新的春天来临了，而且唱出了她的恋歌；

世界又再生了，春日的爱使鸟儿比翼双飞，

等待已久的森林也张开了它们的树叶，

享受春天阵雨的滋润；

明天让他去爱那从未被爱者，

明天让他去爱那曾经被爱者。

这首玲珑剔透的诗句就这样向前流淌着，在滋润的雨水中，在花卉的形状中，在欢宴的歌声中，在青春的忸怩尝试中，及在常去林地里的胆怯约会中，发现爱的运作；而含蓄的允诺则在每一个诗节之后反复低回：“Cras amet qui numquam amavit，quique amavit cras amet”（大意为“不忘约会”）。于此，我们可在异教徒的这首最后一则伟大的抒情诗中，听到中世纪扬抑格诗句的韵律及吟游诗人的一种和谐悦耳的预告。

东方的君主政体

一场瘟疫使大部分的哥特人和罗马人丧生，其时克劳狄乌斯二世也死于此疫，军队选立一位伊利里亚农人之子为继承人，瓦莱里安以其健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从最卑微的身份而跃登帝位，他的绰号为“剑不离身者”。军队能够选出这样一位苛求自己如苛求他人的皇帝，显示出他们良知的复苏。

在他的领导下，除了多瑙河外，罗马各处的敌军都被击退。在多瑙河，瓦莱里安割让达契亚给哥特人，希望他们成为帝国与边远游牧部落之间的隔栏。可能因此而使非常眼红的阿勒曼尼人和汪达尔人进犯意大利，但经过三次交战后，瓦莱里安征服并驱散了他们。瓦莱里安计划一次远征，但又担心当他不在时，罗马会受到攻击。他便说服元老院拨款由同业公会在都城的四周建造了新墙，这些围墙也象征着帝国王权的衰微以及罗马和平的结束。

愿攻不愿守的瓦莱里安，决心重建帝国，他先攻打东方的泽诺比垭，然后是高卢的泰特里库斯。当他的将军普罗布斯（Probus）从泽诺比垭儿子手中夺回埃及时，瓦莱里安正经由巴尔干半岛，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埃默萨击败了皇后的军队，而且围攻其都城。她企图逃走并且向波斯求援，但终被俘虏。全城投降，而蒙恕宥，但朗吉努斯被处死（公元272年）。当这位皇帝率军回达达尼尔海峡时，巴尔米拉叛变并且杀死了留驻当地的卫戍部队，他立刻以恺撒般的速度调转回头，再度围攻并攫取该城，其后他任其军队在城中掠夺，摧毁城墙，破坏贸易，最后留下一座空城——以前曾是，今日也是。泽诺比垭在罗马被囚，并被允许在蒂伯较自由地度过她的余生。

公元274年，瓦莱里安在沙隆将泰特里库斯打败，而且收复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因帝国重新获得统治权，兴奋的罗马人高呼他为“世界的复兴之主”。战后，他致力于和平的工作，改革币制，革新内政，严定刑罚，重整军队。同时，他认为帝国内部道德和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宗教的不统一，又看到东方宗教对政治的贡献，于是他统一各种新旧信仰为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且认为皇帝是神在尘世的代理人。他对那些心存疑虑的士兵和元老们说，他成为皇帝是出于神的意旨，并不是他们的选择或认可。瓦莱里安在罗马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太阳神庙，他希望埃默萨的巴力神及密特拉教的神会渐形消没。他的“一神论”和君主政体相互为用，一步步地进展着，由他的宗教政策中，可看出帝国的权力在逐渐减小，而宗教的力量却在逐渐增强。王之所以为王，是由于神的恩典，这就是古代埃及、波斯和叙利亚等东方政府的观念。在接受这种观念之后，瓦莱里安将始于埃拉巴哈卢斯而全盛于君士坦丁和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的东方化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公元275年，瓦莱里安带领军队，经过色雷斯，要和波斯解决一些争端。一群军官却误以为他计划处决他们，便把他暗杀了。后来，他们发现所犯的错误时，大为震惊，要求元老院指派一位继承人。此时，整个帝国没人要这份定期必死的荣耀。最后，75岁的塔西陀接受了，他自称是历史学家的后裔，并且举例说明那一位说话简洁的悲观论者的说教。但在登基后六个月，他就因操劳过度而死。那些在悔恨中的士兵又重获大权，并且拥立普罗布斯为帝（公元276年）。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普罗布斯应得的荣誉，因为他是一位廉正而有勇气的杰出人才。他把日耳曼人逐出了高卢，把汪达尔人驱出伊利里库姆，并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一道墙，以一言吓倒了波斯人，为整个罗马帝国带来了和平，并向百姓们保证以后不再有武器、军队和战争，又以法律统治这个世界，拉开了理想国的序幕。他命令军队清理荒野，排干沼泽，种植葡萄树，并从事许多公共事业。军队却憎恨这种理想化而暗杀了他（公元282年）。他们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以示哀悼。

现在被拥立为帝的是一个达尔马提亚自由民之子——戴克里先，他的聪明能干，及对执政官、地方长官、宫廷侍卫队司令圆滑的手段和委婉的态度使他脱颖而出，他政治上的天分比他在军事上的奇才更胜一筹。他登基时正是一段较格拉古兄弟到安东尼更混乱的时期。他像奥古斯都一样，安抚各派系，保卫疆土，扩张王权，并借助宗教及宗教的拘束力施行统治。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帝国，中经奥勒留而得复兴，至戴克里先时予以重建。

他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显示出王国的情况及罗马城的没落，他放弃以罗马城为首都，而在小亚细亚拜占庭以南数英里外的尼科美狄亚建立帝国的都城。元老院仍在罗马集会，执政官们继续举行他们的典礼，各种竞技会、运动会照样举办，大街小巷仍挤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然而权力与领导已从经济渐趋衰败、道德渐形沦丧的都城离去。戴克里先根据军事上的需要采取行动，他觉得亚洲、欧洲必须加以防卫，然而绝非一个远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城市所能鞭及，因此任命一位能干的将军马克西米安与他共治帝国，以防卫西方。马克西米安以米兰而非罗马城为首都。6年后，为进一步方便统治与防御，两位“奥古斯都”各自选了一位“恺撒”，作为副手及继承人。戴克里先委任加莱里乌斯（Galerius），后者将都城设在锡尔米姆，而且负责多瑙河附近的行省；而马克希米安则指派君士坦提乌斯·赫洛努斯（Constantius Chlorus），后者设都于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兰。这两位“奥古斯都”同时保证20年后退休，传位给两位“恺撒”，然后这两位“恺撒”再各选一位“恺撒”为助手及继位者，如此一代代地传下去。“奥古斯都”各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恺撒”，如此在法律关系外，更加上血缘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戴克里先希望王位争夺战永不再发生，王室再度掌握实权，而帝国在四个战略要点上共同防御内乱与外患。这是一种明智的安排，具有种种优点，但却破坏了统一，减少了自由。

这个君主政体虽被分割了，却是专制的。每一条法律都是以四个人的名义发布的，而且通行于整个帝国，统治者的指令无须经过罗马元老院的批准，所有政府官员均由统治者指派，整个帝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加强这种体制，戴克里先使人民不但倾服于皇帝的才干，进而将皇帝视为朱庇特的化身而加以崇拜。马克西米安也谦逊地同意自己不过是海格力斯的化身，智慧与力量从天而来，以恢复地上的秩序与和平。戴克里先戴着一顶镶满珍珠的王冠，身穿金丝的长袍，他的鞋子饰以贵重的宝石。他独处于宫廷中，而且要求客人当着太监与侍从的面向他行跪拜之礼，并亲吻他长袍的边缘。虽然他不过是个俗世的凡人，然而对这种神秘的气氛及表面的仪式也自觉可笑。但他的帝位并非正统，为了巩固它，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奥勒利乌斯·维克多说：“他要求别人叫他‘统治者’，但他的行为却像一位父亲。”这位自认为是神与王的奴隶之子采用东方专制政体，正意味着古代共和制度最后的失败，放弃马拉松的成果。像亚历山大一样，它继承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各种礼仪及学说，并承袭了托勒密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时代埃及式的宫廷。从这东方化的君主政体产生了拜占庭的建筑以及欧洲的王国，直到法国大革命，其后所需要的乃是在一个东方的都城里，将东方的君主与东方的信仰结合为一，拜占庭风格起源于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的共有制度

戴克里先以恺撒的精力去重组政府各个部门，又提升许多平民和军官为贵族，使贵族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具有东方极尊贵的地位，拥有极多的头衔，并得遵守许多的繁文缛节。他和他的同僚又将帝国划分为96个行省、72个教区和4个县，指派这些平民和军事领袖分掌各区域，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地方自治如同民主政治，是和平与安全的奢侈品，而且解释他的独裁政治是由于危急战争的需要。战争开始了，而且光荣地胜利了。君士坦提乌斯收复不列颠，加莱里乌斯大败波斯人，波斯人割让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以外的五个行省，罗马的敌人在30年之内都受阻不能前来。

在和平时代，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却面临经济萧条的难题。为了克服这种不景气并防止革命事件的发生，他以管制经济代替以往的供需律，保持金币固定的重量和纯度，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币制——这种重量和纯度的标准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保持到1453年。他以半价甚至免费将食物分给穷人，并且承办广大的公共事业以挽救失业者。为了城市和军队日用品的供应，他收购许多工业，归国家经营。最先是谷类的进口，他说服从事这种事业的船主、商人和船员接受政府的控制，以换取安全的保障。帝国自古拥有许多采石场、盐及各种矿物，此时禁止盐、铁、酒、油及谷类由意大利出口，而且严格管制这些货品的进口。接着，他又控制供给军队、机构和朝廷日用品的工厂。像纺织厂、食品厂、兵工厂，政府都会要求一个最低的产量，以成本价卖给国家。并使厂商负责执行命令及各种计划，如果效果不好，政府便将这些工厂完全收归国有，并提供大量的劳工。渐渐地，经过奥里安和戴克里先，意大利大部分的工厂及各种行业均在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屠夫、面包师、泥水匠、建筑工人、吹玻璃工人、铁匠、雕刻家，政府都有详细的规章。罗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曾说：“各社团组织不像是他们公司的主人，反而像是帝国派来的管理人，他们必须受不同部门官员及军事单位首领的约束。”商会及工会从政府得到不少特权，而且经常运用压力，行使帝国的政策，他们就像政府的机关，协助编组劳工而且代政府向会员们收税。3世纪末4世纪初，政府也以同样的手法控制军备、粮食和服装工业。保罗·路易曾说：“每一个行省都有特别的地方收税官，监督工业活动，在每个大城镇，帝国像一个有财有势的雇主……高高地站在那些被重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实业家之上。”

如此的制度是不能没有物价管制的，公元301年，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下达诏书，规定罗马帝国内所有重要物品的法定最高价格及各种劳役的最高工资，序言中攻击那些囤积居奇、垄断经济市场以抬高物价的投机者：

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市场中的物价不正常地升高，没有丰收，也没有过多的补给品，但人们为何不再像以前热烈地购买？……有些人的目的是保持财富，放高利贷以及追求不正常的利润……整个世界充满了贪心的人，当我们的军队在为全体的安全作战时，奸商则以高于市价四倍、八倍，甚至高得不可形容的价钱敲诈他们，使他们有时候必须用尽所有的军饷及奖金去购买一样东西，以致全国百姓所缴纳来供养士兵的税金，最后都落入那些讨厌的窃贼手中。

直到如今，这诏书仍是世界上以政府法令代替经济法则最著名的例子，但它很快而且很彻底地失败了：商人仍然私藏物品，货物被垄断的情形比以前更严重，戴克里先则被指责纵容物价的高涨。于是内乱复起，而这诏书只得放宽，以恢复生产及分配，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大帝取消了。

庞大的行政费用是这一经济制度最大的缺点。它所需要的官僚如此之多，以至于拉克坦提乌斯当初无疑经过政府的认可，但只估计了一半的人数。为了维持这些官僚、朝廷、军队、城市建筑计划和赈济品，捐税史无前例地高。同时，由于帝国尚未发现向人民贷款，以隐匿其浪费、延搁其结账的方法，所以帝国每年的花费必须和税收相抵。为了避免贬值的货币作为税金，戴克里先规定：人民必须缴纳实物，而且纳税人应将这些实物运送至政府的仓库。于是成立一个组织，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在每一个城市中，市政官员必须对缴纳税金的齐全负责。

因为每个人都试着逃税，帝国组成一个特别的小组，以查验每人的财产及收入。妻子、儿女和奴隶们常因被逼问家中暗藏的财富而遭受酷刑。对于逃税者，则有更严厉的刑罚。3世纪末，逃税风气很盛；4世纪，风气更甚。富人们藏匿他们的财富，技工放弃他们的职业，农夫离开他们赋税繁重的土地，成为雇工。许多乡村和城镇（像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因为过重的税额而被遗弃。最后，在4世纪，成千上万的市民逃至边界，要求得到蛮族的保护。

或许为了遏止这种流动性及确保军队和城市有足够的食物，并使帝国有稳定的税收，戴克里先诉诸别种措施，在田地、工厂和公会中建立了农奴制。由地主负责替他的佃农缴清赋税，政府规定除非佃农还清了债务，否则不准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我们不知道这具有历史性的法令公布的确切日期，但在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一条法律认可、批准了这种规定，而且让佃农被“束缚”在其耕种的田地上，其未得到主人同意前不能离开，当土地被卖出，他和他的家眷也跟着被卖。但是他们并未提出任何抗议，或许像今日的德国，这种法律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保障。在这种及其他的方式下，3世纪的农业由奴役，经自由，到农奴，然后迈进到中古时代。

工业上也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稳定，劳工们被“冻结”在他们的工作上，未经政府同意，他们不得自由转业。每一个社团或公会负责各行业及指派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脱离其所加入的公会，所有从事工商业的人民均被强制加入某个或其他的公会，职业一旦选就，即须世代相传。当一个人想要迁居他地或转换职业时，帝国便提醒他意大利正受蛮族骚扰，人人应坚守自己的岗位。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加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赫洛努斯成为东、西帝国的皇帝。此时年已55岁的戴克里先在斯帕拉托（Spalato）度过他残余的八年，并亲眼看到这四人统治集团在内战中崩溃，而他未加任何干预。当马克西米安怂恿他东山再起、结束这场争斗时，他回答说：“如果马克西米安看见他家后院肥大的卷心菜，他就不会要求自己为追求权力，作这么大的牺牲。”

他应该可以休养并种植他的卷心菜了，他曾经结束半世纪的混乱局面，重建政府，制定法律，恢复了工业的稳定和商业的安全，而且安抚波斯和蛮族。除了少数谋杀事件外，他可称是一位真诚的立法者和公平的裁判人。他建立了一个费用浩大的官僚体系，结束了地方自治。他严酷地惩罚反对派，迫害教会，而且最后将帝国变为一个阶级社会，一端是未受教育的农民，另一端则为专制君主。罗马所面临的局势，实在是不允许自由放任的政策。马可·奥勒留和亚历山大·塞维鲁斯曾尝试过，但他们都失败了。四面受敌的罗马帝国做了一个国家在艰苦战争中所该做的一切事情。它接受强有力领导者的独裁，税金重到无可容忍的地步，团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戴克里先以较高的代价，在更困难的环境下，恢复了奥古斯都的伟业。当代以及后世的人尊称他为“黄金时代之父”，君士坦丁继续了他的伟业。

注释

[1] 拉丁作者将其误译为“Heliogababus”——太阳神。

[2] 佃农制度可能始于奥勒留时代，当时将被掳的日耳曼人安置于帝国田产上（公元172年），使其世代相传地保有土地，但得按年缴纳收成并应召入伍，而且未获帝国许可，不得擅离所分配的耕种地。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获得边境土地或沿多瑙河和莱茵河“缴纳什一税的土地”上罗马的退役士兵。这种帝国佃农制度的广被采用，则在塞维鲁斯时代，他将所拥有的土地分成许多块，分给佃户耕种，佃户得缴纳税金或实物。塞维鲁斯是模仿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做法，而一般的地主又模仿塞维鲁斯。佃农制度原是由君主开始实行，却导致封建制度的产生，动摇了君主政体的基础。

[3] 最古的抄本，有的人认为作者是戴奥尼西·朗吉努斯，有的人认为是戴奥尼西或朗吉努斯，没有其他更可靠的线索。在古人中我们所知唯一精通文学的朗吉努斯，即是泽诺比垭的辅弼大臣加西阿斯·朗吉努斯，他以学识闻名于帝国；欧纳皮奥斯（Eunapius）称他为“活图书馆”，而波菲利则将他列为“第一等的评论家”。

第十章 基督教的胜利
（306—325）

教会与国家之争

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罗马政府对那些正统宗教以外的信仰大多采取容忍态度，对这些信仰的支持者，并不要求什么，除了偶尔要他们对罗马诸神及皇帝作一些崇拜仪式。在他们统治下的各种信仰，这些皇帝唯独对基督徒和犹太人拒绝加入他们对罗马神灵的献祭感到非常愤怒。那时，在皇帝雕像面前燃烧香料，是一种对整个帝国效忠的表现。教会憎恶罗马人将宗教附属国家的观念，并将敬拜皇帝视为一种多神教及偶像崇拜的行为，告诫他们的信徒不惜任何代价拒绝这种行为。于是，罗马政府认定基督教是一种激烈的运动——目的是要推翻他们已经建立的秩序。

在尼禄王之前，这两派势力还能共同存在，相安无事。这时法律免除犹太人参加崇敬皇帝的仪式，而基督徒初时因为和犹太人混居一处，也享有这种特权。但是彼得、保罗被处死和许多基督徒被烧死，使两派间一向容忍的局面，演变成永无止境的敌对状态与间歇性的战争。这些事以后，基督徒们倾尽全力对抗罗马政府：指责其道德沦丧及盲目崇拜偶像，讥笑其神灵，欢欣于其所受的灾祸，并预言帝国的早衰。由于对信仰的狂热，这些因无法容忍异说而变为偏执的基督徒宣称：凡有机会接受基督但又拒绝他的人，必将遭受永远的折磨；大多数基督徒声言非基督的世界或基督以前的世界均遭同样的命运；只有苏格拉底幸免了。另一方面，异教徒则回报以“人间的渣滓”“无礼的野蛮人”来诅咒基督徒，更指控他们为“人类中可憎的一群”。他们还将帝国的灾难归因于异教神明的愤怒，因为基督徒对他们的毁谤并没有受到国家的干涉。于是民间传出许多有关异教徒与基督徒间互相中伤诽谤的故事。许多罪状都被加诸基督徒身上，诸如行邪术、无私德、在逾越节宴席上饮人血、崇祭驴子等。

他们之间的极深歧见，并不只是好斗而已。异教徒文明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宗教之上。对一个罗马人来说，他的宗教只是政府结构和仪式的一部分，而他崇高的道德标准则止于爱国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宗教是与政治社会分离且超越政治社会的，他最崇高的忠心是属于基督而不是恺撒的。德尔图良曾定下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谕旨：任何人都不需要遵守他认为不公平的法律。基督徒尊敬他的主教，甚至于他的执事，都远超过罗马的地方官员，并将他们基督徒间的法律问题交给教会处理，而不求诸官方。他们这种不过问世事的态度，在异教徒看来是逃避公民应尽的义务，减弱国家的本质与意向。德尔图良劝告基督徒们不要服兵役，后来塞尔苏斯就以许多人听从德尔图良的建议为证据，提出诉讼，以期终止这种拒服兵役的举动，而俄利根则答道：“虽然基督徒拒绝为帝国出战，但他们会为帝国祈祷。”基督徒的领袖劝导他们的信徒避免与非基督徒为伍，避免参加他们各种不人道的竞技会，及那些表演猥亵的戏院。与非基督徒间的婚姻是绝对禁止的。那些身为奴隶的基督徒，被人控告因改变主人的孩子或妻子的信仰而导致家庭的失和。基督教于是又被控以破坏家庭的罪名。

基督教的反对力量，来自人民的更甚于国家。因为罗马官员们都是有教养、能容忍的人，而大多数的异教百姓却憎恶基督徒们的脱俗、超群与坚定的信心，他们纷纷要求当局以侮辱神明的罪状，惩罚那些“无神论者”。德尔图良注意到“民众的怨恨已渐渐转向我们了”。从尼禄王起，罗马法律似乎已规定所有宣称为基督徒者皆处以死刑，但大多数的皇帝常有意疏忽这条法律。因为一旦被控，基督徒们都可以在帝王的雕像前烧香而免罪。很显然，他们仍可以做基督徒要做的事。那些拒绝进香的就被监禁、鞭打、放逐或罚做矿工，甚至被处死刑，但这种情形较少。多米提安曾驱逐一些基督徒出罗马，但“因本性尚属善良”，德尔图良说道，“他很快地就停止了他的所为，招回那些被放逐者”。普林尼那时以一个业余者非正式的身份来执行这项法律（公元111年），且看他给图拉真的信：

我调查那些被告发为基督徒的方法是这样的：先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承认，再重复问两次，并以死刑加以威胁；假如仍坚持下去的，我就下令将他们处刑……那些几乎为人们所摒弃的庙宇，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常去之处了……那些从前无人问津的动物，现在已成了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祭品了。

图拉真的回信：

你在调查基督教徒这件事上所用的方法是非常适当的……“对这些人不可作不必要的搜查”；当被告发而真的有罪时，他们必将遭受刑罚；但如被告否认他是基督徒，并拿出证据……并敬拜我们的神，他可被释放……任何没有控告者签名的资料，都不可作为反对任何人的证据。

上述引文显示了图拉真只是勉强地执行这道早已存在的法令。然而，我们听说在他执政期间曾有两位著名的殉道者：一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西蒙，另一位是安条克主教伊格内修斯。可能还有其他默默无名的殉道者。

哈德良皇帝是个怀疑论者，能接受各种观念，指示他的部下对基督徒宽容一些。但到了较严正虔诚的安东尼时，对基督徒又加逼迫。在士麦那，群众要求亚西阿克（Asiarch）的菲利普执行这项法律，他就在竞技场将11名基督徒处决（公元155年）。那些狂暴的群众更加激动，他们叫喊着要置波利卡普主教于死地。波利卡普是个品德高尚、已届86岁的老圣徒，传说他在年轻时认识使徒约翰。罗马士兵在郊外的一个隐蔽所捉到他，他毫无抵抗地被带到亚西阿克。菲利普逼他道：“发誓赌咒，辱骂基督，我就放你走。”在《殉道者行传》（Acts of the Martyrs ）中记载着波利卡普的回答：“86年来，我侍奉我的主，他从未加害于我，我怎能亵渎救我的主呢？”群众叫喊着要将他活活烧死。在基督教见诸文字的资料中，记载着火焰无法烧到他，“但他像面包在火中被烤；我们还闻到一股像燃香或其他高级香料所发出的馨香之气。最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叫一个刽子手将他刺死。当刽子手刺下时，飞出一对鸽子，并流出大量的血，将火熄灭了，群众哗然”。

品行高洁的奥勒留在位时，对基督徒的逼迫又重新修订了。当饥荒、洪水、鼠疫与战争不断发生，倾覆了这个一度欢乐的王国，流言传说这些灾祸是起于对罗马神明的否认与忽视。奥勒留也震慑于此，在公元17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以新的教义“鼓动心理不平衡的人”，而造成骚动的宗派，必将受到惩罚。同年，在里昂和维也纳两地，愤怒的异教徒们发动了一次针对基督徒的暴动，只要信徒们稍离家门，就会遭受石击。罗马皇帝派到里昂的官员下令逮捕当地基督教的领袖——90岁的主教波蒂努斯，后因酷刑死于狱中。他们又派了一个使者到罗马，请皇帝指示如何处置那些在监狱中的人犯。奥勒留下令凡否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可以释放，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依法处死。

每年一度的节日在里昂举行，代表们从高卢拥向省城里昂。在庆祝会的高潮，那些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中受审。凡改变初衷的就被释放，47个坚持者都被以各种不同的残暴酷刑杀死了。阿塔鲁斯在基督徒的社会中，地位仅次于波蒂努斯，被迫坐在一个烧红的铁椅上活活烤死。布兰迪娜（Blandina）是一个女奴，每天从早到晚受尽酷刑，然后被绑入大袋中，摔入竞技场中，被牛用角触死。她的刚毅不屈使基督徒们相信，基督已使他的殉道者无感于痛苦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兴奋或恐惧过度，也是对痛苦无法感受的。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 [1]

在康茂德的统治下，对基督徒的逼迫减轻了。到塞维鲁斯时又重新开始逼迫信徒，甚至受洗礼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公元203年，许多基督徒在迦太基殉道。其中一个年轻母亲叫佩尔佩图阿，留下一段她被囚期间的感人故事。她的父亲恳求她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但她终于与另一位年轻母亲被一只公牛掀倒并用角刺死。在她后来的受审中，我们听说她精神恍惚地说：“我们何时被抛出去？”传说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引导那位极其不忍心的角斗士，将他的刀刺向她的喉咙的。叙利亚的各女皇模仿塞维鲁斯，对罗马神明并不表示关心，而对基督教也不闻不问地加以容忍。直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在位时，各个敌对的信仰间才好像建立了和平关系。

蛮族的再度进犯，终止了这段暂时的休战时期。为了了解在德西乌斯统治下的逼迫，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在连绵战火中的国家，一面惊惧于严重的挫败，一面防备敌人的进犯。公元249年，一股宗教的狂热横扫罗马帝国，男女老少齐集到庙宇，去崇祭神明。在这爱国狂热与恐惧中，唯独基督徒例外，仍然厌憎与拒服兵役，谩骂诸神，并将帝国的崩溃解释为预言中“巴比伦”倾倒及基督二次降临的序幕。德西乌斯利用群众激动的心情作为促使国家团结及对国家忠贞的一个机会，他颁布了一道令谕，要求所有王国内的居民对罗马诸神表示尊敬。当然，这并不是要基督徒放弃本身的信仰，但他们必须加入全国性的祈求会，祈求那些人民所信仰，而经常拯救罗马帝国的诸神。大部分基督徒都同意了。在亚历山大港，戴奥尼西主教说：“背教的情形极其普遍。”在迦太基与士麦那也是如此。或许这些基督徒认为祈求会是一种爱国的表示。但在耶路撒冷与安条克的主教死在狱中后，罗马与图卢兹的主教也被处死（公元250年）。成百的罗马基督徒被关在地牢里，他们中一些被砍头，一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一些在周末或假日时被抛给野兽吞食。一年后，逼迫情形减少了。到公元251年的复活节几乎消除殆尽。

6年后，瓦莱里安在位时，面临蛮族另一次入侵的危机，帝国又陷入恐怖状态，皇帝下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罗马帝国的仪式”，禁止任何基督徒的集会。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Sixtus Ⅱ）抗拒这项命令，他与四个辅祭同时被处死刑。迦太基的主教西普西安被砍头，塔拉戈那的主教被活活烧死。公元261年，加列努斯发表了第一个对基督徒容忍的令谕，视基督教为一种认可的宗教，并且下令凡从基督徒没收的财产应全数归还。这以后的40年中，偶有少数逼迫事件发生，但大致说来，这数十年给予基督教前所未有的安宁，并使其快速地成长。3世纪的暴乱、恐怖使得民心由衰败的帝国转而寻求宗教的慰藉，并发现他们在基督教中所得的，确实比在其他敌对的宗教中更丰盛。教会中富有的信徒出资建筑大教堂，并允许所有信徒分享其中的欢乐。不受欢迎的神学逐渐在人们中消失。基督徒与异教徒们相处得更融洽了，甚至互通婚姻。到了戴克里先时的东方君主政体，似乎命定要去巩固宗教的安全、和平，如同政治上的安全与和平一般。

然而，加莱里乌斯却视基督教为君主专制的最后阻碍，鼓动他的皇帝恢复人们对罗马诸神的崇拜。戴克里先迟疑不定，他不愿作不必要的冒险，并比加莱里乌斯更确切地估计过此种工作的艰巨。但有一天，在帝国的祭典中，基督徒们做了一个十字架以驱走邪魔，当占卜师在献祭牲畜的肝脏上找不到他们所要说明的记号时，他们就罪责邪教信徒及不信者的在场。戴克里先下令所有参加祭典的人都必须向诸神献祭，否则将遭受鞭打，所有士兵同样得遵命而行，否则就被开除（公元302年）。说也奇怪，基督教的作家竟与异教祭司们的看法一致。拉克坦提乌斯说：“基督徒的祈祷，冷落了罗马诸神。”而戴奥尼西在30年前也这样写过。加莱里乌斯抓住每个机会，向皇帝游说宗教团结这新兴君主国的重要性，最后戴克里先终于被说服了。公元302年2月，四位统治者下令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烧毁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解散基督教集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排斥基督徒担任公职，如发现他们聚会就处以死刑。此令既出，一队士兵开始行动，首先焚毁尼科美狄亚的大教堂。

但这时基督徒为数众多，足可起而反抗。革命运动终于在叙利亚爆发了，在尼科美狄亚，纵火者曾两次放火焚烧戴克里先的宫殿。加莱里乌斯控诉基督徒纵火。但他们反过来指控他对基督徒的暴行。成百的基督徒于是被捕受刑，但无法定他们的罪名。到了9月，戴克里先下令，被囚的基督徒，凡愿意崇拜罗马神明的就可释放，拒绝者将遭受各种刑罚。由于群众藐视他的命令，激怒了他，于是他命令各省长官，挨户搜查所有基督徒，然后用各种方法强迫他们崇拜诸神。最后，或许是想将这棘手的问题留给他的继位者，他宣告退位。

马克西米安在意大利，以军事上彻底准确的作风严格地执行命令，加莱里乌斯登基后，在东罗马帝国支持各种迫害事件。除了高卢和大不列颠外，各地殉道者不断地激增。尤西比乌斯告诉说（或许他由于愤慨而有些夸张），基督徒被鞭打至皮肉裂开，伤口又被倒以盐、醋，肉一块块地被割下来喂野兽，或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撕食，有些犯人的手指被箭射穿，有些被绑着手脚吊起来，有些喉咙里被灌入熔化了的铅，有些被砍头，有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棒子打死，还有被四分五裂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异教徒的作品中却找不到。

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8年，使基督徒不论是正统的或是异端的被害者达到将近1500人。更有许多难以计算的人遭受各样的迫害。成千个基督徒变节。传说甚至罗马主教马尔塞林努斯也被迫否认他的信仰，但大多数被迫害者都宁死不屈。那些在痛苦折磨下仍不变初衷的忠贞事迹，坚定了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赢得了更多人士的信仰。当各种蛮横暴行不断地加诸基督徒身上时，激起了异教徒的同情。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公民都有勇气反抗、批评那凶狠的压力。从前人们鼓动政府毁灭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上，许多异教徒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基督徒，直到危险过后。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患了一种致命的病，自认对基督教的政策失败了，于是接受了妻子的劝诫向基督教妥协，颁布一项令谕，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并要求基督徒们为他祈祷。

戴克里先的迫害，是对教会最大的一次考验，也使教会获得了最大的胜利。然而，在迫害的初期，由于信徒们经过半世纪安逸的日子，各种天然缺点逐渐暴露，使基督教的力量暂时削弱。但很快这些叛教者向教会忏悔，并要求重新加入教会。由于那些已死的殉道者和为基督受苦的“忏悔者”忠贞的事迹，使得他们的信仰能在各地传开。而这些殉道者的行为借着夸张的叙述及动人的故事在唤醒与坚定基督徒的信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德尔图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增加人数。当敌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君士坦丁的兴起

戴克里先在达尔马提亚的宫殿里安静度日，眼见他所进行的迫害与他四人统治的政治制度都失败了。在他退位后，帝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纷乱中，加莱里乌斯就说服君士坦提乌斯，让他指定塞维鲁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达萨（Maximinus Daza）为“恺撒”（公元305年）。立刻，根据世袭的原则，有人提出权力要求，希望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Maxentius）能继任他父亲的职位。这一决定似乎激怒了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生于莫西亚的奈苏斯（约公元272年），是君士坦提乌斯与其身为比提尼亚酒女的姘妇海伦娜（Helena）的私生子。君士坦提乌斯在做“恺撒”前，戴克里先曾要求他抛弃海伦娜娶马克希米安的继女狄奥多拉为妻。君士坦丁受过很少的教育，很早就从军了，在对埃及、波斯的战役中显露了他的英勇和机智。加莱里乌斯继戴克里先为帝后，立刻就将这个年轻的军官留在他的左右，以为人质，以后，君士坦提乌斯要他将儿子送还时，他很巧妙地拖延下去。但君士坦丁逃出他的监视，夜以继日地骑马经由欧洲到布洛涅与父亲会面，一起参加对不列颠的战役。高卢军队非常忠于仁慈的君士坦提乌斯，因而也爱护这英俊、勇敢、有活力的青年。所以当父亲死于约克时（公元306年），军队就拥护君士坦丁为“恺撒”，甚至还封他为“奥古斯都”——皇帝。他接受了较低的头衔，因为他解释说若无军队做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加莱里乌斯由于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只好勉强地承认君士坦丁是“恺撒”。君士坦丁成功地击退了法兰克人，并将蛮族的王丢到高卢的竞技场喂野兽。

同时，在罗马，侍卫队尽力想恢复旧都的领导地位，拥护马克森提为帝（公元306年）。塞维鲁斯从米兰南下袭击罗马。马克西米安震慑于此种混乱的局面，应其子的要求，恢复王位，参加战斗。塞维鲁斯被他的军队所弃并被处死（公元307年）。为了使自己能应付日益纷乱的局面，年老的加莱里乌斯指派了一个新的“奥古斯都”——李锡尼。听到这个消息后，君士坦丁也自命为同样的职位（公元307年）。一年后，马克西米努斯·达萨也冠以同样的头衔，所以在戴克里先计划中原本只有两个“奥古斯都”，现在变成了六个，大家都不愿只做个“恺撒”。马克森提与其父起了争执，马克西米安就到高卢去请求君士坦丁的帮助。时值君士坦丁在莱茵河与日耳曼人作战，马克西米安企图代替他的位置做高卢军队的指挥官。但君士坦丁进军经由高卢，在马赛围捕了这位企图篡夺其位的马克西米安，并允其自杀而死（公元310年）。

加莱里乌斯的死（公元311年），消除了阴谋与战争间最后的障碍物。马克西米努斯与马克森提阴谋推翻李锡尼与君士坦丁，而后者也共谋推翻他们。君士坦丁抢了先机，穿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在都灵附近的军队，再转到罗马突击，同时加紧整顿他的军队。公元312年10月27日，他在罗马以北9英里外的萨克萨·鲁布拉（Saxa Rubra）与马克森提的军队对阵，以其卓越的战略将马克森提逼到台伯河，除了横过穆尔维安（Mulvian）桥，后无退路。尤西比乌斯说，在战火燃烧前一天的中午，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悬在空中，上面写着希腊字en toutoi nika——“胜利在这个标记中”。据尤西比乌斯与拉克坦提乌斯说，到第二天早晨，君士坦丁梦见一个声音，命令他将他士兵们的盾上做一个“X”的标志，中间有一条直线穿过，然后弯转到上面——这就是基督的记号。起来后，他就遵照着做了，然后带着一个旗帜（以后即成为后期罗马帝国的军旗）赶到前线，旗上织有基督的第一个字母与一个“十”字。当马克森提展开他那无敌的太阳旗帜，而君士坦丁则与基督徒共患难同生死，在他的军队中雷吉亚督徒为数众多，如此造就了宗教史上的转折点。对那些君士坦丁军队里崇拜太阳神的人，这个“十”字并没有触怒他们，因为他们以往出征时，军旗上也有一个“十”字形的太阳神的光。无论如何，君士坦丁赢得了这场穆尔维安桥之役，马克森提与他成千的军队在台伯河阵亡。胜利者进入罗马，备受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313年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相会，商讨统治帝国的计划。为巩固基督教在各地的支持，他们颁布了一个《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 ），重申加莱里乌斯时对宗教的容忍，并将它扩大到所有的宗教，且下令将近几次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基督徒。在这项实际上承认异教失败的历史性宣言公布后，君士坦丁返回，保卫高卢，李锡尼则移师东边去征服马克西米努斯（公元315年）。马克西米努斯死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成了帝国的无敌统治者。李锡尼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一直为战争所困扰的人民也都为他们和平的远景而欢欣鼓舞。

但这两个“奥古斯都”都没有完全抛弃他们想获得最高统治权的希望。公元314年，他们间的仇恨达到战争的地步。君士坦丁侵入潘诺尼亚，击败了李锡尼，所有罗马帝国统治区除了色雷斯外，都向他称臣。李锡尼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基督徒支持君士坦丁，所以又恢复了他在亚洲与埃及对基督徒的迫害。他将尼科美狄亚宫殿里的基督徒赶出，叫所有的士兵敬拜异教的神，禁止男女同时参加基督徒的礼拜仪式，最后禁止城内所有基督徒的礼拜式。不服从的基督徒就丧失他们的地位、公民权、财产、自由或生命。

君士坦丁抓住机会，不仅帮助东部的基督徒，并将整个东部归于他的统治下。当蛮族侵入色雷斯后，李锡尼无法驱走他们，君士坦丁就带领他的军队从帖撒罗尼卡去援救李锡尼所在的省区。蛮族被赶走后，李锡尼抗议君士坦丁侵入色雷斯。如此既然二者都不寻求和平调解，战火又重新点燃了。这位基督教的护卫者带着13万人与率领着16万军兵的异教护卫者首先交战于阿德里安堡，然后到克里索沃利斯（Chrysopolis），君士坦丁终获胜利，成了全国唯一的统治者（公元323年）。李锡尼在君士坦丁赦免其罪的承诺下，终于投降了，但第二年他被以阴谋叛国的罪名判处死刑。君士坦丁召回被放逐的基督徒，并恢复他们的权利与财产。一方面他继续宣布全国宗教自由，但这时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并要求他的臣民与他一同接受这个新的信仰。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君士坦丁的言词是否真诚——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抑或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答案可能是后者。他的母亲海伦娜在与君士坦提乌斯仳离后就信服了基督。可能她是以基督教的美德来教育她的儿子的，而且无疑地，他对因在基督十字的旗帜下而获得常胜的事迹印象深刻。但只有怀疑论者会将这种宗教对人性的感触运用得如此恰当。有人引述他的话，“是司命运的女神使人成为皇帝”——当然这只是句谦虚的话。在他高卢的宫廷中，他经常被一些异教学者和哲学家围绕着。他皈依基督教后，极少遵从基督教仪式中所需的礼仪。在他写给主教的信中，很明白地说他并不关心基督教中引起激烈辩论的各种神学争论，虽然为了帝国的团结，他愿尽力去镇压一切异议。当他在位时，对待那些主教如同他的政治帮手，召集他们，主持他们的会议，同意执行任何多数决议所提出的意见。一个真正的信徒应先为基督徒，再做政治家，但对君士坦丁来说恰好相反。基督教对他来说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在他的一生中，曾见过三次大迫害的失败。他知道基督教在这种迫害下仍不断地成长。它的信徒虽然为数还少，但他们是一个团结、勇敢而强壮的队伍；异教徒虽占多数，在他们中间却因许多分歧的信条而分裂，这些信条对这般麻木不仁的灵魂已无说服力和影响力。在马克森提统治下的罗马及李锡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基督徒特别多。他对基督徒条理不乱的秩序与道德行为，在祭典仪式中不杀生的现象，对神职人员的尊敬，无怨地接受生活上各种的不平等，及盼望来世的欢乐等均有极深刻的印象。可能这个新的宗教可以净化罗马的道德，革新婚姻与家庭制度，并减低对阶级战争的狂热。基督徒们即使受了较苦痛的压迫，也极少反抗国家。他们的教师教导他们要顺服掌权者，并告诉他们君权神授。君士坦丁企望专制君主制，这种政府必须受到宗教的支持。因为，一般教会层级分明的纪律及无上的权威，似乎与君主专政有一种精神上的相关性。或许主教与执事间完美的编制，还可成为一种使帝国安定、统一、有规律的工具。

然而，在异教徒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必须谨慎行事。所以，他仍沿用含糊的“一神论”的说法，使每个教徒都能接受。在他掌权的早期，传统祭拜中要求祭司长做的仪式，他都一一照办。他重修异教的庙宇，并令各地赞助修建。在君士坦丁堡落成时，异教与基督教的仪式他都采用，并用异教徒的秘方，来保护收成或治疗疾病。

渐渐地，当权力稳固时，他公开支持基督教。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有些无关宗教的刻字了。他在位时，成文法上，给予主教们一种权力，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做审判工作。另有法律豁免教会不动产的捐税，使基督教协会成为一种审判团体，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接受遗产，并将殉道者留下的遗产全数交给教会。君士坦丁捐钱给需要钱的团体，在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方兴建教堂。他禁止在新首都敬拜偶像，否认了他所颁布的《米兰敕令》。他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最后下令毁坏其会堂。君士坦丁让儿子接受正统的基督徒教育，经常资助自己妻子教会里的慈善事业。教会都为这种远超他们所敢期望的隆恩而欢乐。尤西比乌斯四处讲道，其间充满了感谢及赞美的颂词。帝国内所有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神的得胜而感恩。

但是三件事情的发生，破坏了这美好的日子：修道院派的分离、多纳图斯派（Donatist）的分裂和阿莱阿斯异端（Arian heresy）的崛起。在德西乌斯与戴克里先的迫害期间，教会已成为帝国内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因此它不再对财富过分地攻击。西普西安抱怨他的教民都热衷于金钱，女基督徒们涂抹胭脂，主教们掌握了有利的职位，靠此来发财，并放高利贷，一遇到危险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尤西比乌斯感叹于执事们钩心斗角，以求教会中的高位。一方面基督教改变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改变了它。基督教中的修道主义兴起，以抗议这种灵与肉体的互相调整。少数人希望避免放纵私欲，而专心寻求早期基督徒一心所求的永生。随着犬儒学派人士的作风，一些禁欲主义者放弃所有财产，穿着哲学家式的破袍，靠救济度日。他们中的一些像隐士保罗，到埃及沙漠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约公元275年，一个叫安东尼的埃及僧侣，开始了25年的独自生存，最初在坟墓里，后来在一所废弃的山顶城堡，最后在一个石头凿成的洞穴。每天在可怖的幻象与美梦中挣扎，并克服了它们，直到他的声望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使得这沙漠住满了存心过隐士生活的人。到公元325年，帕科米乌斯觉得独居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于是召集了所有隐士到埃及塔贝尼的一所修道院，他们建立了一个修道者的会社，过僧院生活，后来在西方有很大的发展。教会最初反对这种修道的运动，但后来为了平衡政府对其不断的干涉，接受了这种运动。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一年，教会中产生裂痕，使教会在得胜的同时，即有遭毁灭之虞。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图斯与另一个同名并有相同性格的执事，他们坚持凡在基督徒被迫害时代将《圣经》交给异教“警察”的主教们，应丧失他们的职位与权力；由他们主持的洗礼、圣职等也都无效；圣礼的有效与否，也要看服侍者的灵命情形而定。教会拒绝采用这项严格的议案时，每当现任主教们不符合要求时，多纳图斯清教徒派信徒就设立敌对的主教。君士坦丁一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因此，他对这相继而来的混乱、暴力感到非常惊慌，同时也被多纳图斯派与非洲农民间的激烈运动、偶尔的联盟所震骇。公元314年，他在阿尔勒召集了一个主教会议，重申他对多纳图斯派信徒的警告，下令那些分派论者重回教会，凡是反抗的团体就将丧失他们的财产与公民权利（公元316年）。5年后，他偶然想到《米兰敕令》，便只好收回命令，容忍多纳图斯派的信徒。分裂仍然继续着，直到穆斯林征服了非洲，压制了正统与异端教派。

这些年中，亚历山大港眼见在教会史中最具威力的异端兴起。约公元318年，一个来自埃及包卡利斯城的执事，提出一个有关基督神性的问题，震惊了他的主教。一个博学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大略地描写他的样子为：

阿里乌……高而瘦，略带忧郁，外貌严肃。他是个有名的禁欲主义者，这可从他的穿着看出来——一件短而无袖的紧身衣，披着一条当作外衣的围巾。说话的态度温柔，但他讲词却很有说服力。在亚历山大城，许多奉献的童女对他都很尊敬。他拥有许多忠实可靠的神职人员支持他。

阿里乌说，基督与造物者并非同一个，说他是“道”，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及最高者更恰当些。亚历山大主教与阿里乌互相争辩。后者辩称，假如“子”是由“父”所生，那他们之间必有一个时间差异，所以“子”不可能与“父”永远同在。再说假如基督是受造的，那必是无中生有，不是得自“父”的实体，所以基督与“父”并不是“同体”的。“圣灵”是由“道”产生的，而非与“道”同等。从这些教义中，我们看见了从柏拉图经过斯多葛、斐洛、普罗提诺、俄利根到阿里乌观念上的一贯性。柏拉图主义曾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而现在却与教会发生了冲突。

亚历山大主教对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其迅速地传到神职人员当中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在亚历山大城召开一个埃及的主教会议，劝服他们解除阿里乌与他的信徒们的圣职，并将会议的经过情形作一份声明，寄给其他主教。有些主教们加以反对，许多执事同情阿里乌，所以整个亚细亚各行省，牧师与信徒对这件事有各派不同的看法。尤西比乌斯说，许多城市都因这种“骚动与紊乱”而鸡犬不宁……“基督教因此带给异教徒一个亵渎嬉笑的话题，甚至成为他们戏剧的主要题材。”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后，回到尼科美狄亚，从主教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就写信给亚历山大与阿里乌，要求他们模仿哲学家的冷静，平静地商讨他们之间的歧见，或至少不将他们之间的争辩公之于世。这封被尤西比乌斯保存的信，充分地说明了君士坦丁缺乏神学观点及他的宗教政策中包含的政治意图：

我一心想要统一各种的信念，使人民皆奉一神。因为我确信，假如我能引导人们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容易。但是，天啊！我听说你们间的争论更甚于近来在非洲所发生的。追究其原因，竟是这般微小，根本不值得如此剧烈地争辩。亚历山大，你只是想知道你的执事们在法律观点上是如何想法，或甚至他们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想法。而阿里乌，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应该藏在心里……你们没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因为这种问题只会带来无聊、困扰，它唯一的好处是增长人们的才智……这只适合小孩子做，而不是你们这些执事与明理的人该做的。

这封信并未奏效。对教会来说，圣父与圣子是“同体”而非仅是相似的问题，无论在神学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基督不是上帝，那么整个基督教义就将瓦解。但如果允许对这个问题分派，那么信仰的混乱就会毁灭教会的团结与权势，因而教会协助国家的价值也就消失了。当争论传开后，东希腊也激动起来。于是，君士坦丁下决心要结束这场争论。他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会议，召集所有主教在其首都尼科美狄亚附近的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城聚会，并负担他们所需的经费。有318个主教来参加会议，其中一个说道：“这是一个由多数低阶层神职人员组成的会议。”这个说法说明了教会正在急剧地成长中。大部分的主教们来自东部的省份，因为许多西部的教区都较忽视这个问题。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ilvester l）因病受阻，同意由一些执事代表他去。

会议是在一个帝国宫殿的大厅中举行，由君士坦丁主持。他首先以一篇简短的讲词呼吁主教们恢复教会的团结。他“很有耐心地聆听他们间的辩论”，尤西比乌斯写道“他缓和争执派之间的冲突”，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辩论。阿里乌一再强调他的观点：基督是受造者，与圣父原非同等，只是“因他们间的关系而有神性”。但聪明的质问者迫使他承认：假如基督是受造者，并有个开端，那他必会改变；如果他可改变，他就可能由善变为恶。阿里乌的回答虽有逻辑，并很诚恳，却自毁了他的立场。亚大纳西——一个极具辩才又好斗的副主教，是亚历山大带来作为神学的武器。他辩称：如果基督与圣灵不是与圣父同质，多神论就获胜。他承认，将一个上帝想象成三个不同的身份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原因就在于“三位一体”的奥秘。结果，大会中除了17位主教外，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一致签名，以示赞同。而阿里乌他们则要大会将“同质”改为“同类”才同意签署。大会拒绝了这个要求，且经由皇帝认可颁布了以下的信条：

我们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只信一主，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为天父所生……而非所造，与天父具有“同质”……为拯救我们来到世间，穿上肉身，成为人，受死，第三天又复活，升天，将要审判地上的活人及死人…… [2]

后来有五位，最后只有两位主教拒绝签名。这两位主教与尚无悔意的阿里乌遭到教会诅咒，同时被皇帝驱除出境。罗马帝国同时颁布一项敕令：所有阿里乌著的书都应烧毁，私藏者处死。 [3]

君士坦丁为庆祝这次会议的圆满结束，设了皇家宴会款待所有参加的主教们。在散席前，君士坦丁要求他们今后不要相互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以为已终止了这场争论，而他自己也不再改变观点，不过他的确已尽力维护教会的团结了。会议签署了一项多数决议，认为为了今后教会的组织力与生存，需要一个固定性的教义。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在基本信仰上一致而使中世纪的教会有天主教之名。同时又显示以基督教代替异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更肯定了君士坦丁与基督教间的联盟。一种植根于新宗教的新文明，从那行将枯竭的文化与濒临破产的教条废墟中兴起，欧洲开始步入了中世纪。

君士坦丁和文明教化

大公会议后的一年，君士坦丁将拜占庭从废墟中重建为一座新城，称其为新罗马（Nova Roma），而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元330年，他离开罗马与尼科美狄亚而定都于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处在那令人难忘、华美壮观的东方式的宫廷内，感觉到此城对军队与人民在精神上的影响力足可弥补那庞大的费用。他以精明的外交政策与手腕保卫他的军队，以人道的法令来缓和专制，提倡文学与艺术。他勉励那些在雅典的学校，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所大学，由国家聘请教授，教授希腊文、拉丁文、文学、哲学、修辞学与法律学，并为国家训练官员。他扩大各省医师与教师的权利；命令省长成立建筑学校，以各种利益奖励人们入学。艺术家们免服公民义务，使他们能够有时间倾尽全力于他们所学，并传给后代。帝国的艺术珍藏在君士坦丁堡内，使得它成为一个优雅的首都。

在罗马，建筑早在马克森提时就开始了。有一所大的会堂，从马克森提时开工，直到君士坦丁时才完成。这所建筑物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的最佳创作。为了配合一个大的浴室，这幢建筑占地330英尺长，250英尺宽。中央大厅有144英尺长，82英尺宽。屋顶由3个交叉的混凝土圆顶构成，高120英尺，部分由8个大支柱顶着，这支柱对着6英尺高的科林斯式圆柱，走道是由花色大理石砌成的，墙壁支柱与支柱间竖着许多雕像，壁的本身则延伸过屋顶，好像是中央圆顶的悬空支柱。后来的哥特式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圆顶与支柱。布拉曼特（Bramante）设计圣彼得教堂，他计划要“建造万神庙，高过君士坦丁的教堂”——那就是由一个巨大的圆顶盖住教堂中央的空间。

这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在罗马建了许多教堂，为了庆祝他当年的穆尔维安桥大捷，又于公元313年兴建那座直到今天还矗立在特里翁菲大道上的拱门。这是罗马遗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作品之一。尽管拱门上有部分物件失窃，仍未明显地破坏其原有的壮丽。四个成比例的支柱立在雕刻的柱基上，将三个拱隔开，支持一个装饰华丽的柱顶线盘。顶楼则放着从图拉真与奥勒留时代留下的浮雕、铸像；在支柱间的圆形浮雕，是得自哈德良时代的某些建筑，其中两件是君士坦丁时代的艺术品。那随意刻画出来蹲着的身形，那正争吵着的丑陋的侧面并露着前腿，头堆在头上，替代了原有的透视法，一切都显出一种粗俗的技巧与风格。但线条的刻画分明，却也显出光与暗的差别、空间立体的协调，并且主题表现出一种活力。从这些看来，意大利的艺术似乎已决心要回到原始时代。放在保守宫中君士坦丁那巨大的身影特别表现出这种原始的风味，使看到的人都怀疑，一个主持尼西亚会议时谦和、慈善的人，在这里看起来却像个冷酷的野蛮人——除非是这位艺术家预先表现了吉本那句讥讽性的话：“我是描述野蛮与宗教的得胜。”

4世纪初期，一种新的艺术形成了——以微型图（miniature painting）来装饰书籍。文学作品这时也以基督教为主题。卢西乌斯·拉克坦提乌斯在他所著《圣职制度》（Divinae Institutiones ）中（公元307年），详细解说了基督教的理论，而在《大迫害》（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中（公元314年），他以雄辩家西塞罗式的优雅但阴险恶毒，来描述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皇帝最后的结局。拉克坦提乌斯写道：“宗教是不受拘束的、非强迫的，是自由的。”此语其后造成一种异端邪说，是拉克坦提乌斯生前所无法弥补的。还有在宗教文学上更有名的，恺撒里亚地区的主教尤西比乌斯，他在为前任主教庞菲卢斯——一个他最崇敬的人——做主教书记与图书馆管理员时，就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庞菲利在接收俄利根的藏书后，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最大的基督教藏书处。整日埋首于这些书中，尤西比乌斯成为那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当庞菲卢斯在加莱里乌斯的逼迫下死后（公元310年），尤西比乌斯对事后人们不断询问自己是如何逃生的问题不堪其扰。后来，由于他做了阿里乌与亚历山大的调解人，又树敌甚多。但他成了君士坦丁宫廷中的记录人，并被任命纂写皇帝的传记。他在文学上的一部分作品现被收集在一本最完整的古代纪年历史《世界史》中。尤西比乌斯将宗教历史与世俗历史按同时发生的年代对照着写出，并尽量将亚伯拉罕到君士坦丁间重大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找出。后来所有纪年史就都依据他的“规条”。

尤西比乌斯到处收集资料，在公元325年完成了《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一书，描写了自创始到尼西亚会议期间教会的发展。第一章是最早的历史哲学——描写时间即上帝与撒旦的战争时间，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在促使基督的得胜。这本书虽编排的次序不太恰当，但描写得非常深刻。资料是经过谨慎选择和审查过的，所以它与任何其他古代历史著作一样精确，为后代查询提供了方便。他其间引证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他学识丰富，笔锋常带感情，辩论到神学观点时，文笔特别生动、锋利，公然地排斥那些不能造就基督徒读者或不能支持他哲学观点的事。他设法写出大公会议的实况，而尽量避免提到阿里乌与亚大纳西。他以同样不实在的笔法将《君士坦丁的传记》（Life of Constantine ）写成一篇颂词，而不像写传记。谈书首先以8个章节描述有关皇帝的虔诚与善行，并写出他“如何在30多年中以虔敬的态度统治国家”。从这本书看来，没有人能想到君士坦丁曾杀死自己的儿子、妻子与侄儿。

就和奥古斯都一样，君士坦丁对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只是家庭总不和谐。他与母亲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显然她是受君士坦丁的要求，到耶路撒冷去，将那据说是建在救世主坟上的阿佛洛狄忒女神庙拆毁。据尤西比乌斯记载，其上的圣墓与基督受死的十字架突然发亮。君士坦丁下令在这墓地上建造一座教堂，并将那些遗留的圣物保存在这圣地里。就好像在古时，异教徒珍藏他们在特洛伊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古迹，就连罗马本身也曾夸耀过特洛伊城安危所系的智慧女神帕拉斯。如今，基督徒世界不但改变了古代人类外表的生活方式，并更新其本质，开始搜集并膜拜基督与圣徒的遗物。海伦娜在传说中基督所诞生的地方伯利恒兴建了一所教堂，她对待那里的修女们非常谦恭，当一切就绪后，她返回君士坦丁堡，死在儿子的怀中。

君士坦丁曾两度结婚：原配是米内尔维娜，为他生了个儿子，名为克里斯普斯；继室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为他生了三儿三女。克里斯普斯长大后成了一个优秀的士兵，曾帮助父亲在对李锡尼战争中立下大功。公元326年，君士坦丁下令将克里斯普斯处死，几乎在同时又将其妹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与李锡尼所生之子利西尼亚努斯处死。不久，福斯塔又在其丈夫令下受死。我们不知道这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原因，索西穆斯确信是克里斯普斯向福斯塔求爱，福斯塔在皇帝面前控告他。但海伦娜因爱克里斯普斯过切，为他报仇，就说服她丈夫，说是福斯塔引诱他的儿子。也或许是福斯塔设计除去克里斯普斯，这样她自己的儿子就可继承王位。而利西尼亚努斯之死，可能是由于他想阴谋得到昔日父亲所拥有的王国。

福斯塔的愿望，在她死后终于实现了。公元335年，君士坦丁将帝国遗留给他的儿子与侄儿。在两年后的复活节上，他庆祝在位30年。后来，感到死之将至，他到附近阿基里隆洗热水浴。当他病情加重时，请了一位牧师为他做洗礼，他有意延迟到现在才受洗，是希望借此洗尽他一生的罪污。然后这位年届64岁、疲惫不堪的君王，脱去皇室的紫袍，换上初信圣徒所穿的白长衣，安详地去世。

他是位有权威的将军，杰出的行政人才，卓越的政治家。他继承了戴克里先中兴的大业，并完成它。经由他们的努力，罗马帝国又持续了1150年之久。他承袭奥勒留与戴克里先的君主专制政体，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与野心的驱使；另一方面，他认为在这动乱时代，专制的统治是必要的。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帝国分给他的儿子们。也许他早已想到他们会像他当初一样为争夺王权而战，不过他认为如果只传给一个人，他们更会争战不休。他判处妻子、侄儿、儿子死刑的行为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我们不知这些事件是因何引起的。但他经常满心为统治帝国的事困扰着，有时恐惧与多疑都会使他一时丧失理智。到他年高体衰之时，谣言也不断加之于他。基督教对他来说，开始纯粹是作为政治工具，后来却成为他坚贞的信仰了。于是他成了整个王朝最有毅力的传教士，全力消除异端邪说，在各种事情上求问上帝。他比戴克里先更智慧，以一个新的宗教、富有活力的组织、纯净的道德律使这个古老的帝国重获新生。由于他的协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历经14个世纪成为欧洲生活与思想的主流。所以如果我们说，除了奥古斯都，教会将君士坦丁称为最伟大的皇帝，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

注释

[1] 我们对里昂迫害的情形得知于一封由“在高卢的卢格杜南和维也纳基督的仆人们写给在亚洲和弗里吉亚的信徒的信”。此信被保存于尤西比乌斯所作《教会的历史》中。关于这段报道，或许有夸张之处。

[2] 这些条文与362年所修订、现今所用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不同。

[3] 大会另外下令所有教会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每年由亚历山大的主教，根据星象规则制定日期，然后由罗马主教颁布。提到执事独身的问题，大会要求结婚的牧师们节欲；但上底比斯（Upper Thebes）主教说服当地同为执事者仍然保持他们的习俗，在接受圣职后禁止结婚，但准许那些在受任圣职前就已结婚的牧师与其妻共居。

第六章至第十章历史大事年表

下列所有的年代除第一个外，皆属公元后；且公元150年以前所有的年代均不确定。

公元前

4年　基督降生

公元

30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保罗皈依基督教

45—47　保罗第一次传道

50—53　保罗第二次传道

51　保罗在雅典

53—57　保罗第三次传道

58—60　保罗被菲力克斯监禁

61—64　保罗被囚于罗马

64　尼禄王时的迫害；彼得与保罗之死

65　利诺斯任罗马主教

77　克莱图斯任罗马主教

60—100　四福音书著成

89　克莱门特一世任罗马主教

90　约翰书信著成

98　埃瓦里斯图斯任罗马主教

106　亚历山大一世任罗马主教

116　西斯图斯一世任罗马主教

126　泰莱斯福鲁斯任罗马主教

137　希吉诺斯任罗马主教

141　庇护一世任罗马主教

150　贾斯汀第一次护教

156　阿尼塞图斯任罗马主教

166　波利卡普殉道

175　埃留提利乌斯任罗马主教

177　里昂殉道事件

178　伊里奈乌斯任里昂主教

190　维多一世任罗马主教

193　佩提纳克斯和狄第乌斯·图利昂斯在位

193—211　塞维鲁斯在位

194　孟塔努斯声名鹊起；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著作风行

200　德尔图良著《护教篇》

202　泽菲利努斯任罗马主教

203　兴建塞维鲁斯拱门；俄利根崭露头角

205—270　普罗提诺

211—217　卡拉卡拉在位

212　卡拉卡拉普及公民权

215　兴建卡拉卡拉浴场；摩尼诞生

218　卡利斯图斯一世任罗马主教

218—222　埃拉加巴卢斯在位

222　乌尔班一世任罗马主教

222—235　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在位

228　乌尔比安遇刺

235—258　马克西米努斯在位

236　法比安任罗马主教

238—244　戈尔迪安一世、二世、三世在位

241—272　沙普尔一世为波斯国王

244—249　阿拉伯人菲利普入主罗马

248　西普西安任迦太基主教；俄利根写驳塞尔苏斯书

249—251　狄希阿斯在位；数学家丢番图声名鹊起

251　葛内路斯任罗马主教

251—253　加卢斯在位

253—260　法莱里阿努斯在位

253—268　加列努斯在位

254　马科曼尼人入侵北意大利

255　沙普尔进犯叙利亚

257　瓦莱里安敕令对付基督徒

259　哥特人侵占小亚细亚

260　第一次颁布宗教容忍诏书

260—266　奥登纳图斯统治帕尔米拉

266—273　泽诺比垭和朗吉努斯统治帕尔米拉

268—270　克劳狄乌斯二世在位

270—275　奥勒留在位

271　蛮族入侵意大利

275—276　塔西佗在位

276—282　普罗布斯在位

282—283　卡普斯、卡里努斯、努梅里安在位

284—305　戴克里先在位

286—305　马克西米尼安分治帝国

292　加莱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分任“恺撒”

295　兴建戴克里先浴场

296　马尔切利努斯任罗马主教

301　戴克里先颁布价目诏书

303—311　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

306　君士坦丁被立为“恺撒”

307　马克森提乌斯与马克希米安号称“奥古斯都”；兴建马克森提乌斯教堂

307—309　马赛拉斯一世任罗马主教

307—310　拉克坦提乌斯作《圣职制度》

307—313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号称“奥古斯都”

309—310　尤西比乌斯任罗马主教

312　穆尔维安桥之役；颁布《米兰敕令》

313　尤西比乌斯著《教会史》

313—323　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分治帝国

314　召开阿尔勒会议

314—336　西尔韦斯特一世任罗马主教

315　兴建君士坦丁拱门

323　李锡尼败阵阿德里安堡

324—327　君士坦丁独得帝位

325　尼西亚会议

326　君士坦丁杀子、侄及妻

330　迁都君士坦丁堡

337　君士坦丁之死

尾声

罗马衰颓的原因

当今一位著名的学者曾说过：“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兴起与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衰颓，是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罗马帝国的衰颓，犹如它的兴起一样，并非起于一因，而是多原因的，也非由于一两个事件而是历时300多年的整个过程，那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这两个问题。有些国家持续的时间还不如罗马帝国衰败期间来得长久。

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人民、它的道德风气、阶级间的斗争、商业的败落、官僚作风的专制政治、繁重的课税及耗费繁大的战争。

基督徒作家们对罗马的败坏早已深深地察觉到。公元200年，德尔图良曾高兴地预言世代的结束，这可能是异教世界毁灭的前奏。西普西安在公元250年对基督徒被认为是帝国不幸之源的指控加以反驳，而将帝国的衰败归于自然的因素：

你必须了解这世界已日渐衰老，失去了先前的活力，这证明它是自形衰残。雨水和阳光均告减退，矿产几已用竭，农人在田里无法工作了……

蛮族的侵入，以及蕴藏丰富的矿脉经多个世纪的挖掘，无疑使罗马帝国贵重金属的供应量大为降低。在意大利中南部，滥伐树木、土壤被流水冲蚀、农夫不顾灌溉河渠及无秩序的政府使意大利比以前更加贫穷。然而，其原因并非在于土地本身的贫瘠，也非气候的转变，乃因愁眉不展、满面沮丧的人们对一切漠不关心所造成的。

生物上的因素倒是比较基本的。在哈德良皇帝以后，帝国西部的人口锐减。虽然有人怀疑，但蛮族在奥勒留、瓦伦提尼安、奥勒利安、普罗布斯、君士坦丁诸帝年间大量迁入罗马帝国，那是不容置疑的。奥勒留为了补充他的军队，便征募奴隶、武士、“警察”、罪犯。各种危机日渐增加，自由民日益减少，奴隶人数也随之降低。因此，田园荒芜，而以意大利为最，佩提纳克斯把这些农场赐给愿意耕种的人。针对人源的不足，塞维鲁斯也制定了一条法律。希腊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在锐减，亚历山大港曾夸耀其人口众多。但据戴奥尼西主教计算，在他那个时代（公元250年），该地的人口已减成半数。他因“目睹人种不断地减少与绝迹”而深感忧虑。唯有在帝国以外或境内的蛮族及东方人仍然在增加。

人口递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主要在于家庭节育。首先被受教育阶级实行，而后大众阶级也因过高的生殖能力而进行节育。到了约公元100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整个农业阶级，借着顾全帝国粮食的名义，去唆使乡村人们也同样实施节育。到3世纪，整个西方各省都竞相仿效，而在高卢大大地减低了人力资源。虽然杀婴被视为有罪，然而贫苦愈甚，此风愈长，过度纵欲减低了生育能力，迟婚或不婚也造成同样的结果。在东方习俗传入西方之时，阉割之风也大为兴盛。侍卫队的司令官普朗蒂亚努斯阉割了100个男孩送给他的女儿，作为结婚礼物。

除了节育以外，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则为战争、叛乱及瘟疫。在奥勒留、加列努斯与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传染病使大部分人丧生。公元260—265年，黑死病的流行，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遭袭击。据说在罗马，连续几星期，每天几乎死亡5000人。罗马近郊大平原坎帕尼亚的蚊子对入侵蓬蒂沼泽地的人类大加侵扰，痢疾剥削了拉丁姆及托斯卡纳穷人与富人的体力。战争、叛乱所造成的大毁灭，与避孕、堕胎、杀婴等方式的运用，不但妨碍了人口增加，同样也妨碍了优生，最有能力的人结婚最迟，生育最少却又死得最快。施舍削弱了穷人，而奢侈腐化了富人，长久的太平日子，夺去了半岛上人民勇武的资质与战术。移居于北意大利并充斥于军队中的日耳曼人，不论在品德或体格上都比苟延残喘的本国士兵来得优秀，如果时间许可，经过长时期的同化，他们可以吸收古典的文化，并使意大利的血脉更为壮大，然而，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让他们同化。再者，意大利人久已掺入了东方人的血统，体质较纯种罗马人更差，智能则较强。那些急遽繁衍的日耳曼人，不能了解古典文化，既无法接受，也无由传播。而繁衍快速的东方人则一心欲摧毁罗马文化。拥有此文化的罗马人民，却因图不孕不育之乐，而自毁其文化。因此，罗马帝国的被征服，实非由于外来蛮族的侵袭，而是其境内蛮族不断地繁殖所造成的结果。

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难得的淳朴和信心所造成刚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和不信仰的自由中消失殆尽，中上阶层的人有足够的财富屈服于外界的引诱，除非自爱之心制止了自己。都市人口日益稠密，使人们间的接触频繁，同时也造成管理和监督上的困难。移民带来千百种的文化，文化的不同，使彼此间产生摩擦，又导致了相互间的漠不关心。美学和道德的标准也因追随时尚而降低，色情泛滥，而政治上的自由却大为减少。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他和他的追随者辩称：因为这个宗教毁了旧的信仰，而旧信仰却是罗马人民道德及国家安定之所系。基督教不仅对古典的文化宣战（包括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它还将东方的神秘色彩带进罗马现实而恬淡的生活中。它使人们的思想，由积极的现实生活转变为消极地准备世界末日的来临，更使人沉迷于苦修与祷告，求得个人的解脱而不由效忠国家而求取集体的拯救。当掌握军权的君王想求得帝国的统一时，基督徒却从中破坏，它又使它的信徒们无心于公务，并拒服兵役，正在帝国企图鼓舞人们去打仗之际，基督教散布和平与不抵抗的观念。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以上严厉的抨击，的确有某部分属实，然而，基督教并非存心造成信仰上的纷乱，以致渐使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毋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前，旧的宗教即已告瓦解，古罗马哲人恩尼乌斯和卢克莱修曾较以后任何异教徒作者更严厉地抨击过旧的宗教。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沦丧之始，到尼禄王时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就因为罗马帝国的日渐萎缩，才使基督教快速地发展。

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尚值得原谅的是他们由恺撒的散播战争转变为基督的散播和平；由难以置信的暴行，变为前所未有的善行；由没有盼望、没有尊严的生活，转向一个安慰他们贫穷且提高他们人性尊严的信仰。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的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的兴起。事实上，在蛮族侵入、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前已述及，罗马帝国衰颓的经济因素，是了解戴克里先大事改革的先决条件。于此，我们只需概括地回忆一下：各地谷量短缺，奴隶来源中断，大庄园均告败落；运输退化，贸易受阻；行省与行省的竞争，丧失了省际市场；意大利的工业方面，无法达成输出与输入间的均衡，导致贵重金属流入东方；穷人与富人间毁灭性的冲突；救济金、军饷、一个庞大的政府及不事生产的宫廷人士所需的与日俱增的费用；货币贬值；才能又无法施展；资本因繁重的课税而变成公有；资金与劳工的流出，农业上受农奴制度的束缚，工业上受阶级制度的束缚。凡此种种，皆导致意大利物质生活根基逐渐腐朽。直到最后，经济衰颓以后，罗马的权势只剩下一个政治性的“鬼魂”。

罗马失败的政治原因只有一样：暴政摧毁了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使其丧失了政治的才能，非诉诸暴力，国家无从贯彻其政治意志，罗马人民对政府国家不再有兴趣，而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娱乐、军团，或寻求自己的解脱，爱国心原存在于异教徒心中，如今也消失殆尽。在佩提纳克斯之后，元老院逐渐失去其权势与威望，而变得慵懒、奉承而贪财；连最后可能把罗马从穷兵黩武、混乱的局面中救出的机会都丧失了。帝国派遣到地方去的都是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一些吸血鬼，不再是第一流的人才。而官员得负制定税额、定时足额收税、繁复仪式、施惠捐助、举办竞技赛事、抵御蛮族入侵和阶级斗争等责任，令人人逃避官职，正如逃税或离开农场工厂一样。

人们故意贬抑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些人逃往他乡，有些人改业务农，也有出家为僧者。公元313年，君士坦丁放宽尺度，允许基督教的牧师免服公职，免缴几种赋税。这是异教僧侣一直享有的权利。教会很快地挤满了应征圣职的人群，城市却抱怨公职人选的缺乏与税收的不足；最后君士坦丁大帝只得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录为圣职人员。“警察”把那些不喜欢政治荣耀的人抓起来，正如逮捕逃税、逃避兵役的人一样，强迫他们回到城市为政府做事。最后连儿子也得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并接受官职。这种农奴式的世袭制度成为富人阶级牢不可破的桎梏。

加列努斯唯恐元老院背叛，令元老们脱离军队。当意大利不再生产军事物资时，这道命令使半岛的军事力量完全瓦解。地方军队和佣兵的兴起，塞维鲁斯的废除侍卫队，地方势力的产生，与他们之间夺取王位的斗争，使意大利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前即失去其领导重心，甚至失去其独立自主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而是由各省人民主要是蛮族所组成，他们不为他们的祭坛、家庭而战，却为薪水、战利品而战。他们宁愿攻击劫掠帝国的城市，而不愿意应付外来的侵略。他们多数是农夫之子，嫉恨富人和都市，视其为穷人及乡村的剥削者。于是乘内部纷乱之际，他们彻底地劫掠各城市，不留给外来蛮族侵扰的机会。那时，军事问题比内政问题更趋严重，边疆的城市反成了政治中心，罗马城却成为凯旋式的剧场、帝国建筑的展览所、政治古董的博物馆。权力分散、多首都的建立，使行政统一破坏无遗。版图扩展过大使政治家难以统治，军队无法保卫的帝国遂告分裂。高卢与不列颠为了对抗日耳曼与苏格兰，都各自选出了司令，又尊之为王。脱离了泽诺比垭的统治，西班牙、非洲几乎毫无抵抗地臣服于蛮族。在加列努斯统治时，约有30个将军各自统治了30个地区，不受中央的控制。这一出帝国破败的恐怖戏剧，其内部的因素实为主要的幕后人物，蛮族不过是乘虚而入，而生理、道德、经济上以及政治才能上的失败，才真正导致帝国混乱、沮丧乃至败亡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衰颓的外在因素，是亚洲西北的匈奴人扩张而移入的结果。由于被中国的军队和中国万里长城阻挡了他们东侵的势力，于是他们便向西方发展。公元355年，其势力远达伏尔加河和奥克苏斯河，使俄国的撒姆西亚（人）移到巴尔干半岛；哥特人也被侵袭，因而转到罗马的边界。他们被准许横渡多瑙河定居在莫西亚（公元376年）。因受罗马官员的虐待，哥特人起而叛变，大败罗马军于阿德里安堡（公元378年），使君士坦丁堡也颇受威胁。公元400年，阿拉里克领导西哥特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公元410年，他们捣毁并占据了罗马。公元429年，盖塞里克率领汪达尔人远征西班牙与非洲，并在公元455年也占领罗马。公元451年，阿提拉领导匈奴人进攻高卢和意大利，虽然受挫于沙隆，但也攻下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公元472年，一位潘诺尼亚将军——俄瑞斯忒斯立其子为帝，称之为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四年后，在罗马军队中，居多数的蛮族佣兵推翻了这位“小奥古斯都”，另立奥多塞为意大利国王。奥多塞承认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而罗马皇帝也接受他为属国国王。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至1453年。那时，西罗马帝国早已灭亡。

罗马人的成就

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要比去了解它长期苟延残喘地生存要容易得多。

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征服了地中海世界，汲取其文化，并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约两百年的秩序、繁荣及和平。两个世纪以来，它抵挡蛮族的入侵，并将其古典文化遗产播送至西部各地。

罗马帝国的统治术是无可匹敌的，当局曾拘禁1000名政治犯。它把自己建立在一个自私的寡头政治和反开化的僧侣体系上，它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却又让贪污腐败与暴行给破坏无遗。它剥削别人，来支持一个无以自存的意大利。当其无力剥削之际，意大利遂告崩溃。它在到处造成有如沙漠之地，却称之为“和平”。但它在万恶中建立起一个了不起的法律体系，为欧洲各国所采用。自罗马十人团时代至拿破仑，人们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保护，因此也激励并延续了工业的发展。罗马又建立行政与立法分立的政体，此两者相互制衡的原理，颇影响了革命时代美、法两国的制宪者。它曾一度成功地糅合了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及民主政治而赢得史学家、哲学家、臣民及敌人的喝彩。它让500多个城市实施地方自治，开始它以残酷、贪婪治理帝国，以后则改为以容忍与公正治国，而使版图之广前所未见。它启迪蛮荒，使荒漠之地成为繁荣之区，以长久和平的奇迹来赎罪。

在那个伟大的体制中，罗马帝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它渊源于希腊文化，而独创一格。它过于注重政治方面，使其在思想领域上不如希腊人有所创见，但它吸取并妥善保存从埃及、迦太基、希腊及东方传入的技术、知识及艺术等文化遗产；它在科学上无大成就，工业技术也无甚长进，但因其越洋贸易，而使世界致富。遍布各地的公路网，成为繁华生活的命脉，经由这些路线及数千座壮丽的桥梁，古代农耕技术、手工艺、艺术、建筑学、投资与储蓄方法、医药组织、军事医院、都市的卫生得以流传至中古及现代的世界。此外，各类的水果、坚果树以及各种农业上或装饰用的植物也由东方移植到西方。甚至中央取暖设备，也是由温暖的南方传到寒冷的北方。南方创建了文明，而为北方所征服、摧毁或借用。

教育并非始于罗马帝国，但在罗马帝国时却有长足的发展，并获国家的支持，制定了课程表一直沿用至今。它并没有发明拱门、圆顶等，却大胆巧妙地沿用，而使其建筑举世无双。所有中古的教堂，都沿用它这种长方形的建筑。它并没有发明雕刻人像，却富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希腊人所不能达到的逼真的境界。它并没有发明新的哲学理论，但享乐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在卢克莱修和塞涅卡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形式。它并没有发明文学的各种体裁，甚或讽刺散文也非它创始，然而谁能够尽说西塞罗之于雄辩术，维吉尔的论文、散文文体对于但丁、塔索、弥尔顿的影响……至于李维及塔西佗之于历史著述，贺拉斯及尤维纳利斯之于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柏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呢？

它的语言，辗转讹误，而成为意大利、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的言语；半个白人世界属于拉丁语系。直到18世纪，拉丁文在西方一直是科学、学术、哲学的世界语。植物学与动物学也采用拉丁文为国际性的术语。罗马教堂的重大仪式或正式文件也复如此：药方上及法律用语也惯用拉丁文。不但如此，它且经由直接的使用，再通过罗马语言，使英语词汇丰富并具有弹性。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每天诚不知有多少都在受罗马文化传统影响。

当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异教的教堂组织结构、祭司长的称号、祭袍，对圣母及诸神的膜拜、超感官的意识等仍到处可见。旧日节期的欢乐与庄严，及古老仪式典礼的虚华，均如母血注入这个新宗教中。被俘的罗马又俘虏了它的征服者。政权与治术由此行将倾覆的帝国转至强而有力的教皇手中。断剑之威被慰藉之笔所代替。教会的传教士取代了帝国的军队，沿罗马各公路拥至西方。叛乱的各行省，因接受了基督教，重又承认罗马的君权。经过信仰时代长期的挣扎，古都的王权得以持续并滋长。直至文艺复兴时，古典文化始得复生，而这一不朽之城再度成为世界生活、财富及艺术的中心。1936年，当罗马庆祝其开创2689周年纪念时，它能回顾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悠久的政府与文明。祈愿它能重振前威。

耐心的读者，谢谢你。

埃特鲁斯坎人的石棺。埃特鲁斯坎文化被之后统治意大利的罗马人所吸收。

罗慕路斯、雷穆斯和养育他们的母狼（青铜雕像）。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是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者。

罗马暴君高傲者塔克文之子塞克斯都强奸了卢克里莎。卢克里莎自戕前，要求父亲和丈夫立为她复仇。

公元前6世纪末，布鲁图率领一群元老驱逐了塔奎，建立罗马共和国并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

布鲁图的两个儿子因为参与保皇党的活动而被其父命令处死。

迦太基银币上的狄多头像（约公元前360年）。狄多是希腊传说中迦太基的建城者。

迦太基的城市和港口复原图。

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从迦太基远征意大利，连续行军5个月之后，历时17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

汉尼拔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迦太基统帅。

扎马会战前，西庇阿和汉尼拔会面（壁毯画）。

经过布匿战争，罗马彻底打垮迦太基。图为萨布拉塔的布匿人和罗马人城镇的遗迹。

和几乎所有古罗马城市一样，苏费土拉的会堂最高处是三座神庙，供奉的分别是密涅瓦（左）、朱庇特（中）和朱诺（右）。

朱庇特是古罗马和意大利的主神，天空的主宰，相当于希腊的宙斯。

朱庇特之弟狄斯帕特是古罗马宗教中的冥王，相当于希腊宗教中的哈得斯。

海神波塞冬和他的妻子安菲特里特（庞贝马赛克壁画）。

罗马皇帝多米提安时期的浅浮雕。多米提安身边的扈从肩负象征权力的“捆束”。

罗马皇帝的禁卫军（浮雕）。

阿比安大道是通往意大利南部海港、希腊和东地中海的主要大道，地位非常重要。

通过修建水渠，罗马人为其帝国首都建造了卓越的供水系统。

法国南部加尔河上的加尔桥是著名的古罗马输水工程之一。

昂里乌（右）是古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基本金质货币单位。1昂里乌金币等于25第纳瑞斯（左）银币。

反映古罗马儿童生活的石棺。

《古罗马制陶工人》（阿尔玛-塔德玛，1884年）。

《街头艺人》（马赛克镶嵌画）。

搏斗中的角斗士。

和老虎搏斗的角斗士。

古罗马改革者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兄弟，罗马共和时代最后一百年间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根据格拉古的政治思想设计出来的。

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执政官马略。

罗马共和国后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将领之一庞培。

斯巴达克斯，角斗士战争中逃亡奴隶的领袖。

西塞罗作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而著名，在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内争中，他徒劳地维护共和制度。

罗马将军、独裁者恺撒胸像。之后的历史中，恺撒这个名字成为凌驾一切的统治者的称号。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阿尔玛—塔德玛）。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曾是恺撒情人，后为安东尼之妻。

奥古斯都像。罗马共和国在恺撒的独裁下被摧毁，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

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像。

《罗马皇帝提比略和阿格丽品娜》（鲁本斯，1614年）。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意为“小靴子”，这是童年时代他父亲的士兵给他起的绰号。

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胸像。

罗马诗人提布卢斯在他的情人德利娅家里。

一幅罗马镶嵌画中，维吉尔（中）手持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卷轴，左为史诗缪斯，右为悲剧缪斯。

正在雕刻奥古斯都像的工匠们。

古罗马的建筑工人。

古罗马城市模型。

韦斯巴芗和提图斯神庙遗址。

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兄弟神庙遗址。

万神殿穹顶。万神殿由阿格里帕始建于公元前27年。

万神殿内厅。

圆形剧场，亦称大竞技场、大斗兽场，公元82年完成。

大竞技场内部的大理石座位和装饰材料均已荡然无存。

和平祭坛上的土地女神特勒斯，奉祀她的两个节日分别为丰产节和耕种节。

装饰有壁画的庞贝居室（约公元前40年至前30年）。

一幅表现城市建筑的庞贝壁画。

一幅表现采花女子的庞贝壁画。

由恺撒开始兴建的马赛勒斯剧院，至今仍保存完好。

哈德良别墅里的剧场遗址，这座罗马皇帝的离宫，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繁荣和优雅的缩影。

意大利古城奥斯蒂亚剧场柱子上的戏剧面具。

一名身穿托加袍的祭司，正在祈求化育女神狄安娜。

古罗马帝国的黑人奴隶。

剧院的入口处。在罗马帝国的剧场里不仅有严肃的戏剧，更有滑稽剧和哑剧等娱乐的戏剧。

《讨论中的罗马人》（阿尔玛-塔德玛）。辩论让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人们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

罗马共和时期的雕刻作品《演说者》，表现出严谨而平实的特质和政治的进取精神。

图拉真圆柱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纪念两次达契亚战役而修建的大理石圆柱纪念碑。

最有文化修养的罗马皇帝哈德良胸像。

马可·奥勒留正在参加一场在朱庇特神庙前的祭祀仪式。

马可·奥勒留骑马像。奥勒留被视为西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象征。

为了将罗马人与“野蛮人”分开，控制跨越边界的活动并应付不重要的威胁，罗马人在不列颠省西北边疆建立了一道横跨不列颠省的哈德良长城。

石棺上描绘罗马人和“野蛮人”战斗的浮雕。

罗马时代（公元1至4世纪）将死者的头像和胸像画在木牌上的法尤姆肖像，在埃及各地墓葬中均有发现。

犹大把耶稣的行踪泄露给祭司长和长老，又带兵搜捕耶稣。

基督耶稣被总督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表明，他是根据罗马帝国惩治叛逆的法律被处理的。

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基督教认为，耶稣的死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

《基督教殉教者的最后祈祷》（热罗姆，1863年）。在基督教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迫害政策。

《圣欧拉利亚》（沃特豪斯，1885年）。圣欧拉利亚因为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而被处死。

《圣保罗在利斯特拉医治跛子》（迪亚丁，1663年）。

君士坦丁凯旋门建于312年，用以庆祝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的胜利。

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位宣称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使帝国演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努力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君士坦丁凯旋门南面左边外墙。

君士坦丁凯旋门表现战争场面的细部。

《米尔维恩桥战役》（局部）（弗朗西斯卡的彼埃罗，完成于1461年）。据说，在米尔维恩桥战役中，由于有神迹的帮助，君士坦丁大胜，他因此而心向基督教。

圣彼得是耶稣十二门徒之首，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并在欧洲建立起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之后，天主教会将圣彼得视为第一代教皇。

【美】威尔·杜兰特　著

信仰的时代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的时代/（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0-4

Ⅰ.①信⋯ Ⅱ.①威⋯②台⋯ Ⅲ.①文化史－欧洲－中世纪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500号

出版发行：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网址：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装帧设计：彭振威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拜占庭、伊斯兰及犹太文明

第一章 弃教者尤里安（332—363）

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产

基督教和异教徒

新的皇位继承人

异教徒皇帝

旅途的终点

第二章 蛮族的胜利（325—476）

备受威胁的边境

救世诸帝（364—408）

意大利现状

蛮族浪潮

罗马的陷落

第三章 基督教的演进（364—451）

教会的组织

异端信徒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

信奉基督教的东方

圣奥古斯丁（354—430）

教会与世界

第四章 逐渐成形的欧洲（325—529）

大不列颠成为英格兰（325—577）

爱尔兰（160—529）

法国的前奏

西哥特人的西班牙（456—711）

东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493—536）

第五章 查士丁尼（527—565）

帝位

狄奥多拉

贝利沙鲁斯

《查士丁尼法典》

君王神学家

第六章 拜占庭帝国的文明（326—565）

工作与财富

科学与哲学（364—565）

文学（364—565）

拜占庭的艺术（326—565）

第七章 波斯人（224—641）

萨珊社会

萨珊皇室

萨珊艺术

阿拉伯征服者

第八章 穆罕默德（570—632）

阿拉伯

穆罕默德在麦加（569—622）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622—630）

胜利的穆罕默德（630—632）

第九章 《古兰经》

形式

教义

伦理

宗教与国家

《古兰经》的来源

第十章 伊斯兰之剑（632—1058）

继承者（632—660）

倭马亚王朝（661—750）

阿巴斯王朝（750—1058）

亚美尼亚（325—1060）

第十一章 伊斯兰景观（628—1058）

经济

信仰

人民

政府

城市

第十二章 东方伊斯兰教的思想与艺术（632—1058）

学术

科学

医学

哲学

神秘主义与异端

文学

艺术

音乐

第十三章 西方伊斯兰教（641—1086）

非洲的征服

非洲的伊斯兰教文明（641—1058）

伊斯兰教在地中海（649—1071）

西班牙的伊斯兰教（711—1086）

第十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盛与没落（1058—1258）

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地区（1058—1250）

信奉伊斯兰教的西方地区（1086—1300）

伊斯兰艺术一瞥（1058—1250）

欧麦尔·开俨时代（1040—1123）

萨迪时代（1150—1291）

伊斯兰教的科学（1057—1258）

阿尔—伽萨尼与宗教复兴

阿成罗伊

蒙古人的到来（1219—1258）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国家

第十五章 塔木德

流亡（135—655）

塔木德的创作者

律法

生活与律法

第十六章 中古犹太人（565—1300）

东方的犹太社区

欧洲的犹太社区

基督教国家中犹太人的生活

第十七章 犹太人的心智（500—1300）

文学

《塔木德》的历险

犹太人的科学

犹太哲学的兴起

迈蒙尼德（1135—1204）

迈蒙尼德之争

犹太教神秘哲学

解脱

第二部 黑暗时代与十字军东征

第一章 拜占庭世界（565—1095）

赫勒克留皇帝

破除偶像者（717—802）

帝国面面观（802—1057）

拜占庭的生活（566—1095）

拜占庭的文艺复兴

巴尔干诸民族（558—1057）

俄罗斯的诞生（509—1054）

第二章 西方的没落（566—1066）

意大利（568—1095）

基督教的西班牙（711—1095）

法兰西（614—1060）

第三章 诺曼的崛起（566—1066）

英格兰（577—1066）

威尔士（325—1066）

爱尔兰文明（461—1066）

苏格兰（325—1066）

诺曼人（800—1066）

日耳曼（566—1106）

第四章 争斗中的基督教（529—1085）

圣本笃（480—547）

格列高利大教皇（540？—604）

教皇政治（604—867）

希腊教会（566—898）

基督教征服欧洲（529—1054）

教皇的末路（867—1049）

教会的革新（1049—1054）

东方的大分裂（1054）

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1073—1085）

第五章 封建制度与骑士精神（600—1200）

封建的渊源

封建的组织

封建法规

封建战争

骑士制度

第六章 十字军东征（1095—1291）

缘起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

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1099—1143）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6—1148）

萨拉丁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

十字军的崩溃（1212—1291）

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第七章 经济革命（1066—1300）

商业的复兴

工业的进展

货币

利息

同业公会

自治市

农业革命

阶级战争

第八章 欧洲的复原（1095—1300）

拜占庭

亚美尼亚人（1060—1300）

俄罗斯与蒙古人（1054—1315）

巴尔干的变迁

边缘国家

日耳曼

斯堪的纳维亚

英格兰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1066—1318）

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1066—1315）

法兰西（1060—1328）

西班牙（1096—1285）

葡萄牙（1095）

第九章 文艺复兴以前的意大利（1057—1308）

诺曼底人的西西里（1090—1194）

教皇国

胜利的威尼斯（1096—1311）

从曼图亚至热那亚

腓特烈二世（1194—1250）

意大利的瓦解

佛罗伦萨的崛起（1095—1308）

第三部 基督教巅峰的文明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1095—1294）

大众的信仰

圣礼

祈祷

仪式

教规

教士

教皇权至上（1085—1294）

教会的财政

第二章 早期的宗教裁判所（1000—1300）

阿尔比异端

宗教裁判所的背景

宗教裁判官

结局

第三章 修道僧与托钵僧（1095—1300）

清修生活

圣贝尔纳

圣方济各

圣多米尼克

修女

神秘主义者

可悲的教皇

回顾

第四章 基督教的道德与礼仪（700—1300）

基督教伦理观

婚前的道德观

婚姻

女人

公共道德

中古服饰

家庭

社交与运动

道德与宗教

第五章 艺术的复苏（1095—1300）

美学的觉醒

生命的美化

美术

第六章 哥特式建筑的兴起（1095—1300）

大教堂

欧陆罗马式建筑（1066—1200）

英国的诺曼底式建筑（1066—1200）

哥特式建筑的发展

法国的哥特式建筑（1133—1300）

英国的哥特式建筑（1175—1280）

日耳曼哥特式建筑（1200—1300）

意大利哥特式建筑（1200—1300）

西班牙哥特式建筑（1091—1300）

结论

第七章 中世纪音乐（326—1300）

教会音乐

民俗音乐

第八章 知识的传播（1000—1300）

各国方言的兴起

书籍的世界

翻译人才

学校

南方诸大学

法国诸大学

英格兰诸大学

学生生涯

第九章 阿伯拉尔（1079—1142）

宗教哲学

埃洛伊兹

理性论者

埃洛伊兹的书信

判罪

第十章 理性的探索（1120—1308）

沙特尔学校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巴黎

自由思想家

经院哲学的发展

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的哲学

继承者

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科学（1095—1300）

不可思议的环境

数学革命

地球与生命

物质与能量

医学的复苏

大阿尔伯图斯（1193—1280）

罗杰·培根（约1214—1292）

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第十二章 浪漫时代（1100—1300）

拉丁文的复活

酒、妇人和歌

戏剧的复生

史诗与古代北欧的英雄故事

法国的抒情诗人

德国的抒情诗人

浪漫与爱情故事

讽刺的反动

第十三章 但丁（1265—1321）

意大利的抒情诗人

但丁与贝雅特丽齐

诗人参与政治

《神曲》

结语 中古的遗产（1265—1321）

致读者

本卷的目的，是想对325年至1300年的中古文明，就其可能的范围及己见，做充分而客观的分析和论述。采取整合的历史研究法，即对每一种文化或每一个时代的各方面都作一个总的介绍。由于必须兼顾四种不同文化——拜占庭、伊斯兰、犹太及西欧——的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伦理、社会、宗教、教育、科学、医药、哲学、文学及艺术等各方面，欲求写作的一致与简洁，诚为难事。十字军东征时，这四种文化的汇合与激荡，提供了统一的准则；惊骇于本书冗长而感厌倦的读者，若知原稿还长一半，或可稍觉欣慰。

本册为《文明的故事》第4卷。首卷《东方的遗产》（1935年）回顾埃及与近东直至公元前330年左右为亚历山大征服为止的一段历史，以及到本世纪为止的印度、中国及日本的历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1939年），记述至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希腊为止的大希腊世界及近东的事件与文化。第3卷《恺撒与基督》（1944年），探索发轫期以来的罗马与基督教，及自公元前146年起的近东史，直至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为止。本卷继续研讨西方的生活，直至1321年但丁谢世。第5卷《宗教改革》，为1321年直至1648年之间的历史，将于1955年出版。至第6卷《理性开始的时代》，则延伸至我们现代的历史，可于1960年完成。其时笔者也将届暮年，对于南北美史，势必要放弃此前所采用的整合研究法了。

本卷每一编皆自成独立单元，但熟谙《恺撒与基督》的读者会发现很容易找出本书的脉络。本书因系编年体，故对这四种中古文明不得不从与我们一般兴趣相距最遥远的那两个部分——拜占庭与伊斯兰——叙起。基督徒读者会惊异于以偌大的篇幅介绍伊斯兰教文化，而伊斯兰教学者则会悲叹本书对辉煌灿烂的中古伊斯兰文明的简短概述近乎提要。我虽然一直力求公正，努力从每种信仰与文化的立场加以探究，然单就资料的取舍与篇幅的分配而言，即难免偏见。人类的心智，正如其肉体一样，是被拘禁于肌肤之内的。

原稿曾经三次改写，每次均发现一些错误，故错误一定仍不少；而且局部的修订，定会损及整体之完满。谬误之处，至祈指正。

威尔·杜兰特
1949年11月22日

第一部
拜占庭、伊斯兰及犹太文明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朝廷。查士丁尼一世和主教及皇家随从在一起。

第一章 弃教者尤里安
（332—363）

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产

335年，君士坦丁大帝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便将儿子和侄儿唤到身旁，出于对他们的溺爱，而将自己所建立的广大帝国划分成数区，让他们分而治之。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得到了帝国的西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次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获得东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三子君士坦斯（Constans）则获得北非、意大利、伊利里亚及色雷斯，包括罗马帝国的新旧国都——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此外，两位侄儿得到了亚美尼亚、马其顿和希腊。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以一生的时间和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恢复罗马帝国的王朝并统一宗教信仰。他的去世（337年）使帝国面临危险。事实上他面对着困难的抉择：他统治的时间不够长，无法保证由一位继承人平安地继位，较之内战，分而治之似乎为上策。

然而内战还是发生了，并且暗杀也使形势明朗了。军队仅听命于君士坦丁大帝诸子。而其他男性亲属均遭谋杀，只有他的侄儿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Julian）幸免。伽卢斯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尤里安年方五岁，也许他的年幼让君士坦提乌斯心软，这才得免一死。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认为是君士坦提乌斯谋杀了这些人。君士坦提乌斯又与波斯重启战端，事实上这是自马拉松一役以来，东西之间一直未彻底平息的一场战争。他的兄弟则在阋墙之争中分别丧命，君士坦提乌斯因此成了唯一的皇帝（353年），并回到君士坦丁堡。顽固、正直、专心但能力不足的他，统治着再度统一的帝国。他太过多疑而郁郁寡欢，太过残暴而不能受人爱戴，太过自负而不能成为伟人。

被君士坦丁大帝称为“新罗马”的城市，在他去世前便已这样命名，该城于公元前657年由希腊移民建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它以拜占庭之名闻名于世达1000年之久，而拜占庭一词便一直被用来命名其文明及艺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都可与之相比。1807年，拿破仑在蒂尔西特（Tilsit）时曾称它为世界的帝国，并拒绝将其让给企图占有它的俄罗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可以随时关闭东西方之间交通的大门；这里是各大洲商业交会之地，也是万邦产物屯存之处；这里一军当关，可以击退波斯的绅士、东方的匈奴（Huns） [1] 、北方的斯拉夫人及西方的野蛮人；这个城市三面环水，奔腾的水流可为天然防御屏障，靠陆地的一面可以靠坚固城墙据守；而金角（Golden Horn）——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静静的海口——则是战船及商船躲避袭击或暴风雨的安全港。希腊人称这海口为“克拉斯”（Keras），即“角”之意，可能因其形状似角；金则是后来加上的，暗示鱼货、谷类及贸易带来的财富。这里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仰慕东方王朝的盛景久矣，一位基督徒皇帝可以享受公众的爱戴，这是罗马城的元老院及非基督徒民众不会给他的。千年以来，罗马帝国在这里躲过了涌向罗马城的野蛮人浪潮；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相继威胁着这个新都，但都失败了。在那千年之中，君士坦丁堡仅有一次被攻占，那是被喜爱黄金胜过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军攻占的。在穆罕默德之后的800年间，它抵挡了袭向亚洲、非洲及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浪潮。在这里，出人意料地，希腊文明竟能绵延下去，坚韧地保存其古代宝藏，最后传递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西方世界。

324年11月，君士坦丁大帝带着随从人员、工程人员及神职人员，从拜占庭港越过周围的山岭，去划定新都的地界。有些人惊奇于他何以划出那么大片的土地做新都，他回答说：“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不可见的上帝停下来。”他尽力而行，以使他的帝国计划获取人民的支持及基督教会的衷心拥护。

“为了听命于上帝的旨意”，他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和艺匠营建城墙、碉堡、行政大殿、宫殿及住宅；广场及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同时从帝国内近百个城市中，征集著名的雕刻品作为装饰。此外，为了防止一般民众的暴乱，他下令建立一个华丽而广阔的竞技场，民众对于竞赛和赌博的爱好，可以得到尽情发泄，其规模仅没落中的罗马城可相比拟。“新罗马”于330年5月11日，正式被奉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每年这个日子，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异教信仰正式终止，基督教信仰的中古时期正式开始。东方在精神上击败了物质上获胜的西方，此后将统治着西方的灵魂。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不到200年，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城市，从此享有这一盛誉达1000年之久。337年时它的人口约5万，400年时约10万，500年时已近100万。一项官方文件（约450年）记载该城共有5处皇宫、6处宫女宫殿、3处显贵宫、4388座大厦、322条街道、52条柱廊、1000家店铺、100处游乐场所，另外还有很多豪华澡堂、装饰华丽的教堂和壮观的广场，这些都可以说是古典世界艺术的博物馆。君士坦丁广场（Forum of Constantine）呈椭圆形，两端各有一扇拱形门可供出入，四周都是柱廊和雕像，北面是庄严的元老院，中央耸立着著名的斑岩石柱，高达120英尺，顶端是阿波罗神像，据说是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的杰作。由于时代久远且遭受过火焚，这个建筑现以“烧焦的石柱”之名（Burnt Pillar）为人熟知。

从这个广场向西，有一条宽广的中道（Middle Way），两旁是宫殿和店铺，还有列柱，中道经过市区，通往长1000英尺、宽300英尺的奥古斯塔（Augusteum）广场，其名用以纪念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这个广场的北端耸立着圣索菲亚教堂，东边是第二座元老院，南面是皇帝的主要宫殿及巨大的公共澡堂，内有数百尊大理石和青铜雕像，西端是一座圆顶纪念碑——称为里程碑——以这里为中心，向外辐射着许多大道（某些迄今仍可通行），连接着首都和各省份。在这里，也就是奥古斯塔广场之西，便是大竞技场之所在，其与圣索菲亚教堂之间，是恢弘的皇宫，一个复杂的大理石建筑物，周围是占地150英亩的花园和柱廊。城里和市郊散布着贵族们的宅第。在狭窄、弯曲和拥挤的街巷旁是商人的店铺，以及一般民众的住宅。中道的西端，穿过君士坦丁大帝墙（Wall of Constantine）的一座金门（Golden Gate），面向着马尔马拉（Marmora）海。海岸三面都矗立着宫殿，水中荡漾着宫殿壮丽辉煌的倒影。

拜占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罗马人，其余绝大多数为希腊人，但他们都自称是罗马人。官方的语言是拉丁语，但希腊语仍为一般人所采用，到7世纪时甚至取代拉丁语而成为官方语言。在大贵族及元老院议员之下是地主阶级，他们时而住在城里，时而住在乡村农庄，被上面这些人鄙视。在财富上与地主们不相上下的是商人，他们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内地的物品与世界各地交易；在这阶层之下是庞大的政府官员；再下是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工头；更下则为大群自由劳工，既无投票权又吵吵嚷嚷，受制于饥饿和警察；竞技、比赛及每天8万份的谷物或面包救济，可使他们安静下来。最低阶层是奴隶，人数较恺撒大帝时的罗马城为少，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立法及教会的影响，这些人受到了较为仁慈的对待。

自由的人们会定期放下工作，涌向竞技场。这个圆形的竞技场，长560英尺、宽380英尺，可以容纳3万到7万名观众，场内有一条椭圆形的壕沟。休息时，观众可以在一条长2766英尺、有荫凉庇护、有大理石栏杆的大道漫步。沿竞技场的中心线竖立着雕像。中心线是一道低墙，贯穿竞技场的中央地带。这广场中央耸立着取自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Thothmes III）方尖碑；其南面矗立着由三条青铜蛇缠抱的一根石柱，它原来耸立在希腊的德尔菲（Delphi），以纪念希腊布拉底（Plataea）一役胜利击败波斯军队（公元前479年）；这两座纪念碑迄今仍然在那里。皇帝的包厢5世纪时曾以4匹镀金铜马装饰，这些马是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Lysippus）的作品。全国性的节庆活动都在这个竞技场举行，节目有游行、体育比赛、奇技表演、捕兽和斗兽、珍禽异兽展览等。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情操的融合，使君士坦丁堡的娱乐项目没有罗马城那般残酷。在这个新都，我们看不到人与人残忍角斗。但是让节目达到高潮的24匹马及战车竞赛是典型的罗马式假日娱乐。骑士和御者分成蓝、绿、红、白四队，分队的依据是雇主和服饰；观众——事实上是整个城里的居民——也同样分成四队；最引人注目的蓝、绿两队，在场内竞相高喊，有时竟然在街上举刀相向。一般民众唯有在竞赛时才得以吐露心声，这时他们可以向统治者提出请求，要求改革，谴责恶吏，有时甚至指责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而皇帝则可以在护卫保护下从场内的座位直抵皇宫。

除此之外，一般平民在政治上是毫无力量的。继承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宪章的君士坦丁宪章，显然还是以王权为重。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有审议、立法、判决之权，但常被皇帝否决；他们的立法职能大体上都被皇帝的顾问委员会（sacrum consistorium principis）所取代。皇帝本人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立法，他的意愿便是最高法律。在皇帝看来，民主制度是失败的；民主终于毁在由民主建立的帝国手中；民主制度也许可以治理一个城市，但却不能治理100个不同的国家；民主使得自由变成放纵，又使放纵演变成混乱，直到最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受到威胁。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得到的结论是：要恢复秩序，唯有将高官限由公爵和伯爵担任，选任的标准不再是出身，而是由具有完全责任和权力的皇帝直接任命。皇帝华服加身，不可亲近，不但粉饰着东方的浮华排场，而且获得教会的加冕与拥戴，从而更显得神圣非凡，不可侵犯。这种制度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因为除了毕恭毕敬的从臣的忠告和对暴毙的恐惧外，皇帝不受任何制约。它创造了极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组织，并使拜占庭帝国得以延续1000年，付出的代价却是政治停滞、民众萎缩、宫廷政变、帝位之争，这一切使帝位偶尔为能者所得，但很少为正直者所得，经常是缺乏道德原则的冒险家、寡头主义者或是愚者坐上帝位。

基督教和异教徒

在4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政府对宗教甚为倚重，而教会事务的纷乱，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甚至在神学问题上也是如此。亚他纳修（Athanasius）与阿里乌斯（Arius）两位神学家之间的争论，并没有随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而结束。许多主教——在东方则为绝大多数——仍然公开或秘密地赞同阿里乌斯的看法。他们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不是与天父三位一体或永远共存。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在接受上述会议的决议并贬逐阿里乌斯之后，又约他单独谈话（331年），发现他并无异教思想，于是建议恢复阿里乌斯及其同党原有的教堂，亚他纳修随即提出抗议。东方各主教在提尔城（Tyre）举行会议后，决议将阿里乌斯赶出亚历山大城教区（335年）。其后两年间，阿里乌斯流亡高卢。阿里乌斯再度返回谒见君士坦丁大帝，宣称遵行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但他做了皇帝所不能了解的微妙保留。君士坦丁大帝相信了他，并令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允许他领受圣餐。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一个痛苦的故事：

那是一个星期六，阿里乌斯正期待次日与教友集会，但神意的惩罚要压制他昭然的罪行。当他离开皇宫……走近君士坦丁会堂中的斑岩石柱时，突然感到一阵惊悸，接着是一阵急剧的腹泻……他的肠胃随着腹泻下坠，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出血，及小肠的排出；此外他的部分脾脏和肝脏，也在出血之际被排出来了，这使他几乎当场死亡。

君士坦丁大帝在听到阿里乌斯这不适时地腹泻和出血时，开始怀疑他是否是异教徒。但是在翌年，皇帝本人去世时，却从尼科美底亚（Nicomedia）的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阿里乌斯派的主教，阿里乌斯的朋友和顾问）处，接受了洗礼。

君士坦提乌斯对于神学的态度，较他父亲君士坦丁大帝严肃多了。他采用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来研究耶稣的父系，并觉得有义务将此种观点推行至整个基督教国家。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重回其主教座堂的亚他纳修再度被放逐（339年）。由新皇帝召集并控制的教会会议，只承认基督与天父之间的相似，而非三位一体；忠于《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 ）的教士都被逐出教会，有的是被暴民赶走的；此后有半个世纪之久，基督教将维持一神论，并否定基督的神性。在这些日子中，亚他纳修自称他孤身对抗全世界；国家的各种权势都反对他的主张，甚至他的教区亚历山大城的教友也都弃他而去。他曾经五次逃离自己的教区，到外地流浪，常有生命危险；整整半个世纪（323—373年），他以耐心的外交手腕和滔滔谴责，为在尼西亚会议上确定的教条而奋斗；甚至当教皇利贝里乌斯（Liberius）屈服时，他还岿然不动。基督教会的三位一体主张，得力于他的奋斗而得以延续。

亚他纳修将他的情况禀告教皇尤里乌一世（Julius I）。这位教皇恢复他原来主持的教区；但东方主教们在安条克（Antioch）城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否定了教皇的这项裁定，并任命阿里乌斯教派的格列高利（Gregory）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当格列高利抵达时，敌对的两派发生了暴乱，结果有许多人丧命。亚他纳修为了结束杀戮，作出让步（342年）。君士坦丁堡也爆发了同样的争斗，当君士坦提乌斯命令以阿里乌斯派的马其顿尼（Macedonius）取代正统派的爱国者保罗时，后者的支持者抗拒前来执行命令的军队，结果有3000人丧生。在这两年（342—343年）中基督徒自相残杀而丢掉性命的，很可能多于在整个罗马史上被异教徒迫害而死的基督徒。

基督徒们只有在一件事情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异教的殿堂应该关闭，财产应予以没收，基督教以往所遭受的迫害应施之于这些殿堂和异教徒。君士坦丁大帝曾经劝阻异教徒的祭祀和仪式，但未禁止；君士坦斯则以处违者死刑的办法来禁止；君士坦提乌斯下令关闭帝国内所有的异教殿堂，并禁止所有异教仪式，违抗命令者将被没收财产并被处决，没有尽职尽责地执行这项命令的各省总督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但是在日益扩张的“基督教之海”中仍然存有一些异教的岛屿，较为古老的城市——雅典、安条克、士麦那（Smyma）、亚历山大、罗马—都有许多异教徒，尤其是在贵族阶级和学校中。在奥林匹亚，各种竞技仍然继续下去，直到狄奥多西一世才下令禁止。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秘密祭典（Mysteries）仍然风行，直到396年该地的神庙被西哥特王阿拉里克毁坏为止。雅典城的各个学校也继续传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芝诺等人的学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诸子，均继续支付雅典大学校长及教授薪水；律师及演说家仍然涌向该地学习修辞学的诀窍；而异教徒的诡辩家——智慧的教师——则向任何能付钱的人售卖他们的口才。整个雅典城的居民都以他们偏爱的普罗哈耳修斯（Prohaeresius）为荣；他来到雅典时是一个穷小子，与另一个学生同床共衣，最后登上了修辞学的教席，87岁时仍然潇洒非凡，充满活力而富于辩才，因之他的学生欧纳匹乌斯（Eunapius）尊称他为“长寿不朽之神”。

但是4世纪坐第一把交椅的诡辩家是利巴纽斯（Libanius）。他于314年出生在安条克城，早年辞别慈母前往雅典就学。只要他能留在家乡，便可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但是他表示只要能一睹雅典的炊烟，放弃娶女神为妻的机会都在所不惜。他以雅典的老师为对手，而非视之为神祇，在众多的教师及学校中他勤勉自学。在君士坦丁堡及尼科美底亚做短期讲学后，他回到了安条克（354年），设立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成为此后40年间帝国境内最受青睐、最为闻名的学校。他的声名太响了，以至于街头都可听到吟唱他的“序言”（exordium）的声音。阿米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及圣巴西勒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他虽然在谈话和写作中卫护异教，并于庙宇中供奉祭品，但仍得到基督徒郡王的恩赏。当安条克城的面包工人罢工时，他被双方推为仲裁人；当安条克城起而反抗狄奥多西一世时，他被该城选为代表向皇帝陈情。在其朋友尤里安被暗杀及异教复兴失败之后，他继续活了30年。

4世纪的异教分成许多派别：密特拉教派（Mithraism）、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及各地对城乡各神的崇拜。密特拉教派已经失势了，但新柏拉图派在宗教及哲学上仍有相当势力。普罗提乌斯（Plotinus）曾提出不太明确的各种学说，对使徒保罗及约翰都产生了影响，在基督徒中有许多模仿者，并炮制了许多基督教的异说。这些学说包括：界定一切真实的三位一体精神；执行创造工作的一位一体精神；执行创造工作的一位中间神祇、灵魂是神圣的，而物质是罪恶的，灵魂沿着生存领域不可见的阶梯，从上帝的天堂降落人间，但也可以从人间上升到上帝的天堂。叙利亚哈尔基斯城（Chalcis）的艾姆布利库斯（Iamblichus）为新柏拉图派哲学的神秘创造了奇迹：神秘主义者不但可以看见感官上看不到的东西，并且可以获得魔术及预言的神奇能力。艾姆布利库斯的徒弟，提尔城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除拥有神秘的能力外，还有征服尤里安的虔诚而善辩的异教信仰。马克西姆斯为敬拜偶像辩护时说：

创造一切万物的上帝，恒久于太阳或天空，亦较时间、永恒及现世事物伟大，为任何立法者不能指出其名，非任何声音所能表达，也非任何肉眼看得到。但是我们因无法了解上帝的本质，只能借助声音、名字及图画、黄金、象牙、银、植物、江河、湍流、高峰、渴望等来认识上帝，而且在人类无能之下，我们只能将全世界美好的东西全归于上帝……如果一位希腊人因为菲狄亚斯的艺术，或是一位埃及人因为崇拜动物，或是另外的人因为一条河流或一场火等想起了上帝，我对于他们的互异并不感到愤怒。只是让他们注意，让他们纪念，让他们爱吧。

利巴纽斯和马克西姆斯的能言善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尤里安，使其从基督教皈依异教。当他们的学生尤里安登上帝位后，马克西姆斯便赶往君士坦丁堡，而利巴纽斯也在安条克唱起了胜利和欣喜的歌：“看，我们真的复活了。快乐幸福的气息吹遍了世界，因为一位真正的神，假借人的形貌，正统治着世界。”

新的皇位继承人

尤里安于332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他的父亲、长兄和大多数堂表兄弟，均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子登基时被谋杀，他被送到尼科美底亚接受当地主教尤西比乌的教育；他接受了太多的基督教神学，几乎有可能成为一位圣徒。7岁时他便随玛多尼乌斯（Mardonius）研习古典文学。这位老人把对荷马及赫西俄德的热情传给了他的学生，尤里安怀着惊异和喜悦的心情进入了希腊神话光明而诗意的世界。

341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尤里安及伽卢斯被贬逐到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其后6年间实际上被监禁于马塞卢姆（Macellum）堡。释放后，有一阵子他被允许住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他的年轻活力、诚心及机智令皇帝感到不安，他又被送到尼科美底亚城研究哲学。他希望能听利巴纽斯在当地的讲学，但遭到禁止，然而他还是设法托人将这位大师讲学的全部笔记带给他。这时他已是风度翩翩的17岁少年，成熟得足以面对哲学的蛊惑。正当哲学及自由思考全力吸引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基督教会只是一套教条，并且因为对教义的争论及互相诋毁，东西方的互相排斥，而趋于分崩离析。

351年，伽卢斯被立为“恺撒”——皇位继承人——并且负起主持安条克政府的责任。有一段时间不幸成为皇上的疑虑对象，尤里安遂陆续游学于尼科美底亚、帕加马、艾菲索斯等地，师从埃德西乌斯（Edesius）、马克西姆斯、赫里桑西乌斯（Chrysanthius）等学者研究哲学，并皈依异教。354年，君士坦提乌斯突然在米兰行宫召见尤里安和伽卢斯。伽卢斯滥施权力，其统治亚洲省份的专制、残暴手段，君士坦提乌斯都感到震惊。他在皇上面前接受审讯，对数项罪名都供认不讳，随即被处决。尤里安在意大利被看守了几个月，最后终于令多疑的皇上相信他从未迷恋权力，并且他的唯一兴趣乃在于哲学。君士坦提乌斯发现尤里安只不过是位哲学家，马上释然，并将他放逐到雅典（355年）。尤里安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结果竟能活命，因此对于被逐一事也就淡然处之。他因之得以住在充满异教思想，堪称宗教及思想发源地的雅典。

他在那曾经聆听柏拉图声音的小树林里愉快地度过了6个月，与特米提乌斯（Themistius）以及其他哲学家为友，潜心研究，他的文雅与谦虚颇得当地人民的赞赏。他将这些文雅的异教徒，也就是千年文化的继承者，与他在尼科美底亚遇到的严肃神学家相比，与那些认为有必要杀死其父亲、兄弟及其他许多人的热心政客相比。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野兽会比基督徒更为凶猛。当他听到许多著名的庙宇被摧毁，异教僧侣被贬逐，他们的财产被瓜分时，总是心酸落泪。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埃莱夫西斯秘密谨慎地加入了神秘教。异教的道德规范原谅了他的假装叛教行为。知道他秘密的朋友和老师均不同意他将秘密泄露，他们知道一旦秘密泄露，君士坦提乌斯将令他提前成为殉教者。他们期待着尤里安继承帝位并恢复他们应得的报酬及所崇拜的信仰。其后10年之间，尤里安在外表上完全遵循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在教堂中公开读经。

这时，他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前往米兰谒见皇帝。他本畏惧不敢去，但是皇后尤塞比亚（Eusebia）命人传话给他说，她曾在朝廷为他说情，因此不需畏惧。令他惊奇的是，君士坦提乌斯竟然将其妹海伦娜（Helena）下嫁给他，并封他为帝位继承人，派他前去治理高卢（355年）。这位穿着哲学家服装前来的害羞青年，很不自在地穿上了将军的制服，负起婚姻的义务。更令他难堪的是，日耳曼人利用了西帝国的内战，入侵莱茵河畔的罗马帝国诸省，并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洗劫了罗马的殖民地科隆，并攻陷另外44个城镇，占领了整个阿尔萨斯，深入高卢40英里。君士坦提乌斯面临这个新危机，于是要求那位他既轻视又怀疑的青年，立刻变成行政首长和军人。他给尤里安一支360人的卫队，令尤里安重编高卢的军队，并越过阿尔卑斯山脉。

这年冬天，尤里安在罗讷（Rhone）河畔的维埃纳（Vienne）度过，以军事演习训练自己，并热心研习兵法。356年春天，他在兰斯（Reims）集结了一支军队，击退了日耳曼人，收复了科隆。他曾于桑斯（Sens）城遭到日耳曼人的围攻，连续30天抗拒敌人的攻击，并设法补给军民粮食，以持久战消耗敌人而使之撤退。他率兵南移，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附近又遭遇日耳曼人的主力部队。他将军队部署成新月阵形，以精湛的战术和非凡的勇气，以寡胜多击溃敌军，高卢因此得以喘息。但是在北方，萨利族的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仍然蹂躏着默兹（Meuse）河流域。尤里安率军前往，大败敌军，迫使敌军退到莱茵河对岸，随即凯旋班师回到高卢首都巴黎。满怀感激的高卢人赞扬他是另一位恺撒大帝，他的士兵也都希望他快点登上帝位。

尤里安在高卢停留了5年，移民于荒废的地区，重新部署莱茵河的防务，抑止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贪污，恢复高卢的繁荣和政府的财政能力，并减低税收。人们都惊奇于这位刚刚放下书本的好沉思的青年，何以魔术般地变成了将军、政治家与公正而仁慈的审判官。他立下了一个原则——一位被告除非被证实为有罪，否则便是无辜的。山北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前总督努梅里乌斯（Numerius）被控挪用公款，他否认这项指控，也没有人能够驳倒他。审理案件的法官德尔菲狄乌斯（Delfidius）由于缺乏证据而大动肝火，气愤地说：“如果光是否认指控便行的话，那还有谁会被判有罪呢？”尤里安回答：“如果光是指控一个人便行的话，那还有谁会被判为无辜呢？”阿米阿努斯说：“这便是他仁慈的许多例证之一。”

尤里安的改革也为他招来了敌人。害怕其精明或嫉妒其威望的官员，便向君士坦提乌斯告密，指控他阴谋篡夺帝位。尤里安则写了一篇对皇帝的颂词。仍然心存疑虑的君士坦提乌斯召回了与尤里安忠诚合作的高卢首席治安官萨路斯提乌斯（Sallust）。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话，那么就会了解到皇后尤塞比亚既无子女又善妒，她买通尤里安夫人左右的侍从，每当她怀孕时，便拿堕胎药给她吃；后来尤里安夫人产下一子，接生婆将脐带剪得太接近身体以致婴孩流血而死。在这一切困扰之中，尤里安又接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命令，要他率领高卢军的精锐，参与对抗波斯的战争。

君士坦提乌斯这样做是有正当理由的。波斯王沙普尔二世要求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及亚美尼亚（358年），君士坦提乌斯拒绝，于是沙普尔便派兵攻占阿米达（Amida）。君士坦提乌斯亲自率军抵抗，并命令尤里安从高卢军队每个团中选出300名士兵，交给皇帝使用，以从事亚洲之役。尤里安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他手下的这些兵士入营服役时曾有约定，即他们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服役。他警告说，如果要调用这么多军人的话，高卢便难保安全（6年之后日耳曼人终于入侵高卢）。然而他还是命令手下服从皇帝的使者。兵士们仍然拒绝，围绕着尤里安的行宫，拥戴他为奥古斯都并请求他让他们留在高卢。他再度劝他们服从命令，但是部下还是坚持立场。尤里安觉得自己像以前的恺撒大帝一样，事情至此已无反悔之可能，便接受了帝号，并准备为帝国及自己的生命而战斗。拒绝离开高卢的军队，这时众志成城地驰往君士坦丁堡，拥戴尤里安即位。

君士坦提乌斯听到叛变的消息时，正在西里西亚。此后他又与波斯打了一年仗，冒着失去帝位的危险以保卫其国家；最后与沙普尔签订了休战协定后，他便移师向西，迎战尤里安。尤里安仅带了少数人马，在贝尔格莱德附近锡尔米乌姆（Sirmium）停留了一下，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异教信仰。他给马克西姆斯的信函洋溢着热诚：“我们现在已公然尊崇诸神，我手下的全部军队也是诚心崇拜他们。”好运使他脱离了险境：361年11月君士坦提乌斯在塔尔苏斯（Tarsus）附近死于热病，享年45岁。一个月之后，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在没有遭到反对的情况下登上帝位。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葬礼上，他的表情像是后者亲密的堂弟。

异教徒皇帝

这时尤里安31岁，经常见到他的阿米阿努斯这样描写他：

身材中等，头发光滑如刚梳理过；胡子粗，修成尖尖的形状，目光明亮，炯炯有神，显出头脑精明。眉毛清晰，鼻子挺直，嘴巴稍大，下唇饱满；颈粗而弯，双肩宽厚。从头部到指尖，非常匀称，可以想见他身体健壮，是一位善跑者。

他对自己的描述则没有如此恭维：

虽然上天并未使我的面貌太英俊，也没有赐予我青春的风采，但我有意地加上这把长胡子……对于在里面活跃的虱子我能够忍受，这把胡子就像是收藏野兽的丛林……我的头发不整，我难得理发或修指甲，我的手指几乎经常染有墨汁。

在宫廷的奢华之中，能够保有哲学家的朴实无华，尤里安感到很自豪。他立即解散了曾经侍候君士坦提乌斯的太监、理发师和探子。他年轻的皇后去世后，他便决定不再续娶，因此不需要太监；他觉得一个理发师便可以照顾所有宫中人员的仪容；至于厨子，他仅吃最平常的食物，那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这个异教徒的生活和穿着就像个僧侣。自从皇后去世后，他未接近任何女人。他睡的是一张硬床，房间也没有取暖设备；整个冬天，他所有房间都未采取取暖措施，“以便习惯于忍受寒冷”。他对娱乐毫无兴趣，他从不涉足上演色情哑剧的戏院，也远离竞技场，因而令一般民众不悦；在庄严的庆典时他只停留一下，如有一项比赛与另一项相同，他便立刻退席。起先人们深深感动于他的德行和禁欲，以及他对行政琐事及大事的专心；他们认为其将才可与图拉真（Trajan）相比，其虔诚可与圣徒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相比，其哲学家气质堪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媲美。一个世代以来完全由基督徒皇帝所统治的城市和帝国，竟然立即接受了这位年轻的异教徒，实在令人惊奇。

他谦卑地遵循拜占庭元老院的各种传统和特权，这令诸元老甚为高兴。他从宝座起立迎接执行官，并且自认为是元老们及人民的仆人和代表。当他不小心侵犯了元老院的特权时，便自罚10磅金子，同时宣称他和国人一样，均受制于理想国的法律和规定。从早到晚，除掉下午有一段时间读书外，他都在处理国事。据说，他的简单饮食使得他身心敏捷，可以迅速应付各种人事问题，却使得三位秘书每天疲倦不堪。他辛勤而满怀兴趣地执行法官的职责，揭露辩护士的诡辩，他颇有风度地接受与他意见相左的法官的意见，人人都觉得他的裁决公正。他减低穷人的税，拒绝收受传统上每省进贡新帝的金冠和礼物，免除非洲逾期累积的滞交款，免除在他以前向犹太人强收的进贡。他严格规定行医执照的条件，并严格执行。他在行政上的成功与军事上的胜利相得益彰。对此，阿米阿努斯说：“他的声名逐渐扩大，直到遍布全世界。”

在行政事务繁忙的同时，他仍然没有忘怀哲学。他的抱负是要恢复古代的各种宗教形式。他下令修缮、开放异教庙宇，退还它们被没收的财产，并恢复它们旧有的收入。他向当时的主要哲学家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宫中做客。马克西姆斯抵达时，他中断了在元老院的演讲，奔向他的老师，以充满感激和赞扬的语气介绍他。马克西姆斯因为皇帝的热诚，而穿上了华丽的衣裳，生活奢华。尤里安死后，马克西姆斯因为拥有大笔财富受到了严厉的盘问。尤里安并没有注意到马克西姆斯前后矛盾的作风，他太爱哲学了，因此哲学家的行为无法影响他的爱好。他写信告诉欧迈尼乌斯（Eumenius）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对于人类而言，尚有其他事情比悠闲自在地研究哲学更为有利，那么他便是个已受欺骗而又想欺骗你的人。”

他喜爱书籍，出征时随身携带许多书籍。他大大扩充了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图书馆，并成立其他的图书馆，他写道：“有的人喜爱马，有的人喜欢鸟，有的人则爱野兽；但是我从幼时起便沉迷于各种书籍。”他对于自己既是作者又是政治家很感自豪，并试图模仿卢奇安（Lucian）的对话，仿效利巴纽斯的演说，以正式的哲学论文，以及像西塞罗一样清新、引人入胜的信函，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在《献给一位王子的颂歌》（“Hymn to a King’s Son”）一诗中，他解说了他新的异教思想；在《反加利利人说》（“Against the Galileans”）一文中，他说明了放弃基督教的理由。他指出各福音书互相冲突，其共同特点令人难以置信；《约翰福音》在叙述和神学上，与其他三个福音有实质上的差异；同时《创世记》中有关创造天地的故事，反映了多神主义：

除非《创世记》中每一部圣徒传都是神话，并且如我所相信地包含有某种隐秘的解释，否则它们都充满了对上帝的不敬。上帝被描写得无知，以致被创造作为亚当伴侣的女人，竟然成为了人类堕落的根源。第二，拒绝给予人类善恶的知识（唯有此种知识能赋予人类心理一贯性），并且唯恐人类分享了生命之树而长生不死——这实在是一位极为吝啬和嫉妒的神，为什么你们的神这样嫉妒，甚至将父亲的罪报复到子女身上？……为什么这样有能力的神会对魔鬼、天使和人类大发脾气？试将他的行为与吕库古（Lycurgus）及罗马人对付犯罪者的温和态度相比……《旧约》（如同异教）赞同并要求动物献祭……你们为什么不接受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律法？……你们说较早的律法……受到时间及地点的限制。但是我可以从摩西的书中引出十段甚至一万段文字，以证明他说过律法可以适用于各种时代。

当尤里安努力恢复异教信仰时，他发现其不但在教条及实际履行上南辕北辙，并且还较基督教充满更多难以置信的奇迹和神话，他了解到任何宗教如想赢得并感动一般人的话，其道德教条必须包含有声有色的奇迹、传说及仪礼。他深知神话的普遍性和古老性：“我们无法知道神话始于何时，就如我们难以查出谁是第一位打喷嚏的人一样。”他容忍神话，并利用神话将道德观念灌输给未受教育的人。他再次叙述了大神母库柏勒（Cybele）的故事，以及大地之母（Great Mother）如何变成一块黑石，从弗里吉亚（Phrygia）被带到罗马城；没有人可以从其叙述中感到他怀疑过这块石头的神性，或是其转变的效力。他发现有必要利用感官上的象征以传递精神观念，他还认为密特拉教对太阳的崇拜，对一般人们而言，就如哲学家之尊尚理智及光明。这位诗人皇帝一挥而就写了一首赞美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 King Sun）的诗，太阳乃是生命之源，人类无穷幸福的创始者；他认为太阳才是真正的神道（Divine Word），它创造并维持这个世界。除了“最高原则”（Supreme Principle）和“第一原因”（First Cause）外，尤里安还加上了古老异教信仰中数不清的大小神祇；他认为一位有容忍心的哲学家，将可以轻易容忍它们。

但是不要误以为尤里安是一位以理智取代神话的自由思想家。他斥责无神论是兽性的，并且他所宣扬的教条的超自然性，可与任何信仰相比。从来没有一个人所写的东西，会比尤里安赞美太阳的诗更为无聊。他接受了新柏拉图派的三位一体思想，认为柏拉图的创造性原型理念（Idea）与上帝之心相同，以为这些原型理念借助基督或智慧（Wisdom）为媒介创造了万物，并认为物质及肉体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和德行的阻碍。借着虔诚、善良及哲学，灵魂便可解放自己，以慎思精神的真实与法则升华自己，而与基督，或许最后与上帝合而为一。尤里安相信多神教的诸神是自然的力量，他无法接受他们的神人同形论，但是他知道一般人将很难了解哲学家的抽象思想，或是圣徒的神秘境界。无论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他都履行旧的仪式，将很多的牲口献祭给诸神，以致赞美他的人都为他的大肆屠杀而脸红。他率军与波斯征战时，经常像罗马的将军们一样留意各种征兆的意义，并听取解梦人的解说。

如同每位改革家一样，他也认为世界需要道德革新。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并非仅仅设计外在的立法，而是采取宗教的途径以达人们的内心。他对埃莱夫西斯及艾菲索斯两地神秘仪式的象征意义留有深刻印象，他觉得没有比仪式更能启发新的崇高的生活了。他希望这种予人深刻印象的正式典礼，可以由少数贵族扩展到更多的人。根据利巴纽斯的说法，“他宁愿被称为神职人员，而不愿被称为皇帝”。他羡慕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层级组织（hierarchy）、忠实的成员、礼拜的团体化、慈善义举的说服力。他为异教神职人员注入了新血液，筹组了以自己为首的异教教会，要求手下教会人员能够媲美并超越基督教人员，为人民提供教育，分配救济物给穷人，供应食宿招待陌生人，作良善生活的表率。他在每一个城镇都建立学校，以讲解异教信仰。他写信给其异教神职人员的语气，就像是意大利僧侣圣方济各写给同辈僧侣一样：

就如你们所想，你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让我们立下这个协定，我将告诉你们，我对你们各项事务的看法，同样地，你们对于我的言行，也应提出你们的意见。对于我们而言，我认为没有比这种互惠更有价值的了……我们应与所有人共享金钱，特别是善良、无助及穷苦的人们。这虽然有些矛盾，但我仍认为，将我们的衣服及食物与恶人共享，甚至也是一种虔敬的行为。因为我们所给予的对象是一个人的人性，而非其道德品性。

除了在教条方面，这位异教徒可以说是位基督徒；当我们浏览他的著作，并对他讲述的神话采取保留态度，我们会觉得他个性上许多可爱的发展，都是源于孩童及少年时注入他脑中的基督教伦理观念。然而他对宗教采取何种态度呢？他赋予基督教在传道、礼拜及习惯上的完全自由，并且召回被君士坦提乌斯放逐的正统主教。他停止国家对基督教会的资助，并且禁止基督徒在大学里讲授修辞、哲学及文学，他认为这些课程必须由异教徒讲授，才能引起共鸣。他结束了基督教教会人员免于付税的局面，同时也终止了主教们自由利用公共设备的特权。他禁止将遗产赠送给教会，使基督徒没有资格担任政府职位；他下令各地基督徒彻底赔偿他们在前几任皇帝统治期间对异教庙宇造成的损害，并且准许拆除建立在非法夺得的异教圣地上的基督教会堂。当他这种做法招致了混乱、不平及暴动时，尤里安设法保护基督徒，但是拒绝改变他的法令。他讥讽的口吻有时不像是出自一位哲学家。他提醒那些参与暴乱的基督徒说：“你们的《圣经》劝勉你们要耐心忍受不幸。”凡是以侮辱或暴动来反抗这些法令的基督徒，都受到严厉的处罚；针对基督徒挑起暴乱或对其进行侮辱的异教徒，则仅受到轻微的处置。亚历山大城的异教徒，对取代亚他纳修的新主教乔治尤其仇恨；他发起一场游行，公开讽刺密特拉教的仪式，异教徒抓住了他，将他撕成碎片；只有很少基督徒奋起援救他，但在随后发生的混乱中，却有很多基督徒被杀或受伤（362年）。尤里安原想惩罚暴乱的异教徒，但是他的顾问说服他仅向亚历山大城的民众发出一封强烈抗议的信函。这时亚他纳修从藏身处出来，重新担任主教职位；而尤里安认为此举并未征询他的意见，便命令亚他纳修辞职。这位老主教顺从了命令。但是次年皇帝去世，亚他纳修重回主教职位。10年后，他以80岁高龄去世，一生享尽荣华，也备尝辛酸。

最后，尤里安的固执己见使得他的计划失败了。曾遭他迫害的人起而与他斗争，曾从他那里得到恩惠的人则对他态度冷淡。在精神上，异教已经死亡了；它对青年再也没有鼓舞的力量，对忧伤也没有安慰，对坟墓的另一端也提不出希望来。虽然也有一些新教徒，但大多数是期望获得政治上的晋升或是皇上赏赐的财物；有些城市恢复了正式的牲礼祭典，但只是为偿赎所得到的好处；在大神母的发源地珀西努斯（Pessinus），尤里安还需贿赂居民敬拜大地之母。许多异教徒将异教解释为享乐上的良心平安。他们发现尤里安比基督更为摒绝欲望，因此甚感失望。这位被认为是自由思想家的人物，乃是国内最虔诚的人，即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跟他一样虔敬是滑稽的；他们可以说是怀疑主义者，私下嘲笑他落伍的神祇及热衷的大祭祀。在圣坛供奉牲礼的习俗，在东方和意大利以外的西方已几乎不存在了；人们认为那是一种不雅和令人不愉快的事。尤里安称他的运动是“大希腊主义”（Hellenism），但是这个说法令意大利的异教徒感到厌恶，他们对尚存在的任何希腊事物都加以鄙视。他太过依赖哲学论调，但这无法触及信仰的情感基础；他的著作只能为受过教育的人所了解，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准又太高以致难以接受；他提倡的教条无法在人们的希望或幻想中生根。甚至在他去世前，他的失败就已确切无疑地显现出来。热爱他并哀悼他的军队，提名由一位基督徒继承他的帝位。

旅途的终点

他最后的伟大梦想是与亚历山大大帝及图拉真争雄，将罗马帝国的旗帜插在波斯的各个首府，并一举结束波斯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热切地整顿军队，挑选军官，修缮边境碉堡，并为通往胜利道路上的沿途城镇补给足够的粮草。362年秋天，他到达了安条克，并集结兵力。城里的商人借军队的大量涌入而抬高物价，人们抱怨说：“物品丰足，但样样昂贵。”尤里安召来商界巨子，请求他们不要贪图暴利。他们答应了，但是没有做到，最后他“规定每样物品的公平价格，并且公告天下”。也许是为了抑制物价，他从叙利亚和埃及等地输入40万配克（Peck，1配克等于2加仑）的谷物。商人抗议他所订的价格，说那令他们无法获利。他们暗地收购自外输入的谷物，而将他们本来的谷物运至其他城镇，结果安条克城钱财充斥，却无食物可购。不久，居民即指责尤里安干预市场买卖。安条克城的才子讥讽他的胡子和他极力奉承的已经死去的神祇。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憎胡者》（Misopogon ）作为答复，该书的机智及光芒四射实不太符合皇帝的身份。他为胡子辩护，谴责安条克城居民的无礼、无聊、浪费、淫乱及对希腊诸神的冷漠。达佛涅（Daphne）是著名公园，曾经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圣地，如今已变成了游乐场所。尤里安下令禁止游乐活动，并恢复太阳神的圣坛，但是修复工作尚未完成便遭破坏。尤里安怀疑基督徒纵火，下令关闭安条克的大教堂，没收其财产。数名目击者被严刑拷打，一位教职人员被处死刑。他在安条克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与利巴纽斯两人之间的所谓隽语高论。

军队终于整顿就绪，尤里安于363年3月出征。他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追击败退的波斯人。但是波斯人撤退时采取焦土政策，烧毁粮草，使罗马帝国军队深受困扰。尤里安手下的军队几次濒临饥饿。在这项耗费精力的征战中，尤里安展现出令人称道的品德，他与手下军队同甘共苦，吃少量食物，在酷热和湍流中步行，每场战役都在第一线上作战。他的俘虏中有年轻貌美的波斯女人，但他从未打扰她们的私生活，也禁止任何人污辱她们。因为他领导有方，罗马帝国军队直抵泰西封（Ctesiphon）城的城门，并对其进行围攻，但是因为无法获得食物，终于被迫撤退。沙普尔二世选择两名波斯贵族，削去鼻子，命他们伪装成逃兵去见尤里安，设法引诱他到一处沙漠。两人奉命前往，尤里安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话，率军跟随这两人，深入一处没有水的荒地达20英里。当他欲率军脱出困境时，却遭到一支波斯军队的突袭。来犯的敌军被击退了。尤里安不顾自己没穿甲胄，领先追击。一支矛射入了他的侧身，穿过了肝脏。他从马背跌下，随即被送至一处帐篷，医生警告他说仅可以活几小时了。利巴纽斯称这支矛是来自于一位基督徒之手，同时波斯方面没有一人领取沙普尔所订下的杀死尤里安的奖金。索佐门（Sozomen）等基督徒均同意利巴纽斯的看法，并赞扬那位“为了上帝及宗教的缘故而完成如此勇敢行为的”刺客。尤里安临终的一幕（363年6月27日）继承了苏格拉底和塞涅卡的传统。据阿米阿努斯的说法，

他躺卧在帐幕中，向他悲伤的战友说：“朋友们，这正是我要离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将我的生命交回给大自然。”……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泣，但是他这时还显出其权威，指责他们不应为一位被召与上天及众星合为一体的人哀悼。他的话使得众人寂静无声，他与马克西姆斯和普里斯库斯两位哲学家讨论最难懂的灵魂高贵性。突然，他身侧的伤口裂开，血液的压力阻止了他的呼吸，他要求喝一口冷水，随即静静地去世，享年32岁。有传闻说他死时曾喊叫：“基督，你征服了。”

这则故事首次出现于5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狄奥多勒（Theodoret）的著作中，但现在一般认为这只是传闻罢了。

身犯险境的军队需要另一位指挥官，各将领推选约维安担任重任，他本是侍卫军的队长。新皇帝将戴克里先在70年前夺自波斯的五省之中的四省交给波斯，以便与之议和。约维安并没有因为宗教而迫害任何人，但是他不久便转而支持基督教。安条克的基督徒公开庆祝异教皇帝的去世。然而，大多数得意洋洋的基督徒领袖，都劝告教友们慷慨地忘却基督教曾遭受的迫害。“大希腊主义”尚须经过11个世纪，方能重新抬头。

注释

[1] Huns 一词，在本书中，为行文方便，译为“匈奴”。但请读者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与本书作者杜兰特所谓的Huns有一定差异。本书提及的匈奴，民族构成颇为复杂，有突厥、日耳曼、哥特等成分，其语言带有很强的突厥特色，也夹杂了印欧语和蒙古语。

第二章 蛮族的胜利
（325—476）

备受威胁的边境

罗马帝国包括100个国家，边界1万英里，它的任何一片领土随时都可能遭到未开化而贪图帝国财富的民族的入侵，而波斯只不过是这漫长边境线上的一个民族。波斯人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他们的势力日渐强大，不久后他们几乎重新征服了大流士一世（Darius I）在1000年前所占有的土地。在波斯之西是阿拉伯人，大多数是身无分文的游牧流浪者；最有见地的政治家也绝料不到这个阴郁的游牧民族终有一天会占据半个罗马帝国以及整个波斯。罗马帝国在非洲诸省份的南边是衣索匹亚人、利比亚人、柏柏尔人、努米底亚人及摩尔人（Moors），他们颇不耐烦地等待着罗马帝国防务或士气的崩溃。西班牙由险峻山岭和海洋包围，似乎将永远为罗马帝国所有。没有人预料到它在4世纪时会为日耳曼人所有，而于8世纪时又为穆斯林占据。高卢这时超过意大利，以属罗马帝国为荣，秩序安定、富有，拉丁诗歌及散文均臻繁荣；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高卢均须抵抗人口繁殖迅速的条顿人（Teutons），而罗马帝国只能派出少数部队保卫属下的不列颠免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Picts）的侵略，防止来自东方或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撒克逊海盗的侵扰。挪威海岸是一连串的海盗巢穴，那里的人民觉得打仗不像耕种那样劳苦，并且认为不论为填饱肚皮还是打发闲暇，抢劫外国海岸乃是一项高贵的工作。瑞典南部及其岛屿曾是哥特人的早期住地，他们可能就是维斯图拉河（Vistula）地区的土著；总之他们如西哥特人一样向南扩展直至多瑙河，并且像东哥特人一样定居于德涅斯特（Dniester）河与顿河之间。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由维斯图拉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等环绕的地区——蠢动着未来改变欧洲版图及现有国家名称的许多种族：图林根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亚人、格庇德人、夸迪人、汪达尔人、阿勒曼尼人、苏维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面对这些种族浪潮，罗马帝国仅在不列颠建立防卫线，但也只不过是在边境的道路或河流偶尔设有堡垒和警卫队。帝国之外较高的生育率，及帝国内部较高的生活水准，使罗马帝国成为其他种族移民或入侵的对象。

也许我们应该改变将日耳曼诸族视为野蛮人的传统看法。当然，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他们为“野蛮人”（barbari），那绝不是恭维。“Barbari”可能与梵文“varvara”一词有某种联系，后者意为“鲁莽无知之人”；“Berber”一词也有这种意味。五个世纪之间，日耳曼经由战争及贸易而影响了罗马文明，这自然会有所反映。到4世纪时，日耳曼人早已采用了文字，并已建立一个植根于稳定法律的政府。如果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法兰克人排除在外，则他们的性道德是高于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在这方面，我们的首要权威仍是道德主义的塔西佗；但同时参考博尼费斯主教的一封信（约756年）：“在古代的撒克逊，如果一位未出嫁的处女，或是一位有夫之妇犯了通奸罪，人们便令她自尽，然后以火焚其尸体，并将奸夫吊其墓上；或者将她的衣服剥去直抵腰部，由妇女鞭打她，以刀刺她，直到结束其生命。”这真是维持道德规范的一种极端方法。虽然他们缺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应有的礼貌和文雅，但他们的勇气、好客及诚实常令罗马人惭愧。他们生性残忍，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未超过罗马人；他们对罗马法律准许施刑于自由人以强取口供或证言，可能会感到震惊。他们个人主义的程度几近混乱，而罗马人这时则已经变得友善、和平。他们的高层人士显露出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斯特利考、里西梅尔和其他日耳曼人，完全融入了罗马的文化生活中，对他们所写的拉丁文，圣徒叙马库斯曾表示颇为欣赏。一般而言，入侵的各族——尤其是哥特人——几乎文明得足以欣赏程度更高的罗马文明，并且还能设法吸取这种文明而非破坏它。有两个世纪之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获准进入罗马帝国，并利用其荒废的土地。他们也积极参与帝国的防务。如果我们继续称4世纪和5世纪的日耳曼各族为野蛮人的话，那是习惯使然。

在多瑙河及阿尔卑斯山以南，人口日益膨胀的各族，已经由和平的移民或皇室的邀请，而进入了帝国境内。奥古斯都首创令野蛮人定居帝国境内的政策，以充实生殖力不强也不尚武的罗马人所留下的空旷土地及兵源缺乏的军团；奥勒留、奥勒利安（Aurelian）和普罗布斯（Probus）也都采取这一办法。4世纪末，巴尔干半岛及高卢东部居民大都为日耳曼人。罗马帝国军队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高职均在条顿人手中。罗马帝国曾经一度使这些人罗马化，而移入帝国的民族，已经使罗马人野蛮化了，罗马人开始效法野蛮人的样子穿毛皮衣，头发留得长长的；有些人甚至穿起长裤，这使皇帝愤怒并下令禁止。

入侵的主流来自遥远的蒙古平原。属于突雷尼人（Turanian）一支的匈奴，于3世纪占领了巴尔喀什湖及咸海以北地区。根据约丹尼斯（Jordanes）的说法，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相貌：

由于面貌的可怖，使得那些在战事上不见得比他们逊色的人大为恐惧。由于其黝黑面貌的可怕，敌人一见便在恐怖中逃窜，他们并有……奇形怪状的头，眼睛像针孔。小孩一诞生，就以残酷无比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以剑划破男婴的面颊，以使他们在接受奶水的滋养之前，先学会忍受剑伤。因此小孩长大到老年时不长胡须，脸庞留着刀疤。他们身材短小，行动敏捷，善骑马，长于弓箭，肩部宽阔，脖子坚硬挺直。

战争是他们的事业，畜牧是他们的消遣。有一句谚语说：“他们的家园便是马背。”由于生存空间的紧张和东边敌人的逼迫，他们携带了箭和刀剑，仗着勇气和速度，约355年侵入俄罗斯，征服并同化了阿兰人（Alani），越过了伏尔加河（372年），攻击乌克兰境内已文明化的东哥特人。东哥特的百龄国王俄曼纳里克（Ermanaric）率军勇敢奋战，终被打败，有些人说他是自杀身死。部分东哥特人投降，并加入匈奴部队；有些则向西逃至多瑙河北岸的西哥特人土地上。一支西哥特人的军队在德涅斯特河迎战匈奴，结果大败；西哥特人部分残余民众，请求多瑙河地区的罗马帝国当局准许他们渡河，在摩西亚（Moesia）和色雷斯两地定居。罗马皇帝瓦林斯说准许他们定居的条件是放下武器，并以年轻人为人质。西哥特人终于渡河，却遭到帝国官员及军队的抢劫；少女及男孩被迫成为好色的罗马人的奴隶；但是这批新移民，经过一再的贿赂后，终于获准保有武器。罗马人以高昂的价格售给他们食物，饥饿的哥特人以10磅的银子或一名奴隶换一块肉或一条面包，最后哥特人被迫将子女卖为奴隶以避免饿死。当他们有叛变之迹象时，罗马帝国的将军邀请其首领弗里提格恩（Fritigern）参加宴会，企图借机加害。弗里提格恩幸得逃走，并鼓动走投无路的哥特人发动战争。他们抢劫、放火、杀人，直到整个色雷斯变成废墟。瓦林斯皇帝急急从东方赶到，率着一支由为罗马效劳的野蛮人组成的劣等军队，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平原会战哥特人（378年）。根据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说法，这场战役是自594年前的坎尼（Cannae）之役后，罗马军队最惨重的失败。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了罗马的步兵，自此以后直到14世纪，骑兵的战略及战术，成为了战争艺术的主流。在这场战役中，有2/3的罗马军队被歼，瓦林斯皇帝本人也受重伤。哥特人并放火焚烧他藏身的茅屋，这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及随从人员均葬身火窟。战胜的一方挥军向君士坦丁堡，但是无法突破瓦林斯的寡妇多米妮卡（Dominica）指挥部署的防御圈。已经渡过不设防的多瑙河的东哥特人和匈奴人，与西哥特人会合，恣意蹂躏从黑海至意大利边境的巴尔干半岛。

救世诸帝（364—408）

在这种危机中，罗马帝国仍然有干练的君主出现。约维安（Jovian）逝世后，军方和元老院拥戴瓦伦提尼安为帝，他是坦直而不懂希腊人的军人，令人想起另一位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经元老院同意，他任命弟弟瓦林斯为东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及皇帝，而自己则负责较为危险的西帝国。他重新部署意大利和高卢的边境防务，扩整军队，加强纪律，再度将入侵的日耳曼人驱逐至莱茵河以外。他在国都米兰，发布了开明的法律，禁止杀婴，设立大学，增加医药设施，减低税额，改革币制，防止政治上的贪污，宣布信仰上及礼拜的自由。但他有他的缺陷和弱点，他对敌人非常残酷，如果我们能相信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话，他使重婚合法化，以便能与查斯蒂娜（Justina）结婚。他的皇后曾经大方地向他描述她的美丽，结果种下了此种不幸。然而，他逝世得太早（375年），这是罗马帝国的悲剧。他的儿子格拉提安继承西方的帝位，但仅在一两年间效法父亲的作为，随后便沉迷游乐及打猎，将政事交给出卖官职的贪官污吏。马克西姆斯将他推翻，并入侵意大利，欲取代继承格雷先的瓦伦提尼安二世（格拉提安的同父异母兄弟）；但是东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率军西征，打败了企图篡夺帝位的马克西姆斯，并使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得以稳固在米兰的帝位（388年）。

狄奥多西一世是西班牙人。他曾是西班牙、不列颠和色雷斯的名将。他曾说服战胜的哥特人参加其部队，从而使其停止对抗；他统治东方各省份时，除了宗教上的不容忍之外，可说是位贤君；半个世界都慑服于其英俊、威武、易怒、仁慈、合乎人道的立法及严格的正统神学思想。当他正在米兰过冬时，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发生了当时常有的暴乱事件。皇帝派驻当地的总督波特里克（Botheric）将一位深受当地人爱戴的战车御夫以不道德的罪名关入狱中。当地人民要求总督将他释放，波特里克加以拒绝。结果群众击溃守卫部队，杀死总督及侍从，并将尸体剁碎，把肢解了的尸体当作胜利的象征，游街示众。这令狄奥多西一世大为震怒，他秘密下令处罚塞萨洛尼卡的所有居民。全城人民应邀到竞技场观看比赛，事先藏匿的军队突然发动攻击，屠杀了7000名男女及小孩（390年）。狄奥多西一世随后下令，想收回第一道命令，可是为时已晚。

整个罗马世界对他的野蛮报复行为感到震惊，以禁欲基督教教义治理米兰教区的主教安布罗斯写信给皇帝说，除非皇上在人民面前公开赎罪，否则他将不能再在皇帝面前主持弥撒。狄奥多西一世虽然私底下悔悟，却不能公开接受这一侮辱以使权威受损。他试图进入教堂，安布罗斯亲自挡驾。数星期的白费工夫后，狄奥多西一世终于屈服，卸去一切帝位的象征，以谦卑悔过者的身份走入教堂，请求上天宽恕他的罪（390年）。在教会与国家的战争之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和失败。

当狄奥多西一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发现年方20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实在无力处理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的左右蒙蔽他，既贪财又夺权；他的民兵首领，异教徒、法兰克人阿博加斯特（Arbogast），俨然成了高卢的土皇帝；当埃尼安二世前往维埃纳展示其作为皇帝的威严时竟然被暗杀（392年）。阿博加斯特是蛮族拥立君主的始作俑者，他拥戴一位温和而容易操控的学者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尤金尼乌斯是基督徒，但与意大利的异教徒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安布罗斯害怕他是另一位尤里安。狄奥多西一世再度西征以恢复正统，他带领的军队由阿兰人、伊比利亚人、哥特人、高加索人及匈奴人组成；他的将领中，有后来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哥特人盖纳斯，防卫罗马城的汪达尔人斯特利考以及抢劫罗马城的哥特人阿拉里克。在阿奎利亚（Aquileia）一场为时两天的战役中，阿博加斯特和尤金尼乌斯被打败了（394年），尤金尼乌斯由其手下士兵交出而被杀，阿博加斯特则自刎而死。狄奥多西一世令其11岁的儿子霍诺留为西罗马帝国皇帝，并任命其18岁的儿子阿卡狄乌斯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随后，由于连年征伐，他积劳成疾而于米兰去世，享年50岁。他一度统一的帝国又再度分裂，以后除了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曾经短期统一外，帝国再也无法统一了。

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们养尊处优，懦弱而优柔寡断。他们道德优良、品性不恶，但他们并非暴风雨中的掌舵者，他们很快便无法掌握政权，行政及决策诸权悉落他人之手。东罗马帝国由贪婪的鲁菲努斯（Rufinus）掌权，西罗马帝国大权则落入能干而无所顾忌的斯特利考之手。398年，斯特利考这个汪达尔人，安排其女儿玛丽亚嫁给霍诺留，自己做起了皇帝的岳父。但霍诺留是既无智慧又乏感情，他的时间耗费在喂养皇宫中的家禽上，结果玛丽亚在做了10年的妻子之后死去，死时仍然是个处女。

狄奥多西一世利用哥特人从事征战，并每年付给他们年费，终使他们和平相处。但他的继位者拒绝付给哥特人此种补助，斯特利考还解散了哥特人部队，无所事事的战士们渴望钱财和冒险，他们的首领阿拉里克不论在外交或战争上，手腕均胜过罗马人。他问他手下的人：为什么健壮自负的哥特人必须屈身做软弱的罗马人或希腊人的佣人，而不利用自己的勇气和双手去从垂死的罗马帝国夺取一块属于自己的国土呢？就在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后一年间，阿拉里克率领了住在色雷斯的几乎全部哥特人侵入希腊，毫无阻挡地通过温泉关，沿途屠杀所有役龄男子，奴隶妇女，洗劫伯罗奔尼撒半岛，毁坏位于埃莱夫西斯的神庙，雅典在将几乎全部钱财奉上之后才幸免于难（396年）。斯特利考曾驰往援救，可是为时已晚。他设法诱使哥特人陷入无可防守的境地，但是由于非洲发生了叛乱，不得不赶回西方，最后只能与他们议和。阿拉里克与阿卡狄乌斯订立盟约，哥特人获准定居于伊庇鲁斯（Epirus）。此后四年间，罗马帝国与之相安无事。

这些年间，昔兰尼的叙内西乌斯（Synesius），这个半是基督教主教、半是异教哲学家的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阿卡狄乌斯宫廷，清晰有力地说明了希腊和罗马所面临的抉择。如果罗马帝国的公民继续逃避兵役，并且将国防信托给招募自威胁帝国的那些民族的军队的话，则罗马帝国将何以生存下去呢？他因此提议放弃奢华和安适的生活，征召帝国的人民服兵役，为自己的国土及自由而奋斗；他呼吁阿卡狄乌斯和霍诺留起而袭击帝国境内粗野无礼的蛮族，将其赶回黑海、多瑙河及莱茵河以外的他们原来的家园。宫廷上下称赞叙内西乌斯的演说非常精辟，然后又开始宴饮作乐。在这同时，阿拉里克却强迫伊庇鲁斯的兵器制造者，为其哥特军队打造足够的矛、盾、刀剑、头盔等。

401年，他率军进犯意大利，沿途抢劫。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米兰和拉韦纳，然后又逃至罗马城；农民都在有城墙的市镇避难，而富有人家则携带一切财物，奔往科西嘉、撒丁及西西里等岛。斯特利考将各省份的守卫部队全部调走以组成一支大军，抵挡哥特人的浪潮。402年复活节早晨，他率军突击在波伦提亚的哥特军队，当时后者正暂停抢劫在做祷告。这次战役并没有确切的结果，阿拉里克是撤退了，但是很不幸地，却是撤往没有防卫的罗马城；后来霍诺留给了他很大一笔钱财，才劝服他离开意大利。

这位胆小的皇帝，当阿拉里克接近米兰时便想将首都迁往高卢，现在他又想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结果认为拉纳那是理想地点，因为它周围的沼泽和礁湖，使其难以经陆路被攻占，而沙洲也使来自海上的攻击艰难无比。但是当蛮族的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着约20万的阿兰、夸迪、东哥特及汪达尔人等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击日渐繁荣的佛罗伦萨城时，其新都仍像旧都一样危在旦夕。斯特利考再度发挥他的将才，以少胜多击败了这批蛮族，并将拉达盖苏斯绑缚给霍诺留。意大利再度可以休憩了，而由贵族、公主、主教、阉人、家禽及将军们组成的皇宫，又恢复了往日的奢侈，贪污盛行，充满风流韵事。

皇帝的掌玺官奥林匹乌斯（Olympius）既嫉妒又不信任斯特利考；他尤其厌恶这位大将军那么明显地再三为阿拉里克留下生路，认为他们两人都是日耳曼人，因此相当默契。他反对斯特利考对阿拉里克行使贿赂。但是霍诺留不能下定决心将为国服务23年，屡次告捷并拯救了西罗马帝国的斯特利考解职；但是当奥林匹乌斯说服皇帝，使皇帝相信斯特利考企图以其子篡夺皇位时，这位胆小的青年终于同意将他处死。奥林匹乌斯立即派遣一队士兵执行这项命令。斯特利考的朋友本想拒绝服从皇帝的命令，但他不让他们这样做，并自刎而死（408年）。

几个月之后，阿拉里克再度侵入意大利。

意大利现状

西罗马帝国在4世纪末，重现了复苏与衰落、文艺兴盛与贫乏、政治浮华与军事凋敝的复杂景象。高卢兴盛了起来，并威胁到意大利在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在帝国内大约7000万人口中，有2000万或更多是高卢人，而意大利人还不到600万；其余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东方人；罗马城自从100年以后，就种族而言是一座东方城市。罗马城一度依赖东方而生存。罗马军团尽收十几个省份的产物和贵重金属，财宝充斥胜利者的官邸。这时征服停止，撤退正开始，意大利被迫依赖本身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生存；但是这些资源又因为节育、饥荒、疫病、税捐、浪费及战争而大为减少。工业在这个严重寄生的半岛从未兴盛起来；其在东方及高卢的市场也已失去，帝国再也无法支撑城市人口的生活，人们只能在商店和家庭里做工以赚取施舍。同业公会由于王国之内投票机会少而无法出卖选票。国内贸易大为萧条，土匪横行；宽广的道路，虽仍较前一世纪的道路为佳，但已缺乏修缮而日见毁坏。

中产阶级曾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支柱；现在他们也因经济萧条和财政剥削而衰微。每个拥有财产的人，都得缴付日增的税额，以养活一个主要任务是收税的日见膨胀的官僚组织。有人讥刺说：“依赖公家费用生活的人，要比供给这些费用的人为多。”贪污吞噬了大部分的税收，有1000种法律专门阻止、侦查或处罚盗用政府收入或财产的罪行。许多收税官员向单纯的民众超收税额，而将多收的部分中饱私囊；如果得到报酬的话，他们会减轻富豪的税额。罗马皇帝们均努力做到诚实的收税。瓦伦提尼安一世在每一个城镇任命一位市保护官，以保护人民免受税吏狡诈的欺骗；霍诺留则减轻财政困难城镇的税额。但是如果我们信赖萨尔维安（Salvian）的说法，那么就会看到有些人越过边界，宁愿生活在那些尚未学会税收的蛮族国王的统治下。“税吏似乎较敌人更为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养育子女感到畏惧，人口因之大大减少。数以千计的可耕地无人耕耘。此种现象与城市中残余的财富，引致了渴望占有土地的蛮族的入侵。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无能力付税，或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免于侵犯或抢劫，只好将产业交给更有钱或有力量的地主，而变成其耕种者，他们将产物、劳力及时间的一部分给予地主，以换取生存保障及战时的保护。因此意大利虽然不曾经历完全的封建制度，却是率先为封建制度立下根基的国家之一。在埃及、非洲和高卢，同样的制度也在形成。

奴隶制度慢慢衰微，在一个先进的文明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自由人的高低不同的工资对利润及经济的刺激作用。唯有在奴隶充足且便宜时，使用奴隶才合算。由于罗马军团不再从外面带回奴隶，奴工的代价已上涨；而政府力量已削弱，因此奴隶可以轻易逃走。此外，奴隶生病或年老时，还必须照顾他们。随着奴隶的代价上升，主人较为妥善地看待他们，以保护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但是在某种范围内，主人对他们仍握有生死大权，可以援引法律以逮捕脱逃的奴隶，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男女奴隶身上发泄兽欲。派拉的波利努斯（Paulinus）对年轻时的“贞洁”欣然自喜，那时“我克制欲望……从未接受一位自由女人的爱……而仅满足于家里的女奴隶所给予的性爱”。

这时，大多数富人均住在乡村别墅，以躲避城市的混乱和暴民。然而，大多数的意大利财富仍然流向罗马城。这个大都市已不是首都，难得有皇帝莅临，但它仍然是西罗马帝国社会及知识的中心。这里有意大利新贵族阶层的显贵——不是以往的世袭阶级，而是依据土地财产而定。虽然元老院已失去了一些声望和大部分的权力，元老们仍然过着豪华虚伪的生活。他们有才能担当重要的行政职位，并以私人金钱提供大众娱乐。他们的府邸充满奴仆和昂贵的家具，一张地毯的价钱相当于40万美元。叙马库斯和西多尼乌斯等人的信函，及克劳狄安的诗歌，透露了贵族生活较为美好的一面：社会及文化性的活动，对国家的忠诚服务，亲善的友情，夫妇的忠贞，亲情的温暖。

5世纪，马赛的一位教士描绘了意大利和高卢生活中较不光彩的一面。萨尔维安所写的《论神治》（On the Government of God ）一书，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和奥罗西的《对抗异教徒的历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等书，都讨论同样的问题——蛮族入侵的罪恶如何与既神圣又仁慈的上帝调和。萨尔维安以为这些苦难是对罗马帝国经济剥削、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公平惩罚。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蛮族社会中绝见不到富人对穷人如此无情的压迫；蛮族的心肠较罗马人软；只要穷人有交通工具，他们便会集聚到蛮族的国度。这位道德家又说，罗马帝国境内，不论贫富，基督徒或异教徒，同样深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堕落深渊；通奸和酗酒都是时髦的罪恶，美德和节制成为耻笑的对象，基督之名在奉之为上帝的人们之中成为了亵渎神明的字眼。塔西佗指出，与之相对照的是日耳曼人的健康、活力及勇敢，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及他们对被征服的罗马人的仁慈，他们相互的忠诚，婚前的禁欲和婚后的忠贞。一位汪达尔酋长在攻占信仰基督教的迦太基时，发现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一所妓院，因此大感震惊；他关闭了所有妓院，并让妓女们在婚姻与被放逐之间选择。罗马世界正在衰败之中，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勇气，并将防务交给外籍佣兵。这些懦夫怎么还配生存下去？萨尔维安下结论说：罗马帝国“不是已死亡，便是奄奄一息”，即使在其奢侈和竞技的最高峰亦是如此。它笑了，也死了。

滔滔之言常难公允，虽然夸张些，但这确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无疑，当时正如现在，美德羞怯地低首，罪恶、不幸、权势和犯罪几乎占了全部角落。奥古斯丁出于与之相似的说教目的，也描绘了几乎同样黯淡的一幅景象：他抱怨教堂空无一人，人们都涌到剧院观赏舞女展露她们没有遮拦的美妙胴体；在公共竞技场合中仍然可以看到罪犯和俘虏被屠杀，而人们将之视为玩乐。我们是在读到叙马库斯的著作时，臆测到此种残酷行为的。他写道，他曾为一次庆典活动而花费约90万美元，而预定在竞技场中角斗的29名撒克逊斗士却在竞技开始之前互相残杀而令他受骗。在4世纪的罗马城，一年共有175个节日，有10个节日是斗士比赛，64个是马戏团表演，其余则在剧院表演。蛮族就是利用罗马人这种对模拟战争的爱好而攻击迦太基、安条克和特里尔等地，因为彼时当地人正沉醉于竞技场或马戏团的表演。404年，罗马城曾举行角斗比赛，以庆祝斯特利考在波伦提亚的一次还根本不能确定的胜利。比赛进行之际，一位东方僧侣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从看台跃入竞技场，要求立即终止比赛，不想竟引起流血事件，愤怒的观众用石头将他击毙。但是霍诺留皇帝为这景象触动，下令废除斗士竞技。我们唯一的根据的是安条克的狄奥多勒所写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的。马戏竞技继续到549年，因为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罗马城的财富消蚀殆尽，这才被迫停止。

就文化而言，自从普林尼和塔西佗两人以来，罗马城从未经历这样繁盛的一个时期。音乐是当时的风尚，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抱怨音乐取代了哲学的地位，并将“图书馆变成了坟墓”；他描写了巨大的水力风琴及像马车一样大的七弦琴。学校众多，叙马库斯说人人均有机会发展其才能。由政府支薪的教授，在“大学”里讲授文法、修辞学、文学和哲学，学生们来自西帝国各省份，而与此同时，环伺帝国的蛮族则耐心研究战法。每一文明都是野蛮之树的一颗果实，而在距离树干最远的地方掉落。

365年，一位叙利亚的希腊人，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来到了有百万人口的罗马城。他出身高贵，面貌英俊。他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手下当兵，参与了君士坦提乌斯、尤里安和约维安等人的征战；他在写作之前已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当东罗马帝国恢复和平时，他退休到了罗马城，并从事撰写自涅尔瓦（Nerva）皇帝至瓦林斯皇帝的罗马帝国历史，以完成李维和塔西佗两位历史学家未竟的伟业。他的拉丁文艰深而复杂，就如德国人写法文一样；他看塔西佗的著作太多，而说希腊语的时间太长。他是位坦诚的异教徒、尤里安的崇拜者，蔑视罗马城各主教的奢侈。即使如此，他大体上还算公正，赞扬基督教的许多方面，谴责尤里安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将永远令人难以启齿”。他在当兵时利用一切时间自学。他相信恶魔和妖术，并引用他的敌对者西塞罗的话来赞美占卜。大体而言，他是位坦白而诚实的人，对各党派和所有人都公平无私，“我写的并没有词藻的虚饰，只是完完全全忠实于事实”。他厌恶压迫、奢侈、浮华，只要发现这种现象，他便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是最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在他之后，拉丁世界中只有编年史家，而没有历史学家。

罗马城的风尚习俗在阿米阿努斯眼中是势利而堕落的，但是马克洛比乌斯在同一城市中发现人们不但有钱，还以礼节、文化及慈善等使财富益增光彩。他是一个学者，喜爱书籍和宁静的生活。399年，他却担任罗马皇帝的使者，前往西班牙。他对西塞罗《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 ）的评论成为了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和哲学的一个通俗范本。他的杰作《农神节》（Saturnalia ）被近1500年以来几乎每位历史学家引用，这书堪称文学珍闻，作者收集了他日夜研读的各种特殊收获。他虽剽窃奥卢斯·杰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也就是将他的材料变成真人之间的假对话——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叙马库斯、弗拉维安、塞尔维乌斯及其他人——这些人聚在一起，以美酒、佳肴及博学的谈话庆祝为期三天的农神节。一位医生迪萨里乌斯（Disarius）被问到了某些医学上的问题：简单的饮食是否胜过丰富的饮食？——为什么妇人甚少喝醉酒，而年纪大的男人则经常喝醉？——妇人天性较男人冷静或暴烈？还有对历法的讨论，长篇大论地分析诗人维吉尔使用的字汇、文法、文体、哲学及抄袭；各时代名言的收集；论佳肴和山珍海味。晚间，这些学者则喜欢谈些较轻松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害羞会脸红而恐惧则面色苍白？——为什么秃头现象始自头顶？——鸡与蛋，何者先有？在这个杂集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崇高的文字，例如元老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Praetextatus）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

我对人的尊重不是依据他的地位，而是依据他的礼貌和道德。前者缘自机遇，后者来自个性……埃万耶卢斯，你要结交朋友，不但要在会堂或元老院去找，而且要求诸自己的家庭。善待你的奴隶，容许他与你交谈，有时甚至与他推心置腹，我们祖先曾去除主人的高傲和奴隶的自卑，而称前者为家长（pater familias），后者为家庭之一员（familiaris）。你的奴隶将因此更尊敬你而非惧怕你。

约394年，与上述类似的一些人，接受一位为罗马城的光辉咏唱最后诗篇的诗人加入他们的圈子。克劳狄乌斯·克劳狄安努斯（Claudius Claudianus）即克劳狄安，和阿米阿努斯一样，他们都出生于东方，以希腊语为母语；但是他一定早年便学过拉丁文，因此能写得如此流利。他在罗马停留了短暂时间后到了米兰，在斯特利考幕下找到了一个职位，成为了霍诺留皇帝的非正式桂冠诗人，还娶了位出身高贵又有钱的太太；克劳狄安胸怀野心，渴望飞黄腾达，不想死后被埋在公共墓地。他写下优美的诗篇颂扬斯特利考，而以极尽辱骂的诗歌攻击他的敌人。400年，他回到了罗马，在一首题为《执政官斯特利考》（“On the Consulate of Stilicho”）的诗中，他写下了可以与维吉尔媲美的永恒之城市的颂词：

执政官几可与众神相比，是地球上最大城市的保护者，其胸怀之广阔非肉眼可以测量，其美非任何想象力可以描绘，无人可以加以适当的赞美，它在众星拱月下立起了金黄头顶，天上七界便是模仿它的七山；它是武器和法律之母，伸张权威于全球，是司法的最早摇篮；它出身寒微，但势力及于两极，力量从一小地方延伸，而与太阳毗邻……它接纳被征服者于其怀中，像位母亲而非皇后，在一共同名字之下护卫整个人类，召集被其击败者共享其公民权，以博爱吸引了遥远的种族。靠着它的和平统治，世界成为我们的家，我们可以四处为家，寻觅地球极北，探访其曾令人畏惧的荒野，而那现在只不过是游乐；靠着它，所有人都可饮用罗讷河之水，畅饮奥龙特斯河之流。靠着它，我们成为一个民族。

满怀感激的元老院在图拉真皇帝会堂为克劳狄安立了像，尊之为“最光荣的诗人”，他的诗结合了维吉尔的美妙措辞和荷马的磅礴气势。他又写了一些获得报酬的诗词之后，即将其才华贯注于《普洛塞皮娜之劫》（The Rape of Proserpine ）一书，以足以久久萦系脑际的海陆景象和令人忆起当时希腊爱情传奇的细腻手法重说故事。408年，斯特利考遭到暗杀，他的许多朋友也被逮捕和处决。其后我们就不知克劳狄安的踪迹了。

如同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一样，罗马有相当多的异教徒，到4世纪末，仍有700座异教庙宇矗立在那里。约维安及瓦伦提尼安一世，似乎都未关闭尤里安所开放的异教庙宇。在罗马的异教僧侣仍然（394年）在其圣院中聚会，牧神节（Lupercalia）仍以古老而半野蛮的典礼庆祝，誓言之街（Via Sacra）偶尔回响着预知被驱往神庙作为牺牲的牛的哀鸣。

其后罗马异教徒中最受尊敬的是维提乌斯·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Vettius Praetextatus），他是元老院中异教徒多数派领袖。人人都承认他的德行——正直、博学、爱国、美好的家庭生活，有些人将他比为老加图（old Cato）和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但是时至今日，他的朋友叙马库斯更为人熟知，叙马库斯的信札为那些死亡前夕尚自认为能够长生不死的沉迷的贵族社会，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景象。他的家人也似乎是长生不死的，他的祖父于330年任执政官，他的父亲于364年任治安官；他本人384年出任治安官，而于391年膺任执政官。他的儿子是司法官，孙子于446年任执政官，曾孙于485年任执政官，玄孙于522年同任执政官。他的财富无数。他在罗马附近有3座别墅，在拉丁姆（Latium）有7座，那不勒斯湾有5座，此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还有别墅，因此“他可以在意大利半岛南北旅行，而到处为家”。没有人嫉妒他的财富，因为他为人慷慨，终身读书、为国服务、毫无瑕疵的品德以及数不尽的善行。基督徒和异教徒，野蛮人和罗马人都是他忠实的友人。也许他异教徒身份的重要性超过了爱国者，他觉得他所代表和享受的文化，是与古老宗教不可分割的；他深知两者互为支柱。对古代仪典的忠实，使市民成为自罗马城先祖罗慕路斯至瓦伦提尼安不间断链条中的一环，并会逐渐爱上一千年来如此完美的一个城市和文明。市民们选择昆图斯·奥雷利乌斯·叙马库斯作为他们信奉诸神奋斗的代表并非没有道理。

380年，格拉提安皇帝受到能言善辩的安布罗斯的影响，开始热烈遵奉正统派，宣称所有其统治下的民族均应接受《尼西亚信经》，并指责遵奉其他信仰的人都是疯子。382年他下令帝国或市镇财政当局停止资助异教典礼；没收属于各庙宇和僧院的所有土地；并拆除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9年立在罗马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雕像，已有12代元老在这座雕像面前宣誓效忠于皇帝。元老院指定叙马库斯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格拉提安说明雕像的问题，格拉提安拒绝接见代表团，并且下令将叙马库斯逐出罗马城（382年）。383年格拉提安被刺身死，满怀希望的元老院派出代表团谒见新皇。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二世面前的陈情被认为是雄辩的杰作。他辩称突然禁止近1000年来维系社会治安与国家威望的宗教信仰，是不妥当的。毕竟，“每个人为寻求真理而走不同的路又有什么关系？只经由一条路，人们绝对无法了解其中的神秘”。

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感动了。安布罗斯告诉我们说，当时御前会议上的基督徒都建议恢复胜利女神雕像，正奉命出使国外的安布罗斯却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函给皇帝，推翻了御前会议的决定。他对叙马库斯的论调一一予以有力还击。事实上，他甚至表示，如果叙马库斯的陈情获准，他便将开除皇帝的教籍。“皇上可以进入教堂，但是将不会有神职人员去接待陛下，或是陛下将会被他们禁止入内。”瓦伦提尼安终于拒绝了元老院的陈情。

393年，意大利的异教徒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冒着一切危险发动了革命。半异教徒的尤金尼乌斯皇帝，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拒绝承认他，但西方的异教徒支持他，恢复了胜利女神雕像在元老院的地位，并扬言在打败狄奥多西之后，他们将把他的马匹关入基督教的教堂。叙马库斯的女婿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安努斯（Nicomachus Flavianus）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支援尤金尼乌斯，失败后自杀身亡。狄奥多西率军进入罗马，强迫元老院下令废除各种形式的异教信仰（394年）。当阿拉里克洗劫罗马时，异教徒们认为是被他们忽视的诸神震怒，才使罗马遭受此种耻辱。信仰之争粉碎了人民的团结和士气，当侵略浪潮汹涌而至时，他们只能以相互诅咒和不同的祈祷去应对。

蛮族浪潮

斯特利考被刺杀后，奥林匹乌斯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斯特利考的部下，包括他的蛮族军团首领。在阿尔卑斯山外期待这个机会的阿拉里克立刻抓住这个好机会。他抱怨说，罗马人答应给予他的四千磅黄金尚未付清；为了获取这笔黄金，他将以最高贵的哥特青年作为人质，以示忠诚，而当霍诺留拒绝时，他立刻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抢劫阿奎利亚和克雷莫纳（Cremona），并赢得了首领已被屠杀的3万名雇佣兵的支持，随即沿弗拉米尼安（Flaminian）大道冲下，直抵罗马城门（408年）。他所向披靡，只有一个僧侣指斥他是强盗，阿拉里克却宣称是上帝指挥这次入侵，而使那位僧侣莫名其妙。惊慌的元老院，正如得知汉尼拔入侵罗马时一样，临危不知应变而采取野蛮手段，怀疑斯特利考的遗孀是阿拉里克的同谋者而将她处死。结果阿拉里克切断每条通向罗马城的道路，使罗马城几乎断绝食物的供给。不久，罗马城内人民开始挨饿，男人互相残杀，女人杀死小孩，以人肉为食。罗马最后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求见阿拉里克。代表团警告他说，有100万罗马人民准备抗拒到底。他置之一笑，并答道：“草愈浓密，愈容易铲除。”最后他态度有所缓和，答允在收到罗马城内所有的金银及有价值的动产之后立刻撤军。罗马城的使者便问道：“如此一来，我们还能留下什么呢？”阿拉里克不屑一顾：“你们的生命。”罗马人民选择作进一步的抵抗，但是饥饿迫使他们投降。阿拉里克共得到了5000磅黄金，3万磅银子，4000件丝袍，3000件皮衣，3000磅辣椒。

同时，无数蛮族奴隶逃离罗马主人，加入阿拉里克的军队。此时哥特族一位首领萨鲁斯（Sarus）叛离阿拉里克而投效霍诺留，并带去大批哥特族人，转而袭击蛮军主力。阿拉里克认为这是对所订和约的破坏，便再度率军围攻罗马城。一位奴隶为他打开城门，哥特人蜂拥而入，800年来这个伟大的城市首次被敌人攻占（410年）。连续三天，罗马城受尽掳掠，仅有圣彼得和圣保罗两大教堂幸免于难，而使在教堂内避难的难民逃过一劫。匈奴人及奴隶不受约束，数以百计的富人被屠杀，妇女遭奸淫和杀戮；横卧街道各处的尸体根本无力埋葬。数以千计的人被俘，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狄亚也是其中之一。金银被抢劫一空，艺术品被融化以取得其中的贵金属；许多奴隶认为这些财富及美丽的艺术品剥削他们的劳动、耗尽他们的血汗，而将许多雕刻及瓷器恣意毁坏。阿拉里克后来整顿了军纪，并率军南行征服西西里岛。但是就在同年，他患上热病，死在科森扎（Cosenza）。奴隶们将布森托（Busento）河的河水引走，为阿拉里克凿出一个安全而宽广的墓穴，河水最后又被引回原来的河道。为了掩盖坟墓的所在，凡是参与这项工程的奴隶均被杀死。

阿拉里克的内弟阿道夫（Adolf）被拥戴为王。他答应从意大利撤军，但是条件为将普拉西狄亚送给他为妻，同时他手下的西哥特人，作为罗马的盟友必须得到高卢南部，包括纳博讷（Narbonne）、图卢兹（Toulouse）及波尔多（Bordeaux）等地，以成为他们的自治王国。霍诺留拒绝了这门婚事，普拉西狄亚却同意嫁给阿道夫。这位哥特酋长宣称，他并不想摧毁罗马帝国，而是在保存和强化它。他率军退出意大利，并且巧妙地运用外交手腕和武力建立了西哥特人的高卢王国，首都设于图卢兹（414年），但它理论上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年之后他被刺杀。深爱着他的普拉西狄亚愿意终身守寡，但是霍诺留将她赐给一位将军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在君士坦提乌斯（421年）及霍诺留（423年）相继去世后，普拉西狄亚拥立其子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并摄政，其后25年一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才干不让须眉。

在塔西佗的时代，汪达尔便是人数众多而强大的民族，占领着今普鲁士的中部及东部地区。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时他们已经南移至匈牙利。他们的军队被西哥特人大败之后，残余的汪达尔人要求准予他们越过多瑙河而进入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大帝同意了，此后七十年间，他们便在潘诺尼亚（Pannonia）繁衍起来。阿拉里克的胜利激起了他们的想象力；阿尔卑斯山外的罗马军团回撤保卫意大利，富庶的西罗马帝国防备空虚令人垂涎欲滴。406年，大批汪达尔人、阿兰人等蜂拥越过莱茵河洗劫高卢。他们抢掠美因茨城，屠杀了许多居民。他们又往北抵达比利时，洗劫特里尔城。他们筑桥渡过默兹河及埃纳河，抢劫兰斯、亚眠、阿拉斯及图尔奈等城，几乎直抵英伦海峡。随后他们南下，越过塞纳河及卢瓦尔河，到达亚奎丹（Aquitaine），在各个城市中，他们疯狂地发泄怒气，仅有图卢兹因为该地主教埃克苏珀里乌斯（Exuperius）率兵英勇抵抗而幸免于难。他们在比利牛斯山稍作停留，随后又挥军东行，洗劫纳博讷。高卢从未遭到过如此彻底的蹂躏。

409年，他们率领10万人进入西班牙，西班牙的遭遇正如高卢及东罗马帝国一样。罗马帝国的统治带来了繁重的课税，也带来了有秩序的行政，财富集中于广大的地产上，居民沦为奴隶、农奴、贫穷的自由人；但是仅仅因为安定和法治，西班牙当时已成为罗马帝国中最富庶的省份，而梅里达、卡塔赫纳、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及塔拉戈纳等城也是罗马帝国中最富庶和最有文化的城市。但是这个看似安全的半岛也终被汪达尔及阿兰等族入侵。此后两年间，从比利牛斯山到直布罗陀海峡均遭他们抢劫，他们甚至将征服之手伸向非洲海岸。霍诺留由于不能以罗马帝国本身的力量保卫罗马帝国，遂贿赂高卢西南地区的西哥特族为帝国夺回西班牙；他们的首领瓦利亚（Wallia）通过有计划的征战完成了任务（420年）；苏维汇族退到西班牙西北部，汪达尔人则往南进入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瓦利亚将西班牙交回罗马帝国，使得不讲信用的罗马帝国外交使者蒙羞。

汪达尔人仍然渴望着征服和获取粮食，于是越境进入非洲（429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普罗克匹乌斯和约丹尼斯两人的话，那么他们是受罗马帝国非洲总督博尼费斯的邀请而来的，因为卡尼法斯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以对付他的敌手埃提乌斯，也就是斯特利考的继承者。这个故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总之，这位汪达尔国王非常干练，策划出这项计划的该撒里克是颇为自负的奴隶私生子，跛脚但健壮，自律甚严，勇敢善战，脾气暴躁，对敌残酷，但是对谈判和战争颇具天分。抵达非洲以后，他手下的8万名汪达尔及阿兰战士、妇女和小孩，立即与久已痛恨罗马帝国统治的野蛮摩尔人结合在一起；同时，受到正统基督徒迫害的多纳图派（Donatist）教徒这时也欢迎他们的到来。在罗马帝国属下的北非大约800万人口中，卡尼法斯仅能召集极少数的人协助他组建一支小型的正规军；他被该撒里克的优势人马击溃后，便逃至希波（Hippo），年迈的圣奥古斯丁激励当地人民英勇抵抗。这个城市连续14个月遭受围攻（430—431年），然后该撒里克撤军去迎战另一支罗马帝国的军队，并且大败之，结果瓦伦提尼安的使节签署一项和约，承认汪达尔对非洲的征服。该撒里克一直都遵守这项和约，直到有一天，罗马帝国军队疏忽警戒，他立即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费一兵一卒，轻取富庶的迦太基（439年）。当地的贵族及天主教僧侣的财产均被剥夺，人或被逐或被奴役；教会及教外的财产被搜括一空，他们利用严刑拷问以获知隐匿财物的地点。

这时该撒里克年纪尚轻，却是位能干的行政长官，将非洲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喜欢征战。他建立了一支大舰队，抢劫西班牙、意大利及希腊等地海岸。没有人知道他那满载骑兵的舰只，在何时何地登陆；在罗马帝国历史中，地中海西部从未遭遇如此肆无忌惮的蹂躏。最后罗马皇帝牺牲了帝国两都赖以维生的非洲谷物，而与这位蛮王缔结和约，甚至答允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为妻。即将倾覆的罗马城，还像往常一样继续着玩乐欢笑的生活。

自从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从而导致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来，已经有75年之久。他们再进一步向西缓慢移动，不像阿拉里克及该撒里克的征服，而像散布美洲大陆的移民一样，逐渐地在匈牙利及其附近定居，并且统治了许多日耳曼部落。

约433年，匈奴王鲁阿（Rua）去世，而将王位让给侄儿布莱达（Bleda）和阿提拉两人。布莱达约444年被杀——有人说是被阿提拉所害——阿提拉（哥特语“小父亲”之意）统治着多瑙河以北从顿河到莱茵河的各个部落。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尼斯对他的描写如下，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中准确的成分有多少：

他降生到世界便是要震撼各国，他是各地的灾星，有关他的谣言使全人类胆战心惊。他走路姿态高傲，眼珠滚滚转动，以致他高傲的样子处处表现于他的动作之中。他真是喜好战争，但是行动有节；善于计谋，仁慈对待请求者，对于曾受其保护的人均慈悲为怀。他的身材短小，胸膛宽阔，头部甚大；眼睛细小，胡须稀疏，散发灰光，鼻子扁平，脸色黝黑，一眼看过去，就知他系出何族。

他与其他蛮族征服者的区别，在于他重视诡计远胜于武力。他利用族人的异教迷信，神化他的君权；有关他残酷作风的夸大传闻，促成了他的胜利；最后，甚至他的基督徒敌人都称他是“上帝之鞭”，他们对他的狡诈恐惧万分，认为唯有哥特人可以拯救他们。他既不能听也不能写，但是这无损于他的智慧。他不是个老粗，他有荣誉感和正义感，往往比罗马人显得更为慷慨大方。他的生活和衣着朴素，饮食有节制，他让他的手下享受奢华，他们喜爱展示金银器皿、马具、刀剑以及证明他们妻子心灵手巧的精细刺绣。阿提拉有许多房太太，但是他轻视在罗马及拉韦纳两城某些人中流行的一夫一妻制与淫乱生活的混合体。他的宫廷是巨大的木头建筑，地面及墙壁都铺以木板，但是装饰着雕刻精美和磨光的木制品，并铺上地毯和毛皮御寒。他的首都可能是位于今布达（Buda）市的一个大村庄——布达市直到本世纪仍被某些匈牙利人称为“Etzelnburg”，即“阿提拉之市”。

这时（444年），他已是欧洲最具权威的人。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及西罗马帝国的瓦伦提尼安，均向他朝贡以换取和平，同时对帝国人民宣称是一个附庸国对帝国效劳的报酬。阿提拉既然可以召集50万人马从事征战，因此认为实在没有理由不做全欧洲及近东地区的主人。441年，他率军渡过多瑙河，攻占锡尔米乌姆、辛吉都努姆（Singidunum）、奈苏斯（Naissus），并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狄奥多西二世派军迎击，但吃了败仗；东罗马帝国只好将每年的进贡从700磅黄金提高为2100磅以换取和平。447年，匈奴人侵入色雷斯、色萨利及西徐亚，洗劫70余城，掳获数千人作为奴隶。被俘的妇女均被征服者纳为妻室，从而开始了好几代的血统混杂，使蒙古人的特征遗留在巴伐利亚人身上。这些匈奴入侵并破坏整个巴尔干半岛达四个世纪之久。有很长一段时间，多瑙河不再是东西方之间商业的主要要道，两岸的城市因之趋于没落。

阿提拉心满意足地蹂躏东罗马帝国之后，回头转向西罗马帝国，找了一个不寻常的战争借口。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妹妹霍诺里娅（Honoria），被一位大臣诱奸而逐到君士坦丁堡。为了逃走，她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将她的戒指派人送给阿提拉向他求援。别具幽默感的匈奴王却将这枚戒指解释为霍诺里娅向他求婚，他立即要将霍诺里娅据为己有，并且宣称半个西罗马帝国将是她的嫁妆。瓦伦提尼安的大臣们提出抗议，阿提拉则对罗马帝国宣战。他真正的理由，乃是东罗马帝国的新帝马西安拒绝继续向他进贡，而瓦伦提尼安也与马西安行动一致。

451年，阿提拉率领着50万人马开向莱茵河，洗劫并放火焚烧特里尔和梅斯（Metz）两城，屠杀当地居民，整个高卢屈服于其淫威之下；他不是像恺撒一样的文明战士，也不是像阿拉里克、该撒里克等基督教侵略者；他是令人敬畏而丑恶的匈奴王，是“上帝之鞭”，要来惩罚违背誓言的基督徒和异教徒。在这次危机中，西哥特族年迈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率军前来援助罗马帝国，他与其他军队一起接受埃提乌斯的指挥，双方大军在特鲁瓦附近的卡塔隆（Catalaunian）平原展开大战，这是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据说有16.2万人阵亡，其中包括英勇的狄奥多里克。西罗马帝国的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阿提拉撤军时秩序井然，胜利的一方疲惫过度，政令不一，没有追击。次年，他又再度侵略意大利。

第一座被攻陷的城池是阿奎利亚；匈奴人将它彻底毁灭，该城就此一蹶不振。维罗纳和维琴察两城受到较为仁慈的对待，帕维亚和米兰两城则以全部动产贿赂这位征服者。通往罗马城之路现已在阿提拉面前展开，埃提乌斯手下军队太少，根本无法抗拒，但阿提拉在波河停留了一下。瓦伦提尼安三世逃向罗马，然后派遣一个由教皇利奥一世和两位元老组成的代表团前去见匈奴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会谈是怎么一回事。利奥是威风的人物，对这次不流血的胜利居功最伟，历史文献仅记载着阿提拉这时撤退了。他的军中发生了瘟疫，粮食短缺，马西安皇帝也将从东方派来援军（452年）。

阿提拉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在匈牙利的首都，宣称除非将霍诺里娅送给他为妻，否则第二年春天，他将再回到意大利。这时他的后宫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伊尔迪科（Ildico），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 ）的女主角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庆祝两人婚礼的宴会上饮食极端铺张。第二天他被发现死在床上，躺在年轻太太的身边；因为一条血管破裂，喉咙中的血令他窒息而死（453年）。他的王国由诸子瓜分，但是他们均无能力保全领土，彼此之间互相猜忌，所属各族拒绝为一个混乱的领导效忠。几年之内，曾经威胁过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和高卢人，并将亚洲的印记印在欧洲人面庞上、灵魂中的帝国，终于分崩离析，消失不见了。

罗马的陷落

普拉西狄亚于450年去世，此时瓦伦提尼安三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做错事了。就如奥林匹乌斯劝霍诺留处死曾在波伦提亚阻挡阿拉里克的斯特利考一样，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也说服瓦伦提尼安杀死曾在特鲁瓦挡住阿提拉的埃提乌斯。瓦伦提尼安自己无子，十分怨恨埃提乌斯欲使自己的儿子娶瓦伦提尼安的女儿欧多西亚（Eudocia）为妻。在惊慌之中，皇帝遣人召来埃提乌斯，亲手将他杀害（454年）。宫中有一人说：“陛下，您已用您的左手，砍去了您的右手。”几个月之后，佩特罗尼乌斯诱使埃提乌斯的两名部属去杀害瓦伦提尼安，事后没有人试图惩治刺客。谋杀早已成为选举的代替手段。佩特罗尼乌斯称帝，并迫使瓦伦提尼安的遗孀欧多西亚嫁给他，又强迫欧多西亚（长女）嫁给其子帕拉第乌斯（Palladius），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普罗克匹乌斯的话，那么欧多西亚也如霍诺里娅向阿提拉求救一样，请求该撒里克的帮助。该撒里克决定响应她的求援的理由为：罗马虽曾遭阿拉里克的洗劫，但现在又已恢复以往的富庶，并且罗马军队根本无法防卫意大利。这位汪达尔的国王率领着一支无敌的舰队向罗马驶去（455年）。在奥斯蒂亚（Ostia）与罗马之间，只有手无寸铁的教皇，率领着一批教士挡住去路。虽然教皇利奥这回无法劝征服者回头，但是他得到了该撒里克的保证：不屠杀、不用酷刑、不放火。罗马城连续四天遭受洗劫，基督教堂幸免于难，但是异教神庙的宝物均被带到汪达尔的宫殿；在被抢去的宝物中包括提图斯四百年前带到罗马的所罗门王宫殿中的黄金餐桌、七叉烛台及其他圣器。皇宫中的所有贵重金属、装饰品及家具均被搬走，富人家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并被劫。数以千计的俘虏被奴役，夫妻分别，亲子离散。该撒里克将皇后欧多西亚及两个女儿带到迦太基，将欧多西亚嫁给其子亨内里克（Huneric），并应利奥一世（Leo I）皇帝的要求，将皇后及普拉西狄亚（次女）送到君士坦丁堡。总之，这次罗马城被洗劫，并非被肆意破坏，而是颇为遵循古代战争的规则。迦太基对罗马帝国于公元前146年的残酷行为，仅给予轻微的报复。

这时的意大利可谓混乱到极点。半个世纪以来的侵略、饥荒和瘟疫，使得数以千计的农庄毁灭，数千英亩的土地无人耕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土地，而是因为人力缺乏。安布罗西（约420年）曾感叹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等城的横遭蹂躏和人口减少。教皇杰拉斯（Gelasius）曾描写意大利北部广大区域的人烟荒芜。罗马城人口也在一个世纪中由150万减少到大约30万，帝国的所有大城市这时都在东方。罗马城周围的平原一度满布别墅和肥沃农庄，但居民都逃到有城墙的城镇避难。各城镇面积都收缩到只有40英亩左右，以便减少建城墙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城墙都是利用曾是意大利城市光荣的剧院、教堂、庙宇等断垣残壁砌成。罗马虽然经过了该撒里克的洗劫，仍有些财宝幸存下来，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将在狄奥多里克及伦巴底人手下恢复过来。470年，城市与乡村，元老与平民的普遍贫穷，使曾经伟大的民族志气消沉，陷入享乐主义的讽刺人生观，除肉欲和淫乐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外，对所有神祇均感到怀疑，这是一种逃避人生责任的胆小不生育主义，愤世而胆怯，指斥投降，但又回避兵役义务。在经济及人口的衰敝中，政治腐化随之而起。贵族们仅能执行事务性的工作，而无法担负治国重任；生意人仅专注于个人收入，而无法拯救这个半岛；将军们通常是以贿赂手段打胜仗而不是以武力；官僚花费庞大而贪污没有节制。高大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机已到。

帝国最后的几年，皇室平庸无能，政事杂乱无章。高卢的哥特人宣布他们的将领之一阿维图斯（Avitus）为皇帝（455年），但元老院拒绝承认，于是他转而当上主教。马约里安皇帝曾英勇奋斗，试图恢复秩序，但是被其首相西哥特人里西梅尔废黜。塞维鲁（Severas）皇帝则是里西梅尔的无能工具。皇帝安特弥乌斯（Anthemius）是位半异教徒的哲学家，无法被信仰基督教的西罗马帝国接受；里西梅尔围攻他，俘虏他，置他于死地。其后的奥吕布里乌斯（Olybrius）皇帝在里西梅尔的慈悲下统治帝国两个月（472年），但随即无疾而终，反而使里西梅尔吓了一跳。格利塞里乌斯（Glycerius）即位不久（473年）即被废。两年后，罗马由内波斯（Julius Nepos）统治。就在这时，新的一批蛮族又冲入了意大利——他们是赫鲁利、斯基、鲁吉及其他各族，他们一度在阿提拉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潘诺尼亚的一位将军奥雷斯特斯（Orestes）推翻了内波斯，而立其子罗慕路斯（绰号奥古斯图卢斯）为帝（475年）。新的入侵者要求奥雷斯特斯给予他们1/3的意大利，奥雷斯特斯拒绝后，立即遭受杀害，随即他们拥立将领奥多阿卡（Odoacer）取代罗慕路斯为帝。奥多阿卡是阿提拉手下一位大臣埃德康（Edecon）的儿子，颇有能力；他召集被恐吓的元老院，并且经由元老院提议，以东罗马帝国的新皇帝芝诺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多阿卡担任其首相统治意大利。芝诺同意了，而西罗马帝国的帝系也结束了。

没有人认为这一改变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相反，人们认为这似乎是罗马帝国的统一，就如以前君士坦丁大帝在世时一样。罗马元老院便持这种看法，并在罗马城为皇帝芝诺立像。意大利军队、政府及农民的日耳曼化，及意大利境内日耳曼人的自然繁衍已经进行得很久了，因此政治上的后果，在表面上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事实上，奥多阿卡像国王一样统治着意大利，对芝诺根本不加理会。日耳曼人已经征服了意大利，就如同该撒里克征服了非洲，西哥特人征服了西班牙、盎格鲁人及撒克逊人征服了不列颠，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一样，西方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蛮族征服的后果是难以描述的。就经济而言，它意味着再度的农村化。蛮族的生活方式是耕田、畜牧、狩猎和战争，还没有学会城市赖以繁荣的复杂商业生活。随着蛮族的胜利，西方文明的城市特性消失了7个世纪之久。就种族而言，蛮族的移民导致了不同种族的一次混合——日耳曼血统大量注入意大利、高卢及西班牙，亚洲人的血液输入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及匈牙利。人种的混合并没有神奇地使意大利或高卢人民生机旺盛。实际上，经过战争及其他形式的竞争，柔弱的个人和血统被淘汰；人人被迫去发挥体力、精力、勇气以及长期安逸生活所压制的男性气质；贫穷促成了较城市生活健康和简单的生活习惯的恢复。就政治而言，蛮族征服以一种较低的制度取代了较高的君主政体。它扩张了个人的力量，而削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保护力，个人主义和暴乱日益增加。就历史而言，这次征服摧毁了使内部腐烂的外表，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彻底重建了一套生活系统。帝国虽然享有秩序、文化及法律等优越条件，却终陷入老朽无能，失去了更新和成长的所有力量。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西罗马帝国式微，但是现代欧洲国家诞生了。在基督之前的1000年，北方的入侵者进入了意大利，征服它并与当地人民混居，借用他们的文明，经过八个世纪后，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基督之后400年，这一过程重复发生，历史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始末实在是一样的。但是，结束永远意味着开始。

第三章 基督教的演进
（364—451）

养育这个新文明的母亲便是基督教会。由于旧秩序在腐化、胆怯及忽视之中消失不见，一支由教会人士组成的生力军代之而起，以活力和技巧保卫再生的稳定和日常生活。基督教的历史性任务，便是为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制约人性的戒律，提供超自然的认可和支持，以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以及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温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以期再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或罗马的伟大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这个新宗教的奋斗史，有史诗般的雄壮，虽然它为迷信和残酷所玷污。制度和信仰都是人类需要的，要对此种制度及信仰有所了解，就必须先了解人类的需要。

教会的组织

如果艺术品是由材料组成的，那么罗马天主教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19个世纪以来，每个世纪都充满危机，但是它都能令其信徒结合在一起，神职人员跋涉天涯海角为信徒服务，养成他们的心智，塑造他们的道德，鼓励他们传宗接代，主持男婚女嫁，慰藉丧亲之痛，升华短暂的人生为永垂不朽的戏剧，接受他们的礼物，跨越异教思想和叛乱，耐心地重建构成其力量的每根破败的支柱。这个庄严的组织是如何成长的呢？

人们困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饥渴中便产生了这个组织。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言，教会带来了足以鼓舞从容就死的信仰和希望。这种信仰变成了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为之牺牲或杀害其他生命。在希望的磐石之上，教会建立了起来。起先只是信徒的简单组合，一种集会（ecclesia）。每个集会或教会选举一个或更多的教会长老或教士领导他们，选举一位或更多的读经者、助手、副执事和执事以协助教士。随着信徒日众，事务也变得更加繁杂，会众便在每一个城市选举一位教士和俗人（layman）为监督或主教（episcopos），以协调他们的职责。随后，主教数目愈来愈多，他们自己也需要管理和协调。因此，4世纪便有了管理主教和一省内各个教会的大主教——总主教（archbishop）、都主教（metropolitan）或首席主教（primate）。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及罗马等城市，这些教士阶级之上是宗主教（patriarch）。在宗主教或皇帝的召集之下，主教和大主教们集会举行宗教会议（synod）。如果这项会议只代表一个省，那么便叫作省区会议（provincial）；如果它只代表东方或西方，那么便称作全国教区会议（plenary）；如果是代表东西两方，则是公会议（general）；如果会议的决定对所有基督徒都有拘束力的话，那便是全基督教教会会议（ecumenical）——也就是适用于普世（oikoumene），或是全部基督徒居住的世界。偶然会议所达成的团结，使教会得到了公教会（Catholic）之名，即普遍之意。

这种组织的力量，终究是依据于信仰和声望的，它需要对教士生活给予某些限制。在基督教建立的最初3个世纪中，教士们并不一定要独身。如果他在被授予圣职之前已经结婚，则他可以与太太共同生活，若是独身，他在接受圣职之后便不能结婚；结过两次婚或是娶了寡妇、离过婚的妇女或纳妾的人均不能担任圣职。就像大多数社会一样，教会也为极端分子所困扰。某些基督教的狂热分子，为反抗异教道德中对性欲的放纵，以圣保罗的一段话为依据，认为两性之间的任何性交均是有罪的；他们指斥结婚，对于结了婚的教士更是痛恨。在根拉（Gengra）举行的省区会议（约362年）上，便指责这种观点是异端邪说，但是教会仍然逐步要求教士维持独身。各个教会都收到越来越多的财产捐赠，偶尔一位结婚的教士，会设法将捐赠的财产以自己的名字登记，而将其转送给自己的子女。教士结婚、通奸或其他不名誉的事件，减低了人们对教士的尊敬。386年，罗马一次教会会议劝请教士们完全节欲。一年之后，教皇西利斯（Siricius）命令开除任何已婚或继续与太太一起生活的教士。哲罗姆、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三人都支持教皇的这项命令。经过一个世代的不断抗拒，这道命令在西方曾经有短暂的时间执行成功。

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除了须将理想与继续生存调和外，便是寻找出一种与当局并存的方法。教会组织兴起，与政府官员并肩存在，造成了一种权力争夺，和平的先决条件乃是一方屈服于另一方。在东方，教会屈服于国家权力之下；而在西方，教会则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然后为主宰地位而努力。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教会与国家的合一，导致了基督教道德的深刻修正。德尔图良（Tertullian）、奥利金（Origen）及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等教会人士，都曾教导说战争总是不合法的。但这时在国家保护之下的教会，对于那些它认为保卫教会或国家所必需的战争则不再反对。教会本身并没有武力，但是当需要使用武力时，它便会请求“俗世的力量”去执行它的意旨。教会从政府和个人那里收受了许多的金钱、教堂、土地等礼物，它变得富庶了，需要国家保护它的各种财产权。即便政府垮台，它仍保有其财富；哪怕是信奉异端邪说的蛮族征服者，也很少抢劫教会。《圣经》的权威很快便能与武力相抗衡了。

异端信徒

最令教会组织厌烦的工作，便是阻止异端邪说——与教会会议决定的基督教信念相违背的思想——的繁衍而导致的教会分裂。教会一旦获胜之后，便不会提倡容忍；教会对信仰上之个人主义的敌视，就如同国家对分裂或反叛的看法一样。无论是教会还是异端教派，都不是以纯粹神学的眼光来看异端思想。所谓异端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试图脱离帝国统治的叛乱地区所树起的思想旗帜而已。因此，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希望使叙利亚和埃及脱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而多纳图派则想使非洲脱离罗马的统治。而且，因为这时教会与国家已是一体，他们既反对国家，也反对教会。正统教派反对民族主义，而异端教派为它辩护；教会努力维持中央集权和团结，而异端教徒则争取地方独立和自由。

异端的一派阿里乌斯派虽在帝国之内被压制，却在蛮族中得到众多信徒。哥特人于3世纪侵略小亚细亚时俘虏了一些罗马人，基督教即首次被带给条顿族。所谓使徒乌斐拉（Ulfilas）其实不能算是使徒，他是卡帕多细亚一名基督徒俘虏的后代，他出生并生长于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地区。约341年，他被尼科美底亚的阿里乌斯派大主教尤西比乌封为哥特人的主教。当哥特人的酋长阿塔纳里克（Athanaric）迫害辖境内的基督徒时，乌斐拉得到了信奉阿里乌斯派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准许，而将当地的基督徒带过多瑙河，进入色雷斯。为了教导并发展信徒，他耐心地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哥特语。但因为哥特人还没有文字，于是他依据希腊文而造出哥特语的字母，他译的《圣经》是条顿语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乌斐拉信仰虔诚，道德高尚，使哥特人对于他的智慧和诚实产生很大的信心，因此他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顺利地为他们所接受。正当其他蛮族于4世纪和5世纪时从哥特接受基督教时，几乎所有帝国的侵略者都信奉阿里乌斯派，他们在巴尔干半岛、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及非洲等地建立的新王国，也都奉阿里乌斯教派为国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在信仰上仅有一点点的分别而已：正统教派认为基督与天父上帝完全一致（homoousios），而阿里乌斯派认为基督与天父上帝只是相似（homoiousios）。但是，在5世纪和6世纪的政治中，这点区别却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由于这种偶然的关联，阿里乌斯派一直坚持其阵地，直到信奉正统教派的法兰克人在高卢推翻了西哥特人，贝利萨留斯征服了汪达尔人统治的非洲和哥特人统治的意大利，及雷卡雷德王（Recared）改变了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的信仰。

我们今天无法对这个时期困扰教会的各种异端教派感兴趣——优诺米派（Eunomian）、阿诺明派（Anomean）、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马其顿尼派（Macedonian）、撒伯里乌派（Sabellian）、马萨利安派（Massalian）、诺瓦替安派（Novatian）、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我们只能悲悼人们为之而死的各种荒谬思想。摩尼教不会比波斯的上帝与撒旦，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更像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它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祆教，但是受到两者的剧烈抨击。它非常坦诚地面对邪恶的问题，及在一个上帝统治下的世界，充满了显然不应有的苦难问题；而自觉有必要假设一位与善共永恒的恶神（Evil Spirit）。4世纪，摩尼教在东方及西方获得了许多信徒，好几位罗马皇帝采取残酷的手段压制它。查士丁尼大帝对信奉该教的人处以死刑。逐渐地，它势微了，但是它对以后的异端，如保罗派（Paulician）、鲍格米勒派（Bogomile）及阿尔比派（Albigensian）都留下了影响。385年，一位西班牙的主教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被控宣扬摩尼教和全面独身主义。他否认这些指责，但是最后还是在特里尔接受篡夺帝位的马克西姆斯的审讯，原告是两位主教。他被判有罪，虽然圣安布罗斯及圣马丁对判决提出抗议，但他及数位同伴还是被处以火刑（385年）。

就在教会面对这些攻击时，在非洲，它差一点被多纳图派推翻。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图（315年）否认有罪的教士所执行的圣礼是有效的，教会不愿因教士的道德操守冒太大的风险，很聪明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是异教思想还是迅速地在北非传播，它受到穷人的热心支持，而种种神学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社会反抗。罗马皇帝们对这一运动大为震怒，下令对参加运动的人课以高额罚金，并且没收财产，剥夺多纳图派买卖及赠送财产的权利，派军将他们赶出教堂，将教堂交给正统教派的教士。既是基督徒又是共产者的革命分子，以潜巡者之名组织起来。他们谴责贫穷和奴隶制度，取消债务，解放奴隶，并试图恢复原始人类神话般的平等。当他们看见奴隶们拉着车子，他们便叫奴隶坐在车上，而令主人拉车。通常他们从事抢劫，当他们遭到抗拒被激怒时，便将石灰撒入富人或正统教派信徒的眼中，使他们失明，或者用棍棒将他们生生打死；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人死去，他们则欢呼庆祝，相信死后他必上天堂。狂热终于完全俘虏了他们；他们自首，供认是异端信徒，以期能殉道；他们挡住旅人，请求他杀死自己；以至当他们的敌人厌倦于照他们的话去做时，他们便跳入火堆，或从悬崖跃下，或是蹈海自尽。奥古斯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抗多纳图派，有一段时间几乎成功了。但是当汪达尔人抵达非洲时，多纳图派异端又大批出现，为正统教派教士的被逐欢欣鼓舞。一种强烈的派别仇恨作为传统牢牢地传下来，当阿拉伯人到来时（670年），竟然根本找不到团结一致的抵抗力量。

而此时英国神学家佩拉纠（Pelagius）正对原罪（original sin）信条发动攻击，而使欧亚非三洲震惊。叙利亚的聂斯脱利（Nestorius）也正就“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提出疑问，而可能殉教。他曾是莫普苏埃斯提亚（Mopsuestia）的西奥多（Theodore）的学生，西奥多差不多写完了《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 ）。西奥多认为《约伯记》是采自异教的一首歌；《雅歌》（Song of Songs ）则是颇为明显地富于情爱的祝婚诗歌；《旧约》中许多被认为指向耶稣的预言，实际上只是指向基督教以前的事件；玛利亚并非上帝之母，而是耶稣肉身人性之母。聂斯脱利最后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428年），他的能言善辩吸引了群众，但他严厉的教条主义招来了敌人，而使他们有机会采取西奥多关于玛利亚的观点。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如果耶稣是上帝的话，那么玛利亚便是生上帝的（theotokos），即上帝之母。聂斯脱利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他说玛利亚只是基督肉身人性之母，而非神性之母。他建议最好称她为基督之母（Mother of Christ）。

429年复活节，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塞瑞尔在布道时，宣布了正统教派的信条——玛利亚并不是上帝的真正母亲，而是具形的基督或神道之母，它包含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教皇切莱斯蒂内（Celestine）一世因为收到了塞瑞尔的一封信，而在罗马召集一次会议（430年），要求将聂斯脱利解职或是勒令其收回所发表的观点。当聂斯脱利拒绝时，在艾菲索斯召集的一次大公会议（431年）不但解除了他的职位，并且将他开除出教会。许多主教对此提出抗议；艾菲索斯的居民却是欢欣鼓舞，当时的情景一定令人忆起对阿尔忒弥斯女神的回忆。聂斯脱利获准退休到安条克，但是由于他继续为自己辩护并要求复职，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将他贬逐到利比亚沙漠中的一个绿洲。他在那儿过了许多年，最后拜占庭宫廷可怜他，下诏赦免他。使者发现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约451年）。他的徒众退到叙利亚东部，建立教堂，并在埃德萨（Edessa）设立一所学校，将《圣经》、亚里士多德及希腊名医盖仑的著作译成叙利亚文，以推动穆斯林对希腊科学、医术及哲学的认识。由于受到了皇帝芝诺的迫害，他们越境进入波斯，在尼西比斯（Nisibis）开办了一所颇有影响力的学校，在波斯当局的容忍之下，逐渐发展兴盛，并且在巴尔赫（Balkh）、撒马尔罕（Samarkand）、印度及中国等地建立团体。其教众散布亚洲各地，到今天依然存在，并坚持谴斥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

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座修道院院长优迪克（Eutyches），宣扬这个混乱时期最后一个重要的异端思想，同时也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异端学说。优迪克认为基督并不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只有神性而已。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弗拉维安召集一次宗教会议，指责此种基督一性说为邪说，并将他逐出教门。优迪克向亚历山大及罗马两城的主教申辩，继承塞瑞尔为亚历山大城主教的狄奥斯科拉斯（Dioscoras），劝皇帝狄奥多西在艾菲索斯召开另一次教会会议（449年）。宗教附属于政治，亚历山大城教区继续与君士坦丁堡教区相争；优迪克最终被判无罪，而弗拉维安受到了猛烈的舆论攻击而去世。这项会议决定对任何认为基督有神性及人性的人发出驱逐令。教皇利奥一世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发出数封函件（史称Leo’s tome ）支持弗拉维安。利奥在听到其使者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指责该会议是强盗会议（Robber Synod），并拒绝承认其决议。此后在卡尔西登（Chalcedon）举行的另一次会议（451年）赞扬利奥在信中表达的观点，谴责优迪克，重申基督的人性及神性。但是这次会议的第二十八项规定，确定了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地位平等。利奥一直为争取其职权的最高地位而奋斗，认为这是教会团结及保持权威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拒绝这项规定，因此两大教区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使得混乱情势更为严重的，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多数基教徒都拒绝接受基督一人身兼神性和人性的信条。叙利亚的教士仍然继续传播一性学说，一位正统教派的主教被派到亚历山大城，他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那天在教堂中被撕成碎片。这以后，一性教（Monophysitism）成为了信奉基督教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国教；6世纪盛行于叙利亚西部及亚美尼亚。而景教（Nestorianism）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东部继续发展。宗教反叛的成功加强了政治上的叛乱，7世纪时，来势汹涌的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近东，有一半的人将他们当解放者看待，以使自己脱离拜占庭在神学、政治及财政上的暴政。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

·罗马

4世纪时，罗马各主教的表现，无法使人对教会有良好的印象。西尔维斯特（Sylvester）以改变君士坦丁大帝的信仰而闻名于世，教会方面描述他收到了由君士坦丁赠送的几乎整个西欧世界，但是他的作为不像是拥有半个欧洲。尤利乌斯一世坚决认为罗马教区拥有最高的权威；但利贝里乌斯，由于懦弱或老迈，屈服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阿里乌斯教派的命令。在他死后，达马苏（Damasus）和乌尔西努斯争夺教皇地位，他们由不同的群众支持，这一点显示出浓厚的罗马式民主传统。光是一天在某教堂内的一次冲突中，就有137人被打死。当时任罗马治安官的异教徒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将乌尔西努斯放逐，达马苏用权术快乐地统治了十八年。他是位考古学家，罗马殉教者的坟墓都被他装饰了美丽的题字；对他不敬的人则说他是女人的搜刮者（auriscalpius matronarum）——为教会向罗马的贵妇骗取财物的专家。

称为大教皇的利奥一世经历了一个危机时期（440—461年），凭着勇气和政治手腕，他使罗马教区的权力和地位达到高峰。当普瓦捷（Poitiers）的希拉里（Hilary）与另一位高卢主教发生争执而不接受他的裁决时，利奥下令强制执行。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下了一道划时代的敕令，确定罗马主教对所有基督教会均有管辖权。西方的各主教大致对此均予以承认，而东方的主教们则加以抗拒。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城等主教，均主张与罗马主教平起平坐。东方教会的激烈争执依然如故，绝少理会罗马主教。通信及旅行的困难，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使东西教会日益分离。在西方，罗马教皇甚至在世俗事务方面也逐渐居于领导地位。在非宗教性的事务中，他们隶属于罗马政府和治安官，到7世纪为止，他们的当选均须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是东罗马帝国离得太远，西罗马帝国统治者懦弱，使教皇的地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皇帝及元老院在侵略面前退缩、而政府又面临崩溃时，教皇们不畏不惧地坚守岗位，他们的声望因之迅速高涨。西方蛮族皈依基督教，更大大扩张了罗马教区的权威和影响力。

随着富人和贵族家庭摒弃异教转奉基督教，罗马教会所分享的西罗马帝国首都的财富也越来越多。阿米阿努斯很惊奇地发现罗马城的主教在拉特兰宫（Lateran）生活得俨然像个王公，出行时的排场仿佛皇帝。这时（400年），华丽的教堂点缀着罗马城，一个灿烂的社会形成了，高雅的主教们愉快地与盛装的妇女厮混，并且协助她们订下遗嘱。

虽然信奉基督教的民众在剧院、竞技场等场合，仍与异教残余分子杂处，但少数的基督徒勉力过着合乎福音书的生活。亚他纳修主教将两名埃及教士带到罗马；他写了安东尼的一本传记，鲁菲努斯则为西罗马帝国印行一本东罗马帝国的修道院史。安东尼、施诺乌迪（Schnoudi）和帕科米乌斯（Pachomius）等人的圣行影响了许多虔诚的人；西克斯图斯三世（Sixtus III）和利奥一世两位教皇在罗马建立了修道院；有些人虽然居住在自己家里，但也接受了贞洁及守贫的修道院戒律。富有的罗马女人，如马塞拉、波拉及梅兰尼亚家族三代人，都将他们大部分金钱花在慈善上，并建立医院及女修院，前往东方朝见那里的教士，并且对自己异常严苛，以致某些人死于严酷的自律。罗马城的异教人士抱怨说，这种基督教实与家庭生活相违，同时有害于婚姻制度和国家的生机，因此禁欲主义的最主要支持者遭到严厉的批评——此人乃是基督教会史上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圣哲罗姆

他约340年生于阿奎利亚附近的斯特里多（Strido），可能是达尔马提亚（Dalmatian）人。他的名字Eusebius Hieronymus Sophronius，即“可敬的、圣名的哲人”。他在特里尔和罗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拉丁经典有相当的研究。他对拉丁文的喜爱程度，令他颇有罪恶之感，但他是个积极而热诚的基督徒。他与鲁菲努斯等朋友在阿奎利亚创立了一个苦修会，宣扬至善的告诫，结果那里的主教谴责他对人类天生的弱点没有耐性。他则指责这位主教无知、残酷、邪恶，与他所领导的群众正相配——一艘破烂船只的笨拙舵手。圣哲罗姆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理会阿奎利亚的罪恶，而起程前往近东，并住进了安条克附近哈尔基斯沙漠中的一座修道院（374年）。当地恶劣的气候令他们难以忍受，结果有两个人去世，圣哲罗姆自己有一阵子也濒临死亡。但他毫不灰心，离开了修道院，到一处隐修所去做隐士，偶尔研究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著作。他随身带来了全部藏书，因无法远离像美丽女郎般诱惑着他的诗歌和散文。他对这件事的记载显露出中古式的想象力。他梦见他已逝世，而被拉到判官的席前：

我被问及我的身份，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判官说：“你说谎，你是西塞罗的信徒，不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我立刻哑口无言，（然后我感到）鞭子的抽打——因为判官已下令鞭打我……最后旁观者跪在判官的膝前，请求他原谅我的年轻无知，并给我机会去悔悟我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再度阅读异教徒作家的书籍，便将遭受最严厉的折磨……这个经验不是甜美或是无聊的梦……我确认我的双肩都已黑青，我在醒后许久还可感到身上的淤伤……此后我阅读有关上帝书籍的热诚，远大于我阅读一般著作的热诚。

379年，他回到安条克，被任命为教士。382年，他在罗马担任教皇达马苏的秘书，并受教皇之命致力《新约》的拉丁文译本。他这时仍然穿着隐士的褐色袍子和外衣，在奢华的教廷中过着禁欲的生活。虔诚的马塞拉和波拉两人，延请他作家庭中的精神顾问。他的异教徒批评者认为他周旋于妇女之间，实与他的热衷颂扬独身主义和贞操不相符合。于是，他以不朽的句子讽刺当时的罗马社会：

以胭脂涂颊和以莨蓿抹眼的女人，她们脸上擦满粉……不论年纪多大都不认老；头上装饰着借来的发辫……在孙儿面前行动像害羞的少女……异教寡妇夸示着丝质衣服，以发光的珠宝装扮自己，且散发麝香……其他妇女穿上男人服装，头发剪短……以生为女人而脸红，而喜欢看起来像阉人……有些未结婚的女人利用药物防止受孕，这简直是将人类在怀胎之前即予谋杀；其他的一当发觉自己犯罪而怀胎，便以药品堕胎……但是有些妇女说：“对于纯洁者，所有事物都是纯洁的……我为什么要避开上帝要我享受的食物呢？”

他以一种颇具鉴赏力的眼光叱责一位罗马妇女：

你的衣服故意撕破……你的双乳包在麻布条子中，你的胸部裹在紧紧的带中……你的披肩有时落下，以便显露你雪白的双肩，然后又匆匆掩盖故意露出的地方。

他除了有道德家的偏见之外，还兼具文学家的夸张，又如将案件极力扩大的律师那样夸夸其谈。他的讽刺文章令人忆起另一位罗马作家朱维纳尔（Juvenal）。像茹安尤维一样，圣哲罗姆总是公平、无畏和毫无保留地指责。当他发现基督徒竟然也纳妾，甚感震惊，尤其当他获知纳妾是在所谓实施贞洁不易的借口下存在，更感震惊。“这种‘极受宠爱的姐妹’是从哪儿来而进入教会呢？这些没有结婚的太太来自何处？这些新奇的妾妇，这些只供应一位男人的妓女，她们是与男性朋友共居一屋？经常共眠一床？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话，他们却说我们是多疑。”他抨击那些可能协助他登上教皇宝座的罗马教会人士。他嘲笑那些与时髦人士为伍、既卷发又喷香水的教会士人；他也讥讽某些教士黎明即起，前往拜访尚未起床的妇女，希望取得她们的遗赠。他谴责教士结婚及他们不守本分的性生活，极力为教士的独身主义辩解；他认为唯有修道僧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免于财、色和傲气。他有意大利冒险家卡萨诺瓦（Casanova）一般的辩才，呼吁人们放弃一切而跟随基督，要求基督徒妇女依照律法的规定，将第一胎献给上帝，并劝导他的妇女朋友，如果不能进入女修院，至少在家中生活得要像处女。他几乎认定婚姻是罪恶。“我赞扬婚姻，只因为它能为我带来处女”。他建议“用处女之斧砍倒婚姻之树”，并且将独身使徒约翰的地位，提至有太太的彼得之上。他最有趣的一封信（384年），是给一位叫尤斯托基乌姆（Eustochium）的女孩的，信中谈论了处女的乐趣。他并不反对结婚，但是他认为避免婚姻的人，可以避开罪恶之境、痛苦的怀孕、哭叫的婴孩、家庭的琐事或嫉妒的折磨。他承认纯洁之道也是难行的，贞洁的代价是时常警觉：

贞洁可能在一念之间失去……朋友，要选脸色苍白和因禁食而消瘦的人……希望你的禁食日日实行。每晚以泪洗床和湿润卧榻……让你自己的房间保护你；让新郎和你在里面玩乐……当你进入梦境时，它就会来到墙后，将它的手穿过门，触及你的小腹。然后你醒来起床时会叫道：“我思爱成疾。”你就会听到他回答：“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闭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圣哲罗姆说这封信的公开“遭到如雨点般的石块的欢迎”，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在这些奇异的劝诫中，有种病态的色欲存在，其作者显然尚未免于欲念的困扰。几个月之后（384年），年轻而禁欲的布勒西拉（Blesilla）去世，许多人指责圣哲罗姆教给她的严厉守则。有些异教徒建议，将他及罗马的所有修道士投下台伯河（Tiber）。但是他依然故我，写了一封既安慰又充满斥责的信，给悲伤万分的那位母亲。同一年教皇达马苏过世，其继位者并没有任命他继续担任教皇的秘书。385年，他离开了罗马，带着布勒西拉的母亲波拉和其妹妹尤斯托基乌姆同行，他在伯利恒（Bethlehem）建立一家修道院，自任院长，另外设立一座女修院，先后由波拉及尤斯托基乌姆主持。此外他还成立一所由僧侣和修女一同礼拜的教堂和一个招待所，以供前往圣地（Holy Land）朝圣的信徒住宿。

他自己生活在一座山洞中，并将书籍收藏在那里，专心读书、写作和从事管理工作，在这里度过34年直至去世。他曾与克里泰斯托姆（Chrysostom）、安布罗西、佩拉纠及奥古斯丁等人笔战。他曾就决疑论问题及《圣经》解释等，写了约50种著作，他的著作充满武断的教条思想，但是气势逼人，甚至他的敌人都热心地阅读。他在伯利恒创办一所学校，他自己谦虚而自由地教导小孩许多科目，其中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这时已是一位心志坚定的圣徒，因此觉得可以再度阅读年轻时所摒弃的古典作家。他再度学习希伯来文。他是在第一次停留于东方的时候开始研究希伯来文的；历经18年的耐心研究，他终于完成了庄严而铿锵的《圣经》拉丁文译本，这便是所谓的《拉丁圣经通俗译本》（Vulgate ），这是4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成就。就像任何大篇幅的著作一样，这个译本也有错误和一些不合常规的语法，而使主张语文规范的人感到不满；但是这个译本，成为了中古时期神学和文学的语言，将希伯来的感情和意象注入拉丁模型，给予文学上千条雄辩有力的高贵词句。圣哲罗姆的翻译，大体上是直接从原来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翻译；然而有时他是从阿奎拉（Aquila）、叙马库斯或提奥多提昂（Theodotion）等人的希腊文译本翻译。他的译本曾于1592年和1907年加以修订，目前仍然是罗马天主教世界标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所谓“杜埃圣经”（Douai Bible）乃是此一拉丁译本的英文本。拉丁世界对于《圣经》的认识就此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圣哲罗姆之所以为圣徒，是因为他过着禁欲的生活，终身奉献给教会。就性格和言词而言，他实不能算是圣徒。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位伟大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激烈的仇恨、偏见和引起争议的过激言行。他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是犹大、撒旦，对于他，地狱将永远无法给予适当的惩罚。他描述威严的安布罗西是位“畸形的乌鸦”。为了给他的老友鲁菲努斯找麻烦，他对于已故的奥利金穷追不舍，迫使教皇亚他纳修正式谴责奥利金（400年）。我们也许可以原谅肉体上的一些罪，却不能原谅心灵上这种刻薄的表现。

他的批评者立刻对他加以抨击。当他教授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时，他们便指斥他是异教徒；当他随着一位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时，他们便指控他转信犹太教；当他将其著作献给妇女时，他们便将他的动机描写为金钱上的或更坏的原因。他的晚年并不愉快，蛮族侵入近东，蹂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395年）。“多少修道院被他们抢劫，多少河流被鲜血染红！”他悲伤地得到一个结论：“罗马世界已经衰落。”当他还在世时，他所喜爱的波拉、马塞拉及尤斯托基乌姆等人相继死亡。由于生活简朴，他骨瘦如柴，佝偻着背，夜以继日地进行各项工作。当死神降临时，他正写着有关《耶利米书》（Jeremiah ）的评论。他是个伟大而非善良的人，像尤维诺尔一样刻薄的讽刺家，像塞涅卡一样能说会道的作家，一位学术和神学上的斗士。

·基督教斗士

圣哲罗姆与奥古斯丁是一个特殊时代中最伟大的一对。早期基督教会的教父中，仅有9人被尊为教会博士（Doctors of the Church）：东方有亚他纳修、巴西勒（Basil）、格列高利·纳齐安（Gregory Nazianzen）、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和大马士革的约翰；西方有安布罗西、圣哲罗姆、奥古斯丁和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安布罗西的一生，说明基督教能够吸收一个时代里，可能为政府服务的第一流人才。他出生于特里尔，是高卢治安官之子，根据家里的传统，他注定要从事政治生涯，我们听到他后来担任意大利北部一个省的总督，当不至于感到惊奇。因为他住在米兰，所以与西帝国的皇帝保持密切的接触，皇帝在他身上发现了昔日罗马人的正确判断、行政能力及平稳、勇气等特性。在他获知敌对的各党派正集合大教堂以便选出一位主教时，他匆匆赶到现场，用话语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混乱。当各党派无法共同推举一位候选人时，有人建议选安布罗西。他的名字一提出，立刻得到人们一致热烈拥戴。虽然这位总督表示异议，并且他未受洗，但是他仓促间还是接受了施洗，先后被授以执事、祭司、主教等职，为时一星期（374年）。

他以政治家的威严和驾驭能力执掌圣职。他摒弃了政治地位的虚饰，过着足以为表率的简朴生活。他将自己的金钱和财产给予穷人，将其教堂中的一个圣盘出卖以赎回战俘。他是竭力维护《尼西亚信经》的神学家，也是以布道感化奥古斯丁、使其皈依基督教的演讲家，他也曾为教会写下最早的一些崇高的圣诗。他还是一位法官，其学问和廉洁令腐化的俗世法庭感到羞耻。他也是外交家，担负着教会和政府所赋予的艰难使命。他更是严守纪律的人，他支持教皇，但令教皇失色，他曾令狄奥多西皇帝悔悟，并操纵另一位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政策。这位年轻的皇帝有信奉阿里乌斯异端教派的母亲查斯蒂娜，她试图为一位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取得米兰的一所教堂。安布罗西的会众日夜守着这个被包围的教堂，静坐抗议皇太后要求交出教堂的命令。奥古斯丁说：“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模仿东方各省份的习惯，也就是唱圣诗和歌曲，以使人们免于长时和悲伤地守夜带来的疲倦。”安布罗西与皇太后打了著名的一战，终于赢取了重大的胜利。

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拉（Nola），波利努斯则代表较温和的基督教圣徒。他出生于波尔多市，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庭，娶了一位门第相当的小姐。他曾拜在诗人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门下，后来参与政治，迅速得到升迁。突然间他想到要远离这个世界，便卖掉财产，将所得大部分分给穷人，只留下自己简朴生活所需的一切。他的太太特拉西娅（Therasia）同意跟他住在一起，做他“贞洁的基督里的姐妹”。由于这时西罗马帝国尚未有修道院建立，于是他们以在诺拉的简朴的家为私人修道院，在那里一住35年，禁绝肉食和酒类，每月都禁食许多天，以便能从财富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感到很快乐。他年轻时的异教朋友，尤其是他的老师奥索尼乌斯，都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在躲避俗世生活的各种责任而加以反对，他的答复是邀请他们来分享他的幸福。在一个充满仇恨和暴乱的世纪中，他自始至终都保持容忍的精神，最后参加他葬礼的，除基督徒外，还有犹太人和异教徒。

波利努斯可以写很迷人的诗歌，但是不常写。最能表达这个时代基督教观点的诗人，是西班牙的奥雷利乌斯·普鲁登提乌斯·克莱门斯（Aurelius Prudentius Clemens）。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两人的作品中充满已死的诸神，而普鲁登提乌斯则是利用古代的韵律，歌唱新鲜而活生生的题材。《殉教者的故事》（Book of Crowns ），每天每时颂扬的圣诗，对叙马库斯请愿胜利之神雕像的韵文答复。在最后这首诗中，他请求皇帝霍诺留废除角斗士的格斗。他并不憎恨异教徒，他对叙马库斯甚至对朱利安，都有称扬的话。他也请求基督徒们不要毁坏异教的艺术品。他与克劳狄安一样赞赏罗马，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一个人在大部分的欧洲世界中都受到同样法律的保护，到处都安全；“不论我们在何处，大家都像同胞一样生活在一起”。在这位基督徒诗人中，我们捕捉到了罗马的成就与威风的最后一声回音。

这时的高卢已有相当高的文明水准，这实在是罗马很大的荣耀。与文学上的奥索尼乌斯和西多尼乌斯相辉映的，是4世纪时高卢的几位伟大主教：普瓦捷的希诺里、兰斯的雷米（Remi）、奥顿的尤弗洛尼乌斯（Euphronius）、图尔的马丁。希诺里是《尼西亚信经》最活跃的护卫者之一，曾写了12卷的论文以说明三位一体的正确。在他普瓦捷的座堂，他过着一种虔诚教士的标准生活——清早起床，接见所有访客，倾听怨言，调解纠纷，做弥撒，讲道，教书，口授信件或亲自写信，吃饭时听着读经，每天都从事一些劳动，例如耕种或为贫民织衣。真是一位典型的教士。

圣马丁不仅留下一个名字，今天法国有3675座教堂和425个村庄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约316年，他出生在潘诺尼亚，12岁时想当修道士，但是15岁时被父亲强迫从军。他是不平凡的军人——将薪水送给贫民，协助苦难者，谦虚而耐心，似乎要将军营变成一座修道院。在军中服役5年后，他终于实践了理想，到修道院去过修道士的生活，起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到普瓦捷，靠近他所爱的希诺里。371年，图尔的居民争吵着要他当他们的主教，而毫不理会他褴褛的衣服和蓬乱的头发。他同意了，但是坚持过修道士的生活。在距离图尔市两英里的玛尔莫提尔（Marmoutier），他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召集八十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认为一位主教不但要做弥撒、讲道、执行圣典、募集基金，还要供应饥饿者饮食，为衣不蔽体者提供衣服，访问病患，救助不幸。高卢人民对他爱戴非常，以至各地都流传着关于他奇迹的传说，甚至有他曾使六个人复活的故事。他成为了法国的守护神之一。

圣马丁在普瓦捷所建立的修道院（362年），是高卢当时相继成立的许多修道院的鼻祖。由于修道院的这种思想，通过亚他纳修所写的《安东尼传》（Life of Anthony ）及圣哲罗姆高声呼吁实行隐士生活而输入罗马，因此西方首先采取最艰苦和最孤独的修道院生活方式，并试图在较严寒的气候中，去实践埃及修道士的各种苦行。一名叫乌尔菲莱克（Wulfilaich）的修道士，曾在特里尔市的一根圆柱上生活了好几年，双腿双足赤裸。冬天时脚趾指甲脱落，胡须挂着冰柱。圣塞诺克（St.Senoch）在图尔市附近，将自己圈在窄窄的四面墙之间，身体的下半部根本无法活动。他在这种情形下过了许多年，成为当地民众尊敬的圣徒。圣约翰·加西安（St.John Cassian）带来了帕科米乌斯的看法，以平衡安东尼走火入魔的观念。他受到克里索斯托姆布道的启发，而在马赛成立一所修道院和女修院（415年），并写下西罗马帝国第一套修道院生活的戒律。在他死前（435年），在普罗旺斯（Provence）一地便有约5000名修道士依据他订的戒律生活。400年后不久，圣霍诺拉图斯（St. Honoratus）和圣加普拉修斯（St. Caprasius），在戛纳（Cannes）对面的莱林斯（Lérins）岛上建成一所修道院。这些修道院训练人们从事合作性劳动、读书和研究学问，而不是令他们做出孤独的奉献。它们成为了神学学校，并且大大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当圣本笃（St. Benedict）所订下的规章，于下一世纪传到高卢时，它以加西安立下的传统为基础，建立了历史上最慈善的修道会之一。

信奉基督教的东方

·东方的修道士

由于基督教会不再是一群专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而成为统治数百万人的一个组织，它对人类的弱点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观点，并且容忍，有时甚至分享这个世界的快乐。有少数基督徒认为这种降格，是对基督的背叛。他们决意以贫穷、贞洁和祷告进入天堂，因此完完全全退出这个世界。也许是阿育王（Ashoka）的传教士（约公元前250年）将佛教的修道生活方式及理论和道德等带到了近东；在基督教之前的苦修者，如埃及塞拉皮斯（Serapis）神的苦修士，或是犹太艾塞尼（Essene）苦修会，都可能将严厉的宗教生活的理想和方法传给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两人。修道生活对于许多人而言，是躲避蛮族入侵而带来的混乱和战争的避难所，住在修道院或沙漠中的隐居处，就不会有税捐、服兵役、婚姻纠纷、劳苦的工作。修道士并不一定会被授予圣职，经过几年的和平后，就会有永恒的幸福。

很适合修道生活的埃及，到处都有隐士和修道士，不是遵奉安东尼的孤独修道戒律，便是服从帕科米乌斯在塔本内（Tabenne）所建立的团体生活。尼罗河两岸充斥着修道院和修女院，有些人数达3000人之多。在所有隐士当中，以安东尼最为著名。在独身流浪一段时间后，他将自己的隐居处固定在红海附近的科尔齐姆（Kolzim）峰上。敬仰他的人终于找到他，并模仿他虔诚的修道生活，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将自己的隐居处靠近他的隐居处。在他去世之前，这片沙漠已住了许多他的精神后裔。他甚少梳洗，活了105岁。他曾婉拒君士坦丁大帝的邀请，但是在90岁那年，他跋涉到亚历山大城，支持亚他纳修对抗阿里乌斯教派。不如他著名的是帕科米乌斯，他（325年）建立了9所修道院和1座女修院；偶尔会有7000名修道士聚在一起庆祝某一圣日。这些修道的男女既工作，也作祷告。他们定期顺着尼罗河，航行到亚历山大城售卖他们的产品，购买必需的物品，并参与政教斗争。

在这些苦修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有些人希望进行最为刻苦的修行，以得到桂冠。修道院长杜克斯内（Duchesne）说亚历山大城的马卡里乌斯（Macarius）“只要一听到有什么特殊的苦行，他便要设法去超越它”。如果其他修道者在封斋期不吃煮过的食物，他就要有7年不吃煮过的食物；如果有人以不睡觉自惩，马卡里乌斯便被发现“极力设法连续20个晚上不睡觉”。在一次封斋期，他日夜都站立着，一星期仅有一次吃几片包心菜的叶子；而在这个时候，他仍继续做他编篮子的工作。他曾连续6个月睡在沼泽中，并裸露身体，让有毒苍蝇咬噬。有些修道者以孤独著称，塞拉皮昂（Serapion）住在一个深渊底部的一处洞穴，很少有人敢深入到那个地方。当圣哲罗姆和波拉找到他的洞穴时，他们发现一个皮包骨头的人，身上围着一块缠腰布，脸及双肩都为乱发所掩盖。他的洞穴仅可容纳一块木板和树叶做成的一张床。但是这个人却曾在罗马贵族社会中生活。还有些人睡觉时并不躺下，例如贝萨里昂（Bessarion）和帕科米乌斯，分别有40年和50年不曾躺下睡觉。有些人以沉默为专长，许多年不说一个字。另有人无论到何处都是背着重负，或是以铁手镯、胫甲或铁链绑着四肢。许多人骄傲地记载他们已有多少年没有见过女人。几乎所有苦修者都是靠着少数几种食物过活，有些人却享寿甚高。圣哲罗姆告诉我们说，有些修道者仅以无花果或大麦面饼度日。马卡里乌斯生病时，有人带葡萄给他；为了不纵容自己，他将葡萄转送给另外一位隐士。但是这位隐士又转送给他人，因此这些葡萄在沙漠上绕了一圈（鲁菲努斯告诉我们）最后又完整地回到马卡里乌斯手上。从基督教世界各地涌到东方访问修道者的信徒，说他们如基督一样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用手一触或说一个字，便可治病或驱逐恶魔，用眼一望或祷告一声，便可驯服蟒蛇或狮子，也可以站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隐士们的遗物变成了各基督教堂最宝贵的财产，直到今天仍然珍藏着。

在修道院中，院长要求所有修道士绝对服从，并以不可能的要求考验新人。据传说，有位院长命令一位新入院者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炉，这位新人果然遵命，火焰却自动分开让他通过。另一位修道士奉命将院长的手杖埋入土中，每日浇水直到它开花为止。数年间，他每天步行到两英里外的尼罗河畔取水浇这支手杖。第三年上帝可怜他，手杖果然开了花。圣哲罗姆说指定修道者工作，是要“防止他们被危险的幻想引入歧途”。这些人有的耕田，有的整理花园，有的编席子或篮子，有的雕刻木鞋，有的抄写手稿，有许多古籍都是经由他们的笔保存下来。然而大多数的埃及修道士都是不识字的，讥讽世俗的知识，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自负行为。许多人认为清净是敌对神圣，西尔维亚是位处女，她除手指之外，拒绝洗身体上任何部分。在一个生活有130名妇女的修道院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洗过澡，或是洗过脚。然而，到4世纪，修道士变得愿意用水洗涤身体了，一位叫亚历山大的修道院长，为这种堕落行为深感不齿，缅怀起修道者“从未洗脸”的日子。

在修道男女的人数和奇事方面，近东是可以与埃及一较长短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遍布修道会或隐居所。叙利亚的沙漠里也住着隐士。有些人像印度教的托钵僧一样，将自己以铁链锁在无法移动的大石块上，有些人则轻视这种固定的住所，而在山区漫游，吃青草维生。据说，西米恩（Simeon Stylites）在四旬斋的40天里，根本不进食物。有一次在四旬斋期间，他坚持将自己圈在一个小范围之内，仅以少量面包和清水为生，到复活节他被放出来时，面包和水根本没有动过。约422年，在叙利亚北部的卡拉特（Kalat Seman），西米恩为自己建了一根6英尺高的石柱，在石柱上生活。由于为自己这种有保留的做法感到惭愧，于是他又造更高的柱子生活在上面，最后他住在一根60英尺高的柱子上，以之为永久住处。这根柱子顶部圆周不会超过3英尺，幸亏有栏杆可以防止这位圣徒在睡觉时跌落下来。在柱顶，西米恩不间断地生活了30年，暴露在雨水、阳光和寒冷之中。从这高高的讲坛上，他向聚集来的人们讲道，使蛮族皈依基督教，以奇迹治病，玩弄教会政治，令放高利贷者将利率从12%降低到6%。他这种居高临下的虔诚修道方式，造就了许多仿效他的柱顶隐士，这种风气继续了12个世纪之久，并且以一种完全俗世化的形式保存到今天。

基督教会并不赞同此种过分的行为，也许修道士在这些谦卑的行为中感觉到强烈的骄傲，在自我牺牲中有种精神上的满足，在逃避妇女及现实世界中有种秘密的快乐。有关这些苦行者的记载充满着对于性的想象和梦，当他们与想象的诱惑和性的思潮搏斗时，他们的隐居处有呻吟的回响，他们相信周遭的空气中满布向他们发起攻击的魔鬼。修道者似乎发觉在孤独中较难保持纯洁，住在城镇中反而较为容易。隐士发疯的事并不令人奇怪。鲁菲努斯说，在一位年轻的修道士的隐居处，突然有一位美丽女人降临，他终于屈服于她的美貌，事后女人不见踪影，他以为是消失在空中。这位修道士疯狂地从隐居所冲出，跑到最近的村庄，跳入一家公共澡堂的火炉中以平息其欲火。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因为受到野兽的追击，要求准许她进入一位修道士的小室中躲避，他同意暂时收留她。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她偶尔碰了他一下，结果他心中的欲火突然燃起，就好像他多年的苦修并未使它熄灭一样。他想抱住她，但是她从他的手臂间和眼前消失不见。一群魔鬼对他的堕落，高兴得放声大笑。鲁菲努斯说，这位修道士再也无法忍受修行生活，就如法国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苔依丝》（Thaïs ）中的帕弗努塞（Paphnuce）一样，他无法驱除他所想象或看过的美丽影像，他终于离开隐修处，走入城市生活，追求那个美丽影像，直到进入地狱。

教会起先对修道者毫无约束力，因为修道者很少担任圣职；但是教会觉得应对他们的过分行为负责，因为教会也分享到他们行为的光彩。教会无法完全同意修道生活的理想，教会赞扬独身主义、贞操和贫穷，但是不能指斥结婚或养育子女、拥有财产为有罪。教会的意见此时与整个种族的延续存在利害关系。有些修道士可以随意离开修道院或隐居处，以乞食骚扰民众；有些到各个城镇宣讲禁欲主义，售卖真正或虚假的遗物，恐吓宗教会议，煽动易受影响的人们去破坏异教庙宇或雕像。教会无法容忍这类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卡尔西登召开的会议（451年）决定：应谨慎处理新申请进入修道院的人选；新人所做的誓言必须执行到底，不能反悔；要成立修道院或离开修道院，都应该得到当地教区主教的准许。

·东方的主教

此时（400年），基督教在东方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埃及当地的基督徒或是科普特教派（Copts）——科普特（Copt）是阿拉伯文克伯特（Kibt）欧化了的形式，而克伯特源自希腊文“Aigyptos”，即埃及人之意——已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供养着数百间教堂和修道院。总共有90位埃及主教遵从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的权威，主教的权力几乎可与法老和托勒密诸王抗衡。有些主教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教会政治家，例如狄奥菲勒斯（Theophilus）曾经将塞拉皮斯的异教庙宇及图书馆夷为平地（389年）。较令人喜爱的是普托勒马西斯（Ptolemais）的一位谦虚的主教叙内西乌斯。他生于昔兰尼，曾经在亚历山大城师从希帕提亚（Hypatia）研究数学和哲学；终其一生，他都是她的忠诚的朋友，他称她是“真正哲学的真正解说者”。他曾访问雅典，并在那里坚定了异教信仰；但是，403年，他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人，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他觉得可以很容易地将他所信奉的新柏拉图派的上帝、理性和灵魂的三位一体，转换成圣父、圣灵和圣子的三位一体。他写了许多令人喜爱的信札及一些不很重要的哲学作品，其中除《赞美秃头》（In Praise of Baldness ）一文外，在今天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410年，狄奥菲勒斯请他担任普托勒马西斯的主教。他这时是一位乡下绅士，拥有财富，但已没有什么雄心；他谦虚地说自己不适合，而且他不相信肉体的复活（如《尼西亚信经》所要求者），再者他已结婚，无意放弃他的太太。但是对于狄奥菲勒斯而言，教条只不过是工具而已，他对这些置之不理，而在这位哲学家下决心之前便宣布他为主教。最足以代表叙内西乌斯的，是他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希帕提亚的，最后的祷告是对基督。

叙利亚的异教庙宇，都被以狄奥菲勒斯的方式毁灭——放火焚烧。皇帝下令将这些庙宇关闭，余下的异教徒虽然抗拒这项命令，但是发现他们信奉的诸神对庙宇被毁坏似乎漠不关心，只好接受失败的命运。亚洲方面基督教的领袖要比埃及的头脑清醒些。圣尼古拉于4世纪时，担任吕西亚省米拉的主教，他绝未想到会成为俄罗斯小偷、男孩和女孩等的保护神，最后成为半个基督教世界中圣诞节神话的一部分。在短短的50年生涯中，伟大的巴西勒在君士坦丁堡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在雅典研究哲学，拜访埃及和叙利亚的隐士。但是，反对他们内向的苦修，他成为卡帕多恰省恺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在其国内组织基督教会，修订典礼仪式，建立自给自足的修道生活方式，并且拟订一套修道院规章，直到今天仍然为希腊及斯拉夫世界的修道院所遵行。他劝导门徒不要效法埃及隐士们那种夸张的苦修生活，而应以有用的工作为上帝、健康及心智健全而努力。他认为耕地是一种很好的祷告。今天在信奉基督教的东方，他的思想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堡几乎见不到一点异教信仰的痕迹，基督教本身却因冲突而分裂。阿里乌斯异端仍然势力强大，新的异端思想继续出现，人人均有自己的神学。巴西勒的弟弟，尼亚沙（Nyassa）的格列高利，在约380年写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匠和奴隶，他们都是学问高深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道中讲道。如果你要找个人，将一块银子换成零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如果你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澡堂何处有？你得到的答复是圣子不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在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叙利亚的以撒（Isaac）在新都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类似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到400年时，修道士在城里不但是一支势力，简直是令人恐怖的力量，在主教与主教之间，以及主教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中，担任着一个喧嚣的角色。

当格列高利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的要求，去担任他们的主教时（379年），他终于认清了教派仇恨的厉害。这时皇帝瓦伦斯刚刚去世，但是他所支持成立的阿里乌斯教派仍然控制着教会，并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礼拜。格列高利只好将其祭坛和会众安排在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给他的教堂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Anastasia”（复活）。他是位既虔诚又有学问的人，他曾与同乡巴西勒一同在雅典读书，只有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才能在口才上与他相比。他的会众人数越来越多，直至超过了官方教堂的人数。379年复活节前夕，一群阿里乌斯派信众以石头攻击复活教堂。18个月之后，正统教派的皇帝狄奥多西，在胜利和壮观的气氛中引格列高利走进圣索菲亚教堂。但是教会政治不久便结束了他的宁静生活，嫉妒的主教们宣称他的任命无效，而要他出席宗教会议为自己辩护。出于自尊，他不愿为地位而争斗，格列高利便辞职（381年）返回卡帕多恰的纳济安祖斯（Nazianzus），安详地度过一生中最后的8年。

格列高利平庸的继承者去世后，宫廷邀请安提阿的一位祭司主持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位主教史称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嘴的”。约345年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曾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并且熟悉异教文学和哲学。大体而言，东方的主教要比西方的更有学问且更好辩。约翰有敏锐的智力和暴烈的脾气。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严肃，并且公开指斥当时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现象，这使他的新会众感到不安。他斥责戏剧是淫荡女人的展览，也是渎神、诱惑和阴谋的学习场所。他诘问首都的富有基督徒，何以将大量的财富花在放荡的生活上，而不听从基督的训令，将大部分财富给予穷人呢？他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拥有20栋宅第、20间浴室、千名奴隶、象牙门、镶嵌的地板、大理石的墙、黄金天花板。他警告富人说，如果他们以东方的舞女招待客人的话，死后便会入地狱。他指责手下教士懒惰而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在住宅中雇用女人服侍。他治下13位主教，因为淫佚的行为和买卖圣职而被革职。他也谴责君士坦丁堡的修道者，在街上的时间要多于闭门苦修的时间。他言行一致，他教区的收入不像通常东方的主教们那样用于外表铺张，而是用于建立医院和帮助穷人。君士坦丁堡的信徒从未听到如此有力、精彩和坦诚的布道。他的布道不是神圣的抽象名词，而是基督教的箴言，有针对性而且尖锐：

有谁比地主更会压迫人？如果你看看他们对待其可怜佃农的样子，你会发现他们比蛮族更为野蛮。他们对于那些因饥饿和劳苦而终生身体瘦弱的人，还强收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期的税，他们还要求佃农服各种劳役……他们强迫佃农整个冬天在寒冷和雨中工作，他们剥夺了人家的睡眠，让他们回家时双手空空如也……

他们从地主那里所受到的折磨、鞭打、掠夺，以及对劳役的残暴要求更甚于饥饿，地主们利用他们以获利然后又欺骗他们的手段，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劳力推动了地主的橄榄油压榨机；但是他们被迫去做装瓶的产品，自己却一点都得不到，他们仅得到少许金钱作为工作的报酬。

会众喜欢被叱责，而不愿被改造。女人们仍然继续使用香水，富人仍然继续宴饮，教士们仍然使用女仆，剧院仍然继续宣泄欲念。不久，城里除了毫无权力的穷人以外，每个团体都起而反对这位金嘴。皇后尤多克西娅（Eudoxia），即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之妻，率先领导整个城市的享乐主义者过奢侈的生活。她将约翰的一篇布道解释为是针对她，于是要求她懦弱的丈夫，召开一次教会会议以审讯大主教。403年，东方的主教们在卡尔西登召开会议。约翰拒绝出席，他的理由是他不应被他的敌人审问。这项会议终将他免职，他默默流亡异地。但是人们的反对声浪太大，惊惧的皇帝又将他召回其教区。几个月后他又再度指责上层阶级，并且就皇后的一座雕像进行批评，尤多克西娅再度要求将他赶走。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奥菲勒斯正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去削弱一个能与自己相抗衡的教区人物，因此提醒阿尔卡狄乌斯说，卡尔西登会议对约翰的罢黜仍然有效，可以强制执行。于是皇帝派兵逮捕约翰，他被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外，放逐到亚美尼亚的一个村庄（404年）。他的忠实信徒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发动了暴乱。在混乱中，圣索菲亚教堂和附近的元老院均被纵火。约翰从被放逐的地方写了信向霍诺留皇帝及罗马主教求援，阿尔卡狄乌斯又下令将他送到遥远的本都省（Pontus）皮图乌斯（Pityus）的沙漠中。在押解的途中，精疲力竭的主教，终于在科玛纳（Comana）去世，享年62岁（407年）。从这以后，除了短暂的时间里，教会成了国家的仆人。

圣奥古斯丁（354—430）

·罪人

奥古斯丁的出生地北非，是种族和信仰混杂的地方，普尼克和努米迪亚族的血液与罗马人的血统相混。奥古斯丁本人即混有各种血统。许多人都说普尼克语——迦太基的古腓尼基语（Phoenician）——因此奥古斯丁担任主教时，仅能任命能够说这种语言的祭司。多纳图派向正统教派挑战，摩尼教派则向两者挑战，显然大多数人仍是异教徒。奥古斯丁的诞生地是努米迪亚的塔加斯特（Tagaste）。他的母亲圣莫妮卡（St. Monica）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一生都花费在照顾她任性的儿子和为他祈祷上。他的父亲是位财产不多而又没有什么原则的人，莫妮卡耐心地忍受他的不忠实行为，因为她相信这种行为不会持续太久。

奥古斯丁12岁时被送往马杜拉（Madaura）入学，16岁时到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萨尔维安不久后将描述非洲是“世界的污水池”，而迦太基又是“非洲的污水池”。因此莫妮卡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

她命令我，非常热切地警告我，不得与人通奸，尤其是我绝不能污辱任何有夫之妇。这些话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妇人之见，我真听从的话未免可耻……我如此盲目轻率，以致在友辈中，因为行为不及别人无耻而感到羞耻，他们曾经大言不惭地夸耀他们的粗野行为；他们还炫耀他们比我更为兽性。我很高兴去做这种事，并不只是为了行为本身给予我的快乐，而且也是为了得到赞扬……当我缺乏机会去做一件恶事以与其他人比恶时，我便伪称我做了没有做过的事。

他在学习拉丁文方面颇有成就，在修辞学、数学、音乐和哲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不平静的心却能专心一致地寻求知识”。他厌恶希腊文，从未学精希腊文学，但他对柏拉图很是着迷，而称他为半神，当他皈依基督教后，仍然还是柏拉图的信徒。他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受的异教训练，使得他成为基督教会中最精深的神学家。

毕业后，他回到塔加斯特教文法，然后又到迦太基教修辞学。他16岁时，家人忙着为他找个太太，他却希望找个情妇——这是为异教道德和罗马法律所许可的，由于尚未受洗，道德方面可以随意。与人姘居对他而言是一种道德上的前进，他舍弃了滥交，并且似乎对他的情妇颇为忠实，直到两人于385年分开。382年他还是18岁的少年，便做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曾称这个儿子是“我罪之子”，但是通常称之为“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上帝的礼物。他后来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从未令他远离身边。

29岁时，他离开迦太基准备前往罗马。他的母亲唯恐他死时仍未受洗，请求他不要到罗马去，但他坚持要去，她只好请求他将她一道带去。但是在码头，他留她在教堂中祷告，一个人坐船离去。他在罗马教了一年修辞学，但是学生们将他的学费骗去，他只好申请到米兰当教授。叙马库斯考了考他，同意了，并将他送到米兰，他勇敢的母亲在这里赶上了他，并劝他一同跟她去听安布罗西的布道。他受到这些布道的感动，会众所唱的圣诗更大大影响了他。同时，莫妮卡劝使他接受结婚的观念，并使时年32岁的他，与一位有钱而年纪很轻的女人订婚。奥古斯丁同意再等两年，等她满12岁。首先他将情妇送回非洲，结果她在修女院埋葬了她的悲哀。几个星期的节欲令他心神不安，不但拒绝结婚，他又找了另一位情妇。他祷告说：“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

在这一切分心的事务中，他还是找时间研究神学。他开始时曾怀着母亲的那种单纯信念，但是在校时已自负地将它抛弃。有9年时间（374—383年）他接受了摩尼教的二元论，作为对充满善与恶的世界的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一段时间他迷恋怀疑论，但他太富于感情，而无法长时期从事抽象的研究。在罗马和米兰时，他曾研究过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新柏拉图学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他的哲学，并且通过他主宰了直至阿伯拉尔（Aberlard）时的基督教神学。它也成为奥古斯丁走入基督教的门径。安布罗西曾建议他去念《圣经》，但是遵照保罗的提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奥古斯丁发现象征式的解释，可以去除他所获得的关于《创世记》的幼稚想法。他阅读了保罗的书信，觉得保罗就像他自己一样经历了千万种疑虑。保罗最后的信念，并非抽象的柏拉图式道，而是已变成人类的上帝的道。有一天，当奥古斯丁与朋友阿利庇乌斯（Alypius）坐在米兰一座花园中时，他耳朵里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着：“拿起念，拿起念。”他再打开保罗的书信，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拥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文字对奥古斯丁而言，促成了他感情和思想的重要演变。在这种奇妙的信念中，确实有某种比哲学家的逻辑更为温暖、更为深邃的东西存在。基督教对他而言，是情感上的深深满足。舍弃了理智上的怀疑论后，他平生第一次发现了道德上的鼓舞和心理上的平安。他的朋友阿利庇乌斯也承认自己有同样的归顺体验。莫妮卡接到他们投降的消息后，她的心融化于感激的祷告中。

387年复活节，奥古斯丁、阿利庇乌斯和阿德奥达图斯一起接受安布罗西的洗礼，莫妮卡欣喜地立在一旁。四人决定前往非洲去过修道生活。莫妮卡死于奥斯蒂亚，她深信可以与儿子在天堂团聚。抵达非洲后，奥古斯丁售卖了他继承的家产，将所得分给穷人。然后他、阿利庇乌斯及一些朋友组成了一个宗教会团，在塔加斯特过着贫穷、独身、读书和祷告的生活。奥古斯丁修道会成为西方最早的修道团体。

·神学家

389年，阿德奥达图斯逝世，奥古斯丁非常悲痛。工作和写作是他唯一的安慰。391年，希波（Hippo，今朋尼）的主教瓦勒里乌斯（Valerius），请他协助治理其教区，并授他祭司之职。瓦勒里乌斯常请他代表布道，虽然会众不一定了解他布道的内容，但是他的能言善辩给会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波是一个约有4万人口的海港，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多纳图派教堂也有一座，其余的居民都是摩尼教徒或异教徒。摩尼教的主教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原先是当地的神学领袖，多纳图派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促请奥古斯丁与他进行辩论，他同意了。连续两天，这两位新奇的斗士在索西乌斯的巴特斯于蜂拥而至的群众面前唇枪舌剑。奥古斯丁获得胜利，福图纳图斯离开了希波，从此再没有回来过（392年）。

4年之后，瓦勒里乌斯以自己已年老为由，要求会众选举继承人，奥古斯丁受到一致的推举，虽然他抗议、哭泣，要求让他返回修道院，还是被说服了。此后的34年间，他担任希波的主教直至去世，从这里他影响了整个世界。他选了一两名执事，并从修道院带来两名修道士协助他。他们在主教住宅里过着修道院式和共产的生活，奥古斯丁有点不能了解为什么他的一位助手去世后竟能遗下一笔相当的财产。他们都是过着素食的生活，将肉留给客人和病人。根据记载，奥古斯丁既矮又瘦，身体从未健壮过；他曾抱怨肺部不舒服，并且因为寒冷受了很多苦。他非常敏感，容易激动，想象力丰富但是有点病态，智力精微而富弹性。除了固守教条、有时不够容忍，他确实具有许多可爱的性格。那些跟他学习修辞学的人，都接受他的指引而信奉了基督教。阿利庇乌斯一直跟随着他。

他就任主教后不久，便展开与多纳图派的终身战斗。他建议与他们的领导者进行公开辩论，但没有几个人敢于接受。他也邀请他们举行友好会议，起初遇到的是沉默，其后是侮辱，最后是暴乱。在北非的几位天主教主教遭到袭击，有些攻击行动似乎是要取奥古斯丁的性命，但是我们不知道多纳图派方面对于此事作何说法。411年，皇帝霍诺留在迦太基召开会议，以平息多纳图派引起的争论。多纳图派方面有279位主教参加，天主教方面也有286位主教与会——不过所谓主教在非洲只不过是一个教区的祭司而已，皇帝的特使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在倾听双方的意见之后，下令多纳图派不得再举行任何集会，必须将所有教堂交给天主教。多纳图派的答复是不择手段的暴乱行动，据说还谋杀了希波的一位祭司雷斯蒂图特乌斯（Restitutus），并且杀害了奥古斯丁的第一位助理。奥古斯丁敦促政府当局严格执行命令，他收回了早先的看法：“任何人均不得被迫信仰基督……我们只能用辩论去争取，只能以说理令人信服。”他得到结论：基督教会是所有人的精神之父，因此，为了儿子着想，教会应该享有父母亲鞭打逆子的权利。他认为宁可令少数多纳图派受苦，也不能使所有人因为不使用强制手段而趋于毁灭，同时他一再请求政府官员不要对异端分子施行死刑。

除了激烈的斗争和对教区的治理之外，奥古斯丁都是住在“心灵的国度”（Country of the Mind），从事写作。几乎每天他都写一封信，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仍然很大。单是他的布道词，就可以装成几册。虽然有些布道词，刻意以相对和平行的句子修饰，也有瑕疵，但许多都用简朴的文体来讨论当地和暂时性的问题以适应那些不识字的会众的需要，这其中大部分都引起了由神秘热诚和深刻信仰融合而成的崇高雄辩。他的头脑经过逻辑训练，非常灵敏，因此不可能限于教区中的问题。在一篇篇论文中，他试图以理性来调和教会的各种教条，他认为在一个破落和暴乱的世界中，教会乃是秩序和正当行为的唯一支柱。他知道三位一体论对理智是种阻碍。连续15年，他一直写作他最有系统的作品——《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 ）——努力在人类经验中寻求三位一体的具有可比性的例子。更令人迷惑的是——这个问题曾使奥古斯丁的一生充满惊奇和辩论——将人类自由意志与上帝先见之明调和的问题。如果上帝无所不知的话，他可以详细地看清未来；既然上帝是不变的，那么他对所有未来事件的认识，使得这些事件必须按照他所预见的情形发生。这些事件是事先就已经注定，毫无改变的可能，那么人类焉能自由？人类不是应做上帝所预见的事吗？而且，如果上帝已预见所有事情，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最后命运，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那已注定要堕入地狱的人类呢？

在皈依基督教的最初几年，奥古斯丁曾写了一篇文章《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他当时试图调和邪恶的存在与全能上帝的仁慈，他的答案是，邪恶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上帝如让人类自由，人类便有可能做错和做对。这以后，在保罗书信的影响下，他辩称亚当的罪使人类染有了邪恶的倾向，除了上帝所赐予的恩惠之外，不论做多少好事，都无法使灵魂克服这种倾向，也无法消除这个污点而得到解救。上帝向所有人提供这种恩惠，但是许多人拒绝接受，上帝知道他们会拒绝。但是这种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种道德自由的代价。上帝的先见之明并没有摧毁这种自由，上帝只预见人类将自由选定的各种抉择。

原罪的理论并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保罗、德尔图良、安布罗西等人便曾宣扬这种理论。但是他自己对罪恶的经验，及那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声音，使他明确相信人类意志自诞生后便倾向于恶，只有靠着上帝的恩惠，方能使之转向善。他只能将人类意志的邪恶倾向解释成夏娃的罪和亚当的爱的一种结果。奥古斯丁认为，既然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也分担了他的罪，其实也就是亚当之罪的子孙：这种原罪便是色欲。色欲现在仍然玷污了每一生殖行为，由于性与为人父母结合在一起，人类是“毁灭的一群”，大多数人类都将堕入地狱。我们有些人会得救，但是只能依靠圣子的恩惠及无罪怀孕圣子的圣母的调停。“由于一位女人，我们趋于毁灭；由于一位女人，我们终于重获得救。”

由于写得太多和太匆忙——他似乎常常口授给书记——因此奥古斯丁不止一次地陷入夸张，但他以后曾努力矫正这一缺点。有时他提出加尔文（Calvin）教派的教条说，上帝早就已武断选出他将给予恩惠的选民。许多批评者起而指责他的这种理论，他毫不让步，坚持到底。他最有力的反对者来自英格兰，是自由自在的修道士佩拉纠，坚决卫护人类的自由及善行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佩拉纠说：上帝确曾协助我们，因为他给予我们律法和诫命，圣徒的典范和告诫，用来施洗礼的可涤去污秽的清水，及基督可以解救人类的血。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使人性天生邪恶而使人类不易得到解救。没有原罪，也没有人类的堕落，只是犯了罪的人因之而受罚，罪并不能传到子孙身上。上帝并未事先规定人类上天堂或下地狱，也未武断选取他将解救或处罚的人，上帝将我们命运的抉择权留给我们自己。佩拉纠说，人类天生邪恶的理论，是将人类犯罪的责任推到上帝身上的一种胆小行为。人类有意识，所以应自己负责，“如果我应该的话，我便能够”。

佩拉纠于约400年来到罗马，与虔敬的家庭住在一起，赢得了德行高超的美誉。409年，他为逃避阿拉里克入侵，首先到迦太基，随后又转往巴勒斯坦。他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西班牙的祭司奥罗西乌斯（Orosius）从奥古斯丁那儿来警告圣哲罗姆提防他（415年）。东方召开一次宗教会议审讯他，宣称他是正统教派。但是，在奥古斯丁催促下召开的非洲教会会议则驳斥上述决议，并向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提出诉请，结果教皇宣布佩拉纠是异教徒，于是奥古斯丁满怀希望地宣布：“这个案子已解决了。”教皇英诺森去世后，由佐西姆斯（Zosimus）继位，他宣布佩拉纠无罪。非洲各主教请求皇帝霍诺留改变这一判决，他很高兴能修正教皇的决定。佐西姆斯最终屈服（418年）。艾菲索斯会议指责佩拉纠人类不须上帝协助便可变善的观点，乃是异教思想。

奥古斯丁也会犯矛盾和荒谬的错误，甚至存在思想上的病态残暴行为，但是他无法克服，因为他爱冒险且生性的热情，任何推论过程都不会修正他的神学思想。他很清楚理智的缺点：以个人短暂的经验贸然判断全人类的经验，如何以40年了解40个世纪？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要以激动的辩论，去争论你尚未了解的事情，或是《圣经》中显得不一致和矛盾的事情；谦虚地延缓你了解的日子。”信仰必须在了解之前。“不要试图去了解然后相信，相信后，你便能够了解。”“《圣经》的权威高于人类智能的全部努力。”然而，《圣经》不能永远从字面上去了解，《圣经》原是要使头脑简单的人能够了解，因此必须使用物质的名词以描述精神现实。如有分歧，我们必须依赖教会会议的决定，即教会中最贤明人士的集体智慧。

即使只有信仰，仍然不能够了解；必须要清心，好让我们周围的神光得以射入。我们若能如此谦虚和洁净，经过多年之后，必能达于宗教的真正目标和精髓，即“拥有活的上帝”。“我渴望认识上帝和灵魂。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吗？什么都没有了。”东方的基督教最常谈及基督。奥古斯丁的神学则是“属于第一身位的”（the First Person）。他所说和所写的，都是有关于圣父的，也是对圣父说的。他从未描写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充分了解上帝，可能“真正的上帝既没有性、年龄，也没有躯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造物而了解上帝，而且还能详细地了解。世界上每一样东西在其组织及作用上都极为奇妙，并且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智慧，就不可能有这些创造物。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其秩序、比例和韵律，均显示出有柏拉图式的神祇存在，并且在其中，美和智慧是合而为一的。

奥古斯丁说，我们无须相信世界是在6天之中创造的，也许上帝在起初只是创造了一团星云状的东西（nebulosa species），但是在这团东西中，蕴藏着根本的秩序或生殖力（rationes seminales），从此所有东西将自然演变出来。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实在的东西和事情，都是先存在于上帝的脑中，“就好像一栋建筑物的设计图，在建造之前便已经为建筑师所构想出来一样”。创造的过程便是依照上帝脑中的永恒范例进行。

·哲学家

对于这样强有力的一位人物及如此高产的一枝笔，我们如何能够简短地予以适当的评价？在230篇论文中，他几乎就神学和哲学上的每一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而他的文风时常充满着感情。他谦虚而精深地讨论时间的本质。他可以说是抢得笛卡儿（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先机，为了驳斥那否认人类对任何事情有把握的学院派，他辩称：“谁怀疑他自己是活着和会思想？……因为如果他怀疑，他就活着。”他在柏格森（Bergson）之前即抱怨智能由于长时间地接触有形物，变成了唯物论者。他如同后来的康德一样，宣称灵魂是所有实在物中最直接为人了解的，他也清楚说明了理想主义者的立场——既然物质只能通过心智而被了解，我们便无法合乎逻辑地将心智化成物质。他也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观点：人类的根本，是意志而非智能；他也认为，如果一切生育停止的话，这个世界便可以改善。

他有两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古典名作。《忏悔录》（Confessions ，约400年）是所有自传的始祖和最著名的自传。它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一次10万字的悔罪行为。这本书首先述说年轻时候的罪，生动地解说他如何皈依基督教，偶尔迸发出狂热的祷告。一般的忏悔录都是伪装的，但是在这本《忏悔录》中，有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诚实。其中提到奥古斯丁写作本书时——他时年46岁，身为主教——以往的肉欲念头，“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中，并冲入我的思潮……在睡眠中，此种念头进入我脑中，不仅给我快乐，甚至似乎赞同我的那些行为”。做主教的通常不会作如此坦诚的自我心理分析。他的这一杰作，讲述一个灵魂如何获致信仰和平安的动人故事，它的最初几行撮其大要：“您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是依靠着您，否则便得不到安宁。”他的信仰这时已毫无犹疑，并且升华为动人的护神论：

太晚我才爱上您，喔，您既古老又清新的美……是的，还有上天和地球，及在其中的一切，均嘱咐我应该爱您……当我爱上您的时候，我是爱的什么呢？……我问地球，它回答说：我不是你爱的东西……我问海，海的深处和爬行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去问比我们更高的吧。我问飞逝的风、整个空气和那里面的居民，他们回答我：

阿纳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错了，我并不是上帝；我问上天、太阳和月亮及星星，他们说：我们也不是你所寻找的上帝。我向这一切回答说……回答我关于上帝的事；既然你们不是他，回答我关于他的事。他们大声叫道：他创造我们……那些不喜欢您所创造的任何东西的人是精神不正常的……我们依靠着您的才能……我们的平安依靠着您的恩惠。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散文中的诗篇，《上帝之城》（City of God ，413—426年）则是历史中的哲学。当洗劫罗马的消息传到非洲时，数以千计的可怜的难民随之蜂拥而至，奥古斯丁就像圣哲罗姆和其他人一样，对这种疯狂和恶魔般的灾祸感到震惊。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尊崇的美丽而伟大的罗马城，当今基督教世界的堡垒，居然会被一个仁慈的神丢给蛮族去蹂躏？各地的异教徒均将此次大灾祸归咎于基督教：因为抢劫、推翻和禁止，神已经收回了对罗马的保护，许多基督徒的信仰动摇了。奥古斯丁深深感到危机的到来，如果这种惊恐不予减轻的话，则他整个神学大殿便有崩塌的危险。他决心尽他一切才能和力量，使整个罗马世界相信这种灾祸绝不能归咎于基督教。连续13年，他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这期间，他要应付许多事务和骚扰。书陆续刊行，中间部分常缺乏衔接，上下文也没有什么关联。最终，厚达1200页的这本书，成为了许多文章的大杂烩，讨论的题目从原罪到最后审判，异常庞杂；唯有其中的思想深度和优异的文笔，使其脱出混乱而步入基督教哲学文学的最高境界。

奥古斯丁的初步回答是，罗马遭受惩罚并不是因为新的宗教，而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罪恶。他描写了异教戏剧的粗鄙，并引用萨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话，以证明罗马政治的腐败。罗马曾是坚忍主义者的国度，加图（Cato）、西庇阿那样的人使其更为坚强。它几乎创造了法律，使半个世界享有秩序与和平。在这些英勇的日子中，上帝的脸照耀着它。但是道德堕落的种子，是古代罗马的宗教，是那些鼓舞而非遏阻人类性欲的诸神：“维尔吉内乌斯（Virgineus）神松开处女的腰带，苏比古斯（Subigus）神将她置于男人之下，普雷玛（Prema）神将她压下……新娘听到宗教的命令立了起来，坐在普里阿普斯神巨大而粗野的腿臂上！”罗马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它崇拜，而非忽视诸如此类的神。蛮族赦免了基督教堂和躲到教堂的人，但是对残留的异教殿堂则毫不怜惜，所以这些入侵者怎会是异教复仇的代理人呢？

奥古斯丁的第二个回答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试图以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说明有史以来的各种事件。从柏拉图的存在于“天上某处”的理想国的观念，圣保罗的生与死圣徒组成的一个社会的观念，及多纳图派的杜科尼乌斯（Tyconius）关于两个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上帝与撒旦的不同社会，奥古斯丁汲取了他这本书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两个城市的一个故事：致力于俗世事务及玩乐者的世俗城市，以及过去、现在、未来共同崇拜真正的上帝的人之圣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曾经写下一句名言：“诗人可以说，雅典是个可爱的刻克罗普斯（Cecrops）之城；你就不能说，这个世界是个可爱的上帝之城吗？”——但他这话是指的整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是由天使们的诞生而建立的，而“地球之城”（civitas terrena）则是因撒旦的叛变而建立。“人类分成两种：其一是照人类之法而生活，其二是照上帝之法而生活。这我们称为两个城市或社会，后者注定恒与上帝并存，前者则被罚永远与撒旦一同受苦。”一个实际上的城市或帝国，并不一定在各方面均被局限于地球之城以内，它可以做一些善事——贤明地立法，公平地审判，协助教会，那么这些善行便是发生于上帝之城的范围之内。这个精神上的城市并不是与天主教会完全一致的，教会本身可能会怀有俗世的利益期待，教会人士也可能陷于自私自利和罪恶，经一个城市转入另一个城市。只有在最后审判时，这两个城市才能分开，赫然有别。

基督教会将其会籍象征式地扩大到包含天上和人间的灵魂，基督教之前和信奉基督教的正直的人们，便可能与上帝之城合而为一——奥古斯丁有时将两者视为一体。教会后来将会接受他这合而为一的观点，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武器，并且将会从奥古斯丁的哲学，逻辑地推论出神权国家的思想，在神权国家中，人类的俗世权力将为教会所有，且源自上帝的精神权力。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异教不再是一种哲学了，而基督教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这是对中古精神的首次明确表达。

·主教

汪达尔人入侵时，这位基督教的名人仍然担任主教之职。一直到最后时刻，他都留在神学的竞技场上，打倒新的异端邪说，还击批评者，回答反对意见，解决困难问题。他曾严肃考虑到女人在下一世是否将保留其性别；是否今世畸形的和残废的、瘦的和胖的，在下一世仍然如此；在饥荒时被他人吃掉的人将如何复活。在被询问健康情况时，他答道：“在精神上我很好……在身体上我则卧病在床，由于痔疮肿胀，我既不能走，也不能站或坐……但即使如此，因为这是上帝所愿，我除了说我很好以外还能说什么？”

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博尼费斯反抗罗马，并且促请他效忠。当该撒里克步步进逼时，许多主教和祭司问奥古斯丁，他们应该留守原位还是逃亡。他命令他们留下，并且以身作则。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奥古斯丁以布道和祷告来维持人民的士气。围攻的第三个月，他去世了，享寿76岁。他没有留下遗嘱，没有任何财物，但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心沉重？因为他是朝圣的香客，渴望自己的国度。”

历史上很少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东方的基督教从来不喜欢他，一方面因为他有限的学问及他将思想隶属于感情和意志，这是完全非希腊的；另一方面因为东方教会已经屈从于国家的权力。但在西方，他使天主教神学有了特殊的性质。他一方面做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先导，另一方面又启发他们两人，他声称教会对心智及国家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教皇对抗皇帝和国王的战争，是他这种思想的自然结果。一直到13世纪，他依然控制着天主教哲学，使它有新柏拉图学派的色彩，甚至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奎那也以他马首是瞻。威克利夫（Wyclif）、胡斯、马丁·路德等人离开教会时，都认为他们是回归奥古斯丁的立场；加尔文严厉的教条，便是依据奥古斯丁关于选民与堕落者的理论制定的。他鼓舞理性主义者，也成为那些视基督教情多于理的人们的启发力量；神秘主义者试图寻觅他得到上帝异象的步骤；人们也在他祷告的谦卑及温柔中，为他们的虔诚寻找食粮和词句。他统一和加强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哲学和神秘成分，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开启了一条道路。

他强调主观、感情，这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古文学的胜利。为了了解中古时代，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现代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我们无休止的追求财富、权力及人间天堂，我们必须怀着同情心去了解从这些追求中觉醒过来的人们的心情，“他们站在千年理性主义的尽头，发现一切理想国（Utopia）的梦想均为战争、贫穷和野蛮行为破坏无遗，希望在死后的幸福中寻找安慰，他们受到了基督的故事的启发和安慰，求助于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生活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圣子的抵偿性之死之中。圣奥古斯丁远超过任何人，甚至在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等人的时代，就有这样的共识，他是基督教世界信仰时代最真实、雄辩和有力的声音。

教会与世界

奥古斯丁反对异教的议论是伟大的历史性辩论中的最后一次反驳。异教的存在，就道德意义而言，主张快乐沉溺于自然的欲望中；就宗教意义而言，它只存在于被教会宽恕或接受、改变的古代典礼和习惯之中。对圣徒亲密而信任的崇拜，代替了对异教神祇的膜拜，满足了简单或诗意之心灵的多神主义。伊希斯（Isis）和何露斯（Horus）的神像改名为玛利亚和耶稣；罗马的丰收节和爱色斯涤净节变成了圣诞节；圣诞节庆典取代了农神节狂欢，五旬节（Pentecost）取代了花神节，万灵节（All Souls’ Day）取代了古代纪念死者的节日，基督的复活取代了阿提斯的复活。异教祭坛改而奉献给基督教的英雄以香烛、鲜花、游行行列、礼服、赞美歌等，在古代典礼中为人们所喜的东西，均被基督教会的仪式所吸收和净化；贡献牺牲的祭礼，则升华成弥撒这种精神上的祭礼。

奥古斯丁不赞成对圣徒的崇拜，并且以类似后来伏尔泰（Voltaire）在费内（Ferney）的小教堂贡献祭礼时说话的口吻说：“让我们不要将圣徒看成神，我们不希望模仿那些崇拜死人的异教徒。让我们不为他们建立庙宇，也不为他们设立祭坛，而让我们以他们的遗物设立一个奉献给唯一的神的祭坛。”然而教会还是聪明地接受了民间神学不可避免的神人同性论。教会先是抵制，然后妥协进而利用，随即开始滥用殉教者的声名和遗物。教会反对偶像及对偶像的崇拜，并警告信徒说，这些东西只能当作象征物崇拜；但是公众的热诚推翻了这些警告，进而过度崇拜，这引起了拜占庭反对崇拜偶像者的不满。教会指斥魔术、星象学和预言，但是中古文学如同古代文学一样，充满这些东西。不久后，人们和祭司便以十字架为符咒驱逐恶魔。接受洗礼的人必须先驱邪，洗礼时须完全脱光衣服浸入水中，以防恶鬼藏在衣服或装饰物中。以往在医神阿斯库拉皮乌斯（Aesculapius）各庙宇中为人渴求的梦中治疗，现在又可于罗马的圣科西玛斯（St.Cosmas）和圣达米安（St.Damian）圣殿中看到，随后又散布到一百余个圣殿。这类事情，并不是祭司们腐化了普通民众，而是人们劝使祭司这样做。要感动普通人的灵魂，只能通过感官及想象力、典礼及奇迹、神话、恐惧以及希望。任何宗教如不能给他这些东西，便会遭到拒绝或改造。在战争和荒芜、贫穷和疾病之中，很自然地，心怀恐惧的人能在小礼拜堂、一般教堂、大教堂、神秘的光和令人欣喜的钟声、游行、节庆和多彩多姿的典礼之中得到庇护和安慰。

教会屈从于一般人民的这些需要，才得以灌输另一种新的道德。安布罗西曾试图根据坚忍主义拟订基督教的道德，使西塞罗改信基督教以达到其目的；在中古时代的伟大基督徒身上，从奥古斯丁到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自制和不妥协的操守，这种坚忍主义的理想，塑造了基督徒的典范。但是如此的道德不是一般人的理想。他们对坚忍主义者已有太多经验；他们曾见过这一严肃的道德使得半个世界为血所污；他们希望更温柔、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以使人们生活于安定及和平之中。在欧洲历史上，人类的老师首次宣扬一种新道德—仁慈、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贞操和温柔——这些美德可能源自教会平民化的社会出身，这些美德为妇女所乐于接受，同时它非常适于使道德败落的人民恢复秩序，驯服习于抢劫的蛮族，中和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的暴乱行为。

教会的改革在性方面力度最大。异教容忍妓女的存在，以减轻一夫一妻制的严酷；教会则严厉谴责妓女，而且毫不妥协，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遵守同一忠诚标准。教会并未完全成功，但它提高了家庭道德水准，而妓女继续存在，变得偷偷摸摸、更为堕落。也许为了平衡放肆的性本能，新的道德将贞操夸大成随时萦绕脑际的一种意念，并认为结婚生子不如终身守贞或独身。教会的神职人员花了相当时间才能了解，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不生育的原则下长久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记起罗马戏剧的诲淫，某些希腊及东方庙宇的宣淫，广泛的堕胎和杀婴，庞贝古城墙壁上的春宫画，希腊及罗马颇为普遍的鸡奸，罗马早期帝王的滥淫，卡图卢斯（Catullus）、马提尔（Martial）、塔西陀、尤维纳尔等人著作中反映出的上层社会的淫荡，我们便可以理解这种严厉。基督教会最后获致一个较为健康的观点，对于肉欲之罪，采取了宽恕的态度。然而在同时，结婚生子和家庭的观念就受到了某些损害。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基督徒认为，如果抛弃父母、配偶或子女，避开人生的责任而疯狂追求自我救赎，那么就可以更完全地为上帝效劳——或者更容易地逃避地狱。

但是基督教会使婚姻拥有庄严的典礼，并使它从一种契约关系升华为一种圣礼，从而加强了家庭的地位。教会使婚姻无法解除，从而提高了妻子的安全感和尊严，它鼓励在无望中的忍耐。有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受到损害，因为有些教父认为，妇女是罪恶之源和撒旦的工具，但是由于圣母受到了种种尊崇，妇女因此也得到了一些补偿。教会在接受了婚姻制度后，即祝福母亲多子多福，并且严禁堕胎或杀婴。可能是为了阻遏这种恶习，教会的神学家们将没有受洗而去世的小孩打入永恒黑暗的深渊。由于教会的影响，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终于在374年下令将杀婴罪定为死刑。

教会并未谴责奴隶制度。不论罗马人或蛮族的正统教派和异教徒，均认为奴隶制度是正常而无法废除的。少数哲学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他们自己也有奴隶。基督徒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并不能与安东尼·庇护或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的立法相比。异教法律规定任何与奴隶结婚的自由女人为奴隶；君士坦丁大帝的法律则判此种妇女被处决，而该奴隶被活活烧死。格雷先皇帝下令，任何奴隶控诉其主人叛逆罪以外的任何罪，应受到立即烧死的处罚，该奴隶的指控是否有根据，均不会被考虑。虽然教会接受奴隶制是战争法的一部分，但是它比当时任何组织都更尽力地去减轻奴隶制的害处。教会由教父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能是就法律及道德上的权利而言。教会对于这个原则的遵行，反映为它接受各色人参加圣餐仪式，虽然没有一位奴隶可以被授予祭司职位，但即使最穷的自由人，也可能在教会中获得很高的地位。教会拒斥异教法律中对自由人与奴隶受害之间的区别。它鼓励释放奴隶，并使释放奴隶成为一种赎罪或庆祝好运气的仪式，或接近上帝审判席的方式。教会花费了大笔金钱，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基督徒自奴隶身份解救出来。然而在整个中古时期，奴隶制度继续存在，后来奴隶制度的消失，并未得力于教会的协助。

教会在道德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广泛的慈善工作。异教徒的皇帝，均以国家资金救济贫穷家庭，异教徒的富人，也资助他们的随从和穷人。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基督教会那样从事救济工作。教会鼓励对穷人的遗赠，但是须由教会负责执行。虽然也存在一些弊病和盗用公款的情况，但是教会广泛地展开这一工作，甚至尤里安皇帝因为妒忌也开始效法它。教会协助寡妇、孤儿、病患、犯人、遭受自然灾害者。教会经常插手保护下层民众，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剥削或赋税。在许多情况下，祭司们晋升主教后便将所有财产给予穷人。基督徒如法比奥拉（Fabiola）、波拉、梅兰尼亚等妇女，均将财富用于慈善工作。教会或富有的俗人，效法异教的疗养院（valetudinaria）而成立公共医院，其规模确属空前。巴西勒曾建立一家著名的医院，并于卡帕多恰的恺撒里亚，成立第一家麻风病患救济院。在朝圣路途沿线兴起了“塞诺多希亚”（xenodochia），即旅者客栈，尼西亚会议规定每个城市均应设立一个塞诺多希亚。寡妇应召分配救济物，使她们孤独的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异教徒对基督徒坚毅地照顾遭受饥荒或疫病的城市中的病患之义举颇多赞扬。

在几个世纪中，教会为人们的心智做了什么工作呢？罗马的学校仍然存在，教会因此认为知识启蒙工作并非其职责。教会对情感的重视高于理智，就此意义而言，基督教是对传统理性的一种浪漫式反动，卢梭（Rousseau）只是另一位奥古斯丁而已。基督教深信，要生存就须有组织，组织需要基本原则及信仰上的一致，并且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期待由权威树立的信仰，因此教会以不能动摇的教条界定其教义，认为怀疑是种罪，并且与人们流动性的理智及易变化的观念，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教会声称，因为神的启示，它已找到起源、本质及命运等老问题的答案。307年，拉克坦提乌斯写道：“凡是接受了《圣经》有关真理的知识教导的人，都知道世界的起源和结束。”基督教将人类关心的轴心从这个世界转移到下一个世界，此后就正式提出超自然的解释，因此消极地阻止了对自然原因的探讨。希腊科学界在过去七个世纪所促成的许多进步，都被牺牲，让位给《创世记》的宇宙论和生物论。

基督教是否带来了文学上的衰敝？大多数教父均反对异教文学，认为它为魔鬼的多神主义及沦落的道德所渗透，但是最伟大的教父仍然喜爱古典文学，福图纳图斯、普鲁登提乌斯、圣哲罗姆、西多尼乌斯及奥索尼乌斯等基督徒均立志模仿维吉尔的韵文或西塞罗的散文。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克里索斯托姆、安布罗西、圣哲罗姆及奥古斯丁等人，即使在文学上而言，其重要性也超过同时代的异教徒——阿米阿努斯、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尤里安。但是奥古斯丁以后散文便没落了，作为古文的拉丁文取代了一般口语的粗鲁词汇和粗心的文句结构。拉丁韵文有一阵子堕落成拙劣的诗，其后才又重塑新形式变成庄严的赞美诗。

文化后退的基本原因不是基督教，而是蛮族习俗；不是宗教，而是战争。蛮族入侵的浪潮毁灭或淘空了城市、修道院、图书馆、学校，使学者或科学家无法从事其工作。如果不是基督教会为这个崩溃中的文明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可能更为严重。安布罗西说：“在世界的动乱之中，基督教会毫不动摇，波浪不能撼动它。而在其周围，每件事物都是陷于可怕的混乱，它向所有遭遇海难的人提供一个平静的港口，使他们得到安全。”事实上确实如此。

罗马帝国曾使其科学、经济文化及权力达于古代的顶峰。西罗马帝国的败落、贫穷的蔓延及暴乱的扩大等，需要有某种新的理想和希望，以使人们在苦难中有安慰，在劳役中有勇气：一个权力的时代让位给一个信仰的时代。直到文艺复兴，财富及骄傲才再度恢复，理性才拒斥信仰并舍弃天堂，奔向乌托邦。但是如果理性不幸失败，科学不能找到答案，无力改善良心而仅使知识和权力衍生，那么这丝毫无益于人类；如果所有乌托邦残酷地因强者对弱者不变的虐待而崩溃，则人们便可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一度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的野蛮中，背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目的，而投入谦卑的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并历时千年之久。

第四章 逐渐成形的欧洲
（325—529）

大不列颠成为英格兰（325—577）

在罗马的统治下，除小农阶级外，不列颠各个阶级都很兴盛。大的地产逐渐扩大，而小块土地逐渐被吞并，在许多情况下自由农民由于土地被买走，而成为佃农或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许多农民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主和贵族的侵略。除此以外，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欣欣向荣，城市数目增多且规模扩大，财富增加，许多住宅均有中央系统暖气设备及玻璃窗，许多富豪都有豪华的别墅。不列颠的纺织业者这时已经开始输出后来享誉世界的优良毛织品。在3世纪时，少数几个罗马军团，便足以维持对外安全和对内和平。

但是到4世纪和5世纪时，不列颠的安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北方有卡勒多尼亚（Caledonia）的皮克特人，东面及南面有挪威和撒克逊掠夺者，西方有尚未被征服的威尔士的凯尔特族及爱尔兰热爱冒险的盖尔人及爱尔兰人。364至367年，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对海洋地区的侵扰日甚一日，不列颠及高卢的军队将他们击退，但是一个世代以后，罗马将领斯特利考又再度率军击退他们。381年的马克西姆斯及407年的篡位者君士坦丁，出于个人目的而从不列颠调走了当地防卫所需的军团，结果这些军队没有几人能返回不列颠。入侵者开始涌入边境地区，不列颠请求斯特利考派兵援助（400年），但是斯特利考这时正忙着将哥特人和匈奴人赶出意大利和高卢。当不列颠再度向皇帝霍诺留请求援助时，得到的答复是不列颠人必须尽力保护自己。英国历史学家比德（Bede）说：“从409年开始，罗马人便不再统治不列颠。”

面对皮克特人大规模的入侵，不列颠首领沃尔蒂格恩（Vortigern）邀请一些北日耳曼部族来援助他。撒克逊人来自易北河区域，盎格鲁人来自石勒苏益格（Schleswig），朱特人来自日德兰（Jutland）。传统——也许是传说——说朱特人于449年，在亨吉斯特（Hengist）（公马）及霍尔萨（Horsa）（母马）两兄弟的率领下抵达不列颠。精力充沛的日耳曼人击退了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作为报酬得到一些土地。他们注意到不列颠军事力量薄弱，并将这一好消息通知国内。不请自来的日耳曼人，登上了不列颠的海岸，不列颠人勇敢抵抗但缺乏技巧，在历时一个世纪的游击战中，日耳曼人时进时退，最后条顿人在迪奥哈姆（Deorham）打败了不列颠人（577年），而成为了后来所谓盎格鲁地（Angle-land），即英格兰的主人。大多数不列颠人随后即接受了被征服的事实，并且在血统上与征服者相混合，强悍的少数退入了威尔士的山中，继续奋战。另有一些则越过英伦海峡，使今法国西北部成为了布列塔尼（Brittany）。不列颠的各城市均因为长期征战而没落；交通中断，百业废弛；法律和秩序凋敝，艺术进入冬眠期，岛上刚萌芽的基督教为异教诸神及日耳曼的习俗所淹没。不列颠及其语言都变成条顿式。罗马法律和制度消失不见，罗马的城市组织为村庄社区所取代。在英国，血统、面貌、性格、文学及艺术中仍有凯尔特人的成分，但是这种影响在语言上几乎看不到，英国语言这时成了日耳曼语与法语的混合体。

我们要想了解这些难堪日子的狂热，必须暂时抛开历史，看看亚瑟王（Arthur）及其武士们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之奋力“打败异教徒，支持基督”的历史。威尔士一位修道士圣吉尔达斯（St.Gildas）在一本半是历史、半是传道的奇怪书籍《不列颠的毁灭》（On the Destruction of Britain ）中，曾提到战争中的蒙斯·巴多尼科斯之围。后来英国历史学家南尼乌斯（Nennius）（约796年）曾提到亚瑟王参与的12次战役，最后一役是在巴斯（Bath）附近的巴登（Badon）峰。蒙默思（Monmouth）的杰弗里（Geoffrey）为此提供了浪漫的细节：亚瑟王如何继承其父亲乌特尔·彭德拉贡（Uther Pendragon）为不列颠之国王，抵抗入侵的撒克逊人，征服爱尔兰、冰岛、挪威和高卢，于505年围攻巴黎，将罗马人逐出不列颠，以手下很多条性命为代价平定了侄儿莫德雷德（Modred）的叛变，并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一役中杀死他，而自己也在是役中受了致命伤，而死于“吾主第542年”。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威廉告诉我们说：

当沃尔蒂梅尔（Vortimer，沃尔蒂格恩之弟）去世时，不列颠的力量衰落了，如果不是硕果仅存的罗马人阿姆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在尚武的亚瑟王的有力协助下弭平了跋扈的蛮族的话，则所有不列颠人可能被完全消灭。亚瑟王支撑着日见倾颓的国家，并唤起国人涣散的精神，让他们起而奋战。最后在巴登峰一役，他倚赖盔甲上的圣母玛利亚像的帮助，只身迎战900名敌人，令人难以置信地屠杀了许多敌人而将他们消灭。

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只能认为亚瑟王是6世纪时一位模糊但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可能不是一位圣徒，很可能也不是一位国王。其他有关于亚瑟的故事的流传都得力于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愉快的马洛里（Malory）和高雅的丁尼生（Tennyson）等人的著作。

爱尔兰（160—529）

爱尔兰人相信——我们无法加以反驳——他们“笼罩薄雾和丰腴多产”的岛屿，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早居住着希腊人，他们早期的酋长——库库莱恩（Cuchalain）、康纳尔（Conor）、科纳尔（Conall）——都是上帝的儿子。腓尼基的探险家希米尔科（Himilco）于约公元前510年到达爱尔兰，他描写它“人口众多，土地肥沃”。也许是在公元前5世纪，来自高卢或不列颠，抑或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凯尔特冒险家进入了爱尔兰，征服了土著。对于土著我们毫无所知，凯尔特人显然带来了霍尔斯塔特（Hallstatt）的铁器文化及很具凝聚力的家庭，使得个人对于其家族甚为自负而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国家。家族与家族、王国与王国之间不断争战，历时千年。与此同时，家族中的成员又彼此争斗。在圣帕特里克来到以前，爱尔兰人去世以后，尸体是立着埋葬，做准备战斗的姿势，面对着敌人。大多数的国王死于战争或被暗杀。也许是基于优生的考虑，或者是作为上帝的代理人需要得到第一枚的果实，根据爱尔兰的传统，古代的国王对每位新娘都享有初夜权。康科巴（Conchobar）因对这项义务最为热心而受到赞扬。每一个家族，“有史以来”，便记录着其成员、家谱、国王、战争和古代的习俗。

凯尔特人成为统治阶级，而将其各家族组成五个王国：乌尔斯特（Ulster）、北莱恩斯特（North Leinster）、南莱恩斯特（South Leinster）、慕斯特（Munster）、科诺特（Connaught）。每个王国各自享有主权，但是所有家族均接受米斯（Meath）的塔拉（Tara）作为国都。每位国王均在此地举行加冕礼，国王就任时还在这里召集全爱尔兰的贵族会议，通过对各王国均有约束力的立法，修订和记录家谱，并将这些存入国家档案。为了使这一会议有个固定场所，科马克·麦克·爱尔特（Cormac Mac Airt）国王于3世纪时，建立了一个大厅，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大厅的地基。一个地方性的会议每年或三年一次在各王国首都举行，为当地立法、征税并作为地方法庭。在这些会议之后举行比赛和竞技、音乐会、歌唱、魔术、笑剧、说故事、诗歌朗诵等活动，许多对新人在这时举行婚礼，为这一时刻增添光彩，大部分人民均参与盛会。现在看起来，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致使当时的情形益增迷人的气氛，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自由的调和几乎是理想的。贵族会议持续到560年，地方会议则持续到1168年。

爱尔兰第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是图亚塔尔（Tuathal），约160年，他统治着莱恩斯特和米斯。尼亚尔王（Niall，约358年）入侵威尔士，掠走大批战利品，抢劫高卢，后被一位爱尔兰人杀死于卢瓦尔河畔。他的后代大多数当上爱尔兰国王。其子莱格海勒（Laeghaire）即位后第五年，圣帕特里克来到了爱尔兰。在这以前，爱尔兰人已发展出由各种直线组成的一套字母。通过口传，他们留下了大量诗歌和传说。他们在陶器、铜器及金器方面也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他们的宗教是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崇拜太阳、月亮及各种自然物，传说中爱尔兰许多地区出没着仙女、恶鬼和小神。有一族穿白袍的僧侣自称能预言未来，以魔杖和车轮控制太阳和风，招来魔雨和火，收集、记载该族的历史和诗歌，研究星球，教育年轻人，担任国王顾问，做法官，制定法律，在旷野祭坛上向诸神奉献牲礼。在这些神圣的偶像中有一个包金的像称为魔龙（Crom Cruach），这是爱尔兰各族的神，各家族的第一个小孩都要奉献给他——可能是抑制人口膨胀的一种方法，人们相信轮回，但是他们同时也梦想海外的一处仙岛，“那里没有哭泣或狡诈，没有痛苦和残酷的事，只有甜美的音乐萦绕；一个美丽奇妙的地方，一片美好的景象，雾气笼罩下的美景无与伦比”。有一则故事说，科纳尔王子因为受到这种描写的诱惑，终于搭上一艘小船，扬帆出海去寻求这块乐土。

基督教在圣帕特里克之前一两个世代进入爱尔兰。由比德所证实的一编年史，在431年项下记载着：“帕拉狄乌斯由教皇切莱斯蒂内授予圣职，奉命担任信奉基督的爱尔兰人的首任主教。”但是帕拉狄乌斯却于同年逝世，使爱尔兰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光荣任务，落到了其保护神的肩上。

他于约389年，出生于英格兰西部邦纳温塔（Bonnaventa）村一个中等家庭。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的儿子，有了一个罗马名字帕特里克。他仅接受了普通的教育，为自己的粗野不文明深感惭愧。但是他很认真地研究《圣经》，因此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背诵和引用《圣经》。16岁时，他为爱尔兰的入侵者所掳，而被带到爱尔兰，当了六年的养猪人。在这些孤独的日子中，他终于皈依基督。他先前对宗教的漫不经心变成了高度的虔诚，他描写自己每天在黎明之前便起床，不论任何天气——冰雹或雨雪——都到外面去做祷告。最后他逃走了，摸索到海岸，被海员救起，带到高卢，也许是意大利。他做工赚取路费回到英格兰与父母团圆，在家里过了几年。但是某样东西又使他回到爱尔兰——也许是爱尔兰乡村可爱的气氛，或是当地人民真诚的友善。他将这种感觉解释成神的意旨，呼唤他引领爱尔兰人皈依基督教。他前往勒林斯和欧塞尔（Auxerre），准备做祭司，终于被授予圣职。当帕拉狄乌斯逝世的消息传到欧塞尔时，帕特里克即被任命为主教，同时获赠保罗和彼得的遗物，并被派到爱尔兰（432年）。

他发现当时的爱尔兰国王莱格海勒是开明的异教徒，帕特里克虽未能使他皈依基督教，却赢得了传教的完全自由。声称会魔术的德鲁伊人反对他，并向当地人民展示他们的魔术；他则以驱鬼派——一个小修道会——的方法对付他们。帕特里克在老年时所写的《忏悔录》，曾经谈到他在这项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危险：他的生命曾12次遭遇危险，有一次他及友伴被捕，被囚禁了两个星期，差一点送命，但是有些朋友劝对方释放他们。教会中流传着他展示神迹的一百余个有趣故事。南尼乌斯说：“他使盲者恢复视力，使聋者恢复听力，使麻风病人痊愈，驱除恶魔，拯救俘虏，使9人起死回生，写了365本书。”但是使爱尔兰人皈依基督的，不是奇迹而是他的性格——对信仰的十足信心，对工作的热诚坚持。他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冲动地诅咒人或祝福人，但是即使是他颇为自负的教条主义也可使人信服。他任命祭司，建立教堂，成立男女修道院，在每一阶段，都组建了强大的精神警备队以守卫新征服的领地。他令人觉得进入教会的国度，就像是一种无比光荣的历程。他的周围聚集着勇敢和忠诚的人，他们忍受一切艰苦以传播人类得救的福音。他并未使整个爱尔兰皈依基督教，仍然有少数异教分子及异教诗歌留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其痕迹。但是当他去世时（461年），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使整个国家皈依某种宗教的人。

仅次于圣帕特里克而受到爱尔兰人爱戴的，是一位竭尽全力巩固他的胜利的女人。据说圣布里吉德（St.Brigid）是奴隶和国王的女儿，476年之前的她我们知之甚少，她就是在这一年成为修女的。在克服无数的阻碍后，她在基尔台（Kildare）建立了橡树教堂（Church of the Oak Tree）。不久它变成了一座修道院，一座女修院和一间学校，和帕特里克在阿尔马（Armagh）创建的一样出名。她死于约525年，受到全爱尔兰的尊敬。一个世代之后圣鲁亚德汉（St.Ruadhan）诅咒爱尔兰的国都塔拉。558年之后，当迪阿尔木德（Diarmuid）王去世时，古代的殿堂废弃了，此时爱尔兰的国王虽然在文化上仍是异教徒，但在信念上已是基督徒了。

法国的前奏

·古典高卢的末日（310—480）

在4世纪和5世纪，高卢在罗马帝国西方各省中，就物质而言最为繁荣，就知识而言最为先进。土壤肥沃，手工艺精良，河川及海上贸易兴盛。由政府支持的大学兴起于纳博讷、阿瑞斯（Aries）、图卢兹、里昂、普瓦捷、特里尔和波尔多、马赛，教师及演说家，诗人和贤者拥有着政治家及拳师般的地位和声誉。随着奥索尼乌斯和西多尼乌斯两人声名鹊起，高卢成为欧洲文学的领导者。

德奇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Decimus Magnus Ausonius）是一位诗人，也是高卢“白银时代”（Gallic Silver Age）的象征。约310年，他出生于波尔多，是当地一名医生之子。他在当地接受教育，后来他以六音步诗描写他老师的德行，他只记得他们的微笑而忘记了他们的责打。他过着单调的生活，后来成为波尔多的一位教授，教授文法（文学）及修辞（演讲术和哲学），后来他成为未来皇帝格雷先的教师。他写到其父母、伯叔父、妻子、儿女及学生时流露出来真挚感情，他很愉快地描写他承继自父亲的住屋和田地及他希望在何处度过他的余生。他结婚不久后对太太说：“让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生活，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在初恋时为彼此取的名字……你我俩人将永远年轻，你在我眼中永远是美丽的。我们不要理会岁月的增长。”不久后，她为他生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几年后他深情地谈及这件事：“对于你的离去我一直很悲伤，名字跟我一样的第一个孩子。正当你练习着要将牙牙学语变成孩童时代的第一次说话时……我们却为你的逝世而悲叹。你躺卧在你曾祖父的怀中，在他的墓穴中。”他的妻子在为他生了一女一子之后，便与世长辞了。他对她有着很深的爱情，所以不再续弦。他老年时曾痛苦地描述丧妻之痛，那座她曾用双手照料过、用双足走过的房子弥漫着忧郁的寂静。

他的诗歌有着温柔的感情，纯正的拉丁文有如维吉尔一般流畅，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爱。后来圣徒波利努斯将他的散文与西塞罗相比，叙马库斯则认为维吉尔的诗，没有一首比得上奥索尼乌斯的《摩泽尔河》（Mosella ）。这位诗人与格雷先同住在特里尔时，便喜欢上了这条河流。他描写这个由葡萄园、果园、别墅及欣欣向荣的农庄所构成的伊甸园，他使我们感受到河畔的鲜绿及水流的美妙音响，然后他以涵盖一切的突降法，写给河中可爱小鱼一篇连祷辞。奥索尼乌斯在六十年的文学研究之后，心中所能迸发出的也只是文学的热情。他的诗是友情的金玉佳句，颂美的连祷，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遇到这样有魅力的伯叔或教授，很难为这些赞美诗感到兴奋。

瓦伦提尼安一世逝世时（375年），继任帝位的格雷先召来他年老的老师，赐给他一连串的官职。他陆续担任过伊利里亚、意大利、非洲、高卢等地的行政长官，最后以69岁的高龄出任执政官。在他的促请之下，格雷先下令由政府资助教育事业，诗人、医生以及古代艺术品受到保护。出于他的影响，叙马库斯被任命为罗马的行政长官，波利努斯也被任命为一省总督。当波利努斯成为圣徒时，奥索尼乌斯感到悲伤，因为到处受到威胁的罗马帝国急需这类人才。奥索尼乌斯也是基督徒，但不很虔诚。他的兴趣、写作题材、诗韵和神话都属于轻快活泼的异教。

在年近70岁时，这位老诗人回到了波尔多，在这里度过余下的20年。这时他已做了祖父，他年轻时的赞美孝顺的诗篇这时有祖父般的慈爱相呼应。他告诉孙儿说：“不要害怕，虽然学校中时而听到鞭打之回响，并且老师脸色阴沉；早晨时光来临时，不要让哭声或鞭打之声令你心悸。老师手里挥舞着藤条当王笏，装备着桦枝……只不过是让人害怕而已。你的父母亲当年都曾经历这一切，并且还活到现在以安慰我平静的老年。”幸运的奥索尼乌斯，能在蛮族洪流来到之前度过其一生！

阿波利纳里斯·西多尼乌斯（Apollinaris Sidonius）之于5世纪的高卢散文，正如奥索尼乌斯之于4世纪的高卢诗歌。他出生于里昂（432年），父亲担任高卢的行政长官。他的祖父也曾担任同一职位，母亲是455年即位的皇帝阿维图斯（Avitus）的亲戚，西多尼乌斯后来于452年娶其女为妻。这种关系是再好没有了。帕皮亚尼拉（Papianilla）给他克莱蒙（Clermont）附近的一所豪华别墅作为嫁妆。有好几年他的生活便是访晤他的贵族朋友。这些人都是有教养的人，并有赌博和懒惰的特长。他们住在乡下宅第，很少参与政治。他们无力保护其奢华的生活不受入侵的哥特人的侵扰。他们不喜爱城市生活，这时的法国及英国的富人都避居乡村而不喜欢城市。在这些宽广的别墅中——有些拥有125个房间——舒适高贵的设备一应俱全：带镶嵌的地板、柱厅、风景壁画、大理石及青铜雕刻品、大壁炉和浴室、花园和网球场，宅第周围的林地，可供先生女士放鹰打猎。几乎每个别墅均有一间图书室，陈列着古代异教典籍和一些著名的基督教经典。西多尼乌斯的许多朋友都是书籍收藏家，在高卢也像在罗马一样，总有一些富人重视装帧甚于内容，满足于他们从书籍封面得到的文化。

西多尼乌斯代表了此种优雅生活较好的一面——好客、有礼、愉快、道德高尚，会写清秀的诗句及美妙的散文。当阿维图斯前往罗马即帝位时，西多尼乌斯陪他一道，并致欢迎辞（456年）。一年后阿维图斯被废，他又一同回到高卢。但468年，他回到罗马，在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动荡中担任罗马市的行政长官。在混乱中他仍能优容自处，他模仿普林尼及叙马库斯的书信，描写高卢和罗马的上层社会，他也同样具有虚荣和优雅的品质。文学这时已没有什么内容，并且太过谨慎，以至于仅剩形式和魅力。在这些最好的信中，反映了对受过教育的绅士们那种仁慈的容忍和同情的了解，这些成为了高卢文学的代表。西多尼乌斯将罗马人对随笔的爱好带入了高卢。从西塞罗和塞尼加，经过普林尼、叙马库斯、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西多尼乌斯，到蒙田（Montaign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勒南（Renan）、圣伯夫（Sainte Beuve）及安纳托尔·法朗士一脉相传，几乎是同一思想的轮回转世。

为避免对西多尼乌斯有所误解，我们必须指出他是位好基督徒和勇敢的主教。469年，他出人意料地不愿马上从俗世身份转任克莱蒙的主教。这时的主教不但是精神上的引导者，还是民事管理者。安布罗西及西多尼乌斯等既有经验，又有富人所具有的一些条件，要比神学方面的高深学问显得更令人信服。西多尼乌斯在神学上并没有什么造诣，但是也很少诅咒人。他将银器送给穷人，总是宽恕他人的罪。从他所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察知他教会中信徒的祷告偶尔会因为吃点心中断。当西哥特的国王欧瑞克（Euric）决定并吞奥弗涅时，残酷的现实冲入了这种愉快的生活。连续四年的夏天，哥特人都围攻奥弗涅的首都克莱蒙。西多尼乌斯以外交手腕及祷告抵抗来犯的蛮族，但是失败了。城陷之时他被敌方俘虏，并被监禁在卡尔卡索纳（Carcassonne）附近一座堡垒中（475年）。两年后他获释，并恢复主教的职位。此后他活了多久，我们无法得知。但是他于45岁时便表示希望“神圣的死，使我从目前生活的痛苦和重担中解脱出来”。他对于罗马帝国已失去了信心，而将他对文明的所有希望，寄托于罗马教会。教会终于原谅他那半异教色彩的诗，而封他为圣徒。

·法兰克人（240—511）

随着西多尼乌斯的去世，蛮族带来的黑暗笼罩了整个高卢。我们不愿夸张这种黑暗。人们仍然保有经济方面的能力，买卖商品，铸造钱币，撰写诗篇和创造艺术。在欧瑞克和阿拉里克二世的统治之下，西哥特王国（高卢西南）显得颇有秩序，其文明和进步，得到了西多尼乌斯本人的赞扬。506年时，阿拉里克二世颁布了“王国法律大要”（Breviarium）。这是一套较为开明的法律，将罗马—高卢人民与其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加以疏理。勃艮第的国王们也制定了类似的法律（510年），他们是以和平方式建国于高卢东南部的。直到11世纪，罗马法律在博洛涅恢复之前，拉丁欧洲都是由哥特及勃艮第的法律所统治，此外还有法兰克人类似的法律。

历史上有关法兰克人的记载始于240年，当时皇帝奥理安在美因茨市附近打败了他们。法兰克人于5世纪之初定居于莱茵河西岸的坡地，他们占领了科隆市（463年），以之为首都，将他们在莱茵河的力量由亚琛扩张到梅斯。有些法兰克部族仍然留在莱茵河东岸，这使当地被命名为法兰克尼亚（Franconia）。舍拉法兰克人（Salic Frank）的名字，可能起源于荷兰的舍拉河（Sala）。他们由此向南和西迁徙，约356年占领了缪士河、海洋与索姆（Somme）河之间的区域。大部分时候，他们势力扩张的方式都是和平迁徙，有时是接受罗马帝国的邀请，前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居住。430年，高卢北部已有一半为法兰克人所有。他们还带来日耳曼语言及异教信仰，因此在5世纪，拉丁语不再是莱茵河下游人民的通行语言，基督教也不是他们信仰的宗教。

舍拉法兰克人在其《舍拉法典》（Salic Law ）的序言中，自称为“光荣的民族，善于议事，身体健壮，面貌姣好，勇敢、敏捷、坚毅……这是从颈间挣脱了罗马枷锁的一个民族”。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蛮族，认为是自我解放的自由人。法兰克一词意为自由，即拥有公民权之意。他们身材高大、匀称；长发在头顶结成一束，像马尾般垂下；留髭不留须；外衣腰部系有皮带，上饰珐琅铁片；皮带上悬挂着剑与战斧及剪刀和梳子等。男人跟女人一样喜爱珠宝，佩戴戒指、手镯和珠子。每位身强体壮的男子都是战士，从年轻时便学习跑、跳、游泳、投掷枪矛和使用战斧。勇敢是最美的德行。但是若对其事迹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法兰克人并不仅是战士，他们的征服和战役不比我们现代人多，规模和破坏性也远不如我们大。他们的法律反映他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使高卢东北部成为一个繁荣和平的农业社会。

《舍拉法典》是6世纪初制订的，与查士丁尼皇帝周详的罗马法同一时期。据说是由“四位可敬的酋长”拟订的，并由三次人民会议审查通过。它规定审判“根据数人的证词而对嫌疑犯作无罪的宣判”（compurgation）和神断（ordeal）原则。只要有足够多的够资格的证人证明被告品行良好，便可使他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案件上被判无罪。所需证人数目视所控罪行大小而定：72名证人可使一个谋杀罪嫌疑犯获释，但是当一位王后的贞操受到怀疑时，则须有500名贵族做证。如果问题尚不能解决，则使用神断法。被告也许手脚捆绑被丢入河中，如无罪便会下沉，如有罪便会浮起（因为河水已经宗教仪式圣化，能祛除恶鬼，拒绝收纳有罪的人）；或者被告会被命令赤足走过火堆或烧红的铁块，抑或手握烧红的铁器一段时间；抑或探赤裸之手臂于沸水中，自底部拾起某物，或者原告与被告被令站立，双臂伸出交叉成十字形，因疲惫而使手臂放下的一方被勒令认罪；或者被告奉命吃圣餐礼的圣饼，如有罪，则会被上帝击倒；当各种方法都仍无法决定是否有罪时，可用角斗的方法决定两个自由人谁有罪。其中有些神断法历史上很早便有了：波斯古经《火教经》（Avesta ）提及沸水神断法，古波斯人就使用过；《摩奴法典》（Manu ）（100年以前）曾提到印度的淹水神断法；火或热铁神断法也见于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安提戈涅》一剧中。闪米特人认为神断法是大不敬；罗马人则认为是迷信；日耳曼人充分使用它；基督教会勉强接受，有时还增加宗教仪式和庄严的誓词。

格斗裁判与神断法一样古老。萨克索·格拉马蒂克斯（Saxo Grammaticus）说这种审判法在1世纪时由丹麦强制使用，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及伦巴底人等的法律显示此法也为他们广泛使用，圣帕特里克也在爱尔兰发现了这种审判法。当一位罗马基督徒向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抗议说这种审判法只能决定谁的技术高明而不能决定谁有罪时，这位国王回答说：“战争和格斗的结局不就是由上帝裁决而决定的吗？并且上帝不是将胜利给予正义的一方吗？”蛮族皈依基督教，只不过是将他们崇拜的神换个名字而已。除非我们能设身处地，了解这些人认为上帝当然与每件事的因果有关而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裁决的想法，否则我们无法评论这些习俗。由于会面临如此可怕的试炼，因此原告如对案件或证据没有把握，他们在向法庭提出控告之前一定会再三考虑。事实上，有罪的被告会逃避神断，主动提出赔偿。

几乎每件罪行都有其代价：被告或被判有罪者通常可以付一笔血钱（wergild）以脱罪——其中1/3付给政府，2/3付给受害者或其家属。所付之款视受害者的社会地位而定，因此一名节省的犯人必须考虑到许多事实。如果一名男人胡乱抚摸一位女人的手，他会被罚15第纳尔（denarii），《舍拉法典》规定1第纳尔等于1个硬币（solidus）的1/40。如果他抚摸她的胸部，他须付45第纳尔。这与其他罚款相比还算少：罗马人殴打、抢劫法兰克人会被罚2500第纳尔，法兰克人殴打、抢劫罗马人会被罚1400第纳尔，杀死一名罗马人会被罚4000第纳尔，杀死一名法兰克人会被罚8000第纳尔；罗马人的地位在被征服者的眼中竟是如此之低。如果受害者或其家属没有得到满意的赔偿，他们会自己报仇。如此一来，血仇可能延续许多代。血钱和司法格斗是原始日耳曼人所能想出的使人们放弃报仇转而诉诸法律的最简便方法。

《舍拉法典》最著名的一条是：“任何舍拉的土地均不得由女人继承。”基于此，14世纪时法国拒绝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以伊莎贝拉（Isabelle）之子的身份继承法国王位，随后便爆生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这项条款仅适用于不动产，因为当时认为保护不动产需依赖男人的军事力量。大体而言，《舍拉法典》对女人没有什么好处。它规定谋杀女人须付加倍的血钱，因为女人可能是许多男人的母亲。但是（如早期罗马法）它规定女人永远在父亲、丈夫或儿子的监护之下；妻子通奸的处罚是死刑，但对通奸的男人则未规定处罚；它亦准许男人提出的离婚请求。按照习俗，法兰克国王可以拥有多位妻子。

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法兰克国王是希罗迪奥（Chlodio），他曾于431年攻击科隆。埃提乌斯（Aёtius）击败了他，但是希罗迪奥最后还是占领了西迄索姆河的高卢领土，并以图尔奈（Tournai）为都。他传说中的继承者墨洛温（Merovech）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一直到751年都统治着法兰克人。墨洛温的儿子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引诱了色林吉亚一位国王的妻子。她后来做了他的王后，她说她没有见过任何男人比希尔德里克更为贤明，更为强壮，更为英俊。他们结婚后生了克洛维（Clovis），后来建立了法国，他的名字成为18位法国国王的名字。

克洛维于481年继承了墨洛温王朝的王位，时年15岁。他的王国当时只是高卢的一个角落而已，其他法兰克部族统治着施派尔河以西地区，高卢南部的西哥特和勃艮第的王国已因罗马的陷落而完全独立。高卢西北部名义上仍然在罗马统治之下，但已毫无防备。克洛维于是侵略它，攻下城镇，俘虏显贵，接受赎金，售卖战利品，收购军队补给和武器，挥军前往苏瓦松（Soissons）市，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486年）。在以后10年中，他又继续征服其他地区，直至布列塔尼和卢瓦尔河。他使高卢人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从而得到他们的拥护，他也尊重正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信仰和财富以赢得他们的支持。493年，他娶了基督徒克洛蒂尔德（Clothilde），她不久便使他皈依尼西亚基督教。主教和圣徒雷米（Remi），在来自高卢全境的主教和名流面前，于兰斯市（Reims）为他施洗，有3000名士兵随克洛维受洗。也许克洛维早想将势力伸至地中海，他觉得为了法国是值得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及勃艮第两王国内的正统基督徒，现在对他们国内的阿里乌斯斯派统治者心怀疑虑，而秘密地或公开地成为这位年轻法兰克国王的盟友。

阿拉里克二世——西哥特国王，看到汹涌而至的征服浪潮，试图以好话将它挡回去。他邀请克洛维举行会议，他们于昂布瓦兹（Amboise）会晤，双方保证友情永固。但阿拉里克回到图卢兹后，逮捕了一些正统派的主教，罪名是与法兰克人勾结。克洛维召集了军事会议并宣称：“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些阿里乌斯教派的人占领高卢的部分领土。让我们在上帝的庇佑下去征服他们。”阿拉里克的人民分裂了，但他仍极力自卫。他在普瓦捷附近的乌依莱（Vouillé）被打败（507年），并被克洛维亲手杀死。图尔（Tours）的格列高利说：“克洛维在波尔多过了冬天，并且把在图卢兹（Toulouse）的所有阿拉里克的财宝拿走之后，前往围攻昂古莱姆（Angoulême）。上帝对他宠惠有加，城墙都自己倒了下来。”这就是中古时代编年史家的特有注解。河畔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的老王希格伯特（Sigebert）一直都是克洛维的盟友，但是这时克洛维则怂恿希格伯特的儿子说，如他父亲去世他将可得到很大利益，结果儿子便杀了父王。克洛维派人向这位弑父者表示友谊，同时派奸细去谋杀他；这些事情安排妥当后，克洛维便率军前往科隆，劝诱河畔法兰克人诸酋长接受他为他们的国王。格列高利说：“每天上帝都使他的敌人在他手中败亡……因为他心胸光明，可以在上帝面前昂然行走，所做的事都令上帝高兴。”

被征服了的阿里乌斯派信徒，不久都皈依正统信仰，他们的教士几乎一无例外地获准保留原来的教会职位。这时克洛维带着俘虏、奴隶、战利品及祝福，将国都迁到巴黎。4年之后，他死在巴黎，享年45岁。王后克洛蒂尔德曾协助他将高卢变成法国，“在她丈夫死后便来到图尔，在圣马丁教堂中供职，以极大的贞洁和仁慈在这里安度她的余生”。

·墨洛温王朝（511—614）

一直希望有儿子的克洛维，去世时却嫌儿子太多。为了避免引起王位继承战争，他将王国分给他们统治：希尔德伯特（Childebert）得到巴黎地区，克洛德梅尔（Chlodomer）获得奥尔良（Orléans）地区，克洛塔（Chlotar）分到苏瓦松地区，西奥多里克继承了梅斯和兰斯地区。他们充满蛮族特有的充沛精力，继续推行他们父王以征服达成统一的政策。他们于530年攻占了色林吉亚（Thuringia），534年攻取勃艮第，536年占领普罗旺斯，555年攻陷巴伐利亚和士瓦比亚（Swabia）。克洛塔一世因为活得比其他兄弟更久，继承了他们的王国，他所统治的高卢远较以后任何时期的法国版图为大，临死前（561年）他又将高卢分成三部分：兰斯和梅斯区，名为“Austrasia”（意即东方），由其子西格伯特统治；勃艮第由甘士兰（Gunthram）治理；希尔佩里克（Chilperic）分得苏瓦松地区，名之为“Neustria”（意即西北）。

自从克洛维结婚那天起，法国的历史便具有了雌雄两性风格，混合着爱情和战争。希格伯特派人送了贵重礼物给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亚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要求娶他的女儿布朗希尔达（Brunhilda）为妻，亚塔纳吉尔德对即使是带着礼物的法兰克人都感到害怕，因此同意了，布朗希尔达终于来到梅斯和兰斯的宫廷（566年）。希尔佩里克感到嫉妒，因为他只有普通的妻子奥德维拉和粗野的妾弗雷德贡达。他也向亚塔纳吉尔德请求娶布朗希尔达的姐姐。加尔斯温塔（Galswintha）来到了苏瓦松，希尔佩里克爱上了她，因为她带来很多财宝。但是她年纪较大，希尔佩里克最后又回到了弗雷德贡达的怀抱。加尔斯温塔抗议要回到西班牙，希尔佩里克却令人将她扼杀（567年）。希格伯特因此向希尔佩里克宣战，并将他打败。但是弗雷德贡达派出的两名奴隶却将西格伯特暗杀。布朗希尔达被捕，又逃走，拥立幼子加冕为王，是为希尔佩里克二世，布朗希尔达以儿子的名义成功地统治着兰斯和梅斯区。

希尔佩里克被称为“我们时代的尼禄王和希律王，残酷、嗜杀、好色、贪吃、爱钱”。图尔的格列高利将他描写成当时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他告诉我们说：希尔佩里克嘲笑三位一体和上帝像个人的观念；他曾与犹太人举行令人反感的讨论；抗议基督教会的富有和主教的政治活动；废除对教会有利的遗嘱；贩卖主教职位给出价最高者；试图免除格列高利在图尔的主教职位。诗人福图纳图斯则说这位国王是各种德行的综合体，公平而温良，是像西塞罗一样雄辩的演说家。但是希尔佩里克曾经为福图纳图斯的诗篇而奖赏过他。

希尔佩里克于584年遇刺，刺客可能是布朗希尔达派来的奸细。他留下一个几岁大的儿子，即克洛塔二世，弗雷德贡达代他治理纽斯特里亚（Neustria），其手腕、背信充义和残暴可以与任何时代的男性统治者比肩。她派遣一位年轻的教士前往杀害布朗希尔达，但他未能完成使命，回来后被她下令砍去四肢。但是，这些记载也都是来自格列高利。同时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贵族在克洛塔二世的鼓动之下，一再反叛布朗希尔达。她软硬兼施，以外交手腕兼暗杀手段，极力控制境内的贵族。最后他们终于将她推翻。她当时已80岁，受了三天折磨后，头发、手脚被绑于一匹奔驰马的尾巴上，受尽折磨而死（614年）。克洛塔二世继承了三个王国，法兰克王国终于再度统一。

由这段血腥的历史，我们很可能会夸大在温文尔雅的西多尼乌斯之后不到100年笼罩于高卢的野蛮习气，人们必须找到选举的替代物。克洛维的统一工作被他的子孙破坏，但是至少政府尚存在，并非每个时代的高卢都忍受得了国王的多妻制和残酷压制。国王的专制受到了嫉妒的贵族的制约。为报答贵族们在行政及战争上的功劳，国王赐给他们可以独立统治的大片土地。在这大片的土地上，便兴起了封建制度，此后1000年间，封建制度要与法国国王展开斗争。农奴制度形成了，奴隶制度因为新的许多次战争延长了寿命。百业由城镇转向贵族庄园；城镇因之缩小，而受到封建贵族的统治。商业仍然兴旺，但是币制不稳定，拦路抢劫及封建通行税均妨碍了商业的发展。饥荒和瘟疫战胜了人类的增殖力量。

法兰克的酋长与残余的高卢罗马元老阶层通婚，形成了法国的贵族阶级。在这些世纪中，有一支力量强大的贵族，爱好战争，轻视文学，以长须和丝袍为傲，实行多妻制。向来很少有上层阶级如此鄙视道德。皈依基督教对他们毫无影响，基督教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是统治及安抚人心的一种昂贵方式。在“蛮族习气和宗教的胜利”中，蛮族习气统治了五个世纪。暗杀、弑父、杀害兄弟姐妹、拷问、残害、叛逆、通奸及乱伦一扫统治的乏味。据说希尔佩里克曾下令将一个叫西吉拉的哥特人每个关节都以烙铁毁伤，将其四肢通通拔掉。查理伯特以两姐妹为情妇，其中之一是修女。达戈伯特同时有三个妻子。荒淫无度也许可以说明墨洛温王朝生育率奇低的原因：克洛维的四子中仅克洛塔育有后代，克洛塔的四子中也仅有一子育有一小孩。国王们均在15岁成婚，年近30岁精力便已耗尽，许多在28岁以前便去世。到614年，墨洛温王朝气数已尽，即将被其他王朝取代。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教育几乎无法存在。到600年，识字已成为教会的特权，科学几乎绝迹。医术仍然存在，因为我们曾听到宫廷医生。但是在一般民众中间，巫术和祷告似乎要较医药有效。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指斥以医药代替宗教治病是有罪的。他自己患病时曾请医生诊视，但是不久便说医生无能而将其遣走，然后他喝了一杯含有圣马丁坟上灰尘的水，结果霍然痊愈。格列高利是当时的首席散文作家。他结识数位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偶尔做他们的特使。他所著的《法兰克正史》（History of the Franks ）记载墨洛温王朝后期正史，粗略、杂乱、褊狭、迷信、生动，是研究那一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他的拉丁文有许多讹误但简明有力。他曾为其文法不正确而感到愧疚，并希望文法上的罪不会在最后审判日受到处罚。他像一个小孩一样深信不疑，像一位主教那样温和狡黠地接受奇迹和怪事，“我们的故事应该混合着圣徒的奇迹或对民族的残杀”。他要我们相信587年时蛇从空中落下，一个村庄及其建筑物、居民突然间消失不见。一个人如对教会有所伤害或有不信之情，则这个人的言行均会受到他的指责。但是对教会忠实信徒的野蛮行径、诡计和不道德行为，他毫不犹豫地视为理所当然。他的偏见直言不讳，可以轻易打折扣。他给人的印象是单纯的。

在他之后，高卢的文字在内容上主要是宗教的，在语言及形式上则为蛮族的，仅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福图纳图斯。他出生于意大利，受教育于拉韦纳。35岁时迁往高卢，著书赞颂当地的主教和王后，并对第一位克洛塔的妻子拉德贡达思慕甚殷。后来她成立一家修道院，福图纳图斯先后为她做祭司，在她的私人教堂里任主持，最后担任普瓦捷的主教。他写作精美诗篇歌颂君主和圣徒，其中有29首诗是赞美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的，并以英雄诗体为圣马丁写传。他尤其写了琅琅上口的赞美诗，其中《歌喉》（Pange Lingua ）一诗曾启发阿奎那另作同一题材，而成就更高的诗篇，而另一首《帝王之军》（Vexilla Regis ）则成为天主教礼拜仪式一个永久的组成部分。他将感情与诗的技巧很精练地配合起来。念着他清新、亲切的诗行，我们可以在墨洛温王朝的残暴行为中发现仁慈、诚挚和温柔的感情。

西哥特人的西班牙（456—711）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420年，高卢的西哥特人重新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西班牙，并将它交还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无法统治它。18年后，苏维人在西北山陵地区兴起，占据了整个半岛。西哥特在西奥多里克二世（456年）和欧里克（466年）的率领下再度越过比利牛斯山，重新征服了大部分西班牙，这次他们将西班牙据为己有。西哥特王朝于是统治西班牙直至摩尔人（Moors）到来。

新王朝在托莱多（Toledo）建立一个华丽的都城，召集了一群富有的王公大臣。亚塔纳吉尔德和利奥维吉尔德都是强有力的君主，他们打败了北方的法兰克侵略者和南方的拜占庭军队。亚塔纳吉尔德的财富为他的两位女儿赢得了法兰克王后的地位，也为她们招来了谋杀。589年，李卡罗王将他本人及大多数西班牙境内西哥特人的信仰，由印欧语族人的信仰阿里乌斯斯派转变成信仰正统的基督教。也许他看过阿拉里克二世的传记。这时主教们成了王国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王国中的主要权力阶层。主教们由于教育程度较高，较有组织能力，操纵了在托莱多与他们共同主持政局的贵族们。虽然国王的权威在理论上是绝对的，并且由他来选择主教，但是由主教及贵族组成的会议有选举国王之权，并且要求国王保证采取进步的政策。在主教们的指导下，终于公布了一套法律（634年），这是所有蛮族法典中最完善却最不宽容的。它改善了司法上的审判，重视证人证据的衡量而非熟人对嫌疑人人格的保证。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受同一法律的约束，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它否定信仰的自由，要求所有居民均信仰正统基督教，并准许对西班牙的犹太人施以长期而严酷的迫害。

由于教会在布道及做礼拜时皆使用拉丁文，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西哥特人在征服西班牙不到一个世纪时，便忘掉了他们的日耳曼语言，并且使半岛上的拉丁文兼具西班牙语的雄性之刚和雌性之美。修道学校和主教辖下的学校负责教育，但传授的知识主要是宗教，部分是古典文学。瓦克拉那、托莱多、萨拉戈萨及塞维利亚等地相继成立高级学术机构。诗歌受到鼓励，戏剧则被指为诲淫——事实上确是如此。中世纪的西班牙在文学上仅有一人的名字留下来，这便是塞维利亚市的伊西多（Isidore）。一个富于教寓的传说说一位西班牙少年，因为头脑笨拙受责，因此逃离家庭，流浪累了，便在一口井旁边坐了下来。他看到井旁一块石头上有一道深沟，一位路过的女孩解释，这条深沟是被一条汲水用的绳子磨成的。伊西多自言自语说：“如果由于每天使用，一条软软的绳子可以勒入石头，那么毅力自可克服我头脑的笨拙。”于是他回到父亲身边，终于成为塞维利亚知识渊博的主教。实际上，我们对他一生所知甚少。在一位虔诚的教士所必须从事的琐事外，他还找出时间写了五六部著作。也许是为了加深记忆，多年以来，他编辑了有关各种科目的资料，分别收录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品。他的朋友，萨拉戈萨的主教布拉里奥（Braulio），劝他印行这些选集，他便将它们改编成中古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语源或起源二十册》（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 ）——现在是900页的八开本。这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不是按照字母排列的。它先是按顺序讨论文法、修辞及逻辑，是为三文（trivium，中世纪七种艺术中低级部分）；然后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称为四艺（quadrivium，七种艺术中高级部分）；再次是讨论医学、法律、编年史、神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世界志、地理学、建筑、测量、矿物学、农业、战争、运动、船只、服装、家具、家庭用具……在每一个科目之下，它解释并追溯基本名词的来源。我们从中了解到人所以被称为homo，是因为上帝用泥土（humus）造人；膝盖之所以被称为genua，是因为在胎儿时期是与面颊（genae）相对。伊西多虽然不加选择，却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精通希腊文，与卢克莱修过从甚密，以辑录的方法保存了很多极可能散佚的异教文学。他的著作是一种混合物——奇异的语源学，难以置信的奇迹，对《圣经》的古怪而寓意深刻的解释，科学和历史被曲解以适应道德原则，稍加观察便可改正的事实错误。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品留下。而托莱多、古意大利、科尔多瓦、格拉那达、梅里达及其他城市均有精美的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均以古典形式设计且有基督教的象征和拜占庭的装饰。按照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阿拉伯征服者曾在托莱多的宫殿和大教堂中发现25顶黄金和珍珠制成的王冠。插图的《圣诗集》（Psalter ），以熔化的红宝石为墨汁抄在黄金册页上，装饰有宝石的织物、甲胄、刀剑、花瓶，嵌有白银和黄金的一张翡翠桌子——这是西哥特的富人给予其保护者教会的许多贵重礼物之一。

在西哥特统治之下，强者或狡猾者对善良和不幸者的剥削如同在其他政权之下一样继续着。王公和主教在俗世或宗教的仪式下，用禁忌或恐怖手段压制人民的感情，夺去他们的思想。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和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壕沟使整个国家分裂为三部分。当阿拉伯人入侵时，贫民和犹太人共谋推翻无视他们贫穷或压迫他们信仰的王朝和教会。

708年，懦弱的国王威蒂扎（Witiza）去世，贵族们拒绝由他的儿子们继承王位，而将王位给予洛得里克（Roderick）。威蒂扎的儿子们逃往非洲，要求摩尔人酋长给予援助。摩尔人曾先试探着袭击西班牙海岸，发现西班牙内部分裂而几乎毫无防备，711年便以更大兵力进攻西班牙。泰里格（Tariq）与洛得里克的军队在加的斯（Cadiz）省内的詹达（Janda）湖畔会战。部分西哥特军队投向摩尔人，洛得里克则不知所终。战胜的穆斯林继续进攻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托莱多等地；好几个城镇打开城门迎接入侵者。阿拉伯将军穆萨（Musa）进驻首都（713年），并宣布西班牙属于先知穆罕默德和大马士革的伊斯兰哈里发。

东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493—536）

·西奥多里克

阿提拉一去世（453年），其帝国即崩溃，被他征服了的东哥特人重获自由。拜占庭的皇帝们雇用他们将其他日耳曼蛮族驱往西方，给予他们潘诺尼亚作为报酬，并将其国王西奥德米尔7岁的儿子西奥多里克带到君士坦丁堡做人质，以确保东哥特人的忠心。西奥多里克在拜占庭宫廷住了十一年，未受教育却颇具才智，他学习战术和政术，但是从未学习写字。他得到了皇帝利奥一世的赞赏，西奥德米尔去世时（475年），利奥一世承认他是东哥特人的国王。

利奥一世的继承者芝诺害怕西奥多里克会为拜占庭带来困扰，因此鼓励他征服意大利。奥多阿卡（Odoacer）形式上承认、实际上忽视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芝诺希望西奥多里克能使意大利重归拜占庭的治下，当这两位危险的部族首领交战时，芝诺可以去研究他的神学。西奥多里克喜欢这个主意——有些人说是他自己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以芝诺特使的身份率领约2万名东哥特军越过阿尔卑斯山（488年）。意大利的正统派主教厌恶奥多阿卡信仰阿里乌斯异端，因此支持似乎是正统派教徒的皇帝派出的打入阿里乌斯派的西奥多里克。在主教们的支持下，西奥多里克在为时五年的战争中终于击溃奥多阿卡坚强的抵抗，并劝他签字议和。他邀请奥多阿卡及其子到拉韦纳赴宴，以山珍海味招待他们，然后亲手将父子二人杀死（493年）。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之一便是以如此奸诈的手段为开端的。

此后经过几次征战，他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西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他在名义上仍然服从拜占庭，铸币也借罗马皇帝之名，他写信给罗马的元老院时也表示应有的尊敬。他自封为国王（rex ），这个一度为罗马人憎恶的名称，这时普遍适用于承认拜占庭宗主权的各地区统治者。他接纳了西罗马帝国后期的法律和制度，热心地维护各种纪念物，将心智和精力投入恢复他所征服地区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中。他使自己的哥特部下限于在军警部门服务，并以充足的薪水平息他们的不满。行政权和司法权仍然落在罗马人手中。意大利土地2/3在罗马人手中，1/3则由哥特人分配。即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可耕地均有人耕作。西奥多里克从各国赎回罗马俘虏，并令他们在意大利定居，成为自耕农，彭甸沼地（Pontine Marshes）的积水被排除，以便能重新耕种，促成环境的卫生。西奥多里克深信经济应加管制，于是发布了拉韦纳物价敕令。我们现在虽不知道物价是如何规定的，但据记载，西奥多里克当政时食物的价格较以前便宜1/3，其主要原因可能不是管制而是和平。他削减公务人员的数量及薪水，停止政府对教会的补助，并降低税额。他的收入竟还可支撑修复入侵者带给罗马与意大利的大部分损害，并在拉韦纳建造一座普通的宫殿及圣阿波利纳尔（Sant’Apollinare）和圣维塔莱（San Vitale）两座教堂。维洛纳、帕维亚、那不勒斯、斯帕勒托及其他意大利城市在他的统治下恢复了它们最辉煌时代建筑的光彩。虽然西奥多里克自己信仰阿里乌斯异端，他却能保护正统派教会的财产和信仰。他的大臣加西道拉斯，是一位天主教徒，曾以令人难忘的文字记载了这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无法控制宗教，因为没有人能被迫接受违心的信仰。”拜占庭的一位历史学家普罗克匹乌斯将在后一个时代很公正地赞扬这位蛮族国王：

西奥多里克极为小心地遵守公平的原则……并达到智慧和正直的最高峰……虽然在名义上他篡夺帝位，但事实上他这个皇帝可以与有史以来任何杰出的皇帝媲美。哥特人与罗马人都深深爱戴他……当他去世时，他不但令敌人闻风丧胆，并且使其臣民对他的死感到深深的惋惜。

·波伊提乌

在这种安定与和平的环境中，意大利的拉丁文学得以充分发展。加西道拉斯曾经担任奥多阿卡及西奥多里克的秘书。在后者的建议之下，他写了《哥特人历史》（A History of the Goths ），该书的目的在于告诉高傲的罗马人，哥特人也有高贵的祖先和伟大的英雄。加西道拉斯的态度或许较为客观，他写了一本编年史，是从亚当至西奥多里克的世界编年史。在他结束了颇长久的政治生涯后，他将自己的信函和政府文件搜集起来，编成集子。其中有些内容有点荒谬，有些内容有点夸张，还有相当篇幅用以赞美他及国王非凡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约540年，他在经历过两届政府的没落之后，退隐到他在卡拉布里亚的斯奎拉塞的庄园，修建了两座修道院，过着半是大公、半是修士的生活，最后以93岁高龄去世。他教导在一起生活的修士抄写异教及基督教手抄本，并准备一个特殊的房间——缮写室，做这项工作。他的做法为其他宗教机构所模仿，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由加西道拉斯创始的这种修道院以抄写方式保存下来的，在最后几年中，他编写一本教科书《宗教与俗世研究课程》（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Humanarum Lectionum ），该书大胆为基督教徒阅读异教文学辩护，并且依照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做法将学习课程分成低级部分和高级部分，这种做法被中古时代的教育广泛采用。

波伊提乌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加西道拉斯相同，除了两人的寿命不同。两人都是出生于富有的罗马家庭，担任西奥多里克的大臣，努力在异教与基督教之间建立一道桥梁，写下枯燥但千年以来被人不断阅读和珍视的书籍。波伊提乌的父亲于483年任执政官，岳父小叙马库斯是曾为胜利之神祭坛奋斗的叙马库斯的后代。他在罗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然后又在雅典的学校中度过18年学习生涯。回到坐落在意大利的别墅后，他终日埋首于研究。他决心挽救将要没落的古典文化，因此他将一位学者最宝贵的时间，奉献于以明晰的拉丁文概要地记载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尼科马科斯的数学著作、阿基米德的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及逻辑论述，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Aristotle ）的翻译使在其后700年间，逻辑学有了主要教材和概念，并且开启了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长期的争论。波伊提乌也有神学上的著作：在一篇论三位一体的论文中他曾为正统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并定下这一原则——当信仰与理智冲突时，信仰应居于首位。这些著作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阅读的价值，但是它们对中古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受到家族的影响，波伊提乌放弃玄妙的研究而进入政治生活的漩涡中。他步步高升，先是执政官，再是皇帝特使，再次是各机构总管，即首相（522年）。他以慈善和雄辩出名，人们将他比为狄摩西尼斯和西塞罗。但是树大招风，宫廷中的哥特族官员不满他同情罗马人和天主教徒，使他受到国王的猜忌。西奥多里克这时已69岁，健康状况不佳，正试图以平稳的方式将一个信仰阿里乌斯异端的哥特家族对一个9/10的人口为罗马人、8/10的人口为天主教徒的国家的统治权移交给他人。他有理由相信贵族和教会都是他的敌人，他们正期待着他的死亡。523年，拜占庭摄政查士丁尼发布一项命令，将所有摩尼教信徒逐出帝国，并禁止所有异教徒担任文武官职——包括除了哥特人以外所有的阿里乌斯派信徒。西奥多里克怀疑这一细节的目的在于解除他的戒备，只要一有机会，哥特人的优待就会被撤销。他认为这一命令实在无以回报他给予西方正统教派的完全自由。那位曾写作反阿里乌斯异端之三位一体论文的波伊提乌，不就是由他擢升到最高的官职吗？就在523年，他曾将两个纯银的精致灯架送给圣彼得教堂以表示对教皇的敬意。但是他因保护犹太人而激怒了大多数人，暴民毁坏了米兰、热那亚及罗马等地的犹太教会堂，他则动用公款重建这些会堂。

就在这个多事之秋，西奥多里克又听说元老院阴谋将他罢黜。据说主谋是元老院主席和波伊提乌的朋友阿尔比努斯。这位仁慈的学者立即赶去见西奥多里克，保证阿尔比努斯的无辜，他说：“如果阿尔比努斯是罪犯的活，则我及整个元老院都有罪。”三位名誉不佳的人指责波伊提乌参与这一阴谋，他们并且出示一份文件，上有波伊提乌的签名，内容是邀请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意大利。波伊提乌否认一切指控，并指斥该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后来他承认：“如果有任何自由的希望时，我自然会极力去抓住。如果我知道有个反叛国王的阴谋……你不可能从我这里探听到这阴谋的。”他终被逮捕（523年）。

西奥多里克试图与拜占庭皇帝达成谅解。他以一位哲学家国王的口吻写信给查士丁尼：

伪称有权主宰良心乃是僭夺上帝的特权。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君主之权仅限于政治管理，君主仅有权处罚妨碍公共安全的人。最危险的情形是，一位君主因为部分臣民的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不一样，就立刻驱逐他们。

查士丁尼回答说，对那些无法得到他信任的人他有权不授予官职，并且信仰的一致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东方的阿里乌斯信徒要求西奥多里克保护他们。他请求教皇约翰一世前往君士坦丁堡为阿里乌斯派信徒说情，教皇认为这不是一个誓言毁灭异教的人应担任的工作，但是西奥多里克坚持其立场。约翰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非常礼遇，但是毫无收获。结果西奥多里克指责他叛逆，将他下狱。一年后约翰死于狱中。

同时，阿尔比努斯和波伊提乌受到国王的审讯，被判有罪并处死刑。元老院大吃一惊，通过决议指斥他们两人，没收他们的财产，并通过这项判决。叙马库斯为其女婿辩护，结果自己也被逮捕。在狱中的波伊提乌写下了中古时代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哲学之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在该书不出色的散文与迷人的韵文之间，字里行间是悲伤的字句：只有坚忍地听任变幻无常的命运摆布，试图英勇地调和好人的厄运与上帝的仁慈、全能和先见。波伊提乌想起了在生活中曾得到的各种福祉——财富，以及“高贵的岳父，贞淑的妻子”和可资模范的子女。他忆起了他的显贵地位，及他滔滔不绝地向元老院发表演说时，两位主持的执政官都是他的儿子。他自言自语说，这种幸福无法永远存在，命运必须偶尔以警诫的一击平衡之，如此充足的幸福可以原谅这样致命的灾祸。但是回忆往昔幸福时光可能使痛苦加深，波伊提乌在一句后来出现于但丁诗中人物弗朗西斯科口中的话说：“遭逢厄运时，如果以往曾经有过幸福的日子，则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不幸。”他问“哲学夫人”（Dame Philosophy）——他以中古时代习惯将哲学拟人化——真正的幸福在何处。他发现幸福不在于财富或光荣，享乐或权力。他得到的结论是，除非与上帝结合在一起，否则没有真正或稳固的幸福，“幸福是与神在一起”。很奇怪，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及个人不朽、基督教或是任何特定的基督教教义，仿佛出自芝诺、爱比克泰德或奥勒留之手。异教哲学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位基督徒所写的，他在去世之际想念雅典而非戈尔戈塔。

524年10月23日，刽子手来了。他们用一根绳子勒他的颈部，将绳子拉紧，直到他的眼球迸出眼眶，然后他们用棍棒把他打死。几个月后，叙马库斯也被处死。根据普罗科匹乌斯的说法，西奥多里克为曾迫害他们两人深深自责而至哭泣。526年他也追随他的两位受害者进入坟墓。

他死后不久，他的王国也跟着灭亡。他曾命他的孙子阿塔拉里克（Athalaric）继承王位，但是阿塔拉里克年仅十岁，他的母亲阿玛拉逊莎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她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多才多艺的女人，是加西道拉斯的朋友，可能也是他的学生。加西道拉斯像为她父亲服务一样效劳于她。但是她太倾向罗马人的做法使其哥特族臣民感到不悦，他们反对她以古典著作作为国王的教材，他们认为如此将使国王变得文弱。她同意国王接受哥特族教师的教导，但是他沉湎于女色，18岁即死去。阿玛拉逊莎与其堂弟西奥达哈德共据王位，但是由她负责统治。不久西奥达哈德即将她推翻并关入监狱。她请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援救她，贝利沙鲁斯奉命前来。

第五章 查士丁尼
（527—565）

帝位

408年，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驾崩，其子狄奥多西二世年方7岁，继位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之姐普尔舍利娅（Pulcheria）大他两岁，负责他的教育，因为她一直担心他不能处理国政。他把国事交给兼理军事的执政官和元老院，自己则抄录古籍或在其上加上装饰画，使他留名后世的那部法典他似乎未曾过目。414年，普尔舍利娅僭取摄政职位，时年16岁，此后她主掌东罗马帝国达33年之久。她与两个姐妹矢志保持处女身份，似乎终身信守这一诺言。她们穿着似苦行者般朴素，而且奉行禁食，唱圣诗，祈祷以及建立医院、教堂、修道院，并不时捐赠礼物给这些机构。王宫改建成女修道院，只准妇女及少数僧侣进入。在这种神圣的气氛中，普尔舍利娅、她的表姐尤多西娅，还有她们的官员，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狄奥多西二世在位的42年期间，东罗马帝国得以安享难得的太平，而西罗马帝国此时则陷于混乱。这期间最不会被忘记的一件大事就是《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 ）的颁布（438年）。429年，统治者召集大批法学专家，编纂自君士坦丁大帝登基以来，罗马帝国所颁布的所有法令。新法典在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均被接受，一直是整个帝国遵奉的法令，直至查士丁尼在位时更大规模的法典编纂为止。

狄奥多西二世与查士丁尼一世之间，东帝国有许多统治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不过时至今日很少被人记住：利奥一世派遣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攻打该撒里克，结果战败，战舰悉数被摧毁。利奥的女婿，伊索利亚的芝诺为了安抚那些基督一性论者，在其统一诏书中，强行规定基督只有一性，从而导致了希腊正教和拉丁基督教的一次大分裂。阿纳斯塔修斯是个能干、果决、善良的君主。他以聪明、有效的行政措施来重整邦国财政。此外，他降低税率，废除人与野兽的竞技，并在马尔马拉海至黑海之间筑起一条长达40英里的长墙（Long Walls），使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他将国家经费用在许多有用的公共工程上，而留交国库32万磅黄金。这笔黄金使查士丁尼征服各地成为可能。百姓怨怼他的节省和基督一性论趋向。一群暴徒围攻王宫，杀死三名侍从。他以80岁高龄的威严接见这些人，并答应他们，只要人民能共推一位继位者，他便逊位。由于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群众哀求他继续执政。阿纳斯塔修斯死后，王位为目不识丁的元老查士丁（518—527年在位）篡夺，他贪享老福，把帝国事务交由他聪明的侄儿查士丁尼以摄政的身份来掌理。

查士丁尼的历史学家——死对头普罗科匹乌斯——一定不满他的出身，因为这个未来的皇帝出生于古萨迪卡（Sardica），即现在索菲亚（Sofia）附近的伊利里亚一个卑微的农民家庭（可能是斯拉夫族）。他的叔父查士丁把他带到君士坦丁堡，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查士丁尼在军中是杰出的军官，担任查士丁的助手达9年之久。因此叔父死后（527年），侄儿继承了他的王位。

这时他已45岁，中等身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红润，卷发，风度翩翩，脸上常带着深不可测的微笑。他节制饮食，就像一位隐士，食量极小，并且以素食作为养生之道。他经常禁食，直至筋疲力尽才停止。甚至在禁食期间，他仍然保持早起的习惯，“从破晓至中午，再至深夜”都忙着处理国家大事。他时常在副官以为他已安歇的时候，埋首书房中，因为除了当皇帝之外，他还想成为音乐家兼建筑师、大诗人兼大律师、神学家兼哲学家。他的精神始终极为活跃，事无巨细，都很在行。他既不强壮，也不勇敢。他在刚即位后遭遇困难时曾想让位，在屡次征战中，他从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许是因为他和蔼的个性，他极易为朋友所左右，在决策时优柔寡断。他经常把自己的事务拿给他妻子做决定。把查士丁尼的缺点整整写了一卷书的普罗科匹乌斯说，他这个人是“无诚意、多心计、伪君子、表里不一、言行不符、狡黠、装腔作势，甚至还能流出假眼泪……以应当时情况的需要”——不过这可能是对一个能干的外交官的描述。普罗科匹乌斯继续写道：“他是个善变的朋友，不停战的敌人，热衷于暗杀和抢劫的人。”他有时确实如此，不过他也有慷慨厚道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名叫普罗布斯的将军被控诽谤他，并以叛逆罪受到审讯。当查士丁尼看到审讯报告时，立即把那份报告撕碎，并传话给普罗布斯：“我已原谅你冒犯我，祈愿上帝也饶恕你。”他对坦诚的批评极乐于接受。在他的历史学家笔下，他显得极为可怜：“这个僭主是全世界最容易亲近的人。因为职业、身份再低微、再卑贱的人，都可以随便走到他跟前，自由地与他交谈。”

另一方面，他对宫廷的豪华和繁文缛节的热爱，更甚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他跟拿破仑一样，也因为是僭主而深感缺乏正统的支持。他既无为王的威严，又无称帝的血统，因此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接见外国使节时，他都坚持令人畏惧的仪式与俗套。他极力鼓吹东方视王权为神圣的观念，在他本人和财产前都冠以“神圣的”（sacred）字眼，并要求觐见他的人一律下跪，亲吻其紫袍边缘或他套着半统靴的脚趾。他让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为他涂油而得以神化，并由主教加冕，戴上一顶镶满珍珠的王冠。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拜占庭一样，为了赢得一般人的崇敬之心而在庆典的华丽上下这么多的功夫。这种做法当然奏效。拜占庭的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革命，不过大部分政变都由宫廷里的人发起——朝臣并未因宫廷的庄严肃穆而心生畏惧。紫袍是皇帝御用的衣着；紫袍加身意即登上王位。

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最大的一次反叛发生得很早（532年），几乎要了他的性命。绿党和蓝党——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各有自己喜爱的赛马队骑士，时人以这些自发组成的小党派衣服颜色为其命名——两派的对立演变为公然动武，使得首府的街道极不安全，以至有钱人乔装成贫民，以免夜行时遭袭。结果政府扫荡两党，并逮捕许多首脑人物。蓝绿两党因而联合起来反抗政府。可能有一大群元老加入反叛行列，而无产阶级的不满使这一行动成为革命。他们攻向监狱，释放囚犯，杀死市区警察及官员，又纵火烧毁圣索菲亚教堂与帝国皇宫的一部分。群众高呼胜利（Nika）——因而这次革命得到了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在胜利情绪高涨之际，要求罢免查士丁尼两位不受欢迎、可能很暴戾的顾问，对于这个要求，查士丁尼同意了。这些暴徒胆气为之一壮，居然说服元老海帕提乌斯（Hypatius）接受王位。海帕提乌斯不顾其妻的哀求答应这请求，并于竞技场观看比赛时，在群众的喝彩声中走过去坐在皇帝席上。这时查士丁尼躲在皇宫里面，默想着逃亡之计。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并要他采取积极的抵抗行动。大将贝利沙鲁斯接受命令，在军中召集了大批哥特人，并将这支军队带往竞技场，屠杀了3万人，逮捕海帕提乌斯，在狱中将他处死。查士丁尼将被免职的官员复职，宽恕了谋反的元老，并将海帕提乌斯被没收的财产归还其子女。其后30年间，查士丁尼虽然高枕无忧，却似乎只有一个人爱着他。

狄奥多拉

普罗科匹乌斯在他《论建筑物》（Buildings ）一书中，对查士丁尼之妻的一座雕像有这样一段描述：“这座雕像虽美，仍远逊于皇后之美，因为凡人根本不可能以文字来形容，或以雕塑来描绘出她的迷人之处。”在这位拜占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只有一本没有赞美狄奥多拉。不过在一本他生前未付梓的书（因此名之曰《未发表》，Anecdota ）里面，普罗科匹乌斯揭发了皇后婚前性丑闻，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被争论了13个世纪之久。这一秘史是坦率的恶意的缩影，纯属片面之词，其目的在于毁损查士丁尼、狄奥多拉和贝利沙鲁斯三人身后的声誉。由于普罗科匹乌斯是我们赖以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主要权威，而他其他著作既正确又公正，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未发表》这本书纯系捏造，我们只能把这本书看作是一个求婚未成功的人气愤之下完成的复仇之作。对皇后了解很深的艾菲索斯的约翰除了称她是“娼妓狄奥多拉”之外，对她并无其他贬词。除此之外，当时的历史学家甚少响应普罗科匹乌斯的指责。许多神学家指责她为异端，却没有一个人提及她的堕落（假若她的堕落真有其事），他们这种宽宏大量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可以很理智地下这样一个结论：起初她不是个标准的淑女，后来却是真正的皇后。

根据普罗科匹乌斯的记载，狄奥多拉是驯熊师的女儿，在马戏团中长大，当过女演员与妓女，以猥亵的哑剧表演风靡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屡次堕胎都极为顺利，却也生下一个私生子。其后成为叙利亚城一个名叫赫克波努斯（Hecebolus）的人的情妇，被他遗弃后，在亚历山大港隐居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又在君士坦丁堡以诚实的贫妇形象出现，靠纺羊毛来维持生活。查士丁尼爱上她之后，先让她做情妇，然后娶她为妻，最后又立她为后。我们无法判断这段序曲式的文字有多大的真实性，不过，如果一国之君不以这段既往为忤逆，我们便不应该耿耿于怀才是。婚后不久，查士丁尼就在圣索菲亚加冕，狄奥多拉在他身旁被加为皇后。普罗科匹乌斯说：“没有一个僧侣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

不管她过去如何，狄奥多拉成为主妇之后，谁也不再去非难她对皇帝的贞操了。她对金钱和权力同样贪婪，时常显露她蛮横的脾气，偶尔也故意与查士丁尼作对。她贪睡，沉溺于美食，喜欢奢侈品、珠宝、爱炫耀，在岸边的皇后宫殿度过一年中大半的岁月。然而，查士丁尼始终迷恋着她，在她干预他的计划时更以哲学家的耐心来忍受。他极溺爱地授予她在理论上与他一般大的统治权，要是她真行使她的权力，还由不得他抱怨。她对外交和教会的政治极为积极，任免教皇与大主教，罢黜自己的敌人。她有时撤回她丈夫发布的命令，而这常常对整个邦国有益。她的聪明几乎可以和她的权力相比。普罗科匹乌斯攻击她对自己的对手极为残酷，有些人被关在地下囚牢中，有些则被谋杀。反对她太过火的，则可能无缘无故神秘失踪。不过她也有慈悲的一面。因异端邪说而被查士丁尼放逐的安特弥乌斯（Anthemius）主教就躲在她的闺房里，由她庇护了两年之久。对贝利沙鲁斯之妻通奸一事，她也许失之软弱。不过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她特地为从良的妓女盖了一栋漂亮的悔过修道院（Convent of Repentance）。有些妓女为她们自己的过去感到懊悔，于是从窗口跳出，而活生生地摔死了。她对她朋友的婚事有着慈母式的兴趣，撮合了好几对佳偶，有时也以对方答应一桩亲事作为他（或她）在王宫内获得晋升的条件。不出人意料，她老年时变成了公共道德坚定的维护者。

最后她还致力于神学研究，并与她丈夫辩论有关上帝本性的问题。查士丁尼极力欲再度联合东西两派基督教，他认为宗教的统一是统一整个帝国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狄奥多拉不否认上帝的三位性，她却无法了解上帝本质的二元性。她接受“基督一性论”的教义，认为在这方面东方绝对不肯与西方妥协，而据她判断，整个帝国的潜力和资源财富都在亚洲、叙利亚及埃及等富庶地区，而不是在被野蛮主义和征战摧毁了的西方诸省。她缓和了查士丁尼惯常的缺乏耐心，保护异教徒，向教皇制度挑战，暗中鼓励东方建立一个独立的基督一元论教堂。在这几方面她都固执、无情地同皇上与教皇作对。

贝利沙鲁斯

查士丁尼追求统一的热忱值得同情，因为这正是对政治家亘古恒存的一种诱惑，而统一的代价往往不仅是一场战争。想要从汪达尔人手中重新夺回非洲，从东哥特人手中取回意大利，从西哥特人手中拿回西班牙，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回高卢，从撒克逊人手中取回不列颠；把野蛮人赶回老巢，并使罗马文明广被原有的地区；再度将罗马法令推行至幼发拉底河至哈德良长墙（Hadrian’s Wall）之间：这些构想必然会使解救者与被解救者双方都筋疲力尽，不过这些仍不失为不可小觑的雄心大志。为了达成这些理想，查士丁尼不惜答应教皇的条件，结束了东方与西方在宗教上的分裂局面，他还寄望把阿里乌斯派信徒、基督一性论者以及其他异端信徒纳入一个庞大的精神王国。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有过这种雄才伟略。

查士丁尼手下名将很多，却受困于财源拮据。百姓不愿为他效命疆场，同时也无力支付战争所需的经费。顷刻之间，国库里查士丁等先王留下的32万磅黄金被耗费殆尽。其后他不得不加征各种名目的课税，这使百姓怨声载道。同时，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滞碍了诸将军的行动。普遍征兵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废止，如今所谓的皇家军队，几乎全是由一百余个部落和小国弄来的野蛮雇佣兵。这些雇佣兵依靠抢劫来维持生活，所求只是钱财和强奸妇女。他们常在战争危急时倒戈相向，也时常为了搜集战利品而输掉本可获胜的战争。除了定期的报酬和英明的将军以外，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团结，什么也无法鼓舞他们。

贝利沙鲁斯跟查士丁尼一样，也是出身伊利里亚的农家子弟，这使我们想起巴尔干半岛的奥勒留、普罗布斯、戴克里先等在3世纪时拯救过罗马帝国的君主。自恺撒以来，从没有过一个将军能以如此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赢得这么多场战争的胜利。很少有人在战略、决策方面获得其部属如此多的爱戴，或在对敌人之慈悲等方面优于他的。值得一提的是：最杰出的将军——亚历山大、恺撒、贝利沙鲁斯、萨拉丁、拿破仑等人——都认为仁慈是战争一大原动力。贝利沙鲁斯和其他诸位名将一样，也有同情、温厚的作风，这种作风使得将士们在完成流血的任务之后都爱戴他。正如皇上溺爱狄奥多拉一般，贝利沙鲁斯也爱慕安东尼娜（Antonina），对她的不守妇道，他能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出于种种理由，每次出征时他总带着她同行。

贝利沙鲁斯在对波斯的战役中第一次获得巨大的荣耀。两国和平相处150年之后，为了争夺通往中亚细亚和印度的商道这一老问题重新燃起怒火。正当胜利在望之际，贝利沙鲁斯突然奉召返回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与波斯议和（532年），付给波斯1.1万磅黄金，然后再派贝利沙鲁斯夺回非洲。他曾经下过这样一个结论，即他绝不可能在东方完成一劳永逸的征服：因为当地的百姓可能会采取敌对的态度，使边界难以巩固。而在西方的诸国，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于罗马的统治，不服那些异教野蛮首领的领导，因此都答应除在和平时期缴税之外，战时也通力合作。而从非洲来的数不清的谷物足以堵上京城里那些专门批评别人的人的嘴巴。

该撒里克在位39年后驾崩（477年）。汪达尔人统治的非洲，在其继承人治理下恢复了大部分罗马风尚。拉丁文成为官方用语，诗人也用拉丁文来哀悼早已被遗忘了的诸王。迦太基城里的那些罗马式戏院又重建了起来，再度上演希腊的戏剧。古代艺术的纪念碑受到尊敬，豪华的新建筑也一栋一栋建了起来。普罗科匹乌斯形容统治阶级是感染了少许野蛮主义的文明绅士，大体说来，他们却又忽视战争的艺术，并悠闲地在阳光底下腐化。

533年6月，500艘运输船及92艘战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集结，接受皇帝的诏令和主教们的祝福后开向迦太基。普罗科匹乌斯随同贝利沙鲁斯前往，他事后对这场“汪达尔之役”（Vandal War）作了极为生动的叙述。大军登陆非洲时只有5000名骑兵，贝利沙鲁斯却能横扫迦太基草草筑成的防线，仅在数月之内即告敉平汪达尔势力。查士丁尼却在这时急忙将他召回君士坦丁堡庆功。摩尔人乘机从山上倾巢而出，攻打罗马的守卫部队。贝利沙鲁斯急忙赶回，及时镇压了部队的叛乱，并领导他们夺得胜利。迦太基的非洲自此一直为拜占庭所统治，直至阿拉伯人到来。

在贝利沙鲁斯攻打非洲之时，查士丁尼的狡猾外交政策倾向于与东哥特人联合。如今他命令贝利沙鲁斯征服东哥特人的意大利，同时又唆使法兰克人与之联合。贝利沙鲁斯以突尼斯（Tunisia）为据点，不费吹灰之力攻取西西里岛。536年他跨海登陆意大利，派遣部分士兵经水管爬进城里而占领那不勒斯。东哥特人的兵力既微弱又分散。罗马的民众感激地欢呼贝利沙鲁斯是他们的解放者，僧侣们更以欢迎三位一体论者的盛会来欢迎他。他在无人反对、无人抵抗的情况下进入罗马城。西奥达哈德将阿玛拉逊莎杀死，东哥特人又废黜西奥达哈德，另推维提吉斯（Witigis）为新王。维提吉斯召集15万大军，将贝利沙鲁斯围困于罗马城内。罗马城内的居民在被迫限粮限水，无法每日都沐浴的情况下纷纷抱怨贝利沙鲁斯，这时他手下只有5000名武装士兵。贝利沙鲁斯凭技巧与勇气苦守一年之后，维提吉斯退回拉韦纳城。贝利沙鲁斯一连三年不断向查士丁尼要求增派援兵。兵是派了，不过带兵的将军却是贝利沙鲁斯的死对头。被困在拉韦纳城里的饥饿的东哥特人答应，只要贝利沙鲁斯愿意当他们的国王，他们立即投降。他假装答应了，占领该城之后又把它献给查士丁尼（540年）。

查士丁尼对这份礼物既感激又怀疑。贝利沙鲁斯过去对战利品一向都很吝啬，他已赢得手下将士们对他个人的过分忠诚，他曾经被奉以整个王国，难道他就不渴望从一个僭主的侄儿手中夺去王座？查士丁尼把贝利沙鲁斯召回之后，发现他的侍从衣着非常华丽，而颇为不快。普罗科匹乌斯这样写道：拜占庭的居民“乐于看见贝利沙鲁斯每天从他家里出来……因为他永远有一大群汪达尔人、哥特人和摩尔人护卫着，因此他在街道上行走时，就如庆典游行一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生得极为魁伟，个子高大又很英俊，而他的举止却极为谦和，风度和蔼可亲，仿佛是个穷困而毫无声望的人”。

被派到意大利接替他的诸将领都无视军纪，彼此争吵，因而让东哥特人瞧不起。因此被打败的那些民族就推举一个有干劲、有判断力、有勇气的哥特人出来当他们的国王。托利拉（Totila）召集那些在意大利各处流浪、无家可归、绝望的野蛮佣兵，攻占那不勒斯（543年）和台布尔区，并围困罗马城。他的仁慈和诚挚令人惊讶，由于他善待俘虏，他们个个都投其麾下。由于他信守攻下那不勒斯前所许下的诺言，使当地人民不禁怀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野蛮人？谁又是文明的希腊人？有些元老的妻子落入他的手中，他以礼待之，然后释放她们。他手下的一位士兵强暴了一名罗马少女，被他判处死刑。过去为皇上做事的野蛮人就没有表现得这么爱民过。由于他们得不到濒临瓦解的查士丁尼的薪给，他们就蹂躏国家，这使百姓深深向往昔日西奥多里克统治下那段有秩序、有正义的日子。

贝利沙鲁斯奉命驰往援救。抵达意大利后，他孤身一人冲破托利拉的防线而进入被围困的罗马城。可惜他到得太晚，守军士气低落已极，军官个个是无能的懦夫。卖国的奸细打开城门，使托利拉的1万大军涌入首府（546年）。贝利沙鲁斯一面撤退，一面送信给托利拉，请他不要毁坏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托利拉允许他手下那些未得报酬、饥饿不堪的部队大肆掠夺，不过却饶了百姓一命，同时还保护女性不受士兵蹂躏。他放下罗马城而去围攻拉韦纳城，这是他犯的一个极严重的错误。贝利沙鲁斯利用他不在的时机重新占领了罗马城。等到托利拉赶回来的时候，他第二次的包围已无法把物资充裕的希腊人再一次驱逐。查士丁尼认为西征已经成功，于是向波斯宣战，而把贝利沙鲁斯调到东方战场。托利拉再度攻下罗马城（549年），占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可说是占领了整个半岛。最后查士丁尼给他的将军纳尔瑟斯（Narses）“一笔庞大的经费”，命他招募一支新军，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纳尔瑟斯巧妙而迅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托利拉战败后，在逃命时被杀。残余的哥特人获准安全地离开意大利，经过十八年的长期抗战，这场哥特战争（Gothic War）终于结束了（553年）。

在这段期间，整个意大利被摧毁了。罗马城五次被占领，三次被围攻、劫掠，饱受饥饿。一度多达100万的人口如今已减少至40万，其中约半数是靠教会赈济过活的穷人。米兰城一度被毁，居民悉数被屠杀。数百个乡镇因统治者的勒索与军队的劫掠而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田地任其荒芜，粮食供应不足，仅皮彻努姆（Picenum）一地，据说在这18年之中就有5万人饿死。贵族政治已经瓦解。罗马元老院的元老在战争、劫掠、逃亡期间死亡太多，劫后余生的人数太少，已凑不足可以使元老院继续存在的人数。579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一字眼了。西奥多里克在位时修理过的引水管已损毁，弃置不用，因而再度使得罗马四周的平原成为瘴气笼罩的大沼泽。依赖这些引水管输水的大浴室也废弃不用而逐渐倾圮。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和汪达尔王该撒里克攻占罗马时没有毁坏的几百座雕像，也被破坏或熔化来铸造围城用的兵器和机械，只留下废墟来证实古代罗马城身为半个世界的首都的伟大。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在短时间内统治着意大利，不过这是一次耗资巨大且虚假的胜利。罗马城在文艺复兴之前是无法从这场胜利中复原的。

《查士丁尼法典》

历史忘却了查士丁尼的战功，却记得他的法典，这是十分正确的。狄奥多西的法典颁布至此已历百年，法典中有许多规定已变得不合时宜，同时有许多新的法令在通过后使法典陷入混乱。此外，法令的相互矛盾也阻碍了行政与司法事务的执行。尤其是基督教影响、改变了立法和法令的解释。罗马城的民法常与组成整个帝国的诸国法令冲突，许多原先制定的法令不能适应东方的希腊式的传统。浩瀚的罗马法律的整体已沦为帝国式的混合物，而非一部合乎逻辑的法典。

渴望统一的查士丁尼厌恶这种法令的混乱，正如帝国的解体惹恼了他一般。528年，他任命十个法律专家来整理、澄清、改良这些法令。这个委员会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检察员特利博尼安（Tribonian），他虽然贪污，并有无神论者之嫌，却终身担任查士丁尼立法计划的催生者：提出构想，提供意见，并付诸执行。这项任务的第一部分在仓促间完成，而在529年即以《宪政法典》（Codex Constitutionum ）的名称颁行。这部法典被宣布为整个帝国适用的法令，先于这一法典的各项法令，除非由该法典重新颁布，否则一律废止。法典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堂皇的注解：

致有志于研究法律的青年：

皇帝陛下除以武力增其荣耀之外，也应以法律为武装，以求平时与战时均能保有良好的政府；使统治者得以……使正义成为战胜敌人的表征。

其后，委员会的诸委员即着手课题的第二部分：将罗马城那些伟大的法律专家所发表的意见中似乎有法律效力的部分搜集起来，使之系统化。他整理出来的东西印成摘要（Digesta），或称汇编（Pandectae）。法律专家的意见一经引录，法令解释一经公布，即成为法官今后判案的依据；其他未经收录的意见则失去法律效力。旧的法律文献不再抄录，因此大多消失了。由剩余的部分看来，为查士丁尼编纂法典的人舍弃赞成自由的那些意见，他们也借着不虔诚的欺骗手段，将某些古代法律专家的意见加以改变，使这一法典进一步与独裁统治的政府步调一致。

当这项艰巨的工作正在进行时，特利博尼安和两个同事发现这部《查士丁尼法典》对学生来说太吃力了，因而以《法规》（Institutiones ）为书名，刊行了一本正式的民法手册（533年）。基本上，这本《法规》把盖乌斯的《评注》（Commentaries ）复制、修正，并使之合乎时代潮流。盖乌斯曾在2世纪时以惊人的技巧和清晰的头脑，把当时的民法整理出来。同时，查士丁尼也一直颁布新法令。534年，特利博尼安和4个助理把这些法令收入《查士丁尼法典》的修订版里，这使得原版失去权威性，而为历史所遗忘。查士丁尼死后，他那些新增加的立法以《新颁之法令》（Novellae ）为名出版。以前法令一直用拉丁文写成，这一本却用希腊文写成，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以拉丁文为法律语言的终结。这些法令被称为“Corpus iuris civilis”，也就是所谓“民法的躯体”（Body of Civil Law），即一般人所谓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 ）。

这部《查士丁尼法典》，跟狄奥多西颁布的那部一样，也把正统的基督教纳入法律之中。这部《查士丁尼法典》首先宣布三位一体，排斥聂斯脱利派、欧蒂科斯派和阿波利纳里斯派，承认罗马教会的教会领导地位，同时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团体服从其权威。不过在下面数章之中，却又宣布皇帝对教会的统治权：一切教会的法律就跟民法一样，也都必须由君王发布。接着，《查士丁尼法典》又为各大都会、各主教、各修道院长和僧侣立下法令，特别规定教会人士赌博、看戏或看比赛应受的惩罚。摩尼教徒和改奉异端者处以死刑；多纳图派、孟塔尼斯派、基督一性论者和其他反对国教者由政府没收其财产，被判以无买卖行为能力，也无继承权或遗赠权；不准担任公职，也不许集会，没有资格向正统的基督教徒借债。有一条较为温和的法令允许大主教访问监狱，并有权保护囚犯避免枉受处罚。

这部《查士丁尼法典》取代了先前阶级的划分。解脱奴隶身份而获得自由的人，不再把他们看作是另一个团体的人。这些人一经释放，就可以享受到自由人民的权利，他们可以被推为元老或帝王。自由人分为显贵（honestiores）和平民（humiliores）两大类。自戴克里先以来，显贵阶层分化出的各种层级，如今由这部《查士丁尼法典》认可并加以区分：公（patricii）、侯（illustres）、伯（spectabiles，从这个词产生了“respectable”这个英文词）、子（clarissimi）、男（gloriosi）五级。这部罗马法律到底有着许多东方的元素。

有关奴隶制度的立法，这部法典显然多少受到基督教或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强奸女奴就跟强奸一个女自由人一样，都被判处死刑。若经主人同意，奴隶也可娶自由人为妻。查士丁尼跟教廷一样，也鼓吹解放奴隶。不过，他的法律又允许父母在贫困潦倒之际将新生的婴儿贩卖为奴。《查士丁尼法典》中某几段还涉及农奴法，为封建制度铺路。一个在某一土地上耕作了30年以上的自由人，其本人和后代必须厮守那块田地。这种措施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不使土地荒芜。逃走的农奴或未经主人同意就成为传教士的农奴，其主人可以像对付逃走的奴隶一样，把他捉回来。

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妇女的地位也略有改善。妇女终身受监护的制度早于4世纪取消，而原来遗产只能由男人继承的规定也极少见。过去经常接受妇女遗赠的那些教堂，如今也尽力争取这些改革。查士丁尼设法将教廷对离婚的看法加以贯彻，禁止离婚，除非当事人之一想要入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过这个规定却与现存的风俗与法律相去甚远，大多数人起而抗议，说这会增加戕害人命的案件。因此，帝王后来开列了许多离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除了有几次曾经废止之外，至1453年为止，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法律的一部分。奥古斯都在位时，对独身者和无嗣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均已取消。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很少严格执行，却规定犯通奸罪者判处死刑。对于这种罪行，查士丁尼仍然判处男的死刑，不过将对女人的处罚减轻，改为监禁在女修道院里。若丈夫得知其妻与人通奸，在给她三次证据充分的警告之后，发现她仍在家里或旅馆里面与疑似奸夫的人谈话，可以将奸夫杀死而不受刑罚。与未婚女性或寡妇发生性行为时，也处以类似的重刑，除非这个女人是人家的姘妇或妓女。强奸者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给予被奸污的妇女。

查士丁尼对财产方面的法令做了决定性的改变。古代父系亲属——就是由男方衍生的亲戚——继承未留遗嘱财产的特权，现已废止取消。这些遗产改由同族亲戚——子、孙等——直系继承。《查士丁尼法典》还鼓励慈善捐助和遗赠。教会的财产，不论动产、不动产，租赁所得，或农奴、奴隶等都不得转让。教会或世俗的个人或团体均不得将教会的任何财物赠送、贩卖或遗赠他人。由利奥一世和安特弥乌斯制定、经《查士丁尼法典》确认的这些法令，成为教会日渐富有的合法依据。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世俗的财产日渐减少而教会的财产日益增多。教会尝试过废除利息，却归于失败。欠债不还的债务人被逮捕，不过可以交保而获释放，也可在发誓随时候传后释回。虽然对债务人所缴保释金的金额未作严格的限制，但是对逮捕后至审讯前债务人消失的时限却有极严格的限制。由于律师人数太多，查士丁尼专为他们盖了一栋长方形建筑。这栋建筑的大小可由其图书馆藏书15万卷来推测、想象。审讯在皇帝所任命的法官面前进行。不过，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案件也可移至大主教的法庭审理。每次审讯进行时，法官面前放置一本《圣经》。双方律师必须在《圣经》面前发誓诚实地尽其全力为当事人辩护，如果他们发现当事人所说不实，则必须撤销辩护。原告与被告须为其理由的公正在《圣经》面前宣誓。所科的刑罚虽然严厉，却非强迫性。法官必须为妇女、少年和酗酒者酌情减刑。禁锢为审讯监禁罪犯，却很少作为处罚之用。《查士丁尼法典》比哈德良和安托尼乌斯·庇护所制定的法律有所退步，因为《查士丁尼法典》允许将罪犯的肢体残害以为处罚。伪造税收账目的收税员，及抄写基督一性论作品的人，可能会被砍去一手。《查士丁尼法典》中常有劓或刭的肉刑规定，后期的拜占庭法律中更增加刺瞎双眼的刑罚，尤其用来处罚那些不够资格继承遗产而想继承的人及那些想篡夺王位的人。自由人犯罪处死刑时用砍头的方式，而对某些奴隶则用钉十字架的方式。巫师和逃兵则被活活烧死。被判刑的公民可以向高一级法庭上诉，再次可以向元老院上诉，最后还可诉诸皇帝。

我们景仰《查士丁尼法典》的整体，而非某一部分。它以严格的正统、强烈的反启蒙主义（obscurantism）和报复性的严厉，与先前诸法典相区别。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会发现在安托尼乌斯·庇护时代比在查士丁尼时代生活更文明。皇帝本人无法摆脱他的生活环境和他的时代，为了实现统一的野心，他把当时的正义、慈悲、迷信、野蛮全都纳入《查士丁尼法典》中。这部《查士丁尼法典》跟拜占庭的所有事物一样，极为保守。就那似乎注定永不断绝的文明而言，《查士丁尼法典》也极具羁绊作用。不久，《查士丁尼法典》除了在日渐狭窄的领域外，不再被遵守。为《查士丁尼法典》所歧视的东方国家主义的异教徒转而投入伊斯兰教的怀抱，在《古兰经》之下发展得比在《查士丁尼法典》之下更迅速。伦巴底人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国，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无视查士丁尼的诏书。不过《查士丁尼法典》确实也给五方杂处的人民带来了几代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保障边界外十几个国家道路上行人自由、安全的行动。《查士丁尼法典》一直持续至拜占庭帝国法典的终结，《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消失五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博洛纳城的法律学家们才予以“重振”，而为列国君王、教皇所认可。

君王神学家

或许查士丁尼的虔诚是出于真心，而非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就是狄奥多拉也会承认，查士丁尼在王宫里过着僧侣般的生活：禁食祈祷，熟读神学书籍，与教授、大主教、教皇辩论教义的细微差异。普罗科匹乌斯以一种完全赞同的口吻引述一个反叛者的话说：“甚至只要有一点点勇气的人都不会拒绝谋刺查士丁尼，再没有勇气的人也不应该惧怕一个总是到三更半夜还在无人守卫的休息室里，津津有味地和七老八十的教士们讨论基督教经典的人。”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由于《芝诺诏书》（Henoticon ）的颁布而愈演愈烈。然而查士丁尼担任查士丁的摄政时，首次运用权力，几乎就已弥缝了两者之间的裂痕。由于接受代代相承的教皇观点，查士丁尼在意大利赢得抵制哥特人的正统教会的支持，而在东方则获得反基督一性论者的拥护。

这个教派，热烈地坚持基督只有一性的观点，它在埃及的信徒几乎跟天主教徒一样多。亚历山大港的教徒更为极端，他们之中还分成正统和非正统基督一性论两派。两派人在街上殴斗，女信徒则从屋顶投下石块助阵。皇帝的军队于亚他纳修辖区安排了一位天主教主教，当他第一次布道时，与会的教徒以一连串的石头来欢迎他，当场为皇帝的军队所杀。天主教虽然号称掌握了亚历山大港的主教职位，异端邪说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农民藐视主教和皇帝的诏书。整个埃及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几乎有一个世纪不听皇帝的指挥。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正如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果决的狄奥多拉比优柔寡断的查士丁尼能干。她买通罗马教会的执事维格柳斯（Vigilius），说如果他答应向基督一性论者让步，则可升他为教皇。斯尔维里乌斯（Silverius）教皇被贝利沙鲁斯调离罗马城（537年），放逐至帕尔马里亚岛，不久即被虐待至死，维格柳斯随即由一纸诏书被任命为教皇。最后查士丁尼总算接受狄奥多拉认为基督一性论无法被摧毁的看法，发表了一篇名为《三章》（Three Chapters ）的神学文书，向那些信徒们绥靖。他把维格柳斯召回君士坦丁堡，唆使他在这篇声明上签名。维格柳斯很不情愿地答应。非洲天主教会因而将他处以破门律（excommunicate，550年）。之后，他又收回他的声明，而被查士丁尼放逐至普罗科奈苏斯（Proconnesus）满布岩石的山间，然后他再度表示愿意妥协而获准回到罗马城，却死在半路上（555年）。有史以来只有一个皇帝敢这样公然企图支配教皇。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一次教会大会（553年），西部诸主教几乎都拒绝与会，大会通过了查士丁尼的律令。西方教会却表示反对，使基督教的东西教会又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

结果，死亡赢得了一切纷争。548年狄奥多拉的去世，是挫败查士丁尼的勇气、信心和精力的几次打击中最厉害的一次。当时他已65岁，身体由于禁欲苦修和周期性的危机而变得孱弱，他把政务交给手下处理，疏忽了他曾经辛劳地建立起来的防线，而全神贯注于神学。数百次的灾祸，使他在丧妻之后苟延残喘的17年的岁月变得昏暗。他在位时地震特别频繁，有十几个城市几乎全在这些地震中毁灭，重建这些城市耗尽了国库的财富。542年瘟疫猖獗，556年大饥荒，558年瘟疫又肆虐。559年科特里格（Kotrigur）匈奴渡过多瑙河，抢劫摩西亚和色雷斯，俘虏数千人，强暴主妇、处女和修女，将女俘虏在行军途中所生的婴儿丢下喂狗，一路逼近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时惊慌失措的皇帝向过去时常救他性命的大将军求援。贝利沙鲁斯已年老体弱，然而他披上盔甲，集合300名曾在意大利与他共患难的同胞，招募几百名未曾接受训练的新兵，出城迎战匈奴7000人的大军。他以一贯的先见之明与技巧部署兵力，将精兵200名匿藏于邻近树林中，等匈奴军一向前推进，这股人马就攻其侧翼，而贝利沙鲁斯本人则带领他那支小军队迎击。野蛮人抱头鼠窜，而罗马人却连一个受重伤的也没有。首府的百姓都抱怨贝利沙鲁斯未乘胜追击敌军，将匈奴首领俘虏。嫉妒心重的皇帝听信了谗言，怀疑他有谋叛的居心，因此下令除去其武装侍从。贝利沙鲁斯死于565年，查士丁尼没收其财产半数。

查士丁尼比贝利沙鲁斯多活了8个月。在他死前的几年，他对神学的兴趣产生了很奇特的结果：这位信仰的护卫者竟变成了异端论者。他宣布基督的躯体是不会腐化的，基督的人性从未受任何欲望和肉体享受所主宰。教会警告他，如果他因这个错误而死去，他的灵魂必然“被推入火焰之中，且在其中永远燃烧”。他死不悔改（565年），享年83岁，在位38年。

查士丁尼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一个典型的罗马皇帝，考虑到东罗马帝国，也考虑到西罗马帝国，尽力抵挡野蛮人的侵犯，给这片广大的地域一个依照单一法规治理的有秩序的政府。他完成了大部分的目标：非洲、达尔马提亚、意大利、科西嘉、撒丁、西西里以及西班牙的部分领土都重归罗马帝国版图；波斯人已被逐出叙利亚；帝国的疆域在他在位期间扩展了一倍。他的立法虽然对异端邪说和性的不道德有着野蛮人似的严苛，不过就其一致、明晰程度及范畴而言，它是法律史上最优秀的法典之一。他的施政能力被贪污、苛捐、反复无常的奖惩所玷污，不过在努力组织帝国的经济和政府方面却甚为杰出。此外，他创造了一个秩序的体系，这种体系虽然不甚讲求自由，却在欧洲的一角托住了文明，而欧陆其他地区却已进入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他还名垂工业史与艺术史，圣索菲亚城可说是他的纪念碑。对于当时的正统人士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他力挽狂澜，再度使帝国未瞬间崩塌，从而赢得了缓冲期。

可惜，缓冲的期间太短。查士丁尼眼见国库充裕，也眼见国库空虚。他的军队每征服一国，该国人士马上怨恨他所颁定的苛刻法令，更与他所派出的窃贼似的税吏为敌。军队死伤殆尽，待遇又不佳，当然无法保住他们以残忍手段赢来的战果。非洲不久就被柏柏尔族攻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和西班牙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意大利被伦巴底人占领；查士丁尼死后百年，帝国丧失的土地超过它所占领的。我们这些后来人可以发现，要是当时把这些新兴的国家和信仰组成联盟，情况一定会好得多。同样地，应该同那些把意大利治理得不错的东哥特人交好，并保护他们，使古代文化得以不吝惜地流入这些新兴的国家。

我们无须接受普罗科匹乌斯对查士丁尼的评价，因为普罗科匹乌斯本人也驳斥过这些评价。查士丁尼是个伟大的统治者，他的缺点皆源于信仰的逻辑和诚意。他迫害人民是因为缺乏信心的关系，而他的好战则来自他的罗马精神。他之所以没收财物，是由于战争需要。我们悲叹他行事的暴力，却激赏他目标的远大。最后的罗马人是他与贝利沙鲁斯，而不是博尼费斯和埃提乌斯。

第六章 拜占庭帝国的文明
（326—565）

工作与财富

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制度是现代私人企业、国家管制和国营工业的混合体。自耕农制并未改变，仍然适用查士丁尼的农业法令。耕地虽日渐扩大，但由于干旱、水患、竞争、无能、租税及战争的影响，许多农民被迫以封建形式隶属于各大地主。地下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然而多半为私人机构租赁开采。希腊的矿产已采掘殆尽，不过在色雷斯、本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新旧矿脉仍不断产出。大部分的劳工还是“自由的”——换言之，劳工只受人人憎恶的饥饿驱迫。除了家务和纺织业之外，直接的奴役制度并不多见。但在叙利亚，也许在埃及和北非也一样，政府却以强迫劳工（forced labor）的方式来维护主要的灌溉沟渠。政府在自设的工厂里生产军队、官吏和宫廷所需的大部分用品。

约552年，来自中亚细亚的一些景教僧侣为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丝制品来源，而引起查士丁尼的兴趣。只要我们还记得为了控制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道，希腊和罗马曾经与波斯打过多少次仗，注意到为通往远东的北部通道所取的名字——丝路，及罗马人为中国取的国名“Serica”（产丝国），或专指中印部分地区的名称“Serindia”（丝国），我们便可以了解为何查士丁尼急切地答应了这个建议。这批僧侣回到中亚细亚，再来时带来蚕卵，也许还带来一些桑树苗。在希腊本有小型丝织工业，仰赖以橡树、白杨或柏树叶子为食物的野生蚕。如今丝织已成为一个主要工业，尤其在叙利亚和希腊。丝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极为发达，使这个半岛又多了一个新名字莫利亚岛（Morea）——桑树之地（morus alba）。

在君士坦丁堡，某些丝织品和紫色染料都为政府独占，而且只在皇宫或附近的工场出售。高贵的丝和染过的织物只许政府要员购买，价钱最高的只有皇家成员才能穿。当地下私营企业生产并贩卖同类产品给无特权的人士时，查士丁尼就开放奢华的丝和染料的市场来打击黑市，以私人企业无法竞争的低价把政府制造的纺织品抛售给各商店，等竞争消失后，政府又抬高售价。查士丁尼模仿戴克里先，设法把政府的管制扩展到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人员工资领域。542年瘟疫过后，劳工来源不足，工资上涨，物价随之大幅度波动。查士丁尼企图以物价与工资条例来协助雇主和消费者：

吾人皆知，自前次天谴以来，商人、工匠、农人与船员等人均已养成贪婪之心，售价与工资尽皆二三倍于往昔……今特下令严禁此等抬高售价与工资之情事发生。建筑包商或农工等业者，亦不得给予工人高于往昔之工资。

这个条例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拜占庭帝国国内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士丁尼在位末期极为兴盛。罗马城的道路和桥梁都维护得很好，而对金钱的欲望带来了海上商队，使首都和东方、西方各地百余个港口连接起来。从5世纪初到15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亚历山大城，如今在贸易方面的排行已降至安条克城之下。叙利亚全境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叙利亚位于波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也位于君士坦丁堡与埃及之间，该地的商人既机灵又富有进取心，只有奋发的希腊人才能在航运及为商之道这些方面跟他们一比高下。叙利亚人遍布整个帝国，使拜占庭文明在礼仪和艺术方面带有几分东方的色彩。

由于从叙利亚通往中亚细亚的旧商道必须取道敌国波斯，查士丁尼和阿拉伯西南的希木叶尔（Himyarite）族及衣索匹亚诸王建立友善的邦交，以求开辟一条新商道，因为这些人控制了红海南边的门户。经过这些海峡和印度洋，拜占庭的商人就可以驶向印度。不过波斯人控制了印度的港口，使这一贸易受到牵制，就跟取道伊朗的商路一样。开辟新商道的计划失败后，查士丁尼就开始鼓励黑海沿岸诸港发展，货物可以沿着这些中转港经水运运至科尔基斯港，再由商旅运往索格狄亚那（Sogdiana），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可以在那里讨价还价，免受波斯人的监视。同时希腊的商业则仍旧保持其在西方原有的市场。

这种积极的经济策略由一种几乎通行全球的帝国币制支持着。君士坦丁大帝铸造了一种新硬币索利达斯（solidus）来取代恺撒的奥里（aureus），这种硬币重约4.55克，或1/6两的黄金。索利达斯的金属品质下降，说明一般物价的上涨，及货币随历史变迁所发生的贬值，也告诉我们勤俭虽是美德，但是跟其他东西一样，也得与时俱进才行，银行业已甚发达。由查士丁尼登基时所订最高利息的限制，可以判断出当时拜占庭帝国有多繁荣。他规定的最高利息是：农民贷款4%，私人抵押贷款6%，商业贷款8%，海运投资贷款12%。当时世界各地的利息没有低于这一标准的。

由土地所有权大小决定的元老贵族政治，还有经营那些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的投机事业的商业巨子，这些人拥有的财富与奢华的程度在罗马是空前的。在西塞罗或尤维诺尔时代，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格调较高，他们不贪求舶来食品，离婚率也较低，为国服务时也表现得极为忠贞、勤奋。他们讲究的主要是在华丽的衣着及袍上镶毛皮边，并染上耀眼的色泽，长袍的质料是预染的丝和金丝，画上从大自然或历史中撷取的图样。有些人简直成了活动壁画，从某元老所穿的衣服上，也许可以发现基督的全部故事。而在这层黄金裹成的社会硬壳后面，则是为重税所苦的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官吏、爱管闲事的僧侣，还有被物价制度剥削、单凭救济品过活、载浮载沉、无财产的最下层公民。

这一时期的性道德和商业道德，跟其他文明经济发展到同等水平时的情形没有两样。君士坦丁堡主教克里索斯托认为跳舞是一种使人感情冲动的东西而大加非难，但君士坦丁堡人照跳不误。教会仍然拒绝为演员施洗，但是拜占庭的舞台还是照常上演有象征性的哑剧。人们必须在一夫一妻、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得到安慰。普罗科匹乌斯那本不足采信的《秘史》（Secret History ） 说：“实际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堕落。”避孕成为人人拼命研究的学问，4世纪杰出的医生奥里巴西乌斯（Oribasius）在《医学概要》中辟有一章专门讨论避孕；6世纪另一位写医学文章的作家埃提乌斯建议，在月经开始和结束时使用醋或盐水，不然就实行节欲。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试图清除君士坦丁堡的淫媒和妓院老板，以禁止淫业，只收到短期效果。大致说来，妇女地位相当高，从来没有法律和风俗让妇女受到这么少的拘束，妇女也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科学与哲学（364—565）

在这个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社会里，教育、学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的命运到底如何？

启蒙教育依旧由学生家长依学生人数及学期标准聘来私人教师担任。较高的教育，到狄奥多西二世时，有的由讲学者就能力范围所及来传授，有的由领受城市或城邦津贴之教授来担任。利本纽斯抱怨说这些老师待遇太差——他们肚子饿时很想到面包店去，却因害怕被索前债而裹足不前。不过，我们也听说欧迈尼乌斯等教员每年收入60万苏斯特斯（sesterces）。正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最好的老师和最差的老师待遇太高，其余的老师待遇则又太低。尤里安为了传布异教精神，开始举行全国考试，进行所有大学老师的任命。而狄奥多西二世则出于相反的理由，下令处罚未得到国家执照即公开授课者，而这些执照不久就只发给赞同正统教义的老师们。

东罗马帝国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大学，分别以医学、哲学、文学和修辞学取胜。尤里安皇帝的御医帕加马城的奥里巴西乌斯编纂了70卷的医学百科全书。查士丁尼宫廷里的医生，阿米达（Amida）城的埃提乌斯，也写了一份类似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眼、耳、鼻、口腔和牙齿的疾病，有着古代说来最精辟的分析，因此十分出名。从甲状腺肿大和狂犬到痔疮，都有极精彩的论述，从扁桃腺切除到痔疮的外科疗法也有同样的记载。特拉勒斯（Tralles）城的亚历山大（约525至605年）是这些医学作家中最有独到见解的一个。他为肠内的各种寄生虫取了名字，精确地描述出消化系统的病症，而且他全面、完整地讨论肺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这更是史无前例。他所著内科病理学及疗法的教科书被译成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影响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盖仑和索拉努斯（Soranus）等名医的著作。根据奥古斯丁的记载，5世纪已经开始进行活体解剖。迷信影响了医学。大多数医生也都接受了占星术的说法，而使有些医生根据星宿的位置开具不同的处方。埃提乌斯推荐，妇女若想节育，必须在肛门附近系上幼童的一颗牙齿。而马塞努斯在其所著《论医药》（De medicamentis ）一书中（395年）就有这样的记载：怂恿妇女佩戴兔脚 [1] 。当时最科学的著作是弗拉维乌斯·维杰提乌斯（Flavius Vegetius）所写的《汇编》（Digestorum artis mulomedicinae libri IV ），这本书奠定了兽医学的基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保持其权威性。

化学和炼金术齐头并进，中心在亚历山大港。炼金术士多是热诚的研究员。他们比古代其他科学家更诚实地从事实验方法的研究，因此他们着实使金属的化学合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占星术也有厚实的根基，每个人都认为除了日、月之外，其他星宿也会影响地球上发生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有些庸医就利用这个观念，捏造了一大堆超乎常理的巫术般神奇又神圣的、牵涉到星宿间的驱病符的事物。中古时期各城市里占星术甚至比今日的纽约或巴黎更流行。奥古斯丁就提到过一件事，说他的两个朋友在他们养的家畜生殖时，就留意观察星宿的位置。阿拉伯式的占星术和炼金术中的无稽之谈，有些是伊斯兰教受希腊影响的结果。

这个时期学术界最有趣的人就是信奉异教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亚。她的父亲提昂（Theon）是亚历山大博物院文献记载中最后一个教授，他为托勒密的那本《句子结构》（Syntaxis ）作了注解，在文章里承认他女儿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苏伊达斯（Suidas）说希帕提亚分别为狄奥芬图斯（Diophantus）的作品、托勒密的《天文学规范》（Astronomical Canon ）以及佩加（Perga）城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的《圆锥曲线论》（Conics ）作了注解。她的作品一部也没有留传下来。她又从数学转向哲学，根据柏拉图和普罗提努的学说建立她自己的系统，而且（据信奉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她“远胜过当时的其他哲学家”。在她被聘为博物院的哲学讲师之后，她的演讲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听众。有些学生爱上了她，不过她似乎从未结婚，苏伊达斯希望我们相信她结过婚却始终保持处女身份。苏伊达斯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可能是她的敌人杜撰的，说当有一个青年不断纠缠她时，她不耐烦地掀起裙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所爱的是这个不干净的传宗接代的象征，而不是什么美好的事物。”她极喜爱哲学，经常在街道上停下来，为任何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解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难懂的部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她心灵受到陶冶而表现得极为安详、泰然，她每次出现在政府官员面前时，都被一大群态度庄严而又谦卑的男人包围，愈发使她引人注目，这一点为她赢得普遍的尊敬和景仰。”

这种景仰并不十分普遍。亚历山大港的基督徒一定看不惯她，因为她不仅是个可爱、诱人的非基督徒，还是奥勒斯特斯这个异教徒的腻友。大主教塞瑞尔（Cyril）煽动其修道院的门徒把犹太人逐出亚历山大港时，奥勒斯特斯为这件事向狄奥多西二世呈递一份公正而明显带有抗议性质的说明。有些僧侣拿石头投向守护官，他把那群人当中为首的逮捕，并将之凌迟处死（415年）。拥护塞瑞尔的人控告希帕提亚，说她是影响奥勒斯特斯最大的人。他们坚称，只有她一个人一直阻止守护官和主教间的妥协。他们对希帕提亚施以极其无人道的迫害。历史学家苏格拉底说：“这么不人道的举动，不但给塞瑞尔带来莫大的耻辱，也使整个亚历山大港所有教堂蒙羞。”然而，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狄奥多西二世只限制僧侣公开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自由（416年9月），而革除担任公职的异教徒的职位（416年12月）。塞瑞尔还是赢得了这次争端的胜利。

希帕提亚死后，信奉异教的哲学教授都转到雅典城寻求庇护，因为相形之下，在雅典城里非基督教教授在授课方面还是比较自由。学生的生活也比较活跃，同时他们还可以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例如兄弟会、耀眼的装束、戏弄他人及一般的娱乐活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到此时都已消失，然而柏拉图学院派却在特米提乌斯、普里科斯和普罗克努斯等人的领导下得到极大的支持。特米提乌斯（380年）注定要以他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解来影响中古时期阿威罗伊（Averroёs）等思想家。普里科斯有一段时间是朱利安大帝的密友兼顾问，他后来因为被控以巫术使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两位皇帝发高烧而被捕，之后他回到雅典城，并在该城教书，直到395年九十岁时去世为止。普罗克努斯（410—485年）就跟真正的柏拉图学派学者一样，也借数学来研究哲学。这位有学者风度的名人，将希腊哲学的意念纳入一个体系，并使之具有高度科学的形式。不过他也感觉到新柏拉图学派的神秘气氛，他认为人可以借禁食和净化的方式进入与超自然神祇互通的境界。查士丁尼于529年封闭雅典城各学院之后，各学派均已失去朝气。各学派的工作只停留在反复推行古代各学派大师的理论上，他们受到强大的传统的压迫和窒息，唯一的出路是借重基督教较不正统的神秘主义。查士丁尼封闭了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学堂，没收其财产，严禁信奉异教之人授课。希腊哲学在11世纪之后，终于告一段落。

中古的思想家们深信，某些奇怪的希腊作品中那条从哲学通向宗教，从柏拉图通向基督的通道，应归功于狄奥尼休斯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Areopagite）——接受保罗教诲的雅典人。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有四本：《论九品天神》（On the Celestial Hierarchy ）、《论教阶制度》（On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论圣名》（On the Divine Names ）及《论神秘神学》（On Mystical Theology ）。至于这些作品是谁在何时、何地写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内容看，似乎是4至6世纪之间的作品。我们只知道除了这四本之外，很少有对基督教的神学影响更大的作品。艾利基纳（John Scotus Erigena）翻译了其中一本，并接受为其理论基础，大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和阿奎那对这些作品推崇备至，而上百个神秘主义者——其中有犹太人，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之为精神粮食，中古艺术和流行神学，更是将之奉为通往天国的绝对可靠的指引。这些书一般的目的是把新柏拉图派的学说与基督教的宇宙论结合起来。上帝虽说神圣到不可理解的程度，却仍然普通存在于万物中，成为其根源与生命。介于上帝与凡人之间，有三组天神。第一组（上级三品）为炽爱天使（Seraphim）、普智天使（Cherubim）、上座天使（Thrones）；第二组（中级三品）为宰制天使（Dominations）、异力天使（Virtues）、大能天使（Powers）；第三组（下级三品）为统权天使（Principalities）、总领天使（Archangels）、天使（Angels）。（读者一定还记得但丁让这九位天神环绕着上帝宝座，弥尔顿又是如何把其中某些名字组成一行极雄浑的诗。）这些作品说，创造物是以流出的方式产生的：万物都是由上帝的本体流出，其间必须经这九个天神的引导，然后，人类跟万物又通过相反的过程，由这九级天神引导归于上帝。

文学（364—565）

425年，狄奥多西二世或其摄政改组君士坦丁堡的高等教育，并正式成立一个拥有31位教授的大学：一位讲授哲学课程，两位讲授法律课程，其余28位讲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修辞，这28位教授还负责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讲授。教授人数之多，使我们联想到学生们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些教授中有一位叫普里西安（Priscian），他在约526年写了关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巨著《文法》（Grammar ），该书成为中古时代最著名的教科书之一。东方教会在这段时期似乎不反对抄录异教的名著，虽有少数圣徒进行抗议，君士坦丁堡大学仍然忠实地把古代的名著保存至拜占庭帝国的末期。虽然羊皮纸的价格日渐上涨，书籍的流通仍然甚广。约450年，穆萨欧斯（Musaeus）这位不知来自何处的诗人写成他著名的诗作《希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 ），诗中描写利安得如何在拜伦之前游过达达尼尔海峡到他钟爱的希洛身旁去，他如何在这次尝试中丧生及希洛在看到他的尸体被冲到她住的塔底下时，她如何

从峻峭的危岩倒栽葱跃下，

陪着死去的情郎随波逐流。

根据异教神明的故事，以古典方式写了最后一批优美情诗并被收入《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y ）的，就是拜占庭宫廷中的基督徒绅士们。以下抄录一首启发了英国诗人本·琼生（Ben Jonson），并以同题材诗歌成为名篇的，阿加提阿斯（Agathias）（约550年）写的一首情诗：

我不爱酒；不过如果你能使

忧愁的人快乐，只要你啜饮一口

递给我时，我一定接过酒。

如果你的樱唇沾上酒杯，为了你，

我就不再严肃，不再坚持，

或是回避那浓香馥郁酒壶。

酒杯把你的香吻递给了我，

告诉了我你赐给它的欢愉。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历史学家写的。萨狄斯城（Sardis）的欧纳匹乌斯写了从270年到400年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 ）。该书现已不存，书中的主角是查士丁尼，此外是23个饶舌的晚期诡辩学者与新柏拉图派学者的传记。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苏格拉底写了309年至439年的《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希帕提亚的情形一样，这部历史书极为准确，而且大致说来极为客观。不过这个苏格拉底也在叙述史实时，加上许多迷信、传说、奇迹，并且时常在书中谈到他自己，仿佛他无法分辨他自己和宇宙似的。他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新奇的、劝导各宗派和平相处的呼吁：他认为，和平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便没有写作的资料，而那一帮可怜的悲剧贩子一定会绝种。索佐门的那本《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绝大部分抄袭苏格拉底之作。索佐门是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跟他崇敬的苏格拉底一样，也是首府的律师，法律方面的熏陶显然并未消除他的迷信观念。君士坦丁堡的佐西姆斯在约475年写了《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他虽然是个异教徒，可是在吹牛和无聊方面却不逊于与他竞争的基督徒。525年，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 Exiguus）——“矮子”丹尼斯（Dennis“the Short”）——提出一种记载事件年代的新方法，就是以一般人认为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为基准。这一提议在10世纪之前一直未为拉丁教会接受，而拜占庭的人们始终以世界初创的时间为准来算他们的年代。说来令人灰心，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早期文明原已知晓的事，我们这一代却一无所知。

这一时期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他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里亚（490年），学过法律，到君士坦丁堡后被任命为贝利沙鲁斯的秘书和法律顾问。叙利亚、非洲、意大利诸战他也曾与这位大将军同行，并一同返回君士坦丁堡。550年，他出版了《战争纪事》（Books of the Wars ），由于他亲身体会过这位将军的优点和那个统治者的小气，他故意把贝利沙鲁斯描写成一位显赫的英雄，而使查士丁尼黯然无光。普罗科匹乌斯马上又动笔写《逸事》、又称《秘史》的著作。由于他保密措施极为成功，故一直未出版发行，查士丁尼还于554年任命他撰写自己在位期间新建建筑的记事。普罗科匹乌斯于560年发表了《论建筑》（De Aedifias ），由于书中极力赞美皇帝，查士丁尼不禁怀疑他用心不良或存心讽刺。那一本《秘史》在查士丁尼——也许普罗科匹乌斯——死了以后才公开。这是一本颇富吸引力的书，使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就文学而言，对已经无法辩解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所以说，滥用笔杆来证实某论点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歪曲事实的真相。

普罗科匹乌斯对自己未经历的事情偶尔记载欠确实，他有时抄袭希罗多德的方法和哲学，有时抄袭修昔底德的演说词和围城事记，他也有着当时一般人的迷信，这使他的著作因征兆、预言、奇迹和梦兆而失色不少。不过对他亲眼看见的事物的记载，则又每一桩都经得起考验。他勇于负责，对资料的处理极合逻辑，他的叙述也很引人入胜，希腊文清晰明了，而且极为典雅。

他是不是基督徒？外表上看他是基督徒，不过有时他也随声附和异教的观点、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及学院派的怀疑主义。他谈到“命运”——

邪恶的本质与不可理解的意愿。不过，我认为这些事物从未被人类了解过，将来也一样不会为人了解。对这种题材的谈论一向很多，而且众说纷纭……因为我们人人都想为自己的无知寻求慰藉……我认为想要探寻上帝的本质的人是发了疯的傻瓜……对于这些问题，我想谨慎地三缄吾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古老、受崇敬的信仰被人玷污。

拜占庭的艺术（326—565）

·来自异教的通道

拜占庭文明最杰出的成就是在行政和装饰艺术，这个帝国持续了11个世纪之久，而圣索菲亚城更是屹立至今。

截至查士丁尼在位时为止，异教的艺术已告一段落，然而作品多半遭毁坏。野蛮人的蹂躏、帝国的劫掠，还有借宗教之名进行的破坏，造成一连串的毁坏和漠视，而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14世纪时彼特拉克（Petrarch）为大劫后幸存的艺术品请命为止。这场破坏的起因之一，是一般人认为异教的神明都是魔鬼，而这些庙宇就是这些神明的庇护所。不管如何，他们认为供奉这些神明的庙宇的砖石，用于建设基督教的教堂或住家的墙壁更佳。异教徒自身往往也在掠夺的行列。有好几位基督徒皇帝，其中最著名的是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都尽力保护这些古老的建筑，启发教会人士维护万神庙、忒修斯的庙宇及其他建筑，使之变为基督教的圣地。

基督教起初怀疑艺术支持异教、偶像崇拜和不道德，这些裸体雕像，与它们所获得的对贞洁和守身的尊敬极不相称。当肉体变成撒旦的工具，而僧侣又取代运动员成为榜样时，艺术中对解剖学的研究随之告终，只剩下愁容满面的画像与刻像，及不成形的摺缀衣着。但是基督教获得胜利之后，需要大的长方形会堂来容纳那些参加庆祝狂欢的群众，地方和全国的艺术传统再度兴盛，建筑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此外，这些大厦也需要装饰，信徒们也要有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来协助他们的想象力，要有图画（以非文字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他们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因此雕刻、镶嵌及绘画重获新生。

在罗马城里，这种新的艺术和原来的几无不同之处。建筑的承受力，形式简朴，圆柱式的大厦等，基督教均承袭自异教。在梵蒂冈山丘上尼禄王所建圆形竞技场（Circus）附近，君士坦丁大帝的建筑师设计了第一座圣彼得教堂，其面积之大令人惊叹不已，长380英尺，宽212英尺。这个大教堂在12个世纪之中一直是拉丁正教主教的圣地，后来布拉曼德（Bramante）把它拆了，在原地建了至今仍屹立在那里的一座更大的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在著名的使徒殉教之地为城外圣保罗（St.Paul Outside the Walls）盖的那座教堂，也分别由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一世以同样的规模改建——宽400英尺，长200英尺。1823年，“城外圣保罗”毁于一场大火，后按原样重建。由于长宽高的比例甚为完美，柱廊显得极为稳重，使这个建筑物成为人类最高尚的创造物之一。君士坦丁大帝为其妹君士坦蒂娅（Constantia）建的圣君士坦蒂娅陵墓（Santa Costanza，建于326—330年）保存至今。拉特兰诺（Laterano）城的圣乔瓦尼教堂（San Giovanni）、特拉斯特维勒（Trastevere）城的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及圣洛伦佐教堂（San Lorenzo Fuori Le Mura），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它们竖起后一世纪内又分别改建，其后又几度修缮。圣玛利亚·马乔雷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抄袭432年的一座异教庙宇，而内部的遗迹除了文艺复兴时期所加的装饰之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从那个时期直至今日，大厦式的设计一直是基督教各教堂最喜爱的样式。造价便宜、高贵淳朴、结构合理、承重力大，使它成为历代最受青睐的教堂样式。不过这种建筑风格缺乏变化和发展。欧洲的建筑师们开始到处寻求新风格，结果在东方找到了——远及亚得里亚海的出口斯帕拉托（Spalato）港。戴克里先在4世纪初就让他的艺术家们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发挥所长，盖起一座供他退休后使用的皇宫，而这些人竟完成了欧洲建筑业的革命。拱门直接从圆柱的顶端延伸出去，不再在圆柱之间架设柱顶线盘，就这样一下子为拜占庭式、罗马式及哥特式建筑奠下了基石。而在这个皇宫中，不再出现横饰带，取而代之的是锯齿状的装饰，这种式样在守旧人士看来极为刺眼，却已在东方流行甚久。欧洲不但会被东方的宗教征服，在拜占庭帝国的世界里，甚至也会被东方的艺术征服，这个事实可由斯帕拉托港看出端倪。

·拜占庭的艺术家

到底君士坦丁堡这种难得一见的五色斑斓、肃穆却又极灿烂的所谓拜占庭艺术是从何处来的？对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们争辩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基督徒战士的凶猛。自各方面观之，胜利者是主张来自东方的一派。随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工业促成的国力强大及罗马因侵略引起的国力衰竭，一度随亚历山大大帝而起的浪潮又从亚洲退回欧洲。东方艺术的影响从萨珊（Sasanian）统治的波斯、景教的叙利亚、埃及土人统治的埃及等地涌入拜占庭，到达意大利，甚至波及高卢，代表自然派的希腊艺术，向嗜好象征性装饰的东方艺术屈服。东方人讲究颜色而不讲究线条，喜爱圆拱形屋顶或圆顶胜于木制屋顶，宁可要富丽的装饰而不喜欢呆滞的淳朴，爱好华贵的丝衣而不爱不成形状的宽外袍。正如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采用了波斯式的君主政体一样，君士坦丁堡在艺术方面越来越不愿意向已经野蛮化了的西方学习，渐渐转而向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学习。也许在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和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领导下的波斯武力的胜利，加速了东方的题材和形式向西的推进。埃德萨、尼西比斯在这个时期成为糅合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两大中心，其中包括伊朗、亚美尼亚、卡帕多恰及叙利亚文化，并借商人、僧侣和工匠之手，把这些文化传播至安条克、亚历山大港、艾菲索斯、君士坦丁堡等地，以及拉韦纳城和罗马城。原有的古典柱式——多丽安式、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在这个满是拱门、圆拱屋顶、三角穹隆和圆顶的建筑世界里变得微不足道了。

如此产生的拜占庭艺术，致力于宣扬基督教的教义，同时展示这个帝国的荣耀。它以祭袍和绣帷、精细镶嵌和壁饰，详述基督的一生、圣母玛利亚的悲伤，及骨灰放入教堂神骨坛的那些使徒和殉教者的故事。它也打入宫廷，装饰了帝王的宫殿，在他的皇袍上满布象征性的徽章或历史性的图案，以灿烂的虚华来眩惑其子民，最后更以皇帝和皇后来代表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拜占庭艺术家的主顾极少，因此主题和题材都减少了许多，往往是君主或大主教告诉他做何事、怎么做。艺术家参加集体创作，因此历史上很少留下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灿烂的奇迹，他们以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光芒睥睨一切人。然而这些人的艺术流于形式主义，范围狭窄，由于为绝对的君主和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效劳，也变得僵硬而无变化。

拜占庭的艺术家手中有着极丰富的材料：普罗科奈苏斯、阿提卡和意大利的大理石采石场。只要是有异教庙宇的地方，便有用不尽的圆柱和其他材料，砖更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晒干了的泥土便可作为原料。艺术家通常使用以灰泥黏合的砖，这种材料极适于东方格调加诸的那种弯曲的形状的需要。这些人常常以十字形的图案为满足——长方形的会堂交叉着左右翼，然后延伸至半圆形小室，有时他们又把这长方形的会堂剖断成为八角形，如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St.Sergius）教堂、巴克斯（Bacchus）教堂及拉韦纳城的圣维塔莱（San Vitale）教堂。不过他们最杰出的技巧，是在一个多边形的架构上建起一个圆形的屋顶，这一点足以使他们傲视古今艺术家。建圆顶他们最喜欢利用三角穹隆，换言之，他们先在这个多边形建筑的每一边上用砖块建起一个拱门或半圆，然后再在每个半圆的上面和里边用砖块盖起一个球面三角形，最后再在这个圆形环上加一圆顶。球面三角形就成为三角穹隆，悬挂于圆顶的边缘和这个多边形建筑顶端之间。就建筑学而言，这个半圆球极为坚实。拜占庭之后，这种长方形会堂的形式几乎在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这种大厦而言，拜占庭的建造者施展了12种技巧。他们几乎不用雕像，他们寻求创造富于象征的抽象美多于表现男女的形象。即便如此，拜占庭的雕刻家们还是极有才华、极有耐心、极有想象力的工匠。他们雕刻狄奥多西式柱头的方式，是把科林斯柱式的叶子拿来和伊奥尼亚式的穗合并在一起，为了增加人们对这种效果的惊讶，这些人更在这合成式的柱头上再刻上动植物的雕像。由于这些饰物使墙或拱门承受不了重力，他们又在这些饰物和柱头之间加上拱基（pulvino）。这种拱基顶端既方又宽，底部较圆且窄，他们又逐渐在上面增加刻花。就跟圆顶方形的建筑形式征服东方一样，波斯又征服了希腊—不过除此之外，他们召集画家来拿巨大、吓人的图画装饰墙壁。细镶嵌师傅把颜色灿烂的宝石或玻璃镶嵌在以蓝色或金黄色为底色的地板、墙壁、祭坛上及拱门的三角壁上，或是任何能够让东方人看见的空隙里。珠宝商把宝石镶在祭袍、祭坛、圆柱或墙壁上；金属工人加上金盘或银盘；木匠雕刻教坛或圣坛的栏杆；织工又来悬挂上织帷，铺上地毯，拿花边和丝制品来覆盖祭坛与教坛。从来没有一种艺术有着这样富丽的色彩，这样精致的象征，这样丰盛的装饰，这样让知识分子折服，这样能启发灵性。

·圣索菲亚

直到查士丁尼在位时，希腊、罗马、东方和基督徒的特质才完全融于拜占庭艺术中。尼卡（Nika）的反叛，使查士丁尼跟尼禄王一样，得到了重建都城的机会。群众在获得短暂的自由的狂喜之中，烧毁元老院、宙克西帕斯的浴堂、奥古斯都回廊、皇宫的一个侧厢，及圣索菲亚——大主教的大教堂。查士丁尼本可于一两年内使这些建筑恢复原貌，他却决心花费更多的时间、金钱、人力使他的首都比罗马城更美，同时他决定盖一座使全世界的高大建筑黯然失色的大教堂。他随即着手拟定历史上最具野心的建筑计划：整个帝国充斥着堡垒、皇宫、修道院、教堂、回廊和门。他在君士坦丁堡城用白色的大理石重建元老院，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重建宙克西帕斯城的大浴室，在奥古斯都城建大理石的回廊和公众散步的广场，利用一条新的导水管把清水引进城里，这条导水管可与全意大利境内最好的导水管媲美。他把自己的皇宫布置得集富丽与奢侈之大成：地板与墙壁全由大理石铺设，天花板上镶嵌的灿烂图案讲述着他从政以来的杰出政绩，“以欢欣的心情”向元老们显示他“赐予自己神明一般的帝王荣誉”。在卡尔西登城附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彼岸建筑了御用的赫里昂（Herion）别墅，作为狄奥多拉及其宫廷夏季避暑胜地，包括专用港口、市场与集会场所、教堂与浴室。

在尼卡叛变敉平40天后，他就着手新的圣索菲亚教堂建筑工程——并非献给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圣人，而是献给Hagia Sophia ——也就是上帝本身的圣智或创造性的真理。他从小亚细亚的特拉勒斯（Tralles）城和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分别召集来安特弥乌斯和伊西多这两位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设计和监督这项工程。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大厦形式，想出了一种式样，使房屋的中央不再是倚在墙上，而是依附在窗间壁上的巨型圆顶，两面扶壁各支撑着半个圆顶。这项工程动用1万名工人，耗资32万磅黄金，用尽了国库的储备。省级长官依指示献上古代宝物中最杰出的部分给这个新的圣地，从十几个地区进口十几种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大批的金、银、象牙、宝石都送来作装饰之用。查士丁尼自己也忙着参与设计与施工的工作，而且（据他那个受人轻视的马屁精说）对技术问题的解决还出过不少力气。他身穿白麻布衣，手持拐杖，头包围巾，夜以继日奔波在工地上，督促工人在期限内完工。5年10个月后这座新建筑完工。537年12月26日，查士丁尼皇帝和梅纳斯（Menas）大主教，率领着参加落成典礼的庄严队伍，步入这个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查士丁尼走上教坛，伸举双手，高呼道：“荣耀归属上帝，他的教诲使我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哦！所罗门王呀，我已胜过了你！”

这座大教堂的正面是一个250英尺长、225英尺宽的希腊式十字架，十字架四个末端的顶上都各盖着一个小圆顶，中间的圆顶则置于十字交叉处正方形（长宽各为100英尺）的顶上，这个圆顶的顶点离地180英尺，直径100英尺——较罗马城里万神殿的圆顶直径小32英尺。万神殿的那个圆顶是预先做成一整块，而圣索菲亚的圆顶则由30块辐辏的砖质嵌板所组成——因此承受的重力小了许多。558年的一次地震，使中央的圆顶有一半震裂掉入教堂里。伊西多的儿子继承其父遗志，重建该圆顶，加强其支撑力，并把该圆顶加高25英尺。支架上的裂缝使我们担心这个圆顶旦不保夕。这个圆顶之所以出名，不是因其体积大，而是其支撑方式与众不同：这个圆顶并不是像万神殿的圆顶一样，置于圆形的结构之上，而是在圆形的边缘和方形的基柱之间加上三角穹隆和拱门。这个圆顶空前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建筑学难题。普罗科匹乌斯描述这个圆顶，并说它是“一项令人羡慕，令人震惊的工程……似乎不是覆于底下的砖石之上，而像是被悬挂在高空的一条金链钩住似的”。

这个大教堂的内部集明亮的装饰之大成。五颜六色的大理石——白的、绿的、红的、黄的、紫的、金黄的——使地板、墙壁，还有两层楼高的廊柱都像是花园一般。细致的石刻使柱头、拱门、三角拱腹、花边、飞檐等处覆满了的莨菪与葡萄叶形的古典装饰。空前多的、无比华丽的细镶嵌从墙壁和穹隆直往下延伸。40支吊灯均匀地吊在圆顶的边缘，使这个教堂有如装了许多扇窗子一样明亮。长的本堂与走道，中心圆顶底下无柱子支撑的空间，都使人有空间阔大的感觉。各半圆形室前面银质栏杆镶有金属花边，上层厅廊也有铁栏杆。教坛镶着象牙、银和珍贵的玉石。大主教的宝座以纯银制成。祭坛上悬挂丝与金混织的窗帘，窗帘上绘有皇帝与皇后接受基督与玛利亚祝福的形象。金色的祭坛更是用罕见的珍贵大理石制成，上面放置金质和银质圣器。这种浪费国家财富的装饰可令查士丁尼早于莫卧儿大汗夸下海口——说他们已盖起巨人才能盖得起的建筑，更像珠宝商人一样为这些建筑加上装饰。土耳其人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因为痛恨这些“刻像”是偶像崇拜，而在圣索菲亚的镶嵌细工上涂以灰泥。这些身为征服者的土耳其人，以赎罪的心情加盖了四个极优美的清真寺尖塔，这些尖塔和原有的那些有圆顶的建筑物配合起来极为调和。

圣索菲亚真可说是拜占庭式建筑的开山之作与最高峰。各地的人都管它叫大教堂，连抱着怀疑态度的普罗科匹乌斯提到它时也甚感惊讶：“当你走进这建筑里面祈祷时，你会觉得这项工程非人力所能及……飘向天空的灵魂会体验到上帝就在你身边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他也喜欢这个被选定的家。”

·从君士坦丁堡到拉韦纳城

圣索菲亚是查士丁尼最高的成就，其传之久远，远胜于他的征战及他订下的法律。不过，普罗科匹乌斯还描述了皇城里其余24座由查士丁尼建造或改建的教堂，他说道：“如果你亲眼看见这24座当中的任何一座，你都会觉得皇帝只建了这么一座，而且他在位期间一定只到这个教堂，在那里终其一生。”整个帝国都陷入建筑狂热中，直到查士丁尼逝世为止。西方开始步入黑暗时代的6世纪，却是东方建筑史上收获最丰的一个世纪。在艾菲索斯城、安条克城、加沙港、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萨洛尼卡港、拉韦纳城、罗马城，及从克里米亚的刻赤港到非洲的斯法克斯城，总有上千座教堂同庆基督教战胜异教，也庆祝东方式的拜占庭战胜了希腊—罗马形式。外部的廊柱、楣梁、山形墙和横饰，都被穹隆、三角穹隆和圆顶所取代。叙利亚在4至6世纪这三个世纪里发生过一次堪称文艺复兴的运动，设在安提阿、贝瑞图（Berytus，今贝鲁特）、埃德萨以及尼西比斯等城的学校，产生了许多演说家、律师、历史学家及异教徒。叙利亚的工匠们还在细镶嵌工、纺织以及其他装饰艺术上有着优异的表现，他们盖起了上百座教堂。雕刻家则以价格不菲的浮雕来装饰这些教堂。

亚历山大港是整个帝国唯一繁荣不息的城市。这个城的奠基者挑选了这块地方，迫使地中海各国利用该城的港口，不得不与其发生贸易。其古代或中古早期的建筑一个也没有遗留下来。不过从保留下来的极少量的金属制品、象牙制品、木器及人像画等看来，其居民艺术修养的丰富，绝不亚于其人民的淫荡和固执。与罗马城的长方形教堂同时到来的埃及土著式建筑，到查士丁尼统治之时，渐渐变成以东方特色为主了。

霍诺留于404年把拉韦纳城定为西罗马帝国的首府时，拉韦纳城就开始焕发出建筑方面的光彩。本来在盖拉·普拉西迪亚（Galla Placidia）长期摄政期间拉韦纳城就很繁荣，由于和君士坦丁堡维持了密切的关系，使东方的艺术家及其风格与意大利的建筑师和建筑形式发生了碰撞。早在450年，普拉西迪亚安息的陵寝就出现了典型的东方式三角穹隆之上的圆顶及其被置于十字形教堂左右翼的建筑形式。在这陵寝中我们还看得见那有名的《好牧者基督》的细镶嵌。458年，内昂（Neon）主教在乌尔西安纳（Ursiana）长方形会堂的圆顶浸礼池上增加了一系列的细镶嵌，其中包括著名的十二使徒的独立形象。约500年，西奥多里克国王特地为他的阿里乌斯教派主教盖了一座大教堂，教堂的名字叫圣阿波利纳里斯，是以在拉韦纳城创建基督教区的那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命名的。在这座大教堂里，那些举世闻名的细镶嵌画中的白袍圣者，都具有拜占庭风格的严肃表情。

贝利沙鲁斯征服拉韦纳城，使拜占庭艺术在意大利的胜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圣维塔莱教堂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监督下完工（547年），皇帝和皇后除了支付装饰这个教堂的费用外，还特准使用他们夫妇不迷人的面貌作为装饰之一。各种迹象显示，这两幅画家创作的细镶嵌肖像是完全写实的。皇帝和皇后必定有着极大的勇气，才敢让他们的真实面貌流传后世。细镶嵌画上的这些统治者、教会人士及太监的表情都既痴呆又不自然。这些人僵硬的前额，恢复了古典时期以前的样式。妇女的衣着充分表现出镶嵌细工的特色，不过我们在这些画像上看不到万神殿或奥古斯都那种令人欣悦的优雅，也看不到沙特尔城或兰斯城正门的雕刻人像上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贵和安详。

献出圣维塔莱教堂两年后，拉韦纳城的主教又捐献了克拉塞（Classe）城的圣阿波利纳里斯教堂——这个教堂是为该城守护神建的第二座教堂，坐落在滨海的郊区——这里曾是罗马舰队驻扎亚得里亚海的基地。这个教堂也采取罗马长方形会堂的建筑样式，不过混合式的柱头却有拜占庭的风味，莨菪叶饰与古典形制不同，既弯曲又相互缠绕，仿佛东风刚吹过似的。一长列一长列的完美廊柱，及廊柱拱门边缘的嵌线和三角壁上五颜六色（7世纪）的细镶嵌，唱诗班席位可爱的灰泥或金属板饰物，教堂半圆形室星形细镶嵌的宝石十字架，这些东西使这座教堂在西方建筑领域拥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拜占庭艺术

建筑学本身已是拜占庭艺术家的杰作，不过在建筑学之外，或是建筑物内部，还有12种其他形式的艺术被拜占庭艺术家们发挥得极为出色而为后世铭记。他们根本不重视雕刻，当时的风气是重色彩而不重线条。不过普罗科匹乌斯还是赞美当时的雕刻家——可能是浮雕雕刻家——堪与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莱斯（Praxiteles）媲美。4至6世纪某些石棺上镌刻的人像，可以说具有希腊式的优雅，又混入了过多的亚洲式装饰。象牙雕刻也是拜占庭人喜爱的艺术之一，他们用它制作记事板、三折写字板、书本的封面、棺木、香水盒、小雕像、镶嵌物，并用于近百种装饰用途。就这种技艺而言，希腊仍是无可匹敌，只不过神祇和英雄人物变成了基督和圣哲。拉韦纳城乌尔西安纳长方形会堂里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主教的象牙椅（约550年左右），是这项末技的主要成就。

当6世纪远东正实验油彩画时，拜占庭的绘画仍固守传统的希腊方法：蜡画——把颜料烧入木材、帆布或麻布的平板上；壁画——将颜料和石灰混合后涂在潮湿的灰泥表面；蛋彩画法（tempera）——颜料与胶水、胶或树脂混合，并加入蛋白后，涂于板上或已干的灰泥上。拜占庭的画家知道表现距离与深度的方法，却拿建筑物或布幕当背景的方式来规避透视法的困难。绘画数量虽多，却少有留存至今者。教堂的拱壁多画上壁画，残缺不全的片羽表现出写实主义的模样，不成比例的手、发育不全的人、马脸，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式等，即是明显的例子。

拜占庭的艺术家以细工最为拿手。现存最杰出的绘画不是壁画或板画，而是当时的书刊中“明亮”——以色彩使之更为生动——的插图。“Miniature”一词是从“minium”演变过来的，而“minium”这个字是指罗马自西班牙进口的石朱砂，为伊比利亚语，因此这个字转而另有“朱红色”——装饰书中字母常用的颜色——之意。当时书籍很昂贵，与其他珍贵物品一样为人所珍视。绘制缩略图的人先拿细刷子或笔把图样勾在草纸、羊皮纸或牛皮纸上，然后绘上金黄色或蓝色的背景，再添入颜料，最后以柔和细致的图案装饰在背景或四周。最初只装饰一章或一页的第一个字母，有时也画上作者的肖像，然后又有了文字间里的插图，最后随着画家技术的进步，他又几乎忘了文字，而开始大画装饰画，有时是几何或花卉图案，或是宗教符号，接着又把这些图案稍作变化一画再画，使书中的文字反而像是来自粗俗世界的入侵者。

手稿、抄本上的字母装饰画，在法老时期及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早已有之，并且从埃及传至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与罗马。梵蒂冈视《埃涅阿斯纪》为宝贝，而米兰的安布罗西图书馆更视《伊利亚特》为无价之宝，这两本书据说是4世纪的作品，其装饰也很古典。从异教传给基督教的第一本绘本是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所写的《基督图志》（Topographia Christiana ，约547年），作者因航海至印度而得了个诨名，又以企图证明地球是平面的而著称于世。现存最古老的一本有插图的宗教书籍，是5世纪的《创世记》，如今保存在维也纳图书馆，文字以金银写在24页的紫色牛皮纸上，48幅插图有白、绿、紫、红、黑等颜色，绘着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到雅各逝世时人类所发生的故事。跟这本书一样美丽的有梵蒂冈的《约书亚记的小卷书》（Joshua Rotulus ）和僧侣拉布拉（Rabula）于58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画的《福音》书。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产生了主宰拜占庭的图像学的那些形象与符号，这种技艺经过几千次的改进，终于使这些图案定型、保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拜占庭艺术的不变性。

由于拜占庭的画家们喜爱鲜艳与永恒，他们都爱用细镶嵌。他们选用小块的彩色大理石来铺设地板，一如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至于其他部分，他们则使用各种颜色的方块玻璃或珐琅，它们大小不一，一般是1/8英寸见方。有时也掺杂些宝石。细镶嵌工经常用来制造手提的圆画或圣像，摆放于教堂或家中，或随身携带，在出门旅行时帮着建立虔诚的信心或用以祈求平安。不过，细镶嵌师傅还是比较喜欢创作教堂或皇宫里那种巨幅作品。他在画室中已涂好颜色的画布上试着摆上这些小方块，亲手调配出让别人从较远的距离看过去应该感受到的那种颜色层次与对比，并反复修改。预定摆上镶嵌物的壁上或地上被敷以粗细两层水泥，按照画布上的模型，把一块一块的玻璃或宝石捺入相应的位置，通常是尖角朝前以便接受较多的光线。圆顶或是教堂侧翼的小屋，海螺形、贝壳形的圆顶效果最好，因为这些形状都可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吸收软化的、有层次的光线。哥特人后来就是从这种艰难的艺术得到了染色玻璃的灵感。

这种玻璃在5世纪的书中便有记载，不过没有留下样本。这种染色玻璃的颜色附着在外部，并非融入其中。吹玻璃和切玻璃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我们所知这种技艺的发源地叙利亚，同时还是其他技艺的中心。奥勒留以来，金石雕刻已逐渐式微，拜占庭的宝石、钱币、官印，无论图样的设计或手工，都比较差。然而珠宝商把产品卖给各阶层的人士，因为装饰是拜占庭的风尚。首都的金匠和银匠作坊不计其数，金质的圣体容器、圣餐杯和圣骨箱使祭坛增色不少，银盘更是使富人家中的餐桌不胜重荷。

几乎人人都穿华丽的衣服。埃及以其细致、五彩缤纷的图案布料制成了衣服、窗帘、幔帐、覆盖织物等，埃及土著是织造这些布料的大师。这个时期某些埃及绣帷，在技术方面几乎可与戈伯兰（Gobelins）相媲美。拜占庭的织工制造了丝质的绣品，甚至还绣寿衣——在亚麻布上画上死者的像。君士坦丁堡人以衣着来划分阶级，每个阶级的人都拿某些出色的衣着来为该阶级争面子。一有聚会，与会人士衣着的缤纷绚丽，不比孔雀的羽毛逊色。

音乐也广受各阶层人士欢迎。它在教堂的礼拜仪式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它的确有助于将感情融入信仰。4世纪时阿利庇乌斯写了《音乐导论》（Musical Introduction ），其流传下来的部分内容成为我们借以了解希腊音乐的主要文献。在那个世纪，以字母来代表音符的乐谱被使用抽象符号的纽姆乐谱（neumes）取代。很显然，是安布罗西把这些符号介绍到米兰城，希洛里把它介绍到高卢，哲罗姆把它介绍到罗马。约5世纪末，一名叫罗曼努斯（Romanus）的希腊僧侣写作了许多赞美诗的词曲，这些圣诗至今仍是希腊礼拜仪式中的一部分，其所表现的感情的深度及表达力，至今无出其右者。波伊提乌写了题为《谈音乐》（De Musica ）的文章，把毕达哥拉斯、阿里斯托芬、托勒密等人的音乐理论整理出来。这篇论文仍被牛津、剑桥作为音乐课教材使用。

只有东方人才能了解东方的艺术。就一个西方人想象力所及，拜占庭风格的精髓就是东方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已成为至高无上的事物，包括自治政府，阶级组织的稳定，科学与哲学的停滞不进，由政府统治的教会，以宗教管辖人民，华丽的衣着与全国性的庆典，极娱目悦耳的宗教仪式，催眠式反复的音乐演唱，令人目眩的光芒与色泽，想象力征服自然主义，装饰艺术的代表作的消失等。虽然古代的希腊精神会觉得这种改变无法忍受，如今希腊也已是东方的一部分。就在亚洲式的懒散侵袭着希腊世界的同时，它又面临着重新崛起的波斯及伊斯兰教那强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力量的挑战。

注释

[1] 兔脚系象征幸运的饰品，据说佩戴兔脚便可逢凶化吉，事事如意。——译者注

第七章 波斯人
（224—641）

萨珊社会

贯穿整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彼岸有一个神秘的帝国，这个帝国有一千年之久未与日益扩张的欧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接触，却始终未曾忘却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光荣，它逐渐恢复帕提亚（Parthian）战后一度受损的元气，同时在英武的萨珊君主领导下维持着奇特的贵族文化，结果竟使伊斯兰教征服伊朗变成波斯的一场文艺复兴。

3世纪时，伊朗这个词，其含意远较今天的伊朗或波斯丰富。按照字面的意思，所谓伊朗就是“印欧语族人的土地”之意，它包括今阿富汗、巴鲁吉斯坦、索格底亚那、巴尔克及伊拉克等地区。波斯是今法尔斯省的古名，当时后者只不过是这个帝国东南部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 “野蛮人”一向不太重视，就把这一地区的名字拿来当作整个地区的名字。从喜马拉雅山东南到高加索西北，贯穿伊朗的中心地带，有一条作为长墙的山脉。东边是荒芜的高原，西部则是那两条孪生河流的翠绿山谷，这两条河定期泛滥，造就了纵横交错的水道，更使波斯的西部盛产小麦和椰枣、葡萄等各种水果。在两河之间、两河沿岸及深山中，在紧临沙漠的绿洲上，有上万个村庄，上千座城镇，上百个都市，其中最主要的有埃克巴坦那、雷伊、摩苏尔、伊斯塔克尔、苏萨、塞琉西及萨珊历代诸王的首府宏伟的泰西封等。

阿米阿努斯描写这个时期波斯人体形的特征，说他们“大多身材高瘦，皮肤稍黑……蓄着不算难看的胡子，头发长而粗糙”。上层社会的人头发不粗糙，也不一定高而瘦，多半很英俊，以其身世为傲，举止安详，具有从事危险性运动的天赋和对华丽衣着的鉴赏力。男人包头巾，穿灯笼裤，脚穿便鞋或有鞋带的长统靴；富人身穿毛织或丝织的大衣或长袍，腰际围以佩刀的腰带。穷人则穿着棉花或动物皮毛做成的衣服。妇女穿长统靴配短裤，再套上宽松的衬衫、上衣与飘逸的长袍，将头上黑发卷成一卷，置于背后，上面以花为饰。各阶层人士都喜爱色彩与装饰。传教士与热心的祆教徒认为白色棉织衣服是纯洁的象征，故喜爱白色；大将军喜爱红色；国王则以红鞋、蓝裤、包头巾，头顶装饰吹足气的球或动物的头，与一般人相区别。波斯跟一般文明社会一样，服饰占了男人身份的一半，而对于妇女而言，服饰更为重要。

典型的受过教育的波斯人有高卢人的冲动、热心与活泼，平时看似懒散，关键时刻却很机警，喜爱参加“尽情、无拘束的谈话……狡猾多于勇敢，让别人在远处就见而生畏”——这正是他们让敌人却步的地方。穷人喝啤酒，但是几乎各阶层人士，包括他们的神明在内，都喜欢烈酒。虔诚却吝啬的波斯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将酒撒向某处，等候神明在适当的时机饮用，然后自己再喝掉那些神圣饮料。萨珊时期的波斯礼仪，据说比阿契美尼德时期粗野，却比帕提亚时期优雅。不过普罗科匹乌斯留下来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波斯人一直比希腊人更有绅士风度。波斯宫廷的庆典与外交仪式多被希腊帝王采用——敌对的君主彼此称兄道弟，给外国使节免税和安全通行证，并免除其被搜身及纳税的义务。欧美外交礼仪可说是源自波斯诸王的宫廷礼仪。

阿米阿努斯说“大多数波斯人都沉溺色欲”，不过他也承认波斯人很少鸡奸，妓女也比希腊人少。犹太教法师迦玛利（Gamaliel）夸赞波斯人有三种美德：“他们饮食有节制，私生活与婚姻关系较庄重。”他们用尽各种方式来鼓励结婚，增加生育率，以充实战时所需的人力，因此他们的爱神是火星而不是金星。宗教也配合婚姻来传布，举行令人震惊的仪式来庆祝，并强调生殖力使光神奥姆兹德（Ormuzd）在与祆教的撒旦阿里曼（Ahriman）发生星宿间的冲突时增加了不少战斗力。管家在炉床做他古老的膜拜，以求后代继承他的基业并崇拜他。如果自己没有儿子，就去领养一个。子女的婚事通常由父母安排，并有职业性的婚姻代理来协助，不过妇女可不依父母的意思嫁人。嫁妆与产业的赠与促成了早婚早育。多妻制是被法律容许的，尤其在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时更是如此。通奸风气很盛。丈夫可以不贞为理由与妻子离婚，妻子也可以遗弃、虐待的理由要求离婚。纳妾也被法律容许，她们一如古希腊的妾室，可以公开露面，并参加男人的宴会，而妻子则留于闺房内。这种古老的波斯习俗传给了伊斯兰教。波斯妇女美若天仙，也许当时还有护花使者，不让男人任意亲近。斐尔杜西（Firdausi）的《沙赫纳玛》（Shahnama ）一书就说由于渴望而主动求爱、进行诱惑的是妇女。女性的魅力战胜了男性化的法律。

宗教信仰提高了父母的权威，因此教养子女也少不了它。孩子们以玩球、运动、下棋自娱，年纪还小时就参加长辈们的娱乐——射箭、赛马、马球及狩猎等。萨珊人认为宗教、爱情、战争等都少不了音乐。斐尔杜西说：“音乐与美女所唱的歌曲”为宫廷里的盛宴和招待会“增色不少”。七弦琴、吉他、笛子、箫、号角、鼓和其他乐器为数甚众。传说库斯鲁·帕维兹（Khosru Parvez）最喜爱的歌手巴巴德（Barbad）作了360支歌，并亲自为他的皇家主顾演唱，每天晚上唱一首，正好唱一年。在教育方面也一样，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小学设在庙宇内，并由传教士执教。文学、医学、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较高教育则在萨珊城容德·伊·沙普尔（Jund i Shapur）著名的学院里传授。封建首领与各省首长的儿子通常住在国王附近，与皇室的王子一同在王宫附设的大学里接受教育。

帕提亚时代波斯的印欧语——巴列维（Pahlavi）语——照旧使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只流传下来60万字，这些作品几乎全都与宗教有关。我们知道其原本范围极为广阔，不过因为由传教士担任护卫与传递的工作，他们使大部分的世俗作品湮灭不闻。（基督教世界，中古时期早期的文学作品宗教之浓几乎使人窒息，大约也是这个原因。）萨珊诸王都是文学和哲学极开明的拥护者——尤其是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他命人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巴列维语，并指定在容德·伊·沙普尔学院讲授这些作品，他自己也阅读这些著作。他在位时编纂了好多年鉴，现今仅存的是《阿尔达希尔的行谊》（Karnamaki Artakhshatr ）。这一部把历史和传奇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后来成为斐尔杜西《沙赫纳玛》的主要参考。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城的学校时，有七位教授逃到波斯，在库斯鲁的王宫中避难，不久他们就患上了思乡病。波斯王在533年和查士丁尼签订和约，“野蛮人”国王要求查士丁尼允许这七位希腊圣者回国，并不得迫害。

在他开明的君主政体下，成立于4世纪或5世纪的容德·伊·沙普尔大学成为“当时最伟大的知识中心”。学生与教师纷纷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向这所大学。景教徒也被收容，他们携来希腊医学、哲学著作的叙利亚语译本。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在那里播下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种子。在这所大学里，印度、波斯、叙利亚和希腊各国的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发达的诊断学说。根据波斯的医学理论，疾病多由四行——火、水、土、风——或四行之一的污染与不洁引起。波斯的医生与教士都说，公共卫生必须以焚烧掉不洁的秽物为前提，而个人的健康只有严格遵守祆教的整洁守则方能获致。

至于这一时期的天文学，我们只知道它遵循着一种既定的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包括两个7天、两个8天的周，并在每年结束时加上年与年间的5天。占星术和巫术极为普遍，未观天象之前不敢轻举妄动。人们相信，就连地球上的事务也由在天上互斗的善星与恶星来决定——有如天使与魔鬼在人类心灵中互斗——即古代光神奥姆兹德跟阿里曼的战争。

萨珊王朝重新树立祆教信仰的权威地位，教士拥有土地与征什一税的权利。与欧洲一样，政府也是建立于宗教之上。权力仅次于国王的本土首领领导着所有的世袭术士、僧侣，这些人几乎控制了整个波斯的精神生活，以地狱来威吓罪犯与逆徒，束缚波斯的心智与群众达四个世纪之久。他们有时也为保护百姓而与税吏发生争执，保护穷人不受压迫。术士集团极为富有，有时国王也向庙宇借钱。每个重要城镇都有火庙，庙中那盏号称永不熄灭的圣火象征着光神。只有积阴德、心灵清净的人才能拯救灵魂脱离阿里曼。和那个魔鬼搏斗必须借助术士（Magi）及其法术——也就是他们的预言、咒语、巫术和祈祷。如此灵魂就可以达至神圣、纯净，通过最后审判的裁决，而在天堂里享受永恒的幸福快乐。

与国教并存的其他宗教地位低微。帕蒂安人普遍认可太阳神密斯拉是光神奥姆兹德的首席助手。不过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祆教教士坚持将背教者处以死刑写入国家法律。当摩尼（约216—276年）自称是继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之后的第四位神圣的递信者，并宣布以独身、和平、安详主义为核心的教义时，尚武兼民族主义的术士将他钉上十字架，使摩尼教不得不越过国境另谋发展。然而萨珊的教士与国王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却很容忍，正如教皇对犹太人比对异教徒更宽容一样。许多犹太人在波斯帝国西部各省获得庇护所。早在萨珊夺权之前基督教就已在该地生根，在它未成为波斯的死敌——希腊与罗马—的国教之前，基督教还是受到宽待的。当基督教传教士（正像他们338年在尼西比斯的所作所为）在抵抗沙普尔二世以巩固拜占庭领土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之后，基督教就受到迫害，当然这个时候在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自然希望拜占庭获胜，这激怒了波斯。341年沙普尔下令屠杀波斯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他下令禁止将僧侣、教士、尼姑等处以死刑，然而信奉基督教的村庄的居民却被集体屠杀。在沙普尔去世（379年）之前，有1.6万名基督徒被判处死刑或遭放逐。叶兹德格德（Yezdegird）一世（399—420年）恢复了信仰基督教的宗教自由，并协助他们重建教堂。422年举行的一次主教大会决定，波斯基督教会既属希腊正教，也属罗马公教管辖。

在宗教的崇拜与对立、政府的敕令与危机、内战与外战等情况下，百姓以耕田、畜牧、手工业、经商等方式无奈地应付政府与教会的索要。农业被定为宗教义务之一：垦荒、耕地、除草与除虫、利用河溪来灌溉——他们对百姓说，这些英雄式的劳动可以确保光神奥姆兹德最后战胜魔鬼阿里曼。这些波斯农人极需要精神慰藉，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为封建地主耕作的佃农，光是税租等就往往要付出所收获的谷物的1/6到1/3。约540年，波斯人向印度人学得以甘蔗制糖的技术，希腊皇帝赫勒克留（Heraclius）在泰西封的皇宫中发现一大堆糖（627年），将于14年后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很快学会了种植甘蔗的技术，并将此技术传播到埃及、西西里、摩洛哥和西班牙等地，这一技术又从这些地方传遍整个欧洲。畜牧是波斯人的专长。波斯的马在血统、精神、外观和速度等方面仅次于阿拉伯马。波斯人爱马正有如鲁斯塔姆（Rustam）爱拉库什（Rakush）。狗在看护牛羊与看家方面极为有用，所以波斯人认为狗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波斯的猫更是驰名全世界。

在萨珊人的统治下，波斯工业从家庭作坊发展成为都市的一种行业。工会为数甚众，有些城镇甚至还有革命的无产者。丝织技术从中国传入，萨珊的丝织品受到广泛欢迎，并成为拜占庭、中国、日本等国的榜样。中国商人把粗丝拿到伊朗卖，再买回地毯、珠宝、胭脂等。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则买卖波斯、拜占庭和罗马城的货物。良好的道路与桥梁，良好的治安，促使国家驿道和商贩客栈把泰西封及各省连接起来。波斯湾内修建港口来加速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政府法规限制谷类、医药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并防止垄断与专卖。当时上层社会富有的情况可由下面这个故事窥见一斑：故事说有某男爵邀请1000名客人到他家吃饭，却发觉他只有500份餐具，就向他的邻居借来了另外那500份。

多数依靠乡间田产来维持生活的封建地主组成了土地与人力开发机构，在租佃制度许可范围内组织军队为国打仗。他们以热情、勇敢地跟随在部队之后的方式来训练自己。他们也充当骁勇的骑兵队军官，人与马都和封建制度末期的欧洲一样，全副武装。不过他们缺乏罗马人那样的战术或攻防的最新工程技术。社会地位方面，在这些人之上是大贵族，有的是省总督，有的是政府首长。政治效率一定极高，因为波斯的税率虽比东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都低，但波斯的国库通常却比帝国皇帝的国库充裕得多。626年库斯鲁·帕维兹拥有4.6亿美元的国库储备，年收入1.7亿美元——当时金银的交易量极大。

法律是由国王、咨议及术士根据《火教经》（Avesta ）中的法律制定的，至于解释与执行，则交由教士负责。与波斯人作战的阿米阿努斯认为他们的法官都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正人君子”。一般说来，波斯人言而有信。法庭里的誓言也笼罩着宗教的气氛，违背誓言在法律上科以重刑，到地狱更永为箭、斧、石所斫。用神断方法侦查罪行：嫌疑犯被迫走在灼热的物体之上，或穿火、吃有毒食物等。扼杀婴儿或堕胎都将处以重刑，鸡奸者处以死刑，因通奸而被审讯者被放逐，通奸的妇女割除鼻与双耳。不服者可向高一级法庭申诉，死刑只有在经过国王的审查并得同意之后才宣布执行。

国王宣称其权力来自神明，并以神明的代理人自居，以神明的名义制定法律。一有机会，他就重申自己乃“万王之王、印欧人与非印欧人之王、宇宙的至尊、诸神的后裔”。沙普尔二世更加上“日月的兄弟、众星的伙伴”。理论上来说，萨珊君主通常依部长们的意见行事，这些部长合组国家委员会。历史学家马苏地（Masudi）称赞“萨珊的国王治国有道，政策有条不紊，爱护子民，社会繁荣”。根据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的记载，库斯鲁·阿努舍万说过：“无军则无王，无财则无军，无税则无财，无农则无税，无贤明公正的政府则无农业。”太平时期帝位世袭，也可由国王传与长子之外的幼子，帝权两度由皇后掌握。无直系亲属继承时则由贵族与教会地位最高之人推选，推选之对象仅限于皇族成员。

国王一生中要履行一系列重要的义务。他必须勇敢地进行狩猎，他坐在一辆由10匹打扮得极为华丽的骆驼所拉的车中，有7匹骆驼驮着他的王座，100匹载着跟随他的内阁官员。可能有1万名武士同行。如果萨珊岩石浮雕所反映的属实的话，那么第一个跨上马鞍去猎捕皇家的猎园或“乐园”里所养的牡鹿、野生山羊、羚羊、牛、虎、狮或其他野生动物的，一定是国王自己。回皇宫后，他又得在上千名侍从簇拥下，在繁文缛节之中处理政务。他必须穿着满是珠宝的华服，坐在金黄色的王座上，头上王冠之重迫使他把它悬挂在不能动弹的头部上方，保持着令人难以察觉的距离，以减少负荷。他就是这样接见外国使节与贵宾，批阅成千上万的文书，审理司法案件，接受约定与报告。谒见他的人必须卧倒吻地，非经他允许不得起身，与他交谈时须以手帕掩口，以免将疾病传染给他或玷污他。夜晚国王则与妻妾之一共眠，按照优生学的原理传宗接代。

萨珊皇室

根据波斯的传说，萨珊是波斯波利斯城的传教士。他的儿子帕帕克（Papak）是克赫（Khur）国的小王子。帕帕克杀死了波斯省的统治者戈兹赫（Gozihr），自立为该省之王，并将其权力遗赠给其子沙普尔。沙普尔死于非命后，由其兄弟阿尔达希尔（Ardashir）继承帝位。阿尔萨克（Arsacid）朝最后一位波斯王阿塔巴努斯五世拒绝承认这个新成立的地方王朝。阿尔达希尔在战争中击败阿塔巴努斯（224年），成为万王之王（226年）。他把阿尔萨克王朝那种放任式的封建统治换成集权于中央却又分权于地方的官僚政治的强大皇家权力，借着恢复祆教的圣秩制度与信仰的方式来获取教士阶级的支持，他激起人民自尊心的方式是宣布他一定摧毁亚历山大东征后留给希腊的影响，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对抗，以为大流士复仇，并收复一度为阿契美尼德诸王所占领的一切土地。他几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那快速的征战使波斯的版图东北延伸到奥库斯河（Oxus），西抵幼发拉底河。临死时（241年），他把王冠戴在其子沙普尔头上，并命令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赶到海里。

沙普尔继承了其父的能力与智慧。岩石浮雕中的他很英俊，气质也很高贵。不过显而易见，这些浮雕在极力美化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心向学。他深为希腊大使——诡辩家尤斯塔提乌斯（Eustathius）——的谈话着迷，甚至还想过挂起王冠，当哲学家。其实他并不像他的绰号那么可怕，他把全部的自由给予所有的宗教，允许摩尼教在宫廷中传教，并正式宣布“术士、摩尼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及信仰任何教的人在其帝国境内绝不受干扰”。他一面继续编纂阿尔达希尔的《火教经》，一面说服传教士们将来自印度与希腊的与俗世有关的形而上学、天文学和医学等著作融入这波斯的“圣经”。他是个自由派艺术爱好者。他虽然在为将之道方面不及沙普尔二世或那两位库斯鲁，却是萨珊王朝诸君中最能干的行政首长。他在卡伦（Karun）城建新都，这个新都的废墟上至今留有他的名字。他还在沙普尔河沿岸的苏什塔尔（Shushtar）城建起古代最重要的工程——花岗石块砌起的水坝，形成了一座1710英尺长、20英尺宽的桥梁。为兴建这座水坝，他命人将河水暂时引开，河床铺得很坚固，以巨型水闸调节流量。据传，沙普尔使用罗马的工程师与囚犯来设计和建筑这座水坝。他不情愿地披起战甲，侵略叙利亚，抵达安条克，最后为罗马军所败，签订了和约（244年），将取自罗马的领土悉数奉还。由于不满亚美尼亚与罗马合作，沙普尔侵入该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与波斯友好的王朝（252年）。在右侧防线巩固之后，他重燃与罗马的战火，击败并俘虏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260年），攻克安提阿城，驱赶数以千计的囚犯至伊朗服劳役。巴美拉省省长奥登纳图斯（Odenathus）与罗马成立联军，强迫沙普尔再度撤退，而以幼发拉底河为罗马与波斯两国的边界。

272至302年，他的继承者都是平庸之才。霍尔米兹德二世（Hormized II）维持了繁荣与和平的局面。他以国家的经费来修缮公共建筑物与私人住宅，尤其是贫民的住宅。他又成立一个新法庭，专门受理穷人对富人的案件，并且亲往审理。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否影响了他儿子继承王位。在霍尔米兹德死后，贵族便囚禁他儿子，并宣称王位是留给这位太子的儿子的，即尚在母腹中的皇孙，被贵族们充满信心地尊为沙普尔二世。为了对臣民有个交代，他们把那顶王室的皇冠悬挂于母亲的子宫上方，算是为尚未出世的皇帝加冕。

沙普尔二世自小接受战斗训练，把自己的身体和意志练得坚强，16岁时接掌政权与军权。东征阿拉伯时他将十余个村庄夷为废墟，杀死数千名俘虏，并以绳子把受伤的与未受伤的敌兵系在一起，以牵制其行动。337年，他重燃与罗马争夺通往远东商道的战火，他时战时停，几乎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罗马和亚美尼亚皈依基督教给这场战争带来新的紧张局势，两地也加入了这次争端。前后40年间，沙普尔二世和许多皇帝打过仗。尤里安虽曾把他逐回泰西封，却又不光荣地撤退。尤里安败下阵来，被迫求和（363年），同意将罗马底格里斯河两岸诸省与亚美尼亚全部割让给沙普尔二世。沙普尔二世逝世时，波斯的权力和威严如日中天，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几十万亩土地。

5世纪，战线移向东方。约425年，希腊人称为“埃菲塔利特”（Ephthalites）人的乌拉阿尔泰人，他们又被误称为“白匈奴”（White Huns），占领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萨珊国王巴赫拉姆五世，这位打起猎来不要性命而被称为“野驴”（the wild ass）的国王，很顺利地击败了这些人。不过在“野驴”死后，这些一面作战、一面繁殖的乌拉阿尔泰人建立了一个帝国，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印度河，并以古尔甘（Gurgan）为其首都，巴尔克为第一大都市。这些人战胜并杀死菲卢兹（Firuz）国王，迫使巴拉斯（Balas）国王向他们朝贡。

因此，波斯一方面在东方受到威胁，一方面又处于君主政体为维持与贵族及传教士相抗衡的权威而展开斗争的混乱局面。卡瓦德一世（Kavadh I）想借着鼓励以贵族与教士们为首要革命目标的共产运动来削弱这些人的力量。约490年，一个名叫玛兹达克（Mazdak）的祆教传教士自称是上帝派遣前来传布老教义的人：他主张人生而平等，谁也没有与生俱来比别人拥有更多东西的权利，财产与婚姻是人类发明的可悲的错误，财物与妇女应为天下男人共有。与他为敌的人则指责他以同情窃盗、通奸、乱伦为抗议财产与婚姻制度的手段，并认为这可以当作趋近乌托邦理想国的合法手段。穷人，还有少数其他阶层的人乐于接受他的主张，这倒不足为奇，不过玛兹达克得到国王许可，却令人十分惊讶。他的信徒不仅劫掠富户，更抢劫富户的闺房，把富户最有名、最美丽的姬妾抢来供自己享用。被激怒的贵族将卡瓦德监禁，并立其弟德雅玛斯普（Djamasp）为皇帝。卡瓦德在那个“湮没堡”（Castle of Oldivion）被拘禁3年，此后逃到埃菲塔利特人那里。当地的人渴望着波斯能有个可靠的统治者，就给他一支军队，并协助他攻取泰西封。德雅玛斯普让位，贵族纷纷逃回各自的庄园，因此卡瓦德再度成为“万王之王”（499年）。他在权力获得保障之后，转而攻击主张共产的人，并把德雅玛斯普和数千名信徒判处死刑。或许这次运动提高了劳工的地位，因为此后国家委员会所制定的法规不再仅由王子和大主教等签字，也要有主要公会领袖的签字。卡瓦德又领导了30年，和他的盟友埃菲塔利特人携手打了许多胜仗，其中也有跟罗马打的。临死时他把王座传给他的次子库斯鲁——萨珊最伟大的国王。

库斯鲁一世被希腊人称为“科斯洛埃斯”（Chosroes），阿拉伯人叫他“科斯拉”（Kisra），波斯人还给予他“不朽的灵魂”这个尊号。他的兄弟谋叛，想把他推翻，他把他们全部杀死，侄子辈的也只留下一个。他的子民尊称他“公正君主”，如果我们把公正里面慈悲的成分去掉，那么他也许配得上这个称号。普罗科匹乌斯说他是“假装孝顺大师”，言而无信。不过，普罗科匹乌斯是他的敌人。波斯历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称赞库斯鲁的“观察力、学识、聪明、勇气与细心”，并且以库斯鲁的口吻写了一篇就职演说，即使不是真的，也杜撰得很好。他彻底改组政府，以才取士，不论出身。他把他儿子的私人教师布祖尔格米希尔（Buzurgmihr）提升为大臣。他把未经训练的士兵换成经过磨炼、又极能征战的正规军。他还建立了更公平的赋税制度，巩固波斯法令。他建筑水坝与运河来改良各都市的供水及农田的灌溉，鼓励开垦荒地，把牛、农具和种子送给垦荒者，又建筑、修缮、保养桥梁与道路来推动商业。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为民、为国服务。他鼓励——其实是强迫——结婚，理由是波斯需要更多的人来做事，来卫国。他鼓励单身汉结婚的方法是以公款为新娘办嫁妆，并且以公费来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也以公费来养育孤儿与贫儿。他把背教者处以死刑，却容许基督教的存在。他召集了一大批来自印度和希腊的哲学家、医师、学者在身边，并且乐意跟他们讨论人生、政府及死亡等问题。有一次，讨论到“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位希腊哲学家回答说：“老时既无钱又昏愚。”一个印度人回答道：“百病缠身，精神又受到困扰。”库斯鲁的大臣以下面这句话赢得所有在场者的赞扬。他说：“我认为，人最大的不幸是他自知生命的末日已来临，而自己却没做过善事。”库斯鲁挪出大笔补助金来支持文学、科学和其他学问的研究，并拨款资助翻译作品与历史著述。他在位时设在容德·沙普尔的那所大学达到最高峰。他把外国人保护得很好，因此王宫里总是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贵宾。

他登基时表示他希望与罗马和平相处。因为查士丁尼在非洲和意大利有自己的打算，也就同意了。532年，这两个“兄弟”签署了永久和平协定。非洲和意大利失守时，库斯鲁幽默地表示要求分享一份战利品，理由是如果波斯不跟拜占庭签订和约，拜占庭可能赢不了。结果查士丁尼果真送他价值连城的礼物。539年，库斯鲁借口查士丁尼违背条约向“罗马”宣战，普罗科匹乌斯肯定这一指控的合理。也许库斯鲁认为，趁着查士丁尼的军队仍在“西方”征战时攻击他，总比等到拜占庭获胜，国力增强后全力攻打波斯，再跟他交战要好得多。此外，库斯鲁还看到，波斯显然必须拥有特拉比宗的金矿及面向黑海的通道。他进军叙利亚，围住赫拉波利斯、阿帕美亚、阿勒颇等城，得到大笔赎金后撤离，不久又进逼安条克城。躲在城垛里的安条克居民以箭及石弓所射出的石头来欢迎他，更以该城闻名于世的污言秽语来骂他。被惹火了的君主全力攻克该城，没收居民的财宝，烧毁大教堂以外所有建筑，屠杀一部分居民，把剩下的人迁到波斯境内一个新建的“安条克”城。然后他高兴地在过去一度是波斯西部边境的地中海沐浴。查士丁尼派遣贝利沙鲁斯前往征讨，库斯鲁却带着战利品从容地渡过幼发拉底河，而行事谨慎的贝利沙鲁斯也没有追上去（541年）。波斯和罗马的战争之所以未分胜负，无疑是因为受到地形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叙利亚的沙漠或陶鲁斯（Taurus）驻扎军队。库斯鲁其后三次侵略罗马属下的亚洲，他快速进军，快速攻城，得到大批赎金和俘虏，蹂躏乡村，然后和平地撤军（542—543年）。545年，查士丁尼为5年的和平付他2000磅黄金，期满后又以2600磅黄金买来另5年的和平。最后，在战了30年之后（562年），这两个年迈的君主均同意维持50年的和平。查士丁尼同意每年偿付波斯3万磅黄金，库斯鲁则放弃他对高加索和黑海那块引起纷争的土地的主权要求。

然而，库斯鲁却未结束争战。约570年，应阿拉伯西南部的希木叶尔族之请，他派遣一支军队，从阿比西尼亚征服者手中解放他们。等希木叶尔人获得自由，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已成为波斯的一个省。查士丁尼与阿比西尼亚建立联盟。他的继承人查士丁二世认为波斯将阿比西尼亚人逐出阿拉伯是不友善的行为，此外，波斯东部的突厥人又暗地同意参加攻打库斯鲁，因此查士丁尼正式宣战（570年）。库斯鲁虽已老迈，仍率兵应战，占领了罗马前哨城镇达拉（Dara）。不过，由于身体欠佳，他初尝败绩（578年），后退至泰西封，579年死于该城，享年不详。他在位48年间几乎每战必胜，只败过一次。他把帝国的领土向四面八方拓展，使波斯处于大流士一世以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留下来的行政系统效率极高，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全盘采用了这套系统。这位与查士丁尼同时代的波斯君主，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比查士丁尼伟大。其后历代波斯人都公认他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最能干的君主。

他的儿子霍尔米兹德四世被一个名叫巴赫拉姆的将军推翻，这个将军自立为霍尔米兹德之子库斯鲁二世的摄政（589年），一年后自立为王。库斯鲁二世成年后要求他归还王位，巴赫拉姆一口拒绝。库斯鲁二世逃往罗马辖下的叙利亚的赫拉波利斯城。希腊皇帝莫里斯（Maurice）答应助他重登王位，条件是波斯撤离亚美尼亚。库斯鲁二世答应了，于是泰西封的居民居然看见罗马军队使一个波斯国王登基（596年）。

库鲁斯·帕维兹使波斯达到自泽克西斯（Xerxes）以来权力最大的时期，也开启了波斯帝国灭亡之路。福凯斯（Phocas）谋杀莫里斯取而代之时，帕维兹向这个僭主宣战（603年）以为其友复仇。结果又重演古代旧事。拜占庭因暴乱与倾轧而支离破碎，波斯军趁机攻占达拉、阿米达、埃德萨、赫拉波利斯、阿勒颇、阿帕美亚、大马士革诸城，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的帕维兹竟发动反基督徒的圣战，有2.6万名犹太人加入他的军队。614年，他的这支联军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了9万基督徒。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堂都被烧成灰烬，连耶路撒冷最珍爱的“真十字架”这个基督的遗物都被抢到波斯去。帕维兹向新皇帝赫勒克留提出神学上的质询：“最伟大的神明、世界的主宰库斯鲁向他卑微、鲁钝的奴隶赫勒克留质询：‘既然你说你相信你的神明，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他不从我手中夺去耶路撒冷呢？’”616年，波斯军队占领亚历山大港，到619年，大流士二世以来下属波斯的整个埃及都归这个“万王之王”所有。另一支波斯军队则同时攻克小亚细亚，占领卡尔西登城（617年）。前后10年间，波斯人占据着这个隔着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相望的城市。那10年间帕维兹毁坏教堂，将其艺术品和财富运往波斯，课税使西亚陷入贫困。阿拉伯人在30年后征服此地时，该城已一无所有。

库斯鲁二世把战事交给手下将领负责，自己回到达斯塔格德（Dastagird，泰西封北部约60英里的城市）那座奢侈的皇宫，献身于艺术和爱情。他召集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把这个新皇宫改造得比旧皇宫更为华丽，同时为他三千粉黛中最美丽、最得宠的谢尔琳（Shirin）塑像。波斯人都不满她是个基督徒，更有谣传说她使国王皈依基督教，无论如何，进行圣战的同时，他还为她盖起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不过，由于战利品和奴隶供应日益增加而日渐繁荣的波斯宽恕了国王的自我放纵以及在艺术上的庞大支出，甚至他对妻子的骄纵。全国都欢呼他的胜利是波斯对希腊与罗马最后的胜利，也是他们的光神奥姆兹德战胜基督的表现。亚历山大的仇总算报了，而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泰亚和阿尔贝拉的一箭之仇也报了。

拜占庭帝国所留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亚洲港口，已分裂的意大利、非洲和希腊，一支未被击败的海军，还有因恐怖与绝望而疯狂的那个被围困的首都。赫勒克留花了10年工夫才从废墟里重建一支新军、一个新国家。然后，他没有尝试艰难地从卡尔西登渡过，反而开进黑海，横渡亚美尼亚，从背后攻打波斯。跟库斯鲁当年亵渎耶路撒冷一样，赫勒克留也摧毁祆教的诞生地克洛鲁米亚（Clorumia），把那盏不灭的明灯熄灭（624年）。库斯鲁二世一连派遣了好几支军队去应战，可惜都铩羽而归。希腊人一步步进逼，库斯鲁二世不得已逃往泰西封。他的将领受不了他的辱骂，联合贵族将之罢黜。他被监禁，每日以面包与水果腹。18个亲生儿子在他面前被处死，最后，一个名叫舍柔耶（Sheroye）的儿子把他杀害（628年）。

萨珊艺术

沙普尔、卡瓦德、库斯鲁诸朝都富甲天下，成就卓著，然而留传至今的只有萨珊的艺术品。不过，光是这些艺术品，就足以让我们震惊于从大流士大帝到沙·阿巴斯（Shah Abbas）大帝，从波斯波利斯城到伊斯法罕城（Isfahan），波斯艺术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

萨珊流传至今的建筑多为世俗建筑，火庙已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座座皇宫。而这些废墟仅是“巨型骨架而已”，外面装饰用的灰泥早已剥落。现存最古老的废墟是设拉子（Shiraz）东南菲鲁扎巴德（Firuzabad）城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皇宫，建成年代不详，有的说是公元前340年，也有的说是公元460年。经过15个世纪的风雨侵蚀、窃盗及战火的破坏，它的圆顶依旧覆盖着一个高达100英尺、宽55英尺的大厅。一座89英尺高、42英尺宽的大拱门把长达170英尺的正面分为两半，这个正面到我们这一代才彻底坍塌，内拱角的拱门从这个长方形的中央大厅向上延伸到圆形的圆拱上。所谓“内拱角”，就是置于多角形建筑物的上部与该建筑物上边圆形或椭圆形圆顶间的对角拱门，克雷斯维尔（Creswell）认为这种方法是由波斯人发明的。一种不常见而又极有趣的设计，使这个圆顶的压力由双层的中空墙壁来承受，这面墙的内部和外部的支架上跨设一个桶状穹隆，再以重量极大的石块做成的半露方柱所形成的外扶墙来加强外墙对内壁的支撑。这种建筑方式和波斯波利斯城的那种古典廊柱建筑大不相同——粗糙笨拙，不过它所使用的形式后来被查士丁尼所建的圣索菲亚教堂采用，并使之达到完美的境地。

离菲鲁扎巴德不远的萨尔维斯坦（Sarvistan）城也留下一个兴建年代不详的同类型废墟：废墟的正面有三个拱门，一个中央大厅，两旁另有厢房，上面有卵形圆顶、桶状穹隆当作扶墙的半圆顶；哥特的飞行式或骨架式的扶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半圆顶中除去其他部分，只留下支撑用的骨架演变而来。苏萨西北的另一处王宫废墟——伊万·伊·哈尔卡（Ivan-i-Kharka）有着已知的最古老横亘式穹隆，是以斜弯梁组成的。不过，萨珊遗迹中最感人的——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为其庞大所慑服——是泰西封的皇宫，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克·伊·基斯拉”（Taq-i-Kisra），也就是库斯鲁（一世）拱门。这可能就是638年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过的那栋建筑。这位历史学家说查士丁尼如何来“为科斯洛埃斯提供希腊大理石以及工匠，为他建了一个罗马式的王宫，其位置离泰西封不远”。这个皇宫的北翼于1888年倒塌，圆顶已不见，三堵巨大无朋的墙高达105英尺，其正面有5层无窗拱廊。极高的中央拱门——已知椭圆形拱门中最高（85英尺）、最宽（72英尺）者——开设在一个长115英尺、宽72英尺的大厅墙壁上。这是历代萨珊国王最喜爱的一个房间。这些毁坏了的建筑正面模仿了马塞努斯剧场（Theater of Marcellus）等较不雅致的罗马前门正面图。这些建筑物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无当，不过，我们不能光凭遗迹判断过去的美。

萨珊遗迹中最吸引人的并不是那些已被劫掠一空、饱经风雨、仍旧处在倒塌中的皇宫，而是波斯山间那些岩石浮雕。这些巨型雕像是阿契美尼德悬崖浮雕的直系亲属，有些还和它们并列，仿佛是在强调波斯权力的延续，及萨珊诸王和阿契美尼德诸王地位平等。萨珊雕刻中最古老的一个表现阿尔达希尔脚踩倒下去的敌人。较出色的则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克什·伊·鲁斯塔姆（Naqsh-i-Rustam），纪念的是阿尔达希尔、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二世。这些国王当然自觉居于主体地位，但是跟大多数的国王和一般人一样，人物雕像难以跟动物在优雅、对称方面一比高下。纳克什·伊·雷德叶布（Naqsh-i-Redjeb）和沙普尔的同类浮雕表现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一世、巴赫拉姆二世强有力的像。在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附近“花园拱门”（Taq-i-Bustan）有两个由廊柱支撑着的拱门深深嵌入悬崖中，这两个拱门内外的浮雕表现的是沙普尔二世和库斯鲁·帕维兹狩猎的情形，刻着肥象和野猪，栩栩如生。此外，花形饰物刻工极细，廊柱的柱头也都刻得很好看。这些雕刻丝毫看不到希腊那种动态优美，线条圆滑的特点，没有强烈的个性刻画，没有透视的意味，更缺乏形式设计。不过，在尊严和高贵、表现男性活力与权力等方面，它们足可与帝国式的罗马的大部分拱门抗衡。

这些雕刻作品显然是彩色的，宫廷中的许多雕像也是如此，不过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已。然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反映萨珊时期的绘画极为发达。据说先知摩尼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斐尔杜西还提到过，波斯的达官显贵常以伊朗英雄的形象来装饰他们的居所。诗人阿尔·布赫图里（Al-Buhturi）也描写过泰西封王宫里的壁画。当萨珊国王逝世时，宫廷召集当时最优秀的画家来为他画像，以便与皇室传家宝一起保存。

绘画、雕刻、陶器及其他装饰都大量使用萨珊纺织艺术的图案。丝、刺绣、织锦、花缎、绣帷、椅罩、床罩、帐篷、地毯等，都以极大的耐心、极工的技巧织成，然后放在温热的黄、蓝、绿等染料中浸染。除了农夫和传教士之外，每一个波斯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像上层阶级。礼物常是华丽的衣饰。亚述以来，大幅的彩色地毯就已成为东方财富的合法外快。劫后幸存的利牙的那两打纺织品现已成为目前最珍贵的萨珊纺织品。萨珊纺织品甚至当时就成为自埃及至日本各国艳羡与模仿的对象，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这些来自异教的艺术品还被选为覆盖基督教圣哲遗迹的布料。赫勒克留占领库斯鲁·帕维兹设在达斯塔格德的皇宫时，细致的刺绣和那一望无垠的地毯是最受他珍爱的战利品之一。最有名的是库斯鲁·阿努舍文（Khosru Anushirvan）的“冬天的地毯”，地毯上那些春、夏景色让他忘却了严冬：地毯上还有红宝石织成的花、果，钻石镶在黄金铺成的地面上，银的人行道，珍珠做成的小溪。哈伦（Harun-al-Rashid）还以那块厚厚地钉上珠宝的宽大萨珊地毯为荣。波斯人更以其地毯为题，大写情诗。

除了实用的陶器之外，萨珊陶器很少留传至今。阿契美尼德王朝制陶艺术极为发达，在萨珊领导下继续下去，这一技艺才能在伊斯兰教的伊朗达到这么完美的地步。热心的费内洛萨（Fenellosa）还认为波斯可能是传播搪瓷艺术到远东地区的中心。艺术历史学家争论有光泽的陶瓷器和景泰蓝瓷器到底是渊源于波斯、叙利亚，还是拜占庭。所谓陶瓷器的光泽就是银、铜、锰等上釉，置于密闭的窑内加热，以免直接与火接触，并促使金或银熔入陶器或玻璃上。萨珊的金属工人制作的大口水罐、细颈壶、碗、杯仿佛是为巨人族特制的。先在陶轮上旋转，制成胚胎然后用雕刻刀或凿刀将之切开，或从正面的敲花细工中锤出图案，从雄鸡到雄狮的各种动物像被制成把手或壶嘴。现今存放在巴黎国家博物院（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玻璃库斯鲁之杯就有好多镶入金板中的奖牌形水晶饰物。据推测，这是当年哈伦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礼物之一。哥特人可能向波斯人学来这种镶嵌技术，再把它向西传播。

银匠制造昂贵的盘子，并协助金匠，拿珠宝为地主、淑女和平民制作饰物。一些萨珊时期的银盘留传下来——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收藏所、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及地中海艺术博物馆里——所描绘的国王或贵族打猎的场景，对动物的刻画总比对人的刻画成功。萨珊时期的硬币有时铸得跟罗马的一样漂亮，例如沙普尔一世发行的。连萨珊的书本都可以当作艺术品来观赏。有一个传说还讲述摩尼的书被拿去公开焚毁时，金和银不断从书中滴流下来的情形。萨珊家具也用极珍贵的材料。库斯鲁一世就有一张镶宝石的金桌子、库斯鲁二世也送过他的救命恩人莫里斯皇帝一张直径5英尺的琥珀桌子，桌脚是金的，上面镶满宝石。

总之，萨珊艺术在帕蒂安时期式微4个世纪之后，重新焕发活力。要是遗留之物足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那么它在高贵和伟大方面远不及阿契美尼德，其创意、细致与格调也不如伊斯兰教的波斯，但是在其浮雕上却保存着古老的雄浑，为其后装饰体材的丰盛铺路。它欢迎新观念与新形式，库斯鲁更是一方面打败希腊将领，一方面又好心起用希腊艺术师与工程师。作为偿债的手段，萨珊艺术把它的形式和动机向东输往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向西输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埃及及西班牙诸地。或许它的影响使得希腊艺术强调的重点由古典的表现转向拜占庭式的装饰，也使拉丁基督教艺术从木制天花板转为使用砖制或石制的穹隆、圆顶以及带扶墙的墙壁。萨珊建筑的正门和圆屋顶传下来成为伊斯兰教的寺院和蒙古人的王宫和神龛。在历史上不会有失落的东西：每一种具有创意的观念总会有表现、发展的机会，将其艳丽的色彩投注到人类文明的火焰之中。

阿拉伯征服者

舍柔耶——加冕后称为卡瓦德—弑父并继位之后，和赫勒克留言和。他把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归还后者，把波斯掳获的俘虏遣返归国，把耶路撒冷的遗迹“真十字架”完璧归赵。赫勒克留对如此彻底的胜利当然感到喜出望外，然而他未留意就在629年，他把“真十字架”放回神龛的那一天，有一支阿拉伯军队攻击了约旦河附近的希腊驻军。同一年，黑死病（Black Death）在波斯蔓延，数以千计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包括国王本人。他的儿子，年方7岁的阿尔达希尔三世继承了王位。将军沙赫—巴拉兹（Shahr-Baraz）弑杀幼主并篡夺王位。他的手下又杀死他，并把他的尸体拖着在泰西封游街示众，高声叫着：“非皇族血统而登上波斯王位者，有如此人。”群众通常是最忠实的保皇党。被一连26年的战争搞得国力衰微的这块土地弥漫着无政府主义的气息。随着胜利而来的财富所引起道德堕落在社会分裂时期达到了最高潮。4年之内，共有9个统治者角逐国王的宝座，又先后被暗杀、逃亡或暴死。各省，甚至有些城市，都宣布脱离再也无法进行统治的中央政府而独立。634年，皇冠戴在了叶兹德吉德三世的头上，他是萨珊皇族后裔，也是一个黑女人的儿子。

632年，穆罕默德在创建了一个新的阿拉伯城邦之后逝世。他的第二继承人哈里发欧麦尔（Omar）于634年接到他派驻叙利亚的将军穆塔纳（Muthanna）的来信，告诉他说波斯情势混乱已极，征服它的时机已经成熟。欧麦尔把这项任务交给他最优秀的指挥官哈立德（Khalid）。哈立德带领一支由游牧的阿拉伯人组成的身经百战、渴望获得战利品的军队，沿着波斯湾南岸前进，给前线省份的主席霍尔米兹德写了一张便条，说：“接受伊斯兰教，可保平安；否则前来朝贡……有一支喜爱死亡有如你珍惜生命一般的民族已莅临贵地。”霍尔米兹德亲自向他挑战。哈立德接受了，并把他杀死。摧毁一切抵挡之后，穆斯林已抵幼发拉底河。哈立德奉命前往他处营救阿拉伯军队，他的职务由穆塔纳接替。在援兵到来后，后者用小船搭起桥梁，渡过幼发拉底河。年方22岁的叶兹德吉德把最高统率权交给呼罗珊（Khurasan）省总督鲁斯塔姆，命他召集全部武装来挽救国家。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大桥之役中遭遇，并痛击阿拉伯人，鲁莽地追逐他们。穆塔纳重编军队，埃尔—博韦布（El-Bowayb）一役，几乎把秩序大乱的波斯军杀得片甲不留（624年）。阿拉伯人损失惨重，穆塔纳死于战场，然而欧麦尔却又派遣了一位更能干的将领萨德（Saad）和3万新军。叶兹德吉德武装了12万波斯人迎战。鲁斯塔姆率领这支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抵达卡迪西亚（Kadisiya），随即在当地展开决定性的战役。战役持续了四天。那是亚述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斗。第四天一阵狂沙扑向波斯军队，阿拉伯人把握这个机会击溃被动的敌军。鲁斯塔姆战死，军队也告瓦解（636年）。萨德带领他那支未遭到抵抗的劲旅向底格里斯河进军，渡河后进入泰西封城。

淳朴、轻率的阿拉伯人看到波斯皇宫时，被皇宫的大拱门和大理石厅堂、巨幅地毯、满镶珠宝的王座震惊了。一连十天，他们忙着搬运战利品。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欧麦尔禁止萨德继续东进，他说：“伊拉克已经足够。”萨德也同意了，其后三年，他把阿拉伯的统治推向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同时，叶兹德吉德在北部各省又召集另一支军队，为数15万之众。欧麦尔派兵3万前往抵抗，优异的战略使阿拉伯人在纳哈万迪（Nahavand）赢得了这次“胜利中的胜利”。10万名波斯士兵在峡道上被捕，并被集体屠杀（641年）。不久，整个波斯就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叶兹德吉德逃往巴尔赫，向中国汉人求救，却遭拒绝。他转而向突厥人求救，结果仅得到极少兵力的援助。在他将开始新的征战之际，一些突厥人为了得到他的那些珠宝而杀害了他。萨珊波斯至此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第一章至第七章历史大事年表

（按：下列所载君王及教皇的年份，均指其统治时期。下列年代均属公元后。）

226　阿尔达希尔建立萨珊王朝

241—272　波斯王沙普尔一世

293—373　亚他纳修

300—367　普瓦捷的希诺里

309—379　波斯王沙普尔二世

310—400　诗人奥索尼乌斯

311—381　哥特“使徒”乌尔夫拉斯

325　召开尼西亚会议

325—403　医生奥里巴西乌斯

325—391　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

329—379　圣巴西勒

329—389　格列高利

331　弃教者尤里安诞生

337　君士坦丁大帝卒

340—398　圣安布罗西

340—420　圣哲罗姆

345—407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

348—410　诗人普鲁登修斯

353—361　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354—430　圣奥古斯丁

359—408　首相斯特利考

361—363　尤里安皇帝

363—364　朱维安皇帝

364—367　西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

364—378　东帝国皇帝瓦林斯

365—408　诗人克劳狄安

366—384　教皇达马苏一世

372　匈奴人渡过窝瓦河

375—383　西帝国皇帝格雷先

378　阿德里安堡之役

379　数学家，亚历山大的提昂

379—395　狄奥多西一世皇帝

382—392　胜利之神祭坛的事件

383—392　西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

386—404　圣哲罗姆翻译《圣经》

387　奥古斯丁的受洗

389—461　圣帕特里克

390　狄奥多西的苦修

392—394　西帝国皇帝尤金尼乌斯

394　奥林匹克竞技的末期

394—423　西帝国皇帝霍诺留

395—408　东帝国皇帝阿尔卡狄乌斯

395—410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

397　奥古斯丁著《忏悔录》

约400年　马卡洛比乌著《农神节》一书

402　阿拉里克败于波伦提亚

403　拉韦纳成为西帝国首都

404　古罗马竞技的末期

407　罗马军团离开不列颠

408—450　东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

409　神学家佩拉纠

410　阿拉里克劫掠罗马城

410—485　数学家普罗克鲁斯

413　史学家奥拉修斯

413—426　奥古斯丁著《上帝之城》

415　希帕提亚被谋杀

425　君士坦丁堡大学成立

425—455　西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

428—431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脱利

429　汪达尔人征服非洲

431　召开艾菲索斯会议

432—482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432—461　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

433—454　首相埃提乌斯

438　颁行《狄奥多西法典》

439　该撒里克占领迦太基

440—461　教皇利奥一世

440　史学家摩西

449　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

450—467　东帝国皇帝马尔西安

450—550　拉韦纳建筑与镶嵌艺术的光辉时代

451　阿提拉败于特鲁瓦

453　阿提拉卒

454　瓦伦提尼安三世杀埃提乌斯

455　该撒里克劫掠罗马城

456　里士满统治西帝国

457—461　西帝国皇帝马约里安

466—483　西哥特人征服西班牙

474—491　东帝国皇帝芝诺

475—476　罗慕卢斯·奥古斯图斯

475—526　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

475—524　哲学家波伊提乌

476　西罗马帝国结束

480—573　史学家加西道拉斯

481　克洛维与法兰克人开始征服高卢

483—531　卡瓦德一世，马兹达克的共产主义

490—570　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

491—518　东帝国皇帝安斯塔修斯

493—526　西奥多里克统治意大利

525—605　内科医生，特拉勒斯城的亚历山大

527—565　东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

529　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各校圣本笃创设蒙特卡西诺

530—610　诗人福图纳图斯

531—579　波斯的库斯鲁一世

532—537　兴建圣索菲亚教堂

533　贝利沙鲁斯收复非洲

535—553　意大利的哥特之战

538—594　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

546—553　托提拉统治意大利

552　“丝”文化传入欧洲

570—636　百科全书编纂者塞维利亚的伊西多

577　盎格鲁—撒克逊人胜于德奥哈姆

589—628　波斯的库斯鲁二世

616　波斯人征服埃及

637—642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

641　萨珊王朝结束

第八章 穆罕默德
（570—632）

阿拉伯

阿拉伯重新被现代欧洲人发现，正说明19世纪科学国际主义的抬头。这一发现始自1761—1764年，卡斯滕·尼布恩科（Carsten Niebnkhr）在丹麦政府的资助下，在这一半岛游历，他发表的游记（1772年）是第一部对阿拉伯作出清晰描绘的著作。1807年，一位乔装摩尔人的西班牙人多明戈·巴迪亚·列布里希（Domingo Badiay Leblich）访问麦加（Mecca），写出了第一部正确记述朝圣仪式的报告。1814—1815年，一位乔装为穆斯林的瑞士人约翰·路德维希·布尔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1784—1817年）在麦加和麦地那（Medina）两地耗去数月之久，他那部极有见解的报告，不断得到随后而去的游历者的证实。1853年，一位打扮成阿富汗朝圣者的英国人，查理德·伯顿（Richard Burton）游历了麦加和麦地那，将他那次艰险的历程著成厚厚的两部巨册。1869—1870年，法国籍犹太人哈勒维（J. Halevy）勘察了古老的米奈（Minaean）、赛伯伊（Sabaean）和希木叶尔（Himyarite）诸王国的旧址，并记述了岩石上的刻文。1875年，英人查尔斯·蒙塔古·博伊（Charles Montagu Doughty）随朝圣商队自大马士革起一路旅游，写成《阿拉伯沙漠》（Arabia Deserta ，1888年）一书，记载他的种种际遇，此书为英文散文名著之一。1882—1888年，奥地利人格拉泽（E.Glaser）经过三次艰辛的探险，抄录了1032条刻文，这些刻文就是古代伊斯兰阿拉伯历史的主要文献。

565年，查士丁尼逝世。5年后，穆罕默德（Mohammed）出生于只有极少游牧民族居住、全部财富仅可维持圣索菲亚教堂的开支、领土的3/4为沙漠覆盖的一个小国。那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不到100年内，这些游牧民族会征服半个拜占庭统治下的亚洲、整个波斯及埃及、大部分北非地区，并且把矛头指向西班牙。阿拉伯半岛的势力扩展至地中海地区，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其最长处有1400英里，最宽处有1250英里。从地理上来说，它是撒哈拉沙漠的延长，是经过波斯到戈壁沙漠（Gobi Desert）路途的一部分。阿拉伯意为“荒凉”。从地形上来说，阿拉伯是一片广阔的高原，屹立在地中海边缘，高出海平面1200英尺，山峦起伏，蜿蜒向东，直达波斯湾。高原中央散布着些许绿洲和稀疏棕榈围绕的村落，那里有浅水井可供饮用。以此为中心，沙漠向四周延伸数百里。那里40年中仅见一次飘雪，入夜后气温降至零下3度，而白天强烈的阳光晒得人皮肤灼痛，血脉贲张。空中飞沙弥漫，使人需要长袍、面罩来保护发肤。天空几乎永远是清亮的，空气犹如“泡沫横飞的美酒”。沿海地带偶有雨露滋润，为这一地区带来了文明：大部分在西部沿岸，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城的希贾兹（Hejaz）地区，及也门地区西南一带——这是古阿拉伯王国的发源地。

约公元前2400年，巴比伦石刻记载，巴比伦的统治者纳拉姆辛（Naram-Sin）击败玛岗（Magan）的国王，玛岗是当时阿拉伯西南部米奈（Minaean）王国的首都。从这些石刻我们得知，其历史上曾有过25位国王，统治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一段我们暂定为公元前2300年的刻文，提及也门的另一个阿拉伯王国赛伯（Saba）。一般认为，约公元前950年，示巴（Sheba）女王，从赛伯伊或其北部殖民地出发，“访问”所罗门王。赛伯诸王以马里卜（Marib）为首都，不断地进行防御性战争，修建水利工程（如马里卜水坝，该水坝遗址至今犹存），兴建城堡及庙宇，并宽容地对待宗教，以之为统治工具。他们的刻文——约公元前900年以后的——是依照字母的次序排列雕刻的。赛伯人制造乳香和没药，此种香料在古代埃及和亚洲人的仪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控制了印度和埃及间的海上贸易，以及南端通过麦加与麦地那到达皮特拉（Petra）与耶路撒冷的商队通道。公元前115年，位于阿拉伯西南的希木叶尔王国征服了赛伯伊，进而控制了该地区的贸易达数个世纪之久。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不满阿拉伯人对印度、埃及商业的控制，派遣埃利乌斯·盖卢斯（Aelius Gallus）率军远征马里卜。这支军队被当地人引入歧途，在炎热和疾病的袭击下，死亡甚众，以致未能完成任务。但另一支罗马军队却攻占阿达纳港（亚丁），因而掌握了印度、埃及至罗马的商路（日后英国人即利用了这条老路）。

约公元前2世纪，一些希木叶尔人横渡红海，移民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给当地的黑人带来了闪米特文化和大量的闪米特血统。Semitic一词是引申自传奇人物挪亚之子闪（Shem）的子民的通称。除此以外，没有更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非洲的阿拉伯人，因为其使用闪米特语言故统称为闪米特。而古代的小亚细亚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波斯人、北印度人、大部分欧洲人及欧化的美国人统称为印欧族，因其使用印欧语之故。阿比西尼亚人从埃及和拜占庭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手工及艺术，他们的商船曾远航至印度和斯里兰卡，有7个小王国承认阿比西尼亚王国为他们的宗主国。吉本（Gibbon）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其一大成就便是确认伊斯兰在中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并以其渊博、正确及宏辩的辞藻记载其政治上的功过。同时，原住在阿拉伯的希木叶尔人，在国王德胡—努瓦斯（Dhu-Nuwas）的领导下接受了犹太教。借着皈依的忠诚，德胡—努瓦斯对西南阿拉伯的基督徒严加迫害。基督徒向教友求助，阿比西尼亚人前来支援，击败希木叶尔诸王（552年），并建立了阿比西尼亚王朝。查士丁尼即与此新兴王国结盟，而波斯却召集被放逐的希木叶尔人余部，赶走了阿比西尼亚人，在也门（575年）建立波斯人的政权。60年后，这一政权又被穆斯林推翻。

在北方，一些阿拉伯小国旋兴旋灭。约3—7世纪，加萨尼人（Ghassanid）的酋长们统治着阿拉伯北部、帕尔米拉（Palmyrene）和叙利亚一带，他们臣服于拜占庭。同一时期，拉克米德（Lakhmid）的国君们在靠近巴比伦的希拉（Hira），建立了整合了波斯文化的王朝，此王朝以音乐和诗歌著称于世。这些都发生在穆罕默德之前，也就是阿拉伯势力扩张至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前的事。

除了南北两端的这些小王国以外，从大的方面讲，这些前伊斯兰的阿拉伯政权，是一种原始的家族部落。这些部落以其共同拥戴的某一个祖先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巴努—加萨人（Banu-Ghassan）认为他们是加萨的子孙。在穆罕默德以前，作为一个政权，阿拉伯是希腊人对其的草率命名，希腊人统称这一半岛上的居民为“Sarakenoi”（Saracens），显然是源自阿拉伯语东部（sharqiyun），即“东方人”（Easterners）之意。由于交通阻隔，各部落形成自给自足的割据局面。阿拉伯人对比其部落更大的集体皆无义务或忠诚的观念，其尽忠的程度与尽忠的范围恰成反比，为了他的部落，他可以义无反顾去做文明民族只为国家、宗教或种族而做的事，如欺诈、偷窃、杀人。每一个部落或氏族由领袖们所拥戴的酋长统治，酋长大多选自有财、有智慧及有功勋的望族。

在农村，人们在这片不毛的土地上播种五谷蔬菜，饲养牛马，但是他们发现培植椰枣、桃、杏、石榴、柠檬、橘子、香蕉及无花果的果园更能获利。有些人种植乳香、麝香草、茉莉花及熏衣草等香料植物，有些人采集玫瑰油，更有人从树上采集没药和香油。约有1/12的人住在西部海岸或附近的城市中。那里有许多与红海贸易的港埠和市场，而内陆则有通往叙利亚的商路。我们知道阿拉伯人与埃及人的贸易关系可上溯至公元前2743年，其久远几乎与印度人的贸易关系相等。一年一度的市集吸引当时的商人来往于城市之间。较大的市集在麦加附近的乌卡兹（Ukaz）举行，吸引着几百位商人、优伶、传道士、赌徒、诗人和妓女前来。

约有5/6的居民是游牧的贝都因（Bedouins）人，他们依季节和冬季降雨情况，赶着羊群逐水草游牧。贝都因人爱马，但在沙漠地区，骆驼是他们的密友。骆驼步履缓慢，形体笨重，每小时仅能走8里路程，但是在沙漠中，它能在炎热而缺水的情形下，连续走5天，冬天则能走25天。母骆驼有奶水，而它们的尿可作洗发水使用。据英国旅行家道蒂（Doughty）说：“游牧民族妇女喜欢用驼尿洗涤婴孩，因为她们认为这样可帮助婴孩抵抗昆虫的侵袭……此外，男男女女也都用它来梳洗他们的长发。”粪便可作燃料，死后其肉可食，其毛及皮革可制衣服及帐篷。正因骆驼有这么多优点，贝都因人才能在广袤的沙漠里行走，其坚忍、勇毅也如他们的骆驼，其雄健豪迈更与他们的骏马媲美。身材短小、精壮、结实的贝都因人，依靠少许椰枣和驼奶，日复一日在沙漠中跋涉。他们用椰枣酿酒，酒精的力量使他们从尘土飞扬的沙漠，来到充满幻想的境界里。他们的生活交织着爱与恨的因子，爱与恨变幻不定，就好像西班牙人（他们承继着贝都因人血统）对侮辱和伤害的报复一样，有时是为了自己，有时是为了他的氏族。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便是为部族而战，他们征服叙利亚、波斯、埃及和西班牙，这可说是他们征伐的巅峰时期。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因为朝圣和商业，他们停止战斗。其他时候，他们觉得这一片辽阔的沙漠，是他们的世界，谁要是不带着贡品闯入，谁就是侵略者，掠夺这些闯入者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征税。他们憎恨城市，因为那意味着法律和商业。他们爱好沙漠，因为那里使他们自由自在。这些贪婪、勇敢、残酷、赤诚而又极端贫穷的贝都因人，常以高傲的态度面对世界，以其血统为荣，他们最喜欢将家谱冠于名字之前。

有一点是他们无可争辩的优点，即他们的女人那种无法形容的美，那是一种黝黑、俏俊、热情的美，值得写上数百首诗来歌颂，但这美也如热带气候一般稍纵即逝。在穆罕默德以前——他之后一直没有改变——阿拉伯女性仅在短时间内成为崇拜的对象，旋即降至终生劳碌的境遇。当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可能将她活埋。最好的际遇是做父亲的仅埋怨她的降临，而在同伴面前感觉羞愧。但是无论如何，他已表现出他内心的痛苦了。她只有短暂的愉快童年，七八岁时，她就得与族中一位青年结婚，前提是这位青年的父亲出得起买她做儿媳的钱。她的丈夫须献身于战争以保卫她生命的安全或荣誉。这种豪迈的骑士精神，也被这些热情的情人带入西班牙。但是这些绝世美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是财产的一部分。她是属于父亲、丈夫或儿子的财产的一部分，可随遗产赠予他人；她是男人的奴隶，而不是伴侣。他要求她多生子女，尤其是儿子。她的职责是制造战士。许多事例说明，她只是丈夫许多妻子中的一个，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遗弃她。

然而那种神秘而迷人的美常引起争端，或成为男人写诗的主题与动力。未信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人通常是浅陋的，但他们对于诗歌的爱好仅次于骏马、美女和醇酒。那时他们既无科学家又无历史学家，却满脑子雄辩的激情，创作出宏辩的演说和瑰丽的诗篇。他们的语言是希伯来语的一支，音节多变，词汇丰富，变化繁多，足以写作繁复的诗歌，并传达他们精辟的哲学思想。阿拉伯人即以此典雅而充实的语言自傲，常喜欢在辩论或文章中表现这种复杂的音节，时常注意倾听诗人们在乡村、城镇、荒漠的帐篷中、市集里，婉转而有韵律地吟唱他们的英雄、部落或国君们战争或爱情的故事。这些诗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就是可唤起他们战争勇气的史学家、传记学家、讽刺家、道德家、报纸、神谕。当一位诗人在诗歌比赛中获得优胜时，全族都会欣喜若狂并分享他的荣誉。在乌卡兹市集上，每年都举办最盛大的吟诗比赛，几乎历时一月之久。每一部族通过他们的诗人进行竞争。在那里没有裁判，只有那些表示赞扬或贬抑态度的群众。获胜的诗歌，以闪闪发光的烫金字抄录下来，名之曰“金曲”（Golden Songs），被当作珍宝保存在君王们的宝库里。阿拉伯人也称这些诗歌为“挂悬”（Muallaqat），据说这些得奖的诗歌，用金字写在埃及丝绢上，悬挂在麦加的克尔白（Kaaba）墙壁上。

这种“挂悬”现存七首，是前伊斯兰时代遗留下来的，约6世纪的作品。它们是叙事体的抒情诗（qasida ），韵律复杂而铿锵有力，多半描述爱情或战争的故事。其中一首，是诗人拉比德（Labid）写的，描述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荣归故乡，结果发现他的茅舍空无一物，而爱妻已另结新欢。拉比德以哥尔斯密（Goldsmith）一般柔和的笔触、宏大的气魄来写这个故事。另一首诗，记述一位妇女激励男人英勇赴战：

鼓起勇气来！鼓起勇气来！护花使者们！挥舞你们的利剑！……我们是晨星的女儿，温柔有如脚下的地毯。我们的颈项挂着珍珠，发际散发麝香。勇敢的战士，我们将他拥入怀中。临阵退却的懦夫，我们一脚将他踢开，我们将不再拥抱他们。

诗人伊姆雷·凯斯（Imru’lqais）写了一首耽于肉欲的抒情诗：

那个被面纱遮盖着的她呀，是如此的美好，如此严密地被保护着！她仍然欢迎我吗？

我经过她帐篷的绳索——虽然她的近亲躺在黑暗之中伺机杀我，他们均为嗜杀者。

我在午夜前来，正当七仙女星镶嵌于苍穹似珍珠般闪烁之际。

偷偷地爬进帐篷，我默默注视着。她正脱下了所有的袍子，除了那一件睡袍。

她娇羞地责备着：搞些什么把戏？凭良心说，你只对一个人神魂颠倒。你已是无可救药。

我们一起溜了出来，她很聪明地用她拖曳到地的锦缎袍子擦去我俩留在地上的痕迹。

我们远离营火。在黑糊糊的沙地上，我们双双躺下，躲开那些寻觅我们的眼睛。

靠近她的辫梢，我向她求爱，将她的面孔拉近我，触摸到她的腰肢，那是这般的纤细，还有她踝上戴着的铃铛。

她面貌娇美——没有红晕——而气质高贵，她的胸脯像玻璃似的光洁晶莹，赤裸裸地只挂着串珠项链。

那两排整齐的珍珠般的贝齿，即使在深水里仍可清晰地看到，光亮、纯洁，而触摸不到，就像深湾中的珍珠一般。

她含情脉脉地退了回去，露出了她的双颊、红唇，她就像乌杰拉（Wujra）的小羚羊……

她的颈子如幼鹿般的细长，却如瞪羚一样的洁白，她那润湿的红唇仰举到你的唇边——啊，好一排珍珠般的贝齿！

她的肩头上披散着浓密的头发，就像棕榈枝上悬着的累累黑枣一样的乌黑。

她那纤纤细腰——比一根编结细密的绳子还要光洁柔软。修长的细腿就好像露出水面的芦苇一般柔美。

睡梦中呼吸均匀，香汗淋漓，直到中午时分始慵懒地醒来，披上日间穿的袍子。

她的肌肤是如此的轻盈——手指如水蛭般在身上蠕动，光洁如托布亚（Thobya）的蛇，如伊沙利（Ishali）所使用的牙签。

她是黑暗中的光亮，哦！就像黄昏时的灯光，给孤独寂寞的人照亮了方向。

未皈依伊斯兰教前，诗人常在乐器伴奏下吟唱他们的作品，诗和音乐那时是合为一体的。笛、维忽拉、舌管、箫及小手鼓是常用的乐器。男性的宴会常邀请歌女来献艺，酒店里也常雇有歌女，加萨尼的国王们也有一群歌妓来安慰忠贞的臣僚。624年，麦加人奋起抵抗穆罕默德时，随身带了一队歌妓在军中，以温暖烽火中孤寂的营帐，并激发战士赴战的豪情。在早期那“愚昧的时期”（Days of Ignorance）——这是穆斯林对皈依之前的称呼——阿拉伯的歌谣仅寥寥数行，常用高音乐器来伴奏，这寥寥数行反复地唱上一小时。

沙漠的阿拉伯有其原始而蒙昧的宗教。他们敬畏、膜拜不可知的日月星辰及地层深处的精灵，时而向辽阔的蓝天祈求慈悲，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困惑于周围的精灵鬼怪，绝望无助地与它们妥协，热情地祈祷，抑或仅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们很少想到死后的问题，有时他们将死者的骆驼系在坟墓边，不给一点饲料，任其饿死，以冀其不久即跟随主人于九泉之下，以免除死者徒步进入乐园的羞辱。他们随时献上祭品，向圣石顶礼膜拜。

麦加是这种信仰的中心。这座圣城的成长，与其气候有莫大的关系。该城为濯濯童山所包围，盛夏溽暑难当，山谷一片荒芜，诚如穆罕默德所熟稔的，全城难有一处花园。但是它的位置——在西海岸的中点，距红海约48英里——正是蜿蜒1英里的骆驼商队的歇脚点，他们在阿拉伯南部（印度及中非）与埃及、巴勒斯坦及叙利亚进行贸易。控制此一商路的商人们，在那里组织商行，控制乌卡兹市集，并经营以克尔白及“神圣黑石”（Black Stone）为中心的宗教仪式以牟利。

克尔白意为“四方形建筑”。据穆斯林的说法，克尔白曾重建过10次。第一次是由天使们建于历史肇始时期，第二次则由亚当所建，第三次由亚当之子塞特所建，第四次由亚伯拉罕及其与夏甲所生之子以实玛利所建……第七次由库赖什族（Qu-raish）酋长所建，第八次建于穆罕默德出生前（605年），由库赖什的其他领袖们所建，第九次及第十次由伊斯兰教哈里发分别建于681年和696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克尔白，即是第十次的建筑。它矗立于环绕着麦斯吉德—哈拉姆（Masjid al-Haram），或称神圣寺院（Sacred Mosque）的长廊的中心部分。这是一座40英尺长、35英尺宽、50英尺高的长方形建筑。在其东南角，离地5英尺处，正是人们能吻到的高度，嵌着一块红黑颜色的神圣黑石，神圣黑石为椭圆形，其直径大约有7英寸。许多前来膜拜的人相信，它来自天上——可能是一块陨石。大多数人相信，自从亚伯拉罕时代起，它即是克尔白的一部分。许多伊斯兰教学者则认为这是纪念亚伯拉罕子孙（以实玛利及其后代）的碑石，他们相信，他被驱逐出以色列后，就创立了库赖什部落。他们引用《诗篇》第118篇22、23两节来印证：“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第一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另一段引自《马太福音》第21章第42、43两节，除引述上述的文字外，还加上这样的一段：“所以，上帝的国，必从你们手里夺去，而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虽然那些豪迈的穆斯林并不愿履行基督的伦理观念。

伊斯兰教前期，克尔白内供奉着代表诸神的几个偶像：一位是安拉（Allah）的神，可能是库赖什族的神；另外三位是安拉神的女儿，阿尔—乌扎（al-Uzza）、阿尔—拉特（al-Lat）和麦那赫（Manah）。希罗多德曾提到阿尔—伊利—拉特（Al-il-Lat，即al-Lat），因此可以判断这些阿拉伯神祇，是一些地位较高的神。从库赖什族人视安拉神为诸神之长一事看来，他们已奠定了一神教的基础。麦加人视它为土地之神，他们将土地收获的1/10及牲畜的第一胎奉献给它。被视为亚伯拉罕及以实玛利后裔的库赖什人，有任命祭司和神坛护卫的权力，他们还经管神坛的收入。一小撮库赛人（Qusay）的后裔，是族内的贵族阶级，控制着麦加政府的所有事务。

6世纪初，库赖什族分裂成两派：一派由当时的富商及慈善家哈希姆（Hashim）领导，另一派以哈希姆的善妒的侄子倭马亚（Umayya）为首。这一残酷的对立，决定了此后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哈希姆过世后，由其子或其弟艾卜·阿尔—穆塔里布（Abd al-Muttalib）承继他的地位，成为麦加诸领导人之一。568年，穆塔里布的儿子艾卜杜拉（Abdallah）与另一支库赛人的后裔阿米娜（Amina）结婚。他与新娘仅一起生活了三天，即随商队远行，归途中死于麦地那。两个月后（569年），阿米娜生下了影响中世纪历史的一位重要人物。

穆罕默德在麦加（569—622）

他门第显赫，所得遗产却有限：其父艾卜杜拉只留给他5匹骆驼、一群山羊、一栋房子和一位把他从襁褓中带大的奴婢。他的名字穆罕默德，意为“崇高的礼赞”，符合《圣经》中某些预示他的降临的章节。6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他由76岁的老祖父扶养，再后来由他的叔叔艾卜·塔里布（Abu Talib）照顾。他们对他关怀得无微不至，却不曾想到要教他读书和写字。这一才能在当时的阿拉伯是微不足道的，但库赖什族只有17个人拥有这一才能。穆罕默德本人不懂书写，但雇有文书。他的目不识丁，却并未妨碍他用阿拉伯口语写出著名的语言流畅的经典，而他对人性的了解，即使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关于他的青年时期我们知道得很少，虽然这方面的故事多如牛毛。据说，他在12岁那年，跟随叔父的商队到达叙利亚境内的波斯特拉（Bostra），可能在那次旅行中，他了解了一些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情况。另一说法是几年后，他替一位叫赫蒂彻（Khadija）的富孀到波斯特拉处理商务。他25岁那年，与这位已经40岁、有7个孩子的富孀结婚。此后26年，他与赫蒂彻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法蒂玛（Fatima）最有名，另外生了两个儿子，均在出生不久夭折。他收养其叔的遗孤阿里（Ali）为养子，以慰丧子之痛。赫蒂彻是好妇人、好妻子，同时也是好商人。她迟暮之年仍忠心耿耿地服侍他，而在他的所有妻妾中，他对她的怀念要算最深了。

阿里后来与法蒂玛结婚，在他养父45岁时，做了以下这样一段描述：

中等身材，不高也不矮。面带玫瑰色。眼珠乌黑，头发浓密，光洁而漂亮，长发垂肩。秀美的长须垂挂胸前……他相貌堂堂，见过他的人，没有不被吸引的。如果我感觉饿了，只要看先知一眼，就会饿意全消。站在他的面前，忧愁与痛苦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气质高贵，不苟言笑。他抑制住敏锐的幽默感，因他了解那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是危险的。对一些优美的事物，他常铭记不忘，时常对其作深入的思考。在愤怒或激动时，他也会青筋暴突，可是他知道如何控制情绪，他也原谅放下武器和知道悔改的敌人。

在阿拉伯及麦加有许多基督徒。至少他与其中的一位是莫逆之交——赫蒂彻的表兄弟诺法勒（Waraqahibn Nawfal）——“他通晓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圣经》。”穆罕默德经常访问他父亲逝世的地方麦地那，在那里他结识了不少犹太人。在麦地那，犹太人是占多数的。《古兰经》的许多篇章显示他对基督徒的道德观、犹太人的一神论，及深信基督教及犹太教的经文是由神的启示的观念十分了解。这些教义与阿拉伯的多神论、道德废弛、部落斗争及支离破碎的制度相比，很使他以阿拉伯人的幼稚为耻。他深深觉得阿拉伯需要新的宗教信仰——那种宗教可以使支离破碎的阿拉伯各派统一起来，成为一个雄健富强的国家。这一新的宗教，不是基于阿拉伯人那种黩武复仇的道德观，而是基于神圣的戒律及超自然的力量。在7世纪时，其他的一些先知也具有这一类的思想。许多阿拉伯人深受犹太人弥赛亚降临思想的影响，他们也热烈地期待着神的使者的到来。有一个阿拉伯教派，叫哈尼夫派（Hanif），早已抛弃克尔白的偶像崇拜的观念，而传播一个宇宙之神的理论，认为全人类都是这一神祇的奴隶。就像每一位成功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给他的那一时代带来了希望。

他40岁那年，对宗教更为着迷。每年一到斋月（Ramadan），穆罕默德就率领全家，隐居到希拉山的洞穴里。该山距麦加约3英里之遥，他在那里日夜斋戒，沉思及祈祷。610年的某晚，他一人独居洞中，一件影响他今后一生的事件降临到他身上。据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记载，穆罕默德说了如下的话：

我正熟睡着，盖着一条上面写着字的织锦缎做成的被单，天使加百利（Gabriel）显现在我面前，对我说：“读。”我回答：“我不会。”他就紧紧地将棉被压着我，那时我想我已窒息死了。然后，他放开我，再说：“读！”……我就大声地读，而他也离我而去。我醒来后，依然能记得这些字。我一直往前走，直至山腰，听到一阵好似来自天空的声音对我说：“穆罕默德啊！你是安拉神的信使。我是加百利。”我抬头仰望天空，啊！加百利幻作人形，双脚平稳地站在天空，继续说着：“穆罕默德啊！你是安拉神的信使。我是加百利。”

回到赫蒂彻的身边，他将所见告诉她。她认为这是上苍的启示，鼓励他宣布他的使命。

从此之后，他有过许多类似的经验。每当这些神迹显现时，他跌倒在地上，全身抖动，口吐白沫，额间汗水如注。他所骑的骆驼也会感到这种抖动，而温驯地顺应着这一动作。穆罕默德认为他头发变成灰白色也是这些经历所致。每当有人迫使他说出启示的过程，他就回答说，整部《古兰经》存在天上，通常加百利每次只传授给我一个片段。若问他如何能记得这许多神圣的教谕，他解释，天使常要他重复背诵每一个字。那些当时接近这位先知的人，却无从知晓天命，也不能听天使说什么。相反，直至60多岁，他的思想依旧清晰，对权力充满自信。即使有那些不利证据，也不足以使任何一位正统的穆罕默德信徒改变自己的信仰。

其后4年，穆罕默德一再声称他是安拉神的先知，接受了神谕，要将阿拉伯民族带入一种新的道德观及一神教的信仰境界。当然，他遭遇的困难很多。新的观念只有在人们看到未来的利益时方被接受，而穆罕默德生活在一个商业化而多疑的社会，国库的收入来自那些向克尔白诸神奉献牺牲的朝圣者。为消除这些障碍，他提出信仰者免于沦入地狱而转升天堂的预言。不论贫富或是否奴隶，也不分阿拉伯人、基督徒或犹太人，他都欢迎他们到家里来听道，而他动人的演说感动了一些人。第一个皈依的是他年迈的发妻；第二个是他的侄子阿里；第三个是佣人宰德（Zaid）——是他买来做奴隶的，而不久就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第四个是亲戚艾卜·伯克尔（Abu Bekr），他是库赖什族有地位的人物。艾卜·伯克尔又介绍五位麦加领袖信仰新的宗教，他们后来成为先知的六位伴护（Companions），他们对先知的回忆后来成为最受尊敬的圣传。穆罕默德时常到克尔白，劝说朝圣者，向他们传播一神论。起初库赖什人一笑置之，认为他痴呆，提议用他们的钱，将他送医治疗疯病。但是当他攻击克尔白的偶像崇拜时，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即群起反击，要不是他叔父艾卜·塔里布的庇护，恐怕他早就受到伤害了。艾卜·塔里布不信新的宗教，但是他守旧的思想，使他奋力维护族中每一个人的安全。

为了避免血仇，库赖什人对穆罕默德和那些跟随者暂时未使用暴力。对已经皈依新宗教的奴隶，他们只是加以劝阻。有些人被罚监禁，有些人则被取去头巾，不准饮水，罚站在日光下曝晒。经过几年的经商，艾卜·伯克尔已积蓄了四万银币，他花去其中的3.5万，尽可能多地赎回那些皈依新宗教的奴隶的自由。穆罕默德为缓和形势，被迫放弃一部分言论。库赖什人见到穆罕默德深受奴隶欢迎而感到困惑，甚于他们对其教义的恐惧。他们对那些贫穷的皈依者继续进行虐待。因此先知就劝他们移民到阿比西尼亚去，这群难民在那里受到基督教国王的善待（615年）。

一年后，当时对新宗教信仰最炽烈的欧麦尔·伊本·阿尔卡塔伯（Omar ibn al-Khattab）投入新宗教的阵营。他膂力过人，有社会地位，而且具有道德勇气。他的投入增加了那些处境狼狈的信徒的信心，而且也吸引了新的信徒。从此他们不再躲躲藏藏，而在通衢大道上公开传道。而那些克尔白的卫道者则组织联盟，声称与认为有义务庇护穆罕默德的哈希姆派断绝往来。为避免冲突，包括穆罕默德及其家族在内的哈希姆派撤退至麦加城内的一处隐蔽所，接受艾卜·塔里布的保护（615年）。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直至一些心地仁慈的库赖什人邀请哈希姆派返回他们荒芜的家园，并保证与他们和平相处。

这一小群皈依者欣喜不已。619年，穆罕默德遭遇到更大的不幸。他最忠诚的支持者赫蒂彻和他的保护者艾卜·塔里布相继谢世。由于感到在麦加不安全，更由于对信徒增加速度的失望，穆罕默德打算迁到麦加以东60英里的塔伊夫（Taif）城居住（620年）。但是塔伊夫的居民拒绝让他进去。那里的领袖们不在乎得罪来自麦加的富商，他们对任何新宗教的设想都非常恐惧，便在街上辱骂穆罕默德，并用石块袭击他，以致他两腿血流如注。重返麦加后，他和寡妇赛吾黛（Sauda）结婚。在50岁那年，又与艾卜·伯克尔美丽丰满的女儿艾莎（Aisha）订婚。

那时，他的幻觉仍不断发生。某晚，他在睡梦中被神奇地送至耶路撒冷，在犹太圣殿哭墙的废墟边，长有翅膀的神驹布拉克（Buraq）将他载到天上，复回到人间。而在另一次神迹显现中，先知于次日发现自己安全地躺在他麦加的床上。这个飞行的传说，使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城。

620年，穆罕默德向一群从麦地那出发、准备到克尔白去朝圣的商人传道。他们听他谈论一神教、信使及最后审判等，因为这些与麦地那犹太人的信仰类似，他们便接受了这一教理。回去后，他们将这一新的福音解释给当地的犹太人听，犹太人听到穆罕默德的教义与他们自己的信仰有些相似，于是很欢迎他。622年，73位麦地那人偷偷拜访穆罕默德，并邀请他到麦地那定居。穆罕默德问他们是否会像保护自己家族那样忠心耿耿地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发誓说愿意。但是随即反问穆罕默德，如果他们因保护他而牺牲生命，将会得到什么报酬，他答以“乐园”（Paradise）。

约于此时，倭马亚的孙子艾卜·苏夫扬（Abu Sufyan）成为麦加库赖什族的领袖。由于在一种仇恨哈希姆子孙的气氛中长大，当权后，他对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恣意屠杀。他听说穆罕默德先知正考虑逃到麦地那去，深恐他一旦在麦地那建立权威，将激起对麦加和克尔白的战争。在他的怂恿下，库赖什人就派数名武士前去见穆罕默德，并以死威胁他。由此，穆罕默德偕同艾卜·伯克尔逃到距麦加三英里的塔乌尔（Thaur）的洞窑中藏匿起来。那些库赖什刺客搜寻了三天，却找不到他们。艾卜·伯克尔的孩子设法弄来两匹骆驼，他们就连夜向北逃走，数日赶了近200英里的路程，终于在622年9月24日抵达麦地那。200名麦加人，乔装为朝圣甫毕的麦地那人，在他们之前到达麦地那城门口，与那些皈依的麦地那人一起欢迎这位先知入城。17年后，哈里发欧麦尔指定这一天——622年7月16日——为伊斯兰教纪元的第一天。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622—630）

麦地那原叫雅特里布（Yathrib），后改名为麦迪纳特·纳比（Medinat al-Nabi）或先知城（City of the Prophet）。它坐落于阿拉伯中央高原的边缘。与麦加相比，这里气候宜人，有成百座花园、棕榈园及农舍。当穆罕默德入城时，居民呼唤他道：“啊！先知！就在这里歇脚吧！和我们同住。”以阿拉伯式的坚持，有人勒住他的缰绳，而他的回答全是外交辞令：“让骆驼来作决定，让它自由自在地前进！”这种口吻平息了嫉恨，他的住处将为神所安排。就在骆驼歇脚处，穆罕默德盖起清真寺及两栋宅第——一处给赛吾黛，一处给艾莎。以后他另建新邸以安置他新娶的妻子们。

离开麦加，穆罕默德也中断了在那里的许多亲戚关系，现在他以神权国家的兄弟关系来取代血缘上的亲属关系。为减轻已经存在的来自麦加的难民和麦地那的帮助者或皈依者之间的嫉恨，他促使双方的每一个成员彼此建立兄弟关系，呼吁两个团体一起到清真寺来膜拜。当举行第一次礼拜仪式时，他登上祭坛，高声喊道：“安拉神是最伟大的！”前来膜拜的人也就跟着他喊叫起来。他背对着信徒，严肃地站立着，躬着身子祈祷。然后倒退着步下神坛，在坛脚跪拜三次，继续祈祷如故。将整个的心灵奉献给安拉，就在这种跪拜匍匐中展现出来，他称这种信仰为伊斯兰，而称信徒为穆斯林。然后他转身面对信徒，吩咐他们在礼拜时遵守这一仪式，直至永久。一直到今天，这种礼拜仪式都是每一位穆斯林——不论在清真寺，还是在旅途中或在没有清真寺的外国——遵行的仪式。然后他以一篇传道来结束这一仪式。在穆罕默德时代，常用宣布一项新的启示，指示一周的行动方针和政策。

为了提高先知的权威，他在麦地那组织政府，并且不时颁布一些针对当时当地的演讲及就社会组织的实际问题、生活规范，甚至是部落间的外交和战争的启示。跟犹太教一样，那时教务和俗务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所有事务统归宗教领袖管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麦地那人都接受他的威权。大多数阿拉伯人袖手旁观，对新的教义和仪式抱持怀疑态度，看看穆罕默德是否会摧毁他们古老的传统和自由，而将他们卷入战争的漩涡里去。大部分麦地那的犹太人，继续自己的信仰，并与麦加的库赖什人保持商业来往。于是，穆罕默德与这些犹太人订立了一项严格的协定：

凡是生活在这个政体内的犹太人，应受保护以免于侮辱和骚扰。他们享受与我们人民同等的帮助和照顾。他们和穆斯林合作组织一个国家，他们和穆斯林一样可自由选择信仰……他们与穆斯林携手合作，共同防卫麦地那，以抵御敌人的侵略……今后凡是接受此公约的两民族间的争端，在安拉的指引下提交先知来裁决。

此合约即被麦地那的犹太人和一些邻近国家接受：如纳德希尔（Banu-Nadhir）、库莱扎（Banu-Kuraiza）、凯努卡（Banu-Kainuka）等。

来自麦加的200户移民，使麦地那陷入粮荒。穆罕默德采取了一般饥民常采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向有粮食的地方去夺取。他照那个时代一般阿拉伯部落的道德规范，委任军官抢劫途经麦地那的商旅。一旦抢劫成功，4/5的战利品归劫掠者享有，其余的则归先知，作为宗教及慈善之用。如抢劫者已死亡则归其遗孀，而抢劫者本人则进入天堂。在这种鼓励之下，抢劫和抢劫者都成倍增加，而以经商为生的麦加人，便设计报复。一件抢劫事件使麦加和麦地那同感愤慨，因为那次事件发生在7月（Rajab）的最后一天，这是阿拉伯圣月之一，根据传统，阿拉伯人在那天是停止争斗的。623年，穆罕默德亲自率领一支300人的队伍，拦劫一支从叙利亚到麦加的商队，这支商队的首领艾卜·苏夫扬，已风闻这一阴谋，便改变路径，并向麦加求援。库赖什人派遣900名身强体健的壮丁支援。这两支队伍，在距麦地那20英里处的白德尔（Wadi Bedr）相遇。如果此役中穆罕默德被击败，他一生的功业就到此为止。他亲自指挥赢得此次胜利，却使之归于安拉神的奇迹，从而进一步稳固了他的领导权，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及俘虏回到麦地那（624年1月）。那些在麦加积极地虐杀穆斯林的，都被处死，其余的则被赎回。但是艾卜·苏夫扬生还，并扬言报复。“不要替死去的人哭泣，”他在麦加安慰死者的亲属们，“不要让那些诗人对命运发出哀怨的悲鸣……或许转机就要来临，你可以报仇了。在我与穆罕默德决一死战以前，我决不涂抹油膏，也不接近我太太。”

借着获胜的威名，穆罕默德养成了战争的习惯。阿斯玛（Asma）是麦地那的女诗人，曾在诗中对穆罕默德进行人身攻击，一位双目失明的穆斯林闯入她的香闺，把利剑刺入熟睡中的女诗人的胸口，而把她牢牢地钉在床上。第二天清晨，穆罕默德在寺院内询问他：“你杀死了阿斯玛？”他回答：“是的，你焦虑不安吗？”“不，”先知说，“甚至连一对山羊都不会因此起争执的。”阿法克（Afak），一位皈依犹太教的百龄老人，写了一首讽刺先知的诗，因此在睡梦中被杀死在院子里。还有一个麦地那诗人，卡布·伊本·阿尔—阿什拉夫（Kab Ibn al-Ashraf）是犹太人，当穆罕默德压迫犹太人时，他背弃了伊斯兰教。他写诗来鼓励库赖什人复仇，并且向穆斯林的太太们写一些不成熟的十四行抒情诗，以激怒她们的丈夫。“谁替我除掉这个人？”穆罕默德问。那天晚上，这位诗人血淋淋的首级就放在了先知的脚边。按穆斯林的观点，这是对付叛徒最合法的防御。穆罕默德是国家的元首，具有充分的裁判权。

麦地那的犹太人不再喜欢这一黩武的信仰了，虽然他们一度视该信仰与自己的信仰有血缘上的关系。他们嘲笑穆罕默德对他们经文的解释，及他自称是弥赛亚的说法。他用“启示”的方式猛烈报复，指责犹太人轻视经文，杀害先知，弃绝弥赛亚。起初他指示信徒们说，耶路撒冷也是祈祷时膜拜的方向。624年，他改变主意，以麦加和克尔白来代替。因此犹太人指斥他恢复偶像崇拜。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穆斯林女孩参观麦地那城中凯努卡区的犹太人市场，当她坐在一个金匠的店里时，一个冒失的犹太人从背后把她的裙子撩起钉在她的上衣上。她站起来发现时，因羞于自己的暴露而放声哭叫起来。一名穆斯林就杀了这个冒犯她的犹太人，而这犹太人的兄弟们又将这名穆斯林杀死了。穆罕默德随即率领跟随者，封锁该一区域达15天之久。穆罕默德接受犹太人的投降，并命令700名犹太人留下他们的财产，离开麦地那。

艾卜·苏夫扬的克制实在值得赞扬，在那次非同寻常的宣誓后，又过了一年，他才与穆罕默德再启战端。625年初，艾卜·苏夫扬统率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驻扎在距麦地那北边3英里的奥霍德（Ohod）山区。包括苏夫扬的妻子在内，随军的15名妇女，用愤慨、哀怨的歌声，煽起战士们复仇的怒火。而穆罕默德那时却只能聚集1000名战士，结果穆斯林溃败。在此役中，穆罕默德英勇作战，结果负伤，在半昏迷状态中被抬出战场。苏夫扬的正室辛德（Hind）的父兄叔伯，死于白德尔战役，她将杀父仇人哈姆扎（Hamza）的肝脏挖出吃掉，并且将他的发、肤、指甲串成手镯、脚环佩带以泄愤。以为穆罕默德已死，苏夫扬凯旋麦加。6个月后，先知已复原，就以串通库赖什人，威胁他的性命为借口，攻击纳德希尔的犹太人。三周的围困后，犹太人获准离境，但每一个家庭只能携带一匹骆驼能负荷的物资。穆罕默德占据一些富庶的枣园以为他家用的来源，将其余的战利品分赠给难民们。他认为己方与麦加仍处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因此以铲除两翼的一些敌对势力为当务之急。

626年，苏夫扬及库赖什人再度来犯，此次他们集合了1万人的队伍，并得到库莱扎的犹太人的支援，穆罕默德自忖无力抵抗，便退守麦地那城，并沿城墙挖掘战壕以为防御。库赖什人围攻近20天，最终为风雨所阻，只得班师回府。穆罕默德立刻率领3000人突袭库莱扎的犹太人。在他们投降后，穆罕默德让他们在伊斯兰教或死亡二者中择其一。他们选择死亡，因此600名战士被屠杀，埋葬在麦地那城市场附近，妇女及小孩则被卖做奴隶。

此时，先知已变成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了。在麦地那的10年中，他筹划了65起战斗或掠夺，有27次是他亲自率领。他也是一位干练的外交家，深谙战争与谈判的秘诀。他那时与他的难民皆渴望回归故里与亲戚朋友重聚，渴望能再次瞻仰克尔白，那是他们青年时虔诚信仰的寄托所在。就像使徒们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种形式和改良派一样，穆斯林也认为，伊斯兰教是古老的麦加宗教仪式的变迁与发展。628年，穆罕默德向库赖什人提出和平的建议，以保障麦加商旅的安全为条件，换取麦地那人一年一度的朝圣。库赖什人则以先行停战一年为先决条件。出乎意料，穆罕默德接受此一条件，并签订了10年停战协定。而先知为安慰群众的失望，允许他们劫掠位于麦地那东北方、6天路程之遥的海巴尔（Khaibar）地区的犹太人。该地犹太人奋勇抵抗，结果93人战死，余众投降。他们获准继续耕种土地，但须将全部财富及未来收获的半数奉献给征服者。除了他们的首领基纳纳（Kinana）和他的表兄弟因隐匿财富被枭首示众外，余人均幸免于难。基纳纳的未婚妻，17岁的犹太少女莎菲雅（Safiya），则成为穆罕默德的另一位夫人。

629年，穆罕默德率领2000名信徒和平地进入麦加，而库赖什人为避免冲突，都退居到山那边去。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将克尔白分成7个方位。先知很严肃地用权杖触碰黑石，并且领导信徒高喊：“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看到这些被放逐者真诚的态度及严明的纪律，麦加人极为感动。包括哈立德和阿慕尔（Amr）在内的几位有影响力的库赖什人，均接受了这一新的信仰。而邻近几个部落的领袖，也向穆罕默德立下支持的保证。回到麦地那以后，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击败麦加了。

10年的休战协定只履行了2年，穆罕默德借口一个与库赖什人联合的部落攻击某一个穆斯林部落，使休战协定无效（630年）。他召集1万名徒众，向麦加进军。艾卜·苏夫扬看到声势浩大的穆罕默德军队，毫无抵抗地听任其入城。除了两三位仇敌以外，穆罕默德宣布大赦百姓。他清除了克尔白内外的偶像，只保留黑石，并颁布吻黑石的规定。他宣布麦加为“伊斯兰教的圣城”，并禁止异教徒踏入此地。库赖什人放弃直接反抗，8年前受攻击而逃离麦加的宗教领袖，此刻已是麦加的主宰了。

胜利的穆罕默德（630—632）

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大部分时间在麦地那度过——是一连串胜利的欢笑。除了少数反抗者，整个阿拉伯均匍匐在他的权威及教义面前。那时最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卡布·伊本·祖海尔（Kab Ibn Zuhair），曾撰文辱骂过穆罕默德，此时也亲自到麦地那向穆罕默德表示臣服，他声称自己是皈依者，请求宽恕，并写了一首意气昂扬的诗来颂赞先知。穆罕默德立刻解下身上的披风赐给他。该披风后来以4万银币（dirhem）售给穆阿维叶（Muawiyah），至今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保留，有时被用作全国性的标志。为报答基督徒的礼遇，穆罕默德将全阿拉伯的基督徒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仰自由，但是禁止他们收取高利贷。他派出使者访问希腊皇帝、波斯国王、希拉及加萨的统治者，请他们接受这一信仰，但没有得到回音。他已注意到波斯及拜占庭的交战会令双方同归于尽，却没有将势力扩展到阿拉伯地区以外的念头。

他的时间都用于处理政府的事务，他投身于立法、审判、民政、宗教及军事组织等事务。他做的最小的一件工作就是历法的调整。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采用阴历，一年12个月，每三年有一闰月，以配合太阳的运行。穆罕默德规定伊斯兰教采用阴历，每月以30天及29天轮替。这种历法与日月实际运行不相符。依照格列高利历计算，每隔32年半，伊斯兰教历要多计算一年。先知不是科学的立法者，他未颁定任何法规或细则，也未建立任何体制。他因时间需要颁布敕令，如遇矛盾，就借新的启示来废除旧的。即使是最平常的训谕也可借安拉的启示而发布。为了使这种神圣的启示能适应现世俗务的需要，训谕在文体上往往就失去了原先那种流畅与典雅。也许他认为，为使他所有的立法具有神圣而令人敬畏的标记，这种调适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那时他非常谦恭，不止一次，他承认他的无知。他反对别人视他为神圣，他宣称自己没有预测未来及显示奇迹的能力。然而他也会利用启示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例如他借安拉神的启示，与养子美丽的妻子宰德结婚。

他的十位夫人和两位小妾，是奇迹与快乐的源泉，被西方世界艳羡。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古代及中世纪初期，闪米特男性死亡率非常高，因此促成了这种多妻制度。在闪米特人的眼里，满足繁衍的需要，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穆罕默德视多妻制理所当然，因而他良心无亏地一再结婚，而不视为病态的淫欲。根据不太正式的记述，艾莎曾引述穆罕默德的说法，说世界上三件最宝贵的事便是女人、香料和祈祷。他的某些婚姻，是对朋友及信徒遗孀的施恩行为，如其与欧麦尔的女儿哈夫莎（Hafsa）结婚；有些是政治婚姻，仍可以哈夫莎及艾卜·苏夫扬的女儿为例，前者乃欲安抚欧麦尔，使其忠心耿耿，后者乃欲笼络敌人。其余则是希望获得子嗣。除赫蒂彻以外，他其余的妻子多不生育，此事令先知十分懊恼。赫蒂彻为他所生的孩子中，只有法蒂玛活得比他久。玛丽是阿比西尼亚赠送给先知的奴隶，颇受暮年的先知的宠信，曾为他生育一子，名为易卜拉欣（Ibrahim），但15个月后即夭折。

他的女眷们常因争风吃醋及要求更多的私房钱而喋喋不休，甚使先知心烦。他拒绝她们这种奢侈的要求，只答允她们死后去往天国的乐趣。他一度很尽职地每晚与其中一位同宿，因此这位阿拉伯的主人，竟没有自己的房间。会挑逗而活泼的艾莎争得比她应有的更多的次数，以致引起了众女眷的抗议，最后先知借着一段特殊的启示才息事宁人：

照着你的意愿，你可对谁延期，或对谁提前。无论对谁殷勤或冷淡，都无罪过。她们都应觉得幸福，而不感到悲哀，并且她们都应感谢你对她们的安排。

女人和权势是他仅有的乐趣，他在生活上很简朴。他住的是一所耐火砖盖的普通房子，12—14平方英尺，8英尺高，房顶是用棕榈的枝叶覆盖的；门是用羊皮或驼毛织的幕布制成；室内装潢简陋，仅一张垫子铺在地上，上面散乱地放置着几个枕头。他常亲自缝补衣服、鞋子，燃点烛火，擦抹地板，在后院里挤羊奶，或到市场采购物品。他用手抓食物吃，每次饭后，总是很节俭地舔干手指上的食物残渣。他的主要食物是椰枣和面包，奶和蜂蜜是偶尔的奢侈品，他滴酒不沾。他对大臣们彬彬有礼，对平民谦和温顺，对专横跋扈者态度严肃，对部属则威而不严，除敌人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很慈祥——这是他的朋友和部属对他的印象。他访问病者，加入到他所遇到的每一个出殡的行列。他不摆架子，拒绝特别的尊崇，接受奴隶的共餐邀请，在他还有时间或精力时，不愿奴隶服侍他，一切亲自动手。虽然他每年的红利和收入很多，但很少用于自己的家庭，用在自己身上的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都用在慈善事业上。

但是他也像所有男人一样虚荣。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个人的仪容上——抹香料，涂眼圈，染头发，手上戴着一枚刻有“安拉神的使者穆罕默德”字样的戒指，也许这是用来签署文件的印章。他的声调催眠般低沉婉转，感觉敏锐，不能忍受奇异的味道和嘈杂的声音。“态度要温和，”他在布道时说，“说话时务必压低声调，注意，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就是驴叫。”他有些神经质，有时神情抑郁，有时却又意气风发。他具有幽默感，有一次他对过从甚密的密友艾卜·霍莱拉（Abu Horairah）说：“啊，艾卜·霍莱拉，让我每隔一天孤独一下，这样反而会增加彼此间的感情。”他是一位勇武的战士，也是一位公正的法官。他残酷而狠毒，但他也行了数不尽的义举。他废止许多不近情理的迷信：如弄瞎牲畜的一只眼来医治眼病，将骆驼系在已死主人的坟头。他的朋友爱他近乎偶像崇拜。他的信徒收集他吐出来的唾液，剪下的头发，或他曾经洗过手的水，希望这些东西能奇迹般地治愈他们的疾病。

历经多次战争与爱情的劳累，他的健康与精力仍能保持。至59岁，他开始衰老了。他怀疑一年前海巴尔人献给他的食物有毒，因为自此以后，他经常发高烧昏迷。据艾莎说，夜深时，他会偷偷地溜出屋子，踯躅于坟场，向死者祈求宽恕，大声为他们祝祷，并且也为将死的人祝福。63岁那年，热症变本加厉。某晚艾莎抱怨头痛，他也抱怨自己的头痛，并且戏谑她说：难道你不想先死，而让安拉神的先知为你祝福？她用一贯的尖酸刻薄态度回答说，等她下葬完毕，他可以另结新欢。这种热病持续了两周。临终前三天，他从病床上起来，走进清真寺，见到艾卜·伯克尔正在领着做祈祷，他谦卑地坐在艾卜·伯克尔的旁边。632年7月，经过痛苦的挣扎，他在艾莎的怀里与世长辞了。

就其影响之深远而言，他是历史上的巨人之一。他使一个深受溽暑和干旱蹂躏的野蛮民族，提高了精神和道德上的标准。他比任何其他改革者都有成就，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实现过自己的梦想。他借宗教的力量实现了他的愿望，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宗教家，也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其他的媒介可以感动更多的阿拉伯人民。他唤起他们的想象、忧患意识和希望，传达他们能了解的思想。当他刚崛起时，阿拉伯不过是沙漠中一个崇拜偶像的部落；而当他逝世时，它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家了。他抑制狂热和迷信，并且加以适当的利用。根据犹太教、祆教及阿拉伯原有的教条，他建立了一套简明而健全的宗教观，以及残忍、强调民族自尊的道德观。在整整30年中，他战胜他的敌人达百余次，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帝国。直至现在，将近半个世界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第九章 《古兰经》

形式

“Qurân”意为诵读或讲道，穆斯林有时用这一词汇来涵盖他们神圣经文的全部，有时则仅指其中某一章节。跟犹太－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古兰经》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而正统派更认为《古兰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得自神的启示。与《圣经》不同，《古兰经》是一人的著作，是一本出自一人之手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穆罕默德最后23年的生命里，他口述了许多零星的启示，这些都记录在羊皮、牛皮、棕榈叶或骨片上，向礼拜的群众宣读，前面和后面的启示收藏在不同的容器中，并没有特别考虑要把它们按照逻辑排列或按照年代次序排列保存起来。先知生前并未搜集这些片断，但是有几个穆斯林，能把这些片断统统记在心里，作为活课本之用。633年，当许多这样的教徒死去，而又后继无人时，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就命令穆罕默德的首席抄录员宰德·伊本·彻比特（Zaid Ibn Thabit）“搜寻《古兰经》经文，将其集中在一起”。传说，宰德从“枣树叶、白石片以及男人的记忆中去搜求”。根据宰德完成的原稿复制出数个抄本，但是因为缺少母音之故，对某些字的解释也就各异。而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在不同的城镇也就出现不同的版本。为终止这一混乱局面，哈里发奥斯曼（Othman）命令宰德和其他三位库赖什学者修订原稿（651年）。正式的修订版复本被送至大马士革、库法和巴士拉等城市。自此，这一正本即保持绝对纯正，并被虔敬地珍藏起来。

这本经书的特性注定重复且凌乱。每一独立章节都有一个易懂的主旨——述说一条教义，口授一段祈祷，宣布一条法令，谴责一个敌人，指示一种程序，讲述一个故事，号召入伍、备战，有系统地陈述条约，呼吁钱财支援，整顿仪式、道德、工业、贸易或财政。我们不敢确定穆罕默德希望把这些片断汇集成册。许多片段是就某一人或针对某一时的一些评论，如无历史或传统注解，是很难全面了解的。除了忠诚的信徒以外，也没有人愿全部去了解。114章经文并非按照不明确的性质来排列，而是依长度的递减编排。因为早期的启示通常较短，因此《古兰经》可以说是一部倒叙的历史。麦地那时期那种平淡而偏重实际的章节置于卷首，麦加时期那种以诗体写作而偏重精神的章节则放于后面。因为《古兰经》的次序先后颠倒，阅读《古兰经》要从后面往前读。

除第一章外，《古兰经》是采用安拉神或天使加百利向穆罕默德、他的信徒或敌人传道的形式写的。这是希伯来的先知们所采用的形式，某些章节的确是《旧约》摩西五经所采用的体裁。穆罕默德体会到，除非使信徒们相信这些规范是安拉的意旨，此外没有什么道德规范可使他们信守不渝并奉为圭臬的。这种方式使全书看起来形式上非常宏伟壮观，几可与《旧约》的《以赛亚书》相抗衡。穆罕默德采用一种半诗半散文的文体，而且是不规则地押韵。麦加时期早期的章节，韵律洪亮而清晰，只有熟悉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教义的人才能了解其中精义。这是一本纯阿拉伯式的著作，富于生动的比喻，并充满着西洋韵味。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本最好也是最早的阿拉伯语散文作品。

教义

宗教与其他事物相比，是一种道德规范的形式。历史学家是不问神学的真实性的——凭什么来作真假判断呢？他们只追问在怎么样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下产生这样的宗教；而又在怎样的状况下，这些教义能将兽性转为人性，使野蛮人变为文明人，使空虚的心灵达至充实的和平境界；究竟还有多少自由留给人类让其发展心智；它对历史的影响力究竟如何等。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认为，一个健全社会的第一要义乃是一个普遍道德的政府——甚至在邪说猖獗的时候，仍然相信某种仁慈的难以了解的睿智，能将这一世界引向一个公正而崇高的目标。这三种有助于形成中世纪思想的宗教，一致同意这一宇宙的最高智慧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基督教教义进一步说，这一上帝以三种不同的身位出现，犹太教及伊斯兰教则批驳伪装了的多神教，并且极力强调上帝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古兰经》以完整的一个章节（第112章）来阐述此一主题，而为礼拜报时的穆斯林，每天也在10万座清真寺的尖塔上颂扬唯一真神的信念。

最重要的是，安拉神是地球上生命、生长及一切祝福的源泉。穆罕默德的真主安拉对他说：

你看见地面是不毛的；及至我向它降水的时候，它就活动、膨胀，并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古兰经》第22章5节）。

让人类观察自己的食物；我倾下了水，丰富地倾下。我且剖开了地，细碎地剖开。我在那里生长籽粒、葡萄、金花菜、橄榄、枣树。繁茂的花园（第80章24—30节）……你们观看它的果实和它的成熟吧！此中对于有信仰的群众，确含有种种迹象（第6章100节，译按：原误。此处实应为第6章99节）。

安拉也是一位有权力的神，“真主建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制服日月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第13章23节）。著名的《王位颂》（Throne Verse ）说：

安拉！除他以外，再无有主。他是永生的，自足而无其他。他不假寐不睡眠。诸天所有的，与地所有的都属于他。除经他允准以外，谁能向他求情呢？他知道他们以前以后的……包容天地，保护天地在他不觉疲乏。他是至高至大的（第2章255节）。

除权力和正义外，他有无比的慈悲。除了第9章以外，《古兰经》也像每一本正统伊斯兰教书籍一样，每一章都以一段严肃的前言（先念一声“真主啊！”）开始：“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穆罕默德虽然强调地狱的恐怖，却也不倦地对安拉无限的慈悲进行赞美。

安拉是全能的主宰，深知我们的隐秘。安拉深知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一切都是注定的。万事万物，甚至包括灵魂的最后去处，都是由神安排好了的。如奥古斯丁所描述的神一样，安拉不但可从永恒中得知谁将被救，而且“真主必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必使他所意欲者遵循正道”（第35章8节）。就像耶和华闭塞法老的心智一样，安拉对不信奉者说：“我确已将薄膜加在他们心上，以免他们了解经义，并且在他们的耳里造重听。如果你召他们于正道，那么，他们将永不遵循正道。”（第18章57节）这一段话——无疑是用来激励信仰的——对任何宗教而言都是一句苛刻的箴言。但是穆罕默德比奥古斯丁还要彻底地断言。据传阿里的《圣传》说：“我们和先知并坐着，他用一根棍子一面在地上写着，一面说道：‘无论在地狱或乐园，你们的命运都是由真主预先指定好的。’”这种对命运的信念使得宿命论成为伊斯兰教思想的特色。这种思想常被穆罕默德及其他领袖们用来在战场上鼓励士气，因为不管多么危险的时刻，也不论多么谨慎，都不能使命定死亡的时刻提前或延后。这种思想培养了穆斯林逆来顺受的庄严情操，但是它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使阿拉伯的思想及生活具有了一种悲观的色彩。

《古兰经》中的超自然世界充满了天使、镇呢，还有一个魔王。天使是安拉神的秘书和使者，专门记述人们的善恶行为。镇呢是由火变成的，与天使不同，他们有吃喝玩乐的欲望、生老病死的痛苦。他们中有善的，善的能倾听，大部分是恶的，常引诱人类走入邪道。镇呢的领袖是易卜里斯（Iblis），他一度是天使，因拒绝对亚当表示顺从，而被罚入地狱。

《古兰经》的伦理观，跟《新约》大致相同，建立在死后善恶因果报应上。“今生不过是娱乐，无聊的谈话及彼此间的夸耀而已”（第57章20节），只有死亡这一件事是确定的。有些阿拉伯人认为，死是万事的结束，因此他们嘲笑所谓来世之说“不过是前人的故事罢了”（第23章83节）；但是《古兰经》却保证肉体和灵魂的复活（第75章34节）。复活并非立刻应验，死者必须安息至审判的日子（Judgment Day）。也正因为他们是睡着的，复活在他们看来是立即到来的。唯有安拉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活，但是在复活前一定有征兆。接近复活的日子——一定是宗教信仰废弛，道德观念低下，混乱，充满暴乱不安，烽烟四起，而有智慧的人祈求自己死亡。最后的信号是三声喇叭长鸣。当第一声喇叭声响起的时候，日月星辰毁坠，天空混沌一片，山丘、建筑夷为平地，海水干涸燃烧（第20章102节以下）。当第二声喇叭声响起的时候，一切生命——天使、镇呢及人——都毁灭，只有几位特别受神恩宠的留下。40年后，司音乐的天使伊斯拉非（Israfel）吹起第三声喇叭，尸体便从坟墓中爬起来，再与灵魂结合。神从云端冉冉而降，天使们捧着记载着人在世间的功过、思想的册籍陪伴着。好事及坏事一同摆在天平上衡量，每一个人都用这种方法受审判。接受神启示的先知们就在那时斥责拒绝福音的人，并且为信徒们说情。好人和坏人一起通过叹息（al-Sirat）桥，该桥——比发纤细，比剑锋利——悬吊在地狱谷上，坏人及非信徒将堕入深渊，好人则平安地通过该桥，进入天堂——并非由于他们的功勋，而是主的慈悲。《古兰经》就像基督教基本主义者（译按：以绝对相信《圣经》之记载为基督教信仰之基本，而排斥进化论者）一样，关心正当的信仰甚于善良的功业；里边提到不信穆罕默德的要打入地狱不下数百次（如第3章10节、63节、131节；第4章56节、115节；第7章41节；第8章50节；第9章63节等）。罪因程度、种类不同而分开，因此地狱分成七层，每一层有一定的刑罚。有火烧热蒸和冷水浸泡，最轻微的处罚是穿上烧红的铁鞋子走路。对醉鬼的处罚是喝滚烫开水及秽物（第56章40节以下）。也许但丁可从《古兰经》中看见他的一部分幻想。

穆罕默德对天国的描绘跟地狱一样生动。那些善良的信仰者，及那些在战争中为安拉神献身的人都进入天国，穷人比富人早到500年。乐园在七重天之中或在其上。这是一个壮观的花园，流水淙淙，林荫蔽天。受神祝福的人们，在那里身穿锦绣，佩戴珍珠宝石，安详舒适地躺卧在睡椅上，为美少年们服侍着，吃着顺手摘下的果子。那里有流着牛奶、蜂蜜和酒的河流。那些被拯救的人，从银光闪闪的杯子里啜饮香浓醇酒（在地球上是禁止的），而没有酩酊大醉的苦楚。由于安拉神的慈悲，在天国的宴会里，听不到妄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未经男人或镇呢碰触过……美如珊瑚及红风信子石，酥胸细腻高耸，眼睛像受到保护的卵一样清亮纯净的处女”，她们身涂香料，不被俗世卑污的烦恼所苦。每一位受祝福的男人，将会得到72位美人作为赏赐，她们终生年轻貌美，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因为虔诚的女信徒也将进入乐园，当然会引起一些困惑，但是习惯于多妻制度的男人，这些困难是不难克服的。在这种感受上的欢悦中，穆罕默德另加了些精神的激励：一些被拯救者，常喜欢吟诵《古兰经》，他们都感受到凝视安拉面孔时的那种狂喜。“他们全都返老还童，不会变得老迈。”

伦理

在《古兰经》里，就像在犹太法典里一样，道德和法律是未分化的。世俗的一切均包含在宗教里，每一戒律都是神的旨意。《古兰经》不仅包括礼仪、卫生、结婚、离婚，对待孩童、奴隶及动物的准则，也包括商业、政治、利息、债务、契约、遗嘱、工业、金融、犯罪、刑罚、战争与和平等规则。

穆罕默德不轻视商业，他习惯于商业事务。据说，他在麦地那当权的那段日子，就从事过整批买进，零售卖出的买卖，毫不犹豫地牟利，有时他做拍卖员的工作。他精于商业术语，赞成穆斯林在俗世取得成就，提示天国对信仰不坚的人来说就像一场交易。对不诚实的商人他用打入地狱相威胁，斥责垄断和“囤积谷类，待价而沽”的投机者，吩咐雇主“在劳动者汗滴未干以前即发放工资”。他禁止利息。没有一位改革者比他更积极地运用富人的税金来帮助穷人。每一篇遗嘱皆要注明留些财物给穷人，如果人未留遗嘱就死去，则他的固定继承人就得拿出一部分作为慈善之用。与同时代的其他宗教一样，他承认奴隶制度是自然法则，但他尽量将他们的负担和痛苦减至最低。

同样地，他改善阿拉伯妇女的地位，但承认她们的从属性。当发现男人们因情欲受束缚而发出愤怒的讥讽，他就用神父般的口吻说，女人是男人致命的祸根，她们中的大部分都要进入地狱。因此他制定的《舍拉法典》禁止女人成为统治者。他允许女人进入寺院，但认为“家庭对她们更为适合”。然而当她们来听道时，他对她们相当和蔼，即使她们随身带了尚未断奶的孩子。有这样一则极耐人寻味的圣传：如他听到孩子的哭声，他立即缩短布道，以免她感到不便。他结束了阿拉伯杀婴的传统。在法律和经济上，他使女子在合法的控诉和财政的独立上与男子完全平等，她可追求任何合法的职位，保留其所得，继承财产，立遗嘱处理属于自己的财物。他革除了阿拉伯视女人为财产，而父死子继的陋习。女人继承的遗产是男人的一半，而且不得违反女人的遗嘱而处理其财产。从《古兰经》的一节开始提到设立帘幕的规定：“住在自己家里，不要炫耀装饰。”但此处是强调衣着要朴实无华，有一篇圣传引述先知对女人说的话：“当你需要什么时，你可以外出。”他要求跟随者和他太太们说话时要隔着帘子。除这些限制外，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及稍后一个世纪，伊斯兰教妇女行动很自由，而且并未戴面纱。

有些道德标准因气候而定：阿拉伯的热带性气候可能使人早熟，因此在这种热浪逼人的气候中，允许男人的某些权利是必需的。伊斯兰教法律严禁婚姻以外的勾引，故规定男人可以多妻。婚前的禁欲是甚为严格的（第24章33节）。因此斋戒制度被用作一种辅助手段。不管双方家长同意与否，当事人的意愿是必要前提，这种合约跟其他的证件一并封存在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里。穆斯林可与犹太女人或基督徒妇女结婚，但是严禁与崇拜偶像——即非基督教的多神教教徒——的妇女结婚。跟犹太教一样，独身是有罪的，结婚是一种义务，并且使主愉悦。穆罕默德用多妻制度来平衡两性间死亡率较大的差异，延长母性抚育子女的时间，以弥补热带气候造成的生殖能力的早衰，但是他规定妻子的数目不得超过四人，而他自己则不受限制。他严禁蓄妾，但又宁可保留此一制度，也不允许穆斯林和多神教的妇女结婚。

既然男人被给予了如此多的泄欲机会，因此《古兰经》规定犯通奸罪者双方各处一百鞭笞。跟犹太法典一样，《古兰经》规定，不论基于何种理由，男人有和妻子离异的权利，女人与男人离异时则必须归还聘礼。虽然穆罕默德承认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男人有休妻自由，但穆罕默德并不鼓励离婚。他说，没有一件事比离婚更使主不快的了，仲裁人应由“男女双方亲属中各指定一人”，而且必须尽量使双方重归于好。一个月中，必须连续宣告三次才能使离婚合法化，而且为慎重起见，规定离婚之女子再婚而又离异后，离婚夫妇始可再结合。女人行经期间，丈夫不许与妻子接近，而且不得视其妻为不洁。但再行同居前，妻子须行洁净礼。女人是男人的耕地，生育子女是男人的义务。女人应承认男人有最高的智慧及权威：她必须服从丈夫，如她反抗，他应“罚她分床就寝，并鞭笞她”。

在阿拉伯或其他地区，女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与她们的言词、温柔及妩媚所散发出来的能力并不相称。以后的哈里发欧麦尔，曾因其妻出言不敬而怒斥她。她却对他说，这正是他的女儿及穆罕默德的妻子们对安拉神的先知所用的口气。他立刻去告诫哈夫莎及穆罕默德的其他妻子们，她们却告诉他少管闲事，因此他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听说此事，穆罕默德大笑不已。他跟其他穆斯林一样，也常和妻子们争论，但他依然喜爱她们，更用适当的感受来谈及女人。据说他曾说：“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位德行好的女人。”在《古兰经》里，他曾两度提醒信徒们记住母亲怀孕时的痛苦，生育时的痛苦，抚育两三年的痛苦。因此他说：“乐园就在母亲的脚边。”

宗教与国家

道德家的第一课题，就是要使合作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后才关注合作无间的这一整体或集团之大小。完善的道德观，在于求得每一分子和最大整体之间的最大合作——即与宇宙本体、生命本质、秩序或者神之间的合作。从此点出发，宗教与道德是合而为一的。但是道德直接源于习惯，也是一种间接的强制，因此它只有在拥有强制力的团体内始能发展合作。故所有实际的道德亦即是团体的道德。

穆罕默德的道德虽超越了他所隶属的部落，可是却限于他所创设的信徒集团之中。自他在麦加获胜以后，他限制而非完全禁止部落之间的掠夺。同时，他把一个新的团结意识，一个更广阔的合作与效忠的范围传给整个阿拉伯，包括所有的穆斯林在内。因此《古兰经》里说“唯众信徒是弟兄”（第49章10节）。部落中强烈的阶级、种族之区分，就在信仰相同的基点上逐渐减少。“如果一位黑奴被指定来领导你们，虽然他的头颅像晒干的葡萄，但是你们仍应听从他。”这就是使零散地分处各地的人民结合成整体的崇高理想。而这也正是基督教精神和伊斯兰教精神所共有的光荣。

这两种宗教，在无限的博爱中，却存在着对不信教者严酷的敌视。“不要把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作朋友……如果你们的父兄不愿接受信仰的话，也不要选择他们做朋友。”（第5章51节、55节；第9章23节）穆罕默德对这一原则的阐释比较温和。“不要把暴乱带到宗教里。如果他们接受伊斯兰教，他们已得到指引；如果他们掉头而去，那么就得要好好地开导他们。”“让不信教者休息一下，然后再和颜悦色地开导一番。”（第36章17节）对待不肯和平接受信仰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就以安拉神的名义开启战端。自从与库赖什人燃起战火，而休战的圣月过去之后，无论在何处遇到的非信徒敌人均被杀。“如果那些偶像崇拜者要求你们保护，就保护他们吧，也许他们从此肯接受安拉神的道……如果他们肯悔改，他们就会接受信仰”（接受伊斯兰教），“那么，就开放他们的道路”。（第9章56节）“不要屠杀年老而不能战斗的人，也不要屠杀妇女、孩童。”每一个有战斗能力的男性穆斯林都要参加此一圣战。“瞧！安拉神爱护那些为他赴战的人……我借安拉神之名宣誓……勇往直前，不论晨昏，为宗教而勇敢赴战，较世上任何一切都要高尚。的确，站立在战斗行列里的每一个人，要比在家里做60年的祈祷还要有价值。”这些训诫并非都在激人赴战。“向那些阻碍你接近安拉神的人宣战，但是不要一开始就采取敌对态度。安拉神不喜欢侵略者。”（第2章90节）穆罕默德接受了他那时代基督教国家的战争法，他因非穆斯林的库赖什人占据麦加，而与之作战，这与乌尔班二世派遣十字军驱逐占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如出一辙。

其他宗教无法避免的理论与实际上的鸿沟，在伊斯兰教并不显著。阿拉伯人是好色的，而《古兰经》承认多妻制度。但在其他方面，《古兰经》的道德观就像克伦威尔的清教徒道德观一样严苛，只有不明就里的人才会认为穆罕默德教义在道德观点上较不严苛。阿拉伯人倾向于复仇的观念，因此《古兰经》不倡导以德报怨。“谁攻击你，就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他……任何人受到屈辱，就得起来自卫，别无他途可寻”，“对侮辱只有报复”。（第2章194节，第42章41节）像《旧约》一样，这是一种充满杀气的道德观；《古兰经》强调雄浑有力的刚健德行，正如基督教强调柔情温驯的德行。在历史上，没有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一味地试图使男人强悍，并得到成功的。“信徒们！忍耐吧！忍耐胜过一切！”（第3章200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主角查拉图斯特拉正是这种口吻。

《古兰经》被信徒们尊崇到近乎偶像崇拜的地步，它被用优美的技巧抄写，谨慎地解释，并作为穆斯林的启蒙读本，再作为完整教育的中心和巅峰，传世13个世纪以来，深入亿万人的心中，引起了他们的幻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但是它或许也冻结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古兰经》教义简洁，缺少神秘及繁琐的仪式，并且没有偶像崇拜与祭司制度。它的预言提高了信徒的道德及文化水准，促进社会秩序及一统，启迪注重卫生，减少迷信思想及残酷行为，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尊与荣耀，在伊斯兰世界中（除了某些哈里发的宴享外），塑造了白人世界所不能比拟的清醒与节制。《古兰经》使人们毫无怨尤地接受生命的艰苦及限制，同时激励他们创下历史上最惊人的势力扩张。它给宗教下了一个使基督徒及犹太人都能接受的定义：

你们的面向东方、西方不为义，义只信安拉、末日、天使、经典、列圣；并因爱安拉，能将其财物布施给亲属、孤儿、穷人、旅客、乞丐及赎身的，并守拜功施天课……能履行契约的人，以及能忍受灾难、艰困和暴乱的人：这些人才是正义者，才算信仰安拉的。（第2章177节）

《古兰经》的来源

由于《古兰经》的格式模仿了希伯来的先知们，因此其内容大部分也是对犹太教的教义、神话和主题的修正运用。责骂犹太人的《古兰经》，却给予犹太人前所未有且最真诚的谄媚。它的基本观念——一神论、预言、信仰、悔改、最后审判、天国与地狱——在犹太人看来，与他们自己的信仰是极其接近的，甚至在形式及本质上也是如此。它与犹太教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它认为救世主已经到来。穆罕默德认为安拉曾赐给人类104种启示，而只有4种被保存下来——摩西五经、大卫王的《赞美诗》、基督的四福音及穆罕默德的《古兰经》。穆罕默德认为，不论何人，如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即为异教徒。但是前三种已趋腐化，不再得到信任，因此现在《古兰经》已取前三者而代之。曾经有许多令人鼓舞的先知——如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以诺、基督，但是最后得享盛名的却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接受从亚当直至基督的所有《圣经》故事，但作了一些修正以保持其神圣性，所以上帝并未真正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先知先谈论《古兰经》与《圣经》的一贯性，以证明其所负神圣使命的真实性，并解释《圣经》的章节，以阐明其身份与任务。

自上帝创造天地直至最后审判，他都采用了犹太人的观念。安拉即是上帝（耶和华）。安拉是al Ilah的缩写，是古老的克尔白神。是相类似的词，以不同的形式在数种闪米特语言中表示神圣之意。所以犹太人用“Elohim”称上帝，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则求助于以利（Eli）。安拉和耶和华是怜悯之神，同时也是严酷好战的神，了解人类的感情，最后成为至尊无二的真神。用以确定神的统一性的犹太仪式中的以色列的示玛（Shema’Yisrael）也出现在穆斯林信念的第一条——“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古兰经》赞美安拉神“大仁大慈”，这一词是犹太法典中的相同语句的回响。称安拉为慈悲的拉赫曼（Rahman）也正是重复犹太法典时代犹太拉比们称上帝为拉赫曼纳（Rahmana）。犹太法典说：“圣者，它是可称颂的。”伊斯兰教的典籍却用同样的语调说：“安拉”（或穆罕默德）“是可称颂的”。显然，承认先知与《圣经》一致的犹太人，同时也认为他撷取了犹太法典中的一些要旨，有近百段的《古兰经》经文反映出犹太《法典本文》与《注释》的精神。《古兰经》关于天使、复活、天堂等的记述，是模仿自犹太法典而非《旧约》。占了《古兰经》1/4篇幅的各种故事，也可从犹太法典注解的注文或寓言中寻找出本源。而《古兰经》上的许多故事，常与《圣经》上的有所出入（如约瑟的故事）。这是因为它们来源于未信仰伊斯兰教前的犹太人已在犹太法典的注释中所表现的各种变异形式。

穆罕默德从犹太《法典本文》和《哈拉卡》（Halakah ）——犹太人的口述律令——中汲取了许多仪式的基本要素，包括饮食及保健的细节。祷告前必须行洁净礼，如没有水来洗净双手时可用沙来代替——这完全是犹太拉比的方法。穆罕默德非常欣赏犹太人安息日的规定，他采用这一传统，但是规定星期五是穆斯林的祈祷日以示区别。伊斯兰教的禁食方法也模仿希伯来人。如犹太拉比们教犹太人每日须祈祷三次，祈祷时须身体匍匐，额头触地，且须面向耶路撒冷及圣殿，而穆罕默德承认这些规则也适用于伊斯兰教。《古兰经》第1章规定的伊斯兰教的基本祈祷文，也源自犹太教。希伯来人的致候词Sholom aleichem 与伊斯兰教的“愿安拉赐你平安”一词相同。最后，犹太法典中的天堂，与《古兰经》中的天国，都指赤裸裸的肉体上和浑然忘我的精神上的一种喜悦境界。

在教义及施行上，两者某些规则乃共同承袭了闪米特的文明，其中某些部分——如天使、魔鬼、撒旦、天国、地狱、复活及最后审判——是犹太人模仿巴比伦尼亚或波斯，因此也很可能直接从波斯传入伊斯兰世界。祆教的末世说——复活的死人必须经过一座悬吊在深渊上的危桥，恶迹昭彰的将堕入地狱，而良善的则顺利抵达乐土，除了美食之外，还可享受周旋在青春永驻的美女间的乐趣，这和穆罕默德的末世说是完全一样的。除了犹太人的教义、伦理、仪式及波斯人的末世说以外，穆罕默德另外又吸收了阿拉伯的魔鬼论、朝圣、克尔白祭典，而综合成伊斯兰教。

他直接吸收自基督教义的内容并不多。我们从《古兰经》判断，他对基督教并不完全了解，对它的经文也只是间接得知，而对其教理大部分是通过波斯的景教辗转获得。他所传播的因惧于未来的审判而做忏悔则染有基督教的色彩。他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希伯来语为米利暗（Miriam）——与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混为一谈，同时见基督教世界中对玛利亚的礼拜日趋隆重，便认为基督教视她为构成圣父、圣母及圣子三位一体的女神（第5章116节）。他约略知道些耶稣行神迹的故事，但他不宣称自己有此能力（第3章48节，第5章110节）。他也接受非正统的有关耶稣及“童贞女生子”的传说（第3章47节；第21章91节）。他相信幻影说，认为上帝以幻影代替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罪，而将耶稣毫发不伤地带入天国，但是穆罕默德不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安拉何须一子，在诸天与在地的一切都属于他的。”（第4章171节）他请求“有经的人们”，“让我们彼此达成协议，我们只祭祠唯一的神安拉”。（第3章64节）

总而言之，尽管穆罕默德否认与基督徒的亲密关系，他对基督徒仍颇具好感。“在这世界中，与基督徒要融洽相处。”即使在他和犹太人发生争执后，他仍然要求对“有经的人们”——犹太人和基督徒——宽容。此一观点及其政策后来也为波斯人吸收，因其也有一部圣典《火教经》。穆罕默德教义，虽然其狂热不亚于任何信仰，却承认穆斯林以外的人也可得救，并要求信徒敬重“律法”（《旧约》）、四福音书和《古兰经》，认为它们共同构成“神道”的全部内涵，这是一个相当清新而宽宏的观念。穆罕默德要求犹太人服从他们的“律法”，基督徒服从《新约》四福音书，但是他也请他们接受《古兰经》是上帝最新谕旨的观念。早期的启示已经腐化并被滥用，而最新的启示可使它们统一、净化，提供人类一个完整而激励人心的信仰。

有三部经典形成并普及于信仰时代，它们是《圣经》、犹太法典、《古兰经》——好像在说，在罗马帝国那种野蛮状态下，只有通过超自然的伦理观，方可恢复社会秩序及个人灵魂。这三部经典全是闪米特人的产物，大都是属于犹太人的。而整个中世纪，也可说是这三种经典在信仰上的争执及在教义上的残忍争斗的历史。

第十章 伊斯兰之剑
（632—1058）

继承者（632—660）

穆罕默德未曾指定继承人，但他曾命艾卜·伯克尔主持过麦地那清真寺的祈祷仪式。经过一段纷争扰攘的日子，就根据这一事实，诸阿拉伯伊斯兰教领袖被说服共同拥戴艾卜·伯克尔为第一位哈里发（Khalifa）。哈里发，当初只是一个称谓，而不是一个官衔，正式官衔称为艾米尔·慕米宁（Amir Al-Muminin），即教徒领袖（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身为先知的堂亲和女婿的阿里对这一结果大为失望，近半年之久，坚决拒绝合作。阿里及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巴斯都非常愤怒。这令人不愉快的任命，导致了12次大战、一个阿巴斯王朝和一个一直扰乱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分裂。

当时艾卜·伯克尔59岁。他短小精干，头发稀疏，花白的胡子染成红色。生活简朴有节制，态度慈祥而具决断力，他亲自处理行政与判案的细节，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结论前决不休息。除非他的子民强迫他，否则他不接受报酬。在他的遗嘱里，他决定将他生前所领的俸给全部归还给新政府。但是阿拉伯各部落误认他这种谦恭的态度是意志薄弱。对伊斯兰教只是虚与委蛇的皈依者，由于误解这一点，拒绝负担由穆罕默德所规定的什一税。当艾卜·伯克尔坚持时，他们却向麦地那进军了。他在一夜之间，招募了一支临时军队，破晓前即追踪打击叛军（632年）。而当时阿拉伯军中以残酷著称的将领哈立德·伊本·阿尔—瓦立特（Khalid Ibn al-Walid）奉命敉平骚乱的半岛使之归于正统，他们只好在忏悔中奉上什一税。

这种内部分裂，是导致阿拉伯人征服西亚的原因之一。在艾卜·伯克尔就职之初，哈里发绝没有想到这种扩张的计划。叙利亚的阿拉伯诸部落拒绝基督教与拜占庭，避开帝国的军队，向穆斯林求援，艾卜·伯克尔立即给予军火支援，并激起他们反抗拜占庭的斗志。这一向外扩张的举动，反而促使了阿拉伯内部的统一。耐不住饥饿又惯于作战的贝都因部落，欣然加入这些显然有限的战役中，在他们未认清真相前，这些沙漠中的怀疑论者，已狂热为伊斯兰教赴死。

导致阿拉伯向外扩张的原因很多。基于经济上的有：在穆罕默德前一世纪，政治上的衰微，已经使水利系统破坏，人口的生殖率超越了土地所能提供的供应量，渴望获得更多的可耕地，刺激着这群阿拉伯人。基于政治上的有：拜占庭及波斯两国由于战争及相互蹂躏而耗竭了国力，日趋式微；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繁重，行政失误，且不能保护人民。基于种族上的有：居住在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部落，对接受入侵者的规章及信仰，不觉得有任何困难。基于宗教上的原因：拜占庭政府对基督一性论教派、景教及其他宗派的高压手段，使住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大量少数民族日益不满，甚至帝国的禁卫军也是如此。当战争逐步推进，宗教的角色也逐渐重要。那些伊斯兰教领袖都是穆罕默德的狂热信徒，对祈祷的热情甚于对战争的爱好；他们以宗教的狂热鼓励信徒，宣称在圣战中死去，是进入天国的最好途径。基于士气上的原因：近东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及修道生活日渐式微，为了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已染上了阿拉伯的习气并部分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教义。阿拉伯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凝聚力，他们习惯了艰苦及视战利品为报酬，他们能在饥饿的状况下战斗，而将丰盛的餐点寄托于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并非野蛮人。“公正，他们正应是，”艾卜·伯克尔大声疾呼着，“勇敢，宁死毋屈！仁爱为怀，毋杀老弱妇孺。不要摧毁草木、五谷及牲畜。言出必行，即使对敌人也要信守诺言。不要干扰遁世的宗教人士，至于其他的人，则应强迫他们成为穆斯林，或对我们朝贡；如他们拒绝这些条件，就杀了他们。”给予敌人选择的不仅是伊斯兰教或战争，朝贡也是一种选项。军事扩张的最后的原因是：当这支胜利的阿拉伯军队，吸收了众多饥饿又雄心勃勃的新兵之后，即使仅欲维持足够的粮饷，就得要去征服新的领土。战争进展制造了更多的难题：一次胜利要求另一次更大的胜利，一直到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迅速超过罗马人，其持久更甚于蒙古人——创下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

633年初，大将军哈立德·瓦立特“绥抚”阿拉伯骚乱后，应边境地区游牧部落的邀请，越过伊拉克边境，参与袭击附近一个部落。因为不习惯游手好闲和平淡无奇的日子，哈立德及其500名徒众便接受邀请，与2500名部落壮丁会合，侵入波斯领土。我们无法确知这次冒险是否获得艾卜·伯克尔的首肯，但显然他很明智地接受了这次侵略的成果。哈立德在此役中占领了希拉，并将丰富的战利品奉送给哈里发，得到了哈里发如下的赞许：“女人已黔驴技穷，女人再不能生出像哈立德这样的人了。”女人在胜利者的思维及战利品中已成为重要的一项。在围攻埃墨萨（Emesa）的战役中，一位阿拉伯青年将领描述叙利亚少女的美色，以燃起士兵们的狂热。当希拉城破时，哈立德要一位名叫克尔玛特（Kermat）的妇女与一名阿拉伯士兵结婚，因该士兵宣称穆罕默德曾将她许配给他。这位少妇的家人忧伤不已，但是克尔玛特却淡然处之。“蠢材才会看上我的年轻美貌。”她说，“他却忘了青春可不能持之永恒。”这位士兵看望了她以后，答应她以少许金子赎回自由。

正当哈立德欲享受希拉的胜利果实时，哈里发却又给他一道命令，派遣他去支援靠近大马士革正受到强大的希腊军队威胁的阿拉伯军队。从希拉到大马士革有五天要在干旱的沙漠中行军。哈立德征集驼队，使他们饱餐一顿。一路上，士兵们屠宰骆驼从其腹囊里取水止渴，而其坐骑则靠驼奶充饥。当哈立德的军队抵达距大马士革西南60英里的雅穆克（Yarmuk）河边时，军需品已全部耗尽。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这支仅4万人（一说2.5万人）的阿拉伯军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击败了24万人（一说5万人）的希腊大军（634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赫勒克留率全部叙利亚军队冒死一战，使叙利亚变成了伊斯兰教帝国扩张的根据地。

正当哈立德获胜之际，艾卜·伯克尔逝世的消息传来（634年），而新哈里发欧麦尔希望哈立德将军队统率权交给俄拜德（Abu Obeida）。哈立德隐瞒这一消息，直至战事完全胜利为止。欧麦尔是艾卜·伯克尔的首席顾问和全力支持者，因此艾卜·伯克尔临终指定他为继承人时，没有人置疑这个决定。然而欧麦尔与艾卜·伯克尔却是相反的典型：他身材高大，肩很宽，富有感情。两个人相同之处为：俭朴，秃头，须发染色。由于岁月和责任感，他养成一种暴躁与冷静交加的复杂性格。他曾经因不公正地打了一位贝都因人而恳求对方——毫无效果——还以同样的殴打。他在道德与宗教方面皆主张严肃，要求每一位穆斯林严格遵守各种行为准则。他随身携带一根鞭子，随时随地鞭笞违反《古兰经》的穆斯林。据圣传记载，他曾亲自鞭打其酗酒的儿子至死。据伊斯兰教历史学家说，他只有一件一补再补的衬衫和披风，以面包和椰枣果腹，以白水解渴。晚上睡在用棕榈叶铺成的床上，不比苦行僧所穿的粗毛衣服更舒服。他唯一关怀的是借着文字和武力传道。当波斯帝国的一位省长向欧麦尔致敬时，发现这位东方的征服者与一群乞丐一起睡在麦地那一座清真寺的石阶上。但我们不敢保证这一故事的真实性。

欧麦尔免除哈立德的职务，因为“上帝之剑”不断地染上其残酷行为导致的斑斑血迹。这位顽强的将领对贬谪处之泰然，他坦率地接受俄拜德的处置，而俄拜德也明智地接受他的忠谏，而反对他在胜利后的暴虐行径。精于骑术的阿拉伯人，证明自己比波斯人和希腊人的骑兵和步兵更为精锐，中世纪早期没有一支军队能抵抗他们在战场上的嘶吼，他们那种神奇的战术和快速的军事行动。他们很小心地选择有利于他们骑兵移动的平坦战场。635年他们攻占大马士革，636年攻占安条克，638年取得耶路撒冷。至640年，整个叙利亚已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1年，波斯和埃及相继被他们征服。耶路撒冷教长索菲洛尼乌斯（Sophronius）要求哈里发亲自前来批准降约，以为有条件的投降。欧麦尔欣然同意，轻骑简从自麦地那出发，随身只带了一袋玉米、一袋椰枣、一壶水和一只木碟。哈立德、俄拜德及其他阿拉伯将领闻讯出迎。他看到他们的华服绣骑甚为不悦，就地抓起一把石子向他们掷去，大声斥责道：“滚开，你们应该这般装束来欢迎我吗？”他很仁慈和礼貌地接待索菲洛尼乌斯，课以被征服者一点贡品，并保证基督徒可在安定和平中保有他们的神龛。一些基督教历史学者说他曾陪伴教长巡视耶路撒冷。在他停留的十天中，他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清真寺建地。然而，他得悉麦地那人民唯恐他将以耶路撒冷为伊斯兰教的重要据点，很是不满，他立刻回到文化水平较低的麦地那去。

对波斯和叙利亚的控制稳固后，马上掀起了一股从阿拉伯向北方和东方移民的浪潮，堪与历史上日耳曼民族向被征服的罗马各省移民相比。女人也参加了这一次移民，但在数量上不及阿拉伯男人那么多。因此，男性征服者们娶基督徒和犹太人为侍妾，而承认自己与这些妾侍们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如此在那里生活并繁衍着。到644年，在叙利亚和波斯的“阿拉伯人”已增至50万之多。欧麦尔禁止这群征服者购置或耕植土地。他希望在阿拉伯以外也能永远保持一个军人阶级，由国家优容供给一切，但须严守军人本职。他的禁律在其死后即被抛诸脑后，他豁达大度，导致他的法令几乎在生前就被置若罔闻了。他将掳获的战利品的4/5分给军队，只有1/5归属国家。头脑精明的少数人，不久即搜购了大批物资，增加了阿拉伯的财富。库赖什的贵族们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地兴建堂皇的宫殿：祖贝尔（Zobeir）在数个城市拥有华丽的宫殿，并拥有1000匹马和1万名奴隶。拉赫曼（Abder Rahman）拥有1000匹骆驼、1万只羊和40万第纳尔。欧麦尔眼看他的子民日趋腐化，甚为忧心。

欧麦尔在一座清真寺主持祈祷时，被一名波斯奴隶刺伤（644年）。由于不能说服莱赫曼作为他的继承人，垂死的哈里发即指定六人来选择他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希望能操纵未来的哈里发，他们竟然选了六人中最懦弱的一人为继承人。奥斯曼·伊本·阿凡（Othman Ibn Affan）是一位年迈仁慈的长者，他重建并美化了麦地那的清真寺，并全力支持赫拉特（Herat）、喀布尔（Kabul）、巴尔克（Balkh）、第比利斯（Tiflis），及从小亚细亚到黑海的将领们。但非常不幸，他是早期穆罕默德最强悍的敌人、贵族化的倭马亚氏族的忠诚一员。倭马亚人蜂拥至麦地那，凭着与这位年老的哈里发的关系，坐享别人用血汗换来的成果。他却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不久就有成打优厚的官位，交到蔑视虔诚穆斯林清修与简朴生活的倭马亚人手中。而胜利的果实使伊斯兰分裂成几个互不相让的派别：来自麦加的避难者与麦地那的援助者相互对立；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圣城与日益发展的新兴伊斯兰教城市，如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相对立；库赖什的贵族政治与贝都因的民主政治相互诟责；阿里领导的哈希姆派与穆阿维叶——穆罕默德主要敌人苏夫扬的儿子，时任叙利亚总督——领导的倭马亚派对立。654年，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在巴士拉宣扬革命主义：穆罕默德将再转入人世，阿里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奥斯曼是一位僭主，他所任命的官员是一群无神论暴徒。在巴士拉遭到驱逐后，这个犹太人避入库法。在库法再度被赶走，他逃到埃及。在埃及，他的煽动言论却得到听众热烈的反应。将近500名埃及穆斯林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麦地那，要求奥斯曼让位。遭到哈里发拒绝后，他们就将他围困在皇宫里。最后他们涌入宫中，在他诵读《古兰经》时把他杀死（656年）。

倭马亚的领袖们随即从麦地那四散逃走，而哈希姆派立即拥立阿里为新的哈里发。在青年时期，阿里是信仰虔诚而又忠心耿耿的典型穆斯林。现时他已55岁，秃头，体格健硕，慈蔼，谨慎。他对以政治代替宗教及以阴谋代替虔诚信仰的事件感到痛苦并畏缩。各方面要求他严惩凶手，但因他迟迟未有行动而让凶手们逃走。他要求奥斯曼所任命的官员辞职，被大多数人拒绝。相反，穆阿维叶将奥斯曼沾满血渍的一件袍子，及奥斯曼太太为援救、庇护其夫而被砍落的手指头在大马士革示众。曾受倭马亚人统治的库赖什人帮助穆阿维叶，先知的伴护祖贝尔和泰勒哈（Talha）也起来反对阿里，并对哈里发的职位提出反对意见，而穆罕默德的骄矜的寡妇艾莎也离开麦地那前往麦加，参加叛乱。正当巴士拉的穆斯林宣布革命时，阿里向库法的退役军人求援，声言如他们出兵相助，他将以库法作为他的首都。他们应允了。在“骆驼之役”（Battle of the Camel）——因艾莎在驼骑上指挥作战而得名——中，两军在今伊拉克南边的霍莱巴（Khoraiba）相遇。祖贝尔和泰勒哈两人兵败被杀。艾莎受到优待，送返麦地那老家。而阿里迁都至靠近巴比伦古城的库法。

在大马士革，穆阿维叶招募、组织了另一支叛军。他是老于世故的人，对穆罕默德的启示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没有一个贵族会以宗教来限制他自己在世间的享受。他对阿里发动战争，旨在恢复被穆罕默德夺去的库赖什族的寡头统治权。阿里那支重新组织的军队，与穆阿维叶的军队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隋芬（Siffin）相遇（657年）。当穆阿维叶的将领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命士兵将《古兰经》用矛头挑起，并要求“根据安拉的话”作一公断时——假定在圣典里可找到解决争端的方法——阿里占了上风。顺应军队的坚持，阿里同意了。仲裁人立即选定，将以六个月的时间解决争执，同时命两军各返原地休息。

此时阿里的一部分部属转而反对他，他们另组派别和军队，称为哈瓦利吉德（Khariji）。他们辩称哈里发应由人民来选举或罢免，他们中有些是除了真主以外、拒绝政府组织的宗教无政府论者。他们全都拒斥新的伊斯兰统治阶级的世俗地位及奢侈作风。阿里尽力以教义说服他们归心，但失败了。他们的虔诚竟变成了狂热，甚至变成暴乱。最后，阿里向他们宣战并扫荡他们。正当此时，仲裁者们一致决议，阿里和穆阿维叶双方撤回对哈里发职位的要求。阿里的代表宣布罢黜阿里，而阿慕尔宣称穆阿维叶为哈里发。在混乱的情形中，哈瓦利吉德派的一名狂徒在库法接近阿里，并将一把浸有毒液的利剑刺入阿里的脑袋中（661年）。阿里殉难的地方，变成什叶派（Shia sect）的圣地，该派尊阿里为安拉神的代理人，使阿里的陵寝所在地成为朝圣者的目标，与麦加一样神圣。

住在伊拉克的穆斯林另立阿里之子哈桑（Hasan）承继大统。而穆阿维叶向库法进军，哈桑称臣，从穆阿维叶处领得优厚的抚恤金，隐居麦加。他一生结婚百余次，最后被哈里发善妒的妻子毒死，时年45岁（669年）。穆阿维叶获得了全伊斯兰人民勉强的效忠，然而出于他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且麦地那已不再是伊斯兰教人口和伊斯兰教势力的中心了，所以他建都大马士革。在苏夫扬之子的领导下，库赖什贵族终于战胜了穆罕默德派，而神权继任制的共和政体成为世俗世代相传的君主政治，闪米特的律法取代了波斯和希腊人在西亚的统治，欧洲人在此一区域1000余年的政权从此被逐出，而伊斯兰教势力从此在近东、埃及和北非维持了近13个世纪的影响力。

倭马亚王朝（661—750）

让我们给穆阿维叶一个公正的评价：他最初因仁慈的欧麦尔的指派，成为叙利亚总督而掌握大权，然后领导镇压刺杀奥斯曼的凶手。他诡计多端而很少使用武力。他说：当鞭子能收效时，我不使用我的宝剑；当我的唇舌足可应付时，我不用鞭子。倘使有一丝希望令我与我的朋友结合在一起，我决不主动与之决裂。当他们进一步时，我就让一分；而他们让一分时，我就进一步。因此在他获取权力的过程中，残杀事件较其他开国君主为少。

跟其他篡位者一样，他体会到用宽大的胸怀和庄严的仪式来巩固王位是必要的。他以拜占庭诸王为榜样，而拜占庭诸王取法自波斯皇帝。这种自塞勒斯大帝传下来的君主政体形式，间接地表明它在政府中的适用性及对未启蒙人民的剥削。穆阿维叶的统治带来了繁荣，平息了部落间的争斗，巩固了从阿姆河至尼罗河岸的阿拉伯政权，这一切都证明他的统治方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避免选举哈里发所造成混乱争斗的唯一方法是实行世袭制度，所以他指定其子叶齐德（Yezid）为王位继承人，并定下境内诸王国向其子宣誓效忠的誓言。

可是穆阿维叶一死（680年），争夺王位的战争仍不能幸免。居住在库法的穆斯林带信给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侯赛因（Husein），说如他能前来并以库法为首都，则他们愿竭力为他登上哈里发之位而战。侯赛因于是率领全家及70位忠心耿耿的随从离开了麦加。在距库法北边25英里的地方，这一支队伍遭遇到叶齐德部将俄拜杜拉（Obeidallah）军队的拦截。侯赛因拟投降，而他的部属主战。侯赛因10岁大的侄子卡西姆（Qasim）被流矢射中，在侯赛因的怀中死去。侯赛因的兄弟、子侄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直至全部被杀。妇女及孩童都颤抖不已，只能旁观。当侯赛因的首级被带至俄拜杜拉的跟前，他毫不在乎地用权杖翻来覆去地拨弄着。“轻些。”一位官员抗议道，“他是先知的孙子，安拉神可作证，我曾看到他的两片红唇上印有先知的亲吻！”（680年）在卡尔巴拉（Kerbela），侯赛因遇难之处，什叶派穆斯林建了纪念他的神龛。每年忌日，他们将此幕受难剧重演一次，以示对阿里、哈桑和侯赛因的怀念。

艾卜杜拉是祖贝尔之子，他重拾叛乱的余绪。叶齐德的叙利亚军队将其击败，并将他围困在麦加。从弹弓上射出的飞石击中了神圣的长廊，并将黑石击裂成三块；又纵火焚烧，使克尔白被夷为平地（683年）。不久包围尽撤，叶齐德已死，大马士革守军困乏。在两年多的王室混战中，有三位哈里发先后把持王位。最后穆阿维叶的堂兄弟的儿子，阿卜杜—阿尔—马立克（Abd-al-Malik）以残酷的手段终止纷乱，而以相当温和、智慧及公正的手腕统治全境。其将领优素福（Hajjaj Ibn Yusuf）征服库法，重新围攻麦加城。艾卜杜拉时年72岁，在百岁老母的激励下，奋勇抗敌，直至兵败被杀，其首级当作信物送交大马士革当局验明，躯体则悬挂示众一段日子后，交其母领回（692年）。在此后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里，马立克常填写诗词，资助文学家。他周旋在八位娇妻之间，并抚育了15个儿子，其中四位先后继承了哈里发之位，因此他得到了“太上皇”的尊称。

他长达20年的统治，为他的儿子瓦立特一世奠定了成功的基础。阿拉伯人向外扩展的事业又重新开始：705年征服巴尔克，709年征服布哈拉，711年西征西班牙，712年征伐撒马尔罕。在东方诸省，优素福发挥了足与其野蛮相称的创造力：变沼泽为良田，在干旱地区兴修水利，开凿并整治运河系统。这位小学教师出身的名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引介注音符号以改革古老的阿拉伯拼字法。瓦立特一世是模范帝王，他喜欢行政事务甚于战争。他鼓励发展工商业，开辟市场，改善道路；设立学校，兴建医院——包括已知的第一所麻风病医院——及收容老弱、残疾者之家；扩充并美化麦加、麦地那及耶路撒冷等地的清真寺，并在大马士革兴建一所较大的清真寺，该寺院至今尚存。除了这些工程，他作诗、谱曲、弹维忽拉，也很有耐心地倾听其他诗人和歌唱家的朗诵吟唱，享受彻夜宴饮之乐。

他的兄弟、继承人苏莱曼（Suleiman），将人力和财富浪费在攻打君士坦丁堡上，但徒劳无功，他常以醇酒佳肴和下贱女人来消遣自己，死后仅获得将权力遗赠给其堂兄弟的荣誉。欧麦尔二世在其任内决定弥补倭马亚王朝前期的哈里发们不虔诚和放荡不羁的行为。他终生孜孜以求笃践履行并发扬信仰的光辉。他言行简朴，穿着褴褛，不熟悉的人真不相信他就是一代之君。他嘱咐他的妻子，将她父亲给她的珠宝奉献给国库，她听命遵行。他告诉妻妾们，政府的事务使他不能悉心照顾她们，并听任她们离去。他轻视那些仰赖朝廷的诗人、演说家和学者，而对王国中博学之士非常恭敬地畀予顾问之职。他与邻邦和平相处，撤去包围君士坦丁堡的驻军，也召回了戍守在仇视倭马亚王朝统治的伊斯兰教城市的禁卫军。虽然他的前任们以人头税的减少为借口不鼓励人民改宗伊斯兰教，欧麦尔则大量接受基督徒、祆教徒及犹太人皈依伊斯兰教。当他的财务官员们抱怨他的政策使府库收入减少时，他却回答说：“以安拉为见证，我是多么高兴见到每一个人都变成穆斯林啊！从此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土地以谋生。”另外一些刁滑的咨议以要求行割礼来阻止皈依伊斯兰教的狂潮，欧麦尔，这位伊斯兰教的保罗，要求他们取消这一规定。对那些仍然严拒皈依的，他订下严格的限制，剥夺他们在政府中的任职权，禁止他们建造新的神龛。不到3年，他因病逝世。

从叶齐德二世那里，我们可看到穆斯林特性及习俗的另一面。叶齐德二世是马立克的小儿子。叶齐德热恋上一名叫作哈比芭的女奴。他还青春年少时，就花4000金币买了她。他的兄长苏莱曼哈里发迫使他将她还给卖主，但是叶齐德二世无法忘怀她的美色和温柔性格。当他入继大统后，妻子问他：“亲爱的，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去追求的吗？”“有。”他回答，“哈比芭。”这位尽职的妻子，就遣人将哈比芭带来，赠给叶齐德二世，自己则隐退入侍妾群中。一天，叶齐德二世与哈比芭宴饮作乐，戏将一颗葡萄核投入她的嘴里，使她在他怀中窒息而死。一周后，叶齐德二世也忧郁而终。

希夏姆（Hisham）公正而平静地统治了王国19年，改良朝政，度支国用，死时国库充裕。但是圣哲的懿德也许就是统治者败亡的原因。希夏姆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各省叛乱蜂起，渴望着有一位挥霍无度的君王的首都呈现一片混乱的景象。他的继承者却为这个仍能胜任的王朝带来了生活奢侈及荒废朝政的恶名。瓦立特二世是宗教上的怀疑论者与放荡不羁的享乐主义君王。他得悉其叔希夏姆的死讯，兴高采烈。他囚禁了希夏姆的儿子，攫夺了已故哈里发亲属的财产，然后疏于政务，挥霍无度，耗尽国库。他的政敌们说，他整天泡在酒池里，饮酒止渴。以《古兰经》当箭靶子练习射箭，并派他的情人们代替他主持公开的祈祷仪式。瓦立特一世之子，也名叶齐德，杀了这位暴君，他在统治国家6个月后死去（744年）。其弟易卜拉欣继位，却无力保住王位，被一位将领夺了权。易卜拉欣以穆万二世（Merwan II）的名义，凄凄惨惨地统治了6年，可算是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了。

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倭马亚王朝的诸位哈里发对伊斯兰教是颇多建树的。他们拓展了空前绝后的政治疆域，除了短暂的政治昏暗外，赋予新帝国一个有条理、自由的政府。但在8世纪，这种不确定性的世袭制度，常常将王位给予无能者，他们将府库财产用罄，将行政委于弄臣，而对几乎总是阻挠伊斯兰教政权统一的个人主义却束手无策。旧有的部落仇恨变成了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哈希姆和倭马亚派彼此恩怨很深，表面上的合作俨然超过实际上的敌对。阿拉伯、埃及和波斯对大马士革甚表愤慨。骄傲的波斯人，坚信他们与阿拉伯人同样优秀，要求拥有优越的地位，他们已不能忍受叙利亚人的统治。穆罕默德的后裔们，看到了统治伊斯兰的主子是先知的敌人中最顽固而且最后改宗的倭马亚派，深为愤慨。他们震惊于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对道德的放纵——也许那是宗教宽容的象征，祈求有一天安拉会派遣救世主转世，把他们从这种屈辱的环境中拯救出来。

所有这些敌对的力量需要的，是众望所归的人进行领导，使他们统一和合作。阿卜·阿尔—阿巴斯（Abu al-Abbas），穆罕默德一位叔叔的玄孙，在遥远隐蔽的巴勒斯坦某地显示出了这一统御才能。他组织起境内的叛乱团体，并完全获得了波斯国家主义者什叶派的赤诚拥戴。749年，他在库法自封为哈里发。穆万二世与阿巴斯的叔叔艾卜杜拉统率的叛军在扎卜（Zab）河相遇，穆万二世战败，一年后大马士革弃守。穆万二世被杀，首级送至阿巴斯验明正身。但是，新哈里发并不因此而满足。“如果他们吸干我的血，”他说，“不能因此而解除他们的饥渴；同样的，这人的鲜血也止不住我心头的愤怒。”他自称为“吸血魔王”（the Bloodthirsty），命令将所有倭马亚世系的王子王孙斩尽杀绝，以杜绝这一没落王朝复辟。此事由已为叙利亚总督的艾卜杜拉主持。他宣布大赦倭马亚派，为证明所言非虚，他邀请了80位倭马亚派的领袖人物共餐。席间，他发出暗号，伏兵蜂拥而上，他们全在乱刀下倒卧于血泊中。地毯上躺卧着倒下去的人，阿巴斯王朝的庆功宴就在这些尸身上继续，音乐伴着死亡的呻吟。几位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尸体被从墓中掘出，这些无肉的骷髅被鞭笞、悬吊示众和焚烧，骨灰随风飘散。

阿巴斯王朝（750—1058）

·哈龙·阿尔拉希德

阿卜·阿尔—阿巴斯所统治王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绵延至大西洋沿岸，包括信德（Sind，位于印度西北境）、巴鲁吉斯坦、阿富汗、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克里特、埃及和北非。但是西班牙的穆斯林不承认他的权威，在他统治的第12年，信德也终于摆脱了他。由于大马士革对他的仇视态度，库法不能给他安全感，阿巴斯就将首都迁至库法北边的安巴尔（Anbar）。帮助他夺取政权的那些人，现在都已是封疆大臣了，他们不论出身门第或文化素养，都是优秀的波斯人。阿巴斯吮饮热血之余，以伊朗人精干、文雅的风仪塑造宫廷的礼貌，施展一系列开明政治。哈里发也促进了艺术、文学、科学及哲学的发展，提高了文化的生命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波斯终于征服了它的征服者。

阿巴斯于754年死于天花。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波·加法（Abu Jafar）以“胜利者”阿尔—曼苏尔（Al-Mansur）的名义入继大统。曼苏尔的母亲是柏柏尔族女奴。蓄妾制度及其子女的合法地位，使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除了3位以外，其他34位都是由奴婢及妾侍生育、抚养的。新任哈里发时年40岁，身材瘦长，蓄有髭须，肤色黝黑而态度庄严，不沉溺于美色，不与酒肉及歌舞为友，对文学、科学和艺术非常重视。他雄才大略而勇敢果决，凭着他刚毅的政治家风度，建立了一个罕见的王朝，避免了这一王朝随着阿巴斯的死亡而衰亡。他孜孜不倦地亲理朝政，在巴格达另建新都，重组政府和军队，使之有持久的生命力，敏锐地照应每一部门和每一事务，经常罢黜贪官污吏——甚至不避兄弟之情——将被侵吞的公款收缴入国库，运用国库财产时，极度节省，以致他没有一个朋友，却赢得了“铜元之父”（Father of Farthing）的尊称。他统治之初，仿效波斯人的方法设立一个内阁，这一机构在阿巴斯王朝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任命巴尔马克（Barmak）之子哈立德为第一任首相，巴尔马克家族在阿巴斯王朝中担任重要的职务。曼苏尔和哈立德两人携手合作，创造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些果实最后均落入哈龙·阿尔—拉希德的手中。

曼苏尔的德政共持续了22年，他死于往麦加朝圣的旅途上。其子阿尔—马赫迪（Al-Mahdi）也可说是非常仁慈的。除了最危险的分子外，他几乎宽赦全部触犯法律的人，对美化都市也毫不吝啬，提倡音乐和文学，用理性的禀赋处理帝国的政务。拜占庭政府借着阿巴斯王朝革命的机会，乘机收回被阿拉伯人统治的小亚细亚领土，马赫迪即派遣其子哈龙率军收回被窃据很久的地区。哈龙将希腊的军队驱回君士坦丁堡，并威胁其首都，爱琳女皇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答应每年向哈里发朝贡7万第纳尔。自那时起，马赫迪就称年轻的哈龙·阿尔—拉希德为“正直的亚伦”（Aaron the Upright）。先前他曾指定另一王子阿尔—哈迪（Al-Hadi）为王位继承人，如今看到哈龙的卓越才干，就要求哈迪将继承权让给其弟。这时哈迪正统军东边，拒绝了其父的要求，并且拒绝接受回巴格达的命令。马赫迪与哈龙父子即前往擒他。不幸得很，年仅43岁的马赫迪病死途中。哈龙接受了哈立德之子，巴尔马克家族的雅耶（Yahya）的谏议，承认哈迪为哈里发，而自封为其继承人。但是正如萨迪的一句名言所说：“十个托钵僧可共同睡在一张破毯子上，而一国却容不下两个国王。”哈迪不久即驱黜哈龙，囚禁雅耶，并立己子为继承人。不久哈迪死去（786年）。据说是其母偏爱哈龙，用枕头将哈迪窒死。哈龙登基，雅耶为首相，开创了伊斯兰教历史上最著名的王业。

《天方夜谭》把哈龙描述为一位快活而有教养的君主，偶尔专制残暴，通常则慷慨好施而富人道精神。因为喜欢美好的故事，他令人将其记录下来存在档案里，为了酬谢一位女说书家而常与她同席。除了历史学家所不悦的逸乐外，几乎他的所有性格都流芳史册。这正说明他是一位虔诚刚毅的正统派穆斯林，他严格限制非穆斯林的自由，每两年向麦加朝圣一次，履行每日祈祷膜拜百次的规定。他嗜酒如命，但都是与一些密友私下宴饮。他有七位妻子及数位妾侍，11个儿子和14个女儿，除了阿尔—艾敏（Al-Emin）为祖贝达（Zobeida）公主所生外，其余均为奴隶所生。他对自己的财富极为慷慨。当他的儿子阿尔—马蒙（Al-Mamun）与一名宫女热恋时，这位父王就把她赐给他，只要求他填几行诗作为酬金。他爱好诗词甚于一切，有很多次他赐予诗人们丰厚的礼物，如他因诗人麦尔旺（Merwan）写了一首简短的颂诗，赐给他5000金币、1件锦袍、10名希腊女奴和1匹骏马。他最喜欢的伴侣是放荡不羁的诗人艾卜·努瓦斯（Abu Nuwas），他一再被这位诗人傲慢的态度或公开的败行所触怒，而他也一再地为诗人优美的诗篇而释怀。他在巴格达聚集了一大批诗人、法学家、医生、文法家、声韵学家、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和诙谐家。他用各种不同的态度来赞赏他们的成就，赏赐丰厚，也得到他们数以千计的歌颂礼赞。他本人是一位诗人、学者，口齿伶俐，能即席演说。与同时代君士坦丁堡爱琳女皇、法兰西查理曼大帝及稍后长安的唐玄宗相比，无论在财富、权势、生活以及文化进步上，哈龙都要超过他们许多。

但他不只是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他致力于政务，获得公正审判人的美誉——虽然他那时的施舍和铺张是前所未有的——但当他死时，在国库中仍然留下4800万第纳尔的财产。他曾率军亲征，使四境相安无事。他将大部的行政事务及政策性决定委诸聪明绝顶的雅耶。他登基后不久，就召见雅耶说：“我任命你统治全国臣民，依你的方法治理他们，依你的意志任免官吏。用你认为最适当的方法处理事务。”为了证明他将践履自己的诺言，他将戒指赐予雅耶。这是一件极端而轻率的授权行为，但是年仅22岁的哈龙，自忖尚未有能力来治理偌大的一个王国。这一行动，也可说是他对曾为自己老师的雅耶的感恩举动。这位老师他曾以父执之礼事之，也曾因他之故而遭受牢狱之灾。

雅耶的作为证明他是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行政专家。亲和、慷慨、贤明而不辞劳苦，他将这一政府带入行政效率最高的时期。他建立起有序、安全、法治的社会，修筑道路、桥梁、馆驿，并疏浚运河。即使他厉行苛税来充实官库及私囊，各省仍能保持繁荣的局面，他跟哈里发一样，对文学或艺术极力提倡。他的两个儿子阿尔—法德勒（Al-Fadl）和贾法尔（Jafar）也从他那里得到高官厚禄，但他们都能洁身自爱。他们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兴建很多宫室，豢养了一群诗人、弄臣和哲学家。哈龙对贾法尔极其喜爱，因此引来不少谤议。哈里发将他的一件袍子做了两个领子，使他们两人能同时穿这件袍子，看起来好像一个身体上长了两个脑袋一般。穿着这种暹罗式的袍子，他们共同出现在巴格达的夜生活中。

我们不能确知巴尔马克家族权力突然终止的真正原因。伊本·哈尔敦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僭夺权力，处理公共岁入的审慎态度，致使阿尔—拉希德要求些微的财物而不能得到满足”。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步入中年，发现无论在追求感官的享乐上，还是知识的满足上，都不能使自己的才能完全表现出来，他后悔自己赋予首相的权力太大了。他命令贾法尔将一名叛党处死，而贾法尔竟任由该人逃遁。哈龙无法宽恕这一故意的疏忽。在《天方夜谭》，有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说：哈龙的姐妹阿芭莎与贾法尔坠入情网。而哈龙曾宣誓，要使他的姐妹们的哈希姆血统，成为永远纯洁高贵的阿拉伯血统，而贾法尔却是波斯人的后裔。哈里发答允他们结婚，但要求他们保证除非获得允许否则不得相会。这对恋人不久即破坏了这一约定，阿芭莎秘密地为贾法尔生了两个儿子，隐藏在麦地那抚养。哈龙的妻子祖贝达发现了这件事，并告知哈龙。哈里发立刻传见首席刽子手墨斯努尔（Mesrur），命他杀了阿芭莎，将尸体埋在宫中，哈里发亲自监督事情的进行。然后哈里发令墨斯努尔割下贾法尔的首级呈见，墨斯努尔照办。哈里发最后遣墨斯努尔从麦地那领回两个孩子，哈龙与这两个俊美的孩子谈了一阵，赞许他们一番，随后也将其杀了（803年）。雅耶及其子阿尔—法德勒也被囚禁。他们获准继续保有家族及奴婢，但是终身不得自由。雅耶于贾法尔死后两年去世，阿尔—法德勒则在雅耶死后五年死去。所有巴尔马克家族的财产，约有3000万第纳尔悉数充公。

哈龙也没有活多久。有一个时期，他以工作来排遣幽怨及悔恨，甚至进行惨烈的战争来逃避内心的困扰。当拜占庭皇帝尼斯福劳斯一世（Nicephorus I）拒绝继续奉献爱琳女皇承诺的金钱，并大胆地索还已经贡献的财物时，哈龙的回答是：“在慈悲、怜悯的安拉神面前，我哈龙哈里发传话给罗马之狗尼斯福劳斯：我收到你的信了，你这荡妇的儿子。我的回答是睁开你的眼睛瞧个仔细，不要只凭耳朵瞎听。”他立即率军远征，从他建立在拉卡（Raqqa）的新皇宫出发，出其不意地攻入小亚细亚，尼斯福劳斯立即同意继续朝贡（806年）。而对查理曼大帝——拜占庭的有力屏障——他则派遣使者，备了许多礼物前往，这些礼物包括一支结构复杂的水表和一头大象。

哈龙虽然只有42岁，他的两个儿子阿尔—艾敏及阿尔—马蒙，已经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并盼望他死去。为缓和他们的对立，哈龙安排马蒙承袭底格里斯河以东诸省，艾敏则统治其余部分，若一人早死，另一人则统治王国全境。兄弟俩签订契约，并在克尔白前宣誓遵守。同一年（806年），呼罗珊境内发生叛乱。哈龙即率两子前往镇压，那时他正患有严重的腹痛病。当军队行至伊朗东边的图斯（Tus）时，他已无法行动了。当叛军领袖巴辛（Bashin）被带至其面前时，他已陷入最后的挣扎。痛苦和忧郁已使他失去理智，哈龙痛斥俘虏使他从事这次致命的远征，并命人将巴辛碎尸万段，他亲自监督行刑。翌日，“正直的”哈龙逝世（809年），时年45岁。

·阿巴斯王朝的没落

阿尔—马蒙继续向莫夫（Merv）进军，并与叛军订立和约。阿尔—艾敏则回师巴格达，指定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为继承人，并要求马蒙割让东部三省，遭到拒绝后，即与之开战。马蒙的将领泰希尔（Tahir）击败了艾敏的军队，包围并且几乎摧毁巴格达。依照当时的习惯，艾敏被割下的首级呈送马蒙验看。马蒙当时仍留守莫夫，即自封为哈里发（813年）。叙利亚及阿拉伯诸部，因其为波斯奴隶之子，不愿臣服而继续抵抗他。然而未到818年，他已进驻巴格达，被承认为伊斯兰的统治者。

马蒙与曼苏尔和拉希德并列，是阿巴斯王朝三位著名的哈里发之一。虽然他也有那些可能使哈龙蒙羞的愤怒及残酷的行为，但一般说来，他仍是温驯且慈悲为怀的人。在他的咨议机构中，罗致了国内各大宗派的代表——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萨宾人及祆教徒——直至他的晚年，他都保证他们充分的信仰及礼拜的自由。在这位哈里发的宫廷中，思想自由蔚然成风。马苏地曾记述马蒙在位时某一个下午的盛况：

马蒙通常于每周二举行集会，专门讨论有关神学和法律上的问题。各宗派饱学之士纷纷走入铺有红地毯的会议室。桌上摆满美酒佳肴……当盛宴过后，奴隶们手捧着正燃着香料的香炉走进来，宾客们就纷纷用来熏身，然后才能够晋谒哈里发。他以公正的态度与他们辩论，可想见其谦和有礼不似人君。直至日落时分，用过第二次宴饮，方尽欢而散。

马蒙在位之时，皇家对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的支持，比哈龙更多更细致，因而留下了更为辉煌的成果。他派遣使臣至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及世界各地，搜罗希腊名著，并延聘译者将之译成阿拉伯文字刊行于世。他在巴格达建立一所科学学院，并在巴格达及塔德莫尔（Tadmor）建立天文台。医生、法理学家、音乐家、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都享受到他的恩宠。

他死得太年轻——享年48岁（833年）——可是却也死得太晚了一点，因为他是独裁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晚年迫害希腊正教徒，玷污了他的美誉。其弟、继承者穆耳台绥木（Abu Ishaq alMutassim）具备他的友善态度，却缺乏他所有的灵性。他周围有4000名土耳其军人作为保镖，就像罗马皇帝们依赖禁卫军一样。结果在巴格达，也跟罗马一样，发生了军人跋扈、废立国君的事情。首都的人民抱怨穆耳台绥木的土耳其卫士在街上肆无忌惮，破坏法纪。恐惧群众叛乱，哈里发即离开巴格达，在距巴格达北边30英里的萨迈拉（Samarra）另建皇宫。836年至892年间，有8位哈里发以此为寝宫及陵寝所在地。他们是穆塔西姆、瓦提克、穆塔瓦基勒、穆恩塔希尔、穆斯坦、穆塔兹、穆赫塔迪及穆塔米德，而穆塔米德在其死前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将首都迁回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方圆2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建立宏伟的宫殿和寺院，官吏则在此营建有装饰及壁画、喷泉、花园和浴池等设备的豪华住宅。阿尔—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花费70万第纳尔建了一处广大的聚会所，以表明他对信仰的虔诚。他只花了相当少的费用兴建在雅法里亚（Jafariya）的皇宫，包括珍珠殿和欢乐殿，这些建筑环绕以花园及溪流。为筹集兴建及装修的资金，他一面提高税收，一面将政府的高级官位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他同时以迫害异端、维护正统来保持安拉神的尊严。其子唆使土耳其卫队把他杀了，篡夺王位，自称为阿尔—穆恩塔希尔（Al-Muntasir），即“他在上帝中的胜利”。

在外力征服这一王朝之前，其内部因素加速腐化了哈里发的政权。由于过度的饮酒、淫欲、奢侈和堕落冲淡了皇族的血液，他们的子孙都很虚弱无能，不理朝政，只沉溺在声色之中。这种日渐增长的富贵逸乐、荒淫无度的生活，在统治阶级中蔓延滋长，而人民也随之纸醉金迷地生活，失去战斗力。这些未经训练的生手，当然无法统治如此分歧丛生的、庞大的帝国。种族与疆界纷争愈演愈烈。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基督徒、犹太人及土耳其人互相仇视。曾使阿拉伯人统一的信仰，分裂成各种教派，加深了政治及地域上的歧异。近东地区的生存依赖水利，那些化瘠土为沃野的运河，需要经常的维护、疏浚，那不是一个人或某一家族有能力提供的。一旦政府对运河系统的整治陷于无能和疏忽，食物的供给就远落在人口的增殖率之后，饥旱接踵而至，以平衡这一不平衡的现象。由饥荒和瘟疫带来的贫困，并没有使征税者有所收敛。农民、工人及商人眼看自己辛苦所得纳入政府的花费及私囊，对从事生产、拓展商业也就失去了兴趣。结果政府财政崩溃，岁入减少，军队粮饷不能按时给付，军心不稳。就像当年日耳曼军队取代罗马军队的地位一样，土耳其军人在阿拉伯军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穆恩塔希尔以来，土耳其军人就控制了废立哈里发的实权。这一连串卑鄙血腥的宫廷阴谋，造成巴格达哈里发的更替频繁。

中央所发生的政治上的变乱及军事上的软弱，造成了帝国的解体。统领各省的行政长官与中央只具形式上的联系，他们计划永久巩固其地位，使其成为世袭制度。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1年，埃及于868年相继宣布独立。九年后，埃及军事统帅攫夺叙利亚，至1076年已控制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阿尔—马蒙为酬谢其将领泰希尔的功业，将呼罗珊封给他及其子孙。泰希尔王朝（Tahirid）以半自治的方式统治了大部分地方，直至萨法尔（Saffarid）王朝兴起才告结束。929年至944年，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部落，哈木丹尼人（Hamdanid）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的北部，并以摩苏尔（Mosul）及阿勒颇（Aleppo）为其璀璨的文化中心，从而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国王赛弗—道拉（Sayfùl-Dawla）也是诗人，他将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法拉比（al-Farabi）和阿拉伯最受欢迎的诗人阿尔—穆太奈比（al-Mutanabbi）请到阿勒颇宫中居住。居住在里海高地的白益（Buwayh）酋长的后裔最后夺得了伊斯法罕及设拉子和巴格达（945年）。近一个世纪之久，他们迫使哈里发们依照他们的吩咐行事，使这位“信徒的司令”变成伊斯兰教正统派的领袖，而这一削弱中的国家听命于什叶派的白益酋长指挥。白益王朝最了不起的国君，阿杜德·杜拉（Adud al-Dawla），以设拉子为首都，使它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但是他也不忽视其他城市的建设，在他及其继承者的治理下，巴格达又重新找回了哈龙时代的光彩。

874年，萨曼的后裔，一位祆教徒贵族创立了萨曼王朝，统治着外高加索和呼罗珊两地，一直至999年。我们并不认为外高加索在科学和哲学史上有辉煌的成就，但在萨曼诸君统治下，布哈拉及撒马尔罕两城可与巴格达媲美，是学术和艺术中心。波斯语言复活，成为伟大文学的媒介。萨曼政府对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阿维森那予以妥善的保护，并任其使用宫廷丰富的藏书。中世纪最伟大的医生拉齐（al-Razi）将其医学上最重要的著作《曼苏里》（Al-Mansuri ）献给萨曼王朝的一位王子。990年，土耳其占领布哈拉，并于999年推翻了萨曼王朝。正如拜占庭用了将近三个世纪来抵御阿拉伯的扩张一样，现在穆斯林也不得不为对抗土耳其势力的向西扩张而战，稍后土耳其人必须抵挡蒙古势力的南侵。人口膨胀的压力，造成生活物资的匮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移民，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962年，一队土耳其冒险者，在当过奴隶的阿尔普提金（Alptigin）的率领下，由土耳其出发，侵入阿富汗，占领吉兹尼（Ghazni），并在那里建立伽色尼王朝（Ghaznevid）。苏布克提金（Subuktigin）原先是一名奴隶，最后成为阿尔普提金的女婿和继承人，他将王国的领域扩展至白沙瓦（Peshawar）及部分呼罗珊地区。而其子马赫穆德（Mahmud）将从波斯湾至阿姆河的全部波斯领土收入版图，经大小17次残酷的战争，将旁遮普（Punjab）也纳入帝国的范围，而把大量的印度珍宝收入他的府库。因为掠夺来的财富充实了府库，为了解决军队遣散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他将部分财富及人力用来建筑吉兹尼伊斯兰教聚会所。据一位伊斯兰教历史学家记载：

这座寺院有一个巨型大厅，厅内可同时让6000人举行礼拜，而没有不便的地方。附近他又建起一所学校，学校内有一座图书馆及许多珍贵的书籍……而学院供给他们生活及日常必需品，并按年按月发放薪给。

以学院和宫廷为大本营，马赫穆德延聘了许多科学家，包括比鲁尼（Al-Biruni）和许多著名诗人，当时最有名气的诗人斐尔杜西也在内，他勉为其难地奉献给马赫穆德波斯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当此30年间，马赫穆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在他死后7年，整个帝国完全落入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手中。

将土耳其人形容成野蛮民族是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必须修正对罗马的征服者日耳曼人的称呼一样，因为当土耳其人统治整个伊斯兰帝国的时候，土耳其人已经脱离了野蛮的境地。从贝加尔湖向西北迁移时，定居中北亚的土耳其人，在6世纪已在可汗的领导下有了很好的组织形式。他们已发明冶铁的方法，所制武器坚韧耐用，就像他们用来惩治叛国、谋杀、通奸及怯懦的法典一样，可置人于死地。他们生育率超过战争导致的死亡率。1000年，土耳其的某一支，以其领袖塞尔柱（Seljuq）闻名于世，它统治了外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吉兹尼的马赫穆德欲抵制这股土耳其人的侵略势力，就俘虏了塞尔柱的一个儿子，将其囚禁在印度（1029年）。震惊暴怒之余，塞尔柱土耳其在贵族托格茹（Tughril）坚定而熟练的领导下，占领了大部分波斯土地，同时派遣代表向巴格达的哈里发卡伊姆（Al-Qaim）表示愿向他及伊斯兰臣服，从而铺好了前进的道路。天真的哈里发希望这群无所恐惧的战士能将他从白益贵族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便邀请托格茹前来援助。托格茹应约前来（1055年），白益贵族纷纷逃遁。卡伊姆与托格茹的侄女结婚，并自封为“东方及西方之王”（“King of the West and East”）。一个接着一个，盘踞在亚洲的伊斯兰教小王国都臣服在塞尔柱的膝下，终于，巴格达被再度承认它的至尊地位。塞尔柱人即采用苏丹——主人——这一头衔，哈里发这一称呼仅被用来指称宗教领袖。他们带给政府新的活力与潜能，而将对正统派信仰的狂热灌输入伊斯兰教教义中。与两个世纪后蒙古人摧毁被征服者的一切不同，他们很快地吸收这一较高的文明，而将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散处四方的各种力量统一起来，使其融入新的帝国，并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斗争中——给它一股力量，使其得以残存。

亚美尼亚（325—1060）

1060年，塞尔柱土耳其将其侵略魔掌伸入亚美尼亚。

这个窘困的小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感受到敌对帝国侵略的威胁，因为其境内的崇山峻岭阻碍了防御上的统一，而其美索不达米亚及黑海之间的谷地为敌人提供了入侵的捷径。希腊和波斯为争夺这些商路和军事捷径而战，“色诺芬的1万大军”曾横越此处。罗马和波斯为争夺此地大动干戈，拜占庭与波斯、拜占庭与伊斯兰以及俄国与英国，也都曾为此争斗不休。历经外国的压迫与统治的艰辛，亚美尼亚维持了一个实际独立的局面，充满活力的商业及农业经济，形成自己的法令、文学及艺术，在文化上自成一体。它是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303年）。在讨论基督的本质时，他们接受基督一性论者的观点，而否认他有人类的弱点。491年，亚美尼亚主教们纷纷脱离希腊及罗马基督教，另行成立完全自治的亚美尼亚教会。直到5世纪初叶以前，亚美尼亚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希腊文写作，直至梅斯洛布（Mesrob）主教发明固定的拼音法，始将《圣经》译成亚美尼亚文字。自此以后，亚美尼亚有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宗教和历史方面的。

642年至1046年，这个国家在名义上属于哈里发，实际上保有其自主权，而且是一个基督教国家。9世纪，巴拉拉图尼（Bagratuni）家族以“诸侯之王”（Prince of Princes）的名义建立王朝，建都于安尼（Ani），给这一国家带来几个世代的进步与和平。阿索特三世（Ashot III）深受人民的敬爱。他建立了许多教堂、医院、女修道院及救济院，并且（据说）如果没有贫民参加，他绝不坐下来自己用餐。其子加吉克一世（Gagik I）统治时繁荣及进步达到了巅峰：到处设立学校，城市因贸易而繁荣，而且富有艺术气息；卡尔斯（Kars）崛起，成为文学、神学及哲学的中心，与安尼抗衡。安尼有令人难忘的宫殿及著名的天主教堂（约980年），是一座波斯与拜占庭混合式建筑，有尖顶、拱形桥梁和圆柱建筑，以后融入了哥特式建筑艺术的其他特征。989年，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因地震倒塌后，拜占庭皇帝即指定安尼天主教堂的建筑师特德特（Trdat）负起重建的艰巨任务。

第十一章 伊斯兰景观
（628—1058）

经济

文化是土地与心智的结合，即地上的资源，由人类的欲望和戒律衍生而成。在所谓宫廷、寺庙等宏伟建筑，在所谓文学、艺术等豪华生活的背后，都反映出这些艺术品的基本元素。如猎人创造了在森林中的各种娱乐及运动；木匠发明了伐木事业；牧人发展出畜牧事业；而农人则整理、耕植、播种，收割兰花、葡萄，养蜜蜂及照料孵雏；女人则发展各种副业，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矿工开采矿藏；匠人设计居室、车辆及船只；工匠设计各种工具及生产各种产品；贩夫、店主及商贾调和、划分制造者及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企业家利用储蓄发展工商业；执行者则集聚体力、财力及智力以创造服务机会并增加物资生产。这种种事业就像一只忍辱负重的巨兽，在它那摇曳负重的背脊上，文明就这样逐渐发芽、茁壮。

所有这一切在伊斯兰世界中也非常繁忙。男人蓄养牛、马、羊、骆驼、巨象及狗等动物，采集蜂蜜，挤牛羊和骆驼的奶，并种植各种谷类、蔬菜及花卉。橘树于10世纪前从印度移植至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介绍给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和西班牙，再从这些国家普及至整个欧洲南部。甘蔗栽培和蔗糖制炼方法，也以同样的方式由印度经近东传入阿拉伯，再由十字军传入欧陆诸国。棉花最先由阿拉伯人在欧洲种植。这种在如此广漠荒芜的土地上取得的成就，无疑要依靠井然有序的水利系统。在这一点上，哈里发们在经济自由的原则中留下了一个特例，即由政府经营较大的运河系统。幼发拉底河流入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流入波斯湾，而在巴格达附近的一条大运河将这两条河联系在一起。阿巴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们鼓励人民整治沼泽地，重建遭毁弃的家园和村落。在10世纪的萨曼王朝时代，介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土地被视为人间四大乐园之一——其他三者为波斯南部、伊拉克南部及大马士革附近地区。

金、银、铁、铅、水银、锑、硫黄、石棉、大理石及其他珍贵矿石，从土地中开掘出来了。潜水者在波斯湾采集珍珠。石油和沥青也逐渐被人类开发利用。从哈龙时代档案中的一条记载，可知石油及沥青用在焚化贾法尔尸体时的代价。工业停留在手工业时代，在家庭和工场作坊进行生产，同时已有各职业性的组织存在。我们发现已有几所工厂存在。除了在利用风车的动能方面较有成就，在技术方面没有什么进步。据马苏地在10世纪时的记载，他曾在波斯和近东看到过这些成就；而在12世纪以前，在欧洲还没有出现过，可能这是东方穆斯林赠给他们的敌人十字军的另外一些礼物。当时有许多机械上的发明。哈龙送给查理曼大帝的水钟，是用皮革和镶铜制成的。此钟借一个金属制的小骑士来报时，即每隔一小时由此金属骑士打开开关，让相应数目的球落在钹板上，然后金属骑士退避，开关自动合拢。制造产品的过程缓慢，但是工人精于整个制作过程，因此几乎每一种工业都成为艺术性的工作。波斯、叙利亚及埃及的纺织业因其精细的工艺闻名遐迩。摩苏尔的棉布，大马士革的亚麻布及亚丁的毛纺织品也是当时著名的产品。大马士革还产一种以高温锻造，精钢制造的剑，也很有名。西顿和提尔出产的透明玻璃，巴格达的玻璃和陶器，雷伊的陶器、针及梳子，拉卡的橄榄油及肥皂，法尔斯的香料及地毯，都很有名。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亚，工商业的发展均达到了高潮，为16世纪前的欧洲望尘莫及。

陆上运输主要靠骆驼、马、骡及人力。但是马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身价很高，不常用作负重的工具。“不要称它为我的马，”一位阿拉伯人说，“称它为我的儿子。它的快捷如流星闪电……步履轻盈，可在你情人的胸膛上跳舞，而不使她遭受任何伤害。”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载负了阿拉伯大部分的贸易物资。4700头骆驼组成的商队，经常跋涉在伊斯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以巴格达为中心，驿道向四周成网状展开，经雷伊、内沙布尔（Nishapur）、莫夫、布哈拉、撒马尔罕到中国喀什（Kashgar）；经巴士拉至设拉子；经库法抵麦地那、麦加和亚丁；经摩苏尔或大马士革直抵叙利亚海岸。沿途设有旅舍及厩房，可供旅客及牲畜歇息。大部分内陆运输则依靠河流及运河。哈龙曾计划开凿苏伊士运河，也许是财政上的原因，让雅耶打消了这个念头。底格里斯河在靠近巴格达附近约有750英尺宽，阿拉伯人用船搭建了三座浮桥。

靠着这些繁忙的交通动脉，商业发展起来了。由一个政府将昔日分散在四大洲的这一区域统一起来，对西亚的经济是有益的，关税及其他阻挠因此消除了，语言及信仰上的一致，也使货物的流通更加容易。阿拉伯人不像西欧的贵族那样蔑视商人。不久，他们加入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人的行列，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促进消费者和制造者之间的交易。城镇逐渐发展、增多，交通及市场日趋繁盛；小贩沿着门窗紧闭的人家叫卖、推销货物；商店门口悬吊各种物品，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落；博览会、市场及市集吸引了大批物资以及商人、消费者和诗人；骆驼商队从中国及印度边界等到波斯、叙利亚和埃及；港口如巴格达、巴士拉、亚丁、开罗、亚历山大港等，成为阿拉伯商人的出海口。直至十字军东征为止，伊斯兰教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商业，以叙利亚和埃及为东端的中心，突尼斯、西西里、摩洛哥和西班牙为西边的重镇，希腊、意大利和高卢为中途转运点，从衣索匹亚控制了整个红海的贸易。这一商路经里海到达蒙古境内；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溯窝瓦河而上，抵达诺夫哥罗德、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及德国境内，在这些地方穆斯林遗留下许多钱币；为答谢中国帆船访问巴士拉，阿拉伯船只也从波斯湾起航至印度、斯里兰卡。这种生气蓬勃的商业活动，至10世纪达到顶点，而那时西欧的商业还停留在草创阶段。当这种商业逐步向西推展，它在西欧的商业语汇中留下了如关税、运输、仓库、商队及市场等词。

国家主张工商业完全自由，并辅以相当稳定的通货。早期的哈里发允许使用拜占庭和波斯的钱币，但是到695年，即阿卜杜·阿尔—马立克时代，他们铸造金第纳尔和银第尔汗两种钱币并使之流通。第纳尔从罗马第纳里乌斯（denarius）变化而来，包含65克或0.135盎司黄金纯度。第尔汗从希腊字德拉克马变化而来，包含43克白银纯度。钱币的纯度时有变化，以上仅是概略的估计。伊本·霍卡尔（Ibn Hawqal）曾记述一张票面价值达4.2万第纳尔的期票，给予一位在摩洛哥的商人。这种信用形式，阿拉伯人称之为沙克（sakk ），我们今日所谓支票（check）即是由此演变而来。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航运和骆驼队运输事业，虽然收取利息是被禁止的，跟欧洲人一样，规避禁令以收取使用资金及所冒风险的利息仍然存在。专卖是非法的，但仍然很盛行。欧麦尔死后一个世纪内，阿拉伯的上层人士，大都富甲一方，生活在拥有数百名奴隶的豪华宅第中。巴尔马克家族的雅耶曾出700万第尔汗的高价，欲购买一只用精细宝石镶制的珍珠盒，却遭到拒绝。据说哈里发穆克塔菲死时，遗留下价值2000万第尔纳的珠宝和香料。哈龙之子阿尔—马蒙与布兰（Buran）结婚时，她的祖母把一盒珍珠倾倒在新郎的身上，而她的父亲则将麝香球洒在宾客中间，每一个球中附有一张彩券，持有人可凭券获得一名奴隶、一匹马、一份不动产或其他赠赐。当穆克塔迪尔将伊本·雅萨斯（Ibn al-Jassas）的1600万第纳尔充公之后，这位著名的珠宝商却仍然腰缠万贯。许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几乎都有400万第纳尔的财富——数以百计的商人的宅第，其耗资约在1万到3万第纳尔之间。

这一经济结构的基层是一群奴隶。从人口的比例上来讲，奴隶在伊斯兰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基督教王国大，基督教王国的农奴取代了奴隶。据说哈里发穆克塔迪尔蓄了1.1万名太监；穆萨带回30万名非洲俘虏、3万名西班牙女童，全部卖做了奴隶；库台巴（Qutayba）俘虏了10万名索格狄亚那人，也将之卖做奴隶。不过这些都是东方人的计算方法，不可全信。《古兰经》承认在战争中俘虏的非穆斯林及奴隶所生的子女，为奴隶的正当来源；非穆斯林（就如基督教王国对待非基督徒一样）可作为奴隶役使。贩卖奴隶的行业非常兴盛——大半是来自中非及东非的黑人，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来自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白人。穆斯林对奴隶握有生杀大权。一般说来，他们对奴隶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奴隶的命运，并不比19世纪欧洲的工人坏，也许更好，更有安全感。在农村，奴隶多半从事体力工作，在城市则从事不太需要精细技术的粗工。他们在家庭中的职务犹如佣人，在房间中好比侍妾和太监。大部分的舞女、歌女及演员都是奴隶。女奴与其主子，男性奴隶与自由妇女所生的子孙，自出生时起即是自由人。奴隶也可结婚，所生子女如有才能，也可接受教育。我们惊讶于这么多的奴隶子女在伊斯兰的学术及政治领域担任较高的职务，而且许多人，如马赫穆德及马穆鲁克还成为国王。

伊斯兰教在亚洲地区的剥削，还没有达到如基督徒或埃及穆斯林那种残酷的程度，那些地方的农民时刻都在辛勤地工作，而其收入仅够维持一栋简陋的房子、一块缠腰布，粮食不足，时有饥荒之虞。而这些亚洲人常以怠工来求保护，很少有人能如他们那样轻易地达到懒散的目的。布施非常盛行，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仍能住在城里最好的大厦——清真寺里。即使如此，永无止境的阶级战争经年累月地酝酿着，偶然也会变成暴动（如778、796、808、833年）。因为国家与宗教合而为一，故这种叛乱经常披着宗教的外衣。有些教派，如呼拉米亚派（Khurramiyya）和穆纳伊达（Munayyida）派，常采用波斯叛徒马兹达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有一个团体自称为苏尔克·阿拉姆（Surkh Alam）即红旗（Red Flag）。约在772年，哈希姆·穆盖奈耳（Hashim al-Muqanna）即呼罗珊的“蒙面先知”宣称他为真主的化身，要恢复马兹达克的共产主义。他集合各种教派，击败许多军队，统治波斯北部达14年之久，最后（786年）仍被擒杀。838年，巴比克·胡兰尼（Babik al-Khurrani）集结了一群以穆哈米拉（Muhammira）即赤色分子为名称的部众，夺取了阿塞拜疆（Azerbaijan），维持了将近22年的政权，战胜数十次。据较可信的塔巴里（Tabari）的说法，在他被征服以前，曾杀死25.55万名俘虏。哈里发穆耳台绥木命刽子手将巴比克的肢体一段段分割，他的躯干绑在宫廷前示众，他的头颅被送往呼罗珊附近各城展览，以提醒大众人并非生而自由平等。

东方最著名的“奴隶战争”是由阿里发动的，他是阿拉伯人，自称为先知女婿的后裔。在巴士拉附近，许多黑人奴隶专门从事挖掘硝石的工作。阿里提醒他们是如何被虐待，催促他们跟随他起来反抗，保证他们成功后可获得自由、财富。他们随即响应，劫夺粮食，击溃前来围剿的军队，并建立独立村落供自己居住，还为领袖们建立宫舍，建造牢房以囚禁人犯，建筑寺院以供祈祷（869年）。然而雇主们向阿里游说，若他能说服一名奴隶返回工作，则给他5第纳尔的报酬。他拒绝接受。周围的乡村企图以饥饿政策使他们就范，但是他们在粮食告罄之时，袭击奥波拉（Obolla），解放并吸收该城的奴隶，劫掠全城，最后将其付之一炬（870年）。经此次胜利的鼓励，阿里即率领他的手下攻打其他城镇，征服了许多城市，并控制了伊朗及伊拉克南部，直抵巴格达的大门。商业受阻，首都陷入饥荒中。871年，黑人将领莫哈拉比（Mohallabi）率领一支叛军攻占巴士拉。据说全城有30万人被屠杀，数千白人妇女及小孩，其中包括哈希姆贵族，都变成了黑人将士的侍妾奴隶。叛乱持续达10年之久，政府一面派大军前来镇压，一面以宽赦、奖励争取叛变及逃亡者，因此有许多人脱离了阿里而投入政府军中。叛军余众被包围，受到熔化的铅水及“希腊之火”——点燃的石油精火炬——的攻击。最后，一支政府军在大臣（Vizier）莫瓦法克（Mowaffaq）的统率下攻入叛城，扫平抵抗，杀死阿里并斩首示众。莫瓦法克和他的官员们全体跪下，感谢安拉神的仁慈（883年）。这场叛乱共持续了14年，威吓了整个东方伊斯兰的政治和经济。伊本·图伦（Ibn Tulun）时为埃及省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王国中最富饶的一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信仰

从教义上说，伊斯兰教教义在所有信仰中是最简明的一种：“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这一个简单的公式，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即在于劝人接受《古兰经》及其全部教义。结果，正统派穆斯林也就相信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肉体与灵魂的复活，万事皆由神注定，最后的审判，穆斯林须践履的四大义务——祈祷、布施、斋戒及朝圣——以及能与穆罕默德沟通的诸先知们的神圣感召。“每个民族备有一个使者”，《古兰经》说（第10章47节）。有些穆斯林计算出大概有22.4万名这样的使者。可是很明显，穆罕默德只承认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三人是传播上帝之道的。因此，穆斯林接受《旧约》及四福音书均为圣典。如这些经典与《古兰经》有矛盾冲突，那是这些经典为人们的不智及愚鲁所曲解、腐蚀所致。因此，《古兰经》就取代了以前种种启示的地位，所以穆罕默德较以前的所有先知都要优秀。穆斯林称道先知的人道精神，而且他们也如基督徒崇敬基督那样敬重他。“如果我生在他那个时代，”一位典型的穆斯林说，“我不会让上帝的使徒那双神圣的脚履践土地，而让他栖息在我的双肩上，带他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一些善良的穆斯林，除了接受并听从《古兰经》的指引外，还遵行由饱学之士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先知的经典（Sunna）和对话的所谓圣传（Hadith），这使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复杂。随着时间的演变，有关教义、仪式、道德和法律等问题，经典并未作清晰解答的，都一一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有时《古兰经》某些词汇是晦涩不明的，需要作阐释。在这一点上，了解先知及其伴护究竟是怎么做或怎么说的，是非常有用的。有些穆斯林献身于搜集这些圣传。在伊斯兰教纪元的第一个世纪里，他们不曾将这些记录下来。他们在各个城市组织圣传派，并公开讲述圣传掌故。穆斯林经常从西班牙到波斯去，只为了亲耳聆听某一位学者讲述某一据说是直接得自先知的圣传，这种为求真理而不畏长途跋涉的举动，在伊斯兰世界是屡见不鲜的。在这种情况下，《古兰经》又衍生出口述的教义，正仿佛除了《旧约》尚有犹太法典。杰胡达·哈—纳希（Jehuda ha-Nasi）将犹太人的口传律令写成180条内容。870年，布哈里（Al-Bukhari）经过艰苦的搜集工作，足迹遍及埃及、土耳其等地，在严格地检查了60万篇穆罕默德的圣传后，将其中7275篇收录在他的《萨希赫》（Sahih），即《修正书》（Correct Book ）一书中。每一条圣传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追溯，最后都须归宗到伴护之一或先知本人，方可采信。

许多圣传的采信使伊斯兰教教义有了一层新的意义。穆罕默德不曾宣称神迹的权威，但是有数百篇圣传告诉我们他神奇的工作：他如何用仅够一人食用的食物养活了一大群人；驱除恶魔；有一次祈求上天降雨，另一次则祈求停雨等；他如何用手触摸山羊干涸的乳房使其流下乳汁；病人触摸他的衣服或头发，疾病霍然而愈等。从这些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尽管穆罕默德有较为冷酷的见解，但“当爱你的仇敌”也常被用来训诫信徒；主祷文采自四福音书；播种者的寓言，婚礼中的来宾以及葡萄园中的劳动者等故事，也都变成穆罕默德的教谕了。穆斯林曾严厉地抱怨说，许多圣传被杜撰为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及其他朝代的宣传标语。伊本·阿比（Ibn Abi al-Awja）于772年在库法被处死，因他承认曾编过4000篇圣传。少数怀疑论者讥笑圣传的搜集，并用圣传那种严肃的形式编一些枯燥无味的故事来取乐。然而接受经审定核准的圣传的故事，并认为其与信仰及道德是相关的，这变成正统派穆斯林的记号，他们因此被称为圣传派信徒。

一篇圣传记载，天使加百利问穆罕默德，“什么是伊斯兰？”——穆罕默德回答说：“伊斯兰即是信仰安拉神及先知，背诵祈祷文，给予布施，遵守伊斯兰历第九月的斋戒，并且向麦加朝圣。”而祈祷、布施、斋戒及朝圣是穆斯林的四大义务，再加上信仰安拉神及先知，合称为“伊斯兰教的五大信念”。

祈祷之前须斋戒，穆斯林被要求每日祈祷五次，而斋戒的重要性仅次于虔诚。跟摩西一样，穆罕默德以宗教作为教导卫生及道德的工具，因为就普遍的情况而言，只有神秘的形式，方能让一般大众接受理性的教导。他告诫说，一个不清洁的人的祷告，安拉是不会也不愿接受的。他甚至想到祈祷前应刷牙漱口，但是最后他妥协了，只需洗脸、手和脚就够了。自上次斋戒后，男人曾发生性行为，女人有月经和生育的，再行祈祷前必须要沐浴一番。黎明、正午稍过、晌午、日落以及睡前，清真寺的执事爬上尖塔诵念祈祷文：

安拉是最伟大的！安拉是最伟大的！安拉是最伟大的！安拉是最伟大的！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神。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神。我证明安拉是唯一的神。我证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徒。我证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徒。我证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徒。一起来祈祷！一起来祈祷！一起来祈祷！敬祝成功！敬祝成功！敬祝成功！安拉是最伟大的！安拉是最伟大的！安拉是最伟大的！除了安拉以外没有其他的神！

这是一篇有力的祈愿，一篇高洁的训示，它与太阳一同升起，是在劳碌的工作中受人欢迎的一个休止符，是在宁静的夜里，一篇庄严的神的信息。在同一个时间，从各城市的尖塔上，传出尖锐悦耳的吟唱，呼吁世俗的人类暂时放开一切，与神秘的生命及心智的渊源做一次短暂的沟通，即使对一个外来人来说，这种吟诵也是悦耳动人的。在五次祈祷的时间里，所有的穆斯林，不管他在何处，不论他在做什么，必须停止一切工作，洁净自己，匍匍在地上，朝向麦加及克尔白，以同样连续的语调，像太阳缓缓地掠过天空一样，背诵这一篇相同的祈祷文。

那些时间充裕而且信仰真诚的人，就走进清真寺去祈祷。通常寺院的大门是终日敞开的，任何穆斯林，不管正统派或其他教派，均可进去沐浴、休息或祈祷。在走廊里，教师们在讲学，法官们审理诉讼，哈里发们在宣布政策及法令；一般民众聚在一起聊天，听新闻，甚至谈生意；所以清真寺，就像犹太人的会堂和基督徒的教堂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中心，是整个社群的大家庭。每周五正午前半小时，执事在寺院的尖塔诵唱颂词——祝福安拉神、穆罕默德及其家族，以及那些伟大的伴护，并号召群众前来寺院聚会。前来礼拜的人都已经沐浴过，穿上干净的衣服，而且都抹上香液，或者至少他们已利用庭院中的水槽及水池，作了部分的清洁。通常当男人到寺院去，女人便得留守在家里，反之亦然。因为一旦女子出席，即使她们是戴了面纱的，也会分散男人的注意力。礼拜的人在寺院正门口脱去鞋子，换上拖鞋或仅穿着袜子进去。在厅里或者在院子里（如人数众多的话），他们肩并肩，一行行一列列地站着，面向壁上的神龛，神龛朝着麦加的方向。一位立祷者诵读一段《古兰经》，然后做一段简短的布道。每一位膜拜者诵念数段祷文，然后再按照规定的跪拜仪式，双膝下跪，上身匍匐。清真寺意指在祈祷中匍匐的地方，原是阿拉伯词“masjid”，从“sajada”变化而来，意指跪下、膜拜。在近东“masjid”读做“musjid”，而在北非则读做“musghid”。之后，立祷者再诵一段较为繁杂的祷文，而聚会的大众则默默地颂念。无须唱诗，没有圣灵显现，也没有圣餐等其他仪式，也不必在礼拜时募款或奉献。宗教已与国家合而为一，经费来自公共资金。主祷者不一定是僧侣，可能是一位俗人，他靠着世俗的职责赚取生活费用，他由寺院住持指定担任一个时期的主祷，在聚会时率众祈祷，可得到一些微薄的薪水。周五祈祷完毕，教徒即可自由离去，如果愿意，可像其他日子一样从事工作。然而无可否认，他们知道除了经济和社会竞争，还有一个超凡脱俗的净化时刻，在不知不觉中，借着共同礼拜的仪式，整个社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穆斯林的第二项义务是布施。穆罕默德对富人几乎跟耶稣一样严苛，因此有人说，他在开始时是以社会改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反对富商、贵族与贫苦大众相差悬殊的生活。显然，他早期的追随者都是些出身微贱的人。他在麦地那最初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便是确立向所有公民征收2.5%的动产税，用以解救贫苦大众。有专职的官员负责征收及分配这项收入。部分用在兴建清真寺、支付政府行政支出及战争的开销上，而战争更可夺取大量的战利品，因而使给予贫民的救济金更充裕。“祈祷，”欧麦尔二世说，“把我们引向安拉的中途，斋戒带我们到他的宫殿门口，而布施使我们登堂入室。”圣传中有许多穆斯林乐善好施的故事。例如，据说哈桑在他一生中有三次将他的财产与贫民分享，并有两次捐出他所有的财产。

第三项义务便是斋戒。穆斯林不饮酒，穆罕默德不赞许苦行僧的行为，并且贬抑修道院的生活。穆罕默德的信徒要凭着良知来享受愉快的生活，但必须是非常简朴的。但是伊斯兰教跟其他宗教一样，仍有某些禁忌，一则是为了磨炼志节，再则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到麦地那不久，看到犹太人过每年一度的赎罪日（Yom Kippur），他要求其信徒照样实行，以期争取犹太人信奉伊斯兰教。当他的希望化为泡影时，他就将此节安排在伊斯兰教历的第九月来施行。将近29天的时间，每天白昼，所有穆斯林都不吃、不饮、不吸烟、不接近异性，而病人、疲惫的旅行者、儿童或老人、抚育婴儿的女人例外。此令初行时，斋戒的月份在冬天，其时白天来得很迟，却结束得很早。但是伊斯兰教的阴历计算要较四季时序来得短，每隔33年，伊斯兰历的第九月是仲夏之月，白昼漫长，暑气使人干渴难熬，但是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仍然斋戒如仪。每日一入晚，斋戒解禁，穆斯林即可吃喝、做爱，通宵达旦。在那些晚上，商店是不闭户的，让大家可以宴饮游乐。穷人在那个月照常工作，稍富裕的则在白天睡觉来打发日子。信仰虔诚的信徒，第九月的最后10天在寺院中度过。据说在这最后10晚中的某晚，安拉神始向穆罕默德宣示《古兰经》。那晚被认为“比1000个月还要有价值”。而一些朴实的信徒，不能确定究竟哪一夜为“神旨夜”，因此10个晚上用同一严肃的态度来度过。第九月之后的第一天，教徒们就举行开斋节来大事庆祝狂欢。他们沐浴，穿上新衣，彼此拥抱以示礼敬，布施及赠送纪念物，同时到死者的坟前去吊祭。

去麦加朝圣是穆斯林的第四项义务。到圣地朝圣是东方的传统：犹太人希望活着时有一天能亲眼见到锡安山；而在穆罕默德之前，虔诚的异端阿拉伯人已经在向克尔白朝圣了。穆罕默德知道仪式较信仰更难改变，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一古老的习俗。或许他对神圣黑石非常想念，借着这一古老的仪式，他打开门，使更多的阿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克尔白这一净化了的偶像，变成了穆斯林的神殿，每一位穆罕默德的信徒（贫病者例外）“应尽可能地”到麦加去朝圣——以后被解释为一生中应去朝圣一次。当伊斯兰教传播至远方时，仅小部分信徒履行这一朝圣的义务。

朝圣者的勇敢超过两军对垒，可从朝圣的骆驼队忍饥受渴，跋涉在火伞般的阳光下，以及沙漠狂飙的袭击窥其全貌。约有7000名信徒，或乘驴、马、骆驼，或乘堂皇的轿子，甚或长途跋涉前往，不过大部分人则颠簸在高耸的驼峰之间，“一步一膜拜……无论如何，每分钟要朝向麦加俯身致敬50次”，每天通常要走上30英里，有时走50英里方能遇到一处绿洲。许多朝圣者因此生病，而落在后面，有些就这样死去，有些则落入野兽的口中，供其饱餐一顿。在麦地那，朝圣者在先知的寺院里瞻拜穆罕默德、艾卜·伯克尔及欧麦尔一世的墓园，在这些墓穴的附近，据说还留了一块空地，是留给玛利亚的儿子耶稣的。

一见到麦加，商队就在城外撑起帐篷，因为全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朝圣者们沐浴全身，穿上无缝的白宽袍，或乘骑牲畜，或徒步跋涉，跟随蜿蜒数里的队伍，缓缓地在满是尘土的黄土路上前进，希望在城内找到一块可供歇脚的地方。在麦加逗留期间，严禁争吵、发生性行为及其他罪恶行为。在规定朝圣的月份里，圣城内全世界各色人种聚会一堂，在虔诚的礼拜面前，没有国籍和阶级的区分。走进广阔的麦加寺院，数千信徒都小心翼翼地期待着奇异的经验。每个人几乎都忽视了寺院内优雅的尖塔或庄严宏伟的石柱，但是都敬畏地停在哲姆哲姆（Zemzem）井的旁边。据圣传说，此井的水曾使以实玛利解除干渴。每一位朝圣者都愿饮此井中的水，不管井内的水是多么难喝，更不问效果如何。有人把它装在瓶里带回家去，每天啜饮一口，或在临终前喝它。最后，这些膜拜者屏息凝神地走近巨室中央的克尔白，那是一座小型的庙宇，里边悬挂着银色的吊灯，外边的墙壁上则悬着半墙高的布幔。在一个角落里，便是闻名于世的黑石。朝圣者围着克尔白绕行七次，亲吻、触摸或膜拜黑石。许多朝圣者由于专心致意虔诚膜拜，以致睡眠不足，精疲力竭，但是他们仍愿在巨室中消磨神圣的夜晚，蹲踞在自己携带来的地毯上聊天、祈祷，以一种神奇而又惊喜的神情，追忆此番朝圣的目的。

为纪念夏甲疯狂地为其子寻找饮水，第二天朝圣者们就在横亘城外的萨法（Safa）和马尔瓦（Marwa）两山间来回步行七次……第七天那些希望进行“大朝圣”（Major Pilgrimage）的人，便纷纷走向阿勒山（Mt.Ararat）——大约有六小时的路程——去倾听三小时的布道。回程的中途，他们夜宿穆兹达利法（Muzdalifa）并作晚祷。第八天，他们成群涌向米那谷（the Valley of Mina），向着谷中的三根柱石投掷七块石头，因为他们相信，当魔鬼阻止亚伯拉罕杀死儿子时，他也曾向撒旦投掷过石子……第十天，他们奉献一羊、一驼及其他有角兽类做牺牲，食用其肉，并分送布施。这个纪念穆罕默德相似行为的仪式，可说是整个朝圣过程的中心仪式。奉献节（Festival of Sacrifice）是在朝圣的第十天，全世界的穆斯林以同样的牺牲向安拉神奉献的仪式。至此，信徒们方可修面整容，修剪指甲，埋掉修剪下的东西。“大朝圣”的全部仪式至此全部结束，但是通常朝圣者在回骆驼队前，会再向克尔白作一次膜拜。然后他们返回俗世，穿上平常的衣服，带着兴奋而愉快的神情，踏上漫长的归程。

这样著名的朝圣有多方面的意义。就像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基督徒向耶路撒冷和罗马朝圣一样，可以加强信徒的信心，并且借着群体性的经验，可使每一个朝圣者与教义及其他的信仰者发生紧密的联系。在朝圣中，虔诚的信仰将住在沙漠中的贫苦贝都因人、住在城市中的富商大贾、柏柏尔人、非洲黑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印度及中国的穆斯林，聚拢在一起——大家穿着同一式样的袍子，用同样的阿拉伯语，诵念同一段祈祷文，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对种族的歧视就比别处要温和得多了。对非穆斯林来说，绕行克尔白膜拜是一种迷信行为，但穆斯林也嘲笑其他信仰的类似习俗，对基督徒所行的圣餐仪式甚为迷惑，认为那仅是精神上的交流与供应的外在象征。

所有的宗教，不论在开始时是如何崇高，不久就会披上一层迷信的色彩，这种迷信是由于身体的极度困乏，以及在求得继续生存的斗争中，心灵上因恐惧而自然产生的。大多数穆斯林相信术士的巫术，对他们神化未来，寻找隐藏的财富，驱除病魔，给敌人苦痛，医治疾病，抵御妖魔的能力很少予以怀疑。更有人相信巫术能使人变成动物、植物，或者使人遁入空中，这几乎就是整部《天方夜谭》的故事结构。到处充斥着精灵，以各种不同的鬼怪或伎俩来捉弄或戏谑人类，使不谨慎的妇女怀孕。大多数穆斯林均身佩护身符，以抵御鬼魅的侵扰，并认为日子有幸与不幸，相信梦境可泄露未来的命运，而神有时也是借梦与人交流。每一位伊斯兰信徒，就跟基督徒一样，都很相信占星术。天体用来确定清真寺的方位和宗教上的节令，也用来选择吉庆瑞祥，它决定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他的个性和命运，都是由他出生时头顶上那颗星辰的方位来决定的。

外界看来，伊斯兰教各派在仪式及信仰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伊斯兰教在早期已经分裂成各种派别，其数目之多与斗争之激烈，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一样。有主张尚武的、纪律严谨的和民主的哈瓦利吉（Kharijites）派，主张没有一位穆斯林会永远受到谴责的穆尔吉亚派（Murji’ites），贾卡利（Jabrites）派否认自由意志且是绝对的宿命论者，维护意志自由的盖德里叶（Qadarites）派，以及其他各种的派别。我们对他们的诚信及博识极表尊敬，并且永远如此。但是什叶派无可避免地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推翻了倭马亚王朝，掌握了波斯、埃及和印度的伊斯兰教信仰，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和哲学。什叶派起源于两宗谋杀案——阿里、侯赛因及其家属被谋杀。伊斯兰教大多数小宗派辩称，因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神选定的使徒，则先知的子孙，承袭先知的精神和宗旨，继承他在伊斯兰教的领导权，这些一定是安拉的意旨。除了阿里以外，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哈里发都是篡权者。当阿里成为哈里发时，他们欢欣鼓舞；当他被谋杀时，他们哀痛万分；而当他们听到侯赛因被杀时，莫不惊恐万状。在什叶派的寺院中，阿里和侯赛因两人被当作圣人般供奉着。他们的神龛之受尊重，仅次于克尔白及先知之墓，居于第二位。可能是受到波斯、犹太人及基督救世主观念和佛教菩萨观念不断圣化的影响，什叶派认为阿里的子孙应成为首领（Imams），这是神圣智慧的具体表征。所以第八代首领里扎（Riza）在波斯东北部马斯哈德（Mashhad）的墓，被视为“什叶派的光辉”。873年，第十二世首领穆罕默德·伊本·哈桑（Muhammad Ibn Hasan）在位第十二年时突然失踪。什叶派深信，他没有死去，而是等待时机，重新降世，以领导什叶派教徒登上世界的巅峰及最高福祉。

对于异教，如基督教、祆教、塞比教派及犹太人，倭马亚王朝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容忍，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几乎不能与之相比。他们获准自由选择信仰，并保留其原有教堂，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穿着易于区别的棕褐色衣服，且视各人所得，每年须向政府交缴1—4第纳尔的人头税。此税只向符合兵役条件的非穆斯林征收，而对僧侣、妇女、青少年、奴隶、老人、残者、盲者或极贫弱者则不征收。缴此税者得免除（或排除）兵役，并且免缴社群内的2.5%的慈善捐，也可受到政府的保护。虽然在伊斯兰教法庭上他们的证言无效，但他们可在自己的领袖、法官及法律之下组织自治政府。容忍的程度因朝代而不同，各继承者时严时松，大致说来，倭马亚王朝比较仁慈，阿巴斯王朝宽严并施。欧麦尔一世将所有基督徒及犹太人驱逐出伊斯兰圣地阿拉伯半岛。一篇可疑的圣传将“欧麦尔公约”（Covenant of Omar）说成是欧麦尔本人的作品，该公约限制异教徒的一般权利。倘使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律令也终究被忽视了，因为欧麦尔本人继续允许埃及境内拜占庭前政府给予基督徒的承诺。

聚居在近东的犹太人，视阿拉伯人为解放者。因为那时他们正遭受种种困窘及间歇性的宗教迫害，而现在他们与基督徒站在对等的地位上，在耶路撒冷再度得到生活和信仰的自由，在亚洲、埃及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政权统治下，他们拥有了在基督徒统治下不曾有过的繁荣。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以外、亚洲西部的基督徒，通常都可毫无阻碍地保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直至伊斯兰教纪元3世纪，叙利亚境内基督徒仍然占据优势。在马蒙统治时期（813—833年），伊斯兰世界中共有1.1万座基督教教堂，同时还有数百座犹太人会堂以及祆教庙宇。基督教的节日庆典自由而公开地举行，基督徒朝圣者可以很安全地到巴勒斯坦参拜基督教神龛。12世纪，十字军发现在近东有大批基督徒。非基督徒常受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及安条克的长老们的迫害，而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他们都能过着自由而安全的生活，因为穆斯林觉得彼此争论是十分不明智的。9世纪，安条克的穆斯林省长，指定一支特别护卫军来阻止基督教各派在教堂中彼此屠杀。在多疑的倭马亚王朝，寺院和女修道院蓬勃一时。阿拉伯人很赞许僧侣们在农业和土地改良上的成就，称赏寺院酿造的葡萄酒，以及在旅行中享受到的基督教修道院那份殷勤亲切的招待。有一段时期，两者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到前所未见的境界，胸前佩戴十字架的基督徒，可到清真寺与他的穆斯林朋友聊天。在伊斯兰教政权的行政机构里，雇有数百名基督徒职员。基督徒经常占据重要职位，而引起穆斯林的抱怨。塞尔吉乌斯是大马士革圣约翰教堂的神父，曾任阿卜杜·阿尔—马立克的财政部长，而约翰本人是教会最后一位希腊教父，也是统治大马士革的议会领袖。一般说来，东方的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的统治，要比拜占庭及教会的统治仁慈多了。

大概是早期伊斯兰教所采取的这种容忍政策，使这一新的信仰很快即赢得在亚洲、埃及和北非的大部分基督徒，几乎全部祆教徒及许多犹太人的归心。共享统治者的信仰，在财富上是一件有利的事。战俘如接受安拉神、穆罕默德及心身净化，即免于沦为奴隶。渐渐地，非伊斯兰教地区的人民开始采用阿拉伯语言、服饰，《古兰经》上的律法及信仰。希腊文化，经过千余年的繁荣，已渐渐式微了。罗马的大军无法征服各地原始信仰中的神，拜占庭的正教曾引起异端的叛乱，而伊斯兰教教义无须改变信仰，他们得以保存信仰及崇拜仪式，遗忘了过去的神祇，而对新的宗教变得忠诚。从中国、印尼、印度，到波斯、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直至摩洛哥和西班牙，伊斯兰教触动了无数的心弦及幻想，铸造了道德和生活规范，给予人们慰藉和强而有力的自尊。

人民

在倭马亚王朝时，阿拉伯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由政府发给俸给。而享受这些特权的条件是，凡身强体健的阿拉伯男人，不论何时，均有服兵役的义务。身为征服者，他们对自己那种纯洁的血统和精湛的语言感到骄傲。他们很讲究家世门第，喜欢将父亲的名字冠于己名之前，如艾卜杜拉·伊本·祖贝尔（Abdallah Ibn Zobeir，即祖贝尔之子）；有时还加上部落及出生地，使得名字变成一则简单的自传，如艾卜·贝克尔·阿麦德·伊本·雅里尔·阿兹迪（Abu Bekr Ahmad Ibn Jarir al-Azdi）。当征服者们将被征服的妇女纳为妾侍，而视她们所生的孩子为阿拉伯人时，血统纯洁这一点也就渐渐变得神秘而莫测高深了，但是他们对自己血统及阶级的骄傲却一成不变。上层阶级的阿拉伯人，出则骏马，衣则丝绸，并身佩宝剑；普通人则穿着裤管宽大的裤子，头戴缠帽，脚穿尖头的鞋子；而贝都因人仍然保留他们那种飘逸的长袍、头巾及束腰。长褶裤为先知所禁止，但是一些阿拉伯人仍顽固地穿着它。各阶层的人都很喜爱珠宝。妇女们以紧身的胸衣、鲜艳的束带和色彩明丽的宽裙子来挑逗男人的遐想。她们将头发在额前梳成刘海，两侧弯曲，脑后则梳成辫子，有时则用黑丝绸束头发，通常她们都喜欢在头上佩戴珠宝及花朵。自715年起，她们出门时在眼睛以下戴上面纱。这为这些妇女们增添了浪漫气氛，因为不管何种年龄，阿拉伯妇女的眼睛，都具有一种莫测高深的美。女人在12岁时已成熟，四十岁时已呈现老态。在这中间，她们引起大部分关于阿拉伯的浪漫想象，也延续了整个阿拉伯民族。

穆斯林对独身不存敬意，也不把永久的禁欲视为理想的境界，大多数伊斯兰教圣哲均结婚生子。也许伊斯兰教有些矫枉过正，在婚姻中存在一些极端的现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性的贪婪得以充分发泄，所以在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统治的时代，妓女几乎绝迹，但是过分的发泄常需要刺激来鼓舞，因此舞女在大多数已婚男子的生活中就占了极重的分量。本来只供男人耳目之娱的伊斯兰教文学，就如同基督教世界男人的话题一样放荡，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数是些色情书籍。伊斯兰教医学也很注意春药的制造。伊斯兰教法律非常严格，私通和鸡奸都要处以死刑，但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道德也变得日渐松弛了，私通只笞以30鞭子，而对逐渐蔓延的同性恋充耳不闻。因此在社会上兴起了职业同性恋这一阶层，他们穿着妇女的服饰，模仿女人的行为，把头发结成辫子，用蔻丹染上指甲，表演淫荡的舞蹈。哈里发苏莱曼曾下令将麦加的同性恋者阉割，而哈里发阿尔—哈迪若发现两位妇女有同性恋（Lesbian）关系，立即处以枭首的极刑。尽管有这么多管制，同性恋却急遽增长。阿尔—哈迪以后数年间，在哈龙的宫廷里，这种行为已很流行，而且他最爱的诗人艾卜·努瓦斯（Abu Nuwas）的歌曲中亦对此有所反映。男性穆斯林，婚前与妇女共处一室只隔一层帘幕，婚后在闺房中与她们恣情纵欲，很容易会发展出不正常的性关系。而妇女除了亲戚，几乎与所有异性隔绝，也很容易发生这种行为。

自与波斯接触以后，鸡奸及深闺制度这两件事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变得普遍了。阿拉伯人对女人的妩媚是既惧且羡的，男人们为了掩饰对女性魅力身不由己的屈服，就怀疑女人的德性与智慧。“和女人商量，”欧麦尔一世说，“但是须朝她们意见的相反方向去做。”在穆罕默德时代，穆斯林并不排斥妇女，两性间相互访问，一起在街上行走，在清真寺里祈祷。当穆萨布·伊本·祖贝尔问他太太艾莎为何不戴面纱时，她回答说：“因为托安拉神的祝福和礼赞，赋予我这闭月羞花的容貌，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欣赏这份美，也可使他们认识安拉的伟大。”但在瓦立特二世（743—744年）时，妻妾和太监制度已经形成，而深闺制度也随之发展。闺房跟哈拉姆（Haram）同义，意指禁止的或神圣的，隔离女人最初是由于对月经及生育的禁忌，因此闺房只是庇护所而已。丈夫们深知东方人的热情，因此就觉得对女人有保护的必要，同时也感到，除非对女人严加管束，否则是无法避免通奸的。除非行程很短或戴面纱，女人在街上漫步是会遭受谩骂的。她们可相互访问，通常乘坐有幕帘的轿子，入夜之后，她们是绝少在外露面的。在寺院里，她们也常以幕布、栏杆及回廊与男人们隔开，如此，直至她们被完全隔绝。在基督教国家，宗教被描写成是属于女性的次要特性，而在伊斯兰世界中则被描写成公共的崇拜，但它已变成了男人的特权。尤其残酷的是，女人在街上采购物品的乐趣也被剥夺，她们遣人购置所需。而小贩们，通常是女人，都是上门推销，将物品展示在闺房的地板上。除了低阶层的妇女，女人是绝少与丈夫同桌共餐的。除了太太、奴婢及近亲外，穆斯林注视其他妇女是非法的。医生只被允许诊疗妇女患疾病的部位。男人觉得这种深闺制度非常方便，在家里他们有最好的机会，而在外面，则有免于被监视的充分自由。就女人本身而言，直至19世纪，仍然没有反对帘幕或面纱的迹象。她们在闺房中享受着幸福、宁静及安全的生活，如丈夫对维持这份宁静有所疏忽，她们就会产生遭受侮辱般的愤怒。在这一形同监狱的闺房中，具有法定地位的太太们，在历史上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龙的母亲海祖兰（Khaizuran）及太太祖贝达在8、9两世纪产生的影响及大胆的作风，可与7世纪的艾莎相媲美，她们享受着连穆罕默德的太太们都无法想象的荣华富贵。

一般女子的教育，只限于记诵一些祷文、几段《古兰经》或学习家居艺术。上层社会的妇女接受相当水准的教育，通常由家庭教师教导，有时则进学校或学院；她们学习作诗、音乐以及各种女红；有些成为学者甚至教师。有几位妇女在慈善事业方面很有名气。她们学习一些符合其风俗习惯的礼仪；沐浴前，她们必须先遮住面部；她们对欧洲妇女在宴会时穿低胸的衣服，以及在跳舞时与许多男人相拥的情形甚感讶异；她们也艳羡神能宽容这些犯了如此大罪的罪人。

与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她们的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安排的。在女儿到结婚年龄以前，父亲可将女儿嫁给任何他所希望或喜欢的人。一旦她到了结婚年龄，她便有选择权。通常女子的结婚年龄为12岁，十三四岁就已做了母亲；也有在9或10岁就结婚的。男人的适婚年龄最早是15岁。婚约保证男方给女方一份妆奁，这份妆奁无论在婚姻中或离异后，永远属于女方财产的一部分。在婚前，新郎不许与新娘见面。订婚8天或10天后即举行婚礼。结婚时无须僧侣主持，却要进行一段简短的祷告。婚礼有音乐、宴会、赠送礼物等环节，在新郎的家里及街上热热闹闹地庆祝。仪式过后，丈夫在新娘的房里念着“感谢仁慈怜悯的真主”，掀起妻子的面纱。

倘若这一事后的审视不能令新郎满意，他便可连同妆奁及新娘立刻送还给她的双亲。伊斯兰世界虽为多妻制，但大多数人都陆续娶进妻妾们，而非同时娶许多妻子，只有富人才付得起几位太太的费用。因为离婚很容易，更可使一位穆斯林相继有几位伴侣。阿里有200位太太；伊本·阿尔—泰伊本（Ibn al-Teiyib）是巴格达一名染剂师，活了85岁，据说曾结婚900次。除太太以外，一位穆斯林更可有不计其数的侍妾。哈龙因有200位侍妾而心满意足，据说穆尔瓦基勒有4000位妾，每人一生几乎只能和他共度一夕。有些奴隶商人将女奴隶训练得深谙音乐、歌唱及性的挑逗，然后以妾侍的身份出售，每位售价高达10万第尔汗。但是我们可不能把一间通常的闺房当作私人的妓院。有很多侍妾因生子而变为母亲的例子，而且男人以子女众多而引以为荣，而主人与侍妾之间缠绵悱恻的恋情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合法妻子视侍妾制度为理所当然。哈龙的太太佐贝达（Zobaida）一次曾送给哈龙10位侍妾。瓦立特一世的一个儿子生有60个男孩，女孩的数目更是无法统计。《古兰经》禁止的太监制度，现已成为闺房中必需的附属品了。基督徒及犹太人也参与了制造及输入太监的工作，哈里发、首相及高官们，曾以极高的价格收买他们。不久，刁黠的太监阶层，就使数届伊斯兰教政府受其牵制。在较早的几个世纪里，闺房制度曾阻碍了阿拉伯人与被征服者的同化，而且他们大量生育，以应付领土扩张的需要。这种能力强者的大量生育，在优生学上是很有功效的。但是自马蒙以后，多妻制度变成道德及生理的衰颓以及——由于人口生殖率超过食物增长率——贫穷与不满情绪的源泉。

婚姻生活里女人的地位是神圣的。她在某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位丈夫，离婚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丈夫的不忠诚她不能过问，只能视为是道德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她若对丈夫不忠，则会被判死刑。不管阻碍有多少，仍然有许多通奸的行为，这是令人讶异的。她有时受到辱骂，有时受到尊敬，有时被蔑视、压制，但是在许多事例中，她们是被激情而温顺地爱着的。“为了我妻的缘故，”艾卜·阿提亚（Abu’l Atiyya）说，“我愿意放弃一切人生的目的及俗世的财富。”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有时相当真诚。此外，伊斯兰教妇女所收受的财物，全由她处置，丈夫及丈夫的债权人是无权提出要求的。在属于她自己的天地里，她纺纱织布，缝缝补补，治理家务，照顾孩子，嬉戏，吃零食，聊聊天，或搞些恶作剧以打发时间。她们因多子多孙而受人尊敬。在农业及宗法社会里，子孙被视为经济上的资产，女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完全依照她生育的多寡而定。“丢在墙角的一个破垫子，”穆罕默德说，“也要强过一位不妊的太太。”尽管如此，避孕和堕胎在闺房中仍很盛行。产婆仍以古老的方法接生，医生则介绍新的方法。拉齐（Al-Razi）（约924年）在其《经验谈》（Quintessence of Experience ）一书中，有一段“讨论防止受孕的方法”，列出了24种技术及药物的避孕法。伊本·西娜（Ibn Sina）在名著《医学准则》（Qanun ）一书中，列举了20种避孕方法。

《古兰经》明确谴责赌博及酗酒。在伊斯兰世界中，政府及司法上的贪污腐化一如基督教世界。大致说来，在商业道德上，信守承诺、遵守契约的态度，穆斯林要优于基督徒。大家都承认，萨拉丁是十字军时代最有教养的绅士。穆斯林有时视说谎为荣耀，为了拯救生命，平息争执，取悦太太，及在战争中欺蒙不同信仰的敌人，是允许说谎的。穆斯林重视形式及真诚，穆斯林的演说常带有浓厚的礼赞和谦逊。跟犹太人一样，穆斯林彼此用鞠躬及敬礼来表示欢迎，并口念着“敬祝平安”等，对方则答以“托您的福，并感谢安拉的仁慈”。伊斯兰世界一般来说都很诚挚。清洁与否与收入有关，穷人疏于修饰，而境遇好的则常清洗、修剪及涂抹香料。割礼一事，《古兰经》虽未提及，但因其有益于卫生而颇受人重视，男孩一到五六岁便行割礼。私人浴室是富人的享受，公共浴室遍布各处。据说，10世纪，巴格达一地就有2.7万所澡堂。男人与女人一样喜欢香水及香料。阿拉伯半岛在很早以前就因乳香和没药得享盛名，波斯却因其玫瑰油、紫罗兰及茉莉花而闻名于世。很多家庭都有灌木、莳花及果树林园。特别是在波斯，花更受欢迎，因此全城充溢着芬芳的气息。

他们如何来娱乐自己呢？上层阶级大半是宴饮、房事、挑逗、作诗、音乐及歌唱。下层的人们，除了以上列举的事项，另外还加上斗鸡、跳绳舞、变戏法、玩魔术及看傀儡戏等。我们从《医学准则》中发现，在10世纪时，穆斯林已经发展出各种运动及游戏：拳击、摔跤、竞走、射箭、掷铁饼、体操、跳越障碍、骑马、马球、槌球游戏、举重以及曲棍球、棒球。赌博是禁止的，纸牌和骰子不太常见，双陆棋则较为普遍。虽然穆罕默德不赞成把棋子雕刻成人形，但弈棋仍是允许的。赛马很普遍，并且得到哈里发们的支持。据说有一次赛马，有4000匹马参加。狩猎是较为贵族化的娱乐，而且较萨珊时代文明得多，后来演变为猎鹰活动。人们饲养捕获的动物，有些家庭养狗，有些则养猴子。哈里发们则饲养老虎和狮子以娱乐臣民及使节。

当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时，他们仍停留在半野蛮的状态，骁勇、残暴、淫荡、冲动、迷信和多疑。伊斯兰教软化了他们某些性格，但是大部分仍然保留着。哈里发们并不比同时代的拜占庭、墨洛温王朝或北欧的基督教国王们更残酷无道，但这对任何文明国家显然皆是污点。717年，哈里发苏莱曼在前往麦加朝圣的途中，邀请宫中武士在新近俘虏的400名希腊人身上试试他们的利剑。400名可怜的俘虏，在哈里发的旁观下，在刽子手们的欢呼中，一个个身首异处。穆尔瓦基勒（al-Mutawakkil）登基后，将一名首相下狱，只因其在数年前对他不敬。犯人数周不得睡眠，处于神志不清而渐成精神失常的状态，然后允许犯人痛快淋漓地睡上24小时；待稍微恢复体力，又将他置于两块钉满铁钉的木板中间，微微一动，犯人就得受皮肉伤；犯人痛苦地躺在那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像这样的野蛮行为，当然是少数几个例子。一般说来，穆斯林是温文有礼，富有人道精神、能容忍的。倘使我们作一概括性的描述，他们领悟快、智慧高、易冲动、懒惰、安于现状、安于简朴、静静地忍受不幸的遭遇，以耐心、骄傲和高雅的态度来处理事情。长途旅行时，他们总是带着寿衣，随时准备接受死神的召唤。在沙漠中，因疾病或饥渴不能行动时，他会吩咐其他人继续前进，亲手做完最后的涤净工作，挖好墓穴，把自己裹在破的绉被单里，躺在已经掘好的沟穴中，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让风沙将他埋葬在广漠的旷野中。

政府

从理论上来说，穆罕默德之后30年间，伊斯兰是属于古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体，即凡是已成年的自由男人，均享有选择统治者及决定政策的权利。事实上“教徒的领袖”的选择和政策的决定，是由麦地那的一小撮贵族来决定的。有一件事是可预料到的，人因自然禀赋的不同，智慧也因之而有贤愚的差别，而民主政治与人类的智慧有很深的关系。在早期闭锁而沟通困难，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寡头政治是势所难免的。战争有碍民主政治，伊斯兰不断地向外扩展，也造成了一人独裁的局面。在倭马亚王朝时代，政府已是十足的君主政体，哈里发的嬗递，由世袭或武力决斗来决定。

从理论上来说，哈里发这一职位，其宗教意义多于政治上的功能。哈里发是伊斯兰教的至尊，他最基本的任务在于维持信仰。所以，在理论上，哈里发是神权政治，即借宗教来达成神的政府。但是哈里发不是教皇或牧师，他不能颁布新的教律。实际上，他几乎享有绝对无上的权力，既不受国会、世袭贵族的限制，也不受牧师的操纵，只有《古兰经》可以限制他的行动——但是那批受他供养的学者，也常秉承他的旨意来解释和运用《古兰经》。这种专制政体，只有这一事实展现了民主的机会：除了双亲均出身奴隶的人外，任何人均有出任政府要职的机会。

阿拉伯人自认为已经征服腐化、有着良好组织的社会、采用了在叙利亚的拜占庭政府和在波斯的萨珊政府那种行政组织，而实际上是以近东的那套古老的生活方式持续着。甚至那富有东方色彩的文化，突破了语言上的障碍，也在伊斯兰世界的科学和哲学中复活。在阿巴斯王朝，一套复杂的中央、省及地方政府组织系统已具规模，由受宫廷革命及皇族间暗杀事件微弱影响的官僚组织运作。这一行政机构的首脑是御前大臣，在理论上他仅是主持典礼仪式的官员，而实际上，因为他往往控制着哈里发的废立，权力颇大。居于第二位的便是宰相（自曼苏尔以后），在权力上较前者更大，他有任命官吏及监督政府各机关的权力，并实际负责指导全国政策的执行。主要的衙门有国税局、主计处、通讯社、警政署、邮政局及申冤司等部门。申冤司后来变成负责行政及司法裁决的上诉法院，同样隶属于哈里发。重要性仅次于军队的是国税局，拜占庭时代税务人员的腐败已消失，大部分税入均用于政府行政及总督的开支。哈龙时代，哈里发的岁收是5.3亿第尔汗，此外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各种名目的税收。没有发行国债，相反在786年，国库尚盈余9亿第尔汗。

公共邮局，如波斯和罗马时代一样，只为政府及一些重要人物服务，主要作用是在各省与首都间传递消息与命令，也是大臣搜集地方官员的情报的信息网。它发行旅行指南，对商人及朝圣者颇多助益。指南上面印有各驿站的名称及两站间的距离，构成日后阿拉伯地理的基本素材。鸽子被训练成为传递书信的工具——这是它在历史上首次用于这一用途（837年）。那时旅行者及商人也附带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在巴格达有1700位“年老的妇女”从事情报搜集。尽管如此，这些监督工作却并未遏止东方和西方的压榨及贪污事件。地方总督们，就像罗马时代一样，总希望在任期中补偿他们钻营所花的费用，以及改善子女的生活。有时哈里发强迫他们吐出赃款，或将这种压榨权力出售给新任命的地方政府，所以优素福·伊本·欧玛尔（Yusuf Ibn Omar）从伊拉克政府前任官员那里榨出7600万第尔汗。法官收入丰厚，但是他们也常屈服于肯花钱的人。因此穆罕默德（据一篇圣传说）认为三位法官之中，至少有两位要打入地狱。

用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以《古兰经》为基础。犹太法律、伊斯兰法律与宗教是合而为一的。违反了法律，即犯有宗教上的罪恶。法律哲学是神学的一个旁支。当领土随征服者的到来不断扩张时，伊斯兰教法律也接踵而至，但是有很多扑朔迷离的案情，因为在《古兰经》上找不到依据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伊斯兰教法理学家们便杜撰圣传，或明或暗地来配合他们判案的需要。这样圣传就变成伊斯兰教法律的第二个来源。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圣传符合罗马、拜占庭以及犹太法典的法律原则和判例。繁复的法律传统，维持并提高了法律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负责解释并适用法律的法学家们，10世纪，获得了几乎与祭师阶级相等的权力和尊严。他们与王室联手，支持阿巴斯王朝的专制政体，因此获利甚丰厚。

在伊斯兰的正统派中，法学分成四大派系。艾卜·哈尼法·伊本·塔比特（Abu Hanifa Ibn Thabit）以类比解释的原则，对《古兰经》的法律予以革命性的注释。他辩称，当初法律是适应沙漠社群的需要而制定的，因此在工业社会或都市中，应适用类比解释，而不是文义解释。以此为基础，他赞同抵押贷款及利息制度（《古兰经》是禁止的），大部分如海勒（Hillel）在8世纪前的巴勒斯坦所实行的一样。哈尼法声称：“法律的原理与文法及逻辑规则并不一样。它表达一般习俗，当产生此一习俗的环境变化时，应随之而变化。”与这一持法律进化论的自由哲学派相对抗的是麦地那的保守派，以伊本·阿纳斯（Malik Ibn Anas）为首。精研1700条法学圣传后，他指出大部分的圣传多发生在麦地那，因此应以麦地那的一致见解作为解释《古兰经》及圣传的准绳。住在巴格达及开罗的穆罕默德·萨菲伊（Muhammad al-Shafii）认为，其正确与否，应有较广泛的基础，而非根据麦地那地方的见解，应以整个伊斯兰教社会的一致见解为法律、正统及真理的最后准则。其门生艾哈迈德·伊本·哈巴尔（Ahmad Ibn Hanbal）认为，此观点标准太宽，又含糊不清。因此他创立了第四学派，该派认为法律仅能以《古兰经》及圣传两者来解释、决定。他攻击穆尔太齐赖派哲学的唯理主义，因此遭到马蒙禁锢。因为他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的立场，当他死时，几乎全巴格达的民众都来参加他的葬礼。

撇开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争论不谈，伊斯兰正统派承认这四支法学派尽管在原理上分立，但在内容上大致雷同。他们都承认伊斯兰教法律的神圣源流，并且也承认欲控制毫无组织的民众，这一神圣源流是极其必要的。伊斯兰教法律对行为和仪式规范的详尽，恐怕只有犹太法典可与之相比。他们规定了牙签的正确用法，夫妇的权利，两性的适当服饰以及头发正确梳理的方法。有一位法律学家终身不曾尝过西瓜的味道，因为不论《古兰经》或者圣传，他不能从中找到吃西瓜的法律根据。制定法的繁琐，扼杀了人类的发展，但是法律上的规定和宽恕的遁词，也使严肃刻板的法律与生命的源泉及活力得到适当的调和。即使广泛地接受自由化的哈纳斐（Hanafite）学派的观点，伊斯兰教法律仍旧对正统学说过于保守及无弹性，以致阻碍了经济、道德及思想的进步。

我们承认这些法律。艾卜·伯克尔到阿尔—马蒙的早期的哈里发们，能在广大的疆域里，使人民生活有规范可循，应被列入历史上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之列。他们不像历史上其他的征服者，如莫卧儿人、马札儿人及挪威人，蹂躏及夺去被征服者的财产；相反，他们仅仅是征收赋税而已。当欧麦尔征服了埃及，他否决了祖贝尔将其分封给追随者的建议，并且很坚决地说：“留在人民的手里，让他们耕种。”在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下，土地经过丈量，有系统地记录下来，道路和运河不断疏浚和开拓，并修筑堤坝以防治水灾；半荒芜的伊拉克，再度变成了人间的伊甸园；曾经遍布沙砾、石子的荒芜的巴勒斯坦，已变得肥沃、富饶而繁荣，成为人类聚居的地方。无疑，在这一制度之下，凭着聪明和冲劲，这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终于被人们开发成富庶的天堂了。哈里发们不断地以理性的态度来保护生命的安全和劳动的代价，且继续延揽人才，使该地区的繁荣延续3至6个世纪之久，鼓励、支持教育、文学、科学、哲学及艺术的进步达五个世纪之久，使西亚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之一。

城市

伊斯兰城镇几乎都是中型的，约有1万人口，他们聚居于狭窄的区域内，通常筑有围墙以防止侵略或围攻。泥土的道路没有照明设备，入夜一片昏暗。低矮狭窄的白灰墙房屋，紧密地排在护墙的后边。城市里最繁荣的中心是清真寺。凡是有伊斯兰城市崛起的地方，无论知识、学术或声色之娱，都达到了巅峰。

在穆斯林的心目中，麦加和麦地那两地都是圣地，一处是古代阿拉伯神祇的中心，也是先知的诞生地；另一处则是他的庇护所及家族所在地。瓦立特二世将麦地那朴实无华的清真寺整修得焕然一新，美轮美奂。在瓦立特二世的督促下，耗资8万第纳尔，由拜占庭帝王从埃及和希腊送来40车拼花石块和80名工匠。因此穆斯林抱怨，他们先知的庙宇竟是由一群不忠诚的基督徒建造的。除了克尔白及此寺外，两城在倭马亚王朝时，均沾染上了使早期的哈里发们震惊的世俗的浮华，却为好胜的库赖什人争了不少面子。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麦地那，大部分分配给当地的居民。到麦地那朝圣的人数越来越庞大，奉献也较以前更丰盛，大大地刺激了当地的商业。圣城变成了财富及声色娱乐的中心。皇宫及市郊别墅住着皇亲国戚和服侍他们的随从，侍妾无数，醇酒源源不断，歌姬漫不经心地唱着哀怨的歌，诗人吟唱着歌颂战争和爱情的诗篇。在麦地那，侯赛因的女儿，貌美如花的苏凯娜（Suqainah），主持由诗人、法学家及政治家参加的沙龙。她以慧黠、妩媚和动人的风韵，为伊斯兰妇女树立了一个楷模。她到底有多少丈夫，不能从她手指上戴的钻石戒指计算出来，因为有时她是以婚后完全自由为结婚的条件。倭马亚王朝那种追求生活乐趣的精神，终于在伊斯兰的神圣中心，征服了艾卜·伯克尔、欧麦尔等人拘谨的虔诚教徒的生活。

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的圣城之一。早在8世纪，阿拉伯人即在此占优势。哈里发阿卜杜—阿尔—马立克，极钦羡库斯鲁·帕维兹那毁掉而又重建的圣墓的优美宏伟，便将收自埃及的岁入，用于在此大兴土木，兴建闻名伊斯兰世界的哈拉姆·萨里夫（Al-Haram al-Sharif，即庄严神殿），以期能超越上述圣墓。神殿前面则建了麦斯吉德·阿克萨（Al-Masjid al-Aqsa）圣寺（The Father Mosque），这是根据《古兰经》某段经文命名的。该寺院于746年因地震倒塌，785年修复，此后屡经整建。该寺院本堂的兴建，可追溯到阿卜杜—阿尔—马立克时代。大部分的列柱是从查士丁尼在耶路撒冷的皇宫中运来的。穆卡达西认为该神殿的宏伟优美超过大马士革的大寺院。据说在该神殿的某间密室里，穆罕默德曾会见亚伯拉罕、摩西及耶稣，并与他们一起在此祈祷，在附近穆罕默德曾见到一块石头（以色列人认此石为世界的中心），亚伯拉罕曾想在这里将以撒献给上帝，摩西则曾在这里接受约柜，所罗门王和希律王曾在此兴建寺庙，穆罕默德也借由此石升入天堂。倘若人们信仰虔诚，他们可在此石上看到先知的足迹。684年，当叛党阿卜杜拉攫取麦加，并向朝圣者征收贡赋时，马立克欲夺取这些神圣的岁入，即降旨声称今后以此石取代克尔白，作为虔敬的朝圣者的圣物。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头上，工匠（691年）建造了一座混合叙利亚和拜占庭风格的圆顶石室（Dome of the Rock），此建筑被列为伊斯兰世界四大奇景中的第三奇景（其他三处为麦加、麦地那及大马士革三地的清真寺）。它不是清真寺，只是存放石头的神龛，十字军曾两度将它误认为是欧麦尔的寺院。在一块528英尺见方的八角形平坦石块上，建造起一个112英尺高的圆顶，该圆顶为木制品，外表覆以黄铜。穿过四根宏伟的列柱——它们的横梁用精美的拼花及金黄铜片包裹着——走入里边，可以看到那里被同样大小的磨光大理石列柱分割成一个个八边形平地。那些庄严宏伟的列柱模仿了罗马的废墟，而柱头模仿拜占庭。那些拱门的三角拱腹上面，用如库尔佩（Courbet）的优美形式拼凑出花鸟树石等图案；而圆顶底下柱头部分的拼花，更是匠心独运，精美异常。沿着列柱外边的檐板上，那些绿色瓦片上的黄字，是用库法凸形字体雕刻的浮雕，是萨拉丁于1187年完成的。这是此建筑装饰的一个别致的实例。列柱的内部陈列着那块高耸的石头。在《破晓》（“At Dawn”）一文中，穆盖达西（Muqaddasi）写道：

当晨曦照射到这个鼓形的圆顶上时，它立即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整栋巨厦呈现出瑰丽庄严的景象。这种奇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我不曾在另外一个地方见过；也不曾听说在异端盛行的时代，有任何建筑可与圆顶石室媲美。

耶路撒冷甚至不是巴勒斯坦的省会，这一荣誉归拉姆拉（Al-Ramlah）享有。那里许多现在看起来很贫穷的村落，在穆斯林统治的日子里却都是繁荣的城镇。阿卡（Aqqa或Acre）是占地辽阔的大城，穆盖达西985年这样记载：“西顿是一座大城，为花园和丛林所环绕。”伊德里西（Idrisi）1154年曾这样形容：“提尔是一处风景幽美的地方。”它建筑在伸入地中海的岩石上。891年，雅库比（Yaqubi）写道：“那里的旅店有五六层那么高。”1047年，纳希尔·库斯鲁（Nasir-i-Khosru）说：“令人叹服的，是这些陈列在清洁的市场上的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黎波里有优良的港湾，可容纳上千艘船只。底比里亚则以温泉及香料得享盛名。至于拿撒勒，旅行家雅库特（Yaqut）在1224年写道：“此地为玛利亚之子救世主耶稣的诞生地——愿它永远安详……此地的人民却置她于不光荣的境地，他们坚信自古以来从无处女怀胎之事。”雅库比说：“巴勒贝克是叙利亚境内最富饶的城镇”。而穆卡达西进一步称赞说：“繁荣而且欢乐。”在叙利亚境内的城市中，安条克仅次于大马士革，位居第二位。穆斯林635年至964年占据此地，然后拜占庭占领它直至1084年。穆斯林地理学者们盛赞此地许多美丽的基督教堂，家家户户向外突出的阳台、迷人的花园及公园，以及每一座房屋内潺潺的流水。塔尔苏斯是主要的城市之一，伊本·霍卡尔（Ibn Hawqal）估计住在那里的成年男子有10万人。尼斯福劳斯于965年再度占领此城，焚毁所有清真寺，烧掉全部《古兰经》。阿勒颇因位于两条商路的交会处而繁荣起来：该城“人口稠密，房屋均为石头建筑”，穆卡达西写道：“林荫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每条街道都通到寺院的门口。”寺院中用象牙及木头雕刻的壁龛（mihrab），以优雅闻名于世；而讲坛（minbar）“更是令人神往”，附近有5所学院、1所医院和6座基督教堂。荷姆斯（Homs，即较古的埃墨萨［Emesa］城）“是叙利亚境内主要大城市之一”，雅库比于891年这样描述它说。“几乎所有街道及市场都是用石头铺砌而成的。”伊斯塔尔在950年写道。“那里的女人，”穆盖达西说，“都很美丽，并且因美好的皮肤而出名。”

在阿拉伯帝国的东境，倭马亚王朝选择大马士革为首都，它与麦加及耶路撒冷两地比起来，更居于帝国的中央。在阿拉伯人东来以前，此地早已是人文荟萃的重镇。五条在此汇合的大河，将这一内陆地区养育成人间的乐园，水源供应100个公共喷泉和100间公共澡堂，并且灌溉了12万座花园，河水西流入长12英里、宽3英里的紫罗兰山谷（Valley of Violets）。“大马士革，”伊德里西说：“是所有上帝的城市中最有生气的一个。”在中心区，约有14万人，历代哈里发就在这一闹市区中央建造他们的王宫，王宫始建于穆阿维叶一世时期，以黄金及大理石建造，地面及墙上嵌镶着拼花石砖，真是金碧辉煌，宫内到处是喷泉及假山飞瀑，阴凉清新，四季如春。在其北边，屹立着一座大寺院，为该城572座寺院之一，它是倭马亚王朝的大马士革唯一遗留下来的古迹。在罗马时代，这里屹立着朱庇特庙；在其废墟上，狄奥多西一世建起施洗约翰大教堂。瓦立特一世于约705年，向基督徒提议重修此一教堂，使其成为新清真寺的一部分，并许诺给他们建筑材料，任择城中一地另建教堂。他们群起抗议，并警告他说：“在我们的经里这样记载着，谁毁去这座教堂，谁将会窒息而死。”但是，瓦立特亲手摧毁了这座教堂。据说，花去帝国七年的土地税，始完成了该寺院的建筑工程。帝国另以一大笔经费拨给基督徒另建新教堂。他还从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请来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工匠参与工程，总计雇用工人1.2万人，全部工程共耗时八年。从别处来的穆斯林一致声称这是伊斯兰文化中最宏伟庄严的建筑，而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阿尔—马赫迪和阿尔—马蒙——他们对倭马亚王朝或大马士革并无厚爱——也把这个建筑列为第一。宽阔的城墙沿着平坦宽广，用大理石铺成的广场高高筑起。清真寺屹立在这一广场的南端。寺院用平滑的正方形石头建造，有三座尖塔石屏障——其中一座是伊斯兰文化中最古老的。地面设计及装饰是拜占庭式的，而且毫无疑问受了圣索菲亚教堂的影响。圆形屋顶——直径约50英尺——是用锡块拼装成的。寺院内部，计429英尺长，被两排白色大理石柱子分隔成正殿和走廊两部分，两柱之间，从科林斯式镀金柱头开始，筑成圆形式马蹄形状，这是伊斯兰教文化首次采用这种马蹄形柱头的建筑形式。最古老的马蹄形拱门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纳西克（Nasik）的穴庙中发现的；359年，美索不达米亚尼西比斯的基督教堂始有这种形式的建筑。拼花地板上铺着地毯，墙上镶嵌着彩色大理石拼花及镀着珐琅的瓦片，内部用6个漂亮的大理石架式建筑隔开，在面朝麦加的墙上，是一座用黄金、白银及珍石装饰的神龛。光线从镶有彩色玻璃的74扇窗户中射进来，此外尚有1.2万盏灯弥补阳光的不足。一名游客说：“倘使有人在此逗留百年，留意他每天所看到的种种事物，则他会每天看到不同的新玩意儿。”希腊大使游历此寺院时，就向他的同伴说：“我曾向元老院说，阿拉伯的权力即将式微。但是现在，看到他们如此壮观的建筑，我确知他们的统治将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大马士革的大寺院于1069年遭受火灾重新整建后，于1400年被帖木儿焚毁，此后复经整修恢复旧观。1894年，它复遭受严重的火灾，自此以后，泥灰及石灰水代替了中世纪的装饰。在该寺院的一面墙壁上，可看到悬挂在那里的一根楣木，它来自基督教堂，其上有刻文。这些刻文，穆斯林不曾将它抹掉：“啊，基督！您的王国是永恒的，您的统治将与天地共久长。”

自大马士革东北，横越沙漠，直向东行，来到幼发拉底河岸上的拉卡市，那是哈龙·阿尔—拉希德的王宫所在地；再穿过哈夫拉，渡过底格里斯河，便可抵达摩苏尔市。大不里士则位于更遥远的东北方，它于斯时仍欣欣向荣，繁荣异常；向东走，有德黑兰（其时只是小城市）及达姆甘等，在里海的东面则有古尔甘。10世纪，它只是一个省城，以文人荟萃而闻名。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是萨姆斯·马里·卡布斯（Sha-ms al-Maali Qabus），诗人和学者，曾庇护阿维森那，而他死后，一座高达167英尺的高塔贡巴德·伊—卡布斯（Gunbad-i-Qabus）被修建完成作为他的坟墓，它是这一曾经繁荣富庶的城市仅存的建筑物。朝北走，在东面有内沙布尔，在欧麦尔·开俨（Omar Khayyam）的诗章中我们仍可辨认出当时的旋律；马斯哈德是什叶派穆斯林心目中的麦加；莫夫一度是繁荣的省会；还有两座哈里发的税吏们无法染指的城市——布哈拉及撒马尔罕。崇山峻岭的南端是吉兹尼。诗人们记述那里有穆罕默德瑰丽的皇宫和“可与明月嬉戏的高塔”。至今存留的有马蒙所建的胜利塔，以及玛苏德二世所建更华丽的高塔。回头往西走，可看到11世纪时伊朗境内近十座繁荣都市——赫拉特、设拉子（该城内有著名的花园和别致的清真寺）、雅兹德、伊斯法罕、卡罕、卡斯温、库姆、哈马丹和克尔曼沙阿。在伊拉克境内，较知名的城市为巴士拉和库法。游客在这里可见到光滑的圆顶和光辉闪闪的尖塔、学院和图书馆、宫殿和花园、医院及浴室等建筑，以及黑暗狭窄的贫民巷。最后要说一说巴格达。

“伟大的巴格达啊！”诗人安瓦里（Anwari）颂赞道：

伟大的巴格达，学术及艺术品的摇篮；

世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与她相比；

她郊区的美景可与蔚蓝的苍穹争妍，

温煦的气候可媲美天国的微风；

晶莹的石子胜似钻石和红宝石；

底格里斯河畔的少女的美胜过库拉克；

在花园中嬉戏的窈窕淑女几与相埒；

数千船只飘浮水面

有如阳光在空中闪闪发光。

这是一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距巴比伦旧城不远。1848年，在底格里斯河底发现一块刻有尼布甲尼撒名字的砖石。此地在萨珊诸王统治下曾十分繁荣。穆斯林征服此地后，好几所基督教修道院的建造地，大都是属于景教的。据说，从这些僧侣的口中，哈里发阿尔—曼苏尔得知该地夏天清凉，而且不像库法及巴士拉一样炎热，可免于蚊子的侵袭。可能哈里发认为居住在这里，能使自己远离那些已经充满底层暴民的丑陋城市。他尤其觉得，以内陆为根据地，在战略上是有利的，而且经由底格里斯河及纵横缜密的运河，可与沿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城市往来，通过海湾可与世界各地的海港互相交通。762年，他将其在哈什米亚（Hashimiya）的官邸以及在库法的政府机构，迁至巴格达。该城三面围以城墙，一面是一条宽阔的壕沟。他正式将巴格达（“神的恩赐”）这一名字改为“Medinatal-Salam”（“和平之城”），雇用10万名工人，费时4年，为他本人、亲属及政府机构盖起高大的砖石建筑。在“阿尔—曼苏尔圆城”的中央，屹立着华丽的王宫，该王宫有时叫金门，有时叫绿圆顶，盖前者因入口金碧辉煌，后者以闪光的圆顶之故。城墙之外，在底格里斯河的岸边，阿尔—曼苏尔建了三座名为“永恒之宫”的夏宫，哈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从这些王宫的窗口，可看到数以百计的船只在码头上卸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

768年，为了使其子阿尔—马赫迪有独立的住所，阿尔—曼苏尔便在河的东边或河对岸的波斯人区另建了一座王宫及清真寺。在这些建筑的周围，发展出新兴市区鲁萨法（Rusafa），它经由固定在船上的两座桥梁，与原来的圆城相通。哈龙以后的大多数哈里发都在此居住，不久，无论建地的广阔与财富，此地都超过了曼苏尔时代。哈龙以后的巴格达，实际上指的是鲁萨法。底格里斯河两岸以皇家建筑为中心的，当初为遮阳而建的许多条狭窄的街道，而今遍布激烈竞争着的嘈杂商店，这些道路直通到富人的住宅区。每一个行业都有专门的街道及市场——如香料市场、编织篮筐市场，制造铁丝、铁缆市场，钱币兑换中心，丝纺织市场、书店等。这些店铺及市集以外是普通人家。除了富商大贾的府邸及皇室建筑，普通人的住宅都是用粗砖建造，只能住很短的一段时间，不能维持很久。至于当时的人口数量，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可查，可能有80万市民；但是据一位专家估计，也可能达到200万人。无论如何，在10世纪，除了君士坦丁堡，它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了。这里有拥挤的基督教区、学校、僧院及教堂，景教徒、基督一性教派及正统教派教徒也都有他们各自的聚会场所。哈龙曾重建并扩建一座早期的曼苏尔时代的清真寺，而穆塔迪德（Al-Mutadid）又将哈龙所建的清真寺整修扩充。当然，另外还有数百座寺院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当穷人向天堂寻找安慰时，富人却在人间建立了天堂。在巴格达或巴格达附近，他们建造起数以千计的别致的大厦、别墅和宫殿，这些建筑外观简朴，但是“内部粉刷以天蓝及金黄两色”。我们从艾卜菲达（Abulfeda）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可以想象其内部装潢的富丽辉煌。据他记载，巴格达的皇宫，地上铺了2.2万张地毯，墙上悬挂着3.8万张壁锦，其中有1.25万张是丝织品。哈里发及其家属、宰相、大臣及政府首长们的官邸都设在东城。巴尔马克家族的贾法尔在巴格达城的东南建了一座豪华巨厦，拟迁到那里去居住，而它的富丽堂皇竟导致他死亡。为了避免哈龙的猜忌，他将此宫献给哈龙之子马蒙，哈龙代子收下，但是贾法尔却继续住在那里，并在卡斯尔·雅法瑞（Qasr Jafari）宫中嬉戏玩乐直至死亡。当曼苏尔及哈龙的皇宫开始倾颓时，新的皇宫又已兴建完工了。穆塔迪德耗资40万第纳尔兴建他的七星宫（Palace of the Pleiades），从他的马厩可同时容纳9000匹马、骆驼及驴一事，可看出该宫建地之广。穆克塔菲（Al-Muqtafi）在该宫附近建起较小的皇冠宫（Palace of the Crown），连同花园共占地9平方公里。到了穆克塔迪（Al-Muqtadir），又建造起有名的华树宫（Hall of the Tree），因其花园的池旁植了一株以熔化的金银铸造成的树而得名，华树的银枝叶上饰有银鸟，它们可机械地发出啁啾的鸣声。白益王朝的苏丹们在浪费挥霍方面更甚于前人，仅穆伊兹拉赫（Muizziyah）王宫，即耗去了1300万第尔汗。917年，穆尔塔迪接见希腊的大使们，后者参观了属于哈里发及其政府的23座皇宫，那些大理石列柱，不计其数的各式各样的美丽无比的地毯和壁锦，华服的马夫，御马的金银马鞍及锦缎鞍套，园中的奇禽珍兽，以及游曳在底格里斯河上，称得上是水上皇宫的游艇，使他们惊叹不已。

在这样的豪华富贵中，上层阶级过着奢侈沉迷、纵欲腐化的生活。他们到玛伊丹（Maydan）城堡或广场去观看赛马或马球比赛；喝着醇酒，食物都是以最高的价格从最有名的地方买来的；穿的都是锦缎绫罗；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和胡须上都涂抹香料；闻的是乳香麝液；头上、耳上、颈上、腕上，甚至女性的脚踝上，都佩戴着珍珠宝石。“你脚上佩环叮当，”一位诗人向一名少女唱着，“夺去了我的理性。”通常女人是不准参加男人的社交应酬的，诗人、乐师和才子取代了她们的地位，歌咏及谈话的主题都是有关爱的故事，那里有柳腰纤纤的女奴婆娑起舞，直至男人们成了她们的奴隶。较高雅的聚会则是吟诗或诵念《古兰经》，有些人组织了如兄弟会等学术性的俱乐部。约790年，我们听说有十八人俱乐部，它的成员是一名逊尼派、一名什叶派、一名哈瓦利吉派教徒，一名摩尼教徒、一位抒情诗人、一位唯物论者、一名基督徒、一名犹太人、一名赛伯伊人和一位祆教徒。据说，他们在聚会时都能容忍、幽默，即使辩论时也都能礼让谦虚。一般说来，伊斯兰社会是一个很有风度的社会，所有被允许的技艺及学科都受到奖励，学校及学院到处林立，处处听到弦歌之声，这些是巴格达生活高雅的一面。

一般民众的生活我们很少听人谈及，我们仅能肯定，为建造这些华宫巨厦，他们曾奉献出他们的劳动。当有钱人欣赏文学及艺术，钻研哲学和科学时，淳朴的民众则欣赏街头卖唱者用维忽拉伴奏，哼唱自编的歌曲。庆祝结婚的行列，给街上增添了喧闹的气氛。而碰到节假日，他们彼此访问，交换礼物，吃着自认为和皇宫里一样可口的食物。即使是穷人，也可以分享哈里发的威严及庄丽的清真寺；送往巴格达的税款中，也有他们的血汗钱；首都的庄严豪华，他们亦分享一分骄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也是统治这一世界的一分子。

第十二章 东方伊斯兰教的思想与艺术
（632—1058）

学术

如果我们相信传说，那么，穆罕默德不像多数的宗教改革者，他赞赏并鼓励对知识的追求，“他离家出走，遵循神的道路，探求知识……学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不过，这种传说有教育上的自我崇拜格调。总之，阿拉伯与希腊文化在叙利亚的接触，唤醒了它们迫切的竞争意识；而学者和诗人都在伊斯兰社会里受到尊敬。

儿童从会说话起就接受教育，而且马上要学会说：“我证明除了安拉别无他神，我证明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到6岁，奴隶及穷人家的所有男孩，都进入小学（有钱人自己请家庭教师）。学校通常是在清真寺里，有时是在露天的公共场所。小学通常是不收学费的，即使收也很少，教师对每个学生一个礼拜只收2分钱，其他的钱由慈善家捐助。课程很简单：伊斯兰教礼拜仪式所必需的祈祷文，认识基本的《古兰经》文，及《古兰经》本身的神学、历史、教义与教规。书写和算术要到较高教育时再学，也许是东方将书写当作一种艺术，需要特别的训练。此外，据伊斯兰教的说法，良好的书写是靠勤练得来的。每天都要熟读一段《古兰经》并高声背诵。每个孩子都以熟记《古兰经》全书为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称为哈菲兹（hafiz），要公开地予以庆祝。同时学会书写、射击和游泳的，称为al-kamil，即全才。方法是记忆，训练是体罚，最普通的处罚方式，是以棕榈树枝打脚底板。哈龙就对自己儿子的教师说：“请不要使他的才能受到限制，也不要对他的怠惰采取宽大的态度。请以仁慈温和的方法使他尽量发展，但是万一此法不行，请尽管使用强迫和严格的方法。”

小学的目标是陶冶性情，中学则是传授知识。学者们靠着寺庙的柱子或墙壁蹲着，讲解《古兰经》、神学、教规及穆罕默德的言行事迹。据推断，有许多这种学校都在政府的规定和补助下成了大学或学院。在基本的神学课程中，他们还加入语法、语言学、修辞学、文学、逻辑、数学和天文学。文法特别受重视，因为阿拉伯文被认为是所有文字中最接近完美的，而且正确运用这种文字，是有教养的人的主要标志。这些学院是免学费的，有时政府或慈善家还负担教授的薪金和学生的零用钱。教师比除了《古兰经》以外的经典都更受重视。男孩子学习做人，比研讨书本更重要。学生们可以从伊斯兰世界的这一端旅行到另一端去寻访名师。每个希望在国内享有较高地位的学者，都要听听麦加、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著名学者的讲学。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由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学术和文学上都使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所以比较容易达成，拉丁文在这个地区并不流行。游客进入伊斯兰教城市，几乎每天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大寺院中听到学术性的讲演。经常有些外地来的学者，不但可以免费听课，有时还可享受免费的食宿。这些学院是不授学位的，学生们追求的是老师所颁给的合格证书。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良好的礼貌和鉴别力，高度的语言能力和相当的知识。

712年，穆斯林占据撒马尔罕时，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将亚麻和其他有纤维的植物打成纸浆，然后再将制成的薄纸染色。他们将这种产品介绍到近东，当埃及的纸草（papyrus）还没有被遗忘时，就以此来代替羊皮纸和皮革，并取名为“papyros”，即后来英文所谓纸（“Paper”）。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造纸工厂，794年由哈里发哈龙的首相之子建于巴格达。这种手艺又由阿拉伯人带到西西里和西班牙，传到意大利和法国。早在105年中国就使用纸，而麦加是在707年，埃及是在800年，西班牙在950年，君士坦丁堡在1100年，西西里在1102年，意大利在1154年，德国在1228年，英国在1309年。随着纸的传播，图书业也发展起来。历史学家雅库比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891年），巴格达有100多位书商。他们的书店同时也是抄写、书法、文艺的中心。许多学生以抄写手稿，将之出售给书商维生。10世纪，我们听说有搜集作家手写原稿的人，许多藏书家不惜巨资求购旧有的原稿。作者售书，但不获利，他们节俭度日，或依靠王公与富豪的施与。文学的写作，艺术的创作，是为了迎合王公富豪的口味。

多数清真寺有图书室，有些城市还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也相当可观。约950年，摩苏尔有一座图书馆，是由慈善家建立的，提供学生纸张和书。拉伊的公共图书馆，还将书籍分成十大类。巴士拉的图书馆，还供给学者基本的生活费用，让他们在里面工作。地理学家雅库特花了三年的时间，在莫夫和花剌子模（Khwarizm）的图书馆中收集他编纂地理词典的资料。当巴格达被蒙古人摧毁之际，它共有36座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更是不可胜数，富豪拥有大量的藏书，这是当时的风尚。一位医生谢绝了布哈拉一位苏丹的邀请，因为这需要400匹骆驼搬运他的藏书。阿尔—瓦基迪（Al-Waqidi）临死时，留下600箱书，每一箱要两名壮汉才搬得动。“10世纪，王公们如萨希布·伊本·阿巴斯（Sahib Ibn Abbas），藏书之多，可以与欧洲所有图书馆的总和匹敌。”伊斯兰教的文化生活到达了最高点。从科尔多瓦到撒马尔罕的上千座清真寺，学者就和柱子一样多，他们谈经论道，语惊四座。往来各地寻求知识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使伊斯兰教王国道路为之堵塞。王公们的殿前，关于诗歌与哲学问题的辩论不绝于耳。百万富翁没有一个敢不支持文学和艺术的。被征服的旧有文化，被才思敏捷的阿拉伯人热切地吸收了。征服者所表现的这种宽容，使诗人、科学家与哲学家把阿拉伯文变成了学术与文学领域的世界通用语言，在他们中间，有阿拉伯血统的人反而是少数。

伊斯兰的学者在这段时间，致力于文法的研究，使阿拉伯文逻辑化与标准化；他们搜罗字典，使语言更加准确和有条理；他们的文选、文摘及百科全书，保存了易于失散的文献；这些皆强化了杰出文学的根基。此外，他们又以教科书、文学和历史批评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这个基础。在这里，我们很遗憾省略了他们的名字，但我们要向他们的卓越贡献致敬。

在我们所能记得的学者中，尤其要谈谈历史学家，是他们带给我们文明的知识，否则，那情形就如同在法国考古学家商博良（Champollion）之前，我们对埃及法老时代一无所知一样。穆罕默德·伊本·伊萨克（Muhammad Ibn Ishaq）写了一本古典的《穆罕默德传》（Life of Mohammed ），经过伊本·希夏姆修订和补充之后，成为最古老、最杰出的阿拉伯散文——除了《古兰经》。好奇且不知疲倦的学者编纂了先哲或哲学家、大臣、法理学家、医生、书法家、官吏、情圣、学者的传记词典。伊本·库泰巴（Ibn Qutaiba）是梦想撰写世界史的穆斯林之一。与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有勇气将自己的宗教置于适当的眼界下，而使每一个国家或信仰，在时代中都是无限的。穆罕默德·阿尔—纳迪姆（Muhammad al-Nadim）在987年完成了《科学索引》（Fihrist Al-’ Ulum ），它是所有阿拉伯文书籍的百科全书，无论原著或译著，都有作者的传记与批评，甚至包括每一位作者的美德与恶癖。由今天已知的不足当时千分之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学在他的时代是多么丰富。

有“伊斯兰的李维”（“The Livy of Islam”）之称的艾卜·雅法尔·穆罕默德·阿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al-Tabari），如同许多穆斯林作家一样，是波斯人，诞生于里海以南的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他在阿拉伯、叙利亚、埃及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游历生活后，在巴格达定居下来，成为法理学家。他穷40年的精力，完成了一部世界性的编年纪《君王和使徒的年鉴》（Kitab Akhbar Al-Rusul Wal-Muluk ），从创世起到913年止。现在该书尚存有15大本，但是原来的篇幅比这多十倍。如同法国作家波舒哀（Bossuet）一样，阿尔·塔巴里在他著作的前几章中，采取了神话的无稽之谈：神“创造人来试验他们”；上帝把一座用红宝石建造的房子丢到地球上给亚当住，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又将房子收回。阿尔·塔巴里采用了《圣经》中关于犹太人历史的描述，接受了基督由童女所生的观念（玛利亚怀耶稣，乃天使加百利吹进她的袖子），第一章是以耶稣升天进入天堂为结束。第二章则可信多了，并且还偶尔有从3世纪到7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明确事件的记述。其方法是按照年代次序，逐年地描述各种事件，通常遵循传统的叙述法——从先知的种种言行，一直讲述到同时代一些琐事或追溯其目击者。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小心地说明来源，但是因为阿尔·塔巴里不想把这许多传说融合成有机的整体，他的历史著作只能是辛勤的堆积，而不是艺术的工作。

阿尔·马苏地是阿尔·塔巴里最伟大的继承人，他把阿尔·塔巴里列为自己最伟大的先驱。艾卜—哈桑·阿里·马苏地是巴格达的阿拉伯人，游历过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桑吉巴、波斯、中亚细亚、印度、斯里兰卡，他自称到达过中国沿海。他编辑了自己的选集，那是一部30卷的百科全书，内容太多，即使异常博学的伊斯兰学者都嫌太长，虽然他以摘要的方式出版，但仍是巨著。947年——他也许了解到读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他终于将该书删简成现存的样子，而且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珍奇宝库》（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Precious Stones ）。阿尔·马苏地广泛地讨论了地理学、生物学、历史学、政治制度、宗教、科学、哲学以及从中国到法国的文学，他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大历史学家，号称伊斯兰世界的普林尼及希罗多德。他并没有使他的资料看上去很枯燥，而是以亲切轻松的笔调来处理，有时他也提及一些有趣的故事。他对宗教有点怀疑，但从不将这一观念强加于他人。在晚年，他概述了他对科学、历史、哲学的观点，写成《知识之书》（Book of Information ）。在书中，他认为进化“是从矿物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再从动物到人”。也许正因为这一观点，他被巴格达的保守势力所抨击，他自称“被迫离开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虽然到了开罗，他为自己的流落异乡而忧伤不已。他写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性，分离且分散一切……由于热爱家园，真主使这个国度繁荣；道德正义的表征就是热爱自己的出生地；贵族世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厌恶与祖先的家园分离。”经历十年的放逐生涯后，他于956年死于开罗。

这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为学和兴趣范围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适当地将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地理和历史予以结合，他们远胜过同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学家。尽管如此，他们仍长期使自己迷失在政治、战争和文辞的修饰中，很少寻求事件的经济、社会或心理的因果关系。在他们那浩瀚的著作中，我们并未获得有秩序的综合认知，只发现了没有组合的堆积部分——国家、对话和人物。他们很少为良心所驱使而将来源追查清楚，仅过分虔诚地依赖一连串可能错误或不实的传说，使他们的文章有时沦为荒诞幼稚的童话、奇迹与神秘传说。许多基督教历史学家（除了吉本之外）可以写出所有伊斯兰文明只是十字军一个简短附属品的中古史。同样，许多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也可以把世界历史贬为伊斯兰教的前奏，一切仅是为穆罕默德的降临做准备。但是如何能以西方的观点来正确地判断东方？优美的阿拉伯文学经过低劣的翻译，就像将一株花草从根切掉。伊斯兰教历史学家写作的题材，能吸引他们国人的，似乎与西方读者相距很远。西方人并未体验到人们经济的互相依赖，是以东方、西方的相互研究和了解为基础。

科学

在伊斯兰生活活泼生动的几个世纪里，穆斯林致力于对智慧的追求。历代哈里发都了解阿拉伯在科学与哲学方面的落后及希腊文化在叙利亚的进步。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聪明地将在亚历山大、贝鲁特、安条克、哈兰、尼西比斯和琼德·伊·沙普尔（Jund-i-Shapur）等地的大学的水平，赶上基督教、赛伯伊或波斯的大学。在那些地方，仍保存了希腊的古典科学与哲学，多数是叙利亚的译著。穆斯林对学习叙利亚或希腊学术成果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有了这方面的翻译著作（由景教徒或犹太人译成了阿拉伯文）。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王公们经常鼓励引入外来的学术成果。阿尔—曼苏尔、阿尔—马蒙及穆尔瓦基勒等哈里发都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希腊城市——有时候甚至到他们传统的敌人希腊国王处——去搜求希腊书籍，特别是数学和医药方面的著作。在这种情形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传入了伊斯兰国家。830年，阿尔—马蒙哈里发耗资20万第纳尔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智慧之宫”（House of Wisdom）作为科学院、天文台和公共图书馆。他还延揽了一批翻译人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薪水。伊本·哈尔敦认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使伊斯兰教王国在许多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商业的扩展和希腊的再发现——结果是科学、文学与艺术大放异彩——类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从750年到900年，叙利亚文、希腊文、伊朗地方的巴列维语和印度梵文著作的翻译工作仍在进行。“智慧之宫”的首席翻译家，是景教医生侯奈因·伊本·伊萨克（Hunain Ibn Ishaq）。根据自己的计划，他将古希腊名医盖仑与盖仑学派39篇叙利亚文论文译成阿拉伯文。由于他的翻译，盖仑的一些重要著作避免了散佚的命运。不但如此，侯奈因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Categories ）、《物理学》（physics ），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 ）、《蒂迈欧篇》（Timaeus ）和《法律篇》（Laws ），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 ），希腊医生狄奥科赖德（Dioscorides）的《药材》（Materia Medica ），托勒密的《四重》（Quadripartitum ），以及希腊文《旧约》。阿尔—马蒙付给他的报酬，是和他译出书籍同样重量的黄金，几乎使国库无力负担。穆尔瓦基勒聘他担任御医，但他在死刑的威胁下，仍拒绝调配毒药给敌人吃，以致被监禁了一年。他的儿子伊萨克·伊本·侯奈因曾协助他的翻译工作，并且自己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ataphysics ）、《论灵魂》（On the Soul ）、《论动物的发生与败坏》（On the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of Animals ），及阿佛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论等著作译为阿拉伯文，这对伊斯兰教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约850年，大多数的希腊古典书籍，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都翻译出来了。阿拉伯文的说明，使托勒密的天文学作品《天论》（Almagest ）享有盛名；佩加（Perga）的几何学家阿波罗尼乌斯的《圆锥曲线论》第5至7卷、亚历山大科学家赫洛（Hero）的《机械论》（Mechanics ）及拜占庭哲学家斐洛（Philo）的《气体论》（Pneumatics ）等，都只有阿拉伯文译本流传下来。很奇怪的是，穆斯林如此沉湎于诗歌和历史，却忽略了希腊的诗、戏剧和史料编纂法。在这方面，穆斯林接受了波斯而非希腊的领导。柏拉图至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以新柏拉图学派的译介被引入到伊斯兰国家：柏拉图经由哲学家波菲利的介绍，亚里士多德经由5世纪或6世纪据称是新柏拉图学派所著的《亚里士多德的神学》（Theology of Aristotle ）而传入伊斯兰国家，此书虽然未能把握亚里士多德神学的精髓，但经译成阿拉伯文后，却被当作亚里士多德真正的作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差不多完全翻译出来了，虽然有很多错误。因为伊斯兰教学者想以《古兰经》调和希腊哲学，所以他们很快就采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传到伊斯兰国家的，只有他的逻辑学与科学。

科学和哲学不断从埃及、印度、巴比伦，经由希腊和拜占庭向东传到西班牙，然后再传到北欧和美洲，这是在杂乱不堪的历史脉络中最明显的一支。希腊科学虽然因长时期的蒙昧以及政府的无道和贫困而陷于暗淡，但当穆斯林进入叙利亚时，叙利亚仍然保存着希腊文化。这时，幼发拉底河上游肯内斯雷（Kennesre）的教长塞维鲁·塞波克特（Severus Sebokht）正在撰写希腊文的天文学论文，并使印度以外的国家首次了解了印度数字（662年）。阿拉伯人的科学绝大部分继承自希腊人，印度的影响应列为第二。773年，在阿尔—曼苏尔的命令下，翻译了公元前425年印度的天文学论文，可能是这些译本从印度将阿拉伯数字和零传到了伊斯兰国家。813年，阿尔—花拉子密（Al-Khwarizmi）在他的天文表中采用了印度数字；约825年，他发表了《论印度数字》（Algoritmi De Numero Indorum ）；同时algorithm或algorism指任何肇基于十进制的算术法。976年，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Muhammad Ibn Ahmad）在他的《科学之钥》（Keys of the Sciences ）中指出，在计算时，如果十位数没有数字时，可以用一个小圈圈“来保持它的序列”。穆斯林称这个小圈为sifr，即空无之意，也就是英文的零（cipher）；以后拉丁学者又将sifr写作zephyrum，意大利人又将其缩写成为zero。

3世纪希腊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es）的代数学，因阿拉伯人的深入研究而确立了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为穆罕默德·伊本·穆萨（Muhammad Ibn Musa），由于他出生于里海东岸的花剌子模，人们称他为阿尔花剌子模。他对五种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印度数字的著作；天文表的编纂（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所修正，几个世纪以来为中外天文学家们树立了标准）；制作已知的最早三角表；与六十九位学者合作绘制地理百科全书；在他的《积分法与方程式的计算》（Calculation of Integration and Equation ）中，提出了解析几何的二次方程式解法。他的这些著作，现已无阿拉伯文本流传，12世纪时由希腊人译出后，一直到16世纪，都是欧洲大学的主要教材，而且代数这个名词也随之被传到西方。塔比特·伊本·库拉（Thabit Ibn Qurra）除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在天文学和医药学方面享有盛誉外，还成了最伟大的穆斯林几何学家。艾卜·艾卜杜拉·巴塔尼，即欧洲人熟知的阿尔巴特格努斯（Albategnus），他在三角学方面的成就，远超过前人希巴克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他所制定的三角函数（trigonometrical ratios），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阿尔—马蒙哈里发做过天文学家的助手，担任观察和记录的工作，以证实托勒密的发现，并研究太阳上的黑子。他们确定地球是圆的，从两个地点（帕拉米亚和辛雅尔平原）以太阳的位置来测量地球的度数，得出的结果是56 英里，只比我们今天计算出的结果多0.5英里。根据他们的测量，他们估计出地球的圆周大约是两万英里。这些天文学家完全是根据科学原则工作的，凡是未经测量或试验印证的一律不予采信。他们中的艾卜—法尔加尼（Abu’l-Farghani）在860年写作的天文学教材，在欧洲和西亚保持权威达700年之久。比他名声更大的阿尔—巴塔尼，连续41年进行天文观测，得出的结果非常准确：他得出的天文系数与现在算出的大致相同——每年的岁差是54.5秒，黄道的倾斜是23度55分。在巴格达早期统治者白益王朝的资助下，艾卜—瓦法（Abu’l-Wafa）比丹麦天文学家杜科·布拉赫（Tycho Brahe）早600年发现第三个月球轨道改变（Lunar Variation）。昂贵的仪器被提供给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不仅有希腊人了解的观象仪和浑天仪，还有半径30英尺的象限仪，和半径80英尺的六分仪。经过穆斯林改良的观象仪，于10世纪传到欧洲，直到17世纪，一直被航海家广泛使用。阿拉伯人以一种审美的热情来设计和制造仪器，它们不仅是科学仪器，也是艺术作品。

比绘测天文表更重要的工作，是绘制地图，因为穆斯林是以耕作和贸易为生的。一名叫苏莱曼·阿尔—塔吉尔（Suleiman al-Tajir）的商人，约840年携带他的货物到达远东。一位不知道名字的作家在851年写出了这位商人途中见闻，比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早425年。在同一世纪中，伊本·霍尔达德贝赫（Ibn Khordadhbeh）又写下了关于印度、斯里兰卡、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文章，而且很明显都是采自直接观察的资料。此外，伊本·霍卡尔还对印度和非洲有过描述。艾哈迈德·雅库比在891年写了《列国志》（Book of the Countries ），对伊斯兰国家各省市和许多国度都有翔实的记述。穆罕默德·穆盖达西游历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所有地区（除了西班牙），在充分掌握各种资料之后，在985年写了《大伊斯兰帝国纪》（Description of the Moslem Empire ）——这是阿尔·比鲁尼《印度》（India ）一书问世之前，最伟大的阿拉伯地理书。

阿尔·比鲁尼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学者。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旅行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物理学家——在这些领域内从事重要和独创的工作——他至少是伊斯兰教的莱布尼茨，甚至是达·芬奇。和阿尔瓜利密一样，他出生在现在的希瓦（Khiva）附近，在中世纪科学的巅峰时代，他是里海地区的领袖。花剌子模和塔巴里斯坦的王公们赞赏他的才能，并在宫廷中给了他一个职位。当吉兹尼的马哈茂德听到花剌子模的诗人和哲学家的事迹之后，要求王公将阿尔·比鲁尼和伊本·西那等学者送到吉兹尼；花剌子模的王公觉得非同意不可。1018年，阿尔·比鲁尼前往吉兹尼，受到极大的尊敬，并与印度人民一起热心地从事研究。或许是在马哈茂德的协助下，他到达了印度，在那边住了好几年，学会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熟悉它全部的古迹。回到马哈茂德的宫中之后，他成了这位王公最信任的人。一位旅行家从亚洲的北方来，向这位王公介绍说有一个地方，太阳几个月都不落下去。这对国王是一种欺骗，于是国王想把他监禁起来。阿尔·比鲁尼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而国王觉得很满意，才使这位旅行家免除了牢狱之灾。马哈茂德的儿子马苏德是一位业余科学家，经常向阿尔·比鲁尼馈赠礼物和金钱，但凡是超过阿尔·比鲁尼所需的，都被退回。

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约1000年）是一篇专论《往时遗迹》（Athar-ul-Baqiya ）——讨论波斯人、叙利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基督徒、赛伯伊人、祆教徒和阿拉伯人的历法与宗教庆典。这是一部不寻常而且没有偏见的著作，绝对没有宗教的好恶。以一名穆斯林而言，阿尔·比鲁尼倾向于什叶派，稍微有点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是他还是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波斯的爱国主义，并谴责了阿拉伯人摧毁高度文明的萨珊的政权。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位客观的学者，辛勤地研究，彻底考察传说和经典（包括四福音书），准确而谨慎地写作著作，经常承认自己的无知，并有永不懈怠探求真理的精神。在《往时遗迹》的序文中，他像几百年后的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写道：“我们一定要将所有能蒙蔽人们的因素去除——旧有的习俗、派系的偏见、个人的敌对或喜怒，以及支配的欲望——以达到真理。”当他的热情征服印度时，阿尔·比鲁尼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印度的民族、语言、信仰、文化和阶级。1030年，他出版了巨著《印度历史》（History of India ）。在文章的开头，他分析了道听途说和客观的报道，指出各色各样的历史的“骗子”。他对印度的政治史下工夫不多，用42章的篇幅讨论印度天文学，11章来讨论印度的宗教，他极为欣赏《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他看出了印度吠陀哲学、什叶派、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神秘主义的相似之处，对印度思想家与希腊哲学家的同样文摘加以比较，他表示了对希腊的偏好。他写道：“印度没有产生苏格拉底，没有逻辑方法将幻想驱除于科学外。”不过他还是把一些梵文的科学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像是要补偿什么似的，又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托勒密的《天论》译成了梵文。

他几乎对一切科学都有兴趣。他对中世纪的印度数字非常重视。他著有关于观象仪、平面天体图和浑天仪的论文，还制定了天文表。他认为地球是圆的，指出“一切有趣的事情都集中到地球”，并且谈及天文资料可以假定地球每天以其轴为圆心自转和每年绕太阳运行一周来解释，就像它相反的假定一样。他推测印度河流域以前是海底。他还有许多关于宝石鉴定的著作，根据自然、商业和医学的观点，对很多石类和金属作出说明。他确定了18种贵重宝石的比重，并发现了“物体的比重相当于它的排水量”的原理。他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方法，不必费力地加算，就能计算出数字不断倍增的结果，如同印度故事中的象棋方格与谷粒。他对几何学的贡献是许多定理的解法，有些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编纂了一部天文学百科全书，一部地理学论文，及一卷天文学、占星学和数学概要。他根据容器静水学的交流原则，说明泉水和自流井的作用原理。他写有马哈茂德时代、苏布克提金（Subuktigin）时代和花剌子模地区的历史。东方的历史学家称他为“舍赫”（Sheik），意思是“他们所知的最伟大的人”。与他同时代，著作颇丰的学者有伊本·西那、伊本·阿尔—海泽姆（Ibn al-Haitham）和斐尔杜西等人，在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他们共同成就了伊斯兰教文化的最顶峰和中世纪思想的最高潮。

化学成为一门科学，大多要归功于穆斯林。因为在这方面，希腊人（据我们所知）限于工业上的经验和一些含混的假设，而阿拉伯人介绍确实的观察，控制的实验和小心的记录。他们发明蒸馏器并为之命名，对无数物质做过化学分析，整理各种宝石，分辨碱和酸，调查它们的化学亲和力，研究并制造了百种以上的药物。酒精是阿拉伯文，但非阿拉伯的产物。9世纪或10世纪，意大利作品中首次提及酒精。对穆斯林来说，妆粉（al-kohl）是画眉用的一种细粉。由于上千种偶然的发现，炼金术（穆斯林学自埃及）对化学的贡献颇大，这种方法是中世纪最科学的工作。事实上，所有的穆斯林科学家都认为，一切金属追根究底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将一种金属变为另外一种。炼金术的目的，是将基本金属，如铁、铜、铅或锡变为金或银。点金石（Philosopher’s stone）是一种物质——曾经寻求，但从未发现——经过适当的处理，它就成为贵重金属。血液、毛发、排泄物和其他的物质加以各种不同的试剂，并使之接受煅烧、升华、日光与火，看它们是否具有这个神奇的本质。拥有炼金药液，就可以延长寿命。炼金术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查比尔·伊本·赫扬（Jabir Ibn Hayyanl），也就是欧洲熟知的盖比尔（Gebir）。其父为库法的一名药剂师，他则悬壶济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蒸馏器和熔炉上。10世纪，有100多部或更多的著作被认为是他的匿名之作，其中许多作者不详的著作还被译成了拉丁文，强烈刺激了欧洲化学的发展。如同其他科学一样，化学在10世纪后将地位让给了神秘学（occultism），几乎有300年的时间没有抬头。

这段时期穆斯林遗留下来的生物学著作很少。艾卜·哈里发·阿尔—迪纳维里（Abu Hanifa al-Dinawari）根据希腊医生狄奥科赖德的学说写了《植物学》（Book of Plants ），但是增加了很多医用植物。伊斯兰教国家的植物学家知道如何以嫁接法培育新的水果，他们将玫瑰移接在杏树上，培育稀有美艳的花朵。奥斯曼·阿米尔·阿尔—贾希兹（Othman Amr al-Jahiz）提出了与阿尔马苏地相似的进化论：生命是“从矿物进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神学诗人贾拉拉·阿德·丁（Jalal ud-Din）接受了这个理论，并进行演绎，即如果过去有这种进化的成就，那么人类在下一个阶段将变成天使，最后成为神。

医学

阿拉伯人进入叙利亚时，人们只有简单的医学知识和工具。逐渐富裕之后，叙利亚和波斯出现了许多有才干的医生，并且吸引了希腊及印度的医生来到这里。由于宗教禁止活体解剖或解剖人类尸体，因此穆斯林满足于盖仑的解剖调查与伤患研究，阿拉伯的医学外科最弱，而药剂及其治疗为最擅长。阿拉伯人为传统药物增加了龙涎香、樟脑、肉桂、丁香、水银、旃那叶、没药，而且他们介绍新的制药配方——糖浆、加糖水的药水、玫瑰香水等。意大利与远东贸易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输入阿拉伯的药物。穆斯林建立了第一间药房和诊所，成立了中世纪第一所药剂学校，写了许多药学论文。穆斯林医生都热心提倡洗澡，特别主张在发烧时洗蒸气浴。他们治疗天花和麻疹的方法，并不比今天逊色。外科手术时，以吸入药物的方法麻醉，印度大麻叶制造的麻醉药和其他药品用于使人熟睡。我们已知有34座医院是伊斯兰国家在这段时间设立的，很明显是仿照波斯的学院与在琼德—伊—沙普尔的医院建造的。我们所知巴格达最早的医院，是哈里发哈龙·阿尔—拉希德时建立的，另外有5座是在10世纪时建立的。918年，巴格达医院中设有院长一职。伊斯兰教最有名的医院，是706年在大马士革建立的，978年时有24名医生。医学训练主要在医院中进行。非经考试合格与国家颁发证书，任何人皆不得行医；药剂师、理发师、整形外科医师都接受政府的规定与检查。负责医药的大臣阿里·伊本·伊萨（Ali Ibn Isa），组织医生巡回各地为患者治病（931年）。有些医生还每天到监狱里治病，对精神病患者有特别人道的治疗方法。公共卫生却普遍很糟糕，在四个世纪中，东方伊斯兰曾发生过40次流行病。

931年，巴格达有860名有执照的医生。医生的收入相当高。哈里发哈龙及阿尔—马蒙、巴尔马克家族的御医吉布里尔·伊本·巴克蒂萨（Jibril Ibn Bakhtisha）拥有8880万第尔汗的财富。据说他一年替哈里发放血两次的报酬是10万第尔汗，每半年清肠一次的报酬也同样多。他假装要在公众场合脱去一名女奴的衣服，从而治好了她歇斯底里的瘫痪。在吉布里尔之下，有一连串著名的穆斯林医生：尤哈纳·伊本·马萨瓦伊（Yuhanna Ibn Masawayh），以解剖猩猩研究解剖学而闻名；侯奈因·伊本·伊萨克，翻译家，《眼睛十论》（Ten Treatises on the Eye ）——最早的有系统的眼科教科书——的作者；阿里·伊本·伊萨，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眼科医生，他的《眼科医生指南》（Manual for Oculists ）直到18世纪都是欧洲的教科书。

这段时期有位杰出的医生艾卜·贝克尔·穆罕默德·阿尔—拉齐（Abu Bekr Muhammad al-Razi），即欧洲人熟知的拉齐斯（Rhazes）。同许多同时代的有名科学家和诗人一样，他是以阿拉伯文写作的波斯人。他出生在德黑兰附近的拉伊（Rayy），在巴格达研究化学、炼金术和医学，写了131本书，其中半数是有关医学的，多数已经散佚了。他的《丛书》（Comprehensive Book ）涵盖了医学的每一门类，被译成拉丁文后，在白人世界中被使用了数世纪之久，是最受重视和最常用的医学教科书，这是1395年巴黎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所藏的九部医书之一。他的《论天花与麻疹》（Treatise on Smallpox and Measles ），是由直接观察和临床分析而诞生的杰作。这是对传染病第一次准确的研究，是最先区分这两种疾病的著作。从1498到1866年一共印行了40个英文版，可见它声誉之隆。拉齐最有名的著作是献给呼罗珊王子的10卷的《曼苏尔书》（Kitab al-Mansuri ）。经过克雷莫那的格拉德译成拉丁文后，其中第9卷《医学集成》（Nonus Almansoris ）一直到16世纪都是欧洲通行的教科书。拉齐还介绍了新的治疗方法，如水银药膏与使用动物肠线缝合。那个时代，医生们一般只检查小便来诊断疾病，有时甚至连病人都不看，他于是热心地对小便进行分析。有些篇幅较短的著作也显示出了轻松的风格，其中之一是《论即使熟练的医生也不能治愈一切疾病》（“On the Fact That Even Skillful Physicians Cannot Cure All Diseases”），另一篇是《何以庸医、外行、妇女比受过训练的医生更会治病》（“Why Ignorant Physicians，Laymen and Women Have More Success than Learned Medical Men”）。他是公认的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医生，中世纪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他82岁时去世，死时一贫如洗。

巴黎大学医学院挂着两位穆斯林医生的画像——拉齐斯和阿维森那。穆斯林认为他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最著名的医生是阿维森那。他的自传——少数阿拉伯文学作品之一——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时，学者或圣哲的生活是如何的流动。阿维森那的父亲在布哈拉经营钱庄，他的家庭教师使他由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者变成具有科学思想的学者。伊本·哈立坎（Ibn Khallikan）带着东方人习惯性的夸张说：“10岁的时候，他在研究《古兰经》和一般文学方面就很杰出，并在神学、数学和代数学方面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知识。”他学医乃无师自通，年轻时就开始免费为人看病。17岁时，他奉召为布哈拉的统治者努赫·伊本·曼苏尔（Nuh Ibn Mansur）治病，由此在宫廷中得到一个官职，专心地在这位伊斯兰教君王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研究了一段时间。10世纪末，萨曼王朝崩溃，阿维森那转到花剌子模的王子阿尔—马蒙麾下任职。当吉兹尼的马哈茂德宴请阿维森那、阿尔·比鲁尼及马蒙宫中其他俊彦之时，阿维森那拒绝前往。他与另一位学者玛西希（Masihi）逃入沙漠。在沙暴中，玛西希不幸死了，他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古尔甘，并在卡布斯（Qabus）宫中任职。马哈茂德将阿维森那的画像散发到全波斯各地，悬赏通缉他，但是卡布斯保护着他。卡布斯被谋杀后，他奉召为哈马丹的王侯治病。由于医术高明，他成为大臣。但是军队不喜欢他的统治，不但拘捕了他，而且洗劫他的家，想把他处死。他逃到一位药剂师的家里。在各种限制下，他开始写作，这使他很快就享有了有盛名。当他计划秘密离开哈玛丹（Hamadan）时，却被王侯的儿子逮捕了，监禁在牢中几个月，即便如此，他仍继续写作。再逃亡时，他伪装成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者，经过长时间的历险，终于在伊斯法罕的白益族王侯阿拉·阿尔—多拉（Ala al-Dawla）宫中获得庇护和名声。大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集合在他四周，由王侯亲自主持学习会。有人说这位哲学家享受到学术和爱情的乐趣，但也有人说，他日夜沉湎于研究、教学和政务。伊本·哈立兰直接引述了他不寻常的发人深省的话：“每日一餐……好好保存精液。这是生命之水，要进入子宫。”不幸的是，他在回哈玛丹的旅途中死了。今天仍有虔诚的崇拜者守护着他的坟墓。

无论周围如何扰攘不安，他仍然在办公室中、监狱中，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写了上百本书，几乎囊括了各种科学与哲学。他还写了一些优美的诗，现存15篇：其中一篇是影响了波斯名诗人欧麦尔·开俨的《茹别雅》（Rubaiyat ）；另外一篇《灵魂的堕落》（The Descent of the Soul ），至今仍被东方伊斯兰国家的学生传诵着。他翻译了欧几里得的著作，观察天象，设计了一种类似今天游标的仪器。他对运动、力学、真空、光、热和比重作了最基本的研究。他关于矿物的论文，直到13世纪都是欧洲地质学的主要资料。他对山脉的形成有很明晰的说明：

山脉的形成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地壳变动的结果，如剧烈的地震；另一种是水力的侵蚀，割裂了新的水道。地层的种类又有不同，有软硬之分；风和水使前者分解，而对后者无能为力。这种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水是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由许多山脉里留下的水生物化石就可证明。

有两部巨著包含了阿维森那的学说：《论治疗法》（Kitab al-Shifa ）是一部18卷的数学、物理、形而上学、神学、经济学、政治学和音乐百科全书；《医学准则》是生理学、卫生学、治疗法与医药学的广泛调查，并且上升到了哲学研究。结构完整，有着滔滔不绝的讨论，但是它对分类与区别的学术热心变成了一种病态，作者并未适当地予以规范。他开篇即是令人沮丧的告诫：“每一个跟我学习而想适当运用它们的人，都应熟记这本书的大部分。”而这本书有100多万字。他认为医学是一种艺术，解除隙碍使身体恢复自然的正常功能。首卷讨论主要的疾病——它们的症候、诊断和治疗；一般与个别疾病的预防及卫生，以及灌肠、放血、烧灼、沐浴和按摩等治疗方法，都有专章论及。他提倡深呼吸甚至偶尔的大喊，以展开胸、肺——和小舌。第2卷集合了希腊与阿拉伯的药用植物知识。第3卷特别着重病理学，包含对肋膜炎、蓄脓、肠病、性病、性变态、神经病等详细的讨论。第4卷讨论发烧、外科、化妆品、头发与皮肤的保养。第5卷——关于调配760种药品详细的说明。12世纪时，《医学准则》被译成拉丁文，超过了拉齐斯甚至盖仑的著作，占据了欧洲医学院主要教科书的地位。直到17世纪中期，一直是蒙彼利埃和卢汶大学的必读教材。

阿维森那是最伟大的医学作家，拉齐斯是最伟大的医生，阿尔—布鲁尼是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阿尔—海塔姆是最伟大的光学仪器学家，雅比尔可能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像所有中世纪的科学一样，阿拉伯的科学常沾染了神秘学的成分；只有光学在累积前人研究结果的综合工作上，远比创造性的发明或系统的研究更有成效；然而，炼金术却发展了实验的方法，这是令人骄傲的，也是现代思维的工具。500年后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将这种方法介绍到欧洲，声称受到了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启迪，而他们又从东方穆斯林那里学到了这一方法。

哲学

像科学一样，伊斯兰国家在哲学方面通过基督教的叙利亚继承了异教徒希腊人的宝贵遗产，然后把它的成果传回基督教的欧洲。当然，许多影响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穆尔太齐赖学派的知识反动，以及阿尔金第、法拉比、阿维森那和阿成罗伊的哲学。印度的冥思方法（Speculations）经吉兹尼和波斯传入；祆教和犹太教的末世论（eschatology）占了一小部分；基督教的异端辩论上帝属性、基督和神道的性质、命定与自由意志、启示与理性等内容，搅乱了近东的气氛。但是促使亚洲伊斯兰国家思想发酵的原因——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希腊的再发现。纵然，翻译了许多伪书，但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不经过神圣经典的审核，人类无畏地推论任何事情，并且认为宇宙秩序既非神妙的离奇事物，也非不可预计的奇迹，而是庄严且普遍的法则。希腊逻辑经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Organon ）的引介传到伊斯兰国家并使人们为之着迷，并赋予了闲暇思考的能力，这些成了人们思考的条件和工具。3个世纪中，伊斯兰教发展了逻辑的新游戏，那里的青年像柏拉图时代的雅典青年一样沉迷于“最亲爱及令人愉悦的”哲学。伊斯兰教教义开始动摇和崩溃，如同希腊正统学说融化在诡辩学者的雄辩脚下，基督教正统派在知识渊博者的挑战和伏尔泰的智慧鞭笞之下枯萎一样。

伊斯兰教启蒙（Moslem Enlightenment）有其奇特争论的直接缘由。《古兰经》是永恒存在还是创造出来的？哲学家斐洛认为道即是无时间性的上帝智慧。第四部《福音书》指出基督即是道，道（或理性）“太初之时……即是上帝”，甚至没有道，“任何被创造的事物都因而不能被创造”。诺斯替教派与新柏拉图学派将神圣智慧人格化，视之为创造的代理人。犹太人坚信摩西五经的永恒性——这四者使正统伊斯兰教产生相应的观念，即认为《古兰经》无时间性地永远存在安拉心中，其对穆罕默德的启示仅是有时间性的一件大事而已。伊斯兰教哲学的首次展示（约757年）即为穆尔太齐赖派的成长。穆尔太齐赖意为“脱离者”，他们否认《古兰经》的永恒性。这派人郑重声明，他们虽然尊敬伊斯兰教的圣书，但是《古兰经》或圣传倘若违背了理性，则必须予以寓意性的阐释。这种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调和，他们称为“kalam”（逻辑）。他们认为照《古兰经》字面的意思把愤怒、仇恨以及一切都归于安拉是荒唐的，诗一般的神人同形论虽然适用于穆罕默德时代的道德与政治目的，但很难被知识分子接受。人的思想永远无法了解真正的自然或神的属性；只有在肯定一个精神的力量为一切实体的基础上，与信仰是相符的。更有甚者，如正统派的论点——相信所有事物均由上帝预先决定，并且认为得救或惩罚仅是武断性的选择，这种说法，在穆尔太齐赖派看来，似乎是人类道德与事业的致命伤。

上百种不同的论点，在阿尔—曼苏尔、哈龙·阿尔—拉希德、阿尔—马蒙的统治下，传播得很快。最初是学者和异教徒私下谈论，然后被哈里发们作为闲谈的话题，最后成了学院与寺庙中演说的题目。阿尔—马蒙对这种羽毛未丰的理性奔放很感兴趣而加以保护，最后宣布以这种观点作为正式的信仰。阿尔—马蒙掺杂了东方专制老习惯和希腊化的穆斯林最新观念，他在832年发布一道命令，要所有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是在时间里的创造；后来又有命令，除非人们接受新的教条，否则不能担任证人或法官；以后更以法令的形式强迫人们接受意志自由及不可能以肉眼看见真主的观点；最后，拒绝接受这种考验和誓言的人将被判处死刑。阿尔—马蒙死于833年，他的继承人穆耳台绥木和阿尔—瓦提克延续了他的做法。神学家伊本·哈巴尔反对这种宗教法庭。他被迫接受审判，引用有利于正统派观点的《古兰经》回答所有问题。他被鞭打至昏厥并关入狱中。但是他所遭受的痛苦，使人民视他为殉道者和圣人，他为恢复占绝对优势的伊斯兰哲学做了准备。

同时，哲学界产生了第一个巨人。阿尔金第（Abu Yusuf Yaqub Ibn Ishaq al-Kindi）约803年诞生于库法，他是一个市长的儿子。他在家乡和巴格达念书，后来成为阿尔—马蒙和穆耳台绥木宫中著名的翻译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与许多伊斯兰思想全盛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博览群书，广泛学习，写了265篇论文，涉及各领域——数学、几何、天文、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政治学、音乐、医学、哲学……他同意柏拉图关于人必先成为数学家，始可成为哲学家的说法，而且努力简化健康、医学、音乐等与数学的关系。他研究潮汐，探求落体速度及其法则，在《光学》（Optics ）一书中，他研究了光的现象，这本书对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影响甚大。他以《为基督教辩护》（Apology for Christianity ）一文震惊了伊斯兰世界。他和一名助手翻译了伪书《亚里士多德的神学》。他深深被这本伪书感动，他很高兴，并认为这本书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调和起来——将他们两人都转变为新柏拉图学派。阿尔金第的哲学是新柏拉图学派，认为精神有三等——上帝、道或有创造力的世界灵魂——从世界灵魂中流出人的灵魂，如果人类以正确的知识训练他的灵魂，就可得到自由与永生。很明显，他英雄式的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一正统教派，然而他采信了亚里士多德区分神圣的“发动”智性与仅属于思维能力的个人受动智性的观点。阿维森那可能将这种观点传给哲学家阿成罗伊—他以反对个人不朽而使世界掀起讨论热潮。阿尔金第加入穆尔太齐赖学派，当叛乱发生后，他的图书室被抄，性命危在旦夕。但他终于劫后余生，重获自由，逝于873年。

在一个政府、法律与道德都受宗教教义束缚的社会中，任何对教义的攻击都会被视为有害于社会秩序的基础。所有被阿拉伯征服的事物——希腊哲学、诺斯替基督教、波斯民族主义、祆教教派的共有主义——又复苏了，《古兰经》遭受质疑与嘲笑，一位波斯诗人因宣称他的诗句优于《古兰经》而被杀（784年），整个植基于《古兰经》上的伊斯兰教似乎就要崩溃了。在这种危机中，有三个因素使正统派获得胜利：保守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土耳其禁卫军的兴起，以及人民对他们固有信仰的忠诚。阿尔—穆尔瓦基勒在平民和土耳其人的拥戴下于847年即位。土耳其人是伊斯兰教新的皈依者，他们与波斯为敌，又对希腊思想相当陌生，主张以武力挽救信仰。阿尔—穆尔瓦基勒取消和改变了阿尔—马蒙的褊狭自由主义，穆尔太齐赖学派和其他异教徒被逐出政府和教育机构，任何表现异端观念的文学与哲学都被禁止，《古兰经》的永恒性以法律予以重建。什叶派被禁止，在卡尔巴拉地方的侯赛因寺庙被毁（851年）。欧麦尔一世公布反对基督徒的法令，哈龙更扩大到犹太教徒（807年），但不久即为人忽视，阿尔—穆尔瓦基勒复重新公布这一法令（850年）。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被命令穿上不同颜色的服装，上面要有某一颜色的补丁，只能骑骡和驴。他们还得在家门口钉上木制的魔鬼。新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都被拆除，而基督教的仪式中不准用十字架。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准在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

第二个三十年间，反动稍微温和一点。一些正统派的神学家勇敢地接受了逻辑的挑战，建议以理性来证实传统信仰的真理。这些逻辑家是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家，他们致力于宗教与希腊哲学的调和，正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在12世纪时曾试图调和犹太教，阿奎那在13世纪时曾试图调和基督教一样。巴士拉的艾卜·哈桑·阿尔—艾什尔里（Abul Hasan al-Ashari）在讲授穆尔太齐赖学说的教条十年之后，于40岁时转而反对这些学说，他以穆尔太齐赖学派的逻辑武器来攻击穆尔太齐赖学派，使旧有的教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毫不畏缩地接受穆罕默德的命令：安拉预先决定一切行动和事情，而且是它们的首要原因；他超乎一切法律与道德之上；“他是万物的君主，依其心意进行统治，即使他将他们完全送入地狱也毫无错误”。不是所有的正统派都有兴趣将信仰提交理性论证，许多人服膺“信而不问其何以然”的信条。多数的神学家都停止讨论基本问题，但是他们也沉醉于经院哲学的教条细节中，接受它们的原则为公理。

哲学上的骚动，却在巴格达平息下来，只在小宫廷中造成一些波澜。萨伊夫—多拉（Sayfu’l-Dawla）在阿勒颇为第一位在哲学界享有声誉的哲学家，土耳其人穆罕默德·艾卜·纳什尔·法拉比（Muhammad Abu Nasr al-Farabi）安置了一处住所。他出生在土耳其斯坦的法拉比，在巴格达和哈兰跟随基督教老师学习逻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读过40遍，《灵魂论》（De Anima ）读过200遍，他在巴格达被指控为异端，接受并带有苏菲教派的色彩，生活得非常自在。伊本·哈立兰说他是“最不关心世事的人，他从不设法使自己为了生活或住所而操心”。萨伊夫—多拉问他需要多少生活费用，法拉比认为每天4个第尔汗足够了，于是这位王公终身供给他这个数目的津贴。

法拉比的著作有39部留传下来，大半是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的《科学百科全书》（Ihsa Alulum ）集合了他那一时代的语言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他率直地否认共相（属性、种类或性质）远离个体而存在，因而激怒了基督教国家的经院哲学家。一些人受《亚里士多德的神学》欺骗，而他将不流于空想的亚里士多德转变成了神秘主义者。法拉比享寿之高，足以使自己“沉入”正统信仰之中。年轻时，他曾声明自己是理论上的不可知论者，等到晚年，他却花费很大的心血来详细描述神祇。他如三个世纪后的阿奎那一样，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为了理解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必须假设有一个最后且必然的存在（necessary being）；一系列的因果关系（Cause），必有其第一因（First Cause）；一连串的运动（Motion），必有一不为他物所动的原动者（Prime Mover）；杂多（Multiplicity）中必有单一（Unity）。哲学的最终目的（从未真正达到过）就是第一因的知识，到达这个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灵魂的纯洁。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法拉比小心地避而不谈不朽的问题。他于950年死于大马士革。

他的遗稿中，仅有《理想城》（Al-Medina al-Fadila ）颇富创见。它始于对自然法则的描述，每种机体永远不断地同其他机体竞争；在最终的分析中，每一种生物都视其他所有生物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法拉比指出，有些犬儒派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在这一不可避免的竞争中，聪明的人最能使他人屈服在自己的意志下，从而达到自己的愿望，人类社会如何从蛮荒法则中产生？如果我们相信法拉比的说法，穆斯林中会有卢梭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社会是由契约开始的，在个人之间，为了生存而需要接受经由习惯和法律产生的某些限制；其他人嘲笑这种社会契约是不符合历史的，坚信社会或国家起源于强者征服弱者和兼并。国家本身，根据尼采主义者的说法，是竞争的机构，所以为了权势、安全、力量与财富，很自然地要互相竞争；战争也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就像自然界的法则一样，最后的裁决就是强者即公理。法拉比反对这种观点，呼吁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来建立一个不肇基于嫉妒、权力和敌对的社会，即一个根植于理性、忠诚和爱的社会。最后他向人们推荐根植于坚强的宗教信仰的君主政体。

约970年，法拉比的再传弟子在巴格达成立了一个学者联合会来讨论哲学问题。会员不问种族、宗教的差异，一致沉湎于逻辑学和认识论，不过这个团体的存在显示了首都残存的知识气息。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协会，是与之性质相似但秘密存在的，由科学家与哲学家组成的兄弟会，983年成立于巴士拉。这些诚笃的弟兄会成员为伊斯兰教政权的衰弱、人民的贪婪和道德的堕落忧心，他们渴望伊斯兰教道德、精神和政治的革新，并且认为这种革新可以通过混合希腊的哲学、基督教及其伦理、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什叶派的政治主张及伊斯兰教的法律达成。他们认为友谊是能力和美德的合作，每一个团体都把其他人缺乏和需要的品质提供出来。他们认为，众人的心灵的思考要比个人更容易得到真理。因此他们私下聚会和讨论时，以自由、宽容和礼貌来谈论一切人生的基本问题。最后发表了51本小册子，这是他们合作得出的科学、宗教和哲学摘要。一名西班牙穆斯林约1000年时赴近东旅行，他很喜欢这些论文，搜集并保存了它们。

在1134页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关于潮汐、地震、日食、音波和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它还收集了占星学和炼金术的成果，还有关于巫术和数学游戏的内容。在神学方面，几乎同所有伊斯兰教思想家一样，是诺斯替与新柏拉图学派：从第一因（或上帝）产生了发动的睿智（Active Intelligence，如道理、理性），进而产生躯体与灵魂的世界。所有物质都由灵魂形成并经由灵魂活动。每一个灵魂都是永无休止的，直到它与积极的知识再结合为止。这种结合需要灵魂的绝对纯净，伦理学是获得这种纯净的艺术，科学、哲学与宗教是这种纯净的手段。在寻求纯净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仿效苏格拉底的知识热诚、耶稣的博爱和阿里的谦逊与高尚。当心灵经由知识获得解放后，通过寓言可以再次作自由解释，而与哲学调合。总之，这51本小册子，是我们所拥有的，对阿巴斯王朝时代穆斯林思想最完全和最一致的说明。巴格达的正统派领袖，于1150年将这些小册子当作异端邪说予以焚毁，但它们仍继续流传，并融入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哲学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阿尔—伽萨尼、阿成罗伊、伊本·嘉毕罗、杰胡达·哈勒维、哲学家和诗人阿尔—马亚里影响甚大，或许对企求在短暂的一生里能与这部集体作品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匹敌，并超越它的人也有影响。

对阿维森那来说，他并不以当科学家与世界著名医学权威为满足。无疑，他知道一个科学家唯有经过哲学研究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告诉我们，他读了40遍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还不能够了解，而法拉比的评论却使他能够理解这本书，他欣喜若狂地冲到街上大肆施舍。亚里士多德在哲学里揭露了他的最高目标，早在《医学准则》这本书中，他已用哲学家来称呼亚里士多德，在拉丁世界，这个名词乃是亚里士多德的同义词。他在《论治疗法》一书中对自己的哲学有详细的说明，然后又在《医典》（Najat ）中予以概要的叙述。他有逻辑的才华，坚持精确的定义。他对共相或普遍理念是否远离殊相而存在的问题，给予中世纪式的回答：它们存在于（1）“事物之先”（ante res)，即存在于上帝的心中，如柏拉图的学说，所有事物皆依照它们的范型而造；（2）“事物之中”(in rebus），在事物之中，它们显现或做范例；（3）“事物之后”（post res），在事物之后，它们是人类心灵中的抽象观念。然而，共相并不远离殊相而存在于自然世界中。一个混乱的世纪之后，阿奎那与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德也作出同样的回答。

的确，阿维森那的形而上学几乎就是两个世纪之后拉丁思想家所汇集的经院哲学的摘要。他在开头时费力地重述了亚里士多德和法拉比关于质与形、四种原因、偶然与必然、多与一的看法；并且对于偶然与变易的万物——必朽的事物——如何从必然与不可变易的一面流出的难题感到焦虑。他像普罗提诺一样想以假定一个“居间的自动的睿智”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智慧有如灵魂一样，普遍存在于天国的、物质的及人类的世界。欲使上帝从尚未创造世界至创造世界的过程中的变迁，与上帝的神圣不可变迁论相调和，他认为尚有困难，他主张如亚里士多德一样，相信物质世界的永恒性，但是他了解这样会开罪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家（mutakallimun），于是他妥协地采取了有利于经院哲学的说法：上帝先于世界是从逻辑上说，而非从时间上说（所谓逻辑上，指次序、本质和原因）；世界的存在，每一时刻都有赖于支持它的力量而存在，这就是上帝。阿维森那承认，除了上帝之外，一切实体都是偶然的——那就是说，一切实体的存在是可以避免的及可以减少的。因为这些偶然事物需要一个存在的原因，除了在“原因之链”中复归于“必然的存在”外，别无其他解释，这个必然的“有”，它的本质和意义即已蕴涵“存在”；而这个“存在”，为了诠释他物的存在，势须先予设定。上帝是唯一本然自存的“有”；他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这第一因，万物不可能“有”。由于一切的物质是偶然的——它的本质并不蕴涵它的存在——因此上帝不可能是物质的。因为如同理性一样，他必须是单一的。既然在它所创造的万物中有睿智存在，那么万物的造物者也必有睿智。最高的睿智能刹那间洞悉万事万物——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而不受时间局限，它们的发生是他永久思考的暂时现象。但是上帝并非直接促成每一行动及事件，万事万物由于其内在目的——它们有其自明的目的及命运——而发展。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为罪恶负责任，罪恶是我们为意志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同时，人类的罪恶才显出上帝的荣耀。

灵魂的存在，由我们当下的内在知觉就可证实。同样，我们天经地义地认为灵魂是精神性的，我们的观念很明显与感官不同。灵魂是肉体能够自己活动与成长的内在根源，就此意义说来，甚至天体星辰也有灵魂，“整个宇宙是生命本源的显现”。肉体本身并不能运动，它的每一动作皆是由与生俱来的灵魂促成的。每一灵魂或睿智拥有相当于第一因的自由与创造能力，因为它是由这个第一因所流出的。人死后，纯净的灵魂重新与世界灵魂（World Soul）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洋溢着至善的真福。

阿维森那也像其他人一样，试图调和追寻已久的人们的信仰与哲学家的推论。他像罗马哲学家留克利希阿斯一样，不希望为了哲学而摧毁宗教，也像一个世纪后的阿尔—伽萨尼，不希望为了宗教而摧毁哲学。他只以理性处理一切问题，不为《古兰经》所限，他对神灵的启示作了客观的分析，但是他肯定人民需要能为他们颁布道德法则——在形式上与寓意上都能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并且有拘束力——的先知。所以从树立或保存社会基础与发展道德的观点看，先知是上帝的信使。因此穆罕默德宣称肉体的复活，有时也以物质名词描述天堂。哲学家怀疑肉体的不死，但是他了解如果穆罕默德以纯粹的精神天堂来教导人民，一定不会有人听从，而且也不会有一个有纪律和强大的国家。那些能以精神上的爱来崇拜上帝的人，既不怀抱希望，也不心存恐惧，是最高尚的人，但是他们只能向最成熟的学生而非群众表现出这种态度。

阿维森那的《治疗法》与《医学准则》代表着中世纪思想的最高潮，而且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中许多内容都是跟随亚里士多德和法拉比的引导，就像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一样；只有狂人才会完全独创。他有时也谈及就我们易错的判断似乎是无意义的事，但是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有同样的情形，这种愚蠢仅能在哲学家的书中找到。他缺乏坦率的易变性、批评精神和阿尔—比鲁尼的开放心灵，而且还有许多错误。他那清晰明快的风格，以轶事和诗篇阐释抽象思想的能力，及其科学与哲学的广阔视野，远胜过他的对手。他的影响是远大的：一直到达西班牙，影响了阿成罗伊（Averroes）和迈蒙尼德（Maimonides）；并进入拉丁基督教世界，对经院哲学家颇多助益。令人惊讶的是，哲学家大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有不少论点可以追溯至阿维森那。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称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界的主要权威”，这么说并非仅出于礼貌，阿奎那的确非常尊敬他，将他与柏拉图相提并论。

在东方，阿拉伯的哲学几乎与阿维森那一起消逝。接踵而至的是塞尔柱人对正统派的强调，神学家们信仰主义的威胁，及阿尔—伽萨尼神秘主义的浩大声势，纯理论的思想遂告一段落。很可惜，我们对这三个世纪（750—1050年）的阿拉伯全盛时期所知甚少。上千种阿拉伯科学、文学和哲学书稿藏在伊斯兰世界的图书馆中：仅君士坦丁堡一地就有30座清真寺图书馆，但它的藏书还只是杂凑而成的；在开罗、大马士革、摩苏尔、巴格达，藏书汗牛充栋，还远未完全编目；马德里附近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一座大图书馆，几乎无法把伊斯兰教科学、文学、法学和哲学文稿编成目录。我们所了解的这几个世纪的伊斯兰思想，只是残存的一鳞半爪，而这些得以留传后世的，也只是当时作品的片段而已。当学者彻底研究这个半被遗忘的遗产时，可能会将东方伊斯兰教的10世纪列为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之一。

神秘主义与异端

伊斯兰的神秘主义有许多渊源：印度托钵僧的苦行主义、埃及和叙利亚的诺斯替教派、希腊后期的新柏拉图学派、基督教众多的苦行僧。像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伊斯兰教少数虔诚教徒反对宗教适应经济世界的任何利益与实际，他们提倡回到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一世时代的简朴生活。他们痛恨任何横亘在他们与神之间的媒介，甚至寺庙中严格的仪式，在他们看来，也是阻碍神秘意境的。在这一神秘意境中，精神，即一切俗事的净化，不但能进入天国，而且能与上帝结合。这种运动在波斯特别活跃，也许是因为接近印度，或因琼德·伊—沙普尔的基督徒的影响，抑或是因为承袭529年从雅典逃到波斯的希腊哲学家而建立的新柏拉图学派之故。大多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自称为苏菲教派，因为他们穿着简单的羊毛袍子（Suf）。他们之中，有些是很热情的人，也有高贵的诗人、泛神论者、苦行者、庸医和多妻的人。他们的原则随时随地在变。阿成罗伊指出，苏菲派“以为去除了一切肉体的欲望和纵欲的思想之后，上帝的知识就留在我们心中”。但是也有许多苏菲派信徒试图通过外在的努力达到上帝。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完美与可爱，都是存在于完美与可爱之中的神力的显现或运作。一位神秘主义者说：“啊，真主！我从未听到动物的叫声、树枝的颤动、流水的潺潺、小鸟的歌声、习习的风声、隆隆的雷声，而感觉不到它们即是你独一性的明证及无物如你的证据。”实际上，神秘主义者认为，个别事物能存在，是因为它们之中的神圣力量；它们唯一的真实就是这个基本的神性。因此上帝就是一切，不仅除了安拉别无他神，除了上帝也无“存在”。因此每一个灵魂都是上帝，纯粹的神秘主义者断言“上帝与我为一”。艾卜·叶齐德说：“实在我就是上帝，除我之外没有上帝。崇拜我。”侯赛因·阿尔—哈拉杰说：“我就是我所爱的它……我所爱的它也就是我。我就是淹死挪亚家人以外的人类的它……我是真理。”哈拉杰因太过张扬而被捕，在上千次的鞭打后，被火烧死（922年）。他的徒众宣称，在这次事件后，还看到他并和他谈过话，许多苏菲派信徒将他说成圣人。

苏菲派信徒像印度教徒一样，相信训练的过程对接受上帝神秘的启示很有必要：纯净地表现忠诚、沉思与祈祷；新入教者对长老与教师的完全服从；完全弃除一切个人欲望，甚至连救世或与神秘结合的欲望也在摒弃之列。最完美的苏菲派信徒是为上帝自己而爱上帝，并非为任何报偿。艾卜·卡希姆说：“对你来说，赐恩者本身比恩赐更好。”但是苏菲派信徒通常视训练为求得事物真正知识的手段，有时把它当作获致超自然奇迹力量的课程，不过大多是把它当作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在这种结合中如果能完全忘记自我，就是“完人”。苏菲派信徒相信这种“完人”超越一切戒律，甚至超越了朝圣的义务。苏菲派信徒的格言说：“所有眼睛都集中在麦加的神圣黑石上转动，而我们将注意力集中至所爱者的脸上。”

直到11世纪中期为止，苏菲派信徒仍然过着世俗生活，有时还与妻子、儿女一起，甚至认为独身生活并无多大的道德价值。艾卜·赛义德（Abu Said）说过：“真正的圣人是生活在大众之中，与他们共同生活，照样结婚，参与社会生活，而且时时不忘上帝。”就苏菲派信徒而言，生活的简朴、虔诚和寂静主义是他们仅有的标志，这很像早期的教友派（Ouaker）。有时他们也集中在神圣的教士四周，或聚在一起祈祷、互相勉励。在10世纪时，奇特的苦修僧崇拜仪式，身体回旋转动同时舞蹈（dervish dances）已经定型，且在后期苏菲派信徒中间具有特殊的地位。有些人则隐居或折磨自己，但是苦行主义在这段时间并不风行，而且为数甚少。苏菲派信徒的圣人不可胜数，最早的一位圣人是妇女拉比亚·阿达—维雅（Rabia al-Adawiyya）。年轻时她曾被卖为奴隶，她的主人看到她祈祷时头顶上有红光，便使她重获自由。她终身不嫁，过着自制与布施的生活。问她是否恨撒旦，她回答：“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暇来恨撒旦。”据一位著名的苏菲派信徒说，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噢，真主！将你赐我的现世的物质赐给你的敌人，并将赐给我来生的一切转赠你的朋友；因为你本身对我已足够了。”

让我们以圣人兼诗人艾卜·赛义德·伊本·艾卜—哈伊尔（Abu Said Ibn Abi’l-Khayr）作为苏菲派信徒的一个例子。他出生在呼罗珊的玛亚纳，他认识阿维森那，谈及这位哲学家时说“他知道我的所见”，而哲学家谈及他时说“他看见我的所知”。年轻时他爱好世俗文学，声称记得3万首前伊斯兰教的诗歌。26岁时，有一天，他听到了艾卜·阿里的演说，他引述《古兰经》第6章第9节的内容说：“说安拉！然后让他们在空谈中自得其乐。”艾卜·赛义德说：“一听到这句话，我心房的门开启了，我使自己心移神驰。”他把自己所有的书都付之一炬。他说：“苏菲派神秘主义的第一步，就是把墨水瓶打掉，把书撕掉，忘掉一切知识。”他隐退到家乡一个小教堂的壁龛中；他在那儿坐了7年，不停地说：“安拉！安拉！安拉！”这样不停地呼唤圣名，在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是“超脱自我”的有效方法。他实践了苦行的几种方式：总穿着同一件衬衣，只有在极需要时才说话，日落以前不进餐，进餐时只吃一片面包，从不躺下睡觉；他在壁龛中凿一个仅可容他站立的小洞，经常把自己关在里面，塞住耳朵不听任何声音。有时在夜间，他会用绳子把自己吊到井下，低着头背诵整本《古兰经》——如果我们相信他父亲的证言的话。他为其他苏菲派信徒当仆役，为他们乞讨，为他们打扫。“有一次——当我坐在寺中，一名妇女爬到屋顶上，以污秽物泼我。而我仍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安拉对你还不够吗？’”40岁时，他“大彻大悟”，开始传教，吸引了许多忠诚的听众。他告诉我们，有些信徒以他的粪涂在脸上，以“得到祝福”。他建立苦行僧的寺院，并制定了一套规定，成为后世类似组织的典范，影响了苏菲派教派。

如圣奥古斯丁一样，艾卜·赛义德认为人之得救，是由于安拉的慈悲荣耀，而非人的善行，但是他认为得救是独立于天堂之外的精神解脱。安拉为人类一次又一次启开大门。第一次是悔改，然后是：

确信之门，因此他接受谩骂和忍受屈辱，并且确信这些将因它而逝…然后真主又为他启开爱心之门；但是他仍然具有“我爱”的想法……然后是结合之门……因此他体会到一切都是它，一切都是由它而来……他了解自己无权说“我”或“我的”……欲望也远离他而去，他自由且宁静……你永远不能远离私心，除非你去除它。使你远离真主的私心说“某人待我欠佳……某些是由我而做好的”——所有这些都是多神；任何事物都不依赖受造物，而依赖造物者。这些你必须明白，而且曾经说过，你必须坚定不屈……坚定不屈，意即当你说“一”时，你绝不再说“二”……说“安拉”并坚定地站在那里。

同样的“印度爱默生主义”（Hindu-Emersonian doctrine），也出现在可能是艾卜·赛义德的四行诗中：

我说：“你的美属谁？”

它回答说：“因为我本然自存，所以属于我；

我是爱人，被爱者，且是爱；

是美，是镜，也是观看的双目。”

因为当时没有教会将这些英雄封为圣徒，他们只被大众赞扬而封为圣者。在12世纪，《古兰经》不鼓励崇拜圣者，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偶像崇拜，但是民众的自然情感势不可挡。早期的圣者伊布拉希姆·伊本·亚当（Ibrahim Ibn Adham），即亨特（Leigh Hunt）笔下的艾卜·本·阿德汗（Abou Ben Adhem）。这些圣者在大众的想象中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通过阅读和心灵感应，能知道千里以外的秘密；他们能吞火与玻璃而不受伤；他们能从火上、水上经过，能在空中飞行，在刹那间游行千里。艾卜·赛义德所谓的“心灵阅读”（mind reading），会令今天任何的神话作者惊叹不已。日复一日，宗教（某些哲学家推想为僧侣的产物）就在民众的需要、情感和想象之下，一再完成，先知们的一神教变成了群众的多神教。

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在教会中接受了苏菲主义，并给予它相当程度的表达和信仰自由，但是这个精明的政策却不适用于暗藏政治变革企图与摒弃法律、道德的异端。许多半宗教、半政治的反动，均可归为以实玛利派。依什叶派教义，阿里的每一后代，直到第十二代，都是神灵的化身或伊玛目（Imam），而每一个伊玛目都指定了他的继承者。第六代贾法尔·萨迪克指定他的长子以实玛利继承他。据说，以实玛利贪恋杯中之物，贾法尔便取消了他的任命，选择另一个儿子穆萨做第七代的伊玛目（约760年）。有些什叶派教徒坚持以实玛利的任命是不可取消的，并尊他或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为第七代与最后的伊玛目。一个世纪以来，以实玛利派徒众只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后阿什杜拉·伊本卡达（Abdallah Ibn Qaddah）自任为领袖，派教士到整个伊斯兰国家传播第七代的教义。在加入该派之前，皈依者要秘密宣誓绝对服从“大主人”（Dai-d-Duat ）。教旨分为对教外人士与教内秘传：他们告诉新皈依者，经过九个入教的步骤之后，一切遮蔽都要去掉，“秘密教义”（上帝是全部）将向他显示，然后他就高于一切信条与规律。在入教的第八个步骤，他们告诉皈依者，“最高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对它的崇拜并不足以报答它。此外，他们宣称救世主必将降临而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博爱的政权。这个特殊的宗教团体在伊斯兰及时形成一股力量，席卷了北非和埃及，建立了法蒂玛王朝。在9世纪时，由它产生的运动，几乎结束了阿巴斯王朝的统治。

当艾卜杜拉·伊本卡达于874年去世时，一位名叫哈木丹·伊本·艾什拉斯（Hamdan Ibn al-Ashrath）的伊拉克农夫，大家都称他卡尔马特（Qarmat），成为以实玛利派的领袖，这一教派有段时间在亚洲极有力量，并被称作卡尔马特派（Carmathian）。他计划推翻阿拉伯，恢复波斯帝国，秘密地征召了成千个支持者，并说服他们捐出财产与收入的1/5作为基金。又一次社会革命进入了以神秘形式为外表的宗教：卡尔玛特派提倡共产公妻，将工人组成行会，宣传普遍的平等，对《古兰经》采取寓意性的自由解释。他们轻视正统派的仪式与斋戒，嘲笑那些向庙堂与石头崇拜的“笨驴”。899年时，他们在波斯湾的西岸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900年时打败了哈里发的军队，几乎使其无一生还。902年，他们攻入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城下。924年，他们吞并了巴士拉，然后是库法。930年，他们抢掠了麦加，杀死了30万穆斯林，抢走了大批的财物，包括克尔白的幕和黑石本身。951年，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曼苏尔·伊本·阿比·阿米尔的命令下被送回原处。最后，人民终于联合起来保卫财产和秩序不受威胁。但是它的教义与暴乱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

文学

在伊斯兰国家的生活与宗教里有戏剧却无文学，这种风格，与闪米特智力活动显然很不同。像其他中世纪文学一样，这里没有小说。多数的作品都须诵读而非默读，那些爱好小说的人无法专心，而专心乃阅读复杂或连载故事所不可或缺。短篇故事与伊斯兰教或亚当一样古老，单纯的穆斯林以孩童般的热情和兴趣来听它们，但学者从不把它们当作文学。这些故事中最受欢迎的是《一千零一夜》和比德佩（Bidpai）的《寓言》（Fables ）。《寓言》在6世纪时由印度传到波斯，被译成巴列维文，然后又在8世纪时被译成阿拉伯文。梵文原本散佚了，阿拉伯文本则留传了下来，被译成40余种文字。

马苏地在《金色草原》（Meadows of Gold ）一书中提及波斯的书籍《一千个故事》（Hazar Afsana ），他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是我们所知最早提到《一千零一夜》的书籍。马苏地所描绘的书，其体裁与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相同。这种以一系列的故事为架构的体裁早已盛行于印度。这些故事在东方传之已久，不同的版本可能因编者拣选而有差异，所以我们不能确定现存的一些故事，是否马苏地也知晓。1700年后，一部不甚完整的阿拉伯文稿（不能溯源至1536年前）从叙利亚辗转到了法国东方学者加朗（Antoine Galland）手里。他对里面的奇妙幻想，详细的伊斯兰生活很感兴趣。他于1704年在巴黎翻译、出版了该书的第一个欧洲译本。这本书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被译成每一种欧洲文字，老幼妇孺都开始谈论水手辛巴达（Sinbad the Sailor）、阿拉丁神灯（Aladdin’s lamp）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的故事。除了《圣经》（《圣经》本身也是东方的），《寓言》及《一千零一夜》成了世界上最普及的读物。

阿拉伯文的特质是趋向于强烈的情感，波斯文则倾向于华丽的辞藻。阿拉伯语（当时为两个民族通用）字尾的变化有了韵调，所以文言散文通常都是押韵的。传教士、演说家和说书人都采用有韵散文。巴迪·哈玛德哈尼（Badi al-Hamadhani）就以这种文本，写作他有名的《唱集》（Maqamat ）。近东人以心灵和耳朵来感受周围的一切，声音为欣赏文学的主要方式，就像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人那样。多数的伊斯兰文学是背诵的诗或故事。诗是写来诵读或高声唱的，伊斯兰国家的每一个人，从农夫到哈里发，都喜欢听人吟诗。在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很流行的游戏，由一个人接着前面一人的韵作一首诗，或是即席抒情诗与讽刺诗的竞赛。诗人以复杂的韵调形式互相对抗，许多是中间和结尾押韵的。阿拉伯诗句的押韵影响了欧洲诗歌的押韵法。

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文明或时代赶得上阿巴斯王朝诗人的数目和成就。艾卜—法拉杰在他那个时代结束之时，已汇编抄录了大量阿拉伯诗歌在他的《唱集》（Kitab al-Aghani ）中，整整20卷的书展现出阿拉伯诗歌的丰富和变化。诗人被看作宣传家，令人恐惧的讽刺诗作者。富人以财富购买赞美，哈里发以禄位或金银换取诗人对他们行为或氏族的称颂，以及优美的诗句。哈里发希夏姆想记起一首诗，派人去找诗人哈姆麦德，正好他能完整地记得，于是希夏姆奖赏他2名女仆和5万第纳尔。阿拉伯的诗，一度为沙漠中的牧人吟唱，现在它进入宫廷中了。许多诗矫揉造作，流于形式，琐屑、虚伪而不诚恳，因此引发了古诗与当代诗的论争，批评家抱怨说，只有穆罕默德以前才有伟大的诗人。

在诗文中，爱情与战争超过了宗教。阿拉伯诗歌（波斯的情形并非如此）极少是神秘的，它着重于歌颂战争、热情或感情。在征服的世纪结束时，夏娃征服了战神和安拉，成了阿拉伯诗歌的灵感源泉。伊斯兰诗人热衷于描述妇女的迷人——她的秀发、杏眼、樱唇、纤手。在阿拉伯的沙漠和圣城中，抒情诗人的主题形成了格式，诗人和哲学家谈论爱的伦理和礼仪。这个传统经由埃及和非洲，传到西西里和西班牙，再传到意大利和法国东南部。韵调、节奏和许多词句，皆扣人心弦。

哈桑·伊本·哈尼满头鬈发，故赢得了“鬈发之父”的美誉。他出生于波斯，后来到了巴格达，成为哈里发哈龙的宠臣，《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两个冒险故事可能就是以他为原型。他爱好醇酒、美人和自己的诗歌，因为太过于突出及他的不可知论与好色，他得罪了哈里发，数度被监禁又被释放。他开始时处于悠闲的阶段，后来养成高洁的德行，最后是到处都随身带着念珠和《古兰经》。但是首都的社会还是最喜欢他写的醇酒与罪恶的赞歌：

来，苏莱曼！为我歌唱，

快，为我斟上醇酒！……

在杯盘交错之际，

为我添上一杯，让我跌进醉乡。

从未如此接近——一切都遗忘，

令那尖声的祷告报时人，空自响亮！

尽量累积你的罪恶：

主准备减缓它的怒气。

当日子来临，自会赦免你。

在伟大的王者和荣耀的祖先面前；

咬断你的手指，把一切可悲的欢娱

经由可怕的地狱之火，使之远离。

小宫廷也有它们的诗人。萨伊夫·多拉麾下有一位几乎不为欧洲人所知，却被阿拉伯人认为是最杰出的诗人。他叫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Ahmad Ibn Husein），穆斯林都叫他穆塔纳比（al-Mutannabi），即“预言假托家”。他于915年出生在库法，在大马士革求学，自称是先知，数次被捕又被释放，后来在阿勒颇宫中安定下来。他跟艾卜·努瓦斯一样，有自己的宗教，特别否定禁食或祈祷、读《古兰经》。虽然他认为生活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标准，但是仍然有太多的享受以至于无暇想到永生。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技巧来颂扬萨伊夫的胜利。他的诗在阿拉伯极受欢迎，然而却无法译成英文。一个对句预言了他的死亡：

在暗夜和广阔的沙漠中，马贼认出了我；

剑与矛取代了纸与笔的力量。

他被海盗攻击，想要逃走。不幸的是，他的仆役提醒他，他曾写下这些虚张声势的诗句。穆塔纳比决心光荣地活下去，他进行抵抗，结果受伤而死（965年）。

8年之后，阿拉伯诗人中最奇特的一位，艾卜·马亚里出生在阿勒颇附近的阿亚拉图。天花使4岁的他失明，但他仍然成为学者，他将图书馆中为自己喜爱的文章记忆下来，并到处旅行，听名学者的演讲，最后又回到自己的故居。此后的15年中，他每年的收入是30第纳尔，而且要负担仆役与向导的费用。他的诗使他成名，但他拒绝写颂词，几乎使自己断炊。1008年，他访问了巴格达，受到诗人和学者的尊敬。也许是受首都的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影响，他接受了一些怀疑主义者的论点，这为他的诗句增添了几分趣味。1010年，他衣锦荣归，回到阿亚拉图，一直到死，都过着圣哲的生活。他是素食者，不仅不近鱼、肉，连蛋、乳和蜂蜜都不食用。他认为从动物世界中获取任何东西都是抢夺。出于同一理由，他不穿皮衣，并责备妇女穿皮革，建议大家穿木鞋。他以84岁高龄去世。一名虔诚的弟子汇编了180首诗在他的葬礼中，由84名仆役在他的墓前诵读来赞美他。

我们对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1592首总称为《义务》（Luzumiyyat ）的短诗。他不像其他的诗人谈论女人与战争，他勇敢地面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应否追随神的启示，还是追随理性？生命是否有价值？死后有无生命？上帝是否存在？……这位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表达他正统派的观点，但是他警告我们，要以合法的方式，谨慎地反对殉教：“我大声反对绝对荒诞的谎言，但是以很少听到的平静声音说真实的事情。”他反对不辨善恶的诚实：“不要把你的宗教本质告诉恶棍，因为这样会使你遭到毁灭。”简单地说，马亚里是理性主义者及持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者：

有人寄望一位具有先知风采的伊玛目

将会出现，沉默的大众会大为惊异。

啊，这可笑的想法！只有理性

而非伊玛目才能指出晨昏之道：

我们须在这些古老的传说中发现真理，

抑或它们是些讲给年轻人听的无价值的神话：

以我们的理性发誓，它们只是谎言。

而理性之树结下真理之果……

年轻时，我常中伤我的朋友，

倘若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

然而如今我的灵魂遍游天国与地府；

对我而言，除爱之外，一切皆徒有虚名。

他责备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使宗教为人的脏钱服务”，他们“传教时寺庙充满了恐怖”，他们的举止并不比“那些在小酒馆喝酒的人”好，“诚实的人，你被那个向女人说教的狡猾无赖欺骗了”——

他爬上教坛是为了自己的卑鄙目的，

虽然他不相信复活，

却使所有的听众在他讲起世界末日的神话时，

感到畏缩，目瞪口呆。

他认为最坏的恶棍，就是把持麦加圣地的人，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建议他的听众不要为朝圣浪费时间，要满足于：

当灵魂消逝后肉体即无感觉；

没有肉体而单独存在的精神可否感觉？……

我们欢笑，但那是愚昧的笑声；

我们应痛哭，高声痛哭，

他们像玻璃一样地被摔碎，因此

无法再予以改铸。

他总结说：“如果安拉认为我应该被做成用来斋戒、沐浴的土盆，我会感谢和满足。”他相信一个全能和睿智的真主，而且“在研究过解剖学之后，对否定真主的医生感到惊异”。不过他也反对“我们的本性并不因我们的选择变得罪恶，而是由于命运的主宰……”——

为何责备世界？世界是自由的。

罪恶，应该是你和我应受的责备。

葡萄，醇酒，饮酒者——是三件事；

但是何者有错，我怀疑——

他是榨出葡萄汁者，还是品尝美酒者？

他用伏尔泰般的讽刺口吻写道：“我发觉人类在天性上就是对他人不公正，但是毫无疑问，它创造的不公正是公正的。”他对那一时代的教条主义感到愤怒：

醒来，傻子！你所举行的神圣仪式

不过是人们老早就发明的欺骗。

贪财者，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最后仍是卑贱地死去——一切归于尘土。

似乎是受尽了人们欺骗和冷酷的打击，马亚里成了悲观的厌世者，“伊斯兰国家的泰蒙”（Timon of Islam）。因为社会的罪恶是因人性而致，所以改革亦属无望。最好的方法就是离群独居，只和一二知己来往，过单调而平静的生活。最好是根本不要生下来，因为一生下来就要承受“痛苦与灾难”，一直到死才能平安：

生命是一种疾病，最好的药物就是死……

一切都要死，安居的人和流浪者都一样。

甚至地球都像我们一样，日复一日在探求生计。

一点点地，它吞噬了人们的血肉……

一弯新月高悬苍穹，

死亡弄弯了枪矛，她的尖端被磨利了，

晓日东升像那出鞘的军刀。

我们无法逃避这些结果，但是像叔本华一样，我们可以欺骗它们如同欺骗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能对自己的儿子证明，

以行动表示爱他如何深，

那么一切明智的话都会出现

叫你根本不要为他们着想。

他就遵循这点，为自己写下了最简洁、最痛苦的墓志铭：

我的祖先把这些给了我，我却没有如此。

我们无法确知有多少穆斯林具有与他一样的怀疑主义。在他之后，复苏的正统派有意识无意识地担任着文学审查员而传教给后世子孙，像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可能误导我们进入中世纪那减少到最少量的怀疑。穆塔纳比和马亚里达到了阿拉伯诗歌的最高境界。在他们之后，神学家的无上权力和哲学家的沉默，把阿拉伯的诗歌引向不真实、矫揉造作、奉承且琐碎的格调。但同一时期波斯的复苏，自阿拉伯统治下的自我解放，使这个国家有了真正的复兴。波斯人民在语言上并没有使用阿拉伯语。10世纪时，塔比里德、萨曼、哈兹尼维德等王朝，逐渐显现出政治和文化独立的趋势，波斯文重新成了政府与学术上的通用语，成为“现代波斯文”，它为阿拉伯文所充实，并采用了优美的阿拉伯字体。波斯现在发展出宏伟的建筑和美丽的诗歌。在阿拉伯的颂歌、断简残篇、情诗之外，伊朗的诗人加上了散文诗和四行诗。波斯的每一事件——爱国主义、热情、哲学、虔敬——现在都在诗篇中放出了异彩。

全盛期是由鲁达吉（Rudagi）开始的，他即席赋诗、演唱民谣，在布哈拉城萨曼（Samanid）的宫中弹奏竖琴。三十年后，努赫·伊本·曼苏尔王公请诗人达基基（Daqiqi）写作诗篇《王者之书》（Khodainama ），其时达尼什瓦尔（Danishwar）（约651年）已经汇编了波斯旧有的各种传说。达基基被他宠信的仆役刺死之前，已经写了1000行诗。斐尔杜西接着完成了这项任务，成了波斯的荷马。

艾卜·卡希姆·曼苏尔，于约934年生于图斯（靠近马斯哈德）。他的父亲在萨曼宫中有一个职位，遗留给他一幢舒适的别墅（在靠近图斯的巴兹）。闲暇时，艾卜·卡希姆喜欢研究古物，这使他对《王者之书》发生了兴趣，他着手将这些散文故事改为民族史诗。他称自己的著作为《帝王之书》（Shahnama ），并且依当时的风格取了斐尔杜西（“花园”之意）做笔名，也可能是他的私人花园就叫这个名字。经过25年的努力，他完成了诗集的初稿，于是前往吉兹尼（约999年），希望将它献给伟大又可怕的统治者马哈茂德。

早期的波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有“400位诗人经常出现在苏丹马哈茂德面前”。这无疑是一大障碍，但是斐尔杜西成功地吸引了大臣的兴趣，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注意。马哈茂德在宫中给予这位诗人一处舒适的住所，提供他大量的历史材料，命他编成史诗。马哈茂德答应每修改一个对句，给他1个金第纳尔。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工作了多久，最后（约1010年）史诗完成时共有6万个对句。马哈茂德准备付他答应的报酬时，有些大臣表示反对，认为数目太多，并说斐尔杜西是什叶派和穆尔太齐赖派的异端。于是马哈茂德给他6万银第尔汗。诗人愤怒而鄙夷地将这些钱分给澡堂的一个侍者和卖sherbet （一种由果汁、糖、水或再加牛奶或蛋白而制成的清凉饮料）的小贩，然后逃到赫拉特。他在一间书店躲藏了6个月，直到马哈茂德派出逮捕他的间谍放弃搜索为止。他到塔巴里斯坦的王公萨里雅尔（Shariyar）处避难。他在那里写了对马哈茂德极尽讽刺的诗歌，但是萨里雅尔害怕国王，以10万第尔汗将诗歌收买后予以销毁。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那么写诗在中世纪的波斯就是最赚钱的职业之一。斐尔杜西到了巴格达，写了长篇的叙事诗约瑟和波提乏的妻子的故事《约瑟和祖莱卡》（Yusuf and Zuleika ）。他在76岁的时候回到故乡图斯。10年之后，马哈茂德被一首优美的诗歌吸引，于是打听作者是谁。当他知道是斐尔杜西之后，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照自己的诺言给他奖赏。他派了一个商队，带了价值6万第纳尔的黄金和一封道歉信。当商队到达图斯时，正好遇到这位诗人的葬礼。

《帝王之书》若仅以分量来说，已是世界文学的巨著之一。除了细腻的诗句外，还有图片，他用了35年的时间、12万行诗来叙述他国家的历史——远超过《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起来的长度。这位老人狂热地迷恋着波斯，醉心于每一个细节，不管是传说还是史实，他的史诗在谈及史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半。他以祆教圣典的神秘人物开始，叙述加雅慕尔斯（Gayamurth）、祆教的亚当的故事，然后又说到加雅慕尔斯了不起的孩子雅姆什德（Jamshid），他“统治了700年之久……世界因他而更幸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死亡、悲伤与痛苦”。但是几个世纪之后，“他内心生出了骄傲，忘了自己的幸福从何而来……他在世界上只看到自己，而自称为神，把自己的肖像送到各地去供人崇拜”。最后他叙述到史诗中的英雄鲁斯塔姆，他是大臣扎尔的儿子。当鲁斯塔姆五百岁时，扎尔爱上了一名女奴，并生了一个儿子（鲁斯塔姆的弟弟）。鲁斯塔姆先后服侍过三个国王，也救过三个国王，四百岁时自军中退休。他忠心耿耿的战马拉克什年纪也很大了，几乎也是伟大的英雄，斐尔杜西给它任何一个波斯人所能给予一匹良马的关切和注意。在这部史诗中，也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抒情诗人对女性的崇拜；也有美女迷人的肖像——其中之一是斯达维赫（Sudaveh）皇后，“她戴了面罩，无人可看清她的美艳。她和男人走在一起时，就像是太阳走在云后一样”。但是在鲁斯塔姆的故事中，爱情的主题很少。斐尔杜西了解表现父母之爱与孝顺的爱，会比性爱更感人。在远方作战时，鲁斯塔姆曾与土耳其女子坦米内（Tahmineh）产生恋情，但后来失去了联系。她悲伤又骄傲地抚养他们的儿子索拉布（Sohrab），告诉儿子关于他伟大但失踪了的父亲的事迹。当土耳其与波斯交战时，父子互不认识，彼此执予相对。鲁斯塔姆很赏识这个年轻人的勇敢，有意放过他。但是孩子不屑地加以拒绝，仍勇敢地作战，结果身负重伤。临死时，他叹息从未见过父亲鲁斯塔姆之面，胜利者始发现自己杀死了儿子。索拉布的战马独自回到了土耳其的阵营中，消息传到了索拉布的母亲处，这一情节在诗中有极好的描写：

强烈的感情几令她窒息，

血管似因死亡之冷酷而枯萎。

颤抖的妇人加深了她的忧伤，

她痛哭失声，直到魂魄又再归回。

之后她凝视着，心神错乱地，又再痛哭，

狂乱地，处于同情之中

宠爱的战马，现比以前更亲切了，

亲吻它的四肢，她以泪洗马；

紧握着儿子在战场上的家信，

以火热的双唇，她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

将他的战袍紧压胸膛，

就像搂住婴儿在慈母的怀里。

这篇生动的故事情节在一段插曲和另一段插曲中间跳跃，只有从热爱祖国的暗示，才能获知其一致性。我们——不像以前人类有那么多的空闲，所以发明了许多省力的办法——无法抽出这么多时间读完这些诗句，但又不能埋没这些人物，我们曾否有人读完《伊利亚特》、《神曲》、《失乐园》或《埃涅阿斯纪》？只有对诗有特别欣赏力的人才能消化这些。看了200页之后，我们对鲁斯塔姆战胜怪兽、大龙、土耳其和有魔力的人已经厌烦了。但我们不是波斯人，我们无法听到原诗的洪亮声音，我们不可能像波斯人一样受感动，他们一个省内就有300个村子以鲁斯塔姆命名。1934年，亚洲、欧洲和美洲的知识分子，一起纪念这位诗人诞辰1000周年，他的书籍1000年来都是波斯的精神支柱。

艺术

阿拉伯入侵叙利亚时，他们唯一的艺术是诗。一般认为穆罕默德阻碍了雕刻和绘画的发展，因为它们与偶像崇拜密切相关——而音乐、丝绸、金银饰物被认为是享乐主义的颓废表现。虽然这些禁令逐渐废弛，但是伊斯兰在这段时期的艺术几乎仍限于建筑、陶瓷和装饰。阿拉伯人本身在艺术方面并不成熟，他们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们从拜占庭、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雇用熟悉艺术形式与传统的艺术家与工匠。耶路撒冷的圆顶石室和大马士革瓦立特二世所建的寺院，是纯粹拜占庭式的，连它们的装饰也不例外。再向东走，亚述和巴比伦的装饰瓦片以及现在亚美尼亚与景教的教堂形式也被接受。在波斯（萨珊王朝的文学与艺术被破坏后），穆斯林看到了簇柱、尖顶、拱形圆顶以及花形、几何形装饰的优点，这些最后都变成了阿拉伯的风格，不仅是模仿，更是将外来的艺术予以妥善的综合。从西班牙的摩尔族王宫阿尔哈姆布拉（Alhambra），到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兰艺术突破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嘲笑着种族的隔阂，发展为一种独特而又多彩多姿的风格，并以前所未见的丰富的精巧别致，表现了人类精神。

如同多数信仰时代的建筑一样，伊斯兰的建筑几乎全部是宗教性的。人类的居所是用来供短暂生命安息的，但是供奉神祇的殿堂，至少在内部，唯美是求。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我们还是得知由建筑工程师建造的桥梁、沟渠、喷泉、蓄水池、公共浴室、城堡等。在阿拉伯征服的第一个世纪，这些工程师多数是基督教的，但是一个世纪之后，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十字军在东方伊斯兰发现了非常好的军事建筑（在阿勒颇、巴勒贝克等地），并学会了利用有枪眼的墙，从敌人处学会了很多城堡与要塞的特点。塞维利亚的金塔（Alcazar）和格拉那达的摩尔族王宫阿尔哈姆布拉，是城堡和宫殿的混合。

倭马亚王朝的宫殿，除了在死海东部沙漠的库萨里·亚姆拉（Qusayr Amra）留下来一座乡下式的房屋外，一无所存，从遗迹可以辨认出圆形的浴池和有壁画的墙。在多拉设拉子王宫有360个房间，一年中每天使用一间，每间都漆上各种不同的色彩。宽敞的大房间中有一间是两层高、拱顶的图书室。“论及任何主题的任何书，都可以在此找到”。一位热心的穆斯林就这样说过。舍赫拉扎德（Scheherazade）口中的巴格达大厦是虚构的，却暗示了内部装饰的宏伟。富人在城市有府邸，郊外还有别墅，甚至在城市中有正式的庭园，而在别墅的四周的庭园是名副其实的“乐园”——有泉水、小溪、喷泉、奇花异草、果树、绿荫的公园，还有可享受新鲜空气而又不受日晒的凉亭。在波斯有一种花卉的信仰，以华丽的展览来庆祝玫瑰节。设拉子和菲鲁扎巴德的玫瑰闻名世界，有100瓣的玫瑰是送给哈里发或国王的礼物。

穷人的房子，用长方形的自然晒干的泥砖砌墙，用泥、稻草、棕榈叶、树枝混合制成屋顶。较好的房子有带水池的内院，或许还有树，有时在院子和屋子之间还会有木头的柱廊和走廊。房子很少面对街道或对街敞开，它们是私人的城堡，是为安全和宁静而建的。有些还有躲避缉捕或逃生用的密门，或供情妇出入的暗门。除了赤贫家庭，所有的房子都与妇女的居室隔开，有时还有供妇女居住的单独庭院。富豪家中还有豪华的浴室套房，但是多数的住所都没有水管，只能提进清水，倒出脏水。新式的房屋可能有两层，中央的客厅直通圆顶，二楼的阳台面对着院子。除非是赤贫之家，所有的房子至少有一个木制的格子窗，可以让光线进来，又不会很热，又可使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这些格子窗通常雕刻得很精美，以宫中或寺庙中石头或金属屏风为模型。房子里没有火炉；取暖的方法是在小火盆中燃烧木炭。壁上是灰泥，通常绘上各种颜色。地板上铺着手织的地毯。可能会有一两把椅子，但穆斯林宁愿蹲着。靠近墙壁，房子的三面地板加高1英尺多，铺上坐褥。没有特定的卧室。床是一张床垫，白天卷起来放在橱中。家具很简单：花瓶、餐具、台灯与书柜。东方文明是合乎简单的需要的。

对穷苦而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寺院内部的堂皇是必要的。这是用他们的劳动和金钱建造的，集合了他们的艺术与手艺，像美丽绒毡般躺在安拉脚下，它的美和壮丽是人人均可分享的。通常寺院位于市场附近，很方便。它的外表并非总是动人的，除非从正面看，否则无法把它与相邻的建筑物区别开来。它的材料通常都是灰泥面的砖。它的用途决定了它的形式：长方形的院子举行仪式；中间的水池供斋戒沐浴；四周的拱廊供教学之用并提供阴凉；在面向麦加的院子一边，通常有一个围起来的长廊。它也是长方形的，在这里礼拜者面向麦加站成长列。大建筑物有很多圆顶，几乎都是砖造的，每一层都设计成底部稍稍凹进，表面覆以灰石，以隐蔽偏差。同萨珊王朝和拜占庭的建筑一样，从长方形的地基到环形的圆顶，是以三角穹隆或内角拱为过渡。寺院建筑更大的特色是尖塔，也许是叙利亚穆斯林由巴比伦的锥形塔状建筑和基督教堂的钟楼发展而来的，波斯穆斯林从印度学到了圆筒式的建筑形式，非洲穆斯林在设计建筑物时，很受亚历山大港的灯塔或法罗斯岛的四角灯塔的影响：也许大马士革古老寺院中的四角塔影响了这一形式。在这一时期之初，尖塔很简单，而且大多不加装饰，但下一个世纪的巍峨建筑，有着细长的阳台，华丽的连环拱廊，以彩陶为表面装饰，英国建筑史学家菲尔古森（Fergusson）称它为“世界塔形建筑的最高贵形式”。

清真寺内部的装饰异常夺目且富于变化：地板和壁龛上有各种花式的灿烂的瓦片；门窗和灯做成精巧的形状，采用彩色的玻璃；通道铺着地毯；墙壁最下方的方格覆有各色的大理石；美丽的阿拉伯文字饰带，在飞檐或壁龛上到处飘扬；门、天花板、讲坛和帘幕……都有精巧的木雕和象牙雕刻，以及华美的金属壁带。讲坛本身是用木头仔细雕成的，镶以黑檀或象牙。附近是读经台，放着《古兰经》，由小圆柱子支撑着。《古兰经》本身自然也是书法家和艺术家的杰作。代表麦加方向的墙上设了一个小龛，可能是模仿基督教堂东面半圆形小室。人们对壁龛极尽装饰，使它几乎成为小礼拜堂或祭坛，所有伊斯兰教著名艺术家都绞尽脑汁以彩陶或细镶嵌，花朵、浮雕、模铸及各种颜色的砖、大理石、瓦片，灰泥、绿土等来美化它。

我们应感谢闪米特人禁止以人类或动物形象作为艺术装饰，似乎是为了补偿这一缺憾，伊斯兰教艺术家发明或吸收了大量的抽象图案。首先是几何形——线条、多角形、方形、立体、圆锥、螺旋形、环形、椭圆形、半圆形、多边形等；加上一百多种混合，又发展出了涡旋、绳形、格子和星形；花的形状，又设计出了花环、花藤或花结、各种树叶的形状。10世纪，伊斯兰艺术家把这些几何图形与花草图案加以混合，并且加上独特的阿拉伯文字，把库法文字直写或侧写，或加以装饰，把字母变成了艺术作品。当宗教的禁令有所松动，艺术家又以空中的鸟、野兽或各种幻想的动物来作为装饰的图案。艺术家对装饰的鉴赏力，使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增色不少——细镶嵌、彩绘、陶瓷、纺织、地毯，而且几乎每一种设计，从中央到四周，从头到尾，都具有一致性或规律，就像音乐的乐章一样。任何一种材料都可用于装饰，木头、金属、砖、灰泥、石、玻璃、瓦片、彩陶等，都成了这种抽象艺术的材料，往昔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成就。

这些多彩多姿的伊斯兰建筑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埃及、突尼西亚、西西里、摩洛哥和西班牙等地无数的清真寺内比比皆是。它的外部表现了男性健壮的美，并通常以女性的优雅和内部的细致装饰加以平衡。麦地那、麦加、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巴士拉、设拉子、内沙布尔、阿尔德比尔等地的寺院；我们仅能举出巴格达的贾法尔纪念寺院、萨迈拉的大寺院、阿勒颇的扎卡里雅赫寺院、旧开罗城的伊本·图伦寺及阿尔扎尔寺、突尼斯的大寺院、凯鲁万的西迪寺院、科尔多瓦的蓝寺院等，因为这一时期所建的上百座寺院，只有十多座保存了下来并享有盛名，其余皆因地震、年久失修、战争而毁于无情的岁月之手。

由最近的研究得知，仅波斯就诞生了许多宏伟的建筑，这在我们对过去的再发现中是一件大事。1925年雷扎可汗（Reza Khan）派亚瑟·乌帕姆·波珀进入波斯的清真寺（对于非穆斯林而言是关闭的）拍摄内部的照片，使我们对波斯建筑的技巧和艺术有了划时代的发现。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太迟了，许多波斯建筑杰作已经变成了尘土。旅行家马卡达西（Muqaddasi）把在法萨的寺院列为麦地那一系，将在图谢兹（Turshiz）的寺院列为大马士革的大寺院一系。内沙布尔地方的寺院，有大理石的柱子，金碧辉煌，墙上有各种雕刻，是当时的奇观之一。同时，“无论呼罗珊或西斯坦（Sistan）的寺院，都无法与赫拉特的寺院比美”。纳茵（Nayin）的集会寺院，现仅存两座可爱的尖塔，以及灰泥浮雕、有雕刻的柱子和壁龛的柱头，从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9世纪与10世纪波斯建筑的量与质。阿尔迪斯坦（Ardistan）的礼拜五寺院（Friday Mosque，1055年兴建）仍拥有着华美的壁龛和大门，其中许多式样都在后来的哥特式建筑中出现：高耸的弓架结构、穹棱三角穹隆、交叉的穹隆和起棱的圆顶。多数波斯清真寺和殿堂的建筑材料是砖，就和苏美尔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迹一样，石头很少且很贵重，泥土和燃料却很充足。然而，波斯的艺术家以光线、色调和各种新奇的形状来改变砖的层次，使得装饰富于变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新形式。除了砖头之外，一些特殊的地方，如正门、教坛及壁龛，波斯的陶工使用了各种色彩的镶嵌和光亮夺目的瓦片。11世纪，陶工们于建筑外观创造了更灿烂的色彩。伊斯兰的每一种艺术，都谦卑而骄傲地为寺院服务。

因恐偶像崇拜死灰复燃，禁止雕刻，于是人们将精力用于装饰浮雕。各种石材都有精巧的雕刻，灰泥在变硬之前，用手塑成各种形状。在这方面，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范例。在约旦东部的叙利亚沙漠中的穆萨塔（Mshatta），瓦立特二世开始（约743年）建造一座冬宫，但未完成。在王宫正面下方，有美不胜收的石雕——三角形、玫瑰花结，边缘处还有各种花卉、果实、鸟兽和种种繁复的图案。这一杰作于1904年运到了柏林，一直保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木工极力美化门窗、帘幕、阳台、天花板、桌椅、读经台、教坛及壁龛，独特的雕刻可以从提克里特（Takrit）的一块镶板（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有人以象牙和骨类装饰寺院、《古兰经》、家具、器皿等。这个时代的作品，只有一件传到现在——一副象棋（存于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是9世纪的作品，被断定是哈龙送给查理曼大帝的。伊斯兰教的金属工人用青铜、黄铜做出了很多铜灯、水罐、碗、水壶、杯、盆、火盆等，他们又做了狮子、龙凤、孔雀和鸽子，有时他们也做各种特殊形状的东西。有些工匠还把特有的设计用于金银，做成“金属镶嵌的”物品——一种艺术的应用而非发明。大马士革的剑，是用最硬的钢做的，装饰着浮雕或阿拉伯式的镶嵌，还有金或银。伊斯兰的金属工人在艺术界的地位极高。

在亚洲、非洲及西班牙的穆斯林，其制陶技术承继了五种传统：埃及式、希腊—罗马式、美索不达米亚式、波斯式和中国式。F.萨赫（F.Sarre）在萨迈拉城发现了一些唐陶（Tang Pottery），其中包括瓷器。早期的伊斯兰——波斯制品，根本就是按照中国式样做的。巴格达、萨迈拉、拉伊和其他许多城市都发展成制陶中心。10世纪，波斯的陶工除了瓷器，几乎可以做任何一种陶器，从痰盂到“至少可以容纳四十大盗之一”的奇形大花瓶，各种形状都有。最好的波斯陶匠在设计精巧、色泽夺目和烧陶功夫上，仅次于中国和日本。这是波斯人偏爱且擅长的艺术。贵族热心地收集各种珍品，诗人如马亚里和欧麦尔·开俨，也在这方面找到很多哲学的隐喻。我们听说，9世纪的宴会中，诗歌就写在碗上来美化餐桌。

那时，萨迈拉城和巴格达的陶工以制造——也许是发明——有美妙色泽的陶器享有盛名：在陶胚上了釉的表面，绘上金属氧化物做装饰，再用烟和文火烧，这样可使颜色呈现于薄薄的金属层上，使陶釉具有特别的耀眼的红色。美丽的单彩画就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的，而多彩画采用金色、绿色、棕色、黄色、红色等上百种色彩，更加美观。着色的技术也源自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装饰瓦片的技术。各种颜色及适当的调和，使上百座寺院和宫殿的墙壁，都有了宏伟的正门和壁龛。在玻璃艺术方面，伊斯兰国家学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所有技巧。用玻璃做的各种灯，加上了圆形浮雕、题铭和花朵图案。或许叙利亚在这段时间里，开创了珐琅玻璃艺术，它于13世纪达到顶峰。

当我们回想起天主教堂大量及普遍使用绘画和雕刻，以及它们在基督教教义和故事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不难发现伊斯兰教缺乏这种代表性的艺术。《古兰经》虽禁止雕刻，但未提到绘画。然而，被认为是关于阿伦莎（Aisha）的圣传，也指出穆罕默德反对绘画。伊斯兰教的法律，不论什叶派或逊尼派，皆禁止雕刻与绘画。无疑，穆罕默德受了摩西十诫第二诫（不得跪拜偶像）的影响。摩西十诫相传为上帝口授摩西，犹太教奉为戒律，也为上帝与人间所定契约，后基督教也遵守。还有一种解释说，如果艺术家赋予有生命事物以形式，会侵犯造物主的职权。有些神学家比较宽大，允许无生命的图画，有些默许将动物和人像限于非宗教性的用途。倭马亚王朝有些哈里发不顾这些禁令。约712年，瓦立特一世以描绘猎人、跳舞的女子、出浴的妇人和他自己在王座上的希腊式壁画，来装饰他在库萨伊尔·阿姆拉（Qusayr Amra）的夏宫。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们自称虔敬，但是他们的私人房间中仍有壁饰。穆阿台绥姆雇了艺术家，或许是基督徒，在萨迈拉城王宫墙上绘制打猎的场景、僧人以及裸舞的女子。穆尔瓦基勒虐待异教徒，但允许拜占庭的画家在这些壁画上加上代表基督教僧侣和基督教堂的图像。卢浮宫的统治者马哈茂德以他自己、军队及象群来装饰他的宫殿。他的儿子玛苏德在被废黜前不久，用波斯或印度式的色情绘画，来装饰他在赫拉特府邸的墙壁。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大臣的家里，有两位艺术家为谁的作品更逼真起了争执：伊本·阿齐兹（Ibn Aziz）画了跳舞的女子，看起来像是由壁中出来似的；卡布尔（al-Qasir）做了一件更难的工作——把她画成像是要走进壁中去。他们两人的作品都惟妙惟肖，大臣给了他们极高的荣誉和奖金。还有许多违反禁令的事可以列举出来，特别是在波斯，我们可以在图画中发现许多活生生的生物。虽然如此，禁令——由人民支持到摧残或毁灭艺术作品的地步——却延迟了伊斯兰绘画的发展，使得伊斯兰绘画以抽象装饰为主，几乎摒弃了肖像画（不过我们仍听说有40幅哲学家阿维森那的画像），更使得艺术家完全依赖于王室与贵族的资助。

这段时期以来，除了库萨伊尔·亚姆拉和萨迈拉城的壁画外，伊斯兰的壁画完全消失了。上述两处壁画，显示了拜占庭工艺和萨珊王朝风格的奇特而无益的结合。好像是一种补偿，伊斯兰的小画像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它的成就得益于综合了拜占庭、萨珊王朝和中国艺术。一双手能使艺术如此完美无缺，几乎有人要抱怨古登堡（Gutenberg）。就像现代欧洲的室内乐，中世纪伊斯兰各种手绘小画像，是属于少数贵族的艺术，只有富人才能供养贫困的艺术家，使他们耐心地完成杰作。装饰是附属于绘画的，配景和塑像都不受重视，中心的艺术主旨或形式——也许是一个几何图形或一朵花——有上百种变化，直到每一寸地方，甚至边缘，都布满了小心描绘上去的线条，就像是刻上去似的。世俗作品中的男人、女人、动物，可能以打猎、幽默和爱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但精巧线条的奇想、各种色彩谐调的流水、完美冷静的抽象美等，都在表现心境的安宁。艺术通过感情，通过形式而有意义地表现出来的，但是感情必须接受纪律，而形式一定要有组织和意义，即使这个意义不能为语言表达。这是装饰的艺术，就像最奥妙的音乐一样。

书法也是艺术的主要部分，到了中国，就会发现书法与图像密切相关。从库法城诞生了库法体，粗俗的角形，天然的尖角，书法家以母音的、弯曲的、诗体的及字母发音的符号和如花的字体来充实这些瘦弱的骨架，使库法体又恢复成为建筑装饰经常使用的特色。但是就草书来说，阿拉伯字母的纳斯希（Naskhi）体更能吸引人，圆形文字和弯弯曲曲的横向发展，使它本身就成为一种装饰；全世界没有一种书写和印刷的文字像它那样美。10世纪，除了碑文、陶器铭文，它在各方面都在库法体之上。传到我们手上的中世纪伊斯兰书籍，多数是纳斯希文字。这些存留下来的书籍大多是《古兰经》。抄录圣书是有报酬的虔敬工作，配以插图就是亵渎神圣，以美丽的书法来抄录，则被尊为最高贵的艺术。不管什么地方，画家被雇用时报酬都很低，书法家被大家争相延揽，荣誉与报酬都很高，有时还与国王和政治家并列。名家的手迹往往是无价之宝。10世纪已经有藏书家，他们无论到哪儿都带着收集来的珍贵稿本（以黑色、蓝色、紫罗兰色、红色与金色颜料写在羊皮纸上）。这些书只有少数存留下来，其中最古老的是开罗图书馆的一本《古兰经》，时间是784年。这些书都是用最柔韧有力的皮革包着，用最好的艺术工艺装订，很多封面都有华美的设计。说9到19世纪伊斯兰的书籍是最好的，并没有夸大。

伊斯兰生活中的装饰，所有的艺术都融合在一起，好像一套交错进行的装饰主题。绘画和书法也应用于纺织品，烧在陶器上，装在大门和壁龛上。如果中世纪的文明使艺术家和工匠稍有区别的话，那么这不是贬低艺术家，而是抬高工匠，每一种制造业的目的都是成为一种艺术。编工像陶工一样，做出了普通的日用品，但是有时候他的技艺和耐心创造了思想，他的梦想创造了形式，礼服和帘帐、地毯或各种覆套、刺绣或锦缎，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以小画像的技巧来设计，再染成东方人所喜爱的华丽色彩。在穆斯林征服叙利亚、波斯、埃及和特兰萨克西拉（Transoxiana）等地时，拜占庭、古埃及、中国的纺织已经很出名了。伊斯兰加紧学习，虽然先知们禁止穿用丝织品，伊斯兰的工厂还是很快做出了违禁的东西，大量供应那些寻求肉体和灵魂得到赦免的男女。“一件荣誉的袍子”是哈里发给他仆从最珍贵的礼物。伊斯兰国家获得了中世纪世界丝绸商的领导地位。波斯的丝织品被欧洲的仕女当作锦缎买去。设拉子以羊毛布料闻名，巴格达以帘帐和波纹绢丝闻名，胡齐斯坦（Khuzistan）以骆驼和羊毛织品出名，呼罗珊以沙发套出名。由于丝织物极易腐朽，现在已无样品留下，我们只能由后来的书籍和当时作家的记载去揣摩它们的美好。档案记载，哈里发哈龙下令：“有一件40万片金箔的光荣袍子，送给大臣雅耶的儿子贾法尔。”

音乐

《古兰经》中并未禁止音乐，但是有传说宣称，先知因害怕杂乱妇女的歌唱与舞蹈，而指责乐器是招致破灭的魔鬼的报时人。神学家以及四派正统法学家，都担心音乐会撩起人类的性欲，不过也有一些较宽容的人承认，音乐本身并非罪恶。而人们的行为经常比教义规定的要活跃，他们相信古谚“酒是肉体，音乐是灵魂，欢乐是它们的子孙”。音乐伴着伊斯兰每一阶层的生活，在《一千零一夜》中，充满了对爱情、战争与死亡的歌颂。每一座王宫、殿堂，都有歌手吟唱着诗篇或他们自己的歌。一位历史学家很惊异地说：“阿拉伯在各方面的音乐修养，任何国家的艺术史都对它缺乏认识。”除非经过长期的训练，否则西方人很少能真正欣赏阿拉伯音乐的特质——东方式的华丽结构与节奏，对精致曲调的偏爱（不喜和声与对位，宁爱错综的声音），半分而非三分的音调区分。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单音符的重复、单调的哀伤、不成格调的奇异作品；对阿拉伯来说，欧洲音乐似乎在音符方面缺乏韵律和细微的区别，而粗俗地一再使用杂乱和极大的声响。阿拉伯音乐的冥想倾向，深深影响了伊斯兰精神，萨迪说一个孩子“唱许多幽怨的曲子，可以抓住空中的飞鸟”。阿尔—伽萨尼形容心醉神迷是“由倾听音乐而来的境界”。宗教最初指责音乐，后来也在沉醉的热烈仪式中使用它。

伊斯兰音乐最初用古老的闪米特形式和音调，后来与源自亚洲希腊的“音阶”接触，而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强烈地受到波斯和印度的影响。音乐符号与乐理都取自希腊，阿尔金第、阿维森那、布雷斯伦（Brethren）对这方面都有很详尽的讨论。法拉比的《音乐通论》（Grand Book on Music ）是中世纪讨论乐理的好书籍——“即使不超过，至少也与希腊传给我们的任何事物并驾齐驱。”早在7世纪，伊斯兰就创作了很多音乐（在1190年之前欧洲并不知道）——它们的符号显示曲子的长度及音调。

在上百种的乐器中，最主要的是维忽拉、七弦琴、三弦维忽拉、一种叫萨泰利琴（psaltery）的弦乐器和横笛，有时也加上号角、铙钹、响板、鼓和小手鼓。七弦琴是一种小竖琴。维忽拉是他们的四弦琴，弦乐器的弦线是用指拨动。维忽拉有不同大小，各种形式。大维忽拉叫作“qitara”，从希腊文“kithara”而来；英文的吉他（guitar）和维忽拉是从阿拉伯文而来。有些弦乐器用琴弓演奏，风琴有空气管和水压两种形式。某些伊斯兰城市，如塞维利亚以制造优良乐器出名，它们比同时代伊斯兰的任何产品都好。几乎所有的器乐都用来伴奏或作为歌唱的前奏。一般说来，合奏限于上列五种乐器，但是我们也听说有过大型的乐队。据说麦地那的音乐家苏拉伊杰（Surayj）最先使用了指挥棒。

虽然伊斯兰国家热爱音乐，但除了名家之外，音乐家的地位很低。很少有名门子弟学习音乐。豪门则由女奴演奏音乐。许多法律规定法院不接受音乐家的证词。舞蹈几乎完全限于受过训练的仆役和雇来的人，经常是色情的，也经常是风雅的。哈里发艾敏曾亲自指挥通宵达旦的舞剧，由许多少女唱歌跳舞。阿拉伯人与希腊人、波斯人接触之后，音乐家的地位有所提高。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慷慨地赠与杰出的演奏家财物。苏莱曼将2万锭银子赏给竞赛获胜的麦加音乐家。瓦立特二世也举行过歌唱比赛，其中一次头奖是30万锭银子。当然，这个数目可能有东方式的夸大。阿尔—马赫迪把麦加的音乐家西雅特（Siyat）请到他宫中，“他的灵魂被温暖和冷却，胜以洗温水浴”。哈龙·阿尔—拉希德更给西雅特的学生伊布拉希姆·莫斯利（Ibrahim al-Mawsili）一个官职，给他15万第尔汗，每个月还另加1万，唱一首歌也是10万。这位统治者太爱好音乐——违反了他同一阶层的习惯——所以鼓励他具有音乐天才的同父异母弟弟伊布拉希姆·伊本·马赫迪（Ibrahim Ibn al-Mahdi）学习音乐，据说他的音域比普通人要广得多。时间似乎总是在捉弄人，我们听说他后来领导了阿拉伯音乐的浪漫运动来反对伊布拉希姆·莫斯利之子伊萨克领导的古典派。伊萨克被公认为伊斯兰教最伟大的音乐家。阿尔—马蒙经常说到他：“他从未为我歌唱，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在升腾。”

现在我们对伊斯兰社会有了很多有趣的印象，也了解到在伊斯兰由音乐引起的混乱。伊布拉希姆·莫斯利的学生穆克哈里克（Mukhariq）讲了一个故事，但请不要太把它当真：

在与哈里发通宵畅饮之后，我请求出去散散步……他答应了。我在漫步时，看见了一位少女，她红色的小脸就像初升的朝曦，手上提着一个篮子。于是我跟着她走，她停在一个店前买了水果。发现我在跟踪，她几次回头看我并责怪我，但我仍然跟着她，直到她走进一扇大门为止……当她进去后，门便关上了，我在对面坐下，因惊艳而失丧理智……我独坐良久，直到太阳下山。终于来了两位骑驴的美少年，他们前去叩门，大门打开后，我也随着一起进去。屋子的主人以为我是他们的同伴，而他们也以为我是主人的朋友。食物端上来，我们吃了，手也洗干净了，香气袭人。主人问两位少年：“你们想不想我叫她（提到了一位少女的名字）？”少年回答：“如果您愿意赏脸，就请叫她吧。”于是主人将她叫出来，啊，原来就是我看见过的那个女子……一名女仆引她出来，把维忽拉拿给她，她放在膝上。斟上酒，开始唱歌，我们一面饮酒，一面陶醉在她的歌声里。少年们问：“这是谁的曲子？”她回答：“这是我主人穆克哈里克的。”然后她又唱了另一首歌，她说这首也是我的。少年们这时正在尽情饮酒。她往旁边怀疑地看着我，直到我忍不住叫她唱出最拿手的歌来，她也想试试看，因此唱了第三首歌，但是声音太过紧张。我说：“您唱错了。”于是她把维忽拉从膝上丢下，生气地说：“你来唱，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我说：“好。”就把音色调好，唱了她刚才唱过的第一首曲子。听完，他们立刻跳起来吻我的头。我又接着唱第二首，第三首。他们几乎已失去理智。

屋子的主人问两位少年，他们都说不认识我，于是主人吻我的手，说：“看在安拉的分上，请问您是谁？”我告诉他：“我是歌唱家穆克哈里克。”“请问先生来此有什么事吗？”他又问我，并吻了我的双手。我回答：“只当一个食客。”——并把刚才遇到的事告诉了主人。他看看两位少年说：“告诉我，你们知不知道我为这位女孩花了3万第尔汗，并且拒绝把她卖掉？”他们回答：“的确是的。”然后主人又说：“现在请二位作证，我把她送给他。”两位少年说：“我们准备付她身价的2/3。”于是他把女子的手交给我，表示她已归我所有。当晚告辞时，他又送给我不少礼物，我于是满载而归。当我们经过女子责骂我的地方，我叫她把骂我的话再说一遍，她因害羞而不肯再说。牵着少女的手，我们去见哈里发，他因我离开太久而面有怒色，但当我把一切诉说完后，他惊喜交集，命令把屋子的主人和他的两位朋友一起请来，他要报偿他们。对屋子的主人，他赏了4万第尔汗，他的两个朋友每人3万，又给了我10万。我吻了他的脚，然后离去。

第十三章 西方伊斯兰教
（641—1086）

非洲的征服

近东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在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下，埃及又恢复了法老时代的光荣。突尼斯、西西里和摩洛哥在阿拉伯人的领导下，也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并且如火种一般点燃了凯鲁万、巴勒莫和菲兹（Fez）诸城的文明。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在文明史上创下了巅峰的纪录，与后来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穆斯林一样，“缔造了庞大的帝国，末了留下光辉璀璨的文化遗产”。

正当阿拉伯名将及其他的征服者使东方诸邦臣服时，阿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于穆罕默德死后7年，从巴勒斯坦的加沙出发，攫夺了佩鲁修姆和孟斐斯两城，并进军亚历山大港。埃及有港湾和海军基地，而阿拉伯势力正需要一支舰队；埃及输出玉米至君士坦丁堡，而阿拉伯人正需要玉米来喂饱人民。在埃及的拜占庭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将阿拉伯的雇佣兵用作维持治安的工具，但这对征服者起不到威吓作用。埃及的基督一性论教派正遭到拜占庭政府的迫害，他们立刻伸出双手欢迎穆斯林的到来，协助他们攻占孟斐斯，并引领他们进军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经阿姆尔近23个月的围攻后，终于陷落（641年）。阿姆尔在写给哈里发欧麦尔的信上说：“此城内的豪富巨贾屈指难数，城内环境的幽美，难以笔墨形容。我很荣幸地告诉你，城内有4000座金碧辉煌的皇宫，400间公共澡堂和400个娱乐场所。”阿姆尔禁止掠夺，并减征税赋。因不明了基督教各派间理论上的不同，便下令禁止基督一性论教徒私自对他们的正统派敌人施以报复，并宣布所有教派信仰自由，从而推翻了这里几个世纪以来的习俗。

关于阿姆尔是否曾摧毁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最早提及的是一名叫艾卜·拉蒂夫（Abd al-Latif）的穆斯林科学家，但是叙利亚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巴尔—赫布拉埃乌斯（Bar-Hebraeus）有更详细的记述，他在以艾卜法拉杰为笔名，用阿拉伯文写的世界史概述里提到此事。据他记载，亚历山大港的文法学家约翰请求阿姆尔将图书馆的手稿赠给他。阿姆尔向欧麦尔请示，据说哈里发的回答是：“如果这些希腊人的著作与上帝的经典是一致的，它们就毫无用处，无须保存下来；倘使不一致，那么它们是有毒的，就应该焚毁。”这话以讹传讹，最后竟浓缩成：烧掉图书馆，因它们已经包含在一本书里了——指《古兰经》。据巴尔·赫布拉埃乌斯的说法，阿姆尔将藏书分送至城中的公共浴室，4000座火炉将这些书籍当燃料整整烧了近半年之久（642年）。但是与上述相反的说法也值得注意：（1）图书馆中的大部分藏书于392年，教长西奥菲勒斯时代，已被狂热的基督徒摧毁了；（2）幸存下来的也被敌视而弃置不顾，“因此大部分收藏至642年时，也已经失散了”；（3）自阿姆尔烧书至艾卜·拉蒂夫最先报道此事，其间五百余年，竟没有一位基督徒历史学家提及此事，虽然于933年任亚历山大城总主教的尤迪克（Eutychius），曾对阿拉伯人征服亚历山大港的历史有详尽的描述。因此这一说法颇似后人杜撰，因此不被人采信。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逐渐解体，无疑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相信图书馆里藏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波利比乌斯、李维、塔西佗及其他百余位作家的全部著作，而如今我们只能读到他们的断简残篇。苏格拉底前期哲学家们的作品，如今留给我们的也只是些零碎片断，遑论数千卷希腊、埃及和罗马的史学、科学、文学和哲学的著作在那人类灾难中被焚。

阿姆尔在埃及的政绩颇可称道。他将部分压榨来的税收，用于修整运河和堤防，并重开尼罗河至红海长80英里的运河，从此船舶可从地中海直航印度洋。（723年遭流沙阻塞，从此被放弃使用）阿姆尔选择他在641年驻扎之地，建设他的新都，名为福斯塔特（al-Fustat），即阿拉伯语“帐篷”之意，这便是开罗的雏形。此后近两个世纪，伊斯兰教总督以此为根据地，替大马士革及巴格达的哈里发们统治着埃及。

每一次的征服，都创造了一个新的疆域，因暴露在敌人面前，则引起更进一步的侵略。为保护伊斯兰教的埃及，抵抗来自拜占庭的昔兰尼人的侧面攻击，一支由4万名穆斯林组成的军队，穿过沙漠进占巴尔卡（Barca），并进军邻近的迦太基。这位穆斯林将领，在距现今突尼斯南方80英里的沙土上插上他的矛，搭帐篷驻扎军队，著名的伊斯兰大城凯鲁万——意为“休息之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670年）。因意识到迦太基的陷落将会使穆斯林控制地中海，并打开通往西班牙的通路，故希腊皇帝派遣军队及一支舰队前来阻遏。而柏柏尔人暂时忘记对罗马人的仇恨，也参加了保卫该城的战斗。因此直至698年，迦太基才完全屈服。征服非洲后不久，伊斯兰教势力长驱直入，直抵大西洋沿岸。完全依照他们自定的条件，柏柏尔人被说服，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及信仰。从此非洲分立为三个行省，即埃及，以福斯塔特为省会；易弗里基叶（Ifriqiya），以凯鲁万为省会；马格里布（Maghreb，即摩洛哥），以菲兹为省会。

近一个世纪之久，这些新开辟的省份均承认东方的哈里发为它们的行政元首。但是自哈里发迁都巴格达以后，彼此间的沟通及运输上的困难就日渐增加，一个接着一个，这些非洲行省变成了独立王国。统治菲兹的是伊德里西王朝，统治凯鲁万的是阿格拉布（Aghlabid）王朝，统治埃及的是图伦（Tulunid）王朝。这一古老的谷仓，从此不再遭受外人掠夺，而进入复兴时期了。艾哈迈德·伊本·图伦替埃及征服了叙利亚，并在卡泰（Qatai）建立新都（位于福斯塔特市郊）。他促进学术及艺术的进步，设立宫廷，建了公共浴室，一所医院，及一座至今屹立在那里作为他个人纪念碑的雄伟寺院。其子胡马赖韦（Khumarawayh）则追求奢侈生活，以黄金铺饰王宫的墙壁，并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造了一座水银泳池，一个充满气的皮床浮在上面，使他在凉爽舒适的状况下入睡。其死后40年，另一个土耳其王朝伊克什德（Ikshidid）取代了图伦王朝。这些非洲王室，在血统或传统上并没有生根，必须依靠军事力量及统御术来进行统治和维护权威。当财富罄尽时，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非洲王朝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他们至高无上的军事力量与狂热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约905年，艾卜·艾卜杜拉来到突尼西亚，宣扬第七世什叶派领袖以实玛利的教义，声称救世主将提早到来，因而赢得了柏柏尔人的拥戴，促使他们推翻了阿格拉布在凯鲁万的统治。为迎合他所唤起的期望，他从阿拉伯半岛召请来艾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称他为什叶派伊实玛利的先知艾卜杜拉的孙子，尊他为救世主，并拥立他为君主（909年），不久俄拜杜拉下了一道命令将他处死。俄拜杜拉自称为法蒂玛的后裔，并以命名其王朝。

在阿格拉布及法蒂玛两朝君主的统治下，北非又恢复了在迦太基及罗马帝国时期的繁荣。正值国力日盛，9世纪，这些伊斯兰教征服者开辟了三条商路，1500至2000英里长，横越撒哈拉大沙漠，通往乍得湖（Lake Chad）和提姆布克图（Timbuctu），并在西边及北边的朋尼（Bône）、奥兰（Oran）、休达（Ceuta）及丹吉尔（Tangier）兴建海港，由此繁荣了苏丹与地中海，东伊斯兰及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商业贸易。菲兹变成西班牙贸易的中心，其所产香料、染料及无边圆形红帽，也因此名闻遐迩。

969年，法蒂玛王朝从伊克什德王朝手中夺取了埃及，从此他们的统治领域扩展至阿拉伯半岛及叙利亚。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伊兹将首都迁至卡希拉（Qahira），即开罗。正如卡泰为福斯塔特东北角的延长，卡希拉为卡泰东北角的延长，也与卡泰一样，开始只是驻营地。在穆伊兹及其子阿齐兹时代，大臣雅库布·伊本·基利斯（Yaqub Ibn Qillis），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巴格达籍犹太人，重新组织了埃及政府，使法蒂玛王朝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统治者。当穆伊兹的姐妹拉什达（Rashida）死时，她遗留下27万第纳尔和1.2万件礼服。他的另一位姐妹艾卜达（Abda）死时，遗留下3000座银花瓶，400把涂金的宝剑，3万匹西西里出产的布料和一大箱珠宝。没有一件事比成功更能令人腐败的了。继承王位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对财富及权力的渴求近乎疯狂。他暗中杀害了数位大臣，迫害基督徒及犹太人，烧毁基督教堂及犹太人的聚会所，并命令诋毁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这种行为便是导致十字军东征的原因。重蹈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覆辙，他自称为上帝，并派遣教士深入民间，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当一些教士被杀害后，他重新对基督徒及犹太人施以恩惠，替他们重建神龛。36岁那年他遇刺身亡。

尽管有那么多的皇族特权，埃及仍因其联系欧亚两地间商业来往而繁荣不已。而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通过波斯湾，沿红海及尼罗河溯流而上，到达埃及的也逐渐增多。巴格达的财富及权力日益式微，开罗却蒸蒸日上。当纳希尔·库斯鲁于1047年访问此一新都时，他记述当时那里已有2万户住家，房屋大部分都是砖造，并有五六层楼的建筑，而且2万家店铺“堆满黄金、珠宝、刺绣、织锦和绸缎，以致无休息坐立之处”。主要街道都有遮阳设备，夜间也有街灯照明。物价全由政府规定，任何人私自抬高物价，被抓到时，就得骑在骆驼上摇着铃游街示众，承认自己的罪状。百万富翁多如牛毛，有一位基督徒商人，在尼罗河缺水而发生饥荒时，曾以个人的财产养活全市人口达5年之久。大臣雅库布·伊本·基利斯死后，也遗留下价值3000万美元的财富。这些富商巨贾与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携手合作，共同建立清真寺、图书馆及学院，并促使科学及艺术繁荣发展。除了偶然的残暴无道、浪费奢侈、压榨劳动者及从事一些必需的战争外，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一般说来是仁慈而自由的，在繁荣程度文化水平上，可与埃及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相媲美。

法蒂玛王朝的财富，在穆斯塔绥尔长期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他是苏丹奴隶的儿子。他为自己建造亭台楼阁，一生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这，”他这样说，“要比眼巴巴地注视着黑石，倾听庙祝的祈祷，和啜饮不洁的池水（从麦加的哲姆哲姆圣井中汲取）要快乐得多了。”1067年，他的土耳其军队叛变，攻入皇宫，掠去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大量珠宝和25驼车的文稿，后者有些被土耳其军官们带回家去当燃料烧掉，那些文稿的包装、封皮，被用来缝补奴隶们的鞋子。穆斯塔绥尔一死，法蒂玛王朝也随之分崩离析，而那支一度纪律严明的军队，也就纷纷卷入柏柏尔人、苏丹人及土耳其人的争执之中。易弗里基叶和摩洛哥此时已经分离，巴勒斯坦背叛，叙利亚也已经独立。1171年，萨拉丁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之后，埃及王朝拥有的荣华富贵烟消云散。

非洲的伊斯兰教文明（641—1058）

开罗、凯鲁万和菲兹的宫廷，在建筑、绘画、音乐、诗歌及哲学上争奇斗艳。但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有关伊斯兰非洲的文稿，幸运地留存下来的资料，却被藏在图书馆里，直至最近才被西方的学者们发掘、探讨，大部分的艺术品已经散佚，只有那些屹立不倒的清真寺，可使人辨认出那一时代的光辉的一面。在凯鲁万有西迪寺院，始建于670年，经过七次整修，现在留存的部分是建于838年的建筑，该寺院的圆拱回廊，是用来自迦太基废墟的科林斯式石柱盖的，布道坛是一件木雕杰作，壁龛是优美的彩陶作品。它的方正而厚实的尖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替西方的尖塔确立了叙利亚式。此一寺院使凯鲁万成为伊斯兰教第四圣城，是“进入乐园的四大门”之一。从神圣及庄严上讲，位居第二的是菲兹和马拉科什（Marraqesh）、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寺院。

开罗的清真寺数量很多，并且都很宽阔，至今尚有300多座点缀着这迷人的古都。阿姆尔寺建于642年，10世纪时重建过一次。除了从罗马及拜占庭废墟上运来的科林斯式圆柱以外，如今已经很难看到早期的遗迹了。伊本·图伦寺（878年）仍很小心地保存着最初的形式和装饰。一座高高的锯齿形围墙，环绕着一个宽敞的庭院；内部那些尖形的拱门，除了尼洛美特（Nilometer）的拱门（865年）——建于尼罗河的一个岛上，用以测定尼罗河水位的升降，在埃及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古老的拱门了。也许这种优美而便利的拱门形式，是从埃及经西西里，再经由诺曼底人的研究吸收，成为欧洲哥特式的一部分的建筑形式。正如“锥体曲绕”形的尖塔，以及伊本·图伦的圆顶坟墓，它采用的是马蹄形拱门——这是伊斯兰教艺术中比较不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据说伊本·图伦当时有意建造有300个拱门的建筑。但是得知要达成此一目标，必须拆除一些罗马及基督教的大厦，方可获得300个拱门的列柱时，他放弃了原来的构想，而改用砖造列柱来作为这些拱门的支撑。从这座清真寺，我们可看到哥特式建筑的一些原始雏形。最后，仿佛是使这一建筑变成沙特尔建筑的一个步骤。有些窗户嵌镶彩色玻璃，有些则用圆花形及星状的石架来镶嵌，或者用其他几何圆形做装饰。这些工程完成的确切日期就不得而知了。

970年至972年，饶哈尔（Jauhar），自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为法蒂玛王朝征服了埃及，建造了一座阿扎尔（el-Azhar）（“光辉”之意）寺院。如今有些结构仍可在遗址中看到。那里使用的就是尖形拱门，这些拱门建筑在用大理石、花岗石及斑岩所做成的380根列柱上面。哈基姆寺是用石头建造的，虽然已经腐蚀不堪使用，但大部分至今仍保存着。中世纪有些建筑观念可能就是得自优美的阿拉伯风格及库法的雕刻设计。虽然它们现在被视作堡垒一样，门禁森严（无疑当时是有这种意思的），但是这些寺院曾因优美的雕刻、纹饰、拼花及瓷砖制的神龛，和已成为博物馆稀世珍藏的枝形吊灯而风靡一时。伊本·图伦寺有1.8万盏灯，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彩色玻璃制成的。

在伊斯兰的非洲，穆斯林以耐心和技巧制造了一些较次要的艺术品。凯鲁万的清真寺是用发光的瓦片盖起来的。纳希尔·库斯鲁（1050年）曾描述开罗制的陶器“优美无比，而且透明到可以从另一边看到这一边的手纹”。埃及和叙利亚的玻璃，仍保持着古代的光荣和优秀传统。法蒂玛王朝水晶石制的器皿，千余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如今成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卢浮宫的珍品。清真寺的门、神坛、壁龛以及窗格上的木雕，也使人有赏心悦目之感。从科普特人那里，埃及的穆斯林学会了用木块、骨片、象牙或珍珠镶嵌箱子、盒子、桌子及其他物品的装饰艺术。当然，那时珍珠是非常多的。当土耳其佣兵侵入穆斯塔绥尔寺时，他们劫走了数千件金器——如墨水瓶、象棋、花瓶、禽鸟雕塑以及宝石缀饰的树形装饰品等。在这些被掠走的物品中，有用金丝线绣制成古代名君遗像及传记的丝绣窗帘。从科普特人那里，穆斯林又学会了利用木制模型在纺织品上印打花纹的技巧。这一技术由十字军从埃及传入欧洲，可能与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大有关系。欧洲商人对法蒂玛的纺织品估价甚高，他们以无比崇拜的口气竞相称赞开罗及亚历山大港的纺织品。我们听说法蒂玛出产有图案的豪华地毯，及用天鹅绒、缎子、锦缎和金属薄片制成的帐篷。一顶为穆斯塔绥尔的大臣雅祖瑞（Yazuri）做的帐篷，动员150位工人，费时9年，耗资3万第纳尔制成。除了“人狼”外，它上面饰有世界上所有知名动物的标本。法蒂玛王朝的绘画，现在仅存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内一些零零星星的壁画。法蒂玛的埃及没有留下一丁点东西，但是马克里齐（Maqrizi）——他在15世纪时曾写过一部绘画史——告诉我们，在法蒂玛历代哈里发的图书馆里，藏着装饰富丽的手稿本，其中包括2400本《古兰经》。

在哈基姆时代，开罗的皇家图书馆内有藏书10万卷；在穆斯塔绥尔时代，增至20万卷。据说这些书籍、文稿免费借给有责任心的学者阅读。988年，大臣雅库布·伊本·基利斯说服哈里发阿齐兹，供给在阿扎尔寺攻读的35位学生生活费及学杂费，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制度的由来。当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吸引了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学生前来攻读，就像几个世纪后巴黎大学吸引了所有来自欧洲的学生一样。一年接着一年，哈里发、大臣及富豪捐助奖学金给这所大学，阿扎尔已有1万名学生和300位饱学的教授。纵览世界最令人觉得愉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一群群学生在这座有1000年历史的学府的回廊里，聚精会神地聆听讲学，每一群学生，都倚傍着一根柱子，围成一个半圆形，蹲在地上，倾听坐着的教师们授课。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名学者，前来讲授文法、声韵、算学、诗歌、逻辑、神学、圣传、《古兰经》注释及法律。学生无须负担学费，教授也不拿薪水。学校完全依靠政府的补助及私人的捐献。这一著名学府比较热心于对正统伊斯兰教思想的阐述，来校指导的饱学之士，对法蒂玛王朝的文学、哲学及科学，则较少鼓励和刺激。我们几乎未发现法蒂玛王朝时代有什么大诗人出现。

哈基姆在开罗成立“智慧之厅”（Dar al-Hikmah），主要负责传授什叶派中以实玛利派的教义，但是课程包括了天文学和医学。哈基姆曾设立一座天文台，并协助阿里·伊本·尤努斯（Ali Ibn Yunus）从事天文研究，尤努斯可说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经过17年的观察，尤努斯完成了星象运行及周期的哈基姆表，留给我们有关黄道、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太阳视差（solar parallax）等更正确、更有价值的观念。

在伊斯兰教埃及的科学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穆罕默德·伊本·海泽姆（Muhammad Ibn al-Haitham），在中世纪的欧洲则以阿尔哈金之名为人熟知。他于965年生于巴士拉，以算学家及工程师著称。据说他曾提出整治尼罗河水患的计划，因此哈基姆邀请他至开罗。然而这个计划显得不切实际，海泽姆于是隐藏起来，避开那位脾气捉摸不定的哈里发。像中世纪其他思想家一样，因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知识的理性综合法则感兴趣，他对这位哲人的著作下了一番注释的功夫，结果这些著作竟无一卷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知道海泽姆，主要是因为他所著《光学》（Kitab al-Manazir ）一书：在中世纪的所有著作中，就方法及思想而言，该书要算是最具科学性的了。海泽姆研究光在半透明体——如水及空气——中的折射率，并发现了放大镜的原理，与三个世纪后罗杰·培根、维特罗（Witelo）及其他欧洲人根据他的研究而发明显微镜及望远镜，在原理上是相同的。他拒斥欧几里得及托勒密“人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眼睛所发出的光与外界物体接触的”学说，他认为“物体之所以能被看见，是由于物体上所发出之光经透明导体引入我们的视觉——眼球的关系”。他提出太阳及月亮越接近地平线，其形状越大、越显著的理论，以证明空气影响效率的理论，并指出透过大气层的折射率，即使太阳还在地平线下成19度的锐角时，我们便可见阳光的道理。基于此，他计算出大气层的厚度约10英里（此为英国人的度量距离）。他进而分析大气层高度与密度的关系，以及大气密度对物体重量的影响。他利用复杂的数学公式，研究光通过凸面镜及凹面镜时的反射作用。月食时，他利用百叶窗上的一个小洞，来观察对面墙上映出来的太阳的半月影像，因而他最先提到了几世纪后应用到照相机上的暗房原理。我们无法抹杀海泽姆对欧洲人科学研究的影响。没有他，罗杰·培根就不会被人们知道。培根在《大作品》（opus maius ）中谈到光学理论时，几乎每一步都引用或参考他的论著，其第四部分更几乎都在述说这位开罗物理学家的发现。直至稍后开普勒及达·芬奇时代，欧洲人研究光学，仍奉海泽姆的著作为圭臬。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使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影响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柏柏尔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变成了它狂热的维护者。无疑，这其中有经济上的考虑：非穆斯林须缴人头税，而皈依者经过一定时间后即可豁免。当744年埃及的阿拉伯总督宣布这一命令时，即有2.4万名基督徒投入伊斯兰教的阵营。这虽是应时之举，同时也是对基督徒的残酷的迫害，影响了许多人依附到统治者的信仰。在埃及，少数民族科普特人勇敢地拒绝接受这一信仰，他们建造了如堡垒般坚固的教堂，秘密地奉祠自己的信仰，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然而曾经熙熙攘攘的亚历山大港、昔兰尼、迦太基及希波等地的教堂，如今已是门可罗雀，日益衰颓。而对阿塔那西乌斯、塞瑞尔及奥古斯丁等的记忆也渐渐淡去；而阿里乌斯派、多纳图派、基督一性论教之间的争执，也逐渐湮没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以实玛利派的争论中。法蒂玛王朝将以实玛利派改造成有严密的入会仪式及教阶组织的“大会社”以支撑他们的政权，会员们谙于政治性的刺探及阴谋诡计。这一组织形式传入耶路撒冷及欧洲，深深地影响了圣堂武士（Templar）、启明社（Illuminati）以及西方世界其他秘密兄弟会等组织的形成、礼仪和服饰。

伊斯兰教在地中海（649—1071）

自从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这些伊斯兰教的领袖们就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支舰队，他们是无法防守海岸线的。不久，他们的军队夺得塞浦路斯和罗德斯岛，跟着击败了拜占庭的海军。他们于809年攻占科西嘉，810年夺取撒丁，823年占领克里特，870年攻克马耳他。827年，希腊与迦太基为争夺西西里的古老战争又重新开始。凯鲁万的阿格拉布哈里发一个接一个地派遣远征队出去鲸吞蚕食，掠夺土地。巴勒莫于831年陷落，接着他们于843年攻占墨西拿，于878年夺得叙拉古，而陶尔米纳也于902年失陷。法蒂玛的哈里发们承继了阿格拉布的权力（909年）后，也将西西里纳入其统治的范围。法蒂玛王朝迁都开罗以后，当时的西西里总督侯赛因·凯勒卜（Husein al-Kalbi）自封为统帅，独揽几乎所有权力，他建立凯勒卜王朝，使伊斯兰文明在西西里盛极一时。

以地中海为天堑，穆斯林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南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海盗应运而生，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侵扰对方沿海区域，掳掠异教徒卖做奴隶。阿拉伯舰队，大部分来自突尼斯及西西里，于10世纪时开始袭击意大利诸港口。841年，穆斯林进击巴里（Bari），它是拜占庭在意大利东南的主要基地。一年后，应伦巴底大公（Lombard Duke）本尼凡托（Benevento）的邀请，他们帮助他对抗沙莱诺，于是横扫意大利，所过之处尽为废墟。846年，1100名穆斯林登陆奥斯蒂亚，长驱直抵罗马城，恣意劫掠罗马郊区及圣彼得和圣保罗两大教堂，然后悠闲地返回他们的舰队。眼看竟没有权威能起来组织防卫意大利，教皇利奥四世毅然担起重任，使阿尔马菲、那不勒斯、加埃塔和罗马结成盟友，成立联防，越过泰伯河抵御敌人的进攻。849年，阿拉伯人再一次决心攫夺西方基督教的堡垒。意大利联合舰队，在教皇的祝福下奋勇赴战，使他们全军覆没——关于此役的场面，拉斐尔曾绘制成画，悬挂在梵蒂冈的拉斐尔室。86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二世自日耳曼率军南来，将穆斯林逐回巴里和塔兰托。至884年，他们全部被驱逐出半岛。

但是他们继续骚扰，不断犯边，使意大利中部持续了30年之久的恐惧生活。876年，他们掠夺罗马四周的平原，罗马岌岌可危，教皇给予阿拉伯人一年的贡纳，2.5万曼库西（mancusi），以为换取和平的代价。884年，他们将蒙特喀昔诺修道院烧为焦土。在间歇性的攻击中，他们破坏了整个爱尼奥（Anio）谷地。最后，教皇和希腊、日耳曼的联军，以及南部、中部意大利军队，在加里利亚诺（Garigliano）将阿拉伯军击溃（916年），终于结束了这一以掠夺为主的悲剧的世纪。意大利，或许是基督教，终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厄运。如果罗马失守，阿拉伯军队势必进入威尼斯，而威尼斯失守，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东西两大伊斯兰教势力的争夺点。战事的机运关系着千百万人的信仰。

同时，由于向新的征服者屈服的传统，西西里的多元文化，又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化的色彩。西西里人、希腊人、伦巴底人、犹太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摩肩接踵地在伊斯兰教古都潘诺摩斯（Panormus）、阿拉伯的巴勒姆及意大利的巴勒莫等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在宗教上他们互相仇视，却共同生活在一起，有如一般西西里人持有的生活情操。970年，地理学家伊本·霍卡尔在此地发现300座清真寺和300位颇受当地人民敬重的教师。这位地理学家说：“虽然事实上，这些教师因智慧贫乏及头脑简单而声名狼藉。”气候温和，风调雨顺，使这一地区郁郁葱葱。西西里是农业的乐土，而狡黠的阿拉伯人在那里坐享其成。巴勒莫变成基督教欧洲及伊斯兰教非洲间的贸易港，不久就成为伊斯兰最富庶的城市之一。穆斯林喜欢华丽的服装，闪亮的珠宝，装扮的艺术，这使他们变得雍容有礼而不粗俗。西西里大诗人伊本·哈姆迪斯（Ibn Hamdis）描述巴勒莫青年的快乐时光，说：“午夜的狂欢侵入女修道院，向满面惊怖而慈蔼的尼姑购买醇酒。在狂欢的节日，男女在一起嬉戏作乐。”“当欢乐王子无法无天时”，唱着歌的女子们，以纤纤素手拨弄着手中的维忽拉，愉快地跳着舞，舞姿“像一弯明月悬挂在柳树梢上一样，摇曳生姿”。

因为摩尔人喜欢风趣和韵律，岛上有上千位诗人，而西西里人的浪漫情调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里有不少学者，因为巴勒莫有一所著名的大学；由于西西里穆斯林对沙莱诺医学校的影响，所以也有不少伟大的医生。在文化领域，西西里还处在草创阶段，愿意吸收不同民族和信仰的文化精英，所以优秀的诺曼底人统治下的西西里，仍保留着大半阿拉伯风味，及属于东方的技艺和工匠的遗产。诺曼底人征服西西里（1060—1091年），使得岛上的阿拉伯遗产渐至湮来不闻。罗杰伯爵很自傲他夷平了“甚有艺术价值的阿拉伯人的城堡及王宫等建筑”。但是伊斯兰教艺术形式仍然在拉·兹扎（La Ziza）的王宫和卡佩拉·帕拉蒂那（Capella Palatina）的天花板上留下了它的痕迹，在诺曼底王族宫殿、教堂里，摩尔人的装饰仍然点缀着基督教的神龛。

西班牙的伊斯兰教（711—1086）

·哈里发和总督

首先征服西班牙的是摩尔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泰里格是柏柏尔人，他的军队中有7000名柏柏尔人，而只有300名阿拉伯人。他的名字刻在他的军队登陆的那块岩石上。摩尔人称它为阿尔泰里格（Gebel al-Tariq），即泰里格山（The Mountain of Tariq），后以讹传讹，变成了直布罗陀。泰里格是被阿拉伯驻北非总督穆萨·伊本·努萨伊尔（Musa Ibn Nusayr）派遣进入西班牙的。712年，穆萨率领1万名阿拉伯人和8000名摩尔人横渡海峡，攻取塞维利亚和梅里达两城。泰里格以僭越之罪遭受鞭打并被投入牢狱之中。哈里发即召回穆萨，释放泰里格，后者即重拾征伐事业。穆萨曾任命其子阿布·阿齐兹为塞维利亚总督，而瓦立特的兄弟苏莱曼猜疑艾卜·阿齐兹阴谋使西班牙独立，因此派人将其杀害。其首级送给已为大马士革哈里发的苏莱曼，他则将首级送给穆萨，穆萨说：“请将首级赐给我，让我来合上他的眼睛。”不到一年，穆萨抑郁而死。我们认为，这一故事不过是血腥的传奇而已。

胜利者对被征服者是相当仁慈的，只对曾积极参加抵抗者没收土地，赋税征收一仍旧制，并给予人民西班牙很少有过的信仰自由。一旦在半岛上稳固了他们的地位，穆斯林就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高卢境内，试图将欧洲变成大马士革的一个省份。行至距直布罗陀约1000英里的图尔与普瓦捷之间，他们与亚奎丹公爵尤第斯（Eudes）和奥斯特拉西亚大公（Duke of Austrasia）查理（Charles）的联军相遇。经过七昼夜的激战，伊斯兰军队遭到历史上最惨烈的败绩（732年），数百万人的信仰将再一次由战争决定。查理就是卡洛斯·马特努斯（Carolus Martellus），即“战槌”查理（Charles the Hammer）。735年，穆斯林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夺回了阿尔勒。737年占领阿维尼翁，并且蹂躏了自隆河到里昂间的谷地。759年，“矮子”丕平（Pepim the Short）终于将他们逐出法兰西南部。但是40年来，他们已经影响了兰多克（Languedoc），使它具有了对不同信仰的罕见包容，为它带来了多彩多姿的欢乐，以及富于挑逗的柔情歌谣。

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们毕竟低估了西班牙：直至756年，那里还是受凯鲁万政府统治的安达卢西亚。但755年，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到了西班牙，他具有贵族的血统，意欲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使其在财富及光荣上可与巴格达的哈里发们匹敌。750年，胜利的阿巴斯派下令将全部倭马亚皇室的子孙们斩草除根，拉赫曼，哈里发希夏姆的孙子，是倭马亚王朝唯一逃脱劫难的后裔。虽然受到严密的搜捕，他还是泅过了辽阔的幼发拉底河，逃入巴勒斯坦、埃及和非洲，最后抵达摩洛哥。阿巴斯派革命的消息传来，加深了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和摩尔人之间的矛盾。一个忠于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集团，因害怕遭到阿巴斯派的诘难及惩罚，便邀请阿卜杜—艾尔—拉赫曼做他们的领袖。他接受邀请，并成为科尔多瓦的总督（756年）。他击败了哈里发阿尔—曼苏尔派遣前来问罪的军队，并将将领的首级送回，悬在麦加的皇宫前示众。

也许是由于这些事件，才使欧洲人无须崇拜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西班牙疲于内战，外援断绝，停止了征战，甚至把在北西班牙的驻军也撤回。自9世纪至11世纪，半岛就自科英布拉（Coimbra）经萨拉戈萨，以埃布罗（Ebro）河为界分割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部分。属于伊斯兰教的南部，终于为拉赫曼一世及其继承人绥靖，无论在诗词或艺术上都很有成就。拉赫曼二世坐享这一繁荣果实。即使与基督徒在边界发生战争，民众叛乱纷起，诺曼底人侵扰海岸之际，他仍然悠闲地美化科尔多瓦的宫殿、寺院，厚赏诗人，并宽恕触犯刑律的人，就日后的社会混乱而言，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拉赫曼三世是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的杰出人物。他于21岁登基，发现安达卢种族纠纷不断，宗教恩怨很深，盗匪蜂起，而塞维利亚和托莱多两地皆致力于脱离科尔多瓦而独立。虽然他温文尔雅，又以慷慨多礼著称，但是他使出了强硬的手段敉平叛乱，并且降服了那些想效法同时代的法兰西贵族，为自己的财富建立封建制度的阿拉伯贵族。他邀集不同信仰的人参与议事，调整他的同盟关系，以便在敌人和邻邦间维持平衡，同时他以拿破仑式的精明干练来理政，且事必躬亲。他为将领们设计战略，并时常亲冒锋镝。他击退来自那瓦拉的桑乔（Sancho）的侵略，夺取并摧毁了桑乔的首都，因此在他有生之年，基督徒不敢再来骚扰、侵犯。929年，因为知道自己的权力与并世诸统治者相伯仲，而且获悉巴格达的哈里发已变成土耳其禁卫军的傀儡，他便僭取哈里发的头衔——“教徒的领袖及护教者”。他死时留下了一篇亲笔书写的措辞很谦和的人生总结：

我已经胜利和平地统治了50余年。荣华富贵任我享受，俗世的一切尊崇吉庆，再也没有一件是值得我去追求的了。现在，我愉快地回忆着曾经降临在我命运中的那些快乐的事件，大约有14件之多。啊！人啊！不要对现世寄予太多的信任！

其子哈卡姆二世从近半个世纪的不愉快的争斗中，尽享渔人之利。自内忧外患中获得安宁，他全力修整科尔多瓦及其他城市，建筑清真寺、学院、医院、市场、公共浴室以及贫民庇护所，使科尔多瓦大学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教育机构，并且资助数百位诗人、艺术家及学者。穆斯林历史学家阿尔—马卡里（Al-Maqqari）这样形容他：

在对文学及科学的爱好上，哈里发哈卡姆超过任何一位在他之前的哈里发，这是他亲自支持及培养的事业：他将安达卢变成一个最大的市场，在那里任何文学著作都很畅销。他还设置机构为他到遥远的国度去搜集珍本藏书，汇给他们大量的金钱，以至于安达卢藏书之丰，实难以计数。他甚至将礼品赠送给远在东方的作者，作为对他们的酬谢，以鼓励他们出版著作或获得最初的版本。他得知伊斯法罕的艾卜·法拉杰完成了《唱集》，他就送去1000块纯金的第纳尔，用这一方法，甚至该书在伊拉克出版前，作者就奉送给他一个抄本。

当这位学者型的哈里发优游于泉林之时，整个政府的行政事务，甚至对国家政策的指导，悉委之于能干的犹太人总理哈什迪·伊本·沙普鲁特（Hasdai Ibn Shaprut），而军队的统御权则委之于能力卓越，道德却低劣的将领阿尔—曼佐尔（Al-manzor），他为基督教戏剧或浪漫小说增添了不少笑料。他的真名为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阿米尔（Muhammad Ibn Abi Amir），出身族系复杂的古老阿拉伯家庭。他起初以替人书写向哈里发的请愿状维持生活，后来成为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名职员。967年，他年方26岁，即被指定替哈卡姆的长子，叫阿卜杜—艾尔—拉赫曼的，治理财产。他又百般奉承这孩子的母亲苏布赫（Subh）皇后，他的彬彬有礼及温文尔雅的态度，甚得她的欢心，使她觉得他是位精力旺盛的有为青年。不久，他们母子的财产一并由他来管理。不到一年，他变为造币厂的主持人。现在他对朋友们慷慨好施，而政敌们则指责他贪污腐化。阿尔—哈卡姆命他清理账目。自知无法清理，他就请求一位富有的朋友协助弥补亏空。然后，他来到王宫面对告发他的人，获得胜诉，并汇报清理账目的结果。日后哈里发即任命他担任数个较为优厚的差使。哈卡姆一死，他就亲自指挥杀害敌对方的继承人，因而稳住了哈卡姆之子希夏姆二世的王位继承权。一周后他变成了首相。

希夏姆二世是位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缺乏统治能力的君主，978年至1002年，伊本·阿米尔则是不戴王冠的实际上的哈里发。他的政敌相当尖锐地指控他了解爱情的哲学甚于伊斯兰教的信仰。为了让他们闭嘴，他邀请正统派神学家将那些责难逊尼派的书籍，从哈卡姆的大图书馆里拿出来付之一炬。就凭着这一卑劣的报复行为，他赢得了虔诚的薄誉。同时他借着秘密地保护学者的举动，争取到了整个知识阶层对他的支持。他将学者延揽入朝廷，并用国库的收入，供养了一大群文人墨客，每次他征战归来，他们就吟诗颂赞。仿照科尔多瓦的形式，他另建新城扎希拉（Zahira），作为他的王宫及行政官署所在地。而年轻的哈里发，战战兢兢在接受神学训练，仍旧留在古老的王宫，过着几乎被人遗忘的囚徒生活。为了巩固地位，阿米尔重新组织了一支以柏柏尔人及基督徒雇佣兵为主的军队，这些人与阿拉伯人有刻骨的仇恨，对国家并不觉得有责任感，但是对他个人的慷慨大度及机智圆滑十分敬佩，故愿效忠。当里昂的基督教国家协助背叛他的内乱时，他即消灭叛军，并残酷地击败了里昂人，胜利凯旋首都，此后他僭取阿尔—曼苏尔（“胜利者”）的别号。虽然叛乱的阴谋此起彼伏，但是他用间谍渗透及巧妙的暗杀来阻止叛乱。其子艾卜杜拉也曾加入一个阴谋团体，结果被发现而处以枭首极刑。跟罗马将军苏拉一样，他从来不曾对有功者不予奖赏，有罪者不加以报复。

因他镇压犯罪的成效显著以及处事公正严明，人民很能宽恕他的罪愆。在科尔多瓦，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他的时代那样，生命与财产皆能获得保障。因此大家不得不称赞他的智慧、勇气和毅力。一天，正主持会议时，他忽觉腿痛，即延请御医前来，医生诊断须用火烙治疗，会议仍继续进行，曼苏尔虽受火烙之苦，却面不改色。阿尔·马卡里说：“与会众人开始不觉有异，直至闻到皮肤烧焦的味道，才明了究竟。”他曾用被俘的基督徒扩建科尔多瓦的清真寺，而他亲自参与其事，因此使他的名气更大了。因得知伟大的政治家们不管是否为了正义，只要能在战场上获胜，都会得到当代及后世的敬仰，故他重燃对里昂的战火，将其首都夷为平地，并大肆屠杀百姓。几乎每年春天，他都要与北部一些不忠实的部落发生战事，总是不胜不归。997年，他占领并摧毁了圣地亚哥·科姆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城，夷平了著名的圣詹姆斯神殿，并命被俘的基督徒肩扛着该教堂的门板及铜钟，凯旋科尔多瓦。

虽然实际掌握了伊斯兰教西班牙的政权，曼苏尔仍不满足，他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从而创立一个朝代。991年，他辞去职务，由他年仅18岁的儿子艾卜·马立克继任，在自己众多头衔上加上“Sayid”（主上）及“Malik karim”（上皇）的名号，以绝对的权威实行统治。他希望战死在沙场上，为了完成此一心愿，每次出征他总是携带着寿衣。1002年，61岁之时，他入侵卡斯提亚，攻城略地，焚毁修道院，蹂躏当地人民。他在归途中患病，却拒绝延医，将儿子召到病榻前，告以一两日内他即将去世。当其子闻言啜泣时，他却说：“这是帝国即将衰亡的象征。”果然，不到30年，科尔多瓦王朝就崩溃了。

曼苏尔之后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是一部旋兴旋灭、暗杀、种族斗争及阶级斗争的历史。柏柏尔人眼见他们用武力争来的天下，日渐衰颓而一蹶不振，而他们又被赶入荒凉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平原及里昂山区，便揭竿而起，反抗统治他们的阿拉伯贵族阶级。城市中被剥削的工人们痛恨他们的雇主，也经常用暴烈的叛乱来推翻主人。所有层级的人一致痛恨阿米来家族——他们是阿米尔的继承人，在阿米尔儿子的领导下，几乎垄断所有要职及特权。1008年，艾卜—马立克去世，其弟艾卜德尔—拉赫曼·珊德祖尔（Abder-Rahman Shandjul）以首相的身份承继王位。他行为不检，公然饮酒，放纵罪犯，喜爱宴饮作乐甚于治理政事。1009年，他被国内所有党派参加的一次革命废黜。革命群众失去控制，大肆抢劫在扎希拉的阿米尔家族的王宫，并将它烧为焦土。1012年，柏柏尔人洗劫科尔多瓦，屠杀近半数的居民，将剩下的人驱逐出境，并以科尔多瓦为其首都。这一革命短暂有力，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将这一事件称为“伊斯兰西班牙的法国式革命”（French Revolution of Islamic Spain）。

毁灭是一瞬间的事，建设却需要持久的忍耐。在柏柏尔人统治下，混乱、抢劫和失业骤然加剧。原先隶属于科尔多瓦的城市纷纷叛变，并拒绝缴纳贡赋，甚至拥有大笔不动产的地主们也各自为政，自建政权。慢慢地，那些被驱逐的科尔多瓦人开始了复兴，终于在1023年，他们赶走了柏柏尔人，拥戴艾卜—艾尔—拉赫曼五世登位。科尔多瓦的贫民们了解旧政权的恢复，对他们并无好处，于是他们就夺取皇宫，拥戴领袖之一穆罕默德·穆斯塔克菲（Muhammad al-Mustakfi）为哈里发（1023年）。穆斯塔克菲任命一位织工为首相。结果织工被暗杀，“贫民哈里发”被毒死。1027年，中上阶级联盟推戴希夏姆三世即位。4年后，军队僭取权柄，杀了希夏姆的首相，要求希夏姆逊位。一公民领袖见发生争夺哈里发之位的纷争，知道无法成立有效的合法政府，便废除哈里发制度，代之以执政制度。伊本·雅瓦尔（Ibn Jahwar）被选为首任执政，以公正和睿智来统治这一新理想国。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权威及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已经被摧毁殆尽了。学术及文学的重心，因受到内战的骚扰，已从这“世界之珠”转移到托莱多、格拉那达和塞维利亚的宫廷中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已分裂成为23个城邦政府，它们忙于阴谋和争斗，以致疏忽了基督教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吸收与同化。格拉那达在其能干的大臣塞缪尔（Rabbi Samuel Halevi）辅政下，以以实玛利·伊本·纳格德拉（Ismail Ibn Naghdela）之名享誉阿拉伯世界。托莱多于1035年宣布独立，50年后向基督教统治者屈服称臣。

塞维利亚则承继了科尔多瓦的光荣。有些人认为塞维利亚较科尔多瓦更为繁荣，人们喜欢那里的花园、棕榈树、玫瑰花以及音乐、舞蹈及歌唱的情调。预见到科尔多瓦的没落，塞维利亚于1023年宣布独立。其首席法官艾卜·卡西姆·穆罕默德（Abu’l Qasim Muhammad）发现一个编草席的人貌似希夏姆二世，即称他为哈里发，招待他到华宫居住，并处处指点、引领他，同时劝说巴伦西亚、托尔托萨和科尔多瓦诸邦承认他为希夏姆二世。以这一简单的诡计，这位精明的法学家即创立了短暂的阿巴德王朝。他死后（1042年），其子阿巴德·穆塔迪德（Abbad al-Mutadid）继位，以诡计和残酷的手腕统治了塞维利亚27年，并积极扩展其势力，以致半数以上的伊斯兰教西班牙城邦向他朝贡。其子穆塔米德（Al-Mutamid）26岁承继大统，但无论是雄心壮志还是暴虐，都不及其父。不过穆塔米德却是伊斯兰教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他喜欢诗人和音乐家做他的朋友，不愿政客及将领们做他的伙伴，他常在诗中赞美他才能卓越的政敌的才华。他认为付出1000杜卡特购买一篇讽刺短诗并不过分。因喜欢伊本·阿玛尔（Ibn Ammar）的诗，就任命他为首相。他听说叫作鲁玛基叶（Rumaykiyya）的女奴，能写出韵律优美的诗篇，就把她买了来，与她结婚，恩爱非常，直至谢世。但是他并未疏于照顾宫中其他娇妻美妾。鲁玛基叶使王宫处处洋溢着她的欢笑，并且使她的主人步上欢乐的巅峰。神学家们则指责她使丈夫对宗教冷漠，令寺院门可罗雀。但穆塔米德处理政事就像对爱情和歌唱一样井井有条。当托莱多攻击科尔多瓦，科尔多瓦政府向他求援时，他即派军援助，击败了托莱多，并使科尔多瓦变成塞维利亚的附庸。这位诗人君主代表了这动荡不安的一代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光辉灿烂不亚于哈龙时代的巴格达及曼苏尔时代的科尔多瓦。

·摩尔族统治下的西班牙文明

“从来没有人像阿拉伯征服者那样，宽大、公正、明智地统治着安达卢西亚。”这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东方学者的评论，他的热诚也许要使他的赞誉打折扣，但是经过恰当的判断，他的评论仍然是成立的。西班牙的总督及哈里发们在稳定政府一事上，具有与马基雅维利同样残酷的思想。有时他们是残酷而凶狠的。马卡里举出数以百计有关西班牙倭马亚统治者们公正、开明及自由的实例。他们可与同时代的希腊皇帝相媲美，他们对先前西哥特人建立的不开明政权，的确作了不少改进。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对那个时代的西方来说是相当合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精神，且由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司法机构来行使。在内政上，大部分被征服地区都由该地区原有的法令及机构自行处理。城镇治安良好，市场及度量衡也加以适当的管理。人民及其财产经过适当地调查记载下来，赋税也较罗马及拜占庭要合理。在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三世时期，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收入高达1204.5万金第纳尔——可能要超过所有拉丁基督教国家收入的总和。但是对于农业、工业及商业方面有良好组织的国家来说，这些收入并不依赖于高额税收。

阿拉伯的统治对当地农民来说，是短暂的快乐时光。西哥特贵族们的庞大财产被瓜分，农奴变成财产所有者。但是在那些世纪中，盛行的封建制度也在西班牙流行，当然，比起法国实行的要好得多了。阿拉伯领袖们也搜刮了不少土地，实行农奴制度的农业经营方式。但是摩尔这一词汇，我们指的是北非西部及西班牙的穆斯林——他们部分是阿拉伯人，大多数是柏柏尔人。对待农奴要比他们的前任略有改善，而非穆斯林的奴隶，一经皈依伊斯兰教即可获得自由。大部分阿拉伯人将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留给被征服者处理，而且他们采用最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在他们的经营下，西班牙农业科学的发展远在基督教的欧洲之上。原来赋闲的公牛——迄今在西班牙仍普遍用于耕作及拉车——当时已大量由驴、骡及马等牲畜取代了。带有阿拉伯风格的西班牙畜牧业，培育了阿拉伯及西班牙骑士使用的优良骏马。西班牙的穆斯林从亚洲带来并教导欧洲的基督徒种植米、荞麦、甘蔗、番石榴、棉、菠菜、芦荟、香蕉、樱桃、橘子、柠檬、桃子、枣子、无花果、草莓、姜及没药等植物。栽培葡萄是摩尔人最主要的事业，但他们的宗教是禁酒的。花园式的市场、橄榄及兰花果园，使得西班牙的某些地方——特别是科尔多瓦、格拉那达及巴伦西亚周围——成为世界著名的花园区。摩尔人在8世纪夺得马约卡岛，在他们的经营下，那里变成了花果乐园，特别以枣树、棕榈最为著名，后竟以其命名首都。

西班牙丰富的矿藏，使摩尔人拥有大量的金、银、铜、铁、锡、铅、铝、硫黄和水银等矿产。安达卢西亚一带海岸则盛产珊瑚，珍珠则出产在加泰罗尼亚一带海域；巴约及马拉加两地盛产橡胶。冶金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穆尔西亚即以铁器及铜器闻名于世，托莱多的剑、科尔多瓦的盾也很有名。手工业也相当发达。科尔多瓦出产供应全欧洲皮匠的科尔多瓦皮革。仅科尔多瓦一地就有1.3万余名纺织工人。摩尔人的地毯、垫子、丝幕、披肩、长沙发等受到广泛的欢迎。根据马卡里的说法，科尔多瓦人伊本·菲尔纳斯（Ibn Firnas）在9世纪时曾发明眼镜，制造了复杂的航海仪及飞行器。拥有约1000艘船的商队，将这些西班牙产品运销亚非两洲。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停泊在巴塞罗那、阿尔梅里亚、卡塔赫纳、巴伦西亚、马拉加、加的斯、塞维利亚等港口。可靠的邮递服务维系着政府的工作。政府铸造金第纳尔、银第尔汗以及铜第法尔，维持了与拉丁基督教国家比较起来可说是相当稳定的金融状况。但是不久这些摩尔人铸造的货币，无论在重量、纯度上，还是购买力上，都日渐退步。

经济压榨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拥有广大土地的阿拉伯人，和压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人一样，吸干了地上的资产。大多数有钱人住在乡村别墅，城市则留给柏柏尔人的无产者、由基督教改宗的叛教者、非穆斯林而接受穆斯林生活方式及阿拉伯语言的摩扎拉布（Mozarab）人和一小撮太监、斯拉夫官员、卫士及仆婢。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们，因为鼓励企业而无法限制压榨，故与穷人妥协，许诺将土地收入的1/4拿出来用作贫民福利。

穷人的狂热信仰，赋予合法的神学家无上的权威。教义或道德的改革引起人民的憎恶，因为他们知道异端邪说及投机者常躲藏暗处或闪烁其词，哲学若不是默默无言，就是声称求得了最适当的结论。背叛伊斯兰教要处死刑。科尔多瓦哈里发们通常是自由主义人士，但是他们猜忌利用浪游学者从事间谍工作的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而他们也偶尔加入神学家的行列，压制思想独立。另一方面，这群摩尔人却又给予非穆斯林信仰的自由。曾受到西哥特人迫害的犹太人，协助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现在他们——一直至12世纪——与征服者们和平相处，发展学术和财富，有时还官居要职。基督徒在政治上遇到更大的阻碍，但也有许多人一帆风顺。男性基督徒，跟所有的男人一样，被强迫施行割礼，这乃是全国性的卫生措施，否则他们就要由他们自行选出来的执政官，依照西哥特罗马法（Visigothic Roman Law）进行处置。因免除兵役，每一个自由而有能力的男性基督徒须付土地税，通常富裕者一年付48第尔汗，中产阶级减半，而手艺人或工人则又减半。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自由通婚，所以他们可享受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假日，也可同时使用清真寺及基督教教堂。来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神职人员及一般民众，多数可以学生、访客或旅客的身份自由出入科尔多瓦、托莱多或塞维利亚。一位基督徒以类似古希伯来人对希腊化的犹太人严厉批评的措辞，抱怨这种结果：

我的基督徒同胞们，沉浸于阿拉伯人的诗篇和浪漫气息中。他们孜孜于研究伊斯兰教神学家及哲学家的著作，不但不拒斥它们，更追求正确及完美的阿拉伯风格……罢！这群才华横溢的年轻基督徒，除了阿拉伯以外，竟不知有其他的文学或语言。他们对阿拉伯书籍狼吞虎咽付出很高的代价，群趋到那些藏有阿拉伯经籍的图书馆去。到处都可听到他们对阿拉伯知识的颂赞。

从一封日期为1311年的信里，我们可以知道伊斯兰教对基督徒的吸引力，这封信是写给在格拉那达的穆斯林的，那时那里大约住着2万人，除了500人外，全部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基督徒们经常表示他们喜欢伊斯兰教的教条甚于基督教的教规。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是一段黑暗坎坷的时期。基督徒是自由的，教会却不然。教会的田产，常因一纸命令被充公，这使得所有积极的反对者不得不臣服于征服者。许多教堂被毁，而新教堂不准建立。伊斯兰教总督们从西哥特君主那里承继了对主教的任免权，甚至可召集教会会议。总督们可将主教职务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不问他是怀疑论者抑或自由思想者。基督教教士们可能当众遭受侮辱。基督教理论，在穆斯林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他们可任意批评，但若基督徒予以反驳，则会招致灾祸。

在这样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一件偶然的小事都可能酿成大悲剧。科尔多瓦城的一位美丽少女，我们只知道她叫弗洛拉（Flora），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混血女儿。当她信奉伊斯兰教的父亲死了之后，她决心成为一名基督徒。她从监护她的哥哥那里逃到一位基督徒的家里，但被抓了回去并遭到毒打，她坚持改宗，于是被交给伊斯兰教法庭审判。原本可能判她死刑的，但法官只命令鞭打一顿了事。她再度逃到一位基督徒家里去，在那里，她遇到青年教士尤洛吉乌斯（Eulogius），他对她极为倾慕。当她藏身于一间女修道院时，另一位名叫佩尔菲克图斯（Perfectus）的教士，因为对某些穆斯林谈起他对穆罕默德的看法而壮烈地殉道了。他们原保证不出卖他的，但是他如此激昂，令人震惊，因此他们就向当局告发。佩尔菲克图斯原可撤回他的话来，挽救自己的生命，但他竟向审判者重申他认为穆罕默德是“撒旦的奴隶”的观点。法官将他囚禁数月，希望他能改变立场，结果无效，佩尔菲克图斯被判死刑。在赴刑场的途中，他仍不断地咒骂先知为“骗子、通奸者、地狱之子”。穆斯林幸灾乐祸地看着他被斩首，而科尔多瓦的基督徒们，则以圣者应享的哀荣来殓葬他的尸体（850年）。

他的死点燃了双方于教理上的怨怼。一群基督教的“狂热分子”（Zealots）在尤洛吉乌斯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决定公开诘责穆罕默德，欣然而悲壮地去殉道，以为进身天国的捷径。科尔多瓦的修道士伊萨克（Isaac）来到法官面前，述说改宗的意愿。但当这位法官欣喜地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时，这位修道士却打断他。“你们的先知，”他说，“说谎并欺蒙你们。他该受到谴责，他用这么多的邪毒来教导你们，应该被打入地狱中去！”法官申斥了他一顿，并问他是否喝醉了。他回答说：“我的精神正常，判我死刑吧。”法官将他拘禁起来，但恳求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二世以精神错乱赦免他的罪。哈里发看到佩尔菲克图斯的隆重葬礼，甚为震怒，因此下令将这名修道士处斩。两天后，法兰克籍的宫廷守卫桑科（Sancho）公然贬责穆罕默德而被斩首。接着有六名修道士到法官面前大骂穆罕默德，并要求不要痛快地将他们处斩了之，要以“你们最痛苦的刑罚”来处罚，结果六人全被斩首。接着又有一名牧师、一名神职官员和一名修道士模仿他们的行为。狂热分子欢欣雀跃，但是许多基督徒——包括教士和一班俗众——谴责这种狂热的殉道愿望。“苏丹，”他们对狂热分子说，“准许我们信仰我们的宗教，而没有压迫我们。那么，为何你们要有这种愚昧的疯狂举动？”阿卜杜—艾尔—拉赫曼召集基督教主教会议，谴责狂热分子，并宣称他们若再不停止煽动，即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尤洛吉乌斯则指斥这一会议为懦夫行为。

此时，弗洛拉的热情已被这群狂热分子煽动起来，于是离开了女修道院，和另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子一起走到法官面前，对他说穆罕默德是“通奸者、一个骗子、恶棍”，并说穆罕默德主义是“魔鬼的创作”。法官于是判两人监禁。当尤洛吉乌斯恳求她们壮烈地为宗教殉难时，她们的朋友则劝她们收回咒骂。结果她们双双被处斩（851年）。尤洛吉乌斯经此鼓励，进一步煽动新的殉道者。教士、僧侣和妇女成群结队地向宫廷走去，谴责穆罕默德，结果均被斩首（852年）。7年后，尤洛吉乌斯也壮烈地殉道了。在他死后，此一运动告即平息。此后我们只听说在859年及983年有两起殉道事件，这以后，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不再听说有这类事件发生。

在穆斯林中，当财富日积月累增加时，对宗教的热情却日渐衰退了。尽管伊斯兰教的法律非常严酷，11世纪时，却兴起了一股怀疑的浪潮。不仅比较温和的异端邪说进入西班牙，而且有一个新宗派于此时崛起，宣称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对戒律、祈祷、禁忌、朝圣和布施加以嘲笑。另一个团体创立了“宇宙宗教”（Univesal Religion），反对一切教条，而要求一个纯伦理的宗教观。有些不可知论者则认为：宗教的教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实的，我们既不确定，也不否认它们，只是无从说起，但良知不容许我们接受那些无法证明其真实的教条”。神学家们努力予以反击，当11世纪骚乱降临到西班牙的伊斯兰教时，他们却将此归咎于反宗教。当统治者再度将统治根植于宗教信仰，而对宗教与哲学的争论只限于宫闱生活及消遣时，伊斯兰教在这段时间再度兴盛起来。

且不谈这些哲学家们。那些闪光的圆顶和镀金的尖塔，在数以千计的大小城镇随处可见。10世纪，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成了欧洲，也可说是全世界最都市化的国家。曼苏尔时的科尔多瓦已是相当文明的城市了，仅次于巴格达及君士坦丁堡。据马卡里说，此地有20万栋房子、6.03万座宫殿、600座清真寺和700间公共浴室，这个统计是东方式的。游客们对上层阶级的豪富甚为惊讶，在他们看来那里真是极端繁荣——每一个家庭都养一头驴，只有乞丐出门才靠步行。街道铺饰整齐，且建有人行道，入夜灯火辉煌。行人在夜晚走上10里路，仍可见到街灯及连绵不断的建筑。在静静的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上，阿拉伯工程师建造了一座有17个拱形桥孔的石桥，每一座桥墩间的距离约50英尺宽。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一世时最早的建筑之一是一座导水槽，该槽每日带给科尔多瓦家庭花园喷水池及浴室充足的新鲜用水。该城亦以其奔放的花园和夹竹桃而闻名于世。

拉赫曼一世怀念他度过寂寞童年的那些地方，就在科尔多瓦建了一个大花园，模仿他童年时建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别墅，因此在此花园中，他盖了里萨法赫（Rissafah）皇宫。后来的哈里发们又增建了一些建筑，穆斯林替它们取了些花团锦簇的名字：如百花宫、情人宫、安乐宫、王冠宫等。科尔多瓦跟后来的塞维利亚一样，拥有皇宫和堡垒式混合建筑阿尔卡扎尔。穆斯林历史学家称这些大厦在豪华和美观上可与尼禄时的罗马相匹敌：庄严的门框、大理石列柱、拼花地板、镀金天花板以及只有伊斯兰教艺术才能拥有的各种精美装饰。皇家的宫殿、贵族和富商大贾的房舍，沿着河流两岸鳞次栉比地延伸数里。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三世的一位侍妾留给他一大笔财富，他主张用这笔财富去赎回战争中被俘的士兵，而那些自负的搜寻者则声称他们找不出一名俘虏来。因此哈里发的宠妻扎赫拉（Zahra）建议他，用这笔财富建造一座郊区皇宫以纪念她。费时25年（936—961年），有1万名工人和1500头牲畜参加劳动，始实现了她的美梦。扎赫拉皇宫建在科尔多瓦城西南三英里的地方，设计和装潢都很豪华奢侈。全宫用了1200根大理石列柱，其女房可容纳6000名妇女，大厅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用大理石制成或是镀着金，八扇大门镶嵌着黑心木、象牙和宝石，一座水银池塘反射着跳跃的太阳光。扎赫拉宫变成了贵族们的住宅中心，以风景明媚、幽雅、宁静著称。在城的另一端，曼苏尔建立了另一座可与之匹敌的扎赫拉宫（978年），该宫也吸引了不少贵族、婢仆、随从、诗人、宫廷侍从等来此居住，因而成了另一个风景区。这两个地方都于1010年革命时化为焦土。

若他们将安拉的神殿，在优雅及空间上，都建得超过他们的皇宫，一般群众对这种奢侈挥霍总是会谅解的。罗马人曾在科尔多瓦为门神雅努斯（Janus）建了一座神庙，基督徒将它改建为大教堂。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一世向基督徒购得此地，毁去原有建筑，另建了一座蓝寺院。1238年，基督徒再度来到西班牙时，又将清真寺改建成大教堂。因此，所谓真、所谓善、所谓美，都是随着战争而变动的。然而这一计划却是阿卜杜—艾尔—拉赫曼在那些动乱岁月中的慰藉，他回城中亲自监督工作，希望在死前，能在这一华丽的新寺院中领导一次感恩祈祷。他死于788年，正好是开工典礼后两年。其子阿尔希夏姆继续这一工作。将近两世纪之久，每一代哈里发均在此增建一部分，至阿尔—曼苏尔时该寺院占地已达742英尺长、472英尺宽。该寺院的外部是砖石造的设有枪眼的城墙，上有不规则的望塔，并有在形式及美观上皆超过同一时代任何尖塔的大型尖塔，此尖塔被列于无数“世界奇景”的名单中。该寺院共有19扇大门，大门之上是马蹄形拱门，雕刻着优雅的花草鸟石和几何图案。一进大门是洗净室，现名奥兰格斯宫（Oranges）或帕提奥德·洛斯·纳兰约斯（Patio de los Naranjos）宫。在此一长方形的建筑空间中，地板是用彩色琉璃瓦铺饰的，内有4座喷水池，每一喷泉都是用整块大理石凿成的，而每块大理石都是用7头公牛从采石地运到这里。整栋寺院共用1290根列柱支撑，内部分成11个区域，共有21条通道。这些列柱的柱头上是各色各样的拱形设计——有些是半圆形的，有些是尖形的，有些是马蹄形的，大部分是用红白相间的石料制成的。这些列柱系用不透明的有色宝石、斑岩、雪花石膏或大理石制成，原料皆来自罗马或西哥特的西班牙的废墟。仅列柱就给人以广袤宽阔的感觉。木制的天花板雕着涡形装饰，刻有《古兰经》经文及其他各色各样的铭记。从天花板上垂吊下200盏枝形吊灯架，内中共装着7000杯香油，自屋顶倒悬的基督教钟里的香油库注下香油。地板及墙壁是用细镶嵌装饰的，有些是用镀珐琅的玻璃镶嵌，色彩繁多，有时还嵌入金片或银片，虽然已经过了1000余年，仍然闪闪发光，就像大教堂墙上点缀的宝石一样。其中一部分是神殿，地板是用银片及琉璃瓦片铺设的，门扇装饰精美，内部全以细镶嵌，屋顶是三个连接着的圆形屋顶，有雕刻优美的木制屏风将它与其他部分分隔开。神殿内部建有神龛及讲坛，艺术家们在此发挥了他们最高、最成熟的艺术天才。神龛是一个七边形的壁龛，周围墙壁铺饰金片，在深红和碧绿色的地板上点缀着镀珐琅的细镶嵌、大理石花格及金黄色铭文。上面是优美精细的列柱及三瓣叶形的拱形建筑，其可爱精巧堪与任何哥特式建筑相媲美。讲坛是最精致的一种，其上共有3.7万块象牙片及价值昂贵的木片——如黑檀木、香橼、茄楠香及红色、黄色的檀香木，全部由金制及银制的钉子拼钉在一起，其上并嵌着珍珠、宝石。在这讲坛上一个覆盖着金丝线缝制的深红色丝绸的珠宝盒里，是一部奥斯曼哈里发亲笔抄录的《古兰经》，上面还有他临死时留下的斑斑血迹。对我们这些较喜欢用镀金及铜片来装饰戏院，而不愿用珠宝及黄金来点缀大教堂的人来说，蓝寺院的装潢太奢侈了。墙壁上沾满了后世数代开创丰功伟业者的血迹，列柱数目多得难以计算，马蹄形拱门脆弱而不雅，就好像一对弓形腿上放置了一大堆肥肉似的。但是毕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马卡里认为这座伊斯兰寺院“无论在大小形状，设计美观，装潢布置或设计构造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

摩尔族的西班牙有一句俗语，即“当乐师在科尔多瓦去世，他所遗留下来的乐器会被送到塞维利亚去出售；当一位富商在塞维利亚去世，那他的图书馆将被送到科尔多瓦去拍卖”。在10世纪，科尔多瓦是西班牙人文荟萃之地，虽然托莱多、格拉那达及塞维利亚在这一方面也有积极的表现。穆斯林历史学家形容摩尔人的城市是诗人、学者、法学家、医生和科学家的蜂窝，马卡里曾用60页的篇幅来记述这些人的名字。当时的初级教育很发达，不过是自费的。哈卡姆二世增建了27所学校，免费接纳贫民就读，男女的教育机会是均等的，有好几位摩尔妇女在文学及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高等教育独立讲座在寺院中单独传授，他们所讲授的课程内容，正好配合组织不健全的科尔多瓦大学，该大学在10世纪和11世纪时，其名望仅次于开罗及巴格达的同一类型的大学。在格拉那达、托莱多、塞维利亚、穆尔西亚、阿尔梅里亚、巴伦西亚及加的斯都设有学院。造纸技术已由巴格达传入，因此书籍大量增加。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有70座图书馆。富人常向人展示他们收藏的摩洛哥人装订完善的版本，藏书家到处寻找稀有而漂亮的，有插图的版本。学者哈德兰在科尔多瓦的拍卖中，对于他所希望得到的书总是出很高的价钱，直到这本书的价格远超过该书的真正价格而获得购买权。这位成功的出价者解释说，因为他的图书馆里还有一本书的空位需要填补，而这本书正好适合那个空位。“我非常懊恼，”哈德兰附带说，“我不得不告诉他，‘他是没有牙齿的人，却得到一颗胡桃。’”

在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学者极受尊重，大家都认为学问和智慧是一体的东西。神学者和文法学家有上百位之多，声韵学家、语言学家、词典编撰者、文集编选者、历史学者、传记学家则多如牛毛。艾卜·穆罕默德·阿里·伊本·哈兹姆（Abu Muhammad Ali Ibn Hazm）除了担任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任首相外，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者及历史学家。其所著《论宗教及教派》（Book of Religions and Sects ）一书，讨论犹太教、祆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各种主要的派别，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宗教比较的著作之一。若我们想要了解中世纪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对中世纪基督教的看法，只要读一段他的东西便可略知一二了：

人类的迷信再也不会激起我们的震惊了。大多数文明国家仍然受到迷信的束缚……基督徒数量庞大，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有多少，他们自夸拥有众多精明的统治者和聪明的哲学家。然而他们相信一即三及三即一的说法；所谓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及圣灵；而圣父为圣子亦非圣子；那个人为上帝亦非上帝；救世主亘古存在，却为受造者。其中基督一性论教派有几十万人之众，都相信创世主曾经受拷打、鞭笞，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世界曾经有三天失去主宰。

对哈兹姆来说，《古兰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伊斯兰教的西班牙，科学和哲学并不昌盛，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和哲学会破坏人民对宗教的信仰。马斯拉玛·伊本·艾哈迈德（Maslama Ibn Ahmad），住在马德里及科尔多瓦两地，曾将阿尔—花剌子模的天文历法表介绍给西班牙。作者不详的一部著作，认为出自他的手，上面记述许多有关实验的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即说明化学变化是从炼金术演变而来的——从水银中提取水银化合物的过程。托莱多人伊布拉希姆·扎尔卡利（Ibrahim al-Zarqali）因改良天象观测仪器而享誉国际，哥白尼在其所著有关天文观察的论文中即引述他的论文。他的星象观测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他首次证明太阳系中星球移动的定律，他所著关于星球运行的《托莱多天文表》（Toledan Tables ）在欧洲被普遍采用。艾卜—卡西姆·扎拉维（Abul Qasim al-Zahrawi）曾任拉赫曼三世的御医，基督教国家尊称他为艾卜尔卡西斯（Abulcasis）。他在外科手术上是首屈一指的，所著的《医学百科全书》（Al Tasrif ）光记载外科手术即有三大册。该书曾译成拉丁文，许多世纪间都是外科手术的标准教科书。在那一段时间，科尔多瓦成了欧洲人寻求外科手术最常去的地方。与任何文明都市一样，那里有小部分非法行医和医德败坏的医生。哈兰尼（Harrani）宣称，他有诊治腑脏疾病的秘方，并以50第纳尔的高价，把药卖给那些有钱的笨蛋。

“我们避免提到诗人，”马卡里说，“他们在希夏姆二世及曼苏尔时代，人数之多犹如海洋中的细沙。”在这些诗人中，有一位瓦拉达的公主。她在科尔多瓦的家，十足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沙龙；诙谐家、学者和诗人常聚集在她周围。她与其中20位左右谈情说爱，并自由地描述她恋爱的故事，她的这种大胆作风，令雷卡麦尔（Récamier）夫人为之震惊。她的朋友穆伽（Mugha），无论姿色或才华，皆凌驾于她之上。在那段日子里，几乎住在安达卢西亚的每一个人都是诗人，他们随时随地交换即兴的诗篇。哈里发们也参与这种雅事。在那个时代，摩尔王族的宫廷里，如果没有豢养一两位享受荣华富贵的诗人，那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种恩宠，对诗歌是好坏参半的。属于那个时代的诗，流传到我们手里的，都是些矫揉造作、堆砌而没有灵魂的东西，读来味同嚼蜡。主题则是爱情、肉欲或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在西班牙，也如在东方，穆斯林歌唱家无论在气度或方式上，都能表达吟游诗人的气质。

在这些多如繁星的人物里，我们且举一例。此人名赛义德·伊本·朱迪（Said Ibn Judi），是科尔多瓦市长的儿子，是卓越的战士及感情丰富的情人，是典型的伊斯兰教社会的绅士：自由自在，英勇，精于骑术，仪表俊朗，谈吐文雅，有诗才，膂力过人，擅长剑术、掷矛及射箭。对于爱情或战争，他自己也不确知更喜欢哪一件。即使只是女人的轻轻碰触，他都敏感非常，他忍受了一连串的爱情折磨，而每一位都曾与他海誓山盟。就像一位多情的吟游诗人一样，即使是惊鸿一瞥，他就会深堕情网。他爱得最真挚的是杰哈妮（Jehane），对于她，他却只见过百合般的素手。他是个真诚的享乐主义者，觉得考验的负担是道德家的责任。他说生命中最甜美的时刻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当争执之后又与情人言归于好，彼此又互诉衷曲，静静地拥抱，享受宁静和平和。我像在战场中冲杀的烈马，纵横在享乐的圈子中。我死而无憾！当战斗的时刻，死神向我招手时，我愿安详地飘然而去，一对俊美明亮的眼眸便能令我心旌摇荡，奔向她们。”他的同僚们时常怨恨他勾引自己的妻子，一位官员当场抓到妻子和他通奸，立时将他杀死（897年）。

更英雄式的悲剧，降临在大诗人穆塔米德的生命中。他是塞维利亚的总督。像其他西班牙小王国一样，有很多年，他向卡斯提亚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纳贡，作为与基督徒和平相处的代价，然而贿赂永远不能满足需索者的要求。从掠夺中增加了战斗的实力，阿方索于1085年全力攻击托莱多，而穆塔米德看出了他与托莱多唇亡齿寒的关系。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城邦国家由于阶级纷争及彼此攻讦，弄得民穷财尽，以致无力抵抗侵略。但在地中海的对岸，正兴起一个伊斯兰教的新王国。该邦国以北非隐士的名字命名为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以狂热的宗教信仰为立国的基础，将每一个壮丁都训练成为安拉的战士，因此他们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整个摩洛哥。正当此时，其国王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一位骁勇善战，精明干练的国王，接到西班牙各王公的联合邀请，请他援助他们抵御卡斯提亚的残虐欺凌。优素福即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增援马拉加、格拉那达及塞维利亚诸邦，在巴达霍斯（Badajoz）附近的扎拉卡（Zallaka），他与阿方索的军队相遇（1086年）。阿方索即遣人送给他一封短简：“明天（星期五）是你们的假日，星期天是我们的。因此我提议，我们在礼拜六决战。”优素福完全同意，阿方索却在星期五偷袭伊斯兰教军队。穆塔米德从容应战，优素福应战自如，伊斯兰教军队大获全胜，并以大屠杀来庆祝他们的节日，而阿方索一方仅有500人幸免于难。优素福班师回北非，不取一丝一毫的战利品，深得西班牙人的敬佩。

4年后，他卷土重来。穆塔米德敦促他摧毁重整旗鼓的阿方索。优素福只是敷衍战事，全力僭取伊斯兰教西班牙的主权。受苦的人们热烈欢迎他，因为他们喜欢新的主人甚于旧主人；知识分子视他为宗教的反动者而激烈反对他；但是神学家们则热烈地拥戴他。他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格拉那达，并取消了《古兰经》上未规定的种种苛捐杂税，令人民欢欣鼓舞（1090年）。穆塔米德与其他总督结盟，起来反抗他，并与阿方索缔结神圣同盟。优素福包围科尔多瓦，市民即迎他入城。他围攻塞维利亚，穆塔米德本英勇奋战，眼见爱子战死沙场，顿时精神崩溃而投降。至1091年，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除了萨拉戈萨以外，全在优素福的掌握之中，而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以摩洛哥为统治中心，又成了非洲的一个省份了。

穆塔米德被送入丹吉尔的监狱。在那里他接到当地诗人胡斯瑞（Husri）颂扬他的诗篇，诗人要他赐赠一些纪念物。已成阶下囚的总督，全部财产只有35杜卡特，便全部赠与胡斯瑞，并为不能送得多一点而感到抱歉。后来，他被解送到距摩洛哥不远的阿格麦特，在监禁中过了一段忍饥挨饿的日子，那时他仍经常写诗，直到去世为止（1095年）。

其中一首诗，可当作他的墓志铭来阅读：

不要太执着于世界，看呀！

包在锦绣丝缎里的，

不过是个不可靠而无用的窝囊废。

请听我说穆塔米德，你已日趋衰老。

而我们——梦想青春的利剑永不生锈，

希望海市蜃楼中有汩汩流泉，沙滩上能开出美丽玫瑰

——对这谜样的世界已经看透，

经历沧海桑田的艰辛始获得这一点智慧的结晶。

第十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盛与没落
（1058—1258）

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地区（1058—1250）

托格茹死后（1063年），他26岁的侄儿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继任为塞尔柱苏丹。一位友善的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他：

高大，长须，当要射箭时总是将胡子结起来。他射箭奇准，万无一失。他戴着极高的头巾，因此人们常说，从他头巾的上端到胡子的下端有两码长。他是一位强壮、公正的统治者，非常豪爽，毫不偏私地处罚贪官污吏，并体恤贫民。他热衷于研究历史，对关于历代统治者的记载有极大兴趣，对叙述其特性、法规及实施方法的著作，也都处处留意。

虽然有这些学术倾向，他仍因征服赫拉特、亚美尼亚、乔治亚、叙利亚而赢得了“狮心英雄”（the lion-hearted hero）的美誉。希腊国王罗玛努斯四世集合了10万纪律败坏的散兵，来对抗他1.5万饱经沙场的将士。塞尔柱的领袖提出了合理的和平条件，但罗玛努斯不屑地拒绝了，于是双方在亚美尼亚的曼齐刻尔克（Manzikert）展开血战，希腊国王虽然勇敢作战，仍兵败被俘，被带到阿尔普—阿尔斯兰处。阿尔斯兰问罗玛努斯：“如果幸运之神倾向于你，你会如何对我？”他回答：“我会把你剁成碎片。”阿尔斯兰却以礼相待，并厚加赏赐，放他回国。一年之后，阿尔斯兰遇刺身亡。

他的儿子马立克·萨赫（Malik Shah）是塞尔柱族最伟大的苏丹。当他的大将苏莱曼彻底征服了小亚细亚，他自己也取得了特兰萨克西拉，及远至布哈拉及喀什的土地。他有才干且尽责的宰相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k）帮助他取得了这些成就，并为阿尔斯兰的王国取得了阿尔—拉希德时代巴尔马克家族给予巴格达的光荣和财富。在他当政的30年中，尼扎姆管理行政、政策与财政，鼓励工商，兴修道路、桥梁与旅舍，使所有的旅人都能平安旅行。他还是艺术家、诗人、科学家的好友，在巴格达兴建了宏伟的建筑，建立并资助一所著名的大学，支持并亲自指挥在星期五寺院内兴建大圆厅（Great Dome Chamber）。很明显是在他的建议下，马立克召集欧麦尔·开俨与其他的天文学家修订波斯的历法。有古老的传说，说尼扎姆、欧麦尔和哈桑·伊本·赛伯伊还是同学时，即誓言将来要有福同享。就像许多美好的故事一样，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尼扎姆是在1017年出生的，而欧麦尔和赛伯伊两人死于1123至1124年之间，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中任何一人活到了100岁以上。

75岁那年，尼扎姆在他以波斯散文体写就的一本主要著作《统治术》（Siyasat-nama ）里，提出他的政治哲学。他强调人民与君主皆应有正统的宗教，并认为政府若无宗教基础则不能稳定，又从宗教的观点推论出苏丹的神圣权力及无上权威。但他并不排斥某些人对君主的义务提出的忠告。

统治者必须避免过度的饮酒与淫逸，要注意并惩治官吏的贪赃枉法，而且每周要举行两次公听会，即使是最小的问题，人民也可提出请愿。尼扎姆厚道但不容忍异端，他悲叹基督徒、犹太人和什叶派为政府所雇用，并指责以实玛利派对国家团结具有特别的威胁。1092年，一名以实玛利激进分子伪装为请愿者接近他而将他刺死。

这个谋杀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事件之一。约1090年，以实玛利派领袖——就是传说中与欧麦尔及尼扎姆结盟的哈桑·伊本·赛伯伊—在波斯北部占据了一个叫鹰巢（Eagle’s Nest）的山地据点，当地海拔1万英尺，他在那里以恐怖和暗杀行动对付反对以实玛利信仰的人和控告者。尼扎姆的书指控这个团体与波斯萨珊王朝的马兹达克主义者（Mazdakites）一脉相传。它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有不同的等级，有一名被十字军称为“山上老大”（Old Man of the Mountain）的领袖（Grand Master）。最低一级的叫信徒（fidais ），要无条件地毫不迟疑地服从他们领袖的任何命令。根据在1271年经过阿拉穆特（Alamut）的马可·波罗的说法，领袖在堡后建了一个供人居住的花园，“里面有妇女和少女与男人调情”。被允许入教的人要服用大麻叶做成的麻醉药，被麻醉之后，就把他们带到花园里，等他们恢复神智后，再告诉他们已经置身天园之中。享用四五天的醇酒、美人、佳肴之后，又给他们麻醉药服用，把他们带出去。他们不停地奔走，寻找失去的乐园，这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服从教主或忠实地做他的仆役，就可重回天园永不离开。那些表示愿意的青年被称作hashshasheen ，意即“饮用麻醉药的人”——这就是暗杀（assassin）一词的来源。赛伯伊统治阿拉穆特35年之久，使那里成为一个暗杀、教育和艺术中心。他死后很久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占领了另一个据点，与十字军作战，而且（据断定）在“狮心王”理查德的吩咐下杀死了蒙特菲拉特的康科德。不过它仍然作为一个教派存在，且有段时间与他人相安无事并受尊敬。其在印度、波斯、叙利亚和非洲的虔诚信徒，奉阿加可汗（Agha Khan）为领袖，每年献给他所得的1/10。

马立克·萨赫在他的宰相死后一个月也去世了，他的儿子们为继承王位而拔刀相向，在一连串的混乱中，穆斯林却并未联合起来对付十字军。巴格达的苏丹辛雅尔（Sinjar）恢复了塞尔柱的光荣政权，并大力奖励文学，但在他死后，塞尔柱又分裂成许多小的对立派别争战不已。在摩苏尔，马立克·萨赫的仆役库尔德人赞吉（Zangi）于1127年建立了诸侯之王王朝（Atabeg，Father of the Prince），与十字军激战，并将他的统治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其子努尔丁·玛哈穆德（Nuruddin Mahmud）征服了叙利亚，建都大马士革，以公义勤勉治国，并将埃及从垂死的法蒂玛王朝中拯救出来。

在同样糟糕的情形下，阿巴斯王朝屈服于白益和塞尔柱的统治，两个世纪之后，开罗的哈里发们降为什叶派僧侣，政权由军人出身的首相把持。由于沉湎于后宫佳丽，被太监和仆役蒙蔽，为安逸和妻妾腐化，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准许宰相使用君主的头衔，任意支配政府的官职与财政。1164年，两名候选人极力争夺首相的职位。其中一名叫沙瓦尔的求助于努尔丁，于是后者派什尔库赫（Shirkuh）率领一部分军队前往协助。结果什尔库赫谋杀了沙瓦尔，自任为首相。1169年什尔库赫死后，他的侄子继任这一职位，即我们所熟知的萨拉丁。

他于1138年生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特克里特（Tekrit），属于库尔德族非闪米特人血统。他的父亲阿优布（Ayyub）最初在赞吉手下任巴勒贝克总督，后在努尔丁时任大马士革总督。萨拉丁便在这些城市及宫廷中长大，学习政治和军事。除此之外，他具有虔诚的正统派思想，并对神学有些研究，过着几乎是苦行僧的简单生活。穆斯林将他列为最伟大的圣者之一。他主要的衣着是一件粗制的羊毛衣，唯一的饮料是水。他对性的节制（在早期的放任之后）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同辈，使他们竞相效尤。他与什尔库赫一同被派往埃及，处处表现出他是一名杰出的军人，于是他被派往亚历山大担任指挥官，成功地抵制了法兰克人（1167年）。他30岁时即任首相，立志使埃及恢复正统的伊斯兰教信仰。1171年，他在公开祈祷中，以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取代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前者现在仅是巴格达的正统领袖。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阿迪德（Al-Adid）当时正卧病宫中，没有注意到这一宗教革命，萨拉丁完全不让他知道这件事，让这个废物“可以在平静中死去”。不久，哈里发就不再指定继承人，法蒂玛王朝也趋结束。萨拉丁使自己由宰相变为总督，以努尔丁为苏丹。当他进入开罗哈里发的宫中时，宫中住了1.2万人，除了哈里发少数男性亲属外，其余都是妇女，而且充塞着珠宝、家具、象牙、瓷器、玻璃和其他艺术品，在当时很难再找到其他艺术品可以与之媲美。萨拉丁自己丝毫未取，将宫廷让给部下居住，自己继续住在宰相的官邸，过着简单的生活。

努尔丁在1173年去世时，这位总督拒绝承认他11岁的儿子继承苏丹之位，而这时叙利亚又濒临混乱。因为害怕十字军攻占该国，萨拉丁率领一支700名骑兵组成的部队离开了埃及，以速战速决的方式使自己成了叙利亚的主人。回到埃及后，他自称为王，于1175年建立阿优布王朝。6年之后他再度出兵，建都大马士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像在开罗时一样，他表现出严格的正统信仰。他兴建了几座清真寺、医院、修道院与神学院。他鼓励建筑，反对非宗教性的科学，如柏拉图一样鄙视诗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错误后，很快予以改正。税率降低了，公共工程展开了，政府的工作也有效地推广开来。在他公正廉明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大放异彩。连基督教国家也承认他是一位异教的君子。

我们不必详述他死后（1193年）东方伊斯兰帝国因分裂而造成的混乱。他的儿子们缺乏他的能力，三代之后（1260年）阿优布王朝结束了在叙利亚的统治。埃及的繁荣时代至1250年也告结束。埃及的巅峰时期在1218至1238年，腓特烈二世的朋友马立克·卡米勒（Malik al-Kamil）的时代。在小亚细亚，塞尔柱人建立了罗马苏丹政权的统治，使科尼亚（Konya）一度成为学术文化的中心。自荷马以来，小亚细亚即半希腊化。现在则降低了希腊化的程度，成为土耳其化的土耳其斯坦。而如今，土耳其在这曾经是赫梯人（Hittite）发源地的地方仰人鼻息。一支独立的土耳其部落曾统治了阿尔·瓜利密，其势力从乌拉尔山扩张到波斯湾。

即使在衰落的这些年里，伊斯兰教仍然在诗歌、科学和哲学方面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在政治方面也足以与欧洲的霍恩施陶芬王室诸君匹敌。塞尔柱的统治者——托格茹、阿尔普·阿尔斯兰、马立克·萨赫、辛雅尔—是中世纪最能干的君主。尼扎姆·穆尔克被列为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努尔丁、萨拉丁、卡米勒与理查德一世、路易九世、腓特烈二世不相上下；所有这些伊斯兰教统治者，甚至一些小国王，都承继阿巴斯朝的传统，奖励文学与艺术。在他们的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诗人，如欧麦尔、尼扎米、萨迪、雅拉尔·乌德—丁·鲁米（Jalal ud-din Rumi）。虽然哲学在他们的过分正统的立场下黯然失色，建筑却比以前更为宏伟。塞尔柱人和萨拉丁迫害伊斯兰教的异端，但是宽容基督教和犹太教，因此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告诉基督教国家，应邀请塞尔柱的统治者来驱逐、压迫拜占庭的总督们。在塞尔柱和阿优布诸君的统治下，西亚又再度在各方面繁荣起来。大马士革、巴格达、阿勒颇、摩苏尔、伊斯法罕、拉伊、赫拉特、阿米达、内沙布尔、莫夫等地，在这一时期，是西方世界中最美丽和最文明的都市。这是光辉的衰退。

信奉伊斯兰教的西方地区（1086—1300）

1249年，阿优布系最后一位埃及苏丹萨利赫（al-Salih）死了。他的遗孀，当过女仆的辛雅尔·杜尔（Shajar al-Durr）把前妻的儿子谋害了，自封为后。为了保持男性的荣耀，开罗的伊斯兰教领袖选择了曾是男仆的艾伊贝克（Aybak）与她为伴。她嫁给了他，继续她的统治。当他企图宣布独立时，她便将他谋害于浴室之中（1257年）。她自己不久也被艾伊贝克的一群女仆用木鞋打死。

艾伊贝克活着的时候，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也称“奴隶王朝”（Mamluk Dynasty）。“mamluk”意即“被拥有的人”（owned），指白人奴仆，他们通常是阿优布朝苏丹们雇用为禁卫军的强壮和勇敢的土耳其人或蒙古人。就像在罗马与巴格达一样，在开罗这些卫士也变成了君主。有267年之久，埃及在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甚至叙利亚也一度在其统治下。他们以暗杀染红了首都，又以艺术来美化它。他们在阿因·雅鲁特（Ain Jalut）击败蒙古人（1260年），他们的勇敢拯救了叙利亚和埃及——甚至欧洲。他们从法兰克人手中挽救了巴勒斯坦，将最后的基督教战士逐出亚洲。

最伟大和最无可指责的奴隶君主是马立克·拜巴尔斯（Al-Malik Baibars）。身为土耳其仆役的他，以勇敢在埃及军中赢得高级职务。他于1250年在曼苏拉打败了路易九世。之后在库图兹麾下，在阿因·雅鲁特充分显示了他的战功。在班师回开罗途中，他谋杀了库图兹，自立为王，接受开罗市民为库图兹准备的欢迎仪式。他与十字军重启战端，经常获胜。由于这神圣的战争，伊斯兰教传统对他的尊敬仅次于哈龙和萨拉丁。同时代的基督教编年史家记载说，和平时，他“严厉、道德高尚，不仅对人民，甚至对信奉基督教的子民也宽大为怀”。他建立了严密的政治组织，使他以后的无能的继承者皆能维持奴隶君主的统治局面，直到1517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推翻。他在埃及建立了强大的陆海军，疏浚港口、道路与运河，用他自己的名字建立了许多清真寺。

另一名土耳其奴役，罢黜了拜巴尔斯的儿子，成为曼苏尔·萨伊夫—丁·夸劳恩（Mansur Sayf-al-Din Qalaun）苏丹。他得以留名青史，主要是因为他在开罗建立大医院，而且捐赠了100万第尔汗作为养老金。他的儿子纳西尔曾三次即位，但两次被废。他修建沟渠、公共浴室、学校、修道院和30座清真寺，用10万劳工，开掘从亚历山大港到尼罗河的运河。他为儿子的婚宴杀了2万头牲畜，这是奴隶王朝奢侈生活的例证。当纳西尔在沙漠中旅行时，40头骆驼背上背着肥沃的土壤，每天供给他新鲜的蔬菜。他耗尽了财富，替他的继承者们宣告马穆鲁克王朝的逐渐倾颓。

这些苏丹并不比塞尔柱或阿优布王朝诸君给我们的印象深刻。他们兴建了许多伟大的公共工程，但其中大部分是在剥削农民和无产者，在压迫已达极限的情形下完成的。对政府来说，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贵族政体。暗杀是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不过这些残忍的统治者，对文学和艺术还是有很大兴趣的。马穆鲁克王朝君主统治的时代是中世纪埃及式建筑最灿烂的时代。开罗是印度河以西最富裕的城市（1250—1300年）。

市场充斥着日用品，许多还是奢侈品。大的奴隶拍卖市场可以贩卖男女奴隶。小商店紧靠着墙壁，摆满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货品。为了阴凉及防御而专门设计的狭窄弯曲的小巷子里挤满了人畜，行人车辆嘈杂扰攘。住家隐匿在阴森的建筑物后面，房间在街道及其紧邻的内庭与花园所散发出来的光彩、温暖及喧闹声中，显得阴暗而冰冷。屋内布置有帷帐、地毯、刺绣和艺术品；男人嚼有致幻作用的大麻叶，沉醉于梦境中。女人在闺中闲聊，或偷偷摸摸地隔着格子窗调情。城堡中各种音乐和怪异的演奏杂乱交错。公园里充满了花朵的芳香和不绝的游客。运河与大河中穿梭着货轮、客船和游船。这就是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开罗。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花园边流淌着静静的尼罗河。

我经常驾舟遨游

且不时上岸休憩，

沉醉在温煦和暖的阳光中，

因她而使此地如斯美丽。

在北非还有一系列的王朝。扎伊利德（Zayrid）和哈夫斯（Hafsid）诸君统治过突尼西亚，哈玛蒂德（Hammadids）王朝统治过阿尔及利亚，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s）治理过摩洛哥。在西班牙，曾是非洲简朴武士的胜利者阿尔摩拉维德诸君，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的科尔多瓦及塞维利亚王公们的豪华生活。战争的信条为了和平而被弃之不顾。当生活优裕，为了达成欲望，勇气也会向金钱屈服。女人的妩媚赢得人们的赞赏，这种力量只有神学家所说的乐园的幸福才可与之相比。官吏开始贪污，在优素福·伊本·泰什芬统治之下有能力的政府，到其子阿里已腐败无能了。由于政府的弊病日益增长，盗匪横行，道路不再安全，商业衰退，财富减少。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抓住这个机会，攻占了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其他摩尔族西班牙城市。穆斯林于是重返非洲求援。

1121年，一次宗教革命使新派得到权力。阿卜杜拉·伊本·突玛特（Abdallah Ibn Tumart）对正统的神人同形主义和哲学家的理性主义都加以谴责，他要求恢复简单的生活与教义，最后他自称是救世主或什叶派信仰中的弥赛亚。非洲亚特拉斯山脉的蛮族成群地到他那里去，他在阿尔摩哈德或唯一神论教派的名义下将他们组织起来，推翻了摩洛哥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他发现在西班牙获取政权是很容易的事。在阿尔摩哈德王朝君主艾卜·穆闵（Abd al-Mumin）及艾卜·亚库卜·优素福的统治下，秩序和繁荣又重回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文学与学术再次抬头。哲学家受到保护，大家了解他们的著作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艾卜·亚库卜·优素福却向神学家屈服，放弃哲学，并下令焚毁所有的哲学著作。其子穆罕默德·纳西尔既不关心哲学，也不注重神学。他荒废朝政，耽于游乐，于1212年在拉斯·纳瓦斯·德·托罗萨（Las Navas de Tolosa）被基督教的西班牙联军打败。阿尔摩哈德西班牙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国家，被基督教徒一一征服——科尔多瓦于1236年，巴伦西亚于1238年，塞维利亚于1248年。被袭击的摩尔人退回了格拉那达等地，那里的田地变成了花朵盛开的葡萄园、橄榄园和橘子园。一位接一位的精明统治者支持着格拉那达及其附庸——埃克斯雷斯（Xeres）、哈安（Jaen）、阿尔梅里亚、马拉加——抵抗一再攻击的基督徒。商业和工业复兴了，艺术绚烂，人民以华丽的衣着和快乐的节日受到艳羡。这个小王国一直生存到1492年，是欧洲最后的文化立足点，使安达卢西亚在几个世纪中成为人类的骄傲。

伊斯兰艺术一瞥（1058—1250）

柏柏尔人统治的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在格拉那达建立了摩尔族王宫阿尔哈姆布拉，并在塞维利亚建立了宫殿阿尔卡扎尔和吉达尔达。新的建筑被称做摩尔式，因它是由摩洛哥传进来的。其建材来自叙利亚和波斯，外观像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兰教的艺术王国是如此的广阔与丰富。它现在是一种柔弱的形式，不再像大马士革、开罗和科尔多瓦等地的清真寺，给人强有力的印象，但在精致优美方面，似乎一切技巧都用于装饰，雕刻师也成为了设计师。

阿尔摩哈德诸君是热心的建筑师。最初他们为了防御而建筑。围绕着主要城市的四周，有坚厚的墙壁和塔，就如在塞维利亚防守瓜达尔基维尔河的金塔（Tower of Gold）一样。阿尔卡扎尔是一个城堡和宫殿的建筑群，呈现出平坦而鲁钝的外貌。这是托莱多的建筑师贾卢比（Jalubi）为亚库卜·优素福设计的（1181年），1248年之后成为基督教国王最喜欢的住所。佩德罗一世（1353年）、查理五世（1526年）和伊萨贝拉女皇先后对其改造、修缮、恢复原状和扩建。如今，其建筑面貌就结构而言，主要是基督教的，但是在工艺和风格方面，大部分是摩尔式或基督教摩尔式。

当艾卜·亚库卜·优素福于1171年开始建造塞维利亚的阿尔卡扎尔时，还建造了一座雄伟的清真寺，现在已无存。1196年，设计师查比尔设计了伟大的清真寺的尖塔，即我们所说的吉拉尔达。基督教征服者将清真寺改成教堂（1235年）。1401年，它被拆毁，在原址——部分使用原有的材料——建了塞维利亚大教堂。吉拉尔达最下面的230英尺是原来的建筑，其余的82英尺是基督徒以和谐的摩尔式增补的（1568年）。上面三分之二满布连环拱廊的阳台，以灰石与石子的花边格子墙作装饰。顶端是一尊富于震撼力的基督铜像（1568年），严格地表现出朝着风向的西班牙的强烈宗教气质，因此它的西班牙名字为吉拉尔达—“朝向”之意。摩尔人在马拉科什和拉巴特设计建造的塔也很美观。

在格拉那达，穆罕默德·伊本·艾哈玛尔于1248年下令建造西班牙最著名的大厦阿尔哈姆布拉——“红屋”之意。他选择的地点为深峡所环绕的危岩，俯瞰达罗河（Darro）和格尼尔河（Genil）。这位统治者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城堡，即“阿尔卡扎巴”（Alcazaba），为9世纪的建筑物。他在红屋和它的早期宫殿外边建立了围墙，到处留下他的格言：“除安拉之外无征服者。”以后基督徒和摩尔人又不断扩大和整修这座大建筑物。查理五世增建了他自己四方形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宫殿，严肃、不谐调而又不完全。根据东方伊斯兰教的军事建筑原则，无法考查姓名的建筑师设计了最初作为城堡的大围场，可容纳4万人。以后的两个世纪，日益浮华的格调逐渐使这个城堡成为聚会大厅与宫殿，几乎所有的装饰都是花朵与几何图形，以各种颜色印在灰石与石头上，其华美举世无双。在米尔特勒斯（Myrtles）殿里，一汪池水映出了叶簇和饰以花格墙壁的回廊。后面耸立着有枪眼的科曼瑞斯（Comares）塔，在那里，被围困的人能拥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堡。塔的内部是华丽的接待大厅，统治格拉那达的总督即于赞美声中在此即位，此时各国的密使无不惊叹这个小王国的艺术与财富。查理五世从阳台的窗子俯瞰下面的花园、果林和小溪，不禁沉思着：“那些没有得到这里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在主要的大院子中，12只大理石猛狮守护着华丽的雪花似的喷泉。细长的柱子和环绕着拱廊的花团锦簇的柱头，钟乳石的拱内侧之穹隆，库法文字，被时间消蚀了色彩的金银细丝构成的复杂图案，使这一杰作成为典型的摩尔式风格。也许是由于过度热衷和奢侈，摩尔人迫使艺术从高雅变为放纵。一切装饰使眼睛与灵魂，甚至对美与技巧都感到厌烦。这种细腻的装饰产生了一种虚弱的感觉，牺牲了建筑应该给予人的安全的印象。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建筑都经历了十几次地震，接待大厅的天花板震落了，其余的仍然保存了下来。总之，这些庭园、宫殿、喷泉和阳台，表现了摩尔人在西班牙艺术上达到的顶点和腐化。征服者的精力用于享乐和对美的追求，追求富强变成了追求优美和高雅的艺术。

摩尔人的艺术于12世纪时从西班牙传回北非、马拉喀什、菲兹、特勒姆森、突尼斯、斯法克斯、的黎波里等地，壮观的宫殿，使人眼花缭乱的清真寺和错综复杂的贫民区，都达到了最高峰。在埃及和东方，塞尔柱阿优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把一种新的雄浑的气质带进了伊斯兰教的艺术之中。在开罗东南，萨拉丁和他的继承者利用俘获的十字军劳工兴建庞大的城堡，可能是模仿法兰克人在叙利亚修建的堡垒。阿优布王朝在阿勒颇兴建大清真寺和城堡，及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灵庙。同时建筑方面的革命，在整个东方伊斯兰国家，将古老的庭园式样，转变为更有生气的清真寺。当清真寺增加后，已不再需要它们作为人数众多的集会崇拜中心。而学校数目的增加，需要更多的教育设备。寺院的主要建筑部分——现在几乎完全是圆顶——有四个厢房或回廊向外扩张，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尖塔，装饰美观的正门，一间宽阔的讲堂。通常四派的神学及法律学校都有自己的厢房，就像一位诚实的苏丹说过的，支持全部四个正统派是很理想的，因为至少有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形下为政府的行为辩护。这种革命性的设计，被马穆鲁克王朝君主们用来以石料建造寺院和坟墓，以波纹装饰的青铜做成防卫用的雄伟大门，以染色玻璃窗增加光彩，以镶工来增加它的华丽，加上灰石上各种色彩的雕刻，及只有伊斯兰教才知道如何制造的耐久瓦片。

塞尔柱人的建筑遗迹百不存一。亚美尼亚阿尼的清真寺，科尼亚的库瓦尔极（Diwrigi）寺宏伟的大门，阿拉丁的雄伟的寺院，希尔特耶利（Sirtjeli）的洞穴式大门与刺绣般的正面，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大寺院，巴格达的穆斯塔绥尔寺，波斯拉伊的托格茹塔，莫夫的辛雅尔坟墓，哈马丹阿尔维亚恩寺院的耀眼神龛，夸斯文的星期五寺院缀以棱线的拱形圆顶、独特的内角拱，以及赫达里亚（Haydaria）寺院的大圆顶和神龛……这些不过是保存下来的极少数建筑，它们证明了塞尔柱设计者的技巧与塞尔柱苏丹们的风格。而比这些都美的——只有马斯哈德波斯什叶派领袖里扎的坟墓——是塞尔柱时代的杰作，伊斯法罕的星期五寺院就像沙特尔大教堂或巴黎圣母院一样，烙上了几个世纪的劳力建造痕迹。它始建于1088年，经数次整修或扩建，于1612年建成了现在的样子。大型砖造圆顶，记载了尼扎姆·穆尔克的碑铭，时间为1088年。门廊和圣堂的正门——80英尺高——以细镶嵌彩陶装饰，历史上鲜有其他建筑可与之匹敌。内厅顶上有缀以棱线的圆顶、复杂的内角拱，和从许多角柱上立起来的尖拱。它的神龛（1310年）有葡萄藤和荷叶群的灰石雕刻及库法文字，在伊斯兰教中很少有超过它的。

这些遗迹，使我们对土耳其人是野蛮人的说法置之一笑。就像塞尔柱的统治者和首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能干的政治家，塞尔柱的建筑师也因为一大堆愚鲁的计划被列为信仰时代最优秀和最勇敢的建筑师。波斯人对装饰的鉴赏力受到塞尔柱英雄式风格的影响。这两种形式的组合，在小亚细亚、伊拉克和伊朗掀起了建筑热潮，正与同时代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大放异彩相呼应。不像阿拉伯人那样把寺院藏在宫廷的角落里，塞尔柱人使寺院具有豪放、光明的正面，并使它有高大的圆锥形的圆顶，令所有的大厦成为一个整体。尖顶、圆顶、穹隆现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一切艺术都在这个伟大而逐渐衰落的奇妙时代，达到了伊斯兰教艺术的顶峰。陶器对波斯人来说，似乎是快乐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很少有陶器的制造艺术能达到如此变化多端的优异程度。光泽的装饰，釉料上下单色或多色的绘画、珐琅、瓦片与玻璃的美化，改良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萨珊的遗产。它受到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在人物的绘画方面，然而这并没有完全支配波斯形式。12至14世纪的波斯陶器，仍然是举世无双的——在丰富多变的形式、优美的调和、华丽的装饰以及线条的高雅与精细方面，都超过其他地方的艺术品。

一般说来，伊斯兰的小件艺术品不该只有这么小的名气。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在这一时期，以珐琅设计生产了极细致而奇妙的玻璃，开罗也制造了寺院和宫廷用的珐琅玻璃灯，今天是艺术收藏家的无价之宝。一件阿拉伯玻璃细颈瓶，被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以1.365万美元的价格买去。被萨拉丁散失的埃及法蒂玛时代的宝物，包括上千只水晶或带红条纹的玛瑙花瓶，在技巧上似乎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古老的亚述人的金属制造艺术，在叙利亚和埃及达到了巅峰，它于15世纪传到了威尼斯。黄铜、青铜、银、金被铸造或打成各种用具、武器、兵器、灯、盆、壶、碗、盘、镜、天文仪器、花瓶、枝形灯架、笔盒、墨盒、火盆、香水喷洒器、动物的形体、柴架、钥匙、剪刀……上面还有精细的雕刻，许多地方还镶有贵重的金属或宝石。铜桌子上面也刻有各种图样，圣堂、门或坟墓还有贵重金属做的栅栏。有一个银托盘，上面刻了许多山羊、鹅和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名字，是1066年的作品，现存波士顿艺术馆。它被认为是波斯艺术“在伊斯兰教时代的杰出银器”及“塞尔柱时代存留下来最重要的单件艺术品”。

雕塑仍是一种附属艺术，限于石头或灰泥浮雕与雕刻，及阿拉伯式的装饰。一位轻率的统治者，可能会为自己或妻子，甚至一名歌女制作雕像，但这种雕像是有罪的，很少公开。木刻却很兴盛，门、讲坛、神龛、读经台、屏风、天花板、桌子、格子窗、窗子、柜子、盒子、梳子，都刻上花边，或费力地用一个旋转架，以交叉的旋转脚转动他们的旋床。另外还有一些以很大的耐心制造出来的，有丝、缎子、锦缎、刺绣、金织天鹅绒、帘子、帐篷和地毯，都有精巧的编织或有趣的设计，能使世界为之惊羡。马可·波罗在约1270年游历小亚细亚，指出那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毯”。萨尔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认为某一张波斯地毯“其价值足抵过去所绘的图画”。但是专家们认为，现存的波斯地毯只是波斯领导世界艺术几个世纪期间有瑕疵的标本。塞尔柱时代的辉煌只遗留在残存的伊朗地毯上，但是我们可以从蒙古时代他们在彩饰画方面的表现，臆测他们的成就。

绘画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艺术，壁饰和肖像画是次要的艺术。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米尔雇用了一批艺术家，在他开罗的宫中绘制那一时代诗人的肖像。很明显，关于偶像崇拜的古老禁令已逐渐废弛。塞尔柱的绘画在河间地带达到了顶峰，那里的逊尼派反对画像的偏见未受重视。土耳其的遗存中也有很多他们英雄的画像。没有一张被肯定为塞尔柱人的画像留传下来，但是继东方伊斯兰教之后的蒙古时代艺术全盛期，使我们猜想塞尔柱时代的精美艺术。灵巧的心智和双手，为塞尔柱、阿优布诸君或马穆鲁克王朝的寺院、修道院、贵族和学校做出了更可爱的《古兰经》，皮革或漆的精美装订，其设计之精巧与慎重，有如蜘蛛结网。富人花很少的钱就可让艺术家设计出最美观的书。造纸商、书法家、画家、书籍装订者，有时候要工作17年来完成一卷书。纸必须是最好的。据我们所知，画笔是以两岁以下的小猫的颈部白毛做成的。蓝色颜料有时是用石蓝做的，其价值与黄金相同。液体黄金用于装饰，或书写书本的线条、文字，有时并不以为贵重。一位波斯诗人说过：“想象，并不能抓住从设计优美的线条推衍出图形来的快乐。”

欧麦尔·开俨时代（1040—1123）

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在数量上与诗人和奴隶相当。开罗、亚力山大港、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巴勒贝克、阿勒颇、摩苏尔、埃墨萨、图斯、内沙布尔及其他许多城市以其大学为傲，仅巴格达一地，在1064年就有30所大学。一年之后，尼扎姆·穆尔克增建了一所名为尼扎米亚（Nizamiya）的大学。1234年哈里发穆斯塔绥尔又建了一所，在规模、建筑和设备方面都超过其他大学，一位旅行家称它是城里最美的建筑。它包括四派不同的法学院，合格的学生可免学费、食宿费和医药费，每月还发一笔零用钱。学校有一所医院、一间浴室和图书馆，对学生、教职员自由开放。妇女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进大学，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位女教授，她的演说就像阿斯帕西亚或希帕提亚一样吸引了大量的听众（约1178年）。图书馆在这个时期也比伊斯兰世界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多，而且藏书丰富。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即有70座图书馆。文典作者、辞典编辑者、百科全书编者和史学家均有极好的成就。集体传记是穆斯林的专长与嗜好：伊本·奇弗蒂（Ibn al-Qifti）写了414位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传记；伊本·阿比·乌萨比亚（Ibn Abi Usaybia）也为400位医生写了传记；穆罕默德·阿乌弗（Muhammad Awfi）编辑了300位波斯诗人的百科全书，不过没有提到欧麦尔·开俨（Omar Khayyam）；伊本·哈立兰在这方面的作品，以《名人讣闻摘记》（Obituaries of Men of Note ）最为出色，凌驾于所有原创的同类著作之上。这本书包括865位杰出的穆斯林的生活佚事。一本书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很不简单，但是伊本·哈立兰仍为它的不完全而抱憾，并把这一点写入结论中，他说：“除了《古兰经》之外，安拉不会允许其他没有错误的书。”

伊斯兰教小说从未超出恶汉滋事这一题材，一直保持着单一的风格。继《古兰经》《天方夜谭》《寓言》之后，伊斯兰世界最受欢迎的书是巴士拉的艾卜·穆罕默德·哈里里（Abu Muhammad al-Hariri）所著的《论集》（Maqamat ）。这本书以阿拉伯散文体韵文述说迷人的无赖艾卜·宰德的冒险故事，他以亲切的幽默、聪明和诱人的哲学，使他的鬼把戏、罪恶及对神祇的不敬得到了赦免：

不要听那些在美丽的玫瑰花盛开时，却阻止你采摘的傻子的话。继续追求你的目标，虽然它似乎超过你的能力所及。随他们去说吧，把握住你的幸福并祝福它！

几乎当时所有穆斯林文化人都写诗，而几乎每一位统治者都鼓励这一雅事。据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说，在非洲和西班牙的阿尔摩拉维德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宫廷中，可以找到成百位诗人。在塞维利亚的一次集体竞赛中，图德拉的盲诗人阿亚玛·托特里（el-Aama et-Toteli）得奖了：

当她笑时，珍珠般的牙齿微露；

当除去面纱时，她的美丽有如皓月；

宇宙太小，不足以容纳她；

而今她仍紧扣我心弦。

据说其他的诗人都把自己的诗撕毁了。祖赫伊尔（Zuheyr）在开罗时，他已年过花甲，仍唱着情歌。在东方的伊斯兰帝国分裂成许多小王国之后，资助诗人的统治者增加了，他们相互竞争，这对文学很有帮助，就像19世纪德国的情形一样。波斯的诗人最多。呼罗珊的安瓦里（Anwari）曾经在辛雅尔（这是他除自己之外唯一佩服的人）的宫廷中作韵文：

我的心热情如火，言语畅似流水，

知识使我的思想敏锐，文章毫无瑕疵。

啊！无一统治者值得歌颂！

啊！任何美人都不配得我的诗歌赞美！

和他一样自负的是同时代的哈加尼（Khagani），他的傲慢激怒了他的老师——

我亲爱的哈加尼，虽然你如此聪明，

在诗文方面，我愿免费暗示你：

不要以讽刺的文章嘲笑任何作古的诗人；

他或许即为你的祖先，虽然你不知道。

欧洲对波斯诗文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欧麦尔·开俨——波斯将他列为科学家，认为他的四行诗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的消遣。他全名为艾卜—法斯·乌麦尔·哈雅米·伊本·伊本拉希姆（Abu’l-Fath Umar Khayyami Ibn Ibrahim），于1038年出生于内沙布尔。他的姓氏意为“做帐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这是他的职业或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职业。在欧麦尔时代，代表职业的姓氏已经失去了字面上的意义，就像我们现在的铁匠（Smith）、裁缝（Taylor）、烤面包师（Baker）和挑夫（Porter）一样。我们对他的生活知道得很少，不过史书中记载了几部他的著作。他的《代数学》于1857年被译成法文，比阿尔瓜利密与希腊的代数学都要进步，其三次方程式的部分解法，曾经被认为或许是“中世纪数学的最高峰”。他的另一部讨论代数的著作（原稿存来登图书馆）仔细研究了欧几里得的公理与定理。1074年，苏丹马立克·萨赫任命他和另外几个人修订波斯的历法。新历法每3770年有一天的校正——比我们每3330年有一天的校正更加准确。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个文明去选择。穆斯林的宗教观念强于伊斯兰教的科学，欧麦尔的新历法并未被穆斯林接受。由尼扎米—伊—阿鲁迪（Nizami-i-Arudi）所写的轶事，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天文学家的声誉：

在伊斯兰历508年（1114—1115年）的冬天，国王传令莫夫的省长，要他通知欧麦尔·开俨替国王选个好日子去狩猎……欧麦尔花了两天的时间来研究这件事，然后仔细地选了一个理想的日子，并亲自照料国王出猎。当国王一行人走了不远，天色忽然变得很阴暗，并刮起风来，接着雪雾弥漫。所有同行的人都开始嘲笑他，国王也想中途折返。但是欧麦尔说：“不必焦急，一小时之内云雾就会散开，在这五天之内，不会有一滴雨水。”于是国王继续前进。云散开了，五天之内，没有雨，没有云。

《茹别雅》（Rubaiyab ）是波斯式的四行押韵诗。这是一种希腊式的警句诗，以简明的诗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它的来源已不可考，但必远在欧麦尔之前。在波斯文学中，它自始即非长诗的一部分，而是自成整体，因此波斯的四行诗搜集者，不是按思想的顺序安排他们的诗句，而是强调韵调音节。现存波斯四行诗有上千首，大部分作者姓名不可考。被认为属于欧麦尔的作品在一两百首以上，但这不一定可靠。欧麦尔最早的四行诗手稿（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日期是1460年，共计158节，以字母的顺序排列。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欧麦尔的前辈——有些是艾卜·赛义德的，一首是阿维森那的。我们几乎不能肯定欧麦尔曾写过任何一首关于自己的四行诗。

德国的东方学家哈默（Von Hammer），于1818年时注意到欧麦尔的四行诗，是第一个关注其作品的欧洲人。1859年，费兹杰拉尔德选了75首特别好的，译成典雅的英文韵文。第1版虽然只卖1便士，顾客却很少，但是不断地重印之后，终于使这位波斯数学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诗人之一。在费兹杰拉尔德翻译的110首四行诗中，49首——经判断与原著相似——是对波斯版本的单独四行诗的忠实翻译；44首是混合的，每一首都由两首或更多的四行诗组成；2首“反映原诗的整个精神”；6首可在欧麦尔的原文中找到，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作品；两首因费兹杰拉尔德阅读哈菲兹的诗文而有偏差；3首在现存的欧麦尔的作品中没有任何线索，很明显是费兹杰拉尔德自己作的，在第2版中被他删掉了。第81节——

啊你，创造了这卑微地上的人，

甚至在乐园中尚想到放置一条蛇，

因着一切罪恶，玷污了人的面，

人不断地犯罪与被宽恕！——

在欧麦尔的作品中无法找到。以费兹杰拉尔德的译本与波斯译本比较，可知费兹杰拉尔德的译笔反映了欧麦尔的精神，最忠实于原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意译内容。费兹杰拉尔德时代的达尔文主义思想，使他忽略了欧麦尔的仁慈、幽默，而加重了反神学的色彩。但是只比欧麦尔晚一个世纪的波斯作家对他的描述，与费兹杰拉尔德的解释是很一致的。米尔萨·伊巴德（Mirsad al-Ibad）（1223年）称他是“一个不快乐的哲学家、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奇弗蒂（al-Qifti）的《历代哲学家小史》（History of the Philosophers ），评价他“在天文学与哲学界无出其右者”，但是认为他是一位进步的自由思想者，则过于谨慎。萨拉祖利（al-Sharazuri）在13世纪描述他是一位坏脾气的阿维森那信徒，并列出了欧麦尔两本关于哲学的著作，现已遗失。有些伊斯兰教神秘与禁欲主义者想在欧麦尔的四行诗中找出深刻的寓意，但是此教派的纳耶穆德—丁·拉齐（Najmud-din-Razi）却指责他是那一时代最主要的自由思想家。

可能是科学，也可能是马亚里诗文的影响，欧麦尔忍受侮蔑继续反对神学，他被诬蔑在清真寺中偷祈祷用的地毯。他接受了伊斯兰教义的宿命论，放弃了来世的希望，成为一名悲观主义者，以学术与酒为安慰。收藏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的他的手稿，其中第132至133节，几乎将畅饮提升到哲学的境界：

是我以嘴饮尽了所有的酒店。

善良与罪恶的世界我都不要。

若这两个世界像马球一样掉到街上，

你们会在这以外寻到我。像一个熟睡的醉汉……

万事均宜禁戒，除酒而外……

做一名醉汉、下贱者和流浪汉是好的。

还有什么比痛饮一顿醉了更好？

这是两个极端。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许多波斯诗人也在无意识中作同样的赞美时，我们会感到诧异：难道这种对酒神的虔敬，是一种伪装及文学形式，就像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含混的爱？

也许正是这些即兴式的四行诗，造成了对欧麦尔生活的错误看法。它们无疑在他85年的生命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

我们不应将他描述为一个醉卧街头的醉汉，而应将他看作一位满足于三次方程式与星座及天文图表的老者，以及偶尔与一些“地上的明星”学者一同畅饮的人。他似乎喜爱花草。欧麦尔曾对尼扎米—伊—阿鲁迪表示，他愿葬在花朵盛开之地：

在伊斯兰教历506年（1112—1113年），欧麦尔·开俨和穆扎法尔·伊斯菲扎里（Muzaffar Isfizari）在巴尔克相遇……在艾卜·赛伊德省长家里，我也参与了这次聚会。在这次友好的聚会中，我听到欧麦尔说：“我的坟墓将要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方，每年能为我开两次花。”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不会讲废话。

当我在1135年到达内沙布尔时，这位伟人已经入土13年了……我去到他的坟上：他的墓在一座花园的墙角，上面种着梨树与桃树；坟上撒满了花瓣，尘土为落花所掩盖。我想起了他在巴尔克说的话，不禁想痛哭一场，因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再看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萨迪时代（1150—1291）

欧麦尔死后5年，一位更出名的波斯诗人出生在靠近第比利斯的甘德扎，那里现名基洛瓦巴德（Kirovabad）。似乎是有意与欧麦尔形成对比，艾卜·穆罕默德（Ilyas Abu Muhammad）——后来以尼扎米这一名字闻名于世，过着真正的虔敬生活，绝不饮酒，忠于自己的出身和诗。他的《莱伊拉与玛杰鲁的故事》（Romance of Layla and Majnun ）（1188年）是波斯诗歌中最受欢迎的爱情故事。玛杰鲁迷恋着莱伊拉，她的父亲却强迫她嫁给另一个男人。玛杰鲁因失望而精神错乱，从有教养变为狂野，只有在听到莱伊拉的名字时，他才会暂时恢复神智。成为寡妇的莱伊拉后来回到了他的怀抱，但不久就死了，多情的玛杰鲁于是在她的坟前自杀。原作品的和谐且激烈情绪几乎是无法翻译出来的。

即使是神秘主义者也唱情歌，但他们慎重地向我们保证：他们所描绘的情感，不过是对上帝爱情的象征。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希姆在文学界有“信心杰出者”或“药剂师”（Farid al-Din Attar）之称。他出生在内沙布尔附近（1119年）。他的姓氏意为“售卖香水者”。因为受到宗教的召唤，他进入苏菲派的修道院。他的40部著作，全为阿拉伯文，包括20万行诗。他最有名的著作是《鸟类论谈》（Mantiqal Tayr ）。讲述30只鸟联合起来寻找鸟王希穆尔格（Simurgh，意为“真理”）的故事。它们飞过六个山谷：寻求、爱、知识、超然（于一切人的欲望）、统一（它们领悟万物即为一）及迷惑（由于丧失一切个体存在的意识）。其中三只鸟寻找第七个山谷，消灭（自我），叩响了鸟王的门。忠厚的侍从给每一只鸟看自己的行为记录，令它们羞惭万分，跌倒在尘土之中。但是从尘土中它们又升起来，变为光，现在它们才了解自己和希穆尔格（在这里指30只鸟）是一体的。之后它们消失在希穆尔格中，如同影子消失在阳光中一般。在其他的著作中，伊布拉希姆更直接地表达了泛神论思想：理性无法了解上帝，因为它连本身都不了解；但是挚爱与灵魂超拔却可以接触到上帝，因为它是一切事情的实体与力量，每一行动与动作的唯一来源，是世界的精神与生命。除非灵魂进入这精神的整体中，成为其一部分，否则无法快乐。渴求这种统一是唯一的真正宗教，自我隐没在这个统一中是唯一的真正永生。正统派把这些都当作异端，一群人攻击他的房子并将之焚毁。但是这并没有毁损他，传说他活了113岁。据说他死前，把手放在一个孩子身上祝福他，孩子欢呼他为主人，令他的名声黯然失色。

哲拉鲁丁·鲁米（Jalal-ud-Din Rumi）是巴尔克人，但大部分时间住在科尼亚。神秘主义者萨姆斯—伊—塔布里奇（Shams-i-Tabrizi）到那里去传教，哲拉鲁丁被他深深打动，于是成立了有名的毛拉维（Mawlawi）教派（伊斯兰教中崇拜时身体回旋舞蹈的苦修僧教派），它现在仍然以科尼亚为中心。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哲拉鲁丁写了数百首诗。他的短诗集为《赋集》（Divan ），表现了深厚的情感、诚挚和高贵，理所当然地成为自《诗篇》以来最好的宗教诗。哲拉鲁丁的主要著作《宗教叙事诗》（Mathnawi-i Ma’nawi ），是冗赘的关于神秘主义的说明文。这一宗教叙事诗，在篇幅上超过荷马全部遗著。文字异常优美典雅，但美的事物并非永远快乐。它一再重申宇宙一体的观点：

有人敲他爱人的门，里面的声音问：“谁在外面？”——他回答：“是我。”声音又说：“这间屋子不能容纳我和你。”门仍然关着。于是这个人走到沙漠之中，独自斋戒并不断地祷告。一年之后他又回来叩门。里面的声音又问：“谁在外面？”他回答：“是你自己！”于是门为他打开了。

我四下张望去寻找它。它不在十字架上。我又到神庙、古塔去，也没看到它的踪影……我到克尔白去找，它也不在那个老少咸集的地方。我请教阿维森那它在哪里，它也不在他的著作里。我回头往自己心里看，在那里看见了它。它并不在其他地方——

你所见每一种形式在世界都有它的原形；

如果形式覆灭了，并不要紧，因为它的原始是永存的。

每一种你所看过的美好形式，每一段你所听到的深沉声音

不要为它的消失沮丧，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当泉水流出后，就成了江河的源头。

内心不要忧伤，尽可放心不停地饮用河水；

不要以为河水枯竭了，因为它是源源不绝的。

从你来到这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刹那，

面前就摆了让你逃脱的梯子。

最初你是矿物；然后变成植物；

后来你又变成动物；何以这些对你会是个秘密？

最后你被造成人，具有知识、理性、信仰……

当你现在开始出发，无疑地，你会变成天使……

从天使的身份……你会进入那片汪洋大海。

你的水点会形成大海……

不要再谈了，以你的全副心灵，永远说一。

最后谈谈萨迪。他的真名当然要长得多了——穆萨里特·乌丁·穆什利赫·伊本·乌丁·艾卜杜拉（Musharrit ud-Din Ibn Muslih ud-Din Abdallah）。他的父亲在设拉子酋长萨德·伊本·赞吉（Sad Ibn Zangi）宫中任职，当他的父亲死后，酋长收养了这个孩子，而他依照伊斯兰教的习惯，在自己姓名之后，加上了领养人的姓氏。学者们对他的生活年代有争论——1184至1283年，或1184至1291年，或1193至1291年。每一种观点都认为他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告诉我们：“在少年时代，我的宗教信仰很强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和禁欲者。”自巴格达尼扎米亚学院毕业（1226年）后，他开始了异乎寻常的游学。30年间，游遍了近东和中东、印度、衣索匹亚、埃及和北非。他了解每一种辛酸和各种贫困。他抱怨自己没有鞋子，直到他遇见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为止，“因此我感谢安拉对我的仁慈”。在以后愉快的诗句中，他大声说出了同样的结论：

一旦发现了这种骗术，你也会如此做，

就把这个骗子杀掉，不要放过他，下手要快！

因为若你让他活命，

可以确信，他将不会饶过你。

所以我以乱石将这歹徒打死，虽然他哀号求饶，

因为，诚如你所知，死人不能再编造谎言。

他在与十字军作战时，不幸被异教徒俘虏，旋即被赎回。为了表示感激，他娶了恩人的女儿为妻。她却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泼妇。他写道：“情人的指环，是理性的桎梏。”他休掉了她，却遇到了更多的“指环”，那是更多的桎梏。他比第二任妻子活得久，50岁时，他隐退到设拉子的一座花园中，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50年。

那时他尚有精力，于是开始著书立说。据说他全部的主要著作，都是退休之后完成的。“潘德纳玛”（Pandnama）是“智慧之书”；“迪万”（Divan）是短诗集，大部分用波斯文，小部分用阿拉伯文写就，有些是虔敬的，有些是猥亵的。《果园》（Bustan ）一书，以教诲诗的形式来阐明萨迪的一部分哲学，并以柔和的文字调剂之：

我从未经历过比这更销魂的时刻。那晚，我将甜心拥在怀中，凝视着她充满睡意的眼……我告诉她：“爱人，我可爱的小花，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刻。来歌唱吧，我的夜莺！张开你那小嘴，如含苞玫瑰的初绽。不要再睡了，激起我的心情！让你的樱唇赐我以爱情的魔药。”爱人仰望着我，自言自语地轻声说：“激起你的心情，你现在使我清醒了吗？”……你的甜心一再强调，她从未属于别人……你笑了，因为明知她在撒谎。但这又何妨？难道她的樱唇在你的双唇下不够火热？在你的爱抚下，她的肩还不够柔软？……据说五月的微风是甜美的，有如玫瑰般清香，夜莺的歌声，青的草原，蔚蓝的天空。啊！你怎知道，只有当甜心在时，这一切才会甜美。

《玫瑰园》（Gulistan ）是点缀着愉快诗句的寓言：

不义的国王问一位圣者：“什么是比祈祷更好的事？”圣者回答：“对你而言，是拥被沉睡到中午，因为在这段时间，你不致戕害人民。”

十个托钵僧可以睡在一张地毯上，一个国家却无法容纳两个国王。

如果你追求财富，不要求满足。

一个能被伤害、激怒的有宗教信仰的人，仍然有如一条浅溪。

从未有人了解自己的无知，除非是当别人在讲话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说话。

假如你只有一个优点和七十个缺点，你的爱人只可以辨识这个优点。

不要慌张……要学会沉着。阿拉伯的骏马全速奔跑很短的距离之后，体力就虚弱了；但是骆驼以它沉着的步子，日夜前进，终于抵达目的地。

努力追求知识，因为财富和金钱都是不可靠的……若一个有技能的人失业了，他不必懊恼，因为他的知识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

一位严格的校长比一位放纵的父亲更有用。

如果知识从地球上消失，就不会再有人说“我是无知的”。

萨迪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因为写了易于理解的著作而丧失了这个头衔。他的哲学要比欧麦尔的健康，它了解信仰的安慰，也知道如何以仁爱生活的单纯福分来医治知识的苦痛。他经历了人类的悲欢离合，而仍然活了近一百年。除了是哲学家，他还是诗人：容易被每一种美的形式和气质所感动，从美人的纤纤素手到夜空中偶现的孤星。他能以简洁、细腻而优雅的手法，表达出智慧和陈腐平庸的话。他从不放弃使用启发性的对比及吸引人的句子。“对没有价值的人施以教育，就像把核桃丢到屋顶上一样”；“朋友与我的关系，就像一颗果实中的两粒种子”；“如果太阳这个天体是在吝啬商人的钱包中，那将无人可在世上见到白昼，直到最后的审判来临”。总之，虽然就他的智慧而言他是一位诗人，但他将一切智慧屈从于爱情的束缚：

命中注定我无法将甜心拥入怀中，

也无法使我忘怀长久以来未吻过的香唇。

她总是把圈套放得又远又广来引诱她的牺牲者，

但是我会把它抢过来，也许有一天会把她引到我身边。

但我仍不敢过分鲁莽地用手抚摸她的秀发，

因为在那里面捕捉到的，就像在陷阱中的小鸟，是爱人不可测的心。

在这个我描绘的庄重形式中，我是一名奴隶，

穿着适度剪裁的华丽的衣服，

啊，香柏树啊，银色的枝干，你的色泽与气味

使桃金娘与野蔷薇黯然失色。

你眼波流转，莲步轻移，

足下踩着茉莉和洋苏木的花朵……

啊，难怪在春天你会令人如此妒忌，

当花朵微笑时云层便都散开，

而这一切均因为你！

即令你踏过死者身上，

那双脚仍是如此美好与轻盈，

倘若你听到他从裹尸布下发出的声音，也无须惊奇。

意乱情迷在王者时代，是为国家所诅咒。

除了我为你的爱发狂，人们为我的歌声所迷惑。

伊斯兰教的科学（1057—1258）

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将中世纪的民族分为两类——有科学涵养与没有涵养的。第一类，他们是印度人、波斯人、巴比伦人、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及阿拉伯人。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世界上优异的民族，其他民族，属尚未开化。

在此时期，伊斯兰教继续其在科学上无以匹敌的进展。在数学方面，最显著的进步是在摩洛哥和阿塞拜疆，我们于此又再度见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范围。1229年哈桑·玛拉克什（Hasan al-Marraqushi）印行了每一度的正弦表和正矢表、弧弦、余弦表。一代之后，纳绥尔·乌丁·突斯（Nasir ud-Din al-Tusi）首次发表论文，使三角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再是天文学的附属。在这一领域内，一直未有其他著作能与这本《论观念》（Kitab shakl al-qatta ）匹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雷乔蒙塔努斯的《论三角》（De Triangulis ）问世为止。也许13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中国三角学是由阿拉伯传来的。

这个时期物理学方面的著名著作是《智慧的均衡》（Kitab Mizan al-hikmah ），作于约1122年，作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奴隶艾卜·法斯·胡齐尼（Abu’l Fath al-Khuzini）。这本书叙述了物理学的历史，制定了杠杆定律，搜集了许多液体、固体的比重，并提出了地心引力是将一切东西引向地心的宇宙力量的观点。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水车，被穆斯林加以改良。十字军看到这种水车自奥伦特（Orontes）河中汲取河水，于是将它们介绍到了德国。炼金术士也很活跃，拉蒂夫表示，他们知道“300种欺骗人的方法”。一名炼金术士向努尔丁借巨款以研究炼金术，结果却逃之夭夭。一位才子，并非出于谴责的目的，公布了一批受骗的傻子的名单，其中努尔丁位居榜首。作者还表示说，若这位炼金术士回来的话，他便取代努尔丁成为傻子国王。

1081年，巴伦西亚的伊布拉希姆·萨赫迪（Ibrahim al-Sahdi）制造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天体仪。那是直径209厘米（81.5英寸）的铜制球体，在它表面绘制的47个星座中，标示出了各种等级的1015个星体。塞维利亚的吉拉尔达（Giralda，1190年）除了是伊斯兰教的尖塔外，还是观测站，雅比尔·伊本·阿拉赫（Jabir Ibn Aflah）就在那里写了《托勒密天动理论的修正》（Islah al-majisti ，1240年）。同样对托勒密的天文学提出反对意见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科尔多瓦的艾卜·伊萨克·比特鲁齐（Abu Ishaq al-Bitruji）写的，他激烈地批评了托勒密提出的解释星体运行轨迹和运动的周转圆（epicycles）和不全圆（eccentric）理论，为哥白尼奠定了前进的方向。

这个时代诞生了两位闻名中世纪的地理学家。艾卜·穆罕默德·伊德里西（Abu Abdallah Muhammad al-Idrisi）生于休达（Ceuta，1100年），在科尔多瓦求学，在巴勒莫从事著述。他奉西西里王罗杰二世之命，写作《罗杰之书》（Kitab al-Rujari ）。在书中他将地球分成7个气候区，每一区又分为10个部分，70个部分各有详细的地图。这些地图是中世纪制图法最杰出的成就，它的完整性与正确性及包括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伊德里西像多数的伊斯兰教科学家一样，坦白说明地球是圆的。能和他匹敌的，是被尊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艾卜·阿布杜拉·雅库特（Abu Abdallah Yaqut，1179—1229年）。他是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作战时被俘，沦为奴隶。巴格达的一位商人买了他，并使他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给予他自由。他到处旅行，起初是做商贾，然后做地理学家，对各地区不同的人民、衣着和生活方式大感兴趣。他很高兴在莫夫找到了10座图书馆，其中之一藏书1.2万卷。馆长慧眼识人，准他一次借书200卷。那些嗜书成性，以书为精神、活力来源的伟人可以从智慧的宝库中收获巨大的欢乐。他继续旅行，到基瓦（Khiva）和巴尔赫（Balkh）去。蒙古人在那里差点将他俘虏，他逃走了，身无一物，除了他的手稿。他通过波斯到了摩苏尔。在以抄写员为生的那个时期，他完成了内容丰富的《地理百科全书》（1228年）——几乎汇集了中世纪所有关于地球的知识。它几乎包括了一切——天文学、物理学、考古学、人种志、历史，并标出城市的坐标，罗列各城市名人的生活与著作。很少有人能如此热爱世界。

植物学自西奥菲拉斯塔（Theophrastus）之后几乎被人遗忘，但这一时代的伊斯兰教却使它复兴。伊德里西写了《草本书》，强调的是植物学内容，而非仅是300种植物的医药价值。塞维利亚的艾卜·阿巴斯（Abu’l Abbas）因为研究从大西洋到红海的植物，而赢得了纳巴提（al-Nabati）植物学家的姓氏。马拉加（Malaga）的艾卜·穆罕默德·伊本·白塔尔（Abu Muhammad Ibn Baitar，1190—1248年）将所有伊斯兰教的植物知识都集中在一部超乎寻常的庞大巨著中，直到16世纪，这部巨著都是标准的植物学教材，也使作者赢得中世纪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与药学家的桂冠。塞维利亚的伊本·阿万（Ibn al-Awan）（1190年）在农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农友之书》（Kitab al-Falaha ）分析土壤和施肥，说明585种植物和50种水果的培养方法，解释了嫁接的方法，讨论了植物病害的症候与治疗。这是整个中古时期，关于农业科学最完整的一部著作。

就像前一时期一样，穆斯林医生在素质方面，也超过亚洲、非洲与欧洲。他们特别擅长眼科，也许是近东眼病特别流行的缘故。和其他地方一样，医生的收入中治疗费用占大部分，而预防措施所得较少。白内障的手术很多。阿勒颇的哈里发伊本—玛哈辛（ibn-abi’l-Mahasin）（1256年）对自己的白内障手术极有信心，曾为一个独眼人开刀。伊本·白塔尔的著作《植物大全》（Kitab al-Jami ）开辟了植物药学的新纪元，它列出了1400种植物、食物和药物，其中300种是第一次提出的。他分析了它们的化学成分和治疗效果，并加上了敏锐的临床观察。但是在伊斯兰教医药方面名气最大的是塞维利亚的艾卜·麦尔文·伊本·祖尔（Abu Marwan Ibn Zuhr，1091—1162年），欧洲医学界叫他阿温佐尔（Avenzoar）。他的家族行医六代，他是第三代。他的家族每一个人都是名医。他的名著《治疗与饮食单一化》（Book of Simplification on Therapeutics and Diet ），是应他朋友阿成罗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要求写作的，阿成罗伊认为他是自盖仑以来最伟大的医生。该书的长处是包括临床记录，他留下了内脏溃疡、内包炎、肠结核和颈瘫痪的正式分析。这本著作被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后，对欧洲医学影响极大。

在医院的设备和能力方面，伊斯兰教也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努尔丁于1160年在大马士革建立一所医院，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免费治疗并赠与药物。据说，医院的药房有267年之久没有熄过火。伊本·祖贝尔（Ibn Jubayr）于1184年到了巴格达，对这座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宫殿一般的医院大为赞叹，那里的食物与药品都是免费供应病患的。苏丹卡劳恩（Qalaun）于1285年在开罗建造中世纪最大的医院玛里斯坦·曼苏尔（Maristan al-Mansur）。宽阔的四边形建筑包括四栋单独的建筑，中间是一个大天井，里面点缀以连环拱廊和喷泉、小溪。不同病情的病人和恢复期的病人，有分开的病房，还有实验室、治疗室、门诊室、厨房、浴室、图书室、小规模的祈祷处、讲堂以及专供精神病人消遣娱乐的场所。无论男女、贫富、奴隶或自由人，一律免费治疗，而且在治愈出院时还被赠与一笔款项，这样可使病愈的人不必立刻开始工作。它为失眠的人提供柔和的音乐、专门讲故事的人或是历史故事书籍。每一个伊斯兰教的大都市，都有精神病人收容所。

阿尔—伽萨尼与宗教复兴

这些科学进展之中，旧有的正统派开始争取教育人士的支持。宗教与科学的竞争，使许多人成为怀疑主义者，有些成为公开的无神论者。阿尔—伽萨尼将伊斯兰教的思想家分为三类——有神论者、自然神教信徒（或自然主义者）及唯物论者——并指责这三类都是异教徒。有神论者接受上帝与永生，但否认创造与肉体的复活，认为天堂与地狱只在精神上存在。自然神教信徒承认上帝，但反对永生，认为世界如同一个自行运作的机械。唯物论者则完全反对神的观念。一个半组织化的运动达里雅（Dahriyya），自称是坦白的不可知论者，其中有些人甚至怀疑刽子手是否切下了托玛塞斯（Thomases）的头。伊斯巴罕·伊本·卡拉（Isbahan Ibn Qara）在斋戒日对虔诚的禁食者说：“人们自己折磨自己毫无意义，人就像一粒种子，发芽、成长，然后被收割，永远消逝……吃与喝吧！”

为反对怀疑主义，伊斯兰教产生了最伟大的神学家艾卜·哈米德·加扎利（Abu Hamid al-Ghazali），他1058年生于图斯，早年丧父，由父亲一位持泛神论的朋友抚养。他研究法律、神学与哲学，33岁时任巴格达尼扎米亚学院的法律讲师，他的辩才、博学和辩证能力，立刻受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赞赏。经过了4年的荣耀生活之后，他忽然得了一种怪病。食欲和消化力减退，有时舌头麻痹，影响讲话，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一位名医诊断他的病情出自精神上的原因。事实上，他在以后写作的有名的自传中，坦白地表示他曾失去了承认伊斯兰教信仰的理性能力，而且对正统派教义的伪善也感觉无法忍受。他于1094年离开了巴格达，表面上是到麦加朝圣，实际上是去过隐居的生活，寻求安静、沉思和安宁。因在科学上找不到支持，他重新寻求破碎的信仰，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的寻求，在那里，他找到了直接和非物质的实体，这给予精神世界信仰坚强的基础。他使知觉从属于严格的查究——唯物主义以知觉为依据。他指责以知觉从如此遥远的距离观察星星，以为星星是渺小的，其实它们很多都比地球大。在结论中，他以上百的这种例子，证明单凭知觉并不一定能证实真理。理性较高一层，并以此一知觉改正彼一知觉，但是最后它仍然归于知觉。也许人的内在有一种知识的形式，对于真理的导引，比理性更确定？他觉得已经在神秘主义者的内省冥想中找到了这点：泛神论在“实在”隐藏的核心方面，比哲学家走得更近，最高的知识在于注视心灵的奇迹，直到上帝在它自身之内出现为止，而自身本身（self itself）消失在一个吸收全体的“一”之中。

在这种心情下，阿尔—伽萨尼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哲学的毁灭》（Tahafut al-Filasifa ）。所有理性的技巧都转而反对理性。通过像康德一样敏锐的“直觉辩证法”（Transcendental Dialectic），这位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理性导致全面的怀疑，知识的破产，道德的败坏，社会的崩溃。他在休谟之前七个世纪，就把理性贬为因果律（Priciple of Causality），而因果关系只是按次序而生的：我们都相信B通常是随着A的，并非A是产生B的原因。哲学、逻辑、科学都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或灵魂不灭，只有直接的直觉知识，才能使我们确信这些信仰，没有它便没有道德秩序，也就没有文明可以存在。

最后，他又从神秘主义回到正统观点。年轻时的恐惧和希望重新恢复，他宣布自己感觉到严厉的真主的目光与恐吓接近他的头部。他重新声明伊斯兰教地狱的恐怖，并极力解释传道对于民众道德是必需的，他又重新接受《古兰经》和圣传。他在《宗教科学复兴》（Ihya Ulum al-Din ）一书中，以全部辩才和有利于自己的说法，解释并为他回归正统辩护。在伊斯兰教中从未有怀疑主义者和哲学家遇到这样有力的对手。在他死时（1111年），不信仰的潮流已经被有效地扭转过来了。所有的正统派都因他得到安慰，甚至连基督教的神学家也很高兴在他的翻译著作中找到对宗教的辩护及对虔敬的解释，因为自从奥古斯丁之后，就再没有人这样写过。在他之后，即使是阿成罗伊，哲学也都隐藏在伊斯兰世界的遥远角落里，对科学的追求衰退了，伊斯兰教的思想越来越专注于圣传和《古兰经》。

阿尔—伽萨尼转变为神秘主义者，是苏菲教派的一大胜利。当时正统派已经接受了苏菲教派的教义。此派教义，也曾被纳入神学之中。伊斯兰教的学者——少数对伊斯兰教教义与法律有研究的典型人物——仍然统治着官方的僧侣与法律的世界，但是在宗教思想方面，已经让位于苏菲派的僧侣与圣者们。基督教圣方济会的兴起，使12世纪的伊斯兰教也产生了一种新的修道生活方式。苏菲派的信徒如今放弃了家庭生活，生活在宗教性的兄弟会中，由教主管辖，自称为“dervish”或 “faqir”（波斯与阿拉伯语，意为“穷人”或“托钵僧”）。有些人以祈祷和冥想，有些人以苦行、自我否定，还有些人以狂乱舞蹈的精疲力竭，来寻求超越自我与引起与安拉的神奇统一。

他们的教义接受了穆希伊·丁·伊本·阿拉比（Muhyi al-Din Ibn al-Arabi）——一位住在大马士革的西班牙穆斯林——150部著作的有系统而确切的说明。世界绝不是被创造的，阿拉比认为那是外在的范围，而内在的观点就是安拉。历史是安拉自我意识的发展，它最后仍由人来完成。地狱是暂时的，最后一切都会得救。当去爱一个肉体和转瞬即逝的形式时，那么爱是错误的。是安拉出现于所爱的人之中，一个真正的爱人会发现并喜爱所有美好形式的创造者。也许是联想到哲罗姆时代的一些基督徒，阿拉比指出“他爱并保持贞洁，一直到死，成为殉道者”，实现了信仰的最高境界。许多已婚的托钵僧都声称是以这样的贞洁与他们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人民大量的奉献，有些穆斯林变得很富有，并赞同过享乐的生活。叙利亚的一位主教于约1250年不满地说：“以前，苏菲派的信徒是一个兄弟会式的组织，在肉体上是分开的，却在精神上结合。如今他们是一个穿着华丽的世俗团体，在神圣的奥秘方面却褴褛不堪。”一般民众容忍地嘲笑这些神圣的俗物，虔诚的信徒却毫不吝惜地崇拜他们，把神迹和能力归于他们，像尊敬圣者那样尊敬他们，庆祝他们的生日，向他们祈求安拉的祝福，并到他们的墓前膜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个正在发展和可调整的宗教，它可能会震惊再生的穆罕默德或基督。

当正统派胜利时，容忍便消失了。从哈龙开始，以前不受重视的“欧麦尔的训令”已经逐渐地被遵行了。从理论上说，虽然实际并非一向如此，非穆斯林现在被要求穿着不同的黄色条纹衣服。他们不准骑马，不过可以乘驴或骡子。他们不能盖新的教堂或犹太人的会堂，只能整修旧有的。教堂外面不能展示十字架，也不准敲教堂的钟。非穆斯林的儿童，不准入伊斯兰教的学校就读，不过他们可以自建学校。法律仍然有明文规定——并不总是加强。然而在10世纪的巴格达，仍有4.5万名基督徒，基督徒的葬礼行列经过街上并不会被打扰。穆斯林继续抗议政府任用基督徒与犹太人担任高级职务。即使是在十字军的攻击与挑战下，萨拉丁仍然使自己的王朝对基督徒非常宽大。

阿成罗伊

有段时间，因在谨慎的批评中适当散布正统派的宣言，哲学得以在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残存，而且企图发现统治者内部出现的自由思潮。虽然他们私底下是喜欢自由的，但认为思考对人民有害。因此阿尔摩拉维德王朝的萨拉戈萨省长选择了艾卜·贝克尔·伊本·巴雅（Abu Bekr Ibn Bajja）和他的僚属和朋友。他出生于约1106年，欧洲称他为阿维帕塞（Avempace）。他年轻时在科学、医学、哲学、音乐和诗歌方面就有很高的造诣。伊本·哈尔顿告诉我们这位省长如何欣赏这位年轻学者的一些诗篇，并发誓说这位诗人进宫时，会走在铺满黄金的道上。害怕这个诺言会减少对他的欢迎，于是伊本·巴雅在他的每一只鞋子里放了一枚金币。萨拉戈萨被基督徒攻下后，这位诗人、科学家、大臣逃到了菲兹，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穆斯林中，一无所有，还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他死时年仅30岁，据传闻是被毒死的。他散失的音乐论文，被认为是西方伊斯兰教文学中有着精巧主题的杰作。他最有名的著作《隐士的准则》（A Guide to the Solitary ），重新确定了阿拉伯哲学的基本理论。伊本·巴雅认为人类的知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为“物质睿智”（material intellect），是与肉体共生死的；另一为“主动睿智”（active intellect），或一般人共有的宇宙精神，是每个人都有而且永存的。思想是人类的最高功能，通过思想，而非神秘的幻想，人类可以获得“主动睿智”或上帝的知识，并与之合而为一。思考是冒险的事业，除非人能保持沉默。聪明的人可以生活在适当的幽静中，不接近医生、律师和人们，或者少数几个哲学家可以组成一个小团体，在互相体谅中追求知识，远离喧嚣的群众。

艾卜·贝克尔·伊本·图法伊尔（Abu Bekr Ibn Tufail），欧洲人称为艾卜巴赛尔（Abubacer），继续伊本·巴雅的事业，并几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也是科学家、诗人、医生和哲学家。他做了马拉喀什（在摩洛哥的阿尔摩哈德首府）哈里发艾卜·雅库布·优素福的医生和宰相。他尽量将精力消耗在王室的图书馆中，抽时间写作了许多技术性的著作，中世纪文学中最突出的哲学传奇，以伊本·西那的书为参考，并且（通过1708年的奥克莱英译本）可能启发了笛福（Defoe）的《鲁宾孙漂流记》。

哈伊·伊本·雅克赞（Hayy Ibn Yaqzan，意为“活泼、机警”之子），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自幼被抛弃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由母山羊将他喂养长大。他长大后非常聪明能干，用动物的皮做衣服、鞋子，研究星宿，解剖活的或死的动物，“在这种情形下，他获致了最博学的博物家所能知晓的学问的最高境界”。从科学到哲学与神学，他为他自己证明了一个全能造物者的存在。他实行苦行主义，放弃肉食，得到了与“主动睿智”超尘忘我的合一。哈伊现已49岁，已成熟得可以传授学问了。很幸运，神秘主义者阿萨尔（Asal）来到这个岛上，希望过独居生活。他遇见了哈伊，这还是哈伊首次发现人类的存在。阿萨尔教他说话，很高兴地发现他已经独自获得了有关神的知识。阿萨尔还告诉他尘世间一般宗教的粗俗，并且悲叹，连微不足道的道德也只有在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下才能达到。哈伊决心回去，改造愚昧的人们，以使他们拥有更高和更富哲学意义的宗教。到达人类聚居区后，他在市集宣扬泛神主义。人们不注意他，或不理解他。哈伊最后认为穆罕默德是对的：人们只有相信宗教的神秘、神迹、庆典和超自然的惩罚与奖赏，才能接受社会秩序和规范。他为自己的干扰感到抱歉，回到了原来住的小岛，与阿萨尔朝夕相处，与温和的动物，与“主动睿智”生活在一起，并且“继续献身真主，直到他们死为止”。

伊本·图法伊尔以罕见的大度，在约1153年向艾卜·雅库布·优素福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律师和医生，穆斯林叫他艾卜·瓦立特·穆罕默德·伊本·鲁什德（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Rushd），中古欧洲称他阿成罗伊—对伊斯兰哲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科尔多瓦的大法官，并尽量给予他这个古都所能提供的教育。他的一位学生曾经转述阿成罗伊首次与总督谈话的内容：

当我被引至贝利埃维尔王子面前时，我发现他与伊本·图法伊尔在一起，他……在王子面前对我赞誉有加……王子发问而开始了谈话：“哲学家们对天堂的看法如何？它们是永恒的，或是有一个起点？”我感到万分的惶恐与困扰，想顾左右而言他……但是王子察觉了我的困窘，转向伊本·图法伊尔，开始和他讨论问题，叙述了伊斯兰教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的一些看法，及伊斯兰教哲学家对他们的批评。他良好的记忆力，我想即使是专门的哲学家也不一定能胜过。王子叫我放松心情，试验了我的知识。当我告辞时，他给了我一笔赏赐和坐骑以及一件昂贵的锦袍。

1169年，阿成罗伊被任命为塞维利亚的大法官，1172年又担任科尔多瓦的大法官。10年之后，艾卜·雅库布召他到马拉喀什担任御医。1184年雅库克·曼苏尔继位时，他仍继续担任这一职务。1194年，他被驱逐到科尔多瓦附近的卢塞纳（Lucena），以平息群众对他的异端邪说的愤怒。1198年他被赦免召回，但当年就去世了。他的坟墓现在马拉科什。

因为他哲学家的名气，他的医学著作几乎被人遗忘，但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医生之一”，是第一个说明视网膜功用，认识天花病症及尝试免疫的人。他的《医学百科全书》被译成拉丁文，被基督教各大学普遍采用为教科书。同时艾卜·雅库布曾经表示，希望有人能写一部清晰的亚里士多德释义，伊本·图法伊尔建议由阿成罗伊担任这一工作。这项建议被接纳了，因为阿成罗伊早已肯定地下过结论，认为各家各派的哲学都包含在亚里士多德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仅需因不同时代加以不同解释即可。在乔治·圣塔耶纳《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 ）一书中，也采取了相同的原则。他决定对亚里士多德每一部主要著作先作一个摘要，然后作简明的评论，继而作深入研究的详细评论——这种由易而难，由简单而复杂的说明体裁，是伊斯兰教大学的习惯。遗憾的是他不懂希腊文，要靠叙利亚翻译的阿拉伯文译本，但他仍以耐心、明晰和敏锐的分析，在整个欧洲赢得了评论家的美誉，一跃而与伊斯兰教哲学泰斗齐名，地位仅次于伟大的阿维森那。

对这些著作，还加了几本自己关于逻辑、物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天文学和文法的著作，及一本回答阿尔—伽萨尼《毁灭的毁灭》（Tahafut al-Tahafut ）一书中一篇名为《哲学之毁灭》的文章的书。他与弗朗西斯·培根一样，认为虽然少量哲学会使人倾向于无神论，但彻底的研究会使人对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有较清楚的了解。因为虽然哲学家不能接受“《古兰经》、《圣经》和其他启示性书籍”字面的意义，但他认为对一般人民，很有必要发展一种全面性的虔敬与道德，因为他们深为经济方面的需求所困扰，以致除了偶然的、皮毛的与冒险的思索外，无暇思索已有的事情。因此一位成熟的哲学家，既不会发表，也不会鼓励任何反对旧有信仰的言论。同理，哲学家应该让他自由地寻求真理，但应将他讨论的对象限于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范围内，而不对一般民众进行宣传。用符号来解释，宗教的教义可以与科学、哲学上的发现互相调和，经由符号与寓意对宗教经典解释，已经实施了好几个世纪，甚至连神职人员也如此。阿成罗伊并不明确地说教，他只是暗示，基督教的批评使他获得一个原则——一项命题可能在哲学（在知识分子）中是真的，但在宗教（及道德）中却是假的（有害的）。所以阿成罗伊的主张绝对不能在他为一般读者而写的简短论文中去找，而要在他对亚里士多德更深奥的评论中去发现。

他为哲学下的定义是以人类的进步观点来“探究存在的意义”。世界是永恒的，天体的运行无始也无终。创造是一个谜：

相信创造说的人认为，行为者上帝制造一个（新的）事件，不需要任何已经存在的物质……这种想象使得我们今日存在的三大宗教的神学家认为，有些东西可以由无中生有……运行是永恒和继续的，一切运动都有一个先于动作的原因。无运动即无时间。我们不认为运行有一个起点，或一个终点。

不过上帝仍是世界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即上帝只存在于他持久的权力及经历的每一时刻，也就是说存在于神力的不断的创造中。上帝是宇宙的秩序、力量和精神。

根据这个最高的秩序和智慧，在宇宙中散射出一个秩序和智慧。根据最低天体（月亮）的智慧，产生“主动或有效的智慧”，使它进入每一个人的躯体与精神之中。人类的精神由两种元素组成。一种是受动或物质的智慧——是思想的能力与可能性，组成肉体的一部分，也随着它的死亡而消失（神经系统）。另一个是自发智慧——一种神圣的注入，刺激受动的智性成为正确的思想。这种自发智慧并不个别存在，对所有的人都相同，而且永远存在。阿成罗伊将自发智慧对个人或受动的智性的功能，与本身永远是一个的太阳——它的光芒照亮许多事物——相比较。就像火焰接近易燃物一样，个人的智性热望与自发智慧合一，这种结合，使人类的精神可能成为与上帝相似的精神，因为在思想能及的范围内，它紧握住了宇宙的一切。的确，除非了解它的精神，世界与它的内容对我们是不存在、也毫无意义的。唯有经过理性而对真理的知觉，才能导致个人精神与神的结合，苏菲教派认为这可由苦行的戒律或神迷的舞蹈达到。阿成罗伊无助于神秘主义。他的天国概念是圣人的安静与仁爱的智慧。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结论，而且主动与受动的智性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第3章第5节，经过阿佛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和亚历山大港的特米斯提乌斯解释发展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原则，并经过法拉比、阿维森那和伊本·巴雅等人，传到了哲学的朝代。结果，就像它的开始一样，阿拉伯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新柏拉图学派。但是反过来说，对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哲学家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被修改成适合神学的需要，在阿成罗伊的伊斯兰教教条，被减低到最低限度，使他们能适合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因此阿成罗伊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影响，大于他在伊斯兰教中的影响。他的伊斯兰教同辈控诉他，伊斯兰教的后代遗忘他，他大部分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本都散佚了。犹太人保存了很多希伯来文译本，迈蒙尼德追随阿成罗伊之后，寻求宗教与哲学的调和。在基督教中，他的许多文章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培养了异端布拉奔特的希格（Siger de Brabant）和意大利帕多瓦学派的理性主义，并威胁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阿奎那著《神学大全》以压制阿成罗伊的潮流，但是他也采用阿成罗伊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各种评论方法，在对亚里士多德释义时，在选择内容如“个体化原则”，对神人同形论的《圣经》的符号解释，在承认世界永存的可能性，在反对神秘主义作为神学的充分基础，及在认为宗教的某些教条虽是超乎理性的但可由于信仰而接受，在这些方面他都模仿阿成罗伊。罗杰·培根将阿成罗伊放在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那之后，并夸大地说：“在今日（约1270年）阿成罗伊的哲学得到了明智之士的一致赞同。”

1150年，哈里发穆台齐德（Mustanjid）在巴格达下令焚毁一切阿维森那及“诚笃的兄弟会”的著作。1194年，塞维利亚的统治者艾卜·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又下令焚毁除极少数自然科学之外的阿成罗伊著作。他禁止他的臣民研究哲学，并鼓动他们把在任何地方找到的哲学书籍付之一炬。人们很热心地执行这些命令，人民痛恨对宗教的攻击，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以宗教为困苦生活的最好慰藉。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伊本·哈比布因研究哲学而被处死。当政治力量在伊斯兰世界中衰退时，它寻求更多的神学家和正统派律师的协助。虽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相反的，也镇压了独立思想。即使如此，他们的协助也不足以挽救国家。在西班牙，基督教从这个城市推进到那个城市，直到仅有格拉那达一地保持伊斯兰教信仰为止。在东方，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1258年，蒙古人攻占并摧毁了巴格达。

蒙古人的到来（1219—1258）

历史又一次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文明的舒适招致了蛮族的征服。塞尔柱为东方伊斯兰带来了新的力量，但是他们也屈服于安逸之下，而马立克·萨赫的帝国，分裂成文化灿烂但武力衰微的自治王国。宗教的狂热和种族的互不相容，使人民互相排斥，瓦解了任何抵抗十字军的联合防御。

同时，在西北亚的平原和沙漠，蒙古人在艰苦和原始的力量中兴起了。他们生活在帐篷或露天中，逐水草而居，动物的皮革就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喜爱研习战法。这些新的匈奴人，就如同8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同宗一样，都是使用匕首与刀剑的专家，射箭奇准无比。基督教的使者乔瓦尼·德·皮亚诺·卡皮尼（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曾说过：“他们能吃一切东西，甚至虱子。”成吉思汗以严格的纪律使他们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武力。当成吉思汗不在首都卡罗科隆（Karokorum）时，一位族长起而背叛他，并与花剌子模一位独立国家的君主阿拉丁·穆罕默德组成联盟。成吉思汗平定了叛变，向伊斯兰教国王提出了媾和的条件。条件被接受了，但不久就有两名蒙古商人被穆罕默德在奥特拉尔的省长以间谍罪处死于特兰萨克西拉。成吉思汗要求引渡那位省长，但被拒绝，穆罕默德还将蒙古负责交涉的负责人斩首，割掉其他人的胡子后放回。成吉思汗于是宣战，蒙古对伊斯兰教的攻打于是开始（1219年）。

可汗的儿子朱济（Juji）率领一支军队，在让德（Jand）一战击溃了穆罕默德40万大军，穆罕穆德被迫逃到了撒马尔罕，遗尸16万具。另一支军队由可汗的儿子雅加泰（Jagatai）统领，攻占并劫掠了奥特拉尔（Otrar）。第三支军队由可汗亲自率领，焚毁了布哈拉，成千名妇女被暴侵，3万人被斩杀。撒马尔罕以及巴尔赫在蒙古人来临时就降服了，但仍受到掠夺与屠杀。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伊本·白图泰描述这些城市时，说它们大部分仍是废墟。可汗的另一个儿子拖雷（Tule）率领7万大军经过呼罗珊，所到之处尽成废墟。蒙古人把俘虏整编成他们部队的先锋，让他们自由选择，是在前方与自己的同胞殊死厮杀，还是宁可被杀。莫夫因内部变乱而被攻占，被焚毁为废墟。它宏伟的图书馆是伊斯兰教的宝库，也毁于大火。它的居民可以带着珠宝从城门下走过，但也被屠杀和抢劫一空。这次屠杀（伊斯兰的历史学家断言）持续了13天，杀害了130万人。内沙布尔奋勇地抵抗了很久，但最后仍城破而降（1221年），男女老幼几被屠杀殆尽，只有400名工匠被送往蒙古。被砍下来的头颅堆积成为一座恐怖的金字塔。美丽的拉伊城和其3000座寺院以及著名的陶窑，也一起被毁，而且（一名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说）全部的居民都被杀死。穆罕默德的儿子哲拉鲁丁集合了一支新的土耳其军队，与成吉思汗在印度河会战，结果大败，逃往德里。赫拉特城因为反抗蒙古省长，6万居民被杀。这种残忍是其战术的一部分，它要使反抗的人产生一种类似麻木的恐惧心理，除了投降别无选择。这个战术是成功的。

成吉思汗回到了蒙古，拥有500名妻妾，后来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窝阔台，派了30万大军去俘获哲拉鲁丁。哲拉鲁丁在迪亚贝克尔（Diarbekr）组织了另一支军队，结果兵败被杀。蒙古人大军掠过阿塞拜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乔治亚和亚美尼亚（1234年）。在听闻由亚述人领导的反抗在伊朗爆发后，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胡拉古（Hulagu），率领军队经过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在阿拉穆图摧毁了亚述人的据点，然后转往巴格达。

东方最后一位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是饱学之士，是一丝不苟的书法家，是极为温顺，忠于宗教、书本及贞洁的人。这是不合胡拉古胃口的敌人。蒙古指责哈里发窝藏叛徒及背地里给予亚述人援助，为了表示惩罚，这名蒙古人要哈里发向大可汗投降，安全解除巴格达的防御。穆耳台绥木傲慢地拒绝了。经过了一个月的围攻，穆耳台绥木向胡拉古求和。在从宽处理的诱惑下，他与两个儿子投降了蒙古人。1258年2月13日，胡拉古率领部队进入巴格达，开始了40天的抢劫与屠杀。据说有80万人被杀。成千的学者、科学家和诗人也同遭厄运。几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和宝库，在一个礼拜之内被抢劫一空并被毁坏，被毁的书籍成千上万。最后，哈里发和他的家人在被迫说出了他们秘密存放财物的地点之后，也被杀害。如此，亚洲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结束了。

胡拉古回到了蒙古。他的军队由另一位大将统领，去征服叙利亚。在阿因·雅鲁特（Ain Jalut），他们遇到了马穆鲁克王朝领袖库图兹和拜巴尔斯率领的一支埃及军队，结果蒙古人大败（1260年）。伊斯兰教世界和欧洲的每一个人，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欣喜万分，恐惧一下子被驱散。1303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大马士革附近展开，最终结束了蒙古人的威胁，挽救了叙利亚，甚至基督教的欧洲。

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文明如此突然地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蛮族对罗马的征服延续了两个世纪，经过打击后，仍有收复失土的可能。日耳曼的征服者尊重——有些企图保存——垂死的罗马帝国。但是蒙古人的来去，集中在40年间，他们不是征服与停留，而是屠杀、掠夺及将战利品带回蒙古。当血腥的屠杀过去之后，留下来的是残破的经济，中断或阻塞的运河，学校与图书馆的灰烬，政府也为之瘫痪，人口减少一半，而且造成了精神上的崩溃。享乐主义者放任、肉体与精神疲劳、军队瓦解与怯懦、宗教的宗派主义和蒙昧主义、政治腐败与独裁，所有的缺点都在外力攻击下彻底暴露出来——这使西亚的世界领导地位急遽下降，使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加索和特兰萨克西拉等上百个文明而美丽的城市，变成贫穷、疾苦的落后地区，成为现代世界的停滞地区。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国家

伊斯兰文明的盛衰，是历史的重大现象之一。五个世纪以来，自700年至1200年，伊斯兰在权力、秩序、政府范围、生活方式的文雅、生活水准、高尚的立法以及宗教宽容、文学、学术、科学、医学与哲学等方面，都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在建筑方面，于12世纪时被欧洲的大教堂超过，哥特式的雕刻在伊斯兰世界中无出其右者。伊斯兰的艺术殚精竭虑于装饰，结果为范围狭隘和形式单调所限，但在它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却从未被超越过。伊斯兰世界比中古基督教国家更广泛地浸润到艺术与文化的气息中，统治者是书法家和商人，医生也可能是哲学家。

在性道德方面，这一时期基督教国家可能胜过伊斯兰国家，虽然没有太多的选择。虽然想躲避实际的情形，但基督教是一夫一妻制，把性的冲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逐渐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此时伊斯兰世界却以帷幔或面罩遮住了妇女的面貌。基督教会限制离婚很有成效，同性恋的观念从未被接受，甚至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也是如此。伊斯兰教的教规虽不允许同性恋，日常生活却可随便。穆斯林似乎比他们的基督教同辈们更有绅士风度，他们较能信守诺言，对战败者也较为仁慈，很少有像1099年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时的那种残忍行为。基督教的法律仍以战争、火、水来实施惩罚，而伊斯兰的法律则发展为进步的法理学和开明的司法。伊斯兰教来自希伯来的成分较少，较基督教采用折中主义也少，保持着较简单与纯净的教义与仪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富于传奇性和生动多彩，对人类崇拜自然界的多神论较少让步。它类似新教嘲笑地中海教派（Mediterranean religion）所提出的幻想与观念，但是在天国的概念上，它屈从于流行的享乐主义。它几乎完全没有祭司制度，但是正当基督教进入天主教哲学最繁盛的时期时，伊斯兰教却走上了狭隘与枯燥的正统派的道路。

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宽泛且巨大。基督教的欧洲从伊斯兰教那里接受了食物、酒、药品、医药、甲胄、纹章、艺术精神与风味、工商业项目与技术、海上规则与方法，以及下列这些事物及词汇——橘子（orange）、柠檬（lemon）、糖（sugar）、糖浆（syrup）、冰果子露（sherbet）、加糖水的药水（julep）、长生不老之药（elixir）、壶（jar）、天蓝色（azure）、阿拉伯式（arabesque）、垫子（mattress）、沙发（sofa）、软棉布（muslin）、缎子（satin）、粗天鹅绒（fustian）、商品陈列所（bazaar）、队商（caravan）、支票（check）、税率（tariff）、交通（traffic）、国境的关税（douane）、杂志（magazine）、冒险（risk）、小帆船（sloop）、平底船（barge）、电缆（cable）、旗舰（admiral）等。国际象棋是经伊斯兰、印度传入欧洲的，并沿用了波斯的术语。“将死”（checkmate）一词是源于波斯语的“国王已死”（shah mat）。许多乐器也采用闪米特名称——维忽拉（Vihueln）、三弦乐器（rebeck）、吉他（guitar）、小手鼓（tambourine）。抒情诗人的诗篇与音乐是由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传入法国的普罗旺斯的，并由伊斯兰教的西西里传入意大利。阿拉伯文学中关于天堂与地狱之旅的描述可能启发了但丁的《神曲》。印度的寓言和数字也是以阿拉伯的形式传入欧洲的。伊斯兰教的科学维持和发展了希腊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与医学，并将希腊的遗产大量传到欧洲。阿拉伯的科学术语——代数学（algebra）、零（zero）、零号（cipher）、方位（azimuth）、蒸馏器（alembic）、天顶（zenith）、历书（almanac）——仍然保存在欧洲人的语言中。伊斯兰的医学领导世界达500年之久。伊斯兰的哲学为基督教的欧洲保存也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经院派学者认为阿维森那与阿成罗伊是来自东方的明灯，权威仅次于希腊的学者。

肋骨状的拱形圆顶，伊斯兰也早于欧洲，虽然我们无法探索它演变成哥特式艺术的轨迹。基督教的尖塔和钟楼灵感也得自伊斯兰教的尖塔，也许哥特式窗格比吉拉尔达塔的尖头的拱廊更优秀。法国与意大利制陶艺术恢复生气，得力于12世纪伊斯兰陶工的输入，及意大利陶工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见习。威尼斯的金属与玻璃工人、意大利的钉书工人、西班牙的盔甲工人，都是从伊斯兰教的工匠处学得手艺，而且几乎欧洲每一个地方的织工，都是以伊斯兰教的式样和设计为样本，甚至庭园都受到波斯的影响。

我们将看到这些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输入的：商业与十字军；上千种来自阿拉伯的拉丁文译本；一大批学者，如吉尔伯特、迈克尔·司各特（Michael Scot）、阿德拉德（Adelard）等人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的旅行；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父母把儿子送到伊斯兰教宫廷接受武士的教育——因为伊斯兰教的贵族“虽然是摩尔人，但也是武士与绅士”；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叙利亚、埃及、西西里和西班牙的日常接触。基督教徒在西班牙的各种进步，他们承认是伊斯兰教的文学、科学、哲学与艺术进入基督教国家的浪潮带来的。1085年占领托莱多，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徒对天文学的了解，推广了地球是球体的认识。

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还有着一种世代相传的仇恨。除了面包，没有什么比人类的宗教信仰更可贵的了，因为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还有给他希望的信仰。因此他最痛恨向他的生计或教义挑战的人。三个世纪之久，基督徒眼见伊斯兰教推进、占据和吞并一个又一个基督教领地及其人民，感受到它对基督教商业的压迫，及听任其称基督徒为异教徒。最后，潜在的冲突演变为严重的事态：对峙的文明在十字军东征时相遇，东方和西方的精英互相残杀。在整个中古互相敌对的历史中，还有第三个信仰，即犹太教，夹在两者的互相攻击之中。西方损失了十字军，但赢得了教义的战争。每一名基督教的武士都被赶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圣地。但是伊斯兰教由于它缓慢的胜利以及被蒙古人蹂躏，退回到了蒙昧和贫穷的黑暗时期。而被打败的西方，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反思，热切地向敌人学习，把教堂建筑得高耸入云，并向海洋发展，改变其生硬的新文学，注入但丁、乔叟（Chaucer）和维庸（Villon），并以高度的精神，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一般的读者会对关于伊斯兰教文明的冗长探讨心生厌倦，而学者则会悲叹它过分简略。只有在历史的巅峰，才能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在政府、教育、文学、语言学、地理学、史学、数学、天文学、化学、哲学与医学各方面，伊斯兰世界从哈龙·阿尔—拉希德到阿成罗伊的四个世纪间，就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部分光辉的成就是靠希腊的残余，但其中大部分的政治才能、诗篇与艺术，都是自发的和无与伦比的。就某方面而言，伊斯兰教的全盛，乃是近东自希腊的统治之下的光复，它不仅收复了萨珊和阿契美尼德的波斯，而且还收复了所罗门的犹大，阿苏尔巴尼帕（Ashurbanipal）的亚述，汉谟拉比的巴比伦尼亚，萨尔贡（亚述国王）统治下的阿卡德，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君主统治的苏美尔。所以历史再一次说明它本身。虽然地震、流行病、饥荒、人口的迁徙和悲惨的战争从未停止，文明的基本过程并不消失，新的文明续接上了，将它们从大火灾中挽救出来，继续模仿它们，然后创造，直到新的一代与新的精神能加入竞赛为止。因为人是他同侪中的分子，各个世代也只是家庭中的一个片段，而文明则是历史这个大整体中的结合。文明是人类生活的舞台。文明是多元的——是许多民族、阶层和信仰合作的产物，没有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是种族主义或教条的盲从者。因此学者们，虽然由于感情上的血缘联系而属于他的国家，但也能成为没有仇恨和疆界的精神国家（Country of the Mind）的一分子。假若他有政治偏见、种族歧视或宗教仇恨，就不配享有学者之名。一位学者，他会向曾经承受并发扬文明遗产的任何人表示敬意。

第八章至第十四章历史大事年表

570—632　穆罕默德

610　穆罕默德见异象

622　穆罕默德逃往麦地那，伊斯兰教纪元开始

630　穆罕默德占领麦加

632—634　艾布伯克尔任哈里发

634—644　欧麦尔任哈里发

635　穆斯林攻占大马士革

637　穆斯林取得耶路撒冷及泰西封

641　穆斯林征服波斯和埃及

641　穆斯林创建开罗

642　兴建开罗的阿穆尔寺

644—656　奥斯曼任哈里发

656—660　阿里任哈里发

660—680　穆阿维叶一世任哈里发

660—750　倭马亚王朝迁都大马士革

662　叙利亚使用印度数字

680　侯赛因在卡尔巴拉被杀

680—683　叶齐德一世任哈里发

683—684　穆阿维叶二世任哈里发

685—705　阿卜杜—阿尔—马立克任哈里发

691—694　在耶路撒冷修建圣寺及圆顶石室

693—862　穆斯林统治亚美尼亚

698　穆斯林占领迦太基

705—715　瓦立特一世任哈里发

约705　在大马士革兴建大寺院

711　穆斯林进占西班牙

715—717　苏莱曼一世任哈里发

717—720　欧麦尔二世任哈里发

720—724　叶齐德二世任哈里发

724—743　希夏姆任哈里发

732　穆斯林在法国图尔遭遇败绩

743　在姆萨塔的浮雕

743—744　瓦立特二世任哈里发

750　“吸血魔王”阿卜·阿尔—阿巴斯建立阿巴斯王朝

754—775　阿尔—曼苏尔任哈里发；巴格达成为首都

755—788　科尔多瓦总督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一世

757—847　穆尔太齐赖派哲学家盛行

760　以实玛利教派兴起

757—786　阿尔—马赫迪任哈里发

约786　兴建科尔多瓦的蓝寺院

786—809　哈龙·阿尔—拉希德任哈里发

789—974　菲兹的伊德里斯王朝

803　巴尔马克家族没落

约803　哲学家阿尔金第

808—909　非洲凯鲁万的阿格拉布王朝

809—810　穆斯林占领科西嘉及撒丁

809—877　学者侯奈因·伊本·伊萨克

813—833　阿尔—马蒙任哈里发

820—872　波斯的塔希里德王朝

822—852　科尔多瓦总督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二世

约827　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

830　阿尔—马蒙在巴格达成立“智慧之宫”

830　阿尔—花剌子模作《代数学》

844—926　医生阿尔—拉齐

846　阿拉伯人洗掠罗马

870—950　哲学家法拉比

872—903　波斯的萨法尔王朝

873—935　神学家阿尔—阿萨里

878　兴建于开罗的伊本·图伦寺院

约909　在凯鲁万建立法蒂玛王朝

912—961　科尔多瓦的哈里发阿卜杜—艾尔—拉赫曼三世

915　史学家阿尔·塔巴里声誉鹊起

915—965　诗人阿尔—穆姆纳比

934—1020　诗人弗尔达乌斯

940—998　数学家艾卜·瓦法

945—1058　白益家族在巴格达干政

951　地理学家阿尔—马苏地逝世

952—977　亚美尼亚国王阿肖特三世在位，与990—1020年间在位的国王加吉克一世统治期间，并称为中世纪亚美尼亚的黄金时代

961—976　科尔多瓦的哈里发阿尔—哈卡姆

965—1039　物理学家阿尔—海泽姆

967—1049　苏菲教派的诗人艾布—赛义德

969—1171　法蒂玛王朝迁都开罗

970　在开罗兴建埃尔—阿扎尔寺院

973—1048　科学家阿尔—比鲁尼

973—1058　诗人阿尔—玛阿里

976—1010　科尔多瓦的阿尔—希夏姆哈里发

978—1002　曼苏尔任科尔多瓦的首相

980—1037　哲学家阿维森那

约983　成立“诚笃的弟兄会”组织

990—1012　开罗的阿尔—哈克姆寺院

998—1030　吉兹尼的统治者玛哈穆德

1012　科尔多瓦的柏柏尔人革命

1017—1092　首相尼扎姆·阿尔—穆尔克

1031　哈里发统治在科尔多瓦的终结

1038　塞尔柱土耳其人侵入波斯

1038—1123　诗人欧麦尔·开俨

1040—1095　总督及诗人阿尔—穆塔米德

1058　塞尔柱人进占巴格达

1058—1111　神学家阿尔—伽萨尼

1059—1063　塞尔柱土耳其的酋长托格茹在巴格达即位为苏丹

1060　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亚美尼亚

1063—1072　阿尔普·阿尔斯兰苏丹在位

1071　土耳其击败希腊军队于曼齐卡特

1072—1092　马立克·萨赫苏丹在位

1077—1327　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建立罗马苏丹政权

约1088　兴建伊斯巴罕的星期五清真寺

1090　“刺客”教派成立

1090—1147　西班牙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

1091—1162　物理学家伊本·佐赫尔

1098　法蒂玛派占领耶路撒冷

1100—1166　地理学家阿尔—伊德里斯

约1106　哲学家伊本·巴雅享盛名

1107—1185　哲学家伊本·图法伊尔

1117—1151　塞尔柱苏丹珊雅尔在位

1126—1198　哲学家阿成罗伊

1130—1269　摩洛哥的阿尔摩哈德王朝

1138—1193　萨拉丁

1148—1248　西班牙的阿尔摩哈德王朝

1162—1227　成吉思汗

1175—1249　阿尤布王朝

1179—1220　地理学家雅库特

约1181　塞维利亚的阿尔卡扎尔完工

1184—1291　诗人萨迪

1187　萨拉丁败十字军于海丁，并占领耶路撒冷

1188　诗人尼扎米，作《莱伊拉与玛杰鲁的故事》

1196　兴建塞维利亚的金塔

1201—1273　诗人哲拉鲁丁·鲁米

1211—1282　传记作家，伊本·哈立兰

1212　基督徒大败摩尔人于托莱多的拉斯·纳瓦斯

1218—1238　开罗的阿尔—卡米勒苏丹在位

1219　成吉思汗入侵特兰萨克西拉

1245　蒙古人占领耶路撒冷

约1248　在格拉那达兴建豪华的摩尔族王室宫殿阿尔哈姆

1250—1517　马穆鲁克统治埃及

1252　西班牙境内的摩尔族政权只限于格拉那达

1258　蒙古人劫掠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结束

1260　马穆鲁克王朝击败蒙古军于阿因·雅鲁特

1260—1277　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斯在位

第十五章 塔木德

流亡（135—655）

在穆斯林及基督徒世界里，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历经艰难险阻，始终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他们有本族的教条作为慰藉与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评价，并产生了自己的诗人、科学家、学者和哲学家，还是上述两个敌对世界文明精华的传播者。

犹太人总想光复被庞培及提图斯所毁灭的犹太国，高契巴（Bar Cocheba）叛变（132—135年）并非其复国努力的最后挣扎。安东尼·庇护在位时，他们试图东山再起，可惜事未竟成。他们的圣地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只有在痛苦的毁城周年纪念日，才特别恩准他们进入，在圣殿残垣中痛哭哀号。巴勒斯坦全部的985座城市尽遭毁弃，惨遭屠杀者达58万人之多，而高契巴革命时，犹太人被屠杀过半，并堕入赤贫的深渊，几连文明生活都不可保。然而高契巴事件后二三十年，犹太人又在底比里亚城成立“犹太民族会议”（Beth Din）——由71位犹太拉比及法学家组成一法庭，并开设犹太会堂与学校，于是民族又有了新的希望。

基督教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前，犹太教在法律上与其他宗教完全平等。在他皈依以后，犹太人就受到种种限制与压迫，并禁止基督徒和他们来往。君士坦提乌斯放逐犹太拉比（337年），宣布犹太人与基督徒女子结婚者处以极刑。朱利安的兄弟加卢斯皇帝课征犹太人重税，以致很多犹太人卖儿鬻女，穷于应付。352年，犹太人又一次叛变，却又归于失败。沙弗雷斯城（Sepphoris）因而付之一炬，底比里亚及其他各城也多半遭毁坏，成千的犹太人死亡，成千的犹太人沦为奴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情况（359年）如此可怜，与别的犹太社区通信颇为困难，于是族长海勒二世毅然放弃其决定犹太节日的特权，为便利各自单独计算，颁布了至今仍为全世界犹太人使用的一种日历。

自此困厄以后，朱利安登基，犹太人始获短期的安宁。他减轻赋敛，废止歧视法律，嘉许希伯来人的慈善，并承认耶和华为“一位大神”。他询问犹太领袖祭神何以不用牛羊牺牲，当他们答以除了耶路撒冷圣殿以外，教规禁用牺牲时，他即下令拨款重建圣殿。耶路撒冷又向犹太人开放，他们纷纷自巴勒斯坦各地及帝国各省而来，无论男女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重建圣殿。我们可以想象，在三个世纪的祈祷之后，此日一旦来到，这个民族是何等的欢欣（361年）。但是在筑基之际，地底竟喷出火焰，烧死多名工人。虽然再次复工，但是同样的现象再次发生——可能是天然气爆炸所致——使得工程中途受挫。这像是神意在阻挠，基督徒为此极为开心，犹太人只觉奇怪和悲伤。旋即朱利安暴卒，库款停止拨发，旧有的限制性法律不但重又制定，而且变本加厉。那些犹太人又一次被逐离耶路撒冷，回到乡下，恢复贫穷，又需要祈祷。此后不久，哲罗姆报告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只有从前的1/10”。425年，狄奥多西二世废止巴勒斯坦族长制度。希腊基督教教堂取代了犹太会堂与学校。而在614年短暂的骚动以后，犹太世界就此失去巴勒斯坦的领导权。

假如犹太人希望迁到基督徒色彩不浓的地方寻求丰衣足食的生活，那是不能苛责的。有些犹太人终于向东迁徙至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境内，使得巴比伦城内犹太人再度欣欣向荣。实际上自公元前597年该城沦陷以来，该城犹太人即从未停止其繁荣。同样地，犹太人在波斯也不许参与政治，但是由于贵族以外的人民也不得参政，这项限制对犹太人不算是侮辱。虽然在波斯迫害犹太人事件也有多起，但是该国课税较轻，政府又颇肯合作，而且波斯国王承认和尊重犹太社区的领袖。当时的伊拉克土地肥沃，颇富灌溉之利，移居此地的犹太人顿成殷商和富农。有些犹太人，包括部分著名学者在内，因酿制啤酒而致富。波斯境内的犹太人社区增加得很快，因为犹太人顺应波斯的法律，接纳其多妻制度，我们由伊斯兰教教义即可了解该制度的由来。著名的犹太拉比拉伯（Rab）和纳赫曼（Nahman）于旅行讲道之际，惯于在各城市公开征求临时夫人，成了地方青年寻求结婚而不滥交的生活楷模。纳哈第城（Nehardea）、苏拉城（Sura）及本伯地萨（Pumbeditha），都建立发展高等教育的学校，其学者及犹太拉比的判决普遍受到散布各地的犹太人的敬重。

同时，犹太人继续向地中海各地分散。有些人加入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的犹太社区。有些人则不顾希腊皇帝及族长的敌视，移居君士坦丁堡。有些人自巴勒斯坦向南移居阿拉伯，与闪米特人和平相处，并拥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占领整个地区，如海拉尔；在雅特里布（Yathrib，今麦地那），人口几与阿拉伯人不相上下。有些人改宗多次，使阿拉伯人心中容许《古兰经》注入犹太教的因素。有些人穿越红海进入阿比西尼亚，人口繁殖迅速，在315年竟占该地人口的半数。犹太人控制了亚历山大港一半的航运生意，他们在这个热闹的城市致富，却引发宗教仇恨的怒火。

犹太社区在北非各城，在西西里岛及撒丁岛的发展均极迅速。在意大利，他们人口众多，虽然有时不免受到基督徒的侵扰，但是大体说来，信异教的皇帝、基督徒皇帝、西奥多里克大帝及教皇均对他们加以保护。在西班牙，在恺撒大帝以前即有犹太人区，他们在异教帝国的统治下自由发展，未受侵扰。他们在阿里乌斯教派的西哥特（Arian Visigoths）王朝极为兴隆，可是自李卡罗王（King Recared）采纳《尼西亚信经》以后，他们就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奥尔良宗教会议（Councils of Orleans）制定严苛法律以前，即希腊正教徒克洛维征服阿里乌斯派的西哥特高卢国后二三十年，在高卢未闻犹太人曾受迫害。在约560年，奥尔良的基督徒焚毁一座犹太会堂。犹太人诉之法兰克国王甘士兰，请仿照西奥多里克大帝拨公款重建该会堂，被甘士兰王拒绝。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大加赞赏，说：“吾王睿智，吾王之荣！”

散处各地的犹太人总是经得起种种苦难的考验，屹立不倒。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建犹太会堂，重启新生。他们苦干、经商、放款、祈祷与希望、增殖与繁荣。每一个社区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小学与一所公立中学，多数情形是设在会堂内。学者被劝说不要住在未设学校的城镇。经文及教学用语均为希伯来文，住在东方的犹太人日常语言是闪米特语系的阿拉姆语，在埃及和东欧则讲希腊语，其他各地的犹太人则使用当地人民的语言。犹太教育的中心主题为宗教，至于世俗文化，此时几被忽视。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只有经由律法方能维持其身心平衡，然其宗教就是律法的研读与实践。祖先的信仰愈受攻击，犹太人愈加珍贵，而《塔木德》（Talmud ）及犹太教会堂，对于生活在希望中，而其希望来自信仰上帝的这个受压迫欺凌的民族，不啻是必要的支持与避难所。

塔木德的创作者

神殿里，会堂里，巴勒斯坦及巴比伦学校里，犹太法学家及法师编订卷帙浩繁的法典与评注，通称为《巴勒斯坦及巴比伦法典》（The Palestinian and Babylonian Talmuds ）。他们认为摩西不但曾在《摩西五经》（The Pentateuch ）中留下一部成文法典，而且留下一部口述的法典，由老师传给学生，代代相传，从而发扬光大。巴勒斯坦犹太教法利赛派（Pharisees）及撒都该派（Sadducees）争论的重点，在于这部口述法典是否源自神意而有其拘束力。自公元70年犹太人流亡散居各地以后，撒都该派绝迹，犹太拉比皆继承法利赛派的法统，因此正统犹太人均承认口述法典为神诫，与《摩西五经》一并构成他们赖以生存，而且在实际上可以说关系其生存的律法。经过千余年的演进，该口述法典发展成形，形诸文字则称为《法典本文》（Mishna ）。再经8世纪的辩论、审断及阐释，累集而成两部《本文的注释》（Gemaras ）。把《法典本文》与节缩的《本文的注释》混合起来，就成为《巴勒斯坦法典》（Palestinian Talmud ），与完整的《本文的注释》融合就成为《巴比伦法典》（Babylonian Talmud ）。在人类心智活动史上，这是最复杂、最惊人的故事。《圣经》是古希伯来人的文学与宗教，律法则为中古犹太人的生命与心血。

因为《摩西五经》的律法很早就已写成，因此对于没有自由的耶路撒冷，或失去耶路撒冷的犹太教，或已失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言，已无法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与需要。在犹太人流亡各地以前，犹太最高法庭教师（Sanhedrin teacher）负责解释摩西律法，以资实际应用并作为新时代及不同地方的指导。流亡以后，这就成为犹太拉比的职权。他们的注释与讨论，包括多数及少数意见在内，均世代相传。也许是为了使口述的传统更有弹性，也许是要大家记得，这一传统并未形诸文字。有权解释律法的犹太拉比有时不免要求助于已将口述之传统记在心里的那些人。后6个世纪内，犹太拉比被称为“口述律法教师”（tannaim）。在圣殿崩毁以后，他们是唯一的律法专家，身兼巴勒斯坦社区的教师和法官。

巴勒斯坦及散布各区的犹太拉比成为历史上最独特的贵族。他们并非对外封闭或世袭的阶级，其中许多人来自最穷苦的阶级，多数人即使在蜚声国际以后仍以工艺家的身份谋生。而且直到这一时期结束，他们担任教师和法官的工作并未接受报酬。富人有时让他们成为企业的匿名合伙人，或将其供养于家中，或把女儿嫁给他们，使他们免做苦工。只有少数人因位居社区高位而致腐化。某些人难免有人性的缺点：善怒、嫉妒、仇恨、吹毛求疵、骄傲。然而他们经常自省，认为真正的学者应是谦谦君子，智慧只有从一个人的生活小节中才能表现出来。人们因其德行及过失而喜爱他们，因其学问及忠诚而钦佩他们，他们的睿智及奇迹流传下来，演变成上千个传奇故事。

由于法师的判例日积月累，增加很多，因此只靠记忆便不能满足需要了。海勒、阿奇巴（Akiba）及梅尔（Meir）虽已试验种种分类与记忆的方法，但没有一样为大家所接受。律法传授的杂乱无章成为家常便饭，能够记得全部口述律法的人惊人地减少，而流亡又使得这些少数人散布天南地北。约公元189年，在巴勒斯坦的沙弗雷斯城，耶胡达（Jehuda Hanasi）法师继承并修正阿奇巴及梅尔的工作，重编了口述法典，把它书写下来，并加上自己的意见，即耶胡达法师的《律法本文》（Mishna of Rabbi Jehuda ）。少数学者认为耶胡达并未将他的《摩西律法书》写下，一直到8世纪都是口口相传。

如上所述，这部《律法本文》（口头训诫）乃是耶胡达以来编纂添改的结果，纵然如此，它仍是非常简练的大纲，使信众反复诵读予以牢记。因而除了有犹太生活与历史背景的人外，对于其他背景的人说，这部《律法本文》简直是不可捉摸的简短与晦涩。不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即使巴比伦及欧洲的犹太人均接受它，只是每一派对其格言各有不同的解释而已。上六代（10—220年）的犹太口述律法教师既参与制定《律法本文》，现六代（220—500年）犹太律法“注释者”把巴勒斯坦与巴比伦两部注释结合起来。新教师对耶胡达《律法本文》下的功夫，相当于口述律法教师对《旧约》下的功夫，他们辩论、分析、解释、修正，并说明其内容，使之应用于他们所处环境与时代的新问题与新形势。至4世纪末，巴勒斯坦学派重编评论，即《巴勒斯坦律法注释》（Babylonian Gemara ）。同时（397年），苏拉学院（Sura College）院长艾西（Ashi）法师，也开始《巴比伦律法注释》的编纂工作，历时整整一代。100年后（499年），拉比那二世（Rabina II）在苏拉完成艾西未竟的工作。假如我们了解到《巴比伦律法注释》较《律法本文》篇幅超过11倍，就会了解为何其编纂历经一个世纪之久。其后150年（500—650年）内，律法理论家校正了这本巨著评论，并使其具有《巴比伦法典》的色彩。

“塔木德”一词本意为训诫。《律法注释》的编写者仅以之用于《塔木德》的本文。以今天看来，法典是包括《本文》与《注释》的。在《巴勒斯坦法典》与《巴比伦法典》之间，其中《本文》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注释》，即其评论部分。《巴比伦法典》较《巴勒斯坦法典》长四倍之多。两本《注释》均使用闪米特阿拉姆语。《本文》则使用新希伯来语，其中包含很多借自邻境的外来语。《本文》的内容简洁扼要，寥寥数行即是一条法律。《注释》则行文故意散漫。著名犹太拉比对《本文》原文的不同意见都接受，明定修改法律的情势与条件，并加上许多示例。《本文》大部分为犹太教习惯（ha-lacha ），《注释》则部分为法律重述或讨论一项法律，部分为寓言故事（haggada ）。大体说来，寓言故事包括：说明性的逸闻或楷模、传记、历史、医药、天文、星相、魔术、通神论、劝善及遵守法律等。寓言故事常常可以使学者在经过复杂而又累人的辩论后得到心灵的休息。如：

艾米（Rab Ami）、艾西（Rab Assi）与那伯卡拉比（Rabbi Isaac Napcha）谈话，其中一位跟后者说：“法师，请给我们讲一个好听的传奇故事。”另一位说：“还是告诉我们一些法律要点的好。”当他开始述说传奇故事时，他就使后一个不高兴，而当他开始解说法律要点时，他又得罪前一个。于是，他说了这个寓言：“我就像一个拥有大小两个老婆的人。年轻的小老婆为了使他看来年轻，就拔尽他的灰发，年老的大老婆为了使他看来年老，就拔尽了他的黑发，他夹在两者之间成了一个秃子。我现在在你们当中，情形与此完全相同。”

《巴比伦法典》，共约6000页，每页400字。《本文》分成6个顺序（sedarim），每个顺序分成数篇论文（masechtoth），全部共63篇，每篇论文再分成若干章节（perakim），每章又分成数个教训（mishnayoth）。现代版的《塔木德》大体包括：一、拉什（Rashi）1040年至1105年的旁注，载于正文里页的边缘；二、附注（tosaphoth），是12和13世纪法国及日耳曼犹太拉比对《塔木德》所作评论，载于《本文》外页的边缘。许多版本均把附录或补遗部分（tosefta）加进去——从耶胡达口述《律法本文》删去的残余部分。

律法

·神学

犹太拉比常说，一个人首先要学习成文与口述的各种律法。“研究律法较之建筑神庙更伟大。”“一个人每天忙着研究律法的时候，就该体认‘这仿佛是我从西奈学到律法的那一天。’”律法以外的学问皆无必要，希腊哲学、世俗科学，只有在“既非白日亦非夜晚的时刻”方可学习。希伯来经文的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即使是《雅歌》也是上帝启示的赞美诗——以寓意描述耶和华与其特选新娘以色列间的盟约。天主教神学家解释这段话，认为是象征性地描述基督与其特选新娘（教会）间的盟约。因为没有律法就会引起道德的混乱，因此在开天辟地以前，律法已存在于“上帝的胸中或心里”。赫拉克利特将行星脱轨比为罪恶，柏拉图提出超人的原型观念。该理论转现于《旧约·箴言》第8章第22节。耶稣承认律法的永恒性（《路加福音》第17章第7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穆斯林也不居于人后，以《古兰经》的不朽教人。上帝将它传给摩西是一件适时的大事。《塔木德》以律法而言，也是上帝最终不移的话。它是系统的律法，由上帝口述给摩西，再由摩西传给其继承人，其中的训令与经文具有同样的拘束力。犹太的正式议会从未采纳这种《塔木德》式的法律观。现代修正的犹太教派则对此加以拒斥。某些犹太拉比认为《律法本文》较之经文更具权威，因为它是最近修正的法律形式。某些犹太拉比的训令干脆就宣布《摩西五经》诸法为无效，或另作解释使之无大害。中世纪，日耳曼及法国的犹太人研究《塔木德》较经文更花工夫。

《塔木德》与《圣经》一样，主张天纵睿智、无所不能的神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偶有犹太人对此抱持怀疑者，如虔诚的犹太拉比梅尔的学者朋友艾卜亚（Elisha ben Abuyah），然而他们只是一小群人，几乎默默无闻。《塔木德》中的上帝，实际上是神人同形的：爱、恨、生气、笑、哭、悔恨，佩戴经匣，身居王者宝座，下有天使组成的圣职组织，并一日三次研读律法。犹太拉比承认赋神以人性是出于假想。他们表示：“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将他造物的用语用到他的身上。”假如人们只有依赖图片才会了解，那么又怎能怪他们。他们也认为上帝是宇宙的灵魂，肉眼看不见，到处存在，充实而有力，超越人间经验而无所不在，虽凌驾世俗世界之上，却又充塞于世界内部及任何残片之内。此种神性的普遍存在——神之显现（Shekinah）在圣地、圣人或圣物里面及研究或祈祷的时候，特别显得真实。虽然如此，这个无所不在的神却只有一个。犹太教最不能接受的观念是多神论。他们热烈主张神的独一性，反对异教徒的多神论及基督教三位一体明显的三神论。著名而普遍的犹太祷词《以色列祷词》（Shema Yisrael ）宣称：“听呀，哦，以色列，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只有一个。”在他的殿中或在崇拜之时，救世主、先知及圣贤，皆不得与其并列。除了少数场合，犹太拉比禁止人们直呼他的名字，意在吓阻渎神和施术。为避用希伯来文“JHVH”（耶和华）四个子音，他们使用“Adonai”（上主）一词，甚至建议以圣者、慈悲者、皇天及天父等来代替它。上帝能够创造奇迹，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法师之手，但这些奇迹不宜视为违反自然律，因为没有上帝的意志即没有律法的存在。

上帝造物有其神圣及慈善的目的。“上帝创造蜗牛以治疥癣，苍蝇以治黄蜂螫刺，蚊蚋以治蛇咬，蛇蟒以治疼痛。”人神之间有一种持续的关系，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神的监视，人类各种行为或思想可以使神光荣，也可使其蒙羞。人类是亚当的子孙，然而“造物者最初所造的人与动物一样有尾巴”，“到了以诺那一代，人脸与猴子仍旧相似”。人类由肉体和灵魂组成，其灵魂来自上帝，肉体则来自尘土。灵魂促其向善，肉体则促其向恶。也许人类的劣根性是来自撒旦，其恶毒本质到处隐伏。不过，各种罪恶到了最后可望转为善性。若无世俗的欲望，人类就可望不做苦工，也不必抚养后嗣。一个欢欣的句子这样说：“来吧，我们该归功于我们的祖先，若不是他们犯了罪，我们根本就不会来到这人间。”

犯罪极为自然，可是罪恶的因子并非出自天生。犹太拉比接受人类堕落的理论，但不接受原罪或神替人类赎罪而死的说法。每个人为其所犯的罪而受苦。如果他在人世受的苦超过所犯的罪，那可能是我们不知其犯罪的程度，或许因为过度的惩罚可能因祸得福，使其在天堂获得特殊的待遇。因此，阿奇巴认为，每个人均应以其逆境而庆幸不已。至于死亡，是因有了犯罪才会来到人间，真正无罪的人必能永生不死。死亡就是人类对造物者的一种负债。律法释文里面有一则关于死亡及梅尔法师的动人故事：

在安息日下午，当梅尔法师做每周例行讲道时，他的两个爱子突然在家里去世。他们的母亲仅以被单覆盖，因为禁止于圣日举哀。梅尔是晚讲道后回家，问起未去会堂的两个孩子。她要他复诵“哈勃达拉”（habdalah，安息日结束的典礼），然后请他吃晚饭。接着她说：“有一问题想问君：一位朋友曾请我代管珠宝，现在他想要回它们，我是不是该还？”梅尔法师答道：“当然该还。”夫人即携着他的手，将他带到床边，拉开被单。梅尔法师失声痛哭，夫人却说：“他们只是被托给我保管一时而已，如今其主人已取回他自己的东西了。”

希伯来经文很少谈到善恶报偿不灭论，但这种观念在犹太教神学理论中已占重要的地位。印兰谷（Ge Hinnom）或苏有（Sheol）两地就是对地狱的描述。印兰谷是耶路撒冷城外垃圾堆，常年火焰不断，以防时疫流行。苏有被视为是容纳死者的地底黑暗地区。和天堂一样，地狱也分七层，各有不同等级的处罚。只有最邪恶的受割礼者才进入地狱，但即使是已确定的罪人也不会永远受罪。“所有下地狱者都可以重见光明，只有下列三类例外：犯通奸罪者，公然侮辱他人者，使他人名誉受损者。”天堂称为伊甸园，是精神与肉体都感到极乐的花园。这里的醇酒是造物六天中留下的葡萄美酒，香气漫天。上帝将与得救的人一起参加盛宴，而他们最大的快乐是见到上帝。不过，有些法师承认，人类无法预知死亡以后的情形。

犹太人是以民族而非个人的立场来解释得救的。他们受到明显的无情残酷的排挤，因此坚信他们是上帝特选和宠爱的民族，如此才使自己更坚强而屹立不倒。他是他们之父，又是正义之神，他不可能破坏与以色列间的圣约。基督徒和穆斯林接受和尊重的经文不就是他传给他们的吗？在极度绝望当中，他们竟有了补偿性的自傲，认为过去使他们感到高贵的犹太拉比，现在应借责备而使他们知道谦逊。当年与今天一样，他们渴望回到他们民族的诞生地，并在美丽的回忆里把它理想化。他们认为：“凡在巴勒斯坦走4厄尔（ell，即45英寸）路者即可永生。”“凡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不会犯罪。”“住在巴勒斯坦者即使随便地谈话也是律法。”犹太人每日祈祷文中心部分“十八段”（the Shemoneh Esreh），包括祈求弥赛亚君王大卫之子的归来，因他可以重建统一自由的犹太国，在自己的圣殿中以古礼、古歌崇拜上帝。

·仪礼

在这个信仰的时代，使犹太人特别杰出并使他们在到处流亡中仍团结在一起的并非神学，而是宗教仪礼，不是基督教仅予扩充和伊斯兰教根本采纳的教条，而是繁文缛礼，只有这个骄傲、感情容易激动的民族才具有遵守它的谦逊与耐性。基督教通过统一的信仰来寻求团结，犹太教则由统一的仪礼而得到团结。艾略加（Abba Areca）以为，律法的制定“是为了要从遵守当中使人守规矩，达到净化人类本质的目的”。

最重要的，这种仪礼乃是一种礼拜的律法。当会堂承继了圣殿的地位时，祭品与祈祷就取代了牺牲祭祀。但是会堂与圣殿一样不容许任何神或人的偶像存在，各种偶像崇拜都被禁止。乐器在圣殿虽是允许的，在会堂却受到禁止。基督教在此与犹太教分开，而伊斯兰教则在此从犹太教接枝。犹太教发展成沉郁的礼拜，基督教则发展成沉郁的艺术。

每日或几乎每时都要祈祷，成为正统犹太人的宗教经验。晨祷时用内装经文的小盒系于前额及双臂。饭前先说简短的祷词，饭后照例进行较长的感恩祷告。但是仅有家庭祈祷还不够，只有一起做事人们才会团结为一体。犹太拉比们带着东方式的夸张辩称：“只有在犹太会堂所作的祈祷，神才会听到。”公共礼拜仪式主要包含“十八段”、《以色列祷词》、《摩西五经》、《先知书》及《诗篇》选读、经文讲解、《卡狄士祷词》（Kaddish ，为生者与死者颂扬、祝福的祷词）及结束祝辞。

较礼拜大典更为繁重的是净身或洁礼。生理卫生被视为有利于精神健康。犹太拉比禁止人们住在没有澡堂的城市，对沐浴给予诸多健康方面的指示。“如果沐浴用热水，而浴后不用冷水，那就像铁放进熔炉后没有泡入冷水一样。”身体与铁一样，须经锻炼强化。沐浴完毕应涂油。起床后、餐前、餐后，大典祈祷前或举行其他任何礼仪以前，均应洗净双手。尸体、性行为、月经、生小孩、害虫、猪及麻风病（包括各种皮肤病），在礼仪（指依宗教律法而言）上均为不洁。接触或为上述诸物污染者应即刻到会堂举行洁礼。女人生男孩者40天内被视为不洁（不得进行性行为），生女孩则为80天。依据《圣经》指示，小孩出生第八天应受割礼。这表示对耶和华的一种牺牲和守约。但是由埃及人、伊索匹亚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及阿拉伯人的习俗来看，这是一种卫生习惯：在那样的天气里，可以促进性早熟与性刺激，干净则在其次。犹太拉比下令犹太人出生12个月内均应受割礼，更可证实这一结论。

《塔木德》有时候念起来就像家庭医药手册，而非宗教法典。《塔木德》实为告诫其人民的百科全书。4世纪和5世纪的犹太人和多数地中海民族一样，有种种医药上的迷信，并深信孤苦人民都拥有医药替代品。许多流行的迷信认为可以治病的药方皆纳入这部《塔木德》。虽然如此，我们发现《巴比伦法典注释》对食道、喉头、气管、肺、脑膜及生殖器，均有精确的阐述；对肺瘤、肝硬化、干酪性坏死及其他种种病症，也有正确的描述。犹太拉比已注意苍蝇及共用茶杯可能引起传染，而血友病已被认为是遗传病，且断定其后代受割礼极不合宜。与这些见解混在一起的，是那些驱除病魔的巫术秘方。

犹太拉比与我们一样，精于饮食。饮食的智慧首重牙齿。不管牙齿有多痛都不能拔除，因为“一个人善用牙齿咀嚼，脚下自然生出力量来”。除枣子外，其他蔬菜及水果都被极力推崇。肉类是奢侈品，享用前先要沐浴净身。屠宰牲畜应极力减少其痛苦，并应取出血液，吃含血的肉也是最不洁的事。因此，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可屠宰动物，屠宰之前，他们应检查动物内部，确定动物并未染病。牛肉与牛奶或含有它们的食品，不应同时进食，甚至厨房内也不宜把它们放得太近。猪肉极为不洁而被严厉禁止。鸡蛋、洋葱或蒜头去壳或去皮、隔夜的都不能吃。食必定时，“别像母鸡一样整天吃个没完”。“死于过食者多于不饱者。”“40岁以前，多吃有益；40岁以后，多饮有益。”适度饮酒较完全戒绝为佳，酒常是良药，因此“没有酒即没有快乐可言”。犹太拉比继续饮食的讨论，辩称：“如厕较久，可以延年。”并建议完毕后做感谢祈祷。

他们讨厌禁欲主义，建议人民享受与犯罪无关的种种美好的事。斋戒在某段时间或假日是必要的，不过，这也许是宗教促进人体健康的方式。种族的智慧使犹太人经常过节并举办盛宴，纵然在享乐中，也可听出哀伤及怀念的音调。“在佳节中，男人应使其妻子及家人感到快乐”，如果可能，他该使他们有新衣服穿。安息日——犹太人最伟大的发明——显然是《塔木德》时代的一种负担，那时虔诚的犹太人要尽量少说话，家中不得举火，须在会堂停留数小时进行祈祷。在极端挑剔的情况下，一篇冗长的论文讨论了安息日可以做与不可做的事。但是犹太拉比的解释导向减轻而非增加对神的恐惧。他们精心设计种种理由，使人在假日也尽其义务。而且，善良的犹太人在遵行古代安息日礼仪时，竟发现了一种神秘的乐趣。首先进行一个小小的圣洁礼。他在家人及客人（这是款待朋友的好时光）的围绕下举起一杯酒，宣读祝辞后啜饮一口，即传给客人、妻子和小孩共饮。然后他拿起面包祝福，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逐一传给同桌诸人。在安息日斋戒或举哀皆不可以。

一年内有种种节日，作为虔诚的回忆或感恩休息的好时刻。逾越节自尼散月（Nisan，即阳历4月）十四日开始，历经8天，旨在纪念犹太人离开埃及。在《圣经》时期，它被称为无酵节，乃因犹太人逃离时携带了尚未发酵的面团。《塔木德》时代称之为“Pesach”，意为逾越，因为耶和华击杀了埃及头生的人，而越过那些由犹太人在门楣上涂洒了羊血的屋子。佳节的第一天，犹太人举行逾越节餐礼（Seder）。每家家长担任全家聚会的领袖，一道举行典礼追念摩西流亡的痛苦日子，并以问答方式把那些珍贵的故事传诸子弟。逾越节七周后有五旬节（the feast of Shavuot），庆祝小麦丰收及西奈山上神的启示。帝希力月（Tishri）——教会纪年第七月，犹太民历第一月，犹太人庆祝新年及新月佳节（Rosh-ha-Shana），吹羊角号（shofar）纪念律法的启示，呼唤人们来忏悔，并预见有那么快乐的一天，号角会召唤全世界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崇拜他们的上帝。自新年、新月节前夕至帝希力月的初十日为忏悔时期，除初九日外其余各日，虔诚的犹太人都斋戒和祈祷。初十日是赎罪日（Yom-ha-Kippurim），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饮，不穿履，不做工，不沐浴，也不放纵做爱，他们整天在会堂做礼拜，甚至从崇拜金牛犊开始，为他们自己及其民族的罪恶而忏悔和哀伤。至帝希力月十五日，及住棚节，7天内犹太人应住在帐篷内，以纪念他们的祖先在40年的旷野逗留期中曾住过帐幕。到了流亡异邦时期，完全照昔日庆祝丰收或收获佳节已有困难，故犹太拉比乐意重新将“住棚”解释为任何象征居住的事物。在第九月——基斯流月（Kislev，即阳历12月）二十五日起七天内为献神节（the festival of Hanukkah），纪念圣殿为艾庇方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污染后再由马考比人（the Maccabees）加以净化的历史（公元前165年）。亚达月（Adar，阳历3月）十四日，犹太人庆祝普珥日（Purim），纪念以斯帖（Esther）及莫底凯（Mordecai）将其民族自波斯大臣哈曼的阴谋中救出，在欢乐的酒宴中互赠礼物，互祝好运。拉巴（Rab Raba）认为，当天每一个人均应狂饮至无法分辨该“诅咒哈曼”还是“诅咒莫底凯”为止。

我们不宜把法典时代的犹太人视作郁郁寡欢的悲观者，认为他们因才能无从发挥而痛心疾首，在教义分歧引起的风暴中浮沉，及在渴望恢复残破故国中迷失自我。在流离失所、受到种种压迫之时，他们仍然坚忍不拔，珍视生活的奋斗与甘苦、辛勤妇人的短暂美丽及天地长存的种种盛景。法师梅尔说：“每天，每一个人都该说百次祝辞。”另一位法师对大家说：“连走4厄尔的路未低头祈祷者，是对上帝的轻慢，因为经上不是说‘整个大地充满了他的荣光吗’？”

·犹太法典的伦理学

《塔木德》不仅是犹太历史、神学、礼仪、医药及民谣的百科全书，而且是关于农业、园艺、工业、职业、商业金融、税捐、财产、奴隶制度、继承、偷窃、法律程序及刑法的总论。

但《塔木德》毕竟是伦理法，它与基督教教义有很大不同，反而更像伊斯兰教教义。这三大宗教同时拒斥自然——非宗教——的道德可行性，他们相信多数人只有借畏惧上帝才能导之向善。三者的道德律均建立于同样的观念之上：上帝有无所不见的眼睛与无处不在的手，道德律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并由死后的赏善罚恶而使德行与幸福终得平衡。在两种闪米特文化中，律法及伦理学均与宗教不可分离，犯法与罪过之间，民法与教会法之间皆不许有分别，各种不名誉的行为皆是冒犯上帝，皆为冒渎神的存在及圣名。

三大宗教也同意某些道德的要素：家族及家庭神圣、尊敬长上、爱护小孩及博爱。在美化家庭生活方面，未见超过犹太人的民族。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矢志独身或无子嗣，皆是罪过。成家及持家是宗教的规定，为613种教规中的第一种。此外，经文释辞解释说：“无子之人，等于死亡。”犹太人、基督徒及穆斯林相信，当宗教对父母的指导失去效力时，该团体能否充分延续就有问题了。只有在某些场合，犹太拉比允许家庭自行控制人口，特别是避孕。“有三类妇人应使用避孕法：未成年人，以免怀孕造成悲剧；怀孕妇人，以免发生流产；哺乳中的母亲，以免怀孕而使小孩因断奶而过早夭折。”

此时的犹太人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不愿生女孩，以生男孩为喜事。只有男孩可以继承父名、家族、财产，并照顾其坟墓。女孩一旦成年，会嫁到另一个或许甚远的家庭，父母等于失去了女儿。但是只要孩子生下来了，他们就不分彼此，在调和纪律与宠爱的方式下加以抚育。一位法师说：“要打孩子就用鞋带打。”“假如一个人舍不得处罚小孩，”另一位法师说，“其结果只有使其堕落。”应不惜任何代价给小孩教育，即教以“律法与先知书”，以开启其灵智与训练个性。希伯来谚语：“世界因学童的气息而得救”，神的显现照亮了他们的小脸。孩子总有一天必须尊重和保护父母至死，不问情况如何。

慈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广做善事者比做各种牺牲者更加伟大。”有些犹太人颇为吝啬，有些则是一毛不拔，但是大体说来，犹太人较其他民族更乐善好施。犹太拉比禁止人们捐赠1/5以上之财产以为慈善之用，但是某些犹太人死后遗赠竟达财产之半。“乌那（Abha Umna）脸上永远带着祥和之气。他是外科医生，可是为人疗治从不伸手索取报酬。他在诊所一角置一小盒，有能力付款者可随意掷于内……无能力支付者就不觉可耻。”胡纳（Rab Huna），“当他坐下准备进食时，必将大门打开说：‘谁有需要，进来吃吧！’”伊来（Chama ben Ilai）散发面包给有需要的人，到外国旅行时，则将手置于钱袋内，等到他人开口乞讨可以不必迟疑。但是《塔木德》抨击炫耀式的施舍，建议自谦和保密：“暗中乐善好施的人比摩西更伟大。”

对于婚姻制度，犹太拉比滔滔不绝，尽述其所学所知。犹太生活组织的基础建于婚姻制度与宗教上，他们并未谴责性欲，但是畏惧性欲的影响力，尽力设法控制它。有人认为应把面包与盐混在一起吃，“以减少精液的分泌”。其他人觉得，辛苦的工作与研读律法可以减少性的诱惑。假使仍然无效，那就“让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穿上黑衣服，纵心所欲而为，但是别让他公然亵渎上帝的令名”。每人均应避开引起感情冲动的场合，不宜和妇人聊天过久，而且他“在大路上不走在妇人的后面，就是自己的太太也不行……一个人宁可走在狮子的后面，也比走在妇人后面来得好”。犹太拉比的幽默见于开汗（Rab Kahan）的故事：

当他受到诱惑时，他一度在卖女用竹篮。他要求考验他的人让他走，并答应会回来。但是他并未守诺回去，而是登上一间房子的屋顶跳了下去。在他跳到底以前，艾里杰（Elijah）出现了，抓住了他，怨他使自己走了400英里来救他脱离自毁之路。

犹太人显然认为保持童贞是好事，但是一直保持童贞则有碍发育。依据他们的意见，最完美的女人是慈母，犹如男人最高的美德是贤父一样。恐结婚过迟不合卫生要求，他们鼓励每位父亲给予女儿一笔嫁妆，并解决男孩的婚姻问题。他们主张早婚——女孩14岁，男孩18岁。女孩12岁半，男孩13岁即可合法结婚。研究律法的学生被许可暂缓结婚。有些犹太拉比主张男人结婚前应建立经济基础——“男人首先应建个房子，然后建一个葡萄园，最后才结婚”——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假如父母能提供经济支援，那么便能顺利解决。年轻人被奉劝择偶应求其具有贤妻良母的本性而不必计其美丑。“择妻退一步想，择友进一步想”，娶妻高于自身者，自取其辱。

《塔木德》与《旧约》、《古兰经》一样，允许多妻。一位犹太拉比说：“男人可以任意娶许多位太太。”但是同篇文集中另一段文章则以四位为限。另一篇文章则认为男人娶第二位太太时，应许可第一位太太的离婚要求。依据娶嫂制度（levirate），犹太人可以与兄弟的遗孀结婚，这是推定的多妻制度，对于与其他中古社会一样夭折率极高的犹太社会，这样做不但表示仁慈，而且有助于维持较高的生殖率。在准许男人择偶有极大的自由后，犹太拉比视通奸为重罪。某些人赞成耶稣的主张，认为“眉目传情即已构成不忠之罪”。某些人进而主张：“任何人即使仅注意女人的小指头也已构成心中的犯罪。”但是艾略卡较为仁慈，认为“男人仅眼见而未及享受者，只是在审判日来临时列为过失记录而已”。

若双方同意离婚，法规则不禁止。丈夫不同意，妻子不得离婚，但不经妻子同意，丈夫可以休妻。与不忠的妻子离婚顺理成章，妻子婚后10年无所出者，丈夫即被建议与之离婚。萨买学派（The School of Shammai）主张，只有妻子不贞才准丈夫休妻。海勒学派（The School of Hillel）主张，只要丈夫发现妻子有“任何不当行为”（anything unseemly）即可离婚。《查士丁尼法典》时代流行的是海勒的见解，阿奇巴更加过分，竟谓丈夫“如果发现另一个女人较为漂亮，即可与太太离婚”。男人也可未经给付婚姻破裂款项即与违反犹太律法的女人离婚，“诸如未蒙面而公然抛头露面，在街上跑或与各类男人谈话”，“也可径与声音尖锐的女人离婚，指在家中谈话而隔壁可以听清楚的女人而言”。被丈夫遗弃不得作为离婚的理由。某些犹太拉比许可妻子向法院诉求离婚，如果丈夫残忍、性无能或不履行结婚义务，或未给她适当的赡养，或受伤残废，或身有恶臭等。犹太教法师要求履行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且多数情形均须没收双方所得嫁妆及婚姻破裂保证金，以尽量减少离婚案件。艾里舍法师（Rabbi Eleazar）说：“圣坛将为休弃年轻时娶的妻子的人而哀伤流泪。”

《塔木德》的律法跟伊斯兰教的律法一样，全然是男性制定的法律，十分重视男人，显示了犹太拉比非常恐惧女权高涨的事实。就像基督教的神父一样，他们谴责女人，理由是夏娃过分聪明的好奇心使得“世界的灵魂”遁形消失。他们认为女人“浮躁”，但也承认女人拥有男人所缺少的本能的智慧。他们讨厌女人的喋喋不休。“世人讲话十分，女人得九，男人仅得其一。”他们谴责女人故作神秘，爱用胭脂及粉黛。他们赞成男人对女人购置服饰时表现得慷慨大方，但是希望她为丈夫而非为别人而装扮。根据一位法师的说法，在法律上，“100个女人作证只等于1个证人的效力”。依《塔木德》规定，她们的财产权与18世纪的英国一样，受到种种限制，她们赚的钱或财产收入皆归其丈夫所有。妇人的地位限于家庭内。一位满怀希望的法师说：在理想的“弥赛亚时代，女人每天要生一个小孩”。“男人有个恶妇在家，就永远不会下地狱。”然而阿奇巴却认为男人有一贤妻则万事足矣。《查士丁尼法典》有一段释文说：“一切源自妇人。”希伯来俗谚云：“家庭之祸，来自妻子，因此做丈夫的应尊重妻子……男人该小心别让女人啼哭，上帝会计算她们的眼泪。”

《塔木德》中最轻松的部分，是一些称为阿波斯（Pirke Aboth）的小文，由佚名的编者收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著名犹太拉比的格言构成。许多精辟的箴言赞扬智慧，有些则阐述智慧的意义：

左玛（Ben Zoma）说：谁最聪明？学习众人长处者……谁最有力？能克制自身（邪恶）意欲者……能够统治自己心灵者胜于攻城略地者。谁最富有？能满足于一己所有者……用双手维生者，快乐也必随之……谁最受尊重？敬人者人恒敬之……别轻视任何人或物，因为人皆有得意之时，物必有其用……有生之年，我在圣贤之中成长，而我发现沉默是金的道理……

法师艾里舍常说：智慧多而善行少者，犹如树上枝干多而根少，以故风起时连根拔起，当头倾倒……善行多而智慧少，犹如树上枝干少而根多，以故即使全世界大风猛吹，也无从动摇其地位。

生活与律法

犹太《塔木德》并非艺术作品。将千年的思想整理为一贯的体系，这一工作即使是让一百位不知疲倦的犹太拉比去做，也觉繁重。很多论文显然是次序颠倒了，许多章节张冠李戴，很多题目被剔除后又非法予以恢复。它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是深思熟虑的本身，所有的意见均予以记录，而且很多矛盾问题往往留下不予解决，就像我们越过了15个世纪去倾听各派最亲切的辩论，听阿奇巴、梅尔、耶胡达及拉伯在激烈争辩时说了什么一样。要知道我们是无权闯入他们的生活的人，要知道他们说的话多半是随意的，因此其内容散漫，未经裁减编纂，匆匆流传已有多年，所以我们应原谅其中充满强辩、诡辩、传说、星相、鬼神、迷信、魔术、奇迹、命理及启示性的梦、困难重重的争论所织成的妄想的网，及用以安抚受挫的希望所作自慰的浮夸。

假如我们觉得这些律法太严苛，这些规定太吹毛求疵，而对违犯者处分太重，我们不宜太把它放在心上。要知道犹太人并未假装遵守这些戒条，犹太律法也往往对完美的教义与人类潜藏的弱点之间的实际差距故作不知。一位审慎的犹太拉比说：“假如以色列人有一次正确地遵奉了安息日礼仪，大卫之子定会立即降临人间。”《塔木德》并非要求绝对服从的法律，它是犹太拉比意见的记录，旨在作为平日礼拜的指导。一般未受教育的群众仅奉行该法的一小部分而已。

犹太《塔木德》特别重视礼仪，部分是犹太人对基督教与国家强迫其放弃律法的一种反应，礼仪是一个自认彼此为一体的表征，是团结与持续的表征，是对不知宽恕的世界的反抗。洋洋20卷，我们到处可以发现仇恨基督教的话，但是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忘记基督的仁慈的基督徒而发的，而且依犹太拉比的意见，也是针对那些放弃古代信仰中不可改变的核心——一神论——而发。在繁文缛礼及引人争论的咒骂文章当中，我们也可发现成千上百的忠言及洞察肺腑的见解，并可发现追念《旧约》的豪放高远或《新约》的神秘隽永的文章。犹太人富于想象的幽默特性，大大减轻了长篇说教的索然无味。就像一位犹太拉比所说的，摩西暗中走进阿奇巴的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对那位伟大教师能自《摩西法典》征引出那样多的法条甚觉惊奇，而且那大多是摩西这位记录者从未梦想得到的。

1400年来，犹太《塔木德》一直是犹太教育的中心。希伯来年轻人在7年内每天花7小时精读它、背诵它，眼看口读，设法牢记于心，就像中国人熟记儒家典籍一样。《塔木德》通过严格的研究规矩与保存知识，塑造人的心智与个性。教学方法并非限于反复背诵，也包括老师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辩论，及将旧法适用于新环境。结果是心智日见敏锐，记忆得以保持不忘，使犹太人在需要头脑清楚、集中、坚毅不拔及精细时占有极大的优势，虽然这也使犹太人心智范围与自由变得狭窄。《犹太法典》驯服了犹太人急躁的个性，克制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养成其在家庭及社区内的忠诚和庄敬自若。天才固可能为“律法的枷锁”所阻碍，整个犹太民族却因此得到了拯救。

除了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外，我们简直不能了解犹太《塔木德》已成为流亡、赤贫、受压迫以及面临解体危险的一个民族求生的工具。巴比伦沦陷当日先知维持犹太精神的做法，也是全体离散之日犹太拉比的做法。在经历了崩溃的经验以后，他们须重获自尊，重建秩序，须维持信念与道德，须重建身心的健康。通过严肃的纪律，使失其根源的犹太人在自己的传统重获根基——在各地到处流浪及几世纪的悲惨生活当中仍能恢复稳定与统一。根据海涅（Heine）的说法，犹太《塔木德》就是“手提的祖国”（Portable Fatherland），不管犹太人身处何地，即使在受异国包围的恐惧之中，他们也可将心灵沐浴于律法之海中，仍可以在自己的世界中自由自在，与他们的先知及法师共同生活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之中。无疑，他们爱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这比蒙田的一百篇散文更为壮阔复杂。即使是断简残编，他们也惜之若命，轮流阅读大部手稿，然后捐巨款将全书付印。当国王、教皇或国会禁止、没收，或将之焚烧时，他们为之泪下不止，而听说劳伊克林（Reuchlin）和伊拉斯姆斯（Erasmus）保卫该书时，又雀跃欢欣不已。即使到了今天，该书仍被视为犹太圣殿及家庭中最珍贵的圣物，犹太人心灵的避难所和慰藉。

第十六章 中古犹太人
（565—1300）

东方的犹太社区

以色列人如今已有一部法律，但无国家；他们已有经书，却还没有家。614年，耶路撒冷是一座基督教城市。629年它为波斯城市，637年又为基督教城市，至1099年成为伊斯兰教地方首府。同年，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犹太穆斯林并肩保卫该城，当该城陷落时，残存的犹太人皆被逐入会堂并活活烧死。1187年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犹太人又迅速繁殖起来。萨拉丁的兄弟艾拉迪尔苏丹欢迎1211年逃离英法的300名犹太拉比来此定居。不过，52年后，那克曼尼迪斯（Nachmanides）发现该城只有少数犹太人，圣城已完全成为穆斯林的城市。

纵然有改宗及不时受到迫害的情形，但犹太人在叙利亚、巴比伦尼亚（伊拉克）及波斯等伊斯兰国家人口仍然很多，并发展出一种生气蓬勃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至于其内政，与受萨珊诸王统治时一样，他们在族长及法师、学院院长领导下，享有独立的自治权。伊斯兰教王国统治者都承认犹太族长为巴比伦尼亚、亚美尼亚、土耳其斯坦、波斯及也门等地犹太人的首领。据陶德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说，所有伊斯兰教国王之子民应“在族长出现时起立致敬”。族长职位家族世袭，该家族血缘可直接追溯至大卫王，其权力是政治性而非宗教性的。因其致力于控制犹太拉比，而导致衰亡。262年以后，改由法师、学院院长选出族长并对后者加以节制。

位于苏拉及本伯地萨基地的法师学院，为伊斯兰国家犹太人及部分基督教国家犹太人提供宗教和学术上的领导人才。658年，哈里发阿里解除了族长对苏拉学院的统辖权，该学院院长马尔—伊萨克（Mar-Isaac）被尊为“阁翁”（Gaon），从此开始了巴比伦尼亚宗教与学术上的“阁翁时代”（Gaonate）。本伯地萨学院由于靠近巴格达而极其繁荣并受到尊重，其领袖也取得阁翁的头衔。自7至11世纪，犹太世界关于《塔木德》的疑问向这些阁翁咨询，而后者的答复又成为犹太教《塔木德》的新文献。

阁翁与动摇和分裂东方犹太人的异端同时兴起——或许部分由其促成。762年，犹太族长所罗门（Solomon）逝世，其侄安南（Anan Ben David）本应继承其位，但是苏拉及本伯地萨学院首领放弃原则，改立安南之弟查兰雅（Chananya）为族长。安南攻击两位阁翁，后逃至巴勒斯坦，另建自己的会堂，并呼吁各地犹太人服膺《摩西五经》。也就是恢复撒都该派的主张。类似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主张毁弃“传统”，尊奉《古兰经》，也类似基督徒扬弃天主教传统，改奉福音书的主张。安南更进而于一篇评论中审查《摩西五经》，这是经文评述上大胆的行动。他抗议《塔木德》法师适应环境的解释对摩西律法所作的种种改变，并力主应严格执行《摩西五经》的规定，因此其信徒被称为经文派（Qaraites），源自闪米特语系阿拉姆语“qera”，意为“本文”；也源自“qara”，意为“研读”；“quran”即“经文信徒”。安南赞扬耶稣为圣者，因为耶稣并非要扬弃摩西的成文法，而是要毁弃犹太法学者及法利赛派的口述法。依安南的意见，耶稣并不是要另创新教，而是要净化与强化犹太教。在巴勒斯坦、埃及及西班牙，经文派信徒日益增多。至12世纪则趋于衰落，只有土耳其及阿拉伯地区尚存极少数的信徒。至9世纪，可能受到伊斯兰教中穆尔太齐赖派的影响，放弃安南逐字解释的原则，并建议以隐喻性的小量盐巴来象征《圣经》里肉体复活及身体的种种描述。正统犹太拉比，转取严格逐字解释原则，就像正统穆斯林一样，坚决主张“神的手”（God’s hands）或“神坐了下来”（God sitting down）等类片语应予逐字解释，某些评释家甚至估计神体、器官及胡须的精确量度。少数犹太自由思想家，如巴尔奇，甚至拒绝承认《摩西五经》为有拘束力的律法。由于经济繁荣、宗教自由及自由讨论，犹太教诞生了第一位著名的中世纪哲学家。

塞地亚（Saadia ben Joseph al-Fayyumi）于892年生于法尤姆（Fairyum）小村迪拉斯（Dilaz）。他在埃及长大，并在那里结婚。915年，他移居巴勒斯坦，后又移居巴比伦尼亚。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又是春风化雨的教师，36岁时已经是苏拉学院的阁翁。鉴于经文教派及怀疑主义对于正统犹太教的攻击，他致力于证明传统信仰完全与理性及历史相合，如同穆台凯里蒙派（the mutakallimun）对伊斯兰教所做的工作。在五十年的生命中，塞地亚写了很多著作，多数为阿拉伯文著作——在中古犹太思想史上只有迈蒙尼德可比拟。其所著《阿格龙》（Agron ）一书为希伯来文闪米特阿拉姆语字典，建立了希伯来哲学。其所著《语意学》（Kitab al-Lugah ），是已知最古的希伯来语字典。其所译的阿拉伯文版《旧约》，至今仍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用。其对《圣经》等所作的几篇评论，使他成为“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经》评论者”。其所作的《哲学理论与信仰》（Kitab al-Amanat ），是反非犹太神学的概论。

塞地亚接纳启示与传统，及成文法与口述法，但他也接受理性，想要以理性证实启示与传统的可靠性。《圣经》有与理性矛盾之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以成人的心智，不会逐字解释并予以接受。神人同形论应视为另有隐喻去加以了解，盖神与人是不会相似的。世界运行有其次序与定律，可见必有一位天纵睿智的造物者。若认为睿智的神竟不知奖善亦非合理，唯显然的善行不一定在此生中获得善报，因此必然有来生，以补偿今生的明显不公。或许善人受到各种责难是他们偶然犯过的责罚，以便他们死后立即进入天堂乐园。而恶人在人间得逞其威，是他们偶然行善的报酬，以便……但即使是那些具有最高德行，在人间富足，享尽福泽者，心中也会感觉到可能有一个比目前这个更有无限可能，但成就却很有限的更好的世界存在，假如这些希望永远不会实现，则那个聪明睿智，能创造这样奇妙世界的神，要怎样才能使这些希望存在于灵魂中呢？塞地亚采纳少量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意见，并学习他们解释的方法，甚至不时引用他们意见的细节。他的著作最终散布于犹太世界，并影响了迈蒙尼德。本·迈蒙（Ben Maimon）说：“假如不是塞地亚，律法几乎就消失了。”

我们承认塞地亚脾气有些暴躁，他与族长大卫（the Exilarch David Ben Zakkai）的争吵伤害了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930年，大卫驱逐塞地亚，而塞地亚也将大卫逐出犹太教。940年，大卫死去，塞地亚任命一位新族长，但是继任者被穆斯林刺杀，理由是他曾轻视穆罕默德。塞地亚不久任命死者之子继承其位，然后者又被刺身死。沮丧的犹太人于是不再填补这一空缺，942年，巴比伦族长在七个世纪后消失了。同年塞地亚逝世，巴格达的伊斯兰教统治制度解体，埃及、北非、西班牙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凡此种种削弱了亚洲、非洲及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到了10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也承受了东方穆斯林经济落后的命运。1034年，苏拉学院关门了，四年后本伯地萨学院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至1040年，阁翁制度宣告结束。十字军进而把巴比伦尼亚犹太人孤立于埃及和欧洲犹太人之外，而自蒙古人于1258年围攻巴格达后，巴比伦尼亚犹太社区就几乎从历史中消失了。

在这些灾难尚未到来之前，许多东方犹太人移居亚洲、阿拉伯、埃及、北非及欧洲内陆。1165年，斯里兰卡竟有希伯来人2.3万名之多。阿拉伯许多犹太社区在穆罕默德的高压统治下仍能幸存。阿姆尔于641年征服埃及时，其报称有“4万进贡的”（付税的）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港。当开罗日见繁荣时，犹太人口不论正统派或经文派均有增加。埃及犹太人在其亲王（Nagid）统治下享有内政自治的权利，他们在商业上极为繁荣富裕，而且在伊斯兰国家政府中担任要职。960年，根据传统说法，有四名犹太拉比自意大利巴里（Bari）搭船西来，他们被西班牙伊斯兰教海军大将所俘，被贩为奴。摩西法师（Rabbi Moses）及其子邱诺克（Chanoch）被贩至科尔多瓦，薛玛利亚法师（Rabbi Shemaria）被贩至亚历山大港，胡希尔法师（Rabbi Hushiel）被贬至凯鲁万。就我们所知，犹太拉比后来均获自由，并在贩往的城市开创学院。我们常假定，但并不肯定，他们是来自苏拉的学者，无论如何，他们已把东方犹太人的学术带到了西方。当犹太教在亚洲趋于式微之际，却在埃及和西班牙进入和平盛世。

欧洲的犹太社区

犹太人自巴比伦尼亚及波斯，越过特兰萨克西拉及高加索地区，进入中古俄罗斯，并自小亚细亚经君士坦丁堡到达黑海沿岸。在首府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国境内，自8世纪至12世纪止，犹太人享有困境中难得的繁荣。希腊境内有许多犹太人住的社区，特别是在底比斯，当地犹太人制丝业赫赫有名。向北越过塞萨利、色雷斯及马其顿，犹太人又移居巴尔干半岛，并沿多瑙河进入匈牙利。至10世纪，有一群希伯来商人从德国进入波兰。基督未诞生前，即有犹太人住在德国。9世纪，梅斯、施派尔、美因茨、沃姆斯（Worms）、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及科隆等地，就有相当多的犹太社区。这些犹太人熙来攘往皆为生意，故对文化史贡献不多。不过其中有乔松（Gershom ben Jehuda）在美因茨设立犹太拉比学院，用希伯来文写了一本关于《查士丁尼法典》的评论，堪称一代权威。日耳曼犹太人有关《塔木德》的问题都求教于他，而非洽询巴比伦尼亚的阁翁们。

691年英国已有犹太人。更有许多人随威廉大帝（William the Conqueror）入境，最初为诺曼底诸王所保护，是资本供应者及代征赋税者。他们在伦敦、诺威克、约克及英国其他枢纽之地的社区，地方政府并无管辖权，只有国王才有权管辖。这种法律上的孤立状态加深了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鸿沟，成为12世纪集体屠杀犹太人的部分原因。

自恺撒时代以来，高卢就有了犹太商人。到600年，所有大城市皆有犹太社区。墨洛温王朝诸王敬神心切，故对他们加以残酷的迫害。希尔佩里克命令他们全部改信基督教，不然就挖下他们的眼睛（581年）。查理曼大帝虽仍维持歧视犹太人的法律，但也保护他们，视他们为有用的农民、巧匠、商人、医生及财政家，并雇用一名犹太人为私人医生。787年，根据引人争论的传统说法，他将哥洛尼摩家族（the Kalonymos family）自卢卡移至美因茨，以鼓励法兰克王国的犹太学术。797年，他派遣一个犹太人担任通译或向导，与使节一起至哈龙。“虔诚者”路易优待犹太人，视之为商业繁荣的促进者，特派官员（magister ludaeorum）保护他们的权利。纵然仍有敌视的事情发生，法律上也有不平等的规定，而且偶有小的迫害。但是犹太人在9世纪和10世纪的法国，仍享有相当的繁荣与和平。

整个意大利，自特拉尼至威尼斯及米兰，到处有小型犹太社区。犹太人在帕多瓦人口很多，可能对当地大学阿成罗伊派的成长有过影响。沙莱诺是中古拉丁基督教第一所科学医药学校所在地，共有600名犹太人，当中不少人是驰名一时的医生。腓特烈二世宫廷中有不少犹太学者，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中也有几位职位甚高的犹太人，但是腓特烈却与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联合迫害意大利的犹太人。

西班牙犹太人自称西法丁（Sephardim），并追溯其祖先为犹太王族西法拉。Sepharad一字，出自《旧约·俄巴底亚书》第1章20节，可能系指小亚细亚，曾有部分犹太人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驱逐至此（公元前597年）。此字后被用于西班牙。德国的犹太人含糊地自称为亚实基拿人（Ashkenazim），因为他们自认为出自雅弗（Japheth）的孩子亚实基拿（Ashkenaz）一脉。在李卡罗王改信正统基督教后，西哥特联合强有力的西班牙教会组织迫害犹太人，使他们备尝艰辛。他们不能担任公职，被禁止与基督徒结婚或蓄有基督徒奴隶。希斯伯王（King Sisebut）命令所有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不然就迁离其地（613年）。其继承者虽废止该令，但是633年举行的托莱多会议决定，已受洗的犹太人如又改信犹太教，应与其子女隔离并售为奴。辛迪拉王（King Chintila）又恢复希斯伯王的命令（638年）。艾吉卡王（King Egica）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并不许犹太人与基督徒有任何交易（693年）。当摩尔人及阿拉伯人入侵该半岛时（711年），犹太人屡次协助他们。

这些征服者为增加当地人口欢迎移民，共有5万犹太人自亚洲和非洲移入。有些城市，例如卢塞纳，几乎都是犹太人。解除了经济上无法作为的状况后，伊斯兰教西班牙时代的犹太人在农业、工业、财政及各行业蓬勃发展起来。他们采取了阿拉伯人的服饰、语言及习俗，戴包头、穿丝袍，出门用车，几乎与阿拉伯人难以分别。有些犹太人成为宫廷医生，有一位还成为科尔多瓦最伟大的哈里发顾问。

哈什迪·伊本·萨普鲁特与拉赫曼三世的关系，犹如下个世纪尼扎姆·穆尔克与马立克·萨赫的关系。他生于富裕而有修养的艾兹拉（Ibn Ezra）家族，其父曾教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及拉丁文。他在科尔多瓦城学习医学及其他科学，治愈了哈里发的病，并在政治上显出广博的知识与精确的判断，年仅25岁即被任命为外交官。他对全国财政与商业更负有极大的权责。他并无官衔，因为哈里发深恐任命他为高级官员会引起怨恨。然而哈什迪善用手段以执行各种职务，因此在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基督徒人中都很得人缘。他奖励学术与文学，供给学生奖学金及书籍，座中常有诗人、学者和哲学家。当他死时，穆斯林与犹太人争相追念他。

在伊斯兰教西班牙其他各地，也有类似声名较著的人物。在塞维利亚城，穆塔米德曾邀请知名学者及天文学家伊萨克（Isaac Ben Baruch）至宫中任职，给予他亲王的头衔，并任命他担任犹太教会首席法师。在格拉那达，有位塞缪尔（Samuel Halevi Ibn Naghdela），在权力与智慧两方面都堪与哈什迪相媲美，在学问上更为精深。他生于993年，长于科尔多瓦，他将《塔木德》与阿拉伯文学做了一番综合研究，而他依靠贩卖香料为生。科尔多瓦沦入柏柏尔人之手时，他移居马拉加城，替人撰写上奏格拉那达国王哈布斯的陈情表，以获取微薄的收入。国王的首相感于文章的文情并茂，字迹清秀，便亲访塞缪尔，将他带到格拉那达，安置于阿尔哈姆布拉宫，作为国王的书记。不久塞缪尔兼任国王顾问，首相竟说：“当塞缪尔提供意见时，就像听到神在说话一样。”临终之际，首相荐塞缪尔为其继承人。1027年，塞缪尔成为伊斯兰教西班牙王国唯一公开担任公职而具有首相身份的犹太人。由于格拉那达在11世纪犹太人占人口半数，塞缪尔可以担任。阿拉伯人不久即赞许这一任命，因为在塞缪尔励精图治之下，这个小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皆欣欣向荣。塞缪尔是学者、诗人、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语言学家，通七国语言。他著有（主要为希伯来文）20篇文法论，数卷诗及哲学著作，一部《塔木德》导论及一部希伯来文学选集。他慷慨资助其他诗人，救助诗人和哲学家伊本·嘉毕罗（Ibn Gabirol），帮助年轻学生，并捐资给各地的犹太社区。他一方面是首相，一方面又是犹太拉比，讲述《塔木德》。感激的人民献给他（以色列）亲王的头衔。他死后（1055年），其子约瑟夫（Joseph Ibn Naghdela）继承其职。

11世纪和12世纪，是西班牙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为中古希伯来史上最富足繁荣的时期。巴里移民邱诺克在科尔多瓦获赎后，即在哈什迪的协助下，在当地建立一所学院，该学院很快取得犹太世界学术领导的地位。类似的学校纷纷在卢塞纳、托莱多、巴塞罗那、格拉那达等地建立起来。东方犹太学校几乎限于宗教教育，然上述这些学校同时提供文学、音乐、数学、天文、医药及哲学等教育。这种教育使当时西班牙上层犹太人有一半均在文化及修养上颇有广度与深度，只有同时期的穆斯林、拜占庭帝国及中国人才可比拟。当时富有的政要如果不懂历史、科学、哲学及诗，就是一种耻辱。由此产生了犹太贵族阶级。也许我们太注意他们的优越尊贵，但是就贵族阶级认为有良好出身与财富就应该慷慨和举止高雅来说，是可以稍稍弥补其骄傲的缺点的。

西班牙犹太人的衰落可追溯至约瑟夫的没落。他与其父一样随侍国王左右，堪称能臣，然而面对占一半人口的摩尔人被犹太人统治的事实，他却缺少自我谦抑的技巧来加以调和。他独揽国家大权，服饰与国王一样华贵。1066年，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起来反叛，把约瑟夫送上十字架钉死，残杀格拉那达4000名犹太人，并掠夺其财产。残存的犹太人被迫售地，向外移民。20年后，阿尔摩拉维德族自非洲入侵，他们强烈地坚持正统派观点，西班牙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长期的蜜月遂告终止。一位穆斯林神学家宣称，犹太人答应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纪元500年（622年）结束时，若其所盼望的弥赛亚犹未来临，他们就要改信伊斯兰教。依穆斯林的算法，5个世纪后将于1107年届满，伊斯兰教哈里发优素福要求西班牙境内犹太人皆改信伊斯兰教，但若付一笔巨款给国库，则可豁免。当阿尔摩哈德人取代了阿尔摩拉维德族人，成为摩洛哥及伊斯兰教西班牙的统治者时（1148年），他们要求犹太人及基督徒进行535年前希斯伯王就已提出的选择——改宗或流亡。许多犹太人假装改信伊斯兰教，许多人随基督徒移至西班牙北部。

起初，他们受到当地政府的宽容，就像四百年来在穆斯林统治下所受的仁慈待遇一样。卡斯提亚的阿方索六世、七世善待犹太人，使犹太人与基督徒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们严厉压制托莱多排斥犹太人的暴动（1107年），其时该城有7.2万名犹太人。在阿拉贡国，这两个母子宗教（指犹太教与基督教）彼此也有类似的和解，并达一个世纪之久。事实上，詹姆斯一世（James I）欢迎犹太人定居马约卡、加泰罗尼亚及巴伦西亚，大多数情形下都给予犹太居民免费的家园和土地。在巴塞罗那，犹太人在12世纪称霸商界，占有当地1/3的土地。基督教西班牙时代的犹太人须负担重税，但他们不仅日趋繁荣，而且享有内政自治权。基督徒、犹太人及摩尔人之间可以自由贸易往来。佳节来临时，彼此还要互送礼物。国王常常捐款助建犹太会堂。1085年至1492年，犹太人在西班牙基督教国家担任财长和外交官，有时甚至担任大臣等高级职位。12世纪和13世纪，基督教教士也维持此种基督教的友爱关系。

首次不宽容异己的事件发生在犹太人中间。1149年，里昂及卡斯提亚国王阿方索七世宫廷总管耶胡达（Jehuda Ibn Ezra），利用政府武装攻击托莱多的经文派犹太人，详细情形今不可知。然而自此以后，一度人口甚多的西班牙经文派教徒就很少见了。1212年，部分基督教十字军进入西班牙以从摩尔人手中解放该地。大体说来，他们对犹太人颇为友善，虽有一群十字军进攻托莱多犹太人，而且屠杀甚多，但是该城基督徒起而保护这些居民，迫害停止。卡斯提亚国王阿方索十世于1265年的法典中加入反犹太法，但是该法典直到1348年才正式生效。同时阿方索雇用了一位犹太医生和理财专家，赠与塞维利亚的犹太人三座清真寺以改建犹太会堂，从而也享受了犹太及伊斯兰教学术在其仁治下显露的光辉灿烂。1276年，阿拉贡国佩德罗三世开始其军事冒险，苛征重税则在所难免，其财政大臣及很多政府官员都是犹太人，贵族与市民于是起来反抗王朝，迫使国王解除了犹太官员的职务，并采纳议会（Cortes）的决议（1283年），不再雇用犹太人担任政府职务。当萨迈拉宗教会议（Ecclesiastical Council of Zamora）决定犹太人应戴徽章以便识别，又规定犹太人与基督徒隔离，并禁止基督徒雇用犹太医生，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为仆役（1313年）时，宽容时代即告一段落。

基督教国家中犹太人的生活

·政府

除了巴勒莫及少数西班牙城市外，中古基督教城市并未将犹太人予以隔离。不过，犹太人出于社交方便、人身安全及宗教统一等理由，往往自愿隔离。犹太会堂是犹太社区社会活动及经济中心，多数犹太住宅皆靠近会堂，结果因过分拥挤而妨碍了公共及私人卫生。在西班牙，希伯来区有华丽大厦，也有茅屋平房。在欧洲其他各地，希伯来社区几近贫民窟。

犹太社区允许富人影响选举与任官，因此属于君主统治下半民主的地区。付税的宗教会众有权选举犹太拉比及会堂职员。一小群当选的长老担任区法庭法官，该法庭负责征税、定价、执法，并对犹太人饮食、舞蹈、德行及服饰等规范发布命令，虽然这些命令并非永远被人们遵守。该法庭有权审判违反犹太法的犹太人，并设有执行官员以执行其命令。刑罚自罚金至驱逐出教，不一而足。依据权限及习惯，该法庭很少判死刑，犹太法庭往往以“完全驱逐出教”（herem，full excommunication）代替死刑——这是一种庄严可怖的控诉、诅咒大典，典礼中逐一吹熄蜡烛，象征犯罪者灵魂的死亡。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惯用驱逐出教，结果这两种宗教的驱逐出教皆失去威吓作用，收效甚微。犹太拉比与基督教会一样迫害异教，宣告其为非法，偶尔也焚烧其著作。

通常情形下，犹太社区并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其唯一主宰者为国王。为了取得保护犹太社区宗教及经济权益的特许状，社区内须任意认捐一笔款项给国王，其后犹太社区又付款给自由市以重新确定其自治权。不过犹太人应接受国家法律，当然遵守视为原则。《塔木德》说：“王国法律就是律法。”另一段说：“让我们为政府的福利祈祷，因为若人皆无惧于政府，则必彼此残杀吞并。”

国家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财产税高达33%，又征收屠宰税、酒税、珠宝税、进口税及出口税，而且战争、加冕、国王巡狩均责成犹太人“自由乐捐”协助。12世纪，英国犹太人占人口0.25%，却须支付国税的8%。及理查德一世（Richard I）十字军出征，他们又增加1/4税额，并须捐赠5000马克作为自日耳曼人手中赎回理查德一世的赎金——相当于伦敦城认捐的三倍。犹太人也在本社区收税，并定期支付慈善、教育及支援巴勒斯坦受苦的犹太人。无论何时，不论有无理由，国王可以没收犹太人部分或全部财产，因为依据封建法，犹太人是国王的人。当一位国王死亡，其保护犹太人的约定也随之告终，其继承人收受大宗礼物后，才重新认定该约定的效力。有时候这笔礼物等于该国犹太人财产的1/3。1463年，勃兰登堡侯爵（Margrave of Brandenburg）艾伯烈克特三世（Albrecht III）宣称，每一位日耳曼新王“既可依据惯例焚杀全部犹太人，也可大发慈悲保留其生命，但取其1/3的财产”。13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布拉克顿（Bracton）评论此事说：“一位犹太人本身一无所有，因为不管他取得何物，皆非为其所有，而是属于国王。”

·经济

除政治上被区别对待，经济上也处处受限制。一般而言，法律上犹太人并非不能拥有土地。中世纪某个时期，他们在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西班牙、西西里、西里西亚、波兰、英国及法国均拥有广大的土地。但是形势变化的结果是犹太人拥有土地日益行不通。依基督教法不得雇用基督徒为奴，依犹太法不得蓄养犹太人为奴，因而犹太人必须雇用自由工在其土地上工作，然而自由工供不应求，而且工资非常高。犹太法禁止犹太人在星期六工作，而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常常禁止在星期天工作，这些规定使其困苦不堪。而封建习惯或法律又使犹太人无法在封建政府中谋得一职，因为这类职位必须行基督教宣誓礼，宣誓对领主效忠，并服兵役，但是基督教各国法律几乎都禁止犹太人携带武器。在西哥特王朝的西班牙，希斯伯王取回先王给予犹太人的土地，艾吉卡王将本属基督徒的犹太人财产一律“收归国有”。1293年，法来多里议会（Cortes of Valladolid）禁止售地给犹太人。驱逐或攻击犹太人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9世纪以后，犹太人不再购置地产或在乡下独居。以上这些情形，使犹太人不宜经营农业，他们均向都市聚集，从事工业、商业及金融业。

在近东及南欧，犹太人在工业上极为活跃。实际上，是犹太人从伊斯兰教或拜占庭帝国那里，把进步的工艺技术传向西方。本雅明发现安条克及泰尔两地有成百上千的犹太玻璃工人。犹太人染色和刺绣的纺织品在埃及和希腊以精良驰名一时。即使到了13世纪，腓特烈二世仍要召请犹太匠人经营西西里岛国有丝织工业。在该地及其他各地，犹太人从事金属贸易，特别是铸金及珠宝业。直到1290年，他们一直在康沃尔（Cornwall）经营锡矿业。南欧的犹太技工组成声势浩大的行会组织，在与基督徒技工竞争方面颇具优势。但是在北欧，基督徒行会组织垄断了许多行业。一国又一国，都禁止犹太人从事服务业，不许他们担任金属匠、工匠、裁缝、制鞋者、磨粉者、面包师或医生，不许他们在市场上出售酒、面粉、牛油或其他油类，或在犹太区以外的地方购买房子安家。

在层层限制下，犹太人转而从事商业。《巴比伦法典》法学家拉伯给予其人民一则箴言：“用200先令去做生意，就有肉有酒；若是把同样一笔钱用来种田，你顶多只有面包和盐。”每一个城镇，皆可找到很多犹太小贩，各地市集及市场皆有犹太商人。国际贸易是其专长，而在11世纪以前几乎由其独占。他们的商队及轮船穿越沙漠、山脉及大海，在多数情形下，他们携带货物同行。他们成为基督教与伊斯兰国家之间，欧洲与亚洲之间，斯拉夫与西方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枢纽。他们经营大部分奴隶交易。他们学习各种语言，颇有天分与耐心，这对生意当然很有好处。他们通晓希伯来文，而散布各地的犹太社区法律与习惯又颇近似，这对其生意很有助益，而且各地犹太社区对外来犹太人很殷勤好客，也有助于经商。本雅明走遍半个世界，发现四海如一家，到处受到殷勤招待。870年，担任巴格达邮务局长的伊本·霍尔达德贝赫（Ibn Khordadbeh）在《路书》（Book of Routes ）中谈到那些会说波斯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法兰克语、西班牙语及斯拉夫土语的犹太商人，并说明他们自西班牙及意大利前往埃及、印度及中国的海陆路线。这些商人把阉人、奴隶、织物、毛皮及宝剑带到远东，再把麝香、芦荟油、樟脑、香料及真丝携回西方。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及威尼斯和热那亚舰队的征服地中海，使意大利商人压倒了犹太人。到11世纪，犹太人的商业领导地位宣告结束。甚至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威尼斯就禁止其商船载运犹太商人，此后汉萨同盟又禁止北海及波罗的海各港口与犹太人贸易。到12世纪，多数犹太商业均限于国内，而即使是在这样狭窄的范围内，也有禁止犹太人经营多种商品买卖的法律限制。

他们于是转向金融业。身处仇视的环境里，暴动可能破坏其不动产，王室贪得无厌则可能没收其不动产，因此犹太人认为储蓄应以流动性为可靠。他们最初进行简单的换钱交易，积累一定财富后从事商业投资，其后又放贷取息。《摩西五经》及《塔木德》禁止犹太人之间借贷取利，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则不在此限。由于经济生活日益复杂，而工商业日益扩展，使资金融通的重要性上升，故犹太人之间也通过基督徒互相贷款，或在企业及其利益方面以匿名合伙人的方式互相贷借资金——这是犹太拉比及少数基督教神学家允许的方式。《古兰经》及基督教会均禁止放贷取息，因此12世纪以前基督教放贷人人数较少，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借款人——包含教士、教会及修道院——均向犹太人贷款。艾农（Aaron of Lincoln）曾贷款建立9座西妥修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ies）及一座圣阿尔班（St.Albans）大教堂。到13世纪，基督教银行家侵入这一行业，采取犹太人发展出来的方法，不久就在财富及营业范围方面超过了他们。“基督徒放高利贷者，虽然不需要保护自己，不必担心被谋杀或抢劫，但是他们索债的严苛，比犹太人并不稍逊。”两者压迫欠债人都像罗马人一样苛酷，但另一方面国王也在剥削他们。

放贷者均须缴纳重税，若是犹太人，有时政府会没收其全部财产。国王原则上许可高利率，却定期从金融家手中榨取重利。收债费用很高，多数情形下债权人必须贿赂官员允其取回欠款。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准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命令基督教各国王强迫犹太人完全免除向基督徒收取借款利息。法王路易九世“为了使其本人及祖先的灵魂自罪恶中得救”，特免除其臣民欠犹太人债务的1/3。英国国王有时候颁布免债令——取消利息或本金，或取消两者——加恩于欠犹太人钱的臣民。国王出售免债令不能算少，而且在账册上记下他们为善所得的报酬。贷款契约副本依规定应留存英国政府一份，特设处理犹太人财政单位，处理契约归档及监督事宜，并审查与契约有关的案件。当犹太银行家无法缴税或支付征费时，政府即查其贷款记录，没收其全部或部分，并通知债务人直接还款给政府。1187年，当亨利二世向英国人民征收特别税时，犹太人被迫缴纳其财产的1/4，而基督徒只缴纳1/10，事实上约半数的税系由犹太人负担。有时犹太人以财物支援王国。1210年，英王约翰下令监禁英国全部犹太人——无分男女老幼，向他们征收6.6万马克的税，隐匿财产的疑犯，每天都被拔掉一颗牙齿，直到说出实话为止。1马克相当于半磅银币，其购买力几乎等于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50倍（5.4美元）。1230年，亨利三世（Henry III）指控犹太人损害国家硬币（显然有些犹太人曾这样做过），便没收英国犹太人动产的1/3。此举显然获利甚巨，在1239年又有另一次没收。两年以后，又征收了犹太人2万银马克，1244年又征取了6万马克——等于国王一年的全部收入。当亨利三世向康沃尔伯爵（Earl of Cornwall）借款5000马克时，便以英国全部犹太人作为抵押。1252年至1255年，一连串的赋税使犹太人绝望到乞求集体离开英国，然未获允许。1275年，爱德华一世（Edward I）严禁贷款取利。虽然如此，贷款取利依然盛行，又因风险增加，利息随之提高。爱德华下令逮捕英国全部犹太人并没收其财产。许多基督徒贷款者也遭监禁，其中3人被处以绞刑。犹太人中有280人被处以绞刑，集中移至伦敦，其他各郡，也执行不少绞刑，成百上千的犹太人的财产均被没收充公。

在令人惶恐不安的没收财产的间隙，犹太银行家却更趋繁荣，某些人难掩其暴富的迹象。他们不仅预借资金修建城堡、大教堂及修道院，而且自行建筑高楼大厦。他们的华厦在英国是最先以石块建成的房子。纵然艾里舍拉比有格言说“上帝之前，人人平等——无分妇人或奴隶、贫或富”，但是犹太人也有贫富之分。犹太拉比设法以种种经济管制，减缓贫穷，并压制乘人之危牟利的行为。他们强调团体对大众福利的责任，并借有组织的慈善活动减少贫困的痛苦。他们并不公开抨击财富，但成功地使学问与财富一样受到尊重。他们指明垄断或囤积居奇为罪恶行为，他们禁止零售商获利超过批发价的1/6，他们监视重量与度量的标准，他们制定最高价格及最低工资。这许多规定均告失败，犹太拉比无法把犹太人的经济生活与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邻人加以分离，而货物及服务的供求也非管制所能加以限制。

·道德

富人聚敛甚多，便借广行善事以补罪愆。他们承认有钱就应尽社会义务，或许他们深恐穷人的诅咒和愤怒。住在犹太社区的犹太人从无饿死的记录。从2世纪起，犹太官方监督即已规定宗教大会成员不问贫富定期捐款给“社区公库”（Kupah）的数目，公库款用以照料老人、穷人或病人，以及孤儿的教育与婚姻等。殷勤好客由犹太人自由行之，特别是对远游的学者。某些社区，犹太教会的人员设法将旅客安置在私人住宅内。中世纪后期，犹太慈善机构增加到相当多的数目，不但有许多医院、孤儿院、贫民救济院、养老院，而且有专门供应罪犯赎金、穷苦新娘嫁妆，慰问病人、照顾寡妇及免费埋葬死人等机构。基督徒责备犹太人贪得无厌，但也引述犹太人慷慨的事例，以激励基督徒踊跃行善。

阶级的差异使他们讲究服饰、饮食、言语表达。一般犹太人着长袖束腰长袍，多为黑色，犹如在为其被毁的圣殿及破碎的河山守丧一样。但在西班牙，富有的犹太人着丝与皮以炫耀其财富。而犹太拉比只有空自悲伤，深恐此种排场成为敌视及不满的把柄。当卡斯提亚王禁止华服盛装时，犹太男人立即服从，但是他们的妻子仍旧华服盛装。当国王要求解释时，他们告诉他，皇家英勇，扶助妇女，自不宜对妇人适用这些限制。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继续允许他们的妇女穿着华丽时尚。但是他们禁止妇人没包头发而公然露面，如有违反可构成离婚条件，而且犹太人不能在露出头发的女人面前祈祷。

犹太法典中有关卫生的规定，减少了社区拥挤的不良影响。行割礼、每周沐浴、禁饮酒及吃腐肉，使犹太人获得最佳保障，免受肆虐于邻近基督徒住宅区的疾病的侵袭。穷苦的基督徒吃腌肉或咸鱼，常常染上麻风病，但是犹太人患此症者甚少。或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犹太人较基督徒少患霍乱和类似的疾病。但在罗马贫民区，受到坎帕尼亚沼泽蚊虫的传染，犹太人或基督徒都染患疟疾。

中古犹太人的道德生活，表现了东方的传统及在欧洲所受到的限制。由于遭受各种歧视，被抢劫、杀害，受侮辱及代人受过，犹太人与各地弱势人群一样，采取狡猾的手段。犹太拉比反复指示“欺骗非犹太人比欺骗犹太人更为邪恶”，但是有些犹太人仍愿意冒险，或许基督徒也同样尽其所能讨价还价，想占别人便宜。某些银行家，不论犹太人或基督徒，催索债款极端残酷，虽然中世纪与18世纪一样，也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安塞姆（Meyer Anselm）那样诚实可靠的放贷者。某些犹太人及基督徒剪下硬币的一部分或收受贼赃。高级金融机构常雇用犹太人，可见基督徒雇主对其人格的完美颇为信任。犹太人很少有暴行重罪——谋杀、抢劫、强奸等。他们在基督教各国，比在伊斯兰教各国酗酒的情况也少得多。

虽然准许多妻，但是他们的性生活却出奇的干净健康。和来自东方的民族相比，他们少有断袖之癖。他们的妇人均是庄重娴静的女人、勤俭的妻子、多产的良母。早婚使娼妓减少至最低的限度。独身者为极少数。法师艾休（Asher Ben Yehiel）主张，20岁的独身者，除非专心研习律法，否则可由法院强制其结婚。父母均代子女安排结婚大事。11世纪犹太人的一份文件称，很少有女孩子“粗鲁鄙俗到说出自己的意中人”。但是，未经双方同意的婚姻没有法律效力。做父亲的可在子女幼年时替其预订婚约，哪怕只有6岁也是可以的，但是成年以前小孩不可能成婚，而当女儿成年，假如她不愿意，即可废除婚约。订婚为正式大典，女孩在法律上成为男人的妻子，自此以后除非离婚，否则不再分离。订婚大典中，关于嫁妆及结婚预存款，双方签订一项契约。后者是丈夫休妻或死亡时支付给妻子的一笔预储款项。没有200银币（足够买一栋房子）以上的结婚预存款，与处女新娘结婚即属无效。

伊斯兰各国富有的犹太人中间盛行多妻，但是基督教各国的犹太人却很少多妻。《塔木德》后期犹太教文献有约千次谈到男人之妻，均用单数，而不用复数。约1000年，美因茨的法师乔松（Gershom ben Judah of Mainz）下令驱逐多妻的犹太人出教，其后不久，除西班牙外，欧洲各国犹太人多妻及娶妾制度几乎绝迹。不过结婚10年，妻无所出，其夫娶妾或多娶一妻者并不罕见。乔松于同一道教令中，废止丈夫未经妻子同意或妻子无罪即可离婚的权利。

纵使法律上婚姻结合较松散，家庭仍是犹太人生活最安全的地方。外来危险导致内部的团结，甚至敌视他们的旁观者也作证，称犹太家庭的特征为“温暖及尊严……周到、体贴、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年轻的丈夫与妻子共同工作，同甘共苦，丈夫视妻子为大我的一部分。他是父亲，小孩在其膝下长大，激起内在的潜能，使小孩得到更深挚的关怀。结婚前他可能未与其他妇人发生关系，之后在小而亲密的社团内就很少有不忠的机会。几乎是从小孩出生开始，他就设法储蓄，作为女儿的嫁妆及男孩结婚的预存款。他认为孩子们结婚之初的生活由其负责是理所当然，这样一来让年轻人在一夫一妻制的限制下不至于出轨淫乱。许多情形是新郎与新娘住在岳父家中——这很少会增加幸福。与罗马共和时代一样，家中长者的权力绝对不容置疑。他可以驱逐子女出教，有理也可殴打妻子，但是假如严重伤害了她，社区可以依其财产情况对其处以罚款。家长权力的执行虽然严峻，但仍不失爱护之心。

妇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很低，道德上则很高。像柏拉图一样，犹太人因生为男人而感谢上帝，而妇人则谦卑地答称：“感谢上帝，依其意旨而我生为女人。”在会堂里，妇人在廊上或在男人后面另有座位——这对她们令人着迷的魅力，实是一种笨拙的恭维。她们的出席也不能计入法定人数内。赞扬女人漂亮的歌被视为不雅无礼，虽然《塔木德》并未加以禁止。男女调情只能见于通信，犹太拉比禁止异性间公开谈话——甚至夫妇之间亦然。舞蹈不受禁止，但只限于女人与女人及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舞蹈。丈夫在法律上是妻子唯一的继承人，妻子却无权继承丈夫的财产。丈夫死后她可取回相当于嫁妆的财产及结婚预存款，其子为其余财产当然的继承者，自然会适当照顾其母。无子时女儿才有继承权，否则只能视兄弟对她们的感情而定，实际上这种感情极为可靠。女孩从来不上学，女子有才被视为特别危险，不过允许她们私自读书，我们也知道有不少妇人公开讲授律法——虽然有时讲授者与听众隔开。虽在体力和法律上有种种不利，但是有功的犹太妇人在婚后仍可取得完整的荣誉与忠诚。迪本（Judah Ben Moses Ibn Tibbon）对一位伊斯兰教贤人的话颇表赞许：“只有善行会给女人带来荣誉，只有鄙行会使女人受到轻视。”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婚姻关系更接近完美。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自负，对其生殖能力及子女甚感得意。最严肃的起誓是将手放在誓词（testes）上面，故有英文中“Testimony”（作证）一词。每位男人被期许至少有两个子女，然而事实上总有更多的小孩。小孩受到尊重，视为来自天上的访客，是天使的化身。父亲也受尊重，被视为神的代理人。父亲在座，除非呼其同坐，孩子一直站立，孩子的乐于服从，与年轻人的傲性已完全调和。举行割礼时，依据《亚伯拉罕盟约》（Covenant of Abraham ），小孩即已被献予耶和华。每一个家庭都把训练一个儿子成为法师当作应尽的义务。小孩年满13岁，即举行严肃的成人礼。举行成人礼之后的小孩，被视为已成年，能尽法律义务。宗教在成长的每个阶段均显现其尊严与神圣，减轻了父母的教育负担。

·宗教

中古犹太人大体遵守律法，作为避免外来惩罚，尤其是避免团体分裂的堡垒。律法有许多方面令人困扰，但仍受到尊重，被视为促进成熟和特殊家庭及学校教育的必需，是生活的重要媒介。

每个犹太家庭即是教会，每个学校即是圣庙，每位父亲即是祭司。会堂的祈祷及礼仪在家庭中均有简化的形式。宗教斋戒及节庆均举行教育性的仪式，把过去与现在，把逝者与生者及未出世者联结在一起。每星期五安息日前夕，父亲将妻子、儿女及奴仆叫到他的身边，分别祝福，领导他们祈祷、读经及唱圣歌。主要房间门柱上加上一个管子，内装一卷写有两段《申命记》的羊皮纸（第6章4至9节，第11章13至21节），提醒犹太人神只有一个，应以“全心、全力、整个灵魂”去爱它。小孩四岁即入会堂礼拜，在其最易受影响的成长期接受宗教的熏陶。

犹太会堂不仅是圣庙，而且是犹太社区的社交中心。“Synagoge”、“ecclesia”、“synod”、“college”，其意均为“集会”、“宗教大会”。基督诞生以前会堂原本就是学校，故艾斯甘那支犹太人（Ashkenazic Jews）仍然称其为会众（Schule）。流亡中，犹太会堂神奇地肩负各种任务。某些会堂，照例于安息日执行该周“最高法庭”所作的决定，并征税、登载遗失、接受申诉，宣告定期出售财产，使所有人得以提出反对出售等。会堂负责社区慈善工作，在亚洲建立旅客住所。犹太住宅区里面最好的房子总是会堂，有时，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会堂多为建筑杰作，极为富丽堂皇。基督教国家不断禁止建筑与市内最高的基督教堂一样高的犹太会堂。1221年，教皇霍诺留三世竟下令拆毁犹太会堂。14世纪，塞维利亚有23座犹太会堂，托莱多及科尔多瓦差不多也有这个数目。1315年建于科尔多瓦的一座犹太会堂，如今已被西班牙政府认定为国家纪念建筑。

每座会堂皆有一所学校，还有私立学校及私塾。教师工资由社区或父母支付，但须受社区的监督。男孩每天很早即上学堂——冬天是破晓之前，数小时后放学回家吃早餐，然后又回到学校上课，直至11时始回家吃午饭，中午又回校上课，中午2时至3时是休息时间，接着上课至晚间，最后才放学回家吃晚饭、祈祷及就寝。对于犹太儿童而言，生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希伯来文及《摩西五经》是主要的读物。到了10岁，学生开始读《塔木德》的本文，13岁读《塔木德》的重要论述。期望成为学者的学生自13岁至20岁或20岁以后，应继续读《塔木德》的《本文》和《注释》。通过对《塔木德》各种不同主题的学习，学生学到多种科学知识，但对非犹太人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反复背诵许多东西，用于背诵的合唱曲是那样强而有力，因此有些地方根本不须学校讲授。学院提供高等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称为“律法学者”（talmid hakam），他们免付社区税捐。虽然他们不一定是犹太拉比，但是在其来去之际，非学者的人们均应起立致敬。

犹太拉比是老师、律法家，还是祭司。照例他应该结婚。他执行宗教事务，或报酬不多，或竟无报酬，因此他也要在社会上谋生。他很少讲道，那是旅行讲道家（Maggidim）的任务，他们的训练重在声音洪亮，使口齿惊人的清晰流畅。任何宗教大会成员皆可领导祈祷、读经或讲道，不过这项荣誉常常给予某些有名的或常常行善的犹太人。正统希伯来人的祈祷是很复杂的典礼。要恰当地举行祈祷大典，必须包头以示敬重，双肩及前额应绑上经匣，内含《出埃及记》（第13章1至16节）及《申命记》（第6章4至9节，第9章13至21节）经文，而且其衣服边缘应刻上帝的箴言。犹太拉比将这些仪式解释为神的合一、显现及律法的必要备忘大典。一般犹太人认为这些仪礼是拥有神力的。宗教大典的高潮是宣读圣坛上小约柜内的一卷律法。

流亡的犹太人最初讨厌在宗教大典上奏乐，认为那太不适合国破家亡的悲哀气氛。但是音乐与宗教的亲密关系犹如诗之于爱，最深的感情为求最文明的表达，就需要最富感情的艺术。音乐通过诗又回到了会堂。6世纪，新希伯来诗人开始写宗教诗，杂以人为的离合诗句及押头韵诗句。在响彻云霄的希伯来语的豪迈虔敬中，感情向上升华，并充满宗教的热诚，到如今就促成了犹太人的爱国与虔诚。淳朴自然而有力的以利亚撒·卡里尔赞美诗（8世纪），至今在某些犹太会堂仪礼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及德国的犹太人也有类似的诗。在赎罪日许多犹太人唱以下这篇赞美诗：

当王国终于来临，

群山也将高歌，

而众鸟也必高笑欢腾，

为了它们又归入神的怀抱。

而在各地的会众，

齐唱赞美的诗歌，

让远方听到的人们，

共同欢呼加冕的王。

圣诗（piutim）被犹太会堂采用，是由唱诗班的领唱者领唱，从此音乐再次成为仪礼的一部分。许多会堂读经及祈祷均由会堂主领者（cantor）或会众予以吟诵，音调大体均为临时创作，但是偶尔模仿基督教一般唱诗的格调。11世纪前，瑞士圣加尔（St.Gall）教堂音乐学校创作了著名的希伯来圣歌《齐声誓愿》（Kol Nidre ），这是一首复杂的歌曲。

在犹太人心中，会堂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圣殿的地位。有一天他可在锡安山圣殿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向耶和华献祭，这种希望一直令他憧憬，并使他总是为假的弥赛亚所欺。约720年，叙利亚人瑟热内（Serene）自称是大家所期待的救世主，并鼓动犹太民众，图谋自穆斯林手中夺回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西班牙的犹太人都弃家前来加入他的冒险事业。他不久就被捕入狱，并由哈里发叶齐德二世揭发其欺骗行径，并被处死。约30年后，伊斯法罕城的伊萨又领导类似的叛乱，在其领导下，1万名犹太人揭竿而起，挺身战斗，但终于失败，伊萨在战役中被杀，伊斯法罕的犹太人遭受严厉的惩罚。当欧洲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激动兴奋之际，犹太各社区竟梦想基督徒如果获得胜利，就会把巴勒斯坦还给他们。他们在一连串的集体屠杀和抢劫后才梦醒。1160年，阿尔律（David Alrui）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光复耶路撒冷，恢复犹太人的自由，这又得到美索不达米亚犹太人的积极响应。阿尔律的岳父深恐这一叛乱使犹太人遭殃，乘其入睡时将其刺杀。约1225年，又有一位弥赛亚出现于阿拉伯南部，使犹太人兴奋至集体歇斯底里的程度。迈蒙尼德在著名的《给南方的信》（Letter to the South ）中揭发冒名者的谎言，并提醒阿拉伯犹太人过去这种不可靠的尝试所导致的死亡与破坏。虽然如此，他仍支持弥赛亚的希望，认为那是流亡的犹太人精神的支柱，并将其列为犹太教13个基本信条之一。

·反犹太主义（500—1306）

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仇恨根源是什么？主要的根源是经济上的，但是宗教间的差异加深或掩盖了经济上的敌视。信奉穆罕默德的穆斯林，怨恨犹太人不承认他们的先知。基督徒接受基督神性之说，发现基督的族人竟不承认其神性，极为震惊。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善良的基督徒并不觉得，让整个民族替一小群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基督死前数天的行为负责任，是违反基督教义或不人道的事。《路加福音》述说一群犹太人欢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第19章37节），又述说当他背负十字架至戈尔戈塔，“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第23章27节），而且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第23章48节）。但是每到复活节前一周，虽有成千个讲坛在述说着耶稣受难的故事，却都忘记了犹太人同情耶稣的明证。基督徒心中腾跃着怒火，在那几天内，犹太人均足不出户，深恐人们因为冲动又导致另一次集体抢劫及杀人。

上千的猜疑及仇视来自彼此间的误会。犹太银行家最受敌视，主要与贷款利率高有关。当基督教国家经济有了发展，基督教商人及银行家侵入原由犹太人独占的行业后，竞争又造成彼此的仇恨，某些基督徒商人积极地鼓动反犹太主义。犹太人任公职者，特别是担任政府财政部门职位的人，自然成为讨厌赋税及怨恨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攻击对象。由于经济与宗教的仇恨，对某些基督徒来说，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事物皆令人讨厌，反之犹太人亦然。基督徒责备犹太人本位主义、排外，却不认为这是对歧视和不时受身体攻击的正常反应，应加以宽谅。犹太人的脸孔、语言、态度、饮食、仪礼，在基督徒眼中似乎奇怪得令人讨厌。犹太人在基督徒斋戒时饮食，在基督徒饮食时斋戒。休息及祈祷的安息日仍旧为星期六，而基督徒的安息日却已改为星期天。犹太人在逾越节欢欣庆祝逃离埃及，可是该节日很靠近星期五，那天基督徒都为耶稣的死亡而哀伤。依据犹太律法，犹太人不吃非犹太人煮的食物，不饮非犹太人酿制的酒，不用非犹太人摸过的盘碟和器具，不与非犹太人结婚，基督徒把这些古法——早在基督教成立前即已制定——解释为犹太人认为一切基督徒的物品皆不洁，并抨击犹太人常常不干净，衣服也不整齐。由于彼此隔离，双方都有荒谬可悲的传说。罗马人曾控告基督徒残害异教儿童，于秘密祭典中献其血给基督教上帝，12世纪的基督徒也控告犹太人绑架基督徒小孩献给耶和华，或用其血制药，或做逾越节的无酵饼。犹太人又被控在基督徒饮水井里下毒，并偷圣饼榨取耶稣的血。当少数犹太商人着华服炫耀其财产时，整个犹太民族就被控尽取基督徒的财富予己。犹太女人被疑为尽是女巫，有人认为许多犹太人均是魔鬼的同伙。犹太人为了报复，也对基督徒编造类似的传说，并对基督的出生及少年时代，捏造了许多侮辱性的故事。《塔木德》劝告犹太人以慈善加于非犹太人，巴雅赞许基督教修道院制度，迈蒙尼德认为“耶稣及穆罕默德的教义引导人类走向完美之境”，但一般犹太人不能了解哲学上的这种契合，采取以牙还牙、以怨报怨的态度。

疯狂之中也有清醒之时。不顾国家与教会法的禁止，许多基督徒与犹太人结为好友，有时还通婚，这在西班牙与法国南部特别突出。基督教与犹太学者合作也不乏实例——如迈克尔·斯科特与安那托利，但丁与伊曼纽尔。基督徒赠礼给犹太会堂，沃姆斯的一所犹太公园，即依赖一名基督徒妇人的遗产而得以维持。里昂城为了方便犹太人，将市集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世俗政府发现犹太人是商业和财政上的一大资产，因此给予他们摇摆不定的保护。国家限制犹太人公开活动或逐其出境，有些是因为无法在不宽容及暴动的情况下保障他们的安全。

在这方面，教会的态度因时因地而异。在意大利，教会保护犹太人，认为是《旧约》“律法的保护者”，也是经文合于历史及证实“上帝愤怒”的活生生的证人。基督教会议虽常常含有美意，但对犹太人的限制仍是主流，结果是定期地增加犹太人的苦难。《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 ，439年）、克莱蒙宗教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535年）及托莱多宗教会议（Council of Toledo，589年），均禁止犹太人担任有权处罚基督徒的职务。奥尔良宗教会议（Council of Orleans，538年）命令犹太人在复活节前一周足不出户，或许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同时禁止他们担任公职。第三次拉特兰会议（Third Council of the Lateran，1179年）禁止基督教助产士或护士给犹太人接生。贝西亚宗教会议（Council of Beziers，1246年）谴责基督徒雇用犹太医生。阿维尼翁宗教会议（Council of Avignon，1209年）为报复犹太人的清洁律，禁止“犹太人及娼妓”触摸出售的面包与水果，并重申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仆佣的教会法，又警告信徒不可和犹太人互换服务，应视他们为不洁之人而躲开他们。有几次宗教会议宣告基督徒与犹太人结婚无效。1222年，一位教堂执事改信犹太教并娶犹太妇人，竟被烧死。1234年，一位犹太寡妇被拒绝归还嫁妆，理由是其夫改信基督教，他们的婚姻无效。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鉴于“因错误，基督徒有时与犹太妇人或伊斯兰教妇人有了关系，有时犹太人或穆斯林与基督教妇女有了关系”，因此决议：“在基督教各区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无论男女，不管何时，若处在大庭广众之中，应通过服饰的特征明示与其他民族有别。”他们年满12岁即服特别颜色——男子在帽子或斗篷上，女人则在面罩上。这是对以前穆斯林歧视基督徒及犹太人律法的一种报复。徽章由各国政府或地方教会各自决定，通常是黄布的轮子或圆圈，直径约2英寸，鲜明地织于衣物上。英国于1218年执行该命令，法国是1219年，匈牙利是1279年。在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及加比特拉诺（San Giovanni da Capistrano）于12世纪全面执行该命令以前，西班牙、意大利及日耳曼等地断断续续地执行该命令。1219年，卡斯提亚犹太人威胁将集体离开该国，假使该命令严格执行的话。当地教会同意撤销该命令。犹太医生、学者、财政官员及旅客常常不受该命令的约束。16世纪以后，该命令渐成摆设，至法国大革命时完全取消。

大体说来，教皇是宽容的。格列高利一世虽然热心传教，却禁止强迫犹太人改宗，而且在他统治下的地区，仍然维持犹太人的罗马公民权。当泰拉奇纳（Terracina）及巴勒莫的主教们擅自侵占犹太会堂供基督徒使用时，格列高利强迫他们立即物归原主。他谕知那不勒斯的主教说：“犹太人做礼拜别去干扰他们。让他们自由欢度节日，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及其祖先即已这样做。”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呼吁基督教统治者服从宗教大会禁止犹太人任公职的命令。当尤金尼乌斯三世于1145年至巴黎，庄严地走进当时仍在犹太人居住区的天主教堂时，犹太人选出一个代表献上一卷犹太律法。他即祝福他们，他们随即很快乐地回家，然后教皇与国王共享逾越节羊肉。亚历山大三世对犹太人不但颇为友好，还聘用一位犹太人为其处理财政事务。英诺森三世主持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要求犹太人戴徽章，并定下一个原则，即犹太人送耶稣上十字架，因此他们注定应该继续为人役使。但他重申前令，禁止强迫改宗，态度颇为温和，更强调：“基督徒不得伤害犹太人……或强取其财产……或在其过节时加以侵扰……或以威胁掘出死者而勒索金钱。”宗教裁判所的创始人格列高利九世特免犹太人受其节制管辖，除非他们试图把基督徒犹太化，或攻击基督教，或改信基督教后又重归犹太教，并在1235年发布教谕，反对以集体暴力施于犹太人。英诺森四世（Imnocent Ⅳ）驳斥犹太人杀害基督徒小孩祭神的传说（1247年）：

某些教士、君王、贵族及显要……伪造无神计划来迫害犹太人，并以暴力剥夺其财产归为己用，颇为不义。他们诬告犹太人在逾越节祭典中分割被谋杀小孩的心……事实上，无论何地发生谋杀，他们就恶意地称是犹太人所为。因为这个理由及其他虚伪的指责，他们狂怒地攻击他们，抢劫他们……利用饥饿、监禁、疑问及其他折磨来压迫他们，有时甚至置之于死地，以致犹太人虽然受基督君王的统治，但是其境遇比之受埃及法老统治的祖先还要不如。他们在绝望中被迫离开其祖先自有史以来即已居住的国土。因为我们很乐意看到他们无灾无难，兹特下令阁下以友善仁慈的态度对待他们。无论何时，如发现有不公平的暴力攻击，请即加以补救，尽力使其免受类似的折磨。

这种高贵的呼吁可惜多半被置之不理。1272年，格列高利十世竟需要再次驳斥祭典谋杀的传闻。而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决定自此以后，除非有一位犹太人的确认，否则一位基督徒控诉犹太人的证词将不予采信。1763年以前，多位教皇发布了类似的教谕，证明教皇的仁慈，而现实中对犹太人的恶行依然如故。教皇具有诚意，可从教皇国中犹太人比较安全，而且享有免于迫害的相对自由得到证明。他们在许多国家不时遭到驱逐，但从未被逐离罗马或教皇驻地阿维尼翁。一位饱学的犹太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假如没有天主教会，则中世纪的犹太人不可能在基督教欧洲生存下去。”

在十字军东征前，中古欧洲断断续续发生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拜占庭皇帝执行查士丁尼大帝迫害犹太人的政策达两个世纪之久。赫勒克留（628年）将犹太人逐出耶路撒冷以报复他们援助波斯，并尽力铲除犹太人。以撒里亚人利奥皇帝（Leo the Isaurian）因谣言称他是犹太人，为了辟谣，就下令拜占庭的犹太人在改信基督教与被逐之间作一选择（723年）。有些犹太人顺从了，有些人在会堂中自焚，至死不屈。巴西勒一世恢复强迫犹太人受洗的运动，而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规定犹太人在基督教法庭另有一种耻辱的宣誓方式，直到19世纪为止，欧洲各国仍然采取这种方式。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宣告组成第一次十字军时，某些基督徒认为在誓师远征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以前，应先杀尽欧洲的犹太人。法国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接任十字军统帅后宣称要向犹太人报耶稣流血之仇，寸草不留，他的同伙也宣告要杀尽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一位僧侣又鼓起基督徒的热诚，因他宣称耶路撒冷圣冢发现碑文，上面说使犹太人改宗是基督徒的道德义务。十字军计划沿莱茵河向南行，该地有北欧最富庶的犹太社区。德国犹太人对莱茵河流域商业的发展贡献最多，他们善于自制，富于美德，同时赢得世俗基督徒与教士的钦佩。施派尔城主教路迪乔（Bishop Rüdiger of Speyer）与当地犹太人和睦相处，颁给他们特许状，准其自治并保护其安全。1095年，亨利四世颁发类似的特许状给王国内一切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的消息、计划路线及其领袖发出的威胁，给和平的犹太会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犹太拉比宣告数天的斋戒与祈祷。

十字军一抵达施派尔，立即拉了11名犹太人进入教堂，迫其受洗，11人均予拒绝，于是被杀。该市其他犹太人受到主教乔安森（Johannsen）的庇护，他不仅保护他们，而且将在教堂中杀人的十字军处以死刑。当一些十字军接近特里尔城时，该城犹太人纷纷请求主教艾吉尔伯特（Egilbert）庇护，他愿予保护，条件是他们应即受洗。大部分的犹太人同意这个条件，可是不少妇人杀死自己的小孩，然后投摩泽尔河自尽。在美因茨城，大主教路特（Ruthard）将1300名犹太人藏在地窖里，十字军一路前进，杀死1014人，只有少数幸免于难。4名美因茨犹太人受了洗，但是不久就自杀了。当十字军接近科隆时，基督徒纷纷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暴民烧毁犹太区，杀死了捉住的少数犹太人。主教赫尔曼（Hermann）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将藏匿的犹太人送至全国各个基督徒家中，那群朝圣者发现了迁徙的行动，就在村子里守候猎物，杀死了被发现的每个犹太人（1096年6月）。有两座村子共有200名犹太人被杀，另外4座村庄，犹太人在暴民包围之下，宁愿由自己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受洗。刚生下小孩的母亲受攻击时，杀掉了刚出生的小孩。在沃姆斯城，主教艾理布兰加（Allebranches）尽量收容犹太人到自己住所避难，解救他们。十字军在其他城市横施难以描述的暴行，杀了许多人，然后抢劫并烧毁犹太人的家，许多犹太人宁可自杀也不背叛信仰。7天以后，一群暴民围攻主教住所，主教告诉犹太人说他再也不能约束暴民，劝其受洗。犹太人请求给他们一点时间独自考虑，然当主教返回时，却发现几乎全部的犹太人都相帮着结束了生命。攻击者破门而入，杀了还活着的人。共约800名犹太人死于沃姆斯集体杀害事件。类似的情形也在梅斯、雷根斯堡（Regensburg）及布拉格等城发生。

第二次十字军（1147年）威胁采取第一次的范例。克鲁尼修道院院长“尊贵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劝请法王路易七世袭击法国犹太人，“我并不要求把这些可恨的家伙杀死……上帝并不想消灭他们，但是和弑弟者该隐一样，他们应受可怖的折磨，应使其受到最大的侮辱而觉生不如死”。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阿博特·苏格尔抗议这种基督教观念，而路易七世能没收富有的犹太人的财产即已满足。但是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远不止没收财产这么简单。法国教士鲁道夫（Rodolphe）未经许可离开修道院，到德国宣传集体屠杀、抢劫犹太人。在科隆，“虔诚的”西蒙（Simon the Pious）被谋害，尸体被肢解。在施派尔城，一位妇人被置于刑架上折磨，以劝其改信基督教。这时候还是世俗的主教在尽力保护犹太人。科隆主教阿诺德（Arnold）给犹太人坚固的城堡作为栖身之所，并准许他们武装自卫。十字军避不攻击城堡，但是杀死任何落入手中的不肯改教的犹太人。美因茨大主教亨利准许被暴民追逐的犹太人进入其住所，暴民竟破门而入，就在他眼前杀死他们。大主教诉之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圣伯纳德（St.Bernard），伯纳德严辞谴责鲁道夫，吁请停止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鲁道夫仍继续推行反犹太运动，伯纳德于是亲至德国，强迫他回到修道院去。不久，一名被肢解的基督徒在维尔茨堡被发现，基督徒控告此系犹太人所为，主教恩比科（Embicho）对此发出抗议，他们仍加以攻击，杀死了20人。许多受伤者却仍受到基督徒的照拂（1147年），主教埋葬死者在其花园内。在本地自行组织十字军的观念自德国传至法国，以致犹太人在卡朗坦（Carentan）、莱美卢（Rameru）及萨利（Sully）等地屡遭残杀。在波希米亚，有150名犹太人被杀。在恐怖事件过去以后，各地基督教教士均尽其所能协助残存的犹太人，而在胁迫下受洗者均准许仍归犹太教，免受叛教的恐怖重罚。

这些集体屠杀事件伴随着一连串的暴力攻击。1235年巴登一件谋杀悬案竟又归咎于犹太人，随后就是一阵屠杀。1243年，靠近柏林的伯立兹（Belitz），全部犹太人均被活活烧死，理由是他们当中有人弄脏了圣餐的饼。1283年，美因茨城有人控诉犹太人祭典杀人，大主教威尔纳（Werner）设法调解，仍有10名犹太人被杀，犹太人又遭洗劫。1285年，慕尼黑又因类似的谣言而群情激愤，180名犹太人逃至犹太会堂避难，暴民竟放火烧会堂，将180名犹太人活活烧死。一年以后，上韦色尔（Oberwesel）有40位犹太人被控喝干一位基督徒的血而被杀。1298年，勒廷根城（Röttingen）犹太人被控污渎圣饼而全部被焚死。虔诚的男爵莱茵福来西（Rindfleisch）集结并武装一群基督徒去杀害犹太人，他们完全破坏了维尔茨堡犹太人社区，并杀死住在纽伦堡的犹太人698人。迫害犹太人到处流行，半年内共有140处的犹太教会被连根拔除。以往德国犹太人在社区受破坏后即不断重建，现在终于失望了。1286年，许多犹太家庭离开美因茨、沃姆斯、施派尔及其他德国城镇，移往巴勒斯坦与穆斯林住在一起。及至波兰与立陶宛表示欢迎移民，两地没有劫杀犹太人的情形，莱茵河区域的犹太人遂渐渐外移至斯拉夫的东部。

英国犹太人由于不得拥有土地或参加行会，都成为商人或金融家。少数人因放高利贷致富，竟使全体犹太人受人怨恨。贵族及乡绅向犹太人举债发展事业以供应十字军东征，他们以田产的收入作抵押，基督教农民想到贷款者压榨其劳力自肥，怒气上升。1144年，诺威克城的小威廉被人谋害，犹太人被控杀人取血，该市犹太区被包围烧毁。亨利二世保护犹太人，亨利三世同样如此，但是他在七年内向犹太人征税及没收财产达42.2万镑之多。理查德一世加冕时，伦敦城想要逃债的贵族煽动一次小争吵，竟造成一次大劫杀，并波及林肯、斯坦福及林恩等地。同年在约克郡，“欠犹太人很多债”的理查（Richard de Malabestia）竟领导暴民杀害350名犹太人，犹太拉比陶伯（Yom Tob）带领150名约克犹太人自杀。1211年，有300名犹太拉比离开英法两国前往巴勒斯坦。7年以后，当亨利三世执行戴识别徽章诏令时，又有许多犹太人向外移民。1255年，谣言传遍林肯城，说有一位叫修（Hugh）的男孩被骗进犹太社区，在欢欣鼓舞的一群犹太人面前惨遭折磨，钉上十字架，且被长矛刺穿，武装群众于是袭击该犹太社区，抓住疑为主事的犹太拉比，绑在马后，拖过街头，然后将其吊死。有91名犹太人被捕，有18人被吊死，许多俘虏因勇敢的多米尼克教派僧侣的说项而获救。林肯天主堂至今有小霍福神祠一座，其上有警句：“许多意外事件往往令人怀疑。”在英国及其他地方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均源自中世纪对犹太人的狂热的仇恨，及毫无根据的集体迷信，即谓祭典杀人是犹太逾越大典的一部分。实则早在13世纪，教会即已试图保护犹太人避开一般人的怨恨，并驳斥这些奇怪的控诉。

1257年至1267年，在使英国陷入混乱的内战期间，群众失去节制，大屠杀一再发生，几乎破坏了伦敦、坎特堡、北安普顿、温切斯特、伍斯特、林肯及剑桥等地的犹太社区。房屋被毁坏，契券被烧毁，残存的犹太人几至一文不名。英国国王改向佛罗伦萨或卡奥尔（Cahors）的基督教银行家借款，他们不再需要犹太人的协助，并认为保护他们是自找麻烦。1290年，爱德华一世命令英国残存的1.6万名犹太人于11月1日以前离开，并放弃不动产及应收回的贷款。许多犹太人驾小船驶过英吉利海峡时被淹死，某些人为船员抢劫一空。到达法国的犹太人被当地政府通知，于1291年封斋期40天内离开。

在法国，随着十字军东征，亚洲的土耳其人及兰多克的阿尔比异端派，在宗教上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态度。主教们传布反犹太的言词，激动人心，在贝西亚攻击犹太社区是复活节前一周的固定仪式之一。最后（1160年），一名天主教高级教士禁止此类抨击性的布道，但是要求犹太社区于每年圣枝主日缴纳特别税。在图卢兹，犹太人被迫于耶稣受难日派代表至天主教堂公开接受挂在耳上的匣子，作为永久有罪的提醒。1171年，许多犹太人被控逾越节中使用基督徒的血，被烧死于布洛伊斯（Blois）。“奥古斯都”菲利普（Philip Augustus）看到赚钱的机会，立即以在基督徒井中下毒为名，下令逮捕王国的犹太人作为俘虏，然后让他们以重金赎身（1180年）。一年以后，又将他们逐离王国，没收他们的地产，将犹太会堂送给基督教会。1190年，他杀死奥朗日80名犹太人。1198年，他又让犹太人移入法国，代管银行业以榨取暴利。1236年，基督教十字军入侵安茹及普瓦都的犹太社区——特别是波尔多和昂古莱姆两地——要犹太人受洗，犹太人拒绝，于是有3000人惨死于铁蹄之下。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谴责屠杀，但是无法让死人复活。圣路易（St.Louis）劝告百姓莫与犹太人论教，他告诉尤安维尔说：“俗人听到骂基督教的话，应以刀剑而不应以言语来辩护，就是用刀剑尽力刺进对方的肚子里。”1254年，他把犹太人逐离法国，没收其财产及犹太会堂。数年之后，他又接纳他们，并为他们恢复会堂。他们正要重建家园，“美男子”菲利普（Philip the Fair）又把他们下狱，除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存款及财产通通被没收。他还将近10万名犹太人逐离法国，每人仅给一天的食物。国王把一座犹太会堂送给其车夫，这位车夫竟然获利匪浅。

流血事件接二连三上演达两个世纪后，形成了一种景象。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西西里及拜占庭帝国，9世纪后，只有少数迫害犹太人事件，而他们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发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即使在德国、英国及法国，和平时期也很长，而每次悲剧过后的30年内，犹太人口繁多，有些人又发达起来。虽然如此，他们的传统已将悲剧间隔期的痛苦记忆传了下来。对不停劫杀的恐惧，竟使和平时期变得焦虑，每位犹太人均须记住在殉道时应背诵的祈祷文。财产越是不安全，追求财富的愿望越炽热，可笑的是，只有街头浪人愿意问候戴黄色徽章的犹太人，一个孤立无助的少数民族的耻辱深入灵魂之中，摧毁了个人的自尊及种族间的互相友爱。在北方，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沉郁的“犹太人的悲哀”（“judenschmerz”，即the sorrow of the Jews）的记忆，令人忆起成百上千的耻辱与伤害。

为了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竟有如此多的人在十字架下牺牲！

第十七章 犹太人的心智
（500—1300）

文学

每个时代，在努力于困境中更好地生存与寻求精神食粮这两者之间，犹太人总是踌躇难安。犹太商人本身不能成为学者，但羡慕并敬重能抛开财富、安然于学习知识和寻求智慧的人。犹太商人及银行家去参加特鲁瓦市集（the fairs of Troyes），中途停下来听伟大的拉什解释犹太《塔木德》。因此，在小心翼翼的经商中，在贫贱中，在遭受致命的侮辱中，中世纪的犹太人仍然产生了许多文法家、神学家、神秘学家、诗人、科学家及哲学家，有一段时期（1150—1200年）只有穆斯林在普及识字与学识、财富上可与犹太人相比。他们可与穆斯林接触来往，就是有利之处，有许多人读阿拉伯书籍，因此中古伊斯兰教文化的整个精华部分皆被吸收。他们自伊斯兰教取得科学、医药及哲学知识，等于他们在宗教上对于穆罕默德及《古兰经》所做的贡献。由于他们的居间促成，他们以伊斯兰教思想为营养，激励了西方基督徒的心灵。

在伊斯兰国家，犹太人说话及写作常用阿拉伯语，他们的诗人仍采用希伯来语，但是接受阿拉伯的音步诗形式。在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说当地语言，但是以古代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并崇拜耶和华。迈蒙尼德过世以后，西班牙犹太人逃避阿尔摩哈德王朝的迫害，放弃阿拉伯文，改以希伯来文为文学媒介。希伯来文的复兴，可能得益于犹太语言学家的努力，《旧约》经文因为缺少母音与标点符号，原已很难理解，历经三个世纪的研究（自7至10世纪），通过增加母音记号、强音符号、标点符号、分节及脚注等，终于展露了传统的经文面目。自此以后，任何识字的犹太人都可以看懂本族的经文了。

这种研究促成了希伯来文法及字典编纂的发展。马那肯（Menachem Ben Saruk）的诗歌与学问吸引了哈什迪的注意，他召马那肯至科尔多瓦，鼓励他努力编纂《圣经》希伯来文字典。马那肯的门生查于吉（Jehuda Ibn Daud Chayuj）依据科学方法将希伯来文法应用于三本论《圣经》语言的阿拉伯文著作。耶胡达·伊本的门生萨拉戈萨人加那（Jonah Ibn Janaeh）青出于蓝胜于蓝，在阿拉伯文《评论》（Book of Critique ）一书中，改进了希伯来文句法及字典编纂法。摩洛哥的哥来希（Judah Ibn Quraish）在精通希伯来文、阿拉姆语及阿拉伯语后，首创闪米特语系各种语言的比较语言学。经文派犹太人亚伯拉罕（Abraham al-Fasi）找出《旧约》文字的语根，依据字母顺序编成字典，进而又强化了这项工作。罗马的耶其尔（Nathan ben Yechiel）编纂《法典字典》，足以傲视其他字典的编纂者。在纳博讷城，基姆希（Joseph Kimchi）及其子摩西与大卫为此下苦功达数十年之久。大卫的《文法纲要》（Michlol ）盛行几个世纪，是希伯来文文法的权威著作，对于詹姆斯王聘请的《圣经》译者而言，该书提供很大帮助。以上这些人仅是上千位学者中的少数几人而已。

得益于精深学术的熏陶，希伯来诗歌终于超脱了阿拉伯的范式，发展出自己的形式与主题，仅在西班牙一地就产生了三位诗人，足可与同时代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文学家颉颃。嘉毕罗（Solomon Ibn Gabirol）在基督教各国被称为阿维斯勃朗（Avicebron），他悲剧的一生足以反映以色列人的情感。这位被海涅称为“哲学家中的诗人，诗人中的哲学家”的诗人约1021年生于马拉加，早年父母相继谢世，在贫苦中长大，使他沉思冥想。他的诗篇得到伊斯兰教城邦萨拉戈萨大臣哈桑的偏爱。有一阵子，嘉毕罗在该地觅得保护而生活幸福，歌颂人生的欢乐。但哈桑后被阿拉伯君王的敌人刺死，嘉毕罗只好逃离该地。此后许多年，他在伊斯兰教西班牙到处流浪，又穷又病又瘦，以至于“即使是一只苍蝇也可轻易地把我带上空中”。诗人塞缪尔在格拉那达城给他庇护。在这里，嘉毕罗开始撰写哲学方面的书，以诗歌来赞颂智慧：

我怎能放弃智慧？

我已与她缔结盟约。

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爱子；

她把珍宝紧扎在我的颈项上……

虽然生命属我所有，可是我的灵魂总是向往

她那如天一样的崇高……

我永远不休不息直到发现了她的源流。

可以推测，他鲁莽冲动的骄傲性格终使他与塞缪尔发生了争执。当时他只是20多岁的青年，又重回到处流浪的穷苦生活。不幸使他在精神上更加谦逊，他由哲学转向宗教：

主啊，人是何物？是被污蔑和践踏的兽尸，

是满怀欺心的有毒造物，

是在热火中干缩的枯花。

他的诗歌有时具有《赞美诗》低沉壮阔的气韵：

上帝呀！给我们和平，

永久地恩赐福泽。

别让我们惹你厌恶，

你是我们的住处

我们不息地徘徊流浪，

或带着锁链在流亡的恐惧中坐着；

不论我们前往何地，依然高唱

我主的荣光就在身旁。

他的杰作《高贵的上帝》（Kether Malkuth ）赞颂神的伟大，如同他在早期的诗歌中赞许自己一样：

我要飞向着你来赢取

一个安全的场所，藏身于

你愤怒的暗影中，

直到你的怒气全消。

我要依靠你的慈悲，

直到你听取我的诉苦；

我永远不会放弃对你的信赖，

直到你的荣光赐福于我。

伊斯兰教的西班牙，犹太文化的繁荣可从格拉那达的艾兹拉家族（the Ibn Ezra family）得到印证。雅各·艾兹拉（Jacob Ibn Ezra）在哈布斯王政府大臣塞缪尔手下担任重要职位。他家便是文学和哲学沙龙。他的四个儿子在学术熏陶中长大，有三个名重一时：约瑟夫任该国高官，领导犹太社区；以撒是诗人、科学家及《塔木德》编著者；摩西斯是学者、哲学家，并且是哈勒维前一代最伟大的犹太诗人。当摩西斯爱上了他漂亮的侄女，其快乐的青年时代即告结束，以撒将她许配给其弟亚伯拉罕。摩西斯于是离开格拉那达，在陌生的国土到处流浪，只有诗能安慰他那无望的恋情。“你的红唇似蜜，让人想要吮吸。你呼出如兰如麝的香气，让人亲近呼吸。虽然你对我虚情假意，我对你却是真情永驻，直到你成黄土一堆为止。我心为了夜莺歌唱而欢欣鼓舞，虽然夜莺盘旋于上终是杳杳远去。”最后，和嘉毕罗一样，他转向宗教，高唱神秘奉献的圣诗。

亚伯拉罕·艾兹拉——勃朗宁（Browning）所说的维多利亚时代哲学的代言人——是摩西斯的远亲和知己。1093年他出生于托莱多，年轻时勤奋好学，广泛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他也是到处流浪，做过很多职业。运气对他太坏，他带着犹太式的自嘲说：“假如我出售蜡烛，则太阳永不西沉；假如我贩卖寿衣，人类就永生不死。”他旅行至埃及，经伊拉克至伊朗，或许到了印度，再回意大利，然后到法国和英国。75岁又回到西班牙，同年逝世，身后一贫如洗，然其诗歌和散文却已蜚声犹太世界。其著作与其住过的地方一样丰富多彩——数学、天文、哲学及宗教方面皆有论著，其诗篇描述爱与友情，神与自然，解剖学与时令、季节，棋与星星等。他把“信仰时代”普遍存在的观念进行诗化，而且在希伯来情调方面比纽曼更着先鞭：

啊！人间天上的上帝，

灵与肉皆属于你！

你以大智慧赐给

人类内心的灵光……

我的时光任你支配，

只有你才知道何者最善，

而在我无以立足之处，

你的神力带来可贵的救助；

你的斗篷掩去我的罪恶；

你的仁慈是我可靠的屏障；

而你那慷慨的赐福保佑，

却不需要任何报偿。

同时代的人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对于《旧约》各经的评述。他为希伯来经文的真实性和神示性辩护，但是把神人同性论的内容视为一种隐喻。他首先主张《以赛亚书》是两位而非一位先知的作品。斯宾诺莎认为他是《圣经》理性批评的创始人。

那时代最伟大的欧洲诗人是哈勒维。托莱多城被卡斯提亚阿方索六世攻陷后一年，他出生于该城，在当时最开明、最自由的基督教皇帝统治下安全地长大成人。早年一首诗大获摩西斯·艾兹拉的欣赏，老诗人邀请他到格拉那达同住，在那里摩西斯与伊萨克在家中款待他达数月之久。西班牙各犹太社区，争相阅读他的诗篇及佳言隽句。其诗歌反映了他善良的个性及幸运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他歌颂爱情，模仿伊斯兰教及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一地抒情游吟诗人的技巧，及《雅歌》所具有的那种美感。有一首诗《他的欢乐之园》（The Garden of His Delight ）是情诗中坦述性爱的杰作：

下来吧！她的爱人；为何你还要留在那儿

在她的花园中觅食？

不如转向做爱的床，

去采集她的百合花。

她那胸前一对秘密的苹果

已发出迷人的香气；

为了你她把闪光的宝果

掩藏在她的项链里……

若不是有面幕遮着，她会使

天上的星星失去光辉。

哈勒维辞谢艾兹拉家族的殷勤招待后，至卢塞纳城犹太学院，在那里进行研究达数年之久。他学医，后来成为不算杰出的医生。他在托莱多开设一所希伯来文学校，讲授经文。瞬即结婚，生有四个孩子。年纪越大，他越了解犹太人的不幸，比对自己的感触更深。他开始歌颂犹太民族，歌颂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信仰。和许多犹太人一样，他也希望老死于巴勒斯坦：

哦！世界之城（耶路撒冷），傲视当代，富丽华贵！

哦！恨无飞鹰之翼，一飞冲天，飞至你那儿。

直到我泪下滂沱，沾湿你的土地！

我心落在东方，虽然我身留在西方。

生活富裕、愉快的西班牙犹太人视这类诗为哗众取宠，然而哈勒维的态度是诚挚的。1141年，找到适当的人照顾其家庭后，他开始艰难地踏上耶路撒冷朝圣的历程。逆风将他所乘的船吹至亚历山大港。那里的犹太人盛情款待他，并恳求他不要冒险前往当时被十字军占领的耶路撒冷。随后，他来到达米埃塔和提尔，不知是何原因，他又转往大马士革。从此他就在历史中消失了。传说他转道至耶路撒冷，初见该城即屈膝膜拜，吻它的土地，不久竟被一个阿拉伯骑兵蹂躏至死。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抵达他朝思暮想的圣城，但我们知道他暮年时在大马士革，写了一首《锡安颂》（Ode to Zion ），被歌德赞颂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锡安山呀！你不是想要

从你的圣石中传来你的祝福，

为你着迷的人群

纷纷向你朝拜，他们是你残存的羔羊？……

我的声音已经沙哑，当我为我的忧患而哀伤；

但是，在幻想的美梦里，

我仿佛看到你已自由，它的韵律流泻奔放，

甜美犹如悬于巴别塔溪畔的竖琴……

若是神意一如往昔，我就要

到那圣地倾诉衷情，但我能

在那儿尽情地用我的灵魂来诉说！

王殿及神座就在你那儿；

何以列王的宝座

如今竟坐满了奴隶？

哦！谁会领我向前

寻找异时旧日的宝座，

其地天使曾以其荣光启示了

你的使者及你的先知？

哦！谁赐我以羽翼，

就此高飞远翔，

而在该处从长久的流浪中歇息下来，

在你已毁坏后是否歇息的是我已死的心？

在你的圣土我要俯首膜拜，手握

石头视同宝贵的黄金……

你的大气是我灵魂的生命，你的

尘土就是香料，你的溪流温香甜蜜；

裸体赤脚，来到你残破的圣殿，

谁知我心中有多欣喜！

来到藏匿约柜的地方，而在幽暗的

凹处居住着神圣的天使……

锡安山，你真完美呀，在你那儿

齐集了爱与祝福！

你伙伴的灵魂柔顺地

转向着你；你的幸福就是他们的快乐，

然而他们现在泪落不止，为了你的毁灭而悲哀，

在遥远的流亡中；对于你的神圣崇高，

他们无限向往，而面向你的大门，他们俯首祈祷。

上帝希望你是它的住所，

永远永远并且赐福于你，

上帝已把福泽荫给了他，

留在你的宫廷内。

他密切向前注视，满怀幸福向你接近，

只待你的荣光升起，

而在其上破晓已至，光明大放，

就在那东方的天空上。

但是最有福的他，满眼喜悦，

为你的赎罪解放而欢天喜地，他会注意

更会看到你已一如往昔的年轻。

《塔木德》的历险

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犹太人过分繁荣，在创作深度上因此不如衰落时期的诗人。他们写作欢欣、优美及感恩的诗篇，并论及一种哲学，调和了经文与希腊思想。尽管狂妄的阿尔摩哈德王朝将犹太人由伊斯兰世界驱入基督教的西班牙，他们继续着繁荣，在13世纪，托莱多、赫罗那及巴塞罗那三地基督教均极宽容，使犹太学院盛极一时。在法国和德国的犹太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畏缩在狭窄的犹太区内，专心研读《塔木德》。他们不会自寻烦恼，在世俗世界中证实信仰。他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该法的前提，他们殚精竭虑地研读《塔木德》。

法师乔松创设于美因茨的学院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校之一，有几百名学生在那里就学，与乔松合作编纂并注释《法典本文》，前后经两代人努力完成。在法国，法师伊兹哈克（Shelomoh Ben Yitzhak）也进行类似的工作，人们将其头衔及本名首字母合并，称他为拉什。他生于法国东北香槟（Champagne）地区特鲁瓦市，曾在沃姆斯、美因茨、施派尔等地的犹太学院作研究。回到特鲁瓦市后，他以卖酒维持生计，闲暇时则讲述《圣经》、《塔木德》。虽非正式的法师，他在特鲁瓦市创设一所学院，在该校传道授业四十年之久，陆续评注《旧约》、《法典本文》及《注释》。他不像某些西班牙学者，试图调和哲学思想来解释宗教的经文，他解释经文相当清晰明白，其《塔木德》评论往往与《塔木德》一起印辑成书。个性与生活的谦和、纯净，使他赢得民众的尊敬，被视为圣人。欧洲各犹太社区在神学及律法方面屡次求教于他，其答复被视为具有合法的权威性。他在老年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而伤心欲绝。他死后，其孙塞缪尔、雅各及以撒继续其未竟的事业。雅各是第一位被称为学者（tosaphists ）的《塔木德》补充评述家。拉什死后五代，法、德《塔木德》学家在《塔木德》里页空白处补充校正并修改了拉什的评述。

当查士丁尼大帝认为《塔木德》是“一本无知、寓言、邪恶、侮辱、诅咒、异端以及渎神的书”而予以禁止时，《塔木德》尚未臻于完备。自此以后，基督教会似已忘记了这部《塔木德》的存在，罗马教会的神学家很少有人懂得《塔木德》所使用的希伯来文或闪米特阿拉姆文，故在700年内，犹太人可以自由研究自己喜欢的《塔木德》——如此持续了很久，他们似乎也忘了《圣经》的存在。但是1239年，法国犹太人道宁（Nicholas Donin）改信基督教，在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面前控诉《塔木德》可耻地侮辱耶稣及圣母而且犹太人对待基督徒欺诈不诚。某些罪状是真实的，因为勤劳的编纂者过分尊重口述律法教师及注释者的意见，以致在《法典本文》的世俗部分偶尔地包括一些愤怒的犹太拉比反击基督教攻击犹太教的批评。但此时比教皇更基督教化的道宁增添了许多并无事实根据的罪名，说《塔木德》允许并奖励欺骗和杀害基督徒，不管此人是何等的善良，说犹太拉比允许犹太人随意毁弃誓约，并说研读犹太《塔木德》的任何基督徒将被杀死等。格列高利命令将法国、英国及西班牙发现的《塔木德》均交给多米尼克或圣方济各派教徒，令这些僧侣小心研究，并说该书应予焚毁，如果罪名查实的话。这项命令执行的结果如何，未见史料记载。在法国，路易九世令犹太人交出《塔木德》版本，否则处以死刑，并召四位犹太拉比至巴黎，在国王、皇后、道宁及两位著名经院哲学家——威廉和大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面前公开举行辩论会，为《塔木德》辩护。经过三天的调查，国王下令焚毁《塔木德》各个版本（1240年）。桑斯（Sens）大主教科努图斯（Walter Cornutus）替犹太人说情，国王才答应将许多版本归还原主。但是大主教不久逝世，某些僧侣主张这表明上帝认为国王过于仁慈。路易受他们鼓励，下令没收《塔木德》各版本，共装成24车运至巴黎，付之一炬（1242年）。1248年，教皇使节禁止法国犹太人拥有《塔木德》，自此以后，除普罗旺斯一地，犹太法学研究及希伯来文学在法国均趋衰落。

1263年，巴塞罗那也举行类似的辩论。阿拉贡及卡斯提亚主持异端裁判的多米尼克派僧侣雷蒙德（Raymond）想使两国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为了充实布道者的学问，他在基督教西班牙教士培训学校安排了希伯来文的课程。有一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保罗协助他，他在基督教及犹太教神学方面的学识给雷蒙德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安排在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面前，让保罗与赫罗那城犹太拉比纳其曼（Moses Ben Nachman）辩论。纳其曼等人勉强参加辩论，因为不管胜负，都一样令人恐惧。辩论持续四天之久，国王颇觉有趣。1264年，教会强行夺取阿拉贡国《塔木德》，删去其中反基督教的词句，然后将书退还原主。纳其曼徒众在为阿拉贡犹太教辩护的文章里，谈到基督徒所用的词句对于雷蒙德来说好像完全是渎神不敬的。这位僧侣向国王抗议。但是直到1266年，詹姆斯才迫于教皇的坚持，把纳其曼等人逐出西班牙。一年以后，这位犹太拉比死于巴勒斯坦。

犹太人的科学

中古时代犹太人的科学和哲学均在伊斯兰教各国取得显著成就。中古时期住在基督教各国的犹太人极为孤立并受歧视，但是他们同时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以至于埋首于神秘主义、迷信及救世主的梦想中，以寻求解脱，历史长河中很少出现对科学发展如此不利的环境。不过，宗教鼓励研读天文学，因为必须依赖天文学才能正确确定各个节日。6世纪，巴比伦的犹太天文学家开始引用天文计算法取代直接观测天象的方法。他们根据太阳的显明运行计年，依照月球的盈虚计月，每个月均有巴比伦式的名字，满月为30天，缺月为29天，然后以19年为一个周期，每逢3、6、8、11、14、17及19各年均加上第十三个月，借以调和阴历与阳历。在东方，犹太人使用塞琉古历法（the Seleucid calendar）来记事，该历法自公元前312年起开始使用。在欧洲，自9世纪起，他们采用今日流行的犹太纪年，称为anno mundi ，意为“世界年历”（year of the world）——它公认为公元前3761年首创并开始应用。犹太历法与很多历法一样有缺陷，也一样神圣不可改变。

犹太学者马夏拉（Mashallah）是伊斯兰国家早期的天文学家之一。其所著《天体运行轨道》（De Scientia Motus Orbis ）由杰拉德（Gerard）从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在基督教各国很受赞赏。其《论价值》（De Mercibus ）一书，是现存最古老的阿拉伯文科学著作。其时主要的数学论著有《论代数、几何及三角》（Hibbur ha-Meshihah ）——为巴塞罗那的亚伯拉罕·西雅（Abraham Ben Hiyya）所著。他还主编了一部现已逸失的有关数学、天文学、光学及音乐的百科全书，并留下了现存最早的论历法的希伯来文论文。一个世纪之后，亚伯拉罕·艾兹拉发现写诗与研讨数学组合分析原理并不冲突，可以并行不悖。这两位亚伯拉罕是最早不以阿拉伯语而用希伯来文写作科学著述的犹太人。通过这些书以及无数翻译自阿拉伯文的希伯来文译著，伊斯兰教科学和哲学传入了欧洲犹太社区，使其超越了纯粹犹太律法学的范围，扩展了知识生活的领域。

部分得益于阿拉伯科学，同时也因恢复了其传统医术的关系，此时的犹太人写下了许多论述医药的杰作，并成为基督教欧洲最可敬的医生。以色列利（Isaac Israeli）在埃及成了享有盛名的眼科医生，受聘在凯鲁万担任御医。其医学著作已由阿拉伯文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整个欧洲一致称赞其为古典名著。这些著作在沙莱诺和巴黎被列为教科书，在700年后被伯顿（Burton）的《忧伤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 ）引述。传说以色列利视富贵如浮云，是顽固的独身者，并为百岁人瑞。可能与他同时的耶夫地（Asaf ha-Jehudi），是最近才发现的一部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医学著作的作者，该书杰出之处在于，认为血液通过动脉和静脉循环。假如他也猜到心脏的功能，那么他比哈维更早知道血液循环的原理了。

在埃及，自迈蒙尼德到来后（1165年），当地的卫生事业完全由犹太医师和犹太医书主宰。开罗的法达（Abu al-Fada）写下12世纪主要的眼科著作，而艾塔（al-Kuhin al-Atrar）编写了至今仍被伊斯兰世界使用的方剂。南意大利及西西里的犹太医生成为阿拉伯医药进入沙莱诺的媒介。沙伯萨（Shabbathai Ben Abraham）被称为堂诺罗（Donnolo）。他生于奥特朗托，后为穆斯林所俘，在巴勒莫尽学阿拉伯医术后，回到意大利悬壶济世。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格拉萨斯（Benvenutus Grassus）在沙莱诺学医，后在该地与蒙彼利埃教学。他写成《医学实践》（Practica Oculorum ），被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各国公认为是讨论眼疾的精确论文。该论文发表后224年，成为第一部付梓的眼疾专科医书。

各地犹太律法学校，特别是法国南部，均开有医药课程，部分原因是使犹太拉比获得维生的技能。蒙彼利埃希伯来学院训练出来的犹太医生，协助创设了著名的蒙彼利埃医校。1300年，一名犹太人被任命为校董，竟使犹太人得罪了巴黎大学的医药权威，蒙彼利埃医校被迫不准犹太人入学（1301年），而且在1306年，该市希伯来医生与一般犹太人一样，被逐出法国。不过，由于接受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范例与影响，基督教医学此时已经革命化了。闪米特医生很久以前就已去除了他们认为魔鬼附体才会得病的观念，而且他们合理的诊断与医疗方法往往获得成功，减弱了人们对圣人遗物疗效与其他超自然疗法的迷信。

僧侣及世俗教士的修道院和教堂，都放置圣人遗物供人朝拜，当然不肯接受这种革命。教会反对基督教家庭殷勤延揽犹太医生，教会怀疑这些人只知医药而不知信仰，更担心他们在病人心中有太大的影响力。1246年，贝西亚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聘请犹太医生。1267年，维也纳宗教会议禁止犹太医生替基督徒看病。尽管有这些禁令，有些基督教显贵仍然倚重犹太医术。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患眼疾，请莫迪凯（Isaac Ben Mordecai）诊断。西班牙教士和哲学家吕里（Raymond Lully）称每所修道院均有一位犹太医生，一位教皇特使发现许多女修道院也如此，大为震惊，而西班牙的基督教诸国王直到斐迪南及伊莎贝拉在位时，都欢迎犹太医术。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御医、巴塞罗那的班万尼斯特（Sheshet Benveniste）著有当时最主要的妇科论文。直到13世纪基督教大学采用理性医学研究后，犹太人才失去在基督教各国行医的优势。

犹太人是迁徙频繁、散居各地的民族，因此在地理学上贡献很少。虽然如此，12世纪最杰出的旅行家却是两名犹太人——赖地斯本城的派他奇亚（Petachya of Ratisbon）和都德拉城的本雅明——他们用希伯来文把旅行欧洲及近东的情形翔实地记了下来。本雅明于1160年离开萨拉戈萨，他一路悠闲从容，访问了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比萨、罗马、沙莱诺、布林底西、奥特朗托、科孚、君士坦丁堡、爱琴海群岛、安条克、巴勒斯坦诸重要城市、巴勒贝克、大马士革、巴格达及波斯等地。回程时他又自印度洋和红海乘船至埃及、西西里及意大利，然后自陆路至西班牙。他于1173年平安抵达家门，不久去世。他主要的兴趣为犹太社区，描述沿途各国地理及种族特色，准确客观。其游记与一个世纪后《马可·波罗游记》相比，虽不如后者引人入胜，却更为真实可靠。该书几乎有各种欧洲语言译本，至今仍为犹太人喜爱。

犹太哲学的兴起

人类的心灵生活由两种力量支撑：为求生存需要信仰及为求进步需要理性。在穷困、混乱的时代，信仰的意志至高无上，因为此时勇气是必需的。太平盛世人们重视学识的力量，借以晋升与求取进步。因此，自贫穷进入富庶的人类文明往往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即“科学与神学之战”。在这一冲突中，综合各方面观测人生的哲学，常能设法调和正反各方面的意见，居间寻求息争止纷，然其结果竟为科学界所轻视，又为神学界所疑忌。在信仰时代，生活艰苦，若没有希望便无法忍受，因此哲学附着于宗教，引用理性来护卫信仰，而成为一种伪装的神学。中世纪西方文明的三种信仰，伊斯兰教最富裕，基督教次之，最穷困的是犹太教。在伊斯兰教西班牙富裕的犹太人手中，犹太哲学才与信仰分离，自我发展。

中古犹太哲学有两个渊源：希伯来宗教与伊斯兰教思想。多数犹太思想家认为宗教与哲学在内容与结果两方面近似，所不同的只在方法与形式：宗教称为神示教条，在哲学则称为理性证实的真理。在伊斯兰教社会环境里，自塞地亚以至迈蒙尼德，多数犹太思想家均做这种尝试，自阿拉伯译文及伊斯兰教评述中汲取希腊哲学的知识，并以阿拉伯文写作供犹太人及穆斯林阅读的文章。就像艾什里以理性做武器攻击穆尔太齐赖教派，挽救了伊斯兰教正统派一样，塞地亚在艾什里抛弃怀疑主义的那一年（915年）离开埃及赴巴比伦，运用反复辩论及辩论的技巧解救了希伯来神学。塞地亚不仅模仿伊斯兰教经院神学家的方法，甚至模仿他们辩论的细节。

塞地亚在东方犹太教的胜利与加扎尼在东方伊斯兰教的胜利具有同样的影响：政治混乱及经济衰落扼杀了东方的希伯来哲学。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发生在非洲与西班牙。在凯鲁万，以色列利于行医、写作之暇，编写了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其中，《论定义》（Essay on Definitions ）一书，使经院逻辑增加了几个名词；《论因素》（On the Elements ）一文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带进了希伯来的思想；而《灵魂与精神集》（Book of Soul and Spirit ）主张神逐渐发射（光辉）至这个物质世界，这是一种新柏拉图理论，取代了《创世记》开天辟地的故事，这是犹太神秘哲学喀巴拉（Cabala）的一个根源。

伊本·盖比鲁博作为哲学家比作为诗人更有影响力。历史上一桩趣事是经院哲学家恭谨地引述名为阿维斯勃朗的著作，认为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直到1846年，孟克（Salomon Munk）才发现伊本·盖比鲁博与阿维斯勃朗是同一个人。因伊本·盖比鲁博试图完全以与犹太教无关的名词来著述哲学，才造成这一误会。其谚语精选——《珠玉集》（Choice of Pearls ）——几乎完全从犹太以外的渊源取材，虽然希伯来民俗中妙语如珠，俯拾即是。其中一句隽语很有儒家的风格：“人若为增进己德，又何必以怨报怨于敌人？”事实上，这就是《论改良德行》（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Qualities ）一书的概要。该书似著于24岁时，此时作者的哲学似乎尚未成熟。通过人为计划，这位年轻诗人将行善作恶归之于人有五种感官，只是其结论平凡无奇。可是在信仰时代，该书杰出之处在于试图建立宗教信仰所不支持的道德律。

伊本·盖比鲁博在其杰作《生命泉》（Mekor Hayim ）中，显示了类似的勇气，他不再引述《圣经》、《塔木德》或《古兰经》的语句。该书异常极端的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 ）惹恼了犹太拉比，而它译成拉丁文，称为《生命之泉》（Fons Vitae ）后，却对基督教各国影响很大。盖比鲁博接受流行于阿拉伯哲学界的新柏拉图主义，但是他又加上意志论，强调神与人意志的作用。盖比鲁博认为，我们应假定有神的存在，作为第一本体（first substance）、第一实体（first essence）或基本意志（primary will）只能了解任何事物的存在或运动，但是我们不可能了解神的特质。宇宙并非以时间创造，而是在神不断、渐进的发射中流动。除神以外，宇宙万物均由物质与形式构成，此二者恒常并存，只有在思想上能分开。犹太拉比驳斥盖比鲁博的宇宙论是一种伪装的唯物论，但是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圣博纳芬图拉（St.Bonaventura）及邓斯·斯科特（Duns Scotus）等人接受神造物质的普遍性及基本意志两种理论。奥弗涅的威廉称盖比鲁博为“最高贵的哲学家”，并认为他是一位良好的基督徒。

哈勒维反对各种推测，认为那是无益的。和伽萨尼一样，他深恐哲学逐渐损害宗教的基础——不但是对教条质疑，忽视不顾，或以隐喻解释《圣经》，而且可能以论证取代诚心崇拜。面对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理论侵入犹太教，伊斯兰教教义对犹太人的种种引诱，及经文派犹太人不断攻击《塔木德》，这位诗人写下了中古哲学最有趣的著作《卡扎里》（Al-Khazari ）。它以戏剧性的场面描绘卡沙耳国王（Khazar king）改信犹太教，来陈述他的意见。哈勒维很幸运，其书虽用阿拉伯文写成，却使用希伯来字母，只有受教育的犹太人才看得懂。故事把一位主教、一位伊斯兰教导师及一位犹太拉比带到好奇的国王面前，然后迅速地处理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理论。当基督徒及穆斯林引述希伯来经文为神的启示，国王就逐走他们，只留下犹太拉比。书中多为犹太拉比的对话，向已受割礼的温良国王解说犹太神学与祭仪。这位皇家学生对老师说：“自从贵教广传四方以来，除了关于天堂与地狱的部分情节外，并无新奇之处。”受到了鼓励，犹太拉比声称希伯来文是神的语言，上帝只直接对犹太人说话，也只有犹太先知才受到神的启示。哈勒维对那些宣称理性优越、将神与天归于三段论法及范畴的哲学家加以嘲笑，人心显然只是一个广大而又复杂的创造物中脆弱而又微小的部分而已。智者（未必即为学者）自会认识理性对超人世的事物的软弱无力，他自会维持经文给他的信仰，并像赤子一样信仰与祈祷。

虽然哈勒维反对，理性的吸引力仍然存在，而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入侵依然如故。多德（Abraham Ibn Daud）和哈勒维一样，深具犹太人本色，他护卫《塔木德》，反对经文派的主张，傲然述说《第二王国犹太列王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Kings in the Second Commonwealth ）。但是和12及13世纪无数基督徒、穆斯林及犹太人一样，他想以哲学来证实他的信仰。他和哈勒维一样出生于托莱多，并以行医为生。其所著阿拉伯文《最高信仰集》（Kitab al-Aqidah al-Rafiah ）给予哈勒维的回答，与阿奎那对反哲学的基督徒的答复一样：和平卫护宗教，抵御非信徒的方法是借重理性分析，只依赖单纯的信仰不可能达到目的。比阿成罗伊早数年，比迈蒙尼德早一代，比阿奎那早一个世纪，陶德就已努力调和其祖先的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那位希腊人若地下有知，发现他受到三大宗教的赞赏，或晓得犹太哲学家仅从法拉比及阿维森那所作摘要中认识他（虽然他们是通过不完整的译文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伪书了解其哲学的），一定非常高兴。陶德与阿奎那均渊源于亚里士多德，但他比后者更忠实，他和阿维森那一样主张只有宇宙灵魂（the universal psyche）才是永生，人类灵魂则不然。犹太哲学就像中世纪一般的哲学一样，以新柏拉图主义及敬神始，而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怀疑终。迈蒙尼德开始可能采纳陶德的亚里士多德派主张，以勇气和技巧面对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等各种问题。

迈蒙尼德（1135—1204）

这位最伟大的中古犹太人生于科尔多瓦，是著名学者、医生及法官迈蒙·约瑟夫（Maimon Ben Joseph）之子。其名为摩西，犹太有谚语：“自摩西至摩西，其间没有一个能如摩西。”他的族人称他为摩西·迈蒙（Moses Ben Maimon），或简称为迈蒙尼（Maimuni）。当他成为名重一时的犹太拉比时，其头衔及姓名缩写字母就拼成有趣的名字“兰班”（Rambam），而基督教世界则追溯其家系，称之为迈蒙尼德。有传闻说他幼时厌恶读书，失望的父亲称他为“屠夫之子”，把他送到从前的老师密加斯法师（Joseph Ibn Migas）那里。虽然有这样的开始，这第二位摩西终于熟知《圣经》及犹太文学、医药、数学、天文学及哲学，他是他那一时代最博学的两个人之一，唯一能与他抗衡的是阿成罗伊。奇怪的是，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同乡，而且年纪只相差9岁，竟好像从未见过面，而且很明显的是，迈蒙尼德在自己的书写成很久以后，直到老年才读阿成罗伊的著作。

1148年，柏柏尔人的宗教狂热分子攻陷科尔多瓦，摧毁了天主教堂和犹太教堂，要求基督徒和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遭放逐。1159年，迈蒙尼德偕其妻儿离开西班牙，他们在菲兹一住九年，伪装成穆斯林，因为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许居留。迈蒙尼德辩解说：“我们无须主动服膺异教，只须朗诵空洞的宗教套语而已，穆斯林也晓得我们不会诚心朗诵，只是为了规避盲信者的注意而已。”由此他主张，住在摩洛哥那些岌岌可危的犹太人表面上信伊斯兰教，并无不可。菲兹首席法师就因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在1165年殉教。深恐遭受同样的厄运，他逃至巴勒斯坦，再转至亚历山大港（1165年）及开罗旧城（后终老于此地）。不久他就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良医，成为萨拉丁国王长子阿里及其大臣卡迪的私人医生。他利用在宫中获得的宠幸使得埃及犹太人受到庇护，而当萨拉丁征服巴勒斯坦后，迈蒙尼德就劝他让犹太人再次定居于该地。1177年，他担任开罗犹太社区首领。一位穆斯林法学家控告他叛离伊斯兰教，要求判处他死刑。经大臣判决，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者不宜视为穆斯林，他才获救。

他的书多数是在开罗忙碌的几年中写成的。十部阿拉伯文医学著作把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盖仑、狄奥科赖德、拉齐斯及阿维森那的医术传了下来。《医学箴言》（Medical Aphorisms ）一书将盖仑的医学贡献简化为1500句处方，包括各科在内。该书译成希伯来文与拉丁文，在欧洲常被称为《摩西法师处方》（Dixit Rabbi Moyses ）。他为萨拉丁之子写了一篇关于饮食的论文，并为萨拉丁的侄子、哈马国苏丹穆扎法尔一世（Muzaffar I）写下《论性交》（Maqala fi-l-Jima ），该书引言中有一种很不平常的语调：

我主陛下——愿上帝延长其力量！——令予编写增长其性能力之著作，因为他……在这方面有些困难……可是在性交方面他不愿放弃他向来的习惯，故于痛感性肌无力后，希望提高（性能力）以增加其女奴的数目。

除了这些论文外，他又写作许多专论——论毒、论哮喘、论痔、论忧郁症——及一部博学的《药物词典》（Glossary of Drugs ）。和其他著作一样，这些医书某些内容与今日公认正确的医理抵触——例如右边睾丸如比左边大，头胎小孩必为男性等——但是这些书对待相反意见很诚恳、客气，其处方和劝告颇显智慧和温和，这种诚心协助患者的态度是其特殊之处。只要节食可获得疗效的，他便不肯开药。他警告不要过食：“不宜过食，使胃胀如长瘤。”他认为适量的酒有助健康。他劝人研修哲学，作为精神与道德平衡之训练，俾获健康长寿。

23岁时，他开始评注《塔木德》的《本文》，在经商、行医及海陆冒险旅行当中笔耕不辍，达10年之久。该书出版于开罗，称为《灯书》（Kitab al-Siraj ），其明白扼要、广征博引、审断精深等优点，立使时年23岁的迈蒙尼德成为仅次于拉什的《塔木德》评释者。12年后，他以新希伯来文写作并发表其最伟大的著作，并大胆称之为《摩西律法书》。该书依据逻辑顺序及简要清楚的原则，将《摩西五经》重新编排，而《法典本文》及《法典注释》大体也是如此。该书引文说：“我将本书命名为《摩西律法书》，理由是凡人读了《摩西五经》再读本书后，就不需读他书，即可完全了解口述律法的内容。”他删掉《塔木德》中关于预兆、护身符及星相学的规定，他是中世纪排斥星相学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将该法613篇箴言分类归于14个项目之下，每项述说一“书”，不但设法解说每条法规，而且说明其逻辑及历史的必要性。在14“书”中，只有一“书”译成英文，该一“书”构成坚实的一册，我们可借以了解原作的浩瀚精深。

从该书及晚期著作《迷途指南》（Guide to the Perplexed ）一书看，迈蒙尼德显然并非公开的自由思想家。他尽力替经文中描述的奇迹找出自然的原因，但他也认为《摩西五经》中每个字均出自神示，而且力主正统犹太教教义，即口述律法系由摩西传予以色列长老。也许他觉得犹太人至少应和基督徒及穆斯林一样地维护经文，也许他也认为若对道德律神圣渊源失去信仰，社会秩序即无法维持。他是一位严肃而又独裁的爱国者：“每个犹太人均应服从《巴比伦塔木德》，我们还应该迫使每个犹太人遵守《塔木德》中诸贤订立的法则。”他较当时大多数穆斯林及基督徒稍开明，认为积善而主张一神的非犹太人也可上天堂，但是在希伯来民族范围内，对于异端的态度与《申命记》或托吉玛达（Tor-quemada）一样严厉：“据我的看法，犹太社区任何成员有敢轻慢或妄自违反神圣道德箴言的，应处以死刑。”他比阿奎那更早主张异端应处死刑，因为“对那些误使人民追寻没有价值的理论者残酷，就是对整个世界仁慈”。他坦然接受经文中对行使巫术、谋杀、乱伦、偶像崇拜、暴力抢劫、绑架、忤逆、破坏安息日等处死刑的规定。自古埃及向外迁徙，并试图从赤贫的无家可归的部落中重建国家的犹太人的状况，也许可以证明上述法律是有必要的，在基督教欧洲或伊斯兰教非洲，犹太人不时遭受攻击，被迫改宗或失德等，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当然需要严刑峻法来维持秩序与统一。但在这方面（及在异端裁判之前），基督教的理论，也许也包括犹太人的实际行为在内，比犹太法更人道一些。这种严厉精神光明的一面见于迈蒙尼德对当时犹太人的忠告：“假如异教徒对犹太人说：‘把你们当中一人交出来，被处以死刑。’他们应该集体就死，而不可把一名犹太人交给他们。”

他描绘学者成为圣贤饶有意趣。他赞赏犹太律法格言：“身为律法学者的私生子，比无知的高级祭司地位为高。”他忠告学者每日花3小时谋生，花9小时研读律法。他相信环境比遗传更有影响力，建议学生应与好人、贤人为友。学者在学业未竟以前，在能就业谋生之前，在能购屋之前，均不宜成家。学者可以娶四位妻子，但是每个月跟每位只能同居一次：

虽然与妻子行房事在所不禁，但是学者应使这种关系增加圣洁的光辉。他不该像公鸡一样老是和妻子在一起，而应在星期五晚上尽结婚的义务……行房事时，夫妻皆不该现出如醉如痴或冷若冰霜，或伤心郁结的样子。此时妻子不可瞌睡。

这样终于就会产生圣人。其人：

极度的谦逊多礼。他不会光头或赤身露体……说话时不会无故提高声调。与任何人说话均温文雅顺 ……他会避免夸张及装腔作势，言过其实。他会优先考虑每个人。他会强调别人的优点，不会在言词中轻蔑他人。

除了绝对紧急而必要的情形外，他避免到饭店用餐，“贤者除自己家中及自己的饭桌外，不会在其他地方吃食”。他每日都研究律法，直到寿终。他会小心避开假的弥赛亚，但不会失去信心，永远相信有朝一日真的弥赛亚会出现在人间，促成犹太人回到锡安山，带给全世界真正的信仰、富足、四海一家及和平。“纵然其他民族消失了，犹太民族将永存于这个世界。”

《摩西律法书》惹怒了许多犹太拉比，很少有人会谅解这种取代《塔木德》的意图，而许多犹太人则由于据说迈蒙尼德认为研究律法的人比遵守者更为崇高而感到愤慨。虽然如此，该书使作者成为当时的犹太领袖。所有东方犹太人皆视他为他们的顾问，问道于他，阁翁制度似乎又恢复并持续一代之久。但是迈蒙尼德立即着手写作另一本书，并不因盛名而停滞不前。在为正统犹太人编纂及解析律法后，他又试图使埃及、巴勒斯坦或北非为哲学引诱或改信经文派异端的那些犹太人重回犹太教怀抱。经过十年的努力，他向犹太世界发表了最著名的作品《迷途指南》（1190年）。该书以希伯来字母拼写的阿拉伯文写成，不久就译成希伯来文，并译成拉丁文，从而引发了13世纪一场最激烈的学术风暴。

该书引文说：“我的主要目标，是要解释先知书中的某些言词，即《旧约》中的一些话。”许多《圣经》名词及文句具有几种意义：直译的意义、隐喻的意义或象征的意义。如果逐字解释，那么其中有些话，对虔诚信教而又重视人类最高智慧所表现的理性的人，会成为一种障碍。不应强迫这种人在有宗教、无理性，或有理性、无宗教中作一抉择。因为理性是神赐予人的，当然不会违反神意。迈蒙尼德认为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将逐字解释而成的意义，强加于《圣经》所要启示的朴质无文者的善于想象而多彩多姿的心灵：

我们的圣哲曾说，要将整个创立故事晓示人类，是不可能的事……其所以采取隐喻描述的方式，是要使未受教育者也可依据其现有知识及较低的理解力而了解其意义，至于已受教育者应以另一种方式去了解。

由此点出发，迈蒙尼德进而讨论神性。他引自然的结构为证，认为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统治着宇宙，但他嘲讽万物是为人类而造的观念。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的力量及生命的存在，“假如可以设定它并不存在，则世界上不可能有他物的存在”。因为这样，神的存在就有绝对必要，因此其存在就是他的本质所在。“一件事物的本身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不需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些是阿维森那力主的主张，后由阿奎那采纳，斯宾诺莎又将之纳入自我存在本体的观念内。因为神具大智慧，他必然无形无质，因此经文中神具有人体器官或特质的描述，均应作为象征来解释。迈蒙尼德认为（或许是接受穆尔太齐赖派的主张），事实上我们除了知道神的存在外，对其他一无所知。即使我们描述他所用的非物质名词——智慧、无所不能、慈爱、统一、意志——也是同形异义的名词，它们用于神与用于人有不同的意义。适用于神具有何种意义，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不能给它下定义，我们不应认为它有确定的特性、特质，或遽下任何描述之词。看到《圣经》中神或天使对先知“说话”，别以为真的有语调或声音，“所谓先知实包含想象力的最完整发展”，那是通过梦境或幻境“得自神灵的启示”，先知述及的奇遇并未实际发生，只是幻境或梦境而已，因此多数情形应作另有寓意的解释。“某些贤哲明白表示，并无约伯其人，而是一种富有诗意的虚构人物……借以显示最重要的真理。”任何人如果发展其智能至最高点，就可能会有此种先知的启示，因为人类理性本来就是一种不停的启示，基本上与先知生动有力的内在洞察力并无差别。

上帝是否应时创造世界？照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充满物质及运动的宇宙是不是永存呢？迈蒙尼德认为，这一问题非理性所能解决，我们既不能证明世界是否永久，也不能证明创世之事，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我们祖先对创世的信仰。他接着以寓言解释《创世记》造物的故事：亚当代表主动的形式（active form）或精神；夏娃代表受动的物质，即万恶之源；蛇代表想象力。但是罪恶并无真正的实体，仅是善的反面。我们遭遇不幸多因自己有过错，至于其他的罪恶只有从人类或狭窄的观点看才是罪恶，若从宇宙观察，每种罪恶中都可发现整体的善良与需要。上帝使人拥有自由意志，人有时选择罪恶，上帝已预见这种选择，但并未直接干预。

人是否可以永生？关于此点，迈蒙尼德尽全力使读者感到神秘莫测。在《指南》一书中，他避开这个问题，仅谓“死后的灵魂并非出生时的灵魂”。后者——潜在智能（potential intellect）——是人体的机能，随人体而死亡。残存者是“取得”或“活动”智能，未有人体前即已存在，非人体的机能。这种亚里士多德、阿成罗伊派的理论显然否认人会永生。在《指南》一书中，他又强调：“无形无体的实体，只有当它们是体内的力量时，才可以计数。”不知是否为阿奎那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的渊源所在。也就是说，在肉体死后存在的无形质的精神并无个别的意识。由于肉体复活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中心理论，这类怀疑论调引起许多人的抗议。《指南》一书译成阿拉伯文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一场风波，穆斯林学者艾卜杜勒·拉蒂夫抨击这种说法是“使用似是支持的手段破坏各种信仰的原则”。此时萨拉丁正与十字军进行殊死战斗。他永远赞成并支持正统说，现在处于圣战白热化中，比从前更怨恨异端，认为这是影响穆斯林士气的一大威胁。1191年，他下令将阐扬神秘异端学说的苏拉俄底（Surawardi）处死。同月，迈蒙尼德发表论文《论死者复活》再次对肉体不朽表示怀疑，但是宣称他采纳为一种信仰的论述。

风波停止了一个时期，他忙于医生的工作，并答复来自犹太世界有关神学及伦理的各种询问。当将《指南》译为希伯来文的迪本计划访问他时（1199年），他警告迪本别寄以期望：

与我讨论任何科学问题，不管白天或晚上，即使1小时也是不可能，因为下述是我的日常工作。我住在福斯塔特，而苏丹住在开罗，距离为2个安息日的旅程（1英里半）。我对摄政（萨拉丁之子）的责任极为繁重。我每天一大早就须去见他。当他或其小孩，或其宠妾身体不适时，我就不敢离开开罗，白天多半时间都要留在宫中……要到了下午才回到福斯塔特……那时我饿得要死。我发现会客室满是人，神学家、法庭监守官员、朋友及敌人……我下了马，洗过手后，就请求患者在我用点心时——那是我在24小时内唯一的一餐——忍耐片刻，然后我开始替患者看病……直到夜幕低垂，有时直到深夜2点，甚至还要更晚。我一面开处方，同时斜躺着以稍减疲倦，而当华灯已上，黑夜来临时，我已非常疲倦，几乎不能说话。因此，除了安息日以外，任何犹太人皆无法与我私下约谈。在安息日那天，全部会众，至少是多数会众，都于晨祷后到我这儿来，当我指导他们时……我们在一起研读，直到中午他们离开才停止。

他终于未老先衰，英王理查德一世欲聘他为私人御医，但他无力接受这一聘请。萨拉丁之大臣，鉴于他已衰老，准其退休养老。他死于1204年，享年69岁。其遗体被送至巴勒斯坦，其墓穴也许至今仍然可以在底比里亚城找到。

迈蒙尼德之争

迈蒙尼德不但对犹太世界有影响力，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都有影响。伊斯兰教学者在犹太教师的指导下研究《指南》一书，蒙彼利埃及帕多瓦的大学均以该书拉丁文译本为教材。在巴黎，亚历山大和威廉也时常引述该书。大阿尔伯图斯在许多方面均采纳迈蒙尼德的观点，阿奎那也常常考虑他的意见，虽则旨在加以驳斥。斯宾诺莎或许因为缺少某些历史知识，批评迈蒙尼德寓言式地解释经文是保持《圣经》权威的不良尝试，但是他称赞这位伟大的犹太拉比是“公开宣告经文应配合理性的第一人”，而且他接纳迈蒙尼德关于先知、神迹及神性的某些意见。

就犹太教本身而言，迈蒙尼德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其后代继承迈蒙尼德的工作：其子亚伯拉罕于1205年继任犹太族长及宫廷御医，其孙大卫及其曾孙所罗门也继任埃及犹太人的领袖，且三人均继述迈蒙尼德哲学的传统理论。一时之间，运用寓言式的诡辩将《圣经》亚里士多德化的情形极为流行，而且否认《圣经》故事的历史性。例如，认为亚伯拉罕及其妻撒拉的故事仅是一种传说，所代表的乃是物质与形式，而犹太礼法则仅象征目的与真理。犹太神学整个架构好像要自法师的头上落下，就此崩溃。一些犹太拉比立即进行有力的反击，包括巴勒斯坦的阿里、包斯吉尔的亚伯拉罕·大卫、托莱多的艾卜拉菲、吕内勒的艾斯特拉克、蒙彼利埃的所罗门·亚伯拉罕、西班牙的乔朗第及其他人等。他们抗议“将经文卖给希腊人的行为”，抨击以哲学代替《塔木德》的企图，痛惜迈蒙尼德对永生的怀疑，扬弃无法使人崇敬或祈祷的那种隐喻、抽象的不可知上帝，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信徒也参与攻击，甚而渎污了迈蒙尼德的墓穴。

正当正统基督教派在法国南部发动铲除阿尔比异端之战时，迈蒙尼德之战也使该地犹太社区分裂了。而当基督教正统派反对理性主义，禁止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及阿成罗伊的著作以自卫之际，蒙彼利埃的犹太拉比所罗门·亚伯拉罕——或许是为了预防基督徒攻击犹太教会众为潜藏的理性主义者——采取非常步骤攻击迈蒙尼德哲学著作为邪说，并驱逐研读渎神科学及文学与以寓言解释《圣经》的犹太人出教。由基姆希及迪本领导的迈蒙尼德支持者们也采取报复，劝告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吕内勒、贝西亚、纳博讷诸城以及西班牙萨拉戈萨、莱里达等地的会众，将所罗门及其徒众驱逐出教。所罗门当即采取更惊人的行动：他向蒙彼利埃多米尼克教派宗教裁判所控告迈蒙尼德的书是异端邪说，对犹太教及基督教都有危险性。多米尼克教派僧侣加惠于他，于1234年一次公开仪式上，将能到手的迈蒙尼德著作付之一炬。1242年，巴黎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四十年后，犹太《塔木德》也在巴黎被焚。

此类事件使迈蒙尼德的信徒勃然大怒。他们在蒙彼利埃拘捕了所罗门的重要信徒，控告他们诬告伤害同胞，并处以割舌之刑。显然所罗门也被处死了。乔那拉比（Rabbi Jonah）后悔参与焚毁迈蒙尼德著作事件，亲至蒙彼利埃，在犹太教会堂公开忏悔，并至迈蒙尼德墓穴参拜悔过。但是艾斯特拉克策划禁止研读任何渎神科学的律令，又引起冲突。那克曼尼迪斯及艾休支持他。1305年，巴塞罗那犹太会众受人尊敬的实力领袖艾得力特（Solomon Ben Abraham Ben Adret）针对任何传授，或年25岁以下研读任何世俗科学的犹太人发布驱逐出教令，但医药或非犹太哲学不在此列。蒙彼利埃自由派以驱逐禁止其子研读科学的犹太人出教作为报复。这两种禁止都没有广泛的效力，各处的犹太青年继续研读哲学。但在西班牙，艾得力特和艾休的广泛影响力，与在宗教裁判所控制下的欧洲迫害及恐惧的日益滋长，迫使犹太人返回学术及伦理的孤立状态。科学研究已经衰落，纯粹的犹太律法研究在希伯来学校大行其道。在其运用理性的冒险行动过去之后，犹太人不断为宗教恐怖行动及周围的仇恨所冲击，又埋首于神秘主义和虔诚敬神之中。

犹太教神秘哲学

犹太教神秘哲学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它受到祆教黑暗与光明的二元论、新柏拉图派衍生取代创造理论、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字神秘主义、叙利亚及埃及诺斯替派的灵知通神论、早期基督教的《伪经》、印度、伊斯兰教及中古基督教会诗人与神秘家的影响。但是基本渊源则在犹太人的心性及传统中。即使在基督以前，犹太人对《创世记》中的创世故事及《以西结书》第1和第10章，已有神秘的解释传世。在《塔木德》的《本文》，这些神秘除了私下对一个可靠的学者解释外，通常是禁止解说的。创世或亚当以前的故事，乃至将来世界的毁灭，均可自由想象。斐洛以圣子或神智（Divine Wisdom）作为上帝创造动力的理论，就是这些高超推测的范例。古犹太的苦修派信徒有其极力对外保密的秘密著作；而希伯来伪经，如《犹太五十年节书》（Book of Jubilees ），则对神秘的宇宙发生论（cosmogony）有所解说。不应说出的耶和华的圣名也充满神秘：它的四个字母——Tetragrammaton（即指J.H.V.H.）——被大家低声念着，含有隐藏的意义和奇迹的效果，仅传给成年人和谨慎的人。阿奇巴主张上帝创世的工具为律法或《摩西五经》，这些圣书的一字一句均有神秘的意义及魔力。某些巴比伦阁翁把这种魔力归于希伯来文字母及天使的名字，知道这些名字的人就能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博学者也玩弄黑白魔术（white or black magic）——可从灵魂与天使或魔鬼联合而获得奇异的能力。通灵术、经文签、驱邪咒、护身符、魔咒、占卜术、掷签等，在犹太人生活中，和在基督徒生活中一样，大行其道。各种星象奇观均被包括在内。星星代表字母，是一种神秘的天书，只有其创造者才能了解。

在公元1世纪，巴比伦发现一本名为《创世书》（Sefer Yezira ）的神秘教的著作。神秘家包括哈勒维在内，称该书由亚伯拉罕及上帝所编写。其学说是通过十个数目或原则造物始得完成：神灵，其三衍生物——空气、水及火，左方三面空间及右方三面空间。这些原则决定了内容，然希伯来文22个字母却决定了造物为人心所了解的形式。该书从塞地亚至19世纪期间，引出许多精深博学的评论。

约840年，一位巴比伦法师将这些神秘理论传给意大利的犹太人，由此传至德国、普罗旺斯及西班牙。伊本·盖比鲁博的神与世界间有一中间媒介的理论，也许就是受其影响。包斯吉尔的大卫使用“神秘传统”作为驱使犹太人扬弃迈蒙尼德理性主义的手段。其子“盲者”伊萨克（Isaac the Blind）及门人艾兹雷尔（Azriel）可能是《光明之书》（Sefer-ha-Bahir ）的作者，该书是对《创世记》第一章的神秘论述，《创世记》中造物主的衍生物，到了此处就转变为光、智慧及理性。此一神理论的三分法被视为犹太教的三位一体。沃姆斯的艾力沙（Eleazar of Worms）及艾卜拉菲（Abraham Ben Samuel Abulafia）提出“神秘说”（Secret Doctrine），认为这是比《塔木德》更深入、更有益的学问。他们和伊斯兰教及德国神秘家一样，把爱情与婚姻的感性言语拿来说明灵魂与神的关系。

到13世纪，传统（qabala ）一词被广泛使用，以描述神秘说的各种发展阶段及其成果。约1295年，里昂的托伯出版了第三本古典犹太神秘哲学作品《光辉之书》（Sefer ha-Zohar ）。他称其中文章传自2世纪犹太拉比耶海（Simon ben Yohai）。托伯表示，耶海受到天使及十原则的启示，将原要保留至弥赛亚出世的秘密秘传给其读者。犹太神秘哲学精华尽载于《光辉之书》，其内容包括：通过爱才能认识无所不包的上帝，上帝圣名四字母，造物主及衍生物，柏拉图的大宇宙及小宇宙的类似性，弥赛亚的出世日期及方式，灵魂预先存在及转移，仪礼、数字、字母、点与线的神秘意义，密码、字谜及文字倒读的使用，《圣经》本文的象征解释，及女人是罪恶而同时又是造物神秘的具体化的观念。托伯使耶海预言1264年罗马会倾覆，并使用13世纪以前显然不知道的一些观念。他骗了很多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妻子，她供认托伯利用耶海为最佳的进财手段。该书的风行鼓励类似的伪书的写作，而后期的犹太神秘家也以同样欺骗的手段，假借其名印行有关沉思冥想的典籍。

犹太教神秘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有一时期，《光辉之书》与《塔木德》同时成为犹太人爱读的书。某些犹太教神秘哲学家攻击《塔木德》为陈旧的文字逻辑杂碎，而包括博学的那克曼尼迪斯在内的某些《塔木德》学者，备受神秘哲学的影响。欧洲犹太人广泛相信神秘哲学的真实性及神示性。他们在科学及哲学上的研究同时受害甚巨，迈蒙尼德的黄金时代随《光辉之书》的高明不经之谈而告结束。甚至对基督教思想家，犹太教神秘哲学也有某些吸引力。吕里的《大艺术》（Ars Magna ）一书采取神秘哲学中的数字及文字神秘。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认为他已从神秘哲学中找到基督神性的最终证明。巴拉西赛尔斯（Paracelsus）、阿古力巴（Cornelius Agrippa）、福禄得（Robert Fludd）、摩尔（Henry More）及其他基督教神秘家均采取该书的种种推想。劳伊克林供认其所著的神学著作剽窃犹太教神秘哲学。或许神秘哲学思想对波梅（Jakob Böhme）也有影响。如果说犹太人较穆斯林和基督徒有更多的人在神秘启示中寻求安慰的话，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显露最狰狞的脸孔，从而迫使他们在想象与欲望的网中逃避现实以求生存。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相信神选择他们为其子民。

解脱

中世纪的犹太人从神秘学的狂喜中，从弥赛亚的幻梦觉醒中，从周期性的迫害中，从困苦的经济生活常规中，从模糊的宗教集会及其礼仪教条的安慰中寻求庇护。他们虔诚地庆祝佳节，借以追念其历史、其苦难及祖先的荣耀，他们耐心地遵行农业时代的盛礼，以调整其都市生活。已渐消失的经文派信徒在黑暗冰寒当中度安息日，唯恐引火或点灯会违反律法，但多数的犹太人，虽然犹太拉比表示反对，他们仍然带进基督教朋友或仆人燃火取热、照料灯火。他们慷慨而又铺张地抓住每一个宴请的机会：为儿子举行坚信礼或行割礼，为子女举行订婚或结婚仪式，著名学者或亲属来访，及某些宗教节日来临等情况，家庭中均举行宴会。犹太拉比规定，宴会主人邀请客人不得超过20位男人、10位妇人、5位小姐，亲属则至第三代为止。结婚盛典有时长达一周，甚至到了安息日也不会中断。结婚佳偶头戴玫瑰、桃金娘及橄榄枝，通道上撒着硬果及小麦，大麦颗粒丢向他们，暗示丰收多产。婚礼各阶段伴以歌唱和妙语。中世纪晚期，为达到欢乐之境，他们聘请说笑话者助兴。有时候其笑话竟然残酷得真实。但是通常他接受海勒慈蔼的命令：“每一个新娘都是漂亮的。”

就这样一代代庆祝着，含饴弄孙，隐入烦恼却慈祥的老年。我们可以从伦勃朗的画像看到这些老年犹太人的脸：带着民族及个人历史的面孔，有着智慧的胡须，包含着悲伤的回忆但为挚爱所软化的眼神。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道德比不过犹太教青年与老年间的感情，比不过无视一切缺点的爱，比不过老练对幼稚的潜移默化之功，比不过生活充满了尊严乃至能安然接受死亡。

当犹太人立遗嘱时，他留给后代的不仅有世俗的财物，还有精神上的忠告。美因茨的艾力沙遗嘱说：“在会堂里要做一个优秀分子。祈祷时不要说话，要应答法师祈祷或歌唱，礼拜后要切实行善。”接着就是最后的训示：

替我洁身，为我梳头，修我指甲，就像我平生所做的一样，以使我带着洁净之身前往永恒的安息之所，就像我每逢安息日前往教堂一样。将我葬在我父的右边，即使地方不够大，我相信他的爱心会使他愿意让我在他身旁占个位置。

当死者呼出最后一口气时，长子或最杰出的孩子，或亲属应为其将眼皮和嘴巴合上，将其躯体洗净，涂上香油，包于净素的麻布内。几乎每一个人均参加治丧会，该会取走尸体，加以看守，举行宗教告别仪式，并送之至墓穴。在葬礼当中，扶柩者照例赤足而行，妇人走在棺架前面，吟唱挽歌，并敲大鼓。犹太人欢迎碰到送葬行列的陌生人加入，伴灵至墓穴。灵柩通常都置于死者亲属的棺木之旁，男人之入土即是“与他列祖同睡”“去与他的族人相聚”。哀悼者并未绝望。他们知道虽然个人会死，但是犹太民族将长存。

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历史大事年表

1—220　口述《律法》集编注者出现

189　耶胡达法师的《法典本文》完成。

219　在苏拉城设立犹太学院

220　庞培第塞城设立犹太学院

220—500　法典注释者出现

280—500　编纂《塔木德》

359　海勒二世订定犹太历

500—650　律法理论家出现

658—1040　巴比伦尼亚的阁翁时代

815　天文学家马夏拉卒

855—955　哲学家以色列利

892—942　哲学家塞地亚阁翁

915—970　政治家哈斯代

1000　乔松法师颁布一夫一妻的命令

1021—1070　诗人和哲学家加比罗尔

1038—1055　塞缪尔·那夫德拉任伊斯兰国大臣

1040—1105　《塔木德》评注家艾兹哈克

1055—1066　约瑟夫·那夫德拉任伊斯兰国大臣

1065—1136　数学家亚伯拉罕·西雅

1070—1139　诗人摩西斯·爱兹拉

1086—1147　诗人耶胡达·哈勒维

1093—1168　诗人亚伯拉罕·爱兹拉

109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110—1180　哲学家亚伯拉罕·陶德

1135—1204　迈蒙尼德

1147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60　假弥赛亚大卫·阿尔律

1160—1173　陶德拉的本杰明旅行各地

1170　迈蒙尼德《律法本文》

1181，1254，1306　犹太人自法国被驱逐

1190　《迷途指南》出

1190　犹太神秘哲学兴起

1190　英国大肆屠杀犹太人

1215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命犹太人佩戴识别标志

1234　蒙彼利埃城焚毁迈蒙尼德著作

1242　巴黎焚烧《塔木德》

1290　犹太人自英格兰被逐出

约1295　里昂的托伯《左哈秘典》

第二部
黑暗时代与十字军东征

科多巴清真寺。原为伊斯兰教清真寺，13世纪改为基督教大教堂。

第一章 拜占庭世界
（565—1095）

赫勒克留皇帝

如果我们现在从东方地区无休无止的斗争中转过头来，我们不禁怜悯这个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偌大帝国。柔然人、斯拉夫人正渡过多瑙河，攫取帝国的土地和城镇，波斯人则准备吞并西亚，西班牙早已落入西哥特人之手，而伦巴底人于查士丁尼死后三年（568年），征服了半个意大利。瘟疫于542年袭击帝国，566年再度侵袭。569年帝国发生饥荒。贫穷、野蛮、战争破坏了交通，妨碍了商业，也窒息了文学与艺术。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们尚属能干，但是要有上百个“拿破仑”才足以应付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查士丁二世（Justin II）有力地对抗扩张中的波斯。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为诸神所钟爱，几乎为全德之人，惜在短暂而清明的统治之后，即为诸神召归。莫利斯英勇而巧妙地攻击入侵的柔然人，但很少为国人所支持。成千的人为逃避兵役而躲入修道院，当莫利斯禁止修道院在国难度过以前收容新的人员时，教士们则叫嚣推翻他。602年，百夫长福克斯领导军民革命，反对贵族和政府。莫利斯眼见自己五个儿子被屠，这位老皇帝拒绝以保姆之子换取幼子的性命，自己也被杀。六颗人头高悬示众，尸体则被投入海中。君士坦丁娜皇后和她的三个女儿，及许多贵族，经审判或不经审判，备受凌辱而死，刺眼、割舌、断肢，不一而足，宛如法国大革命的景象预演了一次。

波斯王库斯鲁二世乘此混乱，重启昔日的波希战争。福克斯与阿拉伯人合谋，把所有拜占庭的军队开入亚洲，但处处为波斯所败，此时柔然人在未遇抵抗的情形下，几乎占领了所有君士坦丁堡的农业腹地。君士坦丁堡的贵族要求非洲的希腊人总督赫勒克留前来拯救帝国及他们的财产。他以年老为由，派其子前往。小赫勒克留以一支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推翻福克斯，在民众面前残毁这个篡位者的尸首。610年，他被拥立为皇帝。

赫勒克留不负众望，以赫拉克勒斯式的精力致力于重建破碎的国家。他以10年的时间重振人民的士气，恢复军队的力量和国库的财源。他授予农民土地，条件是每家的长子须服兵役。此时波斯人攻陷耶路撒冷（614年），已进至卡尔西登（615年），只剩拜占庭的海军仍然控制着海上，侥幸使君士坦丁堡及欧洲安然无恙。不久，柔然部落进抵金角并劫掠其近郊，拘捕上千的希腊人为奴。农业腹地和埃及的失陷，切断了这个城市的谷物供应，618年，接济被迫中止。赫勒克留失望之余，想把军队开入迦太基，然后从那里重新夺回埃及，可是人民和教士皆不允其离国，塞尔吉乌斯（Sergius）主教同意倾希腊教会财产，以有息贷款的方式支援他展开一场夺回耶路撒冷的圣战。赫勒克留先和柔然人议和，622年终于开始对抗波斯人。

此后的战役正是计划与执行的杰作。6年之中，赫勒克留屡败库斯鲁。626年，他离国期间，一支波斯军队和一群柔然人、保加人、斯拉夫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赫勒克留派出的一支军队败波斯人于卡尔西登，而塞尔吉乌斯主教激励城中卫戍部队及人民，击退了蛮族。赫勒克留进至泰西封，库斯鲁二世垮台，波斯求和，并放弃库斯鲁掠自希腊帝国的一切。离国7年之后，赫勒克留终于凯旋君士坦丁堡。

他晚年时遭遇意想不到的令他羞愧的厄运。因病体衰，他把最后的精力用于加强内政，这时，突然间崛起的阿拉伯部落涌入叙利亚，打败一支精疲力竭的希腊军队，并于638年占领了耶路撒冷。而641年，他寿终正寝之时，埃及也失陷了。波斯与拜占庭互相攻击，同遭毁灭的厄运。君士坦斯二世时，阿拉伯人仍不断取胜，他感到帝国大势已去，将余年用在西方，结果被杀于叙拉古。其子君士坦丁四世更能干或更为幸运，经过五年的艰苦岁月（673—678年），穆斯林企图再夺君士坦丁堡，“希腊火”（Greek fire）却拯救了欧洲。这种新武器，据称由叙利亚的加利尼古（Callinicus）发明，与火焰投掷器类似，是一种由火油、生石灰、硫黄、松脂制成的易燃混合物，以火箭方式攻击敌船或军队，或从管中吹出，或射在裹有浸过油脂的大麻、亚麻的铁球上，或把它点燃装在小船上顺水漂流攻击敌人。这种混合物是个秘方，拜占庭政府很成功地保持其秘密两百年之久，泄密即视为叛国和渎神。后来阿拉伯人终于发现了制法，而以“阿拉伯火”对抗十字军。在火药发明以前，它一直是中古世界谈论最多的武器。

717年，穆斯林再度进攻希腊首都，一支8万人的阿拉伯和波斯军队在莫斯勒玛（Moslema）的领导下，由阿比多斯越过达达尼尔海峡，从背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同时阿拉伯又组成了一支1800艘船的舰队（估计这种船不大），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这支无敌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就好像移动的森林布满了海峡一般。在这危急关头，希腊幸运地以能干的将军以撒里亚人利奥代替无能的狄奥多西三世登上王位，并领导防御。他以战略技巧来部署拜占庭一支小小的海军，每一只船都装备了“希腊火”。结果，阿拉伯的船只立即着火，几乎全遭焚毁。希腊军队展开反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穆斯林退回了叙利亚。

破除偶像者（717—802）

利奥三世（Leo III）的绰号源自西里西亚的以撒里亚区。据塞奥尼凡斯（Theophanes）记载，他出生于此地的亚美尼亚家族。其父由此迁居色雷斯后，以牧羊为业，并在一次交易中，将儿子利奥及500头羊一并送给了查士丁尼二世作为礼物。利奥变成宫廷卫士，后担任安纳托利亚军团的指挥官，最后在军队选举下成为皇帝。他是一个野心勃勃、意志坚强、坚韧不拔的人。当将军时，他曾屡次击败实力更为雄厚的伊斯兰教部队；他也算得上是个政治家，公正地执行法律，改革税法，减少农奴，扩大农民所有权，分授土地，增加荒地人口，修订法律，为帝国带来安定。他唯一的瑕疵是独裁。

也许由于他年轻时在亚洲从穆斯林、犹太教徒、摩尼教徒、基督一性教派、保罗教派等吸收了斯多葛式严谨的宗教观念，这些宗教反对当时的基督徒沉溺于偶像崇拜，拘泥于仪式及迷信种种现象。《旧约》曾明白地禁止任何“雕刻偶像，无论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初期的教会不赞成塑像，视之为异教的遗迹，并且憎恶异教将偶像视为诸神的象征。可是因为君士坦丁在位时，基督教的胜利及君士坦丁堡、希腊化的东方受希腊环境、传统和雕刻艺术的影响，基督教不再如此强烈地反对偶像。由于受崇拜的圣徒日益增多，为了辨认和纪念他们，而产生了大量的圣徒以及玛利亚的画像，耶稣基督的像及十字架也都成为崇拜的对象，对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些画像甚至是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符咒。人们天生幻想的自由，把这些圣迹、画像、雕像都当成了敬拜的对象，他们俯伏其前，亲吻、燃烛、焚香、献花，并从他们神奇的感应中寻觅神迹。尤其是希腊的基督教，圣像比比皆是，教堂、修道院、住宅、商店，甚至家具、小装饰品、衣服上皆有。当城市遇到瘟疫、饥荒、战争时，人们宁可依恃这些圣迹的力量及他们的守护神，而不再信赖人为的一切。尽管长老们及教会一再阐释这些圣像并不是神，仅是他们的遗迹而已，可是人们对这些区别并不在意。

普遍的偶像崇拜触怒了利奥三世，这几乎等于异教以这些方式再度征服了基督教，并且他深深感觉到那些反对各种迷信的正统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及基督教——各派正对此冷嘲热讽。他为了削弱僧侣驾驭人民及政府的力量，并赢得教徒及基督一性教派的支持，召集了一个主教及元老参加的大会。征得他们同意以后，于726年，他宣布一道诏令，将教堂中的偶像一概除去，禁止任何基督及圣母的象征物，教堂的壁画也一概涂掉。这一诏令只有一些高级教士支持，低层的教士及僧侣反对，民众则起而反抗。企图维护律令的士兵，遭到那些因最敬爱的信仰象征受到亵渎而惊骇、愤怒不已的信徒的攻击。希腊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反叛势力拥立了一个对抗的皇帝，并派舰队攻击君士坦丁堡。利奥击败舰队，监禁叛军领袖。意大利这种异教的崇拜方式并未消灭，人民几乎一致地反对这一诏令。威尼斯、拉韦纳、罗马驱逐政府的官员，而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召集西方主教会议，诅咒那些破坏偶像者，可是没有提到皇帝利奥。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也参加了反抗，他企图借反叛使东方教会脱离帝国而恢复独立。730年，利奥将他免职，但没有迫害他，这个诏令执行得很温和。741年利奥死时，大部分的教堂仍然保存有未受损害的壁画和镶嵌装饰。

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获得了怀有敌意的历史学家给他的绰号“Copronymus”——“以污秽命名”。75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东方主教会议，认为偶像崇拜“可憎”，指责这种崇拜是“魔鬼撒旦又引入了偶像崇拜”，指责“无知的艺术家用肮脏的手塑造只应由内心信仰的形象”，并下令将教堂中所有的偶像刮掉或摧毁。君士坦丁毫不留情地执行诏令，监禁并施酷刑于反抗的僧侣，挖眼，割舌，劓鼻。767年将大主教惩处后斩首。君士坦丁五世像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封闭修道院及修女院，没收其财产，将其房舍改作一般用途，并将修道院的土地分赠给宠臣。艾菲索斯的总督，在皇帝的同意之下，集中区内的修士、修女，强迫他们结婚，否则即予处死。如此迫害进行了5年之久（765—771年）。

君士坦丁要求其子利奥四世宣誓继续实行破除偶像的政策，利奥不顾羸弱的身体，尽可能去做。他临死时立年甫十岁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为帝，并命皇后爱琳（Irene）在幼主未成年期间摄政。她的统治干练而果决。因为自己身为女性，并同情百姓的宗教情操，她悄悄地终止了破除偶像的诏令，允许僧侣回到他们的修道院和讲坛上去。787年，尼西亚召开第二次大主教会议，350位主教在教皇使节领导下恢复对圣像的尊敬（并非崇拜）为基督徒虔敬与信仰的合法表现。

790年，君士坦丁六世成年，却发现他的母亲不愿交出权力，他迫她退位并放逐了她。不久，心地仁慈的君士坦丁动了怜悯之心，于792年把母亲接回王宫，与之共享王权。797年，他遭母亲监禁并被弄成瞎子，他的母亲从此以皇帝的头衔统治了5年之久。她以智慧和权术治理着这个帝国：减低赋税，施舍贫民，建立慈善机构，美化都城。她受到百姓的称赞和爱戴，可是军队却因受制于一个比大部分男人都能干的女人而感到愤怒。802年，主张破除偶像者发动叛乱，将她废黜，立她的财政大臣尼塞福鲁斯为帝。她静静地退位，仅要求体面而安全地退隐，她得到允许，被放逐到莱斯博斯岛（Lsebos），以缝纫过着困乏的日子。9个月以后，她身无分文，也无朋友地死去。神学家们因她的虔敬宽恕了她的罪恶，教会封她为圣徒。

帝国面面观（802—1057）

在对拜占庭文化作全面透视之前，须谈谈许多皇帝及女皇的所作所为。这里不谈他们的阴谋权术、宫廷政变和谋杀，只谈他们的政策、立法及他们长期对抗南方的穆斯林、北方的斯拉夫人、保加人，为维护国土日蹙的帝国所作的努力。在某些方面，这是一幅英勇动人的画面：历经沧桑的希腊遗产大致保存下来，经济秩序与持续性仍得维持，文明绵延无间断，这似乎是由伯里克利、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诸人不断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一个个将领经过流血斗争爬上王位，然后又相继被杀，是壮丽奢华、挖眼、劓鼻、焚香、虔敬与叛逆，是皇帝与主教钩心斗角以决定帝国应由武力还是神话来统治。我们看见尼塞福鲁斯一世及其与哈伦·阿尔·拉希德的战争。迈克尔一世为保加利亚人所败，退位削发为僧。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再度禁止崇拜偶像，在教堂唱赞美诗时遇刺。目不识丁的“结巴”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 the Stammerer）与修女相恋，说服了元老院欲与她结合。狄奥费罗斯是立法改革者，帝国忠实的建立者，也是尽责的统治者，他恢复破除偶像的迫害行动，最后死于痢疾；其妻狄奥多拉是一位能干的摄政者，她停止了迫害。“醉汉”迈克尔三世（Michael III the Drunkard）庸碌无能，政府先由其母代掌，母亲死后又由有学养、能力俱佳的叔叔恺撒·巴达斯执掌。然后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横空出现，除了固执地施行暴力外，一反前例地建立了强大的马其顿王朝。

马其顿人巴西尔生于阿德里亚那堡（Hadrianople）附近的一个亚美尼亚农家。他幼时为保加人所掳，少年时就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多瑙河的彼岸，即后来叫作马其顿的地方。25岁时，他逃脱前往君士坦丁堡，一位外交家欣赏他身强力壮，又富有头脑，便雇他为马夫。他陪伴主人出使希腊，在那儿赢得富孀丹妮利斯（Danielis）的青睐。回到君士坦丁堡，他为迈克尔三世驯养的一匹好马被列为御用，虽目不识丁，竟因此升任侍从大臣。巴希尔确善迎合，也颇具才干，当迈克尔想为他的情妇物色郎君时，巴希尔便和农家女出身的妻子仳离，并将她和一大笔嫁妆送回色雷斯，然后娶了尤多西娅，而尤多西娅继续侍候皇帝。迈克尔以情妇相赠，不过这个马其顿人却欲得帝位为报。866年，他说服迈克尔用他粗大的双手把阴谋废黜他的叔叔巴达斯扼杀了。由于长期习惯无法纪的统治，迈克尔让巴希尔与自己共任皇帝，并把所有的政事交给他处理。867年，迈克尔威胁要废黜巴希尔时，巴希尔安排并主使一次暗杀，使自己成为唯一的皇帝。由此看来，即使在世袭王朝，事业之门仍然为才智之士洞开着。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以如此卑下恶毒的手段建立了拜占庭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他卓越地治理了十九年，立法明智，司法公正，国库充裕，他还在占领的城市兴建新的教堂和王宫。没有人敢反抗他，在一次狩猎中他意外死去。皇位异常平静地传给他的儿子。

利奥六世补其父之不足，博闻、好学、沉静而和善。街谈巷议皆以为他不是巴希尔而是迈克尔之子，可能其母尤多西娅自己也无法确认。他赢得“智者”的雅号，并不是因为他的诗或他对神学、行政、战争的论述，而是因为他重组政教合一的政府，重新编纂拜占庭《法典》和琐细的工业法规。他虽然是博学的佛提乌斯（Photius）主教心爱的门生，本人对宗教也很虔诚，可是他四次结婚，使得教士们震惊、百姓们愉快。他前两位妻子都未生子即去世，利奥坚信唯有得子才是解决继承争斗的唯一办法，尽管教会禁止三次结婚，利奥仍坚持，他的第四任妻子卓伊终于产下一子，解决了继承问题。

君士坦丁七世，被称为“生于禁宫之中”。他继承了父亲对文学的爱好，可是没有继承他行政上的才能。他为儿子写了两本有关治国之道的书：一本谈帝国的诸省，一本是《礼仪集》（Book of Ceremonies ），叙述一国之君应通晓的必要的仪式和礼节。他监督编写有关农业、医药、兽医学、动物学的著作，并选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的著作辑成一部《历史学家的世界史》。在他的赞助之下，拜占庭优雅但内容贫乏的文学繁盛一时。

也许罗曼那斯二世像其他的小孩一样，未读过自己父亲的著作。他娶希腊女子提奥法诺（Theophano）为妻，她涉嫌毒杀她的公公及促成罗曼那斯之死。在她24岁的丈夫逝世以前，苦行修身的将军尼塞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已受她迷惑，并与之共谋夺得皇位。尼塞福鲁斯已于961年将穆斯林逐出阿勒颇与克里特，965年又将他们逐出塞浦路斯，968年逐出安提阿，由于这一连串的胜利动摇了哈里发阿巴斯。尼塞福鲁斯要求大主教允许将所有殉道者的报偿与荣耀，赐予因参加对抗穆斯林而阵亡的士兵们，可是大主教以所有的士兵被他们所流的血玷污了为由而拒绝，假如他同意了，十字军事件可能提前一个世纪发生。尼塞福鲁斯雄心尽丧，像隐士一般退居深宫。提奥法诺不耐隐居生活，成了将军约翰·特兹米色斯（John Tzimisces）的情妇。969年，二人共谋杀害了尼塞福鲁斯，约翰因而夺得帝位。然而他后悔自己的所为，从此竟将提奥法诺遗弃，并驱逐出国。于是他以对抗穆斯林及斯拉夫人的暂时性胜利来弥补自己的罪恶。

他的继承人是拜占庭历史中最具性格的人物之一。巴希尔二世是958年罗曼那斯与提奥法诺所生，曾与尼塞福鲁斯及色米色斯共任皇帝。976年，刚刚18岁的他就开始了半世纪之久的独裁统治。他曾遇到种种艰难：首相密谋废黜他；他打算向之课税的封建公爵们，暗中资助反叛他的活动；东方军队的将领巴达斯·席拉斯（Bardas Sclerus）叛乱，为巴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所镇压，后者却被其军队拥立为皇帝；穆斯林又几乎将约翰·特兹米色斯在叙利亚赢得的土地完全夺了回去；正值全盛时期的保加利亚入侵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巴希尔敉平叛乱，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亚美尼亚，经过30年残酷的战争，摧毁了保加利亚人的势力。1014年，他获胜之后，将1.5万俘虏弄成瞎子，其中每第一百名留下一只眼睛，让他们带着这支悲惨的队伍回到保加皇帝萨穆尔身边去。希腊人也许恐惧多于赞赏地称他为“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Bulgaroctonus ）。在这一场场的战役中，他还腾出时间和“剥削贫民的富豪”作战。根据他于996年颁行的法律，他企图打击一些大的田庄，鼓励自由农的增加。68岁时，就在准备率舰队前往西西里攻打阿拉伯人时，他忽然崩殂。自从赫勒克留以来，没有开疆扩土如他的皇帝，自从查士丁尼以来，也没有坚强有力如他的皇帝。

拜占庭帝国从他年迈的兄弟君士坦丁八世以后又步入衰运。君士坦丁没有子嗣，只有三个女儿，只好劝诱罗曼那斯·阿基拉斯（Romanus Argyrus）娶他年近50岁的长女卓伊为妻。卓伊以摄政的身份，在其妹狄奥多拉协助下，代掌罗曼那斯三世、迈克尔四世、迈克尔五世和君士坦丁九世四朝国政，其治绩少有皇帝可超乎其上。姐妹二人整顿政教界的腐化，强迫官员交出侵吞的财物。曾为首相的某人，交出了他密藏在水槽中的5300磅金子。当阿列克斯（Alexis）大主教死时，在他房中竟发现藏有10万磅银子。并且有一段时期，朝中停止出售公职。卓伊和狄奥多拉在最高法庭中担任法官，执法严正。卓伊之公正，无人可与之匹敌。62岁时她与君士坦丁九世结婚，自知化妆已无法维持自己动人的容颜，她允许新任丈夫将情妇西克伦那（Sclerena）带进宫中，他则在两宫之间任选住处。除非确知她丈夫有空当，卓伊不会去打扰他。1050年，当卓伊亡故之时，狄奥多拉也退隐到修道院中去，君士坦丁九世精明睿智地统治了五年，他选贤任能，美化圣索菲亚教堂，为贫民建医院和救济院，并赞助文学与艺术。1055年他死后，马其顿王朝的拥护者发动了一次广受欢迎的叛变，使退隐修道院的老处女狄奥多拉勉违初衷地出任女皇。尽管她已74岁，她和她的辅臣还是井井有条地治理国政，但是1056年，她突然崩殂，动乱随之而起。宫廷贵族立迈克尔六世为帝，可是军队却倾向于将军伊萨克·科姆内努斯（Isaac Comnenus）。一场战斗解决了这个问题，迈克尔退隐为僧侣，科姆内努斯则于1057年进入首都，成为皇帝。马其顿王朝经历了190年的混乱、战争、淫秽、虔敬和出色的治理，终告结束。

科姆内努斯两年后退位，任命元老院之首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为继承人，自己则隐退到修道院中去。1067年，君士坦丁死，其妻尤多西娅摄政四年，然而战争需要一位有力的领袖，她下嫁罗曼那斯四世，并立他为皇帝。1071年，罗曼那斯于曼日克特（Manzikert）为土耳其人所败，羞愧地回到君士坦丁堡，遭到革职、监禁、弄瞎双目的惩罚，任由他伤口不治而死。1081年，当伊萨克·科姆内努斯的侄子阿列克塞（Alexius Comnenus）一世继承帝位时，拜占庭帝国似乎正趋于没落。1076年，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由小亚细亚进逼而来，帕特兹纳克（Patzinak）和库曼（Cuman）族也从北方逼向君士坦丁堡，诺曼底人则正侵袭着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的据点，而拜占庭的政府和军队却在叛乱、无能、腐化、懦弱中一蹶不振。阿列克塞颇能以技巧和勇气来应付这种局面。他派出间谍在诺曼底地区鼓动革命，并以商业利益换取威尼斯海军的援助以对抗诺曼底人，没收教会财产以重建军队。他亲自领军作战，以高明的战略赢得胜利，几乎兵不血刃。征战之余，他还重组政府和国防，使倾颓的帝国又延续了100年。1095年，他制定具有远见的外交策略，他要求西方对信仰基督教的东方加以援助。在皮亚琴察会议中，他以重新统一希腊和拉丁教会为代价，换取与西方联合对抗伊斯兰教。他的要求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为了拯救拜占庭、后来又摧毁拜占庭的戏剧性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拜占庭的生活（566—1095）

11世纪，这个希腊帝国在以撒里亚和马其顿王朝文治武功的统治之下，再度达到查士丁尼以来武力、财富和文化的顶峰。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部、塞浦路斯、罗得斯、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克里特岛，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意大利南部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下，重现大希腊（Magna Grecia）的盛景，巴尔干地区则从保加人及斯拉夫人手中夺回，拜占庭的工商业再度主宰地中海，希腊基督教得志于巴尔干和俄罗斯，而希腊的艺术和文学正处于一场马其顿式的文艺复兴之中。11世纪，它的国库拥有相当于24亿美元的收入。

君士坦丁堡的巅峰时期，在贸易、财富、豪华、壮丽、优美和艺术上，不但超过古代的罗马和亚历山大港，也胜过当时的巴格达和哥多华。它将近100万的人口中，主要是亚洲人或斯拉夫人——包括亚美尼亚人、卡帕多细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保加人、半斯拉夫种的希腊人，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意大利、伊斯兰教地区的各色商人和士兵，在这些人之上则是一小撮希腊贵族。住宅建筑有上千种不同的形式——尖顶、平顶、圆顶，配合阳台、走廊、花园或凉亭。市场上则充斥世界各地的物产。住宅与商店之间有上千条狭窄的泥土街道，也有大厦与林荫回廊簇拥的壮丽大道，这些大道陈列着雕像与凯旋门，经过城门一直通往乡间。华丽的王宫，如狄奥费罗斯、巴希尔一世、尼塞福鲁斯的王宫，大理石的阶梯绵延至马尔马拉海的码头。（据一位旅行者说）教堂“多如一年中的日数”，其中许多是建筑中的瑰宝，圣坛珍藏着基督教最受尊崇和珍贵的纪念物。修道院外观务求壮丽，内则以崇德之圣徒为傲。圣索菲亚教堂装修一新，灯烛辉煌，香烟袅袅，庄严而又绮丽，赞美之歌洪亮而又华贵，这便是拜占庭皇城多彩多姿的生活的大概。

我们在贵族、大商人所拥有的城中大厦以及海边或内地的别墅中，可以发现当时所能拥有的各种奢侈品及不为闪米特禁忌所限的装饰：各种颜色、纹理的大理石，壁画，镶嵌，雕刻及上好的陶器，在银棒上滑动的布幕、帷幔、地毯和绸缎，镶有银和象牙的门，雕刻精美的家具，金银制的餐具。这里面有推动拜占庭社会的动力：面貌和身材姣好的男女，身着染色的绸衣花边、毛皮，像波旁王朝的巴黎和凡尔赛宫一样，进行着风雅、爱情以及权谋的争斗。没有妇女比这些淑女更长于熏香抹粉，更显得珠光宝气。王宫中熏香之火终年不熄，借以消除皇后和公主身上的臭气。以往的生活从没有如此浮华，以往的财物、宴会、游艺从来没有如此多彩多姿，而所定的外交礼仪却少之又少。殷实的贵族们把上好的衣饰穿到竞技场和广场上去炫耀，把华丽的大马车拉到公路上去疾驰，鲁莽地惹起徒步穷人的憎恶，其财富足以招致在舰船上，在大理石、雪花石膏及金银的祭坛上侍奉上帝的大教士的诅咒。克拉里的罗伯特（Robert of Clari）说君士坦丁堡拥有“世界上2/3的财产”。图德拉的本雅明说：“希腊的居民似乎全是国王们的儿女。”

12世纪的一位作者说道：“假如君士坦丁堡的财富超过其他城市，则其罪恶也在诸城之上。”无论贫富，所有大都会的罪恶行为都会聚于此。残暴与怜悯的念头在同一帝国人民的心头交替出现，庶民对宗教需求的程度，也随政治活动和战争的腐化或动乱而变化。阉割儿童，谋杀，或将王位继承人、潜在的敌手弄成瞎子，凡此种种，千篇一律地在朝代嬗递之中单调地重复着。受到不同种族、阶级、教条左右与搅扰的人民，是如此多变、嗜杀成性和周期性的扰攘不安。他们接受政府提供的面包、油、酒，以赛马、斗兽、绳技、剧院中猥亵的哑剧和街头帝国与教会的浮华虚饰为娱。赌场比比皆是，妓院几乎在任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有时候就“正在教堂的门口”。拜占庭的女人以放荡和宗教热情高而闻名，男人则以机警和狂妄的野心而著称。各阶层的人都相信法术、占星、卜筮、魔法、巫术和奇异的护身符。罗马人的美德甚至比拉丁语消失得还早，罗马和希腊的特质为已丧失本身德行的东方洪流所淹没，这些东方人除了语言之外，已一无所有。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信仰和放浪形骸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男女仍然是中规中矩的公民和父母，他们经过年轻时的嬉戏以后，安心地接受家庭生活的悲欢，并勉为其难地履行他们在世上的工作。一个弄瞎政敌的皇帝可以在医院、孤儿院、老人院和免费客栈上倾注他的仁慈。在贵族圈里，虽然日日以奢华安逸为能事，仍然有上百的人，在贪污受贿的鼓动下，做着行政和政治家的工作，除了阴谋、颠覆外，他们毕竟也设法使帝国免于各种灾难，并维持着中古基督教世界中最繁荣的经济。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的官僚体系，成为700年来在帝国各地都能发挥功效的行政工具。赫勒克留将帝国原来的行省改为由总督治理的军区，这是由伊斯兰教威胁所激起的拜占庭机构上百种改革之一。各区在集权化的统治下保持相当的自治，它们不受扰动首都的斗争和混乱的影响，而长期保持秩序和繁荣。君士坦丁堡由皇帝、长老、暴民统治，各区却由拜占庭的法律统治。当伊斯兰教将法律和神学糅为一体，而西欧深陷于各种蛮族法典的混乱之中时，拜占庭珍爱并扩充查士丁尼的遗产。查士丁尼二世和赫勒克留的《新法》（Novels ）、利奥三世颁布的《法律集要》（Ecloga ）、利奥六世颁行的《诏书》（Basilica ）及其新法，都把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Pandects ）加以修订，以适应5个世纪以来各方面的需要，军事法、宗教法、航业法、商业法、农业法，在法律上为军队、教会、市场、港口、农田、海上带来秩序和规范。11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法律学校也是基督教世俗学术中心。如此，拜占庭在千年的危厄与变迁中，保存了罗马最伟大的赠礼——罗马法，一直到12世纪它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复活，并革新了拉丁欧洲的民法和罗马教会的法典。利奥三世颁布、由古罗得斯岛航海法规发展而来的拜占庭航业法，是中古基督教世界的第一部商业法，也是11世纪意大利特兰尼和亚马非共和国商业法的来源，由此一脉相传，而成当代的法律遗产。

《农业法》值得称道之处，在于遏制封建而确立自由的农民。小片的土地分给退伍军人，较大的国有土地则由现役士兵耕种，作为服兵役的一种方式。广大的地区由从亚洲移民到色雷斯和希腊的异端教派垦殖。还有大片的区域在政府的强制或保护之下，由国内危险性较小的蛮族开垦，这样一来，哥特人进入了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伦巴底人进入了潘诺尼亚，斯拉夫人进入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10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竟成了斯拉夫人的天下，阿提卡和色萨利的斯拉夫人也很多。国家与教会合力打击奴隶制的气焰，立法禁止买卖奴隶或以自由民为奴，并且奴隶只要入营当兵、担任教士或与自由民结婚，即自动解除奴隶身份。在君士坦丁堡，奴隶虽只准做家庭杂务，但是蓄奴之风却颇炽盛。

大块农田以收买或其他方法吸收小块农田，土地集中成若干大农庄，当农庄过分集中，又因课税或革命而再分割，然后又再集中。10世纪，东拜占庭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富有的地主、教会、修道院，及由遗赠田产支持的医院手中。这些土地由农奴或有法律自由、但受经济束缚的农奴耕种。地主在仆从、卫士、家奴的侍候下，在他们的别墅或宅邸里过着高度奢华的生活。我们可在巴希尔一世的女施主丹尼利斯夫人的故事里看到许多或好或坏的大地主。当她从帕特拉斯到君士坦丁堡访问巴希尔一世时，有300名奴隶轮流为她抬轿。她送给巴希尔一世的礼物，比拜占庭任何皇帝曾收到的都多：400名青年、100名阉人、100名少女，此外尚有400匹织锦、100匹细致的白葛布和一套金银餐具。她生前将她大部分的财产分赠他人，死后又将其余遗赠巴希尔的儿子。其子利奥六世一下子接收到80座别墅和农庄，成堆的钱币、珠宝、金银器皿、贵重家具、织品、无数的牛和上千的奴隶。

这些希腊礼物并非都能为皇帝们带来愉快。这些搜刮百万民众血汗而得的财富，会使皇帝陷入极大的危险。皇帝为了利己，也为了人道，总是设法阻止财富不断集中。927年到928年饥馑与瘟疫流行的严冬里，挨饿的农民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仅仅交换一些实物，就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934年，摄政罗曼那斯颁布了一道诏令，谴责地主“较饥馑与瘟疫更少仁慈”，他要求将以平价之半的价格购得的地产物归原主，允许任何卖主在3年之内以同样的价格买回他们出售的土地。此令收效极微，集中仍然继续，更糟的是许多自由农抱怨重税，出售土地，然后迁入城市——假如可能，迁入君士坦丁堡接受救济。巴希尔二世再次和贵族进行斗争，他在996年所颁布的敕令，允许卖主随时可以原价赎回土地，废止违反934年法律的地契，并要求将这些土地立即无偿归还原主。11世纪时大多数地主避过了这些法律，东拜占庭陆陆续续建立起改头换面的封建庄园。但是皇帝的努力并没有全部白费。残余的自由农，在所有权的鼓舞下，化土地为农田、果园、葡萄园、养蜂场和牧场。大农庄主发展出较中古更科学化的农业。8至11世纪，拜占庭的农业和工业保持同样的繁荣。

这时期的东拜占庭帝国都市和半工业的特色，与阿尔卑斯山北麓农业的拉丁欧洲迥然不同。矿工和冶金业者积极地探采地下的铅、铁、铜和金矿。不只是君士坦丁堡，还有其他上百个拜占庭城市——士麦那、塔索斯、艾菲索斯、杜拉佐、拉古萨、帕特拉斯、科林斯、底比斯、萨洛尼卡、阿德里亚那堡、赫拉克利亚、塞利姆布里亚——活跃着制革匠、鞋匠、马鞍匠、军械匠、金匠、珠宝商、金属工人、木匠、木刻师、制轮匠、面包师、染工、纺织工、陶工、镶嵌师、画家……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哥多华，作为制造、交易的集中地，其繁忙喧嚣几乎和现代的大都会不相上下。尽管有波斯与之竞争，君士坦丁堡在丝织、纺织业上仍然领导着白人的世界，其次是阿耳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纺织业组织化程度高，大量使用奴工，其他行业则多为自由业者。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的普通大众具有阶级意识，并酿成多次失败的变乱。他们的雇主则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进取、慈悲、勤奋、多智和极度保守。主要的工业及其工人、工匠、经理、商人、律师、财务管理人都组织有渊源于古代的器乐吹奏者和艺术家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对其行业有独占权，对采购、价格、制造方法、买卖条件都有严格的规定，政府监察员则监督同业公会的活动和财务，有时以法律形式定最高工资。然而小型工业由工人从事，由私人投资。这种安排为拜占庭的工业带来秩序、繁荣和持续不衰，但也限制了创造和发明，并倾向于东方式的停滞和生活方式。

商业在政府维护和管理码头与港口，订定船只抵押、保险条例，打击海盗等努力下，在欧洲最稳定货币的支持下，受到鼓舞而发展。拜占庭政府对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实行普遍的控制——禁止某些货物输出，垄断谷物、丝织品贸易，征进出口税、买卖税。拜占庭政府最初允许外国商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亚马非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加泰罗尼亚人——进行他们大部分的生意，并允许这些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或附近建立他们半独立的经销处，拜占庭政府因此几乎失去爱琴海和黑海的商业霸权。法律允许抽息，但法定利率在12%、10%、8%或更低的限度以内。银行家云集此地，13世纪以前的基督教世界，支票和最广泛的信用制度也许是由君士坦丁堡而非意大利的放贷者发展起来的。

拜占庭的文艺复兴

9和10世纪，由于人们的勤劳和技能及富豪的增多，文学与艺术有显著的复兴迹象。虽然帝国自始至终都称为罗马帝国，但是几乎所有的拉丁成分，除了罗马法外，都已荡然无存。自赫勒克留以来，在东拜占庭，希腊语已成为政治、文学、宗教仪式及日常生活的语言。此时的教育完全用希腊语。几乎每一个自由的男子，许多妇女，甚至许多奴隶都接受教育。君士坦丁堡大学，像一般的大学一样，在赫勒克留时代的危机中停滞不前。863年，才由恺撒·巴达斯加以恢复，而且它在语言学、哲学、神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音乐、文学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是异教的莱巴尼乌斯（Libanius）和无神论者卢奇安都曾在此学习。合格的学生大多免缴学费，教师由政府支薪。公私立图书馆不但很多，而且保存了众多已为混乱的西方所遗忘的古典杰作。

希腊遗产的广为传播，既有启迪作用，也有限制作用。它使思想敏锐而广阔，诱使其脱离说教式的雄辩和神学争论的陈词滥调，但它的繁复阻碍了创造性。无知者较博学者更有独创力。拜占庭文学主要为有修养和有闲暇的绅士、淑女创作，洗练而又优雅，精巧而又雕琢，模仿希腊却非真正的希腊文学，只学到了外表，而未能吸收其精髓。虽然这一时期教会相当主动而又颇能容忍年轻人的一些习惯，不过仍是不出正统范围，倒是那些反对崇拜偶像者比教士们更虔诚。

这是另一个亚历山大式的文艺学术时代。学者们分析语言、韵律，写作摘要、大纲、通史，编辑字典、百科全书和选集。917年，君士坦丁·塞法拉斯编纂了《希腊诗集》。976年，苏伊达斯编纂了百科全书字典。塞奥凡尼斯及执事利奥写了极有价值的当代史。埃及的保罗编纂医学百科全书，综合了伊斯兰教的理论和实践，引用盖仑和奥里巴希乌斯的遗著，并以近于现代的词汇，讨论胸部癌症、痔疮的手术治疗、膀胱结石及睾丸的割治。

这个时代的拜占庭，杰出的科学家是默默无闻的贫穷的教师，萨洛尼卡的利奥，在君士坦丁堡籍籍无名，直到一位伊斯兰教国王邀请他到巴格达，才开始受到注意。利奥的一个学生，在作战时被俘，成为伊斯兰高官的奴隶，这个高官对于他的几何知识颇为赞赏。此事为马蒙得知，允许他参加宫廷几何学讨论会。马蒙对他的表现有深刻的印象，极好奇地听了关于他老师的情形后，决定立刻把利奥请到巴格达，提供给他优裕的生活。利奥就此事向拜占庭的一位官员提出请求，这位官员又请示皇帝狄奥费罗斯，皇帝立刻以教授的职位留住利奥。利奥精通多种学问，他教授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和哲学并写作相关著作。马蒙向他提出一些几何和天文学问题，得到极其满意的答案，因向狄奥费罗斯表示，愿以永久的和平及2000磅黄金为代价暂时借用利奥。狄奥费罗斯拒绝了，并任命利奥为萨洛尼卡大主教，以避开马蒙。

利奥、佛提乌斯和色拉斯是这一时代主要的学术领袖。当时最博学的佛提乌斯仅用六天时间即从俗人晋升为主教，并成了宗教史上有名的人物。迈克尔·色拉斯身为平民，出入宫廷，是许多国王和皇后的顾问；也是学问渊博、温和而又正派的伏尔泰式的人物，每次宫廷革命或神学争论之后，皆能安然无恙。他不使自己因嗜好书本而麻木了对人生的爱。他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哲学，获得“哲学家之王”（Prince of Philosophers）的头衔。他曾入修道院，又觉修道院生活太过平静，于是重返尘世。他于1071至1078年间担任首相，以闲暇写作政治学、科学、医学、文法、神学、法学、音乐和历史著作。他的《编年史》（Chronographia ）以公正、生动、华丽的笔法记述一个世纪（976—1078年）以来的阴谋和丑闻（他描写君士坦丁九世“对色拉斯言听计从”）。下面的一个例子是他记述的1055年使狄奥多拉恢复王位的叛乱的情形：

每一个“混在群众里的士兵”都武装起来了：有的拿把小斧，有的持战斧，有的拿弓，有的持矛，有的携带重石，全部乱糟糟地……跑向狄奥多拉的住宅……但是她躲入一座小教堂，对这些叫喊充耳不闻。群众于是放弃鼓噪，以武力胁迫她。有些人抽出刀剑，逼向狄奥多拉做出欲刺她的模样。人们粗鲁地把她从教堂里揪出来，给她穿上华丽的袍子，置于马上，然后簇拥着她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去。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前来行臣礼，尊她为女皇。

色拉斯的私人信函几乎像西塞罗的作品一样迷人和富于启示，他的演说、诗和小文集传诵一时，他那恶毒的幽默和致命的机智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令人兴奋的刺激。当时西方的阿尔琴、拉巴尼和吉尔伯特等神学家，与色拉斯、佛提乌斯和塞奥凡尼斯等人相比，只不过是从“野蛮之境”来到“心灵之国”的怯弱的移民。

拜占庭文艺复兴最辉煌的一个领域是它的艺术。从726到842年，破除偶像运动禁止雕刻的或画的圣像，也使艺术家从单调的宗教题材中解放出来，能够观察、描绘和刻画俗世的人生。皇室、贵族赞助人、历史事件、森林中的动物、田野中的树和植物及日常生活的琐事，都成了取代诸神的题材。巴希尔一世在宫中建了一座新教堂，当时有人记载说：“装饰了上千种的珍珠、金、银、丝、镶嵌和大理石制品。”最近在圣索菲亚教堂发现的装饰品，大部分是9世纪的产物。教堂中心的圆顶是975年地震以后重建的，又在虹弧上安置一座巨型基督的镶嵌像，附属的镶嵌则建于1028年。庞大的教堂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的各部分在死亡和复活中延续着生命。838年装置的青铜门以精致闻名，后又从君士坦丁堡定制与此相似的铜门，装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亚马非大教堂和罗马城外的圣保罗教堂。其中最后一扇，是1070年君士坦丁堡所制的，至今犹存，可为拜占庭艺术的见证。

圣宫（Sacred Palace）是由逐渐变多的厅房、接待室、教堂、浴室、亭阁、花园、列柱围绕中庭庭院所构成，几乎每一位皇帝都加筑一些。狄奥费罗斯加筑一座皇座殿（Triconchos），殿的三边是壳状半圆形——一种从叙利亚传入的设计，为圣宫带来一些东方情调。殿的北边为珍珠宫，南边为数间日光室（Heliaka）和有金顶的绿色大理石列柱，及金底上有男女采集水果场景镶嵌画的精致的卡米拉斯（Kamilas）厅。这里的镶嵌在结构上浑然一体，壁上绿色的镶嵌树，衬以金色镶嵌的天空，但仍不足以与和谐宫（Hall of Harmony）相媲美。谐和宫的大理石镶嵌，有花丛中绿地的效果。狄奥费罗斯将马格那拉宫布置得华丽异常：接见客厅有金质筱悬树悬于皇座之上，金制的鸟儿栖息于树枝和皇座上，金色的怪兽卧于皇座的两侧，金狮则在座底。当外使觐见，装有机关的怪兽和狮子会站起，摆动尾巴并发出吼声，鸟儿则开始发出机械的歌唱。所有这些荒唐的东西都是巴格达的哈伦·阿尔·拉希德（Harun alRashid）宫的翻版。

来自“各省”和商业的税收美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各地仍然有足够的资金对省会进行较小规模的修饰。修道院再度富裕起来：10世纪，有圣山的拉瓦拉和伊唯隆；11世纪，有福基斯的圣路加教堂，巧斯的莫尼，埃莱夫西斯附近的德菲尼女修院，院中古雅的镶嵌可说是拜占庭中期风格的最佳代表作。乔治亚、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成为拜占庭艺术的前哨。安提阿的公共建筑博得穆斯林的赞扬。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the Holy Sepulcher）在赫勒克留胜利以后迅速重建。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前后，埃及基督徒兴建圆顶式的教堂，规模虽属平常，但是在装饰上，运用法老式、托勒密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和伊斯兰教埃及式在金属、象牙、木材和织物等方面的技巧，使这些教堂成了毫不逊色的文明遗产。由于破除偶像运动的迫害，成千的僧侣从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逃到意大利南部，接受教皇的庇护，拜占庭式的建筑和装饰经过这些逃难者和东方商人的传播，在巴里、奥特朗托、贝内芬托、那不勒斯和罗马盛行起来。拉韦纳在艺术上仍为希腊式，以7世纪圣阿波利纳里斯的镶嵌为代表，萨洛尼卡仍是拜占庭式，以与西班牙埃尔·格列柯（El Greco）所塑的圣者像一般忧郁、憔悴的使徒像镶嵌装饰圣索菲亚教堂。

拜占庭的文艺复兴在所有这些地区和城市，就如在首都一般，以全世界赞不绝口的技巧创作镶嵌、绘画、陶器、珐琅、玻璃、木器、象牙、青铜、铁、宝石、纺织、染色、装饰的杰作。拜占庭的艺术家制造表面下饰有金叶、小鸟、人物的蓝色玻璃杯，瓶颈有珐琅图案和花卉的玻璃容器，以及拜占庭皇帝曾送给他国君王的各式精美的玻璃器物。比这些更值钱的礼物，是展示拜占庭纺织艺术的名贵袍子、围巾、长袍和法衣。例如梅斯教堂所藏的“查里大帝的斗篷”和在亚琛查里墓中发现的精致丝织品。希腊皇帝一半的威仪，主教令人敬畏的大半，教会仪式中基督、圣母以及殉道者一些华丽的衣着，反映了艺匠们的数百年来技艺的发展及海陆富裕的日子。拜占庭金匠和宝石加工业，兴盛至13世纪，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宝库中的战利品满满都是这些成品。这个时代有圣路加的写实镶嵌，圣索菲亚教堂的光辉耶稣头像和1935年从伊士坦布尔马其顿皇宫废墟中发现的40平方米的巨大镶嵌。当破除偶像运动趋于沉寂，或在运动所不及的地区，教堂以绘在木头上的、有时框在珐琅或珠宝框中的圣像增进虔诚之感。9世纪格列高利·纳齐安岑布道书（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的《以西结的异象》（Vision of Ezekiel ），时约1000年的梵蒂冈“蒙诺罗格斯”（Menologus）手稿中的四帧插图，900年巴黎《旧约·诗篇》中大卫的画像，都是插画史上举世无双的杰作。这些画没有透视，没有明暗造型，却有着丰富而又美丽的色彩，生动的想象，人体与动物解剖的新知识，野兽与飞禽、植物与花卉在圣徒与神祇，泉水、拱廊和回廊之间愉快地欢闹着，小鸟啄着果子，熊在欢舞，雌雄鹿角相抵向；还有一只豹子，举起一只不敬的脚，画着一个表示虔诚的缩写字。

拜占庭的陶工很早即通晓珐琅的艺术——在赤陶或金属的坯上加一层金属氧化物，经过烧制，与坯融合，不仅能产生一种光泽，而且有保护作用。这一艺术从东方传到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一度销声匿迹，后又于3世纪再度出现。拜占庭中期有极多的珐琅器物——人像、奖牌、圣像、十字架、圣骨箱、杯子、圣餐杯、书籍封面、马具和其他用具上的装饰。早在6世纪，拜占庭就从萨珊时代的波斯得知景泰蓝珐琅器的制法：将彩色涂料倾在用金属丝或金属条箝住的表面，景泰蓝和金属坯焊合，构成装饰的图案。拜占庭景泰蓝著名的杰作乃作于约948年，现存林堡（Limburg）的君士坦丁七世圣骨箱，从它精细、谨慎的技巧及奢华的修饰上，可以看出拜占庭的特色。

没有什么艺术比拜占庭艺术更富于宗教性。787年的一次宗教会议立下这样的律条：“由画家制作，由教士规定题材并监督制作过程。”因此拜占庭艺术的严肃，主题的狭隘，方法与格式的单调，以写实、幽默和日常生活为题材者，均极罕见。刻意雕琢和灿烂华丽无与伦比，但从没有达到成熟的哥特式艺术的多变性和通俗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惊异于它的成就和影响。整个基督教世界，从基辅到加的斯，都承认拜占庭的领导地位并模仿它。拜占庭的叙利亚式艺术带有波斯建筑、镶嵌风格和伊斯兰教艺术的装饰动机。威尼斯也向君士坦丁堡学习，圣马可教堂模仿君士坦丁堡的使徒堂。拜占庭建筑出现于法国，远至北部的亚琛。西方各地的插画手稿都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保加人采取了拜占庭的信仰和装饰艺术，乌拉底米尔（Vladimir）大帝改信希腊正教，也打开了拜占庭艺术进入俄国的通道。

5至12世纪，拜占庭文明在行政、外交、财政、礼节、文化和艺术方面，领导着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也许过去还不曾有一个社会被如此辉煌地装潢过，不曾有一种宗教如此的多彩多姿。拜占庭像其他的文明一样，植根于农奴或奴隶之上，庙宇和王宫的金银、大理石，以工人在地上或地下挥汗如雨为代价。它也像当时的其他文化，是残酷的。跪拜在圣母像前的人可以在莫里斯的面前屠杀莫里斯的子女。它也有浅薄之处，在贵族化的高尚文雅之中混杂着极多世俗的迷信、盲目狂热和无知无识。669年，东方省的军队要求帝国同时拥有三位一体（Trinity）的三位皇帝，而文化中有一半是在维护这种蒙昧。由于与这种蒙昧相违的科学和哲学无从发展，希腊文明在1000年中对世界人类的知识没有额外的贡献。拜占庭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件能够激起人类的想象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文化遗产的重压和神学的桎梏之下，垂死的希腊已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基督教，中古的希腊心灵无法再拥有成熟的、现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拜占庭文明令人惊异的遗迹保存了这么久，是何种潜在的资源或内在的活力使它从波斯及叙利亚的胜利，到丧失叙利亚、埃及、西西里、西班牙于穆斯林的困境中残存下来？也许正是依赖圣迹和奇迹而弱化了防御力的同一宗教信仰，给予一个有长久耐力的民族以秩序和纪律，并为皇帝和国家罩上一层神圣的气氛。官僚体系在所有战争和革命动乱中带来持续和稳定，保持内部的和平和经济的规律发展，征收赋税，使帝国能够再度扩张达到查士丁尼时期那样广阔的版图。虽然伊斯兰教君王比拜占庭皇帝拥有更大的地盘，他们的国家财政不如后者，而且伊斯兰教政治的松懈，交通和行政系统的不良，使伊斯兰教阿巴斯王朝陷于分裂达三个世纪，而拜占庭帝国延续达千年之久。

拜占庭文明发挥了三项重要的作用。它屏障欧洲，对抗波斯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千年之久。它忠诚地珍爱并充分地传播了古希腊留下的文学、科学和哲学重抄本，直到1204年被十字军侵占。为逃避战乱，僧侣们把希腊抄本带到了意大利南部，并在那儿恢复了希腊文学的知识。希腊文教授为了躲避穆斯林和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有时移居意大利，成为古典希腊文学的媒介，如此意大利年复一年地重新发掘着希腊，直到人们开始在知识自由的泉源中醉饱为止。最后使保加人、斯拉夫人从野蛮进入基督教文明，并把斯拉夫身心难以估量的力量带进欧洲的生活和命运之中的，也是拜占庭。

巴尔干诸民族（558—1057）

在君士坦丁堡北方百余英里，就是轻文好战民族的动乱渊薮。匈奴人的浪潮尚未退去，一支和匈奴有血缘关系的柔然人从土耳其斯坦至俄罗斯南部（558年），奴役成群的斯拉夫人，又侵袭日耳曼达易北河（562年），迫使伦巴底人进入意大利（568年），又蹂躏整个巴尔干，几乎把所有拉丁语民族都赶出了巴尔干，柔然人的势力一度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626年，他们包围并几乎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失败使他们走上了衰落的命运。805年，他们被查里曼征服，又逐渐被保加人和斯拉夫人融合。

保加人原是匈奴人、乌克兰人和土耳其人的混血后代，曾是匈奴帝国在俄罗斯的一部分。阿提拉死后，保加人一个分支在现今喀山附近的伏尔加河流域建立老保加利亚王国。他们的都城保加因内河贸易而繁荣，直到13世纪被鞑靼人摧毁为止。5世纪，另一分支向西南迁移到顿河河谷。679年，其中一部乌提格人越过多瑙河，在摩西亚建立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他们奴役那里的斯拉夫人，采用斯拉夫人的语言和制度，最终被斯拉夫人同化。这个新王国在克伦汗（Khan Krum）时期达到极盛（802年）。克伦汗具有野蛮人的勇敢和文明人的狡诈，他侵入东罗马的马其顿省，夺得1100磅黄金，焚毁萨迪卡，即现在的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

811年，尼塞福鲁斯皇帝烧毁克伦汗之都皮利斯卡（Pliska），但是克伦汗以陷阱在山隘摧毁一支希腊军队，杀死尼塞福鲁斯，以其头颅为饮酒器。813年，他包围君士坦丁堡，焚烧四郊，又蹂躏色雷斯。当他正准备另一次进攻时，因血管破裂而死。其子欧姆塔（Omurtag）与希腊言和，希腊割让一半的色雷斯。该王国在泊雷斯汗（Khan Boris）时期信奉基督教，泊雷斯汗本人在长期的统治以后，进入修道院。4年后废长子乌拉底米尔，以幼子西米恩（Simeon）继承王位。他活到907年，是第一个被封为圣徒的保加利亚人。西米恩是一代枭雄，他扩张至塞尔维亚和亚得里亚海，自称为“全保加人和希腊人之主”，并不断与拜占庭发生战争。但是他想翻译希腊文学以教化其百姓，以希腊艺术美化其多瑙河畔的都城。时人描写都城普雷斯拉夫（Preslav）为“悦目的奇景”，到处是装饰富丽的“高大的王宫与教堂”，是13世纪巴尔干最大的城市，如今仍有若干废墟遗存。西米恩死后，保加利亚因内部混战而衰弱。931年，塞尔维亚恢复独立。972年，约翰·色米色斯再度征服保加利亚东部。1014年，巴希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西部，于是保加利亚又成为拜占庭帝国一个省（1018—1186年）。

正当此时，饱受侵袭的帝国又遭马札儿人骚扰（934—942年）。马札儿人像保加人一样，可能是乌克（Ugri）或伊格（Igurs）人分出的一支，他们在中国的西陲游牧，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混合匈奴和土耳其人的血统，他们的语言与芬兰人（Finns）和萨摩耶人（Samoyeds）相近。9世纪，他们从乌拉—里海草原，迁移至顿河、第聂伯河和黑海之间的地区。他们夏天耕种，冬天打鱼，一年四季捕捉、贩卖斯拉夫人到希腊为奴。大约在乌克兰居住了约60年以后，他们又向西移动。欧洲不久即进入最衰弱的时期，君士坦丁堡以西竟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存在，没有一支可以抵抗敌人的统一军队。889年，马札儿人征服比萨拉比亚和摩达维亚。895年，他们在首领阿帕得（Arpad）的领导下，开始了对匈牙利的长期征服。899年，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涌入意大利，焚毁帕维亚及其全部的42座教堂，屠杀居民，蹂躏该半岛达一年之久。他们征服潘诺尼亚，侵入巴伐利亚（900—907年），蹂躏卡伦西亚（901年），占领摩拉维亚（906年），抢劫撒克逊、色林吉亚、士瓦比亚（913年）、南日耳曼和阿尔萨斯（917年），在多瑙河支流莱西击败日耳曼人（924年）。整个欧洲都在战栗和祈祷。由于这些入侵者是异教徒，所有基督教国家似乎都走入了穷途末路。933年，马札儿人在哥达（Gotha）被击败，他们前进的步伐因而受阻。943年，他们再度入侵意大利。955年，他们抢劫勃艮第；同年，日耳曼联军在奥托一世（Otto I）和领导下，在接近奥格斯堡的莱西费得或莱西山谷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欧洲在这恐怖的100多年（841—955年）中，北拒诺曼底人，南拒穆斯林，东拒马札儿人，至此终于在残破的废墟中喘了一口气。

975年，马札儿人接受基督教，这使欧洲相对安全些。吉萨王恐怕匈牙利落入再度扩张的拜占庭帝国之手，选择了罗马公教以争取西方的和平，并使其子斯蒂芬与亨利二世之女吉色拉缔结婚姻。巴伐利亚公爵斯蒂芬一世成了匈牙利的守护神和最伟大的国王。他依日耳曼式封建制度统治马札儿人。他为了加强这个新社会的宗教基础，使自己于1000年由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加冕为匈牙利王。圣本笃派教士群集于此，建立修道院和村庄，并引进西方的农业和工业技术。在一个世纪的争战之后，匈牙利终于由野蛮步入文明，而当吉色拉王后送一个十字架给日耳曼的朋友时，这个十字架已经是金饰艺术的杰作了。

据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最早的地区在俄罗斯基辅、摩里夫（Mohilev）和布斯特—利托斯克（Brest-Litovsk）之间的一个沼泽区。他们属于印欧民族，语言与日耳曼语和波斯语有亲缘。他们周期性地被游牧民族征服，时常承受着压迫、贫穷、奴役之苦，在无休无止的艰危之中，逐渐变得坚忍和强大起来，而妇女的多产，克服了连年战争、饥荒、疾病引起的高死亡率。他们住在洞穴或泥屋之中，以打猎、畜牧、打鱼、养蜂及出售蜂蜜、蜂蜡、兽皮为生，后又逐渐定居下来，以农耕为生。他们甚至进入危险的沼泽和森林狩猎，被其他民族俘虏，无情地卖掉，而他们也遵行当时的风俗，以人易货。由于住在寒冷而又潮湿的地带，他们以烈酒取暖。他们喜欢基督教而不喜欢伊斯兰教，因为后者禁止饮酒。酗酒、肮脏、残忍、掳掠是他们显著的劣根性。他们节俭、机警，富有徘徊在善恶之间的想象力。他们本性善良、好客、好交际，也喜欢比赛、跳舞、音乐和歌唱。酋长多妻，穷人则一夫一妻，妇女不论买卖或抢夺而来，婚后都异常忠实和顺从。父系家庭以氏族、部落的形式松懈地组织起来。在早期的牧畜时代，氏族内的财产共有。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由于能力、努力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土地上造成不同的产量——渐变为私有或家有财产制。由于频繁的迁移和部落纷争，斯拉夫发展出不同的语言：西部有波兰语、温德语（Wendish）、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部有斯洛文尼亚语（Slovene）、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和保加利亚语，东部有大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小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语。几乎所有这些语言，彼此都有相通之处。语言和风俗的泛斯拉夫特质，加上空间、资源形态，及由于艰苦的生存环境、严格的淘汰、简朴的饮食形成的活力，构成了斯拉夫民族扩张的力量。

当日耳曼部族向南、向西迁入意大利和高卢之时，在日耳曼北部、中部留下一块人口压力不大的区域，斯拉夫人在入侵的匈奴的驱逐下向西扩张，越过维斯图拉河，进抵易北河，填补了这一地带。在这里，他们的后裔成为后来的温德人、波兰人、捷克人、乌拉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到6世纪末，斯拉夫移民潮涌入希腊乡村，城市纷纷关起了城门，拒之门外，但是强大的斯拉夫血液还是注入了希腊血统。约640年，两支和斯拉夫有血缘关系的部落——西比人和克罗地亚人——成了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的新居民。塞尔维亚人接受了希腊正教，克罗地亚人信奉罗马公教，宗教的分歧阻碍了种族和语言的统一，削弱了他们对抗邻邦的力量，塞尔维亚在独立与臣服于拜占庭或保加利亚人之间摇摆不定。989年，保加利亚皇帝萨穆尔在击败并俘虏塞尔维亚的约翰·乌拉底米尔之后，将女儿寇沙拉（Kossara）许配给他，允许他回到他的都城热塔（Zita）为侯王，这就是作于13世纪的塞尔维亚最古老的小说《乌拉底米尔和寇沙拉》（Vladimir and Kossara ）的主要情节。古代达尔马提亚地区滨海城市——札拉、斯巴拉脱、拉古萨——仍然保持它们的拉丁语言和文化，而塞尔维亚的其余地区都斯拉夫化了。1042年，佛斯拉夫（Voislav）王为塞尔维亚赢得了自由，但是到12世纪，它又承认了拜占庭的宗主权。

8世纪末，当斯拉夫这一惊人的移民过程完成之时，整个中欧、巴尔干诸国和俄罗斯都成了斯拉夫人的天下，他们不断侵扰着君士坦丁堡、希腊和日耳曼的边陲。

俄罗斯的诞生（509—1054）

斯拉夫人是最后享受到俄罗斯肥美的土壤、广阔的草原和许多可通航河流的民族，他们常陷入瘴气弥漫的沼泽、难以进入的森林、夏热冬寒的气候和缺少抵御敌人的天然屏障的忧虑中。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即已在它最宜人的海岸地区——黑海西北边缘——建立了许多城镇——欧比亚、塔那斯、狄欧多西亚、潘吉卡斐等，并和内陆的塞西亚人发生通商和战争的关系。这些土著民族，祖先可能是伊朗人，他们从波斯和希腊汲取文明成果，公元前600年，甚至产生了一位哲学家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他曾到雅典和梭伦进行辩论。

公元前2世纪，另一个伊朗部族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征服并取代了塞西亚人，希腊的殖民地在此动乱后衰落。2世纪，哥特人从西边进入，建立了东哥特王国。约375年，该王国又被匈奴人推翻，此后数个世纪，俄罗斯南部平原再也见不到任何文明的痕迹，只有一连串的游牧民族——保加人、柔然人、斯拉夫人、卡扎尔人、马札儿人、帕特兹纳克人、库曼人和蒙古人。卡扎尔人是土耳其人的一支，于7世纪时穿越高加索进入南俄罗斯，在第聂伯河和里海之间建立起秩序井然的统治，并在窝瓦河河口，接近现在阿斯特拉堪（Astrakhan）建立都城伊第尔（Itil）。夹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帝国之间，他们的国王和上层阶级却信奉犹太教，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宁可使两边同时感到不快，也不愿任何一边构成他们的威胁。他们给予人民充分的信仰自由。所成立的七个法庭中有两个属于穆斯林，两个属于基督徒，两个属于犹太教徒，还有一个属于异教徒。从后五个法庭均可向伊斯兰教法庭提出上诉，因为当时认为伊斯兰教法庭的司法工作做得最好。由于这种开明政策的激励，各种不同信仰的商人云集在卡扎尔人的城镇。波罗的海和里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贸易蓬勃发展。8世纪时，伊第尔是世界大型的商业城市之一。9世纪，卡扎尔人的王国遭受土耳其游牧民族侵略，政府无力保护商路免于盗贼的攻击。10世纪，卡扎尔王国终于陷入种族纷争。

6世纪，一支斯拉夫移民部族从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迁入俄罗斯中部及南部的多种族聚居地。他们定居在第聂伯河和顿河河谷，有小部分到达北方的伊耳曼湖（Lake Ilmen）。经过几个世纪，他们人口增长，年复一年理清森林，疏浚沼泽，驱逐野兽，创建了乌克兰。在人口增加的过程中，他们遍布整个平原。以后我们所知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一部远征史——他们进入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乌拉尔山区及西伯利亚，其殖民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每一年，斯拉夫人都会注入新的血液。

9世纪初，斯拉夫世界受到来自西北方的出人意料的攻击。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Vikings）把他们攻击苏格兰、冰岛、爱尔兰、英格兰、日耳曼、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人马和精力拨出一两百人结伴进入北俄罗斯，抢劫波罗的海人、芬兰人和斯拉夫人的居住地，然后载着战利品扬长而去。这些瓦里亚基人（Varangians）为了保护劫掠来的财物，沿途建立起碉堡，后来逐渐定居下来，成为居于农民之上，由武装商人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少数统治阶层。有些市镇雇请他们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很明显，这些保护人把他们的薪水来源变成了镇民的进贡，而自己反成了雇主。9世纪中期，他们统治诺夫哥罗，并将权力南伸至基辅。他们将自己控制的道路和居住地组成一个松懈的商业性和政治性帝国，称为罗斯（Ros）。横越陆地的大河，通过运河及短距离陆上拉纤，把波罗的海和黑海联结在一起，并引导瓦里亚基人向南扩张贸易和势力。不久，这些无畏的商人战士已在君士坦丁堡售货或工作。相反地，当贸易在第聂伯河、沃尔克霍夫（Volkhov）河和西德维纳（Dvina）河渐次发展时，从巴格达和拜占庭来的伊斯兰教商人以香料、酒、丝、宝石交易兽皮、琥珀、蜂蜜、蜂蜡和奴隶，因此在这些河的沿岸，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可发现大量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钱币。当穆斯林控制了东地中海，妨碍欧洲的货物由法国和意大利进入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港口时，马赛、热那亚、比萨在9世纪和10世纪都衰落了；而俄罗斯的市镇，如诺夫哥罗、斯摩林斯克、车尼哥夫、基辅和罗斯托夫（Rostov），却因与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的贸易而繁荣起来。

俄罗斯《古史编年》（The Ancient Chronicle ）中“三亲王”（three princes）的故事，讲述斯堪的纳维亚人渗入的代表诺夫哥罗及其附近的芬兰人和斯拉夫人，将北欧的霸主赶走之后，内部纷争不断，以致862年，他们又请瓦里亚基人给他们派来一位统治者或将军。据故事记载，来了三位兄弟——罗立克（Rurik）、西纽斯（Sineus）和吐鲁伏（Truvor）——建立了俄罗斯。尽管后人对此事有所怀疑，但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或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为征服诺夫哥罗掩饰之词。这部编年史进一步说，罗立克派他的两名助手阿斯寇德（Askold）和笛耳（Dir）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这些维京人半途征服基辅，宣布脱离罗立克和卡扎尔人独立。860年，基辅已经有力量派出200艘船的舰队攻打君士坦丁堡，虽然进攻失败，基辅仍是俄罗斯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基辅控制广大的内陆，而它最早的几位统治者阿斯寇德、欧列格（Oleg）、伊果（Igor），比在诺夫哥罗的罗立克更有资格被称为俄罗斯国家的建立者。欧列格、伊果和能干的公主奥格（Olga）及其勇武的儿子西维托斯拉夫（Sviatoslav）扩张基辅王国，直到几乎包括东部所有的斯拉夫部族及波罗兹克（Polotsk）、斯摩林斯克、车尼哥夫和罗斯托夫等城市。860年至1043年，这个新生的王国曾六度企图攻下君士坦丁堡。俄罗斯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野心由来已久，他们渴望能安全地到达地中海。

第五位基辅大公（Grand Duke of Kiev）乌拉底米尔称其新国家为“罗斯”，他于989年信仰基督教。乌拉底米尔娶拜占庭皇帝巴希尔二世之妹为妻，此后至1917年，无论宗教、字母、货币、艺术，俄罗斯都是拜占庭的模式。希腊教士为乌拉底米尔解说王权及其神圣的来源，及这套理论在增进社会秩序和王朝稳固上的功用。在乌拉底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Yaroslav）时代，基辅王国达于极盛。它的权威在从拉多加湖（Lake Ladoga）和波罗的海到里海、高加索和黑海的广大地区获得承认并取得赋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为斯拉夫融合，斯拉夫血统和语言仍遍布各地。社会组织全然是贵族式的，国王将行政和军事信托给一位地位较高的贵族（boyars）和一位地位较低的贵族（dietski），以下依次为商人、城市居民、半奴隶性质的农人及奴隶。有一部法典叫《俄人权利》（Russkaya Pravda ），允许私自报仇、公平决斗和根据数人证词判决疑犯无罪，但是设立由十二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乌拉底米尔在基辅设立了一所男童学校，雅罗斯拉夫在诺夫哥罗也建了一所。基辅是窝瓦河、杜味拿河和第聂伯河下游船只集中地，对所有经过的货物抽取通行税，于是基辅很快即有力量按照拜占庭的式样兴建了四百座教堂和一座与圣索菲亚一样大的大教堂。他们请来希腊的艺术家以镶嵌、壁画和其他拜占庭的装饰来美化这些建筑。希腊音乐也传了进来，为俄罗斯赞美歌的成功做了准备。慢慢地，俄罗斯逐渐在它的土地上建起国王的王宫，泥屋之上有了圆顶阁楼，并依赖其人民的力量，在依然蛮荒的大海中培养出一些小小的文明之岛。

第二章 西方的没落
（566—1066）

当伊斯兰教节节进展，拜占庭正从命运的打击中复兴时，欧洲则试图冲出它的“黑暗时代”（Dark Ages）。黑暗时代是一个不精确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按他的偏见去定义。我们将把它定义为524年波伊提乌之死到1079年阿贝拉德（Abélard）出生之间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拜占庭尽管失去了很多领土和声望，其文明仍然兴盛。6世纪的西欧，却处于征服、分裂、再度野蛮化的混乱中。古典文化多残存下来，大部分静静地隐藏在少数修道院和家族中。不过，社会秩序的实质和心理的基础所受到的扰乱，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文化的统一与持续、心灵沟通的相互充实，在战争的扰攘、交通的危险、贫瘠的经济、方言的兴起及拉丁文消失于东方、希腊文消失于西方的情况下没落了。9世纪和10世纪，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诺曼底人、马札儿人、阿拉伯人对欧洲海岸及城市的攻击，加速了欧洲生活与防卫的地方性及思想与语言的原始性。日耳曼和东欧是移民的大旋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海盗的渊薮，不列颠被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人占据，高卢被法兰克人、诺曼底人、勃艮第人及哥特人占据，西班牙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分据，意大利因哥特人和拜占庭之间的长期战争而四分五裂，曾为半个世界带来秩序的地方，如今经受着政治、经济及道德上的崩溃，这样的情形将延续达五百年。

然而，在这漫漫长夜之中，查理、阿尔弗雷德和奥托一世，也曾为法兰西、英格兰、日耳曼带来短暂的秩序和激励。埃里金纳（Eriugena）重振了哲学，阿尔琴及其他学者恢复了教育，吉尔伯特将伊斯兰教的科学输入基督教世界，利奥九世和格列高利七世重建并强化了教会，建筑上发展出罗马式……欧洲从11世纪起开始慢慢步入中古欧洲最伟大的12世纪和13世纪。

意大利（568—1095）

·伦巴底人

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三年，拜占庭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因伦巴底人的入侵而终止。

保罗执事（Paul the Deacon）和许多执事一样，以为伦巴底人是因他们的长胡子而得名。伦巴底人自认为他们的老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且他们的子孙但丁也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发现，他们1世纪时在易北河下游，6世纪时在多瑙河。552年，纳西斯利用他们在意大利作战，胜利后，将他们遣回潘诺尼亚，可是他们念念不忘北意大利的富饶可爱。568年，因在东北两面受到柔然人的压迫，13万伦巴底男女、儿童，千辛万苦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底区——青葱的波（Po）河平原。一年以前曾遭解职的纳西斯，可能试图阻止他们。拜占庭忙于应付柔然人和波斯人，意大利本身也因与哥特人的战争精疲力竭，此时既没有战争的胃口，也没有钱付给代他们作战的英雄豪杰。573年，伦巴底人占领维罗纳、米兰、佛罗伦萨，并以帕维亚为首都。601年，占据帕度亚；603年，占领格里摩那（Cremona）和曼图亚；640年，夺取热那亚。他们最有势力的国王利乌特普朗德（Liutprand）占领意大利东部的拉韦纳，中部的斯巴拉脱，南部的本尼凡托，并企图将全意大利统一，全部纳入其统治之下。教皇格列高利三世为了不使教皇沦为伦巴底人的主教，号召尚未屈服的威尼斯人为拜占庭夺回拉韦纳。利乌特普朗德只得以给予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自哥特人的狄奥多里克大帝以来最好的统治自我安慰。他像狄奥多里克一样，目不识丁。

伦巴底人发展出一种进步的文明，国王由贵族会议选举并须听取后者的谏议，通常由所有到达兵役年龄的自由男子组成的公民大会提出立法。643年，罗塞里王（King Rathari）颁行一套原始却进步的法典：它允许以金钱赔偿谋杀，保护穷人，讥笑巫术信仰，给予天主教、阿里乌斯派及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通过通婚，将日耳曼入侵者的血统吸收到意大利的血统中，使他们开始说拉丁语。伦巴底人在这里到处留下他们蓝眼、金发的特征，并在意大利语中留下一些条顿语的单字。征服平息、法治恢复之后，波河一带原有的商业又重新振作，到伦巴底统治的末期，北意大利的城市已经富强，为他们在中古艺术和战争上的高峰做好了准备。文学的进展在此时仍是步履蹒跚，只有一本有意义的书，即约784年出现的保罗执事所著的《伦巴底史》（History of the Lombards ），该书枯燥无趣，编排欠佳，毫无哲学趣味。但是伦巴底区却因建筑和财政留名后世。建筑领域仍保留了若干古罗马的组织和技术，科木师傅团（Magistri Comacini）带头调和了伦巴底式建筑，这一形式成熟后即为罗马式。

利乌特普朗德之后三十年间，伦巴底和教皇发生战争。751年，艾斯托夫（Aistulf）王占据拉韦纳，终止了拜占庭总督的管辖。因罗马公国（Ducatus Romanus）在法律上曾属此辖区，艾斯托夫即宣布罗马为其大王国的一部分。教皇斯蒂芬二世向君士坦丁·科普罗尼姆斯（Constantine Copronymus）求援，这位希腊皇帝反将这一消息通知艾斯托夫，斯蒂芬不得已向法兰克王“矮子”丕平求助。丕平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艾斯托夫，以伦巴底为法兰克之领地，并将意大利中部完全赠给教皇管辖。教皇仍承认东拜占庭皇帝之正式宗主权，但是拜占庭在意大利北部的权威告终。伦巴底的藩属狄西德里乌斯王（King Desiderius）企图恢复独立并征服伦巴底区，教皇哈德良一世召请查理横扫帕维亚，将狄西德里乌斯送进修道院，消灭了伦巴底王国，使该地成为法兰克的一个省（774年）。

·意大利的诺曼底人

意大利从此迈入一千年的分裂和外族统治时期，我们不打算逐一描述细节。1036年，诺曼底人开始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南意大利。诺曼底的诸侯，像现在的法国人一样，习惯于将土地平分给家庭的分支，这一习惯在中古的诺曼底则造成小土地制。不安于贫困及喜好冒险和抢掠，一些贪婪的诺曼底人受雇于南意大利互相争夺的公爵，他们勇敢地为本尼凡托、沙莱诺、那不勒斯、卡普阿而战，作为报酬得到阿佛沙镇。其他年轻的诺曼底人，听说打一两场仗即可获得土地，纷纷从诺曼底到意大利来，不久他们便有足够的人来为自己打天下。1053年，最勇敢的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在南意大利建立了诺曼底王国。他在传闻中是这样一位人物：比他的任何士兵都高大，意志与臂膀均十分坚强，身材优美，有棕色的头发和胡子，衣着华丽，贪婪而又慷慨，有时残酷，却很勇敢。

吉斯卡尔拥有武力与诡计，目无法纪。1054年，他占领卡拉布里亚（Calabria），几乎是从教皇利奥九世尸体手中接收了本尼凡托。1059年他与尼古拉二世缔盟，命后者称臣纳贡，并从其手中夺得卡拉布里亚、阿普里亚和西西里的统辖权。1071年，他命其弟罗杰（Roger）征讨西西里，自己进攻巴里人，并把拜占庭势力逐出阿普里亚。他为亚得里亚海所阻，因而大怒，梦想越海攻取君士坦丁堡，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王。他临时成立舰队，1081年，败拜占庭海军于杜拉佐。拜占庭向威尼斯求救，威尼斯起而应援，因为它不愿稍损其在亚得里亚海的霸权。1082年，战术精良的威尼斯大划船败吉斯卡尔的舰队于杜拉佐附近。但是第二年，吉斯卡尔又以恺撒般的精力，把军队运送到杜拉佐，打败了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的军队，取道伊庇鲁斯、塞萨利，几乎进抵萨洛尼卡。然后，就在他的美梦快要实现的时候，他接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绝望的请求，请他帮助对抗亨利四世。1084年，他把军队留在塞萨利，匆忙赶回意大利，另组一支由诺曼底人、意大利人及阿拉伯人构成的军队拯救教皇。从日耳曼人手中夺回罗马，敉平反抗他的民变，并允许被激怒的士兵肆意焚掠城市，其破坏程度，连451年的汪达尔人的大破坏也不及。此时，吉斯卡尔之子博希芒德（Bohemond）回来领罪，称他在希腊的军队已被阿列克塞摧毁。这位老海盗组建第三支舰队，于1084年败威尼底（Veneti）海军于科孚海外，占据了爱尔尼亚的塞法罗尼亚岛，结果他70岁（1085年）时因病或中毒死于该岛。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意大利强盗首领（condottieri）。

·威尼斯（451—1095）

此时，半岛的北端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注定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衰落之时繁荣强大起来。5世纪和6世纪蛮族入侵，尤其是568年伦巴底人南侵时，阿奎利亚、帕度亚、柏卢诺、费尔特雷和其他城镇的人民，多逃往亚得里亚海顶端的皮亚韦和阿第及河中小岛上，加入那儿的渔民以保性命。危险过去以后，有一些避难者仍留在该处，建立了赫拉克利亚、美拉摩哥、格拉度、里度等村镇，并将里弗阿托改为里亚尔托，作为他们联合政府的所在地。一支威尼底部族早在恺撒之前就占据了意大利东北部。13世纪，因避难者而形成的一个城市，即以威尼西亚（Venezia）命名。

起初这里生活非常艰苦。清水难觅，贵重如酒。他们被迫以鱼、盐与大陆交换小麦和其他物品，如此威尼斯人变成了以航海和经商为业的民族。渐渐地，中欧和北欧与近东的贸易都从威尼斯的港口经过。这个新邦联为免于日耳曼人和伦巴底人的攻击，承认拜占庭为宗主。虽然如此，他们在浅水的岛屿上，从陆地、海上进攻都难以接近，再加上威尼斯人勤奋、坚忍以及从各地贸易累积起的财富，使这样一个小国家立国千载竟而不败。

威尼斯最初由12位保民官（tribunes）——显然每位代表一个主要岛屿——处理政事，直到697年，当这些聚落觉得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时，他们推举出一位总督（Doge）。总督为终身制，或者只能以革命迫其退位。总督巴多耳（Agnello Badoer）非常巧妙地抵挡法兰克人的攻击，其子孙942年以前一直被选为总督。欧塞罗二世（Orseolo II）时，威尼斯报复达尔马提亚海盗的袭击，猛扑其巢穴，吞并达尔马提亚，建立起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998年，威尼斯开始在每年耶稣升天节庆祝这一次海上的胜利。庆祝以斯波萨利西亚（sposalizia）仪式为主：总督从一艘装饰华丽的划船上，将一枚奉献的指环扔到海中，并以拉丁语喊道：“海洋，我们与你为婚，以我们真诚与永恒的主权为记。”拜占庭很乐意接受威尼斯这样一个独立的联盟，为表酬谢，给予它在君士坦丁堡等地的商业特惠，使威尼斯的贸易达到黑海，甚至远及伊斯兰世界的港口。

1033年，商业贵族终止了总督的世袭权利，再度回到以公民大会选举的方式，迫使总督与元老院共同统治。此时，威尼斯已被称为“黄金的威尼斯”，其居民以奢华的衣着、普遍的识字程度及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自豪著称。他们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民族，精明敏锐，勇而好斗，虔诚而寡廉鲜耻。他们把信基督教的奴隶卖给穆斯林，以获利的一部分为圣徒建筑庙堂。在里亚尔托的店铺中，有承袭罗马时代意大利工业技术的能工巧匠。除了河中船夫偶尔发出的简短的吆喝声，沿运河两岸平静地从事着繁忙的地方贸易，而码头上远行的划船，装载着欧洲和东方的货物，这一切构成如画般的景色。由资本家出资的商业航行，通常可获得20%的利润。贫富之间的差距，因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而加大。他们对迟钝毫无怜悯，敏捷者赢得赛跑，强大者赢得战争。穷人流落街头，无安身立命之所，富人华厦巨宅，在拉丁世界，以最富丽的教堂宁神靖民。总督宫初建于814年，焚毁于976年，在文艺复兴和摩尔人混合装饰式样的建筑以前，曾多次改建。

828年，威尼斯商人从亚历山大港某个教堂偷得据称是圣马可的遗骨。威尼斯人尊这位使徒为他们的守护神，荼毒半个世界，以便为他的遗骨建立庙堂。兴建于830年的第一座圣马可教堂，976年时遭受严重的火灾，于是欧塞罗二世另建一座新的更大的庙堂。拜占庭的艺术家被召集去，他们以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的圣徒堂为蓝本——一个十字形上有五个圆顶。工程持续近一个世纪，如今所见的主要结构，实际上完成于1071年，1095年实行奉献仪式。圣马可的遗骨在976年的大火中遗失，进而威胁到教堂的神圣性，于是在奉献仪式时，所有的参拜者都祈祷遗骨之失而复得。据善良的威尼斯人所重视的一个传统说法，有一根梁柱因他们的祈祷跌落地上，露出了福音传播者的遗骨。这座建筑不断受损，不断修复，几乎不到十年就有一些改变或装饰，如今我们所知的这座圣马可教堂，不属于某一时期的建筑，而是千年来不断增建与装修的结果。12世纪时在砖墙上加大理石面，各色石柱从十几个城市运来。12世纪和13世纪时，拜占庭的艺术家归化威尼斯，为教堂制作镶嵌。1204年，从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弄来四匹青铜马，安放于大门前。14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家又添上一些尖顶、花式窗格和圣堂屏风。17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又在几乎一半的镶嵌上画上无关紧要的壁画。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改变，这座奇特的建筑仍保持它的特色和统一的风格——不脱拜占庭和阿拉伯式样，华丽而又奇异：外部有显眼的拱门、扶墙、尖塔、梁柱、堂皇的正门、尖顶、镶以色彩缤纷的大理石、镂刻的飞檐和庄严的球状圆顶；内部则有彩绘的列柱，雕刻或绘画的三角壁，阴沉的壁画，5000平方英尺的镶嵌，地板嵌有碧玉、斑岩、玛瑙和其他玉石，而祭坛后面的金色壁雕，976年在君士坦丁堡用贵重金属及景泰蓝珐琅制成，上镶2400颗珠宝，1105年始立于主坛之后。圣马可教堂像圣索菲亚教堂一样，拜占庭大事装饰的热情，于此皆超过了它本身应有的规模。上帝得到大理石和珠宝作为供奉，人则从基督上百的史诗中，从天地的创造直至毁灭中得到戒惧、教诲、鼓舞和安慰。圣马可教堂是拉丁民族胜于东方艺术的最高和富于特色的表现。

·意大利的文明（566—1095）

当意大利的东部和南部在文化上仍属拜占庭之时，半岛的其他地区，开始从罗马的遗产中发育出新的文明，包括新的语言、宗教和艺术。即使在外敌入侵、混乱不安和贫穷困乏之中，罗马的文化遗产也未完全丧失。意大利语原是古代人们说的一种粗俗的拉丁语，后来慢慢变成所有语言中音调最优美的一种。意大利的基督教是富于浪漫气息、多彩多姿的异端，一种充满地方色彩和守护圣徒的可爱的多神教，一种充满传奇与奇迹的神话。意大利的艺术认为哥特式艺术是野蛮的，它自己则执着于长方形的形式（basilican style），最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回到奥古斯丁的形式（Augustan forms）。封建制度在意大利从未盛行，城市从未失去在乡村之上的优越地位。令意大利走上富裕之路的是工业和商业，而非农业。

从未作为商业城市存在的罗马，继续趋向没落。它的元老院毁于哥特人的战争，它古代的市政组织，到了700年以后，成了空洞的工具和反叛者的理想之地。各色人等杂居在污秽的贫民区里，以放纵情欲和教皇的周济缓和痛苦，只有不时以反抗外来的统治者或不喜欢的教皇的叛乱，来发泄政治上的情绪。旧贵族家族把时间耗费在控制教皇或和教皇一起控制罗马之上。由于执政官、保民官、元老以棍棒和斧头破坏了法律，社会秩序仅靠宗教会议的谕令维持，各处成千的僧侣、主教，很少不是愚蠢无知的，也不都是独身或纯洁的。教会指责在公共浴室里的滥交，公共浴室里的大厅和水池都废弃了，异教的洁身技术也没落了。引水管因战争或疏于照管而毁坏，人们只得喝台伯河的河水。令人拥有血腥记忆的大剧场及竞技场，也不再使用了，大会堂在7世纪时变成了牧场，朱庇特神殿布满泥泞，古老的神庙和公共建筑被肢解，作为修建基督教堂和宫殿的材料。罗马在罗马人手中比在汪达尔和哥特人手中受到更多的蹂躏。恺撒时代的罗马已灰飞烟灭，而利奥十世的罗马尚未诞生。

旧有的图书馆被损坏或摧毁，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局限于教会之内。科学让位于迷信，只有医学因依附于修道院，而保存了盖仑医师的传统。9世纪，可能是沙莱诺的圣本笃派修道院附设的一间平民医学校，填补了古代与中古医学之间的鸿沟，一如希腊化的南意大利填补了希腊与中古文化之间的鸿沟。沙莱诺成为医疗保健之地有千余年的历史，据当地的人说，这所希波克拉底学院（Collegium Hippocraticum）拥有十位医学导师，其中包括一个希腊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约1060年，有一位叫作“非洲人”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的罗马市民——他曾在非洲和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学校研究医学，后将不少伊斯兰教医学知识带到蒙特卡西诺（他在此成为僧侣）及附近的沙莱诺，他对希腊、阿拉伯医学及其他著作的翻译，促成了意大利的科学复兴。在他死时（约1087年），沙莱诺学校成为基督教西方医学知识的最高学府。

这时期最出色的艺术成就是罗马式建筑式样的建立。意大利的建筑家继承罗马坚实悠久之传统，加厚了长方形教堂墙壁的厚度，以翼廊穿过教堂的中部，再以塔楼或附加支柱为拱壁，以列柱支持拱门，拱门支撑屋顶。典型的罗马式拱门是朴实的半圆形，高贵庄严，适于跨越空间更甚于负荷重量。早期罗马式的走廊及后期罗马式的教堂本堂和走廊，都用拱形的圆顶。外部通常用平板而没有敷涂料的砖块。内部饰以适度的镶嵌、壁画和雕刻，避免了拜占庭式的繁复装饰。罗马式是罗马的，它寻求稳定与力量，而非哥特式的崇高与优雅，其目的在于使心灵趋于恬淡谦逊，而非将心灵提升至滔天的激越。

意大利此时产生了两件罗马式建筑的杰作：米兰的圣安布罗西教堂（Church of Sant Ambrogio）和比萨的大教堂。将一位皇帝拒之门外的圣安布罗西教堂，于789年由圣本笃教团重建，结果又遭损坏。1046年至1071年，基多（Guido）大主教把它完全改建，由长方形的柱廊改成拱形的圆顶教堂。本堂和走廊的屋顶原有木材，现改由复合方柱伸出的圆拱支撑，成为砖石结构之拱形顶。拱形圆顶形成的穹棱，用肋拱加强，这是欧洲最古老的肋拱形圆顶。

圣安布罗西教堂简朴的正面，与比萨大教堂繁复的正面似乎相差极远，但基本原理并无两样。1063年，比萨在巴勒莫附近赢得对阿拉伯人舰队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此后该市为了纪念胜利，以一部分战利品为资金，延请建筑家布希多（Buschetto）和里纳尔多（Rinaldo）建立一座令全意大利羡慕的圣母堂。整座大厦几乎皆以大理石砌成。1606年，又加上青铜门，使拱廊四根柱子以过度的重复跨过正面。在内部，众多的柱子把教堂分成本堂和双廊，在袖廊和本堂的交会处耸立起一个不大悦目的椭圆形圆顶。这是意大利第一座伟大的教堂，而且是中古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杰作之一。

基督教的西班牙（711—1095）

这时期基督教西班牙的历史，主要是以驱逐摩尔人为目的的长期的十字军东征。摩尔人富有又强盛，他们据有最富庶的地区，并有最好的政府组织，而基督徒既贫且弱，耕地贫瘠，山脉阻挡了他们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使他们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助长了狭隘的排他主义，也形成了兄弟阋墙的斗争局面。在这个热情洋溢的半岛上，基督徒被基督徒杀害的人数，远比被摩尔人杀害的多。

711年，伊斯兰教势力侵入以后，把未能征服的哥特人、苏维人、基督教化了的柏柏人和伊比利亚的凯尔特人赶入了西班牙西北的坎塔布连山区。718年，摩尔人追击他们，被哥特人佩拉尤的一小支军队在寇瓦东加击败，后佩拉尤自立为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建立了西班牙君主政治。摩尔人在图尔溃退后，使阿尔丰沙一世得以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疆域扩大到加利西亚、卢西塔尼亚以及维兹卡亚。其孙阿尔丰沙二世吞并了莱昂省，并以奥维多为首都。

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关键性的大事。一位牧羊人声称，在星星的指引下，他在山中发现了一口大理石棺，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基督的兄弟”使徒雅各的遗物。于是人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小教堂，后改建为孔波斯特拉大教堂（Santiago de Compostela），成了基督徒朝圣的圣地，仅次于耶路撒冷和罗马。圣雅各的圣骨成了鼓舞民心和捐募资金对抗摩尔人的无价之宝。圣雅各被奉为西班牙的守护神，而圣地亚哥之名也传遍了三大洲。信仰创造历史，尤其是信仰犯下错误的时候，人因为这些错误而死得更为高尚。

在阿斯图里亚斯东方，比利牛斯山之南，是那瓦拉（Navarre）。当地居民大部分是巴斯克人——可能是西班牙凯尔特人和非洲柏柏尔人的混血后裔。由于位于山区，他们成功地抵挡住穆斯林、法兰克人、西班牙人的势力，得以保持独立。905年，桑科一世（Sancho I）建那瓦拉王国，以旁普罗纳（Pamplona）为首都。桑科因吞并莱昂、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而赢得大帝之称号，基督教的西班牙因此一度接近统一。但是桑科临终时，将国土分给四个儿子，使一生的事业功亏一篑。阿拉贡王国即是在此分割时期出现。它迫使南方的伊斯兰教后退，并于1076年与北方的那瓦拉王国和平地合并。到1095年，阿拉贡已占有西班牙中北部一大片土地。788年，西班牙东北靠近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被查理征服，由法国的伯爵以半独立的“西班牙边界地带”的方式加以统治，其语言混合了西班牙卡斯提尔语和法国普罗旺斯地方语言。西北的莱昂，到“胖子”桑科（Sancho the Fat）时步入历史舞台，这位胖子必须由侍者搀扶才能行走。贵族迫其退位以后，他到哥多华去，那里著名的犹太医生和政治家哈什迪治好了他的肥胖症。这位有如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般柔弱的桑科返回莱昂，并于959年夺回王位。西班牙中部的卡斯提尔由其城堡得名，它面对伊斯兰教的西班牙，生活在长期的备战中。930年，卡斯提尔的武士决定不再服从莱昂或阿斯图里亚斯国王的命令，并以布哥斯为首都，建立了独立国家。斐南多一世（Fernando I）将莱昂和加利西亚并入卡斯提尔，迫使托莱多及塞维利亚的酋长每年进贡。但是，他像桑科大帝一样，死时将国土分予三个儿子，从而抵消了他的努力，他的这些儿子延续了基督教西班牙王国之间互相毁灭的战争传统。

农产品匮乏和政治分裂，使基督教的西班牙在文化上与南方的伊斯兰教对手和北方的法兰克人相比远远落后。甚至在每一个小王国之内，统一也都是断断续续的，贵族们除了战争时期几乎无视国王的存在，他们在封建领地内自行管理他们的农奴和家奴。教会各阶层的教士构成第二种贵族，主教也拥有自己的土地、农奴和家奴，在战争中领导自己的军队，通常也不理睬教皇，其管理西班牙的基督教，俨然独立于教会。1020年，各地贵族和主教在莱昂参加协商会议，如同莱昂王国的议会一般制定法律。这次议会给予城市自治特许状，这在中古欧洲尚属首次。类似的特许状也颁给西班牙其他的城市，这可能是为了换取他们对抗摩尔人的热忱和所需的金钱，于是在西班牙君主统治之下出现的封建制度中，出现了有限的城市民主。

迪亚兹（Rodrigo Diaz）的事业反映出11世纪基督教西班牙的英勇、骑士精神和混乱。他约1040年生于布哥斯附近的比瓦尔。成年以后他成为一位军事冒险家，哪里付钱就到哪里打仗，三十岁时就以大胆的战术闻名整个卡斯提尔。他既为摩尔人打基督徒，也为基督徒打摩尔人，因此不被人们信任。1081年，他奉卡斯提尔王阿尔丰沙六世之命到塞维利亚征收贡礼，回来时被控吞没了部分贡品，因而被逐出卡斯提尔。他变成了一名流寇，组织一小支雇佣兵部队，随时受雇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统治者。他为萨拉戈萨酋长服务八年之久，牺牲阿拉贡，扩大摩尔人的势力。1089年，他率领一支大部分士兵为穆斯林的7000人的军队攻占巴伦西亚，每月向后者索取1万第纳尔的贡金。1090年，他俘获巴塞罗那伯爵，得到8万第纳尔的赎金。远征回程途中巴伦西亚拒绝他进入，他便包围该城达一年之久，1094年该城投降时，他撕毁了所有投降条件，烧死仍活着的首席法官，把居民的财产分给他的部下，若非他的士兵发出一阵抗议的呼声，几乎把这位法官的妻子和女儿也都烧死了。迪亚兹这些行为不过是依当时的风俗行之。他以能力和公正统治巴伦西亚，以弥补他的罪行，并以此地作为对抗摩尔人的堡垒。1099年他死后，他的妻子杰敏娜（Jimena）统治该城三年。一个仰慕他的后辈，在传奇中把他描写成一位具有使西班牙重归基督教的神圣而又热忱的武士，他的遗骨在布哥斯受到圣徒一般的尊敬。

分裂的基督教西班牙之所以能够逐渐达到统一的目标，是因为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最后也陷入更深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1036年，哥多华伊斯兰教王国的衰亡，为卡斯提尔王阿尔丰沙六世带来绝好的机会。1085年，他在塞维利亚王的协助下占领托莱多，并以此为首都。他以伊斯兰教的方式对待被征服的穆斯林，并鼓励将摩尔人的文化吸收进基督教的西班牙。

法兰西（614—1060）

·加洛林王朝的出现

当克洛泰勒二世（Clotaire II）为法兰克国王时，墨洛温王朝似乎还算安定。这个家族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统治过如此庞大而又统一的王国。不过克洛泰勒的腾达得力于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贵族的帮助，他以渐增的独立和更大的领地酬谢他们，并从他们之中选出“长者”丕平一世（Pepin I the Elder）为自己的宫廷总管。这位总管原是皇家事务总监和皇家地产监督，他的行政职权在梅罗文加诸王专注于淫乐和权谋之时逐渐增强，他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宫廷、军队和财政。有一段时期，克洛泰勒之子达戈伯特（Dagobert）国王曾遏止过总管和大公的权力。据编年史学家佛瑞德加（Fredegar）记载：“他公平地对待贫富，只进很少的食物和睡眠，只想大家对他留下一个满心欢喜和钦慕的印象。”但是又说：“他有三名王妃和许多嫔妃”，是“一个情欲的奴隶”。后来他那些疏忽职守的继承人——游手国王（rois fainéants）——又使权力落入总管之手。687年，丕平二世在泰斯特里（Testry）之战中击败了他的对手，把总管的头衔改为首相，统治除亚奎丹以外所有的高卢地区，他的私生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名义上是宫廷总管兼阿斯特拉西亚公爵，在克洛泰勒四世之下统治整个高卢。他勇敢地击退了弗里斯人和撒克逊人对高卢的入侵，并在图尔打败穆斯林，挽救了基督教的欧洲。他协助博尼费斯和其他教士改变日耳曼的信仰。但由于严重的财政压力，他又没收教会的土地，出售主教职位给将军们，在修道院驻扎军队。

751年，其子丕平三世任希尔德里克三世的宫廷总管，遣使请求教皇撒迦利亚（Pope Zacharias）废黜墨洛温傀儡王，自立为王以名实相符。撒迦利亚由于需要法兰克人支持他对抗伦巴底人的野心，委婉拒绝了他。丕平于是在斯瓦松（Soissons）召集了一次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会议。751年，他无异议地被选为法兰克国王，最后一任无作为的国王被削发送进修道院。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到巴黎城外的圣但尼修道院（Abbey of St.Denis）为丕平涂油，后者称“神惠之王”（rex Dei gratia）。墨洛温王朝告终，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由此开始。

“矮子”丕平三世是一位有耐心、有远见的君主，虔诚而务实，爱好和平，但在战争中决不屈服，品德也在高卢几个世纪以来任何统治者之上。查理曼所有的成就都奠基在丕平时代，在他们统治的63年（751—814年）中，高卢终于转变成日后的法兰西。丕平深知没有宗教协助统治上会很困难，他恢复了教会的财产和特权，将圣物带给法兰西，从伦巴底诸王手中将教皇解救出来，并于756年，以“丕平献赠”（Donation of Pepin）的名义，给教皇广泛的世俗权力。他对教皇给他“罗马最高贵族”（Patricius Romanus）的头衔，及谕令法兰克人此后不得选其子孙以外的人为国王作为回报颇感满意。他卒于786年，死前将法兰克王国传给其子卡洛曼二世（Carloman II）及后来成为查理大帝的查理。

·查理大帝

这位中古最伟大的国王于742年出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是日耳曼血统，说日耳曼语，并有日耳曼民族的特色——身体强健，精神勇敢，种族骄傲，其粗率淳朴，距离那一时代法国都市的温文尔雅有数百年之遥。他读书甚少，但所读皆属好书。晚年始尝试学习写字，并不十分成功，但他能读古条顿语、书面拉丁语，并懂希腊文。

771年，卡洛曼二世卒，查理在29岁时成为唯一的国王。两年后，教皇哈德良二世向他紧急求援，请求协助抵挡侵入教皇国的伦巴底王狄西德里乌斯。查理包围并攻下帕维亚，僭取伦巴底王位，确定丕平的捐赠，并承担教会世俗权力保护者的角色。他返回首都亚琛后，最初一连53场战役，几乎都由他亲自领导。他计划征服并基督教化巴伐利亚、撒克逊，击败滋扰的柔然人，使意大利免于阿拉伯人的攻击，加强法兰西的防御，抵制西班牙摩尔人的扩张，以完成他的帝国梦想。撒克逊东边地区仍为异教徒所据，他们焚毁一座基督教堂，并不断侵入高卢。这些理由足以使查理打了18场战役（772—804年），使双方都为无法结束的暴力付出了代价。他让被俘的撒克逊人在受洗和死亡之间作一个选择，结果有4500名进行反抗的撒克逊人在一天之内被杀。随后他到泰昂维（Thionville）庆祝基督的诞辰。

777年，在帕得邦（Paderborn）的巴塞罗那伊斯兰教总督阿拉比（lbn al-Arabi），要求基督教君王支援他对抗哥多华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查理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包围并攻下了基督教的旁普罗纳（Pamplona）城，几乎进至萨拉戈萨。查理知道自己孤立无援的军队不足以和哥多华一拼，又有消息传来，说被征服的撒克逊人发生疯狂的叛乱，并向科隆进军，他于是率领精锐，以狭长的纵队阵形，经比利牛斯山道赶回。778年，在那瓦拉的伦西瓦列（Roncesvalles）的一条山道上，一队巴斯克人突然袭击法兰克军队，几乎把他们全部杀死。可敬的罗兰（Hruodland）也死于此劫，他就是300年后法国最著名的诗篇《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 ）所歌咏的英雄。795年，查理派另一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西班牙边界——东北的一处长条形地带，变成法兰西亚（Francia）的一部分，巴塞罗那投降。806年，那瓦拉及阿斯图里亚斯承认法兰克的主权。785年，查理征服撒克逊人。789年，他逐退逼近的斯拉夫人。790到805年，他击溃柔然人，然后在统治的第三十四个年头他63岁时安然引退。

事实上，他喜欢行政胜于作战，在部落与教会冲突已达数百年的西欧，他以武力达成某种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此时从维斯杜拉河到大西洋，波罗的海到比利牛斯山，及几乎整个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大部分，皆在他统治之下。一个人如何能独自统治如此庞大和复杂的王国？他身心都足够坚强，以承担上千种危险和危机，甚至儿子刺杀他的阴谋。他有丕平三世的智慧和谨慎以及查理·马特的无情。他扩张他们的权力，以良好的军事组织和宗教仪式保卫、支持这一切。他高瞻远瞩，十分清楚自己的策略和目的。他能领导军队，说服议会，又知顺应贵族，控制教士和管理妻妾。

他给为他卖命的士兵更优厚的待遇，借以激励士气。每一个应召从军的自由人，必须对地方当局报告他所有的装备，而每一个贵族对他领导的队伍都负有维护的责任。国家的结构建立在这一支有组织的武力之上，由君权神授的神圣性、皇帝仪容的光彩华丽及对君王服从的传统等有利的心理因素加以支持。国王四周聚集着一批管理行政的贵族和教士——宫廷中总管或执事（seneschal）、首席法官（count palatine）、宫廷法官（palsgraves）和上百位学者、侍从、事务员。公众参与政事的观念由每半年召开一次的有财产、能武装的人参加的大会推动，他们在沃姆斯、瓦朗谢讷、亚琛、日内瓦、帕得邦等地通常露天召开这一会议。在大会中，国王对其中一小群贵族或教士提出立法计划，让他们进行考虑，提出建议，国王再将法律条文系统化，然后提交大会通过。大会很少有不同意的时候。兰斯的大主教辛克玛（Hincmar）曾对参与某次大会的查理有亲切的描写：“他向显要们致意，与很少见面的人交谈，对长者表示亲切，和年轻人一起嬉戏作乐。”大会时每一省的主教和行政官，都要向国王报告地方上的重要事情。辛克玛说：“国王希望知道国内有没有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及造成的原因。”有时国王的代表召集有声望的市民，要他们去调查谁应加征赋税，公共秩序的情况，及有无犯罪或犯法的事情，这些人还须发誓所言非虚。9世纪，在法兰克，一些地方事务，如土地所有、罪犯的罪责等问题，常由这些发过誓的调查员（Jurata）做决定，这种调查员制度经过诺曼底人和英格兰人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的陪审制度。

帝国划分为若干郡（counties），每一个郡精神上的事务由主教或大主教掌管，尘世的俗务由国王的伴臣（comes）或伯爵掌理。地方地主会议每年在地方省会召开两或三次，通过地方政令，并作为地方之上诉于法庭。危险的边疆各郡都没有特殊的总督（graf），例如瓦朗谢纳的罗兰就是布列塔尼边区的总督。所有地方行政都听命于国王的密使（missi dominici），查理派出密使传达他对地方官员的要求，考核他们的行为、司法、财政，防止贿赂、敲诈、徇私和横征暴敛，接受诉讼，补救错失，保障“教会、穷人、患者、鳏寡及所有的百姓”，使他们免于不法或暴虐的侵害，并向他报告各地的情况。这种密使制度（capitulare missorum）是为人民而立的大宪章（Magna Carta），比英国为贵族而立的《大宪章》早四百年。此种法规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伊斯特里亚（Istria）伯爵的例子略窥一二：他被密使指控不公并有勒索行为，国王迫其吐出赃款，赔偿每一个受害者，并公开承认罪行，保证不再重犯。除了战争行为之外，查理是我们所知自哥特人狄奥多里克以来欧洲最正直、最开明的君主。

查理法律留下的65条法规，是中古法律最为有趣的部分。它们并非有组织的系统，而是以前许多“野蛮的”法律为适应新的情况和需要而被扩大和应用，有些部分还不如伦巴底利乌特普朗德国王的法律来得开明：它仍然保留了杀人赔偿法、神裁法（ordeal）、决斗裁判法（trial by combat）及残害处罚，重归异教信仰或斋戒期吃肉须判死刑——虽则教士可以酌情减轻刑罚。这些法规并不全是法律，有些是供词，有些是查理询问官员的问话，有些是道德的告诫。其中有一条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全力侍奉上帝，并实践他的训诫，因为皇上无法照管每一个人的人格修养。”还有一些条文企图对性与婚姻关系增加更多的规定。人们虽然不致完全遵从这些告诫，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他们有心努力从野蛮走向文明。

除了政府和道德，在农业、工业、财政、教育及宗教领域，查理都为之立下法律。查理统治时期，正是阿拉伯人控制的地中海、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经济陷入低潮的时候。历史学家伊本·哈尔敦说：“基督徒已无法再在海上行舟。”西欧、非洲与地中海东部整个商业关系都因之紊乱，只有犹太人把这个在罗马时代经济统一，而现在分裂为两个敌对部分的世界联结在一起。这也是查理努力保护犹太人的原因。斯拉夫和拜占庭统治下的欧洲及北方的条顿人区，仍有贸易活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虽有活跃的商业，但在查理去世以前，这个地区的贸易已为挪威的海盗扰乱。北方的维京人和南方的穆斯林几乎封闭了法兰西的海港，使它变成一个内陆的农业国家。由于商业中产阶级的衰落，以致没有人能对抗农业贵族。法兰西封建制度因查理的土地赐予及伊斯兰教的胜利而加强。

查理努力保护自由农民，使他们不致日益普遍地变成农奴，但是贵族和环境的力量，使他的努力遭到挫败。甚至因为加洛林王朝与非基督教民族战争的结局，奴隶制度竟还有复兴的迹象。国王自己的地产是皇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没收、赠礼、遗产归还、土地收回而周期性地增加。为了管理这些土地，他颁布了异常详尽的《庄园法》（capitulare de villis ），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对国家收入和支出细心考察的情形。所有森林、荒地、道路、港口、地下矿产都归国有。他对残存的商业加以鼓励，对市集加以保护，度量衡和物价也有定准，关税适度，禁止投机，修补道路、桥梁，在美因茨建造横跨莱茵河的桥，保持水运畅通，并计划修运河以联结莱茵河和多瑙河，使黑海与北海相通。货币保持稳定，但因法兰西缺少黄金及商业衰退，不得不以银镑代替君士坦丁的金币。

查理对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倾注了精力。他抽贵族和教士的税作为经费，建立济贫制度，以致使行乞成为一种罪恶。他对当时文盲的普遍感到震惊，那时除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读书，也惊于低级教士缺乏教育，他召请外国学者以恢复法兰西的学校。执事保罗来自蒙特卡西诺，阿尔琴来自约克（782年），执教于查理在亚琛王宫中所设的学校。阿尔琴是撒克逊人，生于约克附近，在爱格伯（Egbert）主教在当地设立的教会学校受教育。8世纪，不列颠和爱尔兰在文化上是领先法兰西的。当穆尔西亚的国王欧法命他出使法兰西时，查理请求他留下。阿尔琴正欲离开英格兰，因为丹人“使得该地荒凉，修道院也声名狼藉”，于是便同意留下。他先到英格兰及其他地方访师寻书，不久这所宫廷学校就成为活跃的研究、校订、抄写手稿以及普及全国教育改革的中心。学生包括查理、他的妻子留特格得、他的儿子们、女儿吉色拉、他的秘书爱因哈得、一位修女及其他许多人。查理是所有人中最用功的一个，他勤于求知正如他勤于国事。他读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他非常努力地学写作。爱因哈得说：“他经常在枕头下放一块石板，以便在闲暇时习字，但因他开始得太晚，成绩不佳。”他发狂地学习拉丁文，但在宫廷中仍说日耳曼语。他编辑了一部日耳曼文法书，并收集日耳曼诗歌的早期杰作。

796年，阿尔琴在宫廷学校任教八年以后，要求退隐较幽静的环境中，查理勉强让他接受了图尔修道院院长一职。在修道院里，他鼓励僧侣们将圣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语《圣经》、拉丁教父的著作及拉丁古典书籍进行更好、更精确的缮写，于是其他修道院也都仿效。现在许多最好的古典书籍，就是来自9世纪这些修道院的抄书室。事实上，卡图卢斯、狄巴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之外所有拉丁诗歌，及瓦罗、塔西佗、阿普列乌斯之外几乎所有拉丁散文，都是由加洛林王朝的僧侣保存下来的。许多加洛林王朝的手稿都由僧侣精心装饰。后来日耳曼皇帝加冕所用“维也纳”福音书，即来自这个启示性的宫廷学校。

787年，查理对所有法兰西亚主教和修道院长发布《文学研究之训令》，此举颇富历史意义。他指责教士们“言语粗鲁”、“谈吐无文”，他劝每一座教堂和修道院都设立学校，以便教育教士和俗人读写。789年，他更命令学校的校长“注意对自由人和农奴的孩子不可有差别待遇，务必使他们能共同学习文法、音乐和算术”。805年的法规，包括关于建设医学教育的内容，不过也有为人诟病的医药迷信。由当时遍布法兰西和日耳曼西部的教堂与修道院学校，可以看出查理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夫（Theodulf）在他所辖的每一个教区设立学校，他欢迎所有的儿童到学校去，禁止兼任教师的教士收取任何费用，这是历史上免费公众教育的第一个例子。9世纪，重要的学校多附属于修道院，如图尔、奥塞尔、帕维亚、圣加尔、福达、根特及其他各地的学校，都在这一时期出现。查理为了满足教师的需要，从爱尔兰、不列颠和意大利聘请学者。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则进入欧洲的大学继续学习。

我们不可高估这个时代的学术素质，这种学术复兴，可以说是儿童的觉醒，不及当时存在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哥多华等地的文化成熟。它并没有产生任何伟大的作家。阿尔琴那些堂皇的文章，枯燥得令人窒息，只有他的书信和一些诗句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学究，而是一个懂得调和快乐与虔诚的人。在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人写诗，在不成熟的作品里面，狄奥多夫的诗是较令人愉快的，不过这一段时期不朽的文学作品只有爱因哈得为查理所写的简短传记。他仿照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罗马皇帝列传》（Life of the Caesars ）的写法，甚至从中攫取句子用到查理身上。但是对于自称“一个野蛮人，对罗马语所知不多”的作者而言，这应该可以原谅。虽然如此，他是一个颇有才气的人，因为查理不但要他掌管皇家事务和国库，做自己亲密的朋友，而且任命他监督或设计这个颇富创造性的时代很多的建筑。

皇宫建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和尼杰梅根（Nijmegen）及查理喜爱的首都亚琛。这些不知名的建筑者，模仿拉韦纳的圣维塔莱教堂，而圣维塔莱教堂又仿自拜占庭和叙利亚，一座东方式的大教堂耸立于西方。这座八角形建筑的上方有一座圆形的屋顶，其内部则由环状的双层列柱分隔，“装饰以金、银、灯、栅栏和实心的铜门，及来自罗马和拉韦纳的圆柱和香炉”。圆顶上饰有著名的镶嵌。

查理对教会极为慷慨，同时他也成了教会的主人，利用其教义和人员作为治理和教育的工具。他有很多信札是关于宗教的。他引用《圣经》的句子责备腐败的官员或凡念未断的教士，言辞的热烈不容我们怀疑他的虔诚只是一种政治姿态。他周济外地穷困的基督徒，他与伊斯兰教统治者交涉时坚持须善待基督徒臣民。主教在他的议会、大会及行政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他尊敬他们，但只把他们视作上帝之下的他的代理人。他在教义或道德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支配他们。他在教皇维护偶像崇拜的时候指责偶像崇拜，他要求每一位牧师将其教区洗礼方式作一次书面描述，他给教皇的指令和他送给后者的礼物同样多，他镇压修道院中的犯上事件，并严格监视女修院，以防止修女有“不贞、酗酒及贪婪”之事。他在811年颁布的一项法规中诘问教士，当“我们看到”一些教士“利用各种方法，处心积虑地去增加他们的财物，为了这个目的，时而以永生之火为威胁，时而以永恒的至福为应许，借上帝或圣徒之名去剥削无知小民的财物，使他们合法的继承人受到无穷的损失”，宣誓放弃俗世的利益还有什么意义？虽然如此，他允许教会有自己的法庭，规定土地收成之1/10归教会，让教士掌管婚姻和遗嘱之事，而他自己更将2/3的田庄遗赠给王国内的主教。不过他也要求主教们不时以实质的礼物帮助政府解决开支的问题。

这种政教密切合作，产生了政治史上最光辉的一个设计：查理帝国转化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后者包含着帝国与罗马教皇双方所有的尊荣、神圣和稳定。教皇早已不满在疆域上附属于一个既不能保障他们，也不能为他们带来安全的拜占庭，他们目睹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越来越臣服于皇帝，也担心本身的自由。我们不知道是谁想出或安排了由教皇封查理为罗马皇帝的计划，阿尔琴、狄奥多夫和其他亲近他的人曾有讨论此事的可能性，也许是他们的创意，也可能是教皇的顾问们的灵感。这种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希腊的帝王早已拥有罗马皇帝的头衔及这个头衔下所有传统的权力，而教会并没有被认可的权力能出让或转移这个头衔。把这个头衔转移给拜占庭的敌手，可能会导致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激烈战争，而使毁于战争的欧洲落入雄心勃勃的伊斯兰教之手。797年，爱琳夺取了希腊人的王位，这对上述计划颇有帮助，有人认为如今既无希腊皇帝，任何人皆可问鼎。假如这个大胆的计划能够实现，西方必会再出现一位罗马皇帝，拉丁的基督教世界将趋于强大，团结起来对抗分裂的拜占庭和虎视眈眈的阿拉伯人，野蛮化了的欧洲将可凭借帝国之名的神奇和威力，回到黑暗时代以前，继承并基督教化古代世界的文明和文化。

795年10月26日，利奥三世被选为教皇。罗马民众并不爱戴他，他们指控他行为失检。799年4月25日，罗马民众攻击他，虐待他，将他囚禁在修道院内。他乘机逃脱，寻求查理的保护。这位皇帝仁慈地收留了他，派军护送他回罗马。第二年，他命令教皇和指控教皇的人当他面一辩曲直。800年11月24日，查理进入罗马。12月1日，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组成的大会同意，假如教皇愿以庄严的宣誓否认他做过的被指责之事，则取消对他的控告。他依命而行，于是问题解决，可以好好庆祝一个盛大的圣诞节了。圣诞节那天，查理身穿罗马贵族式的斗篷和草鞋，跪在圣彼得教堂神坛前祈祷，利奥三世突然将珠冠加在他头上。或许是事先安排好的，会众依照古代罗马加冕仪式三呼道：“奥古斯都查理（Charles the Augustus），承上帝之命，致和平的罗马人的大帝万岁！”皇帝的头上被涂以圣油，教皇尊称他为皇上和奥古斯都，并向他行476年以来一直为东方皇帝所保留的臣属礼。

如果我们相信爱因哈得所言，那么查理曾告诉他，假如他知道教皇有意为他加冕，他就不会进教堂了。也许查理了解计划的梗概，但他仍对加冕的仓促和环境表示遗憾。他对从教皇手中得到皇冠，因而使供方和受方的相对尊严和威力在数个世纪之中引发争议，也许并不高兴，他或许已料到他和拜占庭之间将会发生许多分歧。现在查理常常遣使或写信至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弥补双方的裂痕。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使用他的新头衔。802年，他向爱琳求婚，以使他们的名号合法化。但是爱琳的失权粉碎了这个美妙的计划。为了使拜占庭不致以武力相向，他和哈伦·阿尔·拉希德达成了一项协定，拉希德送他几头大象和一些象征开放耶路撒冷圣地的钥匙，以达成谅解。拜占庭则鼓励哥多华伊斯兰教总督取消对巴格达的效忠以为报复。最后，812年，希腊皇帝终于承认查理为共同皇帝（co-emperor），以报答查理承认威尼斯和意大利南部属于拜占庭。

查理的加冕影响达千年之久。教皇与主教的声势，因世俗的权威源自教会的授予而增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也因800年的加冕，得以在罗马建立一个较有力的教会。查理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从而加强了他对抗诸侯和其他不满分子的力量，并进一步推进了国王神权的理论。它加深了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分裂。希腊教会当然没有兴趣听从一个和查理皇帝联合并对抗拜占庭的罗马教会。事实上，查理（正如教皇所希望的）继续以亚琛而非罗马为首都，显示政治权威从地中海转到欧洲北部，从拉丁民族转入条顿民族之手。更重要的是，加冕一事在事实上，不仅在理论上，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和他的顾问们都以为他的新权威是旧有皇帝权力的复活，要到奥托一世时这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质才会被认识，而且到1155年，“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将“圣”（sacrum）字加在头衔之前时，它才变得“神圣”。神圣罗马帝国是对心灵与公民自由的一个威胁，尽管如此，最值得珍惜的是它代表一种高贵的观念，一个英勇地将世界从野蛮、动乱、无知带回到安全与和平，秩序与文明的梦想。

现在皇帝在各种场合受到繁文缛节的束缚。他必须穿绣袍，扣金扣，蹬珠鞋，戴黄金和珠宝制成的王冠，任访客匍匐在他脚上或膝上亲吻。这一套查理学自拜占庭，拜占庭又是从泰西封学来的。不过据爱因哈得说，查理平时所穿的衣服和法兰克人普通的袍子并无两样——亚麻布的衬衫和裤子，外套一件羊毛的上衣，有时缀以丝边，长统袜用带子扎在腿上，脚蹬皮鞋，冬天再加一件貂皮或獭皮紧身外套，身边通常佩着一把剑。他身高6英尺4英寸，金黄色的头发，富于活力的眼睛，有力的鼻子，有髭但无须，一副“庄严高贵的”仪容。他饮食有度，痛恨酗酒，尽管不辞风霜与辛劳，却保持着健康。他常打猎、骑马或进行类似剧烈的运动。他是一位游泳好手，喜欢在亚琛的温泉中洗浴。他很少娱乐，喜欢在用餐时听音乐或读书。他像每一个伟人一样珍视时间，他在早上穿衣着鞋时接见觐见者和听案。

在他的庄严和宁静背后藏着热情和精力，他以超人的睿智把它们用在他的目标上。他主要的精力并没有耗在无休止的战役上，他一直热心于科学、法律、文学和神学，他会为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门知识未能被开拓或征服而愤怒。在某些方面，他表现得十分机智，他嘲笑迷信，禁止预言和占卜。但是他又相信许多神奇的怪事，夸大立法对善良和智慧的重要性。这种单纯的心思有好的一面，在他的思想和言谈中有一种政治家少有的率直和真诚。

当政策需要时，他颇为狠心，尤其在推广基督教方面，他更是残酷。不过他也是大慈大悲、对朋友热情、爱好广泛的人。他为他的儿子、女儿、哈德良教皇之死而悲泣，狄奥多夫在《在查理曼统治时期》（Ad Carolum Regem ）一诗中，把查理的家居生活描写成一幅悦目的图画。处理政务之余，查理则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儿子查理为他脱去外衣，路易为他取下配剑，他的六个女儿环绕着他，为他拿来面包、酒、苹果、鲜花。主教前来赞赏国王的食物，阿尔琴在旁边和他讨论信件，身材矮小的爱因哈得跑前奔后，忙得像蚂蚁，搬运大本大本的书籍。他非常喜欢他的女儿们，甚至劝她们不要出嫁，说他无法忍受没有她们。她们只能用未经许可的恋情安慰自己，因此生下了好几个私生子。查理对这些事一笑置之，因为他自己也循前人之例，有四位继室和五位情妇或妃嫔。他丰富的精力使得他对异性的妩媚极为敏感，他的后妃们宁愿做他的姬妾，也不愿为其他男人独宠。他的后妃为他生了18个孩子，其中8个是合法的。宫廷教士和罗马教会，对这位基督教国王穆斯林式的道德也只能视若无睹。

他现在领导的帝国远超过拜占庭，在西方世界中，只有伊斯兰教的阿巴斯王朝超过它。但帝国或知识扩张的领域，每一方面都引起新的问题。西欧曾企图将日耳曼纳入自己的文明中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日耳曼又因抵挡北欧人和斯拉夫人而应受到保护。800年，维京人曾在日德兰半岛建立王国，并侵扰弗里斯（Frisia）沿海。查理急忙从罗马赶回，组建舰队，并在海岸、河畔建立堡垒及前哨据点。810年，日德兰王侵入弗里斯，但被击退。此后不久，依照圣加尔僧侣的编年事记，查理从他在纳尔邦的皇宫看见里昂湾（Gulf of Lyons）有丹麦海盗的船只，大感震惊。

或许查理像戴克里先一样预料到他过分庞大的帝国，必须同时在许多地方进行迅速而有效的防御，于是在806年，他将国土分给三个儿子——丕平、路易和查理。但是810年丕平死去，811年查理去世，只剩下路易一人。路易对宗教异常虔诚，似乎不适于统治一个组织松散而叛变频繁的世界。然而813年，在一个庄严隆重的典礼中，路易从国王变为皇帝，老王祝福道：“赞美你，我主上帝，由于你的恩典，使我能亲见我的儿子坐上我的王座！”4个月之后的冬天，在亚琛，查理发高烧并转成胸膜炎。他想只进流食定能医好自己，但7天后，在他统治的第47年，72岁时，他溘然长逝（814年）。他身穿皇袍，被葬于亚琛的大教堂。人们称他为查理大帝。1165年，关于他私生活不检点的所有记忆都被时间冲淡时，他热心侍奉过的教会，将他列入被祝福的一群之中。

·加洛林王朝的没落

加洛林时代的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几个英雄式的插曲之一。假如不是查理的继承者陷入纷争，没有封建诸侯的无政府状态，政教之间不断的斗争和这些愚昧争执所引起的诺曼底人、马札儿人、阿拉伯人的入侵，黑暗时代或许早在阿贝拉德以前300年即告结束。单凭一个人的一生，是无法建立一个新文明的。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过分局限于教会，大众并没有参与其中，贵族也极少参加，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学习、读书。帝国的崩溃，查理本人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他给主教太大的权力，一旦松开他强有力的控制，教会就比皇帝强大，而皇帝为了军事和行政的缘故，被迫使各地的法院和贵族享有的独立达到危险的程度。他使帝国的财政依赖于这些粗俗贵族的廉正和忠心，及自己土地和矿产的有限收入。他未能像拜占庭皇帝一样建立一个只对中央权力负责，或通过各层人员推行政事的官僚体制。他死后30年间，控制各郡的“皇帝的密使”制度瓦解，地方诸侯得以逃避中央的控制。查理的统治是天才创造的丰功伟绩，他在一个经济衰退的地区和萧条时期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进步。

时人给查理的继承人取的绰号，“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秃子”查理（Charles the Bald）、“结巴”路易（Louis the Stammerer）、“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单纯者”查理（Charles the Simple），讲述了绰号主人的故事。“虔诚者”路易和他父亲一样高大英俊，态度谦和、高雅而又亲切，并像恺撒一样宽厚仁慈。由教士抚养长大的他，喜欢查理适度奉行的那些道德训诫。他只有一位妻子，没有姬妾。他把父亲的情妇和姐妹们的情夫赶出宫廷，而当他的姐妹们提出抗议时，他便将她们幽禁在女修道院里。他要教士们保证依循圣本笃派清规戒律的生活。他防止不公和剥削，并主持正义。人们惊异地发现，他常站在贫弱者一边。

他感到被法兰克人的习俗拘束着，便把帝国分成数个王国，由他的儿子分治：丕平、罗塞（Lothaire）和“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即路德维希，Ludwig）。路易的第二任妻子朱蒂丝（Judith）为他生了第四个儿子，即“秃子”查理，路易几乎像祖父一般宠爱这个孩子。他废止817年的分治方案，希望他也能分得帝国的一部分，其他三个儿子起而反对，于是爆发了长达8年的反对父王的内战。贵族和教士大部分支持叛乱，有些貌似忠诚的贵族，在罗斯菲尔德（Rothfeld）的一次危机中背弃了路易，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谎地”。833年，路易命令他剩余的支持者各自逃生，自己则向他的儿子们投降。他们监禁朱蒂丝并剃光她的头发，幽禁小查理在修道院，命令父王退位，并予以公开惩罚。在斯瓦松的教堂里，路易在30位主教的围绕之下，被迫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罗塞面前，赤裸着上身卧倒在一块毛布之上，大声诵读一篇忏悔的自白书。他穿着悔罪者所穿的灰色衣服，被幽禁在修道院达一年之久。这以后，在加洛林王室的分裂之中，有一个统一的主教团统治着法兰西。

罗塞对路易的处置令群情激愤。许多贵族及部分高级教士响应朱蒂丝废黜罗塞的呼吁，三个儿子之间也发生了争执。834年，丕平和路德维希释放了他们的父亲，恢复他的王位，并将朱蒂丝和查理送回他的怀抱。路易没有报复，原谅了一切。838年丕平死后，重新划分国土，路德维希不满，侵入撒克逊。这位老皇帝再度披甲上阵，逐退入侵者。840年，他在班师回朝途中病逝于英格尔海姆附近。他留下遗嘱宽恕路德维希，并要求继任皇帝的罗塞保护朱蒂丝和查理。

罗塞企图将查理和路德维希降为藩属，841年，查理和路德维希在丰特内（Fonteney）击败罗塞，并在斯特拉斯堡宣誓彼此效忠，这项宣誓是法兰西现存最古老的著名文献。然而，843年，他俩又与罗塞订立《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 ），将查理的帝国分为相当于近代的意大利、日耳曼和法兰西三个部分。路德维希获得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土地，查理获得法兰西的大部分和西班牙边区，罗塞获得意大利、莱茵河之东和斯海尔德河、苏因河、罗讷河之西的土地，这个构成复杂的地区，从荷兰一直延伸到东南普罗旺斯。这块土地在种族构成和语言上都十分复杂，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法兰西和日耳曼之间的战场，在血腥的胜败消长中不断地更换着主人。

在这一场代价极大的内战中，西欧的政府、人力、财富、士气都削弱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扩张部族狂潮一般地侵袭着法兰西，他们重新开始并完成400年前日耳曼移民未完成的破坏和恐怖。当瑞典人渗入俄罗斯，挪威人踏上爱尔兰，丹麦人征伐英格兰，我们称之为瓦里亚基人的混合血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正劫掠法兰西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虔诚者”路易死后，这种侵略变成了大规模的远征，上百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满载水手和战士。9世纪和10世纪，法兰西共遭受瓦里亚基人47次攻击。840年，北欧人劫掠鲁昂，揭开了一个世纪对诺曼底进攻的序幕。843年，他们攻进南特，把主教杀死在祭坛之上。844年，他们溯加龙河而上至图卢兹。845年，他们沿塞纳河进入巴黎，收到7000磅银子的贡金后放过了这个城市。846年，当阿拉伯人正在攻打罗马时，北欧人征服了弗里斯群岛，焚烧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劫掠里摩日。847年，他们包围波尔多，但被击退。848年，他们再度进攻，攻下该地之后，劫掠财富，屠杀居民，并放火焚烧，将其夷为平地。在以后的几年中，博韦、贝叶、圣罗、莫城、埃甫勒、图尔都遭到同样的命运。从图尔于853、856、862、872、886、903和919年连续遭到劫掠，不难想象这一恐怖时期的大致情形。巴黎于856年遭劫，861年再度沦陷，865年被焚。855年，奥尔良和沙特尔的主教组织军队逐退入侵者。但是，856年，丹麦海盗又洗劫奥尔良。859年，一支北欧舰队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抢掠罗讷河沿岸城市，直至北方的瓦伦斯（Valence）。他们又越过热那亚海湾，抢劫比萨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他们一路遭到各地贵族的阻挠，入侵者摧毁没有保护的教堂和修道院的财产，焚烧图书室，有时甚至杀害教士和僧侣。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人们祈祷着：“带领我们摆脱北欧人的狂暴！”810年，阿拉伯人似与北欧人共谋取得科西嘉和撒丁，820年蹂躏法兰西的里维耶拉（Riviera），842年抢掠阿尔勒，直到972年，一直占据法兰西大部分的地中海海岸。

在这50年的破坏中，那些国王、公侯有何作为？这些自身受到侵害的贵族既不愿协助其他地区，对联合行动的呼吁反应也很冷淡。国王们忙于领土或王位之争，有时甚至鼓励瓦里亚基人攻击自己敌人的海岸。859年，兰斯的大主教辛克玛直接指责“秃子”查理疏于对法兰西的防卫。继承查理的都是一些更差的弱者——“结巴”路易二世、路易三世、卡洛曼和“胖子”查理。机缘凑巧，帝国又统一于“胖子”查理之手，垂死的帝国似乎又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但是，880年，北欧人攻占并烧毁奈美根（Nijmegen），将古特勒（Courtrai）和根特变成诺曼底人的要塞。881年，他们焚掠列日、科隆、波昂和亚琛。882年，他们占领特里尔，杀死领导抵抗的大主教。同年，占领兰斯，迫使辛克玛逃亡并死在路上。883年，他们侵占亚眠，从卡洛曼王那里得到1.2万磅银子之后退去。885年，占领鲁昂，驾着700艘船带着3万人航行到巴黎。该城总督奥得伯爵和主教高兹兰领导了一次英勇的抵抗。巴黎被困达13个月之久，并遭受十余次突袭，最后“胖子”查理不但未派兵来援，反而给北欧人700磅银子，允许他们在塞纳河上航行，并在勃艮第过冬，而让他们在勃艮第大肆掠夺了一次。888年，查理退位，旋即逝世。奥得被选为法兰西国王。巴黎的战略地位已被证明，并成了政府所在地。

奥得的继承人“单纯者”查理竭力保卫塞纳河和苏因河，但是无力阻止瓦里亚基人对法兰西其他地区的蹂躏。911年，他将已为北欧人占领的鲁昂、利索（Lisieux）和埃甫勒割让给北欧首领罗洛（Rollo），北欧人同意对国王行封建臣属礼，但是行礼时，当着国王的面嬉笑不止。罗洛答应受洗，他的部众也跟着受洗，并逐渐开始经营农业，进入文明的生活。如此，诺曼底变成了北欧人在法兰西的征服地。

这位单纯的国王终于为巴黎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现在诺曼底人（进入诺曼底的瓦里亚基人）要防止其他的入侵者进入塞纳河了。但是瓦里亚基人仍侵扰其他各地。911年根特被劫掠，919年昂热被劫掠，923年轮到亚奎丹和奥弗涅，924年是阿图瓦和博韦。几乎同时，917年，蹂躏日耳曼南部的马札儿人进入勃艮第，毫无阻碍地来往于法兰西之境，937年抢掠并焚毁兰斯和森斯，951年如潮水般席卷亚奎丹，954年焚烧坎布雷、拉恩和兰斯四郊，并从容地劫掠了勃艮第。法兰西的社会秩序在北欧人和匈奴人的不断摧残之下，濒于完全的崩溃。909年，在特洛斯勒举行的宗教会议大声疾呼：

城市人口减少，修道院被摧毁或焚烧，乡村罕有人迹……有如初民般过着没有法律的生活……现在每个人各行其是，藐视法律的人道和神圣……强者欺凌弱者，世界充满压迫穷人，掠夺教会财产的暴力……人类互相吞食犹如海中的鱼。

加洛林王朝最后的几位国王——路易四世、罗塞四世、路易五世，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但是他们的血液里都缺少坚强的意志以为悲惨的世界建立秩序。987年，路易五世去世，他身后无嗣，贵族和高级教士乃在加洛林家族之外寻找新的领袖。他们在纽斯特里亚一位侯爵的子孙中找到了一个名字颇富深意的人——“强者”罗伯特（Robert the Strong），保卫巴黎的奥得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伟人”休（Hugh the Great），曾通过交易或战争得到诺曼底、塞纳河、卢瓦尔河之间几乎全部的土地，他比国王更有财势。休之子休·卡佩（Hugh Capet）继承了他的财富和权力及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才能。曾受学者吉尔伯特教导的大主教亚德贝罗（Adalbero）则推荐他为法兰西的国王。987年，人们一致推举他为国王，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于此开始，这个王朝由直系或旁系统治法兰西直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文学与艺术

也许我们过分夸张了北欧人和马札儿人的侵袭所造成的损害。为节省篇幅的缘故，我们没有完整地描绘这一画卷，这一时期无疑也有安全与和平的间歇时刻。在恐怖的9世纪里，修道院仍然不断被建立起来，修道院同时也是忙碌的工业中心。鲁昂虽历经劫难，却因和不列颠的贸易而强大起来，科隆和美因茨控制着莱茵河的贸易，佛兰德斯地区是繁荣的工业中心，根特、伊普尔、里尔、杜埃、阿拉斯、图尔纳、迪南、坎布雷、列日和瓦朗谢讷的商业都有所发展。

修道院图书室中的古籍在劫掠中遭受到悲剧性的损失，依照查理的命令开办学校的教堂也多遭摧毁。但是福达、洛尔什、赖赫劳、美因茨、特里尔、科隆、列日、拉恩、兰斯、科尔比、弗勒里、圣丹尼斯、图尔、波比奥、蒙特卡西诺、圣加尔等地图书馆的收藏，却保存在修道院或教堂中。圣加尔的本笃教团修道院，以学者、学校和书籍闻名于世。在这里，“结巴”洛克·巴布露斯（“Notker”Balbulus）写出极出色的赞美诗和《圣哥尔僧侣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Monk of St.Gall ），“厚唇”洛克勒布（Notker Labeo）将波伊提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翻译成日耳曼文。这些译作和日耳曼早期的散文，促进了这种新语言在形式和结构上的定型。

甚至在屡经浩劫的法兰西，修道院的学校照亮了这个黑暗的时代。900年，奥塞尔的雷米（Remy of Auxerre）在巴黎创立了一所公共学校。10世纪，奥塞尔、科尔比、兰斯和列日也纷纷设立学校。约1006年，佛伯特主教（Fulbert）在沙特尔开设了一所学校，后来成为阿贝拉德以前法兰西最负盛名的学校，学生称他为“可敬的苏格拉底”（venerabilis Socrates），学校中教授科学、医学、古典文学及神学、《圣经》和祈祷文。佛伯特是具有高度热忱、圣者一般的耐心和无限仁慈的人。11世纪末，在他的学校里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康科斯的威廉，图尔的贝伦加尔和吉尔伯特。同时，在现在的拉恩，当年查理所建的宫廷学校在“秃子”查理的鼓励和保护之下，也达到了它声誉的高峰。

845年，查理为宫廷学校延请爱尔兰和英格兰学者。其中有一位中古时期最富创意、最大胆的学者，他的存在甚至使我们怀疑把“黑暗时代”一词加在9世纪身上是否恰当。他的名字可以说明他的出身——约翰·埃里金纳，即爱尔兰出生的爱尔兰人约翰，以下我们将称他为埃里金纳。他虽然不是教士，却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一位希腊文专家，一位柏拉图和古典作品的爱慕者和一个才智出众的人。有一个故事说他和“秃子”查理一起进餐，查理问：“一个傻子和一个爱尔兰人之间相距几何？”约翰答道：“一张桌子。”查理很欣赏他，去听他讲课，也可能是喜欢他的异端论调。他讨论圣餐的书将圣餐解释为一种象征，以暗示基督的真身化为饼和酒是值得怀疑的。当日耳曼僧侣哥特沙尔克（Gottschalk）宣扬绝对的宿命论，并否认人的自由意志时，辛克玛大主教要求埃里金纳就此进行答辩。结果他于约851年写成《神圣的宿命论》（De Divina Praedestinatione ）一书，以对哲学极度的赞扬为开场白：“为诚挚地探求万事万物的成因，每一种达成完美学说的方法，都必须以希腊人称为哲学的科学和训练为基础。”实际上，该书否认了宿命论：神与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神并不知有恶，如果他知道，他就将是恶的成因了。他的答辩比哥特沙尔克更离经叛道，因而遭到855年和859年召开的两次宗教会议的指责。哥特沙尔克终生被幽禁于修道院，但是埃里金纳受到了查理的保护。

824年，拜占庭皇帝“结巴”迈克尔送给“虔诚者”路易一部希腊文抄本《天阶》（The Celestial Hierarchy ），基督教正统相信此书是由“最高法院法官”狄奥尼修斯所写。路易将抄本转交圣德尼修道院，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翻译希腊文。埃里金纳在国王的请求下，承担了这项工作。翻译深深影响了埃里金纳，在非正式的基督教神学中重建了新柏拉图派神造宇宙的理论——经过日益不完美的各阶段，又经过不同的阶段逐渐回归于神。

这成为他的杰作《论自然的划分》（De Divisione Naturae ）一书的中心思想。在阿贝拉德之前两百年，在许多荒诞无稽的学说之中，这是一次对神学的大胆挑战和对理性的启示，也是一次对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调和的企图。他接受《圣经》的权威。因为它的意义往往暧昧不明，因而必须合理地解释，通常用象征或寓言来理解。他说：“权威有时来自理性，但理性绝不来自权威。所有的权威如不能以真理证明，似乎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真理由于本身的力量，无须任何权威来加强它。”“我们不应坚持教父的意见……除非我们不善推理，宁可不听理性，而听权威的人的论辩，则可借教父之说加强我们的论证。”这是理性时代在信仰时代的怀抱中蠢蠢欲动。

埃里金纳界定自然为“一切存在与不存在的事物的通名”，也就是所有的物体、过程、原则、成因和思想。他将自然划分为四类：一、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即神；二、被创造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即初因、原则、原形、柏拉图理念、神理，万象世界由其运作而成；三、被创造者而不是创造者，即上述的万象世界；四、既不是创造者也不是被创造者，即作为万物终极目的的神。“神是万物的本真，因为它创造万物也成于万物之中。”时间没有创造，否则便意味着神有变异了。“我们听说神造万物时，我们应了解神即在万物之中，即作为万物的本质而存在。”“神本身无法以理解力加以领悟，它所创造的任何东西的潜在本质无法理解。我们仅能理解附带的性质，而不能理解本质。”即康德所说的现象（phenomena），而非本体（noumena）。事物可察觉的性质并不含于事物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知觉的形式所产生。“当我们听说神希望、爱、选择、看、听……时，我们只应想到神难以言喻的本质和力量，被与我们同性质的意义加以表示”，“以免真诚的基督徒闭口不言造物主，也不敢说有关神的事以教诲单纯的灵魂”。我们只有为了某一类似的目的，才可说神是男性或女性，其实神两者都不是。如果我们以天父为万物创造的本质，而神子是万物被造和被治所依据的神智，圣灵是创造的生命或活力，我们可以视神为三位一体。天堂和地狱都不是处所，而是心灵的状态，地狱是罪恶的痛苦，天堂是美德的快乐，神感（the perception of divinity）的狂喜则对心灵纯洁的人显示在万物之中。伊甸园便是这一心灵状态，而非人间的一个地方。万物皆不朽，动物和人一样也有灵魂，最后回归于上帝或它们所来自的创造神，全部历史既是一种创造的外射之流，也是一种终将万物引回上帝之中的不可抗拒的内向之流。

虽然在启蒙时代还有比这更糟的哲学，但是教会还是有理由怀疑它含有异端的成分。865年，教皇尼古拉一世这样要求“秃子”查理：如果他不把埃里金纳送到罗马受审，就应把他从宫廷学校中除名，“以使他不能再将毒药给予寻求面包的人”。我们不知此事如何了结。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约翰到英格兰和我们的修道院来，据报告说，被他所教的孩童以铁笔刺伤，结果死去。”也许这仅是一个学童的美梦。哲学家如吉尔伯特、阿贝拉德和吉伯，都受到埃里金纳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大部分的学说都在黑暗与扰攘不安的时代被遗忘了。13世纪，他的书重新被发现以后，受到1225年塞斯宗教会议（Council of Sens）的指责，教皇霍诺留三世命令将该书悉数送交罗马焚毁。

在这一动乱的时代里，法兰西的艺术可为一大特色。不管查理如何建筑，法兰西人继续依照古罗马的长方形式样建筑教堂。约996年，瓦尔皮阿诺的威廉，意大利的僧侣建筑家，成为费康的诺曼底大修道院工程的主持人。他带来许多伦巴底式和罗马式的建筑设计，显然是他的学生们设计建造了伟大的罗马式尤米耶戈斯（Jumiges）修道院教堂。1042年，另一位意大利人朗佛兰克（Lanfranc）进入贝克（Bec）的诺曼底修道院，很快即使该地成为活跃的学术中心。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不得不建新的房舍。朗佛兰克也许在一些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了这些建筑。他的建筑如今几乎片瓦不存，但是卡昂（Caen）的奥姆修道院作为典型的罗马式建筑，证明了由朗佛兰克及其学生领导的这一建筑式样在诺曼底的发展轨迹。

11世纪，法兰西和佛兰德斯各地都有新建的教堂，艺术家们以壁画、镶嵌、雕像装饰它们。查理曾命令教堂内部必须有绘画，以为信仰的训示。亚琛和英格尔海姆的皇宫都装饰着壁画，无疑它们是许多教堂仿效的对象。亚琛壁画最后的残片毁于1944年，但是奥塞尔的圣日尔门（St.Germain）教堂还保存有类似的壁画，大小不同，而样式和结构毫厘不爽。“秃子”查理统治时期，僧侣们在图尔抄写绘制了一部《圣经》，送给国王，现在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第一号拉丁文抄本。更精美的是同一时期图尔的僧侣抄写的《罗塞福音书》（Lothaire ）。9世纪，兰斯的僧侣编辑了著名的《乌特勒支诗篇》（Utrecht Psalter ）——108张羊皮纸上抄写着赞美诗和《使徒信条》，并有绘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工具、职业活动的精美插画。在这些生动的图画中，一种活泼的写实主义改变了从前纤细画艺术（miniature art）死板陈旧的造型。

·公国的兴起

休·卡佩统治下的法国，此时已经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出现，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宗主地位。查理的一统西欧也再未出现，此后仅在拿破仑及希特勒时代有过短暂的统一。不过休·卡佩时代的法国并不是今日的法国，亚奎丹和勃艮第实际上是独立的公国，而洛林隶属日耳曼已有7个世纪之久。当时的法国，种族和语言构成都很混杂，东北部似乎更像佛兰德斯王国，具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血统；诺曼底是北欧人；布列塔尼是凯尔特人，由不列颠的逃亡者统治；普罗旺斯在种族和语言上仍像是罗马帝国的高卢省；比利牛斯山附近是哥特人；理论上由法王统治的加泰罗尼亚是哥泰罗尼亚（Gothalonia）。卢瓦尔河将法国分成在文化和语言上互异的两个区域，法国君主的任务即在于统一这种差异，并建立多民族国家。这项工作费时800年之久。

为使王位继承有规则可循，休·卡佩统治的第一年即加冕其子罗伯为“伴国王”（co-king）。“虔诚者”罗伯（Robert the Pious）被认为是一位“平庸的国王”，也许是因他极力避免战争之故。和日耳曼皇帝亨利二世因疆界发生争执，他安排一次会面，双方交换礼物，达成了和平协议。就像路易九世、亨利四世及路易十六一样，他对贫病者极为慈蔼，尽可能地保护他们免受无耻欺凌。他因娶表亲贝莎（Bertha）为妻而触怒了教会（998年），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及视贝莎为巫婆而使其遭人耻笑。最后他终于和她分手，此后一直郁郁寡欢。他去世时，据说“处于极大的哀痛和悲伤”。他的诸子间爆发了王位继承战争，长子亨利一世赢得胜利，但主要是靠诺曼底公爵的帮助。当这一长期的冲突（1031—1039年）结束时，王室在财力和人力上均已枯竭，已不能阻止强大而又自主的贵族去割据法国了。

约1000年，由于大地主们逐渐扩张土地，法国分为7个由公爵或伯爵统治的公国：亚奎丹、图卢兹、勃艮第、安茹、香槟、佛兰德斯及诺曼底。这些公爵或伯爵几乎都是酋长或将军的子嗣，由于文治武功而获得墨洛温或加洛林王朝赐予的封地。国王在动员军队保护边疆方面得依赖这些大地主，888年以后，他已无权在全国立法或收税。公爵及伯爵们通过法律、征税、作战、审判、惩处，成为其领地之内的君主，对国王只是形式上的效忠，服有限的兵役。国王在立法、审判及财政上的权力只限于京畿，即后来所称的“法兰西的岛屿”（Ile de France）——包括苏因及自奥尔良至博韦和沙特尔至兰斯的塞纳河中游区域。

在所有独立的公国中，诺曼底的威信及权力发展最迅速。在北欧人征服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是因为接近海洋和处于英国与巴黎之间，它成了法国最富有创业及冒险精神的省份。这些瓦里亚基人此时已是热心的基督徒，拥有庞大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而他们的年轻人又不顾一切地建立了许多新的王国。维京人的子孙成了强大的统治者，对道德的要求不太苛刻，也不过分踌躇、顾忌，却能够稳定地管理高卢、法兰克和瓦里亚基人这一骚动的人群。1026年，当罗伯一世倾心于法莱斯（Falaise）一个制革者的女儿哈莉特时，他尚未成为诺曼底的公爵，依照丹麦人古老的习俗，她成了他所宠爱的情妇，不久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时人所谓“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也是我们所说的“征服者”威廉或威廉大帝（William the Conqueror）。1035年，罗伯因其罪而颓唐，离开诺曼底到耶路撒冷做忏悔的朝圣。在出发以前，他召见主要的贵族和高级教士，对他们说：

根据我的信仰，我不会让你们群龙无首。我有一个私生子，他将会长大，侍奉上帝，我对他的品德寄予很高的希望。我请求你们奉他为君。他虽是非婚配所生，但这对你们并无妨碍。他会善于作战……或维护公理。我以其为继承人，并自此时起，让他拥有整个诺曼底公国。

罗伯死于途中，贵族一度控制了他的儿子，但不久威廉就开始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有人发动叛乱企图推翻他，被他以铁腕镇服。他是个有手腕、勇气和远大计划的人，是他朋友的神明，敌人的恶魔。他富有幽默感，调侃自己的出身，且不时直署其名为“私生子”威廉。但当他围攻阿朗松（Alencon）时，城里的人将兽皮挂于墙上，暗示他祖父不光彩的职业，他将俘虏砍去手、脚，挖去眼睛，然后用弩炮将这些残肢投进城去。诺曼底人敬服他的勇猛和铁腕，因而昌盛起来。威廉缓和贵族对农民的剥削，而以封地安抚这些贵族。他统治并管理教士，以礼物绥抚他们。他极虔诚地尽宗教义务，以对婚姻的空前忠贞来羞辱其父。他爱上了佛兰德斯伯爵鲍尔温（Baldwin）之女美丽的玛蒂尔达（Matilda）。除了她已分居的丈夫之外，他对她的两个孩子及私生活并不在意。她无礼地打发走威廉，说她“宁愿做个遮面的修女，也不愿嫁给私生子”。他坚忍不屈，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不顾教士的指责，娶她为妻。面对这桩婚姻带来的责难，他免去了玛吉尔（Malger）主教及朗佛兰克修道院长的职位，并在盛怒之下焚毁了贝克修道院的一部分。朗佛兰克说服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承认这桩婚姻，威廉就在康尼建了著名的诺曼底奥姆修道院作为补偿。由于这桩婚事，威廉与佛兰德斯伯爵联合起来。1048年，他已和法王签了协议。他的侧翼有了这样的保护和支持之后，在他39岁时，他开始征服英格兰。

第三章 诺曼的崛起
（566—1066）

英格兰（577—1066）

·阿尔弗雷德大王与丹麦人

自迪奥哈姆一役（577年）之后，盎格鲁—撒克逊—朱特族人（Anglo-Saxon-Jute）仅遭到轻微的抵抗，便一举征服了英格兰。入侵者随即瓜分整个国家。朱特人在肯特建立了一个王国。盎格鲁族成立三个王国，麦西亚（Mercia）、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撒克逊人则在威塞克斯（Wessex）、埃塞克斯（Essex）、萨塞克斯（Sussex）建立了三个王国，即西、东及南撒克逊王国。这七个小王国及其他更小的王国，谱写了“英格兰的历史”，直到西撒克逊的爱格伯王（Egbert）以武力或权谋把大部分小王国统一起来（829年）。

但是这块盎格鲁新领土在这位撒克逊国王统治之前已遭受过丹人的侵略，他们多次掠夺这个海岛，并以野蛮不化的异教威吓这里初生的基督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记载：“787年，三艘船来到西撒克逊海岸……屠杀当地人民。这是寻觅盎格鲁人领土的丹麦人所派出的第一批船只。”793年，另一支丹麦远征军袭击诺森伯兰，劫掠林迪斯凡（Lindisfarne）著名的修道院并杀死僧侣。794年，丹麦人侵入维尔（Wear），劫掠由饱学的学者比德于半世纪前拓垦的韦尔茅斯和加罗两地。838年，东盎格利亚及肯特受袭；839年，由350艘船组成的海盗舰队泊靠泰晤士河岸边，水手们劫掠了坎特伯雷和伦敦。867年，诺森伯兰被丹麦和瑞典的军队征服，数以千计的英格兰人被杀，修道院横遭洗劫，图书馆也被破坏。约克及邻近地区，那里的学院为查理大帝培养了阿尔琴，这时也蒙兵火而至凋敝，文教不兴。迄于871年，泰晤士以北的英格兰大部分地区都被占据。同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古特伦（Guthrum）的率领之下南下，侵略西撒克逊的都邑里丁（Reading）。艾思尔莱王（Ethelred）与其弟阿尔弗雷德迎战丹麦人于阿什敦（Ashdown），获得胜利，但是第二回合战于默顿（Merton），艾思尔莱王受致命伤，英格兰军队败下阵来。

阿尔弗雷德于22岁登上西撒克逊王国的王位（871年）。阿塞形容当时的阿尔弗雷德为“illiteratus”，意为“白丁”或“不谙拉丁文的人”。他患有癫痫，曾在他的婚宴上发作，但是他也被描写成一个精力充沛的狩猎者，英俊而又潇洒，智慧与武艺都远在其兄之上。登基一个月后，他亲率小股军队在威尔顿（Wilton）与丹人交锋，一战而溃，为了保全王位，竟出钱向敌军购买和平。但878年埃塔敦（Ethandun）（今爱丁堡）一役，他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约一半丹麦军队跨越海峡去攻打衰微的法兰西，其余依照韦德摩尔（Wedmore）和约，将自行约束于英格兰东北部，即后来被称为丹麦法（Danelaw）施行地的地方。

据不太可靠的阿塞记述，阿尔弗雷德大王“为了掠夺战利品”，率兵直奔东盎格利亚征服该地，同时，大概是为了统一英格兰以对抗丹人，自立为东盎格利亚、麦西亚以及西撒克逊的国王。接着，他致力于复兴及统治之道，俨然是小查理大帝。他重组陆军，成立海军，给他的三个王国制定通用的法律，改革法制，给予贫民法律保障，兴建或修建各城镇，并“以木材和石头建筑王室的厅堂”，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公职人员之用。他将岁入的1/8用于救济贫民，另外1/8用于教育。他在首府里丁设立一所宫廷学校，给教堂及修道院的教育和宗教事业大量补助。他哀伤地回忆自己童年时“教堂矗立，充满宝藏与书籍……曾几何时即被丹人掳夺烧毁”，而眼前，“英格兰人的文教颓败不堪，以至于难得有人看得懂以英文写的礼仪……也不会翻译拉丁文”。他从海外延请学者——从威尔士请来阿塞主教，从法兰西请来埃里金纳，及其他许多学者——来到国内教导他的百姓和他自己。他抱憾过去无暇读书，如今像僧侣一样埋首于宗教及学术研究。他仍然感到阅读是件难事，但是“他夜以继日地命令手下念给他听”。他几乎在所有欧洲人之先发现本土语言的重要性，他命人将某些基础的典籍译成英文，他个人也苦心孤诣地翻译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格列高利的《牧场管理》（Pastoral Care ）、奥罗西乌斯的《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 ）及比德的《英格兰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一如查理大帝，他收集民歌并教给他的小孩，加入宫廷中吟游诗人的行列来唱这些歌。

894年，一支丹麦人再次攻击肯特，丹麦法施行地地区的丹人前去增援，而威尔士人——尚未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凯尔特义士——也与丹人签订了盟约。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儿子爱德华直捣敌军巢穴并摧毁了它，阿尔弗雷德的新海军也驱散了丹麦舰队（899年）。两年后国王驾崩，享寿仅52岁，在位二十八年。由于他统治的疆土不大，我们不能拿他跟查理那样的巨人相比，但他内在的道德修养——他的虔诚、谦逊、耿直、克己节制、耐心、礼貌、为人民献身以及促进教育的热忱——他给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和激励，被欣然接受了，但又很快就被遗忘掉。伏尔泰对他佩服得几乎五体投地：“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阿尔弗雷德大帝更值得后代尊敬。”

10世纪末，瓦里亚基人又对英格兰展开攻击。991年，一支挪威的维京人军队在奥拉夫·特赖格维森（Olaf Tryggvesson）的统率下侵袭英格兰海岸，劫掠了伊普斯维奇（Ipswich），并在莫尔登（Maldon）击溃英军。不听贵族忠告而被称为“无谏”（the Redeless）的国王艾思尔莱连续以1万磅、1.6万磅、2.4万磅、3.6万磅及4.8万磅从英格兰首次全面课税所得来的银子向丹麦人买和，致使英人再也无法抗击下去。艾思尔莱为了寻求国外支援，与诺曼底签订同盟，娶了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Norman Duke Richard I）的女儿爱玛（Emma），这门亲事也衍生出不少故事。相信或者是佯称英格兰的丹麦人阴谋杀害他以及议会成员，艾思尔莱暗中下令对英格兰境内所有的丹麦人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屠杀（1002年）。这道命令被执行得有多彻底，不得而知，大抵所有适役年龄的丹麦男子都被杀死，某些女子也不得幸免，丹麦王斯恩（Sweyn）的胞妹即是其中之一。斯恩誓死报仇，于1003年袭击英格兰，1013年更倾全力再度进攻。贵族们背弃了艾思尔莱，他逃到诺曼底，于是斯恩成了英格兰的主人和国王。1014年斯恩逝世后，艾思尔莱意图复辟，岂料又遭贵族摒弃，贵族们与斯恩的儿子克努特（Cnut）媾和（1015年）。艾思尔莱死于被围困的伦敦。其子埃德蒙（Edmund），绰号“刚毅者”（Ironside），勇敢应战，但于阿桑顿（Assandun）为克努特大败（1016年）。克努特被全英格兰人拥立为王，丹麦人征服英格兰至此告成。

·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

丹麦人的征服只是政治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制度、语言及习俗，6个世纪以来已经根深蒂固，今天如果撇开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便无法了解英国的政府、民族性及语言文字。在战争与战争、骚乱与骚乱之间的平静日子里，有着农耕及交易的复兴、文学的复苏、法律与社会秩序的逐渐形成。

有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是生活在民主的乡村社区中的自由农民的天堂，历史对于这一点并未提供证据。盎格鲁—撒克逊的领导阶层将土地占为己有，7世纪少数家族拥有英格兰2/3的土地，到了11世纪，大部分的城镇都被列为某贵族、主教或国王的财产。丹人侵犯期间，许多农民以产权换取保护，到1000年，他们中大多数都以产品或劳力支付租金。每个郡内虽有自由市民自治公会（tun-moots）及自由居民自治公会（folk-moots）或百人会议所（Hundred-moots）作为公民大会和法庭，但只有土地所有人才准参加。8世纪后，这些集会式微，开会次数减少，大都被庄园领主的法庭所取代。英格兰政府的核心在于国家贤达会议（national Witenagemot）——一个由贵族、主教及皇家高级教士所组成的小型会议。未经这个初期议会（Parliament）的同意，没有任何国王能够登基或执政，也不能在他自己的财产上添加寸土，没有议会的许可，他也不能制定法律、课征税收、开庭审判、宣战或媾和。针对这一贵族政治而兴起的君主政体，源自国王与教会的一种非正式联合。诺曼底人征服前后的英格兰，大众教育、社会秩序、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上的管理都操纵在教士的手里。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修道院院长圣唐斯登（St.Dunstan）在埃德蒙及埃德雷德（Edred）治下任首席顾问。他反对贵族，护卫中下层阶级的人民，激烈抨击帝王及公侯，被埃德维格（Edwig）放逐，又被埃德加（Edgar）王召回执政，还替“殉道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保住了王位。他在格拉斯顿堡建立圣彼得教堂，致力于振兴教育与艺术。去世时（988年）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后人尊为贝克特（Thomas à Becket）之前最伟大的英国圣徒。

在这个离心离德的政府里，国家法律的发展甚为缓慢，旧时的日耳曼法律，因环境和时间变迁几经修正，仍然适用。根据数人的证词对嫌犯判定无罪的判决法（compurgation），凶手以金钱向被害人家属赎罪的办法（wergild），及神裁法都流传了下来，唯以格斗为审判的方法不知是否还保留着。盎格利亚法律中赎杀人罪的罚款有以下几个等级：杀死一位国王为3万斯林萨斯（thrimsas）；杀死一位主教为1.5万斯林萨斯；杀死一位贵族或教士为2000斯林萨斯；杀死一位底层的自由民或自由农夫为266斯林萨斯。撒克逊法律规定，伤人造成一个1英寸长的伤口时，须偿1或2个先令，割去他人一只耳朵，则须付30先令，而在当时1先令足可买到1只绵羊。艾思尔伯特的法律规定，诱奸他人之妇者，除向其丈夫偿付罚金外，还要给被戴绿帽者买个妻子。反抗法庭命令，被贬为放逐者（out-law）的人，其财物没收给国王，任何人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惩处。在某些情况下，以金钱抵杀人罪的办法行不通，罪犯会被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例如充当奴役、鞭笞、断其手脚、去其上唇或耳、鼻等，吊死、斩首、焚身、以石击毙、溺毙或投入万丈深渊等极刑。

经济一如法律，也是原始的，比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还落后。清理和排水的工作虽已做得不少，但是9世纪的英格兰大半土地仍为原始森林、荒地或沼泽，野兽——熊、野猪和狼——仍然出没于丛林之中。农田仅用农奴或奴隶耕作。由于欠债或犯罪，男人会沦为奴隶，丈夫或父亲必要时可将妻子儿女出卖为奴，而奴隶的所有儿女，即便是与自由民所生，也是奴隶。主人可以随意杀害奴隶，他也可以使女奴怀孕然后出售。奴隶无权兴讼，假使遭人杀死，抵罪的罚金也归其主人所有，如果逃亡又被捉回，可被鞭笞至死。布里斯托尔的商业主要是奴隶的买卖。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农村，所谓的城镇只是小村，而城市也不过是小镇而已。许多英国城镇的名字今天似乎还保留着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字尾，例如城镇（tun）、家庭（ham）、房屋（wick）、乡村（thorp）、城市（burh）。伦敦、埃克塞特、约克、切斯特、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牛津、诺维奇、乌斯特、温切斯特在当时都是小地方，但在阿尔弗雷德大王之后迅速发展起来。601年梅里特斯主教到伦敦布道，他发现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的大都邑，如今竟只有“少数且不信基督教的百姓”。8世纪，伦敦再度发展为控制泰晤士河的战略要冲，并于克努特在位时跃升为首都。

工业仅供应地方市场，纺织和刺绣业的技术大有改进，并将产品输往欧洲大陆。运输却困难又危险，对外贸易仍不多见。以牛为交易的媒介直到8世纪仍很盛行，但这个世纪数位国王都发行了先令及英镑的银币。10世纪的英格兰，4先令可买一头母牛，6先令可买一头公牛。工资相对偏低。贫民住茅屋，以蔬菜果腹，面包及肉类在小康之家或主日宴席上才享受得到。富人竞相粉饰他们粗陋的城堡，饰以各色幔帐。他们穿毛衣暖身，外套也都用多彩的刺绣镶边，个个珠光宝气，极尽奢华。

习俗及道德方面不及英国历史后期某些时代高尚，举凡粗暴、鲁莽、残酷、说谎、叛逆、盗窃及其他不易根绝而层出不穷的事件，我们均有耳闻。1066年，包括某些伪装的在内，诺曼底海盗对败在他们手下的这些人的道德及文化水准之低，竟也惊愕不已。潮湿的气候致使盎格鲁—撒克逊人耽于暴饮暴食，在他们的观念中——某些集会或节日，必定是与麦酒餐会（ale feast）密不可分的。圣博尼费斯夸张而生动地描写8世纪的英国人，谓“不论基督徒或异教徒，都拒绝娶合法的妻子，而继续其放纵色欲的淫乱生活，就像一群嘶叫的马和驴子”。756年他写信给艾思尔巴尔德国王：

你对合法婚姻的藐视，若是为了表彰贞节，自是值得赞美，但是你沉迷于奢华，甚至与修女私通，那就可耻至极了……我们听说全麦西亚的贵族几乎都效法你的榜样，遗弃他们合法的妻子，与淫妇及修女厮混……这项警告：假使盎格鲁的国家……再如此蔑视合法婚姻，允许人民自由通奸的话，一个下流、轻蔑上帝的民族，必定从这些结合中衍生出来，终究要以他们的堕落行为毁掉整个国家。

盎格鲁—撒克逊统治下最初几个世纪，丈夫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异，另结新欢。673年赫特福德宗教会议（Synod of Hertford）废弃了这一习俗之后，教会的影响终于逐渐加强了婚姻的稳固。尽管有时候不免被迫沦为奴隶，但当时的妇女都受到高度的敬重。她们接受书本教育，也不因此而减低她们对男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君主们耐心地向倨傲的女人求爱，也向妻子们请教有关民众政策的机宜。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女儿艾思尔佛列做了摄政及女皇，为麦西亚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公正无私的政府。她建筑城市，筹划出征，从丹人手中夺回德贝、列斯特及约克等城。历史学家曼兹柏立的威廉记载：“自从她在第一次分娩中经历了难产之苦，她便拒绝丈夫的求欢，声称身为国王之女，不应耽于逸乐，否则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就在这个时期（约1040年），麦西亚公爵利奥夫利克（Leofric）的妻子戈吉法（Godgifa）夫人，也名戈迪瓦（Godiva），在一个传说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赢得后人敬仰，在考文垂立有她的雕像。据说，利奥夫利克同意：如果她愿意裸体骑马过市，他即减免镇民的重税。这个故事的下文举世皆知。

教育也跟其他方面一样，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Anglo-Saxon Conquest）的不良影响，直到改变信仰之后，才逐渐振兴起来。本笃主教于约660年在韦尔茅斯设立一所修道学校，学者比德即是其毕业生之一。大主教爱格伯在约克设立一所教会学校及图书馆（735年），使这里成为英国中等教育的中心。这些教育机构及其他学校，使英格兰在8世纪后半叶，居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文化教育的领导地位。

修道院教育者孜孜不倦地工作，终于培育出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他以极为谦逊、简洁的口吻概括自己的生平：

比德，基督的仆人，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在韦尔茅斯和加罗两地修道院的教士。由于我生于该修道院所辖的地区之内，7岁时，亲族将我送交最为人崇敬的院长本笃教养，从那时起，我的一生就在该修道院度过，我将全副精神投入《圣经》的研读，遵守寺院的规定，并按时在教堂吟唱，我也在学习、教导与写作中获得乐趣……19岁时被任命为执事，30岁担任教士……彼时起直到生命第59个年头，我致力于《圣经》的研究及以下各种著作……

这些记述均以拉丁文写成，包括《圣经》注译、传道集、世界史年表、文法、数学、科学以及神学论述，此外还有《英语国家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这本书与多数修道院历史著作截然不同，绝非枯燥无味的编年史。尽管最后的记载充满神迹，只有7岁的幼童才会天真地相信，然而这是一本清晰易懂、引人入胜的历史书，经常有流利的笔锋出现，叙述“盎格鲁—撒克逊征服”一节即为例证。比德颇具学术良心，为撰写编年史煞费苦心，他的记载大体上都很正确，他注明史料的出处，搜寻第一手的证据，并征引适当的文献。他曾说：“我不希望子孙们读到欺人之谈。”——所谓子孙，想必指他门下的600名学生。他在完成上述自传四年后逝世。中世纪所有的虔诚信念与恻隐之心都在这最后的几行字之间：

我祈求您，慈悲的耶稣！您已赐予我仁慈，使我能吸取您的知识的精华，同时您也将再施舍德惠，让我有一天能接近您，这智慧的泉源，然后永远站立在您的面前。

比德发现英格兰使用五种语言——英语、不列颠语（凯尔特语）、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及拉丁语。英语是盎格鲁人的语言，与撒克逊语大同小异，可被法兰克人、挪威人及丹麦人理解。这五种民族使用多种德语，故英语脱胎于德语。早在7世纪之时就有相当可观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当基督教义改写成拉丁文（代替盎格鲁—撒克逊手稿所使用的古代瓦里亚基字母），当丹麦人侵略时毁坏了许多图书馆，当诺曼底人的征服使得英语淹没在法语之中，大部分文学作品散失了，因此我们只能从断简残篇中寻觅它们。此外，盎格鲁—撒克逊的许多诗歌都是异教的，由“流浪的乐师”代代相传，或者经由那些言行放荡，僧侣、神父不得而闻的吟游诗人流传下来。大概一位8世纪的僧侣写下现存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片断文章之一——以诗歌演绎《创世记》，而非出于灵感的创作。穿插在这首诗之间的，是以德语叙述“堕落”（the Fall）的一段译文。这首诗之所以显得生动，主要是因为撒旦被刻画成一个大胆而又热情的叛徒，也许弥尔顿从这里找到灵感塑造其路西法（Lucifer）。盎格鲁—撒克逊的某些诗歌属于挽歌，《流浪者》（The Wanderer ）追述昔日华厦中的快乐时光，如今领主已死，“坚实的大地变成了空虚”，“悲伤的冠冕也在回忆往日的赏心乐事”，即使是但丁也没有超过此种观念的表述。这些古诗通常都快乐地歌咏战争。《马尔登战役之歌》（Lay of the Battle of Maldon ）充满了英格兰人战败时的英雄气概，老战士布赖特沃尔德（Byrhtwold）挺立在他被弑的领主身旁，鼓舞着被击败的撒克逊人，他的话预示了马洛里的出现：

我们的力量衰微的时候，思想应当更加严厉，心灵应当更为敏锐，精神也应当更为充沛。我们的王子就躺在此地，敌人把他斩斫致死！悲凄和哀伤将永远留在这离开战场的人身上！我已老矣！但我并不愿离开；我想躺在我的领主身旁，陪伴我所珍爱的人至永远。

最长、最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贝奥武夫》（Beowulf ），于7或8世纪撰写于英格兰，1000年之前即保存在一部手抄本中，这一手抄本如今是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这首诗有3183行，显然是完整之作。除了反复的头韵（alliteration）外，全诗全无押韵，以西撒克逊的方言写成，如今的人难以理解。故事几近儿戏：瑞典南部吉兹（Geats，似为哥特）人的王子贝奥武夫，跨海解救被名叫格伦德尔（Grendel）的龙所困的丹麦国王罗斯加（Hrothgar），他力克格伦德尔以及龙母，回到吉特兰（Geatland），此后他执政50年，公正而又廉明。第三条龙是火龙，它出现了，掳掠吉兹人的国土，贝奥武夫迎头痛击，但身受重伤，同伴威格拉夫（Wiglaf）趋前助阵，两人将龙击毙。贝奥武夫伤重死去，遗体置于火葬堆上焚化。故事本身并非如此天真幼稚。中世纪文学中的龙，代表欧洲城镇附近森林中经常出没的野兽，居民受到惊吓，生出幻想而将实际的野兽掩饰起来，实在情有可原。另一方面，这种幻想也给那些击败野兽、保家卫国的英雄编出传奇故事。

这首诗的部分段落很不谐调地被加上基督教的色彩，仿佛是某些热心的编者有意传播这一杰作，而把虔诚的文句穿插在诗歌中，但是语气及情节是异教的。起初，丹麦国王悉尔德（Scyld）以瓦里亚基海盗维京人的方式出葬，被置于无人的船上，在海上随波逐流之时，作者写道：“谁也无法说清此一重担究竟由何人承受。”但那绝非乐天的异教口吻。诗篇充溢着阴郁的语调，甚至罗斯加国王的大殿里宴席上的气氛亦如此。我们通过字里行间的轻唱与叹息，可体会到流浪乐师的竖琴所流露出的哀叹：

贝奥武夫在墙边的座位上坐下来……

诉说他的创伤，痛得要死。

他明知他的时日已尽……

勇敢善战的武士们策马环绕着坟堆，

他们全身心表现出哀伤，悼挽他们的国王，

歌颂这个人，

夸赞他的英雄生涯，

并使出浑身的力气称颂他的丰功伟绩……

他们说世界上所有国王之中，以他最为温和仁慈，

最爱他的人民，极力表扬他们……

当这位领主必须抛下躯体远去的时候，

子民应极力称颂那友善的领主，

并热烈地爱他。

《贝奥武夫》可算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诗歌，凯德蒙（Caedmon）则是英国最早的诗人。我们只能从比德的著作去认识他。《教会史》记载：惠特比（Whitby）的修道院里，有一位修士不善歌唱，因此每轮到他时，他就逃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一天晚上，他在马厩里睡着了，冥冥中似有一位天使出现在眼前，对他说：“凯德蒙，唱个曲子让我听听！”修士坚称不会，天使一再命令，只得勉强一试，竟然成功了，他自己甚觉讶异。清晨醒来，他记起那首曲子，并唱了出来。从此他不但能唱诵诗歌，还把《创世记》、《出埃及记》以及四福音化为诗句，据比德说，“以优美悦耳而又动人心弦的歌喉唱出”。除了比德以拉丁文译出少数几行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一年之后，诺森伯兰王国宫廷中一位吟游诗人基涅武甫（Cynewulf）试着以诗韵文化各个宗教性的叙述——基督、安德烈斯（Andreas）、朱莉安娜（Juliana），但是这些著作虽与《贝奥武夫》同时，在修辞及技巧上却大为逊色。

由于智慧的成熟远较幻想的绽开为迟，在各种文学中，散文的兴起都在诗歌之后。人们谈论散文谈了几百年，却不知其然，直到有余暇去把它琢磨成艺术为止。阿尔弗雷德是英国散文文学的鼻祖，他的译文及序言流畅而又恳挚，由于他的编纂与增补，温切斯特教堂所保存的“主教手卷”（Bishop’s Roll）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最为生动有力的一部分，也是英国散文中最丰富的早期作品。《阿尔弗雷德传》（Life of Alfred ）也许大部分由其老师阿塞撰写，也许是后来编写（约974年）的。无论如何，这是个较早的例子，说明英国人处于不用拉丁文而用英文整理历史或神学著作的准备阶段，当时欧洲大陆的国家则以为用这种“粗鄙”的文字来书写神圣之作，实为令人脸红之事。

处于诗文与战争之中，人们仍有闲情心思为形象之物赋予意义，并将日常事物加以美化。阿尔弗雷德在阿塞尔内（Athelney）设立一所艺术学校，召集各地技术精湛的僧侣前去修习，并且据阿塞说，“在持续的战事中不断教导铸金工人及其他各种工匠”。圣唐斯登身兼圣徒和政治家，犹不满足，他参与金属制品及金饰的琢造，成绩斐然。他又是个音乐家，曾为格拉斯顿堡的大教堂制造一架管风琴。木制、金属制、景泰蓝、珐琅等艺术品陆续出现，宝石锉工与雕刻家快手，在拉斯威尔（Ruthwell）和布卡斯特（Bewcastle）竖立起有雕刻并镶着珠宝的十字形石碑，著名的卡德瓦罗王（King Cadwallo）的骑马铜像也立在卢德加特（Ludgate）附近。妇女以“最细致的线编织床巾、缀锦及刺绣，温切斯特的僧侣以灿烂的颜色装饰10世纪的祝福仪式会场。温切斯特及约克635年之前即以石头建造教堂；本笃依伦巴底的建筑式样于674年在韦尔茅斯建立教堂，从而把伦巴底建筑式样带到了英格兰；950年，坎特伯雷也重建自罗马时代留传下来的大教堂。据比德的记载，本笃的教堂以来自意大利的绘画为装饰，“使得所有前往朝拜的人，即使目不识丁，也能瞻仰基督及圣徒们的风采……或者见到最后的审判的情景陈诸眼前，也许能记取教训而严于律己”。一般说来，7世纪的不列颠有丰富的建筑。盎格鲁—撒克逊的征服业已完成，丹麦人的侵袭尚未开始，以往以木材为材料的建筑师也得以有充分的资源，改用石材建筑圣堂。值得一提的是本笃自高卢聘来建筑师、玻璃师以及铁匠；威尔弗雷德（Wilfrid）主教从意大利带来雕刻师及画家，以装饰在赫克珊（Hexham）的教堂；装饰华美的林迪斯凡的《福音书》，是一些出于隐居或传教热诚而移居到位于诺森伯兰海岸之外的这个荒岛上的爱尔兰教士的作品。丹麦人的入侵，结束了这短暂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克努特崛起，英国的建筑艺术才又继续迈向巅峰。

·征服与征服之间的过渡时期

克努特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早期执政的残酷为人诟病。他驱逐“刚毅者”埃德蒙的遗孤，并谋害其兄以防止盎格鲁—撒克逊的复兴。一方面，当他发觉艾思尔莱王的遗孀及儿子们仍在鲁昂活着时，便又以向艾玛求婚（1071年），来解决许多难题。当时她33岁，他仅23岁。艾玛同意婚事，克努特既喜获娇妻，又与艾玛之兄诺曼底公爵缔盟，一举两得，王位益加稳固。自此以后，其政权即为英格兰的一大福祉。他管束那些破坏英国统一及其精神的贵族，防御敌军入侵，带给英国12年的和平。他接受基督教，建立了许多教堂，在阿桑顿盖了一座圣殿，纪念曾在当地作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及丹人，他自己也亲自到埃德蒙的坟墓祭拜。他答应遵守现有的法律与制度，但是坚持两项例外：其一是为贵族败坏的郡政府组织，须由他指定人选；其二是以一位平凡的教士来代替大主教当国王的首席顾问。他培养一批行政人员并推行社会服务，使政府能在各种情况下持续运行。在他统治初期的混乱时期过了以后，他任命的人几乎全是英国人。他勤于理政，不断到各地巡视，指导司法的管理和法律的执行。他以丹麦人入主，而作为一个英国人死去。他是英格兰国王，也是丹麦国王，1028年，又兼挪威国王，他在温切斯特统治着这三个国家。

丹麦人的入侵和在诺曼底人的征服累积而成的种族不断混合发展，最后产生了英国民族。凯尔特人与高卢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丹人以及诺曼底人互通婚姻，或以其他方式将各血统混合，把默默无闻、畏缩保守的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人转化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喧扰海寇，也转化为以后各世纪中的世界征服者。丹人一如德国人及瓦里亚基人，把对海洋的神秘之爱，勇于接受挑战，以及到远方经商的意愿带到了英格兰。就文化而言，丹麦人的入侵是一种灾害：建筑艺术停滞不前，装饰艺术自750年到950年之间逐渐衰败，阿尔弗雷德大帝极力推动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遏阻，正如在高卢境内，瓦里亚基人的入侵抵消了查理大帝的功业。

如果克努特能活得更久些，他也许能够把人民遗留下来的破坏多恢复一点。可是人们疲于战争或劳役，无以为之。克努特卒于1035年，年仅40岁。挪威人立即摆脱了丹人的束缚，克努特的皇储哈塔克努特（Harthacnut）尽全力抵御挪威的入侵。克努特另一个儿子“光脚”哈罗德（Harald Harefoot）执政5年后逝世，哈塔克努特继位，2年后去世（1042年）。他死前谕令艾思尔莱王与艾玛仅存的儿子，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的异父兄弟为王位继承人。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像任何丹人一样，乃异邦之人。他10岁时被父亲带到诺曼底，在宫廷中度过30个寒暑，由诺曼底贵族及教士们教养，经受诚笃虔敬的训练。他把法国的语言、风俗及朋友带到英国。这些朋友都在英国政治和宗教界担任要职，领取皇家津贴，在英国建筑诺曼底式的城堡，对英国的语言及风俗习惯表示轻蔑，并在征服者威廉一世前一代就展开了对诺曼底的征服。

在左右这位温和而又坚韧的国王方面，只有一位英国人堪与这些诺曼底人匹敌。葛德文伯爵（Earl Godwin）是西撒克逊的总督，也是克努特、哈罗德、哈塔克努特座下的首席顾问，财富、智慧皆盛，善于持久的外交策略，兼富说服力和领导才能，为英国史上最出色的俗人政治家。他丰富的施政经验，使他具有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优势。其女艾蒂丝（Edith）嫁给爱德华，原可使葛德文成为未来君王的祖父，可惜爱德华膝下无子。在葛德文之子托斯提格迎娶佛兰德斯伯爵之女朱蒂丝时，其侄斯恩便成了丹麦执政者，葛德文伯爵以此裙带关系建立三国联盟，成为北欧的强人，地位远在其君主之上。爱德华的诺曼底友人从中挑拨，引起嫉妒，葛德文被革去了职务。他逃到佛兰德斯，其子哈罗德则到爱尔兰纠集一批部队，声讨爱德华（1051年）。英国贵族怨恨诺曼底权贵的恣肆，迎葛德文回国，并誓为其后盾。哈罗德进犯英格兰，击败皇家军队，掠劫西南岸，并与其父会师，溯泰晤士河而上。伦敦的老百姓欢迎他们，诺曼底的官吏及教士们落荒而逃。英国贵族及主教所组成的国会（Witenagemot）像欢迎英雄一样热烈欢迎这支队伍，葛德文重获被没收的私产及政治权力（1052年）。一年后，命运的大起大落夺去了葛德文的性命，他心力交瘁而死。

哈罗德被封为西撒克逊伯爵，大致继承了其父的势力。当时他31岁，高大、英俊、强壮、勇武，敢于冒险，打起仗来残酷无情，平时宽宏大量。他在旋风式的狂野战斗中征服了威尔士，把威尔士酋长格鲁法德（Gruffydd）的首级献给既喜又惊的国王（1063年）。在他勇猛生涯中较为平和的一段日子里，他倾国库之资来建筑沃尔瑟姆（Waltham）的修道院（1060年），并资助教堂附设的学院。全英格兰的人都对这位浪漫的青年报以愉快的微笑。

爱德华在位期间最伟大的建筑事件是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动工（1055年）。他居留鲁昂时即已熟悉诺曼底的建筑风格，为了使这座教堂成为英国智慧人物死后安息之所，他谕令将它设计为诺曼底的罗马式建筑，与5年前在尤米耶戈斯开始兴建的修道院一样堂皇。这又是在威廉之前展开诺曼底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以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开端建筑艺术开始带给英国全欧洲最优美的罗马式建筑。

多事之秋的1066年，爱德华被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长眠。元月6日，国会选举哈罗德为国王。当诺曼底公爵威廉拥兵称帝的消息传来时，哈罗德几乎还未加冕。威廉声称，爱德华为酬谢30年在诺曼底受保护之恩，曾于1051年答应将英国的王位让给他。显然这件事属实，但是爱德华或许后悔了，又或者忘记了这个承诺，而在死前将王位传给了哈罗德。无论如何，这一许诺未经议会同意而属无效。然而威廉又说哈罗德到鲁昂访问他时（日期现已不详），曾经接受了骑士称号，成为威廉的手下，依封建法律有顺从的义务，并且自己也曾答应承认并支持他继承爱德华的王位。哈罗德承认这个许诺。但他个人的宣誓并不能约束全国，人民的代表拥立他为王，因此他决意维护此一拥立。威廉向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控诉，教皇咨询了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判哈罗德为篡位者，将他及其拥护者逐出教会，并宣布威廉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申请者。他祝福威廉预谋的起义，并送他一面圣旗和一枚戒指，戒指的钻石中装有圣彼得的头发。希尔德布兰德乐于为教皇开一个夺王位和废黜国王的先例。10年后，他又将这个先例沿用到日耳曼的亨利四世身上。1213年，约翰王又是一例。贝克修道院院长朗法兰克与威廉联合昭告诺曼底人民——事实上是所有国家——齐来参加这声讨被逐出教会的国王的神圣战事。

哈罗德年轻时耀武扬威所造成的罪恶，在正值壮年之际报应在他身上。他当政时未将被议会驱逐在外的兄弟托斯提格召回，托斯提格这时与威廉联合，在北部组建一支队伍，以英国王位为交换，说服了挪威王哈罗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派兵支援。1060年9月，威廉舰队1400艘船驶离诺曼底时，托斯提格及哈德拉达正侵袭诺森伯兰，最后约克地区降服，哈德拉达就地自立为英王。哈罗德以所余军最后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击败北方敌军（9月25日），托斯提格、哈德拉达均死于此役。哈罗德带领残余队伍南下，欲力抗威廉的大军。幕僚劝他稍事休息，另觅时机，但是威廉已在南部大肆掳掠，哈罗德迫切想保卫那过去被他蹂躏而现在为他钟爱的国土。两军在哈斯丁附近的森拉克（Senlac）相遇（10月14日），苦战了9个小时。哈罗德的眼睛为箭所伤，流血倒地，身体即被诺曼底骑士肢解：有割其头者，有截其肢者，内脏四散于地。英国军队见主帅倒地，望风而逃。其状之惨，使后来受命捡拾故王尸体的僧侣们无法辨认，直到他们把哈罗德的情妇“天鹅颈”艾蒂丝（Edith Swansneck）带到现场，才把四散的尸骸辨认出来，葬在他亲手建的沃尔瑟姆教堂。1066年圣诞节，威廉一世被加冕为英国国王。

威尔士（325—1066）

威尔士曾于78年被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和阿格里科（Agricol）纳入罗马版图之中，后来罗马人离开不列颠，威尔士恢复自由，又受到自己君王的专横统治。5世纪，西威尔士为爱尔兰移民所据，此后成千的不列颠人摆脱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的统治，逃难到威尔士。盎格鲁—撒克逊人到威尔士边界而止，称那些未就范的百姓为“异邦人”（Wealhas）。爱尔兰人与不列颠人民在威尔士发现与自己同为凯尔特族的人们，于是三族混而为一，称为库姆德（Cymri），意为“同胞”，这个名称后来成了他们的国名，而库姆鲁（Cymru）则成了他们领土的称呼。不列颠人、康瓦尔人、康沃尔人、爱尔兰人及北苏格兰的盖耳人，像大部分的凯尔特人一样，社会秩序几乎全部建立在家族及部落之上，因此他们反对邦国统治，对异族人极不信任。他们以好客的精神平衡部族精神，以勇猛的精神平衡混乱无序，以音乐、歌曲及忠诚的友情弥补艰苦的生活与不良的气候，以想象情感弥补贫穷匮乏，使每一位少女都成为公主，每一个男人都成为国王。

吟游诗人仅次于国王。除诗人身份外，他们同时也是人民的占卜家、历史学家和皇室的顾问。其中有两位名垂不朽：塔里森（Taliesin）、安奈林（Aneurin），他们生活在6世纪。他们创作的几百个故事越过英吉利海峡，传到法国的布列塔尼，经雕琢而成为高雅的文学形式。吟游诗人组成诗人教士阶级（poetic clerical caste），除非经过该族的严格训练，否则任何人不得加入其组织。准备入会的候选人称“玛比诺”（mabinog），他研习的材料称作“玛比诺吉昂”（mabinogion），《威尔士民间故事集》（Mabinogion ）即指他们的故事中流传下来的部分。就它们的形式而言，应不早于14世纪，但可能在基督教传入威尔士之前就有所闻了。它们有着原始的单纯，具有异教信仰的灵魂之说，充满怪异的野兽和神奇的事件，虽有浓厚的放逐、衰败及死亡等忧郁气氛，却又掺杂着温和的韵味，与古代冰岛的三部文学集《艾达》（Eddas ）、《挪威英勇故事》（Norse Sagas ）及《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情欲及暴力描绘，大相径庭。在威尔士山脉的孤独寂寥之中，产生了忠于国家、忠于女性以及稍后忠于玛利亚和耶稣的浪漫文学，对此后的骑士精神以及有关亚瑟王和那些誓死“铲除异教，崇奉基督”的武士们的神奇故事产生影响。

基督教于6世纪传入威尔士，很快在各修道院及大教堂设立起学校。曾为阿尔弗雷德大帝秘书及传记撰述人的阿塞主教，即来自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的圣大卫大教堂。诺曼底海盗倾力来犯，这些教堂建筑首当其冲，直到罗德里大帝（Rhodri the Great）才把他们打退，并建立巩固的王朝。“善者”希威尔王（King Hywel the Good）统一了全威尔士，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格鲁法德也同样成功，当他把距英格兰最近的国家麦西亚打败时，未来的英王哈罗德以自卫为借口发动战争，征服了威尔士，使之成为不列颠的一部分（1063年）。

爱尔兰文明（461—1066）

从圣帕特里克（St.Patrick）逝世之时到11世纪，爱尔兰分为七个王国：三个在阿尔斯特（Ulster），其余四个则在康诺特（Connaught）、伦斯特（Leinster）、蒙斯特（Munster）、米斯（Meath），这些王国之间时常燃起烽火，只为争取较大的生存空间。但从3世纪后，便有爱尔兰人侵袭并定居于不列颠西海沿岸。编写年代记的历史学家称这些入侵者为苏格兰人——凯尔特人对流浪民族的称呼，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人指爱尔兰人。战事是地方性的。590年，妇女也须参战。804年，僧侣教士也被征调与战士并肩作战。一套类似欧陆的“野蛮”法典，由训练有素的律师和法官管理。这些法官曾在当时的法律学校执教，并以盖尔文（Gaelic）发表论文。与苏格兰一样，爱尔兰未曾被罗马征服过，因此错过了罗马法律的恩赐及有序的政府组织，它自己的法律效力不大，不能以公正消解仇恨，也不能将暴乱绳之以法。政府仍停留在部族阶段，偶尔几次获得暂时的一统，并有幸保有完整的版图。

社会和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几个家庭合为家族（sept），家族又组成宗族（clan），宗族之上则为部落（tribe），所有的部落成员均被视为源自同一祖先。10世纪，许多家庭在部落名之前冠以“Ui”或“O”（子孙）以为家名，是以“奥尼尔”（O’Neill）为家名的人自称是916年爱尔兰王尼阿尔·格伦杜布（Niall Glundubh）的后裔；也有许多人利用父名，譬如加上“Mac”（儿子）成为家名。7世纪，土地一般为家族或宗族共有，私有财产仅限于家庭日常用品。到10世纪，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放宽，不久后便有少数贵族拥有大片土地，也有为数很多的自由农民，少数的佃农及更少数的奴隶。物质和政治方面，爱尔兰人在基督教传入以后三个世纪里较英格兰退步；在文化方面，他们则是当时比利牛斯山及阿尔卑斯山以北所有民族中最为进步的。

这种不平衡有诸多原因：5世纪遭日耳曼民族侵袭时，高卢及不列颠的学者纷纷逃往爱尔兰，高卢及不列颠之间的商业逐渐繁荣，9世纪以前未曾遭受外患等。僧侣、教士及修女兴建各级学校。520年在克伦纳德（Clonard）创设的一所学校拥有3000名学生（假使那些爱国历史学家是可信的话）。此外，克朗玛克诺伊斯（Clonmacnois）、克隆非特（Clonfert）及班哥（Bangor）都设立学校，其中几所提供12年的课程，可一直修到哲学博士学位，包括《圣经》研究，神学，拉丁及希腊古典文学，高卢语文法及文学、数学、天文、史学、音乐、医学、法律等。贫困的学者由公款资助，因为多数学生都准备取得教士资格，而爱尔兰极力赞助以促进这一行业的发展。这些学校在西欧其他国家久废希腊文之后仍继续教授希腊文。阿尔琴毕业于克朗玛克诺伊斯的学校，埃里金纳在爱尔兰习得希腊文，使他成为法兰西“秃子”查理国王宫廷中罕见的奇才。

这一时期的文学及心态倾向于传奇与浪漫，偶尔也有人转向科学研究，天文学家敦加尔（Dungal）及讲授地圆学说的几何学家佛吉尔（Fergil）即是著名的例子。约825年，地理学家迪库伊尔（Dicuil）报道了爱尔兰僧侣于795年发现冰岛（Iceland）的事，他并且证明爱尔兰夏季有夜半见阳光的现象，认为人可以利用足够的光线把衬衫上的跳蚤抓出来。当时有许多文法学家，大概是因为爱尔兰韵律学是当时最难的。诗人也为数很多，社会地位很高，常身兼教师、律师、诗人及历史学家数职，他们聚集在以某位杰出诗人为中心的吟唱诗人团里（bardic school），从比基督教更早的德鲁伊教（Druid）教士手中继承了许多势力和特权。这种吟唱诗人团从6世纪到17世纪都很盛行，未曾中断，大多得到教会及邦国的特许而拥有土地。10世纪诞生了四位举国皆知的诗人：弗兰·麦克隆尼亚（Flann Maclonain）、肯内斯·奥哈提甘（Kenneth O’Hartigan）、埃奥柴德·弗莱恩（Eochaid O’Flainn）及被波鲁王（King Brian Boru）封为桂冠诗人的麦克·利雅格（Mac Liag）。

这时代的英雄故事（sagas）已有文学的形式。多数题材都早于帕特里克的时代，口口相传，混入带韵的散文及民谣诗歌中。今日所见的手抄本是11世纪后的作品，到了这一时期的诗人手中才将其化为文学。有一系列英雄故事追怀爱尔兰人民的神仙祖先，其中名为“菲尼安”（Fenian）或“奥西亚尼克”（Ossianic）的包含动人的章节叙述传奇英雄芬恩·麦克库姆海尔（Finn MacCumhail）及其后裔的冒险事迹，这些诗篇多数被认为出自芬恩的儿子——奥西亚尼克，据说这人活了300岁，到圣帕特里克的时代，他赐给这圣徒一颗异教的心之后才去世。另有一部“英雄”（Heroic）史诗，以爱尔兰老国王库科莱恩（Cuchulain）为主角，叙述他在百次精彩场合中遭遇到的战争与爱情。最佳冒险故事叙述芬恩·麦克库姆海尔王首席吟唱诗人菲利姆（Felim）之女戴尔德蕾（Deirdre）的事迹。她出生之时，一位德鲁伊教教士预言，她将给阿尔斯特带来悲伤，于是人民大叫：“把她杀了！”但是康纳尔（Conor）王庇护她、教养她，并打算娶她为妻。日复一日，她出落得很可爱了。一天早晨她看到英俊的劳伊塞（Naoise）正跟别的年轻人玩球，她捡起那误丢的球并交给他，“他愉快地在我手上一按”，当下就触发她已成熟的情感。她马上请求她的婢女：“小丫头啊！假使你还希望我活下去，就请带个信给他，告诉他今夜来跟我偷偷面谈。”劳伊塞果然来了，美貌当前，一饮而醉。隔天晚上，他与两个兄弟阿因勒（Ainnle）及阿尔丹（Ardan）带着戴尔德蕾离开皇宫，越过海洋到达苏格兰。苏格兰王爱上了她，劳伊塞的兄弟把她藏在高地。不久，康纳尔派人送来信件，表示假使他们愿意返回埃林（Erin），他将既往不咎。尽管戴尔德蕾认为那是阴谋诡计，劳伊塞眷念故土及幼时嬉戏的地方，终于同意。返回爱尔兰后，他们遭到康纳尔军队的突袭，三兄弟英勇奋战，不支死去，戴尔德蕾也悲戚过度而发狂，扑倒在地，吸吮已死去的恋人的血水，并且唱出一首怪异的挽歌：

当苏格兰的贵族们欢宴的那一天……

劳伊塞偷偷地吻了敦特罗涅（Duntrone）领主的女儿。

他送给她一只活泼的牝鹿，

它来自森林，脚上挂着（半人半羊的）牧神像，

他从身着披肩战袍（Inverness）的队伍回来之后，

就到它那儿面访。

但当我听到这回事时，

心里非常嫉妒，

我驾着小舟在海面上，任之漂泊；

不管是死是活，

他们游泳跟在我后头，

那是从来不说谎的阿因勒及阿尔丹兄弟，足以屈服一百个人的兄弟，

他们把我引回陆上。

劳伊塞对我保证真心不渝，

他在他的武器面前一连发誓三次，

决不再使我忧戚，

直到他离我而去，重回敢死之队！

啊！假使它今晚听到：

劳伊塞已经葬身黄土，

它一定会痛哭失声，

而我，要陪它大哭七次！

《悲伤的戴尔德蕾》（“Deirdre of the Sorrows”）最古老的版本有着清晰有力的结局——“附近有块大石头，她的头撞向那石头，头颅破裂而死。”

在爱尔兰，诗与音乐密切关联，如同在中世纪各地一样。少女纺织或挤牛奶时唱着歌，男人耕田或出战时亦然，传教者弹奏竖琴以吸引听众。最普遍的乐器是竖琴，通常有30根弦，以指尖拨弹。提姆潘是八弦的提琴，以拨子或琴弓来演奏。风笛悬在肩上，用嘴吹出乐声。吉拉尔达斯·康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说爱尔兰的竖琴手是他所听到的最好的——这是出自热爱音乐的威尔士人口中的称赞。

这一时期爱尔兰最好的艺术品，并非由354片铜、银、金、琥珀、水晶、珐琅及玻璃做成的“阿尔达格”（Ardagh）高脚杯（约1000年），而是《凯尔经》（Book of Kells ）——写在羊皮纸上的四福音书，9世纪时由住在米斯王国凯尔或爱奥那岛（Iona）的爱尔兰僧侣写成，现在珍藏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通过僧侣们跨越国界相互交流，拜占庭及伊斯兰的优美风格传到爱尔兰，并一度臻于完美之境。如同伊斯兰教艺术的缩影，人或动物形象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连名字起首字母的一半都不如。这种艺术的精神出于单一、平凡的装饰动机，于蓝色或金色的背景中，将其以夸大的幽默感画出来，直到使人眼花缭乱。基督教的手抄本，以《凯尔经》为最出色，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总是嫉妒爱尔兰，仍不住称赞这乃是天使化身所写的作品。

日耳曼民族的侵袭，使爱尔兰以外的拉丁欧洲陷于落后达数世纪之久，爱尔兰幸免于难，所以有此黄金时代。同样，正如9世纪和10世纪的英格兰、法兰西由阿尔弗雷德大帝及查理大帝推动的一切进展都被毁灭，爱尔兰的黄金时代也因诺曼人的入侵而告终。也许是仍信奉异教的丹麦及挪威听说爱尔兰修道院有丰富的金银珠宝，而国家政治分裂，不足以抵抗外侮，795年尝试性地攻击爱尔兰，虽未造成重大损害，却暴露了爱尔兰不设防的真相。823年，敌军大举来犯，劫掠科克及克伦两地，毁坏班哥及莫维尔的修道院，屠杀教士。此后每年都有外敌侵扰，有几次他们被挡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抢劫各修道院。诺曼人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建立都柏林、利麦立克（Li-merick）及沃特福德，并要求北半岛的人民纳贡。其国王索尔格斯特（Thorgest）以圣帕特里克的亚尔马（Armagh）为都邑，并在克朗玛克诺伊斯的圣基尔兰（St.Kieran）教会圣坛上为妻子加冕。爱尔兰诸王独自抵御外侮，同时彼此大动干戈。米斯王国的国王玛拉基（Malachi）掳获索尔格斯特并将其溺毙（845年）。851年，挪威王子“白面”奥拉夫（Olaf the White）建立了都柏林王国——直到12世纪都为诺曼人所据。一个学术、艺术兴盛的时代竟为无情的战争所取代，基督教与异教军队烧毁修道院，破坏古老的抄本，致使几世纪以来累积的艺术品四散分离。一位爱尔兰老历史学家说：“吟唱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等再也不能于这里从事以往的工作了。”

终于，一位强者崛起，把诸小王国统一成爱尔兰国家。布里安·波南哈（Brian Borumha），或名波鲁（Boru），是蒙斯特国王玛洪（Mahon）之弟，也是达尔加斯（Dalgas）宗族的首领。两兄弟在蒂珀雷里（Tipperary）附近与丹麦军交战，大败之，没给敌人留下任何活口，接着占领利麦立克，把每一个诺曼人都处死。可是有两位小国国王——德斯蒙德（Desmond）的莫洛伊（Molloy）及胡·卡贝里（Hy Carbery）的多诺万（Donovan）——唯恐这两兄弟也会吞并其版图，竟联合移民此地的丹人绑架玛洪，将他杀死（976年）。布里安继位为王，又击溃丹麦人，击毙莫洛伊。他为了统一全爱尔兰不择手段，与都柏林的丹人缔盟，靠他们的援助一举推翻米斯的国王，此后他被公认为全爱尔兰王（1013年）。经过40年战乱，和平重新获得，他重建教堂及修道院，整修桥梁、道路，设立学校和学院，奠定秩序，遏止犯罪。他有一位爱好想象的后代，曾以故事描绘“国王的和平”（King’s Peace）所给予的安全感。这故事别处也常见，叙述一位面目姣好、珠宝环身的少女，在国内各地旅行而不受任何伤害的故事。同时，居住在爱尔兰的诺曼人另举大军，向这位老迈的国王进逼，1014年4月23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后者在都柏林附近的克隆塔夫（Clontarf）迎敌并获胜。然而其子慕罗格（Murrogh）被杀死在战场上，布里安后来也在营帐中遭人暗杀。

久历忧患的爱尔兰获得暂时的和平，11世纪，艺术文学得以复苏。《伦斯特经》（Book of Leinster ）及《圣诗集》（Book of Hymns ）在插图装饰方面，其璀璨绚烂足以媲美《凯尔经》。修道院学校历史学家及学者人才辈出。但爱尔兰人分裂不合的精神丝毫没有缓和，国家又被割裂成许多小王国，互相攻伐，损耗了国力。1172年，来自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少数探险者发觉，征服进而统治这一“学者和圣徒之岛”是轻而易举的事。

苏格兰（325—1066）

5世纪末，一支盖尔苏格兰（Gaelic Scotti）人从爱尔兰北部移民到苏格兰西南部，以他们自己的族名命名特韦德（Tweed）河以北的美丽半岛。另外三个民族的人也起而争夺这古老的加里东（Caledonia）——属凯尔特人的皮克特人的一支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崛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逃难的不列颠人便在德文特河与克莱德河河口之间的地带定居下来；安格耳人则居于泰因河（Tyne）及福斯湾之间。苏格兰国家依赖这些民族得以形成：英语为其语言，基督教为其宗教，爱尔兰人的炽烈性情，英格兰人的现实精神，凯尔特人的敏锐以及富于想象，皆融入其中。

一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不愿放弃家族的组织，而以国家代替宗族，其阶级斗争频繁，只有他们对家族的忠心及对外侮的坚忍抵抗或许可以匹敌。罗马未能征服他们。相反，哈德良在索耳威河（Solway）及泰因河之间建立的城墙（120年），安东尼乌斯·庇护在上述城墙以北60里的福斯湾及克莱德河之间筑起的城墙（140年），及塞维鲁（208年）或者狄奥多西（368年）的战役，并不能阻止饥饿的皮克特人间歇性的侵扰。617年，撒克逊人在诺森伯兰的国王埃德温的率领下攻占皮克特人山间要塞，取名为爱丁堡。844年，肯内斯·麦克·阿尔平（Kenneth Mac Alpin）以国王的名义统一了皮克特人及苏格兰人。954年，族人又占领爱丁堡，并定为首都。1018年，马尔肯二世占领特韦德河以北的洛锡安（Lothian）地区，并入皮克特人及苏格兰人的领域中。凯尔特似乎稳取霸权了，但是丹麦人侵略英格兰，数千英人逃往苏格兰南部，把大量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分注入苏格兰人血统中。

邓肯一世（Duncan I）把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凯尔特人、不列颠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五个民族统一成一个苏格兰王国。他在达拉谟（Durham）与英格兰作战失败后，给他的将军麦克白（Macbeth）以可乘之机，后者僭位称王，理由是其妻格鲁奥克（Gruoch）是肯内斯三世的孙女。他谋害了邓肯（1040年），在位17年后，终为邓肯之子马尔肯三世谋杀。844年到1057年之间，苏格兰共有17位君主，其中12位被谋杀。那是充满挣扎、痛苦，为食物及水源、自由及权势拔剑相向的暴力时代。在那阴郁的年代里，苏格兰根本来不及享受文明的精华，及至苏格兰文学展开，已是三个世纪之后了。诺曼人占领奥克尼群岛（Orkney）、法罗群岛（Faroes）、设得兰群岛（Shetlands）以及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苏格兰则在向西方世界扩展其权力的剽悍的维京人的强力威胁下苟延残喘。

诺曼人（800—1066）

·国王的英勇故事

诺曼人显然属条顿民族，其祖先越过丹麦向北，渡过斯加基拉克（Skaggerak）海及卡特加特（Kattegat）海峡到达瑞典及挪威，取代了凯尔特人，而之前凯尔特人曾经取代与拉普兰人及爱斯基摩人同种的蒙古人。早期一位首领丹·米基拉蒂（Dan Mikillati）取下了丹麦这个地名——丹的边界或省份。据塔西佗记述，当时称雄全半岛的古老的斯维奥涅（Suiones）族人是瑞典这个名字的源头，也造就许多名叫斯温的国王。挪威意即“北方通路”。老普林尼为瑞典取名斯堪（Skane），拉丁文为斯堪的亚（Scandia），从而衍生出斯堪的纳维亚，这一名称涵盖了现在同血缘、同文、同种的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妇女生殖力强，男人好幻想，人口的大量繁殖超过土地的供应能力，年轻人及不满现状的人出海到沿岸寻觅食物、奴隶、妻子或黄金，饥饿之甚使他们不顾法律及疆界的囿限。挪威人涌入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及格陵兰，瑞典人涌入俄罗斯，丹人则直趋英格兰及法兰西。

戈姆（Gorm）王统一丹麦，其子“蓝齿”哈罗德（Harald Bluetooth）接受基督教。斯温征服英格兰，使丹麦立于欧洲强国之林达一代之久。奥拉夫·斯科特康南（Olaf Skottkonung）将全国基督教化，并以乌普萨拉（Uppsala）为首邑。800年时的挪威已是31个省份的联合体，这些省份以高山、河流、峡湾为界，由武士首领统治着。约850年，其中一位首领哈夫丹（Halfdan）从其首府特隆赫姆（Trondheim）出兵，征服了大多数省份，一跃成为挪威的第一位国王。其子哈罗德·哈尔法格（Harald Haarfager）遭反抗分子挑战，他求婚的对象吉达（Gyda）拒绝成亲，除非他征服了全挪威，于是他发誓绝不梳理头发，直到完成大业。他终于在10年内达到目的，娶了吉达及其他9个女人为妻，他修剪头发并获得“美发者”（the Fair-haired）的雅号。其子“善者”哈康（Haakon）治理挪威27年。一位维京武士抱怨道：“承平太久了，我恐怕都要老死在床上哩！”另一位哈康（Haakon）王——“伟大的伯爵”——统治全挪威30年，但老年时触怒了自由农民（bonders），因为他娶他们的女儿为妾，过一两个星期就送回。自由农民迎立奥拉夫·特赖格维森（Olaf Tryggvesson）为王。

哈康之子奥拉夫是“美发者”哈罗德的孙子，斯诺里（Snorri，爱尔兰历史学家）形容他：“非常活泼的人，愉快、善交朋友、慷慨、讲究衣着、身体健壮，是男人中最英俊者，较所有的诺曼男人体能、技术为佳”。当船夫划动船桨时他能够跳过船桨入水，能够同时耍三把尖刀，一次掷出两支矛，并且“用任何一只手都能把东西砍得一样平均”。他好争执、冒险。在不列颠群岛时，他改奉基督，成为凶狠的拥护者。他当挪威王时（995年），毁灭所有异教寺庙，建筑基督教堂，自己却继续畜养妻妾。自由农民极力反对新教，要求奥拉夫在雷神（Thor）之前依照古礼献祭。他同意了，却又主张把雷神最喜欢的牲礼——农民领袖——献给雷神。结果农民都归附了基督教，只有名叫兰德（Rand）的农民坚持异教信仰，奥拉夫下令拘捕他，强迫他口吞毒蛇，又令人在蛇尾点火，于是毒蛇在他胃里及身上蠕动，致他死去。奥拉夫计划与瑞典皇后希格里德（Sigrid）结婚，她接受了，但拒绝放弃异教信仰，奥拉夫以手套打她的脸，喝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娶你这异教的黄脸婆为妻？”希格里德回答：“你的死期不远了。”两年后，瑞典和丹麦国王及挪威的艾利克伯爵联合讨伐奥拉夫，他在鲁根岛（Rügen）附近的海战中被击败，全副武装跃入海中，消失不见。挪威被征服者瓜分。

另一位被称为“圣者”的奥拉夫再度统一挪威（1016年），他恢复秩序，推行合理的审判制度，使全岛改信基督教。斯诺里说：“他是很善良和气的人，寡于言词，喜好施舍，却又贪财”，并喜欢蓄妾。一个留恋异教的农民被他割去舌头，另一位则被挖掉眼睛，农民们暗中联合丹麦及英格兰王克努特，出动50艘战舰来犯，把奥拉夫逐出挪威（1028年）。奥拉夫班师回国，欲夺回王位，双方战于斯蒂克勒斯塔德（Stiklestad）。奥拉夫遭挫败，重伤而死（1030年）。其后裔在当地建立教堂，追念他为挪威的护国圣徒。其子“善者”马格努斯（Magnus）收复挪威，并妥善地制定法律，设立政府。其孙“严厉者”哈罗德（Harald the Stern）统治挪威，刚猛正直，直到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格兰。

860年，一支来自挪威或丹麦的队伍再度发现冰岛，见到其地多雾，峡湾遍布，与他们的国土所差无几，并未感到不悦。挪威人在哈罗德·哈尔法格的独裁统治（他于874年移民至此）下愤懑不平。四个省份各有集会（thing ），930年有了议会（allthing ），是代议政体最早的机构之一，也使冰岛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拥有自由共和政体的国家。可是促进移民及成立议会的自由独立精神却限制政府和法律的效用，拥有土地的权势者成为法律的化身。不久，曾使挪威国王感到头痛的封建诸侯又在冰岛出现了。1000年，议会正式接受基督教。国王“圣者”奥拉夫听说冰岛人仍吃马肉或杀死婴儿取其肉来吃，深感耻辱。或许由于冰岛的冬夜既长又冷，那里孕育出的神话及英雄故事等文学，水平和数量均较诺曼人故乡为丰富。

冰岛被发现16年后，一位挪威船长乌尔夫森（Gunnbjörn Ulfsson）发现格陵兰岛。约985年，托瓦尔德（Thorwald）及其子“红”艾利克在那里建立挪威殖民地。986年，布哲内·赫休尔夫森（Bjerne Herjulfsson）发现拉布拉多（Labrador）。1000年，“红”艾利克的儿子莱夫（ Leif）登陆美洲大陆！我们不清楚确切地点是在拉布拉多、纽芬兰还是科德角（Cape Cod）。莱夫在文兰岛（Vinland）过冬，然后回到格陵兰。1002年，其弟与另外30个人在文兰岛住了一年。早在1395年之前，从史诺利·斯特鲁孙（Snorri Sturluson）所著《奥拉夫传奇》（Saga of Olaf Tryggvesson ）一书的增补篇章中，我们就得知985年至1012年先后有五支诺曼探险队到达美洲大陆。1477年哥伦布航行到冰岛，并研究关于这新世界的种种传说。

·维京文明

诺曼人的社会秩序建立于家庭条规、经济合作及正当的信仰之上。《贝奥武夫》中有一段话：“思想纯正者绝不被隔离于家庭关系之外。”弃儿被随便弃置，任其死去，但只要收容下来，这个小孩就会受到合法的训练与爱护。没有姓氏，儿子只加上父名，例如奥拉夫·哈拉尔德森（Olaf Haraldsson）、马格努斯·奥拉夫森（Magnus Olafsson）、哈康·马格努森（Haakon Magnusson）等。基督教传入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为孩子取名时，用水浇其头，表示家庭收容他。

教育富实用性：女孩学习家庭日常技艺，包括酿酒等；男孩学习游泳、滑雪、雕刻木头及金属、角力、划船、滑冰、玩曲棍球、狩猎、箭术及用剑或矛战斗。跳高是普遍的运动，某些全副武装的挪威人可以跃过相当于自己身高的高度，或泅水几英里，有些人甚至跑得比马还快。许多儿童被教导读书写字，或被训练成医师和法律人才。男人和女人都爱放声歌唱，有些人弹奏乐器，通常是竖琴。我们从《老艾达》（Elder Edda ）中读到这样的记载：贡纳尔（Gunnar）王能用脚趾弹奏竖琴，并以之挑逗毒蛇。

多妻制一直为富人奉行，直至13世纪。婚姻常由父母做主，大多以买卖的方式达成。自由妇女则可否决这种安排，但如果她违背父母的意愿自行结婚，则其夫将被视为罪犯，亲戚可合法地把他处死。男人可以随意与妻子离异，但除非他能提出合情的理由，否则女方家庭可以谋害他而不被视为不义。男女任何一方可以因对方打扮像异性而提出离婚——例如妻子穿着马裤，或丈夫穿露胸的衬衫。男人可以将妻子的姘夫逮住杀害，却不会引起血仇。女人勤于工作，但她们都仍然十分讨人喜欢，以致男人因她们相互厮杀。在公共场合威风八面的男人，回到家里也变得畏缩起来。一般说来，女人的地位在异教时代要比基督教时代为高，她是强壮的男人之母而非罪恶之母，她先是有1/3，而婚后20年有一半的家庭财产权。她在事业策划上为他提供意见，并自在地周旋于家里的男客之间。

劳动颇受尊重，各阶层都享有这份光荣。捕鱼是普遍的行业，狩猎则为必需，而非为了运动。意志与体力开拓了瑞典的森林，并把挪威冰冻的山坡变为可耕之地。大地主不多见，斯堪的纳维亚以普遍的自由农民均分了大片耕地著称。不成文的保障法减免了不少灾难：一家房屋烧毁了，邻居都得帮助重建；如果牛病死或是“蒙上帝恩召”，邻居也须以自己的牛补足其损失的半数。几乎每位诺曼人都是巧匠，他们尤其精于竹艺。他们运用8世纪传入的冶铁工艺技术是落于人后的，但接着就制造出多种坚固美观的工具、武器及铜器装饰品、金银装饰物等。盾、加纹的剑、戒指、夹子及铃铛等，都是美丽与骄傲的代表。他们所造的船只或战舰并不比古代为大，但较为坚固，平底的稳定度高，船桨尖细，可以用来撞刺敌人，船的深度为4到6英尺，长度为60到180英尺，装有平行的帆或全为木桨——一边有10、16或60把。这些结构简单的船只载着诺曼的探险家、商人、海盗及武士顺着俄罗斯的河流而下行至里海及黑海，或越过大西洋到冰岛和拉布拉多。

维京人分为伯爵（jarls）、农场主（bondi）及奴隶（thralls）几个阶层，并如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中的监护人，他们严厉地教导孩子们，认为个人的阶级出身是神的意旨，只有不诚信之人才敢加以改变。帝王是从荣耀的血统中选出来的，地方官员则选自伯爵的阶层，人民坦诚地接受这种君主及贵族的体制，把它当作战争与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与它相伴而生的是出色的民主制度，地主在地方性的家长会议（hus-thing）中充当立法和司法的角色，村里集会（mot）、省份会议（thing）及议会（allthing）等场合亦然。那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仅管理大众的政府。暴力已不复出现，公正是唯一的规则。血仇染红了英勇诗篇，但在那血污的维京时代，凶手以金钱向死者赎罪取代了私下的复仇。只有水手不受法律约束，他们信奉要么胜利要么失败。重罚为的是恢复秩序与和平。与大自然战斗日久，人类也变得越坚定、无情，奸夫奸妇被处以绞刑，或用马拖死，纵火者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弑杀尊长者被吊在同样被吊着的活狼旁边，反叛政府者五马分尸，或以野马拖曳至死。这些野蛮的法律并未取代报复行为，相反，却使之普遍化。终于海盗也归顺于法律之下，变为航海商人，以技巧代替武力。欧洲的许多海洋法都源于诺曼，于汉撒同盟时流传开来。“善者”马格努斯王统治时，挪威的法律刻在一种羊皮纸上，这种羊皮纸因其颜色而被称为“灰鹅”，它保存至今天，内容包括维持势力版图、巡查市场港口和救济贫病等敕令。

宗教帮助法律及家庭把野人感化为良民，条顿民族潘提翁诸神，对诺曼人来说并非神话故事，而是真实地畏惧、崇拜的神灵，并以千万种神迹与人类密切相关。在先民原始的惊奇畏怖的心灵中，大自然的力量及化身都是与个人攸关的神明。势力越来越强的神明甚至造成以人为牺牲品的赎罪方式。那是一座拥挤的奉祠殿（Valhalla）：12位男神及12位女神，若干巨人（Jotuns），命运之神（Norns），信使及神的使仆（Valkyries），少数巫婆、小精灵以及侏儒。这些是被放大了的凡人，也有生死、饥饿、睡眠、疾病、热情、哀伤。他们比人强的是体格、寿命及力量。众神之父奥丁（Odin）在恺撒的时代住在亚述海附近，他建筑众神的花园阿斯加德（Asgard），供家庭及手下憩息。他渴望拥有土地，征服了瓦里亚基。他并非不可侵犯或万能的，灾难之神洛基（Loki）骂他，像悍妇一般尖刻，奥丁也不理睬他。他在地球上流浪，寻求智慧，并在智慧之泉以一眼换取一饮，于是他发明字母，教导子民写字、作诗、学习艺术及法律。眼见生命将尽，他召集瑞典人和哥特人，在自己身上造成九处伤口而死亡，接着返回阿斯加德去过神的生活。

在冰岛，雷神比奥丁还大，他掌管雷电、战争、劳动及法律。乌云是他皱起的额头，雷是他的声音，闪电是他的槌子在空中挥舞。诺曼诗人也许像雷神那样多疑，常开雷神玩笑，就像希腊人对待赫拉克勒斯，他们让雷神接受各种考验与苦役。他毕竟很受爱戴，因为几乎有1/5的冰岛人僭用他的名字——例如托洛尔夫（Thorolf）、托瓦尔德（Thorwald）、托尔斯坦（Thorstein）等。

奥丁的儿子巴尔德（Baldur）的传奇很多，但供奉的人不多。他“形体突出，个性温和，聪明，口才流利”，冠于诸神。有一次他做噩梦得知大限已到，将此事告诉诸神，女神弗里加（Frigga）令所有的矿物、动物及植物发誓绝不伤害他，这样他的圣体可避免任何东西的伤害，诸神为他庆祝，向他投掷石头、标枪、斧头、剑等，他都一一挡开，分毫无损。但是弗里加忘了要求一种叫檞寄生的灌木宣誓，因为它太小了，也从不伤人。诸神中最淘气的洛基在这灌木上剪了一小枝，说服一位盲眼的神灵把它投向巴尔德，灌木枝穿入他的身体，致他死去。其妻内普（Nep）悲伤过度也死去，与巴尔德及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坐骑在柴堆上火化了。

法尔库里耶斯（Valkyries）有定夺各个灵魂死期的大权，死得卑鄙的人被丢到管理亡魂的女神赫尔（Hel）领地内，死在战场的被法尔库里耶斯带到“入选者的厅堂”——奉祠殿，在那儿他们受到好战的奥丁的宠爱，恢复体力及美貌，白天仍在战场比武，晚间则享受麦酒。较晚时期的诺曼神话则说后来专门作战、制造破坏的巨人向诸神宣战，他们展开恶斗并同归于尽。在这“诸神衰微”的时代，整个宇宙崩溃，不仅太阳、行星及星球，连奉祠殿的武士及神仙都归于毁灭，只有希望之神（Hope）幸免——因此很久以后一个新的地球形成，新的天堂，较合理的司法，及一位比雷神及奥丁还伟大的神也将出现。或许这寓言象征基督教的获胜及两位奥拉夫君王为基督教进行的奋战，或者意味着维京诗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神而将其埋葬？

那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吸引力仅次于希腊神话，它传到我们手上，最早是以被错误地命名为《埃达》的奇异诗篇。1643年，一位主教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发现包括一些古冰岛诗集在内的手抄本，他犯了双重错误，称它们为“智者”赛门德（Saemund）所著的《埃达》，其人是一位冰岛学者教士。目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作品写于挪威、冰岛及格陵兰，由一些不详的作者在不详的日期写就，成书时间在8世纪到12世纪之间。赛门德也许曾收集这些作品，但并非由他亲自创作。书名也不是《埃达》，但是日子一久，错误甚至剽窃都会站得住脚，最后只得折中称之为《诗体埃达》（Poetic Edda ）或《老埃达》（Elder Edda ）。在这里，我们首次发现西古尔德（Sigurd）及其他英雄、女杰或平民，在《沃苏格萨格》（Volsungasaga ）及《尼伯龙根之歌》可见到更清晰的模样。《诗体埃达》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首诗是《沃鲁斯帕》（Voluspa ），其中叙述女预言家沃尔瓦（Völva ）以阴郁而庄严的意象描写世界的创造、眼前的灾难及最终的复活。另一首《帝王的抒情歌》（The High One’s Lay ）风格则大不相同，其中奥丁在经历所有状况及各种人之后，制定其智慧的准则，不太像个神：

我到过许多地方，去得太早，或者说是太晚，啤酒还没准备好，不然就是被饮尽了……最好的醉酒就是每个人事后都有其理由……少女的话不能太相信，妇人的话亦然，因为她们心怀狡诈……这就是我追求那小心翼翼的少女时所获得的经验，从她那儿我什么也没得到……一天到头，晚时才值得称颂，一把试过的剑亦然，一位被烧成灰的妇女才值得称颂……一个人常从对别人所说的话中受到惩罚……舌头是头脑的毒药，对于坏人，即使是三句话，也不值得与他一争，因为坏人动武时好人总要让步……垂涎别人财产、妻子的应该及早行动。我们应有适当的聪明，但不能太过……而且不要让任何人事先知道他的命运，如此才能远离烦恼……智者的心很少欢愉……一个人的家尽管很小，却最美好……最美好的莫过于炉边和见到阳光。

《老艾达》大致先口口相传，到12世纪才形诸文字。维京时代的字母称为“鲁纳斯”（runes），一如北日耳曼及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这24个字母组成一套字母群，由希腊文、拉丁文的草书体衍生出来。当时的文学本可使用文字，但是吟游诗人完成作品后，加以诵记，把这些关于条顿神灵及英雄年代（Heroic Age）的诗歌口耳相传。斯图鲁松及旁人保存诗歌中的片断以及诗人的名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格瓦特·索达森（Sigvat Thordasson），他是圣奥拉夫的宫廷诗人和顾问。另一位是耶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森（Egil Skallagrimsson），是当时冰岛的名人——武士、男爵及热情的诗人，老年时幼子溺水身亡，他哀伤过度，几乎自杀，经女儿劝慰，转向写诗后才断了这个念头。他所作《丧子》（Sonartorrek ）激烈指责置人于死地的天神，因为不能找到奥丁决斗，他深以为憾，接着他想到天神不仅赋予他悲伤，也赐给他诗才，口吻就缓和下来了，谅解不究，决意再活下去，并在国家议会里恢复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无疑过分夸大维京社会的暴力，就像新闻与历史以不寻常的情节吸引读者，却错过了正常的人性与生活。无论如何，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环境艰苦，只有心志最坚韧的人才能在生存竞争中活下来，古老的血仇报复习俗及海上无法无天的抢劫恶习，又造就出尼采式的狂妄勇气。一个维京人问另一个道：“告诉我你的信心何在。”回答是：“我只相信自己的力量。”戈尔德·哈拉尔德（Gold Harald）想取得挪威的王位，打算动用武力，朋友哈康劝他：“先考虑你凭什么去做，因为只有勇猛坚定的人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人须不拘泥于善或恶，才能完成计谋之事。”某些人好战，几乎到了不知疼痛的地步，有些人狂乱奔赴战场。另外，不穿盔甲即奔入战场的武士发出咆哮，状近野兽，他愤怒地刺穿敌人的盔甲，战斗过去了，他疲累不堪，倒地不起。只有勇者才能进入奉祠殿，为集体牺牲的人死后才能被赦免罪恶。

“峡湾中的男人”在如此艰难的磨炼中成长，因此他们能够出海到俄罗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弗里斯群岛、诺曼底、英格兰、爱尔兰、冰岛、格陵兰、意大利及西西里占领各王国，这些冒险不是像穆斯林及马札儿人那样大举出兵，侵占领土，而是少数人任性出击。他们认为懦弱是罪恶，而力量是善良，渴于占领土地，拥有女人、财富及权力，并享受地球上一切神圣的权利。他们以海盗起家，却以政治家收场。罗洛赐予诺曼底安定的秩序，“征服者”威廉之于英格兰，罗杰二世之于西西里亦然，他们仿佛是强力的荷尔蒙，与那些呆板的农民的血统混合。历史很少毁灭不该灭亡的东西，焚烧莠草，能造成更肥沃的土壤，以利播种。

日耳曼（566—1106）

·权力的组成

5个世纪之前源自日耳曼的野蛮侵略，把罗马帝国分割成西欧的许多小国，而诺曼人的侵扰为其尾声，那么，留在日耳曼境内的那些日耳曼人命运如何

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伦巴底人等民族的迁徙，一时使日耳曼变得地广人稀。斯拉夫温德人从波罗的海诸国迁来补充真空状态。6世纪之前的易北河，成为种族的——正如现在是政治的——疆界，隔开了斯拉夫与西方的世界。易北河及萨勒（Saale）河之西为余下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在中北部，东法兰克人沿莱茵河下游居住，色林吉亚人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巴伐利亚人在多瑙河中游沿岸，土瓦比亚人在多瑙河及莱茵河上游的沿岸之间，并沿着东如拉（Jura）山及北面的阿尔卑斯山分布。当时并无日耳曼帝国，只有日耳曼人部落，查理曾统一它们并加以管束，但瓦解的加洛林王朝废除这些管制，直到俾斯麦（Bismarck）之前，部落意识及地方意识每每与中央势力抗衡，造就了受敌军、阿尔卑斯山及海洋围困的人民。

《凡尔登条约》使日耳曼人路易或路德维希——查理之孙——成为日耳曼的第一位君主。《默森条约》（The Treaty of Merson ）为他增加了额外的领土，并把其版图确定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加上洛林省的一部分以及美因茨、沃姆斯和施派尔的各主教辖区。路易是出色的政治家，有三个儿子，他死时（876年）领土三分，并历经十余年的战乱，其间莱茵河流域的大城邑悉遭诺曼人侵略，路易之子卡洛曼的私生子阿诺夫被推举为东法兰西亚（East Francia）的君王（887年），挡退了敌军。他的继承人“稚者”路易（Louis the Child）年幼无能，时马札儿人掠夺巴伐利亚（900年）、卡伦西亚（901年）、撒克逊（906年）、色林吉亚（908年）及阿勒曼尼亚（909年），他均未能退敌。中央政府保不住地方省份，地方还得自组军队，公爵分封采邑给参与军事的门客，这才把军队组织起来，如此一来，使公爵独立于王权之外，形成封建诸侯割据的日耳曼国家。路易死后，贵族及宗教要人顺利取得拥立新王的权力，把王位授予法兰西亚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I），他曾奋力与撒克逊的公爵亨利斗争过，却机智地推荐亨利为其继承人。亨利一世热爱狩猎，被称为“猎禽者”（the Fowler），他把斯拉夫温德人驱逐到奥得河，针对马札儿人加强防御，于933年将其击溃，他耐心地为儿子的未来成就做准备工作。

奥托一世大帝是日耳曼的查理大帝。他继位时年24岁，但早已有国王的胸怀与能力。由于意识到仪式及象征的价值，他说服了洛林、弗兰科尼亚、斯瓦比亚及巴伐利亚等公爵跟随他到亚琛，参加由希尔德伯特大主教主持的加冕典礼。后来诸公爵见他日渐坐大，起而反抗，劝诱其弟亨利参与一个废除他的阴谋。奥托识破阴谋，进行镇压，并宽恕了弟弟。其弟再反，又得到饶恕。这位精明的国王分封领地给朋友、亲戚，并安抚各公爵。他之后的国王并未学到他的果断与技巧。中世纪的日耳曼多数时间都陷于封建诸侯与皇室的纷争。在这场角逐中，高级教士站在国王的一边，成为其管理上的一大助力，他们从旁辅佐，有时甚至成为将军。国王任命大主教至主教的方式，与任命其他公职人员相同，日耳曼教会成为国家机构，只是松散地隶属于教皇。奥托以基督教为团结的力量，把日耳曼部落统一成富强的国家。

在教皇的催促之下，奥托出兵攻打温德人，企图以武力强迫他们信奉基督。他强令丹麦国王及波兰、波希米亚的公爵承认他为他们的封建宗主。他颇热衷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当时意大利罗塞国王的遗孀阿德莱德（Adelaide）正好请求他助她脱离新王贝伦加尔二世（Berengar II）的掌控，他欣然接受，把政治与爱情巧妙地结合起来，入侵意大利，娶了阿德莱德，但允许其作为日耳曼君主的小领主而保留王位。罗马贵族拒绝承认日耳曼人为其国王君临意大利，由此展开一场争执，几乎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他的儿子鲁道尔夫（Ludolf）及女婿康拉德叛变，奥托班师回朝，以免为了罗马王座而失去本国王位。马札儿人再度入侵日耳曼（954年），鲁道尔夫及康拉德接应并为向导。奥托敉平叛变，饶恕鲁道尔夫，重组军队，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河（Lechfeld）与马札儿人对阵，取得决定性的胜利（955年），日耳曼得以赢得长期的安全与和平。奥托转而致力于内政——恢复秩序，扫除罪犯，一度使日耳曼归于一统，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国家。

称帝的机会又来临了。教皇约翰十二世向他求援以对抗贝伦加尔（959年）。奥托领大军攻打意大利，顺利地进入罗马城。他于962年被约翰十二世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Roman Emperor of the West）。之后教皇后悔自己这一举动，就抱怨奥托没兑现收复拉韦纳总督辖区给教皇的诺言。奥托采取最后的手段，率军直驱罗马，在那里召集意大利主教会议，指使他们废黜约翰，推举一位世俗教皇，名利奥八世。教皇的领地仅限于罗马的公爵辖区及萨宾人的地区，意大利中北部其余地区被神圣罗马帝国吞并，成为日耳曼君王的属地。从这些事件来看，日耳曼君主认为意大利是其所继承国家的一部分，而教皇则下结论：除非教皇加冕，否则任何人都不能算是西方的罗马皇帝。

为防止动乱，奥托于死前事先安排教皇约翰十三世为儿子奥托二世加冕（967年），并为他娶拜占庭皇帝罗曼那斯二世的女儿希尔法诺（Theophano）为妻（972年）。奥托一世梦想的两大帝国的联姻短暂地实现了。接着，历尽沧桑的奥托溘然长逝（973年），日耳曼人追认他为最伟大的国王。奥托二世致力于把南意大利并入版图，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奥托三世时年3岁，由母亲希尔法诺及祖母阿德莱德垂帘听政达八个月。希尔法诺前后辅政达18年，影响所及，把拜占庭的高尚风气带入日耳曼宫廷，促成了文学、艺术的复兴。奥托三世16岁起独立执政（996年）。受到吉尔伯特及其他教士的影响，他欲以罗马为首都，把基督教地区统一入改革后的罗马帝国，由皇帝及教皇联合执政。罗马及伦巴底的贵族、平民将这一计划曲解为由日耳曼、拜占庭联合统治意大利的阴谋，因而起来反抗奥托。奥托平定叛乱，将首脑人物克雷森提乌斯（Crescentius）处决。999年，他任命吉尔伯特为教皇，但是他短短22年的生命和吉尔伯特4年的教皇职位，不足以实现愿景。奥托可算一位圣徒，但他的本性使他爱上了克雷森提乌斯的遗孀斯蒂法尼亚（Stephania），她同意委身为情妇。她也是毒蝎般的女人，年轻的国王沉迷于她的气质，末了为此痛心疾首，在维泰博去世，年仅22岁。

撒克逊族最后一位日耳曼国王亨利二世，一心谋求国王权力在日耳曼及意大利的恢复，因为两个男孩的执政已使公爵坐大，邻国势力增强。第一位法兰克族或撒利族系的国王康拉德二世平定了意大利，为日耳曼增加了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出于广开财源的考虑，他以极高的价钱将主教辖区出售，这笔钱数目之巨连他自己都感良心不安。他发誓绝不再打圣职的主意，而且“几乎实践了他的诺言”。其子亨利三世继续把帝国推向极盛。1043年在康士坦丁赦免日（Day of Indulgence），他赦免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告示子民他放弃报复与仇恨。10年间，他以他的宣道及个人榜样——或许是权势——减少公爵之间的血仇报复，与当时的“神圣休战”（Truce of God）相辅相成，这为中欧带来短暂的黄金时代。他提倡文化教育，兴建学校，完成施派尔、美因茨及沃姆斯等地教堂的建设，但他并非是一心追求永远和平的圣徒，他与匈牙利交战，直到后者以他为封建宗主。他免除三位争夺教皇职位的申请人的资格，任命后来的两位主教。欧洲的其他势力无一能与他抗衡。最后，他把权威推至极致，以致引来高级教士和公爵的敌对，但叛乱未起他就死了，把敌视的教皇辖权及纷乱的疆域留给亨利四世。

亨利4岁被立为国王，6岁时父亲逝世，其母及两位主教摄政至1065年。15岁时被宣布成年，他继承了一国之君的权力。一旦大权在握，年少的君王便昏狂起来。他相信专制独裁，并设法独掌大权，不久便与乘他不备瓜分国土的大贵族对峙并交战起来。撒克逊人反对课税，并拒绝为国王收复失土。15年来（1072—1088年），他断断续续与他们作战。1075年平定诸乱时，他镇压所有的武装力量，包括最骄横的贵族及善战的主教，强迫他们弃甲赤足从他军队行列中走过去，把降服法案放在他脚旁。同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表“平信徒授衣礼”（lay investiture）的反抗书，反对由俗人任命主教或院长。亨利挟一个世纪来的先例，从未怀疑他任命圣职的权利。他与格列高利鏖战达10年之久，运用外交和武力，在中世纪历史上最激烈的政教冲突中殚精竭虑，直至死亡。日耳曼的贵族乘机壮大自己，撒克逊人也再度起来反抗。亨利之子参与了叛变。1098年，美因茨地方议会推举亨利五世为王，儿子便将父亲拘禁起来，强迫他放弃王位（1105年）。父亲逃亡，死于列日，享年57岁（1106年），其时他正组织军队而未果。教皇帕斯加尔二世（Paschal II）无法准许被逐出教会的国王以教礼埋葬，但是列日的居民反对教皇，而给亨利四世举行隆重的葬礼，遗体在当地教堂安葬。

·日耳曼文明

妇女在5个世纪中艰苦地开垦荒地、生儿育女，得以征服日耳曼的环境，发展其文明。森林广大无垠，野兽出没，阻断了交通与统一；森林中无名英雄或许是过度地砍伐着树木。在撒克逊，为征服生生不息的森林及滋生疫疠的沼泽所做的奋斗达千年之久，到13世纪才成功。一代接着一代，刚强、热心的农民把猛禽野兽逐走，以锄和犁开垦土地，栽种果树，放牧羊群，照顾葡萄果园，用爱心、祈祷、花草、音乐及啤酒来抚慰自己孤单的生活。矿工发掘盐、铁、铜、铅、银等矿。采邑、修道院及家庭的手工艺将罗马风格与日耳曼的技巧结合在一块。商业比以往兴盛，经各河流遍布于北海与波罗的海。战争取得胜利，野蛮仍存在于法律及血流之中，然而其间的差距已由5世纪的部落纷争至10世纪的奥托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消弭。从955年到1075年之间，日耳曼是全欧洲最富庶的国家，只有接受日耳曼君主统治的北意大利才能与之相比。古老的罗马城镇，如特里尔、美因茨及科隆繁荣依旧，新城市在施派尔、马德堡及沃姆斯等地主教的治理下陆续兴起，约1050年，便已有纽伦堡。

这一时期的教会也是日耳曼兼管教育的机构。福达、泰根塞、赖赫劳、甘德斯海姆、希得斯罕及洛尔施等地，都成立了相当于学院的修道学校。拉巴努斯（Rabanus Maurus）在图尔受业于阿尔琴，后成为福达大修道院的院长，他在那里设立学校，以培养学者及拥有22个分支机构闻名全欧。他把课程范围扩大，使之包括许多学科，并破除视自然现象为神秘力量的迷信。福达的图书馆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从那里，我们方知苏埃托尼乌斯、塔西佗及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等人。通常人们把光辉的赞美诗《恳祈造物圣神降临歌》（Veni Creator Spiritus ）归为拉巴努斯的作品，这首圣歌是在教皇、主教或国王授任之时唱的。圣布鲁诺曾是洛林公爵、科隆大主教及奥托大帝的大臣，他在宫廷里设立学校，培养行政人才，从拜占庭及意大利延请学者，购买书籍，他自己则教授希腊文和哲学。

其时日耳曼语言尚未产生文学，几乎所有文章都由教士用拉丁文写成。当时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是赖赫劳的士瓦比亚僧侣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Walafrid Strabo），他一度担任“秃子”查理的家庭教师，他从路易的妻子——美丽而有野心的朱蒂丝——那儿获得启发性的赞助。回到赖赫劳当院长时，他献身于宗教、文学及园艺。在他那可爱的诗《花园的照料》（De Cultura Hortorum ）里，他把自己悉心照料的一花一草详尽地加以描述。

那时的日耳曼文学，能与他抗衡的是一位修女。赫洛斯维塔（Hroswitha）是当时以高尚教养、优雅风采而享有盛誉的日耳曼妇女中的一位。她生于约935年，入甘德斯海姆（Gandersheim）的圣本笃修道院受教育，其受教育程度必定比我们预期的为高，因为她熟悉罗马异教诗人的作品，并能流利地书写拉丁文，以六音步诗行叙述某些圣徒的行迹及写作有关奥托大帝的小史诗。但使她成名的作品则是仿效泰伦斯的6部拉丁散文喜剧。她说明她的用意：“用天堂惠赐她的小才气，在奉献的热情鞭策下，说出赞美上帝的微薄心声。”她叹惜拉丁喜剧中往往有异教猥亵成分，想要以基督教作品取代之，但是她的剧作也渐渐侧重于描写渎神的爱情，掩饰不了肉体情欲的一股暖流。在她最优秀的短剧《亚伯拉罕》中，一位信奉基督的隐士离开其隐居的地方，去照顾失怙的侄女，后者受诱惑与人私奔，随即被遗弃，沦落为妓女。亚伯拉罕追寻她，乔装打扮进入她的房间，当她吻他时才发现真相，她羞愧地退开了。在温和而富有诗韵的对话中，他劝她放弃罪恶的生活，返回家里。我们不知这些剧情是否上演过。现代戏剧并非由这类泰伦斯式格调发展而来，而是由基督教的仪式与神迹，加上流浪汉丑角的笑料发展而成。

教会除发展诗文、戏剧及史料编纂以外，也为艺术带来素材和灵感。日耳曼僧侣一方面受到拜占庭及加洛林王朝的榜样的启示，又获得日耳曼王子的大力资助，创作出上百部优异的手抄本。993—1022年的希得斯罕主教贝伦瓦尔德（Bernewald），几乎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化集大成者：他是画家、书法家、金属工匠、细镶嵌师，也是行政人员兼圣徒。他把渊源、技巧各异的艺术家延揽来，使他所在的城市成为艺术中心。由那些艺术家帮助，加上自己动手，他做出珠宝十字架，金银烛台镂刻动物及花朵的图案，又做出一套饰以珠宝的圣餐杯，上面有希腊三女神（Three Graces）的裸体形象。艺术家为他的教堂制作的著名铜门，是中世纪历史上第一扇金属门，整体铸造而非由平镶板嵌入木头格子而成。国内建筑尚未出现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出日耳曼城市之美的风格来，但是教堂建筑物由木头改为石工，从伦巴底学到罗马风格，教堂东面半圆形凸出部分、唱诗班席位、十字架式教堂的左右翼部及塔等，均仿效罗马，由此开启希得斯罕、洛尔施、沃姆斯、美因茨、特里尔、施派尔及科隆等地教堂的兴建。外国批评家不满意这种莱茵罗马风格的木制平天花板及过分的外部装饰，然而这些建筑物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坚实感和努力提高文明水平的时代精神。

第四章 争斗中的基督教
（529—1085）

圣本笃（480—547）

529年是雅典哲学学派的终结之日，也是拉丁基督教区最著名的修道院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的开创之时。它的创始人圣本笃（Benedict of Nursia）生于斯波莱托（Spoleto），出生于式微的罗马贵族家庭，被送到罗马受教育，却因放纵肉欲而沾染了恶名。另有一说，他追求爱情，因此沉沦了。15岁时，他逃往离萨伯卡（Subiaco）五英里路的萨宾山中，在峭壁下的岩洞中筑一间小屋，在那儿度过几年孤独的苦行生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对话录》（The Dialogues ），记载了圣本笃勇敢地迫使自己忘却女人的事：

邪念把伊人映现在他的脑际，这个记忆强烈地在上帝的仆人灵魂里燃烧起欲望……几为逸乐所淹没，他又想摆脱杂乱的心思。突然间，由于神的恩惠帮助，他恢复清醒，看到许多荆棘及荨麻在身旁丛生着，他脱掉衣服，扑进棘刺丛中滚了很久，起来时全身皮开肉绽。由于肉体的伤，他医好了灵魂的创伤。

他在那里住了几年，坚定不移的精神博得佳评，被附近一所修道院的僧侣恳切地请去当院长。他警告他们，他的条规严苛无比。但他们坚持聘他，于是他跟僧侣们去了。几个月的严格管教，使僧侣无法忍受，偷偷在他的酒里放了毒药。于是他又恢复孤独的生活，有心的年轻人前来住在他附近，请求指点，为人父的携带子女前来求教。到520年，已有12座修道院在其洞穴附近建立起来，每座各有12位僧侣。当这些人中还有许多人以其教条为苦时，他已带领最热心的随从到达蒙特卡西诺，那里是海拔1715英尺的高山，于其上可俯瞰古城卡西姆。它位于卡普阿（Capua）西北方40英里处。他毁坏了一座异教庙宇，建立了一所修道院（约529年），并制定《圣本笃清规》（Benedictine Rule ），影响了西方大部分的修道院。

意大利与法兰西的僧侣们误学东方孤独的苦行方法，西欧的气候及活跃精神使这一摄养之术难以实行，许多人因此半途而废。本笃并不反对隐士，也不责备苦行主义，但他认为最好把苦行改为群体而非单独的方式，而且其中不应有好胜的表现或对抗比赛，每一个步骤都要有院长的控制，并能够马上停止对身心的伤害。

在西方，加入修道院生活的人无须宣誓。本笃感到这些渴望如此生活的人应从初学者做起，从经验中学习他应该恪守的规则，只有在这项考验之后，他才能宣誓；接着，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做，则还得以文字保证：“永久居留，革新行为，绝对服从。”签名并监誓后，在隆重的典礼中，由发誓者自己拿着誓言，放在圣坛上面。因此，僧侣未经院长许可，不得擅离修道院。院长由僧侣推选，僧侣有重要事情面临决断，他也提供意见，但最后决定权在他，僧侣只有静默、谦卑地服从。他们必要时才能讲话，不得大声说笑，走路时两眼看着地面。他们不得拥有任何私人物品，“没有书、书桌、笔……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得公用”。过去的荣华富贵或为奴之身都得忘掉。院长——

……对修道院内的人一视同仁……一个生而自由的人，除非有其他合理的原因，不得比出身低微的人更受偏爱。因为不分贵贱，在基督的名下我们都是一体的……上帝不偏袒任何人。

对请求帮助的人，修道院尽其所能，施舍或接待。“所有的客人将被视同基督而受到款待。”

每个僧侣都要工作，或在田间、修道院的商店中，或在厨房、院子里，或抄写……未到中午不准进食，在封斋期（Lent）则未到日落不准进食。从9月中旬到复活节，一天只有一餐，夏季白天较长，有两餐。可以喝酒，但不准吃四足动物的肉。工作和睡眠常被祈祷打断。本笃受东方圣贤影响，把白天分为几个“教规时间”（canonical hours），即依教规而定的祈祷时间。僧侣于清晨2时起床赴礼拜堂，背诵或吟唱“宵祷”（nocturns），包括《圣经》读物、祷词及圣诗。黎明时他们齐集作早课（matin）或清晨赞课（laud），6点整作一时课（prime）——9点作三时课（tierce）——正午作六时课（sext），下午3点作九时课（none），日落时作晚课（vesper）——就寝时再作终课（compline）——完成。就寝时间为傍晚，僧侣们几乎不用照明，他们和衣而睡，很少沐浴。

针对以上各特定规条，本笃又添了一些训诫，以为完美基督徒的准则：

一、首先要全心全意全力敬爱上帝。

二、爱邻如己。

三、不杀人、不犯奸淫、不偷、不贪、不作假证……

八、尊敬所有的人……

十一、珍惜身体……

十三、爱好斋戎。

十四、救济贫穷。

十五、送衣服给无衣者。

十六、探问病人……

三十、不伤害别人，却又能忍受自身的伤……

三十一、爱自己的敌人……

五十三、不要多嘴……

六十一、不要乞求被称为圣徒……却要做个圣徒……

七十二、意见不合，太阳下山前要取得一致。从不因未蒙上帝恩宠而沮丧。

在充满战争、纷乱与怀疑、迷失的时代里，圣本笃修道院是使人平复的避难处，它收容无处栖身的潦倒农民、渴望静心休息的学生及厌倦世事和纷争的人，对他们说：“放弃你的骄矜、自由，在这里寻求安全、和平吧！”正因为如此，成百座类似圣本笃修道院在全欧洲兴起。它们各自独立，听命于教皇。本笃的规条及仪式，成为中世纪人类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之一。蒙特卡西诺本身就是那永恒的象征。伦巴底野蛮民族于589年攻掠该修道院，待他们离去后僧侣又重新返回。阿拉伯人于884年毁掉它，僧侣又重建起来。1349年它遭地震侵袭，僧侣再次重建。1799年它遭法兰西军队劫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被炮火夷为平地。1948年，本笃会僧侣又亲自重建这座修道院，真可谓“把它打倒，它又起来了”。

格列高利大教皇（540？—604）

当圣本笃及其僧侣平静地在蒙特卡西诺工作与祈祷时，哥特战争像一支行将熄灭的火把，在意大利境内来回挥动，混乱和贫穷跟随其后，城市经济陷入恐慌，政治机构化为灰烬。在罗马，除了远道而来的义勇军队支持着的皇室总督苟延残喘外，无一世俗势力留存下来。世俗势力陆续崩溃，而教会组织幸能保全，这在皇帝看来几乎算是国家也得救了。554年，查士丁尼公布一道命令，要求“适当而又能够管理地方政府的人，由主教及各省份的要人推选出任省总督”。但是当伦巴底人入侵把北意大利又变为野蛮之地，而其投入阿里乌斯教派旗下并威胁到意大利教会整个组织及领导系统时，查士丁尼犹尸骨未寒！危机召唤出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历史再一次证明智慧人物的影响力。

格列高利于本笃逝世三年前诞生于罗马，他出身于古老的元老世家，在凯里山（Caelian Hill）一处富丽堂皇的宫廷里度过年轻时代。父亲死后，他继承一笔很大的财产，在政界扶摇直上，33岁即任罗马行政官及市长。可是他无意继续政治生涯，在任期届满，同时有感于意大利岌岌可危，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他把大部分家产用于兴建七座修道院，其余用于救济贫民，把自己的名与位一并抛开，将宫殿改为圣安德烈修道院，自己当其第一位僧侣，投入极端的苦行，大多时候以粗劣的蔬菜水果为生，经常斋戒不食。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来临时照例不准进食，过了这天，似乎斋戒再持续一天就会把他饿死了，然而他时常回想到修道院的3年生活，认为那是平生最快乐的时光。

他告别这段平静的日子后，被教皇本笃一世延聘为“第七任教会执事”（seventh deacon）。579年，他被教皇佩拉纠二世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宫廷大使，在外交圈的阴谋诡计及皇宫的奢华生活中，他于习惯、饮食和祈祷各方面都保持着僧侣的本色。不过他在世故、狡诈方面也获得某些有利的经验。586年，他被召回罗马，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590年，一场可怕的黑死病埋葬了罗马大量人口，佩拉纠也牺牲了，城市的宗教界与人民马上选举格列高利继位。格列高利不愿离开修道院，写信给希腊皇帝，请他拒绝认可这一选举。城市的行政官把信拦截下来，格列高利准备出走之际，被人拦住并架往圣彼得修道院，被迫接受教皇的任命。又有传闻说是另一位格列高利主持典礼。

他时年50岁，秃顶、大头、黑皮肤、鹰钩鼻，胡子稀疏，呈黄褐色，感情强烈而言词优雅，志趣崇高而情感单纯。苦行禁欲及繁重的责任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患有消化不良、慢性热病及痛风。在教皇宫廷里，他仍像在修道院一样，穿着僧侣的粗劣衣服，吃最简单的菜，与协助他的教士、僧侣共聚一处。他经常沉浸于对宗教和国家问题的思索，他言行中流露出父爱。一个流浪的游吟诗人出现在宫廷的大门外，带着风琴和猴子，格列高利请他进入，给他食物和饮料。教会的岁入并不用来增建新教堂，而是用于慈善事业，赠给基督教区各宗教机构，并且用来赎回战俘。按月发放部分玉米、酒、干酪、蔬菜、油、鱼、肉、衣物及金钱给罗马的贫户，每天都有人将煮熟的食物送给病人或虚弱无助的人。他的信件严厉训斥怠职的圣职人员及政治权贵，是苦难中人民的最佳慰藉，对于开垦教会土地的农民、向往成为修女的女奴、担心犯罪的贵族妇女等都是这样的安慰。他认为神父即是牧人，是照顾羊群的牧者，而教皇有权制定其《主教准则手册》（Liber Pastoralis Curae ），这一手册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古典著作。他虽然经常生病，未老先衰，仍致力于教会管理、教皇政治、农业经营、军事战略、神学论文、神秘的快乐，并孜孜不倦地探讨人生千万种问题。他以谦恭的教条荡涤圣职带来的骄傲，在现存他的书信集里，他自称为“上帝的众仆之仆”（servus servorum Dei），世界上最伟大的教皇都曾以此自许。

他的教会管理表现为经济手腕及严格的革新，他竭力扑灭教士的圣职买卖及纳妾的风气，恢复拉丁修道院的纪律，并加强它们与世俗教士与教皇的关系，修改弥撒规则，并促成“格列高利式颂赞”（Gregorian chant）的发展。他查核教皇地产的拓垦，贷款给佃农，不取利息，却又迅速地征敛岁入，巧妙地降低改奉基督的犹太人的租金，告诫采邑男爵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从惊恐的男爵那儿收回土地和遗产，交给教会。

同时，在政治斗争方面他遭遇到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他大半都获胜了，有时受挫，但最后教皇的势力与声望及“圣彼得世袭财产”（Patrimony of Peter）——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均大大增强。他正式承认东帝国皇帝的主权，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往往忽略。这一时斯巴拉脱公爵与拉韦纳的皇室总督交战，并威胁罗马，格列高利未经总督或皇帝同意，就与公爵签定和约。伦巴底人围困罗马时，格列高利也组军联防。

他痛惜花在世俗事务上的每寸光阴，他向会众致歉，因为他不能就他所忧心的世俗问题做安慰宣道。而几年平静的时光允许他愉快地转向向全欧洲推广福音工作，他同化了伦巴底的反叛主教，在非洲恢复了正统的天主教义，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的西班牙改奉基督，并赢得英格兰40位僧侣。他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时，看到一些英格兰俘虏在罗马的奴隶市场被出售，爱国心强的比德说格列高利见到他们，大为震惊：

白色的皮肤、悦目的容貌和那极为漂亮的头发，他注视了一会儿，问他们来自何处。人们回答，他们来自不列颠，那儿的居民才有这样的容貌。他又问那岛上的居民是否为基督徒，有人回答他们是异教徒。接着这位仁者叫道：“哎呀！多么令人同情！黑暗的国家竟有如此美貌的人民，而这些外表美好的人，内心竟缺乏内在之美。”然后他又询问那民族的名称，有人说他们叫盎格鲁人，他马上说：“这样叫真对，因为他们有天使般的脸庞，这些人如与天使共同住在天堂，将是很合适的。”

这个故事太美妙了，几乎难以置信。接下去又记述了格列高利请求教皇佩拉纠二世并获得许可，带领一些传教士起程赴英格兰。出发时，一只蝗虫恰巧掉在他正在读的那页《圣经》上面，他大叫：“飞蝗（locusta）！不正意味着‘loco sta’——按兵不动吗？”于是放弃此行。不久之后，他被迫出任教皇，但他仍不忘英格兰。596年，他派遣一支队伍前去，由圣安德烈修道院副院长奥古斯丁率领。到高卢时，他们听法兰克人讲述了撒克逊人的野蛮故事，因而瞻顾不前。他们听说，“所谓的天使（指盎格鲁人）是嗜杀甚于吃食的野兽，渴望人血，尤其最爱基督徒的血。”奥古斯丁回到罗马报告详情，格列高利斥责并鼓励他，再度派他前往，最终在两年之间，和平地达成了罗马经九十年征讨才达成的短暂成就。

格列高利既不像奥古斯丁是哲学家和神学家，也不像杰出的圣哲罗姆是风格特殊的大师，然而他的文章深刻地表现并影响了中世纪的心灵，所以把他与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相提并论时，后两者便显得古典了。他留下许多通俗的神学书籍，其中充满荒谬之言，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这位伟大的人物是否相信他所写的？或者只是因为易于被单纯及有罪的心灵接受，所以才这样写？他为圣本笃写的传记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一首迷人的赞美诗，真挚、平实而不带传奇色彩。他那八百封书信是最佳的文学遗产。在这些书信中，这位多面的人物以数百个章句来表露他自己，无意间把他及时代的心态都揭露无遗。他的《对话录》也为人喜爱，因为它如同历史著作一样，把意大利诸圣徒遭遇的神奇的所见所闻、预言及神迹等都记录下来。读者可了解到祈祷能搬动大石，圣徒隐遁无形，十字架记号把毒物化解，食物供应突然又增加，及病人复原、死人复活等怪异的事。遗骸的力量在《对话录》中反复出现，但没有什么会比捆绑彼得与保罗的那条铁链更神奇了。格列高利以敬谨的态度爱惜这些故事，他把其中一部分辑成集子赠送友人。有一次他送给一位眼疾患者，并写信给他：“让这些东西不断地医治你的眼睛，许多神迹都是由这一赠予引起的。”

他对神学深入的钻研产生了一部6卷的关于《约伯记》的评论，他把字里行间的情节当作精确的历史事实，又在其间找出类比或象征意义，最后在《约伯记》中发现完整的奥古斯丁神学。《圣经》在各个方面都是上帝的箴言，它本身就是智慧与美学的完整系统，任何人都不该浪费时间去读异教的古典著作。然而，有些地方意义含混，或以通俗或生动的语言表达，须由训练有素的心灵加以阐述，身为神圣传统监督人的教会，是最适当的阐释者。个人理性是薄弱而又分化的工具，不足以追求超自然的实体，“当智力想要突破其限制去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时，它把所理解的事物也丢开了”。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我们只能说他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几乎任何说到上帝的事物都是无价值的，正因为他是不能诠释的。”所以格列高利不正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体察自己的灵魂去揣摩上帝：它难道不是生活的力量与肉体的向导？格列高利说：“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已体验到灵魂脱离躯壳。”人的悲剧是原罪把他的本性腐化了，驱使他陷于邪恶；根本的精神畸形，是由父母经两性生育传给子女。于是人罪上加罪，应永遭天谴。地狱不只是个名词，它是世界形成之时就有的无底深渊；它是永不熄灭之火，是有形的物质，能麻痹灵魂和肉体；它是永恒的，但决不毁灭被谴者，也不降低对痛苦的敏感性。在每一刻，人都要承受痛苦及随之而来的对痛苦的恐慌，目击自己所爱的人遭天谴时所受的折磨，会得释放的绝望感，或者被准予祈求毁灭等诸痛苦。格列高利接着以缓和的语气阐述奥古斯丁关于炼狱的义理：死者于炼狱中可完成赎罪。如同奥古斯丁一样，格列高利对被他的训诫震慑的人加以安慰，提醒他们想想上帝的赐恩、圣徒的代祷、基督牺牲所得的果实，及所有悔悟者都可得到的圣礼的神奇的拯救。

格列高利的神学观或多或少反映出他的健康状况及时代的纷扰。599年，他记道：“11个月内，我几乎无法离开床，我受尽痛风和苦思焦虑的折磨……以致天天都想借死亡求得解脱。”600年，又写道：“两年来我被禁锢在卧榻上，全身作痛。即使节日来临，我也几乎无法起身3个小时来庆祝弥撒。天天都濒于绝境，也天天从死亡中被拉回来。”601年，写道：“我能离开卧榻的时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真想死去。”结果，死亡于604年降临。

他左右着6世纪末，就如查士丁尼左右着6世纪初一样，就对宗教的影响而言，这个时期只有东方的摩诃未能超越他。他并非饱学之士，也不是深沉的神学家，但由于他秉性单纯，他对人民的影响，比他谦卑地追随着的奥古斯丁还深刻。在心灵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中世纪人。他治理着分崩离析的帝国，同时思想集中于对人性腐败的思考上，及关于无所不在的恶魔诱惑，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等问题上。他使劲传扬几个世纪以来障蔽人心的恐怖宗教，承认世俗传说中的神迹、遗骸、雕像及律法的神奇效力，他生活在充满天使、魔鬼、妖巫及鬼魅的世界里。宇宙间秩序井然的想法已离他而去，对他而言，那是个科学成为不可能的世界，只有畏惧的信心存在着。这以后的7个世纪将接受这种神学观，经院学者将会竭力赋予它理性的形式，它也是但丁《神曲》的悲剧背景。

这个迷信又轻信的人，因过度虔诚而破坏了健康，在意志与行动上则是个古老的罗马人，矢志以行，赏罚分明，谨慎而又实际，热爱纪律与法规。他为修道院制定规章，一如圣本笃创设清规，他奠定了教皇的世俗势力，使之从皇室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并运用智慧和整体制度来管理教皇辖区，使人民在乱世中能以之为避难的磐石。他的继承者出于感激，追封他为圣人。后世崇拜他，称他为格列高利大教皇。

教皇政治（604—867）

格列高利早期的继承者发觉他德行之高，几乎再难企及。他们大部分都接受总督或皇帝的统治，有时他们企图反抗，但力不能敌，反受尽屈辱。皇帝赫拉克留急于统一国家，想把东方一性论——主张基督只有一性，与正统的西方——主张有两性——融和起来。他颁布“终结基督一性说争论诏书”（638年），根据一神论的教义，提出基督只有一个意旨的主张。教皇霍诺留一世表示同意，又补充说，一个或两个意旨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把它交给文法家去处理”。但是西方的神学家斥责他的妥协。当皇帝君士坦斯二世颁布诏令、偏袒一神论时，遭到教皇马丁一世的反对。君士坦斯命令拉韦纳总督将马丁绑赴君士坦丁堡，他拒绝就范，于是被放逐到克里米亚，最后死在那里（655年）。第六届全基督教会议（The Sixth Ecumenical Council）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否认一神论，判定霍诺留教皇“赞助邪说”（post mortem）的罪名。东正教（the Eastern Church）同意这项决定，于是东西方暂时取得神学上的一致，相安无事。

但是教皇屡次受到东方皇帝的羞辱。穆斯林在亚洲、非洲及西班牙逐渐扩张势力，控制了地中海，君士坦丁堡或拉韦纳无力保护意大利的教皇地产以抵抗伦巴底人侵袭，这使拜占庭日益衰弱。种种原因使教皇疏远衰微中的帝国，转向崛起的法兰克人求援。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担心伦巴底人占领罗马后，会把教皇辖区缩小为主教区并受伦巴底国王统治，便向皇帝君士坦丁五世求援，未果。教皇改变计划，转而投靠法兰克人，引起许多政治后果。“矮子”丕平继位，打败了伦巴底人，以“丕平赠礼”扩张教皇权力，即把意大利中部捐献出来，教皇的世俗势力由此奠定。教皇的明智外交，在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时达至巅峰。此后在西方除非经教皇任命，任何人不得称国王。曾被蹂躏过的格列高利一世主教辖区，成为全欧势力最大的主教辖区之一。查理死后（814年），教会受法兰克统治的历史完全颠覆，法兰西的教士逐步使自己的影响力超过国王。这样，查理帝国一旦崩溃，教会的权威及影响力就开始上升。

起初，从法兰西和日耳曼国王的衰微及相互争斗中渔利的是主教的职位。在日耳曼，大主教与国王联合，享有非常多的财富，主教及神父只有封建的小势力，以唇舌为教皇服务。主教们恼怒大主教独裁，愤恨不平，于是才有“伪造教令集”（False Decretals）的出现，其最初的目标在于确定主教的权力，拥有代表地方向教皇申诉的职权，斗争的结果则加强了教皇的权力。我们不知道这些命令的日期与出处，那也许是842年在梅斯编辑而成的，作者是自称伊西多鲁斯·墨卡托尔（Isidorus Mercator）的法兰西教士。那是一本编纂得十分出色的文集，除了许多由会议或教皇制定的可信的法令外，尚有从克莱门特一世（Clement I）到梅尔基阿德斯（Melchiades）等教皇的法令及信件。这些文件规定：根据最古老的教会传统及其实际运用，未经教皇同意，不得开革任何主教，不得召开教会会议，也不得给大问题遽下定论。早期的教皇，都曾征引这些证据，宣告其绝对普世权威的地位，声称自己为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vicars）。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是经常被援引的例子，指他受“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接受了整个西欧的世俗和宗教权力，故“丕平赠礼”只是对夺取的财产防止其再度发生而已，教皇于查理加冕典礼上否认拜占庭的宗主权，即是对很久以前得自于东帝国创始人的权力的重申。可惜许多不可信的文献摘引了圣哲罗姆翻译的《圣经》，而圣哲罗姆是梅尔基阿德斯死后26年才出生的。这份伪造的文件理应通不过当时学问家的鉴定，可是9世纪和10世纪的学术研究正处于最低潮。早期的罗马主教以这些法令为由提出申请的做法，也为后来遭到批评的教皇所沿用。8个世纪以来，教皇以这些文献为真实可靠，借它们来支持自己的策略。1440年，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明确地揭露“伪造教令集”为伪作，各派都同意这些文献为伪作。

事有凑巧，“伪造教令集”出现于教皇史上最具威权的人物被推举出来前不久。尼古拉一世接受了教会传统及法规方面的彻底教育，并曾辅佐数位教皇。他与两位格列高利（一世及七世）一样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在成就方面又胜过他们。他提出如下的原则，后来为基督徒普遍接受——上帝的儿子设立教会，以彼得为首；罗马的主教们直接承袭彼得一脉，继承其权力——尼古拉进一步得出结论：教皇是神在地球上的代表，享有对全体基督徒——无论君臣的宗主权，至少在信仰及道德方面是如此。尼古拉雄辩地阐述这单纯的理论，拉丁教区中没有人敢反对。国王和大主教都只能期望他不要过于认真。

他们失望了。洛林国王罗塞二世打算废掉皇后杜特贝加（Theutberga），与情妇瓦尔德拉达结婚，王国主要高级教士准许他离婚（862年）。杜特贝加向尼古拉申诉，他派遣使节到梅斯查明真相。罗塞贿赂使节，请他确认离婚的事，特里尔及科隆的大主教向教皇反映这一决定。尼古拉发觉其中有诈，将大主教逐出教会，命令罗塞放弃情妇，接回皇后。罗塞拒绝，并领兵直趋罗马。尼古拉守在圣彼得修道院，斋戒祈祷48小时。罗塞意志瓦解，屈服于教皇的命令。

兰斯的大主教辛克玛，是拉丁欧洲仅次于教皇的最伟大的教士。他把主教拉特拉德革除，拉特拉德向尼古拉申诉（863年）。查明这个案件之后，尼古拉恢复了拉特拉德的教职。正当辛克玛犹豫不定时，教皇先发制人，宣布禁止令——停止其省份内所有的教会活动。辛克玛愤恨地屈服了。尼古拉写信给国王或高级圣职人员，均以至高权威自居，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佛提乌斯敢反对他。以后发生的案例，几乎都显示教皇站在正义的一边，他的卫护道德几近严苛，在人心堕落的时代里无异于一盏明灯、一座城堡。他死时，人们一致认为教皇权限已较先前大为扩张。

希腊教会（566—898）

东正教的教皇们不允许罗马主教的过度管辖权，原因很简单：他们长期附属于希腊皇帝，后者要到871年才不再有凌驾于罗马及教皇之上的大权。教皇们偶尔也批评、不服从甚至责备皇帝，但是皇帝有权召开教士会议，以王国法律管理教会，向宗教界发表他们对神学的意见和方针，也有权任命或废除教皇。在东方基督教区，能限制皇帝宗教独裁的只有僧侣们的权势、教皇的唇舌、皇帝加冕时在教皇面前的宣誓，叫他不得介绍新奇的东西到教会。

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是希腊东方（Greek East）——修道院及女修院林立，数目远多于西方。修道的热诚确也感染了拜占庭的国王，他们在奢华的宫廷中生活得像禁欲苦行者，天天望弥撒，饮食有度，勤于忏悔，正如勤于犯罪一样。虔诚的皇帝及行将就木的富人的馈赠或遗赠，促成了修道院的扩充与增加。地位显赫的男女权贵，受到死亡征兆的惊吓，纷纷投靠修道院，随他们而来的是一笔不必纳税的雄厚资产。其他人则把财产捐给修道院，修道院付他们年金。许多修道院声称拥有某些可敬的圣徒的遗骸，人民信任僧侣控制遗骸的神奇力量，并且提出捐款襄助，期望以他们的投资坐收大笔利润。少数僧侣懒惰、纵欲、搞派系倾轧并贪财，从而辱没了他们的信仰，大多数僧侣则能修身养性、安享和平。总之，他们普遍受尊敬，待遇优渥，甚至有任何国王都不敢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君士坦丁堡斯图迪昂（Studion）修道院院长狄奥多尔就是修道院威望和虔敬的风范。年幼时母亲把他送到教会彻底接受基督教的作风。在母亲病势沉重，临终之际，他颂赞她即将来临的蒙主恩召和荣耀。他为僧侣们制定工作、祈祷及操守的规则，并启迪他们心智的发展，堪与西方的圣本笃媲美。他护卫偶像崇拜，在利奥皇帝面前大胆地反对世俗势力逾越权限干涉教会事务，他因为不肯妥协四次被逐，在流放期间他仍继续反抗“反对偶像崇拜者”，直至去世。

语言、仪式及教义之间的差异，几个世纪以来使拉丁与希腊的基督教派相距越来越远，就像生物种类因时空的差异而更趋不同。希腊的仪式、法衣、器皿及装饰等，都比西方更为复杂、华丽和精致。希腊的十字架两臂等长；希腊人站着祈祷，拉丁人则跪着；希腊人以浸没的方式受洗，拉丁人则以抛洒的方式；拉丁神父不可结婚，希腊则可以；拉丁神父须修面，希腊神父则蓄有冥想式的胡子；拉丁教士专修政治学，希腊专攻神学。东方教派承袭希腊人热爱界定“无限”（the infinite）的传统，故常兴起异端邪说。以圣保罗为名的保罗教派，其教义以叙利亚境内巴尔德萨内斯一派所奉诺斯替教邪说，或正向西方推广的摩尼教观点为基础，约在660年于亚美尼亚兴起，它扬弃了《旧约》、圣礼、偶像崇拜和十字架的象征意义。这些教派及其学说很快传遍近东，进入巴尔干、意大利和法兰西。

一神论之争受国王操纵更甚于人民，使希腊教派从拉丁教派分裂出来的“和圣子”（filioque）也不是人民的过错。《尼西亚信经》曾提及“圣灵来自圣父”（ex patre procedit），这说法通行了250年，但589年在托莱多召开的教会会议把它修改为“来自圣父和圣子”（ex patre filioque prodecit）。这种修改在高卢被接受，被查理急切地引用。希腊神学家声明圣灵并非来自圣子，而是通过圣子而生的。一段时间教皇耐心地平息争论，直到11世纪，“和圣子”才正式进入拉丁教义中。

此外又有“意旨”之争。不堪“反对偶像崇拜论”者压迫而出逃的僧侣中，有一位叫依格纳提乌斯（Ignatius），是皇帝迈克尔一世之子。840年，女皇狄奥多拉召回这位僧侣，立他为教皇。他是虔敬勇敢的人，指出当时与妻子离异而与寡媳同居的大臣恺撒·巴达斯犯下罪过。当他继续乱伦时，依格纳提乌斯将其革除教籍。恺撒·巴达斯反过来驱逐他，并推举当时最有成就的学者佛提乌斯接替他（858年）。佛提乌斯是哲学、演说、科学及语言学的大师，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演讲时吸引了一群专心的学生，他开放他的图书馆和居所供他们研读。升任教皇前不久，他正好完成一部百科全书，共280章，每章介绍、批评一本重要的书，摘辑广泛，使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由此保存下来。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获得平民狂热的崇拜，他们不了解，为何他能与克里特岛的王侯保持那么好的关系。他突然由俗人升任教皇，触怒了君士坦丁堡的教士，而依格纳提乌斯拒绝离职，并向罗马主教告状。尼古拉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进行调查，致函皇帝迈克尔三世和佛提乌斯，说明任何基督教区内教会重要事务，非经教皇同意不得作决定。皇帝召开教会会议，批准佛提乌斯的任职，教皇使节也予认可。当使节们回到罗马，教皇斥责他们越权，他命令皇帝请依格纳提乌斯复职，未被采纳，又开除佛提乌斯的教职。巴达斯恐吓要派出军队废黜他，教皇雄辩滔滔地答复他，极端轻蔑地指责皇帝向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投降：

我们没有侵略克里特，我们没有掳掠西西里，我们没有征服希腊，我们没有焚烧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教会，然而当这些异教徒恣肆地占领、焚烧、摧毁“你的领土”时，我们，天主教徒，看到你的军队的惊惶无措，大受惊吓。你简直放走巴拉巴，杀死了基督！

佛提乌斯与皇帝召开另一次会议，废黜教皇（867年），指斥罗马教会的“邪说”——包括圣灵出自圣父及圣子的争论，神父剃须以及教士的强制守身。佛提乌斯说：“由于这些规矩，我们发现西方有这么多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当希腊信差把这些笑料带到罗马时，整个形势由于巴西勒一世的即位而突然改变（867年）。巴西勒谋害恺撒·巴达斯，并幕后主使谋杀迈克尔三世。佛提乌斯揭发新皇是个杀人犯，拒绝行圣餐礼。巴西勒召开教会会议，废黜、污辱并驱逐佛提乌斯，重立依格纳提乌斯，但后者不久就死了。巴西勒又召回佛提乌斯，在会议上恢复其教皇之位，（时尼古拉已死）教皇约翰八世予以批准。东西方的分裂乃因主角的去世而暂时搁置下来。

基督教征服欧洲（529—1054）

这几个世纪间宗教史上最富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并不是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争执，而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在东西两个方向基督教挑战。基督教几乎已无力集中精力以制伏异教帝国及异端邪说，当它辖区中最热烈、坚定的省份突然被蔑视基督教神学、伦理的信仰轻而易举夺取。教皇仍坐镇安提阿、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港，但这些地方的基督荣耀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基督教义已具邪说和国家主义色彩。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埃及已建立自己的教会阶级，不受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的干涉。希腊被保住了，仍是基督教区，在这里僧侣势力强过哲学家。961年，在亚陀斯（Athos）山建立的神圣的拉弗拉（Holy Lavra）修道院，堂皇富丽可与潘提翁媲美，此修道院后来成为基督教教堂。非洲在9世纪还有许多基督徒，后来因为不堪穆斯林的统治，迅速消失了。711年，西班牙大部分为穆斯林所据。基督教在亚洲、非洲受挫，转向北面，展开对欧洲的征服。

意大利奋勇地勉强摆脱了阿拉伯人，又被希腊和拉丁两派基督教分成两半。蒙特卡西诺几乎就在两派的分界线上。在狄西戴里乌斯主教的领导下，这个修道院的名声达到了最高峰。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两扇华丽的铜门，另外还带回工艺师，他们以细镶嵌、珐琅及金属、象牙、木制的艺术品来装饰室内。这里几乎成为一所大学，有文法、古典及基督教文学、神学、医药及法律等课程。僧侣模仿拜占庭，整理出非常好的以绘画装饰的手抄本，并以极漂亮的书法抄写异教罗马的古典著作，其中有些是孤本。罗马教会在教皇博尼费斯四世及其继承者治理下，不再听任异教寺庙继续分化，而把它们给基督徒使用，让他们来照管。潘提翁献给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的殉道者（609年），门神庙成为圣狄奥尼索斯的教堂，农神庙成为救世主教堂。利奥四世重修并装饰圣彼得修道院，借助教皇权力的增大以及朝圣者的增多，渐渐使以古老的梵蒂冈山命名的教会建筑群周围，聚居了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

法兰西此时是拉丁教会最富有的领土。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以为享尽多妻、嗜杀的美好生活之后还可以买到天堂，于是把土地、岁收大量赠与主教。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教会从悔罪的大人物及忠诚的女继承人手中接受赠与的财物。希尔佩里克（Chilperic）曾禁止这种私相授受，到贡特拉姆（Gunthram）就废止了禁令。这是历史上许多笑话中的一个：高卢的教士几乎全自高卢—罗马（Gallo-Roman）的人民中延揽，改宗的法兰克人跪在他们打败过的人之前，把他们在战役中夺取的东西诚敬地奉献出来。教士是高卢最能干、最有教养、操行最好的人，他们几乎独揽全部文化教育的职位，虽然一小部分人频传丑闻，大多数都诚心工作，向因领主、国王发起的战争而遭受迫害与压榨的人民灌输教育和道德。主教是他们教区中世俗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裁判所是诉讼双方最常去的地方，尽管争诉的并非教会之事。主教处处保护孤儿、寡妇、穷人及奴隶，许多教区都设有医院。一座这类的“上帝的客栈”（hôtel-Dieu ）于651年在巴黎设立。6世纪后半期，巴黎主教圣日耳门致力于筹募救济金，并倾其所有解放奴隶，因此闻名全欧洲。美因茨的主教西多尼乌斯在莱茵河筑堤；南特的主教菲力克斯（Felix）疏浚卢瓦尔河的河道；卡奥尔的主教提提尔（Didier）修建沟渠。里昂的大主教圣阿古巴（St.Agobard）是宗教的典范、迷信的仇敌。他非难决斗及神断的审判法，也反对偶像崇拜和关于暴风雨的神奇解释，也指斥施行巫术所牵涉的谬误，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出身贵胄的兰斯教区大主教辛克玛主持过许多次教会会议，写下了66本书，曾担任“秃子”查理的国务大臣，也几乎在法兰西建立起神权政治。

每到一个国家，基督教都吸收该国的气质。在爱尔兰，它变得神秘、善感、个人主义化、热情，接受了凯尔特人的神仙故事、诗情、粗野而深挚的想象力，神父则继承了德鲁伊教的神奇力量及吟游诗人的神话，甚至部落的组织方式导致教会离心松散的结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独立的主教。僧侣数目多，势力庞大，均在主教与神父之上，他们组成不超过12人的小组，在岛上组建半孤立的自治修道院，以教皇为领袖，但不受其他外力的控制。早期的僧侣住在分隔开的小室中，修行禁欲，只有祈祷时才聚拢。较晚的一代——爱尔兰圣徒第二僧团（Second Order of Irish Saints）——舍弃这种埃及式的传统，一起研读、学习希腊文，抄写书籍，为教士或俗人建立学校。6世纪和7世纪，爱尔兰学校出身的一批无畏的知名圣徒陆续抵达苏格兰、英格兰、高卢、日耳曼及意大利，振兴并教化了沉沦的基督教。一个法兰克人于约850年写道：“几乎全爱尔兰岛的哲学家都成群结队来到我们的海岸。”日耳曼人侵略高卢和不列颠时，曾把学者赶往爱尔兰，现在浪潮回向了，债务也得以反偿。爱尔兰传教士投入胜利的异教徒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挪威人及英格兰的丹麦人之中，也置身于高卢与日耳曼半野蛮的文盲基督徒中。一手握着《圣经》，另一手握着古典抄本，凯尔特人一度似乎想通过基督教收复他们的失土。在黑暗时代里，爱尔兰精神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这些传教士以圣哥伦巴（St.Columba）最伟大，从他的一位继承者在爱奥纳岛的亚当南（Adamnan）为他写的传记（约679年），我们对他的事迹得以知之甚详。哥伦巴于521年生于顿加耳（Donegal），具有皇家血统，像佛陀一样，是位可以为王的圣徒。在莫维尔的学校求学时，他即表现出非凡的宗教热诚，校长称他为“教会的支柱”（Columbkille）。25岁起他创设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在德莱、杜罗和克耳斯。他是圣徒，也是斗士，“骨骼粗壮，声音洪亮”。他个性急躁，很容易与人争吵，他甚至与戴尔穆伊德（Diarmuid）国王交战。在一场战役中，就有5000人阵亡。哥伦巴虽然获胜，却逃离了爱尔兰（563年），决心感化像在库尔德雷夫纳（Cooldrevna）阵亡的那么多人，使他们改奉基督教。他在苏格兰西海岸外的爱奥那岛上建立了那个世纪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从那里他和弟子把福音传到赫布里底群岛、苏格兰及北英格兰。在使几千位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并阐释了300本“圣书”（noble books）之后，在一次圣坛祈祷中他溘然长逝，享年78岁。

在灵性与名字上都能与他匹敌的是圣哥伦班（St.Columban）。他于约543年诞生在伦斯特，早年生活不可考，22岁时在法兰西孚日山区的林野中创立修道院。在卢克瑟（Luxeuil），他训示弟子说：

你们必须天天斋戒，天天祈祷，天天工作，天天读书。一个僧侣要在上帝的统理下，在同修的团体中生活，他才能从一个人那里学到谦逊，从另一个人那里学到耐心，从第三个人那里学到沉默，从第四个人那里学到和蔼……他必须疲倦已极时就寝，才会马上入睡。

他的处罚非常严厉，通常是鞭打：开始唱圣诗时咳嗽，做弥撒前忘了修指甲，礼拜时发笑，圣餐礼时牙齿碰到杯子，罚打6下；餐前不做感恩祈祷，打12下；祈祷时迟到，打50下；参加辩论，打100下；与妇女有说有笑，打200下。尽管教导严苛，他的弟子并不少，卢克瑟有60位僧侣，许多是富家子弟。他们以面包、蔬菜、清水为生，清理林木、耕田、栽种及收割、斋戒及祈祷。哥伦班建立“无尽称颂”（laus perennis ）的制度，夜以继日，僧侣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向耶稣、玛利亚及圣徒们连祷。上千座像卢克瑟这样的修道院，是中世纪的一股渗透力。

构成管教方式的严厉作风，无法与其他观点妥协。哥伦班禁止争论，自己却不理睬主教的威权而经常与之争吵，他也反抗世俗公职人员的干涉而与之口角，甚至与教皇争论，因为爱尔兰人的复活节根据早期教会的计算法定日期，而该法已于343年被教会弃置不用。他后来又跟高卢教士发生冲突，高卢教士向格列高利大教皇申诉，哥伦班竟驳斥教皇的训令，说道：“爱尔兰人是比你们罗马人高明的天文学家。”他请格列高利接受爱尔兰人的计算法，不然就“让西方教会蔑视你，以你为异端”。这位反叛的爱尔兰人，由于揭发布伦希尔德皇后的邪恶面目而被驱逐出高卢（609年）。哥伦班被强行拉到开往爱尔兰的船上，船又被逐回法兰西，哥伦班越过禁土，向巴伐利亚的异教徒宣道。他本人并不像他的统治与事业表现得那么可怕，因为据说松鼠自在地停在他肩膀上，在他的修士服里进进出出而安然无恙。他把一位爱尔兰同胞留下来创立康士坦斯湖（Lake Constance）上的圣加尔修道院，自己则历尽艰险越过圣哥达隘路（St.Gotthard Pass），于613年在伦巴底建立波比奥（Bobbio）修道院，两年后在那儿逝世于简陋孤独的小室中。

杜尔杜良提及208年基督教徒在不列颠，比德则说圣阿尔本（St.Alban）死于戴克里先的迫害，不列颠的主教参加萨迪卡的宗教会议（347年）。奥塞尔的主教哲马诺斯（Germanus）于429年赴不列颠镇压佩拉纠派的异端邪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主教后来再度莅临时，让不列颠改奉基督者向撒克逊军队喊叫“哈利路亚！”，从而击败了他们。自这次胜利以后，不列颠的基督教因盎格鲁—撒克逊的入侵枯萎乃至死亡，寂寂无闻，直到6世纪末哥伦巴的弟子进入诺森伯兰郡，而奥古斯丁与七位僧侣自罗马抵达英格兰。无疑，教皇格列高利已经知道异教的肯特王艾塞尔伯特娶了信奉基督教的墨洛温王朝的公主贝莎。艾塞尔伯特有礼貌地听奥古斯丁说教，但从不信服。他任奥古斯丁自由布道，供给他和其他在坎特伯雷的僧侣食物及住处。最后（599年）皇后促使国王接受新信仰，而臣属纷纷仿效。601年，格列高利送白毛皮主教服给奥古斯丁，使之成为坎特伯雷诸多出色的大主教中的第一位。格列高利对英格兰逡巡的异教信仰很是宽容，他准许古老的异教寺庙基督教化，改为教堂，并允许宰牛祭神的习俗改变为“宰牛以补益身体来称赞上帝”。因此英国人只是把称颂上帝时即吃牛肉的习俗，改为每吃牛肉即称颂上帝罢了。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包里诺斯（Paulinus）把基督教传到诺森伯兰郡（627年）。诺森伯兰郡国王奥斯瓦尔德邀请爱奥纳岛的僧侣来为人民宣道，为了支持他们传教，他把东海岸外的林迪斯法尔内岛给了他们，圣爱登（St.Aidan）在那里创建一座修道院（634年），它以传教热诚及优美的手抄本享有盛名。在此地以及梅尔罗斯修道院（Melrose Abbey），圣卡斯伯特（St.Cuthbert）遗留下耐心、虔敬、幽默、善意等美德，使其为后世所怀念。这些人高尚的道德，及他们在战乱迭起中所享有的安全和平，使许多人加入这些今天仍屹立于英格兰的修道院和女修院。尽管僧侣们偶尔不免堕落俗人之道，他们大多在田野间山林里辛苦工作，树立了劳动的尊严。同在法兰西和日耳曼一样，他们向沼泽、森林发动挑战，带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向文盲、暴力、淫欲、酗酒及贪婪发起挑战。比德认为太多英国人进入修道院，太多修道院由贵族建立起来，使修道院财产免除税捐，同时教会免税的土地占了大部分的英国领土。他警告：所剩的军人太少，不足以保卫英格兰免受侵害。果然，不久是丹麦人，接着是诺曼底人，证实了这位僧侣俗世的智慧。

当英格兰南部的本笃派僧侣遵循罗马的仪式与历法，接触到北部爱尔兰僧侣及其历法、礼拜仪式而与之冲突时，寂静的修道院因而扰攘起来。圣威尔弗列在惠特比的宗教会议上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复活节的正确日期——迁就罗马方面的意见。爱尔兰教士勉强地顺从了这一决定。不列颠团结而富裕的教会，变成一支经济和政治势力，并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职责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作为爱尔兰和英格兰僧侣的礼物传到日耳曼。690年，在爱尔兰受教育的诺森伯兰郡僧侣威尔布罗与12位助手冒险越过北海，他在乌特勒支取得主教席位，辛苦工作40年，教化弗里斯人。但这些低地人民（Lowlanders）从威尔布罗身上看到他的保护者小丕平（Pepin the Young）的影响，怕他们改宗以后要臣属于法兰克人，何况他们不愿听到他们没受洗礼的祖先都沦入地狱。一位弗里斯国王正在受洗的时候听到这事，说他宁可与他的祖先们共享永恒，然后走开了。

一个比威尔布罗能干的人于716年重复先业。温夫利特（Winfrid）是英格兰贵族、本笃派僧侣，他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那里赢得“博尼费斯”的雅号，一位虔诚的后人称他为“日耳曼的使徒”。在海斯（Hesse）的夫里兹拉（Fritzlar），他发现人们奉一棵榆树为神的家，他把它砍掉，人民见他没死，大吃一惊，纷纷前来要求受洗。大修道院陆续在赖赫劳（724年）、福达（777年）及洛尔什（763年）建立起来。748年，博尼费斯被任命为美因茨的大主教，他任命主教，组织日耳曼教会，使之成为道德、经济及政治秩序的强力发动机。他在海斯和色林吉亚完成任务，打算以身殉教来光大其事业，于是放弃了大主教之位，到达弗里斯，决心完成威尔布罗的工作。他在那儿苦心经营一年，受异教徒攻击并被杀。一代之后，查理以火与剑将基督教带给撒克逊人，顽固的弗里斯人知道是屈服的时候了，而罗马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征服者”终于告成。

改变欧洲信仰的最后胜利表现为斯拉夫人改奉基督。861年，摩拉维亚亲王洛斯蒂斯拉夫（Rostislav）发现拉丁基督教传入其领土，但忽略了以通行语言仪式，于是向拜占庭商请传教士以当地语言布道、做弥撒，皇帝则派给他两位修士。梅梭狄乌斯（Methodius）和西里尔（Cyril）均在萨洛尼卡长大，谙熟斯拉夫语。他们备受当地人欢迎，但他们发现斯拉夫人尚无字母可以把语言形诸文字。少数会写作的斯拉夫人以希腊和拉丁字母拼写其口语，于是西里尔发明斯拉夫字母及其拼写规则，运用希腊字母赋以9世纪前希腊文用法的音质——“B”读作“V”，“H”读作“I”（英语“E”），“chi”读作苏格兰语“ch”。他又把希腊字母中没有的发音设计出原始的斯拉夫字母。西里尔利用这套字母把希腊文《旧约》（Septuagint ）及希腊仪式范本译成斯拉夫文，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及文学。

希腊与拉丁基督教派之间在进行一场竞争，看哪一派能掳获斯拉夫的人心。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西里尔和梅梭狄乌斯到罗马，然而西里尔宣誓之后一病不起（869年），梅梭狄乌斯回到摩拉维亚，教皇任命他为大主教。教皇约翰八世允许使用斯拉夫仪式，斯蒂芬五世则禁止这样做。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及斯拉夫（今捷克）和较晚的匈牙利、波兰归属拉丁教会，采用其礼仪，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及俄罗斯接受斯拉夫仪式和文字，向希腊教会献出忠心，从拜占庭学习文化。

政治上的考虑影响宗教的发展。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原来是打算要把他们稳稳地并入法兰克人的版图之中。“蓝齿”哈罗德强迫丹麦接受基督教（974年），作为奥托二世求和的交换条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向教皇谄媚，接着向希腊教会（864年）请求庇护以抵抗日益扩张的日耳曼；乌拉底米尔一世将俄罗斯基督教化（988年），以换取希腊皇帝巴西勒二世之妹安娜为妻子，并赢得她的部分嫁奁——克里米亚。俄罗斯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为其宗主足足用了两个世纪，它13世纪时宣布独立，并于东帝国（the Eastern Empire）衰落之后（1453年）成为希腊正教世界的支配力量。

在基督教征服欧洲的战役之中，光荣得胜的军人是僧侣，战场上的护士是修女。僧侣帮助农民或垦荒者将荒野开垦并利用起来，清理森林和矮树林，排干沼泽，架桥、开路。他们组建工业中心、学校、慈善机构，抄写书籍，设立图书馆，将道德秩序、勇气、舒适等赐予由于传统的习俗、仪式或家庭中的彻底改变而感到迷茫的人们。阿尼安的本笃与众僧侣一起辛苦工作、挖掘、收割。兰斯附近有位僧侣叫狄奥多夫，22年未曾间断犁田的工作，他死后人们把他的犁保留下来，以示崇敬。

充分发挥非凡的德行、忠诚、精力之余，僧侣与修女偶尔也会暴露天性，几乎每个世纪都需要宗教界的改革来把僧侣带回超凡的高峰。某些僧侣会拥有瞬间即逝的虔诚或舍己忘我精神，但当此种狂喜境界消逝之后，即无法适应修道院的纪律。有些献身于修道生活的人，在七八岁，甚至在摇篮里就被双亲送到修道院，并由父母代为宣誓献身修道生涯，这些誓言被视为不可撤销，直到1179年教皇下令本人14岁自由决定是否取消。817年，“虔诚者”路易震惊于法兰西修道院纪律松弛，在亚琛召开一次全国院长及僧侣大会，授权阿尼安的本笃把境内所有修道院都依照努西亚的《圣本笃清规》加以改革。这位新的本笃发奋工作，死于821年。战争破坏了法兰克帝国，诺曼底人、马札儿人及阿拉伯人的侵袭，毁坏了数百座修道院，僧侣流离失所，沦落俗世，萧条过后返回修道院的人，把世俗气息也带回来。封建领主占领修道院，私自任命院长，强取其收益。至900年，西方的修道院像所有拉丁欧洲的机构一样，陷入其在中世纪历史上的最低潮。克鲁尼的圣奥多（St.Odo）说，某些世俗或教团的教士“全不把耶稣看在眼里，而在他的圣堂内与人通奸，甚至在他的客栈内，而这些客栈是虔敬的教徒诚心奉献建成的，教区内的慈善事业赖其维持，这些败类情欲泛滥，致使圣母找不到放置婴孩耶稣的地方”。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就是从克鲁尼开始的。

约910年，12位僧侣在勃艮第山上建立一座修道院，几乎就坐落在德法边界上。927年，奥多院长修改修道院，加强道德修养，体力训练则较前放宽：不许苦行，可以沐浴，食谱丰富，准许饮啤酒及其他酒，但以往有关贫穷、服从、贞洁的誓言则不断被强调。类似的机构也在法兰西成立，但以往这些修道院并无规章，或并未真正臣属于当地的主教或领土。与克鲁尼联合的新的本笃派修道院由院长（priors）统理，听命于克鲁尼的院长（abbots），也听命于教皇。在克鲁尼的主教梅尔（Mayeul，954—994年）、欧地罗（Odilo，994—1049年）和修（Hugh，1049—1109年）的治理下，修道院联合的运动从法兰西传到日耳曼、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及西班牙。许多老修道院加入“克鲁尼组织”（Cluniac Congregation）。至1100年，约有2000座小修道院承认克鲁尼是其根源和领导者。这种权力的形成，不受国家干涉或主教指示，它为教皇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使之控制世俗的教会阶级，同时也使僧侣们进行的大胆改革成为可能。混乱、懒惰、奢侈、不道德以及圣职买卖等均须受到极严格的处分。意大利也出现奇怪的一幕：法兰西僧侣奥多被邀请到意大利改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

教皇的末路（867—1049）

宗教改革终于传到罗马。城市的民众一向难以驯服，甚至皇家如兀鹰利爪般支配着数千兵团时也是如此。教长们（pontiffs）只拥有衰弱的国民军，办公场所的堂皇及法令的严苛，使他们成为贵族和公民愤恨的对象。罗马人太骄横，国王无法说动；也太熟稔了，教皇威吓不了。他们见到所谓“基督的代理人”（vicars of Christ）也不过跟他们一样，容易受到疾病、过错、罪恶、挫败的支配。他们认为教皇并非安定秩序的堡垒，也非永生的宝塔，而是一个代理人，把欧洲的金钱拿到罗马发展救济。以教会的传统，非经罗马教士、贵族及人民同意，不得选举教皇，而斯巴拉脱、本尼凡托、那不勒斯及托斯卡纳的领导者和罗马贵族各成派系。城市中势力最大的那一派图谋选举并支配教皇，他们于10世纪把教皇的实际地位降到历史上最低水平。

878年，斯巴拉脱的朗伯特（Lambert）公爵领军进入罗马，逮捕教皇约翰八世，恐吓要饿死他，强迫他支持卡洛曼取得王位。897年，教皇斯蒂芬六世把教皇福尔摩塞（Formosus）的尸体掘出来，为它穿上紫袍，在教会会议中控告他违反教会法律。尸体被判极刑，鞭尸并将其肢解后，丢入台伯河中。同年，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斯蒂芬，他锒铛入狱，被处以绞刑。数年之间政权由失德的地位显赫的妇女操纵。教皇的职位上演了一系列的贿赂丑闻，谋杀教皇的狄奥菲勒（Theophylact）家族，任意拥立或罢免教皇达半个世纪。狄奥菲勒的女儿玛洛齐娅（Marozia）操纵选举，立情夫为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他的妻子狄奥多拉操纵教皇约翰十世的选举，约翰曾被指控为狄奥多拉的奸夫，惜证据不足。他确实是优秀的世俗领袖，916年将阿拉伯人驱逐出罗马便得力于他筹组联盟。玛洛齐娅享用过一连串的情夫之后，与托斯卡纳公爵基多结婚，两人阴谋推翻约翰，当着约翰的面把他的哥哥杀掉。教皇被监禁起来，几个月以后死亡，死因不明。931年，玛洛齐娅又拥立传闻中她与塞尔吉乌斯三世所生的私生子为教皇约翰十一世。932年，玛洛齐娅之子阿尔贝利（Alberic）把约翰拘禁在圣安杰罗（St.Angelo）要塞中，但允许他在狱中履行教皇的精神职责。阿尔贝利统治罗马，俨然“罗马共和”的专制领袖，为时22年。临终之际他把权力授予儿子奥克塔维安（Octavian），并强迫教士和人民许诺在教皇阿加佩图斯二世（Agapetus II）死后立他的儿子为教皇。后来人们照做了：955年玛洛齐娅之孙成为约翰十二世，他以在拉特兰宫廷中的放荡淫乱而闻名于世。

为约翰十二世加冕的日耳曼皇帝奥托一世，于962年首先获悉教皇职位的败坏腐化。963年，借助外高卢的教士，奥托回到罗马，召约翰至教会会议接受审判。红衣主教控告约翰任命主教时收受贿赂，使一名10岁的男孩成为主教；与其父的姬妾私通，并与其父遗孀及其侄女乱伦，把教皇的公所弄成妓院。约翰拒绝出庭应讯而出去打猎。会议废黜他，一致选举奥托的候选人——一位俗人为教皇利奥八世。奥托回到日耳曼后，约翰逮捕罗马皇室党的领导人，将其分尸，并强迫教会会议恢复他的教皇职务（964年）。约翰死时（964年），罗马人选举本笃五世继教皇之位，而冷落了利奥，奥托又从日耳曼赶来，罢免本笃，复立利奥。利奥于是公开承认奥托及其继承人有权否认未来的教皇选举。罗马天主教会认为利奥八世对抗教皇（antipope），因此不承认他的行动和训令。利奥死后，奥托把持约翰十三世的选举。本笃六世被罗马贵族博尼法齐奥·弗朗哥内（Bonifazio Francone）拘禁起来并绞死，弗朗哥内自立为教皇，一个月后，他卷走大量的金银财宝，逃到君士坦丁堡。9年后他又回到罗马，杀死教皇约翰十四世，夺取教皇公所，此后竟安详地死在床上（985年）。“罗马共和”马上又抬头，大权独揽，以克雷森提乌斯为执政官。奥托三世带兵突袭罗马，势如破竹，同来的日耳曼高级教职人员调查团推举奥托的神父为教皇格列高利五世以平息纷乱。这位年轻的皇帝敉平“罗马共和”，饶恕克雷森提乌斯，然后返回日耳曼。克雷森提乌斯马上又重建共和，罢免格列高利（997年）。格列高利将他逐出教会，但是克雷森提乌斯一笑置之，又布置约翰十六世的选举。奥托又回来，免掉约翰之职，把他的眼睛挖出，割掉他的舌鼻，把他绑在驴背上，脸朝驴尾，绕行罗马街头示众。克雷森提乌斯及12位共和领导者被斩首，尸体悬于圣安杰罗城的城垛上（998年）。格列高利恢复教皇职位，后来大概中毒死亡（999年）。奥托让一位极英明的继承人承袭教皇之位。

吉尔伯特生于奥弗涅奥里雅克附近的贫贱人家（约940年），早年进入当地的修道院，院长建议他到西班牙学习数学。970年，巴塞罗那的博雷尔（Borel）伯爵带他到罗马。教皇约翰十三世见其学识丰富，大为赏识，便把他推荐给奥托一世。吉尔伯特在意大利执教一年，当时或稍后几年，奥托二世是他的学生。接着他又到兰斯的教会学校学习逻辑，不久即成为该校的校长。他教授的课程繁多，包括关于古典诗人的课程。他写得一手好拉丁文，文笔优美。每到一个地方，他必收集书籍，并倾囊誊抄其他图书馆的手抄本，我们今日能读到西塞罗的演讲集，或许要归功于他。他领导基督教世界研习数学，介绍早期的阿拉伯算术形式，写作有关盘算及天体观测仪的文章，发表几何学论文，还发明了一种机械钟及蒸汽驱动的风琴。他的科学成就非常之多，以至他死后人们认为他拥有神力。

亚德贝罗去世后，吉尔伯特企图接任兰斯大主教，但是修·卡佩任命式微的加洛林王朝的私生子阿诺夫为大主教，阿诺夫却背叛修谋反，教会会议不顾教皇反对将他废黜，推选吉尔伯特为大主教（991年）。4年后，教皇使节怂恿莫伊森（Moisson）的宗教会议阴谋推翻吉尔伯特，这位受尽屈辱的学者逃往日耳曼奥托三世的宫廷，在那里他备受尊崇，并把改革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的策略灌输给年轻的皇帝。奥托任命他为拉韦纳的大主教。他于999年升任教皇。吉尔伯特自称西尔维斯特二世，似乎想要成为第二个统一世界的君士坦丁的西尔维斯特。如果他和奥托能多活十年的话，他们的梦想也许可以实现，因为奥托是拜占庭公主之子，而吉尔伯特可能会成为一位哲学家国王。但教皇在上任第四年逝世，罗马人谣传他是被毒害奥托的斯蒂法尼亚毒毙。

他们的热望及环绕他们的扰攘政治，反映出基督徒很少有人真正把世界将于1000年灭亡的看法放在心上。10世纪初，某次教会会议宣称历史的最后一个世纪已经开始。会议结束时，少数人相信这一预言并准备接受最后的审判（Last Judgment），大多数人则我行我素，工作、玩乐、犯罪、祈祷，设法活得更久。1000年时并没有证据显示惊恐、慌张或对教会有利的转机。

吉尔伯特死后，教皇职位又再度腐化，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伯爵与日耳曼皇帝联盟，收买主教、出卖教皇职位，明目张胆，毫不掩饰。由他们任命的本笃八世是精力充沛，聪敏明智的人，但本笃九世——他12岁时被推举为教皇——行为却极为无耻、放纵，以致人民起而反抗，把他逐出罗马。图斯库鲁姆的人帮助他，他才夺回教皇之位，但他已感厌倦，故将它卖给格列高利六世，价格是1000（或2000）磅金子。格列高利不辱教皇之位，操守正直，倒使罗马人感到惊讶。事实上，他收买教皇之位动机纯正，真心想有一番作为，并欲把教皇一职从各领主手中解放出来。图斯库鲁姆的宗族不允许革新的来临，又推选本笃九世为教皇，第三个派系同时立西尔维斯特三世。意大利教会组织向国王亨利三世陈情，请他制止这些可耻的事，他驾临苏特里召集会议，将西尔维斯特逮捕入狱。他不但接受本笃辞职，还以私自收买教皇职务的罪名将格列高利革职。亨利说服与会者，只有一位由皇帝保护的外国教皇才能制止教会的继续腐化。巴姆伯格（Bamberg）的主教被推选为教皇克莱门特二世，但他于一年后死亡。达玛沙斯二世也感染由排水不畅的罗马四周的平原传来的疟疾死亡。最后，教皇职位庆幸得人，利奥九世以他的勇气、学识、专一及在罗马城很久以来难得一见的宗教热诚来面对问题。

教会的革新（1049—1054）

这一时期教会被三个内在问题困扰：教皇及主教职位的买卖，世俗教士的结婚或蓄妾，僧侣间零星发生的淫乱行为。

以世俗的方式买卖教会职务是发生在教会中的与政治腐败相关的现象。善良的信徒是圣职买卖的来源之一。诺根特的盖伯特的母亲急于把他奉献给教会，于是付给教会当局一笔钱，在他十一岁时将他立为教堂司祭。1099年，在罗马召开的教会会议慨叹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由于英格兰、日耳曼、法兰西及意大利的主教不仅可以主持教会之事，而且可以主持俗务，并拥有封建采邑、乡村甚至城市以供其岁入，因此许多野心家便以巨款、世俗权势来收买这些职位，贪婪的统治者也置操守于不顾，收受贿赂。在纳邦，一个10岁的男孩被立为大主教，代价是10万罗马金币。法兰西的菲利普一世以轻松的口吻安慰争取主教之位失败的人说：“让我从你的对手处取得利益，然后你设法使他出卖职位，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虑满足你的要求。”法兰西的国王遵循查理建立的传统，任命森斯、兰斯、里昂、图尔及布尔热等地的主教，其余各地的主教则由公爵或伯爵任命。许多主教辖区在11世纪时成为贵族家庭的世袭财产。日耳曼有一位封建贵族把持并移交八个主教辖区。一位日耳曼红衣主教断言，圣职及其俸禄的买家曾把教堂的大理石，甚至屋顶上的瓦卖掉，以抵偿他们购买圣职的成本。这些人都是俗人，生活奢侈，轻启战端，准许主教在宫廷中公开行贿，给予自己的亲戚各种教会职位，崇拜金钱而且忠贞不贰。教皇英诺森三世批评纳邦的一位大主教，说他的心已经掉在钱袋里了。职位买卖变得如此频繁，以致现实的人们都以之为常态，但是改革者却高叫术士西蒙（Simon Magus）已把教会掳去了。

对于教士而言，道德问题总离不开结婚与蓄妾。9世纪和10世纪，神父结婚在英格兰、高卢及北意大利是很平常的事。教皇哈德尼二世（Hadrian II）就曾结过婚。维罗纳的主教罗色纽斯（Ratherius）报告说：实际上他教区中所有的神父都已结婚。11世纪初，世俗教士中独身的已经是微乎其微。认为教士结婚不道德实则是一种错误看法，虽然它违背了教会的规条与理想，却合乎时代的习俗与道德标准。在米兰，公众对已婚的神父比未婚的评价更高，因为后者有蓄妾的嫌疑。姘居——一般未婚男人与未婚女子同居生活——也被大众舆论宽宥。虽然大多数的欧洲教士都过着高洁的道德生活，我们也知道中世纪前后许多神父、主教忠心耿耿，把生命献给人民。然而，也有些例外的丑闻。742年，博尼费斯主教向教皇撒迦利亚抱怨主教之职都被“贪婪的凡人及淫乱的教士把持着”，某些执事有“四五个情妇”。“可敬的”比德在同一世纪指责英格兰“某些主教笑闹、嘲弄、瞎说故事、狂欢、酗酒以及……过着淫逸的生活”。11世纪末，类似的指责愈多。拉尔斐·格拉贝（Ralph Glaber）描写这个时期教士与俗人共度失德的生活。意大利僧侣彼得·达米安（Peter Daemian）把一本《不吉利的书》（Liber Gomorrhianus ）献给教皇，该书作者的圣洁，可能使他夸大地描写教士团体的堕落行为，其中一章名为“论违反自然之道的多端罪恶”。达米安极力呼吁禁止担任教职人员结婚。

教会很久以来即反对教士结婚，理由是一个已婚的神父会有意无意把忠心转向妻子儿女，更甚于对教会的热诚，因此他易受诱惑而去搜刮金钱财物，也会尽力把他的职位或俸禄传给后代，世袭的教士阶级在欧洲兴起，联合起来的有产教士阶级经济力量之大，就非教皇所能控制了。神父应该全心奉献自己给上帝、教会及同胞。他的道德标准要比一般人高，他因之树立起使人民信服及尊敬的依归。许多教会会议都要求教士独身。1018年，在帕维亚召开的一次会议谕令所有神父的后代永远为奴，取消其继承遗产的资格。但是教士结婚之风依然盛行。

利奥九世发现，由于教士将教会财物留给后代，采邑领主侵占教会田产，及朝圣者到罗马来祈祷、请愿、供奉却遭到侵夺等，使彼得教堂变穷了。他组织朝圣者的保护队伍，拿回被分割的教会财产，投身消灭买卖圣职及教士结婚的艰巨工作中。他把教廷内部的管理问题移交给精明而忠诚的僧侣之后，于1049年离开罗马，决定亲自调查欧洲各大城市教士的道德状况及教会的功能。他以威严的举止和简朴的生活，使人们对教会高级人员的尊敬程度大大提高。他所到之处，罪恶藏匿无踪。曾经劫掠教会、反抗国王的戈弗雷（Godfrey of Lorraine）在教皇开除其教籍时，全身发抖，甘心情愿地在凡尔登他以前曾破坏过的教会圣坛前接受鞭笞，并修理该教堂，亲自动手参与工作。利奥在科隆掌控了权力，日耳曼教士团体以有一位日耳曼教皇为荣，非常拥护、爱戴他。然而他又到法国，在兰斯主持裁判所，调查世俗及宗教界的道德情况、买卖教职、掠夺教会财产、修道院规条的废弛及异端邪说的兴起。在场的主教都遵命坦白说出自己的罪过，一个接一个，大主教也都控诉自己。利奥严厉指责他们，将一些人革职，宽恕了另外几位，开除四人的教籍，命令其余的人到罗马，由公众制裁。他命令教士遗弃妻妾，停止武装暴动。兰斯的会议更进一步规定主教和院长由教士团体和人民选举，禁止贩卖圣职，不许教士在主持圣餐礼、探望病患、埋葬死者时收受报酬。美因茨的一次会议（1049年），在利奥的督促下，颁布与上述类似的日耳曼教会改革方案。1050年，利奥回到意大利，主持维尔塞利（Vercelli）的会议，审判图尔的贝伦加尔的异端邪说。

利奥长期在北部热心奔波，使教皇之位恢复原有的权威，日耳曼皇帝重新成为日耳曼教会的统治者，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主教承认教皇的权威，并率先开创了扫荡教士唯利是图、放纵情欲等败德行为的风气。1051年和1052年，他进一步在日耳曼和法兰西推行改革。他在沃姆斯主持一场盛大的宗教集会，在曼图亚主持另一场。最后他回抵罗马，以武力保护教皇辖区。皇帝亨利三世曾赐他本尼凡托的公爵领地，卡普阿的潘德尔夫公爵（Duke Pandulf）拒绝承认这一赠与。罗伯特·吉斯卡（Robert Guiscard）的一群诺曼底人提供帮助，于是他得以占领了公爵领地。利奥要求一支日耳曼军队助他驱逐潘德尔夫，但他只接受700人，加上一些未经训练的意大利人，在他们引领下直趋诺曼底人部队。对方骑兵共3000人，都是善战的海盗。诺曼底人吞没了利奥的队伍，逮捕他，却跪在他面前，求他饶恕他们杀死了他的500人。他们带他到本尼凡托，软禁他9个月，其间他备受礼遇。利奥很悲痛，后悔动用武力，只穿忏悔服，睡在垫着毛毡的石头上，整天几乎都在祈祷。诺曼底人看他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把他放了。他回到罗马，万众欢腾。他赦免所有被开除教籍的人，命令手下在圣彼得修道院放置一具棺材，在旁边坐了一整天，最后死在圣坛上。跛子、聋子及麻风病人闻讯从意大利各地赶来，瞻仰他的遗容。

东方的大分裂（1054）

在圣利奥的任期之内，希腊与拉丁的基督教派正式分裂。当西欧正处于9和10世纪的黑暗、悲惨与文化教育凋敝之时，东帝国在马其顿诸君主的统治下，恢复了部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再度确立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导地位，一时使文学和艺术大放异彩。希腊教会从复兴的拜占庭的势力中吸收勇气与骄傲，占领俄罗斯、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比以前更激烈地反对一个腐败贫穷的教皇职位得以僭称基督教世界的教职独裁者。在这个时代的希腊人心目中，当代西方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简直是粗鄙的野蛮人，是一群由腐败的主教所领导的文盲和暴徒。教皇反对拜占庭皇帝身兼法兰克国王，没收拉韦纳总督的辖区，为罗马皇帝加冕，带兵进入希腊的意大利。这些恼人的政治事件，而非教义上的分歧，加深了基督教东西方的裂痕。

1043年，迈克尔·索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教皇。他出身高贵，学养丰富，聪敏过人，意志坚决，虽然身为僧侣，却崛起于政治圈。他曾经是帝国的高级传教士，如果还须听命于罗马，他就不接受教皇的职位。1053年，他散发的希腊僧侣所著的拉丁文论文，批评罗马教会违背使徒榜样及教会的传统强制教士独身，在圣餐礼上使用没发酵的面包，把“和圣子”加入《尼西亚信经》。同年，索鲁拉利乌斯把君士坦丁堡所有遵循拉丁仪式的教堂统统关闭，把遵行旧规的神父一律开除会籍。利奥以教皇的身份，差人送信给索鲁拉利乌斯，说他必须承认教皇的威权，并且斥责反对他的教会为“异端的结合，分裂派的秘密聚会，魔鬼的会堂”。然后利奥又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与皇帝和教皇商讨致使东西教派分裂的差异所在。皇帝亲切地接见使节，但索鲁拉利乌斯指斥他们不够资格处理这个问题。利奥死于1054年4月，此后教皇之位暂空一年，无人接掌。7月，使节们亲自干涉此事，暗中在圣索菲亚教堂的圣坛上放置教皇的一纸敕书，内中宣布罢免索鲁拉利乌斯。迈克尔召开代表所有东方基督徒的会议，揭发希腊受到罗马教会污蔑的诸多冤情，包括剃胡子一事。会议指责使节的敕书及“所有以他们的主意或祈祷帮助拟定敕书的人”。两派于是正式决裂。

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1073—1085）

基督教内部的不安与衰微，使利奥九世的教皇职位无法与教会史上最强的教皇之一相提并论，可说是极大的不幸。

希尔德布兰德是日耳曼名字，暗示了日耳曼血统。格列高利那一代人则将它解释为“Hellbrand”（精纯的火焰）。他生于托斯卡纳沼泽地中的索瓦诺（Sovano）小村一户穷苦人家，在罗马阿芬蒂纳（Aventine）山上的圣玛利亚修道院受教育，并加入本笃派。当教皇格列高利六世于1046年被废黜并驱逐到日耳曼时，希尔德布兰德在旁陪伴，以为司祭。在科隆的那一年，他对日耳曼加深了认识，这对他后来与亨利四世争斗很有帮助。回到罗马后不久，他就被利奥九世任命为枢机副执事，并被任命为教皇辖区的执政及驻法兰西使节。我们知道25岁便能晋升这样快，完全是他在政治、外交上特具能力而声名大噪之故。教皇维克托二世（Victor II）及斯蒂芬九世（Stephen Ⅸ）均对他委以重任。1059年尼古拉二世成为教皇，主要是借希尔德布兰德的影响力达成。这位被倚重的僧侣当时还不是神父，被任命为教廷大臣。

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催促下，尼古拉与拉特兰会议共同发出敕令，把教皇的选举转交给红衣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希尔德布兰德企图借此使教皇职权不受罗马贵族及日耳曼皇帝的控制。这位年轻的教会政治家已制定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为了使教皇的权力不受日耳曼支配，他对诺曼底人虚张声势入侵南意大利视若无睹，任他们剥夺、没收，赞许他们的野心，但要求以军事保护作为交换。1073年，在25年间侍奉了8位教皇之后，他被升为教皇。他坚辞不就，宁可在幕后参政，但是红衣主教、教士和人民高呼：“圣彼得要希尔德布兰德当教皇！”于是他被任命为神父，并成为教皇，以格列高利为神圣名号。

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庸，但目光如炬，神采奕奕，意志坚定，相信真理，也十分自信。有四个目标在鼓舞着他：完成利奥的教士道德革新；制止俗人任命教职；把全欧洲统一于一个教会及一个共同之下，由教皇统领；领导基督教军队到东方把圣地（Holy Land）自土耳其人手中夺回。1074年初，他写信给勃艮第和萨伏依（Savoy）的伯爵，也写信给皇帝亨利四世，请求他们募集资金，组建军队为十字军，由他率领。伯爵们不为所动，亨利自己的王位岌岌可危，根本无心顾及十字军。

1059年的拉特兰会议在尼古拉二世及希尔德布兰德的主持下，把有妻妾的神父逐出教会，并禁止基督徒参加有妻妾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伦巴底许多主教不愿拆散教士的家庭，因而拒绝传达这些训令；托斯卡纳较知名的教士们也护卫婚姻，以为合乎道德仪礼。训令于是无法贯彻。生活在“罪恶”之中的教职人员不能主持有效的圣餐礼的规定，遭到异端宣教者的激烈反对，教皇向会众的诉愿因而被驳回。当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格列高利七世之时（1073年），他挺身攻击，态度坚决，毫不妥协。1074年的宗教会议重申1059年的训令，格列高利将训令发给欧洲各主教，严格规定他们要向教众宣布并强力执行，并且要避免俗众对某些不关心百姓的神父表示服从。反应仍然很强烈，许多神父宣称他们宁可放弃教职也不愿舍弃妻子；有人则抗议训令的要求不合理，违反人性，并预言训令如果强制执行，必有秘密滥交的现象发生。君士坦斯主教奥托公开赞许并保护他的已婚教士，格列高利开除其教籍，并解除其手下对他的服从。1075年，格列高利进一步命令斯瓦比亚及卡伦西亚的公爵及其他亲王，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阻止抗命的教士继续执行神父的职务。几位日耳曼亲王接受命令，于是许多不愿遗弃妻子的神父的教区被没收。格列高利尚未尝到胜利的果实就要死去，但是乌尔班二世、帕斯加尔二世和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继续执行他的训令。1215年，英诺森三世所主持的拉特兰会议发表最后的宣判，教士结婚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俗人任命教职的问题似乎比教士结婚的问题简单。正如国王和教皇同意的，假设是基督建立教会，显然主教和院长应由教会人士选举，而不应由俗人选举。国王不但任命主教（如在日耳曼），还授予他们主教权杖及戒指（神圣的精神权力象征），是一大丑闻。可是对国王，反面的结论也是确凿有据的，如大多数日耳曼主教和院长所做的，他们承认国王既然赋予他们土地、岁收及世俗的责任，则根据封建法规，这些高级教士——至少是主教——应将他们的任命和俗世的忠诚还给国王，像他们顺从于君士坦丁和查理大帝的统治一样，这是非常公平合理的。他们一旦解除臣服和忠贞的义务，掌握在主教和修道院手中的日耳曼半壁江山便可脱离政府的控制，并可免除纳贡和惯常的劳役。日耳曼主教及许多日耳曼血统或其授命的伦巴底主教，怀疑格列高利正打算废黜他们的教会自治权而使他们彻底归属罗马教廷。格列高利允许主教继续对国王尽封建义务，但不愿意他们把皇室给予的土地让渡出去，依照教会法律的规定，教会财产是不可分割的。格列高利抱怨俗人任命教职，致使日耳曼和法兰西主教辖下出现买卖圣职、卑鄙及失德的行为。他认为主教须在教皇的威权下加以控制，否则西方教会就要重蹈东方教会的覆辙，变成国家的附属物。

在这历史性的冲突背后，存在一个教皇与帝国竞争的问题：谁来统一欧洲，治理欧洲？日耳曼皇帝认为他们既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角色，他们的权力就是神圣的。圣保罗不是说过“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吗？教皇本身不也承认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吗？他们代表部分的自由，正如格列高利代表全体的一致与秩序。他们在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之前很久，就暗暗不满大量黄金和公帑从日耳曼流到意大利。他们也从教皇的政策中看出拉丁罗马试图恢复对意大利斥为蛮荒之地的条顿北方的控制权。他们同意教会在精神事务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强调政府在世俗事务上的无上权威。对格列高利来说，这简直是混乱的二元论，他认为精神事务必须支配世俗的问题，就像太阳支配月亮，原理相同；政府必须听命于教会——人之城听命于上帝之城——所有关于教义、教育、道德、公理、教会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均须如此处理。法兰西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也承认精神是世俗权力的源泉与主宰，因而接受大主教及教皇的涂油或任命吗？教会是神圣的机构，应具普世权威；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有权利及义务废黜不良的国王，并认可或否定人民在某些情况下选举的统治者。格列高利在给梅斯主教赫曼的一封书信中激动地问道：“谁不知道国王和亲王们都是出自那些背离上帝，全身充满骄傲、暴力、背信，事实上是所有的罪恶……荒淫放纵，蛮横无道，却还宣称为人民统治者的人？”眼看欧洲陷于政治分裂、动乱及战争，格列高利认为逃避这悲惨景况的唯一出路就是政府放弃一部分权力，承认教皇为他们的封建宗主，世界的或至少是全欧洲的“基督教共和”（Christian Republic）的神圣领导者。

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把教皇权力从日耳曼皇帝的掌握中解放出来，第二步则是把所有的主教都集中于教皇的权威之下。至少主教的选举应由教区的教士团体和人民，在一位由教皇或大主教指定的主教的协助之下完成，选举也须经大主教或教皇认可才能成立。格列高利首先写信给查伦斯（Châlons）的主教，警告将把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逐出教会，因为他出售主教职位。1074年，他又送一封公开信训诫法兰西教区的主教，要他们当面揭发国王的罪行，假使菲利普拒绝革新，就把全法国的宗教仪式都停掉。俗人任命教职的事仍层出不穷，但法兰西的主教们已能提高警觉，把问题留给日耳曼解决。

1075年2月，由格列高利主持，意大利的主教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会议发布训令，反对买卖圣职、教士结婚及俗人任命教职。格列高利出其不意，以出售圣职为由，将亨利四世五位咨政主教一齐逐出教会，暂时取消帕维亚和都灵两地的主教职位，罢黜皮亚琴察的主教，命令巴姆伯格的主教赫曼到罗马澄清所遭到的买卖圣职的指控，当赫曼企图向教皇的裁判所行贿时，他被格列高利革职。格列高利客气地请亨利提名一位适当的继承者以填补巴姆伯格主教的空缺，亨利不但提名宫廷的罗马宗教会人物，且未经教皇同意就授予他主教戒指和权杖——这程序固然合乎当时的习俗，却公然违反会议的训令。亨利似乎有意显示他对格列高利命令的反叛，几乎当着教皇的面任命了米兰、费尔莫、斯巴拉脱等地的主教，并且留下被逐出教会的咨政人员以为己用。

1075年12月，格列高利发出一封告诫信给亨利，并叮嘱送信人口头转告亨利，如果他继续漠视罗马宗教会议的训令，教皇一定把他废黜。亨利召开在沃姆斯的日耳曼主教会议（1076年1月24日），24人到场，一些人拒不赴会。罗马红衣主教休在会场控诉格列高利淫佚、残暴、玩弄巫术，其教皇职位是以贿赂及暴力取得。他提醒主教们几个世纪的传统习俗，是要求选举教皇须事先征得日耳曼皇帝同意，而格列高利并未这样做。皇帝最近平定了撒克逊人的叛乱，勇气大增，正拟废黜教皇，与会的主教都签名表示赞成，皮亚琴察的伦巴底主教会议也同意这一行动。于是亨利将这一命令送给格列高利，在该命令上附笔：“经上帝任命而非篡位的国王亨利，致假教皇且虚伪的僧侣希尔德布兰德。”这封信送到格列高利手上时，他正在罗马的宗教会议（1076年2月21日）上，在场的110位主教均来自意大利及高卢，他们想要把信差杀死，但格列高利庇护他。会议把所有在沃姆斯训令上签字的主教统统逐出教会，教皇开出三条判决给国王：逐出教门、革职、解除臣下对亨利的效忠宣誓（1076年2月22日）。亨利说服乌特勒支的主教，联手把格列高利——“伪证的僧侣”——逐出教会的讲坛。全欧洲都因教皇废黜皇帝而受震惊，更因皇帝废黜教皇及主教诅咒教皇而惊恐。宗教情绪比民族感情更为高涨，人民支持教皇，迅速地把国王摒弃了。撒克逊人再度叛乱，当亨利召集主教、贵族到沃姆斯及美因茨参加会议时，丝毫未引起注意，相反，日耳曼贵族见时机对他们有利，再次趁机扩张封建势力以对抗国王，于是他们在特里博集会（1076年10月16日），同意将皇帝驱逐出教，并宣称如果他于1077年2月22日之前未从教皇手中取得赦罪文状，则他们将推选另一个人继承王位。贵族与教皇使节安排于1077年2月2日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由教皇主持，以解决教会与皇室之间的问题。

亨利退隐施派尔，极为狼狈，他确信教皇将召开的会议一定会确认他的被废，于是派遣信差到罗马，想回去那里并请求赦罪。格列高利答复说他将赴奥格斯堡，无法在罗马接见亨利。动身北上后，教皇在曼图亚受到朋友及支持者托斯卡纳的女伯爵玛蒂尔达的热情款待。听说亨利已到意大利，教皇怕这位国王会在反对教皇的伦巴底人中募集军队，就避到玛蒂尔达在加诺萨的城堡里去，该城堡坐落在靠近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 Emilia）的亚平宁高山上。1077年1月25日，意大利罕有的严冬，格列高利从这里向日耳曼亲王报告：

亨利亲自到加诺萨来……只带几个随从……他出现在城堡门口，赤脚，只穿一件褴褛的毛衣，怯懦地恳求我们给予赦罪与宽恕。就这样一连三天，在旁的人大受感动，开始同情他，流着眼泪祈祷，代他恳求……最后我们撤销对他的废黜，再度引他回到圣母教会（Holy Mother Church）的怀抱中。

格列高利迟疑这么久并非心肠冷酷，因他未请示日耳曼亲王就已答应决不与亨利妥协；他也知道假使亨利被宽恕后又起而反抗，第二次的废黜效力就会减低，贵族的支持力量也会锐减。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世界的信徒会为基督的代言人拒绝赦免一个谦卑的悔罪者而感到不可理解。这件事对格列高利来说是精神上的胜利，对拿回王位的亨利来说则是外交手腕的成功。格列高利回到罗马，此后两年一直致力于教会立法，目的在于强化教士的独身。日耳曼亲王们宣布斯瓦比亚的鲁道夫为日耳曼国王（1077年），看来亨利的策略是失败了，不过他已脱离教皇的控制，又获得不迷信贵族的人民的同情，于是一支新的军队很快组建起来保卫他。这以后的两年间，内战使日耳曼惨遭破坏。格列高利犹疑不定，最后决定支持鲁道夫，第二次将亨利逐出教会，禁止基督徒帮助他，并把赦罪文书给予所有投到鲁道夫麾下的人民（1080年3月）。

亨利镇定应变，一如往常，他在美因茨召集支持他的贵族及主教开会，废黜格列高利。在布里克森（Brixen）召开的由来自日耳曼及北意大利的主教参加的会议确认这一废黜，宣布拉韦纳主教吉尔伯特为教皇，授权给亨利执行此一决定。两军在撒克逊的萨勒河畔（1080年10月15日）遭遇，亨利被击溃，鲁道夫也受创而死。当贵族争论由何人继鲁道夫之位时，亨利进入意大利，他穿过伦巴底，未遭抵抗，在途中又添一支军队，把罗马团团围住。格列高利向罗伯特·吉斯卡求援，但他鞭长莫及；教皇又向在他帮助下征服英格兰的威廉一世求救，但威廉无意使亨利在这场大规模的争斗中落败。罗马的人民奋勇保卫教皇，但亨利已占领大部分罗马，包括圣彼得修道院，格列高利便逃到圣安杰罗的城堡。在拉特兰宫廷召开的宗教会议，遵从亨利的嘱咐，把格列高利罢黜并逐出教会，立吉尔伯特为教皇克莱门特三世（1084年3月24日）。一周之后，克莱门特加冕亨利为王，统治罗马为时一年。

1085年，罗伯特·吉斯卡放弃对拜占庭的战役，带领3.6万大军直逼罗马，亨利无力抵挡，逃到日耳曼，罗伯特进入首府，释放格列高利，劫掠罗马，使半座城市陷于瘫痪，把格列高利带到卡西诺山，罗马市民恨透了诺曼底人，因为这些人竟使他们所支持的教皇无法安然坐镇。克莱门特回到罗马当教皇，格列高利继续召开另一次会议，再度将亨利革出教门，接着已感心力交瘁，说道：“我热爱正义，痛恨邪恶；是以我将死于流亡之所。”他年仅62岁，但迭经变故，身心俱疲，已无力继续支持，而又栽倒在昔时他在加诺萨赦罪的人手中，使他无意再活下去。1085年3月25日，他逝世于萨莱诺。

或许他过于热爱正义，过于激烈地痛恨邪恶。在敌人的立场观察正义的成分，一个哲学家还会保持缄默，但一个充满行动的人就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平了。一个世纪之后，英诺森三世实现格列高利梦想的一大部分——基督的代言人之下的一统世界。但他是以较温和的手段，较明智的外交赢得的，然而正因为格列高利的挫败，才使英诺森的成功变为可能。希尔德布兰德所获得的，已比他真正达到的为高，他把教皇职位推到最高点，其巅峰历十年而不衰退。他对教士结婚的现象，不妥协地展开攻伐已获成功，并为后来的继承者预备了一个坚固的教士团体，其忠耿之心，大大地强化教会。他对圣职买卖及俗人任命教职的攻击，赢得一场迟来的胜利，最后他的观点也胜出了，教会的主教们也将成为教皇的忠仆。他派遣教皇使节的目的，是扩张教皇的势力，使之及于基督教区的每一个地方。由他开始，目前教皇选举无须由皇室支配，使教会产生一连串的强者。格列高利去世后十年，乌尔班二世带领十字军，会聚了基督教义、封建制度、骑士精神及帝国主义等特点，世界上的国王和贵族无不承认他是欧洲的领袖。

第一位宣称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的受洗。君士坦丁大帝将其成功归因于皈依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上帝的支持。

长方形教堂是早期的基督教徒建造教堂时普遍采用的布局类型。

圣哲罗姆（右）是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曾任教皇达马苏（左）的秘书。

圣哲罗姆博学多才，对古典著作及《圣经》和基督教传统有过人的理解，曾将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译成拉丁文。

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其著名作品是《忏悔录》和《上帝之城》。

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中的头盔。根据现场得到的钱币等物推断，萨顿胡船葬很可能是东英吉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Raedwald）的衣冠冢。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以重组帝国政府行政体系以及支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闻名。

拜占庭女皇狄奥多拉，查士丁尼一世之妻，可能是拜占庭历史上最具权力的女人。

圣维塔莱教堂里的镶嵌画《荣耀基督》。圣维塔莱教堂是拉韦纳拜占庭艺术的杰作，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建成。

圣索菲亚教堂内部。圣索菲亚教堂是根据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御旨建造，完成于537年。

圣索菲亚教堂里的镶嵌画《荣耀基督》。

先知穆罕默德升天。632年3月穆罕默德亲率众人按照伊斯兰教仪式前往麦加朝觐，632年6月在麦地那逝世。

哥多华大清真寺建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阿布杜勒·拉赫曼一世时代，后经扩建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神圣建筑物之一，13世纪改为基督教大教堂。

第五章 封建制度与骑士精神
（600—1200）

封建的渊源

查士丁尼死后6个世纪，种种客观形势不平常地交集、会合，逐渐促成西欧世界经济生活的根本转变。前述某些条件会聚起来，为封建制度的来临准备着。日耳曼人入侵之际，意大利和高卢的城市不再安全，贵族们迁居他们的乡间庄园，佃农、“附庸”家庭及侍从武官则散居在他们四周。修道院的僧侣们耕作并从事手工艺品生产，修道院则强化了向乡间半独立经济单位发展的离心运动。道路被战争破坏，因贫穷而年久失修，深受劫匪威胁，已不再能维持基本的交通与交易。商业凋敝、工业没落的结果是财政收入的锐减，贫弱的政府已不再能够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及贸易的安全。商业的阻隔使庄园不得不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许多以前从城市购买的加工制品——从3世纪以来——已由大农庄生产。5世纪，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的信件告诉我们，由于广袤的土地由半奴隶化的佃农耕作，乡下领主因此坐享奢侈生活；他们已经是封建贵族，拥有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军队，与后来那些以识字为主要特征的贵族不同。

3至6世纪为封建主义铺平了道路的各方面因素，在6至9世纪促成了它的建立。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将土地赐予将军和官员，以为报偿。9世纪，由于加洛林王朝国王们孱弱，他们的这些采邑变为世袭的和半独立的。8至10世纪，萨拉森人、挪威人和马札儿人的入侵，重复并加深了6个世纪以前日耳曼人入侵的恶果：中央护卫力量衰落，地方贵族或主教则组建地方秩序和防御，继续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法庭。自从入侵者经常骑马而至，能负担得起马匹的防卫者一直备受青睐。骑兵变得比步兵更加重要，正如早期罗马，一个骑士（equites）阶层——“马背上的人”——在贵族和平民间崛起，在法国、诺曼人的英格兰及基督教的西班牙，在公爵、贵族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马上的骑士阶层。人民并不怨恨他们的壮大。处于恐怖的气氛中，当攻击随时都会不期而至，人们渴求军事组织的保护。因此他们尽可能将住宅建得离贵族的城堡或设防的修道院很近。他们欣然向领主或公爵效忠，为其服务——领主是他们法律上的保护者，而公爵则可以领导他们。要理解他们的这种屈从，必须先想象他们的恐惧。无助的自由民，向某些强有力的人奉献他们的土地和劳动，以换取保护和支持。在这样一些“付托”（commendation）的案例中，通常领主颁发给“他的子民”一份小册子，以确认拥有“临时让与”（precarium）的权利，这种契约可由捐赠人随时予以撤销。这种不稳定的土地使用和占有权成为农奴依附土地的常见形式。封建主义即是对上一阶层的人的经济隶属和军事效忠，以换取经济组织和军事保护的制度。

封建主义是不能被严格地定义的，因为它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不同，或许有上百种变化形式。封建主义起源于意大利和日耳曼；然而，其最具典型性的发展却是在法国。在不列颠，它或许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使不列颠人成为农奴，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仍是来自诺曼底的高卢舶来品。它从未在意大利北部或基督教的西班牙发展成熟。在西罗马帝国，大地主也从未形成军事或司法独立，更不具备西方封建主义必不可少的效忠的等级制度。绝大部分欧洲农民仍未封建化：巴尔干半岛、东意大利、西班牙的牧羊人和牧场工人；西日耳曼和南法兰西的葡萄种植者；瑞典和挪威强健的农民；易北河彼岸的条顿拓荒者；喀尔巴阡、阿尔卑斯、亚平宁和比利牛斯的山地居民。不能设想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如此丰富多变的大陆，会有一致的经济模式。甚至在封建主义范围之内，契约和身份的状况也因不同国家、不同庄园、不同时间各异。

封建的组织

·奴隶

社会由自由民、农奴和奴隶构成。自由民包括贵族、教士、职业军人、专业从业人员、大部分商人和工匠，及拥有自己的土地、对封建领主甚少承担或不承担义务或以租金向领主租借土地的农民。11世纪，这些自耕农约占英国农业人口的4%，在西日耳曼、北意大利和南法兰西则为数更多，总的说来，他们大概占西欧全部农民人口的1/4。

农奴的增加使奴隶数量锐减。在12世纪的英国，奴隶通常仅限于做家务；在法兰西的卢瓦尔河北部，奴隶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在日耳曼，10世纪时，奴隶数量呈上升趋势，当时捕获异教徒斯拉夫人供日耳曼庄园役使，或者贩卖至阿拉伯、拜占庭地区，并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黑海、西亚或北非沿岸，穆斯林和希腊人常为奴隶贩子诱捕，在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地区被卖为农场工人、仆役、太监、姬妾或妓女。奴隶贸易在意大利尤其猖獗，它看起来就像是对萨拉森人入侵的一种公平合理的报复。

即使最正直的道德家也会承认，贯穿已知整个历史的某一风俗注定要出现，并将永远地延续下去。诚然，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释放他的两名奴隶，并说出一番关于所有人生而自由的绝妙言词，但是在教皇领地内，他继续奴役着数以百计的奴隶，并签署禁止奴隶成为教士或与自由的基督徒结婚的法律。教会谴责将基督徒俘虏卖给穆斯林，却准许奴役穆斯林及尚未皈依基督教的欧洲人。数以千计被掳获的斯拉夫人和萨拉森人沦为奴隶，被分配给各个修道院。直至11世纪，教会和教皇领地仍在役使奴隶。教会法规有时以奴隶的数目而非金钱来评估教堂领地的财富；正如世俗法律一样，它也将奴隶归为动产；它禁止教会的奴隶立遗嘱，并颁布教令：他们拥有的任何私人财产或储蓄，在他们死后，皆归教会所有。纳博讷的大主教在1149年所立的遗嘱里，将他的萨拉森人奴隶遗赠给贝济耶的主教。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奴隶制度说成是亚当原罪的一个结果，是经济的权宜之计。在这个世界上，某些人必须辛苦劳作，以便其他人能有空闲来保卫他们。这类观点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及时代精神之中。教会的准则是，除非卖得一个理想的价格，否则它的财产不得转移，这对它的奴隶和农奴颇为不利。事实证明，作为教会财产的奴隶，要比作为世俗财产的奴隶更难获得自由。话虽如此，当基督教迅速扩张之际，通过禁止奴役基督徒，教会客观上遏制了奴隶买卖。

奴隶制度的衰落不应归功于道德进步，而应归功于经济变迁。在直接加诸肉体的强制劳动状态下进行生产，较在利欲刺激下进行生产获益更少、也更费力。奴役持续着，“奴仆”（servus）这个词既指奴隶，也指农奴，但它很快就演变成“农奴”（serf），正如“佃农”（villein）演变成“封建农奴”（villain）、“斯拉夫人”（Slav）演变成“奴隶”（slave）。为中世纪世界生产面包的不是奴隶，而是农奴。

·农奴

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是，农奴耕种领主或贵族所有土地的一小块，后者给予他终其一生的特别是军事上的保护，只要他每年以产品、劳役或金钱的形式缴纳租金。农奴的主人有权凭自己的意愿驱逐农奴。农奴死后，他的土地可否由孩子来继承，要经领主同意，视其意愿而定。在法兰西，农奴可以与土地分开出售。有时，他（包括他的劳动）也被主人分开出售，卖给不同的人。在法兰西，农奴可以交出土地和全部所有给封建诸侯，以解除封建契约。在英格兰，农奴无权离开其耕种的土地。

农奴对其土地的主人须承担的封建义务异常繁重，某些史实必须提及，即便只是为了记得他们：（1）每年以金钱缴付三项税：（a）通过贵族向政府缴纳小额人头税；（b）少量地租（cens）；（c）主人每年一次或经常征收的任意费用（taille，即租税）。（2）每年缴付领主收入——收成和牲畜——的1/10。（3）须为领主提供许多天的无偿劳动（corvee）；这是古老的经济传统，像开垦森林、排干沼泽、挖掘沟渠、修筑堤坝等苦差事，都由全体农民完成，以为对团体或国王的义务。有些领主规定全年大部分时候每星期都要服三天徭役，在耕种或收获时节则每星期服徭役四或五天，有特殊需要时也要求服徭役，这些额外的劳役日则不付报酬，只提供饭食。这类徭役义务，仅限于每户人家的男丁。（4）农奴只能以领主的磨房、烤炉、酒桶或压榨机磨面粉、烤面包、酿啤酒、榨葡萄，每使用一次都须付一小笔费用。（5）在领主领地内捕鱼、打猎或放牧，均须付费。（6）发生诉讼时，农奴须在庄园的法庭里接受判决，并依案情轻重支付费用。（7）战时，农奴须随时应召，在领主的军队里服役。（8）如果领主被俘，农奴则须捐资筹集赎金。（9）当领主的儿子受封为骑士时，农奴还须献上丰盛的礼物。（10）农奴须为自己在市场和集市上出售的所有产品向领主纳税。（11）只有当领主售卖他的啤酒或葡萄酒两周之后，农奴才能售卖自己的啤酒或葡萄酒。（12）在许多情况下，农奴每年都必须向领主购买其指定的葡萄酒；“章程”（customal）（一份庄园法律的汇编）规定，倘若他未按时购买，“那么领主将在他的屋顶上倾倒4加仑的葡萄酒，如果葡萄酒向下流，佃户就必须为它埋单，如果酒往上流，他才不必付款”。（13）如果农奴送一个儿子接受较高的教育或奉献给教会，他必须为庄园因此失去一个劳力而付一笔罚金。（14）一旦农奴或自己的子女与不属于本庄园的人结婚，他就要缴纳一笔税金，并须征得领主的同意，因为领主将因此失去他们某些或全部后代；在许多领地，只要是结婚，便必须经领主准许并向其付费。（15）领主可以享有对农奴新娘的“初夜权”（right of the first night），但农奴都被允许向领主支付一笔费用，来“赎回”他的新娘；这一规定在巴伐利亚延续至18世纪。在英格兰的某些庄园，农民的女儿有未婚发生性行为的，则领主对该农民课以罚金；在西班牙某些庄园，农民的妻子被判犯通奸罪的，她部分或全部财产将被没收，归领主所有。（16）如果农民身后没有子嗣，依据无继承人财产充公（escheat）的法规，其房屋和土地归领主所有。如果农奴的继承人是女儿，则她只有与本庄园的人结婚才能保有这些遗物。无论如何，一位农奴死后，作为某种遗产税，领主有权从其财产中拿走一头牲畜，或某件家具、衣物。有时，教区教士也收取类似的葬祭费（mortuarium）；在法兰西，这些因死亡而产生的税费，仅在农奴死后无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才强制征收。（17）在某些庄园——特别是教会的庄园，每年农奴须向为庄园提供武装保护的沃格特（Vogt）缴税并纳继承税。此外，每年农民还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或贡献收成的1/10。

我们不可能通过如此名目繁多的支出——要知道，所有这些税费并非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将一个农奴负担的全部义务计算出来。中世纪晚期，在日耳曼，它占到了农奴收成的2/3。几个世纪以来，农奴须承担的税金和税项大抵保持着原来的水平。理论上或法律上农奴应承担的许多义务，及加诸农奴的许多限制，常因领主的宽容、颇具成效的反抗、时间的延宕而宽减或取消。或许，一般情形下，中世纪农奴的不幸被夸大了。他们被强制征收的税费，很大程度上都为向领主缴纳的货币地租，向社团缴纳的会费，及维护公共设施和公共建设工程的费用取代了。也许税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今天为低。12世纪，一般农民至少和近代国家的小佃农（sharecroppers）处境相当。领主并不以剥削者自居，他们勤勉地经营着庄园，很少坐享其成。至13世纪，农民一直敬重领主，对其抱有钦敬，有时几乎是仰慕之情。如果领主既无子嗣，又是鳏夫，他们就会派出代表，敦促领主再娶，以免庄园不能顺利地移交给继承人，而在继承权争夺中被剥蚀殆尽。正如历史上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毫无疑问，封建主义也是迎合地域、时代和人性需求的一种制度。

农民的棚屋用脆弱的木头搭建，通常覆盖着茅草和草根，偶见铺着木瓦的。1250年以前，据我们所知，并没有消防设施，因此一旦着火，农舍便被焚烧殆尽。农舍往往只有一个房间，最多两间；一个烧木头的壁炉，一个烤炉，一个揉面槽，桌子和若干条长凳，碗橱和餐具，器具和铁制柴架，大锅和锅钩架，靠近壁炉的土地上，有一张用羽毛或茅草铺成的大床垫，农奴及其妻儿，还有留宿的客人，横七竖八地睡在上面，相偎着取暖。猪和鸡鸭在屋内飞来跑去。只要条件允许，主妇尽量让屋内保持清洁，但是忙碌的农民认为清洁费时费力。有故事描述说，撒旦如何难以忍受农民的气味而拒绝让他们下地狱。农舍附近是马和牛的厩棚，或许还有蜂房和鸡舍。厩棚旁是一个粪堆，是全体动物或家庭成员共同营造的。环顾四周，则摆放着农用和手工业用工具。

农民身着布或皮的罩衫，皮或毛的短外套，下面是裤子，腰间系带，穿有跟的鞋或靴子，他应当是健壮有力的。他是田间冲决阻力、征服困难的强大而坚忍的杰出人物，而非为生活压垮而备感疲惫和沮丧的人。同样的，就像每一个人一样，他内心深处也有隐秘的，说到底是有些不近情理的倨傲。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她还要为他生儿育女，孩子是庄园的财富，所以她生个不停。不过，我们也从方济各修士佩拉纠的记载中读到，一些农民怎样“以家贫为借口，经常不与妻子同房，以避免增添新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们担心养不起那么多孩子”。

农夫的食物简单而丰盛，而且有益健康——乳制品、蛋、蔬菜和肉，但是高雅的历史学家却为他不得不吃黑面包——也就是说全粒谷物——而深感悲痛。他分享乡村的社会生活，却毫无文化素养。他不识字。一个能读会写的农奴，对于文盲领主而言，是一种冒犯。除耕作外，他几乎一无所知，即便是耕作，他也不很精通。他们待人接物既粗鲁又真诚，或许有些粗鄙。在欧洲历史的这一动荡时期，他不得不像驯顺的动物那样讨生活，而且他确实撑了过去。贫穷使他贪婪，恐惧使他残酷，压迫使他暴烈，被视为低贱的人则使他变得粗野。他们是教会主要的支持者，但是在他身上，迷信多过信仰。佩拉纠指责农民缴纳什一税时有意欺瞒教会，在圣日和斋戒期不守清规。戈蒂埃·科因西（Gautier de Coincy）抱怨农奴“敬畏上帝不比敬畏一只绵羊来得更多，甚至不为神圣教会的法规奉献一颗纽扣”。他有严肃的时刻，也有开粗俗玩笑的一面，但是在田间和家中，他是少言寡语、表情严肃的，劳作和杂务使他精疲力竭，以致他再也没有精力浪费在讲话和做梦上。他尽管迷信，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了解老天爷的残酷无情和死亡的必然降临。一个季节的干旱就能使他和家人陷入饥馑。970至1100年之间的60次饥荒，使法兰西饿殍遍野。没有一位英格兰农民会忘记1086年和1125年在“可爱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爆发的大饥荒。12世纪，特里尔主教目睹饥肠辘辘的农民杀死并分食自家的马，而大感震惊。洪水、瘟疫和地震相继加入这场表演，每一次都以悲剧告终。

·农村社区

围绕着领主的别墅，50至500位农民——包括农奴、半自耕农或自耕农——建起他们的村落。他们并非住在分散的农舍里，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聚居在社区的围墙内。通常村庄是一座或更多庄园的一部分。大部分官员皆由领主任命，而且只对其负责。但是，农民也推选出一位村长或执事，作为他们与领主的中间人，上传下达或居中斡旋，并协调他们的农事。他们定期聚集在市场上以货易货，从而完成剩余产品交换，这一交换维持了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村中的农户生产自己所需的蔬菜和肉，以及纺毛线或织亚麻布，制成所需的大部分衣物。村中的铁匠生产铁制工具，皮匠制作皮革制品，木匠盖农舍、打家具，车匠造手推车。漂洗工、染工、泥瓦工、鞍工、补鞋匠、制皂师傅等住在村里，或临时被招呼前来提供服务。屠户和面包师傅则与农民和家庭主妇在肉类和面包生意中展开竞争。

封建经济几乎全部是农业。一般说来，11世纪，法兰西和英格兰庄园的耕地每年都分为三块：一块种小麦或裸麦，一块种大麦或燕麦，另一块休耕。每一块再分为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带状耕地，以田垄隔开。村中的官吏为每一个农民分配数量不等的带状耕地，要求他按照社区制订的计划轮作。至于整个田地的耕、耙、播、耘直至收割，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一个人的带状耕地散布在三块或更多块田地间，这种分散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旨在公平分配不同产出的土地。共耕则可能是原始社会公有制——其迹已渺，难于追考——的残余。除这些带状耕地外，每一个缴清了封建税费的农民，都享有伐木、放牧及在庄园的森林、公共土地或“绿地”收集干草的权利。而且，通常在农舍四周他还拥有足够的土地，来开辟园圃和种花。

封建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农业科学是不能与科卢梅拉（Columella）笔下的罗马人，或伊斯兰教的美索不达米亚及西班牙相提并论的。田间的谷茬和无用的植株被焚化，以为土壤施肥及铲除害虫和杂草；泥灰土或其他含泥灰土的土壤提供了天然的肥料；那时没有任何人工肥料，运输成本也限制了牲畜粪肥的使用；鲁昂大主教曾下令清除厩舍的粪便，但他并未将其运至附近德维尔他的田中去，而是命人倾入塞纳河中。农民集资购买犁或耙以共同使用。直至11世纪，牛都是役畜。它不需要吃得很好，在年老体衰的时候，它还是比马更有价值的食用肉。但约1000年，制造马具的工匠发明了结实的项圈。这样，马负重前行的时候就不会被窒息，如此装备起来，马就能像牛一样一日耕地三或四次。而在湿润温暖的天气里，犁地的速度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11世纪，作为役畜，马日益取代了牛，与此同时，它也丧失了专为旅行、打猎和作战服务的高贵地位。水磨早为东方的穆斯林熟知，在12世纪末，终于传入了西欧。

通过安息日和圣日——这些天里做“奴隶的工作”是一种罪过——教会使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觅得片刻喘息。农民们说：“我们的牛知道什么时候是礼拜日，到了那一天它就不工作。”这些日子里，一做完弥撒，农民便载歌载舞，在发自内心的纵声大笑中，将布道和劳作带来的忧烦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淡啤酒或麦芽酒价廉味美，讲起话来无拘无束内容粗俗，甚至是猥亵或渎神的，又大谈特谈关于女性的荤话，其间还夹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关于圣徒的传说。

野蛮粗暴的对抗竞技——足球、曲棍球、摔跤、链球或投掷重物——在个人或村庄之间进行。斗鸡和斗牛风行。当两个蒙着眼睛的男人，在圈起来的圆形场地上，争着用棍棒击杀一只鹅或一头猪时，狂欢达至高潮。有时，在某个晚上，农民相互拜访，玩室内游戏并喝上几杯。通常他们留宿在主人家中，因为街上没有路灯，漆黑一片，而蜡烛很贵，所以天一黑，他们就早早上床睡觉。在漫长的冬夜，家中所有人都让家畜进到农舍里面来，对它们散发出来的热量心存感激。

所以，欧洲的农民供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士兵、教士和国王，是靠劳役和无声的勇气，而非正常的动机所产生的进取精神和技巧。他们排干沼泽，修筑堤坝，清理森林和沟渠，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垦荒拓耕，并在人类与丛林之战中取得胜利。近代欧洲是他们的杰作。今天，从这些整齐划一的树篱和井然有序的田地，我们寻觅不到这几个世纪那令身心备受摧残的艰辛和苦难，正是这些艰辛和苦难，降服了倔强而慷慨的大自然，将其资源变为我们生活的经济基础。妇女也作为战士加入了那场战争，她们无怨无悔地繁衍后代，以之征服大地。修道士一度和其他人一样勇敢，在旷野中建造他们的修道院，作为向蛮荒进军的前哨，使经济由混乱走向稳定，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建立村庄。中世纪初期，欧洲大部分土地还是未开垦和无人烟的森林和荒野；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上，文明已经取得了胜利。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信仰时代最伟大的战役，最崇高的胜利，最重要的成就。

·领主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人的管理者是领主（baron，封建土地所有者）。其职能有三：为他的土地及其居民提供军事保护；组织当地的农业、工业及商业；战时为其封建君主或国王效忠。几个世纪以来，饱经迁徙、侵扰、劫掠和战争，在经济倒退到原初状态、支离破碎的情形下，社会只有依靠地方独立和粮食兵源的自给自足，方能延续下来。这些能够组织防御和耕作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占有和经营土地，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源泉。一个属于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时代就此起步，它将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前，方告终结。

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彼此间的效忠：农奴或家臣对领主，领主对宗主或上一级领主，宗主对国王承担经济、军事义务；反之，国王对宗主，宗主对领主，领主对家臣和农奴亦然。作为对其农奴的服务的回报，领主赋予他们终身的土地使用和占有权——距所有权仅一步之遥。他也允许他们只要缴纳适当的费用，就可以使用他的烤炉、压榨机、磨粉机，利用他的水源、森林和田地。他将劳动费用降低为一小笔钱，并将其他陈年旧账一笔勾销。领主不欺掠农奴——他通常会关照后者——在其贫病无依或年老体衰之时。节日期间，他会向穷人敞开大门，并以食物款待所有的来客。他组织维护桥梁、道路、沟渠，保障贸易。他兴建市场，作为庄园剩余产品交换之城所，更为其经营提供人手，为其交易提供货币。他为育种引入优良种畜，并允许他的农奴以他精挑细选的种畜，来为他们的畜群配种。他可以殴打农奴——在某种场合或某种情形下，也可能杀死农奴——而不受任何惩罚。不过，他的经济意识往往制约着他的暴行。在领地内，他既行使司法权力，也行使军事权力，从庄园法庭征收的罚金中牟取利益。不过，这个法庭虽常受听命于领主的执吏的胁迫，但它主要还是由农奴自己控制。而且，在这里进行的粗鲁的审判，其判决结果并非残酷不近人情，这一点，从在司法会议上，农民以赔偿来取代劳役的提议总是被欣然接受，便可略窥端倪。任何农奴都可以在庄园的法庭上说说心里话，只要他乐意并敢于这么做，而以零散和漫不经心的方式，这些特别法庭帮助农奴获得解放，从而促成了农奴制的终结。

一位封建领主可能拥有一座以上的庄园和若干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定一位“家宰”（seneschal，即总管）监督他的“产业”（domain）——也就是说，他为每一庄园任命一位管家或执事，他自己则带着家眷轮流在各庄园居住，以消费当地的产品。他可能在每一处领地都拥有一座城堡。由于领地的城堡或别墅往往沿用旧有建筑，如罗马军团筑有围墙的兵营（又作castrum、castellum）、罗马贵族设有防御工事的别墅、日耳曼人首领的要塞（burg）或堡垒，其舒适性远逊安全性。城堡最外围的防御设施是一条既宽且深的护城壕或护城河。护城河里侧，土石壁立并向内倾斜，是为护堤；护堤里侧，围墙上方，规则地嵌着正方形的凹口，是为垛堞；垛堞相连，形成连绵起伏的围栏，即女墙。分布着防滑钉的可开闭式吊桥横跨护城河，通向一扇铁门或一道铁闸门，后者扼守着开在城堡围墙上的厚实大门。围墙内有厩舍、厨房、仓库、附属建筑、面包房、洗衣房、礼拜堂及仆人们居住的下房，通常这些建筑都是用木头建造的。

战争期间，庄园的佃农带着他们的牲畜和家私涌入城堡内，围墙里拥挤不堪。在城堡中央耸立着主塔楼（donjon），那是主人的居所。通常它是一座巨大的横截面呈正方形的塔，同样是木质结构。自12世纪起，它改用石头建造，横截面采用圆形，以利防守。主塔楼的最底一层用做仓库和地牢，以上则住着领主和他的家人。11世纪和12世纪，这些主塔楼改进为堡垒（castle）及英格兰、日耳曼和法兰西的古堡（chateaux），它的这些坚不可摧的石头，是领主用以对抗他的佃农和国王的力量的军事基础。

主塔楼内部幽暗、逼仄。窗户又少又小，很少装玻璃，那时通常是用粗帆布、油纸、百叶窗或栅格来挡雨避光。人工照明使用蜡烛或火炬。大多数时候，主塔楼每三层只有一个房间。楼层间则用梯子和地板、天花板上的活门，或旋梯来连接。第二层是主要的礼堂和会所，充当领主的法院，也是其大部分家庭成员共用的餐室、起居室和卧室。在大厅一端，是凸起的平台或坛台，领主及其家人和宾客就在这上面用餐，其余的人在侧廊里，坐在可拆装的餐桌前的长凳上吃饭。就寝时，把床垫放在侧廊的地板或低矮的木制床架上。所有的家庭成员和仆人都睡在这个房间里，以屏风或帘幕等隔开，以保护隐私。四壁用石灰水刷白或绘画、着色，上面装饰着旗帜、武器和盔甲，并张挂幔帐或织锦使房间不致透风。地板铺以地砖或石子，覆以灯芯草和树枝。房间的中央设有一种取暖装置，以壁炉中燃烧的木头为热源。直至中世纪晚期还没有烟囱。此时，烟雾是由房顶上的天窗或“天窗的灯笼式屋顶”（louver）排出室外的。平台后面有一扇门，通向“阳光室”（solar），领主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打发闲暇时间和享受阳光。这里的家具比别处舒适得多，铺着一张地毯，有一个壁炉以及一张奢华的床。

庄园的领主身着束腰外衣，通常用饰以某些几何图案或花草纹样的彩色丝绸制成；一条斗篷遮住他的双肩，宽大得足以罩住脑袋；内穿短衬裤，外着齐膝短裤；长袜向上裹至大腿；脚蹬鞋尖向上翘曲，状似船首的尖头鞋；腰带上系着的带鞘的剑摇来摆去；他的颈间通常挂着十字架之类的佩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为了辨识出戴盔披甲的骑士的身份，欧洲贵族采借穆斯林的习俗，在他们自己的衣服、侍从的号衣、旗帜、盔甲和装备上绘刻徽记或盾形纹章。此后，纹章发展为一种深奥难解的暗语，只有传令官或纹章官和骑士能懂。

尽管穿得如此讲究，领主却不是寄生虫。他鸡鸣即起，爬上他的塔楼去望风，看看是否存在威胁或隐患；匆匆吃过早餐后，他可能会去做弥撒；上午9点吃“午餐”；然后，监督、指导庄园各项工作，并身体力行，积极从事一些劳作；为执事、管家、马夫及其他仆人布置当天的工作；接待旅客和来宾；下午5点，他和他的家人与宾客共进“晚餐”；他通常在晚上9点上床睡觉。只在某些日子里，这一日程会被打破，如打猎的时候，或举行马上比武大会的时候，偶尔也会为战争扰乱。领主经常设宴款待宾客，慷慨地回赠宾客礼物。

他的妻子差不多和他一样忙碌。她生育和抚养很多子女。她指挥着一大群仆人（偶尔会赏他们一记耳光），照看面包房、厨房和洗衣房，监督、管理黄油和乳酪的制作、啤酒的酿造、为冬天预备的肉类的腌制，及编织、缝纫、纺纱、织布和刺绣等主要家庭手工业，从而制作出这个家庭大部分的衣物。一旦她的丈夫上了战场，她就得接手庄园的军事管理和经济管理事务，在他作战的时候，她还须提供他所需的资金。如果丈夫被俘，她不得不勒索、压榨农奴或变卖自己的衣物和珠宝，以筹集一笔赎金，将他赎回。如果她的丈夫死去而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她则会继承丈夫的领主权及其所有，成为庄园的统治者，“爵士夫人”（dame）。不过，她会被要求立即再婚，以使庄园获得军事保护和为宗主提供服务，宗主要求她在少数有能力承担他们的义务的人中间选择结婚对象。在城堡中，私下里她可能是一位剽悍的亚马逊女战士或一个泼妇，与她的丈夫大打出手。闲暇时，她健壮的身体上裹着以毛皮镶边的丝制长袍，戴着美丽的头饰，穿着可爱的鞋子，珠宝熠熠生光——这一身迷倒众生的行头，足以使抒情诗人坠入爱河或心醉神迷，不由得要把她当作自己的缪斯来热爱。

她的子女接受一种与在大学里截然不同的教育。领主的儿子很少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人费力耗神，去教他们读书写字。读写是办事员或抄写员的事情，一点微薄的薪水就可以雇到他们。大多数封建时代的骑士都蔑视知识。贝特朗·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是骑士精神最负盛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接受过全部战争艺术的训练，并学习过无惧无畏地应付各种恶劣天气，却从未在读书写字上浪费过半点心神。只有在意大利和拜占庭，贵族们才秉持着一种文学的传统。骑士家庭的男孩约7岁，就被送进另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侍从，为其服务，而非送到学校求学。在纳邦，他学习服从、纪律、礼仪、着装、骑士荣誉的准则及马上格斗和作战技能。也许，地方上的教士会额外给予他一些写字和计算方面的训练。女孩们被传授近百种实用或精妙的技艺，不是从书本上或在学校里，而是在家中边看边学。她们照料宾客以及征战或比武归来的骑士，她们为他卸下盔甲，放好洗澡水或浴具，摆好干净的亚麻布、衣物和香水，并以恰到好处的谦恭和训练有素的优雅，在餐桌旁静候。她们学习读书写字，在这一点上，她们至少比男孩们强。她们是抒情诗人、叙事诗人和吟游诗人主要的听众，是当时的浪漫传奇和诗歌的知音。

贵族的家庭成员也经常包括一些封臣或臣属。封臣是从领主那里得到一些实际的利益或特权——通常是某块土地，连同所属农奴，以为他提供军事服务、个人陪护或政治支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使用权归于封臣，领主则保留所有权。封臣太骄傲，太强壮，不可能当农奴，但是他的力量又太有限，不足以保证自身在军事上的安全，因此只得向领主表示“敬意”或“臣服”：不戴帽子，不佩武器，跪在领主面前，将双手置于领主手中，当众宣布他是领主的人（homme）或仆人（man）——同时保留他自由人的身份，在圣物或圣经面前宣誓，对领主永远效忠。领主将他扶起，亲吻他，授予他封地，并交给他麦秆、棍子、长矛或手套，以为封授的象征。从此以后，领主须给予他保护、友谊、忠诚及经济和法律援助。中世纪的一位律师说，他决不能侮辱封臣，或诱奸封臣的妻子或女儿。如果他这么做，封臣可以“向他扔手套”来表示对他的蔑视或向他挑战，也就是说，作为解除或放弃效忠的标志——但是不必归还他的封地。

封臣也可以“分封”部分土地给一个较低的封臣，后者与前者的关系，后者向前者承担的义务，一如封臣之于他的领主。一个人可以从若干领主那里获得封地，只须向他们“个别臣服”（simple homage）和提供有限的服务。不过，对一位“君主”领主，他必须做出“君主臣服”的誓言——无论战时或和平时期，都须向其无条件效忠并提供服务。领主本人，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都可能是另一位领主的封臣，只要他在后者的封地上拥有财产或承担义务，他甚至可能因为拥有从后者那里获得的土地，而成为另一位领主的封臣的封臣。而所有的领主，都是国王的封臣。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主要的联结点是军事而非经济因素。一个人向一位领主提供或承担军事服务和个人陪护，而财产不过是他的酬劳而已。在理论上，封建制度是以道德互惠为核心的宏伟体系，它将处于扰攘动荡的社会中的人，以相互的义务、保护和忠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与另一个人密不可分地联结起来。

·封建教会

某些时候，庄园领主本人就是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虽然许多僧侣都辛勤地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很多修道院和大教堂都能分享教区的什一税，但是要供养庞大的教会机构，在所难免亟须他人的协助。而这些协助的主要来源，即是国王和贵族向教会捐赠的土地，贡献的封建税收。当这些馈赠积累起来，教会便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地主或土地拥有者，及最大的封建宗主。福达的教会拥有1500座小庄院，圣加尔的教会则拥有2000名农奴，而图尔的阿尔琴是2万名农奴的领主。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由国王授予圣职，像其他封臣一样向他宣誓效忠，他们拥有公爵和伯爵等头衔，铸造钱币，主持主教或修道院法庭，也承担着军事服务和农业经营的封建任务。在日耳曼和法兰西，经常可以看到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披坚执锐，冲锋陷阵。1257年，康沃尔的理查为英格兰没有如此“尚武和勇猛的主教”而悲叹。深深地羁縻在这种封建制度的网中，教会把自己变成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当然，同时也是宗教——机构。教会的世俗或物质财富，其封建领地或封建权力和义务，对于虔敬的基督徒来说，不啻是一个丑闻，这也成为异教徒的口实，成为皇帝和教皇激烈争执的源头。封建制度使教会封建化了。

·国王

12世纪的教会，它彼此保护、服务和效忠的封建和等级结构，是为利益驱动所支持的、为封建宗主教皇所确认的世俗的封建政治体制，也要求由所有封臣的领主，所有世俗领主的宗主——一位国王——来加以确认。从理论上说，国王是上帝的封臣，并受神权管辖，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上帝允许并由此认可他的统治。实际上，无论如何，国王是通过选举、世袭或战争，才爬到这个宝座上来的。诸如查理曼、奥托一世、“征服者”威廉、“奥古斯都”菲利普、路易九世、腓特烈二世及“美男子”路易，他们皆凭借其性格或军队的力量，来扩大他们世袭的权力。不过，一般说来，封建欧洲的国王，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者，倒不如说是封臣的代表。他们是由大贵族和教会选举或确立的。他们直接的权力只限于自己的封建领地或庄园。在王国的其他地方，农奴和封臣向保护他们的领主而很少向国王宣誓效忠，因为他微不足道且遥不可及的军事力量，无法达到并守卫其国土上散布在各处的所有村落。在封建制度之下，国家只是国王的产业而已。

在高卢，这种各自为政、割据一方的局面最为严重，这是加洛林王朝的王子王孙瓜分帝国、从而削弱了其自身的结果，同时主教们迫使他们屈从于教会利益也加强了这一趋势。此外，挪威人的侵扰使大部分法兰西支离破碎，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是原因之一。在这个完美的封建制度中，国王是贵族之首或同等者之第一（primus inter pares），他只不过比亲王、公爵、侯爵和伯爵站得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国王正像这些“同等者之一员”或“贵族”一样，只是一位封建贵族罢了。国王被限于靠自己领地的收入维持生计，不得不在各处皇家庄园间迁徙。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年代，皆依赖于封臣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斡旋，而这些封臣绝少履行应尽的义务，即一年中超过40天，全副武装前来卫戍他，倒把一年中一半的时间用于密谋推翻他。为了赢得或换取支持，国王把一处又一处的产业赠予强权人物。10世纪和11世纪，留给法兰西国王的领地实在太小了，以致无力制约他的封臣领主。当这些领主将产业变成世袭，建立他们自己的治安机构和法庭，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时，国王根本没有力量预先阻止。除非是在首都向国王申诉的案件，否则，国王不能干涉这些封臣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司法权，也不能向他们的领地派遣自己的官员或税吏，他不能阻止他们单独签署条约或擅自发动战争。理论上，法兰西国王拥有所有向他称臣的领主的土地；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位大地主，而且未必是最大的那位，他的财产从来都不能与教会抗衡。

不过，正如国王无力保护封建制度下的全部领土，封建领主也无力维持他们这些领主之间的秩序，或是为日益拓展的商品经济提供一个统一的政府；如此，反而削弱了贵族的力量，巩固了国王的权势。对军事竞赛的热衷，使封建欧洲的贵族们投身于个人战争和全民战争。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最终是宗教战争，榨干了他们的血汗。他们中的一些人耗尽家财，又没有法律保护，走投无路，落草为寇，沦为肆意掠夺和杀人的强盗贵族。商业和工业的成长，在原有的封建关系或契约外，造就了一个新兴和富有的阶层。商人憎恶封建税收和贩运货物时途经封建领地所冒的风险，同时，他们要求以中央政府的统一法律取代私人或地方法律。国王于是联合这些新兴的阶级和蒸蒸日上的城镇，他们为维护和扩张国王的权威提供经费或资助，所有遭受领主压迫和损害的人，都迫切期待国王的援助和保护。教会领主通常是国王的封臣，对他忠心耿耿。尽管经常与皇室发生摩擦，教皇也觉得与君主做交易，远比与分散的、半非法的贵族做交易来得容易。

因为得到这些不同势力的支持，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们使他们的权力传承世袭化，而非通过选举。临死之前，他们会预先为某个儿子或某位兄弟行加冕礼。而要在世袭君主政体和封建无政府状态中二者择其一，人们则更乐于接受前者。交通的进步和货币流通的增长，使正常、稳定的税收成为可能。皇家税收的增长，为更庞大的皇家军队提供了资金。新兴的律师或法理学家通过复活罗马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巩固君主的权威。约1250年，法理学家们宣称，皇室的权力被及其国土上的所有人民，从此以后，法兰西人民向他们的国王，而非他们的领主宣誓效忠。13世纪末，“美男子”菲利普已经强大到不但征服了他的贵族，也征服了他的教皇。

法兰西国王通过取消贵族的私人铸币、审判和战争的权力，代之以皇家法院的头衔和特权，来缓和这种变化在封建领主中间引起的不满或怨愤。较大的封臣组成皇家法院（curia regis）或国王法庭，他们成为朝臣，而非当权者。原来在贵族的城堡里进行的宗教仪式，现在变成在国王的剧场里、餐桌上、寝室中举办的隆重典礼。贵族的子女被送进宫廷，为国王和王后服务，成为侍从或荣誉女官，同时在这里学习宫廷礼仪。王室宫殿于是成为培养法兰西贵族的学校。最高规格的典礼便是法兰西国王在兰斯、日耳曼皇帝在亚琛或法兰克福的加冕仪式。这片国土上所有的达官贵人，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礼服，带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车马扈从，荟萃一堂。教会竭尽全力，将其仪式的全部神秘和威严发挥到极致，来隆重庆祝新统治者的登基。他的权威由此成为神的权威，这一点无人能否认，除了厚颜无耻的渎神者。封建领主纷纷涌入宫廷，教会将君权神授赠与国王，而后者将破坏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和权威。

封建法规

在封建政治体制中，民法的法官和执行者通常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为这个原因，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等同起来。当诉讼或处罚遭遇疑难时，社区最年长的成员便会被征询：他们年轻时，关于这个问题，习俗是怎样说的？因此社区本身便是法律最主要的来源。领主或国王可以下达命令，然而这些不是法律。而且，如果他们提出超出习俗许可范围的无理要求，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并被挫败。南法兰西有一个承自罗马人的成文法，北法兰西封建程度更甚，保留了大部分法兰克人的法律。到13世纪，这些法律统统被写入成文法，它们甚至比以前更顽固、更难改变，同时增加了上百种法律预设，以对应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封建法律对财产法的规定，是复杂而且非同寻常的。它承认三种占有土地的方式：（1）保有绝对所有权，即无条件所有权的土地；（2）封地——拥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以贵族服务为条件让与领主的土地；（3）使用和占有——以封建税费为条件，将使用权让与农奴或佃户。就封建制度的理论而言，只有国王才对土地享有完全或绝对的所有权。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贵族，他也只是一名佃户，其占有土地，是以服务为前提的。领主占有的土地也不完全属于个人，他的每个儿子对代代相传的土地都有继承的权利，他完全可以阻止其出售。一般情况下，整个产业是遗赠给长子的。这种长子继承制的习俗——在罗马人或野蛮人的法律中是没有的，在封建制度下，是明智和可取的，因为它将产业的军事保护和经济管理，交给一个或许是头脑最成熟的继承者。年纪较轻的儿子被鼓励到领地之外从事冒险事业或在其他土地上创建新的产业。尽管对所有权有所限制，封建法律比任何法律都更尊重所有权；对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进行惩处时，也比任何法律都严厉。一部日耳曼法典中规定，如果有人剥掉护渠的柳树林中某株柳树的树皮，“他的小腹会被撕开，而他的肠子会被掏出来，缠绕在他给柳树造成的伤口上”。迟至1454年，威斯特伐里亚某项法令规定，非法搬动邻居界碑的人，将被泥土掩埋在地下，只留头部在外面。而这块土地，由一个以前从未耕过田的人，牵着一头牛犁过，“而埋在土里的人可以尽其所能来拯救自己”。

封建法律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野蛮人的法典，致力于以公开的处罚取代私下的复仇。教堂、集市场所、“避难的城镇”，都被赋予避难权。因为这种限制，复仇会被拖延，直至相关法律被制定并颁布出来，以为补救。庄园法庭审理佃农之间或佃农与领主之间的诉讼；领主与封臣之间或领主之间的争执，则由“贵族同等者”（peers of the barony）组成的陪审团裁决——“贵族同等者”至少须拥有与原告相当的身份，相当的领地，或在某些贵族的礼堂中拥有一席之地；主教或修道院法庭审理涉及神职人员的诉讼；最高申诉由世袭贵族组成的皇家法院听取，有时由国王亲自主持。在庄园法庭内，审判期间，原告和被告均被拘禁起来，直至宣读判决。在所有法庭中，一旦原告败诉，他就要被处以在他胜诉的情形下，应加诸被告的同等惩罚。而行贿受贿，在所有法庭中都相当普遍。

神断法继续存在，贯穿封建时代始终。约1215年，在坎布雷，一些异教徒经历了铁烙测试。他们被绑在火刑柱上，忍受灼痛。不过，据说，有一个人表示悔过，幸得宽免，而他的双手立即复原了，找不到一点烧过的痕迹。12世纪哲学的发展，及稍后对罗马法的再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这些“上帝的试炼”（ordeals of God）的憎恶。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承诺将其全部废止。亨利三世把这一禁令写入英格兰的法律（1219年），腓特烈二世把它纳入《那不勒斯法典》（1231年）。在日耳曼，这种古老的测试延续至14世纪。1498年，萨伏那洛拉在佛罗伦萨被处以火刑，受尽了折磨。16世纪，在女巫检验中，它一度死灰复燃。

封建主义鼓励采用格斗来进行古老的日耳曼式检验，一方面作为验证的方式，另一方面借以取代私下的复仇。盎格鲁—撒克逊人废止这一测试后，诺曼人又在不列颠将其恢复，此后，它一直保留在英国的法令全书中，直至19世纪。1127年，一位名叫盖伊的骑士，被另一位名叫赫尔曼的骑士控告参与暗杀佛兰德斯的“好心”查理（Charles the Good）。当盖伊否认罪行后，赫尔曼便向他发出进行司法决斗的挑战。他们足足打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双方都从马上跌下来，武器也脱手了。他们由斗剑改为摔跤，而赫尔曼将盖伊的睾丸从身体上撕扯下来，最终证明他的控告是公正的。盖伊就此断了气。或许是对这种残暴的行为感到羞耻，封建习惯法对挑战的权利作出重重限制。原告欲赢得这一权利，必须拿出相当的证据；被告如果能提供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便可以拒绝决斗；农奴不能挑战自由人，麻风病人也不能挑战健康人，而私生子不能挑战有合法出身的人；一般而言，一个人只可以向同一社会地位或等级的人挑战。

一些社区的法律赋予法庭禁止任何司法决斗的权力。女人、神职人员和身体残障之人可免于接受挑战，不过，他们可以挑选“斗士”（champions）——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决斗家——来代表他们。早在10世纪，即便是强壮的男人，也雇用斗士作为替身。既然上帝会依照指控公正与否来决定结果，那么，斗士的身份似乎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奥托一世不得不以斗士决斗的方式，来证明他的女儿是否是清白之躯，及解决某些产业的继承争议。而在13世纪，卡斯提亚的国王阿方索十世也求助于这种决斗，以决定是否把罗马法引进他的王国。人们经常给外交使节配备斗士，以便在外交争端允许通过决斗来裁决时，能派上用场。直到1821年，这种斗士还出席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中世纪，斗士应该把他的铁手套掷到地上，然后大声宣布，他已经准备好与任何敢于挑战即将加冕的新君神权的人，拼死一战。

以斗士来决斗，使人怀疑格斗测试的公正性。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在社团法规中宣布其为非法。13世纪，在欧洲南部，它被罗马法取代。教会再三谴责它，而英诺森三世将相关禁令绝对化（1215年），规定所有人无一例外均须遵守。腓特烈二世把它摒除在那不勒斯领土以外，路易九世在直接服从他统治的所有地区将它废止（1206年），“美男子”菲利普也禁止它在法兰西任何地方出现（1303年）。这种决斗，更多地源自私人复仇的古老传统，而非司法格斗。

封建刑罚严厉，以至野蛮。罚款名目繁多，不可胜数。监禁与其说是一种惩罚，莫若说是为审讯而关犯人的禁闭。不过，它本身也确乎能成为一种酷刑，当单人牢房里充斥着虫、鼠或蛇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可能会被判戴颈手枷（pillory）或足手枷（stocks）示众，成为公众嘲笑及腐烂食物或石头的靶子。浸水椅（ducking stool）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及规劝长舌妇和泼妇，被宣告有罪的人捆在椅子上，而椅子固定在一根长长的杠杆的一端，行刑时，连人带椅浸入河流或池塘中。被宣告有罪的壮汉会被判做船奴（galley slaves）服苦役：半裸着身子，吃很少的食物，他们被锁链锁在长椅上，被迫——反抗会招致严厉的笞刑——划动船桨，直至精疲力竭。用鞭子或棍子施行笞刑是一种普遍的处罚。身体上——有时是脸上，被烙上字母，以昭示其有罪。作伪证和有亵渎言行的，会被惩罚用热铁条刺穿舌头。毁伤身体是常见的，手或脚，耳朵或鼻子被切掉，眼睛被挖出来。为遏制犯罪，“征服者”威廉颁布法令说：“没有人会因为任何罪行而被杀死或绞死，我们宁愿他的双眼被剜出，他的手脚、睾丸被砍掉，以便他身体残余的任何部分，都成为其一切罪行和邪恶的活生生的印记。”酷刑以至虐待折磨，在封建时代很少采用，罗马法和教会法规于13世纪使其复活。偷窃或谋杀有时被判流放或充军，更常见的则是斩首或绞死。女杀人犯会被活埋。基督教宣扬仁慈，然而，教会法庭颁布法令，为类似的罪行规定了与世俗法庭相同的处罚。圣热纳维耶芙（St.Geneviève）的修道院法庭以偷窃罪为名，活埋了七名妇女。或许，在一个未开化的时代，以野蛮的惩罚来恐吓目无法纪的人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残暴的行径却持续至18世纪。并且，最恶劣的酷刑并非由领主用来对付杀人犯，而是由基督教僧侣施诸虔诚的异教徒。

封建战争

封建制度是作为一个精疲力竭的农业社会的军事组织而兴起的，它的优势在于军事，而非经济。封臣和领主应该为战争训练自己，随时准备放下犁头，拿起刀剑。

封建军队是基于封建效忠关系而组成的封建等级组织，并按照贵族等级严格划分。亲王、公爵、侯爵、伯爵和大主教担任将军；男爵、领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担任将领；骑士或爵士（chevalier）组成骑兵；侍从则是男爵或骑士的随员；“带武器的人”（men-at-arms）——乡镇或村庄的民兵——充作步兵作战。封建军队后面，正如我们在十字军中看到的，许多“无赖”（varlets）徒步跟随着，他们既无指挥官，也无纪律可言。他们劫掠被征服者，并用战斧或棍棒杀死倒下来的和受伤的敌人，使他们从痛苦中解脱。不过，从本质上说，封建军队是由那些骑在马背上的人会聚而成的。由于缺乏机动性，步兵自阿德里堡（378年）一役以来，失去了优势地位，直至14世纪以前，一直未能恢复这种地位。骑兵是作战主力，骑兵（cavalry）和重骑兵（cavalier）、骑士以及游侠（caballero）皆因马而得名。

封建武士使用长矛和剑（或弓矢）。骑士的自负延及他的剑，而他赋予它一个满怀爱意的名字。毫无疑问，是叙事诗人们赋予查理曼的剑“乔伊尤斯”（Joyeuse）、罗兰的剑“迪朗达尔”（Durandel）及亚瑟王的剑“艾克思凯里伯”（Excalibur）这样的美誉。弓有很多形制：它可能是一张简易的短弓，射击时当胸拉开；或者一张长弓，射击时从眼睛和耳朵处瞄准；又或一张十字弓（弩），射击时其上的弓弦沿木臂上的沟形矢道拉紧，然后突然松手；有时则是扣动机括，借以射出铁制或石制的发射物。十字弓历史久远；长弓第一次发挥显著作用，则是经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之手，他将其用于该国与威尔士的战争。在英格兰，箭术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也是体育竞技的主要项目。弓的发展，肇端了封建主义的军事崩溃。骑士蔑视徒步作战，不过，弓箭手却能杀死他的马，从而陷他于不利的局面。对封建军事力量的最后致命一击，将在14世纪随着火枪和火炮的应用而到来，后者能从一个安全的距离射击，杀死戴盔披甲的骑士，并摧毁城堡。

骑乘着战马，封建武士便得以负荷身着铠甲的自身的重量。12世纪，全副装备的骑士，从颈到膝，覆盖着锁子甲——一种链甲制成的外衣，带有遮蔽双臂的袖子，头部则罩着严严实实的铁罩，只留口鼻和眼睛在外面，他的腿和脚则藏在胫甲当中。在格斗中，他更戴上铁盔，其上的鼻罩——一片突出的铁片——保护着鼻子。金属甲片制成的遮护用的盔和甲出现于14世纪，以为防御长弓或十字弓之用，并一直沿用至17世纪。此后，几乎所有的盔甲都被弃置不用，以追求灵活机动的优势。作为防护物，骑士将木头、皮革、铁圈制成的中央装饰着镀金铁纽的小圆盾系在颈上，并用暗带捆缚在他的左手上。中世纪的骑士可谓一座移动的堡垒。

要塞在封建战争中是首要且常见的有力防御形式。在战场上战败的军队，可在庄园的围墙之内找到庇护所，并可以主塔楼为阵地，进行最后的抵抗。围攻术在中世纪已然衰落。对于尊贵的骑士来说，摧毁敌人的围墙所需的复杂的组织或调遣相关装备，最终证明代价太过高昂或任务太过艰巨。不过，运用开掘坑道的士兵以及坑道工兵的艺术却成就斐然。因财力有限，海军也被削减了。巨型战舰沿袭古代形制——在甲板上设战塔以为防御，并由自由民或船奴划桨推进。在船上，正如在人身上一样，没有作战用途的地方，都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在用以保护船身木材免受水和空气侵蚀的沥青涂层上，中世纪的造船工人和画匠和着蜡，绘上明艳绚烂的颜色——白、朱红、深蓝。他们将船首和围栏涂成金色，并在船首和船尾雕刻出人、兽和神祇的形象。船帆绘以鲜艳的色彩，有时是紫色，有时是金色。一位君主或诸侯的船往往醒目地装饰着他的盾徽。

封建战争与古代和近代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更高的频率及更少的伤亡和代价。每一位贵族都声称有权利以私人战争来对抗与他之间不存在封建关系的任何人，而每一位国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对另一位统治者的土地进行光荣抢掠。当国王或领主奔赴战场，其所有的封臣和自他以下至第七等级，均须发誓追随并为他作战40天。12世纪，今天法兰西境内的某些地区，几乎无一日不处在战争之中。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是一位骑士事业的顶峰。他应该欣然或坚毅地承受挑战，抑或给予他人沉重的打击。他的终极抱负是作为一名武士死于“荣誉的战场”，而非在床上作为懦夫死去。拉蒂斯邦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 of Ratisbon）抱怨，“仅有那么少的大领主活到他们本该有的年纪寿终正寝”。不过，贝特霍尔德本人是一位僧侣。

这种竞技并不是很危险。描述布雷姆勒（Bremule）之役（1119年）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us Vitalis）报告说：“参加战斗的900名骑士中，只有3名被杀死。”在坦什布赖（Tinchebrai）——在那里，英格兰的亨利一世打败了所有的诺曼人——之役（1106年）中，400名骑士被俘，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被杀死。在布汶（1214年），中世纪最血腥和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参战的500名骑士中，有170名丢掉了他们的性命。盔甲和要塞具有防御优势；一个披挂全副盔甲的人较难被杀死，除非趁他倒在地上，割断他的咽喉；而这样做是骑士精神所不取的。此外，俘虏一名骑士并为此接受赎金，比杀死他而引致世仇报复要来得聪明。一次战役中，佛罗依撒（Froissart）为所发生的屠杀深感遗憾，因为“像这么多好俘虏，本可以带来40万法郎的”。骑士的准则和互惠的精明都忠告礼遇俘虏及索要赎金须适度。通常，一名俘虏以荣誉担保，于指定的日期内带着他的赎金返回，即可获释，而违背这样一个誓约的骑士极为鲜见。农民受封建战争的伤害最甚。在法兰西、日耳曼和意大利，每一支军队都搜掠敌方封臣和农奴的土地，洗劫他们的屋舍，并夺取或捕杀不在防御围墙内的所有家畜。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之后，许多农民才得以拾回他们的犁进行耕作，而许多人因缺粮以至饿死。

国王和王子或亲王努力维持战争间歇的国内和平。诺曼公爵在诺曼底、英格兰和西西里，成功地维持了这种和平；佛兰德斯伯爵在他的领土内，巴塞罗那伯爵在加泰罗尼亚也是如此，而亨利三世在日耳曼维持和平达一代之久。除此之外，教会在限制战争方面走在了前列。989至1050年，在法兰西召开的历次教会会议颁布了“宗门和平律”（Pax Dei），或“神命和平”（Peace of God），允诺将所有在战争中对平民使用暴力的人逐出教会。法兰西教会在各个重镇组织和平运动，并说服很多贵族不但放弃私人战争，更加入宣布其为非法的行列。在一首著名的赞美诗中，沙特尔的富尔贝特（Fulbert of Chartres）为这种不寻常的和平而向上帝做感恩祷告。这一运动博得一般民众的热烈喝彩，而一些善良的人预言，不到五年，和平计划将被所有的基督徒接受。自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会议便宣告“神命休战”（Treuga Dei），这或许是借鉴了关于朝圣期间禁止战争的穆斯林禁律：在四旬斋期间，庄稼收割或葡萄收获期（8月15日—11月11日），指定的圣日，及每一星期的数天——通常是星期三晚上到下星期一早上，禁止所有的暴力行为。它的最终形式是这种“神命休战”，允许一年有80天，可以用于私人战争或封建战争。

这些呼吁诉请和严厉谴责起了作用。教会的协作、君主日益增长的权势、城镇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十字军东征对军事力量的吸纳，使私人战争渐渐终止。12世纪，“神命休战”在西欧成为民法，也成为教会法规，即法律的一部分。第二次拉特兰会议（1139年）禁止使用军事武器对抗人类。1190年，莱希斯贝格的格霍赫（Gerhoh of Reichersburg）提议，教皇应该禁止基督徒之间的所有战争，而基督教统治者之间的所有纷争，应该交付教皇公断。国王们觉得这有点过分。当私人战争减少，他们更频繁地发动国际战争。13世纪，教皇们自己以人质的身份参与了王室的权力游戏，将战争作为一种政策的工具来运用。

骑士制度

源于从军或入伍的古老日耳曼习俗，混合了来自波斯、叙利亚和西班牙等地的萨拉森人的影响及基督教关于献身和立约的理念，造就了骑士制度不完美却高雅的特征。

骑士是出身贵族家庭——拥有头衔和土地的家庭——而已正式被骑士团体接纳的人。并非所有“出身高贵”的人（因家族或祖先而获得高贵身份的人）均有资格加入骑士团体或获封头衔。长子以外诸子，除非具有皇族血统，通常仅限于继承除贵重财产之外的一份财产，只能成为骑士团体的附属成员。这些人留做侍从，除非他们开辟新的土地和拥有自己的头衔。

想成为骑士的年轻人，须忍受漫长和艰苦的训练。七八岁时，他就要进入骑士团体当一名侍童，12或14岁时，改充侍从，为某位领主服务。他在餐桌旁、寝室里、庄园中、马上枪术比赛上或战斗时侍候领主。他以危险的训练和运动来强固他的身心，他通过模仿和考验来学习使用封建战争的兵戈。当他的学习生涯结束后，他由一种类似基督教圣礼的仪式，被接纳进骑士团体。作为精神净化的象征，候选人先要沐浴，或许这也是一种身体方面的检验。因此，他又被称为巴斯爵士（Knight of the Bath），以区别于圣剑骑士（knights of the sword）。所谓“圣剑骑士”，是在某些战场上获封、以其英勇而及时奖掖的骑士。他穿着白色长衫、红袍和黑外套，这三种颜色依次象征着他道德的纯洁，他为荣誉或上帝可能流的鲜血，及他必须准备好义无反顾地迎接的死亡。这一整天他要斋戒。整个晚上，他都在教堂里祈祷，向神父忏悔他的罪过，参加弥撒，领受圣餐，聆听关于一位骑士的道德、宗教、社会和军事义务的训诫，并庄严地承诺去践行它们。然后，他颈上悬挂着一柄剑，走向圣坛。神父解下剑祝福一番，重又挂回到他的颈上。候选者转向坐着的领主，恳求其授予骑士身份，并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出于何种目的，渴望加入这一团体？如果为了富有，为了获得安逸和拥有荣誉，而不去做荣耀骑士的事，那你不配成为其成员，并且，你之于骑士团体，正有如买卖圣职者之于高级圣职。”候选者都准备有可靠的答案。然后，骑士或女士替他穿戴骑士盛装，包括锁子甲、胸甲或腹甲、臂章、金属护手、剑和踢马刺。领主站起来，授予他骑士爵位——用剑面在颈或肩上击三下，而有时是一个耳光，表明他能无怨无悔地接受最后的公开侮辱的象征。最后，以惯用语句授予他骑士封号：“以上帝、圣迈克尔和圣乔治之名，我封你为骑士。”新骑士接过一支长矛、一顶头盔和一匹马。他戴好头盔，跃上马，挥舞着长矛和剑，策马驰出教堂，向观礼者分发礼物，并设宴款待朋友。

他现在有权在马上比武大会中，冒着生命危险一试身手，而这种马上比武大会将训练他，使他在技巧、耐力和勇气方面都进一步得到提升。自10世纪起，马上比武大会在法兰西盛极一时，并使扰乱封建生活的部分激情和精力在此获得升华。为庆祝一位骑士的正式获封、某位君主的来访或王族血统的联姻，国王或大领主下令召集马上比武大会，派出传令官前往通传。提出参赛请求的骑士，来到一座指定的城镇，在他们房间的窗口悬挂他们的纹章，并在城堡、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场所张贴他们的盾徽。观者查看那些物品，并可自由就候选参赛者的过失提出控告。大会官员听取案情，取消有罪骑士的参赛资格。这在当时称为“家声之污”或“盾徽之污”。当令人兴奋的集会到来，马贩子装备骑士，杂货商为骑士和他的马披上盛装，放债者则替失败者赎身，占卜的、卖艺的、滑稽伶人、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漫游学者、放荡妇人及上流社会的女士，都置身其间。整个场面，简直就是一个充斥着歌声和舞蹈、幽会和争吵及就赛事进行的疯狂赌博的绚丽多彩的节日。

一场马上比武大会可能会持续差不多一周，也可能只有一天。1285年的一场马上比武大会中，星期天是集结和庆典；星期一和星期二是马上枪术比武；星期三休息一天；星期四观看马上比武，马上比武大会即因它而得名。竞技场或战场借用城镇的广场，或安排在郊外的露天场地，部分由看台和包厢环绕着，穿戴着中世纪灿烂炫目衣饰的富有贵族，坐在那里观看斗殴；平民则站在场地四周。看台装饰着织锦、帐幔、三角锦旗和盾徽。音乐家以乐声拉开马上比武大会的序幕，并以装饰乐句来欢庆竞技中最精彩的时刻。比赛幕间，贵族领主和女士在站着的人群间抛散硬币，众人高喊着“赏钱！”（Largesse）或“诺尔！”（Noel），迎接它们从天而降。

在第一场竞赛之前，参赛的骑士身着色彩鲜明的服饰，踏着庄严雄伟的步伐，行进至竞技场，后面跟着他们骑马的侍从，有时也由女士们牵着系马的金银链子，引领他们入场，他们正是为这些小姐的荣耀而战。通常，每位骑士都执盾，戴盔，或手握长矛，在长矛上系着取自他心仪的女士衣饰的一条围巾、面纱、斗篷、手链或缎带。

马上枪术比赛或长矛比武，是骑士选手一对一的格斗。他们策马“全速”（at full tilt）对冲，并向对方掷出他们的铁制长矛。如果一方选手落马，按照规则，另一方也须下马。接着，战斗以徒步的方式继续进行，直到任何一方宣布弃权，或因疲劳、负伤、死亡而丧失战斗力，抑或直到裁判官或国王叫停。然后，胜利者来到裁判官面前，郑重地从他们或某位可爱的女士手中接过奖品。这种格斗一天可能举行好几场。当马上比武开始，节日的高潮也便来临。参加比武的骑士自行分为敌我两队，并进行一场真正的战役，虽然通常使用钝兵器。在诺斯（Neuss）举行的一场马上比武大会中，约有60位骑士丢掉了性命。在这样的马上比武大会中，也一如战争，战败者被俘虏，并被索要赎金，俘虏的战马和甲胄都归胜利者所有。骑士之好财犹胜好战。讽刺寓言诗讲述一位骑士抗议教会宣布马上比武大会有罪，因为该项判决一旦生效，将会断绝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当所有的竞赛结束后，生还者和贵族观众参加彻夜的宴饮、唱歌和跳舞。得胜的骑士享有亲吻最可爱的女人的特权，并聆听为纪念他们的胜利而作的诗歌和歌曲。理论上，骑士必须成为英雄、绅士和圣徒。迫切想要驯服未开化心灵的教会，为骑士制度披上宗教仪式和誓约的外衣。骑士发誓讲真话，保卫教会，保护穷人，尽己所能维护和平，并追击异教徒。对他的君主领主，他应付出比对父母的孝心更强固的忠诚；对所有的妇女，他应是一位守护者，拯救她们的贞洁；对所有的骑士，他应是一位兄弟，彼此礼让和互相帮助。战时，他或许与其他骑士对抗；但如果他俘虏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都必须待他们如自己的客人。因此，在克雷西（Crecy）和普瓦蒂埃被俘的法国骑士直到被赎回，都自由而舒适地生活在英国俘获者的庄园里，与他们的主人分享宴饮和体育运动。封建制度推崇骑士的贵族荣誉和贵族义务——军事上的英勇和封建式的忠诚，及慷慨无私地为所有骑士、妇女，所有贫者、病人服务的誓言，把它高置于平民的良知之上。因此，在基督教强调女性的美德一千年之后，“刚毅”又恢复了它所谓罗马人的阳刚之气这一意义。尽管笼罩着宗教的光环，骑士制度还是展现了日耳曼、异教徒和阿拉伯观念对基督教的胜利。一个向四面八方发动攻击的欧洲，又一次呼唤着尚武的美德。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骑士制度的理论。很少有骑士践行它，一如很少有基督徒达到基督徒式无私忘我的极难企及的高度。然而，作为林莽和野兽之子的人之本性，玷污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今天在马上比武大会中或战场上英勇奋战的英雄，明天也可能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杀人犯。他可能骄傲地展示他的荣誉，一如炫耀他的羽饰，而同时，就像朗斯洛（Lancelot）、特里斯坦（Tristram）和真实地存在过的骑士一样，以通奸破坏了和睦的家庭。他可能空谈保护弱者，同时挥舞宝剑，杀死手无寸铁的农民。他蔑视以血汗为他建造豪迈城堡的体力劳动者，对曾发誓要体贴并保护的妻子，他经常呼来喝去，有时还会拳脚相加。他可能在早上听过了弥撒，下午就去抢劫教堂，晚上则喝得烂醉如泥，丑态百出。因而，生活在骑士中间的吉尔达斯，描写过6世纪——有些诗人将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伟大领袖”（the great order of the Table Round）也归于这一时期——的不列颠骑士。他提到了忠诚和公正，然而，在佛罗依撒的书中，却充斥着背叛和暴力。其时，日耳曼诗人歌颂骑士，而日耳曼骑士却做着斗殴、纵火和拦路抢劫无辜旅行者的勾当。萨拉森人也为十字军的粗鲁和残酷震惊，甚至伟大的博厄蒙德（Bohemund）为表示他对希腊皇帝的轻蔑，而送给后者一船剁下来的鼻子和手指。这种人虽是例外，人数却也很多。当然，期待战士成为圣徒，实属荒谬。这些粗鲁的骑士，把摩尔人逐至格拉纳达，把斯拉夫人逐出奥得河，把马札儿人逐出意大利和日耳曼。他们把挪威人驯化为诺曼人，同时，剑之所指，把法兰西文明带到了英格兰。

两种影响缓和了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封建的好勇斗狠引向十字军东征。或许，崇拜童贞圣母玛利亚之风日盛，也使它获益匪浅。女性的美德再一次被推向崇高的地位，以遏制精力旺盛的男人的嗜血激情。然而，也许活生生的女人——她们诉诸感官，正与诉诸灵魂一般充满诱惑——在把武士转化为绅士的过程中，更具影响力。教会再三明令禁止马上比武，骑士们快活地置之不理。女人出席马上比武大会，而且没有被忽视。教会对于女人在马上比武大会以及诗歌中扮演的角色，颇感不悦；于是，在贵族妇女的道德与教会的伦理之间，起了冲突；而在封建世界里，女人和诗人赢得了胜利。

浪漫爱情或罗曼蒂克之爱——将对象理想化的爱情——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其程度大约同渴望与实现之间阻滞的程度一致。直至我们这个时代，它都很少导致婚姻。而一旦我们发现，骑士制度鼎盛时期，爱情与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则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情形比我们这个时代来得更正常。封建时代，妇女与男人的财产结婚，并与其他男人的魅力谈情说爱。诗人不名一文，只得与出身下层的女人结婚，却爱着与自己地位悬殊的女人，他们把最美的诗歌献给永难企及的夫人们。爱与被爱通常地位悬殊，以至最富于激情的诗歌也只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恭维而已，同时，彬彬有礼的领主会犒赏为他的妻子创作情诗的诗人。因此，在抒情诗人佩尔·维达尔（Peire Vidal）把情诗献给子爵夫人以示爱——甚至试图引诱她——之后，沃克斯的子爵（viscount of Vaux）仍待他以殷勤和关爱，虽然通常说来这样滥施友善，实在不应该。抒情诗人争辩说，婚姻是财产最大值和诱惑最小值的结合，几乎不能产生或维系浪漫爱情。甚至，虔敬如但丁，也似乎从未想过向妻子献上情诗，或发觉将情诗献给另一位单身或已婚妇女有何不妥。骑士同意诗人的见解，即骑士之爱应该献给其他女人——通常是另一位骑士的妻子，而非自己的妻子。不过，我们不能总是怀疑骑士对婚姻的忠诚，他们中大多数人漠视“宫廷爱情”（courtly love），适时地把自己交托给他们的伴侣，而以战争慰藉自己。有些骑士对主动献上浪漫爱情的女人十分冷淡。在《罗兰之歌》中，罗兰死时几乎没有想一想已订婚的新娘欧德（Aude），而后者惊悉噩耗，竟哀毁以至夭亡。也不是每个女人都浪漫。不过，从12世纪起，一个女人在丈夫以外应该有个情人，无论柏拉图式还是拜伦式，这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已是习俗或惯例。如果我们相信中世纪的浪漫故事，那么，当一位女士将她的颜色指定给骑士为服色，骑士就会承诺尊敬她或为她服务。她可以驱使他涉险犯难去建功立业，以考验他或疏远他。如果他服务得很出色，她应该以拥抱或更好的报偿犒赏他。这就是他所要求的“奖赏”（guerdon ）。他将所有的武功献给她。在格斗的紧要关头和死神的气息弥漫之际，他所呼告、祈求的，正是她的名字。于此，封建制度又一次成为基督教的对手，而非基督教的一部分。根据教义，女人在爱情上受到极大限制，而今她们宣告她们的自由并制定自己的道德法典。对女人肉体的崇拜，与对童贞圣母的爱慕正相匹敌。爱情宣称其是价值的一个独立原则，并提出服务的理想和行为的规范，甚至在借用宗教的语汇和形式时，它仍令人反感地弃宗教于不顾。

爱情和婚姻的分离是如此复杂难解，以至引起了道德和礼仪方面的许多问题。而且，正如在奥维德的时代一样，作家们以诡辩家的精密来处理这些问题。约1174至1182年，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撰写了《论爱情及其对策》（Treatise on Love and Its Cure ），其中，在论述其他问题的同时，他为“宫廷爱情”制定了法典和原则。安德烈亚斯将这种爱情局限于贵族阶层。他老实不客气地以为，它是一位骑士对另一位骑士的妻子不正当的激情，不过，他也尊重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诸如男人对女人的效忠、臣服和服务等。这本书是中世纪“宫廷爱情”存在最主要的证据，在该书中，贵族阶层的妇女回应质询，并宣布对“宫廷爱情”的裁决。

在安德烈亚斯的时代，据他记载，这一领域的领袖是公主、女诗人玛丽（Marie），即香槟公爵夫人（Countess of Champagne）。上一代则是她的母亲埃莉诺，即亚奎丹公爵夫人，曾经的法兰西王后，后来的英格兰王后。据《论爱情及其对策》记载，母女二人有时作为法官，共同主持普瓦蒂埃的爱情法庭（court of love）。安德烈亚斯相当了解玛丽，当过她的神父，显然，他写作该书，是为了将她关于爱情的理论和判断公之于众。他说：“爱情，教每一个人温文尔雅。”在玛丽的监护下，我们确信，普瓦蒂埃粗鲁的贵族们，组成了高雅妇人和庄重绅士荟萃的社会。

抒情诗人的诗歌屡次提及由贵族阶层的妇女扶植的这种爱情法庭——纳博讷的子爵夫人（Viscountess of Narbonne）、佛兰德斯的伯爵夫人（Countess of Flanders），及其他人——在皮埃尔弗（Pierrefeu）、阿维尼翁和法兰西其他地方。据说，10位、14位、60位妇人，坐着审理大部分由女人，有时由男人提交的案子。怀疑得以澄清，情人间的争吵归于平息，违反法典者受到惩罚。因此（据安德烈亚斯称），香槟的玛丽（Marie of Champagne）于1174年4月27日，就有关质询作出解答——“已婚之人能否存在真爱？”她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情人不计回报地奉献一切，不为现实动机驱策；已婚之人把满足对方的愿望当作一种义务，强迫自己去完成”。

所有的法庭，我们快活的安德烈亚斯说，就31条“爱情法则”（Laws of Love）达成共识。它们是：（1）婚姻不能作为拒绝爱情的借口……（3）没有人能同时真正地爱两个人。（4）爱情从不停留；它不是增加，就是减少。（5）勉强付出的关爱，得到了也毫无趣味……（11）那些只为结婚去爱的女人，爱她们是不合宜的……（14）轻易拥有使爱情变得可憎；得之不易使爱情……弥足珍贵……（19）爱情一旦开始衰退，就会迅速枯萎，并且很少去而复返……（21）在嫉妒的影响下，爱情总是增长……（23）成为爱情受害者的人，不思茶饭，难以成眠……（26）爱情为爱不顾一切。

这些爱情法庭，如果它们确实存在，那么，就是贵族阶层的妇女所玩的一种室内游戏。终日忙碌的贵族们不曾去关注它们，而多情善感的骑士们制定他们自己的规章。不过，毫无疑问，正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游手好闲，炮制出充斥抒情诗篇和早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浪漫故事和爱情仪式。“1283年6月，”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维拉尼（Villani）写道：

在圣约翰日，当佛罗伦萨的城市快乐、安静而祥和……一个社会团体组织起来，人数达千余，这些人都披着白色的衣服，自称“爱情的奴仆”（Servants of Love）。他们安排一系列的竞技、狂欢，并与女士们翩翩起舞；小号吹响，乐声沸腾，贵族和资产阶级应召前来，他们在正午和夜晚举办庆祝宴会。这一爱情法庭持续近两个月，这是在托斯卡纳举办得最出色和最著名的一次。

骑士制度始于10世纪，极盛于13世纪；此后，它备受百年战争暴行的摧残，又在玫瑰战争中因分裂英国贵族的极端憎恨而衰颓；最后，于16世纪，在宗教战争的神学纷争中终结。然而，它为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社会、教育、风俗、文学、艺术和语汇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骑士等级——嘉德（Garter）勋位、巴斯（Bath）勋位和金羊毛（Golden Fleece）勋位——在不列颠、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最终增至234种之多；而如伊顿（Eton）、哈罗（Harrow）和温切斯特等学校，在最有效的心智、意志和人格的训练中，将骑士理想与“自由主义”教育结合起来，此在教育学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一页。正如骑士在贵族或国王的宫廷中习得礼仪和殷勤，他也把宫廷中的某些事物输送给比他低的那些社会阶层。所谓现代教养就是由中世纪骑士精神演化而来。欧洲文学，从《罗兰之歌》到《堂吉诃德》，通过表现骑士式的人物和骑士主题，日益繁荣起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浪漫主义运动中，骑士精神的重新发现是激动人心的重要事件之一。尽管就文学而言，它太过泛滥，也太过荒诞，即便它事实上与理想相去甚远，骑士制度仍保存了人类精神的主要成就之一，保存了较其他艺术更加灿烂辉煌的一种关乎生活的艺术。

以此观之，封建时代的图景，并非仅是奴役、文盲、剥削和暴力构成的一帧画面，事实上，它也是这样一幅长卷：开朗、健壮的农民将荒野变为良田；男人致力于语言、爱情和战争的事业，多才多艺而精力充沛；骑士发誓献身于荣誉并投身于服务、寻求冒险和声名而非舒适和安全，而且藐视危险、死亡和地狱；在农民的农舍之中，农妇坚忍地劳作和养育后代；贵族妇女则将圣母般的温柔，诗意的自由，以及优雅包容，集于一身——或许封建主义比基督教更能提高妇女的地位。封建主义的伟大使命，就是在长期的分裂导致侵袭和灾祸之后，为欧洲重建政治和经济秩序。它成功了。它腐朽没落之际，正是近代文明在它的废墟和它的遗产之上兴起之时。

黑暗时代并不是学者能以轻蔑的态度来看待的一个历史时期。他不再会指责那个时期人们的无知和迷信、政治的分裂、经济和文化的贫穷。相反，他会为下列事实大感惊异：欧洲不断从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穆斯林、马札儿人和挪威人接踵的打击下复原、重生，并在历尽了动荡和灾难后，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学和技艺。对将秩序强加于这一混乱局面的查理曼、阿尔弗雷德、奥拉夫和奥托诸王，对在那个时代里如此坚忍地复兴道德和文学的圣本笃、格列高利、博尼费斯、哥伦巴、阿尔琴和布鲁诺等人，对建造大教堂的教长和工匠，及在一场又一场战争或恐怖的间隙，犹歌唱不已的无名诗人，他只能钦敬不已。国家和教会不得不从头开始，就像罗慕路斯和努玛在一千年前所做的那样，从丛林中开辟出城市，从野蛮中建立起文明。凡此种种，所需的勇气或精神，远较兴建沙特尔、亚眠、兰斯，或冷却但丁复仇的怒火，使之转化为从容优雅的诗篇，更为宏大。

第一章至第五章历史大事年表

486—751　高卢墨洛温王朝

490—543　圣本笃

520—560　爱尔兰学院之发展

521—598　圣哥伦巴

543—615　圣哥伦班

566—774　意大利伦巴底王国时代

568　威尼斯的建立

582—602　东罗马帝国皇帝毛里斯

590—604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590—616　肯特王艾塞尔伯特

597　奥古斯丁改变英格兰信仰

600—1100　格列高利赞美诗盛行

602—610　福克斯篡位

610—641　东罗马帝国皇帝赫勒克留

625—690　名医艾金纳的保罗

629—638　法兰克王达果伯特

640　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

约650　史诗《贝奥武夫》；诗人卡得蒙

651　巴黎医院设立

673—735　史学家比德

680—754　日耳曼的传道家博尼费斯

687—714　小丕平统治法兰克

697　威尼斯出现第一任总督

713—716　东罗马帝国皇帝安纳斯塔修斯二世

717—741　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

726　拜占庭破除偶像运动

735　约克学校

735—804　教育家阿尔琴

751—768　矮子丕平统治法兰克

751—987　法兰克之加洛林王朝

756　丕平帮助教皇拥有俗世的权力

768—814　法兰克之查里曼王

772—804　查里曼与撒克逊人战争

774　查里曼兼并伦巴底

774—1200　罗马式建筑

776—856　教育家莫鲁斯

778　查里曼在西班牙，罗兰在伦斯瓦利斯

780—790　爱琳摄政君士坦丁堡

787　丹人始侵英格兰

795　丹人始侵爱尔兰

797—802　爱琳为东罗马帝国皇帝

800　教皇利奥三世加冕查里曼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802　克伦汗统治保加利亚

813—820　东罗马帝国皇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

814—840　法兰克“虔诚者”路易一世

815—877　哲学家爱尔兰人约翰·艾利基纳

约820　瓦里亚基人进入俄罗斯

829　爱格伯奠定盎格鲁—撒克逊七王国，成为英格兰之首任国王

829—842　东罗马帝国皇帝西奥菲勒斯一世

841—924　挪威人入侵法兰西

843　凡尔登之瓜分；路德维希成日耳曼第一位国王

845—882　兰斯的辛克玛主教

848　沙勒诺医学校

约850　数学家李奥

852—888　保加人之可汗与圣徒包利斯

857—891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佛西斯

858—867　教皇尼古拉一世

859　俄罗斯大公留里克

860—933　挪威第一位国王哈法格

862　瓦里亚基人在诺夫哥罗

863　塞瑞尔和麦托迪乌斯向摩拉维亚传教

867—886　巴希尔一世建立马其顿王朝

871—901　阿尔弗雷德大帝

872　挪威人殖民冰岛

875—87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秃子”查理

886　挪威人包围巴黎

886—912　东罗马帝国皇帝“智者”利奥六世

887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888　法兰西王奥得

893—927　保加皇帝西米恩

899—943　马札儿人蹂躏欧洲

905　圣哥一世建立那瓦拉王国

910　克吕尼修道院设立

911　日耳曼王康拉德一世；诺曼底公爵罗洛

912—950　君士坦丁七世

约917　希腊文选

919—936　日耳曼王“捕鸟者”亨利一世

925—988　圣邓斯坦

928—935　波希米亚王温斯拉斯一世

934—960　挪威善王哈康

936—973　日耳曼王奥托一世

950　中古爱尔兰文学的高峰

955　奥托击败马札儿人

961　阿陀斯山之圣拉那女修道院

962　西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

963　奥托迫教皇约翰十二世退位

963—969　东罗马帝国皇帝尼斯福鲁斯·福克斯

965—995　挪威王“大伯爵”哈康

968　戏剧家罗斯威塔

973—983　日耳曼王奥托二世

975—1035　那瓦拉王之大圣哥

976　休得斯之《词典》

976—1014　摩斯特王布鲁玛

976—1026　东罗马帝国皇帝巴希尔二世

976—1071　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980—1015　基辅王乌拉底米尔一世

983—1002　日耳曼王奥托三世

987—996　休·卡佩建立法兰西之卡佩王朝

989　俄罗斯信奉基督教

992—1025　波兰第一位国王波斯拉夫一世

994　克吕尼修院改革运动

997—1038　匈牙利王圣斯蒂芬

999—1003　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1000　埃里克森在“文兰”

1002—1024　日耳曼王亨利二世

1007—1028　沙特尔主教福尔伯特

1009—1200　日耳曼罗马式建筑

1013　丹麦王斯温征服英格兰

1014　布鲁玛败挪威人于克朗塔福

1015—1030　挪威王圣欧拉夫

1016—1035　英格兰王克努特

1018—1080　史学家色拉斯

1022—1087　翻译家非洲的君士坦丁

1024—1039　日耳曼王康德拉二世

1028—1050　佐伊与狄奥多拉统治东罗马帝国

1033—1109　圣安瑟伦

1034—1040　苏格兰王邓肯一世

1035—1047　挪威善王玛格努斯

1039—1056　日耳曼王亨利三世

1040—1052　苏格兰篡位者马克伯斯

1040—1099　罗德里格·迪亚兹·埃尔·希德

1043—1066　英格兰王“忏悔者”爱德华

1046—1071　米兰之圣安布罗西教堂

1048　瑞米耶日修道院

1049—1054　教皇利奥九世

1052　政治家葛德文伯爵卒

1054　希腊基督教与罗马基督教分裂

1055—1056　东罗马帝国女皇狄奥多拉

1056—1106　日耳曼王亨利四世

1057—1059　东罗马帝国皇帝康伦斯

1057—1072　奥斯提亚主教达明

1058　苏格兰马尔肯三世迫马克伯斯退位

1059—1061　教皇尼古拉二世；红衣主教团成立

1060　阿普利亚公爵盖斯卡得

1061—1091　挪威人征服西西里

1063　哈罗德王征服威尔士

1063　比萨大教堂

1066　英格兰王哈罗德；哈斯丁之役；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

1073—1085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1075　反尘世册封权诏令；亨利四世被逐出教

1077　亨利四世在卡诺沙

1081—1118　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列克塞一世

1085　盖斯卡得劫掠罗马

第六章 十字军东征
（1095—1291）

缘起

十字军是中古戏剧上最高潮的一幕，也是欧洲及近东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在争执了数个世纪之后，诉诸人类的最后仲裁——战争。在持续近200年的旨在解救人类灵魂及获取商业利益的战争中，中古式的发展，基督教世界及商业的扩张，宗教信仰的狂热，封建势力及武士精神，这些全部达至顶点。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崛起。世界格局自行调整，近东由穆斯林控制。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温和地统治着巴勒斯坦，除了少数情况外，基督徒各派皆享有崇拜的自由。开罗暴君阿勒哈基姆（al-Hakim）于1010年摧毁圣墓教堂，但是穆斯林自行助其重建。1047年，游历者、穆斯林纳西尔·库斯鲁描述它：“……是最宽敞的建筑，能容纳8000人，以最高超的技术建成，教堂内部到处装饰着拜占庭花缎及耀眼的黄金……他们还描绘出骑驴的耶稣——是如此的平和安详。”这只是耶路撒冷众多基督教堂中的一座。朝圣的基督徒可以自由地进入圣地。前往巴勒斯坦朝圣早已成为虔诚与赎罪的象征。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身佩交叉成十字架状的“棕榈叶”教徒，这一记号表明此人已完成朝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朝圣者”。皮尔斯·普洛曼（Piers Plowman）总结说：“从今往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至1070年，土耳其人从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后，朝圣归来者开始带回有关基督徒被压迫和土耳其人亵渎神明的消息。有一个未经证实的古老故事，讲述游客“隐士”彼得受耶路撒冷主教圣西蒙之托，将一封详述基督徒被迫害情形并恳请援助的信，转交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年）。

十字军东征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拜占庭帝国的急剧衰落。七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据守欧亚两大洲的交通要冲，抵挡来自亚洲的武力侵袭和游牧部落入侵的步伐。此时，其内部的纷争，异端的出现，及1054年分裂后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使它衰弱到再难以完成上述历史任务。当保加人、帕特兹纳克人、库曼人及俄罗斯人进攻欧洲大门时，土耳其趁机瓜分了拜占庭的亚细亚各行省。1071年，拜占庭军队在曼日克特几乎被消灭干净，塞尔柱土耳其占据了埃德萨、安条克、塔尔苏斯，甚至尼西亚，他们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窥探君士坦丁堡，虎视眈眈。阿列克赛一世（1081—1118年）虽曾以屈辱的和平条款为代价收回了部分小亚细亚，但是他此时已无军事实力来抵抗另一次进攻。如果君士坦丁堡失陷，整个东欧就等于向土耳其敞开了大门，而图尔的胜利（732年）也将前功尽弃。阿列克赛大帝暂时压下信仰的骄傲，派代表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及皮亚琴察会议求助，要求拉丁欧洲助其驱退土耳其人。他争辩说：与异教徒在亚细亚作战，比等他们通过巴尔干蜂拥至西方各都会更明智些。

十字军东征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意大利诸城——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阿马尔菲——一心要扩张他们日益兴盛的商业势力。当诺曼底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占西西里、基督教军队在西班牙削弱伊斯兰教的统治时，西地中海便开放给基督徒从事贸易。意大利诸城因成为国内与阿尔卑斯山北方产品的输出港口而日益富庶、强大，并计划结束穆斯林在东地中海的势力，开辟近东市场以贩卖西欧货物。我们不清楚这些意大利商人与教皇究竟亲密到何种程度。

乌尔班本人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而以后历任教皇的想法也与他一致。吉尔伯特与西尔维斯特二世一样，呼吁所有基督徒起而拯救耶路撒冷。格列高利七世在其与亨利四世的拉锯战中喊道：“我宁愿为拯救圣地牺牲生命而不愿统治世界。”当乌尔班在1095年3月主持皮亚琴察会议时，争吵仍然十分激烈。他支持阿列克赛使节的请求，但主张将事情暂时搁置下来，直到一个更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会议确实考虑与穆斯林一战时，再付诸行动。他知道得太清楚了，这样一次涉远犯险的行动很难取得胜利。他无疑已预见到失败将会严重损害基督教及教会的声威，但或许他对将世袭贵族和好斗的诺曼底海盗导向这一圣战，以解救欧洲和拜占庭免于伊斯兰教的侵袭仍抱有期望。他梦想使东正教再度服从教皇的统治，并幻想在教皇神权政治治下能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而罗马正是这个世界的首都。这一观念，的确是政治才能发挥至极致时可能产生的状态。

1095年3月至10月，他到北意大利及法兰西南部寻找堪当此任的领袖人才，并保证给予支持。他在奥弗涅的克莱蒙召开历史性的会议。正值寒冷的11月，从100个社区选出的几千名战士还是在旷野中扎下营来，因为人数众多，没有房屋能装得下他们。当他们的同胞、法兰西人乌尔班站在高台上，用法语发表中世纪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说时，他们的情绪激昂起来：

法兰克人啊！神所拣选并喜爱的子民们！……从耶路撒冷及君士坦丁堡境内，传来令人悲愤的消息：一个受诅咒的、与神隔绝的民族，正在蹂躏基督徒的土地，以战火和掠夺毁灭当地的居民。他们将一部分俘虏带回自己的国家，以酷刑将其余的人杀害。这些不洁净的人亵渎祭坛，并捣毁它。如今，希腊人的王国已惨遭瓜分，被夺去了大片的领土，其面积之大，两个月也不能穿越。

神赐给你们的军队无比的荣耀、无畏的精神及无边的力量，足以挫败任何敢于抗拒你们的人。那么，向种种恶行复仇并收复失土，若非由你们这些特蒙神恩的人来肩负，还能由谁肩负呢？愿你们的先祖查理曼大帝以及其他君主光荣宏伟的业绩能激励你们，愿陷于不洁之人手中的我们的救主的圣墓，及那不幸遭到玷污的圣地唤醒你们……愿你们无人为财产所羁绊，无人为家务所系累。因为如今你们所居之地，四面都为大海和山岭环绕，它是如此狭窄，而无法容纳你们众多的人口，土地的出产也几乎不敷耕种者之需，最终你们只能自相残杀和吞食，发动战争而使其中许多人死于阋墙之争。

因此，愿仇恨远离你们，愿你们停止纷争，起程远赴圣墓，自邪恶之民手中夺回那片土地，使它归属你们。耶路撒冷是一片沃土，远胜世界上其他地方，正是人间天堂。那庄严神圣的城市就坐落在大地的中央，正在乞求你们的援助。欣然踏上征途吧，你们的罪将被赦免，你们定将在天国获得不朽的荣耀。

人群中爆发出兴奋的呼喊：“上帝所愿！”乌尔班抓住这句话，要他们以此为战斗口号。他吩咐，凡参加十字军者，须佩戴十字于额上或胸前。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威廉说：“一些贵族立刻跪在教皇面前，把自己和财产奉献给上帝。”几千名平民也一样宣誓效忠，僧侣与隐士也离开他们的隐修之地，成为基督超越了神学意义的士兵。精力旺盛的教皇又前往其他城市——图尔、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尼姆……鼓动十字军东征达九个月之久。两年后他回到罗马，受到这个城市的热烈欢呼。既然未遇到强烈的反对，他便擅权，将十字军战士从各种各样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使东征不致受阻。战争期间，他又释放农奴和家臣，使其摆脱效忠主人的义务，加入东征。他赋予所有十字军战士一项特权，即犯罪者将由宗教法庭审判，而非由领主的采邑法庭审判。他还向他们保证，在他们离家之时，主教们将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下令终止基督徒之间的一切战争，虽然他的命令并不一定奏效。在封建效忠之上，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关于顺从的原则。现在，欧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统局面。至少在理论上，乌尔班把自己变成了欧洲诸王公认的领导者。整个基督教世界空前地群策群力起来，狂热地迎接圣战。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

这些非同寻常的诱因，使群众纷纷投效十字军旗下。所有因犯罪被处以刑罚的人，都因大赦被赦免，因为他们将会死于战争。农奴获得允许，离开束缚他们的土地；市民被免除赋税；债务人对可以延期缴付利息感到欣喜；犯人获释，死刑改为在巴勒斯坦终身服役，这也是教皇权威大胆扩张的一个成果。数千名流民加入神圣的徒步行军。厌倦了毫无指望的贫苦生活的人，打算从事冒险事业的冒险家，期望在东方开拓自己领地的小儿子，为货物寻求新市场的商人，因农奴应征入伍离开土地、而无人为其耕作的武士们，唯恐别人嘲笑自己懦弱无能的胆小怕羞的人，都加入胸怀宗教热忱的人中间，去夺回基督降生及受死的圣地。

人们的动机是如此不同，以致几乎无法将这些乌合之众改编成有作战能力的军事组织。很多时候，女人和孩子坚持跟随、陪伴丈夫或父亲，他们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妓女们很快就应召前来为战士们服务。乌尔班将出发的日期定在1096年8月，但急躁的农民们，即第一批新兵，却不能等待。有一支12万人的队伍（其中仅有8位骑士），由“隐士”彼得及圣阿瓦尔（Gautier sans-Avoir）率领，于3月由法兰西出发。另外一支，也许有5000人，在神父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的指挥下由日耳曼出发。第三支在莱宁根的伯爵埃米科（Emico）的带领下由莱茵河西部地区出发。主要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去攻打日耳曼及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他们无视当地教士与老百姓的吁求，有一段时间干脆沦为禽兽，以虔诚之名来放纵血腥的欲望。新兵们仅有极少的一点经费和少得可怜的食物，缺乏经验的领袖却只给他们有限的给养来维持体力。许多人低估了他们与耶路撒冷的距离。他们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前进，每到一地，就不耐烦地问：这不是耶路撒冷吗？当随身携带的钱财告罄时，他们开始挨饿，只好洗劫沿途的庄稼地和房舍。他们一路激起人们强烈的反抗。一些城市关起城门来抵挡他们，其余的人则祝他们一路平安，快快离去。终于，他们身无分文地接近了君士坦丁堡。此时，饥饿、瘟疫、麻风病、热病及战争已经夺去了大部分人的生命。他们受到阿列克赛的欢迎，却仍未能饱餐一顿，于是攻入郊区，洗劫教堂、民居和宫殿。为了不让这些蝗虫进入都城，阿列克赛提供他们船只，送他们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发给他们生活必需品，嘱咐他们就地等候即将到来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也许是饥饿或不耐烦，十字军对这些告诫未予理睬，径自开往尼西亚。一支训练有素的由精锐的弓箭手组成的土耳其军队由城中出击，差不多全歼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首支部队。阿瓦尔死于此役。“隐士”彼得嫌恶他那支难以驾驭的队伍，在君士坦丁堡一役之前即离队折返，结果平平安安地活到1115年。

此时，佩戴十字军标记的封建领主，正在领地内组织自己的军队，但是国王并未参与其中。因为当乌尔班煽动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的菲利普一世、英格兰的威廉二世、日耳曼的亨利四世都早已被教皇处以破门律，逐出了教会。许多伯爵和公爵响应教皇的号召，不过他们几乎都是法兰西人或法兰克人。第一次十字军主要由法兰西人组成。在比利时，布永的领主戈弗雷公爵（Duke Godfrey），兼具僧侣与士兵的品格——战争和治理人民方面都堪称英明神武，对宗教却异常狂热。塔兰托的博厄蒙德（Bohemund of Taranto）伯爵是罗贝尔·吉斯卡尔之子，继承了其父全部的勇敢与韬略，他梦想为自己及其诺曼底军队在从前属于拜占庭的近东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王国。同他一道前去的是他的侄子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Tancred of Hauteville），后者命中注定要成为塔索（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 ）中的英雄：英俊、无惧无畏、慷慨豪爽、热爱荣誉和财富，被公认的理想的基督教骑士。图卢兹的伯爵雷蒙曾在西班牙痛击穆斯林，如今他年事已高，将自己和巨额财富献给更大的战争，然而，傲慢的性情妨害了他的高贵，贪得无厌则玷辱了他的虔诚。

这些军队分头前往君士坦丁堡。博厄蒙德建议戈弗雷攫取该城，被戈弗雷婉拒，后者表示自己此番前来不过是为了打击异教徒。然而博厄蒙德等人攻下该城的念头并未打消。这些血性的、半野蛮的西方骑士，鄙视聪明而有教养的东方绅士，认为他们不过是些玩物丧志的异教徒而已。他们带着惊讶和艳羡，虎视眈眈地盯着藏在拜占庭都城的教堂中、宫殿里和市场上的财物，认为它们理当归勇者所有。阿列克赛可能早就察觉他的这些救世主心存觊觎之意，也已见识过了先前的那些游民（他们的失败使他饱受西方的责难），这使他格外谨慎，也许有些心口不一。他向西方求援以对付土耳其人，但还未与聚集于城门外的欧洲联军达成协议。他也无法确信这些战士是否像期待得到耶路撒冷那样渴望着君士坦丁堡，也不敢肯定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原属拜占庭的土地后，会将其归还给他的帝国。最后，一方面他为十字军提供给养、津贴、运输工具和武力支援，并给领袖们可观的贿赂；另一方面他要贵族发誓效忠于他，以他为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贵族们为金钱诱惑，纷纷宣誓。

1097年初，各自为政的、共约3万人的军队越过了海峡。幸运的是，穆斯林比基督徒更加四分五裂。不但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势力耗散殆尽，北非的伊斯兰教势力也因宗派斗争而日益削弱。然而，在东方，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王朝占据了南叙利亚，而他们的敌人，塞尔柱土耳其人则占据了北叙利亚及大部分小亚细亚。亚美尼亚起来反抗塞尔柱征服者，并与“法兰克人”结盟，欧洲的军队便趁机围攻尼西亚。土耳其驻军献城投降（1097年6月19日），因为阿列克赛保证他们的生命不受威胁。这个希腊人皇帝于城堡之上高举帝国的旗帜，保护该城免遭洗劫，他以贵重的礼物安抚十字军领袖，但基督徒士兵却抱怨他与土耳其人结盟。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十字军向安条克进军。他们在多里列（Dorylaeum）附近遭遇奇利杰·阿尔斯兰（Qilij Arslan）率领的土耳其军队，浴血奋战并夺取胜利（1097年7月1日），然后穿越小亚细亚。除了缺水和食物，以及西方人无法适应的酷热，这一路他们并未遇见其他敌人或障碍。在500英里的行军中，很多男人、女人、马和狗死于极度的饥渴。穿越托罗斯山脉时，一些贵族与主力分开，各自征战——雷蒙、博厄蒙德和戈弗雷征服了亚美尼亚，坦克雷德和鲍德温（Baldwin，戈弗雷的兄弟）征服了埃德萨。鲍德温更在那里以谋略和卑鄙的手段建立了第一个东方拉丁公国（1098年）。十字军士众抱怨这种种延误，于是贵族们归队，继续向安条克进军。

写作《法兰克人的丰功伟绩》（Gesta Francorum ）的编年史学家，把安条克描绘成一座“美丽非凡的、尊贵的和令人喜悦的城市”。十字军围城的八个月间，它一直顽强抵抗。许多十字军战士死于冰冷的冬雨或饥馁，有些则幸运地发现了“甘甜的祖克拉草（zucra）”，咀嚼它来抵抗饥饿。这是法兰克人第一次尝到糖的滋味，并学习如何栽培药草来榨糖。妓女提供的甜食则很危险。一位和蔼可亲的执事长与他的叙利亚情妇在果园中幽会时，被一个土耳其人杀死。1098年5月，传来消息，说穆斯林大军在卡伯加（Karbogha，摩苏尔王子）的率领下向这里逼近，安条克恰在大军到达前几天失守（1098年6月3日）。许多十字军战士害怕抵挡不了卡伯加的进攻，便取道奥龙特斯河乘船逃走。阿列克赛带领一部分希腊军队赶来，却被逃军误导，以为基督徒已被击败，便中途折返保卫小亚细亚——他将为这件事受尽责备。为了使十字军恢复士气，来自马赛的彼得·巴托罗缪（Peter Bartholomew）神父佯称发现了刺入基督肋下的矛，基督徒赴战之际，将这支矛高高举起，以为神圣的旗帜。在教皇代表阿代马尔（Adhemar）的呼唤下，三名白袍骑士纵马从山上奔出，阿代马尔称他们是殉道者圣莫里斯、圣狄奥多尔和圣乔治，于是十字军军心大振，在博厄蒙德的指挥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后，巴托罗缪被控有意欺骗，判以火灼来分辨真伪。他从焚烧的柴火中间穿过去，似乎毫发未伤，然而却在第二天死于灼伤或极度紧张。圣矛则被从旗帜上取下来。

博厄蒙德众望所归，成为安条克亲王。表面上他的领地臣属阿列克赛的采邑，事实上，他是独立的统治者。十字军的首领们认为，阿列克赛既不来援助他们，曾经的誓约也即不复存在。他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休养生息，重整残破的军队，然后拔营向耶路撒冷进发。经过三年的作战，十字军的人数已经减至12万。终于，1099年6月7日，他们疲惫而欢欣地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下，但是颇具讽刺性的是：他们要讨伐的土耳其人已在一年之前被法蒂玛王朝驱逐出去。哈里发保证给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与巡礼的基督徒安全，以为媾和的条件，但是博厄蒙德和戈弗雷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法蒂玛1000人的卫戍部队抵抗整整四十天，7月15日，戈弗雷和坦克雷德才率军攻破城墙。历尽苦难，十字军崇高的目的终于要达成了。然后，据目击者阿吉勒斯（Agiles）的雷蒙神父描述：

让人惊骇的事到处可见，许多穆斯林被砍头……其他的人被箭射杀，或被迫从高耸的城堡上往下跳。有些人被折磨数天后用烈火烧死。街上到处都是成堆的头、手和脚，有一个人在人和马的尸堆中策马前行。

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1099—1143）

布永的戈弗雷最终以少见的诚实正直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被推选为“圣墓护卫者”（Defender of the Holy Sepulcher），统治耶路撒冷及其四周。拜占庭在此地的统治早于465年前结束，因此不必向阿列克赛称臣。于是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立即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希腊正教教堂被取缔，教长逃往塞浦路斯，新王国各教区采用拉丁礼拜仪式，并接受意大利大主教和教皇的统治。

主权的代价是自我防卫能力。这次伟大的解放后两个星期，埃及军队来到阿什凯隆（Ascalon），打算再次解放这座信仰混乱的圣城。戈弗雷击败他们，但是一年之后，他就死了（1100年）。他的兄弟鲍德温一世（Baldwin I）能力虽差，却取得了更高的国王的称号。此后，在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的统治下，新王国囊括了大部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而穆斯林仍据有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埃墨萨。王国分成四个封建公国，分别以耶路撒冷、安条克、埃德萨和特里波利斯为中心。这四个城市几乎都自成独立的领地，好猜忌的公侯挑起战争、聚敛钱财、僭取王权。国王由贵族们推选，并受听命于教皇的神职阶层操控。国王的势力又因为割让某些港口而进一步削弱。如雅法、提尔、阿卡、贝鲁特、阿什凯隆等港口，被割让给威尼斯、比萨或热那亚，以为取得海军援助和海上运输补给的代价。王国的组织和法律则由耶路撒冷巡回审判加以解释——这是封建政府最合理和无情的法典之一。贵族们僭取土地，使从前的土地所有者，无论基督徒或穆斯林，沦为农奴，并强加给他们封建义务，其严厉程度为同时期之欧洲所不及。当地的基督徒则怀念伊斯兰教统治时期，认为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年轻的王国有很多弱点或痼疾，却获得了新兴的武装僧团的倾力支持。早在1048年，阿马尔菲的商人获得穆斯林的许可，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医院，以收容贫病的朝圣者。约1120年，雷蒙·杜·皮伊（Raymond du Puy）将该机构改组为宗教团体，其成员须宣誓谨守贞节、贫穷、服从，并承担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军事保护。这些“医院骑士”又称“圣约翰医院骑士”，成为基督教世界最高贵的慈善团体之一。1119年，帕扬（Hugh de Payens）及其他八位十字军骑士，郑重宣誓服从戒律及献身基督教军事服务。他们从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那里得到所罗门圣殿附近的处所以为安身之地，被称为“圣殿骑士”。圣贝尔纳为他们订立严格的规则，不过这些规则并未被长期遵行。他又称赞他们为“最精通战争艺术的人”，叮嘱他们“尽量不要梳洗”，尽可能地剪短头发。在圣贝尔纳写给圣殿骑士的话中，有一段颇与穆罕默德暗合：“基督徒在圣战中杀死异教徒，必定可得奖赏；若他以身殉职，则更是如此。基督徒对于杀死异教徒倍感自豪，因为这是荣耀基督的行为。”人们欲赢得战争，必须学会良心无愧地杀人。“医院骑士”一般身着左袖有白色十字标记的黑色长袍；“圣殿骑士”则身着白袍，披着有红色十字标记的披风。他们虔诚地仇视对方。“医院骑士”和“圣殿骑士”从保护、看顾朝圣者，发展为主动攻击萨拉森人的要塞。1180年，“圣殿骑士”的数目仅为300，“医院骑士”不过600，然而他们却在十字军圣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战士，他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两个团体都汲汲于聚敛，从教会和政府、富人和穷人那里获取财物。至13世纪，两个团队在欧洲的财产已经十分可观，包括修道院、村庄和城镇在内，还在叙利亚修建了使基督徒和萨拉森人都感到震惊的巨大城堡或要塞。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宣誓献身穷困，如今却在战争的苦痛中享受着集体的奢华。1190年，巴勒斯坦的日耳曼人得到本土少数日耳曼人相助，组建了“条顿骑士团”，并在阿卡附近创办了一所医院。

大部分十字军战士在解放耶路撒冷之后回到了欧洲，给当地饱受战火摧残而衰弱到了极点的政府留下少得可怜的人力。许多朝圣者来到这里，但是很少有人留下来参战。北部的希腊正欲伺机收回安条克、埃德萨及其他城市，极力申明这些地方概属拜占庭所有；东方的萨拉森人则被伊斯兰世界的呼吁和基督徒的攻击唤醒并团结起来。穆斯林难民从耶路撒冷归来，详细描述圣城陷于基督徒之手的种种血腥细节。民众蜂拥至巴格达清真寺，要求穆斯林军队由不洁的异教徒手中拯救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岩石圆顶”（Dome of the Rock）。哈里发无力应许他们的请求，奴隶出身的年轻的摩苏尔王子赞吉（Zangi）却慨然承担。1144年，他的一小支军队自基督徒手中夺回他们的东方前哨阿鲁赫（al-Ruah）。几个月之后，他又为伊斯兰世界收复了埃德萨。赞吉随即被暗杀，他的儿子努尔丁承袭王位。努尔丁拥有与他的父亲一般的勇气，而且更具才能。这些事件震撼了欧洲，引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6—1148）

圣贝尔纳请求罗马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III）再次号召信徒参军，但尤金正陷入与罗马异教徒的冲突而无暇他顾，于是便要圣贝尔纳自行便宜行事。这是个明智的建议，因为圣徒往往比教皇更具号召力。当他离开他在克莱尔沃（Clairvaux）寺院的单人小室，煽动法兰西人参加十字军东征时，隐藏于信仰内部的怀疑论即告平息，而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描述传布开的恐惧也湮没无闻了。圣贝尔纳径自觐见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游说他接受十字标志。他在国王的陪同下，在维泽莱（Vezelay）发表演说（1146年）。演讲完毕，民众纷纷报名加入，以至预先准备的十字标记不敷分配，圣贝尔纳将圣袍撕成小片以补不足。他写信给教皇说：“城市和古堡空空如也，剩下的男人不足女人的1/7，到处是独守空房的妇人。”赢得了法兰西的支持后，他便前往日耳曼。他以炽热的话语，劝诱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接受东征，以为统一教皇党和霍恩施陶芬王朝各派别的手段，从而使王国免于分崩离析。许多贵族追随康拉德，年轻的士瓦比亚的腓特烈也置身其中，他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红胡子”腓特烈，并死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47年复活节，康拉德率日耳曼人出征。直到圣灵降临节，路易和法兰西人仍谨慎地跟随着日耳曼人，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一定距离，因为他们尚未确定日耳曼人或土耳其人哪个才是他们最痛恨的敌人，而日耳曼人对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也抱着同样的疑虑。沿途的拜占庭城镇惨遭洗劫，很多城镇闻风紧闭城门，只从城墙上用篮子缒下少许粮食以为接济。东罗马帝国皇帝曼纽尔·科姆努斯（Manuel Comnenus），委婉地建议贵族在塞斯托斯横渡赫勒海峡，而非穿越君士坦丁堡，但被康拉德和路易拒绝。在路易的顾问中，有一派怂恿他为法兰西攫取君士坦丁堡，但被他制止，不过，希腊人似乎已知晓他所面对的诱惑。希腊人一面震慑于西方骑士的高大身材和精良装备，一面对其女性随从颇为好奇。惯于惹是生非的埃莉诺陪伴着路易，而抒情诗人则簇拥着王后，佛兰德斯和图卢兹的伯爵都有伯爵夫人随侍，法兰西的辎重车上装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盒子，里面满是服装和化妆品，以便使女士们能抗拒气候、战争和时间带来的损伤，时刻保持着美艳动人。曼纽尔催促着两支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供给希腊人贬值的钱币以与十字军交易。亚洲粮食匮乏，而希腊人索价高昂，在救世主与被救者之间爆发了多次冲突。“红胡子”腓特烈感到懊恼和悲痛，因为他的剑在与异教徒厮杀之前不得不沾满基督徒的鲜血。

康拉德未听从曼纽尔的忠告，坚持要循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前进。虽然有希腊人当向导，或许也正因为希腊人向导的缘故，日耳曼人陷入一连串的饥馁，并受困于穆斯林的陷阱，这些原因导致的人员伤亡令军中士气低迷。第一次十字军曾于多里列击败奇利杰·阿尔斯兰，如今康拉德在此地遭遇伊斯兰军队主力，一战而溃，基督徒生还者十不足一。跟在后面的法兰西军队，接到日耳曼人获胜的假消息，鲁莽地向前推进，结果陷入饥饿，并遭到伊斯兰军队的突袭，人员折损过半，损失惨重。到了阿塔利亚，路易与希腊舰队统帅商议，请求后者将他的军队从海上运至基督教的塔尔苏斯或安条克，然而船长索要的费用高得惊人。路易和几位贵族、埃莉诺以及少数女士，坐船驶往安条克，把大军留在阿塔利亚。穆斯林军队随即踏平了这座城市，留在城中的法兰西人被屠杀殆尽（1148年）。

路易抵达了耶路撒冷，随行的只有女士而没有军队。康拉德从拉蒂斯邦出发的大军也所剩无几。这些残兵败将和已在城中的士兵被临时纠集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分别由康拉德、路易和鲍德温三世率领，向大马士革推进。围城之际，贵族间又起了争论：陷城之后，谁将是大马士革的统治者？穆斯林的密探此时潜入基督军队内部，向某几位将领行贿，要他们提出裹足不前或撤退的建议。当有消息传来，说阿勒颇和摩苏尔的王公贵族正带领大军前来解救大马士革之围，撤退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基督教军队四分五裂，向安条克、阿卡或耶路撒冷四散逃逸。康拉德战败并生了病，灰溜溜地重返日耳曼。埃莉诺以及大部分法兰西骑士回到了法兰西。路易则继续在巴勒斯坦逗留一年，到各圣地朝圣。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惨败使欧洲深深震惊。人们开始质问为什么全能的神允许他的护卫者遭受如此的屈辱。批评家抨击圣贝尔纳，说他是一个鲁莽的空想家，让人们白白送死。各地大胆的怀疑论者纷纷质疑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原则。圣贝尔纳辩解说，神意乃人所不能揣测，这一灾难一定是对基督徒罪过的惩罚。但这以后，类似阿伯拉尔所传布的哲学怀疑论甚至出现在民众中间。对十字军东征的热忱，迅速地消退了。信仰时代准备以火和剑来保卫自身，以对抗蛮族信仰或一切无神论的侵袭。

萨拉丁

同一时期，一种奇异的新文明在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展起来。自1099年起在这里定居的欧洲人，逐渐接纳了近东的罩巾和宽袍，以适应当地的气候，抵挡阳光和风沙。他们和这个王国的穆斯林熟悉起来以后，彼此的陌生感和敌意都消失了。穆斯林商人自由进出基督徒的住所，贩卖他们的陶器。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医生甚至是基督徒病人的首选。穆斯林在清真寺做礼拜，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承认并许可的行为，而在基督教的安条克和特里波利斯，伊斯兰教学校可以公开、自由地讲授《古兰经》。旅行者和商人持有的安全通行证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通用。只有少数基督徒妇女随十字军东来，因此许多基督徒移民娶叙利亚女人做妻子。不久，他们的混血后代就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阿拉伯语变成平民的日常用语。基督徒王侯联合哈里发，共同抵抗基督教的竞争对手，而在外交和战争方面，哈里发有时也寻求多神论者的帮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私谊也与日俱增。伊本·祖伯尔（Ibn Jubair）于1183年至基督教的叙利亚游历，描述了他的穆斯林伙伴身处的繁荣景象，及被法兰克人盛情款待的情形。他悲哀地看到阿卡“拥挤着猪猡和杂种”，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欧洲人的气味。不过，高等文明泽被之处的异教徒逐渐被驯化，他对此仍抱有一线希望。

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后四十年的和平中，当伊斯兰教敌人日益团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却因内部纷争持续地分裂着。努尔丁将势力范围由阿勒颇扩展至大马士革（1164年），他死后，萨拉丁统一了埃及和伊斯兰教的叙利亚（1175年）。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的商人的激烈竞争使东方港口极度混乱。骑士们为耶路撒冷的王权争吵不休。当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设计夺取王位（1186年）后，愤怒和不满在贵族中弥漫开来。他的兄弟杰弗里（Geoffrey）说：“如果居伊是一位国王，那么我就称得上神了。”查狄伦的雷吉纳尔德（Reginald of Chatillon）在约旦河对岸，靠近阿拉伯边境的卡拉克的一座巨大的城堡中自封为王，并再三亵渎拉丁王国和萨拉丁订立的休战协定。他扬言要入侵阿拉伯，使麦加的克尔白变为齑粉。他的一小队骑士冒险家驶过红海，在霍拉（el-Haura）登陆，向麦地那行进。他们遭到埃及特遣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除少数人与雷吉纳尔德一起逃脱外，多数皆被砍杀。余下一些俘虏被押至麦加，在一年一度的朝圣献祭中，代替山羊做了牺牲（1183年）。

萨拉丁以前一直满足于对巴勒斯坦的小规模劫掠，如今，他一反常态，抛开虔诚，重整当年为他夺取大马士革的大军，与拉丁王国的军队在著名的以斯德伦（Esdraelon）平原战得难解难分（1183年）。几个月后，他攻打在卡拉克的雷吉纳尔德，但未能攻入后者的大本营。1185年，他与拉丁王国签署四年停战协定。然而，1186年，雷吉纳尔德厌倦了和平，拦路打劫穆斯林商队，掳得丰厚的战利品和俘虏，包括萨拉丁的妹妹在内。雷吉纳尔德说：“既然他们信仰穆罕默德，那么就让穆罕默德来救他们吧。”穆罕默德没来，但是萨拉丁来了，处在狂怒之中的他宣告发动圣战来对抗基督徒，并发誓要亲手杀死雷吉纳尔德。

1187年7月4日，在太巴列附近的希廷（Hittin），十字军打响决定性的一役。萨拉丁熟悉当地的地形，抢先控制了所有的水井。全副武装的基督徒，在仲夏的高温中穿越平原，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地投入战斗。萨拉森人利用风势点燃灌木丛，火势蔓延，浓烟滚滚，十字军受困其中。在一片混乱中，法兰克步兵与骑兵分散开来，结果全部被杀死。骑士们绝望地对抗着敌军、浓烟和饥渴，最终精疲力竭地倒下，被俘或死于屠戮。显然，萨拉丁下令对“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不得手下留情。他命人将国王居伊和公爵雷吉纳尔德带到面前。他给国王酒喝，以为宽恕的象征。他让雷吉纳尔德自己选择，倘若后者承认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则可免于一死。但是雷吉纳尔德拒绝了，萨拉丁下令将他赐死。胜利者的战利品包括“真十字架”（True Cross），它本来由一位神父背负着，以为征伐的象征。萨拉丁把它送给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萨拉丁看到再无敌人能阻挠自己，便攻取阿卡。在那里，他释放了4000名穆斯林囚犯，以这个繁荣港口的财富犒赏将士。短短几个月间，全巴勒斯坦几乎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当他逼近耶路撒冷时，公民领袖走出来要求和平。他告诉他们：“我相信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正如你们相信的一样。我并不愿意围困或攻打它。”他提议在圣灵降临节前维持和平，在此期间，耶路撒冷可以修筑工事，可以在城周15英里的范围内正常耕作，并慨然允诺提供金钱和食物以补不足。休战结束，若人们觉得有望拯救该城，便可进行防卫并光荣地抵抗他；若希望渺茫，则他们必须和平地放下武器，而他保证基督徒居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答复说他们绝不放弃这救世主为人类舍身的圣城。围城只有12天。耶路撒冷投降后，萨拉丁规定每个男人的赎金是10枚金币，女人5枚，儿童1枚。7000名最穷的人以3万金币获释，这笔钱原是英格兰的亨利二世送给“医院骑士”的。一位基督徒编年史家说，对于这些条件，人们以“感激和悲叹的心情”来接受。或许某些有学识的基督徒会将1187年的事件与1099年的事件进行比较。萨拉丁的兄弟阿迪勒（al-Adil）请求从尚未赎身的囚犯中挑选1000人，赐给自己做奴隶。这一要求获准后，他释放了他们。巴利安（Balian），抵抗穆斯林的基督徒领袖，请求赐予自己类似的恩惠，也获准许，于是又释放另外1000人。基督教教长照样提出请求，同样获准，又有囚犯被释放。萨拉丁说：“我弟弟做了善事，教长和巴利安也做了他们的善事，现在轮到我了。”他释放了所有付不起赎金的老人。然而，尚有1.5万人未被赎出，他们沦为了奴隶。被赎的人包括在希廷战役中死去或被俘的贵族的妻女，她们的眼泪使萨拉丁心软，他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丈夫和父亲，包括国王居伊。并且，正如巴利安的随从埃尔努勒（Ernoul）描述的那样：“他自掏腰包，抚恤孤女寡母，她们因而称颂神的美名，并四处宣扬萨拉丁的仁慈和荣耀。”

获释的国王和贵族发誓永不拿起武器对抗萨拉丁。他们平安抵达基督教的特里波利斯和安条克，在“教会裁决他们的重罪被赦免”后，计划向萨拉丁复仇。苏丹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留，也给予基督徒进入该城的权利，但他们必须先解除武装。他允许他们朝圣，并保护他们的安全。“岩石圆顶”（麦加的克尔白）一度被改为基督教教堂，现在人们在其中喷洒玫瑰水来涤除基督徒的污秽，顶上的金十字架则在穆斯林的欢呼声和基督徒的呻吟声中被推落。萨拉丁率领疲惫厌战的军队围攻提尔城，却发现该城固若金汤，几乎不可能攻取，于是遣散大部分军队。他50岁那年为病所困，退隐大马士革（1188年）。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

提尔、安条克和特里波利斯的幸存使基督徒抱有些许的希望。意大利的舰队控制着地中海，随时准备输送新的十字军战士以赚取酬劳。提尔的大主教威廉回到欧洲，在意大利、法兰西和日耳曼向信众描述耶路撒冷陷落的情形。在美因茨，他的慷慨陈词感动了“红胡子”腓特烈，这位年已67岁的帝王，差点当场就要领军出征（1189年）。基督教世界称赞他是第二位摩西，认为他将开辟一条通向“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光明大道。十字军在加利波利（Gallipoli）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踏上新的征程。然而，它重蹈覆辙，重演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错误和悲剧。土耳其军队阻断十字军的道路和粮草，几百名士兵被活活饿死。腓特烈则很不光彩地溺死在西里西亚萨勒夫（Salef）的一条小河里（1190年）。他的军队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加入了围攻阿卡的行列。

理查一世刚刚在31岁之时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他决心插手对穆斯林的战争。因为担心法兰西人趁他不在的时候侵占英格兰在法兰西的领土，他坚持要“奥古斯都”菲利普与他同行。年仅23岁的法兰西国王答应了他。在维泽莱举行的激动人心的神圣仪式上，两位年轻的君主从提尔的威廉手中接过十字架。理查的诺曼底人军队（只有很少的英格兰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从马赛坐船起航，菲利普的军队从热那亚出发，两军在西西里会合（1190年）。在那里，两位国王争吵或寻欢作乐，蹉跎了半年。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得罪了理查，后者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下了墨西拿，以为报复，据说他花费的时间“比神父做晨祷的工夫还要短”。收到4万盎司的黄金后，他归还了该城。如此这般之后，他将他的军队由海路输送到巴勒斯坦。其中有几艘船中途在塞浦路斯沿岸触礁失事，船上的人被希腊长官关押起来。理查为此短暂停留，征服了塞浦路斯，并把它送给流亡的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1191年6月，理查抵达阿卡，其时距维泽莱誓师已有一年。菲利普先他到达，基督徒围攻阿卡已有数月，数千名士兵为此丢掉了性命。理查抵达后几个星期，萨拉森人便献城投降了。胜利者提出的条件都被接受：20万金币，1600名精挑细选的俘虏，“真十字架”重归原位。萨拉丁认可了协议。除那1600名俘虏外，阿卡其余的穆斯林获准携带能带走的全部财物离开。“奥古斯都”菲利普发起烧来，留下1.05万人的大军，先行回到法兰西。于是，理查成为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唯一的领袖。

接下来爆发了一场令人困惑的独特的战斗，突袭与争斗、恭维与礼让交替出现。英格兰国王和库尔德人的苏丹各自发扬了他们文明和信念的最佳品格。二者均非君子：萨拉丁出于军事目的，会避免大开杀戒浪费精力；浪漫的理查也允许自己偶尔放下绅士的彬彬有礼。当被围困的阿卡城的领袖们贯彻协议规定的投降条件稍稍迟缓了一些，理查就在城下屠戮2500名穆斯林囚犯，以为敦促。萨拉丁得知后，马上下令：今后在与英格兰国王交战中俘虏的士兵全部处死。不过，当有人建议理查将自己的姐妹琼（Joan）嫁给萨拉丁的兄弟阿迪勒，以结束这次东征时，他改变了心意。然而，教会公开指责这是背叛行为，使这一计划流产。

理查知道萨拉丁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重整军队，准备沿着海岸向南行军60英里去援助雅法，该城如今又落在基督徒手中，被穆斯林军队围困着。很多贵族都拒绝与他同去，宁愿留在阿卡，阴谋篡夺耶路撒冷的王位，他们确信理查会得到它。日耳曼人的军队返回了日耳曼，而法兰西人的军队一再违反命令，使英格兰国王的军事计划落空。普通士兵也都不打算继续战斗。理查的十字军的基督教编年史家说，漫长的围城之后，基督徒胜利者沉溺于慵懒和享乐，不愿离开这座富庶和安逸的城市，换句话说，他们舍不得上等的美酒和最娇艳的少女。许多人在密友的陪伴下沉浸于放纵取乐，变得放荡不羁，直到整座城市都为他们的浮华所玷污。他们的饕餮和放荡，令智者羞赧不已。

理查曾下令只有洗衣妇可以随军，因为她们不太可能犯罪。不过这道命令带给他更多困扰。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指挥技巧、足以鼓舞士气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来弥补他的军队的弱点。在这些方面，他胜过萨拉丁，也胜过十字军其他的基督徒领袖。

他的军队在艾尔苏夫（Arsuf）与萨拉丁的士兵遭遇，取得一次小胜（1191年）。萨拉丁提议再战，理查却率军退守雅法城内，于是萨拉丁建议和谈。在谈判期间，提尔蒙费拉的侯爵康拉德，私下与萨拉丁勾通，表示愿意做他的盟军，为穆斯林夺回阿卡，只要萨拉丁同意以西顿和贝鲁特回报他。然而，萨拉丁还是授权他的兄弟与理查签订和约，将他们据有的所有沿海城市和半个耶路撒冷交给基督徒。理查欣喜若狂，郑重地封穆斯林大使之子为骑士（1192年）。不久，理查听说萨拉丁在东方面临叛乱，便撕毁和约，围攻并占领达鲁姆，更把军队开到离耶路撒冷不足12英里处。因为冬天来临，萨拉丁已遣散军队，现在只得将其召回，重新武装。就在这时，基督徒阵营爆发了争执，而侦察兵回报说，通向耶路撒冷沿途的井水皆被下毒，军队将没有饮用水。于是，首领们开会商讨对策，投票的结果是放弃耶路撒冷，进军250英里外的开罗。理查在病痛、烦闷和消沉中退至阿卡，打算就此返回英格兰。

但是，当听说萨拉丁攻打雅法，并在两天之内夺取该城后，理查的傲气被唤醒了。他立刻集合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驾船驶抵雅法。到达港口时，他喊道：“落后者死！”纵身跃入及腰的海水中，挥舞着他那柄著名的丹麦利斧，一路击杀所有抵抗他的人。他径自率军入城，在萨拉丁得到消息之前，横扫了穆斯林军队（1192年）。苏丹召唤主力前来救援，奉命蜂拥而至的士兵，人数远远超过理查的3000将士，然而理查奋不顾身，勇猛使他所向披靡。萨拉丁见理查徒步作战，遣人送他一匹战马，说：“如此英勇的战士徒步作战是耻辱的。”萨拉丁的士兵不久便不耐烦起来，他们责备苏丹宽宥了雅法的驻军，以致后者又能参战。最后，如果基督教的记载可信的话，理查在萨拉森人的防线前疾驰而过，所到之处，长矛都停下来，没有人敢攻击他。

然而第二天，形势突变。萨拉丁的援军到了，而理查又生病了，再加上没有阿卡和提尔的骑士的支援，他只得再度求和。他发烧之际，喊着要水果、冷饮，萨拉丁便送他梨、桃和冰镇饮料，还派私人医生前来照顾。1192年9月2日，两位大英雄签下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分割了巴勒斯坦：理查占据从阿卡到雅法等他已经征服的海岸城市；穆斯林和基督徒可以自由进出双方领地，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受到保护，但圣城仍留在穆斯林手中（或许意大利商人的主要兴趣是控制港口，说服了理查放弃圣城而回据沿海地区）。人们以盛宴、竞技来庆祝和平。理查的编年史家说：“唯有神才能了解双方的人民有多么快乐。”人们暂时停止彼此仇恨。理查登上即将返航英格兰的战船，给萨拉丁发去最后的战书，发誓三年后回来拿走耶路撒冷。萨拉丁答复说，如果他一定要失去土地，那么他很欣慰是被理查夺去，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萨拉丁的温和、耐心和公正，压倒了理查的光芒、勇气和战争艺术，伊斯兰教领袖的精诚合作，战胜了封建领主的阋墙和不忠，而萨拉森人的短程补给线，后来被证实远比基督徒的制海更有优势。基督徒的美德和缺点在穆斯林苏丹身上，反而比在基督徒国王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萨拉丁的宗教热忱固然导致他进行极端的宗教迫害，其与“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的鏖战也达到令人深感痛苦和荒谬的地步，不过，通常他能善待弱者，对战败者也很仁慈，更比他的敌人讲信义，这使基督教编年史家不由得追问：为什么如此荒谬的信仰，竟能培育出这样的好人？他善待仆从，倾听所有诉求，“视金钱如粪土”，他的私库中只有一枚第纳尔。临死前不久他告诫儿子扎希尔的一番话，是任何基督教哲学家都难望项背的：

吾儿，我将你交托给至高的神……依他的旨意而行，因为那指向和平之路。远离杀戮……因为凡血所被之处将永不得安息。尽力赢取民心，并看护人民的繁荣，使他们安享快乐，这才是神和我指示你的。也要得大臣、贵族、酋长的心。如果我称得上伟大，那是因为我以仁慈和温厚得到了人们的心。

他死于1193年，享年55岁。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解放了阿卡，而耶路撒冷依旧沦陷。考虑到欧洲最伟大的国王都参与了讨伐，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小得可怜的战果。“红胡子”腓特烈溺死，“奥古斯都”菲利普逃逸，理查昙花一现的战绩，基督教骑士在圣地肆无忌惮的阴谋，“圣殿骑士”与“医院骑士”交恶，英法战争复燃，凡此种种，几将欧洲的傲气完全粉碎，更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神学那令人坚信不疑的地位。不过，萨拉丁的英年早逝及他的帝国的瓦解，又给予人们新的希望。英诺森三世就任罗马教皇之初，即呼吁再一次行动。一位天真的神父，富尔克·讷伊利（Fulk de Neuilly），积极游说平民和国王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其结果令人很失望：腓特烈二世时年仅四岁，“奥古斯都”菲利普认为一生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足矣，理查一世早已忘记自己对萨拉丁的临别赠言，将富尔克的劝说一笑置之。他说：“你劝我摒弃我的三个女儿——骄傲、贪婪、纵欲，我将她们赐给最相配的人——我的骄傲给‘圣殿骑士’，我的贪婪给西多的僧侣，我的纵欲给高级教士。”然而，英诺森一意孤行，他说，凭借意大利对地中海的控制，他们对埃及的战争有取胜的把握，接下来则可向耶路撒冷进军，而富饶的埃及也能成为他们的根据地。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威尼斯终于应允，索价白银8.5万马克以为报偿，他们则供应4500位骑士及马匹，9000名侍从和2万名步兵，并九个月的补给，另提供50艘战船，条件是一半的战利品归威尼斯所有。威尼斯人原本并没有要攻击埃及的念头，他们每年向埃及输出木材、铁和武器，从埃及输入奴隶，他们从这些贸易中总能获利数百万。他们不希望有战争来妨害与埃及的贸易，也不愿和比萨、热那亚分享这笔生意。他们一面与十字军领袖谈判，一面与埃及苏丹订立密约，保证不侵犯埃及的领土（1201年）。当时的编年史家埃尔努断言，威尼斯人得到了一大笔贿赂以使十字军离开巴勒斯坦，踏上归途。

1202年夏，十字军会聚威尼斯。其时群贤毕至，包括蒙费拉的侯爵博尼费斯（Marquis Boniface of Montferrat）、布卢瓦的伯爵路易（Count Louis of Blois）、佛兰德斯的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 of Flanders），及著名的阿尔比派（Albigen Sian）教徒西蒙·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在众多显贵中，还有香槟地区元帅若弗鲁瓦·维尔阿杜安（Geoffroi de Villehardouin），他不但在十字军的外交和征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还将十字军极具争议的历史写进他堂皇的回忆录中，该回忆录对法兰西散文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从前一样，法兰西贡献了大部分的十字军战士，每位战士都遵照命令随身带来一笔与自己的财产相称的款项，就这样募集了8.5万马克，以偿付威尼斯的服务。尽管如此，仍有3.4万马克无处筹措。于是，当时的威尼斯总督，“拥有一颗伟大心灵”的德高年劭的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时年94岁，几乎是个盲人——提议，倘若十字军战士为威尼斯夺得扎拉，那么拖欠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扎拉当时是仅次于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的重要港口，998年时一度为威尼斯征服，此后爆发了多次起义，均被敉平。不过，彼时它已归属匈牙利，是该国唯一的出海口。扎拉的财富和力量与日俱增，威尼斯深恐它在亚得里亚海贸易中成为自己强劲的竞争对手。英诺森三世指斥这一提议是一个恶毒的主意，威胁说要将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处以破门律。不幸的是，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教皇的声音也敌不过金币叮当作响。联合舰队攻打扎拉，历时五日，方将其征服。接下来，胜利者坐地分赃。然后，十字军派使者觐见教皇，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过。教皇宽宥了他们，但要求返还赃物。他们对教皇的宽恕表示感谢，却拒绝交出战利品。威尼斯人毫不在意被逐出教会，照样按他们的计划行事，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则是征服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皇室其实对十字军知之甚少。他们只提供了些许帮助，却获利颇丰。他们收复了大部分小亚细亚，冷眼旁观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在争夺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两败俱伤。皇帝曼纽尔在君士坦丁堡逮捕了数千名威尼斯人，也曾一度禁止威尼斯人在那里从事贸易（1171年）。安格洛斯王朝的伊萨克二世毫不犹豫地与萨拉森人结盟。1195年，伊萨克为兄弟阿列克赛三世所废，成为阶下囚，并被弄瞎了双眼。伊萨克之子——另一个阿列克赛——逃往日耳曼，1202年至威尼斯，请求威尼斯参议院和十字军战士解救父亲并恢复其王位，作为交换，他许诺将倾拜占庭之力提供物资，帮助他们进攻伊斯兰国家。丹多洛和法兰西贵族与这年轻人讨价还价，最后说服他交给十字军20万马克白银作为担保，并装备一支1万人的军队，供他们在巴勒斯坦驱策，以使希腊正教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英诺森三世鄙视这一狡猾的贿赂手段，禁止十字军攻打拜占庭，警告违者以破门出教论处。一些贵族拒绝加入这次远征，一部分军队认为自己已被豁免十字军的义务，起程返乡。然而，征服欧洲最富有的城市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于是，1202年10月1日，由480艘船只组成的超级舰队在一片欢欣鼓舞中起航，在这个辉煌时刻，在船上的战堡中，教士齐声高歌《造物者圣神，请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 ）。

经历了各种耽搁或延误之后，舰队终于在1203年6月24日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维尔阿杜安写道：

你可以确信，那些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的人现在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如此富庶的城市。他们看见这座城市被巍峨的城墙和庄严的塔楼环绕着，庄严的宫殿和巍峨的教堂多得难以计数、难以置信，它的长度和宽度也是举世无双。看到此情此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于不肃然起敬，没有一个人不战栗颤抖。这些还不算是奇迹。有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人像我们一样肩负着征服它的伟业，这才是最大的奇迹。

最后通牒送至阿列克赛三世手中：他必须将王国交还双目失明的哥哥，或者交给小阿列克赛，小阿列克赛已经在舰队的陪同下到来。

阿列克赛三世拒绝这一要求，于是，十字军登陆了。他们在城下遭遇到的抵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年迈的丹多洛第一个上岸。阿列克赛三世逃到色雷斯。希腊贵族将安格洛斯王朝的伊萨克从地牢里解救出来，簇拥着他重登宝座，然后以他的名义通知拉丁将领，说他正等着儿子归来。伊萨克答应遵守儿子的承诺后，丹多洛和贵族拥入城中。年轻的阿列克赛四世被拥立为辅政皇，与父亲共同执政。可是不久，希腊人就得知他的胜利将使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便转而怨恨和蔑视他，与他对抗。人们意识到，为了喂饱他的救世主，他只能提高税率，甚至对他们课以重税。权贵则忌惮外国贵族及其势力。教会愤怒地拒绝向罗马称臣的提议。与此同时，拉丁士兵惊骇地发现，穆斯林居然还在这座基督教城市的清真寺内举行礼拜仪式，于是纵火焚烧了清真寺，并屠杀穆斯林朝圣者。熊熊大火一直烧了八天，蔓延三英里，使君士坦丁堡一大片城区化为残垣断壁。一位有着皇族血统的王子率领民众起来反抗，杀死阿列克赛四世，再度囚禁安格洛斯王朝的伊萨克，并自立为杜卡斯王朝的阿列克赛五世。他开始组织军队，以将拉丁人驱逐出他们在加拉塔的营地。然而，希腊人在坚固城墙的保护下承平日久，不再能保住他们罗马帝国的美名，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他们投降了。阿列克赛五世逃走，大获全胜的拉丁人横扫这座都城，所到之处有如蝗虫过境，洗劫一空（1204年）。

他们一直没有得到许诺给他们的报酬，所以现在——在复活节周——他们蹂躏这座富庶的城市，比之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摧残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幸希腊人枉死的并不太多，只有约2000人。可悲的是，城中各处盗劫横行。贵族占据宫殿，抢走并瓜分他们发现的所有珍宝，士兵则闯入民居、教堂、商店，将看中的物件全部搬走。教堂里积聚了1000年的金银珠宝被掳掠一空，连圣物也被拿走，这些圣物后来在西欧售得了高价。圣索菲亚教堂遭受的破坏比1453年土耳其人加诸它的更为惨重：伟大的圣坛被砸碎，其上的金银皆被瓜分。威尼斯人熟悉这座城市——从前这里欢迎他们前来经商，因而知道最大的金库所在，他们以卓绝的技术将其搬空；雕像、织物、奴隶及珠宝美玉，各有所获。俯瞰这座希腊城市的四匹青铜马，如今行进在圣马可广场（Piazza di San Marco）上。举世闻名的圣马可宝库（Treasury of St.Mark）充斥着艺术品和珍宝，它们十之八九都来自这些手段非凡的窃贼。在抢劫风潮中，图书馆也未能幸免，许多珍贵的手稿被毁或从此遗失。又有两场更大的火灾把图书馆、博物馆、教堂和民居一并烧毁。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原本完好无缺地保存在那里，而如今只有一小部分残存下来。成千上万的艺术杰作被窃走、损伤或毁灭。

当抢劫风潮平息，拉丁贵族推举佛兰德斯的鲍德温为君士坦丁堡拉丁王国的领袖（1204年），并将法语定为官方语言。拜占庭帝国的土地被划分成一块块的封建采邑，每一采邑均由一位拉丁贵族统辖。威尼斯在制控商路上表现得极为积极，将哈德里安堡、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伊奥尼亚诸岛、部分伯罗奔尼撒、埃维亚岛、爱琴海诸岛、加利波利以及八分之三的君士坦丁堡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热那亚人则被夺去了拜占庭“工厂”及前哨。丹多洛穿上皇帝的厚底靴跛足前行，自封为“威尼斯总督、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罗马帝国皇帝”。事业达至巅峰后不久，他便死去了。大部分希腊教士都被拉丁人取代，他们中有些人被遣往修道团体。英诺森三世继续抨击背信弃义的进攻，不过他也优雅地接受了希腊和拉丁教会的破镜重圆。大部分十字军战士带着战利品返回家乡，另有一些人在新领地上定居下来，只有少数人到了巴勒斯坦，但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或许十字军认为，君士坦丁堡在他们的手中，比过去在拜占庭手中，更能对抗土耳其人的侵掠。拉丁和希腊两个民族世代的纷争至此吞没了希腊世界的活力。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然而，拉丁人之占据君士坦丁堡，不过是为两个世纪后土耳其人攫取该城做好了准备。

十字军的崩溃（1212—1291）

第四次东征的丑闻，及十年前第三次东征的失败，使基督教无力应付即将到来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复活和阿威罗伊精妙的理性主义。神为什么允许他的护卫者在如此神圣的战争中落败，而使威尼斯人的恶行得逞？思想家竭力回答这个问题，并进行辩解。在怀疑论甚嚣尘上之际，天真的心灵领悟到只有清白无辜的人才可以收复基督的领地。1212年，一位日耳曼青年，历史学家含糊地称他为尼古拉斯，宣称神指示他带领孩童前往圣地。教士以及俗人都谴责他，但是这个想法迅速地在那个年代传播开来，波及之广更甚于情绪化的狂热。父母极力劝阻自己的孩子，但是仍有几千名12岁左右的男孩（有些女孩穿着男装）溜出家门，追随尼古拉斯而去。他们或许为摆脱家庭专制，走向自由而深感欣喜。有3万名孩童——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从科隆出发的，沿莱茵河顺流而下，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许多孩子死于饥饿，还有一些走散或迷了路，被狼吃掉。小偷则混在队伍中，窃取他们的衣物和食物。幸存者抵达热那亚，粗俗的意大利人嘲笑他们。没有船只愿意载着他们去巴勒斯坦。他们向英诺森三世求助时，教皇温和地劝他们回家。一些孩子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也有许多孩子留在了热那亚，学习在商界谋生之道。

同一年，在法兰西，12岁的牧童斯蒂芬求见“奥古斯都”菲利普，说在牧羊的时候，基督向他示现，嘱他率领童子十字军到巴勒斯坦。国王命令他回到羊群中去。尽管如此，仍有2万名孩童跟着斯蒂芬，穿越法兰西，到达马赛。在那里，斯蒂芬向他们保证说海洋将会分开，他们可以穿着鞋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奇迹并未发生，不过倒有两位船主愿意免费送他们到目的地。他们挤在7艘船上，唱着胜利赞美诗驶向大海。有2艘船在撒丁岛失事，船上的人全部罹难。其余的孩子则被带到突尼斯或埃及，被卖为奴隶。后来，腓特烈二世下令绞死了船主。

三年后，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再次呼吁欧洲收复基督的领地，重提被威尼斯人破坏的计划——攻打埃及。1217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从日耳曼、奥地利出发，匈牙利人也由国王安德鲁率领，由匈牙利起程。他们平安抵达达米埃塔——尼罗河最东边的出海口。该城被围困达一年之久，然后陷落，埃及和叙利亚的新苏丹马立克·卡米勒请求和谈，表示愿意交出大部分耶路撒冷，释放基督徒囚犯，并归还“真十字架”。十字军要求一大笔赔款，卡米勒拒绝了，战争重新开始，然而局势恶化，因为预期的援军没有到来。最终双方签署了为期八年的休战协定，协定规定将“真十字架”还给十字军，达米埃塔仍归穆斯林所有，而基督教徒全部军队必须立即撤离埃及的领土。

十字军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于腓特烈二世，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年轻皇帝。他曾于1215年以十字军战士的身份宣誓，承诺参与对达米埃塔的围攻。然而，其时意大利政治局势日益复杂和动荡不安，或许是缺乏信心的缘故，他推迟了行动。1228年——彼时他已因为他的延误被处破门出教——他发起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他抵达巴勒斯坦，但当地虔诚的基督徒非但不给予帮助，更远远避开这个教会的叛徒。他派密使觐见卡米勒，后者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统率着穆斯林军队。卡米勒礼貌地回复了他，不过腓特烈通晓阿拉伯的语言文字、文学、科学和哲学，给苏丹大使法赫尔丁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两位统治者友好会晤，相互称赞并交换意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签署了一项协议（1229年），卡米勒在协议中割让阿卡、雅法、西顿、拿撒勒、伯利恒及几乎全部耶路撒冷——只保留包括伊斯兰教圣所“岩石圆顶”在内的一小片地方——给基督徒，基督徒朝圣者更被赋予进入圣所范围、在所罗门圣殿祈祷的权利，同时，穆斯林在伯利恒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双方囚犯也被释放，发誓维持十年零十个月的和平。被逐出教会的皇帝居然成功地做到了一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都未能做到的梦寐以求的事情。两种文化暂时和平共处，彼此理解和尊重，并发现对方原来可以成为朋友。圣地的基督徒欣喜若狂，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却指责该协约乃是对基督教世界的侮辱，拒绝认可它。腓特烈离开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贵族控制了耶路撒冷，联合亚细亚的基督教势力及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统治者，对抗埃及的苏丹（1244年）。后者向阿尔瓜利密土耳其人（Khwarazmian Turks）求救，土耳其人攻下了耶路撒冷，大肆抢掠并屠戮众多当地居民。两个月后，拜巴尔在加沙击败基督徒军队，耶路撒冷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1244年10月）。

当英诺森四世再次呼吁组织十字军征讨腓烈特二世，并允诺凡是参与对抗皇帝的人，在意大利都可享有与在圣地服役的人一样的特权以及赦免权，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发起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沦陷后不久，他就高举十字架振臂高呼，同时劝说他的贵族与他一起行动。对那些不愿参与的人，他在圣诞节时赐予他们织绣着十字架的贵重的袍子。他煞费苦心地在英诺森与腓特烈之间斡旋，以使他们和解，如此则欧洲将联合起来支持十字军东征。英诺森不但拒绝，还差遣一位托钵僧侣乔瓦尼·德尔卡尔皮内去面见大可汗（Great Khan），提议蒙古人与自己联合，共同打击土耳其人。可汗则提出基督教世界臣服于蒙古势力的建议。最终，1248年，路易和他的法兰西骑士出发了，尤安维尔随行，他后来在他著名的编年史书中记载了国王的丰功伟绩。远征军抵达达米埃塔，不久就攻取了它。但是，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刚好在十字军到来时开始——他们忘记在军事计划中写下这一条。他们被洪水围困，滞留达米埃塔半年之久。然而，他们对这次远征不能说深恶痛悔，因为尤安维尔写道：“贵族整天沉湎于宴饮……平民则结交荡妇。”当军队再度开拔时，它已因饥饿、疾病、开小差耗竭殆尽，也因缺乏训练而变得虚弱无比。曼苏拉一役，尽管奋勇作战，他们还是输了，士兵四散逃逸。约1万名基督徒成为俘虏，包括路易本人在内，据说他当时因罹患恶痢而不省人事（1250年）。一位阿拉伯医生治愈了他。在一个月的痛苦囚禁之后，他终于获释，不过马上就面临着归还达米埃塔和缴纳50万利维尔赎金的局面。路易接受了这样偌大的一笔赎金，苏丹随即体贴地减免1/5，并相信国王定会在日后将剩下的数目补足。路易带领残兵败将抵达阿卡，在那里停留了四年之久，徒劳地呼吁欧洲停止内战，前来参加他新的征伐事业。他又派出一位僧侣鲁布鲁奎斯的威廉，向蒙古可汗提出结盟的建议，而他得到的答复正与英诺森曾得到的相同。1254年，他返回法兰西。

在东方的日子里，他敉平了当地的纷争，然而他离开后，摩擦又起。1256至1260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叙利亚诸港口进行了一系列内战，几乎每一派系都被卷入战争，这使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军事力量来源近乎枯竭。拜巴尔，这位奴隶出身的埃及苏丹，总算找到了机会，于是沿着海岸进军，将基督教城市——从恺撒里亚（1265年）、萨法德（1266年）、雅法（1267年）到安条克（1268年）——一个接一个地握在手中。被俘的基督徒不是被屠戮就是沦为奴隶。安条克更惨遭洗劫和战火，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年迈的路易昏昏欲睡的心灵被新的热情唤醒，他第二次举起了十字架（1267年）。他的三个儿子效法他，但是法兰西贵族反对他堂吉诃德式的狂想，拒绝参加，甚至无限爱戴他的尤安维尔也不愿有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政治上英明神武、战争上迟钝愚蠢的国王，带着他莽撞的军队在突尼斯登陆，希望能说服当地要人改信基督教，以便自己能从西边攻打埃及。他刚踏上非洲的土地，“就被胃出血击倒”。他在弥留之际吐出的最后一个词是：“耶路撒冷……”（1270年）一年后，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勇敢地率领小股无能的军队在阿卡登陆，转瞬又匆匆归国，去接受英格兰的王冠。

当基督徒冒险家在叙利亚抢劫了一支穆斯林商队，并绞死19名穆斯林商人，进而劫掠当地的伊斯兰城镇，十字军最后一幕悲剧达到了高潮。哈里利苏丹索要赔偿未果，挥军攻打阿卡——基督徒在巴勒斯坦最强大的前哨。该城被围攻43天。陷城后，苏丹纵容部下大肆屠杀，并使6万人沦为囚犯（1291年）。提尔、西顿、海法和贝鲁特相继沦陷。耶路撒冷的拉丁国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徒有君王之名而无其实。两个世纪以来，冒险家和狂热分子断断续续作着徒劳无益的努力，冀图恢复“伟大的宣道”（Great Debate），但是整个欧洲知道，十字军已经走到了尽头。

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无论十字军的动机为何，是寻求宗教理想，抑或追逐世俗利益，他们嘴上所说和心中所想，都没有达成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十字军是失败的。两个世纪的你争我夺之后，耶路撒冷最终落入凶残的马穆鲁克人手中，朝圣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胆战心惊。伊斯兰统治者对宗教的多元化，一度表现得十分宽容，然而因为一再受到攻击，他们如今已变得不再宽容。为意大利贸易夺取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诸港口，现在全都失去了。伊斯兰教文明已被证实比基督教文明更优雅和从容，无论教育还是战争，都远胜后者。以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平息欧洲的战火，给予它和平，教皇所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被国家主义的野心及教皇十字军与皇帝的敌对葬送殆尽。

封建主义异常艰难地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中恢复。个人主义冒险和狭隘英雄主义，使十字军莽撞、盲目，不懂得该如何调整策略，以应付东方的气候和远程作战。在长途通信及补给方面，它的表现恶劣、无能。它倾其所有，耗尽心力，征服基督教的拜占庭而非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为了给远征东方的军队筹措经费，许多骑士变卖或抵押财产给领主、放债者、教会或国王。作为代价，他们放弃对领地内许多城镇的权利。他们还卖给农民大量的免税券。成千上万的农奴因为十字军的特权离开了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再没有返回他们的家园。当封建财富和武装转向东方，法兰西君主的力量和财富都增长起来，这是十字军东征最主要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东西帝国都大大削弱了：西方的皇帝因为他们在圣地的败绩及与教皇的冲突——因为发起十字军东征，教皇的权威日益增长——而丧失了威望，东罗马帝国虽于1261年重建，然其权势、声望皆不复往昔。不过，十字军东征也有其成就，如果没有他们，土耳其人将早在1453年前便攻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的力量也被十字军东征削弱，倘非如此，当蒙古人入侵的洪流汹汹而至，它不会那么轻易地溃败。

一些军事团体落得异常悲惨的命运。“医院骑士”逃脱了阿卡的屠城惨剧，前往塞浦路斯。1310年，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夺得罗得岛，由此改名“罗得骑士”，他们统治该岛直至1522年。被土耳其人逐出该岛后，他们迁往马耳他，改名“马耳他骑士”。在1799年被解散之前，该组织一直在那里存续着。“条顿骑士”在阿卡沦陷后，将指挥部迁到普鲁士的马林堡（Marienburg），该城是他们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得的，如今归属日耳曼。“圣殿骑士”被驱逐出亚细亚，在法兰西重新集结、组织起来。他们在欧洲各地拥有巨额资产，现在安定下来，靠着这些积蓄舒适度日。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便以比伦巴底人或犹太人还低的低息放贷，获利颇丰。他们和“医院骑士”不同，不设医院，不建学校，也不救济穷人。终于，他们的聚敛，拥兵自重，不服从皇权，使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感到异常嫉妒、恐惧和愤怒。1310年10月12日，没有任何预兆，他突然下令逮捕法兰西境内所有“圣殿骑士”，并查封他们的全部财产。菲利普罗织罪名：沉溺于同性恋，因与穆斯林长期交往而丧失基督教信仰，否认基督，唾弃十字架，崇拜偶像，与穆斯林暗中勾结，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基督教义。在国王的授意下，宫廷高级教士和僧侣组成审判团，审理这一案件。因为犯人们一致否认王室的指控，他们便以严刑逼供来使他们认罪服法。有些人被缚住手腕，猛然吊起又猛然放下，有些人被赤足放在火中，有些人被一小片一小片地拔去指甲，有些人每天都被扳掉一只牙齿，有些人生殖器被悬以重物，有些人则被慢慢饿死。许多犯人遭受到上述几种酷刑的折磨，因而再度提审时，大多数都已经奄奄一息。有一个人被拖出来示众，他的骨头从烤熟的双脚脱落到地上。多数人承认了国王的全部指控，某些人被告知，如果认罪，国王会给予他生命和自由。有些人死于狱中，有些人自杀，更有59名犯人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1310年），因为他们死不改悔。该教团的主席，杜·莫莱（Du Molay），不堪酷刑折磨，一度表示认罪，当被带到火刑柱旁，他又收回了供认。审判团建议再审，菲利普却指责这是毫无意义的拖延，下令立即将他烧死，并亲临现场观赏行刑。法兰西境内“圣殿骑士”的所有财产皆被没收充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抗议这种行为，不过，法兰西的神职人员支持国王，而教皇实际上只是阿维尼翁的囚徒，最终他放弃了反抗，并遵照菲利普的命令，解散了“圣殿骑士团”（1312年）。爱德华二世也需要钱，于是便没收英格兰境内“圣殿骑士”的财产。从这些不义之财中，菲利普和爱德华拿出一份献给教会，另一份赏给亲信，后者的意图本在于获得庞大的领地，因而他们支持国王抵制旧有的封建大贵族。

或许正是与东方穆斯林的接触，使欧洲人恢复了古罗马的风俗习惯——刮胡子。上千个阿拉伯词汇进入欧洲语言，东方的浪漫故事也传入欧洲，并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本地的风貌。十字军对萨拉森人的釉彩玻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正是他们从东方带回了有关技术以及行业秘密，帮助研制出后来装饰着新兴的哥特教堂的彩色玻璃。东方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前早已闻名于世，它们也许是借着十字军的回潮传布到了欧洲。十字军战士显然多半目不识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带回任何阿拉伯的诗歌、科学或哲学，伊斯兰教在这些领域对西方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而非战争。直到夺下君士坦丁堡，西方才对希腊文化强有力的影响有所认识。科林斯的佛莱米什大主教（Flemish Archbishop of Corinth），穆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将直接译自原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献给阿奎那。十字军发现，持另一种信仰的人也能与他们一样文明、开化、富于人性和可以信赖，非如此则不能使他们产生疑问，进而促成13世纪和14世纪正统信仰的衰落。历史学家如提尔的大主教威廉，他们提及伊斯兰教文明时那种尊敬甚或惊叹的口吻，一定使第一次十字军粗野无礼的战士大为震惊。罗马教廷的威望，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获提升，不过也随着此后历次东征而逐渐降低。教会以信仰将各种各样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高贵的贵族、骄傲的骑士，甚至皇帝、国王等，这一创举使罗马教皇的地位获得空前的抬升。教皇特使赴各个国家和各个教区为十字军筹集资金、招募士兵，他们的权力超过甚至取代了当地的统治者。信徒们几乎是通过他们，直接向教皇纳贡。筹募之风盛极一时，不久就成了惯例，用于十字军以外各种目的。教皇获得征收税金的权力，令国王颇为不满，因为本应属于国库或地方府库的金钱，如今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罗马。向在巴勒斯坦服役满40天的人散发赎罪券，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合理合法的军事手段。类似的赎罪券，发给为十字军提供经费的人，尚属情有可原。然而，它后来竟也发给为教皇提供活动经费的人，甚至为教皇提供军费，以便他能在欧洲与腓特烈、曼弗雷德或康拉德作战的人，这成为欧洲诸王非常愤怒的一个原因，也成为讽刺家的主要题材。1241年，格列高利九世谕令在匈牙利的教皇使节，折款偿付按规定未获得的十字军战士的誓言，并将这笔款项用于他与腓特烈二世的殊死战争。

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抨击教会滥发同样的赎罪券给十字军，以使其将注意力从巴勒斯坦移开，转攻法兰西的阿尔比派。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说：“虔诚的信徒看到，流基督徒的血或流异端的血，一样能得完全赦免的应许，因而大感受伤。”许多地主为了支援东征，将财产变卖或抵押给教会和修道院，以获取现金。一些修道院以这种手段获致大量的财产，当十字军的失败削弱了教会的信望，它们的财富就成为皇室妒忌、民众憎恨和批评指责的目标。一些人将路易九世在1250年遭遇的大灾难，归咎于同时发生的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二世的战争。大胆的怀疑论者解释说，十字军的失败即反驳了教皇乃是上帝在尘世的使者或代理人的说辞。

紧接着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十字军东征第二个主要的影响是通过学习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和商业，刺激、活跃了欧洲的世俗生活。战争的确能带来一种好处——它教会人们地理知识。因十字军东征而兴旺发达的意大利商人，学会了绘制地中海地图，而与骑士同行的基督教编年史学家，对亚细亚有了新的地理概念——它是如此的庞大和复杂。他们将这种新的认识传达给欧洲，引起了探险和游历的热潮。甚至出现了旅行指南，以指导朝圣者往来圣地。基督教医生从犹太人和伊斯兰国家习得不少精妙的医术，外科手术因为十字军东征而获致巨大的进步。

十字标志所向，贸易随之扩展，或许，十字标志乃是受贸易指引。骑士失去巴勒斯坦，但是意大利商队不仅从伊斯兰国家，也从拜占庭手中，取得了地中海的制控权。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马赛、巴塞罗那，早已和东方伊斯兰世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等地有贸易往来，此时它因十字军东征而大大扩展开来。威尼斯人征服君士坦丁堡，运送朝圣者和战士到巴勒斯坦，输出物资给东方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等，并输入东方物产——这一切都推动了商业和海上交通的发展，其繁盛兴旺，为罗马帝国全盛期以来仅见。丝绸、糖、香料——胡椒、生姜、丁香、肉桂——这些11世纪时罕见的奢侈品，如今大量流入欧洲。植物、五谷、树木，本来已由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传至欧洲，目前大量地从东方移植到西方——玉蜀黍、稻米、芝麻、豆类、柠檬、瓜类、桃子、杏子、樱桃、椰枣……冬葱和青葱等，都从阿什凯隆等港口，由东方源源不断运抵西方。这些植物的欧洲命名也脱胎于这段历史。杏早为西方人熟知，最初他们称它为“大马士革的李子”。锦缎、细棉布、绸子、天鹅绒、地毯、染料、香粉、香水和珠宝，都来自伊斯兰国家，装饰着封建贵族或中产阶级的住宅及身体。镀着金属的玻璃镜取代了抛光铜镜或铁镜。欧洲从东方学到的技艺，还包括精炼制糖和“威尼斯”玻璃。

东方新市场使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工业迅速发展，由此促进了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成长。较高级的银行及其经营理念、手段，由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介绍到欧洲，新的存款方式与工具也出现了，周转资金同时增长起来，更多新观念诞生，从业者也更多。十字军脱胎于封建农业社会，从日耳曼的野蛮气质及其宗教热忱获得灵感。它结束时的景观是工业兴起，商业扩张，肇端着经济革命。它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文艺复兴的财力支持者。

第七章 经济革命
（1066—1300）

商业的复兴

每一种文明皆植根于工商业，并深受其繁荣的滋养。9—10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攫取地中海东端和南端港口，垄断该地区贸易，穆斯林、维京人和马札儿人的袭扰，查理曼继任者治下政治的混乱失序，凡此种种，陷欧洲于黑暗，它的经济和精神生活都降至最低点。延至12世纪，在这黑暗中方才现出一线曙光。12世纪，农业获得封建保护并重新组织，挪威海盗归顺为农民或商人，匈奴人被击退和驯化，意大利人重掌地中海贸易，十字军重启黎凡特（Levant）的大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拜占庭等先进文明重获交流、沟通，凡此种种，直接促成了欧洲的复兴，并为12世纪的文化繁荣及13世纪的中世纪全盛提供了物质条件。究其原因，正如拉丁俗谚所说，吃饱才有哲学，有钱方能艺术。社会就像一个个体，同样适用这一原则。

经济复兴的第一步是克服国内贸易的障碍。目光短浅的政府巧立名目，对运输和贩售课以重税——进入港口，通过桥梁，使用街道、河流或运河，在市场或集市上售货等，都要缴税。封建贵族对途经其领地的货物强行征收通行税，就像国家做的那样。当然，有些主人热情好客，以武装护送和给予诸多便利的方式，为商人提供真正的保护和服务。然而，政府和领主都要抽税的结果是各地出现了无数税卡：莱茵河62处，卢瓦尔河74处，易北河35处，多瑙河77处……在莱茵河上，商人要为他的货物缴付高达60％的税金。此外，封建战争，野蛮的士兵，强盗式贵族，河匪和海盗等，使商人和旅人的路途，无论陆路或海路，都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历险。“神命休战与和平”在一定时间内为商旅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由此惠及陆上贸易。国王权力增长的结果是盗匪的活动受到抑制，度量衡被统一，征税获得限制和调整，有大的集市时，某些道路和市场还免征税金。

集市是中世纪贸易的生命。小贩自然是带着少量货物挨家挨户上门兜售，工匠在铺子里等候顾客惠顾，市场开市的日子，卖家和买家会集在城镇中，领主庇护在他们城堡附近的市场，教堂向他们敞开庭院，国王则让他们暂居于都城的公共会堂或商铺中。不过，大宗贸易和国际贸易相对固定地集中在定期举行的地域性集市上进行：英格兰的伦敦和斯陶尔布里奇（Stourbridge），法兰西的巴黎、里昂、兰斯和香槟地区，佛兰德斯的里尔、伊普尔、杜埃及布鲁日，日耳曼的科隆、法兰克福、莱比锡、吕贝克，瑞士的日内瓦，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这些集市中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包括：香槟区，每年1月在拉格尼（Lagny），封斋期在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5月和9月在普罗旺斯，9月和11月在特鲁瓦举行之市集。这6次每次均持续6至7周，因此一年中，它们依次为提供国际贸易的市场，四季物产都在此交易。由于其地理位置适中，吸引了法兰西、苏格兰东南部低地和莱茵河谷地等地区的物产和商人，在此与普罗旺斯、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和东方等各地的物产和商人交易。总之，它们构成了12世纪法兰西财富和权势的主要来源。早在5世纪，它们即在特鲁瓦一地兴起，而当菲利普四世将香槟地区从其文明的贵族手中收回，对集市敛征税金并进行管制，使其变得贫穷，则它们走向了衰落。12世纪，它们为海上贸易和港口贸易所取代。

造船和航海自罗马帝国以来逐步改良。几百座沿海城市都有不错的灯塔。其中许多城市——如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和巴塞罗那——也都有宽阔的码头。船只通常较小，船身有一半覆盖着甲板或干脆没有甲板，而载重相当于30吨。如此的小巧轻便，使它们得以溯流深入内陆。因此，如纳博讷、波尔多、南特、鲁昂、布鲁日和不莱梅等城镇，与海虽有相当距离，也能有远洋船只到达，并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港口。一些地中海航船要更大，能载重600吨和容纳1500名乘客；威尼斯曾献给路易九世一艘长达108英尺、由110人驾驶的船。当时，古代巨舰仍为常见的类型，拥有高高翘起的装饰性船尾，一或二支桅杆和风帆，低矮的船身，内中有两或三间桨舱——每一间总容量可达200间。大部分桨手都是无偿征召来的人，船奴在中世纪很少见。逆风作Z字形行船的技艺，据我们所知，在6世纪即已出现，在12世纪前稳步改进，其时船只——大多数意大利船只——皆在古老的横帆之外，另装配了纵向的帆索。不过主要的动力仍由桨提供。约1200年，基督教航海领域，即已出现罗盘的身影，不过其起源尚有待考订。西西里岛的水手将磁针安放在活动的枢轴上，从而使其得以运用于动荡起伏的水面上。即便如此，又过了另一个世纪，水手（挪威人除外）才敢于驾船航行至看不见大陆的海域，及取直线横越远海。从11月11日至次年2月22日，极少有船只在大洋航行，因为这被汉撒同盟禁止，而地中海和黑海大部分航运都在此期间暂行停止。当时，海上行程的缓慢，与古代差不多。从马赛到阿卡，须费时十五日。为健康着想，航海不是一件好事。此外，海盗袭扰和船只失事频仍，而最强健的胃也不能免翻江倒海之苦。佛罗依撒叙述埃尔韦·莱昂爵士（Sir Herve de Leon）如何在南安普敦和阿夫勒尔间的海面上经受了15天的颠簸，而“备受折磨，以致他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乘海船出行，发生损失时，所获赔偿甚少，相应费用也很低廉。14世纪，横渡海峡只需花6便士。而与此相应的低廉的货运和长途旅行费用，使水上运输占尽优势或先机，从而于13世纪大大改写了欧洲的政治地图。

基督徒从萨拉森人手中重新夺回撒丁岛（1022年）、西西里岛（1090年）和科西嘉岛（1091年），为欧洲航运打开了墨西拿海峡和中地中海的大门；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收复了该海除南部港口外全部地区。现在是如此的畅通无阻，窒碍全无，商业驱使欧洲成为贸易之路的一个日益扩张的网络，使其不但与亚洲的基督教国家，更与伊斯兰教的非洲和亚洲，甚至与印度和远东建立联系。从中国或印度来的货物，经土耳其斯坦、波斯和叙利亚，抵达叙利亚或巴勒斯坦的港口；或经蒙古抵达里海和伏尔加地区；或用船运至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而上，并翻山越岭、横穿荒漠，送达黑海或里海，抑或地中海地区；或取道红海，由运河或沙漠商队，输至开罗和亚历山大。从非洲贸易——13世纪时大多由基督教国家进行——的穆斯林港口，扩张至小亚细亚和拜占庭，至塞浦路斯、罗得岛和克里特岛，至萨洛尼卡、比雷埃夫斯、科林斯和帕特拉斯，至西西里岛、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君士坦丁堡则将其奢侈产品汇入货物的洪流，并供应多瑙河和第聂伯河地区至中欧、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商贸。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则夺取拜占庭以西的贸易，并像野蛮人那样，为基督教制海权奋战不已。

在战略上，地处隔地中海遥遥相望的东方和西方间要冲，三面皆拥有朝向该海的港口，又有扼守阿尔卑斯山关隘的北部城市，因此，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意大利注定要从欧洲与拜占庭、巴勒斯坦和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中获利最丰。亚得里亚沿海矗立着威尼斯、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巴里、布林迪西、塔兰托；南方则有克罗托内；沿西海岸，雷焦、萨莱诺、阿马尔菲、那不勒斯、奥斯蒂亚、比萨和卢卡支撑着繁荣的商业，而佛罗伦萨于幕后操纵着金融业；阿尔诺河和波河将部分内陆贸易带给帕多瓦、费拉拉、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和帕维亚；罗马则将欧洲的虔诚带来的什一税和税费，搜刮、聚敛至它的圣殿；锡耶纳和博洛尼亚处于庞大的内陆交通的十字路口；米兰、科莫、布雷西亚、维罗纳和威尼斯，坐拥使阿尔卑斯山让路的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贸易果实。热那亚控制着第勒尼安（Tyrrhenian）海，一如威尼斯统治着亚得里亚海。它的商船队计有2万人操控200艘船；从它的通商口岸，能到达从科西嘉至特拉布宗的许多地区。像威尼斯和比萨一样，热那亚也与穆斯林自由贸易：威尼斯与埃及，比萨与突尼斯，热那亚与摩尔人的非洲和西班牙。十字军东征期间，它们中很多都贩卖武器给萨拉森人。强而有力的教皇，例如英诺森三世，谴责与穆斯林的一切交易，然而黄金总比信仰和鲜血来得更坚实，所谓“渎神的贸易”也就继续着。

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削弱了其自身，而法兰西南部和西班牙西部港口插手地中海贸易，欲分一杯羹。在穆斯林统治期间停滞不前的马赛，此时一度夺回其古老的优势地位。然而附近的蒙彼利埃，受其通晓数种语言的人口及高卢人、穆斯林和犹太人文化的激励，于12世纪，作为法兰西的一个南部门户，起而与马赛竞争。巴塞罗那则得益于它从穆斯林手中再次被夺回的残存的古老犹太商人家庭，在那里和在为比利牛斯山囿闭的巴伦西亚基督教西班牙，建立起了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加的斯、波尔多、拉罗谢尔和南特等港口，均派遣其船只沿大西洋海岸至鲁昂、伦敦和布鲁日；热那亚于13世纪，威尼斯于1317年，派遣船只经直布罗陀前往所有这些大西洋港口；约13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贸易已告没落，而大西洋商业开始将大西洋国家推至领导地位，这一地位后由哥伦布加以证实。

法兰西因其河流而积聚了财富，河流便是其统一商贸的涓涓纽带。罗讷河、加龙河、卢瓦尔河、索恩河、塞纳河、瓦兹河和摩泽尔河，使它的商业正如它的土地一般丰饶多产。不列颠也无法与它竞争。海峡五口（Cinque Ports）欢迎外国船只和货物的到来。伦敦的泰晤士河在12世纪时即已沿河遍布连绵不断的码头，从这里输出布匹、羊毛和罐头，以换取阿拉伯来的香料、中国来的丝绸、俄罗斯来的毛皮和法兰西来的酒。一直十分繁忙——比任何其他北方港口都更繁忙——的是布鲁日，它是商业都会和农业、工业都很富庶的佛兰德斯财富的出口。这里，正如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是欧洲商贸东西向和南北向中轴的交汇点。它位于与英格兰遥遥相对的北海沿岸附近，它进口英格兰羊毛，以便由佛兰德斯和法兰西的织机制成纺织品；它足够内陆，因而能够提供安全的海港，吸引了热那亚、威尼斯和法兰西西部的船队。它还允许这些船队沿100条路线再分散其货物，运往下一级港口。当海运更安全、更廉价，陆路商贸便衰落，而布鲁日继香槟市集之后，成为欧洲贸易的北部中心。默兹、斯海尔德和莱茵诸河上繁荣的内河运输，为布鲁日带来日耳曼西部、法兰西东部的货物，以便从这里出口至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西班牙。其他城镇也因为河上贸易滋养而茁壮成长：斯海尔德河上的瓦朗谢讷、康布雷、图尔奈、根特和安特卫普，及默兹河上的迪南、列日和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

布鲁日是汉撒同盟主要的西方成员。为增进国际合作以对抗外部竞争，为替背井离乡的商人安排融洽的组织，保护他们免受海盗、路匪、通货变动、不守信用的债务人、税吏和封建领地通行税的戕害。12世纪，欧洲北部的商业城镇创设了各种各样的联盟，日耳曼人称之为协会（union）或同业公会（guild）。伦敦、布鲁日、伊普尔、特鲁瓦及其他20座城市，建立了“伦敦同盟”（London Hanse）。作为日耳曼战争和与斯堪的纳维亚贸易的前哨建于1158年的吕贝克，加入了与汉堡（1210年）和布鲁日（1252年）同盟类似的同盟。逐渐地，其他城市也加入进来——但泽、不莱梅、诺夫哥罗德、多尔帕特、马格德堡、托伦、柏林、维斯比、斯德哥尔摩、贝尔根和伦敦。在14世纪其鼎盛期，这一同盟囊括了52个城镇。它的势力扼守着所有大河——莱茵、威悉、易北、奥得和维斯图拉诸河——的河口，这些河流将中欧的货物输往北海或波罗的海，它控制着欧洲北部自鲁昂至诺夫哥罗德的贸易。很长一段时期，它垄断了波罗的海的沙丁渔业和大陆与英格兰的贸易。它还建立同业法庭，以解决其成员之间的纠纷，保护其成员对抗来自外界的诉讼，而且不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发动战争。它为它的成员城市和人民制定调节商业运转，甚至道德操行的法律；它保护他的商人免受专断的法律、税金和罚金的迫害；它强迫成员联合抵制它讨厌的城市；它对违约拖欠、欺诈牟利或买卖贼赃的行为实施惩罚；它在每一个成员城市设立一所“工厂”（factory）或商栈，将其成员置于它自己的日耳曼法律管辖之下，无论他们身在何方，严禁他们与外国人结婚。

汉撒同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充当了文明的媒介。它肃清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盗，疏浚和修整航道，绘制洋流和潮汐图，开辟河道，建造灯塔、海港，开凿运河，制定和整理海事法规，大致将欧洲北部商贸的混乱代以秩序。通过将商人阶层组织成强而有力的协会，它保护资产阶级反抗贵族，并促进城市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它为被军队蹂躏、破坏的货物向法兰西国王请愿，并强迫英格兰国王为被英国人溺死的同盟商人的灵魂而举行的弥撒付钱。它将日耳曼的商业、语言和文化向东传播。散布至普鲁士、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并建立加里宁格勒、利堡、梅梅尔和里加等大城市。它控制其成员趸进的货物的价格和品质，并建立起一种正直或诚实品质的美誉，英格兰人赋予他们的“Easterlings”（Men from the East，来自东方之人）这一称号，英格兰人用为“sterling worth”（货真价实），并在这一意义上，将其与银（silver）、英镑（pound）等词连用，取意殊可信赖或真实可信。

然而，在成为防卫者的同时，该同盟也终于成为了压迫者。它专横跋扈地限制其成员的独立自主，以联合抵制或暴力来强迫城市成为它的成员，不择手段地攻击竞争对手，甚而雇用海盗损害竞争对手的贸易。它组建自己的军队，在许多国家内部，它俨然国中之国。它竭尽所能压迫和镇压为其供货的工匠阶层，所有的劳动者及许多其他阶层的人，视它为有史以来从事贸易管制的所有垄断者中最强大的一个，进而畏惧和憎恶它。当英格兰工人在1381年起来反抗时，他们追赶所有的汉撒同盟成员，甚至一直追入教堂圣殿，并杀死所有不能用纯正的英格兰口音说“面包和奶酪”（bread and cheese）的人。

约1160年，该同盟攫取哥特兰的瑞典岛屿，并开发维斯比，以为波罗的海贸易的基地和堡垒。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它势力扩张，控制了丹麦、波兰、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的商业和政治。不莱梅的亚当报告说，13世纪在俄罗斯，汉撒同盟商人“多如粪土……而为了一张貂皮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就如它乃永恒的救赎一般”。他们在沃尔霍夫的诺夫哥罗德稳固了地位，生活在那儿，俨然是一支武装起来的商人卫戍部队，用圣彼得教堂做货栈，在它的圣坛四周堆放酒桶，恶犬似的看守着这些贮藏，同时履行一切表面形式，以示在宗教上虔诚。

该同盟仍不满足，转而欲控制莱茵河的贸易。已建立自己同盟的科隆，被迫沦为其附属成员。但是，再往南，该同盟的势力为莱茵同盟（Rhenish League）阻遏，后者由科隆、美因茨、施派尔、沃姆斯、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创立于1254年。而更往南，奥格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把持着由意大利北上的贸易。雷根斯堡和维也纳位于多瑙河大动脉的西缘，大动脉将内陆日耳曼的产品，经由萨洛尼卡输至爱琴海，或是经黑海运抵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伊斯兰国家和东方。如此，欧洲贸易绕了一圈，回到起点，而中世纪的贸易网也得以完成。

沿着这些路线运送他们的货物，这些商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不过，他们绝大多数是叙利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他们极少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那种生意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中，安全而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后面。通常，他们带着货物来来往往，经常走很远的路，到聚集着大量产品的地方去，以便以便宜的价格购得所需的商品，然后回转他们货物匮乏之地，以高昂的价格转手出售。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采取趸买、趸售的方式——即批发，法兰西人称之为“批发贸易”（en gros）。英格兰人把批发贸易译成批发商（grosser），并取杂货商（grocer）这个词的第一种形式，来称呼批发香料的人。商人是冒险家、探险者和沙漠商队的骑士，以匕首和贿赂来武装自己，时刻准备应付路匪、海盗等成千上万的考验或磨难。

法律的多变性和司法的多样性可能是他们所受最糟糕的折磨，而商业和航海的国际法日益进步的阐释，是他们首要的成就之一。假如一位商人取道陆路，则他在途经的每一封建领地，都须受一个新法庭及可能不同的法律的管辖；假如他的货物不慎倾覆在路上，当地的领主有权将它们据为己有；假如他的船只搁浅，依照“难船法”（Law of Wreck），它们就归搁浅海岸所属地主所有。一位布勒通的领主炫耀，属他所有的一块危礁，是他冠冕上最昂贵的石头。几个世纪以来，商人就与这些陋习斗争。12世纪，他们开始确信其终将废止。与此同时，国际犹太贸易商已积累起他们自己使用的一部商法典，这些规章成为11世纪商业习惯法的基石。通过领主或国王为保护从外国来的商人或访问者而刊行的法令、条例，这个商人法（ius mercatorum）年复一年地成长起来。特别法庭被建立起来，执行商业习惯法。而值得注意的是，对类似拷打、决斗或折磨等取证或审判的旧形式，这些法庭均已弃置不用。

早在6世纪西哥特人的法律中，在只涉及本族人的纠纷中，外国商人就被赋予接受从他们自己国家来的代表的裁决的权利。如此，肇端了领事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从事贸易的国家有权要求海外“领事”（consuls），即法律顾问，来保护并帮助它们的国民。热那亚于1180年在阿卡设立这样一个领事馆；12世纪，法兰西诸城纷纷照样办理。国家间——甚至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间——就这样的领事权达成协议，这是中世纪对国际法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相当部分的海事法规由古代传承而来。它在罗得岛文明开化的商人中间，从未停止过使用。最古老的海事法典之一为1167年的《罗得法典》（Code des Rhodiens ）。《奥列伦岛法》（Lois d’Oleron ）于12世纪末，由波尔多之外一个管辖酒类贸易的岛屿发行，并为法兰西、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所采用。汉撒同盟为其成员出版了一部关于海事条例的详细法典：乘客和货物安全防范，救援者和被救援者的义务，船长和全体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报酬，及一艘商船可以或应该成为一艘军舰的条件。这些法典规定的处罚是严厉的，但很显然，就建立航海纪律和安全性的传统和习惯而言，严厉乃是必需的。中世纪训练人遵守纪律，达十个世纪之久。

工业的进展

工业的发展随着商业的扩张而稳步前进。更广阔的市场刺激了生产，而上升的生产又滋养了贸易。

运输进步最小。大多数中世纪大路都是充斥着污泥、尘埃的林荫小道。也没有用来排干路面积水的路拱或涵洞，坑洞和水洼到处都是，浅滩很多，而桥梁很少。重物驮在骡群或马群背上，而不是用难以躲避坑洞的大车装载。四轮马车大而笨拙，靠箍铁的车轮前行，而且没有弹性；它们尽管华丽，却是如此的不舒服，以致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首选乘马出行——无论男女，一律跨骑。

直到12世纪，道路养护仍依靠邻近产业的所有者，而他们对为什么由他们出钱修理主要供匆匆过客使用的道路很感疑惑。13世纪，腓特烈二世下令对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道路进行整修。大约同时，第一条“皇家大路”（royal highway）也在法兰西修筑——在泥土或沙子的松散路基上铺上方形石块。同一个世纪，城市也开始修筑主要街道。佛罗伦萨、巴黎、伦敦和佛兰德斯的城镇，建造了出色的桥梁。

12世纪，教会组织宗教性质的兄弟会维修或建筑桥梁，并给予分担工作的人特赦。这种宗教兄弟会（frères pontifs）建造了阿维尼翁的桥，这座桥至今仍保留着他们亲手造的四个桥拱。有些清修教团——其中最突出的是西多会——辛勤工作，以使道路和桥梁维持其功能。1176至1209年，国王、僧侣和市民捐资或出劳力修建伦敦桥（London Bridge）。其上有房屋数栋和一座小礼拜堂，下有20个石拱以为支撑，使其横跨泰晤士河上。13世纪初期，第一座著名的吊桥飞跨在阿尔卑斯山圣哥特塔尔德隘口的峡谷之上。

既然道路难行，水路大受欢迎，而且在货物运输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一条船可载约500只牲畜，而费用又十分低廉。从塔古斯河到伏尔加河，这些欧洲河流是它主要的运输干线，而这些河流的流向和出口所在，决定了人口的分布、城镇的成长以及国家的军事方针。虽然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水闸为何物，不过河渠实在多得难以数计。

无论乘船或取道陆路，旅行都是充满艰辛且冗长缓慢的。有一位主教花了29天，才从坎特伯雷抵达罗马。有供替换用的强壮马匹的信差，一天可走100英里，但是私人信差佣金高昂，而邮政（12世纪时在意大利重建）通常严格限于政府事务。信息的传递，一如人在旅途一般缓慢。“红胡子”腓特烈在西里西亚去世的消息，经过四个月才传至日耳曼。

对大自然能量的开发取得了某些进展。《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 ）记载，1086年在英格兰共有约500座水力磨坊。1169年的一幅绘画显示，通过一连串越来越小的齿轮，一只从容不迫地转动着的水车车轮，瞬间被提升至很快的速度。凭借这种加速度，水车车轮成为工业的一个基本工具。1245年，水力驱动的锯木机出现于日耳曼。杜埃（1313年）的一座水磨用来制造有刃的工具。1105年首次在欧洲西部被报道的风车，在基督徒发现其在伊斯兰国家的广泛用途后，就迅速地传播开来。13世纪，仅伊普尔一地即拥有风车120座。

改良的工具和扩张的需求，引发了采矿的狂潮。商业呼唤一个可靠的黄金货币制度，而人们日益增长的购买力要求满足对珠宝的喜爱，这导致意大利、法兰西、英格兰、匈牙利，尤其是日耳曼，复兴河中淘金和山中采金。约1175年，在厄尔士山脉（Erz Gebirge）发现了铜、银和金的富有矿脉，弗赖堡、戈斯拉尔和安娜贝格成了中世纪“淘金潮”的中心。而由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的小镇的名字，衍化出“joachimsthaler”这一单词，意即“该币由那里开采的原料铸成”，此后更不可避免地缩写为日耳曼单词“塔勒”（thaler）和英语单词“元”（dollar）。

日耳曼成为欧洲贵金属的主要供应者，而其矿业塑造了政治势力的基础——其商业则形成政治势力的架构。铁在哈茨山脉和威斯特伐利亚，在苏格兰东南部低地，在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西西里，并再次在古厄尔巴岛开采。德比郡产铅矿，德文郡、康沃尔和波希米亚产锡，西班牙产汞和银，意大利产硫黄和铝，而萨尔茨堡则因丰硕的盐贮藏得名。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一度利用过，而显然在撒克逊时期却遭弃置的煤，在12世纪再度被开采。1237年，埃莉诺王后放弃诺丁汉城堡，即因其下之城镇烧煤吹送来浓烟。而1301年伦敦禁止用煤，因为煤烟正逐渐毒害整个城市——一个现代悲剧的中世纪实例。然而，在13世纪末，煤在纽卡斯尔和达勒姆，及英格兰、比利时和法兰西仍被大量、积极地开采。

矿床的所有权是法律上的一个大的混乱。当封建土地使用和占有制度仍然强大时，领主主张他的土地上的全部开采权，并与其农奴开采这些贮藏。教会对其产业也有类似的权利主张，并用农奴或雇矿工挖掘他们土地上的贵重贮藏。“红胡子”腓特烈颁布法令，声称君王是国土内所有矿石的唯一所有者，而这些矿石只能由政府控制下的商行经营。这种通常在罗马皇帝治下才存在的“王权”的重申，后来变为中世纪日耳曼的法律。在英格兰，君主主张自己拥有所有银和金的矿藏；较劣等的金属则可由地主开采，但以他缴付国王“使用费”为前提。

熔炼借助木炭，须在仍旧原始的熔炉中燃烧大量的木头。尽管如此，迪南的铜匠制造出了精良的黄铜器皿；列日、纽伦堡、米兰、巴塞罗那和托莱多的铁场工人，生产出出色的武器和工具；塞维利亚则以钢铁驰名。约13世纪末，铸铁开始取代锻铁。以前所有铁制品几乎都是锤敲出来的——“敲击”（smiting），铁匠的撒克逊名字就起源于此。铸钟是一项重要的工业，因为大教堂和城镇的钟楼与其他钟楼在钟的重量、响亮程度和音质方面进行竞争。铜匠制造钟形罩（couvre-feus），一般家庭在晚钟响起时将其盖在炉火上。撒克逊人以青铜铸造闻名，英格兰则以锡镴（pewter）——一种混合了铜、铋、锑和锡的合金——制品闻名。锻铁用来制作雅致的窗栏，教堂唱诗班席位庄严的铁栅及结实的铰链，后者在门上起加固和装饰作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金匠和银匠为数众多，因为金或银的器皿不仅可以用来展示或伪装自己的富有，而且，借此也可以规避流通紧缩之难，在危急时还可将财产兑换食物或货品。

13世纪，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纺织工业呈现出大规模、半资本主义结构的特点，在其中，成千的工人生产货物供应一般市场，而赚取利润——为他们几乎见不到面的投资者。在佛罗伦萨，羊毛商会（Wool Guild）拥有大工厂。在那里，洗涤工、漂洗工、拣毛工、纺纱工、织布工、监工和办事员在一个屋顶下工作，使用着那些他们没有所有权或处置权的原料、工具和织布机。批发布匹的商人组建工厂，提供设备，保护劳工和资本，确定工资和价格，安排分配和销售，冒着企业的风险，忍受失败造成的损失，并收获成功带来的利润。其他雇主则选择把原料外包给个别工人或家庭，用后者自己的设备，在家中将原料转化为成品，然后把成品交给商人，换取工资或报酬。如此，在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兰西，成千上万的男女，被带入了工业圈。

亚眠、博韦、里尔、拉昂、圣昆廷、普罗旺斯、兰斯、特鲁瓦、康布雷、图尔奈、列日、卢万——尤其是根特、布鲁日、伊普尔和杜埃——成为这种雇用工业的中心，它们还以艺术才能和反抗斗争著称。上等细麻布因拉昂得名，细薄布则因康布雷得名，而匀列菱形花纹之麻布或棉布则得名自伊普尔。在根特，有2300名织工在织布机前工作，13世纪在普罗旺斯则有3200名。很多意大利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纺织工业。12世纪，在佛罗伦萨，羊毛商会擅长染色羊毛产品的生产。13世纪初期，布商公会（Cloth Guild）投身于大规模、大范围的进口羊毛和输出成品织物生意。约1306年，佛罗伦萨有300家纺织工厂，至约1336年，已拥有3万名纺织工人。热那亚生产质地精良的天鹅绒和金线花饰丝绸。13世纪末，维也纳进口佛兰德斯织工，不久就有了它自己繁荣的纺织工业。英格兰几乎垄断了欧洲北部的羊毛生产，它将大部分产品输至佛兰德斯。许多种毛纺布料因诺福克（Norfolk）的沃斯特德（Worstead）的城镇而得名。西班牙也生产上等羊毛，它的“美利奴绵羊”（merino sheep）是其国民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8世纪，阿拉伯人已将丝绸文化和制造技术带入西班牙。9世纪，又将其输入西西里岛；而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巴勒莫在基督教化后，也还延续着这一技艺。1147年，罗塞二世从科林斯和底比斯进口希腊和犹太丝织工人至巴勒莫，并将他们安顿在一座王宫中。通过这些人及其子孙，养蚕遍布意大利。卢卡组织了资本主义标准的丝绸制造业，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摩德纳、博洛尼亚和威尼斯起而与之竞争。这种技艺更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在苏黎世、巴黎和科隆等地，培养出熟练的从业者。

上百种其他技艺完善了中世纪工业的领域。陶工在陶制器皿湿润的表面上撒上铅末，并以文火进行烘烤，以使其表面光滑似镜，倘若他们希望得到绿色釉，而非黄色釉，那么就在铅末中掺入铜末或青铜末。13世纪，在蒸蒸日上的城市中，建筑变得更加靡费，因担心火灾的发生，瓦便取代了茅草铺的屋顶。1212年，伦敦还曾强制更换。当时，建筑业必定相当有水平，因为欧洲现存的一些最坚固的建筑，便诞生于这一时期。工业玻璃用于制作镜子、窗户和器皿，不过规模还相当小。大教堂拥有最精良的玻璃制品，但许多房屋没有一块玻璃。至少从11世纪起，欧洲西部就有了玻璃吹制这一行当。或许，在罗马帝国治下其全盛期以来，这一技艺在意大利就从未中止过。

直至12世纪，纸还是从阿拉伯或西班牙进口。然而，1190年，日耳曼拉芬斯堡（Ravensburg）开设了一家造纸厂。13世纪，欧洲已开始利用亚麻造纸。皮革是国际商贸最主要的项目之一，而制革法也很普及。手套商、马具商、钱包制造商、皮鞋匠和补鞋匠，出色得令人嫉妒。毛皮由北部和东部购入，供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穿着。葡萄酒和啤酒为人们提供热量，而许多城镇因酿造的地方性垄断而获利。日耳曼人在这一古老的技艺方面领先于世界，14世纪即拥有500家酿酒厂的汉堡，将其繁荣主要归功于那里的麦酒或淡色啤酒。

除纺织品外，工业仍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为当地市场服务的工人——面包师、皮匠、铁匠、木匠等——可以控制或处置他们自己的设备和产品，并保持个体的自由。大多数工业仍然在工人的家中，或在与他们的住所毗连的店铺中进行，而且大部分家庭都为他们自己做许多如今委托商店或工厂做的工作——烘焙面包、纺织衣物、修补鞋子。在这种家庭工业中，进步是缓慢的；工具是简单的，而机器甚少；竞争和获利的动机尚未刺激人从事发明，或以机械的力量来取代人的技能。然而，这或许是历史上工业组织最健康的形式。它的生产力低，它的满足程度却可能相对的高。工人留在家庭附近，他决定工作时间，也（或多或少）决定他的工作报酬。他以技能为傲，这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信心。他是工匠，却也是艺术家。当看到一个完整的产品在自己的手中成形，他也会有艺术家式的满足感。

货币

商业和工业的扩展彻底改革了金融。商业不可能靠着以货易货进步，它需要一种价值稳定、使用便利的交易媒介，及形成投资基金的捷径。

在欧洲大陆实行封建制度的情形下，大领主和高级教士僭行铸币权，而欧洲经济深受流通混乱之苦。伪币制造者和硬币剪取者（coin clippers）加剧了这种混乱。国王颁布命令，有这种行为的贵族将被肢解或阉割，抑或活活煮熟；但正是国王们自己再三使流通恶化。在蛮族入侵后，黄金变得匮乏；而在穆斯林征服东方后，它更从西欧的造币中消失了。8—13世纪，历次造币皆用银或更劣等的金属。

在拜占庭帝国，黄金用于铸币仍贯穿了中世纪。当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联系增长，在西方称为拜占特的拜占庭金币，作为基督教世界最受敬重的货币，开始在整个欧洲流通。1228年，看到一种稳定的黄金货币给近东带来有益影响的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铸造了欧洲西部第一种金币。他称之为“奥古斯塔勒斯”（augustales），显示出要与奥古斯都的钱币和威望相竞争的愿望。它们的确无愧这一美名，因为虽是一种模仿，它们却有着高贵的设计，并达到了中世纪钱币艺术的最高水准。1252年，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都发行了金币，而佛罗伦萨的弗罗林——与1磅银子等价——更美丽且有生命力，被整个欧洲接受。约1284年，除英格兰外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拥有了一种可信赖的黄金货币。

约13世纪末，法兰西的国王们收购或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领主铸币权。法兰西的货币体系直到1789年依旧保持着查理曼建立的票面额，尽管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银的利维尔（Liver）或镑；苏（sou ）或1/20利维尔；德尼耶（denier）或1/12苏。这一体系由诺曼人入侵带至英格兰。因此在这里，1磅银子也被分为20份——每份1先令（shilling），1先令则分成12份——每份1便士（pence）。英语从德语的镑（pfund）、先令（schilling）和芬尼（pfennig）借取来了“镑”“先令”“便士”这些词汇，其符号却取自拉丁语。直至1343年，英格兰还没有一种黄金货币，由亨利二世确立的银币，保持着欧洲最稳定的地位。在日耳曼，银马克铸造于10世纪，价值相当于法兰西或英格兰镑的一半。

尽管如此，中世纪的流通仍为价值波动所苦，银对黄金不稳定的兑换比率，国王和城市——有时是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权势，可随时召回所有钱币，以改铸为名收取费用，并发行成色更低的劣等新币。因为铸币的欺诈，因为黄金的增长比货物的增长更为迅速，因为以贬值货币来弥补国债这种捷径，从中世纪至近代，一种毫无规律的通货膨胀影响了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1789年，在法兰西，利维尔的价值仅相当于查理曼治下的1.2%。从一些典型的价格，我们可以判断货币贬值的状况：1268年，在拉韦纳，一打鸡蛋值“1便士”；1328年，在伦敦，一头猪值4先令，一头牛值15先令；13世纪，在法兰西，3法郎能买一只绵羊，6法郎能买一头猪。

支撑和推进商业和工业的钱来自何处？最大的个体供应者是教会。它有一个无可比拟的筹措资金的组织，而且，总是拥有充足且灵活的流动资金，它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财主。此外，许多个人将私人资金存放在教会或修道院，以求从其获得保护。教会从其财产中拿出钱，贷款或借给有困难的人或机构。贷款的主要对象是欲改良其农事的村民。在扶植自由农民阶层方面，教会起着地产银行的作用，同时也扮演着慈善机构的角色。早在1070年，它们就借钱给邻近的领主，作为交换，它们得以分享领主产业的收益。通过这种抵押贷款，修道院成为中世纪第一个类似银行的组织。法兰西圣安德烈的修道院经营着如此兴旺的银行生意，以至雇用犹太放债人来管理它的金融业务。“圣殿骑士”依照自己的兴趣，向国王和亲王、领主和骑士、教会和高级教士放债。他们的抵押贷款生意可能是13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出自教会团体的这些贷款通常用于消费或政治用途，很少投入工业或贸易当中。当个人或家庭将资金托付或委托给一位商人，来从事某项特定的事务或事业，并收取分享的利润时，商业信用（贷款）便诞生了。这种不参加具体经营的（silent）或“不参与经营的”（sleeping）合股方式，是古罗马的一个发明，可能由基督教西方重新从拜占庭东方引入。这种坐享利益而又不直接抵触教会关于禁止取息的禁令的手段如此有效，很快就流行开来。而“公司”（company）或家庭投资变成一种“合伙”（societas），其中几个人——不一定是亲属——集资从事一组或一系列非单一项目的商业冒险。约10世纪末，这类金融组织出现在热那亚和威尼斯，12世纪更是发展到顶峰，而且成为意大利商贸迅速成长的主因。这些投资团体经常同时购买数艘商船或数项风险投资的“股份”（partes），以分散其风险。在14世纪的热那亚，这种股份是可转移的，于是股份公司应运而生。

金融资本最大的单项来源是职业金融家。他起初在古代是货币兑换商（money-changer），并且已发展成为放债人（money-lender），用自己和他人的金钱投资企业或商业，或贷款给教会、修道院、贵族或国王。犹太人作为放债人的角色被夸大了，他们在西班牙，一度在不列颠拥有势力，在日耳曼则势单力薄，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则被基督徒金融家超越。英格兰国王们的首要债主是威廉·凯德（William Cade）；在13世纪的法兰西和佛兰德斯，首要的债主则是阿拉斯的卢沙尔（Louchard）和克雷斯潘（Crespin）两个家族；“布列塔尼人”威廉（William the Breton）描述当时的阿拉斯“充斥着高利贷者”。另一个北部金融中心是布鲁日的交易所（bourse）或金融市场。一个更有权势的基督徒放债人集团，兴起于法兰西南部的一个城镇卡奥尔（Cahors）。马修·帕里斯写道：

在这个时期（1235年），令人憎恶的卡奥尔人瘟疫般席卷而来，以致全英格兰，尤其是在高级教士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不陷入他们的网中，被牢牢黏住。国王欠他们一笔数也数不清的债。他们以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来要挟穷人，以贸易来包裹、掩盖他们罪恶的高利贷营生。

教皇一度将其在英格兰的财务委托给卡奥尔银行家打理，然而他们的残酷无情使英格兰人不快，以致他们中有一人在牛津被谋杀。伦敦主教罗杰宣布将他们逐出教会，而亨利三世把他们逐出英格兰。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临终之际悲悼“我们的教皇阁下的商人和交易者”敲诈勒索行径，认为他们“比犹太人更可怕”。

意大利人在13世纪将银行业发展到空前的水平。大银行业家族兴起，为日益扩大的意大利贸易提供力量源泉：锡耶纳的布昂希格诺里（Buonsignori）和加莱拉尼（Gallerani），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巴尔迪（Bardi）和佩鲁齐（Peruzzi），威尼斯的皮萨尼（Pisani）和蒂耶波利（Tiepoli）等家族。它们将业务扩展至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并将巨额款项贷给英格兰和法兰西向来贫困的国王们，及贵族、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城镇。教皇和国王雇用他们征收国税，管理铸币和财政，献策纳计。他们趸购羊毛、香料、珠宝和丝绸，还拥有欧洲全境的船只和旅馆。13世纪中叶，这些伦巴底人——北方人这样称呼所有意大利银行家——是世界上最活跃和最强大的金融家。因为他们的强取豪夺，他们在国内和海外都遭人憎恨，而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也为人羡慕。每一代都发生着借贷行为，但都谴责放贷的人。他们日益兴旺的生意，对犹太国际银行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伦巴底人中最强大的是佛罗伦萨银行业公司，1260至1347年间，有文献记载的这类公司竟达80家。他们为教皇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收获丰厚的报偿。作为教皇御用银行家，这一特殊地位在交易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掩护，掩盖了他们与教会关于取息问题的看法很难协调一致这一事实。举例来说，1308年，佩鲁齐家族分派了40%的红利。然而，这些意大利公司，几乎以他们使商业和工业焕发生机这一服务，补赎了其贪婪的罪行。当潮汐退去，他们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词汇——credito（贷方），debito（借方），cassa（钱箱，money box；现金，cash），banca rott（倒闭，bank broken；破产，bankruptcy）等——几乎出现在所有欧洲语言中。

正如这些词汇暗示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大金融公司，在13世纪或以前，就已发展出几乎所有近代银行的功能。他们接收存款，并开办经常账户——在当事人间存在一个未结清的成组的金钱交易业务。早在1171年，威尼斯银行（Bank of Venice）仅靠簿记运作来达成其客户之间的账目交易。他们放贷，而作为抵押，他们接收珠宝、贵重甲胄、政府公债，或收税权，抑或管理公共税收的权力。他们接收转往其他国家的保税货物。通过他们的国际关系，他们能发行信用证，凭借信用证，在某个国家的一笔存款，可以转交到在另一个国家的存款人，或他的授权人手中——一项长久以来归功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圣殿骑士”的发明。反之，他们签发汇票：作为货物或贷款的偿付，一位商人给其债权人一张期票（promissory note），承诺在既定时间内，在某大市集上或国际银行里，付款给后者。这些期票在市集上或银行里抵兑，只有最终的收支差额才用现金结付。于是，成百宗交易都可以方便地达成，而免去了搬运或兑换大笔款项和负担钱币重量的麻烦。而当银行业中心成为票据交换所，银行家也就免除长途跋涉赶赴市集之苦。遍布欧洲和黎凡特地区的商人，可以在意大利的银行里取出账本，处理账目，并借银行间的簿记理清、安排收支。结果是，金钱的效用和流通增长了十倍。这种“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因相互信任而成为可能——并非经济革命最不重要或光荣的一面。

13世纪，保险业也迈出了第一步。商人同业公会给予其成员保险，以对抗火灾、船难，及其他灾祸或伤害，甚至还包括犯罪引起的诉讼——无论其成员是否有罪。许多修道院提供一种终身年金：它们承诺为捐赠人提供饮食，有时还包括衣物和寄宿，以使其安享余年，这些是一笔一定额度的预付金的报偿。早在12世纪，一家布鲁日银行已提供货物保险。1310年，显然也是在那里，成立了一家特许的保险公司。1318年，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也已受理陆路布匹分派风险的保险。

最早的政府公债，于1157年由威尼斯发行。战争的需求使共和国亟须从市民那里强制贷款，一个特别部门（Camera Degli Impresidi）也建立起来，专门接收贷款，并向认购者发放利息证书（interest-bearing certificate），以为偿还的国家担保。1206年之后，这些政府公债变为可转让的（negotiable）和可转移的（transferable），它们可以买卖，或用作贷款抵押。1250年，类似的市府债券在科莫作为金属通货的等价物被接纳。因为纸币是一个关于兑现的政府允诺，这些可转让的金币流通券便标志着欧洲钞票的肇端。

银行家、教皇和君主的复杂交易，需要一个细致、谨慎的簿记系统。档案和账簿充塞着关于租金、税金、收讫、支出、存款和债务的记录。于7世纪在欧洲西部失传，却在君士坦丁堡得以存续的帝国时代记账方法，被阿拉伯人采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意大利恢复。1340年，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复式簿记的系统，出现在热那亚的公共账目中。1278至1340年，热那亚人记录的逸失，使这一进步或者说这一成就，变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利息

银行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教会有关取息的教条。它有三个来源：亚里士多德“关于利息乃钱生钱的非自然繁殖”的谴责，耶稣对利息的谴责，及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罗马抵制商业主义和高利贷的发放。罗马法早将利息合法化，而“可敬的人”（honorable men），如布鲁图，也铁石心肠地索要费用。安布罗斯曾公开抨击“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自己的所有”的学说：

“我的”，你是这么说的？什么是你的？当你从你母亲的子宫降生于世，你带了哪些财富来？使你着迷的，总是超过能满足你的（你之所欲，总是超出你之所需），是靠暴力取得的。难道是上帝不公平，没有平等地分配我们生活用的财物，所以你就应当富足，而别人就活该穷困吗？或者毋宁说，上帝愿意赐予你他的仁慈的标记，而却给你的同胞以忍耐的美德？那么，承受了上帝的恩典的你，就以为独自把持本来是供许多人生活的财物，并非不讲道义？你紧抓不放的是无食者的面包，你锁起来的是无衣者的衣物，你藏起来的钱是穷人的活命钱。

其他教会神父的主张，已极其接近共有主义。“万物备于世间，”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说，“应由全民共享。但出于不义，某人说这是他的，另一人说那是他的，因此众人间便生出分歧。”哲罗姆视一切利益为不义。奥古斯丁以所有“生意”（business）为一种邪恶，因为它“阻碍人寻求真正的安宁，而那其实是上帝”。教皇利奥一世曾拒斥这些极端学说，然而教会的状态是照旧不同情商业，怀疑一切投机和获利，敌视所有“垄断”（engrossing）、“囤积居奇”（forestalling）和“高利贷”（usury）——其中最后一个词在中世纪意味着无论收取哪种利息。安布罗斯说“高利贷是任何加在资本上的东西”，而格拉提安将这一生硬的定义收入教会的法规。

尼西亚（325年）、奥尔良（538年）、马孔（Macon，585年）和克利基（626年）等教会会议禁止神职人员借钱牟利。789年查理曼的法典，及9世纪的教会会议，将禁令扩展，也适用于俗人。12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助长了伊尔内里乌斯和博洛尼亚的“法典编纂者”（glossator）防卫利润的气焰，而且他们也能援引《查士丁尼法典》有利于己方的内容。但第三次拉特兰教会会议（1179年）重申禁令，并宣称“经证明确系高利贷者的，不再允许领受圣餐，若他们未赎罪便死去，也不准以基督徒的方式埋葬；同时，没有教士会接受他们的施舍”。英诺森三世一定抱着较仁慈的看法，因为在1206年，他慎重考虑过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妆奁“应当交托给某些商人”，以便其收入可以“来自诚实正直的获利”（by honest gain）。然而，格列高利九世退回到放高利贷所获得的任何利益或带来的任何收入，都是因为有人借贷这样一种观念；而且，这一观念保留在罗马教会的法规中，直至1917年。

教会的财富在于土地，而非贸易。它和封建贵族一样蔑视商人，在它看来，土地和劳动（包括经营）似乎是财富和价值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它对商人阶层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富有愤愤不已，这一阶层对封建土地所有者或教会并不十分友善。几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把所有的放债人当成犹太人，而且觉得谴责放债人对贫困教会机构提出的苛刻条件实属正当。大体说来，教会在控制牟利动机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基督教道德的一种英雄主义行为，这与监禁和奴役债务人——这使希腊、罗马蒙羞——的生活和法律是一个有益的对照。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政府的立法支持教会的立场，而世俗法庭强制执行关于取息的禁令。但事实证明，商业需求比对监狱或地狱的恐惧更强大。贸易和工业的扩张要求由积极、活跃的企业来使用闲置资本；处于战争或其他紧急事件中的国家，发现借贷比收税更容易；同业公会贷出和贷入都计算利息；扩展其产业或投效十字军的土地所有者都欢迎放债人；教会自身和修道院都求助于伦巴底人、卡奥尔人或犹太人，以度过危机或费用上涨、需求上升等难关。

人的智慧从法律中发现了许多漏洞。借债人常将土地贱卖给债权人，把使用权留给自己当利息，稍晚时再买回土地。或者土地所有者把一些或全部年租或岁收卖给贷款者。举例来说，甲以100美元把一块年租为1000美元的土地卖给乙，则结果就是乙以10%的利息借100美元给甲。许多修道院即通过购买这种“租费”（rent charge）——此风在日耳曼最盛，在那里意为“利息”的单词Zins，便来自中世纪的拉丁语单词census（租金）——来投资。城镇通过与贷款者签订契约，允许后者分享他们的岁收来借钱。

个人和公共机构——包括修道院——借钱给人，作为报偿，它们得到秘密的礼物或空头售卖（fictitious sale）。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抱怨“许多神职人员”（主要是修道士）“当他们躲避一般的高利贷，就像在躲避一件明显是备受责难的事，同时却还是借钱给水深火热中的穷人，而以后者的财产为抵押，并由此获得超出本金的源源不断的果实”。有些借款人以己身做担保，以偿付因延迟还债而与日俱增的“损害”（damages）。还债日期定得早，赔偿这种隐蔽的利息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卡奥尔人以相当于每年60%的利息，贷款给某些修道院。许多金融公司公开放贷取息，并按照“法律只适用于个人”的学说，要求豁免权。意大利的城市并未找借口逃避偿付政府公债利息。1208年，英诺森三世评论说，假如遵照教会法规，将所有高利贷者摒弃在教会的大门外，则所有的教堂也都得关门。

教会很不情愿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实。约1250年，托马斯·阿奎那勇敢地宣布一项关于利息的新教会学说：营利事业的投资者，若实际分担风险或损失，可合法地分享利润，而损失的意思被认为包括超出约定日期延迟还债。布纳芬杜拉和教皇英诺森四世接受这一原则，进而宣布付款给放债人，以偿付资金运用造成的暂时性损失为合法。15世纪，一些圣典学者（canonist）承认国家有权发行有息公债。1425年，教皇马丁五世使租费的买卖合法化。1400年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撤销了它们抵制利息的法律。而教会禁令形同虚文，无人理睬。教会企图通过鼓励费尔特雷的圣贝尔纳和其他神职人员自1251年起创立“爱之丘陵”（montes pietatis），来找出解决之道。在那里处于困境的可信赖之人，通过存放一些物品作为抵押，就可借到无息贷款。但是典当商的先驱只触及了问题的一小部分，商业和工业需求依旧，而资本家兴起，以应时需。

职业放债人要求高利率，不全因为他们是丧尽天良的恶魔，而是因为他们冒着损失和掉脑袋的高风险。他们无法总是依靠法律，通过诉讼来执行合约；他们囤积的财富常被国王或皇帝征用；他们随时可能被流放或驱逐，并总是处于糟糕的境遇中。许多贷款永无偿还之期。许多借款人在破产的情况下死去，有些则加入十字军，免去了偿付利息的义务，而且一去不回。倘若借款人拖欠，债权人弥补损失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其他贷款的利率。良性贷款不得不用来填补恶性贷款的深渊，正如买进商品的价格必须包含卖出前商品的折损成本。12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利率在33 %和43 %之间，偶尔升至86%。在繁荣的意大利，利率则降至12.5%和20%之间。约1240年，腓特烈二世试图把利率降到10%，但不久又以高得多的利率付给基督徒放债人。晚至1409年，那不勒斯的政府才立法规定利率的法定最高限额为40%。随着贷款安全性的提高及贷款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利率下降。逐渐地，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和错误，人们学会使用进步的新的金融工具，而货币时代（Age of Money）已在信仰时代中肇端，渐露端倪。

同业公会

古罗马曾有无数工匠、商人和承包商的协会、政治会社、秘密社团、宗教兄弟会。这些协会中是否有些残存下来，成为中世纪同业公会的前身？

格列高利一世有两封信，提到那不勒斯的一个肥皂制造商社团和奥特朗托的一个面包师社团。在伦巴底国王罗塔里斯（Rotharis）的法典中，我们读到“科木师傅团”的事迹——显然是来自科莫的大泥瓦匠，他们彼此称呼对方“collegante”——同一组织的同事。运输工人联合会在7世纪的罗马和10世纪的沃姆斯曾被提及。古代的同业公会继续存在于拜占庭帝国。在拉韦纳，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经济协会（scholae ）的资料——6世纪的面包师协会，9世纪的公证人和商人协会，10世纪的渔夫协会，11世纪的食品商协会。我们听说9世纪在威尼斯有工匠协会（artisan ministeria）、11世纪在罗马有园丁协会（gardeners’ schola）。毫无疑问，大多数西方古代同业公会，在蛮族入侵、接踵而来的农村化（reruralization）和贫困的情形下，濒临绝境，然而它们中有些似乎在伦巴底存续下来。商业和工业在11世纪复兴时，使同业公会获得新生。

因而，这些同业公会在古罗马制度保存得最好的意大利，最为强大。12世纪，在佛罗伦萨，我们找到公证人、呢绒商、羊毛商人、银行家、医师和药剂师、绸布商或丝绸商、皮货商、制革工人、军械制造商、旅店老板等的“arti”，意即技艺协会。这些同业公会显然是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各种同业公会而建立起来的。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所遭受的破坏可能比在意大利更彻底。然而，我们发觉他们出现于达戈贝尔特一世的法律（630年）、查理曼的法典（779年、789年）和大主教辛克玛的法令（852年）中。11世纪，同业公会重现于法兰西和佛兰德斯，并迅速发展成慈善会（charite）、兄弟会（frairie）或联合会（compagnie）。在日耳曼，同业公会（汉萨）起源于古老的Markgenossenschaften——旨在互助，举行宗教仪式和假日狂欢的地方协会。约12世纪，这些协会大多数已变成贸易或技艺协会。到13世纪，它们势力如此强大，与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s）角逐政治和经济的权威地位。汉撒同盟就是这样的一个同业公会。英格兰同业公会首先出现于国王伊内的法律中，其谈及互相帮助偿付加在他们身上的血钱。盎格鲁—撒克逊单词“gild”意为“捐款入公共基金”，而后来引申为“经管该基金的团体”。有关英格兰贸易同业公会的最早的文献日期为1093年。约13世纪，在英格兰，几乎每座重要城镇都有一个或更多的同业公会，同时，一种地方性的“同业公会集体主义”（guild socialism）在英格兰和日耳曼盛行起来。

几乎11世纪所有的同业公会都是商人公会：它们只包括独立商人和熟练技工，排斥所有依赖他人的人。它们也是贸易的管制机构。它们通常以高度保护关税或其他借口，说服它们的城镇将与其竞争的货物拒之门外，这种舶来货一旦获准进城，也由深具影响力的同业公会决定其价格并出售。在许多情况下，商人公会从自治市（commune）或国王那里获得地方或全国的专卖权。巴黎公司（Paris Company）的“水路商品转运权”（Transit of Merchandise by Water）几乎独占整条塞纳河。依照城市法令（city ordinance），或在经济压力下，同业公会通常强迫工匠只为公会工作，或须取得其许可，方能工作，而且它的产品只能由公会出售，或通过公会出售。

较大的同业公会成为强有力的公司。它们经营各种货物，趸进原料，制定防止损失的措施，组织它们所属市镇的食品供应和排水事宜，修筑街道，建造马路和码头，疏浚海港，维护大路治安，监督指导市场，制定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学徒条款、生产和销售办法、原料和成品的价格。每年有四五次，它们确定“公平价格”，依照它们的判断，给予各有关行业公平的刺激和奖励。它们对其贸易范围和区域内一切买进或卖出货物进行称重、检验、计算，而且尽可能避免劣等或不诚实的货物流入市场。它们联合起来对抗强盗、封建领主和通行税、难以驾驭的工人、横征暴敛的政府。它们在政治上取得领导地位，控制着许多市政委员会，有力地支持自治市政府，同时与贵族、主教和国王进行斗争，而它们自身也演进为商人和金融家的强势寡头集团。

通常，每一同业公会都有自己的同业会所或会馆，这种同业会所或会馆在中世纪后期的建筑方面异常华丽。它的人员结构复杂，有主持会议的参事、书记、司库、法庭监守、警官等。它有自己的法庭，用以审判其成员，同时要求成员间的争端须通过公会法庭，方能诉诸国家法规。又规定会员有义务帮助贫病或不幸的会员，拯救或赎出遭受攻击或监禁的伙伴。它监管会员的道德、举止和衣着，对不穿袜子参加聚会的人做了处罚的规定。莱斯特商人同业公会（Leicester Merchants’ Guild）的两名会员在波士顿市集（Boston Fair）上互殴，他们的伙伴罚他们缴出一大桶啤酒，由会员一起喝光。每一个同业公会都有一年一度的节日，以纪念他们的守护圣徒，在简短的开幕式或祷告后，择定一个雨露丰美、有利健康的日子。会员们筹资和装饰城里的教堂或大教堂，准备并演出神迹剧（miracle play），此乃近代戏剧的前身。在当地的游行队列中，公会的显要人物穿着华丽的制服，打着代表他们的贸易的华美壮观的条形旗帜浩浩荡荡前进。同业公会也替其会员保火险、水险、窃盗险、监禁险、残疾险和老年险。它设立医院、救济院、孤儿院和学校，还替死者付丧葬费和拯救灵魂离开炼狱的弥撒费。其富有会员也很少会在遗书中不提及公会。

一般说来，工匠被这些商人同业公会拒之门外，却要受公会的经济规章和政治权势的控制。12世纪，各行各业的工匠开始在每一城镇成立他们自己的工艺同业公会（craft guild）。我们发现，1099年，在伦敦、林肯和牛津有织工同业公会，而不久这些地方又出现了漂布匠、制革匠、屠夫、金匠等同业公会。13世纪，它们以“arti”“Zunfte”“métiers”“companies”“mysteries”为名称，在全欧兴起；威尼斯有58个，热那亚有33个，佛罗伦萨有21个，科隆有26个，巴黎有100个。约1254年，路易九世的商务大臣，“商人首长”（provost of merchants）埃提埃内·布瓦洛（Etienne Boileau），发行了一部官方的《贸易书》（Livre des Métiers ），为巴黎101个同业公会制定了规则和法律。书中所列工种之多、分工之细令人吃惊：如，单皮革工业一项就细分成剥皮者、制革者、鞋匠、缰绳制造者、马鞍制造者、精美皮件制造者；木工则分成大箱制造者、橱柜制造者、制船者、制轮者、箍桶匠、编结者。每一公会都谨慎地守护自己行业的技术秘密，防备外人进入工作场所内，并经常因此对簿公堂。

时势所趋，工艺同业公会采取了一种宗教形式，各奉一位守护圣徒，并以争取垄断地位为目标。通常，一个人除非属于某个公会，否则不能学习该行业的技艺或以该行当为营生。公会领导人每年在该行业的全体会议中选出，但通常根据年资和财富。公会法规决定——只要商人同业公会、市府法令和经济法许可——会员的工作条件、所领工资、索取价格等。公会法规限制各地区雇主的人数和每一个雇主所收徒弟的多寡；禁止工业界雇用雇主妻子以外的女人或男人在下午六点后工作；处罚索价不公、交易欺诈和以劣充好的会员。在许多情况下，公会很得意地在它的产品上覆上“注册商标”或“同业会所记号”（guild hallmark），以保证品质。布鲁日的布商公会驱逐一名会员出城，因为他伪造布鲁日的同业会所记号，盖在劣等的货物上。雇主之间的产量竞争或价格竞争都受到压制，以防最聪明的或最顽劣的人牺牲别人独富，但是雇主之间和城镇之间的产品品质竞争却备受鼓励。工艺同业公会像商人同业公会一般，设立医院和学校，提供各种保险，救助贫困会员，赠嫁奁给会员的女儿，埋葬死者，照顾寡妇，奉献人力和资金建造大教堂和礼拜堂，并将他们工艺操作和徽章标识绘在大教堂的玻璃上。

雇主间的兄弟之情并未免去工艺同业公会中会员身份与权势鲜明的阶级划分。处于最底层的是学徒，他们的年龄在10至12岁之间，由父母与雇主订立为期3至12年不等的契约，让他与雇主同住，帮助雇主店里和家中的事务。所得的报偿是衣、食、住，并学习该行业的技术。在他工作的晚后几年，可得到工资和工具。修业期满时可得到一笔款项供自己另行开业。假如他中途逃跑，将被追回送还雇主并受处分；若再度逃跑，则终身被拒于该行业之外。完成服务期限后，他变成了“流动工”（journeyman），在各雇主之间做日工。两三年的职工生涯过后，假如有足够的资本开店，可去接受同业公会董事会的技术能力测验。通过测验后，则成为雇主。中古后期，有时公会要求应试者上交一件“杰作”（masterpiece），即其手艺中较满意的样品。

毕业的工匠或雇主拥有自己的工具，通常依照顾客的订单生产货物，这些顾客有时自己提供材料，而且可以随时入店观看工作情形。在这种制度下，中间人并未控制货品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渠道。工匠的活动范围受其供应的市场的限制，通常是在所住的城镇内。但是他并不受一般行业市场的起伏，或远方投资者，抑或购买者情绪的影响；他也不懂繁荣和不景气交错更迭的经济循环规律。他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8—13小时，但时间由其自主选择，以精明而从容不迫的方式工作，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食物讲求营养，购买坚固家具，穿着简便而耐久的衣服。他读书不多，因此免受大量令人神迷智昏的无用读物之苦，然而他活跃地加入到他的团体唱歌和跳舞，观看或演出戏剧及参加庆典的行列。

经过整个13世纪，工艺同业公会的数目和权势不断增长，给寡头政治作风的商人同业公会带来类似民主的制衡。然而，工艺同业公会反过来又成为工人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有意只给雇主的儿子雇主资格；他们付雇工低廉的工资，雇工于14世纪一再揭竿而起，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们甚至高筑藩篱，阻挠新人入会或进入城镇。在运输困难，市场因限于地方购买者而变得狭窄，资本的累积尚未充足，也不具有流动性。在能支持大规模企业的情况下，它们是工业时代的卓越组织。当数额庞大又富于流动性的资金出现时，这些同业公会——无论商人的或工艺的——便失去了对市场和工作条件的控制力。在英国，工业革命借着经济转变的缓慢打击摧毁了它们；而法国大革命则突然、意想不到地解散了它们。

自治市

12世纪和13世纪的经济革命，像18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革命一样，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改革。新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赢得了新的势力，也给予中世纪城市刚健英武、好狠斗勇的独立精神，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峰。

遗传和环境这两个对立的因素，影响了欧洲的城市和同业公会。它们是罗马自治市的苗裔，还是经济变迁的洪流造就的新的堆积物？许多罗马城市在数世纪的混乱、贫困和衰颓后，仍延续着。但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少数城市保留了古罗马制度，存续古老的罗马法的城市就更少了。阿尔卑斯山之北，蛮族的法律已取代罗马传统，有些日耳曼部落或乡村的政治习俗甚至渗入了古老的自治市。大部分的北阿尔卑斯城市仍归属封建领地，直接被封建领主的意志或其委派的人统治着。对于条顿征服者而言，自治市的制度是外来的，而封建组织是当地固有的。意大利以外，中世纪城市因新的商业中心、阶级和势力的形成而兴起。

封建城镇通常坐落于高地和道路交会处，或沿着攸关生命的水路，或在边境。在封建城堡或设防的修道院围墙四周，城镇人民或市民缓慢地发展起小型工业和商贸。当挪威人和马札儿人的侵扰已告平息，这种围墙外的活动迅速扩展，店铺增加，商人、工匠等从暂时逗留变为城镇的固定居民。但战火一起，不安定又降临。于是，居于围墙外的人，着手建筑第二道围墙，比封建城堡的护城壕更阔大，用以保护自身、商铺和财富。封建领主或教皇仍拥有和统治这一扩建了的城镇，作为其领地的一部分。但是，逐渐增长的人口日趋商业化、世俗化，封建税费和控制、束缚令他们烦恼焦虑，他们计划赢得自治市的自由。

出于旧的政治传统和新的行政的需要，一个由市民和官吏团组成的会议开始成形。渐渐地，这“自治团体”（commune）政治组织规划城市的种种事宜，顺理成章，也就成为地理上的组织。到11世纪末，商界领袖开始要求封建领主给予城市自由特许状。他们以狡猾的手段使领主之间不和——贵族与主教敌对，骑士反对贵族，国王敌视他们每一位。市民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期达成城市的自由：他们郑重宣誓拒绝并抵制向贵族或主教缴纳税金；他们交给领主少许的款项或年金，以取得特许状；在皇室领地内，他们借着金钱或在战争中服役而取得自治权；有时候他们清楚地宣布独立自治，发动暴力革命。图尔为赢得自由，战斗过12次。领主们因贫困或负债，特别是在筹备加入十字军东征时，贩卖自治特许状给其封建领地内的各个城市。许多英格兰城市都是以此从理查一世那里取得地方自治权。一些领主，特别是在佛兰德斯，给予城市不完全的自由，因为那些城市的商业发展使领主的收入增长。修道院院长和主教抵制得最久，因为他们的圣职誓言使他们不能减少修道院或主教辖区的收入——仰赖它，许多教会活动才有资金支持。所以，城镇与它们的教会领袖的斗争最激烈、最漫长。

西班牙国王赞助自治团体，以遏制讨厌的贵族阶级势力的发展，皇室的特许状多，给得又慷慨。莱昂于1020年从卡斯提亚国王手中取得特许状，布尔戈斯于1073年，纳赫拉于1076年，托莱多于1085年取得。接着，孔波斯特拉、加的斯、巴伦西亚、巴塞罗那也取得了特许状。帝国与教皇为了叙爵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其他冲突而发动战争，彼此消耗，两败俱伤；日耳曼的封建制度和意大利城市的繁荣却得益于此。意大利北部获得空前绝后的政治力量，阿尔卑斯山的水流注入伦巴底和托斯卡纳的大河中，便利商业并滋润平原，使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和西亚商业会聚于意大利北部。在那里，产生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财富用来修复古城，兴建新城，赞助文学、艺术，骄傲地摆脱封建束缚。来自乡村城堡的贵族们在反自治市运动上打了一场败仗，于是屈服下来，定居城市，效忠自治市。伦巴底几个世纪以来，真正掌权的统治者是主教，而今在他们长期忽视其权威的教皇的协助下，被削弱了。我们得知，在1080年，有所谓的执政官管辖卢卡，1084年比萨也有了，1098年在阿雷佐，1099年在热那亚，1105年在帕维亚，1138年在佛罗伦萨，先后设立了执政官。意大利北部城市的自治持续到15世纪，承认正统的帝国主权，并以其名义撰写国家文件。然而，事实上，它们仍是自由的。古代的城邦旧制，及其全部的混乱和激励作用，又告复苏。

在法兰西，城市获得解放，经历了漫长而时常是血腥暴力的斗争。在勒芒（1069年）、坎布雷（1076年）、兰斯（1139年）等地，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教挟破门律或武力之威，成功地镇压了市民组织的自治团体。在努瓦永，其主教自动授予城镇特许状（1108年）。圣昆廷于1080年争取到了自由，博韦于1099年，马赛于1100年，亚眠于1113年相继胜利。1115年，在莱昂，市民趁腐败的主教不在之际建立自治组织。等他回来时，则贿赂他保护此组织。一年后，他说服国王路易六世压制这一组织。以后的事，从僧侣吉贝尔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自治革命的激烈：

复活节周第五天……全城嚣声鼎沸，人们呼叫“自治团体！”……市民佩带刀剑、战斧、弓、手斧、木棍、长矛，大批拥入主教宫中……贵族们从四面八方协助主教……而主教借着少数助手以石头、箭矢抵抗……他自己躲入桶里……恳求他们，并答应不再做主教，将赐予他们无数财富，然后引退，离开这片国土。但他们心肠冷硬如铁，继续取笑他。一名叫贝尔纳的，举起战斧，残忍地砍穿这一位虽是罪人，却也是圣者的脑袋。他倾倒在扶着他的人手中，尚未落地就死了，而且，在眼下鼻梁上凹处又挨了一拳。他们处决了他，把双腿砍掉，身上还加上许多伤痕。蒂博看中主教手指上一枚戒指，拿不下来，于是砍掉其手指。

大教堂被纵火焚毁，倾圮在地。抢劫者想一箭双雕，接着焚烧贵族的住宅。一支王室军队猛烈攻城，会合贵族和教士大肆屠杀民众。自治团体被镇压，14年后才得以恢复，市民们虔敬地重建起被毁坏的大教堂。

这场斗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维泽莱的人民于1106年杀死修道院院长阿诺（Arnaud），建立起一个自治组织。奥尔良于1137年揭竿而起，但失败了。路易七世于1146年给予森斯特许状，但3年后，因当地修道院院长的再三请愿又撤回，这座城市建在这位修道院院长的领地上。人们杀死修道院院长及其侄子，但没能再组建自治组织。图尔奈的主教打了6年（1190—1196年）仗，才把自治组织推翻。教皇将所有市民处以破门律。1194年，复活节的星期日，鲁昂的人民劫掠大教堂教士的住宅。1207年，教皇下令停止该城一切教权。1235年，在兰斯城内，运来重建大教堂的石头，被人民夺取，用作反抗高卢最高教会领袖的武器。主教和教士逃逸，两年后才回来。那时，教皇已说服路易七世撤销自治团体。法兰西许多城市直到大革命时，才真正建立起自由，但法兰西北部的大部分城市皆于1080至1200年间获得自由，在自由的激励下，它们迈入最伟大的时代，修建哥特大教堂是自治团体的成果。

在英格兰，国王给予城市有限的自治权，借此赢得它们的支持，以对抗贵族。“征服者”威廉赐予伦敦这种特许状。亨利二世也赐特许状给下列诸城——林肯、达勒姆、卡莱尔、布里斯托尔、牛津、索尔兹伯里和南安普敦。1201年，剑桥从约翰国王手中取得自治权。佛兰德斯宫廷给予根特、布鲁日、杜埃、图尔奈、里尔等城市以实际的让步，但拒绝完全的自治权；来登、哈勒姆、鹿特丹、代夫特（Delft）和其他荷兰城市，也于13世纪获得地方自治权。在日耳曼，解放运动早已开始，而且大部分是和平解决。几个世纪以来，以帝王的封侯身份统治这些城市的主教，也让科隆、特里尔、梅斯、美因茨、施派尔、施特拉斯堡、沃姆斯等城市自选其地方官员，并制定自己的法律。

12世纪末，自治革命已在欧洲西部取得胜利。城市虽然很少完全自由，但至少已摆脱其封建领主，停止或减少封建税收，并大大限制了教会的特权。佛兰德斯的城市禁止新建修道院和遗赠土地给教会，它们限制教士受主教法庭审判，驳斥教会对小学的控制。从商的资产阶级已控制了整个城市和经济生活，几乎在所有的自治市，商人同业公会都被承认为自治团体。有些地方，自治组织和商人同业公会是同一组织。通常这二者是分开的，但自治组织很少反对商人同业公会的利益。伦敦市长由城市商人同业公会选出，千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拥有金钱者远比拥有土地者更有权势，贵族和教士受到新兴财阀的威胁。商人资产阶级甚至较古代更会利用其财富、力量和才能，而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在大多数城市，他们将贫者排斥于议会和公职之外，压迫劳工和农民，垄断商业利益，向社区课以重税，耗费大半的收入用于内争或外战以争取市场，摧毁竞争者，极力压制工艺协会，不给予他们罢工的权利，甚至放逐或处死反抗的工人。他们又规定价格和薪金，只顾其自身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中，封建贵族失败，胜利的成果主要是由商人阶级享有。

无论如何，自治市是人类自由的再次肯定，意义深远。市区钟楼钟声一响，市民们聚集起来，选出市府官员。城市自组队伍来保卫全城，曾在莱尼亚诺一地击败日耳曼皇帝训练有素的军队（1176年）。义勇军有时也会成为战场上的敌人，耗竭双方之力。虽然不久行政会议的成员仅限于少数商业贵族，但市政大会（municipal assemblies）是自提比略以来第一个代议政府。应该是他们，而非《大宪章》，开今日民主政治的先河。封建遗俗或部落法律——根据几个人的证词，对嫌疑犯作无罪判决、决斗裁判、神裁判法——被依法而有条理的详考证据的审判方式取代。法律的延误减少了，法律契约代替封建身份和效忠，整个商业法为欧洲生活塑造了新的秩序。

这种新的民主政治立刻跃入国家所有式的管理经济。自治市自铸货币，管理、监督公共事业，修筑道路、桥梁、运河，铺设街道，使食物供给系统化，禁止垄断、层层盘剥，使买方和卖方直接在市场和市集交易，详察度量衡制度，检验货品，惩罚生产劣质产品，控制进出口贸易，存粮以应饥年之虞，关键时刻以合理价格售粮，对基本食品和啤酒进行价格管制。当价格太低而妨碍优良产品的生产时，则允许某些批发价通过竞争而提高水平，但另外设立管制面包和麦酒的法庭，使此类必需品的零售价能随小麦或大麦的价格变动，定期出版合理价格表。它们认为每一种货品必有一“公道价格”，相当于材料和人力的总和。这一理论忽略了供需之间的关系和币值的变动。有些自治市——如巴塞尔或热那亚，盐是专卖的；其他地方如纽伦堡，自制啤酒，或存储五谷在市府仓库。货物的流通因城市保护关税而遭遇阻碍。有时，要求过往商人在过境之前先拍卖其货物，这些规定常被狡猾的市民破坏。“黑市”很多，很猖獗。这许多限制法规往往害多于利，不久即告终止。

大体而言，中世纪自治市的工作，的确得归功于那些商人的技艺和勇气，由于他们的领导，欧洲在12世纪和13世纪得享繁荣——罗马衰亡后的第一个繁荣局面。尽管疫病、饥荒、战争频仍，欧洲的人口在自治制度下迅速增长，为千年来所未见。欧洲人口于2世纪开始减少，9世纪时达至最低点，从11世纪到黑死病流行（1349年），人口因为商业和工业的复兴而增长，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人口可能增加了10倍。法兰西人口达到2000万人——几乎不比18世纪少。经济革命导致人们从乡村迁入城市，正如近代出现的情形一样。君士坦丁堡有80万人，哥多华和巴勒莫各有50万。但在1100年，只有少数阿尔卑斯山北部城市人口达到3000人。1200年，巴黎人口已达10万，杜埃、里尔、伊普尔、根特、布鲁日各约5万人，伦敦2万人。1300年，巴黎有15万人，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各10万人，锡耶纳、摩德纳达3万人，吕贝克、纽伦堡和科隆各2万人，法兰克福、巴塞尔、汉堡、诺维奇、约克各1万人。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只是估计。

人口剧增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人口增长得益于生命和财产获得较好的保障，通过工业，天然资源得以尽其用。更因财富和贸易的兴盛，食品、货物流通广阔。相对地，人口增长意味着商业和工业市场扩展，也开拓了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诸领域。自治市之间的竞争心理使它们将财富投入建设教堂、市政厅、钟塔、喷泉、学校和大学。随着贸易路线延长，文明跨越高山海洋而得以交流，从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传入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日耳曼、法兰西、佛兰德斯和英格兰。“黑暗时代”已成过去，整个欧洲开始复苏，以生龙活虎的姿态崛起于人间。

但我们也不宜将中世纪的城市理想化。它风景如画，山上矗立城堡高墙，教堂和城堡、公共广场四周环绕着草屋、瓦舍、商店。但其街道大多狭窄，曲折小巷（起防卫和隐蔽的作用）中人和动物穿梭来去，夹杂蹄声、语声和屐声，没有机器来骚扰他们的肌肉和神经。许多城市住家周围有花园、鸡笼、猪栏、牛舍、粪堆。伦敦一地算较苛求，下令“凡养猪者，让他养在自己家中”；其余地方，猪则可以自由穿行于户外的垃圾堆中。有时，倾盆大雨使河水猛涨，转眼在田野上和城市中泛滥，于是人们划着船进入威斯敏斯特。雨后街道泥泞数日，男人穿长靴，贵妇则坐在马车或椅子上颠簸绕过小坑洞前行。13世纪，一些城市以圆石铺大道，但大部分城市均未铺路。修道院和城堡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茅舍小屋则无。到处可见长满青草或沙石遍布的广场，那里总有一个抽水机供人饮用，还有水槽供过路家禽解渴。

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房子大多是木结构的，只有最有钱的贵族和商人以砖或石造屋。火警频仍，火灾常不可遏止地横扫全城。1188年，鲁昂、博韦、阿拉斯、特鲁瓦、普罗旺斯、普瓦蒂埃和穆瓦萨克等皆曾毁于大火，鲁昂在1200年和1225年间遭逢火灾达六次之多。瓦顶于14世纪才流行，救火队自水源地传递水桶以灭火，英勇无比但没有效率。看守者带有长钩，以破坏正被烧着而威胁到其他建筑的房子。因为人们都想靠近城堡而居以策安全，楼房应运而生，有高达六层的。楼上风景迷人，但令人担忧地悬于街道之上。城镇曾下令限制建筑物的高度。

尽管有这些困难，中世纪的城市生活仍然很有趣。市场拥挤，喧闹嘈杂，衣着货物琳琅满目，小贩高声叫卖，工匠推销手艺。巡回演出者在广场演出神迹剧或神秘剧；又有宗教游行经过，跟着高傲的商人和魁梧的工人、华丽的花车、庄严的祭袍和激昂的歌声前行；一些壮丽的教堂堪称伟大的建筑；一些漂亮姑娘倚靠在阳台边上；城镇钟楼召唤市民集会或武装。太阳下山，晚钟鸣响，催促众人赶快回家，街道没有路灯，只有窗边的烛光照明，偶尔有圣殿门前点着油灯。夜间市民行走，常令其仆人擎炬或执灯笼，佩带武器走于前方，因为警察人数极少。聪明的市民早早休息，避开漫长而尚未文明化的夜晚，他知道晨曦一至，鸡鸣不已，百业待举。

农业革命

商业和工业的成长，货币经济的扩展及城镇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改变了农业体系。城镇急于募到“新手”，宣布凡是在城镇居住366天以上而没有被认领为农奴者，视为自动还其自由，享受自治市的法律和权利的保护。佛罗伦萨于1106年欢迎周边乡间的农人进城而成为自由人，博洛尼亚和其他城市付款给封建领主，以换得农奴进城工作。大量的农奴逃走或应邀去开发易北河以东的新天地，此后，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自由人。

留在庄园的人抵制长久实行的封建税捐，他们向城市的同业公会看齐，也组织农村协会，宣誓联合行动，拒缴封建税金。他们偷走或毁坏记录他们奴隶身份和义务的证状，焚烧顽固领主的城堡，并以离开领地为要挟，提出种种要求。1100年，圣米歇尔·德·博韦的农奴宣布：从此以后，他们将和任何他们喜欢的女人结婚，并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任何喜欢她们的男人。1102年，圣阿努尔·德·克雷普的农奴拒绝缴纳传统的借地继承税或死亡税给修道院院长，也拒缴女儿外嫁领地外的罚款。类似的反抗蔓延至十几个城镇，从佛兰德斯到西班牙，封建领主发现越来越难以从农奴的工作中获利，平息日益沸腾的抵抗须花费大笔金钱，领地商店内的农奴劳工较城镇生产同一货物的劳工身价更昂贵，却更无能。

为了使农夫留在耕地上，使其劳动产生效益，庄园领主将古老的封建税换成缴纳金钱，凡是有储蓄可以付款者，便还其自由之身，将领地租给自由农换取金钱，雇用自由劳工在其领地中的工场工作。渐渐地，欧洲西部效法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东方，11世纪至13世纪，由副产品的形式转变为付现金。封建领主为取得商业产品，愿收金钱代替产品，以便花钱购物。参加十字军东征，他们需要金钱而不是食物产品，政府索求的税捐是金钱而非产品，领主屈服于这些变迁，出售产品以换取现金。这种货币经济的转变对封建领主影响很大，他们所收的折偿金和租金具有中世纪惯例的固定性，不能随时依金钱价值的下降而迅速提高。许多贵族被迫出售土地——通常售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早在1250年，有些贵族即死于无地或缺粮。14世纪早期，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菲利普解放其领地内的农奴。1315年，其子路易十世命令所有农奴在“公平和适当的条件下”恢复自由。渐渐地，12世纪至16世纪，易北河以西各国在不同时期，耕者有其田，即自耕农取代了农奴制度。封建农场分裂成许多小地产，农人于13世纪所达到的自由和繁盛程度，真是少见。领主法庭失去审判农人的权力，乡村团体选出自己的官吏，这些官吏宣誓只效忠于国王，而非听命于当地领主。整个欧洲西部的解放要到1789年才完成，许多封建领主仍坚持其在法律上的古老特权，在14世纪试图将其恢复。但是，只要商业和工业不断成长，要求自由和流动性劳力的运动便不可遏止。

农奴的解放，加之农业市场的极度扩展，促成耕作方法、工具和产品的改良。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剧增、新的金融和贸易媒介，也使农村经济更为广阔和丰厚。新工业需要经济作物——甘蔗、大茴香、小茴香、大麻、亚麻、植物油、染料。人口众多的城市附近新兴了养牛场、奶酪场、园艺市场。台伯河、阿尔诺河、波河、古阿达尔河、塔古斯河、埃布罗河、罗讷河、吉伦特河、加龙河、卢瓦尔河、塞纳河、摩泽尔河、默兹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河谷的葡萄园酿造出的酒，沿河流、陆地或海洋运送到欧洲各地的农场，使辛劳的人们得以享用，连英格兰也在11至16世纪酿酒。为了满足那些斋戒日多、肉价高的饥饿城市，成群的船只驶向波罗的海和北海，带回青鱼和其他种类的鱼。雅茅斯靠青鱼贸易而维持生计，吕贝克的商人承认他们的生计是靠把青鱼形象雕刻在教堂的座椅上，老实的荷兰人承认壮观的阿姆斯特丹是靠青鱼建立起来的。

农业技术逐步改进。基督徒从西班牙、西西里岛和东方的阿拉伯人那里获益匪浅。本笃会和西多会的僧侣将古罗马和新意大利的耕种、饲养、土壤维护等技巧带回阿尔卑斯山北部诸国。在新农场里，带状耕作法已废弃不用，每位农夫自创新法，自立计划。在佛兰德斯，许多泥沼变为田园，13世纪的农夫采用三种作物轮种制，每种作物每块土地一年只栽植一次，但每三年以饲料和豆类植物补充养分。强壮的公牛群用铁犁将土壤耕得更深，但大部分的犁仍是木制的（1300年）。只有少数地区懂得使用肥料。由于长期干旱，养牛很难。但在13世纪，已有了第一次品种杂交和适应水土的尝试。奶酪场停滞。13世纪，一般母牛产奶不多，每周生产不到一磅的奶油。

当领主们在战场上厮杀之际，欧洲的农民从事更伟大、更英勇、但不为人们歌颂的战争，那就是人与自然搏斗。11世纪至13世纪，海洋曾35次冲越界线，越过苏格兰低地，在一度是陆地的地方造成新湾流和海湾，一个世纪便淹死10万人。11世纪至14世纪，这些地区的农民，在王子和修道院院长的领导下，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运来大块石头，建筑所谓的“金色围墙”（Golden Wall）。成千亩土地从海中获得。13世纪，苏格兰低地运河纵横网布。1179年至1257年，意大利人开辟了著名的大运河（Naviglio Grande），沟通了马奏列湖和波河，灌溉了86485万英亩土地。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来自佛兰德斯、弗里西亚群岛、撒克逊和莱茵河西部地区的坚忍移民，变沼泽为良田。法兰西茂盛的森林渐被清除，改为农场，使法兰西在几个世纪的政治动乱中得以存续。也许，欧洲七百年来所有的文明成果，即植基于这一连串清除、排水、灌溉、垦殖等英勇行为之中，而非战争或贸易上的胜利。

阶级战争

中世纪早期，西欧只有两个阶级：日耳曼征服者与土著被征服者。后来，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北部的贵族们都是征服者的后裔，他们即使在角逐沙场之际，仍不忘彼此的血缘关系。到11世纪，则有三个阶级：打仗的贵族，祈祷的教士，工作的农夫。他们之间的划分是如此传统，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神的安排。大部分农夫和大多数贵族的想法一致，认为一个人应耐心地生存在他所属的阶级中。

12世纪的经济革命又带来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包括面包商、商人、城里的工匠头儿，这还没有包括所有行业。在法兰西，“阶级”称为“社会阶级”（états）或“身份”（states）——资产阶级称为“第三社会阶级”（tiers état）。资产阶级控制城市事务，获准进入英格兰议会、日耳曼议会、西班牙议会和三级会议——很少召开的法兰西议会，但他们在18世纪以前，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小。贵族继续统治和管理国家，虽然他们在城市的力量极小。他们住在乡间（意大利除外），嘲讽城市的居民和商业，排斥同阶级人士与资产阶级结婚，并肯定出身高尚的贵族政治，是唯一可以代替商业的财阀政治或神话的神权政治，抑或武力的专制政治。尽管如此，来自商业和工业的财富开始与来自土地的财富展开竞争。到18世纪，终于超越了后者。

有钱的商人既不满贵族阶级的妄自尊大，又轻视、剥削工匠阶级。他们居住在豪华住宅里，购买精致家具，吃的是外来的食物，穿的是昂贵的衣物。他们的妻子穿戴丝绸皮裘、天鹅绒、珠宝。法兰西皇后，纳瓦拉的珍妮（Jeanne of Navarre）发现，在布鲁日迎接她的600位资产阶级夫人穿着和她一样奢华，不由愠怒。贵族们埋怨并要求颁布禁奢令，以遏止这种侮慢的尊卑不分的炫耀。这一法令定期通过，但国王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金钱，这些条文只是偶尔生效。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利于都市不动产的拥有者——资产阶级，随之而来的失业局面，使他们易于控制劳工阶级。仆人、学徒、雇工等无产者未受教育，也无政治势力，有时穷困程度更甚于农奴。在英格兰，13世纪的日工每天只赚约2便士——其购买力大约等于1948年的2美元。一位木匠每日收入4.125便士，泥瓦匠3.125便士，建筑师12便士，外加车马费和偶尔的礼物。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在英格兰，1300年，1磅牛肉售价1便士，1只家禽1便士，25磅的麦子售5先令。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末或节日提早收工。一年约有30个节日，但在英格兰，只有6天让人们休息停工。工作时间比18世纪或19世纪的英国长些，薪金也高些。

13世纪，这种阶级摩擦演变为阶级战争。每一代都可以看到农人的革命、反抗，特别是在法兰西。1251年，法兰西和佛兰德斯被压迫的农人起来反抗他们世俗和教会的领主。自称“牧者”（Pastoureux），组成一支革命十字军，在一位非法传教士“饥饿之主”（Master of Hungry）的领导下，从佛兰德斯经亚眠，行军到巴黎。沿途不满的农民和无产者继续加入，人数超过10万。他们挥舞宗教旗帜，宣称效忠国王路易九世——当时他正在埃及，是穆斯林的阶下囚。但他们不友善地携带着武器：木棍、刀匕、斧头、钹铲、利剑。他们指责政府腐败，有钱人对贫者暴虐、教士和僧侣贪婪虚伪。众人皆为他们的指责而欢呼。他们自认有传教、赦免人的罪、主持婚礼的权利，还杀了一些反抗的教士。到了奥尔良，他们屠杀许多教会人士和大学生。但在那里和波尔多，警察制伏了他们。他们的领袖被捕，被处以极刑。残存的不能战斗的队伍被追捕，如丧家之犬，陷入各种悲惨境地。一部分人逃到英格兰，又掀起较小规模的农民叛乱，后来又被压服。

法兰西工业城市的工匠组织一再发动罢工，以武力反抗商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和独裁。博韦市长和一些银行家被1500个暴民虐待（1233年）；鲁昂纺织工人反抗布商，并杀死阻止他们行动的市长（1281年）；巴黎的“美男子”菲利普国王，因为工人组织阴谋反叛而下令将其解散（1295年、1307年）。尽管如此，工艺同业公会赢得参加自治市会议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先后在马赛（1213年）、阿维尼翁、阿尔勒（1225年）、亚眠、蒙彼利埃、尼姆等地赢得这一权利。有时，教会人士会站在反叛者那边，给予他们种种“口号”。13世纪的一位主教说：“任何财富都是来自偷窃，每个富人都是小偷，或小偷的后代。”类似的反叛瓦解了佛兰德斯的秩序。尽管对罢工、反抗的领袖皆处以死刑或放逐，但迪南的铜匠仍于1255年起义，图尔奈的纺织工人于1281年，根特于1274年、埃诺于1292年发动起义。伊普尔、杜埃、根特、里尔和布鲁日等地工人于1302年联合起事，在库特赖击败一支法兰西军队，赢得进入自治会议和政府中的代表权，随即废止了专制商人加诸工匠的压迫性法规。赢得权利后一段时间，纺织工人准备制订——甚至是降低——漂布工人的待遇。

1191年，商人同业公会控制了伦敦。不久，他们提出条件：只要约翰国王答应镇压纺织工会，他们愿意每年付固定款项，约翰应允（1200年）。1194年，有位叫威廉·菲佐伯特（William Fitzobert）的人，绰号“长胡子”，向伦敦贫困者宣传革命的必要。成千的人热切地听他演说，有两位资产阶级人士找机会谋杀他。他逃进教堂，后来被浓烟逼出来，切腹自杀。他的跟随者将之奉为受难圣徒，把沾过他血迹之土视为圣物。罗宾汉专门抢劫领主和教士而善待穷人的传奇之所以风行一时，因为其表现了12世纪英格兰的阶级意识。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意大利。首先，工人联合商人同业公会共同从事一连串流血叛乱，以对抗贵族。13世纪末，这一斗争终于成功，有一段时间工业集团的人们参与佛罗伦萨政府管理。不久，大商人和企业家获准进入城市议会，他们制定严刑峻法压迫雇工。于是，在14世纪，斗争进入第二阶段——有钱的工商巨子与工厂工人之间的战争不时爆发。目睹这些情形，圣方济各向大家传播贫穷的福音，并提醒那些“暴发户”：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私产。

自治市和同业公会一样，在14世纪步向衰微，因为城市经济已演变成国家经济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法规和垄断阻碍发明、工业和商业的进展。更因它们内部纷争、残忍地剥削四周乡村、狭窄的城市中心主义、政策和钱币的冲突，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它们之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它们不能联合，组成自主邦盟来对抗逐渐成长的皇室势力。1300年后，好几个法兰西自治市要求国王统领它们。

尽管如此，13世纪的经济革命为近代欧洲奠下基础，它终于击溃封建制度，这一制度曾是农业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但已成为商业发展的障碍物。经济革命也使不流动的财富变成世界性经济的流动财源，提供机器以推展商业和工业，使欧洲人的生活舒适，知识水平提高，实力渐增。它带来繁荣，而且在两个世纪内兴建了成百座大教堂，从这些建筑，我们不难想象其殷实的财富和惊人的技能。其生产满足扩张中的市场的需要，使国家经济体系渐至形成，奠定了近代国家成长的基础。甚至它所带来的阶级战争也可以成为人们心智和力量的刺激物。当风暴过后，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已完全改观，商业和工业的浪潮已扫除阻碍人类发展的障碍，带着人们前进，从大教堂的零星光辉，进至文艺复兴深远、阔大的辉煌之中。

第八章 欧洲的复原
（1095—1300）

拜占庭

科姆努斯王朝的阿列克赛一世领导东罗马帝国，成功击退土耳其人与诺曼底人，并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威胁中巧妙脱身。此后，拜占庭式阴谋结束了其漫长的统治生涯。他的长女安娜是勤奋好学的典范，是粗疏的哲学家、有才华的诗人、精明的政治家和善于杜撰的历史学家。她本已与皇帝迈克尔七世之子订婚，不过她并不甘心，觉得自己出身高贵、容貌美丽、足智多谋，堪当帝国大任。她嫉妒她的兄弟约翰·科姆努斯（John Comnenus）的出生和继承王位，便阴谋行刺他。事情败露后，她幸运地获得赦免，退隐至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以散文撰写父亲的编年史，题为《阿列克赛德》（Alexiad ）。约翰的个人品德、统治才能，及其对异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敌人的屡战屡胜，使欧洲深感震惊。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就要重振帝国威名，恢复帝国版图，然而却被自己箭囊中一支喂过毒药的箭镞刺破了皮肤，就这样匆匆结束了生命，带走了梦想。

其子曼纽尔（Manuel Comnenus）是战神马尔斯的化身，热爱并献身于战争，每战必身先士卒，甘为先锋，且乐于接受一对一的单打独斗；除生命中最后一役外，他做到了每战必胜。这个在战场上如此坚忍克己的人，在宫廷中却是个享乐主义者，整日华服美食，并耽溺于与侄女的不伦之恋。在他的纵容和庇护下，文学与学术研究再度繁荣起来。宫廷里的女士激励作家，同时，自己降尊纡贵地写作诗歌。佐纳拉斯（Zonaras）开始撰写巨著《史纲》（Epitome of History ）。曼纽尔在金角顶端临海处，兴建了一座名为布拉切尔纳耶（Blachernae）的新宫殿。杜伊尔的奥多姆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它的柱子与墙壁一半以上都覆着金子，镶嵌着珠宝——即使是在暗夜里，它们也都还熠熠闪光”。12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即预演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

威严壮丽的都城，年迈的帝国为阻挡灭亡的脚步而发动的许多次战争，皆须横征暴敛来维持。奢侈品的享受者把负担转嫁给必需品的生产者。农民越来越穷，直至沦为农奴。城市手工业者住在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里，它的黑暗和肮脏，堪称罪恶的渊薮。在反抗的洪流中，自发的共产主义式运动曾激起无产者的斗志，不过这一点却被周而复始的时间冲淡，以致被轻易地遗忘了。与此同时，十字军占领巴勒斯坦后，叙利亚诸港口向拉丁商人开放，于是君士坦丁堡1/3的海上贸易立即被意大利的新兴城市瓜分殆尽。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想据有这个贮藏着1000年的财富的宝库。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曼纽尔统治全盛时期造访该城，他祈祷说：“愿神以宽厚与仁慈赐君士坦丁堡给穆斯林作为都城！”威尼斯则邀请欧洲的骑士前来参与其掠夺博斯普鲁斯王后的勾当。

第四次十字军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拉丁王国存续了五十七年（1204—1261年）。可惜它并未在人民的种族、信仰、风俗习惯中扎下根来——遭到被迫屈从于罗马的希腊教会的憎恨。因为分裂成各自为政的诸多封建公国而削弱了国力，加之缺乏组织与调控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必要经验。外临拜占庭军队攻击，内有阴谋反叛——无法从充满敌意的人民那里获取足够税收以应付军事防卫支出。只是因为拜占庭的报复行动不够团结，武力又嫌不足，这个新王国才得以延续下来。

征服者在希腊的处境最好。法兰克、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贵族，急于将这个历史悠久的土地瓜分为封建领地，抢占险要，建造风格别具的城堡，英明地统治或怠惰或勤勉的人民。拉丁教会的高级教士取代了被放逐的东正教主教，西方来的僧侣在古老的山顶上建起修道院，它们后来成为中世纪艺术的纪念碑和宝库。一位骄傲的法兰克人号称“雅典的公爵”（Duke of Athens），莎士比亚错误地将这个头衔归于忒修斯，当时还没有培根的归纳法，这样的错误也属情理之中。使他们建立了这些小王国的尚武精神，也使他们毁于阋墙之争。互为竞争对手的集团在摩里亚的山丘间和维奥蒂亚的平原上自相残杀。当由军事冒险家组成的“大加泰罗尼亚军团”（Grand Catalan Company）从加泰罗尼亚入侵希腊（1311年）时，法兰克骑士之花在刻菲索斯（Cephisus）河附近的一场战役中被杀，无助的希腊人变成西班牙海盗的玩物。

君士坦丁堡陷落两年后，阿列克赛三世的女婿狄奥多·拉斯卡里斯（Theodore Lascaris）在尼西亚建立拜占庭流亡政府。整个安纳托利亚，包括普鲁萨、士麦那、艾菲索斯等在内的富庶城市，都欢迎他的统治，而他公正、贤明的治理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繁荣，赋予希腊文学以新生，给予希腊爱国志士新的希望。在更东边的特拉布宗，曼纽尔之子阿列克赛·科姆努斯（Alexius Comnenus）建立了另一个拜占庭王国；第三个王国是由迈克尔·安格洛斯（Michael Angelus）在伊庇鲁斯建立。拉斯卡里斯的女婿或养子及继承者约翰（John Vatatzes），把伊庇鲁斯的一部分并入尼西亚王国，从法兰克人手中再获得萨洛尼卡（1246年），若不是因获悉教皇英诺森四世邀约正前进的蒙古人前来攻击他（1248年），而返回小亚细亚，他或许会再取回君士坦丁堡。蒙古人拒绝教皇的计划，以一种讥讽的托辞表示他们不愿意激起“基督徒间的彼此仇恨”。约翰的长期统治时期是历史上最值得称赞的王朝之一。虽然为恢复拜占庭的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所费浩繁，他仍极力减低赋税，鼓励农业，兴建学校、图书馆、教堂、寺院、医院、老弱贫民收容所等。在他统治下，文学与艺术兴盛，尼西亚变成13世纪最富裕、最优美的城市之一。

其子狄奥多·拉斯卡里斯二世是一位多病的学者，博学而失之昏庸，在短期统治之后即去世。迈克尔·帕莱奥洛古（Michael Paleologus）是位心怀不平的贵族领袖，篡夺了王位。假如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记载，那么迈克尔具有各种缺点——“自私、伪善……天生是个骗子，自负、残忍，且贪婪”。但是他是个聪明的战略家和成功的外交家。借着一场战争巩固了其在伊庇鲁斯的权势。借与热那亚联盟，而赢得热诚的帮助以抵抗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与法兰克人。他命其将领戈普鲁斯从西面佯装攻打首都，戈普鲁斯仅率1000名士兵进攻该城，发觉此城疏于防守，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将城攻取下来。国王鲍德温二世带着随从逃跑，城中之拉丁教士也在惊惶中随其逃亡。迈克尔几乎不相信这消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被立为帝（1261年）。这个被世界认定已败亡的拜占庭帝国又死而复活了，希腊正教恢复其独立的地位；而腐败但实力雄厚的拜占庭帝国，仍残存于世达两百余年之久，它成为古代文学的宝库与中西交流的媒介，而且是抵挡穆斯林入侵的一个脆弱又珍贵的堡垒。

亚美尼亚人（1060—1300）

1080年左右，许多亚美尼亚家族，因为厌恶塞尔柱人的统治，离开他们的故土，越过托罗斯（Taurus）山脉，在西里西亚建立小亚美尼亚王国。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及蒙古人统治亚美尼亚本土时，这新兴的国家维持其独立达300年之久。在利奥二世34年的统治时期，曾击退由阿勒颇与大马士革来犯的穆斯林，占领伊索里亚，建都于西斯，与十字军联盟，采用欧洲的法律，鼓励工商业发展，赋予威尼斯与热那亚商人特权，兴建孤儿院、医院、学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之达于空前的繁荣境地，赢得“卓越超群”（Magnificent）的美名，而且是整个中世纪历史中最聪明和仁慈的君主之一。其女婿或养子赫图姆一世（Hethum I），发觉基督徒不可靠，转而与蒙古人联盟，并欣喜于塞尔柱人被逐出亚美尼亚（1240年）。但是蒙古人攻打小亚美尼亚，使之成为废墟（约1303年）。1335年，亚美尼亚被马穆鲁克人征服，国家被封建诸侯瓜分。在整个混乱过程中，亚美尼亚人一直在建筑方面表现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技巧，在纤画方面也拥有极大的成就，并且在天主教的信仰和组织上，固守绝对独立的形式，抵挡了任何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统治的企图。

俄罗斯与蒙古人（1054—1315）

11世纪，南俄罗斯被半野蛮的部落所占领——如库曼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波罗夫特斯人、帕特兹纳克等欧洲俄国的剩余部分被分为64个公国——比较大的是基辅、瓦尔胡尼亚、诺夫哥罗德、苏兹达尔、斯摩棱斯克、里阿赞、切尔尼戈夫及佩雷雅斯拉夫。大部分的公国承认基辅的宗主权。当基辅的大亲王雅罗斯拉夫去世时（1054年），按照各公国的重要性，依序分配给他的儿子们，长子接受基辅；而按照一种独特的轮流制度（rota system），当任何一个亲王去世时，每一个活着的亲王都可由一个较小的行省，升至较大的行省。13世纪，有几个公国更分裂为“属国”（appanages），即各亲王封派给其子的土地。经过一段时期，这些封地变成世袭，且形成修正的封建制度的基础。然而，在此时期，俄罗斯各城镇繁忙之手工业与兴盛的贸易，尤甚于以后的数世纪。

虽然亲王之权出于世袭，但仍受公民大会（popular veche）及贵族所组成的元老院（boyarskaya duma）限制。行政与法律事宜大部分由教士管辖。教士及少数的贵族、商人及放贷者几乎垄断学术。借着手头所有拜占庭读本或范文，他们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与法律，宗教与艺术。经过他们的努力，《俄人权利》（Russkaya Pravda ），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有系统地整理出来，并接受校订而成定本法典。俄罗斯教会对宗教、教士、婚姻、道德及遗嘱有充分的管辖权，对奴隶及其广大辖区内之其他人员有不受限制的权限。这一努力使俄罗斯奴隶的法律地位稍见提高，但奴隶贩卖仍然继续，并在12世纪达到高潮。

东方这种部落和亲王林立的无政府状态正好与西方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相似。1054至1224年，俄罗斯有83次内战、46次外侵，16次战争由俄罗斯诸国攻打非俄罗斯民族，293位亲王争夺64个公国的王位。1113年，战争导致基辅人民穷困、负债累累、遭受剥削以及失业，引起革命性的叛乱；愤怒的老百姓攻打并劫掠雇主及放高利贷者的住屋，短暂地占据政府的办公处。市政会议邀请佩雷雅斯拉夫的莫诺马赫（Monomakh of Pereyaslav）亲王做基辅的大亲王。他勉强地来到基辅，所扮演的角色正像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他降低贷款的利率，制止无力偿债的债务人自卖为奴，限制雇主对被雇者的权力。由于这些及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富人认为是没收他们的财产，而穷人认为不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防止了革命并重建了和平。他努力终止亲王之间的宿仇和战争，重予俄罗斯政治上的统一。但这个任务对于他十二年的统治来说太艰巨了。

在他死后，亲王与阶级的纷争又恢复了。同时，由于外族继续占领下德涅斯特、第聂伯河、顿河，在君士坦丁堡、黑海、叙利亚海港的意大利商业的兴起把以前由伊斯兰国家及拜占庭溯俄罗斯各河流到波罗的海诸国的大部分贸易转到地中海水道，基辅的财富衰落，其军事的手段与尚武的精神式微。早在1096年，基辅的蛮族邻邦即开始掠夺其海岸地带与郊区，抢劫寺院，俘虏的农民被贩为奴。基辅变成危险地区，老百姓纷纷逃走，人力大为衰减。1169年，安德烈·博戈留布斯基（Andrey Bogolyubski）大肆劫掠基辅，奴役成千的居民，因此有三个世纪之久的“俄罗斯城市之母”几乎在历史上消没了。1204年，威尼斯人和法兰克人夺取君士坦丁堡并控制其贸易；加之1229至1240年，蒙古人的入侵，使基辅完全成为废墟。

12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领导权由乌克兰之“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转到在莫斯科附近及沿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粗野强悍的“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莫斯科于1156年建立。彼时仍是个小乡村，是一处保护苏兹达利亚的边陲堡垒，地处弗拉基米尔及苏兹达尔到基辅的路线上。安德烈·博戈留布斯基努力奋斗，想使苏兹达利亚公国变成整个俄罗斯地位最高之国；但是当他攻打诺夫哥罗德（Novgorod），想使其像基辅一样变成其势力范围时，遭到暗杀而死。

诺夫哥罗德城位于俄罗斯西北方，在沃尔克霍夫河两岸，靠近该河在伊尔门湖的出口处。因为沃尔克霍夫河在北边注入拉多加湖，其他河流则由伊尔门湖往南或往西流，而波罗的海距离拉多加湖在安全上既非太近，在贸易上又非太远，因此诺夫哥罗德城发展成一个兴盛的内陆与对外的商业城，变成汉撒同盟的东方枢纽，经过第聂伯河与基辅及拜占庭贸易，经由伏尔加河与伊斯兰国家贸易。几乎垄断俄罗斯皮毛的生意，因为其控制由西边的普斯科夫到北边的北极地区且东边直达乌拉尔河。1196年，诺夫哥罗德的权贵富豪支配公民大会，而公民大会可借着选举亲王而统治整个公国，此城邦是个自由的共和国家，称其自身为“大哉吾王诺夫哥罗德”（My Lord Novgorod the Great）。假如一位亲王的表现令人不满意，市民（burgesses ）可以“向他致敬，并向他指出离开城镇”之路；假如他反抗，则他们可将其投于狱中。当基辅的大亲王（Grand Prince of Kiev）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想强迫他们接受其子为亲王时（1015年），诺夫哥罗德人说：“假如他多长一个头的话，就把他送来。”但是，此共和国并非民主国，工人和小商人在政府中并无发言权，只有借着一而再的抗暴影响其政策。

诺夫哥罗德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王（Prince Alexander Nevsky）的统治下达到极盛。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急于把俄罗斯由希腊正教变成拉丁基督教，因此发动十字军征讨诺夫哥罗德。一支瑞典人的军队出现在涅瓦河。亚历山大在靠近今日列宁格勒（Leningrad）之处将其击败（1240年），并由该河赢得其姓氏。他的胜利使他无法见容一个共和国，终被放逐。但是，当日耳曼人继之而兴十字军攻克普斯柯夫，进军至离诺夫哥罗德17英里之处时，惊慌的议会要求亚历山大回来。他回来了，再度占领普斯科夫，在佩普西（Peipus）湖结冰的湖面上打败“立窝尼亚武士”（Livonian Knights）。在他最后几年，他很屈辱地带领其人民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蒙古人以势如破竹的武力攻入俄罗斯。他们由土耳其斯坦经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击溃乔治亚军队，掠夺克里米亚。库曼人数世纪来都是基辅的敌人，也不得不向基辅求救，说道：“今日他们夺去我们的土地，明天他们就拿去你们的土地。”有些俄罗斯亲王了解这种情形，率领好几个师的军队参加库曼人的保卫战。蒙古人派遣公使建议与俄罗斯联盟抵抗库曼人，俄罗斯人杀了公使。在靠近亚速（Azov）海的卡尔卡（Kalka）河沙滩之战役中，蒙古人打败俄罗斯与库曼人的联军，用诡计俘虏数名俄罗斯将领。

蒙古人回到蒙古，忙于和宋朝作战，此时俄罗斯的亲王又恢复了兄弟阋墙的局面。1237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之侄孙拔都（Batu）之率领下又转回俄罗斯。他们有50万大军，几乎全部骑马。他们来到里海北端，击杀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毁灭他们的首都保加。拔都派人送信给里阿赞的亲王：“假如你要和平，把你财产的1/10送给我们。”亲王回答：“待我们死后，你可以得到全部。”里阿赞向各公国求救，遭拒绝。他勇敢作战，输掉全部的财产。所向无敌的蒙古人掠夺、毁掉里阿赞所有的城市，横扫苏兹达尔，打垮其军队，焚毁莫斯科，围攻弗拉基米尔。贵族们把头发剃掉，像僧人一样躲在教堂里，当教堂与整个城市被焚时，他们也死于火中。苏兹达尔、罗斯托夫及公国附近大部分乡镇皆夷成平地（1238年）。蒙古人向前进到诺夫哥罗德，由于浓密的森林与涨水的河流，他们撤回，劫掠切尔尼戈夫、佩雷雅斯拉夫两地，并到达基辅。他们派遣公使要求投降；基辅人杀了公使。蒙古人越过第聂伯河，胜过微弱的抵抗，掠夺城市，并且杀了成千的人。当六年后乔瓦尼·皮阿诺·卡皮尼看到基辅时，他描写基辅是个有两百户人家的城镇，附近地带都是头盖骨。俄罗斯中上层阶级从不敢武装农民或城市的老百姓。当蒙古人来犯时，人民无法自卫，任由征服者屠杀或奴役。

蒙古人进军中欧，战争时败时胜，由俄罗斯返回四处蹂躏，在伏尔加河支流建立萨莱，当作一个独立社区，即著名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首都。俄罗斯的亲王们可以拥有他们的土地，但须每年朝贡——并且不时也需要长途跋涉至金帐汗国之“可汗”处，或甚至远抵蒙古的哈拉和林的大汗处拜访以示尊崇。这些贡品是由亲王以残酷方式所征得的人头税，凡无法付税者则被贩为奴。亲王们向蒙古君王称臣，因为如此可保障他们免于社会的抗暴。他们联合蒙古人攻打其他的民族，甚至攻打俄罗斯各公国。许多俄罗斯人与蒙古人通婚，蒙古人的相貌及性格特质渗入俄罗斯的种族之中。许多俄罗斯人采用蒙古人说话与穿衣的方式。俄罗斯变成亚洲强权的附庸，几乎与欧洲文明国家断绝关系。可汗的专制主义与拜占庭帝王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即产生了以后莫斯科维（Muscovy）的“全俄罗斯之独裁君主”（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s）。

蒙古酋长知道他们无法仅由武力使俄罗斯屈服，于是与俄罗斯教会和谈，保护他们的财产及职员，豁免税收，亵渎神者处死刑。或由于感恩或出于强迫，教会建议俄罗斯人向蒙古君王称臣，并且公开地替他们祈祷平安。为了在惊恐中寻获平安，成千的俄罗斯人变成僧侣；许多礼物都捐赠给宗教团体，于是俄罗斯教会变成当时普遍性的贫困中一个相当富有的团体。屈服精神扩散于人们中间，替数世纪之久的专制政治开启一条通路。然而俄罗斯在蒙古旋风之下屈服，正像一座巨大的战壕屹立着，保卫大部分欧洲免于亚洲的征服。所有人性的残暴都发泄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俄罗斯人、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波兰人及马札儿人身上。西欧在颤抖，但几乎没有遭到侵袭，也许欧洲其余的国家能走向政治与思想之自由、富庶、奢华与艺术，即因为有两个世纪之久俄罗斯一直处于被攻击、称臣、萧条及贫穷之中。

巴尔干的变迁

在外面看来，巴尔干诸国是由政治紊乱与权谋诈术、诡谲多变与商业欺诈、 战争、暗杀与集体屠杀所构成的庞然大物，但对土著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或南斯拉夫人而言，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千年奋斗的产物，由四周列强中争取独立，维持一个独特而多彩多姿的文化，并表现出其在建筑、服饰、诗歌、音乐及歌唱等方面不可遏抑的民族特性。

一度在克鲁姆汗与西梅翁（Simeon）统治下国势强盛的保加利亚臣服于拜占庭达168年之久。1186年，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Vlach）的不满情绪在约翰和彼得·阿森两兄弟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既精明又勇敢，正是他们的国人及当时的情势所需要的个性。他们号召托诺弗的人们至圣德米特里教堂，说服他们这圣者已离开希腊的萨洛尼卡，而以托诺弗为家，在其旗帜下，保加利亚会再获自由。他们成功了，并且友善地把帝国划分为二，约翰统治托诺弗，彼得统治普雷斯拉尔夫（Preslav）。在他们的家族中及保加利亚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为约翰·阿森二世（John Asen II）。他不仅吞并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及阿尔巴尼亚，而且大公无私地进行统治，甚至其希腊臣民也爱戴他。他以忠顺及设立修道院取悦教皇；以开明的法律与政治上的保护支持商业、文学及艺术，他使托诺弗成为欧洲修饰得最华丽的都市之一。在文明与教化方面提高保加利亚至与当时大部分的国家相当。他的继承者并未承袭他的智慧。蒙古的入侵使这个国家混乱、衰弱，14世纪时，它先向塞尔维亚，继向土耳其臣服。

1159年，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ya）酋长统治数个塞尔维亚部族及地区，建立塞尔维亚王国，其王朝统治两百年。其子萨瓦（Sava）任大主教，也是政治家，为国家效力，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圣人之一。国家仍然贫穷，甚至皇宫都是木头造的。有一个繁荣的海港拉古萨（Ragusa）。但仍是一个独立的城邦，1221年时变成威尼斯人的保护国。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源于拜占庭的塞尔维亚艺术发展成一种独特而杰出的风格。位于涅勒兹的圣潘泰莱蒙修道院教堂（约1164年），其壁画显示出拜占庭绘画中一种不寻常的戏剧性的写实主义，并且预先运用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世纪后的杜乔与乔托首创的绘画方法。在这些或其他12世纪和13世纪的塞尔维亚壁画中出现的皇家的画像，其风格与以往任何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大相径庭。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正迈向一个高度文明的阶段，此时异端邪说及宗教迫害摧残国家的统一，使他们无法抵挡土耳其人的进犯。波斯尼亚在中世纪巴恩王库林（Kulin）统治下达于全盛时期，其后也因宗教纷争而致衰微。于1254年臣服于匈牙利。

斯蒂芬一世去世（1038年）之后，由于信奉异教的马札儿人反抗信奉罗马公教的国王，以及亨利三世努力想把匈牙利与日耳曼合并，整个匈牙利变得动荡不安。安德鲁一世击败亨利。当皇帝亨利四世重申合并的意愿时，国王盖佐一世破坏了这一企图，将匈牙利送给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并再次以教皇的封地名义收回（1076年）。12世纪，与王权对峙者把大块土地给贵族们以获得支持，如此孕育了封建制度。1222年，贵族们的势力已够强大，迫使安德鲁二世签下《金印诏书》（Golden Bull ），非常像1215年英国约翰国王所签的《大宪章》。《金印诏书》否认封建采邑的继承权，但允许每年召开议会一次，贵族未经“享王权的伯爵”（count palatine）的审问，不得拘禁，并且不可向贵族或教会的田产征税。这项由其金盒或金玺而得名的皇家敕令，构成了匈牙利贵族自由特许状达7个世纪之久，使匈牙利的君主专制衰弱，而此时蒙古人正准备向欧洲发动一次造成历史上极大灾难的大攻击。

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蒙古势力所及的范围，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Ogadai）派遣三支军队——攻打高丽、宋朝与欧洲，第三支军队由拔都率领30万大军，在1237年渡过伏尔加河，这30万大军不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而是经过严格训练，接受精明领导，不仅有强大的攻城武器，并有从宋朝人那里学得的新式火器。在三年之内这些兵士们所向披靡，使几乎整个南俄罗斯变成废墟。拔都自信满满，将士兵们分为两部分：一支向波兰进军，占领克拉科夫和卢布林（Lublin），横渡奥得河，在利格尼茨（Liegnitz）打败日耳曼人；另外一支军队在拔都的率领下越过喀尔巴阡山，入侵匈牙利，在莫赫（Mohi）遇见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联军，其势如排山倒海以致中世纪的编年史夸张地估计基督徒死亡达10万人，腓特烈二世视匈牙利的死伤数目“几乎为整个王国的军队”。另一项极具无情讽刺性的历史是：战败者与胜利者是同一血源：匈牙利的没落贵族是三个世纪前劫掠他们的蒙古马札儿人的后裔。拔都占领佩斯及埃斯泰尔戈姆，此时一队蒙古人渡过多瑙河，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追逐至亚得里亚海边，并且沿途大肆焚毁。腓特烈二世呼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抵御此来自亚洲的威胁；英诺森四世请求蒙古人信服基督教并寻求和平，但全属徒然，最后使基督教及欧洲获救的是窝阔台之死，而拔都返回哈拉和林参加新可汗的选举。在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大规模——从太平洋到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的蹂躏。

贝洛四世回到已成废墟的佩斯，以日耳曼人民再殖民于此，渡过多瑙河将首都迁至布达（1247年），渐渐恢复其国家被破坏的经济。新生的贵族又再组织大牧场与农场，而卑屈的牧人与农人在此为国家生产食粮。日耳曼矿工则由厄尔士山往南移，从川索凡尼亚炼取丰富的矿。生活与态度仍然粗鲁，工具仍属原始，房子为枝条编成的茅舍。在种族与语言的混乱中，越过阶级与教条的敌对分歧，人们追寻他们每日的粮食与收益，并且恢复经济的连续性，文明由此而产生。

边缘国家

由于在无限的宇宙之中，每一点都可视为中心，因此在文明与国家的历史剧中，每个国家像每个灵魂一样，根据其自身的角色及性格来阐释整出历史剧或生活戏剧。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有另外一群民族的大混杂——波希米亚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立窝尼亚人、芬兰人；每个民族都带着鼓舞人的自负，而认为整个世界均系于其自己之民族史。

中世纪早期，与马札儿人、匈奴人有点血缘关系的芬兰人，居住在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上游地带。8世纪末，他们迁徙至严寒而风景秀丽的地方，外人称其地为芬兰，芬兰人则称之为索密（Suomi），即沼泽之地。他们掠劫斯堪的纳维亚海岸，招致瑞典国王埃里克九世（Eric Ⅸ）在1157年征服他们。埃里克在乌普萨拉留给他们一位主教当作文明的种子；芬兰人杀死主教亨利，然后以他为他们的守护神。带着静默、英勇的精神，清除森林，排干沼泽，在他们“一万个湖泊”间凿成沟渠，搜集皮革，以御风雪。

在芬兰湾南端，同样艰巨的基本工作是由一些与芬兰人血缘相近的种族——普鲁士人、爱沙尼亚人、利夫人、立窝尼亚人、立陶宛人及拉脱维亚人或列托人合力完成。他们狩猎、捕鱼、养蜂、耕地，文学与艺术则留给他们精力较差的后代去发展。12世纪，日耳曼人凭借武力将基督教与文明带来以前，所有的种族除爱沙尼亚人外，均保持异教的信仰。立窝尼亚人发觉日耳曼人利用基督教作为渗透和统治的工具，于是杀死传教士，跳进德维纳河以洗去受基督教浸礼的污点，又回去信奉他们本地的神。英诺森三世号召一支十字军攻击他们。主教阿尔贝特率领23艘军舰进入德维纳河；以里加为其首都，使立窝尼亚附属日耳曼人的统治（1201年）。两个武装教士团体沃尼亚武士与条顿武士，为日耳曼人完成对波罗的海诸国的征讨，替他们自己收聚了大批的产业，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并将其贬抑为农奴。由此胜利的鼓舞，条顿武士前进至俄罗斯，期望至少为日耳曼及拉丁基督教赢得俄罗斯西部的省份，但他们在佩普西湖被击溃（1242年）。

沿波罗的海诸国，出现众多的斯拉夫人。有群人自称为“Polanie”（古波兰人，意为“田野中之人”），耕种沃尔特河与奥得河山谷。另外一群人是马诸尔人（Mazurs），居住在维斯图拉河附近。第三群人是“Pomorzanie”（意为“在海边”），波美拉尼亚因此得名。963年，波兰亲王梅什科一世（Mieszko I）为了避免被日耳曼人征服，把波兰交托与教皇的保护。因此，波兰不理睬东方半拜占庭式的斯拉夫王国，决定与西欧及罗马基督教共甘苦。梅什科之子波莱斯瓦夫一世（Boleslav I）征服波美拉尼亚，并吞布雷斯劳（Breslau）和克拉科夫，自己登上波兰第一任国王的宝座。波莱斯瓦夫三世（Boleslav III）划分国土给四个儿子，君权于是转弱。贵族将其领土分成封建的公国，波兰局势不稳，时而自由，时而附属于日耳曼或波希米亚。1241年，蒙古大军攻入波兰，占领首都克拉科夫，将其夷为平地。当此亚洲洪流退却时，一股由日耳曼来的移民扫荡西波兰，留下日耳曼语言、法律及血统的大融合。1246年，波莱斯瓦夫五世欢迎在日耳曼逃避屠杀的犹太人，并鼓励他们发展商业和财政。1310年，波希米亚瓦茨拉斯二世（Wenceslas II）当选为波兰的国王，于是两国合并，归于一个王权之下。

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在5世纪和6世纪被斯拉夫人殖民。623年，一位斯拉夫酋长萨莫使波希米亚人免于阿瓦尔人的统治，并建立一个君主国家，658年随其死亡而终结。查理曼大帝于805年入侵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度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但其时间已不可考。894年，普热米斯尔家族曾在其王朝下统治这两个地方，但马札儿人统治摩拉维亚有半世纪之久（907—957年）。928年，亨利一世使波希米亚附属于日耳曼。公爵瓦茨拉斯一世（Wenceslas I）虽然对该地仅是间歇性的统治，却给波希米亚带来繁荣。他的母亲圣卢德米拉使他完全的基督教化，当他成为国君时并未终止其基督教的信仰。他供给贫穷者衣食，保护孤儿和寡妇，款待陌生人，替奴隶赎身。身为国王，他无懈可击，他的兄弟企图暗杀他，瓦茨拉斯用手击倒他，并予宽宥。但此次阴谋的共犯却在935年9月25日国王去弥撒的路上刺杀国王。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被定为波希米亚守护神瓦茨拉斯节。好战的公爵们继位，以他们设在布拉格的战略城堡与首都为据点，波莱斯瓦夫一世、波莱斯瓦夫二世及布拉蒂斯拉夫一世（Bratislav I）征服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及波兰；但亨利三世强迫布拉蒂斯拉夫由波兰撤军，并再向日耳曼朝贡。奥托卡尔一世（Ottokar I）解放波希米亚，并成为其第一任国王。奥托卡尔二世（Ottokar II）降服奥地利、施蒂里亚及卡林西亚。为了发展工业及中产阶级以与反叛之贵族相抗衡，奥托卡尔二世鼓励日耳曼人移入，直至几乎所有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各城镇都成了日耳曼人的天下。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的银矿变成波希米亚繁荣的根基，成为许多入侵者的目标。1274年，日耳曼向奥托卡尔二世宣战，他的贵族拒绝给予支持，他放弃所掠取的土地，仅保存其王位而成为一个日耳曼的封地。但是，当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鲁道夫干涉波希米亚的内政时，奥托卡尔招募一支新军，在杜尔恩克鲁特（Durnkrut）攻击日耳曼人。此次又遭到贵族们的背弃，他冲入敌人密集的队伍，作困兽之斗而后阵亡。

瓦茨拉斯二世重申其臣属的地位，而获和平，并努力地恢复秩序与繁荣。他死后，普热米斯尔王朝结束其500年的统治。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波兰人是曾经遍布于东日耳曼到易北河一带的斯拉夫移民中的残存者，而他们现在臣属于日耳曼人权下。

日耳曼

封建时代有关平信徒授衣礼的历史性争斗的胜利者是日耳曼的贵族——公爵、领主、主教、住持等，他们在亨利四世失败后控制了衰弱的君权，并发展成一种离心的封建制度，使日耳曼在13世纪时无法成为欧洲的领导国家。

亨利五世在推翻其父后，继续其父与男爵和教皇之争。当帕斯夏二世拒绝加冕他，除非他放弃一般世俗册封权时，他反而监禁教皇和红衣主教。在他死后，贵族们推翻世袭的君主专制政权，结束了法兰克尼亚王朝，并任命撒克逊的罗塞三世为王。十三年后，士瓦比亚的康拉德三世开始日耳曼历史上最强大的霍恩施陶芬王朝。

巴伐利亚的亨利公爵拒绝选帝侯的选举，并获得其叔父韦尔夫的支持。其后，引起教皇党及保皇党之争，此争斗在12与13世纪曾有许多种形式并因各种争端而起。保皇党（Ghibelline ）是魏布林根（Waiblingen）的另一种拼法，原为“霍恩施陶芬家族所拥有的一个乡村”，这一家族由士瓦本一山上城堡及乡村而得其名——High Staufen。霍恩施陶芬军队围攻在巴伐利亚城及魏恩斯贝格城堡中的谋叛者，据一个古老的传说，两敌分别对其军喊“嘿，韦尔夫！”及“嘿，魏布林！”确立交战双方的名称。另一有趣的传说则谓，当胜利的士瓦本人接受城市的投降时，附一条件，即仅赦免妇女，并允许她们带着任何她们所能携带的东西离开，于是这些强壮的家庭主妇背负他们的丈夫而行。1142年，当康拉德继续十字军东征时，双方才停战。但康拉德失败，羞辱地回国。霍恩施陶芬王室在其第一位杰出的人物登基时，似乎即被盖上了羞辱的印记。

当“和平之主”（Lord of Peace）腓特烈一世就位时，年方三十。他相貌平庸——个子矮小，皮肤白皙，发色呈黄，并带红色胡子，因此在意大利赢得了“红胡子”之名。他头脑清楚，意志坚强，一生为国效劳。虽然曾遭多次败绩，但他把日耳曼又带至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由于其血脉中流有霍恩施陶芬和魏恩斯贝格两个家族的血液，他宣布“国家的和平”（Landfriedor），安抚敌人，平息朋友，坚决镇压家族仇恨、混乱及罪恶。当时的人描述他和蔼可亲，随时带着迷人的微笑；但他是“恶人的克星”，其刑法使日耳曼的文明向前迈进。一般人称赞他私生活很检点，然而，因为同血缘之故，他废了第一任妻子，再娶勃艮第伯爵的女继承人，因为这个新婚夫人，又赢得一个王国。

他急欲获得教皇的加冕，答应帮助教皇尤金三世抵抗罗马人的反抗与诺曼人的麻烦以换取帝王的涂膏式（imperial ointment）。这个倨傲年轻的国王到达离罗马很近的内皮，遇到新教皇阿德里安四世，他忽略一般的礼仪——通常世俗的统治者要手持教皇的马缰与马镫帮助他下马。阿德里安没有受到帮助就下马，于是拒绝给予腓特烈“和平之吻”及帝国之冠，除非他遵守传统礼仪。教皇的随从与国王争论这一点达两天之久。国家的命运即系于外交礼节，腓特烈屈服了。教皇退去，再骑马进入。腓特烈手扶教皇的马鞍和马镫，伺后即提及神圣罗马帝国，并希望整个世界视国王与教皇一样是上帝的代理人。

他的帝王称号使他也变成伦巴底的国王。自从亨利四世以来，没有一位日耳曼的统治者能实在地享有此头衔。腓特烈以国王的名义派遣官吏至意大利北部的每个城市。有些城市接受，有些拒绝这些外来的统治者，腓特烈爱好秩序胜过自由，或许急于控制日耳曼与东方贸易的意大利路线，于1158年开始征服这些爱好自由胜过秩序的叛乱城镇。他在隆卡利亚（Roncaglia）的宫中召集博学的法律学者，他们曾在博洛尼亚重振罗马的法律；他很高兴能从他们那里获知根据该法律，国王对其帝国内各部分皆享有绝对的权力，拥有所有的财产，并且任何时候都可修改或废除私人权利，只要他认为这对国家有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因恐惧世俗权利侵入教皇国，便引证丕平与查理曼的捐赠，否认这些主张，当腓特烈坚持这些主张时，即被处破门律（1160年）。教皇党和保皇党的叫嚣声传到意大利，分别表示他们是教皇和国王的支持者。腓特烈围攻顽强的米兰两年之久，终于攻陷，并将其焚毁（1162年）。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费拉拉、曼图亚、布雷西亚、贝加莫、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米兰被日耳曼的残酷激怒，又被日耳曼官吏的勒索困扰，于是组成伦巴底联盟。1176年，联军在莱尼亚诺击溃腓特烈的日耳曼军队，并强迫他同意6年的停战。一年后，国王与教皇和好如初，在康斯坦斯，腓特烈签了一份条约（1183年），将自治权归还给意大利各个城市，而城市承认帝国的正式宗主权，并且豪爽地同意在腓特烈及其随从访问伦巴底时供给食物。

腓特烈在意大利遭到败绩，而在其他各处皆获胜。他成功地在波兰、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维护其帝王之权。他也向日耳曼教士以行动而非言语重申亨利四世所定的所有权利，赢得教士的支持，甚至支持其反抗教皇。日耳曼欣喜于意大利对他的青睐，沐浴于自己光耀显赫的权势中，并以其加冕、婚礼、庆典的华丽壮观而自豪。1189年，老国王率领10万大军开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可能是希望借此而联合东西方，以恢复古罗马帝国原有的版图。一年后，他溺毙于西里西亚。

他和查理曼一样醉心于罗马传统，殚精竭虑地恢复过去的荣耀。赞成君主专制者深觉哀恸，认为他的失败导致混乱的局势；拥护民主政治者则庆幸于其失败，认为是发展自由的进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日耳曼与意大利沉溺于放纵的混乱，唯有坚强的帝王权威才能结束封建割据和自治市混乱的局面。秩序必须先铺路，理性的自由才能成长，在以后日耳曼衰弱时，各种有关腓特烈一世的传说出现。13世纪人们对其孙所存的幻想，正是当年“红胡子”的影像；他并没有真的死去，只不过睡在图林根的屈夫霍伊泽（Kyffhauser）山。人们可以看见他的长胡子于遮盖他的大理石中长出，终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一耸肩抖落肩上的泥土，恢复日耳曼的秩序与强盛。当俾斯麦策划一个联合的日耳曼时，一个倨傲的民族在俾斯麦身上看到“红胡子”胜利地由坟墓中起来。

亨利六世几乎实现了他父亲的梦想。1194年，在热那亚与比萨的帮助下，他从诺曼人手中夺得南意大利及西西里。除教皇国外，整个意大利都臣服于他；普罗旺斯、多菲内、勃艮第、阿尔萨斯、洛林、瑞士、荷兰、日耳曼、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皆被联合起来，受亨利统治；英格兰自认为其属国；统治非洲的阿尔摩哈德摩尔人（Almohad Moors）向他朝贡；安条克、西里西亚及塞浦路斯都要求并入帝国。亨利欲染指法兰西与西班牙，并计划征服拜占庭。当他的第一支分遣部队乘船向东方进军时，年方三十五岁的亨利却不幸在西西里患了痢疾。

对于其征服地气候的无情报复，他没有丝毫准备。他唯一的儿子年仅三岁，觊觎帝位者为争夺王位而战，导致了十年的混乱。当腓特烈二世成年时，帝国与教皇国之争又开始了。战场在意大利，由于一位日耳曼诺曼君王入主意国，而自当时意大利实际情况看来，确较有利。随着腓特烈二世之死（1250年），又引起另一代的骚动——德国诗人及戏剧家席勒（Schiller）称其为“无主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选帝侯们出售日耳曼的王位给任何一个弱者，他可以任凭选帝侯们自由地强固他们独立的势力。待混乱局面平定时，霍恩施陶芬王朝即告结束。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皇帝鲁道夫定都维也纳，开始一个新王朝。为了赢得帝王之冠，鲁道夫在1279年签订一份宣言，承认王权完全臣服于教皇的权势之下，并且放弃在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所有权。鲁道夫并未变成皇帝，但其勇气、热忱及精力恢复了日耳曼的秩序与繁荣，稳固地建立王朝，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直到1918年。

亨利七世做最后努力，统一日耳曼和意大利。得到日耳曼贵族些微的支持及少数瓦隆骑士的追随，他越过阿尔卑斯山（1310年），受到许多伦巴底城市的欢迎，那里的人们厌倦阶级战争与城市间的争斗，并且急于推翻教会的政治势力。但丁以一篇文章《论君主》（On Monarchy ）向入侵者致敬，大胆地宣告俗世政权脱离神权得以自由，并向亨利请求使意大利摆脱教皇的控制。但佛罗伦萨的教皇党占了上风，混乱的城市撤回他们的支持，亨利四面楚歌，最后死于疟疾。意大利当时以此回报她缠扰不休的情人。

由于南部天然的地形、种族及语言的障碍，日耳曼人只好折回，在东方找到出路与补偿。日耳曼人和荷兰人的移民、征服和殖民政策使他们从斯拉夫民族手中夺回3/5的日耳曼领土。日耳曼人生养众多，沿多瑙河而扩展至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境内。日耳曼商人在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布雷斯劳、布拉格、克拉科夫、但泽、里加、多尔帕特、雷瓦尔，组织集会和市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至阿尔卑斯山及黑海各处建立商业中心。战争是残酷的，结果却导致边界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大跃进。

其时，由于国王专心于意大利的事务，再度需要以授予土地或权力的方式获得领主与骑士的支持；加上教皇的反对与伦巴底的抗暴导致日耳曼王权的衰弱，贵族们得以任意垄断乡村土地并将农民贬为农奴。13世纪，封建制度得势于日耳曼，此时的法兰西封建制度却屈服于王权。早期帝王所认为是抑制贵族势力的主教们，现在变成第二贵族，像世俗领主一样有钱有势及独立自主。1263年以前，七位贵族——美因茨、特里尔、科隆的大主教、撒克逊及巴伐利亚的公爵、享王权的伯爵及勃兰登堡的侯爵——被各封建采邑授予选举国王之权。这些选帝侯妨害统治者的权力，僭越帝王的特权，攫夺王室的土地。他们可以充当中央政府并统一全国，但他们并未执行，即使在选举时他们也各行其是。事实上仍无日耳曼国家的存在，仅有撒克逊人、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法兰克人……还没有议会，仅有诸领地间的会议（Landtage）。联邦议会（Diet of the Commonwealth）成立于1247年，在国家无正规统治者期间显得衰弱无力，仅在1338年时有卓越的表现。一群由国王任命的农奴或自由民所组织的官吏，构成一个松懈的官僚体制，维持政府的持续性。没有一个都城能形成国家效忠与利益的中心，也没有一种法律制度能统治全境。虽然“红胡子”腓特烈努力想把罗马法律加诸全日耳曼，但各个地区仍保持其习惯与法典。1225年，撒克逊人的法律系统整理成《撒克逊法典》（Sachsenspiegel ）。1275年，士瓦本人的法律及习俗被编纂成《士瓦本法典》（Schwabenspiegel ）。这些法典维护人们选举国王及农民保有自由及土地的古老权利。《撒克逊法典》中说，农奴和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和上帝的意旨，并将其起源归咎于暴力与诈欺。但是农奴制仍旧盛行。

霍恩施陶芬时代是俾斯麦以前日耳曼最伟大的时代。人们的举止仍然粗鲁，法律混乱，他们的道德伦理是半基督教、半异教的，他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名掠夺土地。如在城市间相比较，他们的财富与舒适无法与佛兰德斯或意大利相比。但他们的农民勤劳而且多产，他们的商人有冒险与商业精神，他们的贵族是欧洲最有修养的权势者，他们的国王是西方世界的世俗主宰，其统治范围由莱茵河至维斯图拉河，从罗讷河至巴尔干半岛，从波罗的海至多瑙河，从北海至西西里。上百个城市因繁荣的商业生活而成形，其中许多有自治特许状。它们的财富激增，艺术方面也有长足的进展，在文艺复兴以前，他们的艺术成就是日耳曼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

斯堪的纳维亚

经过一个世纪快乐而不显赫的日子，丹麦由于瓦尔德马一世（Waldemar I）的统治，又进入世界史中。在大臣、朗德地区的大主教艾卜萨隆（Absalon）的帮助下，他组织一个坚强的政府，肃清海盗，保护和鼓励贸易，使丹麦致富。1167年，艾卜萨隆建造哥本哈根成为“市场港口”。瓦尔德马二世征服荷尔斯泰因堡、汉堡及易北河东北的日耳曼，对日耳曼的侵略还以颜色。“为了圣母玛利亚的光荣”，他参加三次十字军东征以抵抗波罗的海的斯拉夫民族，占领爱沙尼亚东北部，并建立雷瓦尔。在一次战役中，他在军营内被攻击，却免于一死，据说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勇武，一方面是由于及时由天降下一面带有一个白色十字架的红旗，这块“丹之布”（Dannebrog或Dane’s Cloth）以后即变成丹麦人战争的军旗。1223年，他成为什未林亨利伯爵（Count Henry of Schwerin）的阶下囚。两年半后，将全部在日耳曼及斯拉夫所征服的土地除吕根（Rugen）岛外归还日耳曼，才获释放。其后，将其辉煌的余生献于内部改革及丹麦法典的编纂。至其去世时，丹麦领土已扩张两倍，包括瑞典南部，并且人口等于瑞典（30万人）和挪威（20万人）的总和。瓦尔德马二世死后，王权减弱。1282年，贵族们由埃里克·格利平（Eric Glipping）国王获得特许状，承认他们的会议“丹尼霍夫”（Danehof）是国家会议。

必须有伟大小说家神奇的想象力，我们方能洞悉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成就——日复一日，一步一步，英勇地克服这个艰难危险的半岛。生活仍然是原始的：狩猎及捕鱼与农业一样是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广大的森林必须清理，野兽必须驯服，海港必须建造，人们必须振作起来与大自然对抗。西多会的僧侣们在此一个世纪的争战中扮演重要角色，伐木、耕地、教农民改进农业法。伯吉尔伯爵（Earl Birger）是这场与自然相搏斗的战争中的许多英雄之一，他从1248年至1266年为瑞典首相，取消农奴制，创立法治，建造斯德哥尔摩（1255年），开创福尔孔（Folkung）王朝（1250—1365年），以其子瓦尔德马为王。贝尔根渐富庶，变成挪威贸易的出口。在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也变成瑞典与汉撒同盟的接触中心。兴建最好的教堂，修道院与学校也大为增加，诗人们闲散地弹着他们的抒情短歌。远在北极雾中的冰岛在13世纪时变成斯堪的纳维亚世界中最活跃的文学中心。

英格兰

·“征服者”威廉

“征服者”威廉以武力、法律、虔敬、精明及诈欺的巧妙配合统治英格兰。他由一名备受威胁的咨议院（Witan）议员提升到王位，宣誓要遵守现存之英格兰法律。在西方及北方的一些乡绅们企图趁他不在诺曼底时叛变（1067年），他立刻回来，像一把复仇之火焰燃遍大地，破坏宅园、谷仓、收成及牛群，直至19世纪时英格兰北部才完全复原。他将王国中最好的土地分给他的诺曼随从作为田产，并鼓励他们建造城堡作为营寨抵抗敌对的人民。于野史中出现、正史上却默默无闻的罗宾汉（Robin Hood），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出没无常以游击方式对抗诺曼底征服者达一个世纪之久。他盘踞舍伍德（Sherwood）森林中，不承认诺曼底法律，抢劫领主，以济农奴，并崇拜圣者。国王保留着一片广袤的土地为王土；一块30英里长的土地被皇家征用为狩猎预定地；该地区所有的房子、教堂及学校全被夷为平地以利马与猎犬通行；任何人在此猎杀牡鹿都将失去双眼。

英格兰的新贵族于此产生，偶尔他们的子孙仍然采用法兰西的名字。先前已渐式微的封建制度笼罩大地，将大部分被征服的人民贬抑为农奴。所有的土地属于国王，凡能表示未抵抗征服的英格兰人，皆允许向国家再买回他们的土地。威廉为了表列其战利品，1085年派遣代理人记录每块土地的所有权、耕种情况及土地之物。古代编年史上记载：“他如此详尽地委托他们，以致在他的文书中，没有一寸土地……甚至一头公牛、一头母牛或一只猪，不被记载上的。”结果成了一本英格兰的《末日审判书》，如此不祥的命名作为所有不动产争论之最后“判决”或审判。为了确保军方的支持及限制他的大封臣的势力，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集英格兰所有重要的地主——计6万人——令每人宣誓效忠国王。这一做法避免成为法兰西分裂的个人主义色彩的封建制度。

征服之后，总期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出现。威廉任命或罢黜骑士和伯爵、主教和大主教及修道院院长。他毫不犹豫地监禁大地主，维护他对教会任命之权，以对抗权势上旗鼓相当并曾迫使亨利四世前往加诺萨向其请罪的格列高利七世。为了防止火灾，他规定在晚上鸣钟熄灯安睡的时刻就必须遮盖或熄灭壁炉火焰。因此，在冬天，英格兰人晚上8点就寝。为了负担扩展中的政府及战争所需费用，他对所有的买卖、进出口商品，及桥梁和道路的使用皆课以重税，并恢复“忏悔者”爱德华所取消的一种税“丹人税”（Danegeld）。当获悉一些英格兰人为了逃避他的魔掌，把金钱置放在修道院拱形圆屋顶内，他派人搜查所有的修道院，将所有这些财宝都移入自己的宝库。他的臣相们欣然接受贿赂，并诚实地将贿金记录于公众登记簿。

诺曼教士分享这次胜利。他们从卡昂找到能干与柔顺的朗佛兰克，令其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及国王的首要阁员。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教士耽溺于狩猎、掷骰子及结婚，便以诺曼神父、主教及修道院院长代替他们的职位；又拟定一种新的修道院法《坎特伯雷习俗》（Customs of Canterbury ），提高英格兰教士的心智与道德水准。也许由于朗佛兰克的建议，威廉宣布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分开，命令所有属灵的问题必服从教会的教规，保证国家执行由教会法庭所裁决的惩罚，而为了维持教会，向人们征收什一税。但威廉要求在英格兰凡是教皇的敕令或信件必须得到国王的同意才有效，凡教皇的使节得到国王的同意才可进入英格兰。英格兰的主教们所组成的国家会议，曾是咨议院的一部分，后变成一个单独分开的团体，其法令唯有获得国王批准后才生效。

像大多数伟人一样，威廉发觉统治一个国家比管束他的家庭容易。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一年，因与皇后玛蒂尔达的争吵而显得暗淡。他的儿子罗伯特要求全权统治诺曼底，遭到拒绝后，随即叛变。威廉无意击败他，最后答应把公国遗留给罗伯特才解决这一纷争。国王身材如此肥硕，几乎无法上马。他和法兰西菲利普一世在边界作战。当他停留在鲁昂，因为肥胖而几乎无法移动时，据传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一世讥笑说英格兰国王正在“待产”，在他的感恩礼拜时，一定有许多蜡烛。威廉宣誓他真的要点燃许多蜡烛。他命令他的军队烧毁曼特斯及其所有的邻近地区，毁掉所有的收成。果然是言行一致。威廉快乐地骑过废墟，却被他的马颠摔下来碰上马鞍的铁鞍头。他立刻被送至靠近鲁昂的圣杰维斯修道院。他大大地忏悔其罪恶，立下遗嘱，悔罪地将他的财产分配给穷人与教会，提供钱财以重建曼特斯。除了亨利外，他所有的儿子不顾其临死的父亲却为继承而战；他的大臣及仆人携带战利品逃走。一个质朴的家臣将他的尸体携至卡昂的男子修道院（1087年）。替他定做的棺材太小，无法容纳其尸首。当侍从试着强将庞大的尸体装入窄狭的空间时，尸体裂开，发出的恶臭弥漫教堂。

诺曼征服之成果是无限的。新的人种与阶级将加诸于丹麦人身上，他们曾代替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曾征服罗马不列颠人（Roman Briton），而罗马不列颠人曾统治凯尔特人……需要几世纪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与凯尔特的种族成分才会在英格兰血统与语言中显示出来。诺曼人与丹麦人是同一血缘的，但自从罗洛（Rollo）主政后，他们变成法兰西人。由于他们的光临，英格兰官方的习俗与语言法国化有三个世纪之久。封建制度带着它的饰物、骑士精神、纹章学（heraldry）及词汇由法兰西而传入英格兰。与威廉一起来的犹太放利者刺激了英格兰的贸易与工业。英格兰由于和欧洲大陆有密切联系，在文学与艺术方面吸收许多新观念，诺曼式建筑在不列颠达到最辉煌的成就。新权贵带来新作风、蓬勃朝气及较完美的农业组织，诺曼领主与主教改进国家的行政。政府行使中央集权。虽然是专制政治，但国家统一了。生命与财产越来越获保障，英格兰进入长期的内部和平。她不再轻易遭受敌人的攻击。

·贝克特

在英格兰有一句谚语：两个强国之间必插入一个弱国，但也可有无数的中等国家在其间。在“征服者”死后，他的长子罗伯特接收诺曼底，成为一个单独的王国；次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被封为英格兰国王，向其涂膏者兼阁员的朗佛兰克承诺好自为之。但他像暴君一样统治至1093年，因患病，再度承诺端正行为，复原后，又像暴君一样统治直到打猎时被人枪杀而死。继承朗佛兰克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安塞姆，品行高洁，曾耐心地对抗他，结果被他遣回法兰西。

“征服者”的第三个儿子亨利一世重访安塞姆。这个主教哲学家要求终止皇家选举主教之权，亨利拒绝。经过一场冗长而乏味的争吵后，双方同意英格兰主教及修道院长由教会团体或僧侣们在国王面前选举，并且为了他们封地的财产和权利必向国王效忠。亨利喜爱钱财，憎恨浪费。他征收重税，却谨慎公正地统治。他维持英格兰的秩序与和平，仅于1106年在坦什布赖打了一仗。他使诺曼底重新归于英格兰统治之下。他命令贵族们“在与他们属下的妻子、儿子与女儿们交往时一定要约束自己”，自己却有许多情妇所生的私生子女。但他温文而有智慧，娶了苏格兰和诺曼底人征服之前英格兰国王之后裔莫德为妻，因此将古老的皇家血统注入新的皇族之中。

晚年时，亨利使男爵与主教们宣誓对其女儿玛蒂尔达和她的幼子——未来的亨利二世——效忠。但国王一死，“征服者”之孙，布卢瓦的斯蒂芬攫夺王位，英格兰发生最恐怖残酷的内战。内战中，英格兰人遭受死亡与重税的威胁达十四年之久。其时亨利二世长成，娶阿基坦的埃莉诺，并联合其公国，入侵英格兰，强迫斯蒂芬承认他是王位继承者。斯蒂芬死后，他成为国王（1154年），如此结束了诺曼王朝，开始金雀花王朝。安茹的杰弗里，是亨利二世之父，在他的帽子上绘有金雀花的嫩枝。亨利脾气暴躁，野心大，智慧高，半趋向无神论。名义上统治一个从苏格兰到比利牛斯山、包括半个法兰西的帝国，却明显发现自己无助地处于一个封建社会之中，其中大领主有佣兵保卫及城堡防守，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封侯的领地。年轻的国王以无比的精力聚集金钱和兵力，攻打这些大领主，使他们一一就范。他摧毁封建城堡，建立秩序、安全、公正及和平，并巧妙地以极少数的钱财和武力使受威尔士海盗征服和蹂躏的爱尔兰回到英格兰的统治下。但这位被列为英史上最伟大国王之一的刚强非凡的人，却遇到了和自己一样意志坚强的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并在宗教上遭到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的势力的对抗而终告挫败。

贝克特1118年生于伦敦一个诺曼中产阶级家庭。他早熟的心智引起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的注意，后者送他到博洛尼亚和欧塞尔两地研习世俗法律和教会法典。回到英格兰后，他即参与教职，不久晋升坎特伯雷副主教。但是他像当时大多数的教士一样，与其说是个教士，毋宁说是个行政人才，在行政及外交方面深具兴趣与专才。由于其特出的表现，37岁时即被举为国务大臣。有一段时期他和亨利合作无间，这位英俊的大臣与国王推心置腹，共游同乐，甚至分享国王的财富与权力，他对贫者仁慈对朋友热诚。战争中，他亲率700名骑士进行一对一的格斗，并策划战役。出使巴黎时，他的8辆马车、40匹马及200名侍从的豪华装备使法兰西人大为吃惊，他们想如此风光的一位大臣，该当有何等富有的一位国王。

1162年，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似乎受了某种魔法，他以后突然彻底地改变其作风。他放弃雄伟的皇宫、鲜艳的衣饰、出身高贵的朋友，提请辞去国务大臣之职。他身着粗布衣服，穿毛布内衣，靠蔬菜、五谷及水为生，每晚替13个乞丐洗脚，而且变为所有教会权利、特权及宗教财产坚毅的拥护者。这些权利之中有一条是教士可免于世俗法庭的审判。亨利渴望其统治权能及于所有的阶级，愤怒地发现教士们所犯之罪常常不受教会法庭的处罚。他召集英格兰主教及骑士们在克拉伦登（Clarendon）集会，说服他们签订《克拉伦登律令》（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终止许多神职人员的豁免权，但贝克特拒绝在文件上盖大主教的印章。亨利颁布新法，在皇家法庭传唤这个抱病的大主教前来受审。贝克特前来，无声地反抗他自己的主教们，他们联合起来宣布他犯了对宗主国王不服从之罪。法庭下令收押他，他宣称要上诉教皇，而后穿着无人敢动的大主教衣袍，未受伤害地离开法庭。那天晚上，他在其伦敦住所给许多穷人提供食物。当夜即化装潜逃，绕道而至英吉利海峡，乘一叶轻舟越过波涛汹涌的海峡，在法兰西的圣奥梅尔（St.Omer）修道院内找到栖身之处。他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辞去大主教之职。教皇维护他的立场，再授予他大主教的职权，但有段时期却派他住在庞提格尼（Pontigny）大修道院内当一名普通的西多会僧侣。

亨利把所有贝克特的亲戚，不分年龄性别，全逐出英格兰。当亨利到诺曼底时，贝克特离开他的住所，在维泽莱的讲坛上宣布凡拥护《克拉伦登律令》的英格兰教士皆处以破门律（1166年）。亨利则威胁要没收在英格兰、诺曼底、安茹及阿基坦各地修道院的财产。假如庞提格尼修道院长继续收留贝克特，则连其修道院的财产一并没收。受惊的修道院长求贝克特离开，于是这个带病的叛徒有段时期住在桑斯一所肮脏的客栈里，靠接济为生。由于法王路易七世的催促，亚历山大三世命令亨利恢复其大主教之职，否则即面临停止英格兰境内所有教权的危机。亨利屈服了。他到阿夫朗什（Avranches），遇到贝克特，答应治疗他所有的疾病。当胜利的大主教上马回到英格兰时（1169年），亨利还手扶大主教的马镫。贝克特回到坎特伯雷，仍然重申要将反对他的主教处以破门律。有些主教到诺曼底找亨利，并夸张贝克特的行为以激怒他。“什么！”亨利叫道，“一个吃我面包的人……竟敢侮辱国王及整个王国，我所养的这些懒惰的仆人竟没一人能替我说句公道话？”四个听到此话的骑士，显然未得到国王的允许即回英格兰。1170年12月30日，他们发现大主教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坛上，用剑杀死了他。

所有的基督教世界愤怒地对抗亨利，很自然地对其处以最严重的破门律，亨利自己隐遁于寝宫，与外界隔绝，并拒绝进食达三天之久。他下令逮捕凶手，派密使至教皇处宣告他的无罪，并答应履行亚历山大所要求的对凶手的任何惩罚。他废除《克拉伦登律令》，并恢复在其国土内所有教会的权利及财产。此时人们封贝克特为圣人（1172年），成千的人向其圣地进香。最后，亨利也以一个悔罪的进香客至坎特伯雷，最后3英里时，他赤着的脚流着血走在坚硬的路上，趴在他已去世的敌人之墓前，求僧侣们鞭打他。在他的王国内，一般骂詈及日益增加的纷扰，击碎他坚强的意志。他的妻子埃莉诺被行为不检的国王摈弃并监禁，与其子联合起来，图谋推翻他。他的长子亨利在1173年和1183年在封地发动叛乱反对他，死于叛乱之中。1189年，他的儿子理查（Richard）及约翰（John），不耐烦等候他的死亡，联合法兰西的“奥古斯都”菲利普攻打他们的父亲。他被逐出勒芒，指责上帝夺走其出生与恋爱之地，最后死于希农。他以最后一口气诅咒他的叛逆子，以及给他权力、光荣、财富、女人、敌人、鲁莽、奸诈和失败的一生。

他并没有完全失败。他在贝克特活着时所拒绝成就的事，虽于后者死后屈服，然而在此激烈的争辩中，亨利赢得了后世的赞美：在他之后的历代王朝，世俗法庭的管辖权已伸张及于神职人员及国王所有的臣民。他使英格兰的法律挣脱封建和教会的束缚而不断地发展，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高的法律成就之一。正如其曾祖父“征服者”，他使叛逆与目无法纪的贵族归入秩序与纪律，而巩固、统一了英格兰政府。在这方面他太成功了：中央政府变得极其强大，几濒于不受牵制、为所欲为的专制政治；在秩序与自由的历史性轮回中，下一回是属于贵族政治与自由的。

·大宪章

“狮心”理查一世（Richard I the Lion-Hearted）未经争斗即继承其父的王位。冒险、冲动、暴躁的埃莉诺之子，步其母后尘，而与沉着、精明的亨利不同。他1157年诞生于牛津，被母亲派至阿基坦管辖她的领地。于此，他接受普罗旺斯的怀疑文化，抒情诗人的艳体诗，之后即毫无英格兰人的味道。他喜欢冒险和歌唱甚于政治和行政。在其一生42年的岁月中，曾有过上百次的风流韵事。且恭维当时的诗人，模仿他们的行为，并给予赞助和鼓励。他统治的最初五个月，致力于聚集资金供十字军东征之用，他把亨利二世留下的全部财产均耗于此；他罢免成千的官员，仔细考虑后又使他们复职；他把自由特许状售给付得出代价的城市，为了15万马克承认苏格兰的独立，不是因为他不爱惜钱，而是因为他喜欢冒险。继位半年之后，他远至巴勒斯坦。他既不关心他人的权利，也不关心自身的安危，他尽量地收税，将收入耗费于奢靡、欢宴及炫耀。但是他在12世纪的最后10年，却以虚张声势与英勇精神仓促地度过，以致他的诗人同伴把他列于亚历山大、亚瑟王及查理曼之上。

他攻击但又喜爱萨拉丁，失败后，发誓要征服他，在返回家园的途中被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Duke Leopold）俘虏，因为他曾在亚洲触怒利奥波德。1193年初，利奥波德将理查交给亨利六世，亨利六世对亨利二世和理查一直怀恨在心，不顾欧洲共同承认的不得监禁十字军的法律规定，将这位英格兰国王囚禁在位于多瑙河畔的迪恩施泰因（Durnstein）的城堡中，向英格兰要求15万马克的赎金，这是英格兰王室年收入的两倍。其时，理查的兄弟约翰想夺王位，遭遇抵抗，他逃到法兰西，并伙同“奥古斯都”菲利普攻打英格兰。菲利普违反和平的保证，攻打并抢夺英国人在法兰西的财产，向亨利六世大行贿赂，使他继续监禁理查。理查在舒适的监禁生活中感到烦躁，于是写下了最优美动人的诗歌，请求他的国家为其赎身。在这段混乱时期，埃莉诺代理政事，并得到最高司法官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贤明的辅佐，成功地统治王朝，但是他们发觉还是很难筹足赎金。理查终于获释（1194年），立刻赶回英格兰，征课赋税，招募兵力，率领军队越过英吉利海峡攻打菲利普，为自己和不列颠雪耻复仇。他收回被菲利普占领的所有土地，接受和约，免菲利普一死。其间他曾和利摩日的子爵（Viscount of Limoges）阿代马尔发生争吵，起因是后者在其领土内发现一处金矿。阿代马尔愿意送一部分给理查，但理查要全部，于是围攻他。一支箭从阿代马尔的城堡中射出，击中国王，“狮心”理查为了一个金矿而了其一生，死时年方42岁。

他的兄弟约翰在反对与质疑声中继承他，大主教沃尔特使他在加冕时宣誓其王位的取得是基于国家（贵族及高僧们）的选举与上帝的恩赐。但是，约翰对他的父亲、兄弟和妻子皆不守信，不会因为这再次的誓言而受牵制。像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一样，他也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据说成年后他就不再领圣餐，甚至在加冕时也拒领。僧侣们控告他的无神论观念。当他捉到一只牡鹿时，他说：“这动物养得多胖啊！但是我敢打赌，它从未听过弥撒。”——僧侣们愤恨这是暗指他们的肥胖。他是个有高度智慧而肆无忌惮的人，是最佳的行政人才。英国的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谓其“不是教会的好朋友”，僧院的编年史家对他也带诽谤。他并不常有过失，但其暴躁的脾气、过人的机智、恶意中伤的幽默、自负的专制作风，及为保英格兰大陆抵抗“奥古斯都”菲利普而不得不采取的强行征税手段，常使他和人们疏远。

1199年，约翰取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准许，以同血统为由，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妣离，随即迎娶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虽然她已许配给吕西尼昂的伯爵。两国的贵族皆动怒，伯爵向菲利普申诉。同时，安茹、都兰、普瓦图、曼恩的男爵向菲利普抗议约翰压迫他们的行省。追溯当初割让诺曼底给罗洛，根据封建效忠的原则，法兰西各领主，甚至包括英格兰所属的省份，皆承认法兰西国王是他们的封建宗主。而按照封建法，约翰身为诺曼底公爵是法兰西国王的臣属。菲利普召集所有封侯至巴黎，约翰拒绝，法兰西封建法庭宣判没收其在法兰西的财产，并把诺曼底、安茹及普瓦图赏给布列塔尼的伯爵，即亨利二世的孙子阿瑟。阿瑟宣称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举兵在米拉博（Mirabeau）围困女王埃莉诺。她虽已80岁高龄，仍带兵攻打这个无法无天的儿子。约翰救助她，俘虏阿瑟，下令赐死。菲利普进兵诺曼底，约翰正在鲁昂忙于度蜜月，无法亲率军队，兵败，约翰逃至英格兰。诺曼底、曼恩、安茹及都兰由法兰西统属。

教皇英诺森三世因与菲利普不和，尽其所能帮助约翰，其后约翰却与英诺森争吵。休伯特·沃尔特一死（1205年），国王即游说坎特伯雷较年长的僧侣选举诺维奇的主教约翰·格雷（John de Gray）填补空缺。一群较年轻的僧侣则选他们的修道院副院长雷金纳德为大主教。两个敌对的候选人赶至罗马求教皇认可，二人均为英诺森所拒，重新任命一位过去25年都住在巴黎、而现在大学担任神学教授的英格兰主教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担任此职。约翰抗议兰顿并没有充分准备而担任英格兰大主教之职，而此职是牵涉政治和教会两种功能的运作。英诺森不顾约翰的抗议，在意大利的维泰博（Viterbo）封兰顿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1207年）。约翰公然反抗兰顿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威胁要火烧反抗坎特伯雷僧侣们的修道院，并以“上帝的牙齿”发誓，假如教皇在英境停止教权，他要将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驱逐出境，另将其中某些人的眼睛挖出、鼻子割掉。终止教权令终于宣布（1208年）。除了浸礼与临终的涂膏式外，在英境内所有的宗教活动皆被终止，教堂也被教士关闭，教堂的钟声沉寂了，死者被埋于未经教会祝圣之地。约翰没收所有主教与修道院的财产，分给平民信徒。英诺森将国王处以破门律，但约翰不在乎此判决，仍在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从事战争。人们在教权终止之下颤抖，贵族们却对掠夺教会的财产一事表示默许，因为这暂时移转了皇室对他们财富的觊觎。

约翰以其表面的胜利而自豪，却因其过度的行为触怒了许多人。他置其第二任夫人于不顾，与放荡的情妇们生下私生子；拘禁犹太人以榨取他们的钱财；虐待被囚的主教致死；向贵族课税并加以侮慢，使贵族疏远；严格地执行不受欢迎的森林法。1213年，英诺森使出最后的手段：他下一诏书革除英格兰国王之职，解除约翰臣民对其效忠的宣誓，并宣布国王的财产今后变成合法的掠夺品，谁能将其由一位犯渎神罪者手中夺回，便算是谁的。“奥古斯都”菲利普接受这邀请，征召一支精良的军队，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约翰准备抵抗侵略，但发现贵族们不愿支持他与有物质及精神武装的教皇作战。他猛烈地抵抗，既见大势不可为，于是和教皇的使节潘德尔夫达成协议：假如英诺森撤回破门律、终止教权及罢黜等命令，并且化敌为友，约翰保证归还所有没收的教会财产，并以封建封臣的姿态，以其王权与王国向教皇称臣。双方皆同意，约翰把整个英格兰交给教皇。五天后，又从教皇那里收回英格兰，作为教皇的封地，永远朝贡，永远效忠（1213年）。

约翰进军普瓦图，攻打菲利普，命令英格兰的男爵们带着武器和兵士跟随他，他们拒绝。菲利普在布汶的胜利使约翰丧失日耳曼与其他联盟，过去他曾向他们寻求帮助以抵抗日益扩张的法兰西。返英后，贵族们憎恨其为了残酷的战争而滥行征税，违反先例和法律，及拿英格兰交换英诺森宽宥与支持的行径。为了强行此项命令，约翰向他们要求免役税——付钱以代替当兵。他们却派代表向他要求恢复亨利一世保护贵族与限制王权的法律。由于得不到满意的结果，贵族们在斯坦福召集武力。当约翰在牛津闲游时，他们派遣密使至伦敦，赢得自治市与法庭的支持。在泰晤士河畔，靠近温莎的兰尼米德，驻扎的贵族军队与少数国王的支持者对峙。在那里，约翰第二次大投降，并签署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件《大宪章》：

恭承神恩，英格兰国王……约翰，致意诸大主教、主教、僧侣、伯爵、男爵……与全体忠诚之国民。当知吾人……为吾人与子孙采纳此宪章之建议：

一、英国教会应不受拘束，享有全部之权利与自由而不可侵犯……

二、吾人为本身及吾子孙，业以下列全部自由权利，颁赐吾国全体自由人……

……

十二、非经全国同意，不得征收免役税及国王津贴……

……

十四、……须获得全国之同意，关于其他津贴或免役税之厘定，应以敕令个别通知大主教、主教、僧侣、伯爵及较大之男爵……及各地方长官……

十五、此后除赎身金，长子受封为武士或长女出嫁，可以征收合理之津贴外，任何人不得向自由人征收津贴……

……

十七、民事法庭不得设于宫廷，而应设于指定处所……

三十六、此后申请……之调查令状，不得收受费用，并应随请随发，不得拒绝（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长期拘禁）……

……

三十九、任何自由人民，除经其同辈之合法判决，或经国家法律之判决外，不得加以逮捕、监禁或没收其财产，或摈使不受法律保护，或将其流放，或以任何方式加以伤害……

四十、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卖、否认或耽延其权利与司法保障。

四十一、一切商人……均得经由陆上水上安全进出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居留旅行……免缴一切非法通行税……

六十、上述各项习惯及自由……所有国民，无分僧俗，均应遵守……

……

王朝第17年6月15日，在证人前御笔亲署于兰尼米德草地。

《大宪章》以奠定了今日英语世界享受各种自由的基础而闻名。它确实是有限制的。它主要确定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权利，而非所有人民的权利；并没有任何设计以执行表示虔敬的第六十条。宪章的签订，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胜利，不如说是封建制度的得势。但它明定及保障基本权利，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及陪审团审判制度，给予初期的议会控制钱袋的权力，以抗拒专制政治，它使专制的君主政体转变为立宪的君主政体。

然而约翰并未想到他自己因为放弃专制的权力而留名青史。他被迫签约，翌日复图谋取消《大宪章》，便诉诸教皇。英诺森三世现在的政策是，需要英格兰的支持以对抗法兰西，所以宣布《大宪章》无效，以保护这位受屈辱的封臣，并禁止约翰遵行或贵族们执行《大宪章》中的条文。男爵们漠视这一命令。英诺森将他们及包括伦敦在内五个港口区的市民处以破门律，但这位曾经领导拟成《大宪章》的兰顿大主教却拒绝发布此项敕令。在英格兰的教皇使节将兰顿停职，公布此敕令，征召并率领佛兰德斯和法兰西境内的佣兵，以炮火、刀剑掠夺、杀戮蹂躏英格兰的贵族。贵族们没有可靠的群众支持，他们并不动员自己封地的人力、财力以抵御之，而是邀请法兰西国王之子路易进攻英格兰，以保护他们，并以英格兰王位作为对他的报酬。假如此计划成功，英格兰即变成法兰西的一部分。教皇使节阻止路易越过英吉利海峡，但他坚持，他及所有随从被处破门律。当路易抵英时，受到男爵们的尊崇与效忠。在商业区伦敦之外的每处地方，约翰皆获胜，他毫不留情。不久，在他正精力旺盛、连战皆捷之际，不幸罹患痢疾，非常痛苦地走向一座寺院，死于纽瓦克（Newark），年方49岁。

一位教皇使节加冕约翰六岁的儿子为王，即亨利三世。以彭布罗克伯爵为首组成一个摄政团，贵族们因此一人之擢升而受激励，便转而归顺亨利，把路易遣送回法兰西。亨利长大后，成为一位艺术家国王和美的鉴赏家，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建造原出于他的构想，也由他提供财源。他认为《大宪章》是分离的力量，试图废止，但失败了。他向贵族征税，几乎引起革命，时常起誓这一次的征税是最后一次。教皇们也需要金钱，在国王的同意之下，从英格兰教区抽什一税以支持教皇抵抗腓特烈二世之战。对这些征税的记忆导致威克利夫和亨利八世的革命。

爱德华一世不像他父亲一样有学识，却更像国王。他野心大、意志强、沉着应战、政策精明、富于谋略，然而行事有节制，并且谨慎小心，有远大的目标，在其统治之下造就了英格兰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他重新编组军队，训练大批使用长弓的弓箭手，并建立国民自卫团，下令每位壮丁保有武器，并学习如何使用——不经意地替民主政治建立了军事基础。如此增强武力后，他征服威尔士，赢得又丧失苏格兰，拒绝约翰所承诺给教皇的贡金，并取消教皇对英格兰的宗主权。但是他统治期间最伟大的事件是议会的发展。也许并不是有意如此，爱德华变成英国最伟大成就——在政府与个人方面，调和了自由与法律——的中心人物。

·法律的发展

从诺曼征服到爱德华二世，英格兰的法律和政府制度形成，一直维持到19世纪。诺曼封建法加诸于盎格鲁—撒克逊地方法，使英格兰法律最先变成国家法，即不再是埃塞克斯或麦西亚的法律或丹麦人的法律，而是“国家的法律与习俗”（“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realm”）。我们几乎无法了解当兰纳尔夫·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e）用上述引号中一语时，暗示着何种法律革命。在亨利二世的激励下及他的最高司法官格兰维尔（Glanville）的指导下，英格兰法律与法庭荣获有效、迅速及公平（仍有贿赂腐败的现象）的美名，以至敌对的西班牙国王把他们的争讼案件呈给英格兰皇家法庭处理。《法律论丛》（Treatise on Laws ）的作者，可能是格兰维尔，一般传说是如此。无论如何，这是英国法律最古老的教本。半个世纪后，亨利·德·布雷克顿（Henry de Bracton）完成了他5大卷的名著《英国之法律与习惯》（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这是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律汇编。

国王在金钱与军队方面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迫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会议扩张为英格兰议会。亨利三世急于筹募比贵族们所批准的更多的金钱，于是从每个郡中召集两位骑士加入男爵与主教的行列之中，参加1254年的大会议（Great Council）。以阿尔比派信徒闻名于世的十字军之子西蒙·蒙福尔，1264年率领贵族们反抗亨利三世时，为赢得中产阶级的拥护，要求不仅每一郡有两名骑士，而且每一镇或城市有两名居于领导地位的市民加入男爵之行列中，参加全国大会。城市越来越繁荣，商人赚取大量金钱，假如他们愿意发言也愿意出钱，则值得与这些人商量。爱德华一世取法蒙福尔。他因同时与苏格兰、威尔士及法兰西作战，不得不向各阶层的人寻求援助与财源。1295年，他召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议会——“模范国会”（Model Parliament）。他在召集令状中指出：“凡涉及全体的事务，应经全体人同意，并且……共同的危险必以大家同意的措施应付之。”爱德华从“每个市、镇及居领导地位的城市”邀请两位市民参加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大会议。这些人从各地区较有势力的人中选出。在一个仅有少数人识字的社会里，无人梦想过普选权。在“模范国会”中，“平民”并未立刻拥有和贵族相等的权力。当时，也没有每年定期召开的议会，随意召开的议会，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约1295年，原则上通过凡由议会通过的法规没有一条可被废除，除非由议会本身通过废止。1297年更进一步同意，未得议会的同意不可征税。

教士们不情愿地出席扩大的议会。他们分开坐，除非在他们地方会议中，否则拒绝同意国家的支出案。教会法庭继续审判所有牵涉教会法的案件，大部分案件牵涉教会里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被控重罪者可以由世俗法庭审判，但凡被控犯罪而罪行并非弑君或叛国者可以由“僧侣的特典”（benefit of clergy）而转与教会法庭处罚。更有甚者，世俗法庭的大部分法官都是教士，因为接受法律教育的主要限于神职人员。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下，世俗法庭变得更为世俗。当教士们拒绝同意国家的支出案时，爱德华一世辩称凡受国家保护的，应分摊其负担，指示他的法庭不受理教会人士为原告但实际上为被告的案件。在1279年的会议中，爱德华借着《永代让渡法》（Statute of Mortmain ），禁止把土地授予教会团体，除非经过帝王的同意。如此，更进一步地对教会采取报复措施。

尽管如此分割的司法权，英格兰法律在威廉一世、亨利二世、约翰及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迅速发展。这是一部彻底的封建法，压抑农奴；自由民侵犯农奴常被处以罚金。法律允许女人拥有、继承并遗留财产，订契约、控诉或被控，赋予妻子分得其夫所有财产1/3的权利；但她出嫁时所携带的所有动产，或别人赠送的动产，则全属于其夫所有。法律上，所有的土地属于国王，全为他的封建采邑。在正常情形下，封建领主的所有田产遗留给长子，如此不仅可保持财产的完整性，并且可保障封建宗主作为封臣的纳税与作战责任不致分裂。在自由农中没有这种长子继承制。

在上述封建法典中，契约法仍未臻理想。量度巡回裁判（Assize of Measures）统一度量衡与钱币，并由国家监督其使用。英格兰开明的商业立法始于《商人法》（Statute of Merchants ）和《商人特许状》（Merchant’s Charter ），这也是爱德华一世富于创造性的统治下的另外两项成就。

法律程序的改进较为缓慢。为执行法律，每一个监狱设一个“看守者”，每一个镇设一个警察，每一个郡设一个郡长或行政司法长官。所有人只要一发现违法犯纪者，应激起“喧嚷声”并参加追捕罪犯。准允保释。英格兰法律的长处即在审讯嫌疑犯或见证人时不使用严刑逼供。当爱德华二世被法兰西菲利普四世说服去拘捕英格兰圣殿骑士时，他找不出证据判他们有罪。因此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无疑受菲利普的怂恿，写信给爱德华：“我们听说你禁用拷问，认为这与贵国的法律相抵触。但没有一国的法律可以凌驾于教会法之上。因此我命令你立刻把那些人送去拷问。”爱德华听命，但一直到“血腥玛丽”（Bloody Mary）统治以前，英格兰的法律程序一直未再使用拷问。

诺曼底人带给英格兰古老的法兰克司法审讯制度，即由宣誓过的地方公民团体参与当地的财政与司法事务，“陪审团”是由克拉伦登的巡回审判（Assize of Clarendon）发展而成，允许诉讼当事人不必把案情的真相诉诸斗殴裁判，而可提至“国家”（the country），即陪审团。陪审团是在法庭之前，由执行官（sheriff）所指定4位骑士、从当地居民之中挑选12位骑士所组成的，即为大巡回裁判（grand assize）或主要法庭（major sitting）；而审判普通案件的小巡回裁判（petty assize）或次要法庭（minor session），由执行吏从邻近地区选出12个自由民。13世纪末，陪审团判决在英格兰普遍地取代古老蛮族法律的试验法。

·英格兰景色

14世纪初，英格兰90％为农村，有100个代之为乡村的城镇，及一夸称有4万人口——4倍于英格兰其他城镇——的都市伦敦，但论财富与市容则不如巴黎、布鲁日、威尼斯或米兰，更遑论君士坦丁堡、巴勒莫或罗马了。屋子皆为木制，有二三层楼高，人字层顶，通常较高层楼比下面的一层要突出。市政法禁止从窗口倾倒厨房、卧房或浴室的垃圾，但高楼的房客常图一己之便而犯禁。禁止倾倒粪便在排水沟内，但可倾倒小便。市府会议尽其所能改进卫生——下令市民们清扫屋前的道路，疏忽则罚款，并雇用“清道夫”（rakers）收集垃圾和污物，用车载至泰晤士河的粪船上。许多市民豢养马、牛、猪及家禽，但这尚无大碍，因为有许多空地，几乎每家都有花园。到处矗立着石头的建筑物如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威斯敏斯特及“征服者”威廉建造用来防卫都城及拘禁名犯的伦敦塔（Tower of London）。伦敦人颇以他们的城市自豪，不久佛罗依撒会说：“他们比其他英格兰人更有分量，因为在财富与人力方面，他们都是最强大的。”僧侣沃尔辛格哈姆的托马斯（Thomas of Walsingham）描写他们是“所有人之中最骄傲、自负、贪婪的，不相信古代习俗，不相信上帝”。

数世纪以来，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凯尔特人在血统、语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种及其语言和民族性。当诺曼底在英格兰势力衰退时，不列颠的诺曼家族已忘记诺曼底，学习去爱他们的新国土。凯尔特人的神秘与诗人特质仍存在，尤以低阶层为甚，却已被诺曼人的勇敢与淳朴所调和。在国与国、阶级与阶级的争斗中，在饥荒与瘟疫袭击下的不列颠人，仍能造成一个亨廷登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所称的“快乐的英格兰”，精力充沛，到处是粗俗的戏谑，喧闹的竞技赛，深厚的友情交流，及对歌舞、吟诗和品酒的热爱。由其健旺的生殖力而产生乔叟笔下朝圣者纵情的淫荡行为，及伊丽莎白时代有学养的虚张声势者大胆夸张的言词。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1066—1318）

1154年，亨利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英格兰人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成为教皇阿德里安四世。一年后，亨利派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带不明朗的信息至罗马：爱尔兰正处于政治混乱，文学凋敝，道德沦丧，宗教独立与腐败之情况中，难道教皇不允许亨利占有这个的岛屿，而恢复其社会秩序与对教皇的服从？假如我们相信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的话，教皇同意了，下敕书把爱尔兰给予亨利，但亨利必须恢复有秩序的政府，使爱尔兰教士们与罗马合作，并使爱尔兰每一户人家每年付给彼得教堂1便士。其时，亨利无暇善用这一特许权而采取行动，但仍表示接受这些条件。

1166年，列斯特的国王德莫特·麦克默罗（Dermot MacMurrough）被布雷夫尼的国王蒂尔南·奥罗克（Tiernan O’Rourke）击败。德莫特曾诱奸蒂尔南之妻，战败后，被臣民逐出国境，带着其漂亮的女儿伊娃逃至英格兰和法兰西，并从亨利二世处得到一封信，保证善待任何帮助德莫特恢复伦斯特王位的臣民。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伦斯特由威尔士的彭布罗克伯爵——有名的“强弓手”（Strongbow）——理查德·菲茨·吉尔伯特（Richard Fitz Gilbert）处获得军事支援的保证，伦斯特答应他和伊娃的婚约并继承其王国。1169年，理查德率领一批威尔士人攻入爱尔兰，借伦斯特教士之助，恢复了德莫特的王位。德莫特死后（1171年），他继承王位。其时，爱尔兰国王罗里·奥康纳（Rory O’Connor）率领军队抵抗威尔士入侵者，在都柏林（Dublin）将其包围。被困者英勇地突围而出，缺乏训练、装备不良的爱尔兰人落荒而逃。彭布罗克受到亨利二世之召，越过威尔士，觐见国王，同意割让都柏林与其他爱尔兰港口，伦斯特的其余地区则成为英格兰的封地。亨利率领4万人在沃特福德附近登陆（1171年），赢得爱尔兰教士的支持，除康诺特与阿尔斯特外，获得全部爱尔兰的效忠。威尔士未经一战即成为诺曼英格兰的征服地。爱尔兰主教会议宣布他们完全向教皇屈服，并宣布日后爱尔兰教会的宗教仪式遵照英格兰与罗马教会的仪式。在封建效忠与每年向英格兰国王朝贡的条件下，大部分爱尔兰国王得以保有他们的王位。

亨利以商业手法与高度技巧达到其目的，但误以为其所留下的武力可以维持秩序与和平。他所任用的官员为了战利品而互相争战，而他们的随从及军队也几乎毫无顾忌地掠夺城镇。征服者尽其所能使爱尔兰人沦为农奴。1315年，一些爱尔兰的首领把爱尔兰献给苏格兰，苏格兰的罗伯特·布鲁斯正于班诺克本击败英格兰军。布鲁斯的兄弟爱德华率领6000人登陆爱尔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将所有帮助苏格兰的人处以破门律；但几乎所有爱尔兰人皆响应爱德华的召唤，在1316年他们封他为王。两年后他在邓多克附近被击败而死，抗暴团体在穷困与绝望中瓦解。

一位14世纪的不列颠人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说道：“苏格兰人性情开朗，十分坚强与野蛮；但与英格兰人混合后，他们改变很大。他们对敌人残酷，对奴役、束缚最为憎恶，人假如死在床上，他们认为是懒惰，假如死在战场上则对其大为尊敬。”

爱尔兰仍保持爱尔兰作风，却丧失自由；苏格兰已经英格兰化，但保持自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诺曼人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繁衍，并以封建方式组织农业生活。马尔科姆三世（Malcolm III）是一位经常入侵英格兰的武士，但他的王后玛格丽特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公主，她使苏格兰宫廷改用英语，带进说英语的教士，并以英格兰方式抚养她的儿子。她的儿子中最小却最强的一位是戴维一世，运用教会作为其统治的工具，在凯尔索、德赖堡、梅尔罗斯及霍利鲁德建立说英语的寺院，为得教会的支持征收什一税（第一次在苏格兰征收），并豪爽地将税收给予主教及修道院院长，以至人们误认他是圣者。在戴维一世的统治下，苏格兰除了高地（High Land）外，变成英格兰的一部分。

但它仍然是相当独立的。英格兰移民变成爱国的苏格兰人；斯图尔特家族与布鲁斯家族即为其中之二。戴维一世入侵并攻陷诺森伯兰，到马尔科姆四世时又丧失该地。“雄狮”威廉想收复之，却变成亨利二世的俘虏，最后因保证苏格兰王权永远臣服英格兰国王才获释。15年后，他以金钱帮助理查一世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解除他的誓约，但英格兰国王继续对苏格兰保有封建宗主权。亚历山大三世从挪威手中收回赫布里底群岛，和英格兰保持友好关系，带给苏格兰一个繁盛与和平的黄金时代。

亚历山大死后，戴维一世的后裔罗伯特·布鲁斯与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争夺继承权。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抓住机会，由于他的支持，巴利奥尔成为国王，但承认英格兰为宗主（1292年）。然而，当爱德华命令巴利奥尔举兵为英格兰在法兰西作战时，苏格兰的贵族与主教反抗，并力促巴利奥尔与法兰西联盟攻打英格兰（1295年）。爱德华在邓巴击败苏格兰人（1296年），接受贵族的投降，废黜巴利奥尔，任命三位英格兰人替他统治苏格兰，而后返回英格兰。

许多苏格兰贵族在英格兰拥有土地，也因此誓言效忠。但年老的盖尔苏格兰人强烈不满投降之举。他们之中，有一位爵士威廉·华莱士（Sir William Wallace）组织“苏格兰的平民兵”，击败英格兰卫戍部队，以巴利奥尔的摄政王的身份统治苏格兰一年之久。爱德华折回，在福尔柯克击败华莱士（1298年）。1305年，他俘虏华莱士。

一年后，另一位防御者被迫作战。布鲁斯的曾孙罗伯特·布鲁斯在1286年要求取得王位。与爱德华一世在苏格兰的主要代表约翰·康恩（John Comyn）发生龃龉，将其杀死。因此布鲁斯开始叛乱，封自己为王。只有一小部分贵族支持他，教皇为其罪而将其处以破门律。爱德华再一次向北进军，但死于途中（1307年）。爱德华二世的无能恰使罗伯特·布鲁斯得利。苏格兰的贵族及教士齐集于这个被放逐者的旗帜下，他的增援部队由其兄弟爱德华及爵士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勇敢地率领，攻下爱丁堡，入侵诺森伯兰，并夺下达勒姆。1314年，爱德华二世率领军队进入苏格兰，在班诺克本与苏格兰人相遇。罗伯特·布鲁斯令他的兵士，在他所处位置前挖陷阱，许多前来攻击的英格兰人掉入泥沼中，英格兰军几乎全军覆没。1328年，爱德华三世的摄政团卷入与法兰西之战，签订《北安普敦条约》（Treaty of Northampton ），使苏格兰再次获得自由。

此时，在威尔士也掀起同样的争斗，却产生不同的结局。威廉一世宣布对威尔士的宗主权，并视之为打败仗的哈罗德领土的一部分。他无暇将其并入征服地中，但他在东部边境设立三个伯爵的采邑，并鼓励贵族向威尔士扩张领土。南威尔士其时被诺曼海盗侵占，他们将“菲兹”（Fitz [fils，son]，“儿子”之意）加在一些威尔士人名字的字首。1094年，卡杜根·阿普·布莱顿（Cadwgan ap Bledyn）征服这些诺曼人。1165年，威尔士人在科文击败英格兰人。亨利二世因忙于贝克特事件，承认南威尔士在其开明国王里斯·阿普·格鲁菲兹（Rhys ap Gruffydd）统治之下独立（1171年）。卢埃林大帝以其战事与政治上的才能，将其统治几乎扩展至全国。他的儿子们争吵扰乱国家，但他的曾孙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Llywelyn ap Gruffydd）恢复统一，与亨利三世言和，为他自己赢得“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的称号。爱德华一世有意将威尔士和苏格兰并入英格兰，率领大军与舰队攻打威尔士（1282年）。卢埃林死于和一小股边界武力偶然会战之中，他的兄弟戴维被爱德华俘虏，砍下的头与卢埃林的头被从伦敦塔上悬吊下来，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威尔士变成英格兰的一部分（1284年）。1301年，爱德华把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加给英格兰王位的继承者。

经过这些擢升与贬抑，威尔士保存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以其不屈服的勇气耕种他们崎岖的土地，并以传奇、诗词、音乐及歌唱排遣他们的日子。那时，他们的游吟诗人已写成了《威尔士小说集》，以威尔士人特有的神秘、优美、柔和的气质充实文学领域。游吟诗人与吟游诗人每年聚集于全国性的诗人年会（eisteddfod），此年会可追溯至1176年，还举行演说、诗词、唱歌、乐器演奏等竞赛。威尔士人作战勇敢，但不能持久；他们很快即急于回家，亲自保卫他们的妻子、家园；在他们的俗谚中有一句是他们的希望：“太阳的每一束光线皆是刺穿好战者的匕首。”

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1066—1315）

挤在莱茵河下游及其许多出口处的国家是中古时期最富庶的。莱茵河的南方是佛兰德斯郡，流经今日比利时至斯海尔德河。形式上，它是法兰西国王的封地。事实上它由开明的伯爵们统治着，仅受引以为豪的城镇自治所牵制。靠近莱茵河的居民是有低地日耳曼人血统的佛兰德斯人，操日耳曼方言。在利斯河西部的是瓦隆人，即带凯尔特血统的日耳曼人与法兰西人的混血——说的是法兰西方言。商业与工业使佛兰德斯东北部之根特、奥登阿德、库特赖、伊普尔、卡塞尔及华隆，西南部的布鲁日、里尔及杜埃富庶繁荣，但也有困扰：在这些城市里人口比阿尔卑斯山北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还要密集。1300年，城市控制伯爵们；较大城市的司法官组成郡最高法庭，并自行与外国城市及政府协商。通常伯爵们与城市合作，鼓励生产与贸易，维持稳定的货币，早在1100年——比英格兰早2个世纪——建立起所有城市统一的度量衡。

阶级战争终于毁灭城市与伯爵的自由。当大众阶级数目增加，他们的愤恨与力量随之而增，伯爵袒护他们以对抗傲慢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向法兰西“奥古斯都”菲利普寻求支援，后者答应他们的请求，而希望有效地使佛兰德斯接受法兰西的统治。英格兰因急于使其主要的羊毛市场免于法兰西国王的控制，于是同佛兰德斯的伯爵们、布拉班特的公爵埃诺（Hainault）及日耳曼的奥托四世联盟。菲利普在布汶击败他们（1214年），降服伯爵，在他们的寡头政权下保护商人。1297年，居伊·丹皮埃尔（Guy de Dampierre）伯爵再度联合佛兰德斯与英格兰；“美男子”菲利普进攻佛兰德斯，监禁居伊，强迫他把领地割让给法兰西。当法兰西军队进军占领布鲁日时，老百姓起而反抗，击败军队，屠杀富有的商人，占领城镇。菲利普派遣一支大军复仇雪耻；城里的工人临时编组成军，在古特赖之役（Battle of Courtrai）击溃法兰西武士与佣兵（1302年）。年迈的居伊·丹皮埃尔获释归国。

荷兰在3至9世纪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使其成为缓冲国洛林最北部的一部分。9至10世纪，荷兰被划分为封建采邑，以易于抵抗挪威人的侵袭。日耳曼人清除并殖民莱茵河北边的浓密森林区，他们称呼荷兰为“Holtland”，意为“森林地”。大部分的人为农奴，专心一意地在一块不时须围堤否则即有遭流失之虞的土地上挣扎谋生；一半的荷兰土地系围海造田而成的。城市也已出现，虽没有佛兰德斯的富庶与骚乱，却健全地建立起稳定的工业与秩序井然的贸易。多德雷赫特是最繁荣的城市；乌得勒支是学术的中心；哈勒姆是荷兰伯爵之所在地；代尔夫特曾一度变成首都，直到1250年，海牙（Hague）成为首都。伯爵们以前曾利用海牙为一打猎之集合地，因此其名“Graven Haag”，即伯爵的住所，其后改为“den Haag”。1204年，一个封建领主在阿姆斯特尔河口建了一座城堡，阿姆斯特丹才初露头角，因其为须得海（Zuider Zee）河上的隐避场所，并有遍布各地的运河，而招徕商业。1297年，此城变为一个自由港，在这里货物可以自由装载与运送而不须缴纳关税。自此，小荷兰（little Holland）在经济世界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与别处一样，商业孕育了文化。13世纪，我们发现一个荷兰诗人马兰特（Maerlant），有力地讽刺教士的奢侈生活。在修道院里，荷兰的艺术，无论雕刻、陶器、绘画，还是灯饰，均有其特有的惊人的表现。

荷兰的南方是布拉班特公国，包括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卢万。列日由它的主教独立统治，他们允许它有大部分自治权。再往南是埃诺、那慕尔、林堡、卢森堡诸郡及洛林公国，另有特里尔、南锡、梅斯及其他数个公国，名义上属于日耳曼帝王，但大部分归那里的伯爵统治。这些区域中每一区在政治及战争方面均有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们的西部及南部是勃艮第，即位于今法兰西中部偏东。它时常变动疆界，使其领土不甚明确，因此在其史册上，尽是记载一些政治变异的情形。888年，鲁道夫一世使其成为独立的王国；1032年，鲁道夫三世把它遗赠给日耳曼；但在那一年，其领土的一部分与法兰西联合成一个公国。勃艮第的公爵如其早期的国王一样，以智慧统治国家，大部分时间珍惜和平。他们的伟大时代在13世纪才来临。

瑞士曾是赫尔维蒂人、雷提亚人、勒庞第人等不同种族杂居的地方，混合着凯尔特人、条顿人及意大利人的血统。3世纪，阿勒曼尼人占领并使平原的北部日耳曼化。加洛林王朝崩溃后，这块地被划分成封建采邑，附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要奴役这些山地居民并非易事。瑞士承担一些封建税，立刻解放自己免于奴役。各村落以民主集会方式选举自己的官员，并以阿勒曼尼人及勃艮第人古代的日耳曼法统治他们。为了共同的防护，居住在邻近卢塞恩湖的农民自行组成“森林州”，诸如乌里、尼瓦尔登及施维茨，这些以后即成为国家的名字。沿阿尔卑斯山狭路而成长的市镇——日内瓦、康斯坦茨、弗里堡、伯尔尼及巴塞尔，其坚强的公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而其封建领主并不反对此举，只要求他们缴纳基本的封建税（feudal tax）。

哈布斯堡的伯爵们，自1173年起即占有北部地区，却不遵守此地法则，严格地征收封建税而招致施维茨人的怨恨。1291年，3个森林州组成“永远联盟”（Everlasting League），并宣誓彼此互助以抵抗外来侵略或内部纷争，调解所有的差异，凡不是此山谷的居民或其职位是买来的法官皆不予承认。卢塞恩、苏黎世及康斯坦茨不久也加入联盟。1315年，哈布斯堡公爵派遣两支军队攻入瑞士，强制执行所有的封建税。在摩尔嘉屯隘口，施维茨与乌里的步兵配以戟，击败奥地利骑兵。奥地利军队撤回。3州重申他们彼此支持的誓约，并创立瑞士联盟。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由的市民承认某些封建的义务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宗主权。但封建贵族和帝国的帝王已学会尊重瑞士各州与城镇的武力与自由。摩尔嘉屯的胜利开启了历史上最稳定最明智的民主政治。

法兰西（1060—1328）

·“奥古斯都”菲利普

“奥古斯都”菲利普二世即位时（1180年），法兰西是一个弱小而常被侵扰的国家，几乎看不出有任何辉煌前途。英格兰占有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都兰、阿基坦——此领域3倍于法兰西国王直接统辖的面积。大部分勃艮第忠于日耳曼。繁荣的佛兰德斯事实上是独立的公国。里昂、萨伏伊及尚贝里诸郡也是如此。位于法兰西东南部，盛产酒油、水果并为骚人墨客荟萃之所的普罗旺斯及阿尔勒、阿维尼翁、亚琛及马赛诸城市情形亦同。以维埃纳为中心的多菲内（Dauphiné）被遗赠给日耳曼，成为勃艮第的一部分，其后由皇太子多菲（Dauphin）独立统治。

法兰西被划分为若干个公爵国、郡、领地、执事区及州官助手辖区，而按其与国王臣属关系的深浅分别由公爵、伯爵、领主、管家及州官助手统治。这个松弛的集团，在9世纪时即被称为“弗朗西亚”，以不同的程度及许多的限制而臣属于法兰西国王。首都巴黎在1180年时是一个充满木造建筑物和泥泞街道的城市，它的罗马名字“卢特提亚”（Lutetia）意即泥泞的城市。“奥古斯都”菲利普震惊于塞纳河两岸通衢大道的气味，下令巴黎所有街道皆须铺以坚硬的石块。

“奥古斯都”菲利普是三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一，使法兰西在知识、道德与政治方面，高居欧洲的领导地位。但在他之前还有强人。菲利普一世在历史上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他在四十岁时废后，并说服安茹之福尔克伯爵将伯爵夫人伯特拉德让给他。一位神父替这对通奸的人主持婚礼，正值教皇乌尔班二世至法兰西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遂将其处以破门律。菲利普不予理会达12年之久，最后将伯特拉德遣回而蒙赦罪。但不久之后，他又反悔，再接回他的王后。她与他一同旅游至安茹，教导两位丈夫如何亲睦，似乎使尽其魅力服侍他们。

45岁时，菲利普身体日益肥胖，只好把国家的主要事务交给儿子路易六世，即有名的“胖子”路易（Louis the Fat）。他应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因为24年来，他打击路上抢劫行旅者的土匪男爵，终获胜利；组织一支英勇的军队巩固了君主政体；尽其所能保护佃农、技工及自治市；明智地选出修道院长为他的首相及朋友。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阿博特·苏格尔（Suger）是12世纪的黎塞留（Richelieu），以智慧、公正与远见处理法兰西的事务；他奖励并改良农业；设计并建造出最早且最佳的哥特式杰作之一；他详细清晰地载明其职事与工作。他是“胖子”路易留给其子最有价值的遗产，阿博特·苏格尔为路易七世效劳至死。

亚奎丹的艾丽诺说她嫁给一个国王，但发现他是个僧侣。路易七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尽责地处理国家大事，但他的美德却毁了他。对艾丽诺来说，他的献身于政务是忽视了婚姻；对她奸情的容忍，尤为侮慢的明证，结果宣告仳离，她带着亚奎丹公国嫁给英格兰的亨利二世。路易从现实生活中醒觉过来，转而更为虔诚，留给他儿子建造强大法兰西的任务。

“奥古斯都”菲利普二世，跟其后的菲利普一样，是一位位极人君的中产贵族：一位有着实际头脑而为情操软化了的大师，一位学术资助者，一个精明细心而审慎掠取的人，有着对教会慷慨而不让宗教阻挠其政令的适度虔诚，以及沉着坚忍的个性。像这样一位朴实而又庄严、随和而不随流、冷酷而又明智的人物，实乃法国处于亨利二世时代的英格兰与“红胡子”腓特烈时代的日耳曼之间，法兰西岌岌可危之时所不可或缺的君主。

他的婚姻困扰欧洲。原配夫人伊萨贝拉于1189年去世。四年后他娶丹麦公主英格伯格（Ingeborg）。这些婚姻都是政治性的，带来更多的财富而不是爱情。英格伯格并非菲利普所爱，婚后一日即忽视她，婚后一年内他即说服法兰西主教们批准他废后。教皇西莱斯廷三世拒绝认可此告示。1196年，他公然蔑视教皇而娶美兰的埃格尼斯为妻。西莱斯廷处他以破门律，但菲利普仍不屈服，他在偶尔情绪温和时说道：“我宁愿丧失我领土的一半，而不愿与埃格尼斯分离。”英诺森三世命令他迎回英格伯格。菲利普拒绝，至高无上的教皇宣布终止菲利普领土内的教权。菲利普一怒之下令所有服从此教权终止令的主教们去职。他悲悼道：“快乐的萨拉丁啊！你不受教皇的约束。”他并且威胁要变成穆斯林。4年后，人民因恐惧地狱之刑，开始报怨。菲利普只好放弃其心爱的埃格尼斯（1202年），但仍把英格伯格拘禁在艾塔姆佩斯，直到1213年，才召回她与他同床共寝。

在这些欢乐与忧患中，菲利普再从英格兰手中征服诺曼底（1204年），并在两年后吞并不列塔尼、安茹、曼因、杜莱内及普瓦都，直接统治它们。他现在足以控制王国内所有的公爵、伯爵、领主、执事及州官助手监管地方政府。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强国，而不仅是沿塞纳河的一块狭长土地。英格兰的约翰虽被夺去土地，但并不因此屈服，他说服日耳曼的奥托一世、布伦及佛兰德斯的伯爵联合起来攻打日渐扩张的法兰西。约翰由亚奎丹（仍属英格兰），其他人由东北边两面夹攻。菲利普并未割裂他的军队以抵抗这些分散的攻击，他率领军队主力攻击约翰的联军，在靠近里尔的布汶击败他们（1214年）。此役决定了许多问题。罢黜奥托，腓特烈二世获得日耳曼王位，结束了日耳曼的霸业，并加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它使佛兰德斯的伯爵屈服于法兰西，亚眠、杜埃、里尔及圣昆廷，归于法兰西统治之下，事实上法兰西东北部已伸展至莱茵河。它使约翰无助地抵抗他的男爵们，并被迫签订《大宪章》。它削弱了英格兰和日耳曼专制君主的权力，增强了封建势力，加强了法兰西的专制君主权，而削弱封建势力，并有助于那些在战争与和平时支持菲利普的法兰西自治市与中产阶级的成长。

由于国土扩展了三倍，菲利普专心贤明地治理国家。一半的时间他与教会冲突，他从地位逐渐高升的律师阶级挑选人取代教士参加会议，处理行政事务。他给许多城市自治特许状，给商人特权以鼓励贸易，对犹太人则时而保护，时而掠夺，并将封建服役折成免役金而使国库充裕，国家收入每天由600增至1200利维尔。在其统治下，圣母院的正面已建好，卢浮宫如一个堡垒驻守塞纳河。菲利普去世时（1223年），今天的法国已经诞生。

·圣路易

他的儿子路易八世统治期间太短，成效不显著；历史上记载他，主要因为他娶了一个为人所钦佩的妻子，卡斯提尔的布朗希（Blanche），并生下一子，其子成功地同时兼为圣人和国王。路易八世死时，路易九世才12岁，38岁的布朗希是亨利二世与亚奎丹之埃丽诺的孙女，卡斯提尔的阿方索九世之女，行为举止颇具皇家风范，容貌秀丽、娇媚，充满活力，极具德行与才艺。身为妻子与寡妇，其德行上之毫无瑕疵，身为11个孩子的母亲，其对子女的挚爱，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法兰西不仅尊称她为“慈后布朗希”，同样也称她为“良母布朗希”。她解放许多皇家庄园的农奴，慷慨解囊用于慈善事业，并送嫁妆给因贫穷而不敢谈恋爱的女孩。她资助修建沙特尔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由于她的影响，教堂内所用都是彩色玻璃，显得玛利亚不只是个童女，更为王后。然而，她溺爱她的儿子路易，以狭窄的度量对待自己的儿媳。她努力不懈地以基督教的美德训练路易，并告诉他她宁愿看他死而不愿他犯一大罪。她自己很少因情绪而牺牲国家政策，但曾加入残酷征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以扩张法兰西南部的势力。路易正在成长时，她统治王国达9年之久，成为法兰西历史上最理想的治理典范。在她摄政的初期，男爵们起而反叛，想从这女人手中夺回他们在菲利普二世时丧失的权力。她以智慧与坚忍的政策征服他们，又能干地抵抗英格兰，在公平的条件下签订停战协定。当路易九世长大成人并处理政务时，他继承了一个强大、繁荣而和平的国家。

他是一位俊美少年，比大部分的骑士高一个头，轮廓清晰，皮肤洁白，漂亮的金发；文质彬彬，喜爱华丽的家具与鲜艳的衣服；不爱念书，却爱打猎与猎鹰、娱乐与体育运动；还没成为一个圣人，因为一个僧侣向布朗希控告他调情；布朗希为他娶妻，使他安定下来，成为对妻子忠诚及对儿女尽责的楷模；他有11个孩子，他很关心他们的教育。渐渐地，他放弃奢华宴乐，生活越来越朴实，自己忙于政务、慈善事业及宗教事务。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国家统一与持续的工具，并借以保护弱者与贫者以对抗有优越感及有财富的少数。

他尊重贵族的权利，鼓励他们尽其对农奴、封臣与宗主的义务，却不能忍受对新的王权封建式的侵犯。他坚决干涉贵族对臣仆的不公平，在好几个案件里他严厉地惩罚男爵不经过正当审判便处决臣仆。当恩古尔兰德·库西（Enguerrand de Coucy）吊死三名杀死他庄园里野兔的佛兰德斯学者时，路易把他关在卢浮宫内，威胁要吊死他，最后释放了他，但要他建三座教堂，每天为遭难者做弥撒；并将这三位年轻的学者狩猎的林地，捐给圣尼古拉修道院。他还剥夺恩古尔兰德对其庄园的管辖权与狩猎权。他在巴勒斯坦服役三年。他付给国王1.25万镑的罚金。路易禁止封建报仇与私下的械斗，并力斥司法决斗。当以证据审判代替争斗审判时，男爵法庭渐渐地被由国王州官助手在每一个地方组成的王室法庭取代，由男爵法官至中央皇室法庭的上诉权得以确立。13世纪的法兰西也和英格兰一样的封建法被普通法取代。自从罗马人东来的日子，法兰西从未享有如此的安定与繁荣；在这时期法兰西的财富足以完成许许多多的哥特式建筑，并使建筑达到最完满的境界。

他相信并证实一个政府在其外交关系上公正与宽大并不致丧失其声誉与权力。他尽可能长久地避免战争。但当有侵略的威胁时，即有效率地组织军队，计划战役。在欧洲以其精力和策略而赢得胜利，获致光荣的和平，而且使对方不再有报复的意图。当法兰西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后，他采取和解政策，与敌对的一方妥协，但拒绝姑息不公平的要求。他将先祖们掠夺的土地归还给英格兰和西班牙。咨政们大为惋惜，此举却使和平得以持久。当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而长期不在国内时，法兰西仍可免遭袭击。沙特尔的威廉说道：“人们敬畏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公正的。”1243至1270年，法兰西没有对任何一个基督教敌人发动战争。当其邻国彼此攻打时，路易还处心积虑地从中斡旋，而蔑视其议会的建议，他的议会认为应煽动这样的争斗以削弱潜在的敌人。外国君王也将其间的争论提呈由他裁决。

他并不是毫无缺点之人。他偶尔脾气暴躁，也许是因为健康不良。他的单纯有时近乎无知或轻信，如在埃及和突尼斯设想不周的十字军征伐及拙劣的战役，除他自己得以保全外，丧掉了许多生命。虽然他诚实地对待穆斯林敌人，却无法以同样的宽大了解来对待他的基督徒敌人。在信仰上的天真坚信使他产生宗教的偏执，而促成法兰西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这使他对征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阵亡者的自然怜悯之情得以平复。他的财富也因没收异教徒的财物而大为增加，对法兰西的犹太人，他也无法以惯有的善良来对待他们。

总而言之，他的高尚表现还是十分接近基督教的理想的。尤安维尔说：“在我的一生之中，从未听到他说任何人的坏话。”当穆斯林掳掠者误接10万利维尔的赎金而不足他原先因获释所承诺的数额时，路易于平安地还以自由后，将所差赎金足数送还穆斯林，而得罪咨政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动身之前，他吩咐手下的官吏“记录并审理控诉我们及我们先祖的冤情案件，并有关我们州官助手、修道院长、林务官、警官或其属僚判断不公或行勒索的说辞”。尤安维尔说：“通常，在弥撒之后，他便走至温森斯森林，倚树而坐，并要我们坐在他四周。任何人只要有理，都可来告诉他，而不会受到拦阻，也不需要引见者。他会亲自解决一些案子，并把其他的案件交给坐在他附近的咨政们，他给每位陈情者上诉国王的权利。他建立并捐助医院、救济院、修道院、招待所、盲人院及赎身妓女的住所。命令每一个省的行政代理找出年迈的穷人，以公款供养他们。不论他走到何处，每天总给120个穷人饭吃，并选其中3人和他一同进餐，他亲自服侍他们，替他们洗脚。像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一样，侍候麻风病患，并亲手喂他们吃饭。当诺曼底遭饥荒时，他花一大笔钱购买食物送给贫乏的人。他每天都周济病人、穷人、寡妇、分娩的妇女、妓女、残疾的工人，以致几乎无法计算其布施。”这些慈善之举并不因公开行事而减损其善质。他替贫苦的盲人洗脚；这些受惠者并不知道服侍他们的就是国王。这种刻苦己身的苦行精神，并不为人所知，直到死后，才显露出来。

1242年的战役，他在辛通格（Sintonge）的沼泽区感染上疟疾，导致恶性贫血，1244年时濒临死亡。也许这些经历使他越来越接近宗教。果真在这次病愈后，他立誓要发动十字军。他以禁欲的自我苦修削弱了自己。当他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年方38岁，已经驼背，秃顶，除了他纯一的信仰与善良的意念，使他显出一种优雅的气质外，年轻时的俊美已不复存在。他身着粗毛布衣，外披僧侣的棕色长袍，并以小铁链鞭笞自己。他喜爱新成立的方济各修会及多明我修会，毫不吝惜地向其捐赠，最后自己也无法自拔地成为方济各修会的僧侣。每天望两次弥撒，按时于上午9时、中午12时、下午3时、黄昏6时、晚间9时背诵祷告文，就寝前念50遍《圣母颂》（Ave Marias ），午夜起身参加神父在教堂举行的晨祷。他在耶稣降临节与封斋期戒绝房事。大部分的臣民嘲笑他虔敬的行为，并称他为“路易弟兄”。一个大胆的妇人告诉他：“要另外一个人代替你当国王也许会好些，因为你只是方济各修会与多明我修会的王……你竟是法兰西的国王，真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他们不驱逐你真是个大奇迹。”路易回答：“你说得对……我不配做国王，假如这能使我主喜悦，另外一人可以代替我的位置，他会更知道如何治理王国。”

当时的一些迷信，他也很热衷。圣丹尼斯修院宣称拥有一枚“真十字架”上的钉子。一日，在人们的庆祝展览之后，这枚钉子遗失了，引起一阵大骚动，直至钉子找到，国王才放心，他说：“我宁愿我王国内最好的城市被吞没。”1236年，君士坦丁堡的鲍尔温二世为了拯救他多难的国家需要经费，以2000利维尔的价格，将耶稣在受难时戴的荆棘冠冕出售给路易。五年后，路易从同一个拍卖者手中买到一碎块“真十字架”。也许这些交易意在以金钱帮助苦难的基督教国家。路易任命蒙特勒伊的彼得建筑圣堂，以保存这些遗物。

路易虽然十分虔敬，却不是教士们的傀儡。他承认他们有人性中的缺点，并以好的榜样及公开责备以激励、警诫他们。他限制教会法庭的权力，主张法律的权威凌驾所有的公民之上，僧、俗皆无例外。1268年，他颁布《国事诏令》（Pragmatic Sanction ），限制教皇的宗教任命权及其在法兰西的征税权：“我们决定任何人不可以任何方式征收应由罗马法庭征收的税款……除非是基于正当的理由，或以宗教名义，或因迫切急需……而经我们明确而自发的同意，或经教会的同意。”一般认为路易九世的确颁布过这个诏书，但它可能是菲利普四世的律师们策划出来作为对抗博尼费斯的武器。

尽管路易有修道士的倾向，他仍然是国王，并保持王权的至高无上。弗拉·萨利姆贝内（Fra Salimbene）描述他“纤瘦修长，有天使般的脸颊，充满慈悲的面容”。他遵奉朝圣者的习惯及手持朝圣者手杖，步行开始他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辞别了年已60岁高龄的母后布朗希，由她全权代理政务，当他们分别时，她哭泣道：“最可爱的孩儿，柔顺的孩儿，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他在埃及被掳，需要一笔赎金，布朗希煞费苦心才募集付清。当他吃了败仗，受尽屈辱，回到法兰西（1252年）时，发现母亲已去世。1270年，他因病衰弱，却再度出征，这回是到突尼斯。这次的计划并非不切实际，只因它的失败才被认为如此。路易允许他的兄弟安茹的查理率领一支法兰西军队进入意大利，不仅是为了抑制那里的日耳曼势力，也希望西西里成为法兰西进攻突尼斯的基地。到达突尼斯后不久，这位伟大的十字军战士，看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死于痢疾。27年后，教会封他为圣徒。世世代代皆追念其王朝为法兰西的黄金时代，并惊叹难以测度的上帝为何不再将像他那样的人赐给他们。他是个基督徒国王。

·“美男子”菲利普

法兰西因领导十字军而国力增强。“奥古斯都”菲利普和路易九世的长期统治带给法兰西持续性与稳定性，而英格兰却遇到粗心的理查一世、鲁莽的约翰及无能的亨利三世，深受其苦，此时日耳曼人因帝王与教皇之争而四分五裂。1300年以前的法兰西是欧洲最强的国家。

菲利普四世因其优美的风度与英俊的容貌而有“美男子”之誉。他的目标是远大的：将所有阶级——贵族及教士，城市人与农奴——均置于直接法律与国王的控制之下；使法兰西在工商业而非农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扩张法兰西的边界至大西洋、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及莱茵河。他的副官及咨政，不是选自过去服侍法兰西国王达4个世纪之久的教会人士及男爵，而是从一些灌输他罗马法的帝国观念的律师阶级中选出。皮埃尔·弗洛特（Pierre Flotte）和纪尧姆·诺加雷（Guillaume de Nogaret）是两位不顾道德与先例而聪明绝顶的人。在他们的指导下，菲利普重建法兰西的法律制度，以国家法代替封建法，以精明的外交手腕克敌，最后破除教皇的势力，使教皇变成法兰西的俘虏。他企图使吉耶纳（Guyenne）封地脱离英格兰，但发现爱德华一世太过强大。他以联姻的办法赢得香槟、布里耶及那瓦拉等地，又以金钱买得沙特尔、弗朗彻—科姆特、莱昂纳斯和部分的洛林。

他时常需要钱，所以耗费一大半时间和才智设想如何征税和捐募款项。他允许男爵们将对国王的军事义务折成免役金。他一次又一次地贬低币值，并强调以金块或纯净的货币偿付税款。他驱逐犹太人和伦巴底人，并消灭圣殿骑士，没收他们的财产。禁止从国内输出珍贵的金属。对外销、内销及售卖皆课以重税，并规定法兰西私人财产每一利维尔皆收一分战争税。最后，他未征得教皇的同意而向拥有1/4法兰西土地的教会财产征税，结果造成博尼费斯八世的故世。当老教皇因努力失败而去世时，由于菲利普的爪牙以金钱选举一个法兰西人为克莱门特五世，教皇迁移至阿维尼翁。从来没有任何俗人能打败教会而赢得这样大的胜利。

圣殿骑士的大师受火烙之刑时，预言菲利普将在一年之内步其后尘。情形果真如此。不仅菲利普，而且克莱门特也在1314年死去，这个得胜的国王死时年方46岁。法兰西人们赞扬他不屈不挠及勇敢的精神，并拥护他对抗博尼费斯。但他死后，他们诅咒他为历史上最贪婪的君王。法兰西几乎因他的胜利而崩溃。他的贬低币值扰乱国家的经济，抬高租金及物价使人民穷困，税收阻碍工业发展，伦巴底人和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削弱了商业的来源并毁灭了大市集。在圣人路易统治下与日俱增的繁荣景象在每一条法律及外交技巧的操纵下跌落。

菲利普的三个儿子登上王位，在他死后14年之间，皆相继去世，而无一人留下子嗣以继承其权力。查理四世留下女儿，但古老的《舍拉法典》禁止她们继承王位。与皇室血缘最近的男性继承人是“美男子”菲利普的甥儿，华洛亚家系的菲利普（Philip of Valois）。他的继位结束了卡佩王朝的直系血亲，开始了华洛亚王朝的统治。

对这一时期的法兰西作迅疾一览，可发现其在经济、法律、教育、文学及艺术方面均有显著的进步。由于都市工业的成长，人们离开农场，农奴制度迅速消溃。1314年，巴黎约有20万居民，法兰西约有2200万人。布吕内托·拉蒂尼正逃离政治动乱的佛罗伦萨，惊讶于路易九世统治下的法兰西：街上是一片祥和与安宁，城市中繁忙的手工业与商业，环绕都城四周使人心旷神怡的乡间，肥沃的田野与果实累累的葡萄园。

商业与专业阶级的兴起，几乎在财富上与贵族抗衡，于是极力推派代表出席菲利普四世在1302年为其与博尼费斯的冲突事件争取道义和财务上支持而于巴黎所召开的“三阶级会议”（States General）。这种“三阶级”或“三社会阶级”——贵族、僧侣和平民——组成的会议，仅在紧急状况下才召开，并由辅佐国王作为国家顾问的律师们巧妙地安排。在路易九世时成型的巴黎议会（Parlement of Paris）并非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会议，而是由国王任命大约94位律师及教士组成的集团，一年集会一次或两次充当最高法庭。其法令建立成整套的国家法律，以罗马法而非法兰克法典为基础，以古典法律传统全力支持。

菲利普四世时代知识上的勃兴，保存在他的支持者皮埃尔·杜伯伊斯（Pierre Dubois）的政治论文集中。皮埃尔·杜伯伊斯身为律师，代表库坦塞斯（Coutances）出席 1302年的三阶级会议。在《法兰西人民向国王控诉教皇博尼费斯》（An Appeal of the People of France to the King against Pope Boniface ）一文及一篇《论圣地之收复》（On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的论文中，杜伯伊斯提出许多建议，这些建议显示出明显的界限，划分了法国的法律和宗教思想。杜伯伊斯认为教会不应受捐助，不应再从国家接受财政支援；法兰西教会应与罗马分开；教皇权应与所有世俗权力分开；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菲利普应成为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皇帝，以君士坦丁堡为其首都；应设立国际法庭以判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应宣布经济制裁，以对抗任何对立的基督教国家；应在罗马设立东方研究学校，女人应与男人一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政治权利。

这是一个拥有普罗旺斯吟游诗人、北部叙事诗人、《罗兰之歌》、《武功颂》（Chansons de Geste ）、《奥卡生与尼古雷》（Aucassin et Nicolette ）、《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 ）及最有名的法国历史学家维拉德侯因和尤安维尔的时代。著名的大学设于巴黎、奥尔良、昂热、图卢兹、蒙彼利埃。这一时期从罗塞林与阿伯拉尔开始，至“经院哲学”全盛期时达于高潮。这是个哥特狂热的时代——圣丹尼斯、沙特尔、圣母院、亚眠与兰斯等宏伟的教堂均为哥特式建筑，哥特式雕刻也在此时达到最崇高完美的境界。法兰西人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首都及他们的文化而自豪。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理代替了封建时代的地方主义。正如《罗兰之歌》中所说，人们已经爱恋地提到“可爱的法兰西”。犹如意大利一样，这正是法兰西基督教文明的巅峰期。

西班牙（1096—1285）

西班牙诸王兄弟阋墙所造成的混乱，使他们很快地又被基督徒征服。教皇把十字军之名与特权赐予愿意帮助驱逐在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基督徒，一些圣殿骑士从法兰西前来相助。三个西班牙的武装教士团体——卡拉特拉瓦武士、圣地亚哥武士及阿尔坎塔拉武士——在12世纪成立。1118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占据萨拉戈萨。1195年，基督徒败于阿拉卡斯（Alarcas）。但1212年，他们几乎在托洛沙扫除阿尔摩哈德的主力军。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摩尔人的抵抗已告崩溃，哥多华（1236年）、巴伦西亚（1238年）、塞维利亚（1248年）、加的斯（1250年）相继失陷。自此之后，基督徒再征服之举停止两个世纪之久，而诸王之间的战争再起。

当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八世在阿拉卡斯被击败时，原先答应帮助他的莱昂及那瓦拉国王入侵他的王国，阿方索不得不和异教徒谈和，以保护自己抵抗基督徒的背信。费尔南多三世再联合莱昂与卡斯提尔，把罗马天主教的边界推至格拉纳达，定都塞维利亚，清真寺成为他的大教堂，摩尔人的宫殿成为他的居所。教会认为他是个私生子，但在他死后却封他为圣人。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世是一位饱学而优柔寡断的国王。“智者”阿方索在塞维利亚发现摩尔人的学术而被其吸引，不顾那些有信仰偏见的人的反对而聘用阿拉伯、犹太及基督教学者把伊斯兰教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以便教化欧洲。他建立天文学校，其有关天体及其运作的《阿方索表》（Alfonsine Tables ）成为基督教天文学家的准则。他组织一个历史学家团体，以他的名义撰写西班牙史及世界通史。他曾作约450首诗，一些用卡斯提尔文，一些用加利西亚葡萄牙文。许多首诗皆谱以乐曲，并保存至今，成为中古歌曲中内容最丰富的不朽著作之一。他对文学的热爱由其所著或委托他人所写有关西洋棋、象棋、骰子、宝石、音乐、航海、炼金术及哲学等书籍中流露出来。他下令将《圣经》直接由希伯来语译成卡斯提尔语。卡斯提尔语因而显为卓著，而统治了西班牙的文学生命。实际上，他是西班牙与葡萄牙文学、西班牙史料编纂、西班牙科学术语的奠基者。但因图谋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而玷污了他辉煌的一生。他为这一企图花费大量西班牙钱财，而以提高税收及贬低币值补充他的国库。最后因支持他的儿子而被废黜，两年后，因体弱而死。

阿拉贡因为其王后佩特罗尼拉嫁给巴塞罗那的拉蒙·贝伦格尔伯爵而声名大噪。阿拉贡因此而获得加泰罗尼亚，包括西班牙最大的海港。佩德罗二世严格执行法律，以保护海港、市场及公路的安全，而带给新王国繁荣兴盛。他的宫廷设于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游侠与吟游诗人寻欢作乐和编织恋情的中心，他还把阿拉贡以封建领地呈献给英诺森三世而使他的灵魂得救，并确保他的头衔。佩德罗死于沙场时，他的儿子詹姆斯一世年方5岁。阿拉贡的贵族们抓住这一机会重新恢复他们封地的独立。但詹姆斯10岁时，即掌握政权，不久便使贵族们听其指挥。他20岁时，从摩尔人手中占据商业重地巴利阿利群岛，再从他们手中获得巴伦西亚及亚利坎塔。1265年，他以一种统一西班牙骑士的姿态从摩尔人手中夺得穆尔西亚，并把它献给卡斯提尔的国王。他比“智者”阿方索更智慧，成为那一世纪中西班牙最强而有力的君主，堪与腓特烈二世和路易九世匹敌。他敏锐的才智与肆无忌惮的勇敢精神颇似腓特烈，但放荡的德行、数度的仳离、残酷的战争及偶发的暴行使他无法与圣路易相比。他图谋侵占法兰西南部，但耐心的路易虽然曾在蒙彼利埃降服于他，终将他打败。年迈时，詹姆斯计划征服西西里作为战略基地和商业港口，并使西地中海成为西班牙的领海，但其梦想到他儿子时才得以实现。佩德罗三世娶西西里国王，即腓特烈之子曼弗雷德的女儿为妻，而当安茹的查理以教皇的祝福而攫取西西里岛时，他觉得有权拥有此岛，因此废弃教皇对阿拉贡的宗主权，接受破门律的处分，为了西西里岛而远航迎战。

正如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情形一样，西班牙在这段时期，也可目睹封建制度的兴衰。起初贵族们几乎轻视中央的权势，他们和教士均豁免纳税，而城市和贸易的税则越来越重。但最后，他们屈服于国王，国王有自己的军队，有市镇的收入与民兵的支持，并被赋予复苏的罗马法中的威望，罗马法假设专制君主政治是为政府统治的公理。开始没有西班牙法律，每一个小国，甚至每一个阶级皆有其法典。一种新的卡斯提尔法律体系，由斐迪南三世开始，至阿方索十世完成，其中有名的《七部法》（Laws of the Seven Parts ），是法律史上最完整与重要的法典之一。《七部法》以西班牙西哥特人的法律为基础，但重新改编以与《查士丁尼法典》一致。对那个时代而言，显然是太先进了，因此被忽视达70年之久。1338年，它们变成卡斯提尔的真正法律。1492年，成为全西班牙的法律。一部类似的法典，也借着詹姆斯一世而引入阿拉贡。1283年，阿拉贡颁布一部有影响力的商业与海洋法，并在巴伦西亚，后来在巴塞罗那和马约卡岛设立海洋领事法庭。

西班牙在发展自由城市与代议制度方面领导中古世界。国王为寻求城市的支持以对抗贵族，颁给许多城市自治政府特许状。市政独立在西班牙变成一种狂热。小城镇向大城镇或贵族、教会、国王争自由，当他们成功时，他们把自己的绞架高置于市集处，视为自由的象征。巴塞罗那在1258年时被一个由200人组成的会议统治着，其中大部分代表工业或商业团体。有一段时期，这些城镇自主到一个地步，甚至独立与摩尔人作战或彼此攻击。但他们也为共同行动或安全而组成兄弟联盟。1295年，当贵族们欲压制自治市时，34个城镇组成卡斯提尔兄弟联盟，宣誓共同防御，并招募一支联合军队。兄弟联盟征服贵族，监督和控制国王的官员，并通过法律以保证各城镇共同遵守，入盟城镇有时多至百个。

很久以来，西班牙国王习惯偶尔召开贵族与教士会议。1137年的聚会，第一次被称为“代表会议”。1188年在莱昂的会议，有城镇的商人参加——这可能是基督教欧洲最早的代议性政治机构。在这个历史性的议会中，国王答应未得议会许可不发动战争或进行和谈，也不颁布任何命令。卡斯提尔的第一次议会在1250年，由贵族、僧侣及中产阶级参加——比爱德华一世的“模范议会”早45年。议会并未直接立法，但它向国王陈述“请愿”事项。而其握有财政权力，常说服他同意所请事项。1283年，一项由加泰罗尼亚议会所通过、阿拉贡国王所认可的法令，规定自此以后凡未经公民同意不得颁布任何国家法律；另一条款要求国王每年召集议会。这些法令比英国议会类似的文告早25年以上。更有甚者，议会从每一个社会阶级任命人员参加一个协会（Junta ），以便在议会会议休会期间监视法律的执行与基金的管理。

西班牙政府的问题由于隔离的高山而日益复杂，这些高山阻挡普通法的广泛执行。崎岖不平的山坡地，干燥的高原及战争定期性的摧残，阻碍农业的发展，并使西班牙成为牛羊群的大牧场。好的羊群供给城内成千织布机的原料，西班牙以其羊毛的品质而维持其古老的美名。国内贸易因运输的困难、分歧的度量衡制度及币制而受阻。但国外贸易却在巴塞罗那、塔拉戈纳、巴伦西亚、塞维利亚及加的斯等港口得以发展。到处都是加泰罗尼亚商人。1282年，卡斯提尔商人在布鲁日有一席之地，而仅有汉撒同盟与之匹敌。商人与制造商成为国王主要的财政支持。城市大众阶级组成同业公会，但由国王严格控制，劳工阶级因没有政治上的代表而遭受经济上的剥削。

在基督教西班牙，大部分工人是犹太人或穆斯林。犹太人在阿拉贡与卡斯提尔繁荣兴盛，他们在知识领域中极其活跃，而且有许多人是富商；但后来他们受到日渐增多的限制。穆斯林有信仰的自由，相当程度的自治；他们也有许多富商巨贾，有些甚至进入皇室宫廷。他们的手工匠大大地影响西班牙的建筑、木制品及金属制品，使其带有伊斯兰风格，即将摩尔人的格式与主题运用到基督教的艺术上。阿方索六世以一种宽大的意味，称自己为“两个信仰的皇帝”。但通常穆斯林必着明显的装束，住在每一城市单独的区域，并负担重税。他们在工商方面的技能使他们致富，而终于激起居多数种族的嫉妒。1247年，詹姆斯一世下令驱逐他们离开阿拉贡，10万多名穆斯林带着他们的技术离开，从此以后阿拉贡的工业衰落了。

西班牙文明因为吸收部分的伊斯兰文化及受战胜宿敌的刺激，又因工业与财富、礼仪与鉴赏力的长进激起西班牙人的心智生活。13世纪，西班牙已成立了六所大学。阿拉贡的阿方索二世是西班牙第一位吟游诗人，不久有成百的吟游诗人。他们不仅写诗，还把教会的仪式发展成为世俗戏剧，而替威加（Lope de Vega）和卡尔德隆开启一条胜利之路。西班牙的国家史诗（Cid）也属于这段时期。比这些更好的是音乐、歌曲、舞蹈，这些都是人们在家中或在街道上，自内心所抒发出来的，而渐渐变成王室、宫廷内的华饰与盛观。第一次有记录的现代式斗牛在1107年为了庆祝一次婚宴而在亚威拉（Avila）举行。1300年，斗牛已成为西班牙城市普通的运动。在此时前来帮助攻打摩尔人的法兰西武士带来武士制度的观念与比武竞赛。尊重女人是男人的独有财产，成为荣誉的特征，正如男人以其勇气与正直而自豪一样。荣誉的决斗成为西班牙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与非闪米特血统、东方与西方文化、叙利亚与波斯主题附加于哥特式艺术、罗马人的冷酷与东方人的情感等，糅合而形成西班牙人的性格，使西班牙文明在13世纪构成欧洲景致中独特而生动的一面。

葡萄牙（1095）

1095年，西班牙的一位十字军骑士，勃艮第的亨利伯爵，博得卡斯提尔与阿方索六世的欢心，国王把女儿特蕾莎许配给他，她的嫁妆中包括一块封地，即莱昂的一个郡，名曰葡萄牙。原来罗马人称其为 “Portus Cale”，而今人称之为“Oporto”（“港口”之意）。这块土地是31年前由穆斯林从西班牙手中赢得，蒙德戈（Mondego）河以南仍由摩尔人统治。亨利伯爵因为不是个国王而不称心。从结婚起，他与其妻即图谋使他们的领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亨利去世时（1112年），特蕾莎继续努力争取独立。她教导贵族与封臣们以国家的自由为急务，鼓励她的城市自卫并研习战术。她不停地亲自率领士兵们作战，而在战争期间她四周仍环绕着音乐家、诗人与恋人。她被击败，被俘虏，而后被释放，恢复其领地。她为自己不合宜的恋情而浪费赀财，终遭罢黜，与其恋人过流浪的生活，最后死于穷困中（1130年）。

由于她的鼓舞与准备，其子阿方索一世恩里克斯（Henriques）终遂其愿。卡斯提尔的阿方索七世答应他只要他能征服杜罗河下游摩尔人的任何土地，即承认他是征服地的最高统治者。阿方索·恩里克斯以其父的莽撞无畏及其母的执拗与自由精神攻打摩尔人，在奥里格击败他们（1139年），宣布自己是葡萄牙国王。教阶组织说服两位国王把问题呈报教皇英诺森二世，教皇原决定拥护卡斯提尔。阿方索·恩里克斯把新王国献给教皇为其封地，而改变了这项决定。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其请，只要每年向罗马主教座堂进贡，即承认他是葡萄牙的国王。阿方索·恩里克斯重新点燃战火攻击摩尔人，占领桑塔伦（Santarem）及里斯本，并扩张势力至塔古斯河。在阿方索三世（1248—1279年）的统治之下，葡萄牙已达到今天的领土范围，里斯本居于塔古斯河河口，在战略上成为葡萄牙的重要港口及首都（1263年）。

阿方索三世的余年为与其子迪尼兹（Diniz）的内战所苦，迪尼兹惊奇他的父亲可以活得那么久。迪尼兹自1279年起步入漫长而仁慈的统治，至1325年止。由于联姻而达成与莱昂及卡斯提尔的和平相处，与另一位继承者的王位之争则因贤明的迪尼兹王后伊莎贝拉的调停而避免。迪尼兹弃绝战争的荣耀而致力于国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他建立农业学校，教导人们改良耕种方法，种植树木以阻止土壤流失，辅助商业，建造船只与城市，组成葡萄牙海军，与英格兰签订商业条约，所以他的臣民爱戴地称其为“工作者国王”（Re Lavrador ）。他是一位勤勉的治理者和公正的审判官。他支持诗人与学者，自己写出当时最好的诗。借着他，葡萄牙文不再是加利西亚方言而变成文学的语言。在其所写的牧歌中，赋予民间的歌谣以文学的形式。在他的宫廷里鼓励吟游诗人唱出爱情的快乐与痛苦。迪尼兹较喜爱他的私生子，而不喜爱他唯一合法的儿子。当这个儿子叛变，举兵欲推翻他的父亲时，不住在国王快乐宫殿里的伊萨贝拉骑行于两个敌对势力之间，欲成为他们暴力相向的第一个牺牲者，而使他的丈夫与儿子抱愧蒙羞，终于和好（1323年）。

第九章 文艺复兴以前的意大利
（1057—1308）

诺曼底人的西西里（1090—1194）

诺曼底人卓越的表现，使他们能适应从苏格兰到西西里各地差别很大的环境，并以无比的精力，唤醒了那些沉睡的地区与民族，在短短的数世纪内，完全为其臣属及同化，乃至从历史上消失。

这一动荡的世纪内，他们继拜占庭帝国统治南意大利，继北非穆斯林后统治西西里岛。1060年，一名叫罗杰·吉斯卡尔的人率领一小股海贼，开始侵入该岛，1091年，将其完全征服。1085年，意大利接受罗杰作为他们的统治者。到他死时（1101年），两西西里——该岛与南意大利——已成为欧洲政治上的一个强国。因其控制着墨西拿海峡及西西里岛与北非之间宽仅五十英里的海峡，诺曼底人有绝对的商业和军事优势。而阿马尔菲、萨莱诺及巴勒莫等地也成为所有地中海港口——包括突尼斯及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中心的——贸易枢纽。至此，西西里成为罗马教皇的采邑，其辉煌灿烂的基督教堂代替了清真寺。而在南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神父也取代了希腊正教的高僧。

罗杰二世以巴勒莫为都城，将其在意大利的统治扩展到那不勒斯和卡普阿一带，并于1130年改其伯爵头衔而称王。他具有其叔父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所有的野心、勇气、机智与敏锐。因其思想的机敏与行动的勤奋，他的穆斯林传记家伊德里西称他睡眠时的所为仍较他人清醒时的成就为多。教皇唯恐他侵犯教皇国，日耳曼皇帝反对他吞并艾卜卢兹，拜占庭梦想重新夺回南意大利，非洲的穆斯林渴望再次占取西西里，因此都与他为敌。他与他们争战，有时同时应付几个国家。因而新获突尼斯、斯法克斯、波希尼亚及的黎波里等地，使其王国更为广阔。他利用在西西里聪颖的穆斯林、希腊人及犹太人组织一个较当时任何欧洲国家更健全的文官制度及行政体系。他允许封建的农业组织在西西里存在，但以一个皇家法庭来节制那些男爵，而其法律对每个阶级均能适用。他自希腊带来了丝织品织工，使西西里的经济更为富裕；加之他充分保护生命、行旅及财产，使商业更为繁荣。他允许穆斯林、犹太人及信奉希腊正教者有宗教自由且文化自治，使各种人才各展所长，从事各行各业。而他自己喜爱伊斯兰教的道德律，身穿伊斯兰教服装，同时像拉丁国王那样住在一座东方式的宫殿中。他的王国在30年内“是欧洲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而他是当时最开明的统治者。若没有他，腓特烈二世将不会那样伟大。

伊德里西所著的《罗杰王志》（King Roger’s Book ）一书中，提到西西里的繁荣景况。勤奋的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生产五谷，以供城市之需。他们住在茅舍中，常受一些狡猾者的剥削利用，但他们的生活因具有多彩多姿的宗教色彩而尊贵，因充满了节日与歌唱而生辉。农历年的每个节日各有其应时应景的舞蹈与赞美歌。葡萄成熟的时节，有祭酒神节，这与古代的祭农神节及现代的狂欢节前后呼应。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家也一样唱着恋歌与民谣，或具放纵和讽刺意味，或为纯情婉转的抒情诗。在圣马可镇内，“因处处栽植紫罗兰，而使香气四溢”，墨西拿、卡塔尼亚及叙拉古等地再度像迦太基时代、希腊时代及罗马时代那样繁荣起来。对于伊德里西来说，巴勒莫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他说：“它使每一个人都对其侧目，它的建筑物是那样美，以致旅游者蜂拥而至，为其美妙的建筑、精致的做工、高尚的艺术格调所吸引。中央大道的景象包括塔形的宫殿、宏伟的旅舍、教堂、浴室、大商店……旅行者都说，没有一个城市的建筑像巴勒莫那样伟大，也没有一处的景色能像它华丽的花园那样精致。”1184年，穆斯林旅行者伊本·朱巴尔看到巴勒莫时，惊呼道：“好一个伟大的城市！……王宫环绕着它，就像一个胸部高耸的仕女颈项上所挂着的一串项链。”访客会因在巴勒莫听到许多如此不同的语言而大吃一惊，也会惊讶于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种族的人能和平相处混杂在一起、天主堂和犹太教会堂及清真寺相近邻、衣着入时的公民、熙来攘往的街道、宁静的花园及舒适的家居。

在那些住家和宫殿中，充满了东方的艺术。巴勒莫的织布机能纺出金色的高品质的丝、布；象牙雕工能用象牙做出刻有精致而新奇花样的小箱；镶嵌细工能在地板上、墙上、天花板上镶出东方式的花纹图案；希腊、伊斯兰教的建筑师和艺术家盖起教堂、修道院及王宫，其设计与装饰均非沿袭诺曼底式的建筑，而是受几千年来拜占庭或阿拉伯建筑的影响。1143年，希腊艺术家得到罗杰的海军大将乔治的资助，建筑一所修女院，以敬奉圣母玛利亚，而现在却以其建立者马托拉纳命名之。因为经常被翻修，其12世纪原有的成分已所剩无几了。最典型的是在圆顶内铭刻着一些阿拉伯文的希腊基督教圣诗，地面由光亮多彩的大理石铺成，八根黑斑岩的廊柱构成三个凸出部分，其柱头有优美的雕刻，墙壁、拱侧及拱顶闪烁着金色的镂嵌细工，著名的“宇宙之王”（Universal King）的画在圣所的圆顶阁。罗杰二世在1133年所建筑的宫廷教堂卡佩拉·帕拉蒂纳则更为精致，每样东西都非常细致：大理石地面上简单的图案，精美纤细的廊柱及形形色色的柱头，282种镶嵌细工布满于各个诱人的场所，而祭坛上神圣的基督像是世界最权威的镶嵌细工作品之一，最甚者，莫过于一大片有蜂巢图案的天花板，其上雕刻、镀金或绘成象、羚羊、瞪羚及摩诃末梦中天堂里的“天使”等东方式的图案。在所有中世纪及现代的艺术中，没有一个皇家教堂能和这颗诺曼底西西里之明珠相比。

罗杰死于1154年，享年59岁。其子威廉一世有“坏蛋”的称号，这可能是因为其一生都是由他的敌人记述，也可能是因为他沉迷在东方式的淫乐中。在他统治期间，突尼斯的穆斯林起而反抗基督徒，结束了诺曼底人在非洲的权势。威廉二世也过着和“坏蛋”大致相同的生活。为了避免名称上的混淆，较友善的传记家称呼他为“好人”。他为替自己的行为不检求得宽恕，在1176年以金钱资助修道院和蒙雷莱大教堂——巴勒莫城外五里的皇家峰（Mount Royal）。其外表为一些不协调的廊柱及交错的圆柱，回廊是一件庄严的力与美的艺术作品。内部的镶嵌细工是著名的，但略嫌粗糙。其柱顶有写实的雕刻，如挪亚的酒醉沉睡图，养猪人照管着一头猪及一个倒立的卖艺人。

罗杰二世死后40年，其王朝不光荣地结束。威廉二世没有子嗣，而选罗杰二世的私生子坦克列德为王（1189年）。同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六世娶了威廉二世的姑姑康斯坦丝，希望在其统治下，统一整个意大利。他争取两西西里的王位，与比萨及热那亚结盟，后二者的贸易因诺曼底人控制了中地中海而凋零。1194年，亨利六世未曾遇到有力的抵抗，就到达了巴勒莫，说服守军为他打开城门，而在那里加冕为两西西里国王。亨利六世死后（1197年），王位留给其三岁的儿子腓特烈，后者成为13世纪诸王中最具威势也最开明的君王。

教皇国

在诺曼底意大利的北部有一个叫本尼凡托的城邦，由伦巴底的公爵统治。再往北是教皇世俗权力直接统治的领土——圣彼得世袭财产——包括阿纳尼、提瓦尔及罗马，再往北则是佩鲁贾。

罗马是拉丁基督教的中心，却称不上典范。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有的城市都尊敬宗教，但有时也视其为既得的利益。在十字军东征中，意大利仅扮演一个较不重要的角色。威尼斯仅参加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意大利各城邦主要想得到机会在近东设立港口、市场，并与之贸易。腓特烈二世尽量延缓发动十字军，而且他参与战役，很少是为了宗教信仰的目的。在罗马有一些虔诚的慈善人士帮助朝圣者维护圣地，然而他们的声音为政治的喧声所掩盖。

除了是教皇所在地外，罗马曾有一段时期是一个穷困的城市。诺曼底人在1084年的劫掠，使其遭受摧残与忽视达六个世纪之久。其人口从过去100万人降到约4万人。罗马一度不是商业或工业中心。当北意大利各城市进行着经济革命时，教皇国仍滞留在简单的农业时代。在奥勒里亚城内，市场、葡萄园、养牛的牧场与住家、废墟混杂在一起。贫穷阶级半赖手工艺，半赖教会的救济维生；中产阶级由商人、律师、教师、银行家、学生及当地或来往的僧侣组成；上流社会则为高僧及有土地的贵族。将产业置于乡下、而人居于城里的罗马旧俗仍然很流行。长期以来，这些罗马贵族已失去足以团结他们以御外侮的爱国心，而分裂成若干集团，各由几个有钱有势的大家族领导，例如弗朗吉帕尼、奥尔西尼、科隆纳、皮尔勒奥尼、卡埃塔尼、塞维利、科尔西、孔蒂、安尼巴尔迪（Annibaldi）等。每个家族在罗马的住所都建有城堡，并武装其家丁，因此经常引起街头械斗，有时甚至引起内战。教皇只有精神武器略为罗马人所敬畏，不能维持城内的秩序。他们经常受到侮辱，甚至遭到暴力。为了和平或安全，有些教皇逃至阿纳尼或维特尔波或佩鲁费，甚至到里昂，最后到阿维尼翁。

教皇们曾梦想一个神权政治，其间神道由教会解释，并作为法律。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夹在皇帝的独裁政治、贵族的寡头政治与公民的民主政治之间。古罗马的会堂与朱庇特神殿等遗迹，使罗马人对其古代的共和政体仍保持鲜明的记忆，并周期性地试图恢复旧有的自治与制度。元老院已不存在，但领导阶层的贵族仍自称元老，仍然选出或任命执政官，虽然并未享有任何权力。一些古老的手抄本，保存着几乎被遗忘的罗马法典。12世纪，受到北意大利自由城市兴起的刺激，罗马人开始要求回复到俗世的自治政府。1143年，他们选出由56人组成的元老院，其后数年，每年都选新的元老。

时代的趋势，需要一种呼声，可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作品中发现。据称，其曾在法兰西拜阿贝拉德为师。以僧侣的身份回到布雷西亚，刻苦修行，圣贝尔纳称他是“不饮不食”的人。在本质上，他接受正统教义，但否认教士在有罪的情况下所行圣礼的效力。他坚持教士拥有财产是不道德的，要求高僧应恢复到使徒时代的贫困，并建议教会应将其所有的物质产业与政治权力交给国家。在1139年的拉特兰会议中，教皇英诺森二世谴责他，并令其不得再言；但教皇尤金三世赦免他，只要他到罗马各教堂朝拜。这是一个仁慈的错误，目睹旧共和时代的遗迹，又点燃阿诺德的想象力；站在废墟当中，他呼吁罗马人起而拒绝教士的统治，恢复罗马共和政体（1145年）。人们为其热诚所蛊惑，选出执政官与保民官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并成立一骑兵团为新防卫民兵的领袖。阿诺德的门徒因这一光荣革命的轻而易举而如醉如狂，他们不只废弃教皇的世俗权力，而且否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皇帝在意大利的权威。他们辩称，罗马共和国不应只统治意大利，而应如过去，统治世界。他们重建朱庇特神殿并设防，夺取圣彼得大教堂，改装成城堡，又占有梵蒂冈，向朝圣者征税。教皇尤金三世逃到维特尔波及比萨（1146年）；圣贝尔纳在明谷谴责罗马居民，并提醒他们，罗马的生存依赖教皇的存在。此后10年，罗马自治市统治着罗马皇帝与教皇的城市。

教皇尤金三世鼓起勇气，于1148年回到罗马。有一段时期，他将自己局限于在精神领域扩大影响，广布善泽，赢得群众的爱戴。其第二个继承者哈德良四世，因一个红衣主教在一次群众暴动中被杀，而对其都城下了一道停止教权令（1155年）。唯恐发生一次贵族不能承受的革命，元老院废止共和，向教皇投降。阿诺德在被处以破门律后，藏在罗马四周的平原。当“红胡子”腓特烈进罗马时，哈德良要求他逮捕叛徒。阿诺德被逮捕，皇帝将他移送给罗马教皇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并判处绞刑（1155年）。其尸体被焚，灰烬投入台伯河。依照当时人的说法，这是“怕人民将他的骨灰收集起来，作为殉道者的骨灰纪念他”。他死后，其思想仍存，并在伦巴底的巴达利亚及韦尔多派、法兰西的阿尔比派、帕多瓦的马西琉斯派及16世纪宗教改革派的领袖身上复现。而元老院一直存续到1216年，而后教皇英诺森三世成功地以一两个与教皇意气相投的元老代替整个元老院。教皇俗世的权力一直延续到1870年。

在各个时期，教皇国包括兼有斯巴拉脱及帕鲁查的安布利亚、安科纳在亚得里亚海的边境地区及包括有里米尼、埃摩拉、拉韦纳、博洛尼亚及费拉拉等城市的罗马统治地区。在这段时期内，拉韦纳持续萧条，而费拉拉在伊特王朝精明的领导下，成为最卓越的城市。博洛尼亚在其大学培植出的大律师们领导下，过着一种雄武的自治生活。博洛尼亚是最早选举一个“波代斯塔”（podesta，官吏）管理自治市内政及一个“卡皮塔诺”（caiptano，人民的首长）领导其外交关系的城市之一。波代斯塔意即“有权力者”，其人选须具备几项特殊的条件：贵族，外乡人，36岁以上，在自治市中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亲戚在选举人当中，不得与前一任波代斯塔来自同一家族或同一地方。这些为确保选出公正的统治者的特殊规定，在意大利许多自治市都很盛行。而卡皮塔诺并非由自治市会议选举，而是由商人公会所控制的民众行会选举。他并不代表穷人阶级，而是代表商人阶级。在以后几个世纪中，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其财富与权力凌驾于贵族阶级之上，卡皮塔诺的权力扩张，而波代斯塔的权力则变小。

胜利的威尼斯（1096—1311）

在费拉拉城和波河的北面，是维内托地区。其以威尼斯、特拉维索、帕多瓦、维琴察及维罗纳等城市而自豪。

威尼斯的力量即在这一时期成长。它与拜占庭的同盟，使它得以进入爱琴海与黑海的港口。12世纪，据说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已超过10万人，并因其蛮横与嚣张，而占该城一隅。后因受到善嫉的热那亚人的煽动，希腊皇帝曼纽尔突然反对在其都城的威尼斯人，大肆逮捕，并下令悉数没收其财产（1171年）。威尼斯向他宣战，其人民夜以继日地建造舰队，并于1171年由总督维塔莱·米基耶利二世（Vitale Michieli II）率领130艘船舰，攻击进入海峡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尤比亚岛。但其军队在尤比亚海岸病倒，据说是因希腊人在他们的饮水中下毒所致。其死亡数以千计，以致其战舰因缺人手而不能作战。总督率其舰队回到威尼斯，又遇到正流行的黑死病，居民大部分丧生。在一次集会中，总督因这个不幸而受责，被刺身亡（1172年）。

大商人因害怕这一失败会导致其商业帝国的崩溃，决定在会中取得选举总督及制定公共政策之权；此外，设立一个由甄选会员所组成的会议，更适合商讨和处理国事，并能牵制人民的冲动与总督的专制。于是，他们说服共和国最高的三位法官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草拟新的基本法。其报告建议，城邦六个区中的一区选出两位领袖，他们每人再选出40位能干的人，共计480人。再由这480人组成“大会议”（the Maggior Consiglio），作为该邦的立法机构，然后“大会议”在其会员中选出60位为元老，分别处理商务、财政和外交。而“全民会议”（arrengo）只有在批准或拒绝战争与和平时集会。而由六个区中选出的6人枢密院，仅在元首悬缺期间代行国家政令。总督的任何治理行动须得到枢密院的认可方为合法。第一个“大会议”依照这一程序，由其与会人员中选出34名，这些人再在其中选出11名，然后这11名在圣马可教堂公开选出总督（1173年）。人民为丧失了他们自己选定国家元首的权利，而发出抗议的呼声，但新总督在群众中散发钱币，平定了这一骚动。1192年选举恩里科·丹多洛时，“大会议”要求总督在他的就职誓言中，宣誓服从国家所有的法律。至此，商人寡头政治达到高潮。

当时年已84岁的丹多洛称得上威尼斯历史上最强而有力的领导者之一。由于其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及个人的英雄主义，威尼斯在1204年攻下君士坦丁堡并掠夺之，一雪1171年的仇恨。从此，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及黑海一带最强大的国家，并使欧洲的商业领导权由拜占庭转移到意大利。1261年，热那亚人协助希腊人夺回君士坦丁堡，并取得该处的商业优势。但三年之后，威尼斯的舰队在西西里附近，击败了热那亚人，以致希腊皇帝被迫恢复威尼斯人在其都城的有利地位。

这个得胜的寡头政府，将基本法作了另一次变革，使其表面的胜利达到了极点。1297年，总督皮埃特罗·格拉德尼戈（Pietro Gradenigo）通过“大会议”提出一个建议方案，规定只有自1293年以来曾参加“大会议”的公民及其男性后裔才有资格参加“大会议”。这种“闭关会议”的规定排除了绝大多数的人民于政治之外，因而建立起闭锁式的社会阶级制度。在这些贵族中，保持着一本记载他们婚姻与出生的《金皮书》（Libro d’oro ），以确保其血统的纯正与权力的独占。这些商人寡头自封为天生的贵族。当人民计划策动革命、以反对这一基本法时，他们的领袖被允许进入大会议厅，但立即遭绞杀（1300年）。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率直而无情的寡头集团统治得甚好。他们较中世纪意大利的任何一个社区，都能维持更好的治安，更精明地引导公共政策，法律也更加稳定有效。关于医师和药剂师的法律，威尼斯实行与佛罗伦萨相同的例律几达半世纪之久。1301年，法律禁止在住宅区设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工业，将产生有害气体的工业排除在威尼斯之外。航海法的规定严格而细密。所有的进出口均受国家监督控制。其外交报告大多提及贸易问题，较少提及政治问题，经济统计首次被纳入政府体系中。

在威尼斯，农业微不足道，手工艺却高度地发展。由于西地中海政治的骚动，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古老的城市进口大量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威尼斯人制造的铁器、黄铜、玻璃、金履衣和丝驰名三大洲。其最大的工业可能是制造游艇、商船及战舰。一些具有高耸的船首、彩色的帆、多至180支桨、如画般的船只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提尔港，亚历山大港、里斯本、伦敦及一些在主要贸易带上的港口城市之间。波河流域的货物运至威尼斯换船转运；莱茵河城市的产品越过阿尔卑斯山运到威尼斯，再由其码头分散到地中海世界；雷阿度成为欧洲最繁忙的通衢大道，挤满了各地来的商人、水手和银行家。整个北方的财富不能与其一城的富饶相比，后者所有的活动都带动着商业与财富，派遣一艘船到亚历山大港，返程时必带回原投资10倍的利润——如果不遇到敌人、海盗及暴风雨的话。13世纪，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只有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中国城市方能与之相较。

财富的增加导致信仰的低落。在政治上，威尼斯人充分利用宗教，以游行和天堂来安抚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民，但统治阶级却不允基督教或破门律的惩处干涉到其工商业或战争。他们有一句名谚：“我们是威尼斯人，然后我们才是基督徒。”教士绝不能参与政事。威尼斯商人贩卖武器与奴隶，有时甚至将军事情报卖给与基督徒作战的穆斯林。随着这种唯利是图的作风而产生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穆斯林能很安全地抵达威尼斯，而犹太人——特别是在斯皮纳伦加岛吉乌德卡（Giudecca）城的犹太人——能很平安地在他们的会堂内礼拜。

但丁谴责威尼斯人“放浪形骸”，但我们不应相信一个对一切都加以诅咒的人所做的非难。更有意义的是去了解在威尼斯法律中，对逼迫子女卖淫的父母的严厉刑罚和贿选的事实。威尼斯给我们的印象，即一个无情显赫的贵族阶层无视大众的贫困，而民众则用毫无掩饰的爱情欢悦来排遣其疾苦。早在1094年，即听说有狂欢节，1228年第一次提及面具，1296年元老院规定封斋期的前一日为公定假日。在这种场合，男男女女各自炫耀其最华丽的服饰。有钱的贵妇人戴着镶有珠宝的头饰或头巾及金线织的裹头巾。她们的眼睛透过金银色的网状面纱闪烁着，颈上挂有珍珠项链，手上戴着丝质或羊皮的手套，脚上着草鞋或绣有金红色的皮鞋、木制鞋，甚至软木鞋，她们身上穿的是上等亚麻、丝或织锦做成的长礼服，其上饰以珠宝，领口剪裁很低，在当时引起争议。她们戴着假发，施以脂粉，并节食束腰，以保持苗条的身段。她们在任何时候均毫无顾忌地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宴会中，或乘坐游船嬉闹中，露出娇羞迷人之态。

这一时期，威尼斯人对文化事业尚无特别兴趣。他们有一座很好的公共图书馆，却很少利用。他们举世无匹的财富并没有对学问有任何贡献，也未留下不朽的诗歌。13世纪，他们确有许多学校，我们也听说有许多私人的或国家的奖学金授予贫苦的学生，但到了14世纪，却有若干威尼斯法官目不识丁。当时，音乐甚受尊崇，艺术则尚未像以后那样大发光彩。不过，财富给威尼斯带来世界各处的艺术，其鉴赏力也不断提高，从而奠定了以后的基础。古罗马各方面的技术也再度出现，尤以玻璃的技术为甚。

我们不能将当时的威尼斯描绘得像19世纪瓦格纳和尼采所描写的那么可爱。他们的房屋仍是木造的，街道还是土路。只有圣马可广场在1172年铺上砖块，1256年鸽子出现在该广场上。一些美丽的虹桥开始横跨在运河上，横卧于“大运河”（Grand Canal）上的摇桨船（traghetti）已载运了许多旅客。当时运河的岸边可能比现在更少恶臭。但街道或河道的积垢却不能遮盖这个几个世纪来从沼泽与礁湖中兴起的城市的富丽堂皇的气质，也不能抹杀这个民族由荒芜与孤立中崛起，而以其船只跨越各海洋，并聚敛了半个世界的财富与美物的奇妙事实。

在威尼斯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是特雷维索城及其疆界。这里的人民姿意享受人生，以致有“玛卡·阿莫罗撒”（Marca amorosa）或“吉奥伊奥撒”（gioiosa） 之名。据说，1214年，该城庆祝“爱之堡”的节日，他们立起一座木造城堡，悬挂起毛毯、花圈及其他悬挂物。美丽的特雷维索妇女配备香水、水果及鲜花，占据该城堡；从威尼斯来的青年骑士与从帕多瓦来的纨绔子弟竞相围绕着仕女们，并以类似武器之物轰击她们。据说，当日威尼斯人以鲜花和钞票赢得了该仗。不管怎样，那木堡及其美丽的防卫者终会被攻陷。

从曼图亚至热那亚

维内托以西，伦巴底几个著名的城市统治着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广大的平原。这些城市有：曼图亚、克雷莫纳、布雷西亚、柏尔加摩、科木、米兰和帕维亚。在波河南岸，即现在艾米利亚一带，是摩德纳、雷焦、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热爱意大利的人当不会介意这一长串单调乏味的说明。在伦巴底和法兰西之间是环绕着韦塞利及都灵两城的皮得蒙省。其南，则为环绕着热那亚湾及城市的利古里亚。这一区域的财富得波河所赐，该河由西至东，横跨了整个半岛，带来了商业，注入运河，灌溉了田野。工业和贸易的成长带给这些城市财富与骄傲，使之得以忽视其名义上的宗主日耳曼皇帝，并征服了其内地的半封建地主。

通常，在这些意大利城镇的中心，立有一座教堂，借着虔敬的事宜，激起人们心中的盼望，使生活更加充实愉快。靠近教堂，有一座浸礼堂，孩童进入即代表已成为一个享有特权及负有责任的基督教公民，并有一座钟楼，召唤人们前往礼拜、集会或武装。在其附近的广场，农民和工匠陈列他们的产品，演员、卖艺人和吟游诗人各显身手。报信者大声诵其告示，市民们在主日弥撒后，三五成群地交谈，青年和武士们则从事各种运动或竞技。这个广场的四周，环绕着市政厅、商店及住宅等，形成一道砖制的防卫物。许多蜿蜒迂回及上升的街道由此中心通向四处。那些街道非常狭窄，若有手拉车或骑马者经过，步行的人必须避入街旁的门槛里，或将身子平贴于墙边。随着财富的与日俱增，灰泥的房子盖上了红瓦。只有中央广场及很少的街道铺上砖头。因为时常发生战争，所以城的四周是一有塔楼及城垛的城墙，而人若不愿当僧侣，则必须知道如何作战。

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是热那亚和米兰。热爱热那亚的人，称其为“人类的骄傲”（la superba），这完全是一个适合工商发展与享乐的地方，它建立在一个临海的小丘上，能够吸引商业，也能分享里维耶拉温暖的气候，里维耶拉东至赖帕罗，西达圣利摩。在罗马时代，热那亚已经是一个繁荣热闹的港口，它的居民大多是商人、制造业者、银行家、造船者、水手、军人和政客。热那亚的工程师利用古罗马的一条沟渠从利久立安的阿尔卑斯山将清水引到热那亚来，并且建筑一道大防波堤伸到海湾外，使其在风暴或战争时，仍是安全的大港口。就像同时代的威尼斯人一样，热那亚人对文学和艺术不太重视，他们专注于征服其竞争者和开发新财源。热那亚的银行几乎就是政府，它贷款给该市，其条件为代该市征税，这样它得以控制政府。每一个掌握政权的政党必须宣誓向银行效忠。热那亚人不只利欲熏心，也很勇敢。他们和比萨合作，将阿拉伯人逐出西地中海（1015—1113年），随后断断续续地与比萨作战，直到梅洛里亚海战击败其对手为止。在最后一次冲突中，比萨征召了自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每一个人。而热那亚征召了十八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激情。萨利姆贝内教士写道：“比萨人与热那亚人之间，及比萨人与卢卡人之间的相互嫌恶如同人对狡猾的蛇那般厌恶。”在科西嘉海岸外的那次战役中，人们作肉搏战，短兵相接，直到半数以上的战士阵亡为止。“从热那亚及比萨所发出的哭号，是自有该城市以来至今所未闻的。”在得悉比萨的灾难后，卢卡和佛罗伦萨的善心人认为那是绝佳的时机——派遣一支远征队攻占这个不幸的城市，但教皇马丁四世命他们住手。同时热那亚人向东推进，与威尼斯人竞争，在他们之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深仇大恨。1255年，他们竞相争夺阿卡城，医院骑士与热那亚站同一阵线，圣殿骑士则支持威尼斯，在该役中有两万人阵亡。这破坏了基督徒在叙利亚的团结，同时也可能决定了十字军失败的噩运。热那亚与威尼斯的竞争持续到1379年，那一年热那亚人在基奥贾（Chioggia）惨遭败北，遭到一百年前被他们打败的比萨人的同一命运。

在伦巴底的各个城市中，米兰最富、最有势。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对其古老与传统颇为自豪。他们的执政官公然反抗皇帝，主教也公然反抗教皇，人民则信仰或庇护异端，直接向基督教挑战。13世纪，它有20万居民，1.3万栋房屋，1000家客栈。米兰热爱自由却不愿予人以自由，派军队在路上巡逻，强迫商队不论欲往何方，必须先到米兰。他们摧毁了科木、罗地，也试图征服比萨、克雷莫纳及帕维亚，他们从未停歇，直到控制整个波河流域的商业。1154年，在康斯坦士的帝国会议中，有两个罗地公民向“红胡子”腓特烈请求保护他们的城市，皇帝警告米兰休想打罗地城的主意，但米兰蔑视并拒绝皇帝的谕令。腓特烈极欲强迫伦巴底向其效忠服从，便抓住这一机会摧毁米兰（1162年）。五年后，其遗民在邻城的帮助下将其重建。所有伦巴底人为其复兴而欢呼，认为这一重建是意大利决心不接受日耳曼皇帝统治的象征，腓特烈屈服了。但在他去世以前，他让其子亨利六世娶西西里的罗杰二世的女儿康斯坦丝。伦巴底联盟发现亨利的儿子是一位更恐怖的腓特烈。

腓特烈二世（1194—1250）

·被处以破门律的十字军

康斯坦丝在30岁时嫁给亨利，42岁生下其独子。因为害怕人们怀疑她的怀孕和婴孩的合法性，她在伊耶西市场立起一座帐篷，在众目睽睽下产下一个男孩，以后成为中世纪极盛时期最显赫的人物。在他的血脉中，混杂着意大利诺曼底王朝和日耳曼霍恩施陶芬王室的血液。

当他4岁时，在巴勒莫被加冕为西西里王（1198年）。其父前一年已死，其母在一年后而亡。她在遗嘱中恳求教皇英诺森三世负起对其子监护、教育及政治庇护之责，而酬之以一笔可观的金钱和西西里的摄政权，并重申其对西西里的宗主权。教皇欣然接受，并利用其职位结束了腓特烈的父亲所刚达成的西西里与日耳曼的结合。教皇有理由惧怕一个环绕着教皇国，并且实际上拘禁并支配着教皇国的帝国。英诺森三世教育腓特烈，却支持奥托四世取得日耳曼的宝座。腓特烈在不受重视中成长，有时甚至缺衣少食，巴勒莫一些具有怜悯心的公民常带些食物给这位无人照管的皇室遗孤。他可以在那些人种混杂的首都街道市场上自由游荡，随心所欲地结交朋友。他并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以其敏锐的心智，从其所见所闻中学习，以致后人对其知识的精深博大深感惊讶。就是在那段时期，他学习了阿拉伯文、希腊文及犹太人的典故。他渐渐熟悉各种不同的种族、服饰、风俗、信仰，但是他从未完全失去自幼养成的忍耐习惯。他曾涉猎许多史籍，喜爱马和狩猎，成为一位善骑者和剑击家。他短小而强壮，有一张俊美而慈祥的面貌，蓄着长而卷的红发，精明、笃实、自负。12岁时，他解除了英诺森的摄政而接管政事。14岁时成年。十五岁娶阿拉贡的康斯坦丝，准备重新获取帝国的王位。

命运支持他，但他需要付出代价，奥托四世违反了尊重教皇国主权的协定。英诺森将他处以破门律，并令帝国的贵族和主教们选年轻受他监护的腓特烈为皇帝，认为他“少年老成”，英诺森虽然如此突然地转向腓特烈，却未违背保护教皇国的目的。他支持腓特烈的条件是，要求腓特烈承认西西里继续向教皇纳贡效忠（1212年），防卫教皇国的不可侵犯，并使两西西里——诺曼底人的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岛——永远与帝国分离；要腓特烈住在日耳曼作皇帝，将西西里留给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亨利做西西里王，而由一位英诺森所指定的人摄政。尤有甚者，腓特烈必须限制自己，以维持在其领域内所有教士的权力，惩罚异端论者，并拿起十字架成为十字军。由于教皇资助其旅费和扈从，腓特烈进入了仍然由奥托的军队所占领的日耳曼。但奥托在布汶被“奥古斯都”菲利普打败，其抵御崩溃，腓特烈便于亚琛，在一次隆重的典礼中，被加冕为日耳曼皇帝（1215年）。在那里重申他的承诺，发动十字军。在早期得胜的狂热中，他赢得了许多亲王的推崇。有一段时期，他对日耳曼正像神所遣派的大卫王，从萨拉丁的继承者手中解救了大卫王的耶路撒冷。

但随即受到了拦阻。奥托的兄弟亨利，举兵罢黜腓特烈，新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同意这位年轻皇帝保留其帝位。腓特烈制服了亨利，但同时被卷入帝国的政治之中。很明显，他久已渴念故国意大利，在他的性格中具有南欧人的血性和热情，而日耳曼人令他厌烦。在他56年的生命中，仅有8年留在日耳曼。他把大量的封建势力授予男爵们，并颁给一些城市自治特许状，并将日耳曼的政事付托给科隆的恩杰尔伯特大主教和能干的条顿武士领袖萨尔扎的赫曼。腓特烈看似疏忽怠慢，但日耳曼仍在其统治的35年中，安享繁荣与和平。男爵和主教对此很感满意。为博他欢心，他们加冕他七岁的儿子亨利为“罗马王”（King of the Romans），即皇位的继承人（1220年）。同时，腓特烈自命为亨利的西西里摄政，后者仍留在日耳曼。这违反了英诺森的计划，但英诺森此时已去世。而洪诺留只有屈服，甚至在罗马替腓特烈加冕，因为他急欲腓特烈立即着手解救在埃及的十字军。但意大利南部的贵族与在两西西里的穆斯林掀起了一场革命，腓特烈辩称必须在冒险久离之前先恢复意大利国土的秩序。此时（1222年），其妻去世。洪诺留希望激励他实现誓言，便说服他娶失守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继承人伊萨贝拉，腓特烈应允（1225年），并把耶路撒冷王的称号加到西西里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上。与伦巴底诸城市的纷争再次阻缓了他。1227年，严酷的格列高利九世升登教皇宝座。腓特烈正热切地准备建立一支强大舰队，在布林迪西招募了4万十字军。然而在其军队中流行了可怕的黑死病，死亡数以千计，而逃亡者更多，皇帝本人及其首席将领图林根的路易也受感染，但腓特烈仍下令出航。路易病逝，而腓特烈病情恶化。他的医生们和高僧们建议他返回意大利。他接受建议，在波朱奥利（Pozzuoli）求医。教皇格列高利已经不耐烦了，拒绝听腓特烈密使的解释，而向世界宣布处这位皇帝以破门律。

7个月后，仍未获赦，腓特烈航行到巴勒斯坦（1228年），获悉他到达叙利亚，格列高利解除了腓特烈及其子亨利的臣属们的效忠誓约，并开始协商罢黜皇帝的事。腓特烈认为这些行动不啻是宣战，命在意大利的摄政侵入教皇国，而格列高利也派遣一支军队侵入西西里岛以为报复。僧侣间谣传腓特烈已死，不久西西里大部和南意大利将会落在教皇手中。教皇的两位圣方济各修会的代表紧随腓特烈之后到达阿卡，禁止基督徒各阶层中的任何人服从这位被处以破门律者。而穆斯林统帅卡米勒惊异于发现一个懂阿拉伯文并欣赏阿拉伯文学、科学、哲学的欧洲统治者，故与腓特烈缔结颇为有利的和约，促成腓特烈进入耶路撒冷成为不流血的征服者。没有一位教士愿为他加冕成为耶路撒冷王，他只好在圣墓教堂自己为自己加冕。恺撒里亚的主教下令停止耶路撒冷和阿卡的教权，称该城市和神殿因腓特烈的到来而被亵渎。一些圣殿骑士，获悉腓特烈计划参观约旦河附近著名的基督受浸遗址，于是秘密致书卡米勒，建议这是苏丹俘虏这位皇帝的机会。这位穆斯林统帅送了一封信给腓特烈。为解除对耶路撒冷停止教权的禁令，皇帝在第三天离开前往阿卡。在那里，当他走向他的船时，基督徒用恶言辱骂他。

到达布林迪西后，腓特烈组织了一支临时的军队，而且挥军重占那些曾经向教皇投降的城市。教皇的军队溃逃，各城市则开城门投降。只有索拉（Sora）抵抗，并且在围攻时屹立不屈。它终于被占领并付之一炬。到了教皇国的国境，腓特烈停下来，并致教皇一项恳求议和的和约。教皇同意了，签订了一项《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n Germano ）。破门律之惩罚撤销了，腓特烈暂时获致和平。

·世界奇观

腓特烈转而注意行政，在阿普利亚的福查的宫殿中，处理王国的各种问题。1231年，他访问日耳曼，以一道“支持诸亲王律令”来确认他与其子对贵族们的宗主权与特权。他愿意维持日耳曼的封建制度，倘若此举能使他和平地在意大利施展抱负。可能他已了解，布汶之役已结束了日耳曼在欧洲的霸权，而13世纪将是属于法兰西与意大利的世纪，因此对日耳曼的叛变与其子的自杀，未予以重视。

他运用专制的手腕，在西西里人种复杂的环境中，缔造了秩序与繁华，令人追忆起罗杰二世统治时代的辉煌。山区叛变的阿拉伯人被掳，移送到意大利，加以训练成雇佣兵，后来成为腓特烈军队中最可靠的士兵。当教皇看到基督教的皇帝率领着穆斯林攻打教皇国时，其愤怒是不难想象的。在法律上，巴勒莫仍旧是两西西里的首都，但其实际上的首都是福查。腓特烈热爱意大利甚于大多数的意大利人，而对于当意大利存在时，上帝还能为巴勒斯坦那么费心，实感惊异。他称其南部的王国为他眼中的苹果，是“洪水激流中的避风港，荆棘荒野中的乐园”。1223年，他开始在福查建立排列散漫的城堡宫殿。一个宫殿城市很快建立起来，环绕着他自己的宫殿而为其侍从们所居住。他邀请意大利境内的贵族担任其宫廷随侍，随政府职能的扩大进而治理政事。皮埃罗·德勒·维格涅（Piero delle Vigne），毕业于博洛尼亚法律学校，腓特烈任命他为国务大臣（logothete ），爱之如手足，甚至视同己出。在福查，也如70年后的巴黎一样，律师代替了教士掌理政务，在这最接近圣彼得教堂的国家，政府的世俗化终告完成。

腓特烈在动乱的时代长大，又学习东方的观念，他从未梦想国家的秩序不凭借君主的武力而得以维持。他确实相信，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人们将因犯罪、无知和战争而毁灭自己以致渐形贫困。正像“红胡子”腓特烈，他认为社会的秩序较人民的自由更具价值，并认为有能力维持秩序的统治者得尽享一切的荣华。他容许政府中有某种程度的公意代表存在：在两西西里的5个地点，一年集会两次，以处理当地问题、控诉及刑案等。在这些会议中，他不仅召集该地区的贵族与高僧，也包括每一大城选出的四个代表，及每一镇选出的两位代表。除此之外，腓特烈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他接受罗马市民法的基本原则且视其为合理——公民已将立法权力交给皇帝专有。1231年，主要通过维格涅的法律知识与主张，他在梅尔菲为两西西里颁布了一部法典，《梅尔菲宪法》（Liber Augustalis ），那是自查士丁尼以来第一次有系统编纂成的法律体系，也是法学史上最完整的法典之一。从某些方面看来，这是一部保守的法典，接受封建制度中所有的阶级差异，维持地主对农奴的权利。但就另外许多方面而言，它是一部进步的法典，剥夺了贵族的立法、司法及铸币的权力，而将这些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废止格斗裁判与神权裁判，设立国家检察官，对以往若无公民提出控诉即不予惩罚的犯罪行为，加以追查。他还谴责诉讼上的迟延，建议法官删减律师们冗长的辩护内容，并要求除假日外，国家法庭应每日开庭。

正如大多数中世纪的统治者，腓特烈很谨慎地管制国家经济。各种劳务和货品，都设定一个公道的价格；盐、铁、钢、大麻、焦油、染色布、丝等的制造，则由国家经营，并由阿拉伯阉人工头和女奴工在纺织工厂操作；国家拥有并经营屠宰场、公共浴室；设立标准农场，鼓励种植棉花及甘蔗；在野兽出没处垦荒辟林，筑路造桥，凿井以供饮水。对外贸易大部分由国家管理，并由国有的船只载运货物，这种船只水手几达三百人。内地通行税减至最低，而国家主要税收则来自进出口税。一如所有其他的政府，这个政府也是总有需钱之处，因此还有许多其他税收。无论如何，腓特烈时代有一种健全而公正的货币制度。

为了使这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更加庄严神圣，而不须依赖敌视他的基督教，腓特烈力图恢复罗马皇帝所有的威严与光荣。在他精致的硬币上，没有印上任何基督教字样或表征，只刻着“罗马帝国恺撒奥古斯丁”，反面是罗马鹰，周围环绕着他的名字弗雷德里克斯（Fridericus）；并告谕人们，皇帝就某个意义来说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法律就是神圣正义的法典，而且被指为是卢斯蒂提亚——几乎像是新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身位。急欲使自己在历史上和艺廊中置身于古罗马皇帝之列，腓特烈委托一个雕刻家为他雕刻石像。在沃尔特诺（Volturno）的一个桥头和在卡普阿的城门上，以古典的风格装饰着腓特烈及其侍从们的浮雕。但除了一个美女头像外，这些作品到今日都已不复存在。这一文艺复兴以前为复苏古典艺术所作的努力归于失败，被哥特式浪潮冲毁。

尽管他极力制造神性的气氛，将一切工业归国有，腓特烈发现在福查的宫内，还是能够享受各阶层的生活乐趣。有一支大部分由萨拉森人所组成的奴隶军队供他差遣，支配整个官制。由于他第二任妻子已死，他在1235年再婚，但英格兰的伊萨贝拉不能够了解他的心情与德行，当腓特烈和其他女人有染并生下一子时，她隐身而退。他的敌人指控他蓄妾，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指控他鸡奸。腓特烈解释，这些黑白仕女或少年是因他们精于歌唱、舞蹈技艺或其他皇室宫廷中传统的技艺表演而被征用。此外他还有一个巡回动物园，他常带着一些豹、山猫、狮子、猿、熊等旅行，这些动物由一些萨拉森奴隶用链子牵着。腓特烈甚好狩猎和以鹰猎鸟，搜集珍奇的鸟类，他还曾为其子曼弗雷德写了一篇令人钦佩而且很科学的有关训练鸷鹰捕猎术的文章。

除了狩猎外，他也很喜欢有涵养而高雅的谈话，喜欢心灵的交流甚于长枪比武。他是那个时期最有修养、最擅长辞令的，以其机智和应答的敏捷闻名，这位腓特烈就是自己的伏尔泰。他能说9种语言，写7种文字，用阿拉伯文和卡米勒通信，称卡米勒为仅次于其子的最亲密朋友。又用希腊文和他的女婿——希腊皇帝约翰·瓦塔泽斯（John Vatatzes）——通信，用拉丁文和西方世界通信。他的一些同伴，特别是皮埃罗·德勒·维格涅，将罗马古典文学翻成拉丁文形式，他们热切地探寻并效法古典文学的精神，几乎预示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来临。腓特烈自己是诗人，他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诗得到但丁的赞赏。普罗旺斯及伊斯兰教的情诗传入腓特烈的宫廷，这些诗都是由在那里工作的年轻贵族带来的。正像一些巴格达的统治者，腓特烈在处理公务之余或狩猎出征之后，也喜欢让一些漂亮的女人环绕着他，并让诗人歌颂他的丰功伟业及他身边的这群莺燕。

腓特烈步向暮年时，对科学与哲学更为重视，他尤其受到西西里伊斯兰教文化的鼓舞，自己曾博览许多阿拉伯文的重要著作，将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带到他的宫廷，酬以巨款，要他们将希腊和伊斯兰教的科学古籍翻译成拉丁文。他非常喜好数学，说服埃及苏丹将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家哈尼菲送给他，他与当时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莱昂纳多·菲布奥纳西也甚为亲密。他略受当时迷信的影响，研究占星术与炼金术，并诱使博学的迈克尔·司各特到宫中，向他求教玄学、化学、冶金学和哲学。他的好奇心是广泛的，提出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向宫中的学者质疑问难，也向远在埃及、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的学者发问求教。他拥有一个动物园，与其说是为了娱乐，不如说为了研究。他将饲养家禽、鸽子、马、骆驼及狗的经验组织整理起来。在他的法律中，所规定的禁止狩猎期就是以经谨慎小心地观察动物交尾期及饲育期所作的记录为根据。据说，阿普利亚的动物曾因此向他致谢。其立法中包括一项很开明的有关行医开业、动手术、卖药品的管制。他赞成解剖尸体，穆斯林医生对他解剖学的知识甚为惊异。从他要求一些穆斯林博学宿儒为他解决亚里士多德与阿弗洛迪西亚斯的亚历山大对世界永恒看法的矛盾之处，可以看出他哲学知识的广博。迈克尔·司各特说：“幸运的皇帝啊！我的确相信如果一个人可以因他的博学而免于一死，那这个人就是你。”

唯恐他四周学者的学问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消失，腓特烈于1224年在那不勒斯设立一所大学，那是中世纪大学不受教会约束的罕有的一个实例。他聘请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学者任教，酬以高薪，并设立奖学金以使清寒而优秀的学生得以就学。他禁止在其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的青年到别处受更高等的教育，并希望那不勒斯能很快地成立一所法律学校，与博洛尼亚竞争，以训练公共行政的人才。

腓特烈是否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在年轻时非常虔诚，可能一直到他发起十字军时还是保持基督教的基本信念。以后似乎是因和伊斯兰教领袖及思想家亲密的交往而使其基督教信仰中断。他被伊斯兰教的知识所吸引，认为那比当时的基督教思想和知识高出甚多。在弗留利（Friuli）的日耳曼联邦议会（1232年）中，他很亲切地接待一个伊斯兰教的代表团，其后，又当着主教和亲王们之面，参加这些穆斯林的宴席，庆祝伊斯兰教节日。马太巴利斯报道称：“他的对手们说，他对摩诃末法律的遵守与信仰甚于对耶稣基督的法律和信仰……他对穆斯林比对基督徒更为友善。”曾有一则被格列高利九世相信的谣言指控他说：“三个魔法师如此狡猾地诱使当代人跟从他们，以便能获得世界的统治权。这三人是摩西、耶稣和摩诃末。”整个欧洲对这一亵渎上帝之言议论纷纷。腓特烈否认这一指控，但在他临终垂危之际这一指控更助长舆论对他的谴责。毫无疑问，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对世界的创造、个人永生、童女生子及其他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发生怀疑。在弃绝神裁判法时，他问道：“一个人怎能相信炙红烙铁之热，未有充分的理由，而能变为冷却，或因良心的麻木，而使水拒绝吞浸被控者？”在他整个统治期间，他建立了一所基督教教堂。

在一定限度内，他给予其王国内各种不同信仰崇拜的自由。希腊正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都被允许平安无事地举行其宗教礼拜，但（有一个例外）异教徒不能在大学里任教，也不能任官职。穆斯林和犹太人必须穿着他们的服装，以便与基督徒有所区别。而伊斯兰教统治者在他们的统治地向基督徒与犹太人征收的人头税，在此也向穆斯林和犹太人征收，以代替服兵役。依照腓特烈的法律，由基督教改宗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将受严厉的惩罚。但1235年，当福查的犹太人被控在仪式中谋杀（在逾越节时杀死一个基督徒小孩，并取他的血），腓特烈竟袒护他们，谴责这种故事为一个残忍的传说。

在他理性的统治中，最反常之事是对异端的迫害。腓特烈不允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即便对大学里的教授们也是如此。思想、言论自由只是他及其友人的特权。就像大部分的统治者，他承认宗教对社会秩序的必要性，而不让其被他的臣仆破坏。此外，压制异端能使他更易于与教皇维持暂时的和平。当13世纪一些其他的君主迟疑不决是否与宗教裁判所合作时，腓特烈却给予全力的支持，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教皇与其最大的敌人能达成一致。

·帝国与教皇的对抗

当腓特烈在福查的统治不断发展时，其长远的目标越来越明显，即在整个意大利确立其统治，统一意大利与日耳曼，恢复旧日的罗马帝国，可能再度使罗马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教首都。1226年，他邀请意大利的贵族和各城邦在克雷莫纳召开联邦议会。他接着邀请了斯帕拉托公国和教皇国，并且使他的军队通过教皇的领土而表明了他的意图。教皇禁止斯帕拉托的贵族们前往参加会议。伦巴底各城市怀疑腓特烈要将帝国对他们名义上的统治变为实际上的统治，也拒绝派遣代表，而组织第二个伦巴底联盟，包括米兰、都灵、布雷西亚、曼图亚、博洛尼亚、维琴察、维罗纳、帕多瓦及特拉维索，成立25年的攻守同盟。帝国会议未能召开。

1234年，腓特烈的儿子亨利起而反抗其父，与伦巴底联盟联合。腓特烈自己由南意大利仅带足够的现金到沃姆斯去，未带任何军队，当听到他来到的消息，或收到他的金子后，叛军便瓦解崩溃。亨利被系囹圄达7年之久，当他被移到另一地方监禁时，他骑着马坠崖而死。腓特烈前往美因茨，并在那里主持联邦议会，说服许多与会贵族参加他的行列，以恢复帝国在伦巴底的权力。由于得到这一助力，他在科特努奥瓦击败伦巴底联盟的军队（1237年），除了米兰和布雷西亚外，所有的城市都投降了。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但腓特烈统一的梦想无法与意大利人对自由的热爱相调和。

这时，格列高利虽已年届90岁且多病，但仍决定与伦巴底联盟共患难，而将整个教皇的世俗权力作为这次战争的赌注。他对伦巴底各城市并无偏好，也像腓特烈一样，认为他们的自由将导致混乱与不和，他也知道他们护庇公开反对教会的财富与世俗权力的异端分子。而在此刻，被围困的米兰城中，异端分子正亵渎祭坛，推倒十字架。但如果腓特烈征服了这些城市，教皇国将被一个在基督教及教会的敌人统治下的帝国吞噬。1238年，格列高利说服威尼斯与热那亚加入联盟，以对腓特烈作战。在一篇强有力的通谕中，教皇指控皇帝是无神论者、亵渎神、专制及企图摧毁教会权威。1239年，教皇将皇帝处以破门律，命令每一位罗马天主教高僧宣布他的不法，并解除其臣民对皇帝效忠的誓言。腓特烈在致欧洲各国国王的一封传阅信函中，驳斥其为无神论者的指控，并控告教皇企图摧毁帝国，而诱使所有国王向教皇国屈从。于是，帝国与教皇国最后一次斗争开始。

欧洲的国王们同情腓特烈，却甚少给予协助。日耳曼和意大利的贵族站在他那边，希望能使城邦恢复对封建地主的服从。在城市中，中下阶级大致站在教皇那边，旧日耳曼的保皇党和教皇党再度复现，甚至在罗马也有这种分裂，在那里有许多腓特烈的支持者。当他以恺撒第二的姿态，率一小股军队向罗马进发，沿途各城市一一开启城门投降。格列高利预知将被掳，领着一列哀伤的教士通过都城。老教皇的勇气与羸弱感动了罗马人的心，许多人拿起武器来保护他。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腓特烈绕过罗马，在福查过冬。

他说服日耳曼亲王们加冕他的儿子康拉德为罗马王（1237年），令他那能干但残忍的女婿罗曼诺（Ezzelino da Romano）统治维琴察、帕多瓦、特拉维索，而将其他归服的城市交给他最宠爱的儿子恩齐奥。恩齐奥“论面貌、体格，均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俊美倨傲，欢愉，作战勇敢，诗文也有成就。1240年春，皇帝夺下拉韦纳和法恩扎（Faenza）两城；1241年，摧毁了本尼凡托，后者或为教皇国军队的集中地。他的舰队拦截了一支热那亚舰队，该舰队正护送一群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的大主教、主教、高僧和传教士到罗马。腓特烈将他们监禁在阿普利亚作为谈判的人质。他很快释放了法兰西人，但仍长期地拘留其余的人。他们有些死于狱中，而使惯于认为神职人员不可侵犯的欧洲震惊。其后有许多人相信腓特烈就是许多年前弗洛拉的术士约阿希姆所预言的“敌基督者”（Antichrist）。腓特烈提出，如果格列高利愿缔定和平条约，他就释放那些教士。但年老的教皇仍然坚持立场至死（1241年）。

英诺森四世容易妥协。在圣路易的怂恿下，他同意了和平的条件（1244年），但伦巴底各城拒绝批准该协定，并提醒英诺森，格列高利曾保证教皇国不单独媾和。英诺森秘密地离开罗马，逃到里昂。腓特烈再度燃起战火，至此似乎没有一支武力能阻止他征服兼并教皇国及在罗马确立其统治权。英诺森召集教会的高僧到里昂开会，会议重申将皇帝处以破门律，并称他对其宗主教皇是不道德、不虔敬、不忠诚的臣属（1245年）。在教皇的怂恿下，一群日耳曼贵族和主教选出亨利·拉斯佩来与皇帝对抗。亨利·拉斯佩死后，他们再选荷兰的威廉继承他。对所有支持腓特烈的人一律处以破门律，而对腓特烈效忠地区的教权一律停止；并以一支十字军征讨他和恩齐奥，而那些曾举十字标志解放巴勒斯坦的人，只要参加对抗这位不虔敬的皇帝，便能享受十字军的所有特权。

在一片怨恨与复仇声中，腓特烈索性采取破釜沉舟的政策，他发出一道《改革宣言》（“Reform Manifesto”），谴责教士“为世界所奴役，恣意放肆，不断地搜括财富，而其虔敬之心却逐渐消失”。在两西西里，他没收教会的财产来支持其战争。当阿普利亚某个市镇阴谋俘虏他时，他将叛党的领袖们弄瞎，切断手足，然后予以杀害。因收到其子康拉德的求援，他向日耳曼进发，在都灵得悉帕尔马城已推翻他的卫戍部队，恩齐奥陷于危险当中，而整个北意大利，甚至西西里，均已叛变。他逐城地平定叛乱，而从每一个城市带走人质，这些城市再叛变时，则将这些人质乱刀砍死。在犯人中若发现有教皇的信差，则砍掉他的手足。

在围攻帕尔马城期间，腓特烈对毫无进展颇不耐烦，便和恩齐奥及50名武士到附近的沼泽地带猎捕水鸟。当他们离开时，帕尔马的男男女女奋不顾身地突围而出，倾覆了群龙无首、毫无秩序的军队，并且掳获皇帝的财宝、嫔妃及巡回动物园。腓特烈加重征税，募集新军，重新奋斗。当他得悉自己所亲信的国务大臣皮埃罗·德勒·维格涅正阴谋背叛，腓特烈将他逮捕并弄瞎了他。皮埃罗用头撞击监狱的墙，至死方休（1249年）。同一年，消息传来，说恩齐奥在拉·福萨尔塔（La Fossalta）一役中为博洛尼亚人所掳。大约同时，腓特烈的医生企图毒杀他，在短短时间内，接连而至的这些打击，使腓特烈元气顿丧。他退隐到阿普利亚，不再参加战争。1250年，他的将军们赢得几场胜仗，整个情势似乎又有转变。圣路易在埃及被穆斯林所执，向教皇英诺森四世提出停战要求，以便使腓特烈能援助十字军。虽然希望复现，身体却已衰退了。“痢疾”，这个屡挫中古诸王锐气的司报应者，使这位高傲的皇帝病倒了。他要求赦罪，终获宽恕。这位自由思想者穿上僧侣的长袍，于1250年12月13日死于弗奥伦提诺。人们私下窃论，谓其灵魂被魔鬼带着，经过意大利北部埃特纳火山（Etna）坑，进入地狱。

他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其所建立的帝国很快崩溃了，紧跟着而来的是较他来时更大的混乱。他努力达成的统一消失了，日耳曼也分裂了。而意大利的城市追求自由与创造力，因为混乱，最后造成一个一个公爵及佣兵队长的专政，这些人几乎不知道何为自由，承袭了腓特烈败坏的德行、学术上的自由风气及对文学艺术的奖励。文艺复兴时代专制君主们刚健狂妄的才智表现，正是腓特烈个性与思想的反映，却没有他所具有的优雅与风度。在腓特烈的思想和宫廷里，古籍代替了《圣经》，理性代替了信仰，自然代替了上帝。在经过一段正统学说之后，它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腓特烈是文艺复兴时代前一世纪的“文艺复兴者”（Man of Renaissance）。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Prince ）中，虽然一再提及恺撒·博尔贾（Caesar Borgia），但实际上是腓特烈预先促成其思想体系的成形。在尼采的心目中有俾斯麦和拿破仑，但他承认腓特烈的影响力，他称腓特烈为“据我的评断，欧洲第一等的人才”。其后代为其德行所震惊，为其心智所迷惑，不明底蕴地赞赏他伟大的帝国异象，一再引用马太巴利斯的话“世界上最奇妙的改造者及不世出的奇才”来形容他。

意大利的瓦解

腓特烈的遗嘱中，将其帝国传给其子康拉德四世，并任命其私生子辅佐治理意大利。而反对曼弗雷德的革命在意大利到处发生，那不勒斯、斯帕拉托、安科纳、佛罗伦萨等则向教皇的使节屈服，英诺森四世喊着说：“让天地同欢！”战胜的教皇返回意大利，使那不勒斯成为其军事总部，将两西西里并入教皇国，而且计划对北意大利城镇取得较不直接的宗主权。但这些城市在和教皇同唱《赞美天主歌》（Te Deum ）时，便决心像对抗皇帝一样地来对抗主教，以维护其独立。同时，埃泽利诺与乌贝托·帕拉维奇诺占据一些对康拉德效忠的城市。他们都不尊敬宗教，在他们的统治下，异端流行。当时整个北意大利有落入教会手中的危险。突然，年轻的康拉德率领一支新兴的日耳曼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来，再度征服那些离心的城市，并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两西西里。康拉德死后（1254年5月），曼弗雷德挑起帝国的军事重任，并在福查附近打败教皇的军队（12月2日）。当战败的消息传来时，教皇英诺森正卧病在榻，在绝望中去世（12月7日），口中仍念念有词：“主啊，由于他的不义，你使人类趋于败坏。”

之后又是一个极为混乱的局面。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组织一支十字军对抗埃泽利诺，这位专制君王受伤并被俘，他拒绝医师和教士的探视，拒绝进食，结果死于自我绝食，至死不悔悟，不向教士忏悔求赦罪（1259年）。其兄弟阿尔贝里戈，像他一样残暴罪恶，也一起被俘，并被迫目睹其家族刑讯。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一样，变得极为野蛮，除了那位欢愉动人的私生子曼弗雷德。由于在蒙塔佩托（Montaperto）再次击败教皇的军队（1260年），他又做了6年的南意大利霸主。他有空暇狩猎、歌唱、写诗，并像但丁所说，“能弹弦乐器，举世无伦比”。教皇乌尔班四世对能在意大利找到一个钳制曼弗雷德的人已不存希望了，认为教皇国必须依赖法兰西的保护，故诉诸路易九世，请他接受两西西里为其领地。路易拒绝，但允其弟安茹的查理自乌尔班处取得“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王国”（1264年）。查理率领3万法军通过意大利，击败寡不敌众的曼弗雷德军队。曼弗雷德跃入敌军之中，较其父死得更光彩一些。翌年，康拉德年仅15岁的儿子康拉丁从日耳曼向查理挑战，但在塔格利亚科佐被击败，并于1268年在那不勒斯广场中，在众目之下被斩首。4年后，长期被拘禁的恩齐奥也去世。至此，霍恩施陶芬王朝很凄惨地完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也成为象征性的阴魂，欧洲的领导权落到法兰西手中。

查理在那不勒斯定都，在两西西里王国建立起法兰西式的贵族和文官制度，安置军队、僧侣及教士，进行无礼专制的统治与征税，使该地区渴望再出现一个腓特烈式的人物，并使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对教皇国的获胜懊悔不已。1282年复活节，当查理正准备率领其舰队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巴勒莫人民因法兰西军人娶西西里女郎，其无耻亲密状，令他们无法克制积压于内心的愤恨，故揭竿而起，杀尽城中每一个法兰西人。他们对法兰西人所累积的仇恨之深，可以从他们野蛮的行为中看出。其他城市响应巴勒莫的领导，在西西里的3000名法兰西人被集体屠杀，这就是有名的“西西里晚祷惨案”（Sicilian Vespers）。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其发生在晚间祈祷的时刻。在该岛上的法兰西教士也未获恕宥。教堂和修道院被原本虔敬的西西里人侵入，僧侣、教士同遭斩杀，并未因其是神职人员而幸免。安茹的查理发誓，要作“千年”的复仇，并誓称将毁西西里为“一片枯萎、贫瘠、无人居的荒岩”。教皇马丁四世将那些叛徒处以破门律，并宣布组织十字军征讨西西里。由于无法防卫自己，西西里人将该岛献给阿拉贡的佩德罗三世，佩德罗带着一支军队和舰队而来，建立了阿拉贡王朝，统治西西里（1282年）。查理殚精竭虑欲重新夺回该岛，但其舰队被歼灭。他在福查力竭抑郁而亡（1285年）。其继承人经过17年的努力奋斗，仍徒劳无功，最后只能满足于那不勒斯王国。

罗马以北的意大利城市操纵、利用帝国来反对教皇国，以维持自由。在米兰，德拉·托雷（Delia Torre）家族贤明地统治达20年。1277年，奥托·维斯孔蒂所领导的一贵族联盟取得政权，米兰被有能的寡头政府统治达170年之久。托斯卡纳——包括亚勒索、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及卢卡——曾由女伯爵玛蒂尔达遗赠给教皇国（1107年），但此种理论上的归教皇国所有，并不干涉该城市自治或自觅君王的权利。

正如托斯卡纳的许多城镇，锡耶纳也有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可追溯到伊特鲁里亚人的时代。该镇在野蛮人入侵时被毁，但在8世纪，因为成为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朝圣及贸易路线的中站，而恢复其繁荣。我们听说1192年该处即有商人同业公会存在，然后有工匠同业合会，再有银行家。1209年成立的“布昂西格诺里之家（Buonsignori）”成为欧洲居领导地位的商业及财政机构之一。其分支机构遍布四处，它贷巨款给商人、城市、国王和教皇。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争夺联结两城镇的弗朗塞萨（Francesa）通道的控制权。1207年至1270年，它们间歇性地交战，相互消耗对方。当佛罗伦萨支持教皇对抗日耳曼帝国时，锡耶纳则支持皇帝反对教皇。曼弗雷德在蒙塔佩托的胜利（1260年）主要归功于锡耶纳战胜佛罗伦萨。锡耶纳人虽然对抗教皇，他们仍将其胜利归诸其守护神圣母玛利亚。他们以锡耶纳作为圣母的封地，在其钱币上刻着西维塔斯·菲尔吉尼斯（Civitas Firginis ）的字样，并将该市的锁钥放在他们尊奉圣母的大教堂内圣母脚边，每年圣母升天日他们总是以庄严而轰动的仪式来庆祝。在节日来临的前夕，18岁至70岁的市民，每人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排成队伍，按着各自教区的顺序，跟随在神父和市长的后面，向其教区中的首要教堂进发，并重申他们对圣母忠诚的誓言。就在当天，还有另一支队伍来到。被征服或臣属的城市、村落及僧院的代表们携带着礼物，也向教堂进发，并向锡耶纳自治市及其女皇重申效忠誓约。在该市的广场上，举办一个盛大的市集。从数以百计城市而来的货物在此地出售。卖艺者、歌唱者及其他音乐家也在此地表演。而供人赌博的摊子里人数之多，仅次于圣母玛利亚圣坛前的人数。

1260至1360年是锡耶纳市的极盛时期。在这个世纪中，它建立了大教堂、极大的公共广场及可爱的钟楼。1266年，尼科洛·皮萨诺（Niccolo Pisano）为教区内首要教堂雕刻了一华丽的喷泉。1311年，杜西欧（Duccio di Buoninsegna）则用几幅构成文艺复兴早期作品的画来装饰锡耶纳的教堂。但这一骄傲城市的建设远超过其财政负担能力，蒙塔佩托大捷给锡耶纳带来致命的影响。战败的教皇对该镇下了一道停止教权令，禁止货物进入该镇，或向该镇偿债，引起许多锡耶纳的银行倒闭。1270年，安茹的查理将此备受折磨的城市并入教皇联盟。从此，锡耶纳一直被其北方残忍的敌对者控制。

佛罗伦萨的崛起（1095—1308）

佛罗伦萨是因该地的花而得名。公元前2世纪，成为亚诺河上的一个贸易站，亚诺河在该处与慕格诺里（Mugnone）河交会。该贸易站在蛮族入侵时被毁，并于8世纪再度恢复，其时它成为连接法兰西与罗马的弗朗塞萨大道的交会路口。由于接近地中海，其海上贸易更为发达。佛罗伦萨拥有庞大的商船团，其从亚洲带来丝与染料，从英格兰和西班牙带来羊毛，并将织好的布销往半个世界。由于一种高度保密的技术，佛罗伦萨的染工能将丝或羊毛染成极美的颜色，连颇精此道的东方人都不及。最大的毛纺同业公会德拉拉娜（Arte della Lana）和卡利玛拉（Arte de’Calimala）因其是陈列商品的中心而得名，该中心为一“邪恶之巷”（Wicked Lane），以往是娼妓出没的场所。他们进口原料，将其加工制成成品而获厚利。这种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小型工厂内完成的，有些是在城市或乡村的家庭里。商人供给原料，并按件计酬地收购成品，家庭工业——特别是妇女——的竞争使工厂工资偏低，织工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要求提高工资，或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他们也被禁止离境。为维持更高的纪律，雇主说服主教发出主教书简，每年在讲坛宣读4次，以教会的制裁甚至破门律的惩罚，来威胁那些一再浪费羊毛的工人。

这些工业与贸易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银行家很快与商人争夺对佛罗伦萨人生活的控制权。由于逾期不偿付而扣押抵押品，这些银行家取得大宗的地产。对抵押给他们的教会财产行财务上的控制，使他们成为教皇不可或缺者。13世纪，他们几乎垄断了教皇在意大利的财务。在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中，佛罗伦萨之所以与教皇订有广泛的同盟，部分是因为这种财务上的联结，部分是唯恐帝国或贵族侵犯其城市及商务的自由，因此银行家成为佛罗伦萨教皇党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贷款14.8万利维尔给教皇乌尔班四世，以支持安茹的查理侵入意大利。当查理占领那不勒斯时，允许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在新王国铸币课税，垄断甲胄、丝、蜡、油、谷物等贸易，及武器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作为偿债的担保。如果我们相信但丁所言，这些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不是文雅的市场操纵者，而是卑劣贪婪的金钱掠夺者。他们借着采取抵押品赎取权的取消，聚敛财富，并对其贷出的款项索取极不合理的利息，就像但丁《神曲》中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父亲佛尔哥·波尔提纳里（Folco Portinari）。他们将此种行为施展到很广大的区域。约1277年，我们发现佛罗伦萨的两家银行布鲁内莱斯基家族及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控制尼姆市的财政。佛罗伦萨的“弗兰泽西之家（Franzesi）”在财务上支援菲利普四世的战争和阴谋，并在他的统治下，意大利银行家控制法兰西财政直到17世纪。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向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借20万金币。这一贷款是具冒险性的，使佛罗伦萨的经济生活受遥远与显然无关的事件影响。由于许多政治性投资和政府的拖债，再加上博尼费斯八世的崩溃及教皇国移到阿维尼翁（1307年），意大利一连串的银行倒闭，普遍性的萧条加剧了阶级斗争。

佛罗伦萨的尘俗生活分成三个阶级：一为小市民（popolo minuto），包括店铺老板和工匠；二为“肥仔”（popolo grasso），包括雇主和商人；三为贵族。工匠组成小同业公会（arti minori），而在政治上大多被充斥于大同业公会（arti maggiori）的雇主、商人、金融家等操纵。为了争取对政府的控制，有一段时期这些小市民和“肥仔”联合组织市民党对抗贵族，贵族们要求在城市中课征古代的封建税，最先支持皇帝，后来支持教皇来反对城市的自由。这些市民组织一个民兵团，凡居住在城里的壮丁都必须服役学习战技。由于这种充分的准备，他们得以攻占贵族们在乡下的城堡，强迫贵族迁到城内居住，遵行市民法。由于保有在乡下的田赋地租，这些贵族仍然很富有，并在城内建立宫殿式的城堡，拥有党徒，彼此在街上械斗，竞相观看哪一集团能推翻佛罗伦萨有限的民主制度，以建立贵族政体。1247年，乌贝尔蒂集团率领保皇党革命，为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亲腓特烈的政府，市民党很英勇地抵抗，但仍为一支日耳曼武士的分遣部队所摧毁，至此，佛罗伦萨的民主崩溃瓦解。其领导者教皇党人逃离城市，其家园被夷为平地，作为对100年前他们摧毁封建城堡的报复。自此以后，每次阶级及集团之间的战争结束后，胜利者总是将战败者的领袖驱逐出境，并没收或摧毁其产业。得到一支日耳曼军队的支持，保皇党贵族统治该市3年。但当腓特烈死后，中下阶级的教皇党夺取了政权（1250年），并任命一个人民的卡皮塔诺，来钳制波代斯塔，就如同古代保民官得以牵制罗马执政官一样。被驱逐出境的教皇党成员又被召回来，而获胜的小资产阶级发动对比萨与锡耶纳的战争，争取对由佛罗伦萨到大海及到罗马的商业控制权，借此巩固其内部的功业。这些更有钱的商人变成一个新贵族阶级，并企图使政权永久由其掌握。

佛罗伦萨在蒙塔佩托被曼弗雷德击败，造成第二次教皇党领袖的逃散。其后6年，佛罗伦萨被曼弗雷德的代表统治。1268年，帝国崩溃，教皇党人再度取得权力，但名义上臣服于安茹的查理。为了控制查理所任命的波代斯塔，他们成立一个“十二长老”（anziani ）的组织，以向此官员“进谏”，并设立一个“百人会议”，“未经其同意，任何重要措施或经费的支出均不得进行”。利用查理专注于西西里晚祷惨案，小资产阶级在1282年顺利完成了一次政体的改变，由较大的同业公会中选出6个工头，组织“技术院”（Priory of the Arts ），成为市政府中实际的统治机构。经过种种的变动，波代斯塔仍然存在，但权力逐渐被夺去，而商人及银行家的地位变得最高。

被击败的旧贵族在英俊傲慢的科尔索·多纳蒂（Corso Donati）的领导下，重新组织起来，为一不可解的原因，命名为“黑党”（Neri ）。而由切基（Cerchi）家族领导的银行家及商人等新贵，则称“白党”（Bianchi ）。由于不希望从摇摇欲坠的帝国获得援助，那些旧贵族转向教皇求援，以摆脱胜利的小资产阶级。多纳蒂经由他在罗马的代办计划与博尼费斯八世合作，夺取佛罗伦萨的控制权。但托斯卡纳集团渗入教皇国，除非博尼费斯能在托斯卡纳市政府中获得决定性的声势，否则没有希望恢复该地的秩序。一个佛罗伦萨的律师获悉这些谈判，于是控诉多纳蒂在罗马的三个代表背叛佛罗伦萨。“技术院”将这三人予以判刑（1300年4月），教皇因此威胁要将控诉者处以破门律。多纳蒂集团的一群武装贵族攻击同业公会中的某些官员，而“技术院”（但丁也是其成员）蔑视教皇放逐了几位贵族（1300年6月），博尼费斯要求华洛亚的查理进军意大利，以抑制佛罗伦萨，并自阿拉贡手中重新夺回西西里。

查理在1301年11月到达佛罗伦萨，并宣布他来只是要建立秩序与和平。但不久之后，科尔索·多纳蒂带着一支武装部队进入该市，掠夺那些放逐他的“技术院”官员的家，打开监狱，不仅释放了他的朋友，也放走其他想跑的人。因此引发了暴动，贵族与罪犯一起抢劫、绑架、杀人，仓库被打开，女继承人被迫嫁给即刻追求她的人，父亲被迫签字给予丰厚的嫁妆。最后科尔索赶走“技术院”的官员和波代斯塔，而由“黑党”重新选一个新的“技术院”，该院一切举措听命于“黑党”领袖，科尔索成为佛罗伦萨英勇的独裁者达七年之久。被免职务的“技术院”官员和波代斯塔被审，判刑，而遭放逐。但丁也不能免，同遭放逐（1302年）。395个“白党”党人被判死刑，但其中大多数人被允许流亡到国外。瓦洛王朝的查理很光彩地接受这些事实以及2.4万弗罗林的赔款，离开往南部去了。1304年，毫无拘束的“黑党”放火烧毁其敌人的家园，共有1400栋房舍被毁，使佛罗伦萨的中心地区尽成灰烬。后来“黑党”分裂成几个新党，各集团以暴力相争，而科尔索·多纳蒂在其中一次冲突中被刺身亡（1308年）。

在教皇与皇帝、教皇党与保皇党、黑党与白党的冲突中，意大利因勤奋工作的农夫而能维持不坠。意大利的田野是被艺术与工业所耕耘，部分用来生产供食用之物，部分用来美化视野。小丘、峭壁及山脉均按其地形耕成梯田，开辟成葡萄园、水果园及坚果园，或种橄榄树，而都用墙将它圈起来，以免侵蚀，并保存可贵的雨水。在城市里，100多种工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人，而使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争辩、投票、打架、斗剑。商人与银行家也并非全是残酷无情的人，也因为他们追求利润的狂热，方使城市繁荣成长。科尔索·多纳蒂、圭多·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肯·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 Grande della Scala）等贵族，虽常诉诸刀剑以取利，但也是相当有文学修养的人。在这个精神昂扬的社会里，女人自由活动着。对她们而言，爱情既非抒情诗人的那种口头吟唱，也非流汗农人那种痛苦模样，更非武士向小气女神的献殷勤，而是一种豪爽而又热烈的放浪，迅速地导致尽情的放纵与仓促的母爱。在此种激动纷扰之中，到处可见教师们以极大的耐心，用尽办法教化顽抗的青年；妓女们缓和了男人的各种幻想；诗人将其未能如愿的欲望升华而成诗文；艺术家饥渴般地寻求完美；神父操纵政治，并抚慰孤寡贫困者；哲学家苦心研究，希望从纷乱中寻出真理。在这个社会中，有一股冲击力，一种刺激与竞争，使人们的才智更敏锐，言词更犀利，促成他们潜能的发挥，而诱使他们不惜自身的毁灭，为文艺复兴清除道路，铺设台阶。历经种种痛苦与流血，方使伟大的“再生”运动降临。

第三部
基督教巅峰的文明

《威尔顿的双联画》将忠于自然细节的写实主义同矫揉造作的富丽堂皇糅合在一起，是哥特式绘画的典型代表。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
（1095—1294）

大众的信仰

就许多方面而言，宗教是人类最有趣的行为方式之一，因为它是人类生命的最终诠释，也是对抗死亡的唯一利器。在中世纪历史上，没有一样东西比宗教更普遍、更万能。生活于舒适与富裕中的人们，很难体会在混乱与贫困中孕育出的中古信仰。但当我们思索中世纪基督徒、穆斯林及犹太人的迷信、天敌、偶像崇拜及轻信时，也该像思索他们所遭遇的困苦、贫穷与悲痛一样地寄予同情。成千的男女从这“淫欲罪恶的世界”逃避至修道院和修女院，这并非说明他们的怯懦，而是暗指中古生活极端的混乱、不安与暴戾。显然地，唯有凭借人类超自然制裁的道德律，才能控制人类野蛮的行动。而最重要的，世界需要一种教义，它能使人产生盼望以平衡其苦难，给予人慰藉以缓和其伤恸，以如诗般的信仰来补偿平凡乏味的辛劳，以永恒的观念消除人生短暂之叹，赋予一出宇宙性的戏剧，否则这只是一幕幕生灵、生物及万物相继跌落于无可避免的灭亡中，毫无意义且令人难以忍受的戏剧。

基督教为了迎合这些需要，找出了一套博大而庄严的观念：天地的创造与人类的罪性；童女圣母与受难的神；不死的灵魂注定面临“最后的审判”，或被咒跌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或透过教会的圣礼，领受救世主代死的恩典，而蒙拯救，承受永福。就在这包罗万象的远景中，大部分的基督徒受到鼓舞，并寻得了他们的意义。中世纪信仰最大的恩赐，即予人以信心，让他们相信正义终必伸张，而恶虽一时得逞，终将为善的取胜所净化。

“最后的审判”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在最后审判之前，必有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来到。这一信念虽会令使徒们失望，1000年之期已过，历经四十世代的恐惧与盼望，犹然存在，它变得不如往昔生动与普遍，却未见消失。1271年，罗杰·培根曾说道：“‘智慧人’认为世界的末日近了。每一次大传染病或灾难发生，每一回的地震或彗星出现，或其他异常事件，都被视为世界末日的先兆，但即使这世界继续下去，死者的灵魂与肉体仍将立刻复活，以面临他们的‘最后的审判’。”早期基督教理论，“所有死者的审判将延迟至世界末日来临之时”，现已被“每个人死后，立即接受审判”之说取代。

人们对天堂的憧憬是含糊的，对地狱的恐惧则是真切的。中古基督教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宗教具有更温和的教义，但天主教犹如早期的基督新教，其神学理论与证道词中，多强调地狱的恐怖。依照威廉·布斯将军所著有关其救世军的宣教法：“没有比恐怖的事物更能震撼人心者，人们必须有地狱之火闪耀于其面前，否则不为所动。”对这个时代而言，基督并非“柔和温驯的耶稣”，而是对每种重大过犯严厉的报复者，几乎所有教会都显示一些代表“审判者”耶稣的象征物，许多教会有“最后的审判”的图书，这些书中对被诅咒之人所受痛苦的描绘，更甚于对得救者享天福的描绘。据说圣美多迪乌以宫廷壁上的一幅地狱图而改变了保加利亚王鲍里斯的信仰。许多术士声称见过地狱的景象，并对其地理位置和恐惧情状刻意描述。12世纪，一名叫滕达勒（Tundale）的僧人，极尽详细之能事地加以描绘，他说：在地狱的中央，恶魔被红热的铁链捆绑在焙器（铁格架）上，他因剧痛而尖号嘶吼不已，他双手未被捆绑，伸出抓住被定罪者，他的牙齿像嚼葡萄似的将他们嚼碎；一口气将他们咽至他燃烧的喉咙，小恶魔，用铁钩将被咒者的身体轮流投入火及冰水中，或将他们的舌头钩住悬挂起来，或用锯刀将他们切成薄片，或将他们置于铁砧上，敲打成扁片状，或烹煮之，或用一块布将他们滤过。并于水中混入硫黄，发出可厌的恶臭，以增添被诅咒者的苦楚，但火不发光，使可怖的黑暗遮掩住无以数计各种不同的苦刑。教会本身并未正式指出地狱的位置，或对地狱正式加以描述，但对像奥利金等人怀疑地狱中物质火的真实性感到不悦，阿奎那坚持“那折磨被定罪者的火是具体有形的”，并指出地狱位于“地球最底下的部分”。

在中世纪一般人的想象中，或对像格列高利一世那类人而言，魔鬼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活生生的有血肉的实体，漫游各处，施展诱惑，制造所有的罪恶。通常用少许的圣水或十字的记号即能将之驱走，留下一股燃烧硫黄的恶臭。他是女人的钦慕者，利用她们的微笑与妩媚为饵来引诱其受害者，并且有时也赢得她们的垂青——假如妇女本身的话可信。一个在图卢兹的女人承认，她经常和撒旦同寝。她在53岁时，曾因此生下一个狼头蛇尾的怪物。魔鬼有一大批小鬼，盘旋在每一个灵魂四围，诱使其趋向罪恶之渊。他们“梦魇般”地与无忧无虑或孤独寂寞或圣洁的女人在一起。有一名叫理查尔姆（Richalm）的教士形容他们：“充斥在整个世界，整个大气层不过是厚厚的一堆魔鬼，经常在各处守候我们……我们之中若有任何人还能活着，那实在是奇异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哲学家，都相信有许多魔鬼存在，但有一种幽默感尚能中和这种邪说，即大多数壮汉认为这些小鬼仅是胡闹的恶作剧者，而非恐怖之物。他们相信，这些小鬼会闯进我们的对话中，可闻而不可见，他们会在人们的衣服上穿上小洞，并向行人投掷秽物。一个疲倦的小鬼会坐在莴苣头上，一不小心而被修女吃下去。

更足以令人警惕的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之说（《马太福音》22∶14）。不论是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正统派神学家均认为，大多数的人类将进入地狱。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按字面解释基督所言：“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圣奥古斯丁勉强地下一结论说，婴孩在受浸之前去世将进入地狱。圣安塞姆认为，未受浸的婴儿（因亚当与夏娃的犯罪而有原罪）被定罪之说，并不比奴隶生而为奴隶之说（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更不合理。教会为了缓和这一理论，则称未受浸的婴儿并不是进入地狱，而只是到地狱的边缘，其仅受不得进入天堂的痛苦。大多数的基督徒相信，所有的穆斯林将被打入地狱，一如大多数穆斯林（穆罕默德除外）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将进入地狱一样。他们普遍相信“异教徒”将受到诅咒。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宣布，在公教之外，无人能得救。西班牙的教士哲学家吕里希望，“上帝眷爱他的子民，而使几乎所有人类得救，因为，如果被定罪的多于得救的，基督的怜悯将缺乏大爱”。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斥之为邪说异端。没有一个卓越的教士容许自己相信，得救者将超过被定罪者之数目。日耳曼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计算被定罪者与得救者的比例为10万比1。阿奎那认为，“即便如此，上帝的仁慈仍然存在，因为他从那些堕落者中拯救了一些人”。很多人认为，火山口是地狱之门，其隆隆之声是被定罪者呻吟的微弱回音。格列高利一世辩称，埃特纳火山的喷火口日益扩大，为的是要容纳大批注定该被定罪的众生灵。而在那地狱里，则永不会有缓刑或逃脱的可能。贝特霍尔德说：“如果我们数算海边的细沙，或自亚当以来所有人类及野兽身上的毛发，而以每粒沙或每一根毛发比作一年的苦刑，则其所代表的时间跨度，只不过是受难者整个悲惨历程中开始的一刹那而已。人死前的一刹那即为其在永恒中决定性的一刻，如果在那最后的一刹那发现自己仍有罪未忏悔，则恐惧感将沉重地压在人的灵魂上”。

这种种恐怖情形因炼狱之说（doctrine of purgatory）多少予以缓和。为死者祈祷的习惯与教会之存在同样久远。马塞斯说，行悔罪之礼以帮助死者的习俗可以追溯至250年。奥古斯丁论及可能有一处所，人可因生前的罪被赦（但非完全被赎）而免除其刑罚。格列高利一世赞同这一看法，并表示灵魂在炼狱中所受的痛苦能由于死者尚在人间的朋友的祈祷而得以缩减缓和。此说法直到约1070年，通过彼得·达米安激动有力的辩才，才使大众普遍相信并接受。12世纪，这种说法因某种传说的散布而更被采信，该传说称圣帕特里克为使一些怀疑者相信，允许在爱尔兰挖一洞穴，许多僧侣进入坑内。据称，有一些回来者很模糊地描述炼狱与地狱。爱尔兰武士欧文（Owen）宣称他曾在1153年，经由该穴进入地狱，并认为他的地狱之行有惊人的成就。游客自远方来参观该穴，不惜花费重金。149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得不以欺诈罪，而下令封闭该地。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民比例如何？我们听说有许多持异端邪说者，但他们大多数都承认基督教信条中的基本教义。1017年，奥尔良有两个人，论家世与学问都属极为杰出的人，他们否认上帝创造世界、三位一体、天堂与地狱等说法，认为这些“只是一派胡言”。12世纪，英格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称，他会听到许多人谈论“除信仰外，还有别的可掌握”之说。在同一世纪，维拉尼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些享乐主义者，他们以上帝和圣徒为笑柄，而“随从肉体的情欲”度日。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提到，一不知名的教士，因草率主持弥撒仪式而遭谴责，该教士反问他的非难者，是否真正地相信化体论（即指圣餐中的饼和酒源自耶稣的肉和血）、道成肉身说、童女生子说及死而复活说——并认为这些都是狡猾的古人用来置人们于恐惧及束缚之中，而伪君子继续援用的谬论。同一个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引述图尔奈的西蒙的话，有一天西蒙喊着说：“全能的上帝啊！迷信的基督教派及这种崛起的捏造言论要持续多久呢？”据说这个西蒙曾在一次演说中，用率直的论据证实三位一体的学说，在受到听众的喝彩后，极为得意洋洋，吹嘘他能用更有力的论据反驳这教义。不过，据说他随即全身麻痹并成白痴。约1200年，伦敦阿尔加特（Aldgate）圣三位一体修道院副院长彼得曾写道：“有些人相信上帝并不存在，而世界是由机运所支配……也有许多人既不相信天使与恶魔，也不相信死后有生命，不相信任何其他属灵的或肉眼所不能见的事物。”博韦的文森特为有许多人“讥讽有关圣徒的故事和所见的异象为粗俗的无稽之谈及不实的捏造之言”而忧伤，他又说：“如果这些故事不为那些不信地狱存在者相信的话，我们实在无须惊讶。”

有关地狱之说常使许多人觉得刺梗于喉。一些单纯的人常问：“如果上帝能预见撒旦的罪恶与堕落，那又何以要创造出魔鬼？”怀疑论者辩称，上帝不至于那样残酷，用无限的痛苦来惩罚有限的罪过。对此，神学家答称，顶撞神就是一项极大的罪过，故其将永远有罪。1247年，图卢兹有一个织布工仍不相信，他说：“如果我能抓到这位创造了成千上万的人而只拯救其一、诅咒其余人的上帝，那我就要以叛徒的罪名，拔他的牙，扯掉他的爪，并在他脸上唾口水。”其他怀疑论者更欢愉地说道：“地狱之火一定及时地将人类的灵魂与躯体灼烧得更无知觉，因此那些习惯地狱的人，在那里一如其他地方般的舒适。”法国田园诗《尼科莱特》（Aucassin et Nicolette ）里，有一个关于地狱的古老笑话称，在地狱里比在天堂有更有趣的同伴。传教士抱怨道，大多数的人都将地狱之说延迟到临终时再去想它，深信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再大的罪恶，只要三个字（“我赦你”）“就能拯救我”。

显然地，当时有许多不信神的村落。但这些无神论者的村落并未遗留下什么纪念物，而中世纪所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由教会人士写成，或大部分经教会的选择存留下来的。我们能发现一些“流浪的学者”写些不敬的诗歌，粗鄙的市民许下极其亵渎神的誓言，人们在教堂里睡觉打鼾，甚至跳舞、嫖妓，而且在星期日比其他日子更盛行淫荡、贪食、杀人、越货等事。这些事（据一位修道士说）正说明人们缺乏真正的信仰。类似的事例在上百个国家及上千年历史记录中均能找出，我们能发现其着实不在少数。它们能警告我们不要对中世纪的虔敬过分的夸张。但在学者的印象中，中世纪仍是一个弥漫着宗教信仰与世俗气氛的时代。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将基督教置于其保护之下，并以法律规定服从教会。几乎每一个国王都以大批的礼物赠送教会，几乎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都以宗教的立场来解释。《旧约》中每一个事件都预示《新约》里所发生之事。大主教奥古斯丁说，大卫看到拔示巴沐浴，就预示基督看到其教会从污秽的世界中洁净自己。每一个自然的事件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征兆，门德的大主教纪尧姆·杜兰德说：“教堂的每一部分都有其宗教的意义。门就是基督，我们经过他而进入天堂，柱石是主教与教会中的博学宿儒，他们支撑着这教会，神父穿戴圣袍的圣器收藏室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子宫，于此基督穿上了血肉之躯。”在这种气氛下，每一种野兽都有其神学上的意义。一本典型的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写道：“当一头母狮生下小狮时，母狮先引它至死，然后观察它三天，待第三天雄狮回来时，在它脸上吹气，带给它生命。全能的天父也是这样使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死复活过来。”

成千上万的有关超自然的事件、异能及神医故事最受人们欢迎，而大部分故事是捏造的。一个英国顽童，企图从巢中偷出几只雏鸽，结果他的手很神奇地粘在他所倚靠的石头上，经过村民三天的祈祷，他才被释放。一个小孩将面包施给圣婴雕像，圣婴感谢他，并邀请他到乐园。三天后，该小孩死去。某一个淫荡的神父向一个妇女求欢，由于不能得到她的同意，在弥撒之后，他将圣体（圣餐中的饼）放在他嘴里，希望如果他能那样亲吻她，则她就会因圣餐的力量而屈服在他的欲望之下……但当他满足地离开教堂回去时，他觉得自己似乎长得出奇巨大，以致他的头撞上了天花板。他将圣饼埋在教堂的一角，其后向另一个神父忏悔；他们将该圣饼掘出，结果发现它变成血迹斑斑被钉在十字架的人之形状。一个妇人将一块圣体含在她嘴里由教堂走回家，放在蜂巢中，以减少蜜蜂的死亡率。那些蜜蜂在它们最甜蜜的蜂巢外，以神奇的技艺为它们最亲爱的客人建造一座小小的教堂。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他的著作中，写满了这类的故事。也许人们，或其中较有知识者，对这类故事持怀疑态度。在许多中世纪的传奇中，有一个感人且为人所相信的故事，即当人们所爱戴的教皇利奥九世从法兰西和日耳曼改革回到意大利时，阿尼耶内（Aniene）河就像红海一样，分开让他通过。

基督教的力量在于给人们一种信仰，而非提供知识；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是一种美感，而非真理。而人们喜欢这样。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获知问题的答案，而觉得从信仰上得到的答案，即教会以静默的权威性所给予的答案更谨慎，如果它曾承认其虚妄，则他们将丧失对它的信心。可能他们不信任知识，将其视为长满了智慧的禁树上的苦果，是诱使人类脱离单纯无虑的乐园生活的海市蜃楼。因此，中世纪大部分的人将自己臣服于信仰，相信上帝与教会，一如现代人相信科学与国家一样，菲利浦·奥古斯都在一次午夜的暴风雨中，对其水手说：“你们不会死亡，因为这个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僧侣正起床，他们很快地就要为我们祈祷。”人们相信他们的命运是操纵在比任何人类知识所能给予的更伟大的力量之手中。在基督教国家，一如在伊斯兰国家，他们寻求上帝及其拯救。那是一个对上帝如痴如狂的时代。

圣礼

除了信仰的决断外，教会的最大力量在于主持圣礼——一种象征授圣恩的仪式。圣奥古斯丁说：“除非以一些有形的象征或仪式使其教徒联合成某种互动团体，否则没有一种宗教能将其徒众聚集在一起。”4世纪，圣礼几乎行于任何一种神圣的事情中，如浸礼画十字、祷告。5世纪，奥古斯丁将圣礼应用至复活节的庆典上。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则将其限于在浸体、坚信礼及圣餐中。12世纪，圣礼终于固定施行于7种场合，即浸礼、坚信礼、告解式、圣餐式、婚娶、授职及临终涂膏式中。至于一些授圣恩的简单仪式，如洒圣水、画十字等，则为类似圣礼的仪式。

最主要的圣礼是行浸礼。它有两种作用：除去原罪罪污，并由此将一新生儿正式接纳进入基督教会。在这一仪式中，父母通常给这孩子取一个圣徒的名字，作为其守护者、楷模和保护者。这就是他的“教名”。直到约9世纪，早期完全浸在水中的基督教浸礼方式才逐渐改变为在身上洒水，以不会对健康有所危害。任何教士或在某种紧急情况下的普通基督徒，都可施洗。在临终前方行浸礼的旧俗现已改变为在婴孩时代即行浸礼。某些集会中，特别是在意大利，他们为这一圣礼而建造一所特别的小教堂，即浸礼所。

东正教则在浸礼后随即行坚信礼和圣餐礼。罗马公教则将行坚信礼的年纪逐渐延至7岁，为的是使孩童能学习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坚信礼仅由主教施行，以“按手”的方式，祈祷圣灵降临在接受坚信礼者身上，并用圣膏涂抹在其前额，轻轻地拍打其面颊，坚定这个年轻基督徒的信仰，并要其宣誓行使与承诺所有基督徒的权利与义务。

更重要的是告解式。如果教会的教义是将罪恶感注入人们心中，那么定期向神父承认自己的罪过或行忏悔礼或可洗清自己的灵魂。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基督赦免人的罪，并将同样的“捆绑与释放”的权柄赐给使徒们。教会说，这种权柄已经由使徒的相承袭而传给早期的主教，即由彼得传给教皇。12世纪，这种“钥匙权”（Power of the keys）由主教扩展到神父手中。4世纪，这种早期基督教公开忏悔的方式改为秘密忏悔，以使尊贵显要的人物不致受窘。但在一些异端教派中，公开忏悔仍然保持，而对于像塞萨洛尼基的集体残害或对贝克特的谋杀等重大罪行，仍强制公开忏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规定一年一度的忏悔与圣餐交接为神圣义务，凡忽略这一义务者，均不得参加教会的活动及举行基督徒的葬礼。为了鼓励与保护告解者，对每次秘密认罪均予以“加封”，没有一个教士泄露人所作的忏悔。自8世纪以来即公布“告解”办法，规定每一种罪的正规悔罪方式——祈祷、齐戒、朝圣、救济或其他虔敬、慈善行为。

诚如莱布尼茨所称，告解式“这种奇妙的制度”有甚多好的效果。它能使忏悔者从萦系于内心并压迫其神经的悔恨痛苦的忧思中求得解脱。它使神父借着忠告警戒的方式，改进其教民身心和健康。它使罪人因有悔改而重燃希望并获得鼓舞，如同持怀疑论的伏尔泰说：“它能遏止犯罪。”歌德说：“秘密忏悔不应自人类中被取消。”但也有一些不良的后果。有时，这一制度被政治企图利用，有时神父拒绝宽赦那些与皇帝站在一边反对教皇的人。有时它也被作为调查的途径，如米兰大教堂圣博罗梅奥命令神父们，向忏悔者询问他们所知悉的异端论者或可疑人物的名字。还有一些心灵麻木的人，误认宽赦就是得到再犯罪的许可。当信仰的狂热平静下来，成千上万的赎罪惩罚诱使忏悔者说谎，而若为教会所认可的目的作巨额的奉献时，教会通常允许神父以较轻的惩罚代之。由这些“折偿方式”渐渐演变成为赎罪券的发售。

赎罪券并非犯罪的许可证，而是由教会授予、宽免全部或部分因人世间的罪过所应受的惩罚。忏悔中的赦免是除去因犯罪应受诅咒下地狱的罪刑，而非免除其因罪而在“现世”所应受的炼狱的惩罚。只有极小部分的基督徒在世间完全偿付了其罪价，其未能偿付的部分则须在炼狱中予以补偿。教会宣称有权将因基督受难赴死及圣人超脱罪恶的美德所赢得的丰富恩典，转移给任何行所规定的虔敬及慈善事业的基督徒悔罪者，而免除其所受的惩罚。赎罪券的发给可追溯至9世纪，在11世纪曾发给到圣地来的朝拜进香客。首次完全的赦罪，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颁给那些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由此渐成一种习惯，即赎罪券可因重复地做某种祈祷、参加特殊的宗教礼拜、造桥、修路、建教堂、盖医院、清除林地、排干沼泽、向十字军捐献、捐款给教会机构、教会的大禧年或支持基督教战争等缘故而发给。这种制度有许多好处，却也为人类的贪婪开了方便之门。教会委托一些教士，通常是苦行僧，担任财政官（quaestiarii），负责颁发赎罪券给献礼物悔罪及祈祷的人来募集基金。这些代求者，在英文中称为“卖赦罪券者”（Pardoner）。他们大肆聚敛财富，使许多基督徒愤慨不已。他们展示或真或假的圣徒遗物，以激励信徒捐献，而自己从其中扣留应得或不应得的部分。教会曾努力消除这一污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命令主教警告信徒不要被假的遗物或伪造的证件所骗，并停止修道院院长颁发赎罪券之权。对主教颁发赎罪券之权也加以限制。又呼吁所有的神职人员不要过于热衷此道。1261年，美因茨会议谴责许多财政官是邪恶的说谎者，他们陈列了许多随意取来的人骨或兽骨，冒充是圣徒的遗骨，在进行赎罪交易时，要求最多的钱、最少的祈祷。1311年在维埃纳及1317年在拉韦纳的教会会议，也发出同样的谴责，但这一污行仍然继续着。

除了浸礼之外，最主要的仪式是圣餐式或称“神圣的交接”。教会引用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讲的话：指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指着酒说“这是我的血”。弥撒最主要的特质就是将这种圣饼和酒借神父神奇的力量“变质”成基督的身体与血。而弥撒最初的目的，即让信徒借着吃这种成圣的饼与喝成圣的酒，而能分享到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二身位”的“身体、血、灵魂与神性”。由于喝这种化体的酒有将基督的血泼掉之险，在12世纪形成一个习惯，仅取食圣饼。一些保守人士主张，必须采取两种方式与神交流，以确保他们能同时得到神的血与身体。但神学家解释，基督的血是随着身体一起在圣饼中，而他的身体也随着血一起存在酒中。有数以千计的神奇传说，说圣饼能驱魔、治病、避火，也能使说谎者窒息以查出其伪证。每个基督徒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神人交流的圣餐礼。年轻的基督徒第一次的圣餐礼通常都在庄严隆重且愉快的仪式下举行。

至于“实在存在论”（Real Presence）则发展得较慢。它第一次正式形成是在787年的尼西亚会议。855年，一个法兰西圣本笃僧侣，名叫雷特拉姆努斯（Ratramnus），认为那种化体的饼只是基督属灵的肉与血，而不是身体的肉与血。约1045年，图尔的副主教贝伦加尔对化体之说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为此，他被处破门律。拜克（Bec）的修院院长兰弗朗克写了封回信给他（1063年），述说正统的学说：

我们相信这属地之物，借着不可名状、不可理解的属天能力运作，转化成主身体的本质，而其外观及某些其他的特质则保留下来，使人们不致因感觉到是有血有肉之物而震惊，且使信徒收到更完全的信心效果。但同时，主的身体是在天上……不受侵犯，完整而丝毫未受玷污、损害。

此一说法在1215年为拉特兰会议宣布为教会主要的教理。1560年，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更认为，化体圣饼的每一微粒，不论它是如何残破，都包含耶稣基督整个身体、血和灵魂。

教会将婚娶看作一种圣礼和一种神圣的誓言，而大大提高了婚姻关系的神圣性与恒久性。在授圣职的圣礼中，主教将一些属灵的权柄赐给新神父，这些权柄是传自使徒们的，也可能是神自己在基督里所赐予的。最后一种圣礼——临终涂膏——神父聆听垂死基督徒的忏悔，豁免其罪，救其脱离地狱之刑，并在他肢体上涂膏，使其罪过得以洗净，而在“最后审判”之前得以复活。其遗族为他举行基督教的葬礼，而非异教徒的火葬，因为教会坚持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他们以尸衣将死者包裹，放一个钱币在其棺材中，作为给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在冥河上渡亡灵往冥府的船夫）的渡资；并在庄严铺张的仪式下，伴送他到坟墓。也可雇请送丧者来哭泣哀悼，亲属必须着黑色丧服一年。但没有人敢说，如此长久的悲伤、一颗悔罪的心及一个主持圣礼的神父，就能保证离世者得以进天堂。

祈祷

在每一种宗教中，仪式像教条一样重要。它不仅指导、培育人的信仰，而且常使人油然而生信仰；它将信徒带入可得慰藉的与神交流中，也能用戏剧、诗歌或艺术使人们的感官与灵魂舒畅。它使人们分享同样的仪式、同样的诗歌、同样的祈祷，甚至同样的心思意念，而将许多个人结合成一个彼此交流的团体。

基督教最古老的祈祷文是《天主经》（Pater Noster ）及《使徒信经》（Credo ），到了12世纪末才产生了柔和而为人口诵不绝的《圣母经》，并有如诗般的赞美或祈求的祈祷文。有些中世纪的祈祷文，近乎魔力的咒文，只是为了引出神迹来，有些则流于缠扰不休的复述语。严重地犯了基督“徒然重复”的禁令。随着十字军将东方的习俗带来，修道士与修女，及以后的俗人，逐渐采用《玫瑰经》（Rosary ）。正如多米尼克教派僧人普遍使用《玫瑰经》，圣方济各修会的僧侣则采用《苦路经》（Via Crucis，or Way or Station of Cross ）。依此，礼拜者在14张画像的每一张前，或在表现基督受难各阶段的画面前背诵祈祷文。神父、修道士、修女及一些平信徒歌唱或背诵“日课经之定时课”（canonical hours），即由本尼狄克特等所编排成的祈祷文、经文、赞美诗、圣歌等，以后这些被阿尔昆（Alcuin）及格列高利七世编成“日课经书”。每天早晚，约每隔三个小时，从许许多多的小教堂和民舍炉边，不约而同地发出祈祷文的声音萦绕着天际。宗教音乐进到家里，流入人们的耳中，必定使人们感觉欢愉。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这种神圣礼拜的歌声是甜蜜的，慰藉了信徒的心灵，并使他们愉快。”

教会正式的祈祷文常对“父神”而发，少数是向圣灵申述；但人们的祈祷大部分还是向耶稣、玛利亚及圣徒而发。全能的神是可畏的，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它一直带着由耶和华而来的严厉气势，一个卑微的罪人如何敢向那样可畏而遥远的宝座祈祷呢？耶稣比较易接近，但也是神，人们在完全忽视其所说的“八福”（Beatitudes）之下，不太敢面对面与其交谈。因此向一个列圣名册承认已在天堂的圣徒祈祷似乎更明智些，而要求圣徒在基督前代求。于是由这些已死而犹存在天的圣徒，又激起了古代如诗般颇为盛行的多神论，使基督教的礼拜中，充满一种令人振奋的心灵交流，一种天地间兄弟般的亲切感，弥补了信仰中晦暗阴沉的成分。每一个国家、城市、大寺院、教堂、同业公会、个人及生命难关，均有其守护神。正如信奉异教的罗马也各有其神灵，英格兰有圣乔治，法兰西有圣丹尼斯、圣巴托罗缪。对每一临危或生病的人来说，他们在天上也有一位朋友。例如在黑死病流行时，圣塞巴斯蒂昂和圣罗克就很有威力。而圣阿波利亚的下腭被刽子手打破，因此他能治愈牙痛。圣布莱塞能治愈喉痛，圣高乃依能保护母牛，圣加尔保护鸡，圣安东尼保护猪，圣梅达德是常为法兰西求雨的神，如果他不能降雨的话，那些没有耐心的礼拜者常会将他的雕像投入水中，这也可能是一种暗示魔法。

教会排定一种教会历法，每天敬奉一位圣徒，但一年的时间无法容纳截至10世纪为止已册封的2.5万名圣徒。人们如此熟悉圣徒历，以至连历书上也以他们的名字予以划分农历年。在法兰西，圣乔治节是播种的日子。在英格兰，圣瓦伦廷节表示冬天的结束；据说，在那一个快乐的日子，鸟儿在林中热情地交尾，青年将花放在他们所爱女孩的窗台。有许多圣徒受册封，常是因死后受到当地人们不断地崇拜，有时甚至不顾教会的反对。这些圣徒的塑像被树立在教堂、公共广场、建筑物或道路上，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的崇拜，因此引起有些哲学家和破除迷信者的反感。都灵的主教克劳狄乌斯抱怨道，许多人“崇拜圣徒的塑像，他们并没有离弃偶像，只是把它换了个名字而已”。在这件事上，至少可以说是人们的意愿与需要创造了崇拜的方式。

有这么多的圣徒，必定也有许多圣迹——他们的骨头、头发、衣服及他们用过的任何东西。每一个祭坛都放有一件以上这种纪念物。圣彼得教堂夸称存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遗体，使得罗马成为欧洲朝圣的主要目标。圣奥梅尔一个教堂宣称它存有数小块真十字架、曾用以扎基督的枪、基督的摇篮、墓石、由天而降的吗哪（吗哪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中，神从天上降给他们的粮食，状似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亚伦发芽的杖、圣彼得曾在其上主持弥撒的祭坛，及贝克特的头发、头巾、粗毛布衬衣、用来削发的刀，还有上帝手指曾在其上写出十诫的原制石版。亚眠的教堂在一个银杯里珍藏施洗圣约翰的头。圣丹尼斯修道院藏有荆棘冠冕和法官丢尼修的遗体。在法兰西有3个散离的教堂均宣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完整的尸骸；有5个教堂发誓他们保有真正的基督受割礼的遗物。埃克塞特大教堂展示天使用来照亮耶稣坟墓的残烛，及上帝在那里向摩西说话的数丛荆棘。威斯敏斯特教堂存有些许基督的血和一块印有基督脚印的大理石。达勒姆的一个僧院陈列着圣劳伦斯的一个关节、焚烧他的煤块、用以盛放施洗约翰的头呈献给希律王的大盘子、圣母的衣服、一块滴有她乳汁的石头。1204年以前，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藏有很多圣徒遗物。他们藏有扎基督的矛（其上仍沾有他的血渍）、鞭打基督的笞鞭、数块珍藏于精金中真十字架的碎片、在“最后晚餐”中蘸给犹大的小块饼、几根基督的胡须、施洗约翰的左手臂……当君士坦丁堡被劫掠时，有很多圣徒遗物被窃，有一些是被买去，然后被带到西方沿各教堂叫卖，以出价最高者成交。人们都相信这些遗物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有成万个有关遗物神迹的故事被传说。男男女女均期望寻得一块圣徒遗物，即便是最微小的一块或部分遗物，戴在身上作为有魔力的护符，如从圣徒的衣袍抽出的一根线、圣骨匣上的灰尘、一盏神殿至圣所中的灯滴下的一滴油。僧院为搜集这些圣徒遗物以便展示给慷慨的信徒，曾彼此发生争辩。因为，如果拥有有名的遗物将会为僧院或教堂带来一大笔财富。当贝克特的灵骨“移”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间礼拜堂时（1220年），从参加盛会的礼拜者中收到了约合今日30万美元的钱款。如此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招引了许多从业者，成千块伪造的圣徒遗物被出售给教会和个人。修士们在需要金钱时，则往往被诱使去“发现”新的圣徒遗物。结果发展到将已死的圣徒的尸体予以肢解，使几个不同地方能分享其权能与庇护。

当一般人都认为真正的圣徒遗物具有神奇的效能时，教区的神职人员和僧院的修士们却不赞同，而且时常谴责这种过度的庶物崇拜行为。有一些教士为了寻得静僻处所祈祷，而怨恨那些引起神迹的遗物。格拉蒙特（Grammont）的隐修院院长，恳求圣徒的遗体不要再行神迹，因为它吸引来太多嘈杂的群众，他威胁道：“否则我们将把你们的骨头丢到河里去。”事实上是民众，而不是教会，首先制造并散布这类遗物显神的传奇，而教会常警告民众不要相信这种故事。386年，一道可能是教会要求发出的敕令，禁止“随身携带或出卖”殉道者的遗体。圣奥古斯丁抱怨“一些徒有僧侣装束的伪君子，买卖殉道者的肢体，何况那些不一定真是殉道者”。到查士丁尼时，重申386年的敕令。约1119年，诺根特修道院院长吉尔伯特写了一篇《论圣徒遗物》（On the Relics of Saints ）的论文，呼吁停止这种寻求圣徒遗物的风潮。他说：“有许多遗物是属于籍籍无名的圣徒的，而一些修道院院长为大批送入的礼物所诱，允许这些不实的神迹的捏造……而那些村姑愚妇却将有关其织布机守护神的不实故事，以讹传讹，一再传讲……如果一个男人胆敢驳斥她们，她们会以卷线杆攻击他……”他特别提到，神职人员很少愿意或有勇气提出抗议。他自己也承认，当一些专门售卖遗物的人提出“一块称为‘我们的主’用其牙齿咬过的饼”给狂热的信徒时，他保持缄默，因为“如果我和疯子争辩，那我自己也会被人指责为疯子”。他观察到好几个教堂都有施洗约翰完整的头颅，惊讶于圣约翰的头是否如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蛇一样，斩一生二，永不减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9年）禁止僧侣们携带着圣徒的遗物去收敛奉献金，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禁止在圣坛之外展示圣徒遗物。第二次里昂会议（Council of Lyons）也谴责上述行为将遗物和塑像的价值贬低。

一般来说，教会本身并不太鼓励迷信，这些迷信通常出自人们的想象或地中海世界的传说。对于相信显神迹之物、护符、驱邪符、咒文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一样的。古代对阳物的崇拜仪式一直流传到中世纪，但逐渐被教会所取消。崇拜上帝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乃是承袭闪米特及罗马人亲近、尊奉及称呼神的方式。在祭坛或教士前焚香使人忆及古老的献燔祭牲。施洒圣水实乃古代驱邪的仪式。宗教游行与赎罪祭乃是相沿远古的仪式。僧侣的法袍和教皇的头衔“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则是古罗马异教的遗物。教会发现农村的信徒们，仍然对某些喷泉、水井、树木和石头表示尊崇，也认为与其严厉地破除这些情感上的习惯，还不如保留它并利用它来得明智些。故在普鲁雷特（Plouaret）一史前时期用石架成的纪念物（一般相信是坟墓）被敬奉为七圣徒的教堂（the chapel of the Seven Saints），而对橡树的崇拜则被净化为悬挂基督教圣徒像在树上。异教的节日颇受人们欢迎，可能也是人们所需要的，借此宣泄一下道德的羁绊，故以基督教节日的方式再度出现。异教徒祈祷作物长成仪式转变为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人们继续在施洗约翰节前夕点燃仲夏之火，而庆祝基督复活仍用古条顿人的春之女神之名伊奥斯雷特（Eostre）。基督教圣徒历取代了古罗马历；人们所喜爱崇敬的古代诸神在基督教圣徒之名下而复存，巴塞斯阿尔佩斯的迪·维多利亚变成圣维克托伊勒（St.Victoire），而卡斯托耳（Castor）及波卢克斯（Pollux）也再生为圣科斯马斯及圣达米安。

这种随时调整的宽容精神最佳的成效即在于将对异教的女神之母（mother-goddess）的崇拜升华为对玛利亚的崇拜。这也是由人们起首的。431年，亚历山大的大主教西里尔在艾菲索斯一次著名的布道中，将许多艾菲索斯异教徒用来称颂其“伟大的女神”阿尔忒弥斯、狄安娜的词语用之于玛利亚。在那年，艾菲索斯会议不顾聂斯脱利的抗议，封玛利亚“圣母”的头衔。渐渐地，阿斯塔特、自然女神、阿尔忒弥斯、狄安娜及伊希斯等女神最优美温柔的品质一起被用之以称颂玛利亚。6世纪，教会定下圣母升天节，并且指定为8月13日，也就是古代的伊希斯及阿尔忒弥斯节日。玛利亚变成君士坦丁堡和皇室的守护神，在每次大的游行队伍前总是持着她的像，而在希腊正教王国内每个家庭和教堂都悬挂其像。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归来，带给西方一种对圣母更动人、更多姿多彩的崇拜。

教会本身并不鼓励这种对圣母玛利亚的特殊拜礼。教父们曾高举玛利亚为夏娃的解毒剂，但他们普遍敌视女人为“软弱的器皿”，是大多数诱人入罪的根源。僧侣们远避女人，传道者以冗长的讲词攻击女人的美色与缺点，凡此几乎不可能造成对玛利亚热忱而普遍性的崇敬。是群众创造出中世纪精神最美丽的花朵，使玛利亚成为历史上最受爱戴的人。正在复元中的欧洲，其人民无法接受那样严厉而将大部分受造的生灵贬入地狱的一位神，于是人们自己用基督母亲的怜悯心肠来缓和神学家所说的恐怖事物。他们通过圣母而接近耶稣，耶稣对他们来说一直是高高在上而过分公义的，而圣母则从不拒绝人，而她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她。海斯特巴赫的恺撒里乌斯说，撒旦用一大笔财富说服一个青年否认基督，却不能说服他否认圣母；当这青年悔悟时，圣母说服基督宽恕他。这个僧侣又说到一位西多会的庶务修士（lay brother，庶务修士即指穿僧侣、修女制服，且发誓修道，但仍从事手艺，不负担僧侣、修女职务的），曾有人听到他向基督祈祷说：“主啊！假如你不把我从这试探中释放出来，我要向你的母亲控诉你。”人们大部分是向圣母祈祷，因此一般人能想象耶稣一副嫉妒的样子。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称，有个人高诵《圣母经》，耶稣向他显现，并且温和地谴责他说：“对于你如此地向我母亲致敬，她非常感谢你，但你也不应忘了向我致敬才是。”就像耶和华的严厉需要基督来和缓，基督的公义也需要玛利亚的慈悲来调和。事实上，圣母——在宗教信仰上最古老的人物——变成新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每一个人都得分享她的爱及对她的颂扬，就连阿伯拉尔之类的叛徒也向她顶礼膜拜，讽刺家如鲁特布夫（Rutebeuf），及四处云游喧闹无度的怀疑论者，也都不敢说一句对她不敬的话。武士们在她面前宣誓，城市将他们的钥匙献给她，而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则视她为母性和家庭的神圣象征，同业公会中的粗人——甚至亵渎神明的战地英雄——也夹杂在村姑与丧子之妇人中间，到她跟前祈祷并献上礼物。中世纪最感人的诗章是一篇以至诚宣告圣母的荣耀并企求她援助的连祷文。各地都竖立她的雕像，甚至在街角，在十字路口，在田野。12世纪和13世纪，这一历史上最高尚最伟大的宗教情操产生之时，不分贫富、贵贱、僧俗、艺术家或工匠，均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地在千百个教堂内荣耀她，几乎所有的教堂都供奉她的名，或在其侧设立圣母小教堂（Lady Chapel）以奉祀她，成为教堂中最华丽的表现。

一个新的宗教产生了。可能罗马天主教就是因吸收了它而能续存。一部《玛利亚福音》（Gospel of Mary ）形成了，非正统的，也不足以采信，却是无法形容的优美。在人们中间产生了些传奇，僧侣们将其记载下来。《圣人传》（Golden Legend ）一书中说道，一个寡妇如何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将其独生子献给国家。她的儿子被敌人掳获，该寡母每天向圣母祈祷，请求释还其子。几星期过去仍毫无音讯，这个妇人就从圣母像手中将雕刻的圣婴偷去，并藏在家中。因此圣母就去打开监狱，释放那青年，并叮嘱他说：“孩子，告诉你母亲，我既已将她的儿子归还给她，她就应将我的儿子归还给我。”约1230年，法兰西一个修道院院长戈蒂埃·科因西将有关玛利亚的传说集合成为一篇极可观、长达3万行的诗章。从中，我们得知“童女”玛利亚让一位有病的教士，自她的乳房吮吸奶汁，而治愈了他的病；有一个强盗，每次打劫之前总是向她祈祷，当他被捕获并上绞刑时，圣母用看不见的双手支持着他，直到人们发觉她对他的保护而将他释放；此外，有一个修女离开修女院，过着一种罪恶的生活，几年之后，怀着破碎悔恨的心回来，发现过去她每天向其祷告的圣母玛利亚，一直代替她看守圣器，以致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离去。教会方面并不承认这些故事，却使圣母生活事迹成为重大的节日——天使报喜节（Annunciation），圣母往见会（Visitation），圣烛节（Candlemas），圣母升天日（Assumption）。最后经过几世代的平信徒及圣方济各修会僧侣们的争取，教会终于允许信徒，并在1854年，命令信徒相信“无原罪始胎说”（Immaculate Conception）——认为圣母玛利亚未受到原罪的玷污，这种原罪在基督教神学理论上，是自亚当与夏娃以来，任何男女所生的小孩均必染有的。

对玛利亚的崇拜，使天主教由一种恐怖的宗教——可能是黑暗时代所需要的——转变成为一种慈爱怜悯的宗教。半数天主教礼拜的美质及大部分天主教艺术和诗歌的华丽，均产生于这种对女人的挚爱与温柔，甚或其身体的动人与优雅的庄严信念。夏娃的女儿们进入了庙堂，并改变了庙堂的精神。有几分是因为新的天主教封建主义被磨洗得更具侠义精神，而女人的地位在这男人所缔造的世界中稍见提高。由此，中古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刻与绘画，赋予艺术一种希腊人所少有的深度与柔和。因此，我们更能原谅一个创造玛利亚及其教堂的宗教和时代。

仪式

在艺术、赞美诗和祈祷文中，教会很明智地增加了对圣母的崇拜。但在其实践和仪式中，它仍强调信仰中较庄严和神圣的一面。依照古老的习惯，并可能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它规定定期的斋戒。每个星期五为斋日，斋期40天内不食肉、蛋或乳酪，而且必须到午后3时方准进食；在那段期间内，不能结婚、欢宴、打猎，法院不开庭，不得性交。这些是最完美的要求，事实上很少能完全被遵守或执行。但有助于增强人的意志与克制人类过度的食欲和性欲。

教会的礼拜仪式是古代的另一种遗产，而后再转变成高尚感人的宗教戏剧、音乐及艺术的形式。《旧约》的《诗篇》、耶路撒冷圣殿的祈祷文和讲词、《新约》的经文及领圣体，构成了最早基督教礼拜中的内容。教会分裂成东西两派而导致仪式的不同，而早期教会不能将其权威扩展到中意大利之外，即使在拉丁教会中也造成典礼上的分歧。一种在米兰所确立的仪式，广传于西班牙、高卢、爱尔兰、北英格兰各地，直到664年方为罗马式的仪式所取代。8世纪末，教皇哈德良一世曾修改《礼仪书》（Sacramentary ）中的崇拜仪式，并将其送给查理曼大帝，这种修改的工作可能是从格列高利一世已经开始。中古文学名著《神职的理性解析》（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 ）是一本有关罗马崇拜仪式的书籍，由圭劳梅·杜兰德所著（1286年）。该书是《圣经》之后第一本广泛流行的书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其为一般人广泛接受。

基督教礼拜的中心和高潮就是弥撒。在最早的4个世纪中，它被称为圣餐或感恩，纪念“最后的晚餐”仍然是这种仪式中的主体。12世纪，它增加了一系列复杂的祈祷和颂歌，随着不同的时日、不同的季节及每个弥撒的不同宗旨而有变化，并且为了神父的方便，均记载在《弥撒经书》（Book of the Mass ）中。在希腊的礼拜仪式中（有时在拉丁教会也是如此），男女在会中是分开的。没有椅子，所有的人都站着，或在最神圣的时刻跪下，老年人与病人则例外。僧侣及教士们在整个冗长的礼拜仪式中必须一直站着，因而在唱诗班的席次上钉有托架，以便身体能略为支靠。这些托架就成为一种木刻雕工最好的技术表现。司祭的神父穿着一件宽松的外袍，罩上大白衣、祭披、手带和佩带——那是一件多彩的袍子，带有许多象征性的饰物，最显著的象征物是“I”、“H”、“S”三个字母，代表“Iesos”“Huios”“Soter”，即“耶稣”“神之子”“救主”之意。弥撒祭礼始于祭坛脚下谦恭的“进台咏”（Introit）：“我要走向神的祭坛。”小沙弥接道：“走向那位赐欢乐给我们少年的神。”神父登上祭坛，并亲吻贮藏圣体的祭坛。接着吟诵《天主矜怜歌》（Kyrie Eleison ）——这是拉丁祭礼中唯一的希腊残迹，并朗诵《荣福颂》（Gloria ）及《使徒信经》。他将少许圣饼和一圣餐杯酒祝圣，成为基督的身体与血，口中念道“这是我的身体”及“这是我的血”。然后将这些化体物——神之子——当作赎罪祭牲献给神，以纪念十字架上的牺牲，并代替古代活生生的祭牲。随即转向礼拜会众嘱咐他们举起其心向着神：“请举起我们的心（sursum corda）。”小沙弥代表会众回答：“我们都举起心来向着主。”接着神父背《三圣诵》、《天主羔羊颂》、《天主经》。自己分享这些已献祭的饼与酒，并向领圣体者分发圣餐。再经祷告后，他宣布“离去，散会”（Ite, missa est），可能弥撒一词即由此而来。在以后的仪式中，则接着有神父的祝福会众，并念另一段福音书——通常是《约翰福音》中新柏拉图式的序言。正常情形下，除了主教司祭时，或12世纪之后有一位乞丐教团的僧侣来布道外，通常没有讲道。

最初，所有的弥撒是口唱的，而会众也唱和。4世纪以来，礼拜者中开口唱诗者逐渐减少，而由“教会歌咏班”唱诗回答司祭神父的赞美诗和有关弥撒的音乐。教会在各种不同的礼拜仪式中所唱的圣诗是最动人的中世纪情感和艺术产物。就我们所知，拉丁圣诗史，始于普瓦蒂埃主教奚拉里，当他从被放逐地叙利亚回到高卢时，带回来一些希腊东方的圣诗，译成拉丁文，再加上一些自己所作的圣诗。而这些圣诗都已失传了。米兰主教安布罗斯重新开始，他所存留下来的18首华丽的圣诗，带着一种受压抑的狂热，打动了奥古斯丁的心弦。关于信心和感恩的高尚圣诗，《赞美天主歌》可能是4世纪末罗马尼亚主教尼切塔斯（Nicetas）所写的，而早先认为是安布罗斯所写的。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因受伊斯兰教及法兰西南部普罗旺斯情诗的影响，拉丁圣诗在感触和形式上又带有一种新的柔美风味。有些圣诗（就像一些阿拉伯诗一样），近乎声调铿锵的劣诗，由于过分偏重押韵而不够厚重，但中世纪所产生的较佳圣歌，诗辞简洁洗练，押韵规则悦耳，文思高雅柔和，被列入最伟大的抒情诗中。

约1130年，一位我们只知道叫圣维克托的亚当的布列塔尼青年，来到巴黎郊外著名的圣维克托修道院。在那里，他安静地度过余下的60年，吸取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雨果及理查德的精神，以圣诗谦恭、优美、有力地表现出来，而且大部分在意义上相互衔接而为做弥撒时所用。在他之后，一名圣方济各修会的僧侣托蒂（Todi）的雅各波内（Jacopone）写成一首中世纪最佳的抒情诗《圣母玛利亚七苦纪念歌》（The Stabat Mater ）。雅各波内是佩鲁贾附近一位很成功的律师，他的妻子以善良可爱著称，但在一个节日中因讲台倒塌而被压死。雅各波内因忧伤过度而疯狂，像一个粗野的流浪者，漫游在翁布里亚的马路上，大声呼出自己的罪孽与忧苦；用焦油及羽毛玷污自己的身子，匍匐着前行，并加入成为圣方济各修会的会士，写出当时最为优美敬虔的诗章：

十字架前立慈颜，

慈颜睹儿泪涟涟，

眼见爱子将钉死，

心情沉重若垂铅，

为子哀伤难自禁，

肝肠寸断如刀錾，

慈亲痛心何其深，

独子之母众感戴！

悲泣哀吊身战栗，

因见爱子受苦刑，

伤心如此救主母，

谁能见了不难过？

目睹慈母哭爱子，

有谁不愿分其苦？

敬祈吾母爱之泉，

令我感汝苦心田，

让我与汝同悲泣；

让我之心燃爱焰，

爱吾救主神基督，

让我如此悦其颜，

恳乞圣母如我请：

植主悲伤于我心，

圣子蒙难我不知，

让我同您受苦辛！

让我与您同垂泪，

终生与您同哀吊，

十字架前同侍立，

一同哀吊尽余年！

让十字架守护我；

基督之爱拯救我，

救主之慈怀念我，

当我肉身消灭时，

让我灵魂在天堂，

光中与主面对面！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圣诗中，只有两首能与此颉颃。一首是阿奎那为天主教圣餐节（Corpus Christi）所作的《耶稣圣体赞美歌》（Pange Lingua ）。另一首是恐怖的《愤怒之日》（Dies Irae ），那是约1250年塞拉诺（Celano）的托马斯所写的，而一直在“临终弥撒”时被唱。在那首圣歌中，将“最后审判”的恐怖描述得象但丁所想象的地狱一样黑暗。

除了那些包括祈祷、圣诗及弥撒等动人的仪式外，教会还为节日增加了一些庄严华美的典礼游行。在北方的国家，“耶稣圣诞节”取用了异教的条顿人在冬至时庆祝太阳战胜黑夜所用的欢愉仪式；在日耳曼、北法兰西、英格兰、北欧家庭中所燃烧的圣诞柴，礼物所挂放的圣诞树和大喝大食直到第12日的午夜等习惯皆由此而来。还有一些无以计数的节日或假日，如主显节（Epiphany）、基督割礼节（Circumcision）、圣枝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Easter）、耶稣升天节（Ascension）、五旬节等。这些节日及所有的星期日是中世纪人们生活中值得兴奋的事件。因为在复活节，人们忏悔其所能忆及的罪过，然后沐浴、剃发、刮胡子，穿上最好但最不舒服的衣服，在圣餐礼中接受上帝，而且比以往更深切地感觉到这出重大的基督教戏剧，而自己是戏剧中的一角。许多城市，在圣周（Holy Week）的最后三天，教堂里上演着宗教剧，演出耶稣受难的事件，在剧中有对白和简单的吟唱。而在宗教历上一些其他的节日，也演出此类“神迹剧”。约1240年，靠近列日的一座修女院院长朱丽安娜向村中的神父说，有一个超自然的异象向她力言，需要以庄严的庆祝来尊荣圣餐礼中化体的基督身体。1262年，教皇乌尔班四世正式批准这一庆礼，并且委托阿奎那为此写《日课经》（Office ），以作为庆礼中专用的圣歌和祈祷文。接受这一任务后，哲学家果然不负所托。1311年，基督圣体节终于确定，在五旬节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其庆祝过程是整个基督教年历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些庆典吸引了无数的群众，使许多参加者深觉荣耀，并为中世纪的俗世戏剧开创一条道路，也有助于同业公会举行盛会，比武大会武士授勋及国王的加冕，以宗教的兴奋和高尚的景象来填补天性上并非倾向秩序与和平的人类偶有的闲暇时间。教会透过信仰来感化人，其所用的方式，并非基于理论的争辩，而是借着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故事及诗词而诉诸人们的感官。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诉诸人们普遍情感的方式——无论其对善或对恶而言——都比诉诸易变及个别的知识道理更加成功。由此，教会创造了中世纪的艺术。

朝圣的目的地，更是盛况空前。中世纪的男男女女到圣地朝圣，为的是去还愿，或寻求神奇的治疗，或得到一张赎罪券。13世纪末，几乎有1万个由教会承认的朝圣地点。最勇敢的朝圣者行至遥远的巴勒斯坦，或赤足，或仅穿外衣，通常背负着神父所赐予的十字架、杖、钱袋。1054年，康布雷主教莱德伯特（Liedbert）率领3000名朝圣者到耶路撒冷。1064年，科隆和美因茨的大主教及施派尔、班贝格及乌得勒克的主教领着1万名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其中3000人在半途倒毙，只有2000人平安地返抵故里，其他的朝圣者或越过比利牛斯山，或冒险渡过大西洋，去参观在西班牙孔波斯特拉著名的使徒雅各的遗骸。在英格兰，朝圣者则探寻达勒姆的圣库思伯特（St.Cuthbert）的坟冢，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忏悔者”爱德华的墓穴，或在贝里的圣埃德蒙的墓穴，及在格拉斯顿伯里推测是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所建立的教堂，而最重要的是在坎特伯雷城的贝克特之墓。在法兰西，朝圣者被吸引到图尔的圣马丁墓地、沙特尔及维莱的圣母院。意大利则在阿西斯有圣方济各教堂及尸骸，在洛雷托（Loreto）有“圣屋”，虔诚的信徒相信这是玛利亚与耶稣在拿撒勒时居住的屋子。当土耳其人将最后一支十字军从巴勒斯坦逐出时，天使将这一处茅屋从空中携带到达尔马提亚（1291年），然后越过亚得里亚海到安科纳森林，而该村落因此得名。

最后，所有基督教王国内条条道路均能通罗马，使朝圣者能参观彼得和保罗的坟墓，探访城内各个教堂以获得赎罪券，庆祝基督教历史上千禧年狂欢的年节。1299年，博尼费斯八世宣布赦免1300人，并发给那年欲前来膜拜圣彼得墓地者赎罪券。据估计，在那一年中，入罗马城门的外乡人没有一天少于20万人，他们谦恭地带着祭物，将奉献的财物放在圣彼得墓前，两个神父手中拿着耙子，日夜忙着搜集钱币。向导指南中告诉朝圣者经由何路旅游，或在途中或目的地可参观的地点，我们可以稍许想象那些风尘仆仆的朝圣者终于看到这“永恒之城”时心中的亢奋，不禁唱出欢愉和颂扬之《香客赞》——

哦，高贵的罗马，世界的皇后，

众城之冠！

哦，烈士的玫瑰血般的红宝石，

处女一般纯洁的白百合；

年复一年，我们向您敬礼，向您祝福；

世世代代，我们向您欢呼，向您致敬！

除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活动外，教会也提供社会服务。教诲人们劳工神圣，僧侣们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工业和农业。教会认可劳工组成同业公会，并组成宗教同业公会从事慈善工作。每一个教堂都是一个避难所，有权庇护被追捕者，使他们得以有喘息的机会，直等到追击者的愤怒消减，而能诉诸法律途径为止。若把一个人从庇护地拉出来则犯了亵渎圣地之罪，将被处以破门律。教会或教堂不只是村镇的宗教中心，也是社交活动的中心。有时，在教会所辖的区域内，或甚至教堂本身，得教士们的允许，会被用来贮藏谷物、干草、酒或磨玉米及酿啤酒。大多数的居民都在那里受浸，而大多数人也埋葬在那里。星期日，老年人聚集在那里闲聊或讨论，而青年男女在那里相会。乞丐群集于此，而教会则在该处施舍赈济。村中所知道的艺术品都被搬到教堂来美化“上帝之殿”，数以千计的贫户因那殿的荣耀而欢乐，那殿是他们用自己的钱财和双手建造的。他们认为教堂是他们自己的，也是他们共同的精神之家。在教堂的钟楼上，钟声每天定时报时，呼吁信徒前来礼拜或祈祷。那钟声是如此的悦耳，除了圣诗之外，再也无其他能与之相比。它敲入每一个人的心扉，用弥撒的短歌重新点燃人们心中逐渐冷淡的信仰。从诺夫哥罗德到加的斯，从耶路撒冷到赫布里底群岛，教堂的尖阁和尖顶高耸入云，因为人不能活着而没有希望，而且他们不愿死去。

教规

随着这种复杂而多彩的宗教仪式，教会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教会法，规范教会的行为和决策，统治着比当时任何帝国都广大而充满分歧的地区。宗教法就是教会“统治的法律”，是由古老宗教习惯、圣经的文句、教父们的见解、罗马或蛮族的法律、教会会议的谕令及教皇的意见和决定慢慢累积而成的。《查士丁尼法典》中的部分被用来管理教士们的行为，其他部分则依照教会对婚姻、离婚及遗嘱的观念加以改写。在西方，这种宗教法的搜集是在6世纪和8世纪。在东方，则由拜占庭皇帝定期进行。罗马教会法律的中世纪定本是格拉提安在约1148年完成的。

格拉提安是博洛尼亚的僧侣，曾在该地的大学跟从伊尔内里乌斯（Irnerius）学习，因此他所汇编的法典中，显示其对罗马法律和中世纪哲学有广博的认识。他称他的书为《整理法律汇编》（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以后的世代称该书是他的教令。书中将1139年以前有关教会的教义、仪式、组织、行政、教会财产的维持、宗教法庭的审判程序、判例、教士生活的规范、婚约、遗产等的法律、习惯、宗教会议或教皇的谕令均依先后顺序加以编排整理。其所采用的说明方法得自阿伯拉尔的《是与非》（Sic et Non ）一书，对格拉提安之后“经院学派”的方法也颇有影响：它以一个权威性的命题开始，然后引述一些与其相反的陈述和先例，再寻求以解决此间的矛盾，并加注一些评论。虽然该书并没有被中世纪教会接受而成为最后的权威法典，但它是当时不可缺少的神圣法典。格列高利九世（1234年）、博尼费斯八世（1294年）及克莱门特五世（1313年）为之加了补充，到1582年与格拉提安的《汇编》一齐出版，成为整套《教会法典》。

的确，宗教法的范畴远较当代任何世俗法广泛。它不仅包括教会的组织、教条、运作，也包括在与基督教领土内之非基督徒交往的法则、调查及压制异端的程序、十字军的组织，有关婚姻、合法性、寡妇所应得财产、通奸、离婚、遗嘱、埋葬、寡妇及孤儿、宣誓、伪证伪誓、亵渎、买卖圣职、毁谤、放高利贷及公道价格等法条，学校及大学等法规，“神命休战”及其他限制战争缔造和平的方法，主教和教皇法庭的审理，破门律、咒逐（anathema）及停止教权的使用，教会刑罚的执行，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间的关系，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教会运用庞大的整套立法来约束所有的基督徒，并且教会保有用各种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刑罚来惩罚任何违反法规的人的权利，但没有一个宗教法庭作“血的审判”，即判处死刑。

在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成立以前，通常教会依靠精神上的恐惧感来行使职权。任何神父都能处人以轻微的破门律，即不允许一个基督徒参加教会仪式和圣典。对于一个信徒而言，假如死前未获完全的赦免，则这种惩罚意味着打入永远的地狱中。而重大的破门律则必须由教士会议或高僧来宣判，而且仅限于自己辖区内的人民。这种惩罚是断绝受罚者与基督教社会一切合法的、精神的联系，在法律上他不能提起控诉或继承或从事任何有效的行为，但可以被控告，并且没有一个基督徒愿与他共食、谈话，否则将受轻微的破门律的惩罚。当法兰西国王罗伯特因娶其表妹而被处破门律时（998年），他所有的朝臣和仆从均弃绝他，有两名留下来的仆人则将他饭后的残羹剩饭丢到火里，以免为其玷污。某些严重的案子中，除破门律外，还加上咒逐——以法律上的用语切实详尽地诅咒。而最后的手段是教皇能对基督教王国内任何地区颁布停止教权令。即停止全部或大部分的宗教活动。当一个人觉得有圣礼的需要，或惧怕带着未得赦免的罪去世时，这些被处以破门律者迟早会被逼得和教会和解。这种停止教权令，曾在998年对法兰西、1102年对日耳曼、1208年对英格兰、1155年对罗马行使过。

11世纪以后，由于过度的行使破门律和停止教权令，削弱了其效果。教皇为了政治目的而时常运用停止教权令，如英诺森二世以此威胁比萨加入托斯卡纳联盟。至于大规模的被处以破门律——如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作不实的陈报——被行得甚滥，以致基督教社会中大部分地区立刻或毫不知情地被革出教门。而许多知道的人则不予重视，甚至一笑置之。13世纪和14世纪，米兰、博洛尼亚及佛罗伦萨三次受到这种集体被处破门律。米兰对第三次的谕令不予以理会达22年之久。1311年，主教纪尧姆·勒·麦尔（Guillaume le Maire）曾说：“有时，我亲眼看到在一个教区内，三四百个被处破门律者，甚或可达700个，他们轻视钥匙权，用一些渎神的秽言谩骂教会和他们的神父。”“奥古斯都”菲利普和“美男子”菲利普对处他们以破门律的谕令并未放在心上。

这种时常的漠视态度，正说明了宗教法对欧洲平信徒权威减低的开始。基督教第一个1000年中，教会将如此广大区域的人类生活置于其统治下，而世俗的权势却瓦解。但13世纪和14世纪，当世俗政权逐渐增强，人类事务逐渐再度受到世俗法的统治，而脱离了宗教法的拘束。教会在教士任命上仍保有权力，而在其他方面，例如教育、婚姻、伦理、经济及战争方面，其权威则逐渐下降。国家在教会缔造的社会秩序的保护下，逐渐成长，直至强大，遂挣脱宗教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世俗化历程，于今则达到世俗化的巅峰。但圣典学者的工作，就像大多数创造性的活动一样仍未消失。它替教会准备并训练出最伟大的政治家，也将罗马法律传送到现代世界，它确立寡妇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并在西欧世俗法内树立寡妇自先夫处得到遗产的原则，也有助于经院哲学形式与语汇的形成。宗教法是中世纪心智活动方面最主要的成就之一。

教士

中世纪将所有的人分成两类：生活于宗教法规之下的，生活于“现世之中”的。僧侣是属宗教的，修女也是。有些僧侣又是神父，而构成了所谓的“戒律教士”（regular clergy），即遵循修院清规的教士。所有其他教士则称为“入世教士”（secular clergy），因其生活于“俗世”中。教士的等级可由其头上的削发辨识，教士均着一色长袍，除红、绿二色外任何颜色均可，袍子自头至脚开扣。教士，“clergy”，不仅指教会中守门、朗诵、驱魔及小沙弥等低阶层神职人员，也包括所有大学学生、教师及所有在学时曾剃度为僧，以后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作家、会计师或文职官员的那些人；后来缩小范围指牧师（clerical）、教师（cherk）及一般教士，他们并非肩负重大的圣职，可以结婚，并可从事任何高尚的职业，也没有义务继续剃发。

三种主要的圣职——副辅祭、辅祭、神父——是不可废黜的，并且在11世纪后通常不能结婚。根据记载，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之后，在拉丁教会的祭司阶层中，结婚或蓄妾的例子是有的，但这种情形越来越少。僧人、神父及修女的守身，在1215年后出现一个遗传学上的问题，因为这么多有才干的人拒绝婚姻关系，以致欧洲遭受某种生物学上的损失。但我们不知道，优越的才能究竟能遗传到何种程度。很少有理论能证明在平信徒中间，因僧人和神父的不婚而造成两性之间人数的不平衡。由于商业或其他性质的游历、战争及十字军东征、家族之间的私斗及其他各种危险，男性的死亡率高于女性，于是有极多的女子沦为老处女或产生杂交乱婚的情形。教会欢迎贤惠而虔诚的女子进入修女院，但僧人和神父人数的总和仍远超过修女。贵族中未出嫁的女儿，常携金钱进入修女院中。至于其他阶层的妇女，只得从事纺织业，或终身投靠亲戚，做个忍气吞声的老姑婆，或在恐惧与羞惭中委身于尊贵的男子，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教区内的神父必须使自己满足于精神上的喜乐。通常教区与一个庄园或村庄的范围一致，而教区神父通常由庄园领主会同主教来任命。极少数的神父受过很高的教育，因为大学教育费昂贵，书籍又少。如果他能读日课经书和弥撒经书，主持圣礼，组织教区内的人参加礼拜与从事慈善事业，那就够资格了。大多数情形下，他只是教区长雇用的代理人，负责该教区内的宗教事务，而赚取“圣俸”收入的1/4。在这种情形下，教区长可能持有四五份的圣俸，而教区神父过着一种卑下清贫的生活。只有靠为人施洗、证婚、主持葬礼及替死者做弥撒所得的“祭坛费”（altar fees）来贴补其收入。有时，在阶级战争中，他站在贫穷者一边，正如英国教士保尔（John Ball）。论德行，他不能与现代的神父相比，后者由于宗教竞争而表现出最佳的行为。但大体上，仍能存忍耐，凭天良与慈心从事其工作。他探望病人，安慰鳏寡，教育青年，不断念诵日课经书，而将道德和文明带给粗野而精力充沛的民众。就连他们最严苛的批评者，也说许多教区神父是“地上的盐”。有一个自由思想家莱基（Lecky）说：“没有什么人能表现出一种更单纯、更脱俗的热心，毫不计较个人的利害，献身于尘世间最艰苦的工作，而以大无畏的英雄精神面对各样艰难、痛苦与死亡。”

神父与主教构成了整个神职体系。主教由神父中选出，协调数个教区及神父，而成为一个主教区（diocese）。最初依照理论来说，他是由神父与人民选出；但格列高利七世以前，通常是由国王或男爵指定。1215年以后，由主教座堂会议会同教皇所选出。他不但要处理教会事务，也处理许多俗世事务。其主教法庭不但审理所有涉及神职人员的案件，也审理一些民事案件。他有权任免神父，但在这个时期，他对其辖区内僧院院长及僧院中的僧侣们的权威却消失了，因为教皇害怕主教的权力过高，而将清修的教团直接置于教皇的管辖之下。他的收入，部分来自各教区，大部分来自附属于其座堂的田产。有时候他给教区的钱多于从教区收来的钱。主教候选人，通常同意缴纳一种税金——先是付给国王，以后付给教皇，作为提名的代价。作为一个世俗的统治者，他有时也逃不过人性的弱点，而任命自己的亲戚到有利的岗位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抱怨：“上帝使主教无儿子，魔鬼却给了他侄子。”许多主教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成为封建地主、但仍有许多耗尽一生，献身于属灵和行政上的工作。在利奥九世改革主教团后，欧洲的主教成为中世纪历史上心智和道德最佳的人才。

在各省主教之上是大主教（archbishop）或总主教（metropolitan）。他能单独召集或主持全省的宗教会议。有一些大主教，由于其个性与财富，几乎统治辖区内一切的生活。在日耳曼、汉堡、不莱梅、科隆、特里尔、美因茨、马格德堡及萨尔茨堡的大主教都是有权势的封建地主，有些被皇帝选来治理帝国，或充任大使，或为皇家顾问，法兰西兰斯的大主教、诺曼底鲁恩的大主教及英格兰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即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某些地区的大主教，如托莱多、里昂、纳邦、兰斯、科隆、坎特伯雷等地，在其辖区内居首位，对其辖区内所有的神职人员行使一种不可抗辩的权威。

主教集会定期地构成了教会的代议政府。在以后几个世纪中，这种会议要求教皇有更高的权力，但在这个教皇至上的时代，西欧社会中没有人怀疑罗马主教在教会和属灵之事上的至高权威。10世纪的丑行被利奥九世和格列高利七世的美德补偿。在12世纪的动荡与斗争中，教皇的权势逐渐增长，直至英诺森三世，宣称其权势已伸张至全地。国王与皇帝为这位身着白色衣袍的上帝众仆之仆执镫，并吻其足。至此，教皇的权势已经达到最高点，于是最有才智的人进入严谨的神学和法律学校，以备在教会神职体系中谋得一官半职。而那些晋升至最高位者，均属智勇双全的人，不会为治理一州的工作所惊骇。教皇个人的死亡并不影响历代教皇及其会议所形成的政策目标，格列高利七世未完成的，英诺森三世予以完成。而英诺森三世与格列高利九世对抗环绕教皇国的帝国之争，由英诺森四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取得最后的胜利。

理论上，教皇的权威来自继承基督所授予使徒们的权力。就此意义而论，教会的统治是一种神权政治——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以宗教统治人。就另一种意义而言，教会是一种民主政治。在基督教王国内，除了身心有残疾者、被宣判有罪者、被处以破门律者及奴隶外，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神父和教皇。正如每一种制度，富有的人有较优的机会充实自己，以备晋升高位。但事业对所有人开放，其成败主要决定于其才能而非家世，数以百计的主教和多位教皇都来自穷人阶级。这种新鲜血液从各个阶层不断注入教会组织中，更有助于提高神职人员的才智，而且是“多年来承认人类生而平等唯一的实际表现”。伏尔泰在《欧洲礼仪与规范》（Essay on the Manners and Morals ）一书中：“罗马教会之所以得势，即在于其能凭功绩用人，而其他政府则凭出身用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N.Y.，1939，p.643）中也说：“这就是使此一古老的组织，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之根据。这庞大的教会显要集团不断地自最低层级的民众中补充自己，不仅保持与一般民众感情世界本能的联结，且确保自身无比的精力与活动力，这种精力与活动力，以这种形式，唯有在广大的群众中能永远存在。”

1059年，就我们所知只有住在罗马附近的红衣主教有权力选举教皇。由于教皇在许多国家任命，使这些红衣主教从7人逐渐增加到70人，组成“红衣主教团”（Sacred College）。这些人戴红色帽子，着紫色衣袍以示区别，他们构成神职体系中一个新的阶级，地位仅次于教皇本人。

教皇、主教，再佐以大批教士与神职人员构成“罗马教廷”或行政与司法庭，教皇统治着一个精神帝国，于13世纪达到鼎盛。教皇可以单独召集主教会议，而会议中的立法，除非教皇认可，不具效力。他有权解释、修改、扩充教会的宗教法，也能废弃其规定。他是主教法庭一审终结后上诉的最后法庭。他可以单独赦免某些重大的罪过，发出大部分的赎罪券，或册封圣徒。1059年以后，所有的主教必须宣誓服从他，并且其所管辖的事务必须受教皇所派代表的监督。撒丁及西西里等岛，英格兰、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均承认教皇是他们的封建领主，并向他纳贡。通过主教、神父及僧侣，教皇的耳目遍及各处。逐渐地，罗马的统治借着惊人的话语能力，巧妙地再度在欧洲恢复起来。

教皇权至上（1085—1294）

教会和国家之间关于册封权问题的争端，并没有随格列高利七世的去世和帝国的明显胜利而平息，历经数任教皇，继续了30年之久。在《沃姆斯和约》（The Concordat of Worms ）中，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和皇帝亨利五世达成协议。亨利向教会屈服承认“以戒指及杖册封”，并且同意所有主教和僧院院长的选举皆“遵照宗教法而行”，即由有权势的教士或僧侣们来做——“且不受所有干涉”，也不贩卖圣职。卡利克斯特承认在日耳曼境内，选举握有王室土地的主教和僧院院长时，必须在国王面前举行。在有纠纷的选举中，国王须在咨询该行省主教们之后方能在争执者之中做决定。主教或僧院院长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必须对其承担附庸向领主所当尽的所有义务税捐。英格兰与法兰西也签订了相似的协定。双方均宣称获得胜利。教会在迈向自治的努力上有重大的进展，但是封建关系使国王对欧洲的主教选举仍有主要的决定权。

1130年，在教皇选举问题上，红衣主教团分裂成两个集团：一部分选英诺森二世，另一部分选阿纳克勒图斯二世（Anacletus II）。阿纳克勒图斯虽出身皮埃莱昂尼（Pierleoni）的贵族家庭，但有一位犹太籍而皈依基督教的祖父。他的对手称他为“犹太大祭司”（Judaeo-pontifex）。而圣贝尔纳，虽在其他场合对犹太人友善，却写信给皇帝罗塞二世：“真是使基督蒙羞，叫一个犹太人的后裔来占据圣彼得的宝座。”——他忘了圣彼得的原籍。大部分的神父支持英诺森，有谣言称阿纳克勒图斯乱伦、劫掠基督教教堂，使其犹太朋友致富，这类谤言一时成为欧洲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但罗马的人民支持他，直到他逝世（1138年）。可能是阿纳克勒图斯的故事引起14世纪“犹太教皇”的传奇。

哈德良四世是另一个“向所有有才干者开放”的例子。他出生在英格兰一个卑微的家庭，曾到修道院乞食，尼古拉·布雷克斯皮尔亲自以僧院院长、红衣主教及教皇所该具备的全部才能来抚育他。他把爱尔兰赐给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强迫“红胡子”腓特烈吻其足，而且几乎诱使这位伟大的皇帝承认教皇有权废黜皇位。哈德良去世，大多数红衣主教选亚历山大三世，一小部分选维克托四世。“红胡子”腓特烈想要恢复一度曾被日耳曼皇帝所拥有、超越教皇权之上的权力，邀请两人到他面前来呈请确认其权力，亚历山大拒绝，维克托同意。在帕维亚宗教会议，腓特烈承认维克托为教皇。亚历山大对腓特烈处以破门律，使臣民不服从皇帝，并且协助在伦巴底暴动。在莱尼亚诺一地，伦巴底联盟的胜利挫了腓特烈的锐气。他和亚历山大在威尼斯言和，而且再度吻教皇的脚。同一位教皇强迫英格兰的亨利二世赤足前往贝克特大主教的墓地，并在该处接受坎特伯雷的宗教法规的制裁。这是亚历山大的长期奋斗和完全胜利，而为另一位极伟大的教皇打开了一条坦途。

英诺森三世于1161年生于罗马附近的阿纳尼。身为塞尼（Segni）伯爵的子嗣，他具备贵族出身与受良好教养的种种优越条件。他曾在巴黎研习哲学和神学，在博洛尼亚研习宗教法和世俗法律。返回罗马后，因其精通外交与学理，加之家族的权势，他在教会的职阶上晋升得很快：30岁即为红衣辅祭；37岁时，虽不曾为神父，却被一致通过选为教皇（1198年）。前一日被任命，次日他即任圣职。他很幸运，因为控制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皇帝亨利六世已在1197年去世，而传帝位给三岁童稚的腓特烈二世。英诺森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罢黜在罗马的日耳曼行政长官，从斯波莱托和佩鲁贾逐出日耳曼的封侯，接受托斯卡纳的归顺，重建在教皇国中的教皇统治地位，亨利的遗孀承认其为西西里的大封主，并同意他作为她儿子的监护人。10个月之内，英诺森成为意大利的主人。

英诺森可能是当时最聪明睿智的人。在其早先30年中，曾写了四部神学的作品，既富有学术性且思想深刻，但在他的政治声望之下他的文才显得黯然失色。他所发表的教皇文告思路清晰合理，措辞贴切尖刻，使他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阿奎那”或思想正确的“阿伯拉尔”。虽然他身材矮小，但从其敏锐的眼神和严厉的黧黑面目，表现出威仪的神态。他有幽默感，善于歌唱、作诗；他也有和善温柔的一面，仁慈、有耐心、容忍他人。但是在学理上和道德上他绝不容许教会的伦理或教义有所偏差。基督徒信仰和盼望的世界，就是被他指定为要保护的帝国。像任何其他的国王，当用言语不足以保其疆土时，他也会诉诸刀剑。虽生于富贵之中，他过着一种恬淡朴实的生活。在一个贪污腐化的时代里，他仍保持方正清廉，当他就任圣职之后，禁止教廷的官员们对劳务收取费用。他愿意以世界的财富充实彼得的座堂，但是他以合理诚实的手段来处理教皇的基金，他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有分寸地参与那宗或与道德无涉的著名交易。他成为罗马的皇帝，斯多葛式的而非基督式的，而且从不怀疑其统治世界的权利。

由于在罗马人鲜明的记忆中有如此多强而有力的教皇，自然地，英诺森将其政策建立于教皇职位神圣不可侵犯及其任务崇高的信念上。他小心维护教皇典仪的庄严壮丽，从不在公众面前降低其至高的尊严。他真挚地相信自己是权力的继承人，这个权力在当时一般人承认是“上帝之子”赐给使徒和教会的。他几乎不承认有任何权威能与其抗衡。他说：“主所留给彼得来统治的，非仅整个教会，而是整个世界。”他并不要求在属地或纯粹尘俗的事务上有至高的权力（教皇国例外，但坚持若有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抵触的，精神权力应优于世俗权力。他有格列高利七世的理想——所有的政府应组成一个世界国家，其中教皇为首，在所有涉及公义、道德与信仰的事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一段时期，他几乎实现了梦想。

1204年，由于十字军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达成了英诺森计划中的一部分：希腊正教归顺于罗马公教。于是，英诺森愉快地说道：“基督无缝的外衣。”他使塞尔维亚，甚至远方的亚美尼亚，归于“罗马主教座堂”的统辖之下。渐渐地，他获得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并使强大的主教团体成为教皇的工具和仆役。经过一连串的重大冲突，他使欧洲的统治者史无前例地承认他的统治权。他的政策在意大利少有成效：多次尝试中止意大利的城邦战争，但失败了。在罗马，他的政敌使其陷入不安，他只好暂离都城。挪威的斯韦莱王（King Sverre）不顾破门律和停止教权的惩治，成功地抗拒了他。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不理其所下的与英格兰议和的命令，但屈服于教皇的坚持而迎回其弃妇。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被说服放弃贝伦加里亚，因为她在禁止通婚的近亲家族内。葡萄牙、阿拉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承认自己为教皇的封建领地，年年向其进贡。当英王约翰拒绝英诺森任命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教皇以停止教权的禁令与精明的外交迫使英格兰成为教皇采邑的一部分。英诺森在日耳曼扩张其权势的方法，是先支持奥托四世抗拒士瓦本的菲利普，再支持菲利普反抗奥托，其后支持奥托和腓特烈二世作对，然后支持腓特烈抵抗奥托，每一次均为教皇国强取租地作为支援的代价，也为教皇国解除了四面受困的威胁。他提醒诸位皇帝，是一位教皇把王权从希腊人手中“转移”到法兰克人手中，查理曼由于教皇的涂膏与加冕而成为皇帝，教皇有权赐予，也有权收回。一个到罗马的拜占庭游客描述英诺森“并非彼得的继任人，倒似君士坦丁的继位者”。

他打消所有世俗领主想未经教皇同意而向教士征税的念头，并以教皇的基金来供应贫困的神父，努力改善教士的教育。他清楚说明“教会”是基督教教士全体，而非指基督徒全体，借以提高教士的社会地位。为惩罚主教和僧侣们从教区收取什一税捐，他牺牲了教区的神父；为改革修道僧放纵的生活行为，他曾下令定期监督和视察僧院和女修道院；他又立法令教士和俗人，主教与神父，教皇与主教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恢复原有秩序。他使教皇的教廷发展成为有效率的议事、行政和司法庭，后来成为当时最有能力的统治团体，其所用方法与术语，有助于外交艺术与技术的形成。英诺森本人对所作的决定，都能从理论上和先例中找到法律上的支持。在他所主持的而由红衣主教所组成的高等教会法庭中，常有许多律师及博学宿儒前往参与“宗教会议”（Consistory），并从他对于世俗法和宗教法规的讨论与决策中获益。有些人称他为“法律之父”（Pateriuris），其他的人善意幽默地称他“所罗门三世”。

身为立法者与教皇，他最后的胜利是1215年主持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该会议在罗马的圣若望的拉特兰大教堂举行。1500名僧院院长、主教、大主教与其他高级教士，来自联盟的基督教世界中各个主要国家，参加第12届全基督教教会会议。教皇的开场白是勇敢地承认罪过与接受挑战：“民众腐化主要根源于教士，由此产生基督教世界中各种的罪恶，信心丧失，宗教被败坏……正义遭践踏，异端猖獗，助长了教会的分裂，不信的势力日趋强大，而伊斯兰教也大行其道。”至此，教会集体的力量与智慧完全由一人来辖制。他的意见成为会议中的指令。大会允许其重订教会的基本教义。至此，化体论首次被正式阐释。大会接受其命令，要求所有在基督教的土地上之非基督徒必须佩戴用以区别的标志。大会热烈地响应其征讨阿尔比异端教派的号召，但大会也附从他承认教会的缺点。大会谴责欺人的圣迹等琐事，严厉地责难“轻率而无限制的赎罪券，许多高级教士……毫无顾忌地滥发，于是教会之钥被污蔑，告诫后的满足感也消失了”。他试图对僧院生活作长远的改革，又指责教士的酗酒、不道德、秘密结婚，并通过极严厉的措施加以限制，但是他指责阿尔比异端关于所有性交均有罪的主张。就其出席的人数、规模及效果而言，第四届拉特兰会议是尼西亚会议以来教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从其事业的巅峰，英诺森很快地跌落下来，以致英年早逝。他毫不松懈地鞭策自己致力于行政与职权的扩张，55岁之龄即已精疲力竭。“我没有空闲，”他忧伤地说，“去默想超现世的事物，我现在呼吸渐促，必须全心为别人而活，忘怀我自己。”可能在临终时，当他回顾一生所作所为，他能较在激烈争斗中更客观地评判其得失。他所组成的用以重占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失败了。铲除法兰西南部的阿尔比异端教派在他死后才实现。他赢得同时代人的钦慕，但像格列高利一世或利奥九世一样，并未赢得他们的爱戴。有些教会人士抱怨他太像国王，不像神父。圣鲁特加迪斯（St.Lutgardis）认为他难逃地狱之刑；而教会本身，虽然对其过人天分引以为荣，并感谢其劳苦功高，却未将他列入圣人的名册中，这项荣誉，教会曾赐予一些地位不甚重要，却更完美无缺的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他的功绩，他曾把教会带至鼎盛的阶段，几乎实现了教会所梦想的道德性世界国家（a moral world-state）。他是当时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凭其远见、赤诚、百折不回的精神及无比的精力追求其目标。他去世时（1216年），教会无论在组织、威望及权势上都达到巅峰状态。

洪诺留三世未被重视，他因为过于柔弱，无法强而有力地进行帝国与教皇之战。格列高利九世，虽年届80岁始登教皇位，却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固执从事争战，成功地攻打腓特烈二世，致使文艺复兴延迟百年。他还组织了宗教裁判所。他是一个绝对真挚而作英雄式献身的人，全力护卫其所认为人类最珍贵的财富——因基督而生的信心。他不是一个刚硬无情的人，当其任红衣主教时，曾保护并智慧地引导可能偏向异端的圣方济各。英诺森四世摧毁了腓特烈二世，而且批准宗教裁判所使用酷刑。他是哲学的赞助人，协助各大学，并成立法律学校。亚历山大四世是一个恬静、和蔼、仁慈而公义的人，“以其主张免除暴政之自由而震惊世界”。他反对前几任教皇的好战作风，喜欢虔敬行为甚于政治，一位圣方济各修会的编年史家说：“他因终日思虑基督徒之间可怕而日益增多的争斗，终至心碎而死。”克莱门特四世时，又恢复了战争，打败曼弗雷德，倾覆霍恩施陶芬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再陷希腊手中，使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之间的和解问题受到威胁。但是格列高利十世获得迈克尔·巴利奥略（Michael Palaeologus）的感激，因为他不支持安茹的查理征服拜占庭的野心，复位的希腊皇帝使东方教会归顺罗马，而教皇权再度变得至高无上。

教会的财政

教会实际上是欧洲的共主，掌理半个大陆民众的奉祀、伦理、教育、婚姻、战争、圣战、死亡及遗嘱，主动参与尘俗的事务，兴建中古历史上费资最巨的建筑，只有凭借剥削上百种税收，方能维持其职能。

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什一税。自查理曼以来，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中，国家法律规定，所有教会以外的土地，必须以其总生产或全部所得的1/10，上缴当地教会，金钱或实物不拘。10世纪以后，每个教区必须把其什一税之一部分提交主教教区。在封建思潮的影响下，教区的什一税像其他任何财产或收入一样，可以让渡、抵押、遗赠或出售，到12世纪，已经织成一个财务网，当地教会与神父成为什一税的稽征人。在英国课征什一税时，人们期望神父“因收取什一税而遭天谴”。我们听说不时有缴纳什一税者起而暴动的事件发生：1280年，据弗拉·萨利姆贝内（Fra Salimbene）说，在雷焦艾米利亚的公民，公然反对破门律和停止教权的惩处，而相互约定“无人向教士缴纳什一税……也不与他们同席共食……也不供应他们任何饮食”——一项相反的破门律，而主教被迫妥协。

教会的基本收入来自其自有土地。这些土地或出于信徒的馈赠或遗赠，或由购买或借债者抵押而得，或由僧侣或其他教会团体对荒废土地的利用而来。在封建制度中，一般期望每一个地主或佃户在死时留下一些土地给教会。没有这样做则被怀疑是异端，可能被拒绝埋葬在神圣的土地上。因为只有少数平信徒会写字，通常召请神父起草遗嘱。1170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除非有神父在场，否则所立遗嘱均被视为无效；任何凡俗的公证人，若非在这种情况下起草遗嘱，将被处破门律；而教会对于遗嘱的认证，有独特的管辖权。捐赠或遗赠给教会，被以为是减轻炼狱痛苦的最可靠方法。许多对教会的遗赠，特别是在1000年以前，都用adventante mundi vespero ——“因为这世界之末日将近”——几个字开头，就我们所知，有些物主恳求将财产给予教会，作为其伤残保险费用：教会对捐赠者提供年金，而且照顾其疾患与晚年，并且在其死后取得财产的留置权。有时由于“人情关系”，一些僧院给予他们的施主一份由僧侣祈祷或善行所赚得的功德或炼狱减免。十字军不但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卖给教会以筹集现款，而且以其财产作为担保向教会团体贷款，而在很多情形下因倒债而被没收。有些人死时没有继承人而将全部产业给了教会；托斯卡纳的女伯爵玛蒂尔达曾企图把1/4的意大利遗赠给教会。

教会的财产是不可剥夺的，而且1200年以前在正常的情形下，豁免俗世税捐，所以其财富极大地增加。一个大教堂、僧院或女修道院拥有数千座庄园，包括十余个城镇甚至一两个大城市的情形并不罕见。朗格雷斯（Langres）主教拥有整个郡；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统治了2万农奴；博洛尼亚主教拥有2000座庄园；洛尔什修道院也是如此；西班牙拉斯·胡尔加斯（Las Huelgas）修道院拥有64个镇区。约1200年，教会在卡斯提亚拥有1/4的土地；在英格兰有1/5；在日耳曼有1/3；在立窝尼亚有一半。然而这些仅是不确切的估计。这样的累积引起各国政府的嫉妒而使教会成为众矢之的。查理·马特没收教会的财产以资助其战争。“虔诚者”路易立法反对剥夺立遗嘱人子嗣的继承权而赠予教会的遗产。日耳曼的亨利二世剥夺许多僧院的土地，说他们宣誓守贫；一些英格兰的永代让渡法规限制立契约将产业让与教会团体。爱德华一世从英格兰教会征收其财产的1/10（1291年），而在1294年征其税收的一半。在法兰西，对教会财产的课税，始于菲利普二世，圣路易维续，至菲利普四世乃告确立。工业和商业发展之后，货币增殖，物价上涨，僧院和主教区的所得，由于大部分来自封建捐税，以往根据低物价水准所定，而今又难再提升，因此不但无法供其挥霍，而且不足以维持生活。约1270年，大部分的法兰西教堂和僧院都债台高筑，他们从银行家手中以高利贷款应付国王的榨取，造成13世纪末，法兰西建筑衰退。

由于教皇向主教区征收他们财产及税收的捐税，起先为资助十字军，后来为支付教皇座堂日益增加的费用，使主教区更加穷困。当教皇辖区扩大及其功能益趋复杂时，开辟新的财源成为必要。英诺森三世在1199年指示所有主教每年送其收益的1/40给“彼得座堂”（“See of Peter”）。所有在教皇直接保护下的僧院、女修道院及教会均被课税。新选出的主教必须缴纳“一种教会职禄献金”（annate）——理论上是第一年收入的全部，实际上为一半——给教皇作为其批准任命的费用；领受大主教披肩，被要求缴纳更大的金额；并要求所有基督教家庭每年缴纳1便士给罗马主教座堂作为向教廷的献金（Peter’s Pence）。通常，诉讼费也送给教廷。教皇要求享有权力，以使某些案子不受宗教法拘束。如，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允准近亲通婚；对于这种特例，通常都需要收法律程序费。教皇从那些领受赎罪券和到罗马朝圣者的手中，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据估计，1250年教廷的总收入比当时所有欧洲君主们的岁入总和还要多。1252年，教皇从英格兰收到3倍于英格兰皇室的钱款。

教会的财富与其职权的大小成正比，其财富也是当时异端邪说产生的主要原因。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宣称，任何教士或僧人，死时如果还拥有财产，他一定会下地狱。鲍格米勒派、韦尔多派、巴塔里亚派及清洁派则领头谴责基督的门徒拥有财产。13世纪，一本很畅销的讽刺作品《银马克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Marks of Silver ）在开头便说道：“在那些日子，教皇对罗马人说：“当‘人子’降临为我们的王时，他首先会说：‘朋友！你为何到这里来？如果他什么都没给你，那你就将他丢到外面黑暗之处去。’”在当时各种文学作品——寓言集、英雄颂、《玫瑰传奇》及流浪学者、抒情诗人、但丁的著作，甚至僧院的编年史家的诗文中，我们都能发现对教会的贪婪或财富的控诉。英格兰僧侣马修·帕里斯谴责英格兰和罗马高级教士唯利是图的行为，称他们“靠着基督的遗产而过奢华的生活”。罗马的休伯特是多米尼克教派的领导人物，写道：“赦罪者以贿金贿赂教会法庭的高僧。”另一个神父佩德罗·康托尔（Petrus Cantor）说有一些神父出售弥撒曲或晚祷诗，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贝克特斥责教皇法庭进行交易，并引亨利二世所言，夸称已收买整个红衣主教团。在历史上，每一个政府都被控诉贪污腐败，这些控诉，部分是事实，而部分是因某些骇人听闻的案子而夸大其词，有时却引发了革命的怒吼。那些用他们来之不易的积蓄建筑圣母堂的教区居民，也会愤而抗议教会聚敛的习性，有时甚至会杀害一个怙恶不悛的神父。

教会本身也批评教士们的蓄财行为，并且极力希望能控制教会全体人员贪得无厌及奢侈的习性。成百的神职人员，上自圣彼得·达米安、圣贝尔纳、圣方济各及维特里（Vitry）的红衣主教，下至一般普通僧侣，都努力缓和这些天然的恶习。主要是从这些教会改革家的著作，我们才知道那些人类的恶习积病。有十余个的教团以身作则来倡导改革。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1179年的拉特兰会议定罪那种借施浸、临终涂膏或主持婚礼而索取费用的行为。格列高利十世1274年在里昂召开的全基督教教会会议，明确地采取措施以改革教会。在这一时期，教皇本身也表现出不好奢华，而致力于令人精疲力竭地工作以赚取生活所需。这正是精神事业的悲剧，无组织则凋萎；有组织又因其物质上的需要而败坏。

第二章 早期的宗教裁判所
（1000—1300）

阿尔比异端

12世纪末，反神职主义（Anticlericalism）汇成一股洪流。信仰时代，存在着一种逃避、憎恶有组织、有神职体系的基督教的宗教神秘主义和情绪。可能随着十字军的归来，东方神秘主义的新浪潮开始流入西方：从波斯由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传来摩尼教的二元论和玛兹达教的共有主义；从伊斯兰教传来对偶像的唾弃、晦涩难解的宿命论和对教士的厌恶。十字军的失败，使人对基督教会的起源与支持是否出于上帝暗自怀疑。圣保罗派信徒受拜占庭帝国的逼迫，被逐西迁，由巴尔干半岛，带给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对偶像、圣礼及教士的蔑视态度；他们将宇宙划分成上帝所创的精神世界和撒旦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并认定撒旦即《旧约》中的耶和华。鲍格米勒（爱上帝者）派承其衣钵，正式成立并定名于保加利亚，流传于波斯尼亚一带。13世纪，他们屡遭战火的洗礼，仍然不屈不挠地奋力抵抗，却最终于1463年屈服于伊斯兰教，而非屈服于基督教。

约1000年，在图卢兹和奥尔良两地出现一个教派，从根本上否定神迹的真实性、浸礼令人重生的效能、圣餐中基督同在的说辞，及向圣人祷告的功效。有一段时期，他们并不受重视，继而被定罪。1023年，其中的13个教徒惨死在火刑柱上。类似的异端也在各地蔓延，并导致了康布雷及列日（1025年）、戈斯拉尔（1052年）、苏瓦松（1114年）、科隆（1146年）等地的叛乱事件。依据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的推算，13世纪共有150个教派存在。其中有些团体只不过是在没有教士的聚会中，互相以方言朗诵《圣经》，自行解释疑窦丛生的经文，基本上并不乖离。其他如意大利的谦抑派（Humiliati），低地国家（Lowland）的贝吉安女修会（Béguines）、培进会（Beghards），大体上都与正统的主张吻合，所不同的一点在于它坚持教士应该清贫度日。主张此说的圣方济各修会，几乎也被视为异端。

瓦尔多教派不幸，难逃异端的劫数。约1170年，里昂富贾彼得·瓦尔多与数位学者合作，将《圣经》翻译成法兰西南部的方言。悉心研究译著的结果是，确认基督徒应模仿使徒诸贤的生活方式——个人无私产。除了部分财产给予其夫人外，其余的均分赠给贫苦无依的穷人，以传播安贫乐道的福音。他召集了一小群自命为“里昂的贫民”（poor men of Lyons）的人，让他们着类似僧侣的服饰，赤足或穿拖鞋，过着淳朴的生活，并互通有无地奉献出个人的所得。起初教士们并不介意，尚允许他们在教堂内诵经唱诗。但当彼得因过度地实践福音书中所言，而侵犯到别人的领域时，里昂大主教严厉地提醒他，唯有主教才有传道的权利。彼得于是在1179年前往罗马，恳求亚历山大三世准予其传道。亚历山大首肯彼得在当地教士的同意与监督下，得以继续传播福音。然而，彼得未征得当地教士的同意，便恢复他的传教事业。他的门徒皆是《圣经》的虔诚信仰者，对《圣经》中大部分的教义更是服膺于心。渐渐地，这种运动现出一种反教士的倾向，拒绝所有的教士职位，否认罪恶多端的教士们主持圣礼的效力，公认每位虔诚的信徒依本身禀赋赦免罪恶的权利。部分人士反对赎罪券、炼狱、化体论及向圣人祷告；有一团体认为“凡物必须公用”，另一些人更明白指出教会即是《启示录》中的“大淫妇”（scarlet woman）。至1184年，此教派终被定罪。其中一部分，称为“贫苦的公教”（Poor Catholics），在1206年为教会所招抚；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仍信守不渝，此派由法兰西而传入西班牙和日耳曼。可能为了限制他们的蔓延，1229年，图卢兹会议明谕一般平信徒不应拥有《圣经》，除了拉丁文的《诗篇》及《定时祈祷诗文》外。这两卷书的其他方言译本因未经教会审查合格一概不准阅读。教会对异端采取高压手段，上千名瓦尔多派教徒殉道于火柱上。1217年，瓦尔多死于波希米亚。

12世纪中期，西欧的各城被许多异端教派败坏。1190年，一位主教称，“都市里充满着蛊惑众人的假先知”。单就米兰一地而言，新的宗派即有17种之多。其中最引人侧目的莫过于命名源于米兰贫民窟巴塔里亚（Pataria）的巴塔里亚教派（Patarines）。这一运动原是抗议富者而发，后来转变为反教士主义的一股力量，极力谴责教士买卖圣职、聚敛财富、结婚及私下纳妾的罪状。他们的主张可以一位倡议者的言论为代表：“教士的财富应该没收，财产则应公开拍卖；倘若他们抵抗，则任人抢掠教士的房宇，并将教士及其私生子逐出所居住的都市。”类似这种反教士的举动，先后发生于维特尔波、奥维埃托、维罗纳、费拉拉、帕尔马、皮亚琴察、里米尼等地。有时，这派人士控制人民的集会，占据市政府，并以公共事业的名义课征教士税收。教皇英诺森三世无奈，只得谕令伦巴底的特使，迫令市政官员宣誓不得委派异端人士。1237年，米兰的暴动“出言亵渎，恶言相向”，数座教堂受到“无以名状的猥亵”。

最具影响力的异端包括源于希腊文“纯洁”的清洁派（Cathari）；源自巴尔干的保加利亚教派（Bulgari）；源于法兰西阿尔比的阿尔比派。蒙彼利埃、纳邦及马赛等市由于经常与穆斯林和犹太人接触，外加来自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及意大利等异端中心地的商人不绝于途，变为法兰西异端的中枢。以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为主要据点，再伴随着商贾的足迹，逐渐流传至图卢兹、奥尔良、苏瓦松、阿拉斯及兰斯。法兰西中古文明已臻巅峰状态。主要的宗教表现得优雅大方，和睦相处，妇女装饰得十分华丽，道德规范已趋松弛，抒情诗人到处散播浪漫的气氛，所以与腓特烈统治下的意大利一样，文艺复兴的花朵已含苞待放了。1200年，法兰西南部的诸侯，除了理论上仍臣属于国王外，实际上已全然独立。区内图卢兹的伯爵是最大的领主，其所拥有的领地多于王畿的面积。清洁派的教义及仪式，一方面返璞归真地追求早期基督徒的信仰和方式，另一方面是受到西哥特人统治下法兰西南方阿里乌斯派的影响，同时综合摩尼教及其他东方思想而成的。他们有着黑袍的神父及主教称之为“完成者”（perfecti），于接受圣职时须宣誓离开父母、配偶、儿女，一生致力于“上帝及其福音……不接触女性，不杀生，除鱼类与菜蔬外，其他肉类、鸡蛋，或牛乳类食物均戒绝”。这些内容得自宗教裁判官萨切乔尼（Sacchoni）的报告，因清洁派本身所有的文献均已失散或遭毁；有关其教义与仪式，我们只得通过其敌对者的报告间接了解。一般“信徒”日后也须如此宣誓；然而他们仍可以食荤和结婚成家，但是为求得“圆满”的生活，必须脱离公教教会，而且向任何“完成者”致以问候时，也得虔诚地跪拜三次。

依照摩尼教的理论，清洁派将宇宙划分成善良（Good）、上帝（God）、灵（Spirit）、天堂（Heaven）、邪恶（Evil）、撒旦（Satan）、物质（Matter）及物质世界（material universe）。目光所能及的世界是撒旦所创的，并非上帝的杰作。所有的物质皆属邪恶，包括耶稣殉难的十字架、圣餐上的圣饼。耶稣提到饼时，只是用比喻的方式说道：“这是我的身体。”所有肉体都属物质，凡与它接触过的即是不洁净的；一切性交均为罪恶；亚当和夏娃所犯下的罪状即是交媾。据反对阿尔比派的人士所描述，此派弃绝圣礼、弥撒、偶像崇拜、三位一体说及童女生子说；基督是一位天使，但与神原非为一。据说他们反对私产，赞成共享。伦理上以基督的“登山宝训”为依归。对敌人应该友爱，对贫病者应加体恤，不起誓，保持和睦。武力总是缺乏道德的根据，甚至使用武力对付异教徒，也是不可容忍的事；极刑即为死刑；每个人均应确认，上帝虽不使用卑鄙的手段，终将胜过恶魔。此派的神学理论否认地狱与炼狱的存在；每个灵魂都将得救，其间只不过须经过多次灵魂净化而已。一个人清净无垢地逝世，才得登上天堂。因此，在离开世间之前，必须接受清洁派神父最后的“慰灵复手礼”（consolamentum），涤除灵魂上一切罪污。清洁派教徒于病入膏肓时，方接受此礼。圣礼后而告痊愈的教徒，很容易再感染上新的不洁，此生再也不能获得洗礼。因此，行礼后而告病愈是莫大的不幸。为避免这个悲剧的产生，有人控诉说：阿尔比派神父常说服康复的教徒，以绝食了此残生而入天堂。有时，甚至征得病人的同意，直截了当将病人窒息而死。

若是清洁派不主动抨击教会，教会人士可能不加理睬，任其自生自灭。此派教徒否认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圣彼得未曾驾临罗马，更没有创设教皇统治；教皇是皇帝的继承者，而非基督使徒的衣钵者。基督在没有枕头的地方休息，教皇却生活在皇宫中；基督一文不名，而基督教的高级教士则腰缠万贯。清洁派教徒认为这些养尊处优的大主教及主教、属世的神父、肥胖愚钝的修道士，尽是昔日法利赛人的再生。罗马教会简直是巴比伦大淫妇，教士团体乃撒旦的会众，教皇则是反对基督之人。他们谴责十字军的鼓动者为刽子手，其中许多人更取笑赎罪券及圣徒遗物。据称，一群教徒造了一座丑恶、独眼、残废的圣玛利亚雕像，并佯装行了许多奇迹，取信于民后，才表露出其为捏造之事。当时的抒情诗人不满教会的伦理观念，对于新教派也未全然苟同。然而，清洁派的许多观点常出现于他们所著的许多诗歌中。著名的抒情诗人，除了两位之外，都被认为是偏袒阿尔比派的。这些抒情诗人对朝圣、忏悔、圣水及十字架都极尽讽刺之能事，将教堂称为“贼窟”（dens of thieves），教士为“叛徒、骗子、伪君子”。

法兰西南部的天主教教士和民间团体，曾经宽宏大量地容忍清洁派的存在，人民得以依其心愿，自由选择新旧宗教的信仰。天主教与清洁派的神学家曾数次公开辩论，其中一次发生在1204年的卡尔卡松，双方在罗马教皇特使与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二世御前公然辩论。1167年，来自多个国家各支派的清洁派教士聚首一堂，讨论并制定清洁派的教义、戒律及行政措施，休会期间并未受到任何干扰。然而，当时的贵族蓄意打击朗格多克的教会，因为教会富贵无比，土地绵延千里；而贵族们反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铤而走险，开始掠夺教会的财产。1171年，贝济耶子爵罗杰二世洗劫一座修道院，并将主教下狱，同时派遣一位异教徒随时就近监视。当阿莱特（Allet）的僧侣推选一位不合子爵心意的僧院院长时，他立刻焚毁修道院，监禁修道院长。修道院长逝世后，称心快意的子爵将其尸体移置讲坛，要求僧侣们推举一位合意的继承人。弗瓦（Foix）伯爵雷蒙·罗杰驱逐帕美修道院的院长和僧侣；听任马匹进食圣坛上的燕麦；其属下甚至以耶稣受难像的手足充作杵来捣辗五谷，又以耶稣雕像为鹄的，一较射术的高下。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夷平数座教堂，迫害穆瓦萨克（Moissac）的僧侣，终被处以破门律（1196年）。然而，被处破门律对法国南部的贵族而言，简直是无关痛痒的芝麻琐事，他们更加毫无顾忌地皈依清洁教派。

1198年，英诺森三世继任教皇时，认为邪说的蔓延，危及天主教和国家的生存。他对教会组织赋予崇高的希望，同时认为教会是对抗人类暴乱、社会不安及皇室不法的主要堡垒。现在教会的根基正面临挑衅，财产遭受劫掠，尊严扫地，被蓄意曲解与讽刺，虽然其中有部分事实存在，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国家难免有贪官污吏等冗员及其他弊端，但仅因此而否认它的存在价值，是拙不可及的愚行。长期的社会秩序如何能建立于禁止婚嫁与劝导自杀的础石上？任何经济如何能于崇尚贫穷与放弃私产的刺激因素下繁荣呢？若是婚姻制度付诸阙如，两性之间及子女的抚养关系，如何能避免倾轧的危险？教皇认为清洁派教义原为极无意义之论，只因一般民众的无知，致使其产生极坏的影响。正当十字军远征巴勒斯坦的异教徒时，阿尔比派却在基督教世界中心倍加成长，试想十字军们心中的感觉如何？

英诺森三世接任教皇两个月后，谕令加斯科尼（Gascony）地区奥士（Auch）的大主教：

圣彼得的扁舟屡遭暴风雨的吹袭而在海上颠簸不止。但是最令人惋惜的……乃是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逆境，可恶的异端传教士，百般地诱惑着愚昧无知的人民的灵魂。凭借他们所制定的迷信，故意曲解《圣经》的本意，图谋破坏天主教会的团结统一。由于……加斯科尼及其邻近地区的邪说方兴未艾，我们期望你及其他主教能全力抗拒这股逆流……我们严令你竭尽所能，扑灭一切异端，并将所有邪说的信徒逐出你的管区……必要时，呼吁贵族与人民揭竿而起，阻遏异端的流传。

奥士的大主教，生性宽大，对人对己均是如此；对于教皇的谕令，阳奉阴违。教皇派遣特使强制执行谕旨，而纳邦的大主教和贝济耶主教皆抗命，拒绝与其会晤。其时六位贵妇在弗瓦伯爵妹妹的领导下，公然于贵族环立的典礼中，皈依清洁派。教皇只得改派精明能干的西多会会长阿尔诺德为特使，调查法兰西全境，同时委以赦免协助清剿清洁派教徒的法兰西国王和贵族的权力。教皇同意以其他按兵不动的贵族的土地，转让给“奥古斯都”菲利普作为他攻击阿尔比异端的交换条件。“奥古斯都”菲利普刚从诺曼底凯旋归来，兵疲马困，需要时间休养生息，而加以婉拒。图卢兹的雷蒙六世只答应设法说服异端，不愿干戈相对。教皇愤而处其破门律，他被迫应允，待教皇赦免他后，再度拒绝。一位受罗马教皇特使命令负责扫荡清洁派教徒的骑士称：“我们怎能下得了手？他们曾经与我们一起生活，有些又是我们的亲戚，何况他们的生活并无不当之处。”来自西班牙的圣多米尼克（St.Dominic）以身作则，以圣洁的生活说服民众，令人心悦诚服地皈依天主教。本来以这种方式和教士的革新可能轻而易举地化解这个问题。不幸，罗马教皇特使皮埃尔·卡斯特劳（Pierre de Castelnau）被杀，凶手骑士投奔雷蒙。教皇十年怀柔的耐心尽付诸东流，一改而采高压政策。首先将雷蒙及其同路人处以破门律，终止他们领有土地的权利，转让给任何有能力占有的基督徒。更招募各国基督徒组成十字军，共同讨伐阿尔比派教徒及其保护者。“奥古斯都”菲利普允许属下的男爵应征，其他来自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军队也不绝于途。这些军队比照巴勒斯坦十字军，享受免罪的权利。雷蒙为求宽赦，不惜当众忏悔（袒胸露背于圣吉列斯教堂中受惩），在接受教皇的赦罪后，又参与1209年的圣战。

朗格多克的居民，不论贵族或庶民，全都识穿北方贵族和士兵打着宗教的旗帜、骨子里却热衷于攫取他们的土地的诡计。因此，他们同心协力抗拒北方的南侵，甚至正统基督徒也不例外。十字军迫近贝济耶时，通告交出天主教主教列出的异端教徒，避免战争的浩劫。城中将领们答以宁愿死守，无意交出异端教徒。十字军攀登城堡，攻占贝济耶，不分皂白地屠杀20万男丁、妇人及小孩；甚至躲藏在教堂里的也没能幸免。20年后，一名西多会的僧侣海斯特巴赫的恺撒里乌斯写道：当人民问及罗马教皇特使阿尔诺德是否赦免天主教徒时，他回答道：“全部杀死他们，上帝知道他自己的子民。”这或许是他担心有些俘虏可能暂时伪称天主教徒所致。贝济耶被夷为平地，十字军在雷蒙的率领下，继续指向雷蒙的侄儿罗杰伯爵的最后据点卡尔卡松。城堡终被攻破，罗杰死于痢疾。

此役中表现最英勇的是孟福尔（Simon de Montfort）。他1170年诞生于法兰西，是巴黎附近孟福尔侯爵的长子；由于他母亲的英格兰血统，终于继承列斯特（Leicester）伯爵的封地。如同当时的许多人士，他也会虚张声势地寓虔敬于战争之中，天天弥撒，仁心昭彰，而远征巴勒斯坦时却又功名显赫。在罗马天主教特使的唆使下，他率领一支4500人的小队伍，转战各地，攻无不克，并给予人民宣誓信仰罗马天主教或为其异端信仰而殉道的机会。其间上千的人宣誓成为天主教徒，然而成百的人甘愿殉道。四年的征伐，除图卢兹外，几乎征服雷蒙伯爵所有的领地。1215年，图卢兹也慑于雄威，开门投降；蒙彼利埃高级教士会议，罢黜雷蒙伯爵，并将其头衔和大部分的领地转封给孟福尔。

教皇英诺森三世对此深不以为然。对十字军任意夺取无辜人士的财产，海盗般地掠劫与杀戮，他感到十分震惊。他体恤雷蒙的苦楚，赠给养老金，并且在教会的监督下，以其固有领地的一隅转交其子继承。等雷蒙七世成年，收复图卢兹城。孟福尔不幸于率兵攻城中阵亡（1218年）。教皇适于此时驾崩，十字军告终。阿尔比派教徒在新任图卢兹伯爵宽宏大量的统治下，再度复苏过来。

1223年，法兰西路易八世提议，只要教皇洪诺留三世同意他占有雷蒙的领地，他愿肃清雷蒙七世领地内所有的异端邪说，并罢黜雷蒙七世的官禄。我们不知教皇如何回复。但是，另一支十字军再告风起云涌，路易突然逝世于蒙特蓬西尔（Montpensier），功败垂成。雷蒙眼见卡斯提亚的布朗歇代理路易九世摄政，便乘机提议以其女儿珍嫁予路易的兄弟阿尔丰斯（Alphonse），并且同意雷蒙逝世时，他所辖领地由女儿珍及女婿继承。布朗歇正苦于应付叛离的贵族，因此欣然接受雷蒙的和议。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也因雷蒙保证镇压所有异端而予以批准。1229年，终于在巴黎签订和约，30年来阿尔比派所带来的倾轧与战争，得以告一段落。正统教派获得胜利，容忍的作风也告终止。纳邦会议禁止平民保有《圣经》的任何部分。法兰西南部封建制度蔚然成风，城邦自由为之没落，抒情诗人浪漫时代也烟消云散。雷蒙驾崩，领地当然由珍及布朗歇继承；他们于1271年逝世，图卢兹广大的土地自然地并入路易九世法兰西王国的领土。法兰西中部于地中海拥有自由商港，法兰西统一更迈进了一大步。

宗教裁判所的背景

《旧约》中已简略地制定处理异教徒的法则——审慎的考察；若有三位值得重视的证人证实他们“侍奉敬拜别神”，则将他们逐出城外，并“用石头将他们打死”。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对此传统仍信守不渝：“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中古时代犹太人的社会，理论上仍依循《圣经》中对待异教徒的规定，实际上甚少付诸实行。迈蒙尼德却毫无保留地遵行了。

希腊法律明文规定，对拒绝崇拜希腊万神殿诸神者应处极刑，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因而丧生。古罗马时期，神祉与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持异端邪说者和亵渎神者一概被视为叛国行为，因而可以判处死刑。若遇原告缺席，罗马法官即就此案件，传讯嫌疑犯，调查底细。中古时代宗教裁判所的命名及形式即源于此。定都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的君主，援引罗马法律，判定摩尼教及其他异端者死刑。西方黑暗时代，基督教唯我独尊，对异端教派却稍为宽纵，利奥九世只以破门律的惩处来对待他们。及至12世纪异端为患之际，许多教士提议除了处破门律外，国家须加强管制或流放异地。12世纪，博洛尼亚恢复罗马法律的相关规定，不仅敦促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还明确其条款和程序；教会法中有关“异端邪说”的规定，全盘抄袭自《查士丁尼法典》第5篇《异端邪说篇》。13世纪，教会承袭了其最大的敌人腓特烈二世的法律，规定持异端邪说者必须被处死。

一般的基督徒——甚至许多异端教派，都认为教会是上帝之子所创。基于这种假设，凡攻击天主教信仰者即是触犯了神本身，顽固违抗的异端教派可被视为魔鬼的爪牙，受差遣来破坏基督的工作。因此，任何袒护异端的政府或人民，等于为魔鬼效命。教会自认是欧洲政府道德和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异端之于教会犹如叛逆之于国家：只因它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根源。教皇英诺森三世说：“叛国者世俗法没收其财产，判以死刑……背逆信仰耶稣者，我们更是要处以破门律，并没收其财产；因为触犯圣旨之罪远重于破坏国家主权之罪。”在如英诺森等教会政治家的心目中，持异端者比穆斯林及犹太人更危险；后者或居于基督教世界之外，或受严格管束地生活于基督教域内。外来的敌人，交战时方可见及；而持异端者则是内部的奸逆，正当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干戈相向时，破坏内部的团结。神学家认为若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得的启示解释《圣经》，而自成一派，那么维系欧洲伦理的宗教将支离破碎，引导野蛮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凝聚力将为之减低。

除了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以外，一般民众可谓最狂热的迫害家。“早在教会迫害异端信徒之前，暴民私刑已大行其道。”信奉正宗者眼见罗马教会宽容异端教徒的态度，深不以为然。有时甚至“由庇护的神父手中强夺异端信徒”。法兰西北方一位神父在呈给英诺森三世的信简中透露：“本城内人民虔诚的结果，不仅要将公然承认是异端教徒的解送焚火场，甚至嫌疑犯也不能免。”1114年，苏瓦松主教拘捕数位异端信徒，人们“唯恐教士过分慈悲”，趁他外出之际，潜入监狱，押解异端信徒至焚火场处决。1144年，列日的暴民坚持焚毙数位阿达尔贝罗主教一直企图说服改入正统教派的异端信徒。当皮埃尔·布鲁斯（Pierre de Bruys）说“神父们佯做圣体时，他们说谎”，并在耶稣受难日焚烧成堆的十字架时，立刻激起人民的愤怒，当场将其杀死。

当政者深恐无法获得教会的援手，维持一个统一的信仰，迫不得已也采取迫害异端信徒的措施。而且，他们怀疑那些异端邪说可能是政治上激进者的托词。另外因为政治、宗教新说突起，教会和国家的财产备受威胁。朗格多克之外各地的贵族阶级，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根绝异端的蔓延与存在。1194年，日耳曼的亨利六世命令没收异端信徒的财产，并予以严厉的处罚。奥托四世（1210年）、法王路易八世（1226年）、佛罗伦萨（1227年）及米兰（1228年）先后发布类似的律令。其中以1220至1239年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条文最为苛刻。教会所谴责的异端信徒即送交当地有关机关焚死。即使改变信仰，仍要受终生监禁。而且，其所有财产充公，后代不得继承。其子孙若非公开抨击其他异端信徒，以赎父母之罪，则不得享受任何高官厚禄。异端信徒的居所应该夷平，不得重建。仁慈的路易九世在法兰西境内颁布类似的法律。国王与人民谁先迫害异教徒，仍无法明确区分。1022年，法王罗伯特在奥尔良焚毙13位异端信徒，这是385年世俗处死异教徒普里西利安以来所知道的第一桩判处异端死刑的案件。尽管列日主教瓦佐（Wazo）认定破门律是对待异端信徒最严厉的手段，日耳曼的亨利三世仍然一意孤行，于1051年在戈斯拉尔绞死数位摩尼教徒或清洁派教徒。1183年，佛兰德斯的菲利普伯爵与兰斯大主教携手合作，“焚毙许多贵族、教士、骑士、农民、少女、妇女及寡妇，同时瓜分他们遗留下的财产”。

13世纪以前，查讯异端的权力集于主教身上。他们简直不像审讯者，只听任传闻或流言的指认。由于厌弃酷刑，他们又恢复神裁判法，显然他们相信神将运用神迹来保护无辜者。圣贝尔纳赞同此权宜之计，在兰斯的主教会议（1157年）中，制定审判异端的规程，此议由于未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首肯而作罢。鉴于主教查办异端不力，1185年教皇卢希乌斯三世命令主教们每年至少深入教区访问一次，缉察所有的可疑人物，判处拒绝宣誓绝对效忠教会者为有罪（清洁派教徒拒不发誓），并将这批顽抗之徒交予地方的有关机关。教皇授权特使罢黜清除异端不力的主教。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呼吁所有世俗政权公开发誓，自其境内根除所有被教会列为“该处罚”的异端信徒，以免他们自己被控袒护异端。任何忽视这项义务的诸侯将遭罢黜，教皇同时要求该诸侯的臣民，终止对他的效忠。“该处罚”仅指驱逐出境及没收财物而已。

1227年，格列高利九世登上教皇的宝座，发现人民、国家及主教的举发，仍然吓阻不了异端的滋生。巴尔干全境、意大利及法兰西的绝大部分，都因异端的存在而骚扰不息，继英诺森辉煌时代之后的似乎是分崩离析的教会。正如这位耆宿教皇所说的，教会同时与腓特烈和异端抗衡，他是为自身的生存在挣扎，不得不采取战时的措施与道德规范。横跨比萨至阿雷佐管区的主教菲利普·帕拉隆（Filippo Paternon）突然皈依清洁教派，教皇大为惊骇，指派一个以一名多米尼克教派僧人为首的审讯委员会，坐镇佛罗伦萨审判异端（1227年）。虽然其时，审讯者仍隶属于地方主教，然而已是教皇审讯之肇端。1231年，教皇格列高利采行1224年腓特烈所制定的法律，教会和国家均同意异端是叛国的滔天大罪，应予处死。宗教裁判所才正式成立，归教皇统辖。

宗教裁判官

1227年起，格列高利及以后的教皇，所派遣的宗教裁判官逐渐增多。他非常宠信这批新托钵僧团（mendicant orders），一方面是他们朴素的生活和宗教的热诚，正足以弥补教会奢华的丑行，另一方面教皇深深体会到主教的不可信赖。但宗教裁判官若要严厉惩罚异端教徒，仍然要先征求地方主教的同意。因此，雇用许多多米尼克教派的僧侣，从事此项工作，他们因此都被冠予“上帝的猎狗”（The hunting dogs of the Lord）的绰号。他们大都是严守清规、铁面无私的人。自认为并非公正不偏的法曹，而仅是肃清耶稣之敌的斗士。其中像贝纳德·圭一类的人称得上谨慎与耿直；而似多米尼克僧侣罗伯特等一类有虐待狂者也非绝无仅有。罗伯特原为巴塔里亚教派异端信徒，后来皈依正宗。他曾于1239年的某天，送180位犯人上火刑柱，其中包括一名主教，罪名是给予异端信徒过分的自由。格列高利剥夺罗伯特的职权，并判以无期徒刑。

宗教裁判官的管辖范围仅局限于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若不再改奉其他宗教，并不加干涉。多米尼克教派的僧侣特别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的信仰，然而，他们所采行的方法，仅止于和平的方式，绝不诉诸暴力。1256年，数名犹太教徒被控在礼拜仪式中谋杀，多米尼克教士和圣方济各教士们，冒着自身生命的危险，从暴民中将他们解救出来。宗教裁判所的宗旨和权限，由尼古拉三世的谕旨中充分显现无遗（1280年）：

我们借此诅咒并处所有异端信徒以破门律，包括清洁派、巴塔里亚教派信徒、里昂的贫者（瓦尔多派的别名）……及其一切有名目的异端。被教会定罪后，则将他们交予世俗审判官惩罚……任何被捕者，若及时忏悔，并愿苦行赎罪，则将他们终生监禁……所有庇护、助长异端信徒的人，应处以破门律。倘若被处破门律逾时一年又一天，更应加以放逐……涉有异端嫌疑者，若无法举证表明他们的清白，也要处以破门律，一年内无法恢复身份者，推定他们是异端信徒。他们不得上诉……为他们行基督教葬礼者，同受破门律的处分，待他赎罪后方得终止处分，非待他亲手掘开他们的棺木，任其曝尸野外，无法获得宽恕……禁止平信徒讨论天主教的信仰，违者处破门律。任何知悉异端信徒者，或晓得他们的秘密集会者，或认识违反正统信仰者，应该设法通风报信，让所告解的神父或其他人得悉，以传达于主教或宗教裁判官，否则将被处破门律。异端信徒或所有隐藏、支持或援助异端信徒者及其第二代子嗣，不得充任圣职……其后我们永久剥夺他们的圣俸。

异端裁判的程序始于押解所有异端信徒，有时所有嫌疑者也一起出庭，或者巡回裁判官召集全区的成人，预先调查案情。在起初为期约30天的“恩典时期”（time of grace）中，异端信徒若能俯首认罪，并且诚意忏悔，改邪归正，则只予短暂的监禁或从事慈善工作后，随即释放。若此时不认罪，便转交宗教裁判法庭。一般而言，地方官吏从主教或宗教裁判官所呈的候选名单中，挑选12人组织宗教裁判法庭，其他尚有两名公证人及数位“仆从”。被告若能把握这个机会招供，则其处罚将依情予以减轻；若仍矢口否认，则予以监禁。被告不出庭或死亡，裁判仍旧进行。控诉需要两位见证人。认罪的异端信徒可以出庭指证其他被告；妻子及儿女只准作不利于丈夫及父亲的反证。所有被告必须过目当地所有的原告名单，但严禁指明某一个被告的原告是何人，借以防范个别的对抗，导致被告的朋友残杀原告。李（Lea）说道：“事实上许多证人即因少许嫌疑而横遭杀害。”通常均要求被告列出他的仇人，以便防止仇人故作伪证。诬告要接受严厉的惩罚。1300年以前，被告不准有法律上的应援。1254年，教皇谕令宗教裁判官，证物不仅要提交主教，并应送交当地士绅，共同票决。有时聘请专家审查证据。宗教裁判官的判决必须凭借明确的证据或自白书，否则宁纵毋枉。

罗马法律纵容严刑迫供；主教法庭却未援引，至少宗教裁判法庭创设的前20年未曾采用。教皇英诺森四世授权（1252年）法庭的法官，可以用酷刑迫使证据确凿的罪犯俯首认罪，后来的教皇们则持异议而作罢。教皇认为酷刑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手段，仅可用一次，并以“不损害手足及生命为原则”。宗教裁判官引申“应用一次为限”为每次审问施刑一次；有时暂停体罚，重行审问；如此，又得再度体罚的机会。有时以严刑强迫证人出庭作证，或威迫异端信徒指认其他的异端信徒。酷刑包括鞭打、烙印、拷问台（将犯人仰天绑缚，而拉脱四肢关节的刑具），或者独自将犯人囚禁在不见天日而窄狭的地窖里。可能令被告的双足置于灼热的木炭上烤烙；可能把犯人捆绑在三角架上，以绞盘拉拽其手足。有时利用饮食来折磨犯人的身体，削弱其意志，令他感到若不屈服，只有走向死亡一途。严刑迫供的证词不受宗教裁判法庭的重视，3小时后，仍要犯人证实其在严刑下所作的供词，若他抗拒，则再施酷刑。1286年，卡尔卡松地区的官吏致书法王菲利普四世及教皇尼古拉四世，抗议宗教裁判官让·加兰德（Jean Galand）所使用的酷刑。部分接受拷问台刑罚的犯人，手足竟告残废；有些经不起严刑迫供，而告死亡。菲利普痛斥此项暴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1312年）也呼吁减缓酷刑，可惜未被重视。

错过两次改过自新机会而被证明有罪的犯人，及虽然改邪归正、而后来仍然崇拜异端的人，就是不被处死，也难逃无期徒刑的厄运。终身囚禁的罪刑或可因享受有限度的行动、拜访及娱乐的自由而减轻苦楚，或可因禁食或锁链而增加苦楚。顽抗的犯人，其财产可能被没收，其中一部分落入地方官吏的私囊，其余则变成教会的财产，意大利境内1/3归告发者，法兰西则全部属于国王所有。财迷心窍的人和国家滥行诬告，甚至对已逝世的也不放过，照例予以审判；已立遗嘱的死者可能因异端而被控，使无辜的继承者丧失本来可以继承的财产。上述的实例，虽然教皇振臂疾呼，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泛滥。罗德兹（Rodez）地区的主教，自诩在其管区的某一件异端案件中，即获得10万银币。

宗教裁判官定期在一个可怖的典礼中公布罪犯和刑罚。悔罪苦修者站在教堂中间的台阶上，聆听他们的悔过书后，加以认证，并且发表弃绝异端声明。主持仪式的宗教裁判官立即赦免他们免遭破门律之惩，并且酌情给予各种不同的判决。被“放给”或者交付地方官吏的犯人，则可留待他日改变信仰；凡悔改者，即便是在火刑柱下才悔改，也被判处终身监禁；执迷不悟者则当众烧死。西班牙将审讯和行刑的整个过程，称为“信仰的行为”（auto-da-fé），因为它可以坚固人们对正统教派的信守，并重申教会的信仰。教会从不宣判死刑，因为它有句格言——“教会远离血腥”（The church shrinks from blood）；教士不得杀人。因此，在将已被定罪的犯人，委交地方官吏予以“适当的处分”时，也警告地方官吏避免“所有流血及危及生命的可能”。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以后，教会和国家一致赞同上述警告不应只是表面文章，但被定罪的犯人，可以用不流血的方式被处死刑——在火刑柱上烧死。

正式为宗教裁判所判决死刑的人数比一般历史学者想象的少。热心的宗教裁判官贝纳德·考克斯（Bernard Cux），死后留下他所承办的成堆案件的记录，但是从未有将犯人交由地方官吏加以处罚的。历任十七年宗教裁判官的贝纳德·圭，判处了930位异端信徒，其中只处死45位。1310年图卢兹的审判中，判决20人赴圣地朝圣，65人终身囚禁，只有18名死刑。1312年的一次审判中，51名需要步上朝圣的旅途，86名接受时间长短不一的监禁，仅有5名犯人委由世俗的官吏处罚。所以说异端裁判最悲惨的一页，是在暗无天日的地窖中，而不是在火光灼灼的火桩上。

结局

中古时期的异端裁判达成了它所预期的目标。铲除了法兰西的清洁教派，瓦尔多教派硕果仅存的死硬派也散处四方，正统派恢复在意大利南部的势力，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因而延缓了3世纪之久。法兰西虽然将欧洲文化领导者的头衔拱手让与意大利；但是法兰西王室并吞朗格多克后，势力为之一振，终于制服了博尼费斯八世主政下的教皇权，并且限制了克莱门特五世时代的教皇权。

1300年以前，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仍然发挥不了作用。1232年，阿拉贡王詹姆士一世的告解神父，佩纳福特的雷蒙（属多米尼克教派）说服詹姆士一世，正式承认宗教裁判所的地位。为了抑制人们过分热衷异端裁判，1233年颁布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是异端信徒财产没收时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其后几个世纪中，这项措施对君主们成为极诱人的刺激，因为君主们发现裁判异端与他们的私囊是密不可分的。

意大利北部异端教徒仍然滋生不息。正统教派仍居多数，他们并不热衷异端的清除工作。维琴察的埃泽利诺、米兰及克雷莫纳的帕拉维奇诺，依恃他们超然独立的地位，秘密或公然地采取保护异端的举动。僧人鲁吉埃里（Ruggieri）在佛罗伦萨组织一个正统派贵族的武装教士团体，支持异端裁判。巴塔里亚信徒与其血战到底，终被击败（1245年）。其后，佛罗伦萨的异端销声匿迹。1252年，维罗纳的宗教裁判官皮耶罗（Fra Piero）被异端教徒刺杀于米兰，他被册封为“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教皇曾经组成十字军攻击埃泽利诺和帕拉维奇诺两位贵族，二者终于在1259年和1268年，相继被制服。表面上教会赢得了整个意大利。

异端裁判从未在英格兰生根。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相处不睦时，因急欲证实自己属正统教派，不惜在牛津鞭笞并以烙印对付29位异端教徒（1166年）。威克里夫以前的英格兰，异端并不盛行。日耳曼境内异端裁判曾盛极一时，随后趋于没落。1212年，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亨利一日内曾将80位异端教徒焚毙于火桩上。其中大都属于瓦尔多教派，他们的领导者约翰神父宣布他们不相信赎罪券、炼狱及僧侣守身之说，而坚称教士不应拥有财产。1227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指派马尔堡（Marburg）的康拉德为日耳曼境内宗教裁判所的首席裁判官，不但授权其铲除异端，并委以改革教士的重任，因为教皇认为教士的腐败生活，是信仰式微的根本因素。康拉德不惜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厉行教皇交给他的两个任务。他对于所有被控诉的异端教徒只给予一个简单的选择：俯首认罪而接受惩罚，或者矢口否认而遭焚毙在火柱上。当他以同样的精力，积极改革教会，不论正统或异端信徒都群起反对。最后，他被罹难者朋友所暗算（1233年），而宗教裁判庭由日耳曼主教们接掌，改采较为合情合理的程序审判罪犯。但是波希米亚和日耳曼境内仍然残存着许多异端或神秘的宗派，为胡斯（Huss）及马丁·路德的来临铺下一条坦途。

我们对异端裁判下评语时，必须先了解一个对野蛮的行为已司空见惯的时代背景。今日阵亡于沙场的人数及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丧生的无辜生命，远较恺撒大帝至拿破仑期间捐躯战场及被迫害而死的人为多，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我们或许因而得以更确切地了解当时的情形。坚强的信仰很自然地具有排他性；唯有信仰的绝对性不复存在时，容忍才可能出现，所以信仰的绝对性乃是致命伤。柏拉图于其《法律篇》中不允许容忍的存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也采取绝对的排外性。然而某些非难异端裁判的人，竟袒护现代国家实行类似的措施。包括酷刑在内的宗教裁判官所采行的方法，目前许多政府将其纳入法典中仍然加以沿用；或许今日对于嫌疑犯的暗施酷刑，模仿自异端裁判者更胜于罗马法典。较之1227年至1492年欧洲对异端的迫害，则公元初3个世纪中罗马人对待基督徒的迫害，可谓温和而人道了。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及基督徒不妨稍留余地，视异端裁判犹如现时许多迫害事件及战祸一样，皆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污痕，凶猛及丑恶的程度，非其他猛兽所可比拟。

第三章 修道僧与托钵僧
（1095—1300）

清修生活

教会之所以维持而不坠，并不是宗教裁判所严刑迫供的功劳，而是有赖于新清修团体的崛起（他们依据异端教派所指出的，以教士应该安贫为原则而成立）。在那些黯淡的时光中，这一团体的坚毅忍耐，不啻给旧有的清修团体和入世教士树立了一个纯洁而真诚的榜样。

修道院曾经盛极一时，社会秩序最险恶的10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以后伴随着入世教团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渐趋于没落。单就法兰西境内而言，1100年计有543座修道院，1250年减少至287座。修道院数量的锐减，可能是每座修道院平均人数增加所致。事实上修道僧百名以上的修道院寥寥无几。“虔诚的教徒或家计沉重的父母，将他们7岁或7岁以上的子女‘奉献’给上帝的风气”，在13世纪仍然十分流行。阿奎那便是如此开始他的清修生涯的。本笃会认为父母代子女所许献身的愿，具有永久性，不可撤回。圣贝尔纳及其他新的教士组织则认为献身修道的孩童，待其成年时可以重返红尘，而不会遭受斥责。一般而言，成年的修道僧，只要有教皇的特准，可以无罪地撕毁以前的誓言。

1098年以前的大部分西欧修道院，不同程度地取法《本笃清规》，大概都规定有一年见习修行的期限，其间可以自由申请退出。海斯特巴赫修道院的僧侣恺撒里乌斯透露，一位武士“懦怯地恳求退出修道僧的生活；他害怕（教士）衣服里的臭虫，因为他们毛织的衣服隐藏着无数的臭虫”。修道僧一天要祈祷约4小时；饮食相当简单，通常以素食为主；其余的时间分配于劳动、阅读书刊、教书、医疗工作、慈善事业及休息。恺撒里乌斯描述他所主持的修道院，1197年饥荒时，如何每天分赠1500份救济品，并且“一直供养前来乞食的贫民，直至有收成时”。在同一灾变中，威斯特伐里亚的一座锡托修道院宰杀全部饲养的牛羊家畜，典当一切书籍和圣器以供给贫民。僧侣们凭借着他们本身的劳力和农奴们的协助，胼手胝足地建筑修道院、教堂及总主教堂，耕种广大的庄园，开垦沼泽森林成为可栽植之地。此外，掌握百般手艺，酿制醇酒及各种麦酒。据一位经常苛责教会的学者表示：“民间常罪责中世纪的修道僧为贪婪、浪费、奢侈、放荡之徒，然而从修道僧们所保存的契据及财产清单，并由其管理上的细心、智慧与诚实无欺来看，民间传说多有不实。教士维持中古时期经济的繁荣，证明他们确是一群具有智慧的地主和农业学家。”怀疑派学者勒南也曾说：“基督教最完美而有成效的工作是清修教士组织所做的事。”表面上修道院吸引了不少才华横溢的人士，令其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实际上修道院训练出成百上千个德智双全的人，然后使他们回到俗世，充当主教、教皇及国王的顾问和行政人员。

经年累月地，社会中渐增的财富流入各地修道院，更有人慷慨解囊，资助偶尔也过奢华生活的僧侣。圣里奎埃尔（St.Riquier）并不是最富庶的修道院，竟拥有117个属地、2500栋屋宇，每年由佃农手中获取1万只小鸡，1万只么鸡，7.05万枚鸡蛋……及一笔甚可观的租金。其他更富裕的修道院有卡西诺山、克吕尼、福尔达（Fulda）、圣加尔、圣丹尼斯等。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阿博特·苏格尔、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贵者”彼得，甚至圣埃德蒙修道院院长，贝里（Bury）的萨姆松皆是握有政治、社会权力及庞大财富的人。阿博特·苏格尔院长于供养成群的僧侣及兴建规模宏大的教堂后，尚有充分的财力资助十字军东征半数的财物。圣贝尔纳曾记载道：“若非亲眼所见，我决不敢相信一位修道院院长的坐骑竟在60匹马之上。”这可能指的是阿博特·苏格尔。阿博特·苏格尔是一院之长，在民众之前必须衣冠华丽，令他们心服；实际上他仍在陋室中过着十分严肃朴实的生活，于其职分内仍然遵行其教团的清规。“尊贵者”彼得是位非常善良的人，虽然努力不懈，仍然无法扭转克吕尼的修道僧——一度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因财物公有，身无私物，而沉溺于闲懒的生活。

财富累积的结果是随之而下的道德。而且，随着财富的俱增，人类的本性暴露无遗。大部分僧侣仍能恪遵规章，但是少数人难免贪恋于俗世与肉欲。通常，修道院院长都是由君王或领主选自惯于享受的阶层人士。这样的院长自然不守清规，只顾狩猎、饲鹰捕鸟、马上比武竞赛及玩弄政治；上梁不正下梁歪，其下的僧侣们也耳濡目染地染上恶习。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画了一幅伊维斯罕（Evesham）修道院院长的行乐图：“由于他的贪婪淫欲，无人感到安全。”从18岁起，其左右的人即已推测出他的下场：免不了被罢黜——后来果然如此。当时这些属世成分极重的院长都是脑满肠肥、握有实权的巨富，自然成了公众讽刺及文学中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文学中，最刻薄无情且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作品莫过于沃尔特·麦普（Walter Map）对一名修道院院长的描述。许多修道院竟以醇酒美食驰名远近。我们不应嫉妒僧侣们有稍许的佳肴；我们应该了解他们对素食是如何的厌倦，而多么向往肉类；我们也应该同情他们在弥撒进行中偶尔聊天、争吵及瞌睡。

僧侣宣誓守身时，未免低估人类性本能的力量及其因俗世的实例与景象而一再被挑动的可能。海斯特巴赫的恺撒里乌斯告诉我们一则中古时期流传甚广的逸闻：某天，一个修道院院长偕同一位年轻僧侣轻骑而出。途中，年轻僧侣平生初见妇女，便问：“她们是什么？”院长答道：“她们是魔鬼。”年轻僧侣却说：“我想她们是我生平所见最美丽的东西。”苦行僧彼得·达米安在行将结束他神圣而艰涩的一生时，说道：

已届暮年的我，可以毫不避讳地凝视眼神呆滞、形容憔悴而皱纹满面的老妪，但一触及面貌姣好、装扮入时的妇女，仍得避之唯恐不及，犹如孩童远远地避火。唉呀！我这可怜的心啊！——对于阅读百遍的《圣经》奥理没能牢记，而对于只过目一次的形象，竟不能忘。

对于有些僧侣而言，德行不啻其灵魂在妇女与基督之间的一种争斗。他们非难妇女，无非是隔绝她们诱惑的一种方法；有时欲望油然而生，令他们虔诚的梦想为之动摇。在某些修道院，奥维德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翻阅过他所写关于情的艺术的僧侣，不在少数。某些大教堂的雕像，家具的雕刻，甚至弥撒经书上的图画均描绘着恣情纵欲的僧侣和修女——猪身上套着类似僧侣的衣服，长袍覆盖着勃起的阳物，修女与魔鬼打情骂俏。兰斯“最后审判的正门”（the Portal of the Judgment）上，刻着一幅魔鬼将罪人拖拽至地狱的浮雕，而介于两人之间却站立着一位主教。可能入世教士嫉妒戒律教士的缘故，中古时代的教士们仍然任这些讽刺画留存着。教会本身对其内部的败类更是攻击得体无完肤，历代品德高尚的教会改革家，都致力于挽回颓势，使僧侣、修道院院长等重返耶稣基督的理想生活。

圣贝尔纳

11世纪，与净化教皇职权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热潮同时而来的，还有主张自我改革的运动。这一运动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大大地改善了入世教士的腐化，并且创设新教团，严格地践行奥古斯丁及圣本笃制定的清规。1039年前的某一天，圣约翰·古阿尔贝图斯（St.John Gualbertus）在意大利“阴凉的幽谷”创设瓦洛姆布罗萨（Vallombrosa）教团，并于此创立了庶务修士组织，这是日后乞丐教士组织的滥觞。1059年，罗马宗教会议主张劝诫教士——同担教堂劳务、同享其收入的教士们——犹如使徒一般地共同生活在公社中，财产由大家共有。有些教士裹足不前，继续作为“入世教士”。许多人士即刻附和，采纳圣奥古斯丁的修院清规，形成半清修团体（semimonastic communities），即众人所称的奥古斯丁或奥斯丁派的教士。1084年，科隆的圣布鲁诺辞去兰斯大主教的职位，在阿尔卑斯山格勒诺布尔（Grenoble）附近幽深无人烟的沙特尔乌塞（Chartreuse）兴建一座修道院，创立加尔都西教士组织（Carthusian Order）；其他嫌弃世俗倾轧及教士生活不够严谨的虔诚教士，也在其他隐避的地方，成立类似加尔都西派的组织。每位僧侣在其各自的斗室中工作及饮食起居，以面包和牛奶维持生活，穿着马鬃编织而成的衣裳，几乎永不出声地默默修行着。一星期中只聚会三次来望弥撒、晚祷及子夜祷告；星期日及其他节日才得以聚会交谈及共同进食。在所有教士组织中，加尔都西派最为严格。在以后的8个世纪中，只有其教士仍遵行原旨并忠诚地遵行乞丐教士组织的章程。

原本是圣本笃会蒙勒斯梅派（Molesmes）长老的罗伯特，厌倦于各派的改革工作，在第戎附近荒凉的锡托另起炉灶。正如在加尔都西的命名为加尔都西教团，在锡托取名为西多会僧侣（Cistercian monks）。锡托的第三位院长，多塞特郡的斯蒂芬·哈丁（Stephen Harding），重组并扩大修道院的组织，开设分机构，起草“爱的诗篇”（Charter of Love），协调锡托与各个分会的工作。完全遵照《圣笃清规》行事：绝对安贫是先决的条件，所有肉类食物一概戒绝，经纶满腹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创作诗歌也在禁止之列，避免其他宗教一切贵重华丽的教袍、器皿及建筑。每位身体健康的僧侣应一律从事园艺和工厂的工作，可以让他们自给自足地独立生活在尘世之外，同时不致给僧侣们遗下擅离岗位的口实。以农耕的体力和技巧而言，西多会压倒其他戒律或入世教士团体而居马首。在蛮荒未辟的地方，他们设立新的组织核心，化沼泽、森林为宜于垦殖的农田，领导东部日耳曼的开发工作，功劳卓著，同时又肩负起被“征服者”威廉蹂躏的北英格兰的重建工作。他们文明开发的丰功伟业，得力于庶务修士之处甚多。庶务修士是一群宣誓守身、沉默寡言、学问浅薄的人，他们如同农民或奴仆般地辛勤工作，借以获取生活必需的食物、衣着及栖息之地。

这样严肃而简陋的生活，着实吓退了不少新入会的生手，因此进展十分缓慢，若不是圣贝尔纳来注入新血，可能这一尚停滞在孩提时期的组织，即先告夭折。1091年，圣贝尔纳诞生在第戎的一个骑士家庭，生性害羞，喜好孤独，然而却是一位虔诚的青年教徒。他对尘世感到惶恐与不适，决定投入戒律教士的行列。为了在孤独中仍有伙伴，他极力向其亲友游说，随同他加入西多会。这些亲友的母亲及适婚年龄的女孩们，深恐他打动她们的儿子或爱人的心，对他的大放厥词极为恐惧。然而，他战胜了她们的眼泪与魅力。当他正式被西多会（1113年）接纳时，他已说服了29位候补者，其中数位是他的兄弟，一位叔父及他的几个朋友。以后，又说服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双双入会成为修女，他的父亲亦成为修道院僧侣。他的主要说词是“除非你苦行赎罪，否则你将永远燃烧着……只飘来阵阵青烟与臭味”。不久，圣贝尔纳的虔诚与充沛的精力得到斯蒂芬·哈丁的赏识，提拔他当院长，率领其他12位僧侣，另创锡托的新分会。圣贝尔纳选定锡托外90英里处，森林环抱的“明谷”（Bright Valley）成立明谷（Clairvaux）分派。那是一块全无人烟的处女地，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工作，即是以他们的双手兴建他们的首座“修道院”——在一栋木头建筑下，有一间教堂、一间餐厅及一间要攀登楼梯的寝室；床铺是铺满树叶的箱子，窗户仅及人头一般大，大地即是地板。日常以蔬菜为主食，偶尔佐以鱼肉；白面包和调味品均付之阙如，仅有少许的酒酿。这些僧侣一心向往天堂，他们的饮食就像追求长生不老的哲人一样简陋。僧侣们自行准备食物，彼此轮流当厨。根据圣贝尔纳制定的章程，明文修道僧不得购置财产；他们只能持有他人所赠献的东西；他仅希望拥有僧侣双手及简单工具所能耕种的土地。在寂静的明谷，圣贝尔纳及其日渐增加的伙伴沉默而满足地工作着，不受世事变幻的影响。他们铲除森林，辟地耕种，适时收获，自行打制家具；没有风琴的伴奏，他们仍然依循着教规，每天聚会唱歌吟诗。圣提尔里的威廉说道：“我越仔细观察，越发现他们道道地地是耶稣忠实的信徒……虽然不及天使的忠诚，但远在常人之上。”有关这个和平、安详而自给自足的基督教团体的消息逐渐传开，圣贝尔纳离开人间前，明谷已有700位修道僧居住其间。由本区中派至它处当院长、主教或顾问的，大都愿意再回到本区，可以想象那里的生活一定相当快乐。圣贝尔纳本人给予教会无上的尊严，虽然在教会的训令下远游各地，但他十分渴望重返他在明谷所建的老家：“我的眼睛可以任令我的孩子们来蒙盖，在明谷我的身躯可以随意与贫民并肩躺着。”

他才智中等，却具有坚强无比的信念、孔武有力的体魄及执着的性格。他不重视科学和哲学，在他的心目中，人的头脑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粟，无法了解宇宙的奥妙，也无法从中加以衡量。夜郎自大的哲学家开怀高论宇宙的本质、起源和命运，颇令他惊讶不已。阿伯拉尔主张信仰应该理性化使他深为震惊，他攻击理性主义大逆不道。与其追究宇宙的奥妙，莫如不予置疑并心存感谢地行在天启的神迹中。《圣经》毫无疑问的是上帝的言论集，否则人生将如一片黑暗而变幻无常的沙漠地。愈是传扬童稚般单纯的信念，他愈自信所信的即是“道”（“Way”）。当一位僧侣战战兢兢地说，对神父禀赋足以将圣餐变成基督身体与血的能力感到怀疑时，圣贝尔纳并未当面斥责，反而命他接受圣礼，“去与我所信仰的主交流”。我们确信圣贝尔纳的信心，解开这位教士的迷津，而拯救了他的灵魂。贝尔纳对异端倡议者如阿伯拉尔及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等人，可谓恨之入骨，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因为这班人削弱了教会的根基。圣贝尔纳认为，教会不论其有多少缺点，总是基督传达意旨的媒介。他以圣母般柔细的情怀来爱教会，圣母也是他热诚敬拜的对象。他曾经为了一位行将绞刑的小偷，向香槟地区的伯爵乞求，并承诺使他受到比瞬息一死更重的刑罚。各地君王和教皇都是他传道的对象，但主要是居住在明谷的农民和牧人。对他们的过错，他都宽恕，并且以身作则，以他坚强的信仰和温暖的爱心潜移默化，赢得他们由衷的爱慕。虔诚使他极尽一切禁欲之能事，屡次的禁食使他在锡托的上司命其必须进食；38年间，他都一直居住在明谷狭窄的斗室中，以稻草为床铺，没有坐椅，唯一可供歇脚的不过是墙上的缺口而已。对他而言，世界上的安乐与财富，均不足与基督的思想和应许相比。他曾经写出数篇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赞美诗：

思念耶稣真甜美，

使我心里好欢喜，

有他同在真甜美，

胜过蜂蜜无伦比。

比那甜歌更优美，

比那爱语更亲切，

比那灵思更惬意，

耶稣基督神之子。

忏悔者的希望，耶稣基督。

你对祈求的人，何其仁慈！

你对寻找的人，何其和悦！

你对寻见的人，又将如何？

他虽然极有演说天才，但除了追求灵性上的美感外，一切都置之度外。面临景色宜人的瑞士湖泊，他合起眼睛，借以避免为其所惑。在他所主持的修道院中，唯一的装饰品只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像，其他空无一物。他痛诋克吕尼的不惜巨资，锐意建造、装修修道院。他说：“教堂的墙壁富丽堂皇，而其穷苦信徒却衣食不周。围砌教堂的基石，都包上精金，而其子民反而无以御寒。以贫民的银钱，来悦富者的眼目。”他大胆指责圣丹尼斯修道院缺乏虔诚单纯的信徒，反而充斥桀骜不驯的武装骑士，并称其为“要塞堡垒、魔鬼的学校、贼窟”。阿博特·苏格尔深为此番非难言词所动，改革教堂和僧侣的习惯，赢得了圣贝尔纳的赞扬。

由明谷开始的修院革新及因圣贝尔纳子弟擢升主教及大主教职而导致教阶组织的改善，不过是圣贝尔纳影响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位惊世骇俗、仅以面包为食的僧人，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各个阶层的人士。法兰西国王的胞弟亨利慕名而来，当天即被说服，成为一名修道僧而在明谷洗濯碗碟。凭借他的证道——讲词动人易感，近乎诗句——他打动了所有听道的人；以他情辞恳切的函件，影响了宗教会议教士、主教、教皇及君王。通过个人的私交，他决定了教会及国家的政策。院长以上的职位他一概加以拒绝，但他拥有左右教皇人选的潜力，他的威望更是教皇们望尘莫及的。通常在教会的召唤下，他即肩负外交重任，暂时离开他的斗室，前后不下12次。1130年，当对立的集团各自拥护阿纳克勒图斯二世及英诺森二世为教皇时，圣贝尔纳支持英诺森；当阿纳克勒图斯夺取罗马时，圣贝尔纳便潜进意大利，以其人格及犀利的言辞激励伦巴底一带的人民，群起拥护英诺森。这些群众陶醉在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下，纷纷前来吻他的脚足，并撕碎他穿的衣服，拿回家当作圣物，供后世子孙留念。在米兰，许多病患到他面前来，癫痫、麻痹及其他疾病的信徒竟宣称由于他的触摸而告痊愈。当他功德圆满返还明谷时，农民由田园里特地赶来探望，牧羊人也闻风而下山，请求他的祝福，然后才精神昂扬、心满意足地返回他们的岗位工作。

1153年圣贝尔纳逝世时，锡托修道院已由1134年（斯蒂芬·哈丁逝世之年）的30所增加至343所。许多信徒深受他的圣洁及能力感召，皈依新的教士团体，到1300年，已有6万名修道僧散布于693所修道院中。12世纪，还有许多其他的教士团体成立。约1100年，艾卜里索尔（Arbrissol）的罗伯特在安茹创立了丰特夫劳尔特（Fontevrault）教团。1120年，圣诺伯特放弃继承一笔庞大遗产的机会，在拉昂附近的普列蒙特（Prémontré）创设普列蒙特戒律教士团体。1131年，圣吉尔伯特模仿丰特夫劳尔特的遗风，筹组塞姆普林哈姆（Sempringham）的英格兰戒律教士组织。约1150年，一些巴勒斯坦隐士遵行圣巴西勒的隐士清规，而遍及巴勒斯坦全境；等穆斯林占据“圣地”耶路撒冷时，这批“加尔默罗”（Carmelites）戒律教士即迁到塞浦路斯、西西里、法兰西和英格兰。1198年，英诺森三世正式批准天主圣三会（order of Trinitarian）的清规，并使其致力于从穆斯林手下释放被俘的基督徒。这些新出现的教士团体，不仅扭转了教会的颓风，还提高了内部的素质与风气。

圣贝尔纳所激起的修道僧改革的高潮，于12世纪中期逐渐衰退。新成立的教团仍然虔诚地遵守严格的清规，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里忍受如此严苛生活的人，实不多见。不久，西多会——甚至在圣贝尔纳主持的明谷——接受为数可观的礼物，财产也逐渐增多。世人“微量”的捐赠，僧侣们也得以在三餐中加添肉类及足够的美酒。他们委托庶物修士从事所有的手工艺。圣贝尔纳逝世后的第四年，他们即购入伊斯兰教奴隶代劳。他们发展大规模的盈利事业，制造利润优厚的贸易商品。由于他们的产品享有免除路税的特权，自然引起同业合会的反感。十字军的失败，降低了人们宗教信仰的热忱，皈依者日渐减少，各教士团体的士气大为低落。但使徒们无私产而试行共产式生活的古老理想仍未消失；有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摒弃一切功名利禄，成为一个恬淡平和的人的信念，仍萦回于人们的脑际。13世纪初，意大利翁布里亚丘陵地一带出现了一位生活简朴、纯洁、虔诚而又仁爱的人，他使这些古老的理想再度付诸实现，令一般群众怀疑是否基督再世。

圣方济各

有关圣方济各的记载，部分是正史，部分是逸闻，由于这些逸闻多属中世纪文学佳构，故其中某些下文也引用到，并预先以记号示之。《圣方济各之花》（Little Flowers of St.Francis ）及《至善的楷模》（Mirror of Perfection ）二文中多半为逸闻，引自这些作品时，均会如此加以注释。

乔瓦尼·贝纳多内（Giovanni de Bernadone）1182年诞生于阿西西。他的父亲塞尔·皮埃特罗（Ser Pietro）是一位经常与普罗旺斯进行贸易的富贾。皮埃特罗在那里爱上了一位法兰西女郎皮卡，并迎回阿西西为妻。当他再度由普罗旺斯返回故里时，发现皮卡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为表示他对皮卡的爱意，将小孩的名字起为方济各（Francesco，即Francis）。小孩在意大利最风光明媚的地区长大，对翁布里亚地区的山水也无法忘怀，并自他的父母那里学习了意大利文和法文，自教区神父那里学得了拉丁文。此外，他并未受过正式的教育，即辅佐他父亲的事业。皮埃特罗对他入不敷出、挥霍无度的表现十分失望。他是城中最富有的青年，又最为慷慨大方，一群酒肉朋友终日与他为伍，吃喝玩乐，哼着抒情诗人的歌曲。方济各经常是一身五彩缤纷的游吟诗人装束。他原是一个俊美的少年，有乌黑的双目和头发、一张温和可亲的面孔、悦耳的声音。他早期的传记作家断言他除了与两位妇女有一面之缘外，与异性概无任何关系存在，但这实在是冤屈了方济各。可能在启蒙时期，他已由父亲口中得悉不少有关法兰西南部阿尔比派和瓦尔多派的异端思想，及他们所传有关安贫乐道亦新亦旧的福音。

1202年，他参加阿西西攻打佩鲁贾的军队时，不幸被掳，在沉思默想中度过了囚牢的一年。1204年，毅然加入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号召的自愿军，进抵斯波莱托，当他发烧静卧于床席时，觉得有声音向他说：“你为何背弃神，而服侍神的仆人，背弃王而服侍王的家臣？”“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事呢？”有声音回答说：“回到你的老家，在那里你会得到指示。”于是他脱离戎马生涯，回至阿西西。此后，他对他父亲的事业益感乏味，而宗教热忱相对提高。阿西西附近有一所贫困的教堂，名为圣达米安小教堂。1207年2月，方济各在此教堂祷告时，感觉到基督自圣坛上对他说话，并悦纳他将生命、灵魂献上作为祭物。从那时起，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焕然一新，便将身上携带的金钱，悉数捐献给教堂的神父，然后才回家。某天，他遇上一位麻风病人，下意识地，他即掉头而去；然而，良心上的自我谴责，使他感到不忠于基督，所以再度回头，倾囊资助麻风病人，并且亲吻其手掌。方济各告诉我们这种举动正表明他属灵生活的开始。以后他屡次拜访麻风病人的居所，带给他们无数的赈济品。

这次经历以后不久，他有数日在教堂内外度过，而且显然很少进食。当他再回至阿西西时，显得瘦削憔悴，面无血色，衣衫褴褛，神智颓丧不清，广场上正在游玩的儿童惊叫道：“疯子！疯子！”他父亲找着他，视其为蠢材，拖回家去，锁于密室中。他的慈母暗地将他释放后，他随即逃回教堂。愤怒的父亲又将他追回，责骂他使全家成为众人的笑柄，并谴责他赚回的钱少得可怜，简直无法与双亲哺育他所花费的相比，最后命他离开该城。方济各曾变卖私产资助教会，他将变卖所得交其父亲点收。现在他自认为属于基督所有，他的父亲再也无权指使他。他谦卑地接受主教法庭的传讯，出现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广场。据乔托的记述，在众人围观之下，主教接纳了方济各并命他放弃所有的财产。方济各退到主教庭一个小室中，不久，即赤裸裸地出现在众人之前，将一捆衣物及剩余的银钱交予主教说：“此刻以前我称皮埃特罗·贝纳多内为我的父亲，但是，现在我要侍奉神。因此，我将身上所留的金钱，身上穿着的衣服，及其他所有得自他的东西，全部退还给他。此后，除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外，不愿再提其他字句。”贝纳多内拿走他的衣服，主教则以自己的斗篷覆盖战栗不停的方济各。随后，方济各至圣达米安教堂，自制一套隐士的道袍，沿门托钵度日，并以双手修复这座残破不坚的小教堂。有些镇民也前来协助，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歌唱。

1209年2月，弥撒时当他听到神父念及耶稣训诫使徒的一段话，突然深有所感。经上说：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来，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

在方济各心中，这简直是耶稣本人对他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决心严格切实地奉行这些话——传扬天堂，弃绝任何财物。他要回到1200年前耶稣在地上的行迹，并模仿这神圣的典范，再造他的生活。

所以，是年春天，不顾一切冷嘲热讽，他毅然站在阿西西与邻近村镇的广场上，公然传播耶稣救世及安贫乐道的福音。不齿世人的寡廉鲜耻、一味追求财富，并震惊于某些教士奢侈浮华的生活，他视金钱为魔鬼，为万恶之源，命其门徒弃之如粪土，呼吁善男信女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少数的人，带着惊异钦羡的表情，聆听他说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基督傻子，不予理会。阿西西有位心地善良的主教坦然说道：“你所主张一无所有的生活方式，对我似乎十分困难而不易实行。”方济各回答：“阁下，如果我们拥有财产，就需要以膀臂去保卫它。”他感动了部分人士，12位信徒自愿依从他的教义，践行他的生活方式。他也表示由衷的欢迎，并以上述所引耶稣的训诫，作为对他们的托付及日常生活的清规。他们身着褐色袍子，以树干自己搭建小屋。一反旧日修道僧孤立隔绝的作风，方济各与他们身无分文打着赤足四处传播福音。有时他们数月不回，而随便借宿于马厩、麻风病院或教堂屋檐下。当他们归来时，方济各必定为他们洗濯双足，并奉上食物充饥。

他们彼此问安，并以古东方的问候语“主赐你平安”向路上所遇见的人问候。当时尚未有方济各会之名，他们互称“小兄弟”（Friars Minor，Minorites）。“Friars”意即弟兄们，而非指神父；“Minor”则指其为基督最卑微的仆人，永远臣服在至高的权柄之下。即使对最低阶层的神父，他们仍持守其属下的地位，与任何神父相遇时，必定亲吻其手。首批组成这个教团的人中，鲜少被授予圣职的，方济各本人也不过是辅祭而已。在他们自己的小群体中，彼此服侍，一起工作；闲懒者毫无置足的余地。学术研究也非他们所提倡的，因为方济各体察到世俗的一般知识，不过是教导人们如何收敛财富、追求权力，此外一无是处。他感叹道：“凡为求知欲所牵引的弟兄们，当大灾难的日子来临将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指责历史学家本身并无多大作为，而仅因记载他人的丰功伟业而享功名。早在歌德之前，方济各已倡言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说道：“人们只要具备工作所需的知识即可。”所有的弟兄均不准私据书本，甚至《诗篇》也不例外。传道时他们不仅以演讲的方式进行，而且辅以歌曲，方济各说，他们甚至模仿游吟诗人，而成为上帝的乐团。

有时小兄弟会修士遭受冷嘲热讽，并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的罗衫也几乎被剥得一干二净，方济各嘱咐他们切勿还手。好几次，他们视权势与财富如同浮云的超人态度，使这班恶棍大为惊愕，自动归还劫取的衣物，而要求传教士弟兄会士赦免。以下有关《圣方济各之花》一书中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不知是正史还是逸闻，但它确实描绘出这位圣者在各种事情上表现的忘我敬虔态度：

某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方济各正冒着严寒离开佩鲁贾，他说道：“利奥弟兄啊，即使小兄弟会修士在神圣与训诲的事上树立了楷模，可是千万要记得真正的乐趣并不在其中。”方济各向前行走片刻时，又表示：“啊！利奥弟兄，纵然小兄弟会修士能令盲者看见，佝偻者直立，把鬼赶出，令聋者听见，瘸子行走……在坟墓里已四天的死人复活，切记：真正的乐趣仍然不在其中。”再行走一段时间，他又大声喊道：“哦！利奥弟兄，小兄弟会修士若能懂得万人的方言及各种的知识和所有的经文，不仅能够预卜未来，而且洞悉灵魂及良心的奥秘，切记：其中也找不到真正的乐趣。”……又走了一段路后，他又喊道：“哦！利奥弟兄，即使小兄弟会修士极擅传讲，能说动普天下之人皈依上帝，切记：其中仍无真正的乐趣。”如此说了又说，继续了两英里路程，利奥弟兄问道：“教父啊，请你奉神的名告诉我，究竟真正的乐趣何在呢？”方济各答道：“当我们带着被雨水湿透，被严寒冻僵，被泥沼污秽，受尽饥饿折磨的身子来到天使圣玛利亚教堂叩敲大门后，门丁恼怒地前来问道：‘你们是谁？’我们说：‘我们是你的两位穷弟兄。’而他回道：‘你们说谎，你们是两名骗子，诈欺天下，窃取人的赈济品，滚开！’拒绝为我们开门，迫令我们整夜饥寒地在风雪中挨过。此刻，若是我们仍耐心地承受这种残酷的对待，既无怨言，也不忧伤，心中谦卑而宽厚地相信，是神使这位门丁如此奚落我们——哦！利奥弟兄，切记：真正的乐趣乃在其中！假如我们仍继续不断地叩门，门丁出来愤怒地赶走我们，并凌辱、殴打我们的面颊说道：‘滚蛋，你们这些可恶的窃贼！’——若是我们满怀爱意，欢喜耐心地忍受，切记，哦！利奥弟兄：这就是真正的乐趣。假如我们因饥寒交迫，再度叩门，并泪流满面地苦求门丁秉着上帝的恩爱，开门让我们进入教堂之内，而他……带着多节的大木棒，抓住我们的袍子，将我们猛推于地上，在雪中翻滚并以那重重的木棒伤了我们身体里每根骨头；倘若我们仍体恤耶稣基督临死前的痛苦，而为爱它的缘故，耐心并欣悦地忍受一切的苦楚。切记，利奥弟兄，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早年无拘无束的放荡生活给他留下无比的内疚，假如《圣方济各之花》中所记为实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有时也怀疑上帝是否会宽恕他昔日的罪恶。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说：在此教团草创时期，有次教堂中欠缺每日朗诵的祈祷文时，方济各临时写成一篇忏悔的祈祷文，并要利奥弟兄跟着他反复朗诵这些控告方济各之罪的词句。利奥弟兄本想随着重述一遍，但发现自己说的竟是：“神的怜悯慈爱无限量。”又有一次当方济各患四日热而渐愈时，竟然强以赤裸的身子出现于阿西西市场区的民众前，命令一位小兄弟会修士当众以整盘的灰投撒在他的脸上，并对群众说道：“你们相信我是一位圣洁的人，但是我对上帝和你们坦白承认，在我这次病中，我曾吃肉并喝肉汤。”此举也令庶民折服，由衷钦佩他的圣洁高风。人们流传着一位年轻的小兄弟会修士，曾经目睹基督和圣母与方济各彼此交谈及许多有关于他的奇迹，他们带着病人及被鬼附身的人到他跟前来，请求他予以治疗。他的博爱慈善使他成了传奇人物。每当目睹较他更贫困的穷人出现，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褴褛的衣裳转赠他们。所以他的门徒们觉得要使他一直有衣在身是很难的。《至善的楷模》可能也只是一本传奇，有如下的故事流传着：

曾有一次，当他自锡耶纳回来时，途遇一位贫民，他即刻对一个同行的弟兄说道：“我们应该将这外套还给它的所有人。因为我们这外套只是暂时借来的，当我们瞥见较我们更加寒酸的穷人时……我们若不将它转给此刻更迫切需要它的人，则我们将被算为窃贼。”

他的仁心惠及各处。《至善的楷模》可能已显露他日后写《太阳赞美歌》（Canticle of the Sun ）的端倪：

早晨旭阳上升时，每个人应该称颂为我们缔造太阳的上帝……当黑暗降临时，每个人又得赞扬赐予我们光明的上帝；否则我们如同盲人一般不见天日；上帝以太阳及火照明了我们的眼睛。

他爱惜火种，绝不轻易吹熄星星之火的蜡烛，因火本身可能不愿被熄灭。对任何生物他都有怜悯之心，他希望向皇帝（当时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猎鸟专家）恳祈，“为上帝及我的仁心，请皇帝制定一种特殊法令，禁止残杀、捕捉或者伤害人们的益友百灵鸟；同样地，所有城镇的镇长或郡主或城堡、村庄的领主都得明令属区下所有百姓，每年圣诞节时都应撒播五谷于郊外，让人们的益友百灵鸟及其他鸟类食用”。他曾经说服一位青年，将提往市场售卖的一些斑鸠转让与他，并为它们砌筑巢穴，“让你们可以绵衍不绝地繁殖下去”。后来，果然不出所料，斑鸠活泼地与僧侣们为伍，有时还分享僧侣们桌上的食物。一时有许多的传闻以此为主题虚夸地叙述这类事情，其中之一描述方济各如何向停于加诺拉和贝瓦格纳路口的小鸟说教，“那些栖于树上的鸟群也飞下来聆听他的话，寂然无声，直至方济各结束他的讲词”——

我可爱的小鸟们，你们应该感谢上帝，你们的创造主，无论置身何地，都要赞美，因他倍增你们美好的霓裳，又赐予你们自由飞翔的能力；你们不须播种，不必收成，上帝自然喂养你们，并创造河流及源泉供你们饮用，山野让你们休憩，高树使你们构筑归巢，你们不须纺线编织，上帝自然赋予你们及你们子孙以羽毛……所以我的小鸟们应该牢记，不要忘恩负义，而应该赞颂他。

通过詹姆斯与玛塞奥两位小兄弟会修士的证实，我们得知小鸟均十分恭敬地听从方济各，并且一直到他祝福它们后，才姗姗展翼离去。

新教团的成立需要教皇的核准，1210年，方济各率同12位弟兄前往罗马，条陈他们的清规，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教皇仁慈地垂询他们，希望等待他日证明清规能够切实实行时，方才正式予以承认。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的生活未免过于严肃。我可以看出你们一股伟大的热忱……但是我不得不从长计议，你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远非常人所可承受。”方济各一再坚持，教皇终于让步——这是力量向信仰让步。他们正式取得僧职纳入教会神职系统中，并由阿西西附近苏巴希奥（Subasio）山的圣本笃会手中，接收天使圣玛利亚教堂。这一座不及十英尺长的建筑物即是日后所谓“波尔蒂恩古拉”（Portiuncula），即“小屋”（Little Portion）之意。环绕小屋，他们自行搭建许多茅屋，构成了圣方济各第一修会的初期修道院。

出乎意料，新会员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申请加入，更令圣方济各兴奋的莫过于年方18岁的富家女子克拉拉（Clara dei Sciffi）竟要求他的批准，另外成立一个专为妇女而设的圣方济各第二修会（1212年）。她离家出走后，即宣誓践行安贫、贞洁及服从三大戒律，成为圣达米安教堂附近圣方济各修女院的院长。1221年，圣方济各第三修会在平信徒间又告成立，他们并不完全受方济各清规的约束，但生活在“尘世”中，仍尽力地遵守，并不时以劳力和赈济事业帮助第一和第二修会。

伴随方济各修会的日益壮大，1211年时已将其福音传入翁布里亚，随后又逐渐传入意大利中部的其他省份。他们并未另立新说，只是传扬少许的神学理论，更不苛求听众实践他们本人身体力行的安贫、贞洁及服从的戒律。他们说道：“敬畏上帝，颂扬及感谢他……忏悔……因为你们业已了解，我们死期已指日可待……远避恶事，持守善道。”这类的言词在意大利并不新鲜，可是却不似他们那般诚恳，人们闻道而来聆听，尤其翁布里亚某一村庄得悉圣方济各前来传道，集体带着花、旗帜，唱着歌，夹道欢迎。得悉锡耶纳城市发生内乱，他前往传道，使双方前来，从中斡旋，得以暂时平息一场纷争。就在他周游意大利、传播福音的旅程中，不幸罹致疟疾而告早逝。

生前，鉴于意大利境内传道的成功，加之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隔阂，他毅然决然想前往叙利亚，说服这些穆斯林及其国王皈依基督教。1212年，他乘坐的船驶离意大利港口，但遭到暴风的吹袭，飘至达尔马提亚海岸，被迫折回意大利。传说圣方济各使巴比伦的邦主皈依基督教。另一个可能也是虚构的故事中述道，同年，他远涉西班牙，欲劝摩尔人改奉基督教，不幸当他抵达目的地时，感染重症，其门徒只得将他护送回到阿西西。另外尚有一待考的流传，描写他的埃及之行；他丝毫未损地通过达米埃塔地区正与十字军交锋的伊斯兰教军队，直接向其君王提议，倘若他能无害地通过火堆，则伊斯兰教军队全体皈依天主教，提议被婉拒，可是圣方济各被安全护送回到基督教军营区。惊闻十字军攻掠达尔马提亚后，竟然惨无人道地屠杀城内的穆斯林，圣方济各悲伤、厌恶地返回意大利。据说，他除感染全身发冷的疟疾之外，在埃及还罹患眼疾，使他在余生中几乎成为一个盲人。

圣方济各周游各地时，其门徒的人数遽增，但不都能守其清规。昧于他的威名，部分新人未于事前慎加考虑即仓皇加入，事后有些人方才后悔，而多数则抱怨清规过分苛刻。鉴于众口铄金的形势，圣方济各被迫让步。毫无疑问地，他所组成的团体，迅速地扩及翁布里亚全境，分散成数个修院。庞大的机构，自然需要讲究行政技巧，而非只专注于神秘事理所能应付的，这实非始料所及。据说，某次有一个僧侣议论他人的短处，圣方济各毫不留情地处罚他吞食一团驴粪，以禁止他再口出秽言。这个僧侣毫无异议地遵从，但是其他僧侣为这一处罚比为该僧侣的过错，更为惊讶。1220年，圣方济各自请解职，要求其门徒另选贤能主持，随后，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僧侣，然而翌年，不满于原定清规（1210年）的日益松弛，他另外起草一条新规章，即著名的《圣约》（Testament ）——以恢复绝将遵守安贫誓言为宗旨，禁止僧侣们从波尔蒂恩古拉的茅屋，搬至市民为他们所筑较有益的健康地区。他将这一团体的清规呈递给洪诺留三世，后者转交给高级主教委员会审查，他们对方济各致以无比的敬意，同时对清规做大幅度的放宽。英诺森三世以前所作的预测，得到证实。

圣方济各勉强而谦卑地顺服下来，其后他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终日沉思冥想、禁欲祈祷的生活。由于他坚贞的信仰和强烈的想象力，他眼前常出现耶稣基督或圣母玛利亚，或十二使徒的幻影。1224年，他率领三位门徒离开阿西西，翻山越岭前往基乌希附近维尔纳山上的隐居所。蛰居在人迹罕至、简陋无比的茅屋中，其间有深谷与世隔绝，除了利奥弟兄外，其余人概不接见。而利奥弟兄，一日也仅能入访两次，而且不得他的答应，仍不得入内。1224年9月14日“光荣十字圣架庆日”（The Feast of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ross），圣方济各经过长久的斋戒和彻夜守望的祈祷，突然觉得自己看见了天使长由天而降，身边带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塑像。待异象消失时，他感觉无以名状的隐痛，发现手掌内外、足掌上下及身躯上均起了肉瘤，其所在部位及颜色，均类似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四肢的钉痕及肋旁的枪伤。这种肿瘤，可能是在缺乏现代医学治疗的情况下，恶性疟疾所促成紫色皮下出血的现象。

圣方济各返回隐居所后，即刻赶抵阿西西。出现圣痕后一年，视力逐渐衰退。正当他拜访圣克拉拉所主持的修女院时，终告失明。圣克拉拉予以治疗，以恢复他的视力，并挽留他在圣达米安的修女院住一个月。1224年的一天，可能因复明而欢乐，他在那里，以意大利诗式散文写成《太阳赞美歌》的诗篇：

无上，万能，至善的主。

颂赞，荣耀，尊贵及一切祝福，皆归于你；

至高的主，一切皆归于你，

无人够格称你名。

赞美你，我主，赞美你的一切造物，

尤其是弟兄太阳，

赐给我们白日和光明。

他诚挚热烈，光辉四射；

至高无上的主，他可与你相并提。

赞美你，我主，赞美姐妹月和星；

你在天堂造了她们，澄明，稀有而又美丽。

赞美你，我主，赞美弟兄风和气，

赞美云，赞美雨，以及一切气候，

你由他们赐给万物以粮食。

赞美你，我主，赞美姐妹水，

她极为有益，谦卑，稀贵而又纯洁。

赞美你，我主，赞美弟兄火，

你以他照亮黑夜，

而他热诚，欢悦，坚定而又强健。

赞美你，我主，赞美我们的姐妹地母，

她抚养我们，并使我们茁壮成长，

她生产种种水果，各色花卉，以及香草和药物。

赞美你，我主，赞美那些为了你的爱而宽恕他人和忍受病苦的人。

祝福那些默然忍受的人，

因为你，至高的主，将赐他们以荣耀。

1225年，累提（Rieti）的医生鉴于涂“男童的尿”无助于圣方济各的视力改善，改以炽热的铁棒擦额而过。据说，圣方济各求助于“弟兄火：你远较万物漂亮；此刻敬请善待我；你可知道我一直是如何地热爱着你”。日后，他表示当时丝毫不感到痛楚。他的视力因而得以恢复少许，于是他继续踏上传教的旅途。跋山涉水的辛劳，拖倒了他，疟疾和浮肿令他寸步难行，终于被送回阿西西。

人们不顾圣方济各反抗，将他移置在主教寓所的床铺上。在他的恳求下，医生以实情相告，说他的时间不多了。出乎众人意外地，他竟然唱起歌来。又在《太阳赞美歌》的诗篇上加上一节：

赞美主，赞美我们的肉体姐妹死神，无人能逃过她的掌握。

哎呀！那带着重罪而死的人何等悲哀；

祝福那些寻得你圣旨的人，

第二次的死将不能加害他们。

据说，在此残年中，他对禁欲表示后悔，认为这“残害他的身躯”。他乘主教公出时，说服僧侣们，将他转送至波尔蒂恩古拉，随后口授遗言，令人笔录下来，谦逊而带命令的口吻，嘱咐他的门徒，要安于“贫苦、荒凉的教会”，不要接受违反安贫誓言的屋宇；教团中任何持异端或不忠的僧侣，均应提交主教；不得任意改变清规。

1226年10月3日，他唱诗时气绝而死，享年45岁。两年后，教会追封他为圣人。在那充满活力的时代，尚有另外两位影响时代的领袖人物：英诺森三世和腓特烈二世，前者使教会臻于巅峰状态，但教会百年内即告败落；后者重振帝国声威于极致，而帝国十年内也告式微。圣方济各虽过分强调安贫及无知的美德，但不可否认，他将基督的灵带回教会中，而恢复了基督教的生机。今日只有学者才知道教皇英诺森三世及腓特烈二世皇帝，但是圣人的事迹深刻留在千百万人心中。

圣方济各溘然长逝时，这一教团的会员约5000人，遍布于匈牙利、日耳曼、英格兰、法兰西及西班牙各地。它为教会保全了意大利北部的广大地区，使其从异端的势力中回归天主教安贫与无知的福音，仅为少数人所接受。大体而言，欧洲仍然被笼罩在追求财富与私欲，蔑视科学、哲学及理性的氛围之下。同时，圣方济各在极不情愿的情形下所同意修正的清规，于1230年终于再度放宽尺度，因为人们无法长期忍受那种缩短了圣方济各生命的禁欲生活。清规放宽后，约1280年，小兄弟会修士已达20万人，分住于8000座修道院。他们变成了伟大的传道家，而入世教士也模仿他们，到处传道，在此之前，传道是主教们的专利。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圣人，如锡耶纳的圣贝尔纳、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并有科学家罗杰·培根，哲学家邓斯·司各特，杰出教师有哈勒斯的亚历山大。有些荣任宗教裁判法庭的官员，少数高升至主教、大主教、教皇的职位；更有许多冒着生命危险，离乡背井，远赴异域散播福音。虔诚的教徒踊跃乐捐，部分领袖人物类似埃利亚弟兄，逐渐沉溺于奢侈的生活，不顾圣方济各禁建华丽教堂的规定，在阿西西的山岭上兴建富丽堂皇的教堂以纪念圣方济各。在意大利的艺术中，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的绘画，是首批表现有关圣方济各深广影响及其生平轶趣的艺术作品。

许多小兄弟会修士仍然一本圣方济各初衷，坚决反对放宽清规。这些“属灵派”（Spirituals）或“狂热派”（Zealots）隐居于亚平宁山的隐居所或修女院中，而其他大部分方济各僧侣则生活在宽畅的修道院中。属灵派力言耶稣基督及他的使徒们全无财产可言；圣波拿文都拉同意他们的说词，教皇尼古拉三世于1279年正式批准。但是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却持异见。因此，坚持此说的属灵派者，此后即被视为异端而遭压制。圣方济各逝世百年后，他最忠诚的信徒，居然被宗教裁判所焚毙于火刑柱上。

圣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的名字与宗教裁判所常被相提并论，这是不公平的。其实他既非始作俑者，对他恐怖的作风，更不必负担丝毫的责任。他本身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传播福音，使人皈依神。他的饮食生活较圣方济各更为严谨，却尊崇圣方济各为更圣洁的圣人，他同样也得到圣方济各的敬仰。他们所从事的任务基本上是类似的：各组教团，与世隔绝，不求自我解救，而致力于信徒与非信徒中的布道工作。他们皆由异端论者手中学得最犀利的武器——崇尚安贫及进行传道。他们的奋斗不懈，挽救了教会的颓势。

古兹曼（Guzman）的多米尼克1170年诞生于卡斯提亚境内的卡拉鲁加（Calaruega）。自幼即由一位神父的叔父抚养长大。他与当时成千的善男信女一样，都是典型的虔诚基督徒。据说，帕伦西亚（Palencia）遭饥荒时，他不惜变卖一切，甚至典当心爱的典籍，资助贫困无依的穷人。日后，他成为奥斯玛大教堂奥古斯丁会教士的戒律教士。1201年，随同主教前往当时阿尔比派中心图卢兹传教，该地的领主也是阿尔比派信徒。传说多米尼克一夜间，竟然使该领主回心转意。在主教的鼓舞与异端论者的影响之下，他过着一种赤贫的生活，赤足而行，以平和的方式，将人们带回教会。在蒙彼利埃，他遇见三位衣服华丽、生活奢侈的教皇特使——阿诺德、劳乌尔及卡斯特劳的彼得。他觉得这即是他们所以无法成功地遏止异端的原因，所以毫不讳言地引用一位希伯来先知的话来申斥他们：“异端之所以获得共鸣，并非假借权力、声势，也非因其从仆如云，或拥有华丽的小马队，而是以其赤诚的传道精神，使徒们的卑微态度、严谨圣洁的生活达成的。”面红耳赤的特使们随即遣散随从人员，并且脱下他们脚上的鞋子。

1205年至1216年，多米尼克一直待在朗格多克，热心地进行传道工作。唯一提及他有关身体迫害的记载说：他曾在火焚异端信徒时，从烈焰中，抢救了一位异端信徒的生命。其逝世后，许多他的教友仍引以为荣地夸奖道，他并非异端的迫害者而是异端的说服者。他所聚集的一批传教士，干劲十足，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年）不得不承认“传教士弟兄”（Friars Preachers）为一个新教团，并且核准多米尼克所草拟的清规。以罗马为大本营，召训一批新僧侣，教授他们，并以一种几近狂热的精神鼓励他们，并差派他们至欧洲各地传播福音，甚至远抵东方的基辅及其他陌生之地，欲使所有基督教世界及异教世界皈依基督教。1220年，在博洛尼亚第一次多米尼克教团总会中，多米尼克劝服其门徒，全体一致绝对履行安贫的清规。翌年，他在此去世。

多明我派僧侣也和方济各僧侣一样，过着四海为家、沿门托钵的生活。1240年，马修·帕里斯在英格兰记载：

他们节衣缩食，身上既无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更无私物可言，走遍各城镇、乡间传播福音……大概7人一组、10人一团地聚集在一块儿度日……毫不顾虑来日的生活，也不为了未来而积存任何财物……将人们奉献予他们的残余物品，毫不迟疑地转赠给一般的贫民。怀着福音，流浪天涯，和衣睡卧席上，并以石头为枕。

对异端的裁判，他们表现得十分积极。教皇授以崇高的职位，并委以外交上的重任。他们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所以才有大阿尔伯图斯与阿奎那两位经院学派的伟大哲学家的出现，就是他们把亚里士多德转变为基督徒，而挽救了教会。方济各派、加尔默罗会、奥斯丁弟兄派（Austin Friars）及多明我派等在每日崇拜仪式中，使僧侣与世俗百姓相交，革命性地改变修道士的生涯，使13世纪的教会不仅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实质上也升华至前所未有的理想境界。

我们以这么多篇幅来介绍僧院的历史，并非要证实道德家的夸张之词或讽刺家的讽刺言论。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许多修道僧的恶行，其所以引人注意，正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们中间谁又如此品德高洁，可以要求别人无瑕无疵呢？僧侣们终身履行安贫、贞洁、虔诚的誓约，不求闻达，远避流言蜚语，也不愿作历史的陈述，因为不制造新闻才是美德。这倒困扰了读者及史家。我们听说，早在1249年，方济各僧侣曾经拥有“富丽堂皇的屋宇”。善于言过其词而常不被采信的罗杰·培根，在1271年上谕教皇道，“新教团每况愈下，无法维持其原本高尚的品德”。但是较之坦白而又身临其境的弗拉·萨利姆贝内所写的《编年史》，以上的议论则不免是隔靴搔痒。于此，一位方济各僧侣带着我们窥探幕后真相，并进入该教团日常生活中。其间瑕疵的行为、彼此间的妒忌与争执，在所难免。可是一般而言，他们的生活仍然充满着谦逊、淳朴、友爱与和平的气氛。即使偶尔也有妇女穿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无非是给他们狭窄而寂寞的生活平添些许雅致与柔美。以下即是弗拉·萨利姆贝内坦白陈述的一例：

在博洛尼亚修道院中，有一位名为圭多的弟兄。习惯上他于睡觉时总发出雷般的鼾声，惊动四邻，无法入眠，因而被安顿于一茅棚中。虽然如此，他宏大而响亮的鼾声，仍然响彻整座修道院。在无法忍耐的情况下，所有神父和贤明的会士聚会一堂……大家认为他的母亲明知儿子有此毛病，仍不顾一切，欺瞒教团，而将她的儿子送来，所以判决他应当被遣返给其母亲照料。然而，他并未立刻被遣回，这是天主所作的……因为尼古拉弟兄心想，这孩子被逐出，是因其先天的缺陷，而非其自身所犯的过失，特别召圭多在每日黎明时刻的弥撒中，来帮助他，弥撒结束时，命此一孩童屈膝于祭坛之前，以待接受祝福。尼古拉弟兄以手轻触他的脸颊及鼻额，祈求上帝赐予他健康的身体。奇迹终于发生，此小孩突然完全康愈，不再发生鼾声，惊扰会友。此后，如同冬眠鼠般安详而宁静地入睡。

修女

远溯圣保罗时代，基督教团体中的寡妇及其他单身或离婚的仕女们，习惯于将其部分或全部的时间及财产奉献于慈善事业上。4世纪，有些妇女也和修道僧一样，远离红尘，过着孤独或团体的宗教生活，宣誓持守安贫、贞洁、服从的誓约。约530年，圣本尼狄克的孪生妹妹沙拉斯蒂卡（Scholastica）遵循兄长的宗旨及清规，于卡西诺山附近修建女修道院。此后，本笃的修道院遍及欧洲各地，其修女人数与修道僧不相上下。西多会于1125年建立其第一座女修道院，其最著名的一座波特·罗雅尔（Port Royal）于1204年成立。到1300年，欧洲已有七百座西多会的女修道院。早期宗教团体的女修道士大都出自上等之家，女修道院时常成为被男人遗弃的妇女们的收容所。458年，马约里安皇帝谕令属下，为人父母者不得将无力抚养的女儿转送女修道院。尽管教会方面只允许自愿的捐献，禁止任何的馈赠，但进入本笃修女院，通常需要备一份嫁妆。因此，类似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可能是一位家世很好而担重任的妇人，经营一片广大的土地，作为其修女院收入的来源。当时修女不叫“姐妹”，而称为“夫人”（Madame）。

圣方济各从根本上改变了女修道院及修道院的典章制度。1212年，圣克拉拉前来会晤，表达她愿意效法圣方济各壮举，亦为女性开创一团体时，他忽视教会的规章，竟然以他辅祭的地位，接受她的宣誓，正式收编于方济各教团中，并且委任她筹组克拉那苦修令（Poor Clares）。教皇英诺森三世体谅这个有违教规的行动，事后加以追认，她的授权才合法化（1216年）。圣克拉拉纠集一批妇女，安贫乐道地生活着，从事纺织、照顾病患及其他慈善事业。有关她的民间传说，如同描写圣方济各般地加以推崇。据说，曾经有一位教皇：

前赴她所主持的女修道院，聆听其讲论神圣及天堂的事……圣克拉拉摆设餐桌，并放上数块饼，请求教皇为它们加上祝福……圣克拉拉恭敬地跪于地上，恳请他能应允……教皇回答道：“克拉拉修女，你是最忠心耿耿的信徒，我认为应该由你来祈福，在饼上划上你所奉献一生的基督至圣的十字记号。”克拉拉说：“令人敬慕的教父啊，请原谅我，在下是一名卑贱微不足道的女子，若竟敢在教皇面前如此祝祷，该受严厉的指责。”教皇答曰：“这不能算你僭越职分，而是服从的美德，我命令你因神之名的缘故，为这饼祝祷。”圣克拉拉是真实顺服的女子，于是遵旨而行，在饼上画十字祝祷。说来奇妙！立刻饼上竟出现漂亮的十字记号图案。教皇目击此一神迹，分享一些饼，自行离去，临行前感谢神并为她祈福。

1253年克拉拉逝世后，瞬即被追封为圣人。方济各僧侣在各地也组织类似的团体，名为“克拉里西”（Clarissi），或称为克拉那苦修令。其他诸如多米尼克、奥古斯丁、加尔默罗等乞丐教士团体，也先后成立修女的“第二修会”（Second Order of Nuns）。到1300年，欧洲教士与修女的人数已不相上下。日耳曼境内的女修道院成为激烈神秘主义的庇护所，而法兰西和英格兰则变为出世，或被弃、失意、伤恸的贵族仕女们的居留所。13世纪英格兰修女的一般心境，可由《隐士清规》（The Rule of the Anchorites ）中一览无遗。这可能是普雷（Poore）主教为多塞特郡的塔兰特修女院撰写的。文中多处提及罪恶及地狱，认定女性的躯体有罪并加以谴责，因而显得晦暗无趣味；但以其诚挚的语气，弥补了这些缺点，被列为英国最古老而上乘的散文范本之一。

欲搜集10世纪以来女修道院败德犯奸的事迹，真是信手可得。有些修女之所以至修道院并非出于己意，自然感觉到修身养性学做圣者，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坎特伯雷大主教狄奥多拉和约克主教埃格伯特（Egbert）一致认为，修道院院长、神父及主教，不得以威迫利诱等不法手段，劝诱人成为修女。沙特尔主教伊沃（Ivo）指出，圣法拉（St.Fara）女修道院公然有卖春的行为。阿伯拉尔也对当时法兰西某些女修道院作同样地描绘。教皇英诺森三世形容圣阿加塔（St.Agatha）女修道院为妓院，其伤风败俗的事迹，污染了整个邻近乡村。鲁恩主教里高德（Rigaud）对属下教区的宗教团体，作了一篇大体言之颇为有利的报告；但其中，提到一座由33位修女及3位庶务修女所组成的女修道院，其中竟有八位涉嫌与人有染，或确有通奸罪名，而“女修道院院长则几乎夜夜烂醉如泥”。博尼费斯八世企图改善修女院的风纪，重申戒律，隔绝红尘；可惜禁者自禁，谕令未被遵行。林肯主教区的一个女修道院，当主教带着教皇的谕令前来时，修女们反以它投掷主教的头，并且公然宣誓抗命。这种与世隔绝的规定大概并非她们当初的誓约。乔叟在《故事集》（Tales ）中称道：教会禁止修女朝拜圣地，所以女修道院院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倘若历史能够仔细地记载女修道院正反两面的事迹，我们深信她们的丑行，实际上不及优良行为的千分之一。有些清规严酷到违反人性，所以触犯禁令自然是意料中的事。加尔都西派和西多会的修女必须遵守沉默的规定，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启齿——这是一项女性极不易遵行的规定。通常修女要亲自洒扫、烹饪、洗濯和缝纫；为修道僧和贫民裁剪衣裳，为圣坛编结亚麻，为神父缝制祭袍。她们又以灵巧的玉指，配合着坚忍无比的灵性，将半个世界的历史，刺画在布帷上。此外，抄写及装饰古籍手稿，收养孩童，施以启蒙教育，教授卫生常识及家务技巧，提供数百年来女子唯一接受较良好教育的机会。许多修女还服务于医院，她们在子夜及黎明前夕，都要起身祷告，背诵日课经。在为数不少的斋戒日中，又得挨至晚餐时刻，才得以进食。

我们不难想象偶尔触犯规定极端苛刻的戒律，是在所难免的。回顾19世纪基督教社会中的英雄、君王及所有的圣者，我们发现，没有多少人，其人格的完美能与这一时期的修女相较。她们恬静虔诚的生活和甘心乐意的服务精神，确实令以后数代的人们受惠无穷。假如我们将全人类历史上的罪过置于天平上，这些妇女的美德，将更具重量，而足以补偿人类所有的罪愆。

神秘主义者

许多这一类妇女，可以称为圣人，因为她们感觉上帝之于她们，较诸本人手足更亲更近。中世纪的文字、图画、雕像、仪文、灯光的颜色及数量的交相作用，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很容易产生幻觉。坚信的圣徒感到自己能挣脱天然的束缚而趋于超自然的事物。人类的心灵，就其所禀赋的神秘力量而言，似乎是一种超自然且非属地之物，与存在于世界万象及其背后的“世界心灵”是同质的，是“世界心灵”的模糊影像及一小部分。因此心灵运用到极致时，可以触及上帝的脚及宝座。在神秘主义者极力达到的谦卑心灵中，点燃着希望之火花，期望灵魂脱去罪担，借祷告之助力，靠着恩典而升至“至福的境地”，并享受上帝的同在。这种境界无法凭借感官、理性、科学或哲学来达到，因彼等均受时间、数量及空间的限制，绝不能触及宇宙的核心及能力或达成宇宙的和谐一致。神秘主义者主张净化人类的灵魂，使之成为灵感的内在器官，并且涤除其自私个体与虚幻群体的所有污点，扩展其能力及爱心至于极限，然后以明亮而非肉体所属的眼光，来透视宇宙、永远及神圣的问题，此时，灵魂犹如历经长期的放逐，再次与以降世和上帝隔绝之刑惩罚人类的上帝相结合，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基督不是曾应许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吗？

因此，神秘主义者，曾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每一种宗教以及每一个地方。尽管有大希腊理性主义的遗留，希腊正教中仍充斥着许许多多神秘主义者。西方神秘主义可谓滥觞于圣奥古斯丁。他所著的《忏悔录》促使灵魂自受造的万物身上回归于神；向来能与神长期交谈的人寥寥无几。继之，政治家圣安塞姆首先发表，提倡神秘主义，圣贝尔纳更加以系统化，坚决主张神秘之途径，用以对抗罗塞林及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当香槟的威廉不见容于阿伯拉尔的逻辑，而被驱逐离开巴黎时，即在近郊创立圣维克托（St.Victor）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研究神学的所在地；而传其衣钵者雨果以及理查德，更不顾新兴哲学大胆的挑战，仍然将宗教建立于与神同在的神秘经历上，而摒弃理性方式。雨果认为每一个创造的阶段，均有超自然的神圣表征；理查德弃绝推理及学术，喜爱用“心”，而不喜爱帕斯加尔式的“头脑”，并以所知的逻辑，描述灵魂奥妙的升华至与上帝合一的境界。

由于意大利人酷爱神秘，神秘主义瞬即蔓延意大利全境。卡拉布里亚的一位贵族名为约阿希姆，殷切地向往巴勒斯坦。旅途中眼见人民生活的痛苦，便遣散一切随从人员，独自做个卑微的朝圣者，继续前往。传说他在大博山（Tabor）的古井，度过4旬的斋期。复活节当天，一道大光出现，神的光充满他的身上，使他顿悟《圣经》的内涵及贯通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待他返回卡拉布里亚后，马上变为西多会的修道僧和神父。由于他渴望苦行的生活，于是隐居山林。慕名而来的信徒日益增多，遂形成一个新的弗洛拉教团，其守贫及祈祷的清规，得到西莱斯廷三世的核准，而告正式确立。1200年，他呈献他的许多著作给教皇英诺森三世过目，虽然他自己说道，写作的动机是受到上帝的激励，但是他自己仍然认为应该送呈教皇审查才对。两年后他即撒手西归。

他的著作以广被正统教派人士所乐于采用的奥古斯丁理论为基础，即以《旧约》时代的事迹来豫表自基督降生至神国在地上建立的基督教史实。约阿希姆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圣父”的统治下，至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二阶段是“圣子”统治时期，根据《启示录》的算法，持续至1260年；第三阶段在“圣灵”统治下，在此以前，先有一连串的灾难、战争、贫困、教会腐化等发生，圣灵统治阶段的开始即因清修教团崛兴，涤除教会的诟弊，实现了和平、公义而快乐的世界性理想国。

成千的信徒及部分教会的高级人员均相信约阿希姆的主张，是出于神的默示，并殷切地期待1260年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属灵派的方济各僧侣自信是一个崭新的教会团体，摘取约阿希姆的教义后，更是毫无顾忌地放手做。等他们被排挤出教会后，仍然继续出版刊物传播福音。1254年出现一本以约阿希姆著作为蓝本编纂而成的《永恒的福音》（The Everlasting Gospel ）。其中严厉谴责教皇的买卖圣职，招致第二阶段的结束，同时认为第三阶段乃是博爱的世纪，圣礼及神父自然不再需要。该书被教会定罪，而且疑似作者的方济各僧杰拉尔多·达·波尔戈（Gherardo da Borgo）因而被判终身监禁。该书仍然颇受欢迎，暗地流传。从圣方济各到将约阿希姆安置于乐园中的但丁为止，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及异端派的思想，均深受其影响。

可能是兴奋地期待天堂的来到，1259年在佩鲁贾一带掀起忏悔的狂潮，并影响及北意大利。成千的忏悔者，不分年龄、阶级，身着缠腰布，杂乱无章地聚集成一队伍前进，并且以皮鞭自我鞭打，痛哭流涕，乞求上帝宽赦他们。小偷和放高利贷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奉还不当得利；杀人凶犯也受感染，跪在被害者家属面前，自请接受杀戮之罪；大赦监狱的犯人，放逐者得以返回故土，一切敌意都告冰释。此风披靡日耳曼全境，甚至传入波希米亚；当时一种新兴的神秘主义信仰，似乎有压倒教会、席卷全欧之势。可惜好景不长，人类的劣根性再度暴露：新的仇恨形成，罪恶、谋杀等情事复现，“自我谴责”的一股热潮又隐没于灵魂的深处。

神秘主义之火在佛兰德斯不断地燃烧。一名列日的神父“口吃者”兰伯特·勒·贝吉（Lambert le Bégue）于1184年在默兹河河滨建筑一幢房子，专供未曾宣誓遵守修院清规，而自愿编织羊毛、制作缎带、维持小型的半共产生活方式的妇女居住之用。另外尚构筑类似的“上帝之屋”（houses of God），提供男士起居之用。这些男士自称为“贝格哈德”（Beghard），妇女们则称为“贝吉安”（Beguine）。这些社团，也和瓦尔多教派一样地非难教会拥有财产，他们自愿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另外一个类似的宗派，“精神自由的弟兄们”（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自1262年创立于奥格斯堡后，即沿着莱茵河一带的都市发展下去。这些运动一致主张神秘的灵感启示，他们摆脱教会的控制，甚至不受国家或道德律的束缚。国家和教会联合钳制他们。他们不得不化明为暗，屡次易名，有助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及其他激进宗派的崛起与兴盛。

西方世界以日耳曼为神秘主义的温床。宾根（Bingen）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e）素有“莱茵河女先知”（Sibyl of the Rhine）之称，在漫长的82年生命中，除了8年外，一直是贝尔纳派的修女，而于晚年升任鲁伯特斯贝格（Rupertsberg）的女修道院院长。她确实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女士，兼有实际及幻想、虔诚而激进的特点，更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诗人、科学家、医师及圣人。在她与教皇及国王往来的信件中，惯用一种由神禀赋的权威语气及雄健锋利的拉丁散文体。她出版数部有关异象的书籍，并宣称是与上帝合著；她毫不保留地谴责教会拥有财产及腐败不堪的情形，令一般教士闻之愤慨不已。她怀着永远的盼望说道：

上帝公义的时刻终将来临……上帝的最后审判即将完成；丧失虔敬本质的帝国及教皇国，必将一同瓦解……继之而起的是面目焕然一新的国家……异教徒、犹太教徒及其他属世的人、不信耶稣的人都将皈依他；新世界中洋溢着朝气及和平，天使们将满怀着信心，重返人间。

一个世纪后，图林根的伊丽莎白以其苦行圣洁的一生唤醒了匈牙利人。她原是安德鲁国王（King Andrew）的女儿，13岁时与日耳曼亲王结婚，14岁时即成母亲，不幸20岁时变成寡妇，并为其先夫的弟弟所劫掠，在一文不名的情况下被逐出皇宫。然而她极为虔敬，流浪天涯，仍不忘救济贫困的百姓，不但收容麻风病妇，更为她们洗净伤口。她有属天的异象，但并未将其公之于世，也不声言自己有超自然的异能。马尔堡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康拉德毫不留情地维护正统信仰，令其折服，自从他们两人会面后，她即大为其所吸引，甘愿为其奴仆。只要他认为她有丝毫差错，便会无情地责打她，她却甘之如饴，并且更自我砥砺，严格要求自己过着苦行的生活。因此，她于24岁时即告去世。她圣洁高尚的品德备受推崇，当其出殡之日，疯狂的信徒不顾一切地割下她的头发、耳朵及乳头，充当圣人的遗物。另一位伊丽莎白于12岁时（1141年）开始居住于宾根附近索瑙（Schonau）的贝尔纳女修道院，直到1165年逝世，从未离开此地。先天身体的虚弱再加后天极端的苦修，在神志恍惚中，她仿佛从所有反教士体系的已死圣人中得到属天的启示。她的护卫天使告诉她说：“上帝的葡萄树业已枯萎，教会的头病入膏肓，而其肢体皆告死亡……大地诸王啊！你们不平之鸣已上达于我。”

神秘主义的浪潮在13世纪末，于日耳曼境内大为升高。约1260年诞生的明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他的主张于1326年如日中天，却于1327年接受判决而告死亡。他的两位高足苏索（Suso）和陶勒尔（Tauler）秉承他的遗志，继续传播其神秘的泛神论，成为日后宗教革命有力的基石。

对于神秘主义者，教会通常宽宏大量地忍耐着；对离谱太甚的邪说，或有些主张混乱恐怖的个人主义的宗派，则严格加以取缔。教会承认神秘主义所谓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亲近的说辞。此外，也乐意接受任何对教会缺点的善意指正。甚至某些高僧也同情批评者的主张，承认教会实际上弊病丛丛，期望自己也能抛弃干预世俗政治的污名，在教会权力的保护及虔诚教徒的喂养下，安享平静而安全的教士生涯。中世纪屡受邪说异端的威胁，人心所以仍得以维持而不坠，以这些宽容忍耐的教士居功最伟。当我们阅及12世纪和13世纪的神秘主义时，我们可以了解正统信仰对传染性的迷信常有一种隔离的作用。就某方面而言，教会就是信仰——正如国家就是武力——其由混乱中建立秩序，借以维持人类心志的健全。

可悲的教皇

1271年，格列高利十世登基时，教会权力再度达到鼎盛。他是一位道地基督徒的教皇；心平气和，并不好大喜功，但寻求公义。为了要集众力夺回巴勒斯坦，他说服了威尼斯、热那亚及博洛尼亚偃旗息鼓；一方面确认哈布斯堡皇族的鲁道夫为皇帝，同时安抚其他未登王座的权贵；另一方面调停了教皇党和保皇党在佛罗伦萨及锡耶纳的纠纷，他对教皇党支持者说：“保皇党人士是你们的仇敌，可是他们一样也是人、公民和基督徒。”1274年，他召集教会高级教士举行里昂会议。结果有1570名教会领袖出席，每个较大的邦国也派遣一位代表参加；希腊皇帝指派希腊教会领袖与会，重新申明隶属“罗马教廷”的关系。拉丁及希腊教会人士得以聚首一堂，齐声高唱赞歌。他要求主教们纠举教会的弊端以待改革，主教们也表现得出奇的坦白真诚，并通过改革的必要手段。整个欧洲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抗穆斯林。可惜在回罗马途中，格列高利教皇不幸病故（1276年）。后继者忙于应付意大利境内的事务，无法完成他的计划。

不过，1294年，博尼费斯八世刚被推举为教皇时，教皇国仍然不愧为欧洲力量最坚强、组织最严密、行政最迅速、财源最充裕的政府。教会势力达到巅峰状况时，权力不幸落入博尼费斯八世手中，他对教会的热爱及对目标的真挚，完全被其不够完美的品德、个人的狂傲及不够明智的权力运用所淹没。他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人：极为好学，论其在法学上所受的训练及学识的广博，堪与英诺森三世一较长短；他创立罗马大学，不仅重建梵蒂冈图书馆，并且加以扩展，任命乔托及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并且资助兴修令人赞叹的奥尔维耶托（Orvieto）大教堂的正面。

为了追求权力，他处心积虑地说服了品德高尚、才能较逊的西莱斯廷五世，辞去就任方才5个月的教皇职务，这在教会史上并无先例，显出博尼费斯一开始所怀的恶意。为了防止复辟的阴谋，他下令将80岁高龄的西莱斯廷拘禁在罗马。西莱斯廷逃亡，但被捕回；他再次逃离罗马，流亡阿普利亚数周，随后抵达亚得里亚海滨，计划跨海潜逃至达尔马提亚，不幸所乘轮渡搁浅，他又漂回意大利，被人捉住送到博尼费斯跟前。教皇将他拘禁于费伦蒂诺（Ferentino）的斗室中，10个月后即逝世于此（1296年）。

历经一连串外交上的挫折及代价不赀的胜利后，这位新上任的教皇脾气更加乖张。首先，他阻止阿拉贡的腓特烈接受西西里的宝座，待腓特烈不接受他的劝阻后，将腓特烈处以破门律，1296年停止该岛教权。这一非难均不被腓特烈与人民重视，最后，教皇也被迫承认既成的事实，追认腓特烈王位的合法性。他为了筹组十字军，命令威尼斯与热那亚签约休战，然而，两国拒绝教皇从中斡旋，烽火继续3年之久。佛罗伦萨秩序喧嚷不安，他束手无策，于是停止该地教权，并且授权瓦卢瓦的查理开入意大利，剿平叛乱（1300年）。查理一事无成，徒然招来佛罗伦萨市民对他和教皇的怨恨。为寻求教皇国本身的和平，博尼费斯也想插足调解望族科隆纳的家庭纷争，但皮埃特罗和雅格布两位红衣主教都婉拒他的好意，他愤而罢黜他们，并处以破门律（1297年）。两位叛逆权贵，在罗马各教堂门上张贴宣言，并将宣言置放在圣彼得教堂的祭坛上，为将教皇此举诉诸公决。博尼费斯再申破门律令，这一惩处并延及另五名叛逆者，下令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且派遣教皇军队侵入科隆纳的封地，攻克城堡，夷平帕莱斯特里纳。叛军被困而告投降，教皇赦免他们后，他们又揭竿而起，再度被这位勇士教皇平定，残部遁离教皇国，图谋东山再起。

正当意大利多事之秋时，博尼费斯在法兰西又面临重大的难题。菲利普四世决心统一封疆，占领加斯科尼的英格兰领地。爱德华一世于1294年向他宣战。为了弥补浩繁的军费，两位国王不约而同地宣布，开始稽征教会财产及教士的税捐。以往教皇只允许他们为了十字军东征而向教会课税，从未核准国王为了纯粹俗世的战争而向教会抽税。法兰西境内的教士虽然也同意为国防而纳税，以求间接保障自己的财产，但深恐国家课税的权力在不受节制的情况下，可能过分扩张，危及教会的安全。菲利普已采取行动削减教士在法兰西境内的地位，领主法庭、皇家法庭、行政机关及国王的咨询机构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迹。西多会鉴于局势的恶化，终于拒绝菲利普因对抗英格兰而要求的第五笔税收，其领导者转向教皇告急。在教皇与日耳曼及罗马帝国对立时，法兰西曾是教会主要的长期支持者，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博尼费斯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商求对策。但他又觉得国家在未得教皇的特许下，向教会征收税捐，将严重损害教会的经济力量及自由活动的能力。1296年2月，他发表了教会史上著名训令中的一件。一般人就以它起首的《教俗敕谕》（Clericislaicos ）加以命名，令文中开宗明义却非常不智地承认道：

据说，平信徒对教士相当敌视；根据我们的体验，目前这种控诉属实……经过教会会议决定后，基于罗马教皇的权利，我们在此明文告谕，凡是任何教士未征得教皇同意，而向平信徒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财产税者，将遭到破门律的严重处分……同时我们也明确地表示，凡是蓄意要求此类税收，或觊觎教会或教士财产的权贵……将被处以破门律。

菲利普的观点则是，法兰西境内教会拥有庞大的财产，应该分担国家的支出。对于教皇公之于世的律令，他采取相应措施，禁止金银财宝及食物的输出，驱逐所有在法兰西境内居留的外国商贾或使臣。此举不仅斩断教皇主要的财源，并且将法兰西划出，不再是十字军东征募款的范围。随后博尼费斯于《不能命名的爱》（Ineffabilis Amor ，1296年9月）的文告中表示让步，首肯教士得基于国防上的需要，自动捐输，至于是否有此需要的决定权，则握于国王手中，由他斟酌实际情形。菲利普也取消报复的措施，并征得爱德华的同意，博尼费斯得以私人的身份，而非以教皇的职位，调解他们彼此间的纠葛。博尼费斯在排难解纷中，尽力袒护菲利普，在英格兰不介意时，也就相安无事地过着和平的生活。

从英、法两国教会的收入减少后，一方面为了弥补这笔财源，一方面又因为储备战费，以便收复西西里为教皇国的封邑，并且伸张教皇国的势力到托斯卡纳，博尼费斯宣布1300年为禧年。这项策划可谓功德圆满。罗马呈现空前的拥挤，车水马龙。其时，交通规则显然首次被执行，以管制人民的行动。由于教皇博尼费斯及其助理人员事前的妥善安排，得以公定的合理价格，大量供应食物。对于这笔庞大而未指定特殊用途的款项，完全取决于教皇的分配。纵然得失参半，而目前仍是他的巅峰时期。

然而，这时被放逐的科隆纳家族，提供菲利普国王有关教皇贪婪、偏袒、私持异论邪说的传闻。教皇派驻法兰西的特使贝尔纳·塞瑟特（Bernard Saisset）与菲利普国王的侍从之间起了纠纷，被控以叛逆的罪名，被捕下狱，在皇家法庭受审，判其有罪，交纳邦的大主教予以监禁（1301年）。博尼费斯对这种即决裁判大表震惊，立即要求菲利普国王释放特使，同时训令法兰西境内的教士们，中止教会对国家的纳贡。1301年12月，在告谕所有教徒的文告《听着吾子》（Ausculta Fili ）中，教皇要求菲利普国王谦逊地听从他。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是世俗国王在属灵领域上的驾驭者，并且抗议世俗法庭任意审判教士的恶例及任意挪移教会的财产，供作非宗教性的活动事宜。他还表示要召集法兰西境内的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共商对策，“借以保全教会的自由，改革国家及废置国王的权力”。当教皇的特使呈递这项文告给菲利普时，阿图瓦（Artois）伯爵随手夺取文告，并将其掷入火中。而另一份要教士们公之于世的副本，也遭查禁的厄运。双方更因两份捏造文件的流传，剑拔弩张。其中一份伪出教皇之手，甚至要求菲利普国王在一般事务的处置上，也应以教皇的意旨为是；另一份菲利普国王致博尼费斯的伪造文件中，说道：“你这愚不可及的人，国王在一般事务的处置上，乃是至高无上的。”虽然这两份文件全属赝品，但是一般人总是信以为真。

1302年2月，另一张教皇的文告，在国王及民众的众目睽睽下，在巴黎公开予以烧毁。预测到教皇会宣布召开宗教会议，为了先声夺人，菲利普国王迅速地于4月在巴黎召开三阶层会议。在这次法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聚会中，三阶层的人分别致书罗马教皇，异口同声地赞同国王及其在宗教事务以外的权力。约有45位高级教士，不顾菲利普国王禁止及没收财产的威胁，毅然出席1302年10月在罗马召集的宗教会议。发布文告，明白强调教皇的权力，认为仅有一个真正的教会，舍此别无拯救；基督的身体及头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头是基督，而基督的代表则是罗马教皇。世上存有两把剑或说两种权力——属灵之剑和世俗之剑；前者属教会所有；后者属国王所有，但是为了教会，在教士的意旨及默许下使用。属灵的权力凌越世俗的权力，有关后者的最高目标，必要时前者可加以指导；倘若后者用之失当，自然也由前者来加以纠正。文告最后做结论道：“我们明白地宣告，为了全世界的得救，所有世界上的人类，都应该臣服于教皇之下。”

菲利普国王也不甘示弱地连续召开两次阶级会议（1303年3月、6月），草拟一份正式控诉书，指责博尼费斯为暴君、男巫、凶手、奸夫、不信之徒及盗用公款、贩卖圣职、偶像崇拜。要求召开宗教大会予以革职，并且指派其首席法律顾问诺加雷的威廉前往罗马，通知教皇国国王召集宗教大会。博尼费斯当时正在阿纳尼（Anagni）的行宫，宣称宗教大会只能由教皇召集，正准备将国王处以破门律，并停止法兰西境内的教权。诺加雷的威廉和西亚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先发制人，乘教皇未签署之前，率领2000名外国雇佣兵，直捣行宫，呈递菲利普国王的谕旨，劝告教皇光荣引退（1303年9月7日）。博尼费斯立即拒绝。一个“相当可信”的传说提到，西亚拉曾经掴打教皇的面颊，若不是威廉从中制止，可能愤而杀害教皇。72岁高龄的教皇纵使身体虚弱，处此危局，仍然不甘屈服。他被软禁在宫中3天，而雇佣兵则乘机洗劫行宫财物。阿纳尼的人民，配合奥尔西尼的400骑兵，才迫使雇佣兵慑服，释放教皇。显然3天中士卒断绝了教皇的饮食，因为教皇伫立市场时，曾乞求道：“若是有任何心地善良的女士，能够慷慨解囊，施舍酒与饼，上帝及我必将祝福她。”奥尔西尼的一行人护送教皇返抵罗马及教皇国。不幸他于此罹致高烧，不数日即告疾逝（1303年10月11日）。

本尼狄克特十一世随即继立，他首先将诺加雷、西亚拉及其他13位被目击闯入阿纳尼行宫者处以破门律。一个月后本尼狄克特死于佩鲁贾，显然是遭受意大利保皇党的毒害。菲利普同意支持波尔多的大主教贝特朗·戈特（Bertrand de Got）登上教皇的宝座，却要以接受某些安抚措施为前提：赦免曾经攻击博尼费斯而被处以破门律的有关人士；五年内，允许国王向法兰西境内的教士，每年征收1/10的所得税；恢复科隆纳家族的职位及财产；定罪已故的博尼费斯。我们无法确知贝特朗接受了何许条件，但是他被选为教皇则是事实，并且改号克莱门特五世。红衣主教们警告他，若继续置身罗马，则生命危在旦夕。经过一番犹豫，待菲利普给予明确的表示后，克莱门特才毅然迁抵罗讷河东岸，来到地处法兰西东南陲外的阿维尼翁（1309年）。于是开始了68年的教皇“被俘于巴比伦的时期”（Babylonian Captivity）。教廷虽然免除了日耳曼人的威胁，却在无意中屈服于法兰西了。

克莱门特不惜违反心中脆弱的意志，甘愿充任贪婪的国王的御用工具，他赦免国王的罪行，恢复科隆纳家庭的职位与财产，撤销1296年2月份的文告，纵容圣堂武士的掠夺行为。甚至在1310年同意在阿维尼翁附近的格罗索（Groseau）召开宗教会议，审判已故的博尼费斯。初次审判由教皇及其所任命的委员共同主持，6位教士出庭作证，指出博尼费斯在就任教皇前一年曾经说道，所有有关上帝的规定，全是人类自行制定的，其用意在于使一般民众因慑于地狱之刑而循规蹈矩；随意相信三位一体、童女生子、上帝成为人、饼可转变为耶稣的身躯或尚有来世的说法，是“愚不可及”的事。“因此我所相信所持定的均与有教养的人一样，而一般庶民则大不相同。我们是谈吐力求与庶民打成一片，但是思维、信仰方面，则要超群。”在以后的第二次审判中，这6位教士中的3位，仍然坚持他们的指控属实。圣杰米诺（San Gemino）的圣吉勒斯（St.Giles）大修道院副院长也述及博尼费斯正像红衣主教盖耶塔尼（Gaetani）一样否认灵魂及身体复活的说辞；其他数位教士也作同样的见证。另一位教士也引述博尼费斯对祝圣的圣饼所说的一句话：“只不过是面饼而已。”先前他的管家也谴责他在性行为违反戒律；其他的人士则非难他曾企图以魔法与“黑暗的权势”交往。

在正式审判前，克莱门特说服菲利普国王，将审判博尼费斯是否有罪的问题，留待即将在维埃纳召开的全体基督徒大会加以决定。1311年大会开幕时，3位红衣主教出庭为已故教皇的忠贞和道德作证。另两位骑士不惜以生命为赌注，接受任何怀疑教皇有罪者的挑战。可是始终无人出面挑战，全体基督教大会宣告此案审查终了。

回顾

对博尼费斯不利的举证无论真实与否，充分显示怀疑主义的一股逆流，已将“信仰时代”冲至尾声。博尼费斯八世在阿纳尼所承受的身体及政治的打击，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近代”的产生；民族主义战胜了超民族主义，国家凌越了教会，刀剑力量取代了文字的魔力。教皇因为先与霍恩施陶芬的倾轧，再受挫于十字军的失利，权力一落千丈。英、法两国因罗马帝国的崩溃而乘机崛起，其中法兰西在教会的协助下，夺取了朗格多克后，国力更加充沛。在教会与菲利普国王的纠葛中，一般人民袒护菲利普，或许是人民厌弃教皇滥用宗教裁判所及十字军征讨阿尔比异端的结果。据说诺加雷的某些祖先，即被宗教裁判官判处有罪，而断送于火刑柱上。可惜博尼费斯历经多次的冲突，尚未体察出滥用教皇权力的弊端。新兴的工商人士，对宗教的热忱远逊于一般农民；而一般人的生活和思维，随着时代的演进，也渐渐世俗化，平信徒也获得了其原有的权利与地位。经过七十年的时光，国家已脱颖而出，反而将教会融化在国家之中。

环顾拉丁基督教的历史，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在不同的民族中，宗教信仰相当一致，同时罗马教会庞大的组织与权力，为斯拉夫及拜占庭以外的西欧带来了后世所未见的精神和道德上的统一。历史上从未有其他的组织，给如此众多的人如此深远而长久的影响。罗马共和国及帝国也曾经统治过广阔的区域，但从庞培到阿拉里克，为时不过480年；蒙古帝国及大不列颠帝国也只维持200年光景；但是罗马公教由查理曼大帝逝世时（814年），至博尼费斯八世病故时（1303年），统治欧洲达489年之久。论组织与行政效率，它远逊于罗马帝国，甚至它的成员赶不上恺撒大帝时代统治地方省市者的能力与学识；但教会上承一个野蛮骚乱的世代，而要由其中寻觅出一条恢复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艰辛道路。虽然如此，教士们乃是当时最卓越的训诲者，并且西欧教会势力鼎盛的5个世纪中，教士们又是唯一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士。教会法庭是当时最公正不偏的场所。罗马教廷有时难免贪污腐化，然而仍不愧是斡旋国际纷争及限制战祸的一个世界裁判所，这个裁判所虽说意大利色彩太浓，但平心而论，意大利人是当时训练最佳的人士，何况只要是拉丁基督教范畴内的教徒，不论阶级及国别，皆有荣任这个国际裁判所委员的机会。

人类的集体权力政治与阴谋奸诈，如影随形，难以隔离。在欧洲国家及国王之上，存有排难解纷的一个权力，毋宁说是一件好事。假如有世界帝国存在的话，最适当的人选莫过于彼得宝座上的罗马教皇，唯有他能高瞻远瞩，并由整个时代背景来顾全大局。除了受人尊敬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的教皇外，还有什么人的决意，更能无异议地被西欧人民接受，更容易付诸实行呢？1248年，路易九世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行列时，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乘机要挟法兰西，并且准备渡海进犯，教皇英诺森四世以停止教权警告亨利王，亨利未轻举妄动。怀疑主义者休谟也指出，教会的权力是掣肘君主暴虐及不讲道义的最佳工具。若是教会只运用它对属灵及道德上的影响力，而不过问世俗政治，它可能实现格列高利七世的崇高理想——其道德力量凌越国家的物质力量。当乌尔班二世联合基督徒，全力抵御土耳其人时，格列高利的梦想几乎付诸实现。当英诺森三世、格列高利九世，亚历山大四世及博尼费斯八世等假借十字军的美名，攻击阿尔比异端教派信徒、腓特烈二世及科隆纳家族时，这种崇高的理想，终于在教皇沾满基督徒鲜血的双手中，完全粉碎。

教会在当时仍然采取宽宏大量的政策，只要它的生存不受严重的威胁，对各种不同的主张，甚或异端邪说，仍然加以宽容。我们可以发现，12世纪和13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仍出人意料地自由，纵然是基督教创设或主持的大学中，教授也享有充分自由的思想。教会所要求的，只是这种自由的风气仅限于学术界的讨论，而不容形成一种煽动一般人民背弃教义或教会的革命行动。一位最常批评教会的人士指出：“教会包含所有的人，也兼容并蓄地包含着由最迷信至完全持有不可知论的各色各样的人种，所以它纵容各种不同的思潮存在，其中有些只保留外观的一致，实际上的内涵已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中古拉丁基督教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不顾其教皇及信徒所禀赋的劣根性，尽其所能地在破毁的旧文明和堕落的社会中，重建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并且散播高尚而足以安慰人心的信仰。6世纪的欧洲，饱受迁徙不定的蛮族的蹂躏，语言和信仰上混乱不一，到处充斥着为数众多而不一致的不成文法，显得杂乱无章。教会制定了道德的准则，支持超自然的制裁论调，吓阻了非法分子为非作歹的念头；又提供男女修道院，古籍得以流传下来。此外，以主教组成的法庭来评定人民的是非，以学校和大学来启迪人们的智慧，以道德的责任和和平的使命来规范国王的行为；以诗歌、戏剧来润饰信徒们平淡无奇的严肃生活，给他们灵感，创造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品。为了在天资不等的人类中，建立起一个平等的理想国，而兴办慈善事业及接待远客，略微发挥济弱抑强的作用，教会无疑是中古欧洲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股文明力量。

第四章 基督教的道德与礼仪
（700—1300）

基督教伦理观

渔猎时代的人必须是贪婪而急切地寻找食物，狼吞虎咽地加以吃食——因为当食物到手时，他不知道何时可能再获得。当时的人必须是性感的；时常杂交，因为死亡率高迫使其须有高的生育率；女子随时有为人之母的可能，男子的主要任务则在交媾。此外，男子必须孔武有力，准备随时随地为了争夺食物及伙伴而战。邪情恶欲一度被视为美德，是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及至人们发现个人及种族求生存最好的方法，乃是社会组织时，便扩张原来的渔猎小团体而成为秩序井然的社会组织。为维护社会的续存，必须抑制渔猎时代人类所表现的天性。就伦理观点而言，文明是人类原始天性与道德规范互相制衡互相牵引的结果。人性若是没有道德规范的节制，文明将告泯灭；但是过于强调人性的节制，人生则无生气可言。伦理道德即是以其规范力来保护文明，但也不减弱人类的生命力。

人类暴力、紊乱及贪婪的本性必须设法抑制，但某些天性，主要如社会性，却率先为文明提供了生物性的基础。存在于禽兽间及人类间的亲情，带着其教育性及互助性的本能，缔造家庭中自然的社会秩序。综合爱与专横的父母权威，将维护生存的社会行为法则传递给原具个人主义天性的孩子。由酋长、诸侯、城市或国家所统御的有组织力量限制并大大地凌驾于无组织的个人力量之上。爱好赞同的天性，使人们屈服于团体意志之下。习惯与模仿的天性，支配了青年的行为方式，使其常被人类由尝试错误中求取之经验所束缚。法律明文规定惩治之刑，吓阻了人类本性的放肆。良心又无时无刻提醒许多禁忌，使青年驯服下来。

教会认为源于自然或世俗的伦理道德，不足以节制在丛林中能保持生命、在社会中却破坏秩序的人性冲动。同时那些人性的冲动十分强劲，人类的权威不可能随时随地以恐怖的警察力量起到吓阻的作用。因此，与人性极不协调的道德律，必须来自一种超自然的源头，方易为人所遵循；而且其必须带有神圣的制裁力及足以慑人的威望，不假武力，而使人于独处的时候，隐僻的地方，一样对其存有敬意。即使是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极具影响力的父母威权，倘非借宗教信念教诲子女，仍无法与人类原始的本能抗衡。宗教本身欲发生维系社会的功用，必须与人类顽抗的天性相对，而且其非属人为不确定的训令，而是神自己无可抗辩的至高无上的诫命。在人性本恶的情况下，单凭褒扬或处罚遵行或违反戒律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以善有善报的天堂，及恶有恶报的地狱。而这些戒律来自上帝，而非摩西制定的。

有关这种与文明背道而驰的人类原始天性的生物理论，以基督教神学中的原罪之说为代表，而与印度教因果报应之说有异曲同工的妙用，用以说明何以因果有时不相称：祖先的罪恶，有时由其子孙代为承受。在基督教的理论系统上，所有人类已因亚当与夏娃的罪，而受到玷污。教会默认格拉提安在其《查士丁尼法典》中所说的：“任何男女交合而生的人，均生而带有原罪，受罪恶与死亡的辖制，本是可怒之子。”只有借神的恩典及耶稣基督的赎罪受死，才能由万恶和受诅咒中将他拯救出来（仅有殉难的耶稣基督能够将人由暴乱、贪婪、欲望的罪恶中救赎回来，并使个人及社会免于毁灭）。由于这一教义的传扬，及当时许多天然的灾难，人既无法了解，只能解释为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因此许多中世纪的基督徒，自然而有一种生而不洁、堕落及罪恶的感觉，1200年以前的文学作品都带有这种色彩。直到宗教改革时，人们内心的罪恶感，及深恐坠入地狱的诫心方告消失，清教徒兴起后，旧日的恐惧感再度浮现出来。

格列高利一世及以后的神学家共认七件滔天大罪——骄傲、贪婪、猜忌、愤怒、好色、贪食及懒惰。七种相对的美德：四种为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等所推崇的“天然的”或非基督徒的德行——智慧、勇气、公义及节制，及其他三种神学的德行——信心、盼望及爱心。虽然基督教接受非基督徒的德行，但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它重视信心过于知识，重视忍耐过于勇气，重视爱及怜恤过于公义，重视戒绝及纯洁过于节制。它极端推崇谦卑，而以骄傲（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人所应特别具有的操行）为七恶之首。基督教的神学也偶尔论及人的权利，可是绝大多数时候强调人的义务——对自己的、对同伴的、对教会的及对上帝的义务。教会传讲“柔和谦卑的耶稣”时，并不担心会使当时的男子因此而变为柔弱；相反地，中古拉丁教会的男性，比起现代受惠的子孙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因为他们必须应付更多艰巨的任务。

婚前的道德观

中古时代的伦理道德究竟反映多少神学理论，我们无从得悉，仅由下列描绘中加以揣摩。

在基督徒生活中，第一件有关伦理道德的事是受浸：孩童因此而很郑重地加入基督教社会及教会中，此后，即恪遵此社会制定的法律。每位孩童都取得一个“教名”（Christian name）——通常都取自基督教先贤的名字。至于个人的姓则较为复杂，其中有些可以追溯至数代之前的血亲、职业、地区、体型或个性，甚至部分取材自宗教仪式：Cicely Wilkinsdoughter（取自血亲），James Smith（取自职业）；Margart Ferrywoman、Matthew Paris（以上两者取自地区名），Agnes Redhead、John Merriman（以上两者源于体型及个性），Robert Litany（源于宗教仪式），Robert Benedicite、Robert Benedict（以上两者来自基督教先贤的姓氏）。

夭折率纵然相当高，可是人数有增无减。因人数日众，彼此就得自行规范，互相砥砺，自然每个人的举止，显得更是彬彬有礼。各人由亲属或游伴处习得成百种乡间或城市的技艺，其知识与邪恶也随之渐长。13世纪塞拉诺（Celano）的托马斯叙述道：“天真无邪的幼童们，自从牙牙学语时，即开始学习作奸犯科的伎俩，往后的岁月里，更加堕落，甚至仅拥有基督徒的美名而已。”但我们必须知道，道德家常是最糟的史学家。在宗教信仰时代，12岁的男童即可以就业，法律上规定16岁便告成年。

对青年男女之性的道德伦理观念，基督教采取三缄其口的政策。通常，一个青年在其具有仰事俯畜能力以前即已具生殖能力；而性教育只会加增其婚前节欲生活的苦楚，基督教认为婚前的节操，有益于婚后夫妻和谐的生活、社会的秩序及大众的健康。事实上，中古时期的青年，在16岁时已有充足的性经验。一度为基督教所诟弊的鸡奸，在十字军东征，东方思潮西流及男女修道院分立等环境的冲激下，再度流行起来。1177年，明谷修道院的院长亨利批评法兰西说：“古代的所多玛城又从灰堆中矗立起来。”“美男子”菲利普指责圣堂武士间盛行同性恋。基督教《赎罪书》（Penitentials ）中所列举的滔天大罪，包括人类与各种家禽间不正常的性行为。这种伤风败德的陋行若是被发现，则所有相关的人禽，都要遭受死刑的处罚。英国议会中尚存有不少人与狗、羊、牛、猪及鹅等共同被焚的案件。乱伦的罪行亦不乏其数。

婚前的性行为及婚后的不轨行为很普遍；人欲横流，宗教的戒律或俗世的法律均无法加以吓阻；部分女士直觉地认为，7天一次的礼拜，足以涤除肌肤之亲的罪恶。纵然强暴要受严厉的处分，事实上，仍然十分普遍，毫无敛迹的现象。骑士们便是为了可以和侍女们一亲芳泽，才委身服侍贵妇或淑女，他们由和侍女们一次握手或一个吻而得慰藉；有些侍女也要等到行过这种礼仪后，才能安然入睡。拉·图尔·朗德里（La Tour Landry）的骑士对年轻贵族间的流行随意做爱颇感悲痛；如果他的话可信，就有某些人在教堂中做爱，不，是在圣坛上做爱；他还说“两位皇后，于封斋期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在神圣礼拜仪式当中，公然寻求邪恶的乐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描述诺曼底的贵族是：“食色皆是放纵”，而又彼此交换情妇，以免忠诚影响家庭情趣。私生子在基督教各地随处可见，是成千故事的题材。许多中古英勇冒险故事中的圣哲英雄都是私生子——库丘莱恩、亚瑟、高文、罗兰、“征服者”威廉以及佛罗伦萨《编年史》（Chronicles ）一书中的许多骑士。

卖娼业也配合时代而发展。据博尼费斯主教说，某些朝圣的女人沿途卖娼赚旅费。军队一批过去又过来一批，和敌人一样危险。亚琛的阿尔伯特说：“十字军当中杂有女扮男装的一群妇女；他们无分男女一起出门远游，甘愿冒着可怖的杂交的危险”。阿拉伯历史学家埃玛德—艾丁（Emad-Eddin）曾谓，在阿卡围攻一役（1189年）中，“300名漂亮的法兰西妇人……来安慰法兰西士兵……因为若他们没有女人，就不肯打战”；因此，伊斯兰教军队亦要求给予类似的鼓舞。据尤安维尔（Joinville）说，圣路易国王第一次组十字军时，其男爵“在皇家军营附近设妓女户”。大学生特别是巴黎学生，模仿并角逐声色，遂有女人在各大学设置青楼。

某些城市——例如图卢兹、阿维尼翁、蒙彼利埃、纽伦堡——在市政府监督下卖淫得以合法化，理由是未设青楼妓院，良家妇女上街就不安全。圣奥古斯丁写道：“若无娼妓，世界必因人欲横流而扰乱不安。”托马斯·阿奎那同意这种看法。12世纪的伦敦，在靠近伦敦塔边也有一排妓院；最初经温切斯特主教特许经营，其后受到国会的核可。1161年，英格兰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妓院经营者收容患有“危险的烧身恶疾”的妇人——这是已知最早防止性病蔓延的规定。1254年，路易九世下令将全国娼妓逐离法兰西；该诏令遂予执行，可是不久暗娼反而代替了以前的公娼；中产阶级绅士抱怨几乎无法保护其妻子与女儿的德行，免其受士兵及学生的引诱；到了最后，大家都批评该诏令，导致其被废止（1256年）。新诏令规定了妓女在巴黎合法居住及营业的地区，并规定其服饰，而由一位警察总监负责加以督察，该总监俗称“妓女、乞丐及浪子之王”（“roi des ribauds”）。路易九世临死前，嘱其子重订逐妓令；菲利普遵嘱，其执行结果亦复如前；该法被列为正式的成文法，但终未执行。在罗马，据曼德城（Mende）主教杜朗德二世（Bishop Durand II）的说法，在梵蒂冈附近有许多妓院，教皇的法警为了报酬，而容许其存在。教会对这些妓女显示人道的精神：备有救济院，以收容从良妇女，从良妓女乐捐亦由教会负责散发给贫民。

婚姻

在信仰时代，青春甚短，人们通常早婚。7岁小孩可以订立婚约，有时这种婚约旨在方便财产的转移或保障。格雷丝·德·塞勒比（Grace de Saleby）四岁即许配给一位大贵族，因他可以维护其财产；不久其夫逝世，她在6岁又许配给另一个贵族；11岁又许配予另一个人。这种婚姻，在成年（一般假定女子12岁成年，男子14岁成年）以前随时可取消，教会体认，若双方达到相当年纪，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就无必要。教会禁止15岁以下的女孩结婚，却允许很多例外，因为在这方面，财产权的维护压倒了瞬息即逝的爱情，婚姻只是财政上的一件附随事件。新郎呈献礼物和金钱给女方父母，给新娘“晨礼”（morning gift），并保证她对他的田产有继承权。在英格兰，这种继承权即是寡妇对于丈夫所承继土地的1/3上终生享有产权。新娘母家应赠礼给男方家族，并给新娘一笔嫁妆，包括衣物、亚麻布、家庭用具、家具，有时也包括财产在内。婚约就是抵押或担保的交换；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担保；配偶就是说“我愿意”（I will）的人。

男女双方以口头保证互订鸳盟，虽无其他法律或教会的仪式，也被国家和教会接受为有效的婚姻。教会借此以保护妇人免受始乱终弃之苦，教会宁可接受这类结合，而不愿见男女任意做爱或姘居。但是12世纪以后，教会否认未经教会准许的婚姻的有效性；特伦托会议（1563年）后，又规定必须有一位神父在场才有效。世俗法律接受教会对婚姻的规范；布雷克顿（Bracton）也力言宗教仪式对有效婚姻的重要性。教会将婚礼提高为一种圣礼，并使之成为男人、女人与上帝之间的圣约。教会慢慢地对于婚姻各阶段的发展，从房事义务以至将死的配偶的最后遗嘱，皆加以干涉管辖。教会法开列“婚姻障碍”（impediments to matrimony）条款的细目。任何一方皆须免除以前婚姻的束缚，也无须守贞洁誓约。教会禁止与未受浸者结婚，但基督徒与犹太人结婚的很多。奴隶之间结婚，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婚姻，正统基督徒与异端信徒之间的婚姻，甚至虔诚基督徒与被处以破门律者间的婚姻，均被视为有效。双方不得在四等血亲范围，即指四代内不应有同一祖先；这点教会拒采罗马法，而接受原始异族通婚制，以免人种因近亲交配而致低落；或许教会反对狭窄的近亲结婚所造成的财富集中。在农村，这类近亲结婚在所难免，而教会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如其对于其他现实与法律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差距一样。

结婚仪式完毕后尚有结婚游行——喧闹的乐声及夺人眼目的丝绸——从教堂游行至新郎的家里。当天整日至半夜均举行盛宴，直至这些典礼完成后婚姻始行生效。教会不许节育，阿奎那把它列为仅次于杀人的罪行；但有许多方法——机械的、化学的或魔法的——用以达到节育的目的，主要是依赖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 ）的方法。有人贩售堕胎、不育、性无能或促进性欲的药品。莫鲁斯·拉巴努斯（Rabanus Maurus）忏悔法则规定，“将丈夫的精液与食物混合一起吃，以求取其更多的爱情”者，应忏悔三年。杀婴案不多。6世纪以后，基督教慈善机构在许多城市成立弃婴医院。8世纪，鲁恩一个会议请求私生小孩的妇人将他们放在教堂门前，由其收养；这种孤儿被抚育长大后即成为教会田产上的农奴。查理曼大帝时代，法律规定，弃儿应为其救助抚育者的奴隶。约1190年，一名蒙彼利埃的僧侣创设圣灵博爱会（Fraternity of the Holy Ghost），旨在保护和教育孤儿。

对奸淫罪的处罚极为严厉。如《撒克逊法律》（Saxon Law ）规定，不忠的妻子至少应处以割鼻及割耳之刑，并授权丈夫杀她。然而，淫乱情事仍极为普遍；中产阶级最少，贵族阶级最多。封建领主诱奸女奴只受极轻的罚金：被强奸女仆未经其同意者，罚款仅三先令。弗里曼（Freeman）曾说，11世纪是“道德堕落的时代”，他惊奇于“征服者”威廉婚姻生活的忠诚，因为威廉之父就甚为不同。博学睿智的赖特（Thomas Wright）曾说：“中古社会极为不道德，而且淫乱异常。”

教会容许因奸淫、背教或极端家庭暴力，而宣告分居，称为“divortium”，但这不是废止婚姻的意思。违反教会有关婚姻障碍法条的，教会才准许婚姻废止。婚姻障碍条款似乎不太可能故意增加很多，以便有钱负担废止婚姻费用的人找到离婚的理由。教会利用这些障碍条款有弹性地审理例外事件，这类离婚往往能使无子的国王得到子嗣，或有利于国家政策或和平。日耳曼法容许因通奸而离婚，有时夫妻双方也可自愿离婚。各国国王乐采其祖先的法律，而不喜欢教会的严格教令；而封建贵族或贵妇，恢复采行古代法典，有时未经教会容许即行离异。英诺森三世拒准法兰西皇帝“奥古斯都”菲利普离婚以后，教会在权力和良心两个方面才日益坚强，能坚决执行其教令。

女人

教士的理论大体上敌视妇人，某些教会法律使妇人更加柔顺服从，但是基督教有许多原则和习惯改善了她们的地位。在神父与神学家眼中，这几个世纪中的女人仍然是克里索斯托所谓“必要的邪恶、自然的诱惑、必要的灾害、家庭中的祸患、致命的引诱、虚饰的祸胎”的那种女人。她仍是使人类失去伊甸园的夏娃的化身，仍是撒旦引人下地狱的最佳工具。托马斯·阿奎那通常极为仁慈，但是以僧侣的立场说话时，也在某些方面贬低女人比奴隶还不如：

由于女人天生心智及体力均极脆弱，要受男人的役使……男人是女人的终始，犹如神是万物的终始一样……根据自然法，女人天生即要受人控制，奴隶则不然……小孩爱父亲应比爱母亲更甚。

教会法赋予丈夫保护妻子的责任，也赋予妻子服从丈夫的义务。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女人则不然。教会法学家辩称：“据此，很明显地妻子应服从丈夫，几乎就是他的奴仆。”这种论调是众人希望的说法，显得掷地有声。然而，教会仍然执行一夫一妻制，坚持两性道德标准应该划一，而且在崇拜圣母玛利亚时特别尊重女人，并护卫女人继承财产的权利。

世俗法比教会法更加敌视女人。这两种法律均许可丈夫打妻子。13世纪时《博韦法律及习惯》（Laws and Customs of Beauvais ）要求男人打妻子“须有理由”，这已经是很开明的一步。世俗法规定，法院不得采纳女人的证词，因为她们太软弱；又规定侵犯女人权益的罚金只有侵犯男人的一半；并不准任何妇人，甚至身份地位最高者在英格兰国会或法兰西阶级会议中，代表其阶级。结婚使丈夫有全权使用其妻子结婚时就拥有的财产。而且妇人无法成为有照医生。

妇人经济生活与男人一样丰富。她学习并从事家庭中奇妙而不为人所歌颂的各类技艺：烤面包、布丁及饼，腌肉，制造肥皂，蜡烛、乳脂及干酪，酿酒及从香草中炼药，编织羊毛，制亚麻布，并替全家做衣服、窗帘及帷幔、床单及缀锦，装饰家庭并保持家中男人可以接受的干净程度，抚育小孩。在村舍外，她刻苦耐劳地参与农作：播种、耕作及收割，养鸡，挤牛奶，剪羊毛，协助修理、粉刷及建筑。在城里，不管在家中或工场里，她替纺织同业公会担负多数编织的工作。在英格兰，一群“丝娘”（silkwomen）首先发明纺线、搓线及编织生丝的技艺。英格兰多数同业公会中女工与男工一样多，主要因为允许技工雇用其妻子和女儿，并报名参加同业公会。不少制造女性用品的同业公会，完全雇用女性。13世纪末法兰西这类同业公会共有15个之多。不过，在包括两性的同业公会里面，女人很少成为主管，虽然同工，报酬却较男人为少。中产阶级妇人服饰华丽，炫耀其丈夫的财富，并在宗教盛典及城中社交活动中相当的活跃。封建时代贵族社会的仕女们，因为分担丈夫的责任，并以优雅庄严的神态接受骑士及抒情诗人浮夸而多情的表白，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

虽然神学与法律有种种歧视，但中世纪的女人可以其魅力而补其能力的不足。这个时代的文学充满了女人辖制男人的故事。有许多方面女人较为优越。贵族阶级女人研习文学艺术及各种高尚文雅事物，其目不识丁的丈夫则工作与作战。她可以有18世纪莎隆尼维尔的优雅举止，而且像女英雄理查森（Richardson）一样喜作晕倒状；同时她在行动与言词的自由生动方面又足与男人相比，在爱情方面往往大方地采取主动。在各阶层活动中，她行动完全自由，很少需要女伴作陪；她会挤在展览会场内，并主宰各类佳节盛宴；她参加朝圣旅行及十字军，不但是男人的一种慰藉，而且经常全副戎装担任兵士。胆小僧侣以她的卑贱来自我安慰，但是骑士们为争得她的恩宠而斗武，诗人则自认为是她的奴隶。男人口中以她为从仆，而梦中却以其为女神。他们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但是以有阿基坦的埃莉诺而志得意满。

埃莉诺不过是中古时期伟大的妇人之一而已——加拉·普拉西狄亚、狄奥多拉、伊琳娜、安娜·科蒙内娜、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英格兰女皇马蒂达尔、那尔瓦的布朗歇、卡斯提尔的布朗歇、埃洛伊兹等都是可资后人效仿的榜样。埃莉诺的祖父是一位亲王与诗人，即阿基坦的威廉十世，是抒情诗人的拥护者和领袖。他波尔多的王宫是法兰西南部才子、佳人、侠士荟萃之所。在皇宫里，埃莉诺被培养成生活及学问都配合其身份的皇后。她吸收那个自由且阳光普照的地方的所有文化与特征：富有活力的身体及动作的优雅诗化，个性及情欲上的激动热情，心智、举止及言语间的自由开放，抒情的幻想及活跃的精神，对爱情、战争及各种逸乐的热衷，甚至喜欢死亡。当她十五岁时（1137年），法兰西国王提议联姻，急于将阿基坦公国及波尔多并入法兰西及其税收范围。她并不知道路易七世是个冷静、虔诚，而且只知国事的人。嫁给他时，她是欢乐、可爱而娇纵的；他并未被她的奢华放纵所迷惑，而且对于跟到巴黎献颂诗以答谢她的支持的诗人，根本不加理睬。

由于渴望过生动浪漫的生活，她决心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1147年）随其夫至巴勒斯坦。她和她的侍女着男装军服，轻蔑地将纺纱工作交给留在国内的骑士们，在军队的掩护下骑马而出，鲜明旗帜在空中飞扬，并有抒情诗人尾随其后。1152年，疑心法兰西国王会休弃她，她诉请离婚，理由是他们的关系是在近亲范围内——教会讥笑这种借口，但是准许离婚；埃莉诺返回波尔多，恢复阿基坦国原有的头衔。一群追逐者向她展开攻势；她选择英格兰王储、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为夫。两年后，他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而埃莉诺复为皇后（1154年）——就像她自己说的：“天谴我又成为英格兰皇后。”

她给英格兰带来南方的风味；在伦敦她仍是法兰西北方叙事诗人及南方抒情诗人的最高裁判者、支持者及偶像。如今她已年纪较长，能守忠贞，亨利未再发现她有丑事。但是风水已经转了：亨利比她年轻11岁，在脾气与热情方面与她相仿。不久他就在宫中广施爱情，而埃莉诺从前轻视一位嫉妒的丈夫，现在自己却反要因嫉妒而激怒。当亨利废其后位时，她逃离英格兰，要寻求阿基坦国的庇护；但他把她追回来拘禁。在16年内，她辛苦过着被禁的生活，可是她的意志力并未因而崩溃。抒情诗人鼓动欧洲各地反对英王；其子听她的命令，阴谋推翻其父，然而均告失败。及至“狮子”理查嗣位，释放其母，并在他参加十字军攻击萨拉丁时，任其母为英格兰摄政。其子约翰为英王时，她退隐至法兰西一所修道院，“由于心灵的悔憾与痛苦”而逝世于该地，亨年82岁。她曾是“恶妻、坏母亲及不良的皇后”，但是谁会认为她是属于软弱臣服的女性呢？

公共道德

中世纪的人特别喜欢伪造文书。著作伪经，也许只是希望这些伪经被视为美丽的故事；伪造教令作为教会政治上的武器；忠心耿耿的僧侣伪造特许状，以取得国王对修道院的协助。根据教廷的说法，坎特伯雷大主教郎佛兰克伪造特许状以证明其辖区的历史悠久。许多校长也伪造特许状，假称剑桥的某些学院由来已久。而神棍（pious frauds）也篡改经文，虚构千件启示性的奇迹。教育、商业、战争、宗教、政府及法律等方面，可说是贿赂泛滥成灾。学童贿赂考官；政客花钱取得一官半职，并向朋友募集必要的款项；有了贿赂，证人随意起誓赌咒；诉讼当事人赠礼给陪审员及法官。1289年，英王爱德华一世被迫把多数枉法贪污的法官解职。法律规定每次开庭须庄重起誓；人们面对经文或圣人遗物起誓；有时他们被要求宣誓遵守即将起誓的誓言；但是伪证的情形太平常，有时必须以格斗胜负来决定曲直，希望上帝会把更大的骗子找出来。

纵使有千件同业公会及市政府的法令刑章，中古技工仍然使用劣质货、不足的升斗尺寸及容易使人上当的赝品来欺骗顾客。某些面包师在揉面板上做一门瓣，在顾客的眼前公然偷取小部分的面团；已经成交的好布，暗中竟为廉价布所取代；劣质皮经过修饰后竟像是好皮；干草或羊毛袋中加上石头以增加其重量；诺维奇肉罐头商被控以“购进劣肉，制造损害人体的香肠及布丁”。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约1220年）述说各种行业欺骗的不同方式，及市场商人欺骗乡下人的伎俩。作家和讲道家抨击财富的追求，但是有一句日耳曼中世纪谚语说：“有钱可驾驭万物。”某些中世纪道德家断定，人的好利实强于人的好色。封建制度下，讲求侠士之誉常常是事实，但是很明显地，13世纪与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讲求物质主义。上述这些奸计取材自相当广大的空间与时间，虽然这种例子实在不少，但是可以假定它们只是特例。它们只能证明一种结论的正确性，即信仰时代与怀疑时代一样，人类本性并没有较好，而且不论是什么时代，法律与道德面对天生并非守法公民的人类的固有个人主义，当然只勉强维持社会秩序而已。

多数国家视严重盗窃为该处死之罪，教会按例将强盗处以破门律。即使如此，偷窃抢劫案件，小自街上扒窃大至莱茵河上进行盗窃的男爵，可说层出不穷。饥饿的雇佣兵、逃亡的罪犯及毁家的骑士，均使道路不清；夜间市街到处可见争吵、抢劫、强奸及谋杀。13世纪，英格兰验尸官记录显示：“有部分的杀人案在今日会被视为丑事”。因谋杀致死者较意外死亡者多两倍，然犯罪者很少有被抓到的。教会耐心压制封建战争，但是其成功的措施，却是将人力及好战个性转用于十字军东征，就某方面说，这是争夺领土及商业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进入战争，基督徒并不比异教及其他时代的战士对败军更仁慈，对承诺和条约也不会更加信守。

显然，中世纪与历史上的任何文明相比，残酷与兽行只有更平常。野蛮人虽成为基督徒，却不会立刻改变其野蛮的本质。贵族贵妇拳打其仆人，并互相扑打。刑法虽是严刑峻法，却没能压制兽行和罪恶。轮架、滚油釜、火刑柱、活烧、剥皮、野兽分尸等，常被用作处刑方式。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规定，1名女奴被控偷窃，则对80名女奴皆课以罚款，并应取三把柴来将她活活烧死。13世纪末的意大利中部大战中，根据当时意大利僧侣萨利姆贝内的记载，“俘虏被野蛮残忍地加以处置，惩罚的严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在某些人头上绑以绳子和杠杆，用力勒紧，使其眼珠从眼眶中突出落在双颊；他们把某些人高高吊在空中，仅将左手或右手拇指绑上，支持其全身的体重；对另外一些人，他们以更邪恶更可怖的严刑加以处置，使我简直羞于描述；其他人……他们会把他们的手绑在后面使其坐着，然后在他们的脚下放一盆正燃着的煤……或把他们的手脚绑在烤肉叉上（就像交给屠夫的羊一样），整天吊着，食水两缺；或用一根粗木磨损其外脚胫，直至露出骨头来，这光是用眼睛看就觉得可悲酸楚了。

中古人能勇敢忍受各种苦楚。各阶层的男女诚恳热情；他们的佳节即是饮酒盛宴、赌博、跳舞及性的放纵；他们言语随便自由，发誓赌咒的情形很普遍，完全不分场合。尤安维尔说，法兰西人一开口很少有不提到魔鬼的。酒店到处林立，某些极为现代化，供应醇酒美人。教会试图在星期天关闭酒店，但效果甚微。不时的酩酊大醉是各阶级的特权。吕贝克一位访客发现有些贵妇戴面纱在酒窖中痛饮。在科隆一地，有一个喝酒会，虽然提倡痛饮，但是该会严格规定，会员行动和言辞应保持温文尔雅。

中古人与其他时代的人一样，是欲望与浪漫、谦逊与自负、残忍与温柔、虔诚与贪婪等人性的综合体。纵情饮酒诅咒的男女，往往也是仁慈且常做善事的人。12世纪和13世纪，慈善事业再次达到高峰。个人、同业公会、政府及教会共同救助贫寒不幸者。施舍极为普遍踊跃。希望上天堂者留下遗产进行慈善事业，富人替贫穷女孩办嫁妆，每天供给数十名穷人饮食，遇到佳节则供应几百人之多。许多贵人门前，每星期供应任何需要者饮食三次。几乎每位贵妇均觉得纵然道德上无此必要，在社交上却有必要参与慈善工作。13世纪，罗杰·培根主张拨公款救济穷人、病人及老年人，但是实际上仍由教会负担主要的慈善工作，因为教会是遍及欧陆的慈善救济单位。格列高利一世、查理曼大帝及其他皇帝均规定，各教区征收之什一税的1/4应用以救济贫苦老弱，事实上有时也确是这样做。但是，世俗首长及高级教士没收教区收入的结果，使12世纪教区行政受到破坏，其工作较之从前更依赖主教、僧侣、修女及教皇。除了少数不良分子外，修女皆努力办教育、看护及从事慈善事业。她们日渐广泛的服务，是中古及现代史中最光明和最感人的部分。靠赠礼、施舍及教会收入维持的修道院，供应穷人饮食，照顾病人，并替囚犯缴纳赎金。成千僧侣教育年轻人，照顾孤儿或在区院中服务。克吕尼大修道院广泛施舍救济品，以赎其富有之过。教皇尽其能力救助罗马的贫民，并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自古即有的帝国救济。

纵有这些慈善事业，乞讨的情形仍日益盛行。医院及救济院试图供给全部申请者食宿；不久，院门就挤满了瘸腿者、老弱、盲人、褴褛流浪汉等，“辗转于救济院间，悄悄搜寻一些面包和肉块”。

中古服饰

中古欧洲人是何种人？我们无法分其种族，除了黑奴外，他们都是“白种人”。但是令人困扰的是这些人有种种不同，难以分类。拜占庭及大希腊的希腊人、南意大利的半希腊意大利人、西西里的希腊—摩尔—犹太人、意大利的罗马人、翁布里亚人、托斯卡纳人、伦巴底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这些人是大不相同，他们的衣服、头饰及言语立即暴露了他们的出身。西班牙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基督徒；法兰西的盖斯康人（Gascons）、普罗旺斯人、勃艮第人、巴黎人、诺曼人；苏格兰低地的佛兰德斯人、华隆人及荷兰人；英格兰的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人及诺曼人；威尔士、爱尔兰及斯科特的凯尔特人；挪威人、瑞典人及丹麦人；几百支日耳曼人；芬兰人、马札儿人及保加利亚人；波兰、波希米亚、波罗的海各国、巴尔干半岛及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以上这些人的血统、血型、鼻子、胡子及服饰真是林林总总，杂乱无章，欲描述此种分歧的详细情形实为一桩难事。

经过千年的移民和征服，除了意大利中部及南部与西班牙以外，日耳曼人在西欧上层阶级是较占优势的。金发碧眼型特受钦羡，圣贝尔纳在整篇证道词中，引用《雅歌》中“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句话试图缓和这种偏爱。理想的骑士应该是高大、金发及蓄胡；史诗及爱情故事中的理想妇人是瘦削高雅，碧眼而有金色长发。9世纪的法兰克人，上层阶级盛行把后面的头发加以剪短，只在头顶上留一些头发，取代了原来的长发型；到了12世纪，欧洲绅士便不再蓄胡了。不过，男性农夫继续留又长又不干净的胡子，而且有时蓄发太多必须以发带束起。在英格兰，各阶级的人都留长发，13世纪的公子哥都染了发，烫至曲卷，然后扎以丝带。已婚贵妇用金线网扎紧其头发，而富贵人家少女则是秀发垂肩，有时一束卷发娴雅地从双肩落到胸前。

中古西欧人服饰多而诱人，堪称空前绝后，男人在衣着的华丽及颜色方面还要超过妇人。5世纪，罗马人宽松的外袍为高卢人的裤子及束腰所取代；北方天气较冷及从事军事训练，与南方的暖和与安乐所穿的衣着不同，必须着较为紧厚的服装，而且强权自阿尔卑斯山向北转移，也促成了衣着的革命。一般人着紧身裤及上衣或罩衫，均为皮料或厚布料做成；皮带上悬以小刀、钱袋、钥匙，有时悬上工人的工具；在肩上披以斗篷或披风；头戴羊毛毡或皮制的头盖或小帽；腿着长袜，脚上是长筒皮靴，脚趾处往上卷曲免得绊脚。到中世纪末，长筒袜延长至股间，演进为不舒服的裤子。几乎所有的衣服皆为羊毛制成，农夫与猎人有些着皮革衣服，这些衣服大多是在家中编织缝制的——但是富人有自己的专业裁缝师，在英格兰称为“剪裁者”（scissors）。古代偶有使用的扣子，在13世纪以前均避免使用，其后则作为无作用的装饰品，因而有俗语谓“一个扣子都不值”（not worth a button）。12世纪，紧身日耳曼服装，不分男女皆外加束腰长袍。

富人在主要服装上面加上几百种的花样款式，以求美化。衣服边缘和颈线均饰以毛皮。只要天气适宜，丝、缎或丝绒就代替了亚麻布或羊毛。他们头戴丝绒帽，彩色布鞋按脚的形状紧紧穿在脚上。最好的毛皮来自俄罗斯，最上选的是貂皮，取自白貂，有些贵族甚至质押土地为妻子购买貂皮。富人着上佳白麻布内裤；着有色长袜，常为毛料，有时为丝料；着白麻布衬衫，带有炫耀的领子与袖子；其上为短袖外袍，而最外面，在冷天或下雨的天气里，则披上斗篷或披风——披风上的罩帽可以拉上包住整个头。有些帽子是平四方顶的，这种方顶帽到了中世纪后期很受律师和医生的喜爱。不管天气好坏，花花公子都戴手套，而且（僧侣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埋怨称）“其斗篷及长袍浪费的长到拖地”。

珠宝不但从人们的身上，而且由其衣帽、鞋等穿戴上展示出来。某些衣服用珍珠缀绣神圣或凡俗的文字；某些衣服则绣以金边或银边，有些人着金色衣服。国王须着特别精制的衣服以示其显贵。“忏悔者”爱德华穿一件长袍，上面由其多才多艺妻子埃奇塔绣以光辉灿烂的金丝；而勃艮第的“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着龙袍，其上满缀宝石，价值达20万杜卡特。除穷人外，大家都戴戒指，而且各种人均戴刻有私人印章的图章戒指，这种图章盖印被视为是其私人之签名。

衣服是一个人身份及财富的表征。各层阶级均抗议下层阶级模仿其服饰，而禁奢令试图依据每人的财富及阶级规定其置装费用，但是虽通过却无实际效力——法兰西1294年和1306年的立法就是如此。大贵族的家臣或门下骑士，正式执行其职务时，穿着大贵族赐予的袍服，并染上自己喜爱或特殊的颜色，这种袍服称为家臣制服（livery），因为贵族每年发给他们两次。不过，上佳的中世纪衣服通常能穿一生，有些还以遗嘱慎重地传给子孙。

富贵人家女人着长的亚麻宽松内衣，其上为饰以毛皮的毛袍直拖到地，称为“佩里森”（pelisson）；上身着短装，为一种宽松便装，但是对于希望身材苗条的贵妇，在集会时则是紧紧地以缎带扎上。她们也戴饰以珠宝的腰带、丝皮包及小羚羊皮手套。她们的头上常常戴花，或以缀珠带束发。某些妇人戴上高顶圆锥形帽，其上插以牛角，这引起教士们的注意，无疑也使她们的丈夫忧虑；有时，未带角的妇人就要受到难以忍受的嘲笑。到中世纪末，高跟鞋极为流行。卫道家颇有怨言，称妇人常借故把衣袍提高一或两英寸，显露其玉足及精美的鞋子。不过，女人的腿的展露是既隐秘而又珍贵的。但丁抨击佛罗伦萨的妇人公开穿着袒胸露肩的衣服，“露出前胸及双峰”。骑士比武大会中，妇人的衣着是教士津津乐道的话题，红衣主教要规定女人袍服的长度。当教士下令着面罩对道德极为必要时，妇人“就用最好的细棉布和真丝，加上金丝，来织成面罩，使她们看来比以前好看十倍，更使观者痴痴若狂”。普罗万僧侣居伊（Guyot）埋怨称，妇人脸上脂粉用的太多，使教堂圣像缺少着色的粉。他警告她们，若是戴上假发，或为了皮肤美容而将豆子混合马奶捣成糊状药膏，敷在脸上，这样会增加她们在炼狱监禁的时间。约1220年，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滔滔不绝地痛骂妇人，终是无效：

女人，你心中满了慈悲，你比男人更愿意上教堂礼拜……而你们当中许多人都会得救，假如不是受了这种陷阱的害……为了博得男人的激赏，你全心讲求你的衣服……你们很多人所花的工钱就等于布钱；衣服上有护肩，又必须有荷叶边装饰，且衣布边均须打褶。在你那特别的纽扣上头显示你的骄傲还不够，还要使她的双脚送入地狱受特殊的苦头……你忙着你的面罩；这边弄弄，那边搞搞；上面还要饰以金线，耗尽一切心思。为了一张面罩你至少要做六个月的苦工，那真是有罪的大难产——而男人赞赏你衣服的话不过如此：“天呀！多么漂亮！曾经看过这样漂亮的衣服吗？”（而你说）“哦，贝特霍尔德兄弟，我们如此，是为了丈夫的缘故，这样他可以少注视别的女人。”不，相信我吧！若是你的丈夫真是个好人，他宁可注意你的恳诚的言谈，而不会去看外表的装饰……男人应该打消她们这种虚荣，并坚决地反对它；首先好言劝告；假如她们坚持故我……那么从头上撕起，即使有三至十根头发随之撕落亦可，然后付之一炬！这样做要不了三到四次，很快她就不敢了。

有时候，也有妇人会听这类教训，而将面罩和装饰掷入火中。幸亏这类忏悔少而短暂。

家庭

中世纪的住家并不很舒适。窗户很少，光线也不佳；木窗板紧闭了窗子，隔绝了光线与寒意。家中有一个或多个壁炉维持温暖；通风气流来自壁间成百个裂缝，使高背椅子成为奢侈之物。冬天通常在室内也要戴暖帽，穿毛皮衣。家具很少，但都是精制品。椅子很少，大多没有靠背，有时精工雕制，其上刻以徽章，并镶有宝石。多数座位是刻入石壁而成，或屋内在凹室木柜上附设。13世纪以前地毯很少见。意大利与西班牙有；而当卡斯提尔的埃莉诺于1254年进入英格兰，成为爱德华一世的新娘时，其仆从依据西班牙习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铺上地毯——这个习惯就传入英格兰了。一般地板是铺以灯心草或稻草，房中发出恶臭，教区神父拒绝登门拜访。墙上有时悬挂着绣帷，一面作为装饰，一面是遮蔽通风口，或借以将房中大厅隔成几个小房间。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家族，仍能记起罗马人的奢侈豪华，较北方更为舒服和卫生。13世纪，日耳曼中产阶级家庭曾从井中用水管引水至厨房。

中世纪，清洁与神圣一样被看重。早期的基督教攻击罗马人的沐浴是性道德败坏的源泉，他们对肉体的谴责有害于卫生的改进。现代人使用手巾这件事，当时根本不知。干净不如赚钱重要，干净程度也随收入多少而不同。封建领主及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大木桶中洗澡，其次数尚称合理。12世纪，财富的散布使保持身体干净的人增多。13世纪，日耳曼、法兰西、英格兰许多城市都有公共澡堂。一位学者推算，1292年，巴黎人洗澡的次数较之12世纪为多。教会不喜欢公共沐浴，认为会导致不道德；某些公共沐浴的情形，证实教会的顾虑不无道理。某些市镇还供应公共矿泉浴。

修道院、封建城堡及富裕家庭置有厕所，粪便冲入污水沟，但是大多数家庭通过户外厕所来解决，而多数情形是12家共用1个户外厕所。爱德华一世时，用管子排污的设备传入英格兰，这是一种卫生上的改革。13世纪，巴黎人家的便盂可以随便由窗口往街上倒，顶多喊道“当心水”即算了事。公共厕所是奢侈品。1255年，圣吉米格纳诺（San Gimignano）有几个，但当时佛罗伦萨仍旧没有。人们在庭院中、梯道上、阳台上，甚至在卢浮宫方便。1531年发生瘟疫以后，诏令巴黎地主在每个住家均设厕所，但是这项命令事实上形同一纸空文，并未被大家遵守。

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饭前饭后都要洗手，因为多数的食物要用手吃。每天只有两顿正餐，一顿是10点，一顿在下午4点；但是任何一餐可能长达几个小时。在大屋之中，进餐要利用吹号角来通知每个人。餐桌板可能是放在木架上的简陋木板，也可能是高贵木料做成精工雕制的大桌。餐桌四边是凳子或长条椅——法语为“bancs”，宴会（banquet）一词即根源于此。某些法兰西家庭设有精巧的机器，可将整桌饭菜自地下室或上层楼，提高或降低到地面上来，而在进餐完毕后又可使桌子消失不见。仆人必携几缸水给每个用膳者，供他们在里面洗手，而餐巾在擦干手后立予收回。13世纪中，餐食皆不用餐巾，但是食者可在桌布上擦手。男女成对而坐，即绅士与淑女成对相伴；经常每对男女饮食同一杯盘。每人有一把汤匙。13世纪时已有叉子，但是几乎不曾使用；食者使用自己的小刀。茶杯、茶碟及食盘通常是木制的。但是封建贵族和富有的中产阶级另拥有陶制或白锱的碟盘，有些人在宴会中排出银器，甚至在不同的场合发现有排出金器的。有使用玻璃盘子的，也有使用船形庞大银器，内装各种香料以及主人的刀匙。每对客人得到一大片平底圆而厚的面包，作为盛肉盘；食者用手从传过来的浅盘里取下肉与面包放在“盛肉盘”上。当餐食完毕以后，食客已将这种“盛肉盘”吃尽，或倒给围绕身旁的猫狗吃，或送给贫苦的邻人。盛宴完毕前还要进小食、甜食及最后一道酒。

食物很丰盛，种类繁多，烹调菜式皆佳，只是缺乏冷冻设备，肉类容易腐坏，因此须借重香料来保存或掩饰。某些香料自东方进口；但是进口香料很昂贵，另有多种香料在菜园里栽培——香菜、芥末、鼠尾草、香薄荷、大茴香、大蒜、莳萝等。烹饪书很多，内容很复杂。厨师是一名要人，代表该家族的尊严及荣誉。他有闪亮的设备：铜釜、铜壶、平底锅等，他以提供色香味俱全的菜为荣。兽肉、家禽及蛋类都很便宜，虽则一般穷人仍觉昂贵而无奈地成为素食者。农民盛食家中烘制的大麦、燕麦及黑麦等粗谷面包；都市市民较喜欢由面包师烤制的白面包，作为阶级分别的标记。当时并无马铃薯、咖啡或茶；但是几乎今日欧洲食用的各种肉类及蔬菜——包括鳗、青蛙及蜗牛——中世纪的人们都已经食用。至查理曼大帝时代，欧洲几乎皆能培植亚洲的水果、核桃；不过，13世纪，阿尔卑斯山及比利牛斯山以北，仍然很少见到柑橘。最平常的肉类是猪肉。猪吃街上的弃物，人类又吃猪肉。大家普遍相信吃猪肉会引起麻风病，但是喜爱猪肉的情形照旧不改，中世纪相当受欢迎的是大香肠及黑色布丁。显达的主人有时把整条烤野猪移至桌上，在张口垂涎的客人面前分割，这是几与松鸡、鹌鹑、鸫、孔雀及鹤一样深受喜欢的美味。鱼是主要的土产食品；青鱼是军人、船夫及穷人的主要补助品。乳酪产品较今日用得少，但是当时布里（Brie）的干乳酪已经很出名。人们根本不知有沙拉，糖果也很少。糖仍是进口品，尚未取代蜂蜜作为甜味剂。点心总是限于水果和干果。馅饼很多；欢乐的面包师把饼及小面包尽其想象做出各种最有趣的形状来。人们饭后并不抽烟，但是男女都在饭后以喝酒替代。

由于未烧开的水并不那么安全，各阶级均以啤酒或酒来代替。杜林克华特（Drinkwater）和布瓦洛（Boileau）是很不平常的名字，表示个人特别的嗜好。苹果酒或梨酒酿自苹果与梨，农夫可以很便宜地买得一醉。酒店到处林立，麦酒相当便宜。啤酒是穷人的日常饮料，甚至早上也喝。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修道院及医院，通常准许每人每天喝一加仑的麦酒或啤酒。许多修道院、城堡及富有家庭自己有酿酒房，因为在北方国家，啤酒是仅次于面包的生活必需品。各国富庶人家及拉丁欧洲各阶层人民，较喜欢葡萄酒。法兰西制造很多驰名的葡萄酒，并在千条民谣中歌颂酒的好处。在葡萄的收获季节，农夫比平常更加努力工作，好的修道院院长即赏给他们“品德假”（moral holiday）。在黑森林（the Black Forest）中的圣彼得修道院的习惯记录（customal）里，有微妙的句子如下：

当农夫已经卸下了葡萄美酒，他们被带到修道院去吃丰盛的肉类并饮美酒。在那儿要放一个大桶，内盛醇酒……每人都要饮酒……假如他们酩酊大醉，殴打地窖管理人或厨子，他们也不会被罚款；而且他们可以一直痛饮到两个人无法强把第三者推到车上为止。

在宴会完毕后，主人经常提供由变戏法者、杂技演员、戏子、游吟队伍或小丑表演的余兴节目。某些领主家中蓄有这类表演者；某些富人蓄有说笑者，他可以无惧及无虑责备，表现出令人愉快粗鄙及下流的幽默。假如食者愿意提供自己的余兴节目，他们可以说故事、倾听或演奏音乐、跳舞、调戏、玩双陆棋、西洋棋或做室内游戏；就是男女贵族也玩“没收押物”（forfeits）及“瞎子的黄牛皮”（blind man’s buff）的游戏。此时尚不知玩牌。1256年和1291年的法兰西法律，禁止制造或玩骰子，虽然如此，用骰子赌博的情形很普遍，卫道家称在这种游戏中，财物和灵魂均已失去了。赌博并非永远受法律的禁止，锡耶纳城即在公共广场中供给赌博摊位。巴黎一次会议（1213年）及法王一项诏令（1254年）均禁止下棋，但没有人理会这些禁令。棋戏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遣，并因而有了“皇家财政大臣”（the royal exchequer）这个名词，即棋桌或棋盘上，可以计算国家的收入。但丁年轻时，一位穆斯林棋士同时与佛罗伦萨的最佳棋手玩3盘棋，令该城人士张口结舌；他虽注意一个棋盘，却能把另外两盘棋记在脑中；他竟赢了两盘棋，逼和了一盘。棋在法兰西称为“dames”，在英格兰称为“draughts”。

传教士抨击舞蹈，但是除了献身宗教者外，几乎每个人都跳舞。圣阿奎那本质较为温和，允许人们结婚时、有朋友自外国归来时及庆祝国家凯旋时可以跳舞；这位诚心的圣者进而说，跳舞如果保持庄敬，是很有益健康的运动。大阿尔伯图斯显示类似的开明思想，但是中世纪的卫道家都谴责舞蹈是魔鬼发明的。教会不赞成人们跳舞，视为引发不道德行为的刺激物。中世纪年轻的花花公子的行为正好证实教会的疑心很有道理。法兰西人与日耳曼人特别喜欢跳舞，并发明了许多土风舞，用以庆祝农民年节及庆祝凯旋，或在消沉苦恼时用以鼓励国民精神。在《卡米娜·布拉纳》（Carmina Burana ）中的一首诗，描述一群女孩在田野中歌舞，那是春天最大的乐事。当晋封骑士时，邻近的所有骑士胄甲整装，在马上或徒步操演，民众就围绕着他们随着军乐起舞。跳舞会成为流行病：1237年，一群日耳曼小孩自爱尔福特至阿特恩斯塔特一路跳舞，许多人在半途中死亡；某些幸存者在圣维图斯一舞中竟然终生为病魔所苦，或遭受其他的精神病之害。

跳舞通常是白天在户外举行。晚上，房间灯火不很明亮——利用有灯芯及油料的立灯或挂灯，或羊的脂油做成的灯芯草蜡炬。由于油脂和油料均极昂贵，日落后，大家很少做工作或读书。天黑不久，客人纷纷离去，家人都休息去了。卧房总是不够使用，通常可以看到在厅中或接待室里，也摆有睡床。穷人在稻草床上睡得很甜，富人虽有香喷喷的枕头及羽毛床垫，却是辗转难以成眠。贵族的床上吊上蚊帐或帐幕，而且要靠椅子方能爬上去。几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可能睡在同一房间里。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人人都是脱光了衣服睡觉。

社交与运动

中古一般仪态不佳的情形，因某些优雅的封建礼貌而稍有改善。人们见面互相握手，以此表示不准备抽剑格斗，就是和平的保证。各种头衔举不胜举，共有几百级的名位。经由一种可贵的传统，每位贵族人员都按照其头衔及其教名或其社会阶级之名称呼。他们已为上流社会立下各种情况皆可适用的礼仪规范——在家里，在舞会中，在街上，在比武大会及在法庭中；淑女应学走路、鞠躬、骑马、玩乐，能高贵地将猎鹰携带在腕上……所有这些及男人的类似规矩构成了整个宫廷的礼仪和规矩。13世纪，已印行了许多礼仪指导。

旅行时，每个人都希望同一阶级的人给予殷勤接待。为给穷人慈善，为从富人那里取得赏金或赠礼，修女院或修道院会在半路上供给他们食住。早在8世纪，僧侣们就已在阿尔卑斯山孔道上设置接待所。某些修道院置有大接待所，足以容纳三百名路客，并安置其马匹。不过，多数的旅客投宿路旁旅舍；那里费用很低，如果一个人很重视自己的荷包，也可放心，女仆的费用也很合理。有了这种享受，许多人就愿冒旅行的危险——商人、银行家、教士、外交家、朝圣者、学者、僧侣、观光客、流浪汉等。中世纪的公路，不管有多差劲，总是活跃着好奇及充满希望的人们，他们认为到别的地方去会更幸福。

阶级分别很尖锐，但高阶级与低阶级也不时混在一起，例如国王召开其附庸的公开集会，并分食物给群众时；贵族骑士举行军事演习时；某些王子或公主，国王或皇后，盛装进入市区时，群众齐集大道观赏盛礼时；当着公众面前举行比武大会时，格斗裁判曲直时。各种公开仪式和盛典成为中古生活的重要部分，教会游行、政治游行、同业公会庆典等，使街道上充满旗帜、游行车、圣人蜡像、肥硕商人、昂然而行的骑士及军乐队。旅行哑剧演员在村中或城市广场表演短剧；吟游诗人弹奏演唱浪漫的故事；艺人表演翻筋斗、变戏法，男女艺人在大而危险的深坑上的紧绳上横行跳舞；或是两名蒙面的男人手执木棒彼此击打；或是马戏团到达镇上，展示奇珍异兽和畸形怪人，并使两条野兽互相格斗至死。

在贵族阶级中，狩猎与长矛格斗都是高贵的运动。狩猎的法律使狩猎季节很短，而禁止非法猎取的法律，却使这项运动只限于贵族阶级人士。欧洲森林里仍然住着野兽，它们尚未承认人类在占据地球之战中已经获胜。中古巴黎曾数度被野狼侵犯。猎人一面从事维持人类尚未确定的优势地位；一面增加食物的供应。重要的是，锻炼身体和精神，以适应危险、战斗及流血，这样为将来不能避免的战事做准备，同时使打猎成为盛典。大象牙打猎号角——有时用黄金刻镂而成——集合了淑女、绅士和猎狗：妇人优雅地侧坐在腾跃的马上；男人衣着鲜艳，带着各种武器——弓箭、小斧、标枪和刀；灰猎犬、牡鹿猎犬、血猎犬、野猪猎犬均用皮带拉在手上。假如追逐狩猎竟穿过了农田，不管对农田有无损害，贵族、其附庸及其客人都可以任意践踏其上而过；而只有不虑后果的农夫才敢怒骂埋怨。法兰西贵族立下了狩猎制度，称之为“chasse”，成为复杂的典礼和社交礼仪。

淑女觉察力敏锐，参加最贵族化的运动——猎鹰狩猎。几乎各大户人家中都另建鸟舍，蓄养各种鸟类，其中猎鹰特别受到珍视。猎鹰被训以随时停在贵族或贵妇的腕上，某些开心的妇人竟在听弥撒时也保持这种姿势。腓特烈二世写了一本论猎鹰狩猎的书，全书共589页，后来传入欧洲。不同种类的猎鹰被训练高飞攫取不同的鸟类，并杀伤它们，而后又回到猎人的腕间；在腕间，它们受了一块肉的吸引及报偿，愿意使双脚自投罗网，被皮带束着直到有新的猎物在望为止。受过良好训练的猎鹰几乎就是献给贵族或帝王的最佳礼品。勃艮第公爵把12只白鹰送给俘虏者苏丹巴雅泽特（Bajazet）以赎回其子。法兰西大驯鹰人是王国最高及报酬最丰的职位。

还有许多运动使人耐暑、耐寒，并使年轻人的热情和精力消耗在重要的技能上。几乎每个小孩都会游泳；而在北方，人人都会滑冰。赛马很受欢迎，特别是在意大利。各阶层人士均学箭术，但只有工人阶级才有时间钓鱼。当时已有各种运动，包括滚球、曲棍球、掷环游戏、摔跤、拳击、网球、足球……网球发展于法兰西；网球之名称显然来自“tenez”（意为开球“play”）这个词，球员宣告开球时就是说这个词。这项运动在法兰西和英格兰极受欢迎，有时在戏院或野外一群观众面前公开赛球。早在2世纪，爱尔兰人就打曲棍球。12世纪，拜占庭一位历史学家生动地描述一种类似长曲棍球，用扎绳球拍击打的马球赛。一位对其感到恐惧的中古纪事家说，足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运动，在运动当中，年轻人不是把球掷向空中，而是在地面上把球踢打滚动，不用手而用脚去运动”。显然这项运动由中国传入意大利再传入英格兰，而在13世纪的英格兰，受到热烈的欢迎，竟致爱德华二世不得不禁止它，认为会破坏国家的和平（1314年）。

当时的生活较之以后，更加注重社交。团体活动刺激了修道院、修女院、大学、乡村及同业公会。在星期天或宗教假期，尤其热闹欢乐：农民、商人及贵族穿着他们最华丽的衣服，做最长的祈祷，饮最多的酒。五朔节（May Day）时，英格兰竖起了“五月柱”（Maypoles），点燃营火，并围在火堆旁跳舞。圣诞节时，许多城镇和庄园别墅指定一位“饮宴娱乐事务总管”（Lord of Misrule）安排群众的消遣和庆典诸事。哑剧演员戴着面具和假胡子，穿着可笑的服装，游行表演街头戏剧或变戏法，或唱圣诞颂；民房及教堂饰满冬青树和常春藤，“与时令中任何绿树”。农作季节、国家或地方性的胜利，圣人或同业公会均有特殊节庆；很少有人在这种场合还不饮至尽兴的。欢乐中的英格兰制有“苏格兰麦酒”，也有麦酒消耗得很快但并不是免费供应的募款义卖市场。13世纪，教会抨击这些节庆，但到了15世纪就接受了。

某些佳节是将教会庆典改编，成为包括单纯的幽默以至丑事的讽刺在内的喧闹性模仿。有很多年，博韦、桑斯及其他法兰西城镇在1月14日庆祝“驴子节”（Festival of the Ass）：一名漂亮的女孩骑在驴身上，显然象征玛利亚逃至埃及；驴子被牵至教堂，并使之屈膝跪拜，让它靠近祭坛，去听弥撒及歌颂它的圣诗；最后，牧师和会众学驴叫三声，向那个从希律手下救出圣母及把耶稣载至耶路撒冷的动物表示敬意。法兰西有十几个城市每年定期举行庆祝仪式——经常在割礼节或称愚人节为之。在那天，低级教士可以主持教会和宗教礼仪，报复常年受神父和主教的统治；他们穿上女人的衣服，或将道袍反穿；他们选出一人担任愚人主教；他们反复朗诵粗俗戏谑的赞美诗，在圣坛上吃香肠，在下面玩骰子，在香炉中烧旧鞋，并做喧闹的讲道。13世纪和14世纪，英格兰、日耳曼及法兰西许多城镇都选出一位小男孩做主教（boys’ bishop），他在幽默的模仿宗教典礼中，领导大家礼拜。当地教士对这种普受欢迎的小丑行为感到好笑。教会对此始终置之不理，但是当不尊敬不礼貌的行动逐渐变本加厉后，教会被迫加以谴责，16世纪，这一仪式终于消失了。不过，英格兰的艾德雷斯东（Addlestone）、萨里（Surrey）诸城每年仍旧选出一位小男孩做主教。

一般说来，教会对信仰时代健康的幽默极为宽容。教会知道人们经常需要休道德假，即对于文明社会，很多不自然的道德限制经常有必要做暂时的释放。某些极端派清教徒如圣约翰·克里索斯托也许会高喊：“基督已经上十字架了，你们还敢笑！”——但是大家仍然享受“饼与酒”，烧酒吃进口中热辣辣的。圣贝尔纳怀疑快乐与美丽，但是13世纪多数教士是诚心享受生命的人，他们以无愧的良心饮酒食肉，对别人的玩笑并不觉得是一种冒犯。毕竟信仰时代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严肃；反之，那个时代充满了生机，热血欢腾，温柔情致，受地球的恩赐而感到单纯的快乐。在一本中世纪字汇书的背面，有位期望甚殷的学者为我们写下了一个愿望：

我但愿随时都是4月与5月，每个月各种水果累累满枝头，而且每天人们到处可以见到鸢尾花、紫罗兰及玫瑰，望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每位恋人都有自己的甜心，而他们都诚心诚意地相爱，每个人都分享他的愉悦和欢乐的心灵。

道德与宗教

中古欧洲一般人是否相信宗教促进道德呢？

我们一般的印象是，中世纪与其他文明时代比较，道德理论与其实践之间有更大的差距。中古基督教世界有不少淫乱、暴乱、酗酒、残酷、粗野、渎神、贪婪、抢劫、虚伪及欺诈的行为。若与自涅尔瓦至奥勒留的罗马帝国相比，中世纪基督教各国在道德上有开倒车的情形；但是涅尔瓦时代的罗马帝国许多地区已享有数世纪的文明，而中世纪的多数时间却是基督教道德与完全不顾宗教伦理的暴力野蛮间的斗争，虽则这个宗教的神学理论已被漫不经心地加以接受。

要从当时的卫道家口中听到攻击中古基督徒的话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圣方济各痛心13世纪成为“特别充满了恶毒及不法的时代”。教皇英诺森三世、圣波拿文都拉、博韦的文森特及但丁认为那个“奇异的世纪”（wonderful century）的道德是令人失望的粗俗卑野；格罗斯泰斯特主教是当代最贤明的主教，也告许教皇：“天主教人民全都是与魔鬼结合在一起的。”罗杰·培根以其特有的夸张口吻判断其时代是：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无知……此时远比过去为更多的罪恶所辖制……无尽的腐化……好色……贪食……我们却已受浸并接受耶稣的启示……只是人们并不能真的去信仰或尊敬它，否则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如此去腐化……因此，许多智慧人相信敌基督已临近了，世界末日已经来到。

当然，这种文章是言过其辞，对于改革者有必要如此，而且可以适合于任何时代。

显然，利用恐惧入地狱以提高道德程度的方法，还不如今日或当时利用畏惧舆论及法律的方法来得有效；但是公共舆论，即是由基督教而形成的，且就某种程度说法律也是如此。或许，五百年的入侵、战争及毁灭所形成的道德混乱，如无基督教伦理从中调和，还要变得更坏，也未可知。本章所举的例子或许是不经意的一个偏见，它们顶多只是片断的描述而已；因为当时统计资料既缺少又不可靠，而历史又常把一般人的情形漏而未载。中古基督教各国，应有成千上万善良而朴实的人，诸如弗拉·萨利姆贝内的母亲，他形容她为“谦逊的淑女，虔诚、不时斋戒，而且很高兴救助穷人”，但是这类女人留名青史者有多少呢？

在信仰时代，学术上的道德自然趋于衰退；赞扬圣哲及求圣的热情，与有时不择手段的虔诚敬神，竟取代了做学问的真诚（对事实的公正态度）及对真理的追求；擅改原文和伪造文书的所谓神棍好像是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人民的德行受害于追求死后之福，但更受害于国家的不统一；但是建筑许多教堂及某些高贵的城镇大楼的男女必有一些爱国精神，不管那是多么的狭隘。如与古代坦诚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或今日无耻的集体残忍比较，也许文明所必要的那种伪善，在中世纪是日有增加。

固然有这些及其他的罪债存在，也有许多美誉来加以抵消。基督教英雄式的操持坚定，终能坚拒野蛮行为的泛滥横行。它努力减少战争和家族世仇，并减少格斗裁判曲直法或神裁判法。它设法延长休战与和平时间，并疏导封建时代的暴力和好斗成性，使之转为敬业忠诚及骑士精神。它压制力士互相格斗的表演，谴责奴役罪犯，禁止基督徒之间的奴役，赎回无数的俘虏，并鼓励——远超过实践——解放农奴。它教导人们重新尊重生命及工作。它阻止杀婴、减少堕胎，并减轻罗马及蛮族法律的刑罚。它坚持反对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它广泛地扩张慈善事业的范围及工作。面对种种令人困惑的宇宙奥秘，它给予人们平静的心灵，虽然因而付出打击科学及哲学的代价。最后，它教人们，若没有一种更高的忠诚从中制衡，爱国主义不过是集体贪婪及犯罪的工具。在欧洲互相竞争的城市及小国中，它建立并维持一种道德法。在其指导下，并必要地牺牲了某些自由，欧洲在一个世纪内，得到了它所祈求及奋斗的国际道德律——这一种法律会使国家从原始法典中超脱，并使人类的精力用于寻求和平的战役和胜利。

第五章 艺术的复苏
（1095—1300）

美学的觉醒

何以西欧在12世纪和13世纪会达到一个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及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不相上下的艺术高峰？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及阿拉伯人的侵袭已经被击败，马札儿人也被驯服。十字军激发了创造的热潮，并由拜占庭及东方的穆斯林带回无数的观念及艺术的形式。地中海的重开和基督徒前往大西洋贸易，法德沿海及北方海域的贸易组织与安全，工业及商业的拓展，产生了自君士坦丁以来所未有的财富。新兴阶级使艺术得以滋长，每个富裕的地方决心建造比从前更好的教堂。修道院院长、主教及教皇因为征收什一税、接受商人的赠礼及贵族国王的捐助而资金骤增。反偶像崇拜者已被击败，艺术不再被烙以拜偶像之名；教会曾经惧怕艺术，现在也发现其实是传扬信念及理想的有利媒介。而且艺术就像向上伸展、向天祈祷的尖塔一样，能激励提升人的灵魂。信奉圣母玛利亚的新宗教，也很自然地由人们心中对于圣母的爱与信，转而表现在宏伟的教堂上，使成千的儿女能够立即聚集向她致敬，并祈求帮助。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的影响，汇为一股前所未有的艺术洪流，淹没了半个大陆。

在东方帝国，旧的技术从未失传；尤其是东方的希腊和意大利、拜占庭的艺术家和艺术题材，糅进复苏后的西方生活之中。查理曼引进拜占庭因反对偶像崇拜而逃亡的希腊艺术家并为其所用，因此亚琛艺术结合了拜占庭的纤细与神秘而融入日耳曼的踏实与乡土味中。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艺术家，在10世纪迎接西欧建筑与装饰的新纪元，开始模仿拜占庭的模式。修道院艺术派在卡西诺山，因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而发展，由希腊教师依循拜占庭方式教授。当洪诺留三世（1218年）希望装饰圣保罗教堂时，他派人到威尼斯寻访镶嵌细工师，那些受召者也都沉湎于拜占庭的传统之中。一群群拜占庭的艺术家可以在许多西方的城市中找到：杜乔（Duccio）、契马布埃和早期乔托（Giotto）的画，即是受了拜占庭绘画的影响而取得成功的。拜占庭或东方精神——扇形棕榈，莨菪叶，奖牌内的动物——以纺织品、象牙和金泥写本传到西方，并且表现在罗马的装饰中达数百年之久。叙利亚人，安纳托利亚人及波斯人的建筑形式——拱形，圆顶，侧塔式的正面，对称的圆柱，镶边拱门下两三个为一组的窗户——再度出现于西方的建筑物中。历史并未使其跃进，也未使其有所缺失。

正如生命的发展需要变化及传统，社会的发展需要尝试的创造及确立的习俗，同样的，西欧艺术的发展不仅包含了传统艺术与形式的延续和拜占庭与伊斯兰教的先例，同时艺术家一再表现着由学派到自然，由观念到作品，由过去到现在，由形式的模仿到表现自我。过去拜占庭艺术中晦暗、沉静的性质，和阿拉伯脆弱而有阴柔之美的装饰，不再能代表有活力的、雄壮的、具有双重生命力及粗犷性的西方。约13世纪，由黑暗时代兴起的国家，对乔托的高贵优美的妇女，比对拜占庭时代镶嵌精细而生硬的女人更为喜爱；同时嘲笑闪米特人对心象的恐惧，他们只不过是把装饰变为兰斯大教堂中微笑的天使及亚眠教堂的圣母像。在哥特式艺术中，对生命的喜悦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修道士们就像他们保存古典文学一样，维持并传播罗马、希腊和东方的技艺。为了寻求自足，僧侣们训练自身装饰的及实用的手艺。大修道院的教堂需要祭坛、高坛用具、圣坛杯和圣饼盒、圣骨箱和神龛、弥撒书、大烛台，或者镶嵌细工、壁画和圣像，以感受和激发虔敬，这些东西多半由僧侣们亲手塑造。确实，在许多情形下，修道院也是由他们设计并建筑的，像今天的卡西诺山隐修院就是由圣本笃会僧侣所兴建的。多数修道院有宽敞的工厂。在沙特尔，蒂龙的贝尔纳告诉我们发现一个教院中聚集了“铁、木工匠，雕刻师和金匠，画家，石匠……及其他各方面的巧工”。中世纪的金泥写本几乎全部出自僧侣之手，最精致的纺织品是由修士和修女制成的，早期罗马式大教堂的建筑师也是僧侣。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克吕尼的僧院为西欧提供了大部分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师。13世纪，圣丹尼斯修道院是各种艺术兴盛的中心。甚至西多会的僧院，虽在警觉的贝尔纳时期，对装饰采取封闭态度，不久也屈服于形式的诱惑和色调的刺激，而开始修建装饰得像克吕尼或圣丹尼斯修道院一样。像英国大教堂中通常都有隐居的修士和担任圣职者，一直到13世纪末支配了英国教会的建筑。

然而，一个修道院不论作为学校或精神的庇护所都是卓越的，因为它是避世的，而变成一个传统的储存所而不是生活实验的天地，因此修道院被诅咒；它适合被保存下来，而不宜再去修建。直等到较富裕的普通人滋育世俗艺术家而产生广泛要求后，中世纪的生活便在不陈腐的形式中找到了丰富的表现，使哥特式艺术到达了完美的境界。12世纪被解放并具有专门技术的人，聚集在行会中，由僧侣教师及其手中取得这种艺术而建造了伟大的教堂，意大利最早，法国最多，英国最少。

生命的美化

有位修道士，写了一篇关于中世纪艺术及技巧的最完整并具有启发性的摘要。西奥菲勒斯约1190年在帕得博恩附近的一所修道院中写道：

西奥菲勒斯，一个谦卑的僧侣……将对那些喜欢用手从事实际工作，愉快地默想新事物的人说：把所有心智的怠惰、精神的散漫……抛开，（在这里这些人将发现）所有希腊拥有的关于颜色的变化与混合；托斯卡纳人对搪瓷的知识……所有阿拉伯人的必需作品有可伸缩性、可融性或雕镂过；所有意大利饰以金质的花瓶与雕刻的宝石和象牙；所有法国所珍视的各种名贵的窗户；所有那些被颂扬的金、银、铜、铁器或木石巧艺。

在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出信仰时代的另一面——男人和女人，不少修士和修女，寻求表现冲动，在对比、谐和与形式中取得快感，并渴望将实用和美结合起来。中世纪的景象，不论如何为宗教所充溢，主要的仍是一幅男人和女人工作的图画。他们艺术最初及最基本的目的，在于装饰他们的作品、身体及家。数以千计的木匠，用小刀、钻子、凿子和亮光材料雕刻桌子、椅子、凳子、柜子、箱子、橱子、栏杆壁板、床、厨房、餐具橱、圣像、祭坛雕饰物……以难以置信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与题材，表现或多或少的解脱，并且常在带有恶作剧的诙谐中察觉神圣与世俗是没有界限的。在免戒室（Misericord）的壁上，我们可以找到吝啬者、贪食者、饶舌者的体态，及带有人头的奇怪的野兽和鸟类。威尼斯的木刻匠，间或制作较作品本身更美、耗资更多的画框。法国人在12世纪时开始那种非凡的木刻，到16世纪时已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

铁匠、铜匠与木匠各竞其技。铁被锻炼成精致的窗栏、天井和大门，也将许多如花的大铰链装饰在大门上（如巴黎圣母院）；用于大教堂唱诗班席位的栅，其强如铁，其精如丝。铁或青铜、黄铜被熔铸成美丽的花瓶、高脚杯、大锅、大水罐、枝状烛台、香炉、小箱子和灯；青铜板覆于许多大教堂的门上。持械者喜欢在刀、鞘、盔甲、护胸甲和盾牌上加上一些装饰，“红胡子”腓特烈赠送给亚琛大教堂的宏伟的青铜吊灯架，证实了德国铜匠的大能；格洛斯特（Gloucester）那个伟大的青铜烛台（现保存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同样可以证明英国铜匠的技艺。在门闩、锁和钥匙上表现了中世纪的人喜欢用最简单的东西制作艺术品，甚至风标也被精心地装以饰物，这些饰物的精巧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见。

贵金属与石制艺术品制作，在一般的贫民中兴盛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拥有金碟，而查理曼在亚琛搜集了许多金匠的作品。教会可原谅的看法是：如果金银使贵族和银行家的桌子生辉，它也该被用来服务万王之王的教会。有些祭坛有雕过的银子，有些有镂过的金子，譬如在米兰圣安布罗斯的教堂及皮斯托亚和巴塞尔的大教堂，金质的圣体盒、展现给崇拜者的金质的圣体匣、装着圣酒的金质圣餐杯，及保存着神圣遗迹的金质圣骨箱是很平常的。在西班牙，金匠制成许多光耀的神龛，用以在街上行进时负载圣体；在巴黎，金匠勃纳尔（Bonnard）用了1544盎司的银子及60盎司的金子做成了一个神龛，以存放圣吉纳维夫（St.Genevieve）的骨灰。由西奥菲勒斯所著书的第79章，我们可以获知金匠对于艺术的追求，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中世纪的金匠都被希望成为切利尼（Cellini）——一个熔炼、雕刻、上瓷、嵌宝石和镶嵌工匠。13世纪，巴黎曾有金匠和珠宝的强大同业公会；而巴黎的珠玉切割师早已因制作人造宝石而享盛名。有钱人在信笺或信封上盖火漆所用的印信，都经过仔细的设计和刻制。每个主教都有一个有权威的指环；而每一位绅士，手上都至少带有一个指环以为炫耀。当时，那些供给人类这些奢侈品的人很少失业。

宝石上的小浮雕（Cameos）在富人之中很流行。英国的亨利三世有一块价值200镑的大凸雕宝石；鲍德温二世由君士坦丁堡购得一块更具有纪念性的凸雕宝石，置于巴黎的圣堂中。象牙在中世纪被精心地雕刻成梳子、盒子、手柄、饮杯、圣像、书皮、两三片相接的雕刻画、教会公会的权杖和主教的权杖、装遗骸的箱匣、神龛……令人惊异而几近完美的是聚集于卢浮宫的描绘耶稣钉死十字架而后升天的雕刻。在该世纪末，浪漫和诙谐逐渐侵蚀了虔敬，而且有时候一些优美景色的细致雕刻，也出现在为那些不可能始终保持虔敬的女士所设计的镜盒和梳妆箱上。

象牙是用来镶嵌的许多材料中的一种，意大利人称之为“intarsia”，法国人称之为“marquer”。木头本身也可以嵌于其他木材之中：将图案凿刻在一块木头上，将另一块木材压黏后加入图案之中。较深奥的中世纪艺术之一是黑金镶嵌品（niello）——用银、铜、硫黄和铅合成的黑软混合物，镶在一块切割的金属表面；等硬化之后加以磋磨，直到混合物中的银子发亮。从这种技艺中，15世纪时菲尼格拉（Finiguerra）发展了铜版雕刻。

当回国的十字军将欧洲由黑暗时代惊醒时，陶艺也因工业陶器再度成熟。8世纪，景泰瓷由拜占庭进入西方。12世纪，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的瓷片，给搪瓷一个良好的范例，即在图案中线条之间的空白地方挖空，置以铜底，并将凹陷部分填上瓷浆。法国的利摩日（中西部），自3世纪开始，已制成了珐琅器，12世纪时成为西方瓷器和景泰瓷的中心。13世纪，摩尔的陶工在基督教的西班牙，用一罐不透明的釉或瓷覆在陶土器皿上带来彩色。15世纪，意大利商人由西班牙马霍卡（Majorcan）的贸易船购进这种陶器，称它为彩陶（majolica），为了谐音的缘故而将“R”改为“L”。

玻璃艺术在古罗马即已近乎完美，由埃及、拜占庭而回归到威尼斯。早在1024年，有12名玻璃工匠，因其制品变化多端，政府将其置于保护之下，并给玻璃制造者“绅士”之衔。1278年，玻璃工匠还被迁往穆拉诺岛的特别区，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保密。此外，通过严格的法律，禁止威尼斯的玻璃工出国，或泄漏他们艺术的奥秘技巧。威尼斯人领导了西方世界的玻璃艺术及工业达四个世纪之久。在玻璃上涂以瓷釉和镀金有了高度的发展；穆拉诺推出玻璃镶嵌的花色、念珠、小瓶、杯子、餐具；玻璃镜子在13世纪开始取代了可擦亮的铁镜。法国、英国和德国在这一时期也制作玻璃，但几乎全为工业之用，大教堂的染色玻璃是个辉煌的例外。

在艺术史上，妇女所得的声誉常较应得者为少。对身体及家庭的装饰，是艺术史中很珍贵的部分。妇女在服装设计、室内装饰、刺绣、帷幔、缀锦的作品，比我们在一般艺术里所得到的愉悦，更多更好。她们熟练地编造的纤细丝织品，在触觉和视觉上都很受欢迎，并在信仰时代备受珍视；这些丝织品被用来遮盖祭坛、神体、圣杯、教士和具有高尚地位的男女，因常被裹于薄软的纸内，因而有“棉纸”之名。13世纪，法、英超过君士坦丁堡而成为艺术刺绣的主要生产者。1258年，在巴黎有刺绣者同业公会，而马修·帕里斯在1246年诉说教皇英诺森四世如何被穿着刺绣金袍访问罗马的英国教长震惊，并命令这些刺绣工作者为他制作长袍和十字褡。这种教袍因为珠宝、金钱和小瓷徽章的装饰而非常沉重，使穿这种长袍的教士难于举步。中世纪最有名的刺绣是“查理曼的法衣”；它被认为是达尔马提亚的产品，但也可能是12世纪拜占庭的作品，现在是梵蒂冈宝藏中最珍贵的物品之一。

在法国和英国，刺绣悬挂品及缀锦代替了图画的地位，特别是在公共建筑物中。它们只有在节日才全部展出，然后被悬挂在教堂的穹翼下，街上和游行车上。通常是由封建城堡中的“侍女”或宫女，在堡主的监视之下混合羊毛及丝所织成的，也有许多是由修女或修士们织的。为了使它从远距离也可以看见，必须牺牲线条的优雅、轮廓的明晰及阴影和色泽的光辉与恒久。它们是为了纪念历史事件或著名的传奇故事，或以风景、花、海的图案变化来表达主题。缀锦早在10世纪的法国即被重视，但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样品却不早于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西班牙的钦奇拉，法国的波蒂阿、阿拉斯及里尔领导了西方缀锦与毛毡的艺术。世界有名的巴约（Bayeux）缀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缀锦，因为其设计更加注重刺绣而不是编织的部分，“巴约缀锦”的名称，由长期保存它的巴约大教堂而来，传统将之归因于“征服者”威廉之后马蒂达及其诺曼底宫中的妇女们所发展而来；但较保守的说法宁认为它有一个难以追溯的起源及属于较后期的产品，他们反对编年史家认为源于诺曼底征服者的说法。

在一条49.5厘米宽、70米长的棕色亚麻布上，60幅图表现着准备进攻的景象，斯堪的纳维亚船只以高而饰有花纹的船只通过海峡，黑斯廷斯（Hastings）疯狂的战役，哈罗德的被刺身亡，盎格鲁—撒克逊军队的溃败等。1803年，拿破仑曾利用它作为宣传，激发法国人侵略英国。

美术

·镶嵌画

信仰时代的绘画艺术有四种主要形式：镶嵌画、彩饰画、壁画和彩色玻璃。

镶嵌工艺在两千年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的技巧。为了制作他们所喜爱的金底，镶嵌师们用金叶包裹玻璃管，以玻璃薄片盖住叶子，防止金子失去光泽；然后，为了避免表面太炫目，而将镀金的管子放在凹凸不平的表面，光线在管内由不同的角度反射，给整体一种活生生的感觉。可能是11世纪拜占庭的艺术家，他们在威尼斯附近托切洛小岛上一个古老教堂的东部半圆面和西边墙壁上，创作了一些中世纪最感人的镶嵌画。圣马可镶嵌画的方法和风格流传达7个世纪之久。1071年，塞尔沃（Doge Domenico Selvo）任命一个室内镶嵌工，据推测是用拜占庭的艺术家；直到1153年，镶嵌工仍然在拜占庭的影响之下；1450年以前，意大利艺术家并未超越圣马可的镶嵌装饰。12世纪，亚森欣岛中央圆屋顶建筑物的镶嵌才是艺术的高峰，可与约瑟夫的圆顶连廊相媲美。大理石镶嵌的走道在人类的历史中持续了700年之久。

在意大利的另一端，希腊与阿拉伯工匠合力制作出诺曼底西西里的镶嵌巨构，如在卡佩拉帕拉蒂纳和巴勒莫玛特拉纳，蒙雷阿莱的修道院，及切法卢的大教堂（1148年）。13世纪，教皇的争权战争可能阻碍了罗马艺术的发展；然而在那个时期也有辉煌的镶嵌画，如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特拉斯特维勒莱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圣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及圣保罗教堂外面的墙壁。意大利人安德鲁·塔菲（Andrea Tafi）为佛罗伦萨的浸礼设计了一幅镶嵌图，但并未超越希腊人在威尼斯或西西里的作品。阿博特·苏格尔在圣丹尼斯修道院（1150年）有宏伟的镶嵌地板，部分保存于克吕尼博物馆；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通道是镶嵌图浓淡适度的令人激赏的混合。但镶嵌艺术从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兴盛过，染色玻璃的光艳远胜于它。随着杜乔、契马布埃和乔托的出现，壁画将镶嵌艺术排挤出意大利之外。

·彩饰画

以流质的金银和有色的墨水绘于写本上的彩饰画及装饰，仍然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艺术，适合于修道院的恬静与敬虔。同中世纪时期许多的活动一样，彩饰画13世纪在西方达到了最高峰；从未再有如此精细、富有创意和丰富的彩饰画。11世纪，呆板的图形与线条及强烈的绿色和红色，渐渐被以蓝色或金色为底较优雅柔美的形式及更浓的色彩所代替。而圣母征服了彩饰画，就像她攻占了教堂一样。

在黑暗时代，许多书籍都被摧毁；那些被保存下来的便备受珍视，可以说那些书的内容与艺术，构成了一丝文化的命脉。诗篇集、福音书、圣礼书、弥撒书、每日祈祷书，这些被视为神圣启示以及传达工具的崇拜用书，对其过分地装饰也并不为过；一个人也许耗费一天的时间在一个字首上，花一个星期在书的扉页上。哈特柯（Hartker）是圣高尔（St.Gall）教堂的修士，在986年誓言要将他在尘世的余生留存在四面墙壁之内；于是他留在教堂的密室内直到15年之后死亡。在那里他以图画及彩饰装饰《圣高尔唱和诗歌集》，而使之生辉。

现在透视法及立体轮廓不可与加洛林王朝的繁盛相比。彩饰画家寻求色调的深度、光彩及表现手法，而不是三度空间的幻象。他的题材经常取自《圣经》、伪经或圣徒的传奇，但有时草本或动物要以图解说明，而他很乐于绘出真正的或想象的植物或动物。甚至在宗教书籍中，东方也比西方的限制少，画家也可以在他们的小天地中比较自由地发挥。兽身人首，人身兽头，或将猴子装扮成教士，一只猴子以医生的庄严态度检查一瓶尿，音乐家以摩擦猴子的下巴骨来开演奏会——这些都是为《圣母祈祷书》增色的题材。其他内容，神圣的及亵渎的，以猎狩、比武或战争的景象使人思及生命。一本13世纪的诗篇集的图画中，即包括一座意大利银行的内部装饰画。俗世，从对来世的恐惧中复醒，而侵入宗教本身的领域。

英国修道院在这一安详的艺术方面是多产的。东盎格鲁学校（East Anglian）制作了著名的诗篇集：一集存于布鲁塞尔图书馆，另一集《奥姆斯比》（Ormsby ）在牛津，第三集《圣奥默》在大英博物馆，但当代最精致的图饰书籍在法国。为路易九世绘成的诗篇集创始了一种新的风格，明显地取材于大教堂的染色玻璃。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在此趋势中也有贡献，列日和根特在彩饰画中达到了亚眠及兰斯雕刻中所特有的热情与流畅的优雅。西班牙在13世纪制作的最伟大的杰作，是在一本对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集《睿智国王之颂歌》（The Canticles of the Wise King ），其中的1226幅彩饰画使人联想到加之于中世纪书本上的勤劳与忠心。当然，这些书是书法也是绘画艺术，有时候是同一个艺术家复制或组织写作书的内容，并绘上彩饰。在一些手稿中，我们实在难以决定装饰或内容何者看起来更美。

·壁画

很难说彩饰画在题材和设计上对壁画、窗饰、圣像、陶绘、浮雕和染色玻璃的影响，及这一切对图饰书籍的影响。在这些艺术中，有题材与风格的自由交流，一种不断的交互作用；有时，同一个艺术家兼持这些创作方式。当我们把一种艺术与另一种艺术断然地加以区分，或是将艺术与它们当代的生活分开时，对于艺术本身或艺术家而言，都是不妥当的，现实比我们的编年史更为完整；而历史学家们常为了方便起见，将合流的文化加以区分。我们必须试着不要将艺术家从培育、教导及供给他们传统及主题的文化情结中剥离。

中世纪，就像信仰时代的任何时期一样，沮丧的个人主义表现为不恭的亵渎，即使是天才也将自我融合于作品及其时代潮流之中。教会、国家、社会，同业公会是代表持续的实体；他们代表艺术家，而个人仅是群体的口舌。当大教堂成形时，它的表面及精神将代表所有的肉体及精神。13世纪以前，历史吞噬了几乎所有致力于中世纪建筑的人的名字；而战争、革命及时间的阻碍又破坏了他们的成果。是否壁画家使用的方法当受责备呢？他们用古老的壁画法及使色彩晦暗的蛋彩画法——将色彩涂于刚用灰泥漆过的墙壁上，或用具有某种黏性物质的色彩涂在干墙上。无论是渗透或黏合，两种方式都是希望能保持永久。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它们仍会剥落，所以14世纪以前的壁画留存下来的很少。西奥菲勒斯曾描述他准备油质颜料的经过（1190年），但这种技巧在文艺复兴以前一直都未得到发展。

古罗马人的绘画传统很明显地被蛮族的入侵，及后来的贫穷消灭。意大利的壁画复苏时，它起先并非仿自古代，而是半来自希腊，半来自东方拜占庭的方法。早在13世纪，我们发现希腊画家在意大利工作——塞奥凡尼斯在威尼斯，阿波罗尼乌斯在佛罗伦萨，梅洛姆斯（Melormus）在锡耶纳……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最早的签名板画记有希腊人的名字。这种人怀持着拜占庭的题材与风格——宗教神秘的象征性图案，不要求代表自然的态度与景象。

逐渐地，当13世纪的意大利增加了财富与审美需求，并给艺术较高的报酬时，吸引了较好的天才为其所用。意大利的画家们，皮亚诺在比萨，拉波在皮斯托亚，圭多在锡耶纳，皮埃特洛·卡瓦利尼在阿西斯及罗马，开始放弃了梦幻的拜占庭风格，而在他们的画中注入了意大利的色彩和热情。在锡耶纳的圣多明尼克教堂中，乔托（1271年）绘了一幅童女玛利亚的画像，她“纯洁甜美的脸庞”使同时代拜占庭的脆弱及无生命的艺术形式瞠乎其后。

1个世纪之后，杜乔以其高贵的圣母像，带给锡耶纳一种市民共感的狂热。富有而热忱的市民们决议邀请各地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为圣母创作一幅巨大感人的画像。他们很高兴地选择了镇民杜乔，答应给他金子、食物及时间，并观察他每一个阶段的工作。3年之后，即1311年，当画完成时，杜乔加上了一行动人的签字：“神之圣母，予锡耶纳和平及杜乔生命，因其如此画汝。”——一长列的主教、教士、僧侣、官员及该城半数的人，护送这幅长14英尺、宽7英尺的画到大教堂去，中间夹杂着喇叭及钟的叮当声，这作品的风格仍是半拜占庭式的，目的在于宗教的表现而非实际的刻画：圣母的鼻子过分长而直，眼睛也太幽暗。但环绕着圣母的几个人物形象，优美而具有个性。绘于祭台及尖阁上的圣母及基督的生活景象，则有着新鲜生动的魅力。总而言之，这是当时最伟大的绘画。此画主要部分现存于锡耶纳大教堂的剧院厅或博物馆。

同时，在佛罗伦萨，契马布埃开创了绘画者的另一个王朝，支配意大利的艺术达3个世纪之久。生于贵族之家，契马布埃放弃学习法律而从事艺术，无疑令他的家人非常沮丧。他极其骄傲，他的任何作品，一旦为自己或别人发现了瑕疵，便立刻弃之如敝屣。和杜乔一样，他在意大利的拜占庭学校学习，将自负与精力倾注于艺术之中，而有革命性的成果。与最伟大的艺术大师杜乔相比，他更完全地摒弃拜占庭风格，而显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软化了前人的硬线条，赋肉体以精神，用颜色加于肌肉，给神及圣者添加了凡人的温柔纤弱，并用亮红、粉红及蓝色画帷幕，他的绘画拥有一种在他之前中世纪意大利所没有的生命及光彩。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礼拜堂中的“圣母圣子及天使们”的画，很可能是杜乔的作品。而在阿西斯的圣方济各教堂中的一幅“四天使中的圣母与圣子”，历来有争议，不过基本可以归为契马布埃所作。这幅巨大的壁画，一般记为1296年作，在19世纪时修复，是意大利绘画的杰作。圣方济各画像非常大胆地逼真——一个因见到基督受吓而憔悴者，而四个天使肇端了文艺复兴的以女性之美结合于宗教题材中。

契马布埃晚年被任命为比萨大教堂的首席画师。据说在那里，他为教堂东面镶嵌了一幅“圣母与圣约翰间的荣耀的基督”的画。瓦萨里（Vasari）曾说过一个很美的故事：契马布埃有一次发现一个名叫乔托的10岁牧童，用煤块在石板上画一只羊，便收他为学生，把他带到佛罗伦萨去。的确，乔托在契马布埃的工作室里工作，并在契马布埃死后占用了他老师的房子，开始了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的历程。

·彩色玻璃

意大利在壁画和镶嵌画上较北方早了1个世纪，在建筑和彩色玻璃上却晚了1个世纪。玻璃彩色艺术在古代便早已为人所知，但主要地表现在玻璃镶嵌上。图尔的格列高利以各种不同颜色的玻璃装在圣马丁教堂的窗户上；在同一世纪，“倡缄默者”保罗（Paul the Silentiary）注意到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的光线，经过有色玻璃的过滤而光耀夺目。在这些例子中，就目前我们所知，尚没有以玻璃作画的尝试。约980年，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托以“包涵历史”的窗扉装饰他的大教堂。1052年，圣贝尼格纳斯的编年史描述一个“非常古老的绘图窗户”，代表圣帕斯卡西乌斯存于第戎的一个教堂中。在这里有叙述历史的玻璃，但明显地，它的色彩是绘在玻璃的表面，而不是融合在玻璃内的。当哥特式的建筑减少墙壁的压力，而让出空间配上较大的窗户时，充足的光线由此得以进入教堂；而每一个刺激都指向去发现一种能更持久地着色玻璃的方法。

彩色融合玻璃大概是珐琅玻璃艺术的分枝。1190年，西奥菲勒斯描述这种新技艺：一个“漫画”或图案放在桌上，把它分割成小块，每一块以符号标明所欲涂绘的颜色。为了配合图画的小块，有些玻璃被切掉，很少超过1英寸长或宽的，每一片玻璃上带有一种包含粉状玻璃，混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颜料——以钴制蓝色，以铜制红或绿色，以锰制紫色……然后烧彩色玻璃以融合氧化玻璃珐琅，将冷却的碎片放在图案上，并用薄铅条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在看这种镶嵌玻璃的窗户时，眼睛并不会注意铅条，但它使各部分连接，而成为有连续彩色的表面。艺术家最有兴趣的是色彩，并致力于色调的配合；他寻求的不是写实，不是透视，而是赋予他的图画以最古怪的色调——绿色的骆驼，粉红色的狮子，蓝面的骑士。然而他达到了他所想要的效果，一幅灿烂而持久的图画，柔和而富于色彩的光线得以射入教堂，他同时也得到了崇拜者的赞扬。

窗扉——甚至是大“玫瑰”——在多数情况下分别成长方形、奖牌形状、圆形、菱形或方形，因此一扇窗户可以表现一个传记或题材的几个景象，《旧约》先知们被绘于新约圣徒们的对面；而《新约》由福音书扩展而来，其栩栩如生的神话和中世纪的心灵非常亲近。关于圣者的故事，较《圣经》中的插曲更常出现在窗扉上，因此圣尤斯塔斯（St.Eustace）的冒险被表现在沙特尔教堂的窗子上，也出现于森斯、欧塞尔、勒芒及图尔等地。异教历史上的事情很少有绘于彩色玻璃上的。

在法国出现半世纪之内，彩色玻璃在沙特尔即至完美。该教堂的窗户成为桑斯、拉昂、布热、鲁恩等地的典范与目标。这种艺术来到英国，而激发了坎特伯雷及林肯地方的创作。法、英间的一个条约规定路易七世的玻璃画家，应被准许前往英国。13世纪，单块玻璃的组成部分被扩大，而使色彩丧失了早期作品的令人悸动的微妙。玻璃的纯灰色画——以纯灰色为底的红或蓝的窗饰细线条——被代替，直到该世纪末，其色泽与大教堂相调和；其本身有更复杂的图案，在图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窗饰后来变成一种可爱的艺术，玻璃画家的技术却没落了。彩色玻璃的光辉曾随着哥特式的大教堂而来，当哥特式的光荣消退时，对色彩的着迷也渐渐消失了。

·雕刻

许多罗马的雕刻，曾被战胜者野蛮地作为掠夺品摧毁，或被新生基督教当作亵渎的偶像崇拜而摧毁，有些被保存下来，尤其在法国，刺激了驯服的野蛮人的想象力及基督教文化的展现。雕刻，像其他艺术一样，东罗马帝国保存了古老的模式和技艺，包含亚洲的习俗与神秘主义，并曾将由罗马传来的种子再度分散到西方去。希腊的雕刻家在狄奥法诺嫁给奥托二世（972年）之后到了德国；他们还到了威尼斯、拉韦纳、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或许也到了巴塞罗那和马赛。由这些人及穆斯林艺术家，腓特烈二世时的雕刻师们可能曾学到了他们的手艺。当蛮族社会变得富有时可以培育美质，当教会逐渐富有时便开始了雕刻，像其他艺术一样，为它的教条及仪式服务。如此，那些主要艺术终于在埃及和亚洲，在希腊及罗马得以发展。

如同壁画、镶嵌画和染色玻璃，雕刻并未被视为独立的艺术，而被视为整体艺术的一个阶段，称之为崇拜的装饰。雕刻家主要是以塑像和浮雕美化神殿；其次是制作圣像或肖像。除此之外，若有多余的时间或额外的报酬，雕刻家可能雕刻凡人的容貌或装饰凡俗的事务。在教堂的雕刻中，较受喜爱的材料是某些能持久的物质，如石头、大理石、雪花石膏、青铜。但教堂也钟爱木材，这种雕像在虔敬壮观的游行中，可以让基督徒不觉痛苦的负荷。崇拜者由肖像而感受圣者的存在，雕像的目的很顺利地就达成了。

任何对中世纪雕刻的研究，都应以一种忏悔的行为开始。在英国，极大部分的雕刻被毁于过分热心的清教徒——有时是被议院的行动所毁；而在法国，则被大革命所摧毁。在英国，反偶像崇拜者反对基督教堂的异教装饰；在法国，革命者攻击雕像和被憎恨的贵族的坟墓。途经这些国家，我们会发现无头的或断鼻的塑像，敲碎的精美石棺，打碎的浮雕，粉碎的飞檐及柱头；由累积的憎恨而生的反对教会，或对封建专政的狂暴，最后以破坏发泄出来。时间及自然因素磨损了艺术品的表面，融化了石头，涂抹了碑铭，对人类的作品进行着从未休止过的冷战；而人们自己，在上千的活动中，在竞争性的毁灭中寻求胜利。我们只有在废墟中去了解中世纪的雕刻。

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散乱的肢体时，很容易感伤。它原本不是要我们独立地去看，它是一个神学主题及整体建筑的一部分，而分开来看似乎是粗陋与笨拙的，可能很巧妙地适合于用石头所表现的内容。大教堂的塑像是整个组织中的重要部分；为了适合塑像的位置，由延长的部分转而连接教堂线条升高的垂直部分：腿与主柱融为一体，手臂被压在身体上；有时圣者被拉细和伸展通过大门侧柱，较不寻常的水平效果被加强了。门上的图画就像沙特尔教堂上的一样，可能会变胖变平，有时人或兽被捏成柱头，就像是希腊神困窘在山形墙内。哥特式雕刻及建筑物装饰，被融合在独特的统一中。

雕刻术的从属地位对于结构设计和目标而言，特别展示了12世纪的艺术。13世纪本身就证明了许多雕刻家对古典传统的抗辩，他们现在已大胆地离开了虔敬的形式主义，而进入写实主义、幽默诙谐、讽刺和领略了俗世生命滋味的领域中。12世纪，沙特尔教堂的肖像显得阴沉幽暗而呆板；而兰斯的人像，则已能浸浴于自然的风格中，显得生动活泼了。它们具有独特性，在作品的姿态上也越发优雅。在沙特尔和兰斯大教堂有许许多多的人像，就像在法国的乡村中我们仍可看见许多留着大胡子的农夫一样；牧羊人在亚眠的西面门户烤火取暖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今天的诺曼底或加斯佩。历史上没有任何雕塑可与古怪多幻想而又真实的哥特式大教堂的浮雕匹敌。在鲁恩，拥挤在四叶饰的建筑里，我们发现有一个猪头人身正在沉思的哲学家；一位半人半鹅的医生在检查一小瓶尿；有位半人半公鸡的音乐老师，正在对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教授风琴；一个被法师变成狗的人，他的脚上仍穿着原来的靴子。有许多好笑的小的人像，卑微地蹲伏在沙特尔、亚眠、兰斯教堂的雕刻下。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柱头上，叙述了一只狐狸的葬礼的故事，一头野猪和一只山羊抬着它的棺材，狼举着十字架，野兔拿着小蜡烛照亮通往墓地的路，一只熊洒着圣水，牡鹿唱着弥撒曲，驴子照着顶在猫头上的书，单调地唱着葬歌。在贝弗利大教堂（Beverley Minster）里，一只狐狸戴着僧帽，就像一位僧侣从讲坛走向虔敬的鹅群，向它们宣讲福音。

在其他许多事物中，大教堂就是以石头做成的动物展览；几乎全部的动物都是人所熟知的，而许多仅属于中世纪的幻想，在这宽容无际的空间里取得一席之地。在拉昂，16只雄壮的公牛被雕塑在教堂的塔顶下，据说这雕像代表着16只强壮的野兽，历经千辛万苦将石头由采石场运往山顶的教堂。根据一则诚恳的稗史记载，一天，有只背负着石头上山的公牛力竭而倒了下来，背负的石头掉在斜坡上，这时，一只神奇的公牛出现了，解开缰绳，推动倒下的那只牛所拉的四轮车到山顶上去，然后不可思议地消失在空中。我们欣然看完了这虚构杜撰的故物之后，再回到有关性与罪的故事上去。

大教堂中也有一个地方作为植物园。除了圣母、天使和圣者以外，还有什么比法国、英国或德国乡间的植物，水果和花朵更能增润天堂的华美呢？在罗马式的建筑物中（800—1200年），古罗马以花为饰的构想一直持续着——莨菪的叶与藤；在哥特式的建筑中并未采纳这种构想，却崇尚以天然的植物装饰雕刻在支架、柱头、拱侧、拱内侧的穹隆、檐板、圆柱、讲坛、诗班席位、门柱及栏杆上……这些形式并非传统的。它们经常随着各地区的喜好而有各种不同的独特性，并赋予它们生命；有时它们是各种拼凑的植物，哥特式想象力的另一种变幻，却仍有着自然之感的新奇。树木、水果、羊齿植物、金凤花、车前草、水田芥、百屈菜、玫瑰、草莓、蓟和山艾、香菜和菊苣、包心菜和芹菜——这些都是大教堂中永不衰竭的新鲜生命；春之陶醉存在于雕刻师的心中，促使他们拿起凿子雕刻石头。不仅只是春天，一年中所有的季节都表现在他们的雕刻作品中，所有播种、收获以及采摘葡萄的辛劳和慰藉都有。在整个雕刻历史中，这类作品没有一个比兰斯大教堂的“葡萄酒柱头”更精美的了。

但这种植物和花，鸟与兽的世界，是附属于中世纪雕刻的主题——人类的生命与死亡的。在沙特尔、拉昂、里昂、欧塞尔及布尔茹瓦，有些最初的浮雕述说《创世记》的故事。在拉昂大教堂中，浮雕描述上帝用手指数算还有多少天能完成他的工作；在下一幕情景，我们看见他倦于创造宇宙的辛劳，倚着手杖坐下休息，然后睡着了；这是任何一般人都能了解的上帝。有些教堂的浮雕表明一年中的月份，每个月份都有其特殊的工作和欢乐。有些表现了各个行业的人：农夫们在田里或在榨酒的机器旁边；有些人在牧马，牛群在犁过的田畦里，或正拉着送货车；有些人在修剪羊毛或挤牛奶；有磨坊主人、木匠、挑夫、商人、艺术家、学者，甚至有一个或两个哲学家。雕刻师用实例描述一些抽象的观念：多纳图斯（Donatus）代表文法，西塞罗代表演说术，亚里士多德代表逻辑，托勒密代表天文学。哲学端坐其上，头与云彩齐高，一本书在她的右边，左边是一根权杖；她是科学之后。成对的人像为拟人化的信仰及偶像崇拜，希望和失望，布施与贪婪，贞洁与淫荡，和平与争执；拉昂教堂的正门显示了邪恶与美德的争斗；巴黎圣母院的西正面，有个优雅的蒙着眼睛的人像，象征犹太教的会堂，而面对她的另一个更可爱的女人，有威仪的容貌，穿着辉煌的斗篷——教会像是基督的新娘。基督本人的出现有时是柔弱的，有时是恐怖的；由圣母将他从十字架上抱下来，由坟墓中复活，而旁边有狮子将呼吸给小狮子而得来生命的象征，或严厉地审判活人和死人。各处的教堂都有“最后的审判”的雕塑和绘画；人们永远不可能忘记它；这里也是一样，只可能仰赖一个调解人为他的罪取得宽恕。因此在雕塑里就像在连祷文中一样，玛利亚占据领导的地位，无限慈悲的圣母，她不会让她的儿子严厉地说出那些有关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等一类令人生畏的话。

在这些哥特式的雕塑中有一种深切的情感，生命的变化与活力，对所有种类的动物和植物世界的同情，脆弱、温柔和优美，石头的奇迹所揭露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当希腊雕像身体上的杰出失去了某些传统的诱惑力时，这些雕刻感动和满足了我们。除了中世纪信仰的生动的雕像，万神庙山形墙的笨拙的众神便显得阴冷而死板了。哥特式的雕塑并不是很完美的，其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与万神庙墙上的横饰带，或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英俊的众神及具有美感的女神，甚至罗马和平祭坛的元老或女监护官相配；而且无疑地，这些美丽柔顺的阿佛洛狄忒一度曾代表爱情和健康生命的欢乐。然而我们固有教条的偏见，想到她的可爱处，忘记了她的恐怖处，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回到那些大教堂，而将我们的欣赏尺度限于亚眠教堂的善神（Beau Dieu ）、兰斯大教堂微笑的天使及沙特尔大教堂的圣母的画像上。

当中世纪雕刻师的技术增进时，他们渴望雕刻艺术能从建筑术中脱离而独立，于是产生了能愉悦国王、大主教、贵族及中产阶级的充满俗世情趣的作品。在英国，珀贝克（Purbeck）半岛的“大理石业者”，在13世纪时利用在多塞特郡海角采出的最上等的质料，制作现成的柱身、柱头，他们因在富裕死者精美的石棺上雕刻横卧的雕像，而赢得很高的声誉。约1292年，威廉·乔拉尔（William Torel），一个伦敦金匠，以青铜铸造亨利三世及其儿媳妇，卡斯提亚王国的埃莉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理石坟墓的人像，这些人像与同时代的任何青铜作品一样的卓越。这一时期，著名的雕刻学校集中在列日、希尔德斯海姆及诺姆堡。约1240年，一些不知名的大师在布仑斯维克大教堂，做出了一些简单而强劲的——穿着极庄严的服装的“狮子”亨利及其皇后的肖像。法国在罗马式（12世纪）及哥特式（13世纪）的雕塑方面，居于欧洲的领导地位；但它的雕刻大多数与教堂合为一体，并且也只有在教堂中才被最精细地研究。

在意大利，雕塑和建筑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会社及同业公会就像在法国一样。13世纪，意大利开始有了独特的艺术家，他们的个性支配了作品，并且保持了他们的声誉。尼可洛（Niccoló Pisano）接受各种不同的影响，并将之融为一种独有的综合风格。约1225年，尼可洛出生于阿普利亚，在腓特烈二世的政权下享受刺激鼓舞的风气；在那里他学习了残余的及复兴的古典艺术。移居比萨时，他继承了罗马式的传统，而且耳闻那时正在法国达于顶峰的哥特式的风格。当他为比萨的浸礼所雕刻讲坛时，采用了哈德良时期雕刻精美的石棺的模式。他被古典形式坚定却优美的线条深深地感动；虽然他的讲坛有罗马式及哥特式的圆拱，但其中大部分的人像都是天生的罗马人的容貌和穿着；在凸出的长方形图画中，圣母的脸及长袍都像是罗马女监护官的样子；角落里一个裸体的运动员显露了古希腊的精神。因为妒忌这个杰作，锡耶纳（1265年）雇用了尼可洛及其子乔瓦尼·皮亚诺和学生阿诺尔福·迪·康比奥为教堂雕刻了一个更为精美的讲坛。他们成功了。站在有着哥特式美丽柱头的圆柱上，这白色大理石的讲坛，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复杂的长方形图画，重复表现了比萨作品的主题，这里哥特式的影响胜过了古典的；但是在圆柱上的女性肖像里，原始美在愉快健康的坦率描绘中找到了表达。像是要强调他的古典情操，尼可洛凿刻博洛尼亚的修道者圣多米尼克的坟墓时，用一种异教风格的刚健的形式，使其充满了生命的欢乐。1271年，他联合其子及阿诺尔福，雕刻大理石的洗礼池，至今仍屹立于佩鲁贾的公共广场上。尼可洛在7年之后逝世。终其一生，他为多那泰罗（Donatello）开辟了一条坦途，并为文艺复兴的古典雕塑带来了重生。

其子皮亚诺在影响上与他匹敌，在专门的技术方面也凌驾于他之上。1271年，比萨的人民委任皮亚诺为那时与热那亚人争夺西地中海沿岸地区而牺牲生命的人修建墓地。为了墓地、公墓、神圣之野的修建，圣土从髑髅地山上被带下来；环绕着一片长方形的草地，艺术家建起了混合哥特式与罗马式风格的优美的圆拱；雕刻的杰作也被带进来装饰回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坏了其中半数的圆拱，成为一个被人忽略的废墟。墓地、公墓仅残存了一个皮亚诺的纪念碑，被重新修建。当比萨人被热那亚人打败时（1284年），他们不再有能力供给皮亚诺。他便到锡耶纳去，帮忙设计和制作大教堂正面的雕刻。1290年，他为奥尔维耶托大教堂古怪的正面凿刻了一些浮雕。由那儿他从北方回到皮斯托亚，为圣安德烈教堂雕刻了一个讲坛，没有他父亲在比萨所雕刻的刚健，却更为自然和优雅；这的确是意大利哥特式雕刻中最可爱的作品。

在这著名的三位雕刻师中的第三位是阿诺尔福·迪·康比奥，在教皇的庇护下继续着哥特式的风格。与其他两位一样，他也与法国发生关系，在奥尔维耶托，他参与了教堂正面雕刻的工作，并为卡迪纳尔·布雷制作了一个雕刻精美的石棺。1296年，与敏锐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们一起，他设计并开始制作佛罗伦萨的三个光荣的成就：圣玛利亚·菲奥雷大教堂，圣十字教堂及帕拉佐·维奇奥教堂。

但是以阿诺尔福及这些作品，我们从雕刻而到建筑。所有的艺术都已回复到生命和健康上；古老的技术不仅重新被使用，而且以一种粗犷鲁莽的新生力，孕育了新的冒险和技术。各种艺术被空前绝后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件事情都已为将在完美的合作下结合，而达于巅峰的中世纪艺术做好了准备。

第六章 哥特式建筑的兴起
（1095—1300）

大教堂

何以西欧在11世纪和12世纪修建了这么多教堂？当时的欧洲有何需要修建那么大的教堂？

人口很少，但他们有信仰；他们很贫穷，却肯施予。在圣日或圣堂，崇拜者如此众多，圣丹尼斯的阿博特·苏格尔曾说，“妇女们被迫奔向祭坛而以男人们的头颅为通道”，大修道院的院长筹钱修建教堂，而稍许的浪费是可以被谅解的。在有些城镇，如佛罗伦萨、比萨、沙特尔、约克，在特殊的场合集合全部的民众到一个大厦里去，是很让人愉快的。在一般的修道院，僧侣教堂必须供给僧侣、修女及俗人膳宿。遗迹必须放在特别的神龛中加以特别保护，要有秘祷的小房间及主要典礼时必需的宽敞的圣殿。侧旁祭坛在僧院及大教堂也是需要的，因为教士们每天都要做弥撒；分隔的祭坛或小礼拜堂供给每个受尊宠的圣者，以便听取诉愿，若整个教堂并不是崇拜圣母的话，也需要一个“妇女礼拜堂”。

建筑的费用大多是由主教辖区累积的资金而来，主教也从国王、贵族、会社、同业公会组织、教区及个人处劝募捐赠。会社被卷入整个的竞争之中，而大教堂变成了他们显示财富及权力的舞台。特权授予那些奉献的人，遗迹被运至教区附近以刺激奉献，而慷慨可能是被偶然的奇迹激励的。建筑经费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主教们反对在其教区内募集的款项用于别区的事业上。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主教们由其他方面，甚至由外地，汇寄资金给一项计划，如在沙特尔。虽然有些呼吁几近压迫，教会在动员公共资金上的影响力方面，可与现代的战争相比。大教堂所属的教士团体用尽了他们自己的资金，并几乎使法国教会因为对哥特式的狂爱而破产。人们在奉献时并没有被剥削的感觉；在个别奉献时他们不会吝惜一个钱币；因着那钱币，换来的是他们集体的成就和骄傲，他们用来崇拜的房子、社区集会的地方、为小孩教育的学校、行会的艺术及技艺学校，及一本石制的《圣经》，从中他们可以陷入对雕像和图画的沉思，及他们信仰的故事里。人者之屋即上帝之殿。

是谁设计这些大教堂？如果说建筑是一门有关设计、美化及架构的艺术的话，对哥特式而言，我们必须否认过去认为僧侣或修道士是建筑师的说法。他们的作用是陈述需要，构思整体计划，选择地点和筹集资金。在1050年以前，通常是僧侣们，尤其是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们，去设计、监督及计划；但对1050年以后的大教堂来说，我们发现必须雇用职业的建筑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既非修道士亦非僧侣。1563年以前，并没有建筑师这种头衔；通常称为“监工”（master builder），有时称为“石头匠”（master mason），这些名称显示了建筑师的起源。建筑师开始成为一位艺术家，亲身参与他所指导的工作。在13世纪，当财富足以支持更宏伟的大厦及专门化时，监工们不再分担实际的工作，而只提出设计图和估价，接受合同，设计地基及绘图，取得材料，雇用及付薪给艺术家及工匠，并自始至终监督工程。1050年后，我们知道很多这一类建筑师的名字——仅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就有137位。他们有些将名字刻在建筑物上，有些著述关于他们技艺的书籍。维拉尔德·德洪奈科特（Villard de Honnecourt）留下了一本建筑的草图与笔记，那是他为了工作需要，从拉昂、兰斯到洛桑及匈牙利承揽工作中所写的。

艺术家们从事较精细的工作——雕刻人像及浮雕，粉刷窗户、墙壁，装饰祭坛或诗班席位——与工匠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艺术家是工匠之工匠，而每一项努力均往艺术迈进。许多的工程都是由行会出面订立合同，来分配给属于他们的艺术家及工匠。非技术性的劳工由农奴或雇用的移民工人所提供；当时间紧迫时，政府征调男人——甚至于有技术的工匠——来完成任务。工作的时间，在冬天是由日出到日落，夏天是由日出前一会儿到日落前一会儿，中午有一顿丰富的午餐。英国的建筑家，在1275年，一天可获12便士，并包括旅行的费用和偶然的赠礼。

大教堂的平面图仍主要是罗马式的长方形会堂：一个纵向的中堂，尾端有神殿和半圆形室，升起并介于两条通道之间，到一个由墙和柱支撑的屋顶。从一个复杂却吸引人的演进，这种简单的长方形会堂先演变成罗马式，而后变为哥特式的大教堂。中堂和通道被一个袖廊——横向的中堂——贯穿，在平面图形成一个拉丁十字样的形状。占地面积因为竞争或虔敬而扩大，巴黎圣母院占地6.3万平方英尺、沙特尔或兰斯大教堂占地6.6万平方英尺、亚眠大教堂7万平方英尺、科隆大教堂9万平方英尺、圣彼得大教堂10万平方英尺。基督教堂几乎总是朝向于——其头或半圆室指向——东边的耶路撒冷。

因此，将正门开在西正面，使其特殊装饰能在落日余晖中相映成趣。在大教堂中，每个大门都是依“退凹层次”的方法所建造的拱门：最里面的拱上叠上一块较大的拱，使其相叠而突出，然后这块拱的上面再叠上一块更大的拱，一直叠到有8块这种伸展出头的层次之后，整个便形成像一只展开的介壳一般的形状了。这种相似的“层次从属”或部分渐变，使中堂拱门或窗户侧柱显得更美。整个拱门的每一层次或石块都可以加上雕塑或其他雕刻装饰，这样的大门，尤其是西正面的大门，便构成石制基督教训里的很多章节。

西正面的庄严，由于两侧建有高塔而加深。这种高塔与青史同存。在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中，这些塔不仅用来安置大钟，而且用来支持西正面的侧压力和翼廊的纵压力。在诺曼底和英国，1/3的塔有许多窗口，或在基部洞开，当作“灯笼”之用，使自然光线能照进教堂中央。因为哥特式的建筑师偏爱垂直线，他们就特意在每一座塔上竖立一个塔尖；当财源、技术或风气不济时，有些塔尖便掉落了，如在博韦、圣母院、亚眠及兰斯大教堂就没有塔尖，沙特尔大教堂的3个中只有2个，拉昂则5个中只有1个塔尖。法国北部的塔尖林立，同样，意大利各城市则布满了钟塔或钟楼。意大利的钟塔通常是和教堂本身分开的，如比萨的斜塔，或佛罗伦萨的乔托的钟塔。这种钟塔也许多少受了伊斯兰教尖塔的影响，然后又把这种样式传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逐渐成为北方城镇的民间钟塔。

教堂内部，如果中央通道两侧的柱廊向平顶穹隆弯曲会合以支持拱门的话，则这种甬道看来像是翻覆的船体内壳，这也是中堂取名的由来。尤其在英国，雕刻或打铸得很美观的大理石或铁制栏杆横跨中堂，以保护内殿，避免在礼拜时被俗人闯进去，但这种栏杆有时破坏了教堂中央甬道长度的整体印象。内殿是唱诗班的席位，这些通常都是艺术作品；两个讲坛，有时由拉丁字拼成读经台；主持教士们的席位及主祭坛，后面一般都悬有一块装饰过的幕或屏风。在内殿四周，沿着甬道进入半圆形正殿，建有一排回廊，是为了让礼拜的行列能绕着整座大厦而设计的。在祭坛下，好像是为了要纪念罗马墓窖的陵寝，有些教堂建有地下墓，以保存守护圣徒的遗体或杰出要人的遗骸。

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的中心问题，在于如何支持屋顶。早期罗马式教堂的屋顶是木头造的，通常是用经过干燥处理后的橡木。这种木材如果保持适当的通风及避免潮湿，可无限期地使用，温切斯特大教堂的南面袖廊还保存有其11世纪时的木造天花板。这种构造的缺点是易遭火灾，一经燃烧，便不易施救。到12世纪初，所有的主要教堂都有石造的天花板。这种屋顶的重量决定了中世纪欧洲建筑的样式。大部分的重量必须由中堂两侧的柱子来支撑。因此，这些柱子必须加以强化或增加，必须组合数支柱子成为一组簇柱，或代之以厚重的石墩。这种柱子、簇柱或石墩的顶上都加上一块柱冠，也许又加上一块拱基，以便有较大的空间承受来自上面的重量。每一个石墩或簇柱的地方都建起了一堵石拱：一个横拱跨过中堂通到对面的石墩；另一个横拱则跨过甬道通到壁上的石墩；一对纵拱则各通到前邻及后邻的石墩；一对斜拱则各跨过中堂而连接两个对角线上的石墩；也许另一斜拱又各跨过甬道而连接两个对角线上的石墩。通常，每一个拱在石墩上的拱基或柱冠上，都有它本身的支持点。但是，每一个拱一定要在一条连绵的线上相继不断地连到地面，以形成一组簇柱或石墩的一部分。这样构成的垂直效果，是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的最佳特色之一。中堂或甬道上的石墩的每一四边形的角构成一个“间格”，各个拱就由这种“间格”以优美而向内弯曲的线条造起，以形成拱形圆屋顶的一个段落。外观上看，这种平顶上覆有木造的山形屋顶，而这种屋顶又藏在并保护在石板或石瓦之后。

拱形圆屋顶（穹隆）是中古时代建筑中最完美的成就。拱的原则可以有比木造天花板或楣梁还要大的空间来伸展。因此，中堂可以加宽，以与较长的长度相调和；加宽的中堂需要比例上有较大的高度来衬托；可以提高拱由石墩或墙壁上向内弯曲的高度；更加延长的直接柱子又可以加强整个大教堂令人惊骇的垂直线条。如果穹隆的棱线——石拱会合的基线——用砖“肋”或石“肋”装饰边缘，则穹隆会变得更加调和。然后，这些肋材又在结构与格局上引起了重大的改良：石匠们开始在建穹隆时，首先在一个容易移动的“中心”或木架上一次竖起一个肋材；他们用轻质石材一次一个地填在一对肋材之间的三角形中；这种薄的石制腹板构成一个凹面，然后由这个凹面将大部分的重量转移到肋材上去；这些坚固的肋材是用来将向下的压力引到各个特殊点的，即中堂的各个石墩或墙。这种有穹棱及肋材的穹隆，是中古时代建筑极盛时期的主要特色。

支持上部结构的问题，是用建造一个比甬道要高的中堂来解决的。甬道的平顶加上对面的墙壁，便当作中堂穹隆的撑墙而用了；如果甬道本身当作圆形屋顶，则其肋形拱会把其向内的一半重量转移到中堂支持物的最弱点上，以与中堂穹隆向外的压力抗衡。同时，高出甬道屋顶的中堂部分就构成了高窗，这些直通的窗口可以照亮中堂。甬道本身通常被分成两层，最上层便作为楼座，第二层是所谓的三间的唱诗班席位，这是因为面对中堂的拱形空间被两根柱子划分为“三个门”之故。在东方的教堂内，妇女只准在这种地方礼拜，而将中堂留给男人用。

经过几十年甚或百年之久，大教堂一座座相继而起，克服万有引力以礼赞上帝。大教堂落成之后，便在隆重的典礼中奉献给上帝，参加这种盛典的来宾包括高僧、要人、香客与观光客，及除了无神论者之外的全体村民。以后，仍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来完成外部、内部，及增设成千上万的各种装潢。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可以在教堂的大门上、窗户上、柱冠上及墙壁上，读出雕出来或画出来的历史与信仰的传奇——上帝开天辟地、人类堕落、最后审判等故事，先知们与族长们的生活，圣徒的苦难与奇迹，动物世界的道德寓言，神学家的教条，甚至一些哲学家的抽象概念；所有这些都在基督教义巨大的石头百科全书里。如果善良有德的基督徒死后，他可以事先要求死后葬在这些墙壁附近，因为魔鬼不愿意在那儿徘徊。一代代的人曾走进这些大教堂去祈祷，一代代的人曾排着队伍由教堂走入坟墓。灰色的大教堂以岩石般的寂静看着他们进来，看着他们经过，直到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临了，教条本身毁灭了，这些圣墙就会输给无所不蚀的时间，或者被铲平，而另建奉祀新神的新庙堂。

欧陆罗马式建筑（1066—1200）

如果我们依然按前述大教堂结构的骨架去衡量整个拉丁基督教地区的建筑，那么我们对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各种西方建筑就会判断错误。拜占庭式的建筑仍影响着威尼斯的教堂建筑；圣马可曾添加了一些新的装潢、尖塔与战利品，但间或掺有君士坦丁堡及巴格达的样式。希腊的十字形屋上带有三角穹隆的拜占庭式圆顶，这种圆顶也许是经由威尼斯、热那亚或马赛进入法国，而在圣艾蒂安及佩里格的圣弗龙特教堂，及卡奥尔与昂古莱姆大教堂表现出来。1172年，当威尼斯决定扩建其总督行宫时，便采用了各种样式的混合体——罗马式、伦巴底式、拜占庭式、阿拉伯式——而结合为一件杰作，维拉杜安在1202年还认为非常富丽堂皇，而且仍然残存着这个水上城市的主要荣耀。

任何一种建筑样式的定义都难免有例外，人类的作品与自然的作品一样，总是不满一般的法则，而在每种法则之前表现其个性。我们可以接受圆拱，厚墙与厚墩，窄窗，附加的拱壁或没有拱壁，及突出的水平线条等罗马式建筑的特色，同时我们也可以宽宏大量地接纳各种稍有不同的建筑物。

在比萨大教堂建立约一个世纪之后，该城委托狄奥提萨尔维（Diotisalvi）建筑一个横卧大教堂前广场的浸礼池（1152年）。他采用环形的设计图，用大理石嵌面，用呆板的连环拱廊破坏其外观，用柱廊来环围池边，上面再盖上一个圆顶，除了圆锥形屋顶以外，可以说还很完美。在比萨的邦纳诺（Bonnano）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威廉大教堂之后，建立了斜塔，充作钟塔之用（1174年）。这是依照大教堂正面的样式而建的——一系列添加的罗马式骑楼，在第八层安置大钟。该钟塔的基础有10英尺之深，但是建好3层之后，钟塔便向南面下沉，建筑师们便企图把其他的几层往北面建，以抵销向南的倾斜。该塔离地179英尺高的地方现在已离垂直线偏失了16英尺半——1828至1910年之间偏差度增加了1英尺。

移民到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意大利僧侣陆续带来了罗马样式。也许由于他们的关系，大部分的法国修道院是罗马式的，所以在法国，罗马式建筑有“僧院式建筑”的别称。克吕尼的圣本笃会便建有一座壮丽的大修道院（1089—1131年），共有四条翼廊、七座塔，及像是要惹起圣贝尔纳怒火的一排动物雕塑：

在僧侣们的眼中，这些回廊上可笑的恶魔意欲何为？这些不洁的猴子意有何指？这些打斗的战士、这些狩猎场面？……这些半人半兽的动物在这儿干啥？……我们可以由这儿看到一首多身及一身多首的怪物。这儿我们观察到有蛇头的四脚兽，兽头的鱼，还有前半身马后半身山羊的动物。

克吕尼的大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毁于农民的暴动，但是该建筑的影响已扩及于其所附属的2000所修道院。法国南部仍有许多罗马式的教堂；罗马的传统像当地的法律一样，深深地影响了艺术，而且长久以来便抗拒着北下的“化外之民”的哥特式文化。法国当时很少出产大理石，所以大教堂都饰以大量的雕塑，以弥补其缺乏灿烂的外表。法国南部的教堂是以雕塑的表现主义来骇人听闻的——决心表达感情，而非抄袭景色。所以，1150年的穆瓦萨克大修道院正面上的圣彼得像的脸部是扭曲的，两腿像蜘蛛脚一般，其目的并非是要强调结构线条，以加深或惊吓人们的想象。这些雕塑匠刻意扭曲人像，可以从马赛克柱冠上的精细花饰的写实主义上显示出来。这些法国罗马式的建筑物正面之中的最上乘者，应推在阿尔勒的圣特洛菲梅斯（St.Trophimes）冠以动物与圣徒的西正门。

西班牙在圣地亚哥教堂中建了一座华丽的罗马式神龛，其波尔蒂科·德拉·格洛丽亚门廊具有欧洲最佳的罗马式雕塑。迅速成为葡萄牙大学城的科英布拉在12世纪时建了一座漂亮的罗马式大教堂。但罗马式建筑达于最高峰的，是在更北的移民区。巴黎及其附近的五省摒弃了它，诺曼底却欢迎它；其粗犷的气势颇合近代维京人的胃口。早在1048年，鲁恩（Rouen）附近尤米耶弋斯的圣本笃会僧侣便建了一座大修道院，它因比任何自君士坦丁之后在西欧所建的大厦还要大而出名；即使在中世纪也仍以其面积为傲。法国大革命时，该修道院被极端分子毁掉了一半，但是留下来的正面与钟塔仍保留其醒目而刚健的设计。这的确形成诺曼底人的罗马式建筑，即其给人的印象是其体积与结构而非其装饰。

1066年，“征服者”威廉为娶佛兰德斯的马蒂达而赎罪，在康城（Caen）兴建圣艾蒂安教堂，名为“男人修道院”（Abbaye aux Hommes）。也许马蒂达也因相同的动机，在同地资助一座三位一体的教堂，取名为圣母修道院（Abbaye aux Dames）。约1135年，“男人修道院”重修时，中堂的每个凹面的每一边，都用一个额外的柱子加以分割，并连接在一个横拱上。这样，普通的“四格”穹隆便成为“六格”穹隆。后来证明，这种形状是12世纪所流行的。

罗马式建筑由法国传入佛兰德斯，在图尔奈建了一个华丽的大教堂（1066年）；然后又由佛兰德斯、法国、意大利传入德国。美因茨的大教堂是在1009年开始建造的，特里尔在1016年，施派尔在1030年，这些教堂在1300年以前都重建过，仍然采用圆形样式。科隆也在这时期建了以其内部出名的圣玛利亚·伊姆·卡皮托尔（St.Maria Im Kapitol）教堂及以其钟塔著名的圣玛丽教堂。这两座建筑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沃姆斯大教堂于1171年建造，于19世纪重修，它一直是莱茵河流域罗马式建筑的纪念物。这些教堂的每一端均有一个半圆的正殿，而不太重视正面的雕塑；其外表以柱廊为装饰，钟塔用形状很悦目的角楼做拱壁。它们具有迷人而安适的美，与莱茵河诱人的美景相当协调。

英国的诺曼底式建筑（1066—1200）

“忏悔者”爱德华于1042年登基时，从他年轻时住过的诺曼底带来了许多朋友与观念。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是他在位时开始修建的诺曼底教堂，这种教堂有圆拱和厚墙。其结构被隐藏在1245年的哥特式大修道院之下，但它曾引发了一次建筑革命。诺曼底的主教迅速地带来了撒克逊或丹麦的代替物，奠定了诺曼底式在英国的胜利。“征服者”威廉及其继承者，在主教们身上大量花费从那些不满外人征服的英国人那里没收而来的财富，教堂便成为心理安抚的工具。不久英国的诺曼底主教的财富便能够和英国的诺曼底贵族的财富匹敌了；大教堂与城堡就像这块被征服的领土的拥护者一样，不断地增加。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彼此竞相营造华丽的诺曼底式建筑物，因为贵族们觉得过去能奢华地生活的岁月已逝矣！”在英国，从未见有如此的建筑华厦的狂热。

英国的诺曼底式建筑是罗马式格调的变形。模仿法国的典型，在厚石墩上用圆拱与厚壁支持屋顶——虽然屋顶通常是木造的；穹隆如果是石造的，则墙壁便有数英尺之厚。这些建筑大部分是修道院，而且建在偏僻的地方，而非城市之中。很少用雕塑来装饰外部，因恐受潮湿气候的影响，甚至柱子的柱冠都雕塑得很简单、很粗陋。在雕塑方面，英国绝对不能与欧陆一较高下。但是很少钟塔能在结构上比得上英国，这种结构支配诺曼底城堡，或保护诺曼底教堂的正面——或覆盖袖廊的交叉线。在英国，几乎没有一座宗教建筑是纯罗马式的。大部分13世纪的大教堂曾经是哥特式的升拱与穹隆，现在只留有基本的诺曼底形状而已。1067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坎特伯雷的大教堂；郎佛兰克在1070年至1077年依他从前在康城所建的“男人修道院”的轮廓重建；但是郎弗兰克的大教堂除了贝克特倒塌的地方还留有几块石头之外，其他都荡然无存了。1096至1110年，两位修道院副院长埃纳尔夫与康拉德建了一座新的诗歌班席位与地下墓；它们仍保存圆拱，不过将张力引到由外拱壁所支撑的各个点上去。这样便过渡到哥特式建筑了。

约克大教堂（York Minister）是在1075年依诺曼底式设计建造的，但在1291年被改为一座哥特式大厦。原来是诺曼底式（1075年）的林肯大教堂在1185年大地震之后，重建为哥特式建筑；但是两座大钟塔与西正面雕刻很华丽的柱冠仍残留有诺曼底教堂的遗迹，显示出这种古代样式的技术与能力。温切斯特的袖廊与地下墓仍留有1081至1103年的诺曼底大教堂的遗迹。这是沃尔克林（Walkelin）主教为了安置向圣斯威辛陵墓朝圣的川流不息的香客而建的。沃尔克林向他的表兄弟“征服者”威廉恳求颁赐木材以搭盖巨大中堂的屋顶，威廉恩准他三天之内，搬运在赫姆佩吉（Hempage）森林所能砍伐到的木材。沃尔克林的信徒们便在72小时之内砍尽并搬走了整个森林的木材。当这座大教堂完工时，几乎所有英国的主持及主教都来参加它的献堂盛典；我们很容易地可以想象这所巨大华厦所引起的竞争刺激。

如果我们注意到圣阿尔班的修道院是在1075年开始建造，艾里大教堂在1081年、罗切斯特大教堂在1083年、伍斯特大教堂在1084年、老圣保罗在1087年、格洛斯特大教堂在1089年、达勒姆大教堂在1093年、诺维奇教堂在1096年、奇切斯特教堂在1100年、蒂克斯伯里教堂在1103年、埃克塞特教堂在1112年、彼得格勒教堂在1116年、洛姆齐修道院在1120年、喷泉修道院在1140年、威尔士的圣戴维在1176年建造，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见到模仿诺曼底式的建筑物。这些教堂不仅是名字而已，它们都是艺术杰作。如果我们在几小时之内，便一整列地走马观花般地参观过去，实在应感到汗颜不已。这些教堂除了一座之外，全是后来以哥特式的风格改建或装饰的。达勒姆大教堂仍然是诺曼底式的，是欧洲仅存的最具罗马式的结构。

达勒姆是一个约有2万人口的小采矿镇。在维尔河的一个河湾处，屹立着一座石岬；在这个具有战略性的高地上，耸立着这个庞大的大教堂，“一半是神的教堂，一半是抵抗斯科特人的城堡”。从林迪斯凡岛来的僧侣们，为了逃避丹麦的入侵者，于955年在该地建筑了一座石造的教堂。1093年，其第二任诺曼底主教——圣卡里莱夫的威廉——破坏了这座建筑物，并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神秘的财富修建了现今的这座华厦。建筑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195年，所以这座大教堂代表了一百年的企望与劳作。巍然的中堂是诺曼底式的，有由圆拱组成的双倍拱廊，这些圆拱放在未经雕塑的柱冠与坚固的石墩上。达勒姆大教堂的穹隆在英国兴起了两种重要的改革：穹棱装上肋材，有助于将压力局限于一部分；横拱是尖的，而斜拱是圆的。如果横拱是圆的话，其拱顶就不能达到斜拱的高度了，而穹隆的顶点就会成为令人不安的不平衡线了。如果把横拱的拱冠升高至另一点，则横拱就可以到达所需的高度。这种结构上的考虑，显然创造了哥特式的最特殊的特色，但并不具有美学的意义。

1175年，普齐（Pudsey）主教在达勒姆大教堂的西端加造了一条动人的走廊，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条走廊命名为加利利。该处建有圣彼得之墓，有圆形拱，但其修长的石柱则近似哥特式的形状。13世纪初，唱诗班席的穹隆崩塌了；为了重修它，建筑师们用隐藏在唱诗班席后的飞扶柱支持中堂的柱廊。1240至1270年加建了一座九坛堂以保留圣库思伯特的遗体；这座小庙堂的拱是尖的，由此可以看出已完全过渡到哥特式了。

哥特式建筑的发展

哥特式建筑也许可以界定为结构张力的局限与均衡，强调垂直线，加肋材的穹隆与尖形等。这是应宗教的需要与艺术的热忱，以解决机械问题而进化得来的。因深恐火的肆虐，而有石制或砖制的穹隆。笨重的平顶必须有厚墙与厚墩，一般的向下压力限制了窗户的空间，有厚墙必定有窄窗，而且内部由于北方的天气而显得太过于幽暗。加肋材的穹隆减轻了平顶的重量，所以才可能有修长的柱子，并且也局限了张力。压力的集中与均衡，使整个建筑物表现得很稳固而无笨重感。用拱壁支持，才可能在较薄的墙上开设较长的窗户；这种窗户为当时已有的彩色玻璃艺术提供了更美好的使用领域，窗户上方的石框也引起了穿戳设计艺术或花饰窗格艺术。穹隆的拱变成尖的，使不等长的拱可以在同高度上到达拱冠。其他的拱，由于窗形变尖后，才能与穹隆的拱相调和。钟塔与塔尖及尖拱都强调垂直线，而产生了哥特式的飞扬与轻快的风格。所有的这些特色共同使哥特式大教堂达到了最高成就并表现了人类的灵魂。

发展中的哥特式建筑比过去的任何建筑更能解决轻体裁与稳重感的调和问题。哥特式的根本特色在于它功能性的肋材：由中堂的每一个凹面架起的横的和斜的拱肋接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轻而优美的网架，上面再安放轻质的石制穹隆。中堂的每一个凹面成为一个结构单位，以承受重量及由石墩上架起的拱所产生的推力，并且由甬道上相对的凹面所产生的相反压力，与每一横拱向内升起而达于墙上的外拱壁所支撑。

拱壁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哥特式以前的许多教堂，都有由外加在特殊张力点上的石造栋梁。然而，飞扶柱将推力或张力经由空隙传达到基层支撑物及地面上。有些诺曼底式大教堂在诗班席位里使用半拱以支持中堂的拱。但这种内拱壁连接中堂墙壁的点太低了，使高窗没有力量，高窗上的中堂压力最强。为了在这种高度上应用支持力，就必须把拱壁从其隐藏的地方移开，而让它由坚实的地面上架起，并且在甬道屋顶上跨过，以直接支撑高窗的墙。据悉，最早使用这种外飞扶柱的，是约1150年建造的努瓦永大教堂。12世纪末，就成为颇受人喜爱的设计了。但它有严重的缺点：有时它给人有一种结构草图的印象，一种因疏忽而未拆除的鹰架，或一个设计者所建的建筑物因塌陷后经过修补的感觉。米什莱（Michelet）形容道：“这座大教堂带着拐杖。”文艺复兴时代一定会排斥这种飞扶柱，认为有碍观瞻，而另寻其他办法，如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但哥特式建筑师另有其不同的想法：喜欢暴露它的轮廓及艺术的手法；启发人们对拱壁的喜爱，也许还会拼命地增建而超过了需要量；调和它们，这样它们可以支撑在两点或更多的点上，或互为支撑；用尖塔来美化其坚固的石墩；有时，像在兰斯的教堂一样，证实至少有一位天使能够站立在尖塔的尖端上。

张力的均衡对于哥特式建筑远比尖拱还要重要，但这种均衡成为一种内涵优美的外露与可见的形迹。尖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形状。在土耳其的迪阿贝克尔的一个不知确实年代的罗马式柱廊上，便出现了这种尖拱。最早记载的范例是561年叙利亚的夸什尔·伊本·瓦尔丹（Qasr-Ibn-Wardan）。这种形式是7世纪时在耶路撒冷的圆顶及阿克萨清真寺发现的。861年在埃及的一个河川水位计（Nilometer），879年在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也出现同样的形式。11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在西欧出现之前，波斯人、阿拉伯人、古埃及人、摩尔人之间已经常使用这种尖拱了。这种尖拱可能是由伊斯兰教时代的西班牙传入法国南部的，或经由从东方朝圣回来的香客带回来的，或者可能是同时在西方出现，以解决建筑设计上的机械问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将不等长的拱连接到等长的拱冠的问题，可以不必垫高较短的拱便能获得解决，即由石墩或墙壁上，提高向内起造的点。这也可获得一种美学的效果，如同强调垂直线一般。这种设计也广泛地被采用，但很少用来取代尖拱，而是时常被用来做一种辅助性的装饰物。这种尖拱进一步解决了另一个问题：甬道既然比中堂要窄，甬道凹面的长度要比宽度大，而且其横拱的拱冠也远不及斜拱的拱冠，除非横拱也是尖的，或者将之垫高而使其向内的动作与斜拱调和一致。同样地，尖拱可以解决用不等长拱冠的拱将半圆形正殿的回廊加盖圆形顶的艰巨工程，在半圆形正殿的地方，外墙比内墙长，而且每一凹面形成一个梯形，其穹隆绝对不能没有尖拱的设计。这种以优美作为第一选择的设计，经常出现在须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建筑物中，而圆拱仍然被用来造窗户与柱冠。尖拱的垂直升高及对和谐形状的企求，使其最终被广泛地接受。九十年来，圆拱与尖拱之争——由达勒姆（1104年）罗马式大教堂尖拱的出现，到沙特尔大教堂（1194年）最后的建筑——在法国哥特式建筑上构成了建筑风格的转变时期。

将尖拱运用到窗户上，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解决办法及新的魅力。压力方面经由肋状物从圆顶到窗间壁，及由窗间壁到特殊点由拱壁支撑，不再需要厚墙，每一个支撑点到另一个支点间的空间相对负荷着小的压力；墙壁变薄了，甚至被除去。如此大的开口不可能只用一扇门窗玻璃，空间因此被划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呈尖拱状的窗户，置于石制的圆拱之上。实际上，外部的墙，就像中堂一样，变成一连串的圆拱——拱廊。石砖造的四尖型“盾形物”杂置于成对的尖形窗的上顶与围绕的石拱尖端之间，形成了一个难看的空白，极须加以装饰。约1170年，法国的建筑师针对此饰以镀金的花纹窗饰；他们戳穿盾形物留下石条或圆的、尖的以及瓣状的作为装饰图案的竖框，且在隙缝和窗户上填装彩色玻璃。13世纪，雕刻师们将石头凿掉得越来越多，并将雕刻成尖的或其他样式的小石条嵌入开口。这种条形窗饰转变成比以往更复杂的样式，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及时期，就是以主要的线条而定名的，如尖顶型、几何型、曲线型、垂直型及波状型。类似的过程应用到大门上的墙面，产生了伟大的“玫瑰窗扉”，它呈辐射状的窗饰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美感，始于1230年的圣母院，而在兰斯及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臻于完美，在哥特式教堂中，只有圆屋顶连接的高耸入云的尖顶凌驾于“玫瑰”之上。

石头窗饰包含从墙壁到哥特式教堂的其他部分——拱壁尖顶，大门之上的山形墙，圆拱的下端及拱侧，诗班席位的拱廊，圣堂的屏风，讲坛及其后面墙上的雕刻装饰。由于哥特式的雕刻师沉醉于艺术之中，常将信仰及喜好付诸刻刀之上。墙面、飞檐及钟楼上簇拥了使徒、魔鬼、圣者、得救的以及被罚的人；将幻想雕刻在柱头、壁上突出的支柱、壁带、楣石及细格、侧柱上，并且近乎戏谑地将石头雕刻为他们发明的像笕嘴一样古怪或恐怖的动物，从墙上冲去污染的雨水，或通过拱壁，将脏水引导到地上。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结合过这种财富、技术、虔敬及丰富的幽默感，而在哥特式的教堂中提供了如此装饰的盛况。不可否认地，装饰有时太过浪费了，窗饰过多而显得脆弱，雕塑及柱头上一定曾经被画装饰得过分俗丽，而这些画如今已被时间洗刷殆尽。但这些都是充溢着强劲生命力的象征，其中任何错误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漫步在这些石头的丛林和花园中，我们想到哥特式的艺术，其指向天的线条及尖塔是一种恋世的艺术。我们了解精神世界，然而中世纪的工匠，自负其本身的技艺，陶醉于其力量之中，讥笑神学及哲学，而一直享饮生命的丰富及充盈，直到致命之杯的最后一滴为止。

法国的哥特式建筑（1133—1300）

何以哥特式建筑革命在法国肇端并达于高峰？哥特式的风格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数百种的传统汇合为一的潮流：罗马式的长方形会堂、圆拱、圆顶和高窗；拜占庭装饰的题材；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及阿拉伯人的尖形拱、穹棱圆顶和成束的方柱；摩尔人的圆形与错综图饰；伦巴底人肋骨状的圆顶和塔面；日耳曼人特兴的幽默与怪异……但何以这些影响潮流会汇集在法国？意大利，就财富及传统而言，是西欧最受欢迎的国家，应该领导哥特式的滋长，但它成了自身古典传统的俘虏。除意大利外，法国是12世纪最富裕的，并且是西方最进步的国家，尤其是它操纵并以财力支援十字军，并从他们所产生的文化刺激中受益；它在教育、文学和哲学方面领导欧洲，其工匠被认为是拜占庭方面最好的。在“奥古斯都”菲利普时代，皇家的权力凌驾于分裂的封侯之上，使法国的富裕、权力及法国智慧的生活汇集在国王自己的领域之内。沿着塞纳河、瓦兹河、马恩河和埃纳河，有利的商业在进行着，产生的财富转用于巴黎、圣丹尼、曼特斯、努瓦永、苏瓦松、拉昂、亚眠、兰斯的教堂建筑上。金钱的滋育为艺术的生长准备了沃土。

转变风格的第一个杰作是巴黎近郊圣丹尼宏伟的大教堂。它是法国历史上最完美、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阿博特·苏格尔（1081—1151年）是圣本笃会的住持及法国的摄政，是一个具有高雅嗜好的人。他的生活很简朴，认为喜爱美的事务并集中起来装饰教堂，并非罪过。“若古代的律法”，他在回答圣贝尔纳的批评时说，“规定金质杯应用于祭酒，并用以承接羊羔……我们应奉献多少黄金、宝石以及稀有物质以制造盛装主血的容器？”因此他很骄傲地展示他为教堂所搜集的金、银、珠宝、珐琅、镶嵌画和彩色玻璃，及华贵的祭袍与容器的美丽与价值。1133年，他聚集了各地的艺术家与工匠修建并装饰法国的守护神圣丹尼斯的新居，并为法国的国王们修建坟墓。他说服国王路易七世及朝廷奉献必需的资金，“照着我们的样子”，他说，“他们从手上取下戒指”，以支持其耗资巨大的设计。我们描述他早起去监督，由砍树取材到彩色玻璃的安装，题材由他选择，献辞也由他撰写。当他在1144年奉献大厦时，有20个主教祭司、国王、两位皇后，数百名的骑士参加观礼。阿博特·苏格尔可能觉得他已赢得一顶较任何国王更光荣的皇冠。

阿博特·苏格尔的教堂只有部分保留在今天的大厦之内：西正面，两个凹陷的本堂，回廊的小礼拜堂和地窖；内部的大部分是由皮埃尔·蒙特罗在1231至1281年改造的。地窖是罗马式的；西正面混合了圆拱与尖拱；而雕刻多数来自阿博特·苏格尔时代，包括了100个雕像，许多个别来看也极佳。在整个中世纪的艺术潮流中，均以“审判者基督”的最好的观念之一为中心。

在阿博特·苏格尔死后12年，莫里斯·苏利主教改良其指示以示崇敬，而巴黎的圣母院兴建于塞纳的小岛上。其建造年代间接地显示了工作的庞大：诗班席位及袖廊建于1163至1182年，本堂建于1182至1196年，最西翼及塔建于1218至1223年；大教堂完成于1235年。在最初的设计，袖廊的拱庙是罗马式的，但竣工时整个建筑是采用哥特式的。哥特式大教堂的西面通常不是水平的，因为到达塔顶的塔尖从未被建立。或许是这个原因，建筑物的正面有坚定简单的庄严感，使能干的学者们将其列为“人类最高贵的建筑学概念”。

巴黎圣母院的玫瑰窗户，在条纹窗饰和色彩上都是杰作。雕刻，虽然被时间和革命损毁，仍代表了该艺术从君士坦丁到兰斯大教堂建筑之间的最高成就。在正门上的拱与楣间，“最后的审判”雕刻的比后来所提出来的这个无所不在的主题更为安详：基督是一个恬静、威严的形象，在其右侧的天使体现了哥特式雕刻的优点。更好的还是北面门上的“圣母石柱”（The Virgin of the Pillar）：在处理上这里有一种新的细致，涂饰的表面、自然的帏帐；一种新的安逸、优雅的立姿，将重量集中于一足，而使身体从僵硬垂直中解脱出来。在这个可爱的形象上，哥特式雕刻几乎从建筑中宣告独立，而且从其内容来看，即为一项杰作，而能巍然睥睨。在巴黎圣母院，变迁结束了，哥特式的时代继之而来。

沙特尔的故事彰显了中世纪的景象与风格。它是巴黎西南方55英里的一个小镇，位于皇畿旁边，是博塞（Beauce）平原的市集，“法国的谷仓”。但据说圣母曾亲自访问过此地，虔诚的跛者、盲者、病患或有缺陷者视此为朝圣的目的地，在这里有些人被治愈或得到安慰，沙特尔于是变成了圣地。再者，其主教富尔贝尔是位集善良、智慧、信心于一身的人，使沙特尔在11世纪成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圣地及早期经院哲学家的母校。当富尔贝尔的建于9世纪的大教堂于1020年被烧毁时，他立即加以重建，并见证其完成，其又在1134年毁于大火。狄奥多里克主教使修建大教堂就像一次真正的十字军东征一样，激发了对这项工作财政上及物质上的极大的热忱。1144年，根据诺曼底海蒙（Haimon）主教亲眼见证的报告：

国王们，王子们，世上有权力的人们，满有荣耀与财富的人，具有高贵身份的男人和女人们，将马勒束于其骄傲的、肥肿的颈部，而屈就马车，模仿野兽的式样，他们拖着大量的酒、玉米、油、石灰、石头、栋梁及其他用以维持生命或修建教堂的必需品……此外，当他们拖曳马车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迹，虽然有时近千个男女在牵引拖索……然而他们很寂静地向前迈进，听不见任何声音或怨言……当他们在路上休息时，也听不到其他话语，只有对罪行的忏悔、恳求与纯洁的祈祷……教士们传播和平，憎恨被安抚了，不和被驱逐了，债务被宽容了，团结恢复了。

狄奥多里克主教的教堂几乎不曾完成（1180年）。1194年，当大火吞噬了中堂，使圆顶及墙壁倾倒于地，而剩下的，如同受伤的生还者，只有隐秘的地窖和西正面及它的两个塔及塔尖。该镇中的所有房屋，在那次可怕的大火中都被摧毁了，在今天的大教堂中，我们仍可看见被烧毁的痕迹。沮丧的民众有一段时间丧失了对圣母的信心，并意欲放弃该镇。但不屈不挠的教堂使节梅利奥尔（Melior）告诉他们，这次的大灾难是上帝用来惩罚他们的罪愆的，并命令他们重新修建教堂和他们的家。教区内的僧侣们奉献了他们几乎全部的所得达3年之久。信心再度被点燃，群众聚集在一起，像在1144年一样，协助雇工拖车及安装石块，甚至由欧洲的各个大教堂捐献而来。1224年前，辛劳与希望完成了这座大教堂，使沙特尔再度成为朝圣的目的地。

一个不知名的建筑师计划以塔为顶，不仅在西正面的侧翼，而且用于袖廊及东侧的平圆室上。只有两个正面的塔得以建造。老钟塔（Le Clocher Vieux）在正面的南方尾端，至塔顶高351英尺；很简单且无华饰，赢得了职业建筑师的喜爱。它北方的伴侣——新钟塔（Le Clocher Neuf）——曾两次因火而丧失了木质塔尖，塔尖被让·勒·泰克西耶（Jean le Texier）用石块以灿烂的哥特式的复杂和精致的装饰重建过。弗格森认为它是“欧洲大陆设计最美丽的尖塔”，但一般认为如此装饰的塔尖破坏了朴素正面的和谐。

沙特尔教堂的盛名在于它的雕刻和玻璃。在这个圣母殿中存留有1万个雕刻或描画的人物——男人、女人、儿童、圣人、魔鬼、天使及三位一体神；在回廊一处即有2000个塑像；加添的塑像依柱而立于内部；参观者爬了312个阶梯到达屋顶，会惊讶地看到经过仔细雕刻、如人身般大小的形象，除了精力充沛的好奇者，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越过中间的回廊，是光辉的基督，并不是像后面正面上的一样，严厉地审判死者，而是在一群快乐的群众中安详庄严地坐着，他的手伸出去，像是赐福给前来崇拜的人。附于大门圆拱凹入柱式上的是19位先知、国王和皇后，细长而僵硬，正适合他们的位置，就像实际上是教堂的柱子一样。许多都是粗陋和未完成的，或许是受损或破旧了。但有些面孔有着哲学的深度，亲切的休憩或女性的优雅，那些要到兰斯大教堂时方臻于完美。

沙特尔教堂的袖廊正面和门廊是欧洲最好的。每一个正面都有三个回廊，被有美丽雕刻的柱子和侧柱侧置并分开，而且几乎都罩满了塑像，每个塑像都非常独立，有些是以沙特尔的人物命名的。南方的门廊将783个形象围绕着基督，将其拥立于审判席上。在这里，沙特尔的圣母（Notre Dame de Chartres）是附属于其子的。但在另方面而言，像在大阿尔伯图斯一样，她象征一切的科学和哲学，她所司掌的，在这个正门上，呈现了7种人文艺术——毕达哥拉斯是音乐，亚里士多德是辩证，西塞罗是修辞，欧几里得是几何，尼科马库斯是代数，普里西安是文法，托勒密是天文。圣路易在其1259年的宪章文句中，促使北面的门廊得以完成，“由于其对沙特尔圣母教堂（Our Lady of Chartres）的特殊热爱并为拯救其灵魂及其祖先的灵魂”。1793年，法国革命议会以绝对多数，击败了借哲学及共和国之名的摧毁沙特尔教堂塑像的提议。北面的袖廊是属于圣母的，并以恭敬的心情来叙说她的故事。这里的塑像环成一圈，像完全成熟的雕刻；帏帐就像任何希腊的雕刻一样优美和自然；“娇羞”塑像表现了法国女子的最佳风度，而此处娇羞赋予美双重的魅力；在整个雕刻历史中没有比它更精美的了。“这些塑像，”亨利·亚当斯说，“是法国艺术的艾基坛大理石。”

当我们进入沙特尔大教堂时，会混杂着四种印象：中堂与圆顶的简单线条，在体积或美感上都几乎不能与亚眠或温切斯特的中堂相比；装饰的诗班席位的屏风，始于1514年，出于让·勒·泰克西耶之手；在南面袖廊一根柱子上平静的基督像；及映满着柔和的色彩的无与伦比的彩色玻璃。这里，在174个窗子中有3884个传奇或历史人物的肖像，从补鞋匠到国王。中世纪的法国历经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色彩的发展——暗红色、淡蓝色、翠绿色、橘黄色、黄色、棕色、白色，所有这些都是沙特尔的光荣。我们不必企望这些窗户有写实的人像画；这些肖像是笨拙的，有时是荒谬的。亚当的头，在逐出伊甸园的大奖牌上，痛苦地歪斜着，有双重魅力的夏娃几乎不能移转崇拜者的好色之心。很显然，在艺术家看来，当图画的色彩融入观者的视线时，那些图画便叙述了故事，而在它们的混合中，汇成了大教堂的气氛。在设计上非常突出的，是“回头浪子”这扇窗扉；以色彩及线条著称的，是象征性的耶西之树（Tree of Jesse）这扇窗户。但是更胜于它的，是“美丽窗户上的圣母玛利亚”，传说坚信这扇可爱的窗子曾免于1194年的火灾。

站在袖廊及中堂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见沙特尔教堂的主要玫瑰。在正面，中央那朵玫瑰伸展达44英尺，几乎像中堂一样宽，有人称它是历史上最精妙的玻璃作品。满布于北面袖廊的是“法国玫瑰”，是由路易九世及卡斯提亚的布朗希捐赠，奉献给圣母的；教堂另一边面对着的是“德勒玫瑰”（Rose of Dreux）。在南面袖廊正面，由布朗希的敌人，德勒的皮埃尔·莫尔莱尔（Pierre Mauclerc）所赠，并将圣母之子面对着布朗希的圣母。35个较小的以及12个更小的小玫瑰，组成了沙特尔教堂的环形玻璃组。

我们已将沙特尔大教堂视为典型成熟的哥特式作品，便不须在兰斯、亚眠和博韦大教堂作类似的逗留，然而谁会仓促地穿过兰斯教堂的西正面呢？若最初的塔尖仍耸立塔顶，那么正面将会是人类最高贵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历经六代完成的建筑，其风格和各部分的统一与调和。由辛克玛于841年完成的这个大教堂在1210年被焚。在焚毁后一年，新的教堂开始奠基，由罗伯特·库西（Robert de Coucy）和让·奥拜斯勒（Jean d’Orbais）设计以配合法国国王的加冕。经过四十年的建造，经费耗尽，工作被迫停顿（1251年），而这个伟大的教堂直到1427年才完成。1480年的大火摧毁了塔尖；大教堂的资金在重建主要部分时已经用罄，使塔尖未能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炮弹粉碎了几个拱壁，并在屋顶及穹隆处造成了大缝隙；外屋顶被毁于大火，许多塑像也被破坏了。其他的塑像或被疯狂者弄得残缺，或被年代所侵蚀。

兰斯大教堂的雕刻，像它的正面一样，显示了哥特式艺术的巅峰。有些比较原始粗陋，而那些在中央走道的雕刻却是无法超越的；在走廊、尖塔及内部各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有伯里克利时代的雕像般完美的肖像。有些，如在中央回廊柱子上的圣母像，或许过于优美，使哥特式的力量显得脆弱了。但在同一走廊左边的“斋戒圣母像”及右边的“造访圣母像”，其想象及技巧皆极具成就，非文字能形容。较著名的但并非十分完美的，是教堂正面报喜团的“微笑的天使”，那些愉悦的面孔，与北面走廊的圣保罗是多么不同啊！圣保罗是石刻中最有力的肖像之一。

亚眠大教堂的雕刻，在优雅和完美方面超过了兰斯大教堂，但在观念的庄严及启示的深度上则不及后者。在这里西面的门廊上是著名的善神，模仿兰斯教堂生动的塑像，显得有点形式化和了无生气。这里也有圣佛明（St.Firmin）的塑像，不是受惊的苦行者，而是一位坚定、冷静的人，他从未怀疑过正义将会胜利。另外，也有一尊圣母以一种年轻母亲所特有的温柔抱着耶稣的雕刻。在南面大门上，金光闪闪的圣母微笑地看着圣子戏球。她有一些被美化了，但是因为太亲切了，以致不适于罗斯金（Ruskin）所称的“巴卡第的女侍”。看到哥特式的雕刻家们经过一世纪的为神学服务后，发现了男人的活力与女人的美，并将生活的欢乐雕刻在教堂的正面上，是一件愉快的事。教会也学会了享受尘世生活，对此视而不见，但认为在主要的正面上刻一个最后的审判是明智的。

亚眠大教堂建于1220至1288年，由罗贝尔·卢萨科斯（Robert de Luzarches）、托马·科蒙特（Thomas de Cormont）及其子雷诺（Regnault）等一系列的建筑师所修建，塔到1402年时才算完成。它的内部是哥特式建筑的本堂中最成功的，它升起到穹隆处有140英尺高，而看起来像是把教堂向上拉，而不是承担着一个重量。由地面到圆顶连续的柱身，结合了中堂三层的拱廊，成为一个庄严的整体。东面半圆形小屋的屋顶，是和谐的设计胜过不规则的一项成功。当第一眼看到这个高出的窗扉及袖廊和正面的玫瑰时，不禁会心跳停止。但中堂就它的高度而言，似乎显得太狭窄了，就屋顶来说，墙壁也太不坚实。这种升高的石块，使一种不安全的成分混进了敬畏之中。

在博韦大教堂，这种哥特式拱形圆顶建筑物的野心太大了，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亚眠教堂的宏伟，引起了博韦民众的妒嫉。1227年，他们开始建造，并誓言修建他们自己的圆顶，要高过亚眠大教堂13英尺。他们将诗班席位放在所许诺的高度，但在尚未加顶时便崩倒了。1272年，新的一代再建造的诗班席位仍像以前一样高，而1284年又再度倒塌。于是他们又重新建造，这次离地面是157英尺；然后他们的经费用罄了。两个世纪之久，这教堂都没有袖廊和中堂。1500年，当法国终于自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 War）恢复时，庞大的袖廊开始动工了。1552年，高过罗马圣彼得教堂塔尖的一个天窗塔建于袖廊上，高达500英尺。1573年，这个塔崩溃了，袖廊及诗班席位的大部分也随之崩塌。勇敢的博韦居民终于妥协了：他们重修诗班席位于危险的高度上，但不再加一个中堂。博韦大教堂因此只有全顶而无身体；外面的两个袖廊正面及半圆室被拱壁吞噬，内在的深陷的诗班席位因华丽的彩色玻璃而泛红。若能结合博韦大教堂的诗班席位，亚眠大教堂的中堂，兰斯大教堂的正面及沙特尔大教堂的塔尖的话，那人们便将会有一座完美的哥特式大教堂了。

人们若回顾13世纪，会惊讶是什么财富和信仰，在世上造成了如此的荣耀。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法国在那个世纪成就了什么——除了它的大学、诗人们、哲学家和十字军以外——除非亲自站在这一长串著名的哥特式建筑物之前：圣母院、沙特尔、兰斯、亚眠和博韦大教堂；布尔茹瓦宽广的中堂，四个甬道，著名的玻璃，及在天秤座上雕刻可爱的天使；坐落在远离诺曼底海岸一个高耸在小岛岩石上的圣米歇尔修道院和该修道院的奇迹；康斯坦斯高贵的塔尖；鲁恩华丽的自由圣像（Portail des libraires）和在巴黎圣堂的“珠宝箱”。值得缅怀的是，在世代更替中，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便能修建像他们曾经一度在法国所建造的那些。

英国的哥特式建筑（1175—1280）

哥特式建筑由沙特尔和法兰西小岛掠过法国各省，并越过边界传到英国、瑞典、西班牙，最后到达意大利。法国建筑师及工匠接受外国的雇用，在各处，这新的艺术被称为“生于法国的作品”。英国欢迎它，因为英国在12世纪时是半个法国；海峡对包括半个法国在内的两边的不列颠王国来说只是一条河，而鲁恩地区为文化中心。与其说英国的哥特式来自法兰西岛，毋宁说是来自诺曼底，并保存了哥特式的宏伟。建筑由罗马式演变到哥特式，在英国和法国几乎是同时的。约在同一时期，当圣丹尼斯（1140年）用尖拱时，尖拱也同时出现在达勒姆和格洛斯特大教堂，出现在喷泉修道院及马姆斯伯里大教堂。亨利三世崇拜法国的每一样东西，羡慕圣路易统治下建筑上的荣耀，而对人民课以重税去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付款给艺术家学院——建筑家、雕刻家、画家、彩画家、金匠——这些人由他聚集在宫廷附近，以实施其计划。

英国的哥特式建筑经过三个时期而没落——早期英国时期（1175—1280年）、装饰时期（1280—1380年）及垂直式时期（1380—1450年），在此我们仅止于第一个时期。早期英国窗户及拱长而尖的式样，给这种风格另一种名称——尖顶式（Lancet）。正面及门廊较法国更为简单，林肯及罗切斯特有一些雕刻，威尔士更多。但这些都是很特殊的，在质或量上，都不能与沙特尔、亚眠或兰斯大教堂的雕刻相比。塔是宽大而非高耸的，但索尔兹伯里、诺维奇和利奇菲尔德的尖阁，却表现出当英国的建筑师愿意选择优雅和高度，而非庄严与宽敞时所能做的形式，内部的高超同样地不能引诱英国的建筑师。有时他们也曾尝试，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及索尔兹伯里，但他们较常将拱形圆顶压得较低，如在格洛斯特和埃克塞特。英国大教堂巨大的长度，使教堂欲达到成比例的高度的这项努力气馁：温切斯特长556英尺，伊里（Elx）长517英尺，坎特伯雷长514英尺，威斯敏斯特长511英尺，亚眠长435英尺，兰斯长430英尺，就是米兰也不过475英尺。但温切斯特内部高度只有78英尺，坎特伯雷80英尺，林肯82英尺，威斯敏斯特103英尺，而亚眠高达140英尺。

英国哥特式教堂的东端保留着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方圆形，未采用流行的法国多角形或半圆形。在许多个案中，东端扩展成一妇女礼拜堂，为了表示对圣母的特别崇拜；但在英国，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从未像在法国一样热烈，在英国，全体修女们的聚会场所及主教的公馆，是附属于教堂的，并构成大教堂的密室，通常都用墙围绕着。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哥特式修道院——像在喷泉、德莱堡、梅尔罗斯、廷特恩，伸展的宿舍、膳厅、修道院和回廊，形成一道围墙，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哥特式建筑的主要原则——压力的平衡及引导，以减少笨拙庞大的支撑物——似乎从未被英国完全接受。古罗马式的厚墙，在英国的哥特式建筑中只稍微地改变了一下，即使那时，像在索尔兹伯里，设计也并不需要使它适应罗马式建筑的地基。英国的建筑师，像意大利的建筑师一样，排拒拱柱。他们在各处采用它，但并不是很热心；他们认为建筑物的支撑，应包括在运导物本身之内，而不是在多余物之列。也许他们是正确的，虽然他们的大教堂缺少法国杰作所具有的女性的优雅，却拥有一种坚定的男性的力量，使其超越美观，达于崇高的境地。

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大主教被谋杀四年之后，大教堂的诗班席位便焚毁了（1174年）。城里的居民倚着残墙，以悲愤迷惘的心情打自己的头，因为上帝已应许了对教堂的大灾难。教士们将重建诗班席位的工作重托给桑斯的威廉——一名法国建筑师，他曾因为自己的家乡修建一所大教堂而赢得声名。1175至1178年，威廉在坎特伯雷工作，一个架子落下来使他残废，于是工作由英国人威廉继续承担，他是个身材瘦小的人，杰维斯僧侣说他，“在各种工匠技术上是敏锐而正确的”。约1096年，许多罗马式大教堂仍存在着。在一般的哥特式革新中，圆拱仍然残存，但古旧木质的诗班天花板被石质的肋骨状的拱形圆屋顶取代，柱子被加长到优美的高度，柱头被精美地雕刻过，窗户也装着灿烂的彩色玻璃。聚集在大教堂的密室，俯视这古怪有趣而又可爱的小镇，从坎特伯雷大教堂能看到今天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之一。

威廉的作品，被无数的高级教士和朝圣者看过，而将哥特式的建筑扩展到了不列颠。1177年，彼得格勒的大教堂，其西面袖廊即以一光辉的哥特式回廊为正面。1189年，雨果·拉西（Hugh de Lacy）主教修建了温切斯特大教堂美观的祭坛后部。1186年，地震将林肯大教堂夷为平地。6年之后，主教杰弗里的哥特式设计开始重建，卓越的格罗塞特斯特在约1240年将它修建完成。林肯大教堂耸立在小山冈上，俯视着典型的美丽的英国乡村。宏伟的壮丽很少与细部的纤美如此一致。林肯教堂有三座宏伟的塔，宽阔的正面有着雕刻的回廊及复杂的拱廊，有堂皇的中堂，虽然很宽大，却看似轻巧，有优雅的柱身和雕刻的窗间壁，刻有玫瑰的窗扉，教士们聚会场所的棕榈似的圆穹及回廊的华丽的圆拱——这些都使林肯大教堂成为人类的光荣，即使那儿没有“天使诗班”。1239年，一座古旧的诺曼底高式塔倾塌，并压倒了修主教的诗班席位；新的诗班席位以初期的装饰形式建于1256至1280年，华而不实，但甚精美。传说这一建造出于天使们之手，因为没有一双人类的手可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但也或许这名字系源于雕刻于诗班席位拱侧上的微笑的天使音乐家们。在诗班席位的南面正门，英国的雕刻师几乎媲美了兰斯和亚眠的雕刻师。那里有四个塑像，虽被不同程度地毁坏，仍可承担这种比较。伟大的科学家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ier）认为，这个天使诗班是所有人类艺术作品中最美好的。

1220年，波尔主教雇用埃利亚斯·德勒姆（Elias de Derham）设计并修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它以罕有的短短25年的时间完成，是地地道道的早期英国式教堂，打破了英国教堂混合几种形式的惯例。设计的统一，面积与线条的调和，袖廊塔及尖顶的单纯的宏伟，圣母堂圆穹的优美，及全体教士集合处的可爱的窗扉，弥补了中堂矮塌的笨重及圆顶压迫的浅陋。伊里大教堂仍有木质的天花板，但不会令人不悦；木头有一种温暖且有生气的特质，是石头建筑物所没有的。伊里的精美的诺曼底式中堂中，哥特式建筑家增加了一条美丽的西面门廊，一个用波白克大理石为材料的漂亮的群柱教堂。而在14世纪，“装饰的哥特式”体现在一个圣母堂、诗班席位和在袖廊交会上有一个华丽的灯笼塔“艾里八角形”。威尔士大教堂是英国哥特式建筑最早期的样式之一，它的中堂设计得并不太好。但由乔斯林（Jocelyn）主教增建的西正面“差一点儿便成为英国最美丽的建筑”。在正面的壁龛中有340个塑像，其中106个失踪了，是受了清教主义、破坏主义及时间之害。那些遗留下来的，构成了不列颠人像雕刻的最大的宝藏。

早期英国哥特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亨利三世曾以“忏悔者”爱德华为其守护神，觉得以爱德华（1050年）所建造的诺曼底式教堂来存放爱德华的骨骸是不相称的，于是命令他的建筑师们以一座法国风格的哥特式大厦来替代。为了这个目的，他以税收集资75万英镑，工作开始于1245年，直到1272年亨利驾崩。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设计因袭兰斯和亚眠大教堂，大教堂甚至允许大陆式多角形的东台。北面门廊雕刻，描绘了最后审判的图案，是受亚眠西正面那些塑像的影响。袖廊拱厢的拱侧是著名的天使的浮雕；南面袖廊的一个天使，因温柔亲切的面孔被人喜爱，可媲美兰斯大教堂的有翼的天使。在全体教士集会堂的门廊上有两个塑像，代表“天使报佳音”，并表现出圣母妩媚的谦逊的祈祷姿态，甚至更好的，是在寺内早期的王陵，其中最好的，则是亨利三世自己的——一个理想化的美貌及适度改造过的刚勇、矮小的国王。许多统治者的罪恶，在这个光辉的坟冢中被遗忘了，而半数被躺在此至高无上的坟冢石块下的英国天才救赎。

日耳曼哥特式建筑（1200—1300）

佛兰德斯在早期由法国输入哥特式的建筑。圣古图尔教堂傲立于布鲁塞尔的小山丘上，始建于1220年，它主要的光荣成就是其彩色玻璃。根特的圣贝文教堂（St.Bavon）在1274年修建了一个哥特式的诗班席位；在梅克林的圣隆柏教堂，可由其庞大的塔顶眺望乡间，该塔没有完成，但仍十分华丽。佛兰德斯人对纺织的兴趣高过神学，他们特殊的建筑物是属于市民的，而它最早期哥特式的成就是在伊普尔、布鲁日和根特的布商同业工会厅（1200—1304年）。伊普尔的布商同业工会厅是最宏伟的：三层拱廊的长450英尺的正面，连同列于角隅的尖阁及堂皇的中央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毁。布鲁日的布商同业工会厅（1284英尺）仍然以其宏伟的、世界著名的钟楼俯视着广场。这些精美的建筑，及那些在根特的建筑（1325英尺），显示了佛兰德斯同业工会的繁荣与骄傲，并成为现在这些宁静而愉快的乡镇的吸引力之一。

当哥特式建筑东向扩展到荷兰和德国时，遭到了不断的抗拒。一般而言，哥特式建筑的优雅，与条顿民族的心境及意念的坚定力量并不符合，与罗马式则比较接近，而德国直到13世纪时仍固守着它。班贝格大教堂是个转变：窗户很小，呈圆拱状，并且没有拱柱；但其圆穹呈肋骨状和尖状。在德国哥特式建筑的外观，我们发现了一个雕刻方面的显著进步；最初是模仿法国，不久即形成一种具有光辉的自然主义与力量的风格。的确，班贝格会堂中的人像，较兰斯同样的人像更令人满意。在诗班席位的伊丽莎白和圣母像，绝非法国类似的题材的复制品；伊丽莎白有着穿着官服的罗马元老的样子，而圣母是具有自然的实体与活力的女人，正如德国人一向喜爱的。

几乎每个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德国大教堂都拥有杰出的雕像。最好的是在诺姆堡大教堂之中。在西面诗班席位上，是一连串的12个塑像，以无情的现实主义描绘地方上的显要，暗示了艺术家们仅被付给很微薄的酬金；似乎是在赎罪，尤塔的塑像，这位侯爵之妻，是沉郁的德国人观念中的理想女性。诗班席位屏风上的一条横饰带表现着犹大拿钱去背叛耶稣；那些形象大胆地组合在一起，但无损于他们的独立性；犹大略受同情地被雕塑表征出来，而法利赛人是些孔武有力的人物，这是13世纪德国雕刻的不朽之作。

1248年，霍赫斯塔登的康拉德，科隆大主教为这最著名又最少德国风味的大教堂奠基。工程在腓特烈二世死后的混乱中缓慢地进行；这大教堂直到1322年仍未献堂，其中许多建于14世纪；高雅的尖塔，复杂的卷叶浮雕和网状的装饰窗格，取材于15世纪的设计，建成于1880年。模仿亚眠大教堂，科隆亦步亦趋地仿效法国的风格与方法。正面的线条太直太呆板了，但高细的中堂柱子、闪亮的窗扉以及诗班席位方柱上的14个塑像，形成了吸引人的室内景致，近乎奇迹地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比较令人满意。像在科隆一样，那儿接近法国，而形成了一种法国风格，使斯特拉斯堡教堂看来不再像是外来的。外观有法国式的优美，内部则具有德国式的力量。大教堂是由大理石房屋图画般地拼凑渐进而成的。大教堂的正面用塑像来装饰，但被一面大而华丽的饰以玫瑰的窗扉胜过，在正面一个角落上的单塔，给整个结构一种受创感。但尊严与装饰的结合在这里非常成功，我们逐渐了解歌德对此正面形容为“冻结的音乐”，虽然我们应该用比较温和的句子。“像我这样长大的人，”歌德写道，“以轻藐的态度来看哥特式的建筑，我蔑视它；但当我入内后即大吃一惊，并感觉到美的诱惑力。”这里的彩色玻璃是非常古老的，可能比法国的还要老些。在南面袖廊入口处的雕像的精致也是罕有的。门上拱与楣之间有个“圣母之死”的深刻浮雕；使徒们集合在她的床边，被不适当地个别表现出来；但基督像则是构想很好并且很技巧地雕刻过的。沿着门口，耸立着两个杰出的塑像：一个代表教会，一个健美的德国皇后；另一个是蒙着眼但很美丽的细长优美的塑像，代表犹太教的会堂。除去这绷带，犹太教的会堂将会赢得争论。1793年的法国革命会议，命令摧毁大教堂的塑像，改为“理性神殿”。一个自然主义者，我们仅知其名为贺曼，将教会和会堂的塑像藏于植物园中，而使其幸免于难，并用一块题有法文“自由、平等、博爱”的木板遮在门上拱与楣之间所雕刻的“圣母浮雕”上，使其免于被毁。

意大利哥特式建筑（1200—1300）

中世纪的意大利人称哥特式建筑为“lo Stile Tedesco”，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也对其起源有误解，而为它发明了“哥特式建筑”之名，因为只有阿尔卑斯山北方的野蛮人才能发展如此奢华的艺术。装饰的丰富与风格的过分大胆，与意大利人的古典及传统的嗜好冲突。若说意大利终于采用了哥特式建筑，那是一种近乎蔑视的不情愿；而只有将其转变为适合它的需要及心境之后，才能产生出不仅是米兰大教堂奇特的光辉，而且具有奥尔维耶托、锡耶纳、阿西斯及佛罗伦萨的奇异的拜占庭——罗马式风格的哥特式建筑。意大利的土地与废墟同样富含大理石，据此，可以用各种色彩的石板作祭坛的表面；但怎能雕刻一个大理石的正面，使之嵌入北方石灰石的复杂的门廊里？那里并不需要酷寒和阴霾的北方用来引入光与热的大窗户，而较喜欢小窗户，使大教堂成为抵御太阳照射的阴凉神殿；意大利人认为厚墙，甚至铁吊带，这并不比建于支柱上的拱壁难看，不需要尖塔或尖拱作为支持之用，而以它作为装饰，并不十分适于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逻辑。

在北方，1300年以前，那种风格已经几乎是教会的了；少数的例外是在像伊普尔、布鲁日和根特这几个商业城市。北部及中部意大利，较斯科特东南部低地，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还要富裕，平民建筑师在哥特式建筑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城镇会堂、城墙、大门和塔，封建城堡及商业的大厦均采取了哥特式的形式或装饰。佩鲁贾于1281年开始修建市民大厦，锡耶纳的公众大厦于1289年动工，博洛尼亚的市民大厦建于1290年，佛罗伦萨的唯一优美的大厦维奇奥建于1298年——全是托斯卡纳式的哥特式建筑。

1228年，阿西斯的埃利亚修士，为便利他的众多的圣方济各修道士及来方济各坟墓朝圣的群众，命令建造一座宽敞的修道院及圣方济各教堂——意大利的第一个哥特式教堂。这项任务交给了一位德国建筑师，意大利人名其为雅各布·阿莱勒曼尼亚（Lacopo Alemannia）。或许是因为这个理由，哥特式在意大利被认为是“德国风格”。雅各布修建了一座罗马式穹棱风格的低教堂（Lower Church），又基于此而建造了一个带有花格窗饰和肋状穹隆及尖状穹隆的高教堂（Upper Church）。

锡耶纳仍然是个中世纪的城市。一个有政府建筑物的公共广场，露天摊贩，小规模并不显眼的毗邻的商店。由此中心，12条巷子沿阴暗、危险的道路延伸，相隔不到10英尺，中间充满了黑暗、古老的住宅，挤满了亲切而善变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水是一种稀有的奢侈品，比酒更危险。在一列住宅之后的小山上，耸立着大都会教堂（La Metropolitana）——该城的大教堂——带着令人不愉快的大理石黑白条纹，动工于1229年，竣工于1348年。1380年，由皮萨诺留下来的设计，加上了一个新的、华丽的正面，全部是红色、黑色或白色的大理石，有三面罗马式的大门，被饰以华丽雕刻的侧柱侧分，而卷花浮雕图案的山形墙矗于其上；一个宽敞的有玫瑰纹饰的窗扉可以透射落日余晖；沿着正面的拱廊及柱廊呈现出一列雕像；柱廊及尖塔的白色大理石使角隅显得柔和；在一面高的山形墙上，一幅巨大的镶嵌画绘着圣母升天的景象。意大利的建筑师对明亮及多彩的表面感兴趣；不像法国人喜欢凹入的大门柱式及雕刻精巧的正面的光线阴影的巧妙变化。这里没有拱壁；诗班席位冠之以拜占庭式的圆顶，而重量由厚墙及由一组大理石柱子耸立于一个圆的及尖的肋骨状的圆穹之上来支撑。托斯卡纳的哥特式建筑主要仍是罗马式的，其世界迥异于亚眠及科隆大教堂的神奇。其中有尼可洛及皮亚诺制作的白色大理石讲坛，多纳泰罗1457年的铜施洗者，平图里乔（Pinturicchio）的壁画，佩鲁齐（Baldassare Peruzzi）的祭坛，尼禄（Bartolomeo Neroni）的雕刻富丽的诗班席位，意大利的教堂因几百年来层出不穷的意大利天才而生辉。

当锡耶纳的大教堂和钟楼正在修建时，由博尔塞纳村（Bolsena）传出一个奇迹。一位僧侣曾怀疑化体论，后来因为看到血在圣体上而相信。为了纪念这个奇迹，教皇乌尔班四世不仅在1264年制定了圣餐节（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而且下令在邻近奥尔维耶托的地方建造一座大教堂。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和洛伦佐·麦塔尼（Lorenzo Maetani）设计，雇用了40位来自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建筑师、雕刻家及画家，历时40年（1290—1330年）完成。教堂的正面因袭锡耶纳的风格，但技巧更精美，比例及对称也更佳。它是一个大理石的庞大图画，其中每一个部分的本身都是呕心沥血的杰作。大门之间宽广的半露方柱上考究的浮雕，令人难以置信的精致，又一次告诉我们创造的故事、基督的生活、赎罪和最后的审判。这些浮雕之一的“造访”，已经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雕刻的完美。精美雕刻的柱廊等分三层巍峨的正面，并保护一些先知、使徒、神父及圣者。一扇玫瑰纹饰的窗扉，或许是奥尔卡纳（Orcagna）的作品，置于整个复杂的配合之中。其上是令人目眩的镶嵌（后来移去），描绘“圣母的加冕”。那奇特的纹饰的内部，是一个简单的方形拱廊，置于一个低的木质屋顶之下。光线很弱，使人难以对这些由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及卢卡·西格诺雷利（Luca Signorelli）所做的壁画置评。

在富裕的佛罗伦萨，13世纪时横扫意大利的建筑的狂热造成了伟大的奇观。1294年，阿诺尔福·迪·坎比奥开始修建圣十字教堂。他保留了传统长方形会堂的设计，没有袖廊和平滑的木质天花板，但他采用了尖拱窗户、中堂拱廊及大理石的正面。教堂之美存在于建筑物上的，也存在于内部丰富的雕刻及壁画上，显示了意大利艺术所有成熟的技巧。这一时代的骄傲精神——文艺复兴来临的另一表现——可在1294年的诏书中看出，在诏书里西格诺里亚（Signoria）命令阿诺尔福建造一座大教堂：

鉴于高贵者都极谨慎地从事其工作，并以极端的聪明才智，使行动的智慧与高尚能表现于作品中，兹任命阿诺尔福，我们的最佳建筑师，重建圣玛利亚大教堂设计模型及图样，必要极壮丽，极辉煌，使人类的勤勉及能力，永远无法创造或进行任何更为宏伟或美丽的建筑；并遵照我们最聪明之子民于公开议会所宣称，或秘密集会所商议者，即凡无意配合此一全体人民高贵灵魂所共同愿望者，不得参与此项工作。

毫无疑问，这耗费庞大的公告被依照实行，它刺激了公开的捐赠。该城的同业公会也加入负担这项计划的经费。不久，当其他的同业公会财政吃紧，羊毛公会支付了几乎全部的费用，一年捐助高达5.15万金里拉。阿诺尔福还想加大建筑规模。石头圆拱屋顶要150英尺高，与博韦大教堂的相当；中堂260英尺长，55英尺宽；重量由厚墙、铁杆等支撑物来支撑，而尖的中堂圆拱以90英尺的高度而著名。阿诺尔福死于1301年。其计划有过不少改变，在乔托、皮萨诺、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及其他人的负责下继续施工；而这丑陋的一堆建筑物重新命令为圣玛利亚·德拉·菲奥雷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直到1436年才得以献堂。这是一个庞大而古怪的建筑，前后耗时6个世纪之久，占地8.4万平方英尺，但仍不够容纳萨伏那洛拉的听众。

西班牙哥特式建筑（1091—1300）

11世纪，法国的僧侣将罗马式建筑带到西班牙；12世纪，他们也将哥特式建筑带过比利牛斯山。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阿维拉（Avila），圣萨尔瓦多大教堂（San Salvador）开始有了转变，有着圆拱、哥特式的正门，及在教堂东边，矗达圆顶上呈尖拱状肋骨的优雅的柱子。在萨拉曼卡（Salamanca），虔敬保存了这个12世纪古老的、过渡的大教堂，大教堂之侧是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二者在西班牙共同形成了最堂皇的建筑的整体。在塔拉戈纳，财政的困难使得主教座堂的建筑从1089年开建至1375年才告完成，较古老基础的简单的坚实性，形成了哥特式及摩尔式装饰的恰当的背景；而回廊——哥特式圆穹下的罗马式廊柱是属于中世纪艺术最完美的成就。塔拉戈纳无疑是西班牙式的；布尔戈斯（Burgos）、托莱多及莱昂，法国的成分逐渐增多。卡斯提亚的布朗歇与法国路易八世的婚姻扩展了由移民的传教士开始的交流之路。而她的侄子，卡斯提亚的费尔南多三世，1221年为布尔戈斯大教堂奠基；教堂的构造由一位不知名的法国建筑师设计，一个德国科隆人胡安·科隆尼亚（Juan de Colonia）建造塔（1442年），勃艮第人费利佩·博尔戈尼奥（Felipé de Borgona）在袖廊交会处重造了一个大天窗，最后由他的学生，西班牙人胡安·瓦列乔，完成了大厦（1567年）。华丽装饰的塔尖，支撑建筑物的敞开的塔，以及雕饰的拱廊，给圣玛利亚那·梅厄教堂的西正面带来庄严和华丽，令人难以忘怀。最初所有这些石头正面都是彩色的，但色泽早已消退。

同一个费尔南多三世提供基金给华丽的托莱多大教堂。很少内地城市有比这风景更美的地方——依傍着塔古斯河湾，并被群山环掩。从它今日的贫穷，没有人会想到西哥特的国王们，摩尔人的王侯们及以后莱昂及卡斯提亚的基督教统治者们曾经以此地为首都。开始于1227年，大教堂分批建造，到1493年才算完成。只有一座塔是依照原定的计划：它一半是仿照塞维利亚的“吉拉尔达”风格，而同样优雅。另一座塔在17世纪冠以圆顶，由托莱多最著名的公民多明戈·提奥托科普利·埃尔·格列柯（Domingo Teotocópuli El Greco）设计，其内部有395英尺长、178英尺宽，它有高大方柱的错综的条翼廊、华美的礼拜堂、圣者的石像、铁栅及750个有彩色玻璃的窗户。所有西班牙人特有的精力，所有西班牙人虔敬的忧郁及热情，所有西班牙人态度的优雅，及带有伊斯兰教装饰的眼光，在此庞大的教堂中被具化呈现。

西班牙有句俗谚：“托莱多有我们最奢华的大教堂，奥维埃多（Oviedo）有最庄严的，萨拉曼卡有最雄伟的，而莱昂有最美丽的大教堂。”莱昂大教堂由曼里克主教（Manrique）构想于1205年。资金由求赦免的小笔捐献而来，完成于1303年。它采取了法国哥特式的设计，是一个以窗子为主的大教堂；其彩色玻璃在该种艺术的杰作中评价很高，据说，其地板因袭兰斯大教堂，西正面仿自沙特尔，而南面正门仿自布尔戈斯大教堂。结果成为一个法国大教堂的动人的拼凑——带有精致的塔及尖顶。

更多的教堂被兴建，以庆祝基督教在西班牙的再征服——1174年在萨莫拉，1188年在图德拉，1203年在莱里达，1229年在帕尔马，1262年在瓦伦西亚，1298年在巴塞罗那，但是除了莱昂大教堂，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大教堂并非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他们避免大的窗户和拱柱，将其重量置于厚重的墙壁和方柱上，代替由底到屋顶的尖肋状建筑，方柱本身举起，几乎与圆穹等高。而这些大柱子，挺立在宽敞的大穴中如同一个石巨人，赋予西班牙大教堂的内部不易了解的庄严，而以恐怖慑服了心灵，当时北方的哥特式建筑都充满光线。西班牙的哥特式建筑，大门和窗户常保持罗马式的圆拱。在哥特式装饰之中，由不同层数和图案的彩砖的修饰，保存了一点摩尔人的成分；而拜占庭的影响仍体现于圆顶和半圆顶，连同缓和的三角穹隆，立于一个多角形的基础之上。由于这些要素的融合，西班牙大教堂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

中世纪建筑中小有成就的是乡村的城堡与堡垒，及市镇的门墙。阿维拉的墙仍然屹立，证明了中世纪的轮廓感；而这种像托莱多的普埃尔托·索尔（Puerto del Sol）之门，典型地结合了美与实用。由对罗马城堡的记忆，或由观察伊斯兰教的堡垒，十字军在近东建筑了像在卡拉克（Kerak）一样强大的堡垒，在体积和形式上都超越了任何在那个尚武时代的堡垒。匈牙利为防御蒙古人的入侵，在13世纪建筑了庞大的城堡。艺术西传，在意大利留下了像在沃尔泰拉（Volterra）的堡垒塔这样的军事艺术的杰作，在法国则是13世纪库西和皮埃尔丰的城堡，及由理查德·克尔·莱昂（Richard Coeur de Lión）在从巴勒斯坦返国后（1197年）所建造的著名的坚固城堡（Chateau Gaillard）。西班牙的城堡并非幻想的虚构之物，而是强有力的石造物，用以阻挡摩尔人，因而有了“卡斯提亚”之名。当卡斯提亚的阿方索六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塞哥维亚，他在那里依照托莱多的宫殿，建造了一座城堡。在意大利，城堡因成为贵族们在郊外的避难所而兴起，托斯卡纳及伦巴底的市镇仍然到处林立。仅在圣吉米纳尔一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有13座。早在10世纪，在夏特奥敦（Chateaudun），法国开始建筑堡垒，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其艺术的高贵的特征，建筑石头城堡的技术随着诺曼底人所爱戴的“忏悔者”爱德华传入英国，而为“征服者”威廉进攻及防御的方法带得更进一步，在他的铁腕下，伦敦塔，温莎城堡及达勒姆城堡有了它们最初的形式。从法国，城堡建筑再度移往德国，在德国它变成目无法纪的男爵们、争战的国王们及得胜的圣者们的嗜好。1257年所建的怪异的康涅斯堡（Schloss of Konigsberg），就好像是一个堡垒，在那里，条顿骑士们可以统治心怀仇恨的百姓。

结论

哥特式建筑代表了中世纪的最高成就。那些敢在几根石制的支柱上悬置穹隆的人，表明了他们的科学技能较任何中世纪的哲学家更为精确和有效。圣母院的线条及谐和是比但丁的《神曲》更伟大的诗歌，哥特式与古典式建筑的比较不能笼统而言，而必须详细叙述。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一个城市能与雅典或罗马的建筑作品相比，也没有任何哥特式圣庙有万神庙的纯美；然而也没有任何我们所知道的古典建筑有兰斯大教堂的复杂的壮丽，或亚眠大教堂的圆拱屋顶那样提升激励人。这种限制与静止的古典格调，表现了希腊人所鼓吹的理性与节制。法国哥特式的浪漫的狂情、布尔戈斯或托莱多阴沉的巨大，不经意地表现了中世纪心灵的脆弱与渴盼及宗教信仰的恐怖、迷惘与神秘。古典的建筑与哲学是稳定的科学，环绕万神庙柱子的轩缘是阿波罗神殿的劝诫“凡事皆因有度”（meden agan），它抑制了人的狂喜，企图稳定，并几乎迫使人们的思想回到生活与尘世上。北方的精神堪称为哥特式的，它继承了胜利的野蛮人的无止境的胆识，不满足地经过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最后，有了飞形扶壁及高耸的拱，包围了天空。但这也是一种基督教的精神，呼吁上苍，祈求那因野蛮而失去的和平。由这许多相反的动机，产生了在整个艺术史中形式超越实质的最伟大的成功。

为什么哥特式建筑会没落？部分因为每一种风格，就像感情一样，会因完全的表达而枯竭，导致改变。哥特式的发展成为英国的垂直型，法国的火焰型，使这种形式除了夸张与没落外别无他途。十字军的崩溃，宗教信仰的衰落，财富从教会向国家集中，破坏了哥特式时代的精神。路易九世之后对僧侣的课税，使大教堂的财政虚空，会社曾参与其光荣，而花费使它丧失了自主、财富与骄傲。黑死病与百年战争耗尽了法国和英国。不仅使14世纪的新建筑减少了，也使多数在12世纪和13世纪开始建造的大教堂无法完成。直到人文主义者再发现了古典文化及在意大利古典建筑的复活——在该处建筑从未死亡——才以一种新的丰盛取代了哥特式建筑。从16世纪到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形式甚至经过了巴罗克和洛可可时期霸占了西欧。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再建了中世纪，而使哥特式的建筑回复了。古典与哥特式的冲突仍然可见于我们的教堂和学校、市集与首都，同时另一个较哥特式更为大胆的建筑，浮现于天空之中。

中世纪的人认为真理已经展现给他了，因此他由疯狂的追求中求得赦免，在寻求中的鲁莽的精力，那时也转变为对美的创造；而在贫穷、瘟疫、饥荒和战争中，人们利用时间和精神，使小到字母，大至教堂的各种东西显得美丽。眼见中世纪的原稿会令人凝神屏息，站在圣母院前会使人谦卑，感受到温切斯特中堂的宽广景象，我们会忘了信仰时代的迷信与污秽，小的战争及大的罪恶，并会惊讶中世纪祖先们的耐心、鉴赏力和热诚。我们感谢那些千百万被遗忘的人，他们用对艺术的誓言，赎回了血腥的历史。

第七章 中世纪音乐
（326—1300）

教会音乐

我们对教堂的看法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它并不是今天游客所进入的寒冷而又空洞的坟墓。它曾经有过作用。崇拜者发现它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是圣母及圣子予人安慰、令人振奋的显现。它接纳每天许多次站在诗班席位上及在祷告时吟唱颂歌的僧侣或教士，倾听集会时不断地祷告，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其中堂和甬道引领崇拜者走到圣母的塑像及神的圣体与圣血前。教堂广大的空间共鸣着弥撒时庄严的音乐，而音乐就像教堂大厦本身一样重要，而且比光辉的玻璃或石头更为深邃感人。许多坚忍的灵魂和对教条怀疑，都被音乐融化，而屈膝于这一无法表达的神秘之前。

明显地，中世纪音乐的演进与建筑风格的发展是同时的。如早期的教堂在7世纪时由古代的圆顶或长方形的形式，进入简单的男性化的罗马式，而在13世纪时达到哥特式的繁复、高耸及华丽装饰。同样地，基督教音乐直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时仍是希腊和近东的单音乐曲，7世纪时进为格列高利的或单旋律的圣歌，在13世纪兴盛，进入多音的进取式，与哥特式大教堂的风格相调和。

蛮族入侵及近东东方文化的复醒，联合突破了希腊将字母置于字上的音乐符号的传统。但希腊的四个“调式”——多利安、弗里吉亚、吕底亚、米斯奥利地安——仍保留着，并将八行诗（octoechos）分成音组中的八韵——沉思、抑制、严肃、庄重、欢愉、高兴、活泼或狂喜。希腊语在西方的圣乐中，于后持续了3个世纪之久，并仍存留于东方及罗马教会所用的《天主矜怜歌》之中。拜占庭音乐在圣巴西勒下有了它的风格，而与希腊及叙利亚的圣歌相辉映，在罗马努斯（约495年）及塞尔吉乌斯（约620年）的赞美诗中达到高峰，并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有些早期的基督徒反对将音乐用于宗教之中，但不久即发现宗教无音乐，则在与教条竞争时不能生存，因教条触及人类唱歌的感性。教士们学唱弥撒，并因袭了希伯来主领者的旋律。教会中的执事和侍僧们被教以应唱的圣歌，有些人在朗诵学校接受技术的训练，该校在教皇西莱斯廷一世时变为合唱学校，这些受过训练的歌唱者形成了大合唱团体。圣索菲亚合唱团即拥有25个歌诗者和111个诵经者，大部分是男孩。会众的歌唱由东方传向西方。在交互轮唱的赞美诗中，男人与女人轮流应答歌唱，在唱“哈利路亚”时便合唱。他们所唱的赞美诗，想必是在天堂中天使及圣者们赞美上帝之歌的回响或模仿。圣安布罗斯不管使徒的劝诫，认为妇女应在教堂中保持沉默，在他的教区中仍采用应答歌唱。“赞美诗对任何年龄的人都是美妙的，并适合二性，”这个聪明的管理者说，“当所有的人都提高嗓门唱一首歌曲时，他们产生了统一的伟大的结合。”奥古斯丁听到米兰教会唱安布罗斯的赞美诗时感动得流泪，证实了圣巴西勒的格言，即屈服于音乐愉悦的听者，将会被导引至宗教的感情和虔敬。

在中世纪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传统，而现在经过长期的怀疑之后，被普遍地接受，是由于格列高利一世及其助手们改革罗马天主教音乐的决心，而产生了“格列高利圣歌”，这圣歌作为教堂中正式的音乐达6个世纪之久。希腊和拜占庭的曲调，结合希伯来人神殿或犹太人会堂的旋律，而形成这种罗马式简易的诗歌。不论有多少人参与，他们都唱相同的音符，虽然妇女与小孩常常较男人唱高一个音阶。这是适合平常音域的简单的音乐，间或也有一个较复杂的装饰音（melisma）——一个音符或一段悦耳无词的乐句修饰，是一种自由而连续的韵律，并没有划分节拍。

在11世纪以前，格列高利圣歌所用的唯一音乐符号，由自希腊主音符号而来的小记号组成，将它放在要唱的字上。这些“纽姆乐谱”（neumes，气和停顿）表示音的高低，但并不表示高低的程度或音的长短。这些事情必须由口头的传授，及由记忆庞大的礼拜诗歌而习得，没有乐器伴奏。不顾这些限制——或许因为这些限制——格列高利圣歌变成基督教仪式中最令人感动的特色。古代的圣歌继续了希腊、叙利亚、希伯来、阿拉伯等今天只有东方人的耳朵才能欣赏的单音的传统。即使如此，在罗马天主教堂中复活节前所唱的圣歌，以直率奇异的力量直入人心，这是悦耳但不感动心灵的复杂的音乐所没有的。

格列高利圣歌传遍西欧就像散播教义。米兰拒绝了它，就像拒绝教皇的权威一样。而西班牙长期保存着那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基督徒所作的“莫扎拉比克”（Mozarabic）的圣歌，而现在部分的托莱多教堂仍采用它。查理曼像统治者一样喜欢统一，在高卢以格列高利圣歌代替了法国天主教的圣歌，并在梅斯和苏瓦松成立罗马教会音乐学校。德国人因为由气候关系所生成的喉咙，他们所需要的歌曲，与意大利人所需要的十分不同，对圣诗中较微妙的曲调便感觉困难。教会执事约翰表示：“他们粗哑的声音，吼时如同雷鸣，不能演唱柔美的变调，因为他们喝了太多的酒，致使喉咙变沙哑了。”

或许德国人反对从8世纪以来即以“回旋”及“模进”修饰格列高利圣歌的花音（fioritura）。回旋或回音最初为装饰音的字的组合，使它易于记忆。随后开始有一些字和音乐添加到格列高利圣歌中，如有时祭司的歌唱，不仅是“上主可怜我们”，更有“上主，可怜我们！”教会准许这种修饰，却从不准许它在正式的礼拜仪式中使用。无聊的祭司以创作或歌唱这种歌曲自娱，直到有许多这样的歌曲，以“附加句”（tropes）为名出版，以便教唱或保存受喜爱的歌曲。教会的乐剧的音乐即由这种回旋曲产生出来的。“模进”即是以回旋设计的，以配合弥撒时的“哈利路亚”。在长的旋律中，将字的最后一个母音延长的习惯发展成为颂乐（iubilus）或欢乐之歌。8世纪，各种不同的教材都是为这些附加的曲调而写的。回旋与模进组成为一高度发展的艺术，逐渐改变了格列高利圣歌，使其成为一种华丽的形式，与当初的精神及“平直”的意图不同。只有5个“模进”曾被教会承认用在礼拜仪式之中，即：“赞美逾越节的牺牲品”，维颇（Wipo）所作；“圣神降临”，据说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所作；“赞美、锡安”，托马斯·阿奎那所作；“站立的圣母”，托帝·亚可波内所作；“愤怒之日”，托马斯（Thomas of Celans）所作。这种进展在12世纪结束了格列高利圣歌的纯洁性与超越性，而当时西方的建筑也由罗马式转变到哥特式。

倍增的复杂结构，较从前简单的圣歌更需要有较好的音符表示法以便传播。10世纪，克吕尼的奥托（Odo）院长及圣加尔的修道僧诺特克尔·巴尔比鲁斯（Notker Balbulus），恢复了以字母表示音符的希腊设计。11世纪，一位匿名作家叙述了如何使用拉丁文的前7个字母来代表音阶中的第一个八度音程，相对较后的拉丁文字母代表第二个八度音程和以希腊字母充当第三组。约1040年，阿雷佐的圭多（Guido），庞泊沙（Pomposa）的一个修道僧，采用了“施洗”约翰赞美诗的每一个半行的第一个音节，作为现在一个音阶中前六个音名的奇怪的称呼。这种“阶名唱法”以ut（do）、re、mi、fa、sol、la表示音调，变成了西方年轻人不能改变的传统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圭多音乐谱表的扩大运用。约1000年，用一条红线以表示现在的F调。然后第二条线，黄色或绿色，加上去表示C调。或在他前不久的某人，增加这些线为四条音度线，后来的音乐教师又加上了第五线。用这种新的谱表及do、 re、 mi。圭多写道，他唱诗班的孩子们在几天之内便能学到以前需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学到的东西。这是一个简单却划时代的进步，让圭多赢得了“音乐发明者”的荣衔，在阿雷佐的公共广场上便可看到他光荣的塑像。这一发明的结果是革命性的。歌唱者不必再记忆整个的音乐崇拜仪式，音乐也可以较迅速地谱成、传播和保存；演唱者现在可以当面读乐谱并立即试唱；作曲家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曲调，以免歌唱者拒绝记忆他的作品，而放手做种种的尝试。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可以写作多音音乐，在多音音乐中可由两个或更多的声音同时演唱或演奏出不同但很和谐的旋律。我们仍感激中世纪祖先们的另一个使现代音乐成为可能的发明。现在音调可以用放在五线谱上或五线谱之间的小点来表示，但这种记号并不暗示一个音符要延长多久。用来衡量并表示每个音符长度的方式，对音乐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或更多的独立旋律同时且和谐进行的音乐。可能有些知识已经由阿拉伯的金迪、法拉比、阿维森那的论文及曾经讨论过节拍音乐及有量记谱法的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渗入。在11世纪的某一时期——科隆的弗朗哥，一位僧侣数学家，写了一篇论文《旋律测量法》（Ars Cantus Mensurabilis ），其中搜集了早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建议，而定下了我们现在表示音度的基本规则。一个方头的杆（virga），以前当作纽姆用的，被用来代表长音符；另一个纽姆，即点（punctum）被扩大为菱形表示短音符。这些记号不久即改变了，加上了尾巴。经过数百次的尝试和错误，才发展为我们现在简单的有量记谱法。

这些重大的发展给复音音乐开辟了坦途。这种音乐在弗朗哥以前曾经被写过，但是非常简陋。9世纪末，我们发现一种叫作“奥尔干宁”（Organizing）——以数音同时唱出和声的音乐练习。以后很少再听到类似的唱法，直到10世纪末叶，我们发现奥尔干农（Organum）和交响乐（Symphonia）的名称用于两个音以上的曲子中。奥尔干农是礼拜用的曲子，其中一个古老的音调由次中音唱出，同时有另一个声音配上和谐的旋律。奥尔干农的另一种形式，“康都”，使次中音成为一个新的或通俗的调子，同时引出另一个和谐的旋律。11世纪，作曲家们又进了一步，其大胆就像哥特式建筑中的平衡：他们写作和音，在和声中新引出的声音，不仅只随次中音的旋律升降，而且另外自成一套和音，这些和音不一定随着次中音固定的旋律而平行变化。这种独立的调子几乎是次中音的叛徒，当次中音音调下降时，它反而升高。这种由对比造成的和谐，及许多瞬间的不和谐造成的和谐，成为作曲家的爱好，几乎成为一项定律。因此，约1100年，科顿（John Cotton）写道：“若主要的旋律升高时，则附属部分必须下降。”最后，到经文歌（motet）时，有3、4、5甚至6个单独调子的复杂交织，其歧异而又和谐的旁调，贯穿并融合成一张混合交织的和声之网，其精细与优美正如哥特式圆顶集中的圆拱。13世纪，复音音乐的古老艺术建立了现代音乐结构的基础。

在那个令人振奋的世纪中，对音乐的热心与对建筑和哲学的兴趣可相匹敌。教会对复音音乐表示怀疑，而且不相信音乐的宗教效果——音乐是一种诱饵，并引人入宗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主教和哲学家，要求停止这种复杂作曲；经尧姆主教自责这种经文歌为“无组织的音乐”；罗杰·培根，这位科学的叛徒，对庄严的格列高利圣歌的消失表示悲痛。里昂地方的议会，1274年公开谴责新的音乐；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24年）发表命令指责反行复音或复音音乐，其理由为革新的作曲家“剁碎了曲调……以致这种音调不停地到处干扰，使耳朵沉迷而不得安静，并且扰乱人专一奉献，而不能唤起奉献”。但革命仍然继续着。在教会的一个堡垒——巴黎的圣母院——合唱团大师列昂尼努斯（Leoninus），约1180年，谱成了当时最优美的和声的重唱；其继承者佩罗提努斯（Perotinus），却因谱出三四个声部的曲子而感觉罪恶。复音音乐像哥特式建筑一样，由法国传到英国和西班牙。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报道冰岛及他故乡威尔士的复音音乐，就是今天我们也一样会说：

在他们的歌曲中，并不是齐一地唱出那些曲调……而是多重地——以多种方法及多种音符唱出；所以在众多的歌唱者里，正如那些人习惯地聚集在一起，我们听见了许多歌声，看见了许多歌唱的人，而这许多分歧不同的部分，最后混成一个和谐而有组织的曲调。

最后教会向必然的时代精神妥协，接受了复音音乐，使其成为信仰的有力仆从，并等待文艺复兴的胜利。

民俗音乐

韵律的冲击在数以百计的世俗音乐和舞蹈中表现出来。教会害怕这种本能失去控制是有理由的，因为当它成为歌唱的源泉时，它会很自然地与爱结合，而成为宗教最大的对手。中世纪的心灵眷恋尘俗，当教士不在时，便倾向于自由，有时为猥亵，其内容使僧侣们震惊，并引致议会发布无用的训令。浪漫的学者们，为其情妇或酒创作或谱成音乐，及对神圣仪式的笑谑诗；流传的手稿，包括有“醉汉弥撒”（Missa de potatoribus）及“作威作福者的祈祷书”（Officium ribaldorum），欢乐的句子所谱的假装正经的音乐。情歌也像今天一样普遍，有些柔美得如同少女的祈祷；有些带着轻微伴奏的诱惑的对话。当然也有战歌，意图用声音的一致来锤炼团结，或以催眠曲来麻痹对光荣的追求。有些音乐是由匿名的天才谱成的民谣，由人民偷占过来——或许可说是流传下来。其他的流行音乐则是由教堂礼拜中学来的复音音乐艺术职业技巧性的产品。在英国，一种受欢迎而复杂的形式是“roundel”（反复重唱的民歌），即一个声音开始唱出一个曲调，当第一个声音唱到了某一预合点时，第二个声音开始唱出一个相同或和谐的曲调，第三音在第二音继续唱着时唱出谐音，这样下去，直到6个音轮唱成为一生动和谐的遁走曲。

最早的反复重唱的民歌是著名的“夏天到了”（“Sumer is i-cumen in”），可能是约1240年时由一位博学教士编写的。它的六部复杂性显示了复音音乐早已为人所熟悉。其歌词仍与那世纪的精神长存，在那个世纪所有的文化进入盛期：

夏天到了，

布谷鸟高声地唱着！

种子发芽，草儿飘摇，

森林里正盛开着花儿：

布谷鸟唱着！

牝羊接着小羊叫，

小牛叫着母牛和；

牛儿跳着，羊儿滚着；

布谷鸟愉快地唱着！

咕咕，咕咕，

布谷鸟儿好好地唱吧；

继续唱呀，不要停止，绝不要现在停止；

布谷鸟正唱着，唱咕咕

唱咕咕，布谷鸟正唱着！

像这样的歌曲必适合乐师或吟游诗人的口味，他们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由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甚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四处流浪。我们听说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乐师在法国歌唱，在西班牙有从英国来的吟游诗人在唱歌。乐师们的表演成为任何正式宴会通常都有的一部分。英国爱德华一世为女儿玛格丽特的婚礼，即雇用了426个歌手。这种乐师团体常常唱歌曲的一部分，有时也唱较复杂的歌曲。通常那些歌曲——歌词和音乐——是由法国的抒情诗人、意大利的唱游诗人、德国的吟游诗人谱成。大部分13世纪以前中世纪的诗都是为歌唱而写的。“一首没有音乐的诗，”抒情诗人福尔盖曾说，“是没有水的磨坊。”在所有的2600首游吟诗词中，264首配有音乐，通常是以纽姆及连接线表现在四到五线的乐谱上。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游吟诗人还能边弹边唱。

在阿方索十世所保存的颂圣歌选的手稿中，有几个插图显示穿着阿拉伯服装，并弹奏阿拉伯乐器的音乐家。许多歌曲在形式上都是阿拉伯式的，可能音乐，连同早期唱游歌曲的主题及诗的形式，均是由伊斯兰教的歌曲及旋律而来，经基督教的西班牙传入法国南部。参加十字军东征回来的人，可能曾由东方带回了阿拉伯音乐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乐师们约1100年出现，恰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同时。

令人惊异的是中世纪乐器的繁多，敲击乐器——钟、铙钹、小手鼓、三角叉、及鼓；弦乐器——七弦琴、维忽拉、竖琴、弦琴式乐器、吉他、六弦琴、中提琴、一弦琴，吉格琴；管乐器——风笛、竖笛、箫、洋管、尖音喇叭、小箫、喇叭、号角、风琴，这些是由成百的乐器中选出来的一部分，而适合用手或手指、脚或曲弓演奏的任何乐器都有。其中一些传自希腊，一些从形式与名称上看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像六弦琴、维忽拉和吉他。这些乐器许多都是中世纪工匠们在铁、象牙及木质上所表现的艺术的珍品。乐师们常用的乐器是六弦琴，一种短提琴，是用射手的曲弓来演奏的。在8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大风琴是用水压的；但在4世纪，哲罗姆描绘出一种气压的风琴。比德写过一种风琴有“铜管中充满了来自风箱的空气，而奏出一种庄严而优美的旋律”。圣邓斯坦制造了一把用风发音的竖琴，将它置于墙的裂缝而演奏时，却以使用巫术而被控告。约950年，温切斯特大教堂装设了一架风琴，有26个风箱、42个风箱吹管及400个管子。琴键非常巨大，因此风琴师必须带上厚棉絮的手套去敲击以保护手指。米兰有一架风琴有着银质的风管，威尼斯有一架金质风管的风琴。

在这一堆的中世纪的乐器前，所有中世纪的地狱般阴郁的概念消失了。留下的是一幅民众的景象图，他们至少像我们一样快乐，充满了活跃和对生活的渴慕，他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不比今天我们怀疑文明是否会在尚未完成之前即被摧毁所受的压迫更大。

第八章 知识的传播
（1000—1300）

各国方言的兴起

基督教会多少维持着罗马帝国所缔造的西欧政治上的大一统，其宗教仪式、传道的讲词及教会学校，也保存了现今已丧失的一项罗马遗产——拉丁文——一种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德国、波兰、匈牙利及西巴尔干等地识字的人民所能了解的国际文字。这些国家中受过教育的人，在他们通信、商业记载、外交、法律、行政、科学、哲学及13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使用拉丁文。他们操用拉丁语，有如活的语文，为使变异中的生活实质或新的观念得以表达，几乎天天都有新的字或词语产生；他们用拉丁文写情书，从最简易的情书到埃洛伊兹与阿伯拉尔的古典诗体书信。一书问世，不仅可在一个国家之内流行，也可在全欧洲流行。因为不需翻译，在国与国间流传，其流传的迅速及其畅行无阻，为今日所不及。大学生可以转学他校，无须有语言困难的顾虑。学者可用同一种语言在博洛尼亚、萨拉曼卡、巴黎、牛津、乌普萨拉及科隆等地讲学。他们随心所欲地把新的字汇注入到拉丁文里，有时候实在令人惊异，如英国《大宪章》载明：“一个自由的人不得遭受无故且不经审讯而拘禁。”这些任意创立的新字，很使我们感到裹足不前，可是却保持了拉丁文的灵活不死。许多现代英语的字词，例如“instance”、“substantive”、“essence”、“entity”等是从注入于拉丁文的新字中流传下来的。

罗马帝国的崩溃导致国际交往的减少。黑暗时代的内部贫穷、交通道路的损毁，加上商业的衰落，使各地方不同的语言迅速发展。在拉丁文的全盛时期，由于地理与使用人发音腔调的不同，拉丁文的使用在各地也难免有所迥异。这种古老的语言在其发源地也一直在变。文学的没落，采用了平民所使用的字汇和词句结构，而与诗人与演说家所使用的不同。日耳曼人、高卢人、希腊人及亚洲人侵入意大利半岛，带来多种不同的语音。发音及口舌上的自然简化，使拉丁文精确的词形变化和语尾也随之蜕变。晚期的拉丁文中，H不再发音；V的原来发音像是英文的W，却变得与英文的V音一样；在S之前的N也不发音，如“mensa”（台桌之意）读起音来却成了“mesa”。字尾是子音字母时，读来含糊或者漏读（如Portus为Porto、Porte；rex为re、roi；coelum为cielo、ciel）。“格”的字尾由介系词取代；动词时态能变化的字尾也由助动词取代。原来的叙述代名词中的ille和illa变成了定冠词il、el、lo、le、la，而拉丁文的unus（单一）简化而成不定冠词un。名词、代名词及形容词的字尾变化也没有了，因而一个名词很难分辨出属于述语之前的主词，或属于述语之后的受词。鉴于2000多年来，拉丁文不断变化的过程，可以推想到拉丁文是意大利、法国及西班牙等地活的文学语言。如果没有罗马帝国开国者罗慕路斯演讲词所用的拉丁文蜕变成为以后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演说词使用的拉丁文，并逐代不断演变，就不可能有英国诗圣乔叟时代传下来、而为我们今日使用的这种拉丁文了。

西班牙早在公元前200年就已使用拉丁语，可是因受方言影响的关系，在西塞罗时代以前，与罗马使用的颇有不同，西塞罗对于这种科尔杜巴人（Corduba，西班牙土著）芜杂的拉丁语大感讶异。通行于西班牙的拉丁文子音字母，深受伊比利半岛土语的影响，发音转为柔软，如T变成D、P变成B、K变成G，totum一字变成todo、operam变成obra、ecclesia变成iglesia。法文也使拉丁文子音字母发音柔软，只是拼写时完全不变，讲话当中，则经常漏读，如tout、oeuvre、église、est。842年，在斯特拉斯堡登基的日耳曼的路易及“秃头”查理，是以德、法两种语言宣誓就位的。前三行显示出法文与德文的发展是如何缓慢：

Pro Deo amur et pro Christian poblo et nostro commun salvament，dist di in avant，in quant Deus savir et podir me dunat.

In Gedes minna ind in these Christianes folches ind unser bedhero gealtnissi，fon thesemo dage frammordes，so fram so mir Got gewizci indi mdch furgibit.

其意为：“为了上帝的爱，也为了基督的信徒与我们共同的救世主，愿上帝自此日起，赐我以智慧与力量。”当时十分拉丁语化的法语，还称为罗马语，直至10世纪始正其名为法国天主教语。原来被称为罗马语的法语分为两种，一种通用于法国南部；一种通用于法国北部。通常只要读出“Yes”一字就可辨别这两种方言的不同。法国南部是带着从拉丁文的hoc来的oc音；法国北部却带着拉丁文hoc和ille并合一起的oil音。法国东南部的这种方言称为普罗旺斯语，而成为当地抒情诗人笔下使用的芜杂的拉丁文，以后却几乎被征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摧毁。

意大利不如西班牙或法国，方言的形成极其缓慢。拉丁文是它本土使用的语文，使用拉丁文的教士，在意大利为数极众。拉丁文化的保存及学校的存在，使所使用的语言，不易随着残破的传统而自由演变。迟至1230年，在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教士，仍以拉丁文对一般民众讲道。然而，早在1189年，外来访帕多瓦的高级教士，其演讲的传道词，就得依赖当地的主教释译成地方通用的语言。13世纪初，意大利文还没有成为一种语言。当地仅有14种方言，它们的差异，只是市场中不断讹用古代拉丁文而形成的，虽然彼此均能理解，却各自敝帚自珍。有时，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内，就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如在博洛尼亚即如此。但丁之前的先辈，便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学。这位带有愉悦幻想的诗人，认为托斯卡纳一带的抒情派诗人，所以使用托斯卡纳方言来表达他们的情爱，可能是因为他们所钟情的仕女不懂拉丁文。因而约1300年，他着手写作《神曲》时，究竟应使用拉丁文或托斯卡纳语，颇费周章，终于他作了明确的抉择，采用了方言。

拉丁文分裂成罗马系语言时（Romance language），古老的日耳曼语言也分裂成中古日耳曼语、弗利然语、荷兰语、佛兰德斯语、英格兰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及冰岛语。所谓“古老的日耳曼语”，只是用一种简便的名词，用以涵括1050年以前日耳曼各部落或地方性小邦使用的许多方言。如佛兰德斯语、荷兰语、西巴伐利亚语、东巴伐利亚语、阿勒曼尼语、巴伐利亚语、弗朗哥尼亚语、图林根语、撒克逊语、西里西亚语等。部分因为基督教的传入，注入了许多新的词汇，古老的日耳曼语演变成中古时代的日耳曼语。来自冰岛、英格兰、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僧侣，致力于创造新词，以能翻译拉丁文，他们间或将适当的拉丁字整个搬进日耳曼语中，如Kaiser、Prinz、Legende，这还算是合法的剽窃。不幸的是，受到将动词置于句尾的拉丁文句子结构的影响，日耳曼人一向简易的造句法，变得生硬、前后倒置，委实令人讶异。13世纪的伟大诗人所使用的中古高地德文，可能是最美好的日耳曼文，这些伟大的诗人如瓦尔德·霍格怀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哈特曼·奥厄（Hartmann von Aue）、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夫里德（Gottfried）及沃尔夫拉姆·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等。以后除了海涅及歌德的诗文外，再也发觉不到如此简明、柔美、直接和明确的日耳曼文或德文了。

5世纪，条顿方言也随着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人侵入英格兰，而奠下了英国语言的基础——其文字绝大多数简短而有意趣。法文在诺曼底人居住区大为盛行。1066至1362年的贵族政治和宫廷都使用法文，虽则拉丁文当时仍然主宰着宗教界与教育界，官方文书礼仪上仍使用拉丁文。成千的法文文字注入英文里，来势之盛，远超过服饰、烹饪与法律的传入。英国法律中的术语，多半为法语。足足有300年之久，法国与英国文学可说不分二致，迟至乔叟（1340—1400年）时代，其英文书信中的精神与文字，一半是属于法文的。英国在百年战争期间丧失了在法国的占领地之后，开始发挥其自我性，英文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方言也就占尽上风。受法文支配的时期一过，英文的内容也大为充实起来，在日耳曼语系的基础上注入了法文及拉丁文，英文足以加倍地表达许多不同的概念。它也足以分辨同义字之间的不同，与字句上的些微差异。因此，凡是能了解文字史的人，他必然是熟悉整个历史的人。

书籍的世界

当时，如何将这些繁杂不同的方言书写成文呢？早在476年罗马帝国覆亡后，那些成为征服者的蛮族，便采用了拉丁文字母，用横写的草书体将字母连在一起，而不再采用原来为了便于镂载在木、石之类的坚硬物体上所使用的那种笔画都是直线的直书体。数百年之久，教会专门采用大写的书体刊载弥撒文及当代的书籍，以便于供人阅读。查理曼时代，抄录人员摹誊了古典的书体，保存了拉丁文学。他们也采用了小写的书法体，以节省昂贵的羊皮纸，他们所创造的小写字母的书体，在中古时代的书籍里普受采用，长达四百余年。12世纪时的哥特式建筑，正流行藻丽彩饰，而当时的文字体似乎迎合此一情势，也讲究文饰华丽、讲究细线与钩回的书法体，这种哥特式的书法，在文艺复兴以前，在欧洲大为盛行。中古时代的原稿，极少句读标点。这种句读的符号，曾初用于早期的希腊文里，蛮族崛兴，一度未予使用，终于在13世纪时重新出现，直至15世纪印刷术发明后，才普遍采用。溯自1147年，莱茵河一带的修道院，用木刻印刷刊印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或印制衣织品的款样，印刷术始具雏形。各种不同的速记法也在使用，可是均远逊于西塞罗的奴仆创造的速记符号。

文书是用翎羽或芦苇的笔管沾上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墨水，写在羊皮纸、纸草（产自埃及）、皮纸或普通的纸上。产自埃及的纸草，自从穆斯林征占埃及后，欧洲便不再普遍采用。用羊皮制成的“皮纸”费用昂贵，仅见用于奢华的原稿。“羊皮纸”系利用较粗糙的羊皮制成，是中古时代通用的文书用具。直至12世纪，纸依然是从伊斯兰教国家输入的昂贵舶来品。1190年，在日耳曼和法兰西开始建立了造纸工厂。13世纪时，欧洲也开始利用亚麻来造纸。

在无数的羊皮纸原稿上，刮削掉原文，而另写上其他的文字。许多古老的作品或因此佚亡，或因误置原文，或因遭兵变、劫掠、火灾或蛀蚀而湮灭。匈奴人劫掠了巴伐利亚的修道院藏书，北欧人及萨拉森人分别在法兰西和意大利抢劫了书库珍藏。1204年，君士坦丁堡惨遭劫掠，希腊古籍沦佚无数，教会很早就不鼓励阅览异教徒的古籍，几乎每一个世纪里都有同样可怖的措施，如格列高利一世、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彼得·达米安等人的严令禁阅。亚历山大大主教狄奥菲鲁斯将所能查获的异教典籍，一概销毁。根据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所载，希腊教士曾奏请希腊历代帝王焚毁希腊爱情派诗人，包括大诗人萨福（Sappho）及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所有作品。所幸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僧侣教士嗜读这些异教徒古籍，而使之得以珍存。在许多场合里，为了免遭非难，他们解释异教徒的诗篇具有基督教的情操。透过温和的讽喻，他们将奥维德的恋爱艺术转化为道德的诗章韵句。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可说是由修道院的抄写僧侣保存下来的。整日抄录而疲惫不堪的僧侣，被教导说只要逐行誊抄，上帝必定宽赦他们的罪恶。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一个僧侣仅仅抄录一字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这些私人或职业性的僧侣抄写家，是为富人、书商或修道院而工作，他们的工作繁巨而令人厌倦，曾在他们所抄录的末页上抒发了他们奇妙的要求，竟如此写道：“全部终于抄完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痛饮一杯吧。”有这么一位抄写家还以为酬报不应只是如此，在末页的题记上，信手拈来：“看在这枝秃笔的分上，该酬我一名美女啊。”

中古时代的教会，对书籍的刊行并没有实施一定的检查，要是发现有异端邪说及具影响力的书籍，如阿伯拉尔的三位一体论，则由教会的最高层会议宣布无效。当时书籍刊行极少，鲜有书刊构成对正统宗教的威胁。甚或连《圣经》在修道院之外也很少销行，因为抄写一部，需耗时达一年之久；一个教区的神父，也得费尽一年的收入，始得购获一部。于是难得有一位教士拥有一套《圣经》的抄本。而《新约》或《旧约》的散本，销行较广。巨帙精装的迟至12世纪始见问世。这种巨型书籍只能置放于桌上供人阅读，通常置备于修道院的图书《圣经》，用线链固定在桌子上，以便于妥善保管。当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开始刊行《圣经》的注释译本时，教会颇为震惊。1227年，教会在纳邦召开的最高会议，申令严禁世俗人士拥有《圣经》的任何部分。但一般而言，14世纪以前，教会尚未反对世俗的人们阅读《圣经》。同时也不鼓励他们阅读，因为教会不认为世俗的人能诠释《圣经》的奥秘。

书的大小及其页数，是由所采用的“皮纸”的大小决定的，每册均可对折而成为一份“对开本”。5世纪之后，书册的外形不再如往昔的卷轴一样。许多政府档案仍写于卷轴上。这种“管状卷轴”通行于1131至1833年间的英国。这些档案的保管者称为“卷轴官”（Master of the Rolls）。皮纸裁成矩形，以制成4对折、8对折、12对折或16对折的对开本。有些16对折开本上，在偏小的范围里，以精巧的手工写满了洋洋长篇的作品，便于装入衣袋或成简便的袖珍型手册。封面都装以羊皮纸，或是布料、皮革、木板。皮革制的封面上的花饰是用烫热的金属模，在皮革封面上烙出了没有颜色的图案纹饰。寓居威尼斯的阿拉伯人，将烫金的技术传入欧洲。木质的封面，装饰以珐琅或雕琢的象牙，或嵌饰些金、银、宝玉之类。圣哲罗姆抨斥罗马人说“你们的书册都镶嵌上宝石，却让耶稣赤裸地死去”。

甚至简便的书籍也算是奢侈品，一本普通的书所需的费用，相当于1949年160美元至200美元的币值。12世纪古典恢复派的一名领袖贝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遗下图书馆一座，全部藏书仅有24册。意大利比法兰西富庶，而其著名的法学家老阿科西乌斯（Accursius），藏书总共仅63册。我们得知，一部巨册《圣经》，售价10塔伦特；一部弥撒本可换上一座葡萄园；5世纪一名文法学家普里西安所著的两本书，索价一栋房子及其附近空地。书价极其昂贵，迟至12世纪，才兴起书商与书商之间的贸易。当时的大学区，多聘用并组织抄写人员，为教师和学生誊抄书籍，并将抄本出售给有需求的人。要是有人刻意著书，必得付出相当代价，或是买通国王、地主或贵族为他题词，为他宣褒扬奖。除非口碑载道，他无法为其新著做广告。除非被学校采用为教材，或为他所能召集的听众所笔录，否则新书也无法刊行问世。因此，威尔士的学者杰拉尔德在1200年自爱尔兰回来后，才能在牛津的一次集会里宣读了他所著的《地理学志》（Topography）。

由于书价的高昂，加之学校的基金短绌，造成了相当数目的文盲，这似乎为古希腊与罗马所引以为耻。1100年以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识字的人几乎仅限于“与教会有关的人士”，包括教士、会计员、抄写员、政府官员及从事专门职业的人。12世纪，商人必定要识字，因为他们要记载复杂的账目。在普通的家庭里，书籍算是很宝贵的物品。通常是由一个人高声朗读给好几人听，因此许多以后的标点符号规则，就是当时为了便于口语诵读而创设下来的。书籍就在家族之间、修道院之间、国与国之间审慎地相互交换并流传。

图书馆的规模虽小，但为数甚多。圣本笃谕令圣本笃会的所有修道院皆须设立一所图书馆。加尔都西教派与西多会的修道院，无视圣贝尔纳的奚落嫌恶，全力搜藏图书。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堂，如在托莱多、巴塞罗纳、班贝格、希尔德斯海姆等地，均拥有藏书甚多的图书馆。1300年，坎特伯雷教区藏书高达5000册，这可算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因为大部分的图书馆，藏书不上100册。克吕尼图书馆，是相当好的一个，仅570册。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将其颇具价值的藏书呈献给教皇，而成为梵蒂冈教廷希腊文图书的藏书中心。教廷的图书馆，初创于教皇达马苏时代，其所收藏的宝贵原稿和文献档案，在13世纪的动乱中，大部分散失殆尽。现有的梵蒂冈图书馆建于15世纪。大学——或应该称作学堂——的图书馆，均建于12世纪。圣路易在巴黎创设了圣沙佩勒（Sainte Chapelle）图书馆，有100所修道院为他提供了抄本，使该馆藏书大为充实。许多像巴黎圣母院、圣热尔曼·普雷斯（St.Germain des Près）及巴黎神学院的图书馆，只对优秀的学生开放，并在相当的担保下，书籍才准予外借。

各地都建立私人的图书馆，甚至在10世纪的黑暗时代里，我们也可以发觉到像吉尔伯特一样，纯以藏书的狂热搜罗图书典籍的人。其他一些教会人士，如索尔兹伯里教区的约翰，也藏有私人书籍。少数贵族在他们的城堡里，也拥有小型图书馆。腓特烈一世与腓特烈二世均有藏书。西班牙比耶纳维莱纳的大地主亨利，拥有一座大型图书馆，后因与恶人通奸，公开将它焚毁以表赎罪之心。约1200年，莫莱（Morley）的丹尼尔，从西班牙将大量的宝贵图书传入英国。12世纪，西班牙藏书之丰，在欧洲首屈一指，学者纷纷前往托莱多、科尔多瓦及塞维利亚等地。同时，一股求知的洪流也越过比利牛斯山，注入茅塞未开的北欧，引发了知识生活的革命。

翻译人才

中古时代的欧洲，一定程度上是靠着共同的语言维系在一起。但仍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两大地区，彼此敌对，也互不了解。拉丁文化遗产，除了法律之外，在希腊语系的东方荡然无存；在西方，除了西西里一地之外，希腊文化遗产也丧失殆尽。倒是在基督教领域之外的穆斯林所占领的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开罗、突尼斯、西西里及西班牙等地，保留了一些希腊文明。至于遥远而广袤的印度、中国及日本，虽有辉煌灿烂的文学、哲学及艺术，而在13世纪以前，基督徒却对他们几乎茫然无知。

犹太人从事沟通这些不同文化的部分工作，他们像沃腴的地下伏流，在他们之间流通。由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自伊斯兰教世界移入基督教国家，而将阿拉伯文遗忘，犹太学者深以为应将阿拉伯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所创作的）移译为希伯来文——为这个流落各地的民族所普遍熟悉的唯一语言。居住在纳邦的约瑟夫·基姆希翻译了犹太哲学家巴希耶（Bahya）的著作《心灵本务指南》（Guide to the Duties of Heart ），约瑟夫的子孙大多才华出众。更重要的翻译者是犹大的后裔。他也如基姆希从伊斯兰教的西班牙迁徙到法国南部，他以充沛的精力把一些犹裔阿拉伯人，如萨阿迪亚·高恩（Saadia Gaon）、伊本加比罗、耶胡达·哈列维的作品翻译为希伯来文。其子撒母耳将迈蒙尼德的《迷途指南》一书译毕之后，更为鼓舞了犹太世界。撒母耳之子摩西将阿拉伯文作品欧几里得的《原本》（Elements ）、阿维森那的《宗教法规》（Canon ）、拉齐注释的迈蒙尼德的三部著作以及阿威罗伊的短篇著作《亚里士多德评论》全部翻译完成。撒母耳之孙雅各不仅是颇为有名的天文学家，还将许多阿拉伯文的论说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撒母耳的女儿嫁给了一名声誉更大的学者，名叫雅各·阿纳托利（Jacob Anatoli），他于约1194年出生在马赛。应腓特烈二世敕聘，前往那不勒斯大学任教，在那儿他译完了阿威罗伊的全套著作，深刻地影响到犹太的哲学。而另一名医生哲学家希姆·托布（Shem Tob），在马赛（1264年）翻译了拉齐的作品，同样深深地影响到犹太的医学界。

许多原自阿拉伯文翻过来的希伯来文译作，又被翻译成拉丁文，如阿拉伯的作品《保健》（Aid to Health ），希伯来译本在帕多瓦又被翻成拉丁文。早在13世纪，就有犹太人把《旧约全书》直接译成拉丁文，辞藻典雅。这种迂回的文化传播路线，《彼得派寓言》（The Fables of Bidpai ）一书可为明证，该书相传出自梵文原本，经伊朗文译本、阿拉伯文译本、希伯来文译本、拉丁文译本，译成西班牙文，而最终译为英文。

将伊斯兰教思想注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要途径，是将阿拉伯文翻成拉丁文的移译工作。约1060年，非洲人君士坦丁将拉齐的医学作品、阿拉伯人伊萨克·尤达约斯（Isaac Judaeus）的医学作品、希波克拉底所著的《格言》的侯奈因的阿拉伯文译本及盖仑的《评论》书翻译成拉丁文。摩尔人被征服之后，在托莱多有一位开明而宽大的大主教雷蒙德组织了一个翻译团（约1130年），在多明戈·贡迪萨尔维（Dominico Gundisalvi）的领导下移译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论著，参与翻译的人员中，大部分是熟谙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的犹太人。在这个翻译群体中，最忙碌的人应是那位改变信仰的犹太人——西班牙的约翰（或塞尔维亚的约翰）。他原有一个阿拉伯名伊本·多德（Ibn Daud），后来受到当时学院派的影响而改为阿维德斯（Avendeath），他将阿维森那、加托利、法拉比、花拉子密等无数阿拉伯人及犹太人的各种不同论著全力翻译，他更将印度—阿拉伯数字介绍到西方来。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翻译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一著作流行颇广，现存的伪原稿多达两百件。有些译作由阿拉伯文直接译成拉丁文。另一位翻译家贡迪萨尔维，先翻成卡斯提亚语后，再译成拉丁文。在此情形下，两位学者将伊本·盖比鲁博的《生命泉》翻译成《生命之源泉》，此书使“阿维斯勃朗”（Avicebron）成为中古学院派中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少数几个附属王国也促进了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巴斯的学者阿德拉德在托莱多、塔尔苏斯等地学会阿拉伯文之后，在1120年将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著作首先译成拉丁文；1126年因翻译了花拉子密的天文表，而将阿拉伯人的三角学介绍到西方。1141年，克吕尼修道院长“尊贵者”彼得在一名阿拉伯人和三个基督教学者的协助下，将《古兰经》翻成了拉丁文。1144年，借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之功，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和化学传入拉丁世界。一年之后，意大利人柏拉图翻译了犹太数学家亚伯拉罕·本·希雅（Abraham Ben Hiyya）的划时代论著。

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是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他在1165年抵达托莱多，以熟稔阿拉伯文学、科学及哲学而闻名，他决心将其精髓译成拉丁文，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九个寒暑，从事这项工作。先前，他得到一名本地基督徒及一名犹太人的协助，学会了阿拉伯文。他独力完成了71部译作，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为西方世界将阿拉伯文的版本翻成拉丁文译本的书籍计有：亚里士多德的《后事析论》（Posterior Analytics ）、《天地说》（On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新生与堕落论》（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气象学》（Meteorology ）等；亚弗洛迪西城的亚历山大的几篇评论；欧几里得的《原本与资料》（Elements and Data ）；阿基米德的《圆弧测量学》（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ircle ）；阿波罗尼的《锥线论》；迦林的11部著作；希腊天文学的几部著作；4套希腊及阿拉伯文的物理学著作；11本阿拉伯医学典籍，其中包括拉齐和阿维森那的巨著；法拉比的《三段论法》（On the Syllogism ）；金迪（al-Kindi）的3部论著；2本伊萨克·伊斯拉耶利的著作；有关阿拉伯数学及天文学的14本书籍；3套天文测图；还有7本阿拉伯地形占卜法及占星学的典籍。他引介了某一个文化，而使另一个文化充实发展起来，论其功绩，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企及。仅侯奈因·伊本·伊萨克及阿尔马蒙主持下的“智慧之宫”的成就，尚可与杰拉尔德的功业相媲美，“智慧之宫”在9世纪，将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注入阿拉伯的学术里。

除了西班牙，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诺曼底王国也作了传播文化的工作。1091年诺曼底人征服了这个岛屿之后，其统治者立即聘雇翻译家，将当时在首府巴勒莫流行的许多阿拉伯文及希腊文的数学及天文学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腓特烈二世就在福贾执行这项工作，部分目的是为了将13世纪初的那种最奇妙、最生动的知识引入他的宫廷来。迈克尔·斯科特原籍苏格兰，他的名字是以其原籍地名而取的，1217年时他居于托莱多，1220年转往博洛尼亚，1224至1227年间转到罗马，此后寓居福贾或那不勒斯。他的第一部重要译作是《球面几何学》（Spherics ），这也是一部对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评著。斯科特领会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范畴与自由，致力于将其阿拉伯文译本译为拉丁文，如《动物史》，还有传说是他翻译的《玄学》、《物理学》、《灵魂学》、《天堂论》及《伦理学》。斯科特所翻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译本，影响了大阿尔伯图斯及罗杰·培根两人，而刺激了13世纪的科学发展。原籍安茹的查理，在意大利南部继续成为这种王室赞助的翻译工作的接棒人。犹太科学家萨莱诺的摩西（Moses）也前来效力。可能就在查理的资助下，拉齐的医学巨著被犹太学者法拉杰·本·萨利姆（Faraj ben Salim）翻译成拉丁文。

至此，上述的一切希腊科学及哲学的拉丁文译著，完全是由阿拉伯译本翻译过来的，而与原文有所出入。它们虽非罗杰·培根所指摘的毫不确实，但很显然的，它们需要更为直接的翻译。这些早期的译本中，如亚里士多德的论著，在1128年以前，由我们今日所知悉的一个“威尼斯的录事员”詹姆斯译的。1154年，巴勒莫的“酋长”尤金（Eugene）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1160年，他与人将一部希腊文著作直接翻成拉丁文。同一时代里，亚里斯普斯（Aristippus）将第欧根尼的《哲学家生活》及柏拉图的两种著作译成拉丁文。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后，翻译工作未如预料那样地进展，只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部分章节，接着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到约1160年，科林斯的大主教，穆尔贝克的威廉，在助手协助下，直接根据希腊原文从事一系列的翻译工作，其译作之丰及其重要性，在文化传播的功臣中，仅次于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穆尔贝克的威廉在他的一位圣多米尼克教派的朋友托马斯·阿奎那的要求下，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如《动物史》、《动物世代论》、《政治学》、《修辞学》；同时完成并修正了《形而上学》、《气象学》及《灵魂学》等的早期直接译本。他为圣托马斯翻译了评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希腊文本。他也增订了希波克拉底的《症状预测学》、加伦的《食物论》及亚历山大的希罗和阿基米德物理学上的许多著作。先前人们误以为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也是他的译作。上述这些译作，提供了圣托马斯的巨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的题材。1280年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概已完全传进了西方世界。

拉丁欧洲的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伊斯兰教与希腊原文的传入，深深地刺激了复苏中的学术界；促使文法与语言的新发展；扩展了学校里的课程范围；促使12世纪和13世纪时大学惊人成长。由于翻译家无法寻获相对的拉丁文词汇，许多阿拉伯文的字词就被引用而成为欧洲语言的字词，这简直是一件大事。而更重要的是，经过翻译的作品，代数学、零的符号、小数的规律传入基督教的西方；借着精通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及犹太文的专家的翻译，医药的理论与实用，都进步神速。希腊及阿拉伯天文学的传入，使神学的内涵大为扩展，重新调整了神的观念，并且引起了随哥白尼而来的重大变革。由于罗杰·培根屡次提及阿威罗伊、阿维森那与阿尔法拉比乌斯（Alfarabius）诸人，我们得以衡量这种新的影响与刺激的力量。培根说：“哲学是由阿拉伯人介绍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托马斯·阿奎那根据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而写成他的几篇有关神学的书籍，借以抑制消除基督教的威胁。穆斯林经叙利亚由希腊得来的学识，现在又回报给欧洲了。而由于这种学识曾造成了阿拉伯的科学与哲学的黄金时代，促使欧洲人开始用心思索与探寻，也促使了学院派哲学讲座的设立，更促使了14世纪的中古制度的崩溃，终于导致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哲学的诞生。

学校

从上一代到下一代文化的传递，是由家庭、教会及学校承担的。在中古时代，由于道德教育受到重视，以致知识的启迪被牺牲了。在英国的中上阶级，孩子7岁左右，就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教养一段日子，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它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加强家族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于调和父母对子女的溺爱。随着侵略的骚扰和城镇人口的骤减，罗马帝国辉煌的学校制度破败了。当6世纪的移民潮平息下来时，在意大利只留存了少数的凡俗学校（lay school），其余多是训练改变信仰者或未来的僧侣的学校。有一段时期（500—800年）教会倾其注意力于道德训练，而未将入世知识的传导作为其功能之一。但在查理曼的督励之下，主教的总教堂、修道院、教区教会和女修道院终于开放为一般教育。

最初僧侣学校几乎担负起所有的任务。“内部学府”（schola interior）专司见习修士（修女）及献身清修者的教育；“外部学府”（schola exterior）则司男子教育，而且显然是免费教育。在日耳曼，这些僧侣学校不仅拯救了无秩序的9世纪，同时对奥托王朝的中兴也有很大的贡献，使日耳曼在9世纪和10世纪，将法兰西引入心灵的优美中。反之，在法兰西，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崩溃和北欧人的侵袭，僧侣学校受到严重的打击。查理曼大帝在法兰克宫廷建立的王室学府，其寿命不长于查理一世。法兰西主教的权势随王室式微而逐渐成长壮大，当北欧人的侵扰平息以后，主教和入世教士，比方丈和僧侣还要富有。同时，10世纪，僧侣学校衰微了，继之而起的是巴黎、沙特尔、奥尔良、图尔、莱昂、兰斯、列日和科隆等地的教会学校。当善良伟大的富尔贝尔在沙特尔去世之后，伊沃主教维持了教会学校在古典研究方面的水准与声誉，并且这个良好的传统被伊沃主教的继承人沙特尔的贝尔纳主教秉承下来。12世纪，来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称赞他为“当代高卢最惊人的文学泉源”。在英格兰，约克的教会学校早已闻名遐迩，甚至远在阿尔昆献身查理曼大帝以前。坎特伯雷学府几乎成为一所大学，它拥有藏书众多的图书馆，而且它的秘书人才绝不亚于前述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这位中古时代最稳健的学者和哲学家。这类学校的学生，部分是专为各类教职贮备人才，这些学生的学费由教会基金支付；其余的学生则支付适当的学费。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年）颁布：“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贫苦的学生。”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要求凡属基督教领域的大教堂皆应设立文法讲座，并要求每一位大主教去任哲学和宗教法律讲座。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教令集中指示每一座教区教堂组织学校，传授基本教育。

显然女孩子只有在少数有钱、有能力负担的人家才受教育。多数女修道院专设女子学校，如阿让特伊女修道院给予埃洛伊兹（约1110年）完美的古典文学训练；但是这些学校收容的女子毕竟只占少数比例。有些教会学校允许女子入学，阿伯拉尔曾提及这位“出身高贵的女士”曾于1114年在巴黎圣母院受教于他。一般男孩子则有较好的机会就学，不过要让一个农奴的儿子接受教育大概颇为困难。但我们也听说过有农奴设法使他的儿子进入牛津大学的。今天许多我们认为在学校所学的，在当时可在家里学习，或在店里当学徒获得。当然中古艺术的流传和杰出，在技艺方面提供了广泛的训练机会。一项统计显示，1530年，英国男子就读小学的人数为2.6万人，估计当时人口为500万，这一比率约为1931年的1/30。但一项研究的结论说：“13世纪较16世纪更倾向致力于普遍的社会教育。”

通常，教会学校由大教堂的教士管理，教师由地位较低的教士担任。所有的教学皆用拉丁文。纪律严明，鞭挞教育被认为是必要的，就如宗教里少不了地狱一样，当时的温切斯特学院曾以一首六步音诗告诫学生：“Aut disce aut discede；manet sors tertia caedi 。”意思是：“欲学则来之，不学则去之，此外唯有受鞭笞。”课程内容初为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然后进为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这就是中世纪的“七种文理学艺”。这些学科并不能十分正确地表现其时代意义。初阶部分固然指出了三个方向。但文理学科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为：自由人他们为了寻求智慧或道德上的超越，而非实用技巧（这些技巧已流于授徒制）所必修的课题。瓦罗（Varro）曾著《纪律九书》（Nine Books of Disciplines ），列举构成希腊罗马教学课程的九门学科。公元前5世纪北非学者马蒂亚努斯·卡佩拉，在他的教育学名著《论语言学与水星的结合》（On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 ）一书中，曾废止医学与建筑学，认为这两科太实际；于是著名的七项学艺乃得流传。所谓“文法”并非呆板地研究语言的骨架，而忽略了它的精神，那是一种写作的艺术（grapho）。卡西奥多鲁斯定义“文法”如同研读诗词和演辩术，会使一个人写作得更正确和优美。中古时候的学校，开始先教《圣经》的《诗篇》，然后及于《圣经》其他各篇章，再次为拉丁文的基督教早期教文的作品，最后是古典拉丁文学——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斯塔提乌斯、奥维德等文豪诗人的作品。修辞学仍意谓说话的艺术，不过再一次包括对文学有相当程度的研究。逻辑学对低年级学生而言是相当深的课程，不过一旦学生热衷于辩论，他们就学习推理，所以逻辑学对他们是有益的。

经济改革为教育环境带来了转变。城市中的工商人士觉得他们需要受过实际训练的雇员，并坚决反对宗教的教育方式。他们成立了俗世学校，校中的教员收取学生家长缴付的学费，再施以专业教育。约1300年，一所牛津的私立文法学校，其一年的学费为4到5便士。维拉尼估计在1283年佛罗伦萨的教会学校有男女学生9000人，六间专门为从商做准备的“珠算学校”有学生1100人，同时中等学校也有学生575人。12世纪，佛兰德斯出现了俗世学校；到13世纪末，这个趋势波及吕贝克和波罗的海诸城市。1292年，我们还听说在巴黎只有一所由女校长主持的私立学校，不久之后，这种情形已经十分普遍了。世俗化的教育自此已走上轨道。

南方诸大学

非宗教性的学校在意大利特别多；教师中很多人不是教士，与越过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教师都不同。意大利的精神和文化，总体上比其他地方较少宗教性。约970年，有一名叫维尔加德斯（Vilgardus）的人在拉韦纳组织一项恢复异教运动。当然，也有许多天主教学校，如米兰、帕维亚、奥斯塔和帕尔马等地的天主教学校都有相当的水准，我们可从兰弗朗克和安塞姆等毕业生看出；在德西德里乌斯管理下的卡西诺山也可算是一所大学。市立学院的维持，伦巴底城对“红胡子”腓特烈的成功抵抗（1176年），及对法律和商业知识的需求等因素，促使意大利得到兴建中世纪第一所大学的荣幸。

1925年，帕维亚大学庆祝其1100周年纪念。这是由罗塞一世所创立的大学，也许它该是一所法律学校而非大学，直到1361年它才收到一张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中古时代对设有多种科系的大学的称呼——的特许状。它是几所研究罗马法的学校之一，其余的包括9世纪的罗马、拉韦纳和奥尔良等地的学校，10世纪的米兰、纳博讷和里昂等地的学校，及11世纪的维罗纳、曼图亚与翁热（Angers）等地的学校，博洛尼亚是西欧第一个扩大其学校成为一个大学的城市。1076年，编年史学者奥德弗雷德斯（Odofredus）说：“某位教师佩波（Pepo）开始其权威性的法律演讲……在博洛尼亚，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很多教师也追随他。在伊尔内里乌斯（Irnerius）时代，博洛尼亚法律学校被公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学校。

1088年，伊尔内里乌斯开始在博洛尼亚一个地方教授法律。不知是由于他研究罗马法使他深信历史上与实际上皇帝应凌驾于宗教权力之上的论据，或是由于为帝国服务的报酬吸引了他。总之，他从教皇党改宗吉伯林派（保皇党），同时按照皇帝所要求的来解释复苏的法律哲学。皇帝因此赐赠一笔基金给该学校，同时，一群日耳曼学生也来到博洛尼亚就读。伊尔内里乌斯编了一本关于《查士丁尼法典》一书的注解，他还应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法律。从他所编纂或从演讲稿中搜集的《法典大全》（The Summa codicis Irnerii ）一书可以说是说明文与议论文的杰作。

随着伊尔内里乌斯展开了中古法律哲学的黄金时代，很多人从拉丁欧洲赶到博洛尼亚去向他学习新生的法律学，他的学生格拉提安将新的方法应用在宗教法律上，同时出版第一本《宗教法典》（1139年）。继伊尔内里乌斯之后，四博士——比尔加努斯、马蒂努斯、雅各布斯和雨果在一系列著名的注解中，引用《查士丁尼法典》来解释12世纪的法律问题，并使罗马法适用于广泛的领域。早在13世纪，较年长的阿科西乌斯，最伟大的法典编纂者，在《标准注释书》（Glossa Ordinaria ）一书中搜罗了其他注解学家及他自己的著作。由于国王与自治市都根据此书破除封建法的控制或打击罗马教皇的权力，而使该书成为标准的权威。罗马教皇尽其可能地避免宗教沦为国家的工具或奴仆，但这种新的研究培养并表现出了12世纪和13世纪大胆的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促使雄厚的律师阶级的产生。这些律师削减了教会在政府中的作用，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圣贝尔纳抱怨欧洲诸法庭被查士丁尼法所包围，而不再听从上帝的法令了。新的法律哲学传播得极为迅速，犹如阿拉伯和希腊的翻译工作，对理性作了强烈的刺激，这种对理性的重视与热爱，激起了并结束了经院哲学。

我们不知道博洛尼亚何时才有教授七种文理学艺的文理学校，也不知道何时建立起一所著名的医学院。我们仅知这三所学校之间的联系，是他们的每一位毕业生都由博洛尼亚的副主教颁发学位。教授自己组织成一个行会组织，约1215年，学生联合成两大集团：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学生联合会和阿尔卑斯山外的学生联盟。13世纪初，已有女学生进入大学，而到14世纪，博洛尼亚已有了女教授。

学生协会（基尔特）是组织起来互相保护和自治的，到13世纪发展出额外的权力来对付教员。在博洛尼亚，可对不满意的教授进行抵制，并结束其教书生涯。由很多案例得知，教授的薪水由学生所付，他们被强迫宣誓服从大学的“校长”（rectors ）——学生团体的领袖。如老师渴望放假离开，即使只有一天，将对学生领袖准假感到异常欣喜，但他们被禁止“随意放假”。学生协会制定规则限制老师，何时应开始讲课，何时应下课，及若违规须受何种处罚。若他讲得太久，超过了预定时间时，学生协会即命令学生离开，另规定对遗漏一章或忘记对法案加以解释的教授罚款。同时还规定教科书上哪些部分授几堂课。在学年之初，教授被要求存10镑在博洛尼亚银行。从这些钱扣除罚款，剩下的在学年结束时，由“校长”通知银行退还教授。学生委员会被指定考察每位老师的行为，向“校长”报告其犯规或过失。这些措施在现在的学生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们须想想博洛尼亚法学院学生是17岁到40岁间的人，年纪大得足以训练自己。他们上学是研究而不是来玩的，教授不是雇主，而是自由席位的演讲者，且须令学生信服。博洛尼亚的教师的薪水，包括学生所付和与学生协议的薪资，这种给付制度在13世纪末被改变，当时一些意大利城市急于成立大学，由市政府付与某些博洛尼亚籍教授薪水。1289年，博洛尼亚市政府答应付两位教授年薪，但应由学生决定付给哪两位教授。逐渐地，市政府支付薪水的名额增加了，到14世纪，已由市政府负责选聘教授及决定他们的薪资额度。1506年，博洛尼亚变成罗马教皇国的一部分时，教授的指定成为教会权威的运用了。13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和意大利的其他大学，皆具有一种俗世的、甚至是反教会的精神，尤以博洛尼亚大学最甚，这是其他欧洲教育中心少有的现象。当时欧洲教育的主要科目是神学，但博洛尼亚在1364年以前没有神学课，而代之以宗教法规。甚至修辞也采取法律的形式，而写作的艺术在博洛尼亚、巴黎、奥尔良、蒙彼利埃、图尔等地，广泛应用于法律、商业和官方公文等领域，使这一学科得到一种特殊的地位。那时流行的说法认为，只有到博洛尼亚才能受到最实用的教育。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说：一位巴黎的腐儒到博洛尼亚学习与他在巴黎所学完全相反的学问，回到巴黎后却遗忘其所学。12世纪博洛尼亚领导了欧洲思想的变迁。但13世纪，该地的教育困于呆滞的法律条文中。阿科西乌斯的注解成为一种神圣而且几乎不可更改的教科书，因之阻碍了法律逐渐适应于变动生活的可能性。探索的精神也就因此消逝而隐遁到自由的领域中了。

意大利各地的大学林立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时，其中某些大学是由博洛尼亚的一些教授和学生迁居新地方而成立的。如1182年，皮利乌斯离开博洛尼亚，在摩德纳另创学校；1188年，雅各布斯·德曼德拉（Iacobus de Mandra）来到雷焦艾米利亚，并带走了一批学生跟随他；1204年，另一批移民，可能是来自博洛尼亚，在维琴察创立一所平民学校；1215年，洛弗雷德斯（Roffredus）离开博洛尼亚大学，在阿雷佐开设一所法律学校；1222年，一群教师和学生离开博洛尼亚，移去帕多瓦的一所旧学校，使这所法律学校增设了医学和艺术等科系而扩大。威尼斯曾派遣其地的学生到此学习，并由市政府支付教授们薪水，到了14世纪，帕多瓦成为欧洲思想最光辉的中心之一。1224年，腓特烈二世成立那不勒斯大学，使南意大利的学生不须至北部求学。大概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同时也为了训练有外交能力的教士，英诺森四世建立了罗马宫廷大学（1244年）。后来这所大学随着教皇宫廷迁移，甚至移到了阿维尼翁。1303年，博尼费斯八世设立罗马大学，它在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的全心照顾下发扬光大，声名大噪，到了保罗三世时赢得了“智慧”的美名。1246年锡耶纳为它的市立大学举行开幕式；1248年皮亚琴察也成立一所市立大学。13世纪末，几乎所有意大利较大的城市都拥有法律、艺术，甚至医药学校了。

西班牙的大学以一种较特别的方式成立，它是由国王特许而设立的，同时完全交由政府控制。卡斯提亚王国在巴伦西亚设立了一所王室大学（1208年），后来又在法来多利另设一所大学（1304年）；莱昂在萨拉曼卡有一所大学（1227年），巴利西亚群岛在首府帕尔马设立一所大学（1280年），加泰罗尼亚在莱里达设立一所大学（1300年）。除了与王室的联系外，西班牙的大学还接受教士的监督与奖学基金，有些如巴伦西亚大学逐渐发展而脱离教会学校的范畴。13世纪，塞拉曼加大学，由于圣费尔南多和“智者”阿方索的关系，使它得天独厚，很快地就与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齐名，鼎足而立。这类学术机构大多都传授拉丁文、数学、天文学、神学和法律，有些还传授医药学、希伯来文或希腊文。一所东方研究学校在1250年由多米尼克教派的僧侣在托莱多开设，教授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那儿的教学必然很成功，因为有一位毕业生雷蒙·马丁显然与所有伊斯兰教的大哲学家和神学家熟识。对阿拉伯文的研究在塞维利亚大学也很兴盛，该大学是在1254年由“智者”阿方索设立的。1290年，诗王迪尼兹（Diniz）在里斯本设立了一所大学。

法国诸大学

毫无疑问，在12世纪和13世纪中古时期的全盛时代，欧洲思想界的领导者是法国。早在11世纪初，它的教会学校已经享有了国际性的声誉。这些学校之所以在巴黎形成了一所规模庞大的“大学”，而不是在沙特尔、拉昂或兰斯等地，很可能由于塞纳河兴盛的贸易和首都巴黎的商业活动，为这个城市带来了足以吸引知识分子和各种经济资源、科学哲学乃至艺术的财富。

第一位为人所知的巴黎圣母院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尚彼克斯（Champeaux）的威廉。促成巴黎大学知识成长的运动，是他在巴黎圣母院的一座修道院中所发表的演讲而引发的。当来自布列塔尼的阿伯拉尔用逻辑三段论推翻了威廉的理论（1103年），并且开始了他那些在法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演讲之后，学生们纷至沓来听他的演说。逐渐地，巴黎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了，教师也随之增加了好几倍。12世纪的巴黎教育界，一个教师必须获得巴黎圣母院总教堂的秘书长的许可才能执教。巴黎大学就是在这种单一的执教许可下，逐渐由各级教会学校衍生出它的第一次结合。通常，这种教学许可都是免费给予那些曾在已拥有教师头衔的先生指导下学习过相当时期，而且他的学识受到该教师认可的人。阿伯拉尔曾经遭人非难，因为他没有经过这种公认的学徒制度而自封为教师。

这种师徒制教学艺术的观念，形成大学教育初期的构想。当教员倍增以后，他们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行业协会。几个世纪以来，“大学”这个字就是指包括行会在内的一切集合体。1214年，马修·帕里斯形容巴黎的“教师同志团体”（fellowship of the elect masters）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机构。我们猜测但不能证明“大学”是在约1170年成形，它较像一个教师行会而不太像一个教职员团体。约1210年，在英诺森三世——他自己也是巴黎的一名毕业生——的一项公告中，他批准了教师行会所拟定的章程；而在另一次公告中，他授权教师行会选派代理人，作为驻教廷的代表。

约13世纪中，巴黎的教师们分掌神学院、宗教法学院和文理学院。与博洛尼亚不同的是，1219年以后，巴黎大学不再教授民法；课程由七种学艺开始，然后是哲学，最后是神学。那时修习艺术的学生（他们被称为“artistae”，即艺术家）约相当于现在大学的学生，他们占巴黎人口结构中的大部分。也许是为了便于交往、互助和纪律的维持，他们依出生地或籍贯概分为四“国”：法国（法王直属的狭小地区）、皮卡第（Picardy）、诺曼底和英格兰。凡从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来的学生加入“法国”；凡从低地国来的加入“皮卡第”；从中欧、东欧来的则加入“英格兰”。由日耳曼来此就读的学生如此之多，以至日耳曼本国直到1347年才有他们自己的大学。每一“国”有一个训导长（procurator）管理；每一个支派有一位学监的领袖，后来他的职权逐渐扩大，到1225年，他成为大学的校长。

当时似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大学建筑物。12世纪，学术演讲都是在巴黎圣母院的修道院，如圣吉拉耶夫、圣维克托和其他教会建筑中发表的。13世纪中，已有少数教师租私人的房屋供教学之用。这些教师（后来被称为教授）都是剃发的僧侣。15世纪以前，教师如果结婚就会失去他们的教职。当时的教学都采用演讲方式，原因是并非每个学生都买得起所有的教科书，而且图书馆也未必借得到。学生们上课就坐在路上或地板上记笔记。由于他们需要做太多记忆性的工作，有人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东西，通常是些富于意义但令人讨厌的散文。大学规章禁止老师读讲稿，他必须即席演讲，甚至不许“拉长语调说话”。学生们常好心地警告新来的人：先听三次演讲，觉得满意以后再缴学费。康科斯的威廉曾抱怨，12世纪的老师为了获取声望、学生和学费，不惜开些简单的课程，同时因为每个学生都有权自由选择老师和课程，降低了教学的水准。

教学活动常由于教师、程度高的学生及闻名的来访者之间所举行的公开辩论，而显得生气勃勃。通常这种讨论都有一种固定的形式，叫作“学术辩论会”：先是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反对者引用经典和早期基督领袖的言论加以驳斥；然后有人提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由赞成者引用《圣经》和教会的早期教父们的论著加以辩论，并对反对者提出答辩。这种辩论的形式决定了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的完美形式。除了这些正式辩论以外，还有非正式的讨论，叫作“小型讨论”（quodlibeta）——任何人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拿来讨论。这些较随便的辩论会，在圣托马斯次要的作品中，形成了另一种文学形式。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辩论，都使中世纪人们的心灵更为敏锐，并且赋予思想和演说更大的自由。因此培养成某些人倾向于能证明任何事情的睿智；或者小题大做，以一大堆理论讨论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的习性。

学生大多住在学生团体所租来的招待所或旅馆里。有时某些慈善机构只收象征性的费用，让穷学生免费寄宿，如巴黎圣母院附近有家客栈“神的旅馆”（Hǒtel-Dieu）就留了一间房子，专门让穷学者居住。1180年，伦敦的乔西乌斯（Jocius）买下了这栋客栈，并与医院共同负担18个学生的吃住。1231年，这群学生已有了较宽敞的居室，但他们仍自称为“十八人学院”。其他由修道院、教会、慈善家建立的有津贴的住宿处，减轻了学生的生活负担。1257年，罗贝尔·索邦（Robert de Sorbon）赠给16位神学学生一栋“神学院之屋”（House of Sorbonne），路易及其他人的恩赐带来了更多的设备，并增加奖学金的名额至36名。索邦学院即由此逐渐发展而成。16世纪，索邦学院成为巴黎大学的一个神学院。1792年，因法国大革命而结束课业；其后拿破仑使之恢复，现在其在巴黎大学中占有科学与文学课程的席位。1300年以后，学院（collegs）成立了。教师们住在其中做指导老师，他们听学生背诵，“念”教科书。15世纪，教师们在住屋大厅中授课，这种课程逐渐增多，相对地，在外面开的课逐渐减少了。同样地，这种由招待所发展成的学院在牛津、蒙彼利埃、图卢兹等地也有。大学最初原是一个用来对付学生团体的教师协会，后来竟变成了由学派和学院组成的协会。

在巴黎的学生宿舍中，有两座是专门用来给多明我派或圣方济各派的学生住的。多明我派自创始就强调教育是用来对抗异教的手段，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学校系统，其中在科隆的多明我国民教育学校（Dominican Studium Generale）最为有名。此外，在博洛尼亚与牛津也有类似的学校。许多修道士成为教师以后，就在他们自己教会的大厅中授课。1232年，哈勒斯的亚历山大是巴黎最有才干的教师之一，他加入了圣方济各修会，并在该会所属的修道院中继续他的公开演讲。年复一年，在巴黎演讲的修道士越来越多，而他们的非修道院的听众也日益增加。非修道士的教师们悲悼他们已被遗忘在他们讲台上，“有如屋顶上孤独的麻雀”；修道士则认为这些世俗教师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变得又懒又笨。在1253年的一次街头械斗中，一个学生被杀死了。市政当局逮捕了几个学生，并且不顾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未将他们交予大学教师或主教去审判。为了抗议，教师们发动了一次罢讲的行动。当时有两个多明我修会和一个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师（他们都是教师协会的会员）拒绝遵照命令停止演讲，因而遭到教师协会开除会籍的处分。他们上诉于亚历山大四世，他下令教师协会让他们三人再度加入成为会员。可是教师们不肯屈服，便解散了该组织，而教皇则把这些教师全部开除教籍。此后，在街上，修道士常受到学生和民众的袭击。经过六年的争论，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重新组织的教师协会允许修道士加入，但他们必须宣誓遵从大学的法令；而艺术学院则决定永远不让任何僧侣加入。如此一来，原本最为教皇所喜爱的巴黎大学，变得对教皇非常敌视，它支持各国国王对抗其主教，甚至成为“高卢化运动”（Gallican Movement）的推动中心——那是一个主张法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分离的运动。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和巴黎大学所造成的影响相比。3个世纪以来，它不但吸引了最多的学生，并且招来了心智最敏捷最突出的人士。阿伯拉尔、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大阿尔伯图斯、布拉班特的希格、托马斯·阿奎那、圣波拿文都拉、罗杰·培根、邓斯·司各特、奥卡姆的威廉等人，几乎构成了1100至1400年的哲学史。这期间必然存在着某些伟大的教师，及一种唯有在人类历史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才会产生的、令心智激昂兴奋的气氛，才能造就出这些更伟大的学者。此外，在这3个世纪中，巴黎大学在教会和政府两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权力。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评议机构，14世纪它是自由思想发展的温床，15世纪它又成为正统思想和保守主义的避难所。不过关于处死圣女贞德这件事，我们不能说它扮演了一个公正无私的角色。

其他的大学对促使法国成为欧洲文化的领导者，也有很大贡献。早在9世纪，奥尔良就拥有一所法律学校；12世纪，作为一个古典与文学研究的中心，它足可与沙特尔匹敌。13世纪，它在民法与宗教法的教学方面仅次于博洛尼亚。翁热的法律学校也不逊色，1432年它是法国的几所主要大学之一。图卢兹大学的成立原是肇因于异教的言论。1229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强迫雷蒙伯爵保证负担14位由巴黎派到图卢兹教学的教授的薪水。这些教授负责神学、民法与艺术，教会打算利用他们对阿基坦的青年的影响力，来对抗阿尔比异端。

除巴黎大学外，法国最著名的大学要算位于地中海边、界于马赛和西班牙之间的蒙彼利埃，该城在血缘与文化上是法国、西班牙、希腊、犹太的混合体，外加少许意大利商人和一度占领该地的摩尔人的残余。在这里，商业活动很频繁，不论它是否受到萨莱诺或者是阿拉伯，还是犹太人医药学的影响，蒙彼利埃在某个时间建立了一所医药学校，不久这所学校声名之盛，已超过了萨莱诺的医药学校。随后法律、神学和艺术学校相继成立，虽然他们各为独立的个体，但彼此之间关系良好，而且合作无间，为蒙彼利埃赢得了更好的声誉。不过这所大学在14世纪，一度衰微中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医药学校才再度兴盛起来。1537年，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曾以希腊语在此开课，讲解有关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理论。

英格兰诸大学

牛津是一个由牛羊牲畜的市集逐渐发展而成的城市，泰晤士河流到此地已较为淤浅、狭窄。912年，这里造了一座古堡，市集随之形成，早在大学兴起以前，奈特王朝和哈罗德王朝就在此办学校了。也许在奈特王朝时代，这里就有学校了，似乎不是天主教会学校。我们发现约1117年，有人提及一位“牛津的老师”。1133年，一位来自巴黎的神学家罗伯特·普伦（Robert Pullen）曾在此讲授神学。牛津的学校在12世纪变成了一所大学，不过“没有人能说出确切的成立时间”。1209年，据现在的估计，牛津一地约有3000名教师和学生。正如巴黎一样，这里也有艺术、神学、医药和法学四门学科。在英格兰，民法不在大学里教，而是限于伦敦的林肯学院、格雷学院、内寺（Inner Temple）、中寺（Middle Temple）四处法学院。这些地方在12世纪和13世纪，原是法学教师居住和开馆授徒的地方，后来逐渐形成了法学院。

在牛津，正如在巴黎和剑桥一样，学院是从穷学生免费居住的地方开始的。在早期，它们变成了讲堂；老师和学生都住在里面；到13世纪末，这些讲堂成为大学组织上和教学上的实体。约1260年，苏格兰的约翰·贝利奥尔爵士（1292年苏格兰国王之父）为了表示对某项不知名罪状的忏悔，在牛津建立了“贝利奥尔之屋”，以每周八便士的津贴资助一些穷学者。3年后，默顿先在梅登（Maiden），后在牛津建立了“默顿学者之屋”，并以他全部的收入帮助学生。这些收入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许多倍，以致佩克哈姆（Peckham）大主教在1284年抱怨“穷学者”们正以额外的收入过着“奢侈的生活”。一般说来，英国学院日渐富有，不仅因为别人赠送的奖学金和礼品，而且因为地价上涨的缘故。约1280年，由于达勒姆的威廉，也就是鲁恩的大主教的遗赠，才建立了一座大学厅，现在称为大学学院。这些著名院校刚成立时的简陋，由其成立之初的窘境可见一斑：它们只能请到4位老师和少数愿意跟学生一块儿吃住的学者。老师们共同推选出一位资深者负责管理，后来他或是他的后继人就沿用了“校长”（master 或 principal）这个名称。现在这些词是专指英国学院的负责人。13世纪的牛津大学，是由这些学院在教师公会的名义下组成的协会。那些老师是由他们自选的董事及一位主教区秘书长负责管理，董事及主教区秘书长又受制于林肯区主教和国王。

1300年以前，牛津大学作为一个知识活动和有影响力的中心，它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巴黎大学，居欧洲第二位。它最著名的毕业生是罗杰·培根，还有一些圣方济各修会的会员，包括亚当·马尔什（Adam Marsh）、约克郡的托马斯及约翰·佩克哈姆等人，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的领导者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可以说是13世纪牛津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他在那里学习法律、医学和自然科学，毕业于1179年，1189年获得神学学位，不久之后当选为“牛津诸校之长”（此为早期大学校长的称呼）。1235年，当他仍是牛津校长时，他又成为林肯区的主教，在他的监督下完成了大教堂的建筑。他的积极呼吁，促成了对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对13世纪学术界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努力，他也曾参与其中。他曾著文评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后事析论》从事历法的改革，并著书《科学概论》（Compendium Scientiarum ），将当代的科学编入《科学概论》中。他懂得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原理，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为罗杰·培根提供了许多初步构想，很可能就是他使培根熟悉透镜的放大性能。有很多我们以为是培根的想法，例如透视画、霓虹、浪潮、日历和实验论，显然是由格罗斯泰斯特的构想启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科学都必须以数学为基础”的概念。这是因为所有的力，通过空间时，必须遵从几何的形式和法则。他写过法文诗，作过一篇有关农耕的论文。他既是律师、医生，又是神学家和科学家。为了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鼓励并促成对希伯来文的研究。他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基督徒的态度对待那些犹太人，他尽可能地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民众的虐待。他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改革者，一向对教会忠心耿耿，但他敢于写请愿书给教皇英诺森四世（1250年），公然指出罗马教廷的缺点。在牛津，他成立了第一个免费贷款给学者的基金会。他是牛津教育界和知识界中成就辉煌而又获得极好声誉的千百位优秀学者中的第一人。

今日，牛津不仅是大学中心，也是制造业中心；除了造就许多教授学者之外，它也产销汽车。反之，剑桥仍然是个纯粹的大学城，它犹如中世纪的珠宝，具备了现代的财富和价值，含蕴了英格兰特有的风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那里的一切都和大学有关，而中世纪那种心灵的宁静，在这座最可爱的大学城中留存了下来。显然，它之所以在知识界有特殊的地位，必须追溯到牛津的一件谋杀案。1209年，一个女人在牛津为一个学生所杀。镇民突袭了一栋学生宿舍，吊死了两三个学生。大学（教师协会）停课抗议市民的暴行。如我们采信了一向值得信任的马修·帕里斯的话，约有3000名学生和相当多的老师离开了牛津。据说其中大部分的人到剑桥设立讲座并成立学派；这是我们首次听到剑桥有了比初级学校更进一层的学校。1228年，由巴黎涌入的学生扩展了这个学校的规模。有些行脚僧和本笃会的修士来此建立学院。1281年，伊里的主教在剑桥组成了第一所非宗教的学院——圣彼得学院，现在叫彼得堂。14世纪至16世纪中其他的学院陆续兴建，其中有些建筑物堪称世纪的杰作。整个大学城包括校园在内，在寂静蜿蜒的剑河环绕下，构成了人类最精美的成就之一。

学生生涯

中世纪的学生包括任何年龄的人。他可能是助理祭司、修道院院长、商人或已婚者；他也可能是个只有13岁的少年，在为他那突然得到的高贵身份而烦恼。他到博洛尼亚、奥尔良或蒙彼利埃修习律师或医生的课程，或到其他大学去准备将来为政府工作，通常是在教会里做一番事业。他无须经过入学考试，仅有的一点要求是他必须懂拉丁文，并且要付给他的老师少许学费。如果他很穷，他还可以得到他的家乡、朋友、教会、教主或者奖学金的帮助。这种情形是很多的。乔斯林所著的《编年史》和卡莱尔（Carlyle）著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中的主角萨姆松院长（Abbot Samson）所受的教育，是由一位穷神父用卖圣水的所得去供给他的。前往大学或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可以免费坐车，并可在途中的修道院获得免费招待的食宿。

到达牛津、巴黎或博洛尼亚以后，他将会发现自己成为一大群快乐、困惑而又热切的学生的一分子，正处在一种由于异端攻击而使哲学如同战争一样刺激、而辩论犹如比武一样精彩的心智激荡的气氛之中。1300年，巴黎约有7000名学生，博洛尼亚约有6000名，牛津约有3000名。这些数目是拉希达尔所做的最保守的估计。据法律学者奥多弗雷德在约1250年所做的估计是：博洛尼亚在1200年共拥有1万名学生。某个聂斯脱利派僧侣拉巴努斯（Rabanus Gauma）估计巴黎学生人数在1187年达3万人。阿马的大主教菲兹拉尔夫（Fitzralph）约1360年时统计牛津学生数曾达3万名；约1380年，威克里夫认为菲兹拉尔夫的估计须加倍，即6万名。1450年，曾任牛津校长的主教盖斯科因（Gascoigne）纠正威克里夫的估计，认为应是3万人。上述这些估计显然是猜测，并有些夸张，然而我们无法证其有讹。一般说来，巴黎、牛津、博洛尼亚的大学在13世纪中的学生比后来还要多，大概因为那时竞争者比较少的缘故。新来的学生将由他所属的“国”来接待，并且引入其住处——多半是住在一些穷苦的家庭中。假如他接洽得圆滑，他可能从寄宿处那里获得一张床和一个房间，在那里他的开支有限。1374年，牛津的学生一年的食宿约需104先令，学费20先令，衣服40先令。

他无须穿着特别的制服，但是必须把袍子上的扣子扣好，而且除非他的袍子长得足以遮住他的脚跟，他不得光着脚走路。为了便于区分，老师穿“加帕”（cappa）装——有着毛边和头巾的红色或紫色的法衣；他们头戴方形帽，帽顶上没有流苏而以一簇毛代替。巴黎的大学生具有教士身份，而且享有和教士相同的各项豁免权：他可以免服兵役，免缴税金，免受世俗法庭审判。虽然不会受到强迫，不过别人都希望他能剃发。要是他结了婚，他仍将保有学生的身份，但将失去那些特权，而且无法获得学位。但适当的男女交往则不受这些惩罚。1230年，一个名叫雅克·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的僧侣形容巴黎的学生：

他们比一般人还要放荡，他们不以为奸淫是有罪的。在路上，妓女公开地把路过的教士拉进娼寮；如果他拒绝进去，就会被妓女讥为鸡奸者。这城里的鸡奸——这可厌的罪恶——是如此之泛滥，以致一个人若有一两个姬妾，将被视为一种光荣。在同一栋屋子里，有时楼上是教室，楼下就是妓女户；老师在上面讲课，妓女在下面从事她们卑贱的服务；你往往可以同时听到哲学家们的辩论，及妓女与老鸨争吵的声音，发自同一栋屋子里。

这篇叙述很明显地充斥着激于义愤的夸张。我们只能这么说：在巴黎，教士和圣人并不是同义词。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拉希达尔的说法，他说：“夸张一点地说，我们有过多的证据，足以证明维特里对他那个时代的学者生活的描述，根本不是真实的。”拉希达尔继续谈到各“国”的学生如何地使用很糟糕的形容词，形容其他各“国”的学生：“英格兰的学生是酒鬼和孬种；法国学生骄傲但软弱得没有男子气概；日耳曼学生是吹牛大王而且沉湎于杯中物；佛兰德斯学生又胖又贪，而且像奶油一样地软；他们不但这样在背后相互诋毁，还常常从互骂到群殴。”起初巴黎的学生集中在圣母院所在的岛上。这是最原始的拉丁区，因为每个学生在此都得使用拉丁文，即使非学术性的交谈也不例外，因而得名——不过，这条规定常被破坏。即便当拉丁区已经扩展到了塞纳河南岸的西城郊，学生仍然太多而难以管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学生和市民之间、俗人与僧侣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在牛津，圣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召集学生，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则召集市民，去打一场长袍（goun）与城市（toun）之间的短兵接触战。1298年，牛津的一次暴动，造成了3000英镑的物质损失。1269年，一个巴黎官员发布公告，控诉学者们“日夜不停地凶狠地击伤、杀死许多人，掳掠妇女，强奸处女，破门而入抢劫民屋”，并且“不断地犯下诸如劫掠等其他暴行”。牛津的学生可能没有巴黎的那么好色，但在此地杀人却是极普通的事，而死刑反而很少见到。假若杀人者离开了城市，很少会被追捕的；而且牛津人认为杀人者被逐到剑桥去，已经算是受到足够的惩罚了。

由于饮水大多不太卫生，茶、咖啡和烟草又未传到欧洲，学生们只好用葡萄酒和啤酒来调和他们与亚里士多德及那寒冷的宿舍。组成“大学”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是为了用狂饮来庆祝宗教和学术界的节日。学年中每进一步都是该用美酒迎接的快乐节日。学生们往往以这些提神的饮料供给他们的考试委员。每学年结束时，各“国”就在各酒店，把店中的所有存货都一饮而尽。掷骰子也是他们爱玩的，有些学生因为在圣母院的祭坛上掷骰子而被开除学籍。在平常，学生们则以鹰、犬、音乐、舞蹈、下棋、讲故事、捉弄新生等方法自娱。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被称为“黄口小儿”，他们受到威吓、哄骗，被逼迫花钱请学长大吃一顿。纪律大半靠各住宿厅所订的规矩来维持，犯规的人要受罚，他必须买几加仑的酒让大家共享。鞭笞虽在文法学校中很常见，但直到15世纪，大学的校规中都不曾提及这种惩罚。此外，学校当局要求学生们在每年开始的时候，宣誓服从所有的校规。在巴黎，学生必须遵守的誓约之一是绝不向那些不让他通过考试的考试委员报复。学生们匆匆地宣誓，而后又任意地违犯誓约。伪誓是很流行的，对于这些年轻的神学家来说，地狱毫无恐怖可言。

然而学生们仍拨冗听课。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懒鬼；一些宁要舒适不要名声的人，喜欢选宗教法这门课，因为它在第三节才开始上课，这样可以让他们睡足懒觉。由于第三节课是在上午9点，可见大多数的课天一亮就开始了，大概是7点钟。13世纪初，学季长达11个月；14世纪末，为了让年轻人能在收获期间帮忙，放个“长假”，从6月18日到8月25日或9月15日。在牛津和巴黎，圣诞节与复活节只放很少几天假；博洛尼亚的学生年纪都大些，而且也较富有，或许离家较远，有些圣诞节放假10天，复活节14天，封斋期前的狂欢节21天。

在教学进行时似乎没有考试。但有背诵和辩论的活动，而不能胜任的学生在其间就会被除掉。12世纪中，兴起了一种风俗，要求学生读完5年书后，参加由他所属“国”所组成的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初步考试。这是一次非公开的测验：回答问题并公开辩论，此时候选人要为一个或数个命题和挑战者辩论。委员会由上述的测验结果做出结论。通过这种初步考试的人叫作“学士”（bachelor），可以当教师的助教。学士可以继续再读3年。然后，若是他的老师认为他足以接受考验，就把他送到由校长指定的考试委员那里。老师们被要求不要把显然不够格的学生送去，除非他们很有钱或者很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考试就把试题的难度调整到适合学生的程度，甚至这些考试全都免了。学生的品格也是考查的项目之一。在他4年或7年的学习期间所犯的悖德行为，可能令他无法得到学位。1449年，维也纳接受考试的43人当中，有17人未获通过，全部是因为品行的缺陷，而不是知识的不足。

假如学生通过了这公开的最后考验，他就成了“教师”或“博士”（doctor），并获得一纸由教会批准的证书，可以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开课讲学。当他是学士时，他不戴任何帽子；但现在，他得到一顶方帽子及考师的亲吻与祝福。坐在椅子上发表一次就职演讲，或者主持一次就职辩论，这就是他身为教师的“始业式”。在这种毕业典礼中，他应该准备一次盛筵，款待学校里每一位老师，并赠送他们礼物，完成这些及一些其他仪式之后，他被接受成为公会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教育和现代的教育制度一样有着恼人的缺陷。只有小部分获准入学的学生能读完得到学士学位所需要的五年。由于教会各种教义的假设均拘束于信仰之上，致使学生的心智趋于静止而不活动，找寻论据以证明这些信念，引证经典或圣徒遗著以支持这些信念，强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与这些信念相合，逐渐训练成一种学术狡谲，抛弃了学术良心。假如我们注意到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所基于的各种假设，最后都会发展成一种类似的独断主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原谅中世纪教育上的这些错误。所以当今我们容许人们自由地去怀疑他们先祖的宗教信仰，却不容许怀疑先祖的政治信仰；政治上的异端会受到社会的逐斥，这正如信仰时代宗教异端之受开除教籍的惩治一样。现今警察的工作替代了上帝的工作，因此怀疑国家比怀疑教会更来得危险，没有一个制度，当其根基受到挑战时，还能微笑以对的。

当今知识的传播以及观察力的训练，很明显地比中世纪要普及，但是对于人格教育我们却不能这么说。中世纪毕业生的实际能力并不缺乏，大学制造了一批缔造法国君主政治的能干的行政人员和律师、一些领导基督教进入理性之海的哲人及一些敢用欧洲方式思考的教皇。大学使得西方人的智慧更为敏锐，产生了一种哲学的语言，使得学习成为值得尊重的活动，并结束了胜利的野蛮人智慧发展的青春期。

在时间无情的力量面前，许多中世纪的成就都已湮灭；而大学却保留了它组织中的每一份，使这些成就由信仰时代一直流传到我们手中，为了一些无可避免的改变，它们作了必要的调整，换下他们的老皮来迎接新的生命，并等待我们来促使它和政府结合在一起。

第九章 阿伯拉尔
（1079—1142）

宗教哲学

让我们来为阿伯拉尔开设一章，不仅因为他是哲学家及巴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是12世纪使拉丁欧洲心灵燃烧的火焰，而且因为他和埃洛伊兹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文学最为迷人的一部分及化身。

他诞生于布列塔尼，靠近南特，在勒帕莱特（Le Pallet）的一个小村中。我们只知道他父亲叫贝伦格尔（Bérenger），是中产阶级，足以供养三儿一女的教育。皮尔（Pierre，我们不知他为何姓阿伯拉尔）是大儿子，能继承遗产，但他对理论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长大之后放弃家产让与其弟，而出发寻求大师或著名老师追研哲学。他的一位启蒙老师罗塞林对他的生命有重大的意义，他是一位反动者，预示了阿伯拉尔日后受教会的责难。

罗塞林从最无害而乏味的逻辑问题——共相的客体存在引起了辩论。在希腊和中古哲学里，共相是泛指一类事物（书、石头、行星、人、人类、法国人民、天主教会）、动作（残忍、正义）或性质（美、真）等概念。柏拉图看到个别的有机体与事物的暂时性而提出其看法：共相比它所指称的任何事物更为持久，因而较任何事物更为真实。共相的“美”比弗里内（Phryne）的“美”更为实在，“公正”比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为雅典政治家，被尊为“公义者”）更为公正，“人”比苏格拉底还实际；这是中世纪所指实在论的精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共相只是由理性所形成的一个概念，用来代表一群同类事物，他认为这群事物本身只是像其组成分子一样地存在。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所争论的是：是否有一个“群体理性”（group mind），它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体的欲望、观念与感觉？其中休谟辩称个体的“理性”本身只是泛指感觉、观念、意志等在有机体内结合的一个抽象名词。希腊人对这些问题不放在心上，如一个极端的异教哲学家——叙利亚和罗马的波菲利（约232年—约304年），只提出它而未提供答案。但对于中世纪来说，这个问题却是重要的，教会宣称教会本身不仅是个别信徒的总和，而且是个精神的实体。教会感到整体具有超乎其构成分子的特性及权力，不能承认其是一个抽象体，或教会一词引起的广泛的意念和关系仅是构成分子的观念或感情；其是活的“基督的新妇”，更糟的是，如果只有个人、事物、行动和观念存在，三位一体又怎么解释呢？三个“身位”的合一全属抽象的吗？或他们是三位单独的神？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来了解罗塞林的命运。

我们得知他的观念，只是凭借他的反对者的报告。据说他认为共相或一般概念只是字语（声音），只是声音的振动，个体事物或人的存在也只是名字上的存在。而种、类和质并未独立存在，一个“人”并不存在，只有人群才存在；“颜色”只存在于彩色事物的形式中。如果罗塞林未对三位一体提出唯名论，教会则不会发难。传说他认为神是应用到三位一体的三个身位的字语，正如“人”是应用到“很多人”的字语，但实际存在的是三位，更实际说是三个神。教会不能容忍康皮埃格内（Compiègne）教区主教堂的教士如此大放厥词。罗塞林在苏瓦松举行的主教会议中被传讯（1092年），而被强迫在撤回言论或被逐出教会二者中选一。他撤回其论点。然后逃到英国，攻击那里的教士蓄妾，又回到了法国，在图尔和洛什讲学。可能就在洛什，受教于其门下的阿伯拉尔坐不住了。他拒绝唯名论，但仍怀疑使他两度被判刑的三位一体论。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称实在论为“古代的教义”，而称其反对者为“现代派”。

安塞姆又以数部作品为教会辩护，可能深深地感动了阿伯拉尔。安塞姆来自意大利的贵族家庭，他于1078年在诺曼底的贝克寺任住持，在其管理下，如在朗弗朗的管理下一样，使贝克成为西方的主要学院之一。可能是理想化的描写，他被其院中的僧侣埃阿德美尔（Eadmer）在一本令人喜爱的传记中这样描述：温和的禁欲者，只知沉思和祈祷；勉为其难地离开他的小居室，去管理寺院和学校。对他来说，信仰即是他的生活，无疑，信仰远在了解之先。如何能以有限的心智去了解上帝？他说：“我不是为了信仰而去寻求了解”，而是遵从奥古斯丁“我相信为了了解”。但他的学生要求反对无神论的论证，他自己认为这“并不重要，假如我们在信仰上坚定，我们就不应力求去了解我们所信仰的”。他接受“信仰以求得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箴言，在其广大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中，他开创了经院哲学，想以理性的方法辩护基督教的信仰。

在一篇小的论文《独白》（Monologion ）中，他辩论共相的真实存在时说：善、正义和真是相对的，而只有当其和绝对的善或正义和真比较时，才有意义；除非有绝对性的存在，否则我们没有作判断的标准，而我们的科学和道德也失其根据；上帝——真实的善、正义和真——即为此“绝对”，也就是我们生命上的必要假定。好像要将实在论发展到极限，安塞姆在他的《对话》（Proslogion ）中继续其著名的实在论证：上帝是我们能想象的最完美的存在，但是如果上帝只是我们脑中的概念，他就缺少了一个美的要素，那就是存在；因此上帝，最完美者，是存在的。一个自称“愚人”的谦逊教士高尼洛（Gaunilo），写信给安塞姆抗议说：我们无法神奇地通过观念到存在，而同样有效的论证将证明有完整的岛屿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同意高尼洛的看法。在另一篇耀眼而无说服性的论文《为什么上帝与人同形》（Cur Deus Homo ）中，安塞姆为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上帝曾成为人）寻找一些理性根据。为什么基督必须化身为人？安布罗斯及教皇利奥一世，及若干神父所持的意见是亚当、夏娃由于吃了禁果，而把他们自己和所有的子孙都出卖给魔鬼，而只有上帝下凡为人，以其牺牲才能把人性从撒旦和地狱中拯救出来。安塞姆提出一个更狡谲的论证说：我们始祖的不顺服是一种无限的过犯，因其违逆了无限的那一位，并扰乱了世界的道德秩序；唯有无限的救赎能平衡并除去那无限的过犯；而唯有无限的那一位能提供那种无限的救赎；上帝成为人，是为了恢复世界的道德平衡。

安塞姆的实在论被罗塞林的一个学生——香槟地区的威廉——加以阐扬。1103年，威廉开始在巴黎圣母院的天主教学校教辩证法。如果我们相信阿伯拉尔—他是个太好的战士但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的记载，威廉是个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并坚持不仅共相是真实的，而且个体是共相实体的偶然变形，只有参与共相之中才能存在。因此，人性是真实的存在，它进入苏格拉底之中，使他得以存在。而且整个的（据说威廉曾如此讲授过）共相是存在于它所含蕴的个体，所有的人性均在苏格拉底、亚历山大身上表露无遗。

阿伯拉尔在徘徊于各学派之间后进入威廉的学校（约1103年），那时二十四五岁。他风度翩翩，举止得宜，容貌英俊，神采奕奕，使他的态度和言词充满活力与吸引力，他能作曲而且自己演唱；他具有诱惑性的幽默，是快乐的青年，充满着巴黎和哲学家的气息。他的缺点是自负、夸大、不庄重、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以他那种得意的才能和年轻不懂事，糟蹋当代名家的独断论与神经质。他沉醉于哲学的“欢悦”，这位著名的情人爱辩证法甚于爱埃洛伊兹。

当老师提出夸大的实在论时，正是他的大好表现机会，他在课堂上挑战老师，难道说所有人性均表露在苏格拉底身上吗？那么当所有的人性在亚历山大身上时，苏格拉底（包括所有人性的特征）就一定表露于亚历山大身上了。可能威廉的意思是：人性的重要元素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并没有接受威廉的论证。阿伯拉尔针对威廉的实在论和罗塞林的唯名论，他提出所谓“观念论”。类（如石头、人）仅是以其构成分子的形式而实体存在，而性质（白的、善的、真实的）仅能从事物的行动或概念中表现出来。但是类别与性质不仅仅是一些名称，它们是我们的心灵在观察一群人、事物、动作或观念后由其所共同具有的元素或特质而形成的某些概念。这些共同具有的元素是实质存在的，虽然他们在个体中才能显现。由于概念，我们可以思考共同的因素，由于种或共相观念，我们可以推及同类，概念或共相不是“空话”，而是最有用和不可缺少的思考工具。没有它们，则不可能产生哲学和科学。

阿伯拉尔告诉我们，他与威廉独处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开始自己教书，最初是在默伦，后来在科贝尔，分别距离巴黎有40英里和25英里远。有些人批评他只经过很短的学徒训练就开起店来，但仍有一大群学生跟从他，欣赏他敏捷的思考和言语。同时威廉在圣维克托当僧侣，而“被要求”继续在当地讲学。阿伯拉尔经过一场病痛后，重做学生。显然，威廉的哲学，比在阿伯拉尔急就章的简短自传中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久他们重起辩论，阿伯拉尔迫使威廉修正其实在论，而威廉的声望大减，他的继承者和指定者在巴黎圣母院提出对阿伯拉尔的让步（约1109年），而威廉则拒绝同意。阿伯拉尔复在默伦讲学，然后又至巴黎郊外的圣吉纳耶夫山。他和威廉及他们的学生之间，关于逻辑学唠唠叨叨地论争了好几年，因此尽管阿伯拉尔反对唯名论，却成了现代派的领袖和英雄，成了“现代”学派的激进青年叛徒。

当他陷于论战中，他的父母亲同时加入清修教团，阿伯拉尔回到勒·帕莱特向他们告别，可能还解决了一些财产的问题。1115年在拉昂研究了一段时间神学之后，阿伯拉尔回到巴黎。他显然未受到反对，就在他曾求学12年之久的巴黎圣母院的回廊，建立他的学校，并开始授课。他成为主教区总教堂的教士，虽然没有成为神父，但若他能三缄其口，则可以期望升至教会中的高位。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他研究文学和哲学，是一位头脑明晰、能以优美文字解释问题的教师，像任何法国人一样，他承认道德义务的明确无误，也不惧怕幽默会损及讲解的分量。有来自12个以上国家的学生听从他，他的班级如此之大，他们给他相当多的报酬并造就了他的国际声望，可用几年后阿贝·富尔凯（Abbé Foulques）写给他的信作为证明：

罗马将她的子弟送给您教导……没有距离、山谷或路能阻止青年自世界各地奔向您。英国的青年经过危险的海峡群集到您的课室上；西班牙、佛兰德斯、德国各地也来了许多学生；而他们对您心灵的力量赞不绝口。我说，不但所有巴黎的居民，就是最远的法国人都渴望聆听您的教诲，几乎没有一种学科不能从您而学。

得到这些崇高而辉煌的成就和声名，他为什么不能升任主教（像威廉一样），然后成为大主教？他为什么不能升至教皇？

埃洛伊兹

直到那时（约1117年），阿伯拉尔仍旧护卫着他曾经主张的“极端的节欲”和“细心而坚决地克制纵欲”。但少女埃洛伊兹，教士福尔伯特的甥女，有漂亮的容貌及学习的热心，因而激起他人的本能和心中的钦慕。当阿伯拉尔和威廉正为“共相”争论时，埃洛伊兹正从婴儿长成少女，而且因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她舅舅送她入阿让特伊（Argenteuil）的修道院，在那儿她爱上了小小图书馆里的书本，她成为那里最好的学生。当福尔伯特得知她能像熟悉法文一样地熟悉拉丁文，甚至还学希伯来文时，他带她回教堂附近的家中居住。

阿伯拉尔在埃洛伊兹16岁时（1117年）进入她的生命中。可能她早听说过他的大名，她一定也看过上百的学生挤在回廊上听他讲学。也许，是对知识的渴望，她公开或暗地里去聆听并一睹这位巴黎学者心目中的偶像和典范。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听说阿伯拉尔将成为她的家庭教师，而和他们住在一起时，她所感到的微微惊恐。让哲学家自己来对事情的发生，给予最坦白的说明：

就是这少女……我决定借爱情的维系与她联结。而且此事对我实在很容易。我是这么地著名，而且年轻俊美，因此无论哪个妇女，我爱上了，她就很难加以拒绝……所以，当我燃起对这少女的炽烈之爱，我便寻找着去发现如何能和她每天熟稔地谈话，以及更轻易地得到她的同意。为此，我说服她的舅舅……将我带进他的家庭……而只付予一小笔酬劳……他是个贪财的人，同时……相信他的甥女可由我的教导获益不小……这人单纯而缺乏警觉；我不应该惊讶，即使他会把一只柔顺的小羊托给一只贪婪的狼……

为什么我还要多言呢？我们已结合，首先在遮盖我们爱情的居室里，然后，是在我们燃烧爱火的心房里。在预习功课时我们沉浸在爱的幸福中……我们的吻比说话多；我们的手接触书比爱抚少；爱将我们的眼睛吸引在一起。

他单纯的生理欲望，透过埃洛伊兹的纤细情怀而化为“最芳香而甜蜜的温柔”。这对他而言是新经验，使他远离哲学；将其对讲学的热爱移转至其恋情，而他的讲课也变得异乎寻常地乏味。学生们为这位辩证学者感到惋惜，但仍欢迎这位大情人；他们乐见于即使苏格拉底也会犯罪；他们唱他新谱的爱情歌曲，以告慰其所失去的论战；而埃洛伊兹从她的窗户能听到学生喧闹地附和着他的杰作。

不久，她告诉他已怀有孩子。他夜里偷偷地将她从舅父家带到他姐妹在布列塔尼的家中。半是恐惧，半是怜惜，他要求她愤怒的舅舅福尔伯特准许他和埃洛伊兹结婚，并保持秘密。教士同意了，在阿伯拉尔结束课程后，就到布列塔尼迎回温柔但不情愿的新娘。当他到达时，他们的儿子亚斯特罗拉贝（Astrolabe）已出生三天了，而埃洛伊兹拒绝和他结婚，因为在利奥九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前一代的规定中，禁止已婚教士升任神父，除非他的妻子也成为女尼。但她也不情愿放弃她的伴侣与孩子，因此提议留为他的情妇，因为此种关系既可智巧地保持机密，且不会像结婚一样妨害他在教会中的晋升之途。在阿伯拉尔所作《我的灾难史》（History of My Calamities ）中，曾以冗长的一节，论及埃洛伊兹在这一点上所提出的睿智的一系列论据与例证反对哲学家的结婚，并以有力的辩词反对“掠夺教会的荣光”：“记得苏格拉底曾经结婚，由于如此的一个恶例，他在哲学上首先涤除那个污点，使以后的人可以更加审慎。”他记载着她说“被称为我的情妇，比被熟知为我的妻子，使她感到更为甜蜜；并且对我而言，也更为体面。”他劝服了她，使他们的婚姻为一些知己朋友所知。

他们将亚斯特罗拉贝留在他姐姐家，回到巴黎，而请福尔伯特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了使婚姻保持秘密，阿伯拉尔回到其单身的宿舍，而埃洛伊兹又跟她舅舅住，这对情人见面次数不多，而且多于暗中相见，但是福尔伯特为挽回自己的声誉，背弃其对阿伯拉尔的承诺，而泄露了他们的婚姻。埃洛伊兹加以否认，而福尔伯特“常将惩罚加诸她身上”。阿伯拉尔再把她带走。这次违背她的意愿而将她送到阿让特伊的修女院，并命她穿上女尼的装束，但并不立誓修行或成为修女。福尔伯特和他的亲戚们，闻及此事时，阿伯拉尔说：

他们相信，我完全在欺骗他们，并强迫埃洛伊兹为尼，以图永远摆脱她。极度的愤怒后，他们设计了一个密谋来陷害我；一天晚上，当……我正熟睡于寓所的一间密室时，他们贿赂了我的一个仆人破门而入，他们在我身上施行最残忍和可耻的惩罚……他们剪断了我身体的那部分，因那导致他们的忧愁；完后他们逃出，但其中两人被捕，而失去他们的眼睛和生殖器。”

他的敌人已不能选择更狡猾一点的报复手段，但这并未马上侮辱他；在巴黎，包括教士都同情他；他的学生群集安慰他。福尔伯特藏身起来，主教没收其财产；但阿伯拉尔知道他已经被毁了，“这惊人的故事将流传全世界”，他不再希望教会的高职。他感觉他的好名声已经“完全被毁”，而且他可能成为代代流传的笑柄。他觉得他的过错已受了公正的裁判，在他曾经犯罪的肉体上已有残缺，而且也被他所陷害的人伤害了。他吩咐埃洛伊兹做修女，而自己在圣丹尼斯起誓做僧侣。

理性论者

一年后（1120年），在他的学生和大修道院院长的催促下，他在曼松塞莱（Maisoncelle）的本笃小修道院的地窖密室中继续讲学。也许我们可在他的著作中窥见他的演讲内容，但这些著作是由他陆续发表的作品编撰而成的，难于确定日期。作品在他晚年时曾修改过，当时他的精神几已崩溃，因此无法知道他年轻时的生命火花究竟有多少因时间的冲激而湮灭。有四部较小的作品涉及共相的问题，我们不必扰及他其余的作品。然而《辩证法》是一本多达375页的论文，讨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观点：词类的理性分析、思想的范畴（物质、数量、地点、位置、时间、关系、性质、所有、动作、嗜好等）、命题的形式、推理的规则。西欧人再生的心灵必须为其本身澄清这些基本的概念，像一个小孩子学习阅读一般。在阿伯拉尔的时代，辩证法是哲学家的主要兴趣。一部分因为这新的哲学是受亚里士多德、波伊提乌和波菲利的激发，只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但并非全部这方面的著作）被第一代的经院哲学家所知。《辩证法》并不是一本吸引人的著作，但在其正文里，我们仿佛听到在信仰与理性首回合冲突中发出的疏落枪声。真理并非不可辩驳，阿伯拉尔说，《圣经》的真理应和理性的结论配合，否则给我们理性与信仰的上帝就会以其一来欺骗我们。

也许在早年——那个爱情悲剧以前——他写了《哲学家、犹太人、基督徒间的对话》（Dialogue Betueen a Philosopher, a Jew, and a christian ）。他说：“在某晚的异象中”，三个男人走向他这著名的教师，而请求他对他们之间的争论做一个裁决。三个人都相信一个上帝，其中两个人接受希伯来文《圣经》。而哲学家则反对，认为生命、道德应基于理性和自然律。哲学家辩道：固守着我们幼年时的信仰，与无知群众同样迷信，然后宣判那些不接受这些幼稚行为的人都进入地狱，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啊！他下了一个不合乎哲学精神的结论：犹太人是愚人，而基督徒是疯子。这时犹太人立刻反驳道：人不能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生活；上帝便像一个好的国王，他给了人们行动依据的法律。“摩西五经”中的告诫，给予犹太人勇气与道德，使他们得以度过几世纪之久的流浪与悲惨生活。哲学家问，那么你们的先祖在摩西和他订律法之前如何活得如此的高贵？——而且你如何相信这个启示，允诺供给你们现世的繁荣却一直给予你们贫穷和荒凉呢？基督徒承认哲学家和犹太人所说的大部分，但他辩称基督教教义同时发展并成全了自然律和摩西律法；基督教教义将人类道德的理想提高至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些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犹太教经典能提供人永恒的幸福，而是基督教给烦恼的人以希望，因此它是无比珍贵的。这个未完成的对话是一个惊人作品。

阿伯拉尔最著名的作品《是与非》提供了另外一个自由讨论的主题。最早提到它的是在圣提埃里（St.Thierry）的威廉给圣贝尔纳的一封信（1140年），描述它是一本神秘的书，秘密地流行在学生和阿伯拉尔的同伴中。以后它就失传，直到1836年，其手稿才被维克托·库辛（Victor Cousin）在阿夫朗什的一个图书馆里发现。这本书的形式，必定是他无法晋升为主教职位主要原因。在一篇虔敬的导论之后，它分成了157个问题，包括信仰的最基本教条。在每一个问题之下，排列了两组相对立的引句，一组是肯定赞同，另一组是否定的。而且每一组都引自《圣经》、教会早期教父的作品、异教徒经典，甚至奥维德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即成为学者讨论的参考工具，但书中的导论，有意或是无意地写出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甚至他们个人的矛盾，以此来贬抑早期教父们的权威。阿伯拉尔怀疑《圣经》的权威性，但他赞成它的字句应为文盲所理解，而且必须以理性来解释；《圣经》会被篡改的字句或错误的抄本所破坏，也可能与早期教父的作品互相矛盾，这时理性就必须调和它们。他比“笛卡儿的怀疑”（Carte Sian doubt）早400年，他写了这样的序言：“智慧的第一个秘诀是谨慎及不断的怀疑……因为由怀疑我们就会寻求答案，由寻求答案我们就可找到真理。”他指出耶稣本身在圣殿中面对东方博士们时，不断地问问题。书中首先讨论的大部分是哲学独立的宣言：“信仰必须建立在人类的理智上。”他引述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及格列高利一世等人的话来护卫信仰，并引用奚拉里、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的话，指出能以理性来证明一个人的信仰是好的。阿伯拉尔一面不断地肯定他的正统观念，一面也展开了一个有关“神与自由意志”“在一个由至善全能的神所创造的世界中罪与恶的存在”“神非全能的可能性”等问题之辩论。他对这些问题的自由推论，必定已动摇了爱辩论的年轻学生的信仰，然而这种自由的教育方法，很可能由于阿伯拉尔开了先例，变成法国大学在哲学或宗教写作上的正规程序，我们将发现圣托马斯曾毫无恐惧、毫无责备地采用它。在经院哲学中，理性主义也找到了生存的一席之地。

假如这本《是与非》因为它的通用度被限制了而受到较少的攻击，阿伯拉尔企图应用理性解释“三位一体”的奥妙，但这个尝试不会如此狭窄地限制它的影响力和警戒性。因为这是他在1120年的讲学和他的书《论神的唯一与三位一体》（On the Divine Unity and Trinity ）中的主题。他说：

就我的学生们来说，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寻求理性或是哲学上的解释，他们要求的是能了解的理由，而不只是对于“字”的了解，而且认为发表一些不可能本于知识的话是无用的。因此，他们认为除非先被了解，否则不足以相信，并认为向别人鼓吹一件他自己或他所教导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是很荒谬的。

他告诉我们，这本书“变得非常受欢迎”，而且人们赞赏他的灵巧。他指出神的唯一性，是被最伟大的宗教家和哲学家赞同的一点。在一神里，我们可视他的力量为第一身位，他的智慧为第二身位，他的高雅仁慈和爱心为第三身位，这就是神质的形态。但神所有的成就包含并结合了他的权力、智慧和爱心。很多神学家觉得这是一个可承认的推论。巴黎主教拒绝年老且固执的罗塞林对阿伯拉尔异端邪说的控诉。而沙特尔的杰弗里主教在众人恼怒这位鲁莽的哲学家时，保护了阿伯拉尔。但在兰斯有两个教师阿尔贝里克和洛图尔菲曾于1113年与阿伯拉尔在拉昂辩论过，鼓动大主教召见阿伯拉尔，要他带着讨论三位一体的书到苏瓦松来回应那些指控他为异端邪说的攻击。当阿伯拉尔到达苏瓦松时，他发现民众已群起反对他。“他们走近来用石头砸我……相信我已宣传有三位神的存在。”沙特尔的主教要求阿伯拉尔在会议上为自己辩护，阿尔贝里克和其他的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阿伯拉尔在说服和辩论上是令人无法不信服的。这次会议责备他不听教令，强迫他将书付之一炬，而且命令圣梅克拉克尔的修道院长监禁他一年。但不久以后，罗马教皇释放他，并把他送回圣丹尼斯。

在那里与不守法的僧侣度过了动荡的一年后，新任的修道院院长阿博特·苏格尔允许他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与特鲁瓦间一处荒凉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小庐舍（1122年）。在那里约束少，他用芦苇和稻草建了一座小教堂作为祈祷的地方，称之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当学生们得知他愿意免费教学后，他们为自己搭建了一所临时学校；他们在广场上建茅屋，睡在灯芯草和稻草上，同时以粗糙的面包和原野的香草为食。因为求知的热望，这里很快地就聚成大学。学生们为报答他，群起助他开垦原野，造房子，并以木材和石头造了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命名为Paraclete（译按：即指圣灵），说明当他逃离人类社会而变得孤独和失望时，其门徒们的爱却俨如圣灵般地进入其生命中。

他在那里的三年过得非常愉快。也许他对这些热心学生的演讲，被保存下来并重编集成两本新书。一本叫《神学的基督教》（Theologia Christiana ），另一本叫《神学》（Theologia ）。这两本书的教义均是正统的，但在一个对大部分希腊哲学仍很陌生的时代里，发现书中有许多对异教思想家的赞美，及暗示柏拉图的思想中也包涵某种程度的宗教启示时，不免让人有点惊奇。他不能相信所有这些基督教以前时代中的大思想家都失去救世之意，他坚信神把他的爱给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异教徒在内。阿伯拉尔固执地再回到对神学的理性辩护，他认为异端邪说必须以理性而非以武力来阻止。那些坚持认为信仰不须理解的人，在很多事件上，想要掩饰他们无能力睿智地启导信仰。此言真似一根芒刺刺入某些人的肤肉！在寻求基督教的理论基础上，阿伯拉尔的勇气并不比在他之后的哈勒斯（Hales）的亚历山大、马格努斯、托马斯·阿奎那更大。但即使如勇气可嘉的托马斯，也将三位一体论及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置于超乎理性信仰之上。阿伯拉尔却在理性的范围内，寻求最奥妙的教义。

他著书立论的大胆及敏锐智慧的咄咄逼人，使他招致了新的敌人。可能在提及明谷的贝尔纳和普雷蒙特雷修会的创建者诺贝特（Norbert）时，他写道：

某些为世人所相信的后辈传道者，到处奔走……无耻地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对我造谣中伤，以致他们能及时引起许多权威人士对我的嘲笑……当我得知有一个新的教士会议要召开，那么上帝将是我的证人，我相信这个会议是为了我的被定罪而召开的。

可能为了平息这种批评，他放弃了教学而接受了一个邀请，担任布列塔尼的圣吉尔达斯修道院的院长（约1154年）。更可能是精明的阿博特·苏格尔故意安排这一转机以平息这场风暴。这是一项提升，也是一种监禁。这位哲学家发现他自己处在“野蛮”和“不可理喻”的人民及“卑鄙不驯服”、公开和姘妇同居的教士群中。教士们愤恨他的改革，他们放毒药在他弥撒时饮用的圣餐杯里。不过这个计划失败了，他们又贿赂他的仆人在食物中下毒，另一个教士吃了这食物而“立刻倒地暴卒”。

埃洛伊兹的书信

自从埃洛伊兹离开阿伯拉尔后，她尽职地做个修女，最后成为副院长，而且“在所有人眼中如此受关注，主教爱她如女，院长和她情同手足，而教外俗人爱之若母”。得知埃洛伊兹及她的修女们正在找寻新的教区，阿伯拉尔提供他们小教堂及名之为“圣灵”（the Paraclete）的建筑。阿伯拉尔亲自帮助她们在那儿奠基，并时常造访她们，同时对她们及附近的村民讲道。于是谣传着：“像我如此年老，实在难以忍受和我所爱的她分离，至今我依然易为现世的欲望和快乐所动摇。”

当他在令其不胜烦恼的圣吉尔达斯教区时，完成了他的自传《我的灾难史》。我们不知他的动机何在，它似乎是献给一位悲伤的友人的，以安慰性小品文的形式出现。“因此把你的悲哀跟我相比，你会发现你的悲伤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显然他此书想诉之于世人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白和神学上的卫教。一项古老但未经证实的传说提到：当这一自传的抄本传到埃洛伊兹手中时，她写下了如下令人惊讶的回信：

致她的老师，也是父亲，她的丈夫，也是弟兄；他的使女，也是女儿；他的妻子，也是姐妹；致阿伯拉尔，埃洛伊兹。我的爱人，偶然得见您写给朋友的一封慰问信……我相信没有人读了它或是听了它而不流泪的，它重新唤起了我全心的悲伤……为在那位一直护卫您的神名里……为基督的缘故，以他的和您的使女身份，我们恳求您不时给我们来信，把您所遭遇种种绝望的事告诉我们，至少您还拥有我们，与您共享悲欢……

最亲爱的！您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为您所失去的……服从您的命令，我改变了我的习惯和我的心志，为了表示您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唯一的拥有者……我所追寻的，既不是婚姻的保证，也不是丰盛的嫁妆……假若妻子这名分显得更加神圣与合法，那么朋友这个字眼对我将更甜美，甚至，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姘妇或娼妓之名对我更甜蜜……我愿请神为证，即使奥古斯都君临世界，以为我足以与之匹配，以我为后，愿把整个世界献给我，永远受我的驾御；对我来说，也不及做你的娼妓更为亲爱和尊荣……

在王者与智者中谁能与您并享盛名？哪个王国或城镇不急欲见您？我问，当您公开露面时谁不急于看您一眼？……什么样的妻子和少女当您不在时会不渴望您的出现，而当您在时不热情洋溢呢？那么皇后或贵妇能不嫉妒我的欢乐和我的卧榻吗？……

您若能，请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在我们转而过宗教生活（这是您片面的决定）之后，我会如此被疏忽和埋没，以致令我再也不能借着您的谈话或露面而重新振作；而且当您不在时，也不能借着一封书信而获得安慰。只有这件事请您告诉我，如果您能，或者让我告诉您，我所感觉的以及我所怀疑的；您对我欲重于情……所以每当您停止所欲时，您所要显示的也同时停止了。我所至爱的！这些不只是个人的感觉，而是所有人的臆测……如果只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而您的爱使得别人去谅解那些臆测，那么我的忧伤将稍被抚平。

我恳求您注意我所要求的……当我被您的出现所欺，至少借着您所书写的话语——关于此，您有过许多——赐予我您那甜美的影像……自您处我应得到更多，为您做一切事情……我只是一个少女时，被诱导而受到皈依修道院的苦楚……这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奉献，而只是因为您的命令。为此，我不会期待从神而得赏赐，因为尽人皆知我并没做什么配得神的爱。

为此，在神的名下，您奉献了您自己。在神的面前，我请求您，不论您用任何方法，请您借着那些慰藉的书信，回到我的身边……再见！我的一切。

就生理而言，阿伯拉尔不适于同等地回报这种热情。传说他的回复是宗教誓约的提示：“给在基督里，他最亲爱的姐妹埃洛伊兹，她最至爱的弟兄阿伯拉尔。”他建议她谦卑地接受他们的不幸，当作从神处所得到的赎罪的惩罚。他要求她祈祷；命令她停止忧伤，怀着在天堂重聚的希望；并且请求她，在他死后，葬他于“圣灵”的土地上。她的第二封信里重复了她的痴爱，对神的不敬：“我曾经害怕冒犯你更甚于冒犯上帝，我渴望取悦于你更甚于取悦于上帝……看看我要过着多痛苦的一生，如果我徒然地忍受这一切的事情，而未来又无获得赏赐的希望。你如其他人一样，长期被我的伪装所欺骗，以致误解我对宗教的伪善。”他回答说真正爱她的是基督而不是他：“我对你的爱只是色欲而已，而不是纯然的爱情，你使我可怜的欲望获得满足，而这就是我所有的爱……为耶稣基督哭泣吧！而非为你的好色者哭泣；为你的救世主哭泣吧！而非为我这卑污的人流泪。”他又作了一篇感人的祈祷，希望她能为他背诵。她的第三封信显示她承认了他属世爱情的没灭，她只是要求他定一套新的清规，使她和她的修女们可以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他应允了，而且为她们起草了一套很温和适切的规约，他写了训诫来启发她们，把这些作品送给埃洛伊兹，附言柔和地说道：“在主里，我向他的仆人道别，那曾经在世上为我所钟爱，而现在在基督里为我所至爱的。”在他伤痛的心中，他仍是爱着她的。

这些有名的信件是否是真的呢？困难出现了。埃洛伊兹的第一封信似乎是在他的《我的灾难史》之后，而在这篇《我的灾难史》中曾记载着数次阿伯拉尔在“圣灵”对埃洛伊兹所作的拜访，而她埋怨他根本就不重视她。可能他的《我的灾难史》是以连载方式发行的，而只有较前部分先于这封信。以一个献身宗教达14年，且我们可由“尊贵者”彼得及阿伯拉尔证实其已赢得极高的尊崇的女子，其书信中某些语句的大胆淫秽，似乎难以令人置信。这些书信中，既讲求修辞学上的技巧，又引经据典地引录古典文学和教父们的作品，凡此几乎不可能遽尔出现在一颗真诚满怀爱情或虔敬或悔恨的心灵之中。而这些信的最早的手稿始于13世纪，可能是让·默恩（Jean de Meung）在1285年将其由拉丁文译成法文。它们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伪造文学的一部分，事实上是不值得相信的，却是法国浪漫文学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判罪

我们不晓得在何时阿伯拉尔以何种方法逃避那些显要，及那些教区的审判。我们发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言1136年他参加阿伯拉尔在圣热讷维耶沃山（Mont Genevieve）的讲学。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经过何人的允许而能继续其讲学。或许他未曾问过任何人，或许由于他对教会纪律的稍加轻视，而使教士皆反对他，而由于不诚实的手段导致他的最后失败。

若说阉割使他失去了男子气概，但在他流传给我们、载有他授课内容的作品中，却没有这种迹象。在其作品中，很难发现有明显的异端邪说的成分，却很容易找到使教会人士感到不满的章节。在一本名叫《认识自己》（Scito te Ipsum ）的有关道德哲学的书中，他认为罪恶的产生，主要是在于意图而非行动；没有一个行动（甚至是杀人）其本身是有罪的。所以一个母亲，因其婴儿穿衣太少无法温暖时，紧紧地把婴儿抱在怀中，结果无心地使婴儿窒息而死。她杀死了她所爱的，虽然她受到法律的制裁，以使其他妇女提高警觉，但在上帝眼中她仍是清白的。更深一层来说，要构成一个罪行，须行为者不仅是触犯了别人，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其自身的道德良心。因此杀害基督教的殉道者，对罗马人并非是罪，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迫害，对保存他们的国家或是他们信仰的宗教来说都是必要的。不但如此，而且“甚至那些迫害其所认为有责任去加以迫害的基督及他的跟从者的人，其行为固然被认为是有罪的，但假若他们违背良心，释放基督徒，则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将是更大的”。这种解释即使合乎逻辑，也是使人愤怒的。但是，在这种理论下，罪恶的定义是对神的法律的一种亵渎，同时也增加对“犯罪意图”的曲解的阴霾。除了少数像保罗这类的人物，何人会承认他是违背良心行事？阿伯拉尔在1141年遭受控诉的16条原因中，有6条是因此书而生的。

阿伯拉尔比任何异端邪说更使教会感到困扰的，是他假设在宗教信仰内没有任何的奥秘，所有的教条都应能做合理的解释。据此而言，他是否太执迷于逻辑，以至把“神的话”也当成一种逻辑了呢？姑且承认这个具有吸引力的教师以非传统的方法导致正统的结论；有多少不成熟的头脑，受到他那善变的逻辑的感染，而且由于他那种似是而非的正反辩论而疑惑不决。如果只有他自己一人坚持他的论调，那他还不致被人怎样，因他不可能久留人世。但他有数百名热心的追随者，而且其他的教师如康科斯的威廉、吉尔伯特、图尔的贝伦格尔等人，均把信仰置于理智考验中。在这种情形下，教会还能使维系欧洲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宗教信仰上的一致与热诚维持多久？阿伯拉尔的一个弟子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正在意大利煽动革命。

可能就是诸如此类的顾虑，促使圣贝尔纳公开与阿伯拉尔进行论战。贝尔纳久已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这个潜行的且具攻击性的勇敢的知识分子；寻求知识，除对神圣事理有益者外，对他而言显然都是异端派，意图用理智去解释这不可侵犯的奥秘是不敬与愚昧的；而类似的理性主义若以解释宗教的奥秘为始，终会导致对于此种奥秘的亵渎。但他并不欲寻衅。当圣提埃里的威廉（1139年）要他注意阿伯拉尔的授课所造成的危险性，并请求他谴责这位哲学家时，他敷衍他而未采取行动。阿伯拉尔自己写信给桑斯教区的主教，寻求在即将举行的基督教会议中能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以澄清一般对他有关异端邪说的指控，从而突然引起了这场论争。主教同意，希望他自己的主教座堂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瞩目的焦点，为确保有个精彩的激战，他邀请了贝尔纳列席。贝尔纳拒绝，他认为在这个辩证法的游戏中，与在逻辑上有40年训练经验的阿伯拉尔相比，他“不过是个小孩”而已。但他写信给几位主教，力请他们列席卫道。在信中他说：

阿伯拉尔认为他可以借着人类的理智去彻底了解上帝，他正设法抹杀基督教信仰的价值。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无物能遁隐于其视界之外！……他不愿满意于透过一面镜子模糊地观看事物，他要面对面地观察所有事情……当他谈到三位一体时，他具有阿里乌斯的风味；当他谈到上帝的慈悲时，他具有佩拉纠的风格；当他谈到基督的身位时，他具有聂斯脱利的味道……对公义信念的信仰，是不须争论的。但这个人无心相信未经他的理性检验过的信仰。

贝尔纳的支持者托称他们自己的能力薄弱，恳劝贝尔纳出席。当阿伯拉尔到达桑斯之后（1140年6月），他发现只因贝尔纳的出席及其敌对的态度，公众的情绪像19年前在苏瓦松一般的不利于他，致使他几乎不敢在街上露面。大主教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因有一星期之久，桑斯似乎成为世界的中心。法王在其威仪的朝臣陪伴下出席，数十位教会显要都出席。贝尔纳由于风湿而微跛，严肃凛然不可侵犯，慑服了所有人。这些高级教士，不论是个人或全体，都感觉到阿伯拉尔攻击教会缺点、教士及僧侣的淫荡行为、赦罪券的出售，及伪造奇迹等的刺痛。阿伯拉尔相信这个会议将定罪于他，因此仅在会议初期出席，宣称只接受教皇为其审判官，于是退出会议，离城而去。在此要求之后，这个会议也不能确定能否合法地审判阿伯拉尔，而贝尔纳确信能做到。接着，这个会议从阿伯拉尔的书中举出其中十六点议论，包括他所下“罪恶”的定义及有关一位神集力量、智慧、仁慈于一身的三位一体论。

几乎身无分文的阿伯拉尔想到罗马教皇跟前申明案情，但是年老力衰阻止了他的行动。到了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他受到“尊贵者”彼得同情与关切的接待，在那里休息数天。同时英诺森二世发布命令认可了会议的判决，终身禁止他发表任何言论，并监禁于修道院。阿伯拉尔仍想继续他的朝圣行程，彼得则劝阻他，说教皇永远不会做违反贝尔纳的决定。由于身心交瘁，阿伯拉尔终于屈服了，他变成克吕尼的修道士，隐身于面壁苦修及其宗教仪式中。他以虔诚、沉默及祈祷来感化他的弟子。他写了一封表白其信仰教会教义的感人书信给他以后未曾再见面的埃洛伊兹。可能是因为她的缘故，他写了一些中世纪文学里最有名的赞美诗，其中有一篇被人认为是他的作品《悲悼》，形式上是一篇大卫哀乔纳森的挽歌，但任何读者都可领会其中微妙的弦外之音：

倘能与君共墓眠，

赴死也甘愿，

世人所爱珍宝物，

哪比此恩典！

倘君已逝而我活，

亦形同死亡；

半个灵魂半口气，

做鬼也欠全！

我置竖琴不复弹，

为止苦泪与长叹！

我指久弹酸且痛，

喉心弱，为悲惨。

不久他病了，仁慈的住持送他到靠近查伦斯的圣马赛尔修道院，换换空气。1141年4月21日，他死于该地，享年63岁。他被葬于修道院的礼拜堂里，但埃洛伊兹提醒“尊贵者”彼得说阿伯拉尔曾要求葬于“圣灵”。仁慈的院长把遗体交给埃洛伊兹，并安慰她，那故世的爱人是那个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给她一封充满着基督教柔和的慰问信：

主内亲爱而可敬的姐妹，你俩经由肉体的结合，借着更美好更坚固的神圣爱情之维系，联结为一……一同侍奉天主。而今，天主将他取去，怀抱于胸臆，以他代替你或当作另一个你。但当那日，他再降临，在天上有天使长的声音，并神的号吹响，天主矜怜，会使他再回到你身边。

1164年，她也以63岁之寿并与其已故爱人等量的盛名而去。她也葬在“圣灵”的花园里，与阿伯拉尔为邻。至于那座小礼拜堂，已在法国革命时被摧毁，他们的坟地也受破坏而难以分辨。但一般相信他们的遗体在1817年转葬至巴黎的拉雪兹神父（Père Lachaise）公墓。现在，我们仍能看到许多男女在夏季的某个星期日至其墓前献花致意。

第十章 理性的探索
（1120—1308）

沙特尔学校

如何才能解释，滥觞于安塞姆、罗塞林和阿伯拉尔，而在大阿尔伯图斯和圣托马斯·阿奎那达于高峰的一次哲学巨变呢？一般而言，原因很多：东方希腊古典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未尝稍减；每个世纪，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地都有人潜心研究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就像迈克尔·普塞努斯、尼塞菲洛斯·布勒米德斯、乔治·帕库美雷斯及叙利亚人巴尔赫布拉埃乌斯等人，以第一手资料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这些希腊著作原稿传入西方，甚至零星的古希腊文明在遭受蛮族的摧残后依然存留。大部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论理篇》及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 ）篇与《蒂迈欧篇》都被保存下来。《美诺篇》及《蒂迈欧篇》的某些描述使基督教对地狱的想象力着上一层色彩。12世纪和13世纪以来，翻译阿拉伯和希腊作品的浪潮，给西方很大的启示，同时面对这些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希腊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挑战，动摇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全欧陆农业的推广、工商业的扩张、劳务和财富的集中，形成财富的成长，这才是造成这项事实的原因。经济的复兴，加上思想的自由沟通、大学的兴起、拉丁文学与罗马法的新发展、宗教法规的编纂、哥特式建筑的光彩、传奇故事的风行、吟游诗人的“行乐学”、纯科学的复苏、哲学的复活，引发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随着财富的增加，闲暇、研究和学校应运而生。“学校”（Scholé）的原意即是闲暇。学者（scholasticus）指学校中的导师或教授；经院哲学为中古中等学校及由其衍生的大学中的课程。教学法就是学校中用于哲学方面的辩论和阐释的形式。12世纪，除了巴黎附近阿伯拉尔的课堂外，沙特尔是最活跃、最著名的学校。在那里，哲学、文学合而为一，所有毕业生都热衷于以明晰优美的文字，表达深奥的问题，这已成为法国一种光荣的传统。曾使哲学成为可理解的柏拉图，是当地的宠儿，而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争论，因认定“真实的”共相与柏拉图的“理念”或上帝心意中造物的原型是一致的，而获调解。在沙特尔的贝尔纳和其弟狄奥多里克（约1140年）的领导下，沙特尔学校的影响力臻于极致。其中有三位毕业生——康科斯的威廉、吉尔伯特及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支配了阿伯拉尔以后半个世纪西欧的哲学。

经院哲学的学说在威廉的推动下有惊人的发展。他熟知希波克拉底、卢克莱修、侯奈因·伊本·伊萨克、非洲人康士坦丁，甚至德谟克里特等人的作品。他对原子理论颇有兴趣，他归结所有的大自然之作，始于原子的结合；甚至最高形态的人体生命过程也来自此。灵魂则是个人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灵魂或世界生命本质的结合。威廉追随阿伯拉尔的哲学进入一个危险的神秘境界，威廉曾写道：“存在于上帝中的权力、智慧和意志，圣者称为三个身位（persons）。”他将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成的故事视为一个大的寓言。对诅咒科学与哲学而认为单纯的信仰即足够的科尼菲西乌斯（Cornificius）及该派其他学者，他加以有力的驳斥：

因为他们不了解自然的力量，又希望陷别人于相同的无知，所以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穷理探源，而欲使我们像个乡下人一样地相信，不诉诸理智活动……但我们坚持必穷万物之理；如果理无法解决，我们必将以此事……交付圣灵和信仰（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会这样，但我们知道神能这样做”。你们这些可怜的愚人啊！神能变树为牛，但他可曾这样做过？因此须用理解释事何以如此，否则不要相信它是如此的……我们欢乐，并不是因多数的人，而是因少数的刚毅之士，孤独地为真理而努力。

这种论点，使圣提埃里的威廉有点吃不消。这位曾使圣贝尔纳追捕阿伯拉尔的热心僧侣，如今又急于对明谷住持指控这位新理性主义者。康科斯的威廉终于撤回他的异端思想，同意夏娃的确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他视哲学为不能以冒险而获益的事业，并放弃了它，而后成为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亨利的老师，从此自历史上隐退。

吉尔伯特更成功地从事这项风险很大的事业。他在巴黎和沙特尔受教育并任教，成了波蒂阿的主教，写了《六原则》（Book of Six Principles ），成为许多世纪中的逻辑标准教材。但他的《论波伊提乌》（Commentary on Boethius ），暗示神性非人的理智所能了解，对神的一切描述，只能视为类推；又如此强调神的独一性，使“三位一体”似乎成了比喻之辞。1148年，虽已72岁高龄，仍被圣贝尔纳控为异端，在欧塞尔受审，以其特具的狡黠灵敏，他使敌手受挫，终于以无罪开释。一年后，他再度受审，同意撕下书中某些部分并烧毁，但仍然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到教区。当有人建议，希望他和圣贝尔纳讨论他的观点时，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位圣者太不熟悉神学，因此无法了解他。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描述，吉尔伯特是“自由文化的极致，无人能压倒他。”

这句评语也适用于约翰自己，在所有经院哲学家中，约翰最具广博的学养、优雅的气质、上乘的文笔。他1117年生于索尔兹伯里，曾在圣热讷维耶沃山受教于阿伯拉尔门下，在沙特尔受教于康科斯的威廉，在巴黎受教于吉尔伯特。1149年，他回到英格兰，做了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尔德和贝克特的秘书，负责外交上的事务。他曾六次访问意大利，驻在教皇宫廷中八年。随同贝克特被逐到法国，并且亲见贝克特在其教堂中被刺。1176年，他成了沙特尔的主教，死于1180年。在他充实而富变化的一生中，约翰学到如何从生活检视推理的方法。晚年，他重临学校，很愉快地发现大家仍在唯名论与实在论上面辩论不休：

人们还未离开这个问题的争辩。世界却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变老了，它比恺撒征服与统治世界所耗的时间还多……无论从哪个观点开始一个讨论，终于会牵扯到这个问题。好比鲁夫斯对纳耶维阿的狂热：“除了纳耶维阿，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没有了纳耶维阿，鲁夫斯就哑了。”

但约翰简洁地解决这个问题：共相是一种心理的概念，适当地结合了个体的共同特质。约翰比阿伯拉尔更推崇概念论。

他以自阿尔昆信札以来最上乘的拉丁文，撰写一本有关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史，这是广阔的中古思想的惊人明证。梅基洛吉康（Metalogicon）以自传方式阐扬逻辑，波利克拉提库斯（Polycraticus）有个精彩的副标题：《论谄媚者的愚蠢及哲学家的遗风》。这是基督教世界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其中揭露当时政府的错误和恶习，描述一个理想国的轮廓和理想人。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一切公开购买，只有卖者的谦逊忠厚才能阻止交易行为。贪婪的邪火甚至威胁圣堂……即便罗马教廷的使者也不能拒绝受贿，洁身自爱，有时更沉迷于风行各行省的狂饮迷乱中。”如果我们相信上述的指控，他告诉教皇哈德良四世，教会也参与当时的腐败行列中；而教皇却答以人之为人，不因服饰而有差异。约翰机智地接着说：“在上帝的庙堂（指教会）里，当部分人落后了，其他人必须递补他们的工作。在所有执事、副主教、主教和使徒中，我曾见一些人怀着赤忱为上帝全力以赴，这种出自内心的信念和美德所成就的事业，使上帝的葡萄园在他们的呵护下，有了妥善的安置。”在他看来俗世的政府比教会更为腐化。因此教会为了保护民众而执行任何国家与君主的道德裁判的功能，是相当正确的。

在波利克拉提库斯最著名的一节中，有几句针对诛杀暴君的名言：

倘若王公们渐形偏离正道，即使如此，也不宜立即将他们彻底推翻，反应耐性以言词责难，直到确定他们怙恶不悛为止……但如统治者的权力与上天的戒律相违，并希望使我加入这个反上帝的行列，那我必无法目抑地回答道：上帝必是先于世上任何人……剪除暴君不仅合法，更是正确而且公道的。

这是约翰振奋人心的呼喊，在同书的后几节中，他又说：“但弑君者，以未向暴君守忠诚誓言者为限。”这是一条为每一个要求臣民宣誓效忠的统治者之保留条款。15世纪，让·珀蒂（Jean Petit）在为以暗杀罪起诉的奥尔良的路易辩护时，曾引用此书中的话。但康士坦议会却以未经传唤和审判，即使国王也不能以认定被告的罪为由驳回其辩词。

我们“现代人”无法完全同意约翰在12世纪时的“现代”思想。他有时说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话，但这些无意义的话常是用既优美又豁达的风格写出来的。这在伊拉斯谟以前是难得一见的。约翰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爱生命甚于永生，爱美、善甚于任何信仰的教条，以喜悦甚于崇拜的心情节录古典文学。他将“智者可能怀疑的问题”列为一个长表，包括了灵魂的起源和本质、世界的创造、上帝的先见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联。他的聪明使他免于担上异端的罪名。他以外交豁免权和个人声望穿梭于那一时代的争辩中。他视哲学为和平的慰藉而非争战的形式，在万事万物中哲学是一种温和的影响力：“一个人通过哲学获得亲和、慈爱，才是获取了哲学最高的宗旨”。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巴黎

1150年，阿伯拉尔的学生彼得·郎巴德（Peter Lombard）出版了一本书，成了略去异教思想的阿伯拉尔专集，开始了正式的经院哲学。彼得像安塞姆、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圣波拿文都拉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都是到法国进修神学和哲学的意大利人。他敬爱阿伯拉尔，称《是与非》是他每日的祈祷书，但他也想成为主教。他的《信念四讲》（Sententiarum Libri Ⅳ ）运用并琢磨了《是与非》的方法：针对神学中每个问题，节录《圣经》或初期基督教领袖的经句以为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但彼得有意努力将所有的矛盾变成正统的结论。他终于成为巴黎主教，而他的书成为以后4个世纪最受欢迎的神学教本。罗杰·培根甚至谴责这本书已取代了《圣经》的地位。4000多位神学家，包括大阿尔伯图斯和托马斯，据说都为该书写过评注。

郎巴德的书拥护《圣经》的权威性和教会的地位，而反对个人理性的要求，使理性主义的发展停止了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一桩奇特的事件使神学发生转变。9世纪阿拉伯译本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形而上学作品，曾迫使伊斯兰教思想家在9世纪时，寻求伊斯兰教义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协调。同时，亚氏对西班牙的希伯来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促使12世纪的伊本·多德和迈蒙尼德在希腊和犹太思想之间寻求调和。因此，当亚氏作品披着拉丁文的外衣，1150—1250年间进入欧洲后，迫使天主教神学家尝试将希腊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的神学加以综合。此外，由于亚里士多德似乎不受《圣经》权威的限制，神学家被迫借助语言和理性的武器。这位希腊大哲若得知这许多震撼世界的信仰都对其思想表示尊崇，他将如何地含笑九泉之下！

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希腊思想家对当时哲学催生的影响力。教育的普及；讨论之风的持久不衰；12世纪各级学校从事心智生活；罗塞林和香槟地区的威廉、阿伯拉尔，康科斯的威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人的启迪；十字军东征后视野的扩大，增加了对伊斯兰教生活和东西文化的认识，即使没人知道亚里士多德，这一切也足以造就一个阿奎那了。事实上，阿奎那的孜孜不倦，并不是由于对亚氏的敬爱，而是对阿威罗伊的害怕。12世纪，西班牙的阿拉伯和犹太思想正影响着基督教的思维。金迪、法拉比、加扎利、阿维森那、伊本加比罗、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步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欧几里得以及托勒密的后尘，跨进南欧的门槛。

外来思想的侵入，是对未臻成熟的西方上层阶级人士一种心智上的震撼。我们无须讶异于这些外来思想在传入之初受到的抑止和延误，我们倒要惊奇于其惊人的适应能力，这些古老知识的重新传入，为这新的信仰所汲取。亚氏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及阿威罗伊的评注，在13世纪的最初10年传入了巴黎，震动了许多学生的正统思想。即使是贝纳的阿马里克和迪南的大卫等学者都转而攻击上帝创造世界、奇迹、个人永生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教会怀疑并担忧阿拉伯—希腊思想的渗入法国南部，使传统教义的信念在知识界动摇，同时也削弱教会控制阿尔比异端的决心。1210年，巴黎的一次教会会议指控阿马里克和大卫，并立即禁止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或对他著作的各种“评论”，但1215年，教廷使节的重申禁令，似乎更加刺激了大众阅读禁书的兴趣。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只允许教授亚氏的逻辑和伦理学，但其他依然在禁止之列。123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赦免那些不服从诏书的学者，但他再次宣告：“禁令是暂时性的，须至亚氏的书经过审查删除某些不妥处之后才做最后决定。”三位被指派修订亚氏作品的巴黎学者似乎未能完成任务。禁令未能长久执行，因为1255年亚氏的《物理学》、《形而上学》和其他作品成为巴黎大学的必修课。1263年，乌尔班四世重申禁令，但显然阿奎那曾向教皇力言亚氏的作品是永不能被改编或压抑的，而乌尔班也就不再坚持他的否决权。1366年，乌尔班五世所有派驻巴黎的使节们要求巴黎大学的文学学位候选人，须深入研究亚氏的所有作品。

拉丁基督教王国所遭遇的困境，在13世纪的前25年里，造成宗教史上最大危机。新哲学的风行是一种思想上的狂热，弥漫各地，难以收拾。教会终于放弃以前的禁令；转而发展本身力量来同化外来者。忠于教会的僧侣们研读这位横扫三教的希腊奇才。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士们虽然推崇奥古斯丁甚于亚里士多德，但对第一个尝试协调基督教和这位大哲的亚历山大，仍表示相当欢迎之意。西班牙多米尼克修会也同样鼓励大阿尔伯图斯和托马斯·阿奎那，致力于相同的事业。在这三位哲人完成使命后，对于基督教而言，亚氏已不致引起危险。

自由思想家

为了体认经院哲学并非是毫无趣味的抽象概念的堆积，我们须明白13世纪并非大经院哲学家们未经挑战的园地，而是一个战场，其中70年来，怀疑论者、唯物论者、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在与教会的神学家们竞争，企图独霸欧洲的思想界。

我们注意到，少数欧洲人已有不信仰上帝的迹象。13世纪以来，十字军东征和翻译作品的流传，造成欧洲人与穆斯林的接触，更扩大了这些少数人的阵容。他们发觉还有其他宗教的存在，同时也造就了诸如萨拉丁和金迪等卓越人才及阿维森那和阿威罗伊等哲学家。这些发现本身就是令人烦恼的显示，比较宗教对宗教是有害无益的。“智者”阿方索曾报道：可能是由于阿威罗伊思想渗入民间，西班牙的基督徒对永生已有普遍的怀疑。在法国南部，13世纪时已有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后，就让一切循自然法运行，奇迹绝无可能。而祈祷无法改变自然力量的本质，新物种的起源并非由于有意的创造，而是自然的发展。巴黎有许多自由思想家，甚至包括很多教士，他们否认神学的化体论。在牛津，一位教师埋怨说：“祭台前的圣礼才是最严重的偶像崇拜。”里尔的阿兰曾说：“现在有许多虚伪的基督徒否认复活，认为肉体和灵魂一起消逝”。那些人引用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理论，归结出享受现世人生才是上策。

在佛兰德斯，都市工业主义的勃兴促使信仰丧失。13世纪初迪南的大卫和13世纪末布拉班特的希格正领导一个强烈的怀疑运动。大卫（约1200年）在巴黎教授哲学，并以明敏辩词取悦教皇英诺森三世。他玩弄一种唯物论者的泛神论，使神（God）、心（mind）、纯质（Pure matter），未被赋形之物。形成新的三位一体。其已失传的书《特时努利》（Quaternuli ），在1210年被巴黎会议定罪并烧毁，这次宗教会议又公开指责另一位巴黎教授贝纳的阿马里克的泛神论，他主张上帝与万物为一体。阿马里克被迫收回言论，据说因此羞愤而死（1207年）。但教会仍决定掘其尸骨，并在巴黎广场焚烧，以警告同党之人。他们仍坚持己见，否认天堂和地狱及圣礼的力量。1210年，十位阿马里克的门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腓特烈二世时，意大利南部自由思想弥漫，这就是阿奎那生长的地方。腓特烈的朋友枢机主教乌巴尔迪尼（Ubaldini）公开宣布唯物论。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商业阶级、律师和教授都陷入怀疑主义中。博洛尼亚大学的全体教员漠视宗教，最为人诟病。这里和其他学校的医学院更是怀疑论的中心据点，随而产生一句俗谚：“三个医生中，有两个是无神论者。”约1240年，在意大利受过教育的俗人，皆以熟知阿威罗伊的学说为一种时尚。成千的人接受这种思想，认为宇宙运行受自然法则的规范，而上帝并不干预；世界与上帝永远共存；唯一不朽的灵魂是宇宙间的“永恒智慧”，而个人灵魂只是霎时的出现或形式；天堂地狱之说纯是杜撰之词，为的是劝诱或恐吓民众，使之安分守己。为了缓和宗教裁判法庭的激情，部分阿威罗伊派的学者，从事于一种两面真理的理论探讨：他们认为一种命题可能在哲学或自然理性下是对的，但在《圣经》和基督教信念中却是错的；他们坚称我们可在同时因宗教信仰的缘故，而相信理性所怀疑的事情为真实的。这种理论否认了经院哲学最基本的假设及协调理性与宗教的可能性。

13世纪末到15世纪，帕多瓦大学是阿威罗伊学说的中心。阿巴诺（Abano）的彼得，曾担任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当时为帕多瓦大学的哲学教授。1303年，他写了一本书《矛盾的协调》（Conciliator Controversi arum ），意图使医学和哲学理论相辅相成。但他在科学史上取得一席之地，是由于指出脑是神经的主宰、血脉的中枢，并且精确地指出一年有365天6小时零4分钟。他深信占星学，使他几乎抹杀了大部分造成星球运转的力量和原因，几乎将上帝摒于宇宙体系之外。宗教裁判官控告他为异端，但由于玛奎斯·阿佐·德埃斯特（Marquis Azzo d’Este）和教皇洪诺留四世是他的病人，他受到了保护。1315年，再度被告，终因寿终正寝得以逃过审判。但法庭依然判决将他的尸体在火刑柱上焚毁，朋友们把尸体藏得很隐秘，最后只好以他的肖像为执刑的对象。

托马斯·阿奎那由意大利到法国之后，发现阿威罗伊学说已长期左右部分教师。1240年，奥弗涅的威廉指出在巴黎大学中，有“很多人不假思索，轻易相信阿威罗伊学说”。1252年，阿奎那发现阿威罗伊学说在青年中蔚为风气。也许是震于阿奎那的这项报道，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1256年命令大阿尔伯图斯撰写一篇论文《知识分子联诋阿威罗伊书》（On the Unity of the Intellect Against Averroes ），当阿奎那在巴黎执教时，阿威罗伊运动正值高潮。布拉班特的希格是此派在法国的领导人物，他1266至1276年执教于巴黎大学。30年间，巴黎成为阿威罗伊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的大战场。

希格为入世教士，是一个饱学之士。在他残存的片断作品中，发现有引用金迪、法拉比、加扎利、阿维森那、阿维帕塞、艾维斯勃朗、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的句子。在一系列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中，及在《驳斥哲学名家大阿尔伯图斯特和阿奎那》（Against Those Famous Men in Philosophy, Albort and Thomas ）那本引起争论的小册子里，希格认为大阿尔伯图斯特和阿奎那误解亚里士多德，只有阿威罗伊才是正确了解他。他与阿威罗伊一样归结出世界是永恒的，自然法则永恒不变，个体死亡后，唯有灵魂不灭。在希格的心目中，上帝是造成事物最后的但并非是最有力的因素——他是万物的目标，但不是万物创造的原因。希格就像维科和尼采一样受到逻辑的深深吸引，在阴郁轮回的理论中打转，他辩道：“既然地球上的万物万事都注定由星般的物质结合而成，而这些可能的组合在数目上是有限的，因此在无限的时间中他们必须重复出现，而且和前次循相同的轨迹。‘同一物种’将会重生，因此思想、法律和宗教同样地也会再现。”希格增加了一个小注：“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亚氏的观点，但并不坚持这一定论。”希格对其所有这类异端论点，都附加了类似的注解。他不赞同两面真理的理论，他以自认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理性而来的结论教导学生。每遇到结论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时，他就保证自己对教理的信仰不二，而将真理之标签用之于教理上，而非用于哲学上。

巴黎大学希格的信徒极多，这可从他1271年成为校长职位候选人得知，但他失败了。没有比巴黎主教艾蒂安·唐皮埃尔（Etienne Tempier）的再三公开指责，更足以证明阿威罗伊运动在巴黎造成的严重性。1269年，主教宣告正在大学里教授的13项主张是异端学说：

世人中只有一人是智者……世界是不朽的，……绝没有所谓第一个人类……灵魂随肉体同朽……个人意志之运用是取决于必要与否……神并不知道个别的事情……人类行为并不为天意所注定。

显然，阿威罗伊主义者继续执教，因为1277年主教又发布了一份列有219项见解的表格，正式谴责为异端加以禁止。依据主教的说法，这219项异端都是包括在达西卡的波伊提乌、罗杰·培根、阿奎那和其他巴黎教授的教学大纲中。219项中除了已在1269年列为异端的13项以外，可由下文中瞧出大概内容：

上帝创造万物是不可能的……肉体一旦死亡，无法再以相同的肉身复活……因不能用理性证实，故将来复活之说不能使哲学家信服……神学家的言词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神学无益于知识的累积……基督教妨碍学习……幸福存在于现世生活中，而非来世，……地球上唯哲学家才是有智慧的人……最完满的是具有从事哲学的闲暇。

1277年10月，希格被宗教裁判所定罪。在意大利罗马教廷的监狱中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奥维埃托为近乎疯狂的刺客谋杀。

经院哲学的发展

仅仅定罪异端派的见解，并不足以迎战其对基督教所作的正面攻击。年轻一代饱尝哲学的烈酒。这场战争可以用理性赢回来吗？既然伊斯兰教的卫道神学家曾保护伊斯兰教，免于伊斯兰教哲学派的攻击，因此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派的神学家和奥弗涅的威廉以及根特的亨利等入世教士挺身而出，保卫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

护教的势力自分为两个主要阵营：大部分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崇尚诉诸神奇的柏拉图学说，大部分圣多明我派教士则崇尚运用智慧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本笃会的僧侣们如圣维克托的修和理查德一样，深感护教的上策，在于人们直接意识到灵的实际较诸一切知识的度量更深，布洛瓦的彼得和图尔奈的斯蒂芬等“严谨派”（Rigorists），认为哲学不该讨论神学，若必须谈及，则须视哲学为神学谦卑的仆人，然而这个观念只被部分经院哲学派人士赞同。

部分圣方济各教士，如哈勒斯的亚历山大，运用智慧的探究，寻求哲学及亚里士多德的言词以卫教。但大多数圣方济各教士不相信哲学，他们了解理性的探索，纵然一时可能给教会带来光彩与力量，但终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导致人们对教义信心的丧失，而使基督教在一个丧失信仰和道德沦丧的世界中衰微无助。他们选择柏拉图、圣贝尔纳及奥古斯丁的学说，而不崇尚亚里士多德及阿伯拉尔、阿奎那。他们根据柏拉图的理论对灵魂下定义，认为灵魂是一种安家于肉身中的独立精神，并为肉身所限。因此当阿奎那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认为灵魂是肉身的“实质形式”时，他们大感震惊。他们在柏拉图的学说中，发现非人格的不朽对抑制人类兽性冲动毫无裨益。根据奥古斯丁的主张，他们认为不论人或神，其意志高于智性，人类的目标应为善而非真。在他们的价值层次中，神秘主义者较哲学家更接近生命的神秘本质和意义。

在经院哲学的行列中，倾向于柏拉图学说的奥古斯丁学派于13世纪的前半期，支配了正统神学思想。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是圣人般的圣波拿文都拉——他迫害异端却具谦和品质，是个神秘主义者却写作哲学论著，是学者但反对求知，是阿奎那的反对者却又是他的莫逆之交，一个卫教者，也是新教会守贫的典范。在他的主持下，圣方济各修会在公有财富上有了很大的净利。1221年，他在托斯卡纳出生，原名乔瓦尼·迪·菲丹托，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被称为波拿文都拉——幸运之意。小时因病几乎夭折，其母因此向圣方济各祷告，祈求他早日复原，此后乔瓦尼感谢圣方济各再造之恩。加入教会后，他被送往巴黎，受教于哈勒斯的亚历山大门下。1248年，他开始在巴黎大学中教神学。1257年，当他只是一个36岁的青年时，被选为圣方济各修会的总长。他致力于改革教会的腐败，但因过分宽大以致失败。他生活极为苦修朴实，当信差前往通知他成为枢机主教时，发现他正在洗碗碟。1274年，终因操劳过度而死。

其著作既简明扼要又很完善。他谦称自己仅是个编辑，但在他所讨论的主题中都显得有条理及抱着热忱与谦虚的态度。他的《短论》（Breviloquium ）是有关基督教神学最上乘的摘要；他的《独白》和《心路历程》（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 ）是神秘主义的珠玑。真知并不来自感官对物质世界的知觉，而是来自灵魂对精神世界的直觉。他敬爱阿奎那，但不赞成研究哲学，而且直率地批评阿奎那的某些理论。他提醒圣多米尼克教士们，亚里士多德是个异教徒，他的著作无法与基督教教父们的作品相提并论。我们最好去感觉上帝的存在，而不是去界定上帝。“善”高于“真”，单纯的美德甚于一切科学。据说有一天，埃吉迪奥弟兄震慑于波拿文都拉的博学，对他说：“啊呀！像我们这些无知单纯的人，要如何才能邀得上帝的恩宠？”波拿文都拉回答说：“我的弟兄，就如你所知，敬爱上帝就足够了。”埃吉迪奥又问：“那么你相信一个卑贱的妇人也能和神学大师们一样，使上帝喜悦吗？”这位神学家给他肯定的答复。埃吉迪奥奔到大街上，向着一个女乞丐大呼：“多让人高兴！只要你爱上帝，将能在天堂得到比波拿文都拉更高的地位。”

如果认为经院哲学只有一种单调而全体一致的内容与研究法，显然是错误的。经院哲学岂止百种。同一所大学的教员中，可能同时有多个推崇理性的“托马斯”，一个反对理性的“波拿文都拉”；一个追随伊本加比罗信仰意志论的奥弗涅的威廉；一个教授阿威罗伊学说的“希格”。存在于正统学说中的分歧和冲突，其强度不下于信仰与非信仰之间的争执。一位圣方济各派的主教约翰·佩克哈姆以阿奎那指责希格与阿威罗伊那样严厉的态度，来指责阿奎那的思想。大阿尔伯图斯在此时写道：“有些愚昧的人，用尽心机阻碍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圣方济各教士，如同野兽一般，亵渎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事物。”

大阿尔伯图斯热爱知识，而且仰慕亚里士多德的异教思想。在经院哲学家中，他是第一个浏览亚氏所有主要作品的人，并用基督教的措辞解释。约1201年，他出生于士瓦本的劳英根（Lauingen），是富有的波尔斯塔特（Bollstdt）伯爵的儿子。他在帕多瓦大学念书，加入圣多米尼克修会，在希尔德斯海姆、弗赖堡、拉蒂斯邦、施特拉斯堡、科隆、巴黎等地的圣多米尼克学校教书。虽然他宁愿过学者生活，但仍成为该教派在德国的管区长及在拉蒂斯邦的主教。有的人相信他所有旅程都是赤足跋涉的。1262年，他获准退休到科隆的一所修道院中。当他76岁时，为了卫道和对其在巴黎已死的门生阿奎那的怀念，放弃了平静的日子。事成之后又重回修道院中，享年79岁。他这种奉献精神，谦和的个性，对各方面知识的浓厚兴趣，显示出中世纪修道生活的极致。

我们唯有从他在修道院生活时的有条不紊及在德国做学问时的勤勉态度中，才能解释何以一个人花了无数时间在教书和处理事务后，仍能就每个科学现象为题材，撰写文章，而且论文的内容包括了哲学和神学的各个部分。大阿尔伯图斯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为：

Ⅰ. 逻辑学方面：《哲学的基本理论》（Philosophia Rationalis ）、《宾词论》（De Praedicabilibus ）、《范畴论》（De Praedicaemntis ）、《哲学六原则》（De Sex Principiis ）、《解释》（Perihermenias ）、《先验的分析》（Analytica Priora ）、《经验的分析》（Analytica Posteriora ）、《主题》（Topica ）、《反对论证》（Libri elenchorum ）。

Ⅱ. 形而上学方面：《知识分子联诋阿威罗伊书》、《形而上学》（Metaphysica ）、《论事实》（De Facto ）。

Ⅲ. 心理学的著作有：《灵魂》（De Anima ）、《论感官与感知》（De Sensn et Sensato ）、《论记忆与回想》（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 ）、《论智力与悟力》（De Intellectu et Intelligibili ）、《生命之潜能》（De Potentiis Animao ）。

Ⅳ. 《伦理学》。

Ⅴ. 《政治学》。

Ⅵ. 神学：《宇宙万物总论》（Summa de Creaturis ）、《神学汇论》（Summa Theologiae ）、《评彼得·郎巴德的信念四讲》（Commentarium in Sententias Petri Lombardi ）、《圣名的论评》（Commentariumde Divinis Nominibus ）。

其中逻辑学方面的5篇论著，已收集在大阿尔伯图斯的21卷作品中，大阿尔伯图斯的所有作品，尚未完全出版。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多产的哲学家，或如此多的借用他人学说，或如此坦诚的承认其学说的转借。几乎大阿尔伯图斯的所有作品，皆依据亚氏作品而命名。他用阿威罗伊的评注解释这位哲学家，但若是他们的思想与基督教有别时，他立刻对此二人的作品擅加纠正。他也引用伊斯兰教思想家的思想，使他的作品成为今日研究阿拉伯哲学的重要来源。他每隔一页就引用阿维森那的句子，有时也引用迈蒙尼德的《疑难指引》。他推崇亚里士多德为科学和哲学的最高权威，奥古斯丁则是神学大家，而《圣经》则凌驾一切之上。但他堆积如山的论文，缺乏组织，甚至从未有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他在一处为某一学说辩护，却在另一处加以攻讦；有时在同一篇论文中即如此，他没有工夫去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因过于善良虔诚，他不能做个客观的思想家。他能够针对一本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评论而写出长达12本的论文《赞美圣母玛利亚》（In Praise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在书中，他声称玛利亚对文法、修辞、逻辑、代数、几何、音乐和天文都有充足的知识。

那么，他的成就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对当时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实际贡献。在哲学上，他将亚里士多德介绍给拉丁世界——这就是他所力求的。他提高亚氏在哲学教学上的重要性，更搜集异教徒、阿拉伯、犹太和基督教的思想，及其间所有的争论，他那位得意门生阿奎那从中得到一种更清明、有条理的综合。若无大阿尔伯图斯，可能不会有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

和大阿尔伯图斯一样，托马斯出身于贵族家庭，为求得永恒，而放弃财富。他的父亲是德国阿奎诺（Aquino）的朗道夫（Landulf）伯爵，为“红胡子”腓特烈的侄儿，是不虔敬的腓特烈二世在阿普利亚宫中的首要人物之一。他的母亲是西西里诺曼底亲王的后裔。托马斯虽然生在意大利，但实质上是兼具父母北欧血统的条顿人。他完全没有意大利人的优点或恶行，长得十足像个德国人，大头，宽脸，金发及孜孜不倦于学问的钻研。他的朋友称他为“西西里的大笨牛”。

1225年，他出生于其父在洛卡塞卡（Roccasecca）的城堡中，距阿奎诺只有3英里，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卡西诺山修道院就在邻近处，阿奎那就在那里接受早期的教育。十四岁开始攻读那不勒斯大学的五年课程。迈克尔·斯科特正是在该大学将阿威罗伊的作品译为拉丁文，雅各·阿纳托利则将阿威罗伊作品译成希伯来文。爱尔兰的彼得是阿奎那的老师，是一个狂热的亚里士多德信徒。这所大学于是成为接受希腊、阿拉伯、希伯来文化而冲击基督教思想的温床。阿奎那的兄弟们都耽于诗歌，其中莱纳尔多成为腓特烈宫中的侍从和饲鹰者，他要求托马斯加入其中。皮埃罗·德勒·维格涅和腓烈特本人也很赞成这个建议。阿奎那非但没有接受，反而加入圣多米尼克修会（1244年）。他立刻被派遣到巴黎研究神学，但刚上路，他的两个兄弟就在母亲的催促下，把他押解到洛卡塞卡城堡，并监视了一年之久。他的家人用尽各种方法动摇他的神召。有个故事，可能只是传说，谈及一个年轻女郎如何被带至他的卧房，希望诱使他回到自然生活中，及他如何由火炉中拿起烧红的烙铁，将这个女孩子赶出他的房子，并在门上烙了一个十字架。他的至诚感动了母亲，她终于帮助他实现了意愿。她帮助他逃走。而他的一个姊妹在和他多次交谈之后，成为圣本笃会的一名修女。

1245年，他到巴黎拜大阿尔伯图斯为师。当大阿尔伯图斯转到科隆教学时，阿奎那也追随而去，一直受教到1252年。有时阿奎那似乎显得鲁钝，但大阿尔伯图斯护卫他，并预言他必成大器。后来他回巴黎以学士身份教神学；步其师的后尘，开始着手一系列的著作，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披上基督教外衣。1259年，他离开巴黎，先后在阿纳尼、奥维埃托、维特尔波等地罗马教廷所赞助的研究室内执教。在教皇的宫廷中，他遇见穆尔贝克的威廉，并请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由希腊文直接译成拉丁文。

其时，希格正在巴黎大学领导阿威罗伊学说的革命，阿奎那被遣往迎战。到了巴黎后，他以一本宗教论文《知识分子联诋阿威罗伊书》扰乱敌人阵脚（1270年）。他以异常的狂热作出下面的结论：

请注意，我们驳斥这些错误并不是基于宗教条文，而是基于理智与哲学家们自身的陈述。因此，若有任何人对他自以为是的智慧觉得骄傲，并且企图和我们的言论挑战，请他站出来；不要缩在街角，不要仅在尚无能力分辨这桩复杂事件的小孩子前表示自己的意见。如果他有勇气，就请公开答复，我正等着面对他，不仅微不足道的我，举凡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在等着他。我们将针对他的错误，与他辩论，治愈他的愚昧无知。

在托马斯执教于巴黎的第二阶段时期，他不仅要反驳阿威罗伊主义，还要迎战同僚的攻击。他们不信任理性，不赞成托马斯所称“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能与基督教教义取得协调”的说辞。对于托马斯而言，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在巴黎继波拿文都拉后执圣方济各教派哲学牛耳的高僧约翰·佩克哈姆，也谴责阿奎那以异教哲学玷污基督教神学。托马斯——据佩克哈姆后来指出——仍坚持其立场，但“带着和蔼和谦虚的态度”回复各方的责难，或许三年来的争论已无形地减损了他的活力。

1272年，他应安茹的查理之请，回到意大利重建那不勒斯大学。晚年，不知是否由于体弱或是从逻辑与论理的迷梦中觉醒的缘故，他不再从事写作。有一个朋友敦促他完成《神学概论》，他说：“我不能再做这些事；那只会更加显示过去所写的是毫无价值的。”1274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召他参加里昂宗教会议。他骑骡长途跋涉，穿过意大利，但行经那不勒斯到罗马的途中，体力衰竭，而卧病于罗马城四周平原上西多会的福萨努瓦（Fossanuova）修道院中。是年于此去世，享年49岁。当被册封为圣徒时，证人见证说他“言语温和，易于交谈，面容欢愉和蔼……行事大方，极富耐心，深思熟虑，洋溢着慈善和温文的诚心，异常同情贫者”。他完全倾心专注于宗教敬虔与知识探究，这两件事占据他所有的思维与清醒时的每一时刻。他参加每一小时的祷告，每天早上主持一台弥撒或听两台弥撒，不停地读写、布道、教课和祷告。在讲道或讲学之前，坐下念书或写文章之前，都要祷告。他的僧侣朋友觉得：“他的知识受赐予祷告的力量，远较心智努力为多。”从他手稿边页空白处，不时会发现“福哉玛利亚！”等虔心祈祷的字样。对宗教和求知的专注，使他常无视周遭发生的事。在寺院或学校餐厅中，将他的盘子移走或调换，他都浑然不觉，但他显然有很好的胃口。有一次路易九世邀请他和其他教士共用晚餐，在用餐时，他忽然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中，以拳头敲击桌子喊道：“这就是反击摩尼教的肯定论据啊！”修道院院长立刻制止他说：“你正和法国国王同席呀！”但路易九世不以为忤，命令随从取来文具，给这位优异的僧侣。但这位全心全意的圣者也能以特异的灵感，以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为写作的题材。人们敬佩他能调整传道的内容，符合一般博学的僧侣所需，或使其适合一段民众单纯的理解力。他不装腔作势，对生活毫无要求，不求名也不愿晋升教职。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但其中无一骄傲的字眼。他面对每一反对他的信仰的论证，而非常有礼地、镇静地予以回复。

他改良当时的风俗，毫不隐瞒取自他人思想的部分。他曾引用阿维森那、加扎利、阿威罗伊、伊萨克·伊斯拉耶利、伊本加比罗和迈蒙尼德等人的思想。这些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先祖们，是每个要了解13世纪经院哲学的学生必须先行研究的。托马斯并不像奥弗涅的威廉对艾维斯勃朗如此爱戴，他个人更推崇迈蒙尼德，称他为“拉比摩西”（Rabbi Moyses）。他追随迈蒙尼德，认为能调和理性与宗教，但也将信仰中某些神秘的部分，置诸理性理解之外。他引用《疑难指引》中的论证，说明上述例外的情形。他赞同迈蒙尼德的意见，认为人的智力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无法知道神的属性；他更紧随迈氏之后讨论宇宙永恒的看法。博学的吉尔森说：“假若不是迈蒙尼德受到阿威罗伊的影响，而有一种特殊的不朽观念，我们可以说，迈蒙尼德和托马斯在许多重要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是，除非我们不认为三位一体、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耶稣拯救世人免罪受难及死，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部分，否则上述之言只不过是脆弱的夸大之辞。在逻辑与形而上学方面，他以亚里士多德为导师，几乎每页都有引自亚氏的话，但当亚氏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冲突时，他立刻有自己的见解。他承认三位一体、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降生救世和基督教所谓的世界末日或最后审判等说不可用理性证明；对于其他各点，他欣然而且全盘的接受理性，这震惊了所有奥古斯丁的门徒。若就其承认某些基督教教义具有理性所不能了解的部分及与其他神秘派者一样热望与上帝合为一的观点而论，他是神秘主义者；但就他宁以理性不以“心”为达到真理的器官而言，他又是个“主知主义者”。他眼见欧洲走向理性时代，认为此时基督教的哲学家们应站在自己的立场，来适应新的情势。他总是先引一段《圣经》或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后才开始其推理的过程，但他坦白扼要地承认，“来自权威的立论是最薄弱的”。他写道：“研究哲学并不仅限于发现别人想过的问题，而是寻求事实的真相。”就其在逻辑伦理上的努力不懈而言，他的著作媲美亚里士多德。

历史上，很少有智者能将范围如此大的思想浓缩而条理分明。阿奎那文章的风格并无吸引人之处，多半简单明了，概括精确，且毫无修辞赘句，缺乏奥古斯丁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气势、想象力、情感与诗意。但阿奎那认为哲学不须用绚丽的文字，若因为需要，也可毫不逊色地从事文字游戏。他为圣餐节所作的赞美诗和祈祷辞是他文笔最好的作品，其中《耶稣圣体赞美诗》（Lauda Sion Salvatorem ）为庄严的诗篇，以华丽的诗文宣扬上帝的实在存在于已祝圣的饼与酒形象内。在晨间赞美诗中，以取自安布罗斯的“Verbum Supernum Prodiens”为开头，而以常在圣体祝圣时所唱的“O salutaris hostia”为结束的两小节。而晚课时的赞美诗更是永世的杰作，是神学和诗的动人结合：

哦，舌头，歌颂那神秘的

荣耀圣体，

歌颂那无价的宝血，

万民之王，

为救世界及其昌盛的子孙，

因而流出。

纯洁的圣处女将他

赐给我们，

他寄居俗世与我们同伍，

谦卑恭顺，

传罢神子的福音，

悠然离去。

在最后晚餐之夜，他与

使徒同坐，

遵行所有一切的古礼，

依规就食，

亲手将面包递与

十二使徒。

神子一言将面包化成了

他的肉体；

圣酒化成了基督的圣血，

如不能知，

就让信仰的行动强化

心的纯洁。

于是我们都屈膝跪下

庄严圣礼；

让古代礼仪让位于此一

新的仪式，

让我们的信心补救失灵的

感官障碍。

敬向天和圣子祈祷，

齐声歌颂，

敬礼，荣耀、膜拜，

万千祝福，

让我们借神交之际

向他祝祷。

诗篇的最后一节，也常唱于圣体祝圣时。整首赞美诗通常成为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或耶稣升天之日所唱的游行圣歌。

托马斯以不及大阿尔伯图斯一半长的寿命，写了几乎和大阿尔伯图斯一样多的作品。他对彼得·郎巴德的《信念四讲》，对《圣经》的四福音书、《以赛亚书》、《约伯记》、保罗书信，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对波伊提乌及可能是狄奥尼西的作品，对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论理篇》、《天堂与现世》、《发生与腐化》、《气象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灵魂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亚氏的难题辩证，包括《论真理》、《论权力》、《论罪恶》、《论心灵》、《论德行》等书及文章加以评论；他又著有《论真理》、《论权力》、《论罪恶》、《论心灵》、《论德行》等论辩文及有关在大学课堂上随意提及的论点的杂谈；他还著有《论自然定律》、《论存在与本质》、《论贵族统治》、《论自然界的神秘运行》、《论知识的统一》等论文；他另外还有四卷的《天主教徒驳斥异教徒之论证》（Summa de vertiate Catho licae fidei Contra Gentiles ）；21卷的《神学大全》和《神学概要》（Compendium theologiae ）。托马斯共出版了1万页双栏对开本的著作。

在佩尼亚福特的圣多米尼克修会雷蒙的催促下，托马斯准备以《驳斥异教徒》（Summa Contra Gentiles ）一书，帮助西班牙境内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改变信仰。托马斯在此作品中几乎完全以理性为论证的基础，虽然他很悲伤地说出：“这对上帝的事是不完全的。”于此他放弃经院学派的辩论方法，几乎以现代风格表示自己的意见，偶尔笔调刻薄，不符其后世称呼他为“天使博士”和“炽爱天使博士”。基督教是神圣的，因为它征服了罗马与欧洲，虽然他们所宣传的反对俗世及肉体的快乐是不受欢迎的；而伊斯兰教则宣传享乐及以武力强迫信仰。在书中的第四部分，他坦白承认基督教的主要教条是无法以理性证明的，而必须相信希伯来及基督教《圣经》中的神启。

托马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神学大全》——是对基督徒的演讲词。他企图从《圣经》、基督教最初6世纪主要作家的作品及理性的观点，详细解释、辩护哲学和神学中的整个天主教教义。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简明地来处理有关神圣教理的事物。”我们可能满意这本21卷的简明著作，内容丰富而不冗长，它的分量正如其见解应有的结果。在这本神学作品中，充满了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法律的论文，计38篇论文、631个问题或主题、1万个反证或辩词。在每一个问题内，其论证的条理井然是值得称道的，其结构却受到言过其实的赞誉。它不能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s ）一书中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构方式相较，或和斯宾塞《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 ）一书结构的严谨细密相提并论。书中的内容，从讨论上帝创造万物，至研究人在原始无罪状态中的生活情形，其形式比结构可取。行文上续为采用并改进彼得·朗巴德所阐扬的阿伯拉尔方法：问题的陈述，否定的论证，肯定的反证，从《圣经》、基督教最初6世纪教父们的作品及理性寻求肯定的论据以回复各种反证。这种方法通常使人浪费时间，在许多情形下，却又使辩论生动、立论有据。托马斯的特征之一，是以令人惊讶的公正和力量陈述那些反击其观点的例证。在此情形下，《神学大全》成为一本异教思想的摘要与基督教教条的界碑，同时也可视之为充满未决问题的“军械库”。我们可能并非总是满意托马斯的辩词，但我们不会抱怨撒旦未能有一个胜任的辩护人。

托马斯的哲学

·逻辑

什么是知识？它是上帝灌输给人的一种神光，若无上帝则不可能吗？在出发点上，托马斯即与奥古斯丁神秘主义者及直觉论者的观点分道扬镳：他认为，知识是自然的产物，导源于肉体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及被称为自我意识的内在感受，这种知识是颇受限制的；但在此限度内的知识仍可信赖，我们不用担心外在的世界可能是个幻象。托马斯接受经院哲学对真理所下的定义：当思想与事物相符合时，即是真理，因为智性从感官引入一切的自然知识，对于其外在事物的直接知识，是受肉身局限的，也就是受“可以感知的”及感官的世界所限。而不能直接了解的是超感觉的与形而上学的世界，就是存在于肉身内的心灵，或是造物之神。但是我们可以从感官的经验类推而得到有关其他心灵及有关神的间接知识。在上帝所居住的第三层天，除非由神圣的启示，否则人的心灵无法领会。我们生而了解上帝的存在及其独一性，因为他的存在和独一性，由世界造成，并由其间的奇观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无法运用智力了解神的本质或三位一体的奥秘。即使是天使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否则他们也是神了。

知识的限度表示了一个超自然世界的存在，上帝在《圣经》里对我们显示这个世界。农夫因不能了解哲学而认为哲学家的理论错误，这是愚蠢的事；人因上帝的启示在某些点上与人类自然的知识相矛盾而予以弃绝，也同样是愚不可及。我们可以相信假若我们的知识是完整的，则哲学与神的启示之间并无矛盾存在。一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而在宗教上是真实的，则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所有的真理皆来自神，真理也只有一个。不过分辨何者可由理性理解，何者需用真诚信仰去相信，这仍是我们所希望的。哲学与意识形态是截然有别的。学者被允许以他们不同的意见讨论信仰的问题，但是“对于单纯的一般百姓，倾听无宗教信仰者发表反对信仰的言论，这是不合宜的”，因为单纯的头脑并不足以答辩这些问题。学者、哲学家与一般小农一样皆应服膺教会的决定，“我们须在每件事上受其指导”，因为教会是神所指定的超凡智慧的储藏所。有关信仰事宜，教皇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使这些事务被所有人以不动摇的信念予以坚守。否则，将导致知识、道德及社会的混乱。

·形而上学

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是一些难解的定义与精微的区别的复合物，他的神学即建立在下列基础上：

1.上帝创造的事物，其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不同。本质是一事物概念所必需的；存在是生存的动作过程，三角形的本质是三条直线围成一个空间，而不论其真实存在或仅为想象中的三角形皆相同。但是上帝的存在和本质是合一的，因为他的本质即他是万物的第一原因，也是万物最根本的能力（或如斯宾诺莎所言的本体，sub-stantia）。据此定义则为了其他万物的存在，上帝必然存在。

2.上帝是实际存在的。他是万物之神，是万物得以维持的原因。所有其他存在者的存在是由类推或有限地参与上帝的实体而完成。

3.所有受造之物都是主动（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即他们自发或受外力而动作。同样地，他们是实有（being）和转化（becoming）的混合物：他们具有特殊的性质，而且可能失去其中一些而获得其他补偿。如，水可以被加热，托马斯指出这种对外在行动及由于潜力而引发的内在变迁的感受性。唯独上帝不具有这种潜能。他不能受动，也不会变迁。他是纯粹的行动体（actus purus ）及纯粹的显势（pure actuality），他已从他所能成的一切中表现出来。在上帝之下，所有的实存物，皆能依其外在受动的最大“可能”，而依序排列下来。

4.所有具体的存在物是由实质（matter）和形式（form）组成。但是这里谈到的（一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形式非指外表形体，而是指与生俱来的活力及其特殊的原理（principle）。当一种形式或生命的动力构成存在物的本质时，它就是实质的形式；所以理性的灵魂——一种赋予生命能思考的力量——是人类躯体的实质形式，而上帝就是世界的实质形式。

5.所有实体或为实质存在，或为依附而存在：他们或是个别的实存物，如一块石头、一个人；或其存在仅为他物的特质；如白色、密度。上帝是纯粹的实质存在，是唯一完全自存的实存物。

6.所有实质存在的都是个体（individuals），个体外之物只存在于理念中；认为“个体独立存在是一种幻觉”的概念是一种幻象。

7.存在物由形式和实质构成。个体化（individuation）——在某一物种或类别中众多个体的个体化而言——的根源与原理在于实质。在同一物种中，其形式或生命的原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每个个体中这种原理将实质的定量与形体加以利用、占有并赋予形式。而这种以量区分的实质，就是个体化的根源——不是指个性（individualily），而是指个体（separate identity）。

·神学

托马斯的哲学重心及主题是上帝而不是人。他写道：“此生我们所能得到关于上帝的最高知识，就是知道他是超乎我们对他所能思考的范围。”他反对安塞姆的本体论证。但也同样认为神的存在即神的本质。神是自存的：“我是自有永有。”

托马斯说上帝的存在，可由自然的理性得到证明：

（1）所有运动源于先前运动，则可推论至一不为他物所动的原动者，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无限的回归”。

（2）一系列的因果关系也须有一个“第一原因”。

（3）可能而非必定的偶然性，是依赖于必定的必然性；可能性依赖实际性，此连锁关系导引我们至一个纯粹实际性。

（4）事物以不同程度而有善、真、美，那必定有一全然的善、真、美为这些残缺德行的根源与标准。

（5）有许多证据显示，世界有一定的秩序，即使微生物也有规则地运行；若无一创造万有的超然力量存在，何能致此？

（1）、（2）、（5）项师承大阿尔伯图斯撷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3）项源于迈蒙尼德；（4）项撷自安塞姆的思想。

除上帝的存在外，托马斯对自然神学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们无法知道上帝的对，但知道他的错”——不是可以移动的、不是复合的、不是善变的、不是短暂的。为什么以我们极微小的头脑，总期望更了解那位“无限者”？托马斯比柏格森先一步说：对于我们而言，想象非物质的精神是困难的，因为悟性需要倚赖感官，而所有我们外在的经验均属物质事物，所以“没有形象的非具体事物，是与有形象而可感觉到的实体相比较后，才能得知”。我们能了解神（如同迈蒙尼德的看法），只有从我们本身及我们对他的经历类推与推论。所以，假若人类有善良、爱、真实、智慧、能力、自由，或任何其他的优点，这些也必然在人的创造者身上表露，同时在他身上表露程度更深，如同宇宙与我们自身的比例一样。我们以阳性代名词指上帝，这只是为了方便，上帝和天使本是无性别的。由于根据所界定的，他是自存的，又因宇宙的划一运行显示出单一的精神与法则，所以神是“一”。在这神圣的“一”内有三个身位，这是一个超乎理性的奥妙，只有在虔诚的信仰中才能坚持这个信念。

我们也无法知道世界是否是在时间里的创造，而它是无中生有的，或如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所主张它是无始无终的。神学家所提出在时间里创造的论证，是微弱的，应予以弃绝，“免得天主教的信仰被认为似乎是建立在空的推理过程上”。托马斯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以宗教观点相信在时间里创造之说，但他附加说明这个问题无多大意义。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以前，时间观念是不存在的，没有变迁，没有移动的事实，也没有衍变的痕迹。他极力解释上帝如何从未创造过渡至已创造，而本身不产生变化。他说创造的行为是永恒的，但它是包含于行为本身所意愿的一个确定时间内，其效力是明显的——这是对思想迟钝人的机敏的遁辞。

天使们构成创造物的最高阶层。他们是精神的智慧结晶，是不朽的、永远的。他们被视为是尘世中上帝的使者，天体由他们移动和指引。每一个人有固定的天使守护，天使长掌管着多数人。他们是非物质的，因此能跨越空间的限制，由这端移到那一端。托马斯写了93页的篇幅，讨论天使的层级、活动、爱、知识、意志、语言和习惯，这是他内容广泛的《神学大全》中最牵强和最难驳倒的部分。

有天使，就有恶魔，恶魔依撒旦的意旨行事。他们不仅是人们心目中的想象；他们是真实存在，同时造成无限的伤害。他们激起了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厌恶，而导致阳痿。他们也能使用各种形式的魔力，所以一个恶魔可能会隐藏于一个男人身内，进入他的精液中，带着精液轻轻地越过空间，与女人同住，而以该男子之精液使她受孕。恶魔亦能使术士预言这种不依赖人之自由意志的事情。他们利用想象的效果，或明显地表露或清晰地述说，以宣传恶行。或者他们与巫婆合作，帮助他们，以恶眼（望之将遭厄运）伤害儿童。

和很多人一样，托马斯承认占星术有极大的可靠性：

尘世中实体的运行……必归之于影响他们的天体运行……占星家常由观察星象预言真理，这可有两种解释。其一，因为大多数人随从肉体的喜好，因此，他们大部分的行为是依照天体的倾向而决定的；只有少数智者被称为运用理性缓和这些趋势……其二，由于恶魔的干扰。

然而，“人类的活动并非完全依照天体的运行，仍有偶发的及不规则的部分”，有一大的领域是留给人类的自由意志的。

·心理学

托马斯仔细思量心理学上的哲学问题，有关这类主题的讨论，在他的汇编中是很出色的部分。开宗明义地阐述有机体的生机概念，以驳斥机械论：一部机械包括外加的部分构成；有机体则仅由它的各部构成，内部的动力使其自身移动。内部的发展能力是灵魂。托马斯以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来解说这些观念：灵魂是人体的“实质形式”，就是说它是生命的原理和动能，赋予有机体存在和形式。“灵魂是我们的滋养品，感觉、运动和理解力的根本。”灵魂有三个层次：生物层——生长的能力；感觉层——情感的能力；理性层——推理的能力。所有生物皆有第一种力量，动物和人有第二种力量，只有人才有第三种力量。但是较高等的有机体，在他们形体及个别的发展上，须经过那些较低级有机体的阶段。“在生物等级中，越高形式的机体，其在达于完美形式前，所须经过的中间形式层级越多”——这是以后19世纪“个体成长中所属种族各进化阶段重现（尤指胎儿期）”理论的预示，人类的胎儿也通过这一物种发展所必要的阶段。

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圣方济各修士们认为灵魂被拘禁于肉身之内，而人就是灵魂，托马斯大胆地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而定义人——甚至人格——为身体与灵魂、实质与形式的组合。灵魂，或言赋予生命造型的内部能力，在体内的各部分中是不可分割的。它和身体以千种方式密切联系，如生物层灵魂依赖食物，感觉层灵魂依赖感觉，而理性层灵魂需要凭借感觉产生或合成的形象。甚至思维的能力和道德的感悟，均赖一个健全良好的身体，迟钝的感官意味着不敏感的灵魂。梦、喜好、心理疾病、气质都有心理学基础。有时托马斯似乎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单一的实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内部能力和外在形式。虽然如此，他似乎很明白地表示理性的灵魂——抽象、概括、推理及对宇宙的认知能力——是一个非物质的实体。虽然我们习惯于以物质的名词思考所有的事物，但只要我们愿意尝试，仍可发现意识中并不存有任何的物质。它是一个实体，完全不同于任何自然界及占有空间的事物。理性层灵魂可归入精神类，上帝是隐藏于自然现象后的精神，是他将理性的灵魂注入我们。只有一个非物质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宇宙的概念，或超越时间的限制，或对万事万物做同样舒适轻而易举的安排。心灵能知觉它自己，但是我们不相信一个物质的实体能知觉其本身。

所以相信体内的精神力量可超越死亡的肉身而存在是合理的。但是，灵魂离开后即非人格；它不能感觉，没有意志或不能思考；它是一个无依靠的鬼魂，没有肉身，而无法运作其功能。只有当肉身复苏，灵魂与肉身架构再次结合，而成为肉身的内在生命时，才能与肉身构成个体。这因为阿威罗伊和他的门徒不信肉身的复活，以致认为只有“活的智慧”或宇宙或物种的灵魂是不朽的。托马斯用了他所有辩证法的资料来反驳这理论。对他而言，与阿威罗伊之间有关不朽论之争，是当时最重大的问题，与此相较，物质论战等仅是限界与题目上的易动而已，实为微不足道的琐事。

托马斯说灵魂有五个能力或动力：生物性的，喂养、成长和繁殖；感觉性的，感觉外在世界的刺激；欲望性的，意欲与决意；运动性的，引发动作；智慧性的，思考。所有的知识根源于感觉，但感觉并不仅止于触及事物虚空的外表，感觉的形成是借着一个复杂的结构或协调感觉与顿悟成为理念的知觉中心。托马斯认为“没有一样思考而得的东西不是先透过感官的”。但他像莱布尼茨和康德一样又加上“除了思维的本身”——一种组织的能力，组织感觉成为思想，最后构成那些共相和抽象概念，而成为推理的工具，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人类独有的特权。

意志或欲望是一种动力，借此灵魂或生命力朝向思维所认为的善的方向活动。托马斯随亚里士多德之后，定义善是“可欲的目标”，美是善的一种形式，看到它时人感到快乐。为何使人快乐呢？由于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各部分皆成比例与调和。就欲望能决定思想的方向而论，思维受制于意志；但我们的欲望常由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或对它们的意见（通常仿自他人）而决定，以此点观之，意志也受制于思维，“据我们所了解，‘善’推动意志”。自由并非真的存在于意志之内，因意志是随由思维所表现出对事情的了解，而“必然变动的”。自由存在于判断力中，并因直接依照知识、理性、睿智及智力对意志所提供的关于真实情境的描绘的能力而有差异。只有智者才真正有自由。智力不仅是灵魂的动力中最好的、最高的，同时也是最有力的。“在所有人类的追求中，追求智慧是最完美、最高超、最有益、最悦人的。”“人最适当的作为就是去了解。”

·伦理学

人活着的最高目的，是在现世中追求真理，来世中在上帝那儿看到真理。亚里士多德假定：人们追求的是快乐，那么他到哪儿才能找到它？既非在肉体的欢乐，也非在荣耀、财富及权力中，也不在美德的行为中，虽然这些都给我们欣喜。让我们也承认“人体的完美性情是必要的……为了追求完全的快乐”。但这些令人欣喜的事中，没有一项可和安静祥和、充盈、持续的了解之乐相比。也许我们不会忘记维吉尔的话“人快乐是因已经了解万物的原因”——托马斯相信这是灵魂最高的成就与满足——理性的自然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铭记宇宙的整体秩序及它的因果关系”。由于领悟宇宙现象才能求得宁静，而正因为宁静才能导致对宇宙的了解。

但是甚至此俗世至大的福祉，也并未能使人类完全满足，何况一直未见实现。他模糊地领会到：“完美和真实幸福是此生无法拥有的。”但仍不气馁地渴望由必朽坏的变迁的事物中寻得快乐与了解。一般的人凭借居间的善良，寻求宁静，而完人的心灵欲获得安息，必须穷究至真理的全部与极致，而这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只有上帝是至善，是所有善之根源，也是万因之因，真理中之真理。人的最终目标是天堂的美景——即获致最大福祉之美景。

所有的伦理学是使人获致最大、永久快乐的艺术和科学。道德的善或美德，可定义为：有助于达到人类最高目的，即面见上帝的行为。人生而倾向善——所可欲的目标，但他所判别为善的并不一定都是道德的善。由于夏娃对善的错误判断，人违背了上帝，而后世世代代都带着原罪的污点。托马斯不能预见教会决定支持“圣母无原罪”之说——认为圣母玛利亚能免于原罪的玷污——他以为玛利亚也“怀有原罪”。他又较勉强而讨好地说道，她“在母腹中即被圣化了”。就这一点，假若有人问道，为何能够预见一切的神，要创造一对具有如此好奇心的男女，而令人类注定承受这可遗传的罪恶，托马斯回答说：“就形而上学而言，任何受造之物是不可能完美的，而人有犯罪自由就是他选择自由所付的代价。拥有若无意志的自由，则人只是在善恶之下而非在善恶之外的自动机器，并不比机器有更高的尊严。”

沉湎于原罪的教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及修道士的超俗与对异性的恐惧感中，几乎命定托马斯会将女人想得很坏，同时以男性的无知谈论女人。他跟从亚里士多德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推想人之常情，正如中古的族长一样，总希望生个男孩，生女孩是缺陷的和偶然的。她是一个男人的失误，可能她是父亲生殖力的微弱所造成的结果，或其他外在原因，例如潮湿的南风。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生物观点，托马斯假定女人只贡献受动的实质给下一代，而男人赋予的是主动的形式；女人是实质胜于形式。因此，在身体、心灵和意志方面是软弱的器皿。她之于男人犹如感觉之于理性。在她而言性欲占优势，而男人的表现则较稳定。无论男人或女人都照着上帝的形象塑造，男人更是如此。男人是女人的根源和目的，正如上帝是宇宙的根源和目的一样。她在所有事物上皆需要男人，而男人只在生育的事上需要她。男人比女人更能圆满达成任务——甚至家庭照顾亦然。她不适宜充任教会或国家的任何重要职位。她是男人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她必须尊重男人，视其为当然的主人，须接受他的指导和服从他的指正和纪律。如此她才能寻到满足与快乐。

至于恶，托马斯尽力证明在形而上学来说它是不存在的。恶是不具实体的，如此，则每一实体皆是善。恶不过是人生而应有的某些特质和能力的缺乏。所以人们缺少翅膀并非恶，但无手则是恶；然而对一只鸟而言，缺少手并非恶。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都是善的，但即使是上帝也无法将他的无穷的完美注入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上帝允许某些恶存在，是为了达到善的目的或避免更大的恶，正如“尘世的政府……适当地容忍某些恶”——像卖淫“为免……更大的恶发生”。

罪是违反理性秩序说或违反宇宙秩序的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理性的秩序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适度调整。就人而言，是行为的调整，以赢得永远的快乐。上帝给我们犯错的自由，但他也由神圣的感召，给予我们分辨是非的能力。这种天赋的良心是绝对的，而必须不惜代价服膺它。但若教会颁布违反个人良心的命令，则不须服从。如果他的良心警告他信仰基督是坏事，他就必须厌弃其信仰。

通常良心使我们不仅倾心于自然的美德，如公义、谨慎、节制和坚忍，也倾向于神学上的美德，如信、望和爱。后三者构成基督教的特殊美德和荣耀。信仰是一种道德的义务，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但必须相信超乎理性的教义，还包括那些理性可理解的事物。既然信仰的错误可能导致许多人入地狱，除非为了避免更大的罪恶，否则对不信仰上帝的人就不应容忍。所以，“当不信上帝的人相当多时，即使异端或异教徒的礼仪，教会有时也须加以容忍”。不信教者不应被允许获得对信教者有统治权或权威。容忍可以专门施之于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仪式正预征以后基督教义的仪式，因此“证明了这一信仰”。对于异教徒的犹太人不可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但是对于那些背弃基督教的异端分子，可以适当地强迫。除非教会当局已指出他的错误而他仍坚持己见，否则无人应被视为异端分子。那些发誓弃绝异端者，准其赎罪，同时恢复他们以往尊贵的职位。然而，如果他们又恢复异端，“他们被准予赎罪，但不能从死亡的痛苦中获救”。

·政治学

托马斯曾三度论及政治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评论、《神学汇论》及一篇简短的论文《论诸王统治》。其中第1册与第2册的第1至第4章，由托马斯执笔；其他部分则由卢卡的托勒密所写。给人初步的印象是托马斯不过是在重复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但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时，会惊讶其著作中大量的富于创造性而且敏锐的思想。

社会和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并非个人为国家和社会而存在。主权来自上帝，而赋予人民。然而，由于人民数目过多、分散、思想浮躁、知识水准不够，无法完善而直接地行使主权，因此他们将此主权授予君王或其他领袖。这种被人民承认的权力随时可以废止，并且“只有在君主能代表民意时，才具有立法权”。

人民的主权可以委诸于许多人或少数人，甚至一人。假如有良好的法律并正当地执行，则民主政治、贵族统治及君主专制皆可能是好的。一般来说，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因为它带来统一、持续和安定，正如荷马曾说“群众被一人统治胜过被数人统治”。诸侯或君主应该由人民从全民中每一自由阶级选出。若此君主变成暴君，他应该由人民循一定行动而推翻。他永远是法律的仆人而非主人。

法律分为三种形式，即自然法：如存在宇宙中的“自然法则”；神圣法：如在《圣经》中所揭示的；制定法：如国家的立法。其中第三种是基于国家的发展及人类的好恶而必然制定的。因此，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相信私有财产是违背自然法与神圣法而且是人类充满罪恶的结果。托马斯不承认私有财产是非自然的。他考量当时共有主义者的论据后，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地回答说：“当许多人共有每件东西时，没有人会小心使用任何东西。”但私有财产是公众所信记的。“人必须拥有一些财物，并非视为私己，而是当作公共之物，因此他可在别人需要时与之交易。”一个人渴望或追求一些超过他本身需要的财富，以维持奢华的高水准生活，是犯了贪婪的罪恶。“人们在所拥有的任何物上过多，据自然法而论，是为达到济贫的目的”，而“假如没有其他救济方法，则一个人不论经由公开或秘密的取用别人的财物以应急需也是合法的”。

托马斯并不是一个将经济与道德分开，使其经济学成为一门乏味科学的人。他确信社会有权管制农业、工业及商业，并控制高利贷，甚至为一切劳务与商品订立一个“公道价格”。他以怀疑的眼光来看所谓买贱卖贵的商业艺术，他坦率地谴责所有的投资贸易及巧妙地运用市场的浮动而谋利的企图。他反对生利贷款，却认为“为了正当的目的”向职业放利者借债是无罪的。

托马斯在讨论奴隶问题时并没有超越其时代。诡辩学者、斯多葛派及罗马法学家均曾教导道：所有人类“生”而自由，教父们同意并解释奴役正如财产一样是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所得罪恶的结果。权势者之友亚里士多德则视奴役为正当，是人类天生的不平等而使然。托马斯企图调和这些不同的看法：在无罪的国度里是没有奴隶制度的；但是自从亚当与夏娃堕落后，奴隶制度有利于使愚者臣服智者；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天生即注定成为奴隶。然而奴隶们只有在肉体上是属于主人，在灵魂上并非如此，奴隶并不负有与主人性交的义务；而且所有合乎基督教的道德戒律皆适用于主人如何对待奴隶这一问题。

·宗教

既然经济和政治问题皆归诸于道德范畴内，对于托马斯来说，宗教似乎应置于政治与工业之上，并且有关道德方面的事物，国家应接受教会的监督和指示。权威性越高，其终极的目的也越高。指引人们得到一般世间福祉的尘世国王，必须服从指引人们走向永恒幸福的教皇。国家对世俗之事仍保留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即使是这些事情——如统治者违反了道德的规律，或对百姓造成一些原可避免的伤害——教皇仍可干政。因此，教皇可惩罚一个失职的国王，或解除臣民履行效忠君主的誓言。进一步说，国家必须维护宗教，支持教会并强制执行其教令。

教会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引人得救。人不仅是尘世的公民，而且是一个超越国界而更广泛的精神王国的子民。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违反了神的意旨而犯了极大的罪，应受极大的惩罚；而神子降世为人，忍受羞辱及死亡的痛苦，开创了人类得救赎罪的新机与恩典。借此，人类虽有其原罪而可得救。上帝随自己的意旨而颁赐恩典，我们无法彻底明白他的抉择的理由，但“没有人如此狂妄地认为自身的美德是神预定赐予恩典的原因”。保罗和奥古斯丁的令人颤惧的教律在温和的托马斯身上重现：

神应该决定人类的命运，这是合理的。因为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旨意下……既然人经由神意而注定其永恒的生命，同样地，准许有些人不能获得永生亦是神的意旨之一部分，这就叫作定罪……既然天意之中包括赐予恩典与荣耀的意旨，因此定罪也包括应允一个人陷入罪恶，并因此罪恶受到永久的处罚……“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托马斯努力调和神圣天意的宿命论与人类自由，并解释为何一个人的命运已被注定，还应努力向善，祈祷如何能感动不改变的上帝，及教会在一个其成员已被注定可得救或遭天谴的社会里，所应运作的功能。他回答说上帝只预知每个人将如何自由地选择，并假定除了少数得到上帝给予特殊及单独的启示之外，所有的异教徒都属于被定罪的。《神学大全》的《补遗篇》中，一段常被人引用的话，说到在天堂里享福的人，因见被咒入地狱者所受的痛苦，就越觉得自己有福。这段文句一般怀疑其不是出自托马斯的手笔，而是皮佩诺的雷金那德所写的。

得救的人的最大快乐在于得见上帝，却并非了解上帝，只有上帝才能了解他自己。然而，因着神恩典的赐予，蒙福的人能了解上帝的本质。受造的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也归于上帝；人的灵魂是上帝恩典的恩赐，只有回归根源时方得安息。如此，创造与返回的神圣循环完成，而托马斯的哲学正如其开始，也以上帝为结束。

·托马斯学说的评估

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们，依循奥古斯丁神秘的爱的途径寻求神，而震慑于托马斯所提出智性高于意旨，了解高于挚爱的“主知主义”。许多人怀疑如何向这样一位冷漠、遥远，《神学大全》中描述的“纯粹的行动体”的上帝祈祷，耶稣如何能成为如此抽象概念的一部分，对这样的一位上帝，圣方济各曾如何谈及或曾如何对其说话。将灵魂与肉体合而为一，似乎是蔑视了灵魂的不朽性。将实质与形式合为一体，虽经托马斯的否认，仍是落入了阿威罗伊的世界永恒理论的窠臼中。以实质而非形式作为个体化的原理，似乎使灵魂成为不可分化，也步入阿威罗伊的灵魂统一及非人格灵魂不朽的理论。最糟的是，在托马斯学派的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凌驾奥古斯丁之上，这对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而言，似乎是异教胜于基督教。那么在巴黎大学，难道未有教授或学生将亚里士多德置于《圣经》的四福音书之上？

1260年至1275年之间正统的基督徒反对亚里士多德派的托马斯。1277年，在教皇约翰二十一世的催促下，巴黎主教下颁诏书，将219种见解斥为异端。其中三种明显是控诉“托马斯弟兄”：因为他说天使没有身体，而每位天使是为个别的物种，实质为个体化之原理；上帝不能在没有实质的物种中增殖个体。主教还说道，任何人支持这些理论，将被逐出教会。数天后，一位圣多米尼克修会派的领导人罗伯特·基尔瓦德比（Robert Kilwardby）说服了牛津大学的大师们，抨击各种托马斯的理论，包括人的灵魂肉体合一论。

此时托马斯已去世3年了，不能为自己辩护。是他的老师大阿尔伯图斯从科隆匆匆赶到巴黎，并说服法国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们支持自己的弟兄。一位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威廉·玛尔（William de la Mare）教士发行宗教论文《托马斯弟兄理论的修正》（Correctorium Fratris Thomae ）参加争论。

就118点修正托马斯的理论，另一个圣方济各修会教士，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约翰·佩克哈姆正式谴责托马斯学说，并力促回复至波拿文都拉及圣方济各理论。但丁也加入论争，以修正的托马斯学说为《神曲》的理论架构，并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选择托马斯为其指引。经过半个世纪的论战，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们劝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相信托马斯为一位圣者，他被册封为圣徒（1323年），给托马斯学说带来了胜利。此后神秘主义学派在《神学大全》中发现了最深刻明晰的神秘冥想生涯的解说。特伦托会议，将《神学大全》与《圣经》及《教令集》同置于祭坛上。圣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命令耶稣会教授托马斯学说。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及1921年的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五世，虽并未宣布圣托马斯的作品全部无误，但使其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至今所有罗马教廷设立的大学都教这门课。托马斯学说虽然在天主教神学家中是受到某些批评的，但在现代又赢得了新的支持者，且堪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比，同为最经得起考验与具有影响力的学说。

人们在700年后指出阿奎那作品中那些基本立论经不起时间考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过于依赖亚里士多德，是优点也是缺点：就这点论，他缺乏创新，却显出勇气，对中世纪的思想另辟蹊径。托马斯谨慎地使用直接而正确的翻译，除阿威罗伊外，他比其他中古思想家更彻底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非科学）作品。他十分愿意向穆斯林及犹太教徒学习，然仍以一种自恃不卑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哲学家们。他的思想体系内，也有许多无意义的压舱物，正如与我们看法不相同的许多哲理，但非常奇怪的是如此一个谦抑的人却长篇大论的谈及天使如何知道，堕落前的人类如何，若没有夏娃求知的好奇心，人类将会如何。也许我们误认他为哲学家。他自己坦白地称其工作为神学，他并不讳言其跟随理性的指引，他承认他以结论为推理的开始，虽然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如此，但许多人责难这种方法对哲学是离经叛道的。他的思想涵盖了一个极广泛的领域，除了斯宾塞外，没有任何思想家敢再尝试，并且对每一领域他都以明晰平和的文体写出，尽量避免夸大而寻求中庸之道。他曾说：“智者缔造秩序。”他并未成功地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教义，然而他的努力赢得了理性的划时代的胜利。他将理性如俘虏般引进信仰的堡垒，而他的胜利带来了信仰时代的结束。

继承者

历史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过于简化，而由复杂万端，他们无法完全了解的众多生灵与事件中，仓促选择可以处理的少数事实与人物。我们绝不能视经院哲学为由上千个个别特异之说所滤清而出的抽象概念，实际上那是一个未有坚固内涵的名词，泛指自11世纪的安塞姆至14世纪的奥坎的中古时期学校中所教授的几百种互相冲击的哲学和神学理论。

在百家争鸣的13世纪，罗蒙·吕里是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帕尔马一个富有的家庭，跻身于詹姆士二世的宫廷中，年轻时恣情放纵，以后逐渐收敛。30岁时，他忽然弃绝俗世、肉体和魔鬼，而将他充沛的精力致力于宗教上的神秘主义、慈善事业及传播福音，并向往殉道。他研究阿拉伯文，在马霍卡半岛建立了一所专门研究阿拉伯的学院，并请求维埃纳议会（1311年）建立研究东方语言及文学的学校，以造就人才。议会分别在罗马、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及萨拉曼卡建立学校，设有希伯来文、巴比伦文及阿拉伯文讲座。他可能精通希伯来文，因为他成为犹太教神秘哲学学派的亲密弟子。

他的150本作品，无法分类。他年轻时写了几卷爱情诗篇，奠定了加泰罗尼亚文学的基础。他用阿拉伯文写作，再将之译为加泰罗尼亚文，他的《对上帝的沉思》（Libre de contemplacio en Deu ）一书，不仅是神秘的幻想，而且是一本100万字的神学百科全书（1272年）。两年以后，好像换了个人，他写了一本有关武士战争的手册，几乎在同时，他又写了一本教育手册。他还尝试哲学的对话体，出版了三本这类的书，以令人惊异的宽容精神、公正及仁慈的态度，写出了穆斯林、犹太人、希腊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及鞑靼人的观点。约1283年，又写了一篇长篇的宗教浪漫小说《布兰奎欧纳》（Blanquerna ），耐心的专家们宣称此书为“基督教中世纪的杰作之一”。1295年，他又在罗马出版了另一本百科全书——《科学的结构》（Arbre de Sciencia ）——叙述十六种科学领域的4000个问题，并给出确定的答复。他在巴黎停留期间（1309—1311年），曾以几本次要的神学著作与苟延残存的阿威罗伊学说对抗，在那些著作上他签“现想主义者”。终其漫长的一生，他写了许多有关哲学与科学的书，数目之多不胜枚举。

在他广泛的兴趣中，一个现代聪明睿智人士所倾注的概念——“所有的逻辑上的公式与程序，都可以简化为数学或符号的型式”深深吸引他。拉蒙曾说：逻辑学最大的艺术在于将人类思想的基本概念表露在随时变迁的各种准则里，以不同的命题连接它们，如此不仅将哲学概念化约成方程式及以图表表示，同时用数学上恒等式证明基督教义的真理。拉蒙有着类似狂热者的傻劲，并希望凭借哲学艺术具有说服力的巧妙运用，使穆斯林转变信仰成为基督徒。教会赞扬他的信心，却不赞成他有关将信仰化约为理性的思考，及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置于逻辑系统之下的种种见解。

1292年，他决心以和平的方法将伊斯兰教非洲改变成基督教非洲，以补偿巴勒斯坦沦于穆斯林的损失，拉蒙越海进入突尼斯，并秘密地建立了一个小的基督教殖民地。1307年，在一次传教旅行中，他被捕了，并在布吉埃（Bougie）的首席法官前受审。在法官的安排下，拉蒙与伊斯兰教圣者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据其传记作者称，他赢得这次的辩论，但还是被送入了监狱。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商人设法营救他，并将其送回欧洲。但在1314年，因为向往殉道，他又回到布吉埃，并公开传道，1315年死于一个伊斯兰教暴民的乱石之下。

从拉蒙·吕里到约翰·邓斯·司各特，就有如从《卡门》歌剧进入柔和的键琴一样地骤然转变。约翰出生于英国伯立克郡的邓斯，在11岁时他被送到杜姆弗里斯（Dumfries）的圣方济各修会，四年后他加入了圣方济各修会。他在牛津、巴黎学习，后来又执教于牛津和巴黎、科隆等地。42岁（1308年）时即英年早逝，遗下一大批有关形而上学的著作，其出众的晦涩文字与精妙内容，在以后的苏格兰作者中也不复多见。事实上，邓斯的贡献类似五个世纪后的康德，认为应以实际道德的需要，而不是用强有力的逻辑推理，来辩护宗教的教义。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们，意欲放弃哲学，从圣多明我修会的托马斯手里救回奥古斯丁，而以这位年轻聪敏的博士为勇士，不论在他生前与死后皆追随其领导，度过世代的哲学论战。

邓斯是中世纪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他研究过数学及其他科学，在牛津亲受格罗斯泰斯特和罗杰·培根的教诲，因此他对证据是否成立有一个严密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方法验证托马斯的哲学，最后，几乎就在此学说的蜜月期，他结束了神学与哲学的轻率结合。尽管他对于归纳法有清晰的了解，邓斯——他与弗朗西斯·培根全然相反——认为所有的归纳或后验法——由果至因——的证明是不确定的；唯一正确的证明法，是演绎法或先验法——显示特定的结果必须依照因的基本性质而来。如，欲证明神的存在，我们必须先研究形而上学，即研究存在的本质，由严格的逻辑推论至世界的本质。在本质的领域中，必有一物为所有其余之物的根源，这最先的存在即为神。邓斯同意托马斯的看法，认为神是纯粹形式但他解释这字为“纯粹行动体”，而非“纯粹的显势”。神在基本上是意志而非“智性”。他是万因之因，而且是永恒的。但这就是我们能用推理来了解的神的全部。至于他是仁慈之神、他是三位一体、他在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他保佑所有的人，这些及几乎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教义都是“可以相信的”，它们只能基于《圣经》及教会的权威来相信，但是不可以理性来证明。事实上，当我们着手以理性来探究神，我们便陷入矛盾之中。如果神是全能的，则他应是包括所有罪恶的第一因；而包括人的意志的第二因则是虚幻的。鉴于这些具破坏性的结论，而且由于我们道德生活中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放弃托马斯学说以哲学来证明神学的企图，而接受《圣经》及教会权威的教条，是明智之举。我们不能了解神，但我们能爱神，而且爱神要比了解神更好。

在心理学方面，他明察秋毫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实在论者”：我们的心灵从相似的事物中抽离出相同的特征，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那些相同的特征必定是存在于事物中，否则我们如何领会及抽离出来？由此观之，共相是客观的实体。他同意托马斯的说法，即人的自然知识来自感觉。但其余部分，他依照心理学的途径而与托马斯有所不同。个体化的原理不在实质而在形式，而且形式仅在其严格意义——个人或个别事物的特异性质及不同的特征——下才成立。灵魂的能力相互之间并无不同，而且与灵魂本身也无不同。灵魂的基本能力不是理解而是意志；决定智性所欲专注的感官及意向的就是意志；只有意志，而非判断，是自由的。托马斯认为，我们渴望持续及完美的幸福，即证明了灵魂的不朽性。这个论证的涵盖性太广了，因为它可以应用至自然界中任何的动物。我们不能证明人格的不朽性，但我们须单纯地相信。

正如圣方济各修会修士们所称，在托马斯的身上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战胜四福音书；同样，圣多明我修会的修士们可以在邓斯身上，见到阿拉伯哲学胜过基督教哲学：他的形而上学源于阿维森那，他的宇宙论是伊本加比罗的理论，但邓斯放弃以理性来证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企图，却是悲惨而基本的事实。而他的门徒更进一步将信仰的论题一个接一个地扯离了理性的范畴，如此加深了他的特质和精妙，以致在英格兰，一个“邓斯主义者”（Dunsman）的意思就是指对微小事物做无谓分析的笨人、一个愚钝的诡辩者及一个笨学生。那些被教以热爱哲学的人，拒绝臣服于排斥哲学的神学家，因此两派互相争辩并分离了。因信仰而拒斥理性终导致因理性而拒斥信仰，故而在信仰时代中结束了对勇敢的探索。

经院哲学是一个希腊的悲剧，它的致命伤潜伏于其基础之中。企图以理性来建立信仰，暗示其承认理性的权威。邓斯及其他人认为信仰不可以理性来建立，因此粉碎了经院哲学并削弱了信仰，以致在14世纪时引发教条及教士的反动。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希腊给予拉丁基督教王国的礼物，就像特洛伊木马隐藏了上千的敌人。这些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种子，不仅是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报复，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无心的报复。由于穆斯林侵入巴勒斯坦，并由西班牙被逐出，将他们的科学及哲学输入西欧，这被证实为分裂的力量。正是阿维森那与阿威罗伊及亚里士多德等人，使基督教受到理性主义细菌的感染。

但是每次的回顾，并不会减弱经院哲学的光彩。它就像是年轻人大胆而冲动的事业，同时也有着年轻人过分自信和喜好辩论的缺点；它就像是一个稚嫩而青春的欧洲，再度发现了令人兴奋的理性游戏后所发出的呼声。虽然有搜捕异端的法庭及法官，经院学派在他们大放异彩的两个世纪中，充分享受并展示了探究、思想、讲学的自由，其程度几乎同于今日欧洲大学所享有。随着12世纪和13世纪的法学家的帮助，利用精练的逻辑工具与术语，及异教哲学中所未有的微妙的推理方法，而使西方思想更为敏锐。当然，在辩论上的灵活技巧也显得过度，并且产生了好争论的赘言及经院哲学式的吹毛求疵，此不但为罗杰·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也为中古时代人所反对。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讲述了一个年轻人欲嘲弄其父而反被捉弄的故事：这位年轻人曾在巴黎学了五年哲学，回家后，以当时正盛行的逻辑方法，为其父亲证明桌上的6个鸡蛋是12个；因此，其父吃去肉眼所见的6个鸡蛋，而留下其余的给其儿子品尝。但经院哲学所流传下来的优点却远超过其缺点。孔多塞曾言：“由于经院哲学之助，使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威廉·汉弥尔顿爵士曾言：“方言文学所能达到的精确性与分析的精微，应归功于经院派学者。”法国思想的特质——爱好逻辑、明晰与技巧——大部分是在中古法国学校的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

经院哲学在17世纪时，成为欧洲思想进步的绊脚石。在12世纪和13世纪，在人类思想界却造成一个革命性的进展或复元。“现代”思想肇端于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在托马斯·阿奎那时达到第一次思想之最明晰及功业的最高峰，在邓斯·司各特遭受一段短暂的挫败，随着奥坎而再度兴起，在教皇利奥十世时掳掠了教皇，在伊拉斯谟时掳掠了基督教，在拉伯雷时大放异彩，在蒙田时发出无声的微笑，而在伏尔泰时代趋于浮烂，在休谟时已临强弩之末，到了法朗士，只能凭吊它的光辉。这是中古对理性的冲击，而缔造了那个光辉灿烂及鲁莽的时代。

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科学
（1095—1300）

不可思议的环境

罗马人在帝国的巅峰时期即已重视应用科学，却几乎忽略了希腊人的纯科学。我们已经在老普林尼（elder pliny）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中找到被认为是中古的迷信。罗马人与基督徒的漠视科学，使远在野蛮人入侵前已存在的科学源流几乎干涸，这种漠视，扰乱了一个已经破碎社会的残存文化的传递。在欧洲的希腊科学的余烬，都被收藏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中，但那批遗物在1204年拉丁人掠夺君士坦丁堡时被毁。希腊科学在9世纪，由叙利亚传入阿拉伯，并刺激了穆斯林的思想，造成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文化觉醒之一，当此时，基督教的欧洲正在为脱离野蛮与迷信而奋斗。

在中古的西方，其科学与哲学，必定成长在诸如神话、传奇、奇迹、征兆、妖魔、神童、魔术、占星、预言以及巫术的气氛中，即形成于混乱和恐惧的时代。所有这些事物，曾经存在于异教徒的世界，同时也存在于今日，可是却被一种文明的幽默和启蒙调和。他们在闪米特世界是强烈的，而在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以后更是得逞。在西欧，自6世纪到11世纪，文化决堤，中古欧洲沉浸于神秘主义与盲目信仰的汪洋大海中。最为严重的是，大部分的博学之士也陷入这种盲目的冲动中。奥古斯丁认为，异教徒的神仍然以魔鬼的身份存在着，而半人半兽的农牧神和森林神是真的。阿伯拉尔认为魔鬼能够凭借其熟悉自然界的奥妙，而玩弄法术。“智者”阿方索接受魔术，同时承认利用众星占卜。那么，愚者怎会去怀疑魔术呢？

异教世界浓厚的神秘色彩及众神之说，已经注入基督教的信仰中，而且还从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及爱尔兰等地不断传入一些，诸如住在地下或洞中的巨人，住在洞中或林中的小精灵、小仙子、恶鬼、地精、食人魔、报凶讯的女妖、魔王、吸血鬼；同时新的迷信不断地从东方进入欧洲。死人仍能在大气层中行走，那即是鬼，出卖自己给魔鬼的人变成狼人漫游于森林和田野，未受洗即夭折的小孩，其灵魂变成鬼火出没于沼泽。当圣埃德蒙看见黑乌鸦群飞，马上宣称是一群魔鬼来攫取当地放高利贷者的灵魂。当一个守护神替人驱邪的时候，很多中古的故事都相信，一只大黑苍蝇——有时是一条狗——被看到从那个人嘴里吐出。魔鬼的数目从不减少。

上百件事物——草、石头、护身符、指环、宝石——因其魔力而被穿戴以避邪、祈福。马掌是吉祥的，因为它形如一轮新月，而新月一度曾是一位女神。海员任由风雨的摆布，而农夫臣服于天地的瞬间念头中，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体会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生活在神秘而足以致命的自然力量中。认为某种数字具有魔力，是从毕达哥拉斯经基督教早期教父而流传下来的：3代表三位一体，这个数是最神圣的数，同时代表灵魂；4代表肉体；7为总和，象征完整的个人，因此对7有一种偏好，人的寿命，行星，圣礼，基本道德，严重的罪行皆与之呼应。不适时打喷嚏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无论如何，最好得用“天佑你”这句话以消灾。春药能够被用来创造或破坏爱。吐3次口水进青蛙口中，或在性交时手里拿着一块圆形的碧玉，则可避免怀孕。开明的阿格巴尔德（Agobard）是9世纪里昂的大主教，他抱怨：“如此荒谬而基督徒都相信的怪诞行径，就像以前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引诱异教徒去相信上帝一样。”

教会奋力抵抗迷信的异端思想，指责这些信仰和诡计，并按照罪状的等级而加惩罚。教会公开指责污秽的巫术——诉诸妖魔鬼怪，以获得干预事情的力量，可是它仍充斥在千百个隐秘的角落里。从事魔术以惑人者，私下传布一本《论诅咒》（Liber Perditionis ），写出主要妖魔的名字、居留地及特有的力量。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用神奇的力量以达到渴望目的的某些魔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叙述过一位教会辅祭、一位神父及一位大主教使用过巫术。最简单的形式是利用咒语，通常一种套语被诵读几遍，利用这几种咒语，可避免小产、治愈疾病、置敌人于死地。也许大部分基督徒将十字架的标志、主祷文及《圣母颂》视为咒语，并用圣水和圣礼作为巫术的仪礼以带来神奇的效验。

信仰巫术几乎是全球性的。埃克塞特的主教在其悔过书中责备那些“供认能够利用邪术和魅惑使男人改变心意，如由恨变爱或由爱变恨，或者迷惑或偷窃男人财物”的妇人，或者那些“供认在一定的夜晚，骑着一定的野兽，和一群状如妇人的守护神出游，及被征募加入此行列”的妇人。这是14世纪著名的“女巫子夜的集会”（the Witches Sabbath）。一种简单的蛊惑，是制造一个预期的牺牲品的蜡制模型，用针去戳它，以发出诅咒的套语。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一个大臣也被控雇用巫师对国王肖像施咒。有人相信某些妇人能够用“凶眼”瞄人，使人遭遇不幸。德国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认为为数比男人更多的妇人将会下地狱，因为有那么多的妇人使用巫术——“获得一个丈夫用符咒、结婚用符咒、生孩子之前用符咒、施洗时用符咒等。男人在女人使用巫术的情形下，竟然并未丧失心智，这真是一种奇迹”。西哥特族（日耳曼族的一支）法律对巫师求助于守护神、供奉魔鬼、兴风作浪等视为有罪，同时规定被证明确实犯此罪者剃头，同时鞭打两百皮鞭。英格兰的奈特地方法律承认借魔术的方法杀人的可能性。教会最初对这种普遍的信仰甚为宽大，将它看作会渐次消逝的异教徒的残余物，然而相反，它们成长和繁衍起来。1298年，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开始从事镇压巫术的运动，将妇人放在火刑柱上烧死。很多神学家确信某些妇人与魔鬼联合，同时忠实者必定受符咒的保护。海斯特巴赫的恺撒里乌斯郑重向我们宣告，在他的时代很多男人与魔鬼有了协定，这种黑魔术的施行者，有蔑视教会的嫌疑，他们歪曲其仪式，在黑弥撒里崇拜撒旦。数以千计的病人或胆怯的人，相信他们被魔鬼支配。教会驱邪时所用的祷文、套语及仪式，可能有意为之，以使迷信的人冷静下来。

中古时代的医学在某些方面成为神学与仪式的一个分支。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疾病是由魔鬼引起的，而路德同意他的看法。因此，以祷告来治病，用宗教游行或建造教堂来治愈时疫，似乎是合理的。威尼斯的圣玛利亚·德拉·萨鲁特（Santa Maria della Salute）便是为了阻止一次瘟疫而兴建的。圣杰尔波尔德（St.Gerbold）是拜约的主教，他的祷告治好了该城的一次痢疾时疫。良好的医师在实施治疗的时候，欢迎宗教信心的帮助，他们推荐祷告和穿戴护身符。远溯到“忏悔者”爱德华，我们发现英国的统治者为治疗癫痫病而祷告环圈。由于宗教的特质，国王已被奉为神圣，自认他们可能利用宗教按手礼而治愈病痛。圣路易致力于这种宗教触手礼，而华洛亚的菲利普，据说曾一口气触摸过1500人。

虽然教会对施行魔法者定罪，但大部分古老的异教徒用来推测未来或洞烛未知事物的方法，在整个中世纪仍盛极一时。贝克特欲劝亨利二世入侵法国的布列塔尼，于是向一位祭司及一位精通手相的术士咨商，前者能观察鸟群而预言未来，后者能研究手的纹路以卜吉凶。这种手相术宣称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9节里得到神的准许：“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别的预言家设法借观察风的吹动（称为“气占”）或水的流动（称为“水占”），或自一堆火中升腾的烟（称为“火占”），而做占卜。有些则模仿穆斯林，随意在地上做点的标记（或者在任何可书写的材料上），用线再把点连接起来，而根据这样构成的几何图算命（称为“风水”或“地形占卜法”）。有些，据宣称，从召来的死者获知未来（召亡魂以卜未来之术）。阿尔贝特（Albertus Grotus）在“红胡子”腓特烈的请求下，（据说）召回其妻的灵魂。有些则查阅预言书，如女预言家墨林（Merlin，有名的预言家和魔术家，亚瑟王的助手）或所罗门王的预言。有些随意翻开《圣经》或者《埃涅阿斯纪》，而据最先被看到的诗文预言未来。最严肃的中古历史学家（如李维），几乎经常发现重要的事件都是借征兆、幻影、预言或梦，直接或象征性地预言出来。有许多书——譬如维拉诺瓦的阿诺德所著的一本书对梦提供了最接近科学的解释（解梦术）——与20世纪著名科学家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

如果地上的气候和植物的生长，能够如此清楚地受天体的影响，为何这些（天体）不该影响，甚至决定人或国的生长、性质、疾病、周期、丰饶、时疫、革命及命运？所以差不多每一位中古时期的人都相信它。几乎在每一个诸侯或国王宫中，都可以找到一位职业占星家。医生替病人放血，如同很多农夫播种一样，须根据月亮的盈亏而定。很多大学开有占星术的课程，其意义为众星的科学。天文学包含在占星术里，由于占星术的影响与目标，天文学有极大的进步。乐观的学者声称，曾发现天体对地球产生的影响，有可预测的规律。出生在土星座的人一定冷漠、寡欢、忧郁，出生在木星座的人则温和快乐，出生在火星座的人则热心、好战，出生在金星座的人则温柔、多产，出生在水星座的人则多变、活泼，出生在满月之下的人则忧郁到几近疯狂。星象术从一个人出生时星座的位置，可预言他的一生。为了画出一个正确的算命天宫图，人不得不去观察时辰，掌握正确的出生时刻及众星的准确位置。

有些被称为神秘或玄奥之学的博学者，他们是这一时代最杰出的人。阿巴诺的彼得几乎将哲学贬为占星学；维拉诺瓦的阿诺德，一个著名的医生，对魔术有偏好。塞科·阿斯科利（Cecco Ascoli）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占星学，夸口说他如果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日期，就能够了解他的思想，并说出隐藏在他手中的事物。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他为耶稣算命，同时说明耶稣诞生时的星座图表，如何使他难以避免被钉于十字架上。他被宗教裁判所定罪（1324年），被迫发誓放弃上述观点。被宽恕后他回到佛罗伦萨，为许多顾客施行占星术，后因为否认意志的自由，而被处以火刑（1327年）。很多诚挚的学者——非洲人君士坦丁、吉尔伯特、大阿尔伯图斯、罗杰·培根、博韦的文森特——都被控使用魔术及与魔鬼有关，因为人们不能相信他们的知识是由自然的方法获得。迈克尔·斯科特由于写了以神秘玄奥的学术为主题的著名论文而遭人怀疑：一本关于占星术的《导论》（Liber Introductorias ），一本关于性格特质与身体特征的相关性的《相面术》（Physiognomia ），还有两本关于炼金术的书。迈克尔指斥魔术，却以写作与魔术有关的书籍而自得其乐。他列举28种占卜的方法，似乎完全相信它们。他异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他仔细观察，同时做了一些实验。另外，他还提示携带一块碧玉或黄玉，会帮助一个男人节欲。他相当聪明，与腓特烈二世及教区神父保持良好的友谊。

教会和宗教裁判所是13世纪欧洲科学环境的一部分。一般说来，大学都是在教会的权威和监督下运作。然而，教会允许教授们在教义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而在很多情况下鼓舞了科学的追求。奥弗涅的威廉，作为巴黎的主教（死于1249年），促进科学的研究，同时讥笑那些情愿在任何不寻常事故方面，皆寻求上帝直接行动的人。因为林肯城的格罗斯泰斯特主教精通数学、光学和实验科学，培根将他与亚里士多德并列。圣多米尼克修会与圣方济各修会暗地里反对马格努斯或培根的科学研究。圣贝尔纳和其他狂热者阻碍了科学的研究，可是这种观点不被教会采纳。教会不赞成解剖人的尸体，因为其基本教条称人是上帝依自己的形象而塑造的，肉体如同灵魂一样，会自坟墓升天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也对这个问题有一致的同感，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一样。维吉瓦诺的圭多在1345年提到解剖“被教会禁止”，可是我们发现，到罗马教皇博尼费斯八世于1300年颁布埋葬的训谕止，教会并无禁令；而且这不过禁止将尸体切成碎片和煮干其肉，以便将消毒过的亡故的十字军战士的骨头，送回他们的亲人归葬。这也许被误解为禁止死后的解剖，可是我们发现意大利外科医生蒙迪诺（Mondino），在约1320年烧煮和解剖尸体，而无任何教会抗议。

如果认为西方中古时期的科学成就太贫乏，我们需记住它是在迷信和魔术的敌对下成长的，它也是发端于一个驱使才智之士去研究法律和神学的时代，同时它也是处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宇宙、人类的起源、本性和命运这些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的时代。然而1150年之后，由于财富和闲暇的增加，伊斯兰教翻译作品开始源源而来，西欧的心智从麻痹而兴起，好奇心驱使求知的热望，人们开始讨论未受桎梏的绚烂而古老的希腊世界，不到一个世纪，所有拉丁欧洲因科学与哲学而轰动起来。

数学革命

在这个时期，科学界最重要的人物是比萨的列奥那多·菲伯纳西（Leonardo Fibonacci）。苏美尔人的数学——已忘记了其来源——已经由巴比伦王国传到希腊。埃及的几何，仍可在金字塔见到，也许由克里特和罗得斯岛传至爱奥尼亚和希腊。希腊的数学随亚历山大传入印度，同时在日后印度的发展上，扮演一个角色，这项发展在布拉玛吉普塔（Brahmagupta）时达于顶点。约830年，印度的数字传入东方的阿拉伯国家。约1000年，吉尔伯特将之带到法国。11和12世纪，希腊、阿拉伯和希伯来的数学，由西班牙和西西里，进入西欧，同时随同意大利商人进入威尼斯和热那亚、阿马尔菲和比萨。知识传递之于文明，犹如生命的再生。

另外一种传播物即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古老形式的算盘，是一种将小竹竿上的算珠从一端拨至另一端的计算工具。至今仍然为中国人沿用，而成为算盘。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说，埃及人用小石子算账，“两手左右来回拨动”。罗马人使用各种形式的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形式是将筹码滑进槽中，这些筹码是由石头、金属或者彩色玻璃做成的，同时被称为“小石头”。波伊提乌在约525年提及算盘能够使人做十进制的计算，可是这种十进制的发明被人忽视。意大利商人使用算盘，却用粗陋的罗马数字写下结果。

1180年，弗邦那齐出生于比萨。他的父亲是驻阿尔及利亚的比萨贸易代理商。他年轻时随其父到该地，并且受教于一个穆斯林教师。他在埃及、叙利亚、希腊及西西里等地旅行，研究经商的技术，同时学会算数。他告诉我们说“借着印度人的9个数字的一种神奇的方法”；这些数字，传入欧洲的初期，被叫作印度文，同时这些今日在我们童年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烦人而琐碎的东西，在当时却是一种奇迹和喜悦。也许他懂得阿拉伯文和希腊文，无论如何，我们发觉他精通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希罗和丢番图的数字。1120年，他出版了他的《论算盘》（Liber Abaci ），这是一本由基督徒所写的第一本关于印度数字、零以及十进制的书，完全以欧洲人的观点加以注释，因而显示出拉丁基督教王国数学的复活。在同一著作中，介绍阿拉伯代数进入西欧，对数学做了一种次要的革命，它是借着偶然地使用字母而不使用数字，去概括和简写方程式。在他的《实用几何学》（Practica Geometriae ）中，就我们所知，在基督教王国，他是第一个应用代数来处理几何定理的人。在1225年的两本较小的著作里，他最早提出一次和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在那一年，腓特烈二世在比萨的一次数学比赛里充当主席，其中巴勒莫的约翰安排了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由弗邦那齐解答。

虽然他出版了划时代的作品，但欧洲的商人长久以来反对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很多人喜欢以手指拨移算盘，而用罗马数字写下结果。直到1299年，佛罗伦萨的算盘家通过一条法律，反对使用“空虚的数字”。只有少数数学家认识新符号、零以及十进的整列线单元……打开了数学发展的道路，但仍不能与旧有的希腊、罗马及犹太字母相提并论。一直到16世纪，印度数字终于取代了罗马字母。在英国和美国，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十二进法的计算；经过千年的争论，十进位未能完全赢得与十二进位制的战争。

数学在中古时代有三个作用：对力学的贡献、商业账目的保存及气象的制图。数学、物理和天文是密切相关的，因而研究其中一种的人，通常对另外两种也有贡献。英国约克郡的约翰在拉丁世界以约阿内斯·萨科洛博斯科（Joannes de Sacrobosco）为名在牛津读书，后在巴黎执教，写了一本《地球论》（Treatise on the Sphere ）和一本对新数学的注释《万用数学》（Mathematics for the Millions ）。约翰相信阿拉伯人发明这一学科，同时对“阿拉伯数字”的误称应负部分责任。切斯特的罗伯特于约1149年改编巴塔尼（al-Battani）和扎尔夸利（al-Zarqali ）的天文表时，把阿拉伯的三角学带到英国，同时介绍了正弦（sinus ）这个新的概念。

因为航海的需要和对占星学的热爱，对天文学的研究始终不停息。常被人释译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的无上权威，将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转变为托勒密的偏心圆与周转圆的理论，因为地球居宇宙的中心。才智之士，如马格努斯、托马斯·阿奎那和罗杰·培根都感觉到批评的力量，摩尔人的天文学家比特鲁济在12世纪曾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哥白尼之前，关于托勒密的天体力学却没有令人满意的改变。基督徒的天文学家在13世纪指出行星是环绕地球四周；恒星则陷在晶莹穹苍的桎梏中，由神圣的智力驾驭，以严格而统一的星群围绕着地球。宇宙的重心和极至，就是那些被神学家描绘为可怜虫的人，他们因罪而堕落，而且大都注定入地狱。赫拉克莱德斯·庞提库斯（Heracleides Ponticus）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建议，天体每日明显的运动，是由于以地球为轴心的旋转，闪米特的天文学家在13世纪曾加讨论，在基督教王国却完全被忘记。赫拉克莱德斯另一概念——水星与金星围绕着太阳——曾被马克罗比乌斯和马蒂亚努斯·卡佩拉记载下来。8世纪埃里金纳曾吸收了这一理论，并将其推广到火星与木星。太阳中心说此时处于胜利的边缘，可是这些睿智的假设在黑暗时代是很不寻常的。直到1521年地球仍被坚认是天体运行的中心。不过所有天文学家都同意地球是一个天体。

西方的天文学上使用的工具和图表是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或仿效阿拉伯的原型制作的。1091年，洛林的瓦切尔，稍后成为玛尔维恩修道院副院长，使用星盘在意大利观察到月食，这是目前所知的基督教西方观察天文的最早成案。可是，在两个世纪之后（约1296年），圣克劳德的威廉不得不利用理论和实例提醒天文学家们，科学最好是成长于基础的观察，而非基于个人或哲学的见解。这一个时期，对基督教的天文学贡献最大的是有关天体运行的《阿方索表》，是两个西班牙的犹太人为“智者”阿方索提供的。

天文学资料的积聚，显示出恺撒取自索西杰内斯（Sosigenes）所设计的历法的不完善，因为它使一年多出11分14秒；而各国天文学家、商人和历史学家的不断交往，暴露出相冲突的历法的不方便。比鲁尼曾经作了一种关于划分时间和定年代的相反制度的有效研究（约1000年）。亚伯拉罕·巴尔·希雅1106至1122年更加深入地研究，格罗斯泰斯特和培根在13世纪提出建设性意见。格罗斯泰斯特的《计算表》（Computus ）——一套计算天文学上事件和随年而变的日期（如复活节）的表——可说是迈向今日引导并使我们感到迷惑的格列高利历法（1582年）的第一步。

地球与生命

中古时期最落后的科学是地质学。地球是基督选定的家，同时也是地狱的外壳，而天气是上帝迅即消逝的念头。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使各种矿物蒙上迷信的色彩，借宝石的魔力构成了“玉细工品”（lapidaries）。玛尔博德（Marbod）是雷恩（Rennes）的主教，用拉丁韵文写了一本通俗的《宝石书》（Liber Lapidum ），描述六十种宝石玄奥的特质。这位饱学的主教说，在祈祷时手里拿着一块青玉，会得到上帝更恩宠的回应。月桂树叶包住一块猫眼石可使拿着它的人隐身而不露，一块紫晶使他免于中毒，一块钻石使他所向无敌。

对地球矿物所产生的迷信，以及热切的好奇心，驱使中古时期的人奔走于欧洲与东方，而慢慢地积累地理知识。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即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游历过很多地方、经历过许多事情，精通多种语言而不精于本国语言。他随侍约翰亲王到爱尔兰，在那里住了两年，旅行到威尔士劝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写了以这两个国家为主题的四本生动的著作。这本书因为偏见和奇迹降低了价值，可是他对人物和地方的生动的描写，及娓娓细述那些富有个人或时代色彩的琐事，使偏见和奇迹增色不少。他确定他的作品会使他得到不朽的名声，可是他低估了时间的力量。

他是12世纪和13世纪到东方朝圣的数千人中的一个。有一些画好的地图和路线图引导着他们，地理学的发展因而受益匪浅。1107至1111年，挪威国王乔萨拉法雷（Jorsalafare）以一个十字军的身份带领六十艘船自英国、西班牙和西西里驶往巴勒斯坦。在与穆斯林多次接触战后，他率领剩余的船队到君士坦丁堡，从此由陆路经过巴尔干诸国、德国和丹麦回到挪威。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旅行，其事迹成为斯堪的纳维亚伟大英勇的故事之一。1270年，朗扎洛尔特·玛洛塞罗（Lanzaroltte Malocello）重新发现了加拿利群岛（Canary Islands），这个群岛在古代已有所知。根据一项未经证实的传言，约1290年，邬哥里诺和瓦迪诺·维瓦尔多（Vadino Vivaldo），乘两艘帆船自热那亚出发，绕过非洲而到达印度。据称，全船水手都失踪了。一个著名的捏造的事实，是以虚构的普勒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现，约翰说及他在中亚的领土，同时勾画出东方一个怪诞的地方。除了十字军，没有几个基督徒相信对跖之地（antipodes）。圣奥古斯丁坚认那是“难以置信的，有一个民族会住在对跖之地，当面对我们的太阳下山时，那儿正是太阳升起时，同时那个地方的人脚步朝着我们的方向走”。一个名叫圣菲吉尔的爱尔兰僧侣，在约748年曾经提示过“地球下有另一个世界和别的人类”的可能性。马格努斯和培根接受这种想法，一直到麦哲伦（Magellan）环航地球一周前，这仍只是被少数人接受的一个大胆假设而已。

对欧洲人得以熟知远东，贡献最大的是两个圣方济各修会僧侣。1245年4月，肥胖的乔瓦尼·皮阿诺·卡皮尼在65岁的时候，被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到哈拉和林的蒙古宫廷去。乔瓦尼和他的同伴，在旅途中受尽濒死的困苦折磨。他们旅行了15个月，每天更换四次坐骑。受到圣方济各修会不能吃肉的誓言的约束，他们几乎被饿死，因为游牧民族几乎没有其他的食物供给他们。他的任务失败了，在他回到欧洲之后，他编了一本旅行报告，这是一本地理文献的经典——清楚、客观、写实，没有一句主观的或抱怨的话。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鲁布鲁奎斯（Rubruquis）的威廉向中国“大可汗”（Great Khan）重申教皇联盟的建议。威廉带回一份法国降伏于蒙古政权的邀请书，同时随着远征队而带回的，是威廉对蒙古礼节和历史的精彩报告。这时，欧洲的地理学首次了解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来源、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的位置、达赖喇嘛的礼拜仪式、聂斯脱利派教徒在中国的定居，以及蒙古和鞑靼的区别。

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中古时期欧洲的远东旅行家是威尼斯商人波罗（Polo）家族。安德烈亚·波罗有三个儿子——长子马可（Marco），次子尼科罗（Niccolo）及三子马菲奥（Maffeo）——他们三个大都在拜占庭从事贸易，居住在君士坦丁堡。1260年，尼科罗与马菲奥搬移到博克巴拉（Bokhara），在该地停留了三年。从此他们加入了鞑靼派驻上都（Shangtu）忽必烈（Kublai Khan）朝廷的一个特使团的行列。忽必烈派遣他们回去做驻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密使，他们花了3年的工夫才到达威尼斯，到达那里时克莱门特已经逝世。1271年，他们动身回中国，尼科罗带着他的儿子小马可随行，那时小马可才17岁。费时三年半才横越亚洲巴尔克、帕米尔高原，喀什、和阗、洛普·诺尔、戈壁大沙漠和唐古特。当他们到达上都的时候，小马可已经21岁了。忽必烈很喜欢他，给他重要的职位和任务，把三个人留住中国17年。然后他们扬帆归国，费时3年之久，经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斯里兰卡与波斯湾，在特拉布宗登陆，然后改乘小船到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去。在那里，如全世界所知，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马可富翁”在这个故事里所说的“富庶的东方”。1298年，在保卫威尼斯一战中，马可被俘，在热那亚的一间监狱里被囚禁了一年。在狱中他向一位狱友口述他的故事。在那个一度不被人相信的故事里，几乎每一个提示在以后的探测里都被证实。马可提供了对横越整个亚洲的旅行的最早描述。包括欧洲人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对北京、爪哇、苏门答腊、暹罗、缅甸、斯里兰卡、桑给巴尔海岸、马达加斯加及阿比西尼亚首次美好的报道。这本书是东方对西方的一个启示。它有助于打开通商道路、观念和艺术的新路线，同时在塑造地理方面也有贡献，鼓舞了哥伦布向西航行到东方。

由于通商和旅行轨道的扩大，制图科学努力地朝向恢复奥古斯都时代曾达到的水准缓慢地前进。航海者准备好“贸易港口指南”——使用地图、航海图、旅行路线及各个港口的描写，在比萨人和热那亚人的掌握下，这些指南达到极高的准确度。

由于亚里士多德动物学上的论证，与西奥菲拉斯塔植物学上分类的刺激，苏醒中的西方心灵，挣扎着脱离传说和普林尼，分别发展出动物学与植物学。那时几乎每一人皆相信微生物——包括虫和苍蝇——都是自然地由尘土、黏土和腐败物产生的。“中古时代的动物寓言集”几乎代替了动物学。由于所有一切的著作都出自僧侣之手，动物界大半被认为是宗教上的名词，仅视为是陶冶人性的各种符号的储藏库；同时加添的受造之物，在取谑的念头和虔敬的需要下被捏造出来。12世纪，欧坦的洪诺留主教说：

独角兽是一种只有一只角的猛兽。为了捕捉它，田里必须放置一个处女。当独角兽接近她，就在她的膝部和大腿上休息，就这样被捉到。独角兽蕴含象征意义，兽是豫表基督；它的角豫表基督无比的能力……它被猎人捉获，那就是说，基督成为人，而被爱他的人寻见。

最科学的中古生物学的作品是腓特烈二世的《猎鹰术》（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一本关于“猎鸟艺术”的长达589页的论文。它一部分是根据希腊人和穆斯林的手稿，大部分是根据直接的观察和实验——腓特烈本人是一个养鹰专家。他对鸟类的深入描写，提供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对鸟类飞行和成群移动的分析、他的人工孵卵的实验和兀鹰的管理，显示出他的科学精神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腓特烈在他的论文里附有数百幅鸟类图画的插图，也许出自他自己的手笔——“真实的生命到最微小的细节”的图画。他所经营的动物园，并非如多数同时代人所想，是一个怪物展览的念头，而是直接研究动物行为的实验室。他是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

物质与能量

物理与化学比地质学与生物学进步得多。它们的定律和奇迹，比世俗的有神论者“牙和爪是天生即红色”的观点始终和谐得多。马姆斯伯里的奥利弗（Oliver of Malmesbury），制造了一架飞机，它们的活力在11世纪初即显示出来。1065年，他的机械准备完成，他坐在里面，在高处翱翔，结果丧命。

力学在13世纪产生出一种显著的雏形，一位圣多米尼克教会的僧侣曾提示了牛顿的一些基本观念。1222年，乔达努斯·尼摩拉里乌斯（Jordanus Nemorarius）成为圣多米尼克修会的第二任修道会长，这样一个在科学方面做出如此卓越成就的人，充分证明一般修道僧对知识的渴望——如果大阿尔伯图斯和托马斯不足以完全表露出勇气与影响力——他接受了印度的数字，而且借着规则使用字母，而不使用数字于他的一般公式，以此使代数进步。他的一本著作沿着轨线研究重力的组合，而且留下一个现在为大家所知的乔达努斯原理：凡能将某一重量提高到某一高度的力量，则能将K倍重量提高到1/K倍的高度。另一篇论文（也许是他的一个学生所写）分析静力矩的观念——一种力进入它的杠杆的产物——而预想出杠杆力学和倾斜平面的现代观念。第三篇论文——归之于“焦尔敦纳学派”，给实位移理论暂时的说明——由达·芬奇、笛卡儿和约翰·贝尔努利（John Bernoulli）逐渐扩充，最后由吉布斯（J.Willard Gibbs）在19世纪用公式表示出来。

力学的进步逐渐影响到发明。1271年，英格兰的罗伯特清楚地述说钟摆原理。1288年，我们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塔内的一座大钟的鸣声，而就在同时，我们在欧陆的教堂里听到相同的巨大的声响，可是没有某种文字记录说这些东西全是机械制的。首次清楚地提到一座钟由滑轮、钟摆和齿轮操作，其写明的日期是1320年。

这一时期，最成功的物理学的分支是光学。被译成拉丁文的阿拉伯人海泽姆的论文，几乎为西方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一篇论虹的文章里（约1230年），格罗斯泰斯特写道：

透视法的第三支……至目前为止，我们既接触不到，同时也不得而知……（它）显示给我们，如何把远离我们的事物变得似乎在手边那么近，同时如何使近处的大的物体变成似乎小的，还有如何使远处的物体显现出如我们所选择的那么大。

他继续写出，能利用由数种透明物体或各种构造不同的透镜过滤光，而开拓“视线”，这些奇迹即可完成。这些观念对他的学生罗杰·培根有极大吸引力。另外一个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士约翰·佩克哈姆，或许也是格罗斯泰斯特在牛津的一个学生，在一篇名叫《透视法》（Perspectiva Communis ）的论文里，讨论了反射、折射和眼的构造。当我们记起佩克哈姆变成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不难发现科学和中古时期教会之间，有着无可置疑的默契。

这些光学研究的一个结果是眼镜的发明。希腊时代已知道放大镜。可是这种放大镜在靠近眼睛时的适当调距的构造，似乎有待于折射几何学的研究。1260年至1300年，某一未确定年代的一个中国文献，谈到眼镜时称之为“爱戴”（ai tai），它使老年人得以阅读微小的字体。1305年，在皮亚琴察传教的一位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谈道：“自从眼镜发明后迄今不到20年，它使人看得更清楚……我本人曾和首次发现它并制造它的人谈过。”一封日期记明为1289年的信写道：“在未发明名叫okiali的眼镜的几年里，我心情相当沉闷，不可能阅读或写作。”这种发明通常归功于萨尔维诺·阿玛尔托（Salvino Amarto），1317年他的墓碑上写着：“眼镜的发明人。”1305年，一位蒙彼利埃的医师宣称，他发明了一种使眼镜成为多余的眼药水。

磁石的吸力也已经为希腊人所知。它的指示方向的能力，显然在1世纪已被中国人发现。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约1093年，阿拉伯人首次使用磁针指引航行。这种使用在约12世纪末以前即已被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水手推广。基督徒最早提及它是在1205年，阿拉伯人最早提及它是在1282年，可是也许那些早就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并不急着公之于世。尤有甚者，使用它的水手被怀疑具有魔力，而且有些航行者拒绝同持有这种魔鬼工具的船长出航。首次为人所知的关于一种装有旋轴浮动的罗盘的描写，见之于1269年佩雷格里吕（Petrus Peregrinus）所写的《论磁石的书信》（Epistola de Magnete ）中。这个清教徒彼得记录下很多实验，提倡实验方法，同时解释磁石在吸铁中的作用，能吸引别的物体，而且找到北方。他也试图借着自我衍生的磁石的作用，制成一种永久转动的机器。

化学由于炼丹术的研究而大大地进步。从10世纪往前溯源，阿拉伯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已被译成拉丁文，而不久西方弥漫着炼丹术的气息，甚至在修道院内。埃利亚弟兄是圣方济各的继承者，替腓特烈二世编著了一本炼丹术的著作。另一圣方济各修会修士格罗斯泰斯特，也著书同意金属变质的可能性。同时中古时期最著名的书之一《物质原理汇编》（Liber de Causis ），把炼丹术和星象学放在一起来强加给亚里士多德。有些欧洲的国王雇用炼丹士，希望借改变便宜的金属为黄金，以扩充他们的金库。其他的狂热之徒继续寻求长生丹及哲学石（译按：他们以为哲学石可以使碰触的任何东西变成黄金，故又名点金石）。1307年，教会判决炼丹术为魔术，可是它的研制仍然继续。也许为了逃避教会的责难，有些12世纪和13世纪的作家，将他们关于炼丹术的作品诿为穆斯林盖比尔的作品。

药材使用的医学实验，增加了化学的知识，而产业的经营促使实验和发明。啤酒的酿造，及染料、陶器、珐琅、玻璃、胶、漆器、墨水、化妆品的制造对化学科学极有贡献。圣奥梅尔的彼得在约1270年写了一本《色彩混合原理汇编》（Liber de Coloribus Faciendis ），包含使用于油画的各种颜料的配方；其中的一种调配方法，描述油彩是利用颜料混以亚麻仁油而制成。约1150年，在一篇论文中——据推测是一项属于萨莱诺医药学派的产品——提到酒精的蒸馏，这是首次对现在通用的方法做了清楚的提示。出产葡萄的国家蒸馏而成酒，称之为“生命之水”。北方由于天气酷寒和少产葡萄，发现蒸馏谷类较便宜。凯尔特人称之为“仙酿”（uisqebeatha），它被缩写成威士忌，也指“生命之水”。穆斯林炼丹士很早以前就知道蒸馏方法。可是酒精的发现，及13世纪矿物酸的发现，大大扩大了化学知识和工业。

与酒精的蒸馏同具重要影响力的是火药的发现。古代中国人的权威现在受到挑战；1300年之前，阿拉伯手稿中没有明显地提到这种物质。最早为人所知的关于这种爆炸物的描述，见之于《焚毁敌人之火》（Liber Ignium Ad Comburen Dos Hostes ），著者为玛尔库斯·格拉埃库斯（Marcus Graecus），写于约1270年。描写过希腊的火和磷火之后，希腊人马克提供我们一种制造火药的秘方：1磅炽热的硫黄、2磅菩提树或柳树的炭、6磅硝石（亚硝酸钾），分别磨成细粉，然后将之加以混合。14世纪以前，没有任何军事上使用炸药的记载。

医学的复苏

贫穷常常使医学和神话结合在一起，因为神话是免费的，科学却是昂贵的。中古时期医学的基本印象，是母亲预备有少量的家庭医药的必需品；老妇人精于草药和膏药及魔术咒语；草药商沿街叫卖治病的植物、绝对可靠的药和神妙的药丸；助产士以荒诞可耻的方法为人堕胎；庸医情愿为一点微薄的津贴而治愈人，否则即杀人；僧侣怀有修道院医学的遗产；修女辅导或祈祷，平静地使病人感到舒适；还有到处有受过训练的医师，为那些付得起费用的人施用稍微科学的药物。荒诞的药物和神话中的套语盛极一时；而正如同一般人相信握有特定的宝石可以避孕，甚至萨莱诺医学，有些男人和女人竟然吃驴的粪便以求增进生殖力。

一直到1139年有些教士悬壶济世，同时入院治疗的设备，可以在僧院或修女院附设的疗养所发现。僧侣们在保存医药遗产方面扮演着值得尊敬的角色，同时在培养药用植物方面居领导地位，或许他们知道用药物混合奇迹的做法。甚至修女们也可能长于治疗疾病。希尔德加德，宾根地方的神秘的女修道院长，写了一本《临床医学》（Causae et Curae ），到处用宗教套语，却富于医学知识。退休的老年男女进入修道院或女修道院，部分是因为想继续接受医药方面的照顾。当世俗医学渐形发展、修道院的治疗追求获利，教会率先禁止修道士公开执业。约1200年，这种古老的艺术几乎完全世俗化。

科学的医学在西方黑暗时代得以苟延残存，主要得力于犹太医生，他们在基督教王国传播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知识，由于南意大利的拜占庭文化及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论文被翻译成拉丁文。也许萨莱诺学派处于最好位置，并能善加利用这些影响力。希腊、拉丁、阿拉伯和犹太籍的医生都在这里教学和研究；一直到12世纪，它在拉丁欧洲执医学教育的牛耳。妇女在萨莱诺学习看护和接生术，穆里耶（Mulleres Salernitanae）也许是指在该学校中受过训练的助产士。萨莱诺最著名的产物之一，是一篇12世纪初期的产科医学的论文《特劳图拉论妇科病的治疗》（Trotulae Curandarum Aegritudinum Muliebrum ）。通常认为，特劳图拉是萨莱诺的一名助产士。几篇重要的论文，几乎包含医学的全部，已经自萨莱诺学派传到我们手里。阿尔希马特乌斯（Archimatheus）有一篇临床态度的论文：医生必须始终认为病人的情况严重，因此不幸的结果可能不致使他蒙羞，而治愈对他的声誉而言，增加了一项奇迹；他不该同病人的妻子、女儿或女佣调情取乐；即使没有药物的需要，他也应该开一些无害的处方，以免病人认为花费在治疗上的金钱不值，无须求助医生，病人往往可以自愈。

1268年后，萨莱诺学派的地位被那不勒斯大学取代。那时，它的毕业生已把萨莱诺的医学传遍欧洲。13世纪，负盛名的医学院设立于博洛尼亚、帕多瓦、费拉拉、锡耶纳、罗马、蒙彼利埃、巴黎和牛津。在这些学校里，希腊、阿拉伯、犹太这三种主要的中古时代的医学传统被合并、吸收，同时整个医学遗产被重新加以系统地陈述，而成为现代医学的基础。利用听诊和尿的分析的古老诊断方法一直存在，因此某些地方小便器成为医师的专门职业表征或广告牌。利用净肠和放血的古老医疗方法依然继续。在英国，医师是一个“抽血的器具”。热水浴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处方，病人旅行以“取得矿泉里的矿泉水”。几乎所有的疾病皆以节食为药方。药物却很丰富，几乎每种元素都被用作一种治疗品，从萨莱诺的罗杰于1180年曾介绍用来治疗甲状腺肿的海带（富碘），至被饮入以“使疼的四肢舒服”的黄金——显然是我们对关节炎最时髦的疗法。实际上每一种动物的器官，在中古时期的处方书上都有治疗学上的用途——鹿角、龙血、毒蛇胆、青蛙精液，同时动物的排泄物偶尔也被开上处方。所有药材中最普遍的是一种由约57种材料合成的不可思议的混合物——它主要的成分是毒蛇肉。很多药材从阿拉伯国家进口，而保留阿拉伯名称。

由于训练有素，医师供给量的增加，政府开始管制医药业。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也许是受到古老的穆斯林先例的影响，限制私人执业的医生须得到政府的特许。腓特烈二世要求从萨莱诺学派发出的执业许可证，为此，学生必须3年修习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然后必须在学校研究医学五年，通过两次考试，在一个有经验的医师监督下实习一年。

每个重要的城市雇用医师为贫穷的人免费治病。有些城市有公医制度的措施。13世纪，基督教的西班牙，市政府雇用一个医师照顾一部分指定的人；他在他的区域内定期为每一个人作身体检查，同时根据他的发现，给每个人（身体）忠告；他在公立医院为穷人治病，而且有义务每月去探视患者三次；一切免费，每月三次以外的探视始准收费。提供这些服务，医师可以免税，同时得到20英镑的年薪。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法律规定，假若病人死亡，则医生没有资格接受治疗费用。

13世纪，有执照的医师在基督教的欧洲为数不多，他们收入很高，同时社会地位也高。有些人积聚一笔可观的财富，有些成为艺术收集家；有几个赢得国际声誉。佩特鲁斯·希斯帕努斯——里斯本及孔波斯特拉的彼得——移居到巴黎，然后到锡耶纳，写了中古时期最通俗的医学手册《穷人的宝藏》（Thesaurus Pauperum ）与最好的中古时期心理学的论著《灵魂说》（De Anima ），1276年成为教皇约翰二十一世。1277年，被掉落下来的天花板压死。这一个时期最著名的基督教医师是维拉诺瓦的阿诺德，出生在瓦伦西亚附近，他懂得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那不勒斯研究医学，在巴黎、蒙彼利埃、罗马教授医学或自然哲学，写了很多医学、化学、占星学、魔术、神学、制酒解梦方面的著作。成为阿拉贡王国的詹姆士二世的御医，他一再警告，除非国王保护穷人不受富豪欺凌，否则必下地狱。詹姆士很信任他，派他担任很多外交方面的任务。由于在很多国家所看到的悲惨和剥削，他变成弗洛拉的神秘家约阿希姆的信徒，在写给很多亲王和职位甚高的教士的信中，他控诉权贵者的恶行和修士们的奢侈，预言世界的毁灭。他受到使用魔术和异端邪说的控告，同时被控以曾经用炼丹术替那不勒斯的罗伯特国王制造金条。他被一个宗教法庭定了罪，却被教皇博尼费斯八世自狱中释放。他治愈了老教皇的肾结石，同时受赐阿纳尼的一个城堡。他警告博尼费斯，除非彻底改革教会，否则必遭天谴。此后不久，博尼费斯在阿纳尼遭受著名的“轻蔑”之苦，终于在失望中去世。宗教裁判所继续追查阿诺德，可是国王们和教皇们为了他们疾病的缘故而保护他。作为詹姆斯二世的使节，他在出使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时溺毙。

外科在这一个时期腹背受敌，一方面要同理发师作战，另一方面要同外行的执业者作战。有很长一段时间，理发师兼营灌肠、拔牙、治疗外伤及放血。接受正式医学训练的外科医师们抗议理发师提供这些服务，然而在整个中古时期，法律保障了理发师。在普鲁士，一直到腓烈特大帝，替军官剃胡子可以说是军队外科医师的责任之一。由于这两种职业功能的重复，外科医师被认为在科学和社会的地位上低于医师。他们被认为是仅服从医师指导的纯技术人员，13世纪之前，医师通常不亲自施行外科手术。更使外科医师失望的是，如果他们手术失败，则有入狱或被处死之虞。只有最勇敢的外科医师实施危险的手术，而大多数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前要求患者立下书面保证，如果手术失败，他们不承担责任。

然而外科在这一个时期比其他医学分支发展更加迅速，部分是因为医师被迫深入处理实况，而非理论的钻研，部分是由于有充分的机会治疗伤患的战士。萨莱诺的罗杰，在约1170年出版了他的《外科实务》（Practica Chirurgiae ），作为基督教西方最早的外科论文，其维持一本经典教科书的地位达三个世纪之久。1238年，腓烈特二世命令萨莱诺学派每五年必须解剖一个尸体。这种尸体的解剖，意大利在1275年之后经常实施。1286年，克雷莫纳一个外科医师剖开一具尸体以研究当时一个时疫的原因。这是第一次为人所知的验尸的事例。1266年，切维亚的主教狄奥多里科·博尔格诺尼（Teodorico Borgognoni），开始一段漫长的意大利医学反对阿拉伯医学的历程，即在治疗伤患时，首先须刺激伤口化脓。他的无脓毒的治疗的论证，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第一流的医学著作。古格莱尔莫·萨利塞蒂（Guglielmo Salicetti），即萨利塞托的威廉，是博洛尼亚的医学教授，在他的《外科》（Chirurgia ）一书中做了重要的改进：他将外科的诊断同内科知识联结起来；使用仔细的临床纪录，显示出如何缝合分离的神经；建议用刀，以使患者治愈得更好，及留下更小的伤疤——而不愿用穆斯林执业者所常用的炙法。在一篇普通的论文里威廉将下疳和横痃的疾病归之于同有传染病的娼妓性交。他对水肿提出一种最佳的描述，将之归因于肾的变硬和变小，同时提供关于各年龄人群保健和饮食的最佳忠告。

他的学生亨利·蒙得维尔和圭多，把博洛尼亚的医学知识带到法国去。像蒙得维尔一样，对无菌法加以改善，他倡议恢复希波克拉底伤口保持完全清洁的方法。圭多于1290年从米兰被放逐到里昂和巴黎，同时写了一本《大手术》（Chirurgia Magna ），该书成为巴黎大学所承认的外科教本。他提出了一个原则，而将外科自理发业中解救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外科医师，如果他对于外科手术一无所知；同时没有一个人能够适当地动手术，如果他不懂医学。”圭多是最早使用神经切断来治疗破伤风及食道插管法，同时对脑震荡做外科的描述。他的论头脑受伤的部分章节是医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奥利金和波蒂阿的奚拉里主教曾提及外科的安眠药。中古时期基督教王国的一般麻醉方法，是吸入或饮用一种以曼陀罗花为主、还含有鸦片和胡萝卜科的一种毒草及桑椹汁的混合剂。这种催眠用的海绵自9世纪以来曾被提及。局部麻醉是由敷于伤处缓痛的面糊或芥子糊等的膏药，吸取相同的溶液而发生感应。病人的醒转是应用茴香汁滴于其鼻孔。外科的工具自从希腊人以来迄无进步。产科在索拉努斯和阿埃吉亚的保罗实际应用之后走下坡。剖腹生产在文献中曾被讨论过，可是显然并未被实际应用。难产时的碎胎术——残害胎儿，将其从子宫中取出——被实施过很多次，因为产科医师很少懂得转位手术。分娩是在专门设计的椅子上完成的。

医疗设备远比我们所知的古代的进步得多。希腊人曾经有过治疗病人的宗教机构。罗马人曾经为他们的兵士提供医院，基督徒的慈善捐助，使这个机构有较大的发展。369年，圣巴西勒在卡帕多西亚的恺撒里亚建立一个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盖有数栋建筑物以供病人、护士、医师、工场和学校之用。圣以法莲（St.Ephraim）于375年在埃泽萨开创一所医院。其他医院在整个希腊东部相继兴起，同时各有所专。拜占庭的希腊人曾为病人、弃婴、孤儿、穷人、穷苦的或虚弱的朝圣者及老年人准备住所。拉丁基督教王国第一座医院是法比奥拉在约400年于罗马建立的。很多修道院供给小型的医院，有些教团“医院武士”“圣堂武士”“安东尼会”、阿列克塞——的修士及修女们也开始照料病人。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罗马设立圣灵医院，同时在他的鼓舞之下，相同的机构在欧洲各地相继创立起来。13世纪，仅德国即拥有300多所类似的“圣灵医院”。在法国，医院不仅为病人服务，同时也为穷人、老人和朝圣者服务，就像修道院的中心一样，他们给人殷勤的款待。约1260年，路易九世在巴黎创立一所救济院（Les Quinze-vingt vingt），开始作为盲人的收容所，后来变成一所专治眼病的医院，而现在成为巴黎最重要的医学中心。历史上所知道的第一所英国医院可能于1084年在坎特伯雷创立。通常，这些医院的服务是免费提供给穷人的，同时（在男修道院的医院除外）专责护士皆是修女。这些“慈悲的天使与看护者”所穿着的笨重服式，显然在13世纪就已经形成，也许是为了保护她们免受疾病的传染，因此剪去了头发，并在头上覆有遮蔽。

特别疾病需要特别的防护。“圣安东尼之火”，一种皮肤病，也许是丹毒，相当严重。一个僧侣教团，安东尼的会众约1095年创立，以治疗患病者。图尔的格列高利曾述及麻风病院；圣拉撒路会设立，为麻风病人服务。八种疾病被认为会传染：横痃瘟疫、肺病、癫痫症、疥癣、丹毒、炭疽热、沙眼及麻风病。这些疾病的患者，除非在隔离情况下，否则被禁止进入任何城市，也不准经营饮食业。麻风痛患者必须使用号角或铜铃发出接近的警告。通常病人在脸上或身体上会出现化脓性的疹子。它不过是稍具传染性，可是中古时期的权威人士害怕它会由性交而传播。也许这个名词可用来包括现在被诊断为“梅毒”的疾病，但在15世纪以前，并没有论及梅毒。15世纪以前，似乎设立疯人院以照顾他们。

中古时期由于太穷困而无法保持清洁与营养不良，因此远比任何其他时期更加饱受疫病的痛苦。“黄色的瘟疫”（The Yello Plague）于550年和664年蹂躏爱尔兰，据非正式的资料，当时死了2/3的人口。同样的瘟疫在6世纪掠过威尔士，在7世纪打击英格兰。有一种性病994年、1043年、1089年和1130年横扫法国和德国。“麻风”瘟疫和坏血病也许是由归国的十字军带回。有一种头发病，很显然是由于蒙古1287年的入侵而带到波兰。饱受折磨的人把这些流行病归因于饥荒、干旱、虫害、星界的影响、犹太人于井中下毒或是天谴；实际原因是有围城的小镇人口过于拥挤，卫生设备和保卫法的缺乏，及由于对归国的战士、朝圣者或是学生所带来的传染病缺少防范措施。我们没有对中古时期的死亡率做过统计，不过很可能不到半数的新生人口能长到成年。

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是在13世纪，可是中古时期从未恢复到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完美的境地。大部分城市和城区都指派官员维护街道。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是原始的。穆斯林到基督教城镇的访客都抱怨“异教徒城市”的不洁和臭气冲天。在剑桥，现在是那么美丽和清洁，但当时暗渠中的污物和垃圾，在街市上的明沟中时有流动，而“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恶臭……以致很多教师和学者都因此而欲呕”。13世纪，有些城市拥有水道、暗沟及公共厕所；大部分城市靠雨水将污物冲走；井中的污物使伤寒的病例增加；用来烘烤面包和酿酒的水，通常都是——阿尔卑斯山北部——汲自容纳城市暗沟污物的同一条溪河。意大利较为进步，大部分原因是其继承罗马遗产及腓烈特二世对垃圾处置的开明的立法。但来自四周沼泽地区的疟疾传染病，使罗马并不太平，一些高僧和访客病死，不过也因此免受敌人军队的蹂躏，因为他们在胜利中死于热病。

大阿尔伯图斯（1193—1280）

这一时期有三个杰出的科学献身者：阿德拉德、大阿尔伯图斯和罗杰·培根。

阿德拉德游学于各阿拉伯国家后回到英国，同时写了（约1130年）一本长长的对话录《自然界的探讨》（Quaestiones Naturales ），包括很多学科。该书不切实际地利用叙述阿德拉德和他的友人们的重聚开始。他探询英国的情势，他被告以国王们制造战争、法官们行贿、职位甚高的教士酗酒、一切的诺言失信、所有朋友都是嫉妒的。他认为这些是一般事物自然而不可改变的状况，同时提议把它忘记。阿德拉德的侄儿询问阿氏在阿拉伯国家中曾学到些什么。他表示出一种对阿拉伯科学的诚挚热爱，更甚于对基督教的科学。他们向他挑战，而他的回答却是对当时各种科学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他对传统和权威的束缚痛加抨击。“我在理性的领导之下，从阿拉伯的老师们学习，而你却被权威俘虏，跟着足以使你绞首的缰绳。还有什么其他比缰绳更适当的字眼，可以用来称呼权威呢？”那些目前被奉为权威的人之所以得到声誉，是因为遵循理性而非权威使然。“所以，”他告诉他的侄儿，“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多学一些知识，要付诸理性并运用它……没有什么东西比理性更确定……没有比感官所造成的错误更大。”虽然阿德拉德依赖演绎的推理而过分自信，他作了一些有趣的回答。被问及为什么地球被支撑在空间，他的回答是中心和底相同。如果钻一洞穿过地球中心而通到地球的另一端，那么投石入洞中，会落下多远的距离？——他回答，只到地球的中心。他清楚地说明物质的不灭原理；同时辩论说宇宙的连续，使一个真空不可能存在。总而言之，阿德拉德在12世纪的基督教欧洲，称得上是苏醒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他热衷于科学的可能性，同时自豪地称呼他的时代——阿伯拉尔时代——为“现代”，即一切历史的高峰。

大阿尔伯图斯比阿德拉德较少有科学的精神，但他的好奇心如此广大，他的作品如此浩巨，使他赢得了伟大之名。他的科学作品如同其哲学的作品一样。大多数以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为主，但偶尔也包括一些独特见解。在一大堆来自希腊、阿拉伯和犹太作家的引用文中，寻找机会，以第一人称观察自然。他访问实验室和矿穴、研究不同的金属、仔细观察他母邦德国的一切动物和植物，记录世事的变幻，及借此解释岩石上的介壳化石。因为含有太多的哲学家成分，他不能成为彻底的科学家。他让先验的理论曲解他的观察，如当他宣称曾经看见水里的马毛变成虫时。像阿德拉德一样，他不以上帝意志解释自然现象。上帝由自然的法则而行动，而人必须在那里找到他。

在他的《论植物》（De Vegetabilibus ）一书第10册著名的一节中，他用某些词语来吸引我们，那些词好像是说：“只有实验才能给予正确的答案。”可是“实验”这个词在当时有一个比现在更加广泛的意义，它还意味着“经验”，正如段落里上下文所载的一样：“这里一切所记载的事物是我们自己经验的结果，或是借用我们知道他们依照他们个人的经验而写出东西的作者们。因为在这些物件中，只有实验才能无疑。”即使如此，这仍是一种进步。大阿尔伯图斯对诸如鸟身女面的怪人或半狮半鹫的怪兽的神话生物，及当时一本流行的书《自然学家》（Physiologus ）加以讥笑。同时他又附注说“哲学家们说了很多谎话”。有时，他会做一些实验，诸如当他同助手们证明已断头后的蝉仍能继续鸣叫一阵。可是，他以一种圣徒般的天真信任普林尼的权威，同时轻易地相信猎人和渔夫中那些声名狼藉的撒谎者们所虚构的故事。

他屈服于他的时代而接受占星学和神学。他将神奇的力量归诸宝玉和宝石，而宣称他亲眼看见一块治愈过溃疡的碧石英。他如同没有疑问的托马斯一样，认为魔术是真的，而且归因于魔鬼。梦有时预告事件。在具体的事件方面，“星真正是世界的统治者”，行星的联合也许解释了“大的变故和大的奇事”，而彗星也许意味着战争和国王的死亡。“人的行动有双重的动力——自然和意志；自然是被众星所控制，意志则是自由的；除非意志坚定，否则必为自然控制。”他相信好的占星家也许能从众星的位置，适当地预言人生的事件或事业的结果。他略有保留地接受炼金术元素变质的理论。

他的最负盛誉的著作是植物学方面的。他是泰奥佛拉斯托斯以来第一位植物学家（就我们所知），他为了研究而研究，并非为了其在农业或医学的用途而研习植物。他把植物分类，描写它们的颜色、气味、各部分和果实，研究它们的感觉、睡眠和发芽，同时大胆地写了一本关于农业的书。洪堡（Humboldt）惊讶地在大阿尔伯图斯的《论植物》中发现“关于植物的器官结构和生理学方面极精确的观察”。他的巨著《论动物》（De Animalibus ）大部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释义，可是在此我们也看到独到的见解。大阿尔伯图斯说及“为了研究而坐船到北海，而在各岛屿和沙岸登陆以搜集资料”。他将动物和人相同的器官加以比较。

这些作品包含很多错误，但以当时的知识背景看来，它们是中古时期思想界最主要的成就。大阿尔伯图斯在他的有生之年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教师，他活得很久，他的作品像西班牙的彼得和博韦的文森特一样，被加以引用而被奉为权威，这二人比大阿尔伯图斯去世得早。在敏捷的判断力和哲学的领悟方面，他不能同阿威罗伊或迈蒙尼德、托马斯相提并论，但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博物学者。

罗杰·培根（约1214—1292）

这个中古时期最著名的科学家，约1214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Somerset）。他在牛津受教于格罗斯泰斯特门下，同时从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那里获得一种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英国精神，当时在牛津的圣方济各修会的圈子里已经定型了。约1240年他前往巴黎，可是在这里找不到牛津所给他的刺激。他惊讶于巴黎的教授们，除了拉丁文很少关注其他，以至他们花在科学上的时间那么少；却如此过分专注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争辩。对培根来说，似乎是对生命的错误的浪费。他“主修”医学，而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减轻老年人的痛苦的书。为了寻找资料，他到意大利去，在玛格纳·格雷西亚研究希腊文，同时在那里熟读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医学著作。1251年，他回到牛津，加入教授的行列。他在1267年写道，前后20年，他曾花费“2000英镑以上购买秘籍和工具”及用在教授青年学习语言和数学方面。他雇用犹太人教他和他的学生们希伯来文，同时帮助他们阅读《旧约》原文。约1253年，他进入圣方济各修会，但他似乎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修士。

由于厌恶学校的形而上学，培根把他的全部热情都贯注在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上。在学术的每一个领域内，他都受惠于先人，他的创见实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有力的总结。亚历山大·内克姆（Alexander Neckham）、英格兰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格罗斯泰斯特和亚当·玛尔什（Adam Marsh），曾经在牛津创立一个科学传统；培根继承了它，同时将其公之于世。他承认自己的受惠，而给予他的前辈无比的赞美。他也承认了他受惠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哲学的基督教王国，也同样受惠于希腊人，同时提示希腊和伊斯兰教的“异教世界”博学之士，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受到上帝的鼓舞和指导。他对伊萨克·伊斯雷利、伊本·加比罗和其他希伯来思想家有一种高度的敬意。他称赞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极有勇气。他不仅贪婪地从博学之士处学习，而且向任何在手艺和农务方面有实际知识、能增加他的知识的人学习。他以不寻常的谦逊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面直接了解上帝以前，没有人能以完全肯定的态度知道任何事物……因为没有人能如此精于自然之道，以至于配了解一切……一只单纯的苍蝇的性质及所有属性……既然，他所不能了解的是如此的广泛，则与一个人所能了解的事情相比较，无须与更伟大或更美妙的不可知的事物相比，他以其学问而自夸，则必是丧失了心智……越聪明之士越谦虚去接受别人的指教，他们也不会鄙视教师的单纯，并谦逊有礼如农夫、老妇和儿童般，因为很多事物为单纯和无学问的人所知，而不为聪明人所注意……我从地位卑下的人那里学到的，远比我从所有著名的人那里学到的为多。因此，但愿没有一个人夸耀他的智慧。

他以如此的热诚和勤奋努力工作，以致在1256年健康受损。他从大学退休，以后10年内，我们不知他的行踪。也许在这段时期他写了一些次要的作品《论燃烧的玻璃制品》（De Speculis Comburentibus ）、《论发明和自然的神奇力量》（De Mirabili Potestate Artis et Naturae ）和《自然事件的计算》（Computus Naturalium ）。现在他计划着手他的“主要的作品”——一部独力完成的百科全书，包括四卷：文法和逻辑；数学、天文学和音乐；自然科学——光学、地理、占星学、炼丹术、农学、医学和实验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律。

他已经写了一些散乱的部分，当此时他的计划受一件事情的影响而生变。1265年2月，纳邦的大主教居伊·富尔凯（Guy Foulques）成为教皇克莱门特四世，而带给教会一些自由的精神，这些精神由于民族和教条的混合，在法国南部极大地发展。6月，他写信给培根，嘱咐他送一部“誊清的稿本”给他，“秘密地、不耽搁地”。培根本人非常想按计划自己完成百科全书。然而，在1267年，因为害怕克莱门特会去世，或在书完成之前失去兴趣，决定以12个月的时间完成——或将他的手稿集在一起——初步的论文，我们知道它叫作《大作品》（Opus Maius ）。他怀疑甚至这本书，对一个忙碌的教皇而言也过于冗长，因此写了一个摘要《小作品》（Opus Minus ）。1268年初，他把这两部手稿送给克莱门特，连同一篇名为《论洞察力的增加》（De Multiplicatione Specierum ）的文章。因恐这些文章在搬运中遗失，他又写了另一篇大纲，叫作《中型作品》（Opus Tertium ），而派专差把它送给克莱门特，并配有一个透镜，他建议教皇自己可以做实验。克莱门特卒于1268年11月。就我们所知，他和他的继承者从未对这个热心的哲学家说过一句感激的话。

所以，《中型作品》现在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他的“主要作品”，虽然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篇序言而已，其内容是相当充实的。共有八百页，分成七个论题：《论无知与错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外国语文的研究》、《数学的用途》、《透视法与光学》、《实验的科学》、《道德哲学》。这本书包含了无意义的部分和很多题外话，及太多从别的作者那里广泛引用的篇章段落，可是它是以活泼、率直和诚恳的态度写成的，同时比中古时期任何其他科学或哲学方面的著作可读性更大。它对人心的鼓动，它对教皇权力的谄媚、对正统宗教的热切的表白，它降低科学和哲学为神学的仆役，在这样的范围和题目、匆忙写成的大纲，及企图赢得罗马教皇对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给予支持的一本书里，上述情形是不难理解的。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罗杰·培根觉得知识的进步，一定需要高级教士和大企业家们的帮忙和金钱，以便获得书籍、工具、文献、实验室和实验人员。

好像预期到“偶像”会被三个世纪以后他的同名者所指责，罗杰开始列出人类错误的四种原因：脆弱和无价值的权威、创立已久的风俗、无知群众的见识及在智慧的虚饰下隐藏自己的无知。他留心地加上一句话说，他“并非谈及那种可确知确定的权威……已经给予教会的”。他惋惜他的时代那么容易就认为一个命题如果能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找到，则被证明无误。他宣称，如果他有权力，一定把亚氏所有的书都烧光，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源泉，也是一个无知的源流。在这之后，他在每两页书上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

在第二部分的开始，他写道：“因为这四个错误的原因已被摒弃于地狱之外，我希望说明有一种智慧是完美的，而这种智慧包含在《圣经》中。”如果希腊的哲学家们领悟到一种次要的神的感召，那是因为他们读了预言家和早期基督教主教的著作之故。显然，培根以单纯的信仰接受《圣经》的故事，而奇怪何以上帝不让人再活600岁。他相信耶稣和世界末日即将降临。他辩称科学是上帝在他的万事万物中的显现，使基督徒可以不用《圣经》而改变异教徒。所以，“人的心灵能够受影响而接受童女生子说，因为某些动物在处女状态时才会怀孕和生幼儿，就如同安布罗斯在《创造世界之六日》（Hexaemeron ）书中所述的兀鹰和人猿一样。尤有甚者，如普林尼所述，在很多地区的母马，当它们渴望公马的时候，单借着风吹就会怀孕”——这是他信任权威的不幸的例证。

在第三部分，培根努力教授教皇希伯来文。语言的研究对于神学、哲学和科学而言是必需的，因为翻译本可以传达《圣经》或异教徒哲学著作的精确含义。在《小作品》里，培根将各种《圣经》的翻译作了卓越的学术性的报告，同时显示出他对希伯来和希腊原文本的精通。他建议教皇指派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者组成委员会，校订拉丁语《圣经》，同时将这个修订本——不再是彼得·郎巴德的《信念四讲》——作为对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他力劝在大学设立希伯来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加尔地亚文的讲座。他公开指摘使用暴力来改变非基督徒，同时询问除了透过他们的本国语言外，教会如何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和加尔地亚的基督徒交往。在这方面，培根着手著作并加以倡导。他是西方基督教王国第一位完成一部希腊文法为拉丁人使用、第一位完成一部希伯来文法的基督徒。他主张要有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能力，也可能研究过阿拉伯文。当培根讨论到数学题目时，狂热的辩才跃然纸上，因为都是数学定理，为一般人所不解。“除语文外，我坚信数学是最必要的。”他表示出对神学一贯的顺从：数学“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天堂和地狱的位置”，增加我们对《圣经》上地理和宗教纪年的知识，使教会能够改正历法。他说，同时去观察，“欧几里得的第一个命题”——在一指定的线上构成一等边三角形——如何帮助我们“领悟、承认神‘圣父’的身位，则同等身体的三位一体神自然呈现”。因为这个精辟的论调，他为现代数理物理学引进了一个卓越的前提，即坚持科学必须使用实验作为它的方法，除非把它的结论简化成数学形式，否则不能发展成为完全的科学。一切非精神的现象全是物体与力的结果，一切的力促成无变化的和规则的动作，因此可用线和图形把它表现出来。“以几何线已成立的证明来鉴定物体”，推到最后，一切自然科学都是数学。

数学是结果，科学的方法与印证却是实验。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们，自阿伯拉尔到托马斯，他们信任逻辑，而且使亚里士多德几乎成为三位一体的一分子，一个十足的圣灵；可是培根在数学与实验方面，却用公式表示出一种科学的革命。最严密的逻辑结论留给我们不确定的答案，除非能以经验来证实。只有一场真实存在的燃烧，才能真正使我们相信火在燃烧。“凡期望因着隐藏于一切现象之下的真理，而毫无疑虑地欢欣的人，必须知道如何致力于实验。”有时候他似乎并不把实验看作研究的方法，而是一种由意见——由经验或推理方式而得来的——的提出，建构在实际收到效用的基本事物上，以印证一个最后的证明模式。他比弗朗西斯·培根更加观察入微，并宣称在自然科学中，实验是唯一的证据。他并不自认为这种观念是新的，亚里士多德、希罗、加伦、托勒密、阿德拉德、佩特鲁斯·希斯帕努斯、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大阿尔伯图斯和别人都做过或赞美过实验。罗杰·培根是把含混不清的东西明确地陈述出来，而把科学的旗帜牢牢地植在占领地上。

除了在光学和历法方面的改革外，罗杰·培根像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对科学本身的贡献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仅是科学哲学家而非科学家。继续格罗斯泰斯特和他人的研究，罗杰得出结论，认为恺撒历一年的时光过长，每125年多出1天——这是那时候所用的最正确推算——同时日历在1267年超过10天。他建议恺撒历每125年去掉一天。在《大作品》的第4部分中，同样受赞誉的是专门讨论地理知识的100多页篇幅。培根与他刚由东方返回的圣方济各会友鲁布鲁奎斯的威廉热切地讨论东方见闻，从他里那获知东方的种种；同时对威廉的报告中提及东方有数百万人从未听过基督教，印象十分深刻。他从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加的陈述开始评论道：“从西方的西班牙可以航行至东方的印度，假若顺风，在几天内即可横越。”这一段文字记在红衣主教皮埃尔·艾利（Pierre Ailly）所著的《世界的影子》（Imago Mundi ）中，而被哥伦布引用于1498年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一世的函中，作为鼓舞他1442年航行的提示之一。

培根的物理作品有着那个时代的特色。在精确的译本里，由一段最为著名的文字可以窥出，其思想已由13世纪一跃而至20世纪：

实验科学的第5部分讨论到用途绝妙的工具构造，如飞行机器，或不凭借动力而能以无比的速度移动的交通工具或不靠橹夫的船行工具，速度快得为人手所不及。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做了，免得有人会笑它们荒谬或感到惊奇。同时这部分教人怎样制造那种工具不用费丝毫力气即可举起或降低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量……飞行的机器可以制造出来，同时一个人坐在那种机器中央，可以旋转一些设计精巧的装置，借着人造的翼击打空气，有如一只飞鸟的样子……同样，可以制造机器在海中或河中行驶，甚至行驶于地球底部，也没有危险。

《大作品》（第6卷，第12章）的一段文字可以被解释为论火药：

重要的技艺已经被发现用以对抗国家的敌人，因此不需宝剑或任何需要身体接触的武器，它们足以摧毁所有抵抗的人……从这种叫作硝石的力量，可以产生出一种如此可怕的声音，即使爆发在小如羊皮纸的东西上，那么……它的声响就超过尖锐的雷声，同时亮度超过随着雷鸣而来的最强烈的闪光。

在《中型作品》的一段可能添进去的文句中，培根附注说某种玩具“爆竹”已经在使用，它含有一种硝石（41.2％）、木炭（29.4％）和硫黄（29.4％）的混合物。同时，他提示火药可以密封在固体物质中以增加其爆炸力。他并没有声明已经发明火药，他只是最早研究它的化学成分，并预知它的成功的人之一。

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大作品》的第5部分《论透视的科学》，及补遗篇中的论文《论视力的增加》。这篇关于光学的光辉的文章，来自格罗斯泰斯特的关于虹的作品，是对维特罗对海泽姆的修正，并越过阿维森那、金迪和托勒密而逐步升高到欧几里得的光学研究传统的高峰，欧氏曾智巧地应用几何于光的运动。光是否由肉眼所能见之物体的微粒散发出来？或者它是物品和眼睛之间某种媒介物的一种运动？培根相信每一种自然物从各方面发射出力来，同时这些光线可以透过固体物：

没有物质能如此紧密连在一起，可以防止光的穿过。万物皆占有空间，并由实质构成，因此没有物质在环绕着光活动而不产生一种改变的……热和声的射线穿透金或铜器的内壁。据波伊提乌说，一种山猫的眼睛会看透坚厚的墙壁。

我们对山猫不太肯定，然而我们对这位哲学家大胆的想象力必须加以喝彩。使用透镜和镜子做实验，培根寻求把折射率、反射、倍率和显微镜使用方法公式化。提及一种凸镜的力量可以把很多太阳光线集中为一个燃烧点，同时在该点上将光线散布，形成一个放大的影像，他写道：

我们能如此造成透明体（透镜），同时利用我们的视觉和物像调整它，而使光线随我们的要求折射和朝任何方面弯曲；又随我们的希望在任何角度之下看到在近处或远处的物体。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可置信的距离阅读最小的字母和测量灰尘或沙的颗粒……如此一群可能变成很大和……很接近……所以我们也可以使太阳、月亮和星星……并许许多多类似的现象，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的心灵是不能忍受它们的……我们可以根据天体的长度和宽度，画出一个每日运转的具体图形，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聪明的人来说，足值整个王国……其他无以胜数的奇迹，也可以被宣布出来。

这些是著名的段落。几乎这些理论的每一要素都可以在培根以前找到，尤其在海泽姆的著作里。可是在此各种物质以一种实际和革命性的洞察凑合在一起，而及时使世界改观。就是这些段落引导莱昂纳多·迪格斯（Leonard Digges）（约死于1571年）有系统地陈述发明望远镜的理论。

可是如果物理科学的进步给予人更多的力量而没有善加利用，则将如何？培根的真知灼见体现在他对这个问题的提示，这个问题只在我们的时代才很明显地表露出来。在《大作品》的结论中，他坚信人不可能单独因科学而得拯救：

所有这些前述的科学是纯理论的。事实上，每一种科学都有实用的一面……但是只有属于道德哲学才能说也是……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因为它讨论人的行为、善恶、幸福和悲惨……其他的一切科学，除了它们有助于正义行为外，是没有这个顾虑的。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科学，如实验、化学等，就涉及与道德和政治科学所关心的运作而言，它被认为是理论性的。这种道德科学是哲学的每一分支的支配者。

培根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科学而是关于宗教的，只有借着宗教支持的一种道德，人类才能自救。可是它该是那一种宗教呢？他谈及宗教会议——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据鲁布鲁奎斯的威廉报告，它曾在蒙哥汗的建议和主持之下，在喀喇昆仑山召开。他比较三种宗教，结论对基督教有利。不顾格罗斯泰斯特的批评，他觉得教皇权是对欧洲的道德约束，缺少了它一定会有一种信仰与武力冲突的混乱局面。他热望利用科学、语言和哲学巩固教会，使它成为世界上较好的精神政府。如同以一个对教会忠心的热诚表白为本书的开场白，他也以对圣餐的赞美为此书的结语，好像是说，除非人定期的深思寻求其最高的理想，否则他将迷失于世界的烈焰之中。

也许教皇们对培根的计划和申诉完全不加理会，使他精神愁闷、笔调凄苦。1271年，他出版了一本未完成的《哲学概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 ），这本书对哲学的贡献不大，可是对扰及各学校令人厌恶的神学，其贡献则很大。他简洁地解答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辩，使之归于平静，“共相不过是几个殊相的相似之点”“一个殊相比放在一起的所有共相为真实”。他接受奥古斯丁“理性的种子”的学说，同时得到一个观点，认为万物向善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看法，认为一种“发动的智性”或“宇宙的智性”“流入我们的心灵而照亮了心灵”。同时，他危险地接近阿威罗伊学说的泛神论。

可是震撼他的时代的，并非他的哲学观点，而是他对其对手与时代道德的攻击。在《哲学概要》中，几乎13世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他的讥刺：罗马教皇朝廷的漫无秩序，清修教团的堕落，教士们的无知和索然无味的布道，学者的败德，大学的罪恶，哲学家只会空谈的措辞。在一本书中，他列出他那个时代医学理论和实际的“36种大的和基本的缺点”。1271年，他写了一节文字，它可以使我们更乐于接受我们时代的短处：

与任何过去时代相比，更多罪恶在支配这个时代……罗马教廷被不公正者的欺诈和舞弊破坏……傲慢在支配着，贪婪在燃烧着，嫉妒在腐蚀着一切；整个罗马教廷因淫荡而蒙羞，而暴食为一切之主……如果位高者尚且如此，部下会不起而效尤吗？让我们看看职位甚高的教士们，他们如何争名夺利，忽略对灵性的修养，擢升他们的侄辈、俗友及狡猾的律师们，凭借其劝告，而败坏一切……让我们考虑那些宗教的修会。在我的话中，并不排斥任何人。看他们堕落而离开其本分有多么远，同时新的教团（托钵僧）已经彻底地自原来的尊严腐化了。整个教会热衷于骄傲、淫荡和贪婪，同时只要有教士（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会用战争、争吵和别的罪恶而使俗人愤慨。诸侯、男爵和骑士们彼此压迫，同时以不断的战争和勒索困扰他们的子民……人民，由于遭受他们诸侯的侵扰而痛恨他们，除非被迫，否则绝无忠心可言。由于感染到他们统治者的恶例而腐化，彼此互相压迫、构陷、欺诈，如我们用眼睛在各处能看到的。同时他们完全纵于淫荡和暴食，而有更卑鄙非言词所能尽述的。关于商人和工匠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欺骗、虚伪和狡猾，表露在其言行上更是无法计数……古代的哲学家们，虽然没有那种鼓舞人追求永生的恩典，各方面都生活得比我们好，不仅在行为的正当方面，而且在轻视世界的一切愉快、财富和荣誉方面，这点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塞涅卡、阿维森那、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作品里读到。这就是他们能够获得智慧的奥妙和找到一切知识的原因。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没有发现那些哲学家的价值，甚且也不了解他们的智慧。我们的无知是从这种原因迸出，因此我们的道德比他们更坏……毫无疑问地，教会必须加以洗涤。

在哲学方面，他不受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对克莱门特四世写道：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能在10年内写出像《大作品》这样一本书；他们的大部头书对培根来说，似乎是一堆很多卷的冗物和“语言难以形容的错误”；同时他们的思想的整个结构，是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误解。他讥刺托马斯对天使们的习惯、权力、智力和行动的冗长的讨论。

像这样对整个欧洲生活、道德和思想加以夸大的指责，一定已使培根孤独地与整个世界抗衡。1277年以前，即在上述“哀叹”发表以后六年，没有迹象显示他的修道院或教会迫害他，或是干预他思想或发言的自由。可是，在那一年，多米尼克修会的领袖维尔塞利（Vercelli）的约翰和方济各会领袖阿斯科利（Ascoli）的哲罗姆相议，缓和两教派之间发生的某些争端。他们同意每一教派的教士不得批评别派的教士，同时“任何一个教士被发觉在言行上冒犯别派教士，必须接受他的总主教的惩罚，而那种惩罚必须使被冒犯的弟兄感到满意”。其后不久，根据14世纪圣方济各修会的《二十四届大会年代纪》，哲罗姆“顺应很多教士的劝说而采取行动，责难并斥责神圣的神学教师培根修士的教义，是含有可疑的奇异事物，由此，罗杰被判罪入狱”。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奇异事物”是否指异端邪说，或反映出他涉猎魔术的一种嫌疑，或是隐藏一个决定，使一个对多明我和圣方济各修会而言同样严重的攻势平静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培根的监禁状况有多严重，也不知道监禁时间持续多久。我们获知在1292年，某些于1277年被判刑的人都获释放。可假定培根在那时或以前获释，因为在1292年，他出版了一本《神学概要》。其后我们只在一本旧编年史里看到：“高贵的罗杰·培根博士被葬在格雷·弗里亚尔索（Grey Friarso）”“于1292年牛津”。

他对他的时代没有多少影响。人们记得他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一个魔术师和术士。由于这一点，死后三百年，他出现在罗伯特·格尔涅所编的一个剧中。很难说弗朗西斯·培根受他的恩惠有多少，我们只能注意到第二个培根，像第一个培根一样，摒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经院哲学的方法，对权威、习俗和传统思想的偶像表示怀疑，赞美科学，列出科学预期的发明，绘制计划表，强调科学的实际效用，及寻求对科学研究的财务资助。从16世纪开始，罗杰·培根的声望逐渐增长，直到他变为一个传奇的人物——火药预言家、英雄式的自由思想家、终身被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及现代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历史学家们指出他在实验方面只有一些混乱的想法；他几乎没有自己动手实验；他在神学方面比教皇更加正统；他的文章充斥着迷信、魔术、错误的引文、错误的指控；及把传说当作历史。

以上是真实的。虽然他没有做多少实验，但他有力地陈述出实验的原理和为了实验的实现而做的准备；同时他维护正统，可能是一个人为了寻求教皇支持所使用的外交手段。他的错误是受他的时代的影响，或是一个人太热心，以致不能在知识领域寻求完全的知识，匆促而一无所获；他的自我赞美是被忽略了的天才的安慰；他的公开指责则是挫败者提坦（Titan）的愤怒。他无助地看着他高超的梦想沉入无知的浩瀚大海中。他对哲学和科学权威的攻击，为更自由的思想开辟了道路；他强调数学基础和科学的目标，超越他的时代500年；他警告勿将道德附属于科学，是为明日准备的一个教训。尽管存在错误和过失，他的《大作品》在那个惊人的世纪，应比其他任何文学作品获得更高的声誉。

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科学与哲学中间的媒介物，是无数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他们寻求方法，将那个时代广泛的知识加以整理与划一，把科学和艺术、工业和政府、哲学和宗教、文学和历史，注入一个有次序的整体，使其成为一个智慧的基础。13世纪长于百科全书和《神学大全》，这些大全是无所不包的综合法。西伦切斯特（Cirencester）修道院的院长亚历山大·内克姆，和一位法国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康提姆普雷（Cantimpré）的托马斯，以《万物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ings ）为名，写了一本通俗的科学知识的书。英国的一位圣方济各修会修士巴托罗缪，也出版了一卷包罗万象的《论万物的属性》（On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 ）。约1266年，布鲁内托·拉提尼（Brunetto Latini），一个佛罗伦萨的公征人，由于他拥护教皇的政见而被逐，住在法国数年，用法文写了一本《财富书》（langue d’oil Li Livres dou Tresor ），一本简短的科学、道德、历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它受人欢迎，以致拿破仑想要由法国政府出版一修订本——在狄德罗（Diderot）震动世界的《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 die ）出版后半世纪。所有这些13世纪的著作，都把神学和科学含混不清、将迷信和观察混为一谈；同时如果人们能够预知自己的杰作如何受7个世纪以后的人所检视，一定懊丧异常。

基督教中世纪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是博韦的文森特所编的《知识宝鉴》（Speculum Maius）。他加入多米尼克修会，成为路易九世父子的私人教师，受命管理国王的图书，同时和几位助手从事将大量知识浓缩成可以消化的形式的任务。他称他的百科全书为《世界的影子》，把宇宙当作一面反射神圣智力和计划的镜子而呈现出来。它是一部巨大的编纂物，有现代大部头书的四十倍之大。文森特和誊写者修剪删改后完成了三部分——自然界的反射镜，教义的反射镜和历史的反射镜。该工作的继承人在约1310年加入一部道德的反射镜，大部分剽窃托马斯的《神学大全》。文森特本身是个谦逊和温文的人。他说：“我甚至连一门科学都不懂。”他否认全书都是独创的，而只推及此书为摘自450名希腊、拉丁或阿拉伯的作者，再加以编集。他忠实地传播普林尼的错误，接受占星学上一切奇妙的事物，他的书中还充满草木与宝石玄奥的特质。然而自然的奇观和美景，经过他的著作而放射出光亮来，同时他自己感觉出他们的状况不是一个书虫所能做得到的：

我承认，罪人如我，心灵因情欲而玷污，当观赏它创造的……宏伟与美丽时，我被策动带着属灵的馨香转向造物者，这世界的主宰，并带着更大的敬意来尊崇它，因为心灵由卑贱的喜好中自我提升，尽其所能地升至沉思的光中，仿佛由高处来观看这伟大的宇宙，在其无尽的空间里，包含着各种等次的受造之物。

13世纪科学活动的爆发，可与其哲学的光芒媲美，也可与自抒情诗人过渡至但丁这种文学上的变化和光辉媲美。伟大百科全书和《神曲》一样，这一时代的科学，受患于过分的肯定及无法验证其假定，并苦于知识与信仰的混淆而无法分辨。但是，航行在玄奥大海中的科学小艇，即使在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有很重大的进步。在阿德拉德、格罗斯泰斯特、大阿尔伯图斯、维拉诺瓦的阿诺德、萨利塞托的威廉、亨利·蒙得维尔、兰弗朗基、培根、清教徒彼得和西班牙的彼得等人的著作中，重新的观察和胆怯的实验，开始打倒了亚里士多德、普林尼和加伦的权威；对探险和进取心的强烈兴趣，牵引了冒险家的帆船；同时在这奇妙的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内克姆已彻底地表示出新的信仰，他写道：“科学是花费极大的代价而习得的，它需要经常的彻夜不眠、极多时间的消耗、努力不倦的工作及极度应用心智才能获致。”

可是在亚历山大的著作的末尾，他再次以不受时间限制的亲切感，用中古的语气重申：

噢！书呀，也许你将使这个亚历山大留传于世，而在书虫蛀你以前，虫类将会吃掉我……你是我的灵魂的明镜，我的冥想的解释者……我的良心的真正见证，抚慰我的悲哀的亲切的安慰者……由于你是忠心的受托人，我已经把内心的秘密告诉你；在你里面我了解我自己。你会进入某个虔敬的读者的手里，他将纡尊降贵为我祷告。然后实在地，小书呀，你会使你的主人获益匪浅；然后你将以一种最令人满意的交易额偿还你的亚历山大。我不吝啬我的劳力。这里将出现一个虔敬的读者，他将时而让你在他的膝上休息，时而将你移到他的胸前，时而把你当作一只甜蜜的枕头放在他的头下，时而轻轻把你阖上。他将热烈地向主耶稣祈祷，历经岁月的磨难，矢志不渝地信守自己的信念。阿门。

第十二章 浪漫时代
（1100—1300）

拉丁文的复活

也许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比别的时代要浪漫一些。除继承了欧洲神话所有的神秘产物外，还接受了基督徒的史诗所想象的一切美丽和恐怖，他们形成了爱和战争的艺术与宗教，他们目击十字军东征，他们自东方传入上千个故事和奇迹。

财富、休闲及一般人阅读能力的成长，城市与中等阶级的兴起，大学的发展，妇女对宗教和骑士制度的赞扬——这一切皆促使文学的花朵盛开。学校的勃兴，如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萨卢斯特、卢卡、塞涅卡、斯塔提乌斯、尤维纳利斯、昆体良、苏埃托尼乌斯、阿普列乌斯、西顿尼亚，甚至连猥亵的马提雅尔和佩特罗尼乌斯等人，他们的艺术和光芒，照亮了许多世俗教育或修道院的宁静处所，或许也照亮了宫廷。从哲罗姆到阿尔昆到埃洛伊兹和伊尔德贝，基督徒的主脑人物在每天祈祷及膜拜之余，忙中偷闲地默默歌唱《埃涅阿斯纪》的乐曲。奥尔良大学尤其珍爱罗马异教徒的古典作品，而一位受到惊吓的清教徒抱怨说，这里崇拜的不是基督或玛利亚，而是古老的神祇。12世纪几乎是奥维德的时代，他推翻了被阿尔昆推崇为查理曼王朝桂冠诗人的维吉尔的权威地位，而教士、淑女及“浪游学者”，都愉快地阅读《变形记》、《希罗伊德》和《爱的艺术》。我们可以宽宥教士们频繁举行甜酒宴会，他们如此忠诚地保存着眼前将堕入地狱的灵魂，然后虔诚地把这些教给顽抗的年轻人。

从这些古典文学中，我们看到中古时代一位拉丁人的崛起，他的善变和兴趣，夹杂在文学探险中最愉快的惊人事物中。圣贝尔纳轻视知识上的成就，写了一些爱恋的柔情蜜意的文学著作、滔滔雄辩和精湛的拉丁文。彼得·达米安、圣贝尔纳、阿伯拉尔以及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等人的呼吁，使拉丁文一直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语文。

修道院编年史的作者拉丁文写得极不佳，但他们并不需要给人美学上的颤动。最重要的，他们记录自己修道院的成长和历史——选举、建筑物、修道院长的死亡、教士们的奇迹和争执。他们在日食、月食、彗星、久旱、洪水、饥荒、时疫及他们时代的预兆添上注解；他们有些则扩大到将国家甚至国际的事件包括进去。没有几个作者能有判断力地详审事件的来源，或调查其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漫不经心以致不够精确；又加上一两个不重要的人物，使无生气的统计表充满生趣；一切都与奇迹有关而轻易相信，所以法国的编年史作者假定法国曾被高贵的特洛伊人平定，同时查理曼曾征服过西班牙并占领耶路撒冷。《法国传奇》（Gesta Francorum ）试图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做颇为诚实的叙述，但《罗马传奇》（Gesta Romanorum ）却坦白地对乔叟、莎士比亚及上千个浪漫作家提供虚构的历史。蒙茅斯的杰弗里，写了他的《英国史》（Historia Britonum ），属于国家神话一类的书籍，诗人们在其中找到李尔王和亚瑟王、墨林、朗斯洛、珀西瓦尔及“圣杯”的传奇。更生动的文学作品是布里·圣埃德蒙德斯的乔斯林和帕尔马的弗拉·萨利姆贝内所写的闲谈式但不虚假的编年史。

约1208年，萨克索·兰格（Saxo Lange），死后被尊称为萨克索·格拉马蒂克斯，将他的著作《丹麦传奇》（Gesta Danorum ）题献给隆得（Lund）大主教艾卜萨隆，虽有夸大其词和难以置信之处，却是一本生动的叙述，它比大部分西方同时代的编年史紧凑。在第三册中，我们得知阿姆勒斯（Amleth）是日德兰半岛的王子，他的王叔杀了他的父王而娶了母后。萨克索说阿姆勒斯“装疯卖傻，这种巧妙的做法保护了他的安全”。这位杀害亲兄的国王的谄媚者，给阿姆勒斯送来一个美丽女子来考验他。他接受了她的拥抱，赢得了她的爱情和忠贞。他们用狡诈的问题询问他，但“他以极聪明的方式将诡计与坦白夹杂起来，因此并未将真实泄露”。从这个架构上，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人物（哈姆雷特）。

在中古时期，五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将编年史提升为历史，虽然当时仍保持编年史的形式。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将他的著作《教士的功绩》（Gesta Pontificum ）和《盎格鲁人传奇》（Gesta Regum Anglorum ）资料加以安排，写出了一部连贯而生动的不列颠高级教士和国王的故事，它是值得相信和公正的。出生于什鲁斯伯里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10岁的时候被送到诺曼底的圣埃弗努尔（St.Evroul）修道院献身于修道生活，在那里他过了其余的68年，再也没有和他的双亲会面。在这些岁月中，他花费了18年时间在他五大卷的著作《教会史》上。据说他只有在严冬最冷的日子里才停止工作，因为那时手指太麻木而无法动笔。一颗偏居一隅的心灵，居然能用历史的文学修养与风格及平凡生活的旁白，把俗世和教会的各种不同的事说得那么透彻，这的确相当不凡。弗赖辛（Freising）的奥托主教，在他的《论第二城》（De Duabus Civitatibus ）一书中，叙述自亚当到1146年的教会与俗世的历史，同时开始写一本令他引以为荣的有关他的侄儿“红胡子”腓特烈的自传，但当他的英雄事业日正当中时他去世了。

提尔的威廉，一个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法国人，成为耶路撒冷的鲍德温四世的大臣，然后又做泰尔的大主教。他通晓法文、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和一点希伯来文，同时用优美的拉丁文写出早期十字军的最可靠记录——《海外事件》（History of Events Overseas ）。他寻求一切事件自然的解释，他描写努尔丁和萨拉丁这种人物的得当，与基督教欧洲无宗教信仰的绅士所形成的有利意见大有关系。马修·帕里斯是圣阿尔班斯（St.Albans）的一个修道士。他是该修道院的史料编纂者，然后是国王亨利三世的史官，他撰写了一本生动的《编年史》（Chronica Maiora ），包括1235年到1259年欧洲历史的主要事件。他以明晰、正确和意想不到的偏袒态度写作，谴责“使人民和教皇疏远的贪婪”，支持腓特烈二世反对教皇政治。他的书中充斥着各种奇迹，同时叙述“浪游的犹太人”的故事，但是他坦白地记录了对伦敦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少量血液转移到威斯敏斯特教堂（1247年）的怀疑。他为其著作绘制了几幅地图，称得上当时最好的。我们赞美他的勤奋和博学，但是他的穆罕默德的素描（1236年）揭露了一个有学养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历史的浑然无知。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两位用法文写作的法国人，并与当时的抒情诗人和叙事诗人分享使法文成为一种文学语言的荣耀。杰弗里·维拉杜安（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是一个贵族和战士，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为文相当精确，因为他不知道学校所教的修辞学的戏法。他口授他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让一个法国人笔录。那位法国人的直截了当与实事求是的精确性，使他的书成为史料编纂的第一流作品。不仅他是公正的，而且因为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以致不能用客观的眼睛看出那种独特而有趣的奸诈行为。但因他经历、目击并直接感受事件，他的书具有几乎免受时间限制的生动的特质。约一个世纪之后，杰恩·锡尔·庄维尔—香槟皇宫的执事，在为十字军服役和为路易九世服务之后，在85岁时，在法国写了《圣路易史》（Histoire de St.Louis ）。我们要感谢他以简明而真挚的笔法描写历史人物和重复阐释习俗和轶事。读了他的著作，我们感受到在维拉杜安的著作中所没有的时代风格。在他典当了一切而离开他的城堡参加十字军时，他说他不敢往后看，唯恐在看到可能永远不能再见面的妻儿时会心软。他缺乏维勒哈杜温所具有的细心和机巧的心灵，但他具有普通常识，在他的伟大中也能见平凡之处。当路易希望他第二次参加十字军时，他拒绝了，因为他预见那项事业的无望。而当假装虔诚的国王问他：“你要选择那一种——成为一个麻风病患者或犯一个大罪？”——

我，这个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回答他：我宁愿曾犯三十大罪，而不愿成为一个麻风病患者。当教士们离开后，他单独把我叫去，让我坐在他的足边，并说：“你怎么可以那么说呢？”……我再问他。他回答：“你说得又急又笨。因为你该知道麻风病不如死罪那么可憎。”……他问我是否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替穷人洗脚。我说：“陛下，那会令我作呕！这些农奴的脚我是不愿洗的。”国王说：“实际上，那是邪恶的说法，因为你决不可蔑视神的教训。所以我请求你，首先为了爱神，再者为了爱我，你应该习惯去替穷人洗脚。”

并非所有圣人的传记都这样真实。中古时期的人非常缺乏对历史的意识及忠于知识，以致这些陶冶人性的故事的作者们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读者信以为真，则必是益多于害。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作者道听途说，相信他们所写的故事。如果我们仅仅把圣人的传记视为故事，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充满了趣味和诱惑。想一想圣克里斯托弗是如何得名的。他是迦南地方的巨人，有18英尺高。他服侍一个国王，因为他听说这是一位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有一天国王提到撒旦时，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克里斯托弗得出了结论，认为撒旦比国王更有权力，从此之后他改而服侍撒旦。但在看到路边一个十字架时撒旦逃走了，克里斯托弗由此推论耶稣一定比撒旦强，于是委身侍奉基督。他发现要遵守基督徒的斋戒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食量大，不习惯于念最简单的祷告文。一位德行高超的隐士把克里斯托弗放在一个浅滩的岸上，浅滩的激流每年都淹死许多想渡过浅滩的人。克里斯托弗把旅行者背在背上，安全滴水不沾地送达彼岸。有一天他背一个小孩过河。他问小孩为什么那么重，小孩回答说：他带着整个世界的重量。安全过河后，小孩向他致谢说：“我是耶稣基督。”然后小孩消逝无踪。同时，克里斯托弗插在沙中的手杖，突然间开满了花。在利比亚的西勒努姆（Silenum）附近，有一条龙每年要吃一个由抽签决定的活的少年或少女，作为不向该村吐毒气的代价。有一次国王的女儿抽中了签。当那个不幸的日子来临，她走到龙所安身的池塘。就在那里，圣乔治见到她，问她为何哭泣。她回答说：“年轻人，我相信你有伟大而崇高的心灵，但是赶快离开我。”他拒绝了，并请她回答他的问题。他告诉她：“别怕，因为我将奉耶稣基督之名来帮助你。”就在此时那只怪物从水中出来。乔治画了一个十字，把自己交给上帝，用长矛攻击刺伤那条怪物。然后他吩咐少女用她的腰带，将受伤的龙的脖子捆起来。她遵命而行，那条龙就像任何一个勇士一样，屈服于美色之下，从此驯服地跟随着她。这些及其他动听的故事，在约1290年被热那亚的大主教弗拉吉尼（Iacopo de Voragine）收集成一本名著，因为每天他讲一段特定的圣人的故事，因而称他的书为《圣者传》。弗拉吉尼的选集成为中古时期读者们的宠物，他们称它为“金色的传奇”。教会对部分故事，因为信仰上的原因，提出某种程度的禁止，但人们喜爱并全盘接受它，也许这并不比目前流行的虚构小说对单纯的人民所造成的欺骗为害更大。

中古时期拉丁文的光彩在于韵文。它们大部分仅具诗的形式，因为各种用以陶冶人格的资料——历史、传奇、数学、逻辑、神学、医学都被赋予韵律和押韵诗以帮助记忆。而一些不重要而极长的史诗，如沙提永的沃尔特所写的《亚历山大》，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与《失乐园》（Paradise Lost ）一样的缺乏趣味。同时也有诗的形式的争论——灵魂与肉体、死亡与人类、慈悲与真理、村夫与牧师、男人与女人、酒与水、酒与啤酒、玫瑰与紫罗兰、穷学生与养尊处优的教士，甚至海伦与加尼米德的恋爱——我们无法区分孰优孰劣。中古时期的诗与人性毫无关系。

传统的依赖母音数量作为诗韵的衡量，5世纪以来就被放弃；中古时期的拉丁韵文，由于普遍的爱好，而非由于深奥的技巧而形成，有了一种以重音、韵律和诗韵为基础的新诗的成就。这种形式在希腊诗韵传到罗马时便已存在了，同时这种古典的风格，暗中被保存了千年之久。古典的形式——六音步的诗行、挽诗的对句（由六步及五步的扬抑抑格为主构成），萨福诗体——在整个中古时代都存在着，但是拉丁世界对之感到厌倦，它们似乎与基督教义所弥漫的虔敬的心境、温柔、精致和祷告文的模式不相调和。更简单的诗韵随之出现，这种抑扬格音步的短诗，几乎能将任何从心的跳动，到开拔往前线作战的军队的步伐的情感表达出来。

没有人知道诗韵是从何处传入西方基督王国的，猜测很多。它曾经在一些异教徒的诗中应用过，如恩尼乌斯、西塞罗、阿普列乌斯都采用过；也可在希伯来和叙利亚诗中发现；也不时地散见于5世纪的拉丁诗中；早至6世纪时大量应用于阿拉伯诗中。也许穆斯林对诗韵的热情，影响到与伊斯兰教有所接触的基督徒；在中间或结尾的过分押韵，使中古的拉丁诗恢复到阿拉伯诗相似的无节制。无论如何，新的形式使拉丁诗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诗体，与古典的风格全然不同，它的丰富与不容置疑的完美，着实令人惊异。举例来说，禁欲的改革家彼得·达米安把基督的呼唤比喻为爱人对少女的呼唤：

是谁在敲门？

你要扰人清梦？

他呼唤我：“噢，最可爱的少女，

妹妹，伴侣，点缀着最灿烂的光辉！

快！起来！开门，最亲爱的！

我是最崇高的国王之子，

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年轻的儿子，

他已自天堂来到这黑暗之处

要释放被虏者的灵魂；

我已经历过死亡及诸般伤害。”

我飞快地起来，

跑到门口，

对所爱的人，屋子将敞开，

而我的灵魂或将欣然看见

他，我所最渴望见到的。

但他如此迅速地即走过了，

离开了我的门。

那，悲伤的我，该如何自处呢？

我啜泣着跟在年轻人后面

他的双手如浮动的棕榈叶。

对于彼得·达米安而言，诗只是一种附属品；但对拉瓦尔丹的伊尔德贝（Hildebert of Lavardin）——图尔的主教——而言，诗是为了他的灵魂向他的信仰挑战的一种热情表露。他曾在沙特尔受教于富尔贝尔门下的图尔人贝伦格尔处，或许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拉丁经典的喜好。经过许多苦难，他旅行到了罗马，无法确定他所要寻找的是更多的——教皇的祝福，或浏览由于阅读而使他倍感亲切的罗马风景。他感伤古都的兴衰，以古典的挽歌形式表达他的情感：

噢，罗马，何物能与你媲美，

即令你几乎成为一座废墟；

当你整个被摧毁时，

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何等伟大。

漫长的岁月已摧毁了你的自尊，

恺撒的城堡与众神之庙宇，

一同没入了沼泽之中。

野蛮人震撼于它的矗立，

忧伤它的倒塌。

现在，这些伟大的工程已默然横躺……

然而时光的流逝，

大火与宝剑，

皆不能彻底摧毁这种光荣。

一个中古时期的诗人，在短暂时间内，如同维吉尔那样，将拉丁文运用自如。但是一度为基督徒，便永远为基督徒。伊尔德贝在耶稣和玛利亚身上，比在朱庇特和密涅瓦身上找到更多的安慰。在较后的一首诗中，他将古老的神庙解体了：

对我而言，这种失败比那种胜利更为甜蜜；

贫穷比富有时更伟大，俯卧比站立时更伟大；

十字架所给我的远比众鹰为多，

彼得给我的远比恺撒为多，

手无寸铁的群众给我的，

远比带武器的指挥官为多。

站立时我统驭众国；

毁灭时我敲击地球的深处；

站立时我统治着肉体，

毁坏及衰落时我统治着灵魂；

从前我命令一群可怜的百姓，

现在我是魔王；

昔时我的王国是城市，

现在天堂是我的王国。

自从福图纳图斯以来，没有一个拉丁人写过这样的诗。

酒、妇人和歌

我们对异教徒或怀疑论者中古生活的了解通常是片断的，除了我们的血液，“过去”并未公平地将它本身遗传给我们。我们必须更加赞美心胸宽大的精神——或乐趣的同好——那使上巴伐利亚贝尼狄克特布尔恩的修道院把手稿保存下来，而在1847年出版了布尔恩的诗篇，并为现在我们的“浪游学者”的诗集主要的来源。另外的来源是在哈雷安图书馆的一本手稿，写于1264年以前，而被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以《一般归之于华尔特尔·墨普斯的拉丁诗》（Latin Poems Commonly Atributed to Walter Mapes ）为题出版。这些不是漂泊者，有些是离开了修道院的自由自在的修道士，有些则是没有职务的牧师，大多数是在来回步行于家和大学途中，或来回于各大学之间的学生们。很多学生在途中的客栈稍作逗留，有些耽于醇酒和妇人，而不按常轨地学习知识。有些人写些歌曲卖唱，有些人则放弃了教会生涯的希望，有些人则靠笔和嘴奉献他们的诗才予主教或恩主以维生。他们主要活动在法国和德国西部，因为他们用拉丁文写作，因而他们的诗能在欧洲各国通行无阻。他们自称有一种组织，称为“流浪者公会”，因而他们捏造一个神秘的、他们称其为高利亚斯的拉伯雷式的人物，作为该组织的创立者和守护神。早在10世纪森斯的大主教沃尔特，激烈地反对令人反感的“高利亚斯社团”，而迟至1227年，一次教会会议宣告“流浪学者”有罪，因为他们歌唱模仿礼拜仪式的最圣洁的赞美诗而谱成的讽刺诗文。“他们赤身裸体地穿梭于公共场所。”1281年，索尔兹伯里会议如此说，“他们躺在烤炉中，常去酒店、竞技场、妓院，而靠恶习谋生，同时顽强地坚持他们的门户之见。”

我们只知道这些浪游诗人的少数。其中的一个是雨果·普来麦司（Hugo Primas）——约1140年奥尔良的一个天主教士，“一个外貌丑陋卑鄙的家伙”，一个敌对的作家如此说，却以他的机智和诗而“名扬众省”。因诗集未能售出而死，同时对教会的富豪投以愤怒的讽刺。一个饱学而寡廉鲜耻的人，用六音步诗体写出来的粗俗的诗篇，其文体简洁，如同伊尔德贝一样。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人，我们不知其名，不过他的崇拜者称他为Archipoeta，即“大诗人”之意。一个德国的骑士，他喜爱酒与墨水甚于宝剑与鲜血，同时断断续续地仰赖莱纳尔德·达塞尔（Rainald von Dassel）的周济过活，达塞尔是科隆选出来的大主教和“红胡子”腓特烈派驻帕维亚的大使。达塞尔设法改造他，然而诗人以最著名的中古诗之一《浪游诗人的自白》（Confession of Goliath ）以求谅解，其中的最后一节，成为德国大学中最受人喜爱的饮酒歌：

一

内心翻滚着

凶猛的愤怒，

在我灵魂的痛苦深渊中

倾听我的宣言。

彻头彻尾地，

我是一个轻浮的人，

恰像枯萎的叶子

随风即飘散。

二

然而我决不能忍受

清醒与悲伤。

我爱嘲弄，且发现

欢愉远比蜂蜜甜美。

维纳斯所嘱咐的

是特殊的欢乐，

决不在罪恶的心中

建造她的居所。

三

我在宽广的路上阔步，

年轻而毫不懊悔；

我以邪恶裹身，

忘怀一切德行。

对一切欢乐的贪婪

更胜于进入天堂，

因我内中的灵魂已死，

不如拯救我的肉体更好。

四

我祈求你的原谅，良善的上帝，

明辨的佼佼者，

然而我的这种死亡是甜蜜的，

最美味的毒药。

因一位少女的美丽；

我遭到了深切的刺伤，

她可望而不可即？啊，

难道心也不能触碰？

五

坐于火中，

你不会惹火焚身？

当贞洁回绝时；

你愿到帕维亚来？

帕维亚，这儿美人

以纤指画出青春，

她的双眸撩人春意，

芳唇令人魂销。

六

带希波吕托斯来，

在帕维亚宴请他；

早晨将不再

发现希波吕托斯。

在帕维亚无一路

不领向淫欲

在它簇拥的高楼间

无一属于贞洁。

七

因我心耽乐于此：

当大限已近，

让我死于酒店，

以大酒杯置于我旁，

而天使们，俯视着，

愉快地对我歌唱：

愿神赐这酒鬼

以安详。

布拉纳的诗集涵盖几乎所有青年人的论题：春天、爱情、夸耀得手的勾引、微妙的猥亵，对失去的爱情的温柔爱恋的诗歌。在一首歌里，一位女孩用“先生，您在做什么？来跟我玩吧”打扰一个学者的工作；另一位女孩则歌唱妇女的不忠；另一位则歌唱迷途及被弃的少女的悲哀——他们这一阶段的生长，减少了父母们的炫耀。很多人歌颂赌博和饮酒的乐趣，有些则攻击教会的财富，有些则歪改最高贵的圣歌，像托马斯的《劳达·西昂》（Lauda Sion ），其中一首为惠特曼式的《广路之歌》。很多为拙劣的诗句，有些则是抒情技巧的杰作。以下是一个爱人完美之死的即景诗：

当她不顾一切

献身于爱与我之际，

远在天堂的美人

在他喜星座上大笑不已。

太大的欲望压倒了我；

我的心太柔弱，

承受不了这慑人的狂喜，

我的爱究于何时

在他的怀中造了另一个我？

她双唇的蜜

又在何时一吻而尽？

我一再梦想她酥胸的

安香柔美；

于是我，另一位神，来到了

天堂的芬芳床帏；

对，只要我能置手于

她的胸脯，

人神将共享安宁。

坦白地说，布尔恩的诗集中大多数的爱情诗是属性欲的；有时也有温柔和优雅，不过它们都是简短的序曲。我们可能会猜到，在教会的圣诗旁边，迟早会有颂赞美女的诗歌。妇女是宗教的忠心支持者，也是神最主要的敌手。教会对这些歌颂爱情与美酒的歌曲，以足够的耐心去倾听。但1281年的一次会议公布，任何教士（包括学生）做或唱淫荡或不虔敬的歌曲，将丧失教士的职位与特权。这些其后依然忠于高利亚斯的浪游学生，沉沦为与法国中世纪的吟游诗人同样阶级的人物，而且脱离文学，流于猥亵的拙劣诗。到1250年，浪游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由于他们已经继承了在基督徒世纪之下的一个异教徒汹涌的潮流，他们的语气和诗篇秘密地复活，达于文艺复兴。

拉丁诗本身几乎随着浪游诗人而消逝。13世纪聪明才智之士转向哲学，古典文学在大学的课程中退为一个次要的位置，而伊尔德贝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那种文艺全盛时期的优美已无嗣响。当13世纪结束时，但丁选择意大利文作为他的媒介，方言变成文学。甚至戏剧、儿童和教会的仆人，都脱掉它的拉丁衣裳，而说各民族的语言。

戏剧的复生

中世纪开始之前，古典戏剧便告死亡，因为它已沦为笑剧与闹剧，已被竞技场的奇观取代。塞涅卡与赫洛斯维塔的剧本都是文学的运用，这些剧本显然并未达到舞台的标准。两种活泼的传统仍然保存着：农业节期的模仿仪式，及由吟游诗人和小丑在碉堡大厅或乡村广场排演的闹剧。

在中古时代，就像古希腊时代一样，戏剧的主源是宗教的礼拜仪式。弥撒本身即为一种戏剧的景象；圣堂就是一个神圣的舞台；主持弥撒的神父穿着象征的服装；教士和侍僧担任对话；而教士和合唱团的彼此唱和，及合唱团之间的交互轮唱，恰恰显示出像戴奥尼索斯戏剧的产生那种由对话变为戏剧的进展。在某些节日的仪式方面，戏剧的成分明显地增加了。在圣诞节及在11世纪的一些宗教仪式中，人们穿着牧羊人的服装走进教堂时，受到合唱团的一个男孩“天使”报“佳音”来迎接，并向马槽里的一个蜡制或石膏制的婴孩参拜。自东方的一个门进来6个“王”，由一个拖着线的星星导引到马槽去。12月18日，某些教堂扮演“斩杀无辜”：男的合唱团员们齐步走到礼拜堂的中间和侧廊，仆倒在地，好像被希律王谋害，起来后走进内殿，作为进入天堂的一种象征。在耶稣受难日，很多教堂将耶稣受难像移开祭坛，把它带到一个代表圣墓的容器里；在复活节早晨，再被严肃地从新带回祭坛，作为耶稣复活的象征。早在380年，耶稣受难的故事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写成一出欧里庇得斯式的悲剧。从那时起，描写耶稣受难的戏剧在基督教国家一直保持着势力。据记载，这类戏剧于约1200年，在锡耶纳首次演出。也许在很久以前，即有这类戏剧的演出了。

教堂使用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把基督教史诗主要剧情及观念铭印在信徒心上，所以教会借着增加辞藻的华丽与细腻的描写，以重大节日的戏剧暗示，引起人民的想象并加强他们的虔敬。为了加强说明《圣经》文句的内容，而用音乐加入礼拜仪式中的插入文字，有时为小型戏剧。一部10世纪在圣戈尔发现的手稿里，指定一个唱诗班分别代表天使和玛利们之间的对话：

天使们：你在坟里找谁？噢，基督的仆人啊？

玛利们：我们寻找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噢，天使的军队啊。

天使们：他不在这里。他已升天，正如他曾预言的。去吧，同时宣布他已升天。

合唱：哈利路亚，主已升天。

渐渐地，12世纪以后，宗教性的戏剧变得更加复杂，以致在屋里无法上演。教堂的外面建立了一个讲台，剧本由众人中选出的演员演出，这些演员被训练记忆一篇经文。现存最古老的这种形式的例子，是一部12世纪的《亚当的戏剧》（Representation of Adam ），用法文写的，并有用红墨水写出的拉丁文教仪，作为对演员的提示。

亚当和夏娃——穿着白长袍，在伊甸园玩耍，伊甸园的布景利用教堂前的灌木和花丛。魔鬼出现了，穿着红色的紧身衣，那是从这出戏开始就穿着的服装。他们在人群中穿梭，扭动身子，做出可怖的狞笑。他们把禁果拿给亚当，他拒绝了。然后魔鬼又拿给夏娃，夏娃接受了，并说服了亚当。因此被判定因肉欲的冲动而有罪，并被脚镣锁住，被魔鬼拖到地狱去——地上的一个洞，从洞里传来一阵属于冥府的噪音。在第二幕里，亚当与夏娃的长子该隐准备谋杀他的弟弟亚伯。“亚伯，”他宣称，“你是一个死人。”亚伯说：“为什么我是一个死人？”该隐又说：“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杀你吗？……我告诉你，因为你太逢迎神。”该隐冲向亚伯，把他打死。但作者是仁慈的，用红字加以注释，“亚伯，在他的衣服底下应有一个长柄有盖的煮锅”。

这种依《圣经》而编的剧本稍后被叫作“mysteries”，它是从拉丁文“ministerium”衍生出来的，有动作的意义，也有戏剧的意思。故事是依《圣经》改编的，称作圣剧或神迹剧，而经常变成圣母或其他圣者神奇的行为。希拉里乌斯是阿伯拉尔的一个学生，编了几出这种短剧（约1215年），以一种拉丁文和法文的混合体出现。13世纪中期，方言文学成为这种神迹剧最适当的媒介；幽默在戏剧中扮演一种日趋重要的角色，主题也越来越世俗化了。

闹剧也已往戏剧方向发展。它的进化在两个短剧中显示出来，这两出短剧透过一位阿拉斯城的驼背作家亚当·哈勒（Adam de la Halle）的笔而流传。其中的一出《亚当的剧本》（The Play of Adam ）是写作者自己的故事。他曾经计划做一位教士，但与动人的玛利相恋。“这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夏日，温煦而葱翠，时有小鸟愉快的歌声。靠近小河的高大丛林中……我看到了我现在的妻子，而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显得衰老……我对她的欲望已得到满足。”他以农夫般的坦率如此告诉她，他计划到巴黎去念大学。在这种婚姻的一幕中，押韵多于说理，作者插入了一位医生、疯子、一个乞求施舍与答应奇迹的僧侣，及一群唱歌的仙女，就像倾其全力将芭蕾舞插入现代歌剧一样。亚当冒犯了其中的一个仙女，仙女于是诅咒他永不离开他的妻子。

由于教会俗世化的发展，表演自教堂移到市场或镇上的某些广场上。这时没有剧院，表演通常在某个夏天的节日——建立一个临时的舞台，有普通的长凳座位和贵族装饰华丽的包厢。周围的房子可能被用作背景和舞台道具。在宗教剧中，演员都是年轻的教士；在世俗剧中，演员则为镇上的“优伶”或流浪的吟游诗人；妇女很少参加演出。剧本在布景和主题上与教堂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他们趋向滑稽和淫秽，于是教会——它曾产生严肃的戏剧，被迫宣告乡村演员是不道德的。因此，林肯的主教格罗斯泰斯特将剧本甚至神迹剧，与饮宴和愚人宴归为一类，不准基督徒参加。由于他的这一布告，参加演出的演员们自动地离开教会。圣托马斯较为温和，裁决演员这种职业是基于人性的安慰而任命，因此一个演戏演得很好的演员，可以得到神的慈悲而免入地狱。

史诗与古代北欧的英雄故事

文学的通俗化，随着民族语言的兴起而齐头并进。从各方面观之，一直到12世纪，还只有教士们懂拉丁文，而作家们如果想拥有凡俗的读者，必须使用方言。随着社会秩序的成长，阅读的大众增多，民族文学应运而生。法国文学萌芽于11世纪，德国文学于12世纪开始，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文学则发端于13世纪。

这些地方文学的早期形式是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演变为民谣，而民谣借着繁衍或凝集而变成次要的史诗，诸如《贝奥武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及悲剧《熙德》。《罗兰之歌》是在约1130年把9世纪和10世纪的民谣凑合起来的作品。在4000行简单、流畅的抑扬格诗中，叙述罗兰死于隆塞勒瓦勒斯（Roncesvalles）的故事。查理曼在征服了摩尔族的西班牙后，班师转回法国。叛逆加内隆（Ganelon）泄露路线给敌人，因此罗兰愿担负危险的后卫。在比利牛斯山一条弯曲的峡谷中，一大群巴斯克人从悬崖涌出，猛扑罗兰的小部队。他的朋友奥里弗请求他吹大号角以求查理曼的支援，但罗兰傲慢地拒绝请求帮助。他与奥里弗及大主教杜尔平（Turpin）领导部队冒死抵抗，一直战到几乎全军覆没。奥里弗因头部受伤，血流如注以致视线模糊，误把罗兰当作敌人而刺杀他。罗兰的头盔自帽峰到鼻甲被刺开，却保全了一命：

经这一击，罗兰注视着他，

温和而轻柔地问：

“喂，伙伴，你这一剑真是那么认真吗？

我是最爱你的罗兰呀。

不要以任何方式向我挑衅呀！”

奥里弗说：“现在我听见你说话了；

但是看不见你。神明白并且保护你！

我刺伤了你，请你原谅！”

罗兰回答：“我没有受伤。”

“我在此，在上帝面前宽恕你。”

说这话时，奥里弗面对罗兰仆倒在地；

以如此的爱，他们永诀了。

终于罗兰吹起了号角，直到他的太阳穴冒出血来。查理曼听到了，便回师拯救，“他的银髯随风飘拂”。但路程遥远，“山高大而黝黑，谷深邃而流急”。这时，对着奥里弗的尸体，罗兰无限感伤，说：“喂，伙伴，我们在一起很久了，彼此从未以恶意相待，倘若你死了，生命将会何等痛苦。”那位大主教也已奄奄一息，请求罗兰逃生自保。罗兰拒绝了，继续战斗，一直到攻击者逃走，但他也受了致命伤。因恐宝剑落入异教徒手中，于是倾其全力将镶满珠宝的宝剑杜伦达尔（Durendal）在石头上砸断。现在“罗兰伯爵躺在一棵松树下，面朝向西班牙……此刻许多记忆都涌上心头；他想到他所征服的国家，想到甜蜜的法国和他的家人，还想到把他抚养长大的查理曼，于是他哭了”。他对上帝举起了他的手套，象征对他的效忠。查理曼到达时，发现罗兰已经死了。没有译文能够译出原文那简朴但属于骑士的特有的威严，而且除了被教导去爱法国并尊崇她的人外，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体会这篇史诗的力量与感情。这一民族史诗几乎连同它的祈祷文，一并为每一个法国小孩所熟知。

约1140年，一个佚名的诗人浪漫地把鲁伊（Ruy）的品格与功绩加以理想化，因而创作了一篇名叫《熙德》的西班牙民族史诗。主题仍然是基督徒的骑士与西班牙摩尔族的斗争，发扬了封建制度下的勇气、荣誉与豁达，战争的光荣而非爱的奴役。由于被忘恩负义的国王驱逐，熙德将妻儿留在一个修道院中，并誓言除非他赢了五场战争，否则永不再与他们团聚。他去攻打摩尔人，因而这篇史诗的前半部充满了荷马诗体的胜利的称颂。在战争中，熙德抢夺了犹太人，把救济品分给穷人，给一个麻风病人东西吃，和他同食共寝，发现他是基督使之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这自然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熙德，但它对史实的歪曲，并不比《罗兰之歌》将查理曼理想化的情形更糟。《熙德》这篇史诗变成西班牙思想与民族自豪感的代表作，上百的民谣都谱出了它的英勇，同时这些叙述多多少少带有历史性。

迄今尚无人能够解释，何以小小的冰岛，在被大暴风雨烦扰并被大海孤立以后，居然在这一个时期产生出与其面积完全不成比例的丰富广阔且光彩夺目的文学成就。这得力于两个环境：一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统的丰富的蕴藏，对任何被隔离的群体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一为一种阅读的习惯或倾听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漫长的冬夜更受喜爱。12世纪，岛上除了修道院的图书馆，还有很多私人图书馆。当写作变成一种惯见的成就时，教士和俗人把种族的这种特性——一度为古代北欧游吟诗人的财产——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

13世纪冰岛最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其财富两倍于被称为“法律的代言人”的共和国总统。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爱生命甚于爱文学，他游历很广，活跃于政治与党争，在62岁时被女婿谋杀。他的作品《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 ）把北欧人的历史和传说，简单明了地加以叙述。他的《埃达散文集》（Edda Snorra Sturlusonar ），给《圣经》的历史作了一个摘要，对北欧的神话作了一个纲要，写了一篇论诗的韵律的论文、一篇论诗的艺术的论文，及具有独到见解的泌尿学的论文。两群敌对的神，借着把口水吐进长颈瓶而获得和平。从这样的吐口水，生出了一个名叫卡瓦西尔的半神半人来，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教人以智慧。卡瓦西尔被几个矮人杀害，这些矮人把他的血和酒混合起来，制成一种甘美的饮料，它给予饮用者歌唱的才能。伟大的神奥丁找到矮人保藏这种美酒的地方，把它全部喝光而飞向天堂。但有些被隐藏的液体，借着一种罕见的方法，自他身上逸向公共喷泉，这神圣的河流对地球喷下一些鼓舞的水花。而那些沾濡到它的人，便感受到作诗的能力。这是一个博学者的胡言乱语，却为人们所乐道。

这个时期的冰岛文学相当丰富，且仍然洋溢着趣味、活泼、幽默及诗的魅力，这种魅力遍及于散文。几百个北欧的传说与英勇故事被写出来，有些很简短，有些像小说一样长，有些是属于历史的，其中大部分掺和了历史和神话。一般说来，它们是一个结合了荣誉与暴力、因争论而起纠纷、因爱而得以缓和的野蛮时代的文明记忆。斯诺利的英勇故事，一再告诉我们北欧骑士们彼此互焚，或焚死自己于他们的大厅中或圣爵里。这些传说中最丰饶的是《伏尔逊人的英勇故事》。其故事的早期形式在《埃达诗集》中即有了；而它的晚期形式，则为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 of the Nibelungs ）。

在《尼伯龙根的指环》里，尼伯龙根是勃艮第的国王；在《伏尔逊人的英勇故事》里，他们是一族矮人，在莱茵河看守一个金库和一枚指环，这些宝物非常珍贵，却会给拥有者带来灾祸和不幸。希格斩死了看守窖藏的龙法弗尼尔（Fafnir）并获得宝藏。在浪游途中，他来到一座四周被火环绕的小山，布伦希尔（Valkyrie Brunhild，奥丁的后裔，半人半兽的女神）正在酣睡。这是“睡美人”故事的一个形式之一。希格为她的美丽所惑，她也倾心于他，于是他们私订终身，然后——就像很多中古的虚构故事中人物的一样——他离开了，并继续他的旅行。在圭基（Giuki）——一个莱茵河的国王——的宫廷里，他发现了公主古德伦（Gudrun）。她的母亲给他喝了一种迷酒，使他忘掉布伦希尔而娶了古德伦。古纳尔（Gunnar）是圭基的儿子，娶了布伦希尔，并带她回到宫中。对希格的忘情，她感到很愤怒，于是让人把他杀了。因为受到良心的责备，她爬上火葬的柴堆，用他的宝剑自杀。

这些冰岛的英雄故事最现代的形式是《被烧的尼亚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Burnt Njal ），系用言语和行为来精微刻画故事的人物，而非以描写叙述人物。故事的结构很好，随着宿命论的发展，经过一连串高潮迭起的事件，发展到故事的悲惨结局——尼亚尔的房子及他自己，妻子帕格索拉（Bergthora）和子孙们，都被由佛罗西（Flosi）所率领的部队纵火焚烧了，并特别描绘尼亚尔子孙们的血腥的报仇：

之后佛罗西……叫尼亚尔出来，对他说：

“尼亚尔主人，我让你出来，因为你在屋里被烧死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出来，”尼亚尔说，“因为我已经老了，却不该向我的孩子报复，但我不愿含辱偷生。”

然后佛罗西对帕格索拉说：“你出来吧，女主人，因为我没有理由让你在屋里被焚。”

“我年轻时即已委身尼亚尔了，”帕格索拉说，“并且答应他——我们祸福同当。”

之后他们回到屋里去。

“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帕格索拉说。

“我们去睡觉，”尼亚尔说，“躺下来；我很久就想要休息了。”

然后她对凯瑞的儿子托尔德说：“我要把你带出去，你不能在这里被烧死。”

“你答应过我，祖母。”男孩说，“只要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们将永不分开。但是我想同你和尼亚尔一起死，比在你们死后仍活着要好得多。”

然后她把孩子抱到她床上，并且……把他放在她与尼亚尔中间。之后，在他们自己及孩子身上画十字，把他们的灵魂交到上帝手里。那就是人们听到他们所说的最后的话。

日耳曼民族迁徙的时代（300—600年），曾经在民族和游吟诗人的混乱的记忆中，交织着无数的社会混乱、蛮勇及残酷的爱情故事。这种故事中有一些带到挪威和冰岛去，而产生了北欧的英雄传说。很多同源的名字和主题，以传说、民谣和北欧英雄故事的形式在德国存在并流传着。12世纪时，一位佚名的德国人把这些材料加以合并与改编，写出了《尼伯龙根之歌》。它是以通行全德国的标准语的一种押韵对句的形式写成，它的叙述是一种原始的热情和异教徒心境的酿造物。

在4世纪的某一时期，国王巩特尔（Gunther）和他的两个兄弟，从他们建筑在莱茵河岸的沃姆斯城堡统治着勃艮第。其妹克丽姆希尔德和他们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美了”。那时国王西格门德（Siegmund）统治着低地国家，他封给他的王子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埃萨滕（Xanten）附近的一大片沃壤——同样在莱茵河岸上。听说了克丽姆希尔德的可爱，西格弗里德不请自来地到巩特尔的宫廷去，在那里大受欢迎，一住经年，却从未看到克丽姆希尔德，虽然她从高窗上看到庭院中青年们互以长矛刺击时，便对他一见钟情。西格弗里德在所有马上长枪比武中武艺超群，并为勃艮第人奋勇作战。当巩特尔庆祝得胜的和平时，他邀请淑女们参加盛宴：

很多高贵的淑女都刻意打扮自己，青年们也极盼望得到她们的青睐，便是国王的封邑也不能取代它……瞧，克丽姆希尔德出现了，就像黎明自乌云中闪现一样；即使因为长久的内心思慕，此时也不再令人厌倦……西格弗里德既感欢欣复觉惆怅，他自忖：“我该怎样向这样的您求婚呢？这不过是虚梦一场罢了！然而我宁死也不愿与你形同陌路。”……当她看到这位品格高尚的男士站在她面前时，她的脸色显得兴奋而激动，因而说：“欢迎，西格弗里德爵士，高贵的骑士和好人。”听到她的话，他勇气倍增。他恰如其分地优雅地向她鞠躬致谢。于是爱情紧系住他俩，彼此眉目传情。

未婚的巩特尔听人说过冰岛女皇布伦希尔，但是她——他已听说过——只倾心于能通过她三种艰难考验的人。如果他有一项不能成功，就得被砍头。如果国王愿意将克丽姆希尔德嫁他为妻，西格弗里德同意帮助巩特尔赢得布伦希尔。由于浪漫情绪的影响，他们迅速而安稳地渡过大海。西格弗里德利用一件魔术披肩隐形，帮助巩特尔通过考验，于是巩特尔把并不心甘情愿的布伦希尔带回家做新娘。86名少女帮助克丽姆希尔德缝制她富丽堂皇的衣服。在双重盛大的婚礼中，巩特尔与布伦希尔成婚，而西格弗里德则和克丽姆希尔德入洞房。

但是布伦希尔看到西格弗里德，觉得他，而非巩特尔，才是她的良配。当巩特尔在新婚之夜进洞房时，她拒绝同房，用绳结把他缚住并把他吊在墙上。巩特尔脱缚之后，向西格弗里德求助。这位英雄在第二天夜里，假冒巩特尔躺在布伦希尔身旁，而巩特尔藏在黑暗的房间里，听到声音但看不见任何东西。布伦希尔把西格弗里德扔下床，发出一种没有规则的骨头压碾时的嘎吱声和头碰头所发出的噼啪声的交响。“啊！”在争斗中他自言自语说，“假如我丧生于一个妇人之手，那所有的妻子都将永远看轻他们的丈夫了。”布伦希尔最后终于被降伏了，并且答允守妻子的本分。西格弗里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去，带走了她的腰带和指环。巩特尔换上来，躺在精疲力竭的皇后身边。西格弗里德把腰带和指环送给克丽姆希尔德做礼物。他带她去见父亲，他的父亲封他为低地国国王。凭借尼伯龙根指环的财富，西格弗里德允许他的妻子及她的宫女们刻意打扮，她们的服装远较以前妇女的穿着更为华丽。

过了一段时间，克丽姆希尔德去沃姆斯拜访布伦希尔。布伦希尔妒忌克丽姆希尔德穿着的华丽，提醒她说，西格弗里德是巩特尔的家臣。克丽姆希尔德加以反驳，拿出腰带与指环给她看，作为西格弗里德而非巩特尔征服她的证据。哈根（Hagen）——巩特尔的愁苦的同母兄弟——怂恿他反对西格弗里德。他们邀请他参加一次狩猎，当他在小河边屈身饮水时，哈根用长枪将他刺死。克里姆希尔德眼见她的英雄死去，“不省人事地昏厥了整天整夜”。因为她是西格弗里德的寡妇，她继承了尼伯龙根的财宝。但哈根说服巩特尔，将其从她手里夺过来。他的兄弟们，巩特尔和哈根，把它埋在莱茵河里，发誓永不泄露藏宝的地方。

13年来，克丽姆希尔德一直在深思如何向哈根和她的哥哥报仇，但苦于没有机会。她接受鳏居的匈奴国王伊特吉尔（Etzel）的提亲，迁居维也纳成为他的皇后。“由于伊特吉尔的统治声名卓著，最勇敢的骑士——基督徒或异教徒——不断地归向他的朝廷。人们在那里看到前所未有的事——基督徒与异教徒和睦相处，无视信仰的不同。国王给予他们的是无比的自由，因此他们都很富足。”在这里，克丽姆希尔德“贞洁地统治”了13年之久，似乎放弃了复仇。事实上，她请求伊特吉尔邀请她的哥哥和哈根参加一次盛宴。他们不顾哈根的警告而予接受，但是带来了一队武装的从仆和骑士。正当王室的兄弟哈根和骑士们在伊特吉尔大厅享受匈奴朝廷的殷勤款待时，外面的仆从在克丽姆希尔德命令下全部被杀。哈根得知后，跳起来拿武器。一场恐怖的战斗在勃艮第人与匈奴人之间发生了。哈根首先打掉了奥特里伯（Ortlieb）——克丽姆希尔德和伊特吉尔5岁大的儿子——的脑袋，并把那个脑袋掷到克丽姆希尔德的膝上。当所有勃艮第人死亡殆尽时，杰尔诺特（Gernot）——克丽姆希尔德和巩特尔的兄弟——请求伊特吉尔让残存的访客逃离大厅。匈奴骑士们也想如此，但克丽姆希尔德不许，因此杀戮继续着。她的幼弟吉索赫尔（Giselher），当西格弗里德死时，为一个年方5岁的无知小孩，向她请求说：“最正直的姐姐，何以我该死于匈奴人之手呢？我从来就忠实于你，也没有伤害过你。我骑马到这里来，亲爱的姐姐，因为我信任你的爱。你一定要大发慈悲。”她同意如果他们把哈根交出来，就让他们逃生。上帝不许！杰尔诺特高声叫道：“我们宁死也不愿意交出一个人来赎回我们。”克丽姆希尔德把匈奴人引出大厅，而把勃艮第人锁在里面，并叫人纵火焚烧。因太热且口渴而疯狂，那些勃艮第人痛苦地狂呼乱叫。哈根劝他们饮死人的血来止渴，他们照做了。有些人从燃烧着倒下来的横木中冲出来。战斗在天井中继续进行着，一直到勃艮第人只剩下巩特尔和哈根。一位哥特人迪埃特里希（Dietrich）制服了哈根，将他缚着带到克丽姆希尔德面前。她问他尼伯龙根宝藏的所在。只要巩特尔活着，他拒绝回答；巩特尔也同样被俘，在克丽姆希尔德的命令下被杀，他的脑袋被带到哈根面前。但哈根仍然反抗她：“现在，除了上帝和我，没有别人知道宝藏藏在什么地方了。而你，一个恶毒的女人，永远无法知道得更清楚了。”她夺取哈根的宝剑把他刺死。然后一位哥特的战士希尔德布兰德，因为厌恶她那嗜杀的欲望，而将克丽姆希尔德刺死。

这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恐怖故事。我们若是从他们的宴会、马上比武、宜于妇女的事务的上下文中仅选取最悲惨的时刻，是有些不公平的。但这是中心的与凄苦的主题——一个温柔的少女，因为罪恶的经验而变为凶恶的谋杀者。奇怪的是，故事里并没有留下多少对基督教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希腊式的悲剧——希腊人不愿让暴行出现在舞台上。在这种罪恶的溪流中，几乎一切封建的德行，甚至连主人的待客之道都不存在了。

法国的抒情诗人

11世纪末，当我们原该期待欧洲的文学会因十字军的宗教热忱而增异彩时，在法国南部成长起了一个抒情诗的学派，它是贵族化的、异端的、反教士的，深受阿拉伯的影响，同时借着亚当与夏娃受引诱而吃禁果堕落的理论，表露出女人克服了所受的惩罚。这种诗的风格，随着阿基坦的埃莉诺，自图卢兹移至巴黎和伦敦，俘获了他的儿子理查一世的“狮心”，创造出德国的抒情诗人，并且塑造出影响但丁的意大利的“清新体”（dolce stil nuovo）。

这种风格初兴时，埃莉诺的祖父——威廉九世——波亚图伯爵（Count of Poitou）及阿基坦公爵占有一席之地。这个鲁莽的伶俐少年，在11岁时就发现他自己实际上是西南部法国的独立统治者。他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奏出凯歌。可是，就像在他那受异端邪说影响的国土里很多的贵族一样，他很不尊敬教会，并且对教会的教士们做了一些放荡的嘲弄。一部古老的普罗旺斯的传奇，把他描述为“世界上最风雅的人，最伟大的骗子；一位勇敢的骑士，多风流韵事；擅长歌唱与写诗；有很长一段时间漫游全国欺骗淑女们”。虽然已经结婚，他仍挟持美丽的沙特洛子爵（Viscountess of Chatellerault），并在大众的公开非议中与她同居。勇敢的、秃头的昂古莱姆主教请求他结束他的恶行，他回答：“一旦你的头发需要梳子时，我就会把子爵抛弃。”被逐出教会后，有一天他碰到波蒂阿的主教。“赦免我吧，”他说，“否则我会杀死你。”“杀吧。”主教回答，并把脖子伸出来。“不，”威廉说，“我不会爱你爱到把你送上天堂乐土的程度。”这位公爵创立了一种献给贵妇人的爱情诗的风格。他言行一致，活得不久，但很愉快，在56岁时去世（1137年）。他把广大的领土及对诗和爱情的嗜好留给埃莉诺。

她在图卢兹把诗人聚集在她周围，而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她和宫中的美女，及由她们的魅力而产生的狂热歌颂。贝尔纳·文塔多尔（Bernard de Ventadour）的诗与彼特拉克与相较，似乎略逊一筹。在诗中，他赞美文塔多尔女子爵的可爱。她对他非常认真，因此她的丈夫不得不把她关在城堡的高塔上。贝尔纳受到鼓励，转往歌颂埃莉诺本身的华丽，并跟随她到鲁恩去。当她接受两个国王的爱情时，他挖空心思写了一首著名的挽歌。30年后，抒情诗人贝特朗德·博尔恩成为理查一世的心腹朋友与情敌，因为他们都是当代第一美人玛尔提格纳斯（Martignac）的玛恩兹（Maenz）夫人所爱的人。另外一位抒情诗人皮埃尔，随同理查参加十字军，毫发无损地归来，在恋情与贫困交替中生活和写韵文，最后从图卢兹的雷蒙六世伯爵处获得一笔财产。我们也知道另外446个抒情诗人的名字，但从这四位，我们可以判断他们是属于无拘无束又和谐的一群。

有些是喜爱音乐的漂泊者，大多数是有歌唱天才的次等贵族，其中有四位国王：理查一世，腓特烈二世，阿方索二世，阿拉贡王国的佩德罗三世。整整有一个世纪（1150—1250年），他们支配着南部法国的文学，同时将礼貌和温文尔雅融入战争暴行和骑士精神中，而形成一种贵族特有的气质。抒情诗人的语言是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北部的韵文小说。他们的名字是一个谜，抒情诗人（troubadour）也许是从罗马字trobar变来的，意指“发现”或“发明”，就像意大利的“trovatore”是从“trovare”变来一样的明显。但有人认为它是从阿拉伯字“tarraba”变来的，它的意思是歌唱。他们称他们的艺术为gaisaber或gayaciencia，意思是“快乐的智慧”；但是他们把它看得过于严肃，因而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诗与音乐的训练，及对女人献殷勤的方式与言词的训练。他们穿得像贵族一般，炫耀一件饰满金刺绣与价值昂贵的皮斗篷，经常穿着甲胄骑在马上，进入比武场参加马上比武。为了女人，他们用笔或用长矛为其生命而战。他们只为贵族创作。通常他们为自己的抒情诗作曲，雇用行吟诗人在宴会上或比武场上歌唱，但是他们自己常常弹维忽拉，借一首歌来抒发热情。

也许热情是一种文学的形式，热烈的渴望、天堂的实现、抒情诗人悲惨的失望，是诗天生具有的特色。贵族之间的婚姻通常会使财产发生转移，因此罗曼史必然在婚后发生，就像法国的小说一样。中古文学的恋情除了少数例外，都是法理所不容许的爱情故事，自南欧的弗兰切斯卡和贝雅特丽齐，到北欧的伊索尔德（Isolde）和圭尼维尔（Guinevere），都是如此。因为一般人无法接近已婚淑女，于是产生了抒情诗人的诗。要把已经实现了的愿望浪漫化是很困难的，而没有磨难，便无法写出诗来。我们听说有少数抒情诗人接受他们的抒情对象，即淑女们的极端的恩宠，但这是一种对文学成规的破坏，通常诗人都是以吻手或手的接触来满足渴望。这种抑制倾向于文雅的行为，因而在13世纪抒情诗人的诗——或许受到崇拜玛利亚的影响——从耽于肉欲渐变为一种几乎是精神的优美。

但他们很少是虔诚的。他们对不人性的贞节观的不满，使他们与教会不睦。他们中有些人以诗文嘲骂职位甚高的教士，讪笑地狱，为阿尔比异端辩护，并庆祝不虔敬的腓特烈的胜利——当时神圣的路易却失败了。圭伦·阿德玛尔（Guillem Adémar）赞许一位十字军，仅因他不守夫道。雷蒙·乔登（Raimon Jorden）喜欢同所爱的人共度良宵，甚于上帝答应过的任何超凡的乐园。

对于抒情诗人而言，作诗的形式远比道德的戒条重要。canzo 是一首爱情歌；plante 是为一个朋友或爱人死亡而作的挽歌；tenson 则是一个押韵的关于爱情、道德或骑士精神问题的辩论；sirvente 是一首战争、党争或政治攻击的歌；sixtine 是一种复杂的有韵的6音节的连续，每6行一韵，它由阿尔劳德·丹尼尔（Arnaud Daniel）发明，而为但丁所大为赞美的；pastourelle 是一位抒情诗人与牧羊女之间的对话；aubade 或alba，是一首黎明之歌，通常警告爱人们白昼即将来临；serena 或serenade是一首黄昏之歌；balada 是一个用韵文写成的故事。以下是一首佚名的黎明之歌（aubade ），部分借助12世纪的朱丽叶之口说出：

花园里遍布着白色荆棘的叶子，

淑女的身边紧偎着她的爱人，

直到把守人说天已黎明——啊！令人忧伤的黎明！

噢，上帝！噢，上帝啊！何以黎明来得这么早哟！

“求您上帝，永不要让夜，亲爱的夜停止，

也不要让爱人和我分离，

更不要让把守人高喊‘天已黎明’！啊，黎明破坏了宁静！

噢，上帝！噢，上帝啊！何以黎明来得这么早哟！

“美丽的朋友和爱人，你的双唇！再让我们接吻吧……

瞧，草地上有鸟儿在歌唱。

我们所有的是爱，而猜忌则为痛苦！

噢，上帝！噢，上帝啊……何以黎明来得这么早哟！

“远处吹来的甜蜜的风

令我深深呼吸着我爱人的气息，

而，我的爱人如此可亲而快乐。

噢，上帝！噢，上帝！何以黎明来得这么早哟！”

这女子既美貌又体贴，

她优美的仪态为众人所瞩目。

她爱情的坚贞决不改变。

噢，上帝！噢，上帝啊！何以黎明来得这么早哟！

13世纪，抒情诗人在法国的活动接近尾声，部分由于它在形式与感情方面不断加入人为之事，部分由于阿尔比十字军蹂躏法国南部。因为在那个多事之秋，很多让抒情诗人藏身的城堡没落了。而当图卢兹本身遭受一次双重的围攻时，阿基坦的武士秩序便荡然无存了。有些歌唱家逃往西班牙，有些则逃往意大利。在13世纪后半期，爱情抒情诗的艺术又复生了，但丁、彼特拉克便是抒情诗人的后裔。他们豪侠作风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塑造骑士精神的礼法，并将北欧的野蛮人改变为绅士。文学从此之后深受那些精妙的歌曲的影响；也许爱情从他们的赞美中，带有一种更美的味道。

德国的抒情诗人

抒情诗人的活动由法国传播到德国南部，在霍恩施陶芬王室的黄金时代里盛极一时。德国的诗人被称为minnersanger（爱情的歌唱者），他们的诗与当代骑士精神中的爱情服务（minnedienst）与女士服务（frauendienst）是一致的。我们能知其名的游吟诗人超过三百名，还有很多他们留下来的诗。他们有些是属于较下层的贵族，大部分都很贫困，并依赖王室与公爵的赞助。虽然他们遵守一种严格的诗韵与诗律的规定，他们之中很多都是文盲，他们短歌（Lieder ）的用字与音乐都以口授。德国“诗”之一词，Dichtung ，即为口授的意思。通常他们让游吟诗人为他们唱歌，有时他们自己也唱。我们听说过一次伟大的歌唱比赛是1207年在沃尔特堡举行的，据说坦豪泽（Tannhuser）和埃申巴赫也参加了比赛。坦豪泽是较晚的一位抒情诗人，由于稗史的记载，而与坦豪泽武士混为一谈，他从维努斯贝格（Vcnusberg）逃到罗马，瓦格纳据此写了一出歌剧。足足有一个世纪之久，抒情诗人帮助提高了德国妇女的地位，因而贵族的淑女们变成了文化的生命与灵感，它较德国在席勒和歌德时代更为文雅。

霍格怀德（Walther Vonder Vogelweide）因为写了爱情歌曲而被归类为游吟诗人，但埃申巴赫和他的《帕尔齐瓦》（Parzival ）也许用罗曼史的标题来看较佳。“草原之鸟”瓦尔德·霍格怀德，1170年前出生于提洛尔某地，受封爵士，但十分贫穷，因为沉溺于诗的写作而每况愈下。我们发现他20岁时，为了能食以果腹而在维也纳的贵族们家里鬻卖诗歌。在那些年轻的岁月中，他虽为敌对者所反对，仍用一种诉诸感觉的自由描写爱情。他的《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 ）对于今日的德国而言，仍是极其珍贵的：

菩提树下，

石楠枝上，

为我俩备有一床；

这里你可以看到，

缠绕在一起的，

破碎的花瓣和捣烂的草。

传自山谷中的丛林

当哒啦台！——

夜莺甜蜜地歌唱。

我快步走向彼处穿越森林小空地；

爱人已先我而到。

我沉溺其中，

最快乐的少女！

因我而感到永远幸福。

在这里，她曾吻我无数——

当哒啦台！——

看我的双唇，它们何其红润！

那儿她设计着

在愉快的匆忙中

予我俩一个百花怒放的园亭

那定然仍是

一个逐渐黯淡的笑话

对那些循同样道路

而在某天看到那地方的人而言——

当哒啦台！——

我的头枕在玫瑰丛中。

我将多么羞愧

倘若有人

（现在老天保佑）就在这附近。

我俩躺在那儿，

但无人得知

除了爱人和我，

及那小夜莺——

当哒啦台！——

它，我知道，是不会造谣的。

当他的年龄逐渐增长时，理解力也趋于成熟。他开始了解妇人的魅力与优美，远较发育期中的肉体为美，而婚姻结合的酬报似乎远比各种表面的挑逗更为丰富。“快乐的男人，快乐的女人，他们彼此真诚相待；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增加了；他们年年幸福，日日快乐。”他反对那些擅长颤音歌唱的同伴以阿谀来溢美朝廷里的淑女们；他宣布妇女（wip）是一个比淑女（vrouwe）更崇高的称呼，好妇女和好男人才是真正的高贵。他认为“德国的淑女们美如神的天使，任何毁谤她们的人，必定是在胡言乱语”。

119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去世。直到腓特烈二世成年为止，德国饱受一个世纪的纷乱之苦。贵族对文学的资助减少了，因而霍格怀德从这个朝廷流浪到那个朝廷，为了生活不快乐地歌唱，并与吵闹的耍把戏者和没有适当自尊心的小丑互相竞争。在帕萨主教沃尔夫格账单上的一个项目写道：“五枚金币，1203年11月12日，送给霍格怀德买件皮大衣御寒。”这是一种双重的基督徒式的行为，因为霍格怀德是一个热心的保皇党员，弹着他的七弦琴反对所有的教皇，公开指责教会的腐败。然而他是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谱了一曲有力的《十字军之歌》（Crusader’s Hymn ）。但有时他能够超越战争，而视所有的人如兄弟：

人类源于一个处女；

我们的外表与内在全然相似；

我们的口因吃相同的食物过多而觉厌腻；

而当他们的骨头埋入土中，

你说，谁能一眼即瞧出其生平，

现在谁是农奴，谁是武士，

虫不是已将他们的尸体啮尽无余？

基督徒、犹太人及异教徒，全相同，

而上帝一直在照顾所有的创造物。

饱经25年的流浪与贫穷后，霍格怀德自腓特烈二世处接受了一份产业与一笔收入（1221年），而足够维持他残余七年的花费。他衰老又多病，以致无法继续参加十字军，他请求上帝宽恕，因为他无法爱他的敌人。在一篇遗嘱中，他遗赠他的财产：“把我的恶运送给嫉妒的人，把我的忧愁送给撒谎的人，把我的愚笨送给虚情假意的情侣，把我内心的痛苦送给淑女们。”他被葬在维尔茨堡大教堂，在附近有一座纪念碑，显示了德国对当时最伟大的诗人的感情。

在他之后，抒情诗人的活动失去了其本身狂妄的艺术特质，而分担了腓特烈二世垮台后残破的德国的灾难。乌尔瑞希·李希田斯坦（Ulrich von Lichtenstein）在他用诗写成的自传《妇女服务》（Frauendienst ）中说，他是怎样在一切以“妇女服务”为观点的情况下接受教养的。他选了一个淑女做他的女神，把他的兔唇缝起来以缓和她的憎恶，并在马上比武大会上为她而战。当被告知她讶异于他仍然拥有一根她认为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应该失去的手指时，他砍下那使她不快的手指当作贡品送给她。饮用她洗过手的水时，几乎因愉快而昏厥。当他幸运地接到她的一封信，在尚未找到某个他可以信任为他秘密读信的人之前，他把它带在口袋里几个星期之久，因为乌尔瑞希不会阅读。为了获得美人的青睐，他穿着乞丐的衣服杂在麻风病患者中间，在她的门口等了两天。她接受了他，而当发现他缠绕不休时，她叫人用床单把他从窗口丢到地下去。从此，他有了一个太太和几个孩子。

抒情诗人的活动在亨利克·梅森（Henrich von Meissen）时，以某种尊严的态度结束了，他的尊敬妇人的歌，使他赢得了“妇女崇拜者”（frauenlob）的诨号。当他于1317年在美因茨逝世时，全城的淑女为他送葬，并唱着音调和谐的挽歌，把他葬在大教堂里，并在他的棺木上浇了很多酒，使整个教堂弥漫着酒香。在他之后，歌唱的艺术在武士的手中没落，而为中产阶级所接纳。崇拜淑女的浪漫心情已成为过去，在14世纪，由粗俗的乐事与诗乐会会员来继承，这是向帕纳索斯正式宣告中产阶级的兴起。

浪漫与爱情故事

在浪漫故事方面，中产阶级业已占有了这块园地。就像贵族的法国和意大利抒情诗人为南部法国和意大利淑女们写精妙的抒情歌一样，在法国北部的出身贫贱的诗人——法国人熟知他们为叙事诗人（trouvère）——以爱情与战争为题材作诗，照亮了中上阶级的黄昏。

叙事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ballade（三节联韵诗）、lai（八音节联韵短篇故事）、chanson de geste（武功歌）及Roman（浪漫故事）。短篇故事的一些可爱的代表作，已经由一个法国与英国皆公认为最伟大的女诗人留给我们。法国人玛利（Marie de France），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1154—1189年）从布列塔尼到英国去居住。在亨利的建议下，她把布列塔尼半岛的一些传说，用一种不亚于抒情诗人的优美的词句与感情以韵文谱出。她的一首抒情诗之所以被节录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它主题的不寻常——活着的被爱的人，对死去的爱人的悼念；另一方面则因为它的译文精美：

在这之下是否有个爱你的人，

经过整个冬夏而始终不变？

在下面你可曾找到任何可爱的少女

在墓中与你长相厮守？

难道死者的长吻比我过去惯常的吻

更为温馨——

或是你已去了某个遥远的极乐天堂

而完全忘记了我？

是什么柔和迷人的酣眠

使你处于某个舒适的旅途？

是什么动人的死亡令你

日夜沉醉在奇异的诱惑之中？

草地之下的一方土地，

没有阳光和阴凉，

但这世界远离于我，唉，

在这之下即是你躺着的地方……

那里你将如现在一样躺着，

虽然，在上面的世界，

另有人如你所曾活过那般活着，

如你所曾爱过的爱着。

菩提树下不是很甜蜜吗？

那不是些温暖的日子，充满了

漫长的、神秘的、金色的

远比爱情与生命更美好的宁静？

宽大、古怪而芬芳的树叶像双手般

编织着美好的日子，

编织着无一青春小鸟能忍受的睡眠。

而死亡却为你编织了睡眠。

阵阵奇异、馥郁的微风声

在早晨与午间令人陶醉；

在那里你必已发现

死亡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晕厥。

你不再因我所

惯说或唱的一句话而拥抱我；

啊，你定早已听闻

许多更甜美的事情。

因锦绣大地必已映入你的心湖

且移信心于花朵；

而和风，经由不忠的时间

一点一点地，偷去了你的灵魂。

一定有许多柔弱的种子

在部分妥协的思想园地中生了根，

迎着太阳开出花朵

那是其他所未曾生长过的；

而无疑，也有许多热情的色彩

使那地显得更美，

竟让你的热情

在地下不忠于我。

武功歌，也许最初是以一种民歌或短抒情诗的连续的形式出现的。编年史经常记载了历史的中心部分，诗人撒下了一片幻想的冒险故事之网，从10或12音节的行数，到只有北欧的冬日黄昏才能支撑的长度。《罗兰之歌》是这种类型的一个先驱。法国传奇颂里最受崇拜的英雄是查理曼。他在历史上是很伟大的，叙事诗人们在诗中把他提高到几乎是超自然的伟人；他们把查理曼在西班牙的失败，改写成一种光荣的征服，并把他的胜利的远征，转送至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去，他的传说中的白色长髯庄严地随风飘拂，就像《贝奥武夫》（Beowulf ）和《尼伯龙根之歌》随声附和民族迁徙的“英雄时代”一样，所以这些武功歌反映出封建时代的主题、道德和心境。不管他们的主题、情境或时间为何，他们是在封建气氛中具有封建的动机，披有封建的外衣的。他们不变的题材是战争——封建的、国际性的、各种宗教之间的战争；而在他们的战乱的恐惧中，妇女与爱情仅占一次要的地位。

由于社会秩序的改善，妇女的地位随着财富成长而上升，战争为爱情所取代，使之成为叙事诗人主要的题材，12世纪，武功歌被浪漫故事所取代。妇女跃上了文学的王座，并保持了数个世纪之久。Roman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是指任何早期的用法文所写的作品，因其被视为罗马的遗产，而被称为 Roman。爱情故事，并不叫作 roman，因为他们是罗曼蒂克的。某种感情之所以更适当地被叫作罗曼蒂克，是因为他们在法文的 roman里相当多。《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 ）、《特洛伊的故事》（de Troie ）或《列拿狐》（de Renard ），它只是指一朵玫瑰的故事、特洛伊的故事或狐狸的故事而已，是用早期的法文写成的。我们可以把浪漫故事的起源，归之于武功歌与抒情诗人谄媚的感情所交织而成。他们的一些材料也许得自诸如赫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所著的《埃塞俄比卡》（Ethiopica ）之类的希腊浪漫故事。有一本在4世纪被译成的拉丁文的希腊书，有很大的影响——虚构的亚历山大传记，被误为是他的官方的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所写。亚历山大故事在中世纪欧洲及东方说希腊话地区的一切成套的浪漫故事中，大为流行和大量传颂。西方这种故事最美好的形式是《亚历山大故事》（Roman d’Alixandre ），约1200年由叙事诗人兰伯特·里托尔斯（Lambert li Tors）和贝尔纳伊（Bernay）的亚历山大所写，它是有2万行12音节的“亚历山大体”诗。

更富于变化和柔情的，则是同一主题的一系列浪漫作品——法文的、英文的和德文的——都脱胎于特洛伊被围的传说。在这里，灵感主要来自维吉尔而非荷马；狄多（Dido）的故事已经是一篇浪漫故事；而那些自不该失败的战役中逃出的特洛伊人，不是都已定居在法国、英国及意大利了吗？约1184年，一位名叫伯努瓦·圣莫尔（Benoit de Ste.-Maure）的法国叙事诗人，用3万行的诗重述特洛伊的传说《特洛伊传奇》（Roman de Troie ），该诗被译成12种语言，并成为很多文学作品袭仿的对象。在德国，埃申巴赫写下他的《布科·冯·特罗亚》（Büche von Troye ），用伊利亚特的形式写出。在意大利，薄伽丘从伯努瓦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写作了叙事长诗《菲洛斯特拉托》；在英国，诗人莱亚门（Layamon）的《布鲁特》（Brut ），用32万行的诗描写布鲁图（Brutus）——虚构的埃涅阿斯的曾孙——建立伦敦的故事；而伯努瓦又启迪了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 ）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中古浪漫故事第三个伟大的成套的诗歌作品是亚瑟王的传说。我们有明显的理由相信亚瑟是一个英国的基督教贵族，他在2世纪反抗入侵的撒克逊人。谁把他和他的武士们转变成脍炙人口的传奇小说？谁创造了高文（Gawaine）、加拉哈（Galahad）、珀西瓦尔（Perceval）、墨林、圭尼维尔（Guinevere）、朗斯洛（Lancelot）、特里斯塔拉姆（Tristram）这些信奉基督教的圆桌武士及圣杯的神秘故事？讨论了一个世纪，还是没有确定的答案。有关亚瑟王最古老的参考，是在英国的年代纪作者的作品中，这种传说的某些重要部分，出现在南尼厄斯的《编年史》里（976年），蒙茅斯的杰弗里在《英国史》（1137年）中加以渲染。杰弗里的记事被泽西（Jersey）的一个叙事诗人译成法文诗（1155年）。在此我们首先发现了圆桌武士的故事。最古老的罗伯特·瓦斯（Robert Wace）传说片断，也许是一些威尔士故事，现被收集在《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 ）里。发展为故事后，最古老的手稿是法文。亚瑟的朝廷和圣杯，大家都同意设在威尔士和西南部的不列颠。最早用散文把这种传说完全叙述出来的，是一件英文手稿，由一位牛津的副主教沃尔特·麦普（Walter Map）所写，但并不能完全确定。这种成套的英雄诗歌故事最古老的韵文格式，出现于特鲁瓦的克雷蒂安的《传奇故事》（Romans ）中。

关于克雷蒂安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像亚瑟一样的少。在他的早期文学生涯中，他写了一本名叫《特里斯坦》（Tristan ）的书，现在已经失传。它被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女儿女伯爵玛丽（Marie）看到了，而显然地引起了她的一种遐想。玛丽于是邀请他到特鲁瓦她的朝廷中去，做她的桂冠叙事诗人。在她的赞助之下（1160—1172年），他用每行8音节的有韵对句写了4个冒险故事：《艾雷克与恩尼德》（Erec et Enide ），《克利杰斯》（Cligès ），《伊瓦茵》（Yvain ）和《货车武士》（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 ）——没有尊贵的头衔给予朗斯洛故事的这位“完美武士”。1175年，在佛兰德斯伯爵菲利普的朝廷中，开始他《圣杯与珀西瓦尔》（Conte del Graal 或称Perceval le Gallois ）的写作，共写了9000行，后来另外一位作家补充至6万行。这些故事的艺术气氛呈现在艾雷克（Erec）的开始：

在一个复活节日，亚瑟王在喀地干（Cardigan）举行觐见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富裕的朝廷；这么多有德的武士在那里，他们强壮、无畏而勇敢，还有富有的贵妇与少女们及国王温柔而美丽的女儿们。但在那天散朝之前，国王告诉武士们，他希望明天去猎“白牡鹿”，以遵循应有的古老的习俗。当我的主人高文听到这话，十分不快，便说：“陛下，这次狩猎您将得到的不是感激，也非善意。我们大家很早就晓得‘白牡鹿’这习俗的意义！能杀死‘白牡鹿’的人必须吻您朝廷里最漂亮的少女……但这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里有500位出身高贵的少女……其中没有一位不是拥有一个无畏而勇敢的武士，他已很满意，不管对错，谁是他的淑女，谁就是他们心中最漂亮最温柔的。”“那我很清楚，”国王说，“但我不愿停止那件事……明天我们全都会很高兴地去猎牡鹿。”

在朗斯洛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他，作为一个完美的爱人是永远服从的，会迅速而愉快地使他的女主人愉快……痛苦对他而言是甜蜜的；因为爱神指引他前进，缓和并减轻他的痛苦”。然而女伯爵玛丽对爱情有一种富弹性的观点：

如果武士发现少女或被弃的女子单独一人时，若他关心自己的美名，则不会自取灭亡的对她采取不名誉的行为。而如果他强暴了她，他必在每个朝廷中永远受辱。但是，少女在他的护卫下，可以被另一位向他挑战的人赢入怀中，之后这个另外的武士可以随意和她玩乐，而毫无羞愧和受责备。

克雷蒂安的诗很优美，但嫌纤弱，而且它们乏味的冗长与我们现代的简短相比，很快便令人觉得厌烦。他是第一个对武士的理想做完整的描述而享有声名的，在他所描绘的朝廷中，礼貌与荣誉，勇敢与忠诚的爱，似乎远比教会与教条重要。在他最后的冒险故事里，克雷蒂安借着增加“圣杯”的故事，而将亚瑟王的一连串英雄故事提高到一种更高贵的位置。“圣杯”这个字导源于拉丁文“ Crater”（杯子），但这是一个不能肯定的假设。亚利马太城的约瑟写成这故事，说他见到有些血从钉死基督的十字架上，滴落在这个基督在最后晚餐饮水用的杯内。约瑟或他的后裔，曾经把这个杯子和永恒的血带到不列颠，被一个生病的遭拘禁的国王藏在一个神秘的城堡内，只有身心极为纯洁的武士才能找到它。在克雷蒂安的故事中，圣杯被高卢人珀西瓦尔寻回；在英文传说的形式中，则是由加拉哈所寻回，加拉哈是不纯洁的朗斯洛的毫无瑕疵的儿子。在两种版本中，找到圣杯的人都把它带回天堂。德国的埃申巴赫把珀西瓦尔改变为帕尔齐瓦（Parzival），并以著名的中古形式写出这个故事。

沃尔夫拉姆·埃申巴赫是一个巴伐利亚的武士，他冒着挨饿的危险写诗，得到图林根的伯爵赫尔曼（Hermann）的赞助，在沃尔特堡住了20年，写出了13世纪最卓越的诗篇。他一定是用口述的，因为我们确信他不识字。他宣称他的《帕尔齐瓦》故事不是源于克雷蒂安，而是源于一个名叫基奥特（Kiot）的法国普罗旺斯的诗人。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诗人，也不知道克雷蒂安（1175年）与沃尔夫拉姆（1205年）之间关于这种传说的其他版本。在沃尔夫拉姆的16“卷”诗中，有11卷似乎是根据克雷蒂安的《圣杯与珀西瓦尔》。善良的中世纪基督徒与公正的武士们，对于承认他们的文学债并不觉得有强迫感。但是冒险故事的内容，都觉得应该是大众的财产。任何人只要能加以改进，都可被原谅地借用它，因此沃尔夫拉姆改写了这个故事。

帕尔齐瓦是安茹一个武士与女王赫尔泽莱德（Herzeleide）所生的儿子，女王是第一个看守圣杯的提图瑞尔（Titurel）的孙女和正在患病的国王阿姆佛塔斯（Amfortas）的姐妹。在她快要生帕尔齐瓦之前，获悉丈夫在武士决斗中丧生。她决心不让帕尔齐瓦如此早逝，便在乡僻的地方将他抚养长大，不让他知道自己有皇室血统，并且不让他习武：

之后她的人民极为悲伤，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这种训练并不适于一个强大的国王的儿子。

然而他的母亲将他藏匿在荒凉的林地峡谷，

并未思及，在她的爱恨交织中，如何伤害到皇儿。

她不给他武士的武器，除了类似的儿童玩具

他在丛林里工作，并逐渐习惯于孤独的生活方式。

他制了一把弓及许多箭，用它们自得其乐，

当鸟儿在茂盛的树梢歌唱时。他将它们射下来

但当森林中死亡的鸟儿躺跳在他脚下时，

他惊讶而沉默地垂下高贵的头，

在孩子气的愤怒伤悲下撕扯他金黄色的头发。

（因为我十分清楚，全世界的儿童从未有一个如此公正）……

然后他想到，他的手永远停止时动听的音乐，

甜美震颤着他的心灵，使他内心充满哀伤。

帕尔齐瓦健康地长大成人，而不知其身世。有一天他看见两个武士在路上走，惊叹于他们发亮的甲胄，认为他们是神，而在他们面前下跪。当他得知他们不是神而是武士时，他决心要像他们一样光彩。他离开家去寻找封人为武士的亚瑟王，他的母亲在他离开后因忧伤而去世。在途中，帕尔齐瓦偷吻了一个熟睡的女公爵，偷了她一条腰带和戒指，这一行为的污点使他蒙羞了几年之久。他遇见了红武士伊瑟（Ither the Red Knight），他促使红武士向亚瑟王挑战。被介绍给亚瑟王之后，他向国王请求迎接那次挑战。他回到伊瑟那里，以初生之犊的好运杀死了他，穿上他的甲胄，并骑马离开，去寻找冒险。在夜里，他请求格纳曼（Gurnemanz）的招待。这位年老的男爵很喜欢他，教他封建战斗的技巧，并给他武士的忠告：

对那些陷在困境的人要怜悯，要仁慈、慷慨与谦虚。一个杰出的人在困境时羞于乞求，预备所需……要谨慎，既不奢侈，也不吝啬……不要多问问题，也不要拒答适当的询问。多看多听……恕宥屈服的人，不管他对你做了什么错事……要有男子气概并保持愉快，要尊敬和爱护妇女，这可以增加一个青年的荣誉。要自强不息——那是男子汉的一部分。减少对出卖真挚情感之人的赞美。

帕尔齐瓦再度出发，解救了被困的孔德维拉穆尔（Kondwiramur），并娶了她；他向她归来的丈夫挑战，杀死了他，然后留下妻子去寻找母亲。碰巧他来到收藏圣杯的城堡，被看守城堡的武士招待，看到了圣杯（一个贵重的宝石制品），而想起了善良的格纳曼的忠告——对有魔力的圣杯或生病的国王不问问题，他并不晓得国王就是他的舅舅。翌晨，他发现整座城堡空无一人。他骑着马离开了，背后的吊桥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拉起，像是禁止他再回来。他重回并加入亚瑟王的宫廷，在欢迎仪式中，女预言家昆德莉（Kundry）控告他无知与无礼，因为他没有探问阿姆佛塔斯的病因。帕尔齐瓦发誓他一定要找到圣杯。

但是一种愤恨的心情在此紧要关头使他的生命充满忧郁。他觉得昆德莉所加诸他的羞辱至为不当。他深感世上的诸多不公平，因而抛弃和公开指责上帝，而且有四年之久不去教堂，也不作祷告。在那段日子，他遭遇了百次的不幸，曾经寻找，却始终未发现圣杯。有一天，他偶然来到一个隐士特雷佛瑞岑（Trevrezent）的隐居之所，特氏竟然是他的叔父。从他那里，帕尔齐瓦得知圣杯的故事及阿姆佛塔斯之所以久病而不死，是因为他为自己违法的爱情服刑，被派遣看守圣杯。这位隐士使帕尔齐瓦重新对基督教建立信心，并愿接受惩罚以赎罪。挫折与磨炼治愈了无知，并因受苦而洗清了罪，帕尔齐瓦开始重新寻找圣杯。隐士告诉昆德莉，帕尔齐瓦是阿姆佛塔斯的外甥和继承人。她找到他，并公开宣称他被选为阿姆佛塔斯国王的继承人和看管圣杯的人。被她领到隐秘的城堡，他询问阿姆佛塔斯生病的原因，老国王立刻不药而愈。帕尔齐瓦找到他的妻子孔德维拉穆尔，与她团圆，并让她成为皇后。他们的儿子名叫洛亨格林（Lohengrin）。

似乎为了给瓦格纳提供另一个歌剧的剧本，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夫里德（Gottfried of Strasbourg）在约1210年写了最成功的特里斯坦的故事。它是一种对通奸与不忠的热心歌颂，而玷辱了基督教的道德律与封建制度。

特里斯坦像帕尔齐瓦一样，是年轻的母亲布兰歇弗勒乌尔（Blanchefleur）在知悉丈夫在战争中遇难后不久所生的。她把婴孩取名为特里斯坦，意为“悲伤的”，不久后便去世了。这个孩子被康瓦耳（Cornwall）的国王马克（Mark），即他的舅父抚养，并被封为武士。长大后他擅长马上比武，并把爱尔兰的挑战者莫洛尔德（Morold）杀死。在打斗中他受了毒伤，莫洛尔德临死时告诉他，只有爱尔兰女王伊梭尔特（Iseult）能治好毒伤。匿名为坦特里斯（Tantris），假扮成一个竖琴师，特里斯坦去访问爱尔兰，被女王治愈了毒伤，而成为公主的家庭教师，公主的名字也叫伊梭尔特。回到康瓦耳，他告诉马克年轻的伊梭尔特的美丽与多才多艺，马克命特里斯坦回去代自己向她求婚。伊梭尔特不愿离开她的家，而且发现特里斯坦即是杀害她叔父莫洛尔德的人，这激起对他的憎恨。但她的母亲劝她前往，并给她的侍女布兰加尼（Brangne）一剂爱情药，以使伊梭尔特对马克激起爱情。侍女却误将那剂药给伊梭尔特与特里斯坦服下，他们立刻投入对方的怀抱。不忠没有停止，他们决定隐瞒他们的爱情。伊梭尔特嫁给马克，却仍与特里斯坦共枕，并阴谋杀害知道太多实情的侍女布兰加尼。在这个故事中，马克是唯一的绅士。他发现了这种欺骗，告诉伊梭尔特和特里斯坦说，他们对他来说是非常亲近的，他不忍心加以报复，只要放逐特里斯坦他就满足了。在他的流浪生涯中，特里斯坦遇见第三个伊梭尔特，并与她坠入情网，虽然他和马克的皇后信誓“一心，一德，一体，一生”。在这里，戈特夫里德没有完成整个故事，而所有武士制度的理想动摇了。故事的其余部分属于马洛瑞及一个稍后的时代。

在这个令人震惊的13世纪的前三十年内，德国产生了另外一个诗人，他同霍格怀德、埃申巴赫和戈特夫里德谱成一个四部曲，绝非别处基督王国的文学所可比拟。哈特曼·奥厄（Hartmann von Aue）开始在他的冒险故事《埃雷克》（Erec ）和《伊温》（Iwein ）中，一跛一跛地模仿克雷蒂安。但当他转到故乡士瓦本的传说时，他创作了一个杰作《可怜的亨利》（Der arme Heinrich ）。亨利和约伯一样，是一个富翁，当他正处于巅峰状态时，受到麻风病的打击，而唯一可以治愈的办法（中古的魔术总有一种说法），是必须有一个纯洁的淑女愿意为他而死。不愿看到这种牺牲，亨利于是自暴自弃。但是，这样的一个少女出现了，她决心一死以救治亨利。因为双亲认为她的决定是受神的感召，于是令人不可置信地同意了，这个女孩裸露胸膛准备赴死。但亨利突然变成了一个男子汉，大叫停止，拒绝这种牺牲，停止了他的呻吟，并接受了这种痛苦，认为这是神圣的天谴。这种新的心境使他精神振作，肉体的疾病迅即消失，于是救助者变成了他的妻子。哈特曼用简易、流畅、毫不矫饰的韵文来弥补这荒谬的故事，而德国珍视这首诗，直到今天。

约13世纪前半期，一个不知名的法国人以《奥卡森与尼科丽特》（Cest d’Aucassinet Nicolette ）为书名，述说了一个更美的故事。一半描写爱情故事，一半讥笑爱情故事，以韵文和散文交互描写，并用音乐注解诗的正文。

奥卡森（Aucassin）是波克尔（Beaucaire）伯爵的儿子，他同当地子爵的养女尼科丽特（Nicolette）相恋。伯爵反对，因为他希望儿子娶一个可以在战时帮他忙的封建世家的女儿，同时嘱咐他的隶属子爵把他的女儿藏起来。当奥卡森设法要见她时，子爵劝他“不要打扰她，否则你将永不得见天堂”。对子爵的话，奥卡森用当时怀疑论者所用的文学上的双关语加以回答：

在天堂我能做什么呢？我不在乎能否进入天堂，我只要尼科丽特……因为进天堂的没有别人，只有诸如年老的修士、老跛子，还有四肢不全的人，他们在神坛前日夜祈求……与他们在一起我无事可做。我愿到地狱去。因为去地狱的，有知名学者和在比武场上或在伟大的战争中遇害的公正武士们、英勇的射手及忠心的人。我愿与他们同行。而且温柔有礼的淑女们也去那里，她们除了丈夫外尚有二三朋友。同时走过的是……竖琴师和吟游诗人，及现世的国王们。我愿与他们一齐去，所以我只要最亲密的朋友尼科丽特在我的身边。

尼科丽特的父亲把她监禁在闺房里，奥卡森的父亲则把他关在地窖中，在那里，他唱出了一首奇异而动人的歌：

尼科丽特，洁白的百合花，

在乡间发现的最甜美的少女，

甜蜜似杯中

芳香四溢的葡萄，

有一天事情偶发在你身上

从林墨辛那里引出

一个伤心而恐惧的朝圣者，

痛苦地躺在床上，

摇荡着，恐惧地呼吸着，

极端痛苦，濒临死亡。

之后，你进来了，纯洁而无瑕，

轻柔地跃入病人的视界。

撩起长裙的下摆，

拉起貂皮镶边的长服，

卷起衬衣，优美灵巧地

赤裸着动人的手足。

之后奇妙的事发生了，

他健康地跳起来，

离开床，手握十字架，

再寻找他自己亲爱的国土。

百合花，如斯洁白，如斯甜美，

多优美的步子，

多么悦耳的欢声笑语，

我们的嬉戏多么愉快。

你的吻如此甜蜜，肌肤如此柔嫩，

这一切令我爱你深深。

也在同时，这位百合花用她的床单做成一根绳子，让自己下到花园中去：

然后她用双手拉住裙子……轻轻地撩起，不让厚积在草上的露珠沾湿，就这样她穿过花园。她的头发金黄，额前有着短短的卷发；她的碧眼含笑，脸蛋看起来姣美异常，双唇红艳胜过炎夏的玫瑰或樱桃；齿牙洁白而细小；她的胸部饱满，因此双乳在衣服掩盖下犹如两枚圆熟的胡桃。她的纤腰细弱，可容双手盈握；她徐行踏过雏菊，与她的足背及肤肌相比，一切显得如此黝黑，这位美丽的少女是多么洁白啊！

她循路来到装有铁条的监禁奥卡森的地窖的窗边，剪下一绺秀发，滑进去给他，并誓言她的爱似他的一样伟大。她的父亲派人来搜寻她。她逃进丛林里，与赞赏她的牧羊人住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奥卡森的父亲认为她已经安全逃走了，于是将儿子释放出来。经过半喜剧性的高潮起伏，奥卡森到森林里去找她，他找到了她，把她放在坐骑上，“并辔而行时他吻了她”。为了避开追逐他们的双方的家长，他们坐船渡过地中海，来到一处地方，在那里，男人会生产，而作战是用水果愉快地互打。他们被不友善的战士逮捕，两个人被分开了三年，但终于再度团圆。生气的双方家长平静地去世了，奥卡森和尼科丽特变成波克尔的伯爵和伯爵夫人。在丰富的法国文学里，没有比这更精美的了。

讽刺的反动

幽默穿插在故事之中，暗示了法国人开始对爱情故事生厌。中古最著名的诗——远比《神曲》更广为人知和被人阅读——开始时是一个爱情故事，结束时却是历史上一个最纵情的、最坦白的讽刺。约1237年，一位名叫纪尧姆的奥尔良的年轻学者，写了一首寓言诗，它意欲包括所有优美的爱情艺术，同时以抽象的概念成为一切表示爱情的冒险故事的一种模型与摘要。我们对纪尧姆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写了《玫瑰传奇》最前面的4266行诗。他描写自己在梦中漫步，走入一座瑰丽的爱情花园。在花园中，每种知名的花都盛开了，所有的鸟儿都在歌唱，而幸福的情侣成为欢乐与勇敢的人生的化身——欢乐、愉快、殷勤、美丽——在爱神的管理下婆娑起舞。这里有一种新宗教，带着一种天堂的新观念，妇女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在花园中，梦者看见一朵比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美好事物更可爱的玫瑰，但有成千的刺守着它。它是象征“所爱的人”，而英雄企盼撷取它，这构成了一则因被遏止的欲望而产生爱情冲动的寓言故事。除叙述者外，没有一个普通人插入故事中；所有其他角色，都可以在任何宫廷中发现原型。妇女被男人追求时所表现的特质与品格的拟人化：外在美、傲慢、卑鄙、害羞、财富、贪婪、嫉妒、怠惰、虚伪、年轻、失望、甚至“新思想”——凡此种种都意表轻浮。它的神妙之处在于纪尧姆用这些抽象的概念，设法写出有趣的韵文来——也许因为在任何时代与任何伪装里，只要仍有热血，爱情始终都是有趣的。

纪尧姆英年早逝，他的诗并未完成，因而有四十年之久，世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爱人”在被丘比特射中，因爱而战栗后，是否曾经不仅只吻了“玫瑰”。之后另一位法国人，让·克洛皮纳尔（Jean Clopinel，也称让·梅恩）接下火炬，将它延长到2.2万行。后面这部分与纪尧姆诗的不同，就如拉伯雷与丁尼生的不同一样。三十年的流逝，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冒险的爱情故事停止了一段时间。哲学将理性的阴暗的幕罩，投入宗教的诗篇中。十字军已经失败，怀疑与讽刺的时代也已开始。有人说让是在同一个国王菲利普六世的提议下，写完他暴烈的续篇的。

让·克洛皮纳尔约1250年出生在罗瓦尔的梅恩，在巴黎攻读哲学和文学，而成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的魔鬼引导他，将他的学识、他的反教权主义、他对妇女与爱情故事的藐视，变成一连串的在所有文学中最浪漫的诗。用每行八音节和押韵的对句，但带着一种与纪尧姆的梦幻完全不同的神韵与活泼，让从上帝“创造天地”开始，到“最后的审判”的所有题材，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当他的可怜的爱人在花园中等待时，所有这些时间他都在追求着“玫瑰”。要是说让身上曾留有任何罗曼史的话，那完全是对过去“黄金时代”的一种柏拉图式的幻想而已，因为当时“没有人把这个或那个称为是他自己所有，而色欲和劫夺未得而闻”；也没有封建领主、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人不靠吃肉、鱼或禽肉维持生命，而且“大家共享地球上的一切公共财产”。他不是一个不受权威或传统信仰左右，而是有其自主见解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教会的教条，但他不喜欢“那些肥胖而营养过剩的纨绔子弟及因饮酒食肉而痴肥、却用谎话行骗的行乞修道士”。他不能忍受伪善者。他承认一个“仁慈妇人的爱情”是生命中最好的恩物，然而显然他无法了解这一点。也许他不应得到它，讽刺从来就不曾赢得美丽的少女，他被灌输那种利用女人多于爱护女人的思想。一夫一妻制是荒谬的，他说，自然倾向于主张所有女人的存在是为了男人。他描写一个充分满足了的丈夫，叱责一位正在装扮的妻子：

所有这些华服是打哪儿来的？

对于我又增加了什么好处？

昂贵的长服和裁剪奇异的服饰，

难道只为博取你的卖弄风情和骄饰的欢笑？

对于这些装饰品我在乎什么呢？

你用它们来结扎秀发，

以金线缠着——而为什么

你要装象牙在发亮的镜上，撒下

金色的小圆圈？……为什么这些宝石

适合于国王的王冠？——

红宝石、珍珠，以及美丽的蓝宝石，

是哪一种使你疯狂自夸？

这个价值昂贵的东西，

有褶的艳丽的装饰和襞襟，

用珍珠装饰且雕镂富丽的

衬托你纤腰的腰带？

而为何，说呀，你选择

俗丽的鞋子来配你的玉足。

难道只是要炫耀

你匀称的双腿？

饱满的激情随着厌倦而消逝，我将卖掉

这些废物，还要恣肆纷乱地蹂躏你……

最后“爱之神”率领他的众多家臣摧毁宝塔，在那里“危险”（Danger）、“羞耻”（Shame）以及“恐惧”（指一种淑女的疑虑）看守“玫瑰”，而“欢迎”（Welcome）接受“情人”（Lover）进入内祠，并让他摘下他梦想的肖像时，真使人有某种安慰感。但这冗长的浪漫结局，怎可能没有1.8万行粗俗的写实主义与行吟诗人的下流话呢？

12世纪和13世纪，西方最广泛阅读的三本书是《玫瑰传奇》、《圣人传》和《列拿狐》（Reynard the Fox ）。列拿狐以辛革里纳（Ysengrinus）的名字，于约1150年开始它的拉丁生涯，并且被写成各种方言。各色各样的作家对这一题材，贡献出大约30篇愉快的故事，到最后总数达2.4万行，几乎全部都致力于讽刺性的封建形式、皇家宫廷、基督教仪礼，及透过动物的类比，反映出人性的弱点。

列拿狐对王国中的狮王诺布尔（Noble）耍弄顽皮的诡计。他觉察诺布尔与母豹赫露琪夫人（Dame Harouge）的奸情，由于最会使用诡计的塔里兰（Talleyrand）的献议，列拿说服她扮演自己的太太。他劝解诺布尔和其他野兽，并给他们每人一张护符，它可以揭示妻子的不贞。恐怖的泄露因而发生，丈夫们鞭笞他们犯罪的妻子，她们逃到列拿那里寻求庇护，他把她们集合在一个闺房内。在一则故事中，动物从事一种武士的竞赛。在《拉·莫尔特·雷纳特》（La Mort Renart ）中，当老狐在弥留状态时，驴子贝尔纳是朝廷中的大主教，以极度的同情与严肃来执行圣礼。列拿承认他的罪，但约定如果他痊愈，他改过自新的誓言无效。显然他死了，许多曾与他通奸的、被他打败过的及曾受他欺骗的野兽，集合在一起虚伪地哀悼它。大主教在坟上以一种拉伯雷式的讲道训诫，并谴责列拿此前认为“只要能把握住它，任何事情都恰合时宜”的想法。但当圣水洒在他身上时，列拿复活了，捉住钱特克勒（Chantecler）——他正在摆动香炉——的脖子，并且带着战利品逃进丛林去。要想了解中古世纪，我们绝不能忘记列拿。

《列拿狐》是最伟大的故事诗（fabliaux ）。它是一种讽刺人的动物寓言，通常以八音节诗出现，并且自30行推衍到1000行。像《伊索寓言》一样古老，或更为古老；有些自印度经阿拉伯国家传入。大部分都是用讽刺诗文来讥讽妇女与教士，对前者的自然力量和后者的超自然力量感到愤怒。此外，淑女与教士谴责吟游诗人背诵充满诽谤的故事诗。因为故事诗被强有力地复述出来，诗人们用专属于酒店与妓馆的名词，谱出无比诙谐的韵律来。然而从他们的忧愤中，乔叟、薄伽丘、阿里奥斯托、拉封丹及成百个其他的说书人，酝酿了许多令人惊骇的故事。

讽刺的兴起降低了吟游诗人艺术的地位。旅游的歌唱者的英文名称来自 “ministeriale”一词，原意为男爵府中的侍者，而他们的法国名字“jongleur”，源于拉丁文的“ioculator”一词——一种笑话的供应者。他们填补希腊的狂文狂诗、罗马的笑剧、斯堪的纳维亚的游吟诗人、盎格鲁—撒克逊的吟游诗人、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游吟诗人的位子，同时延续这种事业。在12世纪爱情故事的全盛时期，吟游诗人偶尔也写出可归入于文学作品的有价值的故事，保持他们的尊严。手握竖琴或弦乐器，他们背出短抒情诗、短篇故事、史诗、玛利亚或圣徒的传奇、武功故事、爱情故事或故事诗。在封斋期，他们可以加入吟游诗人诗会，就像我们所知道的，1000年在诺曼底的费康所召开的一样。在那里，他们相互学习诡计与装腔作势及新故事，或叙事诗人与抒情诗人的歌曲。若他们的复述难度过大，使听众感到知识压力时，他们很多人愿意以耍把戏、翻筋斗、弯曲身体和走绳索来娱乐听众。叙事诗人诵读自己的故事以娱乐听众，但当阅读习惯渐渐养成，而对诵读者的需要降低时，吟游诗人越来越像一个杂耍者。他们抛掷刀子、操纵傀儡戏，或表演驯服熊、人猿、马、公鸡、狗、骆驼、狮子等戏目。有些吟游诗人把故事诗改写成滑稽剧，而大量推出猥亵的演出。教会越来越反对他们，禁止虔诚的教徒观看或禁止国王资助他们。同时欧坦的主教洪诺留认为，没有一个吟游诗人将会获准进入天堂。

法国吟游诗人与故事诗的盛行，新的识字阶级，大学里的反叛学生们热烈地欢迎、接受默恩的中产阶级的史诗，皆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终结。爱情故事一定会继续下去，但它受到讽刺作品、幽默作品及远在塞万提斯以前即嘲笑骑士故事的一种写实的淳朴形式的挑战，为时达一个世纪之久。现在讽刺作品登台了，直到所有中古结构的支柱与肋骨崩溃，而让人的灵魂在理性边缘显出骄傲并摇摇欲坠。

第十三章 但丁
（1265—1321）

意大利的抒情诗人

意大利的文学诞生在腓特烈二世的阿普利亚朝廷。之所以如此，也许是随从他的穆斯林提供了一些刺激，因为每一个有知识的穆斯林都写诗。在腓特烈1250年去世之前，达尔卡摩的休罗（Ciullo d’Alcamo）在约1200年写了一篇美丽的《情人与淑女的对话录》；而在西西里的达尔卡摩，几乎是穆斯林的天下。另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是普罗旺斯城的抒情诗人，他们把诗送来，或亲自前往有鉴赏力的腓特烈及其具文化素养的助理们那里。腓特烈不仅赞助和赏识诗人，本人也用意大利文写诗。他的首相皮耶罗·德勒·维涅（Piero delle Vigne）创作优美的十四行诗，同时也许已经发明了那种艰难的形式。里纳尔多（Rinaldo d’Aquino）——圣托马斯的兄弟——生活于腓特烈朝廷，圭多（Guido delle Colonne），一位法官，雅可布（Iacopo da Lentino），一位公证人，在腓特烈的王国，都是属于这个“阿普利亚文艺复兴”的诗人，雅可布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约1233年），在但丁以前的那个时代，即已具备了优美的情感，并完成了《新生》诗集中诗的形式：

在心中我有侍奉神的意念

因此我将进入天堂——

这神圣的地方我到处听说

充满着愉快与安慰。

不偕我的女友，我将厌于前往——

她有着焕发的容光与柔亮的秀发；

因为倘若她不在而我在那里，

我知道，我的快乐一定低于零。

注意，我说这点并无意

涉及任何罪恶；

我只不过愿一睹她娴雅的风采，

美丽温柔的眼睛，及可爱的面庞，

所以那将是我完全的满足

眼见我的女友欢愉地在她喜欢的地方。

当腓特烈的朝廷旅行过意大利时，他带着诗人及他的巡回动物园一起，将他们的影响传入拉蒂乌姆、托斯卡纳和伦巴底。他的儿子曼弗雷德继续他对诗的赞助，并写下了但丁所赞赏的抒情诗。大部分这种西西里岛的诗歌被译成托斯卡纳文，并一起形成以但丁为巅峰的诗派。同时，法国的抒情诗人，听任南部的方言遭受宗教战争的蹂躏，而在意大利朝廷找到避难所，以“快乐的宝剑”教导意大利诗人们，并教意大利的妇女们喜欢诗的颂词，说服意大利的文豪们即使在向太太献殷勤时也要写酬谢诗。一些早期的托斯卡纳诗人极力模仿法国的抒情诗人，用普罗旺斯文写作。索尔代洛（Sordello），出生于邻近维吉尔的曼图亚，冒犯了恐怖的埃泽利诺，逃到普罗旺斯，而用普罗旺斯文写下了空灵、纤弱的爱情诗篇。

从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一种玄学和诗的奇异的结合，导出了温柔的“清新体”，或托斯卡纳的“甜蜜、新颖”的风格。不用他们在普罗旺斯歌者中所发现的毫不隐讳的荒淫，意大利诗人们宁愿或假装去爱妇女们，而将其当作纯洁、抽象美的化身，或当作神圣智慧或哲学的象征。这是众所周知的，有成千上万爱情诗人的意大利的一个新调子。或许是圣方济各精神感动了这些高雅的笔锋，或是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在他们的身上起了作用，也或许是他们受到那些只看到神的美，及对女神写爱情诗的阿拉伯神秘主义者的影响。

一群博学的歌者创立了一种新学派。博洛尼亚的圭多，被但丁尊称为其文学之父，在一首著名的歌中把新的爱情哲学押韵，那首歌名叫《属于温柔的心》。在歌中，他请求上帝原谅他如此爱恋他的淑女，因为她是神的化身。拉帕·吉安尼（Lapa Gianni）、狄诺·弗雷斯科巴尔第（Dino Frescobaldi）、圭多·奥兰底（Guido Orlandi）、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将新的风格传到北意大利去，由圭多·卡瓦林提（Guido Cavalcanti）——但丁的朋友，也是在但丁之前的最佳代表——带到佛罗伦萨去。在这些学者诗人中，圭多是一位贵族，他是在佛罗伦萨领导吉伯林党的法里纳塔的女婿，也是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学派的自由思想家，对永生不死怀疑，甚至对上帝也是如此。他活跃而激烈地参与政治，在1300年被但丁和别的修道院副院长放逐，患病后受到赦免，而于同年逝世。他的傲慢、贵族式的心灵，极适合创作冰冷而高雅的十四行诗：

妇女之美，崇高意向的天命；

公正的骑士为勇敢的活动武装起来；

鸟儿愉快的歌唱，爱情的温柔的回答；

海上迅疾的船只航行的力量；

晨曦照射时宁静的天空；

白雪，无风，飘落停留在地面上；

众花之园，泉涌之地；

银和金，碧空嵌满珠宝：

超过这些甜美与宁静价值的

是我亲爱姑娘内心的蕴藏

它似乎显示了一点实质；

确实地，超过这些，其分别犹如

天堂之远大于尘世。

对同类人的善良将迅即沟通。

但丁从圭多处学到很多，模仿他的歌，而以意大利文写作《神曲》的决定，或许是拜他之赐。“他热切希望，”但丁说，“我永远用方言写信，而不要用拉丁文。”在13世纪中，但丁的先辈们铸造了新的语言，从粗俗不完全到如此优美的言词，如此浓缩精妙的片语，真正达到没有别的欧洲方言可以比拟的地步。他们创造了一种但丁称之为“杰出的、第一流的、优雅的中世纪的权威的”语言。除了十四行诗以外，普罗旺斯的韵文是不和谐的，那些叙事诗人与吟游诗人所写的都是劣等诗文。在此，诗歌已经变成淫荡的饶舌的无韵溪流，然而它却是如同皮萨诺父子刻意雕琢的圣坛上的雕像那般优美、简洁的作品。大体而言，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那些不及他的人已替他铺好了前路，为他的天才铸造了时代的心境，为他的双手做成了工具，并交予他一件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但丁与贝雅特丽齐

1265年5月，贝拉（Bella Alighieri）为她的丈夫阿里弗罗（Alighiero Alighieri）生下一子，给他取了一个杜兰特·阿里费里（Durante Alighieri）的教名。显然是诗人把自己的名字缩短为但丁（Dante）。他家在佛罗伦萨曾为望族，但已沦为贫户。母亲在但丁幼年时去世，阿里弗罗续弦，其后但丁长大成人，也许不太快乐地和继母、一个异母兄弟及两个异母妹妹一起生活。但丁十五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了一笔债务。

但丁最感激的老师是布鲁内托·拉提尼，他从法国归来，将法国百科全书《特雷索》缩短成一本意大利文的《特索雷托》（Tesoretto ）。从他那里，但丁学会如何使自己不朽。但丁一定早就极有兴趣研究维吉尔，他谈到曼图亚优美的风格，及另一位同学极为爱好古典作品，以至跟随它的作者神游地狱。薄伽丘说但丁于1287年曾在博洛尼亚。在那里或别的地方，诗人涉猎了许多那个时代的拙劣的科学和神奇的哲学，因而诗在他的博学中便显得头重脚轻。他也学习骑马、打猎、修篱笆、绘画及歌唱。如何谋生的，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被允许加入文化圈。也许是由于他和卡瓦堪提（Cavalcanti）的友谊使然，在文化圈中他找到了许多诗人。

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开始于但丁和贝雅特丽齐两人都是九岁的时候。根据薄伽丘的说法，是5月的一个节庆，在福尔科·波尔提纳里（Folco Portinari）家中，福尔科是佛罗伦萨城有名望的公民之一。小“琵斯”是福尔科的女儿，因此她也是但丁的贝雅特丽齐，这是可能的，但并不够肯定。我们之所以知道首次会面，只是通过但丁九年后在诗集《新生》（Vita Nuova ）中所描写的理想化了的叙述：

那天她穿着一套色彩华贵的服装，一种柔和、漂亮的深红色，配上腰带和装饰，与她的青春相得益彰。那时候，蕴藏在内心的生命中的灵魂，开始猛烈地颤动，就连微弱的脉搏也震动起来；而且在抖颤中有这样的声音：“看呀，一位比我强的上帝要来统治我了。”……从那以后，爱情完全主宰了我的灵魂。

一位接近青春期的少男能有如此的颤动，这是成熟的征象。我们大都晓得，且能够将“初恋”定义为我们少年时代感受最为强烈的经验之一，一种对生命、性、美及我们个人不足的灵肉方面的神秘的觉醒，然而毫无饥渴肉欲的意识，只有一种想接近所爱的人，为她服务、听她倾诉及看她那温柔娴静之美的羞涩的渴望。像但丁这种敏感的男人——一个具有热情和想象的男人——显示出这方面的成熟，一定会予人一种终生难忘的记忆与刺激。他告诉我们他如何找机会去看贝雅特丽齐，若能看到她而不被她看到也好。之后他似乎没有再见到她，一直到9年后，他们18岁时：

碰巧，同一个神妙的姑娘，穿着洁白的衣裳，在两个文雅（那是说出身高尚）的年龄比她大的妇女中间，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走遍一条街，她把目光往局促不安的我所站着的地方投来，同时借着非语言所能形容的礼貌……她以如此善良的举止向我致敬，使我当场似乎立即看到了幸福的边缘……我就像一个沉醉的人般离开了……之后，由于我多少懂得韵律，我决心创作一首十四行诗。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所叙述的，那么他的十四行诗与著名的注释——《新生》的关联便产生了。在以后的九年间他断断续续地写作十四行诗，还有散文。他将十四行诗一首接一首地寄给卡瓦堪提，后者将它们保存起来，如今卡瓦堪提变成了他的朋友。整个爱情故事多少是一种文学的技巧。由于抒情诗人少有的祀奉爱情的态度，由于长篇的学术论文的干扰，也由于3和9的一种数字的神秘主义，因我们欣赏口味的改变，而使诗歌受到破坏。因此，欣赏这些诗歌时，我们必须对这些时代影响打些折扣：

爱神之赞辞兮诚博謇而中切：

“尘土之人身兮乃独有此清洁？”

爱神乃注视此绝色兮目凝滞其如缚，

遂默然而心许兮谓大神特创之尤物。

珍珠之色泽兮差拟彼姝之华容，

影窈窕而姣好兮羌长短之适中。

彼殊夺天然之精华兮信盖世而无双；

美神将不足数兮苟一亲彼殊之身旁。

美目宜巧盼兮若溶溶之流波，

浮出恋之灵兮如火焰之婆婆；

凡人之眼遇此目兮将震荡其难禁，

将震荡直至脏腑兮腾沸深深内心。

君不见彼姝之微笑兮中有爱神隐藏，

有谁能女矣光以眇视兮而不眩泯慌张。

有些散文远比诗歌更令人喜爱：

当她在任何地方出现时，对我而言，似乎由于渴望得到她最崇高的致意，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再成为我的敌人。同时如此温馨的慈善降临在我身上，的确，在那时我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她走起路来，整个的姿态都表示着谦逊……当她离开时，许多人说：“这不是凡间的妇人，而是天上的美丽天使。”……我老实说，她表现得如此高雅，因而带给那些尊敬她的人，以一种非言词所能表达的宁静的抚慰。

在这种可能不自然的迷恋中，他并未想到要娶贝雅特丽齐。1289年，她嫁给西蒙尼·巴尔第——一位富有的金融公司职员。但丁对这一结果并不在意，继续写关于她的诗歌，而不提她的名字。一年后，贝雅特丽齐去世，时年24岁，诗人首次提到她的名字，在一首平静的挽歌中哀悼她：

贝雅特丽齐魂归崇高的天堂，

天使们和平生活的王国，

并与她们朝夕共处，然对朋友言她已仙逝。

不再受严冬侵袭，似他人一般，

也不再受溽暑煎熬；

代之一个完美的温柔之境。

由她那温和谦卑的头上的明灯

如此非常的荣耀于玄玄照射

令天主为之惊叹不已，

直到一个甜美的愿望

因她可爱的卓越而进入他心，

于是天主召唤她以慰其所望，

以为如此令人厌倦与深具罪恶的地方

不配一个如此优雅的完美之物。

在另一首诗里，他描绘贝雅特丽齐在天堂里被尊崇所围绕。“写完这首十四行诗以后”，他告诉我们：

它让我看到一种极神妙的景象，我看到了许多事物，使我决定不再赘叙这幸福的人，直到我能写出关于她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为了这个目的，我尽我所能，如她所熟知。因此，假若上帝的愉快，一切事物的生命都经由她，而我能够多活数年，那么我希望能写出前人所从未写出，关于她的所有有关妇女方面的事情。如此方对得起美丽的主宰，我的灵魂也将因此看到她淑女的荣耀，即幸福的贝雅特丽齐，如今正专注地凝视着神的容貌。

因此，在小书的结语里，他将视线投注在一个伟大的人上；而“从生命中第一眼看到她的那天起，直到这种景象”，以这句话作为天堂的结束，“我诗歌的连续从未断过”。很少有男人，经历了一生的坎坷与情感的起伏，仍能记载并保留如此率直的态度。

诗人参与政治

然而但丁也有不合正统的事。贝雅特丽齐死后一段时间，但丁耽于一连串的轻率爱情中——“琵阿黛”“芭儿戈蕾达”“莉塞达”“或类似这种短暂好处的其他虚荣”。对一位只称呼她为“优美的女士”的姑娘，他献给她一些热情略逊于贝雅特丽齐的爱情诗。约1291年，26岁时，但丁与吉马·多纳蒂，一个最古老的佛罗伦萨贵族的后代结婚。吉马10年中替他生了很多小孩，各种不同的推论是3、4或7个。他忠实地遵守抒情诗人的规定，在他的诗中绝不提及他的妻子或孩子——那是不适宜的，婚姻与浪漫的爱情是两回事。这时，也许由于卡瓦堪提的帮助，他进入政界。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他加入了白党（the Whites）——一个中上阶级的党。他也许有行政权力，因为早在1300年他就被选入小修道院或市政会议。在他短暂的任期内，黑党在柯尔索·多纳蒂（Corso Donati）的领导下，企图发动一次政变，使老贵族能重新掌权。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之后，修道院院长与但丁一致同意，寻求永久和平的办法是放逐二党的领导人物——在被放逐者中，有但丁的姻亲多纳蒂和卡瓦堪提，他的朋友。1301年，多纳蒂率领一队武装的黑党入侵佛罗伦萨，免除了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并俘获政府官员。早在1302年，但丁和另外15位公民以各种不同的政治罪名遭到审判、放逐，被判若再进入佛罗伦萨，便将被处以火刑。但丁逃走了，但他希望很快可以回来，于是把家小留在佛罗伦萨。这一次的放逐生涯，加上财产的没收，使诗人贫困地流浪了19年之久，使他的精神受尽折磨，而且多少决定了他《神曲》的风格和主题。那些遭受放逐的难友，不顾但丁的忠告，说服阿雷佐、博洛尼亚和皮斯托亚，以10万大军反对佛罗伦萨，以夺回政权或还家（1304年）。企图失败了，因此但丁依照自己的宗旨，和朋友们生活在阿雷佐、博洛尼亚和帕多瓦。

就在他遭受放逐的第一个10年间，他将赠予“优美的女士”的一些诗收集起来，加写一篇散文评注，而将她变为哲学夫人（Dame Philosophy）。《欢宴》（Convivio ）说明了在爱情和生活的失望中，但丁如何转向哲学以寻求安慰。他在引人入胜的研究中找到了神圣的启示，及他如何用意大利文，将他的发现与不懂拉丁文的朋友分享。显然他早就有意要写一本《大赞美》，其中每一部分都假装为一首描绘美丽妇女之诗的一种注解。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它使感官对枯燥无味的东西得到补偿。这本小册子集合了运命科学、牵强的寓言及自波伊提乌到西塞罗的哲学片段的杂文。在他完成14条有意安排的注释中的3条之后便放弃该书，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但丁智力荣誉的一大损失。

接着他从事意大利神圣帝王统治重建的最审慎的工作。经验使他相信意大利城市政治上的纷乱与暴行，是由一种原子论的自由观念所致——每一宗教、城市、阶级、个人及渴望，都要求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就像两个世纪后的马基雅维利一样，他渴望某种权力能将个人、阶级与城邦互相调和，而进入一种有秩序的整体，在其中人们可以安全、和平地一起工作与生活。那种统一的权力可以来自教皇，或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领，对于这点，北意大利在理论上早已臣服。但当时但丁正巧被与教皇制度有关的政党放逐。一个不肯定的传统说法，认为他参加了自佛罗伦萨派往博尼费斯八世朝廷的一个不成功的特使团。很长一段时间，教皇们反对意大利的统一，因为这对他们的精神上的自由和世俗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统一的唯一希望有赖于王权统治的复辟，回复到古罗马庄严伟大的统治下的和平。

因此，在一个不确知的时期，但丁写了一篇极富刺激性的《帝政论》（De Monarchia ），是用拉丁文写的，仍然是哲学的用语。但丁辩说，由于人类适当的作用是智力的活动，并且只能在和平中进行，理想的政府应是一个世界国，它维持全世界安定的秩序和公理。像这样的国家，将是上帝在宇宙所建立的适当形象以及相关的极完美的秩序。帝国的罗马曾经极为接近类似这样的一个国际国。上帝对它的赞许，因其选择变成奥古斯都的臣民而变得很明显，基督自己曾经叫人接受恺撒的政治权威。很显然，古帝国的权威并非得自教会，而神圣罗马帝国是更古老的帝国的复活。确实，有位教皇曾为查理曼加冕过，似乎使帝国地位低于教皇权，但是“对权力的霸占并不能产生权力，若能如此，则在奥托大帝使利奥教皇复辟而废弃贝内狄克特之后，同样的方法也能显示出教会的权威依赖帝国之手”。帝国统治的权力并非来自教会，而是来自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自然律。自然律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国家的权力由上帝而来。在信仰与道德方面，皇帝应该承认教皇卓越的权威，这的确是适当的，然而这并不限制国家的主权于“尘世的范围”。

《帝政论》一书，尽管学术的技巧争辩不再视之为流行的思想，它仍是对政府及法律“一个世界”的有力辩论。在作者的有生之年，他的手稿仅为少数人所知。在他去世以后才大为流行，同时被反教皇的巴伐利亚的路易利用为宣传的资料。这些手稿1329年被教皇的一位总督下令公开焚毁，16世纪被置于教皇的禁书索引中，1897年被利奥十三世自索引中剔除。

根据薄伽丘的说法，但丁写《帝政论》是在“亨利六世将露头角时”。1310年，德国国王入侵意大利，希望除教皇国外重建完整的半岛，因为帝国的统治已随腓特烈二世的去世而结束。但丁以热切的希望欢迎他。在一封《致意大利的亲王及人民的信》中，他要求伦巴底城邦开放心灵与大门给卢森堡的阿里哥人（Arrigo），因为他们将会拯救人民免于纷乱和罗马教皇的统治。当亨利到达米兰，但丁立即前往米兰，并俯首于皇帝的足下。他的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梦想已接近实现。佛罗伦萨城对诗人并不注意，给亨利闭门羹，于是但丁公开发表了一封愤怒的“致最大的佛罗伦萨罪人”的信（1311年3月）：

你们晓不晓得上帝已经注定人类为了保护公理、和平及文明，必须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下，而意大利每逢帝国消灭时便为内战的牺牲品，你们违犯了人神的戒律，你们这些由于贪婪及可怕的不满足而导致犯罪的人——难道第二次死亡的恐怖不会使你们苦恼，而你们，首先独自地……已经激怒了罗马君主地上的统治者及上帝的特使的荣耀……最愚蠢、最无理性的人们！你们必将被迫屈从于帝国的鹰旗之下！

使但丁惊慌的是，亨利并不采取行动抵制佛罗伦萨。四月，诗人像希伯来预言家警告国王那样写信给皇帝：

我们惊讶是什么迟缓的事物耽搁您如此之久……您将春天和冬天都浪费在米兰……佛罗伦萨（不知您晓不晓得？）是可怕的罪恶……这是毒蛇……从她蒸发的腐烂中喷出一口有毒的烟，因而邻近的羊群消瘦了……那么，起来吧，你这高贵的格西之子！

佛罗伦萨对此作出回应，宣称但丁永远不得特赦和进入佛罗伦萨。亨利不动心地离开了佛罗伦萨，途经热那亚和比萨，到达罗马和锡耶纳而死于该地（1313年）。

这对于但丁来说是个极大的不幸。他曾经对亨利的胜利作孤注一掷，断绝了与佛罗伦萨的一切往来。他逃往古比亚（Gubbio），并在圣克罗塞（Santa Croce）修道院寻求庇护。在院中，他写了《神曲》的大部分。但他仍未满足他对政治的欲望。1316年，他也许陪着法格吉奥拉住在卢卡。那年法格吉奥拉在蒙泰卡蒂尼打败了佛罗伦萨，光复了佛罗伦萨，同时连被宣判死刑的但丁两个儿子在内——也被赦免。卢卡反叛法格吉奥拉，使但丁再度无家可归。佛罗伦萨以一种胜利者的慷慨心情，尽释前嫌，颁布特赦，所有被遭放逐者都可安全归来，只要偿付赎金，穿着忏悔的服装在大街上行走，并甘受一段短期的监禁。一位朋友通知了但丁，但丁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加以答复：

（致佛罗伦萨的友人）

从你的来信，我以极尊敬热切的心情接受它，我以感激的心知悉……关于我的回归祖国……你的灵魂是如何高贵。看，法令……若我能付出一笔可观的赎金，并忍受圣礼奉献的耻辱，我就被赦免，并能立刻归国……

那么，在耐心忍受为时达15年之久的放逐之后，这是否是光荣的召唤，将但丁召回祖国？……一个宣扬正义的人绝不能如此做……付钱给那些加害他的非正义的人，好像他们是他的恩人一样。这不是我回国的方式……如果有别的途径可循……它不会减损但丁的荣誉，那么我将不再犹豫。但若不以这种方式进入佛罗伦萨，那么我将永不回去……怎么！我不能到处仰视太阳和星星吗？我不能在任何天空下沉思最宝贵的真理吗？

也许在1316年行将结束时，他接受了维罗纳的统治者肯·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 Grande della Scala）的邀请，前往定居并成为他的座上客。在那里，他完成了——在这里他献给肯·格兰德—《神曲》的《天堂》（1318年）。这个时期的他已51岁，薄伽丘在1354年出版的《生活》（Vita ）一书中这样描写他：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多少有点驼背”，在忧郁的尊严中，以沉重、整齐的步伐行走；黝黑的皮肤与头发，削长、沉思的面庞，浓厚、突出的眉毛，严肃、深邃的眼睛，薄薄的鹰鼻，紧闭的嘴唇，一个好斗的下巴。这是一张原本温柔，然因痛苦而凄苦凝固的脸。《新生》里的但丁刚好感受着那里所表达的一切温厚与敏感。同时那些特性也在他听到弗兰切斯卡的故事，伴随着怜悯感而显现出来。当他变成一个失败的被放逐者时，他是严厉与苛刻的；他的口才因历遭不幸而磨得锐利；他变得傲慢，想借此以掩饰他权力的失败。他以他的祖先为豪，因为他很贫穷。他鄙视孜孜为利的佛罗伦萨中产阶级。他不能宽恕波尔提纳里将贝雅特丽齐嫁给一个银行家，而他采取的唯一报复，是把他当作放高利贷者，安置在地狱中的最深一层。他永远不会忘记一点伤害或一次轻蔑，因而没有几个敌人能够逃掉他笔下的诛伐。他比梭伦更不喜欢那些在革命或战争中保持中立的人。他品格中的奥秘，是一种热烈的感情。“不是富豪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才使我保留我本来的面目，而统治者的热诚曾令我迫切地接受。”

他将全副精力贯注于诗中，而无法活到将它完成。1319年，他离开维罗纳去拉韦纳，与伯爵圭多·达·波伦塔（Guido da Polenta）住在一起。他自博洛尼亚接到一个邀请他前往接受加冕为桂冠诗人的请帖，在一篇拉丁文写成的牧歌中他加以拒绝。1321年，圭多交给他一个政治任务，派他到威尼斯去，结果他铩羽而归。归途中，但丁在威尼托沼泽地区感染热病。他因太过羸弱，无法战胜病魔，于1321年9月14日，57岁时去世。伯爵计划在诗人墓穴上建一座漂亮的坟墓，然而未果。现在竖立在大理石棺木上面的半浮雕，是隆巴多（Pietro Lombardo）在1483年雕刻的。如全世界所周知，拜伦曾经前往那里凭吊哭泣过。现在，这个坟墓躺在拉韦纳最热闹地区的一角，几乎不为人注意。而它年老又跛脚的管理人，为了几个里拉，在那里诵读那人人都赞美却极少人读过的华美的诗。

《神曲》

·诗

薄伽丘说，但丁最初用拉丁6音步诗写作《神曲》，后来改用意大利文，以赢得更多读者。也许是炽热的激情影响他做出这一抉择，联想到古典式的优雅和严谨，意大利文似乎确比拉丁文更善于表达热烈的感情。年轻时，他曾约束自己仅在创作情诗时才用意大利文，但是现在，他以人类由爱而获救赎这一最高哲学为主题，对自己是否敢用“粗俗的”（vulgar）语言来述说它感到新奇。在写作时间不详的拉丁文小品《论方言》（De Vulgari Eloquentia ）中，他力劝饱学之士将本国语言更广泛地运用于文学创作，可惜这篇文章还未完成就被他弃置一旁。他赞美拉丁文的简洁凝练，但也表达自己的愿望是由腓特烈二世的诗集《王国》（Regno ）、伦巴底人的《新风格》（Stil nuovo ）及托斯卡纳人的《游吟诗人》（Trovatori ），而将诗艺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他相信意大利语言能超越方言或俗语，升华为——如《飨宴》（Convivio ）所说——“充满了最甜蜜和最优雅的美”。傲慢如但丁，也没想到他的史诗不仅使意大利语言成为适合各种文学的语言，更使它变得如此悦耳文雅，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几乎举世无双的地位。

从来没有一首诗的写作计划比《神曲》更苦心孤诣。对三行一组的偏好——仿佛象征着三位一体——塑造了它的形式：全诗分为3篇，每篇33章，与基督在尘世的年头一致，加上第一篇中的序曲，整整100章。每一章的每一段皆由3行诗句组成，每一段的第二行与下一段的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韵。没有比这更具匠意的了。然而，一切艺术都具匠意，虽然它总是将其最巧妙地隐藏起来。而三行体（terza rima ）或三韵句（triple rhyme）使每一诗节与下一诗节衔接起来，形成连绵不断、持续推进的诗章，它在原著中轻快地汩汩流淌着，不过，翻译在模仿韵脚时却总不免紊乱和踟蹰，失之生硬、滞涩。但丁预先宣告对他作品的全部翻译的失败：“没有一部具有音乐性和谐的作品，从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能不失全部甜美和协调的。”

正如数字决定形式，讽喻构造叙事。在献给肯·格兰德的书信中，但丁解释了他的篇章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怀疑这一阐释是渴望成为哲学家的诗人事后才产生的想法。然而，中世纪对象征主义的迷恋，大教堂中富于寓意的雕刻，乔托、加迪及拉斐尔富于寓意的壁画，及《新生》和《飨宴》中但丁所做的寓意升华，使我们想到，诗人心中对此早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他所要描写的多半是一些虚构的细节。他说，诗是属于哲学的，它所关注的是道德。就像神学家解释《圣经》一样，他也赋予他的文字三层含义：字面的、讽喻的及神秘的：

这部作品的主题从字面上说……是死后灵魂的状况……但若就其寓意而言，总的来看，这一作品主题是人，不论行善或作恶……都受到公道的奖惩……这一作品整体和局部的目标是将生活在现世的人们从悲惨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达到幸福的境界。

换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地狱（Inferno ）是人历经犯罪、痛苦和绝望；炼狱（Purgatorio ）是通过信仰获致净化；天堂（Paradiso ）则是经过神的启示和无私的爱而获救赎。引领但丁经过地狱与炼狱的维吉尔，代表知识、理性、智慧，这些能够带我们到达幸福之门，但唯有信仰与爱（贝雅特丽齐），能引领我们进入这扇门。在但丁生命的史诗中，他遭遇放逐是地狱，研究和写作则是涤罪，而希望与爱即为获救和唯一的幸福。或许因为但丁在天堂中过于重视象征主义，这篇短歌最难欣赏。因为贝雅特丽齐在《新生》诗集中是一位神圣的幻象，在但丁的天堂景象中，变成一个华而不实的抽象的概念。最后但丁向肯·格兰德解释，何以他将史诗叫作《神曲》——因为故事由不幸发展为幸福，“它是以草率和粗陋的风格，甚至家庭主妇的本地话写成的”。

这一痛苦的喜剧——“因为写作它，这些年来我变得瘦骨嶙峋”——是流亡时的工作与安慰，他在去世前三年才完成。它是他的生活与学习、神学与哲学的总结。如果它同时包含着中世纪的幽默、柔情及旺盛欲望的话，那么，它真称得上“中世纪的集大成者”。在100个简短的篇章中，但丁将他自拉提尼那里，或许是在博洛尼亚学到的科学全塞进去，天文学、宇宙学、地理学及年代学等，包含了一个成年人几乎不可能学完的知识。他不仅接受占星学的神秘感应说和命运学说，也接受犹太神秘哲学的神话，将不可思议的意义和力量归因于数字和字母的观念。数字“9”是贝雅特丽齐的标记，它的平方根是被三位一体赋予神性的“3”。地狱有九环，净界有九层，天堂有九重。大体而言，但丁在参照、采纳阿奎那哲学与神学时，是怀着敬畏和感激之情的，然而并非谦卑忠顺地亦步亦趋。圣托马斯看到《帝政论》的观点，甚而教皇们在地狱里，难免惶恐畏缩。神是光明和爱，但丁的这一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而后者则汲取自阿拉伯哲学。他对法拉比、阿维森那、加扎利、阿威罗伊的学说都多少有些了解，尽管他把阿威罗伊投入地狱的边缘，即地狱第一层。他把阿威罗伊学派的异端邪说者布拉班特的希吉尔置于天堂，因而使正统派大为震惊。尤有甚者，他让托马斯口中说出一番赞美这个曾激起六翼天使博士神学愤怒的人。希吉尔似乎否认但丁诗歌以为奠基的个人的不朽。对希吉尔的非正统和但丁的正统，历史著作往往有夸大失实之处。

但丁的思想被认为受东方，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启发：阿尔达·维拉夫上天堂的波斯传说；《古兰经》中关于地狱的描写；穆罕默德游历天堂的故事；阿布·阿拉·马亚里的作品中的天堂和地狱之旅；伊本·阿拉比的《福图哈特》。在《里萨拉特》（Risalat ）中，马亚里描绘撒旦在地狱中遭受捆绑与折磨，基督徒和另外一些不信神的诗人也在那里受苦；在天堂的入口，叙述者被天堂女神或美丽的处子接见，她被指定当他的导游。在《福图哈特》中，伊本·阿拉比描绘精确的表现死后灵魂生活的图表，叙述地狱和天堂正好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和上空，他把地狱和天堂分成九层，讲述神秘玫瑰的环及天使组成的唱诗班环绕着神的光——一切都与《神曲》中的一样。就我们所知，这些阿拉伯著作，没有一本在但丁的时代被译成他能够读的任何语言。

描写在天堂或地狱漫游的历程及所见景象的启示文学，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十分丰富，更不用说维吉尔长达六卷的《埃涅阿斯纪》了。爱尔兰的传说告诉我们，圣帕特里克如何探访炼狱和地狱，在那里看到古希腊罗马人的长袍和坟墓被火焚毁，罪人倒悬着身体，或被毒蛇吞噬，或为寒冰覆盖。在12世纪，英国抒情诗人、教士亚当·罗斯在一首内容充实的诗中，叙述圣保罗在天使长米歇尔陪同下漫游地狱的故事。诗人让米歇尔说明不同程度的罪的惩罚等级，让保罗在这些恐怖事物面前像但丁一样战栗。弗洛拉的约阿希姆曾述说自己下地狱和升天堂的故事。这样场景和情节的故事总有好几百个之多。所有这些确凿的证据说明，但丁几乎不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去学习阿拉伯文字，以为他笔下的地狱寻找范本。像其他任何艺术家一样，他熔铸现有的素材，使它由杂乱无章变为井井有条，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和诚挚的热情煅烧它。凡是能找到的素材一律纳入作品中——如托马斯和抒情诗人，达米安关于地狱的痛苦的激昂布道，他对贝雅特丽齐生和死的忧思，他与政客、教皇的冲突，及横亘在他思路中途的科学的断简残篇，基督教神学关于堕落、道成肉身、罪与恩、最后审判的阐释，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学说关于灵魂渐渐上升，最终与上帝合为一体的概念，及托马斯所强调的“属天的福乐”是人终极和唯一能令其满足的目标。用这些，他写出了他的诗，在诗中，一切恐惧、希望，及中世纪精神的朝圣之旅都找到了声音、象征和形式。

·地狱

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在这幽暗中徘徊踟蹰，但丁遇见了维吉尔，他的“老师”与“权威作家”，“只是从你那里我才学来了使我成名的优美风格”。维吉尔告诉他，要到达这森林唯一安全的出口，必须经过地狱和炼狱，如果但丁愿意跟他穿越地狱和炼狱，则他将领但丁到达天堂的入口，“一位比我更配去那里的灵魂会来接引你”，的确，他补充说，自己是应贝雅特丽齐的要求，来帮助诗人的。

他们通过地面上的一个开口，而到达了地狱的大门，大门上刻着如下凄苦的话语：

由我进入愁苦之城，由我进入永劫之苦，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创造了我。在我以前未有造物，除了永久存在的以外，而我也将永世长存。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

地狱是位于地下的上宽下窄，状似漏斗的深渊，从地面直通地心。但丁以有力的、几乎是残酷的想象力来构思它：幽暗、恐怖的无底深渊四壁环绕着黑色的巨石；那里有热气腾腾、散发恶臭的沼泽、洪流、湖泊和溪川；暴风雨、暴雪、冰雹及火的烙印；狂风怒号与把人冻僵的寒冷；受折磨的肉体、狰狞的面孔、令血液凝固的尖叫和呻吟。地狱漏斗的顶端，是那些既无恶名也无美名的人，既不背叛也不忠于上帝的人；不光彩的疼痛惩罚着他们；被黄蜂和胡蜂蜇刺，被蠕虫咬啮，被嫉妒和悔恨吞噬。从不中立的但丁鄙视他们，维吉尔说：

慈悲和正义都鄙弃他们，我们不要讲他们了，你看一看就走吧。

游客到达冥河（Acheron），艄公老卡戎驾小舟渡他们过河，卡戎早在荷马时代就在这里服役了。在对岸，但丁发现自己已置身地狱边缘的“林勃”（limbo），即地狱的第一环，那里的人善良无罪，但未领受过洗礼，包括维吉尔本人、所有善良的异教徒及所有善良的犹太人在内，而后者中少数几个是出现在《旧约》中的英雄。这里的人们所受的唯一的惩罚是永远渴望着更好的命运，却知道这是永不可能实现的。“林勃”的所有居民都是伟大的异教徒诗人——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卢卡，他们赋予这个地方荣耀。他们欢迎维吉尔，并将但丁当作他们的同伴。尽管已经为伴，但仰之仍然弥高，但丁说：

看见智者们的大师坐在哲学家中间——

那是亚里士多德，他被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里特、第欧根尼、赫拉克利特、安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泰勒斯、芝诺、西塞罗、塞涅卡、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仑、阿维森那及“做出伟大的注释”的阿威罗伊等人围绕、簇拥着。显然，依但丁的意思，所有这些高贵的伙伴，包括萨拉森人的异教徒，应该为天堂增光。

维吉尔现在带他下到第二环，在这里，耽于淫欲的罪人被狂飙吹得不停地旋转翻滚。在这里，但丁见到帕里斯、海伦、狄多、塞米拉密斯、克娄巴特拉、特里斯坦以及保罗和弗兰切斯卡。为了止息拉韦纳的领主波伦塔与里米尼的领主马拉泰斯塔两个家族的恩怨，可爱的弗兰切斯卡·达·波伦塔嫁给勇敢而丑陋的贾西奥托·马拉泰斯塔。除此之外的其余情节，各版本出入很大。在一个很受欢迎的版本中，贾西奥托英俊的兄弟保罗，假扮他去求婚，弗兰切斯卡向他发誓会履行婚约，但在结婚那天，她发现新郎被调包了而悔恨不已。婚后不久，她就沉溺于与保罗的短暂欢会无法自拔。贾西奥托当场捉住他们，将他们杀死（约1265年）。靠在幽灵情人身侧随风摇荡的鬼魂，弗兰切斯卡把她的故事告诉但丁：

再没有比不幸中回忆幸福的时光更大的痛苦了……有一天，我们为了消遣，共同阅读兰斯洛怎样被爱所俘虏的故事。只有我们俩在一起，全无一点疑惧。那次阅读促使我们的目光屡屡相遇，彼此相顾失色，但是使我们无法抵抗的，只是书中的一点。当我们读到一位情人亲吻那渴望已久的微笑的唇时，这个永远不会和我分离的人就全身颤抖着亲我的嘴。那本书和写书的人就是我们的贾西奥托：那一天，我们没有再读下去。

听了这个故事，激于怜悯之情，但丁晕死过去。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置身地狱的第三环，这里永远下着雪、冰雹和污水，而犯贪食之罪的人躺在泥泞中，刻尔勃路斯（Cerberus）向他们狂吠着，并用三张嘴的三副牙齿将他们撕成碎片。维吉尔和但丁下到第四环，这里驻守着财神普鲁图斯，浪费的人们和贪财的人们滚动着重物撞向对方，进行着西西弗斯式永无休止的战争。两位诗人沿着混浊汹涌的斯堤克斯（Styx）下到第五环，在这里的是被愤怒驱使而犯下罪的人。他们的身体覆盖着污泥，殴打和撕咬对方，他们中罪孽深重的怠惰的人，被浸在斯堤克斯湖静止的湖水中，在下面喘着气，使泥浆表面绽出一个个的气泡来。漫游者由弗列吉阿斯（Phlegyas）送到湖的对岸，到达第六环的狄斯之城或撒旦之城，在这里，异教徒在着火的坟墓中受蒸烤。他们又下到第七环，这里是由米诺特尔（Minotaur）管辖，犯暴力伤害他人罪的人，在咆哮的血河里永远地品尝接近于溺死的滋味，一旦他们挣扎着把头浮出水面，人马怪就搭箭射去。在这一环的间壁，是自杀的人，皮埃尔·德拉·维涅也寓身其间。再一个间壁，则是犯了以暴力对抗上帝、自然或艺术的罪人，他们赤裸着脚踩在灼热的沙地上，同时火雨从天而降，落在他们的头上。在鸡奸者中间，但丁发现了他以前的老师勃鲁内托·拉蒂尼——这对一位导师、哲学家及朋友来说，实在是十分乏味的判决。

在第八环的边缘，一只可怖的怪物出现了，它背着诗人们从高利贷者所在不远的悬崖上飞下。在这一环深渊高处的恶囊中，永不止息的痛苦以精妙的、变化多端的形式施予淫媒和诱拐者、阿谀奉承者、买卖圣职者（后者被捆缚着，头朝下倒插在坑洞里，只有腿露在外面）——火焰爱抚地舔着他们的脚。买卖圣职者中有教皇尼古拉三世，他的劣迹，连同其他教皇的劣迹，都遭致严厉的谴责。借着大胆的想象，但丁描写说，尼古拉误认为他是博尼费斯八世，后者来到地狱是他朝思暮想的事。随即，尼古拉预言说，克莱门特五世也将来这里。在第八环的第四恶囊是那些臆测并预言未来的人，他们的颈项被扭到反面，头转到背脊上方，脸朝着身后。从横在第五恶囊上空的“马来波尔琪”（Malebolge）桥上，他们向下注视着盗用公款（或犯贪污罪）的人们，这些人被罚永世在沸腾的沥青湖里沉浮。伪善者不停地绕着第六恶囊走，穿着外镀黄金的铅制斗篷。在这一恶囊唯一的小径上躺着卡亚法斯（Caiaphas），他仰卧并钉在地上，（肢体）成十字架形状，因此所有从这里经过的人都须踏着他的身体。在第七恶囊，盗贼们被毒蛇折磨，但丁在这里辨认出几个佛罗伦萨人。在俯视第八恶囊的拱桥顶，他看到火焰反复地烧着为恶行出谋划策的人，在这里有狡诈的俄底修斯。在第九恶囊里，在世上散播不和的种子的人和制造分裂的人被肢解。

我看见一个鬼魂，身体从下巴直到放屁的地方被劈开，伤口张开得比一个破木桶还要宽。他的肠子垂到他的两腿中间；心、肝、脾、肺以及那个把咽下去的东西变成屎的脏口袋都露了出来。我正定睛注视他时，他望着我，用手扯开他的胸膛，说：你看我怎样把自己撕开！你看穆罕默德被砍伤得多么厉害！在我前面哭着走的是阿里，他的脸从下巴直到额发全被劈开。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其他的鬼魂生前全是散布不和与制造分裂者，所以他们都被这样劈开。这里在我们后面有一个鬼卒把我们那样残酷地劈开，每逢我们顺着这条悲惨的路绕了一圈之后，他就把刀刃重新加在我们这帮人身上；因为伤口在我们再走到他身边以前就已经愈合……

在第八环的第十恶囊中，躺着作假者、伪造钱币者和炼金术士，他们受到各种疾病煎熬，悲泣呜咽。空气中弥漫着汗和脓散发出的恶臭，受苦者的呻吟声交织成可怕的轰鸣。

最后，诗人们到达第九环，即地狱的最底层，说来奇怪，这里是一大片坚冰。在这里，背信弃义者被冰掩埋直至下颌，痛苦的泪水结成“水晶面具”，覆盖了他们的脸颊。出卖比萨的伯爵邬哥里诺如今在这里永远地与大主教鲁吉耶利冻在一起，后者将他和他的儿子、孙子关押起来，让他们一个不剩地活活饿死。现在，邬哥里诺的头叠在大主教的头上面，它无休无止地啃噬着冤家的脑髓。在最低点，地心和地狱漏斗尖端的最底部，庞然大物卢西弗（撒旦）齐胸埋在冰里，肩膀上大得惊人的翅膀扇动着，冰冷的血泪同时从他头上生着的三张面孔滑落下来，每张嘴都咀嚼着一个叛徒——布鲁图斯、卡修斯和犹大。

中世纪心灵最可怖的事物有一半都聚拢在这部血淋淋的编年史中。当读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描写，令人厌憎的恐怖感油然而生，直到累积起来的感受终于达到难以忍受和压倒一切的地步。但丁关于地狱的概念，是中世纪神学最离经叛道的部分。古典文献设想过冥府或地狱，收容所有死者的地下的、混乱的黑暗，但没有将它描写成虐待人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暴虐、不安全感和战争，早在人们将无休无止的复仇和无穷无尽的残忍这些品性赋予上帝，亵渎上帝之前，就已经介入这一概念的缔造。

当得知最后维吉尔和但丁穿过了地心，颠倒了头和脚的方向，向对跖地攀登而去时，我们才觉如释重负。以梦境特有的鄙弃时间的敏捷，两位诗人以两天时间走完了地球直径全程。复活节早晨，他们出现在南半球，饮漱白昼的光辉，站在净界的梯形山脚下。

·炼狱

炼狱的概念相对仁慈些：人们可以以努力和承担、希望和想象，涤除罪孽和私欲而获净化，进而一步一步上升至理解、爱和幸福的顶峰。因此，但丁将净界描绘为分为九层的山一般的圆锥体：外围是七层平台——每一层用来涤除七宗罪中的一种，山顶则为地上乐园。每次离开平台，上升到更高的一层，则罪人的痛苦都减少一些。每次上升，天使都吟唱《登山宝训》的一句。在较低的平台，罪人被施以严厉的惩处，以便他们忏罪并获宽恕，但这一切并不须以充分的刑罚为代价。不过，相对于地狱那种痛苦永不会止息的严酷的意识，这里对“有限的惩罚之后将得到永恒的幸福”存在着坚固的信心。这些篇章充溢着温柔的基调和明亮的光芒，显示但丁从他身为异教徒的导师那里学到了温和宽厚。

维吉尔以露水涂抹但丁的面颊，将那上面从地狱带来的汗水和污秽一一洗去。环绕着山的大海，在上升的太阳下面闪烁不定，仿佛负罪而变得黯淡无光的灵魂，在神恩降临之际，因为喜悦颤抖战栗。在炼狱的第一层，与托马斯关于某些善良的异教徒可以获救的期待相符，但丁邂逅了乌提卡的加图，这位严厉以至于拘谨的斯多葛派信徒，不愿受恺撒的怜悯而宁愿自杀。这里还有腓特烈的儿子曼弗雷德，他反对教皇，却热爱诗歌。维吉尔催促但丁继续前进，这几行诗后来经常为人引用：

你跟着我走，让人们说去吧：你要像坚塔一样屹立着，任凭风怎样吹，塔顶都永不动摇。

维吉尔不属于炼狱，因此他不能像在他所熟悉的地狱里那样敏捷地回答但丁的问题，他感到了自己的欠缺，因而不时表现出一种懊恼的愁闷，直到他们遇见索尔代洛，方觉释然。这位诗人与曼图亚城的儿子们互相拥抱，他们为意大利人特有的对故土的感情，联结为一体。于是，但丁向他的祖国发出悲痛的呼吁，将他的议论建立在意大利急需君主政体这一观点之上：

唉，奴隶般的意大利，苦难的旅舍，暴风雨中无舵手的船，你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那个高贵的灵魂只因为听到故乡城市的甜蜜的名字，就急切地在这里向他的同乡表示欢迎。然而如今你境内的活人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圈子里的人都自相残杀。可怜虫啊！你环顾你沿海各省，然后看一看你的腹地，是否境内有享受和平的部分。如果马鞍子空着，查士丁尼整修了缰绳有什么用呢？假若没有缰绳，耻辱倒还小些。唉，人们哪，如果你们正确理解上帝对你们的指示，你们就应该虔诚，让恺撒坐在马鞍子上！

同时，像是要表明他对能够维持稳定统治的国王的喜爱，他讲述索尔代洛如何引导他们，在炼狱山脚，进入一个阳光照耀的可爱山谷，那里遍布着花朵，芳香扑鼻，皇帝鲁道夫、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尔、阿拉贡的彼得三世、英国的亨利二世、法国的菲利普三世住在这里。

被卢西亚（象征上帝仁慈的光明）引着，一位天使允许但丁和维吉尔进入炼狱的第一层平台。在这里，骄傲者被处罚每人在弓着的背上背负沉重的石头，而石壁和路面的浮雕，描绘着著名的谦卑者的功绩及骄傲者的可悲的结局。在第二层平台，嫉妒者穿着粗毛布袍子，眼皮被铁丝缝起来。在第三层是愤怒者，第四层是怠惰者，第五层是贪财者，承受着他们应得的适当的惩罚。在这里，教皇阿德里安五世，从前对财物抱着贪婪之心，现在安静地忏悔着，由于最后得救的保证而变得安详。使炼狱充满光明的许多愉快插曲之一，是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的出现。他以在尘世一位诗人遇见另一位诗人时罕有的愉快心情，向旅行者致意。他们一行三人，一起登上第六层平台，贪食者在这里涤罪。在这些悔罪者面前，是摇晃着芳香好闻的果子的树，当他们伸手去抓时，果实又缩回去。同时，空中有声音叙述历史上节制食欲的典范。第七即最后一层平台，是那些犯贪色罪的人，他们于临终之际忏悔并获赦免。他们被火焰温和地煅烧并获净化。但丁对肉体的罪有着一种诗人式的同情，尤其是富于艺术气质而特别敏感，富于想象力，尤其鲁莽的人犯下这种罪过之时。圭多·圭尼兹理在这里，但丁尊他为文学之父，并向他致谢，为了那“甜美的诗歌，只要我们的语言存在一日，它都使我们热爱及珍视你所写下的一行一字”。

一位天使引导他们穿过火焰，最后，上升至地上乐园。在此，维吉尔与但丁告别：

我的见识

无法到达更远的地方，我以技巧与艺术

将你带到这里。现在你的愉快

可以作为引导者……看！太阳的光芒

已照着你的前额，看！香草，

树木及花儿，

在这里自生自长，直到那双明亮的眼睛（贝雅特丽齐的）

愉快地出现，它曾含着泪，请求我

去救助你，你可以坐在这儿，

或在花草间漫步，不再期待

我的警告或手势。

你可自行选择裁判，

言行谨慎，深思远虑……那么我授权予你

以皇冕和法冠及你自己的王国。

维吉尔和斯塔提乌斯现在在他后面而不在他前面，但丁漫步于地上天堂的森林和田野，并沿着小河徐行，呼吸着清新空气中愉快的芳香，聆听树上“带羽毛的唱诗者”歌颂春天的曼妙歌声。一位采花姑娘停止了唱歌，向他解释这美丽的地方被舍弃的原因：这里过去曾是伊甸园，因为人的不服从，使其自无邪的愉快中被驱逐。贝雅特丽齐自天堂降临这被弃置的乐园，身着令人目眩的灿烂衣裳，使但丁只能感觉她在场却目不能见：

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她，这里

自她的身上发出一种神秘的德行，一接触到它，

我内在的旧情便澎湃激荡。

他转身对他的诗人导游说话，然而维吉尔已经回到地狱去了。但丁啜泣着，贝雅特丽齐却叫他为肉欲的罪而哀伤，因为在她死后，他在灵魂中玷污了她的影像。的确，她告诉他黑森林——她曾经通过维吉尔在那里解救过他——是纵欲的生命之所在地，在他有生之年的中点，他曾发现自己迷失了，因为正确的道路变得模糊。但丁羞愧地跌倒在地，并承认自己的罪。天上的童女们来代向被冒犯了的贝雅特丽齐求情，请求她将她第二种，即灵魂之美显露给他看。她并非已忘了第一种美：

你从未曾发现，

在艺术或自然中，任何事物如此甜蜜地通过

如具有美丽体态的肢体般

围绕着我，今且散布于尘埃之中。

她动了怜悯之情，而将她新天堂之美显露给他看，但童女们警告但丁不能直接凝视她，只能注视她的双足。贝雅特丽齐引导他和斯塔提乌斯（他在12世纪后曾经完成了在炼狱的期限）来到一处喷泉，从喷泉里流出两条小河——忘川、优诺河。但丁饮了优诺河水而涤清了罪。现在，他重获新生了，并“被导致宜于上升于群星”。

有人说《神曲》唯一有趣的部分是地狱，这是不正确的。在《炼狱》中有许多枯燥无味、教诲式的章节，而且始终是一种神学的稳定精神的东西。但在这些短歌诗里，由于没有诅咒的恐怖，逐步攀登美和温柔的境地，以一种复得的自然的愉快来鼓舞上升者，并勇敢地面对从事制造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贝雅特丽齐之美的困难工作。再度经过她，就像在他年轻时一样，但丁进入了天堂。

·天堂

但丁的神学使他的任务更为困难。要是他曾经让自己以波斯式或伊斯兰教式的风格，描绘天堂为肉体与灵魂均感愉快的一个乐园的话，他感官的本性定会发现更丰富的意象。但“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人类的知识分子怎能设想一个纯粹灵魂幸福的天堂呢？尤有甚者，但丁哲学上的发展，禁止他以神人同形或同性论的术语来代表上帝或天堂上的天使和圣者；相反地，他在幻觉中看到他们的形式和光点。而合成的抽象概念，在有光辉的空虚状况下失去有罪肉体的生命与热力。天主教教义承认肉体的复活，而但丁在为精神奋斗时，赋予一些天堂的人肉体的外貌和人类的言语。令人愉快的是，我们晓得，即使在天堂里，贝雅特丽齐也有美丽的双足。

他天堂的计划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谐、灿烂的想象力及大胆的细节精细计划的。依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他认为天堂是一个围绕地球旋转的扩大的一连串的9个中空的水晶球，这些球是“天父之家”的“许多大厦”。在每个球里安置着一个行星和许多星星，像是王冠上的珠宝。当它们运转时，这些天体便都放射出程度不同的神圣的智力，并歌唱它们幸福的欢乐与对造物者的赞美，使整个天堂沐浴于球体的音乐之中。众星，但丁说，是天堂的圣者、得救者的灵魂；根据其在世时所得到的功勋，以不同的高度停留在地球之上，它们的幸福如此无穷，如此接近高于一切星球的天庭，支撑上帝的宝座，使其不坠。

似乎是被贝雅特丽齐放射出来的光所吸引，但丁从地上乐园上升到第一重的天堂，那是月亮的世界。住在这里的，是那些本身并未犯过，却被迫亵渎宗教誓言的人。其中之一的皮卡尔达·多那图向但丁解释说，虽然他们在天堂的最低一层，并且享受程度低于他们上面的那些灵魂的幸福，却借着来自一切妒忌、渴望或不满足的神圣的智慧之神而得到解救。因为幸福的基础基于乐意接受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即我们的平安。”这是《神曲》最基本的诗句。

受制于一种将一切东西吸向上帝的天体磁力，但丁同贝雅特丽齐一起上升到天堂的第二层，这是受行星水星统治的星球。住在这里的，是那些在世时全神贯注于善良目的的实际活动的人，但是他们侍奉上帝的心，却远不如追求尘世的荣誉那么热烈。查士丁尼出现了，同时以威严的诗句说出罗马皇帝及罗马法律的历史作用。通过他，但丁又为在一种法律及一个国王统治下的世界作了鼓吹。贝雅特丽齐带领诗人到达第三重天堂，这是金星的世界。在这里，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福尔盖预言博尼费斯八世的悲剧。第四重天堂是太阳运行的轨道，但丁发现了基督徒哲学家们——波伊提乌、伊西多尔、比德、彼得·郎巴德、格拉提安、大阿尔伯图斯、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西格尔。在一次亲切的互相问候中，多米尼克教徒托马斯对但丁述说圣方济各的生活，而圣方济各会教徒波拿文都拉则告诉他圣多米尼克的故事。托马斯始终是一个心胸开阔的男子汉，由于阐发神学的精微而阻碍了他的叙述；而但丁如此热切地想成为哲学家，因此有几个诗篇中他停止了作为诗人的身份。

贝雅特丽齐领着他到达天堂的第五重，那是火星的世界，在这里住的，是为真正信仰作战而死的战士的灵魂——约书亚、马加比、查理曼，甚至罗马的破坏者罗伯特·圭斯卡德。他们被安排为成千的星星，以一种令人昏眩的十字架及钉死在十字架的图形出现，而每一颗星在光辉的象征下合成一种天体的和谐。上升到第六重天堂，那是木星的世界，但丁发现那些是在尘世时公平执行正义的人，有大卫、君士坦丁、图拉真——另一个异教徒闯入天堂。这些活的星星被排列成巨鹰的形式，他们异口同声地和但丁谈论神学，同时举行赞美公正国王的仪式。

攀登上贝雅特丽齐比喻为“永恒皇宫的楼梯”，诗人及其引导者到达了愉快天堂的第七重，土星及其卫星的世界。每上升一次，贝雅特丽齐的美便更加灿烂，她不敢在她的爱人面前微笑，深恐但丁会在她的光辉照射下烧毁成灰。这是教士们所居住的一层，他们的生活很虔诚，并忠于自己的誓约。比德·达米安杂在他们中间，但丁请教他将人的自由及上帝的先见之明，与逻辑上一贯的命定相互统一的方法。比德回答说：即使天堂里最有知识的灵魂，在上帝指导之下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圣本笃出现了，悲痛教士们的堕落。

现在诗人由各行星层上升到第八重天堂，恒星的地带。从双子星座往下看，他看到了极微小的地球，“如此可怜的外貌，戛然而止了我的微笑”。片刻的怀乡病，即使对那个可怜的行星，在那时也可能令他感动了。但贝雅特丽齐的一瞥告诉他，这是光与爱的天堂，而非犯罪与争吵的地方，这是他自己的家。

第23诗篇以一种但丁特有的明喻展开：

像那鸟儿，在丛林里

栖息于深夜的巢中与其可爱的雏鸟，

焦急地遥望

他们渴望的样子，并带回食物，

痴爱地寻找而不觉辛劳；

她，预先便飞登树梢，以警醒的凝视

盼望天晓和日出，

从东方转移她热切的视界——

因此贝雅特丽齐期待地将视线固定于一个方向。突然间天堂里闪烁着惊人的光辉。“看！”贝雅特丽齐说，“基督胜利的军队！”——天堂新收的灵魂。但丁往上看，只见一道使他目盲的强烈的光芒，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贝雅特丽齐请他睁开眼睛。现在，她说，他能够受得住她所射出的全部光辉。她对他微笑，他发誓，这是一个他永远不能从记忆中抹杀的经验。“为什么你如此迷恋我的容貌？”她问，并请他转而注视耶稣、玛利亚和使徒们。他试着去分辨他们，却只看到“一大片的光芒，他们仿佛乘着闪电而来”。此时他的耳际响起了天堂的星辰所唱的音乐。

基督和玛利亚上升了，使徒们留在后面，于是贝雅特丽齐请求他们跟但丁说话。彼得问及他的信仰，对他的回答至感愉快，因而同意他，只要博尼费斯是教皇，罗马教皇的职权便是虚的或亵渎的。但丁对博尼费斯毫无慈悲可言。

使徒们冉冉上升，渐渐消失，但丁最后随同她“这位曾使我灵魂得享至福的人”进入第九层，即最高的天堂。在天神居所这里没有星星，只有纯洁的光，以及所有灵魂、肉体、原因、动作、光及生命——上帝的、精神的、非物质的、非起因的、静止的来源。诗人现在努力想到达幸福的美景，然而他所看到的却只是一小点光，在它的周围有9个纯洁的神的圆圈——六翼天使、第二级天使、宝座、主权、德行、权力、君权、天使长和天使；透过这些——它的代理人及密使，万能之神统治着世界。虽然但丁不能看到上帝，他看到了所有天堂的星辰组合在一起，如同一朵光辉的玫瑰，一种闪烁着奇异光彩、缤纷绚丽、不断扩张的巨大花朵。

贝雅特丽齐现在离开了她的爱人，站在玫瑰里她所应站的位置，但丁眼见她坐在她个人的宝座上，请求她仍然帮助他。她对他微笑，然后将视线凝聚在一切光线的中心，但她仍派遣圣贝尔纳前来帮助并安慰他。贝尔纳引导但丁的眼睛望向天堂的皇后。诗人一看，却只目睹一片火红色的光彩，被几千个披着光辉的天使围绕着。贝尔纳告诉他：如果他想更清楚地观察天堂，必须一起向圣母祈祷。最后的诗篇呈现出贝尔纳悦耳的恳求：

童贞之女，汝子之母，

心谦而德高，超越一切其他造物。

贝尔纳向她请求她的恩典，让但丁的眼睛能见到圣皇。贝雅特丽齐及许多圣者双手合十，躬身向玛利亚祈求。玛利亚慈祥地注视了但丁一会儿，然后将双眼投注于“永恒之光”上面。现在，诗人说：“我的眼力，逐渐精一，透入那高处之光逐渐深刻，此高光即为真理。”他所看到的其余事物，据他讲，绝非一切人类语言及奇妙的设计所能表达于万一；但“在那灿烂的深渊中，清晰而高尚，似乎是，据我看，是3种颜色的3个球体联合而为一”。这庄严的史诗以但丁的眼光全然贯注在那光辉上作结，其移动与推进乃“是爱，动太阳而移星群”。

《神曲》是所有诗中最奇异和最难理解的。没有什么诗像《神曲》这样引人入胜。它的语言是最致密、最简洁的，这一点完全像贺拉斯和塔西佗。它的凝练与精妙，需要极丰富的学养及敏捷的才智方能完全了解。甚至烦人的神学上的、心理学上的、天文学上的专论，在此也有简扼的精确之处，唯有烦琐学派的哲学家才能匹敌与欣赏。但丁在那个时代生活得如此丰富多彩，使他的诗几乎令当代人无法承受，若没有那些注解，我们今天将无法了解其中的暗示。

他喜欢教书，并尽量将其所学注入诗中，结果是活泼生动的诗和死寂的荒谬事物连在一起。以贝雅特丽齐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削弱了贝雅特丽齐的动人处。他中断他的故事来指责某些城市或团体或个人，而有时他的史诗陷入咒骂声中。他敬爱意大利，但博洛尼亚充满了诱人为恶之徒和鸨儿，佛罗伦萨是撒旦最喜爱的产物，皮斯托亚是兽穴，热那亚是“充满一切的腐化”，比萨也是如此，“遭殃的比萨！但愿阿诺河堤口崩溃，把整个比萨淹没，人和老鼠，都埋在它的河水之下！”但丁认为“最高的智慧和原始的爱”创造了地狱。他答应暂时移开阿尔伯利哥眼睛上的冰霜，如果阿尔伯利哥把名字和故事告诉他；阿尔伯利哥照做，并请求履行诺言——“现在将你的手伸到这里来，打开我的眼睛！”——然而，但丁说：“我打开眼睛并非为了他，对他粗鲁乃是好意。”要是如此尖刻的人能赢得上天堂的旅行的话，我们也将会全部得救。

他的诗仍然是中古时期基督教书籍的巨著，也是各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一百首诗中的热情逐渐增强累积，是任何一个彻底了解此书的读者所不能忘怀的经验。正如卡莱尔所说，它是最真挚的诗；其中没有虚饰，没有虚伪或不诚实的谦虚，没有谄媚或怯懦；他以一种无畏的力量及无比的热心攻击当代最有权势的人，包括拥有一切权力的教皇。尤其是诗中想象的飞跃和持久，可与莎士比亚相比：从未为神或人见过的生动事物的图画；只有善于观察而敏感的人才具有的对自然的描写；及小故事，像弗兰切斯卡或邬哥里诺，小人物身上的大悲剧，却不失其生动。但丁这个人并不幽默，却始终保有爱，直到不幸将它改变为神学。

但丁达到了一种绝顶崇高的境界。在他的史诗中，我们找不到《伊利亚特》史诗中生命和行动汪洋恣肆的密西西比河，也缺乏维吉尔诗中温柔、沉寂的溪流，更无莎士比亚广泛的谅解和宽恕。但在他的诗中，却有一股庄严及一种受苦的、半野蛮的力量，它预示了米开朗基罗的来临。因为但丁爱好自由和秩序，而将他的热情和幻想凝结成形式，他的诗极具雕饰的成就，因此无后来者可与之匹敌。几个世纪以后，意大利尊崇他为意大利昌盛语辞的解放者；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无数的人，全都受到他战争和艺术的鼓舞；而且整个欧洲也都传遍了这曾入地狱、然后回来，而永不再微笑的、傲慢的放逐者的故事。

历史大事年表

750—1100　《古冰岛之诗集》形成

842　斯特拉斯堡誓言采用本地语言

约1000　复音音乐开始

1020　首次颁布自治特许状（对莱昂）

1040　阿雷佐的圭多扩大运用音乐谱表

1050—1122　哲学家罗塞林

1056—1114　聂斯脱利和俄国《古史年表》

1056—1133　诗人杜图尔的希尔德伯特

1066—1087　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在位

1066—1200　英国兴建诺曼底式建筑物

1076—1185　哲学家吉尔伯特·波赫

1079—1142　哲学家阿伯拉尔

1080　卢卡之执政官主政；意大利自治城市兴起

1080—1154　哲学家康科斯之威廉

1081—1151　阿博特·苏格尔任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

1083—1148　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

1085　英格兰《末日诏书》颁布

1086—1127　第一位已知的法国抒情诗人，阿基坦公爵威廉十世

约1088　伊尔内里乌斯在博洛尼亚教授罗马法学

1088—1099　乌尔班二世任教皇

1089—1131　兴建克吕尼修道院

1090—1153　圣贝尔纳

1093—1109　安塞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3—1175　修建达勒姆大教堂

约1095　《罗兰之歌》问世

1095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5—1164　罗歇二世统治西西里

1098　西多会成立

1098—1125　日耳曼国王亨利五世在位

1099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1099—1118　帕斯卡二世任教皇

1099—1143　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建立

1099—1179　圣希尔德加德

约1100　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君士坦丁堡开始造纸

1100—1135　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在位

1100—1155　改革者，布雷西亚之阿诺德

1104—1194　建筑风格的转变时期

1105　阿德拉德写成《自然界的探讨》

1110　巴黎大学初具规模

1113　莫诺马克亲王平定基辅之革命

1114—1158　历史学家，弗赖辛之奥托主教

1114—1187　翻译家，克雷摩莫纳之杰拉尔德

1117　阿伯拉尔为埃洛伊兹的教师

1117—1180　哲学家，索尔兹伯里之约翰

约1120　医院武士团成立

1121　阿伯拉尔在苏瓦松被定罪

1122　签订《沃姆斯和约》

1122—1204　阿基坦的埃莉诺

1123　召开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1124—1153　斯科特国王大卫一世在位

1127　圣堂武士团成立

约1133　圣丹尼斯修道院以哥特式的风格重新修建

1135—1154　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在位

1137　召开第一次西班牙议会；蒙茅斯的杰弗里作《英国史》

1137—1196　讽刺诗文作家沃尔特·梅普斯

1138　康拉德三世即位，霍恩施陶芬王朝开始

1139—1185　葡萄牙第一位国王恩里克斯的阿方索一世在位

1140　阿伯拉尔在森斯被定罪

1140—1191　特鲁瓦之谢里申

1140—1227　“浪游诗人”组成公会

1142　教皇党与保皇党兴起

1142　格拉提安之《教令集》问世

1145—1202　弗洛拉的约阿欣

1146—1147　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之革命

1147—1223　地理学家，威尔士之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

约1150　《尼伯龙根之歌》完成

1150　彼得·郎巴德作《信念四讲》

1150—1250　法兰西抒情诗人的全盛时期

1152—119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位

1154—1159　哈德良四世任教皇

1154—1189　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

1154—1256　修建约克大教堂

1156　建立莫斯科

1157　威尼斯银行发行政府债券

1157—1182　丹麦国王瓦德玛一世在位

1157—1217　博物学者亚历山大·内克姆

1159—1181　亚历山大三世任教皇

约1160　史诗《熙德》完成

1160—1213　历史学家杰弗里·维拉杜安

1163—1235　修建巴黎圣母院

1165—1220　诗人沃尔夫拉姆·埃申巴赫

约1165—1228　诗人瓦尔德·霍格怀德

1167　伦巴底同盟形成；牛津大学成立

1167—1215　法兰西抒情诗人皮尔·维德尔

1170　贝克特被暗杀；“强弓手”发动征服爱尔兰；彼得瓦尔多崛起于里昂

1170—1221　圣多米尼克

1170—1245　哲学家，黑尔斯之亚历山大

约1172　威尼斯扩建其总督之宫

1174—1242　修建威尔士大教堂

1175—1234　迈克尔·斯科特

1175—1280　英国哥特式建筑初期

约1175　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诗班席位被焚毁

1176　加尔都西教团成立；“红胡子”腓特烈败于莱尼亚诺

约1178　阿尔比异端盛行

1178—1241　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

1179　召开第三次拉特兰会议

约1180　蒙彼利埃大学设立；女诗人玛丽·法朗士移居英国

1180—1225　法兰西的“奥古斯都”菲利普二世在位

1180—1250　数学家列奥那多·菲伯纳西

约1180—1253　科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

1182—1216　圣方济各

1185—1219　利奥三世主政下小亚美尼亚的鼎盛期

1185—1237　修建班贝格大教堂

1189—1192　第三次十次军东征

1189—1199　“狮心王”理查一世在位

1190　条顿骑士团成立

1190—1197　日耳曼之亨利六世在位

1192—1230　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尔在位

1192—1280　修建林肯大教堂

1193—1205　恩里科·丹多洛任威尼斯总督

1193—1280　大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

1194—1240　卢埃林大帝统治威尔士

1194—1250　腓特烈二世统治西西里

1195—1231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

1195—1390　修建布尔茹瓦大教堂

1198—1216　英诺森三世任教皇

1199—1216　英格兰国王约翰在位

约1200　哲学家，迪南的大卫

1200—1304　修建伊普尔的布商同业工会厅

1200—1259　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

1200—1264　百科全书编纂者，博韦的文森特

1201　日耳曼人征服立窝尼亚

1201—1500　修建鲁恩大教堂

1202—1204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2—1205　法兰西的菲利普二世占领诺曼底、安茹、美因茨，并从英格兰人手中夺得布列塔尼

1202—1241　丹麦国王瓦德玛二世在位

1204—1229　十字军征讨阿尔比异端信徒

1204—1250　兴建圣迈克尔修道院的教堂拉·默维利

1204—1261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王国建立

1205　基督教徒首次提及磁针的应用；哈特曼·冯·奥厄作《可怜的亨利》

1205—1303　修建莱昂大教堂

1206—1222　狄奥多勒·拉斯卡里斯统治东帝国

1207—1228　斯蒂芬·兰顿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208　圣方济各成立传教士弟兄会；英诺森三世颁令停止英格兰教权

1209　剑桥大学成立

1210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巴黎被禁；斯特拉斯堡的葛特弗里德作《特里斯坦》

1211—1427　修建兰斯大教堂

1212　童子十字军组成；圣克拉那筹组苦修会

1213—1276　詹姆斯一世任阿拉贡国王

1214　菲利普二世获胜于布汶

1214—1292　罗杰·培根

1215　签署《大宪章》；召开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圣多米尼克修会成立

1216—1227　洪诺留三世任教皇

1216—1272　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在位

1217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7—1252　卡斯提亚王国的斐迪南三世在位

1217—1262　挪威的哈康四世在位

1220—1245　修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1220—1288　修建亚眠大教堂

1221—1274　圣波拿文都拉

1221—1567　修建布尔戈斯大教堂

1224　那不勒斯大学成立

1224—1317　历史学家杰恩·庄维尔

1225　《撒克逊法典》编成

1225—1274　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

1225—1278　雕刻家尼可洛·皮萨诺

1226—1235　卡斯提亚的布朗歇摄政

1226—1270　法兰西的路易九世在位

1227　萨拉曼卡大学成立；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成立

1227—1241　格列高利九世任教皇

1227—1493　修建托莱多大教堂

1227—1552　修建博韦大教堂

约1228　兴修在阿西斯的圣方济各教堂

1228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二世收复耶路撒冷

1229—1348　修建锡耶纳大教堂

约1230　修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1230—1275　圭多·圭尼兹理被但丁尊为其文学之父

1232—1300　艺术家阿诺尔福·迪·康比奥

1232—1315　哲学家拉蒙·吕里

1235—1281　哲学家希格

1235—1311　物理学家，维拉诺瓦的阿诺德

1237　蒙古人入侵俄罗斯；纪尧姆作《玫瑰传奇》

1240　亚历山大·诺夫斯基在涅瓦河获胜

约1240　浪漫故事《奥卡森与尼科丽特》完成

1240—1302　艺术家契马布埃

1240—1320　艺术家乔瓦尼·皮萨诺

1241　蒙古人击败日耳曼人于利格尼兹，占领克拉科夫，蹂躏匈牙利

1243—1254　英诺森四世任教皇

1244　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

1245　第一次里昂会议罢黜腓特烈二世

1245　乔瓦尼·皮阿诺·卡皮尼访问蒙古朝廷

1245—1248　兴建圣堂

1245—1272　修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1248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48—1354　修建阿尔哈姆布拉（摩尔族之王室宫殿）

1248—1880　修建科隆大教堂

1250　圣路易被俘；腓特列二世卒；布雷克顿编纂《英格兰的法律与习俗》

1252—1262　汉撒同盟成立

1252—1282　卡斯提亚王国之“智者”阿方索十世在位

1253—1278　奥托卡尔二世统治波希米亚

1254—1261　亚历山大四世任教皇

1255—1319　画家杜乔

1258　挪威之哈康四世征服冰岛

1258—1266　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在位

1258—1300　圭多·卡瓦堪提，但丁的朋友，学者诗人

约1260　欧洲忏悔狂潮掀起

1260—1320　外科医师亨利·蒙得维尔

1261　迈克尔八世于君士坦丁堡重建东帝国

1265　蒙福特召集国会

1265—1308　哲学家邓斯·斯科特

1265—1321　但丁

1266　罗杰·培根作《大作品》

1266—1285　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在位

1266—1337　艺术家乔托

1268　康拉丁败阵；霍恩施陶芬王朝结束

1269　拜巴斯占领雅法与安条克

1270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71—1295　马可·波罗在亚洲

1272—1307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

1273—1291　神圣罗马帝国之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

1274　第二次里昂会议

1279—1325　葡萄牙国王迪尼兹在位

1280—1380　英国哥特式建筑的装饰时期

1282　“西西里晚祷惨案”发生；阿拉贡之佩德罗三世占领西西里

1283　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斯士

1284　建布鲁日的钟楼

1285—1314　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四世在位

约1290　弗拉吉尼编《圣人传》；让·梅恩补充《玫瑰传奇》

1290—1330　修建奥维埃托大教堂

1291　马穆鲁克人占领阿卡；十字军东征结束；瑞士州郡联盟成立

1292—1315　斯科特国王约翰·贝利奥尔在位

1294　朗佛兰其奠定法国外科手术的基础

1294　开始修建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

1294—1303　博尼费斯八世任教皇

1294—1436　修建佛罗伦萨的圣玛玛利亚·菲奥雷大教堂

1295　爱德华一世召开“模范国会”

1296　教皇博尼费斯八世发表《教俗敕谕》

1298　华莱士败于福尔柯克

约1298　开始兴建巴塞罗那大教堂

1302　佛兰德斯人击败法兰西人于古特勒；博尼费斯发表《〈一圣〉诏书》；菲利普四世召开三阶级会议

1305—1316　克莱门特五世任教皇

1308—1313　亨利七世统领西方世界

1309　克莱门特迁教皇职位于阿维尼翁

1310—1312　法兰西境内之圣堂武士受压制

1314　苏格兰于班诺克本赢得独立

1315　瑞士于摩尔嘉屯击败哈布斯堡军队，建立瑞士联盟

结语 中古的遗产
（1265—1321）

我们在此结束对但丁漫长而曲折的叙述是恰当的，因为在他过世的百年中，有些人出现了，他们开始摧毁那个时代信仰和希望的庄严大厦：威克里夫和胡斯开始宗教改革；乔托、赫里索洛拉斯（Chrysoloras）、彼特拉克及薄伽丘正式宣布文艺复兴。在人类的历史中，它是如此的繁复和变化多端——一种心境在其后继者或反对者已经兴起别的心境或状态之后很久，仍可以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那里复活。在欧洲，信仰时代在但丁时期达到巅峰；它在14世纪奥卡姆的“剃刀”下遭受致命伤；仿佛病倒一般踌躇不前。直到布鲁诺、伽利略、笛卡儿、斯宾诺莎、培根、霍布斯的来临；要是理性时代获得悲伤结局的话，信仰或许仍会恢复。世界上广大的地区，在信仰的旗帜和统治下仍然继续着，而西欧却航行到一个偏远的理性的海洋中去。中古时代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时期：在西欧我们应该以哥伦布作为结束；在俄罗斯继续到彼得大帝时期（1725年）；在印度则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试图将中古时期认作为西方罗马帝国的衰落（476年），与美洲的发现之间的一个休耕的间歇；我们必须提醒自己，阿伯拉尔的追随者称呼他们自己为“现代的”，而埃克塞特的主教在1287年说及他的世纪是一个“现代的时代”。“中古的”和“现代的”的界限始终是在前进的；因而我们的煤、油及幽暗的贫民窟的时代，有一天可能被一个具有更清明的权力和更美好的生活的时代认作为中古时代。中古时代并非仅是一种文明和他种文明之间的插曲而已。如果我们划分中世纪从罗马接受基督教义和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开始，那么中世纪包括了古典文化最后的世纪，天主教基督教教义的成熟，直至13世纪成为一种完全丰富的文明，而那种文明的终止，成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基础。中古时期的人先是野蛮的牺牲品，其后变为野蛮的征服者，而后又成为新文明的创造者。对一个产生如此多伟大人物，从野蛮的废墟中兴起了教皇制度、欧洲的诸多国家，及产生了如此丰富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的时期，以傲慢不屑的态度加以轻视是不智的。

中世纪遗产包含了善，也包含了恶。我们并未完全从黑暗时代恢复：刺激贪婪的不安全感，助长残暴的恐惧，孕育丑行与无知的贫穷，造成疾病的污秽，引起轻信、迷信、神秘论的无知——这些仍然残存于我们中间，溃烂成不能容忍及宗教裁判所的教条独断主义，只等待机会来压迫、杀戮、荼毒和毁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是一袭穿在中古主义上面的外衣，中古主义秘密地残留着。而在每一代，文明就是辛劳的产物和一种少数人不稳固的、负有义务的特权。宗教裁判所在欧洲社会留下了罪恶的记号：它使刑讯成为一种法律程序为人所承认的部分，驱使人们从理性的冒险中回到恐怖、呆滞的划一。

信仰时代的主要遗产是宗教。据《犹太法典》记载，犹太教直到18世纪还在并吞（他教）；伊斯兰教在13世纪《古兰经》胜过哲学之后平静下来；基督教在东、西、南、北之间分裂，却成为白种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中古教会的教条，被罗马人、信奉正教和天主教的人信仰，教会的祈祷文在每次的争辩失败之后仍然使人感动。而教会在教育、慈善及在对野蛮人作道德驯服方面的工作，留给现代一个珍贵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训练的基础。教皇统一欧洲的梦想，在皇权与教皇统治的斗争中消失了，然而每一代仍会被一种国际道德秩序优于独立国家落后道德类似的梦想激励。

当教皇制度的梦想破碎时，欧洲各民族基本地采取了那种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形式。同时中古的思想创造了政府制度和宗教的法律、海上与商业法规、自治区自由的宪章、陪审制度和人体保护令及贵族的基本宪法等伟大制度。法庭和罗马法庭已为国家和教会的做法做了准备，而且行政机构一直沿用到今日。代议政府出现于西班牙的“科特斯”、冰岛的“阿尔森”、法国的“等级会议”及英国的国会中。

更伟大的仍是经济的遗产。中世纪征服了蛮荒，赢得了对森林、丛林、沼泽和海洋的伟大的战争，并支配土地为人所用。大部分西欧国家，终止了奴隶制度，几乎结束了农奴制。他们将生产组织成同业工会，对大量生产与资本主义组织的屈服，为我们所亲眼目睹。现代都市中有时集合人们和货物的伟大博览会，便是中古时期贸易的一种遗产；我们努力遏制垄断，调节价格和工资；而几乎所有现代银行业的程序，都是袭自中古时期的财政。甚至我们的兄弟会及秘密团体，也都有中古时期的渊源和仪式。

中世纪的道德是野蛮的后嗣，又是骑士精神的祖先。我们对绅士的想法，是一种中世纪的创作；但骑士的理想，不管与骑士的实际行为相差如何，已经复活为人类精神最高贵的概念之一。也许对玛利亚的崇拜，带给欧洲男人的行为以崭新的温柔要素。要是说稍后几个世纪，中古的道德有所进步的话，那是指在家庭和谐、道德教育及荣誉与礼貌缓慢传播的习惯。这是基督徒道德的一种余韵。

中世纪知识上的遗产较希腊的遗产贫乏，且掺杂了上千种大部分来自古代的玄奥的曲解。虽然如此，它包含了现代语言、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术语。经院哲学是一种逻辑的训练，而非持久的哲学征服，虽然它仍然支配着1000个学院。中古信仰的僭越，阻碍了史料的编纂。人们认为他们懂得世界和人类的根源与命运，因而编织了一个神话的网，它几乎把历史禁锢在修道士编年史的墙壁内。说中古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发展和进步的概念，那是不太正确的。13世纪，就像19世纪一样，是强烈地受着它本身的成就所影响的。中世纪也并非如我们一度所认为的是静止的。然而，中世纪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仅有方法上的进步而无目的上的改进是重要的。

中世纪科学方面的遗产的确不多，然而它包括了印度的数字、十进位制、实验科学的概念、数学方面内容充实的贡献、地理学、天文学、光学、火药的发明、眼镜的发明、航海者的罗盘、有摆的钟及——显然地最不可或缺的——酒精的蒸馏。阿拉伯和犹太医生使希腊的医药更进一步，而基督徒的开拓者，从理发的艺术中解放了外科手术。欧洲半数的医院都植根于中世纪的基础或中世纪成就的现代恢复。现代科学已经继承了中古思想的国际主义和一部分的国际语言。

次于道德纪律的，中古遗产最丰富的部分是艺术方面。帝国大厦就像沙特尔教堂般宏伟，同时对它独一无二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巍峨而坚固以及基础线条的纯粹——致敬。但这种雕塑、绘画、诗歌和音乐及建筑的联合，在哥特式大教堂的生命中，给予沙特尔、亚眠、兰斯大教堂和圣母院一种灵肉和谐的广度和深度、一种内容与装饰的变化多端，而绝不会令人乏味，更会使灵魂完全充实。这些正门、钟楼和塔尖，这些以对位法造的石制拱形圆屋顶，这些雕像、圣坛、圣水盆及雕刻得非常可爱的坟墓，这些可与彩虹争胜、使阳光缓和的窗户——我们对如此谨慎地深爱其信仰的象征并造就无数能工巧匠的时代，必须尽量加以宽恕。为了大教堂的缘故，复音音乐得到发展，音乐符号及五线谱也得以发展，而且从教堂中也诞生了现代戏剧。

中古的文学遗产，虽然在量上不能与希腊所遗留下来的相比，却可与罗马的遗产匹敌。但丁可与维吉尔并立，彼特拉克可与贺拉斯媲美，阿拉伯的爱情诗和抒情诗人与奥维德、普洛佩提乌斯不相上下；亚瑟的英雄冒险故事，比《变形记》或《希罗伊德》里的任何东西更高贵、具有深度，而且同样优美；而中世纪主要的圣歌，比罗马诗歌中最好的抒情诗还优美。13世纪是奥古斯都或利奥十世的时代。在任何时代都极少出现如此完美和富于变化的一种知识上或艺术上的兴盛。一种有活力的商业扩张，使整个世界扩大、富足和被震醒。强势的教皇从英诺森三世到博尼费斯八世，使教会有一个世纪之久成为欧洲秩序与法律的高峰。圣方济各敢于成为一个基督徒。行乞的训令使教士的理想恢复。大政治家如菲利普·奥古斯都、圣路易、菲利普四世、爱德华一世、腓特烈二世、阿方索十世将其国家自习惯中树立法律，并将其民族提高至一新的中世纪文明的水平。

战胜了12世纪神秘主义的趋势之后，13世纪以一种不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热心与勇气，出发到哲学和科学的园地中去。在文学方面，这“神妙的世纪”经历了自埃申巴赫的《帕尔齐瓦》到《神曲》概念的全部历程。几乎所有中世纪文明的要素，似乎在那个世纪中达到统一、成熟及终极的形式。

我们绝对无法对中古时代做到公平的地步，直到我们了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非是他们的欠债，而是他们的成就。哥伦布和麦哲伦继续着早已为商人和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里斯本及加的斯的航海家所热衷的探险。曾经刺激12世纪的同样的精神，给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以骄傲和战争。著名的恩里科·丹多洛、菲特烈二世和格列高利九世有着相近的能力与活力，预示着文艺复兴的到来；雇佣兵队长是由罗伯特·圭斯卡德发展而来，“暴君”来自埃泽利诺和帕拉维奇诺；在小径上行走的画家，由契马布埃和杜乔所展开；而帕莱斯特里纳斡旋于格列高利圣歌和巴赫之间。彼特拉克是但丁的继承者。薄伽丘是意大利的叙事诗人。尽管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在文艺复兴的欧洲继续风行，而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在马洛瑞笔下趋于完美。“文学的再兴”已开始于中世纪的学校。文艺复兴的杰出，在于扩大拉丁文的复活至希腊的古典名著、拒绝中世纪的哥特式、使希腊艺术复活。但希腊的雕塑在13世纪即被尼科洛·皮萨诺奉为圭臬，而当赫里索洛拉斯将希腊语文及古典文学带到意大利（1393年）时，中世纪仍然是一个延伸的世纪。

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相同的宗教，即修建大教堂和写作圣歌的宗教，继续统治着，只有一点不同，即意大利的教会在大量贡献当代的文明时，给意大利人民一种在中古大学所产生的思想自由，并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态度宣称：哲学家和科学家将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不会企图摧毁人民的信仰。

同样，意大利和法国并未参与宗教改革，它们从13世纪的天主教文化，转移到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又因而转移到17世纪和18世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就是这种密切的关联，配合在哥伦布以前的地中海的贸易，使拉丁民族避免遭受宗教战争蹂躏而取得暂时性文化上的优势。那种密切的关联，由中古时代回溯到古典的罗马，并由南部的意大利回溯到古典的希腊。经过希腊在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的殖民地，经过罗马人的征服和法国及西班牙的拉丁化，一条壮丽的文化线延伸展了，从萨福、阿那克里翁到维吉尔、贺拉斯，到但丁和彼特拉克，到拉伯雷、蒙田，到伏尔泰和法朗士。从信仰时代延续到文艺复兴，我们将从一种文化的不可知的童年期，进展到精力充沛与令人愉快的青年期，这种文化把古典的优雅和野蛮的力量结合起来，同时返老还童并有所增加地传送给我们。那种文明的遗产我们必须永远加以扩充，而绝不可让它枯萎致死。

再次谢谢您，读者朋友。

《秃头查理的圣礼书》（870年）中的插画，中立者被认为是查理曼大帝。

一幅拉特兰教皇宫的镶嵌画中，基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圣彼得（左），将象征尘世权力的旗帜交给查理曼大帝（右）。查理曼大帝将西欧的大部分基督教国家都统一在一个超级大国内，800年接受了皇帝称号。

在另一幅拉特兰教皇宫的镶嵌画中，圣彼得将披肩式祭服交给教皇利奥三世（左），将象征尘世权力的旗帜交给查理曼大帝（右）。利奥三世放弃在东方拜占庭皇帝与西方查理曼之间保持独立的政策，倒向查理曼，承认他是罗马人皇帝。

古法语史诗《罗兰之歌》中的插画。《罗兰之歌》描述了778年历史性的伦西瓦列之战。

9—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航海战士维京人侵袭并拓殖了广大的欧洲地区，他们的破坏作用深深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拜约挂毯是宝贵的11世纪史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死前指定哈罗德为王储，但更早前，已经答应将王位传给诺曼底公爵威廉。挂毯局部，哈罗德知会威廉自己已经即位。

1066年，威廉入侵英格兰。同年10月14日，在哈斯丁的战斗中，国王哈罗德阵亡，威廉即英格兰王位，称威廉一世。挂毯局部，哈罗德被箭射中眼睛。

起初，诺曼底公爵威廉只是法兰西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通过征服英格兰而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

华美的饰本福音书《凯尔经》（Book of Kells ），约8世纪晚期在爱尔兰爱奥那修道院开始绘制，9世纪早期在凯尔修道院完成。

1200年的耶路撒冷平面图。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该王国从1099年持续至1187年，后被萨拉丁推翻。

在海丁战役中，欧洲基督徒军队被萨拉丁的穆斯林军队击败和消灭，为穆斯林收复耶路撒冷城铺平了道路。

“狮心王”理查大败萨拉丁。“狮心王”理查毫无政绩可言，以在十字军东征中所显示的骑士风度，成为传奇中的英雄人物。

骑士堡是欧洲十字军在巴勒斯坦所建的最大要塞，也是保存至今的最重要的中世纪军事建筑之一。

1203年，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偏离他们的目标圣地，转道至君士坦丁堡，但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涌入城内，在一场大屠杀之后，进行洗劫。

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983年当选德意志国王，同年12月在亚琛加冕。

隐修士彼得参见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隐修士彼得是有名的苦行者，也是修道院的缔造者。乌尔班二世推进了教廷、教会和基督教社会的改革，并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中世纪的刑讯逼供。欧洲大部分地区，由伯爵作为国王的代表，主管司法、征税、征兵等事务。

14世纪初的《马内塞古抄本》中的德国骑士（抒情诗人）和他的恋人。

《马内塞古抄本》中的竞技比武大会，两名骑士正在用长矛进行打斗。

中世纪城堡前正在举行盛大的竞技比武大会。竞技比武大会是骑士参加的大型竞赛，也是展示骑士精神和求爱的社交场合。

黑死病像死亡战车一样蹂躏了整个欧洲，所造成的死亡高于以前任何一次已知的瘟疫或战争。

中世纪瘟疫流行，教皇带领着游行队伍，祈祷着消灾解困，但队伍中的一名僧侣也病倒在地。

意大利教皇英诺森三世平息了豪门之间的争斗，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恢复了教廷权威，曾发动两次十字军东征。

《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梦》。据说英诺森三世梦见圣方济各修道会的创始人圣方济各扛着即将倒塌的拉特兰教皇宫，而认为圣方济各创立的修会将成为教会的支柱以避免教会崩塌。

12世纪末，罗马教会与各国君主争夺权力，内部十分腐化，招致广大信徒不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为信众拟订简单的生活守则，创立了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

多米尼克会正在焚烧清洁派的著作，清洁派是12世纪和13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异端派别，为了打击清洁派，教皇英诺森三世成立宗教裁判所，进行有秩序的迫害活动。

在中世纪的欧洲，森林、沼泽、荒地均垦为耕地，农业进入发展时期。10世纪末已有带轮的犁。

斧、连枷、长柄大镰等农具也得到改进，但恶劣气候经常影响收成，导致饥荒。

父亲正在教导自己的三个女儿。在中世纪社会中，家庭是家长制的，社会是男性统治的，妇女不能行使广泛的社会权利。

路易十世颁布特许状给犹太人。基督徒常常将犹太人视为异族。中世纪时，在欧洲许多地方，犹太人没有公民身份和权利，不能在政府和军队任职，不能加入同业行会。

中世纪演奏弦乐的女乐师。欧洲中世纪弓弦乐器产生于10世纪，可能从阿拉伯弓弦乐器雷贝琴的变种拜占庭利拉琴演化而来。

中世纪《圣母玛利亚歌曲集》中的乐师。《圣母玛利亚歌曲集》产生于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世统治时期。

天主教多米尼克会的主教和哲学家大阿尔伯特，以在巴黎大学宣讲亚里士多德哲学而闻名，他首倡把对自然界的研究建成为基督教传统中的一门合法科学。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寓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献身于平静的大学生活，提出新问题，发明新方法，采用新的证明体系，形成了中世纪重要的经院哲学，基督教会也有意地以权威的方式将其学说和精神交给这些大学。

中世纪大学教学的情景。早期大学一般是学生和教师组成的社团，最后都获有教皇、皇帝、国王的特许状。从13世纪起，欧洲的许多主要城市都兴办大学。

13世纪《圣经道德教谕》中的《缔造者圣父上帝》，在画家笔下，上帝被想象成一个建筑师，但上帝毕竟是上帝，画框也无法限制他的范围。

中世纪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中的插画，一位女性正在教授几何学。

一个中世纪的病人正躺在床上，一个医生拿着瓶子查看他的尿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的非正常死亡都是因为疾病。

以不朽的叙事诗《神曲》而享有盛誉的意大利诗人但丁。

（美）威尔·杜兰特　著

文艺复兴

天地出版社

•成都•

The Renaissanc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53 by Wil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 / ( 美) 威尔·杜兰特著 ；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6-6

Ⅰ. ①文… Ⅱ . ①威… ②台… Ⅲ . ①文艺复兴－文化史－欧洲 Ⅳ . ①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 第210497 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品人：杨 政

著　者：［美］威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武　霖

版权编辑：郭　淼　玉　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装帧设计：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文艺复兴总述

第一章　﻿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时代（1304—1375）

文艺复兴之父

那不勒斯和薄伽丘

诗人的桂冠

里恩佐的革命

漫游的学者

乔托

《十日谈》

锡耶纳

米兰

威尼斯和热那亚

14世纪文艺的衰微

回顾

第二章　﻿阿维尼翁的教皇（1309—1377）

巴比伦之囚

通往罗马之路

基督徒的生活

第三章　﻿美第奇的兴起（1378—1464）

背景

物质基础

“国家之父”科西莫

人文主义者

建筑：布鲁尼里斯哥的时代

雕刻

绘画

其他

第四章　﻿黄金时代（1464—1492）

“痛风者”彼罗

洛伦佐的发展

慷慨的洛伦佐

文学：波利希安的时代

建筑和雕刻：韦罗基奥的时代

绘画

洛伦佐的逝世

第五章　﻿萨沃纳罗拉与共和国（1492—1534）

先知

政治家

殉道者

共和国与美第奇（1498—1534）

革命下的艺术

第二部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第一章　﻿米兰

背景

皮德蒙特与利吉里亚

帕维亚城

威斯孔蒂家族（1378—1447）

斯福尔扎家族（1450—1500）

文学

艺术

第二章　﻿达·芬奇（1452—1519）

成长期（1452—1482）

米兰时期（1482—1499）

佛罗伦萨时期（1500—1501，1503—1506）

米兰和罗马时期（1506—1516）

这个人

发明家

科学家

法国岁月（1516—1519）

达·芬奇学派

第三章　﻿托斯卡纳与安布利亚

弗朗切斯卡

西尼奥雷利

锡耶纳城与索多玛

安布利亚与巴格廖尼

佩鲁吉诺

第四章　﻿曼图亚（1378—1540）

维托里诺·德·费尔特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

世界第一夫人

第五章　﻿费拉拉（1378—1534）

以斯特学院

费拉拉的艺术

文学

阿廖斯托

余波

第六章　﻿威尼斯王国（1378—1534）

帕多瓦

威尼斯的经济与政策

威尼斯政府

威尼斯人的生活

威尼斯的艺术

威尼斯的文学

维罗纳

第七章　﻿艾米利与前哨（1378—1534）

柯勒乔

博洛尼亚

艾米利大道

乌尔比诺与卡斯底里欧尼

第八章　﻿那不勒斯王国（1378—1534）

豁达大度的阿方索

费兰特

第三部　文艺复兴在罗马

第一章　﻿教会的危机（1378—1447）

教权的分裂（1378—1417）

教皇与宗教会议（1409—1418）

教皇权的胜利（1418—1447）

第二章　﻿罗马的文艺复兴（1447—1492）

世界之都

尼古拉五世（1447—1455）

卡利克斯特斯三世（1455—1458）

庇护二世（1458—1464）

保罗二世（1464—1471）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英诺森八世（1484—1492）

第三章　﻿博尔贾家族（1492—1503）

红衣主教博尔贾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罪人

恺撒·博尔贾

卢克雷齐娅·博尔贾（1480—1519）

博尔贾家族权力的崩溃

第四章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武士

罗马建筑（1492—1513）

年轻的拉斐尔

米开朗基罗

第五章　﻿利奥十世（1513—1521）

年幼的红衣主教

快乐的教皇

学者

诗人

古典艺术的复兴

米开朗基罗与利奥十世（1513—1520）

拉斐尔与利奥十世（1513—1520）

基吉

拉斐尔：末期

利奥的政治

第四部　文艺复兴的没落

第一章　﻿知识的革命（1300—1534）

玄学

科学

医学

哲学

圭恰尔迪尼

马基雅维利

第二章　﻿道德的解放（1300—1534）

道德堕落的根源与形式

教士的道德

性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

家庭

公共道德

礼节与娱乐

戏剧

音乐

回顾

第三章　﻿政治的崩溃（1494—1534）

法国入侵意大利（1494—1495）

战争的再起（1496—1505）

坎布雷同盟（1508—1516）

利奥与欧洲（1513—1521）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

克莱门特七世：第一个阶段

罗马的劫掠（1527）

胜利者查理（1527—1530）

克莱门特七世和艺术

克莱门特七世和米开朗基罗（1520—1534）

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四章　﻿威尼斯的黄昏（1534—1576）

威尼斯的再生

阿雷蒂诺（1492—1556）

提香与国王（1530—1576）

丁托列托（1518—1594）

韦罗内塞（1528—1588）

前瞻

第五章　﻿文艺复兴的衰微（1534—1576）

意大利的没落

科学与哲学

文学

佛罗伦萨的暮光（1534—1574）

切利尼（1500—1571）

拱月之星

米开朗基罗：晚年时期（1534—1564）

结语

插图

致读者

本卷虽为《文明的故事》的第5卷，但其本身是完整而独立的一个单元，仍是用整合法叙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套书于1935年第1卷《东方的遗产》开始问世，该卷写的是埃及、近东、中东由上古至公元前323年间及印度、中国、日本由上古至1930年的历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1939年出版，写的是希腊早期到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为止的历史与文化，及近东与中东从公元前323年起至公元前146年为止的历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1944年出版，继续写西方世界的文明至325年为止，以罗马兴衰为中心，述及基督教初期的数百年史。第4卷《信仰的时代》，1950年出版，继续前卷写拜占庭文明、伊斯兰、犹太及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文明，至1300年为止。

本卷的目的，在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周详的描述——从彼特拉克（Petrarch）的出生到提香（Titian）之死为止。故“文艺复兴”一词在本卷中仅指意大利而言。此词并不适用于16、17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及北欧低地国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是意大利本土文化自然发展成熟的结果，而不是因着外来文化的启蒙，才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而且在意大利，对此名称甚至太过强调古典文学复兴，实则古典文学的复兴对于意大利来说，并不比经济与文化形成它们的特有风格来得重要。

为了避免与已出版的相关优秀著作有形式上的重复，比起以前各卷来，本卷处理的范围已扩大。而且当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时，我们的兴趣也更加广泛；在我们的血管中，现代欧洲初期那几个世纪的鲜血仍然在汩汩流动；尤其他们的观念、事迹与人格，更是了解我们自己心智与时代的基石。

我几乎直接参阅了所有相关的艺术作品，这在前面已有说明。不过，我缺乏专门训练，因此没有做任何批判的权利。但是，我还是将贸然地说出了个人的印象与好恶。现代艺术专心一意地反对文艺复兴，是可原谅的反动，因为现代艺术正热心发现美或有深度的新形式。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欣赏，不是为那些单纯模仿文艺复兴作品的人们唱赞歌，而是应该鼓励那些真诚而刻苦的、试图重获文艺复兴式的创作力的人们。

假如环境允许，《文明的故事》第6卷可能名为《宗教改革》，而于三四年之后出版，这一卷将叙述意大利以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文明的历史（从1300年到1648年）以及意大利本身从1576年到1648年为止的历史。由于资料繁多庞杂，而衰老迫近，使得本书计划于第7卷结束，该卷拟定名为《理性开始的时代》，将从19世纪初叶叙起。

我要感谢约瑟夫·奥斯兰德（Joseph Auslander）准许我们用他精译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剑桥大学出版社准许引用其出版的理查德·加奈特（Richard Garnett）所著《剑桥现代史》第1卷中的一段；内人无数的建议与对谈；爱德华·霍普金（Edward Hopkin）博士在资料分类上的协助；玛利·考夫曼（Mary Kaufman）和费罗拉·考夫曼（Flora Kaufman）两位小姐在文稿方面的一些帮助；爱迪·迪盖特（Edith Digate）女士高超的录入本领（杂乱的手稿难不倒她）及瓦雷丝·布里威（Wallace Brockway）老练的编辑与忠告。

特别要感谢我的出版人，虽然这鸣谢有些晚了。在我与他们长期的合作中，我发现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对我的提议皆予考虑，对我研究的费用愿意负担，而且从未以销路利益与得失来决定我们的关系。1926年，他们出版了我的《哲学的故事》，只希望能收回成本就好了。我们合作已有27年，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幸运而愉快的合作。

威尔·杜兰特

1952年12月1日于洛杉矶

第一部　文艺复兴总述

14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画家乔托的《哀悼基督》。

第一章　﻿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时代（1304—1375）

文艺复兴之父

1302年，贵族的黑党（Neri）以武力夺取了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政权，随后便把但丁和其他中产阶级的白党（Bianchi）驱逐出境，同时这个胜利的寡头政治执政团还控告一位白党的律师彼特拉克伪造文书。彼特拉克指责此控告的目的在于结束其政治生涯，于是拒绝出庭受审。由于拒绝出庭，他又被加罪——处以巨额罚金或砍断右手，听其自择。在此情形下，他仍然拒绝出庭，于是被逐出佛罗伦萨，财产也被全部没收。这时，他携妻逃往意大利中部城市阿雷佐（Arezzo）。两年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后来他为了声调动听而把Petracco改为Petrarca，英文为Petrarch）在此出生了。

阿雷佐这座小城，在占优势的保皇党（Ghibelline）——此党在政治上，对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诸皇帝的效忠远甚于对罗马教皇的效忠——的统治之下。14世纪，阿雷佐经历了意大利城市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教皇党（Guelfic）的佛罗伦萨——支持教皇对抗皇帝以争取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已于1289年，在阿雷佐的坎帕尔迪诺（Campaldino）把但丁打败了；1340年，13至70岁的阿雷佐保皇党员均被逐出境；到了1384年，阿雷佐便永远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之下了。古代罗马政治家和诗人米西奈斯（Maecenas）生于该城；15世纪和16世纪，使文艺复兴闻名的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和使之得到恶名的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也诞生于此城。意大利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习惯于产生天才，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1312年，彼特拉克匆促北行，去迎驾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

他自信自己将解救意大利，或至少能解救意大利的保皇党。其自信一如当年的但丁，于是他举家迁往意大利西北部的比萨（Pisa）城，等待佛罗伦萨的教皇党的覆灭。

比萨城在当时仍是意大利最辉煌的城市之一。1284年，其舰队败给热那亚人，导致领地减少和商业范围的缩小；而境内教皇党和保皇党之争，使该城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佛罗伦萨帝国式的控制。但比萨城英勇的公民引以为荣的是：由大理石做成的庄严宏伟的天主教堂、高耸的钟塔、著名的圣坎普公墓（Campo Santo），或称圣场（Sacred Field），其中心的方院由来自圣地（the Holy Land，今巴勒斯坦）的泥土填成，而其墙上的壁画则在不久之后由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学生洛伦泽蒂（Lorenzetti）兄弟几人所绘，其雕刻成的墓碑则令死者不朽。在比萨大学建立后不久，有位聪明的法学家巴尔托鲁（Bartolus）采取罗马的律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法学上所用之措辞过于晦涩、冗赘，以致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诟病。

神圣的罗马皇帝亨利七世在未及决定是否做罗马皇帝之前就丧命（1313年）。意大利的教皇党员欢欣鼓舞；而彼特拉克，考虑到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偕其妻及一女两子，迁入罗讷河（the Rhone）沿岸的阿维尼翁（Avignon）。该地新建的教廷和急速增加的人口，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到热那亚，这些城镇像皇冠一般坐落于峭壁的边缘，笔直而下即蓝绿色的海面；这位青年诗人说这种景色“更像仙境而不似人间”。

他们发现阿维尼翁城被显要人物的浮华风气充斥，于是迁到其东北15英里的卡庞特拉（Carpentras），在那里，弗朗西斯科（即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之名）度过中年无忧而快乐的岁月。当他被送往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学习法律时，这种欢乐幸福的日子就结束了。

他本该喜欢博洛尼亚的，这是一座大学城，充满着学生欢聚之乐，学风很盛且追求独立的思想。14世纪，这里首先讲授人体解剖学的课程。这里的女教授，如诺维拉·安德烈亚（Novella d’Andrea），是如此的动人，以至于有一种极具幻想色彩的传统说法：她讲课时戴着面纱，避免学生因她的美色而分心。博洛尼亚是首先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并宣布自治的城市之一；上溯到1153年，它就已自选统治者或市长，并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但在1325年（彼特拉克正在此城），它却被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Modena）击败，不得已只能向教廷寻求庇护，并在1327年接受一位教皇的代理主教为其统治者。

彼特拉克崇尚博洛尼亚城的精神，但不喜欢法律条文。在法学的论著里，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无数有关罗马古人的引证”，而并不志在研究法律。他阅读所能找到的一切罗马古代名人如维吉尔、西塞罗和塞涅卡等人的作品。他们为他打开了哲学和文艺的新世界。他开始模仿他们的思想，渴望像他们一样写作。当他的父母过世（1326年）时，他放弃了法律，回到阿维尼翁，沉湎于古典诗和浪漫之爱中了。

他告诉我们：在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Good Friday），他看见了一位妇人。她那种难以抑制的魅力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以动人的细节来描写她，但却严格保密她的身份，以至连他的朋友都以为此妇人只是虚构的人物，而把他所有的热情当作诗人的特权。但在他所收集的维吉尔诗集——今藏于米兰（Milan）的安布罗西安（Ambrosian）图书馆中——的扉页上，仍可见到他于1348年所写的几句话：

劳拉（Laura），品德超群，因我的诗歌而闻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之后1327年4月6日第一次祈祷时间中，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教堂里。在1348年，在同一城，同一月，同一天（第六天），同一次祈祷（第一次）的时间中，那支灯光从我们的时代里被取走了。

这个劳拉是谁？1348年4月3日，在阿维尼翁有张遗嘱被归档保存，立嘱人为劳拉·德·萨德（Laura de Sade），此人是乌格斯·德·萨德（Hugues de Sade）伯爵之妻，生了12个孩子；这位诗人的情人可能就是这位贵妇，而她的丈夫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性虐待狂的远祖。在佛罗伦萨城洛伦提那（Laurentian）图书馆现藏着一幅马蒂尼（Simone Martini）所画的小画像，相传是彼特拉克所钟爱的劳拉。画像上的人物有着纤细优美的脸庞、精致的嘴唇、挺直的鼻梁、阴郁的眼睛，暗示出忧郁而娇羞。

我们不知道，当彼特拉克首次见到劳拉时，她是否已婚，或早已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然而，她宁静地接受他的爱慕，而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对他的热情给予克制性的鼓舞。日后他对耽于肉欲生活的自责及对于单恋的纯洁情感的怀念，暗示了他曾对她一往情深。

在此期间，他住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吟游抒情诗人之乡。彼特拉克像一个世纪前年轻的但丁一样，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一名吟游抒情诗人，并将其热情灌注于上千的诗篇章节中。写诗是当时很流行的消遣。在书信中，彼特拉克抱怨道，不但律师、神学家，甚至他的男仆也写诗；他怕不久“连牛也会像吟诗般地鸣叫了”。从自己的国家，他承袭了十四行诗（Sonnet）的形式，并将之凝结成繁复的押韵诗体，而该诗体数世纪以来使意大利诗定了型，且妨碍其发展。在此后的21年中，他写了207首十四行诗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诗，都是以这位活泼的、有教养的劳拉为题材。这些手稿被收集成诗歌集，引起了意大利的青年、壮年和僧侣们的注意。

诗人意识到，除了在教会求上进外，别无他途，于是接受了圣职和次级神品（minor orders），并谋求教俸——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事实会感到惊讶。当劳拉得知她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得里亚海至罗讷河之间广被传颂时，她也许会因害羞而脸红，甚至会因兴奋而感动。在从灾难中获救的世界文学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多变化而丰富的内容，或用如此苦心的技巧，来详细说明爱的情绪。在彼特拉克的诗里，奇思妙想伴随着一阵阵的爱情火焰，神奇般地被整合成为有韵律、有生气的诗章：

而后

纵使铁石心肠者

见吾诗后

任其冷酷无情

心也在叹息中燃烧

化为灰烬！

意大利人以所曾听到过最为优美的音调为其谱曲——精微、优美、和谐，闪烁着生动的意象，有时甚至使得但丁的作品都显得粗率而不悦耳。的确，这种爽快悦耳的语言——母音胜过子音——已达到完美的高峰，甚至时至今日，仍无人可以超越。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其音韵？——

在光辉的国土，灿烂的思想之境域中，

是否自然已发现了模特儿的模样，

以之为典型，画出优美迷人的偶像，

在凡间可凭此见到天堂塑造之容颜？

常到山泉的森林女神追寻于小丛林，

她那金黄色的鬈发随着阵阵风儿飘扬，

追寻什么？哪颗心知道如此完善的形象？

虽然她主要的完善之处充满我的死亡。

从未凝视她那完美眼睛的人，

见不到那生动的蓝眼珠发光闪闪，

不知道会屈服和拒绝的是爱神，

他要寻找天堂的完美，也就枉然；

知道她的说笑甜美的人，

就会知道她的叹息多么甘甜。

彼特拉克的诗，他悦人的才智和他对妇女、自然界、行为、文学、艺术之美的感受力，使他在文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对阿维尼翁教会道德的谴责，并没有阻止伟大的圣职者——像贾科莫·科隆纳主教（Bishop Giacomo Colonna）和其兄弟乔万尼·科隆纳红衣主教（Cardinal Giovanni Colonna）——给予招待和赞助。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在他厌倦和被遣之前，他享乐且原谅自己；在他写十四行诗给劳拉期间，他和一个情妇调情，并生有两个私生子。他有闲暇旅游，而且显然地，也有很丰裕的财源；我们发现他于1331年在巴黎，然后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并于1336年在罗马成为科隆纳家族（the Colonnas）的座上客。古罗马公所（the Forum）之毁使他感慨万千。他曾先后请求五位教皇离开阿维尼翁，回到罗马来。然而，最终他自己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

在旅行期间，有7年之久他住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宫殿里，在那儿他接触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好的学者、教士、律师和政治家，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但他愤恨阿维尼翁城圣职买卖的腐化、教会诉讼的耗时、红衣主教和高等娼妓间无耻的勾当及基督教对世界信仰的改变。1337年，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闭谷（Closed Valley）——买了一栋小房子，位于阿维尼翁东面15英里处。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小茅屋傍崖而建，该崖则为大块的峭壁所压，索加河（the Sorgue）平静的流水抚吻其间。彼特拉克向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预示的，不仅是他在爱情上错综复杂的情绪，而且也从自然界的景色中获得了乐趣。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多么希望你能体会我从独自漫游于山中、林间、溪畔所得到的无比快乐！”1336年，他仅仅为了运动、欣赏风景和满足胜利的虚荣心，而养成爬山的习惯。现在他隐居服格罗斯，穿得像个农夫，垂钓溪畔，懒洋洋地在两个花园中工作，以“一狗两仆相伴而自足”。他唯一的遗憾（因为他对劳拉的热情已经尽耗于诗作的追求上）是离意大利太远、离阿维尼翁城太近。

站在那里，他摇撼了半个文学界。他爱写长信给他的朋友、教皇和国王、已死的作家和未出生的后代。他把信件的原稿保存下来，在风烛残年时，他以修改这些信件以求死后有出版的光荣来自娱。这些书信，活泼有力，但几乎不再是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而是他写下的最有活力的遗作。其中有些对教会的批评过于苛刻，彼特拉克将之秘密地保存起来，直到去世。以表面的诚意，他接受了天主教的完整教义，但在心灵上他却与古人生活在一起；他写信给荷马、西塞罗、李维（Livy），好像他们是尚健在的朋友，他也抱怨自己未能生在罗马共和时期的英雄时代里。习惯上，他把他的一位笔友称为列尔留斯（Laelius），而称另一位为苏格拉底。他鼓励其友去寻找拉丁、希腊文学的遗失手稿，去抄写古代的铭文，去收集古代的钱币，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促成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他实践了他所倡导的事业：在旅游中，他寻找并购买了古典版本，视之为“比阿拉伯人或中国人所给的商品更有价值”；他亲手抄录了买不到的手稿；在家里，他雇了抄写者。他以从希腊带回来的荷马作品自豪，并乞求赠送者致送一本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将一本维吉尔的抄本视为随身携带的手册，并在扉页上记下他这位好朋友事业上的成就。中世纪保存了许多异教的古典文学，而其中一些被中世纪的学者所喜爱。但彼特拉克从这些作品的参考书目中知道无数名著已被遗忘或误置了，寻回（或恢复）这些名著成为他的工作动力。

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

那不勒斯和薄伽丘

在沃克吕兹隐居时，彼特拉克为了和维吉尔一争高下，立志写诗——以论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打败汉尼拔（Hannibal）而解救意大利为题材，写了史诗《亚非利加》（Africa）。他同后一个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选拉丁文作为传达的媒介，而不像但丁那样用意大利文。他希望得到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认可。在写诗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怀疑其价值。当他正专心于拉丁文六音步诗的写作时，他的意大利文《诗歌集》（Canzoniere）使他声贯意大利，而一本译本也把他的大名带到整个法国去。在1340年从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同时来了请帖，邀请他去接受诗人的桂冠。他接受了元老院的颁赐，并接受了那不勒斯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的邀请，在途中赴那不勒斯小作停留。

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和日耳曼的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n）王朝被教皇的武力和外交推翻之后，教皇国（Papal States）南部的意大利（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被让给了查理的安茹王朝。查理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统治两地；其子查理二世将西西里割给阿拉贡（Aragon）王室；其孙罗伯特，虽然想重新夺回西西里，最终却失败了，不过由于他有能干的政府、明智的外交及对文学和艺术特别的赞助，因此赢得了“智者”的绰号。那不勒斯王国工业不发达，农业又受到短视的地主的支配，他们把农民剥削到革命的边缘。不过，那不勒斯的商业给予朝廷一些收入，该收入使得新皇堡（Royal Castel Nuovo）常常充满宴乐之声；豪富之家群起效尤；婚姻成为盛大的庆典；定期游艇赛会使得海湾充满生气；当戴花冠的贵妇从雕有纹章的舰尾望台抬头向年轻的花花公子微笑时，他们正在市区内方形广场上进行危险的比赛。在那不勒斯，生活愉快，道德极为松弛，妇女美艳而容易亲近。在这种多情、调笑的气氛中，诗人找到许多诗歌创作的主题和灵感。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就这样在那不勒斯被塑铸出来了。

薄伽丘的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的商人，其母是一位姓名和德行均不详的法国少女。也许其私生子的身份和一半的法国血统，塑造了其性格。还是婴儿时，他被带到靠近佛罗伦萨城的切塔尔多（Certaldo），在继母的管教之下，度过极不快乐的童年。10岁（1323年）时，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去当学徒，学习理财和经商。他恨商业，就像彼特拉克恨法律一般。他宣称自己偏爱贫穷和诗歌，倾心于奥维德，以他的作品《变形记》和《女杰书简》自娱，而且还背诵了大部分的《爱情的艺术》，为此他曾写道：“这位最伟大的诗人指出：维纳斯的圣火可能使最冷酷的胸膛燃烧。”他的父亲发现不能使他爱钱甚于爱美，于是准许他放弃从商，但条件是要学习教会法。薄伽丘同意了，但他对浪漫生活已做好了准备。

那不勒斯城里最放荡的女人是玛丽亚·阿奎诺（Maria d’Aquino），她是“智者”罗伯特国王的私生女，但她名义上的父亲视之如同己出。她在一所女修道院受教育，15岁嫁给阿奎诺伯爵（Count of Aquino），但发现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她交往一连串的爱人来补足丈夫的缺陷，并鼓励他们把财产花费在自己的服饰上。薄伽丘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331年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Holy Saturday）弥撒上，刚好是在彼特拉克发现劳拉的四个复活节之后。对于薄伽丘而言，她似乎比希腊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更为美艳；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的金黄色秀发更为可爱，也没有一件东西比她那淘气的眼睛更令人迷醉。他称她为“小火焰”（Little Flame），渴望将自己沐于她的情火中。他将教会法抛诸脑后，数月以来，他所想的只有如何去亲近她。他单独到教堂去做礼拜，只是希望她能在场。他徘徊于她的窗前，听说她在拜尔耶（Baiae），他就立即赶往那里。他追求她达5年之久，她一直让他等，一直等到其他爱人的钱袋空空如也为止，然后她允许他接近自己。一年耗费昂贵的幽会使得通奸的刀口都变钝了，她抱怨他看别的女人。此外，他的钱也花光了。于是这个“小火焰”转而寻找其他的猎物，而薄伽丘则隐退写诗去了。

很可能他已读过彼特拉克的《诗歌集》和但丁的《新生》（Vita Nuova），他最初的诗与它们很像，是一些有关思慕、燃烧、激烈的爱情十四行诗，其中大部分是写给他的爱人“小火焰”的，有些则赞美“较小的火焰”（其他的爱人）。为了她，他写了一首长而沉闷的散文诗《费罗库坡》（Filocopo）。较佳的是他的《费罗斯特多》（Filostrato），在此他以热情的诗句说出西里斯塔（Criseida）如何发誓永远忠贞于特洛努斯（Troilus），又如何被希腊人捉去，如何在不久之后，以第奥米德（Diomed）之如此“高、壮、美”而且就在身边为借口而屈服于他。他以八行诗节（ottava rima）为表达形式，而此诗体为浦尔契（Pulci Luigi）、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阿廖斯托（Ariosto）诸人树立了典型。此诗为坦率的淫荡故事，有5400行，当诗中女主角西里斯塔“抛掉她的内衣，赤身裸体地投入她的情人之怀中”时，达到最高潮。但它也是某一类女人——轻浮而不贞，淫荡而爱虚荣——的值得注意的心理研究；它以现在常可在歌剧里听到的语词结束：

一个年轻的女人很轻浮，渴求着许多爱人；她自认美丽胜过镜中所映出的影像；很傲……她既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也不知道才智是什么，始终像风中叶子般漂浮不定。

之后不久，好像要以全力来打破抗拒力，薄伽丘写了一首史诗《提斯第》（Teseide）献给他的“小火焰”，该诗恰恰跟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一样长。此史诗说出两兄弟——派拉蒙（Palemon）和阿赛特（Arcite）——为了一个女人艾米莉娅（Emilia）所引起的流血之争，胜者死在她的怀中。在相当长的迟疑之后，艾米莉娅接受了败者之爱。但即使是英雄式的爱情故事，在9896行中读到一半已足令人生厌了；而英国的读者，在《骑士故事》（The Knight’s Tale）里读到被乔叟（Geoffrey Chaucer）适当简化过的故事，便感到满足了。

1341年初，薄伽丘离开那不勒斯，到佛罗伦萨去。两个月后，彼特拉克来到了罗伯特王的宫廷。在皇室的庇荫之下，有一段时间他极受宠幸，然后继续起程去罗马找他的桂冠。

诗人的桂冠

罗马是个可怜的世界首都。教廷已于1309年迁往阿维尼翁，因此再也没有经济基础来支持这个在13世纪时一度繁荣的都市：从12个城邦成千主教区涓滴汇流而成的财富之河，不再流入罗马；再也没有外国使节的公馆设于此；而在帝国和教会的斗争中，露脸的红衣主教也很少；在破败方面，基督教的神龛和古典的柱廊相互辉映；在罗马市郊七山之斜坡上，牧羊人驱赶着他们的羊群；乞丐流浪于街道上，而抢劫的强盗则潜伏于公路旁；太太们被诱拐，尼姑被强奸，朝圣者被抢劫；每人都携带武器；昔日的名门望族——科隆纳、奥西尼（Orsini）、萨维里（Savelli）、阿尼巴尔第（Annibaldi）、加埃塔尼（Gaetani）、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以暴力互争，且密谋在政治上控制统治罗马的寡头元老院；中产阶级人数少而力量薄弱；由20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众，生活在极贫穷的状态中，以致麻木得组织不起自主的政府；流亡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对此城的统治的权力，被减低至仅具有罗马教皇使节（总督）理论上的权威，而人们对此完全不理睬。

在这样的混乱和贫穷中，被人们引以为豪的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激起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者的梦想。罗马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会再度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世界首都，而远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野蛮人也将送来帝国的贡物和罗马教皇的税金。不过，人们仍到处为艺术而花费：彼得罗·加瓦尼尼（Pietro Cavallini）以极有名的镶嵌细工装饰特拉斯特维尔（Trastevere）地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教堂，而在圣西西里娅（Santa Cecilia）教堂他开创了罗马派的壁画，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乔托（Duccio）在锡耶纳（Siena）的壁画和乔托在佛罗伦萨城的壁画。即使在罗马的贫困中，诗人也会忘记当下，为未来歌颂。图密善（Domitian）所创的加桂冠于所宠幸的吟游诗人之额的典礼为意大利东北的帕多瓦（Padua）城和普拉托（Prato）城所恢复之后，元老院认为加桂冠给举世公认的该国诗人，是罗马在传统上的最高权力。

因此，1341年4月8日，由青年和元老所组成的彩色缤纷的队伍，护送着彼特拉克——穿着罗伯特王所赐的紫袍——一直走到朱庇特神殿。在那儿一顶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那位高龄的元老斯蒂法诺·科隆纳向他致颂辞。从那天起，彼特拉克有了新名声和新敌人。竞争者试图以口诛笔伐来摘下他的桂冠，但国王和教皇则很乐于接他到宫廷里来。不久，薄伽丘将他归入“古代名人”之列。意大利以其名望自豪，宣称他为维吉尔再世。

在他到达生命曲线的顶点之际，他究竟是何种人物？在青年时代，他很英俊，并以外表和衣饰自负；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嘲笑自己以前装束的琐细款式过于拘泥，嘲笑自己那蜷曲的头发，嘲笑自己为了精制的鞋子而把脚压得紧紧的；在中年时代，他有点儿发胖，下巴也加倍肥大，但他的面庞仍具有优雅和生动的风韵；到最后，他仍保持自负的态度，但他所自夸的不是外表，而是其成就，不过这只是圣徒才能避免的过失。他的信件，如此地吸引人和华丽，若不是因为有假装谦虚和过度傲慢之嫌，则必更为吸引人和更华丽。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享受赞扬和喝彩，渴求声名和文学上的不朽。因此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他就敲击了被持续得最久的音符中的一个音符——对光荣的渴求。他有点妒忌他的对手，并对他们的中伤加以反击。对于但丁的人气，他感到不安（虽然他加以否认）。正如伊拉斯谟（Erasmus）对于路德（Martin Luther）的粗野会战栗一般，他对但丁的残暴也会震颤，但他猜想在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倔强的脾性一定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自己现在精神上是半个法国人，因此他太过于温文有礼，以致不敢诅咒这半个世界；他缺乏使意大利奋起或毁灭的热情。

接受了好几个教会的教俸，他富裕得足以轻视财富，而且因胆小只喜欢过文人的生活：

再也没有比笔更为宜人、更轻的负担了；其他的乐趣，当它们迷人时，使我们失败，使我们受伤，但我们提笔则高兴，搁笔则满足；因为它有力量帮助其领主、主人和许多其他的人，甚至帮助那些几千年后尚未出世的人们……正如尘世的乐趣没有一样比文学更为崇高，也没有一样比文学更有持久性，更为温柔，更为忠贞；没有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但他说到他的“不同的心境，绝少快乐，经常消沉”。要做一个大作家，他必须对形、声、自然界、男女之美有感受力；也就是说，他必须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能忍受世界的噪音和丑陋。他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维忽拉。他赞赏优美的绘画，把马蒂尼归在朋友之列。女人一定曾吸引过他，因为他有时带着几乎是隐遁者的恐惧感提及女人。他使我们相信，在40岁以后，他从未与女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他曾经写道：“肉体和心智的能力必须大到足以满足文学活动和妻子两方面的需要。”

他并没有提出新奇的哲学。他不接受经院哲学，认为它是一种远离生活的虚矫诡辩。他向亚里士多德的绝对可靠性挑战，而偏爱柏拉图。他从阿奎那（Thomas Aquina）和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的作品回到《圣经》和基督教最初6世纪主要作家的作品，他喜爱圣奥古斯丁谐和的虔诚和圣安布罗斯（St.Ambrose）制欲派的基督教思想。然而，他引用西塞罗和塞涅卡的文句，其虔敬的程度就像引证圣徒之言，而且常引异教经文来为基督教争辩。他嘲笑哲学家的争论，发现他们比各式各样的钟声更不和谐。他抱怨“哲学的目的只求措辞过细的析理、细微的辨别和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样的训练可以制造机敏的辩论者，却几乎造就不出有智慧的人。他嘲笑由这样的哲学研究所加冕的硕士和博士高位，而且奇怪一个愚人竟在加冕典礼中变成了博学的人。以现代的措辞而言，他几乎不接受占星学、炼金术、鬼魅、怪物、占卜、梦兆及当代奇迹等说法。在一个将伊壁鸠鲁视为无神论者的时代，他有勇气对其加以赞扬。有时他说话就像一个怀疑论者，并先于笛卡儿提出了这样的怀疑：“我自己天赋能力的不可信……我像信奉真理般的信奉怀疑……不肯定任何事情，怀疑所有的事情，除非该事情因怀疑存在而成为渎圣之物。”

显然，他把真诚列入例外。他对教会的教条不表怀疑。他过于温和、安适，而没有成为一个异教徒。他写了几本祈祷书，像他的兄弟，借着僧侣式的和平，使通往天堂之路安适一些——他认为这对他更好。他讨厌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两城近乎无神论的阿威罗伊（Averroes）思潮。基督教对他而言，在道德上是无可争论的，而且凌驾于异教之上，他发现人们可以继续做基督徒而受教育。

新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Ⅵ）的选举（1342年），使彼特拉克能够很合时宜地回到阿维尼翁，而且向教皇致颂辞并求恩赐。依照颁赐教俸——来自教会财产的收入——以资助作家和艺术家的先例，克莱门特六世赐给彼特拉克一个副修道院长的职位，而在1346年又任命他为帕尔马（Parma）修道院的教士。1343年他衔命赴那不勒斯，在那儿他遇见了当时最不守法的统治者之一。

“智者”罗伯特刚刚逝世，他的孙女乔安娜一世（JoannaⅠ）继承他的王位和领地，包括普罗旺斯和阿维尼翁。为了取悦其父亲，她跟匈牙利王之子、她的表兄安德鲁结婚。安德鲁认为他应同时为国王和女王之夫；而乔安娜的情夫路易把他杀掉（1345年）并跟女王结婚。安德鲁的哥哥路易斯继承匈牙利王位，进兵意大利，占领那不勒斯（1348年）。乔安娜逃到阿维尼翁去，而将那不勒斯城以8万弗罗林的代价卖给教廷；克莱门特教皇于是宣判她无辜，批准其婚姻，并命侵略者返回匈牙利。路易斯王不理此命令，但黑死病（1348年）使其军队凋残殆尽，他被迫撤回匈牙利。乔安娜复位（1352年），在繁荣与罪恶中她延续统治直到被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Ⅵ）废除（1380年）为止，一年后她被都拉索（Durazzo）的公爵查尔斯俘虏，1382年被处死。

彼特拉克接触这段流血的罗曼史，仅在其最初的时期，即乔安娜统治的第一年。他很快就恢复漫游的生涯，在帕尔马停留后没多久，然后去博洛尼亚，后来又到了维罗纳（Verona）。在维罗纳的教会图书馆中，他发现了西塞罗给阿第库斯（Atticus）、布鲁特斯、昆图斯（Quintus）诸人遗失信件的稿本。在利耶（Liége），他早于1333年已从墓中挖出西塞罗的演讲词《对诗的赞美歌》（Pro Archia）。这些是文艺复兴古物的发现中最有成果的探索。

彼特拉克时代的维罗纳可列入意大利最有势力的城邦之一。它以其古物和罗马式的戏院（人们仍可在星光闪烁的夏夜在此听歌剧）自豪，因有远越阿尔卑斯山而直下阿第吉河（the Adige）的贸易而富裕，在斯卡拉（Scala）王朝的统治下达到极盛，以致威胁到威尼斯在商业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在可怕的爱兹里诺（Ezzelino）王死后（1260年），该自治区选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Mastino della Scala）为其统治者。马斯蒂诺于1277年被人暗杀，但其弟、继任者阿尔伯特（Alberto）强势地建立了斯卡里杰利族（Scaligeri，“攀梯者”，发迹中王族的象征）的统治，而开创了维罗纳历史上的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多米尼克派僧侣开始建立可爱的圣亚他那修（Sant Anastasia）教堂。一个无名的抄写家把维罗纳最有名的子弟卡图努斯（Catullus）遗失的诗挖掘出土。而卡皮里提（Capelletti）的教皇党族和蒙提奇（Montechi）的保皇党族相斗争，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成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卡皮里斯（Capulets）和蒙特塔奇（Montagues），即《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两位结成世仇的家长。最坚强而且也最高贵的“暴君”是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 Grande della Scala），他使其朝廷成为被放逐的保皇党员的庇护所和诗人、学者的避难处。在那里有好几年但丁曾愤慨地爬上赞助者不稳的阶梯。坎·格兰德把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特雷维索、贝鲁诺（Belluno）、费尔特（Feltre）和西维德尔（Cividale）等城置于其权力之下。威尼斯备感威胁，当坎·格兰德由一位较不热心的马斯蒂诺二世（Mastino II）继承时，威尼斯发动战争，联合佛罗伦萨和米兰，强迫维罗纳放弃所有被它征服的城市，只保留其中之一。坎·格兰德二世建了一座横跨阿第吉河的庄严宏伟的斯卡里杰利（Scaligero）桥，有内宽160英尺的拱门，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他被其弟康西奇诺里（Consignorio）暗杀。杀害其兄弟的康西奇诺里却成为一位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而且为斯卡里杰利（Scaligers）家族建了装饰最华丽的坟墓。他的儿子为分王位，争执至死。1387年，维罗纳和维琴察被米兰公国吞并。

里恩佐的革命

彼特拉克回到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1345—1347年）后，仍享有科隆纳家族的友情款待，却听到革命突然在罗马爆发，一个旅社老板和洗衣妇的儿子已把科隆纳家族和其他贵族的权力废除，并恢复了西庇阿父子、格拉基（Gracchi）兄弟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所建立的共和体制。

里恩佐（Niccola di Rienzo Gabrini）曾在1343年遇见过彼特拉克，那是30岁的他以年轻的法律公证人身份到阿维尼翁时。当时他把罗马的可怕情况告知克莱门特六世，并为罗马人民恳求教廷支持，以抗拒统治首都的那些为世仇而斗争、抢劫的贵族。克莱门特虽表示怀疑，却加以鼓励，给予金币，并送他回去，希望在教皇和贵族的持续冲突中利用这位热情的律师。

像彼特拉克由于罗马的毁灭和古典精神而激起想象力一样，穿着古代元老的白色宽外袍、说话具有格拉基兄弟的热情和西塞罗的辩才的里恩佐，指着庄严宏伟的罗马公会所和巨大的浴场的遗迹提醒罗马人：古代罗马的执政官或帝王，曾从这些小山丘上，向罗马和全世界发布法律和命令；他煽动人们去夺取政府，恢复公共集会，选一位有足够力量保护他们并对抗腐化的贵族的保民官。穷人们以敬畏的态度聆听他的演讲；商人怀疑这位有能力的保民官是否可使罗马安全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而贵族则嗤笑他，把里恩佐当作宴会中谈笑的话柄。他承诺当革命来临时，选一个贵族上绞刑架。

令贵族们感到惊恐的是，革命竟然真的到来了。1347年5月20日，罗马人在朱庇特神殿会集。奥维托（Orvieto）主教代表教皇护送里恩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宣布恢复共和，并分配赈济物。他们选他为独裁者，而在稍后的集会里允许他袭用曾流行一时的保民官的头衔。那位高龄的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抗议，里恩佐命令他和其他的贵族离开罗马城。他们愤怒了，但出于对这些武装革命分子的尊重，只好退居到乡下的田庄。因成功而狂喜，里恩佐像被圣灵所感似的开始说道：“我乃是奉耶稣的权威，而成为神圣罗马共和国的闻名救主。”

他的政绩极佳：物价被加以管制以抑制奸商；过剩的玉米存放在谷仓里；疟疾流行的沼地渐被吸干，罗马四周的平原得到开垦；新法庭以公正而严厉的态度处理审判事件；一僧一侣一男爵因为相等的重罪而被杀头；一位前任元老因盗一艘商船而被吊死，受雇于贵族派系的刺客被逮捕；和解法庭在几个月内调解了1800件民事纠纷；一向习惯于在自己的法律下生活的贵族，对在自己田庄犯罪要负刑责感到很震惊；尊贵的彼得罗·科隆纳也被徒步带往监牢去；犯有渎职罪的法官被套上枷锁而受众人耻笑；农人在少有的安全与和平的状态下，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和赴罗马途中的朝圣者吻着已恢复的共和国之标，被土匪横行达半世纪之久的公路恢复了安全。整个意大利对这种大无畏的改变感到惊讶。于是彼特拉克写了感谢和赞美的颂歌献给里恩佐。

以勇敢的政治家的风度把握机会，这位保民官派遣特使到整个意大利半岛，邀请各城邦派代表来组成一个议会，以便在自治区的联邦方式之下来统一并统治“整个神圣的意大利”，使罗马再度成为世界首都。在由来自全意大利的法官所组成的初步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已重建的罗马共和国，是否可以重新要求在其衰微时所曾授给其他机构的特权和权力？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里恩佐促使公共会议通过一项法律，即把这些授予的权力恢复给共和国。这项崇高的宣言，废除了1000年来捐赠、让位、加冕的权力，同时废除了也威胁着神圣罗马帝国、许多自治的城邦以及教会（指教廷而言）的世俗权力。25个自治区派代表来参加里恩佐的议会，但主要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对是否屈服于联邦一事犹疑不决。克莱门特六世对这位保民官的虔诚——他与奥维托主教在形式上分享权威，他对于朝圣者的保护，他给予在1350年举行的可获利的嘉年会之展望，等等，都感到很满意。但克莱门特六世开始怀疑，这位自信的共和主义者，会不会因好高骛远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而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

崇高理想的破灭是令人惊奇和惋惜的。权力就像自由，只有审慎的智慧才能应付其考验。里恩佐是一位过于伟大的演讲家，以致不能成为现实的政治家。他相信他自己庄严的措辞、承诺和主张，却被自己的时代毒害。当联邦会议召开（1347年8月）时，他已为接受爵位作好了准备。那天黄昏，他由人护送前进到圣约翰浸礼所（St.John Lateran），把全身投入浴池里（依照传说，君士坦丁就是这样洗掉他的异教思想和罪行的），然后，他穿着白衣，整夜睡在教堂廊柱间的公共睡榻上。第二天早上，他对该会议及全世界发出一个布告，宣布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获得自由，并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而把选皇帝的特权保留给罗马和意大利的人民。抽出剑，他挥舞于三个方向，然后以罗马代表的身份说：“那属于我，那属于我，那也属于我。”他开始沉溺于浮华的奢侈中，有100个武装人员做前导，他穿着镶有金边的白丝袍，在皇家旗队护随之下，骑着白马到处跑。当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谴责他的金镶边时，他宣布有贵族阴谋反抗他（这很有可能），命令抓几个来，给他们加上脚镣手铐，带到朱庇特神殿去，对着公共集会的群众建议把这些人处死。但他又发了慈悲，原谅他们，并任命他们当罗马四周平原的官。这些贵族则以组成一支雇佣军来对抗共和国作为报答。罗马的人民自卫队出去与之交战，把他们打败了。斯蒂法诺·科隆纳及其子则死于此役中（1347年1月20日）。

里恩佐因胜利而得意忘形，越来越忽略一向在公务和权威方面与他相关的教皇代表。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红衣主教警告克莱门特说统一的意大利——毋宁说罗马所统治的帝国——将使意大利教会（教廷）成为该城邦的囚犯。10月7日，克莱门特派遣他的特使伯特兰德·图斯（Bertrand de Deux）去见里恩佐，要他在被废黜和限制其权力之间作个选择。虽有抗议，他还是屈服了。他答应服从教皇，并宣布取消使帝国和教皇特权作废的布告。克莱门特还不满足，他决心迫使这个靠不住的保民官退位。12月3日，他发布训谕，诬蔑里恩佐为罪犯和异教徒，并要求罗马人民驱逐他。教皇的特使暗示说如果不如此做的话，则不宣布嘉年会的举行。与此同时，贵族已另募一支军队，现正进军罗马。里恩佐发警报召集人民组成军队。只有少数人到来，许多人已因他提高税额而怀恨在心。当贵族的军队接近朱庇特神殿时，里恩佐的勇气消失了，他把象征其职务的标志抛掉，向朋友告别，流着泪把自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Castello Sant Angelo，1347年12月15日）。获胜的贵族重入他们在城内的宫殿，而教皇的特使任命其中的两位为元老以统治罗马。

里恩佐没有受到贵族恶意的攻击，但被逐出教门，于是逃到那不勒斯去，然后到舒尔斯纳（Sulmona）、阿布鲁奇（Abruzzi）家族所属的山林地区。在那里他穿着悔罪者的服装，过了两年隐遁者的生活。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而仍得以存活，便秘密地化装经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奥地利到布拉格见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其面前，他愤怒地控告教皇。他把罗马城的无政府和贫穷归因于教皇不在该城，而把意大利的长期分裂归因于他们世俗的权力和政策。查理责备他，并为教皇辩护。但当克莱门特要求把里恩佐以教皇的囚犯身份送到阿维尼翁时，查理却保护他，把他监禁在易北河畔的一个城堡中。在经过一年难以忍受的监禁和独居生活之后，里恩佐要求被送到教廷。在他到阿维尼翁的途中，群众蜂拥围观，而英勇的武士则以剑来护卫他。1352年8月10日，他到达阿维尼翁时衣衫褴褛，以致所有人都同情他。他请求在沃克吕兹的彼特拉克，这位诗人答应对罗马人民发出清晰响亮的呼吁来保护这个曾经给他们自由的人：

给罗马的人民……击败列国无敌的征服者！……你们的前任保民官现在在异乡人的权力下做了阶下囚，而且——的确是可悲的情景！——像一个夜盗或他的国家的叛徒一样，他戴着脚镣手铐为自己辩护。世上最高的法庭拒绝给他合理的辩护的机会……罗马实在不应得到如此的待遇。它的市民，一度曾不为外国法律所侵犯……现在却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虐待。此虐待不但施之于与犯罪不相关的无辜者，而且加之于在德行上受到极高赞赏的人……他的被控，并非由于背叛自由，而是维护自由；他的有罪，并非因为放弃朱庇特神殿，而是保护朱庇特神殿。他所被控而且应以死刑来赎偿的最主要罪名，是他胆敢声明罗马帝国仍在罗马，而且属于罗马人民。啊！多么邪恶不虔敬的时代呀！啊，多么反常的妒忌和空前的恶毒呀！啊，天啊！你那常常驱散人类灾难之云的眼睛在哪儿？……为何你不以你那叉状的电光来结束这不神圣的审判？

克莱门特并不想处死里恩佐，只命令把他监禁在阿维尼翁教皇宫廷的一座塔里。当他在塔里研究《圣经》和李维的作品时，一个新的保民官弗朗西斯科·巴罗西尼（Francesco Baroncelli）在罗马取得政权，放逐贵族，愚弄教皇的特使，而且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支持者保皇党员联合起来反抗教皇。克莱门特的继任者英诺森六世，释放了里恩佐，送他到意大利去帮助阿布诺佐（Albornoz）红衣主教，负责恢复教皇在罗马的权威。当这位阴险的红衣主教和这位受过压制的独裁者接近首都时，那里正发生叛变，巴罗西尼被废并被杀，罗马人将政权移交给阿布诺佐。百姓在大街上扎起胜利的拱门，发出快乐的欢呼，来迎接里恩佐。阿布诺佐任命里恩佐为元老，并将罗马的世俗政府交给他来统治（1353年）。

但多年的囚禁生涯已使他身体发胖，丧失勇气，以往一向精神焕发而无所畏惧的保民官，现在已鲁钝了。他的政策依循着教皇的路线，不再从事早年统治时的伟大的冒险事业。贵族仍然恨他，而最下层阶级的人民，看到他现在成为一个谨慎的保守者，祛除了乌托邦的思想，不再忠于他们的主义，转而反对他。当科隆纳家族向他宣战、把他包围在巴勒斯提那（Palestrina）时，他没领到薪水的军队已处于兵变的边缘。他借款付薪，增税偿债，因而使中产阶级对他也疏远了。离他回罗马重掌政权不到两个月，一群暴民便进军朱庇特神殿，喊着“人民万岁！把里恩佐叛国者处死！”他穿着武士的甲胄，走出皇宫，试图以辩才控制这些群众。但反叛的民众以嘈杂的声音淹没其演说，并以投射器向他投射石块。一支箭击中他的头，他退回皇宫，暴民在宫门放火破门而入，抢劫各房间。里恩佐藏在一个房间里，匆匆剃掉胡须，穿上门房的宽大衣服。他从人群中穿行，没有被认出来。但他的金手镯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被当作囚犯引到朱庇特神殿的台阶，在那儿他以前曾判人死刑。他要求大家听他说话，然后开始以演讲来打动人心。但一个工匠惧怕他的口才，以剑刺穿他的肚子来打断他的演讲。100个跟风者把他们的刀子插入死尸里。流着血的尸体被拖拽于全城的每条街道上，然后像腐肉般被悬挂在一个屠夫的摊位上，在那儿曝尸两天，成为众人侮辱和顽童掷石的靶子。

漫游的学者

里恩佐未能恢复古代的罗马，除了诗以外。彼特拉克在恢复罗马文学方面成功了，罗马文学因此得以延续。他曾公开地支持里恩佐，以致失去阿维尼翁的科隆纳家族的宠幸。他一度想与罗马的里恩佐在一起。当他听到这位保民官的地位和行为正在恶化中时，他已上路远达热那亚城了，于是把路程改向帕尔马（1347年）。当黑死病袭来时，他正在意大利，他的许多朋友以及阿维尼翁的劳拉都死了。1348年，他接受了卡拉拉的雅各布二世（IacopoⅡ）的邀请，到帕多瓦做客。

此城古旧得有点惨不忍睹。公元前59年，李维出生于此时，它已有数百年之久。1174年，它成为自治区，忍受爱兹里诺暴政的统治（1237—1256年），恢复独立，唱着自由的祈祷歌，使维琴察成为属地。受到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攻击，而且几为其所征服之后，此城放弃了自由，选卡拉拉的雅各布一世为独裁者（1318年），此人心肠之硬正如刻有其名的大理石。后来其家族的人，或名正言顺，或以暗杀的方式，延续其权力。彼特拉克的保护人于1345年以谋杀其前任取得王位，想以优良的政府来赎罪，但4年统治之后被刺杀。弗朗西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da Carrara）在近40年不平常的统治之下，使帕多瓦达到跟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鼎足而立的局面。他的失策是在1378年的苦战中，联合热那亚对抗威尼斯。结果威尼斯获胜，帕多瓦被威尼斯统治（1404年）。

在此期间，帕多瓦对意大利文化生活的贡献很大。以“第二神圣”（II Santo）闻名的圣安东尼（St.Anthony）庄严宏伟的教堂，于1307年完成。大萨隆（Salone），或称议会大厦（Sala della Ragione），在1306年由一位修道院建筑师伊拉米塔诺（Fra Giovanni Eremitano）修复，如今依然屹立。里吉阿（Reggia），或称皇宫（Royal Palace），长1345英尺，有400个房间，其中有很多房间里有卡拉雷西（Carraresi）王族引以为豪的壁画。除1364年第一次鸣响的有名钟塔外，现已不存一物。20世纪初，一位有野心的商人恩里科（Enrico Scrovegni），买了古罗马圆形剧场里一座宫殿，召请意大利最有名的雕刻家乔万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和最有名的画家乔托来装饰其新居小礼拜堂，结果这座小小的竞技场礼拜堂现闻名于世。在这里，勤快的乔托画了50幅壁画、圆盾和大奖牌，说出圣母和圣婴的神妙故事。主壁画的四周为先知和圣徒的头像和象征人类善恶的巨大女人形体。在正门的上面，他的学生以一种轻率的笔触，描绘笕嘴式的怪画来表现在肉体迷惑中的“最后的审判”。单纯的手法，原始的透视法，脸、姿态、人物的单调的相似性，对结构不完美的感觉和运用，几乎所有人物均用浓重的金黄色调，就像帕多瓦的伦巴底人（Lombards）仍是刚从德国来的伦巴底人似的——对于这些，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可能会付诸一笑。他于一个半世纪之后，曾为附近爱利米塔尼（Eremitani）教堂装饰一个小礼拜堂。但在《耶稣诞生》中的圣母玛利亚，在《拉撒路升天堂》（Raising of Lazarus）中的耶稣高贵的头，在《求婚者》（The Wooers）中庄严而高尚的牧师，在《背叛》（The Betrayal）中镇定的耶稣和粗鄙的犹大等生动的形象，那种宁静的优雅、和谐的结构及在色彩和形式上广阔的全景变化中的动作，都使这些画在6个世纪之后，依然新鲜、清朗，而成为14世纪绘画史上成功的典范。

彼特拉克可能已看过竞技场圆形剧场壁画，他一定很赏识乔托，因为在他的遗书中，他把圣母玛利亚的像《圣母像》（Madonna）赠给帕多瓦王卡拉拉的弗朗西斯科。“该画由最卓越的画家乔托所绘，此画之完美……足以使艺术大家惊讶。”但在此时，其兴趣主要放在文学上。当他听到在其前，有一位人文主义者，以塞涅卡的风格（或体裁）写了一篇拉丁文戏剧《伊西里尼斯》（Ecerinis），因而在1314年被加冕为帕多瓦的桂冠诗人，他一定因之而受刺激。这个剧本，就我们所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剧本。彼特拉克一定游历过该城认为高尚而且以之自豪的大学。该大学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名的学校，能与以法学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及以哲学称胜的巴黎大学媲美。彼特拉克对帕多瓦教授那种坦率的说法感到震惊——他们怀疑个人灵魂的不朽，把基督教说成为学者所暗自摒弃的“有用的迷信”。

1348年，我们发现这位不停息的诗人在曼图亚（Mantua），然后在费拉拉（Ferrara），1350年他加入朝圣者的人潮，到罗马去参加嘉年会。途中他首次游历佛罗伦萨城，并与薄伽丘建立了热诚的友谊。此后，彼特拉克说，他们同心合意。1351年，由于薄伽丘的敦促，佛罗伦萨政府撤销没收彼特拉克之父财产的布告，并派薄伽丘到帕多瓦去给彼特拉克一笔补偿金和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的职位。当彼特拉克拒绝此一颁赐时，佛罗伦萨又撤销了之前的决定。

乔托

要爱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在工业和政治方面是如此的困苦和艰难；要钦佩它却很容易，因为其将财富贡献于美的创造。就在彼特拉克年轻时代，文艺复兴正在此城进行。

它因为受到商业竞争、王族世仇、意大利其余地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私人暴力等气氛的刺激而发展。居民因阶级战争而分裂，而每一阶级本身又分裂成许多派系，一个派系若战胜则冷酷无情，若战败则企图报复。任何时刻，少数王族从甲党变节而投入乙党，总会使权力的天平倾斜。任何时刻，一点不满的因素，即可能诉诸武力，而且使人企图罢黜政府。若成功，则驱逐被击败的党派的领袖，常常没收其财产，有时烧毁其家园。但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煽动并非该城生活的全部。虽然对党派的忠诚甚于对城邦的忠诚，但其市民有足以自豪的公民意识，并肯把财产花费在公众利益上。富裕的个人或商会，肯出钱来铺街路，建排水道，改良供水设备，建立公共市场，建筑或修缮教堂、医院和学校。人们的美感和古代的希腊人或现代的法国人一样敏锐，他们将公共或私人的钱财花在建筑、雕刻和绘画上，以美化市容，也花钱在其他许多较不重要的艺术上，以装饰家园的内部。佛罗伦萨的陶器，在此时期居于欧洲的领导地位。佛罗伦萨用珠宝、嵌木细工、雕刻或浮雕图案等来装饰颈、胸、手、腕、腰带、祭坛、桌子、甲胄等的金饰匠，其精湛的工艺水平，是当时其他任何国家的匠人们所难企及的。

而现在，出于对个人才艺的重视，艺术家从商会或团体中崭露头角，在其作品上标具作者姓名。尼科洛·皮萨诺（NiccolóPisano）已经把雕刻，从限于宗教主题和屈服于以希腊的物质理想主义和坚定的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建筑线条之中，解脱开来。他的学生为佛罗伦萨的洗礼堂（Florentine Baptistery）铸了两扇青铜的门（1300—1306年），以28个浮雕，描绘自亚当耕田和夏娃织布以来，人类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而这些14世纪的作品，和在同一建筑内由15世纪吉贝尔蒂所作的《通往天堂之门》（Doors to Paradise）相比，仍具有存在的价值（并不因相比逊色而不能保存）。1334年，佛罗伦萨政府同意由乔托设计一座钟塔，用以负荷教堂的钟并播散其所发出的声音，而且根据时代精神通过了一道法令：“该钟塔在手艺之庄严、高贵和优越上，要建得即使是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在其伟大的巅峰时也无法超越的地步。”此塔的可爱不在其四方而平凡的外形（乔托原想以尖塔为顶），而在于哥特式（Gothic）有花饰窗格的窗户和浮雕，浮雕是在有色的大理石里，由乔托、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卢卡·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等人刻在低嵌板中的。乔托死后，其工作由皮萨诺、多纳泰洛、弗朗西斯科·塔伦提（Francesco Talenti）继续，因此塔拱那种达到极点之美，应归功于他们（1359年）。

乔托引领14世纪的绘画，正如彼特拉克引领14世纪的诗坛。他是画家、雕刻家、建筑家、资本家、饱经世故者，而且是对艺术观念、实用策略、幽默而捷巧的应答等同样敏捷的人，他终生抱着成为鲁本斯（Rubens）的信心，行迹遍及佛罗伦萨、罗马、阿西西（Assisi）、费拉拉、拉韦纳（Ravenna）、里米尼（Rimini）、法恩扎（Faenza）、比萨、卢卡、阿雷佐、帕多瓦、维罗纳、那不勒斯、乌尔比诺（Urbino）、米兰，并在这些地方大量散布其作品。他似乎从不担心酬金。他到那不勒斯时，身份是宫廷宾客。他结了婚，生有丑孩子，但这并不影响其作品平静优美的气质或快乐的生活。他以双倍的租金把织布机租给艺匠，却在文艺复兴的名著之一中道出贫穷的使徒圣方济各（St.Francis）的故事。

斯特法尼奇（Stefaneschi）红衣主教召他到罗马设计镶嵌细工时，他仍是一个青年。这件作品被修改了很多，仍保存在圣彼得教堂门廊中，在一列柱廊之上和背面，并不显眼。让人把此多层折叠的雕刻记事板保存在梵蒂冈的，可能也是这位红衣主教。这些作品表示乔托尚未成熟，构想有力，但技巧欠缺。也许在研究了特拉斯特维尔的圣玛利亚教堂和彼得罗·加瓦尼尼所做的镶嵌细工和他在圣西西里娅教堂所作的壁画之后，他的技艺才得以定型。然后，皮萨诺自然主义派的雕刻可能使他的注意力从先辈的作品转移到活泼的男女实际形象和感情上。达·芬奇说：“乔托出现并画其所见之人物。”而拜占庭死板的艺术就从意大利艺术中消失了。

移居帕多瓦后，乔托以3年的时光来画圆形剧场礼拜堂的有名壁画。也许是在帕多瓦，他遇到了但丁；也许早在佛罗伦萨时，他就认识但丁了。乔吉奥·瓦萨里始终很有趣，有时很精确地称但丁为“乔托亲密的伴侣和朋友”，而把构成佛罗伦萨巴吉诺（Bargello）宫或将统治者皇宫（Palace of the Podesta）的壁画的一部分但丁肖像认作是乔托所画的。这位诗人，在《神曲》里，以格外亲切的态度，称赞这位画家。

1318年，两个经营银行的家族——巴蒂（Bardi）和佩鲁兹（Peruzzi）——要乔托在他们所供奉的佛罗伦萨克罗奇（Santa Croce）教堂作壁画，来描述圣方济各、“施洗者”约翰（St.John the Baptist）、“传福音者”约翰（St.John the Evangelist）的故事。这些画后来因粉刷而被掩盖了，1853年，才重新揭露出来，并重新画过，因此只有素描和结构是乔托的。相同的命运降临到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双层教堂的著名壁画上。山顶神龛是到意大利朝圣者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来看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所画之画的游客和来礼敬或恳求圣徒者的数目一样多。可能乔托亲自设计上层教堂的下面部分壁画的主题和外廓，而其余的部分，他似乎只限于监督其学生工作。上层教堂的这些壁画详尽地描述圣方济各的生活，即使耶稣自己的传记也没有受到如此广博的描述。构想和结构均属上乘，温和的情境、流畅的和谐令人赏心悦目，它们再度结束了拜占庭艺术那种教士般僵硬的风格；但它们缺乏深度、力量和个性，是没有热情及图色优美的活人画。下层教堂的壁画，不被时间损伤，显示出乔托能力的进步。他似乎直接负责抹大拉（Magdalen）小礼拜堂的画，而他的助手则画有关圣方济各修会对贫穷、服从、贞节誓约的寓言。在这双层教堂里，圣方济各的传说对意大利的绘画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几乎可以说是给它带来一种新生，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被多米尼克修道士安杰利科的作品所具体完成的传统。

乔托的作品完全是一种革命。我们感到他的作品有缺点，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他所创始的运动发展而成的画技。他的素描、布局、透视法和结构剖析极为不当；艺术，就像乔托时代的医学，刚开始去解剖人体，去探索认识肌肉、骨骼、筋腱和神经的位置、结构和作用；曼特尼亚和马萨乔（Masaccio）时代的人可精通这些要素，而像米开朗基罗时代的人则可美化之，甚至盲目地崇拜它们；而在乔托的时代，研究裸体是不寻常的，表现裸体是丢脸的。那么，在绘画史上，是什么使帕多瓦和阿西西的乔托之画成为划时代的作品呢？是有韵律的结构，把眼光从各个角度集中到感兴趣的中心来；是默想动作所表现的那种尊严、柔和明亮的色彩、故事叙述的庄严与流畅——即使是在深情之中表现的克制的表情，沐浴于困境中所表现的宁静的庄严崇高；有时候，所表现的自然主义派的男女孩童的绘像，并非研究过去的艺术的体验，而是在生命的活动中所见、所感的结果。这些是乔托胜过拜占庭艺术僵硬和忧郁的风格的所在，也是他经得起考验的秘密所在。佛罗伦萨的艺术，在乔托去世后，仍延续他作品的布局与色彩运用达一个世纪之久。

在其后的两代，产生了乔托画派，他们模仿他的主题和风格，但从未真正超越他。他的教子（godson）和学生塔第奥·加第（Taddeo Gaddi），几乎秉承其才艺；塔第奥之父和塔第奥五子中的三子，都是画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像日耳曼的音乐，有家族继承的倾向，在家庭、画室和学校里，经过技术的传递和累积，而趋昌盛。塔第奥以做乔托的学徒开始，1347年，他已成为佛罗伦萨画家的领袖。即使那时，他题字时仍很虔诚地写着“伟大画家乔托的学徒”。他勤勉而成为画家和建筑家，他富得连其后裔都成为艺术的赞助者。

一幅一向归他所画，而今归于安德烈亚（Andrea da Firenza）所画的极为感人的画，表现出在文艺复兴的最初一个世纪里，意大利仍然处于中世纪的情形。在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的西班牙人小礼拜堂里，多明我派修道士于1370年立了名哲阿奎那的图画神像。阿奎那安逸而有力，过于虔诚而不自傲的样子，以胜利的姿态站着，异教的阿里乌斯、撒伯里乌斯（Sabellius）、阿威罗伊等人匍匐于其足下；围绕在他四周的摩西、圣保罗、“传福音者”约翰和其他圣徒看起来好像附属品；在其下为14人像，象征7个神圣和7个世俗的学科——多纳图代表文法，西塞罗代表修辞学，查士丁尼代表法律，欧几里得代表几何学，等等。其思想完全是中世纪的；只是其艺术，在布局和色彩方面，指明从旧时代走向了新时代。其变迁如此缓慢，以致非待一个世纪后，人们不能感觉其自身已处于另一不同的世界中。

奥尔卡尼亚（Orcagna）在技术上的进步则较为明显，他在14世纪意大利画家中，地位仅次于乔托。他本名为西翁（Andrea di Cione），而钦佩他的同时代人则称他为天使长（Archangel），但懒人的嘴唇却把此称呼简化作奥尔卡尼亚。他虽常被列入乔托的门徒，但他更像是雕刻家安德烈·皮萨诺的学生。像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伟大天才一样，他是多才多艺的大师。作为一个画家，他在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的斯特罗齐（Strozzi）小礼拜堂的祭坛后方及上方画了耶稣被拥立为王像，而其兄拉都（Nardo）则在其墙上画了天堂与地狱的生动壁画（1354—1357年）。作为建筑家，他在佛罗伦萨附近设计了西托萨（Certosa）修道院，以其优美的寺院和阿奇亚奥里（Acciaiuoli）之墓闻名。作为建筑家和画家，他和其兄完成在佛罗伦萨的圣米歇尔（Oratory St.Michele）聚会所之装饰。有人相信在那里的一幅圣母像曾显过圣迹。1348年黑死病后，残存者许愿的赐予，使管理该建筑物的团体富裕起来，因此决定将该画安置在由大理石和金子所构成的华丽的神龛里。他们兄弟俩把它设计成小规模哥特式的天主教堂，有圆柱、尖塔、雕像、浮雕、金银和宝石，那是14世纪装饰的瑰宝。奥尔卡尼亚因此大受称赞，被任命为奥维托的大画家（capomaestro），而参与天主教堂之正面的设计。1362年，他回到佛罗伦萨，在那儿从事伟大的教堂的建设工作，直到去世。

意大利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是1296年由阿诺佛·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开始建造的。一连串的大家——乔托、皮萨诺、弗朗西斯科·塔伦提和其他人——直到现在仍为之效劳（它现在的正面是1887年所做的）。在意大利，建筑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中最不成功的。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建筑漫不经心地取法一些北方哥特式建筑的要素（如尖形的拱门、配上古典的圆柱）。有时，像在佛罗伦萨，则将其顶全部建为拜占庭式的圆顶。其混合的结构是不调和的，而且——除了布拉曼特（Bramante）所建的一些小教堂外——都欠缺统一性和优雅。奥维托和锡耶纳教堂的正面只是雕刻和镶嵌细工的华丽陈列，并非真正的建筑；当教堂的真正意义应在于升向天空的祈祷或赞颂时，以黑白两层大理石在墙上加调水平线条，未免使眼睛和精神都感到沮丧。正如佛罗伦萨天主教堂在1412年以后因以百合花象征此城的标志而被如此称呼，圣母百花大教堂若非拥有布鲁尼里斯哥著名的圆顶建筑，则只不过是个洞穴，其黑漆的空茫，是但丁“地狱”（Inferno）的开口，而非通往上帝的玄关。

1294年始建的克罗齐的圣方济各教堂，1298年始建的佛罗伦萨最可爱的建筑物帕拉佐市政广场（Palazzo della Signoria），是不知疲倦的阿诺佛·坎比奥的杰作。后者于1442年完成，正门要到1863年才完成；西格诺里宫（Palace of the Signory），或称老皇宫（Old Palace），在1314年完成了主要部分的建筑。这些都是在但丁和彼特拉克之父被放逐期间完成的。那时派系斗争正盛，阿诺佛·坎比奥为佛罗伦萨政府所建的，与其说是皇宫，不如说是堡垒，其屋顶被设计成有射击口的防御墙；而那座独一无二的钟塔，靠着钟之不同鸣响声，被充当召唤市民来开会或武装之用。神父不仅统治于此，也居住于此；那个时代的道德伦理体现于法律中，法律要求：在他们任职的两个月中，不管有任何的理由，均不得离开此建筑物。1345年，内里·费俄拉凡提（Neri di Fioravante）把世界名桥之一的维奇奥（Ponte Vecchio）架在阿尔诺河上，该桥虽因年久失修和经年战乱而吱吱作响，但仍很危险地负荷着行旅。在此佛罗伦萨市民足以自豪的成就（建筑）的四周，即在从天主教堂和政府所在地通过的狭小街巷里，仍矗立着烦恼的富人所住的朴素的大厦，商人的财富转化成艺术的高贵教堂，商人和艺匠所开的喧哗的商店，及由勤勉、反叛、易激动而聪明的百姓所住的拥挤的公寓（或住宅）。在这样狂热的自我中，文艺复兴产生了。

《十日谈》

13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奎尼茨里（Guinizelli）和加瓦堪第（Cavalcanti）给十四行诗以确定的形式。不在此生活、但向往此处生活的但丁弹出意大利史诗最初也是最后的音调。而在此生活的薄伽丘写下了意大利散文的最佳作品。吉尔瓦尼·维拉里（Giovanni Villani）则写下了中世纪年鉴（编年史）最现代的作品。他为了1300年的嘉年华会而游历罗马，像以后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一样被伟大的遗迹所感，他一度想把罗马的历史记录下来；而后，鉴于罗马已被充分地表扬过，他回到家乡，决心“把佛罗伦萨所有事件……写入此书……把佛罗伦萨人和事迹详加记述，并且把世界其余部分值得注意的事也简为描述”。

维拉里从巴别塔（Tower of Babel）写起，结束于接近黑死病时期——他死于此病。其兄弟玛泰奥·维拉里（Matteo Villani）和其侄菲利普（Filippo）将故事继续到1365年。吉尔瓦尼·维拉里准备充分。他出身富有的商业家庭，精于纯粹的托斯卡纳（Tuscan）方言的演说，曾游历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等地，三度任大修道院副院长，一度出任铸币厂厂长。他对历史的影响和经济的基础有不凡的见解，是第一位把社会情况的统计资料加入叙述中的人。他的《佛罗伦萨年鉴》（Croniche Florentine）前三册大多为传说；但在以后的书里，我们获悉，1338年，佛罗伦萨及其腹地有10.5万名居民，其中1.7万为乞丐，4000人靠公共救济；有6所小学，教育1万学童；有4所高级中学，里面有600男生和少许女生学文法（文学）和逻辑（哲学）。他跟大部分历史学家不同，把新书、画、建筑的评介也包括在该年鉴中，很少有一个城市其生活的各部分曾被如此直接地描述过。如果他把所有这些情况和细节写成统一性的叙述，则他可能就把年鉴变成历史了。

1340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定居，继续在生活和诗文中追求女人。《爱情的幻影》（Amorosa Visione）是献给“小火焰”的，以4400行诗文回忆他们私通的快乐时光。在一本心理小说《小火焰》（Fiammetta）里，这位私生的公主被安排去说出她和薄伽丘越轨的行为；她以300多年后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式的琐细敏锐，分析爱的情绪、欲望、妒忌和被弃的苦痛；当她的良心谴责她的不贞时，她想象希腊爱和美之女神阿佛洛狄忒叱责她的懦弱：“勿使自己畏怯地说，‘我有丈夫，而且圣法和誓言阻止我做这些事情。’这些只是对爱神厄洛斯的空虚、自负而不值得的反抗而已。因为像强壮而有力的王子，他树立了法律；他不喜欢低级情况的其他法律，认为那是卑下而奴性的规则。”薄伽丘滥用笔力，结束此书时，为了自己的光荣，他让“小火焰”宣布是他弃她而去，而非她把他给抛弃了。他回到诗中，在《林凡·费索兰诺》（Ninfale Fiesolano）一诗中，他歌颂牧羊人对月亮女神狄安娜（Diana）的女祭师之爱；他的成功在于用可爱的细节描写，并充满对自然景色的热爱之情。这几乎就是《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写作公式。

1348年瘟疫之后不久，薄伽丘开始写《十日谈》。他已35岁，欲望的温度已从诗降到散文；他能了解疯狂追求的心境。“小火焰”似乎已死于瘟疫中，而薄伽丘平静得足以用其名来作为该书最不过分雕琢的说书人之一。全书直到1353年才出版，但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已先行分期刊出，因为在《第四日》的引言中，作者答复了不赞成对其前故事的批评。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样，它是1个世纪的故事——整整100篇；它不是让人在某段时间内集中阅读，而是分期出版，因此它们必定给佛罗伦萨许多个晚上供应了不少谈话的资料。

其序描写1348年及其后袭击欧洲的黑死病，在佛罗伦萨所产生的结果。此病显然是亚洲人因为战争而穷困，因为饥馑而衰弱所产生的。这一流行性疾病横渡阿拉伯和黑海，进入埃及、俄罗斯和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及其他近东的港口——威尼斯、锡拉库萨、比萨、热那亚和马赛等地的商人和船只，得蚤、鼠之助，进入意大利和法国。西欧一连串的饥馑岁月——1333—1334年，1337—1342年，1345—1347年——可能降低了穷人的抵抗力，而他们则将之传播给各阶层的人。1348至1365年一连串瘟疫的袭击，使意大利半数人口被夺去了生命。一个锡耶纳的编年史学家曾描写约1354年的光景：

既无亲戚，也无朋友，或牧师，或修道士，伴随着尸体到坟墓去，也没有人讲诵死者的祈祷词……此城很多地方，沟渠被挖得很宽，很深，而死尸就被扔在这里，用一点泥土盖着；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地，直到沟填满了；然后另一道沟渠又被挖掘。而我，图拉……用自己的手，在同一道沟渠里埋了我的5个孩子；其他人也这样做。许多死人没有被盖好，以致有狗把他们挖出来吃，把肢体散掷于各处。不管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没人敲丧钟，也没有人哭，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期待着死亡……人们都说而且相信：

“这是世界的末日。”

根据玛泰奥·维拉里的记载，佛罗伦萨3/5的人口于死1348年4月到9月。薄伽丘估计佛罗伦萨人口死亡之数为10万人，而马基雅维利估计死者为9.6万。这些显然是夸大其词，因其人口总数并未超过10万人。薄伽丘以对瘟疫的可怕描写开始其《十日谈》：

不仅与病人交谈可因声音传染，而且仅仅接触到衣服，或任何病人所接触或用过的东西，显然也会自动传播这种病……一种属于病人或因病而死的人的东西，被一种动物接触……很短时间内动物即病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灾难令所有的人如此恐惧……以至于兄弟背弃兄弟，伯舅背弃甥侄……妻子离弃丈夫；而且（尤有更特别，和几乎不可相信的），有些父母拒访或看顾他们的子女，就像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似的……一般人，既不相互照顾，也不相互救助，日以千计地生病，而且几乎毫无获救地死去。有许多人在空旷的街道上呼出最后一口气，还有其他更多人，他们死在自己的房子里，使邻居知道，他们死于腐烂尸体的恶臭，而非其他的原因；整座城市充满因此或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邻居，并非对死尸有什么慈悲的感动，是因为尸体腐烂，确实妨碍他们的生存……把死尸移放到大门口，每日早晨，都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在人家的门口僵卧着。然后他们取来担尸架，但有时尸架不足，也就放在板子上；一个尸架常放着两三具尸体；而且一个尸架同时放着夫妻，两三个兄弟，父子，等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对于一个死人，会比我们现在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加注意。

在这种凄凉的景象中，薄伽丘让《十日谈》以说故事的形式来进行描绘。在“可敬的诺维拉教堂里”，“7个因友谊、亲情而联系在一起的年轻女士”刚做过弥撒，现正在计划异教徒的短途旅行。她们年龄在18至28岁之间，“每个人都出身名门，曾受过相当的教育，并且都是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其中之一提议，为了减少受传染的机会，她们应该一起退居到乡下的房子，并由仆人陪着，由甲别墅移到乙别墅，“享受当时季节所赋予的乐趣和消遣……‘在那儿我们可以倾听鸟儿唱歌；在那儿我们可眺望青山绿野，欣赏麦浪随风荡漾；在那儿我们可看到成千种的树木；在那儿天堂的容颜开展在我们的面前，它虽然对人类泄愤，却不拒绝我们欣赏其永恒之美’”。这个提议被接受了，但菲洛梅纳（Filomena）又提出另一个意见：因为“我们女人是反复无常，刚愎任性，多疑善妒，且胆量不足”，所以最好有男人为伴。像有天意似的，就在此时，有“三个年轻人进入教堂……他们恋爱的火焰，并不因时代的恐怖，也不因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而变得冷淡……三个人都快活，有教养，他们为了寻找最高的安慰……来探视他们的情妇，而刚好她们是前面说过的这七位中的三位”。潘皮妮亚（Pampinia）建议邀他们三位参加短途旅行。奈菲尔（Neifile）担心引起丑闻。但菲洛梅纳回答说：“只要我以礼自持，无愧于心，管人家爱说什么话。”

于是在次日，星期三，他们出发了，带着男仆和食物，到离佛罗伦萨两英里的别墅。“连着一个广大的庭院。房内走廊宽敞，房屋整齐，有美丽的装饰和名贵的绘画。其四周，有草地，有迷人的花园，还有清冽的寒泉，地窖藏着各种高价的美酒。”仕女和绅士睡得很晚，悠闲地吃早点，在花园散步，吃丰盛的筵席，以说故事比赛自遣。大家同意十人中每一人在短途游行中每天讲一个故事。他们在乡下过了十天；其结果为薄伽丘的口述戏剧，以快乐的故事来对抗但丁忧郁的章节。同时，有一规则禁止他们这一群中任何一人“说些不愉快的事”。

这些故事，平均长度为6页，很少是薄伽丘独创的；它们都取自古典书籍、东方作家、中世纪冒险故事、法国短篇故事（或小说）和叙事诗或意大利本身的民间故事。此书最后且最有名的故事是有耐心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的故事，这个故事经乔叟改编成为《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最好而且最荒谬的故事之一。薄伽丘的短篇故事中最好的是第5日第9篇“费德里科”（Federigo），他的鹰和他的爱情故事。其自我牺牲的情形，一如格丽塞尔达。最富哲学意味的故事是第1日第3篇三个戒指的传说。“巴比伦的苏丹”沙拉丹（Saladin）需要钱，邀请犹太富人梅尔基塞代克（Melchisedek）来吃饭，并问他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哪个最好。这位聪明而年老的高利贷者，不愿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便以寓言作答：

从前有位伟大的富翁，在他的许多贵重的首饰中，有一枚精美、贵重的戒指……想把这戒指作为子孙的传家之宝。他宣布说，他死后，任何一个儿子由于受遗赠而持有此戒指者，应被视为继承人，其他人要如同对待家长和领袖般尊敬他。得到这个戒指的儿子，也应照样训示其子孙，须遵守先人的成法。总之，这个戒指由这手传到那手，经过好几代，最后传到有三个儿子的人的手里。那三个儿子一样优秀，善良而孝顺，因此父亲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三个儿子都知道戒指的重要性，也都希望成为最受尊敬的人……恳求年老的父亲把戒指留给他……这位可敬的人觉得对三个儿子他都同样喜爱，不知应把这戒指给谁。他想……为了使三人都满意，私下请了一个艺匠，另造两个同样的戒指，其技术之精，做得和真的一样，连艺匠本人也分不清真假。老人将死时，就偷偷把三个戒指分别给了他的三个儿子。父亲死后，三个儿子都说得了父亲的继承权和光荣，都否认别人有此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真实，三人都拿出戒指作证。但戒指造得一模一样，无人能道出何者为真，谁是父亲的继承人也无法解决，到现在也还没解决。

这个故事暗示：薄伽丘37岁时，他不是教条式的基督徒。试把他的宽容和但丁的严厉盲信做个对比：但丁谴责穆罕默德而使他在地狱中永久地受活体解剖之苦；而在《十日谈》的第二个故事里，薄伽丘却让犹太人齐亚诺多（Jehannat）由于这样的一个争论——基督教必定是神圣的，因它虽有过教士的不道德和圣职买卖还能存在——而改信基督教。薄伽丘嘲笑禁欲主义、纯洁、忏悔者、圣徒遗物、牧师、僧侣、修士、修女，甚至是圣徒的谥封。他认为大半僧侣是伪君子，而嘲笑那些给他们布施的“蠢货”。他那最热闹的故事之一，是说一位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为了募集款项，答应向观众展示“一种神圣的遗物，即天使加百列的羽毛，那是报喜后留在圣母玛利亚的房间的”。最淫秽的故事说到一个强壮有力的年轻人马塞托（Masetto）使整个女修道院满足的事。另一个故事说修道士里纳尔多（Rinaldo）使一个丈夫戴绿帽，因此说故事的人问：“有哪一个僧侣不做这样的事呢？”

听到这样的故事，《十日谈》里的仕女仅只微微害羞而已，却以拉伯雷——乔叟式的幽默自娱；菲洛梅纳——一位礼仪特别好的女人——出乎意料地，竟向众人讲了里纳尔多的故事；有时候，正如薄伽丘以最不快乐的意象所说的：“这些仕女连大牙都要笑掉了。”薄伽丘生长于放荡喜乐的那不勒斯，因此常以淫荡的措辞想到爱；他嘲笑骑士的罗曼史（或传奇），对但丁的堂吉诃德扮演了潘沙的角色。虽然结婚两次，他似乎信仰自由恋爱。在重述20个故事之后——该故事在今日似乎不适合在男人相聚的场合说出来——他令其中的一位男士对仕女们说：“我已注意到没有行动或言词，就你方或我们男方而言，是值得责备的。”在结束该书时，作者承认人们对其叙事过于露骨（或奔放不羁）的批评，尤其因为“我在许多地方写出修道士的真面目”。同时他庆贺自己“不辞劳瘁，担任这艰巨工作，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总算完全地写成了”。

时至今日，《十日谈》仍保有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其声誉归因于其道德更甚于其艺术；其结构完善——在此方面优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其散文树立了意大利文学所不能超越的标准；其诗文繁复，但大部分是流畅、有力、尖刻、活泼，且清澈如山溪。它是一本爱生活的书，即使在1000年内所曾降予意大利最大的不幸中，薄伽丘尚有勇气去欣赏仍存于世上的完美、幽默、善良和快乐。有时他是愤世嫉俗的，就像在《科巴西》（Corbaccio）中，他讽刺女人不如男子有气概。但在《十日谈》中，他是开心的拉伯雷，享受恋爱与生活中的取与予、崎岖和颠覆。尽管有些滑稽或夸张，我们在此书中可以看到世界的真面目；汉斯·沙科斯（Hans Sachs）、莱辛、莫里哀和拉封丹、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都很敬佩地从此书中取得一枝半叶。当彼特拉克的诗进入被赞扬而不阅读的暮色领域中时，此书却被大家欣赏。

锡耶纳

锡耶纳可能会对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地位产生挑战。1400年以前，那里的广场和主要街道即已铺上砖或石头，而“穷人”已富到足以发起革命。1371年，羊毛工人包围共和宫（Palazzo Pubblico），摧毁大门，逐出商人政府，建立了改革党的政权。几天后，因商人财利支持而装备充分之2000人的军队，进驻城内，侵入最下层阶级居住区，杀戮男女、孩童，不分皂白，毫无怜悯之心，把一些人刺戳在枪矛上，而另一些人则用剑乱砍杀。贵族和低级中产者来救这些平民，反革命失败，改革政府给予锡耶纳市民所能想到的最诚实的统治。1385年，富有的商人又起来推翻改革政府，把4000名反叛的工人放逐出城。锡耶纳之艺术和工业从此衰微。

锡耶纳达到艺术的最高峰，就正好在这动乱的14世纪。在空旷的坎坡广场（Campo）——此城的主要广场——的西端建立了共和宫（1288—1309年）；邻近的钟塔曼基亚塔（Torre de Mangia），其细长的高度达到334英尺，是意大利最美的塔。1310年，锡耶纳的建筑家、雕刻家洛伦佐·曼塔尼（Lorenzo Maitani）到奥维托去设计其天主教堂气派威严的正面；他和其他的锡耶纳艺术家，如安德烈·皮萨诺，狂热地致力于大门、半露柱、三角墙的装饰，并在大理石上创造奇妙的作品以纪念波耳西纳（Bolsena）的奇迹。1377年，乔万尼·皮萨诺设计了锡耶纳大教堂的正面，也许装饰过于华丽，但仍是意大利的奇迹之一。

同时锡耶纳一群赫赫有名的画家完成了乔托遗留下来未完成的作品。在1315年，马蒂尼受委托以玛斯塔（maestà），即玛利亚的加冕像装饰共和宫大会议厅，因为玛利亚在法律上和神学上，都是此城被加冕的皇后，理当主持市政府的会议。此画堪与5年前乔托在天主教堂所画的玛斯塔媲美；它并不比玛斯塔大，也没涂那么多层的金子；此画以呆板的容貌和众多人物死沉的姿态破坏了锡耶纳派绘画的拜占庭风格；也许只能说它在色彩和图案设计方面有所进步。但1326年，马蒂尼到阿西西去，在那儿他研究乔托的壁画；而当他被邀去下层教堂把圣马丁的生活画在一个小礼拜堂时，他不再延用早年作品中那种固定不变的脸型，而完成了伟大的图尔主教所纪念的个性的塑造。在阿维尼翁，他遇见了彼特拉克，为诗人和劳拉画肖像，而诗人在其《诗歌集》里很赏识地提到他。瓦萨里说这些简短的诗句“所给予马蒂尼的盛名超过其作品已获得的……因为总有一天他的画会不再有名，而彼特拉克的作品则永存”。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BenedictⅫ）任命马蒂尼为教廷官方画家（1339年）。此后，他在教廷的小礼拜堂以绘画说明了《施洗者》的一生，在天主教堂的柱廊上画了玛利亚和耶稣的生平。他在1344年死于阿维尼翁。

马蒂尼在他的俗人的画像中，企图把艺术世俗化，而彼得罗·阿雷蒂诺和安布罗齐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则将此加以推广。也许是在佛罗伦萨研习之后，彼得罗放弃了锡耶纳画派那种情感上的传统，于是产生了一连串史无前例的圣坛画，有的具有残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共和宫九议员议事厅，安布罗齐奥画了四幅闻名的壁画：《邪恶政府》（Evil Government），《邪恶政府的结局》（The Consequences of Evil Government），《善良政府》（Good Government），《善良政府的结局》（The Consequences of Good Government）。在此被乔托所废弃的中世纪象征主义的习惯，被保留下来了；庄严的形象代表锡耶纳城，公正、智慧、和谐、七德与和平——最后一个形象如菲狄安（Pheidian）神般很优雅地靠着。在《邪恶政府》中，“暴政”登位，“恐怖”任首相，商人被劫于途，派系间的暴力争斗把城染成红色。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背景下创作的《善良政府》，此画指出快乐的人忙于手工、娱乐、贸易；农人和商人把骡子牵入城里来，载着食物和货物；儿童游玩，少女跳舞，维奥尔奏着无声之乐。在此景之上，象征安全的有翼的精灵在飞翔。也许画这样巨大的壁画——《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于比萨的圣坎普公墓者就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兄弟——或是奥尔卡尼亚或弗兰西斯·特雷尼（Franceso Traini）：一队由衣着华丽的贵族和仕女所组成的猎团，偶遇三具打开着的棺材，其内躺着正在溃烂的皇族尸体；一猎人闻之掩鼻；“死之天使”（Angel of Death）翱翔其上，挥动着大镰刀；在空中，恩典的使者护送得救的灵魂上天堂，而有翅的魔鬼则把大部分的死人赶入地狱；蛇和黑鹰缠绕并吞噬着男女的裸尸，其下，王、后、太子、主教、红衣主教在被谴责的地狱受苦。在邻近的墙上，同一作者在另一幅大壁画中，在左边画《最后的审判》，在右边为地狱的第二幻象。所有中世纪神学上的恐怖，在此都有了实体上的形象；它也是但丁的《地狱》无情而不隐饰的具象化。

锡耶纳从未脱离中世纪；就像在库比（Gubbio）、圣吉米拉诺（San Gimignano）和西西里等地一样，中世纪的文化使文艺复兴时期幸存下来。它们并没死，但很耐心很微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米兰

1351年，彼特拉克回到阿维尼翁。可能在沃克吕兹他写了一篇很精妙的论文《论孤独》（“De Vita Solitaria”），他赞美孤独是一剂疗愈人生的良药，却不能当作滋养生命的食物。他回阿维尼翁不久，由于他劝告克莱门特六世要注意医生的处方——那时克莱门特身体很衰弱——而降低了医学同行的地位。“我常要求我的朋友，命令我的仆人，绝不让医生在我身上试验他们的骗术；相反，我让医生常做和他们诊断相反的事。”1355年，由于被一些治疗的大失败触怒，他写了激烈的《驳斥医学术师》（Invective Against a Physician）。他对律师殊无好感，“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争论……芝麻小事。听听我对他们整群人的裁决：他们的名声将与肉体俱亡，一墓即足埋其名和骨”。为了使阿维尼翁全城的人不喜欢他，英诺森六世建议开除其教籍，并视之为行妖术者，因其为诗人维吉尔的学生。塔勒兰德（Talleyrand）红衣主教救了彼特拉克，但无知的空气弥漫于阿维尼翁，已使桂冠诗人很不舒服。他乃访问其做僧侣的兄弟盖拉尔多（Gherardo），写了一篇沉思的论文《僧侣之乐趣》（“On the Leisure of Monks”），而以入修道院为僧自娱。但当米兰的独裁者邀他到其皇宫做客时（1353年），他立即接受，使其共和派的朋友甚感震惊。

米兰统治王朝姓威斯孔蒂（Visconti），因经常充任罗马教皇法律顾问（即大主教法官）而得名。1311年，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任命玛泰奥（Matteo Visconti）为他在米兰的代理人，而该城就像北意大利部分的城市，漠然地承认该城为神圣罗马的一部分。玛泰奥犯了大错，但他治绩良好，其后代掌权直到1447年。他很少谨严，经常残暴；有时奢侈，但绝不愚笨。他向人民课征重税，以维持他为统治意大利北部而进行的无数战役；因他善于用人，又能赏识将军，因此军队常打胜仗，米兰也跟着繁荣起来。除了该城原有的羊毛制造业以外，他们又增加了丝工业，增拓运河以扩充贸易。因他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保障，人民也就忘掉了自由。在其“暴政”统治之下，米兰成为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其皇宫以大理石为正面，其主要通道铺以石子。乔万尼统治时，由于他的英武、不屈不挠，米兰达于极盛；洛迪、帕尔马、克雷马、皮亚琴察、布雷西亚、贝加莫、诺瓦拉、科莫、韦尔切利、亚历山大、托尔托那、蓬特雷莫利、阿斯提、博洛尼亚等城都接受其统治；而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为了争夺博洛尼亚，以开除教籍来要挟乔万尼时，他以贿赂来收买克莱门特六世，以200万弗罗林的代价赢得博洛尼亚（1352年）。他以其对艺术的鉴赏力来赎罪，以赞助诗、学问和艺术来装饰其独裁。彼特拉克到其皇宫时，问他对自己有何期望，乔万尼很大方地答道：“你的光临，已使我和我的王朝增光不少。”

彼特拉克在帕维亚或米兰的威斯孔蒂皇宫住了8年。在此安适的臣服期间，他用意大利三行联体写了一系列的诗，他称之为“特里安菲”（Trionfi）。欲望胜人类，贞洁胜欲望，死亡胜贞洁，名誉胜死亡，时间胜名誉，永恒胜时间。在此他对劳拉唱出最后的心声：他要求原谅他的荒淫，跟她贞洁的鬼魂交谈，而梦想着在天堂跟她结合——她的丈夫显然已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诗堪与但丁的作品媲美，代表了虚荣对艺术的胜利。

乔万尼死于1354年，临终前将城邦传给他的三个侄子。玛泰奥二世是一个荒淫的无能者，其同族为了家族的光荣而将其杀害（1355年）。博纳波（Bernabo）统治米兰公国的一部分，加里亚佐二世（Galeazzo II）则统治帕维亚的其余地方。加里亚佐二世是能干的统治者，他有金黄色的鬈发，令其子女与皇族联婚。当其女维奥兰特（Violante）与英国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克拉伦斯（Clarence）公爵结婚时，加里亚佐二世以20万弗罗林给新娘做嫁妆，并给新郎的200名随从分发礼物，这份慷慨令当时最富有的国王也相形失色。婚宴剩余物，我们确信，可供1万人吃喝。在百年战争中英国正走向破产，法国也一贫如洗，而14世纪的意大利却如此的富裕。

威尼斯和热那亚

1354年，乔万尼公爵派彼特拉克到威尼斯促进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和解。

彼特拉克曾写道：“在热那亚你可以看到此城治理极好，它位于崎岖的山坡上，城墙和人民极佳。”商人极欲有收获，鼓励海员，开拓了热那亚商业的通路，穿过地中海可到突尼斯、罗得斯、阿卡、泰尔、萨摩斯、莱斯博斯、君士坦丁堡等地，穿过黑海可到克里米亚、特拉布宗（Trebizond）等地，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可到鲁昂、布鲁日等地。这些极具创业精神的商人在1340年之前，已发展复式簿记；1370年之前，发展海事保险；以7％到10％的利息，他们向私人投资者借钱，在大部分的意大利城市，利息则在20％到30％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贸易的成果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多利亚（Doria）、斯皮诺特（Spinola）、格里马底（Grimaldi）、费尔奇（Fieschi）——的手中。1399年，西蒙·博卡内拉（Simone Boccanera）领导海员和其他工人成功发动革命，而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总督，革命政权统治热那亚直到1797年；威尔第（Monte Verdi）在一歌剧中夸奖过他。这些胜利者相继分裂成几个敌对的家族群，以代价高昂的斗争使该城秩序大乱，而热那亚的劲敌威尼斯则在秩序和统一中兴盛起来。

威尼斯仅次于米兰，为意大利城邦中的富强者，而毫无例外地，二者皆是受最贤明统治的城邦。其技工以产品的精美闻名，其产品多半为奢侈的用品。其最大的兵工厂曾雇用1.6万人；3.6万名海员备置在3300艘战船或商船上；而在大木船上，自由人在划桨。威尼斯商人侵入从耶路撒冷到比利时北部的安特卫普（Antwerp）的每一个市场；他们与基督徒和穆斯林公平地交易，却招致教皇的开除教籍令。彼特拉克曾从那不勒斯游历到佛兰德斯，在他的《热切想看万事》一文中，看到船装卸货于威尼斯的礁湖时，甚感惊奇：

我看到船……像我的大厦般大，其桅高于大厦之塔。他们就像浮于水面上的山。他们到地球各地去面临无数的危险。他们载葡萄酒到英国，载蜜到俄国，载番红花、油和亚麻布到亚述、亚美尼亚、波斯和阿拉伯，载木材到埃及和希腊。他们回来时，各种产品满载而归，这些产品经此再转送世界各地。

这种活跃的贸易财源来自于放债者所投资和积聚的私人资金，于是14世纪时银行家也应运而生。当时的主要钱币单位为里拉（lira）和杜卡特（ducat）。这些钱币和佛罗伦萨的弗罗林是基督教国家里最稳定和信誉最广的通货。

威尼斯的生活，几乎和薄伽丘年轻时代的那不勒斯一样快乐。威尼斯人以庄严的庆典来庆祝假日和胜利，把游艇和战舰加以雕刻和着色，穿着东方的丝绸，以威尼斯酒杯来增加餐桌的光彩，在河畔或家中笙歌不绝。1365年，洛伦佐·切尔西（Lorenzo Celsi）总督，由彼特拉克陪伴着，主持意大利最佳音乐家竞赛；许多伴奏有诗相和，大歌咏队唱歌，第一名颁给佛罗伦萨的弗朗西斯科·兰地诺（Francesco Landino），民谣和情歌的盲作家。洛伦佐·韦内齐亚诺（Lorenzo Veneziano）和其他人正使中世纪的严厉转移到文艺复兴的优雅，他们在壁画和多层折叠的雕刻记事板方面，已预感到威尼斯绘画重色彩。威尼斯没有城堡，没有防护式的住宅，没有大量的防护墙，因为私人世仇已屈从于公共法律，而且，几乎每个大厦都有自然的城壕。建筑上的设计仍是哥特式的，但具有北方哥特式所没有的轻淡、优雅的风格。在此时期，费拉里的庄严宏伟教堂被建立；圣马可教堂仍在建筑中。有时候，在一些旧式的拜占庭风格的圆形拱门上，以崭新的雕刻、镶嵌细工、蔓藤花纹和叠上哥特式交错骨架等装饰，来代替年久的表面。虽然圣马可还没有容纳建筑的全部样式，但彼特拉克怀疑“在世界范围中，是否有与之相等者”。

1378年和热那亚的斗争达到高峰时，在大运河（the Grand Canal）中令人震颤的这种美，以及统治着亚得里亚和爱琴帝国的所有政体的独立结构，遇到致命的挑战。卢恰诺·多利亚（Luciano Doria）率领一支热那亚的舰队到波拉港时，发现威尼斯舰队因海员患传染病而衰弱，于是在压倒性的胜利中，俘虏了15艘大木船和近2000人。卢恰诺在役中阵亡，其兄弟安布罗齐奥继为舰队司令，占领基奥贾（Chioggia）城——在距威尼斯城约15英里的狭岬上——与帕多瓦结成联军，封锁所有威尼斯船只，而且准备配合热那亚的海员和帕多瓦的商人，侵入威尼斯本土。这个傲慢的城邦，显然没有防卫能力，只有求和。联军横霸、残酷，以致威尼斯国民议会决定为礁湖的每一英寸水道战斗到底。富人把藏匿的财富倾入国库；人民日夜劳动以建另一支舰队；浮碉建于岛的四周，装设大炮，这在意大利尚属首次（1379年）。但热那亚人和帕多瓦人已封锁住威尼斯，使之不能出海，并将封锁线伸展，横过其陆地之入口，并阻断食物之供应。当居民挨饿时，威托·皮萨尼（Vittore Pisani）训练海军的新兵。1379年12月，威托·皮萨尼和安德烈亚·康塔里尼（Andrea Contarini）总督率领了重建的舰队——34艘大木船、60艘大船舶和400艘小舟——去包围在基奥贾的热那亚人。热那亚的舰队太小了，无法对抗这支新的威尼斯海军。威尼斯的大炮轰入热那亚的船只，重达150磅的石头击死很多人，其中包括热那亚的舰队司令彼得罗·多利亚（Pietro Doria）。热那亚人在挨饿中，请求准许妇孺自基奥贾疏散，威尼斯人同意了。但当热那亚人提出若准许其舰队离开则屈服时，轮到威尼斯要求其无条件投降了。基奥贾之围持续6个月之久，最后，因病和死而人口大减，热那亚才投降，而威尼斯则待之以人道。当萨伏依（Savoy）公爵阿马德乌斯六世（Amadeus VI）出面斡旋时，精疲力竭的敌对双方同意彼此让步，交换俘虏，恢复和平（1381年）。

14世纪文艺的衰微

彼特拉克选择居住在威尼斯（1361年），在那儿住了7年。他把图书馆也搬了去，藏书几乎包括所有拉丁文古典名著（卢克莱修的除外）。在一封流畅的信中，他立契出让一本珍贵的集子给威尼斯，但保留使用权直至死亡。为了表示感激，威尼斯政府为了他而派人去装饰莫里那（Molina）宫，以作为他的安适之所。然而，彼特拉克携带了书，继续其漂泊生活。他死时，藏书沦入威尼斯的敌人弗朗西斯科一世，也就是他最后的主人之手；有些被存在帕多瓦，大部分被变卖或以其他方式散失了。

也许在威尼斯，他写了一篇论文《论帝王之责任和德行》（“De Officio et Virtutibus Imperatoris”）和一篇很长的对话录《祸福补救》（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他劝人发达时要谦抑，困厄时要有勇气；劝人勿把幸福系在世俗的荣耀和物质上；教人如何忍受牙痛、肥胖、失妻和声名的起落。这些都是善意的忠告，但是塞涅卡式的。约在此时，他写了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从罗慕路斯到恺撒的31名罗马名人传记；其8开本的350页是献给恺撒的部分，直到19世纪，构成了恺撒生活最完善的篇章。

1368年，彼特拉克离开威尼斯到帕多瓦，希望调解加里亚佐二世和乌尔班五世之间的矛盾，结果只学到“虽有口才而无枪在外交家中是引不起重视”的教训。1370年，他接受弗朗西斯科一世的邀请，再度做客帕多瓦皇宫。但他上了年纪，对该城紧张而喧扰的生活感到愤恨，于是很快退居在帕多瓦西南12英里的阿卡（Arqua）朴素的别墅，此别墅位于乌加利亚（Euganean）的小山中。在那儿他度过了其生命的最后4年。他收集、编辑书信，以备死后出版，而且写了一篇吸引人的小型自传《书信集》（Epistola ad Posteros）。他再次沉溺于哲学家的老毛病——告诉政治家如何治国。在《治国论》（De Republica Optime Administranda）中，他劝告帕多瓦的领主“不要做主人，而要做臣民的父亲，且要爱民如子”；要抽干沼泽，保证食物供应，保全教会，资助病患和无助者，保护并赞助文学家——所有的名声赖其笔以存。然后他研究《十日谈》，把格丽塞尔达的故事译成拉丁文，因而赢取欧洲的听众。

薄伽丘此时正陷于后悔写《十日谈》或幼稚的荒淫诗的情绪中。1361年，一位垂死的僧侣送来一封信，谴责他罪恶的生活和快乐的故事；然后预言，若他迟迟不悔改，则将速死，而且死后在地狱永远受苦。薄伽丘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思想家，他接受了当时关于算命和评梦的谬说；他相信众魔之说，而且以为埃涅阿斯真的游冥府。他现在皈向正教，而且想卖书，做僧侣。当彼特拉克劝他皈依正教时，恳求他行中庸之道：把意大利情诗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转移到对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名著的热诚研究。薄伽丘接受了他的“可敬的大师”的忠告，成为西欧第一位希腊人文主义者。

由于受到彼特拉克的不断催促，他收集了希腊古典稿本；他从被人忽略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的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救出了塔西佗所著的《年鉴》（Annals）11—16卷和《史丛》（Histories）1—5卷；恢复了马休尔（Martial）和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文本，并设法把荷马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信仰时代已有些学者经营希腊的知识，但在薄伽丘时代，除了在希腊以南的意大利外，希腊作品几乎完全消失在西方知识界。1342年，彼特拉克开始研究希腊文，他是向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僧侣巴拉姆（Barlaam）学的。当卡拉布里亚一个主教职位有缺时，彼特拉克很成功地推荐巴拉姆担任。该僧侣离开后，彼特拉克因缺少教师、文法和字典，而把希腊文荒废了——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拉丁或意大利文书籍不易获得。1359年，薄伽丘在米兰遇到巴拉姆的一个学生列昂·庇拉图斯（Leon Pilatus）。薄伽丘邀请他到佛罗伦萨，并且说服大学——11年前所建——为庇拉图斯设希腊文讲座。彼特拉克帮助付给薪俸，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抄本给薄伽丘，而且委托庇拉图斯将之译成拉丁文。这项工作被延误，而使彼特拉克受累于麻烦的通信中，他抱怨庇拉图斯的信甚至比他的胡子还长、还脏，唯有经过薄伽丘的鼓励和合作，他才振作起来完成这项工作。14世纪，这一本不精确的散文版本是欧洲所知唯一荷马史诗拉丁文的译本。

同时，庇拉图斯并未教给薄伽丘足够的希腊文，使他能流畅地阅读希腊古典作品。薄伽丘承认他只了解原文的一部分，但就所了解的，已描写得优美绝伦。受到这些书和彼特拉克的鼓励，他把所有剩余的文字工作的时间均贡献于促进拉丁的欧洲了解希腊文学、神话和历史知识。在一系列简要传记——在《名人成败》（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中，他把人物从亚当列到法国的约翰王；《名女人传》（De Claris Mulieribus）中，他把名女人从夏娃到那不勒斯的乔安娜一世皇后的故事讲述出来；在《论山峦》（De Montibus，Silvis，Fontibus）等书中，他按字母的顺序，描写山、林、泉、河、湖，这些都是在希腊文学中被提到的；而在《古代神话》（De Genealogiis Deorum）中，他写了一本古典神话手册。他如此深地沉溺于这种题材中，以致把基督教的上帝称为朱庇特，把撒旦称为普鲁托，而提到维纳斯及战神时，就像他们跟圣母和耶稣一样真实似的。这些书用拙劣的拉丁文写成，而且只有中等的学术地位，现在沉闷得简直不能卒读。但在当时，它们却是研究希腊的学生很珍贵的手册，在实现文艺复兴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这样，薄伽丘从年轻时代的胆大妄为转变为老年时代的受人尊敬。佛罗伦萨有时以他为外交家，派他出使弗利、阿维尼翁、拉韦纳和威尼斯。60岁时，他身体衰弱，生癣，患上数不清的病。他住在郊外的切塔尔多，极为贫穷。也许是为了在财政上帮助他，其友于1373年劝服佛罗伦萨政府创办“但丁学术讲座”（Cathedra Dantesca），并付给薄伽丘100弗罗林，让他在巴迪亚（Badia）讲述有关但丁的课程。课程未讲完，他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了。他回到切塔尔多，安于等死。

彼特拉克曾写道：“我希望在有准备和正在写作中，或者，如果上帝高兴的话，在祈祷和流泪中，死神发现到我。”1374年7月20日，他70岁生日时，人们发现他伏在一本书上，好像在睡，但已经死了。在他的遗书中，他留下50弗罗林给薄伽丘买披风，以防其在漫长冬夜中受凉。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也去世了，享年61岁。这以后意大利将在休耕中度过50年，直到这些人所播的种子将来开花。

回顾

我们已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遍游意大利。但就政治而言并无意大利，只有城邦，那是在仇恨和战争中自我毁灭的碎片。比萨消灭其商业上的劲敌，米兰消灭阿马尔菲（Amalfi），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消灭比萨，威尼斯消灭热那亚，一半的欧洲则联合大部分的意大利来消灭威尼斯。在蛮族入侵后中央政府崩溃，6世纪的“哥特战争”，伦巴底-拜占庭两次统治半岛，罗马道路的毁坏，伦巴底人和教皇的竞争，教廷和帝国的冲突，教皇对于世俗权力统于阿尔卑斯和西西里之间而身忧成为囚犯的恐惧，致使欧洲精神上之领袖屈服于一个城邦的政治领导者——所有这些，均使意大利四分五裂。教皇和保皇派不仅分裂意大利，他们几乎把每个城邦分裂成教皇党和保皇党。甚至当斗争平息之后，旧的标记被使用于新的竞争中，恨的熔岩流入生活的每条大道。若保皇党员是帽檐一边的羽毛，教皇党员则必是另一边；若保皇党员横切水果，教皇党员则直切之；若保皇党员戴白玫瑰，教皇党员则戴红的。在克雷马，米兰的保皇党员因为一个教堂讲坛上耶稣像的脸转到被认为是教皇党员的方向，而加以摧毁，并将之付诸一炬。在保皇党占优势的贝尔加莫，有些卡拉布里亚人被领主谋杀，因领主从他们吃蒜的方式中发现他们是教皇党员。个人的胆怯衰弱，群体的不安全，当权者的谬见，这些产生了永久的惧怕、猜疑、厌恶、藐视异类、外人和陌生者。

这些因素阻碍了统一，城邦随之兴起。人们想以自己城邦的利益为依归，只有少数的哲学家，像马基雅维利，或诗人，像彼特拉克，能以整体来看意大利；甚至在16世纪，切利尼在提到佛罗伦萨时称为“我的祖国”，提到佛罗伦萨人则称为“我国的人民”。

彼特拉克由于奔波于各地，而无地方性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为那些卑鄙的战争和祖国的分裂而哀悼，他在一首很感人的名为“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的诗里恳求意大利的领主们给意大利以统一及和平：

啊，我自己的意大利！虽然言词由衷

也无法了结你胸中所沾染

无数致命的创痛——

可是唱出那邪恶的阿尔诺河的伤恸

唱出台伯河的灾难

却可减轻我的痛苦，我哀伤地漫步

在伤心的波河畔，满腔郁积凭诗倾出……

啊，难道这不是我首次涉足的土地？

难道我不曾在此摇篮中休息，

在温柔中被催入梦乡，在爱抚中被养大？

啊，这难道不是我的国家——

如此受到子女的钟爱——

而在其土地里有我父母长埋？

啊，由于有这种温柔的思想，

恻隐之心会打动你的铁石心肠，

且熟视人们的痛苦，

在上帝保佑下，他们期望把你的灾难解除，

你只要慈悲心肯发出，

美德将使自己有备战的力量，

来对抗盲目而存心的愤怒，

而不平的战斗也将不会维持久长。

不，不，古代的火焰曾把意大利之名提高，

如今也依然会继续燃烧！

彼特拉克曾梦想里恩佐会统一意大利；当此幻梦破灭，他像但丁一样，转而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理论上，皇帝是罗马帝国世俗权力的继承人。里恩佐退居不久（1347年），彼特拉克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波希米亚王（King of Bohemia）查理四世，称之为“罗马人的国王”，是帝国皇位显然的继承人。诗人恳求，让国王君临罗马，加冕为皇；让他以罗马，而非布拉格为其首都；并让他把统一、秩序、和平重新带给“帝国的花园”意大利。1354年，当查理横跨阿尔卑斯山时，他邀请彼特拉克到曼图亚相会，诗人很有礼貌地呼吁——但丁对查理之祖父亨利七世令人感动的请求的回声。但查理已无足够的武力来征服所有伦巴底的独裁者和佛罗伦萨、威尼斯的市民，乃匆忙往罗马，接受教皇所派特使的加冕；然后又匆匆回到波希米亚，小心周到地把教皇委任的职位卖掉了。两年后，彼特拉克以米兰使节身份到布拉格去见他，但对意大利并无显著的结果。

如果彼特拉克的计划都实现了，也许就没有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城邦商业上的竞争，开始并完成了十字军在意大利发展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工作。政治中心的差异，增加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但这些适度的冲突，在死亡和毁灭方面的总数并没有超过法国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地方性的独立削弱了意大利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却开始了城邦和领主在文化上的赞助，在建筑、雕刻、绘画、教育、学术和诗歌等方面展开高贵的竞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就像歌德时代的德国，有很多想夺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

我们无须过分表扬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艺复兴所作的准备。两人仍献身于中世纪的见解。薄伽丘，这位伟大的说故事者，在其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曾嘲笑教士的不道德和圣徒遗物的贩卖，但早已有百万以上的中世纪僧侣如此嘲笑过；而在他学希腊文的那些年里，他已变得更像正教徒和中世纪人。彼特拉克很适当且预言式地提到自己是站在两个时代中的人，甚至在他严责阿维尼翁的道德之际，仍接受教会的教条。正如圣哲罗姆（St.Jerome）在信仰时代开始时去爱古典一样，彼特拉克在该时代结束时，以受扰的良知之心去爱古典；他以极卓越的论文，来写世俗世界的侮辱和宗教生活的神圣平和。然而，他对古典之忠甚于对劳拉；他搜索并珍惜古代的手稿，并鼓励他人也同样做；除了圣奥古斯丁以外，他几乎略过所有的中世纪作者，以接续拉丁文学；他仿维吉尔和西塞罗而构成自己的文体和风格；他想到自己的名声甚于灵魂的不朽。他的诗培养了意大利一个世纪的矫揉造作的十四行诗的写作，却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铸炼。他热切的精神，传给了彼科；他洗练的文体，传给了波利希安（Politian）；他的书信和论文，在古典文学之文雅和优美方面，为塞涅卡和蒙田之间搭了桥；他对古代文物和基督教间的调和使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成熟。在这些方面，他的确是文艺复兴之父。

但同时，若过高估计古代文物对意大利之极盛的贡献，也是一种错误。那是一种完成，更甚于改革，而中世纪的成熟所扮演的角色比古典手稿和艺术的发现更为重要。在中世纪，知道并喜爱异教古典文物的是学者，保存它们的是僧侣，翻译和编辑它们的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教士。1100年以来，大学把人类相当分量的精神和道德遗产传给欧洲的青年。在爱里基那（Erigena）和阿贝拉尔多批评哲学的成长，亚里士多德和阿罗威伊哲学之进入大学的课程中，阿奎那以理性印证几乎所有基督教义的大胆建议——邓斯·司各特很快遵照，而承认这些教条大部分都不合理性——这些已撕毁并破坏经院学派智识上的组织，而且使得受教育的基督徒，自由地去糅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异教哲学与中世纪神学。城市从世仇的阻碍中获得自由，商务的扩展，货币经济的散播——所有这些均在彼特拉克之前就已产生了。且别说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和苏丹，西西里的罗杰（Roger of Sicily）和腓特烈二世就以赞助艺术、诗、科学和哲学，来增加权力的魔力。中世纪的男女，早已毫不羞赧地保存自然人类对人生单纯和肉欲之乐的兴味。那些构想，建造和雕刻天主教堂的人，早已具有他们自己的美感和无法凌驾之思想与崇高的形式。

因此，文艺复兴的所有基础，在彼特拉克死前已被建立。意大利人对贸易和工业的热心及其惊人的成长，已积聚了资助这一运动的财富，而由农村的和平、停滞到都市之活力、刺激的这种变迁，也已产生了滋养此一运动的心境。城邦之间相互竞争，无用的贵族政治被推翻，受教育的领主和年轻力壮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政治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方言的改进，希腊、罗马古典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文学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伦理的基础已被建立在如下方面：增加的财富摧毁了旧道德的限制；在商业上与穆斯林的接触和十字军的东征，鼓励了人们容忍与传统信仰和习俗相异的教条和道德；对于相对自由的异教世界的再发现，降低了对中世纪教条和道德暗中破坏之责；对世俗、人类、尘世的关心取代了对来生的兴趣。美学的发展在继续进行中：中世纪的圣歌，罗曼史（传奇）的创作，吟游抒情诗人的诗歌，但丁及其前辈的十四行诗，《神曲》和谐的文体，已留下文艺的遗产。古典文学的典范把韵味和思想的高雅、言词和风格的洗练和优雅，传给了彼特拉克，而彼特拉克则把它传给从伊拉斯谟到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当乔托放弃拜占庭镶嵌细工的神秘力量，去研究自然生活中的男女之姿态优雅时，艺术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意大利，条条大路通往文艺复兴。

第二章　﻿阿维尼翁的教皇（1309—1377）

巴比伦之囚

1309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把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他的提升应归功于法王菲利普四世，他不但把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逮捕、侮辱，而且几乎将其饿死。在对菲利普王的粗野无礼表示愤恨的罗马，克莱门特的生命是不安全的。此外，在神圣学院里，法籍的红衣主教已构成大多数，并拒绝将自己信托给意大利。因此克莱门特在里昂和普瓦捷（Poitiers）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为了避免在普罗旺斯伯爵菲利普的领土中的臣属关系，他定居于阿维尼翁，刚好与14世纪的法国隔罗讷河相对。

从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到博尼费斯八世，要使国王臣属教皇而构成欧洲的世界城邦的努力终归失败，民族主义已胜过神权政治的联邦主义。即使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两共和国，伦巴底的城邦和那不勒斯王国也拒受教会的控制；在罗马，共和国两次推选领袖；在其他的教皇国中，军事冒险家和封建大人物——巴格廖尼（Baglioni）、本蒂沃利（Bentivogli）、马拉泰斯塔（Malatestas）、曼弗雷迪（Manfredi）、斯福尔扎（Sforzas）等——以其虚张声势的权威，取代了教皇的代理人。在罗马的教廷已握有几百年的特权，各国人对其致敬，并缴纳税金；但由数位法籍教皇所组成的教廷（1305—1378年），几为法王所禁锢，并借巨款给法王以从事战争，对于德国、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英国而言，教廷成了对立方或法国君主在心理上的武器。这些国家越来越不理会教廷的破门律和停止教权令，只是勉强地给予日渐衰微的敬意。

克莱门特五世很有耐心地和这些困难对抗——若称不上坚毅不屈的话。他尽可能不向菲利普四世屈服。菲利普四世以对博尼费斯八世验尸来调查其私人行为和信仰来恐吓他。为募集资金，教皇出卖教俸职位给最高价的投标者；但他对赞同安吉斯（Angers）市长和门德（Mende）主教把教会道德和教会改革的建议提交威尼斯会议（1311年）的言论，却予默认。他自己过着光明正大、节俭朴实的生活，而且表现出喜怒不形于色的虔诚。他保护伟大医生及教会批评家阿诺德（Arnold of Villanova），使他不致因异端而受到迫害；他重组在蒙彼利埃有关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医学的研究，尝试在各大学设立希伯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讲座，但失败了。除了事务上的麻烦之外，他又增了一种痛苦的病症——狼疮（lupulus），可能是瘘（fistula）——使得他避开社会，并于1314年死去。若能在较好的环境里，他可能是为教会添光彩的人。

随之而来的混乱期，暴露了时代的弊端。但丁曾写信给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促其支持一位意籍教皇并回到罗马去。但是在23位红衣主教中，只有6位是意大利人。当红衣主教团（选教皇的秘密会议）在靠近阿维尼翁的加本脱拉的一个被锁着的房间 [1] 开会时，被另一群来自法国的加斯康（Gascon）的居民包围，他们喊着：“将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弄死！”这些高僧的房子被攻击和摧毁。群众纵火焚烧安置红衣主教团的房子。红衣主教们破墙而逃，四散逃逸。两年之久没有再选教皇。最后在里昂，在法军的保护之下，红衣主教向教廷推举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人们可能很自然地预料他不久就会死，但他却以坦白的热诚、不知足的贪欲和帝国的意愿，注定统治教会18年之久。约翰二十二世，一个补鞋匠之子，在法国南部的卡奥尔（Cahors）诞生了。有权威的教会相当民主，使一个补鞋匠之子升到基督教国的最高位，这是第二次——乌尔班四世即以此出身当选教皇的。约翰曾被延聘为那不勒斯法籍国王之子的教师，他研究民法和教会法颇有成果，因此颇受该王宠幸。由于该王的推荐，博尼费斯八世任命他为弗雷瑞斯（Fréjus）的主教，而克莱门特五世则提升他任职于阿维尼翁教区。在加本脱拉，那不勒斯的罗伯特王的金子压制了意籍红衣主教的爱国心，这位补鞋匠的儿子也成为教皇中最为坚强的一位。

他表现了极罕有的综合才艺：学术上的研究和行政上的技能。在他的领导下，阿维尼翁教廷发展成能干的官僚组织和强有力的财政部，而欧洲各国大臣对教廷收集税收的能力，既震惊又羡妒。因为募款，约翰遭受到12次重要抗议；和他的先辈一样，他也出卖教俸职位，一点都不羞赧；用种种技巧，这位卡奥尔银行城的子弟充实了教廷的财富，到他死时教廷已拥有1800万弗罗林和价值700万美元的金银器皿和珠宝。他解释说罗马教廷已失去来自意大利的收入，且必须重建官员、职员队伍和海陆军。约翰似乎认为，他能赢得财神爷的眷顾，使它站在自己这边，这样才能为上帝提供最佳的服务。他个人的习惯则趋向于有节制的淳朴。

同时，他赞助学术，参与佩鲁贾和卡奥尔的医事学校的建立，在亚美尼亚创立拉丁学院，资助大学，鼓励东方语言的研究，对抗炼金术和魔术，日夜研究神学，以至被猜疑为异端的神学家。也许为了抑制主张直接与上帝接触的神秘学说的传播，他冒险地教训说无人——即使是上帝的母亲——能达到快乐的幻景。抗议的风暴在末世学人士中掀起：巴黎大学公开指责教皇的观点，在温森斯（Vincennes）召开的宗教会议谴责其为异端，而法国的菲利普六世命令他更改其神学说。这位狡猾的90高龄教皇以死来规避他们所有的人（1334年）。

约翰的后继者是脾气更温和的人。贝尼狄克特十二世教皇，为面包商之子，他试着想要成为基督徒和教皇；他拒绝将职位分授给亲戚；他因颁教俸职给有功而非行贿的人，而招致敌意；在教会行政的各分支机构中，他压制贿赂和腐化的行为；他以命令托钵僧改革来没收其神职；他以不在战争中残酷和流血闻名。所有腐化的力量都因他的早死而快乐（1342年）。

利穆赞（Limousin）贵族出身的克莱门特六世，习惯于奢侈、逸乐和艺术，不明白在教廷的财富充裕时何以教皇应该朴素。几乎所有到他那儿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得到了，他说没有一个人离他而去时会不满意。他宣布任何一个穷教士在以后两个月内来找他的，均可分享其富裕；一个目击者推算有10万人到来。他赠厚礼给艺术家和诗人；维持一种马场，足以与基督教国家内任一种马相匹敌；允许妇女自由进出教皇宫，欣赏她们的妩媚，而以高卢式的殷勤和她们厮混在一起。特里尼（Turenne）的女伯爵与他如此亲近，以致她毫无顾忌地公开出卖教会的高职。听到克莱门特的好脾气，罗马人派使节邀他进驻罗马。他不喜欢这个邀请，但他以宣布嘉年会——博尼费斯八世在1300年所创，每100年一次——改为半世纪庆祝一次来使他们满足。罗马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把里恩佐废了，在政治上又重新归顺教皇。

在克莱门特六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不但成为宗教的首都，而且成为拉丁世界在政治、文化、享乐和腐化方面的首都。现在教会的行政机构已成固定的形式：一个罗马教皇议事厅（Apostolic Chamber）——主管财政，以地位仅次于教皇之教皇会计员（Papal Chamberlain）为首；一个罗马教皇法庭（Papal Chancery）——其七位教皇代理人由一位红衣主教副首席大法官指挥，掌理罗马教廷的信件；一个罗马教皇司法部（Papal Judiciary）——由高位教士和教外擅长教会法的人组成，并包括一宗教法庭——由教皇和红衣主教组成，充当上诉法庭；一个罗马教皇宗教裁判所（Apostolic Penitentiary）——一所处理婚姻的赦免、开除教籍和教权停止的教士学院，并听取教皇赦免者的忏悔。

为了安置教皇及其助手，这些阁员和代理人，他们的职员和仆人，新建了广阔的教皇皇宫。它集哥特式建筑的大成——起居室、议事厅、小礼拜堂、办公室——围绕着两个宫院，而其本身则为强大的防御物所围绕。该建筑物的高度、宽度和高大之塔，暗示着一旦教皇被围，也不必靠奇迹来保护他们。贝尼狄克特十二世邀乔托来装饰皇宫和邻近的天主教堂；乔托计划要来，却死了。1338年，贝尼狄克特从锡耶纳召来马蒂尼，其壁画现已湮没，当时却是阿维尼翁绘画的最高象征。在这个皇宫的四周，在次要的宫院、大厦、住宅区和茅舍里，聚集了高位教士、使节、律师、商人、艺术家、诗人、仆人、军人、乞丐及从有教化的高级妓女到酒店妓女的每一阶级的娼妓，这些构成了庞大的人口。在此，住着很多主教，他们的教区已陷入非基督徒手中。

习惯于巨大数字的我们，能够想象到，用以支持这一复杂的行政机构及其周围的人所需的金钱数量。几个收入的来源近乎干涸：被教廷所弃的意大利，几乎无法送任何钱来；与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不睦的德国，只送往常之贡的半数；几乎把教廷掌握在其统治中的法国，把法国教会岁入的大部分拨作世俗用途，而且从教廷借巨款来支付百年战争；英国则严限金钱流入事实上是法国联军的教廷。为了应付这一情况，阿维尼翁的教廷被迫增加岁入。每位主教或修道院长，不管是由教皇或世俗的领主任命，须将未来一年收入的1/3转送给教皇，以作为就职费，且须付日益骤增的报酬，给曾支持他被任命的居间人。若他成为大主教，他就必须为大主教的白羊毛大披肩（白羊毛的圆形带，穿在十字褡上，作为其职务的标志）付出为数可观的费用。当一位新教皇被选出时，每个有教会的教俸职位者，须付第一年岁入的全数给教皇，以后则每年付其岁入的1/10，额外的自动贡献当然更好。任何一位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长死时，其个人所有物及动产均归教廷。而在此死亡和新受任命者的安置过渡期内，教皇接受教俸职的岁入，及教区收入，而教皇们常被控以有意延长这个期限。教会中每个新受任命者对其前任未付之费（税），有偿付之责。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长往往还拥有国王的封地，他们必须向他进贡，并供他以军队，因此他们有许多人被迫要承担这一由教会和世俗所结合而成的义务。因为教皇索取的税比城邦索取的更加严苛，我们发现僧侣有时支持国王来反对教皇。阿维尼翁的教皇几乎忽视选主教的天主教士团会议或选修道院长的修道院会议的传统权力，此举使愤恨日益累积。在教廷司法部所审判的案件，常须花很多钱请律师帮忙。律师则须付年税，以获得在教廷法庭辩护的执照。每年审判或得自教廷的恩宠，都期望因感激而送礼，甚至任圣职的许可权也必须用钱买。欧洲世俗的政府，以敬畏和愤恨的眼光看待教皇的财政机构。

抗议在每个地区兴起，教会内部也不鲜见。西班牙高僧佩拉尤（Alvaro Pelayo）虽然完全忠于教廷，也写了《教会的哀歌》（On the Lamentation of the Church），在此文中他哀悼：“无论何时，当我进入教廷的房间，我都发现掮客和教士正在称量计算着堆在他们面前的钱……狼控制着教会，而且吃着基督徒羊群之血。”红衣主教奥西尼（Napoleone Orsini）发现，几乎所有意大利主教区皆成为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交换品或王族阴谋的对象，他因此深感困扰不安。擅长于征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提醒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说：“使徒的继任者是被委派去引导主的羊群到牧场去，而非剪其毛的。”英国国会通过几个法规来阻止教皇在英国的征税权。在德国，教皇的收税员被追捕，被押于狱，被弄成残废，或被处绞刑。1372年，科隆、波恩、克森腾（Xanten）、美因茨等地的教士立誓不付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所要求的什一税。在法国，许多圣俸因战争、黑死病、土匪的抢劫和教皇收税员的强索等因素而遭破坏，许多本堂牧师放弃了他们的教区。

对这样的抱怨，教皇们的答复是教会的管理需要大量的钱财，不腐化的代理人难以发现，而他们自己也处在困难的大海中。可能是在受威胁之下，克莱门特六世借59.2万弗罗林给法王菲利普六世，借351.7万弗罗林给法国的约翰二世，征服失去的意大利教皇城邦也需要大量的开销。尽管有这些税收，教皇们仍饱受财政赤字之苦。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从自己的资产中拨出44万弗罗林才挽救了教皇财政的危机；英诺森六世则变卖他自己的银盘、珠宝和艺术品；乌尔班五世则必须自其红衣主教中借3万弗罗林；格列高利十一世死时尚欠债12万法郎。

批评家反驳说，赤字的产生，不在于合法的开销，而在于教廷及其食客世俗方面的奢侈。克莱门特六世的四周是穿着珍贵质料衣服和皮衣的男女亲戚；还有国王所羡慕的武士、乡绅、卫士、牧师、管家、音乐家、诗人、艺术家、医生、科学家、裁缝师、哲学家和厨师等——总计有400人左右，全由过度慷慨的教皇来供吃、穿、住和付给薪俸。克莱门特自认为自己是这样的统治者：使臣民敬畏，并以追随国王的习尚而使“耗费引人注目”来加深大使们的印象。而红衣主教们，以城邦的皇家议员和教会的领主自居，必须使许多机构维持到与其尊严和权力相衬；他们的随从、装备、宴飨成为城市居民的谈资。也许红衣主教卡沃斯的伯纳德做得过分了，他租了51处住屋安置他的门客；红衣主教班哈克的彼得10个马房中的5个既舒适又不失时尚品位，蓄养了39匹骏马。即使主教也陷入这一习尚中，不顾来自各省的宗教会议的抗议，而保有富丽的机构，有弄臣、鹰、狗为伴。

阿维尼翁现在渐渐取代教廷在道德和礼仪方面的地位。贪污事件是恶名昭彰的，门德的主教都兰德（Guillaume Durand）曾在维也纳宗教会议中报告说：

若罗马教会以从本身除去恶例来开始改革，则整个教会可能得以被改革……因该恶例，人们受到侮辱，而整个民族似乎感染到……因在所有的地方……上帝的神圣教会，尤其是罗马教会，是在恶名中；所有的人呼叫而且在外宣扬说，在教会的胸中，所有的人，从最伟大的到最渺小的人，都已把心放置在贪婪的事物上……所有基督徒学习教士暴食的恶例是显然而恶名昭彰的，因为该教会人士比领主和国王宴飨更加奢侈丰盛。

而文辞大师彼特拉克，搜尽诽谤词汇，把阿维尼翁教皇所在地侮辱为：

这不虔诚的巴比伦，地球上的地狱，罪恶的渊薮，世界的阴沟。在此既无信仰，也无仁爱、宗教、对上帝的敬畏……世上所有的丑行和邪恶，荟萃于此……老年人热烈而轻率地沉溺于维纳斯的手臂中，忘其年龄、尊严和权力，他们对羞愧之事，趋之若鹜，好像他们的荣耀不在耶稣的十字架，而在宴乐、酗酒、不贞……教皇游戏的猥亵之逸乐是血亲相奸、强奸和通奸。

这样的证言，出自于从未脱离正教的目击者，不能完全地不予采信，但它不无夸张和个人愤恨之鸣。它必须打折扣，因为那是恨阿维尼翁把教廷自意大利攫取来的人所发出的呼声；他曾向阿维尼翁教皇乞求教俸职，接受了很多教奉职，却要求更多；他同意跟善于杀人和反教皇的威斯孔蒂住在一起，自己也有两个私生子。彼特拉克曾不断请求教皇回到罗马，当时罗马的道德，除了贫穷有助于其贞洁之外，在当时并不比阿维尼翁好。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在描写阿维尼翁时不如彼特拉克那么生动，但她告诉格列高利十一世，在教廷，“她的鼻子受到地狱的气味的攻击”。

在道德的衰微中，许多高僧有资格担任其职位，而他们也偏爱耶稣的道德甚于当时的道德。我们不能把集在阿维尼翁的罪恶都归由教皇来负责，在七位阿维尼翁教皇中，只有一位过着世俗的享乐生活；而约翰二十二世尽管贪婪而严苛，却把自己训练到苦行而严肃的境地；格列高利十一世虽然在战争中残忍，平时却是一位在道德和虔诚上可做典型的人物；而另三位——贝尼狄克特十二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几乎是过着圣徒般的生活。罪恶的原因是财富，而许多其他时代也因之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尼禄时代的罗马，利奥十世时代的罗马，及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而且就像在上面提过的城市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到，大部分男女都过着正经的生活，惯做适当的恶习，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到，即使在阿维尼翁，好色之徒和高等娼妓，贪食者和窃贼，行为不正的律师和不诚实的法官，世俗的红衣主教和不忠实的牧师，只不过是因被教廷考察出来，有时受到赦免，而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显得突出而已。

丑闻案和教皇从罗马逃亡到阿维尼翁，一同腐蚀了教会的声望和权威。好像是要证实人们对他们的猜疑——他们不再是世界的权力中心，而只是法国的工具，阿维尼翁教廷任命了113名（总数134人）法籍红衣主教到主教学院。英政府在威克利夫（Wyclif）毫不妥协地攻击教廷，他们却假装听不见。德国的选帝侯在选国王和皇帝时，拒绝受到教皇的任何干涉。1372年，科隆大监督区的修道院长们，在拒付什一税给格列高利十一世时，曾公开宣称：“教廷已陷入如此的侮辱中，天主教的信仰在这些地方似乎已受到严重的损害。俗人轻蔑地提到教会，因为她远不若往昔派出牧师或改革者，反而派一些狡猾、自私、贪婪的人，事情已到此形势，很少人是真基督徒，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这就是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巴比伦之囚和随之而来的教皇分裂，这为宗教改革做了准备。而他们回到罗马，恢复他们的特权，也将此大灾延后了一个世纪。

[1] 1274年起，当他们集会在一间密室选教皇时，把红衣主教锁起来，这已成为一个习惯。

通往罗马之路

教会的地位在意大利最低。1342年，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削弱反叛的巴伐利亚的路易，巩固了伦巴底诸城独裁者违抗帝国要求的权威。为了报复，巴伐利亚的路易赋予占领教皇城邦的独裁者以帝国的许可。米兰公开嘲弄教皇。当乌尔班五世派遣两位使节到米兰，带着开除威斯孔蒂王族教籍的训谕（1362年），贝尔纳博（Bernabò）强迫他们把该训谕——羊皮纸文件、丝带、铅印——吃下去。西西里自从“晚祷”事件 [1] （Vespers）以来，已公开对教皇的敌意。

克莱门特六世组织军队，要重夺回教皇城邦。但是直到其后继者英诺森六世才使这些城邦短暂地归顺。英诺森几乎是模范教皇。在姑息几个亲戚的任命之后，他决定终止族阀主义和腐化的流行。他结束了教廷享乐派的显赫和浪费的开销，解雇了曾服侍克莱门特六世的大群仆人，遣散大群职位的寻求者，命令每个牧师住在其教俸区，而他自己则过着诚笃而中庸的生活。他看出，教会的权威只有从法国权力中解放和回到罗马中恢复。但一个为法国所疏远的教会，没有以前从教皇城邦而来的岁入，几乎很难自行维持下去。和平的英诺森断定这些只有从战争中才可重新求得。

他把这项工作托付给一个人，此人有西班牙人的热诚信仰，有圣多米尼克的精力，有卡斯蒂尔大公的侠义精神。阿布诺佐（Carrillo de Albornoz），曾在卡斯蒂尔的阿方索十一世部下当兵，而且在成为托莱多（Toledo）大主教时仍未放弃战争。他劝说佛罗伦萨共和国——它惧怕围绕其四周的独裁者和强盗——预付他一笔款项以组织军队。以机敏而光荣的协议，而非用武力，他逐一废除占领教皇城邦的卑鄙暴军。他颁给这些城邦以《埃吉迪安宪法》（Egidian），该宪法使他们的基本法律维持到19世纪，而且提供了在自治政府和归顺教廷之间一种可实行的妥协。他哄骗了著名的英国冒险家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加以俘虏，而使这位雇佣兵队长陷入害怕教皇使节的境遇中。他从反叛的大主教手中恢复了博洛尼亚，他劝说米兰与教会媾和。现在路已敞开，只待教皇返回意大利。

乌尔班五世继续英诺森六世的苦修和改革。他尽力恢复教士团和教廷的清规及诚实，不支持红衣主教的奢侈，阻止律师的狡猾手段和高利贷者之敲诈，惩罚圣职买卖，因而赢得德行、心智俱优者为他服务。他以自己的资产维持在大学的1000名学生，在蒙彼利埃新创一学院，资助许多著名学者。为了教皇一职之加冕，他决心把教廷恢复到罗马。红衣主教对此表示惊异。他们大多数已在法国生根，建立了感情，而为意大利所憎恨。他们乞求他不要理会圣凯瑟琳的请求或彼特拉克的口才。乌尔班向他们指出法国的混乱情况——国王为英国俘虏，军队破碎不堪，英国已征服其南部各省，而且进逼阿维尼翁。胜利的英国会如何对付一向服侍并资助法国的教廷呢？

因此，1367年4月30日，他从马赛起航，由意大利的大木船护送。10月16日，他在百姓、教士团、贵族的狂呼中，进入罗马；意大利的领主们握着他所骑之骡的缰辔；彼特拉克对这位法籍教皇敢驻意大利，倾吐忠言，表示感谢。那是荒凉却快乐的罗马：由于和教廷长久分离而赤贫，教堂一半被弃或衰颓，圣保罗教堂在毁坏中，圣彼得教堂好像随时有倾倒之虞，拉提朗宫（Lateran Palace）最近毁于大火，皇宫与住宅区都已倒塌，曾经的住宅之地现成为沼泽，住宅区和街道上满是没有收拾的垃圾。乌尔班下命令并分配基金以重建皇宫。因为不愿看到罗马的悲惨景象，他住在蒙提费阿松（Montefiascone）。但即使在那里，每当回想到阿维尼翁的奢华和法国的可爱，他不禁悲从中来。彼特拉克听说他有犹豫之意，便力促他坚忍不屈；瑞典的圣伯里吉特（St.Bridget）预言，他若离开意大利，将很快死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为了使他坚强，许可他恢复中意大利，很谦虚地到罗马来（1368年），引导教皇的马从圣安杰洛教堂到圣彼得教堂，在弥撒时服侍他，而且在典礼中接受他的加冕，这似乎能很快地治愈帝国和教廷之间的旧争。然后，1370年9月5日，也许是屈服于法籍的红衣主教，或者是为了促使英国和法国讲和，乌尔班乘船前往马赛。9月27日，他到达阿维尼翁，就在那里，他于12月19日去世。依圣本笃僧人的习惯穿着，他躺在一张可怜的椅子上，而且死前曾命令所有愿进来者均可进入，人们得以见到这一最高贵者的显赫是如何的虚幻和短暂。

格列高利十一世在18岁时，已被和蔼的克莱门特六世任命为红衣主教；1370年12月29日，他被封为牧师；12月30日，39岁的他，被选为教皇。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喜欢西塞罗的作品。命运使他成为爱战争的人，而在暴烈的反叛中，他的教皇职位被取消了。乌尔班五世担心法籍的教皇尚不能信任意大利人，因为曾任命很多法国人为总督去统治教廷城邦，却发现他们在对其有敌意的环境中，建立碉堡以抗人民，并征来无数法国助手，对人民征课以重税，而且宁采暴政而不用圆通的手段。在佩鲁贾，一位总督的侄子追求一位已婚妇女，她为了逃避他，竟跳楼自杀。当代表团要求惩罚此人时，该总督回答：“何必小题大做？你认为法国人是宦官吗？”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总督们招来同样的仇恨，以致在1375年许多城邦以一连串的革命群起反抗。圣凯瑟琳自己成为意大利的发言人，力促格列高利除去这些“毒害并蹂躏教会花园的坏牧师”。一向是教皇盟友的佛罗伦萨，却领导此次运动，展开一面绣有金色字“自由”的红旗。1375年初，64座城邦曾承认教皇为民间和精神的领袖；1376年，只有一座仍效忠于他。阿布诺佐的努力似乎因此破灭，意大利中部又从教廷脱离了。

格列高利受到法籍红衣主教的鼓励，控告佛罗伦萨人为反叛的领袖，并命令他们顺从教皇的总督。当他们拒绝时，他开除他们的教籍，禁止他们在城内做宗教礼拜，并宣布所有的佛罗伦萨人为罪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均可侵占其货物，奴役其人民。整个佛罗伦萨城的商业和财政结构受到崩溃的威胁。英国和法国立即搜捕境内的佛罗伦萨人，并掠夺其财产。佛罗伦萨则报之以没收境内所有教会的财产，摧毁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物，关闭教会法庭，把顽固的牧师下狱——有时施以绞刑，并派人向罗马人民呼吁加入革命，而且终止教会在意大利所有的世俗权力。当罗马犹豫不决时，格列高利派人告诉罗马，若仍效忠于他，他将郑重地答应将教廷迁回罗马。罗马人民接受这一保证，保持和平。

同时，教皇已派遣了一支由“凶猛的”日内瓦的罗伯特红衣主教所指挥的“野蛮的不列颠雇佣兵”到意大利。总督以难以置信的野蛮方式作战，被占领的西斯纳已蒙大赦，他却把全城男女、孩子都杀了。领导雇佣兵为教会服务的约翰·霍克伍德在法恩扎杀了4000人，因为他猜疑此城有意加入反叛。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对这些残暴的行为——相互没收财产，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为此中断宗教礼拜——感到震惊不已。她写信给格列高利：

你的确有义务赢回从教会中失去的领土，但你更有义务赢回真正属于教会财宝的所有羔羊，而其损失将会真正使教会赤贫……你应以善良、爱情与和平的武器来攻击人，那么你的所得将甚于用战争为武器。当我探询上帝，你的解救，你的恢复教会，及整个世界，其至善之策是什么时，除了和平并无其他的回答！和平！为了背上十字架的救主，和平！

佛罗伦萨邀她一起会见格列高利的特使。她去了，并借此机会谴责阿维尼翁的道德。她太坦率，许多人要求逮捕她，但格列高利保护她。此行的任务并没有立即生效。但当他听说除非他亲自来，否则罗马将加入反叛，格列高利——也许是被凯瑟琳的请求所感动了——从马赛出发，于1377年1月17日到达罗马。他并没有受到全体一致的欢迎，佛罗伦萨的呼吁已激起老共和国人在退化的城里的回忆，而格列高利被警告说他的生命在基督教国的古都里是不安全的。5月，他退居到阿纳尼。

现在，似乎终于屈服于凯瑟琳，他从战争转向外交。他的代理人鼓励各城邦的百姓——他们渴望与教会和平相处——去推翻其反叛的政府。对所有归顺于他的城邦，他答应在他们自己所选的教皇代理人统治之下组织自治政府。一城接一城地，这一条件被接受。1377年，佛罗伦萨城与格列高利同意让贝尔纳博·威斯孔蒂调停争端。贝尔纳博已经劝服教皇把其可能向佛罗伦萨强索的罚款的半数给他，他让佛罗伦萨付80万弗罗林的赔偿给教廷。由于被其盟友所弃，佛罗伦萨愤怒地服从，但教皇乌尔班六世却把给贝尔纳博的钱减少到25万弗罗林。

格列高利并未活着看到他的胜利。1377年11月7日，他回到罗马。他在阿维尼翁时已是一个病人，而在中意大利时并没有很好地度过冬天。他感到死神的来临，惧怕法国和意大利争夺教廷的冲突可能会把教会搞得支离破碎。1378年3月19日，他迅速地安排继任人选。8天后，他死了，渴望着法国的美丽故乡。

[1] 1282年复活节翌日，西西里的巴勒莫以“V”做信号，屠杀法国人的事件。——译者注

基督徒的生活

把人民信仰和教士团道德这方面的事情延到下一章去考虑，现在让我们先注意14世纪意大利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对应的特征：宗教裁判所和圣徒。公正需要我们记得：当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上帝的儿子已把教会建立，而且已把基本教条立下；因此，不管其人类的职员可能有何过失，试图推翻教会的任何活动都是反叛神圣的权威和背叛由教会为其道德武力之世俗城邦。唯有在心理上有此思想，我们才能了解教会和俗人联合压制诺瓦拉的多西诺（Dolcino of Novara）及其美丽的姐妹玛格丽塔（Margherita）所传播之异说（约为1303年）的那种残忍行为。

像弗罗拉的约阿基姆（Joachim of Flora），诺瓦拉的多西诺把历史分成几个时期，其中的第三期从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I）到1280年，可以见到教会由于世俗的财富而渐渐腐化；从西尔维斯特以来（多亚诺说），除了教皇西里斯廷（Celestine）五世以外，所有的教皇均不忠于耶稣；圣本笃、圣方济各、圣多米尼克曾很高贵地试图把教会从财神手中赢回到上帝手中，但失败了；而现在的教廷，在博尼费斯八世和克莱门特五世的统治之下，成为《启示》（Apocalypse）里的大淫妇。多西诺使自己成为新同宗会——帕尔马使徒同宗会（Apostolic Brethren of Parma）——的领袖，他不接受教皇的权威，而从帕塔林斯（Patarines）、韦尔多教派和弗朗西斯科圣灵派（Spiritual Franciscans）继承了一种混合的教条。他们承认绝对的贞洁，但他们每一人都和一个被称为其姐妹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克莱门特五世命令宗教裁判所去调查他们，他们拒绝出现于裁判所；相反，他们武装自己，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皮德蒙特（Piedmontese Alps）山脚下的阵地。那些调查者带领军队来镇压他们，血战因之而起。同宗会员退守山隘，在那儿他们被封锁并忍受饥饿，吃鼠、狗、马和草；最后，他们的山上要塞受到猛攻，1000人陷入战争中，数千人被烧死（1304年）。当玛格丽塔被带去接受火烙之刑时，她仍如此美丽，尽管有些憔悴。只要她肯发誓否定异说，她将被赦免。她拒绝了，因而被慢慢地烧死。多西诺及其同志隆基诺（Longino）被留活口，以作特别处理。他们被押送到马车上，到韦尔切利遍游全市之街道。在游行中，他们的肉被热钳一撮一撮地撕裂，他们的肢体和生殖器被从身上扭取掉，最后才被杀死。

同一世纪，我们见到阿维尼翁的灾难和腐化，也见到像科维诺（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和波第诺（Oderic of Pordenone）的传教士，他们设法使印度人和中国人改变信仰。很明显，这些传教士对宗教上之贡献远不如地理上的贡献。

终其一生，圣凯瑟琳待在现在仍供游客瞻仰的朴素房间里。在这里，她帮助教廷，而且使意大利的虔诚复活。15岁时，她参加圣多米尼克的忏悔仪式。这是一种“第三会员”的组织，并非由僧尼组成，而是由过着世俗生活的男女组成，但他们尽可能献身于宗教工作和过贞洁的生活。凯瑟琳和其父母住在一起，但她使自己的房间几乎成为隐遁者的密室，陷于祈祷和神秘的沉思中，除了上教堂外几乎足不出户。她对宗教的狂热很令其父母为她的健康担心。他们课她以最繁重的家务工作，她毫无怨言地做了。她说：“我的心很少角落是和耶稣分开的。”她保持孩童般的宁静。其他女孩子可从渎神的爱中得到的乐趣、怀疑和狂喜，凯瑟琳则在对耶稣的奉献中发现快乐。在这种孤独沉思的日渐增强状态中，她想到、提到耶稣，把他当作天上的爱人，她和他心心相印，在异象（vision）中她看到自己和他结婚。像圣方济各那样，她对这位被钉上十字架者的五个伤口想得如此之久，以致她感到好像那些伤口就在自己的手、脚和肋旁似的。当撒旦的诡计要使她从全神贯注的爱中撤退时，她拒绝了肉体的诱惑。

在近乎3年孤独的虔诚岁月之后，她感觉到能很安全地冒险去过都市的生活。就像她能把女德奉献给耶稣一样，她把母性的温柔献给锡耶纳的病人和穷人。她和时疫牺牲者相处到最后一刻，以精神上的安慰站在受罚的罪犯身旁，直到他们上刑的时刻到来。她父母死后，留给她一份不太多的财产，她全都分给了穷人。虽然她因天花而破相，但她的脸对于所有看过她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祝福。年轻人听到她的话，放弃了平日渎神的行为，老年人听到她那单纯可信的哲学，把怀疑熔化了。她以为人类生活中所有的罪恶都是人类不道德的结果；但人类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耶稣之爱的海洋中，被吞掉而消失；世上所有的罪恶，若人能被劝服而实践基督教之爱，则都可被治愈。许多人相信她，蒙特普西亚诺（Montepulciano）城请她来调停其世仇的家族，比萨和卢卡城的人向她请教，佛罗伦萨城邀她共同出使阿维尼翁。渐渐地，她被带进世俗世界中。

她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很恐怖：罗马污秽而荒凉，意大利和已逃往法境的教会（教廷）脱离关系，教士团过着世俗的生活而丧失俗人的尊敬，法国已因战争而成半毁状态。她对自己的神圣使命有信心，她当面斥责高僧和教皇，而且告诉他们唯有回到罗马和恢复庄重，才能拯救教会。她自己不能写，她——26岁的女子——用单纯而有韵律的意大利文口授严厉而仁慈的信，给教皇、领主和政治家；几乎在每一页上均出现预言式的字——改革。政治家无视她的呼吁，可人民却成就了她。当教皇乌尔班五世到罗马来时，她高兴；当他离去时，她悲伤；当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来时，她欣慰；她进忠言给乌尔班六世，却因他的残忍而震惊；当教廷分裂把基督教国分成两部分时，她本身即是这种不可信的冲突所酿成的灾难之一。她已把食量减少到只吃几口，传说她苦行的程度已达到其唯一的滋养品是从她的自治区所收到的被供奉的圣饼。她失去抵抗疾病的所有力量；教廷的分裂使她丧失生存的意志；在教廷分立两年后，她死了，时年33岁。对于这个时代，她的爱是仅次于耶稣和教会的意大利至善的一种力量。

她死的那一年（1380年），圣贝尔纳迪诺（St.Bernardino）出生了。凯瑟琳的传统铸成了他的性格，1400年的瘟疫中，他日夜照顾病人。这时他已加入圣方济各教团，他立下了遵守修道会严格规律的典型。许多僧侣遵从他，他跟这些人一起创立（1405年）了严修会方济各派（Observantine Franciscans），或称严修会同宗派（Brethren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在他死前，有300个僧侣团体接受其教规。其生活的纯净与崇高赋予其传道不可抗拒的雄辩。即使在罗马——其人民较欧洲任何其他都市的人更为无法无天——他也能使罪犯忏悔，罪人悔改，宿怨和解。在佛罗伦萨城的异教神被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所烧毁的70年以前，圣贝尔纳迪诺劝服罗马的男女把他们的赌牌、骰子、奖券、假发、猥亵的书、画，甚至乐器投入朱庇特神殿前的火葬堆里（1424年）。三天后，一个被控以巫术蛊人的年轻妇女也被烧于同一广场，所有的罗马人蜂拥而至。圣贝尔纳迪诺说他自己是“最有良心的异教迫害者”。

因此，善与恶，美丽与恐怖，混合在基督徒生活的变迁和混乱中。意大利朴实的人们，满足于保持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而中、上阶级的人被长久存于地窖的古典文化之酒醺得半醉，以创造文艺复兴和现代人高贵的热情向前迈进。

第三章　﻿美第奇的兴起（1378—1464）

背景

意大利人称呼这个时代的来临为“再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古典精神被野蛮人打断了千年之后的一大复活。 [1] 意大利人觉得，古典世界已在3至5世纪日耳曼和匈奴的入侵中死亡。哥特人的巨掌又粉碎了行将枯萎却风韵犹存的罗马艺术与生活。哥特艺术入侵意大利，带来了形式不稳、装饰古怪的建筑及粗糙、阴郁的先知和圣哲雕像。现在，感谢时间的考验，那些留须的哥特人和长髯的伦巴底人已被意大利人同化；感谢建筑家维特鲁维亚和罗马法庭废墟的影响，古典的廊柱和横梁再度构成了冷静、端庄的神庙和宫殿；感谢彼特拉克和百位意大利学者的努力，新发现的古典作品才能使意大利恢复西塞罗散文的纯粹精简和维吉尔诗篇的成熟音律。意大利精神的阳光即将穿透北方的浓雾。无论男女都从中世纪的恐惧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仰慕各种形式的美，使空气中充满复活的喜悦。意大利眼看就要再度年轻起来。

发表上述宣言的人距离文艺复兴太近，而不能从历史的时距中和它分歧的内容中看清“再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只是古典的恢复而已。首先它得花钱——中产阶级的钱：这些财富来自娴熟的经理和低薪的工人，来自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而作的危险的东方航程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辛苦穿越，来自小心的计算、投资、贷款，来自累积的利息和分红。直到盈余足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足够买下议院、政府、情妇而有余，他们便聘请一位米开朗基罗或提香，把金钱幻化成美，使财产带着艺术的芳香。钱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商人、银行家和教会付款买下了古典再生所需的书稿。但解放文艺复兴时代心灵和理性的也并非那些书稿，而是因中产阶级兴起所造成的现世主义，大学、知识和哲学的发展，研究法律所造成的现实心灵的敏锐，广泛认识世界所造成的心灵的开阔，如此等等。意大利学者怀疑教会的教条，不再害怕地狱。教职人员被看成享乐者和俗人，不再受知识和伦理的限制，他那解放的感官毫不羞赧地欣赏男女艺术等美的化身。在自由使人毁于道德的混乱、分崩的个人主义和国家的奴役之前，新自由让人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世纪（1434—1534年）。两个严苛时代之间的插曲便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北意大利最先经历复苏的春天呢？该地的古罗马世界尚未完全毁灭，城中还保有古老的建筑和回忆，现在更重新修订了罗马法律。古典艺术仍残存于罗马、维罗纳、曼图亚、帕多瓦等地；万神殿虽然已有1400年的历史，仍是大家礼拜的地方；而西塞罗和恺撒为喀提林（Catiline）命运辩论之声在罗马法庭仍依稀可闻。拉丁语仍是一种活的语言，意大利语只是它的和谐变调而已。异教的神祇、神话和仪式在多数人心中盘旋（或者以基督教的形式出现）。意大利横跨地中海，统领着这个古典文明和贸易的海湾。北意大利比欧洲其他地区更都市化、工业化，只有佛兰德斯可望其项背。它从未遭遇过完全的封建制度，贵族反而臣属于都市和商人阶级。它是意大利其他各地与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欧洲之间，也是西欧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贸易通道，工商业已使它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庶的地区。这里勇敢的商人遍及各地，从法国的市集到黑海最远的港口，无处不至。他们已习惯和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及中国人交易。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教条，也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带来不重教规的思想。这种情况和19世纪欧洲与异国信仰广泛接触所造成的结果相同。然而，商人的智慧，加上国家传统、个性和自尊使意大利甚至在异教化的时候，也保存了天主教组织。罗马教皇的经费从20个基督教领地沿着千条通道流向罗马。罗马教廷的教产也遍及意大利。教会为了报答意大利人的忠诚，慷慨地宽恕他们肉体的罪恶，和蔼地容忍（1545年的特伦特会议之前）那些自制的、尚未损坏人们虔诚的异教哲学家。就这样，意大利在财富、艺术和思想方面领先欧洲其他地区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已在意大利枯萎，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才开出复兴的花朵。文艺复兴不是时间上的一个段落，而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经过商业、战争的影响从意大利传遍全欧。

它最初的发源地是佛罗伦萨，正如北意大利孕育了它。经过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财政家的经营，“花之都”佛罗伦萨成为14世纪半岛上除威尼斯以外最富庶的城市。当时的威尼斯人将所有精力用于快乐和财产的追求；佛罗伦萨人也许受了狂烈的半民主政体的刺激，发展出敏锐的心智及一切艺术的技巧，使该城被公认为意大利的文化之都。党派的争执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敌对的家族不只竞求权势，也争相作为艺术的赞助人。最后的刺激——不是最初的——则是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贡献出自己的机智、财产和宫殿以招待佛罗伦萨会议（1439年）的代表。那些前来讨论东西基督教重聚的希腊教士与学者关于希腊文学的知识远非任何佛罗伦萨人可比，部分学者在佛罗伦萨演讲，城中的精英纷纷前去受教。后来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手中，很多希腊人逃离该地，移居到14年前他们曾受款待的城市。有人带来古典教本的书稿，有人演讲希腊语言、诗和哲学。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成为意大利的雅典。

[1] 史学家瓦萨里（Vasari）在他的《艺苑名人传》（Vite de’PiùEccelenti Architetti，Pittori，Escultori Italiam）一书（1550年）中创造了“再生”一词；1751年至1772年的法国《百科全书》第一次使用“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指代14至16世纪文学和艺术的灿烂花朵。

物质基础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统治着佛罗伦萨城、普拉托、皮斯托亚、比萨、沃尔泰拉、科托那、阿雷佐等城市及附近的农业腹地。农夫不是农奴，一部分是小地主，大部分是佃农。他们住在粗糙的水泥石屋里，自选乡村官员来治理地方事务。马基雅维利并不以结交这些辛苦的田野、果园、葡萄园斗士为耻。但是负责管理货物销售的城市长官，为了安抚多事的劳动阶级，将食物价格定得很低，以致影响了农夫的生活。因此，除了城市中的阶级仇恨外，还有自古以来的乡村、城市之争。

根据吉尔瓦尼·维拉里的记载，佛罗伦萨城在1343年约有9.15万人。至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人口，我们无法找到同样可靠的记录，不过我们可以断言，商业拓展和工业繁荣会使人口增加。大约1/4的城市居民是工人，13世纪仅纺织界即有200个工厂，雇用了3万名工人。1300年，奥利西拉里（Federigo Oricellarii）从东方带来一种用青苔提炼紫色染料的方法，由此得到奥利西拉里这个名字（Orchella，意为紫染料）。这个技巧改革了染料工业，使某些羊毛制造商成为今日所谓的百万富翁。1300年，佛罗伦萨在纺织方面已达到大量投资、原料机械由中心供应、劳工系统分配及资本家控制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1407年一件羊毛外衣的生产要经过30道工序，每一工序都由精于该步骤的工人操作。

为了销售产品，佛罗伦萨鼓励商人与地中海所有港口城市，及远达布鲁日的大西洋海岸保持贸易关系。意大利、巴利阿里（Baleares）、佛兰德斯、埃及、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波斯、印度、中国等国家（或地区）都设有领事，以保护并促进佛罗伦萨贸易。比萨被征服作为佛罗伦萨货物出海的必要通路，热那亚商船则受雇载运货品。和佛罗伦萨厂商竞争的外国产品，在商人和财政家所组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下，一一被赶出佛罗伦萨市场。

为了供应工商及其他行业的经费，佛罗伦萨的80个银行家族——主要有巴蒂、佩鲁兹、斯特罗齐、比蒂（Pitti）和美第奇——将他们储户的资金投资在各业之中。他们兑现支票波利兹（polizze），发行信用券（lettere di pagamenti），交换商品和账目，供应政府谈和或打仗的基金。部分佛罗伦萨商行曾借出136.5万弗罗林给英王爱德华三世，但被他的赖账拖垮（1345年）。虽然遭此灾祸，佛罗伦萨仍是13到15世纪欧洲的财政中心，欧洲货币的交换率就是在该地确立的。远在1300年即有一种保险制度存在，以保护航程中的意大利货船——这种预防政策直到1543年才被英国沿用。1382年佛罗伦萨账本已有复记法（double-entry）出现，这种账法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也许已有百年的历史。1345年佛罗伦萨政府发行可转嫁的换金券，利息很低，利率5％，这证明政府在商业繁荣方面的信用和廉正。1400年，政府的岁收超过伊丽莎白全盛时期的英国。

欧洲的银行家、商人、制造商、专业人员、技术工人都有同业公会的组织。在佛罗伦萨有7种行业属于大公会（greater guilds）：衣物制造商、羊毛制造商、丝织品制造商、皮毛商人、金融家、医生和药剂师及商人、法官、公证人合组的公会。佛罗伦萨其余24个公会属于小行业（minor trades）：衣商、袜商、屠夫、面包师、葡萄酒商、采石工、马鞍商、甲胄商、铁匠、锁匠、木匠、客栈主人、泥水匠、切石匠及油商、猪肉商和绳匠合组的杂色组织。选民必须是某一公会的会员，因此，1282年在中产阶级革命中被褫夺公民权的贵族也加入公会，以重新取得选举权。22个公会之下还有72个没有选举权的组织；以下还有数以千计按日计酬的工人，无权组织起来，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再下一层——也可以说是上一层，因为他们受到主人的照顾——是奴隶。大公会的会员在政治上形成“肥民”（popolo grasso），其余人口构成“小民”（popolo minuto）。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像现代国家一样，先是商业阶级战胜了古老的地主贵族（1293年），然后是工人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

1345年，西图·布兰第尼（Cinto Brandini）和其余9人因为组织羊毛业的贫苦工人而被处死，大批外国工人输入佛罗伦萨，以瓦解这些组织。1368年，“小民”企图革命，旋被敉平。10年后，一群羊毛梳理工叛变，为工人阶级带来短暂、混乱的控制权。那些羊毛梳理工在一位赤足工人米歇尔·兰多（Michele di Lando）领导下，拥入维奇奥宫（Palazzo Vecchio），解散领袖团，建立劳工极权政体（1378年）。他们废止“禁结社会”，使低层组织有了权利，准许工薪阶层延期还债12年，降低利率以减轻负债人的重担。大商人关闭店铺，说服地主断绝都市粮食的供应，以为报复。受挫的革命党分裂成两派——由技术工人组成的劳工贵族派，含有共产思想的左翼。最后保守派从乡下带来强壮的男人，对其加以武装，推翻了分裂的政府，恢复了商业阶级的权力（1382年）。

胜利的中产阶级更改组织，以巩固他们的胜利。城市领主与绅士构成的领袖团西贡诺里亚（Signoria）由8个领主或公会领袖组成，产生方式是将备选的名单放入袋中，抽签决定。他们轮流举出一位标准执法人为执行长。8位领袖中，4位来自大公会，而大公会在成年男子中其实只占极少数。人民顾问团也要求同样的比例。而所谓“人民”只包括21个公会的会员而已。群众议会（Consiglio del Comune）从公会会员中选出，职权有限，只能于会议中在领袖们表决提议之前表示肯定或否定。领袖们偶尔也在维奇奥宫塔上鸣钟示众，召集所有选民到西贡诺里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开会。这种大会通常选出一个改革会，在一定期间内赋予极高的权力，以后再行休会。

19世纪史学家都相信美第奇以前的佛罗伦萨是某种程度的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实际上在那个财阀的天堂中，民主观念十分陌生。附属城市虽然有不少人才，并以他们的祖产为荣，在统治佛罗伦萨的领袖团中却没有席位。佛罗伦萨只有3200名男子可以参加选举，两个议会中，商业阶级的代表占着绝大多数。上层阶级相信文盲大众无法在国内危机和国外事务中作稳妥而安全的判断。佛罗伦萨人热爱自由，但是对于穷人而言，那是在佛罗伦萨主人命令下的自由；对于富人而言，那是他们统治城市和属地而不受帝国、教皇或封建势力阻碍的自由。

这个组织明显的缺点是任期短，组织本身经常改变。它的坏处是党争、阴谋、暴力、混乱、无能，共和国无法设计和执行长远的政策；相反，那正是威尼斯赖以稳定和强大的因素。相对的好处是冲突和辩论的选举气氛，使脉搏加快，使感官、心灵、机智敏锐，挑起想象力，使佛罗伦萨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成为世界上的文艺领袖。

“国家之父”科西莫

佛罗伦萨政治是富有家族与党派——里奇（Ricci）、阿必齐（Albizzi）、美第奇、里多非（Ridolfi）、帕兹（Pazzi）、比蒂、斯特罗奇、卢西莱（Rucellai）、瓦萨里（Valori）、卡波尼（Capponi）、索德里尼（Soderini）等——之间为控制政府而起冲突的政治。1381年至1434年，除了略有中断以外，阿必齐一直持有国家的主权，而且勇敢地保护富人，对抗穷人。

美第奇家族可以溯源到1201年，当时奇里西莫·美第奇（Chiarissimo de’Medici）是群众议会的会员。 [1] 科西莫的高祖父阿维拉多·美第奇（Averardo de’Medici）以大胆的商业和明智的掌理建立了家族的财富，在1314年被选为标准执法人。阿维拉多的侄孙萨尔韦斯特·美第奇（Salvestro de’Medici）是1378年的标准执法人，因为赞助贫民反叛而使美第奇家族大受欢迎。萨尔韦斯特的侄孙乔万尼·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是1421年的标准执法人，更因支持0.5％的收入年税（1427年）——虽然自己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受人民钟爱，原来税率本是人头基金的7％。享受过穷人人头税的富人现在发誓要对美第奇家族进行报复。

乔万尼死于1428年，传给他的儿子科西莫很好的声誉及托斯卡纳区最大的财富——179221弗罗林。其时，科西莫年已经39岁，完全适合接掌商行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不仅有银行，还有广大农场的经营，丝、毛织品的制造，及远达俄国、西班牙、苏格兰、叙利亚、阿拉伯和基督教世界的各种贸易，科西莫一方面在佛罗伦萨建立教堂，一方面和土耳其苏丹贸易，交换昂贵礼物，他并不认为这是罪恶。这个商行专门从东方输入香料、杏仁、糖等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再和其他物品一起卖到20余个欧洲港口。

科西莫以平静的技巧掌理全部业务，还有余力从事政治。他是十人战争议会的一员，领导佛罗伦萨战胜卢卡，而且以银行家身份大量贷款给政府，支援战争。他受欢迎的程度激起了其他家庭的妒忌。1433年，里纳尔多·阿必齐（Rinaldo degli Albizzi）攻击他企图推翻共和，自任独裁者，劝服当时的标准执法人伯纳多·瓜达格尼（Bernardo Guadagni）下令逮捕科西莫。科西莫投降，被囚于维奇奥宫。里纳尔多带着他的武装顾问们控制了领袖团方型集会场的议会，处死的命令几乎就要下达。但是科西莫拿出1000杜卡特贿金给伯纳多，伯纳多突然变得十分慈悲，宣布将科西莫、他的儿子们和主要支持者放逐10年。科西莫在威尼斯住了10年，他的谦和与财富为他赢得不少朋友。不久威尼斯政府运用其影响力使科西莫获召返国。1434年选出的领袖团也偏向他，于是取消放逐的命令。科西莫凯旋回国，里纳尔多带着儿子们匆匆逃走。

议会任命一个改革会，并给它极高的权力。科西莫服务了短期的三任之后，毅然放弃所有的政治职位。他说：“被选任官职，对身体和灵魂都有害处。”他的敌人既已离开城市，他的朋友便轻易控制了政府。他并未干扰共和体制，只运用口才和金钱，使得他的党徒留任官职，直到他死为止。他对各大家族的贷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支持，送给教会的礼物使他得到热心的帮助，前所未有的慷慨公共福利使市民甘愿受他统治。佛罗伦萨人看出，共和政体并未保护他们免受财阀的欺凌——西姆皮的失败已在大众的记忆中烙下了一次教训。如果大家必须在偏向富人的阿必齐家族和偏向中等阶级与穷人的美第奇家族之间作出选择，实在没有犹疑的必要。一个久受财阀压迫、疲于党争的民族欢迎独裁，这可以从1434年的佛罗伦萨、1389年的佩鲁贾、1401年的博洛尼亚、1477年的锡耶纳、1347年和1422年的罗马得到明证。史学家吉尔瓦尼·维拉里说：“美第奇家族在自由的名义与民众的支持下，以达到其霸权。”

科西莫以精明的中庸之道运用权力，偶尔也用武力。当他的朋友怀疑巴达西奥（Baldaccio d’Anghiari）阴谋终止科西莫的权势，便将他从高窗推下，结束了他的性命。当时科西莫也没有表示异议。他的妙语之一是“国家并不能用念珠来治理”。他以浮动的本金征款代替固定的所得税。有人指责这项调整是存心庇护朋友，打击仇人。在科西莫统治期的前20年，这项征款共计487.5万弗罗林，拒绝付款的人即时被捕下狱。很多贵族离开城市，重过中世纪贵族的乡村生活。科西莫镇定地接受他们的离去，宣称几米红布就可以造就新的贵族。

人民微笑赞许，因为他们知道这笔征款将用于佛罗伦萨的行政与装饰，科西莫自己也献出40万弗罗林从事公共事务和私人慈善，相当于他留给继承人数目的两倍。他努力不懈地工作到75岁，精心安排自己的财产和国家的事务。英王爱德华四世向他大量借款，科西莫不计以往爱德华三世的背信，慨然应允，英王便以钱币和政治的支持报答他。博洛尼亚主教托马索·帕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基金耗竭向他求助，科西莫慨然供应。托马索日后即位为教皇尼古拉五世，科西莫便得到了所有教会财产的管理权。为了避免多种活动纠缠不清，他起得很早，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家居时便修剪树木，照顾藤草。他衣着简单，饮食节制，而且（和女奴生下一个私生子之后）过着安静、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应邀到他家做客的人意外地发现，他朴实的私人餐食和招待外国使节以示礼义、和平的盛宴，真有天壤之别。他极富人情味，温和、体谅，沉默寡言，却以机智闻名。他对穷人很慷慨，常替贫苦的朋友缴税，常匿名行善。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蓬托尔莫（Pontormo）、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曾为我们描下他的形象：中等身材、橄榄脸色、渐稀的灰发、尖长的鼻子及严肃慈和的表情，显示出精明的智慧与平静的力量。

他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组织。他在一连串毁灭性的冲突中得到权力，深感进行的或酝酿中的战争都会阻碍贸易的进行。米兰的威斯孔蒂政权因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的死亡而崩溃。威尼斯扬言要吞并这个公国，并完全控制北意大利直达佛罗伦萨门口。科西莫送钱给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巩固了他在米兰的地位，阻止了威尼斯的入侵。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组织联盟对抗佛罗伦萨，科西莫收回两地人民的贷款，迫使政府谈和。后来米兰和佛罗伦萨联合对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方势力太平衡了，没有一方敢轻启战端。这种平衡政策由科西莫首创，洛伦佐（Lorenzo de Medici）继续奉行，使1450年至1492年的意大利享有和平与秩序，使城市富足，使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科西莫对文学、学术、哲学、艺术的关心不下于对财富和权力的关注，这是意大利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他是受过良好教育、有高雅品位的人；他精通拉丁文，略通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他志趣宽广，能够同时欣赏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虔诚和绘画，弗拉·菲利皮诺·利比（Fra Filippo Lippi）动人的粗鄙，吉贝尔蒂（Ghiberti）浮雕的古典风格，多纳泰洛（Donatello）雕刻的大胆创意，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Filippo Brunellesco）的宏伟教堂，米开罗佐（Michelozzo）建筑的节制力量，盖米斯都·布雷托（Gemistus Pletho）的异教柏拉图主义，彼科和马斯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神秘柏拉图主义，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精练，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博学的庸俗，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de’Niccoli）的卖弄知识。这些人都领受过他的慷慨。他将阿基洛普洛斯（Joannes Argyropoulos）带到佛罗伦萨教导年轻人古希腊语言和文学，他自己向菲奇诺学习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达12年之久。他花费大部分财产收集古典文稿，所以他船上最昂贵的货品往往是希腊或亚历山大城运来的书稿。尼科利因为买古典书籍而破产，科西莫便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了一个无限制的户头，一直到尼科利死为止。他雇了45个抄写员，在热心的书商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领导下，誊写那些无法买到的书稿。这些“珍贵的小东西”都放在圣马可修道院、费舍尔（Fiesole）寺院或他自己图书馆的房间中。尼科利去世的时候（1437年），留下800本书稿，价值6000弗罗林，还有不少债务，指定16个受托人决定藏书的处理方式，科西莫自愿代偿债务，要求支配藏书。协议达成，科西莫将这些藏书分存圣马可图书馆和他自己的图书馆中。这些书都免费开放给教师和学生使用。佛罗伦萨史学家瓦奇（Varchi）以爱国者的夸张语气说道：

希腊文学没有完全被遗忘，没有造成人类的一大损失，拉丁文学能复苏是人们的一大福利——整个意大利，而且是整个的世界都要完全感谢美第奇家族的高度智慧和友善。

当然再生的伟大工作是由12世纪和13世纪的翻译家、阿拉伯注译家和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开始的。由科西莫之前的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莱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继续；又有与他无关的尼科利、波焦、弗朗西斯科·斐勒佛（Francesco Filelfo）、那不勒斯仁主阿方索和百余位科西莫同代人士接棒，甚至被他放逐的对手帕拉·斯特罗奇（Palla Strozzi），也有功劳。但是，我们若不只以“国家之父科西莫”来判断，也注意他的后代——“尊贵的”的洛伦佐、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赞助学问和艺术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确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族。

[1] 他们的姓氏来源是一个谜。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们当过医生（Medici意思是医药），虽然他们似曾在佛罗伦萨宽松的公会界限之下参加过医药公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著名家徽“金底六红球”（Palle）是什么意思。后来红球被减为三个，成为当铺的标志。

人文主义者

美第奇时代，人文主义者占据了意大利的心灵，使它从宗教转向哲学，从天堂转向地上，也向讶异的一代泄露了异教的思想和艺术的宝藏。这些为学术疯狂的人士，早至阿廖斯托开始就已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名称，因为他们称呼古典文化的研究为“人文学科”——不是更富人情味，而是更人性化的学问。现在人类研究的适当题材是“人”，是他潜在的力量和身体的美，是他感官和感情的欢乐、痛苦，是他理性的脆弱尊严，是丰富、完美地显露这些题材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这就是人文主义。

现存的大部分拉丁古籍和不少希腊杰作都已为中古学者所知悉，13世纪更有人熟知了大部分的异教哲学家。但是那个世纪几乎完全忽略了希腊诗，很多现在受重视的宝藏当时在寺院或教堂的图书馆中无人理会。彼特拉克和他的继承人就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中发现了“遗失”的古典作品，他称这些作品为“被野蛮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薄伽丘参观蒙特卡西诺，诧异地发现不少珍本在尘土中面临腐朽，有些被删改成祷文或护符。波焦趁着参加康士坦斯会议之便，参观圣高尔（St.Gall）的瑞士寺院，发现昆体良的《学校论》（Institutiones）躺在污秽的地窖中。当他重拾这些书卷的时候，不免觉得这位古大师正伸手求援，希望脱离“野蛮人”的魔掌。因为有文化良知的意大利人就像古希腊和罗马人一般，正是用这个名字称呼阿尔卑斯山彼侧的强大征服者。其中只有波焦由严冬的寒雪中铲除障碍，从坟堆中救出卢克莱修、克伦姆莱（Columella）、弗仑蒂努斯（Frontinus）、维特鲁维亚、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德尔图良、普劳图斯（Plautus）、圣·彼得罗纽斯（San Petronius）、马西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等人的作品和西塞罗的几篇主要演讲。萨卢塔蒂在韦尔切利掘出西塞罗的信件《论家庭》（Ad Familiares）（1389年）；兰德安尼（Gherardo Landriani）在洛迪城的古籍中发现西塞罗谈修辞学的论文（1422年）；特拉弗沙利（Traversari）在帕多瓦拯救柯尼里·那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免于湮灭（1434年）；塔西佗的作品《阿格里科拉传》（Agricola）、《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和《历史》（Dialogi），在德国被发现（1455年）；塔西佗的另一作品《编年史》（Annales）前六册以及小普林尼的信件全稿都在科维（Corvey）寺院被发现（1508年），成为利奥十世的重要财产。

土耳其人占据君士坦丁堡的前半世纪中，12位人文主义者在希腊读书或旅行；其中乔万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带了238本书稿回意大利，包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弗朗西斯科·斐勒佛从君士坦丁堡（1427年）救出希罗多德、修昔底斯、波里比阿（Polybius）、狄摩西尼（Demosthene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和亚里士多德的教本，及7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这些文学探险家带着他们的发现回意大利的时候，简直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受欢迎，王子和教士们纷纷解囊，以分享这些战利品。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很多拜占庭学者曾经提过的，据说是藏在该城图书馆的珍贵名作都因而陷落，但是也有数以千计的书册被抢救出来，大部分流到意大利。目前意大利仍拥有最好的希腊古典书稿。从彼特拉克到塔索（Bernardo Tasso）的3个世纪中，很多人热衷于收集稿本。尼科利在这种追寻中所花的钱远超过他的所有财产；安德罗洛随时准备牺牲他的家庭、妻子和生命以增加藏书；波焦只有花钱在书本上才不心疼。

编辑革命也随之发生。复得的书稿在学术战役中被研究、比较、收集、解释，而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士从那不勒斯的洛伦佐·瓦拉到伦敦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无所不包。由于这些工作需要希腊文的知识，意大利——然后是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处召请希腊文教师。奥里斯帕和斐勒佛曾亲自到希腊学习。当克里索罗拉（Manuel Chrysoloras）以拜占庭使节身份赴意（1397年）以后，佛罗伦萨大学说服他担任教职，教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波焦、帕拉·斯特罗奇、卡洛·马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和詹诺佐·曼尼提（Giannozzo Manetti）都是他的学生。莱纳尔多·布鲁尼本来学习法律，现在也弃法从文，在克里索罗拉的魔力之下学习希腊文。“我非常热心地向他学习，”他说，“所以连晚上做梦也充满白天向他学来的知识。”现在谁能想象希腊文法曾一度像奇遇记和浪漫诗一般迷人呢？

1439年，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佛罗伦萨会议上相遇，他们在语言上所交换的课程远比他们的神学谈判更有成果。当时盖米斯都·布雷托的著名演讲结束了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哲学上的领导地位，却将柏拉图提升到近乎神明的地位。会议解散之后，以尼西亚主教身份前来的贝萨里翁（Joannes Bessarion）继续留在意大利，用部分时间教授希腊文。其他城市也感染了这种狂热：贝萨里翁将它带到罗马；西多罗斯·加扎（Theodorus Gaza）在曼图亚、费拉拉和罗马等地教授希腊文；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在佩鲁贾、帕多瓦、佛罗伦萨和米兰（1492—1511年）等地；阿基洛普洛斯在帕多瓦、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些人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来到意大利，所以该城失陷与希腊文从拜占庭移向意大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1356年以后，土耳其逐渐包围君士坦丁堡，与希腊学者的西行不无关系。康·拉斯卡里斯（Constantine Lascaris）是在这个东方都城崩溃后逃出的，他在米兰、那不勒斯和墨西拿（Messina）教授希腊文。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所印行的第一部希腊文作品就是他的希腊文法。

有了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弟子在意大利热心活动，不久希腊文学和哲学名作就已被彻底、精确、完全地译成拉丁文，成果远甚于12世纪和13世纪。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翻译了斯特拉博和普卢塔克的部分作品；特拉弗沙利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著作；瓦拉译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的作品和《伊利亚特》史诗；尼可罗·佩罗蒂（Niccolo Perotti）译了波里比阿的作品；菲奇诺译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Plotinus）的著作。柏拉图尤其使人文主义者大为惊喜。他们景仰他文体的流畅优美，认为《对话录》中生动而现代化的戏剧，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戏剧名家更胜一筹。他们羡慕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可以自由讨论最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他们在柏拉图身上——以往被普罗提诺所掩盖——发现一种神秘哲学，使他们重获了他们不再信仰却始终热爱的基督教。佛罗伦萨的科西莫被盖米斯都·布雷托的口才和他的门徒的热心感动，建立了（1445年）一个柏拉图学园，专门研究柏拉图，并且大量拨款给菲奇诺，使其以半生时光从事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和说明。经院哲学统治了西方400年，现在终于失去了哲学上的主要地位；对话和散文取代经院辩论成为哲学说明的主要方式，柏拉图的怡人精神就像兴奋酵母一般，深入新兴的欧洲思想体系中。

然而，当意大利一天天恢复古典传统时，人文主义者对希腊的崇拜却被他们对古罗马文艺的自负所超越。他们使拉丁文苏醒成活文学的媒介；他们将姓名拉丁化；将基督教礼拜和日常生活的名词罗马化；上帝变成Juppiter，天佑变成fatum，圣人变成divi，修女变成vestales，主教变成pontifex maximus。他们模仿西塞罗的散文文体，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体；而斐勒佛、瓦拉和波利希安等人的文章文雅得近乎古典。所以，文艺复兴逐渐从希腊文转回拉丁文，从雅典转回罗马。15世纪逐渐远去，西塞罗、奥维德和塞涅卡的时代似乎再生了。风格重于实质，形式重于内容，黄金时代的演说又在王子和腐儒的大厅中响起。若是人文主义者用意大利文那该是明智之举，但他们轻视戏剧化和经典化的演说，认为那是堕落的拉丁文，也痛心但丁选用方言创作他的伟大作品。结果，人文主义者失却了文学活泼的来源，人民也将这些人的作品留给贵族欣赏，宁愿阅读弗兰科·萨凯蒂（Franco Sacchetti）和玛泰奥·班狄洛（Matteo Bandello）的愉快故事，或者由法文翻译、改写的爱情战争传奇。不过，这种对死语言和“不朽”文学的迷恋帮助意大利学者恢复了建筑、雕刻和高尚的音乐，立下了情趣和语调的规范，使方言达到文学标准，为艺术定下目标和准则。史学方面，人文主义者结束了中世纪编年史——杂乱无章、不加评注——的传统，详审并协调资料，将事实依照简明的秩序编列，混合传记与历史，将过去生动化并使之富于人情味，洞察事件的前因、过程和结果，研究历史法则和教训，使他们的叙述富有哲学意义。

人文运动遍及意大利，但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担任教皇之前，它的领导人几乎全是佛罗伦萨的公民或毕业生。1375年成为领袖团执行秘书的萨卢塔蒂可以说是从彼特拉克、薄伽丘到科西莫之间的桥梁，他熟知这三个人，也热爱他们。他起草的公文是古典拉丁文的典范，是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官吏争相模仿的样本。米兰的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曾说，萨卢塔蒂的杰出文体对他的伤害远甚于雇佣兵军队。尼科利的拉丁文体与他的书稿收集一样有名；布鲁尼称他为“拉丁语的监察官”，他也像其他作家一样，在作品出版前送请尼科利修改。尼科利家中充满古典名著、雕像、碑铭、花瓶、钱币和珍宝。他不愿结婚，唯恐分散他对书本的注意。他只有一个情妇，是从他兄弟身边抢来的。他把图书馆开放给所有喜欢研究的人使用，鼓励佛罗伦萨青年放弃奢华的生活，从事文学的研究。他看见一个富家青年终日闲荡，便问他：“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青年坦白答道：“享乐。”“但是你青春逝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这个青年领会其意，终于拜师门下，接受尼科利的教导。

莱纳尔多·布鲁尼曾任四位教皇的秘书，当时（1427—1444年）正是佛罗伦萨领袖团的秘书。他将几段柏拉图的《对话录》译成拉丁文，文笔绝佳，使柏拉图的华丽文体第一次呈现在意大利人面前；他写了一部拉丁文的《佛罗伦萨史》，共和国因而免除了他和他子女的税金；他的演说才能堪比伯里克利。他去世的时候，领袖团的领袖们颁令用古礼公开祭他，将他安葬于克罗齐教堂，将《佛罗伦萨史》安放在他胸口。伯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为他设计了高贵而华丽的坟墓。

卡洛·马苏皮尼像布鲁尼一样生于阿雷佐，又继承他担任领袖团的秘书，他脑中记着半数的希腊、罗马名作，在他就任佛罗伦萨大学文学教授职位的演说中，几乎没有一个古作家不曾被他引述过。他太崇拜异教的古典文学，几乎因此遗弃基督教，但他担任过罗马教皇的秘书。有人说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但他也被葬于圣十字教堂，詹诺佐·曼尼提为其葬礼发表演讲，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Desiderio da Settignano）为他设计华丽的坟墓。为这个无神论者做祭文的曼尼提是一个既虔诚又博学的人。9年之间，他很少离开房子和花园，整天研究古典文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也学习希伯来文。他曾被派往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热那亚担任大使，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以他的修养、大度和廉正为政府赢得珍贵的友谊。

除了萨卢塔蒂以外，这些人士都是科西莫的城市住宅或乡村别墅的常客，在他当权期间领导着学术运动。科西莫的另一位朋友在招待学术界方面几乎与他不分轩轾。同志会教派（Camaldulite order）的领导人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住在佛罗伦萨附近圣玛利亚寺院的一间小室中。他精通希腊文，为自己热爱古典作品而深感不安。他在作品中尽量避免引用古典名作，却在拉丁文体中自然显出了他所受的影响，文中口语的纯净简直惊动了所有著名的罗马教皇。科西莫不仅知道如何协调财政，也知道如何协调古典名作和基督教文明，很喜欢拜访特拉韦萨里。尼科利、布鲁尼及其他许多学者使他的小室成为文学界的聚会所。

最活跃、最烦人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波焦。他生于阿雷佐贫民家庭（1380年），在佛罗伦萨跟随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以抄写书稿维持生活，与萨卢塔蒂交友，而且在24岁被任为罗马宗教法庭的秘书。后来的50年中他一直为罗马教廷服务，但不曾担任一官半职，只穿着教士服装。教廷尊崇他的精力和学问，派遣他担任十几次任务。他屡次逃开本职，往寻古典书稿；他的教会秘书身份使他轻易进入圣高尔、朗格里斯（Langres）、温加腾（Weingarten）和雷查奴（Reichenau）等地守卫最严或最不受注意的图书馆；他的战利品十分丰富，被布鲁尼及其他人文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收获。回到罗马以后，他为马丁五世写下多篇生动的教会信条辩护文，然后，在私人集会中与其他教廷雇员共同讥笑天主教的规条。他以不雅却轻快的拉丁文写成对话和信件，讽刺教职人员的罪恶，自己却照犯不误。红衣主教圣安杰洛责备他有孩子，认为穿教士服装的人不宜如此，又责备他有情妇，认为连俗人都不可这样过分，波焦以一贯的无礼态度答道：“我有孩子，这是适合俗人的；我有情妇，那正是教职人员的古老风格。”他在55岁的时候遗弃了为他生过14个孩子的情妇，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孩。同时他还收集古钱币、碑铭和雕像，以学者的精简文体描述古罗马遗下的纪念碑，几乎建立了现代考古学。他伴随教皇尤金四世（EugeniusⅣ）参加佛罗伦萨会议，与斐勒佛争吵，用最粗鄙、下流、热烈的措辞对骂，控告他盗窃、支持无神论和淫乱。在罗马他又愉快地为人文主义者尼古拉五世教皇工作。他17岁就写出著名的《幽默书》（Liber Facetiarum），集故事、讽刺和脏话之大成。洛伦佐·瓦拉参加秘书工作时，波焦在新的《讽骂集》（Invectivae）中攻击他，控他盗窃、伪造文书、叛国、支持异端邪说、酗酒和不道德。瓦拉提出反击，讥讽波焦的文法，引述他文书和口语的错误，说他是老朽的傻瓜。除了受害人本身，没有人重视这些文学上的互殴。两方骂文同是拉丁文章的佳篇，波焦确实在其中一篇中显示出古典拉丁文可以深切表达最摩登的思想和最隐私的事情的能力。他非常熟悉广博粗鄙的艺术，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说“全世界都怕他”。他的笔，就像后来的阿里汀（Aretine）一样，成为勒索的工具。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王未能承认他将色诺芬的《语义学大全》（Cyropaedia）译为拉丁文的能力，这位愤怒的人文主义者便暗示说，一支好笔可以刺杀任何国王。阿方索赶忙送上500杜卡特以封住他的口舌。享受了70年的本能和冲动之后，波焦写了一篇论文《悲惨的人类处境》（“De Miseriis Humanae Conditionis”），认定生命苦多于乐，并且像梭伦一般推断说：“最幸运的是没有出生的人。”他72岁返回佛罗伦萨，被任命为领袖团的秘书，最后被选成领袖团的一员。他写了一本古体的佛罗伦萨历史，以示感激，书中包含政治、战争和虚构的谈话。最后终于在79岁逝世（1450年），使其他人文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他也葬于圣十字教堂，多纳泰洛为他塑的雕像立在大教堂正面，在1560年的某次变迁中被误认为十二使徒之一而改立在教堂里面。

基督教在神学和伦理方面显然都已失去约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力量。也有几位，如特拉韦萨里、布鲁尼、佛罗伦萨的詹诺佐·曼尼提、曼图亚城的维托里诺·德费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费拉拉城的瓜里诺、罗马的弗拉维·比昂多（Flavio Biondo）等人依然忠于信仰。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历时千年，在文学、哲学、艺术方面达到高峰，和犹太教、基督教完全无关的希腊文化是他们信仰上的致命打击，他们不再相信保罗神学及“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教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成为他们心中未受封的圣人，希腊哲学家的王朝似乎优于希腊和拉丁神父，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散文使红衣主教都要为《新约》的希腊文和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文惭愧。罗马帝国的光荣似乎比基督徒避入寺院小室中高贵得多。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或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自由思想和行为使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不已，使他们心中的卑屈、来世和节欲法典大大动摇。他们疑惑自己为什么要使身体、心智和灵魂臣属于教士的规则，而教士本身现在却已转向尘世享乐。对这些人文主义者而言，君士坦丁大帝和但丁之间的10个世纪已成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一种但丁式的迷失。圣母和圣徒的可爱传说已在他们记忆中褪色，让位给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贺拉斯性别不明的抒情诗。现在大教堂似乎已显得很野蛮，其中的巨大雕像对于见过、触过阿波罗像的人已失去一切吸引力。

所以，人文主义者已完全把基督教当作适合大众想象和道德的神话，而不是解放后的心灵所应认真接受的题材。他们在公开的宣告中支持它，承认已存的正统，奋力使基督教教条和希腊哲学合而为一。这项努力终于失败。他们毫无疑惧地接受理性最高的裁判，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如《新约》一样尊崇。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诡辩学派一般，直接或间接、自愿或不自愿地破坏他们听众的宗教信心。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真正的信条，很多人以感官而非禁欲的观点来接受异教的伦理。他们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他们将以自己的笔，而不是上帝，来达成不朽，使人注定永远的光荣或耻辱。科西莫以后的一代会同意和艺术家分享这种神奇的力量，而艺术家正是雕刻、绘画赞助者肖像，建筑高贵大厦以纪念捐助者的人。赞助者希望达成这种俗世不朽的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巨大推力。

人文主义者的影响是整整一个世纪中西欧知识生活的主要成分。他们教给作家更锐利的结构感和形式感，也教给他们修辞的技巧、语言的矫饰、神话的咒语、古句的盲目崇拜及不顾含义只求得语言正确、文体优美的精神。他们迷恋拉丁文，使意大利诗赋和散文的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之久（1400—1500年）。他们从神学中解放科学，却崇拜过去，重视博学甚于客观的观察和创见的思想，使科学又蒙阻碍。奇怪的是，他们在大学中的影响最小。在意大利的文学都太古老，在博洛尼亚、帕多瓦、比萨、皮亚琴察、帕维亚、那不勒斯、锡耶纳、阿雷佐、卢卡等地，法律、医学、神学和文艺——包括语言、文学、修辞、哲学——的教授都局限在中古的传统中，不容许重新强调古典文化，他们至多让人文主义者教教修辞学而已。“文学复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和罗马赞助的专门学校。人文主义者在那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口述他们所要讨论的古典教材，再一步步以拉丁文评论教材的文法、修辞、地理、自传和文学等；他们的学生记下口述的教材，也在书页空白的地方记下大部分的评论；就这样，古典作品和评论的抄本被复制起来，传遍世界。科西莫的时代因此成为学术而不是创造性文学的时代。文法、辞典编纂法、考古学、修辞学和古典名作的批评校订是当时文学上的光荣。现代学识的形式、组织和实质都已建立，希腊罗马遗产进入现代心灵的桥梁已建立起来。

自从诡辩派的时代以来，学者从未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过如此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成为元老院、领袖团、公爵、教皇的秘书和顾问，以古典颂词报答他们的恩宠，以有毒的警句回报他们的冷落。他们刺激了那些吸收民族文化遗产以得到智慧和价值的个人，也改变了绅士的理想。正当法国、德国、西班牙企图征服意大利时，他们凭借威望和口才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欧洲。接二连三的国家吸收了新文化，从中古转向现代文明。发现美洲的那一世纪正是希腊、罗马文明被重新发现的世纪，而文学、哲学的转变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比对地球的迂迴探险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因为使人免于教条束缚，使他爱生命甚于来生，使欧洲心灵自由的，是人文主义，而不是航海家。

受人文主义影响的艺术得以延续，因为它是诉诸知识而不是诉诸感官。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主要目的仍是把基督教故事传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受难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徒仍是雕刻、绘画，甚至次要艺术的必要题材。然而，人文主义者渐渐教给意大利人更世俗的美感；对健康人体——男性或女性裸体——的坦白崇拜传播在受教育的阶级之间；文艺复兴文学对生命的再肯定，对中世纪来世思想的反抗已给予艺术一种秘密的现世依靠；而洛伦佐时代或后世的画家们，更以意大利爱神维纳斯为圣母的蓝本，以意大利太阳神阿波罗为圣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的蓝本，将异教动机带入基督教艺术中。16世纪——当世俗的王子和教士们争相支持艺术家的时候——维纳斯、迈那斯公主阿里亚德妮（Ariadne）、被阿波罗迷恋的少女达芙妮（Daphne）、月神狄安娜、缪斯和美乐女神（Graces）向圣母的独尊地位挑战，然而谦和的圣母玛利亚仍能继续维持她完美的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结束为止。

建筑：布鲁尼里斯哥的时代

“发明这种恶劣的哥特建筑的人该死！”安东尼奥·费拉里（Antonio Filarete）在1450年说，“只有野蛮民族才会把它带到意大利。”那些玻璃墙简直不适合意大利阳光；那些飞扬的拱壁——虽然曾在巴黎圣母院被锤炼成美丽的架子，就像喷泉在流动中僵住了一般——对南方而言似乎是建筑者留下的丑恶绞台，结构上缺乏自足的稳定感。尖拱门、高圆顶的哥特形式显示人们渴望将精神从劳苦的土地转向慰藉的天空。但是富裕且追求舒适的人民现在已希望美化生活，不想逃避或诽谤它。地上就是天堂，他们自己就是神仙。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并不是对哥特建筑的反抗，因为哥特形式从未征服过意大利。每一种形式和影响都表现出14世纪和15世纪经验的片段：伦巴底——罗马式的重廊柱和圆拱门，希腊式地基的交叉，拜占庭的三角穹隆和圆顶，模仿伊斯兰教尖塔的端庄钟楼，令人想起伊斯兰教或古典回廊的托斯卡纳细廊柱，英国和德国的加梁天花板，哥特式的拱门、圆拱和窗饰，罗马建筑正面的和谐壮丽，尤其旁设甬道的教堂圣厅，其单纯有力更具有重大影响——当人文主义者将建筑眼光转向罗马废墟的时候，这些成分在意大利完全融合起来。当时从中古浓雾中升起的罗马法庭列柱，在意大利人眼中似乎比威尼斯的拜占庭怪物、沙特尔的端庄壮丽、博韦的脆弱大胆或亚眠拱门的神秘力量美丽得多。再建旋形美观、底座安定、柱头雕花悦目、额缘冷静安稳的廊柱——这个目标，由于已埋葬的过去活文化的发现，已成为布鲁尼里斯哥、阿尔贝蒂、米开罗佐、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梦想和热望。

“说起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爱国的瓦萨里写道，“在建筑术堕落了几个世纪之后，他可以说是上天派来创建新形式的人。”他就像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一样，是金匠出身。他后来成为雕刻家，曾一度和多纳泰洛成为友善的对手。他和多纳泰洛、吉贝尔蒂竞争雕刻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他一看见吉贝尔蒂的草图，便宣布它们比自己的优异，于是和多纳泰洛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研究透视和设计。他对那儿的古代和中古建筑深深着迷，度量了很多大建筑物的每个部分，尤其醉心于万神殿142英尺宽的圆顶，他还想为佛罗伦萨城未完成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加上这样的圆顶。他及时回返佛罗伦萨，参加建筑师和工程师会议，商讨大教堂八角席位的加顶问题，那个席位横跨138.5英尺，工程浩大。布鲁尼里斯哥建议用圆顶，但是这么大的圆顶会影响墙壁，实非外面的拱壁和里面的梁柱所能支持，这项大压力对于与会的人似乎是很大的障碍。全世界都知道布鲁尼里斯哥放蛋的故事：他向其他艺术家挑战，看谁能把蛋直立。在其他人都失败之后，他将蛋钝的、空的一端压在桌上，终于成功。这些人争辩说，他们也可以同样做到。他答道，等他为教堂盖好圆顶以后，他们也会这样说的。他接受了这项工作。14年中（1420—1434年）他断断续续地进行这项工作，克服上千种困难，冒险将圆顶立起，高出支持的墙壁顶端133英尺。最后圆顶终于完成了，而且十分稳固。整个城市都称赞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建筑。一个世纪以后，米开朗基罗计划建筑圣彼得教堂圆顶，有人告诉他，他有机会胜过布鲁尼里斯哥，他答道：“我会建一个姐妹圆顶，比他的大，却不可能比他的美。”在四周盟国的围绕下，这个威风多彩的圆顶卓然而立。红色屋顶的佛罗伦萨全貌，就像托斯卡纳山脚的玫瑰花坛一般。

布鲁尼里斯哥的观念来自万神殿，他却依照哥特式尖拱门的线条来弯曲圆顶，使圆顶和佛罗伦萨教堂的托斯卡纳哥特形式优美地协调起来。但是在从头设计的建筑物中，他的古典革命更为明显、更为完全。1419年，他开始为科西莫的父亲建立圣洛伦佐教堂，只完成了圣器收藏室，但是他采取本堂形式、列柱、柱顶线盘，罗马式拱门作为计划中的主体。在克罗齐寺院中，他为帕兹家族建了一个漂亮的小教堂，再度令人想起万神殿的圆顶和柱廊。在同一寺院中，他也设计了直角的正门——有凸槽的柱子、镂花的柱头、雕刻的额缘和弧形窗的镶画——成为文艺复兴时代十万屋门的典型。他以古典线条开始建筑圣灵（Santo Spirito）教堂，但是在工程进行中，他逝世了（1446年）。这位建筑家的尸体静静躺在他所建的圆顶之下。佛罗伦萨人，上自科西莫，下至曾在该地工作的工人，都来哀悼天才的夭亡。“他生前是一个好基督徒，”瓦萨里说，“给世界留下美德的芬芳……从古希腊、罗马以至于今，没有人比他更难得、更杰出。”

布鲁尼里斯哥在建筑的狂热中为科西莫设计了一座宫殿，非常广大，非常华丽，这位温和的独裁者害怕别人的忌妒，竟不让它成形。相反，他召请米开罗佐为他及他的家族和办公室建立了现在仍存的美第奇宫，没有装饰的厚石墙显示出社会的紊乱、家族的宿仇、日复一日的暴力和叛乱，给佛罗伦萨政治更增浓烈的气氛。巨大的铁门开向朋友和外交官，艺术家和诗人，也通向一座设有多纳泰洛雕像作品的宫廷，通向柔美的房间，通向一个正面由贝诺佐·戈佐利设计的富丽堂皇的小教堂。美第奇家族在该地住到1538年，中间曾被放逐。当然他们也常常离开那些阴郁的墙壁，到加里奇（Careggi）和卡发吉诺（Cafaggiolo）城外或费舍尔山坡的科西莫别墅享受阳光。科西莫、洛伦佐、他们的朋友及受监护人就在那些乡村静处逃开政治，躲入诗词、哲学和艺术之中，祖孙也曾到加里奇城避开死神的约会。科西莫偶尔瞥见坟墓，便拨下相当的款项以建立费舍尔寺院，并扩建圣马可古修院。米开罗佐在该处设计了优雅的回廊、一间尼科利藏书馆和一间小室。科西莫偶尔也离开朋友，到那间小室深思、祈祷一整天。

米开罗佐是他最喜爱的建筑师，也是忠实的朋友，曾在放逐期间陪伴他，又随他回国。不久，领袖团交给米开罗佐一项困难的工作，要他支持维奇奥宫免于塌倒。他恢复阿塔努西亚（Santissima Annunziata）教堂，为它做了一个可爱的神龛，又用“施洗者”约翰的雕像加以装饰，显示出极大的雕刻才华。他为科西莫之子彼罗（Piero）在圣米尼托（San Miniato）山侧教堂建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圣堂。他结合自己和多纳泰洛的技巧，在普拉托大教堂的本堂设计并刻出了迷人的“环带讲坛”。

同时，商人、贵族正在建立傲人的市政厅和宫殿。1376年，领袖团授命本茨·西翁（Benci di Cione）和西蒙·塔伦提（Simone di Francesco Talenti）二人在维奇奥宫对面建立一个柱廊，以作为政府演说的讲台。它在16世纪开始出名，被称为朗奇柱廊，由科西莫公爵一世驻扎的日耳曼枪骑兵而得名。佛罗伦萨最富丽的私人宫殿是由凡西里（Luca Fancelli）根据19年前布鲁尼里斯哥的设计为银行家卢卡·比蒂（Luca Pitti）建立的（1459年）。卢卡·比蒂几乎和科西莫同样富有，却不如他贤明谦和。他和科西莫竞求权力，也因科西莫引发出尖锐的诤言：

你向无限奋斗，我向有限。你在空中架起梯子，我架在地上……很自然，很公平地我希望我家的光荣和名誉超过你家。让我们像两只狗一般，见面时互相轻蔑、龇牙咧嘴，然后各走各的路。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

卢卡·比蒂继续谋划，科西莫死后他阴谋取代彼罗·美第奇的权力。他犯了文艺复兴时代公认的唯一罪恶——失败。他被驱逐、毁灭，他的宫殿也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中，达百年之久。

雕刻

·吉贝尔蒂

古典形式的模仿在雕刻方面比建筑更为彻底。罗马废墟的观察、研究及某些罗马杰作的偶然发现使意大利雕刻家发出好胜的狂喜。当现存于柏琪斯画廊（Borghese Gallery）的爱神像——她漠然的背部温和地转向观者——在圣西尔索（San Celso）的葡萄园中被发现时，吉贝尔蒂形容道：“没有任何语言足以描写其中的学问和艺术，或者公平地批判它的杰出形式。”他说，这类作品的完美使眼睛不敢正视，只能用手抚摸大理石的表面和线条来加以欣赏。随着这些发掘的遗迹逐渐增多，逐渐熟悉，意大利心灵渐渐习惯了艺术中的裸体。解剖学的研究在艺术家艺苑和医学大厅中一样普遍。不久艺术家便毫无恐惧，不受指责地使用裸体模特。雕刻受了这样的刺激，结束了屈居建筑的附属地位，从石头或灰泥镶画转向立体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像。

但是，在科西莫时代的佛罗伦萨，雕刻最初的、最著名的胜利却是镶画。大教堂前面的丑陋洗礼堂必须加上临时的修饰，才能挽回颜面。托里提（Iacopo Torriti）曾装饰讲坛，塔菲（Andrea Tafi）装饰圆顶，都是使用群集的嵌画；安德烈·皮萨诺曾为南方正堂铸了两面青铜的大门；1401年，佛罗伦萨领袖团又与木商工会联合，筹了一大笔款项准备为洗礼堂北面装饰一副青铜门，以说服神祇停止瘟疫。竞赛公开举行，所有艺术家都被邀提出设计。最成功的——布鲁尼里斯哥、奎尔恰（Iacopo della Quercia）、吉贝尔蒂和其他几位——接受款项，被授命铸造一个青铜样品镶板，展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情景。一年后，完成的镶板被送到34位裁判面前——包括雕刻家、画家和金匠。大家一致同意吉贝尔蒂的最佳。这个25岁的青年便开始了他第一副著名的青铜门的铸造工作。

只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北面大门的人才能了解其设计和铸造为何要花费21年的光阴。基于友谊，多纳泰洛、米开罗佐都来慷慨地帮助吉贝尔蒂，还有其他一大群助手。全佛罗伦萨人都期望并确信这是艺术史上最好的。吉贝尔蒂将这副门分成28片镶板。20片叙述基督的生活，4片描绘使徒，4片表现教会的博士们。当这些镶板被设计、批评、再设计，铸造并装在门上的时候，捐献者不仅不吝惜已经花去的2.2万弗罗林，还聘请吉贝尔蒂为洗礼堂东面做一副对应的门（1425年）。吉贝尔蒂在这次历时27年的创作过程中，有不少已成名或将成名的艺术家作为助手：布鲁尼里斯哥、安东尼奥·费拉里、鲍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安东尼奥·波莱奥罗（Antonio Pollaiuolo）和其他的人。在这段时期，他的工作室培养了十几位天才。因为第一副门表现了《新约》，所以，现在吉贝尔蒂用10片镶板呈现出《旧约》的情景，从人类的创造到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王应有尽有。在边上他又用近乎完整的镶画和极为可爱的装饰——动物和花——构成20幅画面。在此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完全融合：第一片镶板上有关亚当的创造、夏娃的诱惑和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等中古题材是以古典的布帏波纹和大胆丰满的裸体来处理，而夏娃从亚当肉体中生出的意境也可媲美爱神从海上升起的希腊镶画。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行动的背景中，风景几乎完全合乎透视学原理，描绘也很仔细，与当时最好的图画并无二致。有人抱怨这幅雕刻太注重绘画，超出古典镶画的传统。学理上的确如此，但效果很生动、很壮丽。一般公认第二次雕刻的门比第一次好：米开朗基罗认为它“好得足以装饰天堂的入口”；瓦萨里一定只想到镶画，他宣称“这幅雕刻的每一细节都很完美，无论在古人或今人之中，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杰作”。佛罗伦萨人非常满意，他们将吉贝尔蒂选为领袖团的一员，并给他很多财产以安度晚年。

·多纳泰洛

瓦萨里认为多纳泰洛也是入选试铸洗礼堂门板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多纳泰洛当时只有16岁。他的朋友和后代给他的爱称为“贝托·巴蒂”。他只花一点时间在吉贝尔蒂画室学艺，很快就发挥了自己的天才，从吉贝尔蒂镶画的女性优雅转向立体的雄壮雕像。他改革雕刻并不采纳古典的方法和目标，而是毫不妥协地忠于自然，表现自己原有个性和形式的粗鲁力量。他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像他雕刻的《大卫》（David）一样强韧，《圣乔治》（St.George）一样大胆。

他的天才发展并不像吉贝尔蒂一般迅速，却达到更大的范围和高度。一旦天才成熟，他便极为多产，直到佛罗伦萨充满他的雕像作品，阿尔卑斯山彼侧也回荡着他的盛名。他22岁时为圣米凯莱教堂雕刻圣彼得像，与吉贝尔蒂分庭抗礼；27岁又为那栋大厦加上健壮、单纯而真诚的圣马可，超过了吉贝尔蒂。米开朗基罗说：“由这样一个直爽的人传播福音，想拒绝接受是不可能的。”多纳泰洛23岁受聘为教堂雕刻《大卫》，那是他所雕刻的许多《大卫》中的第一座。他对这个题材始终有兴趣。他最好的作品也许就是科西莫订制的青铜《大卫》。它雕刻于1430年，立在美第奇宫的庭院里，现在放在巴吉诺。这是立体的裸体雕像在文艺复兴史上第一次大方的展露：身躯平滑，年轻的肉体肌理结实，脸孔侧面也许太希腊了，盔甲更是希腊化过度。在这一瞬间多纳泰洛把写实主义推开一旁，充分沉湎在想象之中，几乎堪比米开朗基罗为未来的希伯来王所刻的那尊更著名的雕像。

他的“施洗者”约翰却不如此成功，那个严厉的题材与他的现世精神相去太远；巴吉诺所存的两幅约翰雕像显得荒谬，毫无生命。有一幅石制的儿童头像比这两副好得多，命名为“年轻的圣约翰”，实在没有太大的道理。在同类作品《圣乔治》中，他把基督教理想和希腊艺术的节制线条联合起来：一副稳定、自信的体型，一个成熟、强壮的身体，一个哥特式的显示出古典布拉诺第（Buonarotti）的布鲁特斯精神的椭圆头形。他为佛罗伦萨大教堂正堂造了两座有力的人像——《耶利米》（Jeremiah）和《哈巴谷》（Habbakuk）。后者光秃秃的，被多纳泰洛称为“大南瓜”。在朗奇柱廊，多纳泰洛受科西莫之托所雕刻的青铜《朱蒂丝》（Judith）仍然向《何洛芬斯》（Holofernes）舞动着他的剑：而这位喝了药酒的将军在被斩前睡得很安宁，他被设计得很好，也铸得很好；但是那位年轻的除暴者完全被布帏的波纹掩盖了光辉，她对即将来临的事了无挂虑，平静得不合时宜。

在罗马的简短旅行中（1432年），多纳泰洛为古老的圣彼得教堂设计了一个古典的大理石圣龛。也许他在罗马研究过帝国时代遗下的胸像，他最先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人像雕刻。他在人像方面最伟大的杰作是他为政治家乌扎诺所雕刻的陶土胸像。他用不恭维、表现真人的写实主义来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多纳泰洛重新发现一项古老的真理，艺术不必永远追求美，但是要选择并表露有意义的形式。很多高贵的人不惜牺牲凿刀的真实性，有时因此而失败。一位热那亚商人不满意多纳泰洛眼中的自己，和他讨价还价。事情闹到科西莫那儿，他裁定多纳泰洛索价还嫌太低呢。商人抱怨说，这个艺术家只为这件作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索价达到每天半个弗罗林，认为多纳泰洛不过是个艺术家，这价格未免太高了。多纳泰洛把胸像击得粉碎，说道，这种人只配在买豆子的时候讨价还价。

意大利城市比较欣赏他，而且竞求为他服务。锡耶纳、罗马和威尼斯都曾一度诱他前往，但是在帕多瓦城他铸造了他的代表作。他在圣安东尼教堂为伟大的圣方济各灵骨上的祭龛刻了一个大理石幕，上面放着构想柔和的活动镶画和青铜的十字架。在教堂前面的外廊里，他立了（1453年）近代第一座重要的骑马雕像。这无疑受了罗马奥勒留骑像的激励，但是面孔和气氛却完全是文艺复兴式的，不是理想化的哲人国王，而是可以看出当代性格的活人，无惧的、无情的、有力的——威尼斯将军加塔梅拉塔（Gattamelata）。那匹焦躁、口吐白沫的马和他的脚配起来未免嫌大了些，而那些鸽子（与瓦萨里无关）每天都在这位征服者的光头上拉屎，但他的姿态骄傲而强壮，仿佛马基雅维利所渴望的一切美点都在多纳泰洛铸像中借着融熔未硬的青铜传递下来。帕多瓦城惊奇地、荣幸地注视这位幸得不朽的英雄，给予艺术家1650金杜卡特以酬谢他六年的辛劳，并要求他在该城定居。他古怪地反对说：“帕多瓦所有人都称赞他，他的艺术在这里不会有进步；佛罗伦萨所有人都互相批评，为了艺术他必须返回佛罗伦萨。”

事实上他返回佛罗伦萨是因为科西莫需要他，他也喜爱科西莫。科西莫是一个懂得艺术的人，非常支持他的创作。他们之间相契极深，因此多纳泰洛“将科西莫最微小的意向也加以神圣化”。在多纳泰洛建议下，科西莫收集了古雕像、石棺、拱环、廊柱和柱头，放在美第奇花园中，供年轻的艺术家学习。多纳泰洛和米开罗佐共同为科西莫在洗礼堂中立下一座逃亡者约翰二十三世的坟墓。他也为科西莫最喜爱的圣洛伦佐教堂刻了两个讲坛，饰以基督受难的青铜雕刻。日后萨沃纳罗拉和其余的人就是从这两个讲坛向以后的美第奇家族射箭的。他为神龛铸了一个可爱的《圣劳伦斯》（St.Lawrence）陶像，为圣器收藏室设计了两副铜门，并为科西莫的父母设计了简单而美丽的石棺。其他工作在他看来简直像小孩子的游戏：为圣十字教堂雕了一块精美的《天使报喜》（The Annunciation）；为大教堂雕了唱歌的男孩——胖嘟嘟的男孩们狂野地唱着颂歌；一幅《青年》（Young Man）胸像，是健康青年的化身（现存万国艺术博物馆）；一幅《圣西西里娅》（Santa Cecilia，可能由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所雕），其美堪称为基督教的颂赞；一幅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青铜浮雕，写实详尽，十分有力；在圣十字教堂雕了另一幅十字架图，用木头刻成憔悴、孤单的身影，虽然被布鲁尼里斯哥批评为“像钉上十字架的农夫”，仍是描写此景最感人的代表作。

赞助人和艺术家一起老了，科西莫对这位雕刻家照顾得十分周到，使多纳泰洛很少想到金钱的问题。瓦萨里说，他将钱放在一个篮子里，挂在工作室的天花板上，并吩咐他的助手和朋友们依照需要取用，不必征求他的意见。当科西莫临死的时候（1464年），他要他的儿子彼罗照顾多纳泰洛。彼罗给予这位老艺术家一栋乡间的房子，但多纳泰洛不久就回到佛罗伦萨，他喜欢自己所习惯的工作室甚于乡下的阳光和昆虫。他过着简单、满足的生活，活到八十高龄。佛罗伦萨所有艺术家——几乎所有人民——都参加他的葬礼。他如愿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地下圣堂中，和科西莫的坟墓比邻。

他曾大大增进了雕刻艺术，偶尔也过分注重姿态或设计，缺乏吉贝尔蒂铜门的完整形式。但是，他的错误是由于他决心表达的不是美，而是生命，不仅是强壮而健康的身体，而且是复杂的性格或心灵状态。他发展了雕刻人像，使它从宗教延伸到世俗的范畴，也给予他的题材空前的多变性、个性和力量。他曾克服上百种技术上的困难，创造了文艺复兴时代遗留至今的第一座骑马雕像。只有一个雕刻家能达到更高的巅峰，而且还是继承了多纳泰洛所学、所做、所思才能达到。多纳泰洛的学生贝托尔德（Bertoldo）正是米开朗基罗的老师。

·罗比亚

当我们读到瓦萨里的传记时，我们心目中有关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的画面显示出文艺复兴雕刻是由很多双受精神引导的手共同合作，师徒日日相传、代代相续的事业。从这些工作室中产生次要的雕刻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不太响亮的名字，然而却各有所长地尽心将易逝的美化成永恒的形式。兰尼·迪·本科继承了一笔财产，本有足够的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爱上了雕刻和多纳泰洛，便在他门下忠心为徒，直到自己成立工作室为止。他为圣米凯莱一地的鞋匠工会刻了一幅《圣菲利普》（St.Philip）像，为大教堂刻了手持福音书的《圣路加》（St.Luke）坐像，满怀信心地面对着开始萌发怀疑精神的复兴的意大利。

在另一间工作室中，伯纳多·罗塞利诺和安东尼奥·罗塞利诺兄弟联合他们在建筑和雕刻方面的技巧。伯纳多为莱纳尔多·布鲁尼在圣十字教堂设计了一座古典坟墓，然后，在尼古拉五世即位时到了罗马，献身于教皇的建筑革命。伯纳多在34岁时（1461年）在佛罗伦萨圣米尼托为葡萄牙主教杰姆（Don Jayme）立了一座大理石坟墓，达到事业的巅峰。这是古典形式的全胜，只有天使的翅膀、主教的法衣和象征他童贞的皇冠例外。美国现存两幅安东尼奥的作品——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的《耶稣儿时》（The Christ Child）大理石胸像，国家艺术馆的《年轻的施洗者约翰》（The Young St.John the Baptist）。在维多利亚博物馆中有一幅圣米尼托医生乔万尼有力的头像——脸上布满青筋和思虑的皱纹——难道其他地方还可以找到比这更高贵的写实胸像？

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从邻近乡村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名字就是由村庄名字而来的。他参加多纳泰洛工作团，发现这位大师的工作缺乏足够的耐心。他以文雅、单纯和优美使自己的作品成名。他为卡洛·马苏皮尼造的坟墓不能媲美伯纳多·罗塞利诺为布鲁尼造的，但是他为圣洛伦佐教堂设计的神龛使见过的人都非常喜欢，而他附带的人像和镶画更令他声名远播。他的《玛丽埃塔·斯特罗齐》胸像（Marietta Strozzi）现存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他死时年仅36岁，如果他像他的老师一样活到80岁，成就该多大呢？

卢卡·罗比亚活到82岁，而且善用了他的年华。他使土陶作品几乎提升到主要艺术的地位，他的声名比多纳泰洛传得更远。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博物馆不展出他柔和的圣母像，那是漆上蓝白两色的土制品。他像文艺复兴的许多艺术家一样，是以金匠开始的，在那个小世界中学得设计的精艺，转而学习雕刻镶画，为乔托刻了五个大理石墙板。也许大教堂的教会委员并没有告诉罗比亚这些镶画是优于乔托的，但他们很快命他用一块描述歌唱中的唱诗班男童、女童的镶画装饰风琴房。两年后（1433年），多纳泰洛雕刻了一幅同样的作品。现在这两幅镶画正在大教堂作品室中对面而立，两者都有力地传达了童年的饱满生动。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儿童是艺术中不错的题材。1446年，教会委员聘他为大教堂圣器室的铜门雕制镶画。这些镶画无法和吉贝尔蒂的作品相比，但是它们曾在帕兹的阴谋中救了洛伦佐·美第奇的生命。现在整个佛罗伦萨都称赞罗比亚为大师了。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遵循雕刻艺术的传统方法。然而，他同时也做泥土实验，希望这种容易处理的材料能够做得和大理石一样美。他将泥土铸成设计好的形式，加上不同化学品的釉，再放入特殊构造的火炉中烘烤。教会委员对实验结果非常满意，便任命他在大教堂圣器室门上铸立有关耶稣复活和升天的土陶雕像（1443—1446年）。这些凹版像，虽是黑白的，因为材料新颖、涂漆和设计的精练而大为轰动。科西莫和他的儿子彼罗也为美第奇宫殿和彼罗的圣米尼托礼拜堂订制同样的雕像，在这些作品中罗比亚在白色主色之外又加上蓝色。订约纷至沓来，使他迅速地、轻便地完工。他用一幅《圣母加冕》（Coronation of the Virgin）陶像美化了奥尼桑提教堂的正门，用温柔、优美的《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美化巴迪亚正门，图中的天使使我们几乎和天堂的永恒合而为一。他为皮斯托亚城的圣乔万尼教堂设计了一幅很大的《圣母访问》陶像（Visitation），其中伊丽莎白的老年形象和玛利亚的年轻、无邪、羞怯成为很鲜明的对比。罗比亚开创了艺术的新领域，也建立了一个罗比亚王朝，一直繁荣到15世纪末为止。

绘画

·马萨乔

在意大利，14世纪，绘画高于雕刻；15世纪，雕刻高于绘画；16世纪，绘画又居于领导地位。也许14世纪的乔托、15世纪的多纳泰洛和16世纪的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人的天才在这个转变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天才是时代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成因。也许在乔托时代，古典雕刻的发现和启示并不像它们对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一样，发生很大的刺激和指导作用。但是那种刺激在16世纪达到巅峰，为什么没有使伊库甫·圣索维诺（Iacopo Sansovinos）、切利尼（Cellinis）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刻位居当时的画家之上？为什么米开朗基罗本来是雕刻家，却一步步闯入绘画的领域？

是因为文艺复兴艺术还有比雕刻更广、更深的工作和需要？艺术，在贤明、富有的赞助人的支持下，希望占据整个描述和装饰的领域。用雕像达到这个目标要费太多时间、劳力和金钱，使人不敢问津。在一个匆忙而繁荣的时代，绘画可以更轻易地表达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双重范围。哪一个雕刻家能像乔托一样迅速、杰出地描绘圣方济各的生活？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思想仍是中古式的，甚至被解放的少数也依恋古神学的回声和记忆，回想它的希望、恐惧和神秘观点，它的热诚、温和与弥漫的精灵音响。这些就像希腊、罗马雕刻所表达的美和理想一样，已在意大利艺术中找到出口和形式。以绘画表达如果不比雕刻更忠实、更微妙，至少也方便得多。雕刻长久地、热爱地研究人体，因此灵魂的表现并不擅长，虽然哥特式雕刻家偶尔也做精灵的石像。文艺复兴艺术必须同时描绘身体和灵魂、面孔和情感，它必须十分敏感，足以表达所有虔诚、挚爱、热情、苦难、怀疑论、感觉论、自负和权力的全部范围和气氛，还要使人感动。只有努力的天才才能用大理石、青铜或泥土达到这样的成就。当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尝试的时候，他们必须将方法、透视学和绘画的色调差异带入雕刻之中，并为生动的表达而牺牲黄金时代希腊艺术所要求的理想形式和沉着平静。最后一点，画家使用吸引注意的色彩，或叙述大家喜爱的故事，使人们更容易了解。教会发现绘画比冰冷的大理石雕刻或端庄的青铜铸像更容易感人、更亲切地触动人们的心灵。随着文艺复兴的进行，艺术拓宽了范围和目标，雕刻降为背景，绘画的地位提高了。以往雕刻是希腊人最高的艺术表达方式，如今绘画领域加宽了，形式变化了，技巧改进了，已成为至高的、有特性的艺术，成为文艺复兴的面孔和灵魂。

这段时期绘画仍处在摸索与不成熟阶段，鲍罗·乌切洛研究透视学，后来简直没有其他东西使他感兴趣。弗拉·安杰利科在生活和艺术方面都是中古理想的实现。只有在马萨乔的画中才可感觉到即将征服波提切利、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新精神。

某些次要的天才曾转变了艺术的技巧和传统，乔托教过加多·加第（Gaddo Gaddi），加多再教塔第奥·加第，塔第奥又教安哥洛·加第（Agnolo Gaddi），而安哥洛在1380年仍用乔托形式的壁画装饰克罗齐教堂。安哥洛·加第的学生西尼尼（Cennino Cennini）将当时绘画、构图、嵌饰、颜料、油彩、上光等画家工作所积存的知识汇成《艺术之书》（Libro dell’arte）。第一页写道：“这是《艺术之书》的开始，用以表示对上帝和圣母的尊敬，也对所有圣人们……还有乔托、塔第奥·加第和安哥洛·加第示敬。”艺术成为一种宗教。安哥洛·加第最伟大的学生洛伦佐·摩纳科（Lorenzo Monaco）是一个同志会僧侣。在华丽的祭坛画《圣母的加冕》中——洛伦佐为他那“属于天使”的寺院所画（1413年），洋溢着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活力，面孔个别化了，颜色灿烂而强烈。但是在三联画上并没有透视学，后面的形象比前景中的还要高。就像从舞台上向下望见的观众头颅一般。谁能让意大利画家领会到透视学的奥秘呢？

布鲁尼里斯哥、吉贝尔蒂、多纳泰洛曾接近它。乌切洛几乎为这个问题贡献一生。他每夜都在沉思，使他太太极为愤怒。“透视学是多么迷人的东西！”他告诉她，“啊！如果我能让你了解其中的快乐多好！”对于乌切洛而言，最美的莫过于图画上平行田畦的稳定接近和远景混合。他在一位佛罗伦萨数学家安东尼奥·曼尼提（Antonio Manetti）的协助下，决心确立透视法则。他研究如何正确表达圆顶的后倾弧度，物体进入前景时的粗劣扩大，曲形廊柱的特殊变形，等等。最后他感到自己已将这种神秘化成规则，由这些规则，一个维度可传达出三维度的幻觉，绘画可以显出空间和深度。这对于乌切洛而言似乎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以自己的画证明他的原理，并且用壁画装饰圣诺维拉教堂的回廊。他的画在当时引起轰动，却经不起时间的磨蚀。他仍存的作品是大教堂墙上约翰·霍克伍德的画像（1436年），这位骄傲的贵人曾一度从攻击转而保护佛罗伦萨，现在正加入学者和圣人的行列。

安东尼奥·韦内齐亚诺（Antonio Veneziano）是乔托的门徒，斯塔尼亚（Gherardo Stamina）是韦内齐亚诺的学生，斯塔尔尼亚传授马索里诺（Masolino da Panicale），马索里诺又教马萨乔。马索里诺和马萨乔也研究他们自己的透视学。马索里诺是最初画裸体的意大利人之一。马萨乔最先应用透视学原理得到成功，使当代人大开眼界，也开创了绘画的新纪元。

他的真名是乔万尼（Tommaso Guidi di San Giovanni）。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意思是“大汤姆”，正如马索里诺意思是“小汤姆”一般。意大利人喜欢为人取这种有鉴别性的名字。他很小就开始拿画笔，非常热爱绘画，对其他东西都不在意——他的衣服、他的外表、他的收入、他的债务。他曾和吉贝尔蒂一起工作，也许曾在那所学校中学到了解剖的精确性，那是他作品的特征之一。他研究马索里诺在圣玛利亚教堂的布兰卡奇（Brancacci）礼拜堂所画的壁画，也特别高兴注意到其中的透视和远缩试验。在巴迪亚寺院教堂的一根柱石上，他用从下往上看的远缩法画了布列塔尼的圣伊沃（St.Ivo）像，观者都不肯相信圣人会有这样的大脚。在圣诺维拉教堂的《三位一体》壁画上，他画了一个筒状拱环，渐缩的透视非常完美，使眼睛似乎看到画上的天花板正沉入教堂的墙壁中。

使他成为三代之师的划时代的杰作，是他继承马索里诺为布兰卡奇礼拜堂所画的有关圣彼得生平的壁画（1423年）。这个纳税的小故事由这位有新观念、真实线条的青年艺术家描绘出来：基督显得坚决高贵，彼得愤怒庄严，税吏带着罗马运动家的柔软骨架，每一个使徒的面貌，衣服和姿势都不同。建筑物和背景的山丘证明了初兴的透视学。而马萨乔自己，对着镜子摆姿态，也将自己画成群众中一个带胡须的使徒。当他绘制这一系列图画的时候，人们正用游行仪式供奉礼拜堂。马萨乔以敏锐的记忆眼光观察仪式，然后在回廊的壁画中描绘出来，布鲁尼里斯哥、多纳泰洛、马索里诺、乔万尼·美第奇和教堂负责人布兰卡奇都曾参加供奉，现在发现他们都在画里。

1425年，马萨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去了罗马。我们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只能猜测他也许遭到意外或病亡了。布兰卡奇那些壁画虽然未完成，却立刻被公认为绘画上的一大进步。在那些大胆的裸体、优雅的衣褶、惊人的透视学、写实的远缩法和精确的解剖细节中，在光影的微妙层次深度中，大家都感到一种新的起程，那就是瓦萨里所谓的“现代”形式。凡是佛罗伦萨行程范围可及内有野心的画家都来研究这一系列图画：包括安德烈亚、利比、卡斯塔吉诺、韦罗基奥、吉兰达约、佩鲁吉诺、彼罗·弗朗切斯卡、达·芬奇、巴托罗米奥修道士、安德烈亚·萨尔托、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没有一个已死去的人有过这么多显赫的学生。自乔托以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曾经不自觉地有过这样大的影响力。达·芬奇说：“马萨乔以完美的作品显示，凡是不以自然——至高的女主人——为向导的人，都会在徒劳的苦工里耗尽生命。”

·弗拉·安杰利科

在这些刺激的新奇事物中，弗拉·安杰利科静静地走着他自己的中古路线。他生在一个托斯卡纳村庄，本名彼得罗，年轻时就来到佛罗伦萨学画，可能是向洛伦佐·摩纳科学习的。他的天才成熟极快，而他也有希望在世俗领域建立一定的地位，但对和平的热爱、对拯救的渴望使他加入了多米尼克教团。他在各城见习修行，改名为弗拉·乔万尼，然后定居在费舍尔的圣多米尼克修院（1418年）。他在快乐、默默无名的状态下画书稿插图，为教堂和宗教团体画图。1436年，圣多米尼克的教士们转入圣马可新修院，那是由科西莫出钱、任命米开罗佐所建的。以后的9年中，乔万尼在寺院教堂、僧会礼堂、宿舍、餐厅、招待所、廊柱和小室等处的墙上画了50多幅壁画。同时他以十分谦和、十分诚挚的态度修行，修士伙伴们便称呼他为安杰利科弟兄（Angelic Brother）、弗拉·安杰利科。没有人看见过他生气，也没有人能激怒他。凯皮斯（Thomas Kempis）发现他完全“模仿基督”，只有一个微小的差错：在《最后的审判》中，这位天使般的僧侣竟忍不住将几个圣方济各教派修士放入地狱。

对于弗拉·乔万尼而言，绘画是宗教的习题，也是美学上的解脱与喜悦。他绘画的格调很像他的祈祷，而他一定先祈祷才作画。他远离了生命中的严酷竞争，觉得生命是神圣补偿和爱的颂歌。他的题材永远是宗教——圣母和基督的生活、天堂中受保佑的人、圣人的生活、僧侣团的团长们，等等。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创造美，不如说是激励虔诚。在僧会礼堂中，他画了一张副主教认为应该常存教士心中的图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张强有力的绘图，显示出他对裸体的研究和包容一切的基督教本质，在十字架的底部，与圣多米尼克一起的是敌对教团的建立者——圣奥古斯丁、圣本笃、圣伯纳德、圣方济各、古伯托（John Gualberto）、同志会的阿尔伯特。在接待旅人的接待所入口天窗里，安吉利科描绘了有关基督化身香客的故事，因此每一个香客都应该被当作基督化身来招待。招待所内部如今聚集了不少安吉利科为各教堂和公会所画的题材：麻布公会的《圣母像》（Madonna of the Linaioli），其中天使唱诗班的团员都有女性化的柔软外形和天真孩童的微笑面孔；一幅《基督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美而柔和，可媲美文艺复兴艺术中描述同一场面的成千作品中任何一幅；一幅《最后的审判》，有一点儿太对称了，而且充满了可怖、不讨人喜欢的幻想，仿佛原谅是人道的，憎恨却是神圣的。在通向小室的楼梯顶部立着安吉利科的杰作《圣召》：一个非常优雅的天使已经对未来的耶稣之母表示敬意，而玛利亚正谦逊地、怀疑地鞠躬，用手画“十”字。在近50间小室中，这个有爱心的教士在他的教士学生的协助下，抽出时间来为每一间画一张壁画，使人回忆起一些激励的福音场面——《基督变容》、《使徒的共融》、《抹大拉的玛利亚以香膏涂基督的脚》等。在科西莫修行的双间小室中，安吉利科画了一幅《耶稣钉上十字架图》，还有《众王的崇拜》，其中众王都穿着富丽的东方服饰，也许就像这位艺术家在佛罗伦萨会议上所见的一般。在他自己的小室中，他画了《圣母的加冕》，那是他曾一再画过的最喜爱的题材。沃夫兹画廊有一幅，佛罗伦萨有一幅，卢浮宫有一幅，最好的是安杰利科为圣马可修道院所画的，其中基督和玛利亚是艺术史上最美好的形体之一。

这些虔敬作品的声名为乔万尼带来数以千计的订单。他对那些慕名而来的人说，他们必须先求得副主教的同意。有了副主教的同意，他不会拒绝他们。尼古拉五世召请他去罗马，他便离开佛罗伦萨的小室，前去为教皇布置礼堂，他选用的情景是有关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斯的生平，这些画至今仍是梵蒂冈最愉悦的画面之一。尼古拉十分仰慕这位画家，建议他做佛罗伦萨大主教，安杰利科借故推辞，推荐他最敬爱的副主教。尼古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弗拉·安托尼诺即使在大主教长袍之下也仍是一个圣人。

除了艾尔·格里科（El Greco），没有人会像安杰利科一样创造如此统一、如此独特的风格，即使生手也能认出他的手笔。恢复乔托风格的单纯线条和形式；狭隘却清幽的颜色组合——金色、朱红、猩红、蓝、绿——反映出光辉的精神和快乐的信仰；形体也许太简单了，几乎没有解剖观念；面孔很美、很温和，但是苍白得不像活人，僧侣、天使、圣人都相似得近乎单调，就像天堂中的花朵一般；一切都加上温柔奉献的理想精神，气氛和思想的纯洁使人想起中古最好的时刻，不再被文艺复兴所掳。这是中古精神在艺术上的最后呼声。

弗拉·乔万尼在罗马工作了一年，一度曾在奥维托住过，曾在费舍尔的多米尼克修院当过3年的副主教；又被召回罗马，68岁那年死于该地。也许是洛伦佐·瓦拉的古典笔调写出了他的墓志铭：

基督！但愿你将赞美归于我，不因我是你所称呼的另一个人，而是因我曾将一切利益奉献于你。

有的事业是在世上，有的在天上。伊城的花将我若望举起。

基督，不要向你最忠心的信徒，我，称赞我是另一个阿佩莱斯，称赞我已贡献了一切吧；因为有些作品是为尘世，有些是为天堂。我弗拉·乔万尼，是佛罗伦萨城邦的托斯卡纳市民。

·利比

艺术从温和的弗拉·安杰利科，经过热情的马萨乔，然后到了一个喜欢生命甚于来世永生的艺术家手中。弗拉·菲利皮诺·利比，屠夫托马索·利比之子，生于佛罗伦萨同志会修院后面的穷巷里。他两岁便成了孤儿，由一个婶母勉强抚养，到了8岁婶母便把他送入同志会教团，摆脱了他。他不喜欢读指定的书，却在书页边缘上画满了漫画。副主教注意到那些画的不凡，让他学马萨乔在同志会教堂所画的壁画。不久这个少年便在同一教堂里画自己的壁画了。那些画现已不存，但是瓦萨里认为不次于马萨乔的作品。他在26岁（1432年）离开寺院，仍旧自称为“教士”（Fra），却活在“世界”里，而且以他的艺术为生。瓦萨里说了一段已被传统所接受的故事——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其真实性：

利比据说非常好色，当他看见一个中意的女人，便愿意献出一切财产以占有她。如果不能成功，便画她的画像以平息爱火。这种欲望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只要有这样的心情存在，他就不再注意他的工作。因此，有一次科西莫雇用他时，把他关在房中，以免外出浪费时间。这样过了两天，他又被色情和原始的欲望所征服，用剪刀剪下床单，从窗户攀下房外，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尽情玩乐。科西莫找不到他，特别来一次搜寻，最后利比又自行回来工作。从此以后，科西莫让他自由来去，后悔把他关起来……因为，他说：“天才是天上的形体，不是捆扎的驴子。”……后来他努力以情感的束缚绊住利比，因此得到他更情愿的服务。

1439年，利比教士在写给彼罗·美第奇的信中形容自己是佛罗伦萨最穷的教士，有6个侄女与他同住，供养不易，而且她们都急于出嫁。他的作品销路甚佳，但是收入显然不敷侄女们的愿望。他的道德还不至于声名狼藉，因为他还曾经受聘为许多女修院作画。在普拉托的圣玛格丽特（Santa Margherita）修院中，他爱上了卢克雷齐娅·布蒂（Lucrezia Buti），也许是一个修女，也许是修女的监护人。他说服女院长让卢克雷齐娅·布蒂做圣母的模特。不久他们就私奔了。虽然她的父亲责备她，她还是和这位艺术家一起，做他的情妇和模特，让他画出许多圣母像，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成名的小利比。普拉托教堂的监护们并没有为这件事而反对他，1456年，他们聘请他在唱诗班席位上画壁画，描述“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斯蒂芬的生平。这些壁画现在已大大损坏，当时被公认为杰作，构图完美，色彩丰富，充满戏剧性——一端以莎乐美（Salome）的舞蹈，一端以石掷斯蒂芬达到高潮。利比生性好动，觉得这件工作太沉闷，曾两度逃离。1461年，科西莫说服庇护二世（PiusⅡ），让这位艺术家解除僧侣誓言。利比似乎觉得自己也脱离了对卢克雷齐娅的忠心——她现在已不能做圣母的模特了。普拉托的监护们想尽一切办法劝他回去完成壁画。最后，距开始动笔10年之后，他才在科西莫的私生子卡洛·美第奇——现任使徒书记的劝诱下将壁画加以完成。在斯蒂芬葬礼的一幕中，利比竭力去实现的是——建筑背景的透视错觉，环绕尸体而各有特性的形体，科西莫私生子为死者宣读礼文时的强壮体型和平静圆满的面孔，等等。

虽然他在性行为方面很不规矩，可能也正因为他对女人可爱的温柔很敏感，利比最好的作品全是圣母像。它们缺乏安杰利科圣母像中的非俗世精神，但是却表达了深度的柔软人体美和不尽的温柔。在利比教士的画中，圣父一家变成了一个意大利家庭，被家庭偶发事件所包围，而圣母玛利亚的肉体美更预报了异教文艺复兴的来临。除了女性魅力之外，利比在他的圣母像中又加上轻灵的优雅，这种特色后来传给了他的徒弟波提切利。

1466年，斯波莱托城邀请他在教堂东面半圆室内再度描绘圣母的故事。他谨慎地工作，热情冷静下来，但是力量也随着热情消逝，他再也无法重现普拉托壁画的杰出成就了。他在这次工作中死去（1469年），瓦萨里认为是被他所诱惑的一个女子的亲戚毒死的。这一点不太可能，因为他被葬于斯波莱托大教堂中。而且几年以后，他的儿子还应洛伦佐·美第奇之聘为他的父亲建立了富丽的大理石墓。

每一个创造美的人都值得纪念，但是我们这里只能匆匆跳过多米尼克·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和谋杀他的嫌犯卡斯塔吉诺。多米尼克从佩鲁贾（1439年）应召到圣玛利亚教堂画壁画，他的助手是一位来自伯戈城（Borgo San Sepolcro）的有为青年彼罗·弗朗切斯卡。他在这些作品中——现已失散——第一次做了佛罗伦萨油画实验。他只留给我们一张杰作——《妇人画像》（Portrait of a Woman，现存柏林）：上梳的头发，慧黠的双眼，突出的鼻子和丰满的胸。根据瓦萨里的记载，多米尼克把这个新技巧教给了当时也在圣玛利亚教堂作壁画的卡斯塔吉诺，也许竞争破坏了他们的友谊，而卡斯塔吉诺又是一个冷酷、冲动的人。瓦萨里叙述了他谋杀多米尼克的经过，但是其他记录显示多米尼克比卡斯塔吉诺多活了4年。卡斯塔吉诺以克罗齐教堂的基督受难图闻名，其中的透视技巧连同行都大感惊奇。在佛罗伦萨的圣阿波罗寺院中藏有他虚构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乌波提（Farinata degli Uberti）画像，还有虚张声势的《皮博·斯帕纳像》和《最后的晚餐》（1450年）。《最后的晚餐》似乎画得很差，毫无生命力，但是可能对达·芬奇多多少少提供了一两个概念。

其他

若要生动体会科西莫时代的佛罗伦萨艺术生命，我们不能只想到上面匆匆提过的主要天才。我们必须走入艺术的旁街和小巷，参观上百的店铺和工作室，其中有陶匠塑土、绘彩，玻璃匠将玻璃吹成、切成脆弱可爱的形状，金属匠将贵重金属或宝石雕成珠宝和勋章、印玺和钱币等。我们也许可以看见嘈杂中专心的工匠正把铁、铜或青铜锤成武器、甲胄、容器、用具和工具。我们必须观察橱柜工人设计、雕刻、镶嵌或磨饰木材；雕刻者在金属上刻图案；还有其他工人凿烟囱片，装饰皮革，刻象牙或制造细致的纺织品以使肉体更迷人，或用以装饰家庭。我们必须进入修院，看看耐心的僧侣装饰书稿，沉静的修女缝制含有历史故事的花毡。我们尤其必须想象一代人，进步得足以了解美，明智得足以将荣誉、食粮和刺激给予那些潜心创造的人。

金属雕刻是佛罗伦萨的一项发明。其大师古登堡（Gutenberg）和科西莫死于同一年。菲尼圭拉（Tommaos Finiguerra）是一个黑金镶嵌工人——他在金属或木头上刻铸图案，再用黑色的银铅合金填入凹洞中。传说有一天一张飘落的纸片或布片落在镶好的金属表面，拿起来以后发现上面印着花纹，这个故事不免予人后见之明的感觉。反正菲尼圭拉和其他工匠都精心地在纸上印出图案，以判断刻出的效果。一位佛罗伦萨金匠保迪尼（Baccio Baldini，约1450年）显然是最先从刻好的金属表面印制图案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存和放大艺术家的作品。波提切利、曼特尼亚和其他画家都曾供给他画稿。10年后，莱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发展出新的雕刻技术，以便将佛罗伦萨绘画传遍世界。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位轻视古典的人，他是当时最具体的综合工匠。除了政治之外，阿尔贝蒂经历过该世纪生活的每一面。他生于威尼斯，是佛罗伦萨的一个被放逐家庭的后代：科西莫复辟时回返佛罗伦萨，爱上了那儿的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团体。佛罗伦萨也把他当作巨人般的完人。他英俊、强壮，体力过人，双脚被捆时还能跃过一个直立的人的头顶；能在大教堂中掷出钱币，达到圆顶；喜欢驯野马、爬山自娱；也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有名的风琴家，迷人的演讲家，有力的雄辩家，一个机灵、清醒的聪明人。他是一个优雅有礼的绅士，对谁都很慷慨，只有对女人例外。他常以不愉快的固执态度和近乎做作的愤怒讽刺女人。他不太在乎金钱，将财产委托朋友代管，也和他们分享收入。“人可以做一切事，如果他们有意去做的话。”他说。的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艺术家很少不精通数种艺术的。像半世纪后的达·芬奇一样，阿尔贝蒂是十余种行业的大师，或者至少是娴熟的老手——数学、机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戏剧、哲学、市政法和宗教法，等等。这些题材他几乎都撰文讨论过，其中一篇绘画论文还影响了彼罗·弗朗切斯卡。也许达·芬奇也曾受其影响。他还加上两篇讨论女人和爱情艺术的文章及一篇著名的《谈家庭照顾》。每画完一张图画，他会叫进一群小孩，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小孩不懂，他就认为是一大失败。他是首先发现可以用照相暗箱的人。他还是一位建筑家，曾逐城建立罗马式教堂正面或礼拜堂。根据瓦萨里的记载，他在罗马参加尼古拉五世“翻转首都”的建筑计划。在里米尼他将圣方济各教堂几乎改建成异教的庙宇。在佛罗伦萨，他为圣诺维拉教堂立了大理石前部，在圣潘克拉齐（San Pancrazio）教堂中为卢西莱家族建立了礼拜堂，还有设计简单、稳定的两座宫殿。在曼图亚城他用因科罗纳塔（Incoronata）礼拜堂装饰大教堂，又以罗马凯旋门式的正面装点圣安德烈亚教堂。

他写过一篇喜剧《费罗都斯》（Philodoxus），其中的拉丁口语太流畅了，因此他谎称是新发现的古典作品以愚弄世人，竟没有人怀疑他；而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身为学者，竟也将它当作罗马古典作品来印行。他用闲谈对话的方式写论文，使用的意大利文非常平易单纯，连忙碌的商人都乐于拜读。他的宗教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基督教，但是他听见大教堂唱诗又总会怀有虔诚的礼拜之心。他极富远见，预先忧虑基督教信仰的衰颓会使世界陷于行为和思想的混乱。他热爱佛罗伦萨四周的乡村，尽可能隐入那些地方，而且使对话录主角提基里诺（Teogenio）说出如下的话语：

我可以悠闲地在这儿欣赏已逝名人的社会。当我要和圣人、政治家、大诗人谈话时，我只得转向书架，我的友伴比你宫中的一大群客人和谄媚者要好得多。

科西莫同意他的看法，老年时最爱在他的别墅、他的朋友、他的艺术收藏和他的书本中找寻慰藉。科西莫患了严重的风湿，晚年将外部的事务交给卢卡·比蒂处理，此人滥用机会增加他的财富。科西莫的遗产并未因无数慈善行为而减少，他曾古怪地抱怨上帝永远先他一步，以利息还报他的慈善。他在乡村的邸宅中接受柏拉图门徒菲奇诺的教导，研究柏拉图。科西莫垂死时，菲奇诺答应给他死后生命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不是基督权威。朋友、敌人同样都为他的死亡而悲哀（1464年），惧怕政府陷于混乱。几乎全城的人都追送他的遗体到坟墓去，那是他授命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为他在圣洛伦佐教堂所预建的。

圭恰尔迪尼等爱国者被后来美第奇家族的行为所激怒，把他当作布鲁特斯眼中的恺撒（布鲁特斯刺杀恺撒），马基雅维利却尊崇他有如尊崇恺撒一般。科西莫推翻了共和国，但是他所阻止的自由是富人以党派混乱统治国家的自由。虽然也偶有残酷的记录，他的统治大体上却是佛罗伦萨史上最温和、最平静、最有秩序的时期。另一段好时期则属于他精心训练的孙儿统治时代。很少有王子如此贤明慷慨，如此真诚地重视人类的进步。“我负欠柏拉图许多，”菲奇诺说，“但是对科西莫亦然。他使我了解德行，正如柏拉图使我了解概念一般。”在他手下，人文运动开花了；在他手下，多纳泰洛、安杰利科和利比等天才受到了慷慨的资助；在他手下，久被亚里士多德掩盖了光辉的柏拉图恢复了人文主义主流的地位。科西莫死后一年，当时间有机会冲淡他的光荣、显露他的缺点时，佛罗伦萨会议表决在他的墓上刻铸最高贵的头衔：国家之父。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文艺复兴因他而抬头，在他的孙儿领导下达到最纯粹杰出的巅峰，在他的重孙手下征服了罗马。在这样的王朝下，也许很多罪恶都被原谅了。

第四章　﻿黄金时代（1464—1492）

“痛风者”彼罗

科西莫之子彼罗，时年55岁，继承了其父的财富、权威和风湿症。自从儿童时代，这种富贵病就使彼罗深受痛苦，所以同代的人为了区分他和其他的彼罗，称他为“痛风者”彼罗（Piero Il Gottoso）。他是一个具有很强能力和良好道德的人。他曾颇为优秀地完成了父亲交给他的外交使命，他对朋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很慷慨，但是缺少科西莫的智慧、和蔼和机智。为了赢得政治上的支持，科西莫曾借出大量款项给有影响力的公民，彼罗现在突然收回贷款。有些负债人唯恐破产，便宣布革命。马基雅维利说：“借自由之名，以作为掩盖他们目的的旗帜。”他们曾短期控制政府，但是美第奇党很快又重新占据了它。彼罗继续着不安的统治，直到去世为止（1469年）。

他留下两个儿子：20岁的洛伦佐和16岁的朱利亚诺。佛罗伦萨不相信这样的少年能够成功地管理他们家族的生意，更别说国家事务了。有些公民要求恢复共和政体，很多人害怕混乱和内战。洛伦佐使他们大为惊奇。

洛伦佐的发展

科西莫注意到彼罗健康状况不佳，尽力准备让洛伦佐执掌权力。这个男孩曾向阿基洛普洛斯学习希腊文，向菲奇诺学习哲学，也曾耳听政治家、诗人、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谈话，不知不觉受了教育。他也学过战争的艺术，19岁参加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王子竞赛，“不靠他人的恩宠，而靠自己的勇猛”赢得第一。在这次比赛中，他的甲胄上刻着一则法国的箴言，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写照——“黄金时代回来了”。同时他以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体裁写出十四行诗。为顺应当时写情诗的风气，他曾在贵族中寻找一位诗篇的女主角。他选了卢克雷齐娅·多纳提（Lucrezia Donati），赞美她一切的德行，只有她的贞洁令人遗憾，因为她似乎不容许文笔以外的热情。彼罗认为婚姻可以治疗这段恋史，便劝这位少年娶了卡拉莱丝·奥西尼（Clarice Orsini，1469年），因此使美第奇家族和罗马最有势力的家族形成联盟。当时全城都受到美第奇家族连续三天的款宴，菜品奢华无比。

科西莫曾给这位少年实习政事的机会，彼罗当权时更扩大了他在财政和政府方面的权限。彼罗死后，洛伦佐发现自己是佛罗伦萨——甚至也许是全意大利最富有的人。财产和事业的掌理对年轻的他必是很大的重担，而共和国现在有机会重建权威了。但是美第奇家族的客户、贷款人、朋友和臣属很多，而且很渴望美第奇继续统治，因此彼罗死后两天，领导公民的代表团便在洛伦佐家中等他，要他答应领导城邦。他很快就被说服了。美第奇商行的财政和城中的财政纠缠在一起，他担心敌人或对手一旦得到政治权力，美第奇家族就要尝到破产的命运。为了平息别人批评他年轻生嫩，他任命了有经验的公民议会，在各种重大事情方面做他的顾问，他终生都请教这个议会。但是他很快显示了良好的判断，因此议会很少对他的领导发生疑问。他分给弟弟一份很慷慨的权力，但朱利亚诺热爱音乐和诗、竞赛和爱情。他崇拜洛伦佐，很高兴将政府的管理和光荣让给他。洛伦佐的治理方式和科西莫、彼罗相同，维持（直到1490年）私人公民的身份，将政事交给一个改革会处理，会中支持他家族的会员占压倒性的多数。改革会在共和体制之下拥有绝对却短暂的权力，在美第奇手下变成永久的70人议会。

公民表示默许，因为繁荣继续着。米兰公爵加里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于1471年访问佛罗伦萨时，他对城中繁荣的景象大感惊奇，对科西莫、彼罗和洛伦佐在美第奇宫廷和花园中收集的艺术品更为吃惊。这里已成为雕像、花瓶、宝石、绘画、书稿和建筑遗迹的博物馆。加里亚佐断言他在这份收藏中所见的绘画杰作，比全意大利其他地方都要多。当（1471年）洛伦佐领导佛罗伦萨代表团到罗马庆祝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Ⅳ）被选为教皇时，美第奇财富再次增加。西克斯图斯重申美第奇管理教产的权力。5年前彼罗曾为美第奇家取得有利的特权，得以开采吉维塔维奇（Civitavecchia）附近教产矿藏，该地出产染色和布料加色所用的稀有明矾。

洛伦佐从罗马回来不久，就不很成功地面对了第一次大危机。沃泰拉（Volterra）——佛罗伦萨辖区的一部分——的一个明矾矿租给可能和美第奇有关的一群私人承包商。当此矿证明极为赚钱的时候，沃泰拉的公民要求分一部分利润作为市政税收。承包商抗议，并向佛罗伦萨领袖团陈情。领袖团宣称利润应归入整个佛罗伦萨城邦的财产，使问题更加复杂。沃泰拉指责这份决定，宣布独立，而且处死了几个反对独立的公民。在佛罗伦萨议会中，托玛索·索德里尼提出安抚的方法，洛伦佐拒绝，认为这样会鼓励其他地方的暴乱和独立。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叛乱被武力镇压了，而佛罗伦萨雇佣兵变得难以控制，大肆掠夺叛城。洛伦佐立刻赶到沃泰拉，努力恢复秩序，从事改良，但是这件事始终是他记录上的一大污点。

佛罗伦萨原谅了他对沃泰拉的严苛，而且赞许他在1472年迅速输入谷物，避免了城中的饥荒。洛伦佐和威尼斯、米兰形成三角联盟，以保持北意大利的和平。西克斯图斯教皇并不高兴，如果强大而联合的北意大利限制了教皇国的一面，而那不勒斯王国又阻碍了它的另一面，则教皇在夹缝中永远不可能舒适。西克斯图斯得知佛罗伦萨正要买下伊摩拉城及在博洛尼亚和拉韦纳之间的领土，怀疑洛伦佐计划将佛罗伦萨领土扩张到亚得里亚海，他立刻买下伊摩拉作为法律上——几乎不是实际上——教皇属城的必要连缀地。在这次交易中，他利用了帕兹银行的服务和基金，而帕兹现在正是美第奇家族最强的对手。他将教产税收的有利管理权从洛伦佐移到帕兹手中。并指派美第奇的两个敌人——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和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担任伊摩拉官员和比萨大主教，当时比萨仍是佛罗伦萨的领地。洛伦佐采取了科西莫都会深悔的迅速行动：他采取措施毁灭帕兹商行，并下令比萨将萨尔维亚蒂赶出主教教廷。教皇大为震怒，同意帕兹、里亚里奥和萨尔维亚蒂阴谋推翻洛伦佐，他拒绝批准暗杀这个少年，但是阴谋者并未把这种慎重的态度当作阻碍。他们漠视宗教礼规，计划在复活节（1478年4月26日）大教堂弥撒中杀死洛伦佐和其弟朱利亚诺，在教士高举圣体的一刻采取行动。同时萨尔维亚蒂和其他人准备袭击维奇奥宫，罢黜领袖团。

在指定的那一天，洛伦佐像往常一样没有武装、不带卫士进入大教堂。其弟朱利亚诺有事耽搁了，但弗朗西斯科·帕兹和伯纳多·班第尼决意要杀他，到他家用笑话讨好他，劝他到教堂去。就在那儿，在教士高举圣体时，伯纳多·班第尼刺中了朱利亚诺的胸口。朱利亚诺倒在地上，弗朗西斯科·帕兹跳到他的身上，一再刺他，愤怒中严重割伤自己的腿部。同时安托尼奥和教士斯蒂法诺（Stefano）用匕首攻击洛伦佐。他用手臂保护自己，只受到了轻微的割伤，朋友们围住他，领他进入圣器室。谋刺者从充满敌意的人群中匆忙逃走。朱利亚诺的尸体被带回美第奇宫。

当这些行动在教堂进行时，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伊库甫和100个武装部下攻向维奇奥宫。他们大叫“共和、自由”，希望人民会帮助他们。但是人民在这次危机中大叫“红球万岁”，表示支持美第奇——红球是美第奇家族的象征。萨尔维亚蒂逃入宫殿时被执法人恺撒·彼得鲁奇（Cesare Petrucci）击倒，人文主义者波焦之子伊库甫在宫殿窗户中被吊死。其他的阴谋者爬上楼梯，被果敢的领袖们捉住，丢出窗户，被愤怒的群众解决。洛伦佐现在带着护卫出现，人民为他的安全而欢呼，对抗一切有参加阴谋嫌疑的人。弗朗西斯科·帕兹因失血过多而衰弱不堪，被拉下床铺，吊死在主教身旁，主教在临死的挣扎中咬伤萨尔维亚蒂的肩膀。伊库甫家族的年老荣誉领袖被赤裸地拉过街道投入阿尔诺河中。洛伦佐尽力缓和民众嗜血的冲动，救下了几个受到不公平指控的人。

西克斯图斯四世对大主教被吊死一事大表震怒，将洛伦佐、执法人和佛罗伦萨官吏们逐出教会，停止佛罗伦萨领土内的宗教礼拜。某些教职人员抗议这项禁令，发布文件责备教皇不合适的毁谤。在西克斯图斯建议下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Ⅰ）派出使节，建议领袖团和公民将洛伦佐交给教皇，或者至少放逐他。洛伦佐劝领袖团顺从，领袖团却告诉斐迪南，佛罗伦萨宁愿忍受任何极苦，绝不将领袖交给敌人。西克斯图斯和斐迪南向佛罗伦萨宣战（1479年）。国王斐迪南的儿子阿方索在坡奇邦西（Poggibonsi）附近击败佛罗伦萨军队，大肆蹂躏乡村。

不久，佛罗伦萨人民开始报怨战役的征款，洛伦佐知道没有一个社会肯长期为一个人而牺牲。他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做了一个特别而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在比萨乘船，开往那不勒斯，要求被带到国王面前。斐迪南崇拜他的勇气。这两个人正处于战争状态，洛伦佐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武器，没有卫士，而不久前被邀至那不勒斯做客的弗朗西斯科·皮西尼诺（Francesco Piccinino）才被皇家下令阴谋杀死。洛伦佐坦白承认佛罗伦萨面对的困难，但是他指出教皇如果解除佛罗伦萨统治权而加强了力量，然后旧调重弹，宣称那不勒斯是教皇的纳贡采邑，这对那不勒斯是多么危险。土耳其人正由海陆两面向西进军，他们随时会侵入意大利，攻击斐迪南的亚得里亚省，意大利在这个危机中不宜再以内部的憎恨和战争分化自己。斐迪南并未亲自监禁他，但下令以囚犯和贵客的双重身份扣留洛伦佐。

阿方索对佛罗伦萨军队的继续胜利，及西克斯图斯一再要求解送洛伦佐到罗马，更增加了洛伦佐的困难。佛罗伦萨悬宕了三个月，洛伦佐深知这次失败意味着他的死亡和佛罗伦萨独立的结束，同时他以好客、慷慨、良好的礼仪和愉快的性情交了不少朋友。城邦阁员卡拉法（Caraffa）伯爵被他深深倾倒，支持他的主张。斐迪南也欣赏他这个囚犯的教养和性情。这显然是一个文雅、正直的人，与这样的人谈判至少在洛伦佐活着的时候可以保证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友谊。他与洛伦佐签订条约，给他华丽的马匹，准他从那不勒斯上船。当佛罗伦萨得知洛伦佐带来和平，给予他感激而盛大的欢迎。西克斯图斯十分生气，打算独自继续战争。但是当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Ⅱ）的军队登陆奥特兰托（Otranto，1480年），而且扬言要占领意大利，占有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地带时，西克斯图斯邀请佛罗伦萨商讨问题。他们的使节向教皇适时地表示尊崇。他也适当地责备了他们，又原谅了他们，并劝他们准备15艘长船对抗土耳其。双方讲和，从此洛伦佐成为托斯卡纳地区无人可比的领袖。

慷慨的洛伦佐

现在他的治理手段比少年时代温和多了。他刚刚30出头，但是在文艺复兴的温室中成熟得很快。他并不英俊：他的大扁鼻挂在上唇之上，奇怪地向外弯曲；他的肤色黧黑；他那严苛的眉毛和沉重的下巴大大辜负了他温和的精神、礼节的魅力、机智的活泼及心灵的诗意感。他高大、肩宽、红光满面，看起来像运动员而不像政治家，事实上在体力游戏方面也很少人能胜过他。他具有地位上不可缺少的矜持尊严，但是私下里他使朋友们立刻忘记他的权力和财富。他和他的儿子利奥十世一样能够欣赏最微妙的艺术和最单纯的小丑。他和浦尔契共处时是一个幽默家，和波利希安在一起时是诗人，和弗朗西斯科·兰迪诺在一起时是学者，和菲奇诺在一起时是哲学家，和彼科在一起时是神秘主义者，和波提切利在一起时是美学家，和斯夸尔恰卢皮（Antonio Squarcialupi）在一起时是音乐家，和宴会中喜乐的人在一起时又同为喧闹者。“当我的心灵被公共事物的骚动干扰时，”他写信给菲奇诺说，“我的耳朵也被暴乱公民的喧嚣击溃，除非我在科学中寻找松弛，否则我如何能支持这样的争斗？”——他的意思是追求多样的知识。

他的品德并不像他的心智一样值得让人效法。他像很多那时候的人一样，不容许他的宗教信仰妨碍他的生活享受。他曾以显然诚挚的态度写出虔诚的颂诗，但又毫无悔恨地转向庆祝淫逸爱情的诗篇。除了为失去的逸乐懊恼之外，他很少后悔。他为了政治的理由，勉强接受了一个他敬多于爱的妻子，之后便追随当时的风尚以通奸自娱。但他没有私生子。至于他的商业道德至今仍在辩论中。没有人怀疑他的慷慨，他滥用慷慨是和科西莫一样出名的。他总是不停地用更大的厚礼回报别人的礼物。他用金钱支援过十几件宗教行动，支持着无数的艺术家、学者、诗人，也借出大笔款项给城邦。帕兹阴谋之后，他发现他的公共和私人付款已使他的商行无法面对债务，顺从的议会便决议由城邦府库偿还他的债款（1480年）。至于这笔钱是否只公平地偿还了美第奇家族的服务和他们为公共目的所花费的私人基金，抑或是明显地监守自盗，我们不得而知。这件事虽然大家都知道，却无损于洛伦佐的受拥戴。人们想到他的慷慨，也想到他的财富和奢侈的家庭，因此称他为“慷慨的”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lo）。

他的文化活动使他忽略了远及各地的商行事务。他的经纪人利用他的专心，大肆浪费和欺骗。他逐渐将财产撤出商业，投资到城市不动产和大规模的农业中，拯救了家庭的财富。他很喜欢亲自管理农场和果园，对肥料和哲学一样熟悉。由于科学化的灌溉和施肥，靠近加里奇和加亚诺两地别墅的土地成为农业经济的典范。

佛罗伦萨的经济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繁荣起来。利率降至5%，商业因财源稳固而发达，直到洛伦佐晚年，英国成为纺织品外销的麻烦竞争者为止。对繁荣更有贡献的是他的和平政策，及他治理的第二个十年中在意大利所维持的均衡势力。佛罗伦萨与其他意大利城邦联合将土耳其逐出意大利。这件事完成之后，洛伦佐说服那不勒斯的费兰特（Ferrante）和米兰的加里亚佐·斯福尔扎与佛罗伦萨签订共同防御联盟。当教皇英诺森八世参加这个联盟时，大部分小城邦也依附了它。威尼斯保持超然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害怕联盟而采取友好的行为。除了一些小小的中断外，意大利的和平就这样维持到洛伦佐逝世。同时他竭尽一切机智和影响力保护弱邦对抗强邦，仲裁和调解邦际利益与纠纷，在争端发生之初即施行遏阻。在那快乐的10年中（1480—1490年），佛罗伦萨达到政治、文学和艺术光荣的巅峰。

内政方面洛伦佐通过70人议会治理政事。1480年，这个机构由当年领袖团选出30位会员，再由这30人选出另外的40位会员构成。会员采用终身制，空缺以选举方式递补。在这样的安排之下，领袖团和标准执法人只是议会的执行代理人。人民议会和选举都免除了。反对十分困难，因为洛伦佐雇有间谍侦察这件事，并且有办法给予反对者财政上的麻烦。古老的党派酣眠了，罪恶隐藏了，自由减少了，秩序却兴盛起来。当时，曾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我们这儿没有劫案，没有夜间骚乱，没有暗杀，不管白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安全地办理他的事务。”圭恰尔迪尼说：“如果佛罗伦萨要有一个暴君，再也不可能找到比这位更好、更令人喜欢的了。”商人喜爱经济的繁荣胜于政治的自由，劳动阶级忙于从事许多公共工作，只要洛伦佐供应面包和游戏，他们便原谅了独裁。各种竞赛迷住了富人，赛马刺激了中产阶级，而化装游行则娱乐了大众。

佛罗伦萨有一种风俗，在狂欢节的几天里，大家戴着喜乐或吓人的面具在街上游行，唱着讽歌或恋歌，组织“化装行列”——一队队画好或加上花圈的彩车代表神话或历史上的角色和事件。洛伦佐酷嗜这个风俗，但是怀疑它有趋于混乱的倾向。他决定由政府给予赞助和秩序，使它受到适当的控制。在他的治理下，化装游行成为佛罗伦萨生活中最受欢迎的活动。他聘请艺术家设计并绘制彩车、旗帜和服装，他和朋友们则写作唱曲。这些唱曲反映出狂欢节的道德松弛。洛伦佐最著名的化装游行是“酒神的凯旋”。其中一列彩车载着可爱的少年，一队盛装的少年骑着欢腾的骏马，经过维奇奥宫来到大教堂前面的豪华广场，和谐的和声在铙钹和维忽拉伴奏下唱出一首洛伦佐亲自撰写的诗歌。那首诗与大教堂完全不相配：

青春极美，忧伤无益，

韶华分秒逝如水。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酒神巴克，丽人雅妮，

一双爱侣真情意！

不管时光，飞逝如许，

誓愿同我新欢愉。

美丽仙子，神族象士。

欣度假期长无恨。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高雅贵妇，青年恋人！

愿酒神长在欲长在！

狂舞嬉游，尽情歌咏，

让甜蜜爱火燃心胸。

当来临者，自当来临。

休管他未来运命。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这些诗和化装游行也是洛伦佐被控腐化佛罗伦萨青年的理由之一。也许没有他，佛罗伦萨也会“腐化”。威尼斯、费拉拉和米兰等地的道德并不比佛罗伦萨强。美第奇银行家手下的佛罗伦萨比美第奇教皇手下的罗马好得多。

洛伦佐的美感太敏锐了，对道德不免有害。诗是他的一大爱好，他的文章也可以媲美当时最好的文学家。唯一胜过他的波利希安仍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之间徘徊，洛伦佐的诗篇则将文学的主流恢复成方言，那是由但丁创立、却被人文主义者推翻的。虽然他可以很容易地阅读拉丁原文，他喜欢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甚于拉丁古典的情诗，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写出足以文饰彼特拉克的短诗。但是他对诗意的爱并不认真。他更诚挚地写作有关乡村风景的诗文，他认为那些风景使他得到四肢的运动和心灵的平和。他最好的诗篇都是描述乡村中的森林和溪流、树和花、羊群和牧人。有时他也以隔行韵脚（terza rima）的形式写幽默小品，使农夫的淳朴语言变成愉快的诗歌；也写过讽刺的闹剧；还为他的孩子写宗教剧和虔诚的颂歌。但是他最具特色的诗篇还是狂欢节唱曲——为欢宴的时节和气氛而唱的歌，欢乐的放纵和少女的自由。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位中心人物更能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道德、礼仪、复杂性和多变性了。他治理着一个城邦，管理着一笔财产，参加角力竞赛，写杰出的诗，慷慨地支持艺术家和作家，平易地与学者、哲学家、农夫和小丑厮混，在化装游行中前进，唱着淫歌，写作温和的颂诗，和情妇游戏，生出了一个教皇，而且被全欧洲尊为当时最伟大和最高贵的意大利人。

文学：波利希安的时代

佛罗伦萨的文人在他的帮助和以身作则的鼓励下，以意大利文写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慢慢地他们形成了整个半岛模范和标准的文学托斯卡纳语——“不止是意大利诸语中，”爱国的瓦奇说，“也是今日所知的一切语言中最甜蜜、最丰富、最文明的语言。”

洛伦佐一方面复苏意大利文学，一方面也热诚地继承祖父的事业，为佛罗伦萨学者收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他派遣波利希安和约翰·拉斯卡里斯（John Lascaris）到意大利各城及海外购买书稿。约翰·拉斯卡里斯从圣亚索斯（St.Athos）的一家寺院带回200本，其中80本在西欧是完全没有见过的。根据波利希安的记载，洛伦佐愿意花费所有财产，甚至抵押他的家具，以购买书本。他雇了书记抄写无法买到的书稿，同样也准许其他收集家，像匈牙利王马赛亚斯·科文纳斯（Matthias Corvinus）和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公爵等人派遣抄写员抄下美第奇图书馆的稿本。洛伦佐死后，这份藏书和科西莫放在圣马可的收藏合在一起，1495年时一共有1039册，其中460册是希腊文。后来米开朗基罗为这些书设计了富丽的居所，后代以洛伦佐命名——称为洛伦佐图书馆。伯纳多·西尼尼（Bernardo Cennini）在佛罗伦萨（1471年）建立一个印刷馆时，洛伦佐并不像他的朋友波利希安或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一般转而注意这种新艺术，他似乎立刻看出活字印刷的可能性。他聘请学者收集不同的版本，使古典作品尽可能地正确印行。受了这样的鼓励，巴托罗米奥在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仔细的学术研究下印了荷马的《选集》（Editio Princeps）；约翰·拉斯卡里斯出版了欧里庇得斯的《选集》（Editiones Principes）、《希腊文选》和卢奇安（Lucian）的作品（1496年）；兰迪诺出版了贺拉斯、维吉尔、老普林尼和但丁的作品，其中的语言和典故都需要悉心阐明。佛罗伦萨以一栋富丽的屋子报答兰迪诺的这些工作，当时的时代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学者被美第奇及其他佛罗伦萨人慷慨赞助的名声所动，纷纷涌向佛罗伦萨，使它成为文学研究之都。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在佛罗伦萨、乌尔比诺和罗马当过书商和图书馆员之后，写了一本流畅而明智的文集《名人生平》，以纪念当时的作家和赞助者。为了发展和传播民族的智慧遗产，洛伦佐恢复并扩大了古比萨大学和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后者并非正式的学院，而是由喜爱柏拉图的学人构成的协会，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在洛伦佐的城市宫中或加里奇的菲奇诺别墅聚会，共进晚餐，大声朗读柏拉图全部或部分对话，讨论其中的哲理。11月7日是大家认定的柏拉图生与死的纪念日，学园人士以近乎宗教的庄严方式加以庆祝。一个被大家相信是柏拉图的胸像被冠以花朵，并在胸像前燃灯，就像神祇的肖像一般。兰迪诺利用这些集会作为他写《同志会辩论》（Disputationes Camaldulenses）想象对话的基础（1468年）。他描述他与他的兄弟拜访同志会僧侣的寺院，遇见美第奇家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还有阿尔贝蒂以及其他六位佛罗伦萨绅士。他们斜卧在一个喷泉附近的草地上，将城市的忧虑匆忙和乡村的抚慰平静作一比较，为行动与沉思的一生而辩论。阿尔贝蒂赞美乡村沉思的生活，洛伦佐则力称成熟的心灵会在城邦的服务和世界的商业中找到用武之地和满足。

参加柏拉图学园讨论的有波利希安、彼科、米开朗基罗和菲奇诺。菲奇诺非常忠于科西莫的使命，贡献了全部生命将柏拉图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并研究、教授、撰写有关柏拉图主义的作品。他年轻时非常英俊，佛罗伦萨少女们都以爱慕的眼神看他，但他对她们并不像对书本一样喜爱。他曾一度失去他的宗教信仰。柏拉图主义似乎优于基督教，他教导学生“爱柏拉图”甚于“爱基督”，他在柏拉图胸像前燃烧蜡烛，将他尊为圣人。在这种心情下，基督教在他眼中似乎只是用寓言式教条和象征性教仪来隐藏真理的许多宗教之一。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及感激自己从严重的病中恢复正常的心情，使他又重新有了基督教信仰。他在40岁成为僧侣，但他仍是一个热诚的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辩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说明了和先知们同样高贵的一神教，他们也曾在较小的方面接受过神圣的天启，所有受理性统治的人也都如此。洛伦佐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遵从他的指导，不以另一信仰代替基督教，而以哲学家能够接受的名词来重新诠释教义。一两代之内（1447—1534年）教会容忍地对这种方法微笑赞许。萨沃纳罗拉则公开指责这是欺诈。

彼科伯爵仅次于洛伦佐，是柏拉图学园中最迷人的人物。他生于一个因他而扬名的小城（靠近摩德纳），在博洛尼亚和巴黎读书，在欧洲每一个朝廷都受到光荣的接待，最后洛伦佐劝他以佛罗伦萨为永久的居所。他以强烈的求知欲不断地学习各种事物——诗、哲学、建筑、音乐——在每一方面都达到相当显著的成就。波利希安描写他是自然将一切天赋联合而成的模范人物，“身材高大，轮廓美好，脸上洋溢着某种神圣的气质”。一个具有透彻眼光、不屈的学习精神、奇迹般的记忆力、全面博学的人，善讲数种语言，是女人和哲学家的宠儿，不仅外形俊美，智慧特质显著，性格也很可爱。他的心灵拥抱每一种哲学和每一种信仰，他的心灵无法拒绝任何体系和任何个人。晚年他虽然藐视占星术，却欢迎神秘主义和魔术，有如他接受柏拉图和基督一般。他对经院哲学家甚有好评，那是大部分人文主义者认为野蛮荒谬而加以弃绝的。他认为犹太思想很值得推崇，并列出了他的几位犹太老师和受尊敬的朋友。他研究希伯来的卡布拉（Cabala），无邪地接受其中托言的古籍，宣称他已在其中找到基督神圣的充分证据。正如他的一个封建头衔叫作康克迪亚（Concordia）一样，他担负重任，要使西方所有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柏拉图协调，也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协调起来。他虽然被一切人谄媚，却直到短暂生命的终点都一直保有迷人的谦和态度。

24岁时（1486年），他到了罗马，印行了900规条的一览表，使僧侣和博学者大吃一惊，其中包含逻辑、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数学、物理、魔术及犹太神秘哲学，并包括了最宽大的异端邪说，认为最大的致命罪恶也是有限的，不应得到永恒的惩罚。彼科声明他准备在公开辩论中和任何人对抗，以维护其中任何一个规条，并愿意负担从任何地方前来的挑战者的旅费。他以一篇有名的演说作为这个哲学竞赛的序言，那篇演说后来命名为《谈人类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学校的老生常谈认为，”彼科写道，“人是一个小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小世界中识别由地上元素和属天灵魂合成的肉体，植物的蔬菜精神，低等动物的感觉、理性，天使的心灵及上帝的肖像，等等。”然后彼科便以上帝对亚当说话的方式，写出人类无限潜能的圣书：“我把你创造成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上……你必须自由塑造并克服自己。你可以沉沦为野兽，也可以新生成神圣的样子。”彼科还以年轻的文艺复兴的昂扬精神加上：

这是上帝的极高礼物，是人类最高超、最奇妙的幸福……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愿意成为的东西。动物从生下的一刻开始，就从母亲的身体中带来了未来注定具有的一切，最高的精灵（天使）是从开始……就带着他们希望永远成为的一切。但是天父使人生来就具有每一种可能和每一种生活的种子。

没有人接受彼科的各种挑战，但教皇英诺森八世判决其中三项规条是异端邪说。既然这些只是整个规条中的极小部分，彼科可能获得宽宥，而事实上英诺森也不会追问这件事。但彼科谨慎地收回他的话，动身到巴黎，巴黎大学给予他保护。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以他惯常的和蔼，通知彼科一切已受到原谅。彼科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成为萨沃纳罗拉的虔敬门徒，放弃对上帝的追寻，烧掉他的五册情诗，把财产送给贫穷的女孩做嫁妆，自己则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他曾想参加多米尼克教团，但在下决心之前就逝世了——当时只是一个31岁的青年。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生命结束之后仍然存在，曾鼓舞黎塞留在德国继续希伯来的研究，那是彼科生命中热烈的兴趣之一。

波利希安十分崇拜彼科，以最厚道的歉疚来修正他的诗，他虽比较缺乏流星般的魅力，却富有更深的洞察力和更重大的成就。他原名叫安杰卢斯·巴苏斯（Angelus Bassus）——有人称他为安杰洛·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后来才改成波利希安。他来到佛罗伦萨，在兰迪诺门下学习拉丁文，在萨洛尼卡（Salonica）门下学希腊文，在菲奇诺门下学柏拉图主义，在阿基洛普莱门下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他16岁开始将荷马作品翻译成拉丁文，文笔十分流畅，十分生动，看起来至少像罗马诗歌白银时代（Silver Age）的产物。他完成了头两本，送去给洛伦佐。这位在各方面都很机灵的赞助人鼓励他继续下去，聘请他到家中担任儿子彼罗的老师，供应他所有的需要。波利希安不受生活所扰，他编辑了古典的杰作，其中有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Pandects），他的学识和判断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当洛伦佐出版贺拉斯的作品时，波利希安写了一篇颂歌作序，其拉丁化、口语化和复杂的诗体足可媲美贺拉斯的诗篇。美第奇、彼科和外国学生——黎塞留、克罗西、利纳克尔等人——都曾听过他古典文学的演讲，他们都曾在阿尔卑斯山彼侧听过他的盛名，知道他是学者、诗人和三种语言的演说家。他常以即景的拉丁诗作为演说的前言，其中一首音韵洪亮的六音节诗无疑是从荷马到薄伽丘的诗史。波利希安以《西维尔》（Sylvae）的书名出版这首诗和其他的诗，显示出灵巧而流利的拉丁文体，虚构得十分生动，虽然他很年轻，人文主义者却因这些作品而公认他是他们的大师，并且很高兴他们极想恢复的高贵语言已重新复活。

波利希安几乎使自己成为拉丁文作家之际，也以丰富平易的笔调写出一连串意大利诗，一连串介于彼特拉克和阿廖斯托之间无可匹敌的作品。1475年，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赢了一项摔跤竞赛，波利希安以优美文雅的八音节诗描写这次摔跤。在《美丽的西蒙妮塔》（La Bella Simonetta）诗中他颂扬朱利亚诺爱人的高贵，文笔流利、细致，使意大利情诗从此有了新的细腻辞藻和情感。他描写朱利亚诺出外打猎时遇见西蒙妮塔和其他少女在田野中跳舞：

以烈焰燃我的美丽少女

我知她温和，纯真，且明达，

且风姿娴雅，

她可爱知礼，圣洁，睿智，亲和

玉颜神圣，如是甜美，如是柔弱，

如是欢愉，一双绝尘的眼

映现了仙境乐园，

即，我等可怜人所仰慕的千种美善……

自她高贵的头顶与光辉的月眉

金发欣欣垂散，

穿梭着群舞的少女莲步款款

双脚久习旋律的音籁。

眼儿望地久不抬，

偷送来秋波如水；

可叹伊善妒的青丝垂

隔断波光，且遮住了我的凝视。

她生长在天使赞美的神国，

一见这厢失礼——

便伸出柔荑美如玉——

以慈和风采掠起脱缰的秀发；

自双眸她对我送达

易感的心，甜蜜热情的灵魂，

我非圣神，

能不烧到烛尽成灰时？

波利希安为他的情人伊坡里塔·列昂西那（Ippolita Leoncina）写了不少秀雅、温柔的情歌，而且因为心中充满太多的诗韵，他竟作出类似的抒情诗给他的朋友使用，以作为驱逐矜持的符咒。他学习农夫的民歌，然后再用文学语言加以整理。这些民歌改写后大受欢迎，至今还在托斯卡纳留下回响。在《我的布伦提娜》（La Brunettina Mia）中他描写一位乡村美女在喷泉中洗濯她的面孔和酥胸，并在发顶冠上花朵。“她的胸膛就像五月的玫瑰，她的双唇有如草莓。”那是一个从不令人生厌的陈旧题材。波希安利为了重获希腊狄奥尼西斯剧院（Dionysian Theater）中所达到的戏剧、诗、音乐和歌曲的统一性，写了——他发誓在两天之内——一部434行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加（Francesco Gonzaga）小抒情剧，为曼图亚的主教而演唱（1472年）。该剧被称为“俄耳甫斯的寓言”——描述俄耳甫斯之妻欧律狄刻（Eurydice）从一个好色的牧羊人手中逃出来却被蛇咬死。悲哀的俄耳甫斯一路前往地狱，以他的七弦琴迷惑了地狱之神普鲁托，使这位地下之王将欧律狄刻复活给他，条件是离开地狱之前不准望她。俄耳甫斯只领她走了几步，禁不住爱的狂喜，竟回头望了她。她立刻被捉回地狱，而他则被阻不许随她前去。俄耳甫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变成憎恨女人的人，而且建议男人应忽视女人，以男童来满足自己，学习宙斯以加尼米德（Ganymede）满足自己的榜样。森林地区侍奉酒神之小女神愤于他轻视女人，将他打死，剥下他的皮，将他肢体撕裂，并高兴地庆祝她们的胜利。伴奏这些诗行的音乐已经失散，但我们可以完全地将“俄耳甫斯寓言”列为意大利歌剧的先驱。

以诗人而言，波利希安缺乏伟大性，因为他避免热情的陷阱，而且从不探求生命或爱情的深度。他永远迷人，却不曾深刻。他对洛伦佐的爱是他所体会到的最强的情感。当朱利亚诺在大教堂被杀的时候，他正在他的赞助者身边。他当着谋反者的面，猛击圣器室的门，救了洛伦佐。洛伦佐从危险的那不勒斯之旅回来的时候，波利希安以近乎令人反感的热情诗篇欢迎他。洛伦佐去世时，波利希安悲恸地哀悼他，然后渐渐枯萎。他死于两年之后，像彼科一样，在致命的1494年，正是法国人发现意大利的时候。

如果洛伦佐不曾欣赏他的哲学中所带的幽默，信仰中所带的怀疑，爱情中所带的不羁，洛伦佐就不会成为那样充实的一个人。他的儿子欢迎弄臣，为教廷中淫秽的喜剧而微笑，这位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王子便邀请浦尔契作为朋友赴他的餐宴，并品尝《巨人莫尔甘特》（Morgante Maggiore）的粗鄙讽刺。这首被拜伦深深崇拜的名诗，一章章地被朗诵给洛伦佐和他家的客人听。浦尔契具有强壮和无限的机智。他将语言、隽语和中产阶级的观点用在骑士浪漫诗中，震撼了宫廷和全国。查理曼大帝在法国、西班牙和巴勒斯坦历险的传说在1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进入意大利，由吟游诗人传遍半岛，得到每一个阶层的喜爱。但是这类以男性为主的题材永远都存在一种虚张声势、强壮的自嘲现实主义，同时也抑制着女人和少年带给文学艺术的浪漫精神。浦尔契混合所有特质，从通俗的传奇，从洛伦佐图书馆的稿本，从洛伦佐桌上的谈话拼凑成一首史诗，嘲笑骑士故事中的巨人、魔鬼和战争，有些也以严肃或玩笑的诗句重述基督教骑士奥兰多（Orlando）和沙鲁斯（Saracen）巨人的历险记，这首诗一半的名字是由这个人物得来的。

莫尔甘特被奥兰多袭击，突然宣布转向基督教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奥兰多教他神学，向他解释他的两个兄弟刚刚被杀，现在正因不信教而身陷地狱，只要他变成好的基督徒，就答应让他入天堂，但是警告他在天堂中必须不能怜悯他被烧的亲戚。“我们教会的博士们，”这位基督教骑士说，“一致同意，如果有幸在天堂的人同情那些陷身地狱混乱中的可怜亲族，他们的至福就会完全失去。”“你会明白的，”他向奥兰多保证，“无论我是否臣服上帝的旨意，是否行为像天使一般，如果我为我的兄弟悲哀……我将砍下我兄弟的双手，拿这些去见圣僧，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已经死去。”

浦尔契在第十八章介绍了另一个巨人马尔古特（Margute），一个滑稽的小偷和温和的凶手。他犯过各种罪恶，但是绝不出卖朋友。莫尔甘特问他信仰基督还是穆罕默德，马尔古特答道：

我不信蓝，也不信黑，

只信煮熟烤好的肥阉鸡；

偶尔也信奶油，

也信啤酒、葡萄汁，上面浮着烤苹果……

但我最信老酒，

对于信好此道的人，我更要抓牢……

信仰有如痒处，可迷人哪……

无所谓信甲信乙——信仰即如是。

且看我信念谁属：

可知我母是希腊尼姑，

我父，身在土耳其布鲁撒，是一位毛拉（mullah）。

马尔古特在喧闹了两章之后死于大笑。浦尔契并未为他浪费眼泪，却从他魔术的幻境中引出一个一级的魔鬼——阿他罗地（Astarotte），他与卢西弗（Lucifer）共同叛变。他被魔法师马拉吉吉（Malagigi）从地狱召来，将骑士里纳尔多（Rinaldo）迅速从埃及带到莱西斯瓦莱斯（Roncesvalles），敏捷地完成此事，赢得里纳尔多深切的热爱。这位基督教骑士便建议上帝从地狱解放阿他罗地。但是这位有礼的魔鬼是一个杰出的神学家，他指出背叛无限的正义便是无限的罪恶，需要受永恒的处罚。马拉吉吉奇怪上帝既然能预知一切，包括卢西弗的不服从和永恒的毁灭，为什么还要创造他。阿他罗地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魔鬼也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浦尔契1483年的作品而言，他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魔鬼，预言了哥伦布的惊人发现。提到以往的警告，阿他罗地在《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别再前进”——中对里纳尔多骑士说：

明知此论非真；勇敢的舟子

将驱策小舟凌越

西方的浪潮，一片坦坦的平地

虽然地球有如轮轴。

古远的人类具有粗陋的风度，

海克力斯也将羞赧，若他

知道自己不量力的作为纯属徒然

迟钝的小船即将飞驰上路，

人类将看见另半个地球。

万物既趋向共同的中心，

地球，因神圣的大神秘

稳定平衡悬于高高的星域。

我们的另一端有城市、州郡，

以及众多的帝国，往昔未受神佑

且看，太阳正疾行到西方的路径

以大众期待的光辉照亮彼端的邦国。

浦尔契的部分计划是以上帝和圣徒的虔诚祈祷来引出每一章，无论那一章充满多少笑话：内容越凡俗，行文越庄严。这首诗以宣布信仰一切宗教的善德结束——这是一种必然会冒犯每一真信徒的说法。偶尔浦尔契也容许自己成为一名胆怯的异教徒，例如在他引述《圣经》来辩称基督的先见之明并不如天父时，或容许自己希望一切灵魂，甚至卢西弗最后都会得救。但是他像一个好佛罗伦萨人以及洛伦佐圈子的其他人一样，表面仍然忠于不可避免地附在意大利生命上的教会。教士并不被他的恭敬所骗。他死时（1484年），他的身体被拒葬于圣地。

如果洛伦佐的集团能在一代中产生出如此多变的文学，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而且将会发现——其他城市如米兰、费拉拉、那不勒斯、罗马也有类似的觉醒。从科西莫出生至洛伦佐去世之间的100年里，意大利已完成并传下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意大利已发现古希腊和罗马，已建立了古典学术的要素，已使拉丁文再度成为阳刚雄伟和简洁有力的语言。尤有甚者，在科西莫逝世至洛伦佐逝世之间的一代，意大利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与灵魂，用方言作为新词汇和新形式的标准，写出精神属于古典、但语言和思想属于本国和现代的诗篇，以当时的事件和问题或乡村的风景、人物为主题。而且，意大利在一代之间，经由浦尔契的提倡，使幽默传奇提升为文学中的一种，为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铺好道路，甚至预兆了塞万提斯对骑士的浮夸和虚伪的会心微笑。学者的时代隐退了，模仿向创作让步。意大利语在彼特拉克选用拉丁文写史诗之后一度凋零，现在又再生了。不久，在文学上领导世界，艺术上泛滥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处于繁茂中，古典的复苏几乎被遗忘。

建筑和雕刻：韦罗基奥的时代

洛伦佐热诚地继续美第奇家族支持艺术的传统。“他是非常仰慕古典遗物的人。”他的同代瓦萨里写道，“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使他更欢欣的了。那些希望他感激的人习惯从世界各地收集勋章、硬币、雕像、胸像和任何具有希腊或罗马特性的东西。”他为了统一科西莫、彼罗及他自己的建筑和雕刻收藏，将这些东西放在美第奇宫和圣马可修院之间的花园里，允许所有可信赖的学者和访客参观。对于勤勉和有希望的学生——米开朗基罗就是其中之一——他给予维持生活的薪俸，特别熟谙者还有奖金。瓦萨里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在美第奇花园中研究，而且被洛伦佐所喜爱的学生都变成了杰出的艺术家。这只能归功于这位大赞助人的精微判断……他不仅能辨认出天才，也有酬报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洛伦佐政体的艺术史上一大事件是建筑家维特鲁维亚的论文《建筑术》（De Architectura，公元前1世纪）的出版，那是约70年前波焦在桑加罗寺院发掘的。洛伦佐对这本严正的古典作品完全心服，便运用影响力传播罗马帝国时代的建筑形式。也许这件事所造成的害处不下于益处，因为他在建筑方面正阻扼了他在文学上实行的最有成果的原则——发展民族形式。但是他的精神是真诚的。在他的鼓励下，而且多次应用他的款项，佛罗伦萨现在已被文雅的市政建筑和私人宅邸装饰起来。他完成了圣洛伦佐教堂和费舍尔寺院，并聘请朱利亚诺·桑加罗（Giuliano da Sangallo）在桑加罗门外设计了一座寺院，这座寺院的名字便由此艺术家之名而来。桑加罗为他建立堂皇的别墅，建得太好了，因此当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向他要求一位建筑家的时候，洛伦佐便推荐桑加罗前往。艺术家爱他的程度可以从桑加罗往后的慷慨中显示出来，他将斐迪南给他的礼物送给洛伦佐——一幅哈德良大帝胸像、一幅沉睡的小爱神及其他古典雕刻。洛伦佐将这些作品也加入他花园收藏的行列，整个收藏后来成为沃夫兹画廊雕塑作品的核心。

其他富人住宅的华丽可以和美第奇宫媲美——有些还超过它。约1489年，贝内代托（Benedetto da Maiano）为大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 the Elder）建造了托斯卡纳风格最完美的建筑，那是布鲁尼里斯哥在比蒂宫中所发展的形式——在乡村式或未完成的石头前身后面隐藏着内部的豪华与奢侈。它开工的时候曾经仔细算过天文时间，曾在几个教堂举行仪式，曾经安抚地分配了救济品。贝内代托死后（1497年），西蒙·波利奥罗（Simone Pollaiuolo）完成了这个建筑，并依据他在罗马见过的形式加上一个优美的飞檐。这些外形似监狱的建筑，其内部豪华程度可以从壮丽的火炉推测出来——有力的大理石盘丝，由雕花的台柱支持，顶上嵌有镶画。同时，领袖团也继续改进他们唯一的、美丽的家维奇奥宫。

多数建筑家也是雕刻家，因为雕刻在建筑装饰、刻装飞檐和花边、半露柱和柱头、门方和烟囱片、墙壁镶画、圣龛、唱诗班席位、讲坛和洗礼盘等方面都占有主要地位。朱利亚诺·马亚诺（Giuliano da Maiano）在大教堂雕刻圣器室，并在费舍尔寺院雕刻唱诗班席位。他的兄弟贝内代托发展了镶嵌的艺术，名气渐大，匈牙利王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因此向他订制两个镶木的银柜，并邀请他前往他的朝廷。贝内代托去了，并让别人随后将银柜送去，这两个银柜送达布达佩斯并在国王面前打开的时候，镶片掉了下来，粘胶由于潮湿的海洋空气而松动，贝内代托虽然成功地换掉了那些镶片，却从此不再喜欢镶嵌工作，转而献身雕刻。很少圣母雕像比他的《加冕的圣母》更可爱，很少胸像优于他诚实默示的斯特罗齐像，很少坟墓比得上圣诺维拉的坟，没有一个讲坛比贝内代托为同一位斯特罗齐在克罗齐教堂所做的更加优雅，很少圣龛像圣吉米拉诺一地大圣堂（Collegiate Church）中圣菲那（Santa Fina）的圣龛更接近完美。

雕刻和建筑有形成家族行业的倾向——罗比亚（Robbia）家族、桑加罗（Sangallo）家族、罗斯里尼（Rossellini）家族和波莱奥罗（Pollaiuolo）家族。西蒙·波莱奥罗的叔叔安东尼奥·波莱奥罗在他父亲伊库甫的工作室中学习金匠准确精巧的设计。安东尼奥的青铜、银和金制品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切利尼及洛伦佐、教会、领袖团和同业公会最喜爱的金匠。安东尼奥注意到这种小物体很少留下制造者的声名，因此难以分享文艺复兴的不朽声名，于是便转向雕刻，并以青铜铸了两副海格力斯堂皇的形象，可媲美米开朗基罗《俘虏》（Captives）的雄浑力量和《拉奥孔》（Laocoön）受苦的激情。继而，他转向绘画，为美第奇家族以三幅壁画描绘海格力斯的故事，以“阿波罗和达佛涅尼”的题材向波提切利挑战，而且在表现圣塞巴斯蒂安平静接受弓手射箭到他完美身体内这一题材方面，其成就可媲美百位艺术家。安东尼奥晚年回归雕刻，并为罗马的圣彼得旧教堂铸了两个特佳的墓碑，分别属于西克斯图斯四世和英诺森八世，其雕凿的活力和解剖的精确再度预示了米开朗基罗的来临。

米诺·达·费舍尔（Mino da Fiesole）并不如此多才，也不如此粗暴，他很满意于向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学习雕刻艺术，而且当他的老师逝世后继续其优雅的风格。如果我们能相信瓦萨里的说法，米诺深受德西德里奥夭亡的影响，在佛罗伦萨再也找不到快乐，便在罗马寻求新的景象。他在该地以三幅杰作为自己赢得声名：弗朗西斯科·图拉布尼（Francesco Tornabuoni）和教皇保罗二世的坟墓及主教埃斯图特维尔（d’Estouteville）的大理石圣幕。他的信心和理解力恢复了，他回到佛罗伦萨，并以精致的圣龛装饰圣安布罗奇奥教堂、克罗齐教堂及洗礼堂。在他故乡费舍尔的大教堂中他以古典型式为萨卢塔蒂主教建立华丽坟墓，并为费舍尔寺院铸造类似的纪念碑，装饰更有节制，以纪念建立寺院的乌戈（Ugo）伯爵。普拉托大教堂夸耀他所做的讲坛，十几个博物馆展出他的一个或多个胸像，这些赞助者并没有被刻意美化，而是突出本人的特点：尼科洛·斯特罗齐的脸，肿得好像患了腮腺炎一般，“痛风者”彼罗的虚弱外形，内罗尼（Dietisalvi Neroni）的美好头颅，青年马可·奥勒留的美丽镶画，婴儿时代的施洗者约翰的胸像，及几幅可爱的圣母与圣婴镶画。几乎所有作品都具有米诺向德西德里奥学来的女性优美。它们很悦目，但并不深刻。它们不像安东尼奥·波莱奥罗或安东尼奥·罗塞利诺的雕刻一样捉住我们的兴趣，米诺太爱德西德里奥，他不能不重视他老师的蓝本而自己到无情的、中性的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真实。

韦罗基奥——“真眼”——敢于如此，而且产生了两幅当时最伟大的雕刻。他的原名是安德烈亚·西翁（Andrea di Michele Cione），兼金匠、雕刻家、铸钟人、画家、几何学家和音乐家于一身。身为画家，他主要的名声在于曾教过并影响过达·芬奇、洛伦佐·迪·克雷迪（Lorenzo di Credi）和佩鲁吉诺。他自己的绘画则僵硬、死板。很少文艺复兴的图画比著名的《基督受洗》（Baptism of Christ）更令人不快。施洗者是一个冷酷的清教徒，基督据推测约30岁，看起来却像老人，而左边的两个天使却优柔而无味。但是《托比亚和三位天使》（Tobias and the Three Angel）是杰出的，位于画面中心的天使预兆了波提切利的优雅和气氛，年轻的托比亚十分优美，我们不得不把他归于是达·芬奇的作品，或者承认达·芬奇从韦罗基奥接受的画风超过我们的想象。在牛津基督教堂的女人头像又提示了达·芬奇女性形象的模糊和哀思的清灵。而韦罗基奥的暗色风景已现出达·芬奇梦般杰作中的忧郁岩石和神秘溪流。

也许瓦萨里的故事中大都是寓言，所以韦罗基奥看见达·芬奇《基督受洗》中的天使时，便“决定永不再碰触画笔，因为达·芬奇虽然年轻，却超越他如此之多”。虽然如此，韦罗基奥继续照着《基督受洗》绘画，但他的确花费大部分时光在雕刻方面。他和多纳泰洛、安东尼奥·波莱奥罗一起工作，向他们学得一些东西，然后发展出自己严苛的形式和有棱有角的写实风格。他以陶土塑了洛伦佐的真实胸像——鼻子、前刘海及忧虑的眉毛。无论如何，“慷慨的”洛伦佐对韦罗基奥为他所铸的两副青铜镶画——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十分满意，他将它们送给匈牙利的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并聘请这位雕刻家（1472年）在圣洛伦佐教堂为他的父亲彼罗和他的叔叔乔万尼设计一座坟墓。韦罗基奥以斑岩刻制石棺，再用青铜支架和精美雕花的花环加以装饰。4年后他铸了一幅童年的大卫王，静默而骄傲地向着歌利亚（Goliath）的严肃头颅站立。领袖团非常喜欢它，因此将它放在维奇奥宫主要走廊的起首处。同年中维奇奥宫又接受了他的青铜像《男孩抱海豚》（Boy Holding a Dolphin），并将它作为这个庭院的喷泉口。韦罗基奥在他的巅峰时期为圣米凯莱教堂外部壁龛设计并以青铜铸了一组《基督与疑惑的多马像》（Christ and Doubting Thomas）。基督是一个神圣高贵的形体，多马具有了解的同情，双手的完美是雕像很少能达到的，袍子也是雕刻艺术的一大胜利。整个团体都具有活动的真实性。

威尼斯元老院便邀韦罗基奥（1479年）到威尼斯雕铸一个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Bartolommeo Colleoni）的雕像，他曾为这个岛邦赢得许多胜利。韦罗基奥前往做了一个马的模型，正准备用青铜加以铸造时，听说元老院考虑只让他雕马并让帕多瓦城的瓦拉诺铸人像。根据瓦萨里的记载，韦罗基奥盛怒之下击碎模型的头和腿，并返回佛罗伦萨。元老院警告他，如果他再踏上威尼斯的土地，他就会惨失头颅。他回答道，既然元老们不像雕刻家一样精于换去破头，他们就别想再希望他去那儿。元老院对此事比较重视，他们恢复了韦罗基奥的整个任务，并以原价的两倍劝他回去。他修复了马的模型，并成功地雕铸出来。但是在进行过程中他太热心了，严重着凉，几天后就逝世了，时年56岁（1488年）。临终前有人在他面前放了一个粗劣的十字架，他要求侍者拿走，换上一个多纳泰洛所刻的，这样他才能在美的事物之前死去，就像他在美的事物之前生活一般。

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列奥帕第（Alessandro Leopardi）以生动的体裁完成这幅伟大的雕刻，无论动作或控制都十分杰出，所以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并未因韦罗基奥的死亡而蒙受损失。它被立在（1496年）圣约翰和保罗广场，昂首阔步存在至今，成为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最骄傲、最细致的骑马像。

绘画

·吉兰达约

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很具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特色——它融合所有艺术于一个制造团中，甚至一个人身上；在同一制造团中也许有一位艺术家正在设计教堂或宫殿，另一个正在雕铸人像，另一个正速写或绘制一张图画，另一个正切装宝石，另一位刻镶象牙或木头，或熔打金属，或为节目游行而制造花车和彩旗。像韦罗基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样样都能。佛罗伦萨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室，学艺术的学生在街上撒野，在客舍中浪荡生活，或者成为被教皇和王子所尊崇、无视一切财富和法律——像切利尼一般的富人。除雅典之外，佛罗伦萨比任何城市更重视艺术和艺术家，谈论他们，为他们起争执，而且讲着他们的逸事，就像我们今天对男女演员一般。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形成了天才——被体内神灵所激励的人——的浪漫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并未出现伟大的雕刻家来继承老师的杰出，却教出了两个高水准的画家——达·芬奇和佩鲁吉诺——及一个较小却也值得注意的天才。洛伦佐·迪·克雷迪使绘画渐渐超越雕刻并成为最受欢迎的艺术。也许画家未受古典遗失的壁画所启发和限制是一件好事。他们知道有阿佩莱斯和普罗托基斯（Protogenes），但是很少人看过亚历山大城或庞培的古画遗物。这种艺术中没有古典的再生，而绘画方面，中古到文艺复兴的延续却是最生动的：脉络迂回却很清楚，从拜占庭到乔托到安杰利科到达·芬奇到拉斐尔到提香。画家和雕刻家不同，他们必须由尝试和错误中得到自己的技巧和风格；他们被迫具有创意和实验性；他们苦学人类、动物和植物的解剖学；他们试过圆形、三角形和其他的构图法，他们探险透视术和远缩幻象，使背景具有深度、人物具有实体；他们在大街上寻找圣徒和圣母的模特，画下他们穿衣或裸体的形象；他们从壁画转向暗色画，然后又转回来，并应用由罗吉尔·冯·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和安托尼奥介绍到北意大利的油画新技巧。他们的技巧和勇气增进了，他们的赞助人增多了，他们在旧宗教题材之外又加上古典神话故事和异教光彩。他们将自然带入画室，或者将自己献身于自然。在他们观点中没有一种东西是不适合艺术的，没有一张丑脸是自然无法表现其光彩辉煌的。他们记录世界，当战争与政治使意大利成为监狱和废墟时，他们留下了文艺复兴的线条、色彩、生命和热情。

由这些画室出来的人才继承了更丰富的方法、题材和观念，比一个世纪前的天才画得更好。瓦萨里在一个不愉快的时刻曾说，贝诺佐·戈佐利“并不特别杰出……但他在毅力方面远胜同时代的人，在他众多作品中，不可能没有一些好画”。他开始时是安杰利科的学生，并随他至罗马和奥维托做他的助手。彼罗召他至佛罗伦萨，邀请他在美第奇宫的教堂墙上画出三位东方博士从东方到伯利恒之旅。这些壁画是贝诺佐的杰作，画布上有一列衣着富丽、栩栩如生的国王和骑士，乡绅、侍从、天使、猎人、学者、奴隶、马、豹、狗和六个美第奇家人——还有贝诺佐自己淘气地出现在游行中——配着奇妙而生动的背景。贝诺佐为胜利而兴奋，又前往圣吉米拉诺用17幅有关圣安哥斯提诺（Sant Agostino）生平的画面来装饰他的唱诗席位。他在比萨的圣坎普公墓中工作了16年，以亚当至示巴女王等人的21个《旧约》画面装饰巨大的墙壁（他的巴别塔像等几幅作品是文艺复兴的主要壁画之一）。贝诺佐因为追求速度而降低品质，他漫不经心地作画，使许多人物相像得令人沮丧，并使画中挤满混乱的人物和琐事。但他身上有生命的生动力量和欢愉，他爱它精力充沛的全景和伟人的光荣。由于他绚丽的光辉和多彩的热情，人们淡忘了他线条的不完美。

安杰利科的影响由阿勒索·巴多维内蒂（Alesso Baldovinetti）和科西莫·罗塞利（Cosimo Roselli）传下来，并经阿勒索传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多米尼克·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手中。吉兰达约的父亲是一个金匠，因他做的金圈和银圈而得到“吉兰达约”的绰号。吉兰达约在阿勒索手下热诚而有兴趣地学习着，在卡迈恩（Carmine）的马萨乔壁画前度过数小时，以不倦的练习而学得透视、远缩、模型和构图等艺术。“他画每一个经过店铺的人”，瓦萨里说，只匆匆瞄了一眼就“画得特别像”。他被授权在圣吉米拉诺教堂的圣菲那礼拜室中画她的故事时，年仅21岁。31岁那年（1480年），他由于在佛罗伦萨的奥尼桑提教堂和膳厅所画的四幅壁画而赢得大师的头衔——《圣哲罗姆像》（St.Jerome）、《基督下十字架》、《圣母像》（Madonna della Misericordia）、《最后的晚餐》（Last Sappor），这些画作曾给达·芬奇某些提示。

他被西克斯图斯四世召到罗马，在西斯廷（Sistine）礼拜堂画了《在他们撒网时基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Christ Calling Peter and Andrew from Their Nets）——山、海和天堂的背景尤其美丽。这次在罗马的停留中他研究并画下了古城的拱门、浴室、廊柱、水道和竞技场，他的眼睛久经训练，能够不用尺和圆规就把握每一部分的正确比例。一位住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图拉布尼为了哀悼他死去的爱妻，聘请吉兰达约在圣玛利亚教堂绘制壁画以纪念她。吉兰达约画得很成功，因此图拉布尼让他带着很多弗罗林金币和一封赞美他的信件回到佛罗伦萨。领袖团立刻授命他装饰他们宫中的茶钟室（Sala del Orologio）。以后4年中（1481—1485年）他在圣特里尼塔（Santa Trinità）教堂的弗·萨色提（Sassetti）礼拜堂画圣方济各生平的景象。除了未用油料外，所有的绘画艺术都已在这些壁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谐的构图，正确的线条，渐变的光线，合理的透视，逼真的画像（洛伦佐、波利希安、浦尔契、帕拉·斯特罗齐、弗·萨色提等人），同时还具有安杰利科理想和虔诚的传统。近乎完美的圣龛作品——《牧羊人的崇拜》（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距离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深邃想象和微妙优雅的风格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1485年，罗马的美第奇银行总裁吉尔瓦尼·图拉布尼（Giovanni Tornabuoni）提供吉兰达约1200杜卡特，要他在圣诺维拉教堂的一个礼拜堂中作画，如果工作完全令人满意答应再给他200杜卡特。吉兰达约在几位学生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协助下，把5年的大半时光花在他的巅峰事业上。他在天花板上画了四位福音作者，在墙上画了圣方济各、“殉道者”彼得、“施洗者”约翰，及从“圣召”到“圣母加冕”的圣母和耶稣生平画像。他再度为描绘同代人的画像而欣喜：端庄可比皇后的洛多维察·图拉布尼（Lodovica Tornabuoni），具有丰腴美的吉尼瓦·本茨（Ginevra de’Benci），学者菲奇诺、波利希安和兰迪诺，画家阿勒索·巴多维内蒂、梅拉第（Mainardi）和吉兰达约自己。1490年，这个小礼拜堂公开开放，佛罗伦萨所有的显贵和文人都涌去检视这些绘画。逼真的画像成为全城的话题。吉尔瓦尼·图拉布尼表示完全满意。他当时经济困难，要求这位艺术家原谅他付不出多余的200杜卡特。艺术家答道，赞助人的满意比任何金子还要珍贵。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很为他的弟兄所敬仰，其中一位弟弟大卫认为一位寺院长提供吉兰达约和他的助手们的食物配不上吉兰达约的天才，几乎杀了那位寺院长。吉兰达约开放他的画室给所有喜欢在那儿工作或学习的人，使之成为十足的艺术学校。他接受所有任务，无论大小，他说没有一件工作应遭拒绝。他让大卫掌理所有家务和财政，并表示他除非画满佛罗伦萨墙壁，否则绝不休息。他创作许多平凡的绘画，但是某些偶然的作品具有极大的魅力，如现存卢浮宫的《老人和他的孙子》，鼻如茎状，很讨人喜欢；还有存于纽约摩根收藏馆的《女人画像》——充满了岁月在人脸上刻下的痕迹，显露出生动的个性。有学问、有声名的大批评家只给他次要的评价。而他的确在线条方面胜过色彩，画得太迅速，使画中挤满了不相干的细节，而且模仿阿勒索·巴多维内蒂实验油画，喜欢暗色画，倒退了一步。虽然如此，他使艺术的堆积技巧到达他的国家和那世纪所能达到的顶点，而且他遗赠给佛罗伦萨和全世界很多财宝，使批评在感激中暂时缄默下来。

·波提切利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与吉兰达约，一个好幻想，一个爱务实。桑德罗的父亲弗里培皮（Mariano Filipepi）无法说服这个男孩，只好送他到金匠波提切利门下做学徒，不知是因为这位学生的喜好，还是由于史学家的怪念头，此人的姓氏竟被附在桑德罗自己的名字之上。这个少年在16岁时转向利比学习，后者渐渐喜欢这个好动的、狂热的少年。小利比后来曾将桑德罗画成阴郁的家伙：深陷的眼睛，突出的鼻子，敏感多肉的唇，浓密的头发，穿戴着紫帽、红斗篷，系着绿色的皮带。从波提切利在博物馆中的细致巧作中，谁能想象出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也许每一位艺术家为理想而作画之前，都必须是一位肉欲主义者，他必须熟悉并热爱身体，认为肉体是美感的最终来源和标准。瓦萨里描写桑德罗是一个“愉快的家伙”，他常戏谑同行的艺术家和迟钝的公民。无疑地，他像我们一样有许多面，会根据情况的要求而显出一个或另一个自我，使真正的自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约1465年，波提切利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并接受美第奇委任的工作。他的朱蒂丝像显然是为洛伦佐之母卢克雷齐娅画的。为了她丈夫彼罗（Piero Gottoso），他画了《圣母像》和《东方博士的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hymns）——献给美第奇家三代的彩色颂歌。在《圣母像》中波提切利将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画成16岁和12岁的男孩，抱着一本上面写着圣母——从利比借来的人物——赞美歌的书；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科西莫跪在圣母足边，彼罗跪在他前面较低处，时年17岁的洛伦佐手上拿剑作为他已达合法杀人年龄的象征。

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继续彼罗赞助波提切利的举动。他最好的画像是朱利亚诺和朱利亚诺的爱人西蒙妮塔像。他仍然画宗教画，奥尼桑提教堂有力的《圣奥古斯丁》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也许受了洛伦佐圈子的影响，他逐渐转向异教的题材。瓦萨里报道说：“波提切利在很多家庭中画了……很多裸体的妇人”，并指控他“生活严重不检点”。人文主义和原始欲望曾使桑德罗一度迷上享乐主义哲学。他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显然是为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而画（1480年）。一个端庄的裸体从海上的金色表面升起，用她长长的金发作为手边唯一的遮掩，带翼的西风从她右边将她吹到岸上，左边一位美丽的少女（西蒙妮塔？）穿着有花的白袍，献给这位女神一件斗篷以增加她的可爱。这幅画是优雅的杰作，其中的设计和构图是最好的，颜色属于附属地位，真实感被忽略了，借着流动的线条韵律，每一样东西都激起人轻灵的幻想。波提切利的主题取自波利希安作品《吉奥斯塔》（La Giostra）中的一段。从同一首诗对于朱利亚诺摔跤胜利和爱情的描写中，这位艺术家画下了第二幅异教图画《战神与维纳斯》（Mars and Venus）。此处的维纳斯穿着衣服，很可能画的是西蒙妮塔，战神疲倦地躺着熟睡，不是粗暴的战士，而是一个具有无瑕肉体的少年，他几乎被误认为是另一个爱神。最后，在他的《春》（Spring）中，波提切利表达了洛伦佐对酒神赞美的气氛（凡要快乐的人，让他快乐吧！），在《维纳斯的诞生》中扮演春之女神的西蒙妮塔以长袍、美足的姿态出现，左边可能是朱利亚诺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给三位站在他身边的半裸美神，右边一个贪欲的男人正捉住一个被微雾覆遮的少女，西蒙妮塔谦和地统辖着整个画面，在她顶上的天空中小爱神丘比特射出他多余的箭。这三幅画象征很多事物，因为波提切利极爱寓言，但是，也许他没有察觉到这代表了人文主义者在艺术方面的胜利。现在教会要挣扎一个半世纪（1480—1534年），以重新赢得其在绘画题材方面的主要地位。

为了公平面对这个问题，西克斯图斯四世召波提切利到罗马（1481年），任命他在西斯廷礼拜堂画三幅画。这些不是他的代表作。他并没有虔诚的情怀。但他回佛罗伦萨时（1485年）却发觉该城因萨沃纳罗拉的布道而骚动，便前往听讲，深受感动。他以往一直潜伏着苛责的压力，一切从洛伦佐、浦尔契和波利希安得来的怀疑主义都迷失在他少年信仰的秘密墙垣中。现在这位在圣马可修院的热烈布道家在给予他和佛罗伦萨可怕的信仰暗示：上帝允许自己受侮辱、鞭笞、钉上十字架以救赎人类免受亚当和夏娃罪恶之苦，只有善行和真诚忏悔的生命才能赢得上帝的恩典，逃避永恒的地狱。大约此时波提切利为但丁的神曲画了插图。他又将艺术转向为宗教服务，并再度描绘了玛利亚和基督的故事。他为圣巴纳贝教堂画了一组极佳的圣母加冕图，图中有不同的圣人，她仍是他在利比画室中所画的温柔、可爱的少女。不久他画了《石榴圣母像》（Madonna of the Pome granate）——圣母被歌唱的天使所包围，圣婴手中握着果实，它的无数种子象征基督教信仰的传播。1490年，他再度以两幅画把握了圣母的史诗：《圣召》和《加冕》。但他现在年老了，已失去新鲜清明和优雅的风格。

1498年，萨沃纳罗拉被吊死并烧死。波提切利为这个文艺复兴最著名的谋杀大感震惊。也许这个悲剧发生后不久他就画了那幅复杂的象征作品《谗言》。在古典拱道和遥远海面的背景前面有三个妇人——欺诈、诡计、谗言——由一个褴褛的男性（羡妒）领导，抓着一个裸体的牺牲者头发拖到法庭，庭上一个长着长驴耳的法官在女性怀疑和无知的劝告下，准备对民众的愤怒和嗜血性投降，处死那个倒下的人，而左边穿着黑袍的忏悔者以悲哀的眼光望着赤裸的真理——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再度蓄着同样的匍匐的长发。这个牺牲者有意用来代表萨沃纳罗拉吗？也许是这样，虽然裸体会使这位僧侣大吃一惊。

伦敦国家画廊的《基督诞生》是波提切利最后的杰作，混乱而多彩，最后一次捕捉了他韵律的优雅。此处所有的人似乎都呼吸着天堂的幸福。春之女神以带翼的天使姿态回来，向奇迹欢呼，拯救出生者，并愉快地在悬于天空的树枝上跳舞。但是在这张画上波提切利以希腊文写下这些字，颇有萨沃纳罗拉之风，而且在文艺复兴的巅峰使人回忆起中古时代：

我，桑德罗于1500年底，在意大利的困难中成画……此时正应验启示录第11章的第2次灾难。魔鬼被释放三年半。根据圣约翰所写第12章，不久他将会被捆锁，我们会看见他像此画中一样遭受践踏。

1500年后他不再作画。他只有56岁，但他让出位置给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陷入阴沉的贫困中。曾支持他的美第奇给他周济，但是他们自己也处于下坡状态。1510年，他寂寞而虚弱地死去，时年66岁。而健忘的世界却匆匆继续前进。

他老师的儿子小利比，也是他的学生之一。这位“爱童”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喜爱，他是一个温和、友善、谦逊、有礼的人，瓦萨里说：“他极为杰出，因此即使他的出生有污点，也被抹去了。”在他父亲和波提切利的教导下他迅速学得绘画的艺术，23岁就已在《圣伯纳德的异象》（The Vision of St.Bernard）中画出瓦萨里认为“只是不会说话而已”的画像。

同志会僧侣决定完成他们布兰卡奇礼拜堂中60年前开始的壁画，他们将任务交给小利比，当时他只有27岁。结果比不上马萨乔，但是在《圣保罗在狱中对圣彼得讲话》（St.Paul Addressing St.Peter in Prison）一画中小利比完成了具有单纯尊严和平静力量的形象。

1489年，卡拉法红衣主教在洛伦佐建议下召他到罗马，以圣托马斯·阿奎那生平的画面装饰圣玛利亚教堂的一个礼拜堂。也许忆及一个世纪前安德烈亚（Andrea da Firenze）的一幅类似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在主要壁画中显示了这位胜利的哲学家，还有阿里乌斯、阿威罗伊和其他异教徒在他脚边；同时，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二地的大学里，阿威罗伊的教条还胜过了正统的信仰。小利比回到佛罗伦萨，在圣诺维拉教堂的斯特罗齐礼拜堂再度以壁画记录了使徒菲利普和约翰的一生，画得非常真实，因此传说有一个男孩竟想把一件秘密宝物藏入利比在图中墙上所画的洞孔中。他曾暂时中断这一列壁画，代替不慌不忙的达·芬奇为斯库皮托（Scopeto）的僧侣们画了一个圣龛，他选了古老的东方博士朝拜圣婴的题材，但是加上了摩尔人、印度人和很多美第奇家人助兴，其中一位手持四分仪的占星家是文艺复兴最人性化、最幽默的人像之一。最后（1498年）仿佛表示他父亲的罪恶已被原谅，小利比被邀至普拉托去画一幅《圣母像》。瓦萨里称赞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毁掉了它。他40岁结婚，还享了几年做父亲的欢愉和困苦。47岁突然因扁桃腺炎去世（1505年）。

洛伦佐的逝世

洛伦佐并非那个年代得享长寿的少数人之一。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深受关节炎和风湿之苦，还得忍受时常引起长痛的胃病。他试过十几种治疗法，觉得没有一种方法胜过泉浴所带来的暂时缓和。他死前曾发觉，达到欢乐巅峰的他，已时日无多了。

他的妻子死于1488年。虽然他曾不忠于她，此时却真诚地为失去她而哀悼，而且也想念她的帮助。她为他生过很多子女，其中活了7个。他曾勤勉地监督他们的教育，晚年努力使他们步入有助于佛罗伦萨及他们自己的幸福婚姻。长子彼罗与奥西尼家族联姻以赢得罗马的朋友。幼子朱利亚诺娶了萨伏依公爵的妹妹，并从弗兰茨一世取得尼摩公爵（Duke of Nemours）的头衔，协助建立了佛罗伦萨和法国之间的桥梁。次子乔万尼被引入教会事业，而且很乐意地接受了它，他以良好的品性、礼仪和拉丁文而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洛伦佐说服英诺森八世打破常规，使乔万尼14岁就成为红衣主教。

洛伦佐从积极参与佛罗伦萨政府活动中隐退下来，将更多的公共和私人事业委托给他的儿子彼罗，并在乡村的和平与朋友的谈话中寻求安慰。

对于一个调节适度的头脑而言，还有什么比享受悠闲与尊严更悦人呢？这是所有人都想得到、却只有伟人能获取的。在公共事务中，我们的确期待一天的休息，但是没有任何休息能使我们不注意我们国家有关的事务。我不能否认我注定要走的路已经很艰巨、很坎坷、充满危险和阴谋，但我很欣慰自己曾贡献于我的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的繁荣现在已能媲美任何邦国，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都不例外。我也并未忽略我自己家庭的利益和进展，永远效仿着祖父科西莫的榜样，他曾同样警惕地注意公共和私人的事务。我已达到我关心的目标，我相信我可以有权享受悠闲的甜蜜，分享同胞的声誉，并为我故乡的光荣而骄傲。

但是他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他所不习惯享有的安静。他一搬到在加里奇的别墅（1492年3月21日），胃痛就惊人地加剧。医药专家被召来了，他们要他喝一种宝石的混合液。病情迅速恶化，终于使他走向死亡。他曾向彼科和波利希安表示遗憾，因为他不够长命，不能完成画稿的收藏以供他们和学生的使用。他临终时召来牧师，尽最后的力量坚持要离开床铺，跪着接受圣礼。他现在想到那位曾指责他毁灭自由、腐化青年的布道者，他希望在死前得到那人的原谅。他派遣一位朋友请求萨沃纳罗拉前来听他的忏悔，并给予他更珍贵的恕罪。萨沃纳罗拉来了。根据波利希安的记载，他在三个条件下答应恕罪：洛伦佐必须对上帝的仁慈有坚定的信仰；若有幸康复，他必须身体力行，弥补从前所犯的过错；他必须坚定地面对死亡。洛伦佐同意了，而且被恕罪了。根据萨沃纳罗拉较早的传记家G.F.彼科（不是人文主义者彼科）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是洛伦佐应该答应“恢复佛罗伦萨的自由”。在彼科的记载中，洛伦佐对这项要求没有反应，因此这位教士未赦免他就离去了。1492年4月9日洛伦佐逝世，时年43岁。

这个噩耗传到佛罗伦萨，几乎整个城市都哀悼他，甚至洛伦佐的对手也怀疑没有他的领导，佛罗伦萨的社会秩序和意大利的和平难以维持。欧洲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家，也在他身上感受到时代特质。除了厌恶暴力之外，他在每一方面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在政策方面的审慎，他简洁而有力的辩才，他在行动方面的坚定和勇气，使大多数佛罗伦萨人忘记他家族所毁灭的自由。很多未忘记自由的人却记得那只是富有的党派以武力和心计在“民主国”中竞求剥削权的自由，而“民主国”中只有1/30的人可以选举。洛伦佐温和地运用权力以求城邦利益，甚至忽略了他的私人财产。他的性放纵是有罪的，而且也给了佛罗伦萨少年不良的范例。他在文学方面立下了好榜样，使意大利语言恢复成文学的主流语言，并且在诗篇方面可以媲美同代作家。他曾以他的鉴别能力来支持艺术，为欧洲立下了标准。在所有“暴君”中，他是最温和、最好的。那不勒斯的斐迪南说：“这个人活的时间，对于他自己的光荣而言是够长了，对于意大利而言却太短了。”他死后佛罗伦萨日渐衰亡，意大利也不再享有和平。

第五章　﻿萨沃纳罗拉与共和国（1492—1534）

先知

世袭统治的好处是连贯，缺点是平庸。彼罗·洛伦佐毫无困难地继承了其父的权力，但是他的性格和错误判断使美第奇家族丧失了他们以前统治所依赖的人缘。他生来脾气暴烈，心智中等，意志不坚，志向倒令人佩服。他继续洛伦佐对艺术家和文人的慷慨，但是比较缺乏辨别力和机智。他身体强壮，善于运动，经常参加运动竞赛，表现突出，那是佛罗伦萨人认为一个危邦的领袖所不适宜的。洛伦佐的事业和奢侈已使城市府库空虚。英国纺织品的竞争已在佛罗伦萨造成经济的不景气，彼罗那位来自罗马奥西尼家族的妻子对佛罗伦萨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鞋匠之邦。由科西莫之弟、大洛伦佐所传下来的旁系后裔，现在开始向科西莫的子孙挑战，领导着一个以自由为号召的反对党。这些都是彼罗家庭的不幸。与领导入侵意大利的法王查理八世及主张用基督代替美第奇的萨沃纳罗拉同代，则是彼罗统治地位的不幸。彼罗并未充分准备，以对抗这样的压力。

萨沃纳罗拉家族于约1440年从帕多瓦到费拉拉，当时米契·萨沃纳罗拉应以斯特的尼科洛三世之邀到他的朝廷担任医生。米契具有医生少见的虔诚，他惯于指责费拉拉人喜欢浪漫史胜于宗教。他的儿子尼科利是个平凡的医生，但是尼科利之妻波拿克丝（Elena Bonacossi）却是性格刚烈、理想远大的女人。吉罗拉莫（Girolamo）在他们的7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们要他去学医药，但是他认为阿奎那比解剖学更吸引人，而且宁愿与他的书本独处，也不愿参加少年的运动。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发现没有学生愿意甘于贫困、崇敬德行，大感震惊。“若要在这里被认为是男人，”他写道，“你必须用最污秽、最野蛮、最极端的脏话来亵渎你的嘴巴……如果你学哲学和艺术，你会被视为做梦的人；如果你贞洁而谦逊地过活，你会被视为傻瓜；如果你很虔诚，你便被当作伪君子；如果你信仰上帝，你便被视为低能。”他离开大学，回到他母亲身边，回到孤独之中。他变得神经过敏，为地狱的想法和人类的罪恶而烦恼。他最早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一首诗，指责意大利的罪恶，包括教皇在内，而且誓言改革他的国家和教会。他花费很长的时间祈祷，诚挚地禁食，令父母哀伤他的憔悴。1474年，他受了米契教士四旬斋布道的影响，变得更加虔诚，很高兴看见很多费拉拉人携带着面具、假发、纸牌、不适宜的图画及其他世俗的装置在市场烧毁。一年后，他已23岁，秘密离家，进入博洛尼亚的多米尼克教派修院。

他写了一封温和的信给他的父母，请他们原谅他辜负了他们对他在俗世前程的期望。他们不断要求他回去，他愤怒地写道：“你们这些盲人！你们为什么要哭泣、悲哀？你们本当高兴，现在却阻碍我……如果你们仍然悲哀，我除了称你们为我的死仇和道德的敌人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假设如此，那么我就要对你们说‘别管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他留在博洛尼亚修院6年。他很骄傲地要求做最微贱的工作，但是他演说的天赋被发现了，而且被安排作布道的工作。1481年，他转到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被指定在洛伦佐教堂讲道。他在该地的布道不受欢迎，因为其中的内容对于一个见识过人文主义者口才和修辞的城市而言，显得太神学化、太教条化了。他的会众一周周减少，副院长便要他去指导见习修士。

他的个性也许是在以后的5年中形成的。当他的情感和意志增强时，五官也表现出这些特质：多皱的前额，果敢而紧闭的双唇，仿佛要圈住世界的大钩鼻，表达出无限爱恨能力的端庄而严苛的表情，小小的身躯带着洞察力、受挫的渴望和内省的品性。“我仍是和你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写信给他的父母说，“而感官仍然不受制于理性，所以我必须残酷挣扎，使魔鬼不能制服我。”他禁食，鞭笞自己，以驯服他认为是人性中固有的腐败成分。如果他将肉体和骄傲的鼓动当作撒旦的声音，他也可以同样把他较好本性的警告比拟为人。他在小室中独处，想象自己身体是善、恶精灵的战场，以推崇自己的孤寂。最后小天使、大天使似乎都对他讲话，他接受他们神圣的天启，突然以上帝使者的先知身份向世界讲话。他热切地吸收使徒约翰的启示幻象，继承神秘的佛罗拉的乔基姆（Joachim）的来世论。他像乔基姆一样宣布反基督者的统治已经来临，撒旦已俘虏了世界，不久基督将出来开始他地上的统治，神圣的报复将及于表面上控制了意大利的暴君、奸夫和无神论者。

副院长送他到伦巴底布道（1486年），萨沃纳罗拉放弃他过去的说教方式，改用公开指责不道德、预言命运和呼吁忏悔来讲道。数以千计不曾追随他以前论点的人，现在震慑于这位权威的雄辩口才。彼科听说了这位教士的成功，便要求洛伦佐建议让萨沃纳罗拉回到佛罗伦萨。萨沃纳罗拉回来了（1489年）。两年后他被选任圣马可修道院副院长。洛伦佐发现他是一个比任何对手更坦率、更强大的敌人。

佛罗伦萨讶异地发现这位10年前曾以长篇大论令人扫兴的黝黑布道家，现在竟能以启示的幻境慑服他们，以他们邻人异端、腐化和不道德的生动描述刺激他们，使他们的灵魂提升到忏悔和希望的境地，恢复了少年时期曾激励他们、威吓他们的强烈信仰：

你们这些以饰物、头发、美手为荣的女人，我告诉你们，你们是丑恶的。你们要看真正的美吗？看那些精神胜于物质的虔诚男女吧：看他祈祷的时候，看他祈祷完毕的时候，一线神圣的光辉照在身上，你将看见上帝的美照在他脸上，你会注视他仿佛注视天使的面庞。

人们叹服他的勇气，因为他对教士和教皇比对俗人更苛责，对王子比对人民更严厉，而政治上的激进口气温暖了穷人的心：

这些日子里，没有一种圣灵的恩惠和礼物是不能收买或出卖的。另一方面，穷人被悲哀的重担压迫。当他们奉命付出能力以外的款项时，富人对他们叫道：“把其余的也给我。”有些人只有每年50弗罗林的收入，却要付100的税，而富人却付得很少，因为税收是为了使他们高兴而规定的。你们好好反省吧，你们这些富人，灾难会打击你们的。这个城市再也不能称为佛罗伦萨，而只是小偷，恶人和吸血鬼的巢穴。那时你们都会陷入贫穷……而僧侣们，你们的名字将变为恐惧的代名词。

在僧侣之后他批评银行家：

你们发现了很多赚钱的方法，及很多你们称为合法、其实却是最不公平的交换，而你们也恶化了城市的办公室和官员。没有人能使你们相信利息是罪恶的，你们冒着灵魂的危险来维护它。没有人以借钱生利为耻，没有，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反被视为傻瓜……你们的眉毛是娼妓的眉毛，你们是不会脸红的。你们说，美好而愉快的生活在于获取。而基督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享有天堂。

他也谈论洛伦佐：

暴君是积习难改的，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爱好谄媚，而且不愿意复还不义之财……他们不聆听穷人的苦难，不判决富人的罪过……他们腐化了选民，而且订出赋税来加重人民的负担……暴君易于用表演和节日来占据人心，使他们只想到娱乐而不想到暴君的计划，使他们渐渐不习惯民政的处理，终于将政府的命脉留在他手中。

连独裁政体在财政上支持文学与艺术都不能得到原谅。萨沃纳罗拉说：文学和艺术是异教的，人文主义者只是假装基督徒而已，那些他们勤勉掘出、出版并赞美的古典作家，对基督和基督教德行完全陌生，他们的艺术是异教神祇的偶像崇拜，也是裸体男女的无耻展览。

洛伦佐不安了。他的祖父建立并充实了圣马可修道院，他自己也曾慷慨给予。他觉得这个不很知道政府困难的教士，把以往只是强者利用弱者而不受法律阻碍的自由加以理想化，现在竟从美第奇庙堂中逐渐破坏其家族政权的公共支持，这未免太不合理了。他试图安抚这位教士，参加圣马可的弥撒，送给修院丰厚的礼物。萨沃纳罗拉轻视那些礼物，并在后来的布道中声明，忠实的狗不会为一根骨头而停止吠叫保护主人。他发现赈济箱中有一大笔不寻常的数目，都是金子，怀疑是洛伦佐的捐款，就送给别的寺院，宣称银子已足敷他们寺中修士的需要。洛伦佐派遣五个公民与他争论，说他那煽动的布道将导向徒然的暴力，而且会动摇佛罗伦萨的秩序与和平。萨沃纳罗拉告诉他们回去叫洛伦佐为他的罪恶而忏悔。他们鼓励一个以口才著名的圣方济各派教士传讲通俗的布道以吸走多米尼克教士的听众，圣方济各教士失败了。比以往更多的人群涌向圣马可修道院，直到教堂无法容纳为止。萨沃纳罗拉为了1491年的四旬斋布道（Lenten Sermons）而把他的讲坛搬到大教堂，虽然那座大厦的设计足可容纳整城的人，每次这个教士讲话时仍显得十分拥挤。病中的洛伦佐没有再进一步干涉他的布道。

洛伦佐死后，他儿子彼罗的柔弱，使萨沃纳罗拉成为佛罗伦萨最大的势力。他在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勉强同意下，将他的修院从伦巴底圣会中（属于圣多米尼克派）分离出来，自己实际上成为僧侣社会的独立领袖。他改革教规，提高他治下教士的道德和知识水准。大部分会员对他具有爱心和忠诚，除了他那最后的审判论点外，一切都拥护他。他对当时俗人和教士的罪恶批评得越来越大胆。他很不明智地继承了潜伏在北意大利和中欧的韦尔多教派（Waldensian）和帕塔林斯异端反教会的观点，宣判教会的世上财产、教仪的浮夸及“头戴金冠宝石……身穿织锦罩袍、披肩的大教士”都是有罪的，他将这种富裕的情况和早期教会僧侣的简朴做一对比：后者“金冠和圣杯较少，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少数财物都已散发以救济穷人的需要；而我们的教士，为了得到圣杯，却劫夺穷人唯一谋生的财产”。除了这些指责，他还加上命运的预言。他预言洛伦佐和英诺森八世会死于1492年，果然不假。然后他预言意大利的罪恶，及暴君和教士的罪恶都会由一个极端的灾难加以报复，基督会借着光荣的改革领导这个国家，他自己会暴死。1494年初，他便预言查理八世会侵略意大利，他欢迎这次入侵，认为是上帝的惩戒。一个当代人说道：他当时的布道“充满恐怖和警告，呼喊和哀悼，使城市附近的每一个人都迷惑、无言、仿佛半死一般”。

1494年9月，查理八世横过亚平宁山脉进入意大利，决心将那不勒斯王国收为法国领土。他在10月进入佛罗伦萨领域，占据萨尔扎纳（Sarzana）要塞。彼罗认为他可以亲自到敌人面前从法国手中救出佛罗伦萨，就像他父亲当年从那不勒斯手中救出她一样。他在萨尔扎纳会见查理，答应了所有要求：比萨、莱格霍恩（Leghorn）及每一个佛罗伦萨西面的基地都割让给法国以求结束战争，佛罗伦萨必须献出20万弗罗林。这些让步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领袖团和议会大为震惊。与洛伦佐不同，彼罗并未在这些谈判中和他们商量。领袖团在美第奇家族对手领导下，决定罢免他并恢复共和。彼罗从萨尔扎纳回来的时候，发现维奇奥宫的大门当着他的面关起来。他骑马回家，人民讥笑他，顽童拿石头掷向他。他为生命担忧，便带着家人和兄弟从城中逃走。人民掠夺美第奇宫和花园，以及彼罗财政代理人的家。美第奇家四代收藏的艺术品被劫掠，遭散弃，其余的被政府拍卖。领袖团出5000弗罗林酬金悬赏活捉彼罗和乔万尼·美第奇主教，出2000弗罗林悬赏他们的尸体。领袖团派出5个人，包括萨沃纳罗拉，到比萨的查理那里要求较佳的条约。查理以含糊的礼貌态度对待他们。当这些代表离去以后，比萨人从建筑物中拆下佛罗伦萨的狮子和百合标记，宣布独立。查理进入佛罗伦萨，同意略微修改他的要求，而且为了急于得到那不勒斯而率军南下。佛罗伦萨由此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的民主实验。

政治家

1494年12月2日，维奇奥宫的大钟召集公民前去开会。领袖团要求并得到权利任命20个人，由这20人担任为期一年的新领袖团和新长官，然后再由约3000名有公民权的男性名单中抽签选出所有公务员。这20人解散了美第奇治下商讨、执行公务的议会和代理处，自行划分了各种职权。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经验不足，又因家族党派而意见分歧。新政府组织瓦解，混乱迫在眉睫。工商停顿，人民失业，愤怒的群众聚集街头。彼罗·卡波尼（Piero Capponi）说服这20人，只有邀请萨沃纳罗拉参加议会才能拯救秩序。

这位教士召集他们前往修院，对他们详述了一项极富野心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立法计划。在他和彼得罗·索德里尼的领导下，20人委员会设计了一个新的机构，部分依照威尼斯赖以维持安定的组织而设。一个大议会由本身——或者前三代祖先——曾在城邦担任要职的人所构成，由这些初步的会员每年再选出28位议员。政府的执行组织基本上维持美第奇治下的形式：一个包含8位领主和1位标准执法人的领袖团，由两个月一期的议会和各种委员会——12人委员会、16人委员会、10人委员会、8人委员会——选出，以管理行政、赋税和战争。完全的民主因为不适合一个大部分文盲、易于情绪冲动的社会而暂时延搁下来，但是会员接近3000人的大议会被视为代表团体。因为维奇奥宫无法容纳这么大的集会，他们便聘请西蒙·波利奥罗重新设计内部，改为500人大厅，使议会可以分批集会。八年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儿受聘并展开竞争，在面对面的墙上作画。经过萨沃纳罗拉的影响和口才，他们所提议的机构得到公众的喝彩，于是新的共和国于1459年6月10日成立。

它特赦被罢黜的美第奇王朝的支持者，温和地开始它的统治。它以自尊的慷慨废除所有税收，只留10％的实际财产收入征款。控制议会的商人免除商业税，因此整个负担落在地主贵族和使用土地的穷人身上。政府在萨沃纳罗拉力请下设立了国家贷款处，只收5％—7％的利息，使穷人免受私人放贷者的剥削，他们的利息往往高达30％。在这个教士的再度主张之下，议会企图以法律改革道德：禁止赛马、粗鄙的狂欢歌、渎神和赌博，他们鼓励仆人密告赌博的主人；而定罪的犯法人要受苦刑；亵渎神明的人被刺穿舌头；同性恋者会受到无情的惩罚。为了协助这些改革的执行，萨沃纳罗拉将他会众中的男孩们组织成道德警察。他们自己立誓要定期做礼拜，避免赛马、虚饰、卖艺表演、坏朋友、猥亵的文学、舞蹈和音乐学校，而且常蓄短发。这些“希望群”徘徊街头，为教堂募捐赈款，驱散聚赌的集团，而且从女人身上撕下他们认为不庄重的衣裳。

这个城市暂时接受这些改革。很多妇女热烈支持，她们行为谦恭，衣着朴素，而且收起了她们的珠宝。一项道德革命改变了美第奇治下的愉快的佛罗伦萨。人们在街上唱着圣诗，而不是狂欢情歌。教堂挤满了人，赈济金的数目空前的多。某些银行家和商人退还了非法所得。萨沃纳罗拉请求所有居民，无论贫富，都要远离懒散和奢侈，工作不懈，以他们的生活树立好榜样。“你们的改革，”他说，“必须始于心灵……你们现世的善德，必须为道德和宗教的利益而服务，那是心灵所依赖的。如果你们听说过‘国家不是靠主祷文统治的’，记住那是暴君的统治……是压迫，而不是解放城市的统治。如果你们要一个好政府，你必须把它复还给上帝。”他提议，佛罗伦萨应该认为政府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国王即基督。在这样的神权统治下，他预言了理想国的存在：“喔！佛罗伦萨！你将富于心灵和现世的财富，你将达成罗马、意大利甚至所有国家的改革，你伟大的翅膀将传遍整个世界。”事实上佛罗伦萨以前也很少如此快乐。那是道德兴奋史上的一段光辉的时刻。

但是人的本性仍然存在。人不是天生良善的，社会秩序在自我、家庭、阶级、民族、种族的公开和秘密冲突中不安地维持着。佛罗伦萨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使人们渴望酒店、妓院和赌厅作为本能的出口和收入的来源。帕兹、内利、卡波尼、美第奇家族的子弟，及其他造成彼罗被逐的贵族，看见政府落入一个教士之手，非常愤怒。彼罗的余党犹存，而且等待机会使他复位，并恢复他们的财产。方济各派教士以宗教的狂热反抗多米尼克教派的萨沃纳罗拉，而且一小派怀疑论者希望两败俱伤。新秩序的各派敌人都讽刺它的支持者为“哭鬼”（因为很多人在萨沃纳罗拉的布道会上哭泣）、歪颈、伪君子或嚼祷文的人，而这些头衔的接受者却出于恶毒的敌意，将他们的对手称为“疯狗”。1496年初，“疯狗们”成功地选了高比齐（Filippo Corbizzi）为标准执法人的候选人。他在维奇奥宫召集教士议会，在会上召唤萨沃纳罗拉，指控他的政治活动不宜于一个教士。几位教会人士，包括他自己的多米尼克教团的一员也参加指控。他答道：“现在我主的话语实现了：‘我母亲的儿子们竟对抗我’……关心世界的事务……对僧侣并非罪恶，除非他没有高超的目标，而把那些事务弄糟了，或者不奖励宗教的理由。”他们向他挑战，要他说出他的布道是否出于上帝所赋的灵感，他拒绝回答。他回到小室中显得更加悲哀了。

如果国外事务有利于他，他便可以战胜敌人。赞美自由的佛罗伦萨人，却为了比萨要求并得到自由而愤怒。即使萨沃纳罗拉也不敢维护这座叛城。一位大教堂教士宣称比萨人也有自由的权利，结果受到领袖团严苛的处罚。萨沃纳罗拉答应恢复比萨成为佛罗伦萨的领土，并且轻率地宣称他可以掌握比萨，正如马基雅维利轻视地说道，他只是一个没有武力的预言家。查理八世被逐出意大利时，比萨和米兰、威尼斯结盟，巩固了它的独立，而佛罗伦萨又抱怨萨沃纳罗拉将他们系在查理的堕星之上，使他们唯独不能分享将法国逐出意大利的光荣举动。在法国放弃近来的佛罗伦萨要塞萨尔扎纳和皮特拉桑塔（Pietrasanta）之前，他们的统帅们早已将其中一个卖给热那亚，另一个卖给卢卡（Lucca）。蒙特普西亚诺、阿雷佐、安托尼奥及其他佛罗伦萨属地也受到解放运动的刺激。这个一度骄傲而有力的城市，似乎正面临失去一切外围领地及阿尔诺河、亚得里亚海和通往米兰、罗马的贸易通路的危险。贸易受损了，税收降低了。议会为了维持对比萨战争的财源，强迫富有的公民借款，给予他们政府的债券作为补偿。但是破产即将来临，这些债券由原价值的80％降至50％，再降至10％。1496年国库耗尽，政府模仿洛伦佐从穷新娘嫁妆基金中借钱。无论由“疯狗”或“哭鬼”来行使政府基金，崩溃和无能的现象都渐渐产生而且传播出去。弗朗西斯科·瓦萨里被“哭鬼派”的议会多数选为标准执法人（1497年1月），他免除了所有“疯狗派”的长官职位，如果他们怠慢了赋税，就否认他们在议会中的会员资格，只准“哭鬼派”对议会演讲，并驱逐所有反对萨沃纳罗拉的方济各派教士，这使“疯狗派”非常气愤。1496年，曾经连续下雨达11个月，毁坏了狭窄腹地的收成。1497年，很多人饿死街头。政府开放救济站以供给穷人谷物，妇女在申请的群众中被挤死。美第奇党计划使彼罗复辟，5个领导人被查出处死（1497年）。他们诉诸议会，由机构作保，然而还是被拒绝减刑。他们在宣判后数小时被处决。很多佛罗伦萨人将共和国的党争、暴力和严苛，与洛伦佐时期的秩序与和平对比。敌意的民众一再到萨沃纳罗拉的修院前示威，“哭鬼派”和“疯狗派”在街上互掷石头。1497年的开天节（Ascension Day），这位教士布道时被暴乱打断。暴乱中，他的敌人想捉他，但被他的朋友所阻。一位标准执法人建议领袖团放逐他，以平息这个城市的混乱，这个建议以一票之差未被接受。在梦想完全崩溃下，萨沃纳罗拉面对并反抗着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

殉道者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未因萨沃纳罗拉批评教职人员或罗马道德而深感不安。他以前也曾听过类似的话。几个世纪以来，数百位教士曾抱怨很多神父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也说教皇喜爱财富甚于做罗马教皇。亚历山大脾气温和，只要皇座安稳，他并不在乎少许批评。萨沃纳罗拉使他不安的是政治方面，不是新组织的半民主本质。亚历山大对美第奇并没有特殊兴趣，也许宁愿佛罗伦萨有一个弱民主国，而不愿它有强大的独裁政体。亚历山大六世害怕法国再度入侵，他参加意大利各邦联盟以逐出查理八世，并阻止第二次法国攻击，愤恨佛罗伦萨与法国结盟，认为萨沃纳罗拉是这个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也怀疑他和法国政府暗中相通。大约同时萨沃纳罗拉写了三封信给查理八世，附和朱利亚诺主教（Cardinal Giuliano della Rovere）的建议，要求国王召集教士和政治家会议以改革教会，罢黜“非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亚历山大。在教廷代表米兰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主教，力请教皇终止这位教士的布道和影响力。

1495年7月21日，亚历山大写了一封简短的通知给萨沃纳罗拉：

给我们至爱的孩子，奉上问候与天福。我们听说你是我主园中最热诚的工作者，我们深感欣喜，而且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也听说你断言你的预言不是来自你，而是来自上帝。 [1] 我们希望以教廷适宜的方式和你谈谈这些事情，这样，我们才得以更能表达上帝旨意的方式来完成它。因此，我们希望你遵照服从的誓言，立刻前来，我们会和善地欢迎你。

这封信是萨沃纳罗拉敌人的一大胜利，因为这封信使他陷入僵局，使他不得不终止改革家生涯，或大逆不道地违抗教皇。他害怕自己在教皇的权力下永远不得回返佛罗伦萨，也可能在圣安杰洛地牢中度过余生。如果他不回来，他的支持者会遭到毁灭。在支持者的劝告下，他回信给亚历山大，说他病重，无法旅行到罗马。教皇的动机是政治方面的。这可以从他9月8日写给领袖团的信中看出来，信里抗议佛罗伦萨继续与法国结盟，并告诫佛罗伦萨人不要甘冒指责为唯一与敌人联盟的意大利人。同时他命令萨沃纳罗拉停止布道，向伦巴底的多米尼克教区统领权屈服，而且到教区统领命令他去的地方。萨沃纳罗拉回答道（9月29日），他的会众不愿意臣属于教区统领，但是他会停止布道。亚历山大在和解的回复中（10月16日）重复他布道的禁令，并希望萨沃纳罗拉的健康允许他来罗马，以便接受“愉快且慈父般的精神”欢迎。亚历山大让这个问题悬宕了一年。

与此同时，这位教士的党派已重新占据了议会和领袖团。在罗马的佛罗伦萨政府的密使，要求教皇撤回他对这位教士布道的禁令，力称佛罗伦萨在四旬斋期间需要他的道德刺激。教皇似乎已给予口头上的同意，萨沃纳罗拉也在1496年2月17日重新在大教堂布道。大约同时，亚历山大派一个有学问的多米尼克主教来检查萨沃纳罗拉的公开布道是否有异端嫌疑。主教报告说：“圣父啊，这位教士没有说任何不智、不诚的话，他反对圣职的买卖和腐化，那的确是大问题，他尊敬教会的教条和权威，因此我宁愿与他为友——如果必要，还愿给他主教的紫袍。”亚历山大殷勤地派一位多米尼克教士把主教的红帽给了萨沃纳罗拉。可是他并不高兴，反而感到震惊。对他而言，这只是另一个买卖圣职的例子。他回答亚历山大的特使说：“来听我下一篇布道，你就会知道我对罗马的答复了。”

他这年的第一篇布道重新开启了他与教皇的冲突。那是佛罗伦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半座激动的城市都希望听他布道，即使巨大的教堂也不能容纳所有想进入的人，而里面已挤得无法动弹。一群武装的朋友护送这位教士到大教堂。他先解释他为何久离讲坛，声明自己完全忠于教会的教条。但他仍无礼地向教皇挑战：

院长不能给我任何违反我教条规则的命令，教皇不能给我任何违反《福音书》博爱的命令。我相信教皇不会存心这样。但是如果他这样，我会对他说：“现在你已不是本堂牧师，不是罗马教会，你是错的。”……每当院长的命令显然违反上帝的旨意时，尤其是违反博爱的箴言时，没有人命该服从……如果我明显看出我离开一座城市会成为人民精神上永久的毁灭……与其服从他，我宁可服从我主的命令。

在四旬斋的第二个星期日的布道中，他以无礼的词句指责基督教世界首都的道德：“1千、1万、1.4万名妓女对于罗马还算少的，因为那儿的男人和女人都被造就成娼妓。”这些布道由新起的印刷馆传遍全欧，而且到处传阅，连土耳其的苏丹都读过。它们激起了佛罗伦萨内外的笔战，有些小册子指责这位教士异端和不守教规，有些则维护他为先知和圣人。

亚历山大间接避免公开的战争。1496年11月，他下令联合所有托斯卡纳的多米尼克修道院成立新的托斯卡纳罗马会众，直接受佩德罗（Padre Giacomo da Sicilia）的权威领导。佩德罗对萨沃纳罗拉颇为倾心，但是很可能会接受教皇的建议，将这位教士调到其他地方。萨沃纳罗拉拒绝服从联合的命令，而且为他的案件在一本小册子《圣马可弟兄们的辩护者》（An Apology of the Brethren of San Marco）中，当众长篇大论地指责教皇。“这个联合，”他争论道，“是不可能、不合理而且有害的，圣马可的弟兄们不可能同意，院长们也不能提出违反僧团规则的命令，也不能违反博爱的法则，或我们灵魂的利益。”理论上所有僧侣会众都直接臣属于教皇，一个教皇可以违反他们的本意，强迫会众合并。萨沃纳罗拉在1493年也曾同意亚历山大下令将比萨的圣凯瑟琳多米尼克会众和圣马可的萨沃纳罗拉会众联合，尽管这违反其本身的意旨。然而，亚历山大并未立刻采取行动。萨沃纳罗拉继续布道，而且对大众公开了一连串的信件，以维护他抗拒教皇的举动。

1497年，四旬斋季节迫近时，“疯狗派”政治家准备用美第奇治下所认可的宴会、游行和歌曲来庆祝狂欢节。为了反击这些计划，萨沃纳罗拉的忠实助手，吉兰达约教士便指导会众的儿童组织一个完全不同的庆祝会。在狂欢节那一周——四旬斋之前——这些男孩和女孩组队在都市中巡行，挨户敲门，而且要求——有时是召唤——放弃他们所谓的“虚荣”，或者该诅咒的东西——他们认为不道德的画、情歌、狂欢节面具和服装、假发、奇妙的衣服、纸牌、骰子、乐器、化妆品、《十日谈》和《巨人莫尔甘特》等邪恶的书……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2月7日，萨沃纳罗拉另一些更激进的支持者唱着圣歌，以庄严的行列前进，在一幅多纳泰洛所刻、4个化装成天使的小孩所抬的《婴儿基督像》后面走向西贡诺里亚广场。就在那儿立着一座用易燃质料做成的金字塔，高60英尺，底部圆周240英尺。在金字塔的七个舞台上，那些收来或现在献来的“虚荣品”，都被整理或丢掉，其中包括珍贵书稿和艺术作品。他们在四个尖端的易燃木上点火，维奇奥宫的大钟也响起来，以宣告这第一次的萨沃纳罗拉“虚荣品燃烧大典”（burning of the vanities）。 [2]

这位教士的四旬斋布道，把战火传到了罗马。他接受教会应有世俗权力的原则，却争论说教会的财产是其堕落的根源。他的抨击已完全没有限制了——

地球上充满流血事件，教士们却不加注意。他们宁愿以坏榜样为所有人带来精神的死亡。他们已从上帝身边撤退，而且他们的虔诚在于夜宿娼妓……他们说上帝对世界并不关心，一切都是偶然而已。他们也不相信基督出现在圣礼中……到这里来，你们下流的教会。我主说：我给你们美丽的礼服，你们却以它们为偶像。你们已把圣器献给浮华，把圣餐献给教职的买卖。你们已在色欲中变成无耻的娼妓，你们比野兽还要低贱，你们是可憎的怪物。你们曾一度为罪恶而羞惭，现在却是无耻的。以前涂过油的教士，称他们的儿子为侄儿，现在却谈着他们的儿子……因此，妓女教会，你们已向全世界展露了你们的污秽，而且臭达天庭。

萨沃纳罗拉怀疑这样的攻击性演说会使他被逐出教会。这正合他意——

很多人说被逐出教会会受天谴……以我而言，我请求你，我主，让这件事快点到来……把这个逐出令举在矛尖上，打开大门接受它！我会回答说：“如果我不使你吃惊，你就可以说你要说的话。”……我主，我只寻求你的十字架！让我受宗教迫害。我向你要求这样的恩宠。别让我死在床上，让我为你流血，就像你为我流血一般。

这些激动的演说在全意大利造成狂潮。人们从遥远的城市赶来听他布道，费拉拉公爵化装前来，群众从大教堂延伸到广场，每一个震撼性的句子都从教堂传到外面来。在罗马，人们几乎一致地反对这个教士，而且要求让他受到处罚。1497年4月，“疯狗派”控制了议会，而且——以预防瘟疫为借口——禁止5月5日以后教堂的所有布道。亚历山大在“疯狗派”的罗马密使怂恿下，签了一纸命令，把这个教士逐出教会（5月13日）。但是他表示，如果萨沃纳罗拉服从罗马的召令，他可以撤销这个命令。这个教士害怕处罚，仍然拒绝前去，但是保持了6个月的安静。然后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圣马可唱《崇高弥撒曲》，把圣餐分给他的教士们，然后领他们排着庄重的行列环绕广场。在他庆祝逐出的弥撒中，许多人被诬蔑，但是亚历山大没有抗议。相反，他暗示佛罗伦萨，如果参加对抗法国第二次入侵的联盟，他便撤销逐出令。领袖团为法国的成功冒险一赌，拒绝了这个建议。1498年2月11日，萨沃纳罗拉在圣马可布道，继续他的叛变。他指责这次逐出教会是不公平而无效的，而且指控任何支持它有效的人为异端。最后他自己提出了逐出令：

因此，让那个发出违反博爱命令的人“受到诅咒”。如果这样的命令是由天使，甚至由圣母自己和所有圣人所宣布（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让他们受到诅咒吧……如果任何教皇曾经说过相反的话，让他被逐出教会吧。

在四旬斋前的最后一天，萨沃纳罗拉在圣马可修院前面的露天广场上宣读弥撒文，对大众施行圣礼，并公开祈祷：“我主，如果我的行事不真诚，如果我的话不是由你鼓舞而来，现在就把我击毙吧。”那天下午，他的追随者安排了第二次虚荣品燃烧大典。

亚历山大通知领袖团，除非他们能劝止萨沃纳罗拉进一步布道，否则他便停止该城的教权。领袖团都对这位教士怀有敌意，却拒绝要他沉默，宁愿把禁止布道的任务留给教皇。此外，教皇正组织强大的教皇国，足以危及邻居的安宁，这位雄辩的教士在对抗教皇时仍然有用。萨沃纳罗拉继续传道，但只限于他自己僧团的教堂。佛罗伦萨大使报告说，罗马反对这位教士的情绪太强烈了，那儿没有一个佛罗伦萨人是安全的，他害怕教皇一旦提出他所威胁要提的终止教权令，所有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都会被捕下狱。领袖团屈服了，命令萨沃纳罗拉停止布道（3月17日）。他服从了，但是预言佛罗伦萨会遭到大难。吉兰达约教士接替他上了他的修院讲坛，而且成为他的传声筒。同时萨沃纳罗拉写信给法国、西班牙、德国和匈牙利国君，要求他们召开改革教会的一般会议：

复仇的时刻已到。我主要我泄露新的秘密，向世界显示圣彼得的言语受到威胁的灾难，那是由于你们长期的疏忽造成的。整个教会从她头上的皇冠到她脚上的痛处，都充满了可憎的事务，你们不但不求补救，反而臣服于玷污她的悲惨成因。因此我主大感愤怒，使教会久无牧人……我在此宣明……亚历山大不是教皇，也不能被视为教皇。只凭这个缘故，即使我暂时把他买卖圣职的致命大罪放置一旁，虽然他自己也是这样买来的皇座，而且天天把教会圣职卖给喊价最高的人，同样，我也把他其他昭彰罪恶暂且不表，仍然可以宣布他不是基督徒，不信上帝。

他又说，如果国王们召集会议，他愿在席前现身，证明所有的指控。其中一封信被米兰密使截取，送到亚历山大面前。

1498年3月25日，一个方济各派教士在克罗齐教堂布道，以火的考验向萨沃纳罗拉挑战，把事件戏剧性地转到自己身上。他描述这位多米尼克教士为异端和假先知，他愿意穿火而过，只要萨沃纳罗拉也如此做。他说他希望两个人都被烧死，但是希望能借着他的牺牲而解除一个骄傲的多米尼克教士不服从教皇所造成的佛罗伦萨混乱。萨沃纳罗拉拒绝这个挑战，吉兰达约接受了。敌意的领袖团抓住这个机会羞辱一个他们认为已变成恼人的民众领袖的教士。他们赞许中古的方法，而且安排方济各派的朱利亚诺教士和吉兰达约教士在领袖团广场上走到火里。

指定的那天，广场上充满了急于看人类受苦奇迹的群众。俯视此景的每一个窗户和屋顶，都站满了旁观者。在广场的中央，隔着两英尺宽的过道，有两堆木头混着沥青、油、树脂和弹药，保证可以产生炽烈的火焰。方济各派教士们站在朗奇柱廊上，多米尼克教士从对面进来，吉兰达约教士带着一个奉为神圣的圣饼，萨沃纳罗拉带着一个十字架。方济各派教士们抱怨说，吉兰达约教士的红帽也许已被萨沃纳罗拉加上符咒，变得不可燃烧，他们坚持要他脱掉。他抗议，群众力请他屈服。他终于脱掉帽子。方济各派教士们要求他除掉其他外衣，他们认为那些外衣也曾加上符咒的保佑。吉兰达约同意了，进入领袖团宫殿，而且和另一位教士换了衣服。方济各派教士们主张他不能接近萨沃纳罗拉，以免再受符咒。吉兰达约就让方济各派教士包围着。他们反对他带着十字架或奉为神圣的圣饼进入火堆，他交出十字架，但是保留了圣饼。然后萨沃纳罗拉和方济教士之间有一篇很长的神学讨论，谈到基督是否会与面包的外形一起被焚。同时那位方济各派勇士仍留在宫中，要求领袖团不择手段救他一命。教士们让讨论进行到天黑，然后宣布这个考验不举行了。群众愤于被骗，攻击宫殿，但是终被逐退。某些“疯狗派”人士想要抓萨沃纳罗拉，但是他的卫士保护着他。多米尼克教士们回到圣马可，受到民众的嘲笑。虽然方济各教士们显然是延迟的主因，很多人抱怨说，萨沃纳罗拉既然声称曾受上帝的鼓舞，而且上帝会保护他，竟让吉兰达约代他接受考验，而不自己去面对。这些思想传遍城市，几乎只过了一夜，这位教士的声望便衰落了。

第二天，圣枝主日，一群“疯狗派”和其余的人前来攻击圣马可修院。他们在路上杀了几个“哭鬼派”，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瓦萨里。他的妻子被他的叫声引到窗口，也被箭射死。他的房子受到劫掠和焚烧，其中一个孙儿被闷死。圣马可的大钟召集“哭鬼派”前来援救，但是他们没有来。教士们预备用剑和短棒自卫。萨沃纳罗拉要他们放下武器未果，自己毫无武装，立在圣龛前面等待死亡。教士们勇敢作战。恩里科教士带着世俗的喜悦挥舞他的剑，每击一次就热情地大叫：“救你的人吧！我主！”但是敌对的群众太多了，萨沃纳罗拉终于有效地叫他们放下武器。领袖团来了一道命令，要逮捕他和吉兰达约。他们两人投降，被领着穿过笑他们、打他们、踢他们、对他们吐口水的群众，走到维奇奥宫的小室中。第二天，西尔韦斯特罗教士（Fra Silvestro）也被捕了。

领袖团送给教皇亚历山大一份考验和逮捕的记载，为此一教士所造成的暴动，请求教皇的赦罪，并授权让他们审判，甚至必要时还可以折磨囚犯。教皇极力主张应把这三个教士送到罗马，在宗教法庭上审判。领袖团拒绝，认为教皇只能派两个教皇官吏参与审问被告。领袖团决定处死萨沃纳罗拉。只要他活一天，他的党羽就会存在。他们认为只有他的死能促使党争停止，而那些党争曾分化城市和政府，使结盟对于抵御外国力量毫无价值，任由佛罗伦萨受内部的阴谋和外部的攻击。

4月9日至5月22日，审问员依照宗教法庭的惯例，让这三个教士受尽种种折磨。西尔韦斯特立刻屈服，很情愿地依照审问员的愿望回答，因此他的招供显得太轻易、毫无用处。吉兰达约抗拒到底，被折磨到死亡边缘，仍发誓萨沃纳罗拉是无欺无罪的圣人。萨沃纳罗拉被高高吊起，精疲力竭，在折磨下很快崩溃，而且依照别人所提的答案回答。折磨停止以后又否认自白，再受折磨又再度屈服。在三次考验后他的精神崩溃了，签了一张混乱的自白，说他没有神圣的灵感，他犯了骄傲和野心的罪，他曾力请异国和世俗的力量召开教会的大会，他曾计划罢黜教皇。这三位教士以分裂宗教和异端、泄露告解的秘密、假称是异象和预言而造成国家党争和混乱的罪名，被国家和教会合判死刑。亚历山大慷慨地给予他们赦罪。然而，他们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处死的命运。

1498年5月23日，共和国处决了它的建立者和同伴。三位教士被除去长袍，赤足被领到他们曾两度燃烧“虚荣品”的领袖团广场。当时一大群民众曾为了欣赏考验而群集该地。现在由政府供应他们食物和饮料。一位神父问萨沃纳罗拉：“你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次的殉道？”他回答说：“我主曾为我受更多的苦。”他吻了他所带的十字架，不再开口。这些教士勇敢地走向他们的命运，吉兰达约近乎愉快地唱着《感谢主》（Te Deum），以感谢殉道的死亡方式。这三个人被绞死在绞架上，他们窒息以后，男孩们可以用石头扔他们。他们脚下燃起大火，把他们烧成灰烬。灰烬被丢入阿尔诺河，以免有人把他们当作圣人的遗迹来崇拜。某些“哭鬼派”不怕牵连，跪在广场上哭泣和祷告。从此以后直到1703年，每年5月23日以后，都有人撒花在教士热血所滴的地方。现在铺道上有一块瓷瓦，标明佛罗伦萨历史上最著名罪案的地点。

萨沃纳罗拉是中古世纪在文艺复兴时代的遗留，文艺复兴毁了他。他看出意大利在财富和衰微的宗教信仰下道德日堕，便勇敢地、狂热地、无效地起而对抗当时的感官和怀疑精神。他继承了中古圣人道德的热诚和心智的淳朴，而且在一个被重新发现异教希腊而赞美的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知识的限制及可原谅却很恼人的自我主义。他夸张自己的教化和能力，天真地低估了立刻对抗教皇权和人类本能的工作。他对亚历山大道德的震惊不难了解，但是他对他政策的指责和不让步太激动了。他只有在召请改革教会方面是路德的新教前辈，他并没有路德的神学意识。但是对他的回忆，成为新教派心灵的一大力量。路德称他为圣人。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很小，因为文学掌握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等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者手中，但是他在艺术上的影响很大。巴托罗米奥教士在他为这位教士所画的画像上签道：“费拉拉的吉罗拉莫画像，他是上帝派来的先知。”波提切利因萨沃纳罗拉的布道而由异教转向虔诚。米开朗基罗常听这位教士布道，而且专心地读他的布道文。是萨沃纳罗拉的精神挥动了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画笔，使圣龛后面留下了可怕的《最后的审判》。

萨沃纳罗拉的伟大在于他致力于道德革命，使人诚实、善良而公正。我们知道这是所有革命中最困难的，萨沃纳罗拉失败了，而基督却只在为数可怜的少数人身上获得成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革命是唯一能在人类事件上造成真正进步的一种。在它身旁，历史的血腥颠覆只是短暂和无效的，虽改变了一切，却不能改变人。

[1] 教会为制止假的先知，曾宣布这种说法是异端。

[2] 这种虚荣品的燃烧，是负有义务的教士的古老习俗。

共和国与美第奇（1498—1534）

在萨沃纳罗拉揽权末期，几乎使政府丧失功能的混乱情况，并未因他的死而得到缓和。每一个领袖团和标准执法人的两个月短暂任期，造成执行机构的不连贯和领主们腐败的倾向。1502年，议会在胜利的富人寡头控制下，试图选出终生的标准执法人以解决部分困难，此人仍然附属于领袖团和议会，但可以面对教皇和意大利的世俗统治者。第一个接受这种荣誉的是彼得罗·索德里尼，一个对人民友善的百万富翁，一个心智和意志力量不至于使佛罗伦萨受到独裁威胁的诚实爱国者。他提名马基雅维利为顾问之一，谨慎而经济地统治，用他的私产来恢复萨沃纳罗拉治下所中断的艺术赞助活动。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支持下将雇佣兵换成国民兵，最后终于迫使比萨再度臣属为佛罗伦萨的保护国。

然而，1512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亚历山大六世所预言的灾难。当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努力将法国侵略者逐出意大利之际，佛罗伦萨继续与法国结盟。联盟胜利后，便开始对佛罗伦萨施行报复，用军队强行将共和寡头政治换成美第奇独裁政权。佛罗伦萨抗拒着，马基雅维利奋力组织保卫力量。它的前哨被攻下，而且遭大肆掠夺，马基雅维利的国民兵遇见联盟训练有素的佣兵就掉头奔逃。索德里尼辞职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洛伦佐之子朱利亚诺·美第奇向联盟府库贡献1万杜卡特，便在西班牙、日耳曼和意大利武力保护下进入佛罗伦萨，他的弟弟乔万尼主教很快就和他会合。萨沃纳罗拉组织被毁，美第奇政权恢复了（1512年）。

朱利亚诺和乔万尼行事温和，而共和国饱尝刺激，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改变。乔万尼变成教皇利奥十世。1513年，朱利亚诺因为太温和，不适合做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便把佛罗伦萨政府让给他的侄子洛伦佐。这位野心勃勃的少年在六年轻率的统治之后去世。在帕兹阴谋中被杀的朱利亚诺，其子朱利奥·美第奇主教现在给予佛罗伦萨极佳的管理：在他成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之后，他在教皇王座中治理这个城市。佛罗伦萨驱逐了他的代表（1527年），又试尝了4年的自由，但克莱门特以外交缓和失败，利用查理五世的军队为他被逐的亲戚报仇。一支西班牙和德国军队进军佛罗伦萨（1529年），1512年的故事重演。抵抗是英雄式的，却是徒劳的。亚历山德罗·美第奇（Alessandro de’Medici）便开始了美第奇家族中史无前例的压迫、残暴和淫荡的王朝。佛罗伦萨要再过三个世纪才能尝到自由的滋味。

革命下的艺术

政治动荡的时代往往是文学的一大兴奋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第一流的两大作家——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他们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但是一个常濒破产，而且几乎永远陷于革命的邦国并不喜爱艺术——尤其不喜爱建筑。有些富人善于在洪水中漂流，仍然以建筑宫室来保有可能丧失的财产，所以乔万尼·弗朗西斯科和桑加罗依照拉斐尔的计划，为旁图菲尼（Pandolfini）家族建立宫殿式大厦。1520年至1524年，米开朗基罗为朱利奥主教设计新圣器室，为洛伦佐教堂——一个简单的方形建筑和质朴的圆顶、举世皆知为米开朗基罗最佳雕刻的收藏地——设计美第奇的坟墓。

提香的对手中有一位名叫彼得罗·托里贾诺（Pietro Torrigiano），曾与提香一起在洛伦佐的雕像花园中工作，并曾在争论中打破他的鼻子以赢得胜利。洛伦佐对于这次暴行非常愤怒，因此托里贾诺跑到罗马寻求保护。他成为恺撒·博尔贾（Caesar Borgia）麾下的一名军人，在几次战役中勇敢作战，然后前往英国，在该地设计了英国艺术的杰作之一，现存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墓（1519年）。他不安于此，又流浪到西班牙，为阿尔科斯公爵（Duke of Arcos）雕刻了俊美的《圣母与圣婴像》（Madonna and child）。但是公爵付款过低，雕刻家将雕像击得粉碎。这位报复心重的贵族便向宗教裁判所指控他为异端。托里贾诺被判了严重的处罚，但是假装饿死骗过了他的敌人。

佛罗伦萨从未像1492年一样拥有如此多的大艺术家。但是很多艺术家为了逃避它的混乱而离去，并且把他们的盛名借给了其他地方。达·芬奇前往米兰，米开朗基罗到博洛尼亚，安德烈亚·圣索维诺到里斯本。圣索维诺的名字取自索维诺（Monte San Savino）地名，而且使这个名字非常显赫，因此世人忘记了他的真名字。他生为穷苦工人的儿子，产生了对绘画和泥土塑造的热情。一个和善的佛罗伦萨人把他送到安东尼奥·波莱奥罗的画室。他成熟得很快，为圣灵教堂建立了圣礼堂，其中的雕像和镶画“强健而杰出”，瓦萨里说“毫无瑕疵”。而且他还在堂前放置了一个青铜栅栏，美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葡萄牙的国王约翰二世要求洛伦佐把这位年轻的艺术家送到他那儿。圣索维诺去了，而且在那儿从事了9年的雕刻和建筑工作。他怀念意大利，便回返佛罗伦萨（1500年），不久便转往热那亚，然后又到罗马。他在圣玛利亚教堂建了两座大理石坟墓——是为斯福尔扎主教和罗维尔而建——赢得一个挤满了天才的城市的高度赞扬。利奥十世送他到洛雷托，他在那儿（1523—1528年）用一系列圣母生平的镶画装饰圣玛利亚教堂，十分美丽。《报喜》中的天使在瓦萨里看来，似乎“不是大理石的而是天上的”。不久以后，圣索维诺退休到他故乡索维诺，健朗地做一个农夫，死于1529年，时年68岁。

就在此时，罗比亚家族忠诚而娴熟地继续卢卡在釉陶方面的工作。安德烈亚·罗比亚（Andrea della Robbia）比他那位活了85岁的叔叔还要长寿，而且还有时间训练三个儿子——乔万尼、卢卡和吉罗拉莫——从事艺术。安德烈亚的陶土雕塑有一种光辉的色泽和温柔的感伤，足以吸引住博物馆游客的眼睛和双足。巴吉诺博物馆的其中一间挂满了他的作品，英诺森医院（Hospital of the Innocents）也因为他的《报喜》装饰壁画而著名。乔万尼·罗比亚的杰出不下于其父，这可以从巴吉诺博物馆和卢浮宫看出来。罗比亚家族局限于宗教题材几乎达三代之久。他们是萨沃纳罗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安德烈亚的两个儿子还参加圣马可的僧侣行列，追随这位教士寻求解脱。

画家们尤其深切感受到萨沃纳罗拉的影响。洛伦佐·迪·克雷迪向韦罗基奥学艺术，模仿他的同学达·芬奇的风格，而且采取他从萨沃纳罗拉的口才和命运中培养出来的宗教画的温柔气氛，他花费半生的时间画了许多圣母像，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罗马、佛罗伦萨、都灵（Turin）、阿维尼翁、克里夫兰（Cleveland）等地——发现他有关圣母的作品：面孔贫乏、衣袍华丽，最好的一幅也许是沃夫兹画廊的《报喜》。72岁时，洛伦佐感觉到正是尝试圣职的时候，便与圣玛利亚的僧侣同住。6年后死于该地。

彼罗·科西莫的姓氏来自他的老师科西莫·罗塞利，因为“指导能力和助长幸福的人，就像生我的人一样是我的父亲”。科西莫断定他的学生将超过他。当他被西克斯图斯四世召去装饰西斯廷礼拜堂时，便带着彼罗前往。彼罗在那儿画了《法老的军队在红海覆没》（The Vestruction of Pharaoh’s Troops in the Red Sea），以阴郁的岩石和多云的天空为背景。他留给我们两幅华丽的人像画，都存在海牙（Hague）：画中人是朱利亚诺·桑加罗和弗朗西斯科·桑加罗。彼罗完全是艺术家，不太在乎社会或友谊，喜爱自然和孤独，专注于他所画的图画或景象中。他死时未忏悔，而且死得很寂寞，把他的艺术传给两个学生，他们都像他一样杰出：巴托罗米奥教士和安德烈亚·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

波尔塔（Baccio della Porta）的最后一个名字来自圣彼罗大门，那是他住的地方。他成为教士以后接受了巴托罗米奥教士的名字。他曾向科西莫·罗塞利和彼罗·科西莫学习，与马里奥托·阿尔贝蒂内利（Mariotto Albertinelli）同开画室，与他合作过很多图画，并且至死和他保持友谊。他是一个谦和的少年，热心学习，而且能接受每一种影响。他曾一度想捕捉达·芬奇的微妙阴影。拉斐尔到佛罗伦萨时，巴托罗米奥向他学透视术以及颜色的较佳混合。后来他到罗马访问拉斐尔，并与他一起画了一幅高贵的《圣彼得头像》（Head of St.Peter）。最后他爱上了米开朗基罗的壮丽风格，但他缺少那位愤怒巨人敏锐的感觉与深邃的洞察力。当巴托罗米奥企图不朽的时候，他在简单概念的扩大中失去了他自己特有的魅力——颜色的深度和柔和的阴影、构图的稳定平衡以及题材的虔诚和感伤。

他被萨沃纳罗拉的布道深深打动，把他所有裸体画带到燃烧奢侈品的地方焚毁。当这位教士的敌人攻击圣马可修院时（1498年），他参加了辩论行列。在短兵相接的过程中，他誓愿：如果生还便去做僧侣。他信守诺言，在1500年进入普拉托的多米尼克僧团。他拒画了5年，全心从事宗教实习。他后来同意为安杰利科的玫瑰色壁画加上他自己蓝、红、黑色的杰作。他在那儿的餐厅画了一幅《圣母和圣婴》，一幅《最后的审判》，在回廊上画了一幅《圣塞巴斯蒂安》，在萨沃纳罗拉的小室中画了化身烈士圣彼得的这位教士的有力画像。《圣塞巴斯蒂安》是他成为僧侣后所画的唯一裸体画。本来这幅画是放在圣马可教堂的，但它实在太美了，有些妇人承认被它扰起邪恶的念头，教士便把它卖给一个佛罗伦萨人，此人再把它送给法国国王。巴托罗米奥继续画到1517年，直到疾病使双手麻痹，不能再拿画笔为止。他死的那年，45岁。

当时意大利画家中只有一位可以比得上他，那是彼罗·科西莫的另一门徒——瓦努齐（Vannuci），为我们熟悉的名字是安德烈亚·萨尔托，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他像大多数文艺复兴艺术家一样成长迅速，7岁就开始他的学徒生涯。彼罗惊讶于这个少年的设计技巧，而且在一个画室关门的假日里，以温暖的赞许态度看着安德烈亚画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为维奇奥宫的500人大厅所画的著名连环图中的形体。彼罗晚年变成一个古怪的老师，安德烈亚和弗朗西毕齐奥（Franciabigio）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作室，而且有时还一起工作。安德烈亚似已开始了他的独立事业，在阿努西亚塔教堂（1509年）的前庭画了5幅圣贝尼兹生平景象，那人是一个佛罗伦萨贵族，曾建立忠仆教派（the Order of the Servites），专门崇拜玛利亚。这些壁画虽然受到时间的严重损害，却以图案、构图、描述的生动及温暖和谐的颜色融合著名，现在这个前庭已成为佛罗伦萨艺术香客的目标之一。一个女人在绘画过程中成为他的妻子——她叫卢克雷齐娅，是一个颇具感官美的泼妇，她黧黑的面孔和黑色的头发，使这位艺术家烦恼到垂危的日子才重获安宁。

1515年，安德烈亚和弗朗西毕齐奥在斯卡佐（Scalzo）兄弟会的教堂中从事一连串壁画。他们选了“施洗者”圣约翰的生平为题材。但是其中几个人物表现出某些专长，那必是安德烈亚的手笔，画里女性的胸脯，在肌理和外形方面都十分完美。1518年，他接受弗兰茨一世的邀请前往法国。在该地画了现存卢浮宫的《博爱》画像。但是他留在佛罗伦萨的妻子要求他回来。国王答应他的请求，并给他一笔相当的款项，托他在意大利代购艺术作品。安德烈亚在佛罗伦萨用这笔皇家款项为自己建了房子，再也不回法国。然而他还是面临破产，又重新绘画，为告示教堂画了一幅杰作，瓦萨里说那幅画的“设计、优雅、杰出颜色、活力和鲜明轮廓，证明他远优于他的前辈”——包括达·芬奇和拉斐尔。这幅《沙袋边的圣母》（Madonna del Sacco）——因为图中的玛利亚和约瑟夫正倚着一个沙袋，所以取了这样一个荒谬的名字——现已受损失色，不再能完全传达它原来颜色的光辉，但是它完美的构图、柔和的气氛以及家庭的平静表现——其中的约瑟夫突然被画成识字的人，正读着一本书——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图画之一。

在沙维（Salvi）寺院的餐厅中，安德烈亚以《最后的晚餐》向达·芬奇挑战（1526年），选择同一时刻和主题——“你们之中有一个人会背叛我”。安德烈亚比达·芬奇大胆，完成了基督的脸。然而，连他也自觉缺乏我们联想中基督的精神深度和深刻了解。使徒们却具有惊人的个性，动作很生动，颜色丰富、柔和而饱满。这张画从饭厅的入口处看去，几乎不可抗拒地传递了活景象的幻影。

圣母仍是安德烈亚最喜爱的题目，大多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都是如此。他一再画她，作品存于罗马的柏琪斯画廊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他在沃夫兹画廊有一幅《鸟身圣母》（Madonna delle Arpie），这是以卢克雷齐娅为模特儿的圣母中最美的一幅，而圣婴也是意大利艺术中最美好的。横越阿尔诺河，在比谛画廊中，《圣母升天图》（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显示出使徒和圣妇们惊异而崇拜地仰望天使举起祈祷中的圣母——还是以卢克雷齐娅为模特——升天。所以，在安德烈亚的多彩装饰画中，圣母的活动史诗已完成了。

安德烈亚·萨尔托的作品中很少有高雅的气息，也没有米开朗基罗的壮丽，没有达·芬奇深不可测的细微差异，没有拉斐尔的完美，甚至也没有伟大的威尼斯画家的广大或力量。但是佛罗伦萨画家中只有他可媲美威尼斯人的色彩和柯勒乔（Correggio）的优雅，而他色泽的精练——其深度、调节和透明度——可能比提香、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维罗纳画家作品中颜色的挥霍更讨人喜欢。安德烈亚的作品缺乏变化。他的绘画在很小的题材和情感圈中打转，他的百位圣母永远是同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母亲，谦和、可爱、而且甜得发腻。但是没有人在构图方面胜过他，也很少人在解剖、模仿和设计方面优于他。“佛罗伦萨有一个小家伙，”米开朗基罗对拉斐尔说，“如果他从事伟大的作品，会使你汗流浃背。”

安德烈亚并未活到完全成熟。胜利的德国人在1530年占领了佛罗伦萨，把瘟疫传给了该城，安德烈亚成为牺牲者之一。他那位曾以美貌激起婚姻中一切妒忌的妻子竟在他最后发烧的日子远离他的房间，这位曾给予她近乎不朽生命的艺术家死时无人在侧，时年44岁。约1570年，恩坡里（Iacopo da Empoli）到告示教堂前庭去描摹沙陀的《基督诞生》。一位前来望弥撒的老妇人停在他身边，指着画中前景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我。”她说道。卢克雷齐娅竟多活了40年。

我们此处所纪念的少数艺术家不能只看作记录，而应看作这段时期雕塑和绘画天才的代表。当时也有其他雕刻家和画家，他们仍像鬼魂似的存在于博物馆中——贝内代托、弗朗西毕齐奥、吉兰达约以及其他数百位画家。有半隔离的僧侣或俗人艺术家，他们仍画着书稿的插图，如欧斯塔基奥教士（Fra Eustachio）和安东尼奥·吉罗拉莫（Antonio di Girolamo）等人。还有书法家，他们的书法可以使费德里科伯爵后悔发明印刷法。还有镶嵌家，他们轻视绘画，认为那是只可骄傲一日、随时可毁的作品。还有巴吉奥·阿尼奥洛（Baccio d’Agnolo）等木刻家，他们所刻的椅子、桌子、橱柜和床铺是佛罗伦萨家庭的光荣。另外还有许多次要艺术的无名工作者。佛罗伦萨充满了太多艺术，因此才能承受查理八世以来的侵略者、教职人员和百万富翁的掠夺，而仍能留下很多精妙的手艺，所以没有人能广包文艺复兴中一个城市所贮藏的宝藏，佛罗伦萨的伟大艺术时代始于1434年科西莫放逐回来，终于1530年安德烈亚·萨尔托之死。内争、萨沃纳罗拉的清教徒政体、劫夺、战败以及瘟疫毁了洛伦佐时代的愉快精神，也破坏了艺术的脆弱琴弦。

但是伟大的琴弦已被敲过，他们的音乐回荡在整个半岛中。其他意大利城市纷纷前来聘请佛罗伦萨艺术家，甚至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德国和土耳其也是如此。上千位艺术家涌向佛罗伦萨以学习他们的知识，而且从他们的风格中——彼罗·弗朗切斯卡、佩鲁吉诺、拉斐尔……百位艺术家将艺术的福音从佛罗伦萨传到50余个意大利以及外国的城市。在这50余个城市中，当时的精神和风格、财富的慷慨、技术的遗产充分配合着佛罗伦萨的刺激。现在整个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都在创造的狂热中绘画、雕刻、建筑、作曲、歌唱。他们在狂热中仿佛知道，财产不久就要毁于战争，而意大利的自尊也会在异国暴君的统治下受辱，而教条的牢门也会对着文艺复兴人士奇妙而丰富的心灵再度紧闭。

第二部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达·芬奇的人体比例图，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特色。

第一章　﻿米兰

背景

对于文艺复兴来讲，如果只谈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三地的情形，那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在洛多维科（Lodovico）公爵和画家达·芬奇的领导之下，10年间，米兰无论在各方面都比佛罗伦萨更为灿烂辉煌。米兰地方妇女自由风气和妇女地位提高的事实，从曼图亚城的伊莎贝拉获得最具体的说明。帕尔马城的画家柯勒乔、佩鲁贾城的画家佩鲁吉诺和奥维托城的西尼奥雷利（Signorelli）均使米兰荣耀异常。费拉拉城的诗人阿廖斯托和在作家卡斯特隆（Castiglione）时代乌尔比诺城的礼俗教养使这里的文学气氛达于最高峰。法恩扎城的制陶术和维琴察城的帕拉底安（Palladian）欧式的建筑均声名远播。由于画家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萨色塔（Sassetta）和索多玛，使锡耶纳城得以复苏，并将那不勒斯变为一个充满快乐生活和田园诗词的好地方，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论述上自皮德蒙特（Piedmont），下至西西里岛之间的半岛情况，使这些城市中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汇入文艺复兴的交响中。

15世纪，意大利各地经济生活的情况恰与其气候、方言与衣着一样杂乱多变。佛罗伦萨以北，冬季严寒无比，有时波河整季冰封；热那亚附近的海岸地带，由于阿尔卑斯山利吉里亚（Ligurian Alps）支脉的屏障关系，该地经年温暖如春。威尼斯为云雾所笼罩，罗马则属阳光普照但略带湿气的气候，那不勒斯的气候首屈一指。各地城市和乡郊偶尔会有地震、水灾、干旱、台风、饥荒、瘟疫和战争的灾祸，这些灾祸对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繁殖之说产生一种抵消作用。旧式的手工艺使市镇的穷人得以糊口，使富人过富。只有纺织工业已达到工厂生产和资本运作阶段的产业。博洛尼亚城的一间丝织工厂与市政当局签约，约定生产规模将达到“4000纺织女工的工作量”。小商人、进出口商、教师、律师、医师、经营管理者、政客构成复杂的中产阶级，富有世俗的牧师为各处法庭和街道增色不少，各类和尚僧尼则漫游各处寻求施舍或浪漫逸事。地主和金融家多数住于城墙内的高楼巨宅，偶尔住在乡村的别墅。最上层的银行家、雇佣兵队长、侯爵、公爵、总督或国王均与其妻妾安居于舒适豪华缀满艺术品的宫院中。乡间农夫耕种自己少量的土地或地主的土地，生活异常清苦、古板，思想仍旧非常闭塞。

社会中尚有少数奴隶，供富室家中差遣用，偶尔也用以补自由劳工的不足，这种现象以西西里岛为最多。到处都有奴隶，意大利北部也不例外。自14世纪买卖奴隶的风气一兴，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即从巴尔干各国、俄罗斯南部和阿拉伯国家引进大批奴隶，意大利宫廷中视男男女女的摩尔人奴隶为发亮的装饰品。教皇英诺森八世在1488年从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国王那里收到100位摩尔人奴隶的礼物，教皇将这些奴隶犒赏给其手下的红衣主教及其朋友。1501年，占领意大利南方卡普阿城后，许多卡普阿的妇女被捉至罗马城贩卖为奴隶。但当时有关财物生产和运输方面，奴隶很少担当重要的角色。

当时运输主要靠骡子或马车、水道、运河或海洋。富有人家则骑马或马车旅游各处，速度中等却相当刺激。从佩鲁贾城到乌尔比诺64英里，骑马要两天时间，身体要相当强健才能耐得马上之苦。从巴塞罗那（Barcelona）城到热那亚城乘船须14天才能抵达。客栈相当多，但不太清洁，又相当嘈杂，使旅客无法舒服地过夜。帕多瓦城有间旅馆可容200位客人，马厩可容纳200匹马。各地道路崎岖不平而且很危险。城市主要道路铺有石板，除少数道路外，大部分道路晚上皆无照明装置。饮用水取自山中，引导至公共引水处。这里是妇女和闲荡男子聚集传播当日各种消息的场所，饮用水很少有接至私人家庭的情形。

半岛上分成许多城邦，其统治方法大同小异——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三城被数位商业巨子控制，通常由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君主统治，这种专制君主取代过去因阶级剥削和政治暴动而破产的共和或公有体制。专制君主皆是从群雄争霸中产生，其中一位征服和消灭其他各地的英雄而成为绝对的统治者，这种人通常出身相当贫穷，有些将他的统治权传给后代。米兰由威斯孔蒂或斯福尔扎家庭统治，斯卡里吉里统治维罗纳城，卡拉雷西治理帕多瓦城，曼图亚城由贡萨加家族治理，费拉拉城则由伊斯坦西（Estensi）管辖。这些人只能享受不稳定的拥护，因他们压制歧异，只求在他们坚固的城市牢墙内和脱离百姓的幻想中生活。社会底层人士视他们为金币独裁统治的最后避难所，周围农民由于公社无法保护他们，又无正义和自由，因此倾向这种城邦的统治方式。

专制君主由于随时有被推翻之虞，所以非常残忍暴虐。他们出入均有卫士护卫，饮食惧怕被下毒，他们所祈望的是能够寿终正寝。早期均以诡计、贿赂和暗杀及马基雅维利（尚未出生）所说的各种政治手腕统治其属下的城邦，至1450年以后，它更为人们所尊崇。专制君主觉得比以前安全些，对内部的控制方式也渐采用温和的手段。他们压制各种批评和异议，到处派有密探监视。专制君主生活非常豪奢，嗜好排场。但是，因为他们改善行政，伸张正义，救助饥荒和有不幸事故的百姓，消除失业，建筑教堂和修道院，用艺术美化市容，支持学者、诗人和艺术家，赢得了人们的谅解和敬重。

为了扩大他们的领域以确保城邦的安全及获得更多的征税区域，专制君主常从事战争，但是小规模的。因惧怕武装他们自己的百姓后造成叛变残杀的局面，专制君主都雇用佣兵为他们打仗，以战利品、赎金、掠夺或抢劫所得作为他们的报酬。佣兵都是一群饥饿的冒险者，是敢于翻越阿尔卑斯山至各城邦、将他们打仗的劳务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的机动分子，过后，如对待遇不满意，他们会转而投靠别的君主。一位英格兰埃克塞斯城出生的裁缝师，以战略和战术闻名于各地，他曾攻打佛罗伦萨城，也曾为佛罗伦萨城邦效力，英格兰各地称他为“木鹰”约翰·霍克伍德先生，而意大利则称他为“机灵”（Acuto）。他一生曾积蓄几十万弗罗林，1394年以绅农田位（gentleman farmer）去世，被人以优厚葬礼追悼后埋葬于圣玛利亚·费俄里修道院。

专制君主不但资助战争，也资助教育事业，他们盖学校和图书馆，支持学术机构和大学。意大利每一城镇都有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所大学。在人文主义学校的教育下，大学与宫廷，公共嗜好与礼貌大有改善，意大利年轻一辈对艺术均有相当的鉴别力，每个重要的活动中心都有自己的艺术家和独特的建筑格调，意大利各地曾受教育的人们散布着享乐人生的气氛，举止相当优雅，有天分的人更获得有史以来最能自由发挥的机会。人们欣赏天才的热烈情形，天才之间竞争的炽热和自由发挥的环境是奥古斯都大帝以来所未有过的。

皮德蒙特与利吉里亚

意大利西北部（今法国东南部）的旧萨伏依-皮德蒙特（Savoy-Piedmont）公国是欧洲最古老的专制王朝，延续至1945年。它由亨伯特一世（Humbert I）创建，当时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国。1343年至1383年“格林伯爵”（Green Count）阿马德乌斯六世时，这一小国达于顶峰，阿马德乌斯六世并吞了日内瓦、洛桑（Lausanne）、奥斯塔（Aosta）和都灵等地，以杜林为首府。在同时代中，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能像他那样聪明、正义和慷慨。1416年，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大帝将它擢升为公爵的属国，第一任公爵——阿马德乌斯八世（AmadeusⅤⅢ）在1439年接受任命，为菲利克斯五世（Antipope Felix V，僭称的罗马教皇）时，却被送上断头台。约100年后，1536年萨伏依被法王弗兰茨一世（Francis I）征服。萨伏依和皮德蒙特，沦为法国与意大利的交战地，意大利将两地割让给法国，两地未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潮流的影响。在杜林画廊和其故土韦尔切利城可看到费拉里保护者（Defendente Ferrari）的许多平凡而赏心悦目的绘画。

皮德蒙特南方的利吉里亚拥有意大利里维耶拉区域的一切光耀事迹：东面是列瓦河（Riviera di Levante），即“太阳上升的海岸”，西面是旁尼地河（Riviera di Ponente），即“太阳下落的海岸”，接合处热那亚与位居群山之冠、蓝海之堤的那不勒斯一样赫赫雄伟。诗人彼特拉克称它为“王者之城、繁荣之塔和欢乐之门”，但一切都是1378年热那亚人在基奥贾溃败前的景象。当威尼斯社会各阶层正合作一致努力重建商业和提高偿债能力并迅速复原时，热那亚依旧处于贵族与贵族、贵族与平民之间内讧的状态中。寡头政治的压迫在1383年引起一次小规模的革命。携有屠刀的屠夫，率领一批群众前往总督府，强迫减税并驱逐政府中所有的贵族。1390年至1394年的5年中，热那亚总共发生了10次革命，有10位总督上台下台。演变至最后，众人似乎发现秩序比自由更值得珍惜，加上为革命所苦恼的共和国政府惧怕被米兰并吞，因此在1396年连同里维耶拉一同归属法国。两年后，在一次愤激的暴动中又将法国人赶出该城。为此共发生5次流血的街道战争，烧毁20栋宫殿大厦，政府建筑被掠夺并拆毁，又毁去价值100万金币的财产。热那亚发现为自由而得到的混乱结果无法承担，便于1421年宣布归属米兰城邦。1435年，由于无法忍受米兰人的法令，又引发一次革命，再次建立共和政体，派系纷争复起。

在这些变动纷争中，唯一安定的因素是圣乔治银行。在与威尼斯战争期间，热那亚政府曾以期票向市民借钱。战后，政府无力偿还这笔债务，转而约定以港口可征得的关税偿付。债权人自己选出8位管理人组成董事会以收取关税，该组织称“圣乔治之家”（Casa di San Giorgio），并从政府处接收一栋大厦供其办事用。该公司管理良好，是共和政府中最少贪污的机构。它被委托收取关税。它贷款给政府，而后政府以利吉里亚、科西嘉、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附近的大批财产作归还贷款用。它实际已变成公库和私人银行，业务有收受存款、贴现票据及贷款给工商业。由于各派在财务上均与它相关联，而且都尊重它，使它能安然无恙地渡过各次革命与战争。目前，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宏伟大厦依旧耸立于卡里卡门托（Caricamento）广场中。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热那亚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君士坦丁堡附近肥沃的热那亚人住地皮拉（Pera）被土耳其人占领。当1458年赤贫的共和政府再度投靠法国时，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资助一次革命，将法国人赶出并使它成为米兰的属国（1464年）。1476年，加里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被暗杀所引发的混乱，削弱了米兰的力量，使热那亚人获得短暂的自由。当法王路易十二在1499年据有米兰时，热那亚也受其统治。最后，法王弗兰茨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长期冲突，使热那亚的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率舰反叛法国，将法国人赶出热那亚并于1528年建立新共和政体。它也是被少数商业巨子控制的政府，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相似，只有拥有公民权的家庭的姓名才能登录于《金册》（Il Libro d’Oro）上。新政权包括400人组成的元老院和200人的议会，总督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这种方式的政权促使各派系维持一种有纪律的和平状态，并使热那亚一直保持独立，直至1797年拿破仑入侵为止。

热那亚社会的混乱使该城无法对意大利文学、科学及艺术做出应有的贡献。该城的船长到处探险，但热那亚人的后裔哥伦布出世时，不知是因热那亚人太胆怯或太贫穷，竟无人资助他完成航海环游地球的梦想。贵族热衷政治，商人则汲汲于利，没有人肯为探险事业出力。古老的圣洛伦佐大教堂在1307年被改建成哥特式建筑，内部非常庄严高贵。它的圣巴蒂斯塔（San Giovanni Battista）礼拜堂在玛泰奥·西维塔里（Matteo Civitali）手中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祭坛和坛盖，在伊库甫·圣索维诺手中完成了一尊忧郁的施洗雕像。安德烈亚·多利亚不但改造了热那亚政府，热那亚的艺术也因他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从佛罗伦萨请来乔万尼·蒙托索里（Giovanni da Montorsoli）修道士改建多利亚宫殿（1529年），并从罗马请来瓦加（Perino del Vaga）装饰该宫殿，做壁画、加浮雕、画像、图案及花草图饰。改装完成后，使该处成为意大利装饰最华丽的住宅。雕刻家切利尼的对手与仇敌列昂·列尼（Leone Leoni），远道从罗马赶至热那亚为他铸造海军上将的大奖牌，而蒙托索里则为他设计坟墓。就热那亚来讲，文艺复兴只见之于安德烈亚·多利亚在世时的短暂时刻，在他之前或之后都无法嗅到文艺复兴的气息。

帕维亚城

在热那亚与米兰之间有个古老的城市，叫帕维亚，该城临提西诺河（the Ticino）。它曾是伦巴底国王的居住地，14世纪臣属于米兰，威斯孔蒂和两位总督以它为第二首府。其建设的工作由加里亚佐·威斯孔蒂二世于1360年开始，而由吉安（Gian）的乔万尼·约翰完成，此地华丽的城堡为第二任建筑者的公爵住处，并成为米兰以后各代公爵玩乐的宫殿。彼特拉克称它为“现代艺术最辉煌的产品”，当代许多人视它为欧洲第一流的皇家院宅。该地的图书馆拥有许多欧洲珍贵的图书，包括951册装饰的手抄本。路易十二在1499年占领米兰后对此地的图书馆加以破坏。法军在1527年以新式火炮摧毁城堡内部，使它除城墙外荡然无存。

虽然城堡被毁，威斯孔蒂与斯福尔扎最重要的东西却完整无恙——西托萨修道院，它隐藏于帕维亚与米兰之间的道路。在一片宁静的平原上，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建造了寺院房间、修道院和教堂，以实践其夫人的誓言。从那时至1499年，米兰的公爵们继续以他们的虔诚和喜爱的艺术装饰它，使它更加发展。在意大利再没有比它更为精致的东西。斯福尔扎和洛多维科曾资助帕维亚城的蒙特加查（Cristoforo Mantegazza）和阿马迪奥（Giovanni Antonio Amadeo）两人设计、雕刻和建造该修道院的正面，全部以白色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为材料。太多的拱形建筑、雕像、浮雕、大奖牌、圆柱、方柱、柱头、图饰、雕刻的天使、女神、王子、果树与花草，以致无法表达和谐统一的景象，每一部分皆各自突出，引人注目；然而每一部分皆体现了热爱与技艺。阿马迪奥所建造的四种文艺复兴的窗扉，的确使他能够留存于人类的记忆中。在意大利，教堂的正面建筑雄伟齐整，但是在帕维亚城西托萨修道院，教堂的外观则醒目漂亮：庄严的扶墙，华丽的钟楼、拱廊，朝北十字式左右翼部和凸出部分的塔尖，修道院的圆柱和拱形建筑。在宫廷之内举目四望可以看到细长的圆柱，连续三层的拱廊和圆屋顶四根附加的柱廊，各部分调和的整体，使人对建筑的成就仰慕不已。教堂内部更是宏伟无比，气象万千。圆柱成群，雕刻与装有饰板的圆屋顶都是拱形建筑，青铜与铁格子窗都是像建造皇宫一样精致设计完成的，大门与拱门的形式和装饰非常高雅，大理石的祭坛饰嵌各种宝石，教堂中的绘画都是出自佩鲁吉诺、博尔戈尼奥内（Ambrogio Borgognone）与卢依尼（Bernardino Luini）三位大画家之手。镶花的合唱团席次富丽堂皇，彩色的玻璃非常光洁；柱子、三角壁、拱内侧的穹隆都经过细心雕刻。加里亚佐·威斯孔蒂的华丽壮观的坟墓出自罗马诺（Cristoforo Romano）与布里斯科两人之手。虽然洛多维科与贝亚特丽斯（Beatrice d’Este）两人去世之日期相隔10年并相距500英里之远，他们的坟墓与肖像却以精美的大理石连在一起，作为他们令人哀伤的爱情故事的遗迹。它可以说是结合伦巴底、哥特式与文艺复兴的格调而完成的文艺复兴时代几近完美的建筑。在洛多维科时代由于米兰宫廷中聚集了许多美丽的妇人，并网罗了像布拉曼特、达·芬奇及卡拉多索（Caradosso）等一流的艺术家，米兰得以从佛罗伦萨、威尼斯与罗马手中攫取意大利的领导地位达10年之久。

威斯孔蒂家族（1378—1447）

加里亚佐二世于1378年去世，将统治米兰的宝座传给他的儿子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后者仍以帕维亚为首府。他是马基雅维利式权谋霸术的忠实信徒，终日沉溺于宫殿图书馆，研究如何制定一套微妙的法律命令，如何以适度的征税、虔诚的礼拜方式和聘请牧师教士以赢得臣民的信赖。外交家们都猜想他是意大利最后一个想统一半岛的王子。他的脑中也充满这种构思，直到寿终正寝时他都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几乎实现它。他使用各种阴狠奸诈和谋杀等手段，就像他已经虔敬地读过还未问世的《君主论》（Prince）和从未听过基督教诲一样。

此时他的叔叔贝尔纳博治理威斯孔蒂家族另一半的领域。贝尔纳博是一个恶棍。税捐重得使其臣民几乎无法负担，强迫农人喂养他打猎用的5000只猎狗，并宣布罪犯要受40年的苦刑，因而引起愤恨不平。他讥笑吉安加里亚佐的谦恭做法，并计划取代他以夺得威斯孔蒂家族的全部遗产。吉安加里亚佐的特务获悉全部计划，使他得以先下手斩除对手。他安排与贝尔纳博举行一次会议，贝尔纳博带领两个儿子赴会，吉安加里亚佐的卫队将3人一举逮捕并在1385年毒死贝尔纳博。从此吉安加里亚佐即统有米兰、诺瓦拉、帕维亚、皮亚琴察、帕尔马、克雷莫纳、布雷西亚等地。1387年他取得维罗纳；1389年吞并帕多瓦；1399年以20万弗罗林购得比萨，使佛罗伦萨大为震惊。1400年，他攫取佩鲁贾、阿西西和锡耶纳等地。1401年，卢卡和博洛尼亚分别向他的将军献城。他几乎成为从诺瓦拉到亚得里亚海之间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主人了。教皇从法国阿维尼翁返回意大利后发生的宗教分裂局面（1378—1417年），大大削弱了教皇国的地位。吉安加里亚佐扶植一位教皇以对抗另一位教皇，希望吞并教会的全部土地，果能如此，再派兵攻打那不勒斯，由于控制了比萨及佛罗伦萨的外围地区必可使佛罗伦萨臣服，剩下的威尼斯自然会归顺。但天不从人愿，1402年吉安加里亚佐以51岁壮年撒手西归，意大利统一的希望顿成泡影。

他很少离开帕维亚和米兰两地。他不喜欢以战争的方式达到吞并的目的，而偏爱阴谋诡计，他所完成的吞并事业中多半以诡谲手段达成，较少使用武力方式。这些政治上的事业并未耗尽其内心的各种构思，在其他方面他也有很特殊的作风。他曾颁布包括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强迫隔离的法令，并建筑帕维亚城堡和帕维亚修道院教堂及米兰大教堂。他还聘请克里索罗拉斯至米兰大学教授希腊文，并襄助帕维亚大学、帮助诗人、艺术家、学者和哲学家，对他的同僚也照顾有加。他还拓筑延伸米兰至帕维亚之间的大运河，该运河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米兰、波河等意大利腹地以至亚得里亚海的内陆河道，灌溉了几千亩的土地。农业与商业的进展推动工业的发展。米兰的毛织品开始与佛罗伦萨竞争。该地工匠铸制武器和铁甲供应西欧的战士。在一次危机时，两处主要制造所在几天之内完成了6000位军士所需的武器。卢卡城的丝织工人由于党派纷争及战争关系已经贫穷万分，被迫成群结队地移居米兰。至1400年，丝织工业在米兰已相当发达，使道德家埋怨说衣饰过分华丽。为了保护成长茁壮的经济社会，吉安加里亚佐曾采取各项步骤，包括适当管理、公平与稳定通货及适度的税捐。课税对象包括牧师、贵族及一般普通的人。在吉安加里亚佐的督促下，邮政事业也渐次扩展。1425年，邮政使用100匹以上的马运送邮件。邮局接受私人信件，全日运送——如有急事，连夜赶送。1423年，佛罗伦萨政府每年收入400万弗罗林，威尼斯为1100万，米兰为1200万，各地国王均以女儿嫁给威斯孔蒂家族或娶得其女为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温萨斯雷（Wenceslas）在1395年批准正式授予早已成为事实的吉安加里亚佐公爵头衔并给予他和其后裔永久的米兰公爵领域。

这种兴盛的局面持续了52年之久。吉安加里亚佐在1402年去世时，他的长子吉安玛利亚（Gianmaria Visconti）时年13岁。许多吉安加里亚佐的将军纷纷争夺摄政之职；当他们为争米兰而发生战斗时，又使意大利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佛罗伦萨重获比萨城，威尼斯取得维罗纳、维琴察和帕多瓦等地，锡耶纳、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各地皆自立为国。意大利的混乱情形依旧，甚至比以前更糟，吉安玛利亚将政府交给跋扈的摄政王，自己专门喂养一些吃人肉的狗，以看狗吃政治犯和犯人的肉为乐。1412年，他被三位贵族刺杀。

他的弟弟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似乎继承了其父狡诈的心智、勤勉努力不懈的耐心与野心及远大的目光。但是吉安加里亚佐的勇气在菲利普那里却转而为怯懦，他一直害怕被谋杀，一直认为人类都是背信弃义的。他把自己幽禁于米兰的吉尔维亚城堡中，日餐丰肴盛宴，养得肥胖，酷爱迷信和占星家，仍以诈术维持其长期统治，使自己成为其国家、军队和家庭内的主人。为了得到财富，他跟廷达（Beatrice Tenda）结婚，而后以不贞的理由赐她死。之后又与萨伏依公国的玛丽亚公主结婚，却将她隔离，只留几位妇人侍候她。由于忧思没有儿子，又娶了一位小妾，与这位小妾生了一位漂亮的女儿比安卡（Bianca）。他很爱她，这是他流露出一点人类感情的地方。他继续资助学术的研究，为帕维亚大学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颁授酬劳给建筑家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和奖牌设计家皮萨内洛（Pisanello）。他以独裁而有效率的方式统治米兰，调和了党派之争并维持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农人使他们免受封建制度的榨取，也保护了商人使他们免于盗贼的劫掠。菲利普并以巧妙的外交手腕和武力使帕尔马与皮亚琴察两地再度成为米兰的顺臣，包括伦巴底至布雷西亚两城及米兰到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全部土地。1421年，他使热那亚人相信他的独裁统治比他们的内战更为温和，因而归降他。他鼓励敌对的家族相互通婚，因而减少了许多家族的累世宿仇。虽然有些暴政，人民的自由被剥夺，却使他们免除处于内部争权夺利的情况，并过着繁荣的生活而少有怨言。

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卓越的将领，却怀疑他们会推翻自己，因此使他们相互争斗以坐收渔人之利，并制造战争以图收回他父亲取得而他哥哥失去的土地。与威尼斯、佛罗伦萨作战期间曾训练了不少杰出的雇佣兵队长：加塔梅拉塔、科莱奥尼、卡马诺拉（Carmagnola）、布拉乔（Braccio）、福尔泰布拉奇奥（Fortebraccio）、蒙托内（Montone）、皮奇尼诺、穆齐奥（Muzio）、阿滕多洛（Attendolo）等人。其中，穆齐奥是一位乡村少年，出生于拥有男女战士的大家庭。他因力大如牛而赢得斯福尔扎之姓，并效忠于那不勒斯的女王乔安娜二世（Queen JoannaⅡ），后因故不获女王的喜欢而入狱。他的姐姐全副甲胄前往监狱，强迫狱卒释放他。后来他成为米兰军队的一位司令，1424年在横越一条河流时不幸被淹死。他的私生子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当时已经22岁，即继承其父的职位，转战各地，最后因与公主结婚而取得王位。

斯福尔扎家族（1450—1500）

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是文艺复兴时代完美的战士：高大、英俊、活泼、强壮、勇敢。他在军营中善跑、跳及摔跤，睡眠时间很少，光着头在夏天或冬天行军，能与手下同甘共苦并常以战略取胜，为其部属带来丰厚的战利品，因此其手下都乐于为其效劳。他的声誉举世无双，许多敌军在看见他时即投降并脱帽致敬，尊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将领。他志在建立一个自己的邦国，决心扫除各种障碍。他曾分别为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效力过，直到1441年菲利普将其女儿比安卡嫁给他做夫人及以克雷莫纳和蓬特雷莫利两地作为陪嫁后方得到他的忠心。6年后菲利普去世，因无儿子继承，威斯孔蒂王朝结束，弗朗西斯科认为他应该继承王位。

但米兰人认为他们应成立一个名为安布罗西安的共和国，可是各敌对的党派意见无法一致，米兰各附属国趁机宣告脱离米兰独立，有些被威尼斯征服。米兰有遭受威尼斯或佛罗伦萨攻击之虞。而且奥尔良公爵、腓特烈三世及阿拉贡国王阿方索都声称米兰为其领土。米兰面临这种危机，只好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请求斯福尔扎派兵防守米兰，并赠以布雷西亚城。斯福尔扎击退入侵的敌人，但当米兰新政府私下与威尼斯达成和解时，他即掉转军队攻打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将米兰团团围住使其濒于饥饿的边缘，最后米兰投降，当他入城时曾受饥饿市民的欢呼拥戴，并分发面包给各地民众。入城后，他即要求每户派一人组成国民大会。该会授给他公爵的权力，并经神圣罗马帝国的认许，1450年即为斯福尔扎短暂但灿烂王朝开始的一年。

虽然他已崛起，他的性格并未改变。衣食仍很简单，依旧辛勤地工作。有时假借说为国家利益而做出残暴奸诈的事情，但大致上说来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对女色非常放纵。他的夫人非常多才多艺并善社交，曾杀死他的情妇，之后对他这种好色之性也加宽容。她曾为他生了8个孩子，政治上明智地规劝他应行之道，通过济贫扶弱赢得人民的支持。斯福尔扎治理邦国与统领军队一样能干。社会繁荣，秩序良好，使人民对过去遭受的苦痛与不自由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为了防止叛变或围城，他开始建造有名的舒弗兹科（Sforzesco）城堡。斯福尔扎还开凿新运河，组建工厂，建造大医院（Ospedale Maggiore），敦请人文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科·斐勒佛至米兰讲学并鼓励兴学，研究学问和艺术。他曾诱使佛芭（Vincenzo Foppa）从布雷西亚城至米兰开设一间绘画学校。由于受威尼斯、那不勒斯及法国的威胁，他设法获得科西莫·美第奇的支持和友谊，使他们无法前进。之后他将他的女儿伊坡里塔嫁给斐迪南一世的儿子阿方索为妻，解除了那不勒斯的敌意，与法王路易十一联盟而彻底击败奥尔良公国。有些贵族希望他早死以取得他的权力，但斯福尔扎政府成功的事实使他们的计划成空。1466年，他安然去世。

他的孩子加里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由于生于皇室，根本不知贫穷与奋斗为何物，只会玩乐豪奢及勾引朋友的太太，对持异议的人更是残忍无比。这种残忍的性格似乎是得自其仁慈的母亲比安卡所带有的威斯孔蒂家族的血统。米兰人民由于已习经惯极权统治，对他这种暴政未加反抗，但私人复仇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恐惧。奥吉亚提（Girolamo Olgiati）对其妹被加里亚佐勾引而后被遗弃之事深感悲痛，兰甫那尼（Giovanni Lampugnani）则认为自己的财产被剥夺，还有卡洛（Carlo Visconti），三人均受教于蒙特诺（Niccoló Monteno），学习罗马历史和思想，还学习布鲁特斯暗杀恺撒的各种方法。在恳求圣徒帮忙后，三人混入加里亚佐做礼拜的圣斯蒂芬教堂，将加里亚佐刺死（1476年），兰甫那尼和卡洛两人当场被杀。奥吉亚提则被折磨至骨头全断、关节尽碎的地步，然后再被活活剥皮。但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仍拒绝忏悔，拒绝要求基督原谅其行为，死时口中喃喃念着文艺复兴的用语：Mors acerba，fama perpetua。（死是痛苦的，名誉却是永存的。）

加里亚佐死后，由他7岁的儿子吉安加里亚佐继承。教皇党和保皇党两派不择手段争取摄政权，三年中社会一片混乱，最后由一位文艺复兴时代最为多彩多姿且传奇的人物获得政权——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他是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第四子。他父亲赐他马洛（Mauro）之姓，但当时人因他头发和眼睛皆为乌黑色而将马洛改称为伊尔·摩尔（Il Moro），即“摩尔人”，他自己则欣然接受这个绰号。摩尔人的象征和衣饰在宫廷中一时大为流行。这种现象尚可从桑树的同义字（在意文中，Moro也可为桑树）中观知。桑树也代表他，一时米兰地区的物品都盛行用桑树的颜色，促使达·芬奇以此色装饰城堡的房间。洛多维科的主要老师是学者斐勒佛，他灌输他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洛多维科的母亲警告斐勒佛说“您教的是王子而不是学者”，她认为她的孩子应精通治国战争的大略。洛多维科身体不很强健，但智力过人，因而非常仁慈，如果就所犯的错误与罪恶数目之少来看，他是历史上最开明的人物之一。

他并不漂亮，因而使他不会为此而分心。脸部很肥胖，鼻子太长且弯曲，下颌太厚，两唇又太紧闭，但从布特拉斐尔（Boltraffio）所画的侧身像及留存于里昂和卢浮宫的半身像可以发现其带有一股安静的力量、机智敏锐的气息及文雅高尚的气质。当时他有最狡诈的外交家之称，有时他很优柔寡断，时常喜欢绕圈子，有时不够谨慎，偶尔会做出不忠实的行为。这些特征在文艺复兴时代很常见，或许是从事外交必需的手腕。洛多维科温文有礼，对艺术与美学又独具慧眼，很少发脾气，但疑心甚重又迷信，他可说是万民之主，却是占星家的奴隶。

洛多维科以摄政王身份代其侄治理米兰达13年之久（1481—1494年）。吉安加里亚佐·斯福尔扎生性懦弱，害怕担负治国的重任，而且体弱多病，无力担当繁重的政务——圭恰尔迪尼称他为无能之辈。他乐得将政权交给他既羡且妒的叔叔代管，自己跑去玩乐偷懒。洛多维科舍去公爵头衔的一切锦衣丰食及荣耀，倒是吉安加里亚佐自己坐于王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并过着豪奢的帝王生活。但吉安加里亚佐的夫人，阿拉贡王国的伊莎贝拉公主，却愤恨洛多维科掌权，一直要吉安加里亚佐亲自执政并要求他父亲阿方索——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人，出兵帮她取得政权。

洛多维科主政成效卓著。他在维吉瓦诺（Vigevano）城的夏季住所附近办了一间规模宏大的农产和畜牧实验所，曾做各种实验，包括试种水稻、葡萄树及桑树等，并有产制牛油及干酪的工厂，两种东西品质之佳都是意大利前所未闻的。草原和山坡地养了2.8万头公牛、母牛、水牛、绵羊和山羊，马厩中畜养欧洲最好的种马和牝马。当时米兰丝织工业雇用了2万名工人，并从佛罗伦萨手中抢来许多外国市场。铁器商、冶金商、木材雕工、瓷器工、陶器工、镶嵌细工、玻璃工、香料制造商、刺绣工、绣帷工及乐器制造商构成繁忙的米兰工业，宫廷和贵人家里都装饰得非常富丽堂皇，有些还从东方购入细软的奢侈品。为了使人们与货物的交通更加舒畅，及“使人们得到更多的光线和更好的空气”，洛多维科拓宽主要街道，通往城堡的大道旁边更建有许多贵族的宫殿和公园，大教堂更成为该市的中心。1492年，米兰人口计有12.8万人。洛多维科时代米兰之繁荣比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人们抱怨说经济社会的繁荣无助于人民摆脱穷困，只使王朝更加显赫而已。主妇对税捐的繁重摇头叹息，克雷莫纳和洛迪两城都曾因抗议重税而发生暴动。洛多维科辩称他需要经费建设新医院和照顾病患，办帕维亚和米兰两大学，资助农业和畜牧业的实验，推广工业，装修宫廷，使外国大使赞美其艺术及豪华，他认为唯有国家先富强后才会受外邦尊重。

但米兰并不相信此论。1491年当洛多维科迎娶费拉拉公主贝亚特丽斯时，米兰似乎分享其乐，新娘是最温柔与最讨人喜欢的公主。那时他已39岁并已有过多个情妇，其中一位叫比安卡的已帮他生有二男一女。贝亚特丽斯在到米兰前认为应施行一夫一妻制，但当她到达米兰时，发现他夫婿尚有一个美丽的情妇西西里娅·加里那妮（Cecilia Gallerani）住在城堡的套房中。更糟糕的是，在婚后两个月中他仍继续去看她，洛多维科向费拉拉大使解释说他无意遣走这位有修养的女诗人，因她使洛多维科的身躯与心灵获得很大的满足。贝亚特丽斯威胁要回费拉拉，洛多维科只得放弃，并劝贝加米尼伯爵娶西西里娅。

贝亚特丽斯嫁给洛多维科时才14岁。她并非特别漂亮，但她对生命所持有的天真无邪的欢乐却非常迷人。她生长于威尼斯，从小即学会当地各种欢乐的方法，洛多维科富有的环境使她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挥霍者。她如此奢侈，被称为“疯狂地喜爱奢侈者”。由于她流露一股天真无邪的欢乐，因此人们也就原谅她这种做法——当代有位编年史学家曾这样写道——“日日夜夜地歌唱跳舞和玩乐”——整个宫廷都洋溢着她欢乐的气息。洛多维科原先很严肃，但婚后几个月却深爱上她。他承认除了他新近得到的幸福外，所有的权力和智慧都不重要。在洛多维科的照顾下，她在内心深处渐渐学会优雅仁慈的意念。她学习以拉丁语演说及各种令人头痛的邦国事务，有时服侍其夫婿使他飘飘然。她寄给她的姐姐伊莎贝拉的信是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式丛林中的芳香鲜花，她的姐姐比她更有名。

米兰宫廷由于有好玩的贝亚特丽斯举办各种舞会，而由勤奋工作的洛多维科付款，成为全欧洲最富丽堂皇的地方。舒弗兹科城堡更是光耀无比，拥有庄严宏大的中央高塔，无数豪华的房间，镶嵌的地板，彩色玻璃窗，绣花垫，波斯地毯，它的绣幄令人再次想到特洛伊和罗马的稗史；到处都有达·芬奇雕刻的天花板和索拉里（Cristoforo Solari）或罗马洛制作的雕像，也有希腊、罗马或意大利艺术的遗物。在这种灿烂辉煌的日子里，学者与战士、诗人与哲学家、艺术家与将军相互往来，妇女们因衣着、珠宝、化妆品而更美艳动人。所有男人发式整洁，打扮入时，连军人也不例外。由各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到处表演，歌声布满各处。这时候佛罗伦萨因出现萨沃纳罗拉而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毁坏有关慈爱和艺术的作品，洛多维科的首都盛行音乐，道德却相当松弛。丈夫纵容太太偷情，以使他们自己能够游览各地。化装舞会经常有，五光十色的服装中不知包含多少罪恶。男男女女尽情地歌唱与跳舞，好像都不会贫穷一样，也好像法国不会计划攻打米兰，对虎视眈眈的那不勒斯也视若无睹。

历史学家科利奥（Bernardino Corio）从故乡到米兰宫廷执事，在《米兰历史》（Historia di Milano，约1500年）一书中对米兰宫廷曾做生动的刻画与描述：

我们君主的宫殿充满各种时髦、新款时装及欢乐，太过富丽堂皇了。然而，各种美德均受人歌颂赞美，密涅瓦（Minerva）女神可与维纳斯女神媲美，而且各个学派都想有所成就。爱神丘比特可算是最美丽的少年。由于少数人的推许，人们也盲目地跟着赞扬，扶老携幼前往观赏丘比特雕像。密涅瓦女神也不落人之后，各种学术机关也都有她的雕像。洛多维科更是不惜重金从欧洲聘请最有学问与最有艺术天才的人到米兰来，不但有人学希腊文，而且到处有人歌咏拉丁诗与散文，更出现许多大诗人。米兰也聚集了各国雕刻与绘画的名家，各类悦耳的歌曲与音乐更是不绝于耳，真像天国降临此处一样。

或许是因为贝亚特丽斯太富于母性之爱，她带给洛多维科与意大利灾难。1493年，她为洛多维科生下一男孩，取名为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显然这孩子会继承王位。贝亚特丽斯担心洛多维科死后她跟孩子的命运。因为她夫婿统治米兰并无法统上的根据，吉安加里亚佐有那不勒斯人的帮助，随时会宣告废除她儿子，或放逐她，甚至杀死她。如果吉安加里亚佐有儿子的话，显然公爵的爵位会传给这个儿子，而不顾洛多维科。洛多维科对爱妻这种忧虑也很同情，于是他派遣一位密使去谒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储马克西米连，答应将其侄女比安卡·斯福尔扎（Bianca Maria Sforza）嫁给他，并陪嫁40万杜卡特，但要求马克西米连继位后，将米兰公爵的头衔与权力授予他。马克西米连同意这个条件。过去几任将公爵名衔授予威斯孔蒂的皇帝都拒绝批准洛多维科的请求。我们可知，米兰法统的治理权仍须受神圣罗马帝国的委任。

吉安加里亚佐只关心他的狗与自己的身体，对这种演变根本无暇顾及，但是心中老是愤愤不平的夫人伊莎贝拉觉察到这种趋势，因此再次请求她父亲出兵帮她取得政权。1494年1月，阿方索继位为那不勒斯国王，对米兰采取一种不友善的政策。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但与那不勒斯结盟，而且欲联合弗利等城以增强教皇的地位，弗利城那时由吉安加里亚佐统治。素与洛多维科极友善的佛罗伦萨主人洛伦佐·美第奇在1492年去世。洛多维科为了保护自己，竟不顾一切与法国结盟，同意让法王查理八世和法国军队无碍地通过意大利西北部以维护查理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力。

因此招来法国人，洛多维科以主人迎接查理并祝福他远征那不勒斯成功。当法国人向南进军时，吉安加里亚佐·斯福尔扎却因数病齐发而去世，人们怀疑是洛多维科下毒加害他。1495年，洛多维科自己匆忙加封为公爵，使这种谣言更见确凿。这时，奥尔良公爵路易带领另一支法军侵入意大利，宣称他是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的后裔，因此米兰是他的地方。洛多维科现在发现他原先欢迎查理是彻头彻尾错误，他即刻改变政策，与威尼斯、西班牙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组成“神圣同盟”，合力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半岛。查理匆忙退出，1495年在法诺沃（Fornovo）曾遭受小挫折，几乎不能带领他的残余军队返回法国。这样一来，奥尔良的公爵路易只有等待，俟机再起。

洛多维科对他这种曲折的政策所获得的成功大感满意：将奥尔良打败，也是给阿方索一个教训，好让他不再轻举妄动，这种政策也使同盟获胜。现在洛多维科的王位似乎相当稳固，他放松外交方面的戒心并再次享受宫廷的豪华生活。当贝亚特丽斯怀第二胎时，他不尽丈夫的责任反而姘上卢克雷齐娅·克里维里（Lucrezia Crivelli）。贝亚特丽斯对他这种不忠的行为感到非常悲伤，她再也不歌唱，再也没有欢乐，将全部精力灌注于两个孩子上。洛多维科在情妇与夫人之间左右为难，祈祷能够兼爱两人。1497年，贝亚特丽斯又产下第三胎，不幸是个死胎。产后半小时，她在极度痛苦中去世，时年22岁。

从这时起，对于这个城市和洛多维科来讲，每件事似乎都变了。当时有个人曾这样说道：“人们显示的忧伤情形是米兰从未有过的。”宫廷都染上悲哀的气氛。洛多维科情妇克里维里隐藏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洛多维科克服懊悔与悲伤的心情，独自鳏居祈祷了几天。这个从未想到宗教的强人，现在却祈求恩赐——希望让他也死去，以与贝亚特丽斯见面并恳求她的原谅并再得到她的爱。14天中，他拒绝会见官员、使节或他的孩子，每天参加三次弥撒并到圣玛利亚教堂探视夫人的坟。他命令索拉里雕刻贝亚特丽斯横卧的雕像，他希望他死后与她葬在一起，并将两人的雕像放在一起（以后也确实这样做了）。在帕维亚城，西托萨修道院尚留有简陋的石碑以纪念洛多维科、贝亚特丽斯。至此，达·芬奇时代光辉灿烂的日子，已近尾声了。

悲剧很快发生。1498年，奥尔良公爵继位为法王路易十二，并重申他取得米兰的志愿。洛多维科觅寻盟邦，但无人愿意与他结盟，威尼斯直言不满过去结盟抵抗查理八世时他过河拆桥的作风。洛多维科命令西维里诺（Galeazzo di San Severino）统率大军抗敌，这个外貌英俊的将军胆小如雀，一看见敌军即落荒而逃，法军逼近米兰。洛多维科再指定他信任的朋友科利奥防卫工事良好的舒弗兹科城堡，并命令他支持至马克西米连的援军来到。然后，洛多维科自己化装潜往因斯布鲁克向马克西米连求援。当法军由特里沃奇奥（Gian Trivulzio）将军率领攻入米兰时，科利奥因得到15万杜卡特的贿赂而毫无抵抗地献出舒弗兹科城和财宝，向他投降。特里沃奇奥是米兰的将军，过去因洛多维科触怒他，才离开米兰投靠法国。他为此悲伤地说：“背信弃义出卖朋友的人罪大不赦。”全意大利各地都有同感。

路易命令特里沃奇奥要收回征服付出的代价，于是税捐加重。更由于法军的粗暴无礼，人民都期待洛多维科归来。洛多维科带了一小批瑞士、德国与意大利雇佣兵回来，法军退守舒弗兹科城堡，洛多维科以胜利姿态进城（1500年2月5日）。在他短暂的停留期间曾掳获了一员以勇气与礼貌出名的法军骑士贝亚德（Bayard），洛多维科归还他的佩剑与马匹，并释放他回法营。法军却不以礼相待，驻扎城堡内的军队一直炮轰米兰街道，迫使洛多维科为保护及安抚人民而将总部迁至帕维亚城。他的财源已耗尽，无法发饷。那些军队要求以劫掠意大利城镇作为报酬，但洛多维科禁止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愤愤不已。洛多维科延请贝亚特丽斯的妹夫弗朗西斯科·贡萨加指挥这支小型军队，他自己却秘密与法人讲和。当法军在诺瓦拉出现时，洛多维科带领他的杂牌军队与法军作战，第一仗即溃不成军，他们的领袖即与法军谈条件准备投降。当洛多维科化装准备逃走时，他的瑞士籍的雇佣兵将他出卖（1500年4月10日）。洛多维科除要求随身携带放在帕维亚图书馆的《神曲》这本书外别无所求，他安静地接受这种命运。他被领着走过充满敌意的里昂街道并被关在伯利（Berry）城的圣乔治城堡中，头发虽已变白，他仍很精神。路易十二拒绝见他，并不理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关于释放他的请求，但路易允许洛多维科在城堡内散步，在壕沟垂钓及见朋友。当洛多维科染患重病时，路易派他的私人医生萨罗蒙（Maitre Salomon）替他治疗，并从米兰派了洛多维科的一个侏儒陪伴他。1504年，路易将他转拘于罗奇（Loches）城堡并给他更多的自由。1508年，洛多维科试着脱逃，他躲在稻草车中离开城堡，自己在森林中迷路，最后被猎犬发现抓回，以后被严格地监禁，不准看书和写作，长期关在地牢中。1508年5月17日，洛多维科在黑暗和孤独中与世长辞，时年57岁。

洛多维科违背了人民及意大利的意愿，但他爱好美学，替米兰引进了许多艺术、音乐、诗和学识方面的人才。一个世纪以前，一位意大利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提里布奇（Girolamo Tireboschi）曾说过：

假如我们单从他以厚禄名位从意大利各地引进无数有学问的人到米兰来看，如果我们再回想到他所延聘的那么多著名建筑家和画家及他建造的著名建筑物，他建筑宏伟的帕维亚大学及在米兰开设各类科学学校的苦心，上述之外，从各国学者对他生动壮丽的颂词及各种书信来看，他都可以算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位君主。

文学

洛多维科和贝亚特丽斯网罗了许多诗人，但由于宫廷生活过得太舒适，这些诗人无法专心致力于创造杰作。阿奎拉（Aquila）的诗人西拉菲诺（Serafino）形貌短小丑陋，但其抒情诗配上他自己的维忽拉唱出，却为贝亚特丽斯和她的朋友所欣赏。贝亚特丽斯去世时，他由于无法忍受房间过度的静寂而偷偷地离开米兰。洛多维科邀请托斯卡纳的诗人卡梅利（Camelli）和伯利西安到宫中，希望他们能润饰伦巴底诗词中粗犷的措辞。这导致一场托斯卡纳与伦巴底诗人之间的笔墨战争，到处充满恶毒的十四行诗，纯净的诗集不再复有。伯利西安由于过分好斗，死后被对方在他的坟墓上题字，警告过路人小心行走，否则墓中的尸体会出来咬人。后来洛多维科任命一位伦巴底人加斯帕罗·威斯孔蒂（Gasparo Visconti）为宫廷诗人。1496年，加斯帕罗以刚劲字体在乳白色皮纸上写了143首十四行诗及其他类诗献给贝亚特丽斯，上饰各种精致的小画像，全部装订于镶花镀银的木板上。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却生不逢时，无法完全发挥他的天分。加斯帕罗非常喜爱彼特拉克，加斯帕罗所作的诗即拥有彼特拉克和但丁两人的优点，他常以此与布拉曼特发生激烈而友善的争辩。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宫廷中，这种押韵诗的竞技非常热烈，几乎人人都参加，连将军们也都是作十四行诗的好手。在斯福尔扎时代，以举止动作文雅的朝臣尼科洛·柯勒乔写得最好。他是贝亚特丽斯结婚时跟来的随从人员，由于深为贝亚特丽斯和洛多维科喜爱，他被留下来，替他们两人作诗和从事外交工作，贝亚特丽斯死时他曾撰写了一篇伟大的诗文。洛多维科的情妇西西里娅·加里那妮就是一个女诗人，管理一间专供诗人、学者、政治家和哲学家集会的大场所。法国18世纪中所有著名的生活与文化上高雅的举动，在米兰洛多维科时皆已非常盛行。

洛多维科对学术方面虽没有洛伦佐·美第奇那么热心，但也相当支持。他曾引进100位学者到米兰，但在他们相互的往来中却未能替米兰造就出有名的学者。斐勒佛以博学和谩骂闻名于全意大利，他生于图林提斯（Tolentinos），就学于帕多瓦，18岁时即成为该地的一名教授，曾在威尼斯任教一段期间，1419年以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领事秘书的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访问。在君士坦丁堡时，他跟随克里索罗拉斯学习希腊语并与其女结婚，以后在拜占庭宫廷中当了几年的小官。当他返回威尼斯时，他已成为一位研究希腊文化、语言、文学的专家。他曾吹嘘说，在意大利，除他之外没有人能彻底了解古典文学与语言。虽有点夸张，却也属实。他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诗、演讲。他受任教授威尼斯语言和文学，年薪高达500塞昆（sequins）。1429年，佛罗伦萨以更优厚的待遇延请他在此，他成为当地的学术巨擘。他向他一位朋友这样说道：“整个城市的人都注视着我……每个人口中都会提到我的名字。不但民间领袖为我引道，连贵族妇女也如此，他们对我这么崇敬使我惭愧不已。每天听众达400人，都是达官显要。”由于斐勒佛天生好斗并疏远延请他到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和其他人，这种盛况很快消失。当科西莫·美第奇被囚于维奇奥宫时，斐勒佛力请政府将他处决；当科西莫·美第奇获胜，他即溜掉。斐勒佛跑到锡耶纳和博洛尼亚两地教了6年书。1440年，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请他到米兰，年薪高达750金币。他在米兰度过余生。

斐勒佛精力充沛，一天用希腊语、拉丁语或意大利语做4小时的讲学，阐述古典作家或但丁、彼特拉克的著作，在公私庆典中演讲。他以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写了一部拉丁长诗，10组讽刺诗，10部庄严的抒情诗及2.4万行的希腊诗集。1465年，他编了1万行的诗选，但未付印。斐勒佛有3位太太，共为他生了24个孩子，还有1位私生子。虽然家事已够劳累，他仍有时间跟诗人、政客与人文学者大打笔墨官司。斐勒佛的薪水与其他收入已非常高，但时常叫穷，在诗词中往往要求其资助人供给他金钱、食物、衣服、马匹与主教帽子。他攻击波焦·布拉乔利尼是一个错误，也因此使后者发现他专做一些市井无赖的事。 [1]

话虽如此，斐勒佛的学问使他仍是当时最值得一提的一位学者。1453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在梵蒂冈接见他并赐他500杜卡特。阿方索一世在那不勒斯封他为桂冠诗人，并授予爵位。在费拉拉城，波索（Borso）公爵对他礼遇有加，在曼图亚城有洛多维科·贡萨加侯爵，在里米尼城则知遇于独裁统治者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当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去世而引发暴乱，使他无法在米兰稳居其位时，他轻易地在罗马大学觅得一职位。但由于教皇的司库未给他适当的薪水，他又返回米兰。斐勒佛渴望能够与洛伦佐·美第奇在一起以终其生，希望他能以过去他提名为王之孙的名义逝世。洛伦佐原谅他过去的一切，并授他为佛罗伦萨城希腊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名位。这时，斐勒佛穷得连旅费都没有，米兰政府只好借他旅费。他总算来到佛罗伦萨，但两周后因痢疾逝世（1481年）。斐勒佛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耐人寻味的一个人物，在学识上深受时人喜爱，而文学上则时有笔墨官司。

[1] 波焦对斐勒佛曾作了许多绝妙的描述，可惜很多无法译述。

艺术

专制政治对意大利艺术的发展大有裨益。许多统治者拼命网罗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以建设装饰他们的都城并使他们的声名永垂不朽。竞相敦聘各类名家所费颇多，艺术经费可说空前的充足。这使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变成宫廷式并带有贵族化的气息，时常会因当时君主或教会的需要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划分出明显的界线。最庄严高贵的艺术首推哥特式大教堂和古典希腊与罗马的寺院，他们都是汇集许多人辛劳建成的。

许多批评的人公开指责米兰大教堂装饰太多，以致建筑的线条模糊不清。但米兰人民聚集于这种巨型建筑中已达5个世纪之久，至今他们仍非常珍惜这种集体创作并引以为荣。它由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于1386年开始建造，希望能适合他梦想的意大利统一后首都的规模，能容纳4万人做礼拜及向他欢呼致敬用。传说当时米兰妇女在怀胎时得了一种怪病，许多婴儿均夭折，吉安加里亚佐对自己三个孩子出生后即死亡之情形感到非常悲伤，于是他致力建造一所大教堂献给玛利亚，他祈祷能有一个子嗣并愿米兰各地的母亲都有自己的子孙。吉安加里亚佐从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各地招请建筑人员，从事大教堂的兴建工作。北方地区的人负责哥特式大教堂的形式，意大利人则负责装饰工作。由于各组人员意见发生冲突，格调无法调和而延迟了两个世纪方完成。建造过程中，世界的嗜好已经改变。建造完工时，人们的感受与当初开工时的人的感受完全不同。1402年吉安逝世时仅完成墙壁部分。那时即因缺少经费而耽搁下来。洛多维科请来建筑家布拉曼特及达·芬奇和其他人员设计圆屋顶，希望能使凸起的部分带有塔尖的粗野气息。他们这种构想无法实现，1490年，从建造帕维亚城之西托萨修道院的人员中请来阿马迪奥及大批人员，并由阿马迪奥负责整个教堂的建造工作。阿马迪奥和大部分的助手是建筑师而非雕刻师，他们不知道哪部分表面不需要雕刻或装饰。他将他后半辈子都花费在这一工作上（1490—1522年），但到1759年时圆屋顶才完成。教堂正面自1616年开工，直到拿破仑完成其帝国大业时才竣工（1809年）。

在洛多维科时代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教堂，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在今日与圣彼得和西维大教堂相较，仅规模不如它们，但仍可以它的长度与宽度（长486英尺、宽289英尺）傲世，从地面至圆顶塔尖上圣母玛利亚头部高达354英尺，135个尖塔和居于尖塔、柱子、墙面和屋顶上之2300座雕像也使它增色不少。这些全部以白色大理石做成，屋顶也是，大理石从意大利12处采石场耗费许多人力运来。与宽度相比，正面是太矮了一点，但正好显露出精美的圆屋顶。人们必须立于空中才可看到地上立着的似石笋的迷宫，也必须沿着坟墓多次绕行游览、在扶墙的阵雨中才可体会出多数君主的奢侈浮华。当人们从狭窄与拥挤的城市街道中突然步入杜莫（Piazz del Duomo）巨大空旷的广场中，才能完全领略教堂正面的庄丽和塔尖使意大利太阳在巨石上闪烁的雄伟，人们更须在圣日与其他人在正门拥挤入内并让那些空间、柱子、柱头、拱门、拱形圆顶屋、雕像、祭坛和彩色玻璃在无言中道出信仰、希望与崇拜的神秘，方能领略教堂的真正意义。

如果将大教堂视为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留下的纪念品，洛多维科与贝亚特丽斯的纪念品则为帕维亚城的西托萨修道院，而大医院则为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留下的纪念品。斯福尔扎为了使它能够显示出公爵统治权及米兰城的伟大与显赫，特别在1456年从佛罗伦萨请来阿维努里（Antonio Averulino），为该医院设计伦巴底-罗马式建筑。布拉曼特则为中庭与内院的建筑家，圆形拱门是双排并列，每排都有优雅的飞檐高耸于上。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医院仍是米兰引以为荣的古迹之一。

在洛多维科时代米兰最杰出的艺术家应为布拉曼特而非达·芬奇，因为达·芬奇在当时仅显露出部分才能而已。布拉曼特生于乌尔比诺附近的杜兰特（Durante）城堡，原先以绘画为业。后来他前往曼图亚城求教于曼特尼亚，之后他能够画普通的壁画，还为数学家帕乔里（Luca Pacioli）画了精彩的人肖像画。在曼图亚城中他遇到正在设计圣安德烈亚教堂的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由于屡次尝试各种透视法，布拉曼特从绘画工作转而从事建筑工作。1472年，他到米兰研究大教堂的建筑工作，强烈渴望做出伟大的事情。1476年，他得以在圣萨提诺（San Satiro）教堂周围设计圣玛利亚教堂而有了展示他才能的机会。在这个淳朴质实的杰作中显出他特殊的建筑格式——半圆形小屋及圣器收藏室，八角形的圆屋顶，圆形的圆顶，并都有优雅的飞檐高耸于上，一样配一样构成整个建筑。由于缺少空间建造东面的半圆形小屋，布拉曼特漫不经心地想出在祭坛后面的墙上画出一幅圆形小屋，那种一致的线条使人误以为有空间的深度。他在罗马格雷西圣玛利亚教堂加盖圆形小屋、圆屋顶和美丽的修道院回廊，但后来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洛多维科去世后，布拉曼特即到南方，准备改建罗马。

洛多维科时代的雕刻家没有像多纳泰洛与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巨擘人物出现，但他们为西托萨修道院、大教堂和宫殿雕刻了100具带有迷人温雅味道的人物。驼背的索拉里所做的洛多维科与贝亚特丽斯的坟墓如果尚存，人们定会想起他。罗马诺温文有礼，歌声美妙，赢得众人的一致赞誉。他是西托萨修道院主要的雕刻家，贝亚特丽斯死后他努力地工作了一年再到曼图亚城。在曼图亚城他为伊莎贝拉在她的帕拉底索（Paradiso）书房中雕刻了非常美丽的门廊，并照她的喜爱创作出一种属于文艺复兴时代最好的奖牌。之后他到乌尔比诺城为伊丽莎贝塔·贡萨加（Elisabetta Gonzaga）女公爵效劳，并成为卡斯底里欧尼宫廷中的领导人物。米兰最伟大的奖牌雕刻家为佛芭，绰号“卡拉多索”，贝亚特丽斯所戴的隐约发光的宝石即出自其手，手工之细连切利尼都自叹弗如。

在达·芬奇到来前30年，米兰即有许多名画家。佛芭生于布雷西亚城，在帕多瓦城成为画家，但主要在米兰工作。他在圣欧斯特希奥（Sants Eustorgio）所作的壁画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在西托萨修道院墙上所画的圣塞巴斯蒂安至今犹存。他的继任者安布罗齐奥·博尔戈尼奥内留下更多的史迹：布雷拉城的圣母画廊，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娜画廊，在都灵、柏林都留有他的作品，它们均带有温和柔顺的传统；在伦敦华莱士作品收藏馆（Wallace Collection）中即留有一幅令人喜爱的吉安加里亚佐·斯福尔扎似小孩的画像；在洛迪城因科罗纳塔教堂中即存有一幅天使加百列奉告圣母耶稣将诞生的作品（天使报喜），这是表现这种主题的一幅很成功的画。当达·芬奇到达米兰时，安布罗齐奥·德·芭里底斯（Ambrogio de Predis）是洛多维科的宫廷画家，他的作画方式与达·芬奇的《岩石上的圣母》（Virgin of the Rocks）很相似。在伦敦国立艺术馆有他的迷人天使音乐家的作品，但是他最著名的遗物是存于安布罗西安娜的两幅人像画。其中一幅为一位严肃的年轻男人，身份未知。 [1] 另一幅为一位年轻的妇女，目前大家认为是洛多维科的亲生女儿比安卡。很少艺术家能像在这幅画中表现的一样将女孩子那种天真无邪的娴静与朴素美的迷人之处描绘出来。

归附于米兰各城市的天才均被吸引到首府米兰，他们之中有几位试图建立艺术的历史地位。科莫城不但以它的湖泊闻名，而且也以它的科莫塔（Torre del Comune）、布罗里托（Broletto）出名，它们的声名远超过大理石建造的大教堂。在斯福尔扎统治时代（1457—1487年）有宏伟的哥特式的正面建筑，在科莫城南方布拉曼特设计完成美丽的门廊，在东部索拉里以布拉曼特式的建筑格调建造了一座迷人的教堂半圆形的小屋。更引人入胜的是正门口旁的一对雕像，左边是老普林尼，右边是小普林尼。科莫城古代的市民，凡是开化的异教徒，在洛多维科时代中都不会被基督教教堂的正门画像排斥。

贝加莫城之宝是科莱奥尼礼拜堂。威尼斯的雇佣兵队长即诞生于此，他热切地希望有一间小礼拜堂以安放他的尸骨，并想要有一座衣冠冢以纪念他的丰功伟业。阿马迪奥为他设计了颇负盛名的礼拜堂与坟墓；纽伦堡城的西里（Sixtus Siry）以木制的骑马的雕像置于其坟墓上，可惜的是韦罗基奥在这位队长的雕像上铸了青铜，否则它一定更有名。贝加莫城由于太接近米兰，以至于画家都去米兰，很少留在该城。普雷维塔利（Andrea Previtali）即为留下的一位，他曾到威尼斯跟乔万尼·贝利尼学习绘画，1513年回到贝加莫城作画，为该城留下了可资观摩与相当优雅的一些画。

布雷西亚城有时归顺威尼斯，有时又受米兰的统治，因此两地的艺术对它均有影响，因而发展成另一种派别的艺术。佛芭在6个城市中展露他的才华后即回到他的故居布雷西亚城度其余年。他的学生西维奇奥（Vincenzo Civerchio）与画家费拉莫罗（Floriano Ferramolo）共同创出“布雷西亚派”（Brescian School）。罗马尼（Girolamo Romani），别人叫他罗马尼诺（Romanino），最先向费拉莫罗习画，后来又到帕多瓦与威尼斯做研究，之后以布雷西亚城为活动中心，他在该城或意大利北部其他城镇作画，作品包括一系列壁画、祭坛画及人像画等。他的作品颜色非常优美，线条则不能恭维。在圣方济各教堂中有一幅《圣母与圣婴》，画框非常华丽，由斯蒂法诺·伦巴底（Stefano Lamberti）代其装饰。罗马尼的学生布维西诺（Alessandro Bonvicino），被人称为“布雷西亚的莫里托”。由于在威尼斯人胜利的意识中混入炽热的宗教感情，使威尼斯王朝的艺术达于全盛状态，使布雷西亚城的绘画暗淡无光。在圣西尔索教堂，提香放了一件名为《天使报喜》的作品，而莫里托也画了一幅与它势均力敌的《圣母加冕》，他的大天使画像格式与人物之细腻足可与柯勒乔媲美。他与提香一样，兴致一起时能画出令人欣喜的维纳斯女神的画像，他的《莎乐美》（Salome）不是以女凶手为题材，而是以文艺复兴时代全部艺术最甜蜜与温文的面孔出现。

克雷莫纳城以其12世纪之大教堂及邻接的图拉佐（Torrazo）钟楼闻名——该钟楼足可与乔托及吉纳达两钟楼抗衡。在萨奇大教堂内，波第诺（Il Pordenone）绘有《耶稣背着十字架》的作品。布比（The Bembi）、博卡奇尼与坎皮（The Campi）三个不平常的家族连续几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为克雷莫纳城的绘画增色不已。博卡齐奥·博卡奇尼（Boccaccio Boccaccini）在威尼斯学画，后来在罗马与米开朗基罗之一次比赛中将手指头灼伤后即返回克雷莫纳城，并以大教堂中的《圣母玛利亚》的壁画赢得赞誉。他的儿子卡米洛师承其优点。加里亚佐·坎皮的作品也同样由其儿子朱利奥及安东尼奥和朱利奥的学生博纳迪诺·坎皮所效法继承。加里亚佐·坎皮曾设计克雷莫纳城的圣玛格丽特修院，并在修院中绘了一幅壮丽的《圣殿献礼》（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因此，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在君主的照料及多才多艺的天才的发挥下达到空前的兴盛，也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所未料及的盛况。

[1] 某些学者认为该人像为达·芬奇，也可能是洛多维科宫中的一位音乐家加弗里（Franchino Gaffuri）。

第二章　﻿达·芬奇（1452—1519）

成长期（1452—1482）

这位文艺复兴时代最受瞩目的人物，于1452年4月15日诞生在距离佛罗伦萨约60英里一个名叫芬奇（Vinci）附近的小村子里。他的母亲是个农家女，叫凯泰丽娜（Caterina）。达·芬奇出生那年，稍有资产的律师彼得罗娶了一个与他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女人。凯泰丽娜不得不屈服于她的农民丈夫，把她可爱的小孩让给了彼得罗夫妇。达·芬奇就在半贵族式的安适而没有母爱的情形下被抚养大。也许早期的环境使他养成了奢求美服的习惯，同时嫌恶女人。

他在邻近的一个学校上学，特别喜欢算术、音乐和绘画，他的父亲对他的维忽拉弹奏和歌唱大为赞赏。为了能画得更好些，他好奇而有耐心地研究所有事物，科学和艺术很显著地牢结在他的心里，使他从事详细而根本的观察。刚满15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佛罗伦萨韦罗基奥的画室，要求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能收他为学徒。所有读过书的人都知道瓦萨里所说的故事，说达·芬奇如何在韦罗基奥所画的《基督受洗》左侧画了个天使及这位老师如何被这个画像的美丽震惊，以致放弃绘画而潜心致力于雕刻。这个放弃很可能是后来附会的说法，因为韦罗基奥在《基督受洗》一画后仍有几幅其他的作品。也许在这段当学徒的日子，达·芬奇画了现存于卢浮宫里那幅有着不优美的天使和受惊少女的《天使报喜》。他几乎不能从韦罗基奥处学到他的优点。

在这一时期，彼得罗发达起来了，他带着财物举家搬到佛罗伦萨（1469年），先后娶了四个妻子。第二个仅仅比达·芬奇大10岁。1472年，彼得罗娶进第三个妻子，还跟来一个孩子，达·芬奇为了缓和拥挤，便搬去和韦罗基奥同住。在那年他获得了圣路加团体的会员资格。这个行会主要由药剂师、医师和艺术家组成，它的总部设在新圣玛利亚医院。达·芬奇也许发现那儿有些做解剖的机会。也许在那些年头他（或者不是他？）画了幅在梵蒂冈画廊标名是他所画的骨感而解剖式的《圣哲罗姆》。而且也很可能约1474年，他画了色彩丰富而不成熟的《天使报喜》。

达·芬奇24岁生日的前一周，和三个年轻人应佛罗伦萨政府一个委员会的传唤，出庭答辩同性恋行为的指控，出庭的结果无人知晓。1476年6月7日，这一控诉又被提出，该会暂时监禁达·芬奇，随后因为没有证据，只好撤销控诉，释放了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只要他能拥有他自己的画室，他就聚集很多英俊的青年跟他在一起。他带着他们中的一批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在他的草稿中也称呼他们中一两个为“最喜爱的”（amantissimo）“最亲爱的”（carissimo）。他与这些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我们并不知道，在他的笔记中的几节显示他厌恶任何形式的两性聚会。达·芬奇可能理智地怀疑，那时候的意大利，同性恋是那么的普遍，为何唯独他和那几个人被提出公诉？他对他受拘捕的不名誉一直不能释然于怀。

很显然，他把那件事看得比市民们所想的严重得多。控诉案过后一年，他接受一项邀请，同意在美第奇家族花园里的画室工作。1478年，佛罗伦萨当局要求他为维奇奥宫的圣伯纳德教堂画祭坛边的饰物。为了某些理由，他并没有履行他的约定，吉兰达约接过这事，由菲利皮诺·利比完成。然而当地领主又给他和桑德罗·波提切利另一项任务，去绘——我们不能说得更为逼真——一幅因为帕兹反对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的阴谋而被问吊的两个人的实体画像，达·芬奇由于他对人类丑陋及苦痛半病态的兴趣，可能在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里感到少许引人入胜的魅力。

事实上他对任何事物均感兴趣。所有人体的动作与姿态，所有老幼面部的表情，从田野中的麦波到天空中的飞鸟，所有有关动植物的运动与器官，所有山脉的环蚀与起伏，所有的风动水潮，天候的喜怒无常，大气的黯黑以至天空中的千变万化——这一切似乎对于他充满了无止境的奇妙，重复并没有使他对新奇和神秘感到枯燥无味。关于这些，他在仔细观察下绘满了无数的纸页，绘出了无数的样式。当斯库皮托的教士们要求他为他们的教堂作一幅画时，他为了这许多特征和样式作了相当多的草图以致使他一直在细节里打转，终没能完成《东方博士的朝拜》一画。

虽然如此，这仍是他伟大作品中的一幅。它的基本设计图是基于严谨的几何透视方式连同将整个空间划分成缩小的方格而绘成的。达·芬奇肚里的数学家经常和他的艺术家竞赛——也时常合作。但是“艺术家”已经长成，《圣母》（Virgin）一画已保持达·芬奇作品到最后的姿态和表情，《东方博士的朝拜》一画表现出——一个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特性和表情的深刻了解，同时在左侧的“哲学家”真正像是在半怀疑地沉思下出神，宛如这位画家带着勉强而怀疑的神情看基督故事，但仍然虔信。在这些人物的外围，还聚集了50个人，每一种男人或女人都似饥饿已极地急于寻求粮桶，找寻生命的意义和一些“世界之光”，结果在生的溪流里找到了答案。

这幅未完成的杰作，由于时间久远几已大部剥蚀，现存于佛罗伦萨的沃夫兹画廊，但是后来由小利比完成，为斯库皮托第尼兄弟所接受。开始构思得太多，使它完全置身在试验细节中。他以一个有神秘意味的明暗对照法，溢越了他的主题，毫无限制地观察人、动植物和建筑的形象，看岩石和山脉、溪流云彩和树林，将之收进图画的哲学里，而不仅仅是技巧上的表现。如此为了显出意义的绘法和构设的图案遗留给他人较少的加色工作，继长时期的操作和思考之后，从那些由他双手和材料使梦想变成形体的不完美中感到失望和沮丧。这就是达·芬奇的性格和命运，最后只有少数作品例外。

米兰时期（1482—1499）

30岁时，达·芬奇（1482年）在致米兰摄政洛多维科的信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彷徨和时光无情的感觉，而只有在萌芽茁壮的力量下滋养的年轻而无限的抱负。他在佛罗伦萨住得腻烦，想看看新地方新面孔的欲念在他的心里上升。他曾听说洛多维科想要一个军事工程家、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这可好，他正可以一身兼做这些事，所以就写下了他有名的信：

最显赫的领主，我曾仔细地观察和考虑所有那些自称为战争工具的发明家和专家们所提出的证明，同时发现他们的发明和所说的工具的使用，在各方面与日常所用者均无差异。我并不对任何人有所偏见，胆敢与阁下通信，是因为想让阁下认识我的秘密，此后如阁下有兴趣，我均可亲自展示我所有的物件，兹将部分节要记录如下：

一、我有桥梁的计划，非常轻便、坚牢而且很容易地适于运送……

二、当一个地方被围时，我知道如何从壕沟去切断水路，与如何去建造无数的……云梯和其他工具……

三、（原文未附第三点）

四、我有制炮的计划，非常便利而容易运送，可以像冰雹一样猛掷小石块……

五、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战争起于海上，我有很多制造最适合攻防的机械计划，而且船只能够抵挡最重火炮的火焰、火药和烟雾。

六、我也有若干个借着巨大的地穴和秘密而弯曲的通道到达一个事先预定地点的方法，不发出任何声音，甚至必要时在一条河流或很多壕沟下面通过。

七、我也能制出安全而不受攻击的装甲车，它可以携炮进入敌人密集的行阵里，没有任何一个武装连能强大到不被它攻破。而且在它背后，步兵将能相当安全地跟进，不会有任何反抗的障碍。

八、如果有需要，我能够制作异于一般所使用的各种形式美丽而又实用的大炮、臼炮和轻炮。

九、如果在某些地方不能使用火炮，我能提供弩炮、射石机、轻便的踏梯和其他非寻常所用而有奇特功效的机器。简而言之，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需要下，我能无限地供应任何的攻防机器。

十、在和平时期我相信不论在建造公私建筑，或从一地引水到他地，我都能给阁下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不比任何建筑师差。

我能在大理石、青铜或黏土上雕刻，也能绘画，我的作品将能跟任何人相比较。

不仅如此，我将从事塑铜马的工作：那将带着不朽的光辉和永远的荣耀赋予阁下的父亲和斯福尔扎氏的显赫之家。

如果任何前述的事物看来不可能或不实用，我将亲自在阁下的庭园或任何阁下指定的地方从事那些事物的试用，我怀着所有可能的谦逊推荐自己。

我们不知道洛多维科如何答复，但我们知道达·芬奇在1482年或1483年抵达米兰，很快地走进了摩尔世家的中心。一个记事说洛伦佐曾引他去见洛多维科，并赠送一把漂亮的维忽拉。另一则说他曾在那儿赢得一场音乐比赛。他被留下并不是因为他所称的“怀着所有可能的谦逊”的任何力量，而是因为他的音乐、迷人的谈吐和那把他自己亲手做成马头形状的七弦琴所发出的柔美音调。洛多维科接纳他似乎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评价，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才干的青年——即使他可能在建筑上不如布拉曼特，而且在军事工程方面没什么经验，使人无法信赖他——他可能会设计宫廷舞剧、城市化装游行、为妻妾和公主们装饰衣服、绘壁画和肖像，也许还能建造运河改善伦巴底平原的灌溉。令我们难过的是，这么多才多艺的人必须去耗费不可挽回的时间为洛多维科可爱的新娘贝亚特丽斯制作精细的腰带、为比武的骑士和宴会设计服装、组织游行或为马厩装饰。但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就被期望做这些事，布拉曼特也与他共事。除了那些女人，谁知道达·芬奇乐于设计服饰和珠宝？除了那些多才多艺的骑士，谁又知道他乐于绘些快马在马厩的墙上？他为了贝亚特丽斯的婚礼装饰城堡的跳舞厅，为她建了一个特别浴室；为了她暑期的享乐，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可爱的小亭；同时为了宫廷庆典绘了几个房间。他替洛多维科、贝亚特丽斯和他们的孩子画像，又替洛多维科的宠妾西西里娅·加里那妮及卢克雷齐娅画像。除了卢浮宫那张以卢克雷齐娅为模特画的《美女图》（La Belle Ferronière）尚存外，其余这些画都遗失了。瓦萨里说这些家庭画像是“奇妙的”，同时卢克雷齐娅的画像曾激起了一篇诗的创作，热烈地赞美这位小姐的美丽和这位艺术家的技巧。

也许西西里娅正是达·芬奇画《岩石上的圣母》的模特。这幅画是由美术协会（Confraternity of the Conception）订下来当作圣方济各教堂祭坛的中央部分，后被弗兰茨一世收买，现存于卢浮宫。站在画前，我们注意到这温柔的母性脸庞，达·芬奇在此后的作品中重绘了10多次。一个天使使人想起在韦罗基奥所作的《基督受洗》里的天使。两个婴儿画得很精美，而且有一个突出半悬的岩石背景，那是只有达·芬奇才能够想象的圣母的栖息地。颜色曾被逐次加暗，可能这位艺术家想利用模糊的效果，同时在他的图画里充满一种意大利称为“sfumato”（“烟雾般”之意）的朦胧气氛，这是达·芬奇伟大的绘画里的一幅，仅次于《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Mona Lisa）及《圣母、圣子与圣安妮》（The Virgin，Child and St.Anne）。

《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绘画。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年，无数的旅客进到拥有达·芬奇最具野心的作品的餐厅。在那简单长方形的建筑里，格雷西圣玛利亚教堂的多米尼克修道士们进餐。这位艺术家方抵米兰公爵洛多维科处不久，就被要求在这餐厅最远的墙上画《最后的晚餐》。在3年时间里（1495—1498年），达·芬奇断断续续地时而工作时而闲荡，使公爵和修道士对他的拖延感到烦躁不快。修道院副院长（如果瓦萨里值得相信）对洛多维科抱怨的是达·芬奇明显的怠惰，同时怀疑为什么他有时面对着墙一坐几小时而不画一笔。达·芬奇不必花工夫向公爵解释——但他必须解释给修道院副院长听——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构思而不是在动作，同时（如瓦萨里所说）“当天才的人工作得最少时，他是做得最多的”，就这件事来说，达·芬奇向洛多维科表示有两个特殊的难题——想象基督的真正表情和描绘像犹大这样无情的人。也许他很狡黠地暗示，他可能用他经常看到的修道院副院长的脸孔当作犹大的模拟对象。 [1] 达·芬奇穿遍整个米兰找寻头和脸谱，希望能对他画基督的12门徒有所帮助。从无数次地斟酌和考量后他选择一些特征熔进那些令人惊异而具有个性的人头，创造出不朽的杰作。有时候他会从街上或他的画室冲向餐厅，在图画上加一两笔随即离去。

这个主题是宏伟的，但是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艰险的事，创作被限制在单纯的男性人物和在一个陋室中的一张朴素的桌子里，只有最模糊不清的景象与背景，没有女性的温文能供作男人力量的衬托，没有活泼的动作能带进人物的动作和传达一种实体感。达·芬奇在基督身后由三个窗子让背景闪出一丝光亮，为了代替动作。基督预言门徒中的一个将出卖他，而每一个门徒似怀着害怕或恐怖或震惊地问：“是我吗？”这紧张的一刹被画家凝固下来。在画里可能采用了圣餐的惯例，但是必须把13张面孔冻结进一种静止不动而形式固定的肃穆里。这里，相反有一种超乎身体动作的东西，有一个精神的寻求和启示，再也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如此深奥地在一张画中显示出如此多的灵魂。为了画门徒，达·芬奇打了无数的初稿。有一些为约翰、腓力、犹大所作的画，如此的技巧和笔力，也只有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能与之抗衡。当他正欲构思基督的表情时，达·芬奇发现12个门徒已经使他灵感用尽。依罗马索（Lomazzo）的记载（1557年），达·芬奇的老朋友泽纳莱（Zenale）曾劝他让基督的脸空着不要去完成，他说：“有一个事实就是，比起那些大约翰或小约翰的脸，那是难以想象的更可爱或更温和的面孔，接受你的不幸吧！然后就让你的基督残缺着：因为不这样，当他跟他的门徒比起来，他将不是他们的救世主或老师了。”达·芬奇接受了忠告。他，或是他的一个学生，曾作了基督头像的著名草图（现存布雷拉画廊，Brera Gallery），但是他画的是一种优柔的悲伤和顺从，而不是静静走进客西马尼（Gethsemane，蒙难地）般英雄似的拯救。也许达·芬奇缺少崇敬恭顺之心，如果他有，再加上他的敏锐、深度和技巧，可能使这幅画更近完美。

作为一个思想者和艺术家，达·芬奇把壁画当作思想的敌人一样来规避，因为在润湿而且新涂的石灰上作画，一定要在石灰干涸以前完成。达·芬奇偏好用晦暗的色彩混在胶质物里做颜料在干墙上作画，因为这个方法允许他沉思和试验。但是这些颜色并不稳固地附着在表面上，甚至在达·芬奇生前——一半是由于餐厅的潮湿和偶尔大雨造成的水患——这幅画已经开始成片剥落或掉下。当瓦萨里看到画时（1536年）它已经模糊不清，当罗马索看它时——完成后60年——它已失修毁坏。修道士们后来更在门徒们腿的部分，开了一个通往厨房的门，更加速了它的毁坏（1656年）。后来使这画在整个世界被复制的原版画并不是出自原来已破损的真本，而是出自达·芬奇的一个学生奥焦诺（Marco d’Oggiono）所作的一幅不完美的复制品。今天我们能研究的仅有结构和一般的轮廓，几乎不能研究色度或精微之处。但是不论达·芬奇留下它时缺点几何，有些人立刻了解到它是文艺复兴所能产生的艺术品中最伟大的。

1483年，达·芬奇正从事一项完全不同但仍相当困难的工作。洛多维科深深希望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要建一个能比得上多纳泰洛在帕多瓦所作的加塔梅拉塔的像和韦罗基奥在威尼斯所作的科莱奥尼的骑士塑像。达·芬奇的野心被激起。他亲自研究马的习性、动作及生理解剖，同时画了100幅有关马类活泼动作的草图。不久他又专心去制作一个灰泥的模型。当一些在皮亚琴察的市民要求他推荐一位艺术家为他们的修道院设计和铸造铜门时，他很有个性地写信回答：“除了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外没有一个人是能干的，他正在制作弗朗西斯科公爵的铜马像，你们甭想能请到他，因为他有了一个足以持续他一生的工作，而且我恐怕这项工作如此浩大以致他将不能完成它。”洛多维科也不时这样想，而且要求罗马索找些其他的艺术家把工作完成（1489年）。罗马索和达·芬奇一样，想不出什么人比达·芬奇本人更好。

最后（1493年），灰泥模型完成了。所有剩下的就是铸铜的工作。11月这个模型在拱门下公开展出，以装饰洛多维科的侄女比安卡的婚礼行列。人们惊异于它的体积和壮丽。马和骑者共高达26英尺，诗人们写十四行诗赞美它，而且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当它铸铜时在力量和生命上都将凌驾于多纳泰洛和韦罗基奥之上。但是它从没有被铸过。很显然，洛多维科不能拨出所需要的50吨铜的费用。当达·芬奇忙于他的艺术和男孩子，忙于科学和实验，忙于机械和草稿时，这个模型被留置在旷地里。法军进入米兰（1499年）时，他们的弓箭手把灰泥模型当作靶标，将之击成碎片。路易十二（1501年）希望把它用车运回法国当作一项战利品。此后我们再也没见到它了。

这次巨大的惨败使达·芬奇烦躁不安心神疲惫了一段时间，而且很多事情破坏了他和公爵的关系。平常洛多维科支付他的“阿佩莱斯”很优厚的报酬。一位红衣主教听到达·芬奇除了很多礼物和特权外，每年还收到2000个金币，大吃一惊。这位艺术家生活得像个贵族。他有几个学徒、用人、童仆和几匹马，雇用了很多乐师，身穿绸丝皮毛，戴刺绣的手套，脚踏特选而昂贵的皮靴。虽然他的作品超过这些报偿，但是他看来似乎时常拖延工作或者为私人在科学、哲学或艺术上的研究或创作而停顿。1497年，洛多维科厌烦了这种拖延，他邀请佩鲁吉诺来装饰城堡的几个房间。佩鲁吉诺不能前来，而达·芬奇又接下了这工作，但是后来的事变伤害了两个人的感情。约在同时，洛多维科由于外交和军事费用紧缩了他的开支，他感到付不起达·芬奇薪酬。达·芬奇支撑了将近两年，后来很温和地提醒公爵（1498年）。洛多维科和蔼地替自己辩解，而在一年后送给达·芬奇一个葡萄园用作收益的来源。随即洛多维科的政治大厦垮了……法国人进占米兰，洛多维科逃走，而达·芬奇发现他自己不太情愿地解除拘束了。

他搬到曼图亚（1499年12月），而且在那儿绘了一幅有名的伊莎贝拉女伯爵的画像。她让她的丈夫把此画送人了。而达·芬奇不太欣赏这种慷慨，又到威尼斯去了。他惊异于该城的美丽，但发现其富于色彩和哥特-拜占庭式的饰物太过辉煌，不适合佛罗伦萨人的喜好，于是又回到他年轻时所住的城市。

[1] 这个说法可能是一个传说，我们只有瓦萨里的证词。有一个传说称《最后的晚餐》没有和现实的人相似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证据反对这一说法。

佛罗伦萨时期（1500—1501，1503—1506）

当他想重新开始他曾在大约17年前折断的生命之索时，他已经48岁了。他变了，佛罗伦萨也变了。佛罗伦萨在他不在的岁月里变成了一个半民主、半清教徒的共和国，他却仍然习惯于公爵的统治和舒适贵族化的奢侈与生活方式。佛罗伦萨人经常批评他的丝绒、他和蔼的举止和他那些鬈发的年轻家仆。比他小22岁的米开朗基罗憎恨跟他自己那破鼻子成明显对比的那些姣好面孔，屡屡陷入贫困的他怀疑达·芬奇是从何处得到这么多钱过如此富裕的生活。达·芬奇在米兰的日子里曾积攒下约600多个金币。现在他拒绝任何委托，甚至曼图亚那专横的马尔凯斯也请不动他，而且当他工作时他仍然带着过去惯常的闲散慵逸。

托钵苦行派的修道士们曾请小利比为他们的阿努西亚塔教堂画一个祭坛。达·芬奇偶尔表示他想做类似的工作。小利比很礼貌地把这件差事交给这位被公认为欧洲最伟大的画家。苦行修道士们让达·芬奇和他的“家眷”住在修道院里，而且似乎支付他们一大笔费用。1501年的某一天，他揭开计划要画的《圣母、圣子、圣安妮与圣约翰》（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t.Anne and the Infant St.John）一画的稿图。它“不仅让每一个艺术家惊奇”，瓦萨里说，“而且当它展示出来……男女老幼在两天时间里拥去观赏，宛如喜庆节日一样，令他们感到非常惊异”。我们不知道这幅现存于伦敦柏林敦宫（Burlington House）中属于皇家艺术学院珍藏的画是否与真人一般大小，虽然法国权威人士们愿意相信它是相当不同于存在卢浮宫里的画的第一幅。轻带骄傲的微笑使画稿中圣母的面孔更温柔更愉快，这是达·芬奇的一个奇迹。与它相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粗俗的、冷嘲的。然而，虽说它仍是列在文艺复兴最伟大的绘画中，但它是失败的。圣子并不平稳地坐跨在母亲张开的两腿之间，显得有些不雅，韵味不佳。很显然，达·芬奇没有为苦行修道士把这个草稿变成一幅画，他们必须请小利比，后又请佩鲁吉诺来画祭坛。但是不久之后——也许不同于那幅存于柏林敦宫的画稿——达·芬奇绘了那幅现存于卢浮宫的《圣母、圣安妮和耶稣》（The Virgin，St.Anne and the Infant Jesus），从安妮加冠的头到圣母的脚——令人反感地赤裸着，却非凡的美好——这是一次技术上的胜利。在长方形的构图里那些曾在画稿中失败的，在这里却完全成功了。圣安妮、圣母、孩子和羔羊的四个头画出了一个完好的结构：小孩和他的祖母正专注在圣母身上，以这些女人举世无双的衣饰填满了发散的空间。达·芬奇特殊的障眼手法使所有轮廓变得缓和，有如模糊的影像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温柔。达·芬奇风格的微笑——在画稿中的圣母上或在绘画中的安妮上——创立了一个由达·芬奇的崇拜者继续了半个世纪的风尚。

从这些对微微召唤不可思议的着迷到替恺撒·博尔贾当军事工程师（1502年6月），达·芬奇经过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博尔贾崛起于罗马纳他的第三次战役中，他要一个能制地形图、装建堡垒、桥梁或者导引河流及能发明攻防武器的人。也许他曾经听过达·芬奇说出或绘出新的战争机械的想法。例如他为一辆装甲车或坦克做的草稿，车的轮子是由它挡板里面的军士来移动的。达·芬奇曾写道：“这些车子代替了象……它能由兵士举枪刺戮，能由兵士持风箱发出吼声惊吓敌人的马匹，它可以带着配枪的兵士打垮每一个连队。”“或者，”达·芬奇说，“你可以在战车的侧腰上装上可怕的大镰刀，而且可以在向前突出的车辕上装上更能致命的回转镰刀。这些砍人将像在田里割草一般。或者你可以使战车的轮子转动一个机械装置，那将使车轮旋转时在四个方面致命地打击敌人。你可以让兵士借着保护的掩盔攻击一个碉堡，而且你可以借着掷进有毒瓦斯的瓶子驱散被围者。”达·芬奇曾计划写一本“如何利用放水造成狂暴的水灾以逐退军队”的书和一本“如何借着关闭留经峡谷流水的出路淹没军队”的书。他曾经设计一些机器，如能从一个回转的平台上自动地发射一连串箭枝的设计，如能在车架上举起炮来的装置，如在一支围攻的兵力试图攀登城墙时拥挤的梯子能向前倾的装置。恺撒·博尔贾把大部分这些新奇的机器当成不能实用的东西搁置起来。他在1503年围攻塞里（Ceri）城时试用过一两样。虽然如此，他还是发布权威的特许状（1502年8月）：

致所有我们的副官、城主、队长、雇佣兵队长、官员、兵士及百姓：

我们强迫和命令对此状持有者，即我们最优秀及备受敬爱的仆人、建筑师和总工程师达·芬奇——我们任命此人彻底检视在我们领土上的要塞和碉堡，依照它们的需要和他的咨议，我们可以提供必需品——给予完全免除通行税及租税、对他本人及其友人致友善的欢迎，完全如他所愿地自由去观看、检查或做准确的实验，而且为了这个任务如他所需地给予人力协助，及所有可能的支援和帮助。我们的意旨要求在我境内主持任何工作的每个工程师必与他商议并遵照他的指示。

达·芬奇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有关于他自己的。我们会喜爱他对博尔贾的意见，而且也可以拿他对佛罗伦萨在这时出使博尔贾的特使——马基雅维利的看法相比。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达·芬奇曾访游过伊摩拉、法恩扎、弗利、拉韦纳、里米尼、佩萨罗、乌尔比诺、佩鲁贾、锡耶纳及其他城市。当博尔贾在那儿设陷及绞杀四个背叛的队长时，他正在圣尼加利亚，而且他献给博尔贾意大利中心地区6幅详明地图，其中显示河流方向、地势的轮廓和特性，河流、山岳、碉堡和市镇间的距离。随后不久他知道博尔贾已死在罗马，博尔贾帝国正在崩溃，同时博尔贾的敌人登上了罗马教皇的王位。达·芬奇活动的新世界在他面前凋落，他再次回到佛罗伦萨（1503年4月）。

这年10月，彼得罗·索德里尼——佛罗伦萨政府的首脑——提议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每人为维奇奥宫新建的五百人厅（Hall of the Five Hundred）各作一幅壁画。两人都接受了，订定了严格的契约，两位艺术家各回他们的画室设计草稿。每人画些佛罗伦萨军队的胜利场面。米开朗基罗画对比萨之战，达·芬奇画佛罗伦萨军在安吉亚里大胜米兰军之役。一些机敏的市民随着作品的进度把这当作一项罗马斗士般的竞赛，在双方的优点和风格上兴奋地争论，而且有些旁观者认为任何一幅画绝对地优于另一幅，都会决定以后的画家到底跟随达·芬奇对纤细微妙感情的喜好，或者跟随米开朗基罗对有力肌肉和有魔力的力量的偏好。

也许就在那时，米开朗基罗，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由他原来对达·芬奇的厌恶变成了穷凶极恶的侮辱。有一天，在圣特里尼塔广场，一些佛罗伦萨人正在讨论《神曲》里的一行诗，看见达·芬奇经过，他们拦住他，要求他解释。就在那时，米开朗基罗也出现了，他热衷于研究但丁是众所周知的。达·芬奇说：“米开朗基罗在这里，他会解说这节诗。”这位不高兴的“泰坦”（Titan）以为达·芬奇开他玩笑，非常轻视地开始说：“你自己解说！你就是那个做了个马模型去铸铜而没铸就让它没完成的人，可耻！而那些米兰阉鸡们还以为你能完成它呢！”我们听说，达·芬奇深深地吓了一跳，但没有回答，米开朗基罗则继续生他的气。

达·芬奇很谨慎地准备他的稿图。他参观在安吉亚里交战地点的景色，读有关它的报告，制作了无数战争的愤怒或死亡的痛苦中有关人和马的素描。他发现虽然过去在米兰很少，现在却有一个把动作放进他的艺术品中的机会。他完全利用上了，而且描写生死冲突如此激烈，可以看到佛罗伦萨几乎在颤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位佛罗伦萨最精练的艺术家能够想象或画出这么一幕爱国战争的景象。也许达·芬奇运用了他过去在博尔贾军队中的经验，那些他可能曾经目睹到的恐惧能够在他的画里表达出来，并从他心里祛除。约1505年2月，他完成了他的稿图，同时开始在西奇辛托（Sala dei Cinquecento）大厅画它的中央部分——斯坦德之役（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

曾经研究过物理学和化学而不曾知道《最后的晚餐》的命运的他，现在又犯了一次悲惨的错误。因为做过用热力固着色彩的试验，他想借着地板上火盆的热力把色彩固着在灰泥墙上。房间是潮湿的，冬天时很冷，热力传达不到上面的部分，灰泥不能吸收色彩，上面的颜色开始退落，而任何疯狂的努力也不能修复这些损坏。同时，财政的困难发生了。贵族院每个月只付达·芬奇15个金币，这完全不能与在米兰洛多维科聘他时给付160个左右金币的数目相比。当一个不机警的官员用铜币付他月薪时，达·芬奇拒绝接受。他在羞辱和失望中放弃这桩事业，而仅仅在米开朗基罗的一件事上得到稍稍的安慰，那就是米开朗基罗在完成他的稿图之后，竟然没有在那儿绘上一笔，就接受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Ⅱ）的召请去罗马工作了。

1503年至1506年，达·芬奇断断续续地绘了《蒙娜丽莎》的肖像。《蒙娜丽莎》就是伊丽莎贝塔（Madonna Elisabetta），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第三个妻子，他在1512年成为贵族院的一分子。或许弗朗西斯科在1499年埋葬的孩子是伊丽莎贝塔的孩子中的一个，而这次丧子可能有助于塑造在伊丽莎贝塔的微笑后面严肃的表情。在这3年里，达·芬奇一定召她到他的画室很多次，他一定在她的绘像上耗费了所有他技术上的秘密和色彩上细密的差异——以明暗柔和来塑造她，在一个想象的水天和山树的背景下来框衬她——给她穿上织成折纹用绒缎做成的衣服，它的每一个褶折都是一个杰作——热衷而谨慎地研究使嘴巴移动或成形的微妙肌肉——带来了乐师为她演奏，促使她的表情显出了一位母亲从对失去小孩的怀念中醒悟过来的慈祥。这些令人微微感觉到，在画里达·芬奇达成了使哲学和绘画融和的精神。一千次的停顿，一百个分心的兴趣，与“安吉亚里之役”一画同样的努力，所留下来的是他的观念中未曾破损的整体和对他热衷的事物非同寻常的执拗。

不久之后，就是这张脸使成千上万的纸张投向油墨之海。这不是一张非常可爱的脸，有着一个略短的鼻子，和很多油画和大理石上的少女——如在任何柯勒乔的画上——相比，“丽莎”并不过分美好；而是她的微笑——在双眼中一道初生的闪光，她在双唇上的一道愉快、抑制而微微上扬的曲线——使她能幸运地流传很多世纪。她对什么发笑？是乐师的努力使她高兴？或是笑一个画了1000多天而还没完的艺术家那份不匆忙的勤勉？或者那不只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而是女人，所有的女人，对男人说：“可怜热情的爱人！一股自然的控制力量继续不断地用你们对我们肉体荒诞地渴求来燃烧你们的神经，用一个对我们的魅力加以相当不可理喻地理想化来软化你们的头脑，促使你高唱抒情诗却用成就来抑消你们的快乐——而所有的一切可能使你们被掷进为人父亲的状态！还有比这些更荒谬的事吗！但是我们都一样被诱谄了，我们女人比你们为你们的迷恋付出更重的代价。现在，可爱的傻瓜！我们所要的只是快乐，而当我们被爱时，生活得到了补偿。”或者蒙娜丽莎带有的就仅仅是达·芬奇他自己的微笑——笑他内向的性格几乎没有勇气去轻轻地触摸一个女人的心，而除了在男人的遗忘中使小小名声微微地动摇之外，可以相信自己已经没有天才或恋爱的命运了？

当画完最后的背景时，达·芬奇留住这张画，声称这张在一般画像来讲已算完成的画还不够完整。也许这位丈夫不喜欢看到他妻子从墙上时时向他或他的宾客卷起双唇。很多年后弗兰茨一世花了4000克朗买下它，框置在他枫丹白露的宫殿里。由于日推月移，它的精微部分显得模糊，它存挂在卢浮宫高贵的卡洛厅（Salon Carré）里以娱每天成千的膜拜者，并等待着时间冲淡或加深蒙娜丽莎的微笑。

米兰和罗马时期（1506—1516）

默想一下这样一幅画，回想在画上的每一细节，花费无数个钟头的思考，我们要修正我们过去以为达·芬奇看来似乎懒散的判断，而且我们也已经感觉到他的作品使时间凝固，使形象永存。这正如一位黄昏漫步的作家，在夜晚仍清醒地躺着塑造明天的章、节，或卷动心里的舌头说出一些具有风味的形容词和令人陶醉的片语。而在佛罗伦萨的5年里可以看到完整的《圣母、圣子与圣安妮》《蒙娜丽莎》的稿图及熔化的《战争》。达·芬奇找时间画了其他几幅画像，现存于维也纳的吉尼瓦·德·本茨的画像，在曼图亚城的侯爵夫人不断地请求下，他最后让步而画的一幅现已失传的《年少的基督》（Youthful Christ，1504年）。她的官员给她一张短笺说：“达·芬奇渐渐对绘画感到厌烦，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几何学上。”也许表面看来在那段时间里达·芬奇的艺术被科学埋葬，阿派里兹被浮士德（Faust）所埋葬。

科学到底无法带来薪水。虽然他现在日子过得很朴素，但仍哀悼他曾在米兰作为艺术之王的日子。路易十二派在米兰的总督查尔斯·安布瓦兹（Charles d’Amboise）邀请他回去时，达·芬奇向索德里尼求去，但被他拒绝了。最后（1506年）他急于成全法王的好意让达·芬奇走，不过条件是3个月后回到佛罗伦萨，否则罚款150杜卡特。他去了。虽然他在1507年、1509年及1511年重回佛罗伦萨，他仍然住在米兰，一直受雇于安布瓦兹和路易到1513年。索德里尼提出抗议，但是被路易怀着自信、和蔼而有礼貌地批驳了。路易把事情弄得相当清楚，于1507年任命达·芬奇为御前画家和工程师。

这不是一份领干俸的职位。达·芬奇要自食其力地过日子。我们又听到他开始装饰皇宫，设计并建筑运河，准备化装游行，计划一个特里沃齐奥元帅的骑士碑，与杜雷（Marcantonio della Torre）合作从事解剖研究。大概他这次（第二次）居留在米兰期间，画了两幅水准较低的画。存于卢浮宫的《圣约翰》是其中的一幅。《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一画（为罗马的私人收藏品）那一张脸和肉体的细柔，使人想起《圣约翰》和早先被认为是属于达·芬奇所绘的《酒神》（Bacchus），但是它很可能是由这位大师的一幅失去的画或稿图模拟出来的复制品。

1512年，法国人被逐出米兰，而洛多维科的儿子马克西米连开始一段短期的统治。当瑞士人放火烧米兰时，达·芬奇在那里停留过一段时间，写了一些有关科学与艺术的难读的笔记。但在1513年，他听说利奥十世被选为教皇，他以为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罗马可能会留一席之地给他这样一个61岁的艺术家，于是带着4个弟子出发。在佛罗伦萨，利奥的兄弟朱利亚诺收达·芬奇做他的随从，给他33个杜卡特的月俸。到达罗马，达·芬奇受到这位爱好艺术的教皇的礼遇，赐给他在布尔瓦德尔宫里很多的房间。也许达·芬奇碰到——事实上他影响到——拉斐尔和索多玛。利奥可能曾经让他绘一幅画，因为瓦萨里曾记载，教皇发现达·芬奇在开始绘任何图画之前先混合涂料而感到惊奇。据报告所写，利奥曾说：“这个人要想完成一件事很难，因为在一开始之前他就开始想到了最后的一个步骤。”事实上，达·芬奇现在已经停止绘画，科学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在医院里研究解剖，在光的问题上钻研，而且做了很多有关几何的记录。他悠闲时借着自制的机械蜥蜴自娱，他借着注射水银使这个有须、有角、有翅的蜥蜴拍翅跳动。利奥对他失去了兴趣。

这时弗兰茨一世继承了路易十二的皇位，他也是一位艺术的爱好者。1515年10月，他重据米兰，邀请达·芬奇去他那边。1516年初，达·芬奇向意大利道别，伴随弗兰茨一世去了法国。

这个人

这位艺术之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对他有许多确实的描写，但都是属于50岁以后的！瓦萨里以不寻常的热诚说道：“他身体之美从未被适当地称赞……他脸上那种极为美丽的光彩，会使每一个悲伤的人感到宁静。”但瓦萨里是根据传闻而说的，因此我们没有这种像神之人的画像。甚至在中年，达·芬奇留着长须——洒上香水，而且是卷曲着的。在温莎的皇家图书馆（The Royal Library at Windsor）里，有一幅达·芬奇的自画像，显出他的脸是那样的宽厚、仁慈，发长垂肩，满脸白须。在沃夫兹画廊里，一幅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所绘的画像，便以坚毅的脸、探寻的眼光、白发白胡及柔软的黑帽来描画他。拉斐尔的《雅典学园》（School of Athens，1509年）里那位高贵的人物——柏拉图，在传统上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达·芬奇的画像。在都灵画廊里，一幅用色粉画的自画像中，显出他半秃的头，同时前额、脸颊、鼻子都布满了皱纹。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虽然他是一位很注重素食主义养生的人，却于67岁时逝世。轻视养生、被疾病接二连三侵袭的米开朗基罗却活到89岁。他穿着华丽的衣服，而米开朗基罗却过着非人的生活。达·芬奇能用手把马蹄铁弄弯，以他的力量闻名。他是一位训练马跳栅的专家，而且精于骑术和管马，同时他认为马是最高贵、最美丽的动物。显然，他以左手来素描、绘画、写字，这并不是为了要让人难以辨识，而是使他在写作时，可由右写到左。

我们已经提到他的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后母与私生子之间不融洽的关系造成的。他需要接受与施予感情，而这些在他日后搜罗英俊的青年时获得满足。他画妇女没有画男人那样频繁，虽然也赞赏她们的美丽，但似乎与苏格拉底一样。在他全部的原稿中，对妇女的爱和温柔未提只字，然而他非常了解许多阶段中妇女的特性。在描绘处女的纤美、母亲的焦虑、女性的精妙上，无人能凌驾于他。他的敏感性、他秘密地将字母颠倒、使用密码及夜晚将画室双重下锁等，表明他感觉到自己的性取向及恐惧可能被指控为异端邪说的根源。他并不渴望他的作品被许多人阅读。在《事物的真理》中他写道：“对于优秀的智者而言，思考是至高无上的粮食，但对于迷途的智者则否。”

他的性取向对其性格的其他部分可能有影响。对于他的朋友而言，他是一位温和善良的人。他反对杀生，“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任何生物”；把关在笼子里的鸟买来，让它们自由。但在其他方面，他在道德上似乎是迟钝的。他显然被设计战争工具的问题吸引。他对法国人将曾经慷慨供养他16年的洛多维科囚入地牢也不觉得气愤，并且毫无疑惧地为佛罗伦萨城令人畏惧的恺撒·博尔贾服务。他也像每一位艺术家、作家及同性恋者一样，有着不寻常的自觉、敏感及自负。他写道：“假如你是孤单的，那么你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若与一位同伴在一起，那么你就只有一半是属于你自己的了。”在同伴当中，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和健谈者，但他却宁可孤孤单单地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大自然最主要的礼物，”他说道（永不知挨饿为何物的他），“便是自由。”

他的美德是其缺点中较好的一面。由于对性行为的嫌恶，使他可以自由地全心致力于工作；由于过分的敏感，使真实的各种刻面得公之于世，而这些却无法为平凡的眼睛所看出。他沿着无数的街道望去，甚至以整天的时间来注视一些不平常的脸庞，然后在画室里将其画出，宛如模特儿就在面前一样！他的心灵攫取许多奇异的事物——奇异的形式、行动、思想。“尼罗河，”他写道，“流注于大海的水，比目前地球上所有的水还多”，因此“所有的大海与河流，不知已经有多少次流经尼罗河口了”。由于相似的嗜好，使他沉溺于奇特的戏谑中，所以，有一天他把洗清的公牛肠子藏在一房间里，而当他的朋友们聚集在那儿的时候，他便在隔壁的房间里用一个风箱把肠子吹胀起来，一直到膨胀的肠皮把客人挤到墙边。在他的记事本中，记载了许多不入流的奇谈和笑话。

他的好奇心、性取向、敏感、追求完美的热情等，全部成为其致命缺点的一部分——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完成他已经开始做的事。他也许是为了解决一个成分、颜色、图案等的技术问题而着手每一项艺术工作，而当解决时便失去工作的兴趣！“艺术，”他说，“在于构想和设计，而不在于实际的执行——这是心智较差者的工作。”或者，他想象自己是聪明的、重要的、完美的，因此他那有耐心的手——最后都变成无耐心——是无法完成工作的，所以在绝望中放弃他的努力，基督的脸庞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很快便会从一个工作或题材转移到另一个，而且对许多事情都有兴趣，因此缺乏一个一致的目标和一个显著的思想。这个完美的人是许多优越部分的混合体，由于具有太多的能力，也因此而很难将之倾注于单一的目标。最后他悲伤地说：“我已经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他写过5000多页的草稿，却从未完成一本书。若就数量而言，与其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作家。他谈及已写好的120页的草稿，但只有50页仍然保留，那些都是以半东方式的书法由右写到左。他的文法很差，拼字是个人式的，而所阅读的种类极多，而且是极为散漫的。他拥有一座藏书37卷的图书馆——伊索、第欧根尼·拉尔修、奥维德、李维、老普林尼、但丁、彼特拉克、波焦、斐勒佛、菲奇诺、浦尔契等人的著作及有关数学、宇宙志、解剖学、医学、农业、手相术及战争、艺术的论文。他说道：“古代及地理的知识滋润了我们的心智。”但是由于许多地方犯了时代错误，证明他对历史只有一些片断的认识。他渴望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在雄辩中便曾做过数次的尝试，正像他不断地描述洪水一样，同时也写过许多有关暴风雨和战争的鲜明的记事。显然，他想出版他的一些著作，而且为了这一目的时常将注释加以整理。虽然，据我们所知，于其一生中他并未有任何著作出版，但他必定曾允许某些朋友阅读若干加以挑选过的原稿，因为在弗拉维·比昂多、哲罗姆·卡达诺（Jerome Cardan）及切利尼等人的著作中曾提及他的作品。

在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他写得同样好，而且很平均地将时间分配于二者。原稿中最大部分便是1651年初版的《论绘画》（Trattato della Pittura），虽然他致力于近代的编辑，但各部分的编辑和安排仍很松懈，而且经常重复。达·芬奇同那些认为绘画只可由绘画中学来的人有所争辩，他考虑到一套健全的知识应有理论上的帮助，同时对批评置之一笑。他最基本的感觉是：研究艺术应研究大自然，而不是模拟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噢，画家，注意：当你迈进绘画的领域时，你要注意许多的事物，反过来说，你要先特别注意一个事物而后及于其他，你要在那些比较没有价值的事物中挑选出一堆不同的东西来”。当然，画家必须研究解剖学、透视法及由光线和阴影所画的模型，若严格界定绘画的范围，将会使一幅图画显得生硬呆板。“总是要成为一个能使自己的心胸与头脑不在同一方向上的人。”这是达·芬奇自己的构图之所以优雅的秘密。在绘制《蒙娜丽莎》时他是否忘了这样做？或者他夸大了我们所能了解的包含在眼里和嘴唇里的神韵？

达·芬奇在他的素描中比在绘画中或记事中显得更清晰、更多变化。其数目极多，一份在米兰的原稿——《科第斯》（Codice Atlantico），便有1700多页。许多作品是草草速写的，而许多作品却是绝妙之作，因此我们不能不将他列入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才能、最精妙、最深刻的大师行列。即使是米开朗基罗和伦勃朗的造诣，也无法与存于柏林敦画廊的《圣母、圣子及圣安妮》相比。他喜欢用木炭、红粉笔、铅笔或墨水来画精神生活和身体的每一部分。还有100名小姑娘的丰腴的有浅浅涡纹的大腿，陈列在他的草图中。还有100位青年，其中半数是侧面像的希腊人，半数是热情的妇女。还有100位具有端庄、温柔风采的美丽少女，秀发在风中波浪起伏。运动家骄傲于他们的肌肉，而战士们渴望战争。从柔美的圣塞巴斯蒂安，到形容枯憔的圣哲罗姆，仁慈的圣母期待着世界在其儿子的手里获救，化装舞会复杂服饰的素描，围在头上或颈边的披肩、围巾、丝带，或是缠绕在手臂上，或从肩膀上下垂，或在膝头打折等，都受到光线的照射，诱惑人们去抚摸。这些，都比披在我们身上的任何外衣都要真实。但散播于其中的却是古怪的、讽刺的——变了形的头、抛媚眼的傻蛋、残忍的面孔、残废的身体、因愤怒而面孔扭曲的泼妇、蛇发的女妖，因年老而干瘪并布满皱纹的脸孔、失去魅力的女人，这些是真实的一面。达·芬奇以其公正而宽广的眼力将之确确实实地攫取，并坚定地将之绘下。由于他对美的忠实，以其画保持这些恐怖，但他必须在他的哲学中找寻寄托之处。

或许大自然比人更能令他愉快，因为自然是中立的，不能因怨恨而被指为邪恶，在公正的眼里，包含于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谅解的。所以，达·芬奇画了许多风景画，并且斥责波提切利忽略了它们，他忠实地以其笔绘出蜷曲的花朵，几乎没有一幅画不以树木、河流、岩石、山脉、云、海等做背景来增添其魅力和深度。在他的绘画中，他几乎摒弃了所有的建筑物，因此，能使其所画的个别或群体的图案，由于有更多的空间赋予大自然，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有时他也尝试去绘建筑图案，在他的素描中有建筑物的幻想，那是奇怪的而又带有半叙利亚式的。他喜欢圆顶，也曾速写了一幅可能是洛多维科想在米兰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但它并没有真正被建造。洛多维科请他到帕维亚帮忙设计大教堂，他却发现帕维亚的数学家和解剖家比大教堂更吸引人。他对意大利城镇的嘈杂、肮脏、狭小感到悲伤，所以他研究城镇的设计，同时提呈一份两层的都市草图给洛多维科。下面的一层将全部作为商业运输用途，同时“为一般人使用”，上面的一层将是以拱廊作为支柱的40英尺宽的马路，“交通工具不得行驶于其上，而仅供上流人士行走”，螺旋形的楼梯偶尔连接上下两层，同时散于各处的喷泉用于冷却和洗涤空气。洛多维科没有经费来支持这项计划，所以米兰的贵族们仍然停留在地上！

发明家

我们很难理解：对于洛多维科而言，正如对恺撒·博尔贾一样，达·芬奇主要是个工程师，甚至他为米兰大公设计的化装游行也包括了精巧的自动机器。“每天，”瓦萨里说，“他都在制造很容易便能移动山脉的模型设计图，同时能将之戳入，以便由一地移至他地；并且借杠杆、起重机、绞盘以举起、拉曳重物；设计清扫港湾及从深处汲水的方法。”他发明出一种机器来切断螺旋纹，而且在制造水车上，其理念是正确的；他发明了滚子轴承的带状刹车器。他设计了第一支机枪，及用有柄的齿轮来扩大射程的迫击炮，还有二轮马车、三种速度的转模齿轮、可调整的活动扳钳、可碾压金属的机器、可移动印刷机的底部、能举起梯子的自动上锁的螺旋轮。他有海底航行的计划，却拒绝解释它。他重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对蒸汽引擎的观念，同时说明枪膛里的压力可以将铁弹推至3600英尺。他发明了一个在转动的纺锤上可以卷绕并均衡分配纺纱的机器及手一动便能开关的剪刀。他提出能在水上行走的胀大的雪屐，或是能同时演奏数种乐器的水车。他描述一具降落伞：“假如一个人有一个由亚麻所织的帐篷，宽、深均为12腕尺（1腕尺相当于18至22英寸），而其中的小孔又全部塞住，则他可以由任何高度跳下，而不会受伤。”

综其半生都在研究人类的飞翔，他也像托尔斯泰一样，羡慕鸟类是在许多方面都优于人类的种属。他详细研究了它们的翅及尾部的动作、起飞、滑行、转向及降落等的机能。他以热烈的好奇心和极其敏锐的眼光来注意这些动作，观察鸟类是如何在气流和气压中飞行。他计划征服大气：

你应对鸟翼做一解剖，连带也可及于使其双翼振动的胸部肌肉。而且对人，你也应这样做，以便说明一个人以双翼的振动而维持他在空中的可能性。鸟类的起飞，无须振动其翼，因其于气流当中循环的运动所至，而非其他原因……你心目中的鸟除了蝙蝠外将不会有其他的模型，因为它的薄膜是将翼弯曲的一种工具……鸟只是依照机器法则而运作的一种器具，这种器具，在人们的能力范围内，得以其全部的运动而非以相同程度的力量加以复制。

他曾对一个螺旋型的器械做过许多素描，凭借着这种器械，人们用双足的动作，可以使双翼快速地振动而飞至空中。在简短的《论飞行》（Sul Volo）中，他描述用浆硬的亚麻布、羽毛及生丝做成的皮带等制成的飞行器，他称之为“鸟”，并详细记述如何使用它的说明：

如果这个机器是由一个螺旋器做成的……而且很容易便扭上，这个螺旋将使其在空中盘旋上升……在水面上试用这种机器，那么，假如你降落时便不会受伤。大鸟第一次的飞行，将使世界充满惊异，而且将因其盛名留下记录，并且在外界的光荣，也会带返至其出产之处！

他真的试图飞吗？在《科第斯》（Codice Atlantico）中有一段记事：“明日早晨——1496年1月2日，我将系上皮带来尝试。”但不知这意味着什么。物理学家赫罗尼莫·卡达诺之父法西奥·卡达诺（Fazio Cardano）告诉他的儿子说：达·芬奇自己试验飞行。有人认为达·芬奇的助手安托尼奥于1510年时摔断了腿，便是试飞他的机器。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

达·芬奇的方向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的飞行除了滑行之外，是不能模仿鸟的，而只能将引擎内部燃烧，应用到一个能使空气逆流而非往下流的推进器中，并且只有向前飞的速度才能使得向上飞行成为可能。但人类最卓越的特性，在于其对知识的热情。虽然被战争及人类之罪恶所震惊，为人类自私的特性而感到伤心，对于人们的迷信及轻信的性格而感到悲哀，但当我们发现能怀抱着远大高超的梦想时——由传统中的德狄勒斯（Daedalus）及伊卡洛斯（Icarus）起，经过达·芬奇及其他无数人的不断摸索，直至今日光荣而悲惨的胜利——我们感觉到在某方面人类是获救了！

科学家

与其素描并肩而至者，乃是许多的注解，有时是在同一页，有时却是在男人、妇女、风景或机器等的速写上乱画乱涂，这是那不满足的心灵被大自然的运行及法则所困惑之故！也许科学家是由艺术家所产生，由于绘画而迫使他去研究解剖学、比例及透视的法则、构图及光线的反射、颜料及油料的化学成分等。由这些研究中他能更精湛地探究动植物的结构及功能，也因此产生了一有关宇宙及永恒自然法则的哲学观念。艺术家也时常由科学家中产生，因科学的绘画，其本身可能便是一件美的事物，或者其终极也便是一个优雅的图饰。

达·芬奇与其同时代的多数科学家一样，企图指出科学的方法是经验而非实验。“记着，”他忠告自己，“当讨论水时，首先举经验为证，然后说明理由。”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验在真实中不过是极其细微的片断，所以达·芬奇便以阅读来补充其经验的不足。他细心地并批评性地研究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的著作，获致了一些有关罗杰·培根（Roger Bacon）、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古沙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等人的观念，并且在与巴齐奥里、杜雷及帕维亚大学的教授们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但他以自己的经验来试验。“无论是谁，若涉及权威，则须以记忆而非理智来工作。”在他那个时代中，他是一位最不玄奥的思想家，他反对炼金术和星象学，同时希望有一个“星象家都被排斥”的时代。

他几乎试验了各种科学。他沉迷于数学中，认为数学是最纯粹的推理形式，认为几何图形中有某种美，并在研究《最后的晚餐》时画了某些几何图形。他有力地表现出一项科学的基本原理：“没有确定性——无论是数学或基于数学都不能应用。”他很骄傲地附和柏拉图所说的：“绝不让那些不是数学家的人来阅读我的著作。”

天文学对他有极大的魔力，他要“制造眼镜来看放大的月球”，但显然没有制造出来。他写道：“太阳并不移动……而地球并非在太阳的同心圆中，也不在宇宙的中央。”“月球每月都有冬夏。”他敏锐地讨论月球上黑点的成因，这是阿尔伯特的意见。他也同样受到阿尔伯特的指引，他说：“由于每一重物均向下压，而无法永远地承负，地球一定会变成平面，而且将被水覆盖。”

他在高地上注意到海底动物的化石壳，而推断水曾达到那样的高度，约1338年薄伽丘曾于其《菲洛柯波》（Filocopo）一书中提过。

他反对宇宙洪水的概念，而将其归之于地球的古迹，如果发表出来，这个观点将震撼当时的正统。他认为随波河（the Po）挟带而来的累积物已持续了20万年。他绘制了一幅如他想象的，已在早期的地质时代的意大利地图。而他认为撒哈拉沙漠曾一度被盐水覆盖，山脉由雨水的侵蚀而成。海底由于所倾注的河流挟带着瓦砾，因而不断地高涨。“许多大河流在地底流。而在地球当中，赋予生命的水的运动，与人体内血液的运动是相似的。”索多玛及蛾摩拉之所以被毁，并不是因为人类的弱点，而是由于地质缓慢地运动，而且极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泥土下陷于死海。

达·芬奇贪婪地尾随着14世纪的物理学家让·比里当（Jean Buridan）及阿尔伯特所推展的前进。他写了100页有关运动和重量的论著，及更多有关热学、声学、光学、颜色、水利学、磁学等方面的论著。“机械学是数学的乐园，因为借着它的方法，一个人在有用的工作中得以进入数学的核心。”他喜欢滑轮、起重机、杠杆，认为其所能举起和移动的是无止境的；他对那些永恒运动的追求者却加以嘲笑。“因物质的运动而产生的力量，及因压迫而产生的重量，是人类所有的工作所以存在及达到目的的四个偶然之力。”但他不是一位物质主义者；相反，他将力量界定为“精神的能量，其所以是精神的，是因为其中的生命是无形的而且不需要躯体……其所以是无法触知的是因为其所制造的躯体，无论在大小和重量方面均无法令其增大”。

他研究声音的传播，同时将其媒介减至仅剩声波。“当维忽拉琴弦撞击它时……便传播一个运动至另一个具有相同音调的维忽拉琴弦上，当你将一截稻草，放在一根与正要拨弄的琴弦类似的弦上试一下便可知道。”他对电话有自己的概念。“若令你的船停下来，而后置一长管的一端于水中，而另一端置于耳旁，则可以听到距你极远的船。同样也可将管子的一头置于地上，而后便可听到在远处行走的任何一个人。”

视线和光线比声音更令他着迷。他对眼睛极为惊异：“谁会相信这样小的空间能将宇宙所有的影像包含无遗？”他对能回忆很久以前的影像的心灵力量更是惊异。而对能补偿衰弱的眼肌的眼镜，他作了一番极为优越的描述。他以照相机里倒影装置的原理来解释视神经的运作：在照相机及眼睛中，光线照在物体而进入相机或眼睛时，变成一锥形，因此影像会倒转。他分析在霓虹中光线的折射。他和阿尔贝蒂一样，对补充颜色有一很好的概念，比米歇尔（Michel Chevreul）要早400年。

他开始并计划了许多有关水的论文的注解。水的运动吸引了他的眼睛和心灵，他研究河流、山泉和瀑布、气泡和水泡、大雨和豪雨，及风雨交加时的狂暴。“若没有水”——在2100年后，他重复塔莱斯（Thales）所说的——“则我们之间就没有能活着的东西”。他已预期了帕斯卡（Pascal）的流体静力学的基本原则——流体上的压力是被流体转移的。他注意到：正在传递的容器中的液体仍保持同一水平。继承米兰在水利工程方面的传统，他设计并建造运河，疏导佛罗伦萨至海洋间的阿尔诺河，使佛罗伦萨无须仰仗比萨为其外港。

他以特奥夫拉斯图斯在植物方面的著作充实自己，而后其机敏的心灵便转向“自然史”。他解释树叶围绕其枝干而排列的方式，他观察在树木横断面上的圆圈，那是以其数目记录其生长的年龄。同时以其间的宽度表示某一年的湿度。他似乎也怀有在他那个时代有关某些动物的谬见：由于动物的出现或触摸动物便能治愈人类疾病。他彻底研究马的解剖。他已写好了论文，但在法国占领米兰时遗失了。他同时研究人和动物的四肢，因此他一手开创了近代的比较解剖学。他将陈旧过时的盖仑（Galen）的著作弃之不顾，而研究真正的尸体。关于人的解剖，他不仅以文字叙述，而且以绘画来描述，他计划写一本有关解剖学的书，从数百个说明和注释着手。在其令人惊异的图画和注释中，他首次绘制了一幅合乎科学的子宫，并且正确地描述了围绕着胎儿的三层薄膜。他是首次描画出支持着双颊的骨腔，即现在著名的高位腔。他将蜡倾入一只死牛的心脏瓣膜里，以便获得正确的概念。他是第一位描述右心室的。他被网状的微血管迷惑。他预测血液的循环，却未完全领略其机能。“心脏，”他写道，“比其他肌肉更强健……当心脏瓣膜打开时所流回的血液，与其关闭者不同。”他很正确地描绘身体的微血管、神经和肌肉，他认为老人都会动脉硬化，原因是缺乏运动。他开始写作一卷有关人类形体的适当比例的书，以有助于艺术家，而他的一些概念被编入他的朋友——巴奇奥里的论文《论比例的神圣》（De Divina Proportione）中。他分析人们由出生至死亡的物质生活，然后计划作精神生活的探究。“啊！应请求上帝让我能像描述人类的身体一样解释人类习惯的心理！”

达·芬奇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吗？洪堡（Alekander von Humboldt）认为他是15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亨特（William Hunter）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解剖学家。他并非如洪堡所称的那样是一位始祖，因为许多物理学的观念是由让·比里当、阿尔伯特及其他先驱传递下来的。他是一位有可能犯大错的人，正如他写道：“任何与空气接界的水面，一定比海面高。”但像这样的错误，在对有关地球及天空所做的这么多的注释中，却是很少的。他理论上的机械学是属于高度业余性质的，因为他缺乏训练、工具和时间。但他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成就，真可谓一种奇迹。

有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说：“噢！奇异的必需啊！你以至高无上的理性迫使所有的果，成为他们之因的直接结果，同时以至高无上和不能改变的法则使每一自然的行动在最短的过程中服从你！”这是时代的强音，而且也暗示达·芬奇已散发出神学的气息！瓦萨里在他第一版的《艺术家的生活》中写道：他有“邪说异端”所铸之心，所以并无任何宗教信仰，也许当一位哲学家比做一位基督徒还好。但在其后数版里，瓦萨里删除了这一页。正如那时的许多基督徒一样，达·芬奇也时常攻击牧师，称他们是伪善者，指控他们以冒牌的奇迹来欺骗普通人，同时嘲笑他们以未来天国里期票的“假钞”换取现世的银钱。在某年的基督受难日，他写道：“今天因为东方有一人逝世，整个世界都陷入悲愁的境地。”他似乎认为死去的圣人们，无法听到祈祷者对他们的倾诉。“我希望我能具有某种语言，其能力能使我责难那些对人颂扬高于对太阳颂扬的那些人……希望把人视为神而加以礼拜的那些人，已经犯了极大的错误。”对基督的肖像，他比文艺复兴时期其他的艺术家采取更开明的态度，他隐匿了光环，圣子在其母膝上，而孩提的耶稣企图骑那象征性的羊。他在物质中发现心灵，同时相信一个精神心灵，但显然认为心灵只有经过物质并且符合不变的法则而后始能行动。他写道：“心灵永远不会因为躯壳之腐化而腐化。”但他又说：“死亡同时毁减了记忆和生活……若没有躯壳，心灵既无法行动也不能感觉。”他在许多草稿中以恭谦卑微而狂热的态度谈论上帝，他却又指出神是大自然、自然法及“必需”。直到晚年，神秘的泛神主义始终是他的宗教信仰。

法国岁月（1516—1519）

抵达法国时，达·芬奇已经64岁了，而且还生病，与其忠实的同伴，24岁的梅尔齐（Francesco Malzi）定居于卢瓦尔河上的安布瓦兹城堡与市镇之间的克洛斯（Cloux）的一栋漂亮房子里，那时国王经常住在那儿。他与弗兰茨一世交往，并被任命为“国王的画家、工程师、建筑师及国家机械师”——年薪700克朗。弗兰茨一世是慷慨的，即使在没落时仍然珍视天才。他很愉快地与达·芬奇交谈，切利尼断言：“在世上从未有人像达·芬奇一样懂得那么多，不仅在雕刻、绘画、建筑等方面，而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解剖素描令法国宫廷的物理学家们惊异！

有一个时期，他很努力以工作赚取薪水。他为皇家的展览安排化装舞会和化装游行；按计划来开凿运河以连接卢瓦尔河和索恩河（the Saône），同时疏浚索洛涅（Sologne）的沼泽；可能也参与一部分卢瓦尔城堡的设计；一些证据使他的名字与喜爱珠宝的尚博尔（Chambord）连在一起。1517年以后，他可能很少作画，因为那年他患了麻痹性的中风，使身体的右半边无法行动；他左手也能绘画，但这是需要两只手的工作。他已是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年轻时所享有的身体健美和面孔清秀的美誉，已传给比他小50岁的瓦萨里了。他一度感到骄傲的自信已丧失，他精神上的宁静已被衰弱的痛苦抛弃，他对生活的爱好也被宗教的希望取代。他只写了简单的遗嘱，但在葬礼上要求全部的宗教仪式。他曾写道：“一日操劳，睡得安逸；一生尽责，死亦无憾。”

据瓦萨里记述，1519年5月2日，达·芬奇在国王的手臂中逝世。但这显然是虚构的，因为那时弗兰茨一世在别的地方。他埋葬在安布瓦兹圣佛罗里廷的大圣堂的修道院里。梅尔齐写信给他的哥哥告以此事，并说：“他的死，我实在无法表达我的痛苦，同时我将永远活在悲伤中。大家也将因此人的逝世而悲哀，因为大自然无法再创造出像他这样的人。愿万能的上帝让其灵魂安息吧！”

我们如何来论定他呢？——我们当中有谁具有评判这位多才多艺的人所需的各种知识与技术呢？由于他那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心智的魔力，我们夸大了他实际的成就，而他在理论方面比在实际工作上更杰出。他不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画家、雕刻家、思想家，他只是一个统合了这些知识的人，并且在每个知识领域里，他都可以与最杰出者一争短长。在医学院里一定有人比他更了解解剖学。在达·芬奇来到米兰之前，最著名的工程设施已经完成。拉斐尔或是提香所留传下来的画作有些比达·芬奇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米开朗基罗是伟大的雕刻家，而马基雅维利及圭恰尔迪尼是极为深奥的学者，但达·芬奇对马的研究，可能在那时的解剖学上是最杰出的。洛多维科及恺撒·博尔贾二人，从整个意大利挑选他作为他们的工程师。拉斐尔、提香及米开朗基罗等人的绘画，无一幅可与《最后的晚餐》相提并论。在色彩方面，其细微差异的精妙，或是在描绘感情、思索、默想等方面的微妙，无人能与之匹敌。那时没有一尊石膏像能有他的《斯福尔扎》那样高的评价，没有一幅素描能凌驾于《圣母、圣子及圣安妮》之上，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没有比他的自然法更高超了。

他并非文艺复兴之人，因为他太温和、太内向、太文雅，不能刻画出一个在语言和行动上极为猛烈而强有力的时代。他并非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他不具有政治家和管理者的性格。虽然如此，他仍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人。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成就时，我们惊异于人类在这样早的时代便已有所创造，并因此恢复对人类成功的信念。

达·芬奇学派

他活在一群米兰年轻艺术家的心中，他们太钦佩他，以致无法自己创造。其中的四个人——波特雷费欧、沙莱诺、塞萨雷及奥焦诺——被刻在坐落于米兰斯卡拉的达·芬奇雕像底部的石头上。其他的人，如索拉里、费拉里、孔蒂、梅尔齐等，全部在达·芬奇的画室里工作过，因而知道如何模仿他优雅的线条，却无法达到他的精妙和深度。另两位画家承认是他的学生，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们认识他本人。巴齐——借索多玛之名而认为自己继承了历史——可能曾与达·芬奇在米兰或罗马会面过。卢伊尼升华了感情，却以一种迷人的直率引来批评之声。他挑选圣母及圣子为其再三重复的主题，也许他很正确地在这个最古老的绘画题材中看到了生活是生生不息的，爱凌驾于死之上，以及除了在母亲时代才有的那种女性成熟之美。他比其他门生更能掌握达·芬奇那种纤柔温婉的达·芬奇式的微笑。在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娜画廊的《圣家》便是达·芬奇的《圣母、圣子及圣安妮》的变异形式，而在萨龙诺（Saronno）的《斯帕萨里齐奥》（Sposalizio）一画里便是完全体现了柯勒乔的仁慈。他似乎与达·芬奇一样，对农村少女生了一位神的动人的故事从未怀疑。他以达·芬奇所无法感觉或描绘的那种单纯的虔敬，使线条及其颜色变得柔软。在卢浮宫，即便是不相信神话的怀疑论者，也会更喜爱卢尼尔的《睡着的耶稣》（Sleep of the Infant Jesus）和《东方博士的朝拜》，而不是达·芬奇的《圣约翰》。观赏者们仍然尊重那些可爱的、神秘的、鼓舞人心的传说，而且能从中获得更深刻的满足感。

因为这些风雅的消失，伟大的米兰时代也随之而去。曾使洛多维科的宫廷极为光辉的那些雕刻家、建筑家、画家、诗人，很少是本地人。当仁慈的君主衰落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另寻他处的牧草。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与奴役时期，没有杰出的天才兴起以取代他们。而一代之后，唯一留存之物便是城堡和大教堂——这是米兰在其光辉灿烂的15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引导盛况空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象征。

第三章　﻿托斯卡纳与安布利亚

弗朗切斯卡

现在让我们回头谈谈托斯卡纳。我们发现佛罗伦萨就像另一个巴黎一样，吸收了其属国（地）人才的创作精华。但是，除佛罗伦萨外，其他地方对我们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卢卡于1369年自查理四世帝国获得许可成为自治的城邦，并且一直维持自治，直至拿破仑时代才改变。当地人民对他们11世纪建立的大教堂甚以为荣，时时整修以保持原状，并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博物馆。在那里我们可以观赏唱诗班华丽的坐席（1452年）及染色的玻璃（1485年），奎尔恰在1406年所建造的宏大陵墓，巴托罗米奥最深奥的画——《圣母、圣斯蒂芬与施洗者圣约翰》（Madonna with St.Stephen and St.John the Baptist，1509年）及卢卡之子玛泰奥·西维塔里许多美丽的作品。

皮斯托亚宁愿受佛罗伦萨人的统治而不愿享受自由，因为当地党争激烈、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当地政府不得不诉请佛罗伦萨人接掌政权（1306年）。此后，皮斯托亚的艺术和法律皆来自佛罗伦萨。如塞波医院（Ospedale del Ceppo）——其命名源自一种盛着慈善捐献的中空木墩，它是一条缀着赤褐色浮雕的布带，由乔万尼·罗比亚及其助手为“七件善事”捐献而设计（1514—1525年）。这七件善事是受寒者有衣穿、饥饿者有饭吃、看护病患者、慰问坐监者、款待异乡人、安葬死者、慰藉遗族。宗教的精神在此发挥无遗。

比萨曾经非常富有，使其有能力用山上的大理石建造大教堂、洗礼堂和斜塔。这该归功于该城位居阿尔诺河口，地理位置甚佳。正因为如此，佛罗伦萨对之甚为垂涎，终于在1405年将它征服。可是比萨人从来不肯接受这种奴役，一再反抗。1431年，佛罗伦萨人禁止比萨的男人持有武器，并以他们的妻儿为人质，以防反抗行为的出现。比萨人曾于1495年利用法国入侵的机会图谋独立。他们与佛罗伦萨的雇佣兵对抗了14年之久，在经过一次激烈而英勇的抵抗之后，终于屈服了。许多有钱人家宁愿选择流亡，也不愿臣服于佛罗伦萨，他们移民到法国或瑞士。其中有西斯蒙迪后裔的历史学家，在其1883年所著的《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中有感人的描述。佛罗伦萨为补偿其专制作风，对比萨大学给予财政上的补助，并派遣艺术家装饰大教堂与圣坎普公墓。即使拥有那些绘于亡者圣地（Holy Field of the Dead）上的贝诺佐·戈佐利著名的壁画，也无法弥补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失去其重要性的城市的悲哀。阿尔诺河中的碎石逐渐积向海岸线，在6英里外的里窝那（Livorno，即莱格霍恩）形成一个新港口，使比萨失去其在商业位置上的重要性。

圣吉米拉诺之名来自圣吉米尼亚，他曾于450年拯救这个当时尚属初期村落的城市，以免受匈奴游牧民族阿提拉王的扫荡，此城到14世纪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城内的富豪之家却分立成敌对的党派，他们建立了56个城堡，使该城得到圣吉米拉诺的美名。由于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1353年该城接受佛罗伦萨的统治，自那时起生活似乎有了变化。吉兰达约的壁画使圣菲那大教堂成为有名的礼拜堂，贝诺佐·戈佐利以圣奥古斯丁在圣阿哥斯第诺教堂中的生活情景完成其美第奇礼拜堂骑兵的壁画，贝内代托为那些神庙雕出宏伟的圣坛。但是，由于贸易改经其他路线，产业萧条，缺乏刺激成长的因素，终使圣吉米拉诺城内狭窄的街道与逐渐分裂的堡垒变得寂静无声。1928年，意大利将此城设立为国家古迹胜地，借以保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阿雷佐位于佛罗伦萨以北40英里的阿尔诺河畔，是佛罗伦萨防卫与贸易的要冲。佛罗伦萨人早就对之虎视眈眈，而于1384年自安茹公爵手中买下此城。阿雷佐人永远不会忘掉这个耻辱。佛罗伦萨的统治虽然产生了彼特拉克、瓦萨里及彼得罗·阿雷蒂诺等大艺术家，却未真正地拥有他们，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精神仍然是中世纪的。卢卡又名阿雷蒂诺，离开阿雷佐到比萨，在圣坎普公墓画了生动的壁画，画中表现出1390年至1392年战争的恐怖气息，但画中基督、圣母及圣徒的像，给人一种强烈的虔诚感。如果我们相信瓦萨里的记载，他说卢卡将撒旦魔王的像画得那么恐怖，以致他时常梦见此魔正猛烈地申斥他，终于因惊恐过度而死。

伯戈城位居台伯河上游，在阿雷佐的东北方，看似小得无法产生一个高水平的艺术家。彼罗原先从母姓，被称为弗朗切斯卡，因其父早死，其母寄望于他，关爱、养育他，让他接受数学和艺术的教育。他虽然生于圣墓之城，首次崭露头角却是1439年在佛罗伦萨，正是费拉拉臣属于佛罗伦萨的那一年。根据推测，彼罗·弗朗切斯卡可能看到了到该地协商希腊与罗马教会团结的拜占庭主教及王子们的华丽衣着。另外，我们也相信他曾在布兰卡奇礼拜堂研究过马萨乔的壁画，因为这是佛罗伦萨城内任何学习艺术的学生必采的途径。弗朗切斯卡的画中融入了马萨乔的画所具有的威严、力量与坚定的希望，表现出一种东方君主所具有的尊贵和庄严风格。

1442年，36岁的弗朗切斯卡回到伯戈，被选为市议员。3年后他首次受命，为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画一幅《慈悲的圣母》（Madonna della Misericordia），这幅画现仍保存在库姆纳尔（Comunale）宫，画中由许多忧郁的天使、面色慈祥合十作祈祷状的半东方式的圣母、严厉的天使长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告示她将怀孕、衣衫褴褛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及栩栩如生的悲伤的圣母玛利亚与使徒圣约翰画像等很巧妙地集合而成。这虽是弗朗切斯卡的早期作品，却表现得相当有力：没有美感，没有精致的装饰，也没有感人的悲剧故事，只表现出形体虽因生命的挣扎而消损，可是在他们静默的忍受、祈祷与宽恕中仍升华至崇高的境界。

弗朗切斯卡之名后来传遍意大利，很多人想请他画画。在费拉拉（约1449年），他曾替公爵宫邸画过壁画。罗吉尔·冯·维登当时是该宫廷的画家，弗朗切斯卡可能是由他那里学到将颜料加进油中的新绘画技巧。在里米尼他画了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暴君、谋杀者及艺术的守护神——以一个虔诚的祈祷者的态度，奉献两只庄严的狗以赎罪的画。1452年至1464年，弗朗切斯卡在阿雷佐为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画了一系列的壁画，这是他艺术的巅峰时期。这些画叙述了耶稣的十字架的故事，而以十字架为科斯努二世（Khosru II）所获，后被希拉克略（Heraclius）皇帝重新发现并送回耶路撒冷为其高潮。此外，他更妥适地安置了一些插图，如亚当之死、示巴女王游访所罗门及君士坦丁在密尔维安（Milvian）桥大胜马克森蒂纽斯等。亚当临死前的枯瘦憔悴状、夏娃苍白的面孔及枯瘦的身躯、他们强壮活泼的子女、示巴女王侍从的威严风度、所罗门深奥而富启示性的面孔，在《君士坦丁之梦》（The Dream of Constantine）中慑人心弦的光辉，在《希拉克略之胜利》（The Victory of Heraclius）中混乱的人马等，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给人印象最深的壁画。

在弗朗切斯卡的这些精心杰作中，可能还包括他在佩鲁贾所画的一幅祭坛画和在梵蒂冈所画的一些壁画——这些画后来被刷白，以腾出更大的空间让拉斐尔完成他的名画。1469年在乌尔比诺，他又完成一幅最有名的画——动人的费德里科公爵的侧面像。费德里科在一场比武中鼻子受伤，右颊留下一道疤痕。弗朗切斯卡画的是他的左面像。费德里科公爵像虽较完整，但仍凹凸不平地散布着几颗痣。他的鹰钩鼻，表现出勇敢与现实；坚定的双唇、微闭的双眼及严肃的面孔，显示出他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个能克制情感，不重视财富与权势的人。画中表现出那么多的特征，然而我们所想念的是费德里科高尚的嗜好，这种嗜好促使他组织了宫廷乐队，搜集古典名著的原稿成立他著名的图书馆。在沃夫兹的双连画中与费德里科公爵侧面像配对的是他的妻子巴蒂斯塔的侧面像。她的脸孔很像是荷兰人，脸色苍白。画面上的背景是田野、小山、晴空和城墙。在这两帧侧面像的正面，弗朗切斯卡画了两辆双轮轻便马车，一辆拉着费德里科，另一辆则载着他的妻子巴蒂斯塔，他们表情严肃、仪态高雅。

约1480年，他已64岁，患上了眼疾。瓦萨里认为他可能会变瞎，可他仍然画得很好。在他的晚年，他写了一本《透视法入门》（Manual of Perspective）及一篇《绘画中的几何学原理》（De Quinque Corporibus Regolaribus）的论文，分析绘画中的几何关系与比例。他的学生巴齐奥里在他所著的《论比例的神圣》中，即采用弗朗切斯卡的观念。也许是经过巴奇奥里的介绍，弗朗切斯卡的数学观念才影响了达·芬奇对艺术几何的研究。

世人曾经遗忘了弗朗切斯卡的著述，却重新发现他的画。当我们知道早在达·芬奇尚未成名之前他已完成所有的作品后，我们应将他列为15世纪意大利画家的领导人物。他的人像画中的人物看起来粗犷，他们的面孔粗暴，并有许多带着几分佛兰德斯人的气概。但他们那份静默的尊贵、庄严的风采、堂皇的风度及动作上所显示的感人意义，使他们显得非常高贵。和谐的画面设计使弗朗切斯卡的画变得非常完美，尤其在他那蔑视理想与情感的手笔下所表现的坚定信心，代表着他对眼睛所见和心中所想的表达。

由于弗朗切斯卡所住的地方离文艺复兴发源地太远，他的艺术无法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也未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虽然如此，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位西尼奥雷利，他影响巴奇奥里形成他的风格。邀请弗朗切斯卡到乌尔比诺的是拉斐尔的父亲，虽然这是拉斐尔出生前14年的事，但这位幸运的青年一定看到并研究了那些弗朗切斯卡留在当地及佩鲁贾的作品。梅罗佐·达·弗利（Melozzo da Forli）从弗朗切斯卡那里学到画面设计的气魄与优雅。看到梵蒂冈里梅罗佐的乐师天使画，就会令人想起弗朗切斯卡的最后一幅画——保存在伦敦国家画廊的《耶稣诞生》，正好像看到弗朗切斯卡的天使合唱团画，就会令人想起卢卡·罗比亚的《耶稣复活》。人们往往将他们的遗产传给他们的继承人，而这种传统正是文明形成的主要方式。

西尼奥雷利

当彼罗·弗朗切斯卡在阿雷佐创造他的杰作时，历史学家始祖瓦萨里邀请了一位学艺术的年轻学生住在他家并随弗朗切斯卡习画。1441年，西尼奥雷利出生于阿雷佐东南14英里外的科托纳。弗朗切斯卡到此地时西尼奥雷利才11岁，而当弗朗切斯卡的作品完成时，他已经24岁了。在这期间，西尼奥雷利对这位画家的艺术满怀着学习的热情，他从弗朗切斯卡那里学到以绝对的真诚画裸体画，并将此传给米开朗基罗。无论在画室、医院、绞刑架或墓地，他都尽量设法看裸露的人体。他所要求的不是美而是力，他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所好，他画其他的画都很不情愿，并总要加上一些裸体像。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如果我们大胆地说），他也不善于画女性的裸体。至于男性的裸体，他与达·芬奇和索多玛一样，不喜欢画年轻漂亮的，而较爱画那些肌肉结实、具有男子气概的中年男子。

西尼奥雷利怀着这份热情来往于意大利中部的城市，留下许多裸体画。在阿雷佐的伯戈完成了一些早期的作品后，他来到佛罗伦萨（约1475年），画了《潘神的学校》（The School of Pan）献给洛伦佐，这是一幅画着一群裸体的异教神像的油画。另外一幅现收藏在沃夫兹的《圣母与圣婴》，可能也是他画的。画中的圣母虽胖但相当漂亮，其背景大多以裸体男子组成。米开朗基罗曾由此画中获得灵感。

这位世俗的异教徒虔诚地作画。他那幅收藏在沃夫兹的《圣母与圣婴》是文艺复兴艺术中最好的画像之一。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吩咐下，他于约1479年到洛雷托画了许多有关传道者和圣徒的壁画，作为圣玛利亚圣堂的装饰。3年后，他在罗马为西斯廷礼拜堂画摩西的一生。1484年访问佩鲁贾时，他也曾在教堂中画了一些小型壁画。此后，他定居于科托纳，在那里作画，再送到其他地方。大部分是送至锡耶纳、奥维托和罗马等地。在靠近锡耶纳的奇苏里（Chiusuri），他以圣本笃的生活为题材，为奥利弗托（Monte Oliveto）修道院画了一幅画。在锡耶纳的圣安哥斯提诺教堂中他完成了一幅祭坛画。此画也属他的最佳杰作，现在只留下两翼。另外，他也为锡耶纳的独裁者潘多尔福·彼得鲁奇的宫廷，以古典的历史传说为题材作了一幅画，然后他转到奥维托，在那里创造他最高峰的成就。

那里的教堂议会曾邀请佩鲁吉诺为圣布里奇奥（San Brizio）礼拜堂装饰，结果没成，后来虽曾考虑请平图里基奥，也没结果。直到1499年才请到西尼奥雷利担任这个一个世纪以前弗拉·安杰利科所未完成的工作。在这个大教堂中，那令人喜爱的祭坛，其上方横悬着一幅很旧的《圣布里奇奥和圣母》（Madonna di San Brizio），人们相信她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使情侣与夫妇彼此忠诚相待，避患疟疾及停息风暴等。天花板上的壁画中，有一幅是安杰利科所画的《最后的审判》，充分表现出中世纪人的希望与恐惧。西尼奥雷利也以同一主题画了《反基督者》（Antichrist）、《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乐园》（Paradise）、《死人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及《被诅咒者堕入地狱》（The Descent of the Damned Into Hell）等。不过这些旧的主题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用来表现各种不同姿态的裸露人体与人类的种种欢乐与痛苦的骨架而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直到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出现以后，才再有人对人类肉体做如此大胆的表现。不管是美丽或残废的躯体、冷酷或神圣的面孔、恶魔的狞笑、罪犯被火焚而挣扎及遭棒击牙齿、大腿的痛苦状等，在西尼奥雷利的画里都可以看见。到底他是喜欢这些情景，还是奉命而画的？无论如何，他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画出他的感受。

西尼奥雷利以3年的时间完成这些壁画之后，便返回科托纳，为圣玛格丽特教堂画一幅《基督之死》（Dead Christ）。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他的爱子不幸死亡，当尸体交给他时，瓦萨里说：“他以奇特的刚毅精神脱下其子的衣着，没有落下一滴眼泪，然后画下尸体，希望从这件作品，经常看到自然所赋予他的及残酷的命运所带走的——他的爱子。”

1508年，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委托他和佩鲁吉诺、平图里基奥及索多玛去梵蒂冈装饰他的卧室。他们的工作正进行时，拉斐尔来了，教皇看了他的早期壁画后，对拉斐尔非常赏识，便将所有的房间都交给他，并解雇其他艺术家。当时西尼奥雷利已经67岁了，或许双手已失当年的技巧与坚稳。但11年后，他仍成功地完成一幅祭坛画，并博得喝彩。此画是受阿雷佐的圣吉罗拉莫团体（Company of San Girolamo）之托所作的。此画完成后，该团体之诸兄弟即前往科尔托纳，并扛着这幅《圣母与圣徒》（Madonna and Saints）一路来到阿雷佐。西尼奥雷利跟瓦萨里一起来，又寄宿其家中。瓦萨里的8岁小孩乔吉奥·瓦萨里受到他的鼓励，开始研究艺术。西尼奥雷利曾经是一位热情而激烈的青年，而现在已是年近80的慈祥老绅士，住在故乡，过着中层人的生活，受全镇人民的崇敬。他83岁时，最后一次被选为科尔托纳市议会的代表，同年（1524年）去世。

一些最优秀的学者认为西尼奥雷利的功劳高于他的名声，他是一位灵巧的图案工。他对人体的骨骼、姿势、透视法、构图研究及人体画上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画，除了在画圣母玛利亚及在洛雷托画音乐天使时偶尔带有柔和感外，都是以解剖的态度描画人体，他所画的人体，不含肉欲之念，没有艳丽的装饰和华丽的色彩，也没有所谓神秘的美。他不知道人体是个人用以表现其微妙复杂的心灵与性格的工具，也不了解艺术工作的最高境界在于透过肉体的外表而揭示灵魂深处。米开朗基罗曾以西尼奥雷利这种崇拜人体构造及不含任何目的的作画态度，在西斯廷礼拜堂中创作了《最后的审判》中强烈的人物形象。不过在同一礼拜堂内天花板上的画及他的雕刻作品，他都以人体作为灵魂之声来表现。西尼奥雷利的画使中古时期的艺术从恐怖与柔和的特色进入一种缺乏灵性的巴罗克式的夸张作风。

锡耶纳城与索多玛

14世纪，锡耶纳无论在商业上、政治上与艺术上，几乎都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至15世纪该城发生了激烈的党争，其严重之程度，较欧洲任何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个党派——锡耶纳人称之为monti，意为“山丘”——都曾先后统治该城，每一党先后被革命推翻，被推翻之后，其较具影响力的党员，有时甚至达数千人之多，即被放逐。

由其中两党所作的毁灭对方的誓言中（1494年），我们可以想见他们都处在敌对的痛苦中。一位受惊的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一个寂静的夜晚，在宽阔而暗淡的教堂中，他们严肃地汇集在各走廊下——

谈论着那长达八页之多的和平条件，并附带一个可怕的宣誓，充满谴责、诅咒、破门律、念咒召唤恶魔、财物充公及许多其他听起来骇人的灾祸，那些违背誓言的人即使是死前的圣礼也不能拯救他，只有加深他的诅咒。我……相信这是我从未听过的最可怕的诅咒。随后，书记记下所有向祭坛左右两边耶稣受难像宣誓的党徒名字，当每一位宣誓者轻吻耶稣受难像宣誓时，教堂钟声响起，同时唱诗班随着管风琴的伴奏歌颂着“我们赞美上帝”。

最后，从这一场骚动、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是彼得鲁奇家族。1497年，潘多尔福·彼得鲁奇自立为主，号称执致者，并计划重整锡耶纳秩序，使之安宁，并实行专制政治。佛罗伦萨也是在美第奇专制统治下而繁荣的。潘多尔福是个智者，每次危机过后都能稳住地位，甚至逃离恺撒·博尔贾的报复。他对艺术家甚为优遇，但由于他常使用秘密暗杀的手段以巩固政权，在他去世时（1512年），大家均欢呼庆贺。1525年，这无可挽救的混乱城市付1.5万杜卡特给查理五世皇帝，请求其保护。

在这段和平时期，锡耶纳艺术有了长足的进展。巴里尔（Antonio Barile）中古传统的奇异木雕，洛伦佐（Lorenzo di Mariano）为方提吉斯塔（Fontegiusta）教堂建造的富有古典美的高大祭坛。奎尔恰之名取自锡耶纳的一个乡村，其早期的雕刻得到奥兰多的经济协助，此人匿称其名为“恶颜”（Evil Faces）。当奥兰多因朝代转换、失势被放逐之后，奎尔恰离开锡耶纳到卢卡（1390年），在那里，他为卡拉托（Ilaria del Carretto）设计墓碑的图样。后来在佛罗伦萨与多纳泰洛和布鲁尼里斯哥竞争失败后，他来到博洛尼亚，为圣彼特尼奥正门上方及两侧雕刻大理石雕像。70年后，米开朗基罗看到这些作品，对这些充满活力的裸体像与雄赳赳的男性人像甚为仰慕，深得启示与激励。奎尔恰返回锡耶纳后，10年之内，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创作其主要作品《快乐活泉》（The Fonte Gaia）。在底部的大理石上，他刻了圣母的浮雕，作为该城的最高主宰，并在圣母的四周刻上了“七种基本的德行”，恰当地加刻《旧约》，并适度地利用空间雕上儿童与动物——整体充满了力的感觉与效果，这是米开朗基罗雕刻作风的前兆。锡耶纳人感谢他的功劳，称其为伊库甫，赏予2200克朗。他于64岁逝世。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死后人民哀悼他。

这座神气的城市在14世纪和15世纪先后聘请了百位来自各地的艺术家，将其大教堂装饰成为意大利的建筑之宝。1413至1423年，英塔西亚（Intarsia）派之主科罗——教堂工作的监督，他和玛泰奥·乔万尼、多米尼克·比加弗米（Domenico Beccafumi）、平图里基奥及许多人以大理石雕绘《圣经》中的故事，嵌入大殿堂的底板，成为世界上最奇特的教堂走道。费代里吉为大教堂雕塑两对美丽的洗礼盘，而韦基耶塔（Lorenzo Vecchietta）也以青铜铸制一个闪耀的圣柜。萨诺在坎坡广场建立商品长廊，韦基耶塔和费代里吉在其台柱上雕以协调的雕像。14世纪，有12座著名的宫殿，如萨利贝尼（Salimbeni）、布西加诺里（Buonsignori）、萨拉西尼（Saracini）、格罗塔内里（Grottanelli）等，及约1470年伯纳多·罗塞利诺设计的佛罗伦萨式的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家族的公馆。布雷诺（Andrea Bregno）为皮科洛米尼设计大教堂的祭坛（1481年）。皮科洛米尼于1495年建造一座图书馆，以收藏其叔父庇护二世遗赠给他的书籍，作为中央教堂的一部分，洛伦佐则为该图书馆设计了一个意大利最美的正门。平图里基奥与其助手（1503—1508年）在墙上和栋梁上，描绘著名学者教皇生活趣事的图案。

锡耶纳在15世纪拥有许多优秀画家。巴托里、多米尼克、洛伦佐、斯蒂法诺、萨尼、玛泰奥·乔万尼、弗朗西斯科，他们继续强化了锡耶纳艺术的宗教传统，画虔诚的题材与忧虑的圣徒，决心使中世纪永远延续下去。斯蒂法诺因为突然闪过脑际的一个念头而恢复其名气。他以简单的线条和颜色画出“三贤人”与随员安详地越过山脉向基督出生的小屋行进，并将圣母生产图，以三幅优雅的画描绘而成。

直到15世纪末，锡耶纳才产生一位艺术家，其大名——美名与恶名，响遍意大利。其真名为巴齐，但他同时代的某些人都改称其为索多玛，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坦率的嬖童者。他以高度的幽默感接受了别人不会接受的绰号。他出生于韦尔切利（1477年），后来搬到米兰，可能跟达·芬奇学过画。在其布雷拉的《圣母玛利亚》画中，他加入了达·芬奇式的微笑，模仿他的《丽达》（Leda）惟妙惟肖，因此有好几个世纪其仿画一直被误为系出名师的真笔。在洛多维科衰微之后，他迁居锡耶纳，发展自己的绘画风格，他以人类的形体创作各种基督教主题的画，但带有异教色彩。也许巴齐就在第一次迁居锡耶纳时，完成了那幅有力的《圆柱旁的耶稣》（Christ at the Column）——关于基督虽受鞭挞，但躯体丝毫未伤的故事。他为奥利弗修道院的修士们画了一集关于圣本笃故事的壁画，有些是粗制滥造的，有些则美得迷人，甚至使该男修道院院长坚持“画中的裸体像应该加画衣裳，以维持修道院内心灵的平静”，否则不付酬劳。

1507年，银行家基吉（Agostino Chigi）访问其出生地锡耶纳，对索多玛的作品极为欣赏，便邀请索多玛去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尼古拉五世在梵蒂冈的宅寓的一室，安排给索多玛装饰，但索多玛空负盛名，浪费了很多时间，因而老教皇遣其离职，代之以拉斐尔。而索多玛在那时虚心研究这位年轻名家的风格，并吸收了他圆熟的涂饰与精巧文雅的手法。基吉为了帮助索多玛，聘请他在其别墅画亚历山大和罗萨拉（Roxana）的生平逸事。不久，利奥十世继位，索多玛又重得教皇之宠。他为教皇绘卢克莱修自刺而死的裸体画，利奥重赏他，并赐以基督的骑士勋位。

载誉回到锡耶纳，索多玛接受许多牧师与俗人请他绘画的委托。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所画的圣母画像几乎可与拉斐尔的媲美。圣塞巴斯蒂安殉教的主题，是他最偏爱的，而他在比蒂宫所画的圣塞巴斯蒂安像从未被超越。在锡耶纳的圣多米尼克教堂，他将圣凯瑟琳衰弱的表情画得那样逼真，因而巴尔塔萨·佩鲁兹（Baldassare Peruzzi）曾宣称在这方面其画是举世无双的。索多玛仍然从事这些宗教题材的绘画工作，他的生活却令所有的锡耶纳人感到讶异，瓦萨里说他是“野兽的追求者”：

他的生活放荡而可鄙，因为他热爱那些经常围绕在其身边的青年幼子，而得到索多玛的别号。他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还为这个“美名”写诗，弹着维忽拉唱给他们听。他喜欢让各种奇异的鸟兽充满屋中：獾、松鼠、猿、豹、矮驴、巴巴利（北非沿海地区）种马、厄尔巴岛幼马、穴乌（鸟类）、矮鸡、斑鸠及类似的动物……此外，尚有一种受其训练会说话的大乌鸦，会模仿其声，特别是在应门时，使人误以为是其主人的声音。其余的动物都很温顺，经常以它们各种奇特的性情欢跃于他身旁，因此其居屋可称为真正的“诺亚方舟”，好似动物的救难所。

他同一位家世良好的女子结婚，但其妻在为他生了一子之后即离世了。等到在锡耶纳不受人欢迎、积蓄也用光之后，他便前往安托尼奥、比萨、卢卡，寻找新的资助人。当这些资助枯竭之后，他再度返回锡耶纳，与其动物共度7年的贫苦生活后与世长辞，享年72岁。在没有旁人深入的指引下，他已达成所有具有艺术天才者所能达到的境界了。

接替索多玛在锡耶纳地位的是多米尼克·比加弗米，当佩鲁吉诺于1508年抵达该地时，比加弗米即学他的风格。佩鲁吉诺离开后，比加弗米到罗马探寻更深的指导，使自己熟悉古典艺术的遗风，探讨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两人成功的秘诀。然后又回到锡耶纳，先是模仿索多玛的画，很快便与他媲美。贵族院邀请他绘饰宗教法庭（Sala del Consistorio），他费了6年的时间（1529—1535年），努力在墙上画上罗马历史，绘画的技巧虽然高超，但毫无精神。

锡耶纳的文艺复兴随比加弗米之死而结束了。斐路契虽为锡耶纳人，但去了罗马。于是锡耶纳的艺术又重新为宗教服务，当地也很适应反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锡耶纳仍保有很浓的传统气氛，以简单的虔敬吸引好奇的灵魂。每年都举行的多彩多姿的赛跑（Palio，自1659年开始），和那些不为现代所感染的宝贵传统一起，一直存留迄今。

安布利亚与巴格廖尼

假如我们在地图上画一个范围，使托斯卡纳居东部，则拉丁姆平原（Latium）位于南部，马尔凯斯在北部，东部隆起的是多山的安布利亚（Ambria）。特尔尼、斯波莱托、阿西西、弗里诺、佩鲁贾、库比是安布利亚区的几个城市。首先，我们先讨论靠近马尔凯斯边界的法布里奥，真蒂莱·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是安布利亚学派的先驱。

真蒂莱是一个不太有名气但很重要的人物，他曾在库比、佩鲁贾、马尔凯斯及其他地方绘过中古世纪的画。多少受点早期锡耶纳画家的影响，逐渐发展成熟到显赫的阶段，因而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Pandolfo Malatesta）赞其画有惊人的传统，付他1.4万杜卡特，请他为布雷西亚的布罗里托礼拜堂画壁画（1410年）。约10年后，威尼斯的元老院委托他在元老院的会议厅画一幅战争情景的画。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当时可能是他的一个学生。接着，他到佛罗伦萨，为圣特里尼塔教堂画一幅《东方博士的朝拜》。即使骄傲的佛罗伦萨人也赞其为杰作。此画现在仍保存在沃夫兹。画的内容是一队鲜明而生动的国王与侍从、雄壮的马、蹲坐的猴子、机警的犬、可爱的圣母玛利亚，而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迷人的婴儿身上，他那一只好奇的手正摸着跪在身旁忠诚者的头。画中愉悦的色彩与流动的线条令人激赏，但对透视画法的无知，则是一大缺点。教皇马丁五世召请真蒂莱到罗马，他在罗马的圣乔万尼大教堂画了一些壁画。这些画后来遗失了，但我们可从罗吉尔·冯·维登对它的赞美推知这些画的优异。维登在欣赏过那些画后，赞称真蒂莱是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他在圣玛利亚教堂画的一些壁画后来也遗失了，其中之一，使米开朗基罗对瓦萨里称赞说：“他有一双实至名归的妙手。”1427年，真蒂莱死于罗马，正是他声誉达到最高的时候。

他的成就证明了安布利亚的确产生了许多艺术天才，并有自己的风格。总体而言，安布利亚的画家是从锡耶纳起家的，并继续保持着宗教气氛，未曾中断。从乔托至佩鲁吉诺，乃至早期的拉斐尔作品，都有这种特色。阿西西是安布利亚艺术的精神泉源。圣方济各教堂与圣方济各的传奇传遍邻近各省，为人信仰，并支配着当地的绘画和建筑艺术，阻止了那些正侵袭意大利各地的异教或世俗绘画主题的入侵。安布利亚的画家很少被人请去画肖像，不过有些人家往往倾其终生积蓄，请一位艺术家（通常都是当地的画家）为他们喜爱的礼拜堂画一幅《圣母像》或《圣家》。因此几乎每一个教堂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募足资金完成这种充满着希望的虔诚与教堂光荣的工作。这种风气使得库比得以拥有他们自己的画像。内利和弗里诺出了尼古洛，而佩鲁贾也自夸拥有邦菲利（Bonfigli）、佩鲁吉诺及平图里基奥等人。

佩鲁贾是安布利亚区各城镇中最古老、最大、最富有而且最混乱的一城。它在海拔1600英尺的高坡上，俯视着四周的乡镇。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在罗马建国之前在此建成一个城市。很久以前罗马教皇就声称要使之成为教皇的属地，可是佩鲁贾在1375年宣布独立，独立之后，陷于党争达一个世纪之久，其激烈程度仅次于锡耶纳。两个富有的家族争夺该城的商业、政治、圣俸及4万人口。奥迪（Oddi）与巴格廖尼两党相互残杀，有时秘密暗杀，有时在街道上公然行凶，他们的血染污了城堡下的平原。巴格廖尼党以其英俊的面孔、身材、勇气、凶猛而闻名。在敬神的安布利亚人心中，他们侮蔑教堂，给自己取异教徒之名——埃尔科莱、特洛尔罗、阿斯卡尼奥、阿尼巴尔、阿塔兰特、皮尼洛普、拉维尼亚、西诺比亚。1445年，巴格廖尼党击败奥迪党，掌握了佩鲁贾城，随后巴格廖尼即统治该城，虽然表面上属于教皇的采邑，但行其专制统治。佩鲁贾的历史学家马塔拉佐（Francesco Matarazzo）这样描述巴格廖尼政府：

自奥迪被驱逐之后，我们的城市由不好变得更坏。所有的青年都逐商业而趋之。他们的生活都毫无规律，每日放纵恣肆，城内已失去真理和公正了。有权势的人狐假虎威、滥用权力、鱼肉良民。教皇虽然派了许多使节，企图整顿社会秩序，但无一不是怀着恐惧被杀的心情回去的，因为巴格廖尼威胁要把他们砍成碎片，然后扔进他们宫廷的窗户里，因此，除了他们的朋友外，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使节敢到巴格廖尼城。此城变得更加悲惨，越是无法无天的，越受褒奖。那些杀死二三人的，可以身佩长剑、自由出入宫廷、找任何官员谈话。每个有财产的人都被那些得贵族之宠的暴徒欺凌压制，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安全地保有私人财产，贵族们到处抢夺别人的财物，强占别人的土地，所有政府公职均被出卖，课税繁重，陋规又多，令人痛心。

一位红衣主教曾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这些不怕上帝的恶魔该怎么办？”

巴格廖尼党驱逐奥迪党之后，自身又分裂成好几派。丈夫被暗杀而成寡妇的阿塔兰特·巴格廖尼（Atalanta Baglioni），以其子格里弗尼托（Grifonetto）长得英俊为安慰——马塔拉佐形容其子很像希腊神话中被宙斯带去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加尼米德——直至其子娶了一位甚为相配的美丽妻子西诺比亚（Zenobia Sforza）后，才重展笑颜。但这时巴格廖尼的一小党派图谋倾覆掌权的派系——阿斯托尔、圭多、西莫尼托及姜巴洛派，因重视格里弗尼托的勇气，谋叛者即欺骗格里弗尼托，使他相信姜巴洛曾勾引其妻，诱他参加他们的谋反计划。于1500年的一个夜晚，巴格廖尼党所有掌权的家族们，聚集在佩鲁贾城，参加阿斯托尔与拉维尼娅（Lavinia）的婚礼，谋叛之徒趁其熟睡之际，攻进他们的房内，砍杀殆尽。只有姜巴洛幸免，他爬上屋脊，与几个受惊的大学生藏匿了一夜，然后着学士袍，化装成大学生，于黎明时分逃出城门。阿塔兰特听到其子参与这件谋杀案时，非常震惊，诅咒他并将他赶出家门。谋反未遂，这些叛徒各自逃亡，留下格里弗尼托无家可归，在城里游荡。造反的第二天早上，姜巴洛带着护卫队，进入佩鲁贾城，在一个广场上碰见格里弗尼托，他愿意宽恕格里弗尼托，但士兵们已将他杀伤。当阿塔兰特与西诺比亚从藏匿之处赶来时，发现他已倒卧街上，濒临死亡。阿塔兰特跪在尸体旁收回诅咒，为他祈祷，请他饶恕杀死他的人。然后，据马塔拉佐说：“这位尊贵的青年伸出右手，压在其母白净的手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佩鲁吉诺与拉斐尔当时在佩鲁贾作画。

姜巴洛因怀疑有共谋犯，便在街道和教堂屠杀了100人，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库姆纳尔宫，并附上他们的画像，这就是佩鲁贾的艺术家们的重要工作。此后姜巴洛统治此城，其间再未发生不稳的情形，直到1506年，他将此城献给尤利乌斯二世，同意以教皇的教区牧师名誉统治该城，可惜他只知暗杀而不懂治理之法。1520年，利奥十世厌恶其罪行，诱骗他到罗马，在圣安杰洛城堡将其斩首，这种诱杀的方式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手腕之一。其他的巴格廖尼党仍赖武力暂时维持政权，但在马拉泰斯塔·巴格廖尼（Malatesta Baglioni）杀死一位教皇的使节后，教皇保罗三世即派军占领此城，作为教会的属地（1534年）。

佩鲁吉诺

在这种混乱、钩心斗角、紧张刺激的政治情况下，文学与艺术惊人地兴盛起来，因不安而激起的热情气质，包括崇拜圣母、轻蔑主教、谋杀近亲，使人感到有一股创作的热流，愿意挺身为艺术奋斗。马塔拉佐的《佩鲁贾的无政府主义》（Cronaca della Cittàdi Perugia）——描述巴格廖尼党最兴盛时期的情形，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生动的文艺作品之一。早在巴格廖尼取得政权之前，佩鲁贾商业发达，已累积足够的财产以建造宽大的哥特式的库姆纳尔宫及毗邻其旁的贸易大楼，并以意大利最好的艺术装饰其内。大楼内有一个法官的宝座和货币交换柜台，它们雕刻得太精致，没有人敢讥讽佩鲁贾的商人没有审美力。圣多米尼克教堂拥有十分优美的唱诗班坐席与一座由乔托设计的玫瑰经礼拜堂。乔托在雕刻与建筑设计之间踌躇着，通常他两样都做，例如他在“圣乐”或圣伯纳德诺祈祷礼拜堂（1461年）的作品，其正面几乎全覆以雕像、浮雕、蔓藤花纹和其他的装饰。没有装饰的表面，总会激起意大利画家的创作欲。

至少有15位画家忙于应付在佩鲁贾的挑战。佩鲁贾的年轻一辈中，贝内代托·邦菲利是一位领导人物。很显然，通过融合多米尼克·韦内齐亚诺或弗朗切斯卡的风格，及研究贝诺佐·戈佐利在蒙特法科（Montefalco）所作的壁画之后，贝内代托学到了一些马索里诺、马萨乔、乌切洛及其他人在佛罗伦萨发展的新技巧。当他为库姆纳尔宫作壁画时，虽然画中人物都是旧面孔，而且穿着难看的衣服，但它所展示的透视法对于安布利亚的画家而言，是一项新技术。有一位年轻的对手——费奥伦佐（Fiorenzo di Lorenzo）在色彩运用方面和贝内代托一样暗淡无光，但他以细微的感情和不寻常的优雅，凌驾于贝内代托之上。

贝蒂（Bernardino Betti），又称平图里基奥，随费奥伦佐学习调和画法（一种以水与蛋黄调和颜料的画法）与壁画，但他从不采用自佛罗伦萨传入佩鲁贾的油画技巧。1481年，正值27岁，他陪同佩鲁吉诺去罗马，在西斯廷礼拜堂留下一幅毫无生气的《基督受洗》，不过后来又改进了。当英诺森八世命其为布尔瓦德尔宫的凉廊作画时，他开创一条新路，画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及罗马各地的风景。这些画虽不完美，却有一股赏心悦目的气息，颇为亚历山大六世所喜爱。和蔼的博尔贾希望装饰其在梵蒂冈的居室，委托平图里基奥及一些助手为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作壁画，画的内容包括预言家、女巫、音乐家、科学家、天使、圣母画像和一位夫人，这些作品同样令教皇满意。因此，当教皇在圣安杰洛城堡设计一幢宅寓时，便请这位画家为其绘一些关于教皇与查理八世相争（1495年）的故事。这时佩鲁贾已闻悉平图里基奥的声名，于是请他回乡，圣玛利亚教堂请求他作一幅祭坛画。他画的是《圣母、圣婴与圣约翰》，大家都感到满意。就我们所知，在锡耶纳他为皮科洛米尼图书馆画了一幅关于庇护二世生活与逸闻的画，极其生动，使该馆光彩倍增。虽然有许多技术上的错误，但这幅描绘生动的故事使该室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悦人的遗迹之一。平图里基奥用5年完成这项工作，然后动身前往罗马，对拉斐尔的成功感到惭愧。其后即自绘画界隐退，也许是因为生病，也许是佩鲁吉诺与拉斐尔的名气显盛于他，不得而知。根据一篇不可确信的记载，他是在锡耶纳饥困而死的，时年59岁（1513年）。

佩鲁吉诺之所以获得这个姓，是因为他以佩鲁贾为家，佩鲁贾人也以其家族之姓万努奇称呼之。他本出生于皮耶韦城（Cittàdella Pieve）附近（1446年），9岁时被送至佩鲁贾，成为一位不知名画家的学徒。由于他的老师根据瓦萨里将佛罗伦萨的画家列为意大利最好的画家，而劝他去佛罗伦萨习画。佩鲁吉诺至该地后，谨慎模仿马萨乔的壁画，并成为韦罗基奥的学徒和助手。达·芬奇在约1468年加入韦罗基奥的画室，很可能佩鲁吉诺当时见过他。佩鲁吉诺比他大6岁，但佩鲁吉诺还是认真地向他学习收笔、优雅、透视、着色及油画的技术。佩鲁吉诺的这些绘画技巧都出现在其《圣塞巴斯蒂安》中，背景衬以美丽的建筑及宁静的风景。佩鲁吉诺离开韦罗基奥后，回到温柔端庄的玛利亚式的安布利亚风格。佛罗伦萨式较严酷而传统的画，被他软化、融入巴托罗米奥及安德烈亚·萨尔托热情的理想主义中。

1481年，佩鲁吉诺35岁，其时他已声名卓著，被西克斯图斯四世请到罗马。他在西斯廷礼拜堂画了许多壁画。其中，只有一幅题名为《基督给彼得天国之匙》（Christ Giving the Keys to Peter）的画幸存至今。虽然这幅匀称的作品过于因袭传统，然而此画中，观其苍天，带着稀薄之层次的光芒，而成为此画的一个十分显明的部分。过去在邦菲利陈俗古旧的雕像，在这里显得充满活力。这些画中的面孔，有些塑造得很能表现各个代表的个性，如耶稣、彼得、西尼奥雷利。虽然佩鲁吉诺的画都是有关基督教的，但肥胖而好色的他根本不是基督徒。

1486年，佩鲁吉诺又到佛罗伦萨，由该城的档案记载可知，他当时曾因暴行罪而遭逮捕。他与一位朋友乔扮伪装，拿着棍棒，在12月的一个黑夜，埋伏在隐暗之处伏击一些仇敌，事后其友逃之夭夭，而佩鲁吉诺则被课以10弗罗林的罚金。在罗马发生另一件事故之后，他到佛罗伦萨成立一个工作室（1492年），雇用助手替人作画，但对于那些来自远近四方的顾客，他总是不能谨慎地完成受托之画。他为吉苏提同胞作的《圣母抱耶稣尸体哀怜像》（Pietà），他和他的助手曾复制了100多种不同姿态的悲伤的圣母，沉思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像，以应有钱机构及私人之需。其《圣母与圣徒》流传至维也纳、克雷莫纳、法诺等地，《荣耀的圣母图》（Madonna in Glory）则在佩鲁贾、梵蒂冈、沃夫兹等地都有人收藏。他的竞争者批评他已将画室变成制造工厂，他们认为他那么富有，肥胖是必然的。对于种种批评，他只是置之一笑，照样提高售价。威尼斯曾出价400杜卡特，邀请他去为公爵宫邸作两幅画，但他要求800杜卡特，结果未成。他仍居于佛罗伦萨。他卖画都是现金交易，不接受赊账。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外表假装轻视财富，内心却爱财如命。他不愿意在年老不能动笔时遭受饥饿的威胁，便在佛罗伦萨与佩鲁贾广置家产。他在佩鲁贾的康比欧（Cambio）所画的自画像（1500年）是一个相当诚实的自白：肥硕的面颊、大鼻，头发在密实而无边缘的红帽子下披散着，安详的眼睛十分锐利，傲慢的双唇，僵硬的颈项与健壮的身体。他就是这种人，谁也骗不了他，警觉性高、充满自信，并对人类不作很高的评价。瓦萨里说：“他不是教徒，不相信灵魂不灭说。”

他虽然一派商人作风，有时也相当慷慨。他对宗教虽然持怀疑态度，但仍然完成了一些文艺复兴最温和虔诚的画。他为西托萨制作了一幅可爱的《圣母像》（现藏于伦敦），而他在卢浮宫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如此平实，根本不需要神圣的怜悯来宽恕这位抹大拉女子的罪恶。另外，在佛罗伦萨他曾为圣克拉拉的修女画一幅《入葬》（Entomhment），画中的女子都有少见的姿色，他刻画出她们历尽沧桑的生命，以线条勾画出无血的基督圣体、岩石坡那几棵柔弱的树及远在平静海岸的城镇，整幅画寂静的气息淹没了死亡与忧伤的凄景。佩鲁吉诺的确能画又能卖。

他在佛罗伦萨的成功，终获佩鲁贾人的信服。当康比欧商人决定装饰他们的贸易大楼后，他们即将这项工作交诸佩鲁吉诺。他们所给予的报酬之多，几使他们囊空如洗。他们要求大厅的装饰一定要包含有基督与异教题材的画：如天花板上饰以7个行星与黄道带标记，在一面墙壁上画的是《基督诞生》与一幅《基督变容》（Transfiguration），另一面则画上《永恒之父》（Eternal Father）、《先知及六位异教的女巫》。另一面壁上描绘的四个传统的美德，每一个都以异教的英雄加以表述：努马（Numa）、苏格拉底及法比尤斯（Fabius）三人代表谨慎，庇塔库斯（Pittacus）、弗留斯（Furius）及图拉真（Trajan）等代表公正，卢西乌斯（Lucius）、莱昂尼达斯（Leonidas）及霍雷修斯（Horatius Cocles）等代表坚忍，伯里克利、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及西庇奥（Scipio）三人则代表节制。这些画都是由佩鲁吉诺及其助手（包括拉斐尔）在1500年完成，而这年正是巴格廖尼党肆虐、血染佩鲁贾之年。当党争平息之后，人民即涌入康比欧欣赏那些美丽的作品。他们觉得异教的英雄有点呆板，认为佩鲁吉诺不应该只画他们的某种姿态而应以动作表现画中人物的活力。至于《大卫》则甚为庄严，《圣贝尔纳德显灵》（Erythrean Sibyl）几乎可以媲美拉斐尔的《圣母像》，而《永恒的父》则表现出画家惊人的想象力，60岁的佩鲁吉诺在那些壁上所画的画，发挥了其最高的潜力。1501年，该城感激他的功劳，推其为市修道院副院长。

全盛之后，他的声望急剧下跌。1502年他曾画了一幅《圣母的婚礼》（Marriage of the Virgin），两年之后拉斐尔在斯帕萨里齐奥模仿该画。约1503年，他又回到佛罗伦萨。他对该城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费尽心思十分不快。他是被召去讨论该雕像放置地点的画家之一，他的意见被米开朗基罗一口否决。不久二人再次相遇，相互辱骂。29岁的米开朗基罗骂他笨蛋，并说他的画“落伍而荒诞”。佩鲁吉诺告他诽谤，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只落得被人嘲笑。1505年，他应允阿努西亚塔之托，继续小利比未完成的《耶稣下十字架》（Deposition），并于其上加画《圣母升天图》，其中很多人物是他从前已经画过的，因而佛罗伦萨的画家们（妒忌他以前所得的高报酬），骂他不诚实、懒惰。他愤怒地离开该城，定居于佩鲁贾。

不可避免的年龄上的劣势又再现显现。1507年，他接受尤利乌斯二世之请，为其梵蒂冈的一所华府装饰。工作已进行一部分时，他从前的一位学生——拉斐尔出现了。拉斐尔样样技艺都超越在前，佩鲁吉诺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心情沉重地离开罗马，返回佩鲁贾。回到家乡之后，他仍然寻找绘画的工作，未尝中断。6年中（1514—1520年），他为圣安哥斯提诺教堂完成一幅复杂的壁画，重述基督的故事。1521年为特拉维（Trevi）的圣母之泪（Madonna delle Lagrime）教堂作《东方博士的朝拜》，虽然有些地方笔画颤抖，但对于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而言，这已是相当惊人的作品了。1523年，当他正在邻镇方提那诺作画时，他成为一场瘟疾的牺牲者，也可能是因年老力衰而死。据传，临终时他竟拒绝“临终礼”，说他宁愿看看他那顽强不屈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知道佩鲁吉诺作品的缺点在于夸大情感、过分忧伤与做作的虔诚，画里净是些发系丝带、脸孔圆圆的古董面孔，头总是垂得低低的。若以这种千古不变的笔调作画，欧洲与美洲必可找出100位“佩鲁吉诺”。艺术家的杰出不在多产而在富于创造力。他的画缺少活动与生气，所反映出的是安布利亚人信仰的需要，而非人生的意义与真实。虽然如此，他的画仍有许多超越矫揉造作的地方，如生动的光辉、谦逊美丽的妇女，发须鬓髯威风十足的老人，柔静的色彩、安静掩盖着的悲惨的凄景。

久居佛罗伦萨而于1499年重返故里佩鲁贾的佩鲁吉诺，将佛罗伦萨绘画的技巧带进了安布利亚。他逝世之前，已经将那些技巧忠实的传授给其同业者与学徒。这位艺术大师终遂其所愿：拥有财富，留下遗产，训练出一位比他更杰出的学生拉斐尔。这位学生是佩鲁吉诺更无瑕、更完美的化身。

第四章　﻿曼图亚（1378—1540）

维托里诺·德·费尔特

曼图亚非常幸运，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只受一个家族的统治，未尝遭受革命、宫廷谋杀及政变之祸。路奇（Luigi Gonzaga）成为波波罗（Popolo）的首领（1328年）时，由于其家室的权势建立得极其稳固，他有时可以离开都城而兼任其他数城的将军——他的继承者将这种习惯持续了好几代。其曾孙吉安弗朗西斯科·贡萨加一世于1432年被他们仅居虚位的君主西吉斯蒙德皇帝封为侯爵，此名衔从此成为贡萨加家族的世袭荣耀。1530年，荣升为公爵。吉安弗朗西斯科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他改良低洼地区排水状况，提倡农业与工业、赞助艺术、聘请教育史上地位最崇高的人来曼图亚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维托里诺以他的故乡之名——意大利东北的费尔特镇为其姓氏。由于渴求获得在15世纪风行于意大利的古典学问，他前往帕多瓦，在各名家指导之下，潜心研究拉丁文、希腊文、数学、修辞学，以为他们帮佣的方式缴付学费。他完成大学教育之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学校。他收学生以才能和兴趣为准，而不以门第和贫富为取舍，对富家子弟依其家产多寡收取费用，对穷学生则免收学费。他不准学生游手好闲，要求他们努力用功，维持严格的纪律。1423年，他将学校迁至威尼斯。1425年，他应吉安弗朗西斯科的邀请，到曼图亚教导一群经特别遴选的男女孩童，其中包括侯爵的四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及若干意大利统治家族的子女。

侯爵捐给该校一幢别墅，即闻名的“快乐之屋”（Casa Zojosa）。维托里诺将其改为半修道院的建筑，他与学生便住在其中，起居饮食都很简单，将他们自己献身于“健康身心”的传统理想中。维托里诺本人是运动员和学者，擅长剑术和骑马，他颇能适应天气，无论冬夏，均着同样的衣服，即使在寒冬也只穿草鞋。为压抑色欲及易怒之性，他定期斋戒，每日鞭挞肌肤。与他同时代的人都相信，直到他死时，他仍保持着童贞。

他为磨炼学生的本性，造就他们的人格，严厉要求他们实行有规律的祈祷，并逐渐灌输他们强烈的宗教意识。他严斥亵渎神圣、淫秽或口出恶言者，严惩那些陷入争吵辩驳和说谎的学生。他所教的是一些将来可能面临管理的事务或战争的王子。为使他们身体强健，他要他们做各种健身运动，如赛跑、骑马、跳跃、摔跤、剑术、军训等，使他们能耐艰苦，而不受伤或有所抱怨。他接受中古世纪的伦理观念，但他反对中古世纪对躯体的嘲笑，他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身体健康对人类之优秀有很大的影响。他一方面以运动和苦役增强学生的体魄，用宗教和纪律陶冶学生的品性；另一方面教以绘画和音乐，培养学生的嗜好，又教以数学、拉丁文、希腊文及古希腊或罗马文学，增进学生的心智。他希望他的学生具有基督徒的德行、无神论者敏锐的思考力及美学素养。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完美的人”要具备三个要件：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性格及充实的心智。这种要求在维托里诺身上首次达到。

他那套教学法不仅闻名于意大利，还传至国外。许多到曼图亚的游客，不是来看侯爵，而是来参观该地闻名的教育家。吉安弗朗西斯科也向他要求特准其子进这所“王子学校”，他同意了。此后，贵族如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弗朗西斯科·卡斯特隆及塔提奥（Taddeo Manfredi）等人的子弟均送入该校就读。最有希望的学生能享受校长的特别照顾，师生同宿一室，每日接受无价的德智教诲。维托里诺坚持凡是穷困但合格的申请者，均准予入学。他说服侯爵拨予经费，充实设备及聘请助教，以资助60位穷学生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当经费不足时，他自掏腰包补足。当他去世时，人们发现他留下的钱连付葬礼都不够。

继承吉安弗朗西斯科而为曼图亚侯爵的是洛多维科·贡萨加（1444年），这是其师的光荣。当年维托里诺教育他时，洛多维科是个11岁的胖而懒的男童。维托里诺教他控制食欲，并把他培养成一个有能力治理国事的人。洛多维科表现良好，死时颇得好评。他像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王子，拨出部分财富赞助文学与艺术。他建立了一个最好的图书馆，大部分收藏的是拉丁古典文学。他雇用纤画家刻上叙事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和《神曲》的图案，他还设立了曼图亚第一部印刷机。波利希安、彼科、斐勒佛、瓜里诺、普拉蒂纳（Platina）等人都是曾得到他的恩惠、并住在他宫内的文学家。他自佛罗伦萨邀请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此描绘科罗纳塔礼拜堂、圣安德烈亚教堂及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多纳泰洛也来此为洛多维科雕了一尊半身铜像。1460年，这位侯爵聘请了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生于邻近帕多瓦的以索拉（Isola di Cartura），早桑德罗·波提切利13年。他10岁时，即已加入帕多瓦画家公会。当时弗朗西斯科·斯奎尔乔内（Francesco Squarcione）不仅是帕多瓦，也是意大利最有名的绘画老师。安德烈亚进入该学校，由于进步神速，颇得斯奎尔乔内赏识并收他为义子。经古典学家的激励，斯奎尔乔内的画室中收集了所有重要的古典雕刻与建筑遗物，使他的学生有机会不断模仿，以其作为拘束有力、协调设计的模型。曼特尼亚热心遵行教诲，他爱上了古罗马的一切，理想化了罗马的英雄，他钦佩罗马的艺术，其作品中半数以上以罗马的建筑为背景，一半的画像（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时代）均带有罗马的标记和装扮。他的艺术便是经由这种迷恋而受益。他从这些古典名家的画中，学到了艺术的庄严与纯洁，却未能完全免除雕刻作品呆板的缺点。多纳泰洛到帕多瓦时，安德烈亚年仅12岁，也受到雕刻的影响与趋向现实主义的压力。同时他也沉迷于新的透视法，这种方法是不久前由佛罗伦萨的马索里诺、乌切洛及马萨乔等人发展而出的。安德烈亚研究其规则，并提出远近缩小法，使同时代的人感到惊骇。

1448年，斯奎尔乔内受托为帕多瓦的爱利米塔尼教堂作壁画，他将这项工作分派给两位他最喜爱的学生皮佐罗（NiccolòPizzolo）和安德烈亚。皮佐罗只完成一幅风格不错的画，即在一次打架中丧命。17岁的安德烈亚继续这项工作，他在随后的7年间，完成了8幅画，也因此使其名声传遍意大利。那些画的主题均属于中古时期，画面的处理颇具革命性：背景是详细描绘的古典建筑，配上体格强壮、穿着发亮的甲胄、并带有基督徒忧郁气质的罗马士兵。异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这些壁画中的结合，比任何古典学家描述得更为生动。他将绘画带至另一种正确与优雅的境界，它的透视也表现出一种苦心创造的完美。我们很少能从绘画上看到一个举止、外貌像在罗马判官前护卫圣徒的士兵那样壮丽的人物，或像执刑者举棒挥打殉道者的头那样残酷而写实的画面。许多远方的艺术家慕名而来，向这位惊人的帕多瓦青年拜师。除了两幅以外，这些壁画全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伊库甫·贝利尼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画家。1454年，他似已注定会遭到厄运。当他看了安德烈亚·曼特尼亚正在进行中的绘画时，非常欣赏，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曼特尼亚接受了，但斯奎尔乔内反对这个婚事，曼特尼亚于是想摆脱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斯奎尔乔内气极而骂他所作的爱利米塔尼壁画是生硬而毫无色泽的大理石老古董。更怪的是这位暴脾气的艺术家居然接受了这个批评，从研究雕刻转移至潜心观察生活的一切及细节，并因此得益。在他那爱利米塔尼画集中的最后两幅里，描绘着10位当时人物，其中一位蹲坐的胖子，就是斯奎尔乔内。

与他老师断绝关系的曼特尼亚，可以自由接受各方的邀请了。洛多维科请他到曼图亚（1456年）。此前他又为维罗纳的圣芝诺（San Zeno）教堂作了一幅《波利提奇》（Polyptych），那座高贵的大厦现在仍是一个朝圣之地。这幅画的中间是庄严的罗马式圆柱、飞檐、三角楣饰及圣母怀抱圣婴像，音乐天使与合唱队围绕着他们。其下方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显示出罗马兵丁撕扯基督的衣服的情景，十分有力。画的左方则为“橄榄园”，画着崎岖不平的风景。可能达·芬奇也自此得到灵感，画他的《岩石上的圣母》。这幅《波利提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作之一。

在维罗纳停留3年后，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终于同意前往曼图亚（1460年）。此后他除了曾短暂地住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并在罗马停留两年之外，一直住在曼图亚，直到去世。洛多维科赠给他房子、燃料、玉米，每月还给他15杜卡特。安德烈亚曾装饰过许多宫殿、礼拜堂及连续三代的侯爵别墅。他在曼图亚创作的作品，现在仍残存的是一些在公爵宫邸著名的壁画，特别是在订婚礼堂（Sala degli Sposi），为洛多维科之子费德里科与巴伐利亚的路易之女玛格丽特（Margaret）订婚而取名并装饰的，陈列在订婚礼堂的一些名画，其主题则是这一统治家族：侯爵、侯爵夫人、他们的子女、朝臣，与他父亲洛多维科所欢迎的自罗马归来的年轻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贡萨加。这是一座藏有许多相当真实的画像的画廊，其中有一幅是曼特尼亚，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43岁）更老，脸上有许多皱纹，眼睛凹陷。

洛多维科衰老得很快，其晚年一直被许多烦恼的事缠磨。他的两位女儿成了残废，年年战争，使岁收大减。1478年发生天灾，曼图亚被吞噬得经济生活几至停顿，地方收入减少，公务人员领不到薪水，曼特尼亚也是久未领取薪俸者之一。这位艺术家写信责询洛多维科，但侯爵只复信请其忍耐。天灾终于结束了，洛多维科却没能活下来。自洛多维科之子费德里科治下，曼特尼亚即开始创作其最好的作品——《恺撒的凯旋》（The Triumph of Caesar），而至费德里科之子吉安弗朗西斯科统治时始告完成。这9幅画是以水与蛋调和颜料，在画布上完成的，是为公爵宫殿里的维奇亚庭园而设计的。它们后来被一位曼图亚穷公爵卖给英格兰的查理一世，现在藏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中。它们是一条很大的饰带，长88英尺，描绘着军队、牧师、俘虏、奴隶、音乐家、乞丐、大象、公牛、大旗、战利品、猎获物的大游行，大众护送着骑在两轮战车上并荣获胜利女神褒奖的恺撒。在这里曼特尼亚又重温其对古罗马的恋情，他又像雕刻家般地作起画来，不过这次他的人像画已带有生气与活力了，虽然有100张如画的细图，但整个画的重点，是在那个代表最高潮的加冕典礼。这位画家的艺术手法包括构图、勾笔、配景及细节的观察，均汇集于此画中，使其成为一幅杰作。

曼特尼亚自着手画《恺撒的凯旋》至完成之间的7年中，也曾受英诺森八世之邀，作了几幅壁画（1488—1489年），它们后来都随着罗马的更迭变迁而消失了。由于不满教皇的吝啬（教皇却抱怨他无耐心），曼特尼亚回到曼图亚，画了百幅描述宗教故事的画后，结束了他这个多产的职业。那时他已忘了恺撒，而又画起基督来。这些画中最著名的而又令人不悦的是《死去的基督》（Cristo morto，存于布雷拉画廊），画着死去的基督，其双足用透视法由大渐小地向着观赏者，看起来更像酣睡的雇佣兵队长，而不像一个疲惫的神。

曼特尼亚晚年的作品是一幅异教画。在他所作的《帕那萨斯山》（Parnassus）中，他一反常情，描绘得十分写实，而不求画面之美，他暂时向非道德的神话俯首，画了裸体的维纳斯女神登至帕那萨斯山上，旁边跟着战神，山底下则有阿波罗神与缪斯九位女神，正唱着歌跳着舞，赞颂她的可爱。九位女神之一可能就是吉安弗朗西斯科侯爵之妻，绝代美人伊莎贝拉。

这是曼特尼亚的最后一幅佳作。他的晚年甚为凄惨，健康欠佳，脾气暴躁，债台高筑。他愤恨伊莎贝拉对他的画要求过苛。他变卖了大部分的艺术藏品，甚至卖掉房子，愤怒地隐退。1505年，伊莎贝拉这样描述他：“他悲伤、激动，面孔消瘦，看起来生不如死。”一年之后他便撒手离世，享年75岁。在圣安德烈亚他的陵墓上，有一座愤怒而写实的半身铜像（也许是曼特尼亚自己雕的），雕刻的是一位曾经献身于艺术达半个世纪之久、饱经风霜、疲惫不堪的天才。

世界第一夫人

“世界第一夫人”——诗人尼库洛（Niccolòda Correggio）如是称呼伊莎贝拉。小说家玛泰奥·班狄洛认为她是“女中豪杰”。阿廖斯托对她的美丽、高贵、谦逊聪慧及在文学与艺术上之涵养，称赞说：“不知如何做最高的赞颂，只能以慷慨且宽宏大量的伊莎贝拉称之。”由于其美丽的姿色及多方面的成就，使这位曾受过教育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妇女，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她具有良好的修养，无须特意矫饰，便表现出天生的聪慧与丽质。但她并非美艳绝伦，男人所仰慕的，是她的气质、灵性、敏锐的鉴赏力及高尚的嗜好。她可以竟日骑马，然后再彻夜跳舞，而每一刻都能保持着女王的风采。虽然她的丈夫晚年虚弱多病、心志不定，并患有梅毒，她仍能以其优良之见识及判断力把曼图亚治理得井井有条，她经常与当时的名人保持联络。教皇与公爵都希望获得她的友谊，一些领主都慕名而到她的宫廷来拜见。她几乎吸引了每一位画家来为她作画，并激起诗人为她吟诵。本博、阿廖斯托及塔索虽明知所得的酬赏不多，仍愿为她效劳。她所搜集的书籍及艺术品都是经过学者及艺品鉴赏家精选的。无论她行迹何处，总为意大利留下文化的精粹与时尚样本。她出身名门世家——伊斯坦西。这个家族曾产生许多费拉拉的公爵、教会的红衣主教及一位米兰女公爵。伊莎贝拉生于1474年，只比她的妹妹贝亚特丽斯大1岁。其父为费拉拉之埃尔科莱（Ercole）一世，其母为阿拉贡之埃利奥诺拉（Eleonora）——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之女。由于家世优异（她们都受到良好的教养），贝亚特丽斯被送到那不勒斯她祖父的宫中，过着欢快丰裕的生活，而伊莎贝拉则接受那些使费拉拉曾在意大利大都会中辉煌一时的学者、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及美术家的熏陶。6岁时，她已是个令外交家都咋舌的天才儿童，布尔特拉米诺（Beltramino Cusatro）在1480年寄给曼图亚的费德里科侯爵信中，曾说道：“虽然我曾听说过她很聪慧可爱，但我仍无法想象这是可能的事。”费德里科认为她是他儿子吉安弗朗西斯科的好对象，乃向其父提亲。因埃尔科莱一世需要曼图亚的支持，以对抗威尼斯，遂同意此事，因此6岁的伊莎贝拉即与14岁的男孩订婚了。订婚之后，她仍在费拉拉留住10年，学习缝纫、歌唱、写意大利诗和拉丁文散文、弹奏翼琴与维忽拉，跳优美而活泼的舞蹈。她的肤色白皙，黑眼闪烁，秀发罩着金光。至16岁时，即脱离了快乐的童年生活，成为骄傲而严肃的曼图亚女侯爵。吉安弗朗西斯科长得又黑又壮、一头密发，喜欢狩猎，在战争与爱情上的表现均极热烈。幼年时即热心参与政治，且忠诚资助曼特尼亚及几位学者留居于他的宫中。在方努（Fornove）之战，其所以致胜，所用的勇气多于智力，事后他威风十足，且小心翼翼地将掠自逃难的国王营中的战利品奉献于查理八世。他利用军人特权，开始对他那首次生产的夫人不忠。婚后第四年，一次在布雷西亚参加赛马时，他居然带着情妇提奥多拉（Teodora），身着华服参与盛会。关于这件事，也许伊莎贝拉也该负起部分责任，例如她婚后变得有些冷淡，长期在费拉拉、乌尔比诺及米兰等地访游。但是毫无疑问，侯爵已不愿意遵守一夫一妻之传统了。伊莎贝拉耐心地肩负责任，掩饰他们之间的端隙，仍表现出一个贤妻的模样，对政事谏以良言，对国家利益，则以其外交手腕与女性魅力为他争取。但在1506年伤心之余，她写了一封寥寥数言而句句温暖的信给他（他当时正带领着教皇军出征在外），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不必等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过去阁下爱我是多么少。然而这是一件令人多不快的事。我……不愿意再去提它了。”后来她之所以专心于美术、写信及交友，部分原因是为了忘却那段痛苦而空虚的婚后生活。伊莎贝拉曾向恺撒·博尔贾要了米开朗基罗的《爱神丘比特》（Cupid）雕像，而此雕像乃自占领乌尔比诺时偷来的。在洛多维科这位喜欢向她猛献殷勤的小舅子下台之后，她就动身到米兰，参加洛多维科之征服者路易十二所举行的舞会，在舞会之中，也许是她运用了温柔之术，使得她丈夫不智的直率没有引起路易对曼图亚的愤怒。她的外交手腕实运用了当时与现代那种“国与国之间无所谓道德”之观念。她的确是一位好女子，全意大利的男子，无不以能侍奉她为荣。本博曾呈书于她，说：“真希望能像服侍教皇般服侍您、愉悦您。”

她说拉丁语，当时没有一位妇女能与之匹敌。在马努蒂乌斯将其精选的古罗马文学付梓之初，她已是最热心的主顾之一。她聘请学者翻译普卢塔克和菲罗斯特拉图斯的著作，又请一位博学的希伯来人翻译希伯来文的诗篇，以便自己能亲身体会诗中原有的华丽意境。她也搜集有关基督教的古文学，且勇气十足地读基督教最初6世纪之主要作家之作品。她珍藏书籍之态度更像一位搜集家，而不仅是一位读者或学生。虽然她很尊崇柏拉图，但更喜爱英豪的传奇故事，与她同代的阿廖斯托及次一代的塔索也喜欢这类文学。她喜欢装饰品与珠宝更甚于书籍与美术，即使是在她晚年时，意大利与法国的妇女仍将她推为时尚的领导者。她能集结其本身具有的优秀条件、衣着、风采与心智之魅力，去感动大使及红衣主教们，这也是她外交手腕中的一招。当他们被她的美丽、衣着与文雅的气质所吸引时，还自以为是倾慕她的博学或聪颖呢！除了串演政治人才之外，她很少表现深奥的样子。就像她同时代的人们一样，她也听信占星家之预言，且她还依照星象去预测她的事业。她又以侏儒表演来娱乐自己，将他们聚集在她的周围，并依照他们的身材建造六个房间与礼拜堂，将他们软禁于城堡中。她也喜欢猫狗，它们是经由一位玩赏家之慧眼挑选而来的，死后又以隆重的葬礼埋葬，参加葬礼的有活着的宠物及宫中的绅士和女士们。

她所管理的城堡（又称里吉阿宫或公爵宫），是一个包含着各个时期与不同来源的建筑物的混合体，不过它们的形式都是堡垒包围于外，宫殿座镇于内。费拉拉、帕维亚及米兰城也属于这种形式。城堡中有部分建筑，如首领府（The Palazzo del Capitano）于13世纪期间被布那库西（Buonacolsi）的统治者夺回。那协调的圣乔治堡（Castello San Giorgio）实为14世纪的创作；而镜厅（Camera degli Sposi）则是15世纪洛多维科·贡萨加与曼特尼亚的作品，许多房间在17与18世纪又重建；又如华丽的订婚礼堂，在拿破仑时代也曾予以重新装饰。整体看来优美而和谐，聚集着许多居住的房间、接待厅及行政办事处，它们或面对着宫殿、花园、威吉尔的曲折的明西奥（Mincio），或那环绕曼图亚的湖。在这迷宫中，伊莎贝拉先后以不同的宫殿作为她的寝宫。晚年的她最喜欢的是拥有4个房间的小型佳寓，人称为画室或帕拉底索，其中她用一间称为克罗托（il Crotto）的房子收集书籍、美术品及乐器。收集手抄本、雕像、画、意大利陶器、大理石古董及金匠之艺术品等。她委请朋友或雇用由米兰至罗得斯间各城市的特殊代理商代为采购，由于她的财富与她为完成理想所需的支出相比，显得太少，因此她难免讨价还价。虽然她的收藏室很小，但每样收藏品都属于其同类中的高级品。她虽已拥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以及佩鲁吉诺、弗兰西亚（Francia）的画，但仍不感满足，还一再地要求达·芬奇及乔万尼·贝利尼为她作画，但是他们均予推辞，原因之一是替她作画所得的往往是夸奖多于酬金，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常常坚持要每幅画多赠一份。有一次为了买冯艾克（Jan Van Eyck）的《红海之旅》（Passage of the Red Sea），她甚至举重债以满足对一幅杰作的渴望。虽然她对曼特尼亚不够大方，不过当这位索价昂贵的天才死时，她就劝服其夫婿以可观的待遇聘请洛伦佐·科斯塔（Lorenzo Costa）来曼图亚。科斯塔为装饰弗朗西斯科·贡萨加喜爱的一个僻静的宫殿圣塞巴斯蒂安，作了一幅他们全家的画像，并为圣安德烈亚教堂画一幅平凡的《圣母像》。

1524年庇皮（Giulio Pippi）请了拉斐尔最伟大的学生罗马诺到曼图亚定居，这位建筑师兼画家的高超技艺震惊了整个宫廷。几乎整个公爵宫邸都依照他的设计，由他和他的学生普里马提西奥（Francesco Primaticcio）、尼科洛（Niccolòdell’Abbate）及安瑟门（Michelangelo Anselmei）等人重新加以装饰。到伊莎贝拉之子费德里科继位时，因他与罗马诺一样，也接受了罗马人喜爱异教题材及裸体画的品位，乃将其在城堡的数个房间之墙与天花板，请人画上有关曙光之神（Aurora）、阿波罗神、巴利斯之最后审判（Judgment of Paris）、海伦之被劫及其他古典神话的画。1525年，罗马诺开始在该城近郊建造其最著名的建筑物——首领府（Palazzo del Te）。 [1] 它是一栋长方形的一层大建筑，由设计简单的石砖砌成，装饰有文艺复兴形式的窗子。围绕此建筑物的本来是一座可爱的花园，一经战事的祸殃摧毁，现已变成废墟。其内部则是一系列令人惊异的设计：以半露方柱装饰得颇雅致的房间，有雕饰的飞檐、着画的三角壁及经镶饰的拱形圆屋顶，墙壁、天花板及半圆壁均画着泰坦及奥林匹斯山（The Olympians）诸神，如丘比特和赛姬（Psyche），维纳斯、阿多尼斯（Adonis）和战神，宙斯和奥林匹亚（Olympia）平原间的故事，都是一些在狂欢的美丽裸体人物，带着文艺复兴后期那种多情而奔放的气息。普里马提西奥受了他的影响，后来以曼特尼亚画《恺撒之凯旋》的笔调，雕刻了一幅罗马军伟大的游行浮雕，也表现出这种肉欲的放纵。当普里马提西奥与尼科洛被弗兰茨一世召至枫丹白露时，他们也把这种风格的装饰带到法兰西的宫殿——充满欢愉之情的裸体像。这种风格是罗马诺在罗马与拉斐尔一起工作时培养出来而带到曼图亚的。异教之艺术正由基督教信仰的城堡向基督教世界发射光芒。

伊莎贝拉的晚年生活，甘苦参半。她帮助患病的丈夫治理曼图亚。她的外交手腕先后数度挽救了曼图亚。首先是免于恺撒·博尔贾，其次是路易十二，而后是弗兰茨一世，再后是查理五世之蹂躏。每次当吉安弗朗西斯科或费德里科面临政治危机时，她都能圆滑而冷静地应付过去。1519年继父位的费德里科是位有能力的将军及君主，但他让他的情妇取代了他母亲在曼图亚宫中女主人之地位。也许是因为受了这种侮辱，伊莎贝拉才萌生退意，转赴罗马（1525年），为其子埃尔科莱（Ercole）争取红衣主教职位。克莱门特七世并未表示意见，不过红衣主教们都表示欢迎她，并在科隆纳宫为她安排一套客厅家具，请她久留。甚至罗马遭劫时（1527年），她也被软禁在宫中，最后她终于运用了她素行的圆熟技巧，为其子埃尔科莱赢得了红衣主教的职位，胜利地返回曼图亚。

1529年，55岁的她风韵犹存。她前往博洛尼亚国会（the Congress of Bologna），请求皇帝及教皇准许乌尔比诺与费拉拉的君主保有他们的主权，不要把它们划入教皇管辖区内，并劝服查理五世封费德里科为公爵。同年提香来到曼图亚，为她画了一幅著名的画像。此画现已下落不明，不过从鲁本斯所作之仿画中，我们仍可看出她的生命中一直充满着活力与爱。8年之后访问她的本博对于她那愉快且富变化的心灵及广泛的兴趣颇感惊讶，说她是“最聪慧且最幸运的女子”。可惜智慧的高超还是无法使她晚年的生活过得快乐些，她终于在1539年与世长辞了，时年65岁，跟以前的几位曼图亚君主同葬于圣方济各教堂的伟人角（Capella dei Signori）。她的儿子替她建了一座美丽的陵墓，一年之后也跟着去世了。1797年法国人掠夺曼图亚时，曼图亚王族的坟墓尽被摧毁，所有的骨灰均混成一堆，成为无法辨识的尘土了。

[1] 此字之出处与意义均不确定。

第五章　﻿费拉拉（1378—1534）

以斯特学院

16世纪前25年，文艺复兴的主要中心在费拉拉、威尼斯和罗马。今日那些游过费拉拉的学生，在还未参观过雄伟的城堡以前，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偏僻而古旧的城市曾是一个强大王朝的发源地，其宫廷当时是欧洲最华丽的，而且该地曾出过一位伟大的诗人。

费拉拉之所以能够存在而繁荣，部分是因其位居博洛尼亚至威尼斯的商业线上，部分是因为有农业腹地可作为市场，又有波河三个支流流经该地。它曾先后被丕平三世（PepinⅢ）及查理曼划为罗马教皇的领域，也曾被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Matilda）女伯爵立据转让给教会（1107年）。虽然它名义上是教皇的采邑，事实上它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地方团体，受到几个互相敌对的商业家族支配。不堪这些世仇家族的扰乱，费拉拉终于接受了以斯特伯爵阿佐（Azzo）六世来做它的邑长（podesta），并使之成为世袭。以斯特位居费拉拉之北约40英里处，帝国的一个小封地，皇帝奥索一世（Otho I）将其封给卡诺萨（Canossa）的阿佐伯爵（961年）。1056年，它变成这个家族的中心，旋即命名为以斯特。其后，此地出现的皇族有不伦瑞克（Brunswick）和汉诺威（Hanover）。

1208年至1597年，以斯坦西家族（Estensi）很有技巧地统治着费拉拉，名义上为帝国与教皇的封臣，实际上却是独立的领主，并获得公爵（1470年之后）或伯爵的头衔。其治下的人民须缩紧腰带强装富足，以满足宫廷中的皇帝、教皇及那些学者、艺术家、牧师等高贵侍从的奢侈的需求。以斯坦西家族的统治，没有严苛的法律及经年的战事，乃能使其臣民对其效忠达4个世纪之久。1311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一名使节曾强迫费拉拉为教皇领地，可人们发现教会的统治比非宗教性的剥削更令人苦恼，便于1317年驱走教皇的使节，让以斯坦西家族重掌政权。当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停止该城的教权时，这些丧失领取圣餐权的人民，开始埋怨政府的无能。以斯坦西家族向教会求和，并接受了十分苛刻的条件：承认费拉拉为教皇的领地，根据这项条件以斯坦西家族实际上成为教会派驻当地的代理主教。此外，还保证他们及后代每年自地方收益中，纳贡1万杜卡特给罗马教皇。

在尼科洛三世长期统治时期（1393—1441年），以斯坦西家族的权力发展到最高峰，不但控制了费拉拉，还扩张至洛维科、摩德纳、雷焦、帕尔马，甚至有一阵子还控制过米兰。尼科洛的婚姻与他所控制的领域一样宽广，拥有不计其数的妻妾与情妇。其中一位最美并最得人缘的妻子帕尼西娜，因与其继子乌哥通奸，双双被他处死（1425年）。他下令凡是费拉拉的妇女有犯通奸罪之嫌者，一律处死。后来因为这一敕令明显地使费拉拉人口减少，只好将其撤销。除此之外，其他方面尼科洛均治理得很好，他实行减税，鼓励工商，聘请西多罗斯·加扎来大学教授希腊文，并延请瓜里诺在费拉拉设立一所学校，而使它的名声与成就媲美曼图亚的维托里诺学校。

尼科洛之子利奥尼洛（Leonello）是一位少有的人物，他是一位宽厚、威武、精明干练、能力强、智慧高且重实际的统治者。曾经受过各种战术训练的他，却崇尚和平，后来成为意大利各城市统治者之间争端的仲裁与调解者。经瓜里诺教导文学之后，这位比洛伦佐·美第奇早一辈的统治者，成为当时涵养最好的人之一。博学多闻的斐勒佛就惊奇于利奥尼洛精通拉丁文与希腊文、修辞学及诗词、哲学与法律。这位公爵是第一位揭发圣保罗致塞涅卡的信是假造的人。他设立了一所公共图书馆，为费拉拉的大学提供最新的“知识资本”与灵感，并设法邀集最好的学者做他的参谋，主动参加他们的讨论。他的统治从未受到毁谤，也未发生过流血事件。当他不幸于40岁那年与世长辞时，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为他哀悼。

另一位能干的君主继位之后，继续了利奥尼洛开启的黄金时代，此人即其兄波索（1450—1471年）。他生性严酷，为政却力主和平，使费拉拉的繁荣招致他国的嫉妒。他不喜欢文学和艺术，但仍多方面予以资助。他以灵活的手腕及相当程度的公正治理他的领土，但对人民所课的税捐太重，课来的税收不少用于宫廷的盛会与展览。他喜欢名衔与地位，渴望像米兰的威斯孔蒂一样成为公爵。1452年，他用厚礼说服腓特烈三世授予摩德纳及雷焦公爵尊位，并为此大事铺张地庆祝一番。19年之后，又从他的另一位领主教皇保罗二世得到费拉拉公爵的头衔，因而名扬地中海地区，巴比伦与突尼斯的统治者均向其进贡，视其为意大利最伟大的君主。

波索在其兄弟之中堪称幸运。利奥尼洛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榜样。拒绝参加一项推翻他的阴谋的埃尔科莱，自始至终是他的一位忠心耿耿的助手，现在已继承了他的权位。埃尔科莱继续保持6年的和平政权、赛会、诗篇、艺术与赋税。他为巩固与那不勒斯的友谊，娶费兰特之女——阿拉贡的伊莲娜拉为妻，并用费拉拉前所未有的最奢华的典礼迎接她（1473年）。1478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因愤怒帕兹叛徒被惩罚，而对佛罗伦萨宣战时，他加入佛罗伦萨和米兰一方，对抗那不勒斯和教皇。战后，西克斯图斯又引诱威尼斯与之联合攻打费拉拉（1482年），当威尼斯军队已逼近城外4英里时，埃尔科莱正卧病在床，城外的农民涌进城内，加入饥饿的群众，使城内饥馑的程度更加严重。当此危难之际，脾气急躁的罗马教皇因害怕威尼斯会夺取费拉拉，与埃尔科莱和解，此时尚在洛维科的威尼斯人只好退回到他们的礁湖。

荒废的田园又开始生产了，食物输入城市，商业复兴，赋税也征收了。埃尔科莱抱怨亵渎神明的罚金，一年征得的总额逐渐少于正常之数——6000杜卡特，他不信亵渎神的罪人较前为少，认为应严格执行法律。埃尔科莱觉察人口的增加已超过房屋供给数倍时，便缩减开支，省下每一分钱用来扩建旧城，新增建的部分几乎与旧城一样大。这个由埃尔库莱（Addizione Erculea）设计的拥有罗马时代以来意大利城市前所未见的宽敞街道，使费拉拉成为“欧洲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城市”。10年之内人口的增长与集中填满了每一处增加的空间。埃尔科莱又建立教堂、宫殿及女修道院，吸引高尚的妇女定居费拉拉。

12世纪所建的教堂是民众聚会的场所，一些社会名流则喜欢尼科洛二世所建（1385年）的巨大城堡，这原是政府为抵御外侮和内乱而建的。历经7代不时地整修和重建，它宏伟的高塔仍是该城的中心。塔底是一个地牢，帕尼西娜和其他许多人即死于此处。塔的上方则是一些由多索·多西及其助手装饰的宽阔大厅，这是公爵与公爵夫人曾举行觐见礼、音乐家演奏或演唱、诗人朗诵诗歌、丑角表演滑稽动作、男士追求女子、淑女与骑士通宵跳舞的地方。安静的时候，已婚的妇女与未婚的少女便在此找间安静的房间，阅读武士的传奇。埃尔科莱与伊莲娜拉于1474年和1475年生了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两位公主。她们在这富裕、充满欢乐与歌声、艺术之风鼎盛、战争频仍的环境中，出落得如仙女般美丽。但溺爱孙女的祖父将贝亚特丽斯带到那不勒斯，而订婚又使她转往米兰。1490年，伊莎贝拉也离开曼图亚。她们的分离确使费拉拉许多人痛惜，但她们的婚姻加强了以斯坦西、斯福尔扎与贡萨加三个家族之间的联盟。埃尔科莱的几个儿子中有一位伊普里托，11岁即被任命为大主教，14岁担任红衣主教，是当时最有教养、最放荡的主教之一。

我们必须注意教会这种罔顾年龄与资格的任命方式，是当时外交联盟手段之一。从1492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直讨好埃尔科莱，因为他想使其女儿卢克雷齐娅成为费拉拉的女公爵。当他向埃尔科莱提议让埃尔科莱的儿子——爵位的继承人阿方索与卢克雷齐娅结婚时，埃尔科莱的反应甚为冷漠，因为当时卢克雷齐娅的声望还没有后来那样高。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取得了教皇的某些让步，他被亚历山大讥为爱讨价还价的店东。教皇所作的让步是教皇给卢克雷齐娅10万杜卡特的嫁妆，并将费拉拉每年向教皇的进贡由原来的4000减为100弗罗林，另外教皇认可将费拉拉的公爵爵位永久授予阿方索及其继承者。虽然教皇所答允的条件相当优厚，阿方索还是不愿接受这项婚事，直到他见了新娘之后，才改变想法。

1505年，他承继了公爵荣位。他在以斯坦西家族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曾游历过法兰西、苏格兰低地及英格兰，还曾研究工业与商业技术。卢克雷齐娅受他的影响，也获得艺术与文学的熏陶。他献身政治，研究机械与陶器制造术。他曾亲手绘制一具很好的意大利陶器，并铸造当时最好的加农炮。他一直在研究筑城的技术，直到他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物。尽管卢克雷齐娅写给他的信并无诚意，他待她仍很亲切。当遇到须专心研究对付外患与内乱时，他对男女之情就表现得较冷淡了。

在卢克雷齐娅周围的一些贵妇中，有一位叫安哥拉（Angela）的，阿方索的两位兄弟伊普里托与朱利奥对她颇为迷恋。安哥拉因一时冲动，傲慢地痛骂了伊普里托，说在她心中，他的整个人都比不上他弟弟朱利奥的一双眼睛，终促使这位红衣主教带着一帮凶手伏击朱利奥，还特意盯视着朱利奥那双被桩子刺入的眼睛（1506年）。朱利奥诉请阿方索替他报仇，公爵下令放逐这位红衣主教，但不久之后又允许他复职。受到阿方索这种明显地差别待遇后，朱利奥与另一个兄弟费兰特共同谋杀公爵与红衣主教。不幸事情败露，朱利奥与费兰特被关入城堡的密牢中。费兰特于1540年死于其内，朱利奥则经过50年的监禁后，于1558年阿方索二世即位时获释。此时的他已垂垂老矣，白发苍苍，须髯皤皤，穿的是半世纪之前的衣服。释放后不久，他即去世了。

阿方索的个性与能力正合他的政府所需要的条件，因为威尼斯正计划向罗马纳扩张，想吞并费拉拉。不过当时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满那些在卢克雷齐娅婚事中对以斯坦西家族所做的让步，决定降低它的地位至一个服从并向教会输贡的教皇封地。1508年，尤利乌斯说服阿方索加入他与法兰西及西班牙的联盟，征讨威尼斯。阿方索渴望收复洛维科，便答应加入。威尼斯集中火力攻打费拉拉，他们航行到波河的舰队在半途却被阿方索埋伏的大炮击沉，他们的军队则被伊普里托这位对战事的爱好仅次于对性的喜爱的红衣主教所率领的部队击溃。正当威尼斯濒临溃败之际，尤利乌斯不希望这个意大利抵御土耳其人最坚强的堡垒被破坏得太严重，便与之谈和，并命阿方索也照办。阿方索却一口回绝，而开始同时与他的敌人及原来的盟国作战。雷焦与摩德纳相继沦陷，而阿方索似乎已经失败了。他冒险到罗马与教皇谈和解的条件，尤利乌斯要求以斯坦西家族放弃控制费拉拉，将之并入教皇辖区。阿方索拒绝接受，于是尤利乌斯想逮捕他，阿方索及时逃走，经过3个月的躲藏、流浪及冒险，终于抵达他的都城。1513年，尤利乌斯死后，阿方索又夺回雷焦和摩德纳。利奥十世又继续教皇对费拉拉的战争。不断改良炮兵战术及变更外交策略的阿方索，仍不改变他的态度和立场，直到利奥十世去世（1521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公爵提出一项很体面的和解办法后，阿方索才有余暇将他的天才发挥到艺术方面。

费拉拉的艺术

费拉拉的文明纯属贵族式的文明，其艺术也只供少数贵族玩赏。公爵家族常与罗马教皇作战，给人民一个对上帝虔诚的最坏榜样。他们建立了一些新教堂，却毫无纪念意义。大教堂的建筑模仿15世纪一种不甚受欢迎的钟楼，教堂内的唱诗班席位是文艺复兴式的，走廊是美丽的哥特式，正门则是圣母玛利亚像。当时的建筑师和富有人家偏爱宫殿式的建筑。在约1495年，罗塞蒂（Biagio Rossetti）设计了一座最佳的宫殿——洛多维科宫（Palazzo di Lodovico il Moro）。洛多维科自忖总有一天会被逐出米兰。果然，在宫殿未完成之前，他即被带往法兰西。洛多维科宫的内院为简单而优雅的连环拱廊，是文艺复兴时期较差的建筑。洛维利尔（Lovelier）宫殿的天井，是为斯特罗奇而建筑的（1499年），后来改名为“醉饮泉”（Bevilacqua）。壮丽巍峨的大马提宫（Palazzo de Diamanti）是罗塞蒂替埃尔科莱公爵的兄弟西吉斯蒙多设计建造的，正面有1.2万个大理石浮雕，装饰成钻石状，这是该建筑名称的由来。

建造享乐用的宫殿是当时的风尚，而且每座宫殿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圆厅别墅（La Rotonda）、布尔瓦德尔宫，尤其是以斯坦西家族的避暑宫殿（Palazzo di Schifanoia），或腓特烈大帝的无忧宫（Sans Souci）。无忧宫始建于1391年，1469年由波索最终完成，它作为朝臣的住家并供公爵家族中的少数成员住宿之用。费拉拉衰落之时，该宫殿即被改成烟草工厂，而弗朗西斯科·科萨（Francesco Cossa）、图拉等人在大厅中所作的那些画，均被粉刷掉。直到1840年人们才把粉刷层刮掉，发现12幅中有7幅是完好的，这些画可以说是关于波索时代的服装、工业、庆典及娱乐的一个完好记录，其中奇异地夹杂着异教神话中的人物。它们是那个使费拉拉成为意大利的艺术中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画派的最好作品。

在尼科洛三世邀请外国的艺术家，如来自威尼斯的伊库甫·贝利尼、帕多瓦的曼特尼亚及来自威洛那的皮萨内洛等，增加了竞争程度，刺激当地停滞不进的艺术水准之前，费拉拉的画家本来是谦卑地沿袭着吉奥塔斯科（Giottesque）的传统，促成意大利画家使用油料作画的罗吉尔·冯·维登于1449年到费拉拉来，使竞争的程度更加激烈。同年来自伯戈城的弗朗切斯卡也在公爵宫作了许多壁画（现已遗失）。

最后促使费拉拉画派的形成，该归功于图拉在帕多瓦潜心研究曼特尼亚的壁画，及在那里向斯奎尔乔内学得的技巧。

图拉成了波索的御用画家（1458年），为公爵家属画肖像，也参与装饰西法诺亚宫的工作，颇负盛名，拉斐尔的父亲将其列为意大利画家的领导人物之一。尚蒂（Giovanni Santi）显然是喜欢图拉气质高贵而略带忧郁的外形，装饰华丽的建筑，其奇异岩石的风景画，就拉法埃洛（Raffaello Santi）作的这类画来看，缺乏一种温和或优雅的特质。不过这种气氛我们可在图拉的学生罗勃蒂（Ercole de Roberti）的画中找到，他在1495年继承其师为御用画家。可是这位海格力斯的画，除了那幅陈列在伦敦艺术馆（London Gallery）、一度认为是他在哈西亚（Frans Halsian）所绘的《音乐会》（Concert）外，均缺少活力。图拉最伟大的学生弗朗西斯科·科萨在西法诺亚宫所作的两幅杰作：表现费拉拉宫廷生活迷人与快乐的《维纳斯的凯旋》（The Triumph of Venus）和《奔》（The Race）则颇为生动、高雅。当波索拟按每英尺画布付10块金币的公定价来支付酬报时，弗朗西斯科·科萨大为不满并提出抗议，但未被接受，他愤而离开费拉拉，前往博洛尼亚（1470年），13年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在科斯达身上，他也同样离此他往，使费拉拉画派失去了两位最好的绘画天才。

多索·多西是使费拉拉画派重振声威的人物，他在威尼斯学画时，正是乔尔乔纳（Giorgione）的巅峰时期，到费拉拉后，他即成为阿方索一世公爵最宠爱的画家。其友阿廖斯托将他列为当时不朽人物之一，这些人包括：达·芬奇、曼特尼亚、乔万尼·贝利尼、多索·多西、米开朗基罗、巴斯蒂亚诺、拉斐尔、提香。

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阿廖斯托喜欢多索·多西，因他的画带有户外活动的特质，可以说是阿廖斯托森林叙事诗的一种阐释，所用的颜料则抄袭自威尼斯画家的暖色（红、黄、橙三色）。由于阿方索对运动的喜爱更甚于诗词，多索·多西与他的学生以古代竞技方式的生动情景装饰城堡中心康西奇利奥（Sala di Consiglio）。多索·多西晚年以不匀的笔锋在奥罗拉（Sala dell’Aurora）的天花板上画些关于寓言与神话题材的画，画中体现了整个意大利的无神论者得意地庆祝肉体美与快乐的生命。也许费拉拉的艺术在此时开始衰微（主要原因是阿方索在位时连年征战，财力枯竭），人们都强调肉体的快乐，忽视精神的价值，使那些庄严而富感情的宗教题材的艺术凋谢，听任世俗的艺术弥漫各地。

在这衰颓时期中最有名的艺术家是蒂西（Benvenuto Tisi），又名加罗法洛（Garofalo）。两次访问罗马后，他颇醉心于拉斐尔的艺术。虽然拉斐尔仅比他大两岁，他还是到这位年轻名师的画室当助手。后来他因家务事须回费拉拉时，曾答应拉斐尔要再回来，可是回到费拉拉后因阿方索与其他贵族委托他的画太多，始终无法再分身到罗马。他耗尽精力，竭尽所能，画了很多画，其中约70幅留了下来。这些画无论在力的表现或最后一层涂饰都不尽完美，就从存放在梵蒂冈的《圣家》而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小画师都可胜过他几筹。

还有很多从事微细画的画家，他们精美的作品，较之一些所谓的名画更吸引人。西法诺亚宫内即收藏了几幅这种画作的精品。尼科洛三世从佛兰德斯带回精于编织花毯的人，由费拉拉的艺术家提供设计，然后再交给他们编织。于是这种需要高度耐性的艺术便在利奥尼洛与波索的领导下滋养着，而织成的花毯便用来装饰宫殿墙壁，在王子与贵族举行庆典时也借给他们用。金匠们则忙于制造教会用的器皿与私人的装饰品。曼图亚的斯皮兰第奥（Sperandio）与维罗纳的皮萨内洛，在此完成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奖牌。

在费拉拉，最不重要的艺术是雕刻。克·费伦佐（Cristoforo da Firenze）塑人，巴诺西里（Niccolò Baroncelli）雕马，二人合作为尼科洛三世雕塑了一尊青铜像，这是在1451年完成的，约在多纳泰洛的加塔梅拉塔在帕多瓦崛起前两年，1470年在它旁边又放置了波索公爵的青铜像，公爵静静地坐着，显得非常平和、安详。1796年，这些纪念像被革命分子摧毁，他们指称这些是暴政的纪念品，便将它们熔铸成加农炮，拿来结束暴君政治与战争。阿方索·伦巴底以庄严的雕像装饰城堡的“雪花石膏制的屋子”之后，也像许多费拉拉画家一样逃亡到博洛尼亚，那里我们可发现他光荣的事迹。费拉拉的宫廷人士在观念上非常落伍，品味和支付的酬金都不高，无法使易逝的财富变成不朽的艺术。

文学

费拉拉的知识生命有两个来源：大学与瓜里诺。于1391年创立的大学不久即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后虽由尼科洛三世接办，仍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中，直到1442年利奥尼洛公布一张布告，重新改组、筹措资金，始见好转。布告的前言值得纪念：

很早以前，不但是基督徒，就是异教徒也认为上苍、海洋与大地终有毁灭的一日。如往昔许多壮丽的城市，现在所见到的只是一片废墟与黄土，而从前的世界征服者——罗马，现在也埋在尘埃之中，分解成碎片了。只有神圣与对人类诸事的了解，即智慧，才不被岁月磨蚀，得以永垂不朽。

1474年之前，共45位大学教授拥有很高的酬金，该校天文、数学及医学的成就，在意大利只有博洛尼亚与帕多瓦的大学能与其匹敌。

1370年生于维罗纳的瓜里诺，曾在君士坦丁堡居住5年，精研希腊语，后来携带了一批希腊手抄本返回威尼斯。他在威尼斯教授希腊文，在其诸学子中，有一位是维托里诺·德·费尔特。其后，他又先后到维罗纳、帕多瓦、博洛尼亚及佛罗伦萨各城吸收古典知识。在接到费拉拉的邀请时，他已年届59了。他在那里担任利奥尼洛、波索及埃尔科莱的私人教授，他曾训练出三位文艺复兴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他教希腊文与修辞学，他的成功成为意大利人谈论的话题。他的文学著作十分流行通俗，许多学生甘冒寒霜，千里迢迢地赶到他预定讲课的教室门外等候。有的来自意大利各城，有的甚至自匈牙利、德意志、英格兰、法兰西远道而来。他们之中有许多在此接受教育后，回国（或乡）担任教育、法律及治国的要职。和维托里诺一样，他用自己的基金支持贫苦学生的生活，本人则居陋巷，一日仅食一餐，他邀朋友来，并无山珍海味的招待，仅是豆子与谈话。他像人文主义者一样，用笔恶毒地谩骂，而只把这当作纸上游戏。除了读书之外，他一向能节制自己，因此他能一直保持健康、活力及清心，活到90岁。费拉拉诸公爵之所以支持教育、学术和诗，并使该都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文化中心，主要归功于瓜里诺。

随着古物（antiquity）的复兴，古典戏剧也再生了。平民子弟普劳图斯及贵族社会解放者特伦斯（Terence）的戏剧社在15世纪之后得以复兴，并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上演了一些短剧，主要还是在费拉拉上演。埃尔科莱一世特别喜好古代喜剧，为了它们的演出不惜支付国库的收入，如《门尼奇米》（Menaechmi）的戏竟花去他1000杜卡特。米兰的洛多维科在费拉拉观赏到这出戏时，即要求埃尔科莱派一些演员到帕维亚重演，埃尔科莱非但答应派他们去，自己也随团在1493年同去。卢克雷齐娅嫁到费拉拉时，埃尔科莱为庆祝结婚这一喜事，安排了5出普劳图斯的喜剧上演，演员有110位，阵容强大，其间穿插的音乐与芭蕾舞多得数不过来。瓜里诺、阿廖斯托及埃尔科莱亲自将这些拉丁语剧翻译成意大利语，用本地方言演出。意大利戏剧的形式是模仿这些古典戏剧而来的。博亚尔多、阿廖斯托等人为公爵的戏团编剧。费拉拉及欧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剧场（建于1532年）是由阿廖斯托设计的，其固定的布景则由多索·多西绘出。

音乐与诗词也赢得宫廷的资助。不过提托·斯特罗齐（TitoVespasiano Strozzi）写的诗并不向公爵要求津贴，因为他是佛罗伦萨富豪的后代。他用拉丁文创作了10本赞颂波索的诗，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之时仍未完成，临终时他嘱托其子埃尔科莱·斯特罗奇（Ercole Strozzi）须完成其志业。埃尔科莱十分适合接任这项工作。他能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很好的抒情诗。有一篇较长的诗叫《狩猎》（La Caccia），是他为卢克雷齐娅而作的。1508年，他娶了女诗人巴巴拉（Barbara Torelli），但婚后13天他被人发现死在自家附近，尸首惨遭戳刺，伤口多达22处。这件神秘的案件经过4个世纪仍未侦破。有人认为是曾与巴巴拉交往过而后来被驱逐的阿方索，为了报仇，差遣刺客暗杀了这位占上风的情敌。这不太可能，因为在卢克雷齐娅有生之年，阿方索对她始终忠贞不贰。这位孤独的年轻寡妇写了一阕挽歌，其忠贞的情操在费拉拉宫矫饰的文学著作中是罕有的。她悲伤地问着那被砍死的诗人：“为什么我不能随你同去？”——

假如我的热情能够温暖你冰冷的身体，

假如我的眼泪能够使死灰复燃，

重新给予你生命的愉悦。

那么我必勇敢而激奋地对

那拆散我们的人呼道：“残酷的魔鬼啊！看爱的力量多么伟大！”

在文雅的上流社会中，悠闲而美丽的女士们每日都以法兰西骑士的传奇故事作为精神食粮。费拉拉有一些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他们曾在但丁时代吟诵抒情短歌，并留下了一种富有想象力而爽快的骑士风格。关于查理曼与其骑士，及其与穆斯林战争的传奇故事，在费拉拉与北意大利为人所熟知，几乎像在法兰西那样。法国的叙事诗人曾将这些传奇故事传播至各地，并夸赞为《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而他们所谓的叙事，是插曲中再加入插曲、女英雄中再加入英雄的画蛇添足，因此变成一大堆虚构的作品，还混杂着一些荷马的故事，合编成一部连续性的故事。

英国骑士托马斯·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在这部叙事诗中，写完亚瑟王与圆桌骑士（Arthur and the Round Table）的传奇故事后不久，一位意大利贵族便着手写查理曼的整套事迹。斯堪第尔罗（Scandiano）的伯爵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是费拉拉宫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是以斯坦西家族的大使，担任重要的任务，并受托管理他们最大的两个属地摩德纳和雷焦。虽然治理不善，但他颇得美誉。他献给卡帕拉拉（Antonia Caprara）一些热情的诗句，赞美她的美丽，但怪罪她不忠实。他娶塔第尔（Taddea Gonzaga）为妻时，便将缅怀往事的情思转移到较安全的牧场上，此后（约1486年）他便开始写一篇叙事诗《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细述奥兰多（罗兰）对女巫安·卡帕拉拉之爱的烦恼，并加写100个关于长矛战、赛马及战事背景的传奇故事。有一则幽默的传奇故事中，博亚尔多讲述了一个自吹自擂的萨拉逊人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响亮的名号。当他偶然发现罗多蒙特（Rodomonte，“说大话”之意）这个很厉害的绰号时，伯爵封地斯坎第尔罗的钟随即鸣响不已，好似知悉它们的主人不经心地将一句话夸大成一打之多。

在我们情绪激动之时，甚至当我们正激动地述说马上长矛战及马上比武的情形时，关于奥兰多、里纳尔多（Rinaldo）、阿斯托尔福（Astolfo）、鲁杰罗（Ruggiero）、阿格蒙特（Agramante）、萨克里潘特（Sacripante）的种种战争与爱情故事，及引诱我们、或施展她那超自然的魔术摧毁我们的安格里坎（Agricane），这些故事适于在宫殿的凉亭或花园隐蔽之处对听众述说。的确，听说伯爵是在费拉拉宫廷中阅读这些诗篇的——他必是一口气读完一篇或两篇。假如我们想即刻从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那里拿到一首叙事诗，对于他们来说太过分了，因为他们只悠闲地为不急着要的人物或阶级而写，博亚尔多甚至为一个从未目睹查理八世攻占意大利事件的人写。当大家觉察到这种屈辱，意大利人也发现其艺术与诗的光辉竟无力抵抗北方残酷的强权时，博亚尔多感到十分迷惘，在他写到第6万行时，写下一节绝望的诗句，遂弃其笔：

啊！救世之主！即使在我最欢乐的时刻，

意大利被烈火焚烧的惨境依然浮现在眼前，

那些气焰高涨的高卢人正企图

将每一个角落化成灰烬。

他结束得恰到好处，并且在侵略达到高潮之前，就安然去世（1494年）。在他的诗中隐约表现出的高贵骑士情操，在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获得了很少的反响。虽然在现代浪漫诗的历史上，他赢得了一席神圣的地位，他的声音在阿方索战乱的统治下、在意大利遭受外力的劫掠下及在阿廖斯托婉约娴静的诗章影响下，不久就被遗忘了。

阿廖斯托

在我们欲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前，我们得提醒自己，诗篇是一种不能翻译的音乐，我们既非天生即通晓意大利语言，所以也无须知道为什么意大利在其诗人行列中，将阿廖斯托排在但丁后，而他们热爱《奥兰多之恋》的程度远超过英语系国家人民喜爱莎士比亚名剧的程度。因此我们将只听到诗句而略过旋律。

阿廖斯托于1474年9月14日生于雷焦，其父是此地的君主。1481年，举家迁至洛维科，显然他是在费拉拉接受教育的。他也像彼特拉克一样，虽然被安排攻读法律，却喜欢写诗。1494年，法国侵略该国时，阿廖斯托并未遭到干扰，反而在查理八世二度突击意大利（1496年）时，创作了一首贺拉斯式的短诗，适当地把这件战事当作背景：

查理王与其军队的来击关我何事？

我将到碧荫底下休憩，

聆听流水声潺潺，

静观收割者殷勤的工作。

而你——啊！

我的菲利丝将在五彩缤纷的花丛中伸展着白净的双手，

为我编织花环，

哼出音乐般悦耳的声音。

1500年其父殁亡，遗留给10个孩子的财产只够维持一两个人的生活，长子阿廖斯托成为一家之主，开始与窘境奋斗。长年的渴望，形成他胆小而痛苦的卑屈性格，从未经历对诗饥渴的人很难理解。1503年，他在红衣主教伊普里托之下服公职。伊普里托对诗词的品位很低，而让阿廖斯托忙着外交上的差遣及其他无足轻重的琐事，诗人十分不称心。他每年所得的报酬只不过240里拉，而这份薪水难得按时发放。他为了改善职位，改写赞美诗，颂扬红衣主教的勇气和清高。伊普里托愿为他加薪，但规定他须听从命令，并让他享得许多利益。

他大部分的剧本都是那时写的，他已成为一名演员，且是被埃尔科莱派至帕维亚剧团中的成员之一。他的《卡萨利亚》（Cassaria）于1508年在费拉拉上演，而其《斯普西提》（Suppositi）于1519年在罗马利奥十世面前上演。此后他继续写剧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写出一本《论艺术》（Scolastica），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可惜在未完成之前便撒手西归了。他的剧本几乎都采用古典的题材，多半写一个或数个青年男子听纳仆人的机智与计谋，如何娶得或吸引了一位或数位青年女子，终于得到芳心。阿廖斯托的剧本在意大利喜剧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但在整个戏剧史上的地位很低。

他最伟大的叙事诗《奥兰多之恋》（Orlando Furioso）也是在伊普里托之下服职时完成的，由此可见这位红衣主教毕竟不是一位刁难人的上司。当阿廖斯托将此手稿呈阅于伊普里托时，这位现实的主教问阿廖斯托：“阿廖斯托先生，你在哪里找到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只有那种奉承式的赞美他才认为有意义。这位红衣主教付钱出版了这首叙事诗（1515年），并取得属于阿廖斯托的全部的出版权与收益。意大利人并不认为这首诗毫无意义或只是打趣的胡闹，1524至1527年，他们出版了9版之多。不久，部分精选的诗便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广为传诵或吟唱。这些诗，阿廖斯托在曼图亚时，也曾为卧病的伊莎贝拉读过许多次，在后来的几版中，作为颂词赞美她的耐心。他花费了10年的时间（1505—1515年）写《弗里奥苏》（Furioso），而花16年的时间修改。随时随地补述一篇，最后写到3.9万行，分量几乎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诗之和一样多。

起初他只想接续并增加博亚尔多的《奥兰多》篇幅。凡是这位先人对骑士的配置及主题，关于查理曼诸骑士的爱情与战斗故事、中心人物、无插曲故事的结构、未采用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的章回写法及改变故事的魔术，甚至由追索以斯坦西家族的家谱谈到神话中卢奇尔洛和博亚尔多的婚姻，他都模仿。不过在他所赞颂的百余人中，从未提及博亚尔多之名，因为他认为博亚尔多是债务人，从不列为英雄。也许是阿廖斯托认为这个主题与这些人物是属于这一套传奇故事的，而非属于博亚尔多的。

他不像这些传奇故事而像伯爵一样，强调爱情的地位在战争之上，他在开首几行便声明：

我歌颂女人、骑士、军队、爱情及侠义冒险的事业。

这故事的大体结构是这样：它是一连串的攻击，有些是支持基督教攻击伊斯兰教，大部分起因于女人。有12位伯爵与国王在追求安吉莉卡（Angelica），她一个接一个地玩弄着他们。当她爱上某个英俊的俗子时，便逐渐减低了对原来情人的热度，还不及对此人的收入调查清楚便嫁给他。在第8篇之后，也出现在这故事中的奥兰多，走过3个大陆为了去追求她，而忘了去协助他的君主查理曼王抵御攻击巴黎的穆斯林。到第13篇当他知悉已失去她时，便发疯了，直到第16篇之后才恢复理智。他失去的理智是在一个月夜中才找到，被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ae）的一位先人找回的。这则中心主题到此便混淆了，因为插入12个武士的冒险事迹，描写他们追求自己仰慕的女人，这些诱人的诗计有46篇之多。这些女士喜欢这种追逐，不过也许伊莎贝拉除外，她宁可说服罗多蒙特砍她的头，也不愿被奸污，后来这成为一则纪念性的事迹。圣乔治的老故事也包含在内，其内容是：美丽的安吉莉卡被人用石块捆绑在海边，做海龙的贡品，以求和解，因为它每年都要求一个少女，在卢奇尔洛赶来解救之前，这位诗人以柯勒乔（意大利画家）之鉴赏眼光做这样的默想：

一群凶狠、冷酷而粗鲁的人，将

一个最美丽的女人裸露其玉体

曝置于海边，献给海龙王。

她依旧像造物者最初塑造她时那样甜美，

没有一点遮饰掩蔽着她那百合般白净，

玫瑰般朱红的肌肤，它带着

仲夏的热情与寒冬的冷酷

在那完整肢体上闪亮着光泽。

在他眼中她似是一尊雕像，

也许是雪花石膏塑的，也许是大理石雕的，

被雕刻家精巧地雕在石头上，

他既未能见到一颗闪亮的眼泪滴落在她那

玫瑰般朱红、蜡树般雪白的面颊上，也未看到

微风吹拂着她金黄的秀发。

阿廖斯托写此诗时并不十分认真，只想写着娱乐人心的。他竭其文思欲以诗句吸引我们进入幻想的世界，又以神仙、魔术武器及妖术的题材使他的故事玄妙，用迫急的字眼描述长双翼的马凌空驾云，人变成树，堡垒瞬间消逝。奥兰多用矛枪一次刺杀6个荷兰人，阿斯托尔福（Astolfo）将叶子丢入空中可以制造舰队，在气囊中能抓住风。阿廖斯托在这些故事中也同我们一样大笑，对骑士的马上比枪与虚伪只是耐心地笑笑，而不嘲笑。他高度的幽默，用温和的讽语作苛刻的批评。因此在第34篇关于《地球的废物存放在月球上》之中，他加写了伪君子的祷告、诗人的谄媚、朝臣的奉承、君士坦丁王（三十四世）的捐赠。偶尔在某些序言中，阿廖斯托才讲伦理哲学。

意大利人喜爱《弗里奥苏》，其富于旋律且自然流露的言语及有趣的诗句，吸引我们一则一则地往下读。他们不在乎冗长迂回的描述及那些数不尽而有时又过于做作的明喻，因为它们也都披戴着闪耀诗句的外衣。当这位诗人推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句子时，他们便得到报偿了，并轻呼着“好极了！”就如他这样地描述泽比诺（Zerbino）：“造物者创造了，又毁坏了这个模造物。”向阿廖斯托要求对以斯坦西家族做阿谀之辞，对伊普里托做赞美歌，或歌颂卢克雷齐娅的纯洁，是不费力的。这些尊礼是当时的一种风尚，马基雅维利须俯首屈身才能求得奖助，而这位诗人也需要津贴度日。

当红衣主教决定到匈牙利活动、命令阿廖斯托陪伴同去时，这种生活变得困难了。由于阿廖斯托拒绝命令，伊普里托免除了许多他服务的机会与酬赏。好在阿方索解救了这贫穷的诗人，每年赐予他84杜卡特的薪俸，另外配给他三个仆侍与两匹马，而不求回报。阿廖斯托经过47年难熬而几乎独身的生活后，才娶贝鲁奇（Alessandra Benucci）为妻！当她仍为提托·斯特罗齐之妻时，他就已爱上她了。他们婚后未再得子，但婚前已有两个私生子。

他曾统治加法那那（Garfagnana）三年（1522—1525年），但作为该地的君主并不愉快，因为这个山区经常有盗匪出没。他又不适于为政或指挥，因此希望退休，后来在费拉拉度过其生命的最后8年。1528年，他在该城郊外购置一块地产，建造了一栋美丽的房屋，现在仍在阿廖斯托大道（Via Ariosto）供人参观，并由国家保护。他在前门题记着贺拉斯骄傲而简朴的诗句：“它虽嫌略小了点，对我却十分适宜，不损伤人，并不华丽，却是用自己的资财得到的一个家。”他在这里安静地生活，偶尔在花园里工作，每日都修改或增补《弗里奥苏》。

他进一步地效仿贺拉斯，写给几位朋友七封诗信，这些信被人取名为“讽刺诗”并传沿至今。不过它们并不代表敏锐与坚实，也不像尤维诺尔（Juvenal）的那样锐利与致命。它们虽出自心灵的爱，内容却不和平，它们充满了对时代的鞭斥、轻蔑与狂人的傲慢。讽刺诗第一封是描述牧师的罪恶、蔓延在罗马的买卖圣职的歪风，及散布在各教皇间的族阀主义。第二封则痛诋伊普里托付给仆侍的酬金比给诗人的多这一过错。第三封讥讽当时多数妇女不忠贞的风气，并提供了选择或驯服妻子的技术。第四封是悲痛一位朝臣生活的各种屈辱，并歪曲地描述他对利奥十世一次不很成功的拜访：

我吻了他的脚，他便从那神圣的宝座上屈身而下，拉起我的手，回吻我的双颊。此外他还答应免课我一半的印花税捐。虽然身躯被雨淋湿、被泥玷污，但我的胸怀充满了希望，之后我便到白羊宫去进晚餐。

第五、六封是哀痛他在加法那过着穷困的生活，描绘他的日子是在“威胁、责罚、劝服或偿债之中度过的”，他的诗才如何被罪恶、诉讼及吵架所惊吓及麻痹以至于消失的。此外他的情人，也远离在数英里之外。最后一封信是请求本博（Bembo）为阿廖斯托之子弗吉尼奥（Virginio）推荐一位希腊文私人教师：

这位希腊人须有学识并通晓正直的法则与原理，因为道德比博学还重要。可惜当此之时很难求到这样的老师。很少人文主义者能免于抛弃道德的臭名，而知识的空虚也使他们大多数成为怀疑论者。为什么求知与不忠实会牵连在一起呢？

阿廖斯托一生对宗教的态度始终很轻率，不过他也像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后与宗教保持和平。年轻时他便患有支气管炎，病情可能因做红衣主教的从员，随其外出旅行而恶化。1532年，麻烦更大了，因为病情转成肺结核，他一直与病魔挣扎，好像不满意于仅在名声上的不朽。1553年终于逝世，享年仅58岁。

他死之前已成为第一流的作家。早在23年前，拉斐尔就曾画过他。他在梵蒂冈的《帕那萨斯山》的壁画中，与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但丁、彼特拉克并列。意大利人称他是意大利的“荷马”，其《弗里奥苏》被喻为《伊利亚特》，但对于一位崇拜他的意大利人而言，并非仅止于此。除了特洛伊长期无情的战争之外，阿廖斯托的世界是愉快而奇异的，他的武士们情感丰富，性格各异，其中有阿伽门农统帅的尊位、阿喀琉斯的热情、内斯特的智慧、赫克托耳的尊贵和普里阿摩斯的悲惨。由此看来，谁又会把美丽而轻浮的卡帕拉拉同女性中的女神及克服挫折的海伦并列在一起呢？我们最后一句话仍与第一句话一样：只有彻底了解阿廖斯托所有语言的人，只有察觉出他的欢乐与情感上细微的差异的人，及对其整个梦想中的音乐旋律有感受的人，才能批判阿廖斯托。

余波

对两篇《奥兰多》的浪漫精神提出矫正的，还是活泼而具有幽默感的意大利人自己。在阿廖斯托逝世前6年，吉罗拉莫（Girolamo Folengo）便出版了一篇《奥兰多之恋》，这叙事诗以讽刺的手笔描述着荒诞的故事，并大肆夸张。吉罗拉莫在博洛尼亚时听到蓬波纳齐（Pomponazzi）的一些怀疑论的文学作品，便在学校制造桃色事件，从事阴谋、拳击与决斗诸事，终于被大学开除。他的父亲也与他断绝关系。他在1507年做了圣本笃派修士，也许只是想借这个职称得以维生。6年后他坠入情网，并与情人私奔。1519年，他假借马卡罗内（Maccaronea）之名出版了一部讽刺性文章。《奥兰多之恋》是恣意嘲弄的叙事诗，用粗劣而通俗的方言写成的，有时以认真的态度描写了一二节之后，突然用一些句子惊吓读者，这种轻浮、随意的态度几乎与那些枢密顾问官不相上下。骑士们的装备是厨房的用具，他们骑在跛行的骡背上冲进了比武场。故事中的引导牧师是格里法洛斯托，他的图书室中也放着烹调的书籍，并点缀着一些食物与美酒，而“他所知道的诺言都属于牛与猪的”。吉罗拉莫由他而讽刺意大利牧师，进而嘲讽路德派牧师。虽然这个作品使人捧腹大笑、拍掌叫好，这位作者依旧过着三餐不济的生活。终于他又隐退到修道院，写着虔诚的诗篇，在他53岁那年（1544年）带着神圣的美誉离开人间。拉伯雷很欣赏他，阿廖斯托在晚年可能也偏爱他这种风格。

阿方索一世排除教皇的威胁，极力保护着领地的安全，并于1527年煽动日耳曼和西班牙军队围攻掳掠罗马，以示报仇。查理五世十分赏识他，将费拉拉原有的封地摩德纳与雷焦交还给他，而阿方索也将他的领区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1528年，他差遣其子埃尔科莱到法兰西，带回一位具有外交手腕的妻子，她出生于皇族——里尼（Renée）或雷纳塔（Renata），长得纤细、阴沉而丑陋，私下是加尔文派（Calvinist）信徒。阿方索在卢克雷齐娅死后，有一个情妇——罗拉·黛安提（Laura Dianti）得以慰藉，可能在其逝世（1534年）之前曾与她结婚，他一生虽能以智取胜每一个敌人，却无法取胜易逝的光阴。

第六章　﻿威尼斯王国（1378—1534）

帕多瓦

帕多瓦在卡拉雷西国王的统治下，成为意大利境内最具威胁性且足以与威尼斯王国抗衡的国家。1378年，帕多瓦联合热那亚，意图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1380年，威尼斯由于热那亚之战国力耗竭，割让位于其战略要地特雷维索（Treviso）给奥地利公爵。1383年，帕多瓦国王弗朗西斯科一世由奥地利公爵手中买下特雷维索，并试图攻取维琴察、乌迪内（Udine）及弗留里（Friuli）等地。这个战略一旦成功，则将可控制从威尼斯至其国境内的阿古都（Agordo）铁矿的交通及与德国之间的贸易通道。威尼斯由于外交策略上的成功得以幸免，它联合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对抗帕多瓦。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毫无诚意与威尼斯联盟，其之所以结成联盟，目的在于利用威尼斯的默认扩张其东方的领土。1389年，弗朗西斯科一世不幸战败退伍，继位者为弗朗西斯科二世，他于1399年，重订1338年与威尼斯所订的条约，该条约中，帕多瓦承认为威尼斯的附庸。弗朗西斯科二世在国力逐渐恢复后，攻击维罗纳和维琴察，却为威尼斯所败。弗朗西斯科一世和二世被俘后，被判处死刑。威尼斯将帕多瓦直接置于元老院的统治下。帕多瓦与威尼斯之争，于此结束。

饱经战乱的帕多瓦，在外来的有力统治及当地人民的恣意享乐下，渐趋繁荣，终于成为威尼斯管辖下的教育中心。各地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学生，都远道而来此地著名的大学。这里产生了许多后世闻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彼科、阿廖斯托、本博、圭恰尔迪尼及意大利诗人塔索、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瓦沙（Gustavus Vasa）及成为波兰国王的索比斯基（John Sobieski）等。1463年开始希腊文的教授，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在他前往佛罗伦萨之前，一直任教了16年。一个世纪之后，莎士比亚仍对帕多瓦十分赞赏，称其为“美丽的帕多瓦，艺术的园圃。”

出身为裁缝的帕多瓦人斯奎尔乔内，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古典艺术有特殊的爱好，足迹遍及意大利和希腊。他精心研究希腊的绘图、罗马的雕刻和建筑，搜集古钱、古徽、雕刻等，回到帕多瓦后，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古物收藏家。他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并将搜集的古物展示于该校，教导学生从事古典艺术及新科学的研究。他还多方延聘当时颇负盛名的137位艺术家中的几位，远道而至帕多瓦，如画家乔托从佛罗伦萨来为竞技场作壁画；阿蒂基耶罗（Altichiero da Zevio）从维罗纳来粉饰圣安东尼教堂；雕刻家多纳泰洛发挥才能，为帕多瓦的教室及广场留下其天赋的心血与结晶。又有多纳泰洛的学生巴·贝拉诺（Bartolommeo Bellano）为加塔梅拉塔教堂雕琢两座可爱的女神石像。威尼斯的皮·隆巴尔多（Pietro Lombardo）也锦上添花，增塑一位雇佣兵队长之子的塑像及装饰一座富丽堂皇的安托尼奥·罗塞利的坟墓。另有安德烈亚·布里斯科（Andrea Briosco）、安托尼奥及图里奥·隆巴尔多（Tullio Lombardo）三人为加塔梅拉塔教堂雕刻一个宏伟华丽的大理石浮雕。同时，里奇又为教堂建造一根意大利最华丽动人的柱子。他还与威尼斯的亚历山德罗·列奥帕第、安德烈亚·莫隆（Andrea Morone）共同设计坐落于圣吉斯提那（Santa Giustina）的尚未完成的教堂。这一设计，是后世文艺复兴时代建筑样式的典型。

帕多瓦与维罗纳的伊库甫·贝利尼、皮萨内洛将绘画的种子带进威尼斯的学校，使威尼斯在绘画上的成就威名远播、名扬于世。

威尼斯的经济与政策

1378年是威尼斯王国最黯淡的时期：它在亚得里亚海的贸易被强大的热那亚舰队取代；它与意大利内陆的联系也被热那亚与帕多瓦的军队封锁；它的人民陷于挨饿的困境；政府则准备投降。但半个世纪之后，它统治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布雷西亚、贝尔加莫、特雷维索、贝鲁诺、费尔塔、弗留里、伊士特里亚、达尔马提亚海岸、莱潘托、帕特拉斯及科林斯等地。由于围绕在城堡四周的护城河所带来的安全，它颇能经得住意大利境内各政权的变迁。它的财富与国势与日俱增，并颇有执意大利牛耳之势。1495年，法国出使威尼斯的大使菲·科明（Philippe de Comines）称其为“我所见过的最富丽堂皇的城市。”另一位从米兰来的大使彼得罗·卡索拉（Pietro Casola）也大为赞赏，誉其为“无法形容其美丽与财富之城。”该城由117个岛屿、150条运河及400座桥梁组成，并由一条大运河贯穿全城。无怪乎法国大使菲·科明誉之为“世上最美丽的街道”。

威尼斯何以如此华丽壮观？其支应的财源部分来自国内成千的工业，如造船、制钢、玻璃制品、制革、工具、宝石磨制及纺织等，所有产业都分别由专业人才组成工会。其大部分的财源则来自庞大的商船队，航行于各大洋，运送威尼斯及其附庸国的商品远至德国及欧洲各地，横跨阿尔卑斯山，远至埃及、希腊、拜占庭及亚洲各地，并从东方载回丝绸、香料、地毯、药材和奴隶。平均出口所得，年达1000万杜卡特，当时无一城市能与此辉煌的贸易成就相比。威尼斯的商船从黑海的特拉布宗港至西班牙的加的斯港、里斯本、伦敦、布鲁日，甚至远至冰岛也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汇集于威尼斯的贸易中心里奥托（Rialto）。海上保险的收入及进出口贸易的税收也是主要财源。1455年，威尼斯政府的岁收为80万杜卡特。同年，佛罗伦萨的岁收为20万杜卡特，那不勒斯为21万杜卡特，教皇区为40万杜卡特，米兰为50万杜卡特，西班牙为80万杜卡特。

由于威尼斯的财政支出大部分仰赖贸易收入，贸易便支配了国家的政策，商人权力大增，形成商人贵族阶级，可世代世袭，还控制全国各机关。1422年，威尼斯全国有19万工人，所有生产完全仰赖国外。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威尼斯的民生必需品几乎完全仰赖进口，工业所用的原料也赖外来的木材、金属、矿产、皮革、布匹等。为支付巨额的进口费用，威尼斯唯有加快扩展其产品外销。为确保民生必需品、原料、产品的供应，它须不断地战争赢得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由于同样仰赖国外非意大利地区的供给，它亟须控制国外原料的供应地、产品销售的市场及通商大道。它成为“天命注定”的帝国主义国家。

威尼斯的政治史完全视其经济需要为转移。当维罗纳王国的斯卡里吉里与帕多瓦的卡拉雷西及米兰的威斯孔蒂，试图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东北部时，威尼斯深受威胁，终于诉诸武力，又因惧怕费拉拉王国可能控制波河出口，便试图派遣侯爵镇守该地，同时向教皇抗议费拉拉取得该地。威尼斯向西的扩展，触怒了有相同意图的米兰。1423年，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攻击佛罗伦萨时，托斯卡纳共和国求助于威尼斯，并指出米兰的野心；因为托斯卡纳一旦被并吞，意大利北部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将为米兰所并。在一次史上闻名的辩论会中，面临危机的总督莫西尼科（Tommaso Mocenigo）以威尼斯的和平为理由与弗朗西斯科·弗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激烈争辩，结果以“主动攻击为最佳防御”获胜。威尼斯用弗朗西斯科之言，与米兰开始为期30年的长期战争（1425—1454年，其间几度停战）。后来，由于米兰国王威斯孔蒂的去世、米兰境内安布罗西安共和国的叛乱及土耳其进占君士坦丁堡，两个敌对国在洛迪签订和约，威尼斯虽获胜却已耗竭了国力。

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扩展，有一个合法的借口，它的地理位置恰好在地中海的最北岸。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但其先决条件为控制亚得里亚海。其东海岸的小岛和港湾又利于海盗船的匿藏和海盗的活动，成为威尼斯商船的一大威胁。1202年，威尼斯贿赂十字军以助其攻取扎拉（Zara），在该地屯兵驻守，并逐年清除海盗的巢穴，直到所有达尔马提亚海岸都接受它的管辖。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威尼斯同时接受此城为它的战利品，并与克里特岛（Crete）、萨洛尼卡港（Salonika）、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及斯坡拉第群岛（Sporades）结成贸易同盟。它又积极征服都拉索与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奥尼亚岛及弗留里，伊士特里亚半岛与拉韦纳，俨然成为亚得里亚海的统治者，并对往来于该海域之非威尼斯船只收取过路费。

奥斯曼土耳其逐渐进逼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感到已无力保障它边远的属地（希腊各邦），许多希腊城邦和岛屿都转向威尼斯，乞求保护。其中，塞浦路斯庄严的女皇卡特琳娜·科拿洛（Caterina Cornaro）是吕西尼昂（Lusignan）王朝最后一位君王，自感无力与土耳其抗衡，便依附威尼斯，并为讨好威尼斯一省长及获8000杜卡特的年金而同意退位。

威尼斯在外交和武力上的成就，及贸易上的各种成果，正好面临奥斯曼帝国的兴起。1416年，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的土耳其驻军攻击威尼斯舰队，威尼斯人奋勇反击，打败了土耳其。其后约30年间，敌对双方一直陷于胶着状态，彼此仍有商业上友善的往来。欧洲各国大为着急，希望促成威尼斯与土耳其的火拼，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没终止此友好关系。威尼斯与战胜的土耳其签订一条件尚可的商业协定，改订彼此的礼节，然而威尼斯在黑海的贸易出入通道，已控制于土耳其手中，屡受其掣肘。教皇庇护二世为宣扬基督教教义与开放欧洲贸易，号召十字军东征土耳其。欧洲各国保证人力、物力的援助，威尼斯负责进行筹划，希望击退土耳其，重演1204年的历史。只是欧洲各国每不履行出兵诺言，威尼斯只得独军对抗土耳其（1463年），坚持16年后，终于为土耳其所败，于1479年签订和约，割让尤比亚岛（Euboea）、斯库塔里（Scutari）及摩里亚（Morea）给土耳其，赔偿军费10万杜卡特，并每年以1万杜卡特换取土耳其境内各港口的贸易权。当时欧洲各国讥之为“基督王国的叛徒”。当另一教皇意图再号召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充耳不闻，它与欧洲各国一样，认为贸易远比基督教来得重要。

威尼斯政府

威尼斯政府的组织闻名于世，其敌国也大为钦佩，远道遣使而来，学习其政府的组织与运作。其海军与陆军的组织，也是当时意大利境内最具效率的。庞大的商船队，在战时也能改装为战舰。1423年，威尼斯拥有43条战舰和300条辅助舰。当威尼斯转战于意大利内陆时，经常使用海军军力，如1439年，威尼斯人装战舰于滑轮车上，运入内陆，过高山涉深谷，停留在加尔达湖（Garda），从该处攻击米兰的属地。当意大利各国尚习于用雇佣兵打仗时，威尼斯已开始建军，由本国人民组成自卫队，施以优良的训练，并装配最新式的滑膛枪和大炮。此外尚有由战略学校训练出来的将领，优秀的领导及精良的装备，使威尼斯纵横于意大利。其与米兰之战，曾栽培三位才干卓越的将领，即卡马诺拉、伊·那尼（Erasmo da Narni）、加塔梅拉塔和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后两位因贡献卓越，被后人塑像纪念而名垂千古。另一人则被斩首于市，以惩其通敌之罪。

威尼斯的政权是一种严密的寡头政治，由因经商致富的古老家族统治，即使文化鼎盛的佛罗伦萨亦衷心模仿。这些家族严格限制康西奇利奥（Maggior Consiglio）会员资格，规定只有1297年以前参加过大会议（Great Council）的男嗣，才有权参加。1315年的480名合格人员，都载入《金册》中，从这480人中，元老院又提名60人，后增为120人。普雷加第（pregadi），即受邀请之人，每年一任，充任立法元老院大会议，有权指定全国各政府机关的行政首长及直接向大会议负责的执行长——总督。总督为终身职，管理并主持大会议，必要时由大会议罢免。总督总理全国行政，并与六个枢密委员共同组成执政团西贡诺里亚，因此执政团和元老院是威尼斯的统治阶层。大会议成员太多，不能有效地处理重大事件，逐渐变为选择总督与监督的大会，大权旁落执政团。

为防止内部的叛乱，康西奇利奥每年从会员中选出10人组成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该会秘密法庭的侦查和审判等程序，该委员会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机构。甚至威尼斯大使也经常向该委员会秘密通报，对其重视程度，远甚于元老院。该机构颁布的命令就是法律。并每月由会员中选出2至3人，称为国务调查员（Inquisitori di stato），负责调查全国人民及政府官员中有无渎职或叛国的嫌疑。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及判决必须向大会议负责。该委员会甚至规定必须有4/5的投票通过才能成立控诉，开庭审判，任何被拘捕者均有权自选2个法律辩护人，任何有罪的判决必须经过该委员会5次投票的多数通过。因此定罪的数目实际上非常少。但这并不包括秘密暗杀间谍及国外的威尼斯敌人。1582年，元老院深感该委员会太擅权专断，时有越权之事，便削减其权力，此后，公共安全委员会已名存实亡了。

由大会议指定40位法官制定有效且严厉的法律，使司法有明文的规定，严格限定贵族及平民的权利和义务。囚犯通常被关在狭小的监房里，黑暗、空气不足，鞭笞、烙刑、断舌、砍断手足、肢解身体、弄瞎眼睛等皆为当时法律规定的刑罚。死刑犯常在狱中被绞死、秘密淹死、吊死或悬于木桩上烧死，重刑犯或盗窃犯或受烙刑，或被纵马拖死，或被斩首及肢解躯体。为了掩饰它的残暴，威尼斯开门庇护外国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犯。当伊莎贝拉被允许离开曼图亚时，威尼斯竟不惜得罪可怕的恺撒·博尔贾，而庇护伊莎贝拉和圭多巴尔多。

15世纪，威尼斯的行政管理几乎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虽然也有贪污的现象。1385年，政府成立公共卫生局，负责检验饮水的清洁及防止地层下陷。其他尚有专门维持物价水准的机构，还设立邮政，以便利政府邮件及私人信件和包裹的传递。退休的公务人员，可领取养老金，孤儿、寡母也有定额的补助金。其他位于意大利岛上的附庸国家的管理，由于相当公正且颇能有效地控制，这些国家在威尼斯的统治下，反而比以前来得繁荣。因战争而隔离的国家，又纷纷回到威尼斯的统治下。只是威尼斯对海外属地的统治尚不够完善。常视国外属地为战利品，将其分封给贵族或有功的将军。当地的平民，虽仍保有在当地政府中的职位，却很少晋升为高级官员。

威尼斯的外交关系靠其杰出的外交家维系得很好。当时欧洲各国的观察团和谈判家，很少有像伯纳多·基斯提尼亚尼（Bernardo Giustiniani）如此敏锐与能干的。威尼斯大使的情报、政府的分析，再加上元老院的机敏应变，使威尼斯政府经常能在外交斡旋中赢回由战场失败导致的损失。

就道德观点言，威尼斯政府并不优于他国政府，尤其处罚立法比他国更坏。其纯视利益关系与外国缔交或断交，毫无顾忌，又无信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诸国一致的情形。威尼斯人也颇能接受这一唯利主义原则，他们只要威尼斯成功，而不计如何赢得胜利。他们为本国的国力和安定感到骄傲，个人向国家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及全心全意的服务，是当时任何国家的人民所不能相比的。他们对总督的尊敬仅次于上帝。

总督是国会和元老院的代理人，非其首长。他的显赫远超过其权力。在公共场合，他永远是盛装出现，佩戴各种宝石。仅军帽上的珠宝即价值19.4万杜卡特。威尼斯的画家可从他的礼服学习到画笔下的各种绚丽的色彩，几幅光彩夺目的绘画就是以总督的礼服为题材。威尼斯人相信，礼仪的展示一方面能加深外国使节和访客的印象，另一方面引起人民的敬服，展示其奢华。甚至总督夫人也荣获加冕。总督负责接待国外贵宾，签署所有的国家重要文件，在一年一任的选聘中，其终身任职对国家的影响力既深且长。虽然在理论上，总督只是人民的公仆和政府的发言人。

在威尼斯的历史中，可找到一长列多彩多姿的总督，但他们当中鲜有能在国家的命运与发展上烙下深刻影响的。素称雄辩的总督莫西尼科行将就木时，元老院又选出一野心勃勃的新总督弗朗西斯卡来接替他。新总督行年50就位，在位34年，南征北讨，使威尼斯一直处于战乱中，攻米兰、败贝尔加莫、布雷西亚及克雷莫纳等，战绩辉煌，权力达于空前的顶点。但由于其日增的专制统治，引起十人安全委员会的嫉妒，他们控诉他因行贿而当选，但又因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遂又诬陷其子伊库甫叛国，私通米兰。伊库甫禁不住严刑逼供，招认通敌之罪，被判放逐罗马尼亚，旋又许其居于特雷维索附近。1450年，十人安全委员会中曾行逼供的一人被刺，伊库甫又被控以该罪。伊库甫虽受严刑，始终不认供，再度被放逐到克里特岛。伊库甫终因心灵受创太深而丧失神志。1456年，他被带回威尼斯，再度被控私通米兰，几经折磨后认罪，又被放逐到克里特岛，此后不久，终于离世。而他的父亲——一位长期忍受孤独、独立承担战争风险与责任的老总督，功在社稷，竟不能为其子开罪，洗脱冤情，终于在法庭的判决下痛失爱子，精神大受打击，年高86岁时，再也不能处理国事，由元老院免除其职，并年颁2000杜卡特为养老金。退居家乡后几天，他即因脑溢血而死，其时新的总督恰在教堂的祝贺钟声中宣布继位。

老总督弗朗西斯卡的胜利，引起意大利各国对威尼斯的仇恨，邻近各国因无法对抗威尼斯的势力而不安，因此而有12种联合以对抗威尼斯。1508年，费拉拉、曼图亚、尤利乌斯二世、西班牙、法国路易十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等组成坎布雷联盟（League of Cambrai）联合击毁威尼斯。1501至1521年，威尼斯在总督列奥纳多·罗里丹诺（Leonardo Loredano）的领导下，奋勇抵抗，但终为坎布雷联盟所败，一个世纪来，威尼斯在意大利的努力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但威尼斯人上至总督、贵族等慨捐家产，下至人民都各自武装，以备作最后奋斗，与该联盟决一死战。威尼斯民心的聚合，终因自助天助，而幸免于难，并收回一部分意大利的属地。但由此耗尽了国力，总督罗里丹诺去世时，画家提香不过57岁，而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尚未出现，但威尼斯人已深知他们在财富、权势上光荣的巅峰期已经消逝。

威尼斯人的生活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威尼斯人生活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贸易的巨额盈利，使威尼斯能与土耳其和平共存，同时绕道非洲与大西洋航运的开放，也未影响其贸易的成长。各地财源、物质的大量涌入，使威尼斯到处盖满了教堂，运河旁修建了美丽的宫殿，殿内饰以珍贵的金属及家具。妇女穿上华丽的衣服，戴着珍贵的首饰，宫内则挂满了各式的名画，运河中漂浮着灯火辉煌的画舫，轻舟上的歌声与潺潺的流水声汇成一片。

威尼斯底层人民的生活，类似苦役。城里的各个拱桥上及大运河旁，每天都挤满了苦力，搬运从世界各地进口的产品。威尼斯的奴隶远多于其他欧洲城市，这些奴隶大部分是从伊斯兰教国家运来的，通常充为家庭的奴仆、随从或低级护士，或卖身为妾。总督彼得罗·莫西尼科70岁时，曾随身留了两个土耳其奴隶，作为性奴。威尼斯的野史，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一传教士将一女奴售给另一传教士，但第二天买方即要求退货，因他发现这个女奴已经怀了孩子。

威尼斯上层阶级的生活，虽然尊贵，但并没有造成懒惰的性格。大部分人在成年后，从事经商、理财、外交活动、任政府官员或从军。从历史的画像中，可以充分看出他们的自豪个性。他们自豪于美丽的住宅，但仍不忘个人应尽的义务。或许是为了取悦那些为他们作画的画家，从画像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穿着丝绸或皮裘。另有一些青年——紧身裤的一群，时时炫耀他们的丝织锦缎的紧身上衣及缀上金银宝石的紧身长裤。但是每一个年轻贵族被选为元老院的元老时，则需要特别的装束，通常都穿上宽大的外袍，借着外袍使男人显得更严肃，使女人显得更神秘。偶尔在瑰丽的宫里或在坐落于穆拉诺（Murano）的别墅或其他郊区中，贵族们尽出其秘密财富，慷慨款宴宾客；或于某些国家庆典或家族的纪念日，大宴宾客。1542年，红衣主教格里玛尼（Domenico Grimani）就任高级教职时，大宴宾客3000人。这些宾客都用灯火辉煌的画舫接送，船上饰以华丽的天鹅绒和垫子。宴会中有一流的乐队、杂技及走绳表演、舞会、丰盛的晚餐等，极尽奢侈之能事。

威尼斯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各个阶级中最惬意快乐的。他们通常担任基层教职、政府职员、医师、律师、教员、工厂或工商协会的管理员，对外贸易的会计人员或本地商业的经理人。他们不像高阶人员那样汲汲于保有其俸禄，也不似低阶人民为养活妻小而劳碌奔走。他们生活悠闲，偶尔以打牌、掷骰为乐，喜欢演奏乐器及唱歌、跳舞。对于他们来说，庆典或盛大的夜间舞会是司空见惯之事。每个家庭都备有名贵乐器并随时一展歌喉，阿德里安·维拉尔特（Adrian Willaert）率领其享誉各地的合唱团至圣马可教堂时，威尼斯万人空巷。

威尼斯节日在教堂、皇宫及海上举办的庆典，其盛况是当时欧洲各国难与匹敌的。总督的就职典礼、宗教的庆典或国定假日、外宾来访、重要和约之签订、妇女节、圣马可或工商协会守护神的周年纪念日，都极为华丽、壮观。每逢庆典，马上比武是不可或缺的节目之一。1491年，威尼斯以盛大国礼接待退位的塞浦路斯女王时，即从希腊调来一支部队，在冰冻的大运河上举行马上比枪。这种马上竞技不利于海军的发展，逐渐被水上活动竞舟取代。每年最大的一次庆典称为海上婚礼（Sposalizio del Mare），是亚得里亚海一带最神圣、最多彩多姿的仪式。1493年，最美丽迷人的米兰女大使贝亚特丽斯出使威尼斯时，其接待仪式盛况空前。整条运河被装饰得如圣诞节时的大道，各种神奇古怪的船只，也以紫色和金色饰成威尼斯的象征，成千的船只驶向贝亚特丽斯的坐船，以示欢迎的热情。每只船都饰以花环和各式旗帜，据后来的史学家记载，当时的船只之多，挤满了运河，一英里外尚看不见水域。

根据记载，贝亚特丽斯晋见总督的情形，颇具戏剧性，大部分是由戴着面具的演员（momari）以手势来表达的哑剧。威尼斯人非常喜爱这种表演，直到1462年，仍保留这一偏好。虽然当时禁止喜剧的上演，由于公众的需求，导致宗教性剧本的改变，而成为各种肤浅、杂乱无章的喜剧。人文主义的兴起，唤醒了意大利人对古典喜剧的兴趣。意大利早期的喜剧名作家普劳图斯和特伦斯的剧本又被搬上舞台。1506年，阿莫尼奥（Armonio），修道士、演员、音乐家，用拉丁语在爱利米塔尼的修道院上演第一出喜剧《千金》（Stephanium）。威尼斯的喜剧开始蓬勃发展，至18世纪初的喜剧大师哥尔多尼（Goldoni）时为全盛时期，媲美哈里昆（Harlequin）和潘塔农（Pantaloon）的艺术节。

这种放纵不拘、亵渎神圣与正统信仰并存于威尼斯人的个性中。每逢星期日或国定假日，群众聚于圣马可教堂聆听教义，由流传的镶嵌、雕像或浮雕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内心的恐惧与希望获救的神情。教堂设计的威严，更能加深传道时的影响。甚至妓女也暂时藏起卖淫的标志——黄手帕——混入教堂祈祷、忏悔，希望获得内心的安宁。威尼斯元老院为了鼓励这种对宗教的虔诚，经常由总督主持全国性的宗教仪式。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更不惜巨资从海外购入东方圣者的遗物，并斥资1万杜卡特购置耶稣基督的内袍。

但某些被诗人彼特拉克喻为神道的集团，一再藐视教会的权威。他们不顾教皇最严厉的命令破门律，公开收容那些对教会持怀疑论的人，凶恶地指责教士攻击犹太人的不当，并希望造成教会的国家化，使之直接受命于威尼斯政府。威尼斯的主教通常由元老院选出后，再由罗马教皇确认。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不论教皇确认与否，由主教自行认定。1488年后，除非是威尼斯人，否则不能被选为威尼斯主教。在威尼斯境内，除非经政府允准，教会不得收税或使用捐款，教堂或修道院直接由政府监督管理，而且传道士不得任官。所有教产都必须付税，教会法庭则受政府的严厉监督，犯罪的神职人员和俗人接受同等处罚。长久以来，这个共和国反对宗教裁判所的引入，后虽接受宗教裁判，但一切裁决都由元老院组成的小组审判，在威尼斯宗教裁判史上，只有6件判案裁定为死刑。威尼斯政府颇自得于这一事实，宣称除了神圣的总督之外，不承认任何特权，并公开承认主教的联席会议高于教皇的原则，教皇欲参加未来的联席会议必须提出申请。1483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在位时，颁令由十人委员会命令国内所有的牧师照常执行职务。尤利乌斯二世即位后，却重颁新令反对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则禁止其令于国内公告，并托罗马的法定代理人在圣彼得教堂门口贴一为教皇申请加入未来主教联席会议的请求（1509年），尤利乌斯赢得此项胜利，迫使威尼斯绝对遵从宗教权威的领导。

威尼斯人的生活在物质上远比精神上来得诱人。政府相当能干并有魄力克服逆境，只是有时则失之于野蛮和自私，它从未虑及威尼斯终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也未考虑这种国土分割将导致何种悲惨的后果，而自行发展成强有力的个性——不依赖他人、精明、狡猾、成熟、勇敢、果决、自傲等，我们可从成百的历史画像中看出。它的文明较之于佛罗伦萨则失之于浅薄，较之于米兰又缺乏精巧与优雅，但它是历史上最多彩多姿、最奢华、最享乐的文明。

威尼斯的艺术

·建筑与雕刻

鲜明而柔和的颜色是威尼斯艺术和建筑的基本色彩。许多威尼斯的教堂、大厦或商业大楼，其大门都少不了细致的镶嵌或壁画。随着年代的剥落，圣马可教堂的大门闪烁着镀金及其他修补所掺杂的颜色，使这一伟大建筑的表面，变成掺杂雕刻、镶嵌等奇形怪状的混合物。其装饰的特色，常使人忽略了整个神殿的建筑。为瞻仰神殿正门，须远离大门约576英尺，退至圣马可广场的另一端，始能窥其全貌。那是罗马式建筑的大门，哥特式的“S”型镶嵌，古典的柱子，文艺复兴式的栏杆及拜占庭式圆顶等，混合成一种奇特的幻象——一种天方夜谭里阿拉丁神奇的幻象。

圣马可广场以前不像现在宽敞、庄严。15世纪，广场还没有铺设道路，其一部分种植葡萄和树木，另一部分是石头铺成的庭院，有一间古式厕所。1495年，铺上砖块；1500年，亚历山德罗·列奥帕第又在这里立下三根与众不同的旗杆；1512年，小布奥（Bartolommeo Buon）又兴建一庄严宏伟的钟楼（该钟楼于1902年倒塌，后人依其样式重建），另有圣马可市政府大楼二幢（分别建于1517年和1640年），它们巨大单调的大门，面对面矗立于广场北方与南方的边缘。

圣马可广场与大运河之间，则为威尼斯最高统治者所在地——总督府。由于该府经过多次整修，目前已无法窥其原状。总督巴塞焦于1309年至1340年重建位于南方的大楼，使面向大运河。布奥及其子小布奥又于西北角落处建一哥特式大门。在南面与西面之间，另有许多拱廊和亭台，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作。后来正门又雕上许多华丽的浮雕，罗斯金（Ruskin）认为这些柱头上亚当与夏娃的浮雕，是全欧洲最好的雕刻。在小布奥与安托尼奥·里佐两宫之间，有个华丽的拱门，以弗朗西斯卡命名，由三种不同的形式混合而成，它有文艺复兴式的大柱及横木、罗马式的拱门及哥特式的尖顶。在拱门的壁龛处，里佐又添了两个奇怪的雕像——亚当抗议他的无知及夏娃受到惩罚的困惑神情。另有由里佐设计而由威尼斯的皮·隆巴尔多完成的东边正门，是一文艺复兴式的飞檐及阳台所构成的拱门。里佐又设计由地面至第一层楼板的大楼梯，式样简单而庄严，以奎尔恰所雕刻的两大雕像以战神和海神命名。总督府大厦内有监牢、行政人员办公室、接待室、元老院及十人委员会会议厅，每一间房里皆饰以历史上最享盛名的画家的壁画。

当威尼斯共和国在建筑上大放异彩时，贵族们竞相在大运河旁建私人宫殿。每一座宫殿皆有以白色大理石、斑纹石或蛇纹石镶嵌的大门，哥特式的窗户或文艺复兴时代的列柱。精雕的大门面朝大运河。庭院中则兴建各种雕像、喷泉、花园、壁画及瓷缶。房间内部则铺大理石或花砖，装饰有大而华丽的壁炉、镶嵌细致的家具、马诺（Murano）所产的玻璃、丝织的华盖、金银色的窗帘，青铜的支形吊灯，有镀金、搪瓷、雕镂等样式。精致的天花板，墙上则有画家的壁画，大部分出自于名画家之手，如提香、贝利尼、丁托列托等。房间内的布置，华丽重于舒适，如椅子的靠背太直，窗户漏风。宫殿的兴建，动辄耗费20万杜卡特。1476年的立法限制，每一房间的装饰费不得超过150杜卡特，但据传每间的摆设费仍超过2000杜卡特。当时，私人宫殿装饰得最金碧辉煌的，首推金屋（Ca d’Oro），该屋有大理石制成的大门，每一英寸皆镀金，配以哥特式阳台和花饰窗格，使其成为大运河旁最瑰丽的建筑。

这些百万富翁，一面修建宫殿，一面也构筑城堡。圣马可教堂直到1807年才变为威尼斯教堂。此前则为总督私人教堂及市民朝圣之圣地，属于国家之教堂。在威尼斯教会，主教之职权常不受重视，故由圣马可教堂移至城内东北角之小教堂卡斯特洛（San Pietro di Castello）。而多米尼克修道士则移至圣保罗教堂，此亦为画家真蒂莱与乔万尼·贝利尼埋骨之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教堂则为圣方济各会之费拉里教堂。此教堂在国外虽无甚名气，在国内则因不少名垂青史之艺术家，如提香、弗朗西斯卡及卡诺瓦（Canova）等埋骨于此而颇具声望。该教堂有一画廊，艺术家安托尼奥·里佐为总督尼科洛·托隆（NiccolòTron）设纪念碑于此。贝利尼之《圣母雕像》及提香设于祭坛之后的《圣母雕像》，皆为该教堂增加不少艺术杰作。其他教堂也收集了不少艺术品；如圣扎卡里亚（San Zaccaria）为圣乔万尼及帕耳玛·维奇奥（Palma Vecchio）教堂设圣母雕像。圣奥托（Santa Maria dell’Orto）教堂则保有丁托列托之杰作《圣母之赠送》（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以及提香的骸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则收集了韦罗内塞的遗物及最佳图画，另外圣萨拉瓦托（San Salvatore）教堂亦保留提香于91岁高龄所作题名为《天使报喜》的名画。

威尼斯宫殿和教堂在建筑及装饰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阿方索·伦巴底贡献至大。阿方索·伦巴底来自意大利西北部，在威尼斯赢得康科诺门（Cognomen）之姓，其原名为斯洛里（Solari），曾为洛多维科及贝亚特丽斯雕像，与其弟索拉里均同时作画于威尼斯和米兰，并颇享盛名。另有彼得洛·隆巴尔多专为威尼斯的建筑物铭石留念，并与其子安东尼奥和图利奥共同设计与众不同的圣吉布（San Giobbe）及马拉柯圣玛利亚教堂。此外，彼得罗·莫西尼科和尼古拉·马尔赛罗在特雷维索教堂为瓦格纳（Wagner）设计坟墓。这些坟墓或其他建筑，大多由当地富豪商人支持。皮·隆巴尔多在总督府即有不少建筑和雕刻作品。安东尼奥与图利奥由于得到亚历山德罗·列奥帕第的资助，为文德拉明在圣乔万尼建一坟墓，此墓之大实属罕见。由于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家和艺术家苦心孤诣地创作，在建筑和装饰方面压倒了传统的哥特式建筑。威尼斯的建筑在深受东方建筑的影响下，由于过分的装饰而失其特性。在罗马的古典传统下，这一新式样的建筑，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贝利尼家族

在建筑与雕刻之外，威尼斯的艺术，最有成就者为绘画。由于贵族、权贵的多方延揽，画家很是受宠；而各地教会必须负起传播基督教义的职责，而一般人们的知识水准太低，故不得不求助于图书或雕刻，以加强传道的效果。各地教会于是广泛地收集各种名画，如：《天使报喜》、《基督诞生》（Nativities）、《朝拜》（Adorations）、《造访》（Visitations）、《呈献礼物》（Presen tations）、《无辜婴儿被屠杀》（Massacres of the Innocents）、《逃亡埃及》（Flights into Egypt）、《变容》（Transfigurations）、《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s）、《钉十字架》（Crucifixions）、《下葬》（Entombmonts）、《复活》（Resurrections）、《升天》（Ascensions）、《圣母升天》（Assumptions）、《殉道》（Martyrdoms）。当这些画褪色或破损变旧后，教会则售与收藏家或博物馆。通常他们均作定期保养或重画，故即使原画家复活于今日，也无法辨认其作品。当然，壁画是无法重画的，但仍易随墙土的风化而不易辨认，故有时为了避免此种自然的耗损，改为画在帆布上，然后再固定于墙上，如元老院会议厅之名画。在威尼斯，政府和教会竞相发展壁画，因为壁画确实可以提高人民的爱国心，又可使政府在贸易或战争上取得胜利而举办的庆典中增加仪式之富丽堂皇。此外贵族也时常延聘画家为其宫殿作壁画或旗画，以纪念其所支持赞助的圣者，或一年一度的赛会。富豪商人亦喜壁画，以增加其华屋美厦的外观或内部装饰之华丽，敦聘画家画其肖像，传诸后世以博美誉。政府也为每一任总督定作肖像画，甚至圣马可市地方官吏亦留画以传子孙，由于各方面对绘画的需求，遂使私人画像风行于威尼斯。

直到15世纪中期，威尼斯在绘画上尚无很大的成就。当威尼斯人发现色彩可以增进生活的情趣之后，绘画才有长足的发展。威尼斯人对色彩的感觉可能一部分受东方传来的观念及货物的影响。某些到过东方的商人，对东方彩色花砖和镀金屋顶有着深刻的印象，加上由东方带回的丝、绸缎、绒布、锦缎及金银色之布匹等遍布威尼斯的市场、教堂前的广场或住家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威尼斯人对色彩的感受。威尼斯人从未考虑其究竟属于东方或西方，在里奥托岛，确实混合东西方色彩。威尼斯画家除受东方的影响外，也受威尼斯周遭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观察各种光线和雾的变化，及落日照射下的教堂、钟楼、宫殿或海面的反射等光色的变化。同时，威尼斯在陆战和海战上的胜利，及解除被围攻的威胁，唤起了画家们和艺术赞助者的自豪意念，便将其表现在艺术上。财富的获得并无多大的意义，除非能将其转化为真、善、美。因此威尼斯的艺术，在财富的支持下，获得辉煌的成就。

外来的刺激促成了威尼斯绘画学派的产生。1409年，真蒂莱·法布里亚诺获得来自维罗纳的安托尼奥·皮萨诺的协助，为元老院的会议厅作画装饰。或许当时他们两人的成就并不高，但他们的创作激起了威尼斯画家突破传统的暗淡、一成不变的拜占庭式及精雕细刻的吉奥塔斯科学派苍白、毫无生趣的形式，变成有较柔和的线条与颜色鲜明的表现形式。或许另一部分影响来自阿尔卑斯山边的吉尔瓦尼（约1450年）。但吉尔瓦尼是成年后学画于穆拉诺及威尼斯。他与其连襟安托尼奥·维瓦里尼（Antonio Vivarini）一起为圣扎卡里亚（San Zaccaria）教堂作祭坛画，画中人物温柔优雅的表现为后来的贝利尼兄弟带来不少启示。

对威尼斯绘画影响最深的是来自西西里岛或佛兰德斯的安托内洛，后者为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他年轻时，绝没想到他的名字会流传于艺术史中达几个世纪之久。从画家契马布埃至安托内洛时代，意大利的绘画尚以胶状物（有时使用蛋黄）混合颜料作画于木板或画布上。用这种颜料作画会在画布上留下一层粗糙的表面，对较浅的颜色或层次，每易混淆，而且容易导致龟裂或褪色。安托内洛在那不勒斯港发现佛罗伦萨商人呈献给阿方索国王的油画后，发现这种用油混合成的颜料有易调、易洗、明暗清晰、耐久等好处，于是远至布鲁日学习佛兰德斯颜料与油的混合技巧，最终获得成功。他终其一生定居于威尼斯。他放弃企业的经营，终身从事绘画，他为圣卡西诺教堂作的祭坛画成为后世的典型。那是一幅圣母玛利亚为四位使徒加冕，脚边伴着欢乐天使的绘画，各饰以锦缎装束和鲜明的颜色。安托内洛将这种新的绘画方法传授给其他画家，从而揭开了威尼斯伟大的绘画时代。当时，许多贵族聘请安托内洛为他们作画，有几幅保留下来——收藏于帕维亚的《诗人》（Poet），存于法国卢浮宫的《佣兵队长》（Condottiere），保留于费城强森收藏馆（Johnson Collection）的《男人肖像》（Portrait of a Man），收藏于纽约的《年轻人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Man），收藏于伦敦的《自画像》（Self-Portrait）等。正当享誉的巅峰时，他突然罹病去世，年仅49岁。威尼斯的艺术家们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墓志铭如下：

葬于此地者为墨西拿及全西西里岛最伟大的画家——安托内洛，生前不但以优异的绘画享誉各地，而且为第一个将颜料与油混合的技巧带进意大利之人。他为意大利带来了辉煌的绘画成就。

真蒂莱·法布里亚诺在威尼斯所传授的学生中，以伊库甫·贝利尼最为出色，他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主要创始者，作画于维罗纳、费拉拉及帕多瓦，并将其女嫁给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由于这一姻亲关系，他的画又受到斯奎尔乔内的影响。他回到威尼斯后，带回了帕多瓦与佛罗伦萨的绘画技巧、威尼斯的绘画传统及安托内洛的颜料混合技巧，所有这些，他都传给了伊库甫的儿子——才华横溢的真蒂莱·贝利尼和乔万尼·贝利尼两兄弟。

1452年，当贝利尼举家迁往帕多瓦时，真蒂莱·贝利尼才23岁，并自觉深受其姐夫曼特尼亚的影响。当他为帕多瓦教堂作画时，很细心地模仿爱利米塔尼的壁画上那种表现生硬的人像。后来在威尼斯为圣洛伦佐画肖像时，他的风格趋于温和。1474年，威尼斯政府指定他与其弟为元老院会议厅重画14幅古画。真蒂莱·贝利尼完成了这一工作。重画的14幅画是他早期在威尼斯的油彩画，于1577年遭大火而焚毁。由其残留的轮廓，尚可见真蒂莱的惯用笔法，那种叙述性形态的表现法——将主题画于中央，将陪衬事件置于主题之旁。画家瓦萨里见过真蒂莱的画后，对其画中所表现的写实、富于变化及复杂的表现方法赞叹不已。

土耳其国王穆罕默德二世向威尼斯政府要求派遣一名优秀的肖像画家时，真蒂莱奉命前往。147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以神来之笔将宫殿和苏丹画得惟妙惟肖、生趣盎然。今收藏于伦敦的苏丹画像及收藏于波士顿的纹章绘像，显示出名家手笔的气派。穆罕默德死于1481年，继位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遵从穆斯林不得描绘人体的禁令，除上述两幅画之外，尽毁所有真蒂莱在土耳其首都所作之画。幸运的是，真蒂莱早于1480年，带着老国王穆罕默德所赐予的厚礼回到威尼斯。他于公爵宫邸与乔万尼·贝利尼一同完成政府所指定的工作，并获得威尼斯政府给予的每年200杜卡特的年金。

真蒂莱老而弥坚，在年老时绘出最伟大的画。圣约翰福音会拥有其所相信能行神迹的耶稣十字架遗物。因此，聘请真蒂莱画了三幅画，其一是描述该遗物医治病人，其二是持该遗物游行的情景，其三是神迹般找到十字架的其余部分，以激起教徒对神迹的重视。第一幅宣扬当时国家的富强。第二幅画于真蒂莱70岁时完成，以圣马可市的圣马可广场为背景，配以主教们、唱诗班及持蜡烛的行列等构成一幅伟大的全景。第三幅画为其74岁时的作品，描述十字架遗物掉落在圣洛伦佐运河中，惊慌的群众拥集于桥上及河旁，许多人跪下来祷告，此时文德拉明奋勇跃入水中，取回该神物，并借其浮力游回岸边的情形。画中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非常真诚虔敬。其后有许多画家模仿它的故事，画中表现一个船夫撑船前去救圣物及一黑色裸体的摩尔人跃入水中的情形。

真蒂莱最后一幅伟大的作品（存于贝列）是于76岁高龄时为他自己的圣马可修会所绘，画中显示使徒在亚历山大传道的情形。同以往的表现手法一样，画中拥集了许多群众。真蒂莱偏好这种人性的整体表现。他死于1507年，时年78岁，留下一幅未完成的画，由其弟完成。

乔万尼·贝利尼比其兄真蒂莱年轻两岁，却比其兄多活9年。在其86年的人生里，他很慎重地安排整个艺术生涯，培养自我的风格，并首次将威尼斯带向绘画的巅峰。他在帕多瓦时吸收意大利早期画家曼特尼亚的技巧，却无曼氏生硬而拘谨的格调。在威尼斯时，其颜色混油的方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他是第一个在绘画上充分利用色彩的威尼斯人。又因他对线条的表现极为明朗优美，感觉细腻，诠释深入，即使在其兄真蒂莱的全盛时期，他仍是威尼斯最伟大、最得宠的画家。

威尼斯的教会、工商协会及艺术赞助者对乔万尼的圣母画像颇为喜好，从不厌倦，因为他对圣母有上百种画法，作品分散12处，仅威尼斯学院就收集了不少他的作品，诸如《圣母与睡婴》（Madonna with the Sleeping Child）、《圣母与二圣女》（Madonna with Two Holy Women）、《圣母、圣保罗与圣乔治》（Madonna with St.Paul and St.George）、《加冕的圣母》（Madonna Enthroned）等，其中最好的是《圣约伯和圣母》（Madonna of St.Job）。这些画据说是他最初的油画作品之一，也是威尼斯及全世界最瑰丽的作品。在圣马可广场西边尽头的科雷尔博物馆（Museo Correr），存有他所画的另一幅纤柔、悲伤而可爱的圣母画像。费拉里的教堂也有一幅乔万尼的《圣母加冕图》，圣母表情略带僵硬而严肃，被忧郁的圣徒们包围，但着深蓝色外袍的圣母看起来仍耐人寻味。其他的圣母画收藏于维罗纳、贝尔加莫、米兰、罗马、巴黎、伦敦、纽约、华盛顿等。乔万尼是圣母画的多产画家，当时除了佩鲁吉诺和拉斐尔两人在作品数量上可资抗衡外，只有提香在费拉里教堂的圣母画像能与之比拟。

乔万尼的耶稣画像则不如圣母像。收藏于巴黎卢浮宫的《基督的祝福》（Christ Blessing）只能算是中品，但其《神圣的会谈》（Sacred Conversation）则画得非常生动。收藏于米兰布雷拉的名画《圣母抱耶稣尸体哀怜像》也颇获好评，最令人欣赏的是米兰私人收藏的《圣尤斯蒂纳》（Santa Justina）。该画一贯地采用夸张手法，颇能表现出轮廓的优美，加上适度下垂的眼皮及漂亮的衣着，是乔万尼最成功的一幅画。他为总督列·罗里丹诺画像，以其灵巧的笔法将总督的深思熟虑、锐利的眼神及坚决沉着的态度充分地表现出来，使人深信总督必能领导威尼斯人与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北方的欧洲国家相抗衡，并获得光荣的胜利。乔万尼又与以后最具声誉的画家达·芬奇媲美，达·芬奇仅能在技巧与构图上胜过他。他还画各种不同的风景，如岩石、山脉、城堡、绵羊、湖水、树木及天上云层的变化等，并镇定地接受各方面的批评。

乔万尼年老时厌倦于一再以《圣经》为题材转而尝试以古典的神话或譬喻为作画对象，他将所谓知识、快乐、真理、中伤、炼狱、教会都变为许多人或故事，并以诱人的风景来陪衬画里的人物。他的两幅异教徒画像——《俄耳甫斯迷人的野兽》（Orpheus Charming the Beasts）及《诸神飨宴》（The Feast of the Gods），描绘一个袒胸的女人和半裸半醉男人的野餐，悬挂于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此画注明的日期为1514年，那是乔万尼为阿方索公爵所作，其时他年高84岁。阿尔菲耶里（Alfieri）评价他是一个多产画家，他在意大利的成就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大。

乔万尼在立下遗嘱一年后逝世。他的一生多彩多姿，充满了欢乐。他拥有数量惊人的艺术杰作，他的画优美，构图和活力都凌驾吉奥塔斯科及拜占庭画风之上。他的画清新明朗，易于了解，不似真蒂莱失于枯燥紊乱，也不似曼特尼亚只知画罗马，或提香只重视从弗罗拉到查理五世的绘画体裁。他的学生乔尔乔纳继承他的风格，又发展出自己的格调，精于高山流水的田园诗画。当时与乔尔乔纳同期的提香，也秉承这一伟大的传统。世代相传，知识的累积，再加适时的创新，使威尼斯在绘画上的成就，达到空前的高峰。

·从画家乔万尼·贝利尼到乔尔乔纳

贝利尼家人的辉煌成就，使绘画在威尼斯大受欢迎。此后画室林立，赞助者大开荷囊，造就了不少有名的大家，如文森佐·加第南（Vincenzo Catena）因画得太出色常被误认是乔万尼·贝利尼或乔尔乔纳的作品，安托万·维瓦里尼之弟巴托罗米奥则以精于斯奎尔乔内及多种颜色的调和技巧而著名。阿维斯·维瓦里尼（Alvise Vivarini），巴托罗米奥的侄子也是他的学生，则以专画圣母像而出名，甚至可媲美乔万尼·贝利尼的圣母画像。阿维斯曾完成了一幅不朽的祭坛画《圣母与六圣徒》（Madonna with Six Saints）。阿维斯除了绘画的成就外，也是一位成功的老师，他有三个学生在绘画上都相当有成就。他们是巴尔托洛梅奥（Bortolommeo Montagna）、乔万尼·康尼里奥罗（Giovanni Conegliano）及马可·巴萨第（Marco Basaiti）。乔万尼·康尼里奥罗精于画圣母玛利亚，他有两幅出色的画，一幅存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市，是天使长米歇尔的画像，另一幅则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第三个学生巴萨第也留下两幅名画：收藏于伦敦国家艺术馆的《一位青年》（A Youth）及收藏于威尼斯的《西庇太儿子之蒙召》（Calling of the Sons ofZebedee）。

画家卡罗·克里维利（Carlo Crivelli）也可能曾是维瓦里尼的学生。1457年，在他17岁时逃出威尼斯，但旋又因诱拐一个船员之妻而入狱。出狱后，居于帕多瓦，并学习斯奎尔乔内学派的画法。1468年，迁往阿斯科利后，终其下半生（约25年）定居于此，并在当地及附近以为教会作画为业。或许因为他太早离开威尼斯，他几乎未受威尼斯绘画成就的影响。他比较偏爱传统的颜料，不喜欢混油颜料，倾向于以传统的宗教背景为体裁，并采用拜占庭的装饰法，在他完成的画上涂上亮漆，并用镀金的框镶起。他的圣母画像令人觉得冷酷无情，但他那细腻的笔法，对画家乔尔乔纳仍深具威胁。

在从贝利尼时代至乔尔乔纳之间的少数艺术家中，最出色、最有成就的，应数卡帕西奥（Vettor Carpaccio）。他从基本的透视法和构图学起，受教于名画家曼特尼亚，并采用真蒂莱的叙述表现法，加上他本身富于浪漫的幻想，着重于简单美妙的田园诗画，舍弃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他早期的画，与其日常活泼快乐的个性，颇不相称。如收藏于纽约的《十字架苦难的冥想》（Meditation on the Passion）是一幅恐怖之画，描述圣哲罗姆和奥诺弗里乌斯（Onofrius）想象基督坐在他们前面，是死的。他们的脚下画有骷髅及交叉的骨头，而以低垂的云层为背景。1488年，他33岁时，接受圣乌秀拉（St.Ursula）学院的委托，为该校作系列画，以说明该校的创建历史。他以他的9幅连续合并画，说明英俊的英国王子科农（Conon）如何来到布列塔尼（Brittany）与国王的女儿乌秀拉结婚。公主要求延缓婚礼，直到她募集到1.1万个处女，陪同她的车队至罗马朝圣后再举行。王子同意了她的要求，并陪伴她至罗马接受教皇的祝福。当时天使围绕在公主身旁，宣布她与众多的处女必须到科隆殉道。公主离开伤心欲绝的王子，乘其座车远至神圣的科隆；该地异教徒国王强迫她与自己结婚，公主拒绝之后，国王杀死了所有处女。这则神话故事颇符合卡帕西奥的幻想。他很喜爱画中的少女和朝臣，将每一个角色都予以贵族化，为他们画上彩色的衣裳；对每一画面的处理，除了以最细腻的绘画技巧下笔之外，还加上他个人对实际事物的认识，如建筑物的形式、装货上船的情形、漂浮的云层等背景。

在卡帕西奥为乌秀拉学院工作的9年间，他为圣约翰福音学院画了一幅《着魔的人被医治》（The Healing of the Demoniac），以耶稣的遗物为主题，描述威尼斯运河旁的情形。与真蒂莱一样，他在这幅画里描绘的情景，也是耶稣的遗物，掉落在运河中，河旁拥集了无数教徒，河上泛着轻舟及河旁无数的宫殿。他的表现甚为出色，几乎超越真蒂莱的成就。卡帕西奥的成功引起了各界的瞩目，斯拉夫的圣乔治学院邀请卡帕西奥为威尼斯的教堂作壁画，将该教会的赞助人画于墙壁上以资纪念。卡帕西奥又花了9年的时间画了9幅画，这些画与乌秀拉之画不同。50岁时，他不失敏锐的鉴赏力，尚能表现出各种人像的优美与协调，以富于幻想的建筑物为背景。其后圣乔治学院又请他再为圣哲罗姆作一幅画，在此圣哲罗姆是一个安静的学者，沉醉于研究，住在一个极华丽的房间，没有同伴，只有他的狮子陪伴左右。卡帕西奥将房间内的每个细节，都忠实明确地表现出来，即使掉在地上的乐谱，也清晰可见。后来莫尔门蒂（Molmenti）根据此谱，将它谱成钢琴曲。

1508年，卡帕西奥与两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被要求为一年轻画家画于芳达科（Fondaco dei Tedeschi）仓库外墙之壁画估价，该仓库为一条顿商人所有，位于里奥托桥旁。卡帕西奥估计该画约值150杜卡特。此后他又活了18年，其间他只画了一幅伟大不朽的画——《教堂中的献礼》（A 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是1510年专为萨努多（Sanudo）家族在圣吉布教堂所画的。此画与乔万尼·贝利尼的《圣约伯的圣母》（Madonna of St.Job）无形中又较量了一下。虽然卡帕西奥的圣母像画得极为和蔼可亲，与杰出的乔万尼·贝利尼相比，终于败下阵来。也许在另一个世纪里，卡帕西奥确可能成为时代的代表画家，他不幸与乔万尼·贝利尼和乔尔乔纳同时，多方比较，终难脱颖而出。

·画家乔尔乔纳

16世纪初，威尼斯人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聘得艺术家为他们作壁画，因为从1507年以来，威尼斯人对绘画的需求日增，深觉没有彩色的世界是多么枯燥，加上一些外来的商人（如从德国纽伦堡），深受其本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独特的绘画风格的影响而喜欢活泼的色彩。因此，有商人从盈余中拨出一笔钱，聘请最有名的画家画了两幅画。该画很快就因为太阳和咸湿的空气损坏，仅残留下模糊的画面，即便如此，画这两幅画的画家乔尔乔纳，却因而证明了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当时他年仅29岁，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传说他是贵族巴巴内里（Barbarelli）与平民妇人所生。但传言不尽可信。约1490年，他被从弗兰科堡（Franco）送到威尼斯充当乔万尼·贝利尼的学徒，其时十三四岁。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进步神速，赚得不少钱。后来他购置房产，并在房屋的正面，亲自画上一幅壁画。他弹得一手好维忽拉，家中时有音乐传出，他嗜酒并喜好画美丽妇女的裸体。他的绘画技巧受何人影响，则甚难考证，因为他的画风不似那时的其他画家而自成一格，可能部分受卡帕西奥的影响。影响乔尔乔纳最大的，或许不是来自艺术，而是文学。当他二十七八岁时，意大利的文学正转变为歌颂田野的牧歌文学，如伊库甫·桑那札罗（Iacopo Sannazaro）于1504年出版的《世外桃源》（Arcadia）。乔尔乔纳或许读过此书而深受书中的恋情及浪漫幻想的影响，而获得某种启示。1500年，达·芬奇的作品传入威尼斯，乔尔乔纳由其中学得神秘得如梦一般的表现法及色彩细致的差别技巧等，使他在经过一段悲剧性的短暂变化后，成为威尼斯艺术界的领袖人物。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两幅木板画很难确定出自他的手笔，那是描述希腊神话幼年帕利斯获救的情形，并由此引出另一幅牧羊人和农村景色的画。由为大众所熟识的《吉卜赛人和军人》（The Gypsy and the Soldier），可以看出典型的乔尔乔纳式的幻想，此画描述一个肩上披了围巾的裸露妇人，坐在垫着所脱下的衣服的岸边，岸上长满了青苔，河里水流潺潺。她专心一致地照顾旁边的小孩，在她的背后，则以罗马式的拱门为背景。旁有小溪，溪上有小桥，对面是一座庄严的寺院及树林。画中，天空乌云密布，间有银色的闪电。在妇人的身旁站着一个英俊的青年，手拿着牧羊杖，身穿牧羊装，表情欢悦，无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此画颇为费解，其意或表示乔尔乔纳对浪漫的一种幻想，他喜欢画中年轻、面目姣好的妇人，及在恶劣天气下所表现的大自然。

1504年，他遵从同乡的遗嘱，画了一幅非常奥妙美丽的圣母画像。圣母像的前面是身穿中古世纪闪闪发亮盔甲的骑士圣利贝拉莱（St.Liberale），手持长矛，圣方济各则对着空中说教。在一个大台座之上的是圣母玛利亚与其子，圣子倚在圣母之旁。在圣母像的脚边，是绿色和紫罗兰色的丝绒，颜色鲜艳。圣母身上所披的长袍，折缝都画得非常自然，脸上流露着温柔的神情。背景以达·芬奇式的神秘表现手法画成，天空是碧蓝色。

当乔尔乔纳与其友提香同时接受为芳达科作壁画后，乔尔乔纳选择了面向大运河的墙壁，提香则选面向里奥托岛的一面。半个世纪之后，画家瓦萨里看过了乔尔乔纳的壁画，盛赞他画在墙上的战利品、裸露的身体、头部明暗颜色的表现、远近柱子的透视、马上人物的刻画，及其他种种乔尔乔纳的幻想所表现出来的事物，在颜色的调配与应用上，他成就空前。

乔尔乔纳的天才不仅表现在颜色方面，他在思想上的发挥尤为出色。他为爱神维纳斯所画的《睡梦中的维纳斯》（Sleeping Venus），是目前珍藏于德国德勒斯登（Dresden）艺术馆的无价之宝。他认为爱神应是人的各种最佳感受的组合，因此他的爱神画像确切地表现了美的最高境界，而不予人有任何邪念。他的维纳斯画是威尼斯的艺术，从基督教的领域中走向采用异教的主题与情感，不受宗教的束缚，而取材于自然。画中描绘的维纳斯，横睡于一红色的垫子和白色的丝袍上，裸露着身体，右手垫于头下，左手置于身上，双脚交叉，脸上是一片淳朴与祥和的神情，很少有画家能将天鹅绒式似的女性肌肤和体态画得如此逼真。乔尔乔纳在此画的表现上已超越了美与丑的意念，而将欲念升华至美的境界。另一幅存于法国卢浮宫的《田园交响乐》（Fête Champêtre）也表示性的诱惑，却仍保持淳朴无知的本质，画中是两个裸体的妇人和两个穿衣服的男人在郊外度假。一个年轻的贵族男人，穿着一件红色丝绒的紧身上衣，漫不经心地弹着维忽拉。其旁是一个衣衫不整的牧羊人，痛苦地试图要沟通两颗不同环境下的心！一个贵族女人正以美妙的姿态将水晶大水瓶里的水倒向井里；另一个女人，则耐心地等待身旁的男人来欣赏她的妩媚和横笛，画里引不起人任何的邪念，维忽拉与横笛将性升华为自然的和谐。人像的背后，则衬以意大利最美的风景。

乔尔乔纳的最后一幅画《音乐会》（The Concert）藏在比蒂宫内。该画似乎已超越了人的欲望而变为一种微妙的感情，画中洋溢着音乐。一直到19世纪，大部分乔尔乔纳式的画都被认为是出自乔尔乔纳的手笔，虽然有许多鉴赏家认为是提香的作品。他一生嗜好音乐仅次于女人，醇酒美女，耽于享乐，因此作品较少；而提香则拥有不少不朽的名画，分一个给朋友也无妨。此画左边笔直地站着一个青年，脸上略显消极、缺乏生趣，另有一僧侣坐于翼琴之旁，修长漂亮的手指按在琴键上，脸微微转向站在右边的光头传教士，传教士一手搭在僧侣的肩上，另一手握着一个落地的大提琴。似是刚演奏完毕，又似刚开始演奏。此画最感人之处在于画中僧侣脸上所流露的深沉气质与音乐所美化的高贵感情。其他服饰、乐器及脸部的刻画，虽非十全十美，也非常逼真、深沉。这是一幅文艺复兴时代绘画中的奇迹之作。

乔尔乔纳活得不长，但非常愉快。他一生之中与不少女人交往，罗曼史从未间断。瓦萨里认为乔尔乔纳是从最后交往的女人身上染上了传染病，但据我们所知，他是1511年死于流行疫疾，享年34岁。他在绘画上予后世的影响既深且长，很多后世画家竞相模仿乔尔乔纳式的乡村与音乐的表现手法，但没有一人能够真正地学到他的神韵、格调及情绪的表达。他有两个学生，成就极大，一个是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后来离开威尼斯至罗马另谋发展；另一个是提香，为威尼斯最伟大的画家。

·提香：形成期（1477—1533）

提香出生于多罗迈特（Dolomites）山脉下的小镇皮耶维。家乡崎岖的山峰，都被他画入风景画中。他约10岁时被带至威尼斯学画，受教于萨·祖卡托（Sebastiano Zuccato）、真蒂莱·贝利尼及乔万尼·贝利尼等画家。在乔万尼的画室里，他与比他大一岁的乔尔乔纳一同工作。乔尔乔纳自行开设画室后，提香可能曾到他那里做助手。由于受到乔尔乔纳深刻的影响，某些他早期的作品常被误认为是乔尔乔纳的作品，而乔尔乔纳后期的某些作品则被误认为是提香所画。

自从乔尔乔纳死于流行的疫疾后，坎布雷同盟的战争构成了对威尼斯艺术的威胁，提香于1511年逃至帕多瓦，并在该地为圣斯库欧拉（Scuola del Santo）画了三幅描述圣安东尼神迹的壁画。后来提香又回到威尼斯，于1513年5月31日致书总督及十人委员会，其内容如下：

高贵而全能的总督阁下：仆，卡度（Cadore）的提香，自幼习画，一生不求其他功利，只望享誉画坛……过去几年来一直为教皇及其他领主竭诚服务，今仆祈求阁下开恩，赐仆能有机会为此伟大的城市留下我的画，若蒙垂爱，仆极愿竭尽所能为元老院大厅作画，并愿从皮亚西塔（Piazzetta）旁先以战争的油画开始。这项绘画工作甚为困难，尚无一画家愿意从事。在不计较酬劳而为最合理的情况下，仆极愿意为阁下服务，如前面所说，仆如此做仅为了荣誉及求取阁下的恩典。仆切望阁下能赐予这种特权，同时希望能获得与乔万尼·贝利尼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费用及享受免税的优待，同时希望两位助手的费用与颜料等必需品的支出皆由盐税局支应，为了报答阁下的恩惠，仆将加速工作的进展，尽量使阁下满意。

很显然，提香的请求获得元老院的初步核准，于是，他开始在公爵宫邸墙上画《卡度之战》。但他的竞争者说服元老院，拒绝设立经纪人的要求，并于1514年延迟贷款给他的两个助手。经过各方面的协调，于1516年在不设立经纪人而付款的情况下，他接受了这项工作。结果提香对该工作拖延甚久，直到1537年，他在大会议厅开始的画尚未完成。这些画于1577年毁于大火。

提香有时十分懒散，但早在1508年，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绘画的技巧，使他在人像绘画上的成就超过其他画家。一幅无名的人像画，一度曾命名为阿缪斯托，画中富有乔尔乔纳的风格。那是一张带有诗意的脸，一双小而灵巧并略带阴狠的眼睛，身穿华丽的衣服，这也成为后世人像画的典型。1506年至1516年，这个成熟的艺术家早已熟知如何将女人画得活泼、生动。他继承乔尔乔纳的遗风，并将之再传至鲁本斯。提香继续由圣母像画至维纳斯，尽管他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乔尔乔纳的深刻影响，即使那些在后世甚具声望的宗教画也不例外。他以《吉卜赛圣母》（Gypsy Madonna）及《牧羊人之崇拜》（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的宗教画闻名，却以同一支笔画出《梳妆的女人》（A Woman at Her Toilet）及藏于沃夫兹画廊的《花神》（Flora）。后者是肉体美的化身。在《希罗底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Herodias）这幅画里，提香描绘出温柔的脸庞和丰满的胸部，其中的莎乐美十足像个威尼斯人。

约1515年，提香画了两幅他一生中最值得庆贺的画。《人的三阶段》（The Three Ages of Man），描绘了一群睡于树下的裸体婴孩，爱神丘比特盘旋在空中，很快地灌输给他们追求的意念；另有一位80余岁满脸胡须的老人注视着一个头盖骨；一对青年男女则沉醉于爱的甜蜜中，以渴望的眼神望着彼此，深切地领会彼此的爱慕。另一幅现称为《神圣与世俗的爱》（Sacred and Profane Love），若提香复生则将惊诧不已，因1615年提香发表时题名为《文饰的与未文饰的爱》（Beauty Adorned and Unadorned），也许他画此画的目的不在于提倡道德观念，而只想美化一个故事。这不是一幅神圣的裸体画，而是提香作品中最完美的人体画像，画中的维纳斯也免不了被世俗化。

她那嵌有珠宝的腰带、迷人的眼睛、丝制的长袍使人想去触摸，也许她就是《花神》和《梳妆的女人》中摆姿势的那个丰满美丽的妓女。假如看得仔细点，将会发现在图的后面有一幅复杂的风景。花、草和一片浓密的树林；一个牧羊人正在照料他的羊群；一对情人；猎人们和狗在追逐一只野兔；一个小镇和少数镇民；一间教堂和钟塔；一片碧绿的乔尔乔纳式的海；多云的天空。我们无法知道这幅画的寓意，它的美丽令人想停下来多看一眼。

提香善于表现女性的美丽、装饰和自然美，他的画颇受欢迎。早在1516年，他接受阿方索一世的邀请到费拉拉的城堡画几幅画，在其后的5个星期内，他和两位助手寄居在那里，并经常往来威尼斯与费拉拉之间。提香为雪花厅画了三幅乔尔乔纳式的异教徒的画。

在《酒宴》（The Bacchanal）中，有些男人和女人是裸体的，他们在棕色的树林、蓝色的湖和银色的云前喝酒、跳舞、求爱，在地上有一卷纸，上面写着一句法国箴言：“喝酒的人若不再喝，将不知什么是喝酒。”在远处，有一个喝醉的老挪亚裸体地仰卧着，最后一对少年男女加入了舞蹈，他们的衣服在微风中旋转。近景有一个女人，丰美的乳房显示出她的年轻，她一丝不挂地睡在草地上。在她旁边一个不安的小孩拉着衣服遮身，带着酒醉的人绕圈子。

在《酒神与阿里亚德妮》（Bacchus and Ariadne）中，一个放纵的女人在酒神的行列里，被一个突然由森林暗处出来的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惊吓；一个裸体的男人被蛇缠绕；一丝不挂的酒神从他的双轮战车上跃下来，捕捉正在逃跑的女公爵。在这些画及《维纳斯的崇拜》（The Worship of Venus）里，提香把异教徒的文艺复兴时代完全表现出来。

其后，提香给他新的赞助人，阿方索公爵，画了一张引人注意的肖像。一张英俊而富有智识的脸，肥胖的身体穿着长袍，显得很庄严，一双美丽的手放在一尊他所喜爱的加农炮上，这是一幅甚至连米开朗基罗都赞美的画。阿廖斯托坐着供人画像，同时用一封短函夹在稍后出版的《弗里奥苏》中来答复那些赞美。据说提香也曾为卢克雷齐娅画过一幅肖像画，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同时，阿方索公爵夫人黛安提也曾为一张现只残存一幅摹本而存放在摩德纳的画摆过姿势。可能是为了阿方索，提香画了一张最好的画《贡钱》（The Tribute Money）：一个具有哲学家思想的古犹太法利赛人很诚恳地发问请教，而这位基督徒则毫无愠色地回答他的问题。

这是一种时势的特征，提香能够从酒神画到基督，从维纳斯画到玛利亚，然后再画回去，他安宁的心神却没有明显的失落。1518年，他为费拉里的教堂画了他最伟大的画《圣母升天》，该画挂于高耸的神坛后面，裱于一个高贵的大理石框架里。那个为威尼斯作记录的人萨努多却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价值：“1518年5月20日，昨天提香为……画了一张画……修道士把它收藏起来。”在今天瞻赏费拉里教堂的《圣母升天》，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在这张无边图画的中心，是圣母玛利亚的肖像，丰满而强壮，穿一件红色袍子和一件蓝色的外套，带着惊讶和期待的狂喜，被一个戴有光环和有翼的天使托起直穿云霄，在她上面的必然的是那无法画出的上帝——所有的衣服、胡须及头发都被一阵大风吹得凌乱。漂亮的天使从他那里带了一顶皇冠给圣母玛利亚，其下的一群使徒，有的因惊讶而凝视，有的跪着祈祷，有的抬头上望，希望被她一同带入天堂。面对如此有力的召唤，怀疑者不再怀疑，认可神秘的美与追求的渴望。

1519年，塞浦路斯的帕弗斯（Paphos）主教伊库甫·佩萨罗（Iacopo Pesaro）为了感激威尼斯舰队战胜了土耳其舰队，命令提香为费拉里教堂画一幅祭坛画，该教堂是主教家庭奉献给神的。提香知道他接受画《佩萨罗家族的圣母玛利亚》（Madonna of the Pesaro Family）的工作与他在近来才受人欢迎的作品相比，是一个挑战。在他离开他的画室之前，他花费了7年的时光在那张新画上。他尊崇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只是与传统的形式不完全相同，他把圣母放在画布上的右角，把贡奉者画在左边，成对角线的安排，圣彼得和圣方济各则放在她的脚边。这一构图颇不相称，但是为了明显地表现圣母和圣婴不得不如此。很多艺术家厌倦传统的集中及尖塔状的构图，欢迎并模仿这种尝试。

约1523年，费德里科·贡萨加侯爵邀请提香到曼图亚，这位艺术家并未停留太久，因为他在威尼斯和费拉拉另有合约，他开始一连画了11张当时罗马帝王的画，但这些画都消失了。在他到各地的访问中，他替一个年轻而有胡须的侯爵画了一张吸引人的肖像，同时为费德里科·贡萨加美丽的母亲伊莎贝拉画了一张画，因为画得不够逼真，她将其束之高阁，同时要求提香为那张弗朗切斯卡在40年前替她所画的像重新临摹一张。因此，提香画出了这张戴着无边帽、华丽的袖子、披着毛皮长围巾及带有漂亮面孔的名画。伊莎贝拉称她从来没有如此漂亮过，但她仍使这张令人回忆的肖像画传与后代。

在此我们暂时放下提香。我们欲了解他晚年的生涯，必须先了解他的政治背景，因为他那伟大的赞助者查理五世，于1533年后与他有密切的关系。1533年提香已届56岁，但是谁敢说在他的下半生，不能像早期那样，画出许多杰作？

·其他艺术及艺术家

我们现在必须再折回前面，同时简短地介绍并褒赏两位生在提香之后却死在他之前的画家。我们非常地膜拜吉罗拉莫（Girolamo Savoldo），他从布雷西亚和佛罗伦萨到威尼斯，且画出了很多幅极佳的图画。例如目前存放在布雷拉画廊的《圣母与圣徒像》，在首都艺术博物馆一幅传神的《圣马太像》（St.Matthew，耶稣的门徒之一），在柏林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像》，画得比提香所画那位肥胖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更为诱人。

贾科莫·尼各里提（Giacomo Nigreti）被叫作帕耳玛（Palma），是因贝加马山（Bergamasque Alps）靠近他的出生地塞里纳（Serina）附近的群山之故。当时，他被称为帕耳玛·维奇奥，他的孙侄帕耳玛·乔万尼（Palma Giovane）也获令誉。有一段时期，他被其同时代的人视为与提香齐名。有一些猜忌在帕耳玛与提香之间发生，这令人不愉快的猜疑是由于提香曾盗取帕耳玛·维奇奥情妇的样子作为其画作的题材。维奇奥曾经以其情妇为模特画“维奥兰特”，而提香曾取维奇奥情妇的姿态画他的《花神》。维奇奥处理神圣的宗教主题或非神圣而繁杂的世俗事务时，虽然风味与提香不同，其运用的技巧却相同。维奇奥极精于神圣的交谈或圣洁的语词，但他拥有最好声誉的，却是那张描绘有丰满胸脯的威尼斯金发美人的肖像，这些金发美人把她们的秀发染成赤褐色。虽然如此，他最好的几幅画仍有宗教色彩，如圣玛利亚教堂的圣巴巴拉像；威尼斯城炮兵的守护神像；及存放在德勒斯登艺术馆里的《雅各布和其爱妻拉切尔》——一位英俊的牧羊人正与其健美的爱妻共享甜美的拥吻——维奇奥的肖像画是在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城市的画家群中画得最好的一个。在那个时代，除了提香外，尚有数十位极有声望的画家。

维奇奥的学生博尼法齐奥（Bonifazio de Pitati）被称为韦罗内塞，是由其出生地的人们叫开的。他采取乔尔乔纳的《野宴》和提香的《狄安娜》（Diana）的形式装饰威尼斯城墙，同时在墙上加饰一些优美的风景名画和一些迷人的裸体画。

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比博尼法齐奥稍为逊色些，他仍得到很多佳评。他的胆怯、忧郁及对宗教虔诚的情怀，使他很少停留在威尼斯的老家，因为当威尼斯教堂的钟不响，唱诗班的歌声停止时，异教徒又再度获取他们的势力。早在他20岁那年（1500年），他即画出一张名画，就是收藏在法国卢浮宫的《圣哲罗姆像》——也是现有文艺复兴名画中的一张，这幅名画几乎从第一眼就可看出它没有憔悴隐士的陈腐思想，倒是予人一种如一位老态龙钟的学者，处身于幽暗不明的深坑和崎岖坎坷不平的乱石中的感觉。在这困难重重的危险里，这位老学者显得瘦小、单薄，带有近乎中国学者的特征。这是第一张在绘画上以自然的原野作为背景的欧洲名画。洛伦佐经过特雷维索时，为圣克里斯蒂娜（Santa Cristina）的教堂画了一幅不朽的祭坛画《加冕的圣母》。此画使他声名大噪，荣耀远播意大利北部。更由于他在雷卡纳提（Recanati）为圣多米尼克教堂画了另一幅不朽的《圣母画》，而荣获教皇的召见。尤利乌斯二世特命他为教廷的宫室作画，但是由于拉斐尔式的壁画出现，洛伦佐·洛托的画法大受影响。也许这种挫折加深了洛伦佐表现在绘画中的忧郁情调。他缓和威尼斯艺术的强烈色彩，将之转变为柔和的色调，从而使画作显得更加虔诚，这一特殊才能深得贝尔加莫人的欣赏。他在该处作画12年，虽然待遇不高，但他在贝尔加莫的成就远胜于在威尼斯的表现。他为圣巴托罗缪教堂画了一幅显得过分拥挤却很美丽的祭坛画《荣光中的玛利亚》（Madonna in Majesty）。他画于布雷西亚的那幅《牧羊人的崇拜》，在表现柔和的眼神和精神方面，远较威尼斯的画家为佳。

像洛伦佐·洛托这样的画家，有时远比提香更能洞察人性。某些画家颇能模仿洛伦佐的名画，如洛伦佐在米兰的城堡所画的《一个男孩的画像》，就被模仿得惟妙惟肖。洛伦佐在他的《自画像》里，显示了他的健康和强壮，但在柏琪斯画廊陈列的《病者》（The Sick Man）那幅画中，又表现了他对病患和痛苦的感受。另存于罗马卡利里亚（Galleria）艺术馆与《病者》同名的画——描绘一个手抚着胸、脸上流露迷惑和痛苦表情的人，似乎在哀怨为何天生如此瘦弱。一张更著名的肖像画，描绘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同样迷惑于生命的奥秘，发现除了归诸宗教信仰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洛伦佐也有了慰藉。一向生活不安定、孤寂且单身的他，漂泊在各处，也许是一再冷静考虑的结果，直到晚年（1552—1556年），才定居在洛雷托之圣卡萨的一个修道院。靠近圣堂的地方，这是朝圣者认为曾经被神所庇护之处。1554年，他把所有的财产捐给修道院，同时发誓献身于宗教。提香称赞他这种举动“尽善尽美”。洛伦佐也曾隐居一段时期。因此也可以说，他生活在教会的庇护之下。

在这一段生机勃勃时期（1450—1550年），威尼斯的商业接连受到挫折，但威尼斯的画，却有了更辉煌的成就，大部分艺术作品，共享这文化的繁荣时期。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文艺复兴，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彼特拉克时期已达成熟老练，他们不过是继续他们在中古世纪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也许那些镶嵌细工师曾失落了他们某些技巧与耐心，但他们在圣马可的工作，至少赶得上当代的作品。制陶工人也开始学习如何制造瓷器，马可·波罗曾经从中国带回少许瓷器，同时一位苏丹也在1461年送了一些好的样品给当地的首长。1470年，威尼斯人已能自己制造陶器。穆拉诺的吹玻璃工人，在这个时期所制造的晶体有美丽的风格和图案，使他们的艺术达到最高峰。那些吹玻璃工人中的佼佼者的大名传遍了欧洲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皇室都拥有他们的产品。大部分的工人用模型来制造，有些人不用模型，他们把刚从熔炉中倒出来的玻璃熔液，吹成一个气链，而依照物质的性质制成酒杯、导管、高脚酒杯。并用百余种色彩来装饰，制成上千种的形式。有时，他们用一种从阿拉伯国家学来的方法，在容器的表面涂上瓷釉或金色颜料。制造玻璃的工匠，对他们的制作过程严格保密，同时威尼斯政府也有一种严苛的法律以避免这些奥秘为其他国家所知晓。1454年，十人会议公布了如下条文：

任何工人若把艺术品或其他手工艺品带到其他国家，而损害到国家的利益，他必须遵照命令立刻回来。假如他违背命令，他最亲近的亲属将被牵连下狱，直到他的家人说服他回来。假如他坚持违命的行为，政府将采取秘密之法，不论他到何处，都要置其于死地。

这种暗杀行为，唯一为人所知的案例，发生在18世纪的维也纳。16世纪，威尼斯的艺术家和工匠发现了一条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从这条路他们带着所拥有的技术，到达法国和德国，作为给征服意大利者的礼物。

在威尼斯的工匠，有一半是艺术家。他们用优雅的镶边和美丽的合金，修饰碟子、大浅盘、有倾口的大杯子和一般杯子。制造兵器的工匠，用优雅的形式制造出金属镶嵌的胸甲、头盔、盾、长剑、匕首、剑鞘上的雕刻等。另外有些专家可以做出短小的武器，附有象牙的把柄，饰以宝石的钉子。约1410年，一个佛罗伦萨人用雕刻过的骨头，作为祭坛后方的饰物，其第39个部分，现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那些雕刻木头的人，雕刻出很好的图案和浮雕，就像在卢浮宫的《割礼》（Circumcision）或是由巴尔托洛梅奥·蒙塔尼亚所画的大木箱。威尼斯的贵族名流，用浮雕和镶嵌图案来装饰他们的天花板、门和家具。同时把教堂里唱诗班的席位，雕刻得像费拉里和圣扎卡里亚的教堂一样。威尼斯的珠宝商颇受国内的重视，他们花时间使其珠宝由量到质逐步提高。金匠用德国的风格来代替原先东方的影响，生产出大量的金银器皿。那些由花体字和彩绘装点的手抄本，也逐渐为印刷品所取代。法国人和佛兰德斯人的影响改变了威尼斯棉织品的图案设计。但威尼斯人利用染色技巧，在产品上加了自己喜爱的色彩。1532年，法国皇后派遣专人到威尼斯收集300匹染色绸缎。这是用舒适且高贵的原料，由威尼斯的商店制作而成，并在威尼斯特制的大桶里染上颜色。那些伟大的威尼斯染匠，将他们最出名的艺术杰作呈现在一件堂皇气派且光彩夺目的大衣上。威尼斯几乎变成了罗斯金理想中的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它的每种工业都是一种艺术上的成就。每种产品都骄傲地表现出每一个工匠的性格和艺术家的才华。

威尼斯的文学

·马努蒂乌斯

威尼斯在这个时期显得非常忙碌，但对书籍的出版并没有太多的用心，同时学者、文学家、诗人和画家们也没有多大的贡献，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卓越的表现。虽然如此，人文主义仍然有其优越的地方。伊·巴巴洛（Ermolao Barbaro）在14岁时，便被国王冠以诗人的美名，他教希腊文并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对待他的同胞像医生那样细心仁慈，像外交家那样处处为他的国家着想，像红衣主教那样尊敬教堂。可惜于39岁时他死于瘟疫。威尼斯的女人当时很少受教育，她们满足于肉体上的享受，却希望受人尊敬。例外的是斯皮林贝戈（Spilimbergo）的爱琳（Irene）在提香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并于1530年为文人学者开设了一间沙龙。她有一副甜美的嗓子，对于弦乐器、大键琴及维忽拉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同时也很健谈，喜欢学习古代及现代的文学作品。威尼斯对从土耳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来的知识分子，给予庇护。在此，阿雷蒂诺能够放心、安全地嘲笑教皇和国王，就好像几个世纪以后拜伦在此地庆贺他们的没落一样，不受威胁。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贵族和一些职位较高的教士建立了一些对音乐和文学有专门研究的学会和俱乐部，同时开放他们自己的藏书，以供那些勤勉而博学的学者研读。修道院、教堂及家族广为搜集各种著作，格里玛尼主教送给威尼斯8000本书，约翰·贝萨里翁主教也拿出了他所珍藏的原稿作品。为了收藏这些书籍、接受彼特拉克的遗赠，威尼斯政府两次命令当局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但战争和一些纷乱事件阻止了这项计划，直到1536年元老院下令伊库甫·圣索维诺建造维奇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这座在欧洲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图书馆才告完成。

此时，威尼斯的画家们出版了一本在当时最好的画册。此举在意大利并非首次，斯维希姆（Sweynheim）和帕那兹（Pannartz）曾经在美因茨帮助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又于1464年在亚平宁山脉的斯比亚库修道院开始了意大利历史的第一次印刷。1467年，他们将这种技术带到罗马，在随后的三年里，共出版了23本书。1469年，可能更早些，印刷术已在威尼斯和米兰出现。1471年，伯纳多·西尼尼在佛罗伦萨开设了一个印刷所，却引起了波利希安的不安，他认为“许多愚蠢的想法，在一瞬间能变成1000多倍的数量而且传播到外国”。那些失业的抄写员们，徒劳地公开谴责这个设计精巧的小机械的工作。15世纪，意大利共出版了4987本书，其中佛罗伦萨300本、米兰629本、罗马925本、威尼斯2835本。

威尼斯有这种令人佩服的卓越成就，应归功于马努蒂乌斯，他曾将他的名字由提·曼努奇（Teobaldo Manucci）改为阿·曼努齐奥（Aldo Manuzio），后来又把它拉丁化而改为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他于1450年出生于罗马纳的巴西亚诺（Bassiano），并在瓜里诺的教导下在罗马学拉丁文、在费拉拉学希腊文，后来在费拉拉讲授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彼科邀请他到卡尔皮（Carpi）教他的两个侄子列昂内尔（Lionelle）和阿尔贝托·皮奥（Alberto Pio）。马努蒂乌斯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皮奥”（Pio），同时阿·皮奥和他在卡尔皮当伯爵夫人的母亲，同意对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供以经费。马努蒂乌斯计划对那些从历史激荡中所救回的伟大的希腊文学作品先予以收集资料，再编纂、付印，并发给大众传阅，只收取极低的费用。有10种原因显示这是一项困难的计划：原稿作品很难收集到；不同的原稿而属于同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原文里常常变化，颇难了解而令人沮丧；几乎所有原稿的抄本都有严重的错误；编纂者需要花费时间整理和校对原文；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字体需要重新修改一番；需要进口数量相当多的纸张；打字工人和印刷工人需要有保证并受过训练；印刷机器需要临时制造；读者要求的水准越来越高；而所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支付的代价却没有版权的保障。

马努蒂乌斯选择威尼斯作为他的办公所在地，因为它的商业关系而成为一个货物分销中心，这里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城市，许多大企业家可能用这些原稿书来作为他们房间的装饰品。此外，这里是一些希腊学者的避难所，这些学者也很乐意被雇用，作为编辑或校对员。约1469年，施派尔的约翰在威尼斯设立了第一座印刷机。法国的珍森（Nicholas Jensen）曾在美因茨向古登堡学习新的技术，一年以后他自己也设立了一间印刷厂。1479年，尼·珍森把他的印刷机卖给托里西诺（Andrea Torresano）。1490年，马努蒂乌斯搬到威尼斯，并在1499年与安·托里西诺的女儿结婚。

在他家，圣安哥斯提诺教堂附近，马努蒂乌斯收留了一些希腊学者，并让他们编纂古典文学的原文，他用希腊文和他们交谈，并用希腊文来撰写他的献词和序文。在他家里，印刷机是重新铸造的，墨水也被量产，所以书本也就源源而出。1495年，他第一本出版的书是康·拉斯卡里斯所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法书，同一年他开始发行亚里士多德的原文作品；1496年，出版了西多罗斯·加扎的希腊文法；1497年，出版了一本他自己所编纂的希腊拉丁文双解字典。为了成为一名学者，他不顾出版业中的冒险和困难，经过数年的努力，出版了一本自己所编的《拉丁语文法》（Rudimenta Grammaticae Linguae Latinae），并附了一篇用希伯来文写的序言以让人评论。

约1495年，他继续出版了许多希腊古典文学作品，如莫修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海希奥德（Hesiod）、狄奥克里塔（Theocritus）、西奥尼斯（Theogni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李西亚斯（Lysias）、柏拉图、品达等人的作品以及普鲁塔克的《论道德》（Moralia）……他还发行了许多拉丁和意大利的作品，从昆体良到本博和伊拉斯谟的作品《阿达伽》（Adagia）。伊拉斯谟认为马努蒂乌斯的事业甚为重要，所以他亲自来找马努蒂乌斯，并跟他住了一段时期。他不但出版了自己所著的《成语字典》，还出版了《特伦斯》（Terence）、《普劳图斯》（Plautus）和《塞涅卡》（Seneca）等书。为了印刷拉丁书，马努蒂乌斯设计了一种优雅的半草书印刷字体，不是出于传说中彼特拉克的笔迹，而是出于一位熟练的书法家弗朗西斯科·波罗那（Francesco da Bologna）。从此，这种字体我们便称之为斜体字。对希腊原文，他采用了与来自克里特的希腊学者马库斯·马索鲁斯（Marcus Musurus）相同的字体，在他所出版的书籍中都印有一句箴言——“慢工出细活”，旁边印着一只海豚代表快速，另外一只锚系在旁边表示稳定。这种区别于他人的记号托里西诺曾用过，这成了印刷者或出版者在书中附上标志的传统。 [1]

马努蒂乌斯对他的事业非常认真。在他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序言中，他写道：“那些发扬文学的人所需的书须供应无缺，除非实现这一点，否则我将永不停止。”在他书房的门上，他贴了一句座右铭：“不管你是谁，必须诚恳而热心地去做，很快地着手去做，这是我对事业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出版事业，以致忽略对家庭的照顾与朋友的联络，而这种工作方式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许多困难耗竭了他的精力，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失掉了日常生活的规律。威尼斯为生存而与坎布雷联盟所展开的战争也使他的工作停顿，那些花费他很多金钱的原稿和希腊原文却被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竞争者相继翻版。他那些小而便于携带、印刷清晰并有漂亮书面的书，在此时于适当的价钱下有良好的销路，这使他大为振奋，同时他的辛劳也得到了回报，他告诉自己，希腊的光荣将照耀在曾经留心接受它的人身上。

除了他的事业外，许多威尼斯的学者于1500年和他共同建立了新学园（Neacademia），贡献新的学识，编纂和出版希腊文学作品。他们在集会时只讲希腊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希腊文，并参与编纂的工作。许多著名人士都在这所学校工作，如本博、阿尔贝托·皮奥、荷兰的伊拉斯谟及英国的利纳克尔。为了使他的事业成功，马努蒂乌斯给他们相当多的利益，但他仍靠着自己的意念和能力来完成。1515年去世时，他虽两袖清风，却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儿子们继续他的事业。1597年，当他的第二个儿子阿尔多死后，公司也就宣布解散。他曾经诚心诚意地追随自己的目标，将希腊古典文献由那些收藏家手中收集起来。甚至当1530年意大利遭受破坏时，这些文献仍极广泛地得以传播，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这些古老的遗物在古罗马面临毁灭之下得以保存。

[1] 这成为封面设计之先导。

·本博

新学园的学员们除了致力于复兴希腊文学之外，还致力于当时文学的发展。被称为沙毕利可斯（Sabellicus）的安·科西亚（Antonio Coccia）于其数十年中编纂成《威尼斯史志》。纳瓦吉罗（Andrea Navagero）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撰著拉丁诗集，而使愉悦的国人为其成为自佛罗伦萨至威尼斯的文学先导而欢呼。萨努多记有一本关于政治、文学、艺术、风俗和道德各方面时事的生动的日记，这本包括58册的日记跟意大利任何城市志相比，更完整、更生动地描绘出威尼斯的真实状况。

萨努多以风趣的日用语言写作。他的朋友本博半生致力于以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琢磨出一种矫饰文体。本博之所以能习染其发源地的文化，因为他是富贵又学问渊博的威尼斯望族的子弟。他出身于佛罗伦萨讲托斯卡纳方言的名门。他在西西里的康·拉斯卡里斯门下学习希腊文，在帕多瓦的蓬波纳齐门下攻研哲学。或许，我们由他不以严肃的态度接受罪恶观点的行为中，可以断定他从质疑灵魂不朽的蓬波纳齐处习染了一些怀疑论。但他过于保守而无法鼓动信仰者，当这位鲁莽的教授被指控为异端时，本博劝教皇利奥十世宽大处理。

本博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1498至1506年在费拉拉欢度的那段时日。在那里，他与出身高贵的名媛卢克雷齐娅坠入情网。他被她娴静的气质、提香式的秀发芳泽及她的名声所迷惑，而疏忽了她在罗马的可疑背景，因为名声毕竟和美貌一样足以令人如痴如狂。他写信给她，那些书信的柔情蜜意足以与她的丈夫阿方索相比。他以“柏拉图式爱情”题献给她一本意大利对话录《吉里苏拉尼》（Gliasolani），并以不输于罗马的白银时代中任何高雅作品的手法写作赞颂她的拉丁挽歌集。她也以细巧的笔法写信给他。那缕寄送给他的秀发，如今仍连同她寄给他的信札被收藏在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娜图书馆。

本博从乌尔比诺移居费拉拉时，正值其巅峰时期。英俊高大的本博，出身显贵门第，风采卓越，而无丝毫唐突与傲慢。他能以3种不同的文字作诗，其作品已普受重视，其谈吐则兼具基督徒、学者和绅士的特质。他的《吉里苏拉尼》于其留居乌尔比诺期间出版。威尼斯的艺术家们由此书获得史实及提示，费拉拉的公爵夫人则得到令人崇拜敬爱的献辞，罗马教士们为其宗教精神的发扬而欢悦，矜夸肉欲根源的乌尔比诺的所有意大利人尊呼本博为高雅情操和洗练文体的大师。当卡斯底里欧尼把他在乌尔比诺的公爵宫殿中所听闻及想象有关求爱者的论题理想化时，他给本博最卓越的地位，并遴选他分析柏拉图式爱情中最有名的那章终结篇。

1512年，本博陪伴朱利亚诺至罗马。一年后，朱利亚诺的哥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本博很快被邀请到梵蒂冈担当教皇的秘书。利奥极赏识他的才华、他的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及他随和的态度。7年来，本博是罗马教廷的光荣、社会崇拜的偶像、拉斐尔聪慧的祖师及深受百万富豪和高贵仕女们喜爱的对象。他担当的虽是次要的圣职，具有最清高声望的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也极溺爱他。

其时，在威尼斯、费拉拉、乌尔比诺、罗马各地，他写作些诸如卡图鲁斯和狄巴拉斯式的拉丁挽诗、田园诗、墓志、抒情短诗等；在许多率直的异教徒眼中，他的著作《韵文》（Priapus）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豪放风格。本博和波利希安的拉丁文可以说含有方言的完美特质，虽然他们写作于15世纪和16世纪，不足以成为他们国家、时代甚至其阶层的舆论代表。本博深知于此，因此在其小品文《意大利语言探讨》（Delia Volgar Lingua）中，为文学宗旨而尽力维护意大利文的应用。他尝试以著作《诗歌集》（Canzoni）来表现出彼特拉克的文体风格，但他的文饰情操削减了他的诗文活力，并将他的恋情变为诗意的幻想。而他的许多诗文被谱成如恋情短歌般的乐曲，有些甚至出自伟大的巴勒斯提那。

敏感的本博在其朋友比别纳（Bibbiena）、基吉和拉斐尔去世后，深觉罗马是一个宗教城市。他辞去罗马教皇令下的职位，和彼特拉克一样在邻近帕多瓦的一间乡间村舍中过着静养身心的寻幽生活。现在，他50岁了，他不再相信纯柏拉图式的恋爱。在他生命的最后23年，他和莫罗西娜（Donna Morosina）无拘无束地结合，共同生活。她不仅为他生养了3个子女，还令他拥有安乐、慰藉、关怀和照顾，而他以往未曾享有的声望在其晚年却得以倍增。他依旧享用多项教会圣职的薪俸。他将钱财用在收集上等图画和雕刻品上。在那些藏品中，除《玛利亚和基督》外，《维纳斯和乔武》（Venus and Jove）占有极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他的住处变成了文学朝圣者的目的地和艺术家、才子们的沙龙。他又为意大利立下了文体法则。他担任教皇秘书时，他还警戒其同事萨多莱托不要研读圣保罗的使徒书信，以免那些民俗的未洗练文辞损毁其风格。本博如此告诫他：“远弃这些无价值的废物，因为这类荒谬言论与高贵人士是不相称的。”他又向意大利宣告：所有拉丁人都应仿效西塞罗，而全意大利人则应效法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他在晚年亲自撰著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历史；此作品虽属美好，但缺乏生气。他的莫罗西娜去世后，这位伟大的文体家忘却他的惯例，遗忘了柏拉图、卢克雷齐娅和卡斯底里欧尼，并写了一封充分流露其情意的追悼信：

我已失去了这世上最至爱的一颗心，它曾那般柔情地照顾我的一生，而疏忽自己的存在；它是何等坚强地主宰着自己，而无视世俗金银珠宝的华贵饰物，仅以拥有我给予的那至高唯一的爱意为无上的满足。这颗心，为爱情的赌注伸展其最温柔、最高雅、最娇美的支脉；它同时赋予我在今世中所曾遇见过的最可爱的容貌和最甜美、最优雅的形象。

他永不能忘怀她的临终遗言：

“我将我们的子女完全委托于你，并恳求你照料他们，就算是看在我俩的情分上吧！无疑地，他们仍是你的亲骨肉，这点，我未曾欺骗于你；这也就是此刻我能平静地把上帝所赐予的肉身和灵魂相契合的原因。”接着，在一段长久静寂后，她又加了一句：“愿与上帝一同安息。”

过了数分钟，她永远地阖上了那双曾经是我一生疲乏旅程中见过的最为清澈、闪耀而忠贞的星辰般的眼睛。

4年后，他仍然悼念着她。除去生活的羁绊，他终于变得极为虔诚。1539年，保罗三世赐封他为祭司和红衣主教。在最后的8年岁月中，他成为教会的栋梁和模范。

维罗纳

假如我们现在把超群的阿雷提诺留到稍后的篇章里，而将威尼斯移至它的北方和西方属地，我们将会在那里感受到黄金时代的光辉。特雷维索颇自负其能拥有洛伦佐·洛托和帕里斯·波登，同时其总教堂有提香所画的《天使报喜图》和一个由无数伦巴底人所筹组的优越唱诗班。波登这座小城市授其名萨奇，并在它的杜莫教堂中展示一项杰作——《圣母与圣徒及捐赠者》（Madonna With Saints and Donor）。乔万尼是一位充满活力、自信、机智和权威的人，他喜欢到各处做各种冒险的尝试。他还到乌迪内、斯皮林贝戈、特雷维索、维琴察、费拉拉、曼图亚、克雷莫纳、皮亚琴察、热那亚及威尼斯各地作画，模仿乔尔乔纳的风景画、提香的建筑远景及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线条，从而树立其独特的风格。他欣然地接受至威尼斯的邀请（1527年），并急切想以其画笔与提香竞技。他为圣罗科教堂绘的《圣马丁与圣克里斯多弗》（St.Martin and St.Christopher）画像，达到完全以光线和阴影形成的雕刻效果。无怪乎威尼斯称他为提香最大的劲敌。曾三度结婚并有杀害兄弟嫌疑的波登酷爱旅游，曾被匈牙利国王约翰（John）赐封为爵士，接着他返抵威尼斯（1533年）与提香再次竞技。当地贵族想激励提香完成在公爵府邸的竞赛作画，因此怂恿波登在对面墙上作画。1538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之间的竞赛，也在此地附带以“佩带腰上长剑的波登”的戏剧性插曲展开。波登画的色彩虽属绚丽多姿，可惜在状态上似略嫌过于夸大，因而被评价为次等的最佳作品。他到费拉拉为埃尔科莱二世设计一些绣帷，但在他抵达当地两周后即去世。他的朋友说他死于谋杀，他的仇敌却诬蔑他的死为自杀。

维琴察也是英才荟萃之地。在此，巴尔托罗梅奥·蒙塔尼亚创立了一所专长绘画中等圣母像的绘画学校。蒙塔尼亚的最佳作品是存于布雷拉的《圣母登极像》，它完妥地把安托内洛的模型中分立于左右两侧的四位圣人和伏于圣母脚边奏乐的天使们很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些天使的神韵真是名不虚传，而娴静慈祥、身穿飘然长袍的圣母像确是文艺复兴时代圣母肖像画中的佳作之一。皮亚琴察的鼎盛时期，还要等到帕拉迪欧（Palladio）的出现才告开始。

维罗纳在经过1500年的灿烂年代后，1404年至1796年之间成为威尼斯的属地，虽然她自身有完整的文化历史。当地的画家们在画坛上的确落后于威尼斯的画家，但当地的建筑师、雕刻师、木匠们在“最宁静”大柱中所表现的技艺并不落于他人之后。14世纪斯凯利葛家族的墓石过于华丽，显示出其雕刻的人才济济。而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那尊描绘有衣袂飘拂的逼真动作的骑马雕像，仅次于多纳泰洛和韦罗基奥的杰作。意大利最负声望的木雕专家是安杰利科，他曾在许多城市工作，但他大部分的时间致力于雕刻及镶嵌他故乡奥加诺的圣玛利亚教堂内的唱诗班席位。

瓦萨里称焦孔多（Giocondo）为一向在维罗纳建筑界享有盛名的天下奇才。他不仅是希腊学者、植物学家、博古家、哲学家、神学家，还是著名的多米尼克会士、那个时代建筑师和工程师的领导者。在居法国之前曾于维罗纳行医的著名学者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尔（Julius Caesar Scaliger）曾向他研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焦孔多仿罗马古器上的题铭而奉赠一以此主题为主的书给洛伦佐·美第奇。在他停留法国时，曾建造两座横跨塞纳河的桥梁。布雷塔（Brenta）河中的碎岩有填塞那促使威尼斯繁荣的硷水湖的迹象时，焦孔多即奉劝贵族院竭尽一切所能使河流转向，注入南方。倘若没有这条妙策，威尼斯恐怕不能成为今日拥有澄清街道的名胜。难怪路易吉·科尔纳罗（Luigi Cornaro）称誉焦孔多为威尼斯城第二创建者。他在维罗纳的杰作是康西奇利奥宫——有高雅飞檐的纯罗马式凉廊，其间陈列有维罗纳的许多古代名流如柯尼里·那波斯、凯特拉斯、维特鲁维亚（Vitruvius）、小普林尼和埃米利乌斯·玛瑟（Emilius Macer）的雕像。罗马还选派焦孔多与拉斐尔和朱利亚诺·桑加罗合作完成圣彼得的肖像。他于1514年去世，时年81岁。他的一生可以说过得很有意义。

焦孔多在罗马古迹方面的作品激励了另一位维罗纳建筑师吉·法科尼托，他在完成古物的临摹后，即动身前往罗马从事同类工作，并于其岗位上前后工作了12年之久。后又返回维罗纳参与政治活动，但不幸失势，再次回到帕多瓦。在帕多瓦，本博和科隆纳勉励他往建筑术的古典设计方面发展其才华，而这位百岁老人的确极宽爱吉·法科尼托，充分供应他的住居、饮食和经济需要，直到这位享年76岁的艺术家生命终结。他在生前曾为科隆纳在帕多瓦的府邸设计一处凉廊，并参予帕多瓦市的两扇大城门和格雷西圣玛利亚教堂的筹建及设计。焦孔多、吉·法科尼托及圣米凯利（Sanmicheli）组成一个三人建筑师团体，只在罗马才遇见匹敌者。

圣米凯利一生致力于筑城术的钻研，作为维罗纳建筑师的后代，16岁即到罗马细心观察古代建筑物。他在各教堂和宫殿的设计界建稳自己的声誉后，奉克莱门特七世的选派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建造防御工程。他著名的军事建筑特色是五角形的棱堡，而炮火则可从他所设计的棱堡的观望台上朝五个不同的方向发射。当他视察威尼斯的炮台时，竟被怀疑是间谍而遭逮捕。幸而那些审察官为其才华所感，命派他负责维罗纳、布雷西亚、扎拉、科孚岛（Corfu）、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各地炮台的建造。后来，他返回威尼斯，在利多（Lido）建筑一个炮台。为了扎稳工程的地基，他以快速压制水量，又仿效焦孔多的范例，先把联结大建筑物的一双壁顶冠石沉殁，抽干介于两圆环之间的水量，再把地基定于干燥的轮环之内。这的确是一桩极其冒险的工程，即使到最后一分钟也未敢断言是否能够成功。一些鉴定专家预测当巨大炮火从炮台发射时，这些建筑物将因自身震动和地基松懈以致崩塌。于是政府把大量枪炮安置于威尼斯的炮台内，下令立即全面发射炮火。邻近的孕妇们争相疏散至他处以避免早产。但当那些炮火发射后，炮台仍坚稳地矗立在那里，那些将为人母者也重返家居。圣米凯利受到威尼斯全城的热烈庆贺。

他曾为维罗纳设计两扇装饰着多利安式的圆柱及壁板的堂皇城门。瓦萨里因其建筑技艺的高明而将他所建筑的工程与那些从罗马时代遗存下来在维罗纳境内的古罗马式剧场和竞技场并排列名。他又曾在维罗纳修筑比维拉古（Bevilacqua）、格里玛尼及莫西尼科宫殿，同时他为大教堂建钟楼，并为圣乔治修道院筑一个圆形楼顶。由其朋友瓦萨里的描述，我们可知圣米凯利在年轻时虽曾一度沉湎于风流韵事，但后来，他变成一位模范基督徒，没有丝毫物质私欲，对待他人极其和蔼、谦恭。他将其技艺传授给伊库甫·圣索维诺和他最宠爱的一位侄子。当他侄子为维护威尼斯在塞浦路斯抵御土耳其人之战而身亡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圣米凯利即发高烧，数天后去世，时年73岁（1559年）。

在文艺复兴时代，甚至在所有时代中最好的铸币家，无疑非维罗纳莫属。在历史上以皮萨内洛知名的皮萨诺时常签其名为皮卡特，并自认为是一名画家。他的作品中有6幅佳作留传后世，但他享誉数世纪之久并非因为他的画。皮萨内洛在获得有关希腊、罗马古币图案设计的技术和详尽的设计理念后，融合他精湛的巧艺，以真实的精确度铸造直径不大于两英寸的圆型雕物，而他的这项类似奖牌的设计，堪称文艺复兴时代值得瞩目的代表成就之一。它们虽非渊深之作，也没有哲学意味的弦外之音，但它们是出自辛劳手艺的珍宝，并具历史启蒙性。

除了皮萨内洛和卡洛特家族外，维罗纳在绘画方面一直维持中古世纪的作风。斯凯利葛家族没落后，它才退居次要角色。它不是经济中心的佛罗伦萨，更不像国际名都罗马。它既不邻近东方，也未受到人道主义的影响，因此其基督教的信仰并未熏染异教色彩。反之，它留存着中古世纪的传统特色，其艺术界亦未显现出一股像乔尔乔纳、提香、柯勒乔及拉斐尔的怀古美感风格。后来，维罗纳的一位从事异教教义研究的后辈确以其城市而闻名，但韦罗内塞宁愿是威尼斯人而不愿是维罗纳人。维罗纳终究沦落了！

14世纪末，斯蒂法诺（Stefano da Zevio）到佛罗伦萨，跟从安哥洛·加第研习吉奥塔斯科的传统学，后返回维罗纳完成一幅壁画，他所画的那张壁画被多纳泰洛称誉为画坛现存杰作中的最佳者。他的学生吉兰达约·莫罗内以研习皮萨内洛和贝利尼家族的作品而技艺精于其师一筹。在曼图亚的城堡中《布那库西之败》（Defeat of the Buonacolsi），此图力求与真蒂莱的众多全景画匹敌。吉兰达约的儿子弗朗西斯卡（Francesco）因他的壁画装潢配饰乔万尼的木制艺品而使奥加诺的圣玛利亚教堂的圣器成为名闻意大利的宝藏所在地之一。吉兰达约的学生吉罗拉莫（Girolamo dai Libri）在1490年为同一所闻名的教堂绘祭坛画——《耶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据瓦萨里描述：“当这个祭坛画掀开覆盖物时，其壮观吸引着全市市民前去向艺术家的父亲道贺。”此作品中的风景画是15世纪艺术界的最佳杰作之一。另一幅吉罗拉莫的图画中，有一棵描绘得极具真实感的树，值以引用圣人多米尼克的话——鸟儿争相飞来树枝栖息——来形容它。严厉的瓦萨里曾亲口赞说吉罗拉莫为奥加诺的圣玛利亚教堂所画的《基督诞生》中的兔毛简直清晰可数。吉罗拉莫的父亲曾因其绘饰写本的技艺而赢得“德·利博瑞”（dai Libri）之名。其子秉承其艺术天赋，技艺之优冠于全意大利的纤细画家（miniaturist）。

约1462年，伊库甫·贝利尼作画于维罗纳。在他的助手中有位名叫利贝拉莱（Liberale）的，这位利贝拉莱，使一股夹带着威尼斯特质的色彩和活力的潮流涌入维罗纳的绘画界。利贝拉莱像吉罗拉莫一样，深知自己擅长装饰原稿，便到锡耶纳以其纤细画赚取800克朗。晚年因为他结婚后的女儿对他极为刻薄，他将财产遗赠给他的学生弗·托比多，并跟这位学生同住，至85岁高龄逝世（1536年）。托比多也随乔尔乔纳学过画，成就凌驾于利贝拉莱之上。利贝拉莱的另一位学生卡洛特（Giovanfrancesco Caroto）在圣芝诺深受曼特尼亚的技艺影响。他去曼图亚师从那位权威大师研习，获得极大进步，以至曼特尼亚将卡洛特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销售出去。卡洛特还为圭多巴尔多、伊丽莎贝塔和乌尔比诺公爵及公爵夫人绘制逼真的肖像。他返回维罗纳后成为一个富翁，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当一位牧师指控他画色情肖像，他立即反问道：“假如画中人物使你有此感受，请问若你遇到真的人物，又如何能不为之所动呢？”卡洛特是属于那些少数远弃宗教信仰的维罗纳画家中的一员。

假如我们把邦西格诺里（Francesco Bonsignori）、帕洛·马兰多（Paolo Marando）、布鲁萨索奇（Domenico Brusasorci）及乔万尼·卡洛特（Giovanni Caroto，卡洛特之弟）诸位加入文艺复兴时代的维罗纳画家名单中，将使之变得完美无缺。这些画家大都是品行高雅之士，瓦萨里几乎对他们每位给予道德上的赞誉。他们的生活也合乎艺术家所应具备的井然有序，而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的雅静和善良美感，更足以反映出其天性和环境。维罗纳的确曾为文艺复兴的歌咏曲谱出一小段虔敬、安谧的和谐乐音。

第七章　﻿艾米利与前哨（1378—1534）

柯勒乔

维罗纳以南50英里，便是古老的艾米利大道（Via Emilia），从皮亚琴察经过帕尔马、雷焦、摩德纳、博洛尼亚、伊摩拉、弗利和西斯纳，一直到里米尼，全长共175英里。我们经过皮亚琴察，不久又经过帕尔马，发现雷焦东北方8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柯勒乔，是意大利几个小城中只因为出了某位天才、人们给他取个罗马人的姓氏便永垂不朽的地方。当地的统治家族也叫柯勒乔。其中有个名叫尼科洛·柯勒乔的人曾给贝亚特丽斯和伊莎贝拉写过典雅的诗文。这里自然容易让人产生憧憬，因为我们会想到这是天才出生、成长、安逝的地方，但实际上，实在不值得逗留，这里没有意义深刻的艺术，也没有明晰的传统供后世师法。

16世纪前半期，柯勒乔一家是由伯爵吉尔伯特十世（GilbertⅩ）领导，而伯爵夫人韦罗妮卡·甘巴拉（Veronica Gambara）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才女。她能说拉丁语，熟谙经院派哲学，撰文评注早期基督教先贤传述的神学，并且擅长彼特拉克式的精致文体，被人称为“第十位缪斯女神”。她把自己的小宫廷布置为艺术家和诗人聚会的沙龙，帮助传播浪漫式女人崇拜的风气。此外，她还将意大利的艺术塑造成女性魅力的呈现。1528年9月3日，她写信给伊莎贝拉说：“我们的安东尼奥·亚莱格里（Messer Antonio Allegri）刚刚完成一幅旷世佳作——描绘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沙漠的景象，充分显示他是一位高雅艺术的大师。”

安东尼奥·亚莱格里的父亲是个小地主，足以帮儿子娶一个附带257杜卡特嫁妆的新娘。安东尼奥初展绘画的天才时，便拜他舅父洛伦佐·亚莱格里（Lorenzo Allegri）为师。以后谁指导他我们则不得而知。有人说他去费拉拉求教于弗朗西斯卡·班吉·费拉利（Francesco de’Bianchi Ferrari），之后，去博洛尼亚的洛伦佐·科斯塔的画室学习，后又转到曼图亚，在那里深受曼特尼亚大量壁画的影响。总之，他在柯勒乔大半生的时间始终鲜为人知，他也许是城内唯一怀疑自己被后世列入“不朽”之林的人。他似乎曾学过莱蒙迪从拉斐尔那里学来的那种雕刻，也可能看过达·芬奇的主要作品，虽然可能是复印本。这些融汇入他个人的风格中，以柯勒乔的名字闻名于世。

1500年至1515年，他作品的主题是关于意大利知识阶层中宗教观念的衰微，及世俗赞助制度的兴起。他早期的作品，即使是专为私人购买者（其中大多是教会）而作的作品，也是基督教中的故事：《东方博士的朝拜》，画中圣母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后来成为柯勒乔用来描绘其他配角的范本；《圣家》；《圣弗朗西斯的圣母》，其特点至今仍具传统格调；《埃及归来小憩》（The Repose on the Return from Egypt），其构思、色调和人物刻画令人耳目一新、独创一格；《母子像》（La Zingarella），圣母慈爱地俯望怀中的婴孩，充分显示柯勒乔笔法的优美；《玛利亚敬拜圣婴》（The Madonna Adoring Her Child），画中婴孩的荣光灿烂四射，成了画面上的光源所在。

他转向异教的题材，其中有一段很奇特的插曲。1518年，乔瓦娜（Giovanna），帕尔马圣保罗女修道院的院长，请他帮忙布置厅堂。这位女士的家族观念远比对宗教的虔敬来得浓厚，她选择贞洁的女神狄安娜的壁画为主题。柯勒乔在火炉架上摆设一幅狄安娜乘一辆华丽四轮车的画像，在她之上16道金光汇聚在圆顶，他根据古典神话画了一些人物景色。其中有一幅画描绘一只狗被稚童亲昵地抱在怀里，它那双相当生动的眼睛表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一切凡人、神祇羞惭于他的华美纷纷走避。此后，人体（大部分是裸体）成了柯勒乔图画装饰的要素，而异教的动机居然也闯进他以基督教为题材的画里，女修道院长使他叛离了基督教。

他的成功在帕尔马城引起了一场骚动，给他带来许多有利可图的工作。1519年，他画了一幅《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The Mystic Marriage of St.Catherine），圣女和圣徒在画中都有一种无以言喻之美。4年后，柯勒乔的功夫更上层楼，他用同一个题材——姣好的面孔、诱人的景色和光线在柔软衣裳和波动头发上的神奇应用——作了一幅画，该画现藏于卢浮宫。

1520年，柯勒乔接受帕尔马的一件艰辛的任命，负责替一座圣乔万尼传道会（San Giovanni Evangelista）新建的圣本笃教堂在拱顶、讲坛上和教堂两边作壁画。他在这桩大工程上劳苦了4年，并于1523年将家小都搬到帕尔马以便于工作。他在圆顶上画了12名使徒，绕着一个圈子舒适地坐在柔软的云上，定睛望着基督。从下往上望，这位基督的躯体因立体构图显得更小。从远处看这幅画，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圆顶的精华在于那12位被塑造成超凡入世的使徒，他们有些人全身袒露，几可与菲狄亚斯的众神竞美，在肌肉的表达上或许还可以和米开朗基罗12年前在西斯廷大教堂的屋顶上所作的画互相辉映。两边圆拱之间画的是一位健壮的圣安布罗西正跟万神殿诸神的使徒约翰讨论神学。轻快活泼的形式，想象中的天使，空隙间也填饰了天使的面孔、臀部、腿和股。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已经陈旧的希腊复古，通过基督教艺术大放光明。

1522年，帕尔马的大教堂为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开启大门，答应付他1000杜卡特作为替教堂、半圆形圆顶和拱顶作画的报酬。他接受这项任务后继续从事艰辛的劳作，从1526年到他去世做了整整8年。拱顶部分他选的是《圣母升天》，他使出浑身解数，以人类的肉体回旋成一幅图案，确使教堂的许多教士大吃一惊。图的中央是圣母凭依在空中伸展双臂使圣子升上天空的景象。一大群使徒、门徒和圣徒环绕在她的周围和下方，似乎以膜拜的气息吹她扶摇直上。此外陪衬她的是一队天使唱诗班，个个酷似展露美体的少年。这些都是意大利艺术中最可爱的少年裸体像。有一位教士对这些手臂和大腿大惑不解，当众批评这画为“群蛙大餐”，教会里的其他人士，也对这种以人的躯体的组合祝贺圣母的画像表示怀疑。柯勒乔在教堂内的工作似乎曾因此中断了一段时间。

如今（1530年），他已迈入中年，希望得到一份安定的宁静生活。他在柯勒乔城外购买几亩地，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了地主。他卖力地靠着画笔维持家庭和农田的支出。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不少宗教画，几乎每幅都是传世佳作：《阅读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Magdalen Reading）；《圣塞巴斯蒂安的圣母》（The Virgin of St.Sebastian）是柯勒乔城内最美丽的圣女；《圣母玛利亚像》（Madonna della Scodella），有时称作《手中持一小碗和一帧举世无双的基督幼时的画像》；《圣吉罗拉莫的圣母》（The Madonna di San Girolamo），有时称作《白昼》（Il Giorno），画中的哲罗姆颇得米开朗基罗的赞赏。画中，一个天使在基督面前手持一本书，给人一幅柔美的意象。《抹大拉的玛利亚》把面颊贴在“基督”的大腿上，不啻一个最纯洁、最体贴的“罪人”。帆布上调和的鲜红和鲜黄，堪与提香的杰作相比。另一幅叫《牧羊人的崇拜》，原名叫《夜晚》（La Notte）。使柯勒乔对这些画像感兴趣的，不是宗教的情操，而是美学的价值——虔敬崇拜的年轻慈母，她自己多么适合一张鹅蛋脸，光滑的秀发、柳条似的眉毛、细削的鼻梁、樱桃小口、丰满的胸脯，或是雄伟的圣徒身上具有的阳刚之美的肌肉，抹大拉玛利亚的娴静动人及稚童玫瑰色的身体。柯勒乔从大教堂的搭架上走下来，将一切美好事物综合成各种画面，使自己焕然一新。

约1523年，在费德里科·贡萨加的敦聘下，他得以在作品里充分表现异教的特点。侯爵为了讨查理五世的欢喜，不停地订购画，作为献给这位帝王的礼物，结果得到他日夜贪求的头衔——公爵。对于柯勒乔而言，只有在罗马的异教熏陶下，才能够画出一系列神话中庆祝爱情或欲望的《奥林匹亚式胜利》。维纳斯在《爱神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Eros）中蒙蔽丘比特的眼睛，以免人类遭受浩劫；在《朱庇特与安提欧》（Jupiter and Antiope）中，神祇被画成半人半兽的怪物，步向青草地上假寐的裸女；在《黛安娜》里，一位长有翅膀的信使揭开美丽少女的罗帏，准备迎接丘比特的到来，她的床边有两个小孩正在嬉戏，丝毫没把众神的操行当成一回事；在《我》中，丘比特乘着一朵隐匿的云彩离开他烦闷的天地翩然下降，以一只万能的手紧抱着一个犹豫不决、神态美妙、终于屈服于欲望的丰满少女；在《加尼米德的遇劫》（The Rape of Ganymede）中，一只老鹰匆忙将一名美少男带给天上的诡诈之神；在《丽达与天鹅》中，大神宙斯化为一只天鹅，将丽达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甚至在《圣母和圣乔治》中，两个裸呈的丘比特在圣母面前喧闹戏游，而身着闪闪发光盔甲的圣乔治正是文艺复兴时代青年的理想化身。

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认定柯勒乔是偏爱描绘肉体的感官派画家。他也许过于热爱美好的事物，他在这些神话中也太过广泛地强调美的表面，但在他的《圣母像》里，他很恰当地表达一种深沉的美。当他信手画奥林匹斯山时，生活过得像普通人一样有规律，热爱他的家庭，除了出去工作，很少离开家。“他知足常乐，”瓦萨里告诉我们，“过着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十分胆小，并且带着忧郁”。其实，每天从美梦的追寻中遽然进入一种丑陋的成人世界，谁会不忧郁呢？

他在大教堂工作的报酬，也许引起了一些争论。提香访问帕尔马时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后，表示如果可以把圆顶倒转过来用杜卡特填满，也不足以付给柯勒乔在上边作画的工资。总之，付钱的事和这位艺师家的早夭有奇异的牵连。1534年，他领到60克朗的分期付款，全都是铜板。他携带这些沉重的金属徒步离开帕尔马。结果中暑，喝了过多的水，发了一场高烧，于1534年3月5日死在他的农庄，时年40岁（另一说45岁）。

如此短暂的一生，成就却如此辉煌，除了拉斐尔以外，远超过达·芬奇、提香或米开朗基罗在他们前40年的表现。在线条运用、轮廓塑造及人体表达上，柯勒乔与他们不分伯仲。他的色彩鲜艳流动，充满反射和透明的活泼，他用紫色、橘色、玫瑰色、蓝色和银色时，都比后世所采用的耀目的色彩来得柔和。他是明暗对照法的大师，擅长明暗的组合与呈现，在他一些圣母画像中，实体几乎成为光线的形式和作用。他大胆地在作品中尝试各式各样的图案——角锥形、对角线、圆形，他在圆顶壁画中却以使徒和天使错综交织的腿将整体分裂。他动不动就利用透视的立体构图，以致圆顶上所画的人物虽然符合科学精确的条件，但显得拥挤、笨拙，圣乔万尼传道会里耶稣升天的景象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他不喜欢机械呆板，因此他画的许多人物，如弥考伯（Micawber），便少了一切有形的东西可以支撑。他怀着高尚的情操创作一些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不过他最大的兴趣依然在躯体的美妙、举动、态度、欢乐。他晚期的作品象征16世纪的意大利在艺术上维纳斯凌驾于圣母的趋势。

他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影响力只有米开朗基罗可堪匹敌。16世纪后期，由卡拉西（Carracci）主持的博洛尼亚绘画学校，选他作为他们的典范，他们的门徒与圭多·雷尼（Guido Reni）、多蒙尼基尼（Domenichino）也根据柯勒乔创立一种肉体美和感官情操的艺术。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brun）与皮埃尔·米诺德（Pierre Mignaud）也借着异教的形象、放矢的丘比特与丰满无邪有翅膀而可爱的天使，把玫瑰色娇艳的装饰式样介绍到法国，并在凡尔赛大行其道。征服法国的是柯勒乔而不是拉斐尔，他作品的影响力在华托（Watteau）之前一直历久不衰。

他的作品在帕尔马持续盛行，后来因为来了一位被意大利人称为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帕尔马人）的弗朗西斯科·马佐利（Francesco Mazzuoli）而改观。马佐利出生时是个孤儿，由两个当画家的舅父抚养，天才得以早熟。他17岁时接受一份工作，负责装饰柯勒乔正在里边画圆顶的同一教堂——圣乔安尼传道会——的一间会堂。在这些壁画里，他的风格几乎臻于柯勒乔的优美，他在上面加入自己对华衣的偏好。大约同时，他面对镜子画了一张了不起的自画像。这是艺术上最动人的自画像，呈现一位少年的文雅、敏感和骄傲。当教皇的军队围攻帕尔马时，他的舅父赶紧把这幅画和他其他的画作包裹好，带他逃到罗马（1523年），在那里他学习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并寻求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赞助。他正要声名大噪时，不巧罗马遭劫，只有逃到博洛尼亚避难（1527年）。当地有个家伙竟把他所有的雕刻和图画抢劫一空。他两个舅舅可能也在这时去世。为了生活，他只有替以前曾住在德勒斯登的阿雷蒂诺·彼耶特罗画女王容貌般的《圣母玛利亚》，又给一些修女画圣玛格丽特，该画今藏博洛尼亚。查理五世前往重建历经浩劫的意大利时，弗朗西斯科给他画了一幅画像，很得帝王的欢心，很可能使这位艺术家发了一笔财。

他回到帕尔马（1531年）后为斯提卡特圣母院（Madonna della Steccata）的拱形圆顶作画。他正处于巅峰状态，即兴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土耳其奴隶》（Turkish Slave）里的奴隶倒像个公主；《圣凯瑟琳的婚礼》（Marriage of St.Catherine）可与柯勒乔对这种题材处理的功夫相比，书中的小孩有一种超俗的美。还有一张相传是他的情妇安蒂亚（Antea）的无名画像，她被誉为当时最有名的情妇。可是，画中天使般的娴静和华丽的衣裳恐怕只有女王才相配吧！

这位“帕尔马人”也许受到灾祸与贫穷的刺激，开始热衷于炼金术，建了几个熔炉炼金，把绘画忘得一干二净。圣乔万尼的教士无法叫他回去工作，控告他违反合约，并下令通缉他。画家逃到卡萨尔修道院，不修边幅，也不关心自己的起居生活和健康，得了一场寒热病，也跟柯勒乔一样猝然逝去（1540年）。

博洛尼亚

我们匆忙经过雷焦和摩德纳，倒不是因为这两地没有值得纪念的疆场豪杰或诗文雅士。雷焦城中有一位名叫安布罗齐奥·卡里皮诺的奥古斯丁会僧侣，曾编过一本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对照的字典，连续发行了好几版，后出版多达11种文字的版本（1590年）。卡尔皮也有一座由斐路契设计的美丽教堂。摩德纳有一位雕刻师名叫圭多·马佐尼，他的赤土陶器《死亡的耶稣》（Cristo Morto），其真实感震惊了同乡的居民。11世纪的大教堂陈设15世纪唱诗班的席位，正与教堂和钟塔的美丽互相辉映。曾跟拉斐尔在罗马共事、后来回到自己家乡的佩莱格里诺（Pellegrino），要是不被企图杀害他儿子的恶棍所杀，很可能成为有名的画家。

博洛尼亚位于意大利贸易要道的交汇点，一直兴盛不衰，当人文主义压倒经院学派时，其在知识上的领导地位便旁落于佛罗伦萨了。这里的大学是意大利许多大学之一，再也不能当着王公贵族的面宣读律法。但当地的医学院仍十分优秀。许多教皇都宣称博洛尼亚是罗马教皇的管辖地，阿布诺佐主教也曾仓促重申前令（1360年）。但教会里教皇之间的钩心斗角造成教会的分裂（1378—1417年），使天主教的约束力徒具虚文。有个叫本蒂沃利的豪族崛起当权，以温和的独裁手段维持整个15世纪的政权。这段时期，他保留共和的形式，承认教皇的宗主权，但始终不把它当一回事。领主乔万尼·本蒂沃利（Giovanni Bentivoglio）治理博洛尼亚前后37年（1469—1506年），他睿智公正，赢得贵族的崇敬和人民的热爱。他广铺大道、修护马路、开辟运河、施物济贫、组织公共事务以减少失业，他还积极赞助艺术，就是他把洛伦佐·科斯塔带到博洛尼亚来的。弗兰西亚为他和他的儿子作画；斐勒佛、瓜里诺、乔万尼·奥里斯帕与其他的人文主义者都被邀请到他的宫廷。他晚年受到他人阴谋反叛的刺激，开始使用严刑峻法来维持他的权势，使他丧失百姓的好感。1506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率领教会军队进逼博洛尼亚，强迫他让位。他毫无反抗地投降，得到保证后安全离去，两年后死于米兰。尤利乌斯同意博洛尼亚由当地的元老院统治，但立法被教会反对时，教皇代表有否决权。教皇的统治果然比本蒂沃利来得有秩序和自由得多。当地的自治政府得到认可，大学也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拿破仑来临前（1796年），博洛尼亚不论在名义上和事实上一直是教皇的管区。

文艺复兴的博洛尼亚深以其民间的建筑自豪。商人公会捐建了一幢精致的商业大厅（1382年），律师们重建他们富丽堂皇的公证大厦（Palazzo dei Notari），贵族们也建了许多漂亮的宫殿，如1547年举行特伦特会议的醉饮宫，被誉为“只有帝王才配享用”的帕拉维西尼（Pallavicini）宫及坐落于宏伟的政府机构所在地的统治者宫，后者于1492年得到全新的风貌，布拉曼特还为它设计了一个庄严的螺旋形阶梯，许多建筑物正面的拱廊与街道平行，一个人能够在城中徒步数英里，而不被日晒雨淋。

大学里的怀疑论者，如蓬波纳齐，对灵魂不朽表示怀疑时，百姓和教皇仍建造新教堂，并修葺旧的，又对曾发生过奇迹的神祠慷慨奉献。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甚至给他们多彩多姿的殿堂增建一座意大利最漂亮的斜塔。多米尼克修会为了充实圣多米尼克教堂，特地请贝尔加莫的达米亚诺雕刻、镶嵌唱诗班的栏架。他们敦聘米开朗基罗在珍藏创始人骨骸的神龛上，雕刻4个人物。博洛尼亚艺术的盛衰都表现在圣彼得罗纽斯教堂里。远在5世纪，圣彼得罗纽斯主教在这城市服务，他的恩慈深受人们的爱戴。1307年，很多信徒宣称他们从他神龛下面的井中取水洗涤生病的地方，把聋、瞎或其他的疾病完全治愈。不久，这个城市不得不设法找地方给成千上万前来寻求治病的朝圣者居住。1388年，当地的市议会宣布应该替圣彼得罗纽斯盖一座教堂，而且它应该使佛罗伦萨人和他们的大教堂相形见绌。它应该700英尺长，460英尺宽，拱形圆顶离地面500英尺。壮志固然可嘉，金钱却十分短缺。结果，只有本堂左右两边的走廊到侧廊及教堂正面较低的部分完成。但这较低矮的部分仍是反映文艺复兴艺术的高尚情操和气质的旷世杰作。正门的侧柱与楣梁都刻有浮雕，在题材上可与吉贝尔蒂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雕刻的大门相比，功力则远在其上，唯一逊色的只是精致的功夫。在三角墙上，与不太惹人注目的圣彼得罗纽斯和安布罗西并列的，是一幅《圣母与圣子像》，雕刻得十分有力，可与米开朗基罗的《圣觞》（Pietà）相提并论。锡耶纳的奎尔恰的作品给米开朗基罗很大的灵感，他如果能从奎尔恰的图案里多学习一点古典的纯粹性，或许可以避免过分夸张的肌肉的雕刻风格。

博洛尼亚的雕刻足与建筑媲美，罗西（Properzia de’Rossi）为圣彼得罗纽斯的正堂雕刻浅浮雕，赢得许多赞誉。当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莅临博洛尼亚时，他要求见她一面，可惜她就在那个星期阖然去世。以浮雕博得米开朗基罗赞美的阿方索·伦巴底因追随提香而名留青史。有一次他探知查理五世来博洛尼亚开会（1530年），要提香帮他作画，便说服提香把自己以仆人的身份一道带去。当提香作画时，阿方索·伦巴底半躲在他后面用灰泥替君王素描，被查理发现了，要求看看他的作品，结果非常喜欢，于是让阿方索·伦巴底把它复制在大理石上。查理付给提香1000克朗时，还嘱咐他其中有一半是给伦巴底的。伦巴底把完工的大理石拿到热那亚给查理，又得到额外的300克朗。伊普里托·美第奇主教把成名了的阿方索·伦巴底带去罗马，指派给他雕刻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坟墓的工作。1535年主教去世后，阿方索·伦巴底便失去了工作和赞助者，不到一年便去世了。

14世纪，绘画在博洛尼亚主要是装饰图画；即使后来演变成壁画，其追随的也是生硬的拜占庭风格。很显然，费拉拉的两位艺术家把博洛尼亚的画家从严峻、死板的拜占庭迷梦中唤醒过来。科萨刚搬到博洛尼亚时（1470年），他的画中仍然有某种曼特尼亚式的严峻，雕刻的线条也显得十分生硬，但他学会将感情、尊贵注入他的人物中，使他们栩栩如生。洛伦佐·科斯塔刚到博洛尼亚时（1483年），也不过是个23岁的小伙子，他在此处一住就是26年。他和弗兰西亚同在一间画室工作，两人很快变成莫逆之交，互相切磋以臻于成熟的境界，他们有时合力画一张画。科斯塔因为在圣彼得罗纽斯替乔万尼·本蒂沃利画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加冕的圣母》，获得不少名利。当可怕的尤利乌斯节节逼近时（1506年），乔安尼急着逃难，科斯塔便接受邀请接替曼特尼亚在曼图亚的位置。

这时，弗兰西亚也以博洛尼亚画派的盟主自居。他的父亲叫马可·拉伊博利尼（Marco Raibolini），但意大利人都不计较姓氏，弗兰西亚便以他金匠师傅的名字闻名于世。他学了数年的冶金术、造银术、黑金镶嵌术、瓷釉的制法与雕刻。他被任命为造币厂的厂长，帮本蒂沃利和教皇雕刻城市用的铜板。他雕刻的铜板美得超凡脱俗，是收藏家收藏的对象，他死后价格倍增。瓦萨里把他描写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谈话十分风趣，可使最忧郁的人忘忧解愁，博得王子、诸侯和一切认识他的人欢心。”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使弗兰西亚转到绘画上。本蒂沃利发现他的天才，聘请他为圣贾科莫的教堂作祭坛画（1499年）。独裁者大悦，派他用壁画将他的宫殿装饰起来。1507年，民众洗劫宫殿时，这些艺术瑰宝尽数被毁。瓦萨里论到这里时说：“这些壁画使弗兰西亚在城里受到似神祇般的尊敬。”聘约接踵而来，他也许接受太多的工作，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潜力。曼图亚、雷焦、帕尔马、卢卡和乌尔比诺等地都有他的作品，博洛尼亚的皮纳柯底卡家族（the Pinacoteca）甚至收集了一屋子他的镶框画。维罗纳有一幅《圣家》，杜林有《埋葬》（Entombment），卢浮宫有《基督被钉十字架》，伦敦有一幅《基督之死》与巴托罗米奥·比安奇的鲜明画像，摩根图书馆存藏一幅《圣母与婴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一幅赏心悦目的费德里科·贡萨加年轻时的画像。这些没有一幅称得上是第一流佳作。不过，每幅画都笔调优美，色彩柔和，充满了柔和与虔敬。他称得上拉斐尔的前驱。

弗兰西亚和拉斐尔借书信往来的友谊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令人愉快的逸事之一。维蒂（Timoteo Viti）是弗兰西亚在博洛尼亚的学生，后来成为拉斐尔早期在乌尔比诺的一位老师。弗兰西亚的某些特点可能传给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拉斐尔在罗马成名时，特地邀请弗兰西亚来访。弗兰西亚推辞年纪太大，不过还是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赞美拉斐尔。拉斐尔于1508年9月5日写给他一封信，充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谦让：

敬爱的弗兰西亚先生：

我刚刚接到你的画像，到我手里时仍安然无恙……真是由衷地感谢您。它这么美丽，这么生动，使我时常错以为自己就在您身边，恭听您的教诲。我祈求您原谅我的自画像的姗姗来迟，这是因为许多重要的事务缠身，使我无法根据我们之间的默契亲自下笔……不过，我同时给您寄上另一幅《基督诞生》的画，敬请笑纳。我在作这幅画的同时也画了许多其他的画，信手挥笔，代表我的信服和爱心。如果可以换取您一幅画的话，我想得到您那幅叙述朱蒂丝救民事迹的画，我会把它当成自己最亲爱，最珍贵的宝贝。

达塔里奥迫切地等待您小幅的圣母像，利拉奥主教要的是大幅的……我怀着喜悦和满足的心情等候它们的到来，看见您的大作都会引起我的赞叹。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能比您的作品更美丽、更虔诚、更完美的了！

同时，提起勇气来，以您的睿智照顾自己，请相信您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请继续爱护我一如我全心全意地敬爱您。

永远愿为您效劳的

拉斐尔敬上

我们可以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读出客气的措辞，这种真挚成熟的情感，在拉斐尔将他著名的《圣西西里娅》送给弗兰西亚时所写的另一封信中流露出来。这幅画是摆在博洛尼亚的教堂里的，拉斐尔请他“以朋友的身份，不吝指教”。瓦萨里后来说，弗兰西亚看到这幅画时，立即被它的美迷住了，这才痛苦地认清自己作品的不如人，因此再也提不起劲来作画，后来生病，不久便去世，时年67岁（1517年）。这是瓦萨里所怀疑的一个死因，但他亲切地补充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看法。

也许，弗兰西亚死前在罗马看过他的学生莱蒙迪根据拉斐尔的画作成的雕刻。莱蒙迪访问威尼斯时，看到丢勒在铜板或木牌上的雕刻。他几乎把所有的旅费都拿来购买雕刻《基督受难图》（Passion of Christ）的纽伦堡大师的36块木头雕刻。他把它们复印在铜板上，依照复印本做成版面，以丢勒作品的名义把版面卖出去。往罗马途中，他把拉斐尔的画刻在铜板上，十分逼真，拉斐尔才答应他的许多作品可供人雕刻，制版出售。莱蒙迪也复写拉斐尔和别人的作品，把复写本做成铜板后将版面卖掉。他以这种新奇的方法赚钱维生，使欧洲的艺术家即使不用亲访意大利，也可以知道文艺复兴诸大师名作的图画。弗兰西亚、莱蒙迪与后来者对艺术的贡献，跟古登堡、马努蒂乌斯等人在学问和文学上的贡献相仿：他们继往开来，给了年轻人了解先贤遗产的机会。

艾米利大道

博洛尼亚东边有一连串的小镇，对文艺复兴的繁荣均有所贡献。伊摩拉小镇出了一位英诺森·伊摩拉（Innocenzo da Imola），他求学于弗兰西亚，留下一幅几乎与拉斐尔作品相当的《圣家》。法恩扎一地取名自它的彩陶工业。15世纪和16世纪，那里的意大利陶工和库比、佩萨罗、杜兰特和乌尔比诺一样，用不透明的瓷釉美化了陶土的表层，用金属的氧化物涂在上面，使彩陶在焙烧时可以浮现出亮丽的紫色、绿色和蓝色来。弗利也因为两位画家而闻名。梅罗佐有个学生名叫马可·帕尔梅扎诺（Marco Palmezzano），替成百的教会和恩主画过许多有关早期基督教题材的画，留给我们一张卡泰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蒙人耳目的妖魅画像。

刚生下来就许配给米兰大公加·斯福尔扎（Galeazzomaria Sforza）的卡泰丽娜后来嫁给弗利贪婪残狠的暴君里亚里奥。1488年，他的臣属起来反叛，将他弑害，拘捕卡泰丽娜和她的小孩，但效忠她的军队仍紧紧守住城堡。她向叛军的首领保证，如果释放她，她一定说服这些军队投降。他们同意了，但把她的小孩留下当人质。她一进城堡，立刻下令将所有城门紧闭，勇敢地指挥守军战斗。当叛军威胁除非她跟手下投降，否则将加害她的小孩时，她严斥他们，站在碉堡上向他们说，她的体内怀着另一个小孩，而且以后可以很容易得到更多。米兰的洛多维科及时派军前来解围，毫不留情地将叛军平定。卡泰丽娜的儿子里亚里奥（Ottaviano Riario）便在其母的羽翼下，担任弗利的首长。

艾米利大道的南北方至今仍遗留着两个古都：拉韦纳（曾一度是罗马帝王的避难所）和圣马力诺。约9世纪，圣马力诺修道院曾在能攻易守的峻崖上，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地，远离文艺复兴的一切影响。1631年，教皇乌尔班八世正式承认它的独立，意大利政府以其地无税可收，也给予种种便利。拉韦纳在威尼斯人于1441年占领该地后，恢复往日的繁荣。1509年，尤利乌斯二世重申此地为教皇的管区。3年后，在附近打了一场大胜仗的法国军队，觉得完全有资格抢劫该城。

卢比肯（Rubicon）的南方，艾米利大道濒亚得里亚海的终站里米尼，因为出了一个统治该地的马拉泰斯塔家族——诨名“魔头”（Evil Heads），而闯进文艺复兴的历史。10世纪末，他们先以神圣罗马帝国尉官的身份替奥索三世（Otho III）治理安科纳省的边陲地区。他们交替扮演教皇党和保皇党的角色，一会儿表示效忠皇帝，一会儿表示效忠教皇，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安科纳、里米尼和西斯纳。他们俨然以暴君自居，否定一切道德，但凭着阴谋、诡诈和武力巩固权势。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隐约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形——铁血化成墨汁，一如俾斯麦变成尼采。卡洛·马拉泰斯塔大力赞助文学艺术，为他的家族建立起美誉。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统治期间，把权力、文化和暗杀的混乱情形搅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许多情妇替他生了好几个小孩，有时竟同时出生。他前后结过三次婚，捏造通奸罪名杀掉两个妻子。他对最后的情妇阿蒂却异常地忠诚，后来还和她结婚。阿蒂死后，他在圣方济各教堂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献给圣洁的爱索达（为阿蒂之名）。他似乎否定上帝和不朽论，他认为将教堂里的圣水钵装满墨水、望着信徒进来时把自己搞得一身墨渍是十分有趣的游戏。

他做尽恶事，但也有好的一面。他是一个能干的将才，素以莽勇见称，能忍受军队生活可能遭遇的各种艰苦。他作诗，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资助学者和艺术家，并乐与他们为伍。他特别喜欢阿尔贝蒂，指派他负责将圣方济各教堂改成罗马式。阿尔贝蒂抛弃13世纪哥特式教堂的完整形式，尝试在教堂的正面，依据公元前27年立在里米尼的奥古斯都拱门饰以古典的图案。此外，他计划在诗班席位上盖一个圆顶，可惜始终没有完成，成了一个不堪入目的框架，当时的人称它为“马拉泰斯塔大庙”。西吉斯蒙多再度修饰的内部艺术则是异教精神的礼赞。在弗朗切斯卡所作的一幅明艳的壁画中，西吉斯蒙多竟卑躬屈膝跪在圣徒恩主面前，但这几乎是教会仅存的基督徒象征。爱索达埋在里面的一间会堂里，早在她死前20年，碑文上便刻有：“谨以意大利的美丽、德行与荣耀献给里米尼的爱索达。”另一间会堂的陈列分别代表战神、商业之神墨丘利、农神、狄安娜与维纳斯。教堂的墙壁刻有上乘的大理石浮雕，主要是乔托的作品，代表森林之神、天使、唱歌幼童与人格化了的艺术与科学，纹章装饰着西吉斯蒙多与爱索达的大写姓氏。热爱古典作品的教皇庇护二世把这座新建筑描写成“高贵的殿堂……到处充满异教的象征，使它似乎变成不信神者崇拜异端的地方，而不是基督徒灵交的神祠”。

教皇庇护二世于1459年曼图亚太平无事时，强迫西吉斯蒙多将他的领地归还教会。见他顽固如前，庇护拿起开除教籍的敕书丢在他身上，控他迷信异端、忤逆父母尊长、乱伦、通奸、伪誓、叛国、亵渎神明。西吉斯蒙多对敕书付之一笑，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的酒量和食欲。然而，受不了这位学者教皇的毅力、军队和策略的压力，他终于在1463年跪在教皇使节面前悔罪，领土归附教会，得到赦免。即使如此，他仍然精力旺盛，指挥威尼斯军队和土耳其人交战，赢得好几次胜利，为里米尼带回一件宝贵得有若最伟大的圣徒骨骸的奖品——哲学家盖米斯都·布雷托的骨灰。布雷托是信奉柏拉图学派的希腊人，曾主张以新柏拉图学派的异教信仰取代基督教。西吉斯蒙多把他的珍藏埋在他殿堂旁边的坟里。3年后（1468年），西吉斯蒙多去世。我们想到文艺复兴的总体印象时，千万不能忘记他。

假如西吉斯蒙多代表公开拒斥中古基督教信仰的少数，那么具有影响力的团体，我们只要沿着亚得里亚海，从里米尼深入边陲地区直到洛雷托，就可以发现仍然活在意大利人心中的古代宗教的生动象征。文艺复兴时期，每年成千上万的虔诚朝圣者，千里跋涉到洛雷托瞻仰《圣屋》（Casa Santa）。相传玛利亚、约瑟和耶稣原住在拿撒勒（Nazareth），后来据神迹般的传说，天使先把他们神奇地迁徙到达尔马提亚，然后越过亚得里亚海到雷卡纳蒂附近的桂树林中。小石屋的周围有一道大理石屏障，是根据布拉曼特的图案建造的，圣索维诺又补上雕刻的图画。圣屋的上面有一座教堂，由朱利亚诺·马亚诺和朱利亚诺·桑加罗斥资兴建（1468年）。圣屋里小祭坛的上边，有一个玛利亚和圣婴的黑色柏木雕刻，竟是出自传道者路加的手笔，1921年毁于一场大火后，当地人用复制品代替，饰以珍珠宝石。它前边的银灯日夜熊熊燃烧，大放光明。这也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

乌尔比诺与卡斯底里欧尼

离亚得里亚海20英里的内陆，洛雷托与里米尼的中途是乌尔比诺小诸侯国，高高隐藏在亚平宁山脉风景如画的支脉中，它的面积只有40平方英里，是15世纪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年前这块幸运之地归一个靠当雇佣兵队长起家、花钱十分谨慎的蒙泰费尔特罗（the Montefeltri）家族所有。费德里科·蒙泰费尔特罗统治乌尔比诺38年，政通人和，连了不起的洛伦佐都瞠乎其后。他拜费尔特的维托里诺为师时，已经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他的一生是他尊贵的老师所曾得过的最好的礼赞。他治理乌尔比诺时，还亲自远征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及罗马。他从不曾打过败仗，也不曾让战火蹂躏他的国土。他不费一兵一卒只借一封伪造的函件就占领一个城镇，甚至根本用不着深思熟虑便攻下安托尼奥城。他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一位最仁慈的统帅。私底下，他是一位言行合一、受人敬重的君子。他当雇佣兵队长时已经赚了不少钱，因此用不着强迫人民纳税给政府。他深信老百姓真诚的效忠，和他们在一起时，既不携带武器，也不用人保护。每天早上，他在四通八达的花园里垂听民间的疾苦，下午则操着拉丁文审理案件。他救济贫穷，帮孤女添置嫁妆，丰收时囤积粮食，荒年时贱卖五谷，宽免破落商人的债务。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慷慨大方的朋友。

1468年，他为自己、他的朝廷及属下的500位官员盖了一座宫殿，不像是防御的堡垒，倒像是行政中心和文学艺术的避难所。达尔马提亚人卢恰诺·诺拉那（Luciano Laurana）把它图饰得惟妙惟肖，使洛伦佐·美第奇派蓬泰利前来素描。建筑物的正面计有四层楼，中央有四个附加上去的拱门，每一边都有一个突廊塔。内院的拱廊十分精致美观，大部分房间已不复可见，但从存留下来的雕刻和华丽的壁炉仍可看出当时的奢华时尚。卡斯底里欧尼根据这个庭院的中心塑造他的“朝臣”。费德里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收藏书籍的房间，他常跟艺术家、学者和诗人畅谈，他们也享受他的友谊和恩宠。举国上下他是有多方面成就的人，他欣赏亚里士多德的程度甚于柏拉图，还通晓伦理学、政治学和物理学。他把历史看得比哲学重要，深信自己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比在理论中摸索蛛丝马迹，更能彻底地了解生命。他热爱古典，但不抛弃对基督的信仰。他每天读烦琐的神学，也记得望弥撒。不论平时或战时，他都衬托出西吉斯蒙多的伟大。他的藏书充满了早期教父的遗著、中古文学与古典作品。13年来，他始终聘有30个抄写员誊写希腊和拉丁典籍，使自己的宫殿成为梵蒂冈以外全意大利藏书最丰富的地方。他同意他的图书管理员，韦斯帕西亚诺·比斯底奇的看法，凡是印刷的书籍都不应在收集之列，因为他们把一本书看成不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它应该也是一件用装订、书写与图案组成的艺术品。宫廷里的每一本藏书几乎都是异常细心地写在牛皮纸上，附有绘图说明，用猩红色的皮革和银线捆绑。

袖珍形的画像在乌尔比诺是很受欢迎的艺术。梵蒂冈图书馆购买费德里科的收藏，其中有两册《乌尔比诺圣经》（Urbino Bible）尤其珍贵。据韦斯帕西亚诺说，伯爵指令他和其他人将这两册典籍加圈批注，“务必尽可能使其成为最宝贵的书籍”。费德里科为了美化宫廷的墙壁，特地邀来许多织缀锦画的艺匠，并请来佛兰德斯的冯·吉希提（Justus van Ghent）、西班牙的佩德罗·布鲁格第（Pedro Berruguete）、佛罗伦萨的鲍罗·乌切洛、伯戈城的弗朗切斯卡与梅罗佐等画家。梅罗佐在此画出他一生中最好的两幅作品（一幅现在伦敦，另一幅现在柏林），显示出作者在乌尔比诺朝廷里受到文学和哲学的熏陶。这两幅精彩的作品都是费德里科的肖像。由这些画家及弗兰西亚和佩鲁吉诺的影响，发展出由拉斐尔父亲所领导的乌尔比诺学派。恺撒·博尔贾于1502年将宫廷的艺术瑰宝占为己有时，其估价值约为15万杜卡特。

费德里科交友满天下，没有仇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封他为公爵（1474年），英王亨利七世封他为嘉德骑士（Kight of the Garter，为骑士最高勋位）。他死时，遗留下来一个兴隆的侯国，发扬公正与和平的传统。他的儿子圭多巴尔多尽力效法先父，不幸由于南北征战得了一场大病，终生瘫痪。1488年，他与曼图亚女侯爵、伊莎贝拉的姐姐——伊丽莎贝塔·贡萨加结婚。伊丽莎贝塔身有残疾，因为身体虚弱显得胆小、温和。她知道她丈夫性事无能，或许曾松一口气吧！她说她以姐妹的身份和他生活在一起已经心满意足。他们避免夫妻间的争吵。她待他倒像个妈妈而不像姐姐，亲切地照顾他，即使在他颠沛流离时也不曾将他抛弃。她写给伊莎贝拉的一些书信，在道德品格常被忽略的文艺复兴时代显得尤其可贵，因为它们表达的是纤细的情感和对家庭的关怀。活泼的伊莎贝拉在乌尔比诺玩了两个礼拜回到曼图亚时，伊丽莎贝塔给她写了这样一封动人的短信：

你走之后，我觉得不仅失去一位敬爱的妹妹，生活也失去了意义。除了每个小时给你信，把要讲的话在纸上和你诉说以外，我不知道如何减轻内心的悲戚。我相信我要是能够表达我的忧伤，你一定会兴起怜悯的心来看我的。假如我不怕激怒你的话，我自己说不定会跟着你走。可是，因为你姐夫的缘故，这些事都不可能实现，我只有祈请你时时惦记我，并记着我永远把你记在心头。

圭多巴尔多和伊丽莎贝塔在宫廷里有次讨论这样的问题：“除坚忍外，什么是爱情最好的证明？”答案是：“同甘共苦。”这对年轻的夫妻的确做到了，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1502年11月，恺撒·博尔贾向圭多巴尔多抗议过几次后，突然把军队折向乌尔比诺，声称该侯国原是罗马教皇的领土。乌尔比诺所有的妇女把她们的钻石、珠宝、项链、首饰与戒指全都献给圭多巴尔多公爵，资助紧急防御动员。但博尔贾的诡计使对方根本来不及抵抗。公爵夫妇临时召集的部队，在平时训练有素、残暴狠毒步步逼近的大军面前，不啻待宰的羔羊，流血屠杀实在不值得。夫妇俩逃往曼图亚，博尔贾担心圭多巴尔多会在那儿重整旗鼓，要求伊莎贝拉和她的侯爵驱逐流亡者；圭多巴尔多和伊丽莎贝塔为了保全曼图亚，搬到威尼斯寻求不畏权势的参议员的庇护。几个月后，博尔贾和他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在罗马感染激烈的霍乱病，教皇不治，博尔贾却复原，但财政已一败涂地。乌尔比诺百姓揭竿起义，把他的军队赶出城去，兴高采烈地迎接圭多巴尔多和伊丽莎贝塔回来（1503年），伯爵收容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科·罗维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为王位继承人，罗维尔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这个小侯国维持了10年的和平。

以后的5年，乌尔比诺朝廷成为意大利文化的典范。圭多巴尔多虽然喜欢古典文学，却鼓励大家用意大利文创作。意大利最早的一出喜剧比别纳的《格兰大》（Calandra）的首演就是在他的宫廷里举行的（1508年）。偶尔，雕刻家和画家创作布景，旁观的人便坐在地毡上观赏，藏在后台的乐队奏乐助兴，小孩子咏唱前奏曲，每一幕之间有芭蕾舞表演，结束时有一位扮装丘比特者出来吟诗，琴师弹弹没有歌词的调子，还有4人合唱爱的礼赞。乌尔比诺是意大利道德水准最高的地方，也是把女人视为十全十美的运动的中心，喜欢清谈爱情——柏拉图式或非哲学化的爱情。另外，这圈子因为下面这些人的加入更显得朝气蓬勃：诗人本博，剧作家比别纳，推动美学的著名歌唱家贝尔纳迪诺·阿科尔蒂（Bernardino Accolti），还有我们在米兰遇到过的雕刻家罗马洛。这个圈子还吸引了不少贵族，洛伦佐之子朱利亚诺·美第奇，即将成为热那亚总督的奥塔维亚诺·弗雷格索（Ottaviano Fregoso），他的哥哥费德里科，是红衣主教的热门人选。卡诺萨的路易后来成为罗马教廷派驻法国的大使，这些人都是那里的常客。继续加入这一圈子的还有高阶层传教士、将军、官僚、诗人、学者、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及著名的访客。这个五花八门的团体晚上在女公爵的沙龙聚会、闲谈、歌舞、玩牌、谈论。那里的谈话艺术——温文有礼，不论是庄重是诙谐，都言之有物——臻于文艺复兴的巅峰。

这一群文雅之士，就是卡斯底里欧尼在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一本书《朝臣》所描绘与理想化了的人。他自己更是典型的君子、好儿子、好先生，身处淫靡的罗马社会仍保持荣誉与操行的大丈夫，受敌友敬重的外交家，不背后道人之短的忠实朋友，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君子。卢浮宫里挂有一张拉斐尔所画的画，生动地将他内在的个性在画像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张沉思的面孔、乌黑的头发、柔和的蓝眼睛，除了那正直的魅力，实在看不出具有一个成功的外交家所有的狡诈，明明白白显出他是一个怀着诗人的多愁善感与哲人的深思内涵，去爱女人、艺术、言行与风格中的美。

他是卡斯底里欧尼伯爵之子，在曼图亚有一处产业，并娶弗朗西斯卡侯爵的一个亲戚为妻。18岁时，他被派到米兰的洛多维科朝廷服务，他的好脾气、优雅的举止风度与运动、文学、音乐和艺术各方面的多才多艺深得大家的欢喜。他父亲死后，母亲催他结婚。卡斯底里欧尼虽然能写最细腻的情书，还是坚持不结柏拉图式爱情的婚。结果让他母亲苦等了17年后方才接受她的忠告。他加入圭多巴尔多的军队，什么也没学到，倒把脚踝敲破了，在乌尔比诺公爵的宫殿里悉心休养后才逐渐康复。他逗留在那儿的11年，深深地迷上山间的空气、朝廷里的朋友、文雅的谈话及与伊丽莎贝塔的友谊。她长得并不漂亮，比他大6岁，两人的体重也不分上下，但她温和的心地俘虏了他的心。他把她的照片藏在房间镜子的后面，偷偷写十四行诗歌颂她。圭多巴尔多为了缓和局面派他去英国办事（1506年），可是他一抓住机会就赶回来。公爵宽宏大量，同意与他和伊丽莎贝塔共享三位一体的柏拉图式爱情。卡斯底里欧尼住下来一直到伯爵去世，仍和寡妇保持神交的关系。他住在乌尔比诺，直到后来教皇利奥十世罢黜圭多巴尔多的侄子，另立他自己的侄子为公爵时才离开（1517年）。

他回到曼图亚附近的祖产，心不由衷地和小他23岁的伊坡里塔·特罗里结婚。他开始跟她恋爱时，先是把她当成小孩，然后把她当成母亲。他发现他不曾真正了解女人或自己。这种崭新的体验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可是，当伊丽莎贝塔说服他担任曼图亚驻罗马的大使时，他把妻子交由他母亲照料，依依不舍地前往述职。不久，从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寄来一封情意真挚的信：

我生了一个小女孩，我想你不会失望才是。可是，我的身体比以前差多了。发了三次高烧，现在舒服一点了，希望不会复发才好。因为身体还不很好的关系，我不想多写。全心全意怀念着你。你痛苦得有点疲倦的妻子伊坡里塔·特罗里笔。

伊坡里塔·特罗里写完这封信不久便告病逝，卡斯底里欧尼的爱情生活也随她寿终正寝。他继续在罗马为伊丽莎贝塔和费德里科家族做事，可惜，在利奥十世颇具排场的朝廷里，他不但找不到曼图亚老家的安谧，也找不到乌尔比诺圈子里的那种睿智、和蔼、优雅。

他在乌尔比诺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成书于罗马）使他留名千古。这本书的目的是分析构成君子的条件与行为标准。卡斯底里欧尼假想乌尔比诺的美好的人们正在讨论主题，他也许是根据在那儿听来的谈话，加以润饰，他所用的名字都是在那里讲话的男女的姓名，并依各人的个性赋予各种感情。他因此借本博之口道出对柏拉图式爱情的讴歌。他把原稿寄给本博，看这位现在的教皇秘书对使用他的名字有没有异议。坦率的本博表示没有异议。然而，胆怯的作者仍然把这本书压到1528年才出版。他去世前一年，因为一些朋友强迫他在罗马出售该书，才不得已公之于世。不到10年的工夫，已有法文的译本。1561年，霍比爵士（Sir Thomas Hoby）把它列为古怪有趣、痛快淋漓的英文古典文学，为每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作品。

卡斯底里欧尼不敢确定，但宁可相信君子的重要条件是出身高贵。譬如说，在没有悠闲气氛的家庭中长大，要具备良好的风度，这是相当困难的事。上流社会似乎不可缺少保管人和仆人，他们是风度、典范与口味的工具。其次，君子年少时必须是一名好骑士，并娴习战术。平时热衷于艺术和文学，但绝不可狂热到足以削弱平民的军事素养，否则国家有被奴役的危险。但太多征战也会使人变成禽兽。要想成为意志坚定、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不只需要严格的军事训练，也需要本人的潜移默化。“不论多伟大，没有一个朝廷能够没有女人而能有悦目、光明或快乐在其中。”女人在言谈举止或衣着上避免模仿男人。她必须保持身材使其匀称，注意谈吐的柔和，培养心灵的谦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她应该学习音乐、舞蹈、文学及娱乐的艺术。如此或许才能获得内在美，激发真诚的爱情。“美借以闪耀的身体，并非美的源泉……因为美是抽象而无形体的。”“爱只是贪图享受美。”可是“谁想占有肉体享受美时，则离正道甚远”。

卡斯底里欧尼所想象的精致文化与相互关怀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终于在罗马的一场浩劫中破灭（1527年）。他在该书的末页写道：“财富所在一向是大毁灭的原因。就拿贫瘠的意大利来说，不健全的政府与它丰富的财富自古以来一直是外国均分的赃物。”他可能是责备自己应对大劫数负责。克莱门特七世于1524年派遣他以教皇大使的身份去马德里与查理五世重修旧好。克莱门特本身的行为加深任务的困难，结果失败。查理五世进犯罗马，囚禁教皇，并将尤利乌斯、利奥和成千的艺术家所创造的财产与文化摧毁殆半。消息传到马德里，卡斯底里欧尼心灰意冷。1529年，这位文艺复兴时代最文雅的君子在托莱多去世，时年51岁。

他的遗体被运回意大利，他那位“违反自己的旨意在他死后仍活着”的母亲，在曼图亚郊外加里西亚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内辟了一块纪念他的坟墓。由罗马诺设计纪念碑，本博题字。不过，刻在石碑上最美的文字，还是卡斯底里欧尼本人写给他亡妻的碑文。人们依照他的遗嘱把她的骨骸摆在他的身旁：

最亲爱的妻啊！我现在虽生犹死，因命运将你的身形从我生命中夺去；但是，当我与你同卧一墓时，我一定要活下去，我的骸骨将同你的合而为一。

第八章　﻿那不勒斯王国（1378—1534）

豁达大度的阿方索

马尔凯斯东南部和囊括意大利本土的罗马教皇教区构成了那不勒斯王国。在亚得里亚海岸这边则包括佩斯卡拉、巴利、布林底希和奥特兰托。稍向内陆有一个名叫福查（Foggia）的城市，曾是神奇的腓特烈二世时代生气蓬勃的首都。在“足背”的古老港口塔兰托，在“趾部”的雷焦，还有在西南部海岸如舞台上华丽景色般相继出现的萨莱诺、阿马尔菲、索伦托、卡普里岛及充满繁忙、嘈杂、饶舌、热情、喜乐的那不勒斯（它曾是其中唯一的大都市）都是这个王国较为发达的城市。除它们和各港口以外，这个国家是农业的、中古的、封建的。土地由农奴或奴隶耕种，或由乡人自耕但不得一饱，或做工来换取面包和一件衬衫，他们处在拥有大采邑的贵族们无情的统治下，这些贵族公然反抗君权。国王从那些地区很少能获得利益，他从自己的封建领地中，或从剥削那些日渐式微的皇家所控制的商业中所得的收益，必须用来支付政府和朝廷的财务费用。

安茹王朝由于皇后乔安娜一世越轨行为而迅速衰微，在都拉索的查理令她以丝绳自缢（1382年）。乔安娜二世在她即位时虽已年近40（1414年），但她与乔安娜一世同样易于激动。她曾结婚三次，第二任丈夫被她驱逐流放，第三任丈夫则被她谋杀。当她面临反叛危机之际，召阿拉贡和阿方索前来辅佐，并以后者为义子和继承人（1420年）。但当她得知阿方索计划推翻她时，又否认了这一决定（1423年）。她死时将王位传给安茹的勒内（Renéof Anjou）。这样一来，引起了一场长期争夺继承权的战争，阿方索在那场战争里，将目标指向那不勒斯，意欲夺得王位。他围攻吉塔（Geata）时被热那亚人俘虏，并被带往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跟前。他用学校里绝对无法学到的无懈可击的逻辑，说服公爵在那不勒斯重建法国的势力，以增强法国已经从北部进迫米兰和从西部进逼热那亚的势力，这样便可像虎头钳般控制半个意大利。菲利普对他的建议首表赞同，便释放了他，并祝他平安打回那不勒斯去。阿方索胜利了。统治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1268—1442年）就此结束，阿拉贡王朝（1442—1503年）代之而起。这场篡夺给了法国在1494年入侵意大利的合法借口，同时也是意大利悲剧的第一幕。

阿方索对他的新王位异常喜悦，将阿拉贡和西西里的统治权给了他的兄弟约翰二世。他并非一位宽和的统治者，他严征税收，允许财政官员压榨人民，然后自己再压榨财政官，并以威迫犹太人受洗来勒索他们的金钱。但他大部分的税收取自商人阶级。那不勒斯人认为他是一个好国王。他走在人群中不带武器，毫无戒心，也无恐惧。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宫女们替他生了几个孩子。他的妻子杀死了这些竞争者之一，从那以后阿方索再也不准皇后在他面前出现。他是一位热心的聚会者，并诚信地听讲布道。

然而，他染上了人文主义者的狂热，支持古典学者，他们称他为“大施主”。他欢迎洛伦佐·瓦拉、斐勒佛、詹诺佐·曼尼提及其他人文学者与他一起用餐，并参观他的宝藏。他付给波焦·布拉乔利尼500克朗，要他将色诺芬写的《语义学大全》（Cyropaedin）翻成拉丁文；付给巴托洛米奥·法齐奥（Bartolommeo Fazio）500克朗，要他写一本《阿方索传》（Historia Alfonsi），在这本书完成后，又给了他1500克朗。1458年，他将2万杜卡特分送给一些文人。无论到哪里他总随身携带古典文学的书籍，在家中或征战中进餐之际，便诵读这些古典文学，并准许对此有兴趣的学生旁听。当疑是李维的遗骸在帕多瓦出土时，他派安托尼奥·贝卡代利（Antonio Beccadelli）到威尼斯买回一块骨骸，并以一个善良的那不勒斯人的敬畏和虔诚接受了它，注视着圣耶诺里斯（St.Januarius）血液的流动。当马内蒂以拉丁文向他演说时，阿方索深深地被佛罗伦萨城学者的文句语体迷住，以致在演说结束之前，苍蝇在他的鼻头上宴乐，都没察觉。他给人文学者充分的演说自由，即使对异端和猥亵文字也不干涉，并保护他们不受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审讯。

阿方索的朝廷中最值得一书的学者是瓦拉。他生于罗马（1407年），与莱纳尔多·布鲁尼同习古典文学，变成一个热心甚至狂热的拉丁文学者。在他的许多次战斗中，其中之一便是打倒意大利文为文学语言的运动，而使拉丁文复活。他在帕维亚教授拉丁文和修辞学时，写了一篇激烈而冗长的议论来反对有名的法学家巴尔托鲁，嘲笑他艰深难懂的拉丁文，并争论道，只有精通拉丁和罗马历史的人，才可能了解罗马的法律。这所大学的法科学生为巴尔托鲁辩护，而文科学生则为瓦拉助阵；双方由争辩演至动武，瓦拉被解聘。在《新约注释》（Adnotationes ad Novum Testamentum）中，他应用了在语言学上的造诣，又对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不满，对他那英雄般的工作指出许多错谬之处。伊拉斯谟后来也赞扬、节录、并应用瓦拉的评论。在另一篇论文《优美口语化的拉丁文》（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中，瓦拉给拉丁文的优雅和淳朴立下了法则，嘲弄中世纪的拉丁文，也痛快地揭出许多人文学者拙劣的拉丁文。他对昆体良的喜爱超过曾名重一时的西塞罗。他去世时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稳固其孤立的地位，他出版了一本对话体的《喜乐和真善》（De Voluptate et Vero Bono）。在那本书中，他以令人吃惊的鲁莽抨击人文学者所谓的非道德观。他利用三位名人饰演讲话的角色：布鲁尼护卫着注重美德、主张禁欲的斯多葛派，安托尼奥·贝卡代利则为享乐主义辩护，尼科洛·尼科利调停基督教义和哲学的冲突。贝卡代利被写成一位强有力的说服者，使读者们直觉地想到他的见解即是瓦拉自己的见解。贝卡代利论道：我们必须设定人性本善，因为它是上帝赋予的，事实上，天性与上帝同为一体。因此，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我们追求喜乐和幸福的本性是天生的，追求这些是无罪的，也是人生正确的目标。所有的享乐，不论是感官上还是知识上的，在它未被证明有害之前，都将被合法地保存着。我们有迫切的求偶的本性，却没有终身贞洁的本性。所以禁欲是不自然的，是违反天性的，那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痛苦，不应像美德般来倡导。贝卡代利下结论说，童贞是错误和不必要的，文雅高尚的妓女较之尼姑对人类有更多的价值。

在他财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哲学里。他是一个情欲旺盛、脾气暴躁、言论偏激的人。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想谋得一个文学上的职位。他求得罗马教皇书记的职位，但旋又离去。阿方索起用他时（1435年），阿拉贡和西西里的国王正凭借阿方索仇敌之一——教皇尤金四世（他主张那不勒斯是罗马教皇的领地）——争夺那不勒斯的王位。一个像瓦拉这样漠视一切的学者，博通历史，精于争辩，无患得患失之心的人，的确是对抗教皇的利器。在阿方索的保护之下，瓦拉写出了他最负盛名的论著《君士坦丁的假信和欺捐》（On the Falsely Believed and Lying Donation of Constantine）。他痛斥因《康斯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一文而使第一位基督教的皇帝转换成教皇西尔维斯特，完全世俗地统治了全西欧之事为荒谬的造假。古沙的尼古拉曾于1433年在他为巴塞尔会议（Council of Basel）所写的《论天主教的协和》（“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一文中，揭发捐赠的虚假，并质疑尤金四世的地位。

瓦拉和阿方索不以学术的争论为满足，他们还宣战。瓦拉说：“我不仅攻击已故去的人，也攻击活着的人。”他以惯用的咒骂痛诋与受人尊敬的尤金有关的事物。“即使捐赠是真的，那也是无足轻重而且无用的，因为君士坦丁没有能力这样做，再说罗马教皇政治制度的罪恶已使它抵消了。”瓦拉下结论——不考虑丕平三世和查理曼对教皇制度的捐赠——假如那些捐赠是虚假的，那么教皇世俗的权力便是历时千年的篡夺了。世俗的权力带来了基督教的腐化，也带来了意大利的战争，还有那“威严的、野蛮的、专制的僧侣的统治”。瓦拉请求罗马人民起来推翻教皇政府，并邀集欧洲的王子们来夺占教皇的领属。这种做法恰似马丁·路德，但实则是由阿方索授意，人文主义演变成了战争的武器。

尤金以宗教裁判所作为反击。瓦拉被召至该所在那不勒斯的代表处。他大肆讥讽正统的学说。阿方索命令宗教裁判所释放他，他们不敢违命。瓦拉继续攻击基督教：他说明诿罪于最高法院法官狄奥西修斯（Dionysius）的著作是不可信的，由尤西比乌斯（Eusebius）出版的阿伯格鲁斯（Abgarus）致耶稣的信也是伪造的，及耶稣的使徒与使徒的信条毫无关联。不管怎样，当他推断阿方索有意与罗马教皇修好时，他决定自己最好也和他们谈和。他向尤金公开道歉，撤回他的异说，再度肯定尤金的正统学说，并请求原谅他的过错。教皇未予置理。尼古拉五世成为教皇并广召天下才学之士时，瓦拉当了一名教廷的书记（1448年），受聘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他死时是圣约翰浸礼所教堂的教士，被安葬于圣墓（1457年）。

他友善的对手，安托尼奥·贝卡代利写了一本猥亵的书来说明他一生中各时期的品行。1394年，贝卡代利出生于巴勒莫，因此绰号叫作“帕诺里米塔”，他在锡耶纳接受了高等教育，也许还包括他那含糊的道德律。约1425年，他用拉丁语和色情文学的笔法写了一集名为《阴阳人》（Hermaphroditus）的拉丁文挽歌和短诗来对抗马休尔。科西莫·美第奇也许没有读过这本诗集，但接受了他的呈献。有德行的瓜里诺赞扬它雄辩的语言，其余的赞颂纷至沓来。最后西吉斯蒙德皇帝将一顶诗人桂冠戴在他的头上（1433年）。僧侣们公开指责这本诗集，尤金宣称任何人阅读这本诗集将被逐出教会，修道士公开在费拉拉、博洛尼亚、米兰等地焚毁诗集。但安托尼奥·贝卡代利仍在博洛尼亚和帕维亚大学演讲《诗学大全》（Summa Cum Laude），从菲利普·玛利亚处支领800金币的薪俸，并被邀至那不勒斯做宫廷的史官。他的历史著作《阿方索国王的嘉言嘉行》（Of the Memorable Words and Deeds of King Alfonso）以极能表现拉丁语特性的笔法写出，以至于教皇庇护二世考虑将其作为拉丁文的范本。贝卡代利终年77岁，死时名利双收。

费兰特

阿方索将他的王国传给其子斐迪南。费兰特——斐迪南的子民这样称呼他——出身可疑。他的母亲是伊哈尔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Hijar），她除了国王之外还有其他情人。费兰特的秘书蓬塔诺（Pontano）断言他的生父是一个巴伦西亚城的马拉诺（marrano）——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籍犹太人。瓦拉是他的家庭教师。费兰特在男女性事上如何，不为人知，但由于热情的天性，不受固定道德的约束，做无理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他具有大多数人的恶习，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使其出身合法化，但拒绝承认他为国王。他宣称阿拉贡家系在那不勒斯已绝种，并主张这个王国是基督教的领地。安茹的勒内意图夺回乔安娜二世传给他的王位。当他登陆那不勒斯的海岸时，封建贵族们也群起反叛阿拉贡王朝，并与国王在国外的敌人组成联盟。费兰特以愤怒激出的勇气面对这些同时而来的挑战，击败他们，并设计谋加以报复。一个接着一个，他用假意的和解引诱他的仇敌，为他们设下最好的筵席，而在甜食之后杀死了一些人，监禁了其余的，让几个人饿死在他的地牢里，几个人关在笼中，以供其随时取乐。当他们死时，将他们涂上防腐香料，替他们穿上他们所喜爱的服装，将他们像木乃伊似的保藏在他的博物馆里。这些故事，也许是敌方军营中的历史学家捏造出来的“战争暴行”。1479年非常公平地对待洛伦佐·美第奇的国王便是他。1485年的革命几乎把他推翻，但他又站稳了脚跟，完成了36年的统治，死于太平盛世。

费兰特并没有继阿方索之后对学者加以庇护，但他设想他的首相必须是一个兼具诗人、哲学家和老练的外交家的气质的人。蓬塔诺扩展那不勒斯学会，该学会是由贝卡代利创设的。它的会员必须是文学之士，他们定期集会以交换诗文和思想。他们取了拉丁文的名字（蓬塔诺改为蓬塔努斯，Jovianus Pontanus），并老爱把自己当作经过一段长而残酷的纷乱之后，承继罗马帝国庄严文学的承先启后之士。一些人写出了文学上的白银时代里具有价值的拉丁文学。蓬塔诺就伦理学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文，赞颂那些被费兰特忽视的美德，还写了一本动人的散文《论原则》（De Principe），将《君主论》都会轻视的那些所谓和善的德行灌输给统治者。蓬塔诺献上这本可为模范的小册子给他的学生——费兰特的儿子和他的继承人阿方索二世。蓬塔诺用韵文教授就像散文一般，并用拉丁文的六音步诗来解释天文学的奥秘和橙树的正确栽培方法。在一部喜乐的诗集中，他赞美各种正当的情爱：对健康的青春共同的向往，新婚夫妇的亲切爱慕，婚姻中的相互满足，父母爱的喜与忧，长年交往的休戚与共……他还有惊人的善用拉丁文字典的能力，写如维吉尔那样自然的诗来描绘那不勒斯人假日的生活：工人们仰卧在草地上，竞技者活跃在竞技场上，郊游野餐的人们乘着二轮马车，诱人的女孩子跳着快速的旋舞使手鼓铿锵作响，少男少女在海湾的盛大舞会中调情，爱侣们不停地约会，贵族们在拜尔耶洗浴，就像回到15世纪前奥维德的销魂狂喜与悲观绝望的时代。蓬塔诺曾用意大利文以吉庆和幸福为主题写过作品，现在又以拉丁文诗歌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主题，我们应该把他与说两种语言的彼特拉克和波利希安列在同等地位，他们有见识去追随时代的潮流，也徜徉在过去的日子里。

在蓬塔诺之后，学会中最杰出的会员是伊库甫·桑那扎罗。像本博一样，他也能写出最纯的托斯卡纳方言的意大利文——与那不勒斯的语言大相径庭。和波利希安及蓬塔诺一样，他也能创作拉丁文的挽诗和短诗，并不逊于狄巴拉斯或马休尔。因为作了一首短诗赞颂威尼斯，威尼斯便送了600杜卡特给他。阿方索二世与亚历山大六世作战时，带着桑那扎罗一同征战，将诗的利箭射向罗马。恺撒·博尔贾养了一只穿着盔甲的西班牙公牛，又选了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作为他所声称的女教师时，伊库甫·桑那扎罗用两行诗攻击他，那些阿方索的士兵一定后悔他们不懂拉丁文：

Europen Tyrio quondam sedisse iuvenco

quis neget？Hispano Iulia vecta tauro est

有一次尤萝芭骑着古泰尔的公牛，

谁会怀疑呢？一只西班牙的公牛生下了朱莉娅。

当恺撒·博尔贾进占那不勒斯，一个芒刺横在路中：

Aut nihil aut Caesar vult dici Borgia ；quidni？

cum simul et Casar possit et esse nihil

该称呼他恺撒，还是只称呼博尔贾；

为什么不连在一起称呼，他不是两样都是吗？

这样的笑评流传在意大利，也占了稗史的一页。

在另一种温和的心境下，桑那扎罗创作了一本拉丁文史诗《处女诞生说》（De Partu Virginis）。那是一本惊人的力作：它用古典文学中异教多神的结构，将他们像伴随物似的带进福音故事里去，并在他诗的主体中引用其中有名的第四首田园诗与维吉尔较量。这是最美好的拉丁文，也让克莱门特七世很愉快。

桑那扎罗的绝妙之作《世外桃源》，是以生动的语言和混合着散文与诗的笔法写成的。就像狄奥克里塔在古老的亚历山大港一样，这位诗人生了厌倦城市之心，喜爱上乡间的气息和宁静。那原是洛伦佐和波利希安曾经在20年前用极为诚挚的态度表达过的一种住在都市的人的情绪。这个时代的风景画绘出了不断增长的对乡间的欣赏，世间的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森林和原野、清澈的溪流及强健的牧羊人用牧笛吹出的恋歌。桑那扎罗的作品捕捉住这些人们所流露出来的幻想，受到普遍的喜爱，因而名利双收。他引着读者走进一个只有壮男和美女的虚构的世界——没有一个是老的，大家几乎都是裸体的。他用一种诗般的散文描写出他们的壮丽与自然的景色，首先在意大利，接着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创造了一种风格。在这本书里，典型的田园诗诞生了，比起古老的诗也许没有那么优雅，却较长而奔放，对文学和艺术具有久远的影响。此时此地的乔尔乔纳、提香（和继他们之后的上百个艺术家）都替他们的颜料找到了画题；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t Philip Sidney）留下了《仙后》（Faerie Queene）和一部英文版的《世外桃源》，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桑那扎罗发现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那里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进去，无须翻动书页即可建造起迎合自己爱好和奇想的城堡来。

这本书的写作技巧比诗歌本身的精神雄壮得多，虽然里面也出现了柔弱的意大利的笔触。多纳泰洛和米开罗佐来自佛罗伦萨，他们在尼罗河畔的圣安杰洛教堂为红衣主教里纳尔多·布兰卡奇建造了壮丽的陵寝。豁达大度的阿方索下令为新皇堡——始于安茹的查理一世（1283年）——新建一座大门，由弗朗西斯科·劳拉那（Francesco Laurana）设计，由彼得罗·马蒂诺——或许朱利亚诺·马亚诺也参加——刻上表现国王战争与和平的丰功伟绩的美丽浮雕。智者罗伯特所建的圣奇亚拉（Santa Chiara）教堂，至今仍保留着乔万尼兄弟和帕斯·费兰策（Pace de Firenze）在国王于1343年死后，旋即建立起来的哥特式纪念碑。圣热内罗（San Gennaro）大教堂在15世纪接受了一种新的哥特式内部装设。在宝贵的提索罗（Cappella del Tesoro），那不勒斯守护神——圣耶诺里斯的血液一年内流动了三次，以信心和爱确保一个城市的繁荣，使它不因商业的疲惫和几个世纪来的重担而衰微。

西西里避过了文艺复兴。她产生了少数几位学者如奥里斯帕，几位画家如安托尼洛，但他们很快便移往有更多机会的大陆去了。巴勒莫、蒙雷阿尔（Monreale）、切法卢（Cefalu）等地都有艺术巨作，但仅似旧日拜占庭式、伊斯兰式或诺曼底式的建筑那样，已成为遗迹了。拥有土地的封建贵族们，喜爱11世纪更甚于15世纪，因而他们过着骑士般侮蔑轻视文学的生活。那些被他们剥削的人们太穷困了，除了他们富有色彩的衣饰、他们戴着发亮的嵌镶饰物却怀着黯淡希望的宗教、他们的歌及爱与感情简单的诗而外，不能有什么文化上的表现。这个可爱的小岛从1295年至1409年，拥戴着他们自己的阿拉贡国王和皇后。自此之后的3个世纪，这里一直是西班牙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关于不包括罗马的意大利，已用冗长的文字描述过，但对这个热情的半岛上各种各样的生活，也只是浅谈一番而已。至于道德和风俗、科学和哲学，可能要延后到我们谈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们时才会说到。但即使在那些我们接触过的城市里，有多少珍贵的次要人物和艺术躲过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对于意大利文学的另一支，属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尚只字未提哩。

我们对那些在意大利人的身体、心灵和家庭里当作装饰品的较次艺术中的特色无力述及。那些变形的修补过的画，却被郑重其事地用作织物上的图画！在威尼斯的画像里的大公和贵妇们，若没有天鹅绒、丝缎、绸衣和织锦，如何能衬托他们的荣华富贵？他们做得很好，既遮掩起他们可耻的裸体，同时也遮掩了他们的罪恶。他们也都很聪明，筑起庭园花圃来使他们的夏日过得凉爽，尽管看上去都是千篇一律的。他们以彩色的砖瓦铺在屋顶和地板上，用铁锻成花边图案和错综的图饰，铜器闪闪发光，青铜和象牙的雕像提醒他们男子和女子可以美好到什么程度，木制品被雕刻镶嵌和制作得可用千年之久，光辉的陶器点缀着桌子、柜橱和壁炉架，有神奇刺纹的威尼斯镜子欲以其脆弱向时间挑战，金钩银扣的小皮带圈绕起由快乐的文人之笔加以绘饰的珍贵名著，来美化他们的家庭。许多画家如萨诺·彼得罗（Sano di Pietro），情愿损毁视力来绘制和着色象牙或精美牛皮纸上的小画像，而不愿将他们灵巧和内心的美梦大笔地涂敷在画板和墙上。当一个人走遍画廊而感到厌倦的时候，偶尔也可以去看看珍藏在费拉拉的西法诺亚宫或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或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娜，那些有着漂亮的字母和极佳书法的画稿，并愉快地消磨几个钟头。

所有这些伟大的艺术、劳苦和喜爱、奸谋险诈和政治才能、挚爱和战争、信心和哲学、科学和迷信、诗歌和音乐、憎恨和愉快、可爱和易怒交织成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给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罗马带来了满足和毁灭。

第三部　文艺复兴在罗马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

第一章　﻿教会的危机（1378—1447）

教权的分裂（1378—1417）

格列高利十一世移驾罗马，教皇是否永驻此地？选举他继承人的秘密会议（由红衣主教团组成）一共包括16位红衣主教，其中只有4人是意大利籍。市内的权贵们向秘密会议陈情，新选的教皇必须是罗马人，或至少是意大利人。为了支持这项提议，罗马的群众聚集在梵蒂冈城的外围，鼓噪喧闹，发出恫吓：如果秘密会议不选举罗马人继任教皇，他们将杀死所有非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受了恫吓的红衣主教们，在15比1的表决下，仓促地选举（1378年）巴利的大主教普里那诺（Bartolommeo Prignano）为教皇，即乌尔班六世后，深恐生命遭受威胁，之后便奔离罗马城。罗马接受了这项妥协。

乌尔班六世以他暴戾的脾气和独裁的个性统治教会和罗马。他任命元老院的参议员和市里的行政官员，并将一向动荡不安的首都制服，使之成为秩序井然、温柔顺服的城市。他宣布即将由上而下改组教会。这项宣布，令红衣主教们震惊不已。两个星期后，在一次公开的布道会上，他公然谴责红衣主教和教会高级职员的道德恶劣。他禁止他们受领养老金，规定举凡教廷的一切业务，都必须妥善处理，并不得索取任何报酬。当红衣主教们私下埋怨的时候，他命令他们“停止愚蠢的交谈”。奥西尼红衣主教当即提出抗议，表示不满，不料被骂为“蠢材”。里摩日的红衣主教相继挺身反对教皇的态度，乌尔班火上加油、怒不可遏地冲向前去，刮他一记耳光。听到这些情形，圣凯瑟琳规劝愤怒的教皇：“处理事情务须谦和为怀……不宜过分；因为凡事过分，总是破坏多于建设。且看在十字架上吾主的分上，将你急躁的秉性收敛些吧！”乌尔班不理会旁人的意见，擅自宣布将任命更多的意大利籍红衣主教，以便在红衣主教团中造成多数，垄断教权。

法国的红衣主教在阿纳尼集会，计划反叛。1378年8月9日，他们发布一项宣言，宣称乌尔班的当选无效，因为那次选举是在罗马暴民的威胁下举行的。所有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都加入他们的行列。9月20日，红衣主教集团推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教皇，是为克莱门特七世。克莱门特七世定都阿维尼翁，乌尔班仍留居罗马。教权的分裂，于此开始。事实上，教权的分裂多半归因于新兴民族国家的相继崛起。法国之所以另拥教皇，是希望在对英国作战时及将来与日耳曼、意大利对抗时，能获得教皇的有力支持。在法兰西的倡导下，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苏格兰相继拥护克莱门特七世；但英国、佛兰德斯、日耳曼、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及葡萄牙承认乌尔班的合法地位，使教会成为敌对阵营。在基督教国家，一半的基督徒指斥另一半的基督徒为异端、亵渎神灵，应受破门律的处分。圣凯瑟琳宣称克莱门特七世不过是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而圣文森特·费雷尔（St.Vincent Ferrer）也以同样尖锐的字眼加在乌尔班六世身上。敌对双方都认为由对方的牧师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如果婴儿的洗礼、罪者的忏悔及临终抹油礼是得自对方牧师的话，是不能洗脱尘世的罪恶的，死亡之后仍免不了进入地狱饱受煎熬之苦。这种相互之间的仇恨程度，几乎仅见于极端惨烈的战争中。在大分裂阶段，有一些乌尔班新任命的红衣主教图谋以“具有危险性，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将他监禁起来，结果计未得逞，反有7位遭逮捕、拷打，并被处死（1385年）。

乌尔班的去世（1389年）并没有为分裂的教会带来妥协。他的阵营里尚存的14位红衣主教，旋又任命托玛西里（Piero Tomacelli）继任为教皇博尼费斯九世，这延长了教会的分裂局面。克莱门特七世逝世（1394年）后，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也拥立卢纳（Pedro de Luna）为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三世，与罗马抗衡。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提议两位教皇同时逊位。这项提议没有被贝尼狄克特接受。1399年，博尼费斯九世宣布翌年为大赦年。他知道有许多有意朝圣的教徒，可能会因为时局的混乱不安而宁愿留在家乡，便授权他的代理人出售大赦年的赦罪券，只要基督徒肯向教会捐出来往罗马的旅费，再做适当的忏悔，皆可获得教皇的赦免。他所派遣的搜刮者，并非个个都是谨慎的神学家，有许多人只接受教徒的捐赠便予以赦罪，并没有要求教徒自我忏悔。博尼费斯表面上对这些粗心大意的代理人予以痛责，暗地里却为自己生财有道而感到得意洋洋。根据他的秘书所说，博尼费斯纵然陷身在结石症的剧烈痛楚里，也“永不停止对黄金的渴求”。他的搜刮者中，凡试图欺瞒他的皆遭受毒打逼供的苦刑。有些无辜的搜刮者，因为没能让基督徒到罗马来花钱，而让他们在故乡接受大赦年的赦免，竟被罗马暴徒分尸。正当大赦年的狂欢热烈举行时，科隆纳家族领导罗马的人民掀起恢复共和政体的要求。博尼费斯拒绝了这一要求，科隆纳家族于是领军8000人起而反抗。这位白发苍苍的教皇，在圣安杰洛负隅顽抗。最后，罗马的人民反转，打击科隆纳家族，叛军相继拖甲曳兵而起，为首的31名叛军领袖被捕入狱。其中的一位，因答应执行吊死罪囚的任务，得以苟全性命。他吊死了30名叛首，包括他的父亲及他的一位兄弟。

博尼费斯逝世、英诺森七世新继之际，暴乱再度发生，英诺森为了避难，逃往维泰博。乔万尼·科隆纳率领罗马的暴民洗劫梵蒂冈城，用污泥涂抹英诺森的象征物，并将教皇的谕令散落在大街上。经过一阵子的骚乱，罗马的人民唯恐少了教皇，罗马可能招致毁灭，与英诺森重修旧好。英诺森在万民的欢呼下，重归罗马城。只是没多久便与世长辞了（1406年）。

他的继承人格列高利十二世，邀请贝尼狄克特十三世共同参加一个会议。贝尼狄克特建议格列高利与他一并辞卸教皇职位，被格列高利的亲戚劝阻了。于是，他的一些红衣主教弃他前往比萨去了。在比萨，这些红衣主教呼吁召开宗教大会，新选一位能被基督教世界共同接受的教皇。法国国王适于此时再度规劝贝尼狄克特退位。贝尼狄克特再度拒绝他，法国自此宣布中立，不再继续支持贝尼狄克特。贝尼狄克特因为见弃于他的红衣主教，只得逃往西班牙。他的红衣主教们与离弃格列高利的红衣主教携手合作，一起在比萨筹划于1409年3月25日召开宗教会议。

教皇与宗教会议（1409—1418）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反叛派哲学家就已为“宗教会议运动”奠下基础。奥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曾经抗议将教会与教士人员视为一体。他认为教会是所有信仰者的整体，此一整体应具有权力，且其权力应凌驾于教会中任何人员之上，它可以将其权力转移给宗教会议，宗教会议可据此职权以选举、谴责、惩罚、甚或罢免教皇。帕多瓦的马西留（Marsilius of Padua）认为宗教会议是基督教世界的综合智慧，何人敢将其个人的智慧凌乎其上？此一议会不仅应包括圣职人员，而且还应包括由教民选举出来的非圣职人员，其所作的种种决定，教皇不应予以控制。巴黎大学的日耳曼神学家朗根施泰因（Heinrich Von Langenstein），在其1381年撰就的论文《和平会议》（“Concilium Pacis”）中，曾将这些观念提供给分裂的教会作参考。他文中指出不论教皇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作的辩护是基于何种逻辑推理，至少，当前面临的危机，就不是靠逻辑推理所可以解决的。只有在教皇之外、红衣主教之上，另建立权威，才足以挽救教会的危机，而此一权威，唯有宗教会议足以当之。巴黎大学校长让·热尔松（Jean Gerson）曾于一次在塔拉斯孔（Tarascon）举行的布道会上当着贝尼狄克特十三世的面前公开指出：既然教皇召开宗教会议的绝对权力，实际上已无补于结束教权的分裂，因此，为适应紧急状态，先前树立的法则——即教皇有召开宗教会议的全权，也应该因势易革。宗教会议必须采取另一种方式召集，以便承担结束危机的大任。

比萨的会议如期召开了。在一座巨大的教堂里，集聚了26位红衣主教、4位总主教、12位大主教、80位主教、87位大修道院院长、所有大修道会会长、主要知名大学的代表、300位宗教法博士，而且，除了匈牙利、那不勒斯、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及苏格兰等国之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皆派遣使者参加。会议宣称本身是合法（教会法）并代表全基督教世界的，这种宣称，显然无视东正教。它曾征召贝尼狄克特和格列高利列席参加，但两人皆拒绝与会，它随之宣布予以罢免，另立米兰红衣主教为教皇，是为教皇亚历山大五世（1409年）。会议授权新任命的教皇在1412年5月之前召开另一次宗教大会后，便告休会。

这次会议原期望能够结束分裂的局面，然而，贝尼狄克特与格列高利皆拒绝承认它的威权，使原已双方对峙的状态变为三雄鼎立。亚历山大五世登位不久便去世了（1410年），对教权的统一并没有多少贡献。他的红衣主教另推举一位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他是所有名叫约翰的教皇中，最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博尼费斯九世为扩展势力，任命科萨（Baldassare Cossa）为博洛尼亚的教皇代理人。他以铁腕统治该城，到处征税，甚至连妓院、赌坊、放高利贷者也不放过。根据他秘书的报道，他曾诱奸200名处女、有夫之妇、寡妇和修女，长于政治和战争。他敛财有道、富可敌国，统领一支效忠其本人的军队。就实力而言，他或许可以征服格列高利，面南称孤。

约翰二十三世对召开另一次宗教大会并不感兴趣，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地延迟会期。1411年，西吉斯蒙德继承罗马王位，名义上袭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他强迫约翰召开会议，为了避免意大利的干扰，也为了方便帝国影响力的波及，他选择康士坦斯作为会议地点。他和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擅自以私人名义邀请基督教世界的皇亲贵爵、学者、僧侣与会。除了三位教皇及其随从外，欧洲各国都相继响应。由于自各地而来的显要人物太多，单是聚齐这些与会人士便费时半载。最后，当约翰二十三世同意在1414年11月5日召开会议时，不多时便有3位总主教、29位红衣主教、33位大主教、150位主教、100位教士、300位神学博士、14所大学的代表、26位王公、140位贵族及400位牧师参加。他们有意使这次会议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及自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康士坦斯有约6万居民，如今，这里额外容纳约5000名与会人士。同时，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还容纳了大批由外地来的奴仆、侍从、小贩、医生、歌者及1500名妓女，以应需要。

会议行将举行之际，召集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突告离奇出走，使会议无法编列议程。约翰二十三世曾有不良的把柄掌握在反对者手中，这些反对者恫吓他将在会议上公布他的生活记录、罪恶及邪行。约翰二十三世恐怖不已，一个委员会劝告他：如果他能与贝尼狄克特及格列高利同时逊位，他昔日的不良行为就可免除非难。他同意了。但突然间又改变主意，伪装成男仆逃离康士坦斯（1415年3月20日），托庇于奥地利大公腓特烈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城堡中。3月29日，他宣称所有他在康士坦斯所作的承诺无效，因为这些承诺都是在暴力的压逼下而做的。4月6日，会议公布“神圣教规”，这条教规，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意味的公报”，其内容约略如下：

在圣灵的感召下，为了赞美吾主、平息目前的分裂，也为了教会的统一及改革，这次康士坦斯的神圣教徒大会，合法地聚集此地，由与会的代表们一致通过如下规条：第一，这次会议……代表现世教会，其权力直接受自耶稣基督；任何人——不论何等职阶、何等地位，包括教皇在内，对有关信仰问题、平息教权分裂问题、教会改革问题，皆须服从会议的指示；倘若任何人——不论何等职阶、何等地位，包括教皇在内，敢于拒绝服从这次神圣会议所通过的法条、规章、命令或其他性质相同的神圣会议所通过的法条、规章、命令，皆须处以适当的惩罚……如果必要的话，应施以正义的援助。

许多红衣主教，深恐自此之后他们不复再有选举教皇的权力，起而反抗这项法规。会议征服了他们，使他们无法抗议。

现在，会议派遣一个委员会前往沙夫豪森，要求约翰二十三世逊位。约翰二十三世未予肯定的答复。会议为达到目的，接受了54宗控诉教皇的案件。这些控诉案件，极尽诛伐之能事，所列罪名，举凡指责他为异教徒、压迫者、说谎者、鬻职者、叛徒、色徒、盗徒等不一而足，几将天下罪恶毕集其身。5月29日，会议宣布罢免约翰二十三世。他出于无奈，只得接受。为使会议继续举行，西吉斯蒙德下令将约翰软禁于海德堡城堡。约翰在1418年被释放，其时，他已是一名年迈力衰的老者，伶仃孤苦无力自养，最后，只得投靠科西莫·德·美第奇终养天年。

首度罢免教皇的成功，为会议带来无比的信心和希望。为示庆贺，他们在康士坦斯举行狂欢游行，但当他们重回岗位、继续工作时，却面临进退维谷的狼狈处境。贝尼狄克特与格列高利的教权未衰，各有其统治领域，如果他们依循前例再选新教皇，极有可能重蹈覆辙，造成教会三元化的局面。幸好格列高利解除了顾虑。他提议，倘若尊重他的传统权力，由他重新召集会议解决问题，他便同意引退辞职。1415年7月4日，教会终于在这种方式下重新集会，接受格列高利的辞职，认定他任命的职位是有效的，并任命他为安科纳的合法统治者。两年之后，格列高利在安科纳安静地去世了。

贝尼狄克特仍作困兽之斗，他的红衣主教离弃他，与宗教大会达成协议，共谋和平。1417年7月26日，宗教大会解除他的职位。他退居距巴伦西亚不远的家乡静养，不久也谢世了，时年90岁。临死之前，他仍以教皇自命。10月，会议通过教谕，决议在5年之内召开另一次宗教大会。11月17日，会议的选举团公拥奥顿·科隆纳（Oddone Colonna）为教皇马丁五世。所有基督教国家一致接受。自此，纷扰39年的教会大分裂局面终告结束。

至此，会议总算圆满地达成它的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目标遭遇了失败，这就是教会的改革。马丁五世承继教皇职位后，掌握所有教皇的大权。他代替西吉斯蒙德成为会议的主席，并以谦虚的态度、灵活的演说周旋于各民族间，相互筹商每一民族国家内局部的教会改革。他巧妙地运用政治手腕，造成民族国家之间意见的不合，而后，再利用含混的语词，保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颜面，以便接受他提出的最低限度改革标准。此时的宗教大会，历经漫长的集会之后，实在感到劳累了，因此也就任其摆布，不再反对。它已经工作了3年，与会代表们都渴望回家，有关教会改革的细节问题，未尝不可留待下次会议再行讨论。1418年4月22日，康士坦斯的神圣宗教大会，终于宣布解散。

教皇权的胜利（1418—1447）

马丁五世虽是罗马人，却不能立刻回到罗马。那时，由康士坦斯通往罗马的道路，被一名雇佣兵队长布拉乔所把持。马丁认为先停驻日内瓦，然后经曼图亚取道佛罗伦萨较为安全。最后，当他重新踏上罗马故土时，不禁被罗马的凋敝景象震慑了。这座基督教世界的首府，竟然会是全欧洲最不文明的地方。

如果我们指责马丁滥用职权，将教会名器轻易授给他的科隆纳家族，也许难得事理之平。马丁这样做，是有其背后原因的。他必须在梵蒂冈厚植势力，否则人身安全就缺乏保障。那时的“教皇领地”，前后受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及米兰的武力威胁，而马丁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如此情形，哪能不戒慎恐惧、寝食难安。教皇的大部分领域再度沦落于小独裁者之手。他们名义上虽以教皇的代理人自称，自从教权分裂之后，都已实际掌握主权了。在伦巴底，圣职人员几个世纪以来与罗马的主教采取敌对立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又因为群雄割据、秩序荡然，对教皇的尊敬已大不如昔，就连应纳的贡赋，也逐日减削。

马丁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教皇，企图从废墟里重建罗马。他所继承的库府几近空虚，他仍拨出部分经费局部修建首都。他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肃清了道途和罗马的盗匪。他摧毁了蒙特里波的贼穴，斩杀了为首的土匪。他重新为罗马带来秩序，编纂了罗马社会法法典。就其用人方面而言，也不乏知人善任的例子：任命早期的人文主义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为教皇的秘书，网罗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皮萨内洛、马萨乔为圣玛利亚教堂、圣约翰和拉提朗宫绘制壁画，任用高才饱学、品优德备之士如圭里亚诺·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路易·亚里曼德（Louis Allemand）、卡普拉尼卡（Domenico Capranica）、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为红衣主教，如此等等，皆为人们津津乐道。他重组教廷，使其效能卓著。却苦于经费无着，而不得不出售圣职。在他看来，教会可以历经百年不改革，而仍得维持守成的局面，却不能在一周没有金钱接济的状况下苟延残喘，因此，他断定金钱的需要比改革的需要来得迫切。1423年，他依照康士坦斯的弗里魁恩教谕，在帕维亚召集会议。会议的场面远不如昔，与会的代表寥寥无几。适时瘟疫在该地流行。会议的地点被迫迁往锡耶纳。开会的结果，议会要求掌握绝对的大权。马丁命令它立时解散。主教们深恐祸延及己，只得俯首听命。为了缓和改革的要求，马丁在1425年颁布一项训令，对教廷的程序和征款方式，做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改变，未料迅即遭到各地的非难和反对，因而这一项改革的计划，便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了。1430年，日耳曼派驻罗马的使者，呈与其主上的信函，最足以刻画当时教廷改组的隐忧：

贪婪之风笼罩了罗马教廷；日复一日，教廷人员不断地设计一些诡谲伎俩……以便假借教会的名义，剥削日耳曼的金钱；因此，不平之声……随处可闻……今后，许多有关教皇的权限问题，将引起怀疑；甚而，为了逃避意大利人的非法压榨，过去对教皇的一贯服从态度，将悉遭扬弃；在我看来，后种途径，可能为多权国家一致接受。

如果要解决教会一直以来的各种问题，马丁的继承者最好是一位善于玩弄政治的教皇。当时的教廷政治色彩较宗教色彩更为浓厚，因此，教皇必须是一位政治家或斗士，方足以担当大任，而不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圣方济各会教士。不幸得很，马丁的继承者，竟然就是一位出生于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尤金四世可以说是一位圣者，他个性刚毅木讷，不善政治，一生身体力行，皈依天主。他身有痛风，手臂经常痛苦不堪，再加上烦恼似海，使他遇事不耐，显得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但他生活朴实、工作认真、温良恭俭、宽厚爱人。由古迄今，很少能有教皇像他那样赢得许多敌人的敬重。

他当选教皇后，第一桩事便是应付红衣主教索取选举的酬报。这些人生怕尤金成了马丁第二，独揽全权，因此，选举后立即要求他签订一项协定——内中规定他们有言论自由、职位保障、半数库收的控制权及重要问题的咨询权。这些协定，一直是教皇选举时彼此之间相互信守的原则。尤金的第二桩应予记述的事迹，是在罗马树立了强大的敌人——科隆纳家族。他相信马丁一定将大量的教产移转给他的家族，于是不顾一切，强令追回，为了套取口供，他将马丁以前的秘书鞭笞至死。科隆纳家族愤然与教皇宣战。尤金借用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的军队击败了他们，但在交战的过程中，引起罗马市民的愤慨。那时，马丁召集的贝赛尔会议，恰于新教皇登基的第一年（1431年）举行，再度高揭议会权力凌驾教皇之上之说。尤金命令议会解散，议会非但拒绝，还转令他列席备询，随后又派遣米兰的军队远赴罗马打击他。科隆纳家族乘此报仇的大好良机，在市内发动革命，建立共和政体（1434年）。尤金仓促弃城乘筏逃抵台伯河，罗马市民不断沿江向他投掷长矛、石块、箭矢。他在佛罗伦萨暂寻避难之处，旋又转往博洛尼亚。如此辗转流离，不获归罗马达9年。

贝赛尔会议的与会代表们绝大多数是法国人。他们的目的，诚如图尔的主教所说，“但求从意大利人手中夺取教皇的职权，姑不论这项职权是落入法国人手中还是其他国家手中”。因此，这次会议一再使用教皇的特权：发布大赦、惠赠补偿金、任命圣职人员、要求所有圣职人员第一年所得的捐输对象应为议会，而不是教皇。尤金忍无可忍，再度命令解散议会。议会不甘示弱，将他予以罢免，并任命萨伏依的阿马德乌斯八世为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以与分庭抗礼。新的教权分裂再度掀起。为了彻底打击尤金，法王查理七世在布尔日（Bourges，1438年）召集大会，遴选法国的教士、王公和律师参加，复倡议会至上说，并公布《布尔日诏典》（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自此之后，担任教职者须由地方教士集团或牧师集团选举决定，但国王对选举有推荐的权力；诉讼案件除非在法国已无法获得最终的司法裁决，否则一律不准呈送教廷；教皇征收圣职人员第一年岁入之权，禁止再行应用。事实上，这项诏令创立了一个崭新、独立的法兰西天主教会，而以国王为其领袖。一年之后，日耳曼也在美因茨召集会议，循相同的方法，在国内建立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天主教会。波希米亚随后效仿，在胡斯（Hussite）动乱中脱离了教皇的羁绊。布拉格大主教也目无教皇，公然称之为“《启示录》中所记之兽”。罗马教会的整个体系，似乎面临崩溃，教会国家化的序幕，似乎早路德100年就已揭起。

正值欧洲邦国相继脱辐而去之际，土耳其人无意中帮助尤金解除了困境。奥斯曼帝国日益进逼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认为君士坦丁堡有必要作一次罗马弥撒，而且，希腊欲获得西方世界的军事援助，必须与罗马公教重行结合。鉴于这种形势，约翰八世派遣使者晋谒马丁五世（1431年），建议双方教会举行会议，共谋团结。事隔两年，贝赛尔议会派遣使者抵达拜城，参谒约翰（1433年），解释议会的权力高于教皇，并在西吉斯蒙德皇帝的保护之下。如果希腊教会会商的对象是议会，而不是马丁教皇的话，它将获得金钱、军队，维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尤金见情势日亟，也派遣私人特使赴拜占庭交涉，同意提供援助，却附带一项条件，即东西复合之议，须由他出面在费拉拉召开集会讨论。约翰决定接受尤金的提议。尤金于是召集一些仍然忠心于他的人员，往赴费拉拉集会。许多教士领袖，包括圭里亚诺·切萨里尼和古沙的尼古拉，都认为教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与希腊和谈上，因此，相继背弃贝赛尔投往费拉拉。贝赛尔会议虽然苟延残存，声望与日俱减。

希腊与罗马教会，自从1054年分裂以来，又首度谋求统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欧洲。1438年2月8日，拜占庭皇帝暨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约瑟夫、17位希腊大主教及一大群希腊主教、僧侣、学者等抵达威尼斯（那时威尼斯一部分仍属拜占庭管辖）。尤金在费拉拉以隆重之礼接见他们。会议召开后，东西方教会试图和解的各种歧异观点：教皇至上、使用无酵饼、炼狱的苦痛性质及圣灵来自圣父（和）或圣子的过程等，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辩。历经8个月之久，他们不断地辩论这些问题，却未能统一看法。此时，瘟疫蔓延费拉拉城。科西莫·德·美第奇邀请会议迁往佛罗伦萨继续举行，并让出自己和朋友的房屋，容纳与会代表们。这一美意为代表们所接受。学者中便有人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应自这批博学的希腊人流入佛罗伦萨之时，即1439年开始算起。议会同意希腊人所持的原则——“圣灵由圣父传于圣子”，与罗马人所持的原则——“由圣父与圣子之身”，是同一意义的。1439年6月以前炼狱苦痛的性质也获致协议。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教皇至上的问题导致了另一次激烈的争辩。希腊皇帝甚至以终止会议威胁尤金。幸赖尼西亚大主教贝萨里翁出面调解，大家才平息纷争，同意承认教皇的普遍性权威，但东正教既存的各种权力和特权应予保留。1439年6月6日，在一座庄严的大教堂内，贝萨里翁与切萨里尼分别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诵读东西教会复合的文告。随后，两位教士相互拥吻，庆贺大功告成。所有与会的代表们，在希腊皇帝的率领下，共同屈膝于数年来一直遭受漠视、奚落的可怜教皇尤金跟前。

基督教世界的美梦，不久就破灭了。希腊皇帝与其随员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便遭受一连串的质询和谩骂，城市的教士和居民抗议他们向罗马屈服。圭里亚诺·切萨里尼红衣主教奉命派赴匈牙利率领军队联合拉狄斯拉（Ladislas）和匈牙迪（Hunyadi）的队伍。他们在尼西（Nish）打了胜仗，于1443年的圣诞夜进抵索菲亚并奉穆拉德二世（Murad II）之令出师瓦尔纳（Varna）。在君士坦丁堡，反对东西教会复合的一派占得上风，拥护东西教会联合的总主教格列高利，只得逃往意大利。1452年，格列高利率领军队打回圣索菲亚，于1452年在该地宣读联合文告。但此后，大教会却遭受人民的遗弃。反联合派的教士，诅咒所有联合派的附和分子，坚决地拒绝曾参与联合文告宣读的人们隶属希腊教会，并劝诫人们宁可死而不施圣礼，也不要接受任何拥护教皇的牧师们为他们施行圣礼。亚历山大、安条克及耶路撒冷的总主教甚至批评佛罗伦萨的集会为“强盗议会”。东西教会的激烈冲突，终于在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以之为土耳其首都（1453年）后，情势方始平定下来。穆罕默德准许基督徒保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并任命反联合派的激烈分子甘纳狄（Gennadius）为总主教。

罗马混乱的共和政府及专好兴风作浪的科隆纳家族，最终为教皇的私人将领维提拉茨（Vitelleschi）红衣主教以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下来。1443年，尤金凯旋至罗马。教皇停驻佛罗伦萨期间，由于广泛接触与会的希腊学者，又得科西莫·德·美第奇不断地从旁介绍，得以认识人文主义及艺术的发展，对濒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所可能丧失的古典艺术品，也油然兴起保存的兴趣。他在秘书群中，增加了波焦、弗拉维·比昂多、莱纳尔多·布鲁尼及其他擅长希腊语的人文主义学者。他携同弗拉·安杰利科俱归罗马，为梵蒂冈的圣礼教堂作壁画。为了模仿吉贝尔蒂所设计的佛罗伦萨浸礼所前的铜门，尤金任命费拉里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制作数扇相同的门（1433年）。有一件事是相当有意义的，虽然人们已不再注意它：这座在拉丁基督教国度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教堂的大门上，塑满了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雕像，其中不仅包含基督、圣母及耶稣的使徒，还包括罗马和希腊神话中许多不同的人物，如战神马斯与罗玛、希洛与黎安德、朱庇特与加尼米德，甚至还有丽达与天鹅等。我们可以说：尤金虽战胜了贝赛尔会议，却为罗马带来了异端的文艺复兴。

第二章　﻿罗马的文艺复兴（1447—1492）

世界之都

教皇尼古拉五世登上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座时，罗马的面积和人口（8万人）几乎仅及奥勒留大帝当初创建时（270—275年）的1/10，尚不及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北方蛮族的屡次入侵破坏了境内的主要渠道，7座山丘已无充分的水量足供饮用。承凋袭敝，虽然尚有少部分的小渠道、泉水、贮水池及井水保留下来，但大部分居民都饮用台伯河的河水。境内的居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不卫生的平原上，经常遭受河水泛滥之灾。邻近沼泽地区是疟疾发源地。一旦发生疟疾，难免蔓延罗马。卡皮托林丘（Capitoline Hill）因为它的斜坡地已成了山羊的放牧区，已被称为卡布里诺山了。帕拉丁曾因其丘上华厦栉比而得名，现在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僻野了，栉比的华厦，已变成脏乱不堪的采矿场。梵蒂冈城在河流的贯穿下，簇拥着日渐衰落的圣彼得教堂，景象萧条，和都市里的小城郊没有两样。某些教堂，如圣玛利亚教堂或圣西西里娅教堂，内部虽美丽如昔，外表却平庸无奇。总之，整个罗马，找不出一所像样的教堂，足以与佛罗伦萨或米兰的大教堂相较；找不出一所像样的修道院，足以与帕维亚相比；找不出一所像样的市政厅，足以与威契尔厅、威尼斯的总督府甚或锡耶纳的公共厅抗衡。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泥泞、污秽不堪，只有极少数的街道铺着圆石子。夜晚，整座城市，仅有几条街道闪耀着荧荧灯火。这些街道，除非遇有特殊的场合，像大赦年或某些非常重要的人物进城时，难得打扫一回。

城市经济主要靠教会的税收维持。畜牧业和羊毛的生产，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农业并不发达，商业更微不足道，至于工业和对外贸易，则因为土匪猖獗、治安不良而无从发展。就社会组织而言，几乎没有维系社会安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组成只有三种阶级：贵族、教士与平民。贵族们拥有一切不属于教会的领地；他们雇用流氓和无赖组成私人卫队，凭借暴力剥削佃农、平抑叛变。教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无力干预。某些大的家族——最大者如科隆纳、奥西尼家族等——在罗马及其近郊强占坟墓、浴场、戏院及其他建筑物，作为私人的堡垒，他们的乡村城堡都是为备战而设计的。一般来说，贵族总采取与教皇敌对的立场。他们时或施用压力，以求操纵教皇的选举，或控制教皇。有好几次，他们在城市内制造骚乱，使教皇不得不弃城而逃。庇护二世曾经祷告：愿以任何城市替代罗马，作为他的首都。由此看来，当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与这些人交战频繁时，我们着实应该原谅他们为保护教皇的权位所作的奋斗。

总体而言，罗马是被教士阶级统治的。教会有各种名目的税收。居民必须依赖各国的贡赋、教会的雇佣及教皇的慈善事业，才勉可维生。他们对任何削减金钱收入的宗教改革都缺乏热心。基于生活需要，他们不再发动武装暴动、驱逐教皇了。暴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兴的是欧洲向所罕有的尖锐的讽刺。诺瓦纳广场（Piazza Navona）有一座雕像，也许是雕刻希腊的大力士神海格力斯的，被人们改名换姓，称作帕斯奎诺后，被拿来当作最新讽刺诗的公告栏。诗的文体，大多是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成的，内容不外乎反对教皇的统治。罗马的市民，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活动。最低限度，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集在一起，接受教皇的祝福。他们很喜欢模仿外国使节亲吻教皇的足底，并以此沾沾自喜，他们对教皇并没有绝对的尊敬。一次，西克斯图斯四世为痛风所苦，不能如期出现在群众面前为他们祝福时，罗马的市民就毫不客气地拿秽语辱骂他。类似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这只是教皇不幸处境的一面而已。自从尤金四世摧毁罗马的共和政府以来，教皇已成为罗马俗界的统治者，还不时要承受市民们惯常加给政府的侮慢。我们真要为教都不幸坐落在全意大利最无法律和秩序可言的城市而慨叹！

教皇自认为在一定的程度及范围内要求尘世的权力是正当的。作为一名国际组织的领袖，他们不能屈服于任何国家之下，如同他们在阿维尼翁所遭遇到的那样。在那种束缚之下，他们不可能公正无私地为全民服务，更谈不上作为各个政府的精神领袖。虽然“君士坦丁的捐赠”之说，显是出于捏造（此事在尼古拉任用洛伦佐·瓦拉时，已予承认），但丕平大帝（查理曼大帝之父）确已将意大利中心地带划归为教皇的领地（755年），并得到查理曼大帝的证实（773年）。在他们的领地之内，教皇早在782年，就开始私铸钱币。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他们的这项权利感到怀疑。当时的欧洲各国，都致力于国家的统一运动，教皇领地也不例外，正努力将地方势力和封建诸侯置于中央的管辖下。自尼古拉五世至克莱门特七世，教皇都顺应当时欧洲国家的统治方式，以绝对的主权治理辖内的居民。这种统治方式却遭到当时部分人士的反对。巴黎大学校长让·热尔松就是主张教会民主化最力的人。他要求教会民主，却不要求国家民主。对于教会而言，这种要求显然过分了。在印刷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教会与国家如何实行民主？尼古拉五世即位之后，第7年古登堡才翻印他的《圣经》、第30年印刷术才传到罗马、第48年马努蒂乌斯才首次出版他的著作。在知识不普及的时代，民主政治实在是安全与和平的奢侈品。

教皇的世俗权力直接管辖的区域，是旧时所称的拉丁姆平原。该省位于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那不勒斯王国及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之间。此外，他们也对翁布里亚、马尔凯斯及罗马纳发号施令。这四个地区，延伸于两海之间，在意大利中部构成一条宽阔的地带，大约包括26个城市。遇上有能力的教皇，这26个城市便由教皇的代理人统治，否则便被各辖区的统治者瓜分了。此外，英诺森三世曾与腓特烈二世有过协定，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国也宣称是教皇的藩属。但这些国家每年的采贡问题，成为雷诺与教皇之间争论的焦点。最后，玛蒂尔达女伯爵也将她的封建领域——托斯卡纳的全部（包括佛罗伦萨、卢卡、皮斯托亚、比萨、锡耶纳及阿雷佐）遗赠教皇（1107年）。在这些地方，教皇只能在名义上充任主权者，很少能够给予实际上的影响。由于教廷内部腐化、军力薄弱、财政枯竭，加之欧洲与意大利的政治混乱不堪，教会与尘界事物的划分混淆不清。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教皇皆在奋斗中寻求自保之径，以免内受佣兵统领篡夺，外受意大利城邦蚕食。当时意大利的情势，是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局面。米兰时时伺机进犯博洛尼亚，威尼斯攫取拉韦纳之后想进而吞并费拉拉，而那不勒斯何尝不想扩张版图，将它的势力引入拉丁姆平原！面临这些隐忧，教皇很少考虑利用自己有限的军队解决问题，却在外交上下工夫。他们针对强国贪得无厌的弱点，采取均势外交政策，居中翻云覆雨，以强国打击强国，阻止任何一个强国扩展实力，吞并教皇的领域。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有鉴于此，曾慨叹意大利不能统一，部分原因未尝不是教皇的这一策略使然。但平心而论，教皇除了采取这一不得已的策略勉强可以自保外，又何足以抵挡虎视眈眈的强邻进逼呢？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教皇认为效法其他世俗统治者的统治之道，为谋求生存的必需途径。迫于环境的需要，举措无论合宜与否，只要能解决问题、平息纷争，就是正当的。因此他们将教会的名器分授予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甚或稍有影响力的人，以便偿付政治债务、促进政治目的、网罗有才之士。他们将婚姻视为政治的手段，从而安排了许多政治婚姻，以与王公侯爵，厚结姻亲。他们像尤利乌斯二世一样动兵，像利奥十世一样使用外交的欺骗伎俩。他们建立了一个层级节制的行政体系，组织的庞杂程度不亚于一般国家的政府。教皇颁布的法律也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严峻。窃盗或骗徒，一经定罪，便由教皇派遣各区的代理人处以极刑。多数的教皇，只要不失官方的礼节，生活总是尽量简朴。对他们的批评，多少掺入个人情感的好恶在内，因此也就不足以采信。至于一般治理教会教务及政务的红衣主教们，情形则大不相同了。他们自视为一个富有国家的参议员，生活极尽奢侈之能事。多数的红衣主教构建邸馆、任用私人，甚至与妇女发生暧昧苟且的行为。总而言之，他们也如同那时代的人们一样，接受的只是极其松弛的道德规范。

作为一名精神领袖，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面临一个困难，即如何使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并存不悖。人文主义是半异端的。教会过去曾一度高举旗帜，要打倒所有异端主义的根、枝叶、教条及艺术。它鼓励、赞助人们摧毁异端的庙宇和雕像。举例来说，奥维托大教堂的兴建，才是最近几年的事，它的大理石部分取自卡拉拉，部分取自罗马的废墟。一位教皇的使者曾出售从古罗马圆形大剧场运来的大理石块，以供人们烧成石灰后作为建筑之用。威尼斯宫大教堂也是1416年圆形露天竞技场毁灭后，才因利乘便、着手动工。尼古拉五世对大兴土木甚感兴趣，而他用于再造罗马宫殿的2500车大理石和石灰石，也是从罗马的大剧场、竞技场及其他古代建筑中搬运过来的。要改变过去一贯反对异端的庙宇及雕像的观念，而采取保存珍惜并收集仅存的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古典的态度，必须在教会的传统思想上，做一番彻底的革新。人文主义的声望已如此高涨、新异端运动的潮流如此澎湃，该运动领导者的热诚又是如此强烈，如果教会不能容许这股新兴的力量在基督教生活领域里存在，很可能会丧失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幸运的是，教会此时出现了一位热爱文艺的教皇尼古拉五世，适时勇敢地伸展双臂，迎接人文主义，成为新文学与新艺术的领导者。在这个百花齐放的世纪里（1447—1534年），诚如斐勒佛所说的，它给予意大利人民充分的思想自由，给予意大利艺术如此慷慨的赞助和机会，促使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尼古拉五世（1447—1455）

托马斯·帕伦图切利出身于萨尔扎纳的贫苦家庭，早年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受业6年，因为经济不济，一度辍学赴佛罗伦萨当莱奥纳尔多·阿必齐和帕拉·斯特罗齐的家庭教师。赚足了学费后，他回到博洛尼亚大学继续未竟的学业，终于在22岁，获得该校的神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博洛尼亚大主教阿尔伯加第（Niccolo degli Albergati）请他总管大主教的家务，并带他前往佛罗伦萨晋谒当时流落该地的尤金。在佛罗伦萨的这几年，这位教士成了一名人文主义学者，但他没有终止对基督教的信仰。他结交了几名热情的朋友，如利奥纳多·布鲁尼、马尔苏皮尼、詹诺佐·曼尼提、乔万尼·奥里斯帕、波焦等。随着他们的兴趣，他也加入了行列，成为一名古物的收藏者。不久，这位惯为人文主义者称为“萨尔扎纳的托马斯”（Thomas of Sarzana）的教士，便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古典著作的收藏。他的所有收入几乎都花在购买书本上，对力所不及的昂贵手稿，不惜举债收购。他祈望有朝一日能有充足的经费，筹设一座图书馆，陈列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著作。在这一雄心的驱使下，梵蒂冈图书馆开始有了模糊的影子。因为个人的浓厚兴趣，他欣然接受科西莫的敦聘，为玛西亚图书馆（Marcian Library）编纂目录。这一份新的工作使托马斯得以沉酣于古人的手稿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以后的自己，竟会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任教皇。

在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他为阿尔伯加第服务近20年之久。阿尔伯加第过世时（1443年），尤金任命托马斯继承大主教之位。他的博学、虔诚及理事能力深获尤金欣赏。3年之后，教皇拔擢他为红衣主教。一年后，尤金驾崩。选举教皇时，奥西尼与科隆纳两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红衣主教们为打开僵局，推举托马斯登极皇位。这一次出乎意外的选举，托马斯做梦也不曾想过。他曾对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说：“有谁会想到一个一文不名的穷教士，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尊荣集于一身的教皇。”他的当选，为人文主义学者带来无比的欣喜。有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科·巴巴洛（Francesco Barbaro），公开宣称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已经在世俗中实现了：哲学家已成为国王。

即位后的托马斯改称尼古拉五世。他希望在任内完成三个愿望：成为一名好的教皇，重建罗马及恢复古典文学的著作、艺术。他以谦和的态度和优秀的才能日理万机，一天24小时几乎都是他的会客时间。他的外交政策是同时与日耳曼和法国保持友善态度。贝赛尔会议推举出来与尤金抗衡的菲利克斯五世，知道尼古拉五世终必赢取基督教国家的民心，便自动放弃伪职，向教皇谢罪。仁慈的尼古拉原谅了他。残余的不统一的贝赛尔会议，迁往洛桑之后，不久便解散了（1449年）。自此，扰乱教会数十年的宗教会议运动，正式终止。教皇对立的局面，也归于一统。虽然如此，来自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改革教会的呼声，仍然响彻云霄。尼古拉深知要满足这种改革的愿望，必须撤换所有在职人员。他实在不忍心、也不可能这么做。为了对基督教国家有所交代，他企图转移目标，领导教会成为文艺界的领袖，以重振几十年来因分裂而一度中落的声望。其实，他之所以支持学术运动，并不是纯粹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他树立这种目标，完全是由衷的、单纯的感情因素。他数度远赴阿尔卑斯山外，寻求古人的手稿。在贝赛尔发掘出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著作的，正是这位热爱文艺的教皇。

此时，尼古拉有了充分的财富偿其夙愿了。他派人分赴雅典、君士坦丁堡及日耳曼和英国的大小城市寻求、购买或抄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无论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他在梵蒂冈设立一个誊写、编纂中心。意大利几乎所有知名的学者都被邀请到罗马。韦斯帕夏诺兴奋地写道：“尼古拉在位期间，世界上的学者皆聚集罗马，有一部分固然是他邀请去的，另一部分则是自动前往的。”他赐给学者工作的酬劳，比起慷慨好施的哈里发，也毫不逊色。洛伦佐·瓦拉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获酬500杜卡特；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翻译斯特拉博的著作，获酬1500杜卡特；尼可洛·佩罗蒂翻译波里比阿的著作，获酬1500杜卡特；波焦翻译狄奥多罗斯的著作，西多罗斯·加扎远从费拉拉被聘到罗马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斐勒佛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篇流传千古的史诗，译成拉丁文，获得的回报，除了1万杜卡特的现酬及罗马的一栋公馆外，教皇还为其在乡间置产。不过，这项荷马式的事业，随着尼古拉的去世而结束。如此丰厚的报酬，学者们不敢贸然接受。尼古拉带着轻松的口吻提醒他们：“请勿拒绝，以后你可能再也遇不到第二位尼古拉了。”罗马疫疠流行时，他随身携带一批翻译者和抄写家避往法布里奥，以免他们遭灾，爱护之深，可见一斑。他对翻译古人著作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一般人所谓的传统基督教文学，他也关注有加。他出金5000杜卡特，广求《马太福音》的原文稿。他敦聘詹诺佐·曼尼提和特拉布宗的格列高利翻译西里尔、巴西尔、格列高利·纳齐安、尼萨的格列高利及其他人的文学作品。他任命曼尼提及其助手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这项工作，也因教皇的过世而中辍。这些拉丁译文，虽因完稿仓促而显得不甚完善，但对于不谙希腊文的学者而言，至少使他们能首次阅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阿、狄奥多罗斯、亚庇安、斐洛及特奥夫拉斯图斯等人的著作。斐勒佛说：“希腊文化并没有死亡，而是移植到意大利——以前所说的大希腊。”曼尼提身蒙圣恩，感激之余，不免语带夸张地说，尼古拉在位的8年中译就的译本，比过去500年累积下来的译本还要多。尼古拉不只关心书本的内容，也讲究书本的外观和形式。他本人便是一位书法家，他要求译好的文稿必须由誊稿专家工整地书写在羊皮纸上，书页只限于使用深红色的绒纸，完成的册子都要以银钩夹好。他所储存的书籍，计有拉丁文稿824卷、希腊文稿352卷。这个数目，加上历任教皇所收集的，总计多达5000卷左右——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图书馆的书籍总量，都赶不上。如此庞多的书籍，如何完整地遗传给后世，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梵蒂冈图书馆的兴建，更加成为尼古拉梦寐以求的目标。

他不仅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建筑家。从初任教皇开始，他就决心使罗马领导世界。1450年的大赦年转眼将届，预计有成千上万的朝访客拥抵罗马。为了顾全教会和教皇的声望，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之都，不能是一座破落的城市，而应使“崇高的名字与崇高的建筑相配”，这样“圣彼得教堂的声誉，才能再度鹊起”。尼古拉在病榻上歉疚地解释他的期望。他重修市里的墙垣、城门，疏浚渠道，并在渠道的入口处设计一座华丽的喷水泉。他敦请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负责兴建宫殿、群众广场及一条遮日避雨、香气袭人的廊道。他铺设了街道，翻新了桥梁，整饰了圣安杰洛城堡。他借钱给市内的知名之士，搭盖邸馆，以烘托罗马的雄伟。在他的吩咐下，伯纳多·罗塞利诺大事粉刷了圣玛利亚、圣乔万尼、圣保罗、圣洛伦佐及格列高利一世用以充作十字军歇息站的40所教堂。他拟就构筑梵蒂冈皇宫的伟大计划：皇宫的花园，预备包含所有梵蒂冈的山丘在内，皇宫的大小，预计容纳教皇及其随员、所有红衣主教及教廷的大小行政官员。在有生之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寝宫（后来为亚历山大六世所有）、图书馆和一套房间（后来由拉斐尔装饰）。他从佩鲁贾请来贝内代托·邦菲利，从佛罗伦萨请来卡斯塔吉诺，由他们两人为梵蒂冈墙垣上已经脱落的表面，重新作画。他说动了年迈的弗拉·安杰利科修道士回到罗马，为教皇的礼拜堂绘画圣斯蒂芬与圣劳伦斯的故事。他有意拆除圣彼得教堂内年久失修的礼拜堂，并在基督徒的坟墓上，建筑一座世界上最壮丽堂皇的教堂。但这一雄图，只能留给尤利乌斯二世来完成了。

所有这些工程上的耗费，尼古拉都希望从大赦年的收益上获得补偿。他宣布这次的盛节将连同庆祝教会的重归和平统一而扩大举行。他的号召获得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朝圣的教徒纷纷自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每个角落拥入罗马，人数之多，创造了历史纪录。罗马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目睹者曾形容人潮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般，蠕蠕而行。由于群众过分拥挤，教皇不得不规定将每个朝客在停留罗马的最长期限，由五天、三天，直减为两天。有一次，曾因人潮拥挤过度，许多人被挤入台伯河，造成200人惨死。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尼古拉不得不拆除通往圣彼得教堂大道两旁的房屋，以腾出更大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人。这次从朝圣者的奉献所得的收入，连教皇都大感意外。它不仅补足了筹迎大赦年的工程上的花费，甚至花在学术研究和古籍收藏上的，也获得弥补。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皆大感经济短绌，因为——一个佩鲁贾人埋怨道——“财富都流入罗马了”。罗马的旅馆业者、钱币交换者及贸易商获利最丰。尼古拉仅在美第奇银行，就存入10万弗罗林。阿尔卑斯山外的欧洲各国不满金钱流入意大利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一次，尼古拉总算恢复了罗马昔日的繁荣，但罗马人民并没有欣喜地接受。在尼古拉看来，既然他已经向共和派人士让步求全，将市里大小行政官员的任用权及税收的控制权委授他所任命的4名公民，他的政府应该够得上开明、公正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罗马总有一群不满的人士，时时俟机打击他的政府。过去，当教皇沦落阿维尼翁及大分裂期间，罗马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参议员与贵族手中的。这些人现在一旦丧失了领导权，难免挟怨与教皇政府发生摩擦。其次，罗马的暴民过去可以为所欲为，发动暴乱，驱逐教皇（尤金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现在，尼古拉已将梵蒂冈改造成坚固的堡垒，不容他们轻举妄动、摆布教皇了，这群好生事端的人，也因而憎恨起教皇来了。再者，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与里恩佐仍然在市内宣扬共和理论，颇能赢得部分人士的趋附。综上种种，罗马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里面隐伏了许多危机。教皇登基的当年，有一名群众领袖斯蒂法诺·波尔卡罗（Stefano Porcaro）向群众做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要求恢复自治政府。尼古拉遣送他到阿纳尼。不久之后，波尔卡罗又逃回罗马，并趁一个节日向一群激动的群众高唱自由的呼声。尼古拉只得再度将他放逐到博洛尼亚，除规定每天须向教皇的使者报到一次外，允许他充分的行动自由。虽然如此，波尔卡罗并没有就此死心。他在博洛尼亚计划一项叛变的阴谋，秘密交由他在罗马的300名追随者执行。主显节（1月6日）那天，正当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圣彼得教堂做弥撒时，梵蒂冈遭受了袭击。财富被夺去充作建立共和国的经费，尼古拉本人也被拘禁了。事变之前，波尔卡罗秘密离开博洛尼亚（1452年12月26日），并在计划突击的当天夜晚，适时加入叛变的行列。他的遽然失踪，引起了博洛尼亚的注意。信差星夜驰函提醒梵蒂冈加强戒备。最后，波尔卡罗终被查获。1月9日，他被处死于圣安杰洛。共和派人士抗称这项处决无异于谋杀行为。人文主义学者却谴责这种不轨阴谋，实为对仁慈教皇的大不敬。

这一次突发事变使尼古拉大感震惊。他满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不为增进全民福祉而努力，殊不料仍有一大部分公民视他为暴君。这种精神上的打击，的确不是一般人所堪忍受的。在猜疑、愤懑的交迫下，再加上痛风症的煎熬，他迅速地苍老了。1453年，东罗马帝国传来君士坦丁堡失陷的消息。土耳其人利用5万具基督徒的尸体，筑为攻城的高垒，遍踏而过，一举拔城。更难堪的是圣索菲亚教堂竟然被改为清真寺。相继的不幸事件接连发生，使他感到过去任内的光荣成就，几乎一扫而光。失望颓唐之余，他再鼓余勇，呼吁欧洲各国参加十字军讨伐异族，重新夺回沦陷的基督教东都。他要求西欧各国捐献1/10的岁入，作为十字军军费，同时保证教会也提供相同比率的岁入，共襄壮举。岂奈时移势迁，教皇的声望已大不如昔，他的呼吁又有谁理会？欧洲的人民埋怨过去捐做十字军军费的，实际上都被以前的教皇移用到其他目的上。意大利各邦则只图近利，哪里还顾得上家国大恨？威尼斯一心指望与土耳其人签订商业协定；米兰冷观威尼斯无力再取布雷西亚，正满心欢喜地想乘隙取利；佛罗伦萨眼见威尼斯丧失对东方世界的贸易，也躲在一旁，大打其如意算盘。现实的残酷，使教皇不得不低头。人性的贪婪，寒透了他的背脊。外交上的节节失利，已够他伤心了，兼以历任教皇的应得之罪，还要由他一身肩负。这位不幸的教皇，终于忍不住种种打击，在1455年郁郁而终，时年58岁。

他为教会带来和平，为罗马带来秩序和繁华。他兴建了一座最大的图书馆，融和了教会与文艺复兴的分歧，他一生未尝用兵诛伐，未尝瞻恩徇私。他不遗余力地挽救意大利。他府库的充盈，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位教皇。他只热爱教会与书籍，个人的生活极其俭朴，只有在礼物的赠予上，才显得大方。一位悲伤的历史学家，在描述这位学者教皇时，同时表达了一般意大利人的感受：尼古拉“聪明、仁慈、和蔼、宽厚、热诚、慷慨、谦虚……天性包含各种道德”。这是一项爱的裁判，也许波尔卡罗未必同意。公理自在人心，就留之后世吧！

卡利克斯特斯三世（1455—1458）

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严重地影响紧随而来的教皇选举。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没有一位意大利人能够获得选举团的多数拥护。几经折冲的结果，选举团终于推举一名西班牙红衣主教阿方索·博尔贾继承皇座，即卡利克斯特斯三世。他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不可能再有什么大作为。众人皆知，他即将不久于人世。等他去世后，红衣主教们可以再有另一次，也许是更有利的抉择机会。因此，他们暂且让步，暂予拥立，以息纷争。卡利克斯特斯是一位精研教会法和擅长外交的专家，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对古典文学不甚热心。他继任教皇后，所有非罗马籍的人文主义学者，悉数遭受冷落，只有瓦拉能保其教皇秘书的职位，但也已翻然改其志节了。

卡利克斯特斯是一位老好人，热爱自己的亲戚。他登基10个月后，便提拔他的两个侄儿——米拉（Luis Juan de Mila）和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 Borgia）——及葡萄牙的杰姆出任红衣主教。三人的年龄，分别为25、24、23岁。罗德里戈（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过去曾与良家妇女有过苟且行为，卡利克斯特斯却“好而不知其恶”，让他担任教廷最优厚的职位——副大臣。同年，又委以教皇军总指挥的大任。裙带关系（nepotism）一经卡利克斯特斯开其先河后，便成为不良传统，为日后教皇相继效尤，后世的教皇提拔自己的侄子、亲戚（有些甚至是他们的儿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尤使意大利人愤慨的，莫过于眼见卡利克斯特斯的左右之人，尽为其本国之人。如此一来，罗马岂不成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天下？其实，卡利克斯特斯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在罗马是一位缺乏根基的外国人。罗马的贵族和共和派人士，时时伺机倾覆他。他希望周围的人都是他所熟悉的，这样，他的安全才能有所保障，他致力于十字军东征时，也才能免于后顾之忧。况且，红衣主教团越来越猖獗，企图从教皇手中夺走一切决策大权，如果不在红衣主教团内多安插几位拥护者，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正如国王最终击败贵族一样，教皇也征服了红衣主教团所酝酿的夺权运动。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国家经济取代地方经济的地位而兴起，国家经济关系已随时代的演变而日趋复杂，根据环境的需要，中央集权成为大势所趋。

卡利克斯特斯以垂暮之年，穷毕生之力，设法鼓动欧洲人奋起抵抗土耳其人。但他的心血也是白费了。欧洲各国并不赞助他所热心的事业。他去世时，罗马因得免于“野蛮人”的统治而交相庆祝。当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被推选为他的继承者时，罗马举城欢腾，在过去200年里，他们不曾为任何教皇的当选而庆贺。

庇护二世（1458—1464）

皮科洛米尼于1405年诞生于距锡耶纳不远的科西那诺（Corsignano）镇，祖先曾是当地望族，至其父母时，家道中落。他在锡耶纳大学研读法律。但他的兴趣不在法律，而在文学。研读法律带给他敏锐的判断力和清晰的头脑，对他以后的行政、外交工作大有裨益。在佛罗伦萨，他随斐勒佛研究人文学，此后，他便成为一名人文主义学者。27岁时，他充任卡普拉尼卡红衣主教的秘书，并随之前往参加贝赛尔会议。在那里，他终日与反对尤金者为伍。因此，曾有数年为维护宗教会议运动而反对教皇。不久，他荣任菲利克斯五世的秘书。后来，自感到长久伴着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终究不是善策，便以巧舌说动一名主教引荐他晋见腓特烈三世皇帝。不久，他便在皇宫内谋得一个职位，并在1442年伴随腓特烈前往奥地利。跟随腓特烈皇帝的那几年，这位四处为家的游子，总算暂时定下心来侍奉明主了。

他在成长的岁月里，似乎是一个没有定型的人——除了成功之外，没有信守的主义和固定的目标作为人生的指南。他周旋于万物之中、妇女之间，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却不失赤子之心。他的文学造诣极佳，曾写给一个朋友一封情文并茂的情书。他有好几个私生子，其中一位，他送给他的父亲养育。关于这个孩子，他坦然向其父亲承认“既不似大卫王那么神圣，也不似所罗门王那么聪明”。这位年轻的魔鬼，没有明显的是非观念，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引用《圣经》的话自我辩护。他模仿薄伽丘的文体写了一本小说，结果风行一时，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但这本小说在他日后成为教皇时，给他惹来许多麻烦。他最后致力于教会的神圣职务，但开始时他并不热衷于此，他压根儿就没有从事教职的打算，因为他与奥古斯丁一样，对自己的禁欲能力不无怀疑。他看不惯教士的独身生活，还写文章大肆抨击。

这是他不拘小节的一面。其实，文学方面，他倒是一向忠心耿耿的。他天性喜爱美感，美感的追求固然腐化了他的道德，却也使他热爱自然、酷好旅游，并树立了他的独特风格，终于使他成为15世纪时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他写作时几乎都用拉丁文，写作的范围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举凡小说、诗歌、对话录、散文、历史、游记、地理、纪事、回忆录、喜剧等文体，无不擅长。文笔的传神，比彼特拉克最活泼生动的散文，也不逊色。他下笔千言，不论官方公报或演讲词，无不挥毫即就。他所处的时代，文人极受礼遇，因此他虽贫无立锥之地，却能依赖一支生花妙笔，终于荣登教皇宝座。他的文章，由于多是匆匆下笔、急急完稿，并无传世价值，却因流利异常，而得以从谦虚的腓特烈三世手中，赢得诗人的王冠（1442年）。他的散文，使人读后心旷神怡，无形间掩饰了他缺乏信念与立场的缺点。他所写的文章，可以是“法庭生活的悲哀”（“The Miseries of Court Life”），也可以是“马的天性与养护”（“On the Nature and Care of Horses”）等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在那个时代，文人皆以反叛教会为荣，这可从他致波希米亚王拉狄斯拉的一篇论教育的长信中得到证明。在该信中，他所援引的佐证中，除了一个例子以外，都是异端的作者与例子，强调人文主义研究的光荣。他认为，“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以战争而不是赖法律的方式解决的”，因此，他鼓励波希米亚王任命其子担当战争重任。他的游记在文艺复兴时代是最出色的作品。他不仅可以生动地描写城市或乡村的景象，而且对工业、政治、政体、民情、风俗也一样刻画细致。意大利自从彼特拉克之后，再没有第二人能如此美妙地记述田野风光。几个世纪以来，他是意大利人中唯一热爱日耳曼的。他曾写文章赞扬日耳曼民族乐观及与世无争的性格。他称呼自己是“永远渴望看到不同的事物的人”。他时常喜欢拿一句话挂在口头：“守财奴对金钱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聪明人对求知的欲望也是如此。”后来，他的兴趣集中于历史研究。他写了许多当代名人传记：腓特烈三世的一生、胡斯暴动始末及世界史大纲。他计划写一部内容更充实的《世界历史和地理》。这部大作，在他身为教皇的时候，仍然继续执笔撰写，并已完成亚洲部分。哥伦布曾很感兴趣地读它。身为教皇的那几年，他每日记载个人工作日志，从未间断，直迄临终之日，他同时代的人普拉蒂纳说：“他每日躺在床上阅读、工作，直到深夜。他一日的睡眠时间，充其量不超过五六小时。”他对腾出教皇的时间从事文学写作之事，深以为歉。他说：“我们不应从自己应尽的义务里，抽出时间从事私人工作。我们的写作时间，应从睡眠时间中拨出来。老年人的休息时间不必太多。唯有占用老年人的休息时间，我们才有可能将记忆之事，笔之于书，流传后世。”

1445年，腓特烈皇帝派遣他充任使节，晋谒教皇。他过去曾再三著文抨击教皇，不意今日却不得不与教皇接触，时势所逼，他只得对过去的种种不韪表示歉意。他那能言善道的本事，冰释了他与仁慈的尤金之间的不快。从那时起，他的心灵便归属尤金了。1446年，他成为一名牧师，其时，他已年届不惑。从此，他过着寡欲而正常的生活。他促使腓特烈皇帝忠于教皇，并运用巧妙的——甚至诡诈的——外交，使日耳曼的选民和教士，再度臣服于教皇之下。对罗马和锡耶纳的访问，唤醒了他对意大利的热爱。逐渐地，他缓和了与腓特烈三世之间的关系，转而进入教皇的宫廷服务（1455年）。他时常希望回到颇具刺激性的祖国参与政治。在罗马，他的夙愿终于得偿。他所承理的正是极具机要性的工作。在混乱的时代，谁能说他将来不会成为一名教皇？1449年他被任命为锡耶纳主教，1456年晋升为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

选举卡利克斯特斯的继承人时，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为了阻止法国的红衣主教埃斯图特维尔当选，便全力支持皮科洛米尼。他们希望教皇的职位及教皇枢密院都属于意大利人。他们的这种决定，除了掺杂个人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再看见一个外国教皇，滥施恩赏于他本国的人，或从意大利人手中取走教皇的特权。选举时，没有一人指责皮科洛米尼年轻时代的种种罪过。罗德里戈红衣主教将他决定性的一票投给皮科洛米尼，大势便决定了。大部分红衣主教认为皮科洛米尼虽然冠上红帽未久，但他阅历甚广，在日耳曼工作多年，是一名成功的外交家，又具高才实学，凡此种种，皆足以胜任教皇的职务。

他已是53岁的人了，年龄虽然不高，却因饱受风霜雪剑之苦，健康大受影响，从外表上看来，已像年届古稀的老人。有一次，他在自荷兰前往苏格兰的途中（1435年），遭遇了恐怖的大风浪——以致花了12天方从斯鲁伊斯（Sluys）到达邓巴（Dunbar）——他许下一个誓言，如果个人生命得以安然无恙，帆船靠岸后，他将跣足朝谒最近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后来，在怀特克尔克（Whitekirk），他果然实践他的誓言，赤着脚在冰地上步行了十多英里路，以致得了严重的痛风症，有生之年受其煎熬不浅。1458年，他患了肾结石，又染上长期的气喘病，两眼深陷，面色惨白。有时，普拉蒂纳说：“除了从声音中尚可辨认他仍然活着，他几乎不像个活人。”他的教皇生活极其俭朴，在梵蒂冈，他自家的花费之低，在所有纪录中，无出其右者。当他的责任减轻时，他退居到乡野僻静之处闲居，在那里“他自处不像是一名教皇，而是一名诚实、谦虚的村夫”。树荫之下、橄榄林之中或泉水溪流之旁，常是他召开会议或接见使者的地方。他称呼自己是树林的爱好者。

成为教皇后，他的名字取自维吉尔的庇护·埃涅阿斯（Pius Aeneas），如果我们习惯上容易将“pius”（庇护）误认为“pious”（虔诚），他也确实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他处事的态度是虔诚的、忠厚的，他性情温和、待人仁慈。罗马一些愤世嫉俗的人，都不免为其真情所感。他已革除了年轻时的浪漫，成为一名模范教皇。他并不掩饰早年的贪恋男女之情，也不隐瞒过去一度曾支持宗教会议反抗教皇之事。为了痛改前非，做一名足为万世风范的教皇，他下诏自责（1463年），谦恭地请求上帝和教会原谅他的罪孽。人文主义学者原先以为皮科洛米尼当了教皇后，他们都可蒙受恩泽了，但不久，他们都失望了。他对待人文主义学者，的确礼遇有加，也的确拔擢了几位能任事者在教廷内任职。但他不动用教皇的财产滥行恩赏。所有教皇的财产，他都善加保存，以供十字军抵抗土耳其人之用。闲暇之时，他仍然维持人文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虚心地研究古代的遗迹，并防止它们遭受更严重的毁坏。他大赦阿尔皮诺（Arpino）的人民，因为西塞罗诞生于此。他任命专家重新翻译荷马的著作，任用普拉蒂纳和比昂多为教皇的秘书。他聘请米诺·达·费舍尔负责雕刻，弗拉·菲利皮诺·利比负责绘画罗马的教堂。他唯一逞其虚荣心之事，是在其故乡科西那诺建筑一座教堂和一座别馆。他具有一种贫穷贵族的自负心理，为了教会的益处，他对朋友和亲人非常忠心。在他任内，整个梵蒂冈似乎成了皮科洛米尼的蜂巢。

有两位受重用的学者，对其教皇事业助益匪浅。弗拉维·比昂多自从尼古拉五世以来，一直担任教皇的秘书。他热爱古物，半生从事记载古代历史和遗迹。虽然如此，他始终都是一名虔诚的、正统的、务实的基督徒。庇护二世待之如良师益友，不时邀他巡游罗马古迹。比昂多曾著了一部《百科全书》，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罗马的复兴，罗马的胜利，意大利图解——记载古意大利的地形、历史、制度、法律、宗教、风俗及艺术。他又准备完成另一部更大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是中古时期第一部批判历史的著作。比昂多的文体没有独特的风格，但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问世后，意大利人引以为荣的种种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便不攻自破、消于无形了。他的后一部著作，实在太浩大了，他虽然活了75岁，也不能在有生之年如愿完成。然而，这一部未竟之作，为以后的历史学家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治学必须秉着良知，握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约翰·贝萨里翁（John Bessarion）红衣主教将希腊文化移入意大利。他诞生于特拉布宗，在君士坦丁堡彻底受过希腊诗、演讲诗及哲学的洗礼。此后，他又在米斯特拉追随知名的柏拉图派学者盖米斯都·布雷托继续深造。他曾以尼西亚大主教的身份参加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并领导希腊教士谋求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复合。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他与其他拥护罗马教皇的人，同样遭到希腊基督教低层教士的唾弃。1439年，尤金任命他为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便携带大量的希腊手稿，移往意大利了。在罗马，他的邸宅成为人文主义者的聚会所。波焦、瓦拉和普拉蒂纳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博学的希腊人、希腊人中最有成就的拉丁人。他几乎花费所有的收入搜购手本，或加以抄写。他自己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他因为在盖米斯都承弟子之礼多年，他本人更喜爱柏拉图之学。那时，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相互口诛笔伐，他领导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展开激烈的辩论。舌战的结果，柏拉图派赢得了最终胜利。从此，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由亚里士多德支配的局面便告终止。尼古拉五世曾任命贝萨里翁为使者，驻于博洛尼亚，统治罗马纳和马尔凯斯。贝萨里翁不负所托，治绩彰著，被尼古拉誉为“和平的天使”。庇护二世临朝期间，他再膺重任，负责平息日耳曼如火如荼的反抗罗马教会的暴动。临终之时，他将其一生收藏的书籍捐给威尼斯，成为玛西亚图书馆的宝藏之一。1471年，他以极微的限差，丧失了登极皇位的大好机会。一年之后，他便谢世，留给全世界的学者无限的惋惜和感叹。

贝萨里翁的日耳曼之行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庇护二世改革教会的努力遭受挫折，部分原因是庇护二世继尼古拉之后，再度要求征收什一税，支援十字军对抗土耳其，引起阿尔卑斯山北部诸国对罗马的极度不满。平心而论，前一个原因，罪过并不在庇护二世本人。庇护二世早于继位之初就有改革教会之意。他曾召集一个由高阶层教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草拟改革计划，并将古沙的尼古拉提出的建议，列入教皇的敕令之中，准备付诸实施。无奈人单势孤，难起作用，罗马人民没有一个支持其计划的。面对这种漠不关心及不合作的态度，连意志坚强的庇护二世，也不能免于失败的厄运。此时，日耳曼、波希米亚、法兰西诸国又带给他无数的困扰，而他筹划的十字军东征，也因经费不足，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呼吁各国捐助。他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赢得时人的关心。心灰意冷之余，他只有回过头来，谴责奢侈无度的红衣主教，并整饬教会的纲纪，以泄其愤懑。1463年，他向红衣主教们做最后一次语重心长的演说，希望他们能从多年的恶习中，幡然悔悟过来：

人们常说我们生活在安逸之中，厚积财富而傲慢自大：我们衣丝乘车，豢养猎犬以追禽逐兽，优礼伶人和食客以赏心悦目，头顶红帽，实则于信仰之事一无挂心。人们的传说，并非全属虚妄：红衣主教及教廷人员中，确有许多人过着人们所说的这种生活。我们不必否认事实，我们教廷里的生活，确实太过奢侈了。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痛恨我们、为什么不再听信我们的原因，即使我们所说的是公正的、合理的话。你们想想处在这种可耻的状态下，我们如何能有所作为呢？……我们必须躬身反省，以前我们的先辈是采行何种途径，为教会赢得崇高的威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我们也要采取同样的途径，再度挽回教会的威望。节制、守身、清白、热心教务……轻视俗世享受、以身殉道精神，如此等等，皆是罗马教会之所以能为万民景仰、领导世界的原因所系。

皮科洛米尼在成为教皇之前，曾经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然而当了教皇之后，与欧洲各国的交涉屡遭挫折。路易十一曾因为主动撤销《布尔日诏典》，而为教皇带来短期的外交胜利，但当庇护二世拒绝声援安茹夺回那不勒斯时，路易便毫不客气地宣称他撤销《布尔日诏典》之举无效。与法兰西外交上的失败，仅是教皇外交挫折上的一面。波希米亚反抗罗马教会的运动，自胡斯肇其开端以来，一直持续未已。事实上，那里的教会改革运动，先于路德一个世纪，就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新王乔治·波杰布拉德（George Poděbrad）继位以后，更倾力支持。日耳曼的圣职人员和君王联合抵抗教皇征收什一税，他们再度发出昔日的呼声，准备召集宗教会议，改革教会、左右教皇。庇护二世迅即颁发敕令（1460年），谴责、阻止任何未经教皇发起或同意而召集的宗教会议。他强调，如果这种会议得在任何时期里由反对教皇政策者所召集，则教皇的统辖权将依于何理？而教会又有何纲纪可言？

这种争执桎梏了教皇统一全欧力量对抗土耳其的努力。在他加冕之日，他曾经提出警告：穆斯林不久之后将沿多瑙河入侵维也纳，并由巴尔干半岛直抵波斯尼亚。希腊、伊庇鲁斯、马其顿地区、波斯尼亚正沦于基督教敌人的手中，谁能保证有朝一日穆斯林不会横渡亚得里亚海入侵意大利？他继位后一个月，便邀请基督教各国参加在曼图亚举行的扩大会议，共同筹商收复东正教的领土。

他于1459年5月27日抵达曼图亚。他身乘銮轿，由教会的贵族和封臣抬着，在教廷庞大人员的簇拥下，盛装入城。面对广大的群众，他发表了一生中最生动的演说。但没有一个国王或王公，自阿尔卑斯山北远道前来参加，也没有一个国家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承诺参与对土战争之事。民族主义，完成宗教改革的愿望，已强烈到足以使教皇成为不受支持者。红衣主教们奉劝他返回罗马。他们没有一个愿意交什一税支援十字军。有些人寻欢作乐去了，有些人甚至当着庇护二世面责问他是否有意让他们热死在曼图亚的炎夏里？庇护二世只是耐心地等待皇帝的莅临。但是腓特烈三世——这位一度曾是庇护二世忠心侍奉的主人——非但不莅临解除他的困境，反倒对一向抵抗土耳其最积极的匈牙利发动战争，为的是扩大自己的版图。法兰西这时再度向教皇提出有条件的合作，如果教皇支持他们对那不勒斯之役，他们便派遣代表参加会议。威尼斯深恐在爱琴海的剩余领土成为欧洲对奥斯曼帝国之战的最先牺牲品，因此中途退出会议。最后，到了8月，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终于派遣使者参加了。9月，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也现身会议。在他的领导下，其他意大利王公相继到会。26日，大会首次召开，其时已为庇护二世到达后第四个月了。历经4个月的集会讨论，庇护二世策划发动的神圣战争，总算获得了勃艮第和意大利的支持。不过，它们的支持，同时附带一个条件：如果战争胜利的话，土耳其及以前拜占庭在欧洲部分的领土，将由战胜的国家予以瓜分。在这一协议下，与会国家一致决定：所有基督徒须捐献个人所得的1/13、所有犹太人捐献个人所得的1/12、所有教士捐献个人所得的1/10，支援义举。会议结束后，教皇带着几乎完全崩溃的身体回到罗马。虽然如此，他仍然为建立教皇舰队而发号施令，并不顾自己周身的病——痛风、气喘、结石，决定亲自出征。

然而，教皇本不是一个喜好战争的人，他所幻想的是一次和平的胜利。流言传说穆罕默德二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穆罕默德本人在内心深处对于基督教甚具好感。教皇误信流言，在1461年，致书穆罕默德，诚恳地请他接受基督的福音。他这封书信写得实在太好了，在他一生中，从没有这么出色的杰作：

如果你皈依基督教，尘世上将没有一个国王的荣耀能超过你，也没有一个国王的权力能与你相埒。我们都会承认你是希腊和东方的帝王。自此之后，你以暴力夺得、以霸道统治的土地，将转而成为你合法的所有……啊！和平之为物是何等的完美！诗人骚客一向讴歌颂扬的奥古斯都黄金年代将重临大地。只要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广大的东方瞬息之间都会成为基督教世界。整个世界的和平系于一人的意志，而那就是你的意志。

教皇致书之举，并没有得到穆罕默德片言只字的回音，他知道要防范西方的军事力量，最足以自恃者，是他的子民狂热的宗教心理，而不是教皇片面的承诺。和平的努力既然归于失败，庇护二世只有诉诸实际行动，致力于征收教士的什一税。1462年，在教皇辖地拉丁姆西部的托尔法（Tolfa）发现了丰富的明矾矿产，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拥到该地掘矿。不久，这一矿产每年为教皇带来10万弗罗林的收入，庇护二世对外宣称：这个发现是神迹，是上帝有心帮助对土战争的表示。自从发现这批矿产后，教皇已经成为全意大利最富有的政府，依次而下为：威尼斯、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摩德纳、锡耶纳、曼图亚。

威尼斯知道教皇发动战争的决心甚为坚定，便积极做战前准备，以助教皇讨伐土耳其。其他国家则裹足不前，或仅提供口头上的承诺而已。为了支援十字军而征收什一税之举，在各地几乎都遭到强烈的反对。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眼见威尼斯对教皇忠心耿耿，便企图以利引诱威尼斯背离教皇，条件是：如果威尼斯不响应教皇的号召，他便答应偿还威尼斯丧失的领土与贸易。热那亚曾经担保提供8艘军舰，现在也撤销承诺。事态演变至此，勃艮第公爵奉劝教皇另待良机，再事东征之举。但庇护二世毅然宣称安科纳之行势在必行。他准备在该地集合教皇和威尼斯的舰队，而后，率领这支联合舰队往拉哥萨（Ragusa），与波斯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及匈牙利的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大会师之后，再躬亲率领征讨土耳其。所有红衣主教都反对他的计划。他们对挥师巴尔干之举毫无兴趣，他们提醒教皇，波斯尼亚正瘟疫流行、异端猖獗。病入膏肓的教皇，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导，他率领十字军挥别罗马，扬帆前往安科纳去了（1464年6月18日）。

不幸得很，原先预计与他会师的那些军队，像是着了东方魔术般的杳无踪影。米兰当初答应派遣的军队，并没有如约到来；佛罗伦萨派遣的军队，却因为装备极端不良，几乎无一可用。庇护二世到达安科纳（7月19日）时，发现大部分集合该地的十字军，都因为不耐久等及担忧补给不足，而四处涣散。威尼斯的舰队起航后不久，船上发生疫疠，以致迟延赴约日期12天之久。眼看他的军队消失无踪，威尼斯的舰队又迟迟未能到来，教皇真是心痛如绞。遭受这种意外打击，原来沉疴已深的教皇，病情更加恶化，奄奄一息。威尼斯的舰队终于出现了，教皇派遣他的卫队和他们会师海上。在侍卫的扶持下，教皇举步维艰地踱到窗口，亲眼目睹舰队威壮地驶进港口。当联合舰队映入他的眼帘时，他也郁郁地含恨而终了（1464年8月14日）。他去世之后，威尼斯立即撤回它的舰队，其余的军队也作鸟兽散，整个十字军队伍，就此涣散。

现在，为庇护二世一生的功过做一总评：这位一生无往而不利的攀登者，曾经创造无数的成功，位极君王，显赫一时，观其人——蔼然有学者之风，基督济人之志，最后还不免失败的厄运，后世论史者，怎能不为其扼腕浩叹？他年轻时代，虽然纵情声色，但君子贵乎知过能改，他能在理智成熟的后半生，幡然悔悟已往的过错，试图在有生之年贡献个人绵薄之力造福人类，对同侪中惯乎嬉笑怒骂的不负责任态度，深感不齿，最后以个人的壮烈牺牲，表明仁人志士的磊落风范，可称为人格高贵之人。

保罗二世（1464—1471）

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生平，往往昭示我们：一个人的品性如何，身故之后，可以任由史学家编造。如果一个统治者，对历史学家优渥礼遇有加，去世之后，这些历史学家自然会对其歌功颂德一番；反之，如果他触犯了他们，他们难免就要舞文弄墨、大肆报复了。保罗二世与普拉蒂纳曾有一段不愉快的过往，普拉蒂纳所写的教皇传记，是后世评判保罗功过的唯一依据。在传记中，普拉蒂纳描述保罗是一个贪得无厌、爱慕虚荣、穷奢极欲的怪物。

普拉蒂纳的指责，固然有部分真实性，但总不如不受主观好恶影响的传记来得公平。彼得罗·巴尔博是圣马可的红衣主教，一向以容貌英俊自豪，这也无可厚非，多半的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当他获选为教皇时，他半开玩笑似的提议定名为“福尔摩沙”（Formosus）——漂亮的人。这项提议显然是荒谬的。事后，他虚心地接受旁人的规劝，正式定名为保罗二世。他的私生活非常单纯，但他知道华宫美服有助于统治。因此，对宫廷的花费从不节省，对于朋友与客人的款待更不惜挥金如土。在选举教皇之初，他像其他红衣主教一样，曾保证一旦当选为教皇，将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召集大宗教会议；限制红衣主教的人数为24人，其中教皇的亲戚不会多于一人；不任命未满30岁的人担任红衣主教；有关重要的任命案，必先咨询红衣主教的意见，如此等等。这些承诺，都是由来已久的竞选宣传，向来没有教皇认真付诸实施，保罗当选之后，自然也将之抛诸脑后。为了安抚红衣主教们，他将他们每年的收入提升为4000弗罗林。他本人生于商人家庭，对财物的追求不厌其多，对服装修饰也非常讲究，单是他一顶镶满珠宝的冠冕，其价值就堪比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担任红衣主教期间，金匠们时常为了给他镶造珠宝徽饰而疲于奔命。这些珍宝及其他昂贵的古典艺术品，他都储存在为自己所建造的圣马可宫里。他所有的收入并非从出售圣职和赦罪券上取得的。他统治罗马，纵然不是宽厚为怀，至少也是公正无私。

他一生中，最遭人非议的，便是与罗马的人文主义学者交恶。这些人有些是教皇或红衣主教的秘书，大部分则担任教会中职位较不重要的书记——草拟书信或管理记录的。他们冲突的开端，肇始于保罗将教廷里的书记院解散，而将这些工作分配到其他部门。他之所以采取这项行动，或许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或许是想铲除庇护二世所任命的58位锡耶纳人书记。但他这项措施，毕竟使70位人文主义学者失业，或被贬为闲职。在遭受解聘的人文主义学者中，普拉蒂纳是最富辩才的人，他向教皇呈请重新雇用遭解职者，被保罗拒绝了。普拉蒂纳见其愿不遂，便上书给保罗一封恐吓信。保罗毫不客气地逮捕了他，将他加上重枷，收禁在圣安杰洛4个月之久。后来弗朗西斯科·贡萨加红衣主教出面为他说情，普拉蒂纳方蒙释放，但保罗下令普拉蒂纳在释放期间必须受到监视。

在罗马，人文主义学者的领袖为莱托（Iulio Pomponio Leto）。他是萨莱诺的桑塞佛里翁（Sanseverion of Salerno）王公的儿子，年轻时来到罗马，受教于瓦拉门下，并且继瓦拉之后，在大学担任拉丁文教授。他热爱异端文学的程度，几乎使人怀疑他不是生活在尼古拉五世或保罗二世时代，而是生活在加图或恺撒时代。他是第一位编纂瓦罗和克伦姆莱农业古典著作的学者。他学用合一，处理自己的葡萄园，也恪遵书本上的指示。他安贫乐道，多半时间潜心于历史遗物的研究，对既往文物的破坏，最感悲戚。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拉丁名字庞波尼乌斯·雷图斯（Pomponius Laetus），平时他总是穿着罗马的服装，徐徐步入教室。他的学生为了一听启迪，几乎在黎明时就聚集在教室，有些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在教室占位置，因为没有一间教室能容纳那么多学生。他蔑视基督教，在他看来，教士们皆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不值得人们尊重。因此，他以斯多葛学派的道德观替代基督教的道德观，教导学生。他的住宅可以说是罗马古代文物的博物馆，是热爱罗马文学的教师和学生们的聚会所。约1460年，他组织罗马学院，以经常出入其住宅的师生为会员。学院会员多改换异端名字，他们的孩子在接受洗礼时，也以异端名字命名，并以罗马的“英雄”代替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上演拉丁喜剧，以异端仪式庆祝罗马的开国纪念。在仪式上，参加者称为祭司，而莱托则被尊称为“至尊圣皇”。有些热心的会员，日日幻想重建罗马共和。

1468年初，有一名市民向教皇的禁卫军密告：罗马学院正密谋罢免逮捕教皇。这宗密告为许多红衣主教所采信。他们联合奉告教皇，罗马正在谣传，说他将死于非命。保罗因此命令拘捕莱托、普拉蒂纳及学院的其他领袖。莱托在囹圄之中，上函谢罪，语气诚恳，不久之后即被释放。从此，他授课时便恪遵基督教义。正因如此，他去世时（1489年），尚有40位大主教参加他的葬礼。至于普拉蒂纳，因为前愆已深，以致饱受鞭笞之苦。教皇强迫他提供密谋证据。虽然多次搜寻，也毫无所获。尽管如此，保罗仍然将普拉蒂纳下狱一年，对他的再三致书道歉视若无睹。罗马学院因发生这起事件，被保罗视为是异端者的窠臼，因而被迫解散。保罗同时下令，所有罗马学校均禁止教授异端文学。他的继任者允许罗马学院改组之后再度开办，而悔过后的普拉蒂纳也受命职掌梵蒂冈图书馆。在那里，他搜集丰富的资料编写《教皇传记》（Invitas Summorum Pontificum）。当他作传至保罗二世时，数年的积怨，便借着寸管之笔宣泄无余。他的种种指控，用之于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许更为恰当。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

保罗逝世后，新任教皇的选举共有18位红衣主教参加；其中15位是意大利人，其余3位，罗德里戈·博尔贾是西班牙人，埃斯图特维尔是法兰西人，贝萨里翁是希腊人。这一次选举，据一位当事人事后描述，弗朗西斯科·德拉·罗维尔之所以获得当选，主要是运用“密谋与贿选”。但这无非是说，为了获取红衣主教的支持，竞逐者秘密答应将职位分配给不同的红衣主教而已。关于这点，新教皇即位之后总算付诸实现了，所有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皆平等地获得教皇的报酬。这位新任的教皇，生长在皮科里尔（Pecorile）的一个农村家庭里，童年时身体孱弱，屡生疾病。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康复，曾在祷词中答应将他奉献给圣方济各会，因此，9岁时他便被送往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以后又被送入圣济院。曾有一段时间，他在德拉·罗维尔家里任家庭教师，就因为这段缘分，他也冠上了他们的姓氏。他在帕维亚、博洛尼亚及帕多瓦攻读哲学和神学，并在这三个地方及其他各地教授这两门课程。他的学生遍及意大利，意大利下一代的知识分子皆称与他有师生之缘。

他在57岁时登上教皇宝座，取名西克斯图斯四世，当时的他不离书生本色，以博学和正直见闻于世。说来也是极富传奇性的；他几乎一夜之间即成为一名政治家和斗士。他曾游历欧洲各国，鉴于欧洲的局势太过纷乱，欧洲的政府太过腐化，谈不上对抗土耳其的侵略。基于此，他决定回到意大利，贡献个人的绵薄之力。然而，回到意大利后，他同样发现，教皇的权威已被地方统治者漠视。在拉丁姆平原，贵族们常常发生暴动，置教皇的权力于不顾。罗马的暴民更是无法无天，就在他加冕的那一天，暴民们竟然因为游行的队伍阻碍了街上的交通，而愤怒地向他的仪队投掷石块。西克斯图斯决定在罗马重新建立秩序，在教皇国家重新树立教皇的权威，并将整个意大利置于教皇统治下。

当时的局势混乱不安，西克斯图斯不愿信任陌生人，他本人又具有浓厚的家族情感。基于这些原因，他任命他的几个贪得无厌的侄子充任教廷要职。在他担任教皇期间，最遭人非议的过失就是任人不当——所有他喜爱而委以重任的人，事后皆被证明是最恶劣的人，而导致整个意大利的交相指责。他一个最得宠的侄子，彼得罗·里亚里奥是一个多方面具有吸引力的年轻人——朝气蓬勃、禀赋聪颖、彬彬有礼、慷慨乐施，却纵情于物欲声色的享受上。虽然教皇赐予他的俸禄极为丰厚，这位出生贫苦的教士，还是不能量入为出。他25岁时，西克斯图斯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赐特雷维索、圣尼加利亚、斯帕拉托、佛罗伦萨及其他地方作为他的采邑，他每年的总收入约6万杜卡特。彼得罗将这笔庞大的收入悉数耗尽，尚还负债累累。他的主要花费，无非是添置金银容器、制作美丽的服饰、购买锦罗刺绣、沉酣于昂贵的公共游戏及赏赐艺术家、诗人、学者等。有一回，他与他的表兄朱利亚诺，为了欢迎罗马费兰特的女儿埃利奥诺拉，举办了一次历时6小时的盛宴，花费之庞大，几乎是自卢卡卢斯或尼禄以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当彼得罗志得意满时，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历游佛罗伦萨、博洛尼亚、费拉拉、威尼斯及米兰等地，俨然如具有皇室血统的王子一般，在各地享受皇家身份的礼遇，并向他的情妇们展示他一身的昂贵服饰。尤有甚者，他还处处显示想要继承他叔叔的大权的野心。但他回到罗马后，因为生活过度糜烂而早逝（1474年），时方28岁。为他算一下总账：两年中，他共花掉20万杜卡特，积欠6万杜卡特。他的弟兄吉罗拉莫是教皇军的总指挥和伊摩拉及弗利的领主。教皇的另一个侄子莱奥纳多·罗维尔（Leonardo della Rovere）身为罗马的司令官。莱奥纳尔多去世之后，他的兄弟乔万尼（Giovanni）承继他的职位。在这些侄子之中，最能干的应推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Giuliano della Rovere），这个人便是以后的尤利乌斯二世，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可取，他之所以成为教皇，多得力于个人的聪明睿智和品德。

西克斯图斯富国强兵的计划，使意大利诸国惶惶不安。洛伦佐·德·美第奇计划为佛罗伦萨占领伊摩拉，西克斯图斯击败了他，并以帕兹家族替代美第奇家族成为教皇的银行家。美第奇愤愤不平，试图毁灭帕兹家族，对方也试图杀害他。西克斯图斯支持帕兹家族，但不赞成谋杀事件的发生。他告诉这些阴谋者：“只要不发生残杀事件，尽可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就因为教皇这么一句话，便爆发一场前后3年（1478—1480年）的战争，直到土耳其人威胁到意大利的安全时，方告平息。那个危险事件消弭以后，教皇迎来整饬内政的大好机会，可惜好景不长，旋踵间它又陷于混乱状态之中。1480年底，弗利的领政者奥狄拉菲（Ordelaffi）家系式微，该市的人民请求教皇接管弗利。西克斯图斯派遣吉罗拉莫一并接管伊摩拉和弗利。吉罗拉莫得陇望蜀，建议教皇乘机进取费拉拉。并且说动西克斯图斯和威尼斯参加埃尔科莱公爵的战争（1482年）。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派遣军队保卫他的女婿，佛罗伦萨和米兰也出兵援助费拉拉。事态演变至此，西克斯图斯——这位在其统治初期原希望为全欧带来和平的教皇，不幸却发现他几乎使整个意大利陷于战争状态中。教皇南有那不勒斯的威胁，北有佛罗伦萨的牵制。罗马本身又极度混乱，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下，西克斯图斯不得不与费拉拉握手言和，结束为时一年的战争。这项协议威尼斯拒绝接受。教皇不顾昔日并肩作战之情，竟然对威尼斯处以破门律。甚至还联合佛罗伦萨和米兰，对他过去的盟友发动战争。

罗马的贵族，原来就性好仇杀，如今遇上好战的教皇，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相互仇杀。罗马有一种礼俗：当红衣主教获选为教皇时，任何人都可以掠劫他的住宅。循此礼俗，贵族瓦勒（Valle）家中的一员，乘机大肆抢劫德拉·罗维尔家族的一名年轻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的住宅。这位年轻贵族不甘受劫，便砍断瓦勒的足踝，以示报复。随之，瓦勒的亲戚又斩了弗朗西斯科的首级为自己的族员复仇，而普罗斯佩罗也杀了彼罗·马加尼为弗朗西斯科复仇。这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扩展到整个城市。奥西尼家族和教皇军支持圣塔·克罗科家族，科隆纳家族则袒护瓦勒家族。在相互杀伐中，洛伦佐·奥顿·科隆纳被逮捕、审判、严刑逼供。他的弟兄法布里齐奥（Fabrizio）以科隆纳家族的两个堡垒，向教皇投降，希望教皇能释放洛伦佐，但洛伦佐还是在圣安杰洛被处决了。愤怒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联合那不勒斯对教皇作战，他们蹂躏罗马城四周的平原，袭击罗马。西克斯图斯征召里米尼的罗伯特统率教皇军讨伐叛逆。摩图谷（Campo Morto）一役，罗伯特击溃了那不勒斯与科隆纳家族的联合部队，胜利回到罗马。作战期间，罗伯特因在坎佩那的沼泽地染患热病，回到罗马不久就去世了。吉罗拉莫继承他的空缺。西克斯图斯曾举行官方仪式，祝福这支由他的侄子率领的队伍，出师后能节节胜利地攻克科隆纳家族的城堡。历经一连串的战争，教皇的好战精神并未减退，但他的身体却也因为长时间紧张生活的折磨，终而衰弱不堪。1484年6月，他同样患了热病，卧床不起。8月11日，前方传来消息，说他的军队不顾他的反对，断然与威尼斯签订和约。他拒绝批准该和约。第二天，他便与世长辞了。

在许多方面，西克斯图斯俨然是尤利乌斯二世的前身，就像吉罗拉莫是恺撒·博尔贾的前身一样。他是一个严厉的、庄严的教士，热爱战争、艺术及权力。但他追求他的目的，不用理智，而凭一股盲目的冲动。他与其他好战的教皇相似，任何企图以毁谤的方式削减他的武力的，他一概视之为敌人。关于他纵任彼得罗及吉罗拉莫为所欲为之事，有些闲言闲语，说那是因他们二人是他的儿子。其他的人，如英费苏拉，则将他们两人解释为教皇的情人，而毫不犹疑地认定教皇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言姑且抛开不提，单看西克斯图斯一生的画像，也够丑陋不堪了。保罗二世遗留下来满满的库财，被他几个侄子花费一空。为了负担对外战争的经费，西克斯图斯将圣职出售给出价最高者。一名不满西克斯图斯作为的威尼斯使节，曾口录他的话称：“教皇只需要一支笔和墨水，就可以得到他所要的钱数。”他在教皇国中，垄断玉米的买卖。他将优等的售往国外，而将劣等的留给他的人民。他这套把戏，学自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如那不勒斯的费兰特便是如此。他出售的东西，价钱或许并不比一般企业家为高，因为根据经济学的不成文定律，货物的价格如何，决定于购买者的可欺程度。但贫穷的人难免埋怨西克斯图斯以他们的饥饿换取了教皇家族的奢侈。尽管西克斯图斯生财的勾当层出不穷，在他去世之时，仍然积欠15万杜卡特。

他的经费中，有一部分用于艺术及公共工程上。他曾想竭干弗里诺周围的沼泽地，因为这里是传染病之源，但未竟全功。他还幻想将庞廷沼地（Pontine Swamps）化为陆地。他修筑并拓宽了罗马许多主要街道，改善了供水系统，重建了许多桥梁、城墙、城门及城堡。他在台伯河上造了一座跨河大桥，取自己的名号，命之为西斯图桥。他建造一座新的梵蒂冈图书馆，上面设有西斯廷教堂。他创组一支西斯廷唱诗班，重建陈旧的圣灵医院（Hospital of Santo Spirito），这所医院内有一间足有365英尺长的病房，可容纳1000名病人。他改组了罗马大学，并将保罗二世所建造的卡皮托林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公之于众。这是欧洲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在他任内，他新盖了两所大教堂，一所为佩斯教堂（Santa Maria della Pace），另一所为人民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 Popolo）。除此之外，他还整修了许多教堂。这些工程，多是由蓬泰利督导完成的。在佩斯教堂，米诺·达·费舍尔与布雷诺为克里斯托福罗（Cristoforo della Rovere）红衣主教雕刻了一座美丽的坟墓（约1477年）。在阿拉库里（Aracoeli）的人民圣母教堂，平图里基奥将锡耶纳的圣伯纳德诺的生平绘在画壁上，这是当时罗马少有的最佳壁画之一（约1484年）。

西斯廷教堂出自多尔西（Giovannino de Dolci）的设计。它只是作为西克斯图斯本人及一些高贵的教士礼拜之用。这是一座简单但华丽的礼拜堂，内有一间米诺·达·费舍尔精心设计的大理石圣殿，其南面壁上，画有摩西的故事；北面壁上，是耶稣生平的画像。为了作这些画，西克斯图斯特地请来了那个时代的画坛巨匠，如佩鲁吉诺、西尼奥雷利、平图里基奥、多明戈·吉兰达约、贝内代托·吉兰达约、桑德罗·波提切利、科西莫·罗塞利、彼罗·科西莫等人。对这些人在教堂内画的15幅佳作，西克斯图斯皆给予额外的报酬。罗塞利自知在设计方面远不如其他人，便在着色方面下工夫，想以鲜艳的色彩掩饰画工的不足。他的同伴们都取笑他画上布满深蓝和金黄色，但西克斯图斯还是给予奖赏。

除这些画匠之外，这位好战的教皇还从各地召来了许多画家，并将他们组成一个小集团，由圣路加保护。弗利的梅罗佐一生中的最佳作品，就是在西克斯图斯礼贤艺术家时所作的。他曾随弗朗切斯卡习画，于1472年来到罗马。他在圣徒教堂（Santi Apostoli）画了一幅《耶稣升天图》，引起了瓦萨里的崇拜。这幅壁画，在教堂重建（1702年）后，除了部分遗失之外，大多都还保存着。他又在沃夫兹教堂画了一幅《天使报喜图》，画中人物慈祥和蔼，图案调配极为得宜。但他在梵蒂冈画的一幅《天使奏乐图》最为出色。图上的两位天使，一位手提弦乐器，一位身抱维忽拉。梅罗佐最为杰出的作品，还不在以上之列，而是作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壁画，正因为画工完美，稍后便被移上画布。这幅画，适与梵蒂冈图书馆金碧辉煌的气象相得益彰。画上共有6位人物：西克斯图斯庄严地高坐其位，右侧站着彼得罗·里亚里奥，前面站着高大而黝黑的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后面站着乔万尼·德拉·罗维尔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高额头的普拉蒂纳则双膝下跪在西克斯图斯之前，受膺为图书馆长。好一幅教皇生活的写真！

1475年，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计有2527卷拉丁和希腊著作。西克斯图斯另又增加1100卷。他首次将这些藏书公布于众。对人文主义学者，他复施嘉惠。自然，赏额的高低难免因人而异，投其所好者，酬佣较多，不为其所爱者，酬佣较少。他征召弗朗西斯科·斐勒佛至罗马。斐勒佛为了取悦西克斯图斯，大事歌颂其丰功伟绩，远落他人之后时，便不再歌颂，直到年薪达到600弗罗林。在这期间阿基洛普洛斯也被教皇从佛罗伦萨邀请至罗马。他在罗马所做的希腊语言文学演讲，听众之中有红衣主教、大主教及外国留学生如洛易希林（Johann Reuchlin）。日耳曼的科学家约翰·米勒（Johann Muller）远自异地受西克斯图斯所聘抵达罗马，担负修正恺撒历的任务。但米勒抵罗马一年之后便去世了（1476年），日历的修正工作延后一个多世纪（1582年）方付实现。

很显然，西克斯图斯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哲学和神学教授，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位世俗化的教皇——准确一点说：是第一位热心于建立教皇的威信，使之成为意大利一个强固政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也许除了费拉拉之外，西克斯图斯南征北讨之举，应该是师出有名。身为一名教皇，必须使教皇领地真正属于教皇，并使罗马及其周围属地为教皇安全使用，因此发动战争以达成上述目的在所难免，我们又何能怪罪西克斯图斯连连兴兵呢？再者，西克斯图斯的外交政策与当时的其他国家毫无二致，处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是不能以道德标准去定其是非的，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必对其外交政策置评。对发动战争，他非但不审慎考虑其必要与否，竟然崇武至极，致使整个时代动荡不安，凡此种种，皆难获人们的谅解。摩图谷一役，死伤枕藉。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所有战事中，伤亡人数之众，无逾其上者。他的劣迹，并不止此。他滥用亲人，出售圣职，放纵亲族奢侈无度，使原已道德恶劣的罗马宫廷更无道德可言。亚历山大六世之所以能登上教皇宝座，未尝不是西克斯图斯自毁家门所赐，而意大利之所以形成无法无天的状态，也应归咎于西克斯图斯。他任命托克马达（Torquemada）主持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在罗马赐权异端裁判官，禁止翻印他们不喜爱的书籍，以防止讽刺诗文充斥城市，造成目无法纪的现象。他临终之时，应该承认几点失败：兴兵讨伐那不勒斯、费拉拉、威尼斯等，甚至连科隆纳家族，却未予以平服。不过，他一生中仍有三点辉煌的成就值得称述：第一，他使罗马成为一个较为健全的城市；第二，他为罗马输入了新鲜的艺术空气；第三，他在欧洲诸强国中，重新树立了教皇的权威。

英诺森八世（1484—1492）

西克斯图斯的统治，可以肯定，是失败的。他驾崩之后，罗马立刻掀起了一阵骚乱。暴民们抢劫教皇的谷仓，劫掠热那亚的银行，并攻击吉罗拉莫的住宅。梵蒂冈的侍从人员，也将教皇宫殿里的家具掠夺一空。贵族们个个关门闭户以求自保。他们的防御工事多被破坏，丢弃在街道上。吉罗拉莫见事态严重，只得停止对科隆纳家族作战，仓促班师回城。科隆纳乘机再度夺回许多失陷的城堡。秘密会议在梵蒂冈紧急召开。博尔贾与朱利亚诺相互交换承诺、施行贿赂之后，终于选举希博（Cibo）为教皇，即英诺森八世。

他52岁登基，外表高大英俊，仁慈和蔼的程度几乎到了柔弱的地步。他的才智与经验都很平庸。他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是一位“并非完全无知”的人。他至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许更多。对于这件事，他很坦然地承认。自从进入修道院后，他就独居终生。罗马诗人喜欢写一些短诗，讽刺教皇子女众多，多数罗马人对教皇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并不加指责。但当英诺森在梵蒂冈公然庆祝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婚礼时，罗马人也难免会皱一皱眉头。

说实在的，英诺森最多希望当一个幸福的祖父，享享含饴弄孙的乐趣和清闲。他除了赏赐波利希安200杜卡特，以酬佣他翻译希罗多德的著作之外，脑海里再没有其他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子。他安于恬静的生活，举凡罗马市容的整修和美化工作，他都委由代理人处理。他任命安东尼奥·波莱奥罗在梵蒂冈花园兴建“布尔瓦德尔宫别馆”，又任命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在别馆附近的一所教堂制作壁画。但是他多半将赏赉学者和艺术家之事，托付大企业家和红衣主教。他的统治方式近于放任无为。外交方面，他起初委任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红衣主教，旋又专责洛伦佐·德·美第奇全权处理。这位权倾一时的银行家，有位年已及笄的女儿玛达利纳，他希望以丰盛的嫁妆将女儿嫁给教皇的儿子弗兰西斯采多·希博。英诺森应允了这桩婚事，并与佛罗伦萨缔结联盟（1487年）。此后，教皇的一切决策，悉由这位经验丰富、酷爱和平的佛罗伦萨人代为筹划。意大利总算享受了5年的和平。

英诺森统治期间，可谓得天独厚，还发生了一件令欧洲国家雀跃不已的幸事。穆罕默德二世去世（1481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巴雅泽二世（BajazetⅡ）和杰姆（Djem），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王位而发生阋墙之争。布鲁萨（Brusa）之役，杰姆战败，逃往罗得斯岛向圣约翰武士团投降（1482年），借以保全性命。他们的“伟大主人”德奥比松（Pierre d’Aubusson）拘留杰姆作为要挟巴雅泽的人质。苏丹答应每年付给武士团4.5万杜卡特，表面上作为杰姆的生活开支，实际上希望德奥比松不要另拥立杰姆，以免觊觎土耳其皇位，甚至与十字军联合对抗土耳其。为了更安全地看管这位身价千金的俘虏，德奥比松将他发送法兰西，交由武士监视。杰姆流亡法兰西的消息瞬间传开。埃及的苏丹、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匈牙利的马赛亚斯·科文纳斯、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及英诺森本人，皆愿高价接管杰姆。这场竞争，最终教皇获胜。因为他除了支付金钱之外，还答应任命德奥比松为红衣主教，并帮助法王查理八世获得安妮女王布列塔尼的属地。1489年3月13日，这位当时被称为“伟大的土耳其人”的杰姆，有如王公般的在盛装卫队的护卫下，经过罗马街道，进入梵蒂冈，接受养尊处优的监禁。巴雅泽见事已至此，只得接受事实，致送3年薪俸，作为杰姆的看管费，以示祝贺教皇在“杰姆争夺战”中的光荣胜利。1492年，他派遣使者，呈献英诺森一根当年钉在耶稣身上的钉头，谋与教皇修好。部分红衣主教怀疑这根钉头的真伪。但教皇还是决定将这件稀罕的纪念物从安科纳接抵罗马。当它送达波塔·波波洛（Porta del Popolo）教堂时，教皇躬身接受它，并以隆重的仪式，将它送往梵蒂冈。博尔贾荣任受礼人，他高高举起钉头供万民景仰，随后转交给教会。

尽管苏丹在经济上已帮助教会不少，英诺森仍苦于财源短拮，收支无法平衡。他像西克斯图斯及当时欧洲多数的统治者一样，为了广开财源而出售圣职。他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因此增设许多职位，以待有心者问津。他将教皇的秘书增至26位，从而获得6.24万杜卡特。他又增加52位掌玺者，每位收取2500杜卡特的职位金，这些人的工作，只不过在教皇的谕令上加盖铅印而已。这些购职者，为了补偿其损失，不满足于受领薪水，还借职务上的方便贪污受贿。如，有两位教皇的秘书曾承认在两年中伪造了50多纸教皇敕书，矫赐恩典。事后教皇获悉，将其问吊焚尸（1489年）。在罗马，下自司法宥恕，上自教皇职位，几乎件件都可以用金钱购得。在不可全信的英费苏拉的著作中，曾记述有一位承认奸杀自己两个女儿的父亲，付过800杜卡特赎金后，竟无罪获释。有人问博尔贾红衣主教：“为什么尘世上再无公道可言？”殊料，博尔贾回答：“上帝并不愿意一个犯罪者被处死，而愿意他们付出赎金后，得以继续活着。”教皇的儿子是一个恬不知耻的无赖，经常奸淫良家妇女。举凡罗马教会法庭征收而来的罚金，他都要从中抽取多成纳为己用。这些赃款，他多耗在赌桌上。他曾于一夜之间，输给拉法埃洛·里亚里奥（Raffaelle Riario）红衣主教1.4万杜卡特。事后他向教皇诉怨，说是里亚里奥欺骗了他。英诺森八世试图为他取回输款。里亚里奥却推说他已把那一笔赢来的钱用于正在兴建的坎塞勒里亚宫（Palazzo della Cancelleria）上。

教会的世俗化——涉及政治、战争、财政——使红衣主教的人选，不乏长于行政、雄于财力、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并善于贿选的人。英诺森曾答应限制红衣主教的人数在24人以下，后来却增加了8位。增加的人选，很显然，皆不适合担任圣职，如31岁的乔万尼·德·美第奇专门负责与洛伦佐的交涉事宜。大多数红衣主教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文学、音乐、戏剧、艺术的热心赞助者，极少数是圣人。有些人只受过一点教规的熏陶，还不曾是教士，绝大多数是世俗中人。他们之所以不免成为尘世中人，也与他们的职务有关。他们既然担负政治、外交及财政任务，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自然免不了与意大利或阿尔卑斯山北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折冲于口舌之间。他们世俗化的生活，与罗马贵族相差不大。他们的住宅也戒备森严，大都雇佣一群武装人员，以防范罗马贵族、暴民及其他红衣主教的侵袭。 [1] 有关当时红衣主教的生活情形，伟大的公教历史学家帕斯托尔（Ludwig von Pastor）的记载，容或抨击过分，也可从中略见梗概：

洛伦佐·德·美第奇诋贬英诺森时代的红衣主教团，不幸皆信而有征……在世俗化的红衣主教中，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拉法埃洛·里亚里奥、奥西尼、史克雷芬那图斯、巴吕、朱利亚诺、萨韦利及罗德里戈·博尔贾等人，尤为其中之最。所有这些人皆深深感染上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于意大利上层阶级的腐化风气。深居于华丽的豪宫中，他们的宫内，尽是高度文明地区所制造的精贵奢侈品。他们的生活，与俗世王公毫无二致。他们的教士打扮，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代表他们崇高职位的装饰品之一。他们日日所从事的，无非打猎、赌博、宴饮、嬉戏，道德为何物，他们从未放在心上。这些人当中，放纵最过分的，首推罗德里戈·博尔贾。

上层阶级的无法无天，反映、更助长了罗马的道德混乱。暴动、盗窃、抢劫、贿赂、谋杀、复仇事件层出不穷。每天破晓时分，都可在巷道上发现夜间遇害者的尸体。朝圣者和外国使节漫步于教都时，常因暴徒的袭击而侧卧道旁，有时全身被剥得精光。妇女们不论在街上或家宅，都难免遭受突击。一座镀银的真十字架的一小片，在特拉斯特尔圣玛利亚教堂的圣物收藏室内被偷窃出来，取去它含银的部分后，留下来的木头后来竟然被发现置弃于葡萄园中。这种宗教怀疑主义遍及各地。罗马有500户以上人家被判为异端，但缴纳罚金后都被释放了。罗马圣职人员的昏庸贪暴程度已然如此，西班牙方面更甚。那里的异端裁判官与吸血魔鬼无异，在西班牙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连教士们也心起怀疑。有一位教士，因为做弥撒时以自己的话语换上一般的祷词，而被控亵渎神灵。且听听他的祷词，何其荒谬：“噢，愚蠢的基督徒啊！你们像上帝一样，只在意吃喝。”英诺森八世期限届满时，许多预言家均声称末日渐临。在佛罗伦萨，萨沃纳罗拉扬言当代为《圣经》中所记反基督的时代。

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1492年“9月20日，罗马城起了一阵大的骚动，商人关闭了店门，在田野或葡萄园工作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奔回家里，因为宣布英诺森八世驾崩”。他临死之时，有许多奇异的传闻，记述当时宫廷内发生的事情：红衣主教们如何将杰姆置于特别监视之下，以免弗兰西斯采多·希博乘隙挟以自重；博尔贾与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如何在教皇丧榻之旁相互争吵，几至动武。我们不敢完全置信的英费苏拉，对类似的传闻，也有一段最古老而独一的记载。他说，教皇临终之时，有三位无辜的男童，为了挽回他的性命，而死于输血过多。英诺森逝世之后，共留下4.8万杜卡特给他的亲戚。他被葬于圣彼得教堂。安东尼奥·波莱奥罗为他造了一座华丽的坟墓，掩埋他一生的罪恶。

[1] 在1486年6月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博尔贾红衣主教曾谴责巴吕红衣主教纵饮过度，沉醉不醒。巴吕悻悻然反唇辱骂这位未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为“娼妓所生”。

第三章　﻿博尔贾家族（1492—1503）

红衣主教博尔贾

文艺复兴时代最有趣的教皇1431年1月1日出生于西班牙的莎蒂瓦（Xativa）。他的双亲是表亲关系，都属博尔贾家族，这个家族并不显赫。罗德里戈在莎蒂瓦、巴伦西亚、博洛尼亚等地接受教育。当他的伯叔父当了红衣主教，而后又做了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便为这个年轻人的教职生涯打开了坦途。到意大利后，他恢复了他的名字博尔贾，25岁时做上了红衣主教，26岁时接受了教皇朝廷中最具实权的职位——副大臣，朝臣之首。他干练负责，以行政能力见长，清心寡欲，生活严肃，赢得了许多朋友。满37岁之前，他已不再只是一个教士了。

他年轻时非常英俊。他优雅的风度、热情欢愉的脾性、雄辩与诙谐，实在使女士们不能拒绝他的邀游。在15世纪的意大利，风俗败坏，道德沦丧，许多教职人士甚至教士，都允许自己享受男女情欲，并得到社会宽宥。这个年轻的浪荡子（Lothario）即具异禀，决意享受上帝赋予他和别人的所有恩赏。庇护二世训诫他，因为他参加“放荡迷惑的舞会”，但教皇接受他的忏悔，仍委以副大臣之职，信赖倚重如旧。这年，罗德里戈的第一个儿子佩德罗·路易（Pedro Luis）出生了，或许他的女儿吉罗拉玛（Girolama）也是在这时出生的，她于1482年结婚。他们的母亲不知是何人。佩德罗在西班牙一直住到1488年，并在这一年来到罗马，不久后去世了。1464年，罗德里戈伴随庇护二世去安科纳，在那里染上了轻微的性病，他的医生说：“因为他不曾独睡。”

1466年，他与瓦娜莎·卡塔内（Vanozza de Catanei）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关系，那时她约24岁。后来，她与多米尼克·阿里那诺（Domenico d’Arignano）结婚。瓦娜莎曾替罗德里戈生了四个孩子：1474年生了乔万尼，1476年生了西撒（我们以后称他为恺撒），1480年生了卢克雷齐娅，1481年生了乔弗雷。这四个名字都刻在瓦娜莎的墓碑上，罗德里戈承认是他的孩子。如此固定的父母亲说明了一个拟似一夫一妻家庭，与其他的教职人士相比，博尔贾主教或许可被列为稳重而忠于家庭的人了。他是柔和而慈祥的父亲。可叹的是，他努力栽培孩子并不曾带给教会什么光彩。当罗德里戈把雄心放在教皇的职位上时，他为瓦娜莎找到了一个宽容的丈夫，同时助她致富。她两度守寡，两度结婚，过着质朴的退隐生活，眼看孩子们成名致富，颇觉欣慰，感伤自己离开儿女，赚得虔敬令名。她76岁去世（1518年），把名下所有的不动产都捐给教会。利奥十世派遣代表参加她的葬礼。

如果我们以我们时代的道德标准——或年轻人的道德标准——来评断亚历山大六世，我们未免太缺乏历史感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做教皇之前的性犯罪在教条上是该定罪的，然而在那时的道德气氛下，这是可以原谅的。在庇护二世与罗德里戈坐上教皇宝座之间，舆论对教职独身生活的性犯罪问题更宽容。庇护二世，在做僧侣之前，曾有过几个可爱的孩子，曾赞同教士结婚。西克斯图斯四世曾有几个孩子，英诺森八世曾把孩子带到梵蒂冈。有人谴责罗德里戈的道德，但当秘密会议选举英诺森的继承人时，没有人提及这些事。5个教皇，包括智行兼修的尼古拉五世在内，曾允准他在这许多年里营利孳息，曾委以重任，但都不曾注意到他子孙满堂（当然庇护二世一度例外）。人们只注意到他曾任职副大臣达35年之久，前后由5个教皇任命，他任职期间，勤奋干练人尽皆知，并在他外表富丽堂皇的宫廷内过着相当朴素的私人生活。1486年，伊库甫·达·沃特拉（Iacopo da Volterra）把他描绘成“一个天纵才俊、具有伟大情愫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聪明天成，在处理事务上颇富技巧”。罗马人对他很熟悉，他曾借游戏使罗马人震惊；当格拉那达（Granada）陷入基督徒手中的消息传到罗马时，他正在罗马观看西班牙式的斗牛。

或许，1492年8月6日，红衣主教们举行秘密会议时，他们也对罗德里戈的财产感兴趣。罗马人的记忆中，除了埃斯图特维尔之外，他的五度任职使他成为最富有的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们要求凡投他票的人应得些实际的利益，他答应了。对红衣主教斯福尔扎，他承诺予以副大臣职位、财富及在罗马的博尔贾宫殿；对红衣主教奥西尼，他承诺予以卡塔赫纳的教职与税收、蒙蒂切利和索里亚诺镇的税收及马尔凯斯总督职；对红衣主教萨韦利，则予他西维塔、卡斯泰拉纳的教职与税收及玛约卡大主教职，如此等等。英费苏拉描述这个过程是“博尔贾福音的分配，他把财富分给比他穷的人”。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在过去的多次秘密会议中，许多候选人都这样做过。红衣主教盖拉尔多的意见颇为重要，他这时96岁，“几乎不能做他的工作”。最后所有红衣主教都倒向赢方，一致通过选举罗德里戈·博尔贾为继任教皇（1492年8月10日）。当被问到做教皇后称他为什么时，他回答：“用所向无敌的亚历山大为圣名。”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从未有一个教皇的选举带来这么多愉悦，也不曾有过一次加冕式如此有意义和壮观。白马列队，如寓言般的人物，装饰美丽如画，骑士与显贵，箭队与土耳其马兵队，700名教士，穿着彩衣的红衣主教及亚历山大。他已61岁，但肃穆挺拔，洋溢着健康、能力与高傲，总使百姓欢愉。一个目击者说他“神色清朗，肃穆端庄”，看起来像皇帝，甚至于当他祝祷群众时亦然。只有几个人，如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与乔万尼·德·美第奇，提到他们对新教皇的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嗜欲的教父，会利用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家族，而不是净化和强化教会。

他开了个好头。从英诺森之死到亚历山大即位之间的36天，罗马城中发生了220件谋杀案。新教皇严惩第一个被抓到的刺客，凶手被处以吊刑，他的兄弟与他吊在一起，房子被拉倒。市民赞成这种严刑重罚，罪行龟缩，秩序恢复，全意大利都欣慰有这么个强人做教会的舵手。

艺术和文学是时代的代表。亚历山大在罗马城内外都建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建筑。斐迪南与伊萨贝拉的贡礼，美洲带来的黄金，重新装饰圣玛利亚教堂的天花板；重新塑造哈德良的陵寝，使之成为坚固的圣安杰洛城堡，同时装饰其内部，做了许多小隔间，用来关押教会的囚犯，一些较舒服的隔间供被拘捕的教皇居住。在城堡与梵蒂冈之间建了一个长长的有凉篷的走廊，1494年曾助他躲避法王查理八世的攻击，同时曾救克莱门特七世免受在罗马抢劫的路德教派的劫持。平图里基奥被聘来装饰在梵蒂冈的博尔贾寓所。其6个房间中的4个，在利奥十三世时恢复并对公众开放。其中一面新月形的屋顶画着一幅生动的亚历山大遗像——愉快的面庞，雍容的身材，穿着悦目的礼服。在另一房内，画了一个童女在教孩子读书。瓦萨里解释道：这是朱莉娅·法尔内塞的遗容，她被公认为教皇的情妇。瓦萨里又说这图像也包含了“教皇对她的钦慕”，但里面没有画到他。

他重建了罗马大学，聘请九位杰出的教师。他喜欢歌剧，同时感谢罗马学院的学生们为了他家族的节日表演喜剧和芭蕾舞。他喜欢轻松愉快的音乐，不喜欢枯燥的哲学。1501年，他重建出版物审查制度（censorship），以敕令要求凡未得地方枢机主教允准的书籍都不能付印，但是他允许有较宽的讥刺与争辩的自由。一些人对他的攻击，他只是一笑置之，并拒绝了恺撒·博尔贾的提议：教训这些喜欢暗箭中伤的人。他告诉费拉拉的大使说：“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任何人都可以说和写自己喜欢的。他们曾诽谤我，但我不在意。”

他早年任教职时，他的教令行政业务便非常有效率。英诺森八世任内财政空虚，还留下一笔庞大的债务，“需要亚历山大全副财政能力恢复教会的财政；为了平衡预算，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梵蒂冈任职人员裁减了，紧缩开支，但账簿要记清楚，薪水要提高。亚历山大从事各种宗教礼仪，固然是出于信仰，但有时也因他是个忙人而对繁文缛节感到不耐烦。他的礼仪大臣是一个日耳曼人，名叫约翰·伯查德，负责在日记上记载所看到的他的所有行为，甚至包括那些亚历山大不希望被看到的。对红衣主教们，这位教皇给了所有他在秘密会议中曾承诺的，甚至对长期反抗他的，像红衣主教美第奇，给的更慷慨。他即位后一年，新增了12个红衣主教。其中有些确实有能力，有些是基于政治权力的要求，有两个恶名昭彰的年轻人——伊普里托·以斯特（15岁）与恺撒·博尔贾（18岁）。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得位，是因为他的妹妹朱莉娅·法尔内塞，许多人相信她是教皇的情人。油嘴滑舌的罗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个亚历山德罗后来会成为保罗三世，而称他为裙带红衣主教。年长的红衣主教中最强的是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他曾左右英诺森八世的政策，很不愉快地发觉到他不能影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选红衣主教斯福尔扎做他的近宠咨议。一怒之下，朱利亚诺退到他在奥斯蒂亚的主教职位，同时组织了一个卫队。一年后他逃抵法国，同时劝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召集宗教大会，罢免亚历山大，说他是一个无耻的售卖圣职的教皇。

同时，亚历山大正面对教皇领地的各种政治难题，他必须思考如何重建意大利人的权力。教皇统领的诸邦曾再度落入地方上的独裁者之手，他们自称是教会的代表。英诺森八世的无能，使他们得以重掌大权，这种独立原先在阿布诺佐或是西克斯图斯四世手中失去。有些教皇统辖的城市为邻邦所窃据：那不勒斯曾在1467年占了索拉和阿奎拉，米兰在1488年占了弗利。亚历山大第一步是把这些国家都纳入集中的教会控制与纳税的体系之下，如同西班牙、法国与英国曾抑制封建贵族所做的那样。他指派恺撒·博尔贾完成这些事情，恺撒·博尔贾用马基雅维利所赞成的那粗野与速度完成了。

紧邻罗马且最使罗马困扰的，是贵族的喧嚣自主。对于教皇而言，在理论上，他们是臣民，实际上则是危险的敌人。自博尼费斯八世以来，教皇国的软弱不振，使一些男爵在他们各自的国度内维持了中古的封建主权，自定法律，自组军队，从事自私与无谓的战争，破坏了拉丁姆平原上的秩序与商业。亚历山大即位之后，弗兰西斯采多·希博把他父亲英诺森留给他的领地以4万杜卡特卖给弗吉尼奥·奥西尼。奥西尼是那不勒斯军队的高级军官。他把领地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费兰特，结果那不勒斯在教皇的领土上掌握了两个战略要地。亚历山大与威尼斯、米兰、费拉拉及锡耶纳组成了联盟，集合了军队，在圣安杰洛与梵蒂冈之间筑了城，以抵抗那不勒斯。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担心这个针对那不勒斯的联盟会终止阿拉贡王室在意大利的权力，劝亚历山大与费兰特谈和。奥西尼付给教皇4万杜卡特，因为他擅自出售教皇国的土地；亚历山大答应让自己的儿子乔万尼（才13岁），娶那不勒斯王（1494年）的美丽孙女桑西亚（Sancia）。

为回报斐迪南令人愉快的斡旋，亚历山大以美洲作为酬答。亚历山大继位约两个月后，哥伦布发现“印度群岛”，把这个岛屿呈献给斐迪南与伊萨贝拉，葡萄牙借着卡利克斯特斯三世（1479年）的敕令要求得到新大陆。卡利克斯特斯三世的敕令曾允准所有大西洋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西班牙反驳说，这个敕令所指其实只是东大西洋。双方处于战争边缘，亚历山大规定亚述群岛与佛得角群岛以西，自北极向南极划分一条想象的界线，以西所发现的土地给西班牙，以东则属葡萄牙，条件是两国必须在从未住过基督徒的土地上，运用各种努力使他们新的臣民信奉基督。教皇的允准，当然只是肯定了一次武力征服，但是维持了半岛上西葡两国的和平。似乎没有人会想到非基督徒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应享有的权利。

如果亚历山大分配旧大陆，他会发觉维护梵蒂冈的困难。1494年，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去世，查理八世决定入侵意大利，重新恢复法国控制那不勒斯的状态。亚历山大害怕被罢免，竟请求土耳其的苏丹予以支持援助。1494年，他派了一个教皇国的国务大臣，乔吉奥·博恰尔多，去警告巴雅泽二世说查理八世计划入侵意大利，夺取那不勒斯，控制教皇或罢免教皇，同时在一次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中，让杰姆伪装为奥斯曼王朝的代表。亚历山大提议巴雅泽应与教皇国、那不勒斯及威尼斯同心协力对抗法国。巴雅泽用东方宫廷礼仪接待博恰尔多，让他带回4万杜卡特用以维持杰姆的生活，同时带给亚历山大他的公使。在圣尼加利亚，博恰尔多被他的兄弟乔万尼·德拉·罗维尔俘虏，4万杜卡特被掠夺，连5封苏丹致教皇的信也一并被夺。一封信提议亚历山大处杰姆死刑，同时把尸体送到君士坦丁堡。苏丹收到后将付给教皇30万杜卡特，用这笔钱“阁下可以为您的孩子买一些领地”。红衣主教罗维尔把这封信复制后送给法王。亚历山大宣称是红衣主教自己写了这封信，同时捏造了整个故事。这证明了亚历山大的信确实送到了巴雅泽，无论苏丹的回答究竟如何。威尼斯与那不勒斯已经与土耳其人签订了类似的协议，弗兰茨一世后来也这样做了。对于统治者而言，宗教不过是权力的工具而已。

经过友好的米兰与敌对的佛罗伦萨，查理来到了罗马（1494年12月）。科隆纳以准备入侵罗马的计划，来支持他。一支法国舰队占据了奥斯蒂亚——罗马在台伯河的港口——同时威胁断绝西西里的谷粮。许多红衣主教，包括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宣布支持查理八世。弗吉尼奥·奥西尼打开他的城堡献给法王，罗马一半的红衣主教恳求他罢免教皇。亚历山大退避到圣安杰洛城堡，同时派遣许多公使与征服者磋商。查理并不想逼迫教皇退位，因此遭到西班牙的对抗。他的目的是那不勒斯。他的官吏日日垂涎这里的财富。他与亚历山大媾和，条件是他的军队得以平安经过拉丁姆平原，教皇宽宥支持法国的红衣主教以及杰姆的投降。亚历山大屈服了，回到梵蒂冈，享受查理的三拜大礼，免了吻教皇脚趾的礼，接受法王形式上的服从。于是，法王把罢免亚历山大的计划撤销了。1495年1月25日，查理带杰姆来到那不勒斯。2月25日，杰姆患支气管炎去世。流言说亚历山大给他服了慢性毒药，但是没有人相信。

法国人一走，亚历山大的勇气就来了。这时，他重新想到他的理想：一个强大的教皇国，有好的军队和好的将领保护教皇的安全，不受世俗领袖的左右。联合威尼斯、日耳曼、西班牙与米兰，他组成了神圣同盟（1495年3月31日），名义上为了共同防卫、抵抗土耳其人，实际上为了把法国人从意大利驱逐出去。法王查理得到暗示后，从罗马退到比萨。亚历山大躲避他，寄宿到奥维托与佩鲁贾。查理躲回法国后，亚历山大凯旋回罗马。他要求佛罗伦萨参加同盟，驱逐或孤立萨沃纳罗拉，因为他是法国的朋友，与教皇为敌。他重组教皇军，任命他最年长的儿子乔万尼做首领，要他把叛变的奥西尼城堡收复回来（1496年）。乔万尼不能为将，在索里亚诺被打败，不得已回到罗马，同时放纵情欲，或许这导致了他的早死。亚历山大恢复了卖给弗吉尼奥·奥西尼的据点，同时又从法国手中夺回了奥斯蒂亚。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后，他命令平图里基奥在圣安杰洛城堡教皇所住房间的墙壁画上壁画，内容是教皇战胜法王凯旋。亚历山大正在他生命曲线的最高峰上。

罪人

罗马人赞赏他的内政外交。对他的恋爱故事，恣意细心照顾他的孩子，只是微感不耐，但对他在罗马任命了大批西班牙人则深表不满。这些西班牙人的风格与语言颇使意大利人不悦。与教皇有亲族关系的100位西班牙人聚于罗马。一个目击者说：“10个教皇国也满足不了这些堂兄弟。”亚历山大在他的文化政策与行为上已完全意大利化，但他仍爱西班牙，说西班牙语，常常与恺撒及卢克雷齐娅用西班牙语交谈，并任命了19个西班牙人做红衣主教。他的随身侍从都是嫉妒的罗马人，半幽默、半愤怒地称他为“只听西班牙话的教皇”，暗指他那基督教化了的西班牙犹太裔血统。亚历山大宽宥自己的做法，是因为在许多意大利人，特别是红衣主教的选举团中，并不对他忠心，因此他必须带一批人形成一个支持他的核心。这批人效忠他个人，因为他是他们在罗马的保护者。

亚历山大曾有一段时间希望他的孩子乔万尼能帮助他保护教皇诸领地，但是乔万尼继承了其父对女人的热情，却没有得到亚历山大驭人的能力。认识到他的孩子中只有恺撒拥有这种刚毅的铁胆作风，而在这动乱的时代，唯有这种胆识才能掌握意大利的政治。亚历山大给了恺撒一笔惊人的赏赐，这笔收入让这年轻人能逐渐得权。甚至温雅的卢克雷齐娅也是政策的工具，用来加强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或者只是这个有前途的公爵的踏脚石。教皇喜欢卢克雷齐娅，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愫，引起了严厉的流言，人们纷纷谴责他的乱伦，同时绘声绘色地说他与他的儿子争夺女儿的爱。他曾有两次离开罗马，请卢克雷齐娅负责照管他在梵蒂冈的房屋，有权拆看他的信件，同时参与所有他的日常工作。把权力委托给女人，在意大利诸统治家族中是常事——如费拉拉、乌尔比诺、曼图亚——但这在罗马仍引起轻微的震撼。当乔弗雷与桑西亚在婚礼之后来到罗马，恺撒与卢克雷齐娅出去迎接。4个人急促地来到梵蒂冈，而亚历山大很高兴把他们带在身边。圭恰尔迪尼说：“别的教皇为了隐瞒他们的丑闻，习惯上称他们的孩子为侄子，但是亚历山大并不在乎这个世界知道他们是他的孩子。”

这个城市曾忘了这教皇的旧情人瓦娜莎，但对他的新情人朱莉娅颇感惊奇。朱莉娅·法尔内塞确实漂亮，尤其是她的金发。当她让金发垂肩，一直垂悬达脚上，这种景象颇能打动男人的心弦，纵使比亚历山大更年老体衰的男人也不例外。他的朋友称她为好施主，萨努多（Sanudo）称她为“教皇的爱人，一个聪明睿智、慈悲温顺的年轻女子”。1493年，在卢克雷齐娅的婚宴上，英费苏拉称她为教皇的姘妇。佩鲁贾的历史学家马塔拉佐也用这个字眼称朱莉娅，也许是借用自英费苏拉。1494年，一个佛罗伦萨人称她为基督的新妇，这个名词常用以形容教会。有些学者想借卢克雷齐娅以了解朱莉娅，因此卢克雷齐娅——她在研究上颇有价值——一直与她的朋友维系着良好的友谊。而朱莉娅的丈夫奥尔西诺·奥西尼（Orsino Orsini），为纪念她而建了一个礼拜堂。1492年，朱莉娅生了个女儿劳拉（Laura）。官方记载说这孩子是奥西尼的，但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认为这个女孩是亚历山大的孩子。

亚历山大无疑是一个淫荡的人，热血奔腾使他对独身生活不能忍耐。他在梵蒂冈举行过一次节日庆典，在那里曾演了一次喜剧（1503年1月），他惊奇地高声大叫，愉快地与披发的女人挤在一起，让她们坐在他脚边的小板凳上。像那时的许多教士一样，他似乎感到教职的独身生活是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造成的错误，甚至于一个红衣主教也应该分享有女伴的乐与苦。他对待瓦娜莎就像丈夫对待妻子，他记挂朱莉娅的安危也是典型的父女情愫。另一方面，他照顾其子女，有时更甚于他对教会的虔敬，也足以成为争论教会的法典要求教士守独身的观念是否聪明的理由。

在他任教皇这些年中，在他的锋芒被恺撒·博尔贾盖过之前，亚历山大曾有过一些成就。虽然在公共场合，他让自己带着骄傲的尊严，一副引人讨厌的样子，但在私人场合他是愉快的，脾性温良、热诚、热爱生活，常从他的窗口望着戴着面具的街兵——这个面具是男相，拥有大而长的鼻子——用鉴赏的态度高声大笑。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平图里基奥画在博尔贾寓所墙上的画像，我们可说他是颇威武的。虽然所有的记载都说他的生活很有规律，花费很少，以致其他主教不愿与之同席进餐。他工作勤奋，常批阅公文到晚上，并密切注意基督教世界内各地的教会情形。

他的基督徒的外表是否只是伪装呢？或许不是的。他的信，甚至在写给朱莉娅时，都充满了怜悯的热情，这在私人的信件中在所难免。他的行动非常富有男人味，也完全吸收了那个时代的松散道德观，偶尔才会注意到他的生活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矛盾。和许多人一样，在神学理论上他完全是正统的，但在行动上完全是世俗的。他似乎已感觉到在他所处的环境，教皇国需要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圣人。他赞成神圣庄严，但认为这只属于僧院生活与私人生活，对一个被迫需要每一步都要与狡猾而贪婪的独裁者，或与跋扈且不可靠的外交家周旋的人，则不适合。他终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及他们的前人在教皇国所曾用过的欺瞒手段。

因为他的政府与他发动的战争需要资金，他卖官鬻爵，收回已死的红衣主教的领地，召集1500年的庆祝大会以敛财。解约与离婚也被用来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如匈牙利王拉狄斯劳斯七世（Ladislaus Ⅶ）付3万杜卡特就可宣布与那不勒斯的贝亚特丽斯的婚约无效。假如亨利八世能与亚历山大这样一位教皇相处的话，他一定仍是一名信仰的维护者。庆祝大会开得并不成功，因为香客们害怕抢劫、黑死病及战争而留在家里。亚历山大了解这些，同时史无前例地发出一个训谕（1500年3月4日），声称付若干费用以上就可获得赦罪，而不必去罗马，付若干忏悔费就可免除近亲结婚的罪，又付多少可以让一个教职人员能自行买卖圣职而“不必按规矩”。12月16日，他把这庆祝大会扩展到埃皮法尼。募集者承诺庆祝大会筹募的款项将用来组织十字军抵抗土耳其。在波兰与威尼斯的筹款实践了前项诺言。但恺撒·博尔贾把庆祝大会的筹款用于恢复教皇国。

为了盛大举行庆祝大会，亚历山大（1500年11月28日）又任命12位新的红衣主教，他们为这次任命总共付款达12万杜卡特。圭恰尔迪尼说：“这种晋升不是给那些最有成绩的，而是给那些奉献最多的。”1503年，他又以相当的代价任命了9个候补红衣主教。同一年，在教廷里他任命了80个新官吏。依有敌意的威尼斯大使吉斯提尼亚尼说，这些职务每一个都卖760杜卡特。一个讽刺家在帕斯奎诺的雕像（1503年）上写下了这样的讽刺诗：

亚历山大卖的钥匙、祭坛与基督，由于他曾付钱，都是正义的。

根据教会法典，一个教职人员死后所留下的财产要归还教会，除非教皇做了其他的允准。除红衣主教的外，亚历山大合理地给予一些特许。在胜利而挥霍的恺撒·博尔贾的压力下，亚历山大制定一个分配这些高级教职人员所留下的财富的通则。有些红衣主教为逃避教皇，在预知死期将至时散布财产，也有些在生前就预先构筑华丽的墓碑。红衣主教米歇尔死时（1503年），他的屋子立刻被教皇的代理人搜罗一空。如果我们相信吉斯提尼亚尼的话，那么教皇亚历山大净赚了15万杜卡特，还抱怨只有23832杜卡特是现金。

对过分长寿的教职人员，是否用毒药促其蒙主宠召，这种考虑亚历山大或恺撒·博尔贾是否曾提出过，我们得此结论——“没有证据显示亚历山大毒害过任何人。”

但这并不能使他清白。“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太过奸猾。但是他不能阻止讽刺家、小册子的作家及其他的目击者，把他们的该死讽刺诗提供给他的对手。”我们曾看到，教皇与那不勒斯冲突时，伊库甫·桑纳扎罗用致命的对句诋毁教皇及其子。英费苏拉用他的诽谤的笔触为科隆纳服务。杰罗尼莫·门乔内（Jeronimo Mancione）对于萨韦利男爵而言，值一团的兵力。1501年，亚历山大发了一道敕令，详述萨韦利与科隆纳的罪恶，作为他对抗罗马四周平原贵族的一部分。门乔内有一封给萨韦利的有名的信，详述亚历山大与恺撒·博尔贾的罪恶，更为夸张。广为流传的这个文件，把他描述成一个颠倒黑白、残忍跋扈的怪物。亚历山大赢得了战争，但他的这个原先没有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制伏的高贵的敌人却赢得了名誉，同时让他们的图像流传千古。

他太不注意舆论，很少对诽谤提出答辩，这种诽谤残酷地夸张他的错误。他决定建立一个强国，同时知道这个目标不能用基督徒的手段去达成。他运用各种传统治国的工具——宣传、诈欺、阴谋、训练、战争——注定会抵触那些喜好基督教会更甚于一个强有力国家的人，也必定要违逆那些利益系于处在意大利强权与罗马贵族之间组织松懈而衰弱的教皇及教皇国身上的人。亚历山大偶尔也会以救世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然而很快地仍容许自己成为一个鬻卖圣职的罪人，一个乱伦的人，甚至于一个刽子手。一旦他的幸运之星陨落，所有他的骄傲与快乐便似立刻解体，他抛弃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不伦道德主义，坦诚自己的罪，同时发誓改造自己与教会。

他爱儿子乔万尼更甚于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佩德罗·路易斯死时，亚历山大认为乔万尼应该接受在西班牙的公国。溺爱的父亲没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是爱动的孩子，而非战神的孩子。他让乔万尼做将军，而这年轻人带兵确实无能。乔万尼认为一个漂亮的女人比俘获一个城市更宝贵。1497年7月14日，他与兄弟恺撒及其他的客人在母亲瓦娜莎的家中聚会。当他们回家时，乔万尼离开了恺撒与其他人，说他要去拜访他熟悉的一个妇人。他一去便不再生还，他的失踪使教皇异常惊讶。一个船夫说在14日的晚上，曾看到一具尸体被丢到台伯河里。问他为什么不报告，他回答说在他一生中曾看到过数百具这样的尸体，不报告只是为了免得给自己惹上麻烦。这条河被疏浚过，找到了尸体，全身有9处伤痕，很明显，这个年轻的公爵受到几个人的围攻。亚历山大非常悲伤，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内绝食，他的呜咽声在街上都可听到。

他命令搜寻这些谋杀者，但很快，他宁愿让此案成为不解之谜。尸体在彼科的城堡附近发现，据说彼科漂亮的女儿曾被他儿子勾引。许多人，包括曼图亚的大使斯卡洛纳（Scalona），认为这次谋杀的凶手是受雇于彼科伯爵。这似乎是最接近事实的解释。其他人，包括佛罗伦萨与米兰在罗马的大使，把罪行归之于奥西尼家族，这个家族不久即与教皇兵戎相见。有些谣言说乔万尼被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乔万尼·斯福尔扎的随从刺杀。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谴责恺撒·博尔贾。恺撒这时21岁，与他的兄弟相处得水乳交融。他是一个红衣主教，有自己的前途。在之后14个月内，他转为军职。但他兄弟的死对他毫无用处。他也很难提前预知乔万尼在从瓦娜莎宅邸回家的路上离他而去。亚历山大这时没有怀疑恺撒，任命他为乔万尼事件的执行人。首先揭示恺撒可能是谋杀者的是一封信，费拉拉大使彼格那（Pigna）在1498年1月22日写的，其时距这事件的发生已有8个月。未待恺撒粗暴残酷的个性显露时，大众已将他和此案牵上关联。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更同意这种说法，假若当时乔万尼在某些重要政策上与他作对，他或许可能对其加以谋害，像他以后的作风一样。然而当时的谋杀案，他确实是无辜的。

当教皇恢复了自制之后，他召集了一个红衣主教的主教公会（1497年7月19日），接受他们的吊慰，告诉他们，他曾经“爱乔万尼甚过这世界上任何其他人”，这样沉重的打击——“重得使他崩溃”——是上帝对他罪行的惩处。他继续说：“人生在世固然是要过幸福生活，也是要改革教会……因此福赏应该只给应受的人。我们要依红衣主教的投票做决定。我们要唾弃所有任用私人的作风。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把改革的工作贯彻到教会的每个部分，直到所有的改革完成为止。”6个红衣主教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改革计划。热诚的工作之后，呈给亚历山大一个改革的敕令。这个敕令的内容周详，如果依各条文切实执行，就可使教会免受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但当亚历山大面对教皇国的岁收问题以及没有卖官鬻爵所得的经费，如何维持教廷的开支问题时，他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同时，法王路易十二正准备第二次入侵意大利，恺撒·博尔贾立刻提议从各反抗的教区长手中夺回教皇管辖的诸邦。教皇仍梦想着一个有力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在叛乱流行、变幻无常的世界内能够供给教会稳定的财政。他把改革计划一天天搁置下去。最后他的儿子继承他的意愿，为他征服了一块土地，让他真真实实地成为一个国王，终于使他忘了改革的计划。

恺撒·博尔贾

亚历山大有太多理由炫耀他现在这个最年长的儿子。恺撒像许多意大利人一样，头发与须髭都是金色的。白面碧眼，目光锐利，修长挺拔，魁伟雄壮，气势凌人。利奥纳多·罗维尔曾提起他的故事，说他曾赤手弄弯马蹄铁。他惯喜驯服烈马。他嗜猎，喜闻血腥。在举行庆祝大会期间，在罗马剧场斗牛中，让人吃惊的是，他只一击就打倒了一只公牛。1502年1月2日，在圣彼得教堂他安排了一场正式的斗牛，他与9个西班牙人骑马进入斗牛场中，用他的矛单手向两头非常凶猛的公牛攻击；下马后，他扮演了一会儿斗牛士。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与技巧之后，他把这个斗场让给了职业斗牛家。他把这运动介绍给罗马尼亚和罗马。但在几个业余的斗牛士受伤之后，这里的人们把运动送还了西班牙。

认为他是恶徒，那就大错了。当时有人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才智超人、品行优秀、乐观进取、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另外有人把他描绘成“比他的兄弟甘迪亚公爵更俊秀聪明”。男人们注意到他态度的优雅、样式简单却昂贵的衣服、坚定的目光及似乎他一人拥有全世界的那股傲气。女人尊敬他，但不太爱他，她们知道他太不把她们放在心上。他在佩鲁贾的大学学习过法律，更磨利了他敏锐的思想。他很少看书，或者说，很少从事文化工作，但他也像别人一样写过诗歌，在他的部属之前宣读他的诗歌。他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当红衣主教拉法埃洛·里亚里奥拒绝买一个丘比特的画像时，恺撒用很高的代价买下了。

很明显，他没有准备以教职作为职业。但是亚历山大——他的教权大过王权——任命他做巴伦西亚（1492年）的大主教，之后（1493年）任命他做红衣主教。没有人认为这任命是宗教性的，这只是给这个具有权势做后盾的年轻人提供一笔收入，同时给他实际处理教会财产与人事的训练机会。恺撒很少下命令，但也不曾成为一个教士。因为教会的法典不容许私生子做红衣主教，在1493年9月19日的敕令中，亚历山大宣布他是瓦娜莎与阿里纳诺合法的儿子。1482年8月16日，西克斯图斯四世曾说道：恺撒是罗德里戈主教与副大臣的儿子。公众很习惯这虚构的合法故事，不禁会心地微笑。

乔万尼死后不久，1497年，恺撒去那不勒斯做教皇代表，同时有幸为某位国王加冕。或许触摸王冠激动了他的热血，他回到罗马后，他强迫父亲让他放弃教职。除非亚历山大对红衣主教选举团坦诚恺撒是他的非婚生子，否则无法解除这项职务。因此，这年轻的私生子做红衣主教的任命也宣布无效（1498年8月17日）。他的不合法身份恢复后，恺撒把兴趣转向政治。

亚历山大希望与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德里科联姻，但是费德里科另有打算。遭到坚决的反对后，这位教皇转向法国，希望法国保证维护教皇诸领地。当路易十二要求允准他的婚姻无效，这婚姻是在他年轻时父母定的，他想宣称这婚姻有名无实时，机会来了。1498年10月，亚历山大送恺撒到法国，带着准许离婚的敕令，同时带了20万杜卡特恳求赐给一个新娘。感谢离婚顺利，更要感谢教皇容许他娶英国的安妮、查理八世的遗孀为妻，路易同意让恺撒与夏洛特·阿尔伯莱特（Charlotte d’Albret），那瓦尔（Navarre）王的妹妹成婚。此外，他任命恺撒为瓦伦蒂诺斯（Valentinois）及蒂俄斯（Diois）的公爵，对这两块法国的领土，教皇国拥有合法权利。1499年5月，这位新的公爵——意大利人称他为瓦伦蒂诺（Valentino）——与善良、美丽、富有的夏洛特成婚。亚历山大宣布这个消息后，罗马大放烟花庆祝他们王子的婚礼。这场婚礼让教皇国与法王结成同盟，而原先法王曾公开计划入侵意大利，同时占领米兰和那不勒斯。1499年，亚历山大像洛多维克与萨沃纳罗拉在1494年那样犯了错。这个同盟完全摧毁了所有亚历山大为1495年组成的神圣同盟所做的工作，同时促成了与尤利乌斯二世的战争。1499年10月6日，恺撒·博尔贾成为护送路易十二入米兰的贵胄之一。卡斯底里欧尼描述这位瓦伦蒂诺公爵道：“在所有王的扈从中，他是最修长最俊秀的。”他的高傲显现在他的外观上。他的指环上铸着这样的句子——“做你必须做的，无论你会得到什么。”他剑上铸着盖利乌斯·恺撒的生活景象，同时记着两行座右铭：一边是“死生由命”，另一边是“止于至善”——原意是以恺撒为榜样。

亚历山大终于发觉到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与快乐的战士就是他要找的将军，可以让其率领教会的武力重新征服教皇统辖的诸邦。路易提供了300个长矛，甄选了4000多名瑞士人，2000多名意大利雇佣兵。要征服多达12个专制君王，这支军队人数太少，但恺撒渴望冒险。为了使军队师出有名，教皇发了一道敕令，严正地宣布卡泰丽娜·斯福尔扎与其子奥塔维亚诺统领伊摩拉与弗利，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统领里米尼，朱利奥·瓦拉诺（Giulio Varano）统领卡美里诺，阿斯托尔·曼弗雷迪（Astorre Manfredi）统领法恩扎，圭多巴尔多统领乌尔比诺，乔万尼·斯福尔扎统领佩萨罗。他们只是篡夺了长久以来在法律和正义上属于教会的土地、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滥用权力与剥削臣民的暴君，必须自请退位，否则用武力驱逐。或许依某些记载，亚历山大确实有意把这些小国家组成一个王国交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必定知道，他的继承者乃至意大利其他的国家，也不能长期容忍这样一个以暴易暴的局面。恺撒本人则梦想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基雅维利也希望那样，也愿意看到一个强人统一意大利，同时驱逐所有外敌。终其一生，恺撒断言除了为教会赢取国土之外没有其他目标，他本人满足于做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和教皇的藩属。

1500年1月，恺撒与他的军队横过亚平宁山脉到达弗利。伊摩拉立刻向他的代表投降，弗利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卡泰丽娜·斯福尔扎与她在12年前所做的一样，勇敢地带着她的部队守着这个堡垒。恺撒婉转致意，但她宁愿战斗。在短时间的围城之后，教皇的军队进入了罗卡，把抵抗者喂了锋锷。卡泰丽娜被送到罗马，在梵蒂冈的布尔瓦德尔厢房内不情愿地接受招待。她拒绝退位，又尝试潜逃，后被送到圣安杰洛。18个月后，她被送入一个女修道院。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但实在泼悍。她是一个最坏形式的封建统治者，在她的领地与在罗马尼亚其他地方一样，恺撒被认为是一个天遣的复仇者。

恺撒的麻烦很快就来了。他的外国军队叛变了，因为恺撒付不出足够的费用；当路易十二命令法国军队帮助他收复一度为洛多维科所占据的米兰时，这些军队几乎无法安抚。恺撒率领他剩余的部队返回罗马，接受几乎如同得胜归国的罗马将军般的荣宠。亚历山大以他儿子的成功为荣。威尼斯大使这样报告：“教皇从未如此开心。”他任命恺撒为这些被征服的城市的教会代表，同时对他的孩子言听计从。庆祝大会的募款与卖官鬻爵的所得已补足了国库，恺撒现在可以计划第二次行动了。他给保罗·奥西尼一笔保证金，邀请他带武士参加教皇的军队。保罗来了，一些贵族也随之而来。运用这些精明的手段，恺撒壮大了他的队伍。或许用简单的劝说以及承诺以酬佣，他把姜巴洛·巴格廖尼的仆从与军队及佩鲁贾的地主组织起来，同时任命维特罗佐·维泰利（Vitellozzo Vitelli）率领炮兵。路易十二送他一小团枪骑兵，但是恺撒不再依赖法国人的援助。1500年9月，在亚历山大的授意下，他攻击敌对的科隆纳，夺取在拉丁姆平原的萨韦利所占领的城堡。敌对者一个接一个地投降。很快，亚历山大穿过这些教皇国一直丧失的领土，安全而欢欣地巡游。他接受各地民众的欢呼，因为这些封建男爵不曾受臣民拥戴。

当恺撒踏上他第二次征程时（1500年10月），他有1.4万人的军队，有诗人、高级教士与娼妓扈从随征。在他们到达之前，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退出里米尼，朱利奥·瓦拉诺、斯福尔扎逃离佩萨罗。这两个城市欢迎恺撒做解放者。在法恩扎，阿斯托尔·曼弗雷迪顽强抵抗，他普受百姓拥戴。博尔贾开出宽大的条件，曼弗雷迪表示拒绝。整个冬天在围城的困境中度过。最后，法恩扎在恺撒承诺宽恕所有人的条件下投降了。他仁慈地对待这些城民，对曼弗雷迪解除抵抗非常赞赏，让其归顺自己，成为部属或扈从。曼弗雷迪的小兄弟也这样做，虽然他们都能来去自如。两个月来他们跟随恺撒，同样地出生入死，也受到最高礼遇。来到罗马之后，他们忽然间被关进圣安杰洛城堡，留在那里达一年之久。1502年6月2日，他们的尸体浮出台伯河。恺撒或者亚历山大为何惩处他们，我们并不知道。恺撒的头衔又加上了罗马尼亚公爵，研究地图，卡美里诺和乌尔比诺还须征取。乌尔比诺虽然在法律上是属于教皇的，要除去像圭多巴尔多与伊丽莎贝塔夫妇这样热爱国家的人，似乎是一件不名誉的事，同时这个国家现在也同意做个名副其实的教皇的代表。但恺撒认为这城市封锁了他到亚得里亚海的路；同时，如果这城市在敌人手中，能切断他与佩萨罗和里米尼的通讯。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不是同意。很难相信他会这样，因为在这时候他劝圭多巴尔多把炮兵供给教皇国。很有可能恺撒欺骗了他的父亲，或者是改变了他的计划。1502年6月12日，带着达·芬奇做他的工程师，他开始了第三次行动。首途赴卡美里诺，突然他挥兵转北，迅速地到了乌尔比诺，这里无能的统治者迅速逃窜，留下一个毫无防御的城市轻易地落入恺撒之手（6月21日）。如果这个行动亚历山大预先知道并同意，那就是历史上最卑劣的欺瞒事件之一，即使马基雅维利也被他的狡猾震惊。胜利者对待居民狡猾而宽和，仅把这个逃走了的公爵收集来的艺术珍品搜罗一空，同时将拍卖价款酬劳军队。

同时，他的将军维泰利自作主张，占领阿雷佐。这里一直以来都是佛罗伦萨的属地。惊恐的贵族院把安托尼奥主教与马基雅维利送到乌尔比诺向恺撒控诉。他以成功的欢愉接待他们，他告诉他们：“我不是来这里做暴君的，而是消灭暴政的。”他答应制止维泰利，同时把阿雷佐重新还给佛罗伦萨；但他要求佛罗伦萨与他制定一个友好的确定的政策。这里的主教相信他的热诚，同时马基雅维利带着非外交的狂热写给贵族院一封信：

这位主人华丽且庄严，他很勇敢，他做的事情那么伟大，至少对他而言并不算小。为了获得荣耀与主权，他穿着战袍休息，无论危险还是疲乏都是如此。他来到一个地方，用意何在常不为人所知。他让自己受士兵爱戴，挑选意大利最好的人。就是这样带着用不尽的好运道。

7月20日，卡美里诺向恺撒的军官投降，教皇管辖的诸邦再度归于教皇。恺撒本人或派任代理人，都能治绩隆盛，正好证明他以扫除暴政自期，并非托付空言。在这些暴君中，除了乌尔比诺与法恩扎，都会为他的陨落哀伤。当他听到弗朗西斯科·贡萨加，伊丽莎贝塔的兄弟、伊莎贝拉的丈夫，带着几个人走向米兰，投效路易十二，并说服路易十二对抗他，恺撒急速横越意大利，截住他的敌人，并迅速地再度获得法王的赞助（1502年8月）。这点颇值得注意，作为一个主教、一个国王，甚至是一个有名的诡计多端的外交家，都应该赞颂恺撒，认为他的作为与他的目的是正义的。

然而，在意大利到处都有人祈祷他倒下来。威尼斯虽曾让他做一个荣誉公民，却并不愿意看到教皇诸领地再次强大并控制了广大的亚得里亚海岸。佛罗伦萨恼怒距佛罗伦萨领土仅8里地的弗利，竟然落入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莽撞的年轻人手里，虽然他是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作战天才。比萨把统治权交给他（1502年12月），他婉拒，在走向卡美里诺的途中改变路线会发生什么呢？伊萨贝拉可能对他强夺乌尔比诺表示愤怒。科隆纳与萨韦利，奥西尼也有一点，已经被他的胜利摧毁，只是争取了一些集合起来反对他的时间。姜巴洛·巴格廖尼开始为他在佩鲁贾的统治权不安。乔万尼·本蒂沃利也为他在博洛尼亚的统治权不安。拉维纳公爵、保罗·奥西尼与弗朗西斯科对这事颇感惶恐：恺撒蹂躏了科隆纳之后，奥西尼家族还能苟安多少时间。维泰利在愤怒地被迫放弃阿雷佐后邀请这些人，同时费尔摩（Fermo）的奥利维罗多（Oliverotto）、锡耶纳的潘多尔福·彼得鲁奇和圭多巴尔多的代表们，在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e）上的拉·玛乔理（La Magione）会谈（1502年9月）。他们同意掉转军队攻击恺撒，俘虏他同时使他去职，结束他在罗马尼亚和马尔凯斯的统治，同时恢复那些被赶走的地主。这是一个可怕的阴谋，他们的成功会使亚历山大与他儿子的苦心计划成为泡影。

这个阴谋开始非常成功。叛军在乌尔比诺和卡美里诺组织了起来，人民也支持他们。教皇国的军队被驱逐。圭多巴尔多回到他的王位（1502年10月18日）；各地倒下去的地主都重新抬起了头，计划重掌权力。恺撒突然发觉他的部将不再服从他，他的军队已减少到无法控制已经征服的地区。在危机中，红衣主教费拉里（Ferrari）恰好死了，亚历山大仓促地搜得他留下的5万杜卡特，同时卖掉他的一些财宝；把所得都交给恺撒，恺撒又迅速地组成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同时亚历山大个别地与这些阴谋家拟定协议，取得他们的承诺，重新赢得他们的服从。10月底，他们再次与恺撒维持了和平。这是个惊人的外交手腕，恺撒以沉默的怀疑态度接受了他们的歉意：同时他注意到虽然圭多巴尔多再度逃离乌尔比诺，奥西尼仍掌握了公国的重要据点。

12月，恺撒的部将在他的命令下围攻在亚得里亚的圣尼加利亚。此城立刻被攻陷了。但是城堡的总督拒绝投降，除非是向恺撒本人。一个使节被派遣到西斯纳公爵那里。他急速地下到这海湾来，带着2800个忠心的士兵。到圣尼加利亚后，他热诚地问候这4个谋叛者——维特罗佐·维泰利、保罗、弗朗西斯科·奥西尼以及奥利维罗多。他邀请他们到总督的宫殿内举行会议。他们一来，就被逮捕。就在这个晚上（1502年12月31日）维泰利与奥利维罗多被处以绞刑，两个奥西尼则被送入狱中，直到恺撒与其父联络上为止。很明显，亚历山大同意他儿子的观点，在1月18日把这两个人处死。

恺撒对其在圣尼加利亚所做的狡猾的攻击颇感自负，他认为意大利应该感谢他，因为他清除掉的这四个人不只是教皇领地上的封建暴君，也是无助百姓们的反动的压迫者。他向马基雅维利辩解道：“让设置陷阱的人落入陷阱是应该的。”马基雅维利同意这种看法，同时认为这时，恺撒是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聪明的人。历史学家、主教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称他为阴谋的魁首——“一个最善用诡计的人”。伊萨贝拉非常谨慎地祝贺恺撒及100多个化装艺人，慰劳“因光荣的远征而感到疲惫”的他。路易十二赞赏这个政变为“罗马的所有伟大日子中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亚历山大满怀激愤恣意解释这项意在反对他儿子、反对他收回隶属教会诸邦努力的阴谋。他宣称有证据证明红衣主教奥西尼曾联络亲朋设法谋刺恺撒。他逮捕了这个红衣主教与其他几个同谋（1503年1月3日），占领了红衣主教的王宫，同时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这个红衣主教在2月22日死于狱中，或许是受尽了刑罚。罗马猜疑这个教皇可能用了毒。亚历山大劝恺撒把奥西尼在罗马及其周围平原的残余势力根除。恺撒并不那么急切，或许他也是太疲惫了。他拖延时日回转梵蒂冈，然后不情愿地围攻朱利奥·奥西尼的强固的城堡（1503年3月14日）。在这次围城中——或许是另一次——博尔贾用了达·芬奇的作战机械，一种可移动的高塔，能装载300多人，同时能够举升至敌人的墙头。朱利奥投降了，与恺撒同去梵蒂冈求和。教皇答应了，条件是所有奥西尼在教皇领地中的城堡应该归还教会。

同时，佩鲁贾与费尔摩接受了恺撒派去的总督。博洛尼亚仍被占领，但费拉拉很高兴地娶了卢克雷齐娅·博尔贾做他的公爵夫人。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王国——在亚历山大的子嗣占领下——教皇统辖诸邦已重新统一了，恺撒·博尔贾这时仅28岁。这半岛上的领地能与他相比的，只有那不勒斯王国。大家公认他是意大利最有名望、最有权势的人。

在梵蒂冈，他静静地过了一段日子。他将妻子留在她法国的家里，在他作战期间，她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偶然他会给她写信、寄些礼物，但没有再去看她。这个瓦伦蒂诺女爵在布尔日过着谦逊与退隐的生活，或是住在道芬（Dauphiné）摩德·芬里尼的城堡里（MotteFeuilly）盼望着丈夫遣人来接她或回来看她。当他身受重伤时，她试着去看他；当他死时，她在门上悬挂黑布，为他哀恸，直至去世。假如他有几个月比较平静的日子，或许稍后会去接她。看来他不太重视这个纯粹是政治的婚姻，觉得没有义务那么温柔体贴。显然，他并非不懂得温柔体贴，但他用在了卢克雷齐娅身上，他对她的感情已不只是兄妹之情。甚至匆促地从乌尔比诺到米兰与路易十二设计欺诈他的敌人时，他也曾绕道去探访他在费拉拉的妹妹，那时她正身染重病。从米兰回来，他又留在那儿，让她在他的臂弯里，由医生替她放血，照顾她直到她脱离险境。恺撒对婚姻毫不在意。他有情人，但都不长久。他把精力都耗在争取权力上，没有女人能分享他的时间。

在罗马，他单身独处，几近隐居。他在晚上工作，白天很少看到他。他工作勤奋，休息很少。他密切地注意教会诸邦中他所任命的人，如有失职必受严惩，曾有一个官吏因为残酷与贪婪而被处死。他常常出巡，告诫在罗马尼亚的总督或维持罗马治安的守官。了解他的人都折服于他的捷思，他有能力审时度势，洞烛先机，果敢决断。他照顾部属无微不至，与士卒打成一片，但是训练严格，令出必行。他们非常赞赏他用贿赂、策略乃至欺诈手段减少敌人的人数及瓦解敌人的士气，同时也减少了其部属的战斗次数与伤亡人数。外交家们颇感纳闷，他们发觉这个行动莫测、初生无畏的年轻将军聪明睿智，非他们的捷思狡猾所能应付，纵使耗尽了他们的才干与雄辩也无济于事。敌对国家的大使或被罢职了的贵族们，会捏造散布一些丑恶的风闻。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亚历山大与他的儿子运用一个巧妙的敕令，逮捕了几个有钱的教职人员，索取了一笔相当巨额的赎金或罚金。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西斯纳的主教投入圣安杰洛，在付了1万杜卡特之后始将其释放。我们无法说这是公道的还是掠夺。如果对亚历山大公道些，我们要记住，在这之后，世俗的与教会的法庭才有这种用罚金代替服刑的方法。根据威尼斯的大使吉斯提尼亚尼与佛罗伦萨大使维多里奥·索德里尼（Vittorio Soderini）所述，犹太人常常被以异端为由逮捕，只有捐献巨额的财产给教皇才能证明自己是属天主教的。这颇有可能。但是罗马则以其对待犹太人十分公平而知名，也没有犹太人被认为是异端，或是被宗教裁判所查得不得安宁。

许多风闻说博尔贾父子毒害红衣主教，以使他们的辖境早日归回到教会的统辖之下。有些偶发事件似乎颇有证据，很为一般新教历史学家所接受，而后的司法学家雅各布·柏卡德（Jacob Burckhardt）也同意这种看法——其实只是不断重复，而使人信以为真，并非真有什么证据。天主教的史学家帕斯托相信“极端的说法，或许恺撒毒害了红衣主教米歇尔，为了要得到他缺少的钱”。这个结论是基于这个事实：在尤利乌斯二世（极端敌视亚历山大）的手下有一做副执事的主教亚奎诺·达·珂罗勒多（Aquino da Colloredo）在严刑之下，坦承他在亚历山大与恺撒的训令下毒害了红衣主教米歇尔。无疑，罗马认为这任期的最后三年对于一个富有的红衣主教而言颇为危险。伊莎贝拉给她丈夫写信，当她提到恺撒时，很小心地写道：“他对自己的亲族都会毫不犹豫地谋害。”显然她也认为他杀了甘迪亚公爵。罗马人谈到一种慢性毒药西塔雷，以砒霜为主剂，研细成粉末撒布于食物或酒中——甚至掺入作弥撒用的圣酒中——能让人安详地死去，并难以查寻其死因。史学家们渐渐地不再相信文艺复兴时代有这种慢性毒药，而只当作野史杂谈，但是博尔贾毒杀了富有的红衣主教的案子确有那么一两件。

最坏的故事是谈到恺撒的。据说他将几个已判定死刑的囚徒释放到庭院，然后叫弓箭手向四处寻找安全处所的囚徒射箭，以娱乐亚历山大与卢克雷齐娅。这个故事出自威尼斯公使卡佩洛（Capello）之口。恺撒不太可能这样做，也许这个外交家说谎。许多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的历史都是作战宣传和外交的谎言。

博尔贾最难以置信的恐怖事件出自亚历山大之礼仪大臣约翰·伯查德的日记。日记记载，1501年10月30日，在梵蒂冈城的恺撒·博尔贾的屋内午宴，一群裸体的妓女争夺散在地上的栗子，亚历山大与卢克雷齐娅则在旁驻观。佩鲁贾籍的史学家马塔拉佐也说过这个故事，他不是取材自约翰·伯查德（因为日记在那时仍是秘藏），而是取自罗马散布到意大利各地的闲谈。他说：“这事大家都知道。”若是这样，奇怪的是，费拉拉的大使这时也正在罗马，奉令调查卢克雷齐娅的道德，及嫁给埃尔科莱公爵之子阿方索是否合宜，他的报告中并未提及此事，而是对她颇为激赏（这事后面还会提到）。也许他受了亚历山大的贿赂，也许他不采信不可证明的谎言。但这故事是如何写进伯查德的日记中的呢？他不会佯称有这些事，也绝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刚毅正直的人，通常他必在目睹之后，或是基于权威性的报道，才会记载下来。这个故事的原稿被篡改过吗？原稿只残留下来26页，都是有关亚历山大的龌龊的事情。这日记的残本也只留下复本。所有的复本都记着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一个怀敌意的代书篡改了这个故事，他想用一个有趣味的故事把枯燥的编年记史弄得生动起来。或许伯查德自己把这个流言记了下来，或是原来记的就是流言。也许原来确实有那么个宴会，但花边新闻则是因为空想或怨恨而附加上去的。佛罗伦萨的大使弗朗西斯科·佩皮（Francesco Pepi）由于博尔贾父子常与佛罗伦萨争执，自然成为博尔贾的敌手，在这件事的第二天记载道，晚间教皇在恺撒的会客室中多待了一个钟点，那里在“跳舞嬉笑”，没有提到妓女。难以置信的是，教皇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他的女儿与费拉拉公国的继承者成婚，怎会冒着可能使婚约破裂、并招致一个外交同盟敌对的危险，而容许卢克雷齐娅看这样一场景况。

卢克雷齐娅·博尔贾（1480—1519）

亚历山大赏识儿子，又有点怕儿子，他对女儿的关爱却是出乎天性之外的热情。她恰到好处的美貌、金色的长发、随韵律轻松地舞蹈、给予他的孝顺，他都引以为乐，在程度上胜过来自瓦娜莎或朱莉娅的魅力，她并不特别漂亮，但年轻的她被描写成有着“甜蜜的面孔”，在道德沦丧的时代和环境里，她经历几次离婚和几乎目击自己丈夫被害的惨事，她维持这“甜蜜的面孔”一直到虔诚的生命终止，因为这在费拉拉的诗篇中经常出现。

意大利画家平图里基奥画了她的肖像。像所有能力所及的意大利女孩一般，她入修道院受教育，在一个今已不详的年龄，她由母亲瓦娜莎家里到贵妇人阿德里亚诺·米拉（Adriana Mila）的家中，阿德里亚诺是亚历山大的表姐，在那里，卢克雷齐娅和阿德里亚诺的儿媳朱莉娅·法尔内塞建立终生不渝的友谊，朱莉娅据说是她父亲的情妇。除了合法地位之外，卢克雷齐娅运气很好，在快乐的童年中长大，亚历山大以她的快乐为乐。

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随结婚而结束，当她父亲为她挑选一位丈夫时，也许她没表示不快，在那个时代，这是所有好女子择偶的正常程序，和我们自己靠浪漫爱情进行挑选的智慧相较，前者招致的不幸并不比后者为多。亚历山大跟任何统治者一样，认为子女的婚姻应该用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对于卢克雷齐娅说来，这似乎也理所当然。那时，那不勒斯与教皇敌对，米兰又仇视那不勒斯，因此，她的首次婚姻受到环境的限制。13岁时，她嫁给佩萨罗贵族洛多维科公爵的外甥，米兰摄政、26岁的乔万尼·斯福尔扎。亚历山大仁慈地在梵蒂冈附近红衣主教芝诺的大厦为他们安排美丽的家园，并以此为乐。

但她必须和丈夫住在佩萨罗一段时间，住在遥远的国度，远离溺爱她的父亲，隔绝了罗马城中的生活刺激和显赫尊荣，她憔悴了，几个月之后，她回到罗马。后来，乔万尼和她在一起，但1497年复活节之后，他留在佩萨罗，她没离开罗马。同年6月14日，亚历山大要求她同意以丈夫无能的理由取消婚姻关系，这是教规里解除正当婚姻关系唯一认可的理由。或许因为悲伤或羞愧，或许为了阻止散播流言者的中伤，卢克雷齐娅隐退到修道院。几天后，她的兄弟甘迪亚公爵被杀，罗马敏感的见证人暗示他是被企图勾引卢克雷齐娅的斯福尔扎手下谋害的，她的丈夫否认自己无能，并暗示亚历山大和其女犯了乱伦罪。教皇任命一个委员会，在两位红衣主教的率领下，调查卢克雷齐娅和乔万尼的婚姻是否已完成实际关系，卢克雷齐娅发誓说还没完成，委员会向亚历山大保证她仍是处女，洛多维科向斯福尔扎建议，他应该在一个包括教皇驻米兰使节在内的委员会面前证明他的能力，乔万尼情有可原地拒绝接受，但签字正式承认婚姻未曾完成，并归还卢克雷齐娅价值3.1万杜卡特的嫁妆。1497年12月20日，他们的婚姻关系结束。没有替乔万尼生育的卢克雷齐娅后来却为她再婚的丈夫生下子女，而乔万尼的第三任太太，在1505年，也为他生了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儿子。

以前的说法假定亚历山大为了促成一宗更有利的政治婚姻而破坏了卢克雷齐娅的首次婚姻，不过并无证据可加以肯定，更可能的是她曾说出可怜的真相。亚历山大不能让她继续寡居，为了企图与困扰教皇的敌国那不勒斯重修旧好，他向费德里科王建议，卢克雷齐娅和费德里科的继承人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比谢列公爵（Duke of Bisceglie）结合，费德里科王同意了。1498年6月，正式订婚达成签字手续，代表费德里科王的是离婚的乔万尼的叔父红衣主教斯福尔扎，米兰的罗德里戈也鼓励费德里科接受这个计划。显然，乔万尼的叔父并未因前次婚姻的结束而生恨。8月，婚礼在梵蒂冈举行。

卢克雷齐娅与丈夫相爱甚深，使许多事情更为方便，因为她现年18岁，他只是个17岁的大孩子，她能尽母亲之职。但不幸的是，政治又介入他们的婚姻。在那不勒斯被拒的恺撒·博尔贾到法国去找了个新娘，时为1498年10月。亚历山大和那不勒斯公开宣布与路易十二结盟，年轻的比谢列公爵在遍布法国官员的罗马逐渐坐立不安，他突然逃到那不勒斯，卢克雷齐娅伤心欲绝。为了使她心情平复和弥补婚姻裂痕，亚历山大任命她为斯波莱托摄政（1499年8月），阿方索在那里和她重聚，亚历山大到内皮（Nepi）会晤他们，向他们重作保证，于是带着他们回到罗马。在罗马，卢克雷齐娅生下一个男孩，以她父亲之名命名，叫罗德里戈。她的快乐日子很短暂，不论是因为阿方索不能控制的敏感，或恺撒·博尔贾与法国结盟，阿方索极端厌恶傲然归来的博尔贾。1500年7月15日夜，阿方索离开圣彼得大教堂时，遭到几个暴徒的攻击，身上多处受伤，总算逃到波底哥（Portico）圣玛利亚的红衣主教家中。卢克雷齐娅受召而到，看见他后一度昏厥，但立即清醒过来。她和她的姐妹桑西亚忧心重重地照料着他，亚历山大派了一队17人的卫士保护他，使他免于再受伤害。阿方索逐渐痊愈。一天，他看见恺撒在附近的花园里走动，阿方索相信这就是雇请凶手的人，他拿起弓箭，朝对方射去，试图杀死对方，箭尖却失去准头。恺撒不是给敌人第二次机会的人，他召来了卫士，令他们进入阿方索的屋内，他们用枕头压在他脸上，一直到他死为止。也许卢克雷齐娅在场亲眼看着悲剧的发生。亚历山大接受了恺撒的解释，为阿方索举行一个安静的葬礼，尽一切力量安慰伤心的卢克雷齐娅。

卢克雷齐娅隐居在内皮，在一封亲笔信上签着“最可怜的王子”几个字，并命马赛斯（Masses）祈求阿方索的灵魂安眠地下。说也奇怪，阿方索死后仅两个半月，恺撒就到内皮拜访她（1499年10月1日），并留下过夜。她坚忍而能顺应时势，在她的一生中，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她对其兄之爱经得起一切考验，也许因为他像她的父亲一样，以西班牙式的热情爱她。罗马的见证人，更准确地说，敌对的那不勒斯见证人，继续控告她乱伦，一位作家称她为教皇的女儿、情妇和儿媳，她只有默默地忍受。

从追求更有利的政治目的着眼，为她安排再婚，恺撒杀死阿方索的说法未必可信。经过一段悲伤的日子后，她被介绍给奥西尼家族的一员，然后又认识一位科隆纳家族中人，两者都几乎不能和那不勒斯王位继承人之子相提并论。1500年11月，亚历山大为她向费拉拉埃尔科莱公爵的儿子阿方索提亲。1501年9月，她和他订婚，可能亚历山大希望女婿治理下的费拉拉，和久已借婚姻关系与费拉拉扯在一起的曼图亚，事实上会由此成为教皇领地。恺撒赞同这项计划。埃尔科莱和阿方索迟疑不决。阿方索已经提出与安古莱姆（Angoulême）女伯爵联姻的建议，但亚历山大以丰富的嫁妆、取消费拉拉向教皇每年的贡礼为保证，粉碎了他向女伯爵求婚的建议。即使如此，那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欧洲最古老、兴旺的家族之一会接纳她为未来公爵的妻子，而他已相信罗马下层知识界流传的关于她的许多可怕故事，因为埃尔科莱和阿方索都没见过卢克雷齐娅。他们循这种外交撮合的习惯程序，要求费拉拉驻罗马大使提供有关她外貌、德行、才艺方面的报告，他回复如下：

显赫的主人：

在今天晚餐之后，杰拉尔多·撒瑞先尼先生和我代表阁下本人和阿方索陛下拜访显赫的卢克雷齐娅女士，表示对她的敬意，我们曾就各项问题谈了很久。她是一位极聪慧可爱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和蔼的淑女。依照我们两人得到的看法，阁下您和阿方索先生将对她很欣赏，她除了在各方面都很仁慈以外，还是一个很平和、很可爱、很庄重的人，而且，她是一个很虔诚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明天，她将到教堂去做忏悔，并且在圣诞节的那个礼拜她将领受圣餐。她非常漂亮，但她举止谈吐的优雅相比外形更引人注目。总之，她的德行是如此的良好，因而我们不认为种种怀疑她邪恶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相反，我们只找到最好的……1501年12月23日于罗马……

你的仆人卢卡斯

他们被说服了，派遣一队豪华的骑士护送新娘由罗马到费拉拉，恺撒以200位骑士伴随她，供应乐师和丑角以娱艰辛的旅途。骄傲而愉快的亚历山大给她180名随员，其中包括5位主教、特别建造的车辆和150头骡子，装载着的嫁妆有价值1.5万杜卡特的礼服、1万杜卡特的帽子、每件100杜卡特的200件胸衣。1502年1月6日，亲自向母亲瓦娜莎告别，卢克雷齐娅开始了越过意大利和未婚夫会合的旅行。亚历山大在向她道别之后，就在她队伍行经的路程上，一程又一程地再设法多看她一眼。当时，她正骑在西班牙小马上，马身披挂着黄金和皮革制成的马具，他一直注视着她和她的1000个随员远离了视线。他以为他此生再也没机会见到她了。

经过27天的旅程，埃尔科莱公爵和阿方索由一个由贵族、教师、75位马上射手、80位号手和吹笛手、14辆载着身穿丽衣的名门闺秀的彩车组成的壮丽车队陪同，在城外会见卢克雷齐娅。当他们一行抵达教堂之时，两个走绳索的人从高楼上降下，向卢克雷齐娅致敬。当行列走到公爵府邸之时，所有犯人被释放出来。人民为他们未来公爵夫人的美貌和笑容而高兴，阿方索也以自己有如此体面、迷人的新娘而感到快乐。

博尔贾家族权力的崩溃

亚历山大的晚年显然愉快而顺利，女儿嫁入公爵之家，受到所有费拉拉人的尊敬；儿子完成了他的指示，成功地担任将军和行政官的职务；教皇诸领地在卓越的治理下兴盛起来。威尼斯大使描写最后几年的亚历山大为“快乐、积极、无所牵挂、了无烦恼”。1501年1月1日，他70岁高龄，但据大使的报道，“他似乎一天比一天年轻”。

1503年8月5日下午，亚历山大、恺撒和其他若干人在距梵蒂冈不远的红衣主教阿德里亚诺·达·科尔内托（Adriano da Corneto）别墅作户外聚餐，室内的热气令人疲惫。时至深夜，大家仍逗留于户外。11日，红衣主教发高烧，连续三天，始行消退。12日，教皇父子也因发烧和呕吐而卧病。和往常一样，罗马谣传有人下毒，私下里也有人说恺撒曾命人毒死红衣主教，以便取得他的财产，但因错误而使几乎所有客人都吃下有毒的食物。历史学家们现在相信治疗教皇的医生的观点，认为罗马的仲夏夜里，他们在户外耽搁太久，感染了疟疾。同一个月，疟疾杀死了教皇一半的家属，许多病例证明这是致命的原因。那一季内，罗马有成百的人死于同样病因。

亚历山大在生死之间徘徊了13天，有时恢复到能重开外交会议的程度。8月13日他曾玩牌。医生一再替他放血，可能有一次太多了，耗尽了他的能量，8月18日他终于去世。不久，尸体变得黑而臭，使草率传播的下毒流言得以刻意渲染。约翰·伯查德戏谑地说：木匠和脚夫们苦恼于必须将肿胀的尸体塞进先前准备的棺木中。流言又说：他去世时，曾见到一些魔鬼把亚历山大的灵魂带往地狱。

罗马人为西班牙籍教皇的去世而高兴。暴动发生，卡达兰人被驱逐，不然就当场被杀，房屋遭暴民抢劫，一百幢建筑物化为灰烬，科隆纳和奥西尼的军队分别在（8月）22日和23日开进罗马，镇压红衣主教团的反抗。爱国的佛罗伦萨人圭恰尔迪尼说：

整个罗马城的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群集在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尸体四周。他们不以一望死去的毒蛇为满足。这个恶人把无节制的野心、可恨的奸诈、极多可怖的残酷行为、怪异的贪欲，不论是神圣的或邪恶的，都一视同仁地出卖，已麻醉了整个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同意圭恰尔迪尼对亚历山大的看法：

他只用欺诈，一生中不想其他，也无人立誓遵守他后来毁弃的诺言。可是，他依然处处成功，因为他熟知世界的这个道理。

这些对他的指责以两个假设为基础：罗马流传有关他的故事是真的，他用以经营教皇诸领地的方法被判为不正当；天主教史学家们虽然为亚历山大恢复教皇世俗的权力而辩护，但都指责他的方法和品德。诚实的帕斯托尔说：

他到处被描绘成一个恶人，每种罪行都归罪于他，现代的批判性研究在许多方面予他更公正的裁判，拒绝若干对他最坏的控诉。即使如此，我们必须对不加区分就接受一切当时人物传述的亚历山大故事当心……虽然愤恨的罗马见证人无情地找到最称心的方式毁坏他，用流行的讽刺文章和智慧的妙语把他的一生归于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仍然有很多地方清楚地证明对他不利，使我们被迫接受拒绝现代洗刷他玩弄真理恶名的各种企图……从天主教的观点，过于严厉地羞辱亚历山大是不可能的事。

新教的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往往表示出慷慨的厚道，威廉·罗斯科在其名著《利奥十世的生活与任期》（1827年）一书中，首先就为他说好话：

无论他的罪名是什么，无疑地已经被过分夸大。他致力于家族力量的扩张，运用他崇高地位的权威在儿子身上，建立对意大利的永久控制，这都毋庸置疑。但当几乎欧洲所有君王都正用同样犯罪的手段满足自己的野心之时，以任何这方面特别少见的可耻行为来污辱他的人格，似乎并不公道。当时，法国的路易和西班牙的斐迪南正联合起来阴谋攫取和瓜分那不勒斯王国。举例来说，亚历山大镇压历经多年借着内战割裂教廷领地的狂烈贵族，征服他对之有公认权力的罗马尼亚境内卑贱君侯们，一般而言，他们那些人同样以非正当的手段获得统治权力；亚历山大可能确信自己的措施是合理的。关于普遍为人相信的，他和女儿间乱伦交往的指控……也许不难证明未必即有。其次，他性格中不应漠视忽略的许多重要特质并没补救他的种种缺点……即使他最冷酷的敌人也承认他是个有卓越天才、令人怀念、处理一切事情雄辩、仔细、灵敏的人。

M.克莱顿大主教简述亚历山大的性格和成就，一般都同意罗斯科的看法，但远比帕斯托对亚历山大仁慈。后来，新教学者理查·加奈特在《剑桥现代史》中对他的批判更有力：

亚历山大的性格已在现代历史学家的检查下毫无疑问地获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被控如此多罪行和许多坏事之根源的人，应该是暴君和酒色之徒。但两种描述都不适合他，他性格的根基是极端充溢的自然天性。威尼斯大使称他为嗜欲之人，并不意味任何对他道德上的贬抑，而是指他是具有多血气质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与爱好。这使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奉行冷漠不动感情的外交形式的意大利人困惑，他们听闻的谣传又令他们对亚历山大怀有成见。确实说来，他只是比当时大多数侯爵更世俗化而已，过分的物欲使他追求尘世间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不受道德或任何宗教神灵观念的束缚，他陷入一种粗鄙的色欲之中，虽然在其他方面他适度而有节制。在更可敬的家庭感情乔装下，物欲令他蔑视种种公道原则。他的一位手下说，他只履行圣水所无法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和蔼与欢乐的气质使他与通常含义的暴政一词绝缘……作为一个留意人民物质利益的统治者，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可以列为最佳等；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他与任何同时代人物并无二致。但他的真知灼见却为他缺乏政治道德所伤害，他没有了解和预知一个时代的特性与转变的更高智慧，他也不明白原则是什么。

具备与亚历山大对女人魅力与优雅同样感受的我们，在心底深处，不能找到攻击他奸情的任何意念，他当教皇不务正道的行为，并不比和史学家相处如此之好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或已被仁慈宽恕的尤利乌斯二世更加可耻，这两位教皇不像亚历山大那样照顾自己的情妇与子女，其事迹却没被记下。的确，有一些家庭方面的事和亚历山大有关，假如教会法规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新教的日耳曼、英格兰的习惯一样，允许神职人员结婚，他会成为一个比较可敬的人。他的犯罪不是针对他的本性，而是因他违反半个基督教世界规定的独身原则。我们不能说他和朱莉娅·法尔内塞的关系是肉欲的，就我们所知而言，瓦娜莎、卢克雷齐娅和朱莉娅的丈夫都没表示任何反对之意，也许那只是一个正常男人对一个美丽女人的诱惑和焕发生命力的单纯喜爱而已。

对于亚历山大政治的判断必须将他的手段和目的予以区分，他的目的完全合法——从混乱的封建贵族手中恢复“彼得的产业”（Patrimony of Peter，基本上是古代的拉丁区）。在僭位的暴君之下重获传统的教皇诸领地，亚历山大和恺撒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那时、现在一切其他国家使用的方法——战争、外交、欺诈、叛国、违反条约、背弃盟邦——并无两样，亚历山大放弃神圣同盟、购买法籍士兵，争取法国的支持，以放弃米兰为代价，这都是对意大利所犯的主要罪行。那些在无规则可循的国际斗争中，国家使用认为绝对必要的尘世间手段，当教皇以之保证基督信条时却开罪了我们。无论教会向专制政府屈服所冒的危险是什么，假如教会丧失了它的领土，放弃一切尘世的权力变得跟加利利（Galilean）的渔夫一样贫穷，将比用世俗的方法达到政治目的要好。使用这种方法——以金钱资助——教廷得到一个国家，但失去了1/3的基督教世界。

恺撒·博尔贾从病中缓慢地康复，知道自己已陷身一片未可预期的危险中，谁能预知他和他父亲会同时失去能力？当医生们为他放血时，科隆纳和奥西尼的军队迅速地夺回失去的城堡，罗马尼亚被放逐的贵族受到威尼斯的鼓励，开始主张收回他们的领地。既然亚历山大已经死了，失去控制的罗马暴民可能在任何一刻抢掠梵蒂冈，攫取恺撒赖以维持军队的财富。他派遣若干武装人员到梵蒂冈，在剑锋之下，他们强迫红衣主教卡撒诺瓦（Casanuova）放弃对国家资金的掌握，罗马时代恺撒的往事又于15个世纪之后重演了。他们带回价值10万杜卡特的黄金、值30万杜卡特的金银器皿和珠宝。同时，他派遣陆军与兵舰阻止他最强大的敌人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进入罗马。他感到除非他能说服秘密会议选举一位对他有利的教皇，否则，他将失败。

红衣主教们坚持恺撒、科隆纳和奥西尼的军队在不受威胁的选举能够举行之前应该撤离罗马。三支人马都同意让步。恺撒和他的军队退到西维塔和卡斯泰拉纳。然而，红衣主教朱利亚诺进入罗马，在秘密会议中领导所有敌视博尔贾家族的力量。1503年9月22日，选举团中敌对的派系选举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为教皇，他建号庇护三世，用以纪念他的叔父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他学问丰富，正直无私，子女众多。他已经64岁，患有腿疾。他对恺撒友善，允许恺撒回到罗马。但在10月18日，庇护三世去世了。

恺撒明白自己无力阻止显然是选举团里最有能力的人——红衣主教朱利亚诺·罗维尔——当选教皇。在与朱利亚诺的一次秘密会晤中，恺撒明确表示修好：他答应朱利亚诺，保证西班牙的红衣主教（忠于恺撒的）将给予支持。朱利亚诺答应，假如自己当选的话，批准恺撒为罗马尼亚的公爵，任命他为教皇军队的统帅，其他一些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则以贿赂收买。朱利亚诺终于当选，建号尤利乌斯二世，似乎他将成为另一个恺撒或更好的亚历山大。加冕典礼延至11月26日，因为星相家们预言那天有一个吉利的星群接近。

威尼斯不愿等待幸运之星，便采取行动占领里米尼，围攻法恩扎，做出尽可能在教廷组成武力之前接管罗马尼亚的迹象。朱利亚诺命恺撒去伊摩拉征募一支新军队保护教皇诸领地，恺撒答应了。为了驶往比萨，他先到奥斯蒂亚。在那里，他接到教皇一封函件，要他放弃对罗马尼亚各堡垒的控制。他拒绝接受，虽然事实明确显示他的对手至少是一位和他有同样坚强意志的人。他竟虑不及此，这是一项重大错误，令人想到疾病已损害了他的判断力。朱利亚诺命他回罗马，他服从了，接着就被逮捕。圭多巴尔多不仅收回乌尔比诺，而且成为新任命的教皇军队统帅，他来探望失势的恺撒。恺撒在这位他曾经废黜和掠夺的人面前表示卑下，求他告诉堡垒的口令，归还乌尔比诺掠夺物中留下的一些珍贵书籍和绣帷，并恳请圭多巴尔多代他向尤利乌斯说情。锡耶纳和弗利拒绝在恺撒自由之前承认口令的效力，尤利乌斯也不肯在恺撒说服罗马尼亚城堡向教皇投降之前释放恺撒。卢克雷齐娅哀求丈夫援救她的兄弟，但阿方索什么也没做，她请求伊莎贝拉·埃斯特，伊莎贝拉·埃斯特也毫无动静，也许他俩晓得尤利乌斯的意志坚定，不能动摇。恺撒终于屈服，向罗马尼亚境内对他效忠的人下达投降命令。教皇释放了他，他逃到那不勒斯（1504年4月19日）。

在那不勒斯，他受到贡萨洛·科尔多巴（Gonzalo de Còrdoba）的欢迎，并给他一支卫队，他的勇气比见识恢复得更快。他组织一支小型武装，正准备随军去皮翁比诺（Piombino）。在莱格霍恩附近，贡萨洛奉西班牙斐迪南之命逮捕了他，“天主教王”（Catholic King）授命尤利乌斯立刻采取行动，后者不愿恺撒发动一次内战；8月，恺撒被押回西班牙，在监狱中折磨了两年，卢克雷齐娅设法使他自由，一切努力终归无效。他已离婚的妻子为他向她的兄弟让·阿尔伯莱特，即那瓦尔之王求助，设计了一项脱逃计划。1506年11月，恺撒栖身那瓦尔宫中，再为自由之人，他立刻找到报答阿尔伯莱特的机会。那瓦尔的附庸莱林（Lerin）伯爵叛变，恺撒率领阿尔伯莱特的部分军队进攻莱林伯爵在维亚那（Viana）的堡垒。莱林伯爵出城反击，为恺撒所败，但恺撒不顾一切地追击败兵。莱林伯爵得到增援，挥军反攻，恺撒为数甚少的军队竟然逃散。在他被击倒杀死之前，只有一位同伴和他并肩作战，他死时才31岁。

对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光荣的结束。发生在恺撒·博尔贾身上的许多事情令我们无法忍受，他无礼的骄傲，忽视忠于他的妻子，把女人当作纯粹享乐的工具，偶尔对敌人的残忍行为——他不仅判卡美里诺的贵族朱利奥·瓦拉诺死刑，而且扩及朱利奥的两个儿子，显然又命两个曼弗雷迪去死。以他这种残酷和他父亲平和的仁慈比较是很可耻的。通常，他遵照目的完成使命，而任何手段均为正当。他自知被许多谎言包围，在朱利亚诺欺骗他之前，他努力比别人更善于说谎，他兄弟乔万尼之死，几乎可确定他是无罪，他也许是鼓动刺客攻击比谢列公爵的人。可能因为曾患病的关系，他缺乏以勇气和尊严面对不幸遭遇的力量。

他有许多长处。他擢升得如此迅速，学习战争、领导、谈判的技巧如此之快，他必有特殊的才干。假如仅用在他指挥下的一支小型武力来恢复教皇在教皇诸领地中的权力，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则以令人惊奇的运动速度、战略技术、经济手段来完成它。他的征服和统治，为罗马尼亚带来许多世纪以来享有的最公平的治理和最繁荣的和平，他受命扫清罗马附近平原令人困扰、叛变的属邦，他以尤利乌斯·恺撒所不及的迅速行动完成任务。身负如此卓越的成就，他可以尽情耍弄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怀抱的梦想：假如征服是必要手段的话，就用来给意大利能使它站起来对抗法国或西班牙集权力量的统一局面。

但他的胜利、他的方法、他的权势、他不可知的神秘、他迅速难测的攻击行动，使他成为意大利的恐怖者而非解放者。他性格上的缺点毁坏了他理性上的成就，从未学习去爱别人是他最根本的悲剧。

此外，再回头谈谈卢克雷齐娅。跟她失势的兄弟比较，她晚年的质朴与幸运生活，是一种多么明显的对照。在罗马，成为中伤者攻击对象的她，却得费拉拉人民的爱戴，被奉为妇德的典型；她设法忘记往日一切的悲惨与苦难，回忆年轻时代的欢乐岁月，并培养对他人的真诚关怀，阿廖斯托、泰巴底奥、本博、蒂托·斯特罗齐和埃尔科莱·斯特罗齐等人在诗中赞美她为“最美丽的女士”。看到她的人，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也许本博想先为她的情夫，再变为她的丈夫。卢克雷齐娅现在变得有点像一个语言学家，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读少许拉丁文和希腊文，我们知道她用这些语言写过诗。马努蒂乌斯把自己的诗篇送给她，在序言中，并暗示她负责担保他的伟大印刷事业。

在家庭生活里，她又为她第三任丈夫生了四男一女。阿方索以不作表露的感情方式深爱着她。1506年，他一度离开费拉拉，任命她为摄政，她善尽职责，判断力强，以致费拉拉人民愿意原谅亚历山大曾留下她负责梵蒂冈的事务这件事。

她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致力于教育子女和慈善事业，成为一个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信徒。1519年6月14日，她产下第七个婴儿，但为一死婴，自此以后，她未离病床。6月24日，卢克雷齐娅·博尔贾去世，时年39岁。

第四章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武士

假如我们面前摆着拉斐尔那张意蕴深邃的尤利乌斯二世画像，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最坚强的教皇。硕大的头，疲倦而卑逊地低垂着，宽而高的眉，大而象征好斗的鼻子，严肃、深陷而锐利的眼睛，果决而紧闭的嘴唇，带满权威性戒指的手，因权力幻灭而呈现忧郁的脸。就是这个人在10年中，使意大利陷于战乱，从外国军队手中解放意大利，摧毁圣彼得教堂，把布拉曼特等100位艺术家带进罗马，发掘、培育并指导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通过他们而贡献给世界一座新的圣彼得教堂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及梵蒂冈的房间——了不起的人啊！

他火暴的脾气，似乎与生俱来。他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1443年生于沙沃纳附近。27岁时升任红衣主教，焦虑地经过33年的生涯，才遂其所愿，当上向往已久的教皇。他并不比其他同事更注意独身的誓言。他在梵蒂冈的司仪后来说，尤利乌斯教皇不允许教徒吻他的脚，因为他的脚染患法国病（即梅毒）而破烂。他生了三个私生女，但因为忙于攻打亚历山大教皇，无法对她们施以父爱。他憎恨亚历山大，因亚历山大是西班牙闯入者，并否认他有教皇的资格，称他为骗子、窃位者，并竭尽所能夺取其位，甚至招请法国进攻意大利。

他似乎是天生为亚历山大的对照。那位博尔贾的教皇，快活、乐观而脾气好；尤利乌斯却严厉、威风凛凛、感情丰富、急躁、容易动怒、一仗接着一仗地打，只有在作战时才真正快乐。亚历山大派人督师作战，尤利乌斯却亲自上战场。这位60岁的教皇成了战士，穿战袍比穿教皇礼袍还舒服，喜欢营帐和攻城略地，也喜欢自己指挥执枪攻击。亚历山大会玩乐；尤利乌斯却忙完一件事又忙另一件事，从不休息。亚历山大可担任外交官；尤利乌斯却发现当外交官极为困难，因为他喜欢直抒胸臆。“他的言语常常粗暴得不拘小节”，“年纪越老，这种错误越明显”。他的勇气，就像他的言语，毫无限制。他在征战中时常生病，一等病好，就再攻击敌人，要使敌人狼狈不堪。

他也像亚历山大一样，贿买一些红衣主教，以便进军教皇宝座。但他在1505年的一项训谕中，宣布禁止此种做法。这一改革，他做得很率直。更率直的是，他几乎彻头彻尾地废弃了族阀主义，很少任命亲戚担当官职。但在出售教堂圣俸和升级上，他却模仿亚历山大的旧例。他赠与赦罪状及兴建圣彼得教堂，激怒了日耳曼人。他理财有方，同时资助战争和艺术，并留给利奥教皇大量的财宝。在罗马，他恢复了亚历山大晚年以来的社会秩序，并以明智的用人政策统治教皇领地。他允许奥西尼和科隆纳重得他们的城堡，与这些权势贵族通婚，以巩固他们的忠心。

当他掌握大权时，他发现教会领地处于混战中。亚历山大和恺撒·博尔贾的大半事业被毁坏了。威尼斯于1503年攻占法恩扎、拉韦纳及里米尼；乔万尼·斯福尔扎重得佩萨罗；巴格廖尼家族再度君临佩鲁贾，本蒂沃利家族也重占博洛尼亚。这些城市税收的损失，威胁到罗马教廷的偿付能力。尤利乌斯同意亚历山大的看法，认为罗马教会精神上的独立，必得继续拥有教皇领地。他重蹈亚历山大的覆辙，求助于法兰西，以对抗他的意大利敌人（并求助于日耳曼和西班牙来驱逐法兰西人）。法兰西答应派遣8000人，条件是交换三个红衣主教的职位。那不勒斯、曼图亚、乌尔比诺、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允诺派遣小支队支援。1506年8月，尤利乌斯率领其弱小的军队——400骑兵、瑞士卫队和4位红衣主教——离开了罗马。教皇军虽由复位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指挥，但尤利乌斯教皇身先士卒，这是过去几个世纪不曾见的景象。姜巴洛·巴格廖尼自忖无法击退这一联军，便来到奥维托向教皇投降，请求饶恕。尤利乌斯咆哮道：“我饶恕你的滔天大罪，但你犯的第一个小罪，我要让你全部偿还。”尤利乌斯凭其宗教权威，在大军抵达城门之前，只带一小队卫士进入佩鲁贾。巴格廖尼大可叫人逮住他，关起城门，但巴格廖尼不敢这么做。站在旁边的马基雅维利非常惊奇，因为巴格廖尼坐失一个“可以永留青史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像大部分意大利人一样，反对教皇的世俗权力，也反对教皇同时做国王。但巴格廖尼把他的生命（或许是灵魂）看得比死后留名还有价值。

尤利乌斯在佩鲁贾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他的真正目标是博洛尼亚。他带着小队将士，越过亚平宁山的崎岖山路，抵达西斯纳，然后从东面攻打博洛尼亚，同时法兰西从西面进攻。尤利乌斯加强攻击，颁布训令，将本蒂沃利及其徒众驱逐出教，并以完全赦罪状为报酬，悬赏杀死他们。这是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本蒂沃利逃走，尤利乌斯坐在扛夫肩扛的担架上进入城内，人民把他当作暴政下的解放者而欢迎他（1506年11月11日）。他命令米开朗基罗在圣彼得教堂门口为他雕铸巨像，然后返回罗马。他乘坐凯旋车经过罗马街道，被当成胜利的恺撒向他欢呼。

但威尼斯仍占据法恩扎、拉韦纳、里米尼，错估了教皇的好战精神。尤利乌斯冒意大利的险，想攫得罗马尼亚，他招请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来帮忙他征服亚得里亚。我们将在日后看到他们在后来的坎布雷联盟上，如何热烈地反应——不是想帮助尤利乌斯，而是想瓜分意大利。尤利乌斯加入他们的联盟，对威尼斯的痛恨超过他对意大利的爱。当盟国以军队攻打威尼斯时，尤利乌斯却以历史上最直截了当的训令，将威尼斯排出罗马教会。他获胜了，威尼斯把窃据的城市归还罗马教会，并接受最卑下的条款。威尼斯的使者，在一项跪痛了膝盖的长典礼中接受忏悔式和破门律训令的解除，时为1510年。尤利乌斯后悔请来法兰西国，此时他改变政策，想把他们赶出意大利，并且深信上帝必跟着改变了神圣的意志。当法兰西的大使对他宣称，打败威尼斯是法兰西的胜利时，说：“这是上帝的意愿。”尤利乌斯愤怒地回敬以“这是魔鬼的意愿！”

此时他又将好战的眼睛转向费拉拉。费拉拉是公认的教皇采邑，但因为亚历山大为卢克雷齐娅求婚时的退让，仅向教皇国呈献象征性的贡礼。更有甚者，阿方索公爵在教皇命令下对威尼斯宣战时，拒绝教皇讲和的命令，仍是法兰西的盟国。尤利乌斯决定费拉拉必须完全地成为教皇国。1510年，他以破门律开始作战。这个训令，使一位教皇的女婿变为一个“罪孽深重的孩子及沉沦的祸根”。尤利乌斯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攻占摩德纳城。当他的军队还停留在那里时，教皇误往博洛尼亚城，消息突然传来，一支奉命援助阿方索的法兰西军队，已兵临城下。教皇的军队离得太远，帮不了忙；博洛尼亚城内只有900名兵士，而城民因受教皇使节阿利多西红衣主教（Cardinal Alidosi）的压迫，不能赖以抵抗法兰西人。因热病卧倒于床上的尤利乌斯一时绝望了，想到吞药自尽。当他即将卑屈地向法兰西求和时，西班牙和威尼斯的援军赶到，法军退却，尤利乌斯以一劳永逸地开除教籍逼他们仓皇遁去。

费拉拉城也严阵以待，尤利乌斯判断他的军队还没有能力攻取这座城市。他不为军事荣耀所惑，亲率军队围攻费拉拉公爵国的北方前哨据点——米兰多拉镇（Mirandola，1511年）。虽然已是68岁的年纪，他仍在深雪中行军，在冬天作战。他主持战略会议，指挥大炮的操作和安置，检阅军队，酷嗜军旅生活，不让任何人超越他。部属们有时会笑他，但大都欣赏他的勇气。敌人炮火击毙他身旁的侍者时，他就转移阵地，而新阵地又被米兰多拉的炮火打到时，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耸着弯曲的肩膀，回到第一个据点。米兰多拉抵抗两个星期后投降。教皇命令在城中发现的所有法兰西兵士，一律予以处死，但没有发现一个法兰西兵士。他禁止抢劫，保存了这个都市，并出售8个新红衣主教职位，所得用以补给及资助军队。

他企图在博洛尼亚休息，但立刻又被法兵围攻。他逃到里米尼，法国人恢复了本蒂沃利的职权。百姓欢迎这位被驱逐暴君的回来，他们把尤利乌斯建造的堡垒捣毁，铲掉米开朗基罗为他雕刻的塑像，当作破铜片卖给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这位冷酷的公爵将之熔铸为一尊大炮，命名为拉朱利亚（La Giulia），以纪念教皇。尤利乌斯又颁布另一项训谕，把那些参与推翻教皇在博洛尼亚权威的人，全部驱逐出教会。法兰西部队以重占米兰多拉回报。尤利乌斯发现，在里米尼圣方济各教堂的门上，贴有一张9个红衣主教签署的文件，定于1511年9月1日，在比萨召开大会，检讨教皇的行动。

尤利乌斯心神劳瘁地回到罗马，虽充满了灾厄，却不向失败低头。圭恰尔迪尼声称：

虽然教皇发现自己为虚幻的希望所惑，但他在行为上，似乎仍一味模仿神话作家笔下的安泰俄斯。安泰俄斯常为大力士海格力斯的力量所败，却能恢复更伟大的力量和精神。逆境在教皇身上，也有同样的效果。当他似乎是山穷水尽、濒临绝望时，又恢复了精神，以更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更坚定的决心，东山再起。

为抵制这些反叛的红衣主教，他下令开会，定于1512年4月在拉提朗宫召开大会。他日夜不停地苦干，想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法兰西。眼看即将成功，他却于1511年8月17日罹患重病。随后3天，挣扎于生死边缘。到8月21日仍不省人事。红衣主教们准备召开枢密会议，选举教皇继承人。此时，列蒂（Rieti）的主教——庞培·科隆纳（Pompeo Colonna）呼吁罗马人起来反对教皇的统治，重建里恩佐共和国。但次日（22日），尤利乌斯苏醒过来，不顾医师的劝言，喝下一大口酒。他的复原，使所有人惊奇，更使许多人失望。共和国运动也就此烟消云散。10月5日，他宣布成立神圣联盟，由教皇国、威尼斯和西班牙组成。11月17日，英国的亨利八世加入该组织。势力增强后，他罢黜签署召集比萨会议的红衣主教，并禁止这类会议的举行。在法兰西王的昭示下，佛罗伦萨王准许这项禁会在比萨召开。于是，尤利乌斯向佛罗伦萨宣战，并计划让美第奇复位。1511年11月5日，27位教士连同法兰西王和几所法兰西大学的代表，集会于比萨。但因居民的威胁及佛罗伦萨的不情愿，该会于11月12日迁往米兰。在法兰西驻军的护卫下，这批分裂的会议出席人，战战兢兢地忍受人民的嘲骂。

尤利乌斯赢得对主教之战后，又转入作战。他买通瑞士参加联盟。瑞士出兵攻打米兰的法军。进攻失败，瑞士军队退回老家。1512年4月11日复活节，法军在阿方索的炮兵支援下，由戴法克斯（Gaston de Foix）率领，在拉韦纳击败神圣联盟所组成的军队。事实上，罗马尼亚已全部被法兰西控制。尤利乌斯拒绝主教们求和的请求。米兰会议宣布废黜教皇，借以庆祝此次胜利。尤利乌斯听后置之一笑。5月2日，他乘轿前往拉提朗宫，召开第五次拉提朗会议。然而他很快又丢下会议不管，匆忙赶回战场。

5月17日，尤利乌斯宣布日耳曼已经加入神圣联盟，共同对抗法兰西。瑞士再度被收买，从蒂洛尔（Tirol）进兵意大利，抵住一支因胜利和统帅死亡而解体的法兰西军队。此时，法兰西在兵力上转居下风，于是放弃拉韦纳、博洛尼亚和米兰。分裂派的红衣主教便逃到法兰西。本蒂沃利又逃走了，尤利乌斯成为博洛尼亚和罗马尼亚之主。他趁热打铁，又攻入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这时再也不能依靠法兰西的援助，尤利乌斯稳操胜券。阿方索公爵称，只要教皇肯发给他一张安全通行证，他愿意到罗马，领受赦罪式及和平条件。尤利乌斯真的发给他安全通行证，公爵于是来到罗马，领受宽宏的赦罪式。但当阿方索拒绝以费拉拉交换小小的阿斯提时，尤利乌斯立刻宣布他的安全通行证无效，并以将其捕捉入狱相威胁。奉派送安全通行证给阿方索公爵的法布里齐奥·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自觉名誉受损，便帮助阿方索逃离罗马。阿方索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费拉拉后，再度武装碉堡城墙。

现在，这位武士型教皇的旺盛精力终于疲竭了。1513年1月下旬，尤利乌斯诸病齐发，呻吟在病榻上。有失厚道的闲话，称此为得了法国病，其他人则认为是暴饮暴食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治疗可以退热，他也就乐天知命了，一面指示埋葬地点，一面催促拉提朗会议照常进行。他忏悔自己是个大罪人，向红衣主教们告别。1513年2月20日，他以生前同样的勇气去世。全罗马哀悼他，史无前例的人群前来送葬，并吻他的脚。

我们无法估计尤利乌斯在历史上的地位，除非把他当作意大利的解放者、圣彼得教堂的建造者及所有教皇中提倡艺术最有力者来研究。但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当他是政治家和武士。他们害怕他无穷的精力、他的凶狠、他的诅咒及毫不妥协的怒气。但在他暴烈的背后，他们仍可以感觉到他充满慈爱的胸怀。他们看到他保卫教皇领土时，就像博尔贾一样，是那样地无情与残忍，但丝毫没有私肥自己家族的目的。即使他的言语使人震惊，他的手段令人惋惜，但他的目标，除其敌人外，无不受到赞扬。他统治收复的土地，不及博尔贾统治得好，因为他太喜欢战争，无暇做个好统治者，但他征服的功绩长留人间。此后的教皇领地，均效忠于罗马教会，直至1870年的革命，才结束教皇的世俗权力。尤利乌斯犯了与洛多维科、亚历山大等人同样的错误，把外国军队召进意大利。还好当目的达成之后，他比其前人和后继者更成功地将意大利从这些强国中解放出来。也许他在解救意大利时削弱了意大利，使“野蛮民族”误以为可以在风和日丽的伦巴底平原解决争端。在他的伟大之中，有残酷的因素。贪得无厌的心理，误使他进攻费拉拉，并打下皮亚琴察和帕尔马。他梦想的不仅是拥有罗马教会的合法土地，还想做欧洲的主宰及独裁统治各国的国王。圭恰尔迪尼谴责他“用武力和基督徒的血，把帝国带到罗马教廷，却从来不想以身作则，为神圣的生活树立楷模”。但在那只讲强权不顾正义的世界里，以尤利乌斯的地位和年龄，要他把教皇领地让给威尼斯和其他侵略者，冒险把教会的维系纯粹依赖精神基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时代的环境和气氛下，他做其所当做。他的时代宽恕了他。

罗马建筑（1492—1513）

尤利乌斯遗泽后世最久远的工作，便是他对艺术的奖励。文艺复兴的首都，因他的关系由佛罗伦萨迁到罗马，并在罗马达到艺术的顶峰。犹如在利奥十世的奖励下，文学和学术最为发达。尤利乌斯不太关心文学。对于他的性格而言，文学太文雅、太女性化了，但艺术纪念物与他的天性和生活十分吻合。所以，他独尊建筑，新圣彼得教堂便表现出他的精神，而且是他所拯救的罗马教会世俗权力的象征。他资助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100多位艺术家，发动12次战争，并留给教廷宝库70万金币。这真是一个奇迹，也是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

从未有人带这么多的艺术家前来罗马。他从法国请来马西拉（Guillaume de Marcillat）在圣玛利亚教堂装上精良的彩色玻璃窗。他的宽容思想使他企图融合基督教和异教的艺术，如同尼古拉五世在文学上的努力一样，如拉斐尔的诗篇，不就是古典神话和哲学、希伯来神学和诗、基督教情操和信仰的一种早已存在的和谐吗？而且，还有哪一样建筑物，比起圣彼得教堂的门廊、圆顶、内部柱廊、雕像、绘画和坟墓更能代表基督教和异教的艺术及情感的融合呢？教士、贵族、银行家和商人都挤到繁华的罗马，在教皇的领导下，纷纷建筑富丽堂皇的住屋。从这个中古城市的纷乱中，开辟出宽广大道。新辟的街道有几百条之多。有一条街道，还以这位伟大的教皇为名。古罗马从废墟中复兴，再度成为都城。

除圣彼得教堂外，罗马可说是堂皇的宫室时代，而非教堂的时代。外部装饰是统一单调的：大长方形的正面，用砖、石头或灰泥砌成，石头做的门上通常刻有装饰图案；每一层楼有统一的几排窗子，上面是三角形或椭圆形的人字墙，几乎全有飞檐。结构的壮丽显示了建筑师一项特殊的尝试和苦心。在这种质朴的正面背后，百万富翁们隐藏着豪华的装饰和陈设：一个中央水井，用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围绕或分开；楼下是交易或储藏货物的简单房间；一楼（piano nobile，即我们的二楼）是接待及娱乐宾客的大厅和艺廊，有大理石或坚固的彩色砖铺成的走道；家具、地毯和纺织品，都是精细的质料和式样；墙壁用大理石的挨墙柱支撑着；天花板雕成圆形、三角形、菱形或方形；墙壁和天花板则挂着最著名的艺术家的名画，这些画通常是以异教为主题——因为当时公认的时尚是基督徒，甚或圣职人员都要生活于古典神话的风味中；顶楼则是王公、贵妇、穿制服的仆役、孩子、奶妈、家庭教师、女教师和女仆的卧房。许多富豪，除拥有富丽堂皇的住屋外，还有乡村别墅，用以远离都市的喧嚣或避暑。这些别墅也藏有豪华的陈设、享受的物品及拉斐尔、巴尔塔萨·佩鲁兹、朱利奥·罗马诺、皮翁博诸人的壁画杰作。这种豪华住宅和别墅建筑，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种自私的艺术，其财富得于许多素未谋面的劳工和远方的土地，而财富仅为少数人用于华丽装饰。古希腊和中古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出较完美的精神，他们的财富不用在私人奢侈享受上，而是献给庙宇教堂，为全民的财产、荣耀和灵感，不仅是百姓的家，也是上帝的家。

在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的时代，罗马杰出的建筑家中，有两位是兄弟，还有一位是他们的侄子。朱利亚诺·桑加罗原先是佛罗伦萨部队中的军事工程官。后到那不勒斯的费兰特（斐迪南一世）手下服务。后来，在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当红衣主教的早期，成为他的朋友。建筑家朱利亚诺·桑加罗替红衣主教朱里亚诺·罗维尔把格罗塔费拉塔寺院（Grottaferrata）改造成一座堡垒。可能是在亚历山大的命令下，他设计了圣玛利亚教堂的大方格天花板，并镀上从美洲首次带来的金子。罗维尔红衣主教逃亡后，朱利亚诺替他在沙沃纳建筑一座豪华住屋，并跟随他到法兰西。红衣主教终于成为教皇时，又随他回到罗马。尤利乌斯请他提出关于新圣彼得教堂的计划，但当时布拉曼特更受欢迎，于是教皇力排众议，不顾这位老建筑家的指责，选中布拉曼特的计划。朱利亚诺·桑加罗比布拉曼特和尤利乌斯长寿，后来被任命为拉斐尔建筑圣彼得教堂的督导员，但他在两年后去世。同时，他的弟弟安东尼奥·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官身份，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为尤利乌斯建造了壮丽的圣玛利亚·洛雷托（Santa Maria di Loreto）教堂。1512年，他们的侄子安东尼奥·皮可尼·桑加罗（Antonio Picconi da Sangallo）开始建造文艺复兴时代罗马最壮观的宫殿——法尔内塞宫。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师是布拉曼特。他于1499年从米兰来到罗马时，已经56岁了。他对罗马废墟的研究，使他沸腾着年轻人的热情，想把古典形式应用到文艺复兴的建筑。在蒙托里奥（Montorio）邻近圣彼得教堂一座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庭院里，他设计了一座圆形教堂，柱子和圆阁楼的形状非常古典，建筑家们研究并评估它，就好像那是刚被发现的古代艺术杰作一样。布拉曼特由此开始，完成了一连串的杰作：佩斯修道院、圣达马索教堂的漂亮内院……尤利乌斯复授之荣衔：建筑师及军事工程师。布拉曼特设计维吉利亚，完成布尔瓦德尔宫，起造梵蒂冈的走廊，并设计了新圣彼得教堂。他对工作很有兴趣，而不大在乎金钱，因此尤利乌斯必得命令他接受薪俸足以维持其生计的职务。然而，有些竞争者控告他挪用教皇经费，并在建造时偷工减料。其他人则描写他是一位风趣而慷慨的人。他的家是西尼奥雷利、平图里基奥、拉斐尔和其他罗马艺术家们喜欢的去处。

布尔瓦德尔宫是为英诺森八世建造的一座夏宫，位于梵蒂冈外缘几百米外的山冈上。布尔瓦德尔宫，取意于美丽的景色，同时也是宫内收藏的雕刻品的名称。尤利乌斯很早就是一位古董收藏家。他最得意的收藏品，是英诺森八世时代发现的太阳神雕像。他当上教皇后，便把它放到布尔瓦德尔宫的内院里，此后便成为举世闻名的雕像。布拉曼特修建布尔瓦德尔宫的正面和花园宫廷，并计划用一排漂亮的建筑物和花园，将布尔瓦德尔宫与梵蒂冈联结起来，但他和尤利乌斯两人都看不到计划完成就去世了。

若将宗教改革归因于出售赦罪状以建造圣彼得教堂，那么在尤利乌斯教皇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便是旧圣彼得教堂的毁坏和新教堂的兴建。据说，旧教堂是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于326年，在尼禄剧院（Circus of Nero）旁边的使徒彼得墓上建造的。自查理曼大帝以后的许多帝王和教皇，都是在圣彼得教堂加冕的。经过几次扩建，15世纪，它已经是一座大会堂了，有中堂和双走廊，两旁有较小的教堂、礼拜堂和修道院。但在尼古拉五世之前，它已显出1100余年的老态龙钟了。墙壁龟裂，人们害怕它什么时候倒下来，是否会压到一群集会的民众。因此，1452年，伯纳多·罗塞利诺和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奉召用新墙壁加固这座大建筑物。尼古拉去世时，工程刚刚开始，接任的几位教皇要把钱用到十字军东征上，工程因此停工。1505年，尤利乌斯二世经过考虑，并否决了其他计划之后，决定毁掉旧教堂，而在前人所谓的圣彼得坟墓上，建一座全新的神祠。他邀请几位建筑师提出设计。布拉曼特获胜，他建议按希腊十字形教堂（十字架的伸臂等长）的设计，盖一座新会堂，并以大圆顶横跨左右翼廊。在相传是他作的著名文章里，他要在君士坦丁的大会堂上，盖万神庙圆顶。布拉曼特设计的新大会堂，面积有8.67万平方英尺——比起今日的新圣彼得教堂，还多出3.48万平方英尺。4月11日，63岁的尤利乌斯沿着一条长而颤抖不稳的绳梯，下降到很深的地方安置基石。尤利乌斯本人和他的基金，渐渐投注到战争上，因此工程进展得很慢。1514年，布拉曼特去世，应该庆幸他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无法实施。

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听到要毁坏神圣的旧教堂时，大吃一惊。大部分红衣主教都强烈反对，许多艺术家也抱怨道：布拉曼特把古教堂精致的圆柱和柱头无情地毁坏了，假如小心一点的话，应该是可以完整无缺地拆开的。布拉曼特死后三年，在一本讽刺剧中，描写他抵达圣彼得教堂大门时，被使徒彼得痛骂一顿，不准他进入天堂。但讽刺家说，布拉曼特一点也不喜欢天堂的安排，也不喜欢地球至天堂这一段充满险阻的道路。“我要造一条新的宽敞大道，让年老体衰的人，可以骑在马背上旅行，然后造一座新天堂，里面有天上诸圣的欢乐住处。”当使徒彼得拒绝这项建议时，布拉曼特提议到地狱建一座新而较好的炼狱，因为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几乎已被全部杀死了。但彼得回问道：“老实告诉我，什么事使你毁掉我的教堂？”布拉曼特试着安慰他说：“利奥教皇将盖一座新教堂给你。”使徒彼得说：“那么，你必须在天堂门前等待，直到新教堂落成。”新教堂落成于1626年。

年轻的拉斐尔

·成长期（1483—1508）

布拉曼特死后，利奥十世提名一位31岁的年轻画家继任新圣彼得教堂工程的建筑师职位。这位画家太年轻，双肩承受不了布拉曼特圆顶的重量，但他是历史上最快乐、最成功而且最受大家喜爱的艺术家。

当他刚降生在乌尔比诺杰出画家——尚蒂的家里时，他的好运便开始了。有些画仍有其父的影子，却流露出他不同凡响的天赋。这表示拉斐尔——他依最美丽的天使命名——生长于绘画气氛之中。来访的艺术家，如彼罗·弗朗西斯科等人，时常停留在他父亲家。他父亲很熟悉当时的艺术，在其著作《乌尔比诺诗史》（Rhymed Chronicle of Urbino）中，以聪明的笔法描写12位意大利及佛兰德斯的画家和雕刻家。拉斐尔11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但早已将艺术传给他。维蒂跟弗兰西亚学习之后，于1495年从博洛尼亚回到乌尔比诺，继续教导拉斐尔，并把从弗兰西亚、图拉和科斯塔学来的东西传授给他。同时这个小男孩在宫廷人士的圈子里渐渐长大了。卡斯底里欧尼在《朝臣》（The Cowrtier）一书中所描述的上等社会里，乌尔比诺的读书人之间，已开始流传拉斐尔在其艺术和生活上所表现出的高贵气质、礼貌和言谈。牛津的亚斯摩尔博物院（Ashmolean Museum）有一张出色的画，相传是拉斐尔在1497年至1500年所作的自画像。脸很像女孩子，柔和的眼睛又像诗人。这些特征重现于他在约1506年所作的动人的自画像中，色彩较暗而有些聪明模样。该画藏于比蒂画廊。

拉斐尔16岁时，从安静而秩序井然的乌尔比诺迁到专制而暴乱的佩鲁贾。佩鲁吉诺正在那里，名声满播意大利。负责监护拉斐尔的叔叔，认为这个男孩子才华横溢，应该让他接受意大利最好的画家的指导，本来要将拉斐尔送到佛罗伦萨的达·芬奇那里，接受这位艺术大师的真传。但这位艺术大师，此时在爱情上略有不如意，使拉斐尔的叔叔望而却步。佩鲁贾距离乌尔比诺较近，而且佩鲁吉诺刚回到佩鲁贾（1499年），他的笔触，据称融合了佛罗伦萨画家的所有技巧。因此，英俊的拉斐尔就在佩鲁吉诺手下工作了3年，帮助他装饰康比欧教堂，这熟练了他的秘技，并学到如何像佩鲁吉诺的画那样，把少女画得既忧郁又虔诚。翁布里亚山（Umbrian Hills）——环绕着拉斐尔从佩鲁贾平原可以看得到的阿西西——充分供给他们师生淳朴的题材及年轻有活力的形态。他们已亲身体会到的方济各风格，并将之融合为一体。

1502年，佩鲁吉诺返回佛罗伦萨，拉斐尔仍留在佩鲁贾，继承他老师的工作，作宗教性的画。1503年，他替圣方济各教堂画了一幅《加冕的圣母》（该画现存于梵蒂冈）。画中，使徒们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围站在空石棺四周，抬头仰视白云深处，基督将一顶王冠戴在圣母玛利亚头上，美丽的天使以维忽拉和小手鼓奏乐庆贺她。这张画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画中的人物没有个性，脸部表情木然，手的形状不对，手指头太僵硬死板，基督显然比他漂亮的母亲还老，走路的样子像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那样笨拙。但拉斐尔画的那些天使音乐家——动作优美，披肩轻垂，容貌温柔——为他的未来打下了基础。

这张画显然是成功的，因为次年在卡斯特洛的西塔（离佩鲁贾30英里）圣方济各会的另一座教堂又订了一幅类似的画——《圣母的婚礼》。早先那张画的几个人物又被重画了，而且模拟佩鲁吉诺的画。但这张画中，圣母已有了鲜活的容貌和表情——她的头谦逊地倾斜着，椭圆形的脸，温柔的率真，肩膀、手臂和衣服曲线柔美。背后是一位妇女，较为丰满、活泼，金发碧眼，非常可爱。右边是一位穿着紧身衣的青年。这些显示出拉斐尔研究人物的形态非常勤勉。此时，他所有人物的手都画得很好，有些还很漂亮。

此时，通过佩鲁贾认识拉斐尔的平图里基奥，邀请他到锡耶纳做其助手。拉斐尔替一些精彩的壁画作写生画和漫画。平图里基奥拿着这些画，在教堂的图书馆告诉大家：像西尔维斯特故事的这类画像，适合用于教皇。拉斐尔在那个图书馆中曾为古代的雕像《三贵妇》（The Three Graces）所迷。这个雕像是皮科洛米尼大主教从罗马带回锡耶纳的。年轻的拉斐尔赶紧将它临摹下来，以帮助他记忆。他似乎从3个裸女的雕像中，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和道德系统。这是他在乌尔比诺和佩鲁贾那里所见不到的。在这个新世界里，妇女是愉快的美丽女神，而非悲伤的上帝之母。而且，对美的崇拜，就像对纯洁、无邪的奖励一般合法。拉斐尔异教的精神，此时伴着他的天性及他创作《波耳西纳弥撒》（The Mass of Bolsena）和《圣母像》（The Sistine Madonna）的艺术天分，逐渐形成。后来，他替一位枢机主教的浴室画美丽的裸女，并在梵蒂冈的寝室内，把希腊哲学家画在基督教圣徒的旁边。在拉斐尔的画中，基督教信仰和异教再生的主题融洽并存。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英雄不及的。

拉斐尔到锡耶纳前后，曾短暂地回到乌尔比诺，替圭多巴尔多作了两张画，可能是象征他战胜恺撒·博尔贾：一张是《圣迈克尔》，另一张是《圣乔治》。目前这两幅画都存于卢浮宫。就我们所知，从前还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像他这般成功地在画中表现动作。图画中的圣乔治，当他的马惊恐地跃起，而一条龙抓住这位武士的腿时，他抽出他的剑，准备攻击，表现出无比的活力。动作之美，令人喜爱。拉斐尔的技巧，已经渐成一格了。

此时，佛罗伦萨邀请他去，就像曾经邀请过佩鲁吉诺及100多位年轻画家一样。拉斐尔似乎感觉到，除非他能在那个充满竞争与批评的环境下生存，而且最先学得最前沿的线条、构图和着色及壁画、涂料混以蛋黄等使色彩暗晦之画法、油画，等等，否则充其量，他只不过是个地方画家。虽富天分，却被限制住，无从发挥，最后的命运是注定老死家乡。1504年底，他最终决定出发前往佛罗伦萨。

他在佛罗伦萨时，一如既往地谦逊，研究搜集该城的古代雕刻和建筑物碎片，跑到卡迈恩临摹马萨乔的作品，找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为维奇奥的会议厅所作的画，细加推敲。也许他曾见过达·芬奇，有一段时期，他深受这位不易捉摸的大师的影响。对他来说，与达·芬奇的《三贤者的礼赞》《蒙娜丽莎》《圣母》《圣婴》和《圣安妮》比较起来，费拉拉、博洛尼亚、锡耶纳、乌尔比诺等派的画，似乎死气沉沉，就连佩鲁吉诺的《圣母像》也只是美丽的傀儡，就像没有成熟的乡下姑娘，突然间被赋予不和谐的神圣感。达·芬奇如何获得如此优美的线条、如此细腻的容貌、如此明暗分明的色调呢？拉斐尔的《马塔丽娜·多尼》画像（Maddalena Doni）明显是模仿蒙娜丽莎画像，他省略掉微笑，因为多尼夫人显然没有笑意。但佛罗伦萨妇女的粗壮形态，温柔、臃肿、手指戴满戒指的富人闲态及象征她尊贵身份的衣服的华丽针织和颜色，拉斐尔却画得相当出色。几乎是在同时，拉斐尔也画她的丈夫——安杰洛·多尼，黝黑、机警而严厉。

拉斐尔师从达·芬奇之后，转而向巴托罗米奥学习。在圣马可的茅舍中拜访他。他对这位忧郁教士艺术作品的温和表现、热烈情感、模糊轮廓、和谐布局和浓厚色彩感到惊讶。1514年，巴托罗米奥在罗马拜访拉斐尔。这回轮到他惊奇，因为原本默默无名的拉斐尔竟然跃居罗马最享盛名的艺术家之列。拉斐尔的成名，在于他能够继续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和形式，通过模仿从每一件作品中汲取精华，以创作的热情，糅合成自己的体裁。他一点一点地吸收意大利绘画的丰富传统，从而使之完满无憾。

他在佛罗伦萨时期所作的画，目前享誉于基督教世界。布达佩斯博物馆（Budapest Museum）有一张《年轻男子的画像》，也许是他的自画像，和比蒂画廊所藏的一张自画像一样，戴着同样的贝雷帽，也有相同的斜视眼神。拉斐尔年仅23岁时，画了那张可爱的《葛兰都卡圣母像》（Madonna del Granduca，藏于比蒂画廊），漂亮的椭圆形脸、丝样的头发、樱桃小嘴及达·芬奇式的眼睑低垂深思，与身上所穿戴的绿面罩和红色衣袍，形成一个温暖的对比。托斯卡纳大公爵即斐迪南二世很高兴沉醉在这张他旅行途中带回来的画中。与这张画同样漂亮的是《卡地利诺圣母像》（Madonna del Cardellino），藏于戈尔德芬奇。圣婴耶稣并非构想观念上的杰作，好玩的圣约翰手抓着猎获的鸟凯旋，令人赏心悦目。而圣母玛利亚的脸，生动地表现出年轻母亲无限的温柔。拉斐尔把这张画送给洛伦佐·南施（Lorenzo Nasi），作为结婚礼物。1547年，一次地震震塌了南施的房屋，将那张画压成了碎片。由于碎片连接的技巧很高明，当贝伦松（Berenson）在沃夫兹看到时，只能臆测它的沧桑史。《草原中的圣母》（Madonna in the Meadow，藏于维也纳）是另一张较不成功的不同形式的画，但拉斐尔给我们瑰丽无比的景色，沐浴在暮色雾霭中，夜幕正静悄悄地降落在绿色草原、宁静小溪、市镇和远方山冈上。《花容美妇》（La Belle Jardinière，藏于卢浮宫），很难称为最出名的佛罗伦萨圣母像，它几乎是复制《草原中的圣母》而成。把“施洗者”约翰从鼻子到脚都画成荒谬的样子。唯一值得称赞的是，美丽的圣婴，用圆润的小脚，踏在圣母的赤脚上，以令人怜爱的自信仰望着圣母。这一时期，最后完成而且最富野心的是《宝盖下的圣母》（Madonna del Baldacchino，藏于比蒂画廊）。圣母玛利亚在宝盖下加冕，两个天使拉开宝盖的折缝，每边有两位圣徒，又有两个天使在圣母脚下歌唱。这是一种传统的表现形式，它之所以出名，因为是拉斐尔画的。

1505年，他离开佛罗伦萨，访问佩鲁贾，做了两件事。他为圣安东尼教堂的修女画了一张圣坛饰画，目前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在一个雕刻得很漂亮的框架内，圣母坐在王位上，她的样子，就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所说的“非常虔敬的修女”；圣子倚在她的膝盖上，抬起一只手为婴儿圣约翰祝福；亚历山大的圣西西里娅和圣凯瑟琳——则分立圣母两旁；前景则是皱着眉头的圣彼得和拿着书的圣保罗，在上面的半圆壁，四周绕着天使，正在为圣子之母祝福。在祭坛的一个方格，基督在橄榄山祈祷，使徒们在那儿睡觉；在另外一个方格，玛利亚捧着死去的基督，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则吻着基督被钉碎的脚。整张画面的结构非常完美，女圣徒动人的造型——深思而又充满智慧。情感丰富的彼得构想得很有力。还有，基督在橄榄山上的独特画面，使这一张科隆纳圣母像成为拉斐尔第一幅不容置疑的杰作。1506年，他又为安西代伊（Ansidei）家族画了一张较不壮丽的圣母像（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严肃端庄的圣母，正在教圣子读书；在她左侧，巴利的圣尼古拉穿着华丽的主教礼袍，也在用功读书；在她右侧，“施洗者”约翰（突然变为30岁的成人），一如传说，以先驱者习惯性的手指对着上帝之子。

1506年，拉斐尔似乎又从佩鲁贾来到乌尔比诺。他为圭多巴尔多画第二张圣乔治像。这次多了一支长矛，一个英俊的年轻武士，穿着盔甲，闪闪发光，表现出拉斐尔另一方面的技巧。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访问中，他为朋友们画了一张最为人熟悉的自画像（藏于比蒂画廊）：长长的黑发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年轻的脸颊找不出胡子；长鼻子，小嘴巴，柔和的眼睛。总之，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就像济慈所说的：“透露出一种清新，而对世界每一种美而敏感的神情。”

1506年底，他回到佛罗伦萨。他在那里作了几张较不出名的画——《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 ofAlexandria，藏于伦敦）和尼科利尼·考珀（Niccolini Cowper）的《圣母与圣子像》（藏于华盛顿）。约1780年，第三位考珀伯爵把后一张画藏在马车内偷运出佛罗伦萨。虽然它并不是拉斐尔最好的一幅作品，但安德鲁·梅龙（Andrew Mellon）花了85万美元买下珍藏（1928年）。1507年，拉斐尔在佛罗伦萨开始创作一幅更伟大的画——《基督的埋葬》（The Entombment of Christ，藏于柏琪斯画廊）。这张画是阿塔兰特·巴格廖尼为佩鲁贾圣方济各会的教堂所定作的。7年前，巴氏曾在大街上跪于临死的孩子身旁；也许她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悲伤而表现自己的哀思。拉斐尔把曼特尼亚的《证言》（Deposition）当作模范，用同样的威力将人物集合在这张佳作上：憔悴的逝去的基督，被一位健壮的青年和一位有胡子的体衰男子抬到席子上；亚利马提亚（Arimathea）的圣约瑟夫红光满面；可爱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恐惧地靠在尸体上；圣母玛利亚晕倒在侍女怀中。每一个的姿态都不同，但都有解剖学上的真实感及柯勒乔式的美感。红、蓝、棕、绿诸色混合成灿烂的统一体，加上柯勒乔画中的景色，把各各他（Golgotha）的3个十字架辉映在夜晚的天空，构成一种低沉的调和画面。

1508年，拉斐尔在佛罗伦萨接受了一个改变他生命的邀请。新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罗维尔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是拉斐尔的远亲，布拉曼特此时正得宠于教皇，很显然，罗维尔公爵和布拉曼特两人都曾在尤利乌斯教皇面前推荐拉斐尔。不久，教皇便送给这位年轻画家一张请帖，邀请他到罗马来。拉斐尔也很高兴去，因为这时，罗马已取代佛罗伦萨成为令人兴奋鼓舞的文艺复兴中心。尤利乌斯在博尔贾的公寓住了4年，对朱莉娅·法尔内塞为模特儿的圣母像已经感到厌倦。他想搬进可敬的尼古拉五世曾经住过的那4个房间，并要这些房间装饰一些与他英雄性事迹和抱负相结合的画。1508年夏天，拉斐尔来到罗马。

·拉斐尔和尤利乌斯二世（1508—1513）

菲狄亚斯以后，很少有如此多的艺术家于一年内集中在一个城市。米开朗基罗正在为尤利乌斯的大坟雕像，并为西斯廷教皇礼拜堂的天花板绘画；布拉曼特正在设计新的圣彼得教堂；维罗纳的安杰利科是一位木匠师傅，正为教堂卧房雕刻门、椅和装饰物；佩鲁吉诺、西尼奥雷利、佩鲁齐、索多玛、洛托、平图里基奥等人，已经画好几面墙壁；与切利尼同时代的卡拉多索，正在各处镀金。

尤利乌斯分配给拉斐尔“显灵室”（Stanza della Segnatura）——因为教皇在这个房间内常常听人忏悔和宽赦人罪。他很满意这位青年的第一批画，并认为拉斐尔是实现他脑中大构想的优秀而柔顺的执行人。因此，他解聘了佩鲁吉诺、西尼奥雷利和索多玛，并下令将他们的画粉刷掉，让拉斐尔有机会在那4个房间的所有墙壁上作画。拉斐尔劝教皇保留一些旧作。不过，大部分还是被粉刷掉，以便让主要的画有统一的思想和技巧。拉斐尔画一个房间的报酬是1200金币。在为尤利乌斯所画的两个房间上，他花了4年半的时间。此时，他已经26岁了。

“显灵室”的计划是崇高而壮丽的：画必须在文艺复兴的文明中，代表宗教与哲学、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罗马教会与国家、文学与法律之间的和谐。很可能是教皇先构想一般计划，选择题材时再与拉斐尔和其他宫中学者商量——这些学者是因吉拉米（Inghirami）和萨多莱托（Sadoleto），后来是本博和比别纳。在由一面墙壁所形成的大半圆形上，拉斐尔用三位一体和圣贤人物来画宗教，同时以圣餐教义为中心，以罗马教会的神父和博士讨论基督教信仰的性质的方式来画哲学。这是第一次考验他作大幅画的能力。为了这幅《圣餐上的辩论》（Disputa del Sacramento），他作过30次画前研究，可见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进行准备工作。他回想起巴托罗米奥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所作的《最后的审判》及他在佩鲁贾的圣塞维罗教堂所作的《三位一体的礼赞》（Adoration of the Trinity），他把这些画当作模仿设计的蓝本。

结果是如此庄严宏大的全景，几乎可以使最顽固的怀疑论者改变信仰。在拱形的上端，向上辐射的线条，使主要人物看起来似乎是向前弯曲的；在下端，大理石通道的辐射线，则使画面有深度感；最顶端，上帝天父——严肃仁慈的亚伯拉罕，用一只手托起地球，用另一只手祝福全景；天父之下，坐着圣子，腰以上全裸，就像坐在贝壳里；他右边是圣母玛利亚，谦逊地礼敬着；左边是“施洗者”约翰，还拿着牧羊人镶有十字架的手杖；他下面是一只鸽子，代表三位一体的第三者——圣灵。画面上什么都有了。救世主四周，丝绒般的云层上坐着12位《旧约》或基督教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亚当，有胡子的米开朗基罗式的运动家，几乎全裸；亚伯拉罕；庄严的摩西，拿着刻于石上的法律条文；大卫王；犹大·麦克比阿斯（Judas Maccabaeus）；彼得和保罗；圣约翰正在写福音书；大圣詹姆士（St.James the Greater）；圣斯蒂芬；圣劳伦斯；两位身份不明的人。在他们12人之间和云层里——除掉胡子以外的每个地方——二级天使和六翼天使飞进飞出，天使们扇动翅膀、遨游天空。将这群天堂会众与下面的世俗民众隔开，又使之连成一气的，是两个拿着福音书的二级天使和一个摆放圣体的圣体匣。在这四周，是一群各色各样的神学家，他们集会讨论神学问题：圣哲罗姆和他的拉丁语《圣经》及狮子；圣奥古斯丁正在口授《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圣安布罗斯穿着主教长袍；安那克利特斯（Anacletus）和教皇英诺森三世；哲学家阿奎那、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和邓斯·司各特；阴郁的但丁，好像戴着荆棘；温和的弗拉·安杰利科；愤怒的萨沃纳罗拉，他是另一位报复亚历山大六世的朱利安；最后，在一个角落里的，是拉斐尔的朋友布拉曼特。在这些人物中，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表现了惊人的个人化。使每张脸都成为可信赖的小传，许多人有某种程度的超人尊严，使整张画面和主题更显高贵。也许再也没有哪一张画，能如此成功地概括基督教教条的史诗崇高性。

但是，这位28岁的青年，能不能以同样的能力和伟大来表现人类科学和哲学的角色呢？我们没有拉斐尔读很多书的证明，他以笔说话，以眼睛听。他生活在一个形体与色彩的世界里，文字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文字能表达出人们有意义的行为。他必须以速读的方法做准备，准备另一项伟大的构想，他涉猎柏拉图、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和菲奇诺等人的作品，并和博学者谦逊地交换意见。他这一个伟大的构想，是《雅典学派》——概括希腊思想鼎盛时代的50位人物，他们时逢其盛，在巨大的异教回廊的拱门下集会。在代表神学崇拜的《辩论》（Disputa）一图的正对面墙上，是哲学的阐释：柏拉图有着古罗马主神朱庇特式的眉毛、深沉的眼睛、飘垂的白发和白须，以一只手向上指着他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静静地走在他旁边，比他年轻30岁，英俊而愉快的样子，伸出手，手掌向下，总像是要将他老师远大的理想带到人间可行处；苏格拉底以手指计算着他的议论，而亚西比德忠诚地倾听着；毕达哥拉斯试着把天体的音乐谱在谐音表上；一位美女，可能是阿斯帕西亚；赫拉克利特正在撰写艾菲索斯之谜；第欧根尼敞开外衣，随便地躺在大理石阶上；阿基米德正为四个全神贯注的年轻人，在石板上绘几何图形；托勒密（Ptolemy）与索罗亚斯德（Zoroaster）正互相掷球；左边有位男孩抱着书本热切地跑上来，要找人签名；一位认真的少年坐在一角写着笔记；向左边看去，有曼图亚的小费德里科、伊莎贝拉的儿子、尤利乌斯的宠物；然后又有布拉曼特及非常谦逊地藏得几乎看不见的拉斐尔本人，他留有胡髭。还有其他很多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份，就让学者们去争论。总之，这种智慧的精品，是从没有人画过的，也许根本就是空前的构想。而且，居然没有人斥之为异端，没有一个哲学家为此而暴怒，因为此地在教皇的保护下，众说杂陈，多得无法去思考各种错误之间的相异点。拉斐尔这位年轻的基督徒，突然把这些不同的思想放在一起，按各自的特点，以最易让人理解和感觉的方法绘画出来：以各种艺术手法安排得让神学家都发生错觉，连教皇也要深思联合这些异端的过程和人类思想的创造力。这幅图画和《辩论》一图，同为文艺复兴的理想——异教古迹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存于一室。

这些组合而成的画，简言之，就其概念、组织和技巧，是欧洲绘画的巅峰，此后再无人能与之匹敌。

剩下的第三堵墙壁，比前两堵都小，而且被一扇向外推开的窗子隔开，因此保持画面主题的完整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聪明的办法，就是在上面描绘出诗歌和音乐的意境，这样一来，充满神学与哲学的房间，配上和谐的想象世界，就变得明亮了。而且，优雅的音韵，在那间无情地判生死的房间里，可以静静地唱好几个世纪。在这幅壁画——《帕那萨斯山》中：阿波罗坐在圣山顶上的桂树下，用他的乐器弹些小曲子；在他的右边，缪斯悠闲地斜躺着，面对着对面墙上的圣贤，露出她可爱的乳房；盲诗人荷马非常快乐地朗诵着六音步诗，而但丁虽然在美丽的女神和吟游诗人的陪伴下，仍显出非常不和谐的严酷；萨福漫不经心地弹着她的乐器；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狄巴拉斯，还有其他一些出色的诗人，与彼特拉克、薄伽丘、阿廖斯托、伊库甫·桑纳扎罗及意大利当时名声较不显著的诗人，统统混杂在一起。因此，拉斐尔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没有音乐的生活是错误的”，诗的风格与意境，必须能提升智慧的短视之处和神学的粗劣之处。

第四面墙壁也被一扇窗子隔开，拉斐尔在此作画，显示出法律在人类文明中的崇高性。在半圆壁上，他画着代表谨慎（Prudence）、力量（Force）和节制（Moderation）的神像。在窗子的一边，他画上《查士丁尼皇帝颁布罗马法典》（The Emperor Justinian Promulgating the Pandects），以代表民法。在窗子的另一边，他画上《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颁布教令集》（Pope Gregory IX Promulgating the Decretals），以代表宗教法规。为了奉承他那位易怒的主人，拉斐尔把尤利乌斯画成格列高利，完成另一幅具威力的肖像画。在那装饰华丽的圆形、六角形、方形的天花板上，拉斐尔画上一些小作品，如《所罗门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Solomon），及象征神学、哲学、法律学、天文学和诗歌的图画。利用这些图画和类似刻有浮雕的宝石之物，还有索多玛遗留下来之类似奖牌的装饰物，完成了最伟大的建筑——教皇宫的签署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

拉斐尔为了这些壁画，几乎竭尽所能，以后再也没有完成如此巨大的杰作。1511年，他开始创作第二个房间壁画，这个房间现以中间那幅画《伊利欧多罗诗篇》（Stanza d’Eliodoro）命名。当他开始作画时，教皇和艺术家似乎都无法再有什么灵感了。尤利乌斯已经不能把他的整个套房，献给赞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他要献出几堵墙壁，来画纪念《圣经》和基督教故事的图画。也许为了表示要把法国逐出意大利，他选择一堵墙壁画《伪经》的第二册，关于“希利欧多勒斯（Heliodorus）带领他的异教徒同伴，企图携带耶路撒冷教堂的财宝潜逃，却被3个天使武士所拦阻”的这一段生动描写。以大石柱和向后斜的拱门为背景，大教士奥拉亚斯（Onias）跪在祭坛上，请求神助。右边，一位盛怒的骑马天使，正践踏那位强盗首领，另外两位天上来的救助者，也正在攻击跌倒的异教徒同伴，偷来的银币撒满了甬道。左边，尤利乌斯二世不顾历史的记载，沉静而庄严地坐着，看着那3位入侵者被赶出。在他的脚边，聚集了一些犹太妇女，极不协调地混着一些人——拉斐尔（现不留胡髭，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和他的朋友，雕刻家莱蒙迪及教皇秘书之一乔万尼·德·弗利阿里。这幅画显然不能与《辩论》和《雅典学派》相提并论，就整个内容的价值来看，很明显是为了褒扬教皇的一种奉献，但仍不失为一幅佳作，画中人物的动作栩栩如生，加上庄严的建筑物，几乎可以媲美米开朗基罗对生气和肌肉解剖的表现。

在另一堵墙壁，拉斐尔画上《波耳西纳弥撒》（The Mass of Bolsena）。约1263年，靠近奥维托的波耳西纳的波希米亚派教士，怀疑圣物是否真的能够转变为基督的血肉，当他正在望弥撒时，非常惊奇地看到，从弥撒用的圣体渗出血滴来。为纪念这个奇迹，教皇乌尔班四世命令在奥维托建立一座教堂，并每年一次地庆祝圣餐节。拉斐尔画这幅图画非常聪明而有技巧。教士怀疑地注视渗血的弥撒圣体。站在教士后面的助手们惊讶地看着这个奇迹。妇女和孩子们站在一旁，瑞士卫队站另一旁，看不到这个奇迹，很明显，他们并没被感动。红衣主教里亚里奥（Cardinals Riario）和斯基纳（Schinner）及其他教士，看着这幅景象，露出惊惧的样子。在祭坛的那边，尤利乌斯二世跪在雕刻着怪异图样的祈祷台上，庄严沉静地注视着，似乎他早知道弥撒圣体会有渗血之事。从技术来看，这是最好的建筑物壁画之一。拉斐尔已经非常巧妙地在窗子的四周和上面作画。他的设计是用稳健的线条和小心翼翼的描绘。画中的人物和帷幔，都赋予新的深沉而温暖的颜色。画中跪着的尤利乌斯，是这位教皇最后一年的写照，虽然他一直是强壮而严厉的武士、骄傲的王中之王，但他还是人，带着他工作的辛劳和奋斗，注定死亡。

在拉斐尔这些伟大的工作中（1508年至1513年），他创作了很多幅值得纪念的圣母画像。《圣母玛利亚的加冕》（Virgin with the Diadem，现藏于卢浮宫），回到翁布里亚式的谦逊虔敬。《白屋里的圣母玛利亚》（Madonna della Casa Alba），是以粉红色、绿色和金黄色，配合《女预言者》的粗大、流利的线条而成的一幅优美的画作。安德鲁·梅龙花了116.64万美元向苏联政府买下该画。《弗里诺的圣母玛利亚》（The Madonna di Foligno）现藏于梵蒂冈。该画所表现的是云中的圣母与圣子、一位苍白的“施洗者”约翰指着圣母、强壮的圣哲罗姆向圣母介绍该画的捐赠者弗利诺和罗马的西吉斯蒙多（Sigismondo）。拉斐尔因受威尼斯派皮翁博的《圣塞巴斯蒂安》（Venetian Sebastiano del Piombo）的影响，所以该画有较鲜艳的色彩。《佩斯的圣母玛利亚》（Madonna della Pesce），现藏于普拉多，该画的任何一处都显得非常优美，表现于圣母玛利亚的脸部及表情上、圣子（在拉斐尔所画的圣子之中，该画为最好的）、年轻的脱彼特（Tobit）呈献给玛利亚一尾鱼（该鱼的肝治愈了脱必特父亲的眼疾）、天使的外衣、圣哲罗姆大主教的头部。就该画的内容、色彩及色泽而言，可媲美《西斯廷的圣母》（Sistine Madonna）。

总而言之，拉斐尔这一时期所作的肖像画达于巅峰状态，只有意大利画家提香再达此巅峰。肖像画是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特点，可以说是这个璀璨时代个人自信的开放。拉斐尔所作的肖像画为数并不多，但他的画全都居于艺术的最高水准。最好的一幅是《宾多·阿托维提》（Bindo Altoviti）。据推测，画中这位敦厚而机警的青年，健康、眼睛清澈明亮，像女孩子一样漂亮，他不是诗人，而是从拉斐尔至切利尼时期，艺术的赞助者。他是一位银行家。当他被画时，年方22岁，1556年，为拯救锡耶纳使其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他竭尽全力，庄严而悲惨地死于罗马。约1512年收藏于沃夫兹画廊的《尤利乌斯二世画像》，当然也是属于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肖像画。我们不能说这幅画是拉斐尔的亲笔画，很可能是画室的复制品。而在比蒂宫所收藏的仿制品，除了可以和拉斐尔媲美的肖像画家提香以外，没有人可以画出这样的仿制品了。拉斐尔的亲笔画，无人知其下落。

尤利乌斯本人在《伊利欧多罗诗篇》（Stanza d’Eliodoro）完成以前即已逝世，使拉斐尔不知是否要完成这一项伟大的计划。但是，像教皇利奥十世这样与诗歌、艺术结合得像与宗教一样深的人，还有什么犹豫的？这位从乌尔比诺来的年轻人，发现利奥是他忠实的朋友。这位幸福、充满活力的天才，在一位愉快的教皇在位期间度过他最幸福的岁月。

米开朗基罗

·青年时代（1475—1505）

米开朗基罗的父亲是洛多维科·西莫尼，他是卡普雷（Caprese）小镇的市长。卡普雷镇位于佛罗伦萨与阿雷佐之间。洛多维科声称与卡诺萨的伯爵们有远亲关系。米开朗基罗也常以有高贵的血统而自豪。但是经过无情的调查，这是错误的说法。

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生于卡普雷。像拉斐尔一样，他也是取名于大天使。四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出生后，被送到德西德里奥·提加那诺靠近大理石采石区的奶妈处，所以从他出生，就开始呼吸雕刻的粉末。后来他曾经谈到他在凿子和锤子里吸奶妈的奶。在他6个月大时，举家迁至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他受过教育，使他长大后足以写好意大利诗。他没有学过拉丁文，所以并不像当代的艺术家们会堕入古代的旧思想里，他是希伯来的而非古典的，他具有新教徒的而非旧教徒的精神。

他喜欢绘画甚于写作，他认为写作是绘画的堕落。他父亲曾对他的这种喜好抱怨，但最后还是让步了，在米开朗基罗13岁时，把他送到佛罗伦萨最著名的画家多米尼克·吉兰达约处当学徒。合同书限定米开朗基罗跟随吉兰达约3年，学习绘画的技巧，第一年只能得到6弗罗林，第二年8个金币，第三年10个金币，并供给食宿。这个小男孩在佛罗伦萨流浪期间，睁大了眼睛，看各种与艺术有关的事物，并记录下来，补充老师给他的教导。他的朋友康第维（Condivi）说：“因此，米开朗基罗常到鱼市场去，研究鱼的形状、鱼鳍的色彩、鱼眼睛的颜色，等等，所有这些，借着他的绝顶聪明，重新出现在他的图画中。”

当跟随吉兰达约刚好一年时，他的天性及机遇巧合，使他转向雕刻。像许多其他的艺术学徒一样，他可以很自由地到花园去，接近花园里美第奇所收集的古代雕像和建筑式样。他必曾以特别的兴趣和技巧来模拟这些大理石雕像和建筑，因为当洛伦佐·美第奇想在佛罗伦萨办一所雕刻学校，而向吉兰达约要求送几位立了合同的艺术学徒到他那里时，吉兰达约便送去了弗朗西斯科·格兰奇（Francesco Granacci）和米开朗基罗。这个男孩的父亲，很担心他的孩子从一种艺术跳到另一种艺术的改变，他怕他的孩子被利用于裁截石头。而事实上，米开朗基罗的确有一段时间被如此利用，他为洛伦提那图书馆裁截大理石。不过，很快他就开始雕塑雕像了。全世界的人都晓得米开朗基罗雕塑大理石《农牧神》的故事：米开朗基罗雕琢了一排牙齿，放到老农牧神雕像的嘴里。洛伦佐经过时看见了，便说：“这么老的农牧神，不可能有这么完整的一排牙齿。”米开朗基罗就把那排牙齿的上排牙敲掉一颗，作为补救。洛伦佐被这男孩的杰作和资质所动，带他到自己家里，视如己出。1490年至1492年，这位年轻的小艺术家就住在美第奇宫，经常和洛伦佐、波利希安、彼科、菲奇诺及浦尔契等人同桌共食，聆听有关政治、文学、哲学及艺术等最有意义的谈论。洛伦佐供给他一间好房间，并每个月给他5个杜卡特作为零用钱。米开朗基罗的任何艺术创作品皆由他本人所保有，并且随他的意思安排处理。

如果没有那次与彼得罗·托里贾诺的不愉快事件，住在美第奇宫的这些年，是他成长时期最美好的阶段。有一天，彼得罗·托里贾诺对米开朗基罗所开的玩笑很不高兴，他告诉切利尼：“我握紧拳头打他的鼻子，让他的骨头在我的指关节下碎掉，而且这个标记，要让他一直带到坟墓里去。”所以米开朗基罗往后的74年，都像是鼻梁击碎了一样。但这并未使他的脾气变得好些。

在那几年中，萨沃纳罗拉正在传道，宣讲清教徒改革的激烈论调的福音。米开朗基罗常去听道，他永难忘怀萨沃纳罗拉所讲的道和这位先驱者的呼喊，揭示腐败意大利的命运及戳穿了寂静而拥挤的教堂时，在他年轻的血液中所引起的战栗。萨沃纳罗拉死后，米开朗基罗仍留有他的一些精神——害怕道德的腐败会接近他，对专制政体的强烈愤怒感，对命运阴郁的预感。那些记忆与害怕形成他的个性，影响他的凿子和画笔。当他仰卧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下时，他记起了萨沃纳罗拉，他画了《最后的审判》，使萨沃纳罗拉又复活了，把这位教士的怒喝，投掷到几个世纪以后。

1492年，洛伦佐逝世，米开朗基罗回到他父亲的家里，继续雕刻和画图，现在他又加个小房间用以解剖尸体。米开朗基罗作了很多尸体解剖，使他很反胃，有一段时间几乎不能进食，不过他学到了解剖学。当彼罗·美第奇要求他在宫内庭园塑造一座巨大的雪人时，米开朗基罗有一个很可笑的机会来表现他的才学了。他答应了这个要求，彼罗怂恿他再住到美第奇宫里来（1494年1月）。

1494年底，米开朗基罗匆忙地沿亚平宁山脉踏着冬雪，流浪到博洛尼亚。据说他的朋友按自己的梦境警告米开朗基罗：彼罗将要走下坡了。也可能是他自己的推测。无论如何，受宠于美第奇家族很可能并不安全。在博洛尼亚，他很认真地研究圣彼得正面奎尔恰的浮雕。他曾受雇完成圣多米尼克的墓碑，在上面雕刻优美的跪着的天使。跟着，他接到博洛尼亚雕刻协会的警告，声称他再跟本地艺术家抢活干的话，他们将依据若干行会条例来处置他。同时，萨沃纳罗拉负责管理佛罗伦萨，德威远播。于是，米开朗基罗又回来了（1495年）。

这时，米开朗基罗有了一位赞助者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西斯科，他是美第奇的旁系。为这位赞助人，米开朗基罗雕刻了《熟睡的丘比特》（Sleeping Cupid）。洛伦佐建议他把外表雕刻得古典些，米开朗基罗同意了。洛伦佐将这座雕像送到罗马，卖了30个杜卡特；商人又把它卖给圣乔吉奥的大主教拉法埃洛·里亚里奥，卖了200个杜卡特。大主教发现受骗之后，又把它送回去，赎回钱币。之后卖给恺撒·博尔贾，然后，他又转送给乌尔比诺的圭多巴尔多。当恺撒·博尔贾夺得乌尔比诺时，他又把雕像收回，送给伊莎贝拉，她称之为：“当代再无作品，能与之相比。”这座雕像以后的命运，则无史可考了。

多才多艺的米开朗基罗，发现在艺术家与市民几乎一样多的城市里真是谋生不易。里亚里奥的一位代理人邀请他到罗马，保证大主教会雇用他，而且罗马也有很多有钱的赞助者。因此，1496年，米开朗基罗满怀希望地迈向首都，在大主教家里任职。里亚里奥并不慷慨，伊库甫·加洛（Iacopo Gallo）是一位银行家，委托米开朗基罗雕刻一尊《罗马酒神》和《丘比特》。其中一尊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巴吉诺，另一尊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罗马酒神》并不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年轻的酒神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按全身看来，头太小了，好像很适合于豪饮者的样子；但身体的设计颇佳，有半男半女的柔和样式。《丘比特》是蹲着的年轻人，像运动员，而不太像爱神。可能米开朗基罗把名字取得不适当，就雕像本身来讲，是非常好的。在此，米开朗基罗这位艺术家，几乎一开始就以雕像的栩栩如生而出名。希腊人喜欢宁静气氛的偏好，米开朗基罗不予采用；希腊人喜欢普遍化风格的偏好，他也不采用，只有《圣殇》是例外。他雕刻个人肖像时，构图上富于想象，雕塑细节却非常实际。除了服饰以外，他不模仿古物。他的作品非常有特色，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的的确确是个人的创作。

他第一次逗留罗马时，最伟大的创作是《圣殇》，至今圣彼得教堂仍引以为荣。该作品的契约，是由维里尔大主教所签订的，他是法兰西驻罗马教廷的大使（1498年），价格是450杜卡特。事隔一年，米开朗基罗的那位银行家朋友又慷慨地附上保证书：

我，伊库甫·加洛，保证最令人尊敬的阁下，即米开朗基罗先生，将会在一年之内完成该作品，并且将完成在今天绝对没有人能创造更好的全罗马最佳的大理石作品。同时，我保证最令人尊敬的大主教，将遵照合约付款给米开朗基罗。

《圣殇》仍略有瑕疵：垂饰物似乎太多了，圣母玛利亚的头比起她的身体来太小了，她左手伸展的姿态不适合，她的脸明显地比她儿子年轻。对最后这点批评，米开朗基罗有所回答，康第维写道：

你知道吗？贞节的妇女比不贞洁的妇女能较长久地保持她的青春。从没有淫乱的念头钻进心胸的圣女，她的身体怎会受多少影响！不管，我要继续做下去，而且我坚信，这位纯洁的少女，除了自然因素使她常保青春外，也许是上天有意，借她使世人相信圣母的贞操与纯洁。

那是一个可爱而又可以宽恕的想象。观众很快地就满足于那温柔、充满苦恼、沉浸于爱与哀伤中的脸庞。失去爱子的母亲，遵照上帝的旨意，以多抱一刻、为死去的爱子擦拭伤口、不避讳地将爱子放置膝上来安慰自己，虽是在死亡的气氛中，仍是非常优美的。所有生命的意义、悲剧性与解救，统统在这简简单单的组曲中：借着妇女的生育以延续种族；借着爱的力量使凡人变得高贵，使每个新生命向死亡挑战。弗兰茨一世宣称《圣殇》为米开朗基罗的最佳成就，的确是对的。在整个雕刻史中，没有人能超越该作品，也许除了那不知名的希腊人所雕刻的《德墨忒尔》外。

《圣殇》的成功，不仅使米开朗基罗享有盛名，而且也使他获得不少金钱，亲友们都来亲近他。他父亲已随着美第奇的衰弱而失去了洛伦佐给他的闲差，他哥哥也已进入修道院，他两位弟弟却挥霍无度。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变成了维持家计的人。对此他曾有所抱怨，但他还是慷慨地担当起来。

也许是家庭经济的困窘，迫使他于1501年返回佛罗伦萨。同年8月，一项罕有的工作又落到他身上。教堂工程部有一块13.5英尺高的卡拉拉大理石，形状非常不规则，所以放了好几百年都没被动用过。教堂工程部请教米开朗基罗，这块大理石是否可以雕刻。他答应一试，于是在8月16日，由都莫剧院（the Operai del Duomo）和羊毛工会（the Arte della Lana）签署下列合同：

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被精选来雕饰并完成一座称作艾尔巨人的男性雕像，高度为九腕尺——腕尺（cubit，约20英寸）……工作从9月开始，限于两年内完成，月薪6金币。工作所需工人、木料等，皆由教堂工程部供给。完工后，该雕像由工会执事及教堂工程部人员评审，以决定是否应再给付酬金，而此事则取决于评审员的判断。

于是，这位雕刻家耗时两年半，才把这块难于处理的素材雕塑完成。他以英雄式的努力，尽量利用素材每一英寸的高度，他称雕像为《大卫》。1504年1月25日，教堂工程部举行一项佛罗伦萨杰出艺术家的集会，以讨论艾尔巨人（或称之为大卫王）该陈设于何处。参加会议的艺术家有：科西莫·罗塞利、桑德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朱利亚诺·桑加罗及安东尼奥·桑加罗、小利比、吉兰达约、佩鲁吉诺、乔万尼·皮费罗及彼罗·科西莫。会议的结果莫衷一是，最后还是要由米开朗基罗自己来决定。他要求把雕像放在维奇奥宫的阳台上。领主团体同意了。但是从教堂附近的工场，把雕像搬运到维奇奥，却花了40个人4天的时间，通路上面的墙壁必须打掉，才能让这个庞然大物通过。把雕像抬到阳台上，又花了21天时间。该雕像在维奇奥毫无遮盖的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打、顽童的嬉戏及革命的破坏，历经369年。就某方面的意义而言，雕像表示一种激烈的宣言，象征光荣复国的共和国，严厉地威胁窃位者。1513年，美第奇重掌政权时，禁止雕像被触摸。但1527年，在驱逐美第奇的一次暴乱中，从窗子飞出一条椅子，把雕像的左臂撞断。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和乔吉奥·瓦萨里当时还是16岁的少年，他们把断臂收藏起来，到后来科西莫·德·美第奇公爵时才把断肢重新安上。直到1873年，雕像一直受风吹雨打，此时才又费力地把它搬到美术学院。在那里，这座雕像占有非常尊崇的地位，是佛罗伦萨最享盛名的一座雕像。

称这雕像为绝技之作，的确并不为过。所有技术上的困难，都聪明地被克服了。但在美学上仍有一些瑕疵：右手太大，颈子太长，左脚膝盖以下的部分太长，左臂部似乎比正常臂部扁了些。共和国领导人彼得罗·索德里尼认为雕像的鼻子太夸张了。关于这点，瓦萨里曾提到一个故事，也许是传说——米开朗基罗手中偷偷藏一把大理石粉末，爬上楼梯，假装是在凿掉一部分鼻子，让粉末从指缝掉下，瞒过行政长官，向他宣称雕像已修改好了，其实是原封未动。就整个工作效果来看，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壮丽的架构，还未有米开朗基罗以后所作的英雄人物肌肉鼓起的情形，完美的肌肉纹理、强壮又高雅的脸庞、鼻子略张、有点兴奋状、生气而皱缩的眉毛、果敢的外貌，还染上一点面对可怕巨人歌利亚时的缺乏自信的样子，正准备要投掷武器。以上这些，构成了《大卫》，除了一座可以与之相比的雕像外，这雕像是全世界最闻名的。瓦萨里认为：“这座雕像，胜过所有其他任何一座雕像，不管古代或现代，不管拉丁或希腊。”

教堂职工部付给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的款额，总数为400金币。对30个月的工作而言，实在是太少了。在这期间，可能米开朗基罗还接受其他工作。的确在这30个月中间，教堂工程部和工会本身，都会雇他雕塑6.5英尺高的《基督十二使徒像》，以放置在教堂内。这项工作，允许他雕刻12年，每个月给予2个金币，并供给他一栋房子，让他随意去留。这12座雕像，唯一幸存的是《圣马太雕像》，而且只剩一半。参观佛罗伦萨研究院时，我们更可以了解到米开朗基罗对雕刻艺术所下的定义：“那是一项用力量去芜存菁的工作。”在他的诗里又写道：“将粗硬的石头去掉外表，塑造成一座雕像，石头凿掉越多，雕像便越能成长。”他常说，他是在寻找潜伏在石头中的影像，敲掉石头的表面部分，就像是在寻找埋在滚石下的矿工一样。

约1505年，他为佛兰德斯的商人雕刻《圣母像》，存放于布鲁日的圣母院教堂。这座《圣母像》虽备受赞扬，但它是米开朗基罗较差的作品之一——垂饰单调庄重、圣子头部和身体比较起来不成比例，圣母玛利亚的脸突出而悲伤，好像所有的事都不对劲。更奇怪的是，《圣母像》中，不美丽的圣母竟然像安杰洛·多尼。实际上，米开朗基罗是不太在乎美丑的，他对人体较有兴趣，特别是男性，所以他在作品中，有时候把人物的缺陷也表露无遗。或者，有时候他只在表现灵性或观念，很少说要捕捉住美点，把它雕刻在流传久远的石头上。在《圣母像》中，他在圣母玛利亚的背后，刻了一群倚在矮墙上的裸体青年而破坏了情调。他并非异教徒，很显然他是虔诚的，甚至是清教徒的基督徒。不过，在他《最后的审判》中，似乎他对人体的幻想，还超过了他的虔诚。他对人体的解剖深感兴趣，对改变姿势时四肢、躯干、骨骼、肌肉等的牵动情形也非常有兴趣。所以，《圣母像》中的圣母，往后倚靠，很明显地越过肩膀，从圣约瑟夫手中接过圣子。那是很好的雕像，却是没有生命、没有色彩的图画。米开朗基罗也一再声明，画图不是他的专长。

因此，1504年，彼得罗·索德里尼邀请他在维奇奥的大会议厅作壁画时，他并无多大兴致，而他所讨厌的人——达·芬奇也要在对面墙壁作画。他有上百个理由讨厌达·芬奇：他贵族式的礼貌、华贵而虚伪的服装、一大堆年轻侍从，也许还因为他在绘画上的声名胜过他。米开朗基罗并不敢确信他的绘画可以和达·芬奇相比，不过他很想试试看。首先，他为他的壁画立起一面288平方英尺的布面纸。当他接到从罗马来的训令时，他的画已有了一些进展，但尤利乌斯需要这位意大利最好的雕刻家。邀请他作画的人很不高兴，但还是让米开朗基罗离开（1505年）。也许米开朗基罗对丢开铅笔和画笔并不烦恼，他又重回到他所喜爱的、需要花劳力的艺术。

·米开朗基罗与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

米开朗基罗立刻就发现，他和尤利乌斯一起会很痛苦，因为他们彼此太相似了。两个人都是脾气暴躁而易怒的——教皇是傲慢而易怒，米开朗基罗阴沉而骄傲。他们在精神上和意志上都是巨人，他们不承认有人胜过他们，他们绝不妥协，他们不停地从一个伟大的计划跳到另一个，他们把人格烙印在时间上，他们以这种疯狂的精力做事，因此在他们死后，整个意大利显得精疲力竭而空虚。

尤利乌斯循着从前教皇们所定的往例，希望他的遗骨能存放于大小和光彩皆能代表其伟大的墓园里，传之久远。他羡慕安德烈亚·圣索维诺为大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在波波罗的圣玛利亚雕刻的坟墓。米开朗基罗建议建造一座巨大的纪念建筑，27英尺长，18英尺宽。用40个雕像当装饰物，其中一部分雕像用以象征这个被解救的教皇国；一部分把绘画、建筑、雕刻、诗、哲学、神学拟人化，作成雕像；其他可雕刻一些重要的先哲，如摩西；还有要雕刻两个天使，一个为尤利乌斯之死哭泣，一个微笑迎接尤利乌斯进入天堂。顶端一具是为教皇遗体准备的雕刻精美的石棺。沿建筑物的外表，以铜浮雕装饰，描述教皇在战争、统治和艺术上的成就。所有这些，都要放在圣彼得教堂的讲坛上。这项计划，需要许多吨大理石、成千的金币和雕刻家几年的时间。尤利乌斯同意了，给米开朗基罗2000金币买大理石，同时还送他到卡拉拉挑选上好的大理石。途中，米开朗基罗注意到面临大海的一处山坡，可以在上面雕刻一座巨大的人像，在人像顶上点燃亮光，就可以当作水手们的航海指示标记。但是他必须回罗马建造尤利乌斯的坟墓。他购买的大理石运到时，他把它们堆在靠近圣彼得教堂他的住所旁边，人们惊奇于这些大理石的数量和价值，尤利乌斯则非常得意。

这一幕戏剧渐渐演变为悲剧。布拉曼特希望用一笔金钱建造新圣彼得教堂，对米开朗基罗的大计划并不赞成。而且，他害怕米开朗基罗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教皇宠爱的艺术家。因此，他用他的影响力，转变教皇对坟墓的费用和热情。尤利乌斯开始准备对北佩鲁贾及博洛尼亚开战（1506年），喜欢战神，对原计划的坟墓，则延至战争结束后。此时米开朗基罗不再有薪水，而且他已经把身上的钱花在尤利乌斯要他购买的大理石上，一部分钱花在粉饰教皇给他的屋子。他只好于1506年的圣周六（Holy Saturday），到梵蒂冈请求拨款。据告叫他星期一再来，他星期一来时，又据告叫他星期二来，从星期二、三、四，教皇拒绝见他。于是，在星期五，他确切得知教皇不希望见他，离此回家，随即写了一封信给尤利乌斯：

神父道鉴：

今天，我已遵命离宫。因此，拟奉告者，即从现在开始，假使要找我的话，我将在别处，而不是在罗马。

他把在罗马买的家具卖掉，骑马回佛罗伦萨。途中，在坡奇邦西被信差追上，接到教皇给他的信，命令他马上回罗马。假使我们接受米开朗基罗的个人理由，就了解到他是个不寻常的老实人。他在回信中提及，除非教皇答应完成计划中的坟墓，他才回去。于是他继续前往佛罗伦萨。

现在，他又开始画《比萨战役》（The Battle of Pisa）的巨幅讽刺画。他的主题并无实际战斗，士兵还在阿尔诺河游泳时，忽然接到命令要去战斗。米开朗基罗并不关心战争，他一心想研究和绘画裸体男人的各种姿势，在此正是他的好机会。他的作品表现从河里探出头的人、正跑着去拿武器的人、急着把鞋子套上湿脚的人、骑马或跳上马背的人、急着穿上甲胄的人、慌慌张张裸着身体参加战斗的人。他没有受过风景画的训练，他也从不在乎风景画或其他大自然景物的绘画，他只注意到人体形象。当他这幅讽刺画完成时，与达·芬奇的画并列在圣诺维拉教堂的教皇厅内。这幅杰出的绘画，形成了拥有百来位画家的画派——包括安德烈亚·萨尔托、阿方索·贝鲁盖特、拉斐尔、伊库甫·圣索维诺、瓦加等。约1513年，切利尼模拟米开朗基罗的人物画，以年轻人的热情描述道：“如此灵巧的动作表现，古往今来的绘画，均无如此绝佳的笔触。”米开朗基罗于晚年完成了伟大的西斯廷教堂壁画，但没有再达到同样水准的作品。

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这幅画从未竟功，画稿遗失了，只剩下一些模拟画的断片。当米开朗基罗画这幅画时，尤利乌斯教皇一再送信给佛罗伦萨领主团体，命令他们把米开朗基罗送回罗马。彼得罗·索德里尼喜爱这位艺术家，并且担心他到罗马后的安全问题，因此一再拖延。直至第三封信，教皇请求米开朗基罗顺从他的命令，并声称顽固抗命将危害佛罗伦萨与教皇之间的和平关系。米开朗基罗要求一份由安托尼奥大主教签署的安全通行证。这期间内，尤利乌斯已经掳掠了博洛尼亚（1506年11月）。现在，教皇断然地下命令到佛罗伦萨，因重要使命饬令米开朗基罗马上到博洛尼亚。米开朗基罗带着索德里尼给教皇的信去见教皇，信中要求教皇“善待并爱护米开朗基罗”。于是，米开朗基罗又一次翻越雪中的亚平宁山脉。尤利乌斯眉头深锁地接见他，由另一位主教来谴责他的违抗命令，发了一顿牢骚，然后才原谅他，并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我希望你为我雕铸一座巨大的铜像，要放在圣彼得的正面。”米开朗基罗虽然没有把握能成功地雕这座14英尺高的铜像，但他很高兴又回到雕刻中来。尤利乌斯供给1000个杜卡特以做这项工作。后来，米开朗基罗报告称，他花在材料上的钱为996杜卡特。所以，他几乎是用自己两年来在博洛尼亚赚的钱度日。这项任务，就像切利尼铸造珀修斯雕像那样，极其累人。“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米开朗基罗在给他兄弟布欧那罗脱的信上写道，“假使整个工作我必须重新再开始的话，我不敢想象是否能完成它。”1508年2月，这座雕像终于放到教堂的大门口。同年3月，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萨，也许他衷心祈望再也不要见到尤利乌斯。3年之后，据我们所知，这座雕像被熔成了大炮。

米开朗基罗返回佛罗伦萨，教皇几乎同时下令命他回罗马。他非常懊恼地发现，尤利乌斯并非要他回来雕刻坟墓，只是要他为西克斯图斯四世教堂的天花板绘图。对在68英尺高的天花板上，用透视和缩小画法的问题，他没兴趣，因此他声称他是雕刻家，而不是画家。当他的声明不见效时，他便介绍较适合这一工作的拉斐尔。但是尤利乌斯命令他接受，并用3000杜卡特的报酬劝哄他。米开朗基罗一方面因害怕教皇，一方面则因急需这笔钱而答应了，不过仍抱怨道：“这不是我的强项。”他到佛罗伦萨找了5位助手，拆掉布拉曼特所建的笨架子，再重新建架子，然后开始测量、划分这1万平方英尺的天花板，计划整个的构图，再在每个划分的空间画图，包括拱侧、三角穹隆及弧面窗部分，总共有343个部分。他作了很多事前的研究，有些是研究活的模特。他完成最后一面画的底稿设计时，小心地把架子移上去放好，正面向外，把划分空间的线条掺进灰泥壁里，再移去设计的底稿，然后才开始绘画。

1508年5月至1512年10月，前后4年多的时间，米开朗基罗都在画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这中间并非持续不断地工作，当他到博洛尼亚向尤利乌斯要求经费时，就间断过一段时间。不止是他一个人在工作，时有助手帮忙磨颜料、调灰泥或者还画一些小图，因为有一部分壁画看来是较差的手笔。但这5位来罗马帮忙的助手不久就被解雇了。因为米开朗基罗的设计、构图和配色与他们迥然不同，他发现他们传统的佛罗伦萨手法，反而妨碍多于帮助。而且他不知道如何和他们相处，当他爬上架子，自己一个人作画时，他觉得很安慰。在那上面他可以思考，虽然不是很舒适，却很平静，可以引用达·芬奇的说法：“若单独一人时，你便是完完全全的你自己。”对工作上的实际困难，尤利乌斯缺乏耐性，使这项伟大的工作完成和展现更增加了阻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位老教皇，爬着脆弱的架子，被米开朗基罗拉上台子的情景。表示赞叹之余，教皇总是问：“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他正直地回答：“当我自信已完成了满足艺术要求时。”尤利乌斯生气地反驳道：“你是不是要我把你从架子上丢下去？”由于教皇的不耐烦，结果后来米开朗基罗总在最后笔触完成以前就下了架子。之后，尤利乌斯又想在这里、那里，加一点金子点缀。这位厌烦了的艺术家就谎称，加上金饰就很难变成《先知》或《基督十二使徒》。当米开朗基罗最后一次从架子上下来时，他已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一幅未老先衰的样子。据说，他的眼睛因长期习惯于教堂的柔和光线，以致不能忍受太阳光线。另一个传说，他变得易于仰视，眼睛向下看反而较为困难。

教皇原来的计划是，希望在天花板上画一系列的《十二使徒》，但米开朗基罗劝他，说他有更伟大、更崇高的计划。他把凸出的拱形圆顶划分为许许多多的方格，再加上立体的想象：想象强壮的年轻人的图样，支撑着飞檐，或坐在柱头上。天花板中间的主要方格，他画一些创世记的小故事，如神创造世界，分开光明与黑暗；日、月、星辰奉上帝之命而生成。造物主形象庄重，面部严厉，身体强壮有力，胡须与长衫飘摆；万能的神，形象与前者不同，伸出他的右手，创造了亚当，左手牵着一个非常美的天使——这方格的图画，是米开朗基罗绘画上的杰作；另一方格，上帝是较老而令人尊敬的神，他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挪亚及其子准备祭品献给上帝；洪水泛滥；挪亚用过多的酒庆祝。以上这些方格画，都是《旧约》中出自希伯来的故事。米开朗基罗是属于宣称毁灭命运的预言家，而不是传授爱的福音的传道者。

在交错的拱门的拱侧里，米开朗基罗画了巨幅人像：但以理（Daniel）、以赛亚、撒迦利亚、乔尔、以西结、耶利米及约拿。另一边拱侧，他画上一般人都相信，曾经预告基督来临的异教先哲：优美的利比亚女预言家西比尔，她拿着一本打开着说明未来的书册；黝黑、不愉快而很有力的库米尔的预言家；勤勉的波斯人；德尔菲和艾里西里安的预言家。这些画可以与菲狄亚斯的雕刻相媲美。实际上，这些画都给予雕刻一种暗示作用。米开朗基罗收集各种资料，变成一种不同的艺术，并改造成他自己的艺术。在天花板两端的三角形里，这位艺术家的画仍旧是取材于《旧约》：在旷野里，狡诈的蛇类蠢蠢欲动，歌利亚被大卫王杀死，哈曼（Haman）上吊，朱蒂丝将霍洛芬斯的首级砍下来。最后，在窗子上面的弧面窗及拱门的凹入部分，像是经过特别准许，再追加绘画的样子，米开朗基罗画上基督和玛利亚的详细家谱。

这些画，无论在构想、绘图、着色及技术方面，都不同于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但两者皆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一再仔细考虑的整个效果，远较建筑物本身伟大。对米开朗基罗的图画，我们可以感觉出艺术的完美及基督教与异教思想的融汇。我们所感受的，不只是透视画法、缩小画法及各种不相同的姿势的艺术成就，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天才的洋溢与气息，就像万能的上帝，在地球上创造出亚当的巨幅图画一样地富有创造力。

在此，米开朗基罗约束的情感再度奔放，虽然是在教皇的教堂，但他艺术的主题与对象都是人体。像一般的希腊人一样，他较忽视脸部，表情则由整个的身体架构来表示。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图画，有50位男人和几位女人是裸体的。图中没有风景，除了《创造植物》一图外也没有植物，没有装饰用的图饰。就像在奥维托所画的壁画一样，人体是唯一的装饰品与意象的表示。西尼奥雷利是米开朗基罗所学习的画家，奎尔恰是米开朗基罗所学习的雕刻家。天花板上每一处小空间，就他整个画图计划，是要画上裸体像，并不像运动家那样健美。没有性的暗示，仅是展示了人体精力、生活力与生命的高度融合。虽然一些胆小的人，抗议把众多的裸体像放在上帝的殿堂里，但尤利乌斯并不反对如此，他的心胸像他的仇恨一样宽广。他看到这些作品时，他知道那是伟大的艺术。也许他知道借此赢得的战役并不能使他不朽，而是米开朗基罗在教堂拱形圆顶所作的神奇、神圣的自由之笔，才能使他永垂不朽。

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后4个月，尤利乌斯逝世。此时米开朗基罗将近38岁。他从前所作的《大卫》和《圣殇》，已使他跻身意大利名雕刻家之列。而这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杰作，使他与拉斐尔在绘画上的成就相匹，甚至超过了拉斐尔。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难事需要他去克服了。的确，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还有半个世纪可以活；或者，他也没想到，他最有名的绘画及他最成熟的雕刻作品，都还没有完成。他抱怨尤利乌斯教皇的去世，他不敢肯定，利奥教皇是否会像尤利乌斯一样，尊崇艺术。米开朗基罗于是从他的住所退隐了，等待另一个时机的来临。

第五章　﻿利奥十世（1513—1521）

年幼的红衣主教

这位教皇之所以能在罗马历史上创造灿烂而不朽的时代，是因为其父的政治方略，使他能在宗教事业上一帆风顺。洛伦佐·美第奇几乎被西克斯图斯四世所毁，他希望其家族的权威及其子孙在佛罗伦萨的安全，都能因有一个美第奇在教廷内部的圣教团里而获助。他从二子乔万尼的孩提时代起，就已为他安排好了教职。这个孩子7岁时就已被授僧职，继而受任教产缺席受益人；8岁时受命为法兰西杜斯堡（Douce）的修道院院长；9岁时，任帕西那诺的修道院院长；11岁时，任蒙特卡西诺那深具历史意义的修道院院长。乔万尼登上教皇宝座之前，已有16个圣俸之多。8岁时已被任命为教廷首席书记官；及至14岁，则受任红衣主教。 [1]

这位年轻的主教在学者、诗人、政治家及哲学家群中长大。他先受教于菲奇诺，继而从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处学希腊文，从比别纳处学哲学，后者成为他的红衣主教之一。他从其父宫廷里与周遭的艺术品搜集中培养了审美的能力，迨至成年之后，这几乎成了他的信仰。或许他还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了慷慨恢弘的气度及爽朗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些特色都将表现于他任红衣主教与教皇期间，并将对基督教世界产生影响。13岁时，他进入其父重建于比萨的大学。在大学3年，他专攻哲学与神学，教规与民法。16岁时，他正式获准加入罗马的圣教团。洛伦佐于1492年3月12日送他上路时，还附与他历史上一封最有趣的私函：

你，及关怀你的幸福之人，都应自认备受上苍的眷顾，这并不仅因有许多的名与利赠予我们的家，而是特别因你的缘故，使我们尊荣皆享。这种关爱本身极其重要，更因此际遇而深具意义。你年轻有为，我则在此世居高位，上苍的眷顾因而更加重要。因此，我所要交代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应感激神恩，并时刻铭记：你有今日，并非因本身的优点、谨慎或热诚所致，而是由于上苍的眷顾，所以你必须以虔诚、贞洁及以身作则的生活方式来回报；你履行这些职责的义务因而更加重大，正如你早岁期望成年后能有这样的成果一样……所以，你早先借规律生活与奋发苦读所得的高位既已成负担，就应稍事减缓。你往年经常自动拜受圣餐，私下忏悔，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认为，要获得上苍的眷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养成履行这类职责的习惯……

我很明白地说，你卜居于万恶之源的罗马时，要遵从这些箴言诫语，必定会增加不少困难。榜样本身深具影响力。你或许会碰到那些特别想使你含垢趋恶的人，你早先所获的尊荣，难免会引人妒羡，而无法阻止你接受尊荣的人，恐怕就要暗地设法削减你的声势，使你失去众人的好评，从而使你陷入他们所跌落过的深渊。这样，你若是年轻无知，恐怕就会给他们成功的信念。你应以坚定的意志来对付这些困难，犹如对付目前教团里德行较差的同侪一样。我的确承认：他们有好些都是善良而饱学的人，他们的言行定资效法，我要你以他们作为行为的典范。你向他们学习，必能随着年纪增加而显名受敬，你这特殊的境遇，也将使你与同侪迥异。然而，要避免虚伪的秽名。你的言行方面，应提防所有的夸饰，不要装出严肃的模样，也不要显得过分庄重。我希望你此后能体会并实践这些忠告，胜过我所能表达出来的。

然而，你并非不知你要表现的人格非常重要，因为你很明白，如果红衣主教都能为所应为的话，整个基督教世界就会因而繁荣昌盛。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永远都会有一位贤明的教皇来安定基督教世界。所以你要尽力而为，使别人都以你为榜样，则这种普遍的福佑就可以期待了。要特别吩咐你在言行上应注意之处，就不太简单了。因此，我只想这么交代你：跟红衣主教及其他德高望重的人说话时，言语要自然而庄重……但是，你此次初访罗马尤应多听少说……

在公开的场合，你的服饰应讲求朴素，而不应多事奢华。华美的居舍与井然的家园，较宜于收益丰盈、宅邸伟煌的人；美服宝饰并不适合你的身份。你的见识尽可表现于获取精巧的古玩、搜藏大量的书籍，及你卫从个个学养丰富，而非以多称胜上。邀约他人来访要多于赴约。两者都不要过多。饮食要清淡，运动要充足，否则稍一不慎，养成的习惯就易于酿成病痛……尽少对人倾吐隐衷。我要吩咐你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要早起，这不仅会增进你的健康，而且会使你能够安排并加速办好当天的工作。由于你身负诸责，像做宗教仪式、读书、见客等，你将发觉我的劝诫会使你受益匪浅……或许有人会要你利用特殊的场合代他向教皇说情求宠。但你要小心的是：不要经常打扰他，因为愈少对他烦以恳请的人，愈能得到他宽宏的对待。这点你必须注意，免得触怒他，还要记得时时跟他说些愉快的话题。如果你非请他帮忙不可的话，务必态度谦和，以期迎合他的脾气。再见。

不到一个月，洛伦佐·美第奇就谢世了，乔万尼刚抵“万恶之源”，就赶返佛罗伦萨，协助其长兄彼罗维持动荡不定的政权。倒霉的是，他重返佛罗伦萨后，彼罗被推翻了，这是乔万尼绝少碰到的不幸之一。为了逃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对美第奇家族的愤怒起见，他易装成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挤过充满敌意的人群，请求进入圣马可修道院。该院曾获其先祖慷慨资助，但当时受到他父亲的敌人萨沃纳罗拉的控制。修士不允许他进入，于是他只得暂时藏身于郊野，然后翻山越岭，前往博洛尼亚与其兄弟会合。他憎恶亚历山大六世，因而拒往罗马。6年来，他一直过着逃亡或被逐的生活，但显然并不曾银钱短绌。他曾与堂兄朱利亚诺（后为克莱门特七世）及数位朋友往访日耳曼、佛兰德斯和法兰西诸处。最后他终于依从亚历山大，卜居于罗马（1500年）。

在罗马，人们都喜欢他。他待人谦虚，态度和蔼，宽宏大度。他敬备厚礼，分赠以前的老师波利希安和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他广搜书籍与艺术作品，连他那丰盈的收入都几乎不足以用来资助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及学者。他尽享生活的艺术与乐趣。素得教皇欢心的圭恰尔迪尼说他是个“享有贞节之名，毫无瑕疵的人”；马努蒂乌斯则称赞他“生活虔敬，无可指责”。

1511年，尤利乌斯二世命他持节统辖博洛尼亚与罗马纳时，他的荣显恢复了。他跟随教皇的大军前往拉韦纳，手无寸铁，徒步战场，以鼓舞士气。兵败后，为行将死去的士卒行圣礼，在战场上待得太久，以致被一支为战胜的法军效劳的希腊分遣队所俘。他被遣往米兰，欣然发觉连法军也不怎么注意犯宗教分立罪的红衣主教及其巡历的宗教会议，倒是热切求他祝福、赦免，或许也想要他的钱包。他从宽容的掳掠者那里逃脱，加入西班牙与教皇的联军，攻打普拉托，陷于佛罗伦萨，与其兄朱利亚诺协力恢复美第奇家族的政权（1512年）。数月之后，他奉召前往罗马，参与选举教皇尤利乌斯的继承人。

当时他才37岁，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为教皇。他走进一片狼藉的教皇选举秘议室，深以痔疮为苦。经过一周的辩论后，乔万尼·德·美第奇终于在1513年3月11日当选，显然并无圣职买卖的事情，并取名为利奥十世。他还没有教士的身份，但这个缺憾在3月15日获得补救。

大家既感惊讶，又觉欢欣。经过亚历山大与恺撒·博尔贾的阴谋、尤利乌斯的战乱与骚变之后，能由一个年轻的教皇来领导教会，或许要以和平的方式，这倒是很令人感到慰藉，何况这位年轻人早就以其逍遥而善良的本性、机敏与谦虚，及对文艺的慨助闻名遐迩。费拉拉的阿方索曾与尤利乌斯恶斗，但现在并不怕到罗马来。利奥重新邀他来访，尽待以公爵之礼，而这位由衷感激的公爵就在3月17日的加冕队伍中，利奥上马前进时，手扶马蹬，随侍在侧。这些就职典礼所费多达10万金币，靡费空前。银行家基吉在一辆半顶车上刻上了一句满怀希望的拉丁文：“一度是爱神”统治（亚历山大），“其后由战神”（尤利乌斯），“现在则由智慧之神管辖”。一个更为简洁的警句则传诵一时：“战神已矣，今则为智慧之神，我，爱神永恒。”诗人、雕刻家、画家及金匠等皆表欢欣。人文主义者庆幸奥古斯都时代又将来临。登上教皇宝座而能如此广受民众拥戴的，这还是旷古第一人。

利奥本人——如果我们信得过当时的作家——欣然对其兄朱利亚诺说：“且让我们共享教皇大权，因为那是神恩赐的。”这句话或许不足为信，但其中并无亵渎的含义，而是说：一个爽朗的人，就要表现其豁达与快乐的天性，根本就不曾在这万事顺遂的时候，料到半个基督教世界就要群起反抗教会了。

[1] 当红衣主教的不必是教士；选任红衣主教视其政治能力与关系，而非视其宗教上的美德。

快乐的教皇

他登基之初的措施极佳。他饶恕了那些阴谋反对比萨与米兰宗教会议的红衣主教，从而终止教会分裂的威胁。他答应——并且守信——不沾染红衣主教留下的产业。他重开拉提朗会议，并以其优雅的拉丁文说辞欢迎与会代表团。他完成了一些琐细的教会改革，并减低征税。他于1514年5月3日发布一道敕令，拟大肆改革，但公职人员恐因而减少收益，大肆反对，使他没有极力执行。“我要再考虑此事，”他说道，“来看看能否使大家都觉满意。”这就是他的个性，而他的个性注定了他的命运。

拉斐尔曾于1517年至1519年替他画过肖像，但那幅像并不如尤利乌斯的有名，这部分也是他自己的缺点：他的像较乏思想的深度、英勇的气概与内蕴的灵气，而使他的外貌和精神显得凛然庄严。那幅画像显得冷酷无情。一个魁伟的人，较常人为高，也较常人为重——掩盖于绒白的皮袍与淡红的披肩里的，是胖得有碍雅观的躯体；柔软无力的双手，并没有带戒指装饰；一幅读书眼镜借以补救近视眼；头圆，腮鼓，两唇丰满，下巴相叠；鼻耳皆大；从鼻子到嘴角有数条严厉的皱纹；两眼深陷，忧郁，眉毛稍蹙：这样的画像显示利奥是一个从权谋诈术觉醒，或许是一个因宗教改革乱无章法而深觉不快乐的人，而不是一位无忧无虑的猎人与音乐家、慷慨的资助人或有教养的享乐主义者，曾使罗马人因他登基而欢欣异常。

生来就有福气的利奥，其基本特征是善良。他对人总是愉言悦语，除了对新教徒（他无法渐加了解）外，总是看他人好的一面，并慷慨施予，因此连他那博爱济众的做法（向基督徒征收重税所得），也是宗教改革的原因。即使在病痛之中，我们还是听说他谦虚、机敏、和蔼以及快活的脾气。（他的痔疮虽屡经开刀，却总是复发，有时连移动也苦不堪言。）他尽量让别人自谋其生。当他发觉某些红衣主教竟欲谋害他的性命，他最初的温和手段与厚道措施，转而变成严厉的制裁。他有时会显得冷酷无情，如对乌尔比诺的弗朗西斯科·罗维尔与佩鲁贾的姜巴洛·巴格廖尼。必要时，他会像外交家那样撒谎，并且也常常以谲诈的政治手腕取胜。他往往表现慈悲的作风，如他禁止（但无效）奴役美洲的印第安人，力阻天主教徒斐迪南猛厉的宗教审判。尽管他肆意俗事，他还是一本信实，履行祭务，遵行斋期，并认清宗教与取乐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他曾因对本博说过这句话而受谴责：“万世皆知这个基督的寓言使我们获利匪浅。”然而，关于这点的权威之作，应推《教皇迹考》（The Pageant of Popes）这部极具论辩的著作。该书是由一位微贱的英国人约翰·贝尔（John Bale）于1574年左右写就。即便是思想自由的拜莱（Bayle）与新教徒罗斯科（the Protestant Roscoe）两人，也拒绝将基督的事迹看成是寓言。

他取乐的范围，从哲学到滑稽戏，无所不包。他曾受家学之赐，欣赏诗、雕刻、绘画、音乐、书法、彩饰、织物、花瓶、玻璃制品——所有美丽的东西。虽然他对艺术的欣赏欠缺深度，难为鉴识的楷模，但他对艺术家和诗人的资助，使其先祖在佛罗伦萨的传统，能继续在罗马发扬光大。他过于懒散，无法关怀哲学，他明白推论的结果皆难以确定正确与否，所以从大学时代，就绝少费神去想形而上学的问题。他用餐时听人诵书，通常是历史方面的，不然就欣赏音乐。他对音乐的鉴赏力极高，因为他的耳朵很灵，也有一副悦耳的歌喉。他的宫廷高薪聘请了数位乐师。“即兴诗人与音乐家”伯纳多·亚克提（Bernardo Accolti）以利奥付给他的薪资买下了内皮的小公国，一位犹太籍的维忽拉手赚得了一个城堡及伯爵的衔号，而歌唱家梅里诺（Gabriele Merino）则受任为大主教。在利奥的关照与鼓励之下，梵蒂冈的歌唱队已臻空前至善之境。拉斐尔将这位教皇画成正看一本圣乐的乐谱，确极恰当。利奥搜集乐器，不仅选其美观，而且择其音色。其中有一架风琴是用雪花石膏装饰的，卡斯底里欧尼认为那是他耳闻眼见的最可爱的东西。

利奥也喜欢在宫廷养些弄臣和丑角。这跟他父亲及当时国君的习惯相同，并不使喜爱欢乐仅次于财富与纵欲的罗马人感到惊讶。我们现在看来，当德国的宗教改革激烈进行之际，轻浮或粗俗的戏谑竟会传遍教皇的宫廷，似极令人不悦。利奥看着演滑稽戏的僧侣，张口生吞一只鸽子，或连续吃下40个蛋，真是兴乐至极。他欣然从葡萄牙的特使处收到一只购自印度的白象；这支白象在观见天颜时还跪拜了3次。如果有人献上一个机敏、畸形或呆蠢得能使他欢乐不已的人，则必能开启其心扉的快意。他似乎觉得：偶尔沉溺于这类的娱乐，就能免除肉体的痛苦，舒缓他的操劳，并延长他的寿命。他有点童稚的无邪。有时他会跟红衣主教打牌，准许民众围坐观看，然后将金币赐予观者。

他最喜欢的娱乐是打猎。打猎可使他免于发胖，并使他在教廷久囹之后，能够驰骋于郊野。他有个大马厩，马夫达数百人。10月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逐禽猎兽，这是他的习惯。御医极为赞同这种嗜好，但掌礼官帕里斯·格拉西（Paris de Grassis）则抱怨说：教皇穿那沉重的长靴过久，因此，“没有人吻得到他的脚”——听了这话，利奥不禁放声长笑。我们光从拉斐尔所绘的肖像，还看不出教皇的慈厚面，但当我们知道乡农与村夫在他路过时欢迎他的情形及献上朴实的赠物——教皇也报以厚赐，因此人们都急于等候他的狩猎之行——我们才会发觉这位教皇确能爱及大众。他赐嫁妆给穷人家的姑娘，他为贫病或年老的人，或大家庭的父母付清欠债。这些淳朴的人由衷敬爱他的程度，尤甚于教廷里的那2000人。

但利奥的宫廷并不只是娱乐取悦的中心，它也是责任心重的政治家汇集之处，而利奥也是其中之一。它是罗马的智士与才子的中心，凡是学者、教育家、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都受欢迎，皆获庇荫。庄严的宗教仪式、隆重的外宾接待、奢费的宴会、戏剧或音乐的演出、诗的朗诵及艺术品的展览等，都在此地举行。毫无疑问，它是当时全世界最高雅的宫廷。从尼古拉五世到利奥本人，经过许多教皇对教廷的改善与装饰，汇集文学与艺术的天才，及全欧最能干的大使，利奥的宫廷虽非艺术登峰造极之地（因这方面尚不及尤利乌斯），却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灿烂的巅峰。仅就文化的范畴而言，史上尚无匹敌，连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也望尘莫及。

当利奥所蓄积的财宝沿着经济的动脉流通时，梵蒂冈城本身也得以繁盛并扩展了。威尼斯的大使说道：在他登基之后13年，罗马盖了万栋的住屋，主要是由那些向往文艺复兴运动而从北意大利移入的新来者所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在某个佛罗伦萨主教任职期间，纷纷涌来。保罗·焦维奥曾移住于利奥的宫廷。他估计罗马的人口达8.5万。它虽还不像佛罗伦萨或威尼斯那么昌盛，但当时已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马尔塞罗·阿尔贝里尼（Marcello Alberini）曾于1527年称之为“世界的集会地”。利奥虽沉湎娱乐，身系外交事务，却仍能控制食品的入口与价格，废除垄断专卖与囤积居奇的现象，减低征税，公平审判，努力排干庞廷沼地，奖励罗马城四周平原的农业，并且继续亚历山大与尤利乌斯两位教皇的工作，开辟或改善罗马的街道。就像他父亲在佛罗伦萨一样，他雇用艺术家设计绚烂的赛会，鼓励狂欢节的化装盛宴，甚至还赐准博尔贾家的斗牛在圣彼得广场表演。他希望人们都能共享新黄金时代所带来的快乐。

该城效法教皇的榜样而尽情欢乐。教士、诗人、食客、龟奴及娼妓都赶到罗马来分享繁荣的盛况。红衣主教——受到教皇，尤其是利奥的恩赐，圣俸无数，整个拉丁的基督教国都向他们献纳——现已远较往日的贵族富裕，后者已渐因经济的衰颓而没落了。有些红衣主教岁入3万金币。他们住的是庄严的宫殿，仆役数达300人，并饰以当时为世所知的各种艺术品与奢侈品。他们不同于教士，他们是政治家、外交家、行政官，他们是罗马教会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他们自诩为议员。他们笑对那些期待教士节欲自制的外国人。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评品行为并不是依据道德法则，而是依据美学的标准。有些戒律若能按礼法和趣味去做，也无伤大雅。他们的周遭尽是仆从、乐师、诗人及古典学家，有时还跟风雅的高等妓女共餐。他们抱怨说，厅堂一般都没有女人。根据红衣主教比别纳的说法，“大厅里就少了圣母玛利亚的像而已”。他们钦羡费拉拉、乌尔比诺与曼图亚，而当伊莎贝拉来参加他们的光棍餐会，并展现她的裙袍和温柔时，他们都大感欣喜。

礼仪、品鉴、愉悦的谈话、艺术的欣赏，都已登峰造极，财物的资助则丰厚异常。较小的都会里有过高尚的圈子，但卡斯底里欧尼宁择乌尔比诺那些静默的同道，也不愿取罗马那种大都会里较嘈杂、较炫饰的文明。不过，乌尔比诺毕竟是个文化小岛，而罗马则如大江瀚海。路德曾亲睹此况，深感惊讶与厌恶；伊拉斯谟也曾涉足其间，却欣喜欲狂。数以百计的诗人宣称：农神之治又临人世了。

学者

1513年11月5日，利奥发布了一道敕书，拟合并两处经费短缺的学术机构：圣宫学院（The Studium Sacri Palatii），即梵蒂冈学院；市立学院（The Studium Urbis）。这两处现已成为罗马大学（the Uinversity of Rome），同在一栋名为萨皮恩扎（Sapienza）的建筑中。这些学校在亚历山大教皇期间极为昌盛，但在尤利乌斯教皇任内却渐衰微，因为后者挪用经费，以利征战，穷兵黩武，不事文教。利奥慷慨资助那所新的大学，但后来也因军费浩繁而难以自拔。他请来一群热心的学者，那所大学里所需的教授很快增至88位，医学方面有15位，年薪自50至530金币不等。利奥登基初年，竭力要使这所合并的学院成为整个意大利最具学术性、最为隆盛的大学。

他的贡献之一是创制对闪米特语系诸种语言的研究。罗马大学设立了一个教授希伯来文的讲座，泰塞奥·恩布罗吉欧（Teseo Ambrogio）被任命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叙利亚语和古巴比伦（Chaldaic）闪米特语。利奥很赏识亚葛西奥·吉达索里欧（Agacio Guidacerio）潜心编纂的一本希伯来语法书。当他获悉桑特·帕尼尼（Sante Pagnini）正将《旧约》从希伯来语译成拉丁文，他便要求先看看样本，觉得很喜欢，马上答应负担这项艰苦工作的费用。

利奥也恢复日趋没落的希腊研究。他敦请约翰·拉斯卡利斯这位老学者到罗马来。拉斯卡利斯一向都在佛罗伦萨、法兰西和威尼斯教授希腊文，并跟他在罗马创设一个希腊学院，与罗马大学分开。本博替利奥写信（1513年8月7日）给拉氏的学生马库斯·马索鲁士（Marcus Musurus）——时为马努蒂乌斯的主要副手——请他从希腊寻来10位（可能更多）教育良好、性格优良的年轻人，组成一个研究文艺的学校，而意大利人或也可从他们那里学得希腊语的正确用法与知识。一个月后，马努蒂乌斯发行了马索鲁士所编成的《柏拉图》，这位伟大的印刷业者将那部书献给教皇。利奥亦答以马努蒂乌斯15年的专利，使马努蒂乌斯对已经印行的或当时就要出版的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书籍，有专权重印。凡是侵犯此权的，将按照该证书的规定，被剥夺教籍，并受罚款处分。这种“印刷专利权”是文艺复兴时期将付过款的版权给予印刷业者的一种方式。利奥又在这项特权下加上一条重大规定：凡是马努蒂乌斯出版的刊物都应适度定好价钱。这点是做到了。那所希腊语文学院就建在罗马七丘之一的科洛奇，一所印刷厂也在那里盖了起来，以便为学生印刷教科书和注释。约在同时，一所类似研究希腊语的美第奇学术院（Medicean Academy）也在佛罗伦萨成立。在利奥的鼓励下，瓦里诺·卡默提（Varino Camerti）编成了一本最完备的希腊拉丁文字典，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

这位教皇对古典文物的热情几近痴迷的程度。他从威尼斯人收到一块李维的肩骨时，态度虔诚，宛如那是某个大圣徒的遗物。在登基不久，他就宣称：凡是为他取得古代文学中尚未发表过的手稿者，都将获致厚赏。跟他父亲一样，他派遣使者到国外搜购古代异教徒或基督徒的手稿。有时，就这个特殊的目的而派遣特使携信给国君皇族，恳请他们协助搜寻。他的使者偶尔也会偷取那些无法购得的手稿。塔西佗（Tacitus）的《年鉴》（Annals）前六册是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科维僧院里发现的，显然就是以此法取得，因为该《年鉴》编就出版后，利奥曾亲笔（或代笔）写了一封有趣的信给他的代理人海特默斯（Heitmers）：

已寄去一部装订精美的修缮本给方丈与僧侣们，这样他们可将该书摆在图书馆里，作为原书的仿本。不过，为了让他们明白这种偷窃对他们的好处多于坏处起见，我已赐准大赦该寺院。

利奥将窃得的手稿交给菲利波·伯罗尔多（Filippo Beroaldo），明令校编原文，并印成精美而合宜的形式。利奥在这封训谕的信上说道：

我在早年就常想：造物主赐予人类的，再也没有比这些典籍的研究更好、更有用的了——如果我们仅将他本身的知识和真正的崇拜除外。这些典籍的研究不但使我们获得人生的点缀和指引，而且适用于每个特殊的情况，使我们在逆境中获得慰藉，顺遂时益增愉悦与荣耀。因此，没有了它们，我们就要被剥夺人生的雅致与社交的润饰。这些研究的达成与推广依赖两个条件：学者的人数，丰富的典籍。关于前者，我惟愿神恩降福，益显朕的热望与意向，以报偿并褒奖他们的功绩，这点早已深得我的欣许。……至于典籍的罗致，我诚感激神恩，因为目前也获良机，得以造益人类。

利奥认为教会的评鉴应该决定哪种文献会有益人类，因此他重订亚历山大教皇的敕令，以使主教审查书籍。

美第奇宫陷落时（1494年），利奥先祖搜集的藏书有些散佚了，不过大部分被圣马可的僧侣买去。利奥为红衣主教时，就已费2652金币购回这些存书，并移送到罗马的王宫里。这所劳伦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在利奥死后，便搬回佛罗伦萨去了。

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现已大增，亟须学者来照理。利奥登上教皇宝座时，馆长是托马索·因吉拉米——一位贵族诗人，在一个讲求机智的社会里，以能言善辩闻名。他在塞涅卡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一剧中，曾因担任菲尔德拉（Phaedra）这个角色而大为成功，赢得了菲德拉（Fedra）这个绰号。他在1516年因街头遇祸致死时，馆长之职便由菲利波·伯罗尔多以书记官的名义继任。他同时受宠于塔西佗与饱学的情妇英佩里亚（Imperia）。他的诗绝佳，曾有6种法文译本，其中一种由克莱门特·马罗特（Clément Marot）所译。亚林德罗（Girolamo Aleandro）于1519年膺任馆长之职，他是一个沉着、饱学、能干的人。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及希伯来文讲得流利已极，竟使路德误以为他是犹太人。奥格斯堡会议（The Diet of Augsburg，1520年）期间，他曾奋阻新教徒的狂澜，虽然这是不智之举。保罗三世任命他为红衣主教（1538年），但4年之后，亚林德罗因过分注意健康，过分饮用药品而去世。他曾因62岁时被免职而大为震怒，并对其友表示他对天道的激愤。

罗马的私立图书馆现已屈指难数。亚林德罗就有大量的藏书，其后遗赠给威尼斯。红衣主教格里马尼藏书8000册，各种语言皆有，很受伊拉斯谟的羡慕。他在遗嘱中将这些书赠给威尼斯的圣萨尔瓦多教会（The Church of San Salvador），却被火烧光。红衣主教萨多莱托（Sadoleto）有个价值连城的图书馆，后来装船运往法国，不幸遇难沉海。本博的图书馆富藏普罗旺斯的诗人的遗稿和原稿，即彼特拉克的原稿。这些藏书送到乌尔比诺，然后又运至教廷。像基吉及阿托维提（Bindo Altoviti）等富有的世俗人，也仿教皇和红衣主教的作风，搜藏典籍，聘用艺术家，资助诗人与学者。

利奥时代的罗马盛传此风，可谓空前绝后。许多红衣主教本身就是学者；而如艾吉笛奥·卡尼西欧（Egidio Canisio）、萨多莱托、比别纳等人，也都是因身为学者，长久为教会服务，才受命为红衣主教的。罗马的红衣主教大半多因报偿题献而作为资助人，而红衣主教里亚里奥、格里马尼、比别纳、阿力多西、彼得鲁奇、法那斯、索德里尼、圣塞韦里诺、贡萨加、卡尼西欧及朱利奥·德·美第奇诸人的邸宅，常为罗马才俊智士会集之处，其盛况仅逊于教皇的宫廷。卡斯底里欧尼，结识了和气厚道的拉斐尔与色厉内荏的米开朗基罗。他自己有个优雅的沙龙。

利奥当然是个无与伦比的资助人。凡是能以拉丁文答辩的，必会获赠。正如尼古拉五世时代一样，学识，包括诗才，在教会的圈子里极为重要。资质较差的，为教皇书记、摘记员、短文撰者；才华横溢的，晋为教士、主教、侍御重臣。像萨多莱托与本博这类名士，都成为教皇的秘书；而像比别纳等人，则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西塞罗之流的演说术又遍及罗马；书札的韵调圆美，维吉尔与贺拉斯式的诗文终如涓涓细流，汇注台伯河。本博权威似的定了文体的标准。他寄信给伊莎贝拉：“宁可言如西塞罗，也不愿当教皇。”其友及同事萨多莱托的拉丁文体完美，品格无瑕，为当时的古典学者所不及。当时的红衣主教中，不乏高洁厚直之士，而利奥的古典学者在性情与生活方面，大致较上一代的好得多。然而，有的学者除了坚信自己公认的信条之外，其他方面仍属异教。不管相信或怀疑，没有人会对一个道德上容忍、金钱上厚助的教会说出挑剔的话来，这可以说是不成文的法则。

比别纳集这些特征于一身——学者、诗人、剧作家、外交家、鉴赏家、健谈者、异教徒、牧师、红衣主教。拉斐尔为他所绘的肖像，仅得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谲滑的眼睛与尖尖的鼻子；光头上戴着一顶红帽，而欢愉的天性则覆以罕见的严肃。他的脚步敏捷，言词轻松，精神愉悦，喜怒哀乐皆一笑置之。他受雇于洛伦佐做秘书和家庭教师，1494年间的逃亡，他也跟洛伦佐诸子一道。但是，他的聪明之处表现在往返乌尔比诺，以其能言善辩讨得文雅社交界的欢心。尤利乌斯二世把他带到罗马。比别纳安排利奥的选举时，使党争平息，因此利奥马上就命他为教皇侍御大臣，翌日派他掌管皇室的财产。6个月后，就被封为红衣主教。他虽位极显达，仍为利奥鉴定艺术品和安排节庆的赛会。他编的剧本在教皇面前演出，极受赏识。他出使法兰西时爱上了弗兰茨一世，利奥只得以其过于敏感，不足为使节这个理由将他召还。当拉斐尔图饰他的浴室时，这位红衣主教选定《维纳斯与丘比特情史》（History of Venus and Cupid）。这一连串的图所细述的是爱情的胜利，几乎都按照纯古的庞贝风格（Pompeian Style）画成，超越基督教，而跃入一个从来未曾听过的基督的世界。利奥假装不曾看到比别纳家中的这幅维纳斯画像，对比氏一直非常信任。

利奥对喜剧的形式和深度都很喜欢，对最简单的闹剧，乃至比别纳与马基雅维利两人那最精妙的双关语无不领略。他在登基第一年，就在朱庇特的神殿开设了一家剧院。1518年，他就曾在那里观赏阿廖斯托的《猜疑》（Suppositi）一剧，并对源自情节的多义俏皮话（jest），由衷而笑——一个年轻人企图拐诱一个少女，诸如此类的演出，不光是喜剧而已；还包括了精巧的舞台设计（该剧的布景由拉斐尔绘制）、芭蕾舞、歌唱队与维忽拉、中音小提琴、风笛、横笛、小风琴等乐队在幕间演唱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件深具历史意义的作品也在利奥任职期间完成。保罗·焦维奥是意大利北部科莫人。他在当地、米兰及罗马为人诊病。由于利奥登基时曾使文艺活动激荡一时，使得他也利用闲暇，写了一部当代的拉丁史——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至利奥任职期间。他获准将该书的前部念给利奥听，而利奥则以其惯有的慷慨大度，宣称该书是李维以来，最流畅而典雅的史籍，并立刻偿以恩俸。利奥死后，焦维奥挥动他所谓的“金笔”，为这位已死的资助人撰写了一篇赞颂性的生平事迹，并提起他的“铁笔”谴责对他不闻不问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同时，他继续推展那部巨著《当代史》（Historiae Sui Temporis），终于写到1547年。罗马于1527年陷落时，他将手稿藏在某个教会，后被一个军士发现，便要他买自己的书。所幸，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劝导那个盗书者，许以西班牙某地的圣俸相易，才使他免受这种羞辱，焦维奥则被封为诺切拉（Nocera）的主教。他的《当代史》及附加的那些传记，都因流畅而生动的风格获得赞扬，却因其疏忽所致的差错及过度的偏见而受责。焦维奥很爽直地承认：他在该书赞扬或谴责某些人，依赖其本人或其亲属是否致送贿金。

诗人

这一时期最辉煌的成就是诗。封建时代的日本，下起农夫，上迄君王，都会写诗；同样，利奥时代的罗马，从教皇乃至小丑，无不吟诵风雅，几乎每个人都想将他的近作念给耐心的教皇听。利奥喜爱即兴的妙作，而自己也是此中能手。诗人随处都以诗节来取悦他，通常，他也设法奖赏他们。他偶尔会以即兴而作的拉丁文警句自娱。数以千计的书都题献给他。安杰洛·科洛西（Angelo Colocci）就曾获赐400金币。乔万尼·欧居里利虽曾献给他一部诗作《炼金术》（Chrysopoeia），他却报以空囊。他没有时间来念其接受题献的那些书，5世纪的罗马诗人鲁提里亚斯·纳玛度安纳斯（Rutilius Namatianus）便是一例。他认为基督教犹如使人失去活力的毒品，应加压制，并要求返回崇拜刚健的异教诸神。利奥仅下了一道敕令给阿廖斯托——利奥似乎觉得他在费拉拉已很受照顾——严禁盗印他的诗作。阿廖斯托颇觉恼怒，因为他早先希望教皇的赏赐应与他的史诗等量齐观。

利奥既已失去阿廖斯托，仍能从才华较逊、命数较短的诗人中获得满足。他的慷慨经常使他误将劣才视为俊士，而赐以厚赏。有个佩萨罗港的贵族奎多·波斯图莫·西尔韦斯特里（Guido Postumo Silvestri）曾因亚历山大与尤利乌斯攫取佩萨罗港和博洛尼亚而奋起抵抗，并为文诛伐。现在，他写了一首优雅的哀悼诗献给利奥，比较这位新教皇统治意大利期间的福乐，与前任诸教皇在位时所造成的混乱和悲惨局面。利奥深为所动，便将没收来的产业归还给他，并命他为猎队中的行伴。但据当时的人说，奎多在欢宴时，因暴食豪饮，不久就死了。安东尼奥·泰巴底奥已先在那不勒斯赢得诗人的荣衔。他在利奥获选时赶往罗马（据某不确的传闻），并因一首开胃的讽刺诗而获利奥500金币的厚赠。无论如何，这位教皇监理索加桥（The Bridge of Sorga）的过桥费，这样“或能使泰巴底奥富裕自赡”。金钱固然能让学者们发挥才干，却难以培养诗人的天才。泰巴底奥写了更多的讽刺诗，利奥死后仰赖本博的慈善过活，却一直卧病不起。“别无抱怨，”有个朋友这么说道，“除了引不起酒兴之外。”他久卧病榻，74岁时才与世长辞。

摩德纳的莫尔札（Francesco Maria Molza）在利奥升任教皇之前，就已精擅诗文。听说教皇酷嗜诗文，便别离父母女儿，迁居罗马，继而迷恋一个罗马的女人，乐极忘乡。他撰写了一首畅达的田园诗，赞颂福斯蒂纳·曼西尼（Faustina Mancini），诗题为《台伯河的女神》（La Ninfa Tiberina）。利奥死后，他便离罗马赴博洛尼亚，做红衣主教伊普里托·迪·美第奇的侍从。当时传闻说，美第奇的宫廷里养有诗人、乐匠及才子300人。除阿廖斯托外，莫尔札的意大利诗，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典雅的。他的短歌，在风格上可与彼特拉克分庭抗礼，而诗中所激发的灵感则远驾其上。

有两个主要的小诗人对利奥的统治表示敬意。马尔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的成就，显露了这一时期如祥乐一般——教皇对文人墨客的善遇历久不衰，弗拉米尼奥、安德烈亚·纳瓦吉罗、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与卡斯底里欧尼诸人的友谊无可妒忌，虽然他们四人皆属诗人，这些人在肉欲泛滥的时代都能洁身自爱，不染一尘。弗拉米尼奥生于威尼托（Veneto）的西拉瓦尔（Serravalle），是诗人吉安纳托尼奥·弗拉米尼奥（Gianantonio Flaminio）之子。这位父亲不顾祖例，训练并鼓励其子写诗，16岁时又遣他赠诗给利奥，力主发动十字军以抗土耳其人。利奥不喜欢十字军，但颇爱其诗文，便资助他在罗马深造。卡斯底里欧尼带他到乌尔比诺（1515年）。后来其父又送他到博洛尼亚攻读哲学。最后，这位诗人才定居于维泰博，受英籍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Reginald Pole）的资助。他曾因力辞两处高位而闻名一时——与萨多莱托同为利奥的秘书及特伦特宗教会议的秘书。尽管他被疑同情宗教改革，他仍获多位红衣主教的厚馈。他在旅居国外期间，一直都渴望能在他父亲建于伊摩拉附近的别墅里，过宁静的生活，享受清新的空气。他的诗——几乎都用拉丁文写成，也几乎都以抒情诗、田园诗、悲悼诗、赞美诗及贺拉斯致友人的书信体等简短的形式写成——一再流露出他对乡村农庄的向往：

如今我将再度见你，

如今我将欣见父亲手植之树，

我将怡然在我的小屋内酣睡片刻。

他抱怨受困于喧嚣的罗马城中，并深羡一位匿于乡村避静、闲读“苏格拉底的书”的友人，因为后者“根本无意于民众赠予的薄名”。他梦想在绿谷里徘徊，并携维吉尔的“农事诗”与塞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诗为伴。他的诗文中，最动人的是悼祭其父的挽诗：

您的一生，父亲，舒适而愉快，

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学识渊博，口若悬河，

身心健康，体格强壮；

待人和蔼，敬虔无匹。

如今，年逾八十，您去往众神的福乐之境。

去吧！父亲，并随即带着孩儿与您共赴天国。

马可·吉罗拉莫·维达（Marco Girolamo Vida）是更加逢迎利奥的诗人。他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精通拉丁文，甚至能写出优雅的说教诗《论诗学》（De Arte Poetica），或论蚕的成长，或论棋弈。利奥极为赏识这种游戏，便遣人请维达来，给予高薪，再请他以耶稣的生平撰写一首拉丁文的史诗来冠饰当时的文学盛况。于是，维达便着手他的《克里斯提亚德》（Christiad），可惜利奥死得太早而无法见及。克莱门特七世继承利奥的遗愿，继续资助维达，赠他主教的辖区以为奉养之资，但克莱门特也在该史诗问世（1535年）之前就谢世了。维达开始写的时候，还是一个修道士，写完时则为主教，但他无法避免那些流行于利奥时代的古典神话典故。这些典故或许会使那些忘了希腊、罗马神话，而以基督教为文学神话的人深觉不伦不类。维达称天父为“翻云覆雨的众神之父”（Superum Pater Nimbipotens）和“奥林匹斯的统治者”（Regnator Olympi），他一直将耶稣描写为“英雄”，他掺入蛇发女怪、乌身女面怪、半人半马怪与九头蛇怪等。这样高贵的主题实应配以相称的体例，而不宜是《埃涅阿斯纪》这部史诗的改编。维达最佳的诗行，并不是向《克里斯提亚德》中的基督致意，而是向《论诗学》的维吉尔宣诉：

啊！意大利的荣耀！光芒绚烂无比

为众诗人所莫及！我们以花冠敬拜你，

并给你乳香与神龛。对你

我们当然永远以圣诗颂赞，

以赞美诗回忆。万岁，神圣无比的诗人！

你的荣耀并不因我们的赞美而微增，

也无须我们的呼声。来吧，看望你的子孙，

将你那温暖的灵精倾入我们的虔心；

来吧，父啊，将你的自我摆在我们的灵魂中。

古典艺术的复兴

当时的异教精神因古典艺术的出现与发掘而升腾。波焦、比昂多、庇护二世诸人，都抨击过古典建筑物的损毁，但损毁的事情仍有所闻，当钱财的积累使罗马能从废墟中建起又新又大的建筑物时，这种现象或许更多。建筑工人不断将古旧的大理石投入熔炉，以制出石灰。保罗二世利用圆形剧场的石墙来盖圣马可宫，西克斯图斯四世拆除海格力斯神殿，并将台伯河桥改制为炮弹。太阳神的神殿用来建造圣塔玛利亚·玛吉俄的一处教堂、两处公共喷水池及罗马七丘上的一处教皇皇宫的材料。艺术家反而在无意中破坏了艺术品。米开朗基罗利用卡斯特与普鲁克斯神殿的一根柱子给马可·奥勒留当作骑马像的台子，而拉斐尔用那个神殿里另一根柱子的部分，雕成约拿的塑像。西斯廷教堂的建材是从教皇哈德良的寝陵中挖取的。事实上，兴建圣彼得教堂的大理石，都是取自古典的建筑物。教皇安托尼努斯与佛斯提娜庙堂的垫石、台阶及山形墙，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与奥古斯都的凯旋门，罗慕路斯的神庙等，也都用来盖新的祠庙。在整整4年中（1546—1549年），新一代的建筑师破坏或拆除了卡斯特、普鲁克斯、恺撒及奥古斯都的神殿。这些破坏者辩称：所余的异教纪念碑石仍很充足；废墟占了可观的空间，影响该市重建的秩序；而营建的材料也大半用来兴建基督教堂，其美观的程度实不亚于废墟，或许更能讨得上帝的欢心。

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的荟萃，延缓了毁损的程度，并引起保存古迹的运动。历代的教皇搜集异教的雕刻品和零散的建筑物，并运抵教廷与罗马七丘的博物馆存藏。波焦、美第奇、庞波尼阿斯·赖特、银行家、红衣主教等，也将他们所能获得的珍贵古物，聚于搜藏品中。许多古典的雕刻品被藏于王宫和花园，直到19世纪。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巴尔贝里尼（Barberini）的“农牧神”、鲁德维西的“宝座”及法那斯的“海格力斯”。

挖掘者在蒂图斯的巴思（Baths of Titus）附近挖出（1506年）一组既新而复杂的雕刻品时，整个罗马都为之轰动。尤利乌斯二世派遣朱利亚诺·桑加罗去视察，米开朗基罗也一道去了。桑加罗一看到那具雕像，就不禁叫道：“这正是普林尼提起过的拉奥孔。”尤利乌斯买下来摆在望楼宫（The Belvedere Palace），并重赏挖掘者及其子年金600金币，直至他们老死。古典的雕刻品变得如此珍贵。而如此的厚赏更鼓励了探勘艺术品的人。一年之后，有个探勘者发现了另一组古物：海格力斯与婴儿忒勒福斯（Telephus）。其后不久，“熟睡的阿里亚德妮”出土。寻觅古代手稿的狂热，现已与重获古物的热望不相上下。利奥对这两者的渴求都很强烈。挖掘古物者在他任职期间寻得了所谓的“反圣灵”及尼罗河神和台伯河神的雕像，这些都藏于梵蒂冈博物馆内。只要力所能及，利奥随时都会购回美第奇家族一度拥有的珠宝、浮雕玉石及其他散失的艺术品，并置之于教廷。马佐基（Iacopo Mazochi）与阿尔贝蒂尼两人获得他的资助，先从焦孔多诸人以前的工作开始，经过4年的工夫，尽力模制罗马遗迹上的雕文，然后发表了《罗马城的古隽语》（Epigrammata Antiquae Urbis Romae）一书（1521年）——这是古典考古学上的一件大事。

1515年，利奥任命拉斐尔整理古物。这位年轻的画家获得马佐基、富尔维奥（Andrea Fulvio）、卡尔沃（Fabio Calvo）、卡斯底里欧尼诸人的协助，设想了一个颇为不凡的考古计划。1518年，他致书利奥，恳求教皇运用教会的权力来保存所有的古典遗迹。信上的措辞或是卡斯底里欧尼式的，其中的热情则属拉斐尔所有：

当我们熟思这些古人的神威，当我们凝视这个名城——此世之母与王后——的遗迹，竟如此悲惨地混杂交错一处……多少教皇竟也容许古老的神殿、雕像、拱门及其他的建筑物——创建者的荣耀——毁损！……我敢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罗马城，尽管庄严、美丽并耸立着皇宫、教堂及其他的宏伟建筑物，一切都是用古代的大理石烧成的石灰黏合的……

这封信不禁使我们想起：即使是拉斐尔逗留于罗马的10年中，毁损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它概观建筑史，抨击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的粗鄙（此处宜称哥特式与条顿式），推崇希腊与罗马体系，以作为完美与鉴赏的典范。最后，该信还指出组成专家团的必要。罗马应分成从前奥古斯都所定的14个地区，而在每个地区中，所有的古迹都应细加勘查与记录。拉斐尔早殁，利奥继而谢世，使这项伟大的计划迟缓了许久。

遗迹古物的寻获，影响了整个艺术界与思想界，对布鲁尼里斯哥、阿尔贝蒂、布拉曼特诸人的影响尤为深刻，现在已臻极致，到帕拉迪欧时，已几乎完全一味抄袭古时的形式。吉贝尔蒂与多纳泰洛两人已先尝试仿古。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塔斯》（Brutus），其拟古的程度，已达惟妙惟肖的境地，其余的仍保留热情奔放和非古典的本色。文学将基督教的神学转变为异教的神话，并以奥林匹斯取代天堂。绘画方面，古典的影响表现于异教的主题和异教的裸体画。深获历代教皇宠爱的拉斐尔，亲自在皇宫的墙壁画上普赛克（Psyches）、维纳斯和丘比特；而古典的素画图案与错综图饰也刻于标柱；数以千计的罗马建筑物上，其檐板与腰线上则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古典的夸耀很明显地表现于新建的圣彼得教堂。利奥一直任命布拉曼特为“该工程的大师”，但这位年老的建筑家因痛风而行动不便，焦孔多奉命帮他设计。然而焦孔多比年届70的布拉曼特还大10岁。1514年1月，利奥指派朱利亚诺·桑加罗（也是70岁）来督导工事。布拉曼特临终时，要利奥将这项计划托付给一个年轻人，特别是拉斐尔。利奥妥协了。1514年8月，他明令年轻的拉斐尔与年老的焦孔多两人共同督导工事。建筑虽非拉斐尔的本行，他仍然热心工作。他说，此后他只想住在罗马一地，而这“纯因对圣彼得教堂建筑的爱好……该教堂实为空前伟大的建筑物”。他接着以其特有的谦虚说道：

建筑费将高达100万金币。教皇拨款6万以为工事所需。他没有想到别的。他要我跟一位经验丰富的80多岁的教士合作。教皇知道这位高僧的寿数无多，因此决定要我跟从这位杰出的名匠学艺，从而获致建筑学上的技巧及这位硕僧的审美观……教皇每天都接见我们，并要我们阔谈建筑方面的话题。

焦孔多于1515年7月1日谢世。同月，桑加罗也从设计师群中退出。拉斐尔便独负重任，开始以一个两臂纵长无比的十字取代布拉曼特的底层图样，并设计了一个圆顶阁，这是安东尼奥·桑加罗认为太重、无法让支柱护持的。1517年，桑加罗受命又跟拉斐尔同为建筑师。而今每个步骤都起争论，拉斐尔也因替人绘相之约忙碌，对工事的推展失去了兴趣。同时，利奥的经费已然告罄，想要发行赦罪券来筹款，结果发觉德国的宗教改革使他忧心如焚（1517年）。直到米开朗基罗于1546年间奉命负责圣彼得教堂的一切时，建筑工事才有实质的进展。

米开朗基罗与利奥十世（1513—1520）

尤利乌斯曾留款给他的遗嘱执行人，嘱其将米开朗基罗为他设计的寝陵稍加修缮。这位艺匠在利奥任职的最初三年不懈工作，并从遗嘱执行人那里收到6100金币。寝陵或许大半都是在这三年完成的，而圣母教堂的《基督复苏》（Christ Risen）——一个英俊的裸体运动员，其后则以铜制缠腰布覆身——也在当时竣工。米开朗基罗曾于1518年5月写了一封信说，西尼奥雷利到画室来向他借了80古里（giulii），但没有还。他又说：“他看到我在雕一尊4腕尺的大理石雕像，其双手系背负在后。”这或许是一尊普里吉奥尼（Prigioni）或《被虏者》（Captivi）雕像，象征城市或艺术品被勇猛的教皇当作俘虏逮回。卢浮宫里有一尊雕像与此不谋而合：一尊仅着缠腰布的壮健的人像，其双臂紧缚身后，缚索啮入肌肉。附近还有一尊更为精妙的《被虏者》，除了胸部覆以一条细索外，全身裸露。这尊体形壮健的雕像并未夸张；其身躯健美，调和至极；这就是希腊式的完美至境。佛罗伦萨研究院里有四尊未经雕成的《奴隶像》（Schiavi），显然是想当作女像柱，以护持该寝陵的上层建筑物。这个未经建成的陵墓现在藏于温哥利圣彼得罗的尤利乌斯教堂里面：一个壮丽的大宝座，雕塑雅致的支柱及坐着的摩西——一个须、角及怒眉不太相称的怪物，手持律法表（Tables of the Law）。瓦萨里有一则似乎未必可信的故事，但我们愿意相信的话，就会发觉犹太人也在周日走进基督教教堂里“不将这尊雕像当作用手雕成的艺术品瞻仰，而当作神圣的东西膜拜”。“摩西”的左边是《利亚》（Leah）的雕像，右边则为《拉结》（Rachel）——这尊雕像正是米开朗基罗所谓的“活泼与沉思的生命”。其余的护墓雕像都是他的助手胡乱雕成的：《摩西》的上头是一尊《圣母》的雕像，《圣母》的脚底是尤利乌斯二世半卧的雕像，头上戴着教皇的冠冕。整个陵墓的雕像散乱至极，混乱、庞大、不匀称、不循理。这项工作从1506年拖到1545年，时常中辍。

雕塑的工作正在进行时，利奥——或许是在佛罗伦萨停留期间——想将圣洛伦佐的教堂盖好。这是美第奇家族的宗庙所在地，其中有科西莫、洛伦佐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坟墓。布鲁尼里斯哥建好了教堂，但正面没有完成。利奥命拉斐尔、桑加罗、巴吉奥·阿尼奥洛、里亚·圣索维诺与伊库甫·圣索维诺等提交计划，以期完成教堂正面的建造。米开朗基罗主动提交自己的计划，利奥认为最好而采纳了。这么说来，尽管很多人认为教皇此举失当，其实无可厚非，因为那是米开朗基罗自己分心，不顾尤利乌斯陵寝的建造。利奥派他前往佛罗伦萨，再到卡拉拉采集大理石。他返回佛罗伦萨后，便雇请助手赶工，后因发生争吵，统统将他们遣散，然后无精打采地想起这项非属本行的建筑工程。利奥的堂兄，红衣主教朱利奥·美第奇窃用一些大理石建造大教堂，米开朗基罗闻悉震怒，但仍迁延时日。最后（1520年），利奥跟他解约，但没追回先前支付给他的费用。皮翁博要求教皇再次分派差事给米开朗基罗时，利奥婉拒了。他承认米开朗基罗在艺术上的权威，但他说：“你自己也看得出来，他的为人很令人担心，我不愿再与他有任何纠葛了。”皮翁博把这话告诉了他的朋友，说：“我对教皇陛下说，你这种令人担心的行径对别人并无害处，只是因为你浸淫于那伟大的工作，才让别人觉得可怕。”

这个“可怕”得出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精力。这是一种狂野而耗神的力量，折磨并支撑米开朗基罗的躯体达89年之久。其次是一种几乎无视于一切的意志力，能控制那个精力，使之指向某一个目标——艺术。精力受集中的意志支配，这也差不多就是天才的定义了。该精力即视形体不定的石块为挑战的对象，从而加以抓取、捶击与雕琢，直到那块石头呈现深远的意义。这种精力跟下面这种毅力相同：怒弃使人发狂而无聊透顶的人生，从不想到衣着整洁或表面的谦恭以及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若非盲目奋进，则亦与盲目奋进者偕往），不顾信约已毁，友谊已绝，身衰力弱，终至精疲神乏，心力交瘁，却完成了工作——留下万世不朽的绘画、雕刻及一些建筑物。“如果上帝助我，”他说，“则我将制出意大利前所未见的佳作。”

在一个讲究容貌漂亮与服饰华丽的时代，他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身材中等，双肩宽阔，躯体瘦削，头大，眉高，两只招风耳，脸孔长而忧郁，鼻子低扁，眼小而锐利，头发与胡子皆已灰白——这就是米开朗基罗在壮年时的画像。他穿旧衣裳，经久不换，直到那件衣裳几乎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他似乎一半是听从他父亲的告诫：“记得别刷洗。把身子擦干净，但别刷洗。”他虽然有钱，却过着穷人的生活，节俭得近乎吝啬。他就近取食，有时只啃面包皮度日。在博洛尼亚时，他跟三个工人同居一室，同睡一床。“当他精力旺盛时，”康第维说，“他往往和衣而睡，甚至连那双高筒靴也不脱，他总是这么穿着，免得不时抽筋……在某些季节里，他穿靴不脱过久，以致一脱下来，连皮也跟着皮靴脱落。”诚如瓦萨里所说的，“他不想脱掉，只因为还得再穿上”。

他虽以家系高贵而骄傲，却喜贫厌富，宁取无识者而不趋有学者，情愿劳动筋骨而无意闲散奢侈。他赚得的钱大半都赠给衣食无着的亲族。他喜欢孤独。他觉得跟那些没有才智的人闲谈实在难以忍受。不管身在何处，他都随心所欲。他不怎么喜欢漂亮的女人，倒是靠着节欲省下了一笔钱。当某个教士对米开朗基罗未婚无子表示遗憾时，他答道：“我在艺术上有个很好可是令人受不了的妻子，她已给了我太多的麻烦。我的孩子就是我将留下的那些作品。如果它们不很值钱的话，至少也会存留一段时间。”屋里有女人他就受不了。他宁可跟男人做伴或画画。他也画女人，但画的总是成熟的女人，而不是娇媚的少女。奇怪的是，他跟达·芬奇两人显然对女人的肉体美无动于衷，而大半的艺术家则认为那是美的体现与源泉。没有证据说他是同性恋。在卡拉拉时，他整天从清晨起就骑在马鞍上，指挥采石匠和筑路工人。晚间就在小屋里的灯光下研究计划，构绘明天的工作。他有时也会显得懒散，之后又是创意勃发，一切都置诸脑后，连罗马城失陷也不顾了。

他专注于创作，很少与人交往，虽然他也有挚友。很少会有朋友或什么人与他共餐。他与忠仆阿马多里（Francesco Degli Amadori）为伴，甚感满足。阿马多里已照顾他25年之久，多年来与他同床共眠。米开朗基罗的赏赐使阿马多里致富。阿马多里死时（1555年），这位艺术家真是伤心欲绝。他对别人总是脾气暴躁，言语尖刻，粗评滥骂，随时都会暴怒，对任何人都疑虑满怀。他说佩鲁吉诺是个傻瓜，并对弗兰西亚之子批评其父的画，说晚上画的比白天好。他很嫉妒拉斐尔的成功与名气。这两位艺术家虽然互尊互重，但拥戴他们的人结派分党。圣索维诺曾写信怒责米开朗基罗说：“愿你说人好话的那天永受诅咒。”的确有这么几天，当米开朗基罗看到提香替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所画的像时，他表示不知道艺术竟臻于这种境界，唯有提香才够得上画家之名。他那尖刻的脾气与忧郁的心情，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有时，他会忧郁得濒临发狂。他年岁大时，对地狱的恐惧使他认为他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罪恶，因此资助穷人家的女孩子，以邀宠愤怒的神祇。神经过敏几乎天天给他带来痛苦。早在1508年，他就写信给他父亲说：“快15年来，我才得着这么一个钟头的安宁。”尽管他还有58年可活，但这样的时刻不会太多。

拉斐尔与利奥十世（1513—1520）

利奥不理睬米开朗基罗，一半是因为他喜欢心气平和的人，一半是因为他对建筑或粗枝大叶的艺术不太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大教堂里的珠宝及纪念碑上的小画像。他使卡拉多索、萨巴（Santi de Cola Sabba）、纳尔迪尼（Michele Nardini）等金匠忙着铸雕珠宝、浮雕、勋章、钱币、圣器。他死后，留下珍藏的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翡翠、钻石、珍珠、宝冠、法冠、胸饰等，价值高达204655金币。不过，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这其中大半是前任诸教皇的遗物，是教产的一部分，而且不受通货贬值的影响。

他敦请了20位画家到罗马，但他真正喜欢的只有拉斐尔一人。他试用过达·芬奇，认为他懒散而把他辞退了。巴托罗米奥于1514年来到罗马，画了一幅圣彼得和一幅圣保罗的像，但那紧张的气氛对他颇不合宜，于是不久就回到佛罗伦萨的寺院去过宁静的生活了。利奥很赏识索多玛的作品，但又不敢让那个鲁莽的浪子在教廷到处游荡。皮翁博则获得利奥的堂兄朱利奥·德·美第奇的资助。

拉斐尔的性情与鉴赏力都很能投合利奥。他们都是温厚的享乐主义者，认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乐趣，皆视之为天堂福地。他们勤勉工作，尽情玩乐。利奥硬逼着这位幸运的艺术家勤苦工作。“房间”的竣工，为西斯廷教堂的花毡设计底图，装饰教廷侧临庭院的走廊，建造圣彼得教堂及保存古典的艺术品等。拉斐尔很乐于接受这些嘱托，还抽空画了20幅宗教画、数套异教的壁画，及50余幅的圣母画像与人像，其中任何一帧都足以使他致富获名。利奥见他柔顺，又让他安排贺宴，为某出戏画布景，并替他所喜爱的人物画像。或许是因工作过度及爱情，拉斐尔盛年而殁。

此时正值年富力强、声名极盛之际。他曾于1514年7月1日致书给他“亲爱的西蒙叔叔”……西蒙对他亲如其父，曾责怪他迟迟不婚，他以充满自信的愉快口吻写道：

至于妻子，我得跟你说：我每天能这么高兴，是因为我不曾娶了你所安排的或任何别的女人。目前我一直比你聪明……我相信你看得出我现在过得很痛快。我在罗马拥有3000金币的资本，另有固定的收益金币50。教皇陛下钦赐薪资300以监造圣彼得教堂，这个款项只要我活着就有……此外，只要是工作所需，他们都会给我。我已经开始为教皇陛下装饰一个大厅，由此我还能得到1200金币的报酬。这么说来，我亲爱的叔叔，你该看得出我确实是在为门楣争光，为国家争荣。

他蓄有一撮黑胡子，或是有意掩饰他的年轻。他的生活优裕，甚有奢华之势，住的宫室由布拉曼特所建，后以3000金币卖给拉斐尔。他穿着年轻贵族的服饰。他来访教廷时，作陪的尽是有威仪的学者与随从。米开朗基罗数落他说：“你带着扈从同行，犹如一位将军。”拉斐尔答道：“你孑然独行，就像个绞吏。”他依旧是个和善的青年，不忌人所长，却善与人争较，不像从前那么谦虚（他怎么会？），随时都想助人，将杰作送给友人，并慨助那些运道较差、才情较逊的艺术家。他的机智偶尔也显得异常敏锐。两位红衣主教来访他的画室，尽在他所画的像上找毛病消遣，并说《使徒》的脸孔太红，他答道：“阁下，请勿感到讶异，我是故意这么画的，当他们发觉教会竟然是由你们这批人掌管时，难道我们就不会想到他会在天堂脸红吗？”然而，他也曾毫不感到愤懑地接受纠正，圣彼得教堂的计划就是一例。他会以模仿别的艺术家的优点来使他们得意，但并不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与创见力。

他若非深受女人的娇媚吸引，就不会把她们画得那么动人。他在《争论》这幅画的背面写上了情诗。他有好几个情妇，但每个人，包括教皇在内，似乎都认为：这么伟大的艺术家有权如此消遣。瓦罗在描写拉斐尔的乱交之后，在隔两页处说：“凡是此生模仿他的贞洁者，将在天堂获赏。”这显然没有发觉其中的矛盾。当卡斯底里欧尼问拉斐尔，他所绘的那些美女到底是在哪里寻得的模特儿，他回答说，他是从不同的女人中综合她们的美质，然后依其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他需要各色各类的样品。尽管如此，他的人品和作品都有一种健全与提升生命的风格，他虽身处一个充满冲突、分歧、嫉妒与挑剔的时代，他的事业依旧统一、平和与稳定。他对使利奥和意大利心劳神疲的政治熟视无睹，或许因为他觉得：政党与国家的争权夺利，都是历史上无聊的琐事，而最要紧的莫过于献身于真、善、美。

拉斐尔让那些放浪形骸的人去追求真，而自以尽力于美为满足。利奥统治的最初几年，他继续装饰《伊利欧多罗诗篇》。由于一时兴起——并且是为了象征“野蛮”被逐出意大利——尤利乌斯选定阿提拉王与利奥一世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晤面（452年），作为该室次要的壁饰。利奥十世登基时，拉斐尔已经为利奥一世绘好尤利乌斯二世的模样。该画经过修改，则变成利奥了。比这幅大画还要成功的，是拉斐尔画在该室窗户拱门上的那幅小画。在这幅画中，新教皇或许是想纪念他在米兰逃离法军的缘故，建议以彼得被天使从牢中释放为主题。拉斐尔尽施其构图的技巧，使一则被窗叶隔成三景的故事，呈现出谐和与生命：左边是打盹的守卫，顶上有个天使在唤醒彼得，右边是天使引导这位困倦而茫然的使徒步向自由。天使的光彩照亮了牢狱，闪烁在军士的盔甲上，使他们睁不开眼，而一弯新月照亮浮云。这一切都使该画成为以图画表现光的典范。

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渴望以各种新的技巧来表现。布拉曼特未曾获得米开朗基罗的允许，在西斯廷教堂拱形圆顶的壁画竣工之前，暗自带着他的朋友去观赏一番。拉斐尔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或许是他的谦虚依旧掺杂傲气所致，他深感面对的是一位比自己更强但较不谦和的天才。他将这种新的影响表现于赫利多鲁斯（Helidorus）房间天花板壁画的主题和形式上：《上帝对挪亚的显现》（God Appearing to Noah）、《亚伯拉罕的献祭》（Abraham’s Sacrifice）、《雅各之梦》（Jacob’s Dream）及《燃烧的灌木》（The Burning Bush）。这种新的影响再度表现于《先知以赛亚》（Prophet Isaiah）中，这幅画是他为圣奥古斯丁教堂画的。

1514年，他开始修饰一间以其中一幅画《小村之火屋》（Stanza Dell Incendio Del Borgo）为名的房间。有个中古时期的传说，教皇利奥三世仅做了一个十字的手势，就熄灭了势必将焚毁波哥的大火。或许拉斐尔只绘了这幅壁画的草图，然后指派他的学生吉安·彭尼（Gianfrancesco Penni）完成细图。即使如此，这幅画的构图仍然精巧动人，表现了拉斐尔最佳的情节叙述风格。拉斐尔在画中融汇了古典与基督教的故事，其左描绘健壮的埃涅阿斯背负健壮的老父恩科西斯（Anchises）奔往安全的去处。另有一幅构绘精巧的裸体男性，挂在焚屋的墙头上，随时都会掉下来。米开朗基罗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这3幅裸体画上。拉斐尔的风格较显著的是，一位紧张的母亲靠在墙上将婴儿交给一个站在下面翘足的男人。在宏伟的圆柱之间，数群妇人向教皇求助，而教皇则站在露台上，从容不迫地命令大火熄灭。在这幅画中，拉斐尔依旧表现其造诣的巅峰。

该室其余的画，还是由拉斐尔起草，或许连草图也是由他的学生帮忙画的。瓦加就按照这些底样将在查理曼面前画的《利奥三世之誓》（The Oath of Leo III）画在窗门上头。出口的墙上由另一位更为优异的学生朱利奥·罗马诺——文艺复兴艺术家中，唯一杰出的罗马本地人——画上了《奥斯蒂亚之战》；利奥四世（酷似利奥十世）在画中逐退了入侵的穆斯林（849年）；在其他空白处，这些能干的学生绘上了被理想化的君主画像，他们都对教会有过贡献。在最后一幅画《查理曼大帝的加冕礼》（The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中，利奥十世变成利奥三世；而画成查理曼大帝的弗兰茨一世借摄政而达成其当皇帝的野心。这幅画遥应利奥于前年（1516年）在博洛尼亚约晤弗兰茨的盛况。

拉斐尔给第四组房间，即君士坦丁大帝厅绘了草图。那几幅画都是在他死后受到克莱门特七世的资助才完成的。同时，利奥十世催促他着手修饰侧临庭园的走廊、即布拉曼特建以环绕教廷圣达玛苏斯宫（St.Damasus）的开敞式柱廊。拉斐尔亲自完成了这些柱廊的建造。1517—1519年，他为某处柱廊的天花板构绘了52幅壁画，重述始于《创世记》迄于《最后审判》的圣经故事。实际的绘制皆委托罗马诺、彭尼、卡拉瓦焦诸人，而乌迪内则将挨壁柱与拱廊下端，饰以欢乐的图画与灰泥油漆绘成的蔓藤花纹。这些柱廊壁画有时会重复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主题，不过画迹较淡，精神也更朴实爽快，其所欲表现的并非庄严雄伟的气势，而是愉悦的描述，如亚当、夏娃及其子孙享用伊甸园之果，三位天使访亚伯拉罕、以撒拥抱利百加、雅各与拉结汲水、约瑟与波提乏（Potiphar）之妻、摩西之判决、大卫与巴西巴（Bathsheba）、牧羊人之朝拜等。这些小画当然无法与米开朗基罗的相提并论。它们所拟表现的世界与类别迥异——女性的优雅，而非男性的雄武。它们表现了拉斐尔最后5年无忧无虑的心境，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小画则表现了造诣已达巅峰的米开朗基罗。

利奥对尤利乌斯统治下的繁华或许有点妒羡。在他登基之后不久，就想以挂毡装饰西斯廷教堂的墙壁来纪念自己就任教皇。意大利境内的织匠比不上佛兰德斯，而利奥认为佛兰德斯的画家比不上拉斐尔。他委托这位艺术家（1515年）画10幅草图，描写《使徒行传》中的数景。其中有7幅被鲁本斯于1630年在布鲁塞尔卖给英王查理一世，目前珍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这些都是旷世杰作。拉斐尔尽其所能，精研构图、组织戏剧性的效果。在整个画史上，很少有能超过下面这些作品的：《网鱼神迹》（The Miraculous Draught of Fishes）、《基督对彼得的托付》（Christ’s Charge to Peter）、《亚拿尼亚之死》（The Death ofAnanias）、《彼得治愈跛者》（Peter Healing the Lame Man）及《保罗在雅典的讲道》（Paul Preaching at Athens）——虽然最后一幅画在佛罗伦萨画家马萨乔的画室里失窃了。

这10幅草图被送往布鲁塞尔，由奥利（Bernaert Van Orley，拉斐尔在罗马的弟子）以丝毛织就。在短短的3年中，完成了7件挂毡，约1520年全部织完。1519年12月26日，有7件已挂在西斯廷教堂的壁上，罗马的名士都被邀来观赏，轰动一时。帕里斯·德·葛拉西斯在日记上这样写道：“整个教堂的人见了这些挂毡都目瞪口呆，一致认为是旷世佳作。”每件挂毡费资2000金币，全部的制费耗尽利奥的府库，只得再兜售赦罪券与僧职。 [1] 利奥必然会以为：他跟拉斐尔在同一个教堂内的艺术战，已足以颉颃尤利乌斯与米开朗基罗，并会赢得胜利。

拉斐尔的作品数量多得惊人。他在37年中画的，远比米开朗基罗到89岁时的作品还多。这使我们很难确切地总结他的成就，因为几乎每件作品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杰作。他设计过镶嵌细工、木工手艺、珠宝、勋章、陶器、铜器皿与半浮雕、香盒、雕像、宫殿等。米开朗基罗听说拉斐尔设计了一个图样，不禁忐忑不安。佛罗伦萨的洛提（Lorenzetto Lotti）就按照这个图样，在大理石上刻了一尊约拿骑鲸雕像，结果使米开朗基罗重获信心——拉斐尔没有专注其绘画的艺术，实为不智之举。他在建筑方面的表现较佳，因为其友布拉曼特指引他。约1514年，当他负责圣彼得教堂的建筑时，他请其友卡尔沃（Fabio Calvo）替他将罗马建筑家维特鲁维亚的作品译成意大利文。此后，他便热爱古典建筑物的风格与形式了。他续建布拉曼特未曾完成的柱廊工事，很得利奥的赏识，因而授命他主管教廷所有的建筑与艺术部门。拉斐尔在罗马兴建了一些平凡的宫室，并为红衣主教朱利奥筹建优雅的玛达玛别墅（Villa Madama）。但这项工程主要还是由罗马诺担任建筑师与画师，由乌迪内担任装饰师。仅存的拉斐尔的建筑杰作，是他死后才按照他的计划建造的潘多尔菲尼宫（Palazzo Pandolfini），这依旧是佛罗伦萨最精美的宫室之一。他又漫不经意地展露才华，为其友银行家基吉在圣玛利亚修道院建了一个小教堂，还为他的马盖了一个马厩（1514年），足供一个皇宫所需。为了了解拉斐尔和利奥时代的罗马，我们只好稍停下来看看这位卓越不群的基吉。

[1] 利奥既殁，这些挂毡都被典当来减缓教会的破产。罗马城陷落时，这些挂毡受到严重的损毁，有一件被砍成碎片，两件卖到君士坦丁堡，约1554年才尽数回归西斯廷教堂。每年的“圣餐节”盛会，都在圣彼得罗广场展出让民众观赏。路易十四仿绘成油画。1798年被法人掠走，但1808年又复返教廷。目前这些挂毡有其悬挂的专室，即“挂毡厅”（The Galleria Degli Arazzi）。

基吉

他代表罗马当地的新团体：富商或银行家，通常不是罗马本地人。他的财富使旧的罗马贵族黯然失色，而他对艺术家与作家的慨助，只有教皇与红衣主教才能胜过。他生于锡耶纳，对理财的巧术日益精进。43岁时，他已成为全意大利主要放贷给共和国与王国、基督徒与异教徒的财阀。他提供资金，与若干国家交易，包括土耳其在内，并依约从尤利乌斯二世处取得明矾与盐的专售权。1511年，他给尤利乌斯一个额外的理由与费拉拉交战——阿方索公爵居然敢低于基吉的定价，贱售食盐。他的公司在意大利的大城市及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开罗、里昂、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都设有分行。百艘船只皆插他的旗帜航行，为数2万人由他支薪，6位君王赠他礼品，他的骏马选自苏丹，他访问威尼斯（他借给该市12.5万金币）时，就坐在总督的旁边。利奥十世曾要估计基吉的家财，他也许是因不愿缴税的缘故而答称难以计算。不过，一般都认为他的岁入高达7万金币。他的银盘与珠宝与罗马贵族所有的总数相等。他的床架雕以象牙，覆以金和宝石。浴室的设备皆以纯金做成。他拥有12处宫殿与别墅，其中最富丽堂皇的就是台伯河西岸的基吉别墅（Villa Chigi）。这栋别墅由佩鲁齐设计，佩鲁兹、拉斐尔、索多玛、罗马诺及皮翁博诸人作画装饰。1512年竣工时，罗马人皆欢呼祝贺，都认为是罗马当地最堂皇的宫殿。

基吉所举办的宴会也闻名遐迩，几可媲美恺撒时代的卢卡卢斯。1518年，他在拉斐尔刚刚建成而尚未饲养骏马的马厩里，招待教皇利奥与14位红衣主教，珍馐满桌，耗费2000金币。在那次闻名的大餐宴中，有11件大银盘失窃，或是贵宾的仆从所为。基吉不做搜查，而仅礼貌地表示惊异说，失窃的就这么一点。餐宴后，丝毡、挂毡及精美的家具都被移开，而百匹骏马被牵进马厩。

数月后，这位银行家又举办了一次盛宴，这次是在凸出河中的别墅柱廊里举行。每道菜过后，盛过菜的银器都当着宾客的面抛入台伯河，表示每个盘皿都不用第二次。基吉的仆佣早先就已在柱廊窗户底下暗中布好网。宴毕之后，他们便拉起河中的网，拿出银盘。1519年8月28日，在该别墅的正厅欢宴时，每位客人——包括教皇利奥与12位红衣主教——所用的金银盘皿上，都精雕着自己的座右铭、饰章和徽章等，并盛以刚从各国或各地运入，为宴会使用的鱼、野味、蔬菜、水果、珍馐等。

基吉想以慨助文艺活动来补偿对财富的炫耀。他资助维泰博的学者贝尼尼奥（Cornelio Benigno），编辑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并在自己的家中购置印刷机以方便印刷。那部印刷机的希腊文字模，是马努蒂乌斯两年前发行《颂歌》（Odes）时用过的，形体美极。这是首次在罗马印刷的希腊文书籍（1515年）。一年后，那部印刷机又印行了塞奥克里托斯的校勘本。基吉虽然不曾受过很多教育，却以与本博、焦维奥、阿雷蒂诺诸人交往为荣；后者在罗马的谚语“没有钱臭味”里，包含了一个及物动词。除钱财和情妇之外，基吉还喜爱艺术塑造的各类美物。他对艺术家的托佣可与利奥颉颃，这使他对文艺复兴作了异教徒式的解说。他搜集在宫殿与别墅中的艺术品，多得能装满一个博物馆。他似乎认为他的别墅不仅是住家，还是公共艺术品的陈列馆，民众偶尔也可入内参观。

基吉终于在基吉别墅娶了与他相处已有8年的那位贤妻。8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距拉斐尔谢世仅数日而已。他的遗产总计为80万金币，主要分给他的孩子。长子洛伦佐·基吉（Lorenzo Chigi）闲游浪荡，1553年被断定为癫狂。基吉别墅于约1580年贱售给红衣主教法尔内塞二世，此后即改名为法尼西纳（Farnesina）。

拉斐尔：末期

早在1510年，拉斐尔就从这位快乐的银行家那里接受少量的委托金。1514年，拉斐尔替他在佩斯教堂画了一幅壁画。所绘的空间窄小而不平。拉斐尔为了使画面显得匀称，将其分为四个女预言家，即库米尔、波斯、弗里吉亚、提伯亭（Tiburtine），这些异教的女预言家没有陪伴的天使。其画像都很高雅，因为拉斐尔所绘的，都少不了高雅的风格。瓦罗认为那是这位年轻艺术家最杰出的作品。这些画模仿米开朗基罗的女预言家，除了提伯亭之外。这位女预言家因年老而异常憔悴，对自己卜算的厄运深感恐惧。该画像实具有独创与戏剧性的威力。17世纪以前有个传说，拉斐尔曾因这些女巫画像的润资，跟基吉的会计有过误解。拉斐尔已先收到500金币，但画完时，又要求额外的报酬。会计认为已付过的500金币就是应付的全额。拉斐尔提议请一个内行的画家来评鉴那些壁画。会计要请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同意了。米开朗基罗虽然忌妒拉斐尔，却判定说，画中的每个头就值100金币。当这位惊讶至极的会计将这个意见报告基吉时，这位银行家命他立即付给拉斐尔额外的400金币。“要待他亲切，”他告诫道，“使他能够满足。要是他叫我为画里的帷幔付钱，我就破产了。”

基吉不得不小心翼翼，因在同年，拉斐尔又在基吉别墅替他绘了一幅气氛欢愉的壁画——《加勒蒂亚的获胜》（The Triumph of Galatea）。故事取自波利希安的《骑马对战》（Giostra）：独眼巨人波利菲墨斯想以歌声和笛声拐诱森林女神加勒蒂亚，但她不顾而去，好像是说：“谁要嫁给一个艺术家？”然后听任两条海豚拉着她那贝壳似的小舟驶向大海。她的左边有个俊健的森林女神，被一个强有力的半人半鱼的海神逮住，而丘比特也从云间射出漫天情箭以增厚情谊。画中的异教文艺复兴已达巅峰，拉斐尔则任其想象翱翔，画出优美无比的女人。

1516年，他以荣耀维纳斯与爱情获胜的壁画，替红衣主教比别纳装饰浴室，1517年，他更恣情自娱，为基吉别墅正厅的天花板与三角穹隆设计图样。他在图中以其禀赋的想象，绘出阿普留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的一则故事。普赛克公主因貌美而受到维纳斯的嫉妒。这位恶毒的女神吩咐其子丘比特撩起普赛克的情欲，使她爱上一个卑鄙无比的人。丘比特降抵人间来达成所托，却对普赛克一见钟情。他在夜间与她相见，并叫她抑制好奇心，不要打探他的身份。某夜，她起床点亮灯光，发现跟她同床而卧的原来是诸神中最俊美的一位，不禁雀跃万分。在她兴奋之际，一滴灼热的灯油掉在他的肩膀上。丘比特不觉惊醒，责她不该如此好奇，然后含愤而去。普赛克郁郁不乐，到处流浪。维纳斯因丘比特违拗母意，把他囚禁起来，并对天神朱庇特抱怨说，天国的风纪败坏了。天神便遣墨丘利逮来普赛克，罚她做维纳斯的奴隶，受尽酷虐。丘比特逃出囹圄，恳求天神赐他普赛克。这位困惑的天神跟往常一样，碰到这类对立的祈愿多拿不定主意，只得召集奥林匹斯诸神讨论此事。他对少女的娇媚很容易着迷，因而偏袒丘比特。众神顺从天神之意，一致同意释放普赛克，使她为女神，并将她赐给丘比特。最后一幕描写诸神欢宴神仙酒会，共祝丘比特与普赛克姻缘美满。我们认为这则故事是一个诚敬的譬喻：普赛克象征人的灵魂，只要经过折磨的净化，就可升登天堂。但拉斐尔与基吉并没有看出这个神话的宗教象征，仅视之为遐思俊男美女的良机。拉斐尔虽对肉体美有所偏好，仍能表现其高雅的风格，使清教徒无可挑剔。天性欢愉的利奥显然也无怨言。拉斐尔仅负责画中的人物与构图。罗马诺和彭尼两人依照草图画出各景，乌迪内加上镶边的花圈和茁生的花果。拉斐尔画派已成为一种媒介，其创作的目标几乎是要表现某种美妙的形式。

再也没有像拉斐尔的作品那样融汇异教与基督教色彩的了。这位醉心尘世的年轻人，过着王公般的生活，贪恋女色而用情不专（我们不妨破例这么说），在天花板上画出男女裸像以自娱。1513—1520年，他画了一些历史上最动人的画。他以无邪的肉欲欣赏，总是选取圣母画像作为主题，总共画了50次。有时他的弟子也会帮他，如《因潘纳塔的圣母像》（Madonna Dell Impannata）这幅，但他大半还是亲自作画，流露往日翁布里亚的虔诚的笔调。1515年，他为皮亚琴察圣西斯托修道院绘了一幅《西斯廷圣母玛利亚画像》：稳定的金字塔形构图，完美至极，画像逼真得像殉道者圣西克斯图斯本人一样；圣巴巴拉的仪态端庄，但有点太美，服饰也太过华丽；圣母的绿袍，微红留痕，被天风拂动；圣子天真无邪，颇类常人；圣母面颊淡红，微露悲意与讶异；帘幕被圣母后头的天使拉开，好让她升登天堂：这就是基督教世界喜爱的画像，是拉斐尔亲手所绘最受人喜爱的作品。《橡树下的圣家族》（The Holy Family Under the Oak Tree），也称为《珍珠圣母》（La Perla）；该画虽具传统的形式，却几乎同样优美，或许更动人。《圣母西笛亚》（Madonna Della Sedia）这幅画像的画意宗教性少，人情味多。那位圣母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修女，丰满娇美，热情内蕴。她以天生的母爱抱着她那白胖的婴儿，而那婴儿则羞怯地依偎在她的怀里，仿佛他已听说残害无辜幼儿的神话似的。这样的一幅圣母画像，就足以补偿许多幅《佛纳瑞拉》（Fornarinas）。

拉斐尔绘的耶稣画像很少。他的天性活泼，对受苦的冥想与画像都畏然退缩，他或许跟达·芬奇同样认为无法表露圣者的真相。1517年，他可能与彭尼合作，替巴勒莫的斯帕西莫（Santa Maria Dello Spasimo）修道院画了一幅《基督背负十字架》（Christ Bearing the Cross），这幅画也因而被定名为《西西里的斯帕西莫》（Lo Spasimo di Sicilia）。据瓦萨里说，该画曾历经险阻：运送该画前往西西里的那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了，但装画的板条箱安然浮上水面，漂抵热那亚。“连狂风怒涛，”瓦萨里说道，“也尊敬这幅画。”其后再次装船，陈列于巴勒莫，“比火山岛还要出名”。17世纪，西班牙菲利普四世曾将该画秘密运往马德里。这幅画中的耶稣只是一个疲惫与挫败的人，没有表露出他接受并达成了任务的隐意。拉斐尔在《以西结的异象》（The Vision of Ezekiel）中所表现的神性较为成功，虽然他还是从米开朗基罗的《人类的诞生》（Creation of Adam）借来庄严的神祇。

《圣塞西莉亚画像》跟《西斯廷圣母画像》，几乎一样闻名。1513年秋，一位博洛尼亚的女士宣称她听到上天的嘱咐，要她在圣蒙特教堂里建造一个附属教堂，以供奉圣塞西莉亚。有一位亲戚负责此事，并请其叔父红衣主教普奇（Lorenzo Pucci）以1000金币从拉斐尔处订制一幅相当的画像摆设于祭坛上。拉斐尔将乐器的部分交由乌迪内负责，他本人则于1516年完成该画，送往博洛尼亚，并附上一封措辞恳切的信给弗兰西亚。弗兰西亚被该画的美所打动，因而觉得该画绚烂无匹，画中的音乐感只在天上有，画中的圣保罗是在“沉思默想”，圣约翰如少女般狂喜，圣塞西莉亚可爱异常，抹大拉的玛利亚更是娇媚——变成迷人而无邪的少女——还有那映照在帷幔与玛利亚脚上的生命的光影。

现在又有绝佳的画像问世了。《卡斯底里欧尼像》（Baldassare Castiglione，现藏于卢浮宫）是拉斐尔最用心画的像之一，流露出无限的诱惑力，仅次于《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绒毛怪异的头饰，其次是皮袍与大胡子，因而想象这人是一个穆斯林诗人或哲学家，或者是荷兰画家伦勃朗眼中的犹太教牧师。然后是柔和的眼、嘴和紧握的双手，显示了利奥朝臣里那位温厚、善感、服丧的伊莎贝拉的牧师；我们应在看《朝臣》这部小说之前，先将这幅画像赏玩一番。《比别纳》绘的是这位红衣主教的晚年，倦于他的维纳斯，归于基督教。

《遮面女郎》（La Donna Velata）是否为拉斐尔所绘，尚待考证，但瓦萨里认为那是拉斐尔为他情妇所绘的画像，倒是颇为有理。她的形貌就是他用来画《圣塞西莉亚》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或塞西莉亚，或许还用来画过《西斯廷圣母》，该画像显得阴郁而肃穆，一块遮纱自头部垂下，颈部戴有一串珠宝，身着一件宽松而闪亮的袍子。柏琪斯画廊里有一幅《佛纳瑞拉》画像，可能是拉斐尔所绘，但前人认为那是他的情妇。该字意指“女银行家”或“银行家的妻子或女儿”。画中这位贵妇的姿色并不特别迷人，她的神色并不优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优雅的“蒙纱贵妇”，竟然就是尽兴享受一时之乐的那位。不过，拉斐尔的情妇不止一位。

然而，他对情妇的忠实远非艺术家们——他们对美的领受较之理性更为敏感——所能想象。拉斐尔曾受惠于红衣主教比别纳的厚助，但当这位红衣主教要拉斐尔娶其侄女玛丽亚时，拉斐尔只是勉强答应。他经年累月，一拖再拖，不履行诺言。据说，玛丽亚因一再被拒，竟至悲恸心碎而死。瓦萨里认为拉斐尔迟迟不娶，是期望能当红衣主教，对这样的高升，结婚是一个主要的——若是情妇则为微不足道的——阻碍。同时，这位艺术家尽量使他的工作地点接近情妇的住处。当拉斐尔在基吉别墅构绘《普赛克情史》（History of Psyche）时，由于距其情妇的宅所过远，往返费时过巨，银行家便将她安置于别墅里的寓处。瓦萨里说：“因此，那桩工作得以完成。”他认为拉斐尔早殁，是因为与这个情妇“经常沉湎酒色”。不过，我们不知道此说确否。

他最后的一幅画是阐释福音故事。1517年，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嘱托拉斐尔和皮翁博替纳博讷大教堂的祭坛背后绘一幅画。按朱利奥即受弗兰茨一世封为该大教堂的主教。皮翁博早就觉得自己的禀赋至少还够得上拉斐尔，但很少受人赏识，现在该是他一展雄才的良机了。他选定拉撒路复活作为素材，并在米开朗基罗的协助下构图。拉斐尔受了这种竞争的刺激，便奋起作画，推出最后的杰作。他选取的主题是《马太福音》所述的泰伯（Tabor）山插曲：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拉斐尔选定了这些景象，并耗尽心力设法协调景象的时间与地点。山巅之上，但见耶稣的身形翱翔空中，他的脸孔因狂喜而变形，他的衣裳被天光照耀而闪闪发光，他的两侧站着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的下方有3位受宠的使徒躺在高地上。山脚处一位绝望的父亲推着他癫狂的孩子向前，孩子的母亲和另一个女人都流露出优雅的美，他们跪在孩子旁边，祈求聚在左侧的那几位使徒替孩子治病。有一位使徒在凝神观书时吓了一跳，另一位指着变了形象的耶稣，认为只有他才能医好孩子的病。通常我们都赞扬该画的上半部绚丽无比，据说是拉斐尔亲笔画成的，而贬抑下半部的某些粗鄙与混乱，这是朱利奥·罗马诺所绘的。不过，有两位佳绝的人物是在下半部的前景——苦恼的读者及一位遮纱闪亮、露肩跪地的女人。

拉斐尔于1517年着手绘制《耶稣变容》，可惜壮志不逮，未成而殁。瓦萨里曾于拉斐尔死后约30年著书忆旧，但我们很难说其中有多少真实性：

拉斐尔依旧荒淫无度。在一次异乎寻常的纵乐之后，他返家发了高烧，医生认为他是受了风寒。因为没有说出害病的原因，医生也就很疏忽地替他放血，不但没有替他增补，反而使他更觉虚弱。于是，他先将他的情妇好生送出屋外，然后立下遗嘱，留给她一些财产以度余生。接着，他便将遗物分给他的弟子：一向受宠于他的朱利奥·罗马诺、佛罗伦萨的彭尼、乌尔比诺的某位教士、一位亲戚……临终忏悔之外，他终于在他生日，耶稣受难日当天，走尽人生的旅程，享年37岁（1520年4月6日）。

前来听他忏悔的那位神父要等拉斐尔的情妇离屋，才肯进入病房。他或许是认为，她一直在场会使人觉得拉斐尔在受忏悔式之前，仍旧缺乏所需的忏悔之心。她甚至被赶出送葬的行列，因而陷入忧郁的状态，濒临癫狂的危险，红衣主教比别纳劝她去做修女。罗马的艺术家都列队前往坟地哀送这位英才早殁的年轻人。利奥因失去了他所喜爱的画家而悲恸异常；教皇的秘书、诗人本博以拉丁文和意大利文长谈阔论，现在却摈弃一切华丽辞藻，替万神殿里的拉斐尔墓写了一句话当墓志铭：

埋骨此地的是拉斐尔。

这就够了。

他同代的人都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他的杰作比不上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那些雄伟的画像，但米开朗基罗所绘的也抵不过拉斐尔那50幅圣母画像的整体美。米开朗基罗在谈到拉斐尔时说：“他是个深入研究就能绘出佳作的好榜样。”他的意思或许是说：拉斐尔凭着模仿而获致许多画家的优点，从而孜孜不倦，融汇而成一种完美的风格。他并不觉得拉斐尔拥有创造的狂热，能迅速不要指引，独创一格。拉斐尔过于快活，不像传统那种疯狂式的天才，他解决了内心的冲突，因此很少流露那超人的精神或力量来推动伟大的灵魂，走上创造与悲剧。拉斐尔的画作是艺巧技精的产品，而不是深的感情或信念的伟作。他顺应尤利乌斯、利奥与基吉等人的需求与癖性，一直都是无邪的青年，欢愉地摆动于圣母画像和情妇之间。他就是借这种欢愉的办法来谐调异教和基督教两者之间的差异。

就技术性的艺术家而言，没有一个艺术家能与他并肩；在安排画面的构图、整体的色彩变化、线条的柔滑等方面，没有人及得上他。他的一生致力于形式的表现。因此，所呈现的局限于事物的表面。除了尤利乌斯的画像外，他不曾深入探究人生或信念的神秘性及冲突感。达·芬奇的纤妙与米开朗基罗的悲剧感，对他而言一样毫无意义。人生的情欲与欢乐、美的创造与拥有、朋友与情人的忠诚，这些就足够了。约翰·罗斯金说得对：哥特式的建筑与意大利及佛兰德斯的“前拉斐尔派”绘画，表现了淳朴、真诚与雄浑的信念和希望，较诸拉斐尔那娇媚的圣母画像与艳丽的维纳斯，还能深入灵魂的深处。然而，《尤利乌斯二世》与《珍珠圣母》这两幅画并不仅是肤浅的描绘而已；它们流露了男性的野心与女性的温柔，《尤利乌斯》比《蒙娜丽莎》还伟大、还深刻。

达·芬奇使我们困惑，米开朗基罗使我们惊惧，拉斐尔带给我们宁静。他不提出问题，不引起疑虑，不制造恐惧，而是提供我们那芳醇而可爱的人生。他不容许智识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或躯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他所见的一切，是对立的谐调，造成毕达哥拉斯式的音乐。他的艺术将画上的一切理想化：宗教、女人、音乐、哲学、历史，甚至战争。他自己的一生顺遂而幸福，所呈现的也是宁静与优雅。随意列出一些天才，他们的地位就在这位最伟大的人之下，但亦可与他分庭抗礼：但丁、歌德、济慈、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米开朗基罗、达·芬奇。

利奥的政治

很可惜的是，尽管是在这种艺术与文学的气氛中，利奥还得综理政治。他身为一国的元首，又值阿尔卑斯山彼处列国有许多野心勃勃的领袖、庞大的军队及贪婪的将军，法王路易十二与天主教徒斐迪南已先同意分割那不勒斯王国，随时都可能同意划分意大利。为了应付这些威胁，也是为了加强教皇国及增大其家族的声势，利奥打算将佛罗伦萨跟米兰、皮亚琴察、帕尔马、摩德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诸地合并为一个强大的新联邦，由美第奇王族统治。将这些地区与现存的教皇国合而为一，以阻挡北方强敌的入侵，可能的话，还要替他的家族借姻亲的关系，取得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继承权，全意大利既已合为一气，然后引导欧洲重新发动一次十字军，以对抗屡为心腹大患的土耳其人。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或诸教皇虽无偏袒之心，但很热烈地赞同这项计划，至少对全意的联合与自卫不表异议。

利奥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实现时，受限于短绌的军力，因此只得运用当时君王所拥有的一切治国之略与外交手腕。一个基督教会的领袖竟也说谎、毁信、偷窃、杀人，的确很不合宜，但一般的君王都认为：这些手段对一国的存续实属不可或缺。利奥先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其后又身为教皇，恣意游猎，慷慨施舍。列国君王一致谴责他，很失望地认为他的举止不像个圣者。“利奥，”圭恰尔迪尼这么说道，“有负众人在他登基时的厚望，因为他当时显得禀赋谨慎，虽然德行较差，却不如想象那样。”很久以来，他的敌人都以为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是受了他的堂兄弟朱利奥（后为克莱门特七世）或红衣主教比别纳的影响。但当事到临头之际，他们显然非跟利奥本人交涉不可，不是勇猛如狮，而是狡猾如狐，温厚而谲狯，诡诈而难测，贪婪而不正，偶现惊惧而常显迟疑，但最后却能表现决心、果断及坚毅的政策。

历代教皇都不曾有过他的优势，因为连从前对抗亚历山大与尤利乌斯两位教皇的佛罗伦萨，目前也乐于受他统治，这是由于他赐给该城市民许多教产之故。当他前往该市访谒先祖时，市民兴建了十余个艺术拱门来欢迎他。他就从那个据点和罗马两处，派遣使者、专员及军队，以增强他的国势。1514年，他稳住摩德纳。1515年，弗兰茨一世准备入侵意大利，并计划攻取米兰，利奥便组军，并联合意境诸国以对抗。他尽举大军，并明令身为教皇封臣的乌尔比诺大公和一位服教职的将军起兵跟他在博洛尼亚会师。这位大公即弗朗西斯科·玛利亚·罗维尔，虽然曾获利奥的军费，竟峻拒不允。于是受到教皇怀疑，以为他跟法国有密款相通。利奥一等外顾无忧，便钦召弗朗西斯科前来罗马。这位大公惧而遁往曼图亚，利奥将他逐出教会。尽管这位轻浮的大公的姑妈贡萨加·伊丽莎贝塔及其岳母伊莎贝拉两人婉词恳求并致书祈愿，都无法改变教皇的决心。教皇的军队不战而陷乌尔比诺，弗朗西斯科被判废职，由利奥之侄洛伦佐继任乌尔比诺大公之职（1516年）。翌年，该城的民众奋起反抗，驱逐洛伦佐，弗朗西斯科组织一支军队重陷该公国，利奥悉索军资与军队再陷该城。经过8个月的奋战，他虽得胜，但军费用尽了教产，并使意境诸国转而对抗教皇及其贪婪的家族。

弗兰茨一世乘机赢取教皇的友谊，并为重获乌尔比诺大公之职的洛伦佐与玛德琳（Madeleine）两人议婚。玛德琳岁入高达1万银币。利奥满口答应；洛伦佐犹如罗德里戈·博尔贾，亲往法国（1518年），迎回玛德琳与嫁妆。翌年，她在生凯瑟琳（后成为法国王后）时难产而死。过后不久，洛伦佐也去世了。现在，利奥宣称乌尔比诺为教廷属地，并遣使统治。

在这段错综复杂的时期，他不得不隐忍两桩痛苦的事：他的政治弱点和渐失民心。他有一位将军姜巴洛·巴格廖尼曾受皇恩，而佩鲁贾总督却连同该地叛归弗朗西斯科。后来利奥赐他安全通行证，诱他到罗马来受死（1520年）。巴格廖尼也曾参与阿方索·彼得鲁奇及其他红衣主教的密谋，拟暗杀教皇（1517年）。这些红衣主教的需索过度，连一向慷慨施与的利奥也难应付，而彼得鲁奇复因利奥默许锡耶纳政府罢黜其兄而愤怒异常。他起先想亲弑教皇，后来人家劝他收买利奥的御医，趁着医治瘘管时毒杀教皇。不幸密谋泄漏，御医与彼得鲁奇被处死，数位同谋的红衣主教被囚被罢；有些则以巨款赎身。

利奥需款的窘状，使一度欢愉的时代愁眉不展。他赠给亲友、艺术家、作家及音乐家的礼物，他那豪奢无比的宫廷，圣彼得教堂的无尽需索，乌尔比诺之战的军费及准备十字军等，样样都使他濒临破产。他那获自税收的年俸42万金币根本就不够，但是想从愠怒的欧洲教会聚款到罗马来总是较难一些。为了充实府库，利奥新置1353个教职兜售，应征任职者所付之款总数高达88.9万金币。我们不必太以道德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大部分职位多属闲差，劳苦的事皆可委诸下属代办，从这些职位所收得的钱款，其实只是给教皇的贷款而已。任职的薪俸，平均年达最初所付款数的10％，都是这项贷款的利息。利奥兜售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公债，而他所付出的息金，显然会较目前的公债利息为高，但他连大臣的职位也鬻卖了。1517年7月，他指名31位新任的红衣主教，其中确有许多才智之士，但大部分以钱财换得。红衣主教蓬泽蒂（Ponzetti）——医师、学者、作家——付了金币3万。这次，利奥轻挥御笔，就为府库带来了50万金币。连厌倦酒色的意大利也大为惊颤。在德国，这种卖官鬻爵的事情，更助长了路德反叛的怒火（1517年10月）。就在这重要的一年，苏丹谢里姆（Selim）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了埃及，利奥呼吁十字军东征而毫无结果。他热心过度，还派遣使节到基督教世界兜售特用赦罪券，以换取忏悔、自白及十字军军费开销等费用。

有时，他以40％的利息向罗马的银行家借贷。这些银行家收取这等利息，是因为深恐他处置教产不当，造成破产之故。有些贷款还要他以银盘、缀锦与珠宝抵押。他绝少思及节约，即使有的话，也只是拖欠希腊学术院与罗马大学之类的薪俸。早在1517年，前者就因经费短缺而关闭。他依旧是滥施仁惠，厚助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僧寺、医院及慈善团体，滥赠勋爵与资财给美第奇家族，侍客豪奢而自奉俭约。他任职教皇期间，共费金币450万，死时尚欠40多万。有一句讽刺的话道出了罗马人的心声：“利奥用罄了三个教皇的府库：尤利乌斯二世的国库，利奥与继任教皇的岁益。”他驾崩时，罗马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糟的经济破产。

他死前一年，战乱频仍。他认为重获乌尔比诺与佩鲁贾两地之后，还得遥控费拉拉与波河流域，才足以巩固教皇国，并阻挡在米兰的法军南犯。阿方索大公曾遣军队和大炮给弗朗西斯科以对抗教皇，这就使他有充分的理由开战了。阿方索虽身罹病痛，跟教皇敌对多年之后也觉困顿不堪，但仍奋战不懈。利奥之死，使他得以幸免。

教皇也于1521年8月间罹病，这部分是瘘管所引起的痛苦，部分则是因战事的忧虑与刺激所致。他一度复原，但10月再次病倒。11月，他的病情稍转，被送抵玛格里亚纳的乡间别墅休养。据报称，教皇大军已自法军取回米兰。25日，他驾返罗马，受到凯旋式的欢迎。那日，他步行过多，汗流浃背，浸透衣裳。翌晨发高热而卧病不起。病势急剧恶化，自知寿数将尽。12月1日传来消息：皮亚琴察与帕尔马两地皆已被教皇大军攻陷，他不觉精神一振。他前曾宣称：他很愿意牺牲一己，使那些城市并入教皇国。1521年12月2日午夜时分，他与世长辞，差10天45岁。许多仆从和一些美第奇族人乘机劫走教廷的宝物。圭恰尔迪尼、乔维奥和卡斯底里欧尼诸人都认为他是被毒死的，图谋者也许是受阿方索或弗朗西斯科教唆的，不过，他显然跟亚历山大六世一样是死于疟疾。

阿方索闻讯狂喜，并“从猛狮之颚”（EX ORE LEONIS）打造一个新徽章。弗朗西斯科重返乌尔比诺再登宝座。罗马的银行家丧财失利了。利奥欠比尼商行20万金币，加第（Gaddi）3.2万，里卡索利（Ricasoli）1万，红衣主教普奇15万，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8万。红衣主教们想先取物抵押。但利奥死时比破产更糟。有些人趁势谴责这位已故的教皇理财不当。但罗马人悲恸异常，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为慷慨的施主。艺术家、诗人与学者知其鸿运的巅峰已逝，虽然他们还不曾怀疑灾难的程度如何。焦维奥说道：“知识、艺术、公众的福利、生活的乐趣——总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随着利奥永埋黄泉了。”

他被美德所累。伊拉斯谟很恰当地赞扬他的仁厚与人道，他的豁达与学养，他对艺术的喜爱与支持，并将利奥在职期间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利奥视黄金如家常便饭。他在宫廷里长大，懂得艺术，也知道奢华；他虽能英勇地面对危难，却不曾辛劳谋生。当教区的岁益由他监管时，他便用钱如水，挥霍无度，或沉溺于受益者的欢乐，或醉心于计划军费浩繁的战争。他推广亚历山大和尤利乌斯两位教皇定的方针，并继承他们的成就，使教皇国固若金汤，却因穷奢极欲与横征暴敛而失去了德国。他会欣赏花瓶的美，却看不出阿尔卑斯山彼处的新教徒宗教改革正在孕育形成：他对百桩警兆置之不理，只知要求乱事已起的国家送来更多的金子。他是教会的荣耀，也是教会的灾祸。

他是最慷慨，但不是最开明的资助人。尽管他厚资慨助，他的统治期间并不曾产生伟大的文学。虽然他赏识本博和波利希安两人，但是阿廖斯托和马基雅维利的见识远胜于他。他对艺术的鉴赏力并不像尤利乌斯那样稳当而傲然。圣彼得教堂或雅典学会的兴建，并不归功于他。他过于喜爱优美的形式，过于鄙视艺术杰作借优美的形式所流露的深意。他使拉斐尔过劳，低估达·芬奇的才干，又跟尤利乌斯同样无法超脱米开朗基罗的烈性，使他一展鸿才。他过于安富尊荣而显不出伟大之处。对他如此评价诚属憾事，因为他是很可爱的。

凭着财富与皇权，他刺激了文学与艺术上优美的风格与形式。他的榜样激起百位知心人寻求天才，从而加以资助，并为北欧定下了欣赏与价值的前例和标准。他保护罗马的古迹，较诸其他教皇还不遗余力，并鼓励时人相与颉颃。他接受异教徒享受人生的方式，却能在一个纵欲滥情的时代洁身自爱。他资助罗马的人文学者，使古典文学与形式的研究迅即广布法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艺术家群集学画、雕刻或建筑，学者前来研究，诗人涌聚吟诵，才智之士则焕然争鸣。“罗马啊，在我忘掉你之前，”伊拉斯谟这么写道，“我必先投入忘川（the Lethe）……多么宝贵的自由，多么珍贵的书籍，学者的知识多么深邃，多么能使人受益的社交啊！我们还能在何处寻得这么喜爱文艺的社会，或才俊之士济济一堂的去处呢？”温和的卡斯底里欧尼、优雅的本博、博学的约翰·拉斯卡利斯、焦孔多兄弟、拉斐尔、圣索维诺与桑加罗、皮翁博以及米开朗基罗等——这么一群同时同地的人，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呢？

第四部　文艺复兴的没落

佛罗伦萨画家布龙齐诺的《一个年轻人的肖像》。布龙齐诺是风格主义画派的杰出代表。

第一章　﻿知识的革命（1300—1534）

玄学

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明是一种少数人的产物、特权和责任。历史学家看清了一般人那种无知的执拗，遂寄望于那光荣而迷信的未来。他们不认为完美的国家会由不完美的人缔造出来，他们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免于经济的灾难，而有那份闲暇和精力，在打量他们祖先的思想和环境之余，来思考一下他们自己的思想。假如在每个时期，他们能够发现几个人能借智慧、天赋或环境之赐，而使自己跳出迷信、玄奥和轻信的领域，就能看得出那无止境的愚昧，达到具有判别是非的智力。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只是少数人所有、所治和所享。一般所谓的世俗人，只知耕作和挖掘，拉车或挑着担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已是精疲力竭，哪有余力去思考呢？他的意见、宗教及对人生的看法，都是来自天的启示，或得之于祖先的言教。他让别人来替他想，因为他们要他替他们做事。他不但接受传统的神学当中所说的那些令人向往，可以慰藉、激励和恐怖的奇迹——这些奇迹借着传播、反复的申述和艺术，每天都在使他加深印象——而且他又加上鬼怪论、巫术、奇迹、魔法、占卜、星术、遗物崇拜和奇事等这些心理的必需品，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为教会所许可、却相当受人欢迎的玄学，这种玄学有时反而招来比不信更糟糕的麻烦。在阿尔卑斯山北方的意大利，当这个不寻常的人在生活和文化方面，领先他的同侪达半个世纪之久时，在阿尔卑斯山南方的凡夫俗子，却与他阿尔卑斯山北方的同辈们，共享着迷信的时光呢！

人文主义者常常就屈服于精灵之下，在他们那雄辩滔滔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周遭环境中那些鬼怪的事或愚昧的文字。波焦·布拉乔利尼就深信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像什么无头的骑兵从科莫移到德国；满脸胡子的人头人身鱼尾的海神，从海上跑到岸上抓走漂亮的女人这些事。那位对宗教非常怀疑的马基雅维利，就认为“大气中充塞着精灵”是可能的，他相信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从奇迹、预言、启示和天相，得到预兆。佛罗伦萨人喜欢把空气视为使他们聪明的一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他们坚信一切重大的事都发生在星期六，他们还认为从某些街道出发赴战场，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政治家对帕兹的阴谋大惑不解，他把这件谋叛事件归于随之而来的那场招来不幸的大雨，他宽恕了这些青年，他们在雨停之后，揭露了这个阴谋集团的头子，并把他抬出示众，然后，把他丢进意大利中部的阿尔诺河。菲奇诺曾撰文为占卜、占星术和鬼怪论辩护，并为拜访彼科的事而辩解，他的理由是因为当时的星星呈一种不吉祥的接近——或者难道这是一种怪念头吗？假如人文主义的学者们相信这些事，那么那些既没有闲暇去思考，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一般人民，怎能责骂他们竟把这个自然的世界当作无数超自然力量的外表和工具？

意大利人把许多东西都视为耶稣或十二使徒的真正遗物，我们单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会，就可以看到《新约·四福音书》中所有的景象。这个教会里存有耶稣婴儿时用的襁褓；那个教会有耶稣在伯利恒降生的那个马厩里的干草；另外一个教会有许多面包和鱼的碎片；另外一个教会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前与他的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用的那张桌子；另外一个教会有天使们画的送给路加的圣母玛利亚的像。威尼斯的教会陈列有圣马可的躯体、圣乔治的一条手臂、圣保罗的一只耳朵、圣劳伦斯一些被烧焦的肉及基督教第一位殉道的圣徒斯蒂芬被打死时用的一些石头。

几乎每样东西、每个数字都被认为富有魔力。阿雷蒂诺指出，有些罗马的妓女把从坟墓里偷来的腐尸，当作春药给她们的情人吃。各种的符咒被视为万灵的东西。亚帕兰（Apulian）的农民就说，有一种符咒可以驱走疯狗。善神和恶鬼充塞大地，撒旦常常现身或化身出现，引诱或恐吓，勾引或怂恿或授意；恶魔虽然不可捉摸，但假如你能适时地慰藉它们，它们也不至于对你为非作歹。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有些圣衣会（Carmelite）的修道士向善男信女说，研究鬼怪并没什么坏处，这种事直到1474年西克斯图斯四世时才被禁止。而职业性的男巫，在他们专有的符咒上念了一些咒语之后，便卖给那些求神问卜的善男信女。巫婆被认为有特别的法术可以接近这种乐于助人的恶魔，巫婆把这些她们认为有利于人的恶魔，当作情人或给以神般的对待。人们相信这些代表着魔鬼力量的巫婆，能够预测未来，能够日行千里，通过紧闭的门窗，对那些触犯了它们的人，施以可怕的报复；巫婆还能够招来爱或恨，使人流产，制造毒药，而且还可以凭着一张符咒或一瞥，置人于死地。

1484年，英诺森八世下了一道训谕，禁止求助于巫婆。在这道训谕中，承认巫婆有一些法术，并把一些暴风雨和瘟疫的来临归咎于她们。训谕中还指责许多基督徒叛离了正统的崇拜，而与魔鬼打起交道来。训谕认为那些符咒、法术、咒语和凶恶的艺术品，很严重地危害到男男女女、小孩和动物。教皇曾提醒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要随时注意这种事。但这道训谕并不代表官方的教条，巫婆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信巫的风气还是那样盛行，真正受到惩罚的很少。此时的教皇信奉《旧约》，《旧约》上曾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几百年来，教会一直认为这些邪恶的信仰可能影响到人类，教皇则认为巫术的存在，助长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因此，他对宗教裁判所的提示，促成了对巫术的迫害。在英诺森八世颁布了这道训谕的次年，单在科莫一地，就有41位巫婆被活活地烧死。1486年，布雷西亚的宗教裁判官，就判了几位巫婆死刑，但是当地政府官员拒绝执行这项判决。但到了1510年，教会与政府显得很协调，听说在布雷西亚有140位巫师被烧死。1514年，在利奥十世的任期内，科莫有300多人被烧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迫害的刺激，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信巫术和操巫术的人急速地增多，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教会对巫术的迫害引起了公愤，据说，在布雷西亚附近的一处空旷地方，曾经有2.5万人参加一个巫婆的安息日。1518年，宗教裁判官在这里烧死70名巫婆，并判几百名可疑分子下狱。布雷西亚的领主团体曾抗议这种集体的监禁，干涉进一步的迫害行为；而利奥十世在1521年的2月15日下了一道训谕，不分青红皂白地命令驱逐那些拒绝执行裁判官判决的任何官员于教会之外，并禁止地方上举行宗教的仪式。领主团体不顾这道训谕，任命了两位主教、两位布雷西亚的医生和一位裁判官去负责今后所有有关巫术的审判，并且调查先前的一些判决，只有这些人有权来审判这些案件。领主团体还警告教皇派来的使节，不要用没收财产的方法来处罚犯人。这是一项大胆的作风，但是愚昧和虐待狂占了上风，在以后的200年，不管是在新教或天主教的地区，在美洲或欧洲，男巫和女巫都遭到焚害，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点。

人有一种欲知未来的狂热，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算命的人——看手相的、释梦的、占星的。意大利干这行业的人，其人数之众、势力之大，非其他欧洲国家可比。在意大利，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政府都置有一位占星家，他专司择吉日，凡有重大的事要着手时，得由他来决定日期。尤利乌斯二世离开博洛尼亚时，必须由占星家来给他择个吉祥的日子，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保罗三世也要让他们的占星师来决定重要会议召开的时间。大家都相信星星主宰着人类的性格和事务，以致许多意大利的大学教授每年都出版占卜类的书，阿雷蒂诺也以占星术作为他幽默作品的题材之一，来讽刺这些教授写的历书。当佛罗伦萨的望族洛伦佐·美第奇在比萨创立一所大学，没有开占星术这门课时，学生们群起要求开这门课，他只好让步。洛伦佐的智囊团成员之一比科，著文猛烈抨击占星术，但斐奇诺起来维护。圭恰尔迪尼说：“占星家们该是多么快乐呀！他们只要在一百次的谎言中有一次是真话，人们还是信任他们的；然而人们只要在一百次的真话中有一次是谎言，那他们的信誉就要扫地了。”但是，占星术对宇宙的观点多少是有一点科学性的，它多少是脱离了宇宙是由神或鬼主宰的这种信仰，而去追寻一个调和的、宇宙的自然法则。

科学

老百姓的迷信，实际上犹胜于教会，这更加阻碍科学的发展。出版物的检查，还不能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实质上的妨碍，直到1545年特伦特会议后的反改革运动，刊物的检查才真正地影响到科学。1463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将那位15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带到罗马，这个人就是德籍天文学家约翰·米勒。在亚历山大教皇的任期内，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在罗马大学教授数学和天文学的课程。在哥白尼还没有提出他那震惊世界的太阳中心学说以前，古沙的尼古拉早已提出了他的看法。他们都是教徒。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已大大减弱了，一方面是由于教皇已不在阿维尼翁，一方面是由于教皇们闹派系，他们都向往文艺复兴的启蒙。1440年，唯物论者兰迪（Amadeo de Landi）虽被米兰的裁判所抓去审问，但还是被释放了。1497年，一个名叫萨洛（Gabriele da Salo）思想先进的医生，虽然“他总认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而是约瑟夫的儿子”，他还是被他的保人从裁判所保了出来。尽管有裁判所，但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的思想和教育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自由和发达。意大利学校中的一些课程，如天文学、法律、医学和文学，许多外国学生都慕名前来旁听。

英国名医、人文学者利纳克尔，在意大利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后，在阿尔卑斯山上设了一座神坛。当他返回英国时，他依依不舍地对意大利做了最后的一瞥，把他设立的那座神坛献给了意大利，作为学术的源泉和大学以上教育的学府。

在弥漫着迷信和自由主义的环境下，维塞利亚斯（Vesalius）之前的200年，科学进步得很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重视艺术、人文和诗词。依意大利当时的经济生活情形和一般人的知识水准，并不急需什么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像达·芬奇，凭着他那股狂热的好奇心，他可以懂得一些宇宙的知识，对于其他类的科学也有一点皮毛的认识。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实验室，解剖学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没有显微镜可以帮助研究生物或医学，没有望远镜可以观测星象或月亮。对古典美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富丽堂皇的艺术境地，然而对真理的追求，却很少在科学上生根发芽。古代文学的复兴，所激起用以美化古代的持怀疑态度的享乐主义者多，所激起用以塑造未来的坚忍的科学研究精神者少。文艺复兴的精神灌注在艺术上，其次是文学，再次是哲学，留给科学的最少。就这一点来说，它不如从伯里克利和埃斯库罗斯到芝诺和阿里斯塔克斯的希腊黄金时代，富有各色各样的精神活动。此时只有等待哲学来开导，科学才会有进步。

因此，能说得出一打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名字的人，未必能记得住当时一位意大利科学家的名字，当然达·芬奇是例外，甚至鼎鼎大名的阿美利哥·韦斯普奇都不见得能榜上有名，至于伽利略则是属于17世纪的。除了在地理和医学界外，在其他科学方面简直没有可提的人。约1321年，波第诺的奥代里卡（Oderic）到印度和中国传教，回途中曾经过西藏和波斯。他也写了一本见闻录，这使得早他30年的马可·波罗所写的那部游记中的内容，得到了佐证，而更使这部游记生辉。身兼天文学家、医生和地理学家的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曾在1456年提及哈雷（Halley）所发现的彗星，哥伦布能完成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得益于托斯卡内利的着实不少。佛罗伦萨的航海家韦斯普奇曾四次航海到新大陆，他是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人，曾绘制不少新大陆的地图，瓦尔德塞弥勒（Martin Waldseemuller）曾把这些地图出版，并把这个大陆取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意大利人喜欢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都这样称呼它。

生物学发展得最慢，因为“人是一个特殊创造的理论”几乎是举世公认的。因此，人们也就认为无须去探究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而且要对这个问题追根问底也是危险的。这类科学仅限于植物病理学、园艺学、花艺和农业等方面的实用性研究。克雷申齐（Pietro de Crescenzi）在76岁时，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农业手册。在这方面，他还比不上西班牙穆斯林的一些作品。佛罗伦萨的望族美第奇，在加里奇拥有一座奇花异卉的花园。第一个公共的植物园是1544年吉尼（Luca Ghini）在比萨设立的。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设建动物园。美第奇红衣主教还拥有一座“人类的巡回动物园”——有20种不同国家的“野蛮人”，他们都有很健壮的体格。

医学

最发达的科学应为医学了，因为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来追求身体的健康。做医生的，极大地分享到意大利所获致的财富。帕多瓦当局以年薪2000杜卡特聘请医生做顾问，还准许他们自由开诊所行医。彼特拉克就极力指责给医生这样高的待遇：上好的红色袍子、白貂皮头巾及闪闪的戒指和金色的刺马钉。他还对多病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提出热情的忠告，要他不要那么信任医生：

我知道你的床边有不少医生，我真是为你担心。他们的意见常常都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假如没有新的见解，那是可耻的事，诚如老普林尼所说的，他们都想借着奇迹的出现，来获得名声，他们拿我们的生命来赌。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只要听他们最后一句话就够了。其他行业哪会像他们，而且医生的谎言要比其他行业的来得更可怕。我们只有存着奢望，才不会想起这些事。我们花钱让他们学点东西，甚至赔上生命，让他们获取经验，天下只有医生有权利杀人而不受处罚。噢！最仁慈的教父呀！把他们那一群当作敌人吧！有一位不幸的人在他的墓志铭上这样写道：“我死于群医之手。”此可作为殷鉴。

在医学上，谈得上有实质上进步的，是解剖学的复兴。有时，牧师与医生及艺术家们合作，牧师从他们教会所属的医院中，提供尸体作解剖之用。卢齐（Mondino de Luzzi）在博洛尼亚解剖尸体。1316年，他写了一本《解剖学》（Anatomia），这本书曾风行300年之久。虽然有牧师的合作，但尸体还是不易得到。1319年，博洛尼亚的一些医学院学生，曾从坟墓处偷来一具尸体，交给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拿来解剖，作教授之用。这些学生后来被控告，但被宣判无罪。自此，地方当局对解剖那些被处死的罪犯和无人认领的尸体之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不闻不问。大家都说博洛尼亚的解剖学教授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曾解剖过100具以上的尸体。最早开尸体解剖这门课的当算比萨大学，它至少在1341年就有这门课了。不久，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医学院也都获准开这门课，连在罗马的那所教皇医学学校也不例外。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式宣布准许解剖。

渐渐地，解剖学恢复了它那份早被忘记了的古典的特质。贝尼维尼（Antonio Benivieni）、阿基利尼（Alessandro Achillini）、贝内德蒂（Alessandro Benedetti）和杜雷等人，摆脱了阿拉伯式的方法，回到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方式上，他们甚至还不满这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进而研究解剖神经、肌肉和骨骼，探求人体内科学的知识。贝尼维尼还从解剖中发现人体内部疾病的原因，他的一篇《论几种病症的病因及治疗方法》（“On Several Hidden and Wonderful Causes of Disease and Cures”），建立了病理解剖学，并使尸体解剖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做了一项功不可没的贡献。除此之外，印刷术新方法的问世，对促进医学的进步也贡献不小，因为它普及了医学的知识，促进国际医学的交流。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国家内，在医学方面的进步，到1500年为止。就拿其中最高明的解剖学家和医生来说，他们对医学的认识还不如公元前450年到200年的盖仑、希波克拉底和苏拉努斯（Soranus）等几位医学大师。他们的治疗方法仍然不出希波克拉底的四液体的理论及放血是百病的万灵药的说法。世界上第一位利用输血治病的是一位犹太籍的医生，他在1492年替教皇英诺森八世输血，但是失败了。当时，巫术仍然风行，巫师们仍然受欢迎，这些驱邪的人借着念符咒和吻壁物来医治肾虚和健忘症，有时候这种治疗的确有效。药剂师卖一些奇奇怪怪的药丸，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兼售文具、油漆、糖果、香料和珠宝等。米歇尔·萨沃纳罗拉（Michele Savonarola）曾写了一本《实用医学》（Practica Medicinae）和一些短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说，伟大的艺术家大都精神上有毛病；另外一篇说，一些能延年益寿的名人，都是每天饮酒的。此时，庸医虽然很多，但法律对行医有了进一步的限制。凡是没有获得医学学位而贸然行医的，都要受到惩罚。1500年，要获得医学学位必须修完4年的医学课程。遇有重大的病症必须会诊，不能由一人单独来决定。威尼斯的法律还规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必须每个月集会一次，交换临床经验。同时，为了使他们的知识赶上时代，规定每人每年至少选读一门有关解剖学的课程。学生毕业时，他必须发誓，绝对不拖延病人的病，绝对要监督配药，绝对不干涉药剂师对药价的处理。威尼斯在1368年所定的法律，还规定药剂师对一则药方的索价不得超过10个铜币。据说，有些是彼此先订好契约，等医好病了再按契约上所订的价格付钱。

外科手术发展得很快，当外科医生们手术的方法和利用的仪器，接近古埃及医生们的那种精湛的技术时，他们的名声传扬开来。拉帕洛的博纳多（Bernardo da Rapallo）设计一种除结石的仪器，做会阴的手术（1451年）。桑托（Mariano Santo）因用侧面的割切手术法，成功地割除膀胱结石而名噪一时（约1530年）。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科医生维戈（Giovanni da Vigo）曾改良了对动、静脉缝合的方法。古代所用的整形外科，约1450年又重新出现在西西里岛。鼻、唇和耳有何缺陷，可以移植人体其他部分的皮肤来整形，而整形过后，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来。

公共卫生的设施也有了改进。威尼斯总督丹多洛（Andrea Dandolo）在他的任职期间，曾设立了第一个市立公共卫生委员会，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都纷纷仿效设立这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专事试验各种食品和药物，并隔离那些罹有传染病的患者。1374年，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威尼斯港口当局因怕船上的人员和货品染上这种传染病，曾拒绝所有的船只进港。在西西里岛东南的拉哥萨，于1377年也采取措施，凡是要进入该城的旅客或货物，必须要先待在一个特设的地方达一个月后，才准进入。马赛港在1383年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并把这项拘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威尼斯在1403年也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俗人和僧侣一致的倡议下，医院发展得很快。意大利中部的锡耶纳，在1305年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医院。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于1456年在米兰创立了一家大医院。1423年，威尼斯当局在拉撒瑞岛设立传染病院，专事收容患有传染病的患者，这是欧洲第一座传染病院。佛罗伦萨在15世纪，已经有35家医院。这些医院都是由公家鼎力支持和私人捐赠而建的。有些医院建筑的形式很有名，大医院即是其一。有些医院里面的大厅还雕饰有壮丽的艺术品。在皮斯托亚塞卡波医院内的雕饰，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医院装饰，墙上活生生的赤褐色浮雕曾引起艺术家乔万尼·罗比亚的兴致去临摹。由建筑家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设计的佛罗伦萨英诺森蒂（Innocenti）医院的正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安德烈亚·罗比亚在回廊拱门的三角壁上雕刻的那些赤褐色的雕饰。1511年，马丁·路德在意大利看了这些不朽的杰作时，大感吃惊，这些慈善的机构和医院的建筑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闲谈》（Table Talk）一书中对医院这样描述道：

意大利的医院，盖得很壮丽，院内供应丰盛的膳食，护士人员很体贴，医生都是饱学之士。床铺被褥一尘不染，壁上尽是雕画。当病人一住院，他的衣服立刻换下来，当场由一位公证人开下收条，并负责保管这些衣物。病人改穿医院发给的白色服装，然后，躺在用很清洁的床单铺的很舒适的病床上。随即，就有两名医生来看他，服务人员也立刻送进用干净的碗盘盛的饭菜……许多仕女都轮流来医院照顾病人，她们的脸上都戴有面纱，这样人们才不知道她们是谁。每一位来时都待好几天，然后再回家，由另一位来接替……佛罗伦萨的那些弃儿养育院也是令人赞赏。那些婴孩不但吃得好，衣服穿得整齐，而且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很好的教育。

医学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当它对某种疾病有了新的克制方法时，新的疾病也紧随而来。天花和麻疹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还见不到影子，现在却活跃起来。欧洲第一次出现流行性感冒是在1510年。1477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斑疹伤寒症，于1505年和1528年肆虐意大利。15世纪末，梅毒突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蔓延非常快，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此时医学界的一项挑战。到底梅毒是早在1493年以前就存在于欧洲呢，还是在这一年才由哥伦布从美洲带回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呢！

有些事实可以证明梅毒确是欧洲的“土产”。1463年7月25日，在法国东部第戎（Dijon）地方操业的一位妓女，在当地的法院上供认，她曾劝阻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嫖客。她告诉他，她患有“严重的病”——记载上没有说明这项严重的病是什么病。1494年3月25日，巴黎的市政传令员带来一项市政府的指令，说要整顿那些长有“大水痘”的人。我们不知道市政府所指的这种“大水痘”是什么，也许就是现在所谓的梅毒。在1494年的年尾，一队法国陆军侵入了意大利，在1495年的2月21日，这个部队占领了那不勒斯。不久，有一种疾病很快地在那不勒斯蔓延起来，意大利人叫这种疾病为“法国病”（il morbo gallico），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带到意大利来的。许多法国士兵都染上了这种疾病，他们在1495年10月返回法国，把这种疾病传给了老百姓，法国人称这种病叫那不勒斯病（le mal de Naples）。他们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士兵是在那不勒斯染上这种病的。在1495年8月7日，也就是法国部队从意大利回来的两个月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颁布了一道有关“法国病”的诏书，这种“法国病”显然是法国士兵还没有从意大利回来以前就有了。自1500年起，morbus gallicus一词已传遍了整个欧洲，指的就是梅毒。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1493年以前，欧洲已有梅毒了。不过，这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所得的结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至于说梅毒是来自美国的说法，则是根据西班牙医生伊斯拉（Ruy Diaz Isla）在1504年到1506年之间所写的一篇报告（这份报告直到1539年才出版）。他说，当哥伦布的船只在回航的途中，船上的驾驶员发了高烧，皮肤上长满了可怕的疹子，这船驶进巴塞罗那港时，他亲自为这些染上这种新病的水手们治疗。他说，这种病他从来没有看过，后来他证实这种病就是在欧洲所谓的梅毒。因此，他断定梅毒是来自美国。哥伦布第一次从西印度群岛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斯（Palos），是在1493年的3月15日。就在这个月，亚历山大六世的私人医生品托（Pintor）指出罗马第一次出现了梅毒。从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到法国占领那不勒斯，这期间将近两年——这两年足足的可使这种病从西班牙传到意大利。再者，在1495年蹂躏那不勒斯的那种疾病，假如要说那就是梅毒，实在是不可靠。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欧洲所发现的人骨中，看不出有什么痕迹可以说明此时已有梅毒，但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所发现的遗物中，发现有许多的骨头都有被梅毒侵害过的迹象。 [1]

不管怎么讲，这种新疾病传染的速度倒是相当的惊人。恺撒·博尔贾显然在法国感染上了。许多红衣主教，甚至连尤利乌斯二世自己都染上了。我们相信，他们是不小心与那些带有梅毒的人和物体接触时，而遭到传染的。在欧洲，对于皮肤上脓疱的处理，早就用水银药膏，此时，水银药膏更是广泛地被人使用，就如同今天我们使用盘尼西林这样的普遍。外科医生和庸医都被叫作炼丹家，因为他们把水银变成金。当时还采取预防的措施。1496年，罗马定了一条法律，禁止理发店准许患有梅毒的人入内，也禁止理发师使用梅毒患者用过的器具。政府当局也加强检查妓女，有些城市干脆把妓女们都赶走。因此，费拉拉和博洛尼亚两地，就在1496年，把当地的妓女都驱逐出去，因为她们长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水痘，这种水痘人们称之为圣约伯的麻风症”。教会当局劝人洁身自爱，不要去寻花问柳，这也是预防的一种方法，许多教会的人都听从这一劝导。

弗拉卡斯托罗是第一个把梅毒列入疾病的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出身于名门，1483年诞生于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一个贵族家中，这个家族曾经出过几位杰出的医生。在帕多瓦，他几乎无所不学。他拜哥白尼为师，请蓬波纳齐和阿基利尼分别教他哲学和解剖学。24岁时，他已经成为一位逻辑学教授了。不久，他放弃了教鞭，致力于科学的研究，尤其在医学方面下工夫，他还爱好古典文学。科学与文学的并进，使他养成了一种优美的人格，也产生了一首出色的诗篇，他这首用拉丁文写的诗叫“梅毒”，完全是模仿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那首田园诗。自从卢克莱修以来，意大利人在写富有教训的诗这方面，就有很杰出的表现，但谁会料到这种起伏的螺旋体态的细菌，会使这首诗更加流畅呢？在古代的神话里，西菲勒斯（Syphilus）是一位牧羊人，他决定不去崇拜那些他看也看不到的众神，他只要崇拜这位国王，这位只有他的羊群可以看得见的主人。因此，愤怒的阿波罗神在空中散布一种有毒的水汽，西菲勒斯因而感染一种疾病，使他全身长出溃疡性的水泡，这是约伯故事中的一个大意。弗拉卡斯托罗对这种疾病加以追踪——它第一次出现、传播、起因和治疗方法。他说：“这种严重而罕见的疾病，几百年来从来没见过，它肆虐整个欧洲，波及亚洲各大都市，并侵入意大利，在这场不幸的疾病战中，高卢人称之为‘西菲勒斯’。”他怀疑这种病是从美洲来的，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了这种病。这首诗又说：

这种病的传染，不是马上就发作的，而是潜伏一段时期，有时候要一个月……有时甚至达4个月之久。大部分的病症是这样：首先在生殖器官上长出小小的溃疮……其次，在皮肤上长出脓疱……然后，这些溃疡性的脓疱使皮肤腐烂，再下去，就侵害到骨头上……有时候甚至连嘴唇、鼻子或眼睛都会溃烂，有些是整个生殖器官溃疡。

这首诗接着讨论用水银或零陵香——美国印第安人用的一种神圣的木头——治疗的方法。接着弗拉卡斯托罗又写了一部叫《传染病》（De Contagione）的书，在这部书中，他用散文文体讨论各种传染病。1545年，保罗三世任他为特伦特会议的首席医生。为了纪念他，在维洛纳建了一座极庄严的纪念碑，而雕刻家卡维诺也把他的像雕刻在一块大的石碑上，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16世纪以前，所有的传染病一概叫作“瘟疫”。现在已能明辨出是何种传染病，并且能诊断出它的特别症状。仅仅靠着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那一套是不能应付这种危机的。因为医学界深知，只有增加和交换经验，只有详细地研究新的病症、病因和治疗方法，才能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

也因为有这样高的素质、热情和真正的成功，那些较高级的医生，在那时被视为意大利的一种无衔的贵族。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彻底的世俗化，他们这一行比僧侣们更加受到尊重。有些不仅被聘为医学顾问，还做政治顾问。他们常常是王子、主教和国王之流的座上客，有许多还是精于古典文学、收藏艺术作品的人文学家。他们往往是那些大艺术家的挚友，有许多深知希波克拉底把哲学融于医学的那种理想，他们把在研究和教授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们给专门研究哲学的友人们一个刺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哲学拿来重新大胆地做一番正直的试验，就如同他们对希波克拉底、盖仑和阿维森纳这些医学大师所做的挑战。

[1] 萨顿（Sarton）下的结论：“至于梅毒，在1495年以前的文献中，我就没有发现谈到有关这种病的事，而紧随在1495年以后的几年间，就有许多谈及梅毒的问题。虽然最近几年来，有人一再地证实欧洲的梅毒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就有，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这一说法。”

哲学

乍看之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收获，比不上从阿伯拉尔（Abélard）到阿奎那（Aquinas）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的成就；至于跟雅典学派时期相比，就更不用谈了。假如我们把文艺复兴的时限放宽一点，那么此时在哲学方面最具名望的应是布鲁诺，他的作品超过了我们在这一册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范围。其次应该轮到蓬波纳齐了，但现在谁又会重视他那套大胆的怀疑论调呢？

这些人文学家小心翼翼地发现、揭开了希腊的哲学世界后，正在孕育一场哲学的革命。但是，除了洛伦佐·瓦拉，他们都太聪明了，以致顾忌太多，无法坚定他们的信念。大学里的那些哲学教授，拘泥于传统的经院学派的圈子里：他们在经过了七八年的奋斗后，冲破了这一阵杂乱的经院哲学时期，不是把它放弃而改研究他行，就是驱使下一代人研究这套哲学，去发扬这些令他们心力交瘁、智慧迂腐的哲学。其实他们之中已有许多人感到，为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而被迫用毫无意义的专门术语，小心翼翼地解释这些深奥的问题是徒劳无益的。但谁能改变这一现象呢？大部分哲学教授的心目中，仍然保有经院哲学的思想，但已势微。在中古世纪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又采用中古时代的辩论形式精心地重新检讨一些中古世纪的问题。

有两件最主要的事促成了哲学的复活：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冲突，把亚里士多德学派划分成正统派和阿威罗伊派之争。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些冲突简直变成了生死搏斗。人文学者大部分都是属于柏拉图学派的，他们在盖米斯都·布雷托、约翰·贝萨里翁、西多罗斯·加扎等希腊学者的影响下，沉浸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他们不明白人家怎么会接受亚里士多德那部枯燥无味、内容贫乏的《工具论》及他的那套令人沉闷的中庸之道。但是这些柏拉图学派的人，并不叛离基督教。就拿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斐奇诺来说吧，他用大半生调和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研究琐罗亚斯德和孔子。当他研究到普罗提诺时，他自己又翻译了《九章集》（Enneads），这时他认为他在神秘的新柏拉图学说中，发现了一条可以牢牢地把柏拉图和耶稣系在一起的绳子。他在他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中，试图把正统派学说、神秘论和古希腊文化三者综合起来，归纳成一项多神论的结论：神即是宇宙的灵魂。这个结论就变成了洛伦佐·美第奇这一班人的哲学，也变成了罗马、那不勒斯等的柏拉图学园的中心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从那不勒斯传到布鲁诺，由布鲁诺再传到斯宾诺莎（Spinoza），再到黑格尔（Hegel）。

但另一派人也要为亚里士多德说几句话，尤其要为他的被误解辩护。阿奎那主张个人不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吗？阿威罗伊认为只有完整的人类的灵魂才是不灭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灵魂学》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吗？阿威罗伊是个可怕的阿拉伯人，他极力想争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领导权。在帕多瓦，马西留因深受影响，以致反对起基督教来。同时，在诺拉出生的布鲁诺的先驱阿及利（Filippo Algeri）也吸收了那些可怕的错误，使他痛苦地投进了这纷争的旋涡中。在帕多瓦执教的哲学教授尼古莱托·维尼亚斯（Nicoletto Vernias）似乎也是主张只有世界灵魂才是不灭的、个人灵魂是不能不灭的。他的学生尼福（Agostino Nifo）在《论心智》（De Intellectu et Daemonibus）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通常，怀疑主义者要求宗教裁判所能够分清宗教的和哲学的两者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假如有一项提议，从理智的观点来说，也许要遭到哲学上的反对，但是从《圣经》或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项建议是行得通的。尼福主张这一原则：“我们应该说众人说的话，我们应该想些众人想不到的。”但尼福晚年时，却改变了思想与主张，终而归依于正统派。他在博洛尼亚的一所大学教授哲学，由于他授课时常有鬼脸和滑稽的动作，表情生动，并不时引用逸闻和机智来讽刺，吸引了不少的贵族、淑女和群众前往听他演讲，使他变成了最足以与蓬波纳齐抗衡的哲学家。

有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界“最小炸弹”之誉的蓬波纳齐，身材非常矮小，他的家人都叫他小彼得。人虽小，但头不小，浓眉，鹰鼻，眼睛细小、黑溜溜且深邃。他于1462年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的一个贵族世家，却在帕多瓦度过他的学生时代。25岁时，就获得哲学和医学两种学位，并在当地执教。帕多瓦一地所有传统的怀疑思想他都承袭了，而且，还由他来集其大成。诚如他的门徒瓦尼尼（Vanini）所说的：“假如毕达哥拉斯在世，他一定认为阿威罗伊的灵魂在蓬波纳齐身上转生了。”智慧似乎常常是一种化身，一种回声，虽然经过千变万变，经过几代的错误，智慧仍然不变。

1495年至1509年，蓬波纳齐一直在帕多瓦执教。接着战火横扫了这个城市，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也只好关门。1512年，他到博洛尼亚大学执教。他一直生活在这所大学，直到去世。他结过3次婚。他讲的大部分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很谦虚地把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比为“小虫窥探大象”。他说他的思想并不是他独创的，他只是宣扬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他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谦逊了，显然他是刻板地屈服于权威之下。但是，自从教会继阿奎那宣布教会的教理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后，蓬波纳齐可能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忠实信徒，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什么是邪说，这个方法就是凡是揶揄正统派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都是异教邪说。利奥十世（1513年）在拉提朗宫召开第五次会议时，谴责那些相信“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灵魂是必死”的这种说法的人。3年后，蓬波纳齐完成了一部大作《不朽的灵魂》（De Immortalitate Animae）。在这本书中，蓬波纳齐表示，利奥十世指责的，恰好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两者的观点正好相反。蓬波纳齐说，心是无时不附于物体的，最抽象的知识主要是来自感觉，只有通过身体，心才能认识这个世界。结果，一个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即使比它的肉体还活得久，但这个灵魂也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作用、毫无助益的生魂。蓬波纳齐得出结论说，作为基督徒和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但是，就哲学家的立场来说，哲学家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这样说来，蓬波纳齐是确实反对天主教的教义了。天主教说，人体和灵魂都会复活的。也许，他并没有太重视天主教的这种说法，他也不认为他的读者会这样重视。

蓬波纳齐的这本书引起了一场风暴。天主教修道士说服了威尼斯的总督，下令把所有可以获得的这些书公开焚毁。反对这本书的人还把这件事告到教皇的法庭上，但本博和比别纳当时地位还很崇高，他们向利奥建议，认为这本书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这本书的结论确是如此。利奥并不傻，他深知如何应付双方的说法，于是，他下令蓬波纳齐写一篇措辞恰当表示顺服的报告书。蓬波纳齐便在1518年写了《为自由辩护》（Apologiae Libritres），他重新保证，身为一个基督徒，他接受所有基督教的教义。大约同时，利奥还命令尼福对蓬波纳齐的这本书做出一个答复。尼福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他功德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蓬波纳齐的头摆在宗教裁判所的天平上时，很显然，这件事可以看出大学和教会当局之间继续存在的水火不容的敌对态度，当时就有三所大学争着要聘他。当听到比萨当局要拉蓬波纳齐去任教时，博洛尼亚的地方长官，不顾天主教修道士的反对，马上正式向教皇提出，要把蓬波纳齐的任期延长8年，并把他的年薪提高到1600杜卡特。

蓬波纳齐还有两部不太重要的著作，直到他死后才出版。在这两本书中，他继续表露了怀疑的态度。在《咒法》（De Incantatione）中，他把许多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现象，视为自然的原因。有一位医生写信给他，宣称有些疾病是靠魔法和咒文治好的。蓬波纳齐对此表示怀疑。他说：“为了求助那看不见的原因，而蔑视那看得见的和自然的现象，这是可笑而荒谬的。任何一种明确的可能，都不能保证那看不见的原因的存在。”身为一名基督徒，他相信有天使和精灵；但站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他不相信有这些东西，在上帝之下，所有的一切因果都是自然的。他嘲笑一般人相信的所谓用玄秘的方法可以治病的说法，这反映出他是受过医学训练的。他说，假如精灵能够治疗肉体的疾病，那么这些精灵将是物质的，或是用物质的方法去影响物质的身体。他讽刺那些会治病的精灵是从石膏、药膏和药丸里跑出来的。但承认有些植物和药石是有治疗的效力。他相信《圣经》上所记的那些治愈的奇迹，但他怀疑这是自然的力量所赐。宇宙是由统一的不变的法则来支配。奇迹只是自然力量的一种反常的表现，人类对自然力的能力和方法，只懂得一部分而已，至于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自然力，我们把它们归之于精灵和上帝的力量。在不与这种自然的造因的观点矛盾下，蓬波纳齐可能相信占星术。他认为不但人的生命要受到天体的控制，而且所有人类的机构，甚至宗教的兴衰都受到天体的影响。这对于基督教来讲，是正确的。蓬波纳齐说，现在就有一些迹象显示基督教正步入衰亡之途。但他强调，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他反对这种说法。

他最后一部著作《命运》（De Fato），似乎是比以前的几部正统一点，因为这本书是对自由意志的维护。他承认这本书所说的与宗教上所说的神圣的先知和无所不知的说法相左，但他认为，假如人有道德责任的话，那么他要求他的良心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他要求需要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在论到不朽时，他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只用道德律就可以，而不需要用宗教的处罚和善报呢？他以坚忍而傲岸的意志坚持美德的充分的善报就是美德本身，而不是所谓死后的天堂。但他承认，大多数人只有借着宗教上的信仰和惩罚才能步入正途。因此，他说，伟大的宗教立法者已经告诉我们，信仰那个未来的天堂，可以节省下无数的警察。他跟柏拉图一样，坚信寓言和神话有教诲的作用，它们对抑制人类天生上的弱点大有裨益。他说：

所以，宗教的立法者认为，善良的人可以在来生获得永恒的善报；作恶的人可以获得令他们非常担惊受怕的永无休止的处罚。大部分人之所以行善，是因为他们比较怕那种永无休止的惩罚，而不是热望获得那永恒的善报所致。同时，我们知道惩罚的多，善报的少。因为，宗教的立法者知道这种说法对任何人、任何阶级都有益，同时，他看出人类有作恶的倾向、有为善的欲望，因此，他向人类下令说，灵魂是不朽的。他之这样说，显然是不顾真理，却是为人类的利益着想，他这样做，可以把人类带往善良的道上。

蓬波纳齐认为，大多数的人头脑都很简单，但兽欲很强。所以，他强调，对这些人应当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或病人看待。他认为用哲理向这般人说教是没有用的。他说：“这些哲学的道理并不是要让一般人知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接受这些玄奥的道理。我们甚至不必跟无知的传教士们说这些道理。”他把人分为两种，一是哲学家，一是信教的人。他很天真地相信“只有哲学家才是人间的上帝。哲学家与其他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样的人都不同，如真人与画布上的像那样的不同”。但他也深知人类的理智是有限的，玄学虽然崇高，但不见得有什么用。在他晚年，自认为终日研究玄学，而弄得身心憔悴。他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的那位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窃来火种——而蓬波纳齐则是为人类窃来神圣的知识——因而受惩被缚于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其肝脏每日受兀鹰的啄食。他说：“一个思想家在探究神圣的玄学时，就像海神……宗教裁判所判他是持异端邪说的人，而大众则笑他是一个傻瓜。”

一连串的争论使得他疲惫不已，身体也每况愈下。在百病交集中，他终于决心一死了之。他选择了一种不太好受的方式来自杀：他要饿死自己。不顾人们的批评、威胁，甚至在武力之下他都不屈，他拒绝吃，也拒绝说话。7天之后，他觉得他已经赢得了胜利，他有权可以去死了，于是他开口了，他说：“我毫无遗憾地要离去了。”有人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回答：“所有的人类都必须去的那个地方。”他的朋友曾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他吃点东西，但他宁死不屈。他于1525年去世。曾经是他门下的大主教贡萨加，收拾了他的尸体，把他葬在曼图亚，并以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坚忍的精神，建了一座像，以为纪念。

蓬波纳齐把哲学的形式带进怀疑主义的领域，这使基督教的信仰一连200年来都遭到攻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伊斯兰教思想借着十字军、贸易和阿拉伯哲学而流入；剥夺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教派的分裂；教育的普及，增强了对教会控制的反抗；僧侣甚至教皇的永生和现世，暗示了他们私底下对大众承认的信条的不符；他们用炼狱这种说法来募款，以达到其目的；商人富豪阶级的抬头，反抗了教会的支配；教会变质了，从宗教组织变为世俗的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种种原因，使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中产阶级以上的意大利人，变成了“欧洲地区最富怀疑精神的人”。

波利希安和浦尔契的诗及斐奇诺的哲学，明白地显示，洛伦佐的这一派并不相信来生。但丁笔下那个他认为千真万确的地狱，在阿廖斯托笔下，变成了可笑的费拉拉。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有一半的文学作品都是反对教权的。许多雇佣兵队长都公开表明自己是无神论者，朝臣比妓女更没有宗教意识，富有一点怀疑的态度已经成为一个绅士的标志和必备的条件。许多学者都存有喜爱非宗教的哲学、不受基督教教理的这种心理，彼特拉克为这种现象而感伤惋惜。1530年，威尼斯就有这种现象，大多数上层阶级人士都不顾他们复活节的责任：他们不去忏悔，不去参加圣餐，甚至一年里都不曾有过一次。马丁·路德就发现意大利知识阶级对上教堂做弥撒流行这样的口号：“来吧！让我们跟着大家一起错吧！”

在大学里，从一件有趣的小事，也可以看出教授和学生对宗教的态度。蓬波纳齐死后不久，他的学生西蒙·波尔齐奥（Simone Porzio）被邀到比萨大学演讲，他选择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作为讲题，但听众不喜欢这个讲题。有些听众很不耐烦地喊道：“讲一讲灵魂好吗？”波尔齐奥只好不讲《气象学》，改讲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波尔齐奥的这一换题，立刻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我们不知道波尔齐奥在这篇演说里是不是表达了他所信仰的：人类的灵魂与一只狮子或一棵植物，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在他的《论人类的心灵》（De Mente Humana）这本书里确实这样说。他这样说并没有遭到攻击。1528年，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控告的塔拉巴（Eugenio Tarralba）就说，他在罗马念书时，教过他的三位老师，都一致说灵魂是要死的。伊拉斯谟还发现，罗马的大主教们竟用怀疑的态度来讨论有关基督教中最根本的教理。对此，他感到很惊讶！有一位传教士则对他说，相信来生是荒诞的事，有些则嘲笑起耶稣和十二使徒。他还很肯定地说，有很多人都听说教廷内的职员亵渎弥撒。虽然阶层较低的一般百姓仍然保持对教会的忠实；虽然那成千上万听过萨沃纳罗拉说教的，一定还是忠于上帝；虽然维多利亚·科隆纳的例子显示虔诚可以胜过教育，但是，人们对基督教中那牢不可破的教条的想法，却被怀疑之箭射穿而崩溃，而中世纪神话的光彩，也被渐渐发现的黄金的真理之光掩盖过去了。

圭恰尔迪尼

圭恰尔迪尼的思想综合了这个时期怀疑主义的觉醒。他的思想是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思想之一，对我们的所好他竭力讽刺，对我们满怀的希望，他很悲观。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像一架探照灯，射出万丈的光芒，他把他那率直坦白的思想，很聪明地表现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著作里。

圭恰尔迪尼出身于贵族，在他孩提时代，他听的是知识阶级用标准的意大利语交谈，学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经验和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绅士。他的叔叔曾数次连任这个共和国的行政长官，他的祖父则担任过多个重要部门的主管，他的父亲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也担任过几个外交职位。圭恰尔迪尼这样写道：“我的教父是当时最伟大的柏拉图哲学权威菲奇诺先生。”虽然他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并不能阻止这位历史学家变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他学的是民法，23岁时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到各处旅行，甚至到过佛兰德斯，去看耶罗尼米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发明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26岁时，他娶了玛丽亚·萨尔维亚蒂，这不仅因为“萨尔维亚蒂家产万贯，权势超人，而且，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些东西”。

他还有一股追求出人头地和致力于创造文学艺术的狂热。27岁时，他写成了《佛罗伦萨历史》一书，这是当天才从重重的传统解脱出来所喷出的自由之泉，这是在这个年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了。他的这本书仅限于佛罗伦萨1378—1509年的历史，他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说得不但详细准确，对来源作鉴定性的检查，对原因作深入的分析、成熟而公正的批判，而且文笔活泼流畅。凡此种种，可不是11年之后，60岁的马基雅维利所写的《佛罗伦萨历史》可比的。

1512年，当圭恰尔迪尼30岁时，被任命为天主教的斐迪南的大使。在以后上任的教皇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期间，他又被任命为雷焦、摩德纳和帕尔马三地的行政首长，继之为罗马纳的总督，后又出任统帅罗马帝国部队的副将。1534年，他回到佛罗伦萨，辅佐那位实行暴政统治达5年的亚历山德罗·美第奇。1537年，他成为科西莫首席代理行政首长，但当他知道升任为首长的希望破灭之后，便隐退到乡间，在一年之间，完成了那部10大巨册的《意大利历史》（Storia d’Italia）。

这部杰作不如他早期作品富有那种清新和气势充沛的风格。同时，因为他还研究了人文学，他的文笔流于重视形式和修辞。虽然如此，他的风格还是堂皇严谨，为爱德华·吉本那种不朽的散文风格开了先河。这部《意大利历史》的副题叫《战争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ars），因此，这书的主题也就限于讨论军事和政治，但讨论的范围涉及整个意大利，并扩及与意大利有关的整个欧洲。这是第一部有系统地介绍整个欧洲政治的书。书中大部分都是他知道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后面的一部分，更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内。他搜集资料很勤，比马基雅维利的更正确、更可靠。他也模仿与同时代中比他更有名的那些历史学家的做法，让书中人物所说的话按古代人习惯的说法道出。他坦白地承认，书中人物所说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但他特别强调有些是绝对正确的。对一个争论的问题的两面，他都顾虑到，对于欧洲各国的政策和外交的动向，他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总之，这部杰出的巨著已使他称得上是16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就如拿破仑急着要见歌德一样，查理五世也急着要见圭恰尔迪尼一面。有一天下午，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会见了圭恰尔迪尼，他竟不顾朝臣和将军们的久等，与圭恰尔迪尼长谈。他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造就出100位贵族，但是，我在20年之内，也没办法培养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家。”

与普通人一样，他对哲学家们为了解决宇宙问题所做的努力并不太重视。假如他亲眼看见了蓬波纳齐所激起的那场风暴，他一定会扑哧一笑。他认为超自然的问题超越我们的知识范围，去争论这种问题实在是无一用处。毫无疑问，所有的宗教都是以各种假设和神话为基础，假如宗教能对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纪律有所裨益，那么宗教中的那些假设和神话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圭恰尔迪尼认为，人天生自私、堕落、不守法，他必须随时需要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或武力来约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宗教通常是最不会引起反抗的一种约束力。但是，当宗教腐化时，它的影响就是道德的堕落而不是道德的维护，那么社会也就步入了歧途，因为宗教所支持的道德律已经败坏无遗了。圭恰尔迪尼曾在他的秘录中这样写道：

当我一看到僧侣们的那种野心、贪婪和暴行时，那份恶心之情无人可比，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令人可恨，尤其是这些缺点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那些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人身上。在我跟几位教皇的关系中，我牺牲小我，并渴望他们能有所大成。假如不是有这种想法，我一定会把马丁·路德视如自己那样的珍爱；倒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从基督教加之于我们的约束中解脱……而是，我可以看看这些无赖被囿于这些限制之中，这样他们才会被逼着去选择过着没有罪恶的生活，或选择那种没有权力的生活。

圭恰尔迪尼虽然这么说，他自己的道德行为并不比这些僧侣高到哪里。他个人行为的法则是随着权力改变的，他的一般原则在他的著作中说得不少。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具有讽刺的习性。他说：

真诚讨人喜欢，而且博人赞赏；欺瞒受人指责；伪装遭人怀恨。因为真诚和胜利对别人比对自己更有用。所以，我要赞扬那些一般生活都很严肃真诚，只在紧要关头的大事上采用欺伪的手段的人。一个人越能建立起真诚的名声，那么他事事就越能称心如意。

他看透了佛罗伦萨各政党的真正用意，虽然每一个政党都高呼为自由而奋斗，但事实上是争权夺利。他说：

很显然，统驭别人和凌驾别人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所以，为了争取自由而宁愿放弃统治他人机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仔细地观察一下住在同一城市的市民们的纷争和冲突，你将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取胜于人，而不是要争自由。至于那些高等的市民，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总要为自由而战，但其实他们骨子里所争的、所想的是权势和优越感。他们假借自由的美名，暗地里却渴望着权力和荣誉。

他看不起那个重商主义的索德里尼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以金钱代替军队来为自由辩护。因此，他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或民主。他说：

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如说他们是疯子，因为，他们像是一只充满混乱和错误的怪物，他们那些不着实际的信仰实在太离谱了，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经验显示，众人所期望的事，绝少能够实现……理由是成败大部分是依靠少数人的意愿，而这少数人的用意和目的，往往与大多数人的不同。

圭恰尔迪尼是文艺复兴时期少数没有信仰的意大利人之一。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他看破了政治的空虚，他不寄望于什么理想国，他对什么都不抱有期望。当战争、残杀、凶暴横扫整个意大利时，他无依无靠地退缩下来。这位内心已求得解脱，一切希望已破灭的悒悒老人，最后终于发现，当神话死亡的时候，只有武力才能获得自由。

马基雅维利

·外交家

有一个人始终不容易将其分类，他是外交家、历史学家、戏剧家、哲学家。他是他那个时代思考最锐利的一个思想家，一位燃烧着崇高理想的爱国者。他虽然一事无成，却几乎是他那个时代，比任何人留的印记都要深的一位。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一位律师的孩子，家境不算太好但也不差，他的父亲在政府中谋得个小职位，在佛罗伦萨10里外的桑·卡西阿诺（San Casciano）拥有一座小小的乡村别墅。马基雅维利小时候，受的是一般的文科教育，他很快就学会拉丁文，但没有学希腊文。他对罗马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热衷于李维，他发现他那时的政府机构和政治情形几乎与罗马时期的完全相同。他又研究法律，一直很感兴趣。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发现美洲一事，他并不重视，他觉得政治的舞台扩大了，但情节和人物并没有换。最使他热衷的是政治学、政治手腕和权术。1498年，他29岁时，被任命为一个十国军事会议的秘书。在那里，他服务了14年。

起先他的工作是很单纯的——编纂会议记录和资料，作报告，写写信。但他是政府官员，他可以从内部透视欧洲的政治，他可以用他的历史知识预测未来的发展。他那份热心、神经质和野心勃勃的精神，使他感到只要等待，终有一朝可以出人头地，登上一国之尊，从米兰公爵之位到威尼斯的元老院议员、法兰西国王、那不勒斯国王、教皇、皇帝。不久，他被派遣跟卡泰丽娜·斯福尔扎交涉一事，但这位女伯爵实在太精明了，他不是她的对手，他受尽了折磨，空手而归。两年之后，他随卡萨（Francesco della Casa）率领的使节团到法兰西的路易十二那里。不幸，卡萨病倒，担任副使的他便负起团长的使命，他学法语，奔波于城堡之间，忙于拜会领主团体。这次他表现得机警睿智、洞察敏锐。他回到佛罗伦萨时，他的朋友齐声赞他，说他现在已是一个够格的外交家了。

1502年，他先后被任命为乌尔比诺的索德里尼主教及恺撒·博尔贾的副官，这是他智慧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同年，他被召回佛罗伦萨，庆祝他的婚礼。10月，他再次回到恺撒·博尔贾那里。他跟博尔贾到伊摩拉，在到达圣尼加利亚时，正好碰上博尔贾成功地一网打尽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这次得以亲眼看到这位强人的所为，对他日后的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这个只会动脑筋的人正面对着一个用行动来表现的人，这使他不由得肃然起敬。当他深深感到他还须走一段相当长的路，才能把他的思想付诸于辉煌的勋业中时，这位青年外交官，内心里不由得燃起嫉妒之火。他眼前的这个人，比他还年轻6岁，竟然能在两年中推翻12位暴君，给这些城市带来和平，并使他自己成为当时最具光芒的一颗流星。光靠着说话有什么用，这位年轻人从来就不多说话！从此，恺撒·博尔贾成为马基雅维利心中的英雄，就如俾斯麦是尼采心目中的英雄一样。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从具体的意志中产生的力量，是一种超越善与恶之上的道德，是超人的模范。

翌年，他回到佛罗伦萨，此次，他已察觉到佛罗伦萨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已经在怀疑他的思想是不是受那位勇敢的博尔贾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了？但他那孜孜于为佛罗伦萨的利益而筹划的行径，赢得了索德里尼和十人军事咨议会的信任和赞许。1507年，他看到他心目中基本理论之一成功了。他一直主张，一个自重的国家不可以信任雇佣兵，在危机的时候不能依靠他们；他们或他们的头子往往是视金钱为第一，假如敌方采取银弹攻势，他们准会被收买过去。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建立一支全国性的人民自卫队，全部由老百姓组成，这些老百姓最好是那些能耐劳吃苦、孔武有力的人民；这支部队要经常拥有最好的武装设备，要不时地训练；这支部队应该摆在最后一道防线上。经过一段长时期的考虑后，政府当局接受了他的这项计划，并由他全权处理。1508年，他带领着他统筹的这支新人民自卫队攻打比萨，结果表现不凡，比萨终于投降，马基雅维利凯旋荣归，声誉更隆。

1510年，他二度出使法兰西。经过瑞士时，瑞士同盟的武装独立激起他的热情，他心想意大利也应如此。从法兰西回来，他看到他的国家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像法国这样一个团结的国家决心要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那么这个半岛上分分离离的公国，怎能联合起来保卫意大利呢？

不久，马基雅维利的这支自卫队受到了最后一次考验。1512年，尤利乌斯二世因不满佛罗伦萨拒绝联合把法兰西人赶出意大利，便愤而下令派遣神圣同盟的军队镇压佛罗伦萨共和国，以恢复美第奇的王位。马基雅维利的自卫队被派到普拉托防守佛罗伦萨的防线，结果他的自卫队被神圣同盟设备精良的雇佣兵打得四处鼠逃，溃不成军。佛罗伦萨失陷，美第奇胜利了。马基雅维利因而丢了官，名声也扫地。他曾竭力向美第奇求情，也几乎成功了；不幸，有两位狂热的年轻人图谋推翻美第奇时被侦破，在他们的文件中，发现了支持他们的名单，其中有马基雅维利的名字。马基雅维利因而被捕，在狱中被鞭打四次，但因为找不出他共谋的证据，终于放了他。出狱后，他唯恐再次被捕，携妻和四个孩子远走到祖先在桑·卡西阿诺留下的乡村别墅。就在那里，他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这15年真是满怀希望的贫困的日子。但假如不是有这段苦难的日子，我们也就无法再听到他的名字，因为，就是有这几年饥饿的日子，他才写出了那几部改变历史的书。

·作家

一位曾是佛罗伦萨政坛上的红人，现在失意退居乡间，心中不免有凄凉孤独之感。为了排除这种内心的痛苦，他不时到佛罗伦萨，找老友聊天，并寻求再度复职的机会。他曾写过好几封信给美第奇，但都石沉大海。在他致那位新出任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的老友维泰利（Francesco Vettori）的一封贺函中，他向他倾吐他在乡间的生活时的心声，及他如何写那部使他名垂青史的巨著《君主论》：

自从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后，现在我已过着静谧的乡间生活。太阳出来后我也起床了，然后走到附近的林间，花几个钟头检查一下昨天写的。有时，我跟伐木工人聊起天来，他们通常都向我苦述他们自己的遭遇或邻居的困难。步出了林子，我走到一处水源，在这鸟语花香的世界里，我捧书欣赏但丁、彼特拉克或像狄巴拉斯、奥维德这些诗人的作品。品尝他们充满热情的爱情故事，使我勾起了往日的旧梦，时光就在这种沉思中很快地溜过去了。然后，走进路旁的小客栈，与那些过路的游客闲聊，听听各个地方来的消息，记下他们各种不同的嗜好和想法。就这样到了用膳的时间。我跟内人一道用膳，吃的是我那微薄的家产所能买得起的小地方出产的东西。下午，我再回到小客栈，通常我会看到客栈的老板、屠夫、磨坊工人和一些泥水匠。有时，我跟这些人厮混终日或玩玩牌，每次总有争吵的事发生，亵语脏话不绝于耳。通常我们所争的无非是芝麻小事，我们的喧嚣声连桑·卡西阿诺镇上都可以听到。深陷在这种堕落的环境，我的智慧越发陈腐，我在向命运挑战中，发泄怒气……

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刻，我就步行回家，一进到书房的门口，便把那沾满泥泞的粗布外衣脱下，但我倒认为这些朴素的衣服是盛装呢！换上便服后，我伏案研究古代的历史，于是，我走进了古代的宫廷，我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提供我所需要的资料，我毫不胆怯地跟他们交谈，我也问问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动机，这些人都很谦逊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一点也不感到疲惫，把一切的烦恼、贫困和死亡等问题都抛诸九霄云外，我整个人都投身于这群古代人中。但丁曾说过，不记住所听的，就谈不上科学。我已经记下了这些杰出的人所说的话，而写了这本小册子《君主论》。我花了很多心血去写这本书。在书中，我讨论了君权的性质和种类，这些君权是如何获得的，如何来维持，及为什么会失掉等问题。假如你曾喜欢过拙作，那么这本书你一定不会不喜欢。这本书将特别受到新君主的欢迎，基于这个理由，我将把此书献给美第奇陛下……（1513年12月10日）

或许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已经大概地说出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开始在写《李维罗马史的研究》（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Livy），并完成了注解李维《罗马史》中的头三部。他把这些注解献给扎诺比·布翁德蒙提（Zanobi Buondelmonti）和科西莫·卢西莱（Cosimo Rucellai），他说：“我送上我必须呈上给你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些注解是我长期的经验和不断的研究所获得的心得。”他评述道，古典的文学、法律和医学都已经复活，而启迪了现代的写作和实践。因此，他主张复兴古典的政府制度，把这些制度应用于现代的政治中。他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从历史中推论而来，而是撷取历史中偶然的事件，来支持从他自己的经验和思想中所获得的那些结论。他的那些例子几乎都是从李维那里而来，有些引自稗史，有些从波里比阿那里引来的。

当他继续写这部《李维罗马史的研究》时，他发现再这样写下去，终无完工之日，而不能使他即时把这部书作为一种实用的礼物献给当政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因此，他中断了原来的写作计划，改写一部概要，单刀直入说出他的主张。这样他的这部小册子才更可能有被赏识的机会，同时，这样也可以挽回他跟这一当前（1513年）统治半个意大利的望族的友谊。所以，就在这一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完成了《君主论》。他计划把这本书献给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朱利亚诺·美第奇。但马基雅维利还在犹豫是否把这本书呈给朱利亚诺时，朱利亚诺在1516年去世了。因此，他只好再把这本书献给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但洛伦佐没有领情。这本书的原稿就秘密地被抄写了出去，但直到马基雅维利死后5年的1532年才被出版。自此，《君主论》成为世上多次再版的书之一。

关于马基雅维利其人，我们除了从他自己所描述的一些有关他的事得知一二之外，只有再从沃夫兹画廊藏的一幅无名氏画的他的像中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幅画显示，他的身材瘦长，脸色苍白，双颊凹瘪，目光炯炯，薄薄的双唇紧闭着。显然他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实干家，是一个有敏锐智慧的人而不是一个有温和意志的人。他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因为他的外表太显露出他的精明；他也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因为他太紧张，太固执己见。在这幅画中，看他那双带着手套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就显出他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他写起文章来，总是像愤世嫉俗的人那样。他的嘴总是抿着，说些讽刺的话，他以能说出完美的谎言为荣。因此，当他说真话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他是在说假话。其实他心里所有的只是一颗热爱国家的心，为了意大利的统一和强大，他把一切有关道德的事都视为等而下之。

他有许多不同的个性。恺撒·博尔贾掌权时，他就称赞他；博尔贾垮台了，他也就跟着人云亦云，指责这个失败的博尔贾是个罪人，是“耶稣的叛徒”。美第奇家族失势时，他也振振有词地骂起他们来；但当其又得势时，他又厚颜地屈膝求情，图谋一官半职。不管在婚前或婚后，他不但去嫖妓，而且还详详细细地把那儿的风光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信有些实在太低俗，连那些仰慕他的传记家都不敢出版。年近50岁，他还这样写道：“朱庇特的香巢真是迷人。路虽那样的坏，也阻挡不了我；夜是那样地黑，也伤不了我的勇气……我整个心所想的只有爱，爱之神啊！维纳斯！我该多么的感激你！”这些风流的事，统统可以原谅，因为人不是一定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但是，有一点不能让人谅解的是，他完全地漠视了他的妻子。从他所留下来相当多的信件中，从没有谈及他的妻子，更没有片字甜言蜜语。尽管这是当时的风气，但依他那种热情的个性，他的这种做法令人难以原谅。

同时，他那只锐不可当的笔正指向其他的地方，并赢得了丰硕的战绩。在1520年完成的《战术论》（L’arte della Guerra）一书中，他向各国和军事首领们强调军事强胜的法则：一个国家的军队假如失去了美德的约束，那么这个国家注定要灭亡。军队所需要的是人而不是金钱，他说：“只靠金钱，绝不能获得卓越的战士，但卓越的战士往往可以获得金钱。”金钱必然要流入强盛的国家，但是国家一富裕起来，国力就要渐渐消沉，因为财富会使人安逸和衰败。因此，一支部队必须经常保持忙碌的状态，不时地有小战争，才可以使战士们的肌肉和器官保持强健。骑兵是很重要的，当然，假如对方有强韧的矛，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步兵应该被视为一支部队的中枢和主力。他认为雇佣兵懒散、可耻，是意大利之瘤；他主张每个国家都应有一支人民自卫队，这支自卫队由人民组成，这样他们将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而战。

马基雅维利又把他的笔指向小说，他写了《金驴记》（Belfagor Arcidia-volo）。这是意大利的小说名著之一，在这本小说中，他用犀利而带有讽刺的笔调，讨论婚姻的问题。对戏剧，他也有一手，他作的《曼陀罗花》（Mandragola）一剧，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中最杰出的一部喜剧。该剧的开场白真是别开生面，给评论家们来个下马威：

哪一个人敢用恶言诋毁作者，我警告你，他也懂得如何反唇相讥，而且我保证在这方面，他要比你强得多；虽然他对那些衣着入时的人毕恭毕敬，但老实说，整个意大利没有一个人他看得起。

这幕剧惊人地揭开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道德。故事的地点是佛罗伦萨。加里曼古在听到一位熟人称赞尼西阿斯的太太卢卡莱西娅的美丽后，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卢卡莱西娅，他还是决定要引诱她。只要能够跟她安安静静地睡一晚，他就心满意足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听说卢卡莱西娅不但美，而且她的贞操观念非常保守。但有一件事使他觉得还有希望，听说尼西阿斯对她的不孕一直感到很烦恼。加里曼古就贿赂了他的朋友，要他介绍他跟尼西阿斯认识，并说他是一位医生。他声称他有一种药，可以使任何不孕的女人怀孕。但遗憾的是，当她服过药后，第一个和她共床的人，不久就要死掉。他愿冒这个死亡的危险。尼西阿斯就像传统的剧作家所创造的那类忠厚型的人物一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加里曼古的好意。可是这位坚守贞操的卢克雷齐娅竭力反对，她想，万一非答应不可，她就在被奸污之后当即自尽。但演变到最后却皆大欢喜，任何一个都没有吃亏。卢克雷齐娅的母亲因为渴望着要抱个孙子，便贿赂一位修道士，劝她的女儿在向他忏悔之后，可以去施行加里曼古建议的计划。卢克雷齐娅终于答应，吃下药后与加里曼古睡了一晚，卢克雷齐娅终于怀孕了。这位修道士洗涤了卢克雷齐娅不贞的罪，尼西阿斯乐得做个“代理”父亲。加里曼古终于如愿以偿，跟这位美丽的女人睡了一觉。

这部喜剧不仅结构好、对白好，而且讽刺得好。使我们惊叹的倒不是那引人入胜的题材，也不是那古典的喜剧中具有的特色，更不是因为解释了生理上的爱，而是在那位修道士竟然为了25杜卡特的金币，而去成全人家通奸的好事。同时，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幕剧于1520年在罗马利奥十世的面前上演时，竟然大受欢迎。这位教皇看了大为高兴，还要求朱利亚诺大主教给马基雅维利一份写作方面的工作。洛伦佐·美第奇建议马基雅维利写一部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书，并赏他300杜卡特。

这部前后花了5年时间（1520—1525年）才完成的《佛罗伦萨历史》，也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书，其在史料编纂中所占的地位有如《君主论》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但这部书有重大的缺点，如有草率而不正确的地方；剽窃过去历史学家所写的；偏重于小党派之间的斗争，忽视了社会机构的发展；完全地漠视文化的历史——这几乎是伏尔泰以前历史学家所犯的通病。但这是第一部用意大利文写的重要历史著作，他的意大利文简洁有力。他摒弃了有关佛罗伦萨创立的那些虚构的神话故事，他也放弃了一般使用的按年代顺序记载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畅而逻辑的叙述；他所说的不仅是历史上的事件，而且还说明了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他对佛罗伦萨政治上的纷争，从家族、阶级和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做了明晰的分析。故事的叙述离不开这两个统一的主题：各代教皇都在保持意大利的分崩离析，以确保他们皇权的暂时独立；意大利的进步是在狄奥多里克、科西莫和洛伦佐诸王的统治下获致的。这位领着教皇的金钱过日子的作者竟然写出这种反教皇的书，而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也竟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他的这份献礼，这说明了这位作者的勇气，也显示了这位教皇宽宏的心胸和慷慨。

《佛罗伦萨历史》一书虽然使他谋得一职达5年之久，却没有使他达到再次进入他长期以来渴望的那个政治泥沼的愿望。1525年，法王弗兰茨一世在帕维亚大权旁落，而克莱门特七世此时又无力抵抗查理五世，马基雅维利只好上书教皇和圭恰尔迪尼，说明如何来抵御即将来临的西班牙和德国的联合进犯意大利。也许马基雅维利建议教皇应给予乔万尼·美第奇兵力、权力和充裕的金钱，这样可以暂时挽回意大利的命运。乔万尼去世后，作为好抢劫的法兰西的同盟国德国士兵，已经开至佛罗伦萨的城下，马基雅维利赶至佛罗伦萨，在克莱门特七世的要求下，他又呈上一份报告，讲明如何修复城墙抵御外侮。1526年5月18日，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由5位委员组成的“监护城墙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德国军队终于绕过佛罗伦萨而向罗马进军。罗马城被攻克之后，克莱门特七世成了这群暴徒的囚犯，而佛罗伦萨共和党乘此推翻美第奇政权。1527年的5月16日，佛罗伦萨又重新建立民主共和，马基雅维利欢欣雀跃，满怀希望地想恢复他以前所当的十人委员会秘书的职务。但事与愿违，1527年6月10日，他被拒绝了。由于共和党人对美第奇的仇恨很深，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被捕期间，竟然变节上书事敌，而把他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一打击使他久久无法恢复，他的生命之火、希望之光从此再也点燃不起来，而空留憔悴的身躯。由于忧愤过度，他终于病倒了，他的胃抽搐得很厉害。妻子、儿女和朋友都围在他的床边。在病危时，他一直拒绝忏悔。但12天之后，他终于在一位牧师前面忏悔，随后去世了。死后，他的家境陷入贫穷，而他致力于统一的意大利也成了一片废墟。他葬于克罗齐教堂，在那座别致的墓碑上刻有这几个字：任何颂辞都不足以道出这位伟人的伟大。这个墓志铭日后证明意大利终于统一，意大利终于宽恕了他的罪，意大利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梦一般的理想。

·哲学家

让我们以最公正的态度来看看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我们再也找不到对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样独立而大胆的说法。马基雅维利确实在一片无人航行过的海洋上开辟了新的航线。

这确实是一套纯粹的政治哲学，其中没有玄学、神学、一神论或无神论，也没有决定论或自由意志说，伦理学本身很快沦为政治学的工具。他深知政治学是创造、征服、保卫和壮大一个国家的最高艺术。他是只顾国家不顾人道的。他认为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员，他关心的只是大家共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他才不顾自我地炫耀。他希望知道为什么国家会兴衰，及如何延长那可能避免不了的衰亡的命运。

他认为，一部历史的哲学和一门政治科学是可以使国家的寿命延长的，因为人性自古以来从没有改变过：

智者说，欲知未来，必须鉴古。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历史总会重演的。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历史是由人类的感情制造出来的，这种感情不分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样的，因此，相同的感情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我相信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变的，这世界永远有那么多的善与恶，尽管这些善与恶因时代的不同而分散在各个国家中。

在历史的法则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文明和国家的兴衰。马基雅维利用一条非常简单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勇气产生和平，和平走向平静，平静产生混乱，混乱招致灭亡。在混乱中产生了秩序，从秩序中又产生了勇气，从勇气中又带来光荣和兴旺。所以，智者已经观察到文学灿烂的时代是跟在军事的强大之后……所以，必先有伟大的军人而后才有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国家的兴衰除了系于这些一般的因素外，领导人的行动和影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一位野心过大的统治者，在不自量力之下，擅用无上的权力乱启战端，可能会把他的国家毁灭。再者，运气也是一个因素，他说：“运气可以影响我们行动的一半，至于另外一半它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勇气越大，就越不受运气的支配和摆布。

国家的历史依循一般的法则前进，这些法则由人类天生的恶性来决定。人天生是贪婪的、狡诈的、好斗的、残忍的、堕落的：

谁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制定法律，他必须先假定人天生是邪恶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展示出他们邪恶的本性。假如他们这种邪恶的本性有一段时期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那一定是有某些理由的。我们必须假定那是机会还没有来到，但机会不会永远不来……事实上，希望获得什么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当他们能够的时候，他们往往可以获得。因为这样，他们所受到的是赞扬，而不是责备。

正因为如此，人只有依次运用武力、欺骗和适应社会才能变好，换句话说，人才能够有秩序地生活在社会中。国家的创立是这样的：以军队和警察建立武力，制定法规，渐渐形成风俗习惯，进而支持领导权、维系社会秩序。国家越进步，就越不需要使用武力，灌输思想和风俗习惯就足够了，因为在一位强有力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之下，人民是不易反抗的。

要使邪恶的人类习惯于法律和秩序之下，最好的方法是宗教。这位被他的仰慕者称之为好讽刺的无神论者马基雅维利，满腔热情地写出下面这段有关宗教的设立的情形：

虽然古罗马的建国者是罗慕路斯。传说他创立了古罗马，但诸神认为这位君王的法律是不够的……因此，他们感召罗马的元老院选了努马·庞皮利乌斯继承他……努马发现人民没有开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使他们服从。因此，他向宗教求救，把宗教视为维系任何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东西。他这个国家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所以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比这个共和国更敬畏神的；同时，这也使元老院或院中的元老议员能够很顺利地推行他们的计划……努马便杜撰道，他曾与女神交谈过，女神曾指令他如何去说服人民……事实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国王无不假借神旨来制法，否则他所立的法将不会被人民接受，虽然睿智的国王知道有许多有效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没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说服人民去遵守，因此，精明的国王便常常借着神旨来扫除这道障碍……遵守宗教的制度，便是一个共和国强大的原因；蔑视这些制度将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不管哪个国家，假如对上帝无所畏惧，那么这个国家必遭毁灭。当然，若是人民对国王有所畏惧，或尚可用来填补宗教的欠缺，国家尚可存于一时，但国王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

国王或国家想要维持下去，第一要务就是要虔诚地奉行宗教……所以，最值得人们赞颂的应是有关宗教的作者和创教人，其次才是共和国或王国的创立人，其次是那些统率军队、保卫国家的将军，再其次是那些文学家……然而，这些人注定要招来恶名和举世的辱骂，因为他们破坏宗教、推翻共和国和王国，他们是美德或文学的敌人。

马基雅维利对宗教大体上是接受的，但他痛诋基督教，指责它没有教诲人民。他认为基督教过分地重视天堂，而用女性的美德来削弱男人：

基督教使我们不重视这个世界，只教我们更加的谦卑。古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很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的宗教用世俗的荣耀赐福给军队的首领们和国家的创立人。然而，我的宗教却把荣耀赐给温柔和沉思的人，而不是给那些行动的人。我们的宗教极力地赞扬卑谦和虚弱的精神，蔑视世俗；然而，古代的宗教却赞扬心灵的伟大、力气和使人勇敢的那些行为……所以，我们的世界已经沦为邪恶人的战利品，他们已经发现人类为了要上天堂，早已准备要屈服于各种打击，而不准备加以还击……

假如基督教教义能够根据它的创立人耶稣的原意保留下来，那么那些基督教国家将会远比它们现在更加团结、更加繁荣。而基督教衰落最好的明证是：最接近于基督教的中心罗马教会的人，却是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任何人只要一查这个宗教创立时的教义，再看看当今的人做到了多少，都会断言这个宗教距离覆灭已经不远了……要不是圣方济各和圣多米尼克把原来的教义复兴起来，可能基督教已经因其腐化而早已招来毁灭的命运了……所以宗教或国家要长存，就必须不时地把它们带回到当初立教或立国的精神轨道上。

我们不知道这些主张是不是在宗教改革的风声传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提了出来。

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的反抗，与这些人大不相同：伏尔泰、狄德罗、潘恩、达尔文、斯宾塞和勒南。这些人反对基督教中的神学论，但赞扬基督教的道德律。他们对基督教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尼采，同时也缓和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利认为教条的不可信是当然的事，不足为忧，但他欣然接受神学论，他认为迷信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对基督教，他最反对的是它的伦理观，它的视温驯、卑谦和盲从为美德，它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及它所认为的国家和人民是靠着一部道德律来维系的说法。他比较喜欢罗马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是建立在以人民或国家的安全为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基础上：“在以国家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下，我们绝不去考虑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酷，褒扬或耻辱等，我们所要的只是采取那个能够救国家、争自由的手段。”一般而言，道德是一种行为的准绳，它使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守秩序，团结和强大。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假如把自己也囿于用来谆谆教诲人民的那部道德律之内，那么这个政府必然无法履行它保卫国家的责任。因此，一个外交官是不受他的人民所遵守的道德律的约束的：“当他的行为违反道德律时，其行为的结果必定会宽恕他的”，其目标结果将会证明他的手段是正当的：“凡是善良的人绝不会去责骂那个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不管他的这一爱国行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为了保卫他的国家，即使他所使用的是欺诈、残忍和罪恶的手段，这种欺诈也是一种“光荣的欺诈”，这种罪恶也是一种“光荣的罪恶”。所以罗慕路斯为了建立罗马而杀害他的弟弟是正当的，这个刚建立的政府需要的是统一，否则就要四分五裂。世界上没有一条大家都同意的“天然法则”，也没有大家一致认为的“对”。就治国一事来说，政治必须要完全地超越于道德之上。假如我们把这些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酷等的考虑应用于战争的伦理观上，马基雅维利确信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主义实是可笑、反常。战争，实际上是违反了摩西的《十诫》：在战争中，许多人发假誓、撒谎、偷窃、杀人、通奸。然而，战争如果是为了保全或巩固社会，那么战争是好的。当一个国家停止扩张时，它就开始衰微了；当国家失去了战争意志时，它就要灭亡了。长期的和平会使国家衰弱和瓦解，偶尔进行一次战争，可以使国家重新振奋，恢复纪律、活力和团结。共和时代的罗马人随时保持备战的状态，当他们看到将与另一个国家有纠纷时，他们并不避免战争，而是主动地派兵攻击他们的敌人，决不等待敌人把战争带到意大利。对于一个罗马人来讲，谦卑、温和、安详不是美德，他们喜欢男人雄壮、威武、刚强、充满智慧、精力和勇气。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美德。

马基雅维利从一个政治家可以不受一般道德限制这个观点，进而提出了解决他那个时代基本问题的主张：意大利要实现统一和强大，才能确保集体的自由。他看到意大利的分裂、混乱、腐败和衰弱而感到痛心疾首。在彼特拉克时代，我们很难在意大利找到这种人——一个爱他的城市，更爱他的国家的人。意大利陷于四分五裂，以致无法抵抗外国人的侵入，谁应负责任呢？——

一个国家绝不可能统一和幸福，除非它像法国或西班牙一样，只服从一个政府的统治——不管这个政府是共和政府还是君主政府。而意大利不能统一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罗马教会的存在。它拥有世俗的权力，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或勇气来征服其他的地方，使它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唯一主权者。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新想法：马基雅维利谴责罗马教会不是由于它保卫它的世俗权力，而是由于它没有尽一切力量使意大利统一于它的政治权力之下。所以马基雅维利赞美恺撒·博尔贾在伊摩拉和圣尼加利亚的行为，因为他认为他从这位无情的青年的作为中看出了意大利统一的轮廓和远景，他准备替博尔贾家族为完成这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加以辩护。当他于1503年在罗马对恺撒·博尔贾转而采取敌对态度时，也许是由于他愤怒地看到他这个偶像竟怯懦地饮下一杯毒药（马基雅维利这么认为）而摧毁了他的梦想。

意大利两个世纪以来的分崩离析使其国力贫弱、社会凋敝，现在只有使用猛烈的手段（马基雅维利这样主张）才能挽救。不论政府或人民都是腐化的。军人贪恋女色，失掉了战斗的热情和技能。各地的人民把防卫城市和土地的责任交给外人——有的交给异族人，有的交给雇佣兵——就如罗马帝国的末期一样。但是这些雇佣兵或他们的统帅哪一个关心意大利的统一呢？意大利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才可能生存和发展。这些雇佣兵互相约定，视战争如同儿戏一样，和玩政治一样安全。他们不愿意在战争中被杀，当他们与外国军队遭遇时，他们拔腿就跑，使意大利陷入奴役和屈辱。

那么，谁才能使意大利统一？如何才能达成统一？不是用民主说服的方式。每个人和每个城市太个人主义了，太有派系观念了，太腐化了，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统一，必须利用政治的策略和战争的手段强制地加在他们身上。只有一位残忍的独裁者才能达成这个任务；一位不受良心牵制、能利用强硬手腕、为了达成伟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否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我们不得而知。就在他动笔的那一年（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道：“统一意大利的想法是可笑的。即使是各国的统治者同意，我们除了那些稍可利用的西班牙人以外也没有军队。此外，人民也不会赞同他们统治者的想法。”但是就在同一年，年轻、富有而聪明的利奥十世当了教皇，佛罗伦萨和罗马教廷长久以来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也由于两地都是美第奇家族当政而联合了。当马基雅维利把这本书转献给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时，那个公国也由美第奇家族统治了。1516年，这位新公爵年仅24岁，他显示出一种雄心和勇气。马基雅维利也许寄望这位年轻有干劲的人能在利奥十世的指导和外交（及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下可以完成博尔贾在亚历山大六世指导下已开始的工作——领导至少那不勒斯以北的意大利诸国（高傲的威尼斯则摒除在外），组成一个坚强的联邦来抵抗外国的侵略。很明显，这也是利奥的希望。马基雅维利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族，虽然最初的目的也许是想借此博得美氏家族的重用，但未尝不是真心认为这个家族也许是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

《君主论》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其纲要和写作方法都是仿照许多中古讨论君王治术的著作，但它的内容是革命性的改变。在这本书里没有理想主义式地要统治的君王做一个圣人，或者要他们根据基督的《登山宝训》来解决统治的问题。相反地，马基雅维利写道：

我的本意是写出一些对了解它的人有用的东西来，我认为我们应只问实际上应当如何，而不问理想上应当如何。许多人生动地描述理想的共和国或君王应当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些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实际生活如何与理想生活应当如何相去如天壤。一个人如果不顾实际地去追求理想而放弃其生存，更易于招致毁灭。一个人在布满荆棘的恶劣环境中还空谈理想、追求完美至善，只有加速败亡。因此，一位君王为了保全自己，应懂得如何为非作歹，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为非作歹。

因此，一位统治的君王必须把道德和统治术、个人良心和公共利益严加区别，必须随时准备为了国家而做出在个人关系中认为不道德的事情。他必须避免养痈遗患，对不能争取过来的敌人必须诛尽，对觊觎王位者必须加以杀戮。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一个政治家说的话比不上枪炮有力。他必须使他的军队经常保持在健康良好、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状态中；他必须借经常狩猎忍受艰难和危险来锻炼自己可以上战场作战。同时，他必须精研外交术，因为有时狡诈和欺骗比武力更能达到目的，所花的代价却较少。条约如果变得有害于国家就可以不再遵守了：“一位聪明的国君不能、也不应遵守诚信原则，如果这种遵守对他不利，而且遵守的理由也不复存在的话。”

公众某种程度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假如统治者必须在威而不慈或慈而不威之中加以选择的话，他必须舍慈就威。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的君王要奖励艺术和学术研究，供给人民休闲活动和娱乐，并尊重行会，但要时时保持他崇高地位的尊严。他不应给予人民自由，但要让他们感觉享有很大自由的样子。臣服的城市，像佛罗伦萨的比萨和阿雷佐，在开始时就要强硬甚至残酷地对付它们，然后当它们表示服从时，可以使用较温和的手段来使它们养成习惯性的屈服。不分青红皂白而长期的残酷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反而害了自己。

统治者应推崇宗教，不管他个人的信仰如何，表面上应装出虔信宗教的样子。一个统治的君王表面上看起来有道德，要比实际上有道德来得更重要、更有利：

虽然一位统治的君王不须具有各种美德，但他貌似具有各种美德非常有用，一位君王应貌似仁慈、忠诚、人道、信宗教和守信义。实际上具有这些美德固然好，但是他的脑筋要灵活，必要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相反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务须谨慎，不要说出与上述五种美德不相符的话来，在人民耳目所及之前，外表上要故示仁慈、信义、人道、公正及对宗教的虔诚……一个成功的君王必须善于掩饰，成功地做一个奸猾的骗子。人民一般而言是庸俗的、肤浅的、眼光短视、容易受欺骗……多数人却只能看到表面，只有少数人才能洞察真相；而少数人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

马基雅维利举例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说谎。他赞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总是为他的军事行动找一个宗教上的借口。他赞美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为取得米兰政权所使用的手段——尚武的勇气、战略的技巧及外交权谋的运用。他更提出恺撒·博尔贾为至高至善的典型：

想起博尔贾公爵的所有行动，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我认为他是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应仿效的对象。他被认为残忍，然而他的残忍调和了所有罗马纳人，统一了它，使它恢复和平与忠诚……他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不可能采取其他手段，而只有亚历山大的早逝和他自己的疾病缠身，才使他壮志未酬。为了确保他在新公国中的地位，他觉得必须争取朋友，必须以武力或诈欺击败敌人，必须使人民既畏他又爱他，必须使士兵服从他、敬爱他，必须铲除那些可能危害他的人，必须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必须既严厉又仁慈，既宽大又开明，必须铲除不忠的士兵，补充新的士兵，必须和各国君王维持友谊以获得他们的热心支助、使他们不轻易侵犯他。我们不能找出一个比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的例子。

马基雅维利赞美博尔贾，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是他和他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同时多病的话，以他采用的手段和个性很可能进一步统一意大利。现在，他完成了《君主论》这本书，向年轻的洛伦佐公爵呼吁，并通过他向利奥和美第奇家族呼吁，希望他们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他描述他的同胞“比希伯来人更受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受分化。没有领袖，没有秩序，被外国势力打击、掠夺、蹂躏、分割、欺凌”，“意大利，好像是一位垂危的人，等待一位救主来治疗她的创伤……她祈求出现一位救主来使她从异族的欺凌蹂躏中解救出来”。情势是危急的，时机却已成熟，“意大利准备并愿意追随举起统一运动大旗的人”。还有谁比美第奇家族，这个意大利最有名而现在又领导罗马教会的家族，是更适当的人选呢？——

意大利人民对她的救主将何等地热烈拥戴、坚决信仰，何等地竭力效忠和感激涕零，对外族又是何等地渴望报复，此实非我言词所能表达于万一。我辈意大利人民对异族的侵凌深恶痛绝，只盼你们这个杰出的家族能负起此一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你们的旗帜下得以完成统一的伟业，实现彼特拉克所说的话：“人们拿起武器驱走那些疯狂的敌人，并不需要经过多久的战斗，因为古代意大利人的英勇还没有消失呢。”

·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讨论

但丁和彼特拉克向外国皇帝的呼吁现在由马基雅维利向美第奇家族呼吁了。诚然，如果利奥享乐少一点，多活一阵子，马基雅维利也许可以看到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开始。但年轻的洛伦佐在1519年去世了，而利奥也在1521年逝世了。在马基雅维利去世的那年（1527年），意大利已完全屈服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下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一直要等到343年以后加富尔（Cavour）运用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政治家手腕才得以完成。

思想家们几乎一致批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政治家们则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明的理论。在这本书公之于世不久（1532年），即有许多人著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查理五世仔细研读它，凯瑟琳·美第奇把它带到了法国，法国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他们死时还带着它，黎塞留（Richelieu）赞美它，奥朗日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把它置于枕头下，好像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似的。当然，对于多数统治者来讲，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不智地揭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玩弄的伎俩诈术而已。那些梦想把马基雅维利变成一个政治上激进派的人认为，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写《君主论》这本书，并非在阐述他的哲学，而是以暗讽的方式间接地揭露统治者的统治伎俩。然而，《李维罗马史的研究》却有很长的篇幅阐释相同的观点。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持平之论：“我们应该感谢马基雅维利和其他类似的作家，他们公开而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人们习惯怎么做，而非应该怎么做。”黑格尔的批评则深具见地和雅量：

《君主论》因为包含暴君统治的法则，往往使人掩面不忍卒睹，但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使用权谋诈术是必需的。那些孤立的贵族必须全部予以压制，虽然我们的自由观念和他主张的手段如无情的暴力、各种欺骗方法、谋杀等不相符合，但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可诛的暴君是无可厚非的。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代表一种复苏的异教精神对衰微的基督教的最大挑战。在他的哲学里，宗教又如在古罗马时代一样，变成政治的附属品，国家才是上帝。他所颂扬的美德只是那些不信基督教的罗马人的美德——勇敢、坚强、自立、智慧，唯一不道德的事就是声名败坏。马基雅维利也许夸张了基督教衰微所带来的影响，他也许忘记了中古时期许多惨烈的战争，也许忘记了君士坦丁大帝、贝利萨留斯、查理曼大帝、殿院骑士、条顿骑士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等掀起的战争。基督教的道德强调的是阴柔的品德，因为人类的天性里有着丰富的破坏本质，所以对那些具有虐待狂的罗马人，对那些侵入意大利的野蛮人，对那些想破坏文明、目无法纪的人，必须宣扬相反的观念。马基雅维利所鄙视的美德造成安定而有秩序的社会，而他颂扬的美德（和尼采一样，因为他缺乏这些美德）则造成强大而黩武的国家，并造成独裁者残杀无数生灵来迫使人民服从和加强他们的统治。马基雅维利把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他只考虑到国家的保全，很少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义务，也从未考虑到统治者个人的腐化和权力的滥用。他忽略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鼓励性的竞争和文化上的蓬勃发展，他很少注意到他那个时代或古罗马时代的辉煌艺术成就。他迷失在崇拜国家的观念中，他协助使国家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但他也参与建立了对高于中古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的崇拜，中古的国家观念尚受到以教皇为代表的国际道德的约束。每一个理想在人类天生的自私观念下都破碎了，而一个坦白的基督徒必须承认在传播和实行与异教徒不必守信的原则中——如在康士坦斯宗教大会中，胡斯在与会前原被担保生命安全，但到会后却被焚死，费拉拉的阿方索在罗马也是一样——罗马教会本身正玩弄着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权谋诈术，失掉了她所负的代表一种道德制裁力量的使命。

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坦率的论述中，我们仍可发现一些令人鼓舞的地方。他的著作使我们正视一个没有几个哲学家敢于提出讨论的问题：一个政治家是否应受道德的约束？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道德只有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子传播它、执行它的时候才可能存在；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道德的存在尚待一个被赋予实力的国际机构的出现和维持国际法的舆论的形成。在此之前，国家的行为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不管他们的政府宣称所持的原则如何，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君主论》中描述的一样。

回顾从彼特拉克到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世纪在意大利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出这个运动的本质和基础在于人们对来世生活的渐少关切，而日趋肯定今世的生活。人们很高兴地再度发现一个异教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人们不必忧虑原罪或地狱的惩罚，自然的冲动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也受到宽恕。苦行、克己、罪恶感等观念在意大利上层中不再具有力量，甚至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修道院因无新人补充而日趋衰微；僧侣、托钵僧和教皇们也追求世俗的享乐，忘却了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传统的束缚和权威解除了，人们的思想和旨意超越了教会思想的重重束缚。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外向，虽然往往产生暴乱，却扫除了中古时期阴霾忧郁的思想。除了科学以外，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在各方面都很活跃，这一时期知识的大量解放未能产生实验的精神和研究的耐心，这两者一直要等到文艺复兴的狂潮消退以后才出现。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上帝的敬拜转变为对知识和天才的崇拜，对永垂不朽的信仰转变为对不朽声名的追求。异教徒的观念如财富、命运、自然的观念取代了基督教神的观念。

所有这些必须付出一个代价。思想的蓬勃解放削弱了宗教道德制裁的力量，却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有效取代这一个制裁力量。其结果是人们不再抑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纵情于享乐和不道德生活中，这是自古希腊诡辩学派打破了神话、解放了思想、摆脱了道德以来，所未有的。

第二章　﻿道德的解放（1300—1534）

道德堕落的根源与形式

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时，更可能受其个人的偏见所误导，除非他同时也研究那个时代宗教信仰衰退的情形。而在上述两种研究中，他可能只注意到少数戏剧性的例外，忽视了多数人未记载的行为。倘若他研究这个问题是用一个尚待证明的假设，例如对宗教的怀疑促成道德的堕落，则其所见可能更形谬误了。任何事情，要证明其好或坏，几乎都可从历史上的记载找到根据，就看你怎么挑选材料了。从阿雷蒂诺著作、切利尼的自传、马基雅维利与维泰利间来往的信札，固可看出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道德堕落的情形，而从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伊丽莎贝塔·贡萨加与阿里桑狄亚·斯特罗齐（Alessandra Strozzi）间来往的书信，亦可看出那时期姐妹间的亲情与理想家庭生活的情景。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知识的勃兴，道德却日趋堕落。促成道德堕落的因素有几个。最基本的因素也许是由于意大利财富的增加，而意大利财富增加，一是由于她垄断了西欧与东方的贸易，一是由于各地天主教僧侣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和“第一年年俸”都流入了罗马教廷。既然有更多的金钱可供挥霍，罪恶更加盛行。财富的传播破坏了修道者的理想。不论男女，日渐憎恶从前生活在贫穷与恐惧中所产生的道德观念，如安贫，这种道德观念现在与他们的欲望和财富互相冲突了。他们日益接受伊壁鸠鲁认为生活里应尽情地享乐及所有的享乐除非证明有罪，否则皆是无害的观念。

除了财富的因素外，道德堕落的次一主因是当时政治上的不安。派系之间的倾轧，战争的频仍，外籍雇佣兵的涌入，及不受道德约束的外国军队的侵入，农业和贸易受战争一再的破坏，专制君主的统治抑制了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扰乱了意大利人的生活，破坏了旧有的风俗习惯。人们发现他们生活在一片暴乱和动荡不安之中。政府和教会似乎都不能保护他们，他们只好靠着武器或诈术尽可能保护自己。人们作奸犯科，是司空见惯的事。专制的君主蔑视法律，醉生梦死，纵情于享乐。而少数富有的人也亦步亦趋，效法君主们的榜样。

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上的启蒙运动只限于少数人，解放的是个人，大多数人的思想并未得到解放。少数怀疑者可能指斥所谓圣徒遗物和神迹都是假的、伪造的，并反对教会为了敛财所发售的赎罪券，一般人却怀着敬畏和希望接受这些。1462年，学者出身的教皇庇护二世和一些红衣主教走到密尔维安桥，迎接从希腊来的使徒圣安德烈的头颅。当这个圣物存放在圣彼得教堂时，学者出身的红衣主教贝萨里翁还发表了一篇庄严的演说。到洛雷托和阿西西朝圣的人络绎不绝，每逢大赦年则群集罗马，到每个教堂参加礼拜仪式，跑到圣阶，跪在那里默思，据说这是耶稣基督走上比拉多廷殿的阶梯。权势人物在他们身体还健康时也许会认为这些荒诞可笑，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很少在临终时不要求神父为其施行临终告解的。维特罗佐·维泰利，这位骁勇的雇佣兵队长，曾经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恺撒·博尔贾作战，在博尔贾手下要绞死他之前却要求派一位信差到罗马请求教皇赦免其罪。

那时的妇女特别敬拜圣母玛利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她显现神迹的画像。1524年，人们喜爱的祈祷方式即是念《玫瑰经》（Rosary）。每个虔诚的家庭都挂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受难像和一两幅圣像，许多家庭还点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村子的广场和城市的街道往往有耶稣或圣母的雕像，或置于个别的教堂中，或置于壁龛中。遇有宗教节日，总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使人们平日辛劳之余，得以欢乐轻松一下。当教皇举行加冕典礼时，总有各种游行和比赛，使那些好发思古幽情的人回想起古罗马时代各种类似活动的盛况与壮观场面。从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表现得如此美好过，有艺术家为其建筑教堂，摹绘圣徒的事迹或《圣经》上的故事；而神剧、圣乐、诗歌、焚香更是为其增华，使各式各样的敬拜上帝的活动显得多彩多姿，生色不少。

但这些事例仅是事情的一面，纷乱而矛盾，无法一一描述，且看看事情的另一面。那时，许多城市里的教堂很少看到男人做礼拜。至于乡间，且听听佛罗伦萨的总主教弗拉·安托尼诺在约1430年时描述他教区里农民的一段话：

他们有时候就在教堂里和妇女唱起歌跳起舞来。在圣日他们很少花时间做圣礼或望弥撒，大部分时间不是游戏或待在酒店，就是在教堂门口争辩。他们任意亵渎上帝和圣徒，一点也不顾忌。他们时常撒谎、做伪证；他们与女人通奸，甚至犯更大的罪，良心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安。他们之中许多人一年难得忏悔一次，参与圣餐礼的则少而又少……他们很少教导家人要忠实待人。他们利用不正当方法来为他们自己和家庭谋利。他们很少想到上帝或他们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至于教会里的教士也不关心他们的教徒，只是注意教徒们所奉献的东西（羊毛和牛奶），不论在传道、在听忏悔或私下规劝中，并不开导他们向善，反而同流合污，和他们过着一样腐化的生活。

从蓬波纳齐和马基雅维利这类不信神的人也寿终正寝这个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16世纪的意大利知识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对罗马天主教已经失去了信仰。我们更可以不确定地假定，即使在那些未受教育的人中间，宗教也失去了控制道德生活的力量。不再相信道德律是来自上帝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圣经》上的戒律被认为是人自创出来的，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也不复被人相信，道德律也就失掉了令人畏惧的力量和它的功效了。人们行事时权衡利害而不顾禁忌，罪恶感消失了，犯罪时也不再感到良心不安。每个人只要他认为是适当的，不管传统认为对不对，就去做。人们希望的不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怎样成为一个强者。许多人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就奉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讲求武力和诈术了。后来马基雅维利也许是看到当时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才认为统治的国君应该像狮子一样勇猛，像狐狸一样狡诈。普拉蒂纳引据教皇庇护二世的话：“基督教的信仰即使不能被神迹印证，还是应该被接受，因为它是一种道德。”但人们不这样玄妙地去推理。他们说：“如果人死后不因在世上的善恶而进入天堂或地狱，那么我们活着时应该尽情享乐，我们可以纵欲而不用害怕死后会受到惩罚。”唯有一种有力而明智的舆论才能取代已丧失的神的惩罚力量，但不论教士、人文学者，乃至大学，没有一个担任这一创造舆论的工作。

在道德上，人文学者也如他们所批评的教士们一样腐化。当然有明显的例外，如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费尔特的维托里诺、菲奇诺、马努蒂乌斯等学者就认为合宜的道德行为与知识的解放并不相悖。有不少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学者，他们的生活就像未受过基督教教化的异教徒一样。他们的好动性使他们居无定所，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追求名誉与财富，从未想到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叶生根。他们嗜财如命，就如同放利者或他们的妻子一样。他们沾沾自得于他们的才智、收入、容貌、服饰。可是，他们言语粗鲁，与人争论时刻薄，好侮辱别人，对朋友无信，对爱情不专。如我们所知的，阿廖斯托就不敢请人文学者当他儿子的家庭教师，就是因为不信任此辈人物的道德，深恐带坏了他儿子；而他也许觉得不需要禁止他的儿子读他所写的带有色情色彩的长诗《奥兰多之怒》（Orlando Furioso）。瓦拉、波焦·布拉乔利尼、贝卡代利·安东尼、弗朗西斯科·斐勒佛等人，把他们放荡的生活总结成一个人类文明与道德的基本问题，即道德律。

教士的道德

如果教士们过着一种规矩和虔敬的生活，那么教会也许还可以维持圣经和基督教传统所称的神的惩罚力量。然而大多数教士如同世俗人一样，对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不论好坏都接受。教区的教士仅是一个执行圣事的人，通常受教育不多，却过着足为他人楷模的生活，虽为知识分子所不看重，却为一般民众所欢迎。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中，有一些人过着奢华的生活，大多数则是善良的人；而半数红衣主教所过的虔敬生活，则足以使那些耽于尘世逸乐中的同僚感到惭愧。在整个意大利各处有不少教士主持的医院、孤儿院、学校、救济院、贷款所及其他慈善机构。各派戒律教士如圣本笃派，圣方济各修会中的严修派，加尔都西的修士，他们所过的高度道德生活更为人所敬佩。传教士们冒着诸多危险，在异教徒地区或对基督教国家中的异教徒宣扬上帝的福音。神秘主义者与当时混乱的尘世隔绝，寻求与上帝心灵上更密切的沟通。

在这种虔敬的表现中，教士生活腐化、行为不检的例证也不少。彼特拉克至死仍信仰基督教，而且对卡修西安派修士所表现的纪律和虔敬至为赞佩，却一再指责阿维尼翁教士们的道德腐化。从14世纪薄伽丘、15世纪马萨乔及16世纪玛泰奥·班狄洛诸人的小说中，可以看出意大利教士们放荡的生活一再成为意大利文学作品的主要题材。薄伽丘曾经谈到教士们淫荡污秽的生活。马萨乔描述僧侣与修士为“撒旦的使者”，耽于通奸、同性恋、贪财、买卖圣职、对上帝不敬，并声称军队里的道德水准比教士们还高。阿雷蒂诺熟知各种秽行，咒骂排版工人所犯的错误与教士们所犯的罪行一样多：“说真的，要发现罗马严肃与贞洁还比找一本正确的书容易得多。”波焦几乎用尽了所有诅咒的词句来揭露教士们的败德、虚伪、贪婪、无知与傲慢，而吉罗拉莫作的《奥兰多之恋》一书中所叙也一样。修女也公然参与狂欢作乐，她们在威尼斯尤为活跃，该地的修道院与女修院邻近，修道士与修女常共睡一床。《教堂僧侣概略》（Proveditori Sopra Monasteri）中就存有20巨册关于僧侣与修女同居的审判记录。阿雷蒂诺所谈到威尼斯修女的淫荡情形不便引述。而一向态度平和如圭恰尔迪尼在谈到罗马教廷时也难以心平气和了，他说：“论到罗马教廷，用再严厉的言词皆不足以说明其罪恶，因为它是一个可耻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者的表率。”

这些证言似乎有点夸张，也可能含有个人的偏见。但是不妨也听听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所说的一段话：

不论你转向哪一边，转向教士、主教这类入世教士也好，转向各种修会教士团体也好，转向阶层较高的教士也好，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罪恶，这些人所犯的恶行，令人为之掩鼻。他们心胸狭窄，贪婪，爱财……不关心灵魂是否得救……只重口欲的享受，耽于宴饮，从事秽行，贪好女色……逃避参加崇拜仪式就如同逃避毒药一样。

我们仍不能对上面所说的全部予以置信，因为没有一位圣人在谈及人类行为时，不含愤恨之情的。但我们也许可以接受一位坦率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所作的总结：

当最高阶层的教士也处于这种状态时，正规修会中和入世教职人员中，各种恶习和超乎常轨的事日益普遍，社会的中坚分子日益失去兴趣……由于这些教士的行为，才引起伊拉斯谟及马丁·路德对教士们的行为多少有点夸张的描述，这两个人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期间到过罗马。但如果认为教士们的腐化情形在罗马要比在别处更甚，也是错误的。在整个意大利半岛，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典籍记载教士们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在许多地方，如威尼斯，情形要比在罗马更糟。难怪，就如那个时代的作家证明的，教士们的影响力衰退了，也难怪在许多地方供教职的人不再受到尊敬了。道德堕落如此之甚，于是有人开始主张教士们可以结婚。许多修道院的情况更是可叹。有些修女院里，安贫、贞洁、服从三个基本誓条几乎完全被弃置不顾了。许多修女院的纪律同样松弛了。

除了教士们生活淫逸奢华外，更不可饶恕的是宗教裁判所的活动。这些活动到了15世纪才在意大利减少。1440年，数学家兰迪因主张《唯物论》而受到审判，后来被判无罪。1478年，加列托·马奇奥（Galeotto Marcio）因主张一个人不论他所信奉的宗教为何，只要心地善良必得升天堂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赦免了。1497年，医生萨洛认为耶稣不是神，只是玛利亚和约瑟夫的儿子，他的身体也不是圣体，他所行的奇迹不是借神的力量而是由于星辰的影响。由于他的病人们的保护，他得以免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1500年，诺瓦拉的乔治在博洛尼亚被活活烧死，因为他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又没有有力的朋友可以挽救他。同一年，亚伦达（Aranda）的主教宣称天堂地狱之说是无稽之谈，而赎罪券也只是一种敛财的手段，不过他并未受到惩罚。1510年，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想把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带到那不勒斯，遭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

就在教会的腐化中，也有几个有益的改革中心。教皇庇护二世把一位多米尼克修会的会长免职了，重整威尼斯、布雷西亚、佛罗伦萨、锡耶纳等地修道院松弛的纪律。1517年，萨多莱托、吉贝尔蒂、卡拉法及其他教会人士创立了“圣爱祈祷所”（Oratory of Divine Love），使那些想逃离尘世逸乐的虔诚人士得以有一个清静修身之所。1523年，卡拉法组织了提泰教团（Order of Theatines），在里面的入世教士必须遵行修道誓愿——安贫、贞洁、服从三个条件。卡拉法红衣主教捐出了所有圣俸，并把他的财富分配给穷人，另一个提泰教团的创立者圣加塔诺（St.Gaetano）也是如此。这些献身者之中不乏出身贵胄或富豪之家者，而竟能坚守自我限制的规则及无畏死亡的威胁，拜访瘟疫地区的灾民，曾使罗马教会大为惊奇。1533年，圣扎卡里亚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教士团体，最初称为“圣保罗修士团”（Regular Clerics of St.Paul），但不久即从圣巴拿巴（St.Barnabas，保罗第一次外出传教的同伴）教堂变成闻名的巴拿巴教团（Barnabites）。卡拉法为威尼斯的教士起草了一个改革计划，吉贝尔蒂也在维罗纳从事类似的改革。埃吉迪奥·卡尼西欧（Egidio Canisio）改革了奥古斯丁隐士团（Augustinian Eremites），科提斯（Gregorio Cortese）则对帕多瓦的圣本笃教团加以改良。

这一时期对改革修道院所做的杰出努力，成为后来圣方济各修会的基础。一位在蒙特法科的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巴斯（Matteo di Bassi）认为他在冥冥之中看到圣方济各，而且听他说道：“我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我的教规。”因为圣方济各曾戴过尖尖的四角帽，所以用那个作为此派修士所戴的头巾。1528年，他到罗马取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允许，成立了一个圣方济各修会新支派，以戴头巾和严守圣方济各的最后戒律而闻名。他们穿着最粗糙的衣服，终年赤脚，以面包、蔬菜、水果及水为生，严格守斋，住在木头和泥土做成的茅舍窄室中，徒步旅行。虽然这类新教团数目不多，却树立了一个榜样，促成16世纪和17世纪各修道院和乞丐教士团体的普遍自我改革运动。

性道德

现在谈到世俗人的道德，并以两性的关系为开始。我们应先提醒自己，男人天生是喜欢拈花惹草的，只有强力的道德制裁、相当的穷困、艰苦的工作以及妻子不断的监督，才会使他们安分守己，忠于自己的妻子。中古时期男女通奸的情形是否较文艺复兴时期为少，不得而知。不过正如中古时期骑士观念使男女通奸的情形减少一样，文艺复兴时期，把受教育女子的优雅和精神美理想化的结果，使得在知识分子间，男女通奸的情形亦较其他阶层为少。由于两性在受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日趋平等，使得男女有在一起受教育的机会。在米兰、曼图亚、乌尔比诺、费拉拉和那不勒斯等地，那些妩媚和有教养的女子使生活平添不少情趣。

良好家庭的女子，深居闺房，与家人以外的男子甚少接触。她们自幼一再受到教导在婚前要保持贞洁，因此有时候我们听说某一女子在被奸污以后投水自杀了。她无疑是特殊的，因为有主教提议为她矗立雕像。在罗马的墓窖里，一位年轻的贵妇为了避免被诱奸，以绳子勒死了自己。她的尸体被抬到罗马街道游行，并在其头上戴了一顶桂花冠。虽然如此，男女在婚前就发生性行为的恐怕不少，否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任何一个城市所发现的不寻常数量的私生子又作何解释？没有私生子固然光荣，有了他们也不是什么严重可耻的事情。男人在结婚的时候往往说服他的妻子准许他的私生子一起生活，和她的孩子一起养大。私生子在法律上并非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社会上也与其他人没什么分别，只要向教会贿赂一下，私生子的身份就可以改成婚生子的身份了。财产甚至王位在没有嫡子继承的情况下亦得由庶子（私生子）所继承。像在那不勒斯继承阿方索一世的费兰特一世，在费拉拉继承尼科洛三世的利奥尼洛都是私生子。当教皇庇护二世在1459年到费拉拉时，来欢迎他的七个王子都是私生子。私生子与婚生子间的争夺乃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扰攘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有一半的小说都是讲男人勾引女人的故事，而妇女听到或看到此类故事时通常也只是稍微脸红一下而已。15世纪末，阿奎诺的主教罗伯特描述他教区里年轻人的道德行为堕落腐化，无耻至极。他们向他解释道：男女通奸并非罪恶，保持贞洁乃是过时的观念，人们对贞操的观念也愈来愈淡薄，甚至乱伦的勾当都有人做。

至于同性恋，几乎成为复兴希腊古文化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者以一种学者的热情来描写它，阿廖斯托判断他们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波利希安、斯特罗齐和日记学者萨努多都被合理地怀疑是同性恋者，米开朗基罗、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及克莱门特七世亦被怀疑为同性恋者，不过缺乏可信的证据。圣伯纳德诺发现那不勒斯同性恋者非常多，以致他预言这个城市要遭到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同样的命运。阿雷蒂诺描写这荒唐的事情在罗马亦很普遍，他自己则除了不停地更换情妇以外，还要求曼图亚的公爵送给他一个漂亮的男童。1455年，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局 [1] 注意到该城犯鸡奸者日众，为了避免天谴，在威尼斯的每一个区指派了两人负责制止此种丑行。该会议局还宣布凡男扮女装者或女扮男装者亦视为犯鸡奸罪者。1492年，一位贵族和一位牧师被判有鸡奸行为，在皮亚西塔被枭首示众，尸体当众焚毁。这些当然只是特殊的例子而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们却可假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同性恋的情形要较往常为多，一直要到新教革命产生，天主教会内部亦进行自我改革运动时才稍减。

卖淫的情形亦非常普遍。根据英费苏拉的统计，1490年时在罗马大约9万人口中，一共有6800个公娼，私娼尚不计算在内。在威尼斯，1509年调查的结果，在大约30万人口中，有11654个娼妓。一位具有经商头脑的印刷业者出版了一本目录，里面载明威尼斯所有最有名最当红的妓女姓名、住址和索取的费用。她们常出现在沿途的酒店。在城市里，她们是那些纨绔子弟和热情的艺术家的宠客。切利尼叙述他与娼妓夜宿的情形，就像在叙说一件平常的事一样，并描述与艺术家一起吃晚饭的情形，包括朱利奥·罗马诺和他自己在内，每个人都要带来一个放荡的女人，较上流社会人物亦复如此。1519年，银行家洛伦佐·斯特罗齐（Lorenzo Strozzi）举行宴会时，14名客人中有4名红衣主教和3名花界中的妇女。

当财富日增、生活日趋高尚时，对于具有某种教育水准和社会见识的娼妓的需要也随之而起。于是如同索福克勒斯时代的希腊艺妓一样，在15世纪末的罗马和16世纪的威尼斯也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妓女来满足此种需要。她们的服饰、举止、涵养，与最有教养的名门闺秀比起来，都毫不逊色。较低收入的娼妓是住在妓院里接客，而高级的艺妓则住在自己的家里，生活奢华，或赋诗或作乐，周旋于文人雅士之间。她们之中有的收集图画、雕刻、珍本、新书，有的则经营文艺沙龙。为了仿效古典学者，她们之中有许多取了古典名字——卡米拉（Camilla）、波利克西娜（Polyxena）、潘西西利娅（Penthesilea）、弗斯蒂娜（Faustina）和图利娅（Tullia）。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有一位可耻的才子写了许多短诗，开头先是赞美圣母玛利亚或圣徒，接着一点不脸红地赞美他那时代有名的妓女。有一位叫弗斯蒂娜·曼奇纳（Faustina Mancina）的妓女，当她死时，罗马市民竟有半数哀悼她，而米开朗基罗还是许多写十四行诗哀悼她的人中的一个。

在这些高级艺妓中，最有名的要算因佩里亚·库加那底斯（Imperia de Cugnatis）了。她的主顾A.基吉使她致富，其家中摆设着豪华的家具和艺术精品。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学者、艺术家、诗人和教士，不计其数，甚至虔诚的萨多莱托也赋歌赞美她。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在他的作品《帕那萨斯山》中所画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也许就是以因佩里亚为模特儿画的。这位佳人不幸在她盛年时就死了，享年仅26岁（1511年）。她被葬于圣格列高利的教堂，葬礼极尽哀荣。她的坟墓是大理石做的，雕有最优美的碑文，并有50个诗人写了古典的挽诗来哀悼她。（她的女儿因不愿被诱奸而自杀了。）差不多同样有名的是阿拉贡的图利娅（Tullia d’Aragona），她是阿拉贡红衣主教的私生女。她有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一对晶莹明亮的眸子，态度豁达，不重钱财，举止高贵，谈吐优雅，这些使她受到人们的仰慕，在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费拉拉，她都受到公主般的礼遇。曼图亚驻费拉拉大使，在1537年写给伊莎贝拉的一封信中，描写她进入费拉拉的情况：

我必须记载一下一位优雅的淑女到达我们之间的情形，她的举止是如此端庄，仪态是如此动人，以致我们以为她是仙女下凡呢。她毫无准备地就立刻唱出各种歌曲……在费拉拉，可以说没有一位淑女可以比得上她，甚至佩斯卡拉的公爵夫人维托利亚·科隆纳也比不上她呢。

布雷西亚的莫里托为她画了一幅迷人的像，看起来纯真无邪就像刚入修女院的少女一样。可惜她晚景凄凉，后来死在台伯河畔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她的全部财产，押卖所得才只12银币（约合150美元）。但是在她晚年穷困中，她却保留了她的维忽拉和大键琴（harpsichord，钢琴前身）。她也留下了一本她写的书，叫《完美爱情的境界》（Infinity ofPerfect Love）。

这本书的书名无疑反映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谈论和写作柏拉图式爱情（精神恋爱）的风尚。一个女子如果不能和一个男子结合，那么至少也要在那男子心中激起诗般的爱情，使她成为那男子写诗、献殷勤和日夜思念的对象。抒情诗人的热情，但丁的《新生活》（Vita Nuova），以及柏拉图关于精神恋爱的论述，激起了一些人对女人崇拜爱慕的心理——通常是对另一个人的妻子。多数的人对于爱情，并不着重精神式的恋爱，而只偏好于肉欲的发泄。他们也许写十四行诗，但是他们的目标乃在博得异性的欢心而从事交合。不管小说家怎么描写，他们一百个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与他们恋爱的对象结合的。

婚姻是终身大事，这种大事不能凭着一时肉欲的冲动而决定。男女婚嫁都由家人安排决定，多数的年轻人对许配给他们的配偶只有接受而不能有效地反抗。女子虽要到12岁才结婚，但也许在3岁的时候就许配给人家了。在15世纪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到了15岁还未出嫁，乃是有辱门楣的事情。到了16世纪，则延至17岁，以便有时间接受更高的教育。男人因为享有与异性苟合的权利与方便，所以只有新娘陪嫁丰富的嫁妆才能诱使他结婚。在萨沃纳罗拉时代，有许多女子达到了结婚年龄，因为缺少嫁妆而未能出嫁。佛罗伦萨因此设立了一种嫁妆保金——或未婚女子基金——女孩子每年只要缴付很少的费用，到结婚时就可领到一笔结婚费用。在锡耶纳，因为有许多男子迟不结婚，所以法律规定未婚男子在法律上为无行为能力者。在卢卡（1454年）颁布了一项命令，凡是20岁到50岁间的未婚男子不得担任公职。阿里桑狄亚·斯特罗齐在1455年写道：“这是个不利结婚的时代。”拉斐尔画了50幅圣母像，却不肯娶个太太。米开朗基罗只在这件事上同意拉斐尔的做法。

婚礼本身花费糜贵，利奥纳多·布鲁尼埋怨他的婚礼花掉了他所继承的财产。虽然遍地饥民，但是国王、皇后、王子、公主们的婚礼却极尽铺张之能事。当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方索结婚时，他在海滨所摆的筵席竟可容纳3000个宾客。当圭多巴尔多公爵从曼图亚迎回他的新娘伊丽莎贝塔·贡萨加时，乌尔比诺城所给予的欢迎更是有趣：在山坡上站满了盛装的贵妇，前面站着她们的孩子，手上拿着橄榄树枝；骑在马上的唱诗班排成优美的队形，唱着专为此场合而作的圣乐；一个非常美丽的妇人扮做女神，向这位新的公爵夫人献上人民的忠诚与敬爱。

妇女在结婚以后，通常还保有她原来的姓氏，所以洛伦佐·美第奇的妻子还称呼为多娜·奥西尼（Donna Clarice Orsini）。然而有时候，妻子也把丈夫的名字加在她自己的名字上——如玛丽亚·美第奇（Maria Salviati de’Medici）。中古时的婚姻理论认为：男女结婚以后，由于在一起同甘共苦，可以慢慢培养出爱情。大多数的婚姻显然都能符合这个理论。维托利亚·科隆纳4岁就许配给佩斯卡拉的侯爵了，他们之间爱情的深切诚挚，没有人能比得上；而乌尔比诺公爵夫人伊丽莎贝塔·贡萨加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也是没有人能赶得上的，她伴着她跛足的丈夫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她丈夫死后她信誓不渝，寡居终生。

虽然如此，男女通奸的情形却甚为普遍。上层社会间多数的婚姻是基于经济或政治利益而结合的，多数丈夫认为有一位情妇乃是正当的事；而做妻子的，即或感到悲叹，也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容忍丈夫的所为。在中层社会里，有人则认为男女通奸乃是正当的娱乐。马基雅维利和他的朋友似乎认为，在他们相互通信时谈到彼此不忠于自己妻子的情形，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丈夫不忠，做妻子的为了报复也不忠时，做丈夫的往往可能也装聋作哑甘心忍耐。可是西班牙人进入意大利以后，经由那不勒斯以及亚历山大六世和查理五世，带来了荣誉的观念。到了16世纪，当妻子有不忠行为时，做丈夫的往往要求将她处死，而他自己却可以不忠如故。丈夫与妻子离异以后，也许还可以过着优哉的生活；而离了婚的女子除了要回嫁妆，回到娘家，过着孤寂的生活外，别无他法，她是不准再嫁的。她也许看破红尘而进入修道院，但修道院却要她把嫁妆捐献出来。一般而言，在拉丁国家里，丈夫如果不满妻子时，则在外面另找女人，很少与妻子离异的。

[1] 威尼斯为中古时代最有名的城市国家，政治操纵于富商之手，民众因受压迫过甚屡有叛乱，富商们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称为“十人会议局”（Council of Ten），专门监视民众的意志，侦察反政府的阴谋。它有权力可以逮捕任何人，秘密审讯，乃至处以死刑。

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

由于知识和道德的解放，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称为“再生人”（the man of the Renaissance）。在那个时代里，就如同其他时代一样，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而这种“再生人”最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是由于他比较特殊的缘故。

文艺复兴时期的农民和机器发明以前任何时代的农民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工人和从前的罗马工人没什么两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和从前的商人也相差无几。只有教士才和中古或近代的教士略有区别，他们信仰较少而享乐较多。在这些类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人，当我们忆起文艺复兴时代时，就会想起这种人。在历史上，除了古希腊的亚西比德以外，再找不出这种类型的人来。

这一类型的人具有两个主要特质：知识和道德上的勇气。他们思维敏锐，头脑机警，多才多艺，容易接受新知，易于感受美的事物，渴求名望。他们具有一种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精神，致力于发展个人全部的潜能；态度高傲，蔑视基督教的谦卑，轻视软弱和怯懦，藐视传统、道德、禁忌、教皇乃至上帝。在城市，他也许是一群乱党的首领；在国家，他也许是一支军队的统帅；在教会，他可能集数职于一身，并利用他的财富攫取权力。在艺术方面，他不再像中古时代集体工厂的工匠一样，默默无闻地与其他人一起工作；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其个性，在他所绘的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在他刻的雕像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就像米开朗基罗在《圣殇》上所做的一样。不论他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总是觉得不满意，对任何加在他活动上的限制，他总是感到愤怒，期待成为一个扬名世界的人——他的观念大胆，行动果断，能言善辩，精于艺术，熟知文学与哲学，善于和宫廷中的女人和军队中的士兵打交道。

他所做的不道德行为是他个人主义的一部分。他的目标是成功地表现其个性，而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不管教士们的警告或上帝的戒条都不能对他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而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他也不放弃任何享乐的机会。然而他也有可取之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除了对难以应付的女人外，很少信口开河、一派胡言。他不作战时，彬彬有礼；他作战时，也保持良好风度。他的精力充沛、个性坚强、意志集中。他接受古罗马的美德观念——有男子气概，但又加上技能和智力。他必要时是残忍的，但是他的同情心却胜过罗马人；他是自负的，但那是他审美和形式观的一部分。他对妇女美、对自然美、对艺术美、对罪恶的鉴赏，是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主因之一。他以审美的观念代替了道德观念。如果这种人增多得势的话，那么政治上将不再由那些世袭贵族或富贵商族所统治，而由一批不负责任、只注重生活情趣的人所取代了。

但他们毕竟只是文艺复兴时期形形色色人中的一种。他们之中也彼此不同：理想主义者彼科相信人类道德可以趋向完美的境界；严肃的布道家萨沃纳罗拉只知道传播公义的观念，却不能领略美的事物；温文儒雅的拉斐尔以一种豪放的手笔散播美的观念；多才多艺的米开朗基罗，在其壁画《最后的审判》完成之前无暇他顾；而诗文优美的波利希安认为即使在地狱也有值得同情的事；诚实的费尔特城的维托里诺成功地使芝诺相信耶稣基督；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太公正，以致他当教皇的兄弟认为他不适于从事政治！在加以缩写与简陈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再生人”不过是一类人，他们只对一样事情持同样的看法：就是以前人从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中古时代的人笼罩在教会的权威下，不重现世的生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以其热情、精神和活力尽情地享受人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

妇女的兴起是这个时期最光辉的一面。在欧洲的历史上，妇女地位的提高通常是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来，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是个例外。生活无忧无虑时，男人追求的目标就转向异性了。如果这时男人还继续追求财富，那也是为了妻子或子女的缘故。如果她拂逆他，他也不以为忤，而往她好的方面想。如果她除了容貌美丽以外，还具有智慧和美德，那么将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他则把她捧得高高的，使她像女皇一样主宰了他的生命。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一般的妇女所扮演的愉快角色，那只是少数幸运者而已。大多数的妇女除去嫁裳以后，就负起家务的重担，一直到死。且听听圣伯纳汀诺关于殴打妻子的适当时间所说的一段话：

我劝劝你们这些男人，当妻子怀孕的时候，绝不可打她们，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我不是说你们绝不可打妻子，只是要看时候……我知道有些男人看重一只会生蛋的母鸡更甚于他们自己的妻子。有时候这只母鸡打破了一个锅子或一只杯子，他并不打它，唯恐母鸡不再生蛋了。然而许多男人却多么疯狂，竟不能容忍怀孕的妻子所说的一句话。假如她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他就拿起棍子鞭打她。而母鸡即使是整天咯咯不停地叫，为了它生蛋的缘故，他却能忍受。

家世良好的女子从小就受到训练将来如何相夫教子，这是她受教育课程中的主要科目。一直到结婚前的几个星期，她都住在修道院或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修女或家庭教师授予与其他一般男子完全一样的教育。通常学习一些拉丁文，略熟悉古希腊和罗马史上的著名人物、文学与哲学，练习弹某种乐器，有时也学雕刻或绘画。有些女子后来成为学者，并与男子在公开场合辩论哲学问题，像威尼斯博学的卡桑德拉·菲德里（Cassandra Fedeli），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有些女子，如科斯坦萨·瓦拉罗、韦罗妮卡·甘巴拉和维托利亚·科隆纳，写得一手好诗。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受教育的女子都还保持女性的气质，信奉基督教，并遵守道德的戒条。她们学识与品德兼备，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层男士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那个时代受教育的男子强烈地感受到她们的魅力，阅读那些详细描述女人美的书籍。瓦伦布罗莎（Vallombrosa）一名叫安·菲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a）的僧侣，写了一本对话集《论女人美》（Soprala Bellezza Della donne）。他讨论这个困难的题目很有技巧并旁征博引，几乎不像一个僧侣。他认为“美是一种有秩序的和谐，在一种美的事物里面，尽管组成的部分彼此不同，但它们组成一个整体以后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美”。他为女人身体每个部分定下了美的标准。头发要浓密而长，而且是金黄色的，一种近棕色的柔黄色；皮肤要细嫩、白皙，但不是苍白；眼睛要黑、圆而大，眼球要微带蓝色；鼻子要挺，不能像鹰钩鼻；嘴要小巧，唇要丰润；下巴要圆并有酒窝；颈要圆，有点长，但不能露出喉结；两肩要宽，乳房要丰满，微微下垂而高耸；两手要白、丰厚、柔软；腿要修长，脚要小。我们可以看出菲伦佐拉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并在哲学的领域里发掘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和其他时代的女人一样，不满于她们天生的姿色，于是各种化妆品大行其道。她们有的染发，几乎总是染成金黄色，并且戴假发；农村的妇女有的剪下她们的头发出售。16世纪的意大利盛行香水，头发、帽子、衬衫、袜子、手帕、鞋子都要喷上几滴香水。富裕家庭的女子化妆台上摆满了化妆品，通常装在用金银或象牙做的精致盒子里。胭脂不只擦在脸上，也擦在胸部。在较大的城市，多数妇女都是袒胸露背，使用各种药剂来保持身体的干净、指甲的光亮、肌肤的柔软细嫩。在头发上戴了花，在衣服上插了花，并佩戴各种珍珠、钻石、红宝石、青玉、翡翠、玛瑙、紫晶、绿宝石、黄宝石等珠宝；手上戴着手镯、戒指；头上戴着头饰。1525年后还流行戴耳环。帽子、衣服、鞋子乃至扇子都饰有珠宝。

妇女的服装，如果从画像判断，华丽、笨重而不舒适。衣服的质料有丝绒、丝或皮，从肩垂下许多褶纹，露肩的衣服则从胸部的扣子垂下褶纹。腰部则系了一根带子，从脚后垂到地上。富有家庭的女子鞋跟和鞋底都很高，以免双脚沾到街上的污物。鞋面往往是用精美的锦缎做成。上层社会流行使用手帕，用上等质料的亚麻布做成，通常还绣有金线或饰有花边，裙子或内衣也一样。至于头巾或帽子则式样繁多，不下百种。法国人到曼图亚游玩时惊喜地发现伊莎贝拉女侯爵戴着一顶别致的帽子，上插有镶珠宝的羽毛。传教士们埋怨女人胸部的诱惑力吸引了男人的注意。有时对裸体的爱好实在超过了限度。多数的女人为了保持身段的苗条，都穿着紧身衣。彼特拉克同情地说：“她们为了爱美的缘故而束紧肚子，甘愿忍受许多痛苦，就像殉道者为了信仰的缘故，宁愿忍受许多苦难一样。”

具备这些优越的条件，文艺复兴时期上流阶层的女人从中古的束缚和教士的轻视中解脱出来，处于几乎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她们和男人一样谈论文学和哲学，治理国家则充满智慧，像伊莎贝拉；或充满男子气概，像卡泰丽娜·斯福尔扎有时候也穿着甲胄和男人一起上战场，当人们讲到粗鲁的故事时她也不避开，她能像男人一样大吃大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许多女人以才智或品德见著。比安卡·威斯孔蒂在她丈夫治军在外时，统治米兰如此之好，她丈夫常说他对她比对他的军队更有信心。比安卡也以她的虔诚、富有同情心、广行善事及美丽而著称。又如，艾米莉亚·碧欧以贞洁著称，她年轻时就守寡了，可是终身没有改嫁。又如维托利亚·科隆纳，她是米开朗基罗眼中的圣洁女神。

维托利亚的父亲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是那不勒斯王国的大将军，她的母亲是孟德菲特罗的阿格尼斯，是乌尔比诺饱学的公爵费德里科的女儿。维托利亚自幼就许配给佩斯卡拉的侯爵费兰特，在她19岁时两人结婚了。她们在婚前及婚后的爱情就是一首优美的诗，较之他在作战期间和她互相通信中所写的任何一首十四行诗还来得感人。在拉韦纳战役中（1512年），他受了重伤并被俘。被俘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叫《爱的论集》（A Book of Loves），献给他的妻子。同时他继续和伊莎贝拉的一位宫女保持关系。在他被释以后，他暂时回到维托利亚身边，然后又出发征战，一个战役又一个战役，所以她很少再看到他了。1525年，他领导的查理五世的军队在帕维亚赢得了一项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他参与一项反查理五世的阴谋，他就可成为那不勒斯的国王，可他考虑再三，向查理五世告发了这项阴谋。当他在1525年11月逝世时，他已有3年没见到他的妻子了。维托利亚在她以后22年寡居的生活里，从事慈善工作和教会活动，以纪念她的丈夫。当有人劝她再嫁时，她回答道：“我的丈夫对于你们而言是死了，可是对于我而言，他还活在我心中。”她在伊斯基亚岛（Ischia）、奥维托和维泰博的女修院及罗马等地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她虽然还保持着对天主教的信仰，也结交了一些主张改革的意大利人。有一阵子，她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监视，使与她来往的人受到异端审判的危险。米开朗基罗就不顾这种危险，对她产生了深厚的精神上的情感，时常写诗赞美她。

文艺复兴时期受教育的女子解放了她们自己，并不是靠着她们提倡解放运动，而是纯粹靠着她们的智慧、品德与机智，及男人对她们内在与外在美的欣赏。她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她们表现了统治的才能；在道德上，她们融会自由、礼貌与虔敬；在艺术上，她们蕴含的女性美，表现在许多圣母像上；在文学上，她们的家居和愉快的生活，成为诗人与学者描写的对象。就像其他时代一样，固有许多讽刺妇女的故事，可也不乏赞美和称颂的文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像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两性努力的结果，妇女因此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男人不再鄙俗粗野，举止言谈都变得更为优雅。这一时期的文明，虽有其堕落混乱的一面，但所表现的优美和高尚是欧洲前1000年所未有的。

家庭

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生活与家庭布置方式呈现出一种日益高尚的趋势。平民的住宅仍跟从前一样——朴素的灰泥墙，石板铺的地，内院通常有一口井，围绕着院子的是一栋平房或二层的楼房，里面摆着生活所需的简单家具；而贵族和暴发户的宅第则富丽堂皇，使人想起罗马帝国时代的情形。中古时代的财富都集中到大教堂的建筑，而现在则转向这些王公宅第了，这些住宅中摆设的家具，各种设备、艺术精品、摆饰，都是欧洲其他地方的皇宫王殿难得一见的。基吉别墅和马西米宫（Palazzo Massimi）皆由意大利建筑家和画家巴尔塔萨·佩鲁兹设计，里面有许多迷宫似的房子。每个房子有圆柱和挨壁柱、方格子的飞檐、金碧辉煌的天花板饰、绘有壁画的拱形屋顶和墙壁、雕刻圆案的壁炉架、灰泥雕刻和错综图饰，及大理石或瓷砖铺设的地板。每幢房子都有精巧的睡床、桌椅、柜子、橱子，餐具橱里摆着银盘和精美的陶碗，有柔软舒适的卧铺，美丽的地毯，漂亮的被单、桌布、餐巾、毛巾等，数量繁多，经久耐用。房间都有大壁炉可供取暖，及灯、火炬和枝形吊灯的照明。这些华丽的住宅所欠缺的就是小孩。

当供养孩子的费用增高时，家庭人口的限制也随之而起。教会和《圣经》鼓励多生，但人们为了贪图享乐不愿多生孩子。在乡间，孩子是一种经济资财，可是有六个孩子的家庭却很少；在城市，孩子是一种负担，家庭人口都很少——越富有的家庭，人口越少——许多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在那个道德堕落的时代，家庭内的团结，子女的孝顺，父母的慈爱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家庭仍是经济、伦理、地理的单元。通常，家中有一个人负了债无力偿还时，则由家中其余的人来偿付，在那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是个显著的例外。一个人结婚或离开家乡时很少不先征得家里的同意的。父亲的权威是最高的，在任何难关中都受到尊重。但家庭通常是由母亲治理，不论公主、贫女，一旦做了母亲总表现出母性的慈爱来。贝亚特丽斯写给她姐姐伊莎贝拉的信里谈到她出生不久的小男孩：“我常希望你能够来看看他，我相信你一定忍不住要逗逗他，吻吻他。”多数中层以上的家庭对家中每一个成员的诞生、婚姻、死亡、趣事都加以记载，并偶尔加上详细的注释。有一个叫乔万尼·卢西莱的佛罗伦萨人，晚年在他的家庭记载中记下这么一段自豪的话：

感谢上帝，他为我创造了一个通达情理而不朽的生命；我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靠近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罗马。意大利是基督教世界中最高贵的国家，佛罗伦萨则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感谢上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在我父亲去世时，她只有20岁，却拒绝再嫁，全心全意抚养她的孩子；我也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同样贤惠的妻子，真诚地爱我，忠实地照顾家庭和孩子；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能没有她，而她的去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回想这无数的恩典与眷顾，我现在想利用我的余年，摆脱一切俗事的纠缠，奉献我全部的精神来赞美和感谢你，主啊，你是我生活的源泉。

有两个人，或许是同一个人，在约1436年，写了几本讨论家庭及其管理方法的书籍。潘多尔菲尼（Agnolo Pandolfini）也许是《论家庭管理》（Trattato del Governo della Famiglia）一书的作者，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写了一本《论家庭》（Trattato della Famiglia）。在这两本书中，潘多尔菲尼写的比较好。像鲁西莱一样，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对公众事业捐献过很多钱，他本人则是佛罗伦萨的外交官。他的书是在他晚年写的，采取与他的3个儿子对话的方式写成。他们问他应否寻求公职，他劝告不要，因为担任公职需要不诚实、残忍和偷窃，容易遭人猜忌、妒羡和辱骂。一个人的快乐不在于获得高官厚禄或成名，而在于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经济上的成功、美好的声誉及众多的朋友。一个人应该娶一个比他年轻的太太，接受他的开导和塑造。他应该在他们结婚之初，就教导她做母亲的义务和持家的方法。一个成功的生活来自妥善地运用一个人的健康、才能、时间和金钱，健康来自节欲、运动和节制饮食，才能来自勤读和借信仰及别人榜样形成的诚实品德，时间来自避免懒散，金钱来自收支的平衡与善加储蓄。聪明的人会先投资于田地或房地产，使他和他的家人在乡间有个居住之所，而且有谷物、酒、油、家禽、燃材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在城市也应有一栋房子，以便孩子们可以利用城里的教育设施学习某些谋生技能。但是一年大多数的时间应尽可能在别墅和乡间度过：

每个其他居住的地方都需要劳动，引起危险和恐惧，令人失望，乡间却有许多好处，乡间永远令人感到真实而亲切……在春天，绿树和鸟鸣使你充满喜悦和希望；在秋天，稍微的努力就可得到百倍的收获。终年你都不会感到忧郁。乡间是许多良善正直的人喜欢居住的地方……快到乡间居住吧！让我们避开那些骄傲的富人和丑恶的坏人。

对于上面这段话，乔万尼·坎帕诺（Giovanni Campano）代表千千万万的农民提出了回答：“如果我生而不是农人，我一定会为这些描述乡间之乐的话深深感动；可是身为农夫的我，却觉得乡村生活虽然使你感到乐趣，却令我感到厌烦。”

公共道德

潘多尔菲尼至少有一个判断是对的——商业道德和公共道德是文艺复兴时代生活里最不堪入目的一面。那时，判断人的标准是看成功与否，而非看道德的高低，甚至正直的潘多尔菲尼也祈求财富而非不朽的生命。人们贪求财富，并昧着良心去攫取。君王们为了钱财可以出卖他们的盟友，违背他们最庄严的誓言。艺术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有许多是拿了顾客先付的钱，却未能完成或开始那件工作，钱却不退还给顾客。教廷本身就是贪财最典型的例子。且再听听一位研究教皇制度最伟大的历史学者所说的一段话：

罗马教廷贪污腐败的情形由来已久，几乎每个官员皆牵涉其中……敲诈、勒索，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教廷官员们到处篡改或伪造契据。难怪各地基督徒纷起指责教廷官员贪污和敛财。甚至有人说在罗马每样东西都有价格。

教会仍然谴责所有放债取息为高利贷。传教士猛烈抨击它。有些城市如皮亚琴察有时禁止违者参加圣礼或以基督教方式埋葬。但是放债取息的情形继续存在，因为在一个扩张的工商业经济中，缺乏资金而举债的情形无法避免。法律规定利率不得高于20％，但利率高达30％的例子时有所闻。许多基督徒与犹太人竞相放利，而维罗纳的市议会对有些基督徒索取比犹太人还高的利率表示不满。但公众愤恨的对象主要还是犹太人，这种愤恨有时导致反犹暴动的爆发。圣方济各的修士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捐款和遗产设立了慈善基金会，来帮助那些无助的借款人，他们从这笔慈善基金中把钱借给穷人，开始不收利息。这种基金会首先是1463年在奥维托设立的，不久遍及其他大城市。管理这些基金需要一些费用；因此，1515年第五届拉提朗会议准许圣方济各会可以对每一笔借款征收必要数额的利息，以支付管理基金所需的开销。鉴于这个经验，16世纪，有些神学家主张准许对贷款可以收取适当数目的利息。由于这些基金会之间的竞争，更可能是职业银行家之间的竞争，16世纪，利率大为降低。

随着规模的扩大及雇主与被雇者之间人际关系的消失，工业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在封建制度下，农奴虽负有某些义务，但也能够享受某些权利。当他生病、年老、遭遇经济萧条或战乱时，他会受到领主的照顾。在城市，同业公会对加入公会的成员也会加以某种程度的照顾；而一般自由劳工，当他们失业时就要忍受饥饿。当他们寻求工作时要依从雇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苛刻的。每次生产技术、财政管理的革新或进步，促成利润的增加，而雇主并未相应地增加工人的工资。商人对待他们的员工严厉无情，他们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在竞争中使用诡计、伪造契约、诈欺等各种手段。他们如果暂时能够合作，那只是为了打击其他的竞争者。虽然如此，意大利商人中仍不乏具有荣誉感的人士，而且意大利的金融家在欧洲以正直享有佳誉。

社会道德有暴戾的一面，也有贞洁的一面。从那个时代的信函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仁心仁事的证据，而意大利人在残暴行为方面比不上西班牙人，在大规模屠杀方面也比不上法国人。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意大利一样，喜欢造谣生事，在罗马所有出名的人物都时刻受到无情的诽谤与中伤。个人的暴行层出不穷，家族间的宿仇因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崩溃及法律未能有效的执行而复起。人们亲手报仇，家族之间世代互相仇杀。在费拉拉，一直到1537年，在决斗中杀死对方并不犯法，甚至男孩子们都被容许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持刀相斗。在意大利，党派之间的倾轧较欧洲其他地方为烈。暴乱的罪行不可计数，人们用廉价就可以收买刺客，如同购买赎罪券一样便宜。在罗马，贵族的宫殿里养满了亲信，随时可按照他们主子的命令去杀人。每个人都携有一把匕首，而制造毒药的也不愁没有顾客。在罗马的人都难以相信一个著名或富有的人物会获善终，重要人物的饮食一定要由侍奉的人先尝过。在罗马，传说有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吃下以后，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奏效，因此使人无法查出谁是放毒者。这个时期，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时时提高警觉，任何一个晚上，如果他留在家里，他可能被伏击或抢劫，幸运的话，还不至于被杀。即使在教堂也不安全。在路上，他必须随时防范强盗的抢劫。生活在这么多的危险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必须要和暗杀者的刀锋一样敏锐。

有时残暴的行为是集体性、有蔓延性的。1502年，在阿雷佐爆发了一个反抗暴虐的佛罗伦萨委员会（Florentine Commission）的暴动，该地数百名佛罗伦萨人在街上被杀，许多家庭则遭灭门惨祸。费拉拉的宫廷虽以诗文和艺术见称，却也充满君王们的丑行。那些专制的君主像威斯孔蒂家族和马拉泰斯塔家族，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鼓励人们纷起效仿。

战争的道德也随之变坏。在文艺复兴初期，每次战争仅有少数雇佣兵参与战斗，他们并不疯狂地作战，知道适可而止，只要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就宣称赢得了胜利。而一个可换取赎金的活俘虏要比死去的敌人值钱得多。随着佣兵统帅权力的增加、军队人数的扩充及军费的日趋高昂，准许军队劫掠攻陷的城市，反抗的城市居民往往遭到屠杀的命运。即使如此，意大利人在战争中所表现的残忍行为远逊于入侵的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据圭恰尔迪尼说，法国人在1501年攻陷卡普阿时，他们“进行大屠杀……所有妇女，不论地位高低，出身好坏，甚至那些献身服务上帝者，都成了他们贪欲的牺牲品。这些可怜的人当中，有许多后来在罗马以一种低廉的价格出售”——显然是卖给基督徒。文艺复兴时代，由于战争频仍，由战俘变成奴隶的人也越来越多。

个人忠于个人、公民忠于国家的情形固然有，大体言之，大家讲求奸诈的结果，鼓励了欺骗。将军们看谁出价最高就为谁效劳，然后在作战中途和敌人谈判，以索求更高的价格。政府也在战争进行时改变政策，一张白纸写几个黑字，盟友就可能变成敌人。君王和教皇会否认他们所颁的通行证，政府派人暗杀逃亡到外国的反政府分子。在城市或军队里到处都有叛国分子：如卡尔特（Bernardino del Corte）把洛多维科的城堡出卖给法国，瑞士人和意大利人把洛多维科出卖给法国人，弗朗西斯科·罗维尔在1527年阻止他统率的教皇军队援救教皇，马拉泰斯塔·巴格廖尼在1530年出卖了佛罗伦萨……当宗教信仰衰退时，在许多人的脑中，现实的观念取代了是非的观念；而且政府不再享有合法权威时，人们服从法律的习惯消失了，武力取代了风俗习惯。人们对付暴君的唯一途径就是起而弑之。

贪污充塞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在锡耶纳，财政局里的每个人都曾挪用公款，最后只得由圣洁的僧侣来管理。除了威尼斯外，各地的法官贪污纳贿的情形众人皆知。弗兰科·萨凯蒂的故事中曾提到，一位法官受贿一头公牛，诉讼的另一方送给这个法官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而赢得了官司。诉讼费是昂贵的，穷人负担不起，而且发觉雇个凶手报仇要比提起诉讼划算得多。

法律本身虽有进步，但主要限于理论方面。帕多瓦、博洛尼亚、比萨及佩鲁贾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法律学家——西诺（Cino da Pistoia）、巴尔托鲁、巴尔多（Baldo degli Ubaldi）——他们对罗马法的重新解释，影响法理学达两个世纪之久。海洋法和商业法也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而扩充。乔万尼·莱格纳诺（Giovanni da Legnano）所著的《战争大全》（Tractatus de Bello）是关于战争法规最早的著作，为以后的《战争与和平法》（Grotius）奠定了基础。

法律在实际应用方面却不如理论那么完美。虽然已有警察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却不足以应付各种犯罪的发生。律师比比皆是。在讯问证人和被告时还是继续使用酷刑。惩罚的方式也极不人道：在博洛尼亚，一个罪犯可能被囚在一个笼子里，然后从一座斜塔放下来悬挂在半空，受炎日的烤晒；在锡耶纳，一个死刑犯则绑在一辆二轮马车上穿过街道，被红热的钳子慢慢扯成碎片至死；在米兰，在彼特拉克的主人乔万尼·威斯孔蒂的统治下，囚犯则被处以凌迟。16世纪，已开始判处犯人在长桨船上划桨，尤利乌斯二世的座船即是利用这种船役奴隶来划桨。这些船役奴隶脚上锁着铁链，以防他们逃脱。

与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相反的，是慈善机构的高度发展。有些人立了遗嘱，留下一笔钱款分配给他所在地方的穷人。由于乞丐甚多，某些教会设立了类似近代的“施粥所”。在罗马的教堂，每天仅养13个乞丐，而在星期一和星期五则达2000人。如同中古时期一样，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有无数的医院、麻风病院及收容绝症病者、穷人、孤儿、潦倒的旅客、从良的娼妓等的收容所。皮斯托亚和维泰博即以广行善事而著名。在曼图亚，洛多维科·贡萨加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大医院，照顾穷人和残废者，并由政府每年资助3000杜卡特。在威尼斯，有一个叫佩莱格里尼（Pellegrini）的团体，其会员包括提香，提供会员互助金，资助穷苦的女孩出嫁及施行其他的善事。1500年佛罗伦萨一共有73个民间组织从事慈善工作。有一个组织叫“善心会”（The Confraternitàdella Misericordia），成立于1244年，一度衰微，1475年又兴盛起来。它的成员都是世俗人，探访病人及施行其他善举，他们到瘟疫地区看顾病人的勇气赢得人们的敬佩。他们穿着黑袍在街上静静走过的行列仍是佛罗伦萨最令人难忘的景象之一。威尼斯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叫圣罗科慈善会（Confraternitàdi San Rocco）；罗马有一个多罗洛莎慈善会（Sodality of the Dolorosa），已有504年的历史；而朱利奥红衣主教（后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1519年创立了嘉里塔慈善会（Confraternitàdella Carità）照顾乞丐和穷人，并为那些无钱安葬的贫民举行适当的葬礼。还有数百万人，默默行善，不为人知。这些善举缓和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死亡之间的斗争。

礼节与娱乐

在社会一片暴乱和欺骗中，在大学生喧闹的生活当中，及在农民和工人的诙谐和善良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礼节，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一部分。这个时期，在个人及社会卫生、服装、餐桌礼节、烹饪、谈话或休闲活动方面，意大利都居于欧洲领导地位；而佛罗伦萨除了服装以外，又居于领导意大利的地位。佛罗伦萨惋惜地哀叹其他城市的脏乱，而意大利人把德国人视为言语和生活粗俗的同义词。意大利知识分子仍保持古罗马人经常沐浴的习惯。富有的人为了显示他们的高贵，在各地的温泉洗浴，喝硫磺泉水，来洗净他们的罪恶。男人除了不戴珠宝外，所穿的衣服装饰和女人的衣服一样华丽：紧袖，有色的紧身裤，松垂的软帽。紧身裤从腿到腰部，使人看起来非常好笑，但腰部以上看起来就漂亮了：丝绒的上衣，衣边镶着丝质的花边和褶边，甚至手套和鞋子上都镶有小绺的饰边。洛伦佐·美第奇所举行的一场马术大赛中，他的兄弟朱利亚诺·美第奇所穿的衣服就花费了8000杜卡特。

15世纪，餐桌礼节也因人们渐渐以刀叉代替双手吃饭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托马斯·柯亚特（Thomas Coryat）在约1600年到意大利游历，被这种新习惯震惊。他写道：“在我所游历过的任何国家，我从没有看过人们使用刀叉吃饭。”于是他把这种习惯介绍到英国。那时的刀、叉和汤匙都是用黄铜做的，有时则是用银做的——银制的有时借给邻居准备宴会用。除了特殊场合或正式的庆典需要准备丰盛的宴席外，通常每餐的食物都很简单。那时大量使用各种香料，如胡椒、丁香、豆蔻、肉桂、杜松、姜等。来增加食物的风味和刺激食欲，每次宴客时也摆出各式各样的酒以飨宾客。在意大利，大蒜的使用可追溯到1548年，但更早之前就已使用当无疑义。狂饮暴食的情形不多见。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以后的法国人一样，精于品尝佳肴美味，却非饕餮者。当男人不与家中的女子一起吃饭时，偶尔也会招来一两个娼妓陪侍，像阿雷蒂诺宴请提香时一样。比较讲究的人吃饭时，还享受音乐，随兴吟诗，谈话助兴。

文艺复兴时代再度讲究谈话的艺术——机智、文雅、有礼、清晰、隽永。谈话的艺术始于古希腊和罗马，至中古而衰微，只有腓特烈二世、英诺森三世和罗马教皇在位时还稍稍保持。到文艺复兴时代，在洛伦佐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在伊丽莎贝塔·贡萨加统治下的乌尔比诺，在利奥统治下的罗马再度兴盛：不论贵族或淑女、诗人或哲学家、将军或学者、艺术家或音乐家，相见时无不讲求心灵的相通，引用名家或《圣经》上的语句，辞藻优美，语调清新，以互相倾听对方优雅的谈吐为乐。这类谈话受到人们的赞赏，所以许多散文或论说文都以对话的方式写成，以表现其优雅。后来，过度讲究谈话艺术的结果，言语和思想都变得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人也表现得文绉绉的，缺乏男子气概。这种情形流传到法国，经莫里哀攻击这些矫揉造作的笑话后，才适时地制止了这种趋势。

虽然少数人讲究谈话的艺术，一般来讲，意大利人谈话时，不拘题材和用语，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些谈话的题材和用法甚至是今日社会风俗所不允许的。女子在与亲密的男朋友见面或分离时总是吻他的手，而男人见到一个女子时亦吻一下她的手表示尊敬。朋友之间互相馈赠礼物。意大利人在言语和行为上所表现的圆滑实在是北欧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意大利的礼貌手册变成了欧洲其他国家喜爱的教科书。

意大利人所写的关于舞蹈、斗剑及其他消遣活动的小册子，也都深受欧洲其他国家的欢迎。在夏天的夜晚，女孩子们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跳舞，舞姿最优美者可获得一个美丽的花圈。在乡村，青年男女在草地上共舞。在家里，在正式的舞会上，女人与女人或男人，男人与男人或女人一起跳舞，表现出生活的悠闲。在文艺复兴时代，芭蕾舞盛行，其优美的动作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比跳舞更为流行的是玩牌。15世纪，玩牌是各个阶层的人所热衷的一种活动，教皇利奥十世即迷于此道。玩牌往往含有赌博性质，红衣主教拉法埃洛·里亚里奥即曾在两场比赛里赢了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儿子1.4万杜卡特。人们也用骰子赌博，有时则在骰子里填铅诈赌。大家深好此道，即使法律也无法有效禁止。在威尼斯，许多贵族家庭因赌博而倾家荡产，所以十人会议局两度禁止出售纸牌或骰子，并奖励仆人密告违反禁令的主人。萨沃纳罗拉在1495年设立的贷款规定贷款者在贷款偿清以前不得赌博。好静的人则沉迷于玩象棋，并迷恋昂贵的棋具，威尼斯的贾科莫·罗里丹诺（Giacomo Loredano）所拥有的棋子价值高达5000杜卡特。

年轻人有他们自己喜好的游戏，多数是户外的。上流阶层的意大利人喜欢骑马、比剑或长矛及马上比武。每个城镇在假日举行这类比赛时，就在广场上用绳子围成一个比赛场，通常靠近窗口或阳台，以便妇女们可以为她们的骑士加油。由于这种比赛不够刺激，1332年有一些不顾死活的年轻人在罗马的圆形大戏场举行斗牛，斗牛士只拿着一支长矛徒步与牛相斗。结果在那次斗牛中，一共杀死了11只牛，却使18个出身罗马世家的骑士丢掉了性命。这种比赛偶尔也在罗马和锡耶纳举行，却不能引起意大利人的爱好。赛马则比较受欢迎，引起罗马、锡耶纳及佛罗伦萨三地市民的狂热。意大利人为了保持他们身体的健康，还从事其他各式各样的运动，如打猎、竞走、赛船、打网球、举行拳赛，而把防卫城市的责任留给那些雇来的外国佣兵。

大体而言，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人过的生活是愉快的。住在城市的人可以漫步或骑马到乡间，到河滨或海边游玩；他们种花来美化住家及装饰个人，他们的别墅都建有美丽、形状匀称的花园。除了宗教上的各种节日外，国家还规定各种节日。在威尼斯、曼图亚和米兰都有泼水节。在特殊的节日，更在大街上举行盛大的游行，每个同业公会都请当时著名的艺术家设计漂亮的花车和旗帜。游行中有乐队演奏，有漂亮的女孩子唱歌、表演舞蹈，显贵的人物也加入游行的行列。到了晚上则施放烟火，冲入天空，蔚为壮观。在佛罗伦萨，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从耶路撒冷的圣墓带来三个打火石，利用它们点燃一根小蜡烛。这根小蜡烛又点燃一根大蜡烛，这根大蜡烛则借着一条长线引燃摆在大教堂前广场上的象征性御车上的烟火。在圣餐节那天，游行的队伍须停下来听男女儿童组成的歌唱队所唱的圣曲，或看一幕某一个慈善会所演出的《圣经》上的故事或异教徒的神话故事。假如一位显贵人物光临某一个城镇，那个城镇的人民像古罗马人欢迎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似的欢迎他的到来。当教皇利奥十世在1513年拜访他喜爱的佛罗伦萨时，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观看他那华丽的车子通过主要街道上所竖立的大拱门；随侍的车队中另有七辆战车，每辆车上载着一个人，扮演古罗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最后，是一位裸体的男童，镀着金粉，代表利奥和黄金时代的来临。但是这位男童不久就因镀金而死。

嘉年华会期间，佛罗伦萨的游行花车往往代表某些观念，如谨慎、希望、恐惧、死亡，或代表元素、风向、四季，或以哑剧的方式演出一个故事，像《帕里斯与海伦》（Paris and Helen）或《酒神与阿里亚德妮》（Bacchus and Ariadne），每一幕配有适当的歌曲。洛伦佐即曾为这类歌舞剧写了著名的《青春与欢乐颂》（Ode to Youth and Joy）。

在嘉年华会的晚上，从小男孩到红衣主教，每个人都戴上面具，在四旬斋到来之前先纵情享乐一下。1512年，佛罗伦萨还算繁荣兴盛时（一个未预料到的灾难仅隔数月之后就发生了），彼罗·科西莫和弗朗西斯科·格兰奇为嘉年华会设计了一台“死神的胜利”的歌舞剧：一辆由黑色水牛拖着的巨大的凯旋车，覆盖着黑布，上面画着骨架和白色的十字架。在车子里面立着死神的巨像，手上拿着一把大镰刀，围绕在他四周的是一些坟墓和面带戚容的人。他们穿着黑袍，黑袍上画着白骨，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在车子之后，跟着一些蒙面的人，黑色的头巾前后画着骷髅。从车上的坟墓里跑出其他的人，只画着骨头，这些骷髅唱着歌，提醒人们凡人必死。车子前后各有一队老弱的马载着死人的尸体。所以，彼罗·科西莫响应萨沃纳罗拉，在大家狂欢宴饮之际，对耽于安乐的意大利宣布了他的判决，预言意大利败亡之日的到来。

戏剧

意大利戏剧的来源之一是这些嘉年华会节目中表演的歌舞剧。这些歌舞剧通常取材于《圣经》上的故事，在游行花车上演出，或在游行行列所经路线的某个地方所搭成的临时舞台上演出。但意大利戏剧的主要来源还是虔诚剧（divozione）。这是一种基督教故事中的插曲剧，由某一行会的成员演出，有时则由属于某一专门演此类剧的团体的职业演员演出。有几部这类插曲剧的剧本流传下来，显示出惊人的戏剧力量。如有一剧描写圣母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找到耶稣基督，后又失去了他，发狂地寻找他，喊叫着：“喔，我可爱的儿子，我的儿子，你在何方？喔，我荣耀的儿子，你到哪里去了？喔，我的圣子，你离开我的时候是何其悲伤！上帝啊！告诉我，我的儿子在何方？”

15世纪，尤其在佛罗伦萨，出现了一种更进步的戏剧，称为“圣剧”（sacra rappresentazione），演出的地点或在某一个行会的礼拜堂，或在修道院的膳厅，或在一块空地，或在公共广场。这类剧演出的舞台布置往往较为复杂精巧：用大帐篷画着星星代表天空，用羊毛悬浮在半空代表云彩，由男童扮演的天使用金属架高高举起，金属架则藏在飘动的帏帐后面。剧词通常用诗的形式写成，配以小提琴或维忽拉伴奏的音乐。洛伦佐·美第奇和浦尔契即是为这类宗教剧写剧词的诗人中的两位。波利希安在他的异教题材的戏剧中，即采用这种圣剧的形式。

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对意大利戏剧的诞生也有贡献。长久以来，在中古各城镇由那些戴着假面具穿着戏装作滑稽表演者演出的闹剧即含有意大利喜剧的成分。有些表演者善于临时想出一些简单剧情或情节中的对白，一些意大利天才即喜欢借这种笑剧来讥讽时事。一般流行喜剧中的面具或人物即从这类笑剧中取得形式和名称，如潘塔洛内（Pantalone）、阿里西诺（Arlecchino）、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潘奇尼罗（Punchinello）。

人文学者对意大利戏剧的产生也提供了帮助，他们研究古代罗马人的喜剧并安排它们的演出。1427年，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的12部剧本被发现了，促成了对古代戏剧的研究。在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乌尔比诺、锡耶纳、罗马等地，普劳图斯和特伦斯的喜剧相继演出，古老的古典戏剧经过了几个世纪再度成为通俗的戏剧。1486年，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Menaechmi）第一次以意大利语演出，从古代戏剧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阶段已经成熟。15世纪末，宗教剧对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吸引力，异教的题材渐渐地取代了基督教的题材。那些土生的戏剧家，如比别纳、马基雅维利、阿廖斯托、阿雷蒂诺，他们所写的戏剧都是仿效普劳图斯的猥亵体裁，而非一度为人喜爱的圣母与耶稣的宗教故事。所有古罗马喜剧中的布景，男女难辨、人物混淆、阶级颠倒的肤浅情节，所有三教九流的人物，包括普劳图斯为迎合低级观众所描写的龟鸨和妓女，所有下层人民的粗语和野蛮动作，全都出现在这些人写的意大利喜剧中。

悲剧方面，虽然保存了古罗马悲剧作家塞涅卡的作品，恢复了古希腊戏剧的研究，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悲剧从未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上层阶级的人也喜欢喜剧，而不喜欢悲剧。1515年演出的格里亚·特里西诺（Gian Trissino）作品《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及同年在佛罗伦萨卢西莱花园中在教皇利奥十世面前献演的《罗莎蒙达》（Rosamunda），都未能蒙上层阶级的青睐。

意大利的喜剧产生于意大利人道德腐化到极点时，这是它的不幸。如比别纳的《卡兰地亚》（Calandra）、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花》，这类作品竟能满足意大利上层阶级的趣味，甚至能在高尚的乌尔比诺和教皇们的面前演出而不引起非议，也可看出知识自由带来的道德堕落之甚了。1545年举行的特伦特宗教大会议后产生的反宗教改革，使教士们的道德和放纵生活大为收敛，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也不在意大利演出了。

音乐

意大利喜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演出各幕中间穿插一些芭蕾舞、哑剧和音乐演奏。除了爱情外，音乐是意大利各个阶层的主要消遣和慰藉。法国散文家蒙田到意大利西部的托斯卡纳旅行时，“很惊异地发现每个农夫手中都拿着维忽拉在弹，在他们旁边，牧羊人则朗诵意大利诗人阿廖斯托的诗”。他说“这种情景在整个意大利到处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有许多是表现人们演奏乐器的场景，如许多加冕礼中在圣母脚下弹维忽拉的天使，弗利的梅罗佐所画的弹奏小夜曲的六翼天使，在音乐演奏会中弹大键琴的人，还有皮翁博所画的《人的三阶段》中的男孩——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就是画家本人。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充满了人们在家中、工作中、街道上、音乐学校、修道院、修女院、教堂、游行中、歌舞剧中、欢迎行列中、历史剧中、宗教剧或世俗剧中、抒情诗节中、两幕戏中间、远足中唱歌或弹乐器的情形。富有的家庭购置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并举办私人音乐演奏会。妇女也组织了社团，研究音乐并公开演出。整个意大利可以说醉心于音乐。

民谣在任何时代都盛行。流行的歌曲被改编成复杂的抒情歌、赞美诗乃至弥撒乐中的一节或数节。“在佛罗伦萨，”切利尼说，“人们常常在夏天的夜晚，相聚在公共街道上”，唱歌和跳舞。沿街歌唱者拿着漂亮的维忽拉弹着悲伤或轻松的曲子，人们聚集在街道或路旁的圣母像前唱赞美诗；在威尼斯，运河上的许多小舟传来情侣的歌声，响彻云霄。几乎每个意大利人都会唱歌，而且许多人会唱简单的和声。有数百支流行的小歌曲流传下来，名字很好听，有称为“小水果”的，通常是短短的情歌，以女高音为主，配以女中音、男高音和男低音。在以前几个世纪中，歌曲通常是由男高音主唱，到了15世纪则以女高音为主。弥撒乐不允许由女性歌唱，而通常是由一个男孩或成年男子的假声所唱。阉人歌手一直到1562年才出现在教皇的唱诗队。

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相当的音乐素养。卡斯底里欧尼要求他的臣下和侍从们闲暇时要精研音乐，他认为音乐“不仅使人们的思想甜美，而且可使野兽去掉野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能看懂简单的乐曲，随身携带某种乐器，以随时参加即席演奏会。有时候人们唱着一种歌谣，边唱边跳并有乐器演奏。1400年后，大学里开有音乐课程并授予学位，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学院则有数百所。维托里诺·德·费尔特在约1425年在曼图亚创立了一所音乐学校。现在音乐学校称作“Conservatory”，即是因为那时候在那不勒斯有许多孤儿院用作音乐学校而得名。音乐因音乐书籍的印刷而更广为传播。在约1476年，乌尔里希·哈恩（Ulrich Hahn）在罗马用活字版的音符和五线谱印了一本《全弥撒书》（Complete Missal）；1501年，彼得鲁奇在威尼斯开始印刷赞美歌和短情歌出售。

在宫廷，除了装饰品外，音乐要比任何其他艺术更受重视。通常，统治者选择一间他喜爱的教堂，并全力培养它的唱诗队，他重金从意大利、法国、勃艮第请来最好的歌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挑选孩童，从小施以音乐训练，如费德里科在乌尔比诺所做的。遇有国家庆典或宫廷喜宴时则请唱诗队来演唱。勃艮第的奎·迪费（Guillaume Dufay）在里米尼和佩萨罗两地的马拉泰斯塔宫廷里及在罗马的教皇小教堂里指挥唱诗队达25年之久（1419—1444年）。加里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在约1460年组织了两个教堂歌唱队，并从法国请来当时西欧最有名的作曲家若斯坎（Josquin Desprès）。当洛多维科欢迎达·芬奇到米兰时，待之以音乐家之礼。值得注意的是，达·芬奇从佛罗伦萨到米兰时，还带了著名的音乐家和乐器制造家阿塔兰特（Atalante Migliorotti）。还有一位更有名的七弦琴、维忽拉、风琴和翼琴的制造家帕维亚的洛伦佐·库斯那科（Lorenzo Gusnasco），也常住在米兰。洛多维科的宫廷里养满了歌唱家：那西索（Narcisso）、特斯塔罗莎（Testagrossa）、佛兰德斯的科第亚（Cordier）及贝亚特丽斯所喜爱的罗马洛。西班牙的玛利亚（Pedro Maria）在宫廷及公共场所指挥演奏会。弗兰基诺·加弗里在米兰创立了一所著名的私立音乐学校，并在那里执教。伊莎贝拉醉心于音乐，并以音乐作为她闺房里所有布置的主题，她自己会弹几种乐器。当她向库斯那科定做一把翼琴时，她规定键盘必须轻按就可出声，“因为我们的手指如此纤柔，如果键子太硬，我们就弹不好了”。在她的宫廷里，住了一位著名的维忽拉弹奏家马尔凯托·卡拉（Marchetto Cara）和一位善于写情歌的巴托罗米奥（Bartolommeo Tromboncino），后者写的情歌非常动人，以致当他杀死他不贞的妻子时，并未受到任何处罚，而这件事不久也被淡忘了。

结果是，各地的大小教堂和男女修道院充满了一片音乐之声。在威尼斯、博洛尼亚、那不勒斯、米兰，修女们唱的晚祷曲如此感人，人们都聚集起来听她们唱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组织了著名的“西斯廷小教堂”唱诗队；尤利乌斯二世在圣彼得教堂又增设了一个“朱利安小教堂”唱诗队，为西斯廷唱诗队训练歌唱家。这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拉丁世界中音乐艺术发展的最高峰。所有罗马天主教国家中的最伟大歌唱家都来到了意大利。教堂音乐主要是单旋律的圣歌。罗马的唱诗队渐渐受到法国的“新乐曲”（ars nova）——一种复杂的对位音——的影响，而巴勒斯提那（Palestrina）和维托利亚·庇西米（Vittoria Pissimi）的作品即是采用这种新乐曲。一度，教堂的唱诗队伴奏的乐器除了风琴外不准有任何其他乐器，但到了16世纪，各式各样的乐器进入教堂，使教堂音乐更加优美动人，也使世俗音乐的演奏更为生色。佛兰德斯的音乐大师布鲁日的安·维拉尔特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指挥唱诗队达35年之久，在他的训练下，他们的演奏非常杰出，使罗马都感到妒羡。在佛罗伦萨，斯夸尔恰卢皮组织了一个“和音歌唱队”，洛伦佐即是其中的一分子。斯夸尔恰卢皮指挥大教堂唱诗队达30年之久，而大教堂传出的音乐消除了哲学家的疑虑。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即是一位怀疑者，但是当教堂响起唱诗队的歌声时，他相信：

所有其他的音乐听久了都会腻，只有教堂的音乐百听不厌。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被感动，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那些教堂圣乐和赞美诗发挥了它们的功效，平息了我内心的各种纷扰，使我倦怠的心灵充满了对上帝的敬拜。哪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那些抑扬顿挫的歌声和优美悠扬的音乐不受感动呢？我向你们保证，每次我听到那些祈求上帝制止人类罪恶的希腊文祷告词时，都感动得流泪。我常想，音乐使人忘却烦恼、减轻痛苦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在意大利，音乐虽然如此盛行，却远落后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教皇逃到法国阿维尼翁而失掉了收入来源，同时，14世纪意大利各地的专制王朝在文化上也未充分发展，因此，那时的意大利缺乏资金和心力来发展更好的音乐。她只能产生一些轻松的抒情歌，而这些歌则是模仿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所唱的情歌。

14世纪，意大利音乐界出现了一位足以使所有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人物，佛罗伦萨圣洛伦佐宫廷里的风琴乐师弗朗西斯科·兰迪诺。虽然他自幼即已失明，却成为那个时代最卓越和最受敬爱的音乐家，被尊为风琴乐家、维忽拉乐家、作曲家、诗人和哲学家。他在音乐造诣方面领先法国人，但他在200篇世俗音乐中，把法国30年前即已风行的“新乐曲”应用到意大利抒情诗歌中。这种“新乐曲”现在更新了：它接受了二节拍及从前教堂音乐所需的三节拍，它设计出了一种更复杂和更有弹性的音乐符号。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各方面雷厉风行，把“新乐曲”视为怪异而堕落。他的禁令对意大利的音乐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然而，约翰二十二世在1334年以90岁高龄逝世后，“新乐曲”在法国音乐界、随后不久在意大利又兴盛起来。

在阿维尼翁教皇宫里的歌唱队是由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歌唱家和作曲家组成的。教皇再次回到罗马时，带了大批法国、佛兰德斯和荷兰的作曲家与歌唱家随行。这些外来的音乐家和他们的继任者支配意大利的音乐达一个世纪之久。教皇的歌唱队一直到西克斯图斯四世为止，都是由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外国音乐家组成，而15世纪意大利的宫廷音乐也由外国音乐家支配。斯夸尔恰卢皮在1475年逝世后，洛伦佐选了一个叫海因里希的荷兰人担任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风琴乐师。海因里希为波利希安的抒情诗写乐曲，并教导未来的利奥十世欣赏法国的歌曲。有一段时期，法国的歌曲风行意大利，如从前法国抒情诗人的诗歌一度为意大利人吟诵一样。

法国音乐家的侵入意大利——领先法军一个世纪——在约1520为意大利的音乐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些法国音乐家——及他们训练的意大利人——都埋首于“新乐曲”，并用它来为意大利的抒情诗谱曲。他们发现彼特拉克、阿廖斯托、伊库甫·桑纳扎罗和本博及稍后的塔索和瓜里尼等人的诗中，有许多令人愉快的诗节可以谱成音乐。诗本身就是可以吟诵的，如果不是一首歌的话。彼特拉克的诗以前常引诱音乐家，现在它的每一行都配上乐曲，有些节配有12拍或更多。彼特拉克是世界文学中音乐化程度最高的诗人。也有一些作者名字不显，却有简单易懂、传之久远的抒情诗。这些抒情诗每每扣人心弦，为弹奏乐器者所喜欢：

从那低垂的叶丛和花簇里，

我看到那些坐在夏树下的漂亮少女，

编织着美丽的花圈，哼着低沉的爱情小调。

在那些可爱的少女中，那个最可爱的

两眼含情脉脉转向我，低声说道：“拿去！”

我受宠若惊，木然站着，没说一句话。

我的情意被她猜透，给了我她编织的美丽花圈；

我自此甘心侍奉她，一直到死。

作曲家把经文歌的全部复杂乐曲应用到这类抒情诗中：多声部的乐曲，四部——由四个人或八个人唱——都同样重要，不像以前以一部为主，三部为副；而复杂巧妙的“旋律配合法”和“遁走曲”则把四个独立的音流汇成和谐的乐声。如此产生了16世纪意大利的“抒情歌”——这是意大利艺术最灿烂的成就之一。在但丁时代，音乐还附属于诗歌，现在变成了一个羽毛丰满的平等伙伴，不隐藏言语，不掩饰情绪，结合两者更能激发人的情感，并以它高度的技巧使知识分子喜悦。

几乎所有16世纪意大利的伟大作曲家，甚至包括巴特斯提那在内，相继把他们艺术努力的方向转向抒情歌。菲利普·卫德罗（Philippe Verdelot），一位住在意大利的法国人，和科斯坦萨·费斯塔（Costanza Festa），一位意大利人，在1520年至1530年竞相发展出新的乐曲形式，继他们之后是法国讽刺家拉伯雷所曾提及的阿卡代尔特（Arcadelt）——一位住在罗马的佛兰德斯人。在威尼斯，安·维拉尔特辞掉了他在圣马可歌唱队任指挥的职务，而致力于为那个时代最优美的抒情歌作曲。

抒情歌唱时通常没有乐器伴奏。各式各样的乐器不可计数，但只有风琴可以与人类的声音抗衡。16世纪初，乐器音乐慢慢从原本为跳舞或合唱用的乐曲里演变而来，所以“孔雀舞曲”（pavane）、“跃舞曲”（saltarello）及“莎拉本舞曲”（saraband）都由跳舞的伴奏曲演变成乐器音乐，或是单独存在或是成组构成。而抒情歌的乐曲，只演奏不唱，也演变成乐器抒情曲，成为奏鸣曲和交响乐的前身。

风琴在14世纪时几乎已和今天一样，取得高度的成就。那时，德国及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风琴已置有踏板，不久为法国和西班牙所采用。意大利一直到16世纪才接受它。那时，最大的风琴有两三个键盘，及各种的音栓和联结器。大教堂的风琴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由名家设计、雕刻和绘画。这种对风琴形式的讲究也同样注入其他乐器的制造中。如维忽拉——每个家庭喜爱的乐器——用木头和象牙做成，形状像个梨，音孔穿成优美的图案，指板用银线或铜线隔成格子，末端调弦松紧的木栓与颈成直角。一个漂亮的女人坐着拨弹置于膝上的维忽拉，是一幅足以使许多敏感的意大利人陶醉的图画。竖琴、七弦琴、索特琴、扬琴及吉他，也是人们喜爱的乐器。

对于那些比较喜欢弦乐器的人，有各种大小不同的提琴，包括置于手臂上的次中音中提琴和倚靠腿上的低音中提琴。后者后来演变成大提琴，而一般的提琴则在约1540年演变成小提琴。管乐器相比弦乐器而言，较不流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和古希腊的亚西比德一样，反对在造出音乐时把两颊吹得鼓鼓的，但仍有横笛、竖笛、风笛、喇叭、号角、六孔木箫、高音箫。击乐器，像大鼓、小鼓、小手鼓、铙钹、响板，增强了全体乐器的阵容。文艺复兴时代的所有乐器，除了加在风琴上的键盘外都来自东方。键乐器中最老的是翼琴，出现在12世纪，在德国巴赫时代再度为人喜爱。这种琴是按琴键操动小铜切片敲击琴弦而出声。16世纪，这种翼琴为大键琴所取代。这种琴键子按下时，附在木盘上的翎管或羽毛则升起拨动琴弦而出声。英国的小键琴、西班牙的小方形琴，是这种大键琴的变种。

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音乐名家都是歌唱家。1476年，费拉拉的阿方索举行洗礼时，在西法诺亚宫的盛宴中，100多个喇叭手、吹笛手和小鼓手举行了一场音乐演奏会。16世纪，佛罗伦萨的领主团雇用了一群正规的音乐家，切利尼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一时期由数种乐器演奏的音乐会经常举行，但只有少数贵族能欣赏。另一方面，一种乐器的独奏表演则受到疯狂的欢迎。人们到教堂不仅是为了祷告，也想借此听听伟大的风琴乐师如斯夸尔恰卢皮或奥尔卡尼亚弹奏的乐曲。据说，彼得罗·巴诺（Pietro Bono）在费拉拉的波索宫廷弹奏维忽拉时，听众的灵魂都飞到了九霄云外，浑然忘我了。伟大的乐器演奏家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虽未想传名后世，在有生之年即已获得名声了。

音乐的理论相比之下落后了30年。演奏者提出了革新，教授者反对，然后两方辩论，最后反对者赞同了。同时多声部乐曲、旋律配合法和遁位曲的原理也加以公式化，以更容易地讲授和表达。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最大的特色不在理论，也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它的日渐世俗化。16世纪，不断的进步和进行实验的不再是宗教音乐，而是抒情歌和宫廷音乐。16世纪的意大利音乐，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异教的一面及道德的堕落，与哲学和文学一同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在情诗里寻找灵感。长久以来，宗教与性的冲突因为爱神厄洛斯的得胜而暂告解决了。圣母玛利亚的统治宣告结束，妇女的本性开始抬头。但是不论两者哪一个在统治，音乐都处于婢女的地位。

回顾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道德腐化的情形真的比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更甚吗？我们很难做一比较，因为所有的论据都是偏颇的，无法以偏概全。雅典在亚西比德时代，也如同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两性关系甚为混乱，政治上则讲求诡诈。那个时代也有许多人堕胎，出现许多艺妓，知识和本能也受到解放。而且，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诡辩家像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的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就攻击讲究道德是软弱的表现。也许在古希腊时代，个人的暴行要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为少，宗教和政治上的腐化也较少。整个罗马时代——从恺撒到尼禄——政府腐败、婚姻破灭的情形更甚于文艺复兴时代。即使如此，罗马人的性格中仍保有许多斯多葛所主张的美德，如坚忍、克制等。恺撒虽然贪财和爱好女色，仍不失为罗马诸将领中最伟大的一个。

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时代知识蓬勃发展的另一面，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比起中古时代的团体精神来，在道德和政治上产生不利的影响。14世纪和15世纪的法国、德国、英国虽也同意大利一样，充满政治欺骗、诡诈和罪行，但没有产生马基雅维利那样的人物，提出君王统治国家的原则。除了一小部分人——以法国的贝亚德骑士和戴法克斯为代表——还保持中古骑士的优良作风外，欧洲其他地方表现出的礼节较意大利粗鲁。法国人如果有机会，也同意大利人一样好于通奸，我们可以看看《叙事诗》（Fabliaux）里所描写的男女乱交的情形。算一算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法国国王安·索里尔（Agnès Sorel）和狄·普瓦捷（Dianes de Poitiers）的众多情妇，读一读布朗托姆所写的书，便可知其余了。

德国和英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时还很穷困，所以道德腐化的情形远不及意大利。当这两国的人民到意大利游历时，对意大利人生活的放纵大为惊骇。1511年，马丁·路德拜访意大利时，下结论说：“假如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建立在地狱之上。我也听闻罗马人自己这么说。”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这位在约1550年到过意大利的英国学者的耸人听闻之语，更是每个人耳熟能详的：

我自己到过意大利一次，感谢上帝，我在那里仅住了9天。但是我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在一个城市，所看到的犯罪情形却远比我在伦敦城9年内所听说的还要多。在那里，人们随意犯罪，既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有人加以注意，就像在伦敦人们爱穿鞋子或凉鞋，悉听尊便，不会有人干涉一样。

他还引述了一句流行的谚语：“一个英国人要是意大利化了，就变成了魔鬼的化身。”

我们对意大利的腐化情形要比对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了解，是因为我们对意大利知道得比较多，而且意大利人也不掩饰他们生活的放纵和道德的堕落，他们有时还著书来辩解。马基雅维利曾写过这样的一本书，但仍然认为“意大利是欧洲国家中最腐化的，其次是法国和西班牙”。他赞美德国人和瑞士人还保有许多古罗马人的男性美德。我们也许可以不太自信地下结论说：意大利之所以道德较堕落，是由于其较富有，而政府和法律则较脆弱，同时知识的高度发展也促成了道德的解放。

意大利人为了制止生活的放纵也曾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努力。在这些努力中，收效最微的便是“禁奢条例”。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禁止服饰过度的华丽，但是男女的虚荣心无视于这些法律的存在。教皇们虽然猛烈抨击各种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难免同流合污。他们想改良教会弊端的企图，皆因教士们的积习已深或既得利益而失败了。他们本身很少像有些过激的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邪恶，但他们对重建教皇的政治权力比对恢复教会道德的完整来得热心。圭恰尔迪尼说：“在我们这个腐化的时代，一个教皇如果不比其他人邪恶，就算很可敬了。”那个时代有许多伟大的布道家，如锡耶纳的圣伯纳汀诺、里西的罗伯特（Roberto da Lecce）、卡皮斯特拉诺（San Giovanni da Capistrano）和萨沃纳罗拉诸人，皆曾尝试勇敢的改革。他们的讲道和他们的听众是那个时代光辉和引人注意的一面。他们生动而不厌其烦地谴责罪恶，使他们深获人心；他们劝导有宿仇者放弃报仇，彼此和平相处；他们说服政府释放无偿付能力的债务人，并让放逐国外者回国；他们使那些顽冥的犯人再度接受基督教的教化。

即使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传道家也无法力挽狂澜。宗教信仰衰退了，受人尊敬的权威和法律不复存在，道德失去了作用，人类原始的本能不再受到道德观念的束缚。曾经一度统治君王的教会本身，现在也难以统理或自清了。政治自由在各地相继受到摧毁，削弱了一般人的公民意识，个人无法再参与政治。既然在政治上无法谋求发展，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只好转而追求享乐，当敌军侵入时他们仍置身于温柔乡中。城市与城市之间针锋相对，互竞奢华，互使诡计，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所以现在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付共同的外敌。传道家如萨沃纳罗拉之流，在呼吁改革皆遭挫败之余，要求上天给予意大利惩罚，并预言罗马城的毁灭和教会的崩溃。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再不愿意交纳贡金来资助教皇国之间的战争和意大利奢华的生活，他们怀着惊愕和羡慕的神情，注视着这一个丧失了意志和权力、却充满美丽和财富的半岛，于是意大利变成了每个国家都想攫取的猎物。

第三章　﻿政治的崩溃（1494—1534）

法国入侵意大利（1494—1495）

我们回忆一下1494年意大利的形势。每个城市国家兴起了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他们的政府是半民主的，但在家族的纷争和阶级的冲突中却无法维持秩序，使他们失掉了公民自由。这些城市国家的经济在结构上还是地方性的，虽然它们的商船队和货物远至很多地方。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比与外国竞争来得激烈：它们无法产生一致的行动来阻止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商业进入曾由意大利人控制的地区。再度发现美洲大陆的是意大利人，但资助这位意大利人的却是西班牙。他带去了贸易，带回了金子。大西洋岸边的国家兴盛起来，地中海不再成为欧洲人经济生活的荟萃之地。葡萄牙人派遣船只绕过非洲远达印度和中国，避免了近东和中东穆斯林的阻碍。甚至德国人也经过莱茵河口进出货物，而不再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寻求交易。那些几百年以来都向意大利购买毛织品的国家，现在也开始生产制造了。从前向意大利银行家贷款的国家现在也开始扶持本国的金融家了。教会的什一税，担任教职者献给教皇的第一年收入，教徒们的献金，发售赎罪券的所得，朝圣者的捐献，现在都成为欧洲各国流入意大利的主要财源，但这些财源不久就要减少1/3了。过去，财富的累积使意大利各个城市在各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现在她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了。

意大利在政治上也陷于混乱状态。意大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是四分五裂时，其他欧洲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已渐消失，成为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法国在路易十一时成为统一的国家，封建的诸侯成了国王的朝臣，人民成为爱国者。西班牙由于阿拉贡王斐迪南和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的联姻及格拉那达的征服和教会的统一，也成为统一的国家。英国则在亨利七世时成为统一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分裂，但德意志诸邦承认一个共同的国王和皇帝，并供给他金钱和军队，对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作战。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募集自己的壮丁，建立军队，并以其贵族为军官和统帅。而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只有那些贪图劫掠的外国雇佣兵所组成的小规模部队，并由那些可被收买的雇佣兵队长统帅，这些雇佣兵作战时不会拼死抵抗。只要一次交战，就可暴露出意大利的无备状态。

现在欧洲半数的宫廷里充满了外交上的阴谋，要来攫取意大利了。法国首先发难，提出了许多借口。米兰公爵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在1387年把女儿瓦伦蒂娜（Valentina）嫁给奥尔良公爵路易时，作为与皇族联婚的代价，他承认瓦伦蒂娜及其男嗣将来在他自己的直系男嗣断绝以后有权继承米兰的爵位。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在1447年死后，这种情形发生了。他的女婿，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由于他妻子比安卡·威斯孔蒂是菲利普女儿，继承了米兰公爵，但是查理——奥尔良公爵——以瓦伦蒂娜儿子的名义要求继承米兰公爵，指称斯福尔扎为篡夺者；并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占领这个意大利公国。

此外，据法国人说，查理——安茹公爵——1266年曾从教皇乌尔班四世那里获得那不勒斯王国，作为他协助教皇抵抗霍恩施陶芬家族诸王的报酬。乔安娜二世在1435年把这个王国传给安茹的勒内。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则以乔安娜义子的名义要求权力，并以武力取得了那不勒斯的王位。勒内曾企图重夺回这个王国，但没有成功。他死后，他的权力传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和那不勒斯王国不和，请求路易占领这个王国，教皇说：“这个王国是属于路易的。”同时，正与意大利几个城市国家组成的联盟苦战不支的威尼斯，极力向路易求援，要他攻击那不勒斯或米兰，最好两个都攻击。路易这时正忙于统一法国，他的儿子查理八世继承了那不勒斯的权力，听从了他宫廷里安茹和那不勒斯流亡分子的话，注意到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一旦合并，他就能成为西西里王和耶路撒冷王。于是查理想出了（或许是别人告诉他的）一个伟大计划，占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进而成为耶路撒冷王，并率领一支十字军攻击土耳其人。1489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和那不勒斯不和，要求查理占领这个王国。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禁止查理染指意大利，并以逐出教会要挟。但亚历山大的敌人，朱利亚诺·罗维尔红衣主教——后来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并兴兵把法国人驱出意大利——来到里昂面见查理，要求他进军意大利并废掉亚历山大。萨沃纳罗拉也提出了请求，希望查理废掉佛罗伦萨的彼罗·美第奇和罗马的亚历山大。许多佛罗伦萨人都响应这位托钵僧的号召。最后，米兰的洛多维科，担心受到那不勒斯的攻击，也向查理提议，如果他进攻那不勒斯的话，法国军队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米兰公国的领土。

受到意大利的鼓励，查理准备入侵了。为了避免侧腹受敌，他把阿托瓦（Artois）和弗兰克·考米特（Franche Comté）让给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把卢西雍（Roussillon）和塞尔达涅（Cerdagne）让给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并付给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一笔巨款，使他放弃对布列塔尼的权力。1494年3月，他在里昂聚集了他的大军：1.8万名骑兵，2.2万名步兵。他还派了一支舰队，防止热那亚威胁法国的安全。同年9月8日，法国舰队夺回了一度由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拉帕洛。在首次交战中，双方死伤无数，使一向习于适度屠杀的意大利大为震惊。在那个月，查理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驻于阿斯提。米兰的洛多维科和费拉拉的埃尔科莱一起到这里见他，洛多维科还借给他资金。查理的进军计划由于他得了天花而中断。康复以后，他率军队通过米兰进入托斯卡纳。佛罗伦萨在萨尔扎纳和皮特拉桑塔（Pietrasanta）的边防要塞也许曾抵抗他，但彼罗·美第奇亲自跑到这里及比萨和里窝那，要他们放弃抵抗。11月17日，查理连同他半数的军队进入佛罗伦萨。人民称赞这批从未见过的外国人马，虽然对有些士兵的盗窃行为略有怨言，但对他们未从事奸污妇女的行为则感到十分快慰。12月，查理又率军南进，前往罗马了。

我们现在看看法王与教皇亚历山大相会的情形。查理并不苛刻，他仅要求准许法军自由通过拉丁姆平原，拘留教皇的俘虏杰姆（他可以用来作为对抗土耳其人），及要求恺撒·博尔贾随法军前进以便作为人质。亚历山大都同意了，于是法军又向南前进（1495年1月25日）。博尔贾不久就逃脱了，亚历山大得以重新布置他的外交路线。

同年2月22日，查理在未受抵抗中进入那不勒斯，在由4名那不勒斯贵族扛着的金色的华盖之下，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他为了表示感谢，降低人民的纳税，并赦免那些反对他莅临的人。应那些统治贵族的要求，他准许奴隶制度的存在。踌躇满志之余，他开始纵情于游乐。他写信给波旁公爵（Duke of Bourbon）彼得二世，热情地描述他居住的庭园之美，除了只缺夏娃以外如同身在人间乐园。他惊叹城里建筑、雕刻和绘画的美丽，并计划挑选一些意大利艺术家随他回到法国，同时他派了一只船把许多艺术品运回法国。那不勒斯使他太着迷，他甚至忘了耶路撒冷和十字军。

他盘桓在那不勒斯之际，他的军队则流连于街上的妓院，感染或传播“法国病”，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那不勒斯的贵族们帮着驱逐了他们的国王，不但没有功，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地产，或者还给以前的主人，或者为查理手下的仆从还债。所有政府的职位都给予法国人，那不勒斯人只有靠着贿赂才能获得一个职位，而贿款则大大地超过以往的数额。更使那不勒斯人愤怒的是法军对意大利人的轻视。不出几个月，法国人不再受到欢迎，并激起了那不勒斯人的仇恨。他们竭力忍耐着，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起而驱走这批入侵者。

1495年3月31日，坚忍的亚历山大、后悔的洛多维科、愤怒的斐迪南、妒忌的马克西米连、谨慎的威尼斯参议院，共同组织了一个联盟来防卫意大利。法王查理在那不勒斯一方面耀武扬威，一方面耽于享乐，一个月后才了解到这个新联盟正在聚集一支军队反对他。5月21日，他把那不勒斯交给他的堂兄弟蒙庞西耶（Montpensier）伯爵治理，率领他半数的军队北上。在帕尔马境内塔罗（the Taro）河旁的法诺沃，他的1万军队被由曼图亚侯爵弗朗西斯科·贡萨加所率领的4万联军挡住了归路。1495年7月5日，法国和意大利武器与战术的对抗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贡萨加虽然奋勇作战，但由于军队管理不当，只有半数加入战斗。意大利士兵在心理上没有准备好与那些没有退路的军队作战，他们之中有许多逃亡了。法军方面，一位20岁的青年贝亚德骑士，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鼓舞了他的士兵，而法王本身也奋勇作战。这场战斗胜负未决，但是双方都宣称胜利。法军失掉了他们的轻重车队，但控制了局势。在夜里，他们未受阻碍地行军到了阿斯提，奥尔良公爵路易带着援军在那里等着他们。10月，查理虽然声誉受损，却安全地回到了法国。

这一次进军并没有使法国领土发生多大的变化。贡萨洛·科尔多巴，这位“伟大的统帅”把法军驱出了那不勒斯和卡拉布里亚，并以费德里科三世的名义重建阿拉贡王朝（1496年）。但这次入侵的间接影响是深远的。它证明了本国人所组成的军队要优于雇来的佣兵部队。瑞士雇佣兵则是例外，他们用18尺长的矛组成坚强的阵势使骑兵对之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常打胜仗。但这种优势不久也由于炮兵的发展而告结束了。在这次战争中，大炮可能第一次装在炮车上，使它们随时可以变动方向、调整射程，这些炮车是用马而非用牛拉的。据圭恰尔迪尼说，法国人还带了一些意大利人从未见过的枪炮。法国的骑士，傅华萨（Froissart）笔下的英雄后裔，在法诺沃战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但这些骑士不久也敌不过大炮了。在中古时代，防御术重于攻击术，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发生，现在攻击优于防御，战争变得更残忍，死伤人数更多。在此之前，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很少波及人民，遭殃的是他们的田地而非他们的生命，自此以后他们将看到整个意大利饱受战争的破坏，死伤者横尸遍野，血流成渠。瑞士人经过这次战争才知道伦巴底平原有多么的富庶，他们以后将一再侵入此地了。法国人也知道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正等待着一位征服者的到来。查理八世现在纵情于声色，再也不想那不勒斯了，但是他的堂兄弟和继承者是一位更坚强的人物。路易十二不久再度尝试进军意大利了。

战争的再起（1496—1505）

马克西米连，这位“罗马人的国王”制造了一个插曲。他想到他的强敌法国如果占领了意大利，就会变得更加强盛，并形成对他的合围，这使他感到恼怒；他也听说意大利是多么富庶、美丽而脆弱，但只是一个半岛，尚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对意大利也有一些权力，严格来讲，伦巴底的一些城市还是帝国的领地，而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自然有权处置这些土地。诚然，洛多维科不是用重金及另一个比安卡贿赂他，同意给他米兰公国吗？此外，许多意大利人也在邀请他，洛多维科和威尼斯都呼吁他进入意大利，协助他们抵抗法国可能的再度攻击。马克西米连带着军队来了，威尼斯人巧妙地说服他进攻里窝那，那是佛罗伦萨位于地中海边的最后一个出口，借以削弱这个常和威尼斯竞争并仍和法国联盟的国家。马克西米连的军事行动由于缺乏足够的协调和支援而告失败了。1496年12月，他回到德国，变得更加乖张。

1498年，奥尔良公爵登基为路易十二。作为瓦伦蒂娜的孙子，他并没有忘却他的家族对米兰的权力；作为查理八世的堂兄弟，他继承了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力。在他登基的那天，他继承了米兰公爵、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皇帝等头衔。为了不受牵制，他与英国重订了一份和约，并与西班牙也订了一份和约。他已同意把克雷莫纳和亚达（the Adda）河以东之地给予威尼斯，诱使其与法国结盟。一个月后（1499年3月），他和瑞士诸郡签订了一份协定，由瑞士供给他必要的士兵，他则付给一年2万弗罗林的酬金。5月，他以一位具有皇族血统的新娘嫁给恺撒·博尔贾及保证协助其恢复教皇诸国，而取得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同盟。洛多维科感到无法对抗这样一个联盟，逃到了奥地利，在21天中，他的公国成了威尼斯和法国的领土。1499年10月6日，路易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米兰，受到那不勒斯以外几乎整个意大利的欢迎。

现在整个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外，都处于法国的控制或影响之下。曼图亚、费拉拉和博洛尼亚很快屈服。佛罗伦萨固守与法国的同盟，作为其对抗恺撒·博尔贾的唯一工具。西班牙的斐迪南，虽然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却于1500年11月11日和格拉那达与路易的代表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准备共同征服教皇诸国以南的全部意大利。亚历山大六世需要法国的援助来恢复这些教皇诸国，发布了一道敕书废除了那不勒斯的费德里科三世，并同意由法国和西班牙瓜分这个王国。

1501年7月，一支法国军队在斯图尔特·奥比尼（Scot Stuart d’Aubigny）、恺撒·博尔贾及洛多维科的叛臣西维里诺（Francesco di San Severino）三人率领下，穿过意大利南进，占领了卡普阿并加以劫掠，然后又开往那不勒斯。费德里科被所有人背弃，只好弃地求和，由法国提供给他一个舒适的居所（在法国境内）和一笔养老金。同时，贡萨洛·科尔多巴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取得了加拉布里亚和亚帕兰；费德里科的儿子费兰特，在贡萨洛允许给予自由后交出了塔兰托港，并在斐迪南的要求下被送到西班牙当俘虏。当西班牙军队和法国军队在亚帕兰和阿布鲁齐的边界接触时，双方为边界线发生了争端。让亚历山大感到快慰的是，西班牙和法国竟为了分赃不均而争打起来（1502年7月）。这位教皇对威尼斯的大使说：“如果不是上帝使法国和西班牙不和，那我们还有立足的地方吗？”

法国军队一度控制了这场新战争。奥比尼的部队几乎占领了整个南部的意大利，贡萨洛的军队只能固守巴列塔（Barletta）镇。在这场沉闷的战争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1503年2月13日）。一位法国军官批评意大利人是优柔怯懦的民族，激怒了西班牙军队中的一位意大利团长，他提出了挑战：由13个法国兵和13个意大利兵相斗。双方同意了，于是战争暂时中断。当这26个人互斗时，敌对的两军将士则站在旁边观战，最后13个法国兵都受伤倒地，成了俘虏。贡萨洛具有西班牙骑士的豪迈，从自己口袋掏出钱把这些法国兵赎回，并把他们送回他们的军队。

这次事件恢复了这位伟大统帅手下部队的士气，他们从巴列塔出击，击溃了法军，在西里诺拉（Cerignola）再度击败他们。1503年5月16日，贡萨洛所率的军队未遭抵抗就进入那不勒斯，并受到人民的欢呼，这些人总是讨好胜利者。路易十二派了另一支军队攻击贡萨洛。后者和这支法军在西里诺拉河岸边相遇，并击溃了它（1503年12月29日）。在这次溃败中，彼罗·美第奇和法军一同逃亡，结果溺死。贡萨洛现在包围了加埃塔，这是法国军队在南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据点。他提出了宽厚的条件，法军不久就接受了（1504年1月1日）。他在法军解除武装后忠实地遵守这些条件——不同于以往许多违反的先例——使法军称呼他为“仁慈的统帅”。根据《布洛瓦条约》（Treaty of Blois），路易把他对那不勒斯的权力让给他的亲戚杰曼妮·弗瓦（Germaine de Foix）而挽回了一些面子。不久，杰曼妮·弗瓦就嫁给丧偶的斐迪南，而以那不勒斯做她的嫁妆。这位永不知足的西班牙国王从此成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一直到1707年，那不勒斯王国一直是西班牙的领地之一。

坎布雷同盟（1508—1516）

意大利现在有一半属于外国了：意大利南部是西班牙的领地；西北部，从热那亚经米兰到克雷莫纳近郊，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几个小公国接受法国的影响，只有威尼斯和教皇国比较独立，他们为了抢夺罗马纳的城市时有争战。威尼斯渴望增加大陆市场和资源，来弥补那些失给土耳其人或受到大西洋航线威胁的市场。威尼斯利用亚历山大的逝世和恺撒·博尔贾的生病，占领了法恩扎、拉韦纳及里米尼。尤利乌斯二世提议夺回这些地方。1504年，他说服路易和马克西米连，终止他们之间的争端，和他共同攻击威尼斯，并瓜分威尼斯在大陆的领土。马克西米连虽然愿意，可是财政空虚，结果这一计划落空了。尤利乌斯只好继续努力。

1508年12月10日，一个对付威尼斯的大阴谋在坎布雷酝酿成功了。马克西米连皇帝加入这项阴谋，由于威尼斯从帝国夺去了戈里扎、特里雅斯特、波登和阜姆，由于威尼斯忽视帝国在维洛纳和帕多瓦的权力，并由于威尼斯拒绝他及他的卫队自由通过威尼斯前往罗马参加教皇加冕礼，而这正是他渴望的。路易十二之所以加入，是因为法国与威尼斯为了瓜分意大利北部的问题发生了争端。西班牙的斐迪南之所以加入，是因为威尼斯坚持保留布林底希、奥特兰托及其他的阿普利亚港口，这些港口几个世纪以来原是那不勒斯王国的一部分，而被威尼斯于1495年那不勒斯危难期间占领。尤利乌斯之所以加入（1509年），是因为威尼斯不仅拒绝从罗马涅撤退，而且毫不掩饰其要获得费拉拉的野心——费拉拉是公认的教皇领地。欧洲列强现在计划把威尼斯在大陆的所有领地都占领：西班牙将收复亚得里亚海岸的所有城市；教皇将重获罗马涅；马克西米连将获得帕多瓦、维琴察、特雷维索、弗留里和维罗纳；路易将获得贝加莫、布雷西亚、克雷马、克雷莫纳及亚达河流域。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意大利就不复存在了：法国和德国的领域将延伸到波河；西班牙则上达台伯河；教皇诸国则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而孤立无援了；威尼斯作为抵抗土耳其人的堡垒就要被摧毁了。在这次的危机中，没有一个意大利邦国给予威尼斯援助，她的贪婪使意大利每个邦国感到愤怒；费拉拉怀疑威尼斯的意图，加入了坎布雷同盟。那位高贵的贡萨洛，被斐迪南强令退休，提议为威尼斯服务，愿意充当军事统帅。但是威尼斯的参议院不敢接受，因为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分化坎布雷同盟而非军事行动。

威尼斯现在之所以值得同情，是因为她要单独对抗那些强大的敌人，那里的人民不分贫富贵贱，必须不屈不挠地艰苦作战，付出惨重代价才能获得胜利。威尼斯参议院提议把法恩扎和里米尼归还给教皇，但愤怒的尤利乌斯回之以破门律，并且在法军进逼迫使威尼斯把军队集中于伦巴底时，派他的军队夺回罗马涅的一些城市。在阿那第洛（Agnadello）这一场文艺复兴时期最惨烈的战斗中，法军击败了威尼斯（1509年5月14日）。那一天共有6000人死在战场上。绝望的威尼斯领主团把其余的军队调回威尼斯，让法军占领整个伦巴底，并从亚帕兰和罗马纳撤出，及坦告维罗纳、维琴察和帕多瓦，威尼斯不能再防卫她们，她们要投降、要抵抗可任由她们自己选择。马克西米连率那几个地方所见过的最大军队——约3.6万人——而来，并包围了帕多瓦。附近的农民尽可能地给他的士兵制造麻烦。帕多瓦人英勇作战，证明他们在威尼斯统治下拥有一个良好的政府。马克西米连感到军费短绌，厌恶地离开前往蒂洛尔；尤利乌斯也突然地命令他的军队撤回包围；帕多瓦和维琴察自愿地回到威尼斯的控制之下。路易十二因为已获得了战利品，也就解散了他的军队。

尤利乌斯这时领悟到同盟的全面胜利意味着教皇的失败，因为这样一来将使教皇受制于那几个强国，而这几个国家中已开始酝酿宗教改革。威尼斯再度提议归还所有他能要求的地方时，他虽发誓决不同意，却同意了（1510年）。在收回了他认为是教会的财产后，他的愤怒转向了法国人，他们现在由于控制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而成为教皇诸国的讨厌的邻居。在米兰多拉，他发誓在把法国人驱出意大利以前绝不刮脸，所以长了一脸在拉斐尔所画的他的画像里可看到的漂亮胡子。他现在向意大利提出了为时已晚的动人口号“把异族驱出意大利！”1511年10月，他和威尼斯及西班牙组成了“神圣联合同盟”，不久他又促使瑞士和英国加入这个同盟。1512年1月底，威尼斯在当地居民的合作下，夺回了布雷西亚和贝尔加莫。法国为了防止英国和西班牙可能的攻击，只好把大部分军队留在国内按兵不动。

还留在意大利境内的那支法国军队，是由一位勇猛而有威严的22岁青年戴法克斯率领。他反感原地待命，便率领这支法军首先解救了被包围的博洛尼亚，然后在以梭拉击败了威尼斯人，夺回了布雷西亚，最后在拉韦纳赢得了一次辉煌但牺牲惨重的胜利（1512年4月11日）。约2万人横尸战场，戴法克斯本人也受了重伤。

尤利乌斯于是利用谈判来弥补他在战场中的损失。他说服马克西米连和威尼斯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加入同盟对抗法国，并召回法国军队中的4000个德国士兵。在他的鼓励下，一支2万人的瑞士军队进入伦巴底。法国军队由于胜利引起的伤亡及4000个德国士兵的撤出，兵力大减，敌不住集结的瑞士、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撤退到阿尔卑斯山附近，只留下一些薄弱的警备部队在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米兰和热那亚。教皇外交上的努力，使“神圣联合同盟”在拉韦纳战役之后的两个月中反败为胜，把法国人驱逐出了意大利，而尤利乌斯也因此被欢呼为意大利的解放者。

在1512年8月举行的曼图亚会议上，那些胜利者开始分赃。由于尤利乌斯的坚持，米兰分给了洛多维科的儿子玛·斯福尔扎，瑞士获得卢卡诺及拉戈·马焦雷统治下的领土，佛罗伦萨则还给美第奇家族，教皇重获博尔贾家族建立的教皇诸国，并获得帕尔马、皮亚琴察、摩德纳及雷焦，现在只有费拉拉不受教皇控制了。但尤利乌斯遗留给他的继承者许多问题。他并没有真正驱出外国人：瑞士人据有米兰，借以保护斯福尔扎；马克西米连要求维琴察和维罗纳作为他的报酬；斐迪南，他们之中最狡诈的谈判者，巩固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南部的权力。只有法国的势力似乎从意大利根绝了。路易十二派遣了另一支军队攻占米兰，被瑞士人在诺瓦拉打败，并损失了8000人（1513年6月6日）。路易逝世时（1515年），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只剩下热那亚一个脆弱的据点。

弗兰茨一世企图恢复这些势力范围。此外（布朗托姆告诉我们），他听说米兰的西尼奥拉·克勒里斯（Signora Clerice）夫人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于是极欲得到她。1515年8月，他亲率了一支4万人的军队——这些战役中所见过的最大一支军队——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瑞士人出来应战，在离开米兰只有几里的玛利那诺，双方激战了两天（1515年9月13日和14日）。弗兰茨自己作战非常勇猛，有如查理曼大帝手下的勇将罗兰一样，并被当场封为“贝亚德骑士”。瑞士人一共战死了1.3万人，他们和玛·斯福尔扎放弃了米兰。于是，这个城市又成为法国的掳获品。

利奥十世的顾问们在犹豫不决中向马基雅维利请教。他劝告不要在法王和奥皇之间保持中立，因为不论谁胜，教皇都会被认为有偏袒对方的嫌疑。他还建议两恶相权取其轻，不如与法国和好。利奥照做了。1515年12月11日，弗兰茨和教皇相会于博洛尼亚，安排协议条件。瑞士人也和法国签订了一份类似的和约。西班牙人退回那不勒斯，奥皇再度受挫，把维罗纳让给威尼斯。坎布雷同盟所兴起的几次战争就此结束了（1516年），最后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与从前一样，除了意大利成为欧洲列强角逐争霸的战场以外，什么也没解决。教皇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让给法国；威尼斯重获在意大利北部的诸领地，财政却因而空虚；意大利饱受战争的破坏，她的文学和艺术，或由于这些悲剧事件的刺激，或由于不间断的支持，仍然继续兴盛和发展。最坏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利奥与欧洲（1513—1521）

在博洛尼亚举行的会议上，教皇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和外交手腕对付法王的侮慢与权力。那位英俊而年轻的法王，一幅华贵的气派，披着饰有金色穗带的大衣，穿着黑貂皮做的皮衣，戴着羽饰，后面跟着军队，耀武扬威而来，急切地要把整个意大利吞下，把教皇仅仅当作一名警卫看待。利奥用以对付法王的只有教皇职位的尊严和美第奇家族的狡诈。如果说利奥此后在法王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挑拨离间、翻云覆雨，一会儿站在法王这边，一会儿站在奥皇那边，并同时和两方签订攻击对方的条约的话，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他。他没有其他的武器可以运用，又要保护教会的遗产，而他的对手也玩弄这些手段，并有军队和大炮。

这次会议达成的秘密协定到今天仍是一个秘密。很显然，弗兰茨曾尝试劝使利奥和他订立一个同盟来对付西班牙，利奥要求给他点时间考虑一下——这是外交上暗示拒绝的方式，因为这样做将违反教会长期以来的政策，他希望教皇国的南边和北边只置于一个外国势力之下。1516年教皇与法王订立的条约中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废除《布尔日诏典》。这份诏书（1438年）规定，“教会大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的权力，并给予法王任命法国境内所有主要教职人员的权力。弗兰茨同意废掉这份诏书，但主张法王仍有提名的权力，利奥同意了。这似乎是教皇的失败，此举不过是接受了法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习惯而已，而且他这样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法国教会与国家合一，法王再没有财政上的理由来支持新教改革运动。同时他也结束了法国与教皇之间长期以来关于大会议与教皇之间权力的争执。

会议结束时，法国的领袖们要求利奥赦免他们兴兵对抗他的前任者之罪。弗兰茨说：“圣父啊，你不要惊怪我们与尤利乌斯二世为敌，因为他常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我们一生之中从没有遇见一位比他更可怕的敌人。事实上他实在是一位最卓越的统帅，他当将军一定要比当教皇表现得出色。”利奥赦免了这些刚强的忏悔者，并给他们祝祷，最后这批人几乎吻着他的脚离开。

弗兰茨带着光荣回到了法国，此后一度耽于女色和宴饮中。斐迪南二世逝世时（1516年），他又计划占领那不勒斯。他和斐迪南的孙子查理一世，这位阿拉贡、卡斯蒂尔、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新王，签订了一项和约。马克西米连逝世（1519年）、他的孙子查理被提名继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弗兰茨却认为他要比这位19岁的西班牙国王更适合当皇帝，于是积极竞选。利奥再度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也许偏向支持弗兰茨，因为他看出如果那不勒斯、西班牙、德国、奥地利及尼德兰都归于一个人统治的话，这位统治者拥有的人口、土地和财富，将摧毁教皇国迄今赖以生存的权力平衡。然而，如果查理在教皇的反对下当选了，那么在正需要他的援助来压制新教革命的时候，将失欢于这位新皇帝。利奥犹豫太久，不能发挥他的影响力，查理一世当选皇帝，成为查理五世。为了谋得权力平衡，教皇提议与弗兰茨成立同盟。轮到法王犹豫时，利奥突然和查理签订了一项协定（1521年5月8日）。这位年轻的皇帝几乎给了教皇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归还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援助对抗费拉拉和路德，协助斯福尔扎家族重获米兰，及保护教皇国和佛罗伦萨不受任何攻击。

1521年9月，双方重启战端。这位新皇帝说：“我的表兄弟弗兰茨和我所好类同，他要米兰，我也要米兰。”法国派到意大利的军队由洛特雷克子爵（Vicomte de Lautrec）率领，弗兰茨所以任命他是由于他妹妹的请求，而他妹妹现正是国王的情妇。法王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不喜欢这项任命，秘密地把弗兰茨供给洛特雷克军队的钱移作他用，因此这支军队里的瑞士人因拿不到饷都逃亡了。当强大的教皇与帝国联军——在佩斯卡拉侯爵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及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的卓越领导下——进逼米兰时，支持帝国的保皇党人煽动饱受重税压迫的人民掀起了一次成功的叛变。洛特雷克从米兰撤退到威尼斯，查理和利奥的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米兰。洛多维科的另一个儿子斯福尔扎成了米兰公爵，同时作为皇帝的一位臣属，而利奥可以含笑而终了（1521年12月1日）。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

利奥的继任者是文艺复兴时代罗马的一个异数，一位不计任何代价决心表现基督精神的教皇，这就是阿德里安·德代尔（Adrian Dedel）。他出生于乌德勒支一个卑微的家庭（1459年），长大以后在德芬特尔（Deventer）的“共生兄弟会”（Brothers of the Common Life）接受基督教信仰和教育，以后又在卢汶大学（Louvain）研究经院哲学和神学。他34岁时就被任命为那个大学的校长。47岁时，他担任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的家庭教师。1515年，他奉派到西班牙，斐迪南佩服他的行政才干和正直品德，使他成为托尔托萨的主教。斐迪南死后，阿德里安协助红衣主教希梅内斯（Ximenes）在查理不在时治理西班牙。1520年，他成为卡斯蒂尔的摄政。在这种步步高升之中，他仍然在各方面表现得很谦逊，过着简朴的生活，对异教徒循循善诱，因此深受人民的敬爱。他的名声传到了罗马，利奥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在利奥死后的“教皇选举会”中，他的名字列入了候选人名单中。很显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查理五世的影响的缘故。1522年1月2日，自1378年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自1161年以来第一位条顿族人，阿德里安被选为教皇。

几乎没有听说过阿德里安的罗马人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侮辱？罗马市民指责那些参与选举的红衣主教发疯了，“出卖了基督的宝血”。有些人散布小册子，要求知道为什么梵蒂冈“屈服在德国的淫威之下”。阿雷蒂诺写了一篇堪称杰作的辱骂文章，称那些红衣主教为“污秽的贱民”，并祈求他们被活埋。帕斯奎诺雕像上被写满了讥讽嘲骂的文字。红衣主教们都惧怕而不敢公开露面，他们把这次选举归咎于圣灵，他们说这是圣灵叫他们这样做的。许多红衣主教离开了罗马，唯恐成为人们侮辱和攻击的对象。至于阿德里安，他静静地处理完毕他在西班牙没有完成的事情，并通知教廷他要在8月以后才能抵达罗马。他不知道梵蒂冈的华丽，写信给罗马的一位朋友，要他帮自己在罗马租一间朴素的房子和花园以便居住。当他到达罗马时（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城市），他那苍白的苦行者脸孔和枯瘦如柴的身体使那些观者不由得肃然起敬；但是当他说话时，似乎他不懂意大利文，而说拉丁文，并带着粗哑的声调，比起意大利语的优美动听实在相差太远了，于是整个罗马感到极大的愤怒和失望。

阿德里安觉得他自己在梵蒂冈像一个囚犯，并宣称这个地方适合做君士坦丁大帝继任者的皇宫，而不适合做圣彼得继任者的居所。他停止了梵蒂冈各厅室的装饰工作，那些跟随拉斐尔一直在那里工作的人全被解雇了。利奥雇用来照料他马房的数百名马夫，他也加以遣散，只留下四个；他把他个人的仆役减少到两人——两个都是荷兰人——并要求他们把日常费用减至一天一个金币。他惊骇于罗马人在性关系、谈话和写作方面的放浪形骸，并同意洛伦佐和路德认为这个基督教的都城是个罪恶的深渊的看法。他并不关切那些红衣主教展示给他看的古代艺术品，他指责那些雕像是偶像崇拜的遗物，并把收藏欧洲第一流雕刻精品的布尔瓦德尔宫封闭起来。他也想把那些人文学者和诗人禁锢起来，在他看来，这些人的生活和写作就像背弃基督的异教徒一样。当弗朗西斯科·贝尔尼讥讽他是一位荷兰的蛮族而不能领略意大利的艺术、文学和生活的精美时，阿德里安威胁说要把所有的讽刺家投入台伯河。

阿德里安在其教皇任内热切推动的工作是使腐化的教会返璞归真，由利奥时代恢复到基督时代的虔敬和圣洁。他对教会的各种弊端加以大刀阔斧地改革。他裁抑不必要的教职，有时几近不通人情、不分青红皂白。他取消了利奥签订的付给那些购买圣职者年金的契约，因此那些购买圣职作为一种投资的2550人可以说失掉了他们的本金和利息。罗马城充满了这些人的哀号之声，有一个受害者甚至曾企图暗杀教皇。那些来向阿德里安谋闲差事的亲戚都被他劝回去另谋一种正当职业。他制止了买卖圣职和援引亲戚，痛骂教廷的腐败，严惩收受贿赂或侵吞公款者，对犯罪的红衣主教也给予与低级教士同样的处罚。他要求主教和红衣主教回到他们的教区，向教民们解说道德的教训，他期待每个教徒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他告诉他们，罗马教廷的恶劣名声已成为欧洲谈论的话柄。他不追究红衣主教们本身的罪恶，却要他们不再容许他们宫里的罪恶滋生而不受惩处。他要求他们不再过奢侈的生活，并满足于一年6000杜卡特的最高收入。一位威尼斯的大使写道：“所有罗马的教会人士恐怖异常，看着教皇在八天的时间内雷厉风行地进行各种改革。”

但是，不论这八天，或者阿德里安担任教皇的短暂13个月，都是不够的。罪恶暂时销声匿迹了，不久又出现。各种改革使千余名教廷官员恼怒，暗中予以抵制，有的则希望他早死。教皇哀叹一个人的力量在这种改革中是多么有限，他常常说：“一个人效率的高低是看他工作时的年龄而定！”——他感慨地告诉他的旧友希兹（Heeze）道：“迪特里希，当我们静静地生活在卢汶时，日子过得多么惬意！”

在这些内部的困难中，阿德里安还是尽力地处理那些外交上的危机。他使弗朗西斯科·罗维尔重新统治乌尔比诺，并使阿方索在费拉拉的地位不受动摇。那些被逐的独裁者利用爱好和平的教皇，再度夺回佩鲁贾、里米尼及其他教皇国的政权。阿德里安呼吁查理五世和弗兰茨缔结和约，或者至少接受一个停战协定，共同对付正准备进攻罗得斯岛的土耳其人。查理却和英国的亨利八世签订了一份《温莎条约》，双方保证协同攻击法国。12月21日，土耳其人占领了罗得斯岛，这是基督教在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因此谣传他们正计划在阿普利亚登陆，进而征服混乱的意大利。当罗马俘获了土耳其的间谍时，大家的恐惧到了极点。这使人回想起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在坎尼城尽歼罗马人后，罗马城恐惧被侵的情况。为了壮阿德里安的胆，他的首席教廷大臣和心腹，及他欧洲和平谈判的主要助手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红衣主教和弗兰茨密谋由法国人进攻西西里。当阿德里安发现这项阴谋并知道弗兰茨正在意大利边界集结军队时，他放弃了中立并与查理五世结成同盟。然而，由于心力交瘁，他病倒了，并在1523年9月14日逝世。他留下遗嘱要把他的财产捐给穷人，他的最后一道训谕是他的葬礼要宁静而简单。

罗马城人喜闻他的死讯，比这个城市被免于受土耳其人占领更为高兴。有些人相信他是为了艺术的缘故，被人下毒药毒死的。一位诙谐者在教皇的医生门上挂了一个题词“意大利之父”——借以表达“罗马的参议院和人民对祖国的解放者”的感谢。这位已死的教皇受到不少讽刺文章的攻讦，他被指责为贪婪、酗酒、罪恶至极，他一生中的每一个行为在人们的恶意攻击和嘲笑中也都变成了恶行。阿德里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不能了解那个时代，是一件可惜的事，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竟不能容忍一位想表现基督精神的教皇，实在是一项更大的罪恶和愚行。

克莱门特七世：第一个阶段

1523年10月1日举行的教皇选举会中，关于阿德里安的继任人选争执了7个星期之久，最后才选出一位大家都认为可能最适当的人选。美第奇家族的朱利奥·美第奇成为新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是那位和蔼可亲、死于帕兹阴谋中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和他的情妇弗奥利塔（Fioretta）所生的儿子。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把这个男孩带到他家里，和他的儿子一起养大，他的儿子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利奥免除了朱利奥私生子身份在教规上的障碍，任命他为佛罗伦萨的总主教，然后是红衣主教，然后是罗马的行政长官，及自己担任教皇期间的首席教廷大臣。克莱门特现在45岁，高大、英俊、富有、博学，温文有礼，品德高尚，喜爱并提倡文学、学识、音乐与艺术。罗马人对他当选为教皇欢欣雀跃，认为是利奥黄金时代的重返。本博预言克莱门特七世将成为教会历来最卓越和最聪慧的统治者。

他开始就表现得不同凡响。他把他所有的圣俸分配给那些红衣主教，只留下一年6万杜卡特的收入。他罗致文人学者参与教会工作，并资助他们，从而赢得他们的忠心支持和拥护。他处事公平合理，随时接受觐见，施行善事虽不如利奥慷慨，却更为得体。他对每一个人都客气有礼，使他深受每个人的敬爱。从没有一个教皇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如此优良，而结局却像他那样悲惨的。

对于克莱门特来讲，要在弗兰茨和查理两人至死方休的争战中，采取一种妥善应付的方法，尤其是当土耳其人正在匈牙利攻城略地，及全欧有1/3的地方起来反叛教会之际，这项工作就如对利奥一样，证明是超出他的能力所能负担的。他那幅担任教皇初期由皮翁博所画的庄严画像是骗人的。他从未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出画像所描绘的那种坚决的果断力，即使在那幅画像中，他那乏力的眼皮低垂、眼神忧郁，显示出一幅衰弱劳累的样子。克莱门特在做决策时显得优柔寡断，他考虑太多，并误以思考代替行动，而非以思考指导行动。他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来做一个决定，也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来推翻它，仿佛是布里丹的驴子坐在教皇的宝座上。贝尔尼在预言后代给予克莱门特的评论的讽刺文章里讥讽他道：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

与人辩论，充满考虑，热心助人的教皇。

他说话的时候常常有：

此外、那么、但是、是的、好吧、或者

也许，及诸如此类前后不一致的语句……

他彻头彻尾是个没主见的中立人物……

坦白说，你将活着看到

教皇阿德里安是个贤明的人物。

他的两个主要顾问中的一个是倾向法国的吉贝尔蒂，一个是倾向神圣罗马帝国的西翁柏（Nikolaus von Schönberg）。他的思想被这两个人左右来、左右去，当他最后决定倾向法国时——仅仅在法国于帕维亚惨败前的数星期，却为他自己和他的城市招来了查理的诡计和军队，及一支半新教徒的军队对罗马的攻击。

克莱门特说担心皇帝的力量控制了伦巴底和那不勒斯；而且，他希望借着与弗兰茨站在同一边、获得法国的支持来否定查理想使大会议裁决教会事务的可怕想法。当弗兰茨率着一支由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和德国人组成的2.6万人新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米兰、包围帕维亚时，克莱门特虽然向查理保证忠诚和友谊，却秘密地和弗兰茨结盟（1524年12月12日），并使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加入这个同盟，不太情愿地准许胜利的弗兰茨在教皇领地征集军队和派遣一支军队通过教皇的领土攻击那不勒斯。查理绝不能饶恕这项欺骗。他发誓道：“我要到意大利去，向那些伤害我的人，尤其是那位怯懦的教皇报仇。也许有一天，马丁·路德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时，有些人认为路德将被推为教皇，皇帝左右的一些人还劝他非难克莱门特的当选，因为他是一位私生子。

查理派了一支德国军队，由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和佩斯卡拉的侯爵率领，攻击包围帕维亚的法军。拙劣的战术使法国的炮兵不能发挥作用，而西班牙兵的手铳枪使持长矛的瑞士兵大大吃亏。法国军队几乎全被歼灭（1525年2月24—25日）。弗兰茨表现很英勇：他的部队撤退时，他冲进敌军的行列奋勇厮杀，他的坐骑被杀死了，但是他还是继续作战。最后，筋疲力尽，他不能再抵抗，随着他的几位将领一起被俘。在胜利者的一个帐篷中，他写信给他的母亲，下面这段话常被引述：“除了荣誉之外，一切都已付诸东流——而我的发肤，仍安然无恙。”查理那时在西班牙，命令把囚犯送到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城堡。

米兰又回到皇帝的统治之下。整个意大利现都在查理的掌握中了，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争相献贿以求得准许继续存在。克莱门特害怕皇帝军队的侵入和佛罗伦萨掀起反抗美第奇家族的革命，便放弃了他和法国的同盟，并和查理派在那不勒斯的总督拉努瓦（Charles de Lannoy）签订了一项条约（1525年4月1日），保证教皇与皇帝的互助，皇帝将保护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并接受弗·斯福尔扎为皇帝在米兰的代理人；教皇将付给查理10万杜卡特，作为偿付过去的冒犯和未来的奉献之用，这些钱正是皇帝的军队所急需的。其后不久，克莱门特默许了吉罗拉莫·莫罗内（Girolamo Morone）一个使米兰摆脱皇帝控制的阴谋。佩斯卡拉侯爵向查理揭发了这项阴谋，吉罗拉莫被囚禁起来。

查理对待被俘的弗兰茨，慢慢折磨他。在约11个月有礼貌的监禁使他软化以后，查理同意在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下释放他：法王应该放弃所有对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佛兰德斯、阿托瓦、图尔奈、勃艮第及那瓦尔等地实际或片面宣称的权利，弗兰茨应该供给查理船只和军队来远征罗马或土耳其人，弗兰茨应该娶查理的妹妹埃利奥诺拉，法王应把他最大的两个儿子——10岁的弗兰茨和9岁的亨利——交给查理，作为他履行上述条件的人质。根据《马德里条约》（1526年1月14日），弗兰茨同意了所有这些条件，虽然他也做庄严的宣誓，内心却做了保留，准备以后再反悔。3月17日，他获准回到法国，留下他的两个儿子做人质。抵达法国以后，他宣称他无意履行那些他在被逼迫下所做的承诺。克莱门特援引教会法规，解除了他的誓约。5月22日，弗兰茨、克莱门特、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弗·斯福尔扎签订了科亚克同盟（League of Cognac），保证使阿斯蒂和热那亚重归法国，把米兰分给弗·斯福尔扎，作为法国的领地，并使意大利每个邦国恢复战前的领土，以200万克朗赎回法国俘虏，把那不勒斯给予一位意大利王子，由他每年付7.5万杜卡特给法王。皇帝则被敬邀签订这一协定，如果他拒绝，这个新同盟就要对他发动战争，直到他和他所有的军队被驱出意大利为止。

查理指责这个同盟违反了弗兰茨所做的神圣誓言及克莱门特与拉努瓦签订的条约。他不能亲自到意大利去，因此他派了蒙卡达（Hugo de Mon-cada）利用外交争取克莱门特，如果失败，则鼓动科隆纳和罗马的人民起来革命，反对教皇。蒙卡达漂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劝使教皇和科隆纳签订一个和平协定，说服教皇解散保卫他的军队，并让科隆纳继续进行一个阴谋来占领罗马。当基督教国家忙于互使诡计和互相争战时，土耳其人在“伟大的苏莱曼”（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的率领下，在莫哈奇（Mohacs）击溃了匈牙利人（1526年8月29日），并占领了布达佩斯（9月10日）。克莱门特害怕欧洲不仅要成为新教徒世界，而且要成为伊斯兰世界，向红衣主教们宣布他考虑亲自跑到巴塞罗那去请求查理与弗兰茨缔结和平条约，共同联合对付土耳其人。查理那时候正在装备一支舰队，据罗马人说，其目的是为了侵入意大利并废掉克莱门特。

9月20日，科隆纳率5000人马进入罗马，压制了脆弱的抵抗，又劫掠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及邻近的波哥·维奇奥，而克莱门特则逃到圣安杰洛城堡。教皇的行宫被抢劫一空，包括拉斐尔的挂毯及教皇的冠冕、神圣的器皿、珍贵的圣徒遗物，甚至昂贵的教皇祭袍都被偷走了。一个兴奋的士兵穿着教皇的白袍，戴着教皇的红帽出来，模仿教皇一本正经地说着祝祷词。第二天，蒙卡达把教皇的冠冕归还给克莱门特，向他保证皇帝对教皇只有最佳的善意，并强迫这位惊悸的教皇和帝国签订一项四个月的休战协定，并赦免科隆纳。

蒙卡达刚一回到那不勒斯，克莱门特就募集了一支7000人的教皇军队。10月底，他命这支军队向科隆纳的据点进军。同时他向弗兰茨一世和亨利八世呼吁援助。弗兰茨找借口拖延，亨利则正为久不能获得一个儿子而烦心，什么也没给予。在北方的另一支教皇军队，由于乌尔比诺公爵罗维尔的故意拖延政策，也一直迟迟未采取行动。罗维尔一直不能忘怀利奥十世把他驱出他的公国，同时也不怎么感激阿德里安和克莱门特使他归国和复位。在那支军队中有一位比较勇敢的领袖——年轻英俊的乔万尼·美第奇，他是卡泰丽娜·斯福尔扎的儿子，继承了他母亲无畏的精神，并被称为“黑带子的乔万尼”（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因为利奥逝世时，他和他的军队佩戴着黑色哀悼的带子。乔万尼主张对米兰采取行动，但被罗维尔否决了。

罗马的劫掠（1527）

查理仍留在西班牙得心应手地遥控他的军队，并委托他的官员募集一支新军。他们与蒂罗尔的雇佣兵统帅弗伦茨贝格接洽，弗伦茨贝格已经因为他统率的德国雇佣兵而名噪一时。查理不能付给太多报酬，但他的官员告诉雇佣兵在意大利有丰富的战利品等着他们。弗伦茨贝格名义上仍是天主教徒，但他对马丁·路德深表同情，并憎恨克莱门特是帝国的叛徒。他当掉了他的城堡、他的其他财产，甚至他妻子的装饰品，利用所得的3.8万金币征集了1万个渴望冒险和劫掠及愿意取下教皇头颅的士兵，他们之中有的据说带了套索准备绞死教皇。1526年11月，这临时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布雷西亚进军。费拉拉的阿方索为了报复教皇多次想废掉他，把他最有威力的四尊大炮送给了弗伦茨贝格。在布雷西亚附近，乔万尼在一场小冲突中被入侵者射伤了，9月30日，他在曼图亚逝世，时年28岁。从此再没有谁能阻挡乌尔比诺公爵做任何事情。

乔万尼逝世时，弗伦茨贝格的乱军越过波河，摧毁了伦巴底的沃野，以致3年以后英国的大使描述“这块土地是基督教世界里最可怜的地方”。在米兰，皇帝军队的统帅现在是波旁公爵查理，他在玛利那诺的勇敢表现使他成为法国的统帅，后来因为他觉得法王的母亲骗取了他的土地，而对弗兰茨采取敌对态度。他跑到皇帝那边，在帕维亚打败弗兰茨，成为米兰公爵。现在查理为了募集和供养另一支军队，开始向米兰人征苛税。他写信给皇帝说他刮尽了这个城市的钱财。他的军队作威作福，偷窃、残暴、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许多米兰人因而上吊或自高楼跳街自杀。1527年2月初，查理率他的军队出了米兰，与弗伦茨贝格的军队在皮亚琴察会合。这支混合的大军，现在共约2.2万人，沿着艾米利大道向东前进，避开防守的城市，沿途一路劫掠，使得经过的乡村一片荒芜。

当克莱门特认识到他没有足够的军队抵御这些入侵者时，他向拉努瓦呼吁停战。这位总督从那不勒斯赶来，提出了停战8个月的条件：克莱门特和科隆纳停止他们之间的战争，交换他们征服的土地，并由教皇拿出6万杜卡特，用以贿赂弗伦茨贝格的军队不侵入教皇国。然后，在教皇付完该款之际，如果弗伦茨贝格和波旁公爵也遵守他们与皇帝总督（拉努瓦）签订的协定，克莱门特即把罗马的军队裁减至300人。但是波旁公爵的军队听到这些停战的条件时大为愤怒，因为他们4个月以来忍受无数艰苦，就是寄望于劫掠罗马。他们之中大多数衣裳褴褛，无鞋可穿，每个人都如饥民，没有一个人拿到薪饷。他们拒绝被那区区6万杜卡特贿买，他们知道他们所分得的只是那6万杜卡特里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们担心波旁公爵会签订这项停战协定，便包围了他的帐篷，喊着：“发饷！发饷！”波旁公爵躲到别处，他们洗劫了他的帐篷。弗伦茨贝格试图平息他们，却得了中风，从此不再参与军务，在一年以后逝世了。在同意进军罗马的条件下，波旁公爵就任统帅。3月29日，他派人向拉努瓦和克莱门特传递口信，说他不能控制他的军队，停战协定不再有效了。

最后，罗马知道自己已成为这支军队有意掠夺的孤苦无助的目标了。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4月8日）那天，克莱门特正在圣彼得教堂前为1万名群众祝福时，一位狂热的信徒仅披着一件皮围巾，爬上圣保罗的雕像，向着教皇喊叫：“你这位索多玛城的杂种！由于你的罪孽，罗马将被毁灭。赶快忏悔并改变你自己！假如你不相信我，14天内将有你好瞧的。”在复活节的前夕，这位狂妄的隐士——巴·卡罗西（Bartolommeo Carosi），也被称为布兰多纳（Brandano）——跑到街道喊着：“罗马城，忏悔吧！他们对待你将如上帝对待索多玛城和蛾摩拉城（Gomorrah）一样。”

波旁公爵也许希望以更大的数额来满足他的士兵，派人向克莱门特要求给予24万杜卡特。克莱门特回答他不可能募集这么多的赎金。这支军队进向佛罗伦萨，但乌尔比诺的公爵圭恰尔迪尼和萨卢佐（Saluzzo）的侯爵召来了足够的军队有效地固守它的堡垒。这支军队受挫，于是取道进军罗马。克莱门特发觉停战协定无效，转而加入科亚克同盟抵抗查理，并恳求法国的帮助。他呼吁罗马的富人捐款成立防卫基金，他们的响应并不热烈，并暗示最好是由教皇出售红衣主教职。克莱门特从未这样做过，但当波旁公爵的军队抵达距罗马仅42公里的维泰博时，他让步了，出售了6个职位。在这些被任命者付款以前，教皇已从梵蒂冈的窗子看到饥饿的军队蜂拥越过尼禄广场。他现在只有4000个士兵来保护罗马，对抗有2万士兵的敌人了。

1527年5月6日那天，波旁公爵的大军在大雾掩护下逼近罗马城墙。但他们被猛烈的射击逐退，波旁公爵本人也被击中，几乎当场死去。这些攻击者并没有被吓阻，一再地攻击，他们不是占领罗马就是饿死，别无选择的余地。他们找到了一个防卫比较脆弱的阵地，攻破了它并拥入罗马城。罗马的民兵和瑞士的卫兵勇猛抵抗，但都被歼灭了。克莱门特与多数住在城里的红衣主教和数百名教廷官员逃到圣安杰洛，从那里切利尼和其他人利用大炮设法阻止波旁公爵军队的侵入。但蜂拥而来的军队从各方面混进来，有些在大雾掩护下进来，有些混杂在难民中，城堡上的大炮因顾忌伤到混乱的群众，也不能充分发挥杀敌作用。不久，入侵的军队占领了整个罗马城。

当他们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时，对阻挡他们去路的男女或儿童，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加以屠杀。他们成为杀人狂。他们进入医院和孤儿院，屠杀了几乎全部的病人。他们进入圣彼得教堂，残杀在那里避难的人。他们劫掠每一座他们能找到的教堂和修道院，并把其中几间变成马房，数百名僧侣、主教和总主教被杀。圣彼得教堂和梵蒂冈从下到上被搜劫一空，马匹则拴在拉斐尔厅。罗马的每一个住宅都遭到洗劫，其中许多被焚毁，只有两个地方得以幸免：科隆纳红衣主教所据的坎塞勒里亚宫和伊莎贝拉与一些富商避难的科隆纳宫，这两个地方付了5万杜卡特给那些军队的领袖，才得以免受攻击，并收容了约2000个难民。每一间富丽的大厦刚刚付了一笔赎金以免受攻击，但不久又会新来一批乱军，又要再付一次赎金。在多数的房子里，住在里面的人要付一笔规定的赎金来换取生命，如果他们付不出，就要受到拷打。数千人因此而死，孩子们被从高楼的窗子抛出来，逼迫父母拿出秘密储蓄。有些街道上死尸横陈。一位百万富翁多米尼克·马西米（Domenico Massimi）亲眼看着他的儿子被杀，他的女儿被强奸，他的房子被烧，最后他自己也被杀死了。有一个记载里说：“整个罗马城里，没有一个3岁以上的人不需要付钱以换取安全的。”

这支胜利的军队中有一半是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相信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是窃贼，罗马教会的财富是从各国偷窃而来，这是世界的耻辱。为了减轻这种耻辱，他们把教会所有能搬动的贵重物品，包括圣器和艺术精品带走，加以熔化，或者当作赎金，或者出售。圣徒的遗物则打碎留在地板上。有一个士兵打扮得像一位教皇，其他的人戴上红衣主教的红帽子并吻着他的脚。梵蒂冈的一些群众宣布路德为教皇。这些入侵者中路德派的士兵特别喜欢抢劫红衣主教，向他们勒取巨额的赎金，并教他们新的仪式。圭恰尔迪尼说，有些红衣主教“被驮在小野兽上，脸朝后，穿着他们的僧袍，带着表示他身份的旗幔，被牵着在整个罗马城游行，并加以嘲弄和侮辱。有的红衣主教，因为不能募够所需的赎金，被加以拷打，当场或者隔几天就死了”。有一位红衣主教被放置在一个坟墓里，并被告以如果赎金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他就要被活埋，这笔赎金最后适时赶到。西班牙和德国的红衣主教，心想可以不受他们本国士兵的凌辱，结果还是遭到与其他人同样的命运。

典籍、档案、艺术品被严重破坏。奥朗日亲王暂代这支毫无纪律的队伍的统帅，以梵蒂冈图书馆为他的总部才挽救了这个图书馆免受破坏，但许多修道院和私人的图书馆被付之一炬，许多珍贵的手抄典籍因而丧失。罗马大学被洗劫，教职员被驱散。学者科洛奇（Colocci）看着他搜集的手抄本书籍和艺术品随着他的房子被焚毁殆尽。有一位教授巴尔杜斯（Baldus）看着他新近写成的普林尼评论被用来点燃那些劫掠者的营火。诗人马罗内（Marone）失掉了他写的诗，但他还算是幸运的，诗人保罗·布巴西（Paolo Bombasi）就被杀了。学者克·马尔赛罗（Cristoforo Marcello）受到酷刑，他的指甲被一个个拔出，福尔蒂诺（Francesco Fortuno）和瓦尔德（Juan Valdes）绝望地自杀了。艺术家瓦加、莱蒙迪和其他许多人受到拷打，他们所有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拉斐尔学校最后被解散。

死亡的人不可计数。2000具尸体被从罗马城的梵蒂冈扔入台伯河，9800具尸体被埋葬了，无疑还有更多的死亡人数。被窃的物品粗略估计在100万杜卡特以上，赎金约300万杜卡特。克莱门特估计全部的损失达1000万杜卡特。

这次劫掠持续了8天，克莱门特则从圣安杰洛的塔楼里注视着一切。他向上帝哭诉着，就像受拷打的约伯：“你为什么要诞生我？我被杀死了多好，没人看见我多好！”他不再刮脸，从此之后再没刮过脸。1527年5月6日至12月7日，他一直被困在城堡里，希望乌尔比诺公爵的军队，或弗兰茨一世，或亨利八世会来援救他。查理仍在西班牙，很高兴听到罗马被攻下了，但当他听到劫掠的残暴情形时大为震惊。他否认自己应对这种过度行为负责，却充分利用教皇的无助。6月6日那天，他的代表，可能没让他知道，强迫克莱门特签订了一份羞辱的和约。教皇同意付给他们及皇帝的军队40万杜卡特，把皮亚琴察、帕尔马及摩德纳等城和奥斯蒂亚、西维塔、卡斯泰拉纳及圣安杰洛等城堡让给查理。克莱门特则一直囚在圣安杰洛，直到第一笔款15万杜卡特交付为止，然后搬到加埃塔或那不勒斯，一直等到查理决定如何处置他。除了克莱门特及13个跟随他的红衣主教外，其他在圣安杰洛的人都被获准离开该地。西班牙和德国的士兵负责看管这个城堡，并几乎经常地把克莱门特拘禁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6月21日圭恰尔迪尼写道：“他们没给他留下超过10斯库迪的财产。”在逃难中他所带出的金银物品统统交给掳获他的人，充当他的10万杜卡特赎金。

同时，费拉拉的阿方索则趁机夺得了雷焦和摩德纳（费拉拉对此地已有长期的权力），威尼斯则占领了拉韦纳。佛罗伦萨第三度驱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耶稣基督为这一新共和国的国王。整个教皇的财产，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都遭到摧残，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即使是那些认为对于克莱门特的不忠实、教皇的罪孽、教廷的贪婪腐化、各级教士的奢侈生活及罗马的罪恶丛生应给予一些惩罚的人也表示同情。

萨多莱托平静地住在卡庞特拉，听到罗马的陷落极为震惊，悲叹本博、卡斯底里欧尼和伊莎贝拉及百余名学者、诗人和赞助者使得这个罪恶的城市成为当代思想和艺术中心的太平日子的逝去。伊拉斯谟写信给萨多莱托道：“罗马不只是基督徒信仰的圣地，高贵人物的养成所，诗人、艺术家、学者的居所，而且也是各国的母亲。对于多少人来讲，罗马不是比他们的本国更可爱、更亲切，和更珍贵呢？……说实话，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毁灭，也是全世界的损失。”

胜利者查理（1527—1530）

1522年，瘟疫侵袭罗马，使罗马的人口减少到5.5万人，谋杀、自杀及逃亡曾使罗马的人口在1527年减至4万人以下。1527年6月，瘟疫在盛夏又流行起来，加上饥馑和到处破坏的入侵军队，罗马变成一个悲惨、恐怖、没有人迹的城市。

查理的反对者开始认真考虑援救教皇。亨利八世担心受监禁的教皇不批准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派沃尔西（Wolsey）红衣主教到法国和弗兰茨商谈援救克莱门特的方法。8月初，英王和法王向查理提议订立和约并给他200万杜卡特，条件是释放教皇和法国王子，将教皇国归还给教会。查理拒绝了。于是亨利和弗兰茨签订了《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8月18日），两人保证共同对查理作战，不久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加入了这个新同盟。法国军队占领了热那亚和帕维亚，并劫掠帕维亚如同查理军队劫掠罗马一样彻底。曼图亚和费拉拉害怕眼前的法军远逊于遥远的查理，现在也加入同盟。法军统帅洛特雷克因不能付饷给他的军队，不敢向罗马进军。

查理为了恢复他在天主教世界中的尊严，并希望冷却日益扩大的同盟的热诚，同意释放教皇，条件是克莱门特不能给予同盟援助，应立即付给在罗马的皇帝军队11.2万杜卡特，应提供人质确保他的良好行为。克莱门特以出售红衣主教教职和把那不勒斯王国教会收入的1/10给予查理而募全了那笔钱。12月7日，在被拘禁了7个月后，克莱门特离开了圣安杰洛，并化装成一个仆人，悄悄地离开罗马到奥维托。很明显，他已成为一个憔悴不堪的人了。

在奥维托，他住在一间破败的宫殿里，屋顶已经塌陷，墙壁已经剥落，地板则有好几百个洞。当英国大使拜访他以求得他应许亨利离婚时，发现他在床上缩成一团，苍白而消瘦的脸则半隐在长而蓬乱的胡须中。他在那里挨过了冬天，然后搬到维泰博。2月17日那天，皇帝的军队在得到了克莱门特所能付的一切钱财后，因担心疾病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撤出了罗马并南进那不勒斯。洛特雷克现在率他的军队南下，希望包围那不勒斯，但他的军队得了疟疾而人数越来越少，他自己也死了，于是他那支没有秩序的军队最后退回到北方（1528年8月29日）。克莱门特因为从同盟获得援助的希望破灭，于是向查理全面投降。10月6日，他获准再次进入罗马。这个城市现在4/5的房子人去楼空，数千幢房子成为废墟。人们惊叹地看着9个月的入侵给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造成的破坏。

查理有一阵子曾考虑废掉克莱门特，想把教皇领地合并到那不勒斯王国，使罗马成为帝国的中心，把教皇贬抑到原来的位置，成为罗马主教而臣属于皇帝。可这样一来，将使查理成为德国路德教派的同路人，将引起西班牙的内战，促成法国、英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合起来全力对抗他。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并转向使教皇成为他分化意大利的附属同盟和精神支援。根据巴塞罗那条约（1529年6月29日），他对教皇做了重大让步：从罗马教会夺得的公国全归还给教皇，利用外交或武力使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的政权，甚至同意将费拉拉也让给教皇。相应地，教皇则同意给予查理在那不勒斯的任命主教权，准许皇帝的军队自由通过教皇国，并和查理于第二年在博洛尼亚会商解决意大利的和平与组织问题。

不久，查理的姑母和尼德兰的摄政玛格丽特和弗兰茨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相会，并在双方使节的协助下，签订了皇帝与法王之间的《坎布雷条约》（1529年8月3日）。查理释放法国的王子们，而由法国付给120万杜卡特的赎金；弗兰茨放弃所有法国对意大利、佛兰德斯、阿托瓦、阿拉斯和图尔奈的权力。法国在意大利的同盟现在就让查理任意处置了。

1529年11月5日，查理和克莱门特相会于博洛尼亚，两个人现在都相信他们彼此需要对方。说来奇怪，这是查理第一次到意大利。他征服了这里，却现在才看到它。他在博洛尼亚跪在教皇面前吻着这位因他而蒙尘的人的脚时，这是两个人物第一次——一个代表衰微的教会，一个代表日益兴起而胜利的近代国家——相互瞻仰对方。克莱门特忍受了查理所有的骄傲，宽恕了他所有的冒犯，他必须这样做。他不能再仰赖法国，查理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都有强大的兵力，佛罗伦萨没有皇帝的军队便不可能使美第奇家族恢复统治，而为了抵抗德国的路德教派和东方的奥斯曼也需要帝国的援助。查理是宽大而审慎的。他还不是十分强大时，基本上遵守巴塞罗那条约中的条款。他迫使威尼斯归还从教皇国所夺的地方。他准许弗·斯福尔扎在付了一大笔赔款后，在帝国的监督下继续统治遭受破坏的米兰，他说服克莱门特让怯懦和没有信仰的罗维尔继续统治乌尔比诺。他宽恕了阿方索和法国勾结，并为酬谢他协助帝国军队进军罗马，准他保有费拉拉公国而成为教皇的领地，并给他摩德纳和雷焦两地作为皇帝的领地；阿方索则付给教皇急需的10万杜卡特。为了巩固这些安排，查理召集所有的公国组成了一个意大利联盟来共同对抗外国的攻击——查理发动的除外，但丁曾向皇帝亨利七世，彼特拉克曾向皇帝查理四世呼吁过，现在由各公国一起臣服于一个外国势力的局面形成了。克莱门特全心地祝福它，并把伦巴底的铁冠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冠冕加在查理的头上（1530年2月22—24日）。

教皇与皇帝的联盟最后印上了佛罗伦萨人民的血。克莱门特决心恢复他的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便付了7万杜卡特给那位曾经囚禁他的奥伦治亲王菲力伯特，由其组织一支军队推翻佛罗伦萨富人在1527年建立的共和政体。菲力伯特为此派了一支由德国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2万人的军队，这些士兵中有许多曾参与洗劫罗马。1529年12月，这支军队占领了皮斯托亚和普拉托，并包围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勇敢的居民为了使来犯的敌军暴露在他们的炮火下，把城堡周围一里内的所有房子、花园和墙壁全部铲除，米开朗基罗离开了他为美第奇家族坟墓做的雕刻工作来建筑或重建防御的堡垒和炮台。包围无情地持续了8个月。佛罗伦萨的粮食变得缺乏，当时连一只猫和老鼠都可以卖到12.5美元。教堂捐出器皿，居民捐出盘子，妇女捐出珠宝，来换取粮食和武器。爱国的僧侣们如贝内代托利用激昂的讲道来激励人民的士气。一位勇敢的佛罗伦萨人费鲁奇，逃出了城，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攻击包围者。他最后失败了，损失了2000名士兵。他自己被俘虏，并被带到皇帝骑兵统帅马拉摩迪（Maramaldi）的面前。马拉摩迪叫人把费鲁奇架住，他自己一再用匕首刺他，一直到这位英雄死了为止。这时，佛罗伦萨雇来领导防卫的将军马拉泰斯塔·巴格廖尼背叛了他们，和包围者签订了一个协定：他让他们进城，并把枪炮转向佛罗伦萨人。共和政体在佛罗伦萨人饥饿和混乱的情况下，终于在1530年8月12日投降了。

美第奇家族的亚历山德罗成为佛罗伦萨公爵，他的贪婪和残忍使他的家族蒙羞。数百个为保卫共和政体而战的人受到酷刑、放逐或杀戮。贝内代托被捉起来送到克莱门特那里，教皇命令把他关在圣安杰洛。一个不确定的报道说，这位僧侣在那里活活地饿死了。领主团被解散了，西贡诺里亚宫现在开始改称为维奇奥宫了，而那个称为“母牛”（La Vacca）的11吨重大钟——几个世代以来一直从那座可爱的钟楼上向议会发出钟声——也被拆解下来并打成碎片。一位那个时代的日记作者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那悦耳的自由之声了。”

克莱门特七世和艺术

教皇对待佛罗伦萨的方式证实了美第奇家族的堕落，他对复兴罗马的努力表现了他的行政天才及对美学的鉴赏能力，使他的家族显得伟大。曾在克莱门特盛年时为其作画的皮翁博，现在把他画成一个老人，神色抑郁，眼睛深陷，白须皤皤，说着祝词，很显然地，他饱受苦难的折磨并因而更加坚强。他采取有力的行动来保护意大利免受现在控制东地中海的土耳其舰队的攻击，他布防了安科纳、阿斯科利和法诺，并说服1532年6月21日举行的宗教会议——不顾红衣主教们的反对——同意对意大利的教士们，包括红衣主教在内，征收50％的所得税来筹集经费。一部分由于出售教职，他募集了基金来重建教会的财产，恢复了罗马大学，重新奖励学术研究和艺术。他采取措施确保在北非海盗在西西里附近袭击船只的情况下仍有适当的谷物供应。在极短的时间内，罗马又恢复了旧观，再度成为西方世界的都城。

这个城市仍是艺术家的荟萃之地。卡拉多索来自米兰，切利尼来自佛罗伦萨，使金匠艺术的发展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峰。他们和其他人忙于制造金玫瑰和仪剑作为教皇的礼物，祭坛上用的器皿、表示教会权威和游行用的银杖、红衣主教的印章、教皇的冠冕和权威。维琴察的瓦莱里奥·贝利（Valerio Belli）替克莱门特做了一个富丽的水晶棺，上面雕刻着耶稣的故事。这个水晶棺，现在是比蒂宫里最珍贵的物品之一，在法王弗兰茨一世的儿子和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结婚时献给了弗兰西斯一世。

1526年，梵蒂冈各厅室的装饰工作又恢复了。克莱门特担任教皇任内最伟大的绘画是在君士坦丁厅（Hall of Constantine）内画成的：朱利奥·罗马诺画了《十字架的显灵》（The Apparition of the Cross）和《密尔维安桥之战》（The 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吉安·彭尼画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受洗》（The Baptism of Constantine），柯勒乔画了《君士坦丁大帝献罗马给教皇》（Rome Presented to Pope Sylvester by Constantine）。

米开朗基罗之后，罗马最能干的画家是卢西亚诺（Sebastiano Luciano）——因为罗马诺搬到曼图亚去了。卢西亚诺被任命为教皇玉玺的保管人和设计者时，他获得了“皮翁博”的绰号（1531年）。他出生于威尼斯（1485年），有幸受教于乔万尼·贝利尼、乔尔乔纳和西玛。他最早和最好的作品之一——《人生的三阶段》——显示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青年，媲美于当时威尼斯两位著名的外国作曲家——雅·奥布里希（Jacob Obrecht）和菲利普·卫德罗。他替圣乔万尼教堂画了——或者是完成乔尔乔纳的未竟之作——一幅那位圣徒狂热写作的生动画像。约1510年，他临摹了乔尔乔纳那幅最能表现女人娇艳的画《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卢西亚诺在威尼斯或许也画了那幅著名的《淑女的画像》，这幅画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拉斐尔的作品《佛娜丽娜》。

1511年，基吉邀请卢西亚诺到罗马来帮他装饰基吉别墅。在那里，这位年轻的艺术家遇到了拉斐尔，并一度模仿他那迥异的装饰风格，卢西亚诺则反过来教拉斐尔威尼斯人画温和色泽的秘诀。不久，卢西亚诺成为米开朗基罗的一名挚友，吸收了这位巨匠表现男性肌肉美的观念，并准备把威尼斯的色彩和米开朗基罗的构图融汇在一起。当朱利奥·美第奇红衣主教请他作一幅画时，他表现的机会来了。卢西亚诺选择了“拉撒路的复活”（The Raising of Lazarus）作为他的题材，有意地与拉斐尔在1518年所画的《基督变容》竞争。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卢西亚诺的绘画天才和利奥宠爱的拉斐尔不相上下。

如果卢西亚诺不那么容易满足他的卓越表现的话，也许他还可以有更辉煌的成就。他喜爱闲暇的生活使他的天才未能充分地发挥。他是一个天性快活的人，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过多的财富或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死后的声名而卖命。从他的赞助人、后来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那里谋得一份在梵蒂冈的闲差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画像上，他所画的画像没有几个画家能超过。

巴尔塔萨·佩鲁兹雄心万丈，并使他响亮的名字传播到意大利以外达30年之久。他是一位织匠的儿子。佩鲁兹出生于锡耶纳（1481年），随索多玛和平图里基奥学习绘画，不久到了罗马。梵蒂冈天花板上的壁画《伊利欧多罗诗篇》是他画的，拉斐尔认为他画得很好，所以基本没改动它。同时，像布拉曼特一样，他爱上了古代的废墟，计量古代寺庙和宫殿的平面图，研究圆柱和柱头的各种不同形式和排列方法。他成了一个把透视法应用到建筑上的专家。

当基吉决定兴建基吉别墅时，他邀请了佩鲁兹来从事设计（1508年）。这位银行家对他的设计非常满意——庄严的文艺复兴式正面配以古典的屋身建筑和飞檐，并在发现佩鲁兹也长于绘画后，让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自由装饰别墅内部的一些房间，以与皮翁博和拉斐尔竞争。佩鲁兹在入门大厅与凉廊处画了《梳妆的维纳斯》、《丽达与天鹅》、《欧罗巴与公牛》、《达娜伊和金雨》、《加尼米德和老鹰》及其他的神话故事，使得银行家能从每天平淡无奇的生活里置身于诗一样的梦幻境界中。佩鲁兹利用透视法所画的画边使他的壁画更美丽，提香认为这些壁画栩栩如生，非常逼真。在上层楼的大厅里，佩鲁兹用他的画笔画了一个虚构的建筑物：飞檐用画的女像柱支持着，横饰带用画的壁柱支持着，假窗在画的原野上开着。佩鲁兹爱上了建筑，而把绘画降为次要的地位，遵照所有建筑的规则，但他的作品缺乏活力。他在圣玛利亚教堂半圆屋顶所画的《圣经》上的故事（1517年）却是个例外，拉斐尔3年前在那里画了一些女预言家的像，相比而言，佩鲁兹的这些壁画更为出色，因为这是他最好的画，而拉斐尔在这里的画却不是他最好的。

利奥十世一定很欣赏佩鲁兹的多才多艺，否则不会任命他继拉斐尔之后做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1520年），并请他为比别纳所写的喜剧《日历》（La Calandra）画布景（1521年）。利奥死后，继任的教皇阿德里安厌恶艺术，佩鲁兹回到锡耶纳，然后到了博洛尼亚。在那里，他设计了可爱的阿尔伯加第宫，甚至为从未完成的圣彼特尼罗的正面建筑做了模型。克莱门特七世重开艺术的乐园时，他急忙回到罗马，并恢复他在圣彼得教堂的工作，停留在那里一直到查理的军队洗劫罗马。瓦萨里说他遭受特别的苦难，因为“他外貌严肃而高贵，他们认为他是伪装的高级教士”。他们把他抓起来要他付一笔很大的赎金，当他画了一幅精美的画像证明他的地位很低时，他们才满意地拿走所有他的东西，除了他身上穿的衬衫以外，并让他走了。他逃回锡耶纳，到达时全身几乎被剥光。锡耶纳政府很高兴看到这位浪子回头，请他设计防御工事，方提吉斯塔教堂委托他画一幅壁画——一位女预言家向受惊的奥古斯都宣布基督即将诞生——这幅画后来被许多评论家誉为杰作。

佩鲁兹最大的成功是他设计的克罗尼宫（Massimi delle Colonne），这是他回到罗马以后（1530年）设计的。马西米家族自称是那位以懒散而获得不朽声名的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后代，并从他那里获得他们的名字。这个宫殿建造的地点有着弯曲的不规则地形，使以往沉闷的四方形建筑不适合在此建立，这是佩鲁兹的幸运。他选择了椭圆形的建筑，配以文艺复兴式的正面和多利安式的圆形柱廊。他虽然使整个建筑的外表看起来很朴实，内部的装饰和华丽却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宫殿一样。

佩鲁兹虽有多方面的才能，死时却很穷困。他并不和教皇、红衣主教及银行家讨价还价，以取得与他的技巧相称的报酬。教皇保罗三世听到他快要死时，他想起只剩下佩鲁兹和米开朗基罗可以完成圣彼得教堂的工作。他送了这位艺术家100克朗，佩鲁兹谢了他。佩鲁兹于1535年去世，享年54岁。瓦萨里在暗示一位对手毒死他后，说：“所有在罗马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都来送葬，随着他的灵柩一直到墓地。”

克莱门特七世和米开朗基罗（1520—1534）

克莱门特七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在他自己迭遭不幸时，仍然以亲切的耐心容忍米开朗基罗喜怒无常的脾气和反叛的性格，坚持供给他酬金，并给予他天才所应享的各种恩典。他说：“当米开朗基罗来看我时，我总是拿出一把椅子，请他坐下，确保他会坐下而不离开。”在他还没有成为教皇之前（1519年），克莱门特就提议由米开朗基罗担任一项艺术家的最高雕刻任务：在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增建一座“新圣器安置所”（New Sacristy），作为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寝陵，设计他们的坟墓，并雕饰适当的雕像。克莱门特深信这位巨匠的多才多艺，又要求他草拟劳伦提那图书馆的建筑计划，这间图书馆要很坚固、宽敞，以便能安全藏置美第奇家族收藏的文字书籍。这间图书馆的堂皇通道和以柱支撑的门廊在米开朗基罗的监督下于1526年至1527年完成了，剩下的部分稍后由瓦萨里及其他人根据米开朗基罗的设计完成。

新圣器室不能算是一个建筑杰作。它只是一个朴素的四边形建筑，以半露方柱分开，上面有个朴素的圆顶。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墙壁凹入部分摆置雕像。这个美第奇礼拜堂完成于1524年。1525年，米开朗基罗开始着手兴建陵墓的工作。克莱门特次年写信给他，有点不耐烦：

你知道教皇不可能活得长久，我们非常渴望看到礼拜堂和我们家族的陵墓，至少也要听到它们的完成。图书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希望你两方面都多费点心赶一下工。同时我们也将照着你的意思尽量忍耐着，祈求上帝使你整个工作都顺利进行。只要我们活着，你就可不必担心你的酬金或报酬。再见，请接纳上帝与我们的祝福。

朱利奥

美第奇家族的寝陵一共有6座坟墓要完成：伟大的洛伦佐，他那位被暗杀的兄弟、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太善良不能治理国家”的小朱利亚诺和乌尔比诺公爵小洛伦佐。只有最后两个人的坟墓完成了，但也没能全部完工，它们却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刻的登峰造极之作，正如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里天花顶上的壁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登峰造极之作，圣彼得教堂上的圆顶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一样。坟墓上所雕饰的死者像正值他们的壮年时期，而且不是他们原来真正的形貌：朱利亚诺被雕成一位罗马统帅，洛伦佐被雕成一位沉思者。当有些未能深虑的观察者批评这样缺乏真实感时，米开朗基罗的回答显示他对他的艺术品的不朽有着超人的信心，他说：“1000年后，有谁会去注意这些雕像是否为死者真正的形貌呢？”横卧在朱利亚诺石棺上的是两个裸体的雕像：右边的是一个男人雕像，被认为代表白天；左边的是一个女人雕像，被认为代表夜晚。在洛伦佐的坟墓上也有两个类似的横卧雕像，各被命名为“黄昏”和“黎明”。这种解释是假想的，或许是空想的；雕刻者的目的也许只是想再雕刻他的神秘偶像——人体，来表现男性体格的健美和女性曲线的优美。和以往一样，他的男性雕像雕刻得比较出色：那个未完成的“黄昏”像，象征活跃而疲惫的白天逐渐走向夜晚，可以媲美雅典帕特农神庙里最优美的神像。

战争干扰了艺术家的工作。罗马在1527年遭受德国雇佣兵的洗劫时，克莱门特不能再资助艺术家们了，而教皇给米开朗基罗每个月50克朗的津贴也停止了。佛罗伦萨经历了两年的共和政权。当克莱门特与查理五世言归于好，并请菲力伯特派了一支由德国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去推翻共和政权以恢复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佛罗伦萨任命米开朗基罗为“九人委员会”委员来防卫这个城市。这位美第奇家族的艺术家，为环境所迫，变成一位反美第奇家族的工程师，热切地从事设计和建筑防御工事。

当这些工作进行时，米开朗基罗却越来越相信这个城市不可能防卫成功。只有一个城市，而且佛罗伦萨人并不完全效忠于共和政权，怎能抵挡得住帝国和教皇联合起来的武力和逐出教门的力量？1529年9月21日，米开朗基罗在惊慌中从佛罗伦萨逃出，希望逃到法国和那位和蔼的法王那里。在发现他的去路都被德国士兵占领的地区所阻后，他暂时逃到费拉拉，然后又到了威尼斯。从那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帕拉——弗兰茨一世在佛罗伦萨的艺术代理人，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逃到法国。帕拉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保卫战中他被指派的工作，他还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呼吁米开朗基罗回到他的工作岗位，警告他如果他不回来，佛罗伦萨政府将会没收他的财产，这会使他贫穷的亲戚生活更加困苦。约11月20日，这位艺术家回到佛罗伦萨，继续从事建筑防御工事的工作。

根据瓦萨里的说法，米开朗基罗总是找出时间，即使是在那紧张的数月中也是如此，为美第奇家族的陵墓秘密地工作，并为费拉拉的阿方索画出那幅他作品中最后有个性的画《丽达与天鹅》。对于像他那样极少谈到色欲、通常很严肃的人来说，这幅画是一件奇异的作品。或许是由于他思想暂时混乱的结果，画中丽达和一只天鹅在交媾。阿方索除了喜爱征战外也是个好色之徒，但很明显，他并未选择这个题材。当他派了一位使者去催索这幅画时，这位使者看了以后大为失望地说：“这幅画难登大雅之堂”，再也没努力去为他催索了。米开朗基罗把这幅画送给他的仆人安托尼奥·米尼（Antonio Mini），米尼把这幅画带到了法国，后来落入什么都收藏的弗兰茨一世手中。这幅画留在枫丹白露，一直到路易十三时代，一位大臣因为它看起来猥亵，命人把它毁坏。这个命令贯彻的程度如何，这幅画以后的历史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伦敦国家艺术馆的储藏室中却有这幅画的仿品。

佛罗伦萨再度由美第奇家族统治时，帕拉及其他共和政权领袖全部被处死。米开朗基罗躲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两个月之久，预料随时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但克莱门特认为他活着比死有价值。教皇写信给他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家族，要他们找出这位艺术家，以礼相待，并恢复他每月的津贴——如果他愿再为他们家族的陵墓工作的话。米开朗基罗同意了。但是这位教皇和艺术家脑中所构想的比实际所能完成的多，而教皇也不能活得足够长久可以看到这项伟大工程的完成。克莱门特逝世后（1534年），米开朗基罗因为担心他的保护人去世后，亚历山德罗·美第奇会对他不利，一逮着机会就悄悄逃到罗马了。

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两个坟墓，及他为“圣器安置所”雕刻的庄严的《圣母·美第奇》（Madonna de Medici），表现出一种深邃而抑郁的悲伤。爱好民主的历史学家一般都假定那些横卧的雕像象征着一个城市被迫屈服于暴君的统治。这种解释也许是牵强的，这些雕像毕竟还是当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情况良好时设计的，这些雕像是为一个一直对米开朗基罗很好的美第奇教皇雕刻的，并由一位自年轻就受恩于美第奇家族的艺术家雕刻的。他是否有意谴责这个家族，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雕刻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像并没有毁损他们的意思。这些雕像不是表现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少数富人顺利地统治着穷人，而是表示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它们毋宁说是在表现米开朗基罗对生命的厌倦，表现他对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伟大梦想感到心力交瘁。他发现他遭遇无数苦难的折磨，每样计划都因工作材料的难以运用、权力人物的愚钝、时间的不够而受阻碍。米开朗基罗很少享受生活的乐趣，他没有才思与他相若的朋友，他把女人视为威胁和平的美丽躯壳；而他最伟大的成就也是由于他劳心劳力、无穷尽的忧思和无数不可避免的失败换来的。

在象征夜晚的雕像揭幕那天，诗人吉·斯特罗奇（Gianbattista Strozzi）写了一首文学体裁的四行诗：

你看到的这位“夜”雕像，在睡眠中姿态优美。

是由一位天使用这石头雕刻而成的。

虽然她在睡眠中，却充满生命的活力。

不信的人啊，你可以唤醒她，她将对你说话。

米开朗基罗不介意对他名字语意双关的赞美，却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自己写下了最具启示性的四行话：

虽然我沉睡，却非仅是一块石头，

在这一片破坏和耻辱的年代，

装聋作哑，是我最大的安慰；

不要唤醒我，谈话的时候请低声点。

一个时代的结束

克莱门特在他死之前又作了一次政策的转变，并因英国脱离了教会而使他的不幸达到极点。路德教派在德国的传播为查理五世带来了困难和危险，他希望借宗教大会来缓和形势。他鼓励教皇召开这个会议，却因教皇的一再推托和延搁感到愤怒。克莱门特反被皇帝把雷焦和摩德纳让给费拉拉激怒，再次倒向法国。他接受了弗兰茨一世的提议，将凯瑟琳·美第奇嫁给法王的次子亨利，并签订了一些秘密条款使他自己卷入了帮助弗兰茨收复米兰和热那亚（1531年）。在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第二次博洛尼亚会议中（1532年），查理五世再度提议召开宗教大会，以使天主教和新教可以会商找出一个和解的方案。他再次被拒绝了。查理于是建议教皇的侄女凯瑟琳嫁给皇帝在米兰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但他发现这个提议来得太晚了，凯瑟琳已被出卖了。1533年10月12日，克莱门特和弗兰茨会于马赛，在那里他把他的侄女嫁给奥尔良公爵亨利。美第奇家族当教皇的人主要的缺点就是自认为他们是一个王朝，有时候把他们家庭的光荣置于意大利或教会的命运之上。克莱门特曾试图说服弗兰茨和查理缔结和约，弗兰茨拒绝了，并大胆地要求教皇默许法国暂时和新教徒及土耳其人联盟来对付查理。克莱门特认为这未免有点太离谱了。

帕斯托尔说：“在这些情况下，教皇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这可说是教会的幸运。”他已经活得太久了。他刚即位时，英国的亨利八世还是一个对抗路德的公教信仰维护者，而新教革命也尚未提出重大的教义改革，只有像在特伦特举行的宗教大会所进行的改革才规范了此后30年的教会。克莱门特逝世时（1534年9月25日），英国、丹麦、瑞典、半个德国、部分瑞士都已明确地脱离了天主教会，而意大利则屈服于西班牙的支配之下，丧失了不论好歹总是文艺复兴时期特色的自由思想和生活。克莱门特无疑是教会史上最不幸的教皇。每个人为他的即位而欢欣，每个人为他的去世而庆幸，而罗马的民众则一再污渎他的坟墓。

第四章　﻿威尼斯的黄昏（1534—1576）

威尼斯的再生

令人不解的是，正当意大利其他地区没落时，威尼斯却如日中天。它在坎布雷联军中遭到重创，许多东方的土地被土耳其人占领，东地中海的贸易一再受到战争和海盗的骚扰，与印度的商业也被葡萄牙所夺。然而，在这一时期，它怎么还能产生像伊库甫·圣索维诺和帕拉迪欧这样的建筑师，像阿雷蒂诺这样的作家，像提香、丁托列托及韦罗内塞这样的画家呢？在这个时代，加布里利在圣马可弹风琴、领导合唱团、写歌曲，响遍意大利，音乐成为各阶层的宠物，大运河上宫殿内部的豪华和艺术，只有罗马的银行家和主教的宫殿才堪比拟；成百的诗人在投票站、酒肆中和广场上朗诵他们的诗歌；十几个剧团演出喜剧，不朽的剧场建立起来了，当女人取代男孩表演女性角色时，“可爱的爱情抚慰者”维托利亚·庇西米成为城里脍炙人口的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揭开了贵妇抬头的时代。

对此奥秘，姑且做一不完全的解释：威尼斯虽曾受战争之害，但从未被侵略过，其本土与财产仍然完整，她兼并了人口稠密的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也因之获得了教育、经济和人才。它的领导家族仍有未罄的财富，旧式工业继续发展，并在基督教国家开拓了新的市场，如威尼斯的玻璃就是在这一时期达到薄而透明的完美境界的，其奢侈品仍居王座，而且威尼斯的丝带也在此时初获美誉。尽管有宗教检查，威尼斯仍庇护政治犯和知识分子，如对虔敬刊物定期投稿以洗涤其疯狂秽言的阿雷蒂诺。

16世纪末，威尼斯两度证明其城市的力量与弹性。1571年，它与西班牙和教皇共同领导204艘船的舰队，在莱潘托外的科林斯湾击毁了拥有224艘船的土耳其舰队。这次胜利可视为基督教保住了西欧，威尼斯人也因此狂欢地庆祝了三天，莱潘托地区挂满了天蓝色和金色的布，每个窗户都挂着旗帜和绣帷，而使运河多彩多姿。一座高大的凯旋门雄伟地矗立在里奥托桥，街上展览出乔万尼·贝利尼、乔尔乔纳、提香和米开朗基罗的画。最后的嘉年华会是威尼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次，成为后来许多嘉年华会的先例，每个人戴着面具、作乐、做有损道德的事，小丑潘塔洛内和扎尼（Zanni，即Johnny）之名竟融于12种语言之中。

1574年和1577年，公爵宫两次悲剧性的大火烧毁了数间房子，法布里诺、乔万尼·贝利尼、安托尼奥·维瓦里尼、提香、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的画均毁于一旦，两天之内，一个世纪的辛劳和艺术便消失无踪。政府的果断和决心终使烧毁的内部恢复旧观。乔万尼·蓬特奉命依照原来的式样重建卧室，索尔特分29个阶段设计大会议厅的华丽的天花板，再由丁托列托、韦罗内塞、帕耳玛·乔万尼和巴萨诺负责壁画，总督与其元老的会议厅、前房及议事厅等其他房间的天花板、门和窗户则由圣索维诺、斯加帕尼诺、维托利亚等当时第一流的名匠负责设计。

伊库甫是佛罗伦萨人，根据瓦萨里的记载，他“很不愿意上学”，却热衷于绘画。他母亲鼓励他，他父亲本希望他做商人，后来也让步了。于是，伊库甫去当雕刻家安德烈亚·圣索维诺的学徒，后者极爱护这个小孩，也很热心地教导他。伊库甫待之如父，并以其姓——圣索维诺为姓，这个年轻人也幸运地与安德烈亚·萨尔托交上了朋友。也许，他就是从后者那里学到优雅与生动的设计诀窍的。在佛罗伦萨时，这位年轻的雕刻家雕刻了现存于巴吉诺的《酒神》像，此像以完美的匀称及其臂、手和轻放在指尖上的酒杯是由一块大理石雕成的技巧出名。除了米开朗基罗之外，所有的人都对安德烈亚·萨尔托很好，也都助他达到至美的境界。朱利亚诺·桑加罗带他到罗马，供他住宿。布拉曼特委派他用蜡仿制《拉奥孔》，由于做得很好，这件仿品便被铸以青铜，并奉献给红衣主教格里玛尼。或许是受布拉曼特的影响，安德烈亚由雕刻转入建筑，不久便接受了一些报酬优厚的工作。

罗马城陷时，他正在那里，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取道威尼斯，想去法兰西，但总督格里蒂（Andrea Gritti）请求他加强圣马可的柱子和圆屋顶。他的成绩极为元老们所欣赏，1529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建筑师。他花了6年的时间，设法改善圣马可广场，驱逐玷污皮亚西塔（Piazetta）的屠宰店，开辟新街道，帮助把圣马可广场扩成今日的模样。

1536年，他建造了铸币厂，并开始筹建他最著名的建筑——总督宫对面的维奇亚图书馆。他用庄严的多利安式和伊奥尼亚式混合的柱廊、美观的飞檐和阳台、华丽的雕像等构成正门。有人批评说，虽然这座老图书馆是“意大利最美的人间建筑物”，但廊柱太多，其结构绝不能媲美总督宫。无论如何，皇家财政官们是喜欢的，不仅加了圣索维诺的薪水，还豁免他的战争税。1544年，有一个主要的拱门坍了，圆顶塌了下来，圣索维诺被关入监牢，而且还被重重地罚了款。后来，阿雷蒂诺和提香说服财政官们，才释放和原谅他。拱门和圆顶总算修复，这座建筑物于1553年总算大功告成。1540年，圣索维诺又设计了美观的警察厅，坐落于钟楼的东侧，有青铜和赤土的雕像衬饰。在圣马可教堂中，他用青铜铸圣器收藏室的门，并借故在浮雕中画阿雷蒂诺、提香及他自己的像。

这三个人这时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威尼斯的艺术圈中，被称为“三巨头”。许多夜晚，他们聚在一起闲谈，或是寻欢作乐、打发时间。伊库甫在女人圈中与阿雷蒂诺一样受欢迎，长寿则可匹敌提香，一直到84岁，他仍很健壮。同时，我们相信那时他的视力还很好，有50年之久，他没看过眼科医生。在夏季，他差不多以水果当饭。当保罗三世请他继承安东尼奥·桑加罗做圣彼得教堂的总建筑师时，他说不愿以他在共和国的生命去为专制君主效劳，因而拒绝。费拉拉的埃尔科莱二世和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以高薪请他住在他们的宫廷，也未获答允。1570年，他安详地去世，享年85岁。

1570年，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巨作——帕拉迪欧的《建筑学四论》（Four Books ofArchitecture），他的名字变成了一种风格的代表，并流传到现在。跟许多人一样，帕拉迪欧到罗马，并震撼于集会场残毁的宏伟景象。他爱上了那些残柱和柱头，好像那是建筑学中最完美的构想一样，他几乎背熟了维特鲁维亚的书，也致力于恢复文艺复兴建立的那些原则，他认为古罗马的荣耀是那些原则创造出来的。对于他而言，最上乘的建筑要避免与构造风格本身不相配的所有装饰，其本身的各个部分必须有严格的比例、密切的相关性、和谐，以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还应该具有古典的高雅与坚实、圣女的贞洁和帝王的尊严。

他的第一个建筑作品是他的最佳杰作，也是古老意大利杰出的工程之一，在其故乡维琴察的集会所（Palazzo della Ragione）四周，他建筑了宏伟的拱廊（1549年秋），把平淡无奇的哥特式中心改造为帕拉迪欧式的长方形，与罗马集会所的伊奥尼亚式长方形媲美，一排用多利安式的圆柱和半露圆柱支撑的拱、巨大的柱头，雕刻细致的栏杆和阳台，一排用伊奥尼亚式柱支撑着古典的飞檐和栏杆。每个拱侧之上，都有一尊雕像俯瞰着城市，更显得伟大。21年后，他在书中写道：“我深信这个建筑可与古代的建筑匹敌，并可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高贵、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他的这项挑战若只限于对城市的建筑，是可以成立的。

帕拉迪欧变成了维琴察的英雄，这表示他超过了圣索维诺，富豪们请他造宫殿和别墅，教士们请他建教堂。在他死前（1580年），他几乎把他的城市改造成罗马式的都会。他为市政府造了一座有屋顶的憩廊，一座美轮美奂的博物馆，一座华丽的奥林匹克剧院。威尼斯请他去，在那里，他设计了威尼斯最好的教堂中的两座——圣乔治教堂和救世主教堂（Redentore），甚至在他死前，他在意大利都极有影响力。17世纪初，英·琼斯（Inigo Jones）把帕拉迪欧式带到英国。后来，这种风格遍及西欧，并传到美洲。

也许这是一个不幸，他从未真正地摄取到罗马建筑的高贵，建筑物正面的柱子、柱头、飞檐、嵌线和雕像太繁杂，细节也与古典建筑简单的线条和清晰大异其趣。此外，复古的同时，帕拉迪欧也忘了不朽的艺术所应该表现的是其本身的时代和风格，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文艺复兴时，并不会想到它的建筑，甚至雕刻，而只注意到了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轻染亚历山大和罗马传统，甩掉不协调的拜占庭色彩的包袱，成了这个时代真正的声音和色彩。

阿雷蒂诺（1492—1556）

为了使1492年值得纪念，彼得罗·阿雷蒂诺——这位王公们的克星、敲诈之王——在该年的耶稣受难日来到人间。他的父亲是阿雷佐一个穷困潦倒的鞋匠，我们只知道他叫卢卡。他跟许多意大利人一样，因其出生地得名，而变成阿雷蒂诺。他的敌人坚称他的母亲是娼妓，但他否认，而且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名叫提塔，为画家们做圣母玛利亚的模特，只是与一位名叫卢吉·巴奇的贵人邂逅时，不小心才怀了彼得罗。阿雷蒂诺并不因是私生子而耿耿于怀，当他成名时，巴奇的儿子们也不介意与他称兄道弟。但他的父亲仍是卢卡。

12岁时，他便外出闯天下。他在佩鲁贾找到了一份做装订书籍助手的工作。在那里，他学到很多有关艺术的知识，足以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很好的批评家和鉴赏家。他自己也画了些画。在佩鲁贾的市中心有一幅圣画，很受人们的喜爱与尊敬，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虔诚地跪在基督的脚边。一天晚上，阿雷蒂诺在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怀中添上了一支笛子，而且，把她的祈祷文改成情歌。当全城为此戏谑而暴怒时，阿雷蒂诺便溜出佩鲁贾，考察意大利去了。在罗马，他当仆役以赚取三餐，在维琴察他做街头卖唱者，在博洛尼亚则当饭店的掌柜。有段时间，他在船上工作，后来又当一座寺院的佣人，但因生活浪漫被革职，便又回到罗马（1516年）。在罗马，他当基吉的随从。这位银行家并不坏，但阿雷蒂诺发现了他自己特有的天赋，便开始不安于奴仆的职业。他写了一篇刻薄的讥刺文章，描述仆人的生活说：“扫厕所，擦尿壶……为厨子和仆役们担负些淫荡的工作，他们很快便注意到他全身都染上了花柳病。”他把他的诗拿给基吉的一些宾客看，于是，这位彼得罗便成了罗马最尖酸、最多智的讥刺家。他的作品开始风行起来，教皇利奥很欣赏，差人请他，由于喜爱他直爽的幽默，便将他纳入介于诗人与弄臣之间的教廷机构。这3年，彼得罗过着安逸的生活。

突然，利奥死了，阿雷蒂诺又开始漂泊生涯。当红衣主教们集会筹选继承人时，他写文章讽刺选举人和候选人，并把这些文章贴在帕斯奎诺的雕像上。由于讽刺太多的高官贵人，在罗马，他很快便没有了朋友。后来阿德里安六世当选，开始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改革运动时，阿雷蒂诺逃到佛罗伦萨，又逃到曼图亚（1523年）。在曼图亚，费德里科·贡萨加以低薪聘他当宫廷诗人，当阿德里安应了罗马的祈求而死时，一位富有的美第奇再度坐上教皇的宝座。彼得罗跟其他成千的诗人、艺术家、流氓和无赖一样，又赶回罗马。

在那里，他很快不受欢迎。朱利奥·罗马诺曾画了20幅各式各样的狂荡姿态的画，雷蒙迪又将其雕成版画，对于这些色情版画，瓦萨里说：“鉴于阿雷蒂诺先生也写了一首很淫荡的十四行诗，这样我就不能说究竟是画比文字坏，还是文字比画坏了。”这些画和十四行诗都在知识分子中流传，也传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书记官吉贝尔蒂的手中（据说吉贝尔蒂是阿雷蒂诺的敌人），阿雷蒂诺听到这个消息又开始逃亡。在帕维亚，他迷住了弗兰茨一世。此时，除了荣誉之外，后者几乎丧失一切。这时，他的作风完全改变，这使教皇大感惊异。他写了三首赞美诗——一首给克莱门特，一首给吉贝尔蒂，一首给费德里科·贡萨加。侯爵向教皇说好话，吉贝尔蒂发了慈悲，教皇命人去请阿雷蒂诺，封他为有薪俸的罗德骑士（Knight of Rhodes）。在讽刺家中，他唯一的劲敌讽刺作家柏尼，描述他这段时期的情形说：

他走过罗马城，俨若公爵，他参加显贵们所有的野宴，用巧妙的文字缀成的侮辱作为报酬。他善于辞令，知道城中每件讥讽的趣闻，以斯特与贡萨加家族的人与他把臂而行，听他闲谈。他对他们毕恭毕敬，对他人则倨傲睥睨，他依他们所赐而生。他的讽刺天赋为人所惧，人们称他是尖酸刻薄、厚颜无耻的诽谤者，他却因之沾沾自喜。他所求的是固定的薪俸，终以一首献给教皇的二流诗而得偿夙愿。

阿雷蒂诺未加追究，相反的，俨似为了加以说明，他竟要求曼图亚的大使为他向费德里科·贡萨加索取“两副金制衬衫……两副用丝制成的衬衫，及两顶金帽”。当这些东西未能及时送到时，他便威胁要以苛评置侯爵于死地，大使警告费德里科·贡萨加说：“阁下知其口舌之厉，我不再多言。”不久，四件金衬衫便送到了。另外，还有四件丝制的衬衫、两顶金帽及两顶丝帽。大使写道：“阿雷蒂诺便满意了。”此时，彼得罗的穿着真可类比王公了。

阿雷蒂诺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讥讽一位受雇于教廷大臣的厨房的女人。有一名吉贝尔蒂的家属，名叫沃塔的，于凌晨2点在街上袭击阿雷蒂诺（1525年），在他胸部刺了两刀。他伤势颇为严重，有两只手指必须切掉。但这些伤没使他丧命，阿雷蒂诺很快便康复了。他要求逮捕沃塔，但克莱门特及其大臣均不理睬。彼得罗怀疑教廷大臣计划谋杀他，于是决定再度周游意大利。他前往曼图亚，再度投靠费德里科·贡萨加（1525年）。一年后，他听闻乔万尼·美第奇正率领大军阻止弗伦茨贝格的入侵，内心也激荡着神秘的高尚情操，跋涉100英里到洛迪与乔万尼会合。一想到自己可能由一位潦倒的诗人变成斗士，甚至可能使自己变成公侯，而不再只是王公的文仆，他便非常兴奋。果然，这位年轻的统帅一如堂吉诃德般的慷慨，答应最少也让他当侯爵。但是，勇敢的乔万尼不幸阵亡，阿雷蒂诺只好抛弃盔甲，返回曼图亚，重新执笔。

他为1527年编了一部伪年鉴，为他所厌恶的人预言荒谬或恶劣的命运，因为气愤克莱门特给乔万尼的支持不充足而且不坚定，阿雷蒂诺把教皇也列为他所讽刺的对象。费德里科·贡萨加竟会庇护一位如此不尊敬教皇的人，克莱门特甚表惊异。费德里科·贡萨加给阿雷蒂诺100克朗，劝他离开教皇的势力范围。“我要到威尼斯去，”彼得罗说，“只有在威尼斯正义才能伸张。”1527年3月，他抵达威尼斯，住在大运河区。他被礁湖对面的景色和他称为“世界上最美的道路”的交通网迷住了，他写道：“我已决定永远定居威尼斯。”他写了一封恭维的信给总督格里蒂，赞美威尼斯的壮丽、法律的公平、民众的安逸，及为政治犯和知识分子提供庇护。他更堂皇地补充道：“曾使君王感到恐惧的我将献身给您这位万民之交。”总督邀请他到私邸，承诺一定保护他，赐给他薪俸，并为他向教皇说情。虽然有数个外国王廷邀请他，他仍忠实地在威尼斯度过他最后的29年。

他的新居所收藏的家具和艺术品证明了他笔锋的力量，因为这都是他的赞助人或由于慷慨或因为惧怕而赠送给他的。丁托列托亲自为彼得罗私邸的天花板作画，很快，墙壁上便闪耀着提香、皮翁博、朱利奥·罗马诺、布龙齐诺、瓦萨里的画，还有圣索维诺和维托利亚所刻的雕像。有一个名贵的黑檀箱存放着阿雷蒂诺从君王、高级教士、军官、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贵夫人们那里收到的信件。后来，他将这些信件分两册出版，达875页之多。他还有雕刻的橱柜和椅子及一张适合变得臃肿的彼得罗用的胡桃木床。处在那些艺术品和奢侈品之中的他，俨如君侯，布施邻近的穷人，邀宴群朋和仕女。

他靠什么维持如此奢靡的生活呢？部分是靠写作，部分则仰赖怕他讽刺、求他赞美的男女所赠送的礼物和金钱。他所写的讽刺文、诗、信札和剧本，都被意大利最精明、最重要的人买去，所有的人都急着想看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欣赏他对当时的腐败、虚伪、压迫和不道德所做的攻击。阿廖斯托在1532年版的《奥兰多之怒》中加了两行，使彼得罗的名字多出了两个头衔：

看那君王的克星，

神圣的彼得罗·阿雷蒂诺。

不久，把这位在当时最粗野、最下流的大作家说成超凡入圣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

他闻名整个欧洲大陆。他的讽刺文章很快被译成法文，巴黎圣雅克街的一位书商因为销售这些文章而获利。这些文章在英格兰、波兰、匈牙利也同样受欢迎。当时有个人说，阿雷蒂诺和马基雅维利是在德国拥有读者的仅有的两位意大利作家。在他最喜爱讽刺的对象所居住的罗马，他的作品在出版的当日便销售一空。假如我们可以相信他自己的估计，他各种作品的年收入达1000克朗。此外，国王、皇帝、公爵、教皇、红衣主教、苏丹、海盗等都是他的贡臣。查理五世送给他一个价值300克朗的项饰；菲利普二世另送一个，值400克朗；弗兰茨一世送了一条更贵的链子。弗兰茨和查理因互争其宠而答允给他优厚的薪俸。弗兰茨答应给的比查理多。“我崇拜他，”阿雷蒂诺说，“但不在他正慷慨时拿他的钱，实在无情得足以冷却穆拉诺的火炉。”弗兰茨给他无薪俸的骑士头衔，他拒不接受，说：“骑士没有薪俸，就像墙没有防阻作用一样，每个人都会生厌的。”因此，阿雷蒂诺转向查理，并非常忠顺。他被请到帕多瓦去谒见这位皇帝。一到城市，就受到群众的欢呼。查理于所有在场的人之中，挑选阿雷蒂诺与他并骑过城，告诉他：“西班牙的每位绅士都知道你的作品，你的每一篇文章一发表，他们就争着看。”那天晚上，在国宴上，这位鞋匠的儿子坐在帝王的右首。查理请他到西班牙，彼得罗拒绝了。阿雷蒂诺坐在意大利的征服者旁边，他是后来所谓新闻界的权威的第一个典例，在伏尔泰之前，他的影响力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他的讽刺文章已不引人注目，因为其力量太限于局部的事件，太拘限于一个时代，没有深远的意义。那些文章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我们易于幸灾乐祸，因为它们指出真正的弊端，敢攻击有权有势的人，因为它们把坊间的俗语使用在文学上面，获致丰硕的讽刺效果。在《娜娜和安东尼亚的对白》中，阿雷蒂诺为拉伯雷开了使用下流话和形容词的先例。他最喜用四个字母的字，造一些惊人的语句，如：“我要以我的灵魂赌一个阿月浑子的核仁。”他的描述也很生动，如描写一位美丽的17岁的妻子为“我所看到的最细嫩的小肉片”，这个女子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她喜爱梦游，好像这是“与夜的长矛比武”。这些对白的结论是，娼妓是女人之中最值得赞美的，因为妻子和修女都忠于其誓言，而娼妓则忠于其职业，为报酬付出一个夜晚的劳力。意大利并不震惊，反而乐得心花怒放。

阿雷蒂诺最受欢迎的一部剧本《娼妓》（La Cortigiana），也在这时写成，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意大利喜剧一样，这部剧本袭用普劳图斯的传统，仆人愚弄主人，给主人安排难题，再做主人的诱导人和智囊。阿雷蒂诺增加了一些他自创的部分，如讽刺的荒淫的幽默与妓女的密切关系和对宫廷的厌恨（尤其是教皇的宫廷），他揭露朝臣所需要的虚伪、趋炎附势、谦卑和谄媚。在一个著名的句子里，他把诽谤解释为“说实话”，这是他自己含蓄的忏悔录。在阿雷蒂诺的另一部剧本《塔伦塔》（Talanta）中，主角也是一个妓女，故事内容是她如何捉弄她的四个情人及如何榨取他们的钱财而不使他们生气；另一部剧本《伊普克里塔》（Ipocrita）是一出意大利式的《唐璜》（Tartuffe）。

在这些描写妓院风光的剧本出版的同年，阿雷蒂诺写了一连串的宗教性作品：《基督的博爱》（The Humanity of Christ）、《七首忏悔的圣诗》（The Seven Penitential Psalms）、《圣母玛利亚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Virgin Mary），《贞女凯瑟琳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Virgin Catherine）、《圣托马斯传》（The Life of St.Thomas）、《亚奎诺之主》（Lord of Aquino）等，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彼得罗承认它们是“诗的谎言”，但它们赢得了虔诚的教徒的喝彩，甚至于德高望重的维托利亚·科隆纳也予以赞美。在一些地区，他被视为教会之柱，传说要封他做红衣主教。

使他名利兼收的可能是他的信札，其中有许多是写给被赞美者或其亲信，很坦率地要求礼物、薪俸或其他的恩赐。有时更明白地指出所要的东西和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一写完，阿雷蒂诺就发表，如此才会有力，意大利抢购一空，因为它们提供亲近名人的机会，也因为那些文章有创造性、生动有力，非当时的其他作家能及。阿雷蒂诺自然地拥有独特的风格，他嘲笑本博派把诗节修饰得毫无生气。他结束了古典学派对拉丁文、正统和优雅的信仰，假装对文学一无所知，他感到自规范中获得解放。在他的作品中，他只接受一个最高原则：用直接简单的语言，自然地表达他对人生的体验和见解及对衣食的需求。在这一大堆虚伪不实的信札中，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些金玉之音：在给一位最喜欢的病妓的情书中，他对其家世畅快的叙述；在一封给提香的信中，他把日落描写得跟提香或特纳所画的一样绚丽；在给米开朗基罗的一封信中，他为《最后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比这位艺术家所采用的更合适的图案。

对艺术的领悟力和鉴赏力是他的良好品德，他最亲密的男友是提香和圣索维诺，他们在一起吃过许多次饭，通常都花钱请女人作陪。此时，一旦话题转向艺术，阿雷蒂诺便能占上风。他写信给许多赞助者，称赞提香，为他赢得几次丰厚的酬金，彼得罗可能抽取一部分。阿雷蒂诺说服总督、皇帝和教皇给提香画像的工作，提香为阿雷蒂诺画了两次，每次都成了巨大而粗鲁有力的杰作。圣索维诺假装雕刻圣徒，把这个老家伙的头画在圣马可教堂的圣器收藏室的门上。在《最后的审判》中，米开朗基罗也许把他画成圣巴托罗缪（St.Bartholomew）。

他有胜过画像之处，也有不及之处。他几乎万恶俱备，还被控鸡奸。他的虚伪使他所写的《伊普克里塔》显得比较真挚些。若他有意于此，完全可以让语言充满污言秽语。他可能变得残忍、怯懦，如他幸灾乐祸地看着克莱门特垮台。但后来他竟厚颜地写道：“我很惭愧，在他陷于痛苦的深渊时，我竟如此非难他。”他是地地道道的厚颜的懦夫，但他有勇气指责权贵和陋习。他最显著的优点是慷慨。他把得到的薪俸、津贴、礼物和贿赂的大部分赠给他的朋友和穷人，他放弃所出版信札的版税，使价格便宜些，因而获得更广的名誉和更高的报偿。他每年都因送圣诞礼物而濒临破产。乔万尼·美第奇对圭恰尔迪尼说：“除了彼得罗先生有钱的时候之外，我的慷慨无人可比。”他帮助他的朋友卖画，保释朋友出狱（如圣索维诺），他写道：“每个人都来找我，好像我是国库的管理员。可怜的女孩子生病了，由我负担费用；有人坐牢了，由我来赎；军人没有装备，陌生人遭受不幸，都来找我；无数的游侠来我家重整行装。”有时他家里养了20个女人，他们并非他的妻妾，有些怀了私生子，在他家受保护。我们知道有一位主教为了其中的一个女人，送给他鞋子以资交换。许多与他交往及被他保护过的女人敬爱他，有6个他最喜欢的妓女骄傲地自称为“阿雷蒂诺的人”。

私底下，他是个驯良的动物，不懂得道德规范。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总有些理由——不重要的人都没有道德规范。他告诉瓦萨里，说他从未见过没被抚爱过的处女。他自己的肉欲也强烈，但对于他的朋友而言，这似乎只是生命的自然充溢而已。很多人觉得他可爱，国王和传教士都爱听他讲话。他没受过教育，但他似乎了解每个人、懂得每件事，他对乔万尼·贝利尼、卡泰丽娜（Caterina）及她为他生的两个孩子，和娇弱、患肺病、端庄、不忠实的皮耶莲娜·里恰（Pierina Riccia）的爱，颇具人性。

皮耶莲娜·里恰14岁时以阿雷蒂诺秘书的太太的身份进入他家，与他住在一起。阿雷蒂诺待她如女，不久，他便以充满关怀之情的父爱爱上了她。他改了他的道德律，在他的情人之中，只留下卡泰丽娜和他们的孩子安德烈亚。正当他开始平静下来、变得庄重时，一位威尼斯的贵族因其妻被他所迷而告他亵渎和鸡奸。他否认这个控诉，但不敢去法庭对质。若被判有罪，他将要服长期徒刑或死刑。于是，他自家中逃走，在朋友处躲了几个星期，他的朋友说服法庭撤销这件控诉，阿雷蒂诺才在大运河的居民夹道欢呼下凯旋。但皮耶莲娜·里恰认为他有罪，这使他极为痛心。后来，皮耶莲娜·里恰为丈夫所弃，当她回到阿雷蒂诺的身边寻求安慰时，便成了他的情妇。她的肺病越来越重，辗转于死亡的边缘达13个月之久，他很细心地照顾她，使她恢复健康。当他对她的爱达到巅峰时，她却离开他，投向一位年轻人的怀抱。他尽力安慰自己，但从那天起，他的精神便崩溃了，于是老迈胜利地在他身上显露出来。

他开始发胖，但从没停止夸耀他的性能力。他经常跑到妓女那里，越来越信仰宗教，而在年轻时，他讥笑复活是“无稽之谈”，“只有无知的贱民才会相信”。1554年，他去罗马，希望能红顶加冠，但尤利乌斯三世只封他为圣彼得之骑士。同年，他因无法付租金而被逐出阿雷蒂诺区（Casa Aretino）。他在大运河之外较低级的地区住下，两年之后，便因中风去世，享年64岁。他曾忏悔部分罪过，也接受了圣餐礼和临终涂油礼。他被葬在圣卢伊亚（San Luea）教堂，好像他不曾是淫荡的恶魔一样。有位聪明人为他写了一首诗，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托斯卡纳的诗人阿雷蒂诺，

他骂尽世人，只有上帝未遭其殃，

他的理由是，“我从不认识他”。

提香与国王（1530—1576）

1530年，阿雷蒂诺在博洛尼亚将提香介绍给查理五世。皇帝这时正忙于重整意大利，当提香为他作画时，显得不耐烦，后来只付了1杜卡特作为酬劳，而使这位艺术家极为吃惊。费德里科·贡萨加称赞提香是“当代最好的画家”，自掏腰包使酬劳增加到150杜卡特。慢慢地，公爵说服了查理。1532年，他们再度碰面，在后来的16年中，提香为皇帝画了无数画像，诸如全副武装的查理（1532年）：上穿华丽的紧身衣，外加锦缎袍，下穿白马裤、长袜和鞋子，头戴黑帽，并插不相称的白羽饰（约1533年）；查理与伊莎贝拉（1538年）；穆堡（Mühlberg）之役中，身着闪亮盔甲、跨骑骏马的查理（1548年）——配色和气势均很成功；身穿沉郁的黑衣在阳台上沉思的查理（1548年），除了服装之外，我们可以相信画家和国王都无意于把他们的主题理想化。这些画仍表现了查理不讨人喜欢的面貌、粗糙的皮肤、沉郁的精神和相当程度的残忍性格。然而，它们总算表现了这个皇帝是一个冷硬心肠的人。他使半个西欧归于他的统治之下，虽然他可以仁慈，也可以大方地补偿他当初的悭吝。1533年，他封提香为伯爵和金马刺骑士（Knight of Golden Spur），自那时起，提香便正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势力的王朝的宫廷画师。

同时，也许是因为费德里科·贡萨加的关系，提香认识了乌尔比诺的公爵罗维尔，后者是费德里科的妹婿、伊莎贝拉的女婿。既然罗维尔现在是威尼斯的统帅，他和他的夫人便常到威尼斯，提香在那里为他们作画，一个几乎全副盔甲（因为提香喜欢其光泽），一个是因多病而苍白驯顺的妇人。提香为他们画了一幅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木板画。这幅画的吸引人之处，是画中的女人赤褐色的头发上所表现出的光线和色彩。此外，他还为他们画了一幅画像，叫作《美女》，是用绿色和棕色画的，现藏于比蒂画廊；又为费德里科的继承者公爵圭多巴尔多二世画了一幅艺术界最完美的裸体画，叫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约1538年）——据说，提香曾参与乔尔乔纳所画的《熟睡的维纳斯》的润饰工作——此时，除了陪衬物和面貌之外，他大致上是模仿那幅杰作的。在这幅画中，脸部没有乔尔乔纳所表现的那种真挚的安详，也摒弃了原有的静谧的风景物，而改以绿色的窗帘、棕色的布幔和红色的长凳代替；而且，还有两个女侍在寻找华丽的适合穿在女性美妙身段上的长袍。

提香从公爵和皇帝转向画教皇。保罗三世也很威严，他有男子气概，有巧妙的手腕，还有一张勾画着两代历史的脸。1535年，在博洛尼亚，保罗勇敢地供提香作画。穿着飘逸的教皇长袍、已经67岁的他，虽有倦态，仍然威风凛凛。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身躯之上，是长长的脑袋和浓密的胡子，象征权威的指环戴在他的手上，这幅画和拉斐尔的《尤利乌斯二世》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最精致、最有深度的画像。1545年，教皇邀请68岁的提香到罗马，这位艺术家被安顿在布尔瓦德尔，接受该城所有的荣耀。瓦萨里做他的导游，陪他参观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罗马的奇观，甚至连米开朗基罗都欢迎他。在罗马，提香再度为保罗作画，这时保罗比以前更老、更佝偻，也更烦恼，两旁是阳奉阴违的两个孙子。不久，这两个孙子便背弃他。这一幅也是提香最具深度的画之一。他还为其中的一个孙子法尔内塞画了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沉溺肉欲的《达尼尔》（Danaë）。在罗马住了8个月后，他慢慢地经佛罗伦萨大道回到威尼斯（1546年），希望清闲、安详地在威尼斯度其余生。

但一年后，皇帝急召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奥格斯堡（Augsberg）。在那里，他住了九个月，画了前面所列的帝王画像中的两幅，并使瘦弱的西班牙大公如萨克森诸侯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等高大的条顿人一样永垂不朽。提香第二度到奥格斯堡时（1550年），遇到后来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为他作了几幅画，其中的一幅存于普拉多，是文艺术复兴时代最好的画像之一。更可爱的是他画查理的葡萄牙籍夫人——伊莎贝拉皇后的容貌，她死于1539年，但四年后，皇帝把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为她作的画拿给提香，要求他把这幅画变成完美的艺术品，结果可能不像皇后。虽然是想象画，这幅《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在提香的作品中仍属上乘之作：清秀而忧郁的容貌，高贵的服饰，一本暗示其对早逝似有预感的祈祷书，用强烈的绿、棕、蓝三色组成的远景。提香再次赢得了贵族阶级对他的折服。

从奥格斯堡回来之后（1552年），提香觉得游历已足，这时他已75岁，自然会有不久于世之念，也许是忙碌使他长寿，专心作画使他忘记死亡。在一系列的宗教画中（1522—1570年），他把从亚当到基督的基督教义和故事多彩多姿、戏剧性地描绘出来，用生动的画像纪念使徒和圣者，其中画得最好而最凄惨的是《圣劳伦斯殉道记》（The Martyrdom of St.Lawrene）（1558年）：圣者正在铁架上被罗马士兵和奴隶烤着，后者还用火烫的铁棍和鞭挞增加他的痛苦。这些宗教画感人的程度不如佛罗伦萨派的宗教画深，这些画的画面更优美，但是不会令人有诚敬的感觉。从基督和使徒们的形象，便可清楚地知道提香的兴味是纯技巧性的，他考虑的是华丽的人体，而不是苦修的圣人。在乔万尼·贝利尼和提香的基督教义之间，虽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已失去威尼斯艺术所具有的精神要旨。

图画或雕刻艺术不可或缺的感官要素，在提香的画中，仍然强烈地存在着，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他画了各种不同的《达尼尔》，并画了许多“维纳斯”以维护这种信仰。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是这些“神话”的最佳主顾，马德里的皇宫中挂满了《达尼尔》、《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珀修斯和安得鲁米达》、《伊阿宋和美狄亚》、《阿卡提翁和狄安娜》、《欧罗巴之劫》（The Rape of Europa）、《塔尔昆和卢克莱修》、《狄安娜和卡里斯图》及《朱庇特和安提欧普》。除了最后一幅之外，其余的都是提香在1553年后所画的，当时他已76岁，可能还要老些。在80多岁的高龄，这位画家创造裸女的想象力跟他在盛年所画的一样完美。狄安娜的赤褐色的头发朝上梳起，这是韦罗内塞当时采用的发型，金发、碧眼、雪肤的维纳斯几乎比所有希腊的阿佛洛狄忒都要可爱。《梳妆的维纳斯》（Venus With the Mirror，约1555年，现存于华盛顿）一画所用的模特也许是同一个女人，只是长胖了些。在《普拉多的维纳斯》中，她又充当维纳斯，紧拉着阿多尼斯，拼命求他离开他的狗。即使在柯勒乔的画中，也没有如此大胆地暴露女人的肉体。还有其他的维纳斯画像散布在各个画廊，但一下子全聚集在提香的脑中。存于桥水屋（Bridgewater House）的《沐浴的维纳斯》（Venus Anadyomene，约1520年）中，女神站在澡池里，膝盖以下没入水中；藏于沃夫兹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中的维纳斯有黄褐色的头发，蓝眼，白色的皮肤，还有一双完美无瑕的玉手；柏琪斯画廊所保存的《受教的丘比特》（The Education of Cupid，约1565年）中的维纳斯穿着衣服；存于普拉多的《维纳斯和风琴演奏者》（Venus With the Organ Player，1545年）中的风琴演奏者无法专心演奏；及大都会艺术馆所保存的《维纳斯与吹笛者》（Venus With the Lute Player，1560年）。总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画中的女人只不过是画作的魔力的一部分，提香对大自然和对女人一样感兴趣，在这些画布中，有些他画了美丽的风景。有时这些风景与女神一样可爱。

比神话画更伟大、更具深度的是画像。若说这些维纳斯的画表现了一种永具生趣的形式，那么，这些画像便表示提香有把握和传达人性的本领。总之，这种艺术的力量是其他画家不能企及的。什么能比《戴手套的男人》（Man With the Glove，约1520年，现存于卢浮宫）更细致？戴手套的左手和白色的绉领与自眼中反射出来的敏感气质配合得如此美妙。《红衣主教伊普里托》（Cardinal Ipolito de’Medici，1533年，现存于佛罗伦萨的比蒂画廊）是较差的一幅画像，但是在其脸部仍表现了敏慧、艺术感和权力欲。《弗兰茨一世》（约1538年，现存于卢浮宫）把这位法国国王的尊容画出了名，共有1万幅的复制品散布在全世界，羽饰的帽子、笑眯眯的眼睛、狭长的鼻子、一撮须髯和一袭红衬衫，就是这位失去意大利而获得达·芬奇和切利尼及成百个女人的国王的画像。提香的官职使他不得不为许多公侯作画，这些画几乎全部佚失，只剩下三幅惟妙惟肖的人像：《尼可罗·马尔赛罗》（他于提香出生以前即已死亡）——一张丑陋的嘴脸配上一袭华贵的衣袍；加马尼在王公宫殿的《信仰》（Faith）的图中——一张道学面孔和一袭华贵的长袍；以及格里蒂——衣袍较不华丽，但是一张威严的脸包含了威尼斯所有的权势。风格相反的有精巧的《卡拉莱丝·斯特罗奇》（Clarice Strozzi），对这幅画，阿雷蒂诺赞赏备至。存于佛罗伦萨比蒂画廊和纽约弗利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的阿雷蒂诺的画像，作为朋友的提香无情地描绘了一个迷人的流氓。比较温和的是提香所画的本博纪念像，此时（1542年），这位诗人的赞助人已当了红衣主教。提香的最伟大的画中，有一幅叫作《法学家伊普里托·里米那迪》（The Jurist Ippolito Riminaldi，1542年），一度被叫作《诺福克公爵》（The Duke of Norfolk）——蓬乱的棕发，高额，稀疏的胡髭，紧闭的嘴唇，小巧的鼻子，犀利的眼神。当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外表只不过是随时可应付任何挑战的坚强意志、娴熟世故与艺术各面的细密心思的表征时，便可更加了解意大利和威尼斯。

最有趣的是提香自己的画像，他为自己作了几次画，最后的一次是在89岁时。站在这幅藏于普拉多的自画像前，我们看到的是被岁月刻画、洗涤的脸：头巾没完全包住白头发，红胡子几乎遮住了脸，大鼻子呼吸着权力，蓝色的眼睛因把死亡看得太近，显得有点忧郁，手握着一把画刷——伟大的艺术活力尚未耗尽。这位不是公侯，不是元老，不是商人，而是主宰威尼斯半个世纪，使朝生暮死的贵族和国王不朽，并使他所喜爱的城市与佛罗伦萨和罗马在文艺复兴史上并列的人物。

虽然早年潦倒的记忆使他至死贪得无厌，此时的他已属富有，威尼斯由于尊敬他难得的造诣而免除他的某些税。他穿的是华服，住的是舒服的房子，有宽阔的花园俯瞰浅湖。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里款待诗人、艺术家、贵族、主教和国王的情景。他于1525年娶的太太，在生了两个儿子后，便于1530年去世了。于是，他又重享以前曾经享受过的文人自由，其女拉维尼娅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试着为她作画，虽然她的身体胖如主妇！但数年后，她也死了。一个儿子叫蓬波尼奥，是个无用的浪荡子，伤透了这位老人的心；另一个叫奥拉齐奥，他画了一些画，但都已逸失，提香晚年的画他可能参与过；此时帮助他的可能是他的另一位门生多米尼克·西奥托库普卢斯（Domenico Theotocopoulos），虽然在提香健康的人物形象与欢悦的场景中没有任何悲伤的迹象。

在他的垂暮之年，他几乎每天作画，在艺术中找到快乐。绘画时，他知道他是泰斗，全世界都在赞赏他。他的手仍不失灵巧，眼睛仍然犀利，甚至他的智慧和想象力也丝毫不减当年。有些购买者抱怨这些晚期的作品还没完成便送去给他们。纵然如此，这些画仍是奇迹，除了拉斐尔之外，恐怕没有其他的画家具有这种纯熟的技巧、这种对颜色和结构的控制能力及组合多种光线的奇才。他的错误在于他的速成品和漫不经心的作品，但当他细心慢工作画时，便能画出像存于巴约纳（Bayonne）的博纳艺术馆（Musée Bonnat）的《摩德罗和安杰莉卡》（Medoro and Angelica）一样的神妙之作。人像必须速画，因为对象太没耐心、太忙碌，无法长坐或常去供他临摹。因此，他只好先素描，再根据轮廓加以润饰，也许在画中会添上实物没有的东西。在油画方面，他太重视形体，很少把握住基本的精神。在透视力和感触力方面，他不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但是，若拿艺术相比较，他又何其健康！提香接受大自然、男人和女人的原相，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快感。他是直率的异教徒，90年中，他一直乐于玩味女人的形体，他心目中的贞女是健康的、活泼的、可婚嫁的。在提香的艺术中，贫穷、悲哀和人生的不安所占的地位微不足道，除了少数的殉教画和耶稣十字架受难画外，表现的都是美感和欢乐。

在不停地作画中，他终于老迈了。88岁时，他旅游到布雷西亚，并接受热诚的邀请为人民大殿中的一个天花板作画。瓦萨里在他90岁时拜访他，发现他仍拿着画笔在工作。91岁时，他画了一幅雅科布（Iacop da Strada）的肖像（现存于维也纳），色彩绚丽、性格刚毅。但这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视力已渐模糊，他觉得奉献虔敬的时刻已到。1576年，他99岁，他答应为费拉里的教堂画一幅《基督的葬礼》（Burial of Christ），条件是让他葬在该处，这个教堂挂了他的两幅杰作。他没有完成就死了，只差一年就活到100年。那一年，威尼斯发生瘟疫，每天有200人死亡，1/4人口因得传染病而死，提香是在瘟疫期中死的——可能不是因为瘟疫，而是因为年纪老迈（1576年8月26日）。政府为了举行国葬，特地废除公共聚集的禁令，他依其所愿被葬在费拉里的教堂。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也是一个奇异时代的结束。

丁托列托（1518—1594）

这并不是真的结束，因为还有位差不多同样伟大的巨星在提香死后活了18年，画他的《天堂》（Paradise）。

丁托列托（Iacopo Robusti Tintoretto）是一个染工的儿子，因此，古怪的意大利人便把他的绰号带进历史。事实上，他是染工，也是善于着色的伟大美术家。他的姓很适合他，只有坚强的躯魂才能使他历尽艰辛而出人头地。

我们最先注意到的是他当提香的学徒，他当时的年纪不详，过了几天，便被开除。一个世纪后，里多尔菲（Carlo Ridolfi）站在丁托列托后人的立场，叙述这件事的经过说：

当提香回家，进入他的学生的课室时，看到一张桌子露出一些纸，上面有图画，他问是谁画的。丁托列托胆怯地说是他画的。从这些初画中，提香预测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能人，在艺术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上楼后，一取下外套，便命令他的大徒弟G.但丁立刻将丁托列托逐出门墙。人心总有些嫉妒的色彩。

我们宁愿拒绝这种说法，但提香的至交阿雷蒂诺在1549年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此事。开除是事实，但这种解释有问题。那时，提香已是国王们的画家，而丁托列托只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小孩，我们很难相信提香会嫉妒这么一个假想的竞争者，也无法相信只从刚入学的丁托列托的画，提香便能预测他的未来。可能是那些画画得太粗心，使提香生气，而不是因为画得太好。粗心一直是丁托列托的毛病。丁托列托一生都很敬仰提香，他珍藏一幅提香给他的画。在他画室的墙上，他写了一则座右铭作为他期望在绘画上达到的目标，这则座右铭是：“米开朗基罗的设计和提香的色彩。”

根据里多尔菲和传统的说法，丁托列托在离开提香之后，便没有再受教育，只是勤奋地模仿和试验。他解剖身体，研究解剖学。他饥渴地观察他所体验到的每个事物，决心在他的一幅画中捕捉住所有的细节。他用蜡烛、木头或硬纸板做成模特，给它们穿上衣服，从每一个角度画它们，想办法用平面表现出立体感。他请人铸造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古代大理石雕像和米开朗基罗雕像的模型，陈列在他的画室，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临摹。他被由数量、造型和光线的变化引起的各种景象迷住了，他利用灯光或烛光画了一百幅画。慢慢地，他变得太喜欢晦暗的背景和深度的阴影，终于成为绘画手部、脸部、帷幔、建筑物、风景和云彩明暗的专家。在他奋斗的过程中，他已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使他的画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

他的作品，仍有一种不耐烦的仓促和润饰的不足，这延误了大众对他的作品的认识，这可能是未受专业训练的缺点。成年后，他必须寻求机会，他画家具、画房子的门面，请求建筑师以廉资雇他作饰画，还在圣马可区卖画。每个人都要提香；提香和阿雷蒂诺了解，有点教养的人都只要提香；当提香忙的时候，请博尼法齐奥·韦罗内塞。丁托列托一定愤恨阿雷蒂诺推销提香的画。后来，当这位大克星找他作画时，他从口袋中拔出手枪，假装用它量阿雷蒂诺的身材，欣赏这位敲诈者恐惧的表情。从此，阿雷蒂诺的笔对丁托列托就很客气了。当丁托列托发现奥托圣母教堂唱诗班的位置的巨墙——50英尺高——没有画时，他要价100杜卡特，在原来空白的墙上润饰壁画。因此，威尼斯的画家都怪他廉价接单、“破坏生意”，丁托列托仍然决定要画。

他第一次成功时已经30岁，圣马可学院举办一次绘画比赛，题目是“圣马可救奴隶”。这个故事摘自沃拉齐（Iacopo de Voragine）的《黄金故事》（Golden Legend）：一个法国普罗旺斯的奴隶，向圣马可许愿，要到他在亚历山大的陵墓去朝圣，他的主人不许他去，但他去了。回来后，他的主人命令他挖去眼睛，但压在眼睛上的铁针无法刺穿其眼睑；他的主人又命令他断去四肢，但铁棍无法发生作用。这个主人知道圣马可在干扰，便宽恕了这个奴隶。丁托列托的画，用绚丽的色彩、丰富的真实感和强烈的戏剧性表现了这个故事：天使的手紧握着《福音》，从天上降下来，解救一位即将被摩尔人斩首的信徒，旁边有许多各色各样的人物，很感动地看着。丁托列托把握住了这故事给他的每一个机会，男人强壮威严，女人高雅大方。学院的董事们有点骇于这幅画所表现的肉体真实感。他们争辩是否该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愤怒的丁托列托骄傲地抢回这幅画，并带回家。他们到他家要求他把画还给他们，他让他们等一段时间以当作处罚，然后才答应他们。阿雷蒂诺也传话赞赏。现在，他的事业因为他的才华展开了。

不久，他便接到了许多聘书。12座教堂请他，还有12个贵族、6个君主和政府。为这些而画的100幅画中，他表现了基督教的宇宙论、神学和末日论，自创世记至最后的审判。他不是教徒（在16世纪的威尼斯，很少艺术家是），心灵上和意志上有一半是受异教或东方伊斯兰教的影响：艺术就是他的宗教，为了它，他牺牲了夜晚和白天。画家所能想象的，还有什么题材比亚当和夏娃的传说、玛利亚和圣婴的故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悲剧、圣者的遭遇和奇迹，及召集生者与死者到基督的审判座前的历史高潮更好呢？在这一系列中，最好的是《引见圣母》（The Presentation，约1556年），这是丁托列托为奥托圣母的教堂——古色古香的耶路撒冷寺（Temple of Jerusalem）而画的，羞怯纤小的玛利亚受到长髯飘逸、伸展双臂的高僧的欢迎，具有菲狄亚斯庄严相的一位妇女指着玛利亚给她的女儿看，其他的妇女和小孩也栩栩如生，一个先知正在做警世预言，半裸的乞丐和跛者蹲伏在该寺的阶梯上。这幅画可媲美提香最好的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之一。

1564年，圣洛克会指定他为集会室作画，这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为了选择一位画家为巨大的墙壁作画，董事们邀请画家们交一幅表现荣耀的圣洛克的画像，以嵌入椭圆形的天花板，当韦罗内塞、斯基亚沃内及其他画家还在创作草图时，丁托列托就画好了一幅颜色鲜艳、栩栩如生的画，悄悄地把这幅画糊在指定的地方，遮盖好。到其他的画家交画的那一天，他把画揭开来，使评判员和竞争者俱感震惊失措。他辩驳的理由是，唯有不遵守草图，一气呵成，他才能画得最好。其他的画家因此大哄，丁托列托退出比赛，但将那幅画留做给学院的礼物。学院最后接受了那幅画，并使丁托列托成为其成员，每年给他100杜卡特，条件是他每年为他们画3幅画。

此后18年中（1564—1581年），他在学院集会室的墙壁上挂了56幅画。集会室的光线不佳，丁托列托必须在半黑暗中作画，他画得很快，草草上色，因为这些画是供在20英尺下观赏的。在威尼斯历史上，这些画成为最出名的作品，后来的艺术家们来此研究这些画，就好像在佛罗伦萨的学生研究马萨乔一样。经年累月，这些画被雨水和潮湿侵蚀，但在画面和力量方面，它们仍然很吸引人。100年前，罗斯金写道：“二三十年前，它们被取下来修补，但是，受托做这件工作的人，却在此时死亡，其中，只有一幅遭到破坏。”

在这个惊人的博物馆中，丁托列托再次叙说基督教的故事，但与以往不同，大胆的写实主义从理想概念的世界中抽取这些故事，又用自然的环境衬托出来，这些传说似乎变成了最真实的历史。观察、抓住景色的每一个细节，感受这些细节，一两笔就把这些细节泼洒在墙壁上——好像在《抹大拉的玛利亚》中可看到月桂树根的流水一样。他把集会室的底层奉献给玛利亚：在《天使报喜图》中玛利亚谦逊而惊讶；在《造访》中，她谦恭且雍容；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她对珍贵的东方礼物略感恐惧；在《逃亡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中，她骑在驴上，在安详的景物中，缓缓而行，不为“无辜者大屠杀”所危，成为这些画中最出色的一幅。在楼上主厅的墙壁上，丁托列托叙述基督一生的事迹：受约翰洗礼，撒旦的诱惑，奇迹，最后的晚餐。最后一幅的写实性冲破了传统，罗斯金说它是“我所知道的丁托列托的画中，最坏的一幅”。基督在较远的一端，圣徒们专心在吃东西、交谈，仆人们扰扰攘攘地端来食物，一只狗似乎在问它什么时候才能吃。在楼上的一间内室，丁托列托画了两幅画，这是他最伟大画作中的两幅。《比拉多之前的基督》（Christ Before Pilate）勾画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穿着白袍，默默地站在比拉多之前，疲倦、谦顺，但仍具威严，想要洗刷后者向嗜杀成性的暴民投降的罪过。最后的一幅是丁托列托认为画得最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这幅画在结构的力量和幅度上、技巧上，都胜过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40英尺的墙壁，80个人物，还有马、山、塔、树。细节的完备，令人难以置信，基督在肉体上和灵魂上所受的痛苦隐约可见。一个强盗被迫钉在平放地上的十字架，抗拒至死；一个绝望的巨人，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粗暴的士兵想扶立十字架时，恼怒他的体重而无心怜悯；妇女们吓成一团，旁观者围挤着想看人受苦、死亡；远处，低沉沉的天空无视这个人间的悲剧，只顾打雷、闪电、下着冷漠的雨。在这幅画中，丁托列托的技术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除了这些集会室中的杰作外，丁托列托还为属于学院的教堂作了8幅画，都与圣洛克有关。其中有一幅因恐怖性而著名的是《比赛斯达池》（The Pool of Bethesda），取自《约翰福音》第五章：“一群残废的人躺在”那儿，“盲人、跛者，还有四肢麻痹的人”，静待机会，想沐浴于治疗池中。丁托列托关心的不是跛者痊愈的奇迹，而是患各种疾病和伤残的群众。他赤裸裸地画出他们的畸形、破衣和肮脏，他们的希望和绝望。这种情景有如取自但丁的《炼狱》或左拉（Zola）的《卢尔特》（Lourdes）。

同一个人，能以艺术攻击腐蚀肉体的疾病，也必热衷于表现肉体健康美的光泽。丁托列托的裸体画几乎与提香和柯勒乔并驾齐驱。虽然我们可以想到，他激烈的性格和快速的画笔可能无法传达古典静止的美感，如遍布欧洲的悦人眼目的画像：里昂博物馆的《达尼尔》，沃夫兹的《丽达和天鹅》，慕尼黑皮那科德（Munich Pinacothek）的《维纳斯和沃尔坎》，德勒斯登的《阿尔西尼的释放》（Deliverance of Arsinoë），罗马宫殿的《墨丘利和三女神》（Mercury and Graces）及《酒神与阿里亚德妮》，等等。西蒙兹认为最后的一幅，“即使不是最伟大的，也是现存的油画中最美的”。虽然，更美的要算伦敦艺术馆的《银河之源》（Origin of the Milky Way），丘比特压在朱诺的双乳上——传达得真妙。卢浮宫、普拉多、维也纳和华盛顿的画廊，各有一幅丁托列托的《苏珊娜及长辈》（Susanna and the Elders）。普拉多画廊有一个房间是丁托列托的人体画——《威尼斯少女》（A Young Venetian Woman），画上的人物把衣服拉开，露出胸脯；甚至于在《土耳其人与基督徒战役》（Battle of the Turks and Christians）里，在武器的闪烁中，也出现了两个让人分心神的乳房。维罗纳博物馆中的《音乐会》，画的是九位女音乐家，其中有三位上半身全裸——耳可听，眼睛还有这么多可看的。这些都不是丁托列托最好的画，他的长处在于表现雄赳赳的生命和壮烈的死亡，这些画也说明他跟乔尔乔纳和提香一样，也能用稳健的手扭转危险的曲折。他所有的裸体画都不流于淫邪，而是健康的感觉主义：男神和女神裸体是自然的，他们没什么感觉，全身暴露于日光之中，而无纽扣、衣带和衣结的栓锢，正是他们的神圣之处。

过了近40年的单身生活后，丁托列托爱上了福斯蒂纳·韦斯科维（Faustina de Vescovi）。她发现他很散漫、无助，而觉得照顾他可获得幸福，她为他生了8个孩子，其中3个后来变成平凡的画家。他住在离奥托圣母教堂不远的一栋简陋的房子里，除了去威尼斯教堂、王宫或画社作画外，很少离开他的住区，所以他的才华只在他的出生地被赏识。曼图亚公爵在他的宫廷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为他所拒，他只在他的画室中才感到快乐。在画室中，他日夜不停地认真作画。他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但对社交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几乎跟他所崇拜、所想超越的米开朗基罗一样孤独、自立、忧郁、神经质、嫉俗和骄傲。他的心灵和作品从无安宁，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认为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力量比外在美重要，他所画的圣女往往跟多尼的圣母一样没有魅力。他也留下自己的画像（现存于卢浮宫），这是他72岁时画的。这幅画可以说是米开朗基罗本身的头和脸——坚强沉郁的脸，深沉而疑惑，并有历经风霜的痕迹。

他的自画像最好。在他为别人所作的画像中，有一些也证明了他深透的眼力和作品的完整，因为在那些画中，他仍然坚持写实的态度。存心欺骗后代的人不敢请他作画，许多威尼斯的名人都因丁托列托的画笔而留传至今，有总督、元老、太守、3个铸币官、6个司库官。其中，伊库甫·索兰佐是威尼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像之一。此外，还有建筑家圣索维诺和百岁寿翁路易吉·科尔纳罗。在丁托列托的画像集中，仅次于伊库甫·索伦佐的有《穿盔甲的男人》（The Man in a Cuirass，现存于普拉多）、《一个老人的画像》（Portrait of an Old Man，现存于布雷西亚）、《一个男人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n）以及现存于纽约摩根图书馆的《摩尔人》（A Moor）。1574年，丁托列托化装成总督莫西尼科（Alvise Mocenigo）的随从，混进威尼斯的旗舰上，偷偷地用蜡笔素描法王亨利三世。后来，在亨利接见显贵的房间的角隅完成了这幅画像，亨利非常喜欢这幅画，封他做骑士，他却请求亨利的饶恕。

他跟威尼斯贵族的交往始于约1556年，他和韦罗内塞受聘在公爵宫中作油画，在议会厅他画《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加冕》（The Coronation of Frederick Barbarossa）和《被亚历山大三世逐出教会的巴巴罗萨》（Barbarossa Excommunicated by Alexander III）；在斯库卢提尼奥（Sala del Scrutinio）厅中，他在整座墙壁上画了一幅《最后的审判》。这些画大受元老院的赏识，1572年，选他为莱潘托大捷作纪念画，这4幅画都在1577年的大火中被烧掉。1574年，元老院聘他装饰会议室，他画的是《商业之神和三女神》、《酒神与阿里亚德妮》、《沃尔坎的锻铁厂》（Forge of Vulcan）和《被密涅瓦所捕的马斯》（Mars Pursued by Minerva）。在萨拉（Sala de’Pregadi），丁托列托画了一系列的大幅板画，祝贺当时的总督，背景是庄严的广场、圣马可及其灿烂的圆屋顶、钟塔、钟楼、维奇图书馆的正面、总督殿灿烂的拱廊、迷濛的大运河、晴朗的大运河。为了迎合骄傲的政府，他在天花板上画了一幅《威尼斯的海上王后》（Venice Queen of the Seas），画中人物穿着华丽的衣袍，羡慕的神围绕在她四周，接受海神所奉献的珊瑚、贝壳和珍珠。

大火之后，永不灰心的元老院又请丁托列托为烧毁的墙垣作画，以淹没损失的记忆。在斯库卢提尼奥厅中，他画了一幅巨大的战争场面《扎拉之陷》（The Capture of Zara）；在大议事厅的墙壁上，他画《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接见教皇和总督的特使》（Emperor Frederick Barbarossa Receiving Envoys from the Pope and the Doge），而在天花板上的是《总督尼可罗接受降城的贡品》（The Doge Niccolóda Ponte Receiving the Homage of Conquered Cities）。

1586年，元老院决定翻修会议厅东墙上由瓜里恩托（Guariento）所作的壁画。当时丁托列托68岁，他们认为他太老，不能担当这项工作，将工作分派给58岁的韦罗内塞和37岁的弗·巴萨诺。但是，在工作正式开始前，韦罗内塞死了，丁托列托自荐接替他。他建议只画一幅《天堂的光荣》（The Glory of Paradise），元老院同意了。于是，这位老人在其子多梅尼科和女儿玛丽埃塔的帮助下，铺开了画布。他画了许多初步的略图，这些略图本身就是杰作，现存于卢浮宫。当全部就绪（1590年）、多梅尼科画好并糊妥接连时，这幅画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油画——72英尺长，23英尺高。去观赏的群众都同意罗斯金的看法，认为这是威尼斯绘画的巅峰——“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纯洁、有力而且宏伟。”元老院给他一笔很大的酬金，他退回了一部分，再度被同时期的艺术家诟骂。

时间也蹂躏了这幅《天堂》，今天，一个人走进大会议厅，转身面向总督座后的墙壁时，他不会注意到丁托列托遗留在那里的画，而只会发现一幅历经几个世纪的尘烟，而变得黯淡的画。原来只占极小部分的500个人物，现在已可一眼看出，一圈一圈的人在颤动；孩童、少女、忏悔者、烈士、传道者、圣徒、天使、大天使等，都注目着玛利亚和圣婴，好像在某种意识里，这两个人已变成了拉丁基督世界的真神。除了可看见的数百人之外，丁托列托使我们觉得还有数百人存在，丁托列托意在表现他们的众多和快乐。他没用但丁的庄严沉闷的天堂，他的天堂是乐土，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极乐。这幅画是这位老画家愤世嫉俗的代表作。

他有理由悲伤，就在这幅画完成的同年，他的爱女玛丽埃塔死了。她在绘画和音乐上的才能，是他晚年主要的慰藉；而现在，她走了，他所渴望的只是在来生再看到她。他比以往更常到奥托圣母——我们的花园女主人——那里去。在那里，他花好几个钟头沉思、祈祷，而终成一个谦逊的人。他仍然作画，在晚年，他为圣凯瑟琳教堂作了一系列的画，因为这个教堂与其爱女同名。77岁那年，他得了严重的胃病，痛苦得无法入睡，他立下遗嘱，向他的太太、子女和朋友们道别之后，终在1594年5月31日逝世。他的遗物由奥托圣母教堂接收。

假如乘游艇穿越威尼斯，从各个角度正视丁托列托的作品，设法澄清对他的艺术观念，第一个印象便是巨大和繁多。高大的墙壁充满着人类的和动物的形态，表现的是至美或奇丑，体态不一，唯一的解释是这就是生命。他逃避人群，憎恶人群，但他也到处看到人群，而且活生生地把他们表现出来。他似乎对个体不太感兴趣，他画人像，只为了赚钱。他看的是人类的整体，也用人群的奋斗、竞争、爱、享受、受苦、刚强健美、病弱伤残、得救或遭殃，来表现人生和历史。他所用的画布大得惊人，因为只有这样的宽阔才能容纳他看到的一切。跟提香一样，他的技巧从未臻于成熟，他自创了画这些巨画的方法。对于他而言，总督宫里房间的宽大正适合，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他精细，他是草率的、粗鲁的、急躁的。有时，画笔一挥就是一幅景象，他真正的错误不在于表面的粗陋——因为粗陋的画面也可以表达意义，而在他选择的题材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他不正常的情绪骚动、他表现的悲观及一再表示对群众的厌倦，就像米开朗基罗执迷于形式、鲁本斯执迷于肉体一样，他被数字冲昏了头。虽然，在这一大堆的画中，有意义的细节何其丰富、其观察力何其敏锐与正确、局部的独立性何其强烈！在只有想象力和情感的时代，他的写实主义又显得多么的勇敢！

面对着这些画，我们最后的感触是真实的：这是风格伟大的艺术。其他的艺术家画的是美，如拉斐尔；是力量，如米开朗基罗；是灵魂的深度，如伦勃朗。但在这些巨大的帆布上表现的，无论是一个城市的怒吼，在祈祷中静默的群众，还是成千个家庭中的纷乱而热烈的亲情，都是人性。没有其他的艺术家看得如此广大，画得如此完整。有时，沉默在总督宫或圣洛克会的褪壁之前，较好的艺术家的画，会从我们记忆中消失。但我们感觉到，假如成为巨匠之后的他，能跟珠宝商一样修饰他的画，这个小染匠会是他们之中最伟大的画家。

韦罗内塞（1528—1588）

在此，让我们对一些次要的艺术家表示敬意，他们也是威尼斯的明灯。米多拉（Andrea Méldola）是斯拉夫人，别名斯基亚沃内，他随提香学画，在米兰城堡中的一个柜子上画了一幅美丽的《加勒蒂娅》（Galatea）。在一幅《朱庇特与安提欧普》（现存于列宁格勒）跟《处女的奉献》（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现存于威尼斯）中，他尝试用较大的形式，结果产生了色彩绚丽的油画。艺术家赞赏他，但赞助人不理他，因此，斯基亚沃内只好穿破衣以维护尊严了。帕里斯·波登是一个马具商人的儿子、鞋匠的孙子，但是，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他几乎达到最高峰。自特雷维索来跟提香学画，他进步得非常快，38岁时，就被弗兰茨一世邀请到巴黎，他画了一些很好的宗教画，如《基督受洗》及《圣家》，并以《渔夫献圣马可的戒指给总督》（The Fisherman Presenting St.Mark’s Ring to the Doge，现存于威尼斯）而达高峰。但是，使他享誉数年的是他的《维纳斯与爱神》——一个高大的金发碧眼的女人披着一件细薄的衣袍暴露她的乳房，丘比特大声喊叫，引起她的注意。伊库甫·蓬特因其出生地而被称为巴萨诺，提香买他的《走进方舟的牲畜》（The Animals Going into the Ark），使他获得微名和薄利。他画的一些人像很不错，如《大胡子的男人》（The Bearded Man，现存于芝加哥）。他活了82岁，死后没有留下一幅从头到脚的人像画。

在约1553年，有一位25岁的维罗纳青年来到威尼斯，他就是韦罗内塞。他与丁托列托的个性恰恰相反，沉静、友善、随和、自律甚严，偶然才会热情。跟丁托列托及其他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也喜爱音乐。他慷慨、令人尊敬，从不触怒别人，也从未使赞助人失望。威尼斯人叫他韦罗内塞，于是，他便以此名为人所知。他把威尼斯当作家乡，并且热爱威尼斯。在维罗纳，他有许多老师，包括将女儿嫁给他的巴代尔（Antonio Badile），他也受乔万尼·卡洛特和布鲁萨索奇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后来在温暖的威尼斯艺术和生活中，慢慢消失不见。他惊异于变幻的天空洒在大运河上的色彩，他惊异于宫殿及其在水中波动的倒影，羡慕有固定收入的贵族社会。艺术的友谊，大方的态度，丝绒衣料，几乎比他们拥有的美女更吸引人。他希望变成贵族，他穿缎和皮，模仿他认为属于威尼斯高级社会的规矩。他从未画过穷人、贫穷的景象、悲惨的景象。他的理想是把威尼斯富人的豪华世界表现在不朽的画布上，并用艺术使之更美、更善，君王及仕女、教皇及主教、总督及元老都很喜欢他。不久，他便忙着为成打的订单工作了。

早在1553年，他只有25岁时，就被邀请为公爵宫中的十人会议室画天花板，他画了《朱庇特推翻罪恶》（Jupiter Overthrowing Vices，藏于卢浮宫）。这幅画并不是很成功，肥肿的身躯不定地在空中跳跃，韦罗内塞没有捉住威尼斯的精神。但两年后，他发现了自我，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天花板所画的《摩狄盖的胜利》（The Triumph of Mordecai）就达到了熟练。这位犹太英雄的面部和体态因尽全力表现出来，马与它的呼吸也栩栩如生。提香本人可能也受感动，当圣马可的法律代理人请他用有图画的纪念碑装饰维奇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时，他分三份给韦罗内塞，一份给他自己，另一份给其他的艺术家。执事们答应以一条金链作为第一名的奖品。韦罗内塞以三位年轻女郎——一个弹维忽拉，一个唱歌，另一个专心地拉低音胡琴——与弹大键琴的丘比特及吹风笛的牧羊神组成的一幅音乐图，赢得了这项荣誉。后来在几幅画中，韦罗内塞画他自己戴着金链的画像。

在画界赢得盛誉后，韦罗内塞现在承接了许多工作。富贵的巴巴罗家族于1560年在梅塞盖一座豪华的别墅，就在卡·科拿洛扮演王后、本博闹柏拉图式恋爱的阿索罗别墅附近，巴巴罗家族挑选第一流的艺术家，想把这座别墅变成“文艺复兴时代最别致的乐园”。帕拉迪欧设计，维托利亚雕刻灰泥，韦罗内塞负责在天花板、墙壁、拱侧和墙与圆屋顶之间的弓月形部分画异教和基督教的神话。在圆屋顶的中央，他画的是奥林匹斯——知道生命的欢乐而不老不死的诸神。在灵化的景物中，这个顽皮的艺术家，画了一个猎人、一只猴子，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灵巧健壮的狗，似乎是要做天上的猎犬。在一面墙壁上，有一个童仆遥遥凝视一个女侍，她也凝视着他，在一个不朽的片刻中，他们也吃到了神的美食。这样的一个乐宫，似乎只有风格更佳的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的中国式宫殿才能凌驾其上。

在这个爱神的岛屿上，韦罗内塞收到许多聘书，请他画裸体画。裸体画不是他的专长，他喜欢华贵、柔软的衣服，遮盖半鲁本斯式的身体，美丽但无性格的面孔之下，覆盖着向上梳起的金色头发。现存于大都会艺术馆的《战神与美神》中的维纳斯，肥胖、面貌庸俗，腿部浮肿。但是，存于普拉多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中的维纳斯却很可爱，只是在她脚边的狗比她更出色——没有狗，韦罗内塞便不能作画。韦罗内塞的神话图中，最好的要算存于总督宫的《欧罗巴之劫》：一片黝黑的树林，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兴高采烈地骑在发情的公牛背上，它舐了她的一只脚，变成伪装的朱庇特。在这幅画中，幸运的卡萨诺瓦（Casanova）表现出超人的鉴赏力，因为王后装束的欧罗巴是韦罗内塞最成功的女人画像，值得为之舍弃天堂，遥远的背景使这个故事继续下去，公牛载着欧罗巴越过海洋，到克里特岛。一个美丽的传说，在那里，她把她的名字赐给一块大陆。

在向女人投降之前，韦罗内塞很悠闲。38岁以前，他一直都在收集样本，然后他娶了伊利娜·巴代尔（Elina Badile）。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卡罗和加布里耶。他训练他们绘画，并预言“卡罗将胜过我。”跟柯勒乔一样，在特雷维索的圣安杰洛他买了一块农场。婚后的日子，他大部分都在那里度过，节俭地理财，很少离开威尼托。40岁时，他是意大利生意最好的画家，聘书甚至有来自外国的。菲利普二世请他去装饰伊斯科利亚，他感谢其盛意，但拒绝前往。

跟他的前辈一样，他被邀请为教堂和信徒画神圣的故事。在1000幅圣母画之后，我们仍觉得他的《古西诺家族的圣母》样样新鲜、引人：美貌的留黑胡子的捐赠者，不安的孩子，着白披肩的死者以及如此庄严美丽的女人，即使在威尼斯的艺术中，也很少能比得上。《迦拿的婚礼》（The Marriage at Cana）是韦罗内塞爱画的题材：罗马式的建筑作背景，一两只狗在前景，还有各具一态的群众，他认为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其中也有提香、丁托列托、巴萨诺及他自己，每个人都在弹弦乐器。韦罗内塞和丁托列托不同，他一点也不考虑写实，参加宴会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小犹太城的居民，他偏把主人画成一个百万富翁，给他一座可让奥古斯都居住的宫殿，宾客都是世家望族，还有血统纯正的名犬，桌上陈摆的是珍肴和美酒。若根据韦罗内塞的画来判断，基督在受难中还参加过多次宴会：在卢浮宫，我们看到他在伪君子西蒙的家中进食，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洗他的脚，珠光宝气的女人在科林斯式的柱子之间穿梭不绝；在都灵，他在患麻风病的西蒙家中吃晚饭；在威尼斯学院中，他又在利未的家吃午餐。在韦罗内塞的画廊中，我们又看到基督在十字架的压力下昏厥；在低沉的天空下被钉上十字架，耶路撒冷塔在远处的下方，昏昏暗暗的。这伟大戏剧的终结变得柔和，纯洁的朝拜者在艾茂斯（Emmaus）与基督共进晚餐，可爱的孩子们抚弄着不可缺少的狗。

比这些《新约》的图例更伟大的是韦罗内塞所画的圣徒的传记和传说。穿着华服的圣海伦娜相信她看到了天使在搬运十字架；圣安东尼被一个孔武有力的青年及一位天使似的女人折磨；疯狂的圣哲罗姆被他的书哄慰着；圣乔治慷慨就义；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向鱼讲道——一幅壮观的海天景色；圣方济各接受烙刑；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神秘地奉献给圣婴；圣美纳（St.Mennas）武装的雄姿和壮烈成仁；圣塞巴斯蒂安在赴刑场时传播信仰和希望的标准；圣查斯提那（St.Justina）赴危受难。以上这些画，虽然比不上提香或丁托列托，但仍是杰作，比这些都好的可能是《亚历山大面前大流士的家族》（The Family ofDarius Before Alexander），一个忧郁的王后和一个可爱的公主，跪在英俊、慷慨的征服者之前。

韦罗内塞在威尼斯的生涯是由公爵宫作画开始，也以在那里作巨幅的壁画结束，这些壁画足以打动每一个爱国的威尼斯人的灵魂。1574年和1577年两次火灾之后，重建室内的整修工作，主要由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负责，主题是威尼斯本身，无惧于大火或战争、土耳其人或葡萄牙人。在众议厅，韦罗内塞及其助手们在雕刻和涂金的天花板上，画了11幅非常别致的寓言画——慈祥（Meekness）与羊、辩证术（Dialectics）与织成的蜘蛛网……及一个穿银鼠皮的王后（威尼斯）与蹲伏其脚旁的圣马克之狮（Lion of St.Mark），自正义及和平获得荣耀。在会议厅的天花板上一个椭圆形大穹隆中，他画了一幅《威尼斯的胜利》，把这个无与伦比的城市画成异教神仙中的女神，接受上天赐予的荣冠。在她的脚下，是该城的领导人物及臣属的摩尔人；下面，是跃跃欲试的战士们，随时准备保护她，童仆牵着猎犬。这是韦罗内塞的巅峰时代。

1586年，他奉命更换瓜里恩托在大会议厅所画的《圣母加冕》，他的草图已画好，而且也得到了赞同，当他准备正式开始作画时，竟发高烧。1588年4月，这位年纪尚轻的画家的死讯，震撼了威尼斯。圣塞巴斯蒂安的神父们请求保存他的遗物，韦罗内塞被葬在该教堂，就在他自己的画底下，那些画使这座教堂成为他的宗教艺术的家。

时间推翻了与他同时期人们的判断，而把他列在丁托列托之下。在技巧上，他胜过丁托列托；在画工、结构和色彩上，他坐上了威尼斯画史上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画多而不乱，他的画面和故事很明晰，画面背景很明朗，在这位明亮的主宰之旁，丁托列托变成了黑暗的王子。韦罗内塞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装饰画家，随时都会想出一些令人喜悦而惊奇的色彩和形式，好像在梅塞别墅（Villa Macer）突然自半掩的幕后通过一道饰有壁画的古典门走出的人一样。但他太注重表面的和谐，没有考虑到细部的配合、悲剧性的矛盾及深一层的和谐是使画作伟大的因素；他的观察太快，他的艺术太急切，而没能画出所看到的全貌。尤其是，他只凭想象——土耳其人参加基督的受洗礼，条顿人出现在利未的家，威尼斯人在艾茂斯出现，到处都有狗。他画了这么多狗，一定很喜欢狗。他要画世界上最光明的一面，他成功了，而且无与伦比。他画沉溺在人生欢乐的夕阳中的威尼斯。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潇洒的贵族、端庄的主妇、迷人的公主和奢侈的棕发女郎。差一点的画都是宴会图。

艺术世界都知道，审查官根据特伦特会议的命令、为取缔艺术上的错误而提审韦罗内塞（1573年）的故事。审查官想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么多不敬的、不相关的题材用在《利未家中的宴会》（The Feast in the House of Levi）中——鹦鹉、侏儒、德国人、小丑、长柄剑……韦罗内塞大胆地回答说，他的“职责是依照他认为好的方式来润饰画，这幅画很大，空间可以容纳许多人物……一有空白要填，我就依照我的幻想填上去”——一方面是使结构平衡；另一方面是使观赏者大饱眼福。审查团命令他自费修改该画，他照做了。在威尼斯艺术史上，那次的审查表示自文艺复兴时代过渡至反宗教改革的桥梁。

韦罗内塞没有杰出的门徒，但他的影响力超越数代，从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兰西的艺术的形成中表现出来，经过长期的中断之后，至乔巴蒂斯塔才再次捕捉到他装饰的识别力。鲁本斯仔细研究他，学习他的着色技巧，并把他的臃肿的女性夸大成佛兰德斯人的肥大，尼·普桑（Nicolas Poussin）和克·洛兰（Claude Lorrain）发现他是将建筑装饰法应用在他们的风景画的导师，查尔斯·勒布朗在设计巨幅的壁画方面，也宗法韦罗内塞。18世纪的法国画家在他和柯勒乔的田园画及《世外桃源》的贵族情人中寻求灵感，华托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自此源生，布歇（Boucher）的玫瑰裸体画起源于此，格勒兹（Greuze）孕育的孩童和女人也由此衍生。也许，特纳也从这里发现了某种东西，而燃亮了伦敦。

亚得里亚王后（Adriatic Queen）的黄金时代在韦罗内塞的色彩之火中结束。从乔尔乔纳到韦罗内塞，遵循的方向也无法有所进展：技巧上的完美已达到，巅峰状态也已形成，以后必会走下坡路。一直到18世纪，提埃波罗（Tiepolo）在装饰画上的造诣才堪与韦罗内塞匹敌。在共和国灭亡之前的最后一点火花中，哥尔多尼便是威尼斯的阿里斯托芬。

前瞻

若我们回顾威尼斯艺术的灿烂时期，保守地评估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我们立刻就可以说，只有佛罗伦萨和罗马才能比得上它的优美、华丽和广大。的确，威尼斯的画家，包括提香在内，对人类隐藏的企望和感触、失望和痛苦的探讨，不如佛罗伦萨的艺术家透彻，他们往往由于太热衷于服饰和肉体，而没能触及灵魂。罗斯金说得不错，从贝利尼之后，除了洛伦佐·洛托外，真正的宗教性在威尼斯艺术中慢慢消失。如果十字军的崩溃、伊斯兰教的胜利和扩张、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时代的教权腐败及最后德国和英国的脱离罗马教会，削弱了信徒的信心，没有更好的哲学充实旺盛的心灵，而只会吃喝玩乐、死亡，威尼斯人实在也无能为力。但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基督教艺术和异教艺术能如此和谐地共存，同一枝画笔，在画了圣母之后，紧接着画维纳斯，也不会有人抗议。但这也不是好奢侈逸乐的艺术或生活，艺术家拼命地工作，他们所画的对象又往往是作战的军人和管理政事的政治家，或是管理这些人的女人。

威尼斯的画家太沉迷于颜色，而无法在技巧上与佛罗伦萨的画家一争长短，他们仍是技巧颇佳的艺术家。曾经有位法国人说过：“夏天是着色家，冬天是图案家。”没有叶子的枯树，显露赤裸裸的线条，但在春绿、夏棕和秋金之下，那些线条依然存在。在乔尔乔纳、提香、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的绚丽的颜色下，也有线条，只是被颜色掩盖了而已，好像一首交响乐的构造形式，被其音流隐藏一样。

甚至在因为土耳其的统治和美洲寻金热所造成的萧条而引起经济破产时，威尼斯的艺术和文学仍然歌颂威尼斯的荣耀，也许艺术家和诗人是无辜的，贸易和战争的交替并不能消灭一个灿烂世纪的光荣记忆——1480年至1580年，在这个世纪中，彼得罗·莫西尼科、普留利（Priuli）和洛雷达尼（Loredani）创造并挽救了伟大的威尼斯，阿方索·伦巴底和阿·列奥帕第以雕像锦上添花，圣索维诺和帕拉迪欧在水上建筑教堂和宫殿，贝利尼、乔尔乔纳、提香、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使她登上意大利的艺术王座，本博则唱出无懈可击的歌。马努蒂乌斯更倾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这位不可更换、不可压抑、恶魔似的王公的克星，在大运河上高居王座，审判并抚育世界。

第五章　﻿文艺复兴的衰微（1534—1576）

意大利的没落

战争尚未结束，已使意大利面目全非：北部数省几成废墟，英国的专使劝亨利八世将之留给查理五世，当作处罚；热那亚被抢劫，米兰也因苛税而财政枯竭；威尼斯被坎布雷联军及新贸易路线开放所征服；罗马、普拉托和帕维亚被劫掠；佛罗伦萨闹饥馑，财政崩溃；比萨虽力争自由，也半遭破坏；锡耶纳因革命而力竭；费拉拉因与教皇长期斗争而贫匮，更因煽动对罗马不负责任的攻击而染污名誉。那不勒斯王国跟伦巴底一样，被外国军队蹂躏，而且长期在异族的统治下。西西里已是土匪的窝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意大利虽被查理五世征服，但可能因此免遭土耳其的掠夺。

由于博洛尼亚协议（1530年），意大利的统治权转属西班牙。谨慎的威尼斯仍然独立，受惩罚的教皇的地位仍高于天主教国家。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和米兰成为西班牙的属国，由西班牙的总督统辖。萨伏依和曼图亚、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一向支持查理，因此允许保存原有的公爵。热那亚和锡耶纳保存共和国体，但成为西班牙的保护国。佛罗伦萨被迫由与西班牙合作的美第奇统治者管辖。

查理的胜利，再度证明现代国家优于教廷。法国的菲利普四世在1303年开始的事业，由德国的查理和路德、法国的弗兰茨一世、英国的亨利八世完成，这些人都是克莱门特座前的主教。北欧的强权不仅发现了意大利的衰弱，而且也失去了对教皇的恐惧。克莱门特的谦卑伤害到罗马人民对教皇的尊敬，使他们在心理上准备背弃天主教的权威。

从许多方面来看，西班牙的统治对意大利是有利的，它总算暂时停止了意大利的内战。1559年至1796年，它终止了外国在意大利领土上的战争，给人民某种程度的政治秩序，并平息了促成文艺复兴又瓦解文艺复兴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渴望安定的人，如获解放似的同意降服；喜爱自由的人，则哀悼不已。不久，赔款破坏了意大利的经济，瓦解了意大利的精神。总督为维持其奢华的生活和军队所课的重税、法律的严酷、谷粮和其他必需品的垄断，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本地的王公竞相奢侈，也采取同样的课税政策，阻滞经济发展。海军没落到无法抵抗巴巴（Berber）海盗，这些海盗攻击船只，骚扰沿海地区，并俘虏意大利人做穆斯林贵族的奴隶。同样令人讨厌的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外国军队，他们公开侮辱一度无敌的民族和文明。

另一个不幸降临意大利，比战争留下的废墟和臣服西班牙更凄惨。绕过好望角（1488年）之举及到达印度的全程水路的开放（1498年），使大西洋国家、中东及远东之间的交通，比原来越过阿尔卑斯山到热那亚或威尼斯、然后再到亚历山大、取陆路到红海、再经水路到印度的曲折路线更方便，更便宜。而且东地中海在土耳其的控制下，该路线颇为危险，因为要纳税，有海盗和战争，特别是取道君士坦丁堡和黑海。1498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及佛罗伦萨的财政渐趋式微。早在1502年，葡萄牙人便从印度大量购买胡椒，使那里的埃及和威尼斯商人发现只剩少数可供出口。在里奥托，一年之内，胡椒的价格上涨1/3；而在里斯本，用在威尼斯的一半的价格就可买到。德国的贸易商开始放弃设在大运河的采购公司，转向葡萄牙购买。威尼斯政府在1504年建议埃及的马米卢科（Mameluke）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机构，以恢复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的运河制度。这一计划几乎解决了这个问题，1517年，土耳其征服了埃及，使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1517年，路德针对威丁堡（Wittenberg）教会提出其改革理论，这项改革也是意大利经济萎缩的原因，它减少了朝圣运动及北方国家奉献给罗马教会的补助金；地中海—埃及—印度的路线为全程的水路所取代，欧洲与美洲之间的交易逐渐发达，这使大西洋国家逐渐富有，使意大利趋于匮乏。法国的贸易逐渐转移到莱茵河与北海的港口，翻越山岭到意大利的，则逐渐减少。商业上德国不再依靠意大利，北向发展的力量使德国自意大利的商业网和宗教网中挣脱出来，并使德国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力量。

美洲的发现对意大利的影响，比到印度的新路线的发现更深远。地中海国家逐渐没落了，她们被搁置一旁。大西洋国家则遥遥领先，因美洲的贸易和黄金而获巨利。这次商业路线的革命，比自希腊打败特洛伊而打开黑海至中亚细亚的路线以来，历史上记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伟大。

文艺复兴没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反宗教改革。意大利除了政治上的不安，道德的堕落，受异族的统治，商业为大西洋国家所夺，国家岁收的丧失等之外，现在，又加上教会在心理上、行为上的变化。士绅们对教会的妥协，使既富且稳的教会允许知识分子在不扰乱民众信仰的条件下享受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现在都因德国的宗教革命、英国的脱离教会和西班牙的霸权而结束。当人民开始拒绝教会的教义和权力时，宗教改革甚至在意大利引起改变，天主教的结构基础受到威胁。教会自认是国家，并像生存受到危害的国家一样，开始的反应是容忍和放任，后来便采取恐怖的保守主义，严格限制思想、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西班牙的统治同时影响宗教和政治，它也参与改变文艺复兴时代宽大的天主教，使之在特伦特会议（1545—1563年）后变成教会枯燥的道统。克莱门特七世之后的几位教皇继承西班牙的制度，把教会和国家联成一体，同受宗教和智慧生活的严厉管制。

一如在13世纪，阿尔比派（Albigensians）的反动严重威胁到法国南部的教会时，西班牙帮助成立宗教裁判所、建立新的宗教秩序、维护教会、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热诚一样，16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输入意大利。西班牙人创设耶稣会（1534年），不仅接受古代修道院贫穷、贞洁及服从的誓言，而且进一步地进入社会宣传教义，在基督教世界与异端及对教会的反叛做斗争。宗教革命时代，宗教辩论的激烈，加尔文教徒的容忍，英国的互相迫害，在意大利激起相同的教条主义，温文的伊拉斯谟天主教学派向好战的洛耶拉（Loyola）学派让步，自由主义是安稳与和平的奢侈品。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时代开始的刊物检查，因1559年禁书目录的成立和1571年目录的编纂而延长，印刷使检查的工作较易进行：监督公开的印刷商总比秘密的抄写员容易得多，因此，一向欢迎知识和政治难民的威尼斯，感觉到宗教的分裂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和秩序，而组织（1527年）了一个刊物检察机构，教会联合起来压抑新教徒的刊物。意大利人到处抵制这些政策，罗马人在保罗四世逝世时（1559年），把他的雕像丢到台伯河中，并把宗教裁判所的总部烧成平地。但是，这种抵抗时有时无，没有组织，也没有效果。极权主义获得胜利，悲观和卑顺笼罩在一度欢乐而积极的意大利人心里，甚至黑色的西班牙服装——黑帽、黑上衣、黑长袜、黑鞋子——都在曾经多彩多姿的意大利变成时尚，好像意大利人哀悼往日的光荣和逝去的自由是假的。

某种道德的进步伴着智慧的退化而来，传教士的行为改善了，竞争的信仰使他们振作起来，教皇和特伦特会议改革了许多教会的缺点。显然，在1534年至1576年的意大利，很容易搜集违法的性行为、乱伦、淫秽文字、政治腐败、抢劫和残酷的罪行等实例。切利尼的《自传》（Autobiography）指出，通奸、窃盗和谋杀激荡当时的道统，惩治犯罪的法律跟往昔一样严厉，无辜的证人和被告经常遭受酷刑，谋杀犯在受绞刑之前，仍然要受烫烙剥皮之苦。恢复奴隶制度，使之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结构，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1535年，教皇保罗三世向英格兰宣战时，他下令凡是被捕的英格兰士兵都可合法地变成奴隶。约1550年，这种惯例发展成利用奴隶和罪犯驾驶商船和战舰。

这时期的教皇都是一些私生活较严谨的人，保罗三世是最伟大的一个——就是因其妹妹的金发迷住了亚历山大六世，而获得红衣主教地位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保罗有两个私生子也是事实，但在他年轻时，这是被社会接受的风俗，所以圭恰尔迪尼可以形容他是“一个满腹经纶、品行无瑕的人”。他曾被庞波尼阿斯·赖特训练成为人文主义者，在拉丁文的古雅方面，他的信札媲美伊拉斯谟，他的口才极佳，周围尽是能干杰出的人物。可是他被选为教皇，可能是因为年老体弱的成分居多，而不是因为其才干和德行。当时他66岁，主教们以为他很快就会死，他们可以再次获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得到更丰厚的俸禄，但他使他们等了15年。

对于罗马来说，保罗三世在位期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在他的指挥下，提蒂诺·曼尼提（Latino Manetti）挖沟渠，平高岗，拓宽街道，开拓新市区，把贫民窟改建成美轮美奂的房子，并把科罗大道美化成罗马的香榭丽舍。在外交方面，保罗最大的成就是说服查理五世和弗兰茨一世接受停战10年。他差点实现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联合教会和德国的新教，但他的努力太晚了。他有足够的勇气召集一个全体会议，在他们的主持和赞同下，特伦特会议重申正统信仰，改革许多教会的缺点，恢复教士的训练和士气，并与耶稣会共同为罗马教会拯救拉丁民族。

保罗三世的失败在于他偏袒亲戚。他把卡美里诺封给他的孙子奥塔维奥·法尔内塞，把皮亚琴察和帕尔马赠予其子皮耶路易吉。皮耶路易吉被不满的市民暗杀，而奥塔维奥·法尔内塞竟参与暗算其祖父的阴谋。保罗失掉了对生命的信心，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享年83岁（1549年）。罗马人哀悼他的情形，自庇护二世以来的百年中，未曾有过。

科学与哲学

在不影响神学的科学方面，意大利这个致力于艺术和文学，反对轻视良心学问的国家也在缓慢地进步。属于这短短时代的瓦罗利（Costonzo Varoli）、欧斯塔基奥（Eustachio）及法洛皮奥（Fallopio）等人的名字，已收入现代解剖学的专门术语中。塔尔塔利亚（Tartaglia）发现三次方程式的解法，他将方法告诉哲罗姆·卡尔丹（Jerome Cardan），后者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来（1545年）。塔尔塔利亚向他挑战代数，分别提出31道问题，由对方解答。卡尔丹接受这个挑战，但竟傲慢地派了一位学生去解答塔尔塔利亚的问题。学生输了，塔尔塔利亚获胜。卡尔丹写了一本奇怪的、迷人的自传，使他不因时光的流逝而被遗忘。这本自传以惊人的坦率起笔，而贯彻全书：

据我所听到的，虽然试过许多避孕的药物，但终无效用。我总算在1501年9月24日被生了下来……由于朱庇特高居上苍，维纳斯主宰命运，除了性器官之外，我并没残废。因此，在我21岁至31岁之间，不能与女人同床。许多次，我为自己的命运悲哀，我羡慕别人，及他们的幸运。

这只是他的无能之一。他口吃。一生之中，他常因不消化、心脏病、血管破裂、疝痛、痢疾、痔疮、痛风、皮肤痒、左乳长癌、传染病、隔日热以及“一年一度连续失眠80天”，而患喉咙嘶哑及黏膜症。“1536年，我排尿过多而病倒。虽然约40年来，我一直因这个毛病在受苦，每天要排出60到100盎司，但我活得很愉快。”

有了临诊的经验，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生。除了虚荣外，他几乎医好了自己所有的病。他是意大利求诊病人最多的医生，还被远召至苏格兰去治疗一个病入膏肓的大主教，药到病除。34岁时他在米兰讲授数学，35岁时又讲授医学。1545年，以雷·卢里（Raymond Lully）的名义，出版了一本书叫《大衍本》（Ars Magna），对代数，贡献很大。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及解三次方程式的“卡尔丹定理”，他显然是第一位发现二次方程式可能有负根的人。远在笛卡儿之前，与尼·塔尔塔利亚同时，他想到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在《赌博之书》（De Subtilitate Rerum，1551年）中，他讨论绘画与着色；在《事物的精妙》（De rerum Varietate，1557年）中，他又简述当时的物理知识。这两本书有许多抄自达·芬奇未出版的手稿。在病中、旅行中和忧伤之时，他写了230本书，其中出版的有138本，有些被他烧掉了。

他在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大学教医学，把他的科学讲得很高深，夸大其词，损伤了同事的尊严。他写了一本巨著，阐述星球与脸部的关系。在释梦方面，他熟练而荒谬；在信仰守护神方面，笃诚又仿若弗拉·安杰利科。他所举出的史上十大智慧家——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阿契塔（Archytas）、阿尔·花拉子密（al-Khwarizmi）、阿尔·金迪（al-Kindi）、盖比尔（Gebir）、邓斯·﻿司各特及理查德·斯温斯海德（Richard Swineshead）——又都不是很笃诚的基督徒，除了司各特之外，其余的都是科学家。哲罗姆·卡尔丹树敌成百，招致毁谤成千，婚姻不美满。他奔走图救因为毒死不贞妻子而被判刑的儿子，也没成功。1570年，他移居罗马，在罗马因欠债或传播邪说或是两者皆有而被捕，然而格列高利十三世释放了他，还给他养老金。

74岁时，他写了一本《我的自传》（De Vita Propria Liber），是这一时期意大利最著名的3部自传之一，其浩瀚与忠实几如蒙田，他分析自己的生理、心理、性格、习惯、嗜好与厌恶、道德与劣行、荣誉与卑劣，错误与预言、疾病和梦。他自责顽固、刻薄、孤傲、武断、好斗、赌博欺骗、报复心重，并提及“我当帕多瓦大学校长一年中所过的荒淫生活”。他刊出“我觉得失败的事情”——尤其是没适当地教育他的儿子。但他也列出73本提到他的书，谈到他许多成功的治疗和预言，以及他无往不利的辩才。他哀悼他所受到的迫害和“自我的反传统的观点而加诸我的”危险，他自问：“我发现了什么动物，比人类更奸诈、更狡猾、更不可靠？”他没有作答。另外，他记载了许多使他快乐的事物，包括变化、食物、饮酒、航海、音乐、小狗、猫、自制和睡觉。“人类所能达到的目标，没有比认知真理更有价值、更令人喜悦的。”他的兴趣是医学，在这方面，他获得许多惊人的治疗方法。

在意大利没落的时代，医学是唯一获得重要进步的科学。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长时间在意大利当学生和老师——哥白尼1496年至1506年，维塞利亚斯1537年至1546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抛弃波兰和佛兰德斯，留在意大利做更多的贡献。继维塞利亚斯之后，帕多瓦的解剖学教授科隆波发表《论解剖》（De Reanatomica，1558年），提出肺部血液循环的学说。他也许不知道，早在12年前，塞尔韦图斯（Servetus）已提出相同的理论——科隆波在帕多瓦和罗马实施人体解剖，显然没有遭到教会的反对，他似乎也曾解剖活狗。维塞利亚斯的学生加·法洛皮奥发现并说明耳朵中的半规管和耳鼓及输卵管（现在即以他为名）。巴·欧斯塔基奥说明耳喉之间的管道和心瓣，他也发现了外展神经、肾上腺和胸管。科·瓦罗利研究脑部皮下层的神经群。

我们无法说明医学对文艺复兴时代人类寿命的影响。科·瓦罗利死于32岁，科隆波死于43岁，巴·欧斯塔基奥活了50年，而米开朗基罗却活到89岁，提香活到99岁，路易吉·科尔纳罗更几达100岁。路易吉于1467年或更早时生于威尼斯，他很有钱，足可享受吃喝玩乐，这些“过度的吃喝玩乐使我变成各种痛苦的牺牲品，胃痛、左右胁阵痛、痛风症……几乎不断地轻微发烧……无法止住的渴，这种恶劣的情形使我无所希望，只有死才能终止我的痛苦”。当他40岁时，他的医生放弃所有的药物，告诉他唯一恢复健康的希望在于“过节制而有规律的生活……除了给病人吃的药单上所列的药之外，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我一概不可食用，只能吃少量食物”。他获准吃肉、喝酒，但总是很有节制。不久，他每天的食量便减至12盎司食物和14盎司酒。一年之内，他告诉我们：“我发现我已痊愈……我这时最健康，打从那时起，便一直保持到现在。”——83岁。他发现这种规律而适度的生活习惯，也可在心理和个性方面产生相同的效果，他的“脑一向都很清醒……忧郁、憎恨及其他的情感都离开了他，甚至他的审美感也敏锐了，以前觉得可爱的事物，现在显得更加美丽”。

他在帕多瓦度过恬静舒适的晚年，从事并资助公共事业，83岁时，写了他的自传《清醒先生的生活》（Discorsi della Vita Sobria）。丁托列托为他画了一幅令人愉快的肖像：光秃的头，红润的脸，清澈有神的眼睛，慈祥和蔼的皱纹，稀疏的胡子，在此垂暮之年，双手仍如贵族青年。他80岁的活力鼓励我们，他唤醒了那些认为人生过70便无意义的人：

让他们来看，来为我的健康而惊奇。看我如何独自跃上马背，看我如何跑上楼梯、奔上山坡，看我如何快乐、喜悦和满足，看我如何没有烦恼与忧虑。安详和欢乐从没离开我……我的全部机能（谢谢上帝）仍然强健，包括味觉，因为我现在更喜爱定量地食用粗茶淡饭，而厌弃当年无规律时代的美食……我回家时，所看到的不是一两个孙子，而是11个……我喜欢听他们歌唱，听他们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我自己也唱，并发现我的歌喉比以前更佳，更清亮……因此，我的生命是活跃的，不是死寂的，我不愿以我的晚年交换供情感驱策的青年。

86岁时，仍然强壮有力的他写了第二篇文章，为了能使一些朋友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而高兴。91岁时，他又写了第三篇散文，说明如何“不断地写作，用我自己的手，一天8个小时……除此之外，我边走边唱地度过另外几个钟头……因为我觉得，当我离开桌子时，我就必须唱……喔！我的歌声变得多么美妙和洪亮！”92岁时，他写了“一篇可爱的劝世文，劝告世人遵循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他企望活一个世纪，企望官能、感觉和活力渐次减弱而安逸地死去。1566年，他安详地离开人间，有人说他活了99岁，有人说是103或104岁。据说，他的太太遵循他的诫言，活了将近一个世纪，死时“身体十分安适，灵魂十分安逸”。

在这么小的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不能希望发现一位大哲学家。一位意大利的新教徒伊库甫·阿孔齐奥（Iacopo Aconzio）在一篇叫《方法论》（De Methodo，1558年）的论文中，为笛卡儿打开了一条新路。在《撒旦的阴谋》（De Stratagematibus Satanae，1565年）一书中，他更大胆地提出，所有的基督教义可以浓缩成全部基督徒所遵循的少数教条，不必包括三位一体的理论。马·尼佐利（Mario Nizzoli）为培根开拓了一条新路。他反抗亚里士多德继续称霸哲学界，他呼吁要直接观察，不要演绎推理，并指责逻辑是颠倒是非的工具。布·提尼西奥（Bernardino Telesio）在《论自然》（De Rerum Natura）一文中，支持马·尼佐利和皮·拉米（Pierre la Ramée）反抗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提倡经验科学：自然界必须由我们的感官体验，在它自身的范围内获得解释。布·提尼西奥说，我们所看到的，是由两种力量的作用而产生的现象：一种是来自天上的热，一种是来自地中的冷。热产生扩张和运动，冷产生收缩和静止。在这两种原动力的冲突中，存在着所有物理现象的内涵实质。这种现象，根据自然的因和不可分割的法则进行，不受神的干扰。但大自然并不是静止的，跟人一样，事物之中也有灵魂。卡帕尼拉（Tommaso Campanella）、布鲁诺和培根都从这些观念中获得某种启示。教会一定仍然有某种尺度的自由，才能使提尼西奥自然死亡（1588年）。若在12年之后，宗教裁判所一定会判吉·布鲁诺火刑。

文学

当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尔于1526年从维罗纳迁居阿让（Agen）时，法兰西便接掌这把火炬。请注意战争对书籍生意的影响：在15世纪的最后20年，佛罗伦萨出版了179本书，米兰228本，罗马460本，威尼斯1491本；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罗伦萨出版了47本，米兰99本，罗马41本，威尼斯536本。研究古典学术的研究院——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罗马的庞波尼阿斯·赖特学院，威尼斯的新学园、那不勒斯的彭塔努斯（Pontanus）学院，在这一时期都不复存在，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研究异教哲学是受禁止的；意大利文也取代拉丁文成为文学语言。新的学院兴起，主要的兴趣是文学和语言批评，并成为城中诗人的交流中心。于是，佛罗伦萨有迪拉·库卢斯卡（Della Crusca）学院（1572年）和乌米迪·库卢斯卡（Umidi Crusca）；威尼斯有皮尼格利尼（Pellegrini），帕多瓦有伊利提（Eretei），每一个新团体都有滑稽的名字。这些学院鼓励有才气但被压抑的天才，诗人们努力遵守修辞家制定的规则，于是，灵感逃得无影无踪。米开朗基罗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院，虽然他跟别人一样，把他的才气消耗在陈腐的观念上，把他的天才之火吹进冰冷的彼特拉克的模子，他的十四行诗形式粗陋，但感触和思想洋溢，是当时最好的意大利诗。阿拉马尼（Luigi Alamanni）自佛罗伦萨逃往法兰西，作了一首田园诗《耕种》（La Coltivazione），在联合耕种和诗方面，它并不比维吉尔的《田园诗》（Georgics）差多少。塔索在他一生的不幸中，叙述他著名的儿子塔索的变化，他的抒情诗的技巧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他的史诗《阿马迪奇》（Amadigi）是极庄严的诗化侠士小说。意大利的人民因在《阿马迪奇》这首诗中，发现缺少了阿廖斯托的有发酵作用的幽默，便悄悄地埋了它。

自从《十日谈》开创了古典文体后，短篇小说仍然受欢迎。用平易的文字描写戏剧性的事件或意大利的日常生活，小说普受各阶层的爱好，它们常被大声朗诵给热爱的听众听，文盲尤其狂热，以至于其听众遍及全意大利。今天看来，我们会感到惊讶，文艺复兴时代的妇女怎么会如此有耐心，听到这些故事都不会脸红，爱情、诱奸、暴力、冒险、幽默、伤感、风景的叙述是这些故事的题材，并包括各个阶层的形态和人物。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熟练的写小说的人。在萨莱诺，马萨乔于1476年出版了他的《诺维利诺》（Novellino）——包括50个故事，描述王公的慷慨、女人的淫荡、教士的不守清规及人类的伪善，虽然不如薄伽丘的短篇小说文雅，但在诚意、力量和口才上，却常胜之。在锡耶纳，小说充满浓厚的色情，内容全是滥爱的故事。佛罗伦萨有4个小说家，薄伽丘的朋友和模仿者弗兰科·萨凯蒂写了300篇小说，其粗俗和猥亵使这些小说到处受欢迎。安·菲伦佐拉的许多小说是讽刺教士的罪恶的，他描述修道院中的秘闻，暴露接受忏悔的神父如何引诱良家妇女离开家庭，走入修道院。而他自己后来变成了瓦伦布罗萨教会的修道士。安·格拉齐尼（Antonfrancesco Grazzini）擅长写欢乐的故事，他的面貌酷似好恶作剧的皮卢卡，但他也能描写性和血，如一个丈夫发现妻子与儿子通奸，砍掉他们的手脚，挖出他们的眼睛，割掉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在他们做爱的床上流血至死。多尼是塞尔维特的修道士，因鸡奸被逐出修道院（1540年）。在皮亚琴察，他参加奉祀普里阿波斯的一个荒淫的俱乐部；在威尼斯，他变成阿雷蒂诺的敌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佛罗伦萨人多尼的地震及当代巨像和无理性的反基督徒的灭亡》（Earthquake of Doni the Florentine，With the Ruin of the Great Colossus and Bestial Antichrist of Our Age）。他也写小说，以讽刺性的幽默和风格出名。

这些小说家中，最好的要算玛泰奥·班狄洛，他一生游遍半个欧陆，活了大半个世纪。他出生在托尔托那附近，不久便进入多米尼克修道院，院长是他的叔叔，他在米兰的加里西圣玛利亚修道院中长大。当达·芬奇在修道院的食堂画《最后的晚餐》及贝亚特里斯葬在邻近的教堂时，他可能在那里。他在曼图亚当了6年的王室家庭教师，同卢克雷齐娅·贡萨加调情，并看到伊莎贝拉以她所有的画与衰老搏斗。回到米兰后，他极力支持法国反抗西班牙与日耳曼在意大利的联军。法军在帕维亚惨败后，他的房子被烧毁，图书馆几成废墟，其中有一部他几近完成的拉丁文辞典。他逃往法兰西，投靠多米尼克会的会长弗雷戈索（Fregoso），因为表现良好而被升为阿让的主教（1550年）。空闲时，他整理多年来写成的214篇故事，以文学形式加以润饰，并以其主教的赦免罪掩饰轻微的淫亵色彩，在卢卡把这些故事分成3册印出（1554年），在里昂出版第4册（1573年）。

跟其他小说家一样，班狄洛的故事大部分写的是爱和暴力，或苦行僧、僧侣及传教士的道德。一个甜美的少女为报复一个不忠的爱人而用铁钳把他撕成碎片，一个丈夫强迫与人通奸的妻子亲手勒死奸夫，一座充满淫秽的修道院更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有些班狄洛的故事提供了戏剧的题材，韦伯斯特（Webster）采用其中一则写成《玛尔斐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班狄洛生动而有技巧地叙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把他们的爱情活生生地表达出来。我们摘录最浪漫的一段作为例子：

罗密欧不敢问这位少女是谁，他专心地注视着她美好的身段，仔细地注意她所有的动作，饮下了甜蜜的爱情毒酒，惊叹她的每一部分和姿态。他坐在角落里，当舞会进行时，一切便都尽入眼底。朱丽叶（这位少女的名字）是举办这次宴会的主人的女儿。她也不认识罗密欧，只觉得他是所曾见过世上最英俊、最潇洒的男人，奇妙地喜欢上他，便柔柔地、偷偷地看他，心里感到莫名的甜蜜，使她非常快活。因此，她很希望邀他参加舞会，以便能仔细地端详他，并听他说话，当她还沉醉于他的眼睛时，他的谈吐定会使她感到同样高兴。她凝视着他，但他一直孤独地坐着，似乎没有意思要跳舞。他正专注地脉脉含情地望着少女，她也只想着看他。他们就这样彼此凝视着，当眼光偶尔碰触，他们含情的双眸便交织在一起。他们约略感觉到对方的爱意，尤其是当他们的眼眸相遇，两人便都发出爱的叹息，他们似乎都想用言语来诉说他们刚刚滋生的情意。

班狄洛的最高潮安排得比莎士比亚更巧妙，罗密欧不是在朱丽叶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前死去，而是罗密欧发现朱丽叶已死，在绝望之余饮下毒药，而药性尚未发作之前，发现朱丽叶醒来。由于高兴她的复活，他竟忘了吃下去的毒药。这一对情侣有数秒钟的狂喜。当毒性发作，罗密欧死去时，朱丽叶便用他的剑自刎而亡。

佛罗伦萨的暮光（1534—1574）

统治一个没落的国家要比统治一个强盛的国家容易得多，衰弱便招致外侮，佛罗伦萨再度被美第奇打败之后（1530年），很疲乏地臣服于克莱门特七世的统治，她因暴君亚历山德罗·美第奇被远亲美第奇的洛伦齐诺所杀（1537年）而高兴，但她不把握住这个机会重建家邦，却接受第二个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统治，期待他会表现出第一个科西莫的智慧和政治风度。科西莫的直系亲属此时已经不在，这个科西莫是第一个科西莫的兄长大洛伦佐·美第奇（1395—1440年）的后代，圭恰尔迪尼安排当时仅18岁的新统治者登基，希望变成幕后的势力，但他忘了这位年轻的美第奇族人是乔万尼·美第奇的儿子、卡泰丽娜·斯福尔扎的孙子，至少两代以来都具有刚强的血统。科西莫亲自把政，牢牢地抓住27年的政权。

他的性格和政府好坏兼而有之。他严厉、残酷，不像较早的美第奇族人，他并不费神于维持共和国的形式和名义，他组织侦探的系统，深入每个家庭，而用教区牧师做间谍。他加强信仰统一，跟宗教裁判所合作。他贪婪财富和权力，操控政府的谷粮专卖，苛征臣子的税捐，废除半共和式的锡耶纳，使之跟阿雷佐和比萨一样，变成他领土的一部分，并说服教皇庇护十五世，封他做托斯卡纳的大公爵（1569年）。

另一方面，他组织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可靠的军队和警察、称职而不腐败的司法体系。他生活朴实，避免浪费的典礼和展览，节俭地处理财政，留下充裕的国库给他继位的儿子。街道和大路上的秩序及安全，使因一连串的革命而衰竭的工商业复兴。他邀请并保护葡萄牙的犹太人以促进工业发展。他扩建里窝那，使之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他致力于开发梅玛（Maremma）的沼泽地带，清除该地区及锡耶纳附近的瘴气。在他开明的专制下，锡耶纳跟佛罗伦萨一样，变得空前的繁荣。他用一部分财力资助文学和艺术，不浪费且分等级。他更将乌米第圣院（Accademia degli Umidi）提升为斐奥伦提那学院（Academia Fiorentina），使之成为官办学院，并委之制订合适的托斯卡纳习惯的标准。他跟瓦萨里和切利尼做朋友，努力争取米开朗基罗回到佛罗伦萨。退位后，他又建立一所设计学院（Arte del Disegno），在比萨建立一所植物学校（1544年），在年代和良好的程度上仅次于帕多瓦的一家学校。无疑，科西莫会辩称，若开始时他不施铁腕，便无法完成这些善举。

45岁时，这位铁打的公爵已因权力的紧张及家庭悲剧心神交瘁。1562年，当他正致力于开发梅玛沼泽地带时，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相继患疟疾而在数月内死去，一年后，又失去一个女儿。1564年，他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美第奇，他想用寻花问柳的方式安慰自己，但发现滥交比婚姻生活更令人生厌。他在1574年死亡，享年55岁。其一生所为，堪与其祖先中最好的相比，也可与最坏的并论。

虽然佛罗伦萨不再产生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在这个时期，没有艺术家可匹敌文雅且举世有名的提香、暴躁的丁托列托或乐天派的韦罗内塞。但在第二个科西莫的统治下，佛罗伦萨繁荣的程度，是一个在叛变和战败中长大的城市中少见的。即使如此，切利尼仍批评科西莫雇用的艺术家是“现代世界所没有的一群”。这是典型的嫉妒。切利尼认为这个公爵是一个鉴赏力高而不够慷慨的赞助人，也许是因为这位能干的统治者比较注重经济重建和政治安定。瓦萨里形容科西莫为“爱护所有艺术家、爱护所有有才气的人”。发现伊特拉斯坎文化，并挖出著名的狮头羊身龙尾的“喷火怪兽”（The Chimera）、“演说者”（The Orator）、女神密涅瓦等雕像的基乌西（Chiusi）、阿雷佐及其他地区的挖掘工作，就是科西莫赞助的，他尽数收购这些文物。1494年至1527年自美第奇宫掠夺出去的艺术宝藏，加上他自己的收藏，统统存藏在百年前卡卢卡·比蒂已开始储藏的宫堡中，阿马那提（Ammanati）扩建这座宫堡，使之成为他的官邸（1553年）。

阿马那提与瓦萨里这两位当代的建筑大师住在佛罗伦萨。阿马那提为科西莫在比蒂王宫后面建造著名的波波里（Boboli）花园，并在亚尔诺河上搭造美观的圣特里尼塔桥（1567—157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毁。他也是绘画和雕刻的能手，他在雕刻比赛中打败了切利尼和乔万尼，雕刻装饰巴吉诺宫廷的“朱诺”。晚年，他为雕刻许多异教人物而道歉，异教文艺复兴（Pagan Renaisance）此时（1560年）已渐趋没落，基督教再度赢得意大利人的心。

使切利尼恐惧的是科西莫宠爱巴吉奥·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听切利尼痛骂班迪内利是科西莫的消遣之一。班迪内利很不合群，他夸称要超过米开朗基罗，并且极爱批评别的艺术家，致使最温和的圣索维诺都想杀他，几乎每个人都讨厌他。但他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有许多聘书，这表示他的才干比人品好。利奥十世希望复制在布尔瓦德尔宫的《拉奥孔》雕像，送给弗兰茨一世做礼物，比别纳主教便请班迪内利从事这项工作。班迪内利夸言所做的仿制品一定会比真品好。使大家不解的是他居然差不多成功了，克莱门特七世很满意这个结果，竟把真品送给弗兰茨，而把复制品留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后来便是由此流落到沃夫兹画廊的）。班迪内利为克莱门特和亚历山德罗·美第奇雕了一组巨大的《海格力斯和卡库斯》（Hercules and Cacus），这组雕像被竖立于维奇奥宫的门廊，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并列。切利尼不喜欢这个雕刻，当着科西莫的面，他对班迪内利说：“若把海格力斯的头发剪短些，他的头就显得太小了……他的双肩使人想起驴背上行李鞍的两个篮子，他的胸部和肌肉也不自然，好像烂瓜袋。”尽管如此，克莱门特仍然认为这是一件杰作，除了原定的酬劳之外，还给班迪内利一份丰厚的礼物。他的最后一件作品是给他自己和他的父亲准备的一座坟墓，一完成，他就马上用上了（1560年）。假如没有瓦萨里和切利尼这两位能设计又能写的艺术家的恶意攻讦，他的名气在今天可能还会大些。

乔万尼是比较温和的竞争者。他出生在杜埃，年轻时就到罗马（1561年），决心做个雕刻家，在那边学了一年之后，带着一件泥土做的模型去见年老的米开朗基罗。这位老雕刻家接过手来，用他有力的手指随处捏压，几分钟之后，就使这件模型更加生色。乔万尼永远记得那次拜访，自此以后，他就一直努力不懈，立志与提香并列。他曾回到佛兰德斯，有位佛罗伦萨的贵族劝他在佛罗伦萨研究艺术，并让他在自己的府中住了3年。在威尼斯城中或近郊，有许多意大利艺术家，这位佛兰德斯人花了5年的工夫，才使他的作品被人接受，科西莫公爵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美第奇买了他的《维纳斯》。他参加一项比试，为西贡诺里亚广场设计喷水池。科西莫认为他太年轻，无法担此重任，但许多艺术家都认为他的模型最好，也许是这个模型使他受聘为波隆纳建造一座更大的喷水池。从此，乔万尼被请回佛罗伦萨当美第奇的官方雕刻师。后来他又到罗马，瓦萨里把他推荐给教皇，称誉他是“佛罗伦萨雕刻界的泰斗”。1583年，他塑造一群人，后来命名为《萨宾人之劫》（The Rape of Sabines），一个孔武有力的英雄抓住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的娇躯紧压在他撑住身子的手上，她的背部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可爱的青铜雕刻。

在科西莫的重视下，雕刻家的地位超过了画家。吉兰达约想维持其父的完美而不可得，存藏在华盛顿的卢克雷齐娅·苏马利娅（Lucrezia Summaria）画像可作代表。绰号叫巴奇亚卡（Bachiacca）的乌贝蒂尼（Ubertini）喜欢在小幅的画布上仔细地创作历史画。因出生地而被叫作蓬托尔莫的伊库甫·卡鲁奇（Iacopo Carrucci）机遇非常好，他曾受过达·芬奇、彼罗·科西莫及安德烈亚·萨尔托的指导。19岁时（1513年），他就以一幅画（已佚）震惊艺术界，米开朗基罗也表赞佩，瓦萨里更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壁画”。但不久之后——让意大利人愤慨的是——蓬托尔莫竟热衷于丢勒的版画，舍弃意大利风格的柔和线条与和谐，而趋就德国式的粗重，画生理或心智不宁的男女。在佛罗伦萨郊外的西托萨的壁画中，蓬托尔莫用这种条顿风格画基督的情欲所激起的景象。瓦萨里憎恶这种模仿，他说：“难道蓬托尔莫不知道他致力摆脱的是连德国人和佛兰德斯人都跑来学习的意大利风格吗？”虽然如此，瓦萨里仍承认这些壁画所表现的感染力。在他面前，他从不许提及死亡，因担心被挤死而避免宴会和群众。虽然他本身仁慈且温和，除了他的爱徒布龙齐诺之外，他几乎不信任任何一个人。他越来越渴望孤独，后来竟养成睡在一个只有用梯子可以上得去的楼上房间的习惯，他一上楼后，便把梯子收起来。最后的一件工作——替圣洛伦佐的主教堂作壁画——他单独地工作了11年，包下整个教堂，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不得进入。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他就死了（1556年）。当这些壁画被揭开时，发现人物非常不相称，有兴奋的脸，也有忧郁的脸。让我们用一件较健康成熟的作品纪念他，即现藏华盛顿的乌哥利诺·马尔泰利（Ugolino Martelli）的画像——柔软的羽帽，沉思的眼睛，闪闪发光的衣服，洁净无瑕的双手。

布龙齐诺因以美第奇为主的画集而闻名，美第奇宫有一间画廊全是这些作品。自国父科西莫·德·美第奇至科西莫公爵，若我们以利奥十世袋形的脸做标准，这些画是写实的，其中最好的是乔万尼·美第奇的画像，画得惟妙惟肖——英俊、自负、威风凛凛。

科西莫公爵最喜爱的艺术家可能是乔治·瓦萨里。他诞生于阿雷佐一个已经拥有数位艺术家的家庭，跟西尼奥雷利是远亲。他告诉过我们，这位老画家在看过乔治童年的绘画后，如何地鼓励他研究设计图案。判断文艺复兴时代的道德是要考虑到宽大而有远见的赞助行为的，在那些无数的行为中，有一件是作为伊普里托·美第奇和亚历山德罗·美第奇保护人的帕切里尼（Passerini）主教把乔治带到佛罗伦萨，在那里，这位12岁的小孩与其他年轻的继承者一起研究发财得权之术。他成为安德烈亚·萨尔托和米开朗基罗的学生，他一生尊奉米开朗基罗——破鼻子及全部的一切——犹若神明。

1527年，美第奇被逐出佛罗伦萨时，乔治回到阿雷佐。18岁时，他的父亲因黑死病去世，他发现他已变成三个姐妹和两个弟弟的监护人。仁慈再度解救他，他以前的同窗伊普里托·美第奇请他到罗马去，在那里，瓦萨里潜心三年研究古代艺术和文艺复兴时代艺术。1530年，再度复辟而成为佛罗伦萨之主的亚历山德罗请他住在美第奇宫中绘画。在那里，他画了这个家族的人像，其中包括在潜心研读的洛伦佐及年轻活泼的卡泰丽娜——作奇想貌，好像已感觉到她将成为法兰西的皇后。亚历山德罗被刺之后，有一段时间，瓦萨里无人保护而到处流浪。现代的批评家并不赞赏他的画，但这些画一定曾给他赢得一些名气。因为，在曼图亚有罗马诺供他吃住；在威尼斯，阿雷蒂诺是他魁梧的随伴。他每到一处，便潜心研究当地的艺术，拜访艺术家或其后代，搜集画，做笔记。回到罗马后，他为阿托维提（Altoviti）画了一幅《基督被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他告诉我们，这幅画“很侥幸，没有引起当代最伟大的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的不快”。

把他介绍给第二任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的是米开朗基罗。而在1546年建议瓦萨里为200年来使意大利显得如此杰出的艺术家作传的，便是这位教养极优的主教。在罗马、里米尼、拉韦纳、阿雷佐及佛罗伦萨忙着绘画、建筑的乔治，在百忙之中，将一部分时间义务地奉献给《传记》（Lives）。1550年，他出版了《这些杰出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传记》（Vite de’Piúeccelenti Pittori，Scultori，ed Architetti Italiani）的第1版，并附有一段给科西莫公爵的优美的献词。

1555年至1572年，他是科西莫的首席艺术家。他重修维奇奥宫的内部，并画了一些与其说壮丽不如说巨幅的画，点缀许多墙壁。他建造因政府办公室而名为沃夫兹的一座宏伟的行政大楼，现在成为世界上大艺术陈列馆之一；他领导完成洛伦提那图书馆；筑了一条室内走廊，使科西莫可以由维奇奥宫和沃夫兹，经过韦基奥桥，直达比蒂宫的公爵新邸。1567年，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旅行、研究，一年之后，他出版了一集新的、更大的《名人传》。1574年，他在佛罗伦萨与世长辞，与其祖先同葬于阿雷佐。

他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勤勉的求知者及一位慷慨而又聪明的批评家。简单、有趣，几乎是托斯卡纳的方言俚语偶尔夹杂着小说的生动色彩，他给我们一本历久弥新、最有趣的书，有很多书都是自此抄袭的。这本书的不准确、超越时代及矛盾之处甚多，但有趣的资料和公正的阐释俯拾皆是，它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的影响，就如普卢塔克对希腊和罗马英雄的影响一样。以后的数百年内，它仍是世界文学的古典作品之一。

切利尼（1500—1571）

这个时代，在科西莫·美第奇的宫廷中，有一个人集所有的暴躁和敏感，追求生命和艺术之美的狂热，对健康、技巧或权力的自负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于一身，除此之外，他还有倾泻思想和感触、变化与完成的自然天赋。切利尼不完全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才人物，他缺乏安杰利科的虔诚、马基雅维利的技巧、卡斯底里欧尼的谦虚和拉斐尔乐观的文雅。当然，并不是所有这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都跟切利尼一样遵循法律，当我们阅读他狂烈的叙述时，我们会感觉到，此书比其他任何人的书，甚至于瓦萨里的《名人传》，更能把我们带到文艺复兴的幕后，进入到它的核心。他坦率地开始：

所有的人，无论禀赋如何，只要他们做了最完美的或接近最美好的事，若他们是诚挚的人，便应该用他们自己的手，写出他们的一生。但是，在40岁之前，他们不该从事这样美好的事业，现在，我已快度过48岁，而且在我的出生地佛罗伦萨，这种责任感在我心中出现。

他很骄傲他出身寒微而竟使其家庭闻名于世。同时，他也郑重声明，他是恺撒麾下一位军官的后裔，他警告我们说：“在这个工作中，经常有机会便会自然而然地吹嘘起来。”他被取名为贝内维努托（Benvenuto），因为其双亲本预料会是女孩，后来发现生下的是个男孩，至为惊喜。他的祖父，可能犯了卡·科拿洛所有的戒律，却活了100岁。切利尼承继他的活力，活了71岁。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象牙雕刻匠和笛迷，他的希望是切利尼将来成为职业笛手，在美第奇宫廷中的乐队里当乐师。几年后，当他听说他的儿子在克莱门特教皇的私人乐队中担任笛手时，他似乎比听说他儿子在做金匠赚钱、出名更高兴。

然而，切利尼对美的形式的热爱甚于悦耳的声音。他看到一些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便对艺术着迷，他研究《比萨之役》（The Battle of Pisa）的连环画，印象至为深刻，甚至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画，他都认为较差。不顾他父亲的期望，他去当金匠学徒，但为了孝顺，他仍然继续练习讨厌的笛子。在弗拉·菲利皮诺·利比家中，他发现一本代表罗马古艺术的画集，他燃起了亲自去看那些范本的欲望，经常与朋友谈论要到都城去的事。有一天，他跟一个年轻的木雕匠塔索（Tasso）漫不经心地走着，热烈地交谈着，后来发现已走到圣卡托里尼（San Piero Gattolini）的大门，切利尼说他当时觉得他们已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半途上。经过互相激励，他们继续走，一里一里地，终于到了33英里外的锡耶纳。这时候，已无法再走，切利尼有足够的钱雇一匹马，两个年轻人便共骑一马，“我们一路上唱着笑着，终于到了罗马。那时候，我刚满19岁，这个世纪也是一样（1519年）”。

在罗马，他找到一份金匠的工作，研究古代的遗物，还赚了些钱寄给他的父亲。但这个昏聩的父亲不断催促他回家，两年之后，切利尼便回到佛罗伦萨。他并没有定居下来，因为在一次争吵中，他击伤了一个青年，以为这个青年已经死了，他又逃到罗马（1521年）。他在西斯廷教堂研究米开朗基罗的画，在基吉别墅和梵蒂冈研究拉斐尔，他领悟到男人与女人、金属与树叶所有有趣的形态和线条。不久，他便成为罗马的最佳金匠。克莱门特本以为他是一名吹笛手，后来才发现他在构图上的才华。切利尼为他铸就很美观的铜币，教皇命他做“教廷廷库的铸币官”，即为教皇通币设计官。每个主教都有印玺，这种印玺有的“大如12岁孩童的头颅”。这种印玺是用来印盖漆封的信件的，有些玺价值100克朗。切利尼刻玉玺和铜币、镶宝石、铸勋章，在宝石的浮雕上饰珐琅，用银子和金子做了成百个不同的图案。“这些不同的艺术，互异其趣，大相径庭，是以在某种艺术上非常优秀的人，若从事于另一种艺术，就很难获得同样的成功；而我却尽全力精通全部，在某些地方，我将证明我已达到我的目的。”

几乎在每一页的叙述中，切利尼都很自负，以其恒心与毅力，我们终于相信他。他提及他的“相面术及身体的对称”，我们无法否认，“自然赋予我如此快乐的气质，使我具有如此至佳的条件，只要我高兴做什么，便可随心所欲，在这些令人愉快的事物中，有一个经常做我的模特的美女……有时我常常与她共度良宵……有时于狂纵性欲之后，我的睡意极浓”。一觉醒来，他发现已患了性病，在50天之内，他被治愈了，便又找上另一个女人。

当我们知道切利尼逾越教规和法律之后，而良心如此安宁时，16世纪意大利城市生活的无法无天便可略知梗概。显然，罗马的警察制度是松弛的。一个本能强烈的人可能自律——有时必须如此。被触怒时，切利尼“感到发烧”，这种发烧“若我不发泄，就可能致我于死”。生气时，“我便想我应该吟诵我的赞美诗”。他曾与人争吵过百次，但他保证，除了一次之外，他都是对的，他将匕首戳进一个对手的体内，奇准无比，那个人竟倒地而亡，“我只刺在他的耳朵下面，只打了他两拳，因为第二拳他就倒地不能动弹了。我无意杀死他，但就如俗语所说，打击是无法度量的”。

他的宗教理论跟他的道德观一样，是独立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对的（除了一次之外），所以他一直觉得上帝一定护着他，使他更有力量。在谋杀中，他求助上帝，也将他的成功归功于上帝。可是，当上帝没依他的祈祷帮他找到他失去的情人安杰莉卡时，他又转而求助于魔鬼了。一个西西里的巫术家在晚上带他到荒废的圆形大戏场去，在地上画了一个魔圈，点上火，火焰喷散芬芳的香味，而且，还用希伯来、希腊和拉丁语的咒语召集恶魔出现。切利尼相信有成百的幻影出现在他眼前，并相信他们预言他会和安杰莉卡重逢，他回家之后，整夜都看到恶魔。

帝国的军队洗劫罗马时，切利尼逃到圣安杰洛城堡充当枪手，他断言是他射死波旁公爵的，也是他精确的枪法使敌人无法近城，因而救了教皇、主教和自己。我们不知其真实度有多高，但我们可以相信，克莱门特回到罗马之后，封他为显贵，俸禄每年200克朗，并说：“假如我只是一个富有的皇帝，我会把视力所及的所有土地都给切利尼，现在虽已破产，我无论如何要供给他足够的食物，满足他的需要。”

保罗三世继续赞助他。也许为自我安慰而夸大其词，切利尼引一段保罗对一个反对如此宽待他的人所说的话：“你要知道，像切利尼这样的人，其工作是最崇高的，自应超然于法律之上，而且，据我所听到的，他受到的指责更多。”但是，保罗的儿子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跟切利尼一样，是个粗心的流氓，他终于使教皇与切利尼对立，甚至连切利尼的艺术都不足以消除这种影响。1537年，切利尼终于放弃在罗马的店铺，前往法兰西，途中在帕多瓦，受到本博热诚的款待，他为本博画了一小幅肖像，本博则送马匹给他及他的同伴作为酬谢之礼。他们越过格里松斯，经苏黎世、洛桑、日内瓦及里昂到巴黎。在巴黎，切利尼也发现了对手，罗西，这位佛罗伦萨的画家，不愿有对手来跟他分享国王的钱，他用各种方法阻碍这个新来的人。最后，切利尼见到弗兰茨时，发现国王正忙于应付战争。生病又想家，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徒步到洛雷托，越过亚平宁山脉，回到罗马。他发现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控告他窃用教皇的珠宝，这使他至为惊骇，他被关进城堡中数月。他逃出城堡，在途中撞断了一条腿，再度被捕，在地下室被囚了两年，后来因弗兰茨一世的请求才获得释放。当时，弗兰茨一世热烈地请求他到法国服务，于是，他再度翻越阿尔卑斯山（1540年）。

他在枫丹白露晋见国王，受到热情的接待，并在巴黎获赐一座邸堡，作为他的家和工作室。当占据者拒绝迁离时，他用武力加以驱逐。法国人不喜欢他的态度和谈吐，伊坦普（Etampes）夫人因他对她缺乏敬意而憎恨他。她听说他丢掷城邸住民的门窗和家具时，她警告弗兰茨说：“那个魔鬼在这几天内就会扫平巴黎。”这位诙谐的国王很喜欢这个故事，为艺术而原谅切利尼粗暴的行为，并给他700克朗的年俸，另加500克朗作为他由罗马到巴黎的旅费。此外，切利尼为他而作的艺术作品另外论件计酬，知道这是24年前给达·芬奇的条件时，切利尼感到很骄傲。

有一位被逐出的房客在法院告他偷窃，法院的判决对切利尼不利，他大胆地驳回该判决：

当我发现我的动机不公平地被忽视时，为了自卫，我只好求助于我所携带的匕首了。我一向喜爱保存精致的武器，我攻击的第一个人是控告我的原告，有天晚上，我刺伤他的腿部和手臂，伤势非常严重，使其双腿因而残废。但是，这还是因为我当时一直注意不要杀死他的结果。

这位原告显然不敢再追究这件事情，于是切利尼可以在别的方面发泄其精力，在他巴黎的画室中，他养着“一个可怜的少女卡泰丽娜，我留养她主要是因为我的艺术，因为我作画时不能没有模特，但也因为我是男人，所以兴之所至，我也玩玩她”。为了获得优厚的报酬，卡泰丽娜也跟他的助手米奇尼睡觉。切利尼知道后，便打她，一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他的佣人罗伯特责备他为了这么平常的事情而如此残酷地惩罚人，难道他不知道，“在法国，没有不戴绿帽的丈夫吗？”第二天，他又叫卡泰丽娜当模特，“作画时，几度发生爱欲。最后，与前一天的同一时间，她把我气得七窍生烟，我又狠狠地打了她一顿。这种情形继续了好几天……同时，我也以一种使我成名的风格完成了我的作品”。另一个模特珍妮（Jeanne）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他给这个母亲一些钱财，“从那时起，我与她再也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后来被护士闷死了。

弗兰茨一直忍耐着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最后，切利尼在巴黎树敌太多，要求国王允许他前往意大利，国王没有同意。切利尼仍然离开法国，经过艰苦的跋涉之后，又回到他的故乡佛罗伦萨（1545年）。在那里，他表现他本性善良的一面，接济他的妹妹及她的6个女儿。他发现科西莫不如弗兰茨慷慨。他仍然树了很多敌人，但是他为公爵雕了一尊尚佳的半身像（在巴吉诺），并为他塑了一尊最著名的作品《珀修斯》，现存于兰齐（Lanzi）。关于这尊像，他讲了一则很生动的故事：焦虑、辛勤、热冷的侵袭，终于使他发高烧。当他特别为这件工作设计的火炉在熔化金属时，他无法不上床休息，而这些熔浆明显地不够填满巨大的模型。就在数月的心血行将毁于一旦之际，切利尼从床上跳起来，丢了锡和锡铅合金的容器在火炉内，这才补足了。这尊铸像十分成功，当这尊像揭幕时（1554年），受到极高的评价，甚至连邦迪内利都加以赞赏。

这个故事由高潮转入平淡无奇，他开始在《珀修斯》这尊铸像的价格上与公爵讨价还价。切利尼期待已久，而科西莫则缺乏资金。这段叙述突然于1562年结束，其中并没提起1556年切利尼两度入牢的事情。在晚年，切利尼写了一篇关于铸造术的论文。纵情享乐了半世纪之后，他在1564年结婚，有两个合法的儿子，在法国有一个私生子，回到佛罗伦萨后也有五个私生子。

他的作品通常小得随时可以移动，其中只有数件知道下落，还可辨认。圣彼得宝库有一座被认为是切利尼所制的华贵银灯台；巴吉诺保留有他的《纳西西斯》和《加尼米德》，两个都是用大理石雕成的，都很完好；在比蒂也有一个信盘和一个水罐，都是银制的；卢浮宫藏有《本博大奖牌》及一座叫《枫丹白露的女神》（The Nymph of Fontainebleau）的青铜浮雕；维也纳保有他为弗兰茨一世做的盐罐；波士顿的加德纳收藏馆（Gardner Collection）有他的阿托维提半身像；他的巨大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存于伊斯科利亚。这些零散的作品无法使我们判断切利尼是一个艺术家，它们的实不符他的名，甚至于强烈的、过分装饰的《珀修斯》也流于文艺复兴衰败时的表现形式。虽然，借用切利尼的话说，克莱门特七世仍然赞誉他为“有史以来技艺最精的艺术家”。一封仍存在的米开朗基罗给切利尼的信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您是世界上最好的金匠。”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切利尼是天才，也是恶棍；是极佳的艺术家，也是谋杀凶手。他生动的《自传》，胜过他的银、金和宝石的浮雕，使我们安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

拱月之星

意大利衰退的时期正是萨伏依公国复兴的时期。8岁的埃曼努埃尔·菲利贝尔（Emmanuel Philibert）可能目睹了法国入侵征服这个公国（1536年）。25岁时，他继承该公国的王冠，但没承继其土地。29岁时，英西联军在圣奎廷（St.Quentin）打败法军一役中（1557年），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两年后，法兰西奉还给他破碎的国家和破产的王位，他重建萨伏伊和皮德蒙特是政治家的精心杰作。他的公国内的阿尔卑斯山坡地是新教徒出没的地带，他们进一步将天主教堂改成白色的加尔文教派礼拜堂，教皇庇护四世给他一年的教会税收，请他平服这个地区。埃曼努埃尔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当这种措施引起大幅度的向外移民时，他转而采取宽柔政策，压抑宗教裁判所的热心，庇护新教徒。他在都灵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并资助编纂一部百科全书。他一向谦恭有礼，但屡次不忠于给他献良策、助理外交，并领导都灵生气蓬勃的社交与文人生活的妻子。埃曼努埃尔去世时（1580年），他的公国已是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地区之一。19世纪时，统一意大利的君王就是他的后裔。

同时，在最近的战争中见风转舵，由依附法兰西转而支持西班牙的安德烈亚·多利亚仍然统治着热那亚。那边的银行家资助查理五世的战争，查理五世以不干扰他们统治该城作为报答。热那亚不像威尼斯因商业活动由地中海转入大西洋而受致命伤，它反而再度变成大港口和战略要地。米开朗基罗的一位学生，佩鲁贾的加利佐·阿勒西（Galeazzo Alessi），在热那亚建造豪华的教堂和宫殿，瓦萨里形容其为意大利最美的街道。

当其王系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弗·斯福尔扎于1535年去世时，查理五世派一个代理人统治米兰。臣服带来了和平，这个古城又恢复往日的繁华，阿勒西在那里建筑美观的马尼洛（Marino）宫。米兰铸币厂的雕刻师列昂·列尼在精细的微型造型艺术上与切利尼竞美，但没有表现出和切利尼一样的才华。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米兰人是圣卡罗（San Carlo Borromeo），在文艺复兴的尾声中，他扮演在古典没落声中圣安布罗西扮演的角色。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21岁时，他的叔叔庇护四世封他做主教，22岁时（1560年）便升为米兰总主教。那时，他可能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的教士。但除了总主教的法权之外，他放弃所有的圣禄，而将所得捐助慈善事业，一心一意献身于教廷。他创设圣安布罗西的地球扁平说研究社，延聘耶稣会教士到米兰来，并大力支持仍然忠于天主教义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由于惯于财势，他坚持其主教廷中完全中古式的审判权，包揽大部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工作。他的总主教教廷监狱中，关满了罪犯和异教徒。24年来，他是该城的真正统治者。在他对于一致和道德的热衷下，文学和艺术遭了殃。但建筑师和画家佩莱格里诺·提巴第（Pellegrino Tibaldi）在他的赞助下飞黄腾达，设计了大教堂中唱诗班的席位。1576年黑死病猖獗之时，大部分显贵都逃走了，这位总主教留下来坚守岗位，安慰病患，不眠不休地拜访、看护、祈祷，这种表现使他所有严厉的措施均可原谅。

大主教托·加里奥（Tolomeo Gallio）也许不相信有另一个天堂，在科莫湖（Lake Como）畔建筑以斯特别墅（1568年）。在布雷西亚，莫里托的学生吉·莫洛尼（Giambattista Moroni）画了数幅人像，可与提香的作品并列。在克雷莫纳，坎皮（Vincenzo Campi）承袭家风，也画了一些画，只是稍微逊色。在费拉拉，埃尔科莱二世与保罗三世达成一项协议，结束长期的争论，条件是由埃尔科莱二世付18万杜卡特给保罗三世，此外，每年交7000杜卡特作为保证金。阿方索二世给该城带来了另一个繁荣的时期，于塔索的《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和瓜里尼的《虔诚的教士》（Pastor fido）达于巅峰。吉罗拉莫（Girolamo da Carpi）从加罗法洛学习绘画，但是（据瓦萨里说），他花太多的时间谈恋爱和玩维忽拉，结婚太早，无法于天才的自我中心中获得乐趣。

皮亚琴察和帕尔马也在这个时期达到全盛，虽然几个世纪来，它们一直隶属于米兰。米兰公国此时已臣服于查理五世，因此，教皇保罗三世将这两个城市并为教皇的采邑，并于1545年，划归其子皮耶路易吉·法尔内塞统治。不到两年，这位新公爵就被一群憎恨他独揽大权的贵族在皮亚琴察暗杀。保罗正确地指出当时代表查理统治米兰的费兰特·贡萨加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并通知当时恰好在其麾下的帝国军队立刻为皇帝占领皮亚琴察（1547年）。保罗死后不久，尤利乌斯三世即派皮·法尔内塞的儿子奥塔维奥（Ottavio）当帕尔马公爵，因为奥塔维奥也是查理的女婿，他得以终生统治帕尔马。

博洛尼亚没有衰落。维尼奥拉（Vignola）在此地为一群商人设计班琪回廊（the Portico de’Banchi），安·莫兰第（Antonio Morandi）为此大学增建一座大体育馆。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写了一本建筑学上的论文，其影响力与帕拉迪欧的论文同样巨大。1563年，教皇庇护四世委派托·罗里提（Tommaso Laureti）在圣彼特尼罗广场造一个喷水池，其雕刻部分由一位刚从佛罗伦萨来的年轻的佛兰德斯艺术家负责，其名可能是得自他最伟大的作品所在地的名称。乔万尼（或称吉安·波罗那）在广大的海神之泉（Fontana di Nettuno）雕了9座人像。在其顶端，他雕的是巨大的海神，赤裸、健壮；在泉的四个角落，他用青铜各雕一尊愉快的小孩嬉戏着跳跃的海豚；在海神的脚下，是4个美丽的少女，流水即自其乳房喷出。博洛尼亚使其名利双收地回到佛罗伦萨，这座壮观的喷水池共花了7万弗罗林。城市艺术精神仍然活在意大利。

若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我们会对她自1527年大劫中恢复的速度感到惊异，克莱门特七世在修复方面所表现的能力要比预防方面强得多。他向查理投降，挽救了这个教皇领地，其税收帮助教皇资助恢复教规及重建部分罗马，宗教改革引起的收入减少尚未影响教皇的国库。保罗三世在位期间，文艺复兴的精神和绚烂似乎暂时恢复过来。

有些艺术在死亡，有一些则在萌芽或变形。与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住在一起的克罗西亚人吉·克罗维奥（Giulio Clovio），几乎是文艺界最后的一颗巨星。1567年，蒙特威尔地在克雷莫纳诞生。不久，歌剧和圣乐就将加入艺术的行列；帕莱斯特里纳的对位弥撒曲已经在庆祝教会重振，意大利绘画的伟大时代已近尾声，乔瓦尼和乌迪内（Giovani da Udine）这两个拉斐尔的发扬者将艺术导向华丽。雕刻也渐趋衰落，拉斐尔和乔万尼·蒙托索里承继其师米开朗基罗的夸张风格而且变本加厉，所雕的人像，四肢竟扭曲成新奇古怪笨拙的姿态。

建筑是这一时期最兴盛的艺术，法尔内塞宫和帕拉丁的公园由米开朗基罗修建（1547年），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完成（1580年）。小安托尼奥·桑加罗设计梵蒂冈的圣保罗教堂（1540年）。通达圣保罗和西斯廷教堂的撒拉里奇（Sala Regia）的大理石地板及窗棂，是教皇保罗三世请桑加罗设计的，墙壁由瓦萨里和朱卡利兄弟作画，天花板则由丹尼尔（Daniele da Volterra）和巴卡粉刷。圣安杰洛的教皇府邸由巴卡、罗马诺和乌迪内作壁画并雕刻。第二任红衣主教伊普里托·以斯特在蒂沃利（Tivoli）附近建造较早的以斯特别墅，皮·李哥尼奥（Pirro Ligorio）设计、朱卡利兄弟装潢娱乐厅。阳台花园仍表现出文艺复兴时代大主教高尚的趣味及挥霍不尽的财富。

这一时期，在罗马及其附近最受欢迎的建筑师是维尼奥拉。自博洛尼亚来罗马研究古代废墟的他，结合阿格里帕（Agrippa）的万神殿、尤利乌斯·恺撒的长方形集会所（Basilica），及融合圆屋顶、拱门、圆柱及三角墙而自成一格。跟帕拉迪欧一样，他写了一本书阐述他的理论。他为大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在维泰博附近的卡帕拉罗拉（Caprarola）设计另一座宽大豪华的法尔内塞殿，获得第一次成功。10年后，他在皮亚琴察建筑第三座，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在罗马的帕·吉里奥（Papa Giulio）别墅为教皇尤利乌斯三世建的波塔·波波洛及吉苏（Gesú）教堂。这座为兴起的耶稣会教士而建的建筑物，维尼奥拉设计宽高皆令人难忘的本堂，并将甬道改造成小教堂。后代的建筑师以此教堂作为第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弯曲的形式与装饰相融。1564年，维尼奥拉继米开朗基罗之后，成为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并参与建筑由安杰洛设计的大圆顶。

米开朗基罗：晚年时期（1534—1564）

这些年来，米开朗基罗似乎一直是另一个时代的无羁的幽灵。克莱门特死时，他已59岁，但似乎没有人会想到他已赢得休息的权利，保罗三世与乌尔比诺的弗朗西斯科·罗维尔为获得他而竞争。身为尤利乌斯二世的遗嘱执行人的公爵吵着要求完成他叔叔的墓，并挥舞早就由安吉罗签字的契约，但庄严的教皇充耳不闻，保罗对米开朗基罗说：“30年来，我一直要你为我工作，现在我已位居教皇，你会让我失望吗？那张契约应该撕掉，无论如何我要你为我工作。”公爵反对，但最后以一座比尤利乌斯想象的小得多的陵墓解决争端。这座坟墓被视为一件失败的作品，是使这位一代宗师的晚年趋于晦暗的原因之一。

1535年，获胜的教皇颁布令状，任命米开朗基罗为梵蒂冈的首席建筑师、雕刻师和画师，并宣布他在各方面卓越的成就。这位艺术家成为教皇家庭中的一员，并获得一年1200克朗的终身俸。克莱门特七世去世前不久，曾请他在西斯廷教堂的道坛后面画一幅《最后的审判》。保罗建议这项工作现在必须实现，米开朗基罗不太愿意，他要用雕刻，不要用绘画，他喜欢与铁锤和凿子为伍甚于画笔，所要画的墙壁的面积——66英尺长、33英尺宽——可能使他犹豫。然而，1535年9月，60岁的他终于开始他最著名的画。

也许，他一生接二连三的挫折——尤利乌斯二世残缺的坟墓，在博洛尼亚为其所雕的像被毁，圣洛伦佐的前庭与美第奇的坟墓尚未完成——在他内心汇成一股痛苦的洪流，在这幅画中化为神圣的愤怒。萨沃纳罗拉的记忆在他脑海中盘旋了40年——那些可怕的命运的预言、那些对人类劣根性的讨伐、教会的腐败、美第奇的暴政、知识的骄傲及异教的欢乐，那些凋敝佛罗伦萨灵魂的地狱。此刻，死去的烈士将从基督教国度中最高的道坛出来再度发言。这位达·芬奇称为对但丁极有研究的忧郁的艺术家再度沉浸于《炼狱》的苦海中，将其恐怖的景象绘制在墙壁上，使后代的教皇在主持弥撒时无法逃避在他们面前的审判。同时，在一个不久之前还轻蔑人体的宗教的堡垒中，他还是拿着画笔的雕刻家，画各种不同的形象——痛苦的表情，死者由昏沉而转兴奋的复活，夸张的天使带着命运的呼唤，仍带伤痕的耶稣基督，以其宽阔的双肩和强而有力的双臂，把那些自视高于上帝命令的叛徒掷入地狱。

他本身的雕刻家的气质破坏了这幅画。这位越来越笃实的严谨的教徒坚持用雕刻来表现众多且结实的身体：在艺术和诗中被想象成快乐的小孩、温雅的青年或柔软的女孩，在他手中变成在空中追逐的运动选手；遭贬谪的与获救的同样值得救赎，因为他们的形象酷似上帝，甚至耶稣基督在盛怒时，也变成西斯廷天花板上“亚当”的化身——以人类的形象塑成的神明。这幅画的肉太多，太多的手臂和大腿，屈筋和膨胀的小腿肚，无法提起精神来沉思罪恶的代价，甚至连好色的阿雷蒂诺都认为这么多的裸体像实在有点失当。每一个人都知道保罗三世的典礼官比亚吉奥·西斯纳（Biagio da Cesena）如何地埋怨这幅画，他认为这幅画用来装饰酒店要比放在教堂合适些，而为了报复，米开朗基罗又如何地把比亚吉奥列入被诅咒的一群。尤其是比亚吉奥请求保罗下令抹去他的画像时，保罗又如何幽默而富有神学理论地回答说，甚至教皇都无法自地狱中释放一条灵魂。后来，由于比亚吉奥一批人的强烈抗议，保罗四世才命丹尼尔在引人注目的部位加上裤子，这位可怜的艺术家因此被罗马人叫作“裤子裁缝师”。在这幅幽暗的画面上，最高贵的玛利亚是全身着装的，她的衣服是这位大师在画服饰方面最后一次成功的杰作，其仁慈而令人敬畏的容貌是这个人类溺陷在暴力中的一个拯救的因素。

经过6年的苦工，这幅画终于在1541年的圣诞节揭幕。恰在此时，罗马在宗教方面正针对文艺复兴进行反击，所以，也把这幅《最后的审判》当作神学佳作和伟大的艺术品。瓦萨里推崇这幅画为最好的画。艺术家们佩服它解剖准确，也不因肌肉上的夸张、古怪的姿态、太多的肉体而不满。相反，许多画家模仿这位大师的画法，并组成绘画学派。意大利的艺术则开始衰落。甚至外行人都对因远近而缩小的立体构图感到惊奇，这种构图使画的部分近似浮雕，也惊异于强烈的透视法，这使下面部分的人有2英尺高、中间部分的人有3英尺高、上面部分的人有4英尺高。今天看到这幅壁画的我们无法作精确的判断，因为丹尼尔的添画裤子，1762年又为一些人像添画衣服，还有4世纪的灰尘、烛烟及自然性变黑等已损坏了这幅画。

休息几个月后，米开朗基罗又开始替由安东尼奥为保罗三世在梵蒂冈建造的教堂画两幅壁画（1542年），一幅是圣彼得的壮烈成仁，另一幅是圣保罗的改奉天主。在这两幅画中，这位年事渐长的艺术家再度迷失在夸张人类的形体中。完成这两幅画时，他已经75岁，他告诉瓦萨里说，他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画这些画的，费了很大的力气，也很疲倦。

他并不觉得他已老得不能雕刻了，他说铁锤和凿子使他保持健康，甚至在画《最后的审判》时，他偶尔在画室中的大理石上寻找安慰与情趣。1539年，他雕刻了严肃威严的《布鲁特斯》，可以称得上最伟大的罗马人像雕刻。也许，他借此赞许不久前在佛罗伦萨诛戮暴君亚历山德罗·美第奇的行为，并警告未来的独裁者。11年后，他以较温和的心情雕刻佛罗伦萨大教堂祭坛后面的《圣殇》。他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墓碑，所以非常狂热地工作，经常利用装在帽子里的蜡烛在晚上继续工作。有一次，他锤得太重，损坏了雕像，因而便抛弃了它。他的仆人安托尼奥·米尼请他送给自己当礼物，得到之后把它卖给了一个佛罗伦萨人。对于一个75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惊人的作品，基督的尸体被毫无夸张地表现出来，尚未完成的玛利亚的温柔融入永恒之中。有些人认为，那位戴头巾的尼科底姆（Nicodemus）的尊容可能就是米开朗基罗本人，此时正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他的信仰在本质上是属于中古的，充满了神秘、预言及死亡与地狱的思想，他没有达·芬奇的怀疑精神，也没有拉斐尔的漠不关心。他最喜爱的书是《圣经》和《但丁》（Dante）。他晚年的诗越来越转向宗教：

如今我的生命已越过翻腾的大海，

如一叶扁舟，抵彼宽阔大港，

于最后的审判裁决之前，

所有的人都要依其善恶接受赏罚。

可爱的精灵

使我崇拜，令我痴迷

世俗的艺术，而如今

我方悟其非，

人人皆向而往之，又是何等罪过，

那些轻披薄纱的爱之狂思——

当双重死亡到来时，又该是何等景象？

我确知其一，怀疑另一。

绘画或雕刻如今已无法安宁我的灵魂

因它已归向上帝伟大的爱

而使我们永依十字架的他的双臂

也已展开。

这位老诗人自责过去几年中曾写过一些情诗，但这些只是练习，而不是肉体的爱欲。在米开朗基罗的《诗集》（Rime）中，最诚挚的诗是献给一位年纪稍长的寡妇或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托·卡瓦里尼（Tommaso Cavalieri）是以绘画作消遣的罗马贵族，他到圣安杰洛来学习（约1532年），并以其英俊与仪态迷惑了他的老师。米开朗基罗爱上了他，写情诗给他，坦率吐露爱慕之情，致使后人将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并列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这种男人对男人示爱的情形在文艺复兴时代很普遍，女人之间也是一样。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当时的诗和书札体的一部分，无法获得结论。然而，在诗之外，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在遇到维托利亚·科隆纳之前，对女人似乎一直漠不关心。

他与维托利亚·科隆纳的友谊始于约1542年，当时，他已67岁，科隆纳50岁。一个50岁的女人能轻易地引燃六七十岁男人感情的余烬，但科隆纳无意这样做，她觉得她自己仍然属于已死去17年的佩斯卡拉侯爵，她写信给米开朗基罗说：“我们的友谊是不变的，我们的爱情也很真挚，它有基督教的教义加以束缚。”她送给他143首诗，诗虽好，可无关紧要。他的和诗充满着爱慕与热情，但有文学幻想的毛病。他们碰面时，讨论艺术和宗教。也许她曾向他表示对想改革教会之人的同情，她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生命最好的精神要素似乎都在她的虔诚、仁慈和忠贞中结合起来。当她陪他散步聊天时，他的悲观便消失了。她祈祷，希望他能永远不再是他们相遇之前的他。她死时（1547年），他也随侍在侧。从此，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一直“似是精神错乱，至为消沉”。他自责在那最后的片刻，没有吻她的脸和手。

他担任他的最后一次、最伟大的艺术工作是在她死前不久。小桑加罗逝世时（1546年），保罗三世请米开朗基罗继续完成圣彼得教堂。这位厌倦的艺术家再度抗议，说他是雕刻家不是建筑师，也许是因为他还没忘记建筑圣洛伦佐正门失败的教训。教皇一再坚持，米开朗基罗也就以“无限后悔”的心情答应了。但瓦萨里说：“我相信教皇是受到上帝的指示。”为了这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拒绝额外的酬劳，虽然教皇一再赏赐给他。他开始工作了，他精力的旺盛，是很难从一个72岁的老人身上看到的。

似乎圣彼得教堂的工作还不够沉重，同一年，他又担负另外两件大的工作，他在法那斯宫加建第三楼，其飞檐之美，是受到高度赞赏的。殿中的上两排坐席，瓦萨里更推为全欧最美的。他设计一条宽大的阶梯，通达卡皮托林山的山巅，在最高点，雕塑马可·奥勒留骑马的雄姿。后来，88岁时，在高地的另一端，他开始建造元老院殿，设有豪华的双重楼梯间。他还计划在议事厅的一边建造音乐厅，在另一边建造国家音乐学院。虽然他无法于生前完成这些计划，但其计划终于由托·卡瓦里尼、维尼奥拉和波尔塔一一实现。

保罗三世死后（1549年），有人怀疑其继位者尤利乌斯三世是否会继续任用米开朗基罗担任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米开朗基罗拒绝安东尼奥的计划，建筑一座幽暗的教堂，因为这样会危害公共道德。这位死者的朋友说服两位大主教警告教皇说米开朗基罗在破坏该建筑物。尤利乌斯支持米开朗基罗，但在下一个教皇保罗四世在位时（在米开朗基罗一生中，教皇更迭甚速），安东尼奥派又开始攻击，托言当时已81岁的米开朗基罗已返老还童，破坏的比建设的还多，在圣彼得教堂计划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米开朗基罗又想辞职，拟接受科西莫公爵一再的邀请，重返佛罗伦萨定居。但他有了圆顶的构想，除非其构想有实现的端倪，他绝不擅离职守。苦思多年之后，他终于在1557年用泥土做成了圆屋顶的模型，其宽度及重量在这个建筑上是值得斟酌的。他又花一年的时间用木头制造较大的模型，绘出结构和支柱的计划。这座圆顶的直径138英尺、高151英尺，其顶点距离地面334英尺。这圆顶将坐落在这个十字式教堂交叉处的四个巨大的拱门支持的檐基上，一座灯楼，或只罩玻璃而且较小的圆屋顶将矗立于主圆顶之上，高达69英尺。一个32英尺高的十字架是这个建筑物的顶点，总高为435英尺。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在佛罗伦萨教堂上所建的圆屋顶（米开朗基罗曾谦虚地说它的美是无法超越的）差可比拟，138英尺半宽、133英尺高，地面至圆顶顶端300英尺，加上灯楼则为351英尺。这两座圆顶是文艺复兴建筑史上最大胆的尝试。

1569年，庇护四世继承保罗四世，这个敌人又想换掉他。倦于长期的辩论和反驳，他提出辞呈（1560年）。教皇拒绝批准，于是米开朗基罗继续做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直到去世。后来，事实证明其批评者所说的并非完全不对，在雕刻上，他一向只凭脑海中的观念便开始敲打大理石；在建筑上，他也很少用纸计划，甚至对他的朋友也不说，而只在快要建筑时，才为各部分制作蓝图。他死时，除了圆顶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来。结果，继承他的人便可自由发挥，他们改变他和布拉曼特的希腊式十字架，采用拉丁式的十字架，延伸教堂的东翼，并在前面造高大的正门，使只有在1/4英里外，才能从那一面看到圆顶。唯一属于米开朗基罗的只有圆顶部分，这是1588年波尔塔根据他的计划完成的，隆起的弧线至为宏伟，庄严地俯视着一望无际的地毯。古典的圆柱、嵌壁柱、柱楹及三角楣饰等组成可与古代任何一个有名的建筑物媲美的和谐。在此建筑中，基督教又与古风再度调和，如布拉曼特所立志要做的，他采用万神殿的圆顶和君士坦丁的四方形屋身组成基督礼拜堂，其圆柱之高是史无前例的。

米开朗基罗继续工作到89岁。1563年，他应庇护四世的要求，把戴克里先洗浴室（the Baths of Diocletian）改造成圣玛利亚教堂和修道院。他设计了其中一座城门皮亚门（Porta Pia）。他为罗马的佛罗伦萨人制作一座教堂的模型，瓦萨里也许是太热心的缘故，说根据这座模型建造而成的建筑物将是“人类所看到的最美的”。但在罗马的佛罗伦萨人资金缺乏，这座教堂一直没盖成。

这一代巨匠令人难以置信地精力减退了，从约73岁开始。雕刻石头时，他开始觉得吃力，他似乎从药物或矿物质水中找到了某种缓和剂，但是他说：“我相信祈祷甚于药物。”12年后，他在写给一位侄子的信中说：“在我的身体方面，一切老人的病痛我都有，在涉水时，受石头阻碍，腰背变硬，常常无法爬楼梯。”虽然如此，一直到80岁，他仍然风雨无阻地外出。

他带着宗教的顺从和哲理的幽默走近死亡。“我这么老了，”他对瓦萨里说，“死神往往拉着我的衣服，要我跟他走。”丹尼尔创作的一件著名的青铜浮雕显示了一张有痛苦的刻痕、老而枯槁的脸。1564年2月，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大部分时间都睡在他的旧椅子上。他没有留下遗嘱，只是“把灵魂归给上帝，身体留给尘土，财物送给他最亲近的亲戚”。他死于1564年2月18日，享年89岁。他的遗体被运回佛罗伦萨，埋葬在克罗齐的教堂，祭典连续好几天。瓦萨里热心地为他设计一座豪华的坟墓。

尽管有许多缺点，他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罗斯金说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表现最多最伟大的概念”，即“训练并提升心智的最高天赋的概念”。他是熟巧的构图家，他的构图是他的朋友最珍贵的礼物和窃品。今天，在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室或卢浮宫的图案阁（Cabinet des Dessins），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如圣洛伦佐的正门或《最后的审判》的草图。还有一幅几乎跟达·芬奇的构想一样巧妙的《圣安娜》，及为死去的维托利亚·科隆纳而作的一幅怪画——神秘的表情，颓垂的双乳。在弗朗西斯科所报道的一次会话中，他将所有的艺术归宗于设计：

设计或起草之学是绘画、雕刻、建筑及各种表现的形式，甚至是各种科学的本质，能成为艺术家便拥有大财富……由人类的头脑和双手做成的作品，不是设计本身，就是这种艺术的一支。

成为画家后，他仍然是构图家，他对色彩的兴趣远不如线条。尤其致力于画有含义的形式，表现人类的姿态，或由图案表现人生的哲理。他有菲狄亚斯或阿佩莱斯的手、耶利米或但丁的声音，他来往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旅途中，一定曾在奥维托停留，研究过西尼奥雷利在那里所画的裸体画。这些画与乔托和马萨乔的壁画，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他在他的艺术中所注入的高贵的性质，在分量上远超他人，甚至胜过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他不注重润饰或细节，他不在乎漂亮，风景、建筑、背景、人物神怪、花卉错综并用的图饰，他只让他的主题赤裸裸地、不加修饰地表现出来。他着重的是崇高的理想，再用手以巫师、预言家、圣人、英雄及神的形态加以具体化。他的艺术使用人体做媒介，但那些人体对于他来说，是他的希望与恐惧、他复杂的哲学及他的潜伏于心的宗教信仰的痛苦的化身。

雕刻是他最喜爱、最出色的艺术，因为它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他从没为他的雕像着过色，总觉得形态已经够了，甚至对青铜他都嫌颜色太多，他一直使用大理石做雕刻材料。他画的、建筑的，都属于雕刻，甚至圣彼得教堂的圆顶也不例外。在建筑方面，他是失败的（除了那座宏伟的圆顶外），因为不用人体的比例，他无法构想一座建筑物，而且无法想象除了作为雕像的容器外，建筑物还能是什么东西。他要涵盖整个表面，而不是把表面变成形式的一种要素。他对雕刻是狂热的，他认为大理石一定无情地隐藏着秘密，而他决心把这个秘密揭示出来。但这个秘密是在他本身，太近了，无法完全表露出来。在给他的内在赋予外在的形式的艰苦过程中，多纳泰洛帮了他一点小忙，奎尔恰多些，希腊人较少。他同意希腊人的观点，在他的艺术中，着重于身体部分，而让面部普遍化，甚至定型，如美第奇的陵墓上刻画的女人就是如此。可是，他从未达到——以他的脾气，永远无法注意及此——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希腊雕像表现的淡泊宁静的境界。不表现情感的形式对他是无用的，他缺乏古典的规矩和比例感，他使肩膀太宽于头，身躯太大于四肢，而四肢又结满肌肉，好像所有的人和神都是紧张扑斗的摔跤者。毋庸置疑的，形式派和巴洛克派的艺术是从这些力量和情感的戏剧性的夸张中产生出来。

米开朗基罗没有像拉斐尔那样开设学校，但他训练出几位杰出的画家，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一位名叫波尔塔的学生为保罗三世在圣彼得教堂设计一座陵墓，几可媲美美第奇之墓。可是，一般而言，米开朗基罗在雕刻和绘画上的传人只模仿他的偏激之处，而没有学到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极致及技巧的精纯。通常，一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是传统、方法、风格、历史心境等的结晶，他的超卓的才华穷竭了发展的境域，而使在他之后，必须有一段无助的模仿与没落，然后再兴起一种新的情绪和传统、新的观念、理想或技巧，经历许多奇怪的实验，以寻求另一种规律或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表现形式。

最后必须谈到的是谦虚。我们尊崇米开朗基罗，是因为在其漫长而痛苦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创造，而且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他都有杰作产生。我们看到这些作品从他的肉和血、心智与情感中锤炼出来，而使他有一段时间因创作而虚弱。我们看到它们在千锤百凿、千描百画中成形，一个接一个地，像不朽的人物一样，它们登上永垂不朽的宝座。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也不了解一个善与恶、痛苦与可爱、毁灭与崇高分陈杂列的宇宙。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在怜爱她的孺子，或一个超人为混沌制定秩序、为事物命名取义、赋高贵予形体或思想时，我们会觉得很接近于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道之道的生命、心智和法则。

结语

研究这几个多彩多姿、生气蓬勃的世纪中这么多的事物及人物，一直是一种深沉而令人激动的体验。这份文艺复兴的财富是多么的浩瀚！甚至在它衰落时，都还能产生像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阿雷蒂诺和瓦萨里、保罗三世和帕莱斯特里纳、圣索维诺和帕拉迪欧、科西莫和切利尼这样的人物，及像公爵宫和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样的艺术！那些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生命力是多么令人惊异！

要冷静地批判它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谨慎地分析反对它的理论。文艺复兴（仅限于意大利）本质上是由少数聪明人操纵大多数单纯的人而达成的经济拓展，罗马的财富来自上百万的欧洲家庭虔诚的捐献，佛罗伦萨的光辉是成天工作的下层无产阶级的血汗结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只有分享平民艺术的光荣。在政治上，文艺复兴时代由商业的寡头和军事上的独裁取代共和政体；在道德上，它是一种异教的反叛，腐蚀了宗教理论的道德尺码，放纵人类的本能，让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工商业的财富。没有经过本身已经世俗化、好战的教会的检查，这便是宣称在政府、外交及战争上立于道德之上的国度。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美，但很少是高尚的。在细节上，它胜过哥特式的艺术；在宏伟、和谐及整体的效果上，则又略逊一筹。它没达到希腊艺术的尽善尽美，也没有达到罗马艺术的庄严。富有的贵族使艺术家与工匠分开，使其与人群隔离，也使其依赖突起的君王和暴发户。其灵魂迷失于死亡的古物之上，建筑与雕刻拘泥于古代及外国的形式之中。也许，艺术上的全部复古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一种风格一旦死了，便不能适当地再复活，除非它所表现的文明也能恢复。风格的气势与兴盛在于与当时的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和谐，在希腊罗马艺术的伟大时代中，有一种禁欲的节制，被希腊思想理想化，并常常在罗马的特征中实现。但那种节制跟文艺复兴的自由精神、热情、骚动及过度是迥异其趣的，还有什么能比表现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的特征——平屋顶及天花板，规则的长方形正面，单调的窗户排列——更违反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风尚呢？意大利的建筑厌倦这种单调与虚伪的古典时，它便任其发展了，就像一个威尼斯商人为提香加衣袍，太过装饰与华丽，于是便从古典降为庸俗。

古典雕刻也不能表现文艺复兴，因为雕刻是必须节制的，这种耐久的媒介并不适于表现曲折或痛苦，因为曲折或痛苦的本质是短暂的。雕刻是由冷却的金属或耐久的石头固定的动作，发泄或控制的情感，自时间的破坏力中保留下来的美或形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品多是坟墓或《圣殇》这类，在这里面，无止无休的人终于获得了宁静。尽全力追求古典的多纳泰洛依然执迷于哥特式；米开朗基罗自我束缚，提香囚于自身资质，熬过《奴隶》与《俘虏》，想找到禁欲的安宁，但总因太无拘束、太兴奋而无法休息。恢复的古典遗产是负担，也是恩赐，它使现代的灵魂充满高贵的典范，但它几乎使被压在一大堆的圆柱、柱头、及三角墙之下的年轻思潮——刚成年——窒息而死。也许这个复活的古董、对比例与对称的崇拜阻滞了本土的、适合风土人情的艺术的成长，如同经人道主义者的提倡而复活的拉丁文阻碍了本国文学发展的情形一模一样。

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在表现当时的色彩和风情方面是成功的，它还将这种艺术带到一种画技上的极致。但它也有错误，它的重点在于肉体的美、皇帝的衣饰及玫瑰色的肉体，甚至宗教画都有色情的色彩，躯壳的形式重于精神上的意义。许多中古时代的耶稣受难像比文艺复兴时代的端庄的圣母像更深入灵魂，佛兰德斯和荷兰的画家敢画平凡的面貌及朴素的衣服，并敢于探讨这些淳朴的人物背后的性格秘密和生命的要素。威尼斯的裸体画与杨·凡·艾克（Jan Van Eyck）的《羊的礼赞》（Adoration of the Lamb）比起来，显得多么的肤浅！拉斐尔的《尤利乌斯二世》是举世无匹的，但意大利画家的数百张自画像之中，有一张能与伦勃朗的自画像相比的吗？16世纪画像的流行，正表示暴发户的兴起及他们对自我展示的渴望。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但它的一切，处处表现夸耀与虚伪，竞相奢侈，缺乏内在力量支持的空洞的力的结构，一经无情的贱民稍微一触，或经暧昧而震怒的僧侣遥遥一吼，便立刻化成碎片。

我们热爱的一个时代受到这种激烈的攻击，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要反驳攻击，虽说其论点不太公平，但有很多是真的。当然，文艺复兴文化是建立在穷人背上的一种贵族文化，可是，哪一种文化不是这样子的？无疑，若无某种程度的集中财富，许多文学和艺术是无法兴起的，甚至富于正义感的作家，都有一群看不到的劳动者为他们采矿、生产粮食、织衣服、制造墨水。我们不可替独裁者辩护，他们有一些是应该受绞刑的，因为他们将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钱无谓地浪费掉。我们也不要向科西莫·德·美第奇跟他的孩子洛伦佐道歉，虽然佛罗伦萨的人民比较喜欢他们而不喜混乱的财阀政治。至于道德松弛，这是知识开放的代价，这个代价虽重，但那种自由是现代世界无价的天赋人权，是今日我们精神的气息。

复兴古典文学与哲学的学问，是意大利的主要成就。在意大利，第一种现代文学自复兴和放任中产生，虽然当时的意大利作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伊拉斯谟或莎士比亚。伊拉斯谟本人很羡慕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自由风气，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也得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开花的种子。阿廖斯托和桑那扎罗·雅各布是斯宾塞和菲利普·锡德尼的典型、前辈。马基雅维利和卡斯底里欧尼是伊丽莎白时代及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有影响力的人物，若没有蓬波纳齐和马基雅维利，提尼西奥和布鲁诺费尽血汗提倡于先，培根和笛卡儿是否能获得辉煌的成就，可就难定了。

是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平凡得令人沮丧，但耸立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君王似的圆顶是例外。哥特式总是陡峭笔直的，反映出一种宗教，把我们地上的生活描述成一种灵魂的流放，而把希望与神明置于上天。古典建筑表现的宗教，把神明定居于树林间、水流中、土地里，很少高于色萨利（Thessaly）山，不须仰起头来寻找神明。那种古典的风格，如此的冷静，无法适当地代表狂乱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它也不能因而消逝。宽容保存了它的旧迹，把它的理想与实体变成我们今天的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一个参与者，而非独裁者。意大利不能媲美希腊式或哥特式的建筑，也比不上希腊的雕刻，也许还比不上沙特尔（Chartres）和兰斯（Reims）的最高贵的哥特式雕刻，但它能孕育一位艺术家，其美第奇墓配得上菲狄亚斯，其《圣殇》无愧于普拉克西特列斯。

文艺复兴在绘画方面是一无愧色的，它是历史上绘画艺术的高峰。西班牙在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牟里罗（Murillo）、里贝拉（Ribera）、苏巴朗（Zurbarán）及艾尔·格里柯的承平时期才接近那个水准；佛兰德斯和荷兰在鲁本斯和伦勃朗的时代也没那么接近；中国和日本的画家有他们自己的尺度，他们的画偶尔使我们觉得特别深奥，只是因为他们以远大的眼光来看人类，但他们冷静的、深省的哲学或华丽的优雅仍逊于在佛罗伦萨、拉斐尔、柯勒乔及威尼斯绘画艺术中的复杂、力量及鲜艳的色彩。的确，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是一种感官艺术，虽然它创造出一些最伟大的宗教画，及属灵的、崇高的画。可是，那种感官性是一种肉体健康的反应。肉体已被鄙视太久了，数百年来，女人一直背负着严厉的禁欲的十字架，生命再认定、艺术再提高，健美人体的可爱性被认可是件好事。文艺复兴已厌倦原罪，以令人心悸的、神秘的对死后的恐怖，它不再理会死亡，开始面对生命，早在席勒和贝多芬之前，它便唱出快乐的、无比的颂歌礼赞欢乐。

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这伟大的解放的福音从意大利由百条路线翻山越海传到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荷兰和英国。学者吉罗拉莫·亚林德尔（Girolamo Aleandro）跟尤利乌斯·恺撒·卡利杰尔、达·芬奇、安德烈亚·萨尔托、切利尼及帕里斯·波登等将文艺复兴带到法国。意大利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将它带到波斯、克拉科夫、华沙。米开罗佐将它带到塞浦路斯。真蒂莱·贝利尼冒险带它到伊斯坦布尔。科利特和利纳克尔将它带回英国。阿格里科拉（Agricola）跟洛易希林带它回德国。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16世纪至17世纪，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承认它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甚至绅士的观念及生命与政府的贵族观念，也源于南方，由它去规范北方的态度和状态。因此，文艺复兴16世纪在意大利衰落时，正是它在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蓬勃萌芽之时。

有一段时间，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紧张状态、神学的辩论及宗教战争，掩盖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人民为信仰的自由战斗了一个血腥的世纪，理智的呼声似乎为信仰所平息。但是，并不是全部沉默，甚至于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中，像伊拉斯谟、培根及笛卡儿等人仍然勇敢地发出共鸣，给它新鲜的、更有力的表白，斯宾诺莎为它发明一个伟大的公式。18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法国的启蒙时期复生，从伏尔泰、爱德华·吉本到歌德跟海涅，到雨果与福楼拜，到泰纳与阿那托尔·法朗士，这条脉络一直延续着，历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总有办法自战争中逃生，而在和平时则耐心地使和平更为高贵。

插图

薄伽丘在他的书台上睡着了。薄伽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学者，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奠定了基础。

欧洲人文主义运动创始人和伟大代表彼特拉克。

上　《十字架》（乔托）。

下　铜雕《希洛德之宴》（多纳泰洛）。

《逐出伊甸园》（马萨乔）。

上　《贡钱》（马萨乔）。

中　乌切洛表现1432年佛罗伦萨军队战胜锡耶纳军队的《圣罗马诺之战》（约1455年）。

下　《圣马可广场的游行》（贝利尼）。

戈佐利描绘美第奇家族的《三王行列》（1459年）。

左《高贵的洛伦佐》（瓦萨里）。

右《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波提切利）。

《书房中的圣哲罗姆》（安托内洛）。

《天使报喜》（安吉利科）。

《圣母、圣子与两天使》（利比）。

上　《圣母玛利亚的诞生》（吉兰达约）。

下　《圣徒和宝座上的圣母》（吉兰达约）。

上　《老人和他的孙子》（吉兰达约）。

下　《天使报喜》（波提切利）。

上　《春》（波提切利）。

下　《维纳斯的诞生》（波提切利）。

《神秘的诞生》（波提切利）。

《论比例的神圣》插图（达·芬奇为数学家巴奇奥里作的插画）。

上　《吉尼瓦·本茨肖像》（达·芬奇）。

下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蒙娜丽莎》（达·芬奇）。

上　《乌尔比诺公爵孟德菲特罗及其夫人》（彼罗·弗朗切斯卡）。

下　《基督复活》（彼罗·弗朗切斯卡）。

上　《圣母、圣子及诸圣徒》（彼罗·弗朗切斯卡）。

下　《基督予彼得天国之匙》（佩鲁吉诺）。

《圣塞巴斯蒂安》（佩鲁吉诺）。

《传福音的圣马可》（曼特尼亚）。

《圣詹姆士殉教》（曼特尼亚，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　《订婚礼堂》（曼特尼亚）。

下　《帕那萨斯》（曼特尼亚）。

《你们看这个人》（曼特尼亚）。

《列·罗里丹诺》（乔万尼·贝利尼）。

上　《宝座上的圣母和圣子及圣人》（乔万尼·贝利尼）。

下　《诸神飨宴》（乔万尼·贝利尼）。

上　《牧人演奏音乐》（乔尔乔纳）。

下　《暴风雨》（乔尔乔纳）。

上　《阳台上的两位威尼斯女子》（卡帕西奥）。

下　《英国大使启程》（卡帕西奥）。

上　《阅读中的圣母》（卡帕西奥）。

下　《逃往埃及》（卡帕西奥）。

《四圣徒》（柯勒乔）。

《朱庇特与伊俄》（柯勒乔）。

《达娜厄》（柯勒乔）。

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和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一起。

《米开朗基罗肖像》（亚科比诺·德尔·孔特）。

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湿壁画。

上　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湿壁画《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

下　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湿壁画《人类的诞生》（米开朗基罗）。

《摩西像》（米开朗基罗）。

《朱利亚诺·美第奇之墓》（米开朗基罗）。

《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肖像》（拉斐尔）。

《男子像》（拉斐尔）。

上　《寓言》（拉斐尔）。

下　《耶稣被解下十字架》（拉斐尔）。

《阿尔巴圣母》（拉斐尔）。

上　16世纪的佛罗伦萨（鸟瞰图）。

下　意大利作家、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雕像。

《教皇保罗三世肖像》（提香）。

《查理五世骑马像》（提香）。

上　《查理五世的退位》（小弗朗斯·法朗肯）。

下　《神圣与世俗的爱》（提香）。

上　《酒神与阿里亚德妮》（提香）。

下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提香）。

《曼图亚公爵费德里科·贡萨加》（提香）。

《伊萨贝拉·埃斯特》（提香）。

《绅士肖像》（提香）。

《艺术品商人雅科布的画像》（提香）。

韦罗内塞所画壁画的局部（约1560年）。

上　《迦拿的婚礼》（韦罗内塞）。

下　《利未家中的宴会》（韦罗内塞）。

左上　《威尼斯的凯旋》（韦罗内塞）。

右上　《基督下十字架》（蓬托尔莫）。

下　《凸镜中的自画像》（帕尔米贾尼诺）。

《长颈圣母》（帕尔米贾尼诺）。

《扮成俄尔甫斯的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布龙齐诺）。

《维纳斯、丘比特、罪恶和时间》（布龙齐诺）。

《托莱多的埃利诺及其子乔万尼》（布龙齐诺）。

目录
CONTENTS

宗教改革（上）

版权信息

目录

致读者

注意事项

第一部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3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纳地尔的教会（1307—1417）

教皇的胜利（1417—1513）

改变中的环境

教会被指控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政府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大叛乱（1381）

新文学

乔叟（1340—1400）

理查二世

第三章　法国受围（1300—1461）

法国的情景

往克雷西之路（1337—1347）

黑死病及其他（1348—1349）

革命与革新（1357—1380）

疯狂的国王（1380—1422）

废墟中的生活

文学

艺术

圣女贞德（1412—1431）

法国得救（1431—1453）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远征意大利

庄园的兴起

维庸（1431—1480）

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1399—1509）

国王

财富的增长

道德与习尚

威克利夫派信徒

英国艺术（1300—1509）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第六章　勃艮第的插曲（1363—1515）

皇族公爵

宗教精神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勇士查理（1465—1477）

低地国家的艺术（1465—1515）

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秩序的组成

德国挑战教会

神秘主义者

艺术

古登堡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波希米亚

胡斯（1369—1415）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36）

波兰（1300—1505）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1300—1516）

拜占庭的再兴（1261—1373）

巴尔干与土耳其遭遇（1300—1396）

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1373—1453）

匈雅提（1387—1456）

最高潮（1453—1481）

匈牙利的复兴（1456—1490）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1300—1517）

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格拉纳达（1300—1492）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宗教裁判所的措施

宗教裁判所的发展（1480—1516）

犹太人出征记

西班牙艺术

西班牙文学

王后与国王之死

第十二章　知识的发展（1300—1517）

巫师

教师

科学家

医者

哲学家

宗教改革家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1492—1517）

哥伦布

美洲

苦海

新远景

第十四章　先驱伊拉斯谟（1469—1517）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

逍遥学派

讽刺家

学者

哲学家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第十五章　路德（改革）前夕的德国（1453—1517）

富格尔家族时代

城邦

日耳曼人（1300—1517）

德国艺术的成熟

丢勒（1471—1528）

德国的人文学者

伍利黑·胡滕

德国教会

第二部　宗教改革

第一章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1524）

台彻尔

马丁·路德的诞生

宗教改革的形成

教皇敕书与宗教改革的爆发

沃尔姆斯会议（1521）

激进分子

信心的根据

马丁·路德的神学

革命家

第二章　社会革命（1522—1536）

崛起中的革命（1522—1524）

农民战争（1524—1526）

再洗礼派教徒试行共产主义（1534—1536）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1477—153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茨温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前进吧！基督骑士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1517—1536）

路德其人

不宽容的异教徒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

伊拉斯谟附录（1517—1536）

宗教改革（下）

版权信息

目录

第五章　宗教战争（1525—1560）

新教的发展（1525—1530）

多次争执的会议（1526—1541）

维滕堡之狮（1536—1546）

新教的胜利（1542—1555）

第六章　加尔文其人（1509—1564）

艰困少年行

神学大师

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36—1541）

神权的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的死敌（1511—1553）

对容忍的呼吁

日落黄昏（1554—1564）

第七章　弗朗索瓦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1515—1559）

大鼻子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1515年的法国

那瓦尔之后

法国新教徒

龙争虎斗（1515—1526）

战争与和平（1526—1547）

忘年之爱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1529）

一大有可为之君（1509—1511）

权臣托马斯·沃尔西

沃尔西与教会

国王闹“离婚”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1529—1535）

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莫尔的乌托邦

殉道者

三后小史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1535—1547）

克伦威尔黑皮书

顽强的爱尔兰人（1300—1558）

暴君亨利

龙归大海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1547—1558）

萨默塞特公爵（1547—1549）

窝立克摄政（1549—1553）

宽厚的女王（1553—1554）

“血腥”玛丽（1554—1558）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布鲁斯到约翰·诺克斯（1300—1561）

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王室历代志（1314—1554）

约翰·诺克斯（1505—1559）

耶稣基督的大议会（1557—1560）

第十三章　宗教改革的推展（1517—1560）

斯堪的纳维亚（1470—1523）

瑞典的宗教改革

丹麦的宗教改革

新教在东欧

查理五世与尼德兰（荷兰）

西班牙（1516—1558）

·公社分子的叛乱（1520—1522）

·西班牙新教

·皇帝驾崩（1556—1558）

第三部 宗教改革的余响

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1300—1584）

俄罗斯民族

莫斯科的亲王

“恐怖者”伊凡（1533—1584）

第二章　穆斯林的天赋（1258—1520）

波斯的伊尔汗国（1265—1337）

哈菲兹（1320—1389）

帖木儿（1336—1405）

马穆鲁克人（1340—1517）

奥斯曼人（1288—1517）

伊斯兰教的文学（1400—1520）

亚洲伊斯兰国家的艺术

伊本·哈尔敦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1520—1566）

非洲的伊斯兰教（1200—1566）

萨非王朝的波斯（1502—1576）

苏里曼大帝与西方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

·政府

·道德

·文学与艺术

苏里曼其人

第四章　犹太人（1300—1564）

流浪者

受拷刑

第二次流徙

幸存的技巧

犹太人的思想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1517—1564）

经济

法律

道德

礼俗

第六章　音乐（1300—1564）

乐器

佛兰德斯人的音乐成就（1430—1590）

音乐与宗教改革

圣乐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1517—1564）

书籍出版

学校

学者

法国的文艺复兴

拉伯雷

·拉伯雷小传

·巨人卡冈都亚

·庞大固埃

·国王的弄臣

龙萨与七星诗社

韦艾特与萨里

汉斯·萨克斯

伊比利亚半岛的诗人（1515—1555）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1517—1564）

艺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法国文艺复兴的艺术

·建筑的狂热

·附属的艺术

彼得·勃鲁盖尔（1520—1569）

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都铎时代的风格（1517—1558）

小霍尔拜因（1497—1543）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1517—1565）

秘教的盛行

哥白尼的革命

麦哲伦与地球上的发现

生物学的复兴

维萨里

外科医学的崛起

医生帕拉切尔苏斯

怀疑论者

拉米斯与哲人们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1517—1565）

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的天主教改革者

圣特蕾莎与修道院改革

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耶稣会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1517—1565）

教皇处于困境

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

特伦特会议（1545—1563）

结语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插图

(美)威尔·杜兰特　著

宗教改革（上）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改革 / (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7-3

Ⅰ.①宗…Ⅱ.①威…②台…Ⅲ.①宗教改革运动—欧洲—中世纪 Ⅳ.①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210494号

The Reformati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57 by Wil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 & 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86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品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胡晓镜　武霖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海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注意事项

第一部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3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纳地尔的教会（1307—1417）

教皇的胜利（1417—1513）

改变中的环境

教会被指控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政府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大叛乱（1381）

新文学

乔叟（1340—1400）

理查二世

第三章　法国受围（1300—1461）

法国的情景

往克雷西之路（1337—1347）

黑死病及其他（1348—1349）

革命与革新（1357—1380）

疯狂的国王（1380—1422）

废墟中的生活

文学

艺术

圣女贞德（1412—1431）

法国得救（1431—1453）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远征意大利

庄园的兴起

维庸（1431—1480）

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1399—1509）

国王

财富的增长

道德与习尚

威克利夫派信徒

英国艺术（1300—1509）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第六章　勃艮第的插曲（1363—1515）

皇族公爵

宗教精神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勇士查理（1465—1477）

低地国家的艺术（1465—1515）

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秩序的组成

德国挑战教会

神秘主义者

艺术

古登堡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波希米亚

胡斯（1369—1415）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36）

波兰（1300—1505）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1300—1516）

拜占庭的再兴（1261—1373）

巴尔干与土耳其遭遇（1300—1396）

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1373—1453）

匈雅提（1387—1456）

最高潮（1453—1481）

匈牙利的复兴（1456—1490）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1300—1517）

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格拉纳达（1300—1492）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宗教裁判所的措施

宗教裁判所的发展（1480—1516）

犹太人出征记

西班牙艺术

西班牙文学

王后与国王之死

第十二章　知识的发展（1300—1517）

巫师

教师

科学家

医者

哲学家

宗教改革家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1492—1517）

哥伦布

美洲

苦海

新远景

第十四章　先驱伊拉斯谟（1469—1517）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

逍遥学派

讽刺家

学者

哲学家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第十五章　路德（改革）前夕的德国（1453—1517）

富格尔家族时代

城邦

日耳曼人（1300—1517）

德国艺术的成熟

丢勒（1471—1528）

德国的人文学者

伍利黑·胡滕

德国教会

第二部　宗教改革

第一章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1524）

台彻尔

马丁·路德的诞生

宗教改革的形成

教皇敕书与宗教改革的爆发

沃尔姆斯会议（1521）

激进分子

信心的根据

马丁·路德的神学

革命家

第二章　社会革命（1522—1536）

崛起中的革命（1522—1524）

农民战争（1524—1526）

再洗礼派教徒试行共产主义（1534—1536）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1477—153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茨温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前进吧！基督骑士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1517—1536）

路德其人

不宽容的异教徒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

伊拉斯谟附录（1517—1536）

致读者

本卷定名为《宗教改革》，读者定会觉察到并不十分恰当。正确的名称应是《1300年到1564年前后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文明史，包括意大利的宗教史，兼及欧洲、非洲、西亚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文明》。书名何以如此冗长呢？因为《文明的故事》第4卷《信仰的时代》，只将欧洲史叙述到1300年，而第5卷《文艺复兴》则又限于1304年至1576年的意大利本土，也未述及意大利对宗教改革的反响。所以本卷必须从1300年开始叙述，读者只要读到本卷1/3的篇幅时，即欣然发现路德（Martin Luther）登场。不过，我们都会私下同意，宗教改革真正开始于14世纪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和巴伐利亚的路易，由15世纪的约翰·胡斯（John Huss）推波助澜，而到达16世纪，在鲁莽的修道士维腾贝格（Wittenberg）手中始大放异彩。兴趣只在宗教改革的读者，可略去第三至六章和第九至十章，也无影响。

不过宗教改革为本卷中心论题，却并非唯一的主题。我们以宗教的一般概念，其对灵魂和团体的功能及路德以前两个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状况和问题开始。我们要观察一下1376年至1382年的英格兰、1320年至1347年的德国和1402年至1485年的波希米亚情形，以详述路德派宗教改革的观念和冲突。当我们叙述时，我们会注意到，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社会革命与宗教变革携手并进的状况。我们对吉本（Gibbon）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章也略表同感；同时我们也想弄清楚土耳其人向维也纳进军，如何竟使一个人立即与一个帝王兼教皇的人公然作对。我们对伊拉斯谟为教廷和平地自我改造所做的努力也颇表同情。我们也要研究路德到来前夕的德国情况，也许可以从而了解，他的到来何以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二部中，将以宗教改革为主，说明德国的路德和梅兰希顿、瑞士的兹文利和加尔文、英国的亨利八世、苏格兰的诺克斯和瑞典的格斯道佛·瓦萨等人的活动情形，并顺便浏览一下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斗争；而在那个惊天动地的半个世纪（1517—1564年）中，为了让这幕宗教改革的好戏一一展露而无停滞，欧洲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情形就只好后延了。第三部中的“门口的异教徒”（The Strangers in the Gate）一篇，叙述俄国人、伊凡家族和东正教，伊斯兰教及其挑战性的教义、文化和权力及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中寻求信徒的努力。次篇“幕后”（Behind the Scences）研究路德时代，欧洲的法律、经济、道德、习俗、艺术、音乐以及文学、科学和哲学的情形。下篇我们想从受害的教廷观点，来看宗教改革而作一“神往实验”（experiment in empathy）。我们对教廷在暴风雨摧残下的宁静胆识，不由不敬佩。在“结语”中，我们则试以现代史和现代思潮的观点，来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天主教义及启蒙运动。

因为要写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可能引起争论或是顾忌，所以这是一个既让人神往却又困难的题目。虽然我知道，一个人的过去会使其戴着有色眼镜，也知道没有什么事如公正一般的烦人，但我仍力求公正。读者须知，我在天主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长大，对虔诚的教区牧师、饱学的耶稣会教士及对我懵懂的青年时期曾如此容忍的仁慈修女们，怀有感激之情。但是，读者也应注意，我在乔纳森·C.戴、威廉姆·亚当斯·布朗、亨利·斯洛安·柯芬和埃德蒙·查菲等坚忍卓绝的新教徒主持的长老会中，从事了13年的布道工作，从中也获不少教益；在那所长老会教堂中，我最虔诚的听众很多是犹太人，他们对接受教育的饥渴使我对这个民族有新的洞识。这并不是说我的偏见会少于任何人而求谅；而是同情深具热诚求知的人所追求的一切教义，即使依据理性，他们追求的是不实的信念，但须知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探寻阳光的人。关于最后归宿问题，我知道我并不比一般无知的少年知道得更多。

我感谢亚洲研究所创办人亚瑟·欧普汉·鲍比博士，就伊斯兰教几章上所作的某些修正；美国犹太神学研习会的格逊·柯亨，审阅有关犹太人的几页篇幅；我友洛杉矶的哈瑞·考夫曼校订有关音乐的部分，及我妻在我们共同合作的每一阶段，对这本书所作的不断帮助和启发性的评论。

倘若作者要歇手的话，写完第7卷《理性开始的时代》就将结束，该卷问世，也许是5年以后的事，内容将写至拿破仑时代为止。那时，我们就会鞠躬下台。我们深深地感谢手中捧着这几卷沉重的书的读者，原谅我们尝试从过去解开现代的谜题中所犯的无数错误。因为现在即是过去装上底片准备拍摄下来的事物，而过去是为了了解现在而洗出底片的纪录。

威尔·杜兰特

1957年5月12日于洛杉矶

注意事项

一、生卒日期通常都于内文中省略。

二、内文中所引述或提及的各作者之宗教观点，如非必要，则不特别标明天主教、犹太教、新教或理性主义者观点。

三、文中引文均用异体字表示，是为学者方便而不是为一般读者。

四、为使本卷成为一独立单元，前卷从《文艺复兴》中，引述数节宗教改革前的教廷史，作为首章的综论。

五、本卷中将14、15世纪时的货币单位：克朗（crown）、利维尔（livre）、弗罗林（florin）、杜卡特（ducat）以相当于1954年25美元计算。法郎和先令相当于5美元计算；马克为66.67美元，英镑为100美元，以及埃库（écu）为15美元计算。这些都是大致的估计，而通货不断贬值，仍不免有问题。我们要指出，1390年时，一个牛津学生每周的膳宿费用为2先令；1424年圣女贞德一匹马的花费是16法郎；1460年时，达·芬奇父亲的一名侍婢年金为8弗罗林。

第一部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德国画家霍尔拜因创作的《出访英国宫廷的法国大使》。左边是法国1533年派驻英国的大使丁特维尔；右边是他的朋友，身兼外交官、主教等职的塞尔维。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3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宗教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的优越感，对受人珍视的宗教加以轻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世俗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发展，且又历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卢奇安（Lucian）、马基雅维利、休谟（David Hume）与伏尔泰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种恢复力的奥秘究竟何在？

即使最睿智者想要妥适地解答，恐怕也须阅历百世才能办到。他可能先得认清：即使在科学发达之际，仍有无数现象无法以自然原因、数量及必然结果立即予以解释。心灵的神秘仍然非心理学之公式所能表现。在物理学方面，支持科学定理成立的令人震惊的同一个自然秩序，仍可能合理地维系对宇宙神灵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的知识如同在无知的大漠中一座渐渐消退的海市蜃楼。生命并非全不可知。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假设有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有时这样假设，有时那样假设。在相互矛盾的事实前，唯有少数人能坚持不予评断。大部分人类仍将神秘的事物或事件，归因于凌驾在“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之上的超自然物。宗教一向即为对超自然物的崇拜——包括慰藉、祈求或膜拜。芸芸众生，尽为生命所苦，倘自然之力无济于事，他们乃转而求诸超自然的掖助。于是，他们由衷地感激并接受那能带给生存以尊严与希望，能带给世界以秩序和意义的诸般信仰。倘若他们不能相信自然的残酷无情、历史的奸诈血腥及他们自己身受的苦难与剥夺，是属于人所不可思议的神的设计的一部分，他们便很难耐心忍受凡此种种痛苦。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愿意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创作者和一个高远的目标。

尤有甚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孕育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消灭之，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的力量，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的工具，但疏忽了它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的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历史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自己觉得可靠的感性，而不取并不那么确切实际的理性。他们在厌倦了对凡世的思考和探索自然所感到的惶惑无助后，便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的引导、悔罪的洗净及历经考验后而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离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觉得自己被上天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的慰藉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

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的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体集合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英国大教堂则成为统一自治区的产物与骄傲。生命得到神圣艺术的润饰，而宗教音乐也将舒缓、和谐注入人类心灵与群体之中。宗教对与我们本性相违、对文明不可缺的道德典范，提供了超自然的制裁与支持——无所不见的神灵、永生受罚的威胁、万世至福的许诺，及不尚人间脆弱的权威而尚天上神力的圣训。我们的本能经过1000个世纪的不安与追逐陶铸而成，这些本能使我们适合成为凶悍的猎人与贪婪的多妻者而非和平的市民。人们曾具有的活力胜过目前社会的需要。欲使社会文明，人们必须每天百次自觉或不自觉地节制这些本能。远在史前时期，家庭与国家早已乞援于宗教以缓和人类野蛮的冲动。父母发现宗教可驯服任性的孩子、使之趋于中庸与自制；教育家则珍视其为陶冶青年的无上法门；而政府也久已寻求与宗教合作，以便从人类分裂的自我主义与自然的无政府状态中，构筑出社会秩序来。倘若宗教不曾存在，则大立法家像汉谟拉比（Hammurabi）、摩西、莱喀古斯（Lycurgus）与庞皮利乌斯（Pompilius）也必会发明出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宗教是自动并不断地发自人类的需要与愿望的。

从君士坦丁到但丁，经过了千年风雨，基督教会终将宗教这份礼物赠给了人类。基督教会将耶稣的形象铸成德行的神圣化身，借以使粗鲁的野蛮人归向文明。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信条，使每个不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崇高的宇宙剧的一部分。它将每一个人和创造他的上帝极为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位创造者，曾经在《圣经》中训诲大家，并订出一种道德典范。他曾自天堂而降，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备受侮辱甚至死亡；他曾经建立教会，作为他圣训的宝库与他权威的世俗代表。这部伟大的“戏剧”年复一年地滋长着；圣者与殉道者为其教义而死，并将楷模留赠给一般信徒。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成千上万的作品解释这部“戏剧”，而使其永生在每个人甚至不识字者的心灵中。圣母玛利亚因而成为“所有诗歌中最纯美的花朵”，成为女性温柔体贴与母爱的典型，成为最柔和的圣歌与祈祷的接受对象，也成为雄伟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与音乐的灵感之源。感人的仪式每天从百万圣坛和弥撒那种神秘而崇高的庄严中升起。忏悔与苦行净化了悔悟的罪人，祈祷则安慰并使其坚强。圣餐使他凛然与耶稣基督同在，而临终圣礼的洗涤、涂油，使其期待天堂。在对人类的服务上，宗教绝少发展成如此的多彩多姿。

教会的鼎盛，是凭着其教义的安慰、仪式的魔力、信徒的高尚道德及主教的勇气、热诚与圣洁。主教法庭的公正，取代了罗马帝国政府空出的席位，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约524—1079年）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西方经过野蛮民族涌入意大利、法国、英国与西班牙之后，欧洲文明的复活实得力于教会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教会的僧侣开垦荒地，其修道院赈济贫民，教育孩童，安顿旅客；其医院则收容病患与穷人；其修女院则庇护孤寡妇女，将她们母性的冲动转移到社会服务；修女独力抚养女孩子，达数世纪之久。古典文化之所以没有完全丧失在文盲的洪流里，是因为僧侣们在被要求对许多异教抄本予以摧毁之余，还抄录并保留了其中成千的作品，因而延续了用以书写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便在圣高尔（St.Gall）、富尔达（Fulda）、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等地的教会图书馆，发现了从未听过耶稣之名的灿烂文明的珍贵遗物。从安布罗西（Ambrose）到沃尔西（Wolsey），凡千年之久，其间从事训练西欧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家与大臣工作的，即是欧洲的教会。从阿伯拉尔（Abélard）诞生算起，建立大学与哥特式教堂，以供知识分子和虔诚的人们安栖的，也是教会。在教会的保护下，经院派哲学家恢复古人试图以理性解释人生与命运的企图。整整9个世纪，欧洲所有的艺术，几乎都受到教会的启发与资助。即使艺术染上异教色彩，文艺复兴时的教父们仍然继续给予资助。音乐在达成较高的形式时，无疑是教会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当教会的发展如日中天之际，还带给欧洲各国一种国际道德规范与政府。恰似教会在学校里所教的拉丁文，以之作为各国学术、文学、科学与哲学统一的媒介，天主教也以教义与仪式带给尚未分成列国的欧洲一种宗教上的统一，罗马教会以其神圣建筑与精神领导权，倡言自己为一个国际法庭，而使所有君主与国家，均须对之负起道义责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拟订了欧洲基督共和国的教旨；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则在卡诺沙（Canossa）向格列高利屈服而承认了这一事实（1077年）。一个世纪之后，较为强硬的君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长期的抵抗之后，也在威尼斯向那位较为软弱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卑躬屈膝；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更是大大提高了教皇的权力与威望。这样，格列高利期盼着的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理想，一时之间似乎已经实现。

然而这一美梦，终因人性而宣告破灭。教皇的司法人员同样讲人情、怀偏见、爱钱财，甚至敲诈勒索；而同样身为人的国王与人民，当然也不满任何超越国家的权力的存在。法国日渐增加的财富，激发其国家主权的雄心。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即为法国境内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向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挑战并获得成功；国王的使臣将年老的教皇拘押于阿纳尼（Anagni）达三天，而博尼费斯不久之后也一命呜呼（1303年）。宗教改革的基本层面之一——世俗君主对抗教皇——于此开始。

纳地尔的教会（1307—1417）

整个14世纪，教会饱受政治的屈辱与道德的腐化。教会从彼得与保罗虔诚的信仰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家族性、学院性、社会性与国际性教条、秩序及道德的庄严体制。但如今则堕落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专务自保和财利。菲利普四世促成一位法国人当选教皇，同时说服他将罗马教廷迁移到罗讷河（the Rhone）的阿维尼翁（Avignon）。如此，嗣后的诸教皇即成为法国的人质与囚犯，达68年之久，这使其他国家对教皇的崇敬与捐献，也因之急速减少。受制于人的教皇为了补充财库，便向教会各阶层、各修道院及各教区更贪厉地广征税收。每一个教会派定的人员均须将第一年薪俸的半数，汇交给教廷——教皇的行政组织；嗣后则年取1/10，称为什一税。凡新任的大主教均须为一袭披带而偿付一笔可观的金钱——披带由白羊毛编织而成，是主教权威确定的标志。任何一位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去世时，其私人拥有的财物均归于教皇。在教士死亡与继任者的述职期间，圣俸的净益由教皇接收，因此，教皇受到指控，认为他故意延长这一时间以图利。凡从教廷下来的判决或宠惠，均须赠礼答谢，而所谓的判决有时视赠礼的厚薄而定。

教皇这种税入的大部分，用来维持教会之中央组织，使其成为欧洲社会道德上的政府，但这种合法的方式越来越不成功。然而，部分税收却进了教士的私囊，有些甚至用来酬劳聚集在阿维尼翁的高等妓女。芒德（Mende）的主教杜兰德（William Durand）在向维也纳宗教会议所呈送的论文中写道：

倘使罗马教会开始将恶例从自身除去，整个教会才能受到革新……教会人士丑闻昭彰，而民众们事实上已受到传染……因为在境内的所有地区……罗马教会已经染上臭名，大家都在呼喊宣扬说，在教会怀抱中的所有人士——从大人物甚至到最小角色——都心向贪婪……由于教士的宴会比皇族、国王更加奢侈……整个基督教人民显然已从教士那里学到贪婪的坏习而弄得声名狼藉。

“狼群控制着教会，”阿尔瓦罗·佩拉约（Alvaro Pelayo），这位西班牙的高级教士喊道，“它们是以信仰基督的羊群的鲜血为食。”本人是敛税能手的英国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提醒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Ⅵ）道：“耶稣十二使徒的后继者，是受托来引导主的羊群走向草原，而非剪取其毛。”

在德国，教皇的收税人横遭追捕、监禁、残害及勒杀。1372年，科隆、波恩、克桑滕（Xanten）及美因茨诸地的教士凭誓团结起来，拒付格列高利十一世征收的什一税。

在所有的抱怨与叛变中，教皇仍继续声明他们对世俗国王们的绝对主宰权。约1324年，特里翁福（Agostino Trionfo）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资助下，写了一篇《教会统治者概说》（“Summa de Potestae Ecclesiastica”），以回答帕多瓦（Padua）出身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和奥卡姆（Ockham）的威廉对教皇职位所做的攻击。特里翁福认为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即使他是一个大罪人，也得对他服从，他可以由宗教大会以重大异端的罪名而罢黜。在位的教皇权力仅次于上帝，超越所有世俗君主。他甚至可以不顾人民或选民的抗议而随意废立国君与皇帝，他既可取消世俗君主的法令，也可废弃国家的宪法。王侯的任何法令，非经教皇同意，均告无效。教皇甚至高于天使，而与圣母玛利亚及诸圣者接受同一礼敬。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便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教皇的典型，且对其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教皇逃离罗马及屈从法国，毕竟损伤了他们的权力与威望。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似乎在向法国表示附庸的媚态。在红衣主教团134名的提名者中，法国人竟然占了113位。英国政府对教皇在英法“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War）中贷款给法国一事，愤怒异常，其默许威克利夫攻击教皇，系事出有因。德国的选民反对教皇对国王、皇帝的选派再做任何干涉。1372年，科隆各修道院院长公开承认说：“罗马教廷已受到如此轻视，致使这些地区天主教的信仰似乎受到严重的危害。”在意大利，一些教皇属下的邦郡，像拉丁姆（Latium）、安布利亚（Umbria）、马尔凯（Marches）及罗马纳（Romagna），都被雇佣兵制下的暴君割据，他们向遥远的教皇表示形式上的礼敬，却保留自己的收益。当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派遣两位代表到米兰，欲将违抗他命令的主教贝尔纳博·威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除名时，来使竟然被迫吃下教皇的训谕——包括丝带、羊皮纸及封印（1362年）。1376年，佛罗伦萨与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争吵之后，没收该地区教会的所有财产，关闭主教法庭，废除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监禁或绞杀反抗的教士，并请求意大利终止教会所有世俗的权力。很显然，阿维尼翁的教皇已因他们对法国的效忠而丧失了整个欧洲。迄至1377年，格列高利十一世才将教皇职位迁回罗马。

他去世时（1378年），红衣主教团举行教皇选举会议，其中法国人虽占绝对多数，但怕罗马人暴动，于是推选一位意大利人当教皇，即乌尔班六世。但乌尔班并不“乌尔班”（Urbane为文质彬彬之意，与前一词谐音），他脾气非常暴躁，并且极力坚持与当时教阶组织意见相左的改革，因而红衣主教团申明其选举是被迫而出，宣告无效。于是，他们再改选一位日内瓦出生的罗伯特当教皇。罗伯特在阿维尼翁登基为克莱门特七世，而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坚持教皇的职位不放。教皇权分裂时代（1378—1417年）便如此产生，正如为宗教改革铺路的许多力量一样，其分裂也受到民族国家兴起的左右。事实上，这次分裂是法国对英国之战争中，为保留教皇道义上与财政上支援所做的尝试。那不勒斯、西班牙与苏格兰起而效尤，投向阿维尼翁一边，但英国、佛兰德斯、德国、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意大利与葡萄牙则接受乌尔班。教会成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武器与牺牲品。分裂为二的基督教世界视另一半为异端、为亵渎而逐之于教会之外；每一方都宣称由对方礼拜祭司所主持的圣餐无一价值，而由此领洗的儿童、忏悔的罪人及涂油的临终者，仍难赦重罪，倘其死亡，必注定堕入地狱——轻者也在地狱边缘。日渐扩张的伊斯兰教在嘲笑日渐解体的基督教。

乌尔班六世之死（1389年）并未带来和解。那14位红衣主教在自己的阵营里另外选了博尼费斯九世，继而是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而列国的割据也延长了教皇职位的分裂。克莱门特七世去世时（1394年），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团便另选一位西班牙人当教皇，即圣本笃十三世（Benedict ⅩⅢ）。他声言，要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同意与他步调一致，他便辞职。但格列高利的亲党早已各应教职，当然不听这一声言。格列高利方面，有些红衣主教也背离了他，要求召开宗教大会。法国国王催促圣本笃十三世退位，但遭到拒绝。法国因而拒绝与他联盟，改采中立。圣本笃逃到西班牙时，他的红衣主教们加入那些离开格列高利的红衣主教，联合呼吁在比萨召开宗教会议并选举一位大家都接受的教皇。

几乎在1个世纪之前，那些反抗的哲学家为此已经定下“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调停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理论基础。威廉反对教会与教士混为一体。他说：“教会是所有信仰者的集合。”又说：“整体比任何一部分具有更优越的权力。”前者可将其权力交托给由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宗教会议；这一会议有权选举、训诫、处罚甚或废立教皇。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也称，宗教大会是基督徒集体智慧的汇合，任何人怎可以将一己之智力驾越其上？他认为这一大会的组成不仅是教士，并且也应有由人们选出之教外人士参加。巴黎大学的一位神学家海因里希·朗根斯泰因（Heinrich von Langenstein）于1381年便将这些主张应用到教皇的分裂问题上。他论辩道，不论何种逻辑，在声称教皇至上的旋涡中，都无法避免危机的兴起，其唯一解决之途是：只有在教皇权之外并凌驾于红衣主教的另一种权力，才能将教会从正在摧毁其本身的一团混乱中挽救出来，这一权力就是宗教大会。

比萨的宗教大会于1409年3月25日举行。它邀请圣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出席，但他们漠视不理。于是大会宣布废黜他们，并另选出一位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建议他在1412年5月以前召集另一次宗教大会，然后该会再行解散。现在教皇已由两位增为三位。亚历山大并未因其死亡（1410年）而解决问题，因为他的红衣主教们选了自约翰二十二世起未曾一见的约翰二十三世——这位最难驾驭的人登上了教皇宝座。以前在博洛尼亚当主教的科萨，这位教会雇佣兵队长，曾大事聚敛财富，无所不用其极。他对娼妓、赌博及放高利贷者，均予征税。根据其秘书的透露，他曾勾引了200位处女、已婚妇女、寡妇与修女。他拥有金钱与军队，也许他可从格列高利的手中征服各个效忠教皇的国家，促使其因财库困绌而逊位。

约翰二十三世尽可能地拖延在比萨所宣告的宗教会议的召开。当这一会议于1414年11月5日在康斯坦茨（Constance）举行时，出席的应该有3位总主教、29位红衣主教、33位大主教、150位主教、300位神学博士、14位大学代表、26位王子、140位贵族及4000位教士。这些出席者将构成基督教历史上自尼西亚大会（325年）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大会。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会议。1415年4月6日，这个伟大的集会颁布了一道洋洋得意并带有革命性的告示：

在康斯坦茨举行的这次神圣的宗教会议，依据圣灵而合法召集，用以赞美上帝、终止目前的分裂、谋求教会首领与会员的统一与改革……因而制定、宣告、昭示如下：首先，大会声明此一会议……代表教会斗士，其权力直接来自耶稣基督；每一人士，包括教皇在内，不论其是何阶级或身份，均应服从大会所订的有关信仰、终止分裂与教会领袖及成员通盘改革诸事。同时，大会宣称，倘使任何人……包括教皇在内，拒绝服从这一圣会所订有关终止分裂或教会改革的命令、法规及训谕者，均将受到适当的处分……必要时并将诉诸其他惩戒途径。

这次会议要求格列高利十二世、圣本笃十三世及约翰二十三世三人退位。在未接获约翰回答之前，大会便指控他有54条罪状，指控他为异教徒、压迫者、骗子、圣职买卖者、卖国者、淫棍、窃贼；尚有其他16项罪名被认为过于严厉而遭压制。1415年5月29日，他终被废黜。格列高利十二世则较为柔顺与圆滑。他同意辞职，但附带一条件，即先允许他以自己的权威再召集一次会议。会议重新召开后，大会接受了他的辞职（7月4日）。为了进一步证实其正统权威地位，大会焚死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家胡斯（7月6日）。到了7月26日，大会复宣布废黜圣本笃十三世，他此后定居在瓦伦西亚（Valencia），直到90岁去世前仍自居为教皇。1417年11月17日，选举委员会终于选出红衣主教奥托内·科隆纳（Ottone Colonna）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他是正统。教皇的分裂，暂告结束。

这次宗教会议在此虽告胜利，却失败于另一方面——改革教会。马丁五世很快掌握了教皇的一切权力与特权。他唆使每一国家的代表团体相互对抗，说服他们接受一项笼统而无害到最小限度的改革。大会终因拖不起而屈从于他，1418年4月22日，终于解散。

教皇的胜利（1417—1513）

马丁五世重新组织教廷，使之更宜于行使职务。但他除了模仿当时的世俗政府与卖官鬻爵外，也寻不出资助教廷之法。因为教会可以整个世纪不事改革而存在，却受不了一个礼拜没有钱，马丁认为金钱比改革更为迫切需要。1430年，马丁逝世前一年，驻在罗马的一位德国使节在呈给他的王侯的一封信中，几乎敲响了宗教改革的警钟：

贪婪在罗马教廷里主宰一切，并且天天都有新花样……向德国人诈取金钱……因而引起许多咆哮与愤怒……教皇职位将会引起许多问题，不然，信徒最后必将悉数与教廷断交，以逃避意大利人疯狂的压榨。依我看，后一趋势将为许多国家所接受。

马丁的继任者是一位虔诚的圣方济各修会的弗朗索瓦科（Franciscan）修道士，却拙于管政，他面临罗马教廷许多累积的问题。教廷须同时统治列国与教会，因此教皇应为老于世故者，他们至少要涉足尘世，绝少可能成为圣者。尤金四世（Eugenius Ⅳ）如不因困扰烦心，便可能成为圣者。在他就任教皇的第一年，巴塞尔宗教大会（the Council of Basel）再度宣称大会权力高于教皇。它接二连三地指出教皇的传统职责：发行赎罪券与特赦状，指定圣俸，并要求教士头年的薪俸转交给大会而非教皇。教皇尤金下令解散该会，但后者反而宣布将他废黜，并指定萨伏依公爵阿马迪厄斯八世（AmadeusⅧ）为反教皇的费利克斯五世（Felix Ⅴ，1439年）。教皇的分裂再度出现。

为促使教皇完全败阵，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召开由境内高级教士、贵族与律师组成的大会。后者宣称宗教大会的至高权威，同时发布了《布尔日诏典》（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Bourges，1438年），其中规定神职人员从此由地方教士选举，但国王可以“推荐”；又向教廷请愿申诉，除非经过法国境内司法机构查问，否则不得办理；神职人员的头年薪俸，不再送交教皇。事实上，这道法令无异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高卢教会，并且使国王成为教会的主人。一年之后，在美因茨举行的宗教会议又采取决议，目的在于建立德国境内相似的国家教会。而波希米亚则早已脱离教廷管辖。罗马教会的整个结构似乎崩溃在即。

但尤金受到土耳其人的搭救。由于奥斯曼人逐渐接近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政府认为希腊首都值得搭救，而希腊与拉丁基督教的重新统一，是赢得西方军事或财力支援不可或缺的前奏。希腊的高级教士与贵族们穿着画锦似的全副甲胄抵达费拉拉，继而又到佛罗伦萨参加由教皇召集的罗马教士团会议（1438年）。经过一年的争论，终于达成一项协议，认可罗马教皇的权威凌驾所有基督教世界。1439年7月6日，这一会议的所有会员，以希腊皇帝为首，一起跪在不久前似乎还是最受轻视与被排斥的尤金面前。虽然这项协调因受到希腊教士与人民的否认而寿命短暂；但毕竟恢复了教皇的威望，并使新的分裂及巴塞尔宗教大会告一结束。

嗣后一连几位能干的教皇，因为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繁荣与激荡，将教皇职位提高到无上地位，连英诺森三世得意之日，也未能相比。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Ⅴ）以教会收入资助学术与艺术，赢得大众赞扬。卡利克斯特斯三世（Calixtus Ⅲ）则建立了族阀主义的密切惯例——将职位给予亲戚，后来成为教会腐败的主因。英明却孤独的庇护二世（Pius Ⅱ），努力改革教廷与各修道院。他指定一个以廉洁、虔诚著称的高级教士委员会研究教会的缺失，并向这一委员会公开承认——

有两件事特别缠绕我心：与土耳其的战争及罗马教廷的改革。我决心施行的整个教会事务的改革，都依靠本教廷为其楷模。我想首先开始革新此处教会的风气，禁止一切圣职买卖及其他各项恶例。

这一委员会提出许多令人赞许的建议，庇护二世将其一一载入一道训谕中。但在罗马几乎无人愿意革新。下级官吏或高僧，都借种种贪污而获利。他们用冷淡与消极抵抗击败了庇护二世。同时，他用来对抗土耳其人却中途失败的十字军，也耗尽了他的精力与财力。在他担任教皇临结束时，他对红衣主教们作了最后的呼吁：

人们说我们生活享乐，聚敛财富，举止轻慢，骑肥骡，坐骏马……豢养猎犬以供狩猎，花在优伶与食客身上的钱多，而用来保卫信仰者，则无一物。他们有些话不无道理：我们教廷里的许多红衣主教及其他神职人员，确实过着这种腐化生活。如果坦白承认那是事实，那么我们教廷里的奢侈与靡费，实在太过分了。这就是老百姓为何如此厌恨我们，以至即使我们在传道何为正义与理性时，他们也不屑一听的原因。在如此令人羞辱的情形下，你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必须调查我们的先辈是借何种方法来为教会赢得权威……我们也必须借同样的方法来维系这项权威。谦和、贞洁、单纯、信仰的热诚……轻视世俗，及殉道的志节等提高了罗马教会的地位，使她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尽管像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及真诚、渊博的红衣主教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与古沙（Cusa）的尼古拉等人如此苦心孤诣地努力，教廷的罪过仍随着15世纪的将近终结而日渐增多。保罗二世戴了一顶超过一座皇宫价值的冠冕。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使其侄儿成为百万富翁，热衷于进入政治圈，为他在战场使用的大炮祝福，并且用高价出卖神职来支援他侄儿的战争。英诺森八世在梵蒂冈庆贺他孩子们的婚礼。与马丁·路德与加尔文（John Calvin）一样，亚历山大六世也认为教士的独身主义是一个错误，因而在成为合理节欲的教皇之前，他生了5个以上的孩子。那时，某些风流韵事在教士中已被视为平常；而触怒欧洲的是亚历山大那种轻率的外交。其子恺撒·博尔贾（Caesar Borgia）残忍的领军，为教皇重新赢得各臣属国家添加了教廷所需的财源与力量。在这些政策与战役中，博尔贾家族使用了所有的战略方法和死亡战术。这些方法不久即被马基雅维利著入《君主论》（Prince，1513年）一书中，而被视为建立一个强国或统一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在指挥对抗贪婪的威尼斯及法国入侵的那次战争中，更胜过恺撒·博尔贾。他千方百计地自梵蒂冈越狱，并率领自己的军队，对军事阵营的粗犷生活和言词非常喜爱。欧洲不但震惊于教皇的世俗化，而且震惊于他的军国主义倾向；然而也不禁要赞美那些误投身为教皇的勇武战士们。有些话传遍了阿尔卑斯山，称道教皇尤里乌斯特别眷顾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的贡献。这位教皇开始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并首先允许把赎罪券卖给购买者。在尤里乌斯教皇任内，路德曾到过罗马，并亲自看到了这座基督教会都城的“罪恶的沉沦”，这原来用以指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é Medici）。欧洲已没有一位统治者，再将教皇组织视为一个道德上的超级政府，用来团结所有国家，使之成为一个基督教联邦。教皇组织本身就像一般世俗国家，成为国家主义。随着旧信仰的消退，整个欧洲陷入列国分崩之局，既无超国家的，也无国际的道德法律，这注定了基督教会之间5个世纪的争斗。

欲对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做一种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以当时的背景做根据，北欧各国自可察觉到教皇的罪过，因其财务支援之故；唯有那些明了在尼古拉五世与利奥十世这段时期意大利之繁荣情形者，才能以宽谅之心待之。他们之中虽然有些在个人信仰上很虔诚，但大部分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信念，认为这个世界对很多人来讲，虽然还是个眼泪与邪恶诱惑的深谷，但始终是一个美丽的、生活紧张与飞驰的场景。他们的享受生活及教皇权位，并不为过。

他们也有好德行。他们曾费力地将罗马从阿维尼翁时期诸教皇陷入的丑陋与肮脏中挽救回来。他们抽干沼泽、铺平街道、恢复桥梁与道路，改良供水设备、建立梵蒂冈图书馆与罗马神殿博物馆，扩展医院、施舍赈济、修建教堂、以宫殿和花园点缀城市、改组罗马大学、支持人文主义者，以复活异教的文学、哲学与艺术，同时雇用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使其作品留传至今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他们浪费了数百万的钱财，但也有了同等价值的建设。他们花在新圣彼得教堂的钱财，虽然为数过巨，但比起法国国王花在枫丹白露、凡尔赛与卢瓦尔河河畔的城堡的款额，并不为多。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建筑是为了人民及上帝，而将转眼即逝的零星财富转变为永垂不朽的荣耀。大部分教皇，其私下的生活至为单纯，有些（如亚历山大六世）更起居有节，只是在迎合大众的趣味与宗规的要求下，才富丽奢华。他们总把备受斥责并没落的教皇职位，提高成一个具有权力的巍巍局面。

改变中的环境

当教会似乎再度走向壮观与权威之路时，欧洲却遭遇着种种经济上、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变革。这渐渐影响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格局。

宗教通常繁荣于农业社会，科学则随工业经济而得势。每一次收获是大地的奇迹与苍穹的杰作。受到气候左右、耗竭劳力的卑微农夫，看到超自然的力量无所不在，因而祈求慈悲的上天保佑，并接受一个由诸侯、藩主、国王而对上帝层层效忠的封建宗教礼制。城市的工人、商人、制造业者与金融家，生活在计数、程序、物质因素及规律效果的数学世界里；机器与柜台限制了他们放宽眼界去见识一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力。15世纪，工业、商业与金融的成长，劳力从乡村引渡到城市，商人阶级的兴起及由地方经济到国家经济再扩张到国际经济——凡此均为原本信赖相合的封建制度与农村阴沉变迁的预兆。商人扬弃了教会的限制和封建诸侯的抽税权，此时教会只有借着明显的神学戏法而屈为同意：倘所借的资本用以扩张生意及工业，则可抽取利息。1500年，“高利贷”这条老禁令也遭到普遍漠视。律师与商人越来越取代教会人士与贵族来管理政府。再度胜利地攫取了罗马帝国传统与威严的法律，领导着世俗的进行，一天天地侵入教会宗规规定的人生领域。世俗法庭延伸其司法权，教会法庭则日趋没落。

由工商收入而致富的年轻王朝，一天天地脱离教会的管制。国王对境内教皇使节的官邸，或只认教皇权威的特使及教会各自为政的现象，愤愤不平。在英国，《圣职候补人法》（Provisors，1351年）与《王权侵害罪法》（Praemunire，1353年），严格限制教士的经济与司法权力。在法国，《布尔日诏典》理论上虽于1516年废止，但国王仍保有提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及方丈的权力。威尼斯的元老院则坚持指派威尼斯所有附庸的高级教士。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夫妇因任派西班牙境内许多神职的空缺而权驾教皇之上。在神圣罗马帝国，格列高利七世过去击败国王亨利四世而维持着教皇的授职权，而今西克斯图斯四世却将300采邑与7位主教的指定权让给国王。国王则滥用此权而将神职给予宠臣，这些宠臣只知收取财利，而漠视了自己的责任。教会的许多腐败现象，都可从这些被派任的世俗分子中寻得线索。

同时，教会的知识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教会仍扶持辛勤且有良心的学者，它所建立的学校与大学却在培养少数思想时常拂忤圣徒的人物。且听圣伯那汀诺（St.Bernardino）在1420年前夕所讲的一段话：

大多数人在考虑僧侣与修道士、修女与俗世教士邪恶的生活后，深为这一事实所震惊：是的，他们常没有信仰，只相信自己高于其他一切，他们对形诸文字而与我们信仰有关的东西不认为真实，而相信并非上帝的启示，只是人们所虚构的骗人的东西……他们蔑视圣餐……并认为心灵不存在；他们既不害怕地狱，也不向往天堂，而只全心依附短暂的世物，坚决认为尘世是他们的乐园。

商人阶级可能最不虔诚，财富越多，宗教信仰却越趋淡薄。高尔（Gower）指出英国的商人很少关心来世。他说：“凡能获取今生的甜蜜而不去取得的人，是蠢物。因为人死后，既无目标，也无方向。”十字军的失败，当时形成了一种怀疑，怀疑基督教的上帝竟然允许伊斯兰教获胜，这份怀疑原已渐渐消退，但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使这些怀疑重兴。古沙的尼古拉与洛伦佐·瓦拉两人揭发“君士坦丁的捐赠”（Donation of Constance）这一事实系伪造，更加伤害了教会的威信，削弱了其在世俗范围内的声誉。古典作品的整理与发行，由于其显示出早在基督教会诞生之前便已有繁荣的学术与艺术，因而滋生了对宗教的怀疑论调，但教会在拉特兰大教堂举行的第5次宗教大会，曾经否认了在教会以外获得救赎的可能性：除教会外，别无救赎之道。美洲的发现及对世界日益扩大的探究，更显示出成百的国家明目张胆地漠视或拒斥耶稣，却拥有与基督教同样肯定、同样灵验的信仰。从异教地区回来的旅行者，也带回一些奇特的教条与仪式。这些外来的宗教仪式与耶稣的崇拜、信仰，并肩齐行，对峙的教条因而在市场与港口彼此攻讦摩擦。

13世纪，曾经是神学婢仆的哲学，也在倾注全力为正统的信仰寻找合理的基础。14世纪，因威廉与马西利乌斯两人之力而获得解放。16世纪，因蓬波纳齐（Pomponazzi）、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Guicciardini）诸人之力而更大胆地趋向世俗化，并“罪迹昭彰地”怀疑起来。约在路德宣言4年前，马基雅维利写下了一道震惊人心的预言：

倘使基督教遵照开创者的戒律而加以坚守，则信仰该教的国家与人民，将远比目前团结与幸福。同时也不会有“人们越接近罗马教会——他们宗教的头领——便越少宗教信仰”这一堕落的事实。凡曾查考过该教会依以建立的教义，并见到其目前恣肆地离经叛道的行为者，均会断定，其毁灭或遭受惩罚之日，即将来临。

教会被指控

我们应复述忠实的天主教徒对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会所做的指控吗？第一个并且是最厉害的指控是：教会喜爱钱财，且为自身利益花费过巨。在纽伦堡宗教会议（1522年）所列举出来对教会的“百项指控”（Centum Gravamina）中断然指陈：教会拥有德国财产的半数。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评定教会的财产在德国占1/3，在法国占1/5；但法国总税官在1520年的计算则为：法国所有财富的3/4为教会所有。这里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当然，在意大利有1/3的半岛属于教皇国，而后者在其他地区也拥有巨额的财产。 [1]

有6个因素使土地聚积为教会所有：（1）大部分遗赠财产者，都留给教会一些东西当作“火险”（fire insurance）；又由于教会主宰着遗嘱的订立与鉴定，她的那些代表必然鼓励这些捐赠。（2）由于教会财产比其他财产不易受到土匪、士兵或政府的掠夺，因此有些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土地契据交给教会，而自托为附庸，死时便将所有权送给教会。其他人则立据以病老时受教会供给为条件，而将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献给教会。这样，教会即提供了残障保险。（3）十字军将土地出卖或典押，并把没收的土地给教会，以换取现金作为东征之用。（4）修士的索讨工作为教会赢取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5）土地一经教会获得，即不可分割，除非经过一道道令人泄气的繁复程序，均不得由教会人士出卖或转让。（6）教会的财产通常均能免税。尽管有时国君冒着被咒骂之险而向教会抽税，或借一些合法的途径没收一部分教会财产。北欧的统治者倘使看到教会在其境内的收入，或是信徒们名目繁多的捐赠仍留在国内，则其对教会财富可能较少抱怨；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北方的黄金循着千百条细流流入罗马，心里自然愤愤不平。

然而，教会自以为是维持道德、社会秩序、教育、文学、学术与艺术的主要代表。国家依赖其执行这些功能，为此，教会需要一个庞大而昂贵的组织。为了支援这个组织，她便征税与收费，即使是教会，也不受祈祷文的拘束。许多主教是当地的世俗兼教会领袖；其中大部分由教会外的权威人士指定，多是习于安逸与奢侈的贵族，他们抽税然后如同王孙般挥霍。有时，在执行任务时，他们披上甲胄，勇猛地带兵作战却糟蹋了圣徒之名。红衣大主教的选派，很少因其虔诚，通常均视其财富、政治关系或管理才能而定，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背负誓言的僧侣，而是富强国家的参议员与外交家。他们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教士，也不因其红帽而妨碍他们的人生享受。教会这时已在权力的索取与挥霍中，遗忘了使徒清贫生活的规范。

由于身在尘世，教会的仆人也如同世俗政府的官吏，时常收受贿赂。腐败流染于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植根于人性深处。世俗宫廷屈服于金钱的诱惑而声名狼藉，没有一位教皇的贿选，能与查理五世的贿选相比。除此之外，欧洲最大的贿赂行为在罗马教廷中。教廷的职事原有合理的固定酬报，但教廷人员贪得无厌，将实际收入比规定数目提高了20倍。只要关节打通，任何教规上的障碍和任何罪恶，几乎均可打通豁免。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在当教皇之前曾描述过这个情形：在罗马一切都须靠钱买，没有钱便办不通。30年后，意大利僧侣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愤慨地大呼罗马教会是一个为钱而出卖色相的“娼妓”。又再过30年后，伊拉斯谟（Erasmus）指称：“罗马教廷的无耻，已达至极。”路德维格写道：

一种根深蒂固的腐败已浸及几乎所有教廷的神职人员……无节制的酬赠与聚敛，超过了所有界限。尤有甚者，各方面的行事均为教士诡谲地操纵，甚至蒙骗。基督教世界各地对教廷人员的腐败与聚敛怨声载道，当不足奇。

无钱贿赂而想凭功绩升迁，这在15世纪的教会中，十分罕见。从教士授职索取相当报酬到许多红衣主教为其选派而支付庞大的款项，几乎每一职位的指派都要向上级暗送红包。教皇筹集钱财最爱使用的方法就是出卖圣职，或以挂名领干薪的名义，将荣誉职位，甚至红衣主教这类职位，指派给捐献可观的财产供教会使用的人士。亚历山大六世设置了80个新职位，而从每位受任者接受了760杜卡特。尤里乌斯二世办了一所“学院”，并设置一个包括101位秘书的办事部门，他们为了所获的职位而付给他7.4万杜卡特。利奥十世为教皇府内务提名60位宫内大臣与141位侍从，并从他们那里收到20.2万杜卡特。付给这些教职的薪俸，就授者与受者而言，似乎是赠予条例下的年金收入；但就路德来看，却是最卑鄙的圣职买卖。

数以千计的被派任者，他们的生活远离教区、修道院或所任圣职的职守，这些圣职的收入用来支持其活动或奢侈。而且，一个人可以兼领好几种职位的缺额薪俸。所以，善于活动的红衣大主教布乔亚（Rodrigo Borgia，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每年从各种圣职中收到7万杜卡特；而其愤怒的敌人红衣主教罗维尔（Rovere，即日后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也同时兼任阿维尼翁的总主教，博洛尼亚、洛桑（Lausanne）、康斯坦茨、维维耶（Viviers）、芒德、奥斯提亚（Ostia）及威雷特里（Velletri）诸地的主教，诺南托拉（Nonantola）与格罗塔法拉塔（Grot-taferrata）的修道院院长。教会便凭这种“兼职”来维持其机构中主要人员，而且经常资助学者、诗人与科学家。因此，对阿维尼翁教皇做严厉批评的彼特拉克，便经教皇认可挂名教会闲差领钱；而讽刺教会百种蠢行的伊拉斯谟，经常接到教会的津贴；而对中古基督教威胁最大的哥白尼，也曾好几年仰赖其与科学研究极少关联的圣职为生。

比对兼职更为严重的指控，是针对教士的个人道德而发。“教士的道德已经腐败，”托赛罗（Torcello）的主教说，“他们早已触怒了教外人士。”在13世纪建立的4个修道会——圣方济各修会、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圣衣会（Carmelite）与奥古斯丁（Augustinian）教派——除后者外，其恶名与宗规的松弛，早已臭名四播。早期所订立的修道院教规，对于逐渐脱离超自然恐惧的人性而言，已属过苛。成千的僧侣与修道士，因享有积聚的财富而免于手工劳动，他们也疏离了宗教服务人群的宗旨，而尽在墙外游荡，在客栈喝酒，并追逐女色。一位属于14世纪多米尼克教派的约翰·布罗米亚德（John Bromyard）修道士，提到他的同道时说：

那些该作为贫苦者之父的教士……却贪于美味并大睡懒觉……只有极少数在晨祷或弥撒时到场……他们已被贪婪与醉酒伤毁……更不必说不圣洁了，所以，教士的集会所现已被认为是放荡子民的妓院与戏子的麇集场。

伊拉斯谟在一个世纪后重复这一指控：“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并没有什么差异。”彼特拉克有力地描绘他兄弟居住的加尔都会（Carthusian）修道院的教义与虔诚，而在荷兰与德国境内，有好几个修道院还保持着，曾经构成兄弟会主旨的精髓并产生出《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的虔诚与研究精神。然而，斯蓬赫（Sponheim）的修道院院长特里西米斯（Johannes Trithemius，约1490年），却以严厉的夸张之辞，攻击莱茵区的僧侣们：

宗教的三条誓愿……其甚少受到这些人的注重，就好像他们从未承诺过一般……他们整天言不及义，其全部时间都沉溺于游戏与贪婪……公开侵占私人财产……每人都居有私邸……他们既不敬畏，也不喜爱上帝；他们无顾于来世，喜爱肉体的放纵甚于精神的需要……他们蔑视教徒自甘贫穷的誓言、不知守贞为何物，而且毁谤服从的信誓……他们污秽的烟尘，已漫弥周遭。

一位奉命去改革法国圣本笃教派的教皇代表居伊·茹埃纳（Guy Jouenneaux），送回一份忧郁的报告（1503年），许多僧侣赌博、诅咒、冶游、带剑、聚财、私通，“过着酒神般的生活”，而且“比一般世俗更为世俗……倘我将亲眼所见者一一缕述，必将编成一极长的故事”。在修道院日趋混乱中，绝大多数教士已忽视赢得大众信任与支持并令人赞美的慈善、接待与教育等工作。教皇利奥十世说道（1516年）：“法国修道院的缺乏教规，以及僧侣放纵的生活，已达到失去国王、王子及大部分信徒尊敬的程度。”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将1490年教会的情形，以一种也许过分严厉的言词归结如下：

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数不清的证据——包括历史逸事、道德家的谴责、学者与诗人的讽刺、教皇的训谕、宗教会议的律令——我们会问起它们所言者为何？总是那些相同的事实与相同的抱怨：修道院生活、教规与道德的压制……惊人的修道院强盗与荡子的众多；欲认清各修道院的混乱，我们必须读一下司法调查所披露的有关那些伟大修道士的内心状态……教派中的弊病，已大得使其本身恶名四扬……修道的生活已从修道院中消失……凡此均使这些祈祷的庇护所成为放荡与混乱的中心。

倘使我们对蓄妾采取一种宽厚的态度，则世俗教士要比修道士与僧侣多得好评。单纯的地方教士的主要罪恶是无知，这些人待遇微薄，工作又过于辛苦，以致没有财力或时间去研究，而且人们的虔诚在提示他，他是时常受人尊敬与爱戴的。违反贞洁这一僧侣誓约之事时有所闻。在英国的诺福克（Norfolk），在1499年存档的73件淫乱指控案中，有15件是对教士而发；在里彭（Ripon），126件中有24件；在兰贝斯（Lambeth），58件中占9件。这就是说，教士人数虽不到人口的2％，犯规者却占总数的23％左右。有些听忏悔的牧师竟向女性忏悔者求爱。数以千计的教士拥有侍妾。在德国，几乎全都如此。在罗马，据说教士也养侍妾；有些报告估计，在不满10万的人口中，妓女便占了约6000名。这里再引用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话：

最高阶层的教士既已处于如此状态，则罪恶与各种丑行在正规教派与世俗教士之间越来越泛滥，自然不足为奇。大地之盐，已失去其味……但若谓罗马一地教士的腐败甚于其他地方，则属错误；在意大利半岛上，几乎每个城镇都有教士罪行的记录证据……无疑，正如当时作者所叹息陈述的，教会势力已趋没落，许多地方对教士也不再尊敬。他们的罪行大到竟然公开建议准许教士结婚。

为了对这些好色的教士公平起见，我们或者可以先考虑教士们的蓄妾并非是为了淫逸，而是一种普遍的反抗，针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4年）强加于不愿者身上的独身规约而来，正如同1054年分裂后的希腊正教继续允许教士结婚，罗马教会的教士也要求同一权利。但由于他们的教规拒绝这一要求，他们便私自蓄起侍妾来。法国昂热（Angers）的主教让·阿杜安（Jean Hardouin）报告说（1428年），他管区的教士并不认为蓄妾是一项罪恶，他们也不企图掩饰这种行为。约1500年，德国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人们也承认这些男女是合理结合，并予以鼓励，用以保护他们的妻女。在公共宴会中，荣誉座位让与牧师及其女伴，事属当然。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主教企图废除这一惯例，竟被赶出教区（1499年）。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红衣主教萨瓦勒拉（Zabarella）建议说，如果教士的蓄妾风气不遏制，教士的结婚就该予以恢复。西吉斯蒙德皇帝（Sigismund）在给巴塞尔宗教大会（1431年）的一篇咨文中指称，教士的结婚，足以促进公共道德。当时的历史学家兼梵蒂冈图书馆长普拉蒂纳（Platina）引用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的话说：“有好的理由赞成教士的独身，但有更好的理由予以反对。”假如我们把教士的蓄妾，看作对不为使徒们与东方基督徒所知的那种艰苦教规的一项可宽恕的反抗，则宗教改革前僧侣的道德记录，或可较为光彩体面。

最后点燃宗教改革之火的，是赎罪券的发售。通过耶稣托给彼得，彼得转托给各地主教，各地主教再传递给教士的权力，各级教士得以赦免忏悔者的罪恶与在地狱的受罚。不论如何完全地忏悔，只有绝少数人能在死时完成一切赎罪的苦行；而大多数人仍需在慈悲上帝所建的临时地狱，即炼狱里，受苦数年，以为平衡。另一方面，许多圣者因其虔诚与殉道精神，赢得了超过其罪恶的功绩；而耶稣之死也带来了无穷功绩。依据教会的理论，这些功绩都可视为一种宝藏，可由教皇取出，对受到赦免的罪人可以用来撤销一部分或一段时间内全部的惩罚。教会所开列的赎罪方式，通常为重复祈祷、施舍、朝拜圣地、参加十字军以对抗土耳其人或其他异教徒，捐赠金钱或贡献劳力于吸干沼泽、造桥筑路或建立医院等社会福利之事。惩罚以罚金抵消，早为世俗法庭的惯例。因此，早期使用赎罪券，并未引起骚动。凡付出这一罚金——献钱——而要求赦免的忏悔告解者，均将受到部分或完全的赦免，这并非意味着其不再犯罪，而只是借此逃避炼狱中一日、一月或一年之苦，不然，他便可能长期在那里为赎罪熬受苦行。单凭一张赎罪券并不能就此消罪。教士赦免一位忏悔告解者，只是行之于告解室。因此，赎罪券只是教会赦免因罪而一时（而非永世）所加的部分或全部惩罚，赎罪者在告解的圣礼中得到宽恕。

这一巧妙而复杂的赎罪理论，不久即因人们的单纯与“赦罪者”的贪婪而变质，赦罪者受指使或昧然去发售赎罪券。由于这些承办者可以抽取若干成收益，其中有些人便不再坚持告解与祈祷，而让买受者自由地解释赎罪券，免除了告解、自白与赦免等形式，而几乎完全决定于献金的多少。约1450年，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Thomas Gascoigne）抱怨道：

今日的罪人说：“我不在乎在上帝眼前犯了多少罪恶，因为我能够轻易地获得由教皇所授予的赦罪文与赎罪券，而完全免除所有的罪过与惩罚，其文券我可用4或6便士购得，或者同赦罪者在一场网球赛的赌金中赢得。”这些赎罪券的掮客巡游于乡间，有时以2便士，有时以一口啤酒……甚至以妓女的酬报及肉欲的满足就可将赦罪券卖出。

许多教皇——包括1392年的博尼费斯九世、1420年的马丁五世、1478年的西克斯图斯四世——一再谴责这些行为与弊端。然而，他们由于太需要收入而无法对这些弊病施行有效的控制。基于这些混乱的原因，他们时常颁布训谕，终于使知识分子失去对教理的信仰，并指控教会无耻地利用人类的轻信与希望。有些情形，如尤里乌斯二世在1510年或利奥十世在1513年发行赎罪券，其正式措辞完全在解释金钱一事。一位圣方济各修会的高层修道士愤怒地描写银箱如何放置在德国的所有教堂内，以便那些无法赶往罗马参加1450年大赦年的信徒将钱投入，以取得同样的赦罪；在马丁·路德半个世纪前，他曾警告德国人说，借着赎罪券与其他方法，他们的积蓄均将流入罗马。甚至教士也埋怨道，赎罪券正在诱使原本可供地方教区使用的捐献，转入教皇的银柜之中。后来又有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以令人激赏的坦直态度总结这一问题：

所有与赎罪券有关的弊病，几乎都从此而起，当信徒如常实行忏悔的圣礼以求取赎罪券的认可条件时，便发觉赦罪者要求他们依照各人的财力捐钱。作为功德的捐钱，本该只是附带条件，而今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主要条件……金钱的需要替代了心灵的诚善，并大多成为赎罪券的目的……训谕中的措辞虽绝未抛弃教规，而告解自白、忏悔与一一明列的善行，也曾载明是获得赦免的条件；金钱方面的问题却昭然若揭，把捐钱的必须性更极为无耻地列在前面。赎罪券与金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而也与要求分一杯羹的世俗权力引起了许多冲突。

与赎罪券几乎一样敛钱的，是教士们在弥撒中念经，以减轻死者在炼狱的受刑时间，也要求付钱、赏赐或遗赠。很多虔诚的信徒甘愿献出大笔钱财，为已死的亲友求解脱，减短或取消他们死后在炼狱的受罪。贫穷者因而抱怨说，由于他们无力为弥撒捐钱购买赎罪券，使得能继享天国者不是谦卑之人，而是尘世有钱人。哥伦布曾揶揄金钱说：“凡拥有金钱者，就拥有使灵魂升入天堂的权力。”

成千人的抱怨，扩大了对教会的指控。1522年的纽伦堡宗教会议宣称：教外原告无法使教会法庭对犯罪的教士给予处分。许多教外人士愤恨于教士免受国法制裁及教会法庭对教士中犯诫者的姑息。并警告说，倘教士不受世俗法律的裁判，则必将在德国引发一场反抗教会的暴动，而这一暴动，显然早已开始。更严厉的指控是：宗教与道德之仳离，强调正统信仰甚于善良的行为；宗教流于仪式；僧侣无聊闲荡与公认的颓废；借赝品圣物与奇迹来利用众民的盲从；开除教籍与停权的滥用；教士对出版物的检查；宗教裁判机关的监视与残酷；把供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的基金用作他途；堕落教士要求除受洗外担任各项圣礼的唯一主持者。

所有上述因素，汇成16世纪反抗欧洲罗马教会的浪潮。“教外人士对堕落教士的轻视与憎恨，”路德维格说道，“在这一场严重的离教运动中，并非是不起眼的小因素。”1515年，伦敦的一位主教埋怨说：“人们已如此邪恶地安习于异教的腐败……致使像艾贝尔一样无辜的教士，他们也会加以谴责。”伊拉斯谟报道说，在教外人士之间，对教会人员、教士或僧侣的称呼，成为一种尖刻的侮辱之词。在教士职位曾经最受人羡望的维也纳，在宗教改革的前20年，竟然没有一位新人选。

整个拉丁世界的人们疾呼“教会从头到尾要彻底改革”。激昂的意大利人如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弗罗拉的乔基姆（Joachim of Flora）和佛罗伦萨的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 of Florence）都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攻击教会的弊端，其中两人被火刑焚死。但无论如何，好的基督徒仍旧希望由教会中忠于信仰的后继者来完成教会的改革。人文主义者像伊拉斯谟、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as More）与比德（Guillaume Budé），恐惧公开分裂所带来的混乱，希腊正教断然脱离罗马教会，已是糟糕不过；“耶稣无缝外袍”的再度撕裂，必将威胁基督教本身的生存。教会曾一再诚心地试图清理各级教层与法庭，试图采取更为公平优越的财务规范；而各修道院也再三试图恢复昔日严格的教规，然而，人类的本质重写着所有的制度组织。多次宗教大会想改革教会，均遭教皇阻扼；而教皇想改革，又遭红衣主教团及教廷的官僚组织阻扼。利奥十世不得不在1516年悲叹于这些努力全然无效。开明的教会人士，如古沙的尼古拉，曾达成地方局部性的改革，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已。反抗者与爱护者对教会弊病所做的指责，刺激了各学派，困扰了各教坛，成为文学评论的焦点，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聚在人们的记忆与愤恨中，直到崇敬与传统的堤防崩决，使欧洲遭到一阵比现代所有的政治变革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宗教革命的横扫。

[1] 在任何社会里，大部分的才能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大部分的财物、特权与权力，也迟早均将为这少数人拥有。中古世纪，财富之所以聚积于教会，是因为教会担当了主要任务，并且有最具能力者为其服务。就某些方面而言，宗教改革实际是世俗对教会这种自然集中的财富与利益所要求的重新分配。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政府

1308年2月25日，在教士、贵族聚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第六位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在其加冕礼中庄严宣誓：英国将自豪地要求她的所有主权——

坎特伯雷大主教：陛下，凭您坚定的誓词，您可愿赐给英国人民并信守由英国古代各君主们，即您那正直的及敬畏神灵的先皇们，所留赐的法律习俗，尤其是由先王，那位光荣的国王圣爱德华所赐给教士与人民的法律、习俗与权利？

国王：朕全予答应，并予信守。

大主教：陛下，您可愿凭依您的权力，对上帝与神圣教会及教士与人民，完全信守上帝所示的和平？

国王：朕将信守。

大主教：陛下，您可能使您的全部裁决，用您的仁慈与真实，做得公正合理与慎重，以显耀您的贤能？

国王：朕将如此。

大主教：陛下，您可能支持您臣民所选择的法律与正当的习俗，并予以保护及加强，以显示上帝与您无上的权能？

国王：朕应允。

在如此宣誓并正式施行涂油礼予以神圣化之后，爱德华二世即将政府交于一些腐败与无能者之手，而自己与嬖臣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则沉迷于放荡的生活。英国贵族因而叛变，捕杀加韦斯顿（1312年），同时将爱德华二世与英国置于封建寡头政治之下。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遭苏格兰人击败（1314年）而含辱归国后，爱德华二世以另结新欢休·勒·德斯潘塞三世（Hugh le DespenserⅢ）自慰。他那位受到忽视的法国妻子伊莎贝拉及其情夫罗歇·莫蒂默（Roger de Mortimer），阴谋将他推翻（1326年）；随后他又在贝克利城堡被莫蒂默的手下伯克利·卡斯特尔（Berkeley Castle）谋杀。他15岁的儿子于是登基，是为爱德华三世。

英国这一时期值得推崇的事，是建立任何法律须经国会同意后才能生效这个先例。而紧急时由显贵与高级教士组成的“御前会议”（King’s Council），早就成为英国王朝的惯例。1295年，爱德华一世由于同时与法国、苏格兰与威尔士交战，极需现金与人力，因而指示“每一座城市、自治市与主要城镇”派遣两位市民（有选举权的公民），每一州郡派遣两位骑士（小贵族）参加国会，这一会议与御前会议形成了首届英国国会。有钱的城镇，其代表可能被说服而投票拥戴国王；而各州郡拥有自由民，他们可能成为强悍的射手与士兵；这股力量的形成使英国政府强大的时机已经来临。那时并不用伪装全民政治，各城镇虽已或直到1400年才脱离封建领主的统治，但城市的投票选举，只限于少数有产者。贵族与教士，仍是英国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大部分土地，雇用大部分人为其佃户或农奴，并组织、指挥全国的军队。

国会（自爱德华三世之后即如此称呼）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的皇宫中举行。坎特伯雷与约克两郡的大主教、18位主教及主要的修道院院长，坐在国王右边，50位公、侯、伯、子、男爵坐在左边；威尔士亲王与御前会议代表则设位于王座附近；皇家大法官坐在羊皮垫上，以提醒大家羊毛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后者的参加，是作为法律顾问。会议开始时，市民与骑士——日后即成为下议院——脱帽站在一道分隔他们与贵族、高级教士的围栏底下，国会首次（1295年）有了上院与下院。联合议会从国王或财政大臣那里接受一道宣言（为日后的“王室演讲”），其中说明了讨论的议案与希望的用途。然后平民与骑士（下院）退到另一厅堂集会——通常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分院。他们在那里讨论王室的提议。待审议终结，他们再推派一位“议长”将结论报告给上院，并将他们的请求呈给国王。会议结束时，上下两院再度聚会，聆听国王的指示，并等候宣告散会。只有国王有权召集或解散国会。

两院均要求辩论的自由，通常也能享有这个权利。在许多案例中，他们均以文字或言词强有力地向统治者表达意见；然而有些场合，过于无礼的批评者，也会被拘禁。理论上，国会的权力扩及立法；但实际上，大部分通过的法规，均被皇家大臣以法案方式提出。两院也时常呈递新议案与申诉状，同时拖延对各项基金的投票，直到相当满意为止。下院的唯一武器，就是这种“钱袋权力”（power of purse）；但当政府费用与城市财富增加时，下院的权力也因而增长。英国王室既非绝对专制，也非完全立宪。国王不能公开、直接更改国会所提的法律，或随便制定新法律；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可不受国会牵制而施行统治，颁布影响英国每一阶层生活的行政法令。王位的继承，非由选举而成，而是由家族血统而定。其身份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而人们对国王的服从与忠诚，也全靠宗教、习俗、法律、教育与仪式、誓词等力量合而成之。设若这些力量不够，则叛逆法中规定，凡被逮捕的叛国者，均须游街示众而上断头台，并当场挖出其内脏焚毁，然后将其吊死。

1330年，18岁的爱德华三世接管了国政，因而揭开了英国历史上最动乱王朝的一页。“他的身材普通，”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说，“面貌则宛如神明。”在他没有被色欲弄坏身体之前，他确实很像个皇帝。他是一个战士而不是政治家，在位时几乎不管政事。他友善地将权力让给国会，只求国会能支援其作战。在长久的统治中，他为了使法国附庸英国而大事搜刮。他身上也有骑士精神，也有韵事流传，他对待成为阶下囚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足以媲美传奇中的亚瑟王。征调722人建筑温莎圆塔之后，他便与宠爱的骑士在那里组成圆桌骑士团；还主持了许多骑士的枪技比赛。侍从弗鲁瓦萨尔（Froissart）透露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爱德华三世曾如何企图引诱可爱的萨里斯伯里（Salisbury）女伯爵，如何遭其婉拒，及如何举办马上比武，以图再饱餐其秀色。另一个动人的传奇则描述这位女伯爵在宫廷跳舞时，如何落下一只袜带，而被国王捡起，同时他说：“以此事为邪恶者为耻辱。”这句名言竟成了爱德华三世在约1349年建立的袜带骑士团的座右铭。

另有一个女人艾丽斯（Alice Perrers），则比那位女伯爵易于接近。她虽已婚，却委身于贪婪的王室，同时取得大宗土地作为报酬，其势力凌驾王上，致使国会提出抗议。皇后菲利帕（Philippa）很耐心地忍受这一切，并宽恕她，在临终时只要求艾丽斯实现她爱民的心愿，又说：“倘你蒙主宠召，请勿另择墓穴，仅须葬于我侧。”国王“眼里含着泪”承诺此事，然后转向艾丽斯，并以皇后的珠宝授之。

他凭着精力、勇气与技术指挥作战。那时作战被视为国王最高尚的工作。不好战的国王会受轻视，在英国历史上有三位国王因此被废黜。当时欧洲的贵族，都接受训练以从事战争；他只有凭着精通的武艺与勇敢以取得财富与权力。当时的人民虽苦于战争，但到爱德华三世，却绝少参与战事；他们的子孙已记不得以往的痛苦而只听到古代骑士光荣的事迹，他们将桂冠加在杀敌最多的国王头上。

爱德华三世建议征服法国时，其御前会议大臣绝少敢加以劝阻。只有等战争拖延了30年之久，使有钱大户也吃不消税金重担时，才激起全国的良心，呼吁和平。爱德华的征讨由胜利渐渐趋向失败，威胁到全国经济的崩溃时，老百姓的不满已到革命边缘。不过，直到1370年，爱德华尚靠着大臣约翰·简多斯（John Chandos）忠诚谋国，使战事与外交得利。等简多斯这位大英雄一死，御前会议首长由爱德华之子——因生于根特（Gaunt）郡而被称为“根特的约翰”，即兰开斯特公爵——所取代，约翰竟然随便地将政事交予一群榨取公帑的政客败类。国会要求革新政风，社会正派人士祈祷国王早死，以使国家复兴。他的另一个叫“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可能因其甲胄的颜色而得名——的儿子本可给政府带来朝气，可惜在1376年，老国王还在弥留之际，他便先一步去世。那年的“好国会”（Good Parliament）也曾制定了一些改革法案，拘押了两名不法之徒，并命令艾丽斯离宫。她如再回来，主教们必须褫夺其名号。待国会散会后，爱德华竟然不顾国会命令，立刻恢复约翰的权力，并召艾丽斯回宫；没有一位主教敢谴责她。最后这位顽固的君王，大限所至，终向死亡低头（1377年）。由黑王子一位11岁的幼子，在经济、政治的一片混乱与宗教的叛变中，继位登基，称为理查二世（Richard Ⅱ）。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

14世纪导致英国预演宗教改革的因素有哪些？

在这出戏里，教士的道德也许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较高级的教士一致守着独身主义。我们虽听到伯内尔（Burnell）主教生有五子，但大概只是例外。威克利夫、朗格朗德（William Langland）、高尔（John Gower）与乔叟（Geoffrey Chaucer）诸人都记载僧侣与修道士偏好美食与荡妇。对于这种越轨行为，如修女们常常用皮条牵着狗或让饲养的小鸟停在肩膀上进入教堂礼拜，或僧侣们匆忙地念着不连贯的祈祷文，几乎难以激起不列颠人的怒潮。

英国教会日益膨大与向外侵蚀的财富，啮食着政府与教外人士的钱袋和神经，使其元气大伤。教士们在大多数场合也会将收入的1/10捐给国家，但坚持未经过他们会商同意，不得向其抽税。除了在上院有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等代表外，他们也直接或派代表参加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召开的教士会议，决定与宗教或教士有关的所有问题。国王通常都从教士阶级——英国接受最好教育的阶级中，选用国家高阶层的官吏。教外人士控诉教士涉及教会财产的案件，均受国王法庭审理，但主教法庭对正式僧侣涉案人员有单独的审判权。在许多城镇里，教会将财产租给佃户，并宣称对佃户具有完全的司法权力——即使佃户犯罪亦然。这些情况固然令人愤慨，但主要的刺激，是英国教会的财富流入教皇之手——类似14世纪教产流入阿维尼翁和法国。据估计，英国财物落入教皇手中比落入英国国库或国王之手的更多。

这时，朝廷里形成一个反教士团体。他们通过立法，使教会财库加重分担政府的费用。1333年，爱德华三世拒绝再付英国约翰国王在1213年向教皇保证缴纳的贡物。1351年的《圣职候补人法》（Statute of Provisors），企图终止教皇对英国神职人员与圣俸的控制。而《王权侵害罪法》（The First Statvte of Praemunire，1353年）中，对英国人民把原来由国王裁定应受地方司法审理的事件，再去向“外国”（教皇）法庭申诉这种行为，视为非法。1376年，下院正式指责英国境内教皇税吏将大笔钱财送给教皇，及遥领职衔的法国红衣主教从英国教区抽取大宗财富。

宫廷之反教士团体由根特郡的约翰领导，在他维护下，威克利夫后来能平安善终。

威克利夫，英国第一位宗教改革家，约1320年出生在约克郡北部的希波斯威尔（Hipswell），离威克利夫村不远。他就读于牛津，后来成为那里的神学教授，并当了一年巴利奥尔（Balliol）学院的校长（1360年）。后又受任为牧师，从教皇接受各种圣俸或从地方教会收受俸禄，他同时执教于牛津大学。他的文学活动令人惊奇。他写了大量有关形而上学、神学与逻辑学的学术论文，两卷辩证神学，4卷讲道集，及包括其名著《内政权短论》（Tractatus de Civili Dominio）在内的许多简短精辟的杂文小册。他的大部分文章都用不雅的及难以明白的拉丁文写成，连文法专家对之都大伤脑筋。可是隐藏在这些晦涩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爆炸性的思想，这些领先于胡斯和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几乎使英国在亨利八世之前155年与罗马教会割离，使波希米亚投入内战。

威克利夫开始就举错了步，由于服膺奥古斯丁的逻辑与雄辩，他将教义建立在可怕的宿命论之上。据威克利夫的说法，上帝将恩宠赐予其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前就预示永生的存在。每个人会失去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善行并不能赢得拯救，但他同时指出，凡行善者必接受圣宠，成为选民之一。我们依据上帝赋予的气质而行事，从与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观念相反的一面来理解即是，人的命运即人的德行。只有亚当与夏娃才具有自由意志，但由于他们背叛上帝，使自己及其后代子孙都丧失了这一自由意志。

上帝是人的主宰。我们直接对他忠顺，正如每一位英国子民对其国王效忠，并非像封建的法国先间接通过诸侯领主层层效忠。因此，人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介；教会或祭司倘声称必须介入，则应予拒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基督徒均为牧师，无须授职。上帝主宰了大地及其所有物，人们只有归附于神时才可拥有财富。凡对天上这位君主犯有背离罪的，将丧失一切权利，因为合法的所有权（主权）需要沐浴在恩典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圣经》所述：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们与以后的继承者以及其授命代表守贫的道理。任何拥有财产的教会或祭司，均违反主的戒律，身在罪中，因此不得主持圣礼。教会与教士最需要改革的，是其完全放弃世上财物。

这一教理似乎还不够复杂，威克利夫又从其神学推论出一种理论性的共产社会与无政府主义。任何处在恩宠中的人均与上帝同享所有财物；理想上一切东西都该由正直者共同持有；私有财产与政府（像某些经院派哲学家提倡的）是亚当之罪（即人性）与人类承继下来的罪孽所产生的后果；在一个全德的社会里，不会有个人的私有权，也没有教会或国家人为制定的法律。威克利夫考虑到在当时英国境内叛乱的激进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个字面解释，赶快说明他的所谓共产社会，应被理解为只是一个理想上的意识；现时存在的权力，如保罗所言，仍由上帝授予，必须服从。这种玩弄革命的手法，路德几乎一模一样地于1525年重新运用。

反教会团体即或不跟从威克利夫的论调，至少也由他的评责教会财富上看出某些苗头。国会再度拒绝向教皇纳贡时（1366年），威克利夫即以效忠国王的教士身份，准备卫护这一行动。1374年，爱德华三世授职他为拉特沃思（Lutterworth）教区长，显然是作为酬劳。1376年7月，威克利夫受命随同皇室委员会前往比利时的布鲁日，与教皇代表讨论英国继续拒付贡金一事。根特的约翰建议政府应该没收教会部分的财产时，也邀请威克利夫去伦敦作一连串的讲演，为这一建议辩护。威克利夫予以应允（1376年9月），后来被教士团体指其为约翰的利用工具。伦敦的考特尼（Courtenay）主教决定告发威克利夫为异端，借以间接攻击根特。威克利夫终于在1377年2月受召，出现在圣保罗教堂高级教士会议之前。他遵命而来，但由约翰带着武装扈从护送。其侍卫与某些围观群众发生争执，随即喧闹起来，因此主教认为最好休会。威克利夫则丝毫无伤地回到牛津。考特尼大主教遣送一份引述威克利夫作品多达52页的详细控状到罗马。同年5月，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颁布训谕，谴责威克利夫的18项论题（大部分出自其《内政权短论》一文），同时命令萨德伯里（Sudbury）大主教与考特尼主教调查威克利夫是否仍持有这些观点。果真如此，他们便予以逮捕并拘押之，以等候处理。

这时，威克利夫不但已取得约翰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领主珀西（Percy）的支持，也赢得不少舆论的拥护。10月召开的国会，强烈反对教士。没收教产的争论吸引了许多会员，大家认为，万一国王获得现在由英国主教及修道院正、副院长所持有的财富，他可用来维持15位伯爵、1500位骑士、6200位扈从，并且每年还可留下2万英镑给他自己。这时，法国正准备入侵英国，而英国的财库几乎告罄；让一位法籍人代表教皇及一批绝大多数为法国人的红衣大主教从英国教区聚敛钱财，此举该多愚蠢！国王的顾问请求威克利夫对“当此驱除外敌成为燃眉之急时，英国王朝是否可以不理教皇的恶评，而合法地制止钱财流到国外？”这一问题置评时，威克利夫即在一本小册子上写出了答案，要求英国教会从实质上真正有效地与教皇割离。他写道：“教皇除非用募捐方式，否则不能要求这份财富……由于一切施舍行为始自家庭，将本国所急需的钱财输往外国，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愚昧行为。”威克利夫反对“英国教会本是整个教会或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因此该向她服从”这种观点，他主张英国教会的独立。“依据《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该是一个整体，而教士、领主与平民均属该组织的一员。”这种先于亨利八世的大胆言论，使国王的顾问都指示威克利夫对该问题不必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国会在11月28日休会。12月18日，摆好阵势的主教们终于发布了一道谴责训谕，吩咐牛津大学校长执行教皇所下的拘捕令。但该大学那时正处在学术独立的高峰期。它曾在1322年事先未请示其行政上司林肯郡的主教，即宣称有废除一位不称职校长的权力。1367年，它便已摆脱所有主教的控制。至少半数的教授支持威克利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牛津校长拒绝服从主教，并且否定任何高级教士在信仰问题上，超越大学而居于权威地位。同时，他也劝导威克利夫暂且隐退。但能保持沉默的改革家，实在很少。1378年3月，威克利夫在兰贝斯召开的主教大会中出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听证即将开始时，大主教从国王理查二世母后处接到一信，要其赦免对威克利夫最后的定罪；另外在议事进行中间，一群人忽从街头闯进，扬言英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英国境内的任何宗教裁判。主教们畏服于政府与人民的联合力量，暂缓对威克利夫的判决，而威克利夫再度胜利地平安回家。同年3月27日，格列高利十一世逝世，又数个月后，教皇的割裂分散削弱了教皇职位和整个教会的权威。威克利夫趁机再度展开攻击，发表了多篇文章（多半以英文写成），阐述他的反动异说。

经过多年奋战，由于辩论及年纪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他如同一位严酷的清教徒。他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更像一个战士与组织者。或许，他的论辩方式是极端无情的。他的嬉笑怒骂才能，已经纵横自如。他抨击修道士大讲贫穷之道，实际上却在聚敛钱财。他认为某些修道院是“贼窝、蛇窟、妖魔之屋”。他对“圣者的功绩能解救落入炼狱的灵魂”这一教理大加诘难。他认为基督同十二使徒并未教导赦罪的教义。如果教皇有能力将灵魂救出炼狱，那他为何不以基督的慈悲立刻携带它们出来？威克利夫极为激动地宣称“许多教士……以各种淫行玷污妇人、闺秀、寡妇与修女”。他主张，凡教士犯罪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他痛斥这批养狗放鹰、赌博、玩乐和捏造神迹、谄富、欺贫，对富者犯罪轻易宽恕，却将付不起什一税的贫民赶出教会的教士。他指控英国高级教士“剥夺穷人生计，却不反对压迫”；他们“视臭便士的价值高于耶稣的宝血”；他们的祈祷只是表演，并为他们从事的各项宗教活动收取税款；他们生活奢侈，乘坐配以金银鞍具的骏马；此种情形，路德所言的他似已预知。“买卖圣职之事已遍及各层教会……而罗马教廷的圣职买卖，为害最大。因为它最为公开，并在最堂皇神圣的色彩下掠夺了老百姓大部分的土地与财富。”教皇之间（在分裂运动中）丢丑的敌对行为、他们对开除教籍权力的玩弄及他们无耻的争权，“只有在教皇们效仿耶稣时，才能使人相信他们”。教皇或教士在精神上“是领主，甚至是国王”；但如果他总揽了世上财物或政治权威，他便不配担任圣职。“耶稣基督没有寸土之地，这位教皇却拥有帝国之半……耶稣至为谦卑……教皇却端坐在他的宝座上，使各郡领主低吻其足。”威克利夫俏皮地提示，这位教皇或许是《使徒行传》与《启示录》里预言的那位传播耶稣第二次降临时的假基督（Antichrist）。

据威克利夫之见，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使教会脱离一切财物的拥有与权力。耶稣及其门徒生活在贫穷之中，教士也该如此。所有的修道士与僧侣均该避免一切财物或奢侈，而重返完全受戒的生活。所有的教士则“该乐守清苦并与尘世的权欲绝缘”；他们该温饱自足，而依施舍为生。如果教士不能自动皈依清苦的传道生涯，则国家便予以干涉而没收其财物。“让领主与国王改善他们”，并“约束教士们，使其坚守耶稣所训诫的贫穷”。别让国王在这时恐惧教皇的诅咒，因为“没有任何人的诅咒具有上帝诅咒的力量”。国王单独对上帝负责，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威克利夫否定了格列高利七世与博尼费斯八世所宣称的“世俗政府该服从教会”这一教条，他认为国家在一切世俗问题上该居于领导地位，并且控制教会所有的财产，教士职位该由国王授予。

教士的权力在于主持圣典。威克利夫有见于此，远早于路德和加尔文。他否认秘密告解的需要，主张恢复早期基督徒所乐行的自动而公开的忏悔。“向教士私下告解……并不需要，这只是后来魔鬼带来的玩意儿；耶稣未尝使用秘密告解，其后的任何使徒，也未见用过。”这种告解方式使人民受制于教士，有时被滥用在经济或政治的目的上；又“利用这种秘密忏悔，修道士与修女可能共同犯罪”。依这情形来看，正直的教外人士赦免一位罪人，可能比邪恶的教士更有效。但事实上，只有上帝才有赦免之权。通常而言，我们真的怀疑由一位犯罪或异端的教士主持圣礼的合法性。一位教士不论其好坏，他绝不能将圣餐的面包与酒变成上帝的身体与鲜血。对于威克利夫来说，他知道一些教士声称能完成上帝所创造的奇迹，而实际上却一无所为，没有比这件事更使人厌恶的了。像路德一样，威克利夫否定了化体之说，但并不否认神的“实存说”（Real Presence）；也不必借神迹来解释，耶稣确是“精神的、真实的、实在的、有效的”存在，只是必须借面包与酒这些不会消失的实体存在。

威克利夫不认为这些思想是异端，但这种“同体”的理论使他的一些支持者哗然大惊。皇室约翰因而匆匆赶往牛津，嘱咐他这位老友对圣餐一事勿再发表任何言论（1381年）。威克利夫拒绝这一劝告，并在1381年5月10日发表的自白书中，重申其见解。一个月后，社会革命在英国突然爆发，所有财主为之震恐，从而对于威胁到各类财产（教外的或教会的）的任何主张，都转而冷眼以对。威克利夫现在已失去了政府中的大部分支持，而萨德伯里大主教被叛党暗杀，使威克利夫的死敌考特尼主教跃登英国教会首位。考特尼觉得，倘若威克利夫的圣餐之说传播开去，势将有损于教士的权威，也连带影响到教会道德权威的基础。1382年5月，考特尼在伦敦的黑衣僧修道院召开教士会议。他说服这一会议谴责其从威克利夫作品中挑出来的24项主张，并发给牛津校长一道强制命令，令他限制威克利夫在其正统性获得证明之前，不再从事任何教学或传道工作。此时，国王理查二世也因为这次几乎使他垮台的叛乱而改变态度，命令牛津校长驱逐威克利夫及其全部追随者。威克利夫不得已退回拉特沃思生活，仍受到根特的约翰的保护。

由于这次叛乱的一位主要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对威克利夫赞扬备至，威克利夫尴尬之下，不得不发表几篇文章，以排除他与这一叛变的关系。他否认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并力劝其追随者耐心顺从其世俗的领主，坚定其死后获得补偿的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不断地写小册子攻击教会，并组织“穷传教士”会，在人民之间散布其改革之说。这些“威克利夫派信徒”（Lollard），有些教育程度很低，有些则高为牛津学人。像初期的托钵僧一样，他们穿着羊毛黑袍，赤足而行；他们被人们看作耶稣精神的再现，所有人都被他们的热忱所温暖。他们所言所行，早已成为日后新教徒用来强调永为真理的《圣经》，以对抗谬误百出的教会传统与独断教条，并力主使用本国语言传道以纠正在神秘仪式上使用外国语言的错误。威克利夫以浅显有力的英文为这些俗家教士和知识听众，写了300篇传道文章和大量宗教论文。由于他欲使大家归向《新约》所传的基督教，他与助手合力翻译《圣经》，作为真正宗教上唯一正确无误的指引。1381年，只有一小部分《圣经》被译成英文，法文译本也仅供知识阶级使用。此外，传自古代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本，对于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很难了解的。鉴于异教徒像韦尔多派教徒（Waldensian）大为利用《圣经》，教会劝告人们不要阅读未经认可的译本；同时对早已预料到的每一教派乱译《圣经》，各事渲染，及任意解释所带来的教义的混乱，极为反对。然而，威克利夫坚决认为，《圣经》该被每个识字的英国人阅读。他本人翻译《新约》，《旧约》则留给尼古拉斯·赫里福德（Nicholas Hereford）与约翰·珀维（John Purvey）两人。全部译作则在威克利夫死后约10年完成。这一译本根据哲罗姆（Jerome）的拉丁版，而非希伯来的《旧约》或希腊的《新约》。这部译作虽非英国散文的楷模，却是英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1384年，教皇乌尔班六世要求威克利夫赴罗马晋见，但另一个权威更大的召唤阻止了此行。1384年12月28日，这位风烛残年的改革家在参加弥撒时突然中风，3天后逝世。他被葬于拉特沃思，但康斯坦茨的宗教会议（1415年5月4日）却下诏令，挖掘其墓穴，投其骸骨于附近的河中。该会议同时又下令搜查他的作品，一一销毁。

宗教改革的所有要素均集于威克利夫：反对教士的陋俗；要求严格的道德；召唤人们从教会回到《圣经》，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回到奥古斯丁，从自由意志回到宿命论，从凭善行获救回到凭神宠获选；拒斥赎罪券、聆听告解与变体论等事；否认教士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沟通者；抗议将国家财富拱手让给罗马；请求国家终止再做教皇的附属；攻击教会拥有世上财产。若非这次大革命阻止了政府对威克利夫改革运动的保护，宗教改革在德国发生前130年，可能已在英国成形。

大叛乱（1381）

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307年的人口，据粗略估计约为300万，与1066年所推定的250万相较，只是一种缓慢的增加。这一数字一方面显示农业与工业技术进步迟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饥荒、疾病与战争对人口繁殖的有效抑制。在这块肥沃却狭窄的岛屿上，不能以其资源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人口中约3/4为农民，而农民中又有一半是农奴。在这方面，英国比法国落后了一个世纪。

在英国，阶级的区分较诸欧洲大陆更为森严。当时的生活圈似乎只围绕着两个核心：优雅且骄慢的统治阶级，抱着希望且怀着仇恨的被统治阶级。以贵族领主而言，除了对国王的有限贡献外，他们是封地的主人，其权力甚至超出所辖地区之外。兰开斯特、诺福克与白金汉（Buckingham）诸地的公爵，其财产足与皇家相抗衡，尼维尔（Nevilles）、珀西两家的财富也不少。封建诸侯有权要求其附庸骑士与扈从效忠、保护，并穿戴其“仆役制服”（Livery）。然而，个人也可能从低阶层中崛起，一位商人的女儿也能钓得一名金龟婿并获取一个高贵的名衔。假如乔叟复生，他会惊异于他的孙女竟一变成为公爵夫人。中产阶级尽量模仿贵族的生活举止；他们在英国互以“主人”（Master）、在法国则互以“阁下”（Mon seigneur）相称呼；不久，每位男士又都成了“先生或君”（Mister或Monsieur），而每位女士则成了“夫人”（Mistress）或“女士”（Madame）。

工业的进展快于农业。1300年，英国所有的煤矿几乎都在开工，银、铁、铅、锡也在开采，各类金属的输出在全国外贸上居于高位。“英国土地下的财富高于地上的”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这一时期羊毛工业的兴起使英国富足。贵族地主将以前拨给农奴与佃户作为平常用途的土地一一收回，同时将一片片广大土地改为绵羊牧地，因为出售羊毛比种庄稼更能赚大钱。羊毛商一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他们有能力将巨额的钱财贷借给压榨他们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由于不想让英国本土的羊毛原料运往法国的佛兰德斯以供养别人的毛衣工业，爱德华三世（1331年起）引诱该地的织布匠前往不列颠，并经后者建议，终于在英国建立了纺织工业。随后，他禁止本国羊毛输出和大部分外国布匹的输入。14世纪末，布匹生产已取代羊毛贸易成为英国流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英国达到半资本化的形态。

这门新工业需要许多技艺上的密切配合，包括织造、漂洗、梳毛、染色与整理等。旧式的手艺业公会已不能处理批量生产所需的精密合作，各项专业的劳动力由企业家组织、支持与控制。然而，英国不像佛罗伦萨与佛兰德斯等地那样形成工厂制度。大部分仍然靠小店里的老师傅、学徒及几个工人完成，或在小乡村的磨坊里利用水力，或在乡间家户中利用家务闲空，耐心地用双手在织布机上孜孜工作而成。手艺公会以罢工方式对抗这一新制度，但后者优越的生产方式征服了所有的抗力。那些竞相出卖劳动力与技术的工人，逐渐听由提供资本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摆布。城镇中穷苦的劳工大众“赚一文吃一文……没好穿的、没好住的，好日子时可以一饱，坏日子时只有挨饿。”当时英国城市的所有男性居民，均须征召参加公共工作，但有钱人家可以付钱免役。这一时期社会的贫穷情况也许不如19世纪早期那样可怕，但也苦涩难当。乞丐无数，他们居然还有组织，用来保护并管理这一行业。各教会、修道院与同业公会的救济，同样疲软无力。

在这种局面下，黑死病的侵入不只引发了一场自然大灾害，几乎也是一场经济革命。英国人民居地的气候虽适合植物生长却极不宜于健康；田野虽终年常绿，居民却易患痛风、风湿、哮喘、坐骨神经痛、肺痨、浮肿及眼疾、皮肤病等。各阶层人士都吃粗食，喝烈酒，以保温暖。“现在仅少数人活到40岁，”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约1340年说道，“活到50岁的，更少之又少。”那时的公共卫生尚在原始阶段；制革厂、猪栏、厕所的恶臭污染着空气；只有富室之家才装有自来水，大多数仍从沟渠或井里取水，甚至每周洗一次澡，用过的水也不敢浪费。贫苦阶级成了周期性削减人口的瘟疫的牺牲品。1349年，黑死病从诺曼底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年后侵入苏格兰与爱尔兰，然后分别于1361年、1368年、1375年、1382年、1390年、1438年及1464年又窜回英格兰。总结起来，每3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被夺走。约有近半数的教士死亡。后来英国教会受人指责的一些弊端，也许就是由于教士死亡太多，才将缺少适当训练与品格不合的人匆匆补缺的缘故。艺术也连带遭殃，教会建筑几乎停顿了30年之久。这时，道德趋于堕落，家庭束缚松懈，性关系泛滥，溢出了婚姻制度替社会秩序所设的防线。法律没有官吏来执行，而且常被漠视。

瘟疫与战争合作，加速了采邑制度的没落。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孩子或其他援助，抛弃了租地迁往城镇。地主不得不以两倍于从前的工资雇用自由工人，以比过去更安适的条件来吸引新佃户，并以金钱换取封地上需要的劳力。另一方面地主们又苦于物价日益上涨，便诉请政府稳定工资。御前会议即刻颁发一道法令（1349年6月18日）以为对策，内容如下：

由于近来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工人和仆役都死于瘟疫，许多人……除非接受额外的工资，便不肯工作，有些人甚至宁愿行乞于市而不愿凭劳力过活。我们考虑到因特别缺乏农人及此类劳工可能产生的严重困难，并与主教、贵族及学者共同会商之后，规定各项如下：

1.凡年未满60岁具有体力者，生活无定，仍可工作者，均须受雇于人，否则送入监狱，直到寻到保人担保其工作为止。

2.倘工人或仆役于期前离去，将受监禁。

3.仆役工资照旧，不许多给……

4.倘技师或工人超额收取工资，将受判刑。

5.粮食须以合理价格出售。

6.任何人不得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施舍。

这一法令受到雇主与雇工的普遍漠视，因此，国会又公布了一道《劳工法》（Statute of Labourers，1351年2月9日），特别规定任何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同时核定了大多数劳务与货品的价格，并为此设立一个执行机构。1360年的法令进一步规定，凡契约期或租佃期未满即行离去的农夫，可用武力强制返工，由和平法庭判决，还可在其眉上烙印。日益严厉的此类法案，在1377年至1381年施行。尽管如此，工资却仍在上涨，而由此产生的劳工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激发了阶级冲突，新武器也交到叛乱者手中。

继之而起的叛乱，来源甚多。奴属地位的农人要求自由；自由佃农则要求停止缴纳高税，把每亩每年的地租降到4便士。有些城镇仍然隶属封建领主，也极欲独立自治。在解放社区，工人仇视商人的寡头政治，而工匠则因为贫困不安而反抗。所有人——包括农民、劳工大众，甚至地方教士——都指责晚年的爱德华三世与理查二世接位初期时政事的失当。他们质问为何英国军队自1369年以后连战连败，为何还要抽重税来支援这些败仗。他们尤其痛恨年轻国王身边的两位重臣萨德伯里与罗伯特·黑尔斯（Robert Hales），还有根特的约翰，认为他们是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先锋和保护者。

动乱与威克利夫派关系很小，但动乱者心理上多少受其影响。这次叛乱中的知识分子约翰·鲍尔，便喜欢引用威克利夫之言，而瓦特·泰勒（Wat Tyler）也跟随着威克利夫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鲍尔是“肯特（Kent）的疯牧师”，他在会众间传播共产主义，在1306年被处以破门律。他变成了巡回传教士，经常抨击高级教士与领主的不义之财，要求教士守持基督福音式的贫穷，他也嘲弄各个争权夺利的教皇在分裂运动中分抢耶稣的圣袍。有两句话流传甚广，据说是他的名言：

亚当耕田夏娃织，

那时谁又是绅士？

意为：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在伊甸园里可有任何阶级区分？弗鲁瓦萨尔虽然酷爱英国贵族政治，但也曾引述鲍尔的见解：

我的好朋友们，除非万物平等，否则英国国内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只有在既无奴仆，也无领主，统治者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时，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他们对待我们多么恶劣！他们凭什么奴役我们？我们岂不全都从同一祖宗亚当与夏娃而来？他们又凭什么显示出他们该高居我们之上？……我们被看成奴隶，如果工作不力，即遭鞭打……让我们见国王予以申告；他很年轻，我们可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答复；倘或不然，我们便须自己设法改善我们的状况。

鲍尔曾被逮捕过三次。当叛乱爆发时，他还在狱中。

1380年开始的人头税使不满达到高峰。政府这时濒临破产，国王抵押的珠宝将遭没收，而在法国的战争犹在呼求新的支援。10万英镑的重税又落在老百姓身上，凡年过15岁的居民均须纳税。引起叛乱的各种不同怨气也因新税而汇集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逃避税吏，税收总额大为短绌。当政府派遣新的监督官搜捕逃税者时，人民拿起武器聚集起来反抗他们。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皇室的代理人遭人用石头赶出城外（1381年），同样的事件也在福宾（Fobbing）、科林亨（Corringham）与圣奥尔班（St.Albans）等地发生。抗税的群众大会数度在伦敦举行，城市的示威运动助长了农村的叛乱，并引导农民趋集城市，与那里的群众结合，“逼迫国王不使英国境内再有农奴存在”。

进入肯特郡的一群收税官遇到暴力的反击。1381年6月6日，一群暴民攻入罗切斯特的监牢，将囚犯释放，同时劫掠该城。翌日，他们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此人来历不明，是一名退伍军人，这可以从他能将混乱的乌合之众编练得行动规律一致，而且很快使得他们服从其统御看出。6月8日，这群庞大的队伍，携带弓箭、棍棒、斧头与刀剑，会合肯特郡几乎每一个村庄的新兵，纷纷去攻击那些不得人缘的地主、律师与政府官吏之家。6月10日，这群人在欢迎声中侵入坎特伯雷，他们掠夺退位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宫室，打开监狱，并抢劫富豪的宅第。整个东肯特郡都发动了革命，一城接着一城起义，地方官吏纷纷在暴风雨前溜逃。豪门富室则逃难到英国境内其他地方，躲在偏远的处所，甚或捐献财物给革命党，借以免除进一步的损害。6月11日，泰勒挥军转向伦敦，在梅德斯通（Maidstone）将约翰·鲍尔从狱中释放；后者也加入行列，而且每天向这群人传教。他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的统治，所有的社会不平等均将铲除，再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国王。

同时，连带的叛乱也在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伯弗利（Beverly）、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剑桥（Cambridge）、埃塞克斯（Essex）、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萨塞克斯（Sussex）、赫特福德、萨默塞特（Somerset）各地爆发。在埃德蒙（Bury St.Edmund），人们将那位一向固执于修道院权力的修道院院长的头砍下。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他们杀害了几位被认为插足英国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们尽可能摧毁载有封建产权与义务的案卷、租约或特许状。因此，剑桥的市民便烧毁了该大学的特许状；在沃尔瑟姆（Waltham），修道院档案中的每个文件都被付之一炬。

6月11日，来自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的叛军接近伦敦北郊。12日，肯特郡的起义队伍刚刚渡过泰晤士河抵达萨瑟克（Southwark）。国王这方面并未作有力的抵抗。理查二世、萨德伯里与黑尔斯都藏在伦敦塔里。叛军领袖泰勒请求会见国王，但遭拒绝。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下令关闭四座城门，但旋即被城里的革命志士打开。6月13日，肯特郡的革命队伍攻入首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又有成千的工人加入。泰勒一方面监禁旧主约翰，予以善待；另一方面压制众怒，不许其手下侵犯约翰的府第。果然使约翰家中安然无恙，有一位想偷银杯的暴民便遭群众杀害。城内其他处却难免一劫：昂贵的家具被掷出窗外；富丽的幔帐被撕成碎片；首饰珠宝被打得粉碎；房子被烧塌；喝酒欢乐的叛军，有些醉倒在地窖中竟被人遗忘而活活烧死。嗣后，叛军转向教堂——那是英国律师的大本营，农民们永远记恨律师写过他们的卖身契和估算他们的财产去供课税的事，因此也把律师们的案卷全部付之一炬，并焚毁其建筑。纽盖特（Newgate）街与弗莱特（Fleet）街的监狱被打开，狂喜的囚犯都加入暴动。长达一个世纪的仇恨涌集在一天中发泄，群众也感到疲倦，他们一躺在城里空旷之地就呼呼入睡。

那天晚上，御前会议认为最好不让国王与泰勒单独会面。他们送信邀请泰勒及其随从于翌晨在伦敦北郊一个叫米莱·恩德（Mile End）的地方与国王理查二世谈判。6月14日，天刚破晓，除了不敢露面的萨德伯里和黑尔斯两人，这位14岁稚龄的国王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所有御前会议大臣骑马走出伦敦塔。这一小群人穿过聚集的人群到达米莱·恩德，埃塞克斯区的叛军早已等候在那里；以泰勒为首的肯特区叛军也跟随而至。理查二世似早已准备答应其所有要求，此番态度令泰勒甚感惊讶。英国全境废除农奴制度，所有封建领主制下的权利与义务一律终止，佃户的租额全部免清；并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民予以特赦。30位秘书立刻草拟对所有地区施用的自由状与赦罪令。在此，国王仅拒绝了一项要求，即不允许将皇室大臣与“奸贼”交给人民。理查二世答复叛军时表示，凡被控失职的政府官员，均应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接受审判，倘发现有罪，定必予以惩处。

泰勒不满这一答复，因此率领人马赶往伦敦塔。他们发现萨德伯里大主教在小教堂里唱弥撒，便将他拖入庭院中，按倒在地，以木枕颈，行刑的刽子手是外行人，连砍八斧方将头砍下。叛乱者将黑尔斯及另外二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给死去的大主教戴上法冠，把法冠用铁钉牢牢地钉在脑袋上。他们又用枪挑着砍下的头，游街示众，然后挂在伦敦桥的门楼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在屠杀。伦敦商人平日怨恨佛兰德斯人的买卖竞争，便怂恿群众悉数杀害城中的佛兰德斯人。为了判别可疑者的国籍，往往示以干酪面包，令其回答为何物，倘受嫌者答以“brod und käse”（佛兰德斯语与德语的“干酪面包”），或带上佛兰德斯的土腔，便立即没命。当天便有150名以上的外国商人与银行家在伦敦遇害，又有许多英国律师、税吏及根特的约翰的随从死在复仇者的乱斧下。小学徒谋杀师父，欠债人刺死债主。直到深夜，这群饱染鲜血的胜利者才停手歇息。

理查二世获悉此事后没有回伦敦塔，由米莱·恩德避往圣保罗教堂附近其母的居处。同时，大群从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来的叛众，由于争取自由特许状的成功，纷纷地高兴回家。6月15日，国王向留下的叛民发出一道委婉的咨文，要求他们在奥尔德桥（Aldersgate）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广场与其见面，泰勒表示同意。赴约前，国王恐遭意外，先行告解及领圣体，然后带着200名身上暗藏利剑的便衣扈从骑马前往。泰勒却只带了一名护卫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他重新提出条件，其内容虽未确实见诸记载，但仍包括没收教会财产，分之于平民的要求。于是当场引起一场争论，国王的一名侍从骂泰勒为贼，泰勒命其助手将该侍从打倒，但被市长沃尔沃思所阻，泰勒乃亲自挥剑刺向市长，后者因斗篷之下穿着甲胄防身，幸而得免，泰勒反为市长的短刀所伤。此时，国王的卫士们也一齐拔剑攻击泰勒，泰勒最后骑马冲回他的军队，大呼国王背信，倒在他们脚下而死。叛军深为对方这一平白无故的背信行为震惊，纷纷持箭上弓，准备发射。叛民人数虽已减少，但据弗鲁瓦萨尔估计有两万人，仍可压倒国王的卫队。此时，理查二世勇敢地骑马走向他们，一面喊道：“你们将射杀你们的国王吗？我将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你们要求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到外面的广场即可。”他骑马慢慢走出，心里却对群众是否会听从或宽恕他很是怀疑。这时，叛民们先是踌躇不决，最终都跟随在国王之后，而大部分皇家侍卫，也掺和在他们的队伍之中。

市长沃尔沃思急忙掉转马头奔回城去，一面传令给城内24区的市议员，速领所能召集的武装兵力加入阵营。最初许多市民同情叛党，这时也都被他们的乱杀乱抢吓怕，凡是有财产的市民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财产竟无保障。因此，伦敦市长一声号召，仿佛突然由地底钻出了听他指挥的7000名士兵。他率领这群城内队伍又回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重新守护国王，并建议歼灭叛军。理查二世拒绝此举，因为叛军既曾礼遇国王，未敢相犯，他这时便应表现出宽宏大量。他宣布他们可以安然地自由离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两地余留的叛军旋即解散，而伦敦的乱民也各回原处，只有从肯特来的叛军尚逗留未去。他们通过城市时受到市长手下武装人员的围堵，但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他们，这群人才得以安然开走，凌乱地沿着肯特旧路回乡。国王这时也回到他母亲身边。她喜极而泣地对国王说：“啊，好儿子，母亲这一天可为你担心死了，折磨够了！”“是的，母后，”这位孩子回答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高兴地感恩、赞美上帝，因为今天我已恢复了失去的祖宗遗产和英国王位。”

也许是受那位拯救他的伦敦市长的影响，理查国王在6月15日同一天发出一道谕告，驱逐凡在伦敦未住满一年的居民，否则处死。市长沃尔沃思带领人马在大街小巷大事搜查，捕捉了很多外来客，并杀害了其中一些人。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叫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他显然是在苦刑之下供认出，肯特的群众曾计划推举泰勒为王。同时，埃塞克斯的起义者也推派了代表团抵达沃尔珊，要求国王正式批准他在6月14日所许下的诺言。国王理查二世回答说这项诺言是被迫而出，因此无意信守；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农奴，并且将永为农奴。”他同时威胁说，凡继续武装叛乱者，均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愤怒的代表们因而重新召集部属，再谋叛乱；其中有些即听命叛乱，但因受到沃尔沃思手下的大量屠杀而人数锐减（6月28日）。

7月2日，这位愤怒的国王取消了叛乱期间他所承诺的一切赦书与特敕令，并开始着手查办这次叛乱首脑人物。上百人因此遭受逮捕、审判，其中有110位或更多的人被处死。约翰·鲍尔也在考文垂（Coventry）被捕，他大无畏地直认自己在这次暴动中的领导角色，并拒绝要求国王宽宥。他被处吊刑，并被车裂分尸。他与泰勒、杰克·斯特劳等叛民首脑人物的头取代了萨德伯里、黑尔斯的头，高挂在伦敦桥头作为装饰。11月13日，理查二世向国会报告经过。他说，如果到会的高僧、贵族与平民愿意解放农奴，他也十分赞同。到会人士几乎全是地主，他们不能认可国王有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力，所以他们投票一致赞成维持现行的封建采邑制度。落败的农民只得重操犁锄，而愁苦的工人也只有回到机器旁边。

新文学

英语已渐渐成为文学的适当媒介物。1066年诺曼底人的入侵，曾一度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演进为英语。这时，法语曾一度成为这一王国的官方语言。新的字汇与成语逐渐形成。这时的英语基本上是条顿语，但掺杂着高卢词来修饰。与法国的长期战争，可能激发了英国人反抗敌人的语言统治本国。1362年，英语被宣布为法律上与法庭中的通用语；1363年，上议院议长在国会上以英语演讲而开创了先例。这时，学者、史学家与哲学家（甚至到培根时代），虽仍继续以拉丁文写作以招徕国际读者，但诗人与戏剧家已使用英语。

现存最早的英语戏剧为“神迹剧”，一种宗教故事的戏剧化。它在约1350年排演于英格兰中部，剧名为《悲惨的地狱》（TheHarrowing of Hell），内容为撒旦与耶稣在地狱门口展开舌战。14世纪，由城镇的同业公会来排演成套的神迹剧已成风气。主办的每一出戏，其题材通常来自《圣经》。演员们带着布景、坐着巡回车，在城里闹市中心搭设的临时舞台上演戏。嗣后几天则又轮到其他演员来演出同一《圣经》故事的后几场戏。目前为人所知最早的这类神剧，当推1328年的切斯特（Chester）神迹剧。1400年，同样的整套神迹剧也在约克、伯弗利、剑桥、考文垂、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汤利（Towneley）、伦敦各地演出。早在1182年，拉丁神迹剧渐渐发展为一种称作“奇妙之事”的新型剧，通常以某些圣者的神迹与受苦难为主题。约1378年，又出现一种叫作“道德剧”的变体，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某一种道德观念。这一形式到《凡人》（Everyman）而达到顶峰（约1480年）。15世纪初，我们也听到过无疑已成为老套表演的——幕间插剧，它并非是正式的戏，而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演员表演的一种插科打诨的杂剧。其题材不限于宗教或道德，可能是通俗的、幽默的、亵渎的，甚至是淫猥的。当时，歌舞团常在贵族或厅堂上，在市镇和乡村的广场上，或在五方杂处的客栈庭院中表演杂剧。1348年，埃克特（Exeter）建立了自古典的罗马剧场以来第一座知名的英国剧院，也是第一座欧式风格的剧院，经常专门用来演戏。多彩多姿的伊丽莎白舞台上的喜剧，由杂剧演化而来，而其悲剧则来自神剧与道德剧。

第一首优秀的英语诗歌——最奇特而有力的诗歌之一，自题为《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The Vi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其作者有待查考。如果此诗为自传性质，我们便可指其作者为约1332年出生的朗格朗德。他担任过许多小圣职，但从未成为教士；他流浪到伦敦，借着为死人在弥撒时唱圣歌而换取一饱。他生活放荡，犯了“贪色”之罪。他有一个养女，也许又娶了她的母亲，三人同住在康希尔（Cornhill）的一间小屋里。他形容自己为一个高大、瘦削的汉子，身穿暗色外袍配称着他黯淡的幻想。他喜爱自己的诗，曾三次出版印行，而每一次都增加篇幅。像盎格鲁—撒克逊诗人一样，他不押韵，只使用韵律不规则的头韵诗。

开始，他描写自己熟睡在一座叫莫尔文（Malvern）的山丘上，梦见一处“满是人群的田野”——无数的富人、穷人、好人、坏人、年轻人、老年人——其中有一位美丽而高贵的女郎，他认为她是代表神圣教会的。他于是跪倒在她跟前，不求“财宝”，而只求指示“如何救我灵魂”。她回答说：

历尽一切富贵，方知真理是宝。

口说真话，唯此是要，

凡遵此而行，待人无傲者，

即为奉行福音之道……且近似我等救主。

在第二场梦里他见到了人类七大罪，他在每项罪衔下，用猛烈的讽刺揭发人性之恶。随后农夫彼尔士（彼得）在诗中出现。他是一位模范农人，诚实、友善、慷慨，受到大家的信赖，辛勤工作，本分地与妻儿一起生活，还是一位教会的虔诚子民。不久，他又见到一个彼尔士化身为肉身的基督，化为使徒彼得，化为教皇，终而在教皇的大分裂与假基督的临世里消失。这位诗人说，教士已不再是救世的圣徒，他们中许多已趋堕落，他们欺骗诚朴者，为贪报酬而赦免富人，交易圣职，为一块钱可以出卖天堂。一个基督徒在如此世界中将欲何为？朗格朗德表示，他必须勇往直前，冲过一切干扰阻力与腐败风气，去追寻活的耶稣化身。

《威廉眼中的农夫彼尔士》包含一些废话，晦涩的比喻，也确实使需要作者明叙道德义务的读者感到厌倦，然而不失为一首真诚的诗歌。它坦直地攻击恶棍，生动地描写人世，其笔触与优美的格调，在14世纪的英国文学上，仅次于《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其影响甚为显著，彼尔士在英国叛党们眼中，变成正直、无畏的农民的象征。约翰·鲍尔将他介绍给1381年埃塞克斯的起义者。迟至宗教改革，仍借其名衔批评旧的宗教组织和要求新秩序。于梦境结尾时，这位诗人使教皇彼尔士再度化归为农夫彼尔士。最后他下了结论，假使我们全都像彼尔士那样成为一个单纯朴实、身体力行的基督徒，那就是最伟大也是最后一次的革命，其他一切，均非所需。

高尔是个不很浪漫的诗人，较之神秘的朗格朗德，显然特别不同。他是肯特地方的富有地主，博览经书，深研三种语言。他也攻击教士的罪过，但震惊于威克利夫派的邪说，同时对曾以啤酒和谷物自乐而今却贪求肉食、牛奶与干酪且日趋狂傲的农民，感到惊诧。高尔说，有三样东西若失去控制，便会显得残酷无情，那就是水、火与暴民。由于厌恶今世，又担忧来世，品高的高尔于老年时隐居修道院，双目俱盲而在祈祷中度其晚年。当时人均钦佩他的德操，但对他的古板脾气与风格并不赞同，因此，人们以乐观的心情转向乔叟。

乔叟（1340—1400）

他是英国嬉乐时期中的人物，充满着嗜酒好斗的血性，他能够无视人生途中的自然困阻，并以宽容的幽默拔除生命的荆棘。同时，他用大诗人荷马的闳肆笔调和法国文人拉伯雷的泼辣风格，描绘英国各阶层的生活。

乔叟之名，就像其语言一样繁多，源自法语，意为“鞋匠”，可能读成“绍叟”（Shosayr）之音。他父亲约翰·乔叟（John Chaucer）是伦敦一位酒商。小乔叟从书本与人生两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诗极富男女两性、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知识。1357年，乔叟被官方录为后来的克拉伦公爵（Duke of Clarence）的家仆。两年后，他调往法国作战，失败被俘，旋由爱德华三世赎回。1367年，他当了“英国皇家卫士”，年俸20马克。国王爱德华经常带着仆从漫游，乔叟大概也曾一起随行，得以到处领略英国风光。1366年，他娶了王后的宫女菲利普，争争吵吵地相偕生活到她去世。理查二世接位，继续付给乔叟年金，而兰开斯特公爵——根特的约翰——则每年另加10英镑，此外尚有其他贵族的赏赐。这或许可以解释人生阅历如此丰富的乔叟，为何独对民间的这次大叛乱，充耳不闻。

在崇拜诗歌与辩才的当时，派遣文人出国担负外交使命，是一种惬意的时尚。乔叟即因此膺命与其他两位代表出使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商谈贸易协定（1372年）；1378年，他又与爱德华·贝克利男爵（Sir Edward Berkeley）前往米兰。谁晓得他这时会遇上多病的薄伽丘与苍老的彼特拉克？无论如何，意大利总带给他一种转变的启示。他在那里看到一种比英国更为优雅、更具修养、更精致的文化。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一种新的崇拜，至少对拉丁文是这样。曾影响他早期诗歌的法国感染力，现已退让给意大利的思想、诗体与题旨。等他最后回国、重见故国人物时，他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且成熟老练、世故通达。

当时，无人能在英国凭写诗过活。我们姑且假定乔叟的年金足可供其日常使用。1378年之后，其年金总数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美元；此外，他的夫人又另从根特的约翰与国王那里享受她的年俸。无论如何，乔叟总觉得有再担任些政府各种职务来补充收入的需要。他充当“关税与补助金监督”达12年之久（1374—1386年），在此期间，他的居处与奥尔德盖特（Aldgate）塔傍邻。1380年，他付给塞西莉亚·肖梅培娜（Cecilia Chaumpaigne）一笔钱，数目不详，使她撤回控告他强暴的案件。1385年，他受命为肯特郡的调解法官；1386年，他被选入国会。在公务之暇他从事诗歌写作。

他在《盛名之家》（The House of Fame）一书中描写自己在“忙完账务”后匆匆返家，然后埋首书中，“像块石头”呆坐，又如一位隐士生活在贫穷、清高与安守天命中，同时以其才气“从事著书、写歌与作有韵的小曲”。他说他年轻时写过“许多歌曲及淫猥的叙事诗”。他将包伊夏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书翻成清雅的散文，又将纪尧姆·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的《玫瑰传奇》（Romaunt de la Rose）译为优美的诗歌。他开始写作可以称之为主要的小品诗：《盛名之家》、《女公爵传》（The Book of the Duchess）、《众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贤妇传》（The Legend of Good Wome）。这些虽未完成，但他是比我们领先一步的。他这些小品诗在题旨与形式上，仍脱胎于欧陆，作者本人虽具雄心，但免不了还是有小心尝试和公然模仿的毛病。

在他最好的单行诗《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Troilus and Criseyde）里，他继续模仿，甚至直译。但在他所抄袭薄伽丘2730行的《菲洛斯特拉托》诗篇中，他却加上了5696行属于其他来源或自行新创的东西。他不做欺骗之举，一再提到原书来源，而遗憾不能全予译出。这种方法，被认为合法而有用，因为即使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也并不能了解本国以外的方言。正如希腊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认为的，情节是共有财产，而艺术在于体裁。

不管如何贬抑，乔叟的《特罗伊拉斯与克莱西德》算得上是第一首伟大的英文叙事诗。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评之为“略嫌冗长”——事实也如此，而诗人罗塞蒂（Rossetti）则誉之为“也许是最美丽的英语叙事长诗”。此说也属确实。因为所有长诗，不论多美，总容易流于沉闷。情感本是诗歌的精髓，而此经过8386行的情感，将变为平淡乏味，几乎可与欲念的发泄一样快速。追求女人也从未需浪费如此多的笔墨，而爱情亦绝少因为这种漂亮却无关的修辞，动人的夸吹与好听的言语，而变得踌躇、沉思、迟疑及屈服。在爱情曲折婉约的心理上，只有理查德森（Richardson）密西西比河式的散文，足与这种尼罗河式的诗体抗衡。但即使这种夸大的言词、无穷的堆砌字句与一味表现的无益杂学，仍难抹杀此诗的价值。这首诗毕竟是哲理性的故事，它表现女人如何为爱情而生，若甲在迢迢千里之外，她不久又如何移爱于乙。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人物，即潘达罗斯（Pandarus）。他在史诗《伊利亚特》里原是特洛伊城郊利西亚（Lycian）军队的统帅，在此诗里却变成一位精力充沛、诡计多端、锲而不舍的淫媒，诱导特罗伊拉斯（Troilus）与克莱西德这对情人犯罪。他的名字即因此附带有这一意义。特洛伊拉斯原是一位投入驱逐希腊人阵营的勇士。他原轻视倒在温柔怀抱里而成为欲望的奴隶之徒，但这回却一见钟情地迷上了克莱西德，从此废寝忘食只思念着她的美丽、温柔与贤惠。另一方面，热切等待的克莱西德在这位腼腆的斗士写出6000行诗向她求爱后，才放心地倒入他的怀抱。这时，特罗伊拉斯立刻将两个世界置诸脑后：

其他一切的恐惧均不在意，

围城之急与得救之益。

乔叟在竭力完成这一狂欢高潮的情节后，为了使这首诗免于单调乏味，又很快结束这对情人的喜悦而归引到悲剧上去。且说克莱西德的父亲叛归希腊，愤怒的特洛伊人遂将其女押送敌方以换回被俘的安特诺尔（Antenor）。这对心碎的情侣因而互以至死不渝的誓言，惨然分手。送入希腊之后，克莱西德被赏给狄俄墨得斯（Diomedes），这位新勇士潇洒英俊，立刻慑住了这位佳人的心灵，因此，她以一纸情书尽吐私怀，钦慕而委身以事。特罗伊拉斯见而大愤，冲入敌阵寻找狄俄墨得斯，却不幸死于阿喀琉斯（Achilles）的矛下。乔叟最后向圣父、圣子、圣灵虔诚祈祷而终结这幕恋史，他也以愧疚心情将这首诗呈给“品行端正的高尔，以求指正”。

他在约1387年开始写《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部灿烂的巨构，在情节中，乔叟加入了在萨瑟克区的泰巴旅馆（Tabard Inn，他常在那里豪饮）里一群形形色色的不列颠人。他们一齐策马前往坎特伯雷的贝克特（Becket）大教堂朝拜。他借他们的口讲述积存在这位诗人心头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与思想。这种把许多故事编集在一起的手法，曾使用过多次，但以这次最成功。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搜集了100个同一阶层的男女人物，他并没有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乔叟却塑造了客栈里如此迥异而又真实的人物，用这些人物表现英国生活，似乎比历史上的芸芸众生更为真切。他们不但居住在大地上，并且真正在熙来攘往，他们能爱、能恨、能哭、能笑。他们沿路策马前行时，我们不仅听到他们所说之事，而且可获悉他们本身的烦恼、争闹与人生观念。

在此谁会反对我们再引述他作品中那些清新活泼的开头诗句？——

四月春雨润甜了

三月的干草，而直透其根，

丝丝经络都浸沐在汁液之中，

百花因而怒放，

风神也以甜蜜的气息

鼓舞着每一田野与草原上的

柔嫩作物，而朝日春阳

在白羊宫行已半程，

小鸟歌声婉转，

夜里则开眼而眠。……

此时人们齐盼动身朝拜……

那远近闻名的遥远的圣地……

我躺在萨瑟克的泰巴旅馆

抱着满怀虔诚的勇气准备前往

坎特伯雷朝圣，

整整二十九位伙伴，

夜里来到客栈

他们各形各色，因机遇

而结为同伴，他们全是朝香客，

欲策马前往坎特伯雷。

乔叟随后在他无与伦比的序诗里，以神来之笔一一介绍这些人物：

其中有位骑士，足可尊敬，

自他首次出征，他即

喜爱骑士精神，

真理与荣誉，自由与谦恭……

他征战共十五次，

在特拉迈斯内为我等的信仰而战……

他虽勇武，但也精明，

其风采柔和如少女。

终生未尝道一个粗鄙字眼，

他的确是十全十美的彬彬骑士……

继则为骑士之子：

一位年轻的骑士，

一位情人，与一位活泼的单身汉……

他爱得如此狂热，故夜晚难寐

睡得比夜莺还少。

随后是位侍候骑士及骑士护从的家仆，再则为一位最迷人的修女：

这里也有一位修女，

其微笑充满着淳朴与羞怯，

她在圣路易斯教堂许下大愿，

而被称作爱伦汀女修士。

她擅唱圣歌，

鼻中细吟礼拜之曲……

她满怀仁慈与悲悯，即使见一只老鼠

陷入捕机，而流血或死亡，

也将为之啜泣。

她有只小猎犬，饲以

烤肉或牛奶与剩面包；

设若其中一只死亡，她便伤心饮泣。

臂上挂着小珊瑚制的

全饰以绿色的小念珠，

胸前复挂着一枚金碧辉煌的饰物，

先有一个带冠饰的A字，

再接着写着“爱”征服一切。

另外还加上一位修女、三位教士、一位“喜好狩猎”的酒肉和尚与一位榨取信徒口袋无出其右的修道士：

寡妇虽无一鞋，

然她笑脸迎人，

走前犹要索取一文。

乔叟比较喜欢年轻的哲学学子：

他也是牛津的一位学士，

很久以来即花费时日钻研逻辑，

像把挖地的耙子

我保证他身材不胖，

看起来严肃，瘦削。

他宽大的短外袍已经破裂。

他既未接受圣俸，

也未如此汲汲求职。

他床头上放置着

二十册黑皮或红皮书，

他爱好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术

比对锦衣玉食或欢乐弦琴

更为照顾、关注。

除非必要，他口不多述，

然其言词，尽为美德的玉珠，

怡然自得。

他学不厌，教不倦。

此外尚有很多人为之效劳的“巴斯一妇人”，一位“充满神圣思想与善行”的穷牧师，一位农夫，一位磨坊老板，他“鼻顶上有颗疣，上面长着一撮像母猪耳朵上的鬃毛一样的红毛”，一位客栈或大学的“采办员”，一位“领地总管”，及一位“传令兵”：

他是个温和友善的家伙，

人们再难找到的好人。

他愿为一壶酒而将自己的姬妾

让一年给一位合意的人，

并且还完全替人遮盖。

他身边

跟随着一位和蔼的赦罪者……

他的钱袋摆在他膝前，

满装着罗马印行的新赎罪券。

另外还有商人、讼师、“自由产业人”、木匠、织布匠、染匠、室内装饰匠、厨子和一位船夫。乔叟本人，则窘迫地站在一边，“庞大”得难以拥抱，而且“一直垂视地面，好像在搜寻野兔”。很重要的是，泰巴旅馆的东道主发誓说他从未招待过如此高兴的一群人，他真诚地提议一齐去朝圣，而且愿做众人的向导。他建议为了打发56英里的官途行程，请每一位进香客于往返途中各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大家于归来后，凑份子请他吃便饭”。大家一致同意。这幕人间喜剧的活动背景在此暂落，接着开始起程上路。一位宫廷骑士开头讲第一个故事。他叙述的是名叫帕拉蒙（Palamon）与阿尔西特（Arcite）的两位好友，看到一位少女在花园里摘花，同时爱上了她，结果为了她而做一场殊死的决斗，来争夺这位可人儿。

谁又相信这支如此浪漫的笔，竟会从这种骑士似的浮华风格转向磨坊匠故事那种粗俗下流的情节？这位磨坊匠一直酗酒不停，其在头昏舌溜之下吐出惯常说的下层粗话，这固不足怪。乔叟为这位磨坊匠及自己道歉，只要为了要如实报道之故。他请求正经的读者挑选那些“文雅、道德与神圣”的故事。关于《修女的故事》（Prioress’s Tale），先以清甜的教义解释序幕，继则重述一个犹太人杀害了一个基督徒孩童的残酷传说。这城镇的市长迫于职责而逮捕了城内的犹太人，并将其中一些折磨至死。在《赦罪者的故事》（Pardoner’s Tale）序诗里，乔叟又从这种虔诚的叙述转到对圣物与赎罪券贩卖者的尖刻讽刺。这个故事早在路德向世界鼓吹之前，已流传数世纪之久。但在《巴斯妇人的故事》（Wife of Bath’s Tale）序诗里，我们的诗人一方面降到了道德的最低点，而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文字力量的顶峰。这是借一位婚姻专家的淫猥之口对贞操与独身生活的强烈反抗。故事中，这位荡妇自12岁起便先后拥有5位丈夫。她埋葬了4位，现又在期待着第6位以解青春寂寞：

上帝令我们繁衍种族……

只是未示确切之数，

重婚或多婚，

人们为何责其邪恶？

看，这位贤明的国君——所罗门王，

我知道他拥有三妻四妾；

啊，愿上帝也赐我此福，

使我舒爽如所罗门

但不幸，不幸，爱情却常被认为是罪恶！

我们不便引述她生理上的自诉，也不拟叙说《传令兵的故事》（Somnour’s Tale）中类似的男性自白。乔叟在后一故事里曾对他的浮夸笔调作分析研究。这种态度在我们读到《牛津士子的故事》（Oxford Cleric’s Tale）里那位百依百顺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传奇时，便明朗起来。即如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对苦闷男性魂牵梦萦的这种传奇情节，都无法写得如此传神。

乔叟序诗中许下的58个故事只说了23个。也许他与读者都觉得500页的篇幅便已足够，再不然他或是江郎才尽了。这条滚滚水流，有几段浑浊不清，明眼人将会跳越过去。虽然如此，这条深缓的水流仍然轻载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清爽。正如诗人骋目优游于绿意盎然的两岸，而不是那伦敦的古老城门——尽管泰晤士河就在近处。诗篇中若干对自然美景的赞颂，虽属陈腔老调，但由于出自内心的感受与情感的自然流露，作者在世故人情上亲自体会的锐利观察，及莎士比亚才有的丰富意象和明比暗喻手法（如赦罪者“登上了讲坛，像一只鸽子在谷仓墙上，朝东朝西地向会众不住点头”），也勾勒出活泼生动的画面。乔叟使用的东英格兰中部方言，也由此而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一种足以表达思想上一切典雅与精致的丰富语言。英国老百姓的语言现已首次成为伟大的文学艺术媒介。

乔叟的作品，像莎士比亚一样，大部分都是转手题材，取自他人：《骑士的故事》（Knight’s Tale），取材于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eseide）；《格丽塞尔达》（Griselda）来自《十日谈》，另外十数篇则源溯到法国的故事诗（fabliaux）。这种民间弹词故事也许可用来说明乔叟有些作品中的淫秽笔调。但大部分的故事，除他自己知道外，均无来源可考。他无疑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持同一看法，认为必须偶尔给下层人士一些荤笑话，轻松一下脾胃。乔叟使他笔下的男女各依其背景身份与生活方式言谈。此外，他一再表示这伙人是老酒喝多了。大体来说，乔叟的幽默是健康的——面对着清教徒的枯燥生活，酒足饭饱的英国人那种称心快意的幽默，奇妙地加入了现代英国人的狡猾机智。

虽然乔叟熟知人类的过错、罪恶、愚昧与虚荣，他还是热爱人生；只要人们不过分地捉弄别人，阴损缺德，他都能予以忍受。他很少否定事物，而只是实描实写。他虽讽刺《巴斯妇人的故事》中那类中下阶级的女人，另一方面也欣赏她的活力。他对女人严酷，他那种尖酸的讽刺与评责，显然像一位打败仗的丈夫在夜晚与太太争吵后用笔展开报复。但一方面他也会温柔地颂扬爱情，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恩赐，并且把画廊挂满名女人的画像。他排斥以出身门第自炫的假上流人物，他只称“行为高洁者才是上流人物”。但他也不信任低层平民的变化不定，凡将命运寄放于群众或与暴民为伍者，他都视为愚蠢。

他完全摆脱当时的迷信习俗，他暴露了炼丹士的欺骗伎俩。他笔下的有些讲故事者虽曾提到星象之事，他自己却驳斥这件事。他为儿子写下一篇有关天象仪的论文，其中颇多符合现代的天文论调。他并不是一个博学的人，只因为他喜欢炫耀所学。他的作品里塞满了属于罗马哲人包伊夏斯的大堆理论，他甚至在《巴斯妇人的故事》也引述塞涅卡这位哲学大师之言。他虽然提及哲学与神学的某些问题，也仅是耸耸肩，无能为力而已。像一般人一样，或许他觉得一位精明的哲学家，决不愿把他自己的“形而上”学说随便透露。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在《传令兵的故事》的序诗与主文里，他对修道士的无情讽刺与粗鲁笔调，实在无出其右，虽然正统派人士对这些教士也曾展开多次攻击。乔叟不时提出他对某些教条的怀疑：他与路德一样，无法将神的预知力与人的自由意志调和在一起。他先借特罗伊拉斯阐释宿命论之义，在尾页的跋诗中又予以否定。他一方面笃信天堂与地狱，一方面又不惜篇幅解说天堂地狱之界，无人能证实走过去的人生旅客能够再回来。他显然受到善恶之争无法相容的困扰，因此，以一种大胆如波斯诗人奥玛·开俨（Omar Khayyàm）的谴责而让阿尔西特质问神的公平正义：

啊，残酷之神，以你永世律令之索

统治这尘世，

复在磐石勒记你的诏令与赐恩，

人类在你眼里何异于

挤在栏中的羔羊？

人被杀戮，被视如与其他野兽一样，

有的被捕入狱，岁月悠长，

再加病患，或是灾殃，

又时常犯罪，必然这样！

今日成何世路，

罪孽竟然折磨无辜？

兽死犹无痛苦

人死尚须悲欢与号哭

我为众神代做答诉。

乔叟晚年想再捕捉年轻时代的虔诚。在其未完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加上了“乔叟的祈祷”一节，请求上帝与世人宽恕他的淫秽与虚荣，并愿“有生之年……悲省吾过，同时研究自救灵魂之道”。

最后的几年，他以前那种生命的享受已变为抑郁寡欢。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追忆他年轻时的自由自在，这是常情。1381年，他被理查二世任命为威斯敏斯特及有关皇家宅邸司账。10年后的他，只有50岁出头，但健康似已崩溃。此时，其体力已不胜负荷其职责，只有退休。嗣后，我们没发现他再担任任何职位。他的经济状况也因而窘迫，最后甚至为了6先令8便士这点小数目，也低头求助于国王。1394年，理查国王赐给他每年20镑的年金，以终其生。这笔钱并不足够，他再向国王乞求每年赏一大桶酒，结果也如愿以偿（1398年）。就在那年，他又为欠14镑钱被控诉，竟至无力偿还。他死于1400年10月25日，葬在威斯敏斯特，是第一位能在那里接受葬礼的伟大诗人。 [1]

[1] 他能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可能不是由于他写的诗歌，而是由于他死时恰借住在该处。

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英国史学家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 Holinshed）写道，“相貌不凡，受人爱戴。如不受周围恶言邪行的影响而改变，他本性至善……但他现已挥霍无度，野心勃勃，沉迷于声色之乐。”他喜欢读书，并资助乔叟与弗鲁瓦萨尔。大叛乱时，他也显示出勇气、镇静与明决的行动。自那次危机元气大伤后，他又陷入另一个损伤元气的危机——奢侈中，而将政府交给那批浪费公帑的大臣手中。结果，格洛切斯特（Gloucester）的托马斯公爵，阿伦德尔（Arundel）的理查伯爵与爱德华三世的孙儿亨利（Henry Bolingbroke）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对抗。这一派人主宰着1388年的“残酷国会”（Merciless Parliamont），后者曾弹劾并绞死了国王左右的10位助手。1390年，这位23岁年轻力壮的皇帝积极负起责任，遵行宪法，安治国政达7年之久——依照法律、传统与选派的全国代表行事。

波希米亚出生的安妮皇后（Queen Anne）之死（1394年），使国王丧失了一位健全与温和的内助。1396年，他再娶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希望与法国巩固和平关系。但她仅是一个7岁的女孩，国王只有与所宠爱的男女厮混。这位新皇后随身带着一批法国扈从到伦敦，而这些人也带来了法国的风习，或许引入了绝对君权的观念。当1397年国会呈文指责宫廷的奢华时，理查二世竟傲然答复说，这是国会管辖以外的问题。他同时要求查出提出这个诉愿的议员姓名，怯懦无用的国会竟然屈从，判处这位提议者死刑，反而是国王予以赦免。

随后，格洛切斯特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突然离开伦敦。国王怀疑他们将图谋不轨，便下令拘捕他们。结果阿伦德尔伯爵理查遭砍头，格洛切斯特公爵托马斯则被窒息而死（1397年）。1399年，根特的约翰逝世，留有一大笔财产，国王因需财力远征爱尔兰，就没收了这位公爵的财产，这引起贵族的恐慌。当国王平定爱尔兰之际，根特公爵那位被放逐同时也被剥夺遗产的儿子兼继承人亨利，也率领着一小支军队在约克郡登陆。这支小军队因有强大的贵族声援，急遽扩大。理查二世国王返回英国时，眼见叛军势大，自己兵力寡弱，而友军又纷纷恐慌逃离，只好连人与宝座一齐投降，亨利登基为亨利四世（1399年）。1154年，由亨利二世开始的金雀花王朝便如此结束；而至亨利六世而告终的兰开斯特王朝也由此产生。理查二世以33岁的英年死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的监狱中（1400年）。其死一说可能由牢里的严寒所致，而霍林谢德与莎士比亚则认为是被新王的手下杀害。

第三章　法国受围（1300—1461）

法国的情景

1300年，法国的疆土绝不像今日从英伦海峡到地中海、从孚日山脉（the Vosges）与阿尔卑斯山到大西洋海岸这样广阔。当时，其东界只到罗纳河，西南的吉耶尔（Guienne）与加斯科尼（Gascony）由于亨利二世娶了法国亚奎丹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而并入英国版图（1152年）。同时，英国也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庞瑟郡（Ponthieu）与阿布维尔城（Abbeville）。英国诸王虽视这些土地为法国采邑，但有实际主权。普罗旺斯（Provence）、多芬（Dauphiné）与自由郡（Franche-Comté），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地方的领主通常是德国人。法国国王以近亲关系，间接统治着凡尔瓦、安茹（Anjou）、波旁（Bourbon）与昂古莱姆（Angoulême）等王子封地。同时，国王也直接统治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Champagne）、普瓦图（Poitou）、奥维涅（Auvergne）、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大部分，以及环绕巴黎的北中央法国“岛”等皇室领土。阿图瓦（Artois）、布卢瓦（Blois）、讷韦尔（Nevers）、利摩日（Limoges）、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与瓦伦蒂诺斯（Valentinois）等地则由时而口头上服从，时而又与法国国王交战的封地领主统治。布列塔尼、勃艮第与佛兰德斯虽为法国封地，但如莎士比亚所言，它们“几乎是国王的公国”，各自为政，如独立之邦。法国已不成法国。

14世纪初最富强也最反复无常的法国封地，是佛兰德斯。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只有该郡足与意大利抗衡。其边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时时都有变动；设定其包括布鲁日、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与科特赖克（Courtrai）等地。须耳德河（the Scheldt）以东为布拉班特（Brabant）公国，包括安特卫普（Antwerp）、麦刻兰（Mechlin）、布鲁塞尔（Brussels）、图尔纳（Tournai）与卢万（Louvain）诸地。佛兰德斯南面则为列日（Liége）与康布雷（Cambrai）两个主教管区及瓦伦谢讷（Valenciennes）周围的海诺特（Hainaut）。约略而言，佛兰德斯包括布拉班特、列日、坎特伯雷与海诺特等地。其北面为7个小侯国，今日的荷兰大致由此构成。这些荷兰地区一直到17世纪，当其所谓的帝国从雷姆卜兰特（Rembrandt）伸张到巴达维亚（Batavia）时，才达到全盛地步。但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却早在1300年已以工业、商业与阶级战争著称于世，一条12英里长的运河将布鲁日城连到北海。成百的船只每天航行其上，从三个大陆的成百港口载进商品；古希腊英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曾将布鲁日划为世界上三个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铁匠，组成了城里整师的民兵；根特一地的织匠则提供了总数为18.9万武装兵力中的27个团的士兵。

曾维护手艺匠自由的尊严并夸耀其技能的中古同业公会组织，在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纺织与金属大形态工业压力下，只好让位给资本化的企业制度。后者是由雇主提供资本、原料与机器，以按件计酬方式，聘用那些同业公会组织保护的工厂工人做工。加入同业公会组织变得愈来愈昂贵；成千的工人成为流动性散工，他们从这一镇到另一镇，从这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其工作只是临时性质，而所得工资则只够住在贫民窟里，除所穿的衣服外，便所剩无几。共产思想于是在劳工与农民之间产生；穷人质问为什么贵族与主教谷仓里堆积的谷子快压塌了房子，他们反而在挨饿；所有双手不做工的人，都被骂为寄生虫。另一方面，雇主也在诉说他们投资所冒的风险，货源的不稳与周期性。货物的滞销，市场的波动，同业竞争的阴谋与不断的罢工引起的物价与工资上涨，币值的混乱等削减了雇主的收益，几乎无利可图。佛兰德斯的路易伯爵，由于过于偏袒雇主，使布鲁日与伊普尔的居民，在邻近农人的支持下，起而叛乱，废黜了路易伯爵，劫掠大教堂，同时杀害了一些有钱的豪富。教会当局对叛变区的群众下令开除教籍，但叛党迫使教士做弥撒。叛党中有一位首领，早于法国哲人狄德罗（Diderot）450年就发誓说：他非见到最后一位教士被绞死，才能甘心。路易只好求援于其君主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亲自率军驰援，在卡塞尔（Cassel）击败叛军（1328年），处布鲁日市长以绞刑，恢复路易爵位，并收佛兰德斯为法国藩属。

一般而言，法国在工业上比佛兰德斯远为落后。大部分的生产制造仍停留在手工阶段，但里尔（Lille）、杜亚（Douai）、康布雷与亚眠（Amiens）各城镇受到邻近佛兰德斯各地纺织工业繁荣的影响；法国境内的商业虽受到交通不便与通行税的阻碍，但因法国境内的运河与河流构成的天然道路系统，反而获助不少。新兴的商人阶级，获得国王赞助，1300年已在国内跃居高位，他们的财富使有地无钱的贵族侧目。商人的寡头政治统治着各个城市，控制着各同业公会，严厉地限制生产与贸易。就像佛兰德斯一样，这些城市的劳工革命，也激愤到快要爆发的程度。

1300年，历史上称作“牧羊人”（Pastoureaux）的贫农暴动，就像1251年那样，已汹涌于各个城市，这使愤怒的劳工大众因觉醒而聚集起来。队伍由一位僧侣率领，向南推进，其中大部分都是赤足没有武装，对外宣称耶路撒冷为其目标。他们因为饥饿，于是抢劫商店与村舍；又因为受到抵抗，于是抓取武器而成为一支武力部队。在巴黎，他们打开监狱，并击败皇家的军队。当时国王是菲利普四世，只得深居卢浮宫内，贵族们则避入城堡，商人也闭门不出。这群人呼啸来去，又拉进来京城中的贫民，声势更为浩大，男男女女此时已有4万人，从流氓地痞到最虔诚的信徒，混杂在一起。在凡尔登、奥茨与图卢兹，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这群人在地中海边的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集结时，终被喀尔卡松城（Carcassonne）市长率兵包围，并断其补给，困死在饥饿及瘟疫下，而少数活着的也被绞死。

像这样听任贪得无厌的富室与无法无天的贫民乱搞，法国政府到底怎样呢？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算是那个时期欧洲最能干的政府。13世纪，历任精明的国王，使许多封建领主臣服于法国王室，并以熟练公务的官员，掌理全国的司法与行政，有时还召开大国会（EstateGeneral）：最初只有富有的有产阶级参加，以后增加了贵族、教士与一般市民或中产阶级的代表，共同开会论事。当时，全欧洲都向往法国宫廷。在那种场合中，高贵有势的公爵、伯爵与骑士在豪华的宴会中或动人情调的幽会里，忙着与满身绫罗的贵妇人调情交欢，再不然就是在耀眼的广场上，热闹地拼命决斗，维持着往日骑士精神的余晖。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称赞巴黎是“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地方”，说他无法离开巴黎。1331年前往巴黎访问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却没有那么浪漫地描写巴黎：

虽然巴黎名过其实，而其得名也大都由于当地人民的宣传，但尚不失为一个大城市。不过除阿维尼翁外，我确未见过比巴黎更脏乱的地方。它同时却容留着最有学问之士，它真像一个大篮子，收集着各方的奇珍异果。有一段时间法国人曾因举止粗鲁而被认为是野蛮人。现在，这种情形已整个改观。性情活泼、喜爱社交、谈吐轻松诙谐，成为今日法国人的特征。他们有机会就表现自己，不顾一切地吃喝玩乐。

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尽管像海盗似的没收了圣殿骑士与犹太人的财产，但留给儿子的（1314年），却几乎一无所有。路易十世在位短暂，不久去世（1316年），只留下一位怀孕的皇后。悬隔一段时间之后，终由其弟加冕为菲利普五世。此时，另一个敌党却立前王四岁的女儿让娜（Jeanne）继位，贵族与僧侣们开会决议并发布一道有名的律令（1316年），规定：“依据法兰克人永世遵守的法统惯例，女性不得为王。”当菲利普五世本身无子嗣而去世（1322年），这一律令复被引用以阻止其女承继王位。此时，其弟被拥立而为查理四世。这些决策很可能也在排除菲利普四世之女伊莎贝拉继承王位（1312年）。她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并生下爱德华三世。法国人此时已决定不让英国国王统治法国。

查理四世又以无男嗣而去世（1328年）。王族的嫡系，到此中断。此时，甫在年前登基为英国国王的爱德华三世，因其为菲利普四世的外孙及休·卡佩（Hugh Capet）王最亲的后代的关系，向法国贵族会议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但被该大会否决，其理由为爱德华三世之母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已被1316年和1322年的律令限制，因此不能将这一权力传递其子。此时，贵族看中菲利普四世的侄儿，凡尔瓦的伯爵。由此，菲利普六世开始了统治法国凡尔瓦的王朝，直到亨利四世建立的波旁（1589年）王朝为止。爱德华三世虽表反对，最后也在1329年前往亚眠向菲利普六世称臣效忠，而受封为加斯科尼、吉耶尔与旁修诸地的领主。爱德华后来随着年龄与心计的成长，后悔称臣于法国，仍想同时跨登两座王位。其顾问们向他保证，新王菲利普六世比较懦弱，且正计划前往圣地。这似乎正是开展“百年战争”的千载良机。

往克雷西之路（1337—1347）

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再度正式提出其继承法国王座的权利，而这一要求遭到拒斥，这只是两国战争的近因。自从1066年诺曼底人占领英国之后，法国的诺曼底也一起为英国国王所有，达138年之久。后来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为法国重新夺回该地（1204年）。现在许多有诺曼底血统的英国贵族，把即将来临的战争，视为重回祖国怀抱的机会。英属吉耶尔的部分土地，已被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与查理四世蚕食。吉耶尔充满着葡萄园的芬芳，而波尔多（Bordeaux）商港的葡萄酒贸易对于英国而言，是不愿放弃的宝贵利益。另外，苏格兰也是英国的心腹之患，法国人曾一再与其联盟助其跟英国作战。同时，北海水产丰富，英国海军当局宣称在这一带水域，及英伦海峡与比斯开湾等区具有主权，还扣押了对英国这项破天荒的海权宣言予以笑骂的法国船只。佛兰德斯本是英国羊毛的行销中心，作为羊群牧场主人的英国贵族与输出羊毛的英国商人，极不愿他们的主要市场听由法国国王的摆布。

1336年，佛兰德斯的伯爵下令囚禁该地所有的英国人。这显然是奉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的旨意，是对英国阴谋的一种戒备。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予以回敬，下令拘捕英国境内的所有佛兰德斯人，同时禁止羊毛输往佛兰德斯。不到一周，该地的纺织机即因缺乏原料而停顿，工人跑上街道，呼求工作。根特一地的手艺匠与制造工人联合宣告不再对伯爵效忠，他们推出一位公认的智囊人物雅各布瓦·阿尔泰维德（Jacobvan Artevelde）担任该城市长，大家接受了他的办法，与英国维持友谊并解决羊毛问题（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是解除禁令，原来的伯爵逃往巴黎，佛兰德斯人全都接受阿尔泰维德的独裁统治，并同意加入英国对法国的交战。1337年11月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遵照骑士精神的传统，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下了一道正式战书，声明英国在3天之后开始与法国为敌。

英法两国百年战争的首次重要海战，发生在佛兰德斯海边一处叫斯勒伊斯（Sluis）的地方（1340年），英国海军把法国舰队的172艘船一下摧毁了142艘。1340年底，身为菲利普之妹与爱德华岳母的瓦洛伊斯的琼恩（Joan of Valois），离开了她在丰特内尔（Fontenelle）的修道院，促使法国国王任命她为和平使者。她经历了许多危险抵达英军将领之营，并赢得敌方同意举行谈判。她以英雄式的调解，说服了双方国王，达成停战9个月的协定。复经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努力斡旋，和平终于维持到1346年。

在暴风雨间歇期的晴朗时刻，舞台上又再度上演阶级战争。根特的织布工人很有组织，是低地（Lowlands，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方）一区劳工中的贵族。他们抨击阿尔泰维德是一个暴君，一个侵吞公款者，英国与中产阶级的工具。阿尔泰维德曾建议请威尔士王子来统治佛兰德斯，爱德华三世也曾到斯勒伊斯来确定这项安排。当阿尔泰维德从斯勒伊斯返回根特城时，其住宅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他辩称自己是忠于佛兰德斯的真正爱国者，他一再乞求饶命，但终被推到街上，被群众乱刀砍死（1345年）。织布工人在根特城建立了劳工专政，同时派遣专使到佛兰德斯各地煽动工人叛变。根特城的漂布工人因与织布工人纷争，结果占了上风，同时还屠杀了其中许多人。这时，人们已厌倦这个新政府，当时身为佛兰德斯的新领主路易伯爵，再次将境内各城市置于其管理下。

停战期满，爱德华三世挥兵侵入并大肆蹂躏诺曼底。1346年8月26日，英、法两军在克雷西（Crécy）对峙，准备决定性的一战。双方的将领与士兵都望弥撒、领圣体、祈求圣灵援助击败敌方。之后，他们丝毫不容情地展开凶猛的会战。黑王子爱德华那天赢得他胜利的父王的赞扬；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自己苦守阵地，奋战到只剩6名士兵。据弗鲁瓦萨尔的粗略估计，约有3万人死于该役。封建制度也几乎因此消灭。法国骑士跃马持戟奋勇前冲，却被阻挡在专刺坐马的英国长矛阵之前而毫无施为，反遭两翼的英国弓箭手纷纷射杀。968年前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战役中曾大显威风的骑兵，自此由盛转衰。步兵转而领前，在军事上一向自诩武勇的贵族，也告失色。炮兵在克雷西一役虽有小规模应用，但由于搬动与填装之困难，麻烦多于功效，因此，意大利史学家维拉尼（Villani）对大炮的用途指为只是大声吓人而已。

爱德华又从克雷西率兵包围加来城（Calais），并以大炮轰城（1347年）。该城坚守了一年之久，后因迫于饥饿，终于接受英国国王的条件：只要献出该城6位地方代表，手捧城钥缚之来降，则其余城中居民可以安全离去。之后即有6人自愿前去，当他们站在英国国王前面时，英国国王即下令砍头，这时幸经英国王后跪代讨情，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去。由此看来，女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比国王们更为出色，她们会勇敢地面对一场生死之战，以教化男人。

加来是英国货物与军队运往欧陆的战略性港口，从此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直到1558年。该地在1348年曾叛变，爱德华再予平服，他本人还微服化名投身这一战役。有一位名叫厄斯塔斯·里博门特（Eustace de Ribeaumont）的法国骑士，曾两度将英国国王击倒，但终被英国国王制伏并俘虏。英国国王再度攻下该城后，即设宴款待这位高贵的俘虏，随侍者有英国诸将领与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向里博门特说：

厄斯塔斯勇士，阁下是我在基督教世界里所曾看到对敌作战最骁勇的骑士……我把高过我朝中所有骑士名位的勇士奖颁给你。

说着便将头上的华丽冠冕取下，给这位法国骑士戴上，说：

厄斯塔斯勇士，我赠你这顶冠冕……请看在我的份上把它戴上一年。我知道你活泼热情，乐与贵妇、淑女为伴；这样，无论你到何处，便可告诉人家这顶冠冕是我赐给你的。我同时免你赎款，许你自由任意遨游各地。

这种骑士精神依恃于当时贪勇斗狠的风气中，到处可见。中古时期的亚瑟传奇，在弗鲁瓦萨尔作品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黑死病及其他（1348—1349）

大瘟疫公平无私地落在满获法国战利品的英国与战败凄凉的法国。黑死病在中世纪是平常事件，其蹂躏欧洲，在14世纪达32年，在15世纪达41年，在16世纪达30年。由于自然律与人类的无知，那些顽固的马尔萨斯信徒（Malthusian），配合着战争与饥馑，共同抑制了人口的剧烈繁殖。在这些光临的凶神中，以黑死病最为糟糕，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灾害。瘟疫从意大利窜入普罗旺斯与法国，或许更直接地是由于近东的老鼠在马赛港着陆而引起。在纳邦，据说就有3万人死于该疫，在巴黎为5万人，在欧洲为2500万人，总共合起来大概占“欧洲文明世界人口的1/4”。当时的医药对之束手无策，医师找不出疾病的原因。基塔泽托·希巴塞伯罗（Kitazato Shibasaburo）与耶尔森·亚历山大（Yersin Alexandre）两人在1894年发现了黑死病的杆菌，他们只能用放血、清肠、强心剂、清洁身体与房子及用醋的蒸气来消毒。虽有少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恐传染，竟拒绝治疗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勇敢地面对这一个残酷无情的考验，无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此牺牲了生命。1348年尚活着的28位红衣主教，有9位也在一年后死去；其他尚有64位大主教中的25位，375位主教中的207位，都遭遇同一噩运。

这种瘟疫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由于穷人死得比富人多，劳动力缺乏，成千上万亩的土地空下无人耕耘，几百万条鲱鱼也白白死掉。劳工获得了要求改善待遇的好机会，他们工资提高了，免除了许多义务，同时激起了使贵族们寒战半世纪之久的叛乱。即使圣职人员如祭司等，也在呼求提高薪俸。农奴离开农场而涌往城市，工业日趋发展，商人阶级比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利更多。公共卫生这时已稍见改进。无限的苦痛与惨剧削弱了大众心灵，仿佛集体患上了精神病。整个人群似乎同时发疯，就像自笞派教徒（Flagellant）一样。他们在1349年（13世纪也曾有一次）几乎一丝不挂地游行过街，一面鞭笞自己，以资赎罪，一面祈祷着最后审判、乌托邦与大屠杀的来临。人们比平常更加热心地倾听测心家、圆梦者、神棍术士、江湖郎中及其他骗徒之言。正统信仰已显衰落，迷信却泛滥流行。人们以种种怪因来解释这场大瘟疫。有些认为是土星、木星与火星三者相遇时辰冲克，另一些则认为是麻风病人或犹太人在井中下毒所致。从布鲁塞尔到布雷斯劳（Breslau）100个城市中的半数犹太居民因而被杀（1348—1349年）。成千的警察、法官、政府官吏、主教与牧师死于瘟疫，社会秩序几乎完全摧毁。即使“打仗”这门生意，也不得不暂时冷淡一下。从加来之围到普瓦捷一役（1356年），其间乃是英、法百年战争勉强休战之期。这时，丧生于瘟疫的步兵各级人员，由一些认为生比死多值不了几文钱的穷汉来补充。

在这场疫疠和战败之后，56岁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娶了一位十八妙龄、原准备嫁给他儿子的西班牙纳瓦尔的女人布兰奇（Blanche of Navarre）。但7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他的那位号称“好人”的儿子约翰二世对于贵族们而言，的确很好。他免除他们的赋税，付钱给他们以保卫土地对抗英国人，维持了骑士的一切仪式与风采。他用贬低币值的老办法来偿付战债。另一方面，他加重了中下阶级的赋税，之后，他便浩浩荡荡地率兵前往普瓦捷，与英国决战。约翰二世的1.5万名骑士、苏格兰军与佣兵，遭到英国黑王子7000名士兵的迎头痛击、杀害或俘虏。约翰国王虽拼命奋战，但由于不善领兵，他与儿子菲利普、17位伯爵及无数的贵族、骑士与扈从，都成了阶下囚。其中大部分当场被允许赎回自由，另有许多俘虏，则允许在圣诞节前将赎款带到波尔多而获释。这位黑王子对待法国国王约翰很有皇家风度，他从容地押着法国国王班师回英国。

革命与革新（1357—1380）

自从普瓦捷一役溃败后，法国全境即陷入混乱状态。政府的贪污无能，币值的贬低，国王与众骑士的昂贵赎款，战争与疫疠所留下的凄凉，及加于农工商业苛刻的赋税，终于导致全国的大叛乱。北部各郡的大国会应19岁的查理王子召请，在巴黎举行，除提高新税外，还着手在法国建立一个议会政府。巴黎和其他城市以前早已有了咨议院（Parlement），但只是由国王指派的小组织，其成员通常是法学家，而功用也仅限于做地方统治人或国王的法律顾问，及使他们的命令正式修订成为法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个由教士与中产阶级临时联合组成并加以控制的大国会，质问御前会议，用那笔征收来的庞大战费，何以只搞出训练无素的军队且丢人的吃败仗。大国会同时下令拘押22位政府官员，强迫财政大员交出侵吞的公款，硬行限制王室特权；甚至想废立“好人”约翰二世，并阻止其子继承王位，而将法国国王宝座给予休·卡佩王朝的嫡系子孙纳瓦尔的“坏蛋”查理国王；查理王子低声下气地央求，大会终算承认他做摄政，并投票支给他装备3万士兵的经费，但命令他务必开除腐败与无能的官吏，并警告他勿乱铸钱币，同时指派一个36人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政府的工作与开支。当时法官也因其车马随从的铺张、行事的拖延怠惰，以及生活懒散而备受指责。从今以后，规定他们应日出而作，与诚实市民上工厂或下农田的同一时间开会，这道1357年的“大律令”（Great Ordinance）同时严禁贵族逃离法国或从事私战，并指示各城镇地方政府逮捕违犯这一律令的任何贵族。实际上，王室附属于社群而贵族则依附商人阶级；国王、王子与贵族则必须服从人民选出的代表。这样，法国早在大革命的400年前便已有了立宪政府。

查理王子在3月签署这一律令，4月即开始违犯。此时，英国正向法国索取足以使其破产的一笔巨款，才释放法国国王，还威胁要进军巴黎。另一方面，法国人民也根据只有大国会才有权征税的新奇理由而迟迟不缴税。查理王子因极需款项，只得于1358年2月1日再度召开这一大会；同时，他进一步贬低币值。2月2日，担任商业公会主席的富商马塞尔（Marcel）（他在编订“大律令”中曾是领导角色，并统治过巴黎一年），起而率领一群武装市民——全都戴上红蓝（巴黎城的官方颜色）头巾——进入王宫。他指责查理违背郡联大会的规定。当查理无法顺从其意时，马塞尔即令手下公然杀害防护王子的两位侍臣，溅血于皇袍之上。

这个新国会的组织深为上述大胆犯上行动而震恐，然而，它仍未停止推动革命，而且下令（1358年5月）：今后只有大国会才能为法国制定并颁布法律，凡属重要之事，国王唯有经大国会同意后才可实行。许多贵族与教士于是纷纷逃离巴黎，而许多行政官吏为了保命，也弃职回家，叛军领袖马塞尔以市民阶级替补空缺，巴黎的商人一时有统治法国之势。查理只好与贵族逃往皮卡避难，同时组织军队，呼吁巴黎人民交出叛军首领。马塞尔将京城部署一番，并在周围建筑新城墙以资抵抗，这时，他占领了象征王权的卢浮宫宝座。

革命军占领巴黎时，乡间农民认为这正是向领主报复的好机会。他们大部分仍是农奴，要纳税供养领主，为主人负担赎金，备受乱兵与土匪抢夺的折磨，被逼交出辛苦积蓄，死于疫疠，饥困于战争；激愤之下，他们揭竿而起，冲入领主城堡，刀剑所及，悉数诛杀贵族，打开食柜与酒窖，饱餐痛饮，以解饥渴。贵族们在传统上对性情和顺的典型农民给予“好人詹姆士”（James Goodman）这一绰号。现在，成千上万的“詹姆士”已忍无可忍，转而投入农民暴动的洪流。他们杀害领主，强暴贵妇，谋杀后嗣，剥去死者的锦衣绣服给妻子穿用。

马塞尔希望这次的农民革命，可牵制查理王子进攻巴黎，因而派了800名手下前往支援农民。这些农民的兵力加强后，即进军莫城（Meaux）。在那里避难的奥尔良（Orléans）与诺曼底女公爵及其他高贵妇女，眼见着农奴与佃户等大群暴民涌入该城，失魂落魄地一切听天由命。继而，就像亚瑟传奇中那样神异，竟然有队骑士从十字军东征途中奔回莫城驰救，驱杀数千暴民，并一一将之投入附近的溪流里。躲藏着的贵族这时才出来处理善后。他们横行乡间，屠戮了2万造反与无辜的农民（1358年6月）。

这时，皇太子的兵力已接近巴黎，并切断其食物补给。马塞尔困守无计，想把王座让与那位“坏蛋”查理，并准备让“坏蛋”查理的兵力进入城中。马塞尔的助手让·马亚尔（Jean Maillart），认为这一计划无异于出卖国家，便与查理王子秘密协议，在7月31日由他率领众人以斧头砍杀马塞尔，使查理王子带领武装贵族重入巴黎。查理回宫后行动谨慎，一面着手赎回父王，一面抚慰法国民心、安定经济。原来企图造成大国会无上权力的阴谋家，只好退避无言；感恩不尽的贵族们一致拥戴王室，曾经得势一时的大国会，成了加强王朝权力的柔顺工具。

1359年11月，爱德华三世再度率军登陆加来港。他避攻巴黎，但并吞了从兰斯（Reims）到沙特尔（Chartres）一带的乡村。他有计划地破坏耕作物，使巴黎再度陷于饥荒。法国国王查理只好告饶求和。和约规定，法国割让加斯科尼与吉耶尔给英国，免除对法国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同时转让普瓦图、佩里戈尔（Périgord）、凯尔西（Quercy）、塞托泽（Saintonge）、罗尔泽（Rouergue）、加来、庞瑟、奥尼斯（Aunis）、昂古莱姆（Angoumois）、阿让奈（Agenois）、利穆赞（Limousin）与比戈尔（Bigorre）诸地，并交付300万克朗以赎回父王。爱德华为了答情，也放弃他与后代子孙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这一《布勒丁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签署于1360年5月8日，法国1/3的人民与土地在英国统治下煎熬怒吼。为了保证法国对条约的信守，国王的两个儿子安茹公爵与贝里公爵，被遣往英国作为人质。然后，老王约翰才在钟声交鸣与举国上下的欢呼中回返巴黎。当安茹公爵背约逃回，探望其妻子时，约翰国王只有重返英国，代替其子作为人质，希望仍能换来较为宽厚的和平。爱德华视之为宾客，每日设宴款待并赞为骑士的精英。约翰王在1364年以俘虏之身客死伦敦，葬于圣保罗教堂。现年26岁的查理于是登基为查理五世。

仅仅因为查理五世懂得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对臣民所加给他“智者”的雅号，也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右手老是伤肿，手臂也已残废，不能舞刀弄枪，据说他是被“坏蛋”查理下了毒。他虽身体不够强健，却能起用精干大臣，整顿政府内部，改革司法，重建军队，鼓励工业，稳定货币，支持文学与艺术，广集图册充实卢浮宫的藏书，为法国文艺复兴提供正统资料及其译作，使其成为国家文库的中心。他顺从贵族所请，恢复了封地通行税，但在他们上面另任命一位黝黑、扁鼻、头大颈粗的不列颠大汉贝特兰·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做三军统帅。查理深信这位“不列颠之鹰”优于一切英国的将领，决心将法国从英国的统治中救赎出来。1369年，他终于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正式宣战。

英国黑王子的回报是征服利摩日一城，并屠杀了城内3000名男女与孩童，这便是他的政治教育观念。这一政策并不有效，他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构筑工事、派兵防守、囤积粮食，做有利的抵抗。黑王子只有转向蹂躏广大的乡村，焚烧谷物，夷平荒凉的农家。这时，“不列颠之鹰”杜·盖克兰按兵不动，只骚扰敌人后部，并逮捕其运粮官，坐待英军饿乏，英军果然不支撤退。杜·盖克兰乘势进兵，将法国丧失的省份，一一收复。由于这位法军将领两年的卓越统率，加上国王与统帅君臣彼此依赖，除了波尔多、布雷斯特（Brest）、瑟堡（Cherbourg）与加来诸城外，英军均被赶出法国国境，法国的国界首次抵达比利牛斯山。查理和他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就在这胜利的顶峰上同一年光荣地去世（1380年）。

疯狂的国王（1380—1422）

法国查理五世去世后，按照世袭制，一位有趣的白痴成为继承人。查理六世12岁丧父，由诸叔代为摄政至查理20岁。他们纵容这位幼主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其时半个欧洲都濒临革命。1359年，布鲁日的工人戴上红帽，群起袭击历史上著名的市政厅，引发一场短暂的暴动。1366年，伊普尔城的低层阶级起而叛乱，大呼对抗富人的圣战。1378年，在佛罗伦萨城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1379年，朗格多克——法国南部中央地区——饥饿的农民，开始了一场为期6年的对抗贵族与教士的游击战争，其领袖下令“格杀一切具有柔软双手的男女”。1380年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叛乱，1381年在伦敦，1396年在科隆。1379年至1382年，革命政府统治根特全郡。在鲁昂（Rouen），一位肥硕的布商被城里的起义劳工加冕为王；在巴黎，人民用铅锤打死国王的收税官（1382年）。

查理六世于1388年开始执掌国政，起初4年治绩斐然，故赢得“受爱戴者”称号。不料，1392年，他发起疯来，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把她当作陌生的妇人，请她别再缠扰他。不久，只有仆役下人们稍微侍候他一下。5个月中他一直没换衣服，最后决定要给他洗澡时，还要十几个大汉一起强制才行。法国的王冠由一位可怜的白痴戴了30年之久，此时，一位雄赳赳的年轻英国国王正在准备重燃攻击法国的战火。

1415年8月11日，亨利五世率领1300艘船只与1.1万名士兵从英国渡海而来。14日，他们在塞纳河河口的哈夫勒尔（Harfleur）附近登陆。哈夫勒尔城奋勇抵抗，但终于不支而退。英军一面乘着战胜余威，一面迫于赤痢，转向加来进攻。法国的骑兵在克雷西城附近的阿让库尔（Agincourt）与之遭遇（10月25日）。法国人全未吸取克雷西与普瓦捷两役的教训，仍然仰赖骑兵作战。他们的马队为泥淖所阻；而前锋又被英军预先布置的鹿角锐桩所困，英国的弓箭手埋伏在周围，那些气馁的马匹掉头冲撞，本军阵营大乱。这时，英军趁势舞动锤矛、斧头与刀剑等各式武器砍杀法军，他们的国王奋勇率兵，毫不畏惧，终于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据法国历史学家估计，此役英军损失约1600名兵士，法军则达1万人。

亨利五世于1417年再度进攻法国，包围鲁昂。该城居民先吃尽了粮食，次及马匹，再及狗、猫。城里的老弱妇孺都被赶出城外以节省口粮，这群可怜的百姓想从英军阵线通过，也被拒绝。他们只有困在两军夹峙之间，毫无庇护地活活饿死，在无情的围困中，有5万法国人死于饥饿。该城投降时，亨利虽约束士兵勿屠杀城内的残存者，却向他们索取30万克朗，同时予以囚禁，直到付清赎款为止。1419年，他向巴黎进军，但这时的巴黎，一无所有，充满着腐败、穷困、残酷与阶级战争。法国这回所订的《特鲁瓦和约》（Troyes，1420年），比1360年更加屈辱，不但放弃了一切，甚至连国家荣誉都不计。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将女儿凯萨琳嫁给亨利五世，同时应允把王座与法国的统治权也让出去，并公开宣明太子不是亲子。皇后伊莎贝拉由于获得2.4万克朗的年金，对私通的指控也不辩白。的确，在那时的宫廷中，皇室后妃不容易弄清楚谁是其子之父。此时法国国王的太子尚据有法国南部，他否认这个和约，同时组织加斯孔（Gascon）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两地的军队继续作战，但英国国王已在卢浮宫内发号施令了。

两年之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死于赤痢，这些病菌是未签和约的。不久查理六世也追随亨利五世去世（1422年），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但因他未满周岁，故由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代为摄政。这位公爵与以前统治过法国的所有英国人一样，严厉非常。他一年内吊起了1万名土匪，以镇压抢劫之风，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的混乱。许多退伍的兵士——成为劫路者与骗徒——使道路不宁，他们甚至恐吓像巴黎与第戎（Dijon）一样的大城市。在诺曼底，战争的多次蹂躏，如同地狱恶浪的冲击，即使在较幸运的朗格多克城，也有1/3的人口失踪。农民逃往城市，或躲入洞穴，军队、各领主的人马或盗匪群来临时，他们就藏匿在教堂以求自保。许多农民不再回到他们那不安全的家中，只靠着乞讨或偷窃度日，不然便将死于饥饿或瘟疫。教堂、田地与整个城镇，都荒弃而任其破败。1422年，巴黎城中就有2.4万间无人住的空屋，30万居民中有8万人是乞丐。这时，人们不得不捕野狗为食。大街小巷到处是饿童的哭喊。

废墟中的生活

任何国家的经济与政府经过如此长期悲惨的瘫痪之后，其社会道德可想而知。杰弗里·德拉·图尔—朗德里（Geoffrey de la TourLandry）约于1372年写了两本书，只留下其中一本训女。该书写得温柔委婉，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尤其在那动荡之际，一般妇女淫荡犯罪，又复粗鄙无礼，他特别担心女孩子的清白与安全。这位正派骑士认为对抗这些诱惑的最佳之策，在于时时祈祷。该书反映出一个仍依从于文明情操与道德意识的时代。70年后，我们遇到马雷夏尔·雷斯（Maréchal de Rais）这位阴森可怖的人物——一位富有的布列塔尼大领主。他惯于以训练唱诗班为名而邀请孩童入其城堡，凡进入者他都一一杀之，用来祭祀他供奉的魔鬼，求取法术。他同时也为了乐趣杀害孩童，据说他会对着受到折磨的垂死合唱队员发笑。他干这勾当达14年之久，最后，才由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出面告发。他坦白招供一切，终被处死（1440年），但这只是由于他触犯了该地公爵的原因。因为像他那种地位的人，不论犯下何罪，很少受到审判。虽然，他所附属的贵族，也产生过许多英雄豪杰。像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深受弗鲁瓦萨尔爱戴与赞誉的加斯顿·菲比斯三世（Gaston PhoebusⅢ de Foix），都是个中人物。骑士精神的最后花朵，便绽开在这池泥沼里。

此时，平民的道德堤岸也跟着溃裂。残酷、背信与腐败处处可见，官民之间，贿赂公行；亵渎不敬之事，不足为奇。格尔森大法官（Chancellor Gerson）叹息说，最神圣的节日宴会，也唯以牌戏、赙博与咒骂为务。骗徒、小偷、流浪汉、乞丐，白天横行市街，夜里则群聚在巴黎奇迹场（Cours des Miracles）的一角，享受一天的所得。该地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些白天装作残废的乞丐，晚上一到那里，全都奇迹般地四肢健全起来。

那时，男色盛行，娼妓满街，男女私通之事充斥各地。14世纪的“亚当派”（Adamite）不但宣扬裸体主义，而且在公开场合实行，直到宗教裁判所将之取缔为止。淫秽画也到处售卖。据格尔森的记载，这些成人图片甚至行销于教堂或宗教节日。有些诗人像德尚（Deschamps）之流，尽为贵族命妇写些情歌艳诗。巴约（Bayeux）的执事长尼古拉·克莱芒热（Nicolas de Clémanges）形容其管区的各修道院为“信奉爱神的庇护所”。当时，国王、王子拥有情妇，被认为理所当然，因为皇室与许多贵族的婚姻，原只是政治性的结合，而无爱情存在。名门淑女不断公开讨论性关系的是非问题。勃艮第的“勇士”菲利普（Philip the Bold），于1401年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浪漫宫廷”，一些正经的男男女女，也混迹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圈子里。一位被称为“巴黎管家”、年逾花甲的无名氏，约于1393年写了一本奇书，我们在此书中，可略窥当时的情形：

我认为一对善良可敬的情侣结婚时，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别的一切均已丢开。我想他们在一起时应相互注视而少顾及他人；他们携手相对灵犀互通，不必一言一语……他们所有的特别乐趣、主要愿望和全心享受，就在这两心相悦和彼此体贴上面。

犹太人（1306年、1384年、1396年）与麻风病人（1321年）遭受杀戮，兽类伤人或人兽交合接受审判与行刑时，吸引无数热心群众围看，这一切都出现在那个时代。巴黎的英诺森教堂墓地，由于死人不断增加，以至埋葬的尸体刚刚化骨，就被挖出，以便腾出空位；教堂走廊两边的积骨堂里，堆着无数难认的白骨；尽管如此，这些场所，却是热闹非常，小贩在那里摆设摊位，妓女也在那里拉客。在墓地的一面墙上，有位艺术家于1424年费上数月工夫画了“死亡之舞”。画中，魔鬼与一群男男女女和孩童扭着舞，步步将他们诱入地狱。这幅画后来成为一个绝望时代的象征。死亡之舞的戏剧也于1449年在布鲁日城搬上了舞台。丢勒（Albrecht Dürer）、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与博施（Hieronymus Bosch）在其艺术里也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这个时代的诗歌，有一半充满了悲观主义。德尚几乎痛斥当时各阶层的生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衰弱、怯懦却又贪婪的老头，颟顸而又腐败。“世风日下”是他对那个时代的结论。格尔森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是活在衰废的世界里”，最后审判即将来临。有一位老妇人认为她的脚趾痛苦地抽动一次，便有一个灵魂被抛入地狱。她这种估计还算是保守，照一般的看法，过去30年来，无人能进入天堂。

百年战争的前40年中，各教皇被拘禁在阿维尼翁，受到法国国王的保护与支使。由受囚诸教皇从欧洲聚敛而来的大部分收入，都转入法国国王手里以支援对抗英国的生死战争。教会在11年中（1345—1355年）向法国国王进贡了339.2万克朗的款额。教皇屡欲终止战争，但均归无效。教会也因法国受到长达一世纪的摧残而连带严重遭殃。成百的教堂与修道院被废弃或破坏，那些下级教士也造成了当时道德的败坏。骑士与侍仆直到面临战争或垂死之际，才念及宗教。上天的残酷无情，确使他们转而对教义疑惧。人们虽然违背了一切戒律，仍旧战战兢兢依靠着教会与信仰。他们将钱财与忧伤一齐带进能安慰人心的圣母殿堂。理查或费勒（St.Vincent Ferrer）赤诚传道时，人们竟会全体陷入宗教的狂喜中。有些家宅所供奉的圣母塑像，只要轻轻一碰，圣母的腹部立刻开启，显露出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的塑像。

这一时期教会的学术领袖大部分是法国人。皮埃尔·阿伊（Pierre d’Ailly）不但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是教会最能干与最廉洁的领袖之一。他也是一位教士政治家。在君士坦茨宗教会议中，他曾补救教皇的分裂。他是巴黎纳瓦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avarre）的董事，其学生中有一位成为当时杰出的神学家。格尔森曾访问苏格兰低地，深为吕斯布吕克（Ruysbroeck）的神秘主义与兄弟会的现代信仰所感动。当他担任巴黎大学校长时（1395年），他虽一面在攻击这一神秘教派的自我主义与多神崇拜，一面又想将其信仰形式带入法国。他的6位姐妹为其议论与楷模折服，据说她们都终身守贞。格尔森指责百姓的迷信，及星象、魔术、医药的伪劣，但也承认法术之于心理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对于星象的知识，贫乏得不足以做专门预测。我们甚至不能精确认识一个太阳年。由于光线传到地面需经过种种媒介物而发生折射现象，我们因此无法说出星球的真正位置。格尔森虽主张在教会里实行民主，有所约束并尊重咨议会的最高地位，却赞成法国应有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这种矛盾可能是由于他觉得“法国境内需要秩序更甚于自由”这一情况造成的。他风格特别，诚属一代伟人。正如歌德所说，他的道德学养俱佳，其所以有如此天真的想法，是因为受到时代的感染。他领导消除教皇之间的对立情形与改革教会的运动。胡斯与布拉格的哲罗姆遭火刑，他也曾插一手。

在民生凋萎中，上层人士照样锦衣玉食、富丽其屋；老百姓却衣履寒素，仅够蔽体；中产阶级不顾禁律，也都模仿国王的服饰，穿起染色的红袍或饰以毛边；贵族领主则穿紧身衣裤，披上华丽斗篷，帽上羽毛在朝拜时摇曳拖地。有些人鞋尖加上角钩，与鞋跟的暗饰相配。贵妇们爱戴像教堂尖塔的圆锥帽，穿紧身衣、花裤及装缀羽毛的曳地长裙，仪态高贵；她们优美地展露酥胸，却又以面纱遮面，以增魅力。从前只用来装饰的纽扣，那时已流行转做系扣之用。丝绸、金丝布、锦缎、花边及头发上、颈脖上、手腕上和衣鞋上用的各项珠宝，使一个胖妇也装扮得十分光彩。满身珠光宝气的上流妇女，几乎呈现了画家鲁本斯（Rubens）那五彩缤纷的丰富色调。

玻璃窗已普遍使用，穷人的住屋却仍与几个世纪前一样。有钱人的别墅与城市中的宅第不再是阴暗的城堡，而变为宽敞舒适、装设豪华的大厦。里面有广大的喷池庭院、宽阔的回旋楼梯、凸出的阳台、耸入云霄且不会积雪的尖斜屋顶，除了主人的大厅与卧房外，还附有佣人房、贮藏室、守卫室、门房、织布室、洗衣间、酒窖与烤房。有些著名的巨宅像皮埃冯茨（Pierrefonds）与沙托丹（Châteaudun），早已预兆为卢瓦尔河畔的皇家城堡。比当时其他宫室保存得更完美的，是大资本家克尔（Jacques Coeur）在布鲁日城所建的巨宅。该宅占了整条街道，里面有雕花石砌的哥特式高塔，华美的飞檐与浮雕，文艺复兴式的窗户。其内部陈设豪华……壮观的壁炉，至少可温暖房间的一侧及其住客；精细镂刻的坚实桌椅；摆在有花毡装饰的墙壁下的软垫长椅；巨型的镜台与展示金银盘碟及晶莹玻璃杯的橱柜；厚重的地毯，橡木或上釉瓷砖的光滑地板，及领主全家四口都睡得下的有漂亮帐盖的大卧床。14世纪和15世纪的男女，就赤裸地睡在这些可以躺卧的宝座上；睡袍这种麻烦的东西在当时尚未流行，也并非必不可少。

文学

在废墟中，一些才子与才女仍继续行文著书。里拉的尼古拉写了一本《永恒之后》（Postillae Perpetuae，1322—1331年），对《圣经》的理解贡献颇大，也为伊拉斯谟译《新约》与路德德译《圣经》铺了路。那一时代的小说盛行，安托瓦内·德·拉·萨莱（Antoine de la Salle）写了《百篇奇谭》（Cent Nouvelles）那类轻松的香艳故事，或是像《花神与白花》（Flore et Blanchefleur）那种骑士艳史。几乎同样新奇的是列日城一位医生马尔·让·奇德维尔所写的一本书，他自称为约翰·曼德维尔男爵，在约1370年出版了有关埃及、亚洲、俄罗斯与波兰的一本真实游记。约翰宣称他拜访过福音书里所提到的每个地方：那“恬静的圣母玛利亚上学的房子”，那“有温泉供我们救世主洗涤使徒双脚”的地方，那圣母玛利亚“曾栖息其中，从她圣洁的双乳挤出奶汁”的教室，“在那教堂中她所倚过的大理石柱上，至今仍有她奶汁的滋润；凡是奶水滴落之处，地面仍然是那样滑润和洁白”。“胡子约翰”在描写中国时，最有声有色。其文字的流畅，极少带有学究气味。当他叙述一个人“如何一直朝东面走去，最后会再回到原地”时，也像凡尔纳（Jules Verne）写“路路通先生”（M.Passepartout，《环游世界80天》的主角）时一样，偶尔会触及科学。他饮了两次青春之泉，却由于患了风湿（可能由于从未离开列日所致）而跛着腿返抵欧洲。这些游记被译成上百种语言，在中世纪晚期轰动一时。

14世纪最灿烂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弗鲁瓦萨尔写的《年代纪》（Chronicles）。他于1338年出生在瓦伦谢讷，早年即投身诗歌，24岁那年，渡海到伦敦，献诗于爱德华三世的王后菲利帕。他于是成了王后的秘书，周旋于英国贵族间。过分的谀赞奉承，使他失去对历史的公平客观。一股酷爱旅游的热望，使他不久即离开秘书工作，遍游苏格兰、波尔多、萨伏依及意大利等地，然后回到海诺特成为希梅教堂（Chimay）的一位宣道牧师。其后，他决定用散文写书，并向诗文发展。之后他再度游历英法两国，努力收集材料。他回到希梅教会，即献身完成“这本高贵而愉悦的历史……当我去世后，它将广受需求……激励胆识并示以若干光耀的典范”。此书的动人程度，胜过一切传奇，1200页的丰富内容，起伏变化，高潮迭起，使读者一开始便觉得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气而想畅览全书。像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一样，这位牧师也爱战争甚于一切。他深为战斗、豪侠与贵族风格所着迷，老百姓出现在其篇幅中，只是扮演贵族斗争下的牺牲角色。他不调查各种动机，太相信表面好看或存有偏见的记录。他并不讳言在叙述中加入自己的哲学。他虽只是一个编年史家，却是所有编年史家中最卓越的一位。

那时戏剧也盛行于整个社会。神迹剧、道德剧、奇迹剧、幕间小插剧与喜剧，经常在城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其内容越来越俗世化，幽默也经常染上粗俗的成分。虽然如此，宗教的主题仍占首位，人们绝不会看厌表现耶稣受难的那种场面。当时最有名的戏剧公会组织——巴黎的圣主爱好社（Confrairie de la Passion de Nôtre Seigneur）即专门上演耶稣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的事迹。有一本阿尔努·格雷邦（Arnoul Greban）编写的耶稣受难剧，竟长达35000行。

诗人也有同业公会组织。图卢兹在1323年建立了诗学社。在该社的赞助下，诗歌公开竞赛的目的在于复兴抒情派诗人的精神与艺术。性质相同的文学社也在亚眠、杜亚与瓦伦谢讷各地成立，为黎塞留（Richelieu）的法国学术院铺路。国王及王公大臣等在家里都供养着诗人、吟游歌手与丑角。“好人勒内”这位安茹和洛林（Lorraine）两地的公爵兼那不勒斯的挂名国王，在南锡（Nancy）、塔拉斯孔及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等处的宫廷中供养了一群诗人与艺术家。由于他本人的造诣不输于手下最卓越的诗客，因此赢得“首席抒情派大师”的尊号。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眷顾厄斯塔斯·德尚这位礼赞女性之美的诗人。他虽结了婚，却在他长达12000行的《结婚之镜》（Le Miroir de mariage）一诗中，评斥婚姻；同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凄惨与邪恶表示惋叹：

啊，天道无常，世态昏沉，时代乖张，

我少成就，贫乏无奈，

黎民受诅，忧伤满怀！——

我知来日世界，一片茫然，

哀尔全民，岂不应该？

郁郁悲怆又遍处荒乱，

一切行藏，均服罪难。

苦恼之世今日即来。

比桑（Christine de Pisanu）是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的女儿，她在巴黎长大，她丈夫死时，留下3个子女和3个亲戚要照顾。她就靠写优美的诗歌与爱国的历史，奇迹般地维持生计。她被推许为西欧第一位以笔耕谋生的女人，当无异议。另外，诗人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更幸运，他的情诗《无情淑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婉转地轻责女人不该掩藏其娇媚——这诗使贵妇们大为心动，据传说法国一位准皇后——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在这位诗人于长凳上小睡时，曾偷吻过他的双唇。一个世纪之后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曾经动人地描写过这段逸事：

当很多人正为此事惊异——实在来讲，造化竟将一个美丽的灵魂安置在最丑的身体里——这位贵妇却告诉大家不必为此事惊奇，因为她所吻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那能吐露珠玑的美妙嘴唇。

那时，最优秀的法国诗人，并不需要写诗，因为他是皇族，是查理六世的侄子和路易十二的父亲。但这位奥尔良的公爵查理，却在阿让库尔之役被俘而软禁在英国达25年之久（1415—1440年）。在那里，他以沉重的心情写些儿女柔情及法国悲剧的诗歌，来宽慰自己。全法国曾一度歌咏他写的咏春之歌：

新岁脱下了

风风雨雨凛冽的冬日外袍；

他已换上金衣，

带来了美好的季节和春阳的甜笑；

树林或原野里的鸟兽，

无不歌唱、嘶叫，

新岁已除去了他那寒冷的外袍。

即使在英国，也多佳丽。查理看到这些娴静的美女姗姗而行时，暂时忘了忧伤：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真是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她内在的一切端淑品德

人人都会赞赏称最。

她朝朝清丽，无与伦比，

面对佳人谁会疲累？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就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查理最后获准回到法国时，他将布卢瓦的城堡布置成一个文学与艺术的乐园。贫穷又犯过罪的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也同样受到接待。当查理年老、无法再参加年轻朋友的聚会时，他写下优美的诗行向朋友致意，这首诗成为他的墓志铭：

所有朋友为我致意，

各位现在一堂相聚，

假如我也能参与，

试想我该何等欣愉；

但年龄却拘我在狱。

很早以前，我的生命

充满青春欢乐，而今却已消逝；

在巴黎过着如此自由的生活，

过去我是情人，而今绝不再是。

别了，我将不再看到好时日！……

我心致敬所有朋友。

艺术

这一世纪法国的艺术家虽较诗人优越，但均因国内的贫困而蒙受其苦。那时，在城镇、教会或皇室，找不出一位富有的奖掖者来资助他们。原来那些借着壮丽殿堂，夸示行业公会坚定信仰的社区，也由于王权的伸张与地方经济扩展为国家经济，已趋于衰落或毁弃。法国教会已不能像12世纪和13世纪那样，再去资助那些矗立于法国土地上的伟大建筑。信仰与财富同趋没落，几个世纪来十字军与各大教堂所怀抱的希望——表现在功业与祈祷上——现已丧失其原始的狂热。苍白的14世纪完成的建筑，远逊于在康乐富足的年头下着手兴建的。尽管如此，建筑家让·拉维（Jean Ravi）还是完成了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1351年），鲁昂则在供奉圣母的大教堂边又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1302年），而普瓦捷更为圣母院添盖了巍峨的西廊（1379年）。

辐射状的哥特式建筑，1275年以后已渐由几何图形的哥特式建筑取代。波尔多城即照此风格建造其教堂，卡昂（Caen）城在圣皮尔（St.Pierre）教堂上升起了壮观的尖塔，奥沙（Auxerre）城扩建原教堂，加盖了一所新的本堂，库唐斯与亚眠两地各在其古老的圣院外又添了美观的小礼拜堂，而鲁昂则以巍峨的圣奎恩（St.Quen）教堂增加该城建筑的光彩。

14世纪的最后25年，当法国自认胜利之际，建筑家又推出一种新的哥特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活泼，雕镂精致，窗饰复杂奇妙，装置设计美轮美奂。棱斜的尖拱门，现已变成斜弧形的圆锥拱门。因其形如火舌，故将这种风格的建筑命名为火焰式。这时，柱头已经废弃不用，柱身则刻上凹槽或凿成螺旋状。唱诗房、厅房雕饰华丽，铁制的围屏饰上精致的花边；建筑上的三角穹隆成钟乳石形状；拱形圆顶改成无数时隐时现的交错弯梁；窗户框架避免用老式的立体几何构型，而代以动人的柔和线条与不易了解的独特风格。那些高耸的尖塔似乎只是装饰品，正面的结构都隐藏在里面。这种新的风格，首见于亚眠教堂里的圣巴普蒂斯特（St.Jean-Baptiste）小礼拜堂（1375年）。1425年，便已风行法国；1436年，这种柔美新奇风格的出现，鲁昂城的圣马克卢（St.Maclou）教堂建筑便是其代表之一。可能由于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激起了法国的民心士气与军事力量之复苏，商人财富聚积（如克尔），新兴中产阶级倾向于房舍的踵事增华，这种火焰式的新风格在15世纪前半期，大为兴盛。哥特式那种女性味的建筑形式，一直留存到法国国王与贵族从意大利的战事中带回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观念为止。

平民建筑的滋长显示着当时世俗主义的兴起。贵族认为教堂已多，因此转而建筑宫邸以供百姓观瞻，并供给其姬妾居住；富裕的市民花费巨资装饰家宅；各城邑则建造堂皇富丽的市政厅来显示财力。有些医院，环境设计清新优美，有助于病患复原。在阿维尼翁，各教皇与大主教召集并供养各种各类的艺术家，但法国的建筑家、画家与雕刻家聚集在贵族或国王左右。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建造了温森斯别墅（Vincennes）与巴士底狱（Bastille），同时任命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安德烈·博纳沃（André Beauneveû）雕刻菲利普六世、约翰二世与他自己的形象，以作为齐集于圣丹尼斯教堂（St.Denis）地下室的皇家陵墓的堂皇装饰。奥尔良的路易兴筑了皮埃冯茨（Pierrefonds）别墅，而伯利一地的约翰公爵，虽对农民苛刻，却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

雕刻家兼画家博纳沃在1402年为这位公爵的《圣经诗篇》做过插画。这只是顶端有连续插图的诗集，也被称为“平面艺术中的室内乐”。另外，画家雅克马尔·德·赫斯丁（Jacquemart de Hesdin）也为这位有欣赏力的公爵绘制了《小祈祷》（Les Petites Heures）、《纯祈祷》（Les Belles Heures）与《大祈祷》（Les Grandes Heures）的插图，这些图画都是用来阐释每日7次正规祈祷时间使用的“崇拜六字”。同时也为约翰公爵及波尔（Pol）、雅翰内奎因（Jehannequin）与林堡的赫尔曼·马鲁尔（Herman Malouel）三兄弟绘制了《富足时代》（Les Tres Riches Heures）。这个画册包括65幅描绘法国生活与风景的精美小画，包括贵族的田猎、农夫的耕作及银色无垢的乡野雪景。《富足时代》诸画页及为“贤君”安茹的勒内而绘的画像，藏在尚蒂伊（Chantilly）城孔德（Condé）博物馆，甚至不让游客观赏，然而它们也仅仅是此类稿本装饰画的最后余晖而已。因为在15世纪，枫丹白露、亚眠、布尔日、都尔、摩兰、阿维尼翁与第戎各地木刻艺术蓬勃发展的那种插画艺术已受到壁画与版画的挑战，更遑论为勃艮第公爵们效劳的诸大画师。博纳沃与比利时埃克（Van Eyck）兄弟将佛兰德斯的绘画风格传入法国；意大利画家马蒂尼（Simone Martini）与阿维尼翁的其他意大利人及安茹王室在那不勒斯的统治（1268—1435年），又加深了这种影响。因此，意大利的艺术早在法军入侵意大利之前，便已影响了法国。法国的绘画直到1450年方才崛起，其成熟则表现在法国维勒那夫（Villeneuve）的那幅无名氏所画（现藏于卢浮宫）的《圣殇》。

富凯（Jean Fouquet）在法国绘画史上是第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他生于都尔（1416年），曾在意大利研究7年之久（1440—1447年），然后怀着对古典建筑风格的偏好回到法国普桑（Nicolas Poussin）与洛兰（Claude Lorrain）。那时画家们均为古典建筑的狂热信徒——尽管如此，他仍然画出了几幅个性鲜明有力的画像。尤维纳尔·德斯·乌尔森（Juvénal des Ursins）大主教同时也是法国大法官，画上的他显得强壮、严厉而果敢，但缺少政治家的机智。又如这一王朝的财政大臣艾提纳·谢弗里尔（Etienne Chevalier）的画像，显示出一位忧郁人物因无法征税去供应政府的花费而烦恼。此外，尚有受到圣女阿格尼斯·梭蕾（Agnès Sorel）恩护的查理七世画像；而肤色如同玫瑰的圣女阿格尼斯，大师富凯却将之画成两眼低垂，胸脯隆起，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母。同时，富凯又为谢弗里尔的《祈祷书》（Book of Hours）画了装饰画，使枯燥的仪式化祈祷沾上了卢瓦尔河谷芳丽的景色。藏在卢浮宫的一枚彩釉大奖章，保存了富凯的自我写照，不像拉斐尔高骑骏马俨如王子，而是一位身穿工作服、热心而谦虚、忧郁却坚决的朴实画匠，眉梢上凝聚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贫困。尽管如此，他仍一帆风顺地优游在历代国王之间，最后成为那位主意不定的国王路易十一的御前画师。经过多年的辛劳，他终于成名，但不久即去世。

圣女贞德（1412—1431）

1422年，查理六世那位受到否认的儿子自封为查理七世。绝望中的法国原对他颇寄厚望，终却失望更深。这位胆怯、懒散而又轻率的20岁青年，配不上他自己宣称的国王封号。他和法国人民一样怀疑自己的合法血统。富凯为他作的画像里，有一张平平常常带些悲戚的脸，低垂下陷的眼睛，及一只过长的鼻子。他战战兢兢地信教，每天要望3次弥撒，绝不让祷告时间空过而忘了朗诵指定的祈祷文。但剩余的时间，他去陪伴他那一长列的情妇，他的原配王后生了12个孩子。他典卖珠宝甚至自己穿的大部分披肩大氅，都用来支援军费、抵抗英国，但他自己厌恶战争，将艰苦战事交给手下的大臣与将军。不幸这批文武大臣既不热心也不警觉，他们彼此之间只会忌妒争吵——只有忠心的让·迪努瓦（Jean Dunois），这位路易的嫡子，奥尔良的公爵除外。当英军南进包围该城（1428年）时，并未遇到一致的抵抗行动，当时秩序一片混乱。奥尔良城位于卢瓦尔河的湾口，当时南部各地对查理七世的效忠态度暧昧，一旦陷落，势将加入北部而使全法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时，北部与南部同时都注视着奥尔良这场战役，并且祈祷着奇迹出现。

法国东界濒临默兹河的一座遥远村庄，也怀着爱国与宗教的热诚参与这场战事。该村农民在信仰与情绪上完全属于中世纪，他们身处凡世却心在超世，他们确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许多妇道人家甚至发誓说曾见到那些神灵，还对她们说过话。那里的男女，就像全法国乡村一般，都把英国人认作是将尾巴藏在外袍下摆里的魔鬼。流行在那村庄的一种预言说，上帝将在某天派遣一位圣女把法国从这些魔鬼手中拯救出来，而结束这场被撒旦长期统治的战争。栋雷米（Domrémy）的庄主夫人将这个预言偷偷告诉她的教女贞德。

贞德之父雅克（Jacques d’Arc）是位富农，他对这些传说，大概不甚在意。但贞德在这些笃信上帝的村民中却素以虔诚闻名。她喜欢上教堂，热衷于告解，并忙于教区的慈善工作。在她的小花园里，她亲自喂食禽鸟。有一天，她在禁食时，认为自己看见一道异光照在她头上，同时听到有种声音在呼唤：“贞德，做个顺从的好孩子，常常去教堂。”那时她才13岁（1424年），也许由于若干生理上的变化，这位正处于敏感年龄的少女，显得迷惑而神秘。嗣后5年，她所听到的“呼唤声”——她称呼这种幽魂之名——曾多次向她劝告，直到最后仿佛是天使长米迦勒在命令她：“快去救援法国国王，你应助王复国……去瓦库勒尔（Vaucouleurs）见博德里古（Baudricourt）队长，他会引你去见国王。”又一次，她听到那声音呼唤道：“上帝的女儿，你得引导王子前往兰斯，使他在那里荣耀地接受涂油礼与加冕礼。”因为查理七世在未受教会涂油以前，法国上下将会怀疑他的神圣统治权。倘使圣油淋注在他头上，法国便会一致追随他而得救。

经过长时间困扰与犹豫再三之后，贞德终于将这件怪事向父母吐露。她父亲想，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要担负如此重大的任务，不禁大为震惊，他绝不准她这样做，否则要亲手淹死她。为了进一步约束她，他唆使一位年轻村民宣布贞德已答应嫁给他，但遭贞德否认。由于她曾向天上的圣徒们许愿，永葆贞洁并服从他们的训谕，她便逃往其叔父处，求其叔父带她前往瓦库勒尔（1429年）去找那位队长。博德里古队长要这位叔父好好赏给这位17岁的女孩一顿巴掌，并打算将她送回其父母处。但贞德冲到队长面前，并且坚决声称她是奉上帝派遣来帮助查理国王解救奥尔良的。这位老粗队长，被贞德的态度弄得糊涂，态度软和下来。他虽然认为贞德是受到魔鬼蛊惑，但还是派人到希农（Chinon）去征求国王的同意。结果皇室下诏召见，博德里古队长给她一把剑，瓦库勒尔的人民则为她买了一匹马，这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有6位士兵愿意护送她前往希农。可能是为了防范男性侵犯，或为了便利骑马，并为了获取军中官兵的好感，贞德改换男装，穿上军服短褂马裤、绑腿与马刺，还将头发剪短成男孩模样。她镇静而有信心地骑马上路，经过各个城镇时，人们搞不清楚，一面害怕她是个女巫，一面又崇拜她，当她是圣徒。

经过11天450英里的行程之后，她终于见到了查理国王和国王左右的大臣。当时查理国王虽然穿着没有皇家气派的破旧衣服，但贞德立即认出了他（传说是如此），并且向国王敬礼说：“仁慈的殿下，上帝赐您长寿……我名叫贞德，天主借我传示于殿下，您将在兰斯接受涂油与加冕，凡是法国之王，应为天主的代理。”一位那时的随军牧师后来说，她是来确认国王的合法身份的。有些人认为，自贞德与查理初次会见起，她即接受这位教士作为她言论的合法解释人，并照他们的指示向国王建议；在王室的政策制定上，各主教可以通过贞德来更换高级将领。不过，查理对贞德仍有怀疑，便派遣她前往普瓦捷接受有学问之人的考验。他们并未在她身上发现邪恶，又另委派一些妇人检查她的贞洁，结果她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她们认定一位贞洁的少女，应有特权作为上帝的役使与传信人。

奥尔良的迪努瓦将军向守军保证说，上帝即将派遣一个人来援救他们。他听到贞德这位圣女，于是存着一半希望，请求朝廷立刻派遣贞德前来。朝廷同意，让贞德骑着黑马，穿着白盔白甲，手里举着绣有法国百合花纹章的白旗，由一群护卫带着准备分给围城人民的粮食，同往迪努瓦将军那里。进入该城（1429年4月29日）并不困难，因为英军并未全部包围，而只是将两三千士兵（少于奥尔良的守军）分派在近郊的十几个要塞。城里的人，欢呼贞德为圣母的化身，虔诚地愿跟随她赴汤蹈火，拥着她上教堂，她祈祷时他们也跟着祈祷，她哭泣时他们也跟着哭泣。士兵们听到她的训话而离绝情妇，拼命地表现他们不再犯亵渎神明之罪。他们中有一位名叫拉·希雷（La Hire）的队长，觉得这事不可能，圣女贞德令他指着指挥棒发誓，以求天断。于是这位加斯孔地方的雇佣兵队长念出了下面这段有名的祈祷：“上帝啊，如果您是加斯孔队长，而拉·希雷为上帝，则拉·希雷为您做什么，求您也同样为他做什么。”

贞德送信给英军统帅塔尔博特（Talbot），建议两军应如兄弟般联盟，同向巴勒斯坦进军，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圣地。塔尔博特认为这一建议超过了他的权限。几天后城内有批守军，瞒过迪努瓦与贞德，偷偷出城，攻击英军的一座营地。英军奋勇抵抗，击退法军。迪努瓦和贞德这时已听到骚动，上马命令士兵再次出击，结果大胜，迫使英军放弃据点。翌日，法军再度攻击并占据其他两座英军营垒，交战时贞德曾随军深入敌阵。她的肩膀在第二次迎战时，被箭所伤，但裹好伤处，她再次投入战场。这时，纪尧姆·迪斯（Guillaume Duisy）的巨炮将每颗重达120磅的炮弹轰入英军的坚固营垒。贞德并未看到英军营垒陷落及胜利的法军屠戮500名英军士兵的情景。塔尔博特最后认为其兵力不足以围城，因而向北撤退（5月8日）。这时法国举国欢腾，一致承认“奥尔良的圣女”实为上帝的万能。但英军却视其为女巫，同时发誓不论死活都要捉到她。

胜利的第二天，贞德动身往见正从希农前来的国王。后者以一吻来迎接她，并且不顾通过敌区的困难，接纳了她穿过法国向兰斯城进军的计划。法国国王的军队分别在默恩（Meung）、博让西（Beaugency）、帕特（Patay）各地与英军遭遇，结果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令圣女也为之震恐并使这场战役失去光彩的，是法军报复性的屠杀。贞德看到一位法兵在杀害一位英国囚犯，下马双手捧住那位垂死者的头，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人去请一位听告解的教士。7月15日，国王进入兰斯；17日，他在庄严的大教堂中以盛大的仪式举行涂油礼与加冕礼。这时，从栋雷米村庄赶来的贞德的父亲雅克，看到他的女儿仍然穿着男装，神采飞扬地骑马经过法国的这个宗教首都。他没有放过这个光荣的机会，通过女儿的斡旋，为其村庄争取到免税权。贞德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她想：“倘如上帝乐意，我便可离去，回家与兄弟姐妹去放羊了。”

战争的狂热已注入她的血液。全法国有一半人为之欢呼，视她为神召的圣使，她现在几乎已忘了自己是圣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位战士。她约束部属很严，常常恳切地开导他们，禁止部下放荡冶游——这事原已在军中成为习惯。有一次当贞德发现两位妓女陪伴着士兵作乐，她立即拔剑毫不容情地向其中一位妓女猛刺，竟使剑刃断在尸身上。她随同国王领军攻打英军掌握中的巴黎，充当前锋以破除第一线敌方战壕，当攻至第二线时，她大腿中箭，但仍不退却，并鼓舞士兵。这次攻击不幸失败，损失了1500人。于是大家开始责怪贞德的想法；认为祈祷可以打败炮火的想法实在可笑，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向并非如此。有些忌妒的法国妇女幸灾乐祸地看贞德笑话，指责她不该在圣母诞辰的节日出兵打仗（1429年9月8日）。贞德带着溃败队伍退入贡比涅（Compiegne）城。不料在该处受到勃艮第与英军的联合包围。她勇敢地率军突围，但遭击败。最后她想撤回城内，发现城门已经关闭。她终于被拖下马来，成为卢森堡约翰男爵的俘虏（1430年5月24日）。约翰男爵礼敬地将她先后安置在博略（Beaulieu）与博尔维尔（Beaurevoir）两地的城堡中。

约翰男爵幸运地俘获贞德，这却将他带至危险的困境。他的领主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普公爵要求这份珍贵的奖品，而英方则在敦促约翰男爵将贞德交出，想对她施以屈辱刑罚来驱除贞德那份鼓舞法国人民的魔力。曾因支持英军而被赶出教区的博韦（Beauvais）的主教皮埃·科雄（Pierre Cauchon），这时也受英方派遣，而挟财势兵力之威，与约翰男爵商谈将贞德移交给英国。如此事办成，他可获得鲁昂大主教一职以为报酬。这时控制巴黎大学的约翰男爵，怂恿一批腐儒力劝菲利普以妖女与异端的罪嫌，将贞德交给那一地区教会领袖科雄——贞德就是在那里被俘的。这一建议受到排斥后，科雄再以1万克朗向菲利普与约翰男爵行贿，结果他们仍嫌不足。英国政府于是对北海岸的低地国家实施全面禁运。约翰男爵最富庶的税收来源地佛兰德斯因而面临破产。约翰男爵经不住其夫人与菲利普的恳求，不顾其贤善之名，终于接受贿赂而将贞德交给科雄，然后带往鲁昂。她在那里正式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囚犯，却是由英军看守而被关在鲁昂市长沃里克（Richard Neville Warwick）伯爵辖下的一座堡塔中，双脚扣上脚镣，腰间绑上铁链，系在一根横柱上。

审判从1431年2月21日起，持续到5月30日。由科雄主持，其手下一位教士充当原告，另一位多米尼克派僧侣代表宗教裁判所，再加上40位对教理与法律有研究的人士做陪审。贞德被控为异端。当时教会为制止邪术分子侵染欧洲，早已向神灵宣称要处死异端分子。因此，女巫每因称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而遭焚死。当时教内外人士曾一致认为，凡是这类人，实际上可能已入魔道，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贞德案子的一些陪审员，似乎相信她也如此。据他们判断，贞德否认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的代理者，否定教会的权威，认为比不上她所听到的“呼唤”，由此就可证明她是妖女。这一点根据于是成了当时法庭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然而，他们还是被她那种单纯而无邪的回答，及虔诚贞洁的心灵感动。他们都是男人，有时似乎也为19岁少女感到痛惜。她显然是英国恐惧下造成的牺牲品。沃里克以军人的率直性格说：“英国国王为她付出了高价，绝不会让她好死。”有些陪审员主张这事该由教皇来处理——如此可使贞德本人与法庭不受英国的主宰。贞德也表示愿意将自己交给教皇来裁决，但她同时提出的坚决声明害了她。她说：有关信仰的问题，她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但关于她服从“呼唤”的所作所为，却深信只有上帝才能裁判。法官们即以此点为异端。这时，由于连续几个月的疲劳讯问，贞德竟被诱签了一份悔过书。待发现她仍被英国司法当局处以终身监禁时，她否定了该悔过书。这时，英军包围法庭，扬言若贞德被免除火刑，他们即索取众法官的性命。5月31日，一些法官集会，终于判贞德死刑。

受刑那天早上，鲁昂市场空地上高堆着木柴。旁边搭起两座平台，一为英国温切斯特的红衣大主教及其高级教士，一为科雄及众法官；另有800英军站立警卫。贞德由载货马车带入，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教士伊桑贝尔（Isambart）伴送。这时贞德要求一个十字架，一个英兵以两根交叉的木棒递给她，她接受后要求再给她一个受过教会祝福的十字架。伊桑贝尔于是劝使在场官员从圣索沃（St.Sauveur）教堂带一支给她。时已正午，英军不耐烦而骚动。“你想请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吗？”他们的队长吼叫道。这时，他的手下便将贞德从教士手中夺下，带到火刑柱上。这时，伊桑贝尔在她面前举起了十字架，另一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跟她一起爬上柴堆。柴堆点燃，火焰即在她双脚周围升起。这时，她看到那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仍然在侧，催促他离开柴堆到安全之处。她口中呼唤着她听到的“天上之音”、圣者、天使长米迦勒与耶稣，痛苦地受焚而死。英国的一位大臣对此事预先下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他喊道：“我们完了，我们烧死了一位圣徒。”

1455年，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命令，对贞德受刑的罪证重加审查。翌年（此时法国已经胜利），教会法庭宣布1431年的判决为不当而无效。1920年，教皇本笃十五世终于将这位奥尔良出生的圣女列入教会圣徒之林。

法国得救（1431—1453）

我们不可夸张圣女贞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没有贞德，可能迪努瓦与拉·伊雷也可解奥尔良之围。贞德那种冒险的攻击战略，虽然赢得某些战果，但也损失了其他方面的收获。英国这时已感到百年战争耗费国力。1435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这位英国的盟友，因厌战而与法国单独媾和。他的背叛终于削弱了英国对南部降服诸城的控制。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驱除了外国的驻军。1436年，沦陷达17年的巴黎，最后将英军赶出，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终于还都亲政。

说来奇怪，这位一向游手好闲幽魂似的国王，这时学会了治国统政——选派贤臣，整编军队，惩戒捣蛋的贵族，凡有关国家自由的大事，他都处理。圣女贞德一案固然让他有所感怀，但是查理并未给予一臂之力去救助她，这说明他仍然庸弱。幸得他有位不凡的岳母约兰德（Yolande）时加指点，鼓舞他应接纳贞德并予支持。现在——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她终于将国王十年来魂牵梦萦的情人，送入女婿的怀抱。

阿格尼斯·梭蕾是土伦（Touraine）一位乡绅的女儿。她幼时父母双亡，而由洛林的公爵夫人伊莎贝拉抚育长大，教养良好。她在23岁，即贞德死后第一年（1432年）被带往在希农的法国国王行宫，查理迷上了这位栗色长发的佳丽，又爱上她的甜笑，就选她入宫。查理的岳母约兰德也觉得这位女孩温顺听话，想利用她来影响国王，于是力劝其女玛丽接受这位女孩成为她丈夫查理国王的新宠。阿格尼斯·梭蕾至死都一直本分地服侍国王。日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此问题极富经验，曾称赞这位“美丽妇人”比隐居的修女对法国贡献更多。查理“从她双唇吸取智慧”，她使查理愧于过去的怠惰、懦弱，变为勤勉奋发。他聚集贤臣良将，使里乞蒙为之治军，让克尔整顿国家财税，重用擅长炮战的布罗将军（Jean Bureau），这位将军曾使顽强的贵族个个慑服，并使英军逃窜到加来港口。

克尔是商业界领袖。他出身寒微，少受教育，但精于计算。在和东部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上，他是敢于同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竞争且获胜的法国人。他拥有配备良好的7艘商船，雇用囚犯或从街上捕捉流浪汉充当水手，打着圣母旗号航行海上。他积聚了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财富，数目约为2700万法郎。1436年，查理让他负责铸造钱币，不久又要他负责政府的税政与开支。1439年召开的国民议会，由于一致热烈支持查理将英军赶出法国，以一连串有名的法令（1443—1447年）授给国王全法国征税权，包括嗣后佃户付给封建领主的一切税额。政府的税收，现每年已升到180万克朗。从此以后的法国王朝再也不像英国，而能从国民议会的“控制钱袋权力中”脱离出来，并能抵制中产阶级主政的增长趋势。这种全国征税制度，供给了法国战胜英国的基金。但由于国王可以有权提高税额，这一制度又成了王室压榨的主要工具，引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克尔在法国财务工作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他一面赢得多数人的赞扬，一面也惹起少数有势力者的仇恨。1451年，他被控雇人毒害阿格尼斯·梭蕾（从未获得证明）而遭逮捕，随后就被定罪、放逐，其财产悉数充公——一项借刀杀人的妙计。他逃抵罗马，充当教皇舰队司令，前往解救希腊的罗德斯，结果在希腊希俄斯得病而死，享年61岁（1456年）。

在此期间，由克尔辅佐的国王查理七世，建立了一套平实的货币制度，重建了破碎的村庄，推动了工商业，恢复了法国的经济。他迫令军中解散私人派系，同时改编军队，首次组成欧洲常备军（1439年）。他训谕每一个教区由人民选出精壮市民，免除一切纳税，自备武装，操练武器，随时准备听候国王的命令。后来将英军赶出法国的，便是这些免税的弓箭手。

1449年，法国国王已准备撕毁1444年签订的停战和约。英国又惊又怕，其内部的争斗，已削弱了原有的势力，15世纪英国在法国维持一个没落的帝国，其花费正与20世纪在印度一样高昂。1427年，法国花费了英国6.8万英镑，却只带给英国5.7万英镑的收入。英军奋勇作战，但不够聪明。他们长久依赖弓箭手与木桩，在克雷西与普瓦捷之战中曾阻挡过法国骑兵的战略，但在福尔米尼（Formigny）一役（1450年）用来对抗布罗指挥的大炮，却无所施为。1449年，英军自诺曼底大部分地方撤退。1451年，他们放弃了都城鲁昂。1453年，英军统帅塔尔博特大将在卡斯蒂永（Castillon）战败被杀。波尔多城投降，整个吉耶尔复归法国所有。这时英军只保有加来港口。1453年10月19日，英法两国签订了结束百年战争的和约。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路易十一（1461—1483）

路易是查理七世之子，是一位不受宠爱的皇太子。他13岁时（1436年），被迫与11岁的苏格兰小姐玛格丽特结婚。他为报复此事，除了不理睬她外，并纳数妾。玛格丽特只有写诗度日，并于青春之年（1444年）平静去世。她临终时曾说：“可耻的事啊，别再向我提起！”路易在继承王位前，曾两度叛父。于第二次叛父后，逃往佛兰德斯，焦虑不安地俟机夺权。查理是法国各王中最奇特而伟大的一位国君，他统治法国22年，于1461年绝食而死。

路易现已38岁，身材瘦削，性格忧郁，不修边幅，朴实无华，有疑心重重的眼神和高耸的鼻子。平时身穿粗布灰色长袍，头戴破帽，俨如穷苦的乡下香客，他祷告时一如圣徒，治政上却非常老练。他蔑视封建主义的浮华，嘲笑传统形式，对自己的正统身份也表示怀疑。他的朴实作风，震惊了当时各国的君主。他住在巴黎都尔诺（Tournelles）幽暗的王宫中，有时也住在都尔附近的普勒西斯宫（Plessis-les-Tours）。他虽二度结婚，却常像一个单身汉，虽身为法国统治者，却生活俭朴，身边仅留着他被放逐时的几个随从，饮食一如农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国王。

他下定决心，法国在他的铁腕下，必须把封建式的分割局面结合为君主式的统一，成为一块坚强的磐石，而这中央集权的君王，必须于战火余烬中振兴法国，予其新生与力量。为达成其政治目的，他用清晰而敏锐的头脑、开拓大业的毅力，昼夜思考，正如当年恺撒那样不计一切地专心政事。史学家科米纳曾说：“他根本不去考虑‘和平’那种想法。”他无法在战争中取胜时，就喜欢用外交、间谍、贿赂等手段。他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说服其人民来完成任务，并在国内外布置大批间谍，为他工作。他暗中还发情报费给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身边的部长级人员。他能忍辱、让步、故作谦卑，以等待复仇或胜利的良机。他犯了大错后，能借口一时失常或偶尔疏忽的聪明理由来遮盖。他对政府各部门事无巨细都能牢记不忘。他也抽暇欣赏文学和艺术作品，并嗜好读书。他喜欢搜集原稿，从那些印刷品的内容中可预测到革命趋势。他好结交学者，尤其爱与巴黎人口中所谓的波希米亚人交往。当他被放逐佛兰德斯期间，与夏罗莱（Charolais）的伯爵共同组织一学院，学者们以有趣的薄伽丘故事来卖弄学问，安托万·德拉·夏尔把这些故事编成一部《百篇奇谭》。路易十一对富人严酷，对穷人不关心，对技匠工人仇视，独独爱护中产阶级，并视之为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对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残酷无情。他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叛乱后便下令，凡曾被他驱逐出去的叛徒有偷返者，即处以宫刑。他与贵族阶级斗争时，曾把他的一些死敌或叛徒囚禁于长宽8英尺、高7英尺的一个个铁笼中，达数年之久，这种铁笼原是由凡尔登的主教设计的，而该主教自己以后也在这种铁笼里待了14年。路易十一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需要教会的支援以对抗贵族及国会。他手中常持念珠，默诵《天主经》和《圣母经》，甚至照料过一位垂死的修女。1472年，他曾为“奉告祈祷钟”举行落成礼，做正午祈祷求圣母保佑国土平安。他曾朝拜圣坛，征收圣物以贿赂圣徒们为他效忠，作战时，他还带着圣母像。他死后，在都尔的修道院大门上，被画成一位圣人。

路易十一就以这怪癖的性格，一手建立了现代的法国。他发现封建社会与教会的权力结构是松懈的，因而他把法国变成拉丁基督国家里最强有力的国家。他从意大利请来织丝工人，从德国招来开矿工人，改进了港口与运输，保障了法国的航运，为法国工业打开新市场，使法国政府与新兴企业和富有财力的中产阶级结合。他认为扩大本国与国际的贸易，需要一个有力的中央指挥机构，为了保护和经营农业，封建制度应予废除。农人地位逐渐在摆脱落伍的农奴制；封建贵族在其封地内擅定法规，私铸钱币，任意弄权的时代业已过去。他不惜任何手段要使他们逐一臣服，他禁止他们打猎时随意侵犯农民的权利。1464年，他建立了一种各封地之间的政府邮递服务，他还严禁贵族们私斗，并命令他们偿清欠法国国王的租金。

因此，贵族们不喜欢他，有500家贵族代表集会巴黎，并于1464年组成“善良大众同盟”（Ligue du Bign Public），以公益神圣名义保护自身的特权。勃艮第公国王位的继承人夏罗莱伯爵加入了该同盟，渴望将法国东北部列入其公爵领地。路易的胞弟查理——伯利（Berry）的公爵秘密逃往布列塔尼，领导革命。于是四面楚歌，敌人加上国内军人纷纷作乱，如果他们联合一致，路易必被打倒。唯一的办法是要把他们各个击破。他先突击南方，渡过阿列河（the Allier River），逼使一支敌军投降后，又及时挥兵北上阻止了勃艮第敌军侵犯首都。勃艮第敌军后撤，路易进入巴黎，而勃艮第的敌军与其盟军又返回包围巴黎。不愿造成巴黎市民因围城挨饿而叛变的危机，路易终于让步，在1465年签订了《孔夫朗和约》（Treaty of Conflans），该条约几乎允诺了敌人要求的一切——土地、金钱及职位，路易的胞弟查理接收了诺曼底。这次战争对百姓毫无益处，人民必须纳税凑足所需的赔款，而路易唯有再耐心等待机会。

查理不久与布列塔尼的弗朗索瓦公爵发生战争，查理被俘；路易十一遂趁机进军诺曼底，兵不血刃，收复该地。但弗朗索瓦公爵立即猜测路易也想染指布列塔尼，便与夏罗莱伯爵——现在已变成勃艮第的“勇士”查理公爵——达成攻守同盟，以对付难以制伏的路易。路易运用了各种外交战略与弗朗索瓦单独媾和，并同意与查理在佩罗讷（Péronne）会谈。结果查理在该处把路易监禁起来，强迫他割让皮卡并分享列日的利益。路易的声望和权力一落千丈，他于1468年回到巴黎时，甚至连黑嘴鹊也被人教会了来嘲笑他。两年后，在反反复复的手段下，路易乘查理全神贯注于戈尔德兰（Gelderland）之际，进军圣康坦（Saint-Quentin）、亚眠及博韦。查理企图联合爱德华四世对付路易，但路易早已结好爱德华，他知道爱德华嗜好酒色，便邀请他来到巴黎，诱他沉迷于巴黎的风月；此外，他还派遣一位波旁的红衣主教给爱德华，作为皇室的告解神父，“如果他犯了淫乱而认罪，这位特定的主教可赦免他”。路易又设计让查理与瑞士作战；在查理阵亡后，路易不仅夺回了皮卡，并收回了勃艮第（1477年）。他以黄金厚利平服了勃艮第的贵族，并娶当地女子为妾，借以结好当地居民。

现在他认为已有力量对付桀骜不驯、不听征召令并时常攻击他的贵族。但那些曾于1465年阴谋叛变的贵族很多已经去世，有的也已年迈而无所作为了。贵族们的后代，均慑于路易十一之威，深知这位国王处置叛逆的手段是抄家杀头，而这位国王现已建立一支强大的雇佣兵，并且似乎经常有办法筹募巨款，供其花费享受或政治活动之用。路易在获取金钱方面比杀人更有兴趣，他由西班牙手中买得色丹（Cerdagne）和鲁西永（Roussillon）；他在其弟死后，获得了罗谢尔（Rochelle）；用武力夺得阿朗松（Alençon）及布卢瓦。说服勒内公爵，于1481年把普罗旺斯归属法国。一年后，安茹及缅因（Maine）也归属他的帝国。1483年，佛兰德斯为求取路易十一的支援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将阿拉斯（Arras）和杜亚这两个新兴城市所属的阿图瓦割让给他。路易在降服贵族后，把市议会及各地方行政区全部置于国王指挥之下，完成了法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10年后，亨利七世对英国，斐迪南及伊莎贝拉在西班牙，及亚历山大六世为教皇国，均分别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局。虽然这种中央集权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暴政，但在那一时期是一项革新进步、安内攘外的措施，由此建立了币制和度量衡的标准，把方言改为国语，并促进了法国本土文学的成长。君主政体并非绝对专制，贵族们仍保留了不少特权，如开征新税，但通常也要获得国会的同意才行。贵族、官吏及教士均享有免税权，原因是贵族为人民作战，官员待遇菲薄而接受贿赂，教士为保护国王及国家而辛苦祷告。舆论及民意牵制着国王；地方议会依然坚持任何皇家命令非经他们正式同意备案，不得成为当地法律。尽管如此，“朕即国家”的局面形式，早已为路易十四预先铺下了路。

路易在政治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后，身心交瘁。他怕被政敌谋刺就躲在都尔的普勒西斯宫，疑神疑鬼，几乎不愿接见任何人，对臣下犯错或办事不力者，处罚酷严。他时御长袍，威仪非常，绝非登位初期穿着随便可以相比。但他现在形容憔悴，面色苍白，见过他的人都担心他活不久。多年来他一直为痔疾所苦，也曾得过中风。1483年8月25日，突又得病，不能言语，5天后即行去世。

路易十一一死，他的臣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国王的失败或胜利，都同样使他们痛苦不堪。法国在他的残酷统治下虽变得强大，老百姓却逐渐贫穷。话虽如此，他压服贵族，在财务、内政和国防上的改革，及扶植工商业和印刷技术等措施，最终促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法国。科米纳对路易曾有评述：“他一生中，虽然得志多于失意，颇称顺利，但他自己并不愉快，很难在二十天中有一天高兴的。”他与他的那一代人为了法国的繁荣进步，确实是付出了一番心力。

远征意大利

查理八世13岁时，父即逝世。仅大他10岁的姐姐波茹的安妮（Anne de Beaujeu）代为摄政8年，很明智地治理国事。她紧缩政府开支，宽减人民1/4的人头税，赦回一些被放逐者，释放甚多囚犯，并在1485年轻而易举地平服了贵族们的蠢动——他们想夺回已被路易推翻的封地主权。当布列塔尼联合奥尔良、洛林、昂古莱姆、奥兰治及纳瓦尔诸地再次叛乱时，她运用外交手腕并遣特拉姆伊的路易领军镇压，击败了他们。同时，她安排查理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婚事，安妮于1491年把她名下的领地作为陪嫁，进贡于法国国王，因此这场骚乱很圆满地结束。随后这位摄政即行退休，不再问事，平静地度过其31年的余生。

这位酷似查理之姐并同名的新皇后，身短脸平，瘦弱而跛脚，短鼻阔嘴，有一张哥特人的马脸，她意志坚强，其精明与小气，与布列塔尼人一模一样。虽然平时衣履朴素、身着黑袍、面戴头巾，但在隆重场面上，她珠光宝气，打扮华丽。她较查理更爱接近艺术家及诗人，她委派布尔迪雄（Jean Bourdichon）为她画《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她从未忘怀她所爱的家乡的一切——布列塔尼人及其生活方式，她温柔而自傲，勤勉于事务，努力改造她丈夫及其朝廷的风气。

饶舌的布朗托姆也说：“查理的好色已超过其瘦弱体格所能接受的程度。”婚后，查理总算控制自己，仅蓄一妾。他对王后的姿色无法抱怨。因为他本人也是头大背驼，尊容难看，眼大无神，近视，下唇厚而下垂，口齿笨拙，双手时常不断抽动。然而他天性善良，富于理想。他好阅读骑士故事，常怀大志要为法国收复那不勒斯，为基督徒收复耶路撒冷。安茹王室从1268年一直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直到1435年被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逐出为止。安茹王室要求的权利早已留给路易十一，这些权利，现已被查理公开索要。议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不适宜领军作战的，但是他们希望利用外交途径来补救其弱点。占领下那不勒斯可以便利法国通商，进而控制地中海。为加强皇室侧翼，他们把阿图瓦和自由郡让给奥地利的贵族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又把色丹及鲁西永送给西班牙的斐迪南；他们认为已呈弱势的法国，势必要占有半个意大利才行。他们加重征税，典卖珍宝并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款，从米兰的摄政洛多维科（Lodovico）那里，获得了4万陆军、100门攻城炮和86艘战船。

查理于是在1494年欣然出发，也许没把身边两个安妮女士带着同行。他受到米兰人的欢迎（后者与那不勒斯早有宿怨）并迷恋于该地女人，以致在行军途中一路留下很多私生子。有一次他的副官为他找来了一位不屈从的少女，查理却很文雅地不但未予勉强，反而派人去把这少女的爱人接来，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并赠予500克朗的嫁妆。那不勒斯无力抵抗查理大军，查理不费吹灰之力夺得该地。但在欣赏其风景、享受其佳肴和美女之余，他忘记了耶路撒冷。在这场战役中，他是法国人中幸运未曾感染到梅毒的人，此病以后被称为“法国病”，因为在其部队返国后，这病在法国极为猖獗。神圣同盟中的威尼斯，亚历山大六世及米兰的洛多维科（早已变心），强迫查理撤离那不勒斯，并须经由怀有敌意的意大利撤退。他那腐化了的军队于1495年在福尔诺沃（Fornovo）打了一次无结果的战争后，便迅速返回法国，除了带回传染病外，也带来了文艺复兴。

贝厄德的领主皮尔·特雷（Pierre Terrail）22岁时，就在福尔诺沃显露了勇气。他出生于贝尔德堡，具有贵族家世，200年来，族中主人均死于战场。在这次战役中，皮尔似乎决心维持其传统家风。他杀了两匹马，俘虏了敌人的掌旗兵，因而被国王封为爵士。在那个暴乱与奸诈的时代中，他具有骑士一切的武德——心地高尚而不炫耀，忠诚而不卑躬屈膝，自尊而无失礼的骄狂。尤其他那轻松征战12次的精神令人激赏，他同时代的人称他为“标准的骑士”。关于皮尔，以后还要提到。

查理国王在征讨意大利归来后，又活了3年。他在安布瓦斯（Amboise）参观网球赛时，被一扇松脱的门砸了头，脑部受伤而死，时仅28岁。他的子女都已先他而亡，所以他的王位传给其侄儿奥尔良公爵，奥尔良于1498年登位成为路易十二。路易现年36岁，却已体弱不堪。他的道德在那样的时代显得太高尚了，他的态度又极为诚恳和蔼，致使法国人民都敬爱他，并不因其从事无益的战争而稍减。登位那年，他与路易十一的女儿珍妮·弗朗斯离婚，这事似乎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年仅11岁时，就被那位柔弱却固执的国王强迫与这个讨人嫌的女孩结婚，他不可能对她表示爱情。而现在他把一位法国新娘、一个郡及养老金送给教皇之子恺撒·博尔贾作为报酬，说服亚历山大六世根据血族理由取消那件婚事，并批准他与那位携带公爵领地作为嫁妆，在布列塔尼寡居的安妮结合。然后他们定居布卢瓦，给法国皇室做一个互敬互爱的婚姻示范。

路易十二表现了特具的优越才智，他没有路易十一的狡诈心计，他的善良天性及充足的智慧，使他明智地选择能干的部属，并授给他们许多权力。他把政务及大部分的决策，交给他的生死之交安布瓦斯的红衣主教乔治。这位聪明善良的高级教士治理国事极佳，每当有新的任务，那些赶热闹的人就会耸耸肩说：“让乔治去搞吧！”人们惊奇地发现法国的征税在逐渐减轻，最初减少1/10，然后又减少1/3。出身富贵、养尊处优的国王，尽量节省自己和朝廷开支，绝不让左右亲信中饱私囊。他废除官爵买卖，禁止官员接受人情，开放政府邮政为全民服务。任何行政官出缺，须由司法官提名三人，再由自己圈选其中之一。任何政府雇员非经公开调查，证明其不忠于事或不称职者，不得革职。有些喜剧演员和朝臣嘲讽他过于吝啬，他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他说：“在他们所说的下流话中，也许让我知道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去为女人捧场，那就让他们去陶醉好了，我宁愿朝臣们讥笑我小气，却不愿挥霍使老百姓受苦。”使他愉快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他提供有利于人民的新计划。民众对他感戴，称他为“平民之父”。追溯法国的历史，老百姓从未有过这种繁荣的好日子。

可惜这种幸福的德政，因再度对意大利用兵而黯然失色。也许路易及历任法国国王从事这种外战的目的，在于使好斗成习的贵族忙于征战，否则他们就会搞起内战，扰乱法国，对尚未稳定的君主政体和国家统一造成不利。路易十二在征服意大利12年后，不得不从该半岛撤军，接着在1513年的那场圭内加特（Guinegate）战役中，败给英国。这次战役被笑称为“马刺之战”，因为法国骑兵在仓皇中从战场败退。于是路易求和，此后情愿只当他的法国国王。

1514年，布列塔尼的安妮去世，结束了她一生的苦难。安妮没有所出，路易十二把他的女儿克劳德（Claude）嫁给昂古莱姆伯爵弗朗索瓦一世为妻，这样在家系继承王位上仅次一级。他的臣下劝路易十二（现已52岁）续娶第三任太太，并假传得子来哄骗热衷王位的女婿弗朗索瓦。路易十二终于娶了玛丽·都铎（Mary Tudor）——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16岁的姐妹。她与病弱的国王过着愉快而疲惫的生活，她主张一切要注意美与年轻。路易在1515年，即其婚后第三个月便去世了。这位被爱戴、称作“平民之父”的国王，把战败却繁荣的法国留给其女婿。

庄园的兴起

除教会的建筑外，法国每一种艺术均受到君主体制及其侵略的意大利的影响。教会建筑物仍保持火焰状的哥特式，其过于奢侈的装饰及夸张的枝节，正象征其没落，恰如一个垂死的歌妓始终打扮得盛装艳丽，美色诱人。虽然如此，堂皇的教堂仍不断兴建。古老的建筑带有新的诱惑力。鲁昂大教堂称其北门为书房大门，因为该门正对着宫廷中林立的书架。四月斋期禁吃黄油，那些放纵自己吃黄油的人花钱以赎罪，这些钱财被用来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南塔，法国人讽之为“黄油塔”。安布瓦斯的大主教又募款用同样的火焰状设计修建了西门。博韦完成了其南向侧廊的重要工程，其门窗加高到超过了大部分正面建筑。桑利斯（Senlis）、都尔及特鲁瓦均将其教堂加以改建；特西耶（Jean le Texier）在沙特尔修建了一座华丽的西北向尖塔及一座华丽的圣诗班围屏——在哥特风格上加入了文艺复兴的构想。巴黎一座精美的圣雅各楼就是此一时期在一所残破的圣堂上募捐建成的，而后它被献给圣雅各布使徒圣·詹姆斯（St.James the Greater）。

宏伟的市民建筑物呈现了一片争奇斗艳的景象。庄严的市政厅分别在阿拉斯、杜亚、圣奥马尔（Saint-Omer）、努瓦永（Noyon）、圣康坦、贡比涅、德勒（Dreux）、埃夫勒（Evreux）、奥尔良及骚姆（Saumur）等城市兴建。1505年，在格勒诺勃（Grenoble）城修建了一所法院。1493年，在鲁昂又兴建了一座更华美的法院，由罗伯特·安戈（Robert Ango）和罗兰·勒洛（Rolland Leroux）使用装饰华丽的哥特风格设计的。19世纪，又添加修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内部曾被破坏。

这是法国庄园兴起的阶段。教会已隶属政府，现世的享乐为来世做准备。国王们均自认为神，并把沿卢瓦尔河的伊斯兰教乐园作为游乐胜地。1490年至1530年，庄园或城堡成了享乐之地。查理八世由那不勒斯回国后，命令建筑师将其宫殿改成和他在意大利所见的一样华美。他由意大利带来了建筑师乔瓦尼·焦孔多（Giovanni Giocondo），雕刻匠兼画家圭多·马佐尼（Guido Mazzoni），木匠多梅尼科·贝尔纳贝（Domenico Bernabei），及19位意大利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位庭园设计师多梅尼科·帕塞罗（Domenico Pacello）。他把安布瓦斯的古城堡加以修复，并派上述之人配合法国建筑师和艺术家，把这座城堡改成一所意大利式的豪华型皇家内宫。结果许许多多漂亮的楼塔、尖顶、飞檐、壁柱、天窗、阳台，耸立于斜坡上，俯视着平静无波的河流，产生了新风格的建筑。

把哥特式的楼塔改成文艺复兴式的宫殿，用古典式的点缀代替火焰状的装饰，触怒了爱国者和清教徒。墙壁、圆形塔、高耸而带斜坡式的屋顶、有枪眼的城垛、临时性的壕沟，虽还保持中世纪的式样，使人怀念起住宅即为城堡和炮垒的时代。但新建筑的风格在居住方面显示了一种有力的进取精神：直线型的加宽窗户使阳光射入，并配装了石雕的窗框予以美化；内部则建以古典式的矮壁柱、嵌线的壁带、奖章、雕像、错综的图饰及浮雕；四周布置以庭园、喷泉、花卉，通常还植有猎场灌木或是平坦的草地。在这种令人吃惊的奢侈家宅中，其敞亮代替了阴暗，阴沉可怜的中世纪建筑被文艺复兴的坚定勇敢和喜乐精神驱除。生命的热力形成一种建筑风格。

如果我们把这种庄园的兴起及发展，认为就是始于这个时代是不妥的。其中很多城堡式的庄园过去早已存在，如今只是加以修改而已。这些建筑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非常豪华优美，到18世纪又变换一下格调，以凡尔赛宫的宏伟华丽代替了庄园的舒畅风味。希农的城堡庄园，早在查理七世于1429年在该处接见圣女贞德时，就已存在多年。而洛克斯（Loches）成为皇家之地也很久远，路易十二第二次占领米兰之后，曾于1504年把洛多维科囚禁于该处。约1460年，路易十一的国务大臣让·布雷曾经把13世纪的朗热（Langeais）城堡修复成为中世纪的形态——该城堡仍不失为保存良好的一座庄园。约1473年，安布瓦斯的查理在肖蒙（Châumont）依照中世纪样式，修建了另一座庄园，他的兄弟红衣主教又于1497年至1510年在加永（Gaillon）建造了一座巨形城堡庄园，但在革命中被摧毁。奥尔良的“私生子贵族”让·迪努瓦在1464年修复了庄园沙托丹（Châteaudun），奥尔良—朗格维耶的红衣主教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调和风格，又为该城堡加添了新侧廊。布卢瓦的庄园仍带有13世纪的风格，路易十二和谐地用砖石为其增建了带有哥特式大门、文艺复兴式大窗的东廊，其辉煌光彩一直到弗朗索瓦一世。

哥特式的雕刻被使用在墓碑上，精美的雕塑装饰显得极为雅致。这种式样也被用于布鲁圣堂的修复，西比尔·阿格里帕（Sibyl Agrippa）雕像与兰斯城的任何雕像一样好。同时，意大利的艺术家把法式雕刻复制成文艺复兴的一种独特、和谐及雅致的风格。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旅客的访问，使法意两国的交往逐渐频繁。由意大利输入的艺术品，尤其是小铜器被当作文艺复兴及古典式风格的代表。查理八世、安布瓦斯的乔治及查理，使这种风气变成了一股激流。意大利的艺术家在国王的乡郊市镇上创设了一种意大利化的“安布瓦斯学校”。在圣丹尼斯教堂中的法国皇陵，便是由严肃高贵的哥特式雕刻改成柔和、文雅、欢欣的文艺复兴设计，装饰而成一种不朽的碑铭刻画，宣扬着胜利凯旋后虽死犹荣的精神。

在米歇尔·科隆贝（Michel Colombe）身上，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他生于约1431年，远在法国侵吞意大利前，已被称为法国卓越的雕刻家。法国的雕刻术此时几乎全在石器方面；科隆贝输入了热那亚的大理石，把它雕塑成纯哥特风格的严肃人像，然后嵌入框中，颇富古典美。他为加永城的庄园完成了一座巨大的《圣乔治与天龙》（St.George and the Dragon）的浮雕。一位死气沉沉的骑士骑在神态飞扬的马上，周围附有栏柱、壁饰和文艺复兴式的顶檐。科隆贝为圣加尔米耶（Saint Galmier）教堂塑制了一座《圣母》石像（The Virgin of the Pillar），雕像线条柔美、发丝滑细，充分表现了精致的意大利风格。1496年在索莱姆（Solesmes）小修院的《复活圣墓》，可能也是科隆贝晚年时代的作品。

在油画方面，法国受到荷兰与意大利的影响。尼古拉·弗莱蒙特（Nicolas Froment）开始用荷兰写实画派描绘《拉撒路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1476年，他从阿维尼翁迁居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为安茹的勒内作了一幅三联画——《旧约·出埃及记》（The Burning Bush），画面中央是圣母宝座、褐色发肤及眼睛的圣母玛利亚、庄严的摩西、可爱的天使、守护的猎犬及忠实的绵羊等，背景设置具有意大利的特色。由此可见意大利艺术已占有全面优势。有一幅画风格类似，题名《摩兰大师》（Master of Moulins）——大概是让·佩雷亚尔（Jean Perréal）的作品。他曾陪同查理八世、其后又陪同路易十二去意大利。他带回了大半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人才——工笔画师、壁画家、雕刻师及人像画师等。在南特（Nantes），他设计了（由科隆贝雕刻）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的宏伟墓园，而且为纪念他穆林斯的恩人——博韦的安及皮尔——作了一幅美观的肖像画，至今仍悬挂在卢浮宫。

少数艺术未曾保留中世纪晚期的优美性，佛兰德斯的插图画家很早就传下凡俗的主题和尘世的景况。在1508年《布列塔尼的安妮的时代》，布尔迪雄的工笔细画代表重返中世纪俭朴与诚敬的风格——如《圣母与圣婴》、《各各他的悲剧》、《复活的胜利》及《圣徒传》等动人的故事。画虽不佳，但布局高雅、色调丰润而清纯，具有柔美及热情的恬静气氛。当时采用一种佛兰德斯自然派的染色玻璃，如果比较一下，这种玻璃初看不适用于窗户，因为其使阳光折射到教堂地板上的光线变形，这时期的彩色玻璃对于奥茨、鲁昂、博韦等城镇来说，会令人想起13世纪光辉的时代。利摩日城现在又重燃已冷了100年的窑炉，而以半透明的珐琅彩色器皿与意大利和伊斯兰国家竞争。木刻匠仍保存其特有的手艺；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亚眠大教堂的乐队座位，在法国是最好的一种。布里萨克（Brissac）庄园内有一批15世纪的绣幔，在1847年引起桑德（George Sand）的注意，后来这些多姿多彩的绣幔成为巴黎克吕尼（Cluny）博物院的宝物，在戈伯林（Gobelins）博物院里，现尚存有1500年音乐家在百合花园里演奏时的一幅漂亮绣幔。

总而言之，除了庄园建筑外，法国艺术在15世纪处于一个田地荒芜的休耕时代。兵士们的双脚代替了犁耕，战场流的鲜血代替了施肥。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有能力和空闲去播种弗朗索瓦一世将要收割的艺术种子。富凯的自画像透露出一种屈辱的时代悲哀，他的学生布尔迪雄的缩影画作品反映出路易十二二度婚姻时的和谐神态与光复土地的轻松微笑。对于法国而言，最坏的已经过去，最好的即将来临。

维庸（1431—1480）

15世纪虽充满争斗与混乱，却产生了一位重要的诗人和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因为国家经济及集权政府，不论作家是来自布列塔尼、勃艮第或普罗旺斯，法国的文学已使用书面法语。科米纳似乎要证明法文已经成熟，不用拉丁文而选用法文写他的《回忆录》。他采用了他出生地佛兰德斯的科米纳为其姓氏。他出身于贵族，公爵菲利普是他的教父，他曾在勃艮第朝廷长大。1464年，年仅17岁即在夏罗莱的伯爵手下任职。当伯爵成为勇士查理时，在裴隆俘虏了路易十一，科米纳愤恨公爵的这种行为，也许他自知将被免职，就很明智地转到国王座下服务。路易十一派他做御前大臣，并赐给他财产，查理八世又派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上的职务。同时，科米纳编写了古典的历史文学——《回忆录》、《编年史》、《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传》及《查理八世国王年谱》——这些书用简明的法语写成，作者显然深谙实情并曾亲身经历过书中所述的各项大事。

这些书证实了法国回忆录文学之丰。其缺点是大部分是叙述战争，不像弗鲁瓦萨尔或让·茹安维尔那么生动活泼；内容大部分是感谢上帝并赞扬路易十一狂妄的政策；经常有散漫离题和陈腔滥调之处。虽然如此，科米纳仍称得上近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在人物事态上，寻求其因果关系，分析其特性、动机及借口，客观地判断行为，并对重大事故及原始文件加以研究并解说。在这些方面他比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要先一步。他对人类悲观的看法是：

那常常足以约束我们不互相加害，压制我们去保存我们所已有之物，或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我们侵占别人所有的，既非自然的理性，也非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邻人的友善更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坏人有了知识会变更坏，而好人则可改善向上。

他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希望他的书能教给王公贵胄一些谋略：

也许一般人不愿找麻烦去看这些回忆录，王侯们却可以阅读……虽然敌人或王侯立场并不常常相同，但是他们的事情大多类似，过去的事情对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益处……使一个人增长智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历史……依照我们先人的方式与先例去学习适应及配合我们的计划和事业，因为人生非常短暂，我们无法事事均有经验。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是他那个时代最明智的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他同意科米纳的思想，称科米纳的《回忆录》是其本人的每日祈祷书。

一般民众更喜爱传奇故事、笑剧及讽刺文章。1508年，出现了《西班牙骑士恋史》（Amadis de Gaule）的法文译本。12队演员连续表演了神秘剧、道德剧、笑剧及使教士和国王都发笑的荒唐剧。皮埃尔·格林戈勒（Pierre Gringore）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整整一个时代，他很成功而且很有天才地撰写、饰演了这种愚行剧。在法国文学里最持久的笑剧是《皮埃尔·巴特林先生》（Maistre Pierre Pathelin），约1464年首先演出，一直演到1872年止。巴特林是一位饥饿多病的穷苦律师，他曾劝说一位布商卖给他6厄尔（ell）布，并约定于当晚邀请布商吃晚饭并付款。当此布商来时，巴特林躺在床上口发狂言，佯装发高烧，对邀宴及付款之事称毫不知情。布商离去时遇见自己的牧羊人，控告他偷杀了他的羊，扭他去见法官。牧羊人请了一位收费少的律师即巴特林，巴特林教他如何装傻并学羊叫来回答一切问题。法官被羊叫声弄得莫名其妙，又被原告布商对牧羊人及律师的不停啰嗦搞烦了，只好要求双方安静，说出了法国最出名的一句谚语：“让我们再回到羊的事情。”该案最后在吵吵闹闹中，毫无结果地结束。得意的巴特林要求牧羊人给他报酬，牧羊人也就只用“羊叫声”来回答，巴特林作法自毙，聪明的骗人者反而被老实人所骗。这个故事把法国人喜欢争辩的精神，完全揭露出来。当拉伯雷构想巴奴什（Panurge）时，也许会记起巴特林吧！而莫里哀又对此进行新的演绎。

维庸是15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他曾犯过哄骗、盗窃、通奸、诈欺及杀人等罪，犹如当时的国王和贵族一样，但比较有理性与情调。他曾困窘到无法生活。1431年，他出生于弗朗索斯·蒙科伯尔（François de Montcorbier），长于巴黎，该地遭受瘟疫，而被当地一位慈善的传教士纪尧姆·维庸（Guillaume de Villon）收为养子，他因采用养父之名而感到羞耻，却无法更除。纪尧姆忍受其顽皮、逃学，供应他进大学，当弗朗索斯·维庸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他感到欣慰。此后3年，他又供给他在圣贝诺伊特（St.Benoît）修院中的食宿，等待他的成熟。

当纪尧姆及维庸的生母见到维庸由规矩转向诗人气质，复由神学混入下流时，必定感到伤心过。巴黎的流氓、娼妓、小偷、乞丐、土棍、鸨头、酒鬼、不良少年等非常猖獗，维庸却与这些人物往来。有一段时间他居然开过娼寮。这也许是因为他受到过多的宗教教育而产生对修院的厌腻；要一位教士的儿子去遵守“十戒”，尤其是一件难事。1455年的6月5日，一位名叫菲利普·谢尔莫伊（Philippe Chermoye）的传教士开始与维庸争吵，并且用小刀割破他的嘴唇，维庸于是将菲利普重重地刺伤，数周内，后者便死亡。这位诗人在其伙伴中固然是位英雄，但成了警察追捕的不法分子，于是他由巴黎逃往乡间，藏匿近一年。

维庸鸠形鹄面、枯瘦如柴地归来，一边注视着宪警，一边随时干着扒窃之事，饥渴地在寻求爱情和食物。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少女，但她讨厌他，后来该少女找了一位英俊的骑士把他揍了一顿，他却更爱她。为了想念她，他称她为“我的歪鼻女士”。1456年，他写下短短的诗句《小遗书》。他满身债务和怨仇，不知道何时会送命。他因未能得到爱人的肉体而咒骂，把他的紧身裤袜送给罗伯特·瓦莱（Robert Vallée），“为使他的情妇穿上更舒服；遗留给佩内特（Pernet Marchand）三捆干草放在空地上而作调情之用”。他想把他剪去的头发，送给他的理发师；他把他的那颗“可怜的、苍白的、麻木死了的”心，留给他那位“铁石心肠而不理睬他的爱人”。

维庸把所有的财物处理之后，又陷于绝粮之境。1456年的圣诞前夕，伙同其他三人去抢劫纳瓦尔学院500克朗。他分到了一份赃金，又恢复了乡居隐匿的生活，有一年之久未再露面。1457年冬天，奥尔良的查理在布卢瓦举办了一个诗人招待会，他也参加了。还参与该处的诗赛，而且一定很开心，查理留他做客数周，他那空空的钱袋又塞满了。其后，因开玩笑或是争论，冲淡了彼此的友情，他道歉一声后又离开。他流浪到南部的布尔日，与波旁的约翰二世公爵交换了一首诗作为礼物后，又漫游至鲁西永。我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窥见这位诗人的生活，他多才多艺却债台高筑；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却还与村姑和酒女谈情说爱；在路上他吹哨唱歌，在城中却逃避警员；他也是一位忽隐忽现、行踪不定的怪人。他终在1460年被囚于奥尔良监狱，被判死刑。

我们弄不清是什么造成了他那种境遇。我们只知道在那年的7月，奥尔良的玛丽——那位诗人公爵的女儿，隆重地返归奥尔良，而查理为庆祝此事，大赦囚犯。维庸在这个全城狂欢中逃出牢狱。但因为饥饿，他又行窃而被捕，加之他以前的逃狱，两罪并罚。这次，他被关在奥尔良城附近的卢瓦尔河上游默恩（Meung）村中那个又黑又湿的地牢里。他囚入该牢有4个月之久，与老鼠和青蛙同居，他咬紧他那有伤痕的嘴唇，发誓要向那些惩罚窃贼和使诗人们饿死的人报仇。但全世界人们并非都是残酷的。路易十一经过奥尔良城，宣布了另一大赦，维庸获知他已自由时，高兴地在牢里大跳西班牙式的三步舞，然后急忙回到巴黎附近。他现已30岁，面色苍老又秃头，身无分文。这时，他又写下了他最伟大的诗篇，简单地称其为《短歌行》（Les Lais）。后世发现其中很多又以讽刺性的遗嘱文体出现，便称其为《大遗嘱》（Le Grand Testament，1461—1462年）。他把他的眼镜留在医院供目盲的穷人使用，以便他们——如果他们能的话——可以到停尸所中去区别那些骷髅的善恶与贵贱。他为被死亡困扰的短促人生而哀叹美好的无常。他唱了一首《昨日的美女》（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三节联韵诗：

告诉我罗马的美女花神，在阴世何处？

泰斯及阿奇皮亚德——这对姐妹花罕世其匹？

当人们在河边或沼地呼唤时，美胜尘世的埃科，在上空答复。

但去年的雪花已变成了什么？

他认为使我们销魂的爱情，旋又在我们怀中融化，这真是大自然的一种不可恕的罪孽。他最痛苦的诗是《公正造物者的惋叹》（Les Regrets de la Belle Heaulmière）——

那些光洁的额头在何处？

那些蛾眉金发在何处？

而那些明媚的眸子如今又在何处？

连最聪明才智之士，也被尘世夺去？

挺直而娇小的鼻子，

细嫩柔美的耳朵；

笑靥的面颊和撅起的鲜艳迷人双唇，

这些又在何处？

此诗细腻的描述，产生了无限的诱惑，然后，在哀伤的连祷文中，这些魔力逐一消失：

胸部全已枯萎消失，

乳头已下坠腰部，

大腿不再似大腿，

松缩而有斑点，像野猪肉——

这一首诗，似乎为咏“腊肠”，真是可悲。

由于不再有动人的爱情或生命，维庸把自己的遗体留给尘土：

命运注定我的尸体，

要回入黄土——那是我们的老祖母；

那儿的虫豸将无多大好处，

因为多年来的饥饿，我早已皮干肉枯。

他为了报恩，把他的书遗赠给继父；他又把献给圣母的一首谦恭民谣，赠给老母，作为临别纪念物，他要求人们（不包括曾经监禁过他的那些人）都可怜他：这些人们包括修士和修女、哑剧演员、歌手、男仆、勇士，“那些善于交际的时髦人士……说对口相声者、耍把戏者、翻跟头者、耍猴子及铺地毯的小丑……良善者及诚朴者、生者及死者——我哀求所有的人可怜我。”所以：

贵与贱同在此处了结一生，

可怜的维庸遗书！当他死时，

当丧钟在头上响时……

我求你来参加他的丧礼。

善良如一岁婴儿的皇太子，

你听到他最后的一声叹息；

那时他已自感接近归宿，

他喝尽一大口红色葡萄汁。

他虽然立下这些遗书和告别赠言，仍不能马上丢掉人生的苦杯。1462年，他回到继父纪尧姆·维庸处（修道院），他的母亲很高兴。但是法律未曾放过他。纳瓦耳学院逮捕了他，释放的条件是6年前他从该学院偷的40克朗银币必须在3年内分期偿清。他在获释的当晚，霉运又临，由于在牢中和两个老囚犯酗酒肇事，致一位教士被误杀。显然，维庸并未参与此事，当时他已回到房间去祈祷。虽是如此，他还是再次被逮捕，并遭受灌水酷刑，灌水灌得喉咙似要胀裂。随后，使他更感到惊骇的是他被判绞刑。他被严密地囚禁达数周之久，盼望获救终又失望。目前，他与他的同犯只有等死，这时他向世人写下一封可怜的告别书：

同胞们，在我们去世后，你们还活着！

不要对我们太狠心；

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些不幸人好些，

上帝也会对你们好些。

你们眼看着，我们五六人要受绞刑，

我们的肉体在此将被喂狗，

一点一点被吃掉，腐烂，撕成破片，

我们的尸骨会变成灰尘；

但愿无人对我们的痛苦嘲笑，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雨水冲洗并泡浸了我们五人，

太阳又把我们炙成焦炭；的确，天天如此，

鸦鹊用嘴撕扯我们的身体，

挖出我们的眼珠，拔去我们的须眉，充作旅费，

我们死无安息，到处飘浮，

风向转变，随其狂飏乱游，

比林园中的果子遭到更多的鸟啄；

同胞们，请发慈悲心，别再在此地嘲弄，

只求上帝对我们宽恕。

不过，维庸这时尚未十分绝望，他说服了看守他的狱卒，为他的养父纪尧姆带信，以便向议会法庭上诉如此不公平的判决。能宽恕他近500次的养父，再度替这位诗人请愿，因为这位诗人终究多少有些令人喜爱的优点。1463年1月3日，“该法庭下令……宣告原判无效，但因其品行不佳，应被逐出该镇10年……及巴黎的子爵辖区”。维庸撰写了一首愉快的歌谣向法庭致谢，并要求3日的宽限，以便准备其旅程及向家人告别。这个请求也被获准，据说他曾向其养父及母亲作最后的告别。他整治行装，带着养父给他的一瓶酒和钱袋，在接受了祝福后，即离开巴黎并与历史告别。此后再无其消息。

维庸曾做过小偷，却是一位风趣的小偷，而这个世界需要风趣。他可能有些粗野，例如在《肥胖的玛戈特四节联韵诗》（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中，对那些情欲难以餍足的妇女任意作淫秽的描写，他很俏皮地赤裸裸解剖各项细节。他所犯的一切罪恶，他精神上的多愁善感，以及他诗中含有的忧伤悲调，这一切我们都能原谅。他因所犯的罪恶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他遗留给我们的却全是酬报。

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1399—1509）

国王

亨利四世获得王位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叛变的挑战。在威尔士，戈林（Owain Glyn）曾于1401年至1408年间，推翻英国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未来的亨利五世，即现在的威尔士王子，以锐利的战略击败了。戈林在威尔士的山岩城寨中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活，在他收到英勇的征服者威尔士王子的大赦数小时之后，即逝世了。诺森伯兰的伯爵珀西与戈林同时发动革命，率领一部分北方贵族反抗国王，他们曾协助国王废除理查二世，国王却未能实现对他们的承诺。伯爵有一个鲁莽毛躁的儿子哈利，号称“急性子”（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合宜地把他写成可爱的人），于1403年率领了一支畏畏缩缩而又缺少训练的部队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对抗国王，这个有勇无谋的年轻人在此役中牺牲。亨利四世在前线作战英勇，他的花花公子“哈尔王子”（Prince Hal）也表现英勇，在阿让库尔打赢了法国。因为下列各种问题，亨利无暇专心于政务：他的岁收不足以应付开支；他又患有麻风、脱肠和梅毒等病；财政上的困扰，使他与国会争吵不休，终于结束了其王朝。霍林谢德的记载上称：“亨利46岁那年，在极为窘困与痛苦中，去见上帝了。”

根据传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在少年时代曾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甚至曾阴谋夺取其体弱而抓权甚紧的父亲的王位。当时的编年史家对他的狂欢作乐仅是轻轻一提，并使我们相信在继承王位之后，“他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诚实、严肃和庄重”。曾经与酒徒及不正经的女人为伍而放荡的亨利五世，现在致力于领导联合一致的基督徒来抵抗进犯的土耳其大军——当然附带的是他必须先征服法国。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个目标，一位英国国王坐在法国的王位上是一种危机，德国王公向他输诚，并拟奉他为主。他带兵作战，力追恺撒，命令简要，重视军事补给和鼓舞士气，他自己则餐风饮露，躬亲于每一场战役。突然，这位35岁英年的青年在温森斯的博伊斯（Bois-de-Vincennes）死于一场热病（1422年）。

亨利五世之死救了法国，却几乎弄垮了英国。靠着他的威望，也许朝臣曾说服纳税人，解救政府免于崩溃。太子亨利六世继位，仅出生9个月。摄政者的贪污导致不良的后果；那些不称职的将领们，陷国库于空虚，致使债台高筑、无法补救。这位新的统治者永远无法提高王室的地位。他身体脆弱，神经衰弱，爱好宗教与书籍，但一谈到战争，就战栗不止。英国人曾怀念他们失去的老国王，现在却获得了一位圣人。亨利六世仿效法国查理六世，竟也变得疯狂。一年之后，他的大臣们签订了一项百年战争的和约，承认英国战败。

约克的公爵理查，做了两年摄政王，1454年，不知何故，亨利六世罢黜了他。这位愤怒的公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宣称有权要求王位。他污辱兰开斯特的国王们是篡夺王位者，在玫瑰战争中他加入了萨里斯伯里、沃里克及其他男爵——兰开斯特为红玫瑰，约克为白玫瑰。1454年至1485年，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的贵族们不断自相残杀，给英国带来贫困与凄凉。复员的军人，因不惯于安定，更不愿重任农工，便加入了双方的争斗，抢劫村镇，毫无顾忌地屠杀那些不利于他们的人。约克公爵于1460年在戈尔德史密斯的威克菲（Goldsmith’s Wakefield）战场阵亡，但他儿子爱德华——马尔茨伯爵（Earl of March）——仍然无情地继续战争，不论亲故渊源对所有的俘虏一律屠杀。安茹的玛格丽特是一位能干厉害的王后，与平和的亨利国王不同。她率领兰开斯特人做顽强的抵抗。马尔茨于1461年在道敦赢得胜利，结束了兰开斯特王朝，成为爱德华四世，第一任约克派君王。

以后6年中真正统治英国的是理查·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即沃里克伯爵。他是一个富有而枝繁叶茂的宗族的领袖，具有一种统御指挥而使人顺服的性格，他娴熟政事，在战争中也很出色。“拥护国王的沃里克”在道敦奠定了胜利，即行拥护爱德华四世登上王位。这位国王不求上进、沉迷女色。沃里克则执政极佳，使英国除泰恩南部及塞文（Severn）东部外，一切都听命于沃里克。爱德华四世不愿如此，转而对付沃里克，于是沃里克联合玛格丽特，把爱德华逐出英境，并于1470年恢复亨利六世的权位，而让他再次统政。爱德华得到勃艮第的援助，组织了一支军队，越过赫尔（Hull），于1471年在巴尼特（Barnet）击杀了沃里克，又在蒂克斯伯立（Tewkesbury）击败玛格丽特（1471年），刺杀亨利六世于城堡中。此后，爱德华四世一直过着享福的生活。

那时他只有31岁。据科米纳的描述，在同时代的男人中，爱德华是最英俊的；他除了喜欢女人、跳舞、享受及行猎外，别无所好。他没收沃里克的财产补充国库，又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那里获得求和的贿金12.5万克朗，并约定以后每年付5万。他太安逸，可以不去理会议会，因为议会对他的唯一用途，只是投票来支持他的财政而已。他自觉王位稳固，又恢复了奢侈与懒怠的习气。他衣着华丽，心宽体胖，于1483年（41岁），其个人权力与财富正达巅峰之际，与世长辞了。

他留下两个儿子：12岁的爱德华五世和9岁的约克公爵理查德。他们的叔父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理查，过去6年一直在朝任职内阁，他的勤劳、热心及才干，使英国人民愿意接受他为摄政王。他其貌不扬，佝偻着背，面容难看，左肩比右肩高。不知是否由于权力的过度膨胀，或只是疑惧有人要阴谋推翻他，理查监禁了很多有名人士，并处死了一人。1483年7月6日，他为自己加冕，自封为理查三世。同年7月15日，老国王的两个儿子在城堡中被杀，无人知道凶手是谁。于是贵族们又起而叛变，这次是由里士满（Richmond）的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领导。1485年，这支秩序井然的军队与国王庞大的军队在包斯华斯战场（Bosworth Field）遭遇时，理查的大部分兵士拒绝作战，在无兵无士之下，他终于在拼命的突围时阵亡了。约克王朝遂告结束。里士满伯爵即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这个王朝到伊丽莎白时代才告终止。

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时，显露了他在王位上应有的仁善与狠辣。中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拜因（Ambrose Holbein）在白厅（Whitehall）内的壁画上，把这位英国国王描绘成：高瘦而无须，阴沉而文雅，城府深，工心计，冷酷而自负，倔强而容忍，他使亨利六世下的英格兰由贫困的绝境转为富足，并在以后的亨利八世下，实行了中央集权。培根说他“喜欢财库充裕时的快乐”，因为他知道财力在政治上的说服力。他有技巧地征税，以慈善名义来抽富人的血，他热切地利用罚金充实国库，并劝阻犯罪，同时暗示法官多科罚金少判重刑。自1216年以来，他是第一位用自己的收入做开支的英国国王，他的宽大与慷慨冲淡了他的吝啬。他很谨慎地专心于政务，不注重个人的快乐，以便完成他的计划。他的一生因终年猜忌而显得阴沉，他不信赖任何人，并隐藏他的心意，他用正当或不显明的手段，去完成其目的。他创立了“星室法院”（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利用秘密会议审讯那些有势力而不畏惧当地法官的暴躁贵族。他逐年把衰败失势的贵族和心怀恐惧的高级教士，纳入君主的统御之下。一些激烈分子愤恨自由被剥夺及议会被废除，但农人们非常谅解这位约束了他们地主的国王，工商人士也感激他明智地促进了工商业。当这位国王发现英格兰处于封建分裂状态，有一个极贫困而又毫无声誉的政府，无法赢得人民服从或效忠时，他专心于政务，扭转局面，给亨利八世带来了一个令人尊敬、有秩序、有财力、统一而和平的国家。

财富的增长

显然，在1381年的大叛乱中英国并无所获。奴隶税仍被榨取，直到1537年，上议院否决了一项有关解放所有农奴的议案。圈地的工作加速进行，成千被逐出的农奴变成城市中的无产贫民。托马斯·莫尔说，羊群吃光了农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圈地运动是好的：近于荒废的土地，被放牧的羊群再次氮化，一直到1500年，农奴仅占人口的1％。小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自己耕种，逐渐让英国人养成坚强独立的性格，由此锤炼成大英联邦，并建立了空前的未成文的自由制度。

当全国工商业兴起，货币经济与国外贸易相互依存时，封建制度变得一无可取。农奴为地主生产时，他本人提不起发展商业的兴趣；自由的农民和商人却能在公共市场出售产品，对利润的追求，加速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各乡镇把更多的食物运往城市，城市则生产更多的货品来购买食物，这种过多的交易量超过了旧市场的容纳和公会的规定，终而发展到海外。

有些同业公会成为“商业公司”，由国王发执照，向海外推销英国商品。14世纪，大部分英国的贸易，用意大利的船只来运货，但现在英国自己建造船只，航运于北海、大西洋海岸及地中海一带。热那亚和汉撒同盟的商人愤恨这些后来者，便用海盗手段和禁止通商打击他们。亨利七世深信英国的发展必须靠海外贸易，因此用政府力量来保护英国货运，并与其他国家订立商务协定以建立海上秩序和和平。1500年以前，英国的投机商人控制了北海的贸易。眼光远大的英国国王已注意到对中国与日本的通商。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后来他迁居到布里斯托（Bristol）而改称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o）——寻找横渡大西洋的北方通路，却兴奋地发现了纽芬兰，并在1498年第二次航行时，探勘出拉布拉多（Labrador）到特拉华（Delaware）的海岸。他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儿子塞巴斯蒂昂·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赴西班牙服役。大概海员们和国王都未料到，这些远征探险竟开创了大英帝国主义，也为英国贸易和殖民者开拓了领区，这些领区及时成为支持英国的力量。

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也壮大了国家的工业。建立经济制度减低了利率，有时减低到5％。政府的法令严格管制了工资和劳工待遇。亨利七世在1495年制定的法规如下：

从3月中旬到9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早晨5点以前，必须工作，仅有半小时用早餐，一个半小时吃午饭，饭后有短暂的午睡，然后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从9月中旬到3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在每天黎明时就要工作，直到深夜……白天不可睡觉。

工人们在星期日可以休息饮酒，一年中有24天假日。很多日用品都由政府规定平价出售，凡超过定价而被逮捕者时有所闻。依照货价订定实际工资，15世纪末的工资比19世纪初的显然高些。

这一时期英国的劳动革命者强调其政治上的权利及经济上的失策。半共产主义的宣传几乎每年都有，他们对工人们不断地煽动：“你们与那些有钱的上流人士，是同样的人，为何他们玩乐，你们却要这样劳苦？为何他们如此富有，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反对圈地的暴动为数甚多，商人与技工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市政民主化的骚动也时有所闻，多半是为了在议会的劳工代表权和减税。

1450年6月，一支庞大而有纪律的农人和城市劳工武力进军伦敦，在布兰克赫滋（Blackheath）扎营。他们的领导人杰克·凯德（Jack Cade）呈递诉怨报告书。“所有的平民如果缴税纳贡，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单靠做工或耕种，将无法维持生计。”《劳工法令》应予废止，并应重组新阁。政府指控凯德提倡共产主义。亨利六世的军队和若干贵族的卫士，于1450年的6月18日，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对叛军作战。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叛军获胜并攻进了伦敦。为了使他们妥协，国王的议会下令逮捕领主塞伊（Saye）和威廉·克罗默（William Crowmer），尤其可恨的是那些榨油和暴政的官员们。同年7月4日，他们向围困城堡的暴民投降。他们被叛乱分子审讯，拒绝辩护，后被杀头。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和温切斯特的主教调和，准予某些要求及特赦。叛乱者同意而解散。但杰克·凯德攻击在谢佩（Sheppey）的昆斯自治区（Queensborough）的城堡，并于同年7月12日拒捕时受重伤。8个从犯同判死刑；其余人员均被国王赦免，“其臣民皆大欢喜”。

道德与习尚

约1500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书中称：

英国大部分男女老幼都长得俊美而匀称……他们非常自负，并夸耀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出色，除了英国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总会说：“他看来像英国人。”非常遗憾的是，那一位英俊的外国人并非英国人。

的确，英国人在体格、特性及言语方面，都是粗犷而精力充沛。他们坦诚发誓说，圣女贞德通常都把他们喊作“死鬼”。妇女们也毫无顾忌地谈论生理和遗传上的事情，这些谈话会让今日的假道学吓一跳。幽默话和口语一样粗野污秽。甚至贵族们的举止也很粗鲁，必须要受严格的礼貌训练才行。这种粗野的特性激起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贪求精神，冒险、暴力和粗野的生活方式早在15世纪即已形成。那时人人必须自卫，随时要以牙还牙，必要之时，更要心狠手辣地杀人。这些强横的人，本来是慷慨侠义的，有时甚至是仁慈的。约翰·简多斯——几乎是完美骑士的代表——逝世时，凶暴的战士们也哭了；而玛格丽特·帕斯顿（Margaret Paston）在给她病弱丈夫的信中（1443年）表露了永恒的爱情没有种族之分。然而，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女人，却因女儿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几乎打破女儿的头。

女孩在被保护的娴静与羞怯中长大，因为男人是捕食的野兽，处女身份在婚姻的市场上，是一份财产。婚姻是一项财产转移。女孩满12岁、男孩满14岁，即使未经父母同意，也可以合法地结婚。但上流阶层为了加速财产交易，一旦孩子满7岁，父母就为子女安排婚事。两相喜悦的结婚是例外，离婚被禁止，通奸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贵族家庭中。霍林谢德说：“纵欲与通奸的不洁风气盛行，尤其是国王那种恶劣的通奸行为。”爱德华四世后来选了简·肖尔（Jane Shore）为其爱妾。她以美色迷惑国王，并为很多请愿者在朝廷中说情。爱德华死后，理查三世可能故意彰露其王兄的罪恶而掩饰其本人的缺点，强迫肖尔身穿一公开悔罪的白袍游行于伦敦市区。肖尔晚景凄凉，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轻视她，并离开了她。

根据记载，英国人原非如此无法无天。百年的战争使人们变得野蛮而不顾一切，由法国归来的贵族，在英国继续作战，并雇用复员军人为他们工作。贵族们不顾一切道德，与商人们勾结弄钱，小偷猖獗，商人们出售劣货，并使用假秤；出口的货品，一度由于质与量的不实，几乎毁灭了英国的国外贸易。海上的贸易促使海盗横行。贿赂公行，法官无红包就不审案；审判人员在受贿后，就对原告或被告甚至二者态度友善；稽征员揩油故意使人逃税；兵役官就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肥胖骑士一样，可能在利诱之下而故意对某个城镇放水；一支入侵法国的英军部队，居然被敌人收买。乔叟之类的诗人，曾痛骂贪污事例。如果道德的基础没有在平民中生根，其社会道德结构也许早已土崩瓦解了。当他们的祖先图谋造成战祸、带来灾难时，这些人保存了家族的延续。

除了商人和贫民，其他阶级人士多年住在乡间。有了大炮之后，城堡不再具有防卫力量，逐渐变成庄园。砖代替了石头，朴实无华的房屋仍用木和泥建造。曾一度作为各种用途的中央大厅，已失去了原有的堂皇派头，被缩改为起居室、小房间及密谈接待室之间的通廊和门厅。悬挂在富人墙上和有彩色玻璃的窗户上的幔帘，使黑暗的内室明亮起来。以前由窗户、门及屋顶放出的火炉烟气，现在集中由烟囱放出，庞大的壁炉，使起居间显得气派豪华。天花板用了木材，地面铺上花砖，不过地毯仍然少见。伊拉斯谟所述的一段话，我们只能把它当成文学作品，不能信其为真实：

差不多所有的室内地面是用黏土和沼地的灯芯草铺成，不常更换，这种地面有时会保留20年之久，遮盖着下面的人与狗的唾沫、呕吐物、酒……鱼骨，及其他说不出的脏东西。当天气变化时，怪味散发，我想那绝非卫生。

雕刻华美的床，配有花色床罩和顶盖。在舒适的家庭中，用胡桃木或橡木雕刻的餐桌是一个伟大的杰作。靠近餐桌或在大厅中，还有酒橱、餐具架及化妆台，陈列着银器盘碟，以示美观。客厅也常用作餐厅。

为了节省灯油，午餐定在上午10点，晚餐下午5点。男士们用餐时需戴帽，以免长发扫入食物。食具多种，食用沙拉冷盘或吐司乳酪时就有专用的器皿，现代英式的餐具使用方法开始于1463年。餐刀由客人自备，他们把刀插入短鞘系在腰带上。礼仪上规定，食物应用手指送入口中。直到16世纪中期，才使用手巾，男士们揩鼻涕，用拿刀的那只手，不可用送食物的那只手。那时还不知道有餐巾，用餐人禁用桌布擦牙。每餐菜肴丰富，普通有地位的人士，经常有15或20道菜。大豪富进餐备有大桌，每日供应100人，包括侍从、宾客和仆人。拥立国王的沃里克每天要宰杀6只牛，有时要供应500人吃饭。肉食为全国的主食，蔬菜稀少或不用，啤酒及麦酒为大众饮料。饮酒虽不如法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豪量而普遍，但每天一加仑的啤酒，是每个人的日常定量，甚至修女们也是如此。福特斯古（John Fortescue）说：“英国人（约1470年）不饮水，除非有时为了宗教的缘故，或是借此苦修。”

贵族们的服装是华丽的，平民则着素袍或头巾，或是一件方便工作的紧上衣。有钱人爱皮衣，戴有羽毛的帽子，穿花袍或两袖膨胀的新奇样式夹克及紧而高的长筒袜。乔叟的牧师对这种服装抱怨说：“那些显得臃肿可怕的人似乎得了疝气和肥臀病，恰像母猿的圆月形后部。”乔叟本人也曾身穿亮闪闪的服装，外套红色或黑色的长筒袜。14世纪那种长而尖的鞋子，在15世纪已不流行，这时的鞋子，前部圆而宽。妇女的装饰更为大胆，上帝知道她们有些人外观虽似贞洁高贵，但由她们暴露的服装正显出了她们的淫荡骄奢。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图片，那由耳到脚紧紧地包在薄薄衣服内的体态，显示了诱人的性感。

娱乐方面，从跳棋、象棋、双陆棋、骰子到钓鱼、打猎、射箭和马上长枪比武等等。玩牌流行于英国，已在15世纪末；今日在纸牌上仍然让我们的“国王”和“王后”保持着那个时期的服饰。歌舞同赌博一样流行。几乎每一个英国人均加入合唱团，亨利五世与约翰·邓斯塔布尔（John Dunstable）是当时一对杰出的作曲家，英国的歌手在欧洲大陆遍受欢迎。男士们热衷于网球、手球、足球、滚木球、掷环套桩、摔跤、拳击、斗鸡、斗熊和斗牛。观众们围睹特技和走绳者的表演，这些绝技既能娱古，又能悦今。国王和贵族都供养变戏法者、说笑话者及丑角，被国王或王后委派的宫廷饮宴娱乐事务总管，督导圣诞季节的狂欢节目。妇女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各处男人们的活动：在酒店饮酒、带鹰犬狩猎、沉迷于观赏竞技比武。这些妇女们由王后领导，评审马上长枪比武竞赛，并颁发金冠奖。

旅行虽然是一件苦事，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对于一夫一妻来说更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道路上泥泞不堪，强盗们不分种族、性别、阶级或教派。客栈雅致却不干净，充满着蟑螂、老鼠及跳蚤。几乎每一家旅馆都有卖淫的妓女，而不要妓女的正经人——几乎不能找到一张床铺。穷人外出要步行，小康者则骑马，通常有武装的侍从随行；至于豪门富户者乘新式的马车——这是由住在科滋（Kocz）村的一位15世纪的匈牙利人发明的。豪华的马车有镂花雕刻，喷了漆且镀了金边，并铺设有坐垫、窗帘和毡子。虽然如此，仍比不上骑骆驼舒适，因为坐在骆驼背上，其行动的起伏犹如深海捕鱼的小船。船并不比古代好，甚至更差；1357年约翰二世由波尔多到伦敦，费时12天。

犯罪猖獗，城镇里除义务警察之外，简直空空如也。但规定所有的男人要参与追捕逃犯并喊叫，凡没有叫喊者，被发现后，要受重罚。夜贼、盗窃罪、纵火、渎圣罪、叛国罪及谋杀罪，均判吊刑，其尸体要曝露示众并拿去喂乌鸦。对被告和证人刑囚的惯例，创始于爱德华四世，延续了200年。律师一业，充斥市面。

也许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评价太苛刻，而忘了我们如今的野蛮行为。亨利六世的首席法官福特斯古爵士，认为他那个时代较为高尚，他曾把那个时代的优点写了两本书，一度被列为有名的著作。用对话体写的一本《英国法律的赞扬》（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赞美陪审团的审讯权，为用刑而哀痛，并劝告王公们以身示范，作为平民守法的榜样。他写的另一本书是《君主或英国的统治》（Monarchia，or Governance of England），他以爱国的精神把法国与英国做比较：在法国，人民不经公审即被定罪，国会很少召开会议，国王征收盐酒一类的日用品税。福特斯古在赞扬他的祖国之后，在结论中称：所有政府均应服膺教皇，“甚至吻他的脚”。

威克利夫派信徒

1407年，大主教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再次确定教会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法律，并将任何背弃教义者视为重大异端。从威克利夫手中夺回权力后，15世纪，英国教会逐渐强大，财源逐渐兴旺。为人作追思弥撒，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收入：将死的人，捐钱修建圣堂并举行弥撒，希望其灵魂及早进入天国。由于上议院中有20位主教和26位修道院院长的席次，而俗人的席次只有47位，教会控制了国会。亨利七世和以后的亨利八世，为禁止这种现象，坚持国王有权从合格的教士中提名英国修道院院长及主教。这种教士政治逐渐依附于君主，形成教士服从亨利八世、王权高于英国教会的态势。

同时，威克利夫派可怜的传道者继续传播他们反教士政治的思想。早在1382年，有一位修道的编年史家，耸人听闻地报告说：“他们像发芽的植物，滋长极快而遍及全国……当你在路上行走，遇到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威克利夫派的信徒。”他们在工人中，尤其是诺福克的织工中，很容易找到听众。1395年，威克利夫教派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向议会陈述他们的主张。他们反对教士的独身生活、变体论、崇拜偶像、朝圣远行，反对为死者祈祷、教会的财富及捐献，不赞成在政府机关中雇用教士，反对向牧师告解的必要、驱邪的仪式及崇拜圣人。在其他方面，他们建议人人经常阅读《圣经》，并遵守其中的戒条律令。他们谴责战争，认为这不是基督徒的事；奢侈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节约，以便使人们恢复俭朴的衣食；他们厌恨赌咒发誓，而代以下述话语，“我确知”或“那是事实”——即是真理。清教徒的心理和观点，已经在大不列颠形成。有一些传教士把社会主义与其宗教混合，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攻击私有财产，而且如争取农工阶级支持一样，也求助于骑士与上流阶层。

然而上层阶级难忘1381年大叛乱时的情景，而教会方面发现自身为防护所做的新准备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安定力量。理查二世逮捕在议会中的威克利夫派代表，威胁他们必须安分沉默。1397年，英国主教请求国王“依照其他归属于基督教范围的规定”处死那些毫无悔意的异教徒，但理查不愿这么做。1401年，亨利四世及其议会颁布了一项有名的法令，“火焚异教徒”：凡被教会法庭宣判的顽固异教徒，应被焚死；所有异端书籍，均应销毁。就在那年，一位威克利夫派的传教士威廉·萨韦彻（William Sawtrey），即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其他威克利夫派的教徒被捕后因能悔改，得免处死。1406年，威尔士王子向亨利四世报告称：威克利夫教派的宣传及其对教会财产的攻击，威胁了整个社会的现存组织。于是，国王下令更严厉地处死异教徒，但从事罗马宗教分裂政治的主教们，其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了打猎中。1410年，约翰·巴德比（John Badby），一个威克利夫教派的裁缝，被教会判处火刑，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木柴未点燃前，哈尔王子劝其如能悔改，愿宽赦其死刑，并给予金钱；巴德比拒绝了，他走上柴堆，接受死刑。

哈尔王子于1413年登位，是为亨利五世，他全力支持这种高压政策。他有一位朋友是科伯海姆（Cobham）的领主，叫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莎士比亚的观众认为他就是《亨利四世》一剧中的那个胖骑士。奥尔德卡斯尔在战场表现优越，对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和肯特郡其领域内的威克利夫传教士，予以容忍和保护。主教们曾三次召讯他，他三度拒绝出席，后经国王手令，他才屈服，出现在威克利夫36年前受审的圣保罗聚会所的主教们面前。他确证诚心信奉基督，但不反对威克利夫派有关告解或圣餐的见解。于是他被判处为异教徒，并被囚禁于伦敦城堡之中，他有40天的宽限期，以期悔改回头，他却借机逃走。伦敦附近的威克利夫派教徒得到消息，又起而叛乱，1414年他们还企图劫持国王。这一阴谋未成，某些叛乱领袖被捕，并处以绞刑。奥尔德卡斯尔在赫里福特郡山区和威尔士藏匿了3年，终被擒获，以卖国贼罪判处绞刑，1417年，终以异教徒的罪名被火焚而死。国家与教会，终偿其愿。

如果与其他罪刑相比，对威克利夫派的判刑，几乎还算温和的。1400年至1485年，处死异教徒的案子共有11件，据闻有几处威克利夫派聚会所一直存在到1521年；直到1518年，遭受火刑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还宣称他曾感化了700人信奉威克利夫教义；1521年，尚有6人被焚。亨利八世使英国脱离罗马时，全国未经革命就接受改变，威克利夫派信徒或许会说，他们已多多少少为这件事铺好了道路。

1450年，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雷金纳德·皮科克（Reginald Pecock）出版了一本书，以当时的幻想方式，把这书叫作《过分谴责传教士为镇压者》（Repressor of Over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它公开反驳威克利夫教派，建议不要用火刑来压制这种思想，最好诉诸理性。这位热心的主教太过理性，以至过分沉迷于理智，并已坠入异教的危险。他用理性反驳威克利夫派在《圣经》上的理论。在《论信仰》（Treatise on Faith）一书中，他的确把理性置于《圣经》之上，作为一项真理的考验——这种情形欧洲要费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无法阻止这一切的镇压者，只有尽量说明：教会中的神父们并不是常可信赖的，亚里士多德也非绝对的权威，圣徒们并不一定熟习他们的信条，而“君士坦丁的捐赠”只是一种伪造。1457年，英国主教们对这位站在教会法庭前高傲的皮科克给出两种选择：悔改认罪或接受火刑。他不愿接受焚刑，便公开宣誓，随即被免除其主教职权，然后被禁于索尼（Thorney）修院，直到1460年他去世为止。

英国艺术（1300—1509）

虽有反宗教政治和异端邪说，宗教却有效地提高了英国的建筑技术，并使其达到巅峰。商业的成长和战争的破坏，带动了教堂、城堡和皇宫的建设，并拓展了牛津与剑桥两校的学习居所。英国的建材来源有珀贝克的大理石与诺丁汉的雪花石膏，舍伍德的林木与各郡的石砖，形成了高贵的楼塔和华丽的尖顶，加上木制的天花板，差不多与哥特式石制的拱形屋顶同样坚固、优美。原来墙与墙之间横贯着难看的衔接横梁，已改由巨大橡木承作的高耸穹形结构槌梁支撑，英国一些最好的教堂就以此来为它们的本堂架梁。塞尔比（Selby）的大教堂同样也采用橡木天花板和浮雕，以配合圆拱的弯梁和扇形的设计，使巴斯城的修院圣堂、伊利（Ely）的唱诗台及具有复杂石网的格洛斯特的南侧游廊，都有了拱形屋顶。

窗格花饰、墙壁嵌板及唱诗台的屏帘，这些影响后世的建筑式样，常常交互应用于大建筑物中。几何图形的哥特风格（约1250—1315年）使用了欧几里得图形，埃克塞特大教堂就是如此修建的。曲线形装饰的哥特式（约1315—1380年）放弃了固有的图形，改用自由流线型，以便对法国火焰式加以限制，如南方林肯郡的窗户形式。垂直的哥特式（约1330—1530年）强调在普通的哥特尖形拱式内有水平与垂直线，例如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即是如此。13世纪重视的彩色玻璃窗，现已改用柔和的浅色或银色及淡淡的纯灰色；在这些玻璃窗内，画有濒死的骑士行列与基督教的故事，表现了哥特艺术的晚期光辉与衰落。

我们现在看到的威斯敏斯特，英国花费了3个世纪之久才辛苦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英国的杰出人士为完成这座壮丽的陵墓所耗的心血。唯一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温莎（Windsor）堡的重建：爱德华三世于1344年在该处大规模地重修圆塔，而爱德华四世于1473年开始修建圣乔治小教堂，并加上华丽的唱诗台、扇形的拱顶和染色玻璃。艾伦（Alan de Walsingham）用曲线的哥特风格设计了一座精致的圣母堂和伊利的“灯”塔。格洛斯特的大教堂有中央塔楼、唱诗台的穹形图、豪华的东面窗户，并有宽广的回廊，其扇形圆顶，被列为英国的奇观。温切斯特大教堂延展广阔的中心，并用垂直线形式美化其新建的前门。考文垂也用那种形式修建教堂，该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尚存留着堂皇的尖顶。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高耸着令人昏眩的扇形拱顶，约克大教堂完成了其本堂、西塔及唱诗台的帷屏。尖塔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光耀，使牛津的墨顿及抹大拉学院、方廷斯修道院、坎特伯雷、格拉斯顿堡、德比、汤顿和其他近百座修院显得高贵。威克翰的威廉使用垂直形式，设计了牛津的新学院。威佛里特的威廉，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在伊顿（Eton）循前例设计了方场四周的建筑物。剑桥的王室学院也配合时尚，修建了一座教堂，其窗户、拱形顶、唱诗台可使卡利班（Caliban）变得有教养，使雅典的泰蒙（Timon）参加祈祷。

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具有一种入世的现实精神，它完全适用于学院、城堡、堡垒、公会所及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物。沃里克伯爵们在14世纪和15世纪，即用这种形式在利明顿（Leamington）附近建造了他们有名的城堡。伦敦的公会所，无疑是首都商业界夸耀的殿堂，它在1411—1435年完成，在1666年被烧毁，后又被雷恩（Christopher Wren）重建，在1866年整新其内部，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即使是城市的商店，在它们直立形的窗框里，也表现着这种风格；雕刻的门楣、飞檐及突出的阳台，使这种即将消退的艺术，仍光彩动人。

英国当时的雕刻技术并不突出。教堂正面的雕像，如在林肯郡和埃克塞特大教堂等处，就远逊于那些刻意装饰的建筑物。威斯敏斯特和圣奥尔班修道院的大祭台，其屏帷被当作雕像的模式，但这些都很平凡，不值得叙述。英国最好的雕刻还是在墓碑上，通常用雪花石膏刻画人物雕像：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内有爱德华二世的雕像，在伯弗利大教堂内有埃莉诺·珀西夫人的雕像，在坎特伯雷有亨利四世及王后琼的雕像，在沃里克有理查德·博尚的雕像。英国的雕刻家最善于表现绿叶红花。木雕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温切斯特、伊利、格洛斯特、林肯郡、诺维奇大教堂的唱诗台，其雕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油画在英国仍属较差的艺术形式，比起同时代的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油画，相去甚远。附有彩色小插图的书籍仍很流行，爱德华三世曾花66英镑买了一卷彩色的爱情故事，而翁士拜的罗伯特赠给诺里奇大教堂一本金银彩图的诗篇集，波特莱图书馆把它列为丛书中“最佳的英文版本”。1450年之后，这类小型彩画艺术随着壁画和版画的兴起而衰退。16世纪，传奇小说开始印行时，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15世纪，有一位无名作者写了一出极有名的英国道德剧《凡人》。这是一种寓言剧，剧中人物均为惹人厌烦的抽象概念：“知识”（Knowledge）、“美丽”（Beauty）、“五种心知”（Five-Wits）、“明辨”（Discretion）、“力量”（Strength）、“才能”（Goods）、“善行”（Good Deeds）、“友谊”（Fellowship）、“亲戚”（Kindred）、“认罪”（Confession）、“死神”（Death）、“凡人”（Everyman）及“上帝”（God）等。在该剧的序幕中，“上帝”在发怒，7天里倒有6天，10个人中有9个人忘记了他的诫命，于是派了“死神”来提醒世人，他们必须马上去见他，汇报他们的行为。说话之间，“死神”由天上降到人间，发现剧中主角“凡人”一心在想女人与金钱，“死神”遂要带他去。“凡人”辩称，现在就死，还未交代，要求延长时间，并献出千镑红包。但“死神”仅答应他一种变通办法——可以选择一个朋友陪他同赴来世。“凡人”就请求“友谊”一起大冒险，“友谊”却为自己作勇敢的辩护：

友谊：如果你要吃喝玩乐或同女人厮混，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凡人：那么你陪我做一远程旅行如何？

友谊：说实话，这一点，我却不愿奉陪。如果你要去谋杀任何人，我倒很乐意帮忙。

这时“凡人”又请求“亲戚”，他的这位表兄弟也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我的脚趾痛”。“凡人”去拜访和求助“才能”，但“才能”已被深锁，不能自由地给他帮助。最后“凡人”恳求“善行”，她很高兴他还没有忘记她，她把他介绍给“知识”。这时“知识”带他去“认罪”，“认罪”使他忏悔而清洗罪恶。于是“善行”就陪同“凡人”进入坟墓，这时，天使歌唱，欢迎这位洗罪者进入天堂。

作者对这种不像样的戏剧形式仍自鸣得意。把一种特性去人格化，绝不能指代一个实际的人，因为“凡人”是一种令人头疼的复杂的矛盾物，除了部分共性之外，个个都自有其特殊性；而伟大的艺术必须像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俄狄甫斯，由特殊到普遍。如何把乏味呆板的道德剧变为多变化的生动活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需要另一个世纪的尝试和探索。

15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化成就是其第一家印刷厂的建立。出生于肯特郡的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移居到布鲁日经商。他在余暇时，翻译了一套法文爱情小说。他的朋友们向他要了几份手抄本。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手因写字太多而感到疲劳不稳定，眼睛也因过度注视白纸而模糊。”当他访问科隆时，他也许参观了泽尔（Ulrich Zell）所设的印刷厂（1466年），泽尔曾在美因茨学得新技术。1471年，科拉德（Colard Mansion）在布鲁日成立一处印刷所，卡克斯顿就常去该处复印其译作。1476年，他回到英国，一年之后，他在威斯敏斯特装设了一部由布鲁日带回的活版铅字印刷机。这时他已55岁，他的一生仅还有15年的岁月而已，在15年中，他印了98本书，其中几本是他自己用拉丁文或法文翻译的。他选择的书目及他在序言中特具的奇妙而动人的笔法，为英国文学树立了永久的典范。在他死后（1491年），他的阿尔萨蒂尔（Alsatia）的助理温金继续这项革新工作。

1485年，卡克斯顿编写出版了一本最受欢迎的英文散文杰作《亚瑟王及其骑士们的光辉史》（The Noble Histories of King Arthur and of Certain of His Knights），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早在16年前已死在监狱中。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在百年战争中曾任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的随员，并于1445年出任沃里克在国会的代表。在战争中，他不甘寂寞，闯入休·史密斯（Hugh Smyth）的家，非礼了休的太太，勒索了马格丽特·金（Margaret Kyng）和威廉·黑尔斯100先令，再度闯入休的家，非礼其妻。他偷了7只母牛、2只小牛及335只羊，两次抢劫库姆比（Coombe）的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曾入狱两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人竟能写出英国骑士的那种温柔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称它为《亚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之后，大家公认，这些绮丽的故事，确是马洛里在监狱中写作的。

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法文的《亚瑟传奇》，他很辛苦地加以编排，用一种使人遐思且柔美动人的词句写出。在野蛮与充满欺诈的战争中，他向失去骑士风格的贵族，呼吁恢复亚瑟骑士那样的高尚水准，要他们远离罪行。亚瑟因为年长，不再荒唐胡来，与他那位漂亮而大胆的吉尼维尔（Guinevere）定居下来并统治英国——实际上是全欧洲，在他的首都卡梅洛特（Camelot）宫中（温切斯特）有150个圆桌骑士来保卫他们：

决不做暴行，也不可谋杀……无论如何不可残暴，但对于求告的人要可怜……而且要常常救助那些遭受死亡苦痛的妇女们。

书中的主题交织着爱情与战争，颂扬无敌的骑士们为妇人和美丽少女而争风相斗。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m）和兰斯洛特（Lancelot）分别与王后通奸，但他们拥有勇敢和高贵的灵魂，彼此武装决斗，头戴钢盔和面具，相互隐藏身份，酣战4个小时，剑刃变钝，染满了鲜血：

最后，兰斯洛特说：骑士！你是我决斗以来，遇到的最佳骑士，请问尊姓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兰斯洛特说：真的吗？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绝不拒绝。特里斯特拉姆便问：那么请教你的大名？兰斯洛特称：我名叫兰斯洛特·杜·拉克。特里斯特拉姆说：啊呀！我究竟干了什么？因为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兰斯洛特说：现在请教你的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名叫特里斯特拉姆·德莱昂纳斯。兰斯洛特说：哎呀！我的老天爷我怎么这样不知死活？于是兰斯洛特跪下，把自己的剑给予对方。同时特里斯特拉姆也跪下，并把自己的剑交给对方……然后两个人一同到一块石头前，把剑放在上面，再脱下头盔……亲吻了对方100次。

按照《帕斯顿书信》（Paston Letters）中的描写：幻想的乐土与现实世界相比是多么不同！那里的人不需要为生活而劳苦，所有的女人都是温柔和善的“淑女”，这些活泼生动的信件把一个15世纪英国的分散大家庭，用感情和金钱再结合到一起！约翰·帕斯顿在伦敦任法官或巡回审判员，其妻玛格丽特在家养育儿女，并管理他在诺里奇城的财产。他办事严格认真，苛细精明。他太太非常顺从，是一位谦虚能干又胆小的妻子，她一想到曾经冒犯了他，就会发抖。吉尼维尔实际的世界就是如此。然而这里也有柔弱的感情，彼此的关切，甚至风流韵事。马热丽·布鲁斯（Margery Brews）向约翰·帕斯顿二世（John Paston Ⅱ）承认她爱他，对自己的寒碜嫁妆不能与其地位相配感到难过：“假如你像我全心信赖你一样地爱我，那请你今后不要抛弃我。”而他，帕斯顿财产的主人，不顾亲友的抱怨娶了她，但他在两年后，就去世了。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我们不必惊奇，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科西莫在古典文学上的贡献，对英国那些不关心文学的商人影响极微，而英国的贵族对缺少文化教养并不引以为耻。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6世纪初期曾估计过，只有40％的英国人有能力阅读，教会和它主办的大学，是当时学者唯一的支持者。在这种环境中及战争带来的暴乱与蹂躏下，格罗辛（William Grocyn）、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拉蒂默（William Latimer）及科利特等学者，将意大利的火种带回来，为英国带来了充足的热与光，而使当时的大学者伊拉斯谟于1499年访问英伦三岛时，有宾至如归之感，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一项光荣。专心研究异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人文主义学者，被一些内向型的“特洛伊人”指责，他们怕这些“希腊人”从意大利带来害人的玩意。但这批人文主义学者受到教会勇敢的照顾与保护，如温切斯特的主教、威佛里特的威廉、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沃勒姆、罗切斯特的主教费希尔（John Fisher）及以后的英国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Thomas Cardinal Wolsey）等。

自从曼努埃尔·克莱索罗内斯（Manuel Chrysoloras）于1408年访问英国后，有些年轻的英国学者就害了狂热之病，他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或是用意大利的色情来治疗。格洛斯特的公爵汉弗莱热忱地带着这类手稿原本由意大利归来，他搜集的这些藏书后来充实了牛津大学的波特莱图书馆。乌斯特的伯爵约翰·蒂普托夫特（John Tiptoft），受教于费拉拉、维罗纳城的瓜利诺达（Guarinoda Verona）及佛罗伦萨的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他带着更多不道德的书籍回到英国。1464年至1467年，塞林的修士威廉·蒂利（William Tilley）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及罗马研学之后，携回了很多的异教古典文学，并在坎特伯雷教授希腊文。

他有一位热心的学生叫利纳克尔，蒂利于1487年再度去意大利时，利纳克尔随其同行，在意大利待了12年之久。他受教于佛罗伦萨的波利希安（Angelus Politian）和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并为威尼斯的马纽夏斯（Aldus Manutius）编纂希腊作品，而后饱学而归，获得国王亨利七世的召见，聘他做威尔士王子亚瑟的教师。在牛津，他和格罗辛及拉蒂默等人几乎组成了一场针对古典文学的牛津学派运动；他们的讲授启示了科利特和托马斯·莫尔，并吸引了伊拉斯谟。利纳克尔是最有名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盖仑的医学作品，提倡科学医术，创立皇家医学院，并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牛津与剑桥的医学讲座，正如伊拉斯谟说：“由于他的提倡，新知学问就这样在英国奠定基础，而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前往意大利深造了。”

格罗辛在佛罗伦萨结识利纳克尔时，年已40岁。他于1492年回到英国，在牛津埃克塞特学院租了间房，每天用希腊文讲演反对保守主义，保守派对他的演讲感到恐慌，担心《新约》和《圣经》的原文，将会推翻圣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语《圣经》千年来的权威性。格罗辛对正统教义绝对维持，其生活道德则非常严谨。英国的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下的某些学者中，甚至在一种对基督教潜在的敌意下是绝难发展的。基督教珍视基督的遗训超过一切知识精华；这样，它那些有名的使徒，在任职圣保罗修道院院长时，才不会有麻烦。

科利特是亨利·科利特的长子。亨利·科利特原为富商，生有子女22人，曾两任伦敦市长。科利特在牛津时，受利纳克尔和格罗辛两人的人文主义影响很深，而且沉迷于柏拉图、普罗提诺、西塞罗等。1493年，他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时，在巴黎遇见了伊拉斯谟和比代，在佛罗伦萨，感动于萨沃纳罗拉，也吃惊于罗马红衣主教们和亚历山大六世的轻狂与放纵。他回到英国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很可能爬上商业或政治的崇高地位，但他宁愿在牛津过着学者的生活。他不理会传统规矩，即一个传教士只能教教神学，而对罗马人大讲圣保罗的书信；他用拉丁文《圣经》的评论说明代替了古典式的讨论方式；他的方法新颖，强调“善良的人生即最佳的神学”，这让他的广大听众感到新鲜而振奋。1499年，伊拉斯谟在牛津遇到他，形容他是一位永受声色之诱的圣人，但“终生保持其圣洁的心田”，他轻视当时随遇而安的僧侣们，并把其财产作为慈善捐献及奉主之用。

他在教会里是一位有虔诚信仰的反对派，教会虽有缺点他仍爱护她；他虽怀疑《创世记》上文字的真义，但仍接受《圣经》上神的启示。他预示了宗教改革派强调《圣经》的权威来反对教会的传统与礼仪，否认古典哲学对基督教基本义理的削弱，怀疑传教士具有赦罪的能力及基督在圣饼内的真实存在性，并对教士们的俗世凡心予以斥责：

如果最高层的主教，即我们所称的教皇……是一位守法的主教，他应舍弃一切私欲，心中只有上帝存在。如果他只为自己打算，那么他就是万恶之源……过去多年来，的确如此，而现在这种毒素更流及于基督教会中的各分子，如果耶稣不尽快地伸手加以拯救，我们这个混乱到极点的教会就难以免于灭亡……啊！像这类不虔诚的可恶而又可怜的教士，在这一时期占了大多数，他们刚由妓女怀中离开，就敢乱闯圣堂，跑到祭台前，领取圣餐！上帝的报应终有一天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504年，科利特被任命为圣保罗修道院院长。在那高高的讲坛上，他宣布反对主教职权的出售，也痛斥由一人承受大众利益的罪恶。他引起众怒，树敌甚多，但沃勒姆总主教予以保护。利纳克尔、格罗辛及托马斯·莫尔现在已定居伦敦，不再受牛津的古典派和保守派的拘束。受到伊拉斯谟访问的刺激，他们立刻乐意去拥护年轻的亨利八世。伴随着和平的宗教改革而来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已臻成熟。

第六章　勃艮第的插曲（1363—1515）

皇族公爵

勃艮第地处法国东翼第戎周围，因其公爵精于政治，在百年战争中未受丝毫损害，成为阿尔卑斯山北方基督教地区半个世纪以来最繁荣之地。卡佩王朝的勃艮第公爵世家被灭种后，这个公国重新归属法国王室，约翰二世把这块领地赏予第四子菲利普（1363年），奖励其在普瓦捷之战中的英勇。菲利普41岁任勃艮第公爵时，表现极佳，而其外交式的婚姻，使海诺特、佛兰德斯、阿图瓦等均归其统治。勃艮第这块领地，表面上说来，只是法国的一省，实际上，它受到佛兰德斯工商业的滋润和艺术文化的陶冶，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无畏者”约翰因其盟友和情报组织，将权力扩张到了顶点，这时的法国，感到被挑战。奥尔良的公爵——路易——代其疯傻的弟弟查理六世摄理政事，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同盟，以抵制有勇无谋的约翰公爵。约翰雇用刺客把他杀了，于是勃艮第派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约翰同样也被刺客所杀（1419年）。他的儿子菲利普拒绝效忠法国，使勃艮第与英国缔结同盟，还合并了图尔纳、那慕尔（Namur）、布拉班特、西兰（Zeeland）、林堡及卢万。他与法国媾和后（1435年），就要求承认他所辖公爵领地的实际主权，并要求割让卢森堡、列日、坎特伯雷和乌特勒支。勃艮第现已达到全盛时期，在财力和权力上，足与西方任何王国抗衡。

菲利普赢得“好好先生”的头衔，但他并非不会奸猾、残酷，有时也会愤怒失常。他确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位优秀的执政官，即使对于他那16个不合法的子女来说，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真心结交女人，共有24个姬妾。他祈祷、守斋、施舍，他曾以第戎、布鲁日及根特作为他的首府，而根特是除了意大利之外西方艺术的中心。经过长久的治理，他为勃艮第和其附属各省带来富足，几乎没有人挑剔他的毛病过错。唯独佛兰德斯各城镇，在他的统治下感到不安，由于看到他们旧有的公会组织和大众的自由，均置于集权的政府下，一切以国家经济为主，而深感悲哀。菲利普和其子查理镇压了他们的叛乱，但仍给他们一种抚慰性的和平，因为菲利普父子知道最丰富的领地收益，得自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菲利普当政之前，莱茵河下游一带是零乱分散的地区，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正如其种族和语言一样，非常复杂。现在菲利普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统一的邦国，使其井然有序，并辅助其发展。

布鲁日、根特、列日、卢万、布鲁塞尔及第戎等地的勃艮第社会，是欧洲最文雅可爱的，可与当时科西莫·美第奇族系下的佛罗伦萨城相媲美。公爵们保存了所有的骑士礼节，建立金羊毛勋章（1429年）的就是“好好先生”菲利普；英国骑士的华丽外表与魔力掩盖了英国风俗粗鲁的一面，显耀了亨利五世的军容，在马洛里及弗鲁瓦萨尔的记载中，也留下了光彩的一页，这些都是由勃艮第的社会演进而来。勃艮第贵族们被剥夺自主权力后，主要任职于朝廷，他们利用华美的服饰与仪态来掩饰其失势的窘态与通奸的丑行。工商界人士也穿着宽松的长袍，犹如贵族，并使他们的太太打扮得像准备让鲁本斯画像一样。在如此可爱的公爵领导下，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犯上忌。海因斯贝格的约翰是列日的风流主教，他有十多个私生子；勃艮第的约翰——坎特伯雷的主教——也曾生下36个非婚生子并拥有一群孙儿；当时很多社会名人，就是在这个优生时代中诞生的。公共浴室内，任何时间，有钱就可以找到妓女。在卢万，这些妓女冒充女房东，供给学生们膳宿。人们沉溺于节日中的吃喝玩乐。有名的艺术家，忙着去设计化装游行。并装饰游行车；来自边疆与海上的人们，观光这些豪华的场面，甚至有裸女扮演古代女神和森林女神。

宗教精神

圣人与神秘主义者与这个狂欢作乐的社会，形成了一种阴暗对比，他们在一些公爵的帮助之下，成就了荷兰在宗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ysbroeck）是一位布鲁塞尔的教士，于50岁（1343年）退休后进入滑铁卢附近的格伦德尔（Groenendael）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专心于神秘的沉思与著作。他声称，圣神指挥了他的笔。虽然如此，他的泛神论和否定个体不灭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上帝自己在不经意中把所有的幸福吞食了。……永久地失去自己……当超过一切的知识或一切有学问者达到第七级时，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彻底的无知之中；当对上帝或受造之物毫无认识时，我们就近乎死亡，而且我们就在这种无知无识的情况下度过时光，完全失去了自己……我们沉思一些实际上已沉没了的幸福精神，被吞没和失落在他们超然的本质里，也失落在无形无知的黑暗中。

尼德兰 [1] 及莱茵见证了这一时期有很多非宗教组织，自由精神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他们的神秘性作乐时常导向于虔敬爱国、社会服务、无为主义及和平色彩，有时则反对圣礼，认为圣礼根本不需要；与上帝同在一起时，偶尔也会愉快地承认有罪。代芬特尔的赫罗特（Gerrit Groote of Deventer）在巴黎、科隆和布拉格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格伦德尔与吕斯布鲁克共度过一段时间，深受其感动，遂将一生奉献于上帝。他于1379年接到教会执事的委派，开始在荷兰各城市用本地语讲道，听众之多，使当地教堂无法容纳，人们不做生意也不吃饭而去听他讲道。他恪守正统教义，他自己就是“异教徒的铁锤”，然而他攻击一般传教士和一般人道德的废弛，要求基督徒应严格按照基督的伦理生活。这使他被冠以异教徒的罪名，乌特勒支的主教取消他所有教会执事的宣教权。有一位名为弗洛里斯·拉德维佐恩（Floris Radewijnszoon）的人草拟了一项半修会半大众化的规则，使“共生兄弟们”遵守，他们奉赫罗特为会长，住在代芬特尔的兄弟会修道院里，他们并未发愿，他们忙着做工、教书、祈祷和抄写稿件。赫罗特因照料一位病友而染时疫，于44岁（1384年）时去世，但他的兄弟会通过200个分会，使势力遍及荷兰和德国。兄弟会学校中的课程表，非常重视异教经典，而且为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学校铺路。兄弟会友们对这种异教经典非常欢迎，并利用它散布他们的新信仰。在代芬特尔的亚历山大·黑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1475—1498年）是一位值得提起的典范人物，学生们有幸遇到这位专心教育、身为道德表率的圣人。他改善了课程，重视古典文学，因为他的纯粹拉丁式文体而赢得伊拉斯谟的赞扬。他身后萧条，只剩下一些衣衫和书籍，他的一切东西已秘密地赠予穷人。在（代芬特尔）他的有名弟子很多，如古沙的尼古拉、伊拉斯谟、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杰恩以及《效法基督》一书的作者。

我们不知谁写了《效法基督》这本谦虚的优美手册，作者可能是普鲁士的托马斯（1380—1471年）。在靠近兹沃勒（Zwolle）的圣阿格尼斯（St.Agnes）修道院他那间静寂的小屋里，他从《圣经》、教会的神父及圣伯纳文章中搜集了有关说明吕斯布鲁克和赫罗特想象的超世信仰的理想，然后再改用简单流畅的拉丁语，予以修辞美化：

如果你缺乏谦卑及避免触怒三位一体的技巧，即使去深入讨论其道理，与你又有何益？诚然，高尚的言语并不能使人成为圣贤，但好的德行生活，总会得到上帝的钟爱。我宁愿遗憾，也不愿随便解释三位一体这件事。如果没有上帝的照顾和恩宠，即使你能背诵全部《圣经》和一切圣人之言，又将于你有何裨益？除了敬拜上帝、一心侍奉他外，一切皆空。看穿俗世、重视天国，才是最高的智慧……学习并非坏事……因那本是一件好事，也是上帝所指示的，但良知与修身更为重要……

有伟大的爱者，才是真伟大。无所惑，且不计荣誉者，才是真伟大。把一切事物视若粪土者才是上智，他才能获得基督……尽量避开人世的纷扰，因为处理俗务是一种累赘………人生于世，确是可怜……能习于服从并听命于长者，而不自作主张，才是伟大。听命行事比统御别人更安全……安命守分自多平安。

《效法基督》温顺地反映出基督的道理与比喻的深刻纯真。这对于脆弱理性上及浅薄诡辩上的聪明自负，常常是一种打击。当我们不愿面对我们人生的责任时，我们唯有寻求托马斯的第五福音，才是良好的庇护。但当此乱世，谁能引领我们归附基督呢？

[1] 在本卷中，尼德兰和低地两词使用的是它们的原意，大约包括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一带。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勃艮第统治下的各省，不理会反对派的托马斯信徒，继续从事各种知识活动。公爵们——尤其是“好好先生”菲利普——搜集图书并提倡文学与艺术。各所学校更是加倍搜集，创立于1426年的卢万大学，很快被列为欧洲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乔治·卡斯特兰（George Castellain）写的《布戈涅公爵年谱》（Chronique des Ducs de Bourgogne），用华丽的辞藻和少许哲理，记述了公国的历史。这种生动的法文，弗鲁瓦萨尔及科米纳两人曾用来写清晰优美的散文，引人喜爱。私人团体组织了修辞会，准备参加演说、作诗及演戏等竞赛。当时流行使用两种语言——在南部使用法语或华隆人（Walloon）的拉丁语，在北部使用佛兰德斯或荷兰的德语——双方相互竞争，培植一些平时默默无闻的诗人。

公国最大的表现是在艺术方面。安特卫普于1352年开始修建其庞大而多侧廊的大教堂，于1518年完成。卢万建了一座豪华的圣皮尔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再度被毁。一般居民和各城镇都非常富足，有力量修建大厦或市镇厅，与奉献给上帝的教堂一样壮观。管辖列日的主教和职员们，都住在低地的最大、最雅致的宫殿。根特于1325年建造了公会所，布鲁塞尔在1410年至1455年建造了市政厅，卢万于1448—1463年修建了市政厅，布鲁日于1377—1421年增建了它的市政厅，并于1393年至1396年建立了一座世界有名的钟楼，作为航海的灯塔。这些高贵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各城市的繁荣和商人们的自豪。勃艮第的公爵与贵族对宫殿与坟墓的装饰，在雕刻、绘画和书稿彩饰方面，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最高峰。佛兰德斯的艺术因受到法国战争的威胁，又集中回到它们原来的城市。“勇士”菲利普聚集了7位天才和专家，装饰他在沙特勒斯·尚普莫尔（Chartreuse de Champmol）的避暑别墅——一所邻接第戎而位于“平地”的卡修斯修道院。

1386年，菲利普委派让·马维勒（Jean de Marville）为他设计查特洛斯一所精美的陵墓。马维勒于1389年死后，荷兰的克劳斯·斯鲁特（Claus Sluter）继续这项工作。斯鲁特于1406年死后，其门徒克劳斯·韦尔维（Claus de Werve）继续执行。该陵墓于1411年终于完成，把该公爵之灵骨移入陵墓时，他已死了7年。1793年，第戎的革命团体命令拆除这座陵墓，骸骨被拆卸或破坏。1827年，当地的长老因为嗅到不利的政治气氛，把剩余的残骨搜集后安放在第戎博物馆。公爵及其夫人——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被安放在巨大的大理石板上精致的雪花石膏里。在他们二人下面，有40个作流泪状的人物——原雕刻有90个，现仅存此数——静穆而文雅地悲悼去世的公爵。查特洛斯圣堂的大门，由斯鲁特及其学生于1391年至1394年雕刻了5尊壮丽人像，圣母接受菲利普和玛格丽特的崇敬，由施洗者约翰和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献赠。庭院里有斯鲁特的杰作摩西天井：一座有摩西、大卫、耶利米、撒迦利亚、以赛亚、但以理等5人的半身塑像。塑像之上，耸立着忧郁而高贵、头戴荆棘冠冕的基督受难像，自从罗马艺术极盛时代以来，在欧洲尚未发现如此雄伟而大胆的雕刻。

绘画方面也如雕刻一样，形成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微图画家仍有主顾：海诺特的威廉伯爵高价购得一张《最美时刻的圣母》（Les Très Belles Heures de Notre Dame） [1] 的彩饰插画（约在1414年）；有一位无名天才，也许是埃克（Hubert van Eyck），为1000位低地的风景画家作了示范表演，他精细而热忱地描绘一个港口，有靠岸或满帆的船只，有乘客在登岸，有海员和码头工人在各做各事，海浪冲击着半月形的海岸，白云在天空里隐约地移动……这一切景象，都印在一张风景卡上。1392年，易普尔的画家米歇尔·布勒德兰（Melchior Broederlam）是意大利之外唯一掌握最古老而有意义的多联画技法者，他光大了沙特勒斯·尚普莫尔的名气。布勒德兰与那批壁画家及教堂的塑像师，却使用了传统的涂料，把颜料与胶状物混合。阴影和线条上的细微差别，及半透明的色调显示，用这些方法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潮湿，常常破坏已完成的作品。早在1329年，根特的雅克·孔佩尔（Jacques Compère）曾试验过掺油的颜料。经过100多年的尝试和失败，佛兰德斯人终于发明了新的绘画技术，15世纪初，有一种革命性的画法出现。胡贝特·凡·埃克和他的弟弟扬（Jan）为根特的圣巴沃纳（St.Bavon）大教堂合绘了一幅壁画《敬拜羔羊》（The Adoration of the Lamb）。他们不但创造性地使用油作为颜料调色上的优越辅助工具，而且在画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作品。他们兄弟二人这幅杰作，使圣巴沃纳教堂从此成为朝圣人途中拜访的一个胜地。

歌德声称，15世纪这种伟大的画，在形式上是“这种艺术上的历史转折点”。这是画在6块木板上折叠而成的，每边有12张图，打开后，有11英尺高、14英尺宽。在画面中心较下处，是一幅理想的乡景，附有壮丽的塔楼——天边的耶路撒冷圣城——耸立在遥远的山外；前景则画有一座生命之泉的水井；较远的后景有一座祭坛，上面有一只羊，象征着基督倒出他那牺牲的血，长老和先知，门徒和殉道者，天使和圣哲等，聚集在其周围，虔敬朝拜着。画中心的上方，有一人坐在王位上，貌似那位慈祥的查理曼一世（Charlemagne Ⅰ）——被认作是天上之父的上帝。拿他来代表神，当然不恰当，却可以代表一位智慧的统治者和正义审判者的崇高观念。在这幅画里，唯有圣母的形象，其温柔的面貌和金发的条顿形态，并未显出十分娇羞与纯洁之美，圣母怀抱圣婴之像也被认为尚欠高贵。玛利亚的左边有一群天使。最左方是赤身的亚当，瘦弱而忧伤，“悲苦地回忆着幸福的时光”。上帝右边是施洗者约翰，身着华丽牧者长袍，在旷野中宣道。最右边是裸身的夏娃，面容忧伤而凄苦，悼念那失去的乐园。她和另一边的亚当，很长一段时间使不习惯于裸体生活与艺术的佛兰德斯人感到震惊。夏娃的上方，画有该隐杀弟的图样。

其中一幅面画的中央，左边有一个天使，其右边是圣母，中间隔一个小室，显示天使的报讯——老套不变的面容，非常细巧的双手，绣幔也如佛兰德斯一般绘画中的漂亮。画面下方是一首四行拉丁诗，其中有些字因年代太久而消失，其余的字则是：

胡贝特·凡·埃克，伟大而艺术高超，开始这个繁重的工作，而约翰内斯（Johannes）仅次之……他曾受到约多库斯·维德（Jodocus Vyd）教益的鼓励。这首于5月6日写下的诗句，是请你观赏这件完成的作品。

此诗的最后一行，说明完成年代是1432年。维德及其夫人是此画的赞助购赠者。究竟这幅画胡贝特画了多少，其弟扬又画了多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这幅划时代的名画中，也许仍有些多余的图案与赘笔：画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及天使，花朵、树枝及花丛，野兽、石头以至宝石，都是以无比的耐性和忠实去复制的——这是为了使米开朗基罗高兴，因为这位大师以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观点，发现此画中的主要意义被那些次要的、无关的细节破坏了。但在当时意大利的画界，无论在见识、观念或效果上都无法与这幅画相比。在以后的绘画艺术方面，唯有教皇小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才能胜过它。直到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等相继出现，版画才开始它那长年的衰落。在版画出风头的时代，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幅《敬拜羔羊》。阿方索一世请求扬·凡·埃克到那不勒斯替他画这种表现金发男女唱歌神情的画，在意大利南部，这种金发男女极为稀少。

胡贝特·凡·埃克于1432年去世，但我们可以由他弟弟扬寻出他辉煌的过去。“好好先生”菲利普曾选他做议会的侍从官（当时是一种地位高、待遇优厚的职务），并派往驻外使馆，使他成为当时勃艮第公国中的风云人物。现存的画约有24幅是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杰作。德累斯顿（Dresden）有一幅《圣母与圣婴》的画，仅次于埃克兄弟的那一幅《敬拜羔羊》。柏林市以《石竹与男人》（The Man with the Pink）一幅画炫夸，但画中冷酷生硬的面容很奇怪地与植物的花大不相配。墨尔本城有一幅色彩鲜艳的圣母画像，大小不到9尺6寸，却值25万美元。布鲁日城珍藏着另一幅圣母画像——《圣母与教士》（The Madonna with Canon van der Paele）——圣母美好的长发，下垂到她那华丽而有褶纹的长袍边缘；修道院教士肥胖、秃头、面容和善，是15世纪中伟大人像之一。伦敦展出一幅画，画的是新婚的乔瓦尼·阿诺尔费尼（Giovanni Arnolfini）夫妇在一间有梳妆镜和枝形吊灯的内室中。纽约的弗利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花了一大笔钱——多少并未透露——买下一幅色彩华丽的《圣母、圣婴与圣巴巴拉和伊丽莎白》（Virgin and Child with Sts.Barbara and Elizabeth）。华盛顿另有一幅《天使报喜》（Annunciation），特色是具有空间深度的感觉，但加百利衣服的过分渲染夺去了圣母的神采。卢浮宫也有一幅《圣母与罗林大法官》（The Madonna with Chancellor Rolin），画中有迷人的风景、蜿蜒曲折的河流、拥挤的桥梁、高耸的城市、花朵盛开的庭园，还有绵延起伏的山冈，似在迎接朝阳。画中一切，除了完整的色调外，还含有一种对画主人的描绘，容貌显示出主人曾有的人生经历，及经年累月在思想与感觉上形成的特色与个性的透露。在上述的人像里，理想主义的中世纪精神被疏忽了，现代的自然主义——也许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现世主义——正活跃着。

这一时期，这片肥沃的土地还产生了许多有名气的画家，像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Petrus Christus）、雅克·达雷特（Jacques Daret）、罗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我们诚意地向他们致敬，并转致敬意于康平的徒弟罗格·德拉·帕斯蒂尔（Roger de la Pasture）。罗格27岁时，在其故乡图尔纳就已创立自己的名气，当地曾两次赏给他三桶酒，扬·凡·埃克也曾获得这项三桶酒的奖励。罗格接受了布鲁塞尔的邀请，担任官方的画师，并把名字改成佛兰德斯的形式，称为罗希尔·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450年，他51岁时，到罗马去过寿辰，见了意大利的画家们，他以世界名人的姿态，接受他们的款待。意大利油画的发展，可能是受到他的影响。1464年，他在布鲁塞尔逝世，这时他已成为全欧洲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

他的画在数量方面并不多。他也画过“好好先生”菲利普、罗林、“勇士”查理及其他很多名人画像。华盛顿国家画廊有一幅《贵妇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姿容绝美无法描述——画中人好强自负，虔诚而又娇媚。在人像画艺的造诣上，罗希尔稍嫌浪漫，不足与扬·凡·埃克相比；在宗教画上，他的画常流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致的情感和强烈的意欲，缺少扬的刚劲与实体的技巧。在这一点上，也许通过佛兰德斯的方式，反映了法国或意大利的精神及中世纪情调的苏醒。

如一般意大利人一样，罗希尔在圣母圣婴的感人故事中，描绘了重要的插曲：加百利天使向一位受惊的少女报喜说，她将为上帝之母；马槽的婴儿；三王的朝拜；描绘圣母看顾圣婴的圣路加；圣母访问伊丽莎白；圣母愉悦地默念其子；圣堂的奉献；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尸体由十字架取下；耶稣复活；最后审判。在最后的一幕里，罗希尔以一种繁复而重叠的设计，表现其最高技巧，但如与《敬拜羔羊》那幅画对照，价值却不高。这幅画是为罗林而绘的，现存于罗林在博讷（Beaune）建立的一座漂亮的医院。在该幅画的中心，基督坐着，担任审判，比起在米开朗基罗的那幅画中，耶稣显出更悲悯的神情；两边的天使，身着闪亮的白袍，带着耶稣受难而死的十字架；这两位天使下面是米迦勒天使长，用天平在评定善人与恶人；画面左方，圣母跪着朝拜与祈祷；旁边还有得救者，也在跪拜作感恩祈祷；另外一边的被定罪者，恐惧地跌入地狱。与此画同样有名的，是一幅放置在安特卫普的三叠版画，显示了7件圣事，并附有象征性的布景。然后，罗希尔唯恐大家以为他太沉迷于这些，又画了一位出浴的美女，还有两个少年在墙缝中偷看，以这种不正常设计的好奇心，使欲望永无止境。

[1] 此画又以《都灵的时代》（Lesheuresde Turin）见闻。这类微图画中有部分毁于1904年都灵国立图书馆（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of Turin）的大火，幸而尚有摄影复制品留存，都灵的国民博物馆（Museo Civie）也还存有某些原版画。

勇士查理（1465—1477）

所有这一切兴旺气象均在“莽夫”查理急躁的脾气下像气泡般消失了。查理通常被一般人称为“勇士”，实际上是一个粗鲁人。罗希尔·魏登把他描绘成一位黑发英俊而严肃的年轻伯爵，曾率领他父亲的军队赢得血腥的胜利，又咬牙忍耐等待父亲死。1465年，“好好先生”菲利普已发觉他儿子的这种不耐烦，便把政权交给查理，以满足查理年轻人的野心与旺盛的精力。

查理愤恨其公爵领地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形成空间上的隔离和语言上的差异；他更厌恨某些省份要遵照封建规制向法国国王效忠，而某些省份又得向德国皇帝服顺。他渴望使更壮大的勃艮第像9世纪的洛林郡一样，成为德法之间的中间王国，团结一致，由君主领导。甚至有时他会诅咒那些挡路的继承人早死，而将法、英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都交给他，使他凌驾于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大人物。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组织了欧洲最强的常备军，征收人民的税捐超过了先例，他刻苦律己，更刻薄待人，无论对他自己或敌友，都不给片刻的安宁。

然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视勃艮第为法国的封地，用其优越的战略和机智狡诈，同这位富强的年轻人作战。查理联合法国贵族对抗路易十一，夺得了一些市镇，也带给这位不肯服输的国王长久仇恨。在那次战役中，狄南（Dinant）和列日叛离勃艮第，宣布拥护法国国王，狄南的一些激进分子，公开抬出受绞刑的查理肖像，表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传教士的私生子。查理大怒，攻下该城，让其军队在城里自由抢劫3日，城中男人一律囚为奴隶，妇女和孩子被驱逐出境。然后，把该城夷为平地，800名叛乱分子被捆绑手足，投入默兹河（Meuse，1466年）。菲利普在次年6月去世。夏罗莱的年轻伯爵升为“勇士”查理，他再次对路易发起战争，并强迫他的同伙合攻一再叛变的列日。即将饿毙的市民们，将一切财物献给这位新勇士查理，企图赎回一命。他拒绝这项交易，该城一草一木均被洗劫，连传教士用来奉献弥撒的圣餐杯也被抢去。凡付不起巨额赎金的俘虏们，1468年均遭溺毙。

虽然长期处于混乱时局，世人仍难宽恕查理的暴行，尤其是无法无天地囚禁、污辱其国王之事更不能得到谅解。他征服了海尔德兰，夺取了阿尔萨斯（Alsace），又侵犯科隆并包围诺伊斯（Neuss）时，终于触怒了帝国，所有邻邦均起而反对他。被查理派去治理阿尔萨斯的彼得·哈根贝赫（Peter van Hagenbach），因其粗野、贪婪和残暴，引起当地市民公愤而被吊死。瑞士的商人曾受彼得之害，瑞士各州又因查理势力的扩张，感觉到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于是各州联盟于1474年誓死对查理宣战。查理离开诺伊斯，转向南部，征服了洛林，然后挥军越过侏罗山（Jura），进入沃州（Vaud）。瑞士人在那个时代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在格朗松（Granson）附近击败了查理，又于1476年在离此不远处，再度获胜。勃艮第军终于溃败，查理受此刺激，几近疯狂。这时，洛林乘机叛变，瑞士派兵支援，路易十一也致送金钱，协助叛乱。查理重新组军在南锡附近与敌军同盟作战，1477年的这一战，他再度惨败而身亡。翌日，其尸体被偷尸鬼剥光衣服，赤裸半沉在池塘中，而其面孔在结冰的水中很快冻僵，这时他已44岁。此后，勃艮第即被法国吞并。

低地国家的艺术（1465—1515）

在“好好先生”菲利普之后，南部的佛兰德斯曾衰落了一段时期。政治的不安定使许多纺织工人跑到英国。英国成衣工业因此兴起，其由佛兰德斯获得原料后生产成品又卖给该地。1520年，英国成衣充斥着佛兰德斯市场，布鲁塞尔、麦刻兰及瓦伦谢讷等地以高级花边、地毯、绣帷和珠宝占有市场。那慕尔以皮革著名，卢万则以其大学和啤酒立足。约1480年，布鲁日通海的运河，河床开始淤泥，虽曾大力清除，但仍无法解决。1494年后，海行的船只无法再驶入布鲁日。不久，该地的商人和工人纷纷离开布鲁日，前往安特卫普，吃水很深的船只经须耳德河海湾进入安特卫普，安特卫普和英国出口商签订协定，同加来分占了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

荷兰人托堤防之福而生存，但该堤必须重建，因为它随时有崩溃的可能，1470年曾因该堤某处破裂淹死2万居民。唯一较大的产业是捕捉鲱鱼并加以腌制。荷兰在这一时期曾产生很多名画家，但因太穷而无法维持。除海特亨·托特·森特·琼斯（Geertgen tot Sint Jans）外，都迁往佛兰德斯。

各个城市虽然萧条，但富人们衣着华丽，住着豪华的坚固砖房——里面挂有阿拉斯或布鲁塞尔制造的绣帷，与狄南的铜器相互争辉。他们也建造像布鲁塞尔的“圣母”和安特卫普的“圣雅各布”圣堂，又全部用石头修建安特卫普大教堂的正面，在根特又建造一所神气的市政厅。他们资助画家，坐着让画家画像，用艺术许愿奉献去讨好上帝，准许妇女读书。也许，他们的世俗心理，导致佛兰德斯的画风在二度盛行之际特别强调现实主义与风景画，即使宗教画也如此，而且在室内与室外寻求新的题材。

迪尔克·鲍茨（Dirk Bouts）革新派画风过分重视自然，开创了写实主义。他出生于哈伦（Haarlem），到布鲁塞尔后受教于罗希尔·魏登，定居于卢万，替当地圣皮尔教堂画了一幅多联画《最后的晚餐》，使用一种有趣的嵌条装饰——犹太人家中的“逾越节”——此画似乎暗示“最后的晚餐”是犹太人庆祝一种正统的希伯来庆典仪式，显示犹太人仍忠于犹太教。在同一教堂中的小教堂里，鲍茨以令人惊奇的精确笔画，勾出了《圣伊拉斯谟的殉道》，两名刽子手慢慢地转动绞盘，由裸体的圣人腹中抽出肠子。在《圣希波吕托斯的殉道》画中，四匹马被驱向四方奔驰，把圣希波吕托斯活活分尸。在《无罪骑士被斩》中，一位骑士被一位单恋的寡妇报复性地诬控为犯了勾引罪，而被处斩刑；流血的尸体横置于前景，被砍下的脑袋安详地躺在这名寡妇的膝上；鲍茨几乎以将死者和已死者平静的心情，来补赎他的暴力。在这些画中，有生动的色彩，也时有美景和美物陪衬。但是其平庸的画技、呆板的人物和缺乏活力的面孔，显示时间并不常常能作聪明的辨别。

荷兰画家胡斯（Hugo van der Goes）的姓名大概是取自西兰的胡斯，这是荷兰产生天才又失去天才的又一例子。1467年，他被准许参加根特的画家公会。虽然当时佛罗伦萨已有很多艺术人才，但一位佛兰德斯的意大利商人，选中他替佛罗伦萨新建的圣母玛利亚医院绘一幅巨型的三联画，这足以说明佛兰德斯画派的声望。胡斯选的主题是“她生了他，她朝拜他”。这幅画的圣母与本人大小一样，神情贯注着崇敬，画得非常精巧；左边的牧童预示着拉斐尔和提香（Titian）的魔力；画中各景的细致、逼真、自然达到了新的高度。强有力的写实主义风格，创新的作品，精确的绘图，鲜明的特性描画，使胡斯在15世纪中晚期被列为佛兰德斯画派的代表。为了更安静或摆脱困扰，他进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约1475年）。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绘画，而且（据一位修士说）酗酒。或许是上帝的安排，使他沉迷不醒，使他疯狂。

韦斯帕夏诺·达·比斯提西（Vespasiano da Bisticci）告诉我们，约1468年，意大利乌尔比诺（Urbino）的公爵费德里戈（Federigo）派人到佛兰德斯请一位画家装饰他的书房，因为“那时他还不知在意大利谁懂得油画”。加斯特·瓦森霍维（Joost van Wassenhoeve）是胡斯的朋友，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后，就定居于乌尔比诺，被称为贾斯特斯（Justus van Ghent）。他替这位博学的公爵画了28幅哲学家的人像，并为乌尔比诺一个兄弟会画了一幅祭台背景画，内容是“建立七件圣事”。虽然这些作品仍是佛兰德斯形态，但显示了佛兰德斯与意大利之间已产生交互的影响：使用油画较多，并趋向写实主义，意大利的理想主义与绘画技巧，已渗入佛兰德斯的艺术。

德国画家汉斯·孟陵（Hans Memling）访问意大利的事情，我们缺乏记载，但他的画中含有细腻雅致的特色，也许是从科隆的画家那里学来的，再不就是由罗希尔·魏登，或是由威尼斯沿莱茵河到美因茨一带学得的。汉斯出生于美因茨附近，其名大概取自他的故乡莫林根（Mömlingen）。他于约1465年离开德国，前往佛兰德斯和布鲁日。他在那里住了3年之后，英国的约翰·多恩爵士（John Donne）委托他画一幅“圣母尊荣”，这幅画在观念与做法上是传统的，但已表现了他的才华、细腻的感触及专注的热情。《施洗者圣约翰》这幅画代表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另一幅《传播福音的圣约翰》代表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理想主义。而渐渐抬头的个人主义风格，已可在他的自画像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与30年之后的佩鲁吉诺（Perugino）一样，汉斯一共画了100幅圣母画——慈祥的母性，静穆的神性，这些画像被悬挂在各地博物馆墙上的醒目之处，包括柏林、慕尼黑、维也纳、佛罗伦萨、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纽约、华盛顿、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地。其中最好的两幅保存在布鲁日的圣约翰医院：一幅是《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The Mystic Marriage of St.Catherine），在这幅画上，画中每个人物几乎都显得高贵华丽；另一幅是《敬拜圣婴》（The Adoration of the Child），在这幅画上，有“三王”来朝，其中一位是真人，就是当时的参议员歌德——十分引人注意。在慕尼黑的一幅全景画上，汉斯把基督一生中被记录下的重要事迹都描绘在其中。放置在杜林的那一幅画，描述男女混杂的情形说明耶稣受难之事，即使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也自叹不如。他为西班牙纳赫拉（Najera）一座修道院的风琴箱罩，画上一幅《天使围绕着基督》（Christ Surrounded by Angels）的三联版画，此画可与多年前梅洛佐绘的一幅《歌唱的天使》（Angeli Musicanti）颉颃。安特卫普博物院在1896年，曾以24万法郎购买这幅画。另一幅折叠式的祭坛背景画，题名为《最后的审判》，是画给洛伦佐·美第奇在布鲁日的一位代理人伊库甫·塔尼（Iacopo Tani）的。画放在开往意大利的一艘船上，但该船被德国北部的汉撒同盟船队拦截，现金被抢走，这幅画则被运到但泽港的玛利教堂。

在这些重要作品和单人的版画方面，汉斯有一些很杰出的人像画，如《马丁》（Martin van Nieuwenhoev）与《女人》（A Woman）——“马丁”放在那位头戴高帽和满手戒指的女人之下——这两幅画均保存在布鲁日的医院里；在伦敦画廊中，是一幅《一位年轻人》（A Young Man）；在纽约是《一位老人》（An Old Man）；在华盛顿是一幅《手持箭的男人》（The Man with an Arrow）。这些画均未达到蒂希安、拉斐尔或霍尔拜因的境界，就其技巧来说，也很肤浅。偶然也有些裸体画：《亚当与夏娃》、《芭谢巴出浴》（Bathsheba at the Bath）——但都不够刺激。

在汉斯绘画事业的末期，他为布鲁日的医院装饰了一座哥特式的小圣堂，计划放置圣乌秀拉（Ursula）的遗物。在8块版画里，他描述这位专情的少女如何婚配坎农（Conon）太子，他们的婚事如何一直延迟到她到罗马朝圣，她又如何率领1.1万个童女溯莱茵河而到巴塞尔，如何轻巧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受到教皇的祝福，如何又在归途中，这1.1万个童女在科隆被异教徒匈奴（Hun）杀害。9年后（1488年），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同样替威尼斯的圣乌秀拉学院用更精确的笔调和最美的色彩，描绘了这段美丽而荒唐的故事。

对于汉斯或对任何画家来说，自己的画数量多且流行，总是不好的，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与环境，表达着特殊的情感。如果所有的画都拿出来看，立刻会发现某些缺点——题材与范围上的狭窄，人像的单调，甚至他绘的圣母像那滑泻如水流的金发也会有毛病。表面上可爱而真实，放出滑亮的色彩，但笔触很难透入内心，表现不出画中人深锁的孤寂、惊愕、渴盼和忧伤。汉斯的女像是无生命的，我们发现他绘的裸女全是大肚皮、小胸部，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也许那个时代流行那个式样，与现在不同。这使我们的欲望也多少受到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汉斯于1495年去世后，支持他的与反对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画家中的第一人。如果其他艺术家敏锐地感受到他的缺点，超过他们自己的，那他们永难跟得上汉斯的细微的题材、纯洁的情操及瑰丽的色彩。汉斯在佛兰德斯画派中的卓越影响，曾达30年之久。

大卫（Gerard David）承继了这种方式。约1483年，他由荷兰来到布鲁日时，就感到汉斯悦目柔和的韵调的魔力。他的圣母画像酷似汉斯，几可乱真。也许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构想。在《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The Rest on the Flight to Egypt，现保存于华盛顿）中，在描绘圣母娴静美丽这方面的技巧，他与汉斯相等，在描绘圣婴这方面，他高过汉斯。大卫在老年时经商，并迁到安特卫普。因此，他脱离布鲁日画派，而安特卫普画派这时由马赛斯（Quentin Massys）创始。

马赛斯是卢万一位铁匠的儿子，他于1491年获准加入安特卫普圣卢克（St.Luke）的画家公会，时年25岁。然而圣卢克画家们对《希罗德宴会》（The Feast ofHerod）中希罗底（Herodias）用一把雕刻刀砍断了施洗者的头这件事并不赞同；对《基督入葬》（The Entombment of Christ）一画中，亚利马太城（Arimathea）的约瑟夫从一个已经没有血的死人头发上摘取血块这件事，也不赞成。马赛斯曾两度结婚，他7个子女都死掉了。他是一个冷血而顽强的人。他利用一个妓女来骗取一位年老放利者的钱，并以很有派头的神气点数金币，他太太在一旁又羡又妒地看着。马赛斯画的圣母像比汉斯的更感人，在柏林的一幅圣母画，画中的圣母如同其他任何母亲一样，怜爱地亲吻着她的婴儿，她身上穿着鲜明的蓝、紫、红三色长袍，更增加其美丽。谈到人像画，马赛斯能从人像的面容中透露出其特性，在这一方面，他比汉斯更成功。在巴黎的雅克马尔特—安德烈博物院里，马赛斯有一幅杰出的《人像研究》（Study for a Portrait），就具有这种优点。1517年，彼得·基利斯（Peter Gillis）对托马斯·莫尔表示他自己与伊拉斯谟极为相似，那正是基利斯转向马赛斯之时。马赛斯与基利斯都生活得不错，伊拉斯谟却遭受了原应由霍尔拜因该受的厄运。1520年丢勒和1526年霍尔拜因先后来到安特卫普时，他们高度颂扬马赛斯，奉马赛斯为佛兰德斯艺术的领袖。

在布拉班特出现了佛兰德斯历史上最原始、荒诞的艺术家。正如马德里的一幅《基督显现于人民》（Christ Shown to the People）中的民众，或是如同在纽约的《三王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一幅画中那些丑陋的面孔，马赛斯的画中随处都有这种性格乖戾而如野兽似的形象，如同达·芬奇用他讽刺穿插的描绘笔法。博施利用这种怪异的作品做了一笔好生意。他出生于博伊斯—勒—杜克（Bois-le-Duc）（布拉班特北部，今荷兰南部），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均在该处度过。他最初用佛兰德斯的名字赫托根博施（Hertogenbosch），成名后又改为博施。曾有一段时间，他也画了一些普通的宗教题材，如《东方博士的朝拜》，就很接近正常。但他那种荒诞的意识，正逐渐控制着他的构想和艺术。也许，他在幼时曾受到中古时期那种起于岩石后或树上的鬼怪故事的惊吓，他常用针砭性的讽刺和内心的嘲笑，做出这些妖魔鬼怪的漫画。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愤恨人类愚拙的行事——奇怪的、丑陋的或畸形的——用愤怒与欢乐复杂的可怕情绪把它们描绘出来。甚至对应予抒情的主题也是如此，在《基督的诞生》（现存科隆）中，他竟在前景处绘上一个牛鼻；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农人由窗户与拱道窥视圣母和圣婴。在这幅画的最后部分，他以完美的画技画了一位庄严的圣彼得和一位气概不凡的黑人国王。但开始描绘基督的故事时，他画上了兽性的脸，暴戾的眼、巨鼻、贪婪的突唇，使这幅画黯然失色。绘述圣徒的故事时，他绘出格外温柔的施洗者圣约翰，背景是一座岛屿和海水，非常特别；在这幅画的一角上，他却画上一个沉思的魔鬼——头戴修士帽，有老鼠的尾巴和昆虫的脚，正耐心地等待接收这个世界。在《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中，周围有昏天昏地玩妓的放荡隐士——一个肩上长着脚的矮人，一只有山羊腿的鸟，一把有牛腿的壶，巫婆骑着一只老鼠，一个吟游诗人头上顶着马的骷髅。博施的这些怪异作品来自哥特式的大教堂，而且流传甚广。

他并非一位写实主义者。他随时都表达人生百态，在《浪子》（The Prodigal’s Son）中，过度描写了丑陋、贫穷和恐惧。他的那幅《骑在草堆上》（Hay Ride），并不是指5月的行乐，而是一种痛苦，说明“一切肉体皆如草木”。草堆之上一切都完美理想：一个青年为正在唱歌的女友伴奏，他们后面有一对爱人在亲吻，一旁还有一位天使跪着；在他们的上方，画着基督显身云中。在地面上，一个凶手正刺杀倒下的敌人，一个老鸨正诱使一个少女卖春，一个庸医在叫卖万灵药，一位肥胖的传教士接受修女的捐赠，一辆车碾死粗心的祭司。右边有一队鬼怪，加上猿猴的协助，把受罚者拖入地狱。菲利普二世——愁思的西班牙国王，把这幅画挂在他的室内。靠近这幅画，他另外挂上了一幅《世上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围绕池塘，裸体的男女在里面沐浴，另有一列裸身的人骑着动物，这些动物部分是真的，有些则是梦中的幻影；大钉与刺从周围进入该画；画的前景上，有两个裸体者相互紧抱着跳华尔兹舞；同时，一只巨鸟带着哲学意味的欣赏神态注视他们。有个窗门显示在创造夏娃，是罪恶的起源；另一个窗门表现了接受永罚者的苦痛与难受。这实在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包含了灵巧的画技和畸态的想象——这就是真实的博施。

即使在现代主义方露曙光之时，成百万单纯敏感的基督徒是否会有这种荒诞的怪梦？博施属于这一种人吗？阿拉斯的图书馆里有他本人的画像，他虽年老，但显得充满活力，眼神锐利。他是活在自我嘲讽与愤怒中的人，而且能以行将离开尘世的幽默眼光来看人生。如果这些妖魔鬼怪式的幻想仍搅扰着他的话，他便不能把这些幻想绘得极为精巧。他超越这些幻想，愤怒而不愉快，因为人类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幻想。他的作品经过雕刻，大量印制，流行于市面。这些画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戏谑作品，而不觉得恐怖。一个时代之后，彼特·勃鲁盖尔为了驱除邪魔，把这画上的妖魔鬼怪换成正常而愉快的人；4个世纪之后，神经质的艺术家画出含有博施讽刺意味的幻想，来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不正常。

在结束本章时，要介绍佛兰德斯画派中一位更具传统的人物。让·霍萨尔特（Jan Gossaert）出生于法国的莫伯日（Maubeuge），因此也称马布塞（Mabuse）。他于1503年，大概是跟从布鲁日的大卫学画而来到安特卫普的。1507年，他被邀请到勃艮第菲利普公爵的宫廷。让陪同这位公爵到意大利，带回一些技巧用在自己的画艺中，在“异端神”和“裸体画”方面，也增加了一些鉴别能力。他画的《亚当与夏娃》，使不穿衣的肉体第一次在佛兰德斯艺术中获得生命力。《圣母、圣婴及天使》（Mary with the Child and Angels）、《画圣母像的圣卢克》（St.Luke Drawing the Madonna）等画，在背景上有肥胖的小天使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模仿意大利的风格，而《基督在山园中的痛苦》中优美的月景，也应归功于意大利。但霍萨尔特擅长的是人像画。自扬·凡·埃克以来，佛兰德斯画派中，还没有哪一幅画跟卢浮宫让·卡龙德莱特（Jan Carondelet）的那些画一样，对人物个性作过如此深的探求。这里的艺术家，画人像着重脸和手，并透示其富有的祖先、禁欲的官吏及在权力压迫下忧郁的心灵。马赛斯把埃克兄弟时代达到高贵风格的一流佛兰德斯画作了一个结束；霍萨尔特从意大利带回这些稀奇的技术，雅致的装饰、优美的线条、细微的明暗对照及人像画法，使16世纪佛兰德斯画的乡土技巧得以转变，直到鲁本斯及凡·戴克时才达到最全盛的时代。

勇士查理没有儿子，他把女儿玛丽许配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里安，希望哈布斯堡（Hapsburgs）会保护勃艮第不受法国侵略。路易十一依然侵吞公爵领地，玛丽逃到根特。以接受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荷兰四地宪政为代价，她签下了“格鲁特特权”（Groote Privilegie，1477年2月），这份特权明确若无国会或各省议会的同意，她保证不结婚、不征税、不宣战。当布拉班特把这个及以后的特权条件——包含“愉快的加入”（Joyeuse Entrie）——解释为是对当地自由本身的特惠，尼德兰为争独立开始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奋斗。玛丽与马克西米里安的婚姻（1477年8月）把有势力的哈布斯堡引入了低地。玛丽于1482年去世后，马克西米里安成为摄政王。马克西米里安于1494年被选为皇帝时，他把摄政权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于1506年去世后，他的姐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被皇帝任命为总督。菲利普之子——以后的查理五世——当时仅15岁，这时尼德兰已成为领土广大的哈布斯堡王国辖属的一部分，这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才艺，也是最有野心的统治者之一。

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土地与劳力

由于人类生存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山川、河流和海洋把他们分割为发展各异的群体。在半隔离的状态下，言语与教养、气候的特性、风俗及服饰等都不相同。人类因受不安全感的驱使，而常猜疑异乡人，并对不同于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和陌生的面孔，常表敌意。不同的地形——高山与深谷、深海与海峡、港湾与河流——造成了欧洲各种独特的风光，也把这一块较小大陆的人口分割成20多个民族，各具歧见，心怀宿怨。这种原始创造的细工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们反对把很多人拘囿于同一个神话与哑剧里。这些上下各异的服装、风俗、信仰与语言、本性与人类的需要，促使人类趋向经济的一致和相互的依赖，这种趋势显明而迫切地表露在发明与知识上，铲除了一切由地形阻隔而存有的障碍。从挪威到西西里岛，由俄罗斯到西班牙，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除了服装和语言上稍有差异外，其他都有类似的特性，像耕地、采矿、制衣、造屋、祭坛、学校、育幼、经营买卖，培养守法重秩序的习惯，成为人类自卫与生存上最坚强的组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想象中古的欧洲，也是如此一个团体。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人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寒冷；在荷兰，是战胜海洋；在德国，是控制森林；在奥地利，是征服高山。农业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其命运有赖于人类是否能赢得以上这些胜利。13世纪以前，农作物的轮栽在欧洲逐渐普遍，使土地加倍生产。1347年至1381年，中欧有一半人口死于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阻止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一年之内，斯特拉斯堡死了1.4万人，克拉科（Cracow）死了2万人，布雷斯劳死了3万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哈茨（Harz）矿山仍无矿工开采。人们以原始的动物耐性，又恢复了古代的劳动，将土壤挖掘、翻松。瑞典与德国开采铁与铜，他们在亚琛（Aachen）和多特蒙德（Dortmund）采煤，在萨克森（Saxony）采锡，在哈茨山采铅，在瑞典及提洛尔（Tyrol）采银，在卡林西亚（Carinthia）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采金。

金属的生产供应了成长中的工业，而工业又促进了逐渐普遍的商业。德国是矿业巨子，在冶金术方面居领导地位。14世纪，德国就已使用熔炉；他们用水压碓和滚动磨，改进了金属生产。纽伦堡成了五金商的首都，以制造大炮和钟而著名。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施派尔、科隆等地的工商业，使它们几乎成为独立的城邦。莱茵河、美因河、莱希河、多瑙河等地，使德国南方诸城市，对于意大利与东方的陆上交通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大的商业公司行号、广布的输出口与代理商沿着这些路线而建，远远超过15世纪汉撒同盟的势力与范围。后者在14世纪仍然很强盛，控制了北方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但是1397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联盟突破了它的垄断。不久，英荷两国开始输运他们的货物。甚至连鲱鱼的贸易都违反汉撒同盟的规定。约1417年，他们决定在北海孵养鲱鱼，而不再在波罗的海；卢贝克（Lübeck），汉撒同盟的台柱，因失去了鲱鱼贸易而衰落，阿姆斯特丹因赢得这笔生意而日趋繁荣。

经济发展在乡村与城市、地主与农奴、贵族与企业家、商业公会与技工公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教士与俗人、教会与政府之间激起了阶级斗争。在瑞典、挪威和瑞士，农奴制度逐渐衰退或全部消失，但在中古欧洲的其他地方，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在丹麦、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等处，农民们获得了自由，但要清理土地。15世纪，农奴制度又被好战的贵族恢复了。我们从勃兰登堡农民的一句俗语中，可以判知这些德国年轻贵族的苛刻——这句俗语是：农民宁愿终生做地主的牛马，而不愿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在波罗的海，贵族和条顿族的骑士们，最初原以奴役被征服的斯拉夫人为乐。因为劳工的缺乏、黑死病及波兰战争（1409年），必须征用一般无业游民，并与邻邦订约，以引渡逃亡的奴隶。

被皇帝们袒护、作为男爵们陪衬的中产商人阶级，管理市政非常合适，市政厅和商人公会在很多事情上合作无间。技工公会也表顺服，甘愿接受市政当局规定的工资，而且禁止纠众罢工行动。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一样，原本骄狂神气的技工，被压制成为不能自卫的平民。因此，工人们随时都想革命。1348年，纽伦堡的技工占领了市议会，统治了该城将近一年，但被皇帝以武力征服，又恢复了贵族商人的权力。在普鲁士，1358年有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罢工者将被判割去一只耳朵。丹麦（1340年、1441年）、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莱茵（1432年）、挪威以及瑞典（1434年）等地的农民，相继叛乱。但因他们缺乏强固的组织，都失败了。但革命的思想已流传到城市和乡村。1438年，有一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了一种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凯泽·西吉斯蒙德的理想改革运动（Kaiser Sigismund’s Reformation）。这为1525年的农民革命做了铺垫。

秩序的组成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混乱是独裁之源，故历史随时可颂扬国王的德政。国王们在中古时代的任务，是从正在扩大的地方统治中解放个人，而且把立法、司法、刑法、造币及宣战等权力，集中于一人。封建制下的贵族们为丧失地方统治权力而悲哀，但诚朴的人民，对国无二君和币制及法律的统一，却感到欣慰。在那种半文盲的时代，人们不希望国家成为没有君王的无主状态。

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曾产生过几位杰出的君主。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Magnus Ⅱ）把与他王国抵触的法规重编为协调一致的国家法（1347年）。丹麦的埃里克四世（Eric Ⅳ）控制了贵族阶级，加强了中央权力。克里斯托弗二世（Christopher Ⅱ）曾削弱王室的权力，但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Ⅳ）恢复了它，并使丹麦在欧洲政治上成为强国之一。在斯堪的纳维亚王朝中，最了不起的人是瓦尔德马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她10岁（1363年）与挪威的哈康六世（Haakon Ⅵ）结婚。哈康六世是瑞典王马格努斯二世之子，因为血统与婚姻的关系，玛格丽特注定担负起联合王室的重任。她父亲去世时（1375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奥拉夫（Olaf）立刻前往本国京城哥本哈根，说服贵族与教会的选举人士，承认其子为王，并以她为摄政。她丈夫死后（1380年），奥拉夫又继承了挪威的王权。这时，这位小国王只有10岁，玛格丽特当时已27岁，仍为摄政。她的谨慎、机智及勇敢使当时一般人都感到惊奇，他们对男性领导的无能或暴力，已习以为常；而丹麦和挪威的封建地主，在经历许多国王的统政之后，很愿意支持这位聪明、睿智、慈和的王后。奥拉夫15岁时（1385年），其母后利用外交为他赢得瑞典王位的继承权。两年之后，奥拉夫去世。这位太后长期的耐心等候及为统一斯堪的那维亚联合王国的远大计划，似乎因为年轻国王的去世而被粉碎了。丹麦的皇家上议院，鉴于当时尚无一位男性继承人在维持国政安定方面的能力比得上玛格丽特，不顾斯堪的纳维亚禁止女人主政的规定，选她为王国的摄政王（1387年）。翌年，她又前往奥斯陆，被选为终身制的挪威摄政王。一年之后，瑞典的贵族集团把那位不受欢迎的国王罢黜了，推举她为该国王后。这位兼领三国领导之位的女人说服三国承认她的外孙埃里克为三国王位的共同继承人。1397年，她召集三国联合议会，在瑞典的卡耳马（Kalmar）开会。瑞典、挪威及丹麦三国在会议中共同宣布三国永久团结，并共同拥戴一位盟主，但各国可以保有其风俗与法律。埃里克被加冕为三国之王，他那时才15岁，玛格丽特于是继续摄政，一直到她1412年去世。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位统治者拥有如此广大的国土和如此显赫的权势。

可惜她的外孙未能承继她的智慧。埃里克有意使这个联合王国成为一个丹麦大帝国，并想在哥本哈根设置一个议会来统治这三国。但在这大帝国里，挪威首先剥离，失去了10至13世纪她所掌握的实际领导权。1434年，恩格尔布雷克特·恩格尔布雷克松（Engelbrekt Engelbreksson）领导瑞典反对丹麦的盟主权力。1435年，他在阿尔博加（Arboga）召集了一个包括贵族、主教、小地主及市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会议。这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会持续了500年，即今日的瑞典国会。恩格尔布雷克松与卡尔克·克努特松（Kark Knutsen）同被选为摄政。一年后，革命英雄恩格尔布雷克松被刺，克努特松以摄政身份统治瑞典，后成为国王，直到1470年。

同时，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开始了奥登堡（Oldenburg）王朝，这个王朝曾统治丹麦到1863年、统治挪威到1814年。在玛格丽特摄政时期（1381年），冰岛在丹麦的统治之下。该岛在历史上与文学上的极盛时代虽已过去，但其能力和政治实力对混乱的欧洲仍有潜在的影响。

瑞士在这个时期是世界上民主度最高的国家。这个难以征服的国家，其历史上的英雄就是各地方郡。最初是说德语的施维茨（Schwyz）、乌里（Uri）及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的森林区各州，这些州在1291年曾结为防御同盟。瑞士农民曾于1315年在莫加顿（Morgarten）大胜哈布斯堡的军队，该同盟正式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权力而维持其实际的独立。其后增加的新州郡有：琉森（Lucerne，1332年）、苏黎世（1351年）、格拉鲁斯和楚格（1352年）、柏恩（1353年），到1352年施维茨这个区名已伸展到各郡。由于地形的障碍，接受了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不同语言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各州郡都有经其公民所选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参政权的范围随各州郡及各时期而异，但各郡均拥护一致的外交政策，并接受联邦议会对彼此之间一切争端的裁决。各州郡有时相互争斗，邦联宪法仍具有联邦主义的影响，联邦主义即在自由采纳同一的机构与法律之下，团结各自治地区。

瑞士邦联为保卫其自由，所有的男人要受军事训练，10岁至60岁的男人均须服役。有严格纪律并以矛为武器的瑞士步兵，是欧洲最令人惧怕而军费庞大的兵团。各郡为了增加收入，把自己的部队租给外国，有一段时间，“使得瑞士勇士变成商品的名称”。奥地利的邦主仍然宣称在瑞士具有封主的权力，偶然还企图使用武力强制实行，但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和1388年在奈弗尔斯（Näfels）被瑞士击退。这两次战役在民主史上，值得记上一笔。1446年的《康斯坦茨条约》，再度确定瑞士正式效忠帝国而拥有实质的自由。

德国挑战教会

德国也是联邦之一，但其组织不是由民主议会治理，而是被世俗的或教会的王侯掌政，只承认有限度地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这些联邦州郡如巴伐利亚、符登堡、色林吉亚、黑斯、拿骚、梅森、萨克森、勃兰登堡、卡林西亚、奥地利及巴拉丁娜——由公爵、伯爵、侯爵或其他非宗教的君主统治；另外的州郡如马德堡、美因茨、哈雷、本博、科隆、不来梅、斯特拉斯堡、萨尔茨堡、特里尔、巴塞尔、希尔德斯海姆——政治上属于不同等级的主教或总主教。但其中约有100个城市，在1460年以前，已由其非宗教或宗教的领袖争得特许的实际自由。三种阶级的各公国代表——贵族、教士、平民——偶尔举行地区性的会议，以其财力影响对王子的权力予以约束。公国和自由城市派代表出席帝国会议。有一个特别选举人会议，是为选举国王而召开的，通常由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有王室特权的伯爵及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总主教等组成。他们只选举被承认为神圣罗马帝国领袖的国王，并须经过教皇加冕才行，因此他加冕前的头衔是“罗马国王”。国王的政治中心主要在纽伦堡，有时也在别处，甚至在布拉格。他的权力基于传统和威信，而非财力或武力。除了一份王子应有的封地外，他别无领土。有关施政或作战上的经费，全依赖帝国议会或选举会议。这种依存性，使查理四世或西吉斯蒙德这几位强人也受到掣肘，以致在外交事务上抬不起头来。自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在13世纪有权势的教皇们手中摧毁之后，由利奥三世（Leo Ⅲ）和查理曼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800年）也因之衰颓。1400年，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荷兰和瑞士的联盟已成为一种松弛的结合。

1314年，帝国与教廷的冲突再度兴起，双方敌对的选举组织分别选出巴伐利亚的路易和奥地利的腓特烈（Frederick）为国王。约翰二十二世依据他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权，承认双方选的都是国王但不是皇帝；并坚称：唯有教皇才能加冕一个国王为皇帝，教皇应被视为选举有效的裁判。这位有野心的教皇说，帝国的政事自皇帝的逝世到继承人加冕均由教皇定夺。路易和腓特烈宁愿以战争的方式决定。1322年，在米尔多夫（Mühldorf）路易打败并俘虏了腓特烈，随后全揽整个皇权。约翰命令他辞去一切职权，到教皇法庭接受违叛教会的判决。路易断然拒绝，教皇便于1324年把他逐出教会，命令欧洲所有的基督徒不接受其统治，并对承认他为国王的地区发出禁令。大多数德国人不理这些敕令，那时德国人的看法与英国人一样，将阿维尼翁的教皇视为法国的仆人或法国的同盟而已。在教皇的职权与信仰逐渐衰落时，人们先想到爱国，然后再做基督徒。超然的天主教教义信仰已趋微弱，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教逐渐抬头。

在这一重要关头，路易受到各方面同盟的支援与鼓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23年颁布的有关财产的敕书，将基督和其使徒拒绝据有财产的观念，视为异端邪说，并指示宗教裁判所把持有这种观点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召来。很多修士反驳教皇的这种异端指控。他们对教会的财富表示出神圣的恐惧。有些修士竟把这位年老的教皇称为假基督。该会的会长米夏尔·切塞纳（Michael Cesena）于1324年带领大部分年轻会士，公开效忠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路易因有他们的支持，更觉胆壮，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宣布反对“约翰二十二世自封为教皇”，并斥责他为凶手和背义之人，说他决心破坏帝国，同时要求全国议会应以教皇为异端并对其审判。

国王又受到巴黎大学的两位教授在纽伦堡朝廷的鼓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江敦的约翰（John of Jandun）——他们的书《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攻击阿维尼翁的教皇政治，其中措辞颇能取悦国王：“除了一群来自各方的买卖圣职者外，你能在那里发现什么？除了一阵讼棍的喧闹声和辱骂正人君子外，还有什么？对于无辜的人来说，正义已威信扫地，除非他们花钱去买。”各方教士为响应13世纪的阿尔比教派及韦尔多教派的改革论调宣道，并以与两百年后对马丁·路德的期待同样的热情，主张基督教义应根据《圣经》来制定。教会的大会议不应由教皇召集，而应由皇帝召集；教皇的选举须得皇帝的同意；而且教皇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应从属于皇帝。

路易闻悉此情大为高兴，他决定亲往意大利，接受罗马人民为他加冕。早在1327年，他率领少数军队、一些圣方济各会修士及两位为他撰拟公告的哲学家出发。同年4月，教皇发布了新诏书，把约翰和马西利乌斯逐出教会，并命令路易离开意大利。执政的米兰城子爵欢迎他来，路易接受了铁冠，被拥为伦巴底的正式君主。1328年1月7日，敌视阿维尼翁的教皇的民众，以欢呼声把路易迎进罗马。路易亲自设朝于梵蒂冈，并在神殿召集公共议会。他以帝国皇位继任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面前。公众给予热烈的欢迎。1月17日，他所贪求的王冠，由长老科隆纳（Sciarra Colonna）戴在他头上——这位长老也是教皇的死敌，在25年以前就与博尼费斯八世斗争，并被威胁以死罪，这次又逢机会，便对已衰落的教会再度挑战。

教皇约翰现已78岁，从未想到失败一事。他正式召唤神圣十字军来削解路易的一切权力，严令罗马人驱逐路易，重新效忠教皇。路易答复的条件是把原来被逐出教会的前任亨利四世换回来。他又召集了一次公众会议，在会中他颁发了皇帝布告，控诉教皇的邪说及专横，废除其教皇的职衔，并以俗世的权力判他罪刑。在他的策划下，成立了一个罗马教士与教外人士联合的委员会，提名科瓦拉的彼得为教皇，恢复利奥三世和查理曼的职务。路易把教皇的三重冠冕放在彼得头上，并宣布他为教皇尼古拉五世（1328年5月12日）。这使基督徒感到惊异。他们分成两大派别，混乱的情形与宗教革命后的欧洲分裂为二如出一辙。

小小的地方事件居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局。路易曾任命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为首都的宗教信仰上的主管，马西利乌斯命令数位留在罗马的教士照常举行弥撒，不必顾及禁令。其中有些抗命者遭到处刑，有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被丢在罗马神殿的狮窟里。很多罗马人觉得这种处置方法太过分。意大利人从未习知如何去和条顿人打交道，当有些士兵由市场上拿取食物而不付钱的事发生后，暴乱便发生了。路易为了维持其军队及人员开支，他向一般市民、教士及犹太人各征取捐献金1万弗罗林，闹得怨声载道。路易认为返回德国的时机到了，1328年8月4日，开始由意大利撤退。第二天，教皇的军队便占领了罗马，路易在罗马的拥护者的宫殿也被破坏，他们的财产被教会没收，罗马人民并未做任何反抗，只是恢复了他们的祈祷与犯罪。

路易四世因在比萨因获得一位生力军——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家——而感到安慰。奥卡姆从阿维尼翁教皇的监狱中逃了出来，现在愿为皇帝效忠，他对路易说（依据未经证实的记载）：“你现在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他努力写文章，但没有挽回大局。路易曾经疏远了意大利的所有执政分子，他的保皇党徒（Ghibelline）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企图凭借他的名义统治意大利半岛。但他们发现路易总揽大权、控制一切时，感到十分懊悔，尤其是路易强迫他们为了充实财源，去征募不受人民欢迎的税。当路易的武力与他的自负不相配时，很多保皇党徒，甚至连贵族爵士均背弃了路易而与教皇谋和。那位僭称的罗马教皇尼古拉在孤立无援之下，向原教皇的官员投诚。他颈绕缰绳，被带到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面前，跪下求告赦免（1328年）。约翰原谅了他，拥抱他如拥抱归来的浪子，然后把他终身监禁。

路易四世返德国后，屡派大使前往阿维尼翁，表示愿意撤回前言，向老教皇道歉并求其原谅。约翰拒绝了，并要与他作战，至死方休（1334年）。当英国开始百年战争时，为了寻求同盟，路易乘机收复了一些土地。爱德华三世承认路易为皇帝，而路易致贺爱德华为法国国王。乘此同盟反对教皇之机，他于1338年7月16日，在伦瑟举行德国王侯及大主教会议，宣布：由德国选民选举的德王不能被任何其他权力废止。又于1338年8月3日在法兰克福召集议会，宣称教皇反对路易的声明无效。同时，该议会裁决皇帝的头衔与权力是帝国选民的礼物，无须教皇的确证。德国与英国对教皇圣本笃十二世的抗议置之不理，使宗教改革的行动又迈进了一步。

路易不顾成功与否，决定充分运用马西利乌斯的理论，掌握宗教及非宗教的至高主权。他撤换教皇指定的在教会领俸的人，然后用自己的人递补其缺；他挪用教皇派征收人员为十字军所募的经费；他调停了卡林西亚的玛格丽特的婚事——她是提洛尔大部分领区的女继承人——而使她与他的儿子结婚，他儿子与她有一点亲戚关系，依教规其婚姻是无效的。被抛弃的丈夫——查理及波希米亚的约翰誓死复仇；而克莱门特六世曾于1342年当过教皇，他发现有机会废除教皇宝座上的年老对头。克莱门特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赢得每一个选举人的同意，认为要想恢复帝国的秩序和安定，唯有罢黜路易，并改立波希米亚的查理为帝；而查理保证会听命于教皇，作为其对查理支持的回报。1346年7月，在伦瑟举行的选举议会，宣布查理为德国之王。路易因阿维尼翁教皇未听取他的申诉，也准备为其宝座抗争到底。这时路易已60岁，打猎兴趣仍很浓厚，不幸在1347年坠马而死。查理四世极善于治国。他以布拉格作为帝国京城，这一点让德国人讨厌；他对德国境内及其本乡的行政，作了同样的改善，而且保护商业和运输，减低税收，维持信用币制；他的整个帝国维持比较安定的局面有一代之久。他在历史上获得了可疑的名声，原因是1356年他颁布了一连串的重要法令——虽然这只是盖有皇帝金印的许多文件中的一些文件而已。他赋予7位有选举皇帝权力的大员一项几乎可以废止皇帝职权的权力，原因是他长时间不在德国，认为必须做这种安排。这些选举官员每年聚会一次，为他们的国家制定法律；国王或皇帝只是他们的代理和执行法律的工具。他们在自己的邦郡享有充分的司法权，在其领土内拥有一切矿产权，拥有铸造钱币和征税的权力，并在允许的范围内，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力。这些重要法令，对已有事实给予合法追认，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协和的联邦公国。这些官员专心于当地的政事，反而忽略了身为皇室议员的本身职责，以致“德国”仍然只是一个空名而已。这种各地区选举官员的独立性，造成了萨克森郡选举官员们保护马丁·路德的机会及此后新教信仰的发展。

查理年老时以贿赂为他的儿子获得了皇室继承权（1378年）。温策斯劳斯四世（Wenceslaus Ⅳ）虽有些优点，但他酷爱喝酒并有家乡小圈子观念，当政的官员讨厌他这种习气，把他罢黜了，另立鲁伯特三世（Rupert Ⅲ）为王，他没有什么功过。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在19岁时被选为匈牙利的国王（1387年），于1411年又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不久即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职位。他有各种成就而且有招人喜爱之处：英俊、自负、大方、和蔼，偶尔也很冷酷。他会数种语言，除爱好文学外，也喜欢女色及弄权。他的这些欲念将他引上了一条狭窄的地狱之路，他的勇气也未能使他免于危机。他很诚心地改革政府机构中的浪费与其他毛病；他也订了一些极为出色的法令，并强行实施了其中数项；但他被当政官员的惰性与自作主张阻碍，甚至他们都不愿提供抵抗土耳其军队进犯的军费。在他晚年，他的财力与精力均消耗于对波希米亚的改革派乌特拉奎斯特信徒的抗争。1437年，他死之后，欧洲人悲悼他是一位促进欧洲进步的人，除了他的一份尊严外，在各方面他都遭到失败。

他曾推许他的女婿——哈布斯堡的艾伯特——给波希米亚、匈牙利及德国的那些选举官员。艾伯特二世被加以三顶王冠，但在一展所长之前，便于1440年对土耳其之役中死于痢病。艾伯特无子嗣，当政的官员们投票决定把国王和皇帝的位置给另一位哈布斯堡人——腓特烈。此后的选王经常落在哈布斯堡族系的王侯上，皇权实际上已为这具有天才和野心的家族世代所有。腓特烈三世使奥地利成为一个大公国，哈布斯堡家族把维也纳作为他们的首都，拟定的继承人，通常是奥地利的大公爵。性格文雅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人，在其女性的柔和气质中，糅合了北方条顿族人粗犷的雄性特征。

神秘主义者

14世纪和15世纪已播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巴伐利亚的路易，英国的威克利夫，波希米亚的胡斯等，预演了马丁·路德、亨利八世、加尔文及诺克斯的戏。在斯堪的那维亚，教士财产因为免税而迅速增加，也成为人民和国家一种不情愿的负担。评论家宣称，教会占有丹麦一半的土地，握有哥本哈根的领地。贵族们对仅凭一项教条就受到保护的那些财产，早已产生忌恨，甚至正统教派也反对。瑞士各郡的傲然独立无异为改革派茨温利（Ulrich Zwingli）及加尔文铺路。1433年，马德堡逐走其总主教和教士，本博也群起反抗主教的统治，而巴苏（Passau）把该地的主教监禁在城堡。1449年，欧福（Erfurt）大学（马丁·路德曾在该处念书）的教授向尼古拉五世建议国民大会的抗辩在权威上高于教皇。胡斯在邻近的波希米亚的叛乱影响了整个德国。韦尔多教派到处集会，秘密地保存了早期的异端邪说及半共产式的企图。虔诚被引到依附于异端的神秘主义上去。

埃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所谓的神秘主义，变成了旁门左道，几乎不理会正规教条的多神主义。这位多米尼克派修士非常饱学，以至“名家”的头衔成了他大名的一部分。他的哲学著作用学院派的拉丁文写成，这些书是他独有的作品，也未带来任何伤害或名声。当他在科隆修道院用警句性的德语宣扬荒谬的多神主义时，引起了宗教裁判所的注意。他追随狄奥尼索斯（Dionysius）、最高法院法官及埃里杰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努力宣述上帝无所不在的绝对意义。埃克哈特想象的这种广容的神性，非人非灵，只是“绝对的空灵之性”。概言之，那是一种无形的神性存在：

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圣父生我，即为其子，永不止息。我再说明：他与我同在，我与他同在，我看上帝的那只眼即他看我的那只眼……我的眼和上帝的眼是同一只眼。

每个个体都有上帝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与他直接交往，我们认为与他是同属一体的。无须由教会的仪式，甚至无须由《圣经》，只须由这“宇宙的意识”，人的灵魂就能接近上帝、看见上帝。个人越能否定个体本身及尘世的欲念，这神性的火焰就显得更清楚、更久远，直到最后上帝与灵魂合而为一，于是“我们完全归入上帝”。天堂、炼狱和地狱只是灵魂的一种形态：脱离上帝即为地狱，与上帝结合即为天堂。这些主张被科隆的总主教认为具有异端邪说的味道。他召见了埃克哈特，并予以审讯（1326年）。埃克哈特断言他所说的是顺乎道理的正统，并提出他的声明只应视为文字上的夸张。主教仍判了他的罪，他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上诉，及时被免于火刑（1327年）。

苦修折磨自己达16年之久的汉里希·苏索（Heinrich Suso），把耶稣的名字切成碎片吞下去，自称基督伤口的血已饮入口内，并用德语写了一本《永恒智慧小册》（Little Book ofEternal Wisdom），他说那是上帝用德语给他的启示。约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奉埃克哈特为“最神圣的主人”，并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宣讲神秘主义与上帝结合的道理。马丁·路德认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是属于陶勒的，该书关于上帝、基督及永恒不朽的简明教义使他印象深刻。

教会注意到神秘主义的那些说法，如不必理会大部分教义、不必注重仪式、宣称无须教士或圣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等。这种神秘主义酝酿着私人判断教义的宗教改革可能，而且人人成为教士，赎罪不必需要善功，只凭超绝一切的信仰即可。教会认为这种超越自然的启示，可能来自上帝和圣人，也可能来自魔鬼和狂人，教会认为这时必须有权威性的领导，才不致使宗教崩溃于个人的幻想与理论的混乱中。

艺术

由于古典文艺复兴的影响，哥特式的风格在意大利和法国不再流行，在德国却依然未减。中欧有教堂的新兴城市，均以这种建筑式样为主。在富丽堂皇方面不如法国的大教堂那样壮观，却有静态美和朴实庄重的精神。瑞典的乌普沙拉（Uppsala）于1287年，萨克森·弗赖堡（Saxon Freiberg）于1283年，乌尔姆（Ulm）于1377年都建造了大教堂，维也纳于1304年也建了圣斯蒂芬（Stefansdom）大教堂，斯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于1382年建了圣母院（Marienkirche），但泽于1425年建了另一座圣母院。亚琛和科隆在教堂里增加了唱诗台，斯特拉斯堡于1439年在教堂中完成了静肃的音乐台，克桑滕建了一座优美的圣维克多大学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摧毁，纽伦堡因拥有供人欣赏与研究艺术的四座有名的教堂而自豪。劳伦斯教堂将其庄严的大门及绚烂的玫瑰归功于14世纪和15世纪。圣斯蒂芬大教堂（1304—1476年）是一座吸引人的标志性建筑，其高耸的斜屋顶遮盖了本堂和侧廊，这座教堂于1945年被战争摧毁。1309年，塞巴尔图斯教堂重建侧廊；1361年，又建了一座新的唱诗台；1498年，又完成了西面的塔楼；1360年至1510年装设了绚烂的彩色玻璃。有雕刻门厅的圣母堂（1355—1361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但已修复；每日中午圣堂正面的大钟里，会有4个小人扮成民政官的样子，向查理四世鞠躬，对其有名的“金牛”法令表示无限的感谢。其雕刻仍显粗糙，但布雷斯劳与海尔加顿（Hallgarten）的教堂及纽伦堡的塞巴尔图斯教堂，已采用石头或木头雕刻了一些高贵的圣母像。

这些城市不仅美化其教堂，也美化其公共建筑物、商店及家庭住宅。那些尖顶式及半木板制的房屋流行起来，使德国城市有一种回味中古的魔力。议事厅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有时也是大商会的聚会地。墙壁上刻有壁画，其木刻通常含有条顿式的活力与精神。不来梅议会厅（1410—1450年）的大厅天花板上有雕镂的横梁，曲折的楼梯附有雕花木栏杆，还有船形的吊灯架。在科隆的议事厅（1360—1571年）曾举行过第一届汉撒同盟大会；在明斯特（Münster）的议会厅里（1335年）曾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不伦瑞克（Brunswick）的议事厅是14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精华；法兰克福（1405年）议会厅曾有民政官员在此宴请一位新当选的皇帝。上述建筑均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马林堡（Marienburg），执政者建造了宏伟的府邸（1309—1380年）；在纽伦堡，议会厅（Rathaus）面朝塞巴尔图斯教堂，是1340年为举行帝国大会而修建的；修复后的该建筑物，有大半已失去了中古形态。在圣母堂前，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帕勒（Heinrich Parler）的布拉格雕刻家，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喷泉（1361年），周围刻有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人像。1250年至1550年的300年，纽伦堡的雕刻及教堂和一般建筑物的发展，代表了德国的文化精神。曲折的街道大部分狭窄，没有铺砌。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曾写下有关纽伦堡的事：

来自下法兰哥尼亚（Lower Franconia）的人，看到这座光辉的城市时，感叹其景色之美诚然不差。进入该城，第一印象便是它街道的漂亮和房屋的整齐。那些教堂……够资格去崇仰与敬拜，壮伟的城堡高傲地俯视着全城；一般市民的住宅，似乎是为王子们居住而造的。的确，苏格兰的国王们，如能像纽伦堡市民住得如此豪华，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在德国的城市中，工业和小型的艺术——用木头、象牙、铜、青铜、铁、银、金——在中古时期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艺术家与纺织技工制造了令人惊奇的绣帷；木刻家已为丢勒和霍尔拜因先铺了路；精细工笔画家在古登堡之前会作图案画的复写本，技艺颇精；木工雕刻了华丽的家具；金属铸造商在15世纪已能为教堂铸钟，其音响之美，胜过一切。在这里，音乐不只是一种艺术，而是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享受。纽伦堡和其他城市，曾在年节庆祝会上表演流行的戏剧与歌唱。民谣显示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中等阶级对多音节问题大肆攻击；各公会以庞大的乐队相互竞争；屠夫、制革商、铸钟师及其他有势力的人，以猛烈的声响竞相争夺歌王奖。第一所有名的音乐学校在1311年建立于美因茨；其他的音乐学校，相继建立于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符兹堡、苏黎世、奥格斯堡、纽伦堡和布拉格。凡能通过学者、学校校友、诗人及歌唱家等四关考试的学生，才能获得“专家”的头衔。浪漫而怀有理想的矿工之歌流传于世，正如德国人用歌声哼出他们对现实的满足一样。

因为工商阶层掌握了这些城市，除了教会的建筑物，其他一切艺术均向现实转变。气候寒冷而多雨，不适于裸体；崇拜肉体在此处不像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古希腊等地那么合宜。在康斯坦茨的画家康拉德·威策（Konrad Witz）画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Solomon and the Queen of Sheba）中，他们两位穿的衣服，俨如在阿尔卑斯山过冬一样厚。15世纪，有13个城市已设立绘画学校——乌尔姆、萨尔茨堡、符兹堡、法兰克福、奥格斯堡、慕尼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巴塞尔、亚琛、纽伦堡、汉堡、科尔马（Colmar）、科隆，其样品保存至今。1380年的年鉴上记载着：“当时在科隆有一名画家叫威廉，在全国各地找不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人。他描绘人像极为巧妙，栩栩如生。”威廉是许多“早期艺术家”中的一位——这些早期艺术家如贝尔特拉姆、弗兰克、圣韦罗尼卡和海斯特巴策等，主要受了佛兰德斯的影响，在德国创造了一种壁画风格。也许由于埃克哈特及其他德国神秘主义派的影响，这些人的画充分表现热情和传统的福音主题。直到1451年斯泰芬死于科隆，这种早期复古色彩的画风才告结束，他们已达到了早期学院派的最高峰。斯泰芬的那幅《三王来朝》，现已成为科隆大教堂的宝物，与15世纪中叶以前所绘的多数画作相比毫不逊色。画中有一位可爱的圣母，端庄而高贵；有一位令人喜爱的圣婴；而东方的哲人被德国化，但具有智慧；画的结构严整、色彩艳丽，有蓝、绿及金色。在《玫瑰格子架中的圣母》和《紫罗兰的圣母》两幅画中，表现了一位理想而年轻的德国母亲，富有温柔、沉思的美。这两幅画的描绘极具中古艺术的技巧，却明显地有走向现代的趋势。德国已开始步入其最伟大的时代。

古登堡

中世纪结束的原因何在？经过了3个世纪之久，原因甚多：十字军的失败；复兴的欧洲普遍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夺取君士坦丁堡后的醒悟；古典式异教文化的复兴；由亨利的航海舰队、哥伦布及达·伽马等人航海后的商业扩张；兴起的商人阶级支持君主政府的集权；国民各城邦的发展及对教皇超然权威的反抗；路德反对教皇革命的成功；印刷术。

在古登堡出生前，几乎一切教育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书价昂贵，手抄又费力，有时易出错误。很少作者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他们只能靠教学，或进入修院工作，或靠富人济助，或依教会的圣俸而生活。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报酬极少或全无，纵使某一出版商给予报酬，除了偶尔由教皇特准外，他们也无版权。图书馆虽多却很小；修院、大教堂、学院及一些城市，虽有书籍搜集，但很少有超过300册以上的；书籍通常藏于墙内，有些是用链子系于棹上。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一个图书馆，因保有910册图书而著名；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曾有书籍600册；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修道院的图书馆，像清真寺那样大，1300年约有图书2000册。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图书馆是埃德蒙的理查图书馆，理查在他那本名为《书蠹》（The Philobiblon，1345年）的书中，写他热爱书，而使其书受到“名叫女人的两只腿的野兽”的虐待，报怨那个女人坚持要用精致的麻或丝与书交换。

学校倍增使有阅读能力的人随之增加，对书籍的需求也增加了。商业界人士发现识字有助于工商贸易业务；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借阅读而沉醉于浪漫故事中。1300年，唯有教士才有学问的时代已过去了。由于读书需求的增多，纸张与油墨供不应求，这种情形刺激了古登堡。穆斯林在10世纪把造纸术带入西班牙，12世纪传到西西里岛，13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4世纪传入法国。欧洲造纸业已达百年历史，印刷业才兴起。14世纪，麻制衣服在欧洲已很普遍，而废麻提供了造纸的原料，于是纸价下落。这项材料的适当利用和读书风气的发展，给印刷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印刷本身，如刻印一事，其历史比基督教还早。巴比伦人曾把字母或符号刻印在砖上，罗马人和其他种族把字或符号印在钱币上或陶器上，纺织业者把符号织在布上，装订书的人也把字印在封面上。任何古代或中古时代有地位的人，在文件上使用自己的印章盖印。复制地图和纸牌，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木板印刷术——用木块或金属刻字、符号或图像——要追溯到8世纪，甚至更远时代的中国和日本。中国人在10世纪或更前，用此法来印纸币。木板印刷于1294年出现于大不里士（Tabriz），约1300年出现于埃及。

活字印刷术——每一个字或字母利用单独而活动的字模来印刷——早在1041年已为中国采用。1314年，王桢使用约6万个活字印刷一本有关农业的书籍；他先试用了金属模，但发现金属模不像木模那样容易吸收油墨。然而，活字版对一种没有字母仅有4万单字的语言没有多大用途。木板印刷法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1403年，一位韩国皇帝用活动金属版印刷了很多书，用硬木刻成方块字，再制成磁浆模，将这个模子再浇成金属字模。

欧洲的活版印刷，最初大约开始于荷兰。1569年以前的荷兰正式记载无法查考，据悉哈伦地区的小贩劳伦斯（Laurens）曾于1430年用活字印刷版印了一本宗教手册，此事是否确实，难予查证。一直到1473年，荷兰才听说有活版印刷之事，由科隆来的一批人在乌特勒支装设了一部印刷机。这些人在美因茨曾学会这套印刷技术。

古登堡约1400年出生于美因茨的一个富豪家族。其父名根斯弗雷希（Gensfleisch）。他前40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斯特拉斯堡，似乎对于割切与铸炼金属模已有经验。约1448年，他成为美因茨的公民。1450年8月22日，他与富有的金匠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订立契约，以800荷币盾贷款把他的印刷机抵押给福斯特，以后押金提高到了1600荷兰盾。1451年，尼古拉五世颁发的大赦令，大概就是由古登堡印的，有几份尚留存着，上面载有最早的日期为“1454年”。1455年，福斯特控告古登堡，要求偿债；古登堡无法照办，唯有放弃其印刷机。他继续与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合作，这位新合伙人以前曾被雇用为排字员。有人相信舍费尔在此时已发明了新的印刷工具和新技术：铸造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的钢质衡床，有孔的金属铸字模，及排字的金属模等。

1456年，古登堡用借款添设了另一部印刷机。他用这部印刷机就在那一年或次一年出版了被认为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即有名而美观的“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一部对开11英寸高、双栏排印、1282页厚的巨著。美因茨于1462年被拿骚的阿道夫部队劫掠；印刷员工逃往各地，他们把新的印刷技术传播到整个德国。1463年，斯特拉斯堡、科隆、巴塞尔、奥格斯堡、纽伦堡及乌尔姆都有了印刷工人。逃亡难民之一的古登堡，定居于埃尔特威勒（Eltville），在该处他又重振旧业。他苦心奋斗，一再受到财务上的困扰，直到1465年阿道夫给他圣俸，才使他获得有保障的收入。约3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当然，即使没有古登堡，别人也会发明他使用的活字印刷术。1470年，巴黎的纪尧姆·菲谢特（Guillaume Fichet）在一封信中提道，这项发明是多么广受欢迎：“在德国已发明了生产书籍的奇妙的新方法，凡精于此道者，正由美因茨向世界进军。此项发明的光辉，将由德国普照于世界各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项新方法。抄写业者就抗议说印刷会断其生计；贵族们反对它，批评它是一种机械粗俗的东西，并担心这会降低他们手抄本图书的价值；政治家和传教士也不信任它，因为它可能成为革命思想的利器。虽然如此，它终究获得了成功。1464年，两个德国人在罗马建了一个印刷所；1469年或更早，另外两个德国人在威尼斯也开设了一个印刷所；1470年，3个德国人把这项新技术带到了巴黎；1471年这项新技术传到了荷兰，1472年传到瑞士，1473年传到匈牙利，1474年传到西班牙，1476年传到英国，1482年传到丹麦，1483年传到瑞典，1490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在有科贝格（Koberger）家族的纽伦堡，有埃提尼斯（Ètiennes）的巴黎，有多雷（Dolet）的里昂，有马纽夏斯的威尼斯，有汉斯·阿默巴赫（Hans Amerbach）及约翰·弗罗奔（Johann Froben）的巴塞尔，有克里斯蒂安·弗罗绍尔（Christian Froschauer）的苏黎世，有埃尔泽维斯（Elzevirs）家族的来登，这些地方成了印刷与出版的新兴城市。不久，欧洲半数的人开始看书，这种过去罕有的读书狂热，成为宗教改革的引发剂。一位巴塞尔学者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满满一车精装本的古典书籍，已由威尼斯运抵此处，你想要一本吗？如想要，请立刻通知我，并汇钱来，因为这些书刚到，就来了30位客户抢购，仅仅问一问价钱，就为争购不让，互相抓破了眼睛。”活字印刷的革命，正在进行。

为了叙述这件事的所有影响，实在需要把一大半的现代思想史都记下来才行。伊拉斯谟在他著作畅销的狂喜中，称赞印刷术是所有的发明中是最伟大的，也许他低估了语言、火、车轮、农业、写作、法律等发明的意义。印刷取代了过去的秘传手抄稿，而以低廉的成本快速扩张，并较以前更精确、更方便阅读。而且，印刷富有统一性，各地的学者均能借以相互参考印证某章某节。量的发展常致忽视其质，但最早印刷的书籍多半是活字印刷与装订技术上的范模。印刷的出版物使大众在有关宗教、文学、历史及科学方面，拥有一种价格低廉的指导手册。印刷出版成为在所有大学中，最伟大、最低廉，又对大众开放的专业。印刷出版并没有产生文艺复兴，但它为启蒙运动、美国与法国革命及民主政治铺了路。它使《圣经》成为一种普及品，并替路德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向教皇祈求福音。此后，它让理性论者由福音诉诸理智。它结束了牧师学习的专利和教士对教育的控制。它还鼓励了本国的文学，因为它需要的大量读者，不能由拉丁文而达到。它便利了国际的交往及科学家的合作。它影响了文学特质以适合中等阶级的品味与经济能力，而不再专门侍候贵族或教会那些主顾，在语言之后，它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工具，来散播世人以往不知道的谎言谬论。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波希米亚

以往斯拉夫族就像罹难的船只，漂泊不定，一时西走易北河，一时南下地中海，有时东去乌拉尔山，有时往北甚至到北冰洋。13世纪，在西部被利沃尼亚（Livonia）和条顿骑士击败，在东部被蒙古和鞑靼（Tatar）统治。14世纪，波希米亚首倡神圣罗马帝国和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而波兰联合立陶宛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高度文明的联盟。15世纪，俄罗斯人脱离了鞑靼人的统治，并联合其边远的诸邦成为一个大国。

1306年，温策斯劳斯三世（Wenceslaus III）的驾崩结束了波希米亚的普瑞米斯理德系（Przemyslid line）。一位幼王接替后，贵族和教会的选帝侯提携卢森堡的约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1310年）。他伟大的冒险使得波希米亚一度成为骑士们最不情愿的避难处。他几乎不能没有竞技比赛，当他觉得这些竞技不够刺激时，就以战争为乐，几乎所有的欧洲战役，他都参与了。这造成了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没有上帝和波希米亚王的帮助，就做不成任何事情。”布雷西亚被维罗纳围城时，曾要求约翰的援助。他答应前往，维罗纳人获悉此一消息，立刻解围。布雷西亚、贝加莫、克里莫纳、帕尔马、摩德纳甚至米兰都主动愿作为其臣属，以换取其保护。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以武力不能办成的事，这位国王以他的一套魔力就能获胜。他的勇猛好战固然扩充了波希米亚的领土，却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拥戴，人民对他的常年离国打仗以致荒废国事之举无法原谅。1336年，征讨立陶宛时，他染病以至失明。尽管如此，当他获悉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已在诺曼底登陆，并向巴黎挺进时，便和其子查理，带领500名波希米亚骑士，飞骑越过欧洲，前往救援法王。父子在克雷西打头阵。当法军败退时，这位眼瞎的国王命令两个骑士把他们的马绑在他的马的两侧，冲向已占优势的英军，口中喊着：“感谢上帝，你们大家将不会说，波希米亚的国王临阵脱逃了吧。”他周围的骑士有50名丧生，他自己也受重伤，他被送到英格兰王的帐下时已奄奄一息。爱德华三世把他的尸首送回给查理，并附了一封礼貌的函件称：“今朝骑士断缨。”

查理四世欠缺这份英雄气概，却是一位较聪明的君主。他喜欢谈判甚于征战，但并非懦弱到不敢和解，他还能扩展其王国的疆土。在他主政的32年中，他使斯拉夫族和日耳曼族两方罕有地和平相处。他重新组政、改革司法，使布拉格成为欧洲最优雅的城市之一。他仿照卢浮宫的形式，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和著名的卡尔士坦堡（查理的石窖），将之作为博物馆，存放立国的成果、王冠和珠宝。这些珠宝不是用来装饰和展览的，而是用来军事动员，并做通货的主要预备基金。他命阿拉斯的马太设计圣维特大教堂，又命摩德纳的托玛索在教堂和宫殿中绘制壁画。他保护农民，使其免受压榨，并倡导工商业。他设立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1347年），将他从法国和意大利获得的文化兴趣灌输给他的国人，并予以知识上的鼓励，这导致了胡斯的改革运动。在彼特拉克的朋友，斯特雷萨（Stresa）的主教约翰的领导下，查理四世的宫廷成为波希米亚国内人文学派的中心。这位意大利诗人钦慕查理，特来布拉格拜谒，请求他征服意大利。但查理有更好的打算。除了他的“金牛律”（Gold Bull）外，他的朝代是波希米亚的极盛时期。布拉格大教堂有他一尊巨大的石灰石胸像，绽露着笑容，留存至今。

温策斯劳斯四世在他父王驾崩时（1378年），年方十八。他本性文雅，对百姓的热爱，宽大的课税，当政的智慧，使他赢得全民的爱戴，但贵族认为他广结人缘，会剥夺他们的特权。他偶尔的急性子和耽于饮酒的习惯，使这批人获得罢黜他的借口。他在其庄园中突遭逮捕，并被囚入监狱（1394年）。在他同意除了经贵族和主教组成的会议允准外，不再做任何事情后，这才复位。之后，争端又起，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被召入；他逮捕了温策斯劳斯及其兄弟，并把他关在维也纳（1402年）。数年之后，温策斯劳斯逃出维也纳，回到波希米亚，受到臣民热烈的迎接，并重获王位与权力。他以后的结局是卷入胡斯的悲剧。

胡斯（1369—1415）

由于敌视日耳曼人及对异教徒的包容，温策斯劳斯使人又恨又爱。德国矿工、工匠、商人和学生的快速渗透，造成波希米亚条顿人与捷克人之间的种族敌视。温策斯劳斯忘不了德国大主教将他从帝位放逐出去之事。其妹安妮与英格兰的理查二世结婚，而且——也可能是同情——看出威克利夫主张英格兰脱离罗马教会的企图。1388年，阿德尔伯特·兰科尼斯（Adelbert Ranconis）留下一笔钱，供给波希米亚的学生去巴黎和牛津求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英格兰取得或转抄了威克利夫的作品，并带回波希米亚。克罗米兹的米利奇及康拉德·瓦尔登豪斯公开指责一般世俗人士和教士的不道德行为，唤起布拉格人的觉醒。耶诺的马赛厄斯和斯地尼的托马斯则继续传教，皇帝甚至欧内斯特大主教都予以赞赏。1391年，一座叫伯利恒的教堂在布拉格建立，以领导宗教改革运动。1402年，胡斯被任命为这座教堂的住持。

他来自胡锡纳兹村，以胡锡纳兹的约翰而闻名，故简称为胡斯。1390年，他来到布拉格时，还是一名穷学生。他在教堂中做事谋生，理想是做一个牧师。然而因时代的习俗，他参加了后来巴黎人所称的快乐的波希米亚大学青年团体。1396年，他接受了人文学硕士学位，开始在大学授课。1401年，他被选做人文学系的主任。同年，他被授予牧师职位，其生活完全像僧侣般严肃。他担任布拉格教会主事时，已是布拉格区最有名望的传教士。宫廷中的许多达官显要，常听其讲道，索菲亚王后还请他担任私人牧师。他在捷克传教，并教导他的徒众积极参加唱诗。

后来控告他的人确切地指出，在他工作的早年，他曾响应威克利夫的怀疑论，取消圣餐礼式中的面包和酒。毫无疑问，他读过威克利夫的著作，也曾在他的评论中引述威氏的话。在接受审判时，他坦承：“我相信威克利夫会得救。我认为，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会追随他而去。”1403年，威克利夫的见解在布拉格大学甚为流行，以致总主教堂的教士会议——主事教士摘送了45段威克利夫的文章给大学各主管，要求将这些言论清除出校。对此，包括胡斯在内的一些学校主管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大多数学校人士的意见是，自此以后大学的教职员，于公于私，均不应对这45段文字予以辩护或赞同。

胡斯一定是疏忽了这项禁令。1408年，布拉格的教士向兹比涅克（Zbynek）大主教报告，要谴责胡斯。正与国王冲突的大主教，谨慎地处理此事。但当胡斯继续表示同情威克利夫的看法时，兹比涅克把他和他的一些同伴逐出教会（1409年）。当他们坚持继续服行其传教的职务时，他对全布拉格发布禁令，命令把所有波希米亚能找到的威克利夫的作品悉数没收，搜出的200份手抄本在教廷的广场上予以焚毁。胡斯向新选出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申诉，约翰召他到教廷，但他拒绝前往。

1411年，为抵抗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教皇组织了十字军，需款甚急，于是宣布了一项新的赦罪捐献办法。在布拉格宣布时，在宗教改革者看来，教皇的代理人似乎在为钱财出卖赎罪券，胡斯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哲罗姆公开反对赎罪券，怀疑炼狱是否存在，并抗议教会募捐金钱来使基督徒流血。口诛笔伐之下，胡斯称教皇为淘金者，甚至说他是反基督者。大部分群众与胡斯的见解相同，教皇的代理人受到嘲笑和凌辱，因此，国王禁止任何进一步反对赎罪券的宣传和行动。3个反抗这项禁令的青年在市议会前受到欢呼。胡斯为他们辩护，承认他的宣传唤醒了他们。他们被定罪砍头。约翰此时将胡斯逐出教会。胡斯不予理会，约翰把禁令张贴于各处（1411年）。由于国王的劝告，胡斯才离开布拉格，在乡下休憩了两年。

在这些年中，胡斯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或为拉丁文，或为捷克文，几乎都带有威克利夫的启示与影响，有些反映异端和反教权的看法可能是韦尔多派教徒在12世纪和13世纪带入波希米亚的。他反对幻想式的崇拜、耳听式的告诫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他谴责德国人而维护斯拉夫人，使他的运动带有通俗和民族的特性。在一本名为《圣物的交通》（Traffic in Holy Things）的宗教小册子中，他攻击教士的圣职买卖罪。在《论性别》（De Sex Erroribus）中，他指责牧师对洗礼、分娩、奠祭、婚姻或丧葬等事收取费用；他指控某些布拉格的神父出售圣油，并引用威克利夫的观点，认为犯有圣职买卖罪的牧师，不能参与圣礼。他的论文《论教会》（“De ecclesia”）成为他的灾祸之源。这些文字有引述异端之事，使他终被处以火刑。他追随威克利夫成为宿命论者，同意威克利夫、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等人的主张，认为教会不应有现世的财物。与加尔文一样，他为教会下了定义，认为教会不仅是教士、基督徒的全体，也是天上或地下救恩的总体。《圣经》才是基督徒的导引；基督才是教会的首脑，而非教皇；教皇不论在信心上或精神上并非绝对正确。教皇本身也可能会是一个冥顽不灵的罪人或异端——接受当时广为人们相信的传说。这个传说称教皇约翰八世曾经改变罗马街上一个孩子的性别，胡斯显然明白隐藏在传说后的深意。他下结论道，只有在基督律令的范畴内，才有必要遵守教皇的命令。“反抗犯错的教皇，即是遵从基督”。

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大会，免除3位相敌对教皇的职务和从事宗教改革的立法——这似乎是胡斯派和教会修好的一个机会。显然西吉斯蒙德皇帝会继承无子嗣的温策斯劳斯四世，为了恢复波希米亚的宗教统一与和平，他建议胡斯应该到康斯坦茨尝试修好。为了这趟艰苦的行程，他给了胡斯到康斯坦茨的安全通行权、会议前的公开听证及回到波希米亚的自由和安全保证。胡斯不顾同党殷切的警告，于1414年10月前往康斯坦茨，有3个捷克贵族和几个朋友护送他。大约同时，斐勒杰的斯蒂芬（Stephen of Palecz）和波希米亚其他反对胡斯的人，也去了康斯坦茨，准备在会议上指控胡斯。

抵达康斯坦茨后，最初他被礼貌地接待，并有行动的自由。斐勒杰在议会前公布胡斯的邪说异行时，他们即传讯他、审问他。他答辩后，大会深信他是主要的异端分子，立即下令监禁他。在狱中，他染上了疾病，有段时间几乎死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派御医给他医治。这时西吉斯蒙德抱怨议会的行动无视他曾答应过胡斯的安全保证，但议会答复西吉斯蒙德，这事不受其约束，他的权威不能管到精神领域。教会有权压制教会的敌人。4月，胡斯被迁到莱茵区的哥特里本（Gottlieben）森林。在那里，他被戴上脚镣手铐，给的饮食极坏，以致再度染上严重的疾病。这时，胡斯的伙伴——布拉格的哲罗姆，已经毫无防范地到了康斯坦茨，并在城门上、教堂门上、主教府，遍贴诉愿状，要皇帝和议会给胡斯安全通行和公开听证的权利。由于朋友的这项请求，胡斯总算获准离开康斯坦茨，返回波希米亚。但他在路上又停下来宣传，反对议会对他的虐待。因此又被逮捕，带回康斯坦茨，再次下狱。

被拘禁7个月后，7月5日，胡斯被锁铐着带到议会，7日和8日依然如此。在庭上询问他对威克利夫被视为有罪的45篇文章的看法，他表示其中大部分他亦反对，但有些部分是赞成的。面对那些从他著《教会论》中所摘取出来的文字，胡斯表示愿收回《圣经》中能反驳他的任何意见（正如路德在沃尔姆斯所处的立场）。议会驳斥说：解释《圣经》不能由个人自由批判，而应交给教会首脑，议会要求胡斯毫无保留地撤回所引的文章。所有胡斯的朋友及控告者都要求他服从，但他拒绝了。他宣称：如果一个俗世中的教士犯了道德上的罪，即失去信仰上的权威地位，也不能作为一个法权上的统治者。这样一来，胡斯失去了那位主意不定的皇帝的关照。于是，西吉斯蒙德通知胡斯，假使他被议会定罪，他的安全通行权将自动被取消。

经过3天的审讯，又经过皇帝和红衣主教们的努力劝说，希望他悔过而终于无效之后，胡斯被押回牢房。议会答应给他4个星期考虑这件事。这件案子对于议会来说实比对胡斯复杂得多。如何能让一个异端分子活着，而让过去处死异端的事不会被骂为不人道的罪行？这个议会过去曾免去教皇的职位，现在又岂能被一个小小的波希米亚牧师蔑视？教会在精神信仰上的地位，如一个实体的社会权力一样，在道德秩序中的责任，需要不容辩驳的权威做基础。攻击这个权威，就如同议会以武力反对国王一般，属叛逆行为。

为了使胡斯撤回其言论，皇帝特派专使找胡斯商洽。他的答复还是一样：他愿意放弃一切能从《圣经》中找出来反驳他的意见。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议会判定威克利夫和胡斯有罪，下令焚烧胡斯的作品，并解送他到世俗的权力机关。他马上被除去神职，并被带到预先准备有柴薪的火葬场。最后一次要他撤销的请求，又被他拒绝，他唱着圣诗被烧死。

在那种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原谅吓怕了的哲罗姆在议会前公开否认受到胡斯的教诲（1415年9月10日）。被押返监狱后，他渐渐获得勇气。他要求听证，经过很长时间的拖延之后，被带到会议桌前（1416年5月23日）；但他在被允许陈述其案情前，先被要求回答一些不利于他的指控。哲罗姆用饱含情感的动人辞令，为自己辩护，感动了一位多疑的意大利政坛的人文学者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那时他在康斯坦茨担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秘书。哲罗姆说：

这是多么不公平！我已被拘于污秽的监狱340天。我的控诉者能常在您的耳际述说，而我却无从辩解，甚至不允许我有一小时的自辩。您的心中已被那些视我为异端的指控先入为主；在您未能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之前，您就判定我是邪恶的。您是人，不是神；是凡夫，不是永恒的上帝，您也会犯错误。您越标榜所凭所恃为人世的光明，您就越须对所有的人力求行事公正。像您审判的我这件案子，既不是总结，也不是为我自己的辩护，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不能让如此多的聪明人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这件事所开的先例，其危害将大于其本身所施的惩罚。

被指控的事一件件地向他宣读，他一一回答，却没提到撤回他的意见一事。最后，他被允许自由发言，以坦诚热烈的言词，他几乎说动了整个议会。他追述了一些历史上为信仰而牺牲的人物。他提起了圣徒斯蒂芬被教士们判定死罪的事情，他相信再也没有比教士错误地判处一个同道死罪的罪过来得更大。这时，议会希望他能请求宥免来救他自己，他反而改变主张，否认原先的，重又坚信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学说，他声称烧死胡斯的罪会受到天谴。议会给他4天的时间重新考虑。但他毫不悔改，终被判罪（5月30日），并被带到胡斯受刑的同一地点。当刽子手走到他背后点火时，哲罗姆要求道：“到前面来，在我面前点火；假如我怕死，我就不来此地了。”他唱着圣诗，一直到被烟火呛死。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36）

胡斯的死讯引起了一场全国的暴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组成会议，一份由500位有领导地位的捷克人所签署的文件，被送到康斯坦茨议会（1415年9月2日）。文件推崇胡斯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天主教徒，并谴责判他死刑是对其国家的侮辱。文件上宣称签署人等将为维护基督主张、反对人为规诫，而战至最后一滴血，并进一步声称要保证所有的人今后只遵从教皇合于《圣经》的命令。这协议的仲裁人为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们，大学本身誉胡斯为一位殉道者，并且嘉勉被囚的哲罗姆。议会传召反叛的贵族出席，要他们答辩异端的指控。但无人前往。议会下令关闭大学，但教授和学生们继续上课。

约1412年，一位胡斯信徒，斯提泽波的亚库贝克曾建议早先处理圣餐的方式——酒和面包，应被保留。当这个观念被其他各阶层支持者深信时，胡斯也表示赞同。但议会反对，声称这项原始的习俗有使基督的血遍流的危险。胡斯死后，布拉格大学和贵族，由王后索菲亚领导，明令把这两件事物视若基督的命令，而圣餐杯也变成胡斯派信徒（Utraquist）革命的象征。1420年胡斯的信徒明确地说，《布拉格四条款》（Four Articles of Prague）为他们的主要要求：圣餐礼应有酒和面包；教会的买卖圣职罪应予处罚；上帝的言语应被阐明为宗教上真理和实务的唯一标准，毫无隐匿；教士和修士们的广事蓄积财物之行，必须制止。少数激进分子反对遗物崇拜、极刑、炼狱和临终弥撒。所有路德改革宗教的事项，在胡斯革命运动中都曾出现。

温策斯劳斯王曾同情这项运动，可能是因为这项运动答应把教产移转给国家；现在，他开始怕它也会对国政不利。在布拉格他建的新城中，他只任命反胡斯的人到议会，而这些人公布了用以处罚异端的法令。1419年7月30日，一群胡斯信徒到新城游行，强行进入议事厅，把议员抛到街上，在那里另一群人将他们杀死。一个群众大会由此组成，选出了胡斯派的议员。温策斯劳斯认可这个议会。不久，他死于心脏病（1419年）。

波希米亚的贵族表示，假使西吉斯蒙德承认《布拉格四条款》，则接受他为他们的王。西吉斯蒙德下令要求全捷克人完全遵从教会，并烧死一个拒绝和世俗圣餐断绝关系的波希米亚人。新教皇马丁五世宣布一项反对波希米亚异端的圣战，西吉斯蒙德则驱大军指向布拉格（1420年）。几乎在一夜之间，胡斯派的人组成了一支军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城市送来充满热情的新兵。由一位独眼的60岁骑士杰士卡（Jan Zizka）训练他们，领导他们打了一次奇迹般的胜仗。他们两次打败西吉斯蒙德的军队。西吉斯蒙德重组了另一支军队，但当杰士卡逼近的消息传来时，这支新军在还没看到敌人前就已溃乱，一哄而散。战果丰盛之下，杰士卡的清教徒们认为宗教意见的相左，唯有以武力解决。他们像具有破坏力的风暴一样遍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劫掠修道院，屠杀僧侣，强迫民众接受《布拉格四条款》。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志愿保持天主教徒身份，却成为胡斯派军队肆虐的受害者。随后，在17年中（1419—1436年），波希米亚没有国王。

各种对抗的因素总合起来，造成了波希米亚革命。本地的波希米亚人怨恨德国移民的财富和骄气，希望把他们赶出去。贵族们觊觎教会的财产，认为他们应被驱除。平民阶级渴望摆脱中产阶级的主人，而中产阶级又希望提高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来对抗那些统治布拉格和管理波希米亚的贵族。农奴们也梦想瓜分教会那些神圣的土地，至少也要获得自由。一些低阶的教士常年被教会诈取，对革命也表示沉默的支持，还提供一些教会禁止的宗教服务。

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大获胜利时，他们各自目标上的冲突使他们互相分裂。贵族们在夺得大部分正统教会集团拥有的财产之后，感到革命需要平息并希望有一个尊崇神圣的时代。一些曾经为教会耕作的农奴们，也像自由人一样为了他们的一份而起争吵，贵族领主们却要求农民们像以往一样为其新主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杰士卡支持农民，还曾攻击在布拉格的保守派胡斯信徒。由于厌倦战斗，他接受了停战协定，撤退到东波希米亚，成立郝瑞柏兄弟会（Horeb Brotherhood），效忠《布拉格四条款》并杀戮德国人。1424年去世时，他捐出他的皮制作军鼓。

在塔博尔（Tabor）城，另一个胡斯党组成了，这派主张真正的基督徒需要生活在共产组织中。在胡斯到波希米亚前，韦尔多教派、贝格哈德派（Beghards）和其他不受控制的异教徒等一小部分人把共有思想渗入宗教。起先他们保持有利的观望，直到杰士卡的部队已经推翻大部分在波希米亚的教会势力后，他们才公开活动，并在塔博尔取得了教条的领导解释地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扬弃圣体实在论、洗罪、为死者祈祷及除了受洗和圣餐外的一切圣工，而且不鼓励遗物、偶像和圣迹的崇拜，其目的在于恢复原初使徒教会的简明仪式，对在早期基督教中无法发现的所有宗教仪式和服饰，一概排斥。他们反对祭坛、风琴和豪华的教堂装饰，并尽可能地破坏这种浮华风气。如同以后的新教徒一样，他们减少对领圣餐、祈祷、读经、宣教和颂诗等等的神圣崇拜，并认为这些圣工应由服饰与俗人相同的教士来做。大部分的塔博尔人从圣临纪中推演出共有主义，基督将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在其王国中，人无私产，不分教会和国度，没有阶级区别，没有人世法律，没有税赋，没有婚嫁；当他临世，发现其信徒已建立了一个有如天上的极乐园乌托邦，必将高兴。在塔博尔和其他城市中，这些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当时一位布拉格大学的教授说：“所有的都是共有，无人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拥有’被认为是万死不赦的罪。他们主张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兄弟姐妹。”

一位原是波希米亚农民的哲学家彼得·查尔斯基进一步用生动的捷克文写了类似托尔斯泰的主张的一系列宗教论文，倡导绥靖式的无政府主义。他攻击有势者和富人，谴责战争和死刑有如凶手，社会无需领主和农奴及任何法律。他要他的门徒完全奉行《圣经》的《新约》所示：成人才受洗，背弃现世及其俗习、誓言和学习及阶级分别、商业和城市生活；自愿居于贫苦中，喜好耕作，完全漠视“文明”和国度。塔博尔人发现大同主义不适于他们，分化为缓和派与激进派，最后由争论衍进为争斗。在几年中，不同的能力发展成不等的势力和声望，最后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平自由的传播者成为掌握权势的无情立法人。

波希米亚的贵族们和市民的胡斯派开始怀念罗马教会，认为它有足够力量来阻止现存社会秩序即将解体。巴塞尔宗教议会邀请双方出面调停，颇令他们高兴。一位议会的代表，未经教皇授权就来到波希米亚签署了一些协定，通过文字上的措辞可把它们解释为接受或反对1433年的《布拉格四条款》，于是胡斯派和天主教双方都满意。当塔博尔人拒绝承认这些协定时，保守的胡斯派信徒加入了波希米亚尚存的正统集团并击败塔博尔人（1434年）。波希米亚国会和西吉斯蒙德达成和解，并接受他为王（1436年）。

西吉斯蒙德于第二年去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正统派控制了布拉格。一位能干的省长波德布拉德，组织了一支胡斯派军队占领布拉格，恢复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让·罗基卡纳的大主教之职，并立他为波希米亚总督（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拒绝承认罗基卡纳对希腊正教的输诚时，适逢君士坦丁堡陷入土耳其人手中，而中止了这项协商。1458年，国会见到波德布拉德优秀的行政才能，重整了秩序和繁荣，选他为王。

现在他把精力转移到宗教和平的重建上。经国会同意，他派庇护二世（1462年）为大使，要求教皇批准《布拉格协定》。教皇拒绝，并禁止一般人接受两种形式的圣餐。依据一位德国法学家格雷戈·亨贝格的建议，波德布拉德1464年邀请欧洲的王室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欧洲联邦（Federation of European States），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军队及司法，以求有能力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纷争。王室们没有答复，而重新复活的教皇制度过于强大，以致联邦无法抵制它。教皇保罗二世宣称波德布拉德为异端，大家可以不必因为遵守其誓言而受他的挟制，并召唤所有的基督徒来反对他（1466年）。匈牙利的马赛厄斯·科菲努斯（Matthias Corvinus）受命行事，侵入波希米亚，并由天主教的贵族集团加冕为王（1469年）。波德布拉德让位给波兰王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的子嗣拉迪斯拉斯二世。因战争又患有水肿病，波德布拉德已精疲力竭，他死时年仅51岁（1471年）。波希米亚人，即现在的捷克斯拉夫人，称誉他是除查理四世以外最好的国王。

国会接受拉迪斯拉斯二世为王，而马赛厄斯退位回到匈牙利。贵族们利用国王的年轻势弱各营私利，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削减城镇和都市在国会的代表权，使那批梦想乌托邦的农民成为农奴。成千上万的波希米亚人，在这段革命和反动时期，流亡到他乡。 [1] 1485年，天主教和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双方签署《库他纳霍拉条约》（Treaty ofKutna Hora），保证和平30年。

在东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查尔斯基的门徒组成一个新的基督教派杰诺塔·伯拉奇斯卡（The Jednota Bratrska），或称兄弟会（Church of the Brotherhood，1457年），依《新约》的原则从事简单的农作。1467年，他们和天主教教会脱离关系，任命自己的牧师，反对赎罪和崇拜先圣，信服路德以信心为判断的道理，成为第一个有实践生活的近世基督教教会。1500年，它已有10万信众。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们”，几乎全部被“三十年战争”的一把火消灭了。他们由于科梅斯（John Comenius）的领导而存在。他们仍存在于欧洲、非洲和美洲，他们的宗教容忍、无条件的虔诚及在坚信教义上表现出的谦让忠贞，令这个暴戾和诡异的世界为之惊异。

[1] 由于把波希米亚人的流亡一事和15世纪从波希米亚来的吉普赛人进入西欧一事搞混了，法文“Bohème”即等于“Gypsy”，“Gypsy”是“Egyptian”的误用，意即从小埃及（Little Egypt）来的部落。英国传教士伯顿（Burton）追溯其源到印度。在拜占庭，他们用Rom这名字，即（东）罗马（Eastern Roman）；在巴尔干和中欧，他们被叫作不同的Atzigan（Czigany，Zigeuer，Zingari），一个来源不确定的词。在欧洲的记载中，他们最先出现于14世纪初期，为流浪工匠、乐师、舞伎、术士和一般人认为的贼。1414年他们到德国，1422年到意大利，1427年到法国，1500年到英国。通常他们接受洗礼，但他们很少做礼拜和受戒，很快就和宗教裁判所发生冲突。他们从西班牙（1499年）、神圣罗马帝国（1500—1548年）和法国（1561年）被赶逐出来。除了他们妇女的多彩衣饰外，他们对文明的贡献，在于舞蹈和音乐——其多变的哀伤和热情曾经激发了很多名作曲家的灵感。

波兰（1300—1505）

即使在因地理屏障而获得保护和统一的地区，和平也是很难保持的。我们可以推知，一个国家的边界暴露在贪婪的四邻下，时而利诱，时而威逼，显然会有更多麻烦。波兰在14世纪几乎被条顿骑士、立陶宛、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日耳曼这些强敌压得喘不过气来。1306年，“矮子”拉迪斯拉斯成为南方小波兰的邦主时，他遭遇到群敌来犯。西方大波兰（Greater-western-Poland）的日耳曼人否认其权威，骑士们攫取了但泽和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侯爵阴谋摧毁他，波希米亚的温策斯劳斯三世要求波兰王位。拉迪斯拉斯使用武力、外交、联姻等方法，努力奋斗，渡过苦海，统一大小波兰成为一个强固的王国，并在其新都克拉科加冕为王（1320年）。他死时73岁（1333年），将来之不易的王位传给其独子卡西米尔大帝。

有些人可能会忌妒卡西米尔三世这个大帝头衔，因为对战争他较赞成谈判和协调。把西里西亚给波希米亚，把波美拉尼亚给骑士们，他获得罗佛附近的加里西亚和华沙附近的马索维亚。他专心统政近37年，使各个领土均置于同一法律之下，“这样，国家才不会像一个多头的怪物”。在其领导下，一个法学家的团体统一了各省的分歧立法和风俗，制定出《卡西米尔法典》（Statutes of Casimir）——波兰的第一个成文法，和现代法律相比，它是一个有节制性的人道主义的典范。卡西米尔保护犹太人、希腊正教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群体，鼓励提倡教育和艺术，设立克拉科大学（1364年）。他很聪明地推展国家经济及各项建设，农夫奉他为“农民之王”，在和平安定中商业繁盛，各阶层的人都称他大帝。

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他传位给他的侄子匈牙利路易大帝（1370年），希望为他的国家赢得一个强大王朝的保护，分享安吉芬（Angevin）王朝从法兰西和意大利带来的文化影响。但路易全神贯注于匈牙利，而忽略了波兰。为了保持面子、使贵族们不因他的忽视而仍然尽忠，1374年，他以“帝王特权”（Privilege of Kassa）赐予他们，免除他们大部分的税赋并给予高级官员专卖权。1382年，他的去世引起了王位继承的战争。国会接受他11岁的女儿雅德维加（Jadwiga）为王，但纷乱的秩序直到立陶宛大公杰格罗（Jagello）和雅德维加联姻时，才告结束。两国合并，并给政府带来一位主人。

立陶宛的成长是14世纪的重要部分。吉第明（Gedymin）和他的儿子欧吉德（Olgierd）在他们的异教徒法则下差不多影响了整个西俄罗斯：波罗兹克、平斯克、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沃伦、基辅、波多利亚、乌克兰（Ukraine）。其中一些地区，在大公的统治下，发现有从以东俄罗斯为采邑的鞑靼金族（Tatar Golden Horde）中逃出的人。杰格罗从欧吉德（1377年）承继立陶宛帝国时，统治了威尔诺，从波罗的海迄黑海，几达莫斯科。这是杰格罗带给雅德维加的礼物，也可以说波兰是她带给他的妆奁。雅德维加结婚时，仅16岁，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优良文化中，她被培养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杰格罗当年36岁，是文盲和异教徒，但他接受了洗礼，接受了拉迪斯拉斯二世的基督教名，并承诺全立陶宛人改信基督教。

这是一项适时的联合，因为条顿骑士的东进对联姻两国都有危险。“十字架旨令”，最初原是用来使斯拉夫人受基督教化的，却变成了武力征服者的工具，使之夺取异教徒或基督徒的土地，并在这片自由农民耕种的土地上，建立起农奴制度。1410年，骑士大统领（Grand Master）从他的首都马林堡出发，统治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关闭了波兰通海的路。在惨烈的北部战役，双方10万精兵相遇于坦嫩贝格，结果骑士们惨败溃散，留下1.4万名俘虏和1.8万具尸首，包括大领主。从此，“十字架旨令”的力量一落千丈，直到1466年《桑恩和约》（The Peace of Thorn），才把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割让给波兰，并以但泽的三个港口作为出海门户。

在卡西米尔四世统治时期（1447—1492年），波兰国势的扩张和艺术的成就达到了顶点。虽然卡西米尔四世自己是一个白丁，但他让儿子受到完整的教育，以抵制骑士们对他的讥评。王后雅德维加死前留下她的珠宝作为克拉科大学重新开办的经费，下一个世纪哥白尼曾在该校求学。而让·德鲁戈齐（Jan Dlugosz）也用拉丁文写下古典的《波兰史》（History ofPoland，1478年）。1477年，纽伦堡的维特·施托斯（Veit Stoss）应聘到克拉科大学。他在那里停留了17年，提高了该地的艺术水准。他为圣母堂雕刻了一座147个席位的唱诗班和一座巨大的祭坛——有40尺乘37尺见方，中央神龛上面，有生动的《圣母升天》壁画，有18块版画雕绘着玛利亚和圣婴的生活，虽然是木造的，但其价值堪与一代之前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的浸礼会堂所做的铜门媲美。施托斯又为克拉科大教堂雕凿了一座红斑大理石的宏伟墓碑。从这些作品来看，哥特式的雕刻艺术水准在波兰达到了辉煌顶点。在卡西米尔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代（1506—1548年），波兰的艺术接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而路德教派也从德国传入，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1300—1516）

拜占庭的再兴（1261—1373）

1261年，拜占庭帝国在新兴的培里奥洛克王朝（Palaeologus Dynasty）下不流血地复辟，自甘委屈地生存了两个世纪。它的领域因欧洲和亚洲穆斯林的侵入、斯拉夫人的扩张及在1204年曾劫掠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敌人——诺曼底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分割，大为缩小。工业仍留置在帝国各个城市，其产品却用意大利船舶运走，不付分文税收给国库。曾占多数的中产阶级，也仅是沾到一点边屑而已。在上层阶级，奢侈的贵族和服饰华丽的教会高级人士，没有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除了记得特权之外，忘了一切。在下层阶级，专以评责政治的僧侣，沦为佃户的地主，堕落为农奴的佃农，构成了梦想平等主义理想国的平民阶级。萨洛尼卡（Salonika）革命（1341年）打倒了贵族政治，掠夺了王宫，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组织在被京城军队荡平之前，居然维持了8年之久。君士坦丁堡仍是商业中心，但1330年一个穆斯林旅客曾记述道：“断垣残壁，比比皆是。”西班牙的外交官克拉维霍（Clavijo），在约1409年也有记述：“首都的各处尽是大宫殿、大教堂和修道院，但大多被摧毁了。”荣耀已经离开了博斯普鲁斯女王。

在这种政治衰败中，永远令人怀念的古希腊文学和哲学遗产，结合拜占庭的东方建筑和绘画的传统，谱成了东罗马帝国文明的最后乐章。虽然他们认为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而规避他，学校仍然阐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学者们也重新评注古典书籍。拜占庭派驻威尼斯的特使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编辑了《希腊文集》（Greek Anthology），并把拉丁古文译成希腊文，重建了拜占庭和意大利之间的文化桥梁。狄奥多鲁斯·梅托彻提斯（Theodoras Metochites）的成就说明了培里奥洛克的文艺复兴。他是安德罗尼柯二世（Andronicus Ⅱ）的首相，是当时最博学、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尼兹菲拉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as Gregoras）是一位学者、历史学家，描述中的他是：“白天全心全意献身于公务，好像学术与他无缘似的；但在夜晚，离开宫廷之后，他专心一意地研究，就如一个学问高深的纯粹学者，没有其他任何兴趣。”狄奥多鲁斯编写史书、诗集、天文和哲学，其优秀出色是14世纪中任何希腊学者无法比的。革命推翻了他的权威，他丧失了地位、财富和家园，被送进监狱；但当他病倒时，他被允许移送到郊区的圣救主修道院终其一生。修道院的围墙，有拜占庭史上最好的镶嵌装饰，那还是他下令做的。

哲学上，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之间的争执，又再度上场。皇帝约翰六世康特库仁（Cantacuzene）拥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仍是盖米斯都·布雷托（Gemistus Pletho）崇拜的偶像。这位最有名的新希腊雄辩学家在小亚细亚的布鲁沙（Brusa）学习哲学，当时那个城市已是奥斯曼的首府。从一位犹太教师那里他学习了祆教的知识，他回到原籍伯罗奔尼撒后——以后名叫摩里亚（Morea）——可能已经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在米斯特拉（Mistra）定居之后，他成了法官和教授。1400年，他用柏拉图之名写了一篇论文，题名《法律》（“The Laws”），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以古希腊的宗教替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除了宙斯以外的古代奥林匹斯诸神转变成有创造性过程或理想的人格化象征。盖米斯都·布雷托不知道宗教信仰原是自然而成的，不是人为的。他的学生很热心地围绕着他、追随着他。学生中有一位叫约翰尼斯·贝萨里翁的，最后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和布雷托两人陪同皇帝约翰八世到费拉拉和佛罗伦萨（1438年），参加希腊和罗马两教会在神学和政治上暂时结合的会议。在佛罗伦萨，布雷托对一群上流精英人士发表了一篇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几乎触及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那里，人们利用“詹米斯丢斯”和“柏拉图”两个词，在他的名字上加了“完全”的绰号。回到米斯特拉，他不再争论神学，而成为大主教，卒年95岁（1450年）。

文艺的复活标明了文学的返老还童。主题和角色仍是宗教的，但偶尔一幅风景的笔触、一股自然的气息及新色彩和线条的温暖，给那些镶嵌细致的作品以生命。那些最近在科拉修道院中发现的艺术品如此生动，西方的历史学者公认为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到一些意大利清新的影响。这些新风格的画逐渐替代在装饰教堂和宫殿上镶嵌精细而耗费巨大的壁画，宗教的把持放松了，画的内容除了圣者的传奇外，也有活泼生动的假想人物和通俗故事。然而，这些圣像画家仍固守着古代僧侣的传统典型——瘦弱的体形和清教徒式的忠贞面容，显然缺乏时代精神。拜占庭的小人像绘画现在落入低谷，但在当时的西方，丝织画仍是无可匹敌的杰作。约在14世纪或者15世纪，有一幅称为《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服》（Dalmatic of Charlemagne）的织画，是由艺术家设计在蓝色丝绸品上，熟练的工匠把金银线织成一幅幅的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和其他圣徒生活的景观。萨洛尼卡、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也出现同类的华丽纺织画。

现在希腊再次成为伟大艺术的中心。13世纪末，曾经喜欢城堡古迹如画景色的法兰克人企图使拜占庭势力复活。1348年，皇帝约翰六世遣送他的儿子曼努埃尔（Manuel）到摩里亚做总督。他把他的京畿建在能俯视胡斯巴达的小山上。许多贵族、客商、僧侣、艺人、学者和哲人来到这个新都，人们建起宏伟壮丽的修道院。其中的三座修道院在它们的教堂中，保存着中世纪的壁画：源自14世纪的梅托波利斯和佩里伯勒托斯修院，及源自15世纪早期的潘塔拉斯修院。这是拜占庭悠久艺术史上最好的壁画。在他们精巧的手工技术上，在他们造型的飘逸典雅上，在他们色彩的深度明暗上，他们堪与同时期意大利最好的壁画匹敌。确实，他们可能缺少奇马布埃、乔托或杜乔等人的故事性的吸引，而这些人也缺乏拜占庭的很多文化特性。

在希腊的东海岸，高高的圣山的海岬上，10世纪即有了修道院。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继而有14世纪庄严的潘托克拉托和15世纪的圣保罗修道院。在这些隐居处所的壁画中，18世纪希腊的《绘画导引》（Guide to Painting）认为萨洛尼卡的曼努埃尔·潘瑟林诺（Manuel Panselinos）最好，“在其艺术中，他被捧为超越古今所有的画家，而表现出如此辉煌的技巧”。但是曼努埃尔的日期和作品并不确定，他可能属于11世纪，也可能是在16世纪，而且也没有人能确定圣山上的绘画出自他的手笔。

拜占庭艺术历经黄金时代的高潮时，拜占庭政权却堕落了。陆军乱纪，海军腐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船只控制了黑海，海盗横行于希腊群岛。一群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雇佣兵——卡塔兰大兵团——占领了加利波利（1306年），抢夺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并在雅典建立共和国（1310年）。没有政权能够镇压他们，他们是被其本身的暴乱摧毁。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参加了法兰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一项重占君士坦丁堡的阴谋。这项阴谋破碎了，但多年来，深为拜占庭皇帝防范的西方基督教已经没有能力抵抗伊斯兰教的进犯。当奥斯曼土耳其逼临大门时，惧怕也没有用了。

有一些皇帝自取灭亡。1342年，约翰六世卷入内战，要求奥斯曼的苏丹乌尔汗（Orkhan）的协助；乌尔汗赠予船只而且帮助他取得萨洛尼卡。这位感激的皇帝把女儿狄奥多拉嫁给他作为偏房，苏丹王另外送6000名兵士给他。约翰·帕拉奥洛古斯（John Palaeologus）要废他时，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诸教堂给乌尔汗，要求再增加2万土耳其士兵作为报酬，而且答应送给苏丹王色雷斯切尔索尼斯（Chersonese）的一个城堡。就在约翰六世得意洋洋之时，君士坦丁堡的人民认为他是媚外的奸逆而反抗他，一夜之间革命把他由皇帝降为历史学家（1355年）。他退隐到一处修道院，撰述他那段时期的经过，作为与敌人的最后一搏。

约翰·帕拉奥洛古斯发现王位并不稳定。1369年，他到罗马求助于教皇，答应使他的人民尊奉教皇，作为教皇协助他抵抗土耳其人的条件。在圣彼得神龛前，他起誓弃绝希腊正教教会。教皇乌尔班五世答应援助他抵抗异教徒，并为他写信给基督教国家诸王。但这事因故被搁置下来，约翰不但失去了协助反而被留在威尼斯作为偿付希腊债务的人质。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带去了这笔赎款。约翰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变得比以前更穷了，又因为背叛了正教被人民诟骂。从西方获取救助的第二度尝试失败后，他承认穆拉德一世（Sultan Murad Ⅰ）为其宗主，同意向奥斯曼军队提供军事协助，并把他钟爱的儿子曼努埃尔交给土耳其作为人质。平静了一段时期，穆拉德放弃了拜占庭，转而试图征服巴尔干各国。

巴尔干与土耳其遭遇（1300—1396）

对于巴尔干而言，14世纪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瓦拉几亚（Wallachia）、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地辛苦的斯拉夫人，以砍伐森林、开采矿业、耕作土地和放牧牛羊为生，并努力抚养他们的后代。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从黑海到波罗的海，斯拉夫人、意大利人、马扎儿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带着东方和西方的商品，足迹遍及各城市。

在这个世纪中，塞尔维亚的伟人斯蒂芬·杜尚（StephenDushan）是他父亲斯蒂芬·欧罗什三世（Stephen Urosh Ⅲ）的私生子。他的父亲给他取了个亲切的名字，并立他做嗣子。但当更合法的儿子出现，并取用这个受到钟爱的小名时，杜尚废黜其父，将其绞死，并用强硬手段统治塞尔维亚。“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中，”当时的人写道，“他是高高在上而不可仰视的。”塞尔维亚人民原谅了他的一切，因为他能打胜仗。他训练一支大军，由能征善战的将领率领，征服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伊比鲁斯、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马其顿及色萨利。从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迁都到斯科普里（Skoplje），他召集一个贵族国会，要他们统一和编纂各邦的法律，编成一部《沙皇杜尚法典》（Zabonik Tsara Dushana，1349年），他重订法律和文化发展的目标，力追西欧。由于财政宽裕及可能受政治地位的激励，塞尔维亚的艺术在14世纪能与当时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的进步比拟。杜尚建造了伟丽的教堂，其镶嵌细工比希腊首都那些保守风格教会所允许的更为自由、更为活泼。1355年，杜尚最后一次集合他的军队，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攻打君士坦丁堡或匈牙利。军士们答复他，他们愿追随他到任何地方去。于是他喊出“到君士坦丁堡去！”，但病殁于途。

除非有一个智慧机警且有组织能力的人来治理，这个王国是无法团结的。波斯尼亚为获得一时的自傲，在巴尔干的盟主斯蒂芬·特科（Stephen Trtko）的领导下退出了。保加利亚在约翰·亚历山大的领导下有了其伟大年代。瓦拉几亚原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1290年也分离，统治了多瑙河三角洲。摩尔达维亚则背离其盟邦依附匈牙利（1349年）。

甚至在约翰五世培里奥洛克臣属于穆拉德一世之前，这一地区就因这些小邦的离心离德而衰落了。乌尔汗王骁勇的儿子苏里曼（Suleiman），曾领导土耳其军队援助约翰六世康特库仁，他接受或者可以说夺取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边缘的茨姆普堡垒（Tzympe，1353年）。一场地震震垮了靠近加利波利的城墙，苏里曼迁进了这个无防卫的城市。土耳其殖民主义者越过安纳托利亚延伸到马莫拉海，几乎直抵君士坦丁堡。凭借一支扩编了的土耳其军队，苏里曼进军到色雷斯并占领了阿德里安堡（1361年）。5年后，穆拉德使其成为他在欧洲的首都。从这个中心，在一个世纪中，土耳其人将他们的攻击目标指向了分裂的巴尔干。

教皇乌尔班五世认识到这支土耳其异教人马进入欧洲的意图，召唤所有基督教王国组成另一支十字军。一支塞尔维亚、匈牙利和瓦拉几亚的军队开赴阿德里安堡。在马里查（Maritsa）河畔，他们举行一次庆功宴，庆祝他们的所向披靡。正在他们杯盘交错、狂欢作乐之时，他们被一支人数不多的土耳其军队夜袭。未及拿起武器就有许多人被杀，很多人试图撤退过河又被淹死，剩下的人逃跑了（1371年）。1385年，索菲亚有条件地投降，保加利亚的一半地区沦为奥斯曼领土。1386年土耳其攫取了尼斯，1387年又取得萨洛尼卡。整个希腊拱手送给土耳其。

小小的波斯尼亚，居然遏止了这个浪潮。斯蒂芬·特科把他的武力和拉扎尔一世（Lazar Ⅰ）领导的塞尔维亚联合，在普罗克尼克（Plochnik）打败了土耳其（1388年）。一年之后，穆拉德一世率领一支有基督徒部队的军队西进，在科索沃遭遇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扎儿、乌拉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波兰等组成的联军。一位塞尔维亚骑士伪装成投降者和报信人，潜入穆拉德的帐篷，杀死了国王，他自己也被杀死。穆拉德的嗣子巴雅泽一世（Bajazet Ⅰ），愤怒地重整土耳其，领导他们再次获胜。拉扎尔一世被俘并被取去首级；塞尔维亚变成土耳其的附庸，它的新王斯蒂芬·拉查耶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被迫供应军队给巴雅泽。1392年，瓦拉几亚也在约翰·希什曼（John Shishman）的统治下，列入了奥斯曼附庸诸国的名单。只有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还保有反抗的能力。

1393年，巴雅泽侵入保加利亚。经过3个月的托诺弗（Trnovo）之围后，保加利亚首都失陷。教堂被亵渎，宫殿被焚烧，主要贵族被邀参加会议，并被屠杀。教皇再度要求基督教国家诉诸武力。虽然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法国仍派遣了由讷韦尔伯爵领导的一支骑士队；霍亨索伦伯爵与圣约翰骑士及他们的随从也一起来援；巴拉丁娜选帝侯带来了一队巴伐利亚骑兵；约翰·希什曼重申其臣属地位，并带来他的军队，在匈牙利王的领导下作战。

这支联军有6万多人，通过塞尔维亚，围攻在尼可波利的土耳其要塞。巴雅泽闻讯即从亚洲调一支军队来解围，而法国骑士在享受醇酒美人之余答应消灭它。他们夸口，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要用枪把它撑起来。巴雅泽发誓要马踏罗马的圣彼得高坛。他把最脆弱的军队放在最前方，这明显是诱敌之计。法兰西骑士洋洋得意地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地通过1万名新步兵和5000名土耳其骑士，轻率地登上高地。正当他们到达高地之顶时，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4万名枪骑兵，法国这些贵族骑士高贵地战斗，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逃逸。由于他们的溃败，他们后面的联合步兵秩序大乱。塞尔维亚的斯蒂芬·拉查耶维奇领导5000名基督徒抵抗基督教军队时，匈牙利和德国奋力击退了土耳其，赢得这场对苏丹王极其重要的尼可波利战役（1396年）。

目睹战场上躺着许多死去的部下，知道囚在要塞的土耳其人被基督徒的围攻者杀戮，激怒之下巴雅泽下令处死1万名俘虏。尼佛伯爵被允许挑出24个骑士留其活命，以便换取赎金。数千基督徒从日初直到午后，在一项血腥仪式中惨被屠杀，直到苏丹的官员劝他赦免其余的人。从那天到1878年，保加利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省。巴雅泽现在取得了大部分希腊，然后进军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年（1373—1453）

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拜占庭这样，完全没落。已失去自我防卫的意志，又无法劝服爱幻想的希腊人相信为国牺牲是高贵可敬的；马里查、科索沃及尼可波利没有派遣部队参加基督教军队。1379年，苏丹有1.2万名士兵，强迫位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城市向土耳其投降（1390年）的，就是受约翰七世统御的拜占庭军队。

1402年，巴雅泽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帝国缩减到只剩下首都：巴雅泽统御了马莫拉海两岸，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几乎所有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都已沦入土耳其之手。对于这座被围攻的城市而言，最后的一刻似乎已经来临。饥饿的希腊人自破城墙，献城给土耳其人，以换取粮食。突然，从伊斯兰教的东方出现一位异教救星，“跛子”帖木儿（Timur the Lame），帖木儿大汗（Tamerlane the Great）决定牵制奥斯曼势力的壮大。鞑靼人西指时，巴雅泽放弃了围攻君士坦丁堡，在安那托利亚匆促地重集军队。土耳其和鞑靼在安卡拉（Ankara）遭遇（1402年），巴雅泽战败遭俘。这股土耳其浪潮才稍行弭止，看来上帝终于站在基督的一方。

拜占庭在曼努埃尔二世的聪明治理下，恢复了大部分希腊和一部分色雷斯邦域。但穆罕默德一世（Mohammed Ⅰ）重组土耳其大军，由穆拉德二世领军，最终获胜。穆斯林由于信仰的启示，认为为伊斯兰教而死可进入乐土；甚至即或没有所谓乐土和仙女，他们有些人认为漂亮的希腊女郎也就够了。希腊天主教憎恨罗马天主教，反之亦然。威尼斯人因为在克里特岛（Crete）拒绝接受罗马礼仪和教皇的威权而捕杀希腊天主教徒时，教皇乌尔班五世坚决要保护这唯一的真正教会（约1350年）。拜占庭的百姓和下级教士，拒绝以拉丁基督教的各种规矩再事统一希腊；一位拜占庭贵族宣称他宁愿在君士坦丁看到土耳其头巾，也不愿见到罗马红衣主教的红帽子。大部分巴尔干诸国憎恨其邻国甚于土耳其。有些人更愿意向穆斯林妥协，因为穆斯林统治者收的税没有基督徒统治者多，较少甚至不迫害异教徒，并允许有4个妻子。

1422年，穆拉德二世重新攻打君士坦丁堡。一场在巴尔干的暴动，迫使他放弃了围攻。约翰八世被允许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拥有政权，条件是每年须付出一笔很重的进贡给土耳其。穆拉德再度征伐希腊、萨洛尼卡和大部分的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在乔治的领导下英勇抵抗。在匈雅提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合组的军队，在库诺维沙打败了穆拉德（1444年）。乔治统治塞尔维亚，一直到他90岁死去之时（1456年）。在瓦尔那胜利和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之后（1448年），穆拉德签署了一项与培里奥洛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和约，隐退到阿德里安堡。他死于1451年。

穆罕默德二世，绰号“征服者”，21岁登上奥斯曼王位。他认可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签订的条约，并送他的侄子乌尔汗到拜占庭寄养长大（可能做间谍）。当另一个伊斯兰教势力在西亚向他的权威挑衅时，穆罕默德把他的军队调过海峡，留下他的欧洲属地给首相维齐·哈利利·帕夏（Vizier Khalil Pasha）治理，这个人对拜占庭很友善。君士坦丁勇气胜于智谋，他通知首相，除非照顾穆罕默德的侄子的年金加倍付给，否则拜占庭将要送回乌尔汗作为奥斯曼王位的要求者。君士坦丁显然认为亚洲的变乱给了一个削弱土耳其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争取西方盟友和南方的交通。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教敌人，以及威尼斯、瓦拉几亚、波斯尼亚、匈牙利等都订立了和约。回返欧洲，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强力的堡垒，保证了他的军队在两个大陆之间来往的畅通无阻，也控制了黑海的商业。历时8个月之久，他募集粮秣人马。他雇用基督徒枪炮手，为他投射最大火炮，那座火炮能射出600磅的石球。1452年6月，他宣战了，以14万人对君士坦丁堡做最后的围攻。

君士坦丁十一世用孤注一掷的办法防守，他用小火炮、长矛、弓箭、火把和能发射胡桃般大小铅弹的粗制火器等装备他的7000名士兵。每天他仅小睡，监视修补白天损坏了的城墙。虽然如此严阵以待，在土耳其的破城槌和优良大炮之下，古老的防御工事不堪一击。5月29日，土耳其人越过填满死尸的城池，涌入这个被惊吓的城市。临死者的哀号，被鼓号的军乐掩盖了。希腊人终于勇敢地抗战，那位年轻的皇帝参加每一次战斗，和他在一起的贵族都为他而死。被土耳其人包围时，他喊着：“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来砍下我的头？”他脱下王袍，像一个普通士兵似的作战，最后，他的声音消失在那支彻底溃散的部队中。

胜利者屠杀了数千人，直到抵抗停止。然后他们开始疯狂地抢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希望的。每一个战败者之中可用的成年人，均被视为奖品。在一场强奸狂乱中，连修女也和其他妇女一样被蹂躏。基督徒中的主仆，在被夺去显示其地位的服饰后，突然发觉他们并无区别，同是奴隶。抢劫并不是完全没有控制，当穆罕默德二世发现一个穆斯林借宗教为名破坏圣索菲亚（St.Sophia）的大理石地板时，他用王室的弯剑打他，并宣布所有的建筑物为苏丹所有并作有秩序的处理。圣索菲亚教堂转变成为清真寺，所有的基督教标志都被移走，那些镶嵌细工画也被清洗。城市沦陷的当天，或那个星期五，一个伊斯兰教礼拜呼号人登上哈吉亚·索菲亚（Hagia Sophia）的最高角楼，集合穆斯林聚在一起向胜利的安拉（Allah）祈祷。穆罕默德二世在基督教最有名的神龛中，举行了伊斯兰教仪式。

君士坦丁堡的失陷，震撼了欧洲的所有王国。这个保护欧洲使它不受亚洲侵扰达1000年的屏障，已经倾倒。十字军曾经希望逐回亚洲内陆的伊斯兰教势力和信仰，而且已经有办法跨越拜占庭军团，通过巴尔干，到达了匈牙利的大门前。教皇曾梦想全希腊的基督徒投向罗马的统治，当他看到东南欧成万的人，迅速改信伊斯兰教时，已经没有当初的雄心壮志。曾经对西方船只开放的商业道路，现在落入敌人手中，这些道路，因平时要征通行税而阻滞，在战时又被枪炮封锁。拜占庭艺术家被赶出去，当西方骄傲的影响消失时，在俄罗斯发现了其踪迹。从1397年开始，希腊的学者移民到意大利和法兰西，现在迁徙的速度加快了，因这些古希腊难民的移迁而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并没有失去什么。拜占庭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英雄故事和血腥的历史上，在人类高贵和不名誉的经历中，也有了它的一席之地。

匈雅提（1387—1456）

匈牙利的人口在14世纪约70万人，有马扎儿人、潘诺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帕辛纳克人、库曼人、斯拉夫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瓦拉几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人种。总之，少数的马扎儿人统治了多数的斯拉夫人。在这些新生的城市中，14世纪时经商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的无产阶级开始形成；而这些大多是从德国、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来的移民，于是新的种族纷争渗入人种的混乱中。

安德鲁三世之死结束了阿帕德王朝（Àrpàd Dynasty，907—1301年）。一场王位继承战更使国家四分五裂，当较高层的贵族们举行王位选举、把圣斯蒂芬王冠授予安茹的查理·罗伯特之后，才重获平静。查理带来了封建主义和法国的骑士观念与意大利式的工商业。他积极开发匈牙利的金矿，鼓励企业，稳定金融，清明司法，给这个国家带来卓有成效的管理。在查理和其子路易的治理下，匈牙利变成西方国家，迫切希望赢得西方的协助来抵抗快速膨胀的东方。

几百年后，伏尔泰曾说，路易一世“愉快地治理匈牙利40年”，而且，“在波兰12年，他的人民奉他为大帝，那是他应得的；但是这位亲王在西欧并不被人知道，因为他的威名没有传到其他国家去。14世纪，知道在喀尔巴阡山有一位路易大帝的人是多么少啊”。他的个性中混杂着温文儒雅与好战斗勇的骑士情操。他曾沉溺于战争——那是为在那不勒斯被谋杀的兄弟报仇，为从威尼斯收复达尔马提亚海港，这个海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该国的出口港，并为了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北保加利亚等纳入匈牙利的控制，以牵制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侵略性扩张。他以身作则地在贵族中间推广骑士理想，提高人民的礼仪和道德水准。在他父子二人治理期间，匈牙利的哥特人创造了他们最好的艺术成就，尼古拉·科罗兹瓦利（Nicholas Kolozsvari）和他的儿子雕刻了目前在布拉格最有名的圣乔治的石像。1367年，路易一世创立了佩奇（Pécs）大学，但这些匈牙利中世纪的光荣，在和土耳其的长久而精疲力竭地奋斗下终渐消失。

路易的女婿西吉斯蒙德一世长期在位（1387—1437年），这使他具有远见的政策得以有所成就。他领导过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尼可波利抵抗巴雅泽，结果他和妻子凄惶地逃离这场灾难。他知道土耳其的进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问题。他以极大的关注和不足的钱财加强南方的边界，在多瑙河和萨韦河（the Save）的河岸建起贝尔格勒堡垒。他被选为帝国官员，这使他长时间地忽略了匈牙利。他获得的波希米亚王冠只加大了他的责任，却没有增加他的能力。

他死后两年，土耳其侵袭匈牙利。在这次危机中，出现了该国最有名的英雄。匈雅提从特兰西瓦尼亚的匈雅提堡接受这个名号，这个城堡是因战功而赏给他父亲的。他少年时即被每天训练作战。在塞门提亚的一场打赢土耳其的胜利中，他赢得了荣誉，而新王拉迪斯拉斯五世使他成为抵抗土耳其军队的大元帅。击败奥斯曼成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宏愿。土耳其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他以爱国主义和大将之才，领导新训练的军队抵抗他们。那场战役中西蒙·凯梅尼将军壮烈牺牲，成为匈牙利文学津津乐道的主题。知道土耳其已下令找到并杀死匈雅提，凯梅尼请求和他互易服装。匈雅提指挥军队取胜时，凯梅尼被攻击而阵亡（1442年）。穆拉德二世派遣8万新军到前线，匈雅提用诈退诱使他们进入一个狭窄的过道，那里一次只有一部分人能作战，匈雅提的战略再一次获得成功。亚洲的暴乱又起，穆拉德被迫有条件地求和，并同意付出大量的赔款。在塞格德（Szeged），拉迪斯拉斯王与他的盟友们同穆拉德的代表们签署了一项停战和约以保证双方和平。拉迪斯拉斯以《圣经》起誓，土耳其大使以《古兰经》起誓（1442年）。

然而，枢机主教切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派驻布达（Buda）的教皇使节，立刻判断这个时机攻击有利。穆拉德已将他的军队调到亚洲，用一支意大利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就能将其阻止。枢机主教本性刚直而有能力，是当时的杰出之士。他申辩说，对异教徒的保证没必要遵守。匈雅提建议和平，塞尔维亚特遣队拒绝破坏停战协定。西方国家的使者支持切萨里尼，愿为圣战输财送人。拉迪斯拉斯王让步，亲自率军攻击土耳其的阵地。西方的支援没有到，奥斯曼的军队有6万多人，避过了意大利海军，返回欧洲。在靠近黑海的瓦尔那——其旗手擎着挂有这纸不名誉条约的矛——穆拉德以极大的优势打败了拉迪斯拉斯的2万人（1444年）。匈雅提建议撤退，国王仍命令进军。匈雅提求他殿后，拉迪斯拉斯王跃入战阵前锋，被杀死。

4年后，匈雅提尝试补偿这个不幸。借道敌视的塞尔维亚，他在科索沃遇到土耳其军队，苦战了三天。匈牙利被打败，匈雅提混入散兵之中逃走了。有几天他躲在沼泽中；由于饥饿，他又出现，被塞尔维亚人发现，把他交给土耳其人。他被释放，条件是答应不再领军通过塞尔维亚的土地。

1456年，土耳其围攻贝尔格勒。穆罕默德二世把曾经震撼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指向贝尔格勒城堡，欧洲从来也不知道有这样厉害的大炮。匈雅提以匈牙利史诗上从未忘记的技巧和勇气领导抵抗。终于，饥饿的煎熬和对战斗麻痹，使被围的人跑出了堡垒，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和土耳其的大炮搏斗，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得此后的6年中，匈牙利免除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攻击。在这次历史性的战役之后数天，匈雅提在军营中病殁。匈牙利人尊他为最伟大的人。

最高潮（1453—1481）

现在，土耳其重新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终于在1459年屈服，直到1804年，仍是土耳其的一省。穆罕默德二世攻取了科林斯，不费一兵一卒取得雅典。这位征服者颇像恺撒，因尊敬其先民而给予雅典人宽大的条件，并对古典碑石的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可能相当和蔼，但他报了十字军和马拉松战役之仇。波斯尼亚的首都和海港拉古萨（Ragusa），披着一袭文化的外衣而获有“南斯拉夫的雅典”的称号，1463年归属土耳其统治，轻易地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这件事令西方惊讶。

15世纪下半叶，土耳其最勇敢的对手是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贝格（Scanderbeg），他的真名是乔治，他可能是谦逊的斯拉夫人的后裔，传说他拥有艾庇罗特（Epirote）皇室的血液和冒险犯难的精神。他小时候被送给穆拉德二世做人质，在奥斯曼的阿德里安堡宫廷中长大。苏丹很喜欢他的勇气和耐心，待他如子，并派他做土耳其军中的一名军官。成为穆罕默德的信徒，乔治接受有力的名字伊斯肯德·贝伊（Iskender Bey），然而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土耳其人反对基督徒的许多战役后，他后悔他的变节而阴谋逃脱。他宣布放弃伊斯兰教，从土耳其总督手中攫取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克鲁亚（Kruja），而宣告叛变（1442年）。穆罕默德二世接二连三地派兵追击他，斯坎德贝格用他的迅速行动和游斗战略打败了他们。最后，穆罕默德因被另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心，与他约定10年的休战（1461年）。但威尼斯长老和教皇庇护二世劝斯坎德贝格破坏休战，重启战端（1463年）。穆罕默德谴责基督徒是无知信仰的异教徒，重新回来围攻克鲁亚。斯坎德贝格顽固抵抗，苏丹两度围攻。城被攻陷时，斯坎德贝格也死了（1468年）。1479年，克鲁亚投降，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土耳其的一省。

这位贪得无厌的穆罕默德同时收进了摩里亚、特拉布宗（Trebizond）、莱斯博斯、内格罗潘特（Negroponte）和克里米亚（Crimea）。1477年，他军队中的一支越过伊松佐（Isonzo），蹂躏威尼斯周围22英里处的意大利东北部，然后运走战利品，回转塞尔维亚。威尼斯曾为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所有权顽强地长期抗战，现在把所有权给了克鲁亚和斯库塔里（Scutari），还付了1万杜卡特作为赔偿。西欧没能援助威尼斯，反而谴责它和异教徒和平妥协。现在土耳其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只有尤里乌斯·恺撒曾经用船渡过的水域，把他们和意大利、罗马、梵蒂冈隔开。1480年，穆罕默德派一支军队越过水域攻打那不勒斯王国。轻易取得了奥特朗托（Otranto），屠杀了2.2万居民中的一半，俘虏了其他的一半，并砍杀一位大主教。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结束了和佛罗伦萨的战争，派最优良的部队重占奥特朗托。穆罕默德围攻罗德斯，在这场战斗中去世。罗德斯直到苏里曼时仍留在基督徒手中。土耳其人离开奥特朗托，回到阿尔巴尼亚（1481年）。这股奥斯曼潮流暂时平息下去。

匈牙利的复兴（1456—1490）

匈雅提为匈牙利赢得半个世纪的安全，他的儿子马赛厄斯·科菲努斯领导这个国家，达到其历史的高峰。马赛厄斯继位时，只有16岁，外形不完全像王室的人。和他的身体比起来，他的腿太短，只有在马上才看起来高大些，但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与以往的斗士一样。在他的加冕典礼之后不久，他向一个有名气有势力的德国骑士挑战，该骑士在比尤达的一项比赛中，已经击倒所有的竞争者，而马赛厄斯恐吓他，如他不用尽他所有的精力和技巧来和自己竞技的话，就把他处死。匈牙利的历史学家确实记叙着，这位年轻的国王打败了这个巨人。马赛厄斯长大后成为一个好的战士和将领，在任何地方遇到土耳其人，都赢得胜利，并收回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但未能征服波希米亚。他和腓特烈三世打了4次仗，取得维也纳，合并了奥地利。第一位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匈牙利人。

他的胜利使王权暂时超乎贵族之上，在这里，同在西欧一样，政府的集权是时代的要求。他在布达和维舍格勒的王宫，同样是当时最富丽堂皇的。大贵族成了他的从者，他的使臣因服饰、装备和随员的繁多华丽而著名。马赛厄斯的外交是狡猾而无远见的。他友善而大方，用黄金买俯拾可取的东西。同时，他重建政府的每一部门，并亲自扮演一位细心的行政人员和公正的法官。他着便衣置身于民众和士兵中，亲自考察其官员的行为，毫无情面或顾虑地纠正不胜任和不公正的官员。他尽量锄强扶弱，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地主的欺侮。当教会继续主张国家是教产时，马赛厄斯任命和训练高级教士。他任命一位7岁的意大利孩子做匈牙利主教，受到愤怒的费拉拉商人的反对，这些商人风趣地送给这位大主教一批玩具。

1476年，马赛厄斯和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结婚，欢迎欢乐和宽宏大度的阿方索孙女将文雅的意大利风尚带到匈牙利来。匈牙利和那不勒斯的文化交流受了其王安茹的宗亲关系的鼓励，而比尤达宫廷中的许多人也曾在意大利受教育。就像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霸术权谋一样，在他的文化癖性中，马赛厄斯可以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暴君。韦罗基奥（Verrocchio）送他两个青铜浮雕，而洛多维科又委托达·芬奇为匈牙利王画一幅《圣母像》，并保证这位画家“是少数能作一幅有价值的伟大绘画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利比（Filippino Lippi）为科菲努斯（Corvinus）作另一幅《圣母像》，他的学生用壁画装饰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的王宫。一位意大利雕刻家做了一件比阿特丽斯的半身雕像，那位有名的米兰金匠卡拉多索（Ambragio Foppa Caradosso）可能又设计了上乘的《基督受难像》（Calvary），贝内代托（Benedetto da Maiano）为比尤达的宫殿雕刻装饰，并在首都的内城（Inner City）教区教堂中，模仿了意大利建筑物文艺复兴时的有顶神龛。

贵族和高级教士加入国王的行列，支持艺术家和学者。甚至在内地的矿业城市中也有富人将财富用于艺术。漂亮建筑物，无论是凡俗的还是宗教的，不但在比尤达有，在维舍格勒、塔塔、埃斯泰尔戈姆、瑙吉瓦劳德和瓦克等地也有。成百的雕刻家和画家在装饰这些大厦。乔瓦尼·道尔马特（Giovanni Dalmata）制作了匈雅提和其他匈牙利英雄的著名石像。在卡萨（Kassa）成立了一所真正艺术家的学校。1474年至1477年，在圣伊丽莎白教堂的高祭坛背后的墙上，“斯蒂芬大师”和其他人雕刻了一件极广大和繁复的装饰，其中心人物在精巧与优美上，完全是意大利式的。在贝斯特尔泽邦亚（Beszterczebánya）的教区教堂中，另一群人在石头上雕凿一幅伟大的浮雕《橄榄园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Garden of Olives），其细节上的认真和戏剧效果，令人惊讶。从这个时代留存下来的，有相同功力和艺术表现的匈牙利绘画，是现存布达佩斯博物馆的《玛丽拜访伊丽莎白》（Mary Visiting Elizabeth），由“M.S.大师”所作。几乎所有这些匈牙利鼎盛时期的艺术都在16世纪奥斯曼侵略时被破坏或遗失了。有些雕像在伊斯坦布尔，那是被获胜的土耳其人拿去的。

马赛厄斯的兴趣在文学，不是艺术。外国或本国的人文学者，在他的宫廷中都受欢迎，并在政府中接受有薪的闲职。安东尼奥·彭费尼（Antonio Bonfini）用历史学家李维的拉丁文模式写下了这个政权的历史。雅诺斯·韦特兹，格兰的大主教，收集了一套古文的文库，并资助青年学者到意大利学希腊文。他们中间的其中一个，雅诺斯·潘诺纽斯，在费拉拉花了7年时间，获得允许参加佛罗伦萨的洛伦佐集团，并回到匈牙利，以拉丁式文辞和希腊式演讲震惊了宫廷。“当潘诺纽斯说希腊文时，”彭费尼写道，“你会认为他是在雅典出生的。”1475年至1500年，可能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发现像受到马赛厄斯宫廷扶助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和学者的群英会。多瑙河文学社于1497年在布达成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团体。

与美第奇时期的人一样，科菲努斯收集工艺品和书籍。他的宫殿成了雕像和形象艺术（Objets-d’art）的博物馆。作为惯例，他每年要花3万弗罗林购买书籍，很多是昂贵的饰有金银五彩图案的手抄本。但他并不像费德里戈·蒙泰费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那样反对印刷的书。1473年在布达成立了印刷所，那是印刷术传到英国的3年前。比伯里奥泽卡·科尔维纳（Bibliotheca Corvina）在马赛厄斯死时拥有1万册书，他的收藏是15世纪意大利最好的文库。其藏置在他的比尤达宫殿中的两间广阔大厅，有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看到多瑙河。书架雕得五颜六色，这些书大部分用羊皮纸包着，又用天鹅绒布裹着。马赛厄斯似乎曾经读过这些书中的一些，至少他用李维的书来催眠，他写给一位人文学家说：“学者们！你们多么幸福啊！你们不为血腥的荣耀，不为王位而奋斗，只为诗和至善的桂冠努力。你们甚至能强迫我们遗忘战争的喧嚣。”

马赛厄斯的集权仅维持到他死亡时（1490年）。复活的巨头们左右了拉迪斯拉斯二世，并盗用了应该付给军队的收入。军队兵变，士兵回家。逃避纳税的贵族们挥霍他们的所得和精力，过着恣意欢乐的生活。其时伊斯兰教压境，农人不堪痛苦剥削而掀起暴动。1514年，匈牙利国会宣布组织十字军以抵抗土耳其，征召自愿军。为数众多的农人聚集在十字路上，生死的选择由不得自己。当发现他们自己被武装起来后，这种观念便传开了，为什么等着去杀远方的土耳其人呢？可恨的贵族就在眼前。一位幸运的名叫格奥格·多萨（Gyögy Dózsa）的士兵，领导农民暴动；他们蔓延全匈牙利，焚烧城堡；屠杀所有的贵族——男人、女人、小孩——只要落入他们手中。贵族们从各处求援，武装起来并花钱雇人，打击乌合之众的农民，用极恐怖的方法处罚领头人。有两个星期多萨和他的随从没有食物。之后他被捆在红热的铁王座上，一顶烧红的王冠放在他头上，一根烧红的王杖放在他手中，当他还清醒时，他那些饥饿的伙伴，被允许撕下他身上烤熟的肉来吃。从野蛮到文明需要一个世纪，从文明到野蛮只要一天。

农民没有被屠杀，因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但是1514年颁布的法典指令道：“最近的叛乱……把不可信任的污点永远滴在农人身上，因此他们已经丧失他们的自由，而无条件地永久地去服侍其主人……每一分钱属于其地主，而农民没有权利请求公正和法律来对抗一个贵族。”

12年之后，匈牙利沦陷于土耳其。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1300—1517）

小小的葡萄牙除了一道海岸之外，再无天然之利可言，但凭其赤勇与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在这一时期也跻身为欧洲最强最富的国家之列。1139年，葡萄牙成为一个王国，其政府、语言与文化在最受爱戴的国君“劳动者”迪尼斯（Diniz the Laborer）的统治下，确立规模。这位国君身兼行政家、改革家、建筑家、教育家、艺术奖掖者及文学与爱情的高明实践者等众多头衔。他的儿子阿方索四世，历经几次谋杀，成为一个仁慈的国君。这个王朝与英国日增的贸易，使两国政治和睦。阿方索为巩固与新兴的卡斯蒂尔谨慎的同盟关系，催促儿子彼德罗（Pedro）迎娶唐娜·康斯坦莎·马努埃尔（Donna Costanza Manuel）。彼德罗虽然遵照父命迎娶，仍继续爱着本身也是皇家世系的勒涅斯·德卡斯特罗·科斯坦莎（Inés de Castro Costanza）。唐娜死后，勒涅斯就成了彼德罗第二度外交婚姻的一道障碍（1355年），遂被谋杀。卡摩安兹（Camoëns）这位葡萄牙的弥尔顿（John Milton），在《卢西亚歌》（The Lusiads）这篇民族的史诗里，重述这段有名的浪漫史：

谋杀者的爪牙狰狞地向着勒涅斯……

他们污腥的剑使她雪白的酥胸染上了血迹……

在狂怒中，血染红了他们自己，

神圣的复仇仍未来临。

两年后彼德罗继承王位，为报此仇恨，他处死了谋杀者，掘出爱人的尸体，冠以王后的称号，旋以皇家礼仪重葬。他浸润在这一出悲剧中，统治变得严苛。

另一段比较平常的浪漫史扰乱了他的继承者的统治。斐尔南多一世（Fernando I）昏头昏脑地醉心于庞贝罗（Pombeiro）侯爵夫人莉奥诺拉（Leonora），他废除与卡斯蒂尔一位公主的婚约，完全不顾她健在的丈夫与愤慨的教会的反对，而与莉奥诺拉结婚。斐尔南多死后（1383年），莉奥诺拉成为摄政，立女儿比阿特丽丝（Beatriz）为女王，并将她许给卡斯蒂尔的约翰一世。人民眼见葡萄牙即将成为卡斯蒂尔的属地而群起叛变。科英布拉（Coimbra）的议会宣布王位应由选举产生，他们选上彼德罗与勒涅斯的儿子约翰为王。卡斯蒂尔着手以武力拥立比阿特丽丝。约翰即时编组一支军队，从英格兰借来500名弓箭手，于1385年8月14日在阿尔茹巴罗塔（Aljubarrota）击败了卡斯蒂尔人。

“约翰大帝”于是开启了48年的统治并维系宝座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王朝——亚维兹（Aviz）王朝。政府重新组织，改革法律与司法，葡萄牙语成为官方语言，其文学也于此时展开。与西班牙一样，这里的学者也一直使用拉丁文到18世纪为止。然而，瓦斯科·达洛贝拉（Vasco da Lobeira）用葡语写下一篇名为“阿马蒂斯·达高拉”（Amadís da Gaula）的骑士传奇（1400年）。这篇传奇在翻译后成为欧美最流行的世俗书刊。约翰一世在巴塔尔哈（Batalha）建造，用以纪念阿尔茹巴罗塔“战役”的维多利亚圣玛利亚的大教堂，骄傲地表现了民族艺术；在大小上，足以相比米兰的天主教堂，而在拱壁与尖塔的精细辉煌上，也堪与巴黎的圣母院媲美。1436年，另增辟一间设计高雅、装饰富丽的小教堂，以收容他的遗物。

儿子们使他光彩起来。杜亚特（Duarte）——爱德华——继承他，将国家治理得几乎同样完美。彼德罗厘定法律，“航海家亨利”开启了行将改变整个世界地图的商业革命。约翰一世从摩尔人那里夺取休达（Ceuta）港后（1415年），便留下这位21岁的亨利担当直布罗陀海峡这一战略据点的总督。穆斯林对廷巴克图、塞内加尔及西非海岸可能拥有的黄金、象牙与奴隶的描述，煽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他决定探勘这一地带，并予并入葡萄牙版图。他手下提到的塞内加尔河，可能东通尼罗河源和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一条起自大西洋、越过非洲、到达红海，因而东通印度的水道，行将开辟。意大利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将告瓦解。葡萄牙因而也将成为一个强权国家。被征服的地区可能皈依基督教，非洲伊斯兰国家将会在南北两侧受到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基督徒在地中海上的航行，也将获得保障。亨利似乎未曾想起环绕非洲的一条航路，但这成为他的一项历史性成就。

约1420年，他在坐落于葡萄牙与欧洲西南方尖端的萨格里什（Sagres），建立了一所非正式的野外学校，传授航海的知识。40年来，他与包括犹太和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及制图家在内的助手，搜集并研究水手与旅游者的记叙，同时派遣配上帆、桨及30到60名人员的脆弱船只，驶入险恶的海洋。亨利的一位船长重新发现了（1418年）70年前热那亚人发现、旋又忘记的马代拉（Madeira）。葡萄牙殖民者现在发展其资源，该地的糖及其他产品不久即抵过殖民的花费，葡萄牙政府因而乐于提供亨利航海探险的基金。后者注意到了1351年一张意大利地图所标示的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于是委派卡夫拉尔（Gonzalo Cabral）前往探勘，结果大功告成。1432年至1444年，这些海上明珠都一一并入葡萄牙版图。

最吸引亨利的是非洲。加泰罗尼亚与葡萄牙的航海家，曾经沿着西海岸南航900英里，直到博哈多尔（Bojador，1341—1346年）。然而，庞大大陆之西向突入大西洋，使水手不敢再向南航行。他们偷偷回欧洲，借口遇到种种恐怖的土著，海里的盐厚得犁都犁不开。他们同时扬言道，凡通过博哈多尔的任何基督徒，都会变为黑人。吉利亚内斯（Gilianes）船长也以相似的借口于1433年回到萨格里什。亨利再度命令他出航，嘱咐他带回有关这一险恶的岬角以南陆地与海洋的详细报告。吉利亚内斯不敢抗命，终于抵达了博哈多尔之外150英里的地方（1435年），他震惊地发现了赤道地区茂密的植物，根据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说法，在那种焚炙的太阳底下，只有沙漠才能存在。6年之后，特里斯唐（Nuno Tristao）更下航到了布朗角（Cape Blanco），带回一些强壮的黑人，立刻予以受洗并使之成为奴隶，封建领主让他们在葡萄牙的农场上工作。亨利辛劳航海的第一个主要结果，便是非洲贩奴的形成。财富源源而来，亨利的船只名义上为探察并使土著皈依基督教，实际上是捞取黄金、象牙与奴隶。兰萨罗特（Lanzarote）船长于1444年带回165名“黧黑的摩尔人”，用以耕耘带有军事色彩的耶稣会的土地。一位同时代的葡萄牙人描述捕捉这些“黧黑的摩尔人”的情形时说：

我们的人员一面大喊“圣地亚哥！圣乔治！葡萄牙！”一面扑向他们，杀的杀，捕的捕。你在那里可能看到母亲紧抓着孩子，丈夫紧抓着妻子，人人尽速逃命。有些跳入海洋，有些想藏在棚舍的角落里；更有一些人把孩子藏在矮树丛底下，但被我们的人搜出。最后，我们的主带给大家一份应得的报酬，使我们的人员在那天获得胜利。为了补偿对主效劳的一切辛苦，他们掳走了165名男女、孩子，死者不计其数。

到1448年，有900名以上的非洲黑奴被带到葡萄牙。我们得补充一下，北非的穆斯林在发展贩奴事业上，尚比基督徒早，而非洲的黑人酋长本身也以象牙与黄金向葡萄牙人购买黑奴。

1445年，狄亚斯（Diniz Dias）抵达了名为佛得角（Cape Verde）的肥沃岬角；1446年，兰萨罗特探察了塞内加尔河河口；1456年，卡·达·莫斯托（Ca Da Mosto）发现了佛得角群岛。同年，亨利王子逝世，但这一事业由于他所带来的刺激和经济收入而继续发展。若昂·达·桑塔伦（Joao da Santarem）越过赤道（1471年），迪奥戈·考（Diogo Cao）抵达刚果河（1484年）。最后，在亨利首次探险半个世纪后，巴塞洛缪·狄亚斯（Bartholomeu Dias）一路与暴风雨和船难搏斗，终于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1486年）。他高兴地发现现在可以向东航行了，印度直躺在前面，似乎伸手可得，但他疲惫的部下迫使他回航。他诅咒摧毁他部下精神的那些险恶海面，同时把最南端的这一处岬角称为折磨岬（Cabo Tormentoso）。约翰二世眼见印度就在这个转弯处，于是重予命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狄亚斯与国王有生之年均未目睹一条通往印度的水道，这一鼓舞全葡萄牙梦境的实现。1497年，曼努埃尔国王忌妒哥伦布带给西班牙的荣耀与财富，委派达·伽马航绕非洲到印度。这位28岁的船长因受暴风雨所迫而采取了迂回路线，经过137天航行了约5000英里方才抵达好望角，然后再历经百次的危险与动乱、178天与4500英里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卡利卡特（Calicut）——亚洲东西、南北贸易的辐辏中心之一。他于1498年5月20日停泊该处，自里斯本出航算起，为时达10个月12天之久。他登陆后立刻被视为海盗而遭逮捕，几乎被处斩。但凭其惊人的勇气与演说，他打消了印度人的嫌疑与穆斯林的忌妒，为葡萄牙人赢得通商许可，装上满船的胡椒、姜、肉桂、丁香、豆蔻与珠宝，而于8月29日离开卡利卡特，经过一年艰难的航行，最后返抵里斯本。葡萄牙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取代了先经埃及、阿拉伯或波斯，再经意大利这条辗转花费、需索通行税的海陆路线。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经济成果，对于欧洲来说，较美洲的发现更为重要。

西班牙的航海家尚纠缠在加勒比海假定的印度群岛之际，葡萄牙人便因已发现了真正的印度而洋洋自得。直到1500年，他们罕曾想起另外尝试一条西向的航道。然而就在那年，喀布拉尔（Pedro Cabral）在由非洲通往印度的航行中，遭暴风吹离了航道，无意间发现了巴西。同年，加斯帕（Gaspar）再度发现了拉布拉多（Labrador）。1503年，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扬起葡萄牙的旗帜，探勘布拉他河（Rio Plata）与巴拉圭。1506年，达库尼亚（Tristao da Cunha）发现了，并以自己名字命名一座南大西洋岛屿。然而，葡萄牙的政治家认为巴西无利益可图；另一方面，从印度载回的每一船货却大大中饱了皇室的财库及商人和航海家的钱袋。

由于商业需要不间歇的军事保护，葡萄牙政府全面控制了这门新兴的贸易。穆斯林早已在印度各据点建立商业；有些印度的君主也加入抵御葡萄牙人入侵的行列。贸易与战争，金钱与血液，在这场范围极广的商业革命中混而为一。1509年，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担任葡属印度的首任总督。他对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接二连三地发动战争，夺取并稳固了阿拉伯海岸的亚丁与荷莫兹，印度的果阿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他从马六甲载回价值100万杜卡特的战利品。葡萄牙经过如此武装之后，一跃成为150年间欧洲与印度、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主人。葡萄牙商人东进到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1512年），欣见这些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豆蔻、肉桂与丁香比印度的还要便宜而且有味道。阿尔布开克仍未餍足，他率领20艘船只进入红海，向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建议，合力挖通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使河水改道，使整片伊斯兰埃及变为沙漠。后因骚动，阿尔布开克被召回果阿，结果在1515年死于该地。翌年，科埃略（Duarte Coelho）为葡萄牙打通今越南与泰国的贸易。1517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与广东和北京建立了商业关系。

葡萄牙帝国——第一个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当时在世界上幅员最广，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各地所建立的帝国差堪比拟。里斯本成了首富之区，其水域停泊着来自远地的各类船只。北欧商人在那里，而非在威尼斯抑或热那亚，以最低价格购得货品。意大利为丧失东方贸易的垄断权哀悼不已。在一个世代里先后受到哥伦布、达·伽马与路德致命打击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于是逐渐凋萎，而位居公海统帅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而领导着大西洋各国的繁荣滋长。

文学与艺术也沐浴在新的光辉灿烂中。费尔南·洛佩斯（Fernao Lopes）以20年的时间（1434—1454年）写下长篇巨幅的《编年史》（Cronacas），他以生动的叙述、有力的刻画描写葡萄牙的故事，足以与弗鲁瓦萨尔匹敌。维桑特（Gil Vicente）为皇室写小剧本并为群众节宴写剧本（约1500年），从而开创葡萄牙的戏剧。葡萄牙画派师法佛兰德斯，但也发展出自己的气质与特性。努诺·贡萨尔维斯（Nuno Goncalves）为圣·文森特修道院所画的沉郁连版画，与曼泰尼亚（Mantegna），甚至与埃克兄弟相匹敌：6块嵌板，在透视与轮廓上，是早期艺术家的代表作，但55幅画像——其中最好的是航海家亨利的画像——刻画入微，具有写实力量。“幸运者”曼努埃尔王为了纪念达·伽马的胜利航行，委任建筑家若昂·德卡斯蒂洛（Joao de Castilho）在里斯本附近，以火焰般的哥特式风格，建造了宏伟的贝伦修道院（约1500年）。葡萄牙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西班牙的层峦叠嶂，一则形成保护，一则造成悲剧：这些山峦虽然使西班牙免于外患，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及参与欧洲文艺思潮的机会。在半岛西北方的小角落里，这群巴斯克（Basque）的半游牧民族，随着季节的更替，将羊群从平原驱向山丘，然后循山而下。他们有许多是农奴，却自称贵族。他们组成的三省，在主权松弛的卡斯蒂尔或纳瓦尔王国中实行自治。天主教徒斐迪南将其南部并入卡斯蒂尔之前（1515年），纳瓦尔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该国其余部分，后来成为法国的国王封地。萨丁尼亚（Sardinia）于1326年为阿拉贡所并，接着是巴勒尔（Baleare）于1354年，西西里于1409年，被阿拉贡吞并。阿拉贡本身由于受到瓦伦西亚、塔拉戈纳、萨拉戈萨及巴塞罗那诸地工商业所赐，日益富足。当时，卡斯蒂尔是西班牙诸王朝中势力最强、疆域最广的，它统治着人口众多的奥威耶多、莱昂、布尔戈斯、巴利亚多利德、萨拉曼卡、科尔多瓦、塞维尔及其首都托莱多诸城；其国王在西班牙境内向最多的听众弹奏音乐，并下最大的赌注。

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改良卡斯蒂尔的法律与王廷，促使好战的贵族转而对抗摩尔人，同时奖掖文学与艺术，并以一位颇能生育的女人酬劳自己。其王后为他生下的太子，却在晦暗、疏忽及悔恨中长大，成为“残忍者”佩德罗。佩德罗15岁时继位（1350年），这使老国王的9位私生子大失所望。他们均遭放逐，他们的母亲莱奥诺拉·德古斯曼（Leonora de Guzman）则被赐死。佩德罗出身波旁皇族的新娘布兰奇（Blanche）远从法国不请自来时，他即与她结婚，度过了两夜春宵，旋即以阴谋的罪名，予以毒害（1361年），然后娶了姘妇玛丽亚。后者倾国倾城的美貌，据说曾使宫廷骑士为之痴迷而狂饮她沐浴后的水。虽然如此，佩德罗甚得下层阶级的爱戴，他们一直支持他到痛苦之终点。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屡次企图篡位，迫使他采取一连串诡计、谋杀及亵渎行为。最后，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的亨利——莱奥诺拉（Leonora）的长子——组织了一支成功的叛军，亲手血弑佩德罗，成为卡斯蒂尔的亨利二世（1369年）。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理论，道德不符合王位者为王则属非法，统治者尽管大玩权术甚至谋杀。但1450年，正是为数约千万的人民，创造了西班牙的文明。他们每以纯粹的血统自豪，却是凯尔特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与犹太人的混血。其社会底层为少数的奴隶与直到1471年才摆脱奴属的农民；其上为工匠、制造匠及城里的商人；再上则依尊贵之次为骑士（caballero）、系属于国王的贵族（hidalgo）及独立的贵族（procere）；与这些俗人并列的，则为起自教区牧师、主教、院长，上达大主教、红衣主教的教阶人士。每一个城镇都有议会，并派代表加入由贵族和高级教长组织的省或全国议会。理论上，国王的敕令须经这些“法庭”的同意方成法律。工资、工作情况、价格与利率均由市议会或同业公会组织加以规定。商业则因为皇室的垄断、省或地方对进出口货设立的官卡、不统一的度量衡、贬值的货币、路途上的贼匪、地中海上的海盗、教会对牟利的谴责及主宰大部分工商业的穆斯林与管理财政的犹太人的迫害，而受到层层阻挠。一家省银行以政府信用作保而在巴塞罗那开业（1401年），汇票于是发行；海上保险则至1435年才开始出现。

西班牙人身为闪米特人后裔，却又受到反闪米特人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在血液里保留非洲的热度，并像柏柏尔人一样，在语言与行动上趋于暴烈。他们的心灵敏锐而好奇，却失于轻信并畏于迷信。他们即使在贫困、凄惨之中，还保持着精神的傲然独立与举止的尊贵。他们贪多务得，但并不轻视穷人，也并不吮舐富者之鞋。他们轻视并规避劳动，但也坚忍刻苦。他们懒惰，却征服了半个新大陆。他们渴求探险、壮丽与浪漫，即使以代理的方式，他们也要饱尝危险的滋味。属于克里特与罗马的一种遗迹的斗牛，早已成为全国性的游戏，正式、庄严、多彩多姿、苛刻，并教人勇敢、艺术技巧及敏捷的智力。但像现代的英国人（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西班牙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欢乐。土壤的干旱不毛与山坡阴影，反映为心绪的枯燥忧郁。他们的举止缓慢而优雅，太过卫生；每个西班牙人都是彬彬君子，但绝少浴血骑士。骑士仪节与比武之风，盛行于下层民间。“名誉攸关”成为一种宗教。妇女在西班牙不为女神，即为囚犯。上层社会的衣着，平日显得朴素，但到了周日和宴乐场合，则盛露光彩，纷纷炫示着彩带、绫罗、襞襟、软衬和金饰。男士酷嗜香水与高跟鞋，而妇女也不以自然的娇媚为满足，纷纷以色彩、飘带及神秘的面纱蛊惑男士。性的追逐，以千奇百样的方式与伪装滔滔而下。教会的恐怖、致命的法律与“名誉攸关”，都力图阻止这种疯狂的追求，但爱神维纳斯战胜一切，妇女的丰腴胜过土壤的恩赐。

西班牙境内的教会是王室不可分的同盟。它不大理会罗马教皇，经常要求改革教皇职位——甚至向坚毅的亚历山大六世提出改革。西蒙红衣主教于1513年禁止尤里乌斯二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在西班牙境内发卖赎罪券。事实上，国王被认为是西班牙教会的首领，斐迪南在这件事上并不须等待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教导。西班牙境内，无须宗教改革，以使国家与教会、国家主义与宗教合而为一。西班牙教会乐得在一个自觉需要仰赖它用以维持道德秩序、社会安定及民众顺从的政府下，享受实质上的特权，以作为不成文交易的一部分。教会里的人员，即使是小小的教职，也仅附属于教会法庭。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佃农耕作。它还可抽取其他供佃农自用的小土地上收成物的1/10，但须付出什一税中的1/3给国库；其他方面，则都免税。西班牙的教会，可能比除意大利外其他任何国家的教会富裕。教士的道德与修道院的教规，显然超出中古的一般水准；但像其他地方一样，教士的姘居现象普遍且被宽恕。禁欲主义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尽管堕落，在西班牙却持续不坠；甚至有情人鞭笞自己，以软化温柔、胆怯的姑娘，抑或借以达到某种虐待狂似的亢奋。

普通百姓效忠于教会与国王，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才能勇敢而有效地对抗自古以来的敌人摩尔人。格拉纳达（Granada）的征夺，被视为一场为神圣信仰而战的战争。在圣节假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纷纷以庄严的队伍跟在代表圣母或圣者的大偶像之后，或阴郁静默，或合唱着圣歌在街上游行。他们坚信精神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和永恒之家，尘世生活只是一种邪恶短暂的梦幻。他们痛恨异教徒，而视其为国家统一与信仰的出卖者，因此不反对予以活烧。他们认为这只是对愤怒的上帝最应该做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当时的教育几乎全属宗教。顽强的全国议会，在异教徒墨西哥人中发现一种类似基督教的圣餐之后抱怨道，撒旦已把圣餐教给他们，其目的只是为了困扰那些征服者。

西班牙天主教的坚强，是与穆斯林及犹太人经济竞争的结果，后两者合计占境内1/10的人口。糟糕的是，摩尔人占有肥沃的格拉纳达，但更令人激怒的是那些穆德加尔人（Mudejare）——居住在西班牙基督徒之间尚未归化的摩尔人。他们在商业、工艺与农业方面的技术，为大部分受役于原始苦工的人民所羡慕。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基督教的西班牙迫害他们达千年之久。犹太人被任意的征税、强迫借贷、没收财产、谋刺及强迫受洗，还被强迫聆听天主教的传道，有时在犹太人自己的会堂举行，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归化。倘若基督徒接受了犹太教，法律即可判以死刑。他们常受邀请或受召与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必须在耻辱的战败或危险的胜利之中做一选择。他们与穆德加尔人一而再地被要求佩戴醒目的标志——通常是在衣肩上佩一个红圈。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人；他们的医生也不得为基督徒病人开处方；他们的男人若与基督徒妇女结婚，便被处死。

1328年，一位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讲道刺激纳瓦尔境内埃斯特拉（Estella）的基督徒，屠杀5000名犹太人，并烧毁他们的房舍。1391年，马丁内斯（Fernàn Martinez）的传教，更引起西班牙境内每一座主要城市的人民大肆杀戮拒绝归化的犹太人。1410年，巴利亚多利德及其他城市受到神圣而狂热的费勒（Vicente Ferrer）雄辩的蛊惑，下令将犹太人与摩尔人限定在划出的区域里，他们的门户从日落到日出必须关闭。这种隔离大概是为了保护。

即使在这些摧残之下，犹太人依然坚忍、刻苦、精明，抓住每一个发展机会，逐渐昌盛繁荣起来。卡斯蒂尔的有些国王像阿方索十一世与“残忍者”佩德罗，均予以照顾，并提拔有才能的犹太人在政府中担任高职。阿方索任命约瑟夫为财政大臣，任命另一位犹太人萨缪·利伯恩—瓦卡为御医。可惜他们滥用职权，被判谋反之罪，死在狱中。萨缪尔·阿布拉法（Samuel Abulafia）重蹈覆辙，他在佩德罗手下担任财政部长，聚敛一大笔财富，最后被国王处死。早在1357年，萨缪尔曾在托莱多建立一座富有古典淳朴与高雅之美的犹太会堂，到斐迪南时，改为埃尔·特兰西托（El Transito）基督教堂，现则由政府保留为西班牙境内希伯来—摩尔人的艺术纪念物。佩德罗保护犹太人，反而造成他们的不幸。因为后来亨利废黜他时，有1200位犹太人被战胜的士兵屠杀（托莱多，1355年）；更惨的杀戮于佩德罗将“自由兵团”带进西班牙时相继展开。佩德罗“自由兵团”是杜盖克兰（Du Guesclin）从法国暴民中招募来的队伍。

成千的西班牙犹太人宁可受洗，而不愿受到虐待与集体屠杀的恐怖。身为合法的基督徒，这些皈依者可沿着经济与政治的阶梯，在各行各业，甚至在教会里爬升而上。有些成为高级教士，有些成为国王的顾问。他们在财政上的才能为他们赢得聚集和管理国税的权力，因而受人忌妒。其中有些享有贵族的安适，有些则因其成功惹眼招妒。愤怒的天主教徒将这些皈依者牢牢冠上“猪仔”的野蛮名号。然而，有些徒有门第而缺乏财富或对才能表示敬重的基督教家庭却在婚姻上接受他们。如此，西班牙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终于实际地混入了犹太人的血统。天主教徒斐迪南与异端裁判官托哥马达（Torquemada）的祖先均为犹太人。教皇保罗四世与国王菲利普二世交战时，直称菲利普和西班牙人为“犹太人与摩尔人的败种”。

格拉纳达（1300—1492）

伊本—巴图塔（Ibn-Batuta）描述格拉纳达为“世界上任何城市均难与之相比……环绕于此的尽为果园、花圃、开花的草原与葡萄园”；城中则为“高贵的建筑”。其阿拉伯名字为卡尔纳塔（Karnattah），意义不明；西班牙的征服者命名为格拉纳达——“满布种子”——大概由于邻近盛产石榴树而得名。此名不仅包括该城，而是包括克雷斯、雅恩（Jaén）、阿尔米里亚（Almería）、马拉加（Málaga）及其他城镇在内的一个省份，总人口约400万。占有1/10人口的首都，“像一座守望塔般”矗立于山巅之上，俯瞰着一座壮观的山谷。山谷则因周密的灌溉与科学的耕作，一年有两次收成。城墙上的上千座瞭望塔，保卫此城免受环伺的敌人的攻击。宽敞而优雅的巨宅庇荫着贵族；公共广场的喷泉，缓解了太阳的炙热；在阿尔罕伯拉（Alhambra）王室神话似的宫殿里，正有位酋长、苏丹或哈里发在主持朝政。

所有农产的1/7须付与政府，大约同样的比例由统治阶级取得，作为经济管理与军事领导的费用。统治者与贵族另将岁收分给艺术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资助一所大学；大学里有学问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任教职和校长。大学正门上刻着铭文：“斯世靠四事支持：智者之学问，伟人之正义，善者之祈祷及勇者之胆识。”妇女可以自由分享文化生活，我们知道不少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的女博士的姓名。当时有人这样说道：“女人的出色，以其体态的匀称，身体的文雅，长发的飘舞，牙齿的白晳，与挪动的轻盈……交谈的迷人与呼吸的清芬。”个人清洁与公共卫生，比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进步。服装与礼俗均极堂皇，而竞赛或化装游行，更增添了宴乐节日的光彩。其时道德松弛，暴行屡见不鲜，但摩尔人的慷慨与诚实，赢得基督徒的赞美。关于格拉纳达的“市民的名声”，西班牙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名不虚传。他们口头一句话，比我们之间所作的书面契约更值得信赖。”然而奢侈的滋长，终于腐蚀了国家的元气，内部的不和，则招致外来的攻击。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西班牙在慢慢巩固其王国并增加其财富。她以羡妒的目光，仰视这个繁荣之地。后者的宗教，以其邪异的多神教来痛诋基督教；其港口也是招致异端势力的危险开口；尤有甚者，那些肥沃的安达鲁西亚（Andalusia）田野，正可补偿北部许多贫瘠的土地。格拉纳达得保自由，完全在于天主教西班牙的分裂。即使如此，公国仍然同意（1457年）岁岁入贡卡斯蒂尔。嗣后鲁莽的阿里·阿布—阿尔—哈桑（Ali Abu-al-Hasan）竟然拒绝继续这种收买和平的贿赂（1466年），所幸当时亨利四世正放荡得无暇迫使其顺服。但后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登上卡斯蒂尔的王座之后，随即派遣特使要求恢复朝贡。这时，阿里不要命地大胆回答说：“去告诉你的君主，说格拉纳达以前朝贡的国王都已经死了，我们的铸币厂现在只铸剑！”并没警觉到斐迪南本身的钢铁（指其意志）比摩尔人铸币厂的还多。阿里借口受到基督教的边界侵扰，突袭占领基督教的边城沙哈拉（Zahara），将城内所有居民赶入格拉纳达，并售卖为奴（1481年）。马奎斯（Marquis）以劫掠阿拉马（Alama）摩尔人的堡垒作为报复（1482年）。格拉纳达的征服已经展开。

爱情使战争趋于复杂。阿布—阿尔—哈桑竟然迷恋上一位女奴，迫使王后苏丹娜·艾莎（Sultana Ayesha）策动人民废黜夫君，同时加冕其子阿布—阿布杜拉（Abu-Abdallāh）——西方所熟知的波迪尔（Boabdil）——为王（1482年）。阿布—阿尔—哈桑逃到马拉加，一支西班牙的军队包围该城，结果几乎被仍然效忠于哈桑的军队在阿亚魁（Ajarquia）山脉中的山道上歼灭殆尽。波迪尔由于羡妒父王的军事武功，也从格拉纳达率领军队攻击卢塞纳（Lucena）附近的一支基督教军队。他奋勇战斗，但失败被俘。后因答应帮助基督徒对抗其父王，并年付1.2万杜卡特给西班牙政府后，方得释放。同时，其叔阿布—阿布杜拉希（Abu-Abdallahi）——以“勇者”闻名——自立为格拉纳达的酋长。一场三角内战，便在叔、父、子之间，为了争夺格拉纳达的王座而爆发。结果是父亲死亡，儿子占领了阿尔罕伯拉宫，叔叔则退至瓜迪克斯（Guadix），并从那儿一再攻击目之所及的西班牙人。波迪尔欲效法此技，也否认被俘时的保证与朝贡，积极备战以抵抗无法避免的袭击。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遣3万士卒蹂躏生长食物的格拉纳达的平原，磨坊、谷仓、农舍、葡萄园、橄榄林与橘林均遭摧毁。马拉加受到包围，以阻止其对格拉纳达的支援。该城一直坚守到老百姓吃光马、狗与猫，成百地死于饥荒或疾病为止。斐迪南迫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判定1.2万名幸存者为奴隶，但允许富人交出一切所有物以赎回自由之身。“勇者”阿布杜拉希只有屈服。都城外的格拉纳达整个省份，便落入基督徒手里。

天主教的君主在围城外，为其军队建立一座称为“圣塔菲”（Santa Fé）的坚固城市，以等待饥荒将“安达鲁西亚的荣耀”拱手交出，任其摆布。摩尔人的骑士纵马出城，单挑西班牙的骑士，彼此同样骁勇善战。但斐迪南发觉手下英勇的骑士一个接一个战死，便终止了这种比赛。波迪尔不得已率军做一绝望的突袭，结果被击退。他再向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分头求援，但均落空。

1491年11月25日，波迪尔签订城下之盟，征服者仁至义尽。格拉纳达的人民，得以保留其财产、语言、服装、宗教与仪式；他们受自己的法律与法官裁判；并在3年后方得征税，其税目也只限于过去所征收的。此外，该城由西班牙人占领，凡是想离开者均可离开，凡愿返回伊斯兰教非洲者，均有交通供应。

格拉纳达的人民却在反抗波迪尔的投降。暴动迫使他将格拉纳达的钥匙交给斐迪南（1492年1月2日），然后与亲属及50位骑兵骑马经过基督教的阵线，到达他将以卡斯蒂尔的附庸身份行使统治的一个山区小侯国。他从经过的峭壁上回头对已经丧失的富丽城市投下最后一瞥。那一座山巅，至今仍然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El Ultimo Sospiro del Moro）。他的母亲谴责他的眼泪说：“你哭得真像女人，因为你不能像个男子汉那样抵御。”

同时，西班牙的军队进入格拉纳达。门多萨（Mendoza）红衣主教将一支大银质十字架挂在阿尔罕伯拉王宫之上，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也跪在城市广场上，感谢上帝在经过781年之后，终于将伊斯兰教逐出西班牙。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在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之死（1379年）与斐迪南登上阿拉贡王座之间的这一个世纪，就西班牙而言，可以说是一段休耕时期。一连串懦弱无能的君主，准许贵族你争我夺而使土地凌乱不堪；政府怠惰、腐败，私仇公行不禁，内战频仍，商旅患道，而田地也时受军队掠夺，致使农民留而未耕。在爱音乐与诗歌而不理国家琐务的卡斯蒂尔君主约翰二世的漫长统治（1406—1454年）之后，继之为亨利四世不幸的任期。后者以其行政的无能、币值的败坏及将税收挥霍在所宠爱的寄生虫身上，而赢得“无能者”亨利的称呼。他将王位嘱托给他称为女儿的胡安娜（Juana）；贵族们否认亨利的出身和权势，强逼他提名其妹伊莎贝拉为继承者。但他死时（1474年），重新肯定胡安娜的合法地位和统治之权。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即从这一瘫痪的混乱中，铸造了使西班牙在欧洲称强达一个世纪的秩序与政府。

一批外交家说服了18岁的伊莎贝拉，与其年仅17岁的表弟斐迪南结婚（1469年），为未来的功业铺路。他们都系出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斐迪南当时已是西西里的国王，待他父亲一死，又可兼为阿拉贡的国王，这门亲事因此可结联三国为一强大的王国。保罗二世拒绝出具表兄妹婚姻合法化所需要的教皇敕书，这一必要证件，于是由斐迪南父王及巴塞罗那的大主教共同伪造。待此完成之后，真正的敕书才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得来。更为困难的是新娘的贫穷，因新娘之兄拒绝承认这门婚姻，而新郎的父亲已深陷于战争，不能提供一场皇家仪式。一位犹太律师贷款2万苏尔多（sueldo），才铺平婚姻的道路。款项在伊莎贝拉后来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时方才偿还（1474年）。

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之权，受到娶胡安娜为后的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挑战。战争在托罗（Toro）打响，斐迪南在该地领导卡斯蒂尔人走向胜利之路（1476年）。3年后他继承了阿拉贡的王位；除了格拉纳达与纳瓦尔两地之外，全西班牙已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斐迪南则统治阿拉贡、萨丁尼亚与西西里，同时分治卡斯蒂尔。后者的内政管理，留归伊莎贝拉，但王室的特许状与命令，均须由两位统治者加以签署，同时新的硬币都铸上国王与女王的头像。

据其朝臣的描述，伊莎贝拉之美，举世无匹，面貌姣美，身材中等，眼睛湛蓝，头发棕色泛红。她比斐迪南受的教育多，心智虽不敏锐，但也不残忍。她眷顾诗人，并与谨慎的哲学家交谈，但更喜与修士为伍。她选最严厉的道德家当她的听告解者和导师。她虽然嫁给不忠实的丈夫，但似乎一直忠于婚姻。她生活在道德放荡的时代里，却是性方面庄重的模范。处在腐败的官吏与奸险的外交家之间，她仍然保持坦白、爽朗而不堕落。她母亲在严格的正教与虔诚中教养她，她再予以发展到苦行禁欲的边缘。她压迫异端的严厉与残忍，一如她在其他任何事上的和善与仁慈。她是自己孩子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朋友忠诚的梁柱。她大量地捐助教会、修道院与医院。她的正统信仰并未阻止她谴责文艺复兴时期某些教皇的不道德。她极具勇气，令人钦佩；她抵制、克服并驯服强大的贵族，默默地承担大伤恸，并勇敢面对战争的艰难与危险。她认为在大众面前维持女王的尊严是明智之举，因此极力炫示昂贵的锦服、珠宝；但私下她穿得朴素，吃得节省，闲暇则做些女红，送与自己所爱的教会。她对工作劳心劳力，亲自发起有益的改革，而且或许过分地管理司法；她一心只想将她的王国从没有法律的紊乱中提升到一种守法的和平状态。与她同时代的外国人，如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圭恰迪尼及贝厄德（Bayard）骑士，把她列为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并比之为古代的巍峨女杰。她的臣民虽不耐烦国王的统治，对她却崇拜不已。

卡斯蒂尔的人民无法宽恕斐迪南外国人（阿拉贡人）的身份，虽然他们以他为成功的政治家、外交家及骑士而自豪，仍然在他身上找出许多缺点。他们把他冷漠、孤僻的个性与女王的温煦和善，他的迂回多虑与她的直率坦诚，他的吝啬与她的慷慨，他对下属的苛刻与她对臣仆的厚酬，及他婚外的放荡与她默默的节欲，分别做对比。他们或许不怨恨他设立宗教裁判所及他利用宗教感情作为战争武器；他们赞许对抗异端的战役，格拉纳达的征服，及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的驱逐；他们最爱戴他的，却是后代最少赞扬的。我们没有听到人民对他严刑峻法的抗议——亵渎者，割去舌头；鸡奸者，活活烧死。他们觉察出，若不妨碍个人的利益或王室的政策时，他可以公正甚至仁慈；他虽较喜在谈判时与人唇枪舌剑，而不喜在战场上与人争勇斗狠，但他能智勇俱全地统率三军；他的小气，并非供作个人奢侈之需，而是移作扩建西班牙之用。他们必已赞许他节俭的习惯，他在困境中所表现的坚定，他在腾达时所表现的节制，他对助手的精挑细选，他对政府的鞠躬尽瘁及他以弹性的坚持与谨慎的手段，追求高远的目的。他们宽恕他身为外交家所惯用的欺骗伎俩，他经常背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不也使用同一手法来哄骗他并欺弄西班牙吗？“法兰西国王，”他狞笑道，“抱怨我骗过他两次。这个傻瓜在说谎——我曾经骗他十次，甚至更多次。”马基雅维利仔细研究过斐迪南，他于品味其狡诈之余，赞扬道，“其行径……通通伟大而略突出”，并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重要的国王”。圭恰迪尼也写道：“这位王子言行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其立下步骤，又何等深沉奥秘！”有些人认为斐迪南幸运，但事实上他是小心准备，以待大事，并立刻抓住机会。我们若对他的善与恶加以衡量，其结果为，他至少已将西班牙从停滞破碎的混杂中统一壮大起来，成为下一代欧洲的霸主。

他与伊莎贝拉合力恢复卡斯蒂尔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保障；重振圣兄弟会，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民兵团体；终止道途上的抢劫与男女的风流韵事；重组司法并制定法律；收回以前国王轻率让予宠幸者的国有土地；严格要求贵族完全服从王权；像法国与英国一样，封建自由与混乱也不得不让步给绝对王朝的中央命令；各城市自治区域，也照样放弃其特权；省议会很少召开，若行召开，主要也在投票赞成政府征收基金；根基薄弱的民主，便在刚勇的国王之下憔悴而死。即使对“天主教的君主” [1] 异常珍贵的西班牙教会，也削去了一些财富与一切内政管辖权；教士的道德，受到伊莎贝拉大力的改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被迫将任命西班牙境内高级教士的权力让予政府。能干的教士像西蒙及门多萨，均立刻被提拔为托莱多的总主教及国家首相之职。

西蒙主教的个性，与国王同样积极而强悍。他出生于高贵却贫穷的家庭，少年时即献身教会。他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20岁即获得民族与宗教法博士学位。他在锡古恩萨（Sigüenza）教区，为门多萨当过数年的教区牧师与行政首长。他成功但不快乐，几乎不在乎名位或财物，他后来进入西班牙最严格的修道会——圣方济各会。只有苦行才令他愉悦：他睡在地面或粗硬的地板上，经常绝食，鞭笞自己，并穿一件紧贴皮肤的苦行衫。1492年，虔诚的伊莎贝拉选这位憔悴的修道士当私人牧师和听告解者。他以能继续住在修道院，并恪守严苛的圣方济各戒律为条件，而接受该职。这一指令使他成为圣方济各会省区的领袖，该会在他要求之下，也受到严酷的改革。伊莎贝拉提名他当托莱多总主教时（1495年），他先是拒绝，但经过6个月的抵抗后，终因受到教皇的敕书而屈服。他现将60岁，似乎诚愿以一个修士之身终老。他身为西班牙的总主教和皇室议会的首领，仍继续其严苛的生活；他在因职责所需的灿烂衣袍下，再穿上粗糙的圣方济各会长服，而长服底下，仍旧穿着苦行衫。尽管受到高级教士的反对，但得到王后的支持，他将严格施行于自己修道院的改革，推行到其他所有的修道院。就像完全失去谦卑的圣方济各，突然间被赋予了圣伯纳与多米尼克的权力与才能似的。

这位深沉的圣者发觉两位尚未归化的犹太人高居在朝，心里总不愉悦。最得伊莎贝拉信任的朝臣之一为“大亚伯拉罕”（Abraham Senior），他与阿布拉内尔（Isaac Abrabanel）一起为斐迪南征集税收，并筹备格拉纳达战争的经费。国王与王后此时特别关心这些归化者。他们曾经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归化者均将成为诚恳的基督徒。伊莎贝拉曾特别准备教义问答以教导他们，但他们有许多人仍然秘密维持他们旧的信仰，并传给他们的小孩。天主教徒对未受洗的犹太人的厌恶，暂时缓和，但对“新基督徒”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反抗他们的暴动，在托莱多（1467年）、巴利亚多利德（1470年）、科尔多瓦（1472年）及塞哥维亚（1474年）各地相继爆发。宗教问题同时也构成种族问题。年轻的国王与王后极力设法平服种族、语言与信仰的杂异及冲突，使之归于统一并带来社会安宁的方法。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再没有比在西班牙恢复宗教裁判所更好的办法了。

[1] 这一头衔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4年颁赐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宗教裁判所的措施

今日，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类之起源与命运的见解，如此不同，故在大部分国家里，人们已不再惩处宗教信仰不同者。我们目前的不容忍，只是针对那些敢于质问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原则之士。我们解释这种独断主义，其所持之理由为：任何加之于这些珍贵的假定之上的怀疑，均将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巩固与生存。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基督徒、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比我们今日更敏锐地关怀宗教一事。他们的神学理论，乃是他们的至宝与信托品。他们将拒斥这些信条的人士，视为攻击社会秩序基础及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敌人。每一个集团均因确信而难以容忍，并将他人视为异端。

由于孩童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古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字字均由上帝口授，同时相信上帝之子直接建立基督教会。基于这些前提，人们自然认为上帝希望所有的国家，均为基督教国家，而异教的流行，也必然是对上帝的全然侮辱。此外，由于任何一位异端，必然受到万劫不复的惩处，故宗教法官相信（许多人似乎如此诚挚地相信），只要能消除一个异教徒，他们便能挽救他潜藏于内心的皈依本性，或是挽救自己免于永恒的地狱。

处在真正神学家气氛中的伊莎贝拉，大概也持有这些观点。斐迪南是现世的刚硬人物，可能会怀疑其中的某些见解；但他显然了解，宗教信仰的一致将使西班牙更容易统治，并能更坚强有力地打击敌人。经他与伊莎贝拉的请求，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终于颁行一道敕书（1478年11月1日），赋权他们任命6位持有神学与宗教法学位的僧侣，为宗教裁判所的评议员，以调查、惩处异教徒。这一道敕书的显著特色，是西班牙君主拥有提名宗教裁判所人员的权力。较早的异端裁判组织，则由多米尼克或圣方济各会的省区领袖推举。和在下一世纪奉行新教的德国与英国一样，这里的宗教臣属于国家达三代之久。但从技术上看，这些异端裁判者只是由君主提名，再经教皇任命；他们的权威系由教皇批准而来。这一机构依然是教会的——它是教会的一个组织，而教会又是国家的一个组织。政府一方面提供宗教裁判所的经费，一方面收受其净利。国王与王后对其工作密切监视，人民若不服该所的裁判，还可向他们上诉。在斐迪南的一切统治工具中，这一组织最称他的心。他的动机主要不在财政；他虽可取利于定罪者被没收的财产，但他拒收足以操纵裁判者的富豪罪徒的贿赂。他的目的在于统一西班牙。

异端裁判者被赋予雇用教会或俗世的助理作为调查员或行政官员的权力。1483年后，整个组织划归于一个名为异端最高总裁判庭。宗教裁判所的管辖权，延伸至西班牙境内的所有基督徒，并未触及尚未归化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其恐怖的箭头指向有恢复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之嫌的那些归化者，及被指控为异端的基督徒。直到1492年，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比受洗的犹太人安全。教士、僧侣与修道士要求免受异端裁判，但均遭拒绝。耶稣会抗拒该所的管辖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结果仍然屈服。最高裁判所权力的唯一限制为君主的权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即使君主的权威也受漠视。宗教裁判所要求，并通常接受所有俗世官吏的合作。

宗教裁判所自定法律和程序法典。在城市建立法庭之前，该所经教区讲坛颁行一道“信仰敕令”（Edict of Faith），要求凡是知道任何异教活动的，均得向异端裁判者报告。每个人均被鼓励成为密探，以告发其邻居、朋友及亲戚（在16世纪，不允许指控近亲）。告密者可获得完全的保密与保护；凡知情不报和掩护异端者，均将受到峻厉的咒逐——逐出教会及诅咒。倘若一位受洗的犹太人仍然指望弥赛亚的来临；倘若他还保持《摩西法典》中的饮食法规；倘若他以星期六为崇拜与安息日，或在那天改换其亚麻衣衫；倘若他以任何方式庆祝犹太的任何一个圣日；或对自己任何一个孩子施行割礼，或命以任何的希伯来名字，或没做十字记号即予祝福；倘若他进行祈祷，不加荣耀一词便重复《圣经》的福音；倘若他临死面向墙壁——凡此等及类似者，均被异端裁判者视为秘密异端的表征，须立即呈报法庭。在“恩典”一词之下，任何感到有异端之嫌的人均可前来忏悔。这样，他虽将受到罚金或苦行的惩罚，仍可获得宽恕，条件是他必须揭发他可能知道的其他异端。

异端裁判者对告密者与调查员收集的证据，似乎都仔细审查。倘若裁判所一致认为该被告有罪，便发拘票捕人。被告被单独监禁，只有裁判所的代理人才能与之交谈，任何亲戚不得探访。通常，他必须戴上镣铐。他须携带床铺衣物，且支付监禁与维持生活的所有费用。假使所付的款额不足，则其相当数目的财产将被拍卖，以应所需。其剩余的财物则由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予以扣押，以避免被告将其藏匿或另作处置而逃避没收。大部分的情形为：卖出部分财物，以养活犯罪者家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被逮捕者提审时，由于裁判所已先判定其有罪，此时被告的责任为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审判秘密而不公开，辩护者（被告）如果获得释放，须发誓绝不揭露有关审判的任何事实。没有任何证人出面指证，他们的名字也不向他提起。异端裁判者称这一程序就保护告发者而言，是必需的。被告首先不被告以受人指控之罪；他只受邀来承认他本身的放弃正教信仰与崇拜，并说出他怀疑有异端之嫌的人。倘其招认令裁判所满意，则他可能受到死刑之外的任何惩处。倘若他拒绝招供，他得选择发言人为他辩护。这时，他被单独监禁。在许多案例中，被告因受到折磨而诱出口供。通常案件得以拖延数月，而手铐脚镣的单独监禁，常足以获得裁判者想得到的任何口供。

刑讯只在大多数的裁判者投票赞成后施行。其理由为：证据虽未使罪行确定，但已有可能。通常如此判决的刑讯均予延后，以使被告对其恐惧，而能诱出口供。异端裁判者似乎相信刑讯对于已被指为罪犯的被告而言，是一项恩典，因为招供之后，他可得到较轻的惩罚；即使在招供之后，仍须处死，他也能够享受教士的赦免，而不堕入地狱。然而单单认罪犹嫌不足，裁判所也可能施用拷刑，以逼迫愿招之被告，说出犯上异端或罪恶的连带人物。互相矛盾的证人，也可能受刑以找出谁真谁假。奴隶也可能受刑而招出不利于主人的口供。刑讯逼供没有年龄限制，13岁的少女与80岁高龄的老妪，都有可能被架上拷问台。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规通常禁止虐待哺乳期妇女，或心脏衰弱者，或被控以轻微的异端之罪者，比如普遍认为通奸不过是可宽恕的轻微之罪。拷刑不得令犯罪者永久残废，而且只要随侍的医生下令，便得停止。刑讯只在负责该案的裁判者、一名公证人、一名记录秘书及一名地方主教的代表之前施行。方法随时间、地点而不同。受难者的双手可能被反绑在背后，然后吊起；也可能被缚得不能动弹，然后慢慢用水灌入喉咙，直到几乎窒息为止；或可能被绳索绑住手臂与腿，然后拉紧，直到绳索穿肉刺骨。我们听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使用的刑讯，比早期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当时俗世宫廷使用的温和。主要的折磨是延长监禁。

宗教裁判所不仅是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还颁布信仰与道德的律令，并建立次序或刑罚。在许多情形下，刑罚还算慈悲，因悔罪者的年龄、无知、贫穷、醉酒或一般的令誉而免除部分惩罚。最温和的惩罚是申诫，较严重的是强迫公开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此举甚至使无辜者也长留标志到死。通常被定罪的悔罪者，须身穿“悔罪服”——绘有燃烧火焰的十字架的衣服——定期参加弥撒。他可能袒露至腰，身披罪行标志而游行过街。他本人及其后代子孙可能永远不得担任公职。他也可能被逐出城，偶尔也被逐出西班牙。他可能被鞭打一两百下，到“安全限度”为止。此刑男女同等。他可能遭受囚禁，或流放到军舰上服役——斐迪南倾向于后者，认为对国家较为有用。他也可以缴付一些罚款，或没收其财产。在有些案例中，死人也被控以异端，并接受死后审判，财产没收充公。这时，其继承者即丧失遗产权。告发已死的异端者，可得30％至50％的利益。凡是害怕这种追溯既往判决的家庭，有时向裁判者付出“和解费”，以保障其继承的遗产不被没收。财富因而变成了富人的一项危险，及告发者、异端裁判者与政府的一种诱惑。随着金钱流入宗教裁判所的钱柜，里头的官员追求黄金比保存正教信仰更加热心，腐败堕落也假宗教之名盛行起来。

最大的惩罚为火刑，保留给那些被判定犯了严重的异端之罪，而未在判决宣布前承认者，及那些虽已及时招供，虽已获得“和解”或宽恕，但过后又流为异端之徒。宗教裁判所本身宣称它绝不杀人，只不过将定罪者交给俗世政府；但无论如何它明晓刑法规定，凡严重犯上或不知悔改的异端，均须火焚于柱上。教士正式出现在公开焚烧异教徒的场合，即坦然显示教会的责任。“信仰之举”不仅仅在火焚一事，而在判罪与执行时的整个仪式。其目的不仅在于恐吓潜藏的触犯者，还在于训诲子民，使之预尝到最后审判的滋味。

起初，火焚的程序很简单：那些被判死罪者被送到公众广场，然后列成一排被缚在柴堆上，异端裁判者端坐在对面的平台上，口念认罪的最后呼吁，继而宣读判文，点燃火把，这场痛苦终告圆满结束。但后来由于火焚渐多，威慑力降低，其仪式更加复杂并令人惊惧，而以一出精密安排、耗资无数的大戏搬上舞台。如果可能，火刑总定在西班牙国王、王后或王子登基、结婚或拜访之日，以资庆祝。城市与国家官吏、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及地方教士与僧侣，均应邀——事实上是必须——参加。行刑前夕，这些高僧显宦均加入一道肃穆的行列，经过城里的主要街道，同时将宗教裁判所的绿十字架，安置在大的或主要的教堂的祭坛上。裁判者做最后努力，以取得被定罪者的招认。许多人那时便屈服下来，其判决因此减为有期或无期监禁。第二天早晨，囚犯从密集的人群中被引到城市广场。他们是骗子、亵渎者、重婚犯、异教徒及复陷于异端的皈依者，后来再加上新教徒。有时这一行列还包括缺席罪犯的画像，或装有死后被判罪者的骨头的盒子。广场里，在一座或数座高台上坐有异端裁判者、俗世与修院的教士及城市与中央官吏，国王也偶尔亲自主持其事。先是讲一会儿道，继而凡在场者均须宣誓服从宗教裁判所的神圣职事，并保证弃绝并迫害任何形式和任何地方的异教徒。随后，囚犯一个接一个被带到裁判者前面聆听判文。我们不必想象有任何大胆的反抗发生；到这地步，每一个囚犯几乎都已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即使到这时候，他仍可招认而挽救性命；遇到这种情形，宗教裁判所通常均以鞭笞、没收财物或监禁该犯终身来聊以满足。倘若罪徒直到判文宣读完毕后方才招认，则他可得到在火焚前被绞死这项慈悲，像这样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认罪的罪犯很多，因此被活活烧死的情形便相对减少了。那些被判严重犯上的异端之罪而否认到底者，均不得行最后的圣餐礼（直到1725年），且依宗教裁判所之意，只能被弃置于万劫不复的地狱。“悔罪者”现在则被带回监狱；怙恶不悛者则“交还”给世俗军士，并嘱以虔诚小心，不得让他们滴下任何污血。这批人终于被带出城，从附近数十里前来迎睹这一圣日景观的人丛之间经过。他们最后到达一个准备好的刑场，招认者先绞后焚，而顽抗者则被活活烧死。柴火一直加添助燃，直到死者全部烧尽，只剩一堆灰，然后将之散落于田野、溪流之上。这时，僧侣与围观者才各自返回他们的祭坛及家宅，心中深信他们已呈给受到异端侮辱的上帝一种求和的供品。人类的献祭行为又恢复了。

宗教裁判所的发展（1480—1516）

第一批异端裁判者是由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于1480年9月，为塞维尔一地任命的。许多塞维尔的皈依者，纷纷逃到乡下，寻求封建领主的庇护。后者虽有意保护他们，但异端裁判者以除籍及没收财产相威胁，那些难民只得投降。在城市，有些皈依者计划武装抵抗，但遭出卖；凡涉及之人，均遭逮捕，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审判临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次公开焚烧异教徒，是在1481年2月6日，以牺牲6名男女作为庆祝。同年11月4日，已有298名被焚，另有79名被终身监禁。

1483年，在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提名与请求下，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士托哥马达为西班牙全境的总异端裁判。他是一个真诚而不腐败的狂热者，他轻贱奢侈，工作狂热，以追猎异端从而得到效劳耶稣的机会为乐。他谴责异端裁判者的慈悲，取消许多无罪的宣告，并以死罪要挟，要求托莱多的众法师说出所有复归犹太教的皈依者。起初赞扬他忠于职守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这时也震惊于他的严厉，因而敕令他（1494年）与其他两位异端总裁判共同把持权力。托哥马达却凌驾在他们之上，维持其坚定的领导权，使宗教裁判所成为国中之国，其权力直与君主匹敌。在他督促之下，雷阿尔城（Ciudad Real）的宗教裁判所在两年之内（1483—1484年）一共焚烧了52名罪犯，没收了220位逃亡者的财产，并惩处了183位悔罪者。异端裁判者继将总部迁移至托莱多，在那里，一年之内即逮捕了750位受洗的犹太人，没收了他们1/5的财产，并判决他们在6个礼拜五的日子，以悔罪的行列，手拿大麻索抽打自己，游街示众。同年（1486年），在托莱多还惩罚了1650名悔罪者。同样的苦役也在巴利亚多利德、瓜达卢佩（Guadalupe）与卡斯蒂尔的其他城市进行。

阿拉贡王国以绝望的勇气对抗宗教裁判所。在特鲁埃尔（Teruel），执事长官当着异端裁判者之面将城门关上。这使该城受到停止教权的处分。斐迪南先停止该城薪饷，然后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迫降。这时，经常敌视该城的农民，也起而支持宗教裁判所。后者允诺他们免除由于被判有异端之罪而欠下的一切租金与债务。特鲁埃尔城屈服投降，斐迪南赋权予异端裁判者，可以驱逐曾帮助叛党的任何嫌疑犯。在萨拉戈萨，许多“老基督徒”加入“新基督徒”，以抗议异端裁判者进驻该城。但后者终于在那里建立了裁判所，这时，有些皈依者谋害了其中一位裁判官（1485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些震惊的市民蜂拥在街上，高喊着“烧死叛者！”该地的总主教以答允迅速制裁叛者来平息这群暴民。几乎所有的阴谋者均遭逮捕、处死；有一位从他被监禁的塔上坠地而死；另一位打破玻璃灯，吞下碎片，最后死在地牢里。在瓦伦西亚，议会不许异端裁判者执行工作；斐迪南下令属下逮捕所有的阻挠者，该城只得让步。为了支持异端裁判者，国王一而再地违犯阿拉贡传统的各项自由；教会与王朝，开除教籍与兵临城下的结合，强大得非任何城市或省区所能抵御。1488年，单是瓦伦西亚一城，便有983名被判为异端，其中100人被烧死。

由于懊悔这种俗世的控制、基于人道主义情感，及无法无视有些人为免除宗教裁判所的判决所付出的庞大费用，教皇试图节制其过分的举措，偶尔也保护受难者。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发布一道敕书，如获实现，将结束阿拉贡的异端裁判。他抱怨道，这些裁判者贪恋黄金比热心宗教更多三分；他们每每以敌人或奴仆可疑的证明，便监禁、折磨并烧死那些忠实的基督徒。他下令道，此后除非有地方主教一些代表的在场与同意，任何异端裁判者均不得采取行动；原告的姓名与讼词，须让被告知晓；宗教裁判所的囚徒，应只关在主教管辖的监狱中；凡抱怨裁判不公者，须上诉罗马教廷；在上诉的判决未宣布前，须中止该案更进一步的一切行动；凡被宣判为异端者，只要认罪与忏悔，便该赦免，嗣后不该再因上项指控而受到检举与干扰。过去凡与这些条款违背的一切程序，均为无效，未来任何违犯这些条款者，均将遭受除籍处分。这是一道开明的敕令。但我们须知，这只限于阿拉贡，这里的皈依者曾为该敕令慷慨捐付。待斐迪南违抗这纸敕书，逮捕已经取得该令状的代理人，并命令异端裁判者照常行事时，西克斯图斯除了在5个月后中止该敕书的执行外，并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

沮丧无助的皈依者将钱注入罗马，恳求宗教裁判所使他们免受传唤或被判决。结果钱被接受，赦免也经获准，但受到斐迪南保护的西班牙异端裁判者，却漠视不顾。这些教皇由于需要斐迪南的友谊及西班牙就圣职者头一年收入的捐献，也未再坚持。宽恕由金钱买得，并加颁布，但继则宣告无效。诸教皇只是偶尔维护其权威，将异端裁判者传回罗马，以质问其所受失检的指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缓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厉措施。尤里乌斯二世下令审判异端裁判者卢塞罗（Lucero）的渎职行为，同时将托莱多的异端裁判者予以除籍。然而，温文饱学的利奥，却将异教徒不该受火烧死的意见，指斥为可以谴责的一种异端。

上层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微弱地加以反对，而一般基督徒通常表示赞成。围观火刑的群众，他们对受难者甚少同情，往往敌视还更多些。在某些地方，他们唯恐招认将使罪犯逃脱柴堆之火，便企图先予杀害。拍卖受刑者被没收的财物时，基督徒群聚抢购。

据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Juan Antonio Llorente） [1] 估计，1480年至1488年，共有8800人被焚，96494人受惩；1480年至1808年，则有31912人被焚，291450人受到重惩。这些数目大多只是猜测，新教史学家现在均斥之为极度夸张。一位天主教的史学家指出，1480年至1504年共有2000件火刑案件；至1758年，则另有2000件以上。伊莎贝拉的秘书埃尔南多·普尔加（Hernando de Pulgar）估计，1490年以前，火刑约有2000件。另一位宗教裁判所的秘书苏利塔（Zurita）夸称，仅塞维尔一地，便烧死了4000名异端。在西班牙大部分城市里自然不乏受难者，即使属地如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萨丁尼亚、西西里、尼德兰与美洲，也不例外。火焚的比例自1500年之后开始减少，但没有统计能传达出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内心的恐惧。即使在家庭隐秘之地，一般男女也得注意自己所说的每一字句，唯恐漫不经意的批评将导致他们入狱。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压迫。

宗教裁判所究竟成功了没有？这在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即消除西班牙公开的异端上，可说是成功了。认为宗教信仰的迫害无效这种看法，只是谬见。宗教迫害压服了法国境内的阿尔比派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天主教徒及日本的基督徒。它在16世纪铲平了西班牙境内赞成新教的小团体。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强化了德国、北欧与英国的新教，因为那里的人民深恐一旦恢复了天主教，大祸就即将临头。

很难说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历史从哥伦布到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1492—1660年）这一灿烂时期的终结，到底有多少关系。那一纪元顶峰之际出现了塞万提斯与维加（Lope de Vega），其时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西班牙百年以后。宗教裁判所使西班牙人民强烈并清一色地信奉天主教，那种宗教气息随着几个世纪与异教的摩尔人的争斗而增长。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相比，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招致的战争耗竭西班牙，英国海上胜利与西班牙政府商业政策削弱其经济，更加导致西班牙的没落。北欧与新英格兰处决妖巫，正显出新教人民与宗教裁判所精神的亲近——说也奇怪，后者却理智地视巫术为一种幻想，须予怜悯、治疗而非惩处。异端裁判与火焚妖巫同为患上神学理论必须杀人之病症的时代的表征，其正如我们这一世纪出自爱国的屠杀。我们必须以他们的时代来了解这些运动，但在今日看来，那些都是最不可宽恕的历史罪恶。至高而不可挑战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死敌。

[1] 西班牙牧师，略伦特为1789年至1801年间宗教裁判所的总秘书。1809年，约瑟夫·波纳帕特（Joseph Bonaparte）授权他检查一个裁判所的文件记录，并撰写其历史。他随同撤退的法国人离开西班牙，于1817年在巴黎出版了撰写的宗教裁判所历史。

犹太人出征记

异端裁判意在威吓所有新旧基督徒，使其至少在表面上归于正统，并希望异端一经萌芽即遭摧毁，希望受洗的犹太人，经过两三代后，便忘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犹太教。其本意并非让受洗的犹太人离开西班牙。当他们企图迁移，斐迪南与宗教裁判所便予以禁止。尚未受洗的犹太人情形如何？约23.5万名居留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如果允许这些人奉行并公开声称他们的信仰，西班牙的宗教统一将如何实现？托哥马达认为无此可能，因而建议强迫他们皈依或将其放逐。

斐迪南为之踌躇，因为他深知犹太人在商业和财政方面的能力。但有人告诉他说，这些犹太人在痛骂那些改教者，并设法劝诱他们复信犹太教——即使秘密地信奉也行。他的医师利巴斯·阿尔塔斯（Ribas Altas）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被控在颈间的垂环上挂一个藏有自己画像的金球，以亵渎十字架。这一项指控似乎不可置信，但他也被火焚而死（1488年）。一封伪造的信函中提及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犹太领袖劝告西班牙犹太社群的首脑，随时抢劫并毒害基督徒。一位皈依者因被控将圣饼放在背囊里而遭逮捕；他一再受到折磨，结果签了一道供词，承认6名改教徒及6名犹太人杀害一名基督徒的小孩，并挖出其心脏，用之于魔术仪式中，意欲致令所有基督徒死亡及基督教被完全摧毁。被折磨者的供词彼此矛盾，同时也未闻小孩失踪，却有4名犹太人被火烧死。这些及相似的指控可能已影响到斐迪南，但无论如何，这些已为大众想将未受洗的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的意见预做了准备。格拉纳达投降时（1491年11月5日），摩尔人的商业活动，自然归入基督教的西班牙手中，这时，未归化的犹太人的经济贡献，似乎已不再重要。其时受到公开火焚异教徒及修道士传教煽起的人民狂热，使政府除非保护或驱逐犹太人，否则无法维持社会和平。

1492年——西班牙历史上多事的一年——3月30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签署了一道放逐敕令。凡未受洗的犹太人，不论年龄与财产，最迟在7月31日必须离开西班牙，且不得重返，否则以死论处。在这一短时间内，他们可以出售财产。他们可携带动产、交易券，但不能携带钱币、银子、金子。长者亚伯拉罕与阿布拉内尔欲提供巨款，敦请撤销这一敕令，但遭国王与王后拒绝。一道补充的诏令要求，犹太人的一切财产均须缴税到该年年底。基督徒或摩尔人的欠债，只能于期满时通过被放逐的债主所能找到的代理人予以收集，或于离去时折价卖给基督徒买家。犹太人的财产便在这种强制的行为中大幅贬值，落入基督徒手中。一栋房屋抵一头驴子卖出，一座葡萄园则抵一块布。有些犹太人在沮丧中烧毁了家宅（以领取保险金），其他则把房子给予城区政府。犹太会堂也被基督徒占用，而改为基督教会。犹太人的墓园沦为牧地。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大部分财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这样化为乌有。约5万名犹太人改奉基督教，并获准居留。另外超过10万以上的犹太人则离开西班牙，开始漫长而痛苦的迁移。

远离之前，他们让12岁以上的儿女通通婚配成双。年轻人扶助老年人，富人救济穷人。这一群群遭放逐者或乘马骑驴，或坐车，或徒步，慢慢往前移。每一转弯处，只见善良的基督徒——教士与俗客——劝说放逐者接受洗礼。犹太的众法老则向随从保证，上帝将像为他们祖先所做的一样，在海上开辟一条道路，领他们到达福地。聚集在加的斯的移民，怀着希望等待海水分开，以引领他们干着脚过海到非洲去。待觉醒时，他们才以高价坐船出海，但暴风雨吹散了他们25只船所组成的舰队；其中16只被吹回西班牙，许多无望的犹太人只好接受洗礼。塞维尔附近遭遇船难的50名犹太人，先是被囚禁两年，之后被售为奴。从直布罗陀、马拉加、瓦伦西亚或巴塞罗那出航的成千放逐者最后发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出于人道精神，愿意收容他们。

这群流浪者最方便的目标为葡萄牙。大量的犹太人早已居住在那里，在友善国王的庇护下，有些犹太人还身居财富和政治的高位。但葡王约翰二世这回惧怕为数约8万人群拥而来的西班牙犹太人。他只答应让他们停留8个月，过后便须离境。这时，他们中间发生了瘟疫，并蔓延到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因而要求立刻驱逐他们。约翰王以低价的船只，便利入境的犹太人驶离葡萄牙。但搭乘这些船只的犹太人，照样受到抢夺、掳掠，也有许多被抛在荒无人烟的海岸上坐以待毙，或等待摩尔人的捕捉、奴役。一艘载有250名犹太人的船，由于船中瘟疫仍然肆虐，被每个港口拒绝，而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比斯开湾的海盗抓住了一艘船，掠夺了船上的旅客，然后把船赶入马拉加，那里的教士与官吏让犹太人在受洗与饿死之间做出抉择。在其中50人死了之后，有关当局才以面包和水供给残存者，并命令他们开往非洲。

8个月的恩典期满之后，葡王约翰二世便将仍然停留境内的犹太移民卖为奴隶。15岁以下的孩子，均从父母手中带离，送往圣托马斯岛，将之教育为基督徒。由于任何请求均无法感动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有些母亲宁愿负子共溺，而不愿忍受分离之苦。约翰的继承者曼努埃尔给犹太人稍得的喘息机会：他解放被约翰贩卖为奴的犹太人，禁止传道士煽动人民反对犹太人，同时命令法庭摒弃犹太人谋杀基督教的孩子这一指证，认为只是恶意的传说。但曼努埃尔同时也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女儿和继承人求婚，梦想借着婚姻关系将两个王座结而为一。天主教的君主表示同意，但要求曼努埃尔把不论是本土或移居来的所有尚未受洗的犹太人赶出葡萄牙。曼努埃尔喜爱荣耀甚于道义，终于同意命令境内所有的犹太人与摩尔人接受洗礼或放逐（1496年）。他发现只有少数人甘愿受洗，因为不愿失去犹太人所擅长的贸易与手艺，他下令凡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必须与父母分离，并强迫受洗。天主教僧侣反对此举，但官方仍然执行。“我曾看见，”一位主教写道，“许多孩子被抓着头发拖到圣水盆边。”有些犹太人先杀死其子女，然后自杀，以示抗议。曼努埃尔愈发凶恶，他先阻止犹太人离境，然后下令强迫受洗。男的被揪着胡须，女的被抓住头发拖到教会，许多在路上自杀身亡。葡萄牙境内的改教徒急遣人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里，呼请调停。教皇的回答不得而知；但大概是赞许的，因为曼努埃尔当时（1497年5月）已赐予所有被迫受洗的犹太人20年的延期，在此期间，当局不得以依附犹太教的指控将他们提到任一法庭之前。然而，葡萄牙的基督徒怨恨受洗或未受洗的犹太人造成的经济竞争；当一名犹太人对宣称在里斯本一所教堂发生的奇迹质疑时，当地人民即将他撕成碎片（1506年）；然后继之以三天的肆意屠杀，约2000名犹太人遇害，其中数百名被活活烧死。天主教的高级教士指斥这一暴行，两位煽动暴动的多米尼克教派修道士被处死刑。

西班牙犹太人的恐怖大迁徙已经完成，但宗教的统一尚未达成：境内仍留有摩尔人。格拉纳达虽已取下，但那里的穆斯林则获保障享有宗教自由。衔命统治格拉纳达的总主教塔拉韦拉（Hernando de Talavera），谨慎遵守这一协定，他欲以和善、正义使他们归化。但西蒙并不赞成这种基督教义。他说服王后，与异教徒相处时不用保持忠信，并诱使她下令，摩尔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将被逐离西班牙（1499年）。他到了格拉纳达，便压制塔拉韦拉，关闭清真寺，公开焚毁所能夺取的所有阿拉伯书籍与原稿，并监督强迫的洗礼仪式。摩尔人一走出基督教士视线之外，便即刻洗去孩子身上的圣水。各地相继爆发叛变，但均遭抚平。1502年2月12日的一道皇家敕令，规定在卡斯蒂尔和莱昂的所有摩尔人，必须在4月底前就皈依基督教与被放逐作一抉择。摩尔人抗议道，他们的祖先统治大部分西班牙时，除了极少的例外，属下的基督徒均获有宗教自由，但国王与王后不为所动。凡14岁以下的男孩和12岁以下的女孩，均禁止随同父母离开西班牙，封建贵族得以保留上了脚镣的摩尔奴隶。成千的摩尔人因而迁徙，其余的则比犹太人更圆通地接受了洗礼。这些“摩尔的改教徒”（Moriscos）取代了已经受洗的犹太人的位置，而熬受恢复从前的信仰时宗教裁判所加于其身的惩罚。16世纪，有300万表面改教的穆斯林离开了西班牙。黎塞留红衣主教把1502年的敕令称为“历史上最野蛮的敕令”，修道士布莱达（Bleda）却认为是“自使徒时代起，西班牙境内最光辉的事件”。“现在，”他说道，“宗教统一已获保障，一个繁荣的世纪，确将崭露曙光。”

犹太人与穆斯林商人、工匠、学者、医生与科学家的外迁，使西班牙损失一笔无法估计的宝藏；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则在经济与学术上获益。西班牙从此以后只晓得一种宗教，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教牧师，除了在传统信仰的界限之内，一切思想自由，均予放弃。不论如何，当历经商业、活字印刷、知识与新教革命的欧洲急遽地迈入现代之时，西班牙选择停留在中古时代。

西班牙艺术

哥特式的西班牙建筑，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经久的中古风采。那时的人民并不吝惜钱币，以协助皇室、贵族或教会共同建造宽广的大教堂，并为他们喜爱的圣者和热烈崇拜的圣母，耗费巨资配上昂贵的装饰、惊人的雕刻和画像。巴塞罗那的大教堂在1298年至1448年慢慢地建造起来。它在数条小街的杂乱无章中，矗立起巍峨的圆柱，一扇无特色的大门，庄严的本堂，及多泉的回廊，成为逃避一天纷争的栖息之所。瓦伦西亚、托莱多、布尔戈斯、莱里达、塔拉戈纳、萨拉戈萨与里昂，或扩张或润饰原先存在的教堂，而新的教堂则在韦斯卡和旁普罗纳缓缓升起——那些雕刻精细的白色大理石回廊，与阿尔罕伯拉宫殿的内院一样姣美。1401年，塞维尔的大教堂分会决定修建“如此伟大、如此优美，而令后人视我们的雄图为疯癫”的一座教堂。建筑师先拆去坐落在所选定地点上的那座清真寺，但保留其根基、地面计划及高雅的吉拉达尖塔。整个15世纪，石头一块叠一块地矗立起来，直到塞维尔兴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 [1] 因此，泰奥菲勒·古铁尔（Théophile Gautier）说：“巴黎的圣母院可在本堂昂首阔步。”无论如何，巴黎圣母院是完美无瑕的，塞维尔大教堂也宽广无比。从牟里罗（Murillo）到戈雅（Goya），一共有67位雕刻家和38位画家，苦心装饰这个庞大的建筑。

约1410年，建筑家波菲（Guillermo Boffi）向赫罗纳（Gerona）的教士团体会议提议，将分隔内部为本堂与翼廊的圆柱与拱门除去，以便用单一73英尺宽的拱形圆顶，将四周的墙连接起来。这一建议被采纳，赫罗纳大教堂的本堂，具有基督教世界中最宽的哥特式拱形圆顶。这是工程的胜利，却是艺术的失败。体积没有如此庞大的神龛于15世纪分别在佩皮尼昂、曼雷萨、阿斯托加和巴利亚多利德兴建起来。塞哥维亚于1472年冠以一座城堡似的大教堂，锡古恩萨于1507年完成有名的回廊，萨拉曼卡则在1513年开始兴建新的神殿。除了马德里，西班牙境内几乎每一个主要城市都矗立着一座外表厚重、盛大壮观的大教堂。教堂内部暗遮天日，使灵魂由震恐转为虔诚。然而，教堂由于西班牙绘画的强烈色彩、着色的雕像及金银珠宝的闪烁而显得光辉灿烂。

另一方面，国王、贵族及各城镇也找寻基金，以兴建昂贵的宫殿。“残忍者”彼得、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及查理五世，都曾改建一位摩尔建筑家于1181年在塞维尔设计的阿尔卡萨尔（Alcazar）宫；其大部分的重建均由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完成，因此这是和阿尔罕伯拉宫同形的一个脆弱建筑。佩德罗·恩里克斯（Don Pedro Enriquez）也以同样的伊斯兰教风格，在塞维尔（1500年以后）为亚卡拉（Alcalá）的公爵建造了一座堂皇的比拉多宫殿（Casa de Pilatos），这设想是重仿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家宅，据说他在那门廊处将耶稣绞钉在十字架上。瓦伦西亚的演讲厅（1500年）为地方议会提供了一个剑鱼座沙龙（Salon Dorado），其光彩足以匹敌威尼斯总督宫廷里的大厅。

雕刻仍为信仰与建筑的奴仆，大理石、金属、石头或木头雕成的圣母像，充斥于西班牙的各个大小教堂；信仰的虔诚于此硬化为宗教热情或苦行严苛的形式，它一则焕发着光彩，一则由于本堂的深奥幽暗而愈发令人敬畏。雷塔伯勒（Retable）——突起在祭坛之后，上有雕刻并绘画的屏风——这是西班牙艺术的瑰宝；通常因忧惧死亡而捐赠得来的钱，均大笔用来聚集并维持最有技巧的工作者——设计师、雕刻师、涂镀或镶嵌表面的镀镶师、绘画衣袍与装饰的绘饰家及在代表肉体的部分上着色的着色家，他们苦心孤诣地共同或轮流来完成慰藉人心的神龛。塞维尔大教堂的中央祭坛后面，有张45格雷塔伯勒（1483—1519年）以晚期哥特式风格绘成或镀成的雕像，描述为人所爱的传奇。托莱多大教堂内圣詹姆斯礼拜堂里的另一个雷塔伯勒，则以镀漆的松木及严厉的写实作风，展露出西班牙最受尊崇的圣者的生平。

王子和高级教士可能被塑成雕像，但只限于坟墓。坟墓被安置在教堂或修道院里，而将之设想为天堂的前厅。堂娜·门西亚·恩里克斯，即阿尔布开克女公爵，被葬在精细刻凿、现藏在纽约西班牙社会博物馆的坟墓里。帕伯罗·奥蒂兹（Pablo Ortiz）为托莱多大教堂刻凿阿尔瓦罗·德·鲁纳（Don Alvaro de Luna）夫妇的两具精美石棺。在布尔戈斯附近，米拉弗洛雷斯（Mliraflores）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吉尔·西洛埃（Gil de Siloé）以意大利风格为女王的父母兄弟设计一座壮丽的陵寝。伊莎贝拉异常满意这些闻名的皇家陵墓，因此，她的宠侍帕迪利亚（她竟如此轻率大胆地称呼他为“我的傻瓜”）在格拉纳达围城一役被射穿头部时，她即授权给西洛埃刻凿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坟墓，以安放他的尸体。这座墓再度媲美当时意大利最好的雕刻。

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具特色，但也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忠诚地受到外国的影响。首先是摩尔人的影响，他们长久居住在这个半岛上，但其根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他们带来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手艺的精巧及装饰的热诚，为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难与之媲美。在最适合装饰的次要艺术上，西班牙人模仿却从未超越她的老师。陶器则几乎留给穆德加尔人（Mudejare），后者光泽的产品只有中国人足以抗衡；他们着色的砖瓦——尤其是蔚蓝色的——使基督教西班牙的地板、祭坛喷泉及屋顶，更加辉煌。同样的摩尔技巧使西班牙的纺织品——天鹅绒、丝绸与饰带——成为基督世界里最好的产品。此外，西班牙的皮革，金属屏风的错综图案，宗教上的圣体匣，雷塔伯勒的木刻，唱诗班的席位，拱形的圆顶，也独步一时。其后所受的影响，则先有拜占庭，继则为法国、勃艮第、尼德兰及德国。西班牙的雕刻和绘画，承袭了荷兰人与德国人的写实作风——不顾米开朗基罗认为圣女必须保持青春的箴言，而将她画得憔悴而老得足以为钉十字架的耶稣之母。16世纪，所有这些影响都在意大利风格普及欧洲大陆的胜利之前退却。

西班牙绘画的演进也很类似，发展却更缓慢，也许因为摩尔人在这方面并无帮助，或未起到领导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壁画，在设计上不如西班牙史前期阿尔泰米拉（Altamira）的洞窟画。但1300年，绘画在这半岛上变得狂热起来，有1000位艺术家合绘一幅巨幅的壁画，即祭坛后方和上方画成的巨幅饰物；其中有些更是早在1345年的东西。1428年，扬·凡·埃克访问西班牙，带进一股强劲的佛兰德斯风格。3年后，阿拉贡的国王派遣路易·达尔莫（Luis Dalmau）到布鲁日学习，回国后，他画了一幅过于佛兰德斯化的《议员们的圣母像》（Virgin of the Councilors）。嗣后，西班牙的画家，仍然喜欢混以蛋黄、色彩晦暗的画法，色彩掺和油料的画法，却越来越多了。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原始期，在贝尔梅霍（死于1498年）时达于高峰。早在1447年，他即以挂在普拉多宫（Prado）的《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名噪一时。此外，波士顿加德内（Gardner）博物馆收藏的《桑塔·恩格拉西亚像》及勒德洛夫人（Lady Ludlow）收藏的光彩夺目的《圣米迦勒》（St.Michael），几乎和一个世代之后拉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价值。但最好的作品还是挂在巴塞罗那大教堂的那幅《圣殇》（1490年）：秃头、戴眼镜的哲罗姆；黑发的圣母玛利亚，手里抱着跛腿、憔悴、了无生气的独生子耶稣，其背景则为低垂的天空底下耶路撒冷的座座楼塔；右方则为捐赠者戴斯普拉（Canon Despla）残忍的画像：头发蓬松，胡须满脸，像一位忏悔但业已定罪的土匪，代表贝尔梅霍《阴郁的人类观念》。意大利的优雅一变而为西班牙的力量，写实主义正在庆祝它在西班牙艺术上的胜利。

佛兰德斯的影响继续见之于费尔南多·加列戈斯（Fernando Gallegos），它产生了米格尔·西提姆（Miguel Sithium）——服侍伊莎贝拉的一位佛兰德斯人——一幅惊人的杰作《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一名骑士》（A Knight of the Order of Calatrava）。这是藏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最好的画像之一。但自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久历意大利、重返西班牙之后，意大利的影响又重新抬头。他在那里与弗朗切斯加、梅洛佐一起研究，而吸收了他们静穆的安布利亚风格。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在寻找画家增饰其宫廷时，终于选了贾斯特斯和斯帕尼奥洛两位画家。公爵死后（1582年），彼德罗便把安布利亚的艺术传入西班牙，并在托莱多与阿维拉绘饰闻名的祭坛上方和后方的饰物。卢浮宫、布雷拉宫、普拉多宫及克利夫兰博物馆里归属于他的画品，几乎承当不起他现在被称为“天主教王国的委斯拉开兹”这一赫赫声名。但在描绘与构笔方面，他似乎优于先前的任何西班牙画家。

外来的刺激渐渐掺和了本土的智慧，而为菲利普二世统治下阿隆索·科埃略（Alonso Coello）和艾尔·格雷科（El Greco）更趋成熟的作品，及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期委斯拉开兹、苏巴郎（Zurbarán）与牟里罗等人的胜利预做铺路。天才虽是力量与意志的个别禀赋，同时也是在时代中塑成，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训练与技巧的一种社会性的遗传。天才既是天生，也属人为。

[1] 该教堂占地面积12.5万平方英尺。圣彼得大教堂占地23万平方英尺，科尔多瓦清真寺为16万平方英尺。

西班牙文学

西班牙与中古法国在文学上相互影响之际，意大利作品在该国的得势，仍然有待时日。普罗旺斯一地抒情诗人的诗歌形式及夸饰法，大概来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西班牙。阿拉贡王约翰一世却派一个特使到法国国王查理六世那里（1388年），请求抒情诗人从图卢兹到巴塞罗那，并在那里组织诗人协会，名之为“欢乐智慧社”，结果获纳。巴塞罗那和托尔托萨常以普罗旺斯流行体举行诗歌竞赛。诗歌的写作与背诵在阿拉贡、卡斯蒂尔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热潮。爱情、信仰或战争的抒情诗，常由行吟诗人用简单的弦琴吟唱。

下一代里，卡斯蒂尔王约翰二世进而支持意大利体的诗歌。意大利式的气氛与诗韵，通过西班牙人统治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及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博洛尼亚人一起学习的西班牙青年，终于横扫半岛。卡斯蒂尔人竞相仿效但丁与彼特拉克。西班牙诗人的抒情诗，定期地收录在具有骑士精神但诗体则为彼特拉克式的民谣集里。身兼政治家、学者、奖掖者及诗人的桑蒂利亚纳侯爵（Marqués de Santillana），从意大利输入十四行诗体，并异常迅速地编纂了一部西班牙文学史。胡安（Juan de Mena）在《迷宫》（The Labyrinth）这篇史诗里，率直地模仿但丁。该史诗将卡斯蒂尔文确立为一种文学语言，几乎如同《神曲》确立托斯坎纳语（意大利标准语）一样。此时，曼努埃尔已先于薄伽丘写下戏剧性的故事，莎士比亚即从其中的一篇摘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佩特鲁齐欧的凶悍。

浪漫爱情故事仍风靡于各阶层的读者。《西班牙骑士恋史》由加西亚·奥多涅斯（García Ordóñez）译成西班牙文（约1500年）。译者向读者保证已大大改进葡萄牙的原文。但由于译本已失，我们也无法予以否认阿马蒂斯是一位想象的英国公主的私生子，他被母亲抛弃在海上，由一位苏格兰的骑士救起，后来成为苏格兰王后的侍从。这时，英国国王里苏特（Lisuarte）为了平定境内的一位篡夺者，也将10岁的女儿欧丽安娜（Oriana）留在苏格兰宫廷里。王后特别指定12岁的阿马蒂斯作为欧丽安娜的近侍，并对欧丽安娜说：“这位是将服侍你的孩子。”——

她回答说她很高兴。那孩子将这话铭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在他一生的岁月中，从未因服侍她而觉厌倦。他们的爱如同生命般维系不坠；但阿马蒂斯全然不知她也爱他。他把自己对她的思念当作狂妄的幻想，他只是默默思念着她的伟大、美丽，而绝不敢轻提一字。而她，虽然心里爱他，也谨慎地认为对他的话，不该比对别人的说得多。但是，她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以能将一颗芳心展示给自己最最深爱的人，而大为安慰。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爱经过了小说中婚前和现实里婚后的无数艰辛之后，终于胜利地结合。在这篇长长的故事里，自有许多温柔体贴的盈眉顾盼，也有些高贵之举。发誓欲横扫这些爱情小说的塞万提斯，也予以宽恕，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篇。

浪漫小说为戏剧提供了一个来源。戏剧从奇迹剧、道德剧、世俗的闹剧及宫廷歌舞剧慢慢演进而来。西班牙戏剧史上最早的记录为1492年，胡安之戏剧对话即于此时搬上舞台。一位名叫费尔南多·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改教徒，在《拉·切莱斯蒂娜》（La Celestina，1499年）一剧中，更将戏剧向前推进了一步。故事整个由对话来讲述，共分为22幕；它因太长而无法搬上舞台，但其中生动的人物描述与活泼的对话，为西班牙的古典喜剧做了铺路工作。

知识既受教会的阻碍，却也受教会的抚育。在异端裁判管制思想之际，居领导地位的传教士，也为学术和教育尽力。意大利人如“殉道者”彼得罗于1487年抵达西班牙，同时带来人文主义运动的信息，在意大利受教育的西班牙人，也带着热诚回到故土。在女王的邀请下，“殉道者”彼得罗如7世纪前阿尔昆（Alcuin）为查理曼所做的一样，也在宫廷里开设古典语言与文学课程。彼得罗自己写了一本书，名为《谜样的海洋与新世界》（De Rebus Oceanis et Novo Orbe），这是第一本美洲发现史（1504年起）。书名的最后两字与航海家韦斯普奇较早（可能是1502年）使用的“新世界”一词相同。

信仰如钢般坚利的西蒙总主教，积极参加这一古典运动。他先于1499年创立桑·爱德方索（San Ildefonso）学院，继于1508年创立亚卡拉大学。1502年，有9位语言学家在他的监督下，着手文艺复兴时期一项主要的学术成就——《多语言集成〈圣经〉》（Biblia Polyglotta Compluti）。 [1] 这是以原来的语言编成的第一版完整的基督教《圣经》。除了希伯来的《旧约》评注版与希腊的《新约》而外，另外还并列上行或下行附有希腊文《旧约》和伪经的翻译、圣哲罗姆编纂的拉丁《圣经》及《摩西五经》的意译。利奥十世特别为西蒙的人开放梵蒂冈图书馆的手稿，另外三位受洗的犹太人也贡献出他们的希伯来知识。编纂的工作在1517年完成，但共6卷的印刷，却迟至1522年。西蒙预料自己将死，催促手下博学之士道：“赶紧进行我们光荣的任务，因恐在生命的灾祸中，你们将丧失你们的奖掖者，不然，我得哀悼在我眼中其服务价值远大于世上的财富与禄位的那些人才的沦丧。”该书最后一卷在他临死前数月终由友辈恭维地呈送给他。他告诉他们说，在他管理的一切事务之中，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庆贺的了。此外，他计划以同样的规模编纂附有新的拉丁译文的亚里士多德集，却因其生命的短暂而告失败。

[1] 亚卡拉大学早先以Complutum（果实丰硕）为其拉丁文名。

王后与国王之死

伊莎贝拉比她富有活力的阁臣经历了更多波折。一生严厉，她仍不失为温柔敏感的女性。她的丧亲失子之痛更甚于战争。1496年，她安葬了母亲。她的10个孩子中有5个死于早产或夭折，另外两个在年轻时便死了。1497年，她丧失了唯一的儿子，这是她用以继承正统的唯一希望。1498年，她又失去最疼爱的女儿，那可能是和平地统一半岛的葡萄牙王后。在这些打击中，她又眼看着已是王位继承者的女儿胡安娜日渐发疯，而熬受这个天天都要面对的悲剧。

胡安娜招赘“帅者”菲利普，即勃艮第公爵及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之子。不论是否因为他那多变的性情，或因为胡安娜已不能胜任妻子的职责，菲利普不顾胡安娜，而与布鲁塞尔宫里的一位宫女有染。胡安娜令人剪去那名迷人的女郎的头发，菲利普于是发誓绝不再与太太同居。伊莎贝拉获悉全情之后，便告病倒。1504年10月12日，她写下了遗嘱，指示举行最俭朴的葬礼，将省下的钱给穷人，并嘱咐自己的遗体必须葬在阿尔罕伯拉宫内的一座圣方济各派修道院里。“但是，”她又说道，“如果我主国王喜欢别的地方作为墓地，则我愿意将身体运转，以躺卧在他身侧，如此，我们在世所享受的团圆，经过上帝的慈悲，可能在天上又有希望获得灵魂的团圆，而有如在世上我们身体所代表的。”她死于1504年11月24日，按她所指示的予以安葬。待斐迪南死后，她的遗骸方移葬到格拉纳达大教堂内他的身旁。“这个世界，”“殉道者”彼得罗写道，“已经失去了最高贵的装饰……依我的判断，无论古今，世上无一位女性能与这位无与伦比的王后相提并论。”

伊莎贝拉的遗嘱指名夫君斐迪南为卡斯蒂尔代摄政，以帮助沉迷尼德兰的菲利普与越发深陷于疯癫的胡安娜处理政事。53岁的斐迪南，为了保持西班牙王座，使之不落入菲利普的孩子查理这一哈布斯堡王族的血脉手中，匆匆娶了路易十二17岁的侄女格美娜·弗依（Germaine de Foix，1505年）。但这桩婚姻增加了卡斯蒂尔贵族对这位阿拉贡主人的憎恶，而后者的子嗣也告夭折。菲利普因而宣称为卡斯蒂尔王，他抵达西班牙，受到贵族的欢迎（1506年），斐迪南则退为阿拉贡王。3个月后，菲利普去世，斐迪南再以他疯女的名义重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胡安娜仍为法律上的女王，一直活到1555年，但1507年以后，便从未离开在托德利西亚斯（T’ordesillas）的皇宫。她拒绝洗澡、穿衣，并日复一日地从窗户凝视着埋葬她那不忠实而自己却从未忘情的丈夫的墓地。

斐迪南当摄政比从前当国王更为专制。摆脱了伊莎贝拉的影响之后，他性格上严厉而执拗的成分，居于主宰地位。他那时已收复了鲁西永与色丹两地（1493年），而赫尔南德斯·贡萨洛·戈尔多巴也为他在1503年征服了那不勒斯。这违反了菲利普与路易十二在里昂签订的由西、法两国瓜分那不勒斯王国的协定。斐迪南向世界宣告说菲利普逾越了他的指示，他搭船到那不勒斯，将该王座据为己有（1506年）。他怀疑贡萨洛欲称王，故于返回西班牙时（1507年），带着这位大船长同行，并嘱其退休，使大部分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该受的屈辱。

斐迪南主宰一切，但主宰不了岁月。他的意志与活力之泉，逐渐低沉。他休息的时间渐增，倦怠频频。他疏忽了政府，变得烦躁不安，病态地猜疑最忠诚的仆从。浮肿和哮喘削弱了他，在城里他几乎不能呼吸。1516年1月，他南逃到安达卢西亚，希望在那儿广阔的乡间过冬，但途中便告病倒，最后受劝准备后事。他指名西蒙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自己的私生子萨拉戈萨（Saragossa）总主教则摄理阿拉贡王国。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时年64岁，登基已有42年。

难怪马基雅维利要赞美他：他是在马基雅维利想到要写《君主论》一书以前，即将权谋之术予以实行的一位国王。斐迪南使宗教成为国家与军事政策的工具，他的文件充满着虔诚之辞，但绝不让道德的考虑阻挡权宜或利益的获取。没有人能怀疑他的能力，他的善于管理政府，他的精明选择阁臣与将军，及他在外交、迫害与战争上的屡次成功。就个人而言，他既不贪婪，也不浪费，他的欲望是为权力而非奢侈，他的贪婪则是为了国家，欲使其统一强大。他不相信民主政治，地方自由在他之下凋萎致死。他很容易相信，只要旧有自治的制度不扩张，便能成功地治理省区、信仰与语言如此杂多的国家。他与王后伊莎贝拉的成就在于以君主专制代替无政府统治，以强大代替衰弱。他为查理五世铺路，使其尽管长期缺席，也能维持皇室的主宰地位，菲利普二世也因他而得以独揽大权。为达目的，他做出我们这个时代认为野蛮而不宽容、残酷而不人道的事，但他同时代的人却视此为对基督的一种光荣胜利。

身居摄政的西蒙，热心地保持了这一王座的专制统治，这或许有效防止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他现在虽已80岁高龄，仍以坚定的意志统治着卡斯蒂尔，同时击败封建制度或城市自治试欲恢复从前权力的每一次努力。当有些贵族问西蒙凭什么压制他们的特权时，他指的不是本身的国王徽章，而是宫廷院子中摆着的大炮。但他的权力意志仍然臣属于他的责任感，因此他一再催促年轻的查理国王离开佛兰德斯，前往西班牙继承王权。当查理到时（1517年9月17日），西蒙赶忙北上迎驾。但查理的一批佛兰德斯顾问支持卡斯蒂尔的贵族，而对这位总主教的政绩与品德做了非常不利的报道，使得年方17岁、尚未成熟的国王查理，发了一封信给西蒙，感谢他的效劳，并延缓召见，命令他在托莱多自己的教区内退休，过一种有功的退隐生活。另一封取消这位老人一切政治职位的信函，则抵达太晚，而未能加深他的屈辱。他死于1517年11月8日，享年81岁。在显然不曾贪污的情况下，当时的人民奇怪他如何积聚了在遗嘱里留给亚卡拉大学的那笔巨大的私人财富。

他终结了一个光荣、恐怖与强人的时代。其结果显示，王权凌驾城市议会地方自治区这一胜利，不啻袪除了西班牙人借以表达并维持独立与多样性等特色的途径；信仰统一的取得，也给西班牙钉上了一部机器，专门压制对所有事物加以推敲的原创性思想；尚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遭驱逐，更在新大陆开放、亟须经济扩张与改善之际，削弱了西班牙的商业与工业；西班牙越发卷入法、意的政治与战争之中（后来则为佛兰德斯、德国与英国），而未将政策与商业致力于美洲的开发，更使其在金钱与人力上蒙受无法承当的重担。然而这只是事后之辞。除了少数的穆斯林与再洗礼派教徒而外，所有宗教团体都在迫害宗教上的异己；每一个政府——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及新教的德国、英国——也都使用武力以统一宗教信仰；所有各国都在渴求东西印度群岛的黄金；它们全都使用战争与外交欺骗，以确保生存、扩张疆界或增加财富。对于所有的基督教政府而言，基督教不是原则，而是统治方法。基督为人民所喜，而马基雅维利则为国王所喜。就某种程度而言，一国之内虽不乏文明之人，但谁将使该国文明昌盛起来？

第十二章　知识的发展（1300—1517）

巫师

上述各章匆匆描绘的欧洲史所属的两个世纪，仍属于传统所称的中古世纪——我们可概略地定义为介乎君士坦丁与哥伦布，即325年至1492年之间的欧洲生活。我们现在总结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的科学、教育与哲学之际，须提醒自己：当时理性的研究，必须在迷信、不容忍与恐惧的丛林之中，为自己生长所需的土壤与空气而战。在饥馑、瘟疫与战争中，在逃亡或分裂的教皇职位的一团混乱之下，男人和女人试图在玄秘的力量里为人类无法了解的灾难寻求一些解释、一些控制事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及残酷现实的神秘超脱。理性的生活过早游动在巫术、魔法、降神术、手相术、骨相术、命理术、占卜术、灾异、预言、命定的星座、化学炼金、万灵药及动植物和矿物的玄秘力量这一环境里。这一切的神异，至今仍然未死，而其中的一项或其他项几乎都在赢得我们公开或秘密的效忠，但它们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已远落在中古的摇曳动荡之后。

人们研究星辰，不但用以导航、记载宗教节日，还用以预测社会的进程与个人的命运。气候与季节的广泛影响、潮汐与月球的关系、妇女的月经周期及农业之仰赖于天空的阴晴变化，似乎证实了星象学的说法，认为今日的天象，能预测明日的事物。这些预测都定期出版，送到广大而热衷的群众手里。王公们若未获得星象家的保证，断定星辰处在吉利的方位，便不敢从事活动、战斗或旅行、建筑。英国的亨利五世有自己的星盘以测绘天空，他的王后分娩时，自用天宫图为孩子算命。星象家在马赛厄斯·科菲努斯开明的宫廷里，与人文主义者一样受到欢迎。

人们相信，星辰受到天使的引导，空间则充满着来自天堂或地狱的渺不可见的精灵。恶魔到处潜伏，尤其藏在床里；有些人把“夜晚的损失”，有些妇女则把不得其时的怀孕，归因于这些恶魔的作祟。神学家也同意其说，认为这种阴间的姘妇真实不虚。轻信的个人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会跨出感觉世界而进入魔术生命和权力的领域里。每个自然的事物都具有超自然的特质。魔术书刊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卡贺兹（Cahors）的主教在承认烧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蜡像的举动，并希望其本人能像魔术书上所说的一样，在与肖像同样熬苦之后，最终能在木桩上受到折磨，鞭笞之后被活活烧死（1317年）。当时的人相信僧侣供奉的圣饼，若以针刺之，会流出耶稣的血。

炼丹家的名声已经衰退，但他们诚挚的寻求与诡诈的狡计，仍持续着。当皇室与教皇的敕令予以指斥之际，他们仍能说服一些国王，使其相信炼金术可以补充已经耗竭的宝藏；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民，也大口吞下保证能治疗一切病症而且绝非欺骗的“可饮黄金”（黄金为病人及医生用来治疗关节炎）。

医药科学步步与星象学、神学及巫医搏斗。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把疾病的预断，与病者出生或害病时所处的星座相提并论。大外科手术家吉·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写道（1363年）：“如有人在月球坐落在金牛宫时颈部受伤，其病况将会危险。”最早的印刷文件之一是美因茨出版的一本日历（1462年），里面指明星象学上放血的最好时辰。各种传染病均广泛地归因于星辰的不幸联合。数以百万的基督徒，或许发觉医药的无效，转而趋向信仰的治疗。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法国或英国国王那里，期以御手一碰而治愈淋巴腺结核病。这一习俗显然始自路易九世。后者的睿圣使人相信，他能产生奇迹。他的权力被认为已传给继承者，经过瓦卢瓦（Valois）的伊莎贝拉，即爱德华三世的母亲，传给了英国的统治者。更多的人朝拜治病的圣坛，将一些圣者转化为医者。圣维特斯小礼拜堂因而经常被霍乱患者造访，因为人们相信他是医治霍乱病的专家。卢森堡的皮埃尔——一位18岁时死于严苛的苦行的红衣主教——的坟墓，也成了朝拜的目标。在他死后15个月内，共有1964个痊愈案例，都归功于他的骨头具有的神效。当时庸医大行其道，但法律已开始制裁他们。1382年，以施用符咒假装已治愈疾病的克拉克（Roger Clerk），被判以尿壶悬挂于颈，骑马走过伦敦。

大部分欧洲人都相信巫术——人们控制邪恶的精灵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那个黑暗时代在这方面较为开明，圣博尼费斯与里昂的圣阿戈巴尔德（Saint Agobard）均将巫术的信仰指斥为愚昧的罪恶。查理曼定之为死罪，凡被控以施行巫术者均行斩首。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禁止对巫师施以异端裁判，后者常被认为是招致暴风雨或瘟疫的原因。传教士一再强调地狱的存在与撒旦的诡诈，更使一般人相信，他自己或他的同伴之一与撒旦有联系；许多害病的心灵或沮丧的灵魂，都怀藏着召集这些恶魔以为己助的念头。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包括教皇博尼费斯八世在内，都被控以施行巫术一罪。1315年，贵族昂盖朗·马里尼（Enguerrand de Marigny）因施行巫术被处绞；1317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勒令处斩各种不明的人物，他们曾企图以召唤恶魔的帮助来谋弑教皇。他一再指斥巫师求助于恶魔，曾下令予以起诉，并拟定惩处之道；但这些敕令适被人们解释为肯定恶魔力量的存在与可供驱使这一观念。1320年后，施行巫术的起诉倍增，许多被告被吊死或火焚于柱。在法国，一般人认为查理六世是被魔法逼疯的。宫里另雇来两位答应恢复国王神志的巫师；当后者施法无效时，即被砍头（1397年）。1398年，巴黎大学神学院虽然发布了谴责巫术的28条条款，但也承认巫术偶尔有效。校长格尔森宣布，凡询问恶灵存在或活动者，均视为异端。

巫师崇拜撒旦为诸魔之宰，在晚间或“安息日”，他们打动撒旦以召唤属下诸魔，施行巫术。根据一般大众的信仰，那些通常为妇女的巫师，以这种恶魔崇拜为代价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这样，他们便被认为能够凌驾自然法则，而给心目中的对象带来不幸或死亡。学者如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均接受巫法的真实存在；科隆的一些教士则加以怀疑，但科隆大学予以肯定。大部分的教会人士宣称——外行的历史学家也有点同意——夜晚的秘密集会，是杂乱的性交与指引年轻人堕入淫荡之术的借口。姑且不论是由于疯狂的幻念，或为免于折磨，有许多巫师都声明承认所指控的这个或那个恶行。原因或许是：这些“巫师的子夜集会”是对沉重的基督教的一种延期偿付，并且也是对上帝的强敌撒旦一种半为游戏半为反叛的崇拜——只因上帝遣退如此多的乐趣，并把如此多的灵魂打入地狱；或这些秘密的仪式可能唤回并重新肯定异教的崇拜及大地、田野、森林诸神，生殖、繁衍诸神，罗马酒神巴库斯，男性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谷神刻瑞斯与花神芙罗拉的节日宴会。

俗世与教会的法庭一起压制在他们看来似乎最为亵渎的丧德败行。有好几位教皇，尤其是1484年的英诺森八世——于1374年、1409年、1437年、1451年——分别授权给宗教裁判所的代理人，将巫师认定为放纵邪恶的异端，其罪恶与阴谋摧毁了田野的果物与尘世的胎儿，其假面具可能诱使整个社群崇拜鬼神。教皇逐字引用《出埃及记》的一段文字道：“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然而，1446年以前，除非被宽恕了的犯者再度信邪，教会法庭大都满意于温和的惩处。1446年，宗教裁判所在海德堡烧死了几位巫者；1460年，在阿拉斯又火焚了12名男女。当时人民呼之为“窝人”（Vaudois），犹如一般人称呼法国境内的异教徒韦尔多教派与巫师。1487年，多米尼克教派的异端裁判者雅各布·施普伦格（Jacob Sprenger），诚恐巫术大为扩散，出版了《巫师之锤》（Hammer of Witches），以为官方侦测巫者的指引。当时的罗马国王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以一封热诚的介绍信题序此为“举世所曾产生的，对迷信最不利的不朽盛事”。“这些邪恶的妇女，”施普伦格说道，“靠激起大锅里一些邪灵恶怪，或凭其他手段，而能召集成群的蝗虫、毛虫来吞噬作物的收成；她们也可致使男人性无能和女人不育；她们能吸干女人的奶汁，或导致流产；她们只要看一眼便能引起爱或恨，疾病或死亡。她们有些绑架小孩，然后烤之、吃之。她们可在远处见物，并预卜天气；她们也会变形，有的甚至变为野兽。”施普伦格奇怪女巫为何多于男觋，他的结论是：妇女比男人更为三心二意而且好淫。他又说道，她们经常是撒旦喜爱的工具。他在5年里烧死了48位女巫。这之后，教会对巫术的攻击愈加强烈，直到16世纪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共同主持下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1554年，宗教裁判所的一位官员曾夸耀道，在以前150年里，神圣教会至少烧死3万男巫女巫，他们倘若不受惩处，整个世界便将为其摧毁。

这一时代有许多攻击迷信的书籍，但其中每一本书都含有迷信。特里翁福向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陈词，劝其宣布玄秘的活动为非法，他认为医生若于月球坐落在某些象位时进行放血，是不可原谅之事。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颁布反对炼金术（1317年）与魔术（1327年）的强烈禁毁令；他哀叹他所认为的向恶魔献祭之日渐流行，哀叹与撒旦的妥协，并为魔术的目的而在制造人像、指环及药剂。他宣布凡施行这些法术者，均凭该事实予以除籍；但他自己也不十分确定巫术是否有效。

这个时代星象学的有力对手，是于1382年去世的利索（Lisieux）的主教尼可勒·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他嘲笑星象家不能预知尚未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待出生后，却声称能预卜其尘世的命运。这些占星术，奥雷斯姆评论道，都是妇人经。他模仿14世纪以前的西塞罗，写下《占卜》（De Divinatione）一书，反对占卜家、圆梦者及其同类的说法。在对玄秘的怀疑中，他承认有些事件可以解释为恶怪或天使的所为。他接受“邪眼”（evileye）这一观念；他认为罪犯若窥视镜子内部，则将使其变暗，又认为山猫之眼能看穿墙壁。他承认《圣经》中的各种奇迹，但只要自然理由充分，他便会弃绝超自然的解释。许多人轻信魔术，他解释道，是他们对自然原因与程序缺乏认识。他们往往根据谣传接受了未曾亲眼看见的东西。这样，传说——像魔术师攀爬抛入空中的绳子一样——便可能成为一般民众的信仰。（这是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提及爬绳的神话。）因此，奥雷斯姆辩论道，某种信仰的广泛流行，并不能证明其为真理。即使许多人声称曾经目击与我们自然的一般经验相反的事情，我们仍不该轻信他们。再者，我们的感官如此容易受骗！物体的颜色、形状、声音，随着距离、光线与感官的情况而变化；一个静止的物体可能看上去在移动，而一个移动的物体，也可能看上去静止；摆在注满水的瓶子底部的硬币，看起来会比摆在空瓶底的硬币遥远。感觉必须以判断阐释，而判断也可能错误。感官与判断的这些错误，奥雷斯姆说道，正好解释了许多归因于超自然或魔术力量的奇迹异事。

尽管科学精神有所进展，古老的迷信仍然存在，或仅仅改变形式而已。这些迷信也不仅限于平民大众。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为其深信是属于圣彼得的小瓶子付了一大笔钱。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声称自己在圣堂里看到了装有基督宝血的小瓶子。他问他的大学者与神学家是否属实，他们谨慎地予以肯定的回答。教育、科学、医药及哲学，便是在这种气氛里挣扎生长的。

教师

商业和工业的兴起刺激了教育的发展。读书识字在农业体制里一向是昂贵的奢侈品；但在都市的商业世界则为必需物。法律迟缓地承认这一改变。在英国（1391年），封建地主向理查二世请求实施旧规，禁止农奴未经领主同意并补偿农场庄稼的损失，即送子上学，但遭理查拒绝。新国王明文规定，任何父母须遣送任一子女上学。

在这一教育解放令下，小学倍增。在乡间，修道院的学校仍然存在；在城市，分级的学校由教会、医院、附属的礼拜堂及同业公会组织兴办。上学自愿而普遍，即使乡村亦然。教师通常为僧侣，但凡俗教师的比例在14世纪开始增加。课程强调教义问答，使徒信条，基本祈祷、阅读、写作、算术、歌唱等。即使在中等学校，鞭笞仍是教导的支柱。一位神学家解释道：“孩童的精神必须加以压服。”父母也同意这种说法。帕斯顿（Agnes Paston）敦促她那不用功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倘若她的儿子不改过，“即给鞭打”，“因为我宁愿他被好好埋葬，而不愿他因不负责而失落了自己”。

中等学校继续宗教训练，同时增加语法，后者不但包括语法与作文，还包括古典罗马的语言与删净异端思想的文学；不论多么不感兴趣，学生——中产阶级的男孩——都须学读、学写拉丁文，以为外贸和教会生涯的必备工具。当时最好的中等学校，是兄弟会在荷兰与德国建立的学校。代芬特尔的一所学校，收了2000名学生，富有而充满活力的温切斯特（威克翰的）威廉主教（William of Wykeham），在那里创建（1372年）英国第一所“公共”学校的先例。该校是由私人或公家捐款襄助，而为少数男孩提供大学的预备训练。亨利六世遵循此例，于1440年建立并出巨资赞助伊顿学校，以作为学生上剑桥国王学院的准备场所。

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初级以上的妇女教育，都限制在家里。玛格丽特·帕斯顿等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都在学写优雅的英文，另外少数则对文学与哲学有所了解。贵族之子所受的教育与一般学校所受者差异很大。他们在7岁以前由家中妇女教导，然后送到有亲戚关系或邻近的贵族家里当随侍。他们在那里免于过分溺爱，这时才跟随淑女和地方教士学习读书、写字、宗教与风度。他们在14岁时成为护卫——他们领主的随从。直到这时，他们才学骑马、射箭、打猎、比武与争战。书本的学习则留给低下的人。

这些同时发展出中古时期最高贵的赠礼之一——大学。教会建筑的狂热冷却之际，创建大学的热忱却在升高。在这一段时期，牛津目睹埃克塞特、欧瑞尔（Oriel）、女王（Queen’s）、新（New）、林肯、万灵、抹大拉、布拉斯诺兹与基督圣体学院以及神学院的先后设立。以现代意义而言，它们不算是学院，只是“堂院”，即精选的学生居住的场所。牛津里只有差不多1/10的学生住在那里。大部分的大学教导由教士在散于城市周遭的教室或演讲厅里加以传授。圣本笃派、圣方济各派、多米尼克派的僧侣及其他修道士，分别在牛津维持各自的学院。从这些修道院的学院里出现了14世纪一些最光辉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约翰·邓斯·斯科特斯与奥卡姆的威廉。他们两位都背离了正统的神学。学法律的学生在伦敦的四法学院接受训练。

在牛津，城镇与长袍——市民与学者——之间，关系不大。1355年，这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竟然爆发公开的战争，致使许多人遇害，那年因此被称为“大屠杀年”。尽管鞭笞传入了英国各大学（约1350年），学生仍是麻烦的一群青年。由于学校禁止校内运动，他们将精力消耗在亵渎、烈酒与性的满足上。酒楼和妓院因他们的眷顾而繁荣滋长。牛津的上学人数从13世纪的高峰，降落到千人之数。自威克利夫遭驱逐后，学术研究的自由受到主教的严厉控制。

剑桥从威克利夫之争和罗拉德派之惧中受益。谨慎的保守分子不让儿子进入牛津，转而送到这所较为年轻的大学。因此到15世纪末，这两所匹敌的年轻的大学，拥有大致相等的注册人数。新的“堂院”分别沿着剑河建立起来：麦可院、克拉尔、彭布洛克、贡维与盖阿斯、三一学院、考帕·克利士替、国王、女王、圣凯瑟琳、耶稣、基督及圣约翰学院。像牛津的住居堂院一样，这些堂院在15世纪，当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那些地方开讲而吸收大量听众时，才变成现代意义的学院。课程从清晨6点开始，一直继续到下午5点。在此期间，苏格兰与爱尔兰也从贫穷的桎梏中，分别创立了圣安德鲁、格拉斯哥与亚伯丁大学，及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在法国，教育和其他方面一样，受到百年战争的影响。然而，社会对律师与医生日渐增加的需求，加上传统向往教士生涯，鼓励了阿维尼翁、奥尔良、卡贺兹、格勒诺布尔、奥兰治、艾克斯、普罗旺斯、普瓦捷、卡昂、波尔多、瓦朗斯、南特与布尔日诸地新大学的成立。或许因为法国王朝已濒临崩溃，巴黎大学一时成了14世纪全国的权力中心，其势足以抗衡国会，劝导国王，而且作为法国神学的上诉法庭，大部分的欧陆教育家直呼之为大学的大学。省区与国外大学的兴起，减少了巴黎大学的注册人数；即使如此，单单该大学的艺术学院，在1406年据说有千名教授与万名学生。1490年，整个大学拥有近乎两万名学生。约50个学院帮助容纳他们。其校规较牛津松弛，学生的道德在于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而不在于他们的宗教。此外，希腊文、阿拉伯文、迦底尔文与希伯来文，也加入课程中。

西班牙于13世纪在帕伦西亚、萨拉曼卡和莱里达诸地，建立了主要的大学。其他大学现在也分别在佩皮尼昂、韦斯卡、巴利亚多利德、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帕尔马、锡古恩萨、瓦伦西亚、亚卡拉与塞维尔诸地兴起。在这些机构里，教士和神学居于主导控制大局。然而，在亚卡拉仍有14个席次让给文法、文学与修辞，另外12席次则属神学与宗教法规。亚卡拉一度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教育中心。1525年，其入学人数为7000人，有奖学金供给需要的学生。教授的薪金视学生人数的多寡而定；教授每4年需解职，倘认为满意，可重新任命。国王迪尼斯于1300年在里斯本建立一所大学，由于学生的骚乱而搬到科英布拉，该大学于是成为今日该城的殊荣。

这一时期中欧的精神活动，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加有力。1347年，查理四世创立布拉格大学，后者不久即成为波希米亚人民的学术源头和心声。其他大学分别在克拉科、维也纳、佩奇、日内瓦、欧福、海德堡、科隆、布达、符兹堡、莱比锡、罗斯托克、卢万、特里尔、弗赖堡、格赖夫斯瓦尔德、巴塞尔、印格士、普雷斯堡、美因茨、图宾根、哥本哈根、乌普沙拉、法兰克福（奥德河旁）与威田堡诸地出现。15世纪下半叶，这些大学因有辩论会而热闹非凡。光是克拉科一地一次就有18338名学生。教会供给大部分经费，因而很自然地居于思想的主宰地位，但王子、贵族、城市与商人也参与捐助学院与奖学金。萨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捐助威田堡大学，其款额部分来自赎罪券的发售所得，他拒将后者汇往罗马。经院主义端坐在哲学的首席，而人文主义则在大学的墙外茁壮生长。因此，德国境内的大部分大学在宗教改革期间都依附罗马教会，但有两个重要例外，路德就读的欧福大学与执教的威田堡大学。

科学家

科学的气氛在博学者之间几乎不比一般民间来得流行。当时的时代精神倾向于人文主义。即使希腊研究的复活，也忽视了希腊科学。数学上，罗马数字阻碍了进展；那些数字似乎与拉丁文化不可分；印度—阿拉伯数字，似乎为异端的伊斯兰教所有，只能冷漠地被接受，这尤其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之地为然。法国的检查局使用笨拙的罗马数字一直到18世纪。然而，1349年死于瘟疫的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在担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一个月之后，却将阿拉伯三角法的几个定理传进英国。他的学生，圣奥尔班的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沃林福（Richard Wallingford），是14世纪主要的数学家。他所著的《正弦定理的四分法》（Quadripartitum de Sinibus Demonstratis），是西欧几何学上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他43岁时死于淋病，死时则悲叹他从神学中抽出时间来研究科学。

尼可勒·奥雷斯姆过着严谨的教士生涯，但也成功地兼涉十多门科学。他以推展坐标系的应用，以引用曲线图来表示函数的变化，而为解析几何铺路。他忖度四度空间的观念，但最后予以排斥。像同时代的几位人物一样，他预言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认为下坠物的速度随着下坠的持续而成正比例地增加。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与月球》（De Caelo et Mundo）时，他写道，“我们不能以任何实验证明诸天体每天都在运动，而地球不动”；有些“好多理由显示，是地球，而不是天空，每天在移动”。奥雷斯姆退回到托勒密体系，但已为哥白尼铺路。

我们倘若想到中古时期并没有望远镜或照相机可供观测或记载天空的现象，则那时的穆斯林、犹太人与基督徒中的天文学家，其表现的精力与才智，足以让人叹服。让·利涅斯（Jean de Liniers）经过数年的亲自观察后，描绘了48颗星辰的位置，其精确性在当时只有穆斯林足与匹敌。他计算黄道的斜度，和最现代的估计不相上下。让·莫伊斯（Jean de Meurs）与弗明·博瓦尔（Firmin de Beauval，1344年）建议改革跑得比太阳还快的恺撒历，改革之法为除去以后40年里每4年来临一次的2月29日（这仍造成错误）；但这项改革须等到1582年，等待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和了解。牛津的威廉（William Merle）保持了一连2556天的纪录，而把气象学从星象术中挽救过来。不知名的观察家或航海家在15世纪发现磁针的偏差：磁针并非指向正北，而是以一个微小却重要的角度，偏向天文子午线。这一角度，正如哥伦布注意的，会随地而异。

这一世纪，数学与天文学的顶尖人物为密勒（Johann Müller）。他于哥尼斯德（Königsberg）附近出生（1436年）时，即以雷乔蒙诺努斯（Regiomontanus）之名闻名于世。他14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格奥尔格·普尔巴赫（George von Purbach）正在介绍人文主义及意大利在数学与天文学上的最新进展。两人都早熟早死：普尔巴赫享年38，密勒则为40。为了决心学习希腊文以便读懂托勒密的原著《星体学》（Almagest），密勒前往意大利，随瓜里诺研读希腊文，同时尽其可能倾读有关天文与数学的书籍（希腊文或拉丁文）。他回到维也纳时便开始教这些学科。他教得如此成功，被马赛厄斯·科菲努斯请到比尤达，继而到纽伦堡，一位富有的市民为他建造了欧洲第一座天文台。密勒以自己建造或改进的器具来装备这座天文台。在他于1464年写给同行数学家的一封信里，我们感受到科学的纯净气息：“我不知道我的笔将写到哪里为止；如果我不停止书写，则我的所有纸张将用尽。问题一个接一个发生，其中漂亮的问题多得使我犹豫，究竟该向你提出哪一个才好。”1475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召集他到罗马改革日历。一年之后，他便在那儿去世。

他短暂的生命限制了他的成就。他曾计划写作有关数学、物理、星象与天文学的论文，并希望编纂那些科学古典著作，但这些作品只有零碎成形而保留下来。他完成普尔巴赫未竟的著作《托勒密星体学概要》（Epitome of the Almagest），还写下《三角形》（De Triangulis）这第一本单独论三角学的书。他显然是第一位提议使用正切以为天文计算的数学家，他的正弦、正切表，便利了哥白尼的计算。他所构成的天文图表，比以前任何图表都要精确。他计算纬度与经度的方法，使水手蒙益。他颁行（1474年）了一本年鉴，书中指出嗣后32年各星体每日的位置。哥伦布从这本书预测月食将于1504年2月29日来临以填饱他那些饥饿的手下的肚皮。雷乔蒙塔努斯对哈雷彗星所做的观察，奠定了现代彗星天文学的基础。然而，他个人的影响远大于他著作的影响。他在科学上广受群众欢迎的演讲，有助于提高丢勒年轻时纽伦堡一地的蓬勃学术；此外，他使这个城市以其航海的工具和地图而闻名。他的一名学生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在皮纸上以彩色绘制的、最古老的地球仪（1492年），现保存在纽伦堡的德国博物馆。

现代地理，不是由地理学家，而是由水手、商人、传教士、使臣、士兵及朝拜者创建：加泰罗尼亚的船长们在制造或使用优越的地图；他们到地中海各港口的驾驶指引，在14世纪便几乎与现代的航海图一样精确。通往东方旧的贸易路线落入土耳其人手里之后，欧洲的进口商转而发展经蒙古的新陆路。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欧德烈（Oderic of Pordenone）在北京度过了3年之后（约1323—1326年），写下了他经印度、苏门答腊抵达中国，然后再经由中国西藏、波斯返归的灿烂记录。克拉维霍留给我们有关他出使帖木儿的迷人描写。巴伐利亚的约翰·施尼特贝格（Johann Schnittberger），在尼可波利为土耳其人所俘（1396年），曾有30年在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各地流浪，他在《游记》（Reisebuch）中写下西欧对西伯利亚的头一篇描写。1500年，哥伦布的一名舵手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公布了一张扩大的世界地图，在制图学上首次指明他的主人、达·伽马及其他航海家的海上探险。地理学在15世纪是一部活动的戏剧。

在某一个特别方面，中古世纪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皮埃尔·戴利（Pierre d’Ailly）红衣主教写的《成形的球体》（Imago Mundi，1410年）。该文描写大西洋为：“如果顺风，则短短几天”便可横渡，哥伦布即受此鼓励。这篇著作只不过是这位细心的教士论述天文、地理、气象、数学、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及日历与教会改革的6篇作品之一。他遭受谴责，认为在俗世的研究上消磨过多的时间，但他回答说神学应该与科学并驾齐驱。即使在星象学里他也看出一些科学存在；他复以星象学的理由，预测基督教在百年内将有巨变，在1789年将有震撼世界的事情发生。

14世纪最优异的科学思想是物理学。弗赖堡的迪特里赫（Dietrich，死于1311年），给予彩虹现代解释，认为那是由于两种折射，其一是阳光照进水滴折射而成。让·比里当（Jean Buridan）在理论物理学上表现优异；但可惜的是他只以他的驴子闻名，而这头驴子可能并不是他的。 [1] 他在约1300年在阿拉斯附近出生，后来在巴黎大学读书、执教。他不但主张地球每天运转，并从天文学里消除天使的神灵之说。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认为那些神灵指引并带动天体。天体运动的解释，比里当说道，莫过于上帝的原始推动与嗣后的推动法则——动体除非受到某一现存的力量的阻碍，否则仍继续其运动。比里当在这点上已先于伽利略、笛卡儿与牛顿诸人。各球体与星辰的运动，他再论道，受到在地球上运行的同一种机械法则的支配。这些现在看来如此平凡的命题，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古的世界观。它们几乎标志了天文物理学的开端。

比里当的观念由学生带到德国、意大利，因而影响了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与伽利略。萨克森的艾伯特将这些观念传到他建立的维也纳大学（1364年），马西利乌斯则传到他首创的海德堡大学（1386年）。艾比勒特是首先排斥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空不可能”这一观念的人物之一。他阐扬“每一个体各有一重心”的观念，他比伽利略先提及静态平衡与下坠物同一加速度的原理。他还主张，水侵蚀山脉，与陆地逐渐或因火山爆发而升高，是地质上两股相互补偿的力量——这是吸引达·芬奇的一个观念。

应用机械学的进展此时缓慢下来。人们动用复杂的风车来抽水、吸干土地、磨谷及做其他零星工作。水力用于冶炼、切锯、鼓风、打铁及带动织布机。14世纪的北欧已建立不少大型的鼓风炉。钻井于1373年为人提起，金属线的制造于15世纪已在纽伦堡实施，由许多水桶摆在环链上的抽水机，被画在1438年的一本原稿上。在胡斯的信徒所画的一张图里，工程家孔拉特·凯泽（Conrad Keyser，约1405年）设想出将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两只交互移动的手臂，其绕柄旋转，犹如活塞转动汽车的机轴一样精确。

随着工商业的成长，人们渐渐需要较好的计时器。僧侣与农夫一年四季将白天分成相等的时数，夏天的时数因而较冬天的同一时数为长。城市生活则需求更为统一的时间分法。13世纪和14世纪，钟表将一年四季白天分成相等的部分。有些地方有如我们今日军队的计时法，从1时一直命名到24时。迟至1370年，有些时钟像米兰圣哥达德（San Gotardo）教堂的时钟一样，随时都在敲打，这未免过于嘈杂。1375年，将一天规则地分为两半，各为12小时。

机械钟的主要原理是一重物慢慢转动一轮子，而轮的转动受到齿轮的节制，后者具有足够的抗力，以允许该轮在一定间隔的时间内只转动一齿。这一计时器有人曾在约1271年加以描述。早期的机械钟，往往放置在可从一城的广大区域里看得到的教堂的楼塔或钟塔上。最早的时钟之一，由理查德·沃林福德安置在圣奥尔班的修道院里。这座钟不但指明时、分，还指明潮水的涨落及日、月的移动。后来，时钟里头再加上一套精巧的小机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时钟（1352年）之上刻有一只啼叫的公鸡、东方三贤人及一个人的形象，在这人身体的每一部分，均载有放血的适当时辰。威尔士教堂的时钟使用会动的太阳图以指时数，一颗在内圈移动的小星星以指分数，第三圈则标明一个月的日份；针盘上的平台，每当时钟敲打，便有四骑士出现，并呈相斗状。15世纪耶拿的一座时钟上，但见一位丑角张开大口，以接受一名旅客的一只金苹果，然当小丑的口要合上时，这只苹果即行移开。这一闹剧每一小时都在上演，期间达数百年之久，这座钟现在仍然存在。于1506年在纽伦堡装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严重受损的一座相似时钟，在1953年重新恢复其戏剧性的表演。

那一时代的人在手表里装置螺旋形的弹簧（约1450年），以代替悬挂的重量：一条纯粹的钢条，卷成一小圈或一鼓轮，借其慢慢开展之力，可施重量于受阻的齿轮之上。15世纪末，已有各种手表存在，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杏仁，另有许多形如彼得·海勒（Peter Hele）制造的“纽伦堡之蛋”（1510年）。重量、控制机轴与机轮后来被应用在其他用途上，机械钟因而成了无数不同机器的始祖。

在物理学预示工业革命之际，炼金术也慢慢成长为化学。这一时代终止时，炼丹家已经发现并描写过锌、铋、硫黄精、锑的渣块，硷中易变的氟及其他许多物质。他们蒸制酒精，使水银蒸发，并靠硫黄的升华来制造硫酸。他们还配制比现在使用的更为优越的醚、玉米浆及一种深红染料。他们遗赠给化学的，是中古科学带给现代心灵的最大礼物——试验的方法。

植物学大部分仍限于园艺手册或描写药草的植物志。黑斯的亨利主张说，新品种，尤其是植物之间的品种，可能从老品种自然演化出来。这一设想比达尔文早500年。皇室或教皇的动物展览、动物的繁殖、兽医学、打猎、捕鱼、养蜂或养蚕的著述，暗寓道德教训的动物寓言故事及像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三世所著的《太阳神之镜》（Miroir de Phoebus，1387年）这类论放鹰捕猎的书籍，都在无意中为动物科学收集了不少资料。

解剖学与生理学大部分需仰靠动物的肢解、士兵的伤口及在偶尔的情形下法律所要求的死后验尸。虔敬的基督徒振振有词地反对人体的解剖，因为不论肉体怎么死亡，但在最后审判时，都认为会从坟墓里完整如初地坐起。整个14世纪很难获取尸体以供解剖研究。阿尔卑斯山以北在1450年前，绝少医生看见过一具解剖过的人类尸体。然而，约1360年，吉·肖利亚克劝服阿维尼翁当局（当时由教皇法庭统治），将处斩过的犯人尸体，转交给医学学校，以供解剖。威尼斯的医学生于1368年开始看到（或亲手进行）各项解剖，蒙彼利埃（Montpelier）于1377年，佛罗伦萨于1388年，莱里达于1391年，维也纳于1404年分别进行；而帕多瓦大学则在1445年建立了第一所知名的解剖室。医学的成果因而无穷无尽。

[1] “比里当之驴”的故事，未见载于他现存的作品里。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比里当曾辩论道，意志在遇到选择时，将被迫选取智力认为较为有利的一个。因此，有位机智者下结论说，一头驴子若处在距离两捆具有同样引诱力的干草的相等位置，则没有理由比较喜欢其中任一捆干草，此时若无其他饲料在旁，那头驴只有活活饿死。

医者

在医药科学与治疗上，犹如在文学与艺术上一样，北欧较意大利落后半个世纪之久。即使意大利到1300年也才仅仅恢复1000年前盖仑与梭拉诺斯（Soranus）所达到的医学水平。虽然蒙彼利埃、巴黎及牛津的医药学校大有进展，但当时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是法国人。这一行业那时已组织严密，都在为本身利益而互相设防。但对医疗的需求很大，使草药家、药剂师、产婆、江湖郎中、剃头外科匠——更不用提起一般庸医——处处与受过训练的医生竞争。由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而招致疾病，继则在寻求无误的诊断与便宜速疗的大众，通常均抱怨唯钱是视抑或药到“命”除的医生。弗鲁瓦萨尔认为“所有医药人士的目的，都在于获取大笔的钱财”。

当时最有趣的医者是外科医生。他们仍未说服行业公会承认其平等地位。巴黎大学在14世纪除非学生发誓绝不进行外科手术，否则拒绝其进入医药学校。即使那时已成为万灵药的放血，也禁止医生参与，而只留给他人负责。那些剃头外科匠现在也放弃了理发业务，而专攻于外科手术。1365年，巴黎共有40位这种剃头外科匠，在英国则直到1540年还有剃头外科匠。1372年的一道法令，限制法国的剃头外科匠只治疗“不致引起死亡的伤口”。此后，主要的手术只能由忠于专长的“外科大师”合法地进行。皇家外科学院于1505年在爱丁堡特许成立。

14世纪上半叶，在外科方面的著名人物是曼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与吉·肖利亚克。弗鲁瓦萨尔可能已注意到，曼德维尔虽然求之者众，他到死仍然贫穷，并带着哮喘与肺病工作。他的《外科》（Chirurgia）是法国人论外科术的第一本著作，该书透彻而称职地论及整个领域，因而为外科医生赢得新的地位。他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在博洛尼亚向博尔贡吉尼（Borgognoni）学习了以完全洗涤、阻止酿脓、排除空气并以酒敷来处理伤口的方法之后，再予应用、发展。他警告世人之因循盖仑或其他古代权威，而为自己的改革辩护。“现代人之于古人，”他借着大家喜爱用的中古形容词写道，“犹如踏在巨人双肩上的矮子一样，他看到巨人所看到的一切，并看得更远。”

在他之后的30年中，产生了最有名的中古外科医生。吉·肖利亚克出生在自己因之得名的法国村子里，他深深打动数位庄园领主，自愿为他支付上图卢兹、蒙彼利埃、博洛尼亚与巴黎等大学的学费。1342年，他成为阿维尼翁的教皇医生，担当这项艰难的任务达28年之久。黑死病袭击阿维尼翁之际，他留在原位，看顾那些受难者，结果也染上了瘟疫，但侥幸逃脱一死。与任何人一样，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把这场瘟疫时而归咎于星体的不幸组合，时而归咎于犹太人欲毒害所有基督教世界。他排斥曼德维尔的简单清洁法，使用灰泥与药膏，因而延误了伤口的外科手术。他所著的《大外科》（Chirurgia Magna，1363年）一书，是16世纪以前最为透彻、最有系统与最博学的外科论著。

社会与个人的卫生，很难跟上医药的进展。个人的清洁并非当时崇拜之事。即使英国国王每周才沐浴一次，有时间隔更长。德国人有公共澡堂——洗澡者裸体站着或坐在大桶里，有时候是男女共浴。单是乌尔姆在1489年便有168个这样的浴室。整个欧洲——除了贵族——同样的衣服一直连穿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好几代。许多城市已有供水设备，但只通到少数家里，大部分的家庭均需从最近的喷泉、井或野泉汲水。伦敦的空气被屠宰的牲畜散发的气味污秽，直到1371年禁屠为止。厕所的气味减少了对乡村生活的田园幻想。伦敦的共同住宅区只有一间厕所供全部居民使用；许多家宅根本就没厕所，直接把排泄物倒入庭院或街道。成千的厕所将排泄物直灌进泰晤士河。1357年的一道城市法指斥这一事实，但居民依然我行我素。1388年，由于受到好几次瘟疫的冲击，国会通过全英国适用的第一部《卫生法》（Sanitary Act）：

鉴于如此多的粪便、垃圾、内脏及被杀死的野兽和其他腐败物流入、投入沟渠、河流及其他水道……复鉴于空气大受腐败、污染，许多疾病及其他无法忍受的恶疾，每天的确在居民……在其他前往或正在该地旅行的人民之间发生……本会一致同意，向英国全境宣布……凡倾倒、弃置这些厌物者……必须完全予以清除……否则将在英国国王令下丧失财物或性命。

相似的法令也约于这一时期在法国颁布。1383年，马赛依照拉古萨（Ragusa，1377年）的例子，下令隔离瘟疫患者40天——这相当于现在的检疫拘留期。流行性疾病仍继续发生——出汗症在英国（1486年、1508年），白喉、天花在德国（1492年）——只是毒性与死亡率较为降低。卫生虽然松弛，医院却相当多——1500年英国有460家，单单约克郡便有16家。

对疯者的治疗，已渐渐从迷信敬畏或野蛮残忍转到半科学的管理。1300年，自称为圣灵的一个女孩尸体，由教会下令挖出，并予火化，另两位表示相信这位女孩说法的两名妇女，则火焚于柱。1359年，托莱多的总主教授权内政当局，活活烧死自称是天使长米迦勒的兄弟及一位每天造访天堂与地狱的西班牙人。但15世纪，情形已获改善。一位名叫若弗尔（Jean Joffre）的修道士，满心同情遭受巴利亚多利德街道一群暴民叫嚣驱逐的疯子，在该地为他们建立一所精神病院（1409年）。其他城市先后遵循其例，1247年在伦敦建立的伯利恒圣玛丽医院，1402年改为一所精神病院。伯利恒这个词，演变为伯勒姆，成为疯人院的一个同义词。

确诊的麻风病人，仍遭驱逐，但麻风病在15世纪几乎已从西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梅毒。此症或许是法国原先所称作的“大水痘”的扩展，或许是美洲的一种输入品，但它于1493年已确定在西班牙出现，意大利则在1495年出现。该病在法国传播得如此广泛，因而被称作“法国病”。德国有些城市被蹂躏得乞求免税。早在15世纪末，我们便听说人们使用水银以治疗此症。当时医学的进展如同今日一样，与疾病的衍生勇敢地赛跑。

哲学家

体系制造者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哲学家仍然虎虎有力。的确，哲学在14世纪摇撼了基督教世界的独断架构。一项重点的改变终止了神学家在哲学领域里的耀武扬威：居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如让·比里当其人，已对科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其他经济学方面如奥雷斯姆，教会组织如库萨的尼古拉，政治上如杜波依斯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这些人在学术上大可与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阿奎那、西格·德布拉邦、波纳文图拉及约翰·邓斯·斯科特等量齐观。

经院哲学——作为一种辩论与说明的方法，并企图揭示理性与信仰二者并存的和谐——继续主宰北方各大学。阿奎那于1323年受封为圣者，嗣后其多米尼克派同道，尤其以卢万、科隆两地者为甚，皆视维护其教义、以对抗众说为光荣之事。作为忠实反对者的圣方济各派信徒，却喜欢遵循奥古斯丁与约翰·邓斯·斯科特之说。一位不坚定的多米尼克派信徒，圣普山修道院的杜兰德，因皈依斯科特而震惊了原来的教团。他38岁时（约1308年）即开始浩繁的阐释工作，而于老年完成。随着他思想的进展，他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并主张将理性放在权威之上。他在神学上仍是公开的正统派，却恢复了阿贝拉尔的概念主义，而预为奥卡斯姆不妥协的唯名论铺路。其概念主义为：只有个别的事物存在；一切抽象或普遍的观念，只是心灵上有用的速记概念。威廉的朋友称他为决定论大师，但反对者则呼之为“死硬者”杜兰德。他们希望地狱之火最后能使他软化。

奥卡姆的威廉更坚硬得多，但他并未到死才遭火焚。他整个一生都充满了热辣的争辩，他对信仰的热情只有在偶尔的入狱，与受时代的驱迫，将其热量变成经院派的形式架构时，才冷却下来。他主张哲学里除了经验与理性外，并无权威存在。他热切宣扬着自己的定理，为了辩护自己的观点而使半个欧洲议论纷纭。他的生命、信念与追求，先伏尔泰而存在，而他的影响也许同样伟大。

我们无法确切指出他在何地、何时出生；也许是在13世纪末，在萨里郡的奥卡姆。他年幼时即进入圣方济各教团，约12岁，即以一定会成为教会荣耀之光的身份被送往牛津。在牛津，也许是在巴黎，他感受到另一明敏的圣方济各派信徒斯科特的影响。他虽然反对斯科特的“实在论”（Realism），但他将前辈理性论者对哲学和神学的批评向前发展，而达到解消宗教独断与科学法则的怀疑主义这条路上。他在牛津执教6年，也可能曾在巴黎任教。显然在1324年前——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写过有关亚里士多德与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的评论，及他最富影响的《总体逻辑概要》（Summa Totius Logicae）。

初稿似乎是充满逻辑碎片、专门术语及一连串没有生命的定义、区划、次区划、特征、分类和种种矛盾怪异的枯燥沙漠。奥卡姆知悉有关“语意学”的一切；他悲悼哲学名词的不确切性，因而消磨了半生，试图使它们更为精确。他懊悔中古思想建起的抽象的哥特式建筑——一个叠一个，而像是附加的阶梯式座位的拱门。我们未能在他现存的作品里确切地找到传统所称作“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这一有名的公式：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他一再地以其他名词表达这一原理：（存在项、原因或因素的）多数性的设定，不能没有必要性；以假定的数个存在项或原因来完成或解释能以较少的原因解释的事物，是徒然无益的。这一原理并不新颖，阿奎那曾予接受，斯科特则曾予使用。但在奥卡姆手里，这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它砍除了上百的玄秘幻想和浮华的抽象概念。

奥卡姆将这一原理应用在认识论上，认为作为知识的源泉与材料，我们无须假设超过感觉的任何东西。从这些感觉升起了记忆（感觉的复活）、知觉（透过记忆而解释的感觉）、想象（各种感觉的组合）、预期（记忆的投射）、思想（记忆的比较）与经验（透过思想所解释的记忆）。“不是外感官的对象者”（感觉）“就不能成为内感官的对象”（思想），这是早于洛克（John Locke）300年的洛克经验论。我们看到的一切外在物，是个别的存在项——特定的人物、地点、物品、举动、形状、色彩、口味、气息、压力、温度与声音；我们用以指示上述种种的字眼，是“第一含义的字眼”（words of the first intention）或初含义（primary intent），这些字直指我们解释为外在的实际存在项。我们若注意并抽出所观察到的相似存在项的共同特色，我们便可得到一般或抽象的观念——人、美德、高度、甜、热、音乐及流利；我们用以指示这些抽象概念的字眼，是“第二含义的字眼”（words of the second intention），意指从知觉得来的概念。这些“共相”（universal）不在感觉里，它们是作为普遍化的名词、记号、名字，而普遍化在思想或理性，在科学、哲学与神学里，均极为有用（与有害）；它们并不是存在于心灵之外的物体。“外在于心灵的一切事物，均为单数，在数目上为一。”理性壮观宏伟，但其结论只有在指导经验——指导个别存在项的知觉，或个别行动的进行时，才有意义。人们著书或谈论，错将观念认为实物，抽象概念认为实际之物，这是何其荒谬！抽象的思想只有在特定的陈词，以指特定的事物时，方才克职。

奥卡姆挟着摧毁性的鲁莽，而从这一“唯名论”闯入哲学和神学的每个领域。形而上学与科学，他宣称道，都是过早的普遍化，因为我们的经验只是属于狭窄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的个别实体；我们若将从实际存在界中的这一渺小区域里所获得的一般命题与“自然法则”，直称为普遍并永恒真实，这只是我们的高傲而已。我们的知识为我们观测事物的方法与方式所塑造、所限制，这是康德之前的康德。它被锁在我们心灵的监狱里，绝不能伪装成任何事物的客观或终极真理。

至于灵魂，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它绝未出现在我们外在或内在的感觉或知觉里，我们所知觉的一切只是意志，在每一种行为或思想中维护本身的自我。理性本身与知性的一切荣耀，是意志的工具；而知性也只是意志在思想，并凭思想寻求其目的而已。这是叔本华之前的叔本华。

上帝似乎在奥卡姆的这把剃刀之前陨落。奥卡姆（像康德一样）在用以证明神祇的存在的任何争辩中，找不出任何具有结论的力量。他指斥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认为运动或原因之链迫使我们假定有一个原初的推动者（Prime Mover）或第一因（First Cause）存在；运动或原因“无尽的后退”，与亚里士多德神学上所讲的不动的推动者或不受因的因，同样不可想象。因为除了经过直接知觉外，我们无法认识任何事物，因此，我们绝不会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全能或无限，全知或慈悲或个人，概不能以理性显示，因此更不能用理性来证明，有三个人在一个上帝身上（三位一体），或上帝化身为人，以救赎亚当与夏娃的反叛，或上帝之子显现在圣体或圣饼之中。一神论并不比多神论合理，我们可能有多于一的世界及更多的神，来统治这些世界。

那么，基督信仰这座宏伟的大厦，到底还留下些什么？是可爱的神话、歌曲与艺术，是上帝赋予的道德，或坚强的希望？奥卡姆在被理性所摧毁的神学废墟之前，退缩不前。为了极力挽救以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典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他终于主张将理性牺牲在信仰的祭坛之上。我们虽然无法证明，上帝也许可能存在，并赋予我们每个人不朽的灵魂。像阿威罗伊、斯科特劝告的，我们必须区别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并在信仰里谦卑地接受傲岸的理性所怀疑的事物。

我们若期待教会将接受这种尊崇“实际理性”的附属物，以补偿奥卡姆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并不算太过。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勒令对这位年轻修道士“可恶的异端邪说”进行调查，并召他到阿维尼翁的教皇法庭受审。奥卡姆应召前往，在1328年他与两位圣方济各派信徒，一同被关在那里的一座教皇监牢里。后来三人全都逃跑到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他们上了一艘小船，结果被一艘大型帆船虏获，而被带到身在比萨的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之前。教皇予以除籍的处分，但他们受到国王的保护。奥卡姆陪同路易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会合，同居住在一所反教皇的圣方济各派修道院里。他从那里发行为数众多的书籍、小册子，以攻击教皇的权力、邪异，并专门攻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如同他在形而上学里已胜过斯科特的怀疑论，他又在实践论上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反教权主义，做一个大胆的结论。他将他那把“剃刀”应用在教会加在早期基督教的那些独断与仪式上，并且要求我们回到《新约》较为单纯的教义与崇拜上。在一篇好斗的《神学百论》（Centiloquium Theologicum）里，他把教会的一百种独断教条押解到理性的法庭之前，并辩称，其中有许多教条在逻辑上会导致无法忍受的荒谬。若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而上帝又是我们全体之父，则玛利亚是她父亲的母亲。奥卡姆还质问罗马教皇的继承及其权威性；相反，他指出他们有许多是异端，有些还是罪犯。他主张温和地处置异端，并建议除了故意的谬说传播外，容有表达一切意见的自由。他认为，基督教所需要的，是从教会回到耶稣身边，从钱财、势力回到淳朴的生活与卑微的教规。教会不该只定义为僧团，而该认定为整个基督徒的共同体。这个包括妇女在内的整个团体，应该推选包括妇女在内的代表，参加全体议会，再由这个议会选举并督导教皇。教会与国家应在同一人的统治之下。

国家本身该受人民意志的左右，因为一切主权均归属人民。他们将立法与行政权托给国王或皇帝，这是基于后两者将为全体的利益而实施法律这一前提之上。如果共同利益要求如此，私人财产可遭废除。如果统治者犯下大罪，或太过疏忽职守，以致威胁到该国之生存时，人民便可公正地予以废除。

我们对奥卡姆的命运不甚了了。慕尼黑的啤酒无法慰藉他，他自比为传福音者约翰，但他并不敢离开皇帝的保护范围。据一位圣方济各派的编年史家之言，这位叛教者晚年公开撤销异端邪说。也许路易与教会的和解，促使了这一行为。而奥卡姆可能已感到，质问一种宗教的独断教条，是无用的。他于1349年或1350年，值盛年之际，死于黑死病。

早在逝世之前，他便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力量的思想家。那时各大学为他的哲学争辩而摇撼不安。许多神学家接受他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理不能用理性加以证明；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区别，在14世纪就犹如今日科学探寻与宗教仪式之间的沉默休战一样广泛扩散。他们在牛津形成了一派奥卡姆哲学，而自称为“现代之道”（via moderna，犹如阿贝拉尔在300年前称呼自己的概念论），并对斯科特、阿奎那的形而上实在论，报以微笑。尊奉“现代之道”者在中欧各大学尤占上风；胡斯在布拉格，路德在欧福大学都学过唯名论，他们背叛正统可能多少受其影响。在巴黎，大学当局禁止（1339—1340年）教授奥卡姆的见解，但像我们现代一样，那些尊奉他为自由思想的掌旗者的许多学生与教授，不止一次地与反对派以舌头、拳头在餐馆或街道上搏斗。托马斯或许基于他对奥卡姆主义的反对，在《效法基督》一书中诋毁哲学。

在持国家主义的国家起而对抗世界主义的教会这一方面，奥卡姆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只是一种呼声。他宣传教会守贫，影响了威克利夫；而他攻击教皇职位及经常呼吁从教会返归到《圣经》与早期的基督教，则预为路德铺路，后者奉列他为“最主要且最富天赋的经院派大师”。他的意志说和个人主义，率先表达了文艺复兴的前进精神。他的怀疑主义下传到拉米斯（Petrus Ramus）和蒙田，或许也传到伊拉斯谟；他把知识限制为观念的主观论，预示着贝克利的出现；而他通过“实践理性”挽救信仰，则先康德而存在。他在哲学上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强调感觉，视为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使他在——罗杰·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中经霍布斯、洛克、休谟、穆勒、斯宾塞，再传到罗素——这派英国的经验哲学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偶尔闯入物理科学——他对惯性定律的概念及他的远处作用说——也激发了从让·比里当到牛顿这群思想家。他作品的普遍影响，就如斯科特的一般，在于削弱经院哲学的基本假设，认为中古基督教的独断信条，可用理性加以证明。经院哲学直到17世纪还维持一种苍白的存在，但没有可能从这些打击中复原过来。

宗教改革家

伊本·克哈耳敦（Ibn-Khaldun）在伊斯兰教世界建立社会学之际，杜波依斯、奥雷斯姆、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及库萨的尼古拉，也在基督教世界，不是很有系统地发展相似的学问。杜波依斯对教皇权位展开学术的挞伐，并对国家歌颂赞美，而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效劳，犹如奥卡姆与马西利乌斯为巴伐利亚的路易效劳一般。在《法国臣民上教皇博尼费斯书》（Supplication du Peuple de France au roi Contre le Pape Boniface，1308年）与《论圣地的收回》（De recuperatione terre sanete，1305年）中，这位热切的律师建议，教皇应卸除一切世俗的财物与权力，欧洲各君主应该否认自己王国里的教皇权威，法国教会该与罗马分离，而臣属在俗世权威与法律之下。尤有甚者，杜波依斯继续论道，整个欧洲该奉法国国王为帝而团结一致，其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以作为对抗伊斯兰教的堡垒。而且，应该创立一所国际法庭，以判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若有任何基督教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战，该予实施经济制裁。妇女也该与男人具有同样的教育机会与政治权利。

当时似乎没人对这些建议给予多大的注意。杜波依斯之后两个世纪，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亨利八世采取和他相同的步伐，在宗教上则有威克利夫。19世纪早期，拿破仑曾一度建立以法国为领导的统一欧洲，同时让教皇沦为俘虏。杜波依斯属于渴望取代教士以治理政府的那一正在崛起的法律行业。结果，他赢了。我们现在便生活在他理想的鼎盛时期。

激动人心的奥雷斯姆，于1355年也写下一切经济著作中最为清晰、直截了当的论文之一——《论金钱的起源、性质、法则与变化》（“On the Origin，Nature，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他辩论道，一国的金钱属于全体社群，而不属于国王；金钱供社会使用，而非皇室的犒赏金；统治者或政府可以调节其发行，但不得从制造中取利，且须维持其币值。凡偷减硬币成分的国王，均为小偷。劣币（葛氏定律在两世纪后所论者）将驱逐良币，使之不再流通。人民将私藏或输出良币，而不诚实的政府在税收中，将只收入贬值的钱币。奥雷斯姆的这些想法，并非只是理想而已。身为家庭教师的他，把这些观念教给了约翰二世的儿子。当其弟子成为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时，深受其教导之赐。他在一场严重的币制贬值之后，把受到战争蹂躏的法国的破碎财政，恢复到健全而诚实的基础上。

马西利乌斯和奥雷斯姆相比，性情更为多变：作为一位得意于本身才智与勇气而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分子，他使政治哲学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生为帕多瓦一位公证人之子，在大学攻读医药。他那反教士的激进主义，或许受到同一时代的彼特拉克在那里发现并加以谴责的阿威罗伊怀疑主义所造成的气氛的影响。他后来到了巴黎，当了一年的大学校长。1324年，他与江敦的约翰合作，终于写下了中古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这两位作者自知该书必会受到教会的谴责，于是先逃到纽伦堡，并置身在当时正与教皇交战的巴伐利亚路易国王的羽翼下。

他们万万想不到像约翰二十二世这样精力旺盛的一位斗士，对他们富有挑战的和平的辩护，竟会淡然处之。该书辩论说，欧洲的和平，受到国家与教会之间争执的摧毁，又称，只有把教会，随同其一切财产与教职人员，像其他团体与财物一样，划归于同一帝王或皇室权威之下，方能恢复和平，并牢牢加以维系。教会一直获取财产是一个错误，《圣经》中并没有为此辩护之处。

与奥卡姆一样，这两位作者把教会定义为信基督徒的团体。像在《罗马法》中罗马人民为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把权威委托给顾问、参议院或帝王，因此，基督社群也该将其权力委托，而不是让给代表——教士。这些代表应该对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负责。依马西利乌斯的见解，认为教皇至上之权得自使徒彼得，是一个历史错误，彼得并不会比其他门徒更有权威。罗马的主教，在他们前3个世纪里，也不比其他几个古代的首都的主教更有权力。主持最初几次全体大会的，并非是教皇，而是帝王或其代表。由基督教世界的人民自由选出的全体议会，应该解释《圣经》、界说天主信仰、选择红衣主教，再由后者选择教皇。在一切世俗的事物上，教士，包括教皇在内，应该受到政府司法和法律的管辖。国家应指派、酬劳教士，确定教堂和僧侣的数目，倘教士不称职，当予革除，同时该控制教会的捐赠和收入，并将穷者从教会过分的岁收中解救过来。

这体现了正在涌现的民族国家的尖锐呼声。得到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将贵族与自治区平服之后，这些国王现已感到强大得足以驳斥教会宣称其威权凌驾在政府之上这一说法。俗世统治者抓住教会在国际与学术上堕落的机会，梦想着主宰包括宗教与教会在内的每一层面的生活。这是将在宗教改革终极对决中的基本争端。国家胜过教会，标明了中古世纪的终止。1535年，处在对抗教会高峰的亨利八世，下令以公费翻译并出版《和平的维护者》一书。

与奥卡姆和路德一样，马西利乌斯提出以人民权力取代教会威权之后，为了社会秩序与安全起见，却不得不改变主张而以国家之权取代人民之权。但他未将国王提升为全能的食人巨妖。他再从国家的胜利展望到人民可能实际行使统治之权这一日子的来临，而这一统治权是法律理论家长久以来一直宣称应归属于人民的。在教会的改革中，他主张民主政治：每一个基督社团应自选代表参加教会会议，每一个教区也该选取本区的教士并予以约束，若情形需要，即予以解职；凡未得教区人民同意，不受除籍处分。马西利乌斯也把相似的原则引用到政府上，只是带着踌躇地修改：

依据真理与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我们宣称，立法者——法律首要及适当有效的推动者——该为人民、全体市民，或较具分量的一部分，凭自己的选择或意志指挥或决定，并在全体市民大会中逐字逐句表达出来。我所说的较具分量的一部分，指应该顾及该法律付诸实施的社群之人数及其品质。市民整体或其较具分量的一部分，直接制定法律，或将这一责任委托一人或少数人；但后者并非，且不能构成严格意义的立法者；他们只是在原初立法者授权的范围内，在某某期间，为某某事情行动而已……我把依照其阶级，而以审议或司法权参与市政者，称为公民。以此义为准，未成年男性、奴隶、外地人与妇女，都有别于公民……只有从整体的审议与意志中方能产生最好的法律……多数者以其敏锐性，当能辨析欲付诸实施的法律的缺失，因在权力与价值上，整体比任何个别的部分都大。

这是当时一项突出的主张（1324年）。衡量当时的各种情况，他的踌躇是对的。即使马西利乌斯也没主张欧洲的所有成人均有平等的选举权，那时十个人之中几乎才有一人识字，交通也困难，而阶级的区分更牢不可破。的确，他反对政策、立法全由“鼻子数”（贫穷的群众）决定的完全民主政治。他赞成个人依其对社群贡献价值的大小而掌握政治权力——虽然他未说明如何或由谁予以判断。他为专制王朝留下余地，补充说：“民选的统治者比世袭的统治者，更大受欢迎。”国王将是公共的一位代表兼仆人，倘其行为严重错误，则群众有权予以废黜。

这些观念可在中古，甚至古代找到根源：罗马的律师与经院派的哲学家，经常赋予人民理论上的主权；教皇制度本身是一个选举的君主政体；教皇自称为“上帝的仆人的仆人”；阿奎那也同意萨里斯伯里的约翰，认为人民有权推翻漫无法纪的国王。但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世界里，绝少伸张为彰明昭著的代议政府的理论系统。马西利乌斯这个人在14世纪同时抱有新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

马西利乌斯也为过于走在时代之前而感到不安。他急遽地与巴伐利亚的路易一同崛起，继则急遽地与他一同跌落。路易与教皇讲和时，他被迫将马西利乌斯视为异端而予遣散。我们无从获悉其结局，但马西利乌斯显然死于1343年。

若非正在崛起的律师行业将足以与教会对峙的权力赋予国家，则他一时的成功，将不可能实现。一群律师在封建与自治法的废墟上，在教会宗教法规之旁或其对立位置，树立起国家的“成文法”。这一皇室或俗世法律，一年一年地扩张到人们的一般事务上。蒙彼利埃、奥尔良与巴黎诸地的法律学校，产生了大胆而精明的法律学者，他们不顾教皇的声明，利用《罗马法》为其皇室主人建立了神圣权力与绝对权力的理论。这些观念在法国最为强烈，结果演进为国家即朕与朕为绝对之说。西班牙也流行此说，而为斐迪南、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的专制统治铺路；即使在国会制的英国，威克利夫也在阐扬神圣国王的无限权力。贵族与平民反对这一理论，福特斯古（John Fortescue）爵士坚称，英国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颁行法律；英国法官，不得以国王的愿望为前提，均须发誓以本国法律实行判决。但在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统治下，英国也只有向绝对的统治者屈膝的份儿。在教皇与国王对峙的绝对统治之间，有些理想的人物抱着“自然法”这一观念。那是植根于人类良心、载在《福音书上》、优于任何人为法的一种神圣正义。国家与教会对这一概念只是口头敷衍；无论受到宣扬还是忽视，它总一息尚存。18世纪，它成为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之父，并势将在推翻曾经统治人类的两个专制体制的革命中，扮演小小的却雄辩滔滔的角色。

库萨的尼古拉先是对抗，继则向教皇的专制体制退让。在其历经波折的生涯中，他向经常怀疑天主教会的德国，显示了有组织的基督教的最好范例。身为哲学家与行政家、神学家与法律家、神秘主义者与科学家，他把正在同其生命一道结束的中古时期那些最优秀的成分，一起融合在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格之内。他于1401年出生在特里尔附近的库埃斯（Cues），后在代芬特尔的兄弟会学校里，获取了知识与信仰的融合。他在海德堡的一年中受到奥卡姆唯名论的影响，在帕多瓦也一时受到阿威罗伊怀疑主义的感动，在科隆则吸收了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与阿奎那的正教传统。这一切成分都融合在他身上，使他成为当时最完整的基督徒。

他没有完全摆脱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所感染的神秘气氛的影响。他写了《神的观想》（De Visione Dei）这篇神秘主义的古典作品。为了给这些观点做一种哲学上的辩护，他铸造了“饱学的无知”这一名言。他排斥欲凭理性证明神学的经院派的理性主义。他感到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而不稳定的，其理潜藏在上帝之中。他指斥星象学，但由于屈服于那一时代的迷谬，他也耽于某些星象的计算，同时认为世界末日将于1734年来临。在充满宗教活动的生活中，他也随时更新科学思想。他敦促做更多的试验与更精确的测量；他提议计数各种不同的物体从不同的高度落下的时间；他教导说，地球“不能固定，而像其他星球一样运转”；每一颗星，不论看来多么固定，都在转动；没有一条轨道属于正圆；除了任何点均可视为无穷宇宙的中心这一意义而外，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些观点有时是明智的借来品，而有时则是灿烂的个人的洞见。

1433年，尼古拉前往巴塞尔，为友人向那里的宗教会议提出拥有科隆大主教辖区权利的要求。结果请求失败，但他利用这机会向那时正与教皇争执的宗教会议，提出在哲学史上略占地位的作品。他称之为《和谐的天主教》（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其一般目的是在宗教会议与教皇之间，找出和谐一致的关联。在与活的有机体的精细类比中，他把罗马教会描绘为一个有机整体，除非体内各部分的和谐合作，否则不能顺利工作。他不像教皇可能得出的结论那样，认为各部分该由首领引导，而另作主张说，只有全体宗教会议，才能代表、表达并团结教会那些相互依赖的成分。他在一段颇具理想的章节里重复了阿奎那与马西利乌斯的见地，而且近乎是抄袭了后来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般：

每一个法律均须仰赖自然律；前者若与之抵触，则不能成为有效的法律……凡人既然天生自由，因此每个政府……只有靠其臣民的协议与同意而获得存在……任何法律的约束力量，均在于这一默契或昭彰的协议与同意。

拥有主权的人民，将其权力委托给富有知识或经验的小团体，以制定或管理法律；但这些团体只有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取得其正当权力。当基督社群将其权力委托给宗教大会时，是该大会，而不是教皇，代表宗教上的主权。在此，教皇也不能将其立法专制权建立在传说的君士坦丁的赠予上，因为赠予是伪造与神话。教皇有权召集宗教大会，但这一大会倘判决教皇不合，则可名正言顺地予以废黜。这同一原理也适用于俗世的王侯。推选的君主体制，也许是处在目前败坏的情况下可行的最好政府；但俗世的统治者，像教皇一样，该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并顺从其判决。

尼古拉的晚年称得上高级教士的楷模。他做红衣主教后（1448年），成为罗马旧教的改革者。从尼德兰到德国的一次艰辛旅行中，他召开了省区的宗教会议，重整教士纪律，改革修道院与修女院，攻击教士姘居，并至少一时提高了教士与一般人民的道德水准。“库萨出身的尼古拉，”饱学的特里西米斯修道院院长写道，“像在黑暗、混乱中的光明与和平之天使，降临德国。他恢复了罗马教会的统一，加强了上帝的神威，并播下了一颗新生命的珍贵种子。”

除了其他头衔外，尼古拉还是人文主义者。他爱好古典作品，鼓励人们研读，并计划印刷自己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希腊原稿，以广为流传。他具有真正学者的宽容之德。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那年写成的《和平对话》（Dialogue on Peace）一书中，他呼求各种宗教相互了解，认为那些宗教就像一个永恒真理四射的光线一样。在现代思想的黎明中，在崛起的学术自由令人痴醉之际，他写下了这些积极而高尚的话：

求知与思维，并以心灵之眼来洞察真理，总是一乐。人年纪越大，这一追求所呈送给他之乐越大……犹如爱为心的生命，寻求知识、真理的努力，也为心灵的生命。在时间、日常劳动、人生诸般烦恼与矛盾之中，我们该举眼无畏地仰望清澈的苍穹，永远寻觅，欲更牢牢抓住……一切善、美的根源，我们本身心智的能力，历经世纪的人类的学术果实，及环绕我们周遭的自然的奇妙作品；且让我们经常记住，真正的伟大只在谦卑之中，而知识、智慧的有益，也只在我们的生命受它们支配、指导之时。

若有更多的尼古拉，说不定就不会有路德的出现了。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1492—1517）

哥伦布

这一时代有人胆敢冒着大西洋的诸般险恶，以期发现印度或“契丹”（Cathay，中世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谓），这毋宁是“彰明昭著的天命”。两千多年来，一直传说在海的那一边有座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后来神话又在大西洋外安置了一道泉流，泉流之水可使人永葆青春。十字军的失败迫使欧洲人发现美洲。土耳其人主宰东地中海，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人，及波斯与土耳其斯坦的反基督王朝关闭或阻挠陆上的通路，使东西贸易昂贵而危险。意大利甚至法国，可以不计关卡税与战争等障碍，而依附残余的贸易，但葡萄牙与西班牙过于偏西而无利可图。它们的问题在于寻觅另一条路线。葡萄牙发现一条沿着非洲海岸的路线；西班牙除了尝试一条西向的通路外，别无他途。

知识的发展早已建立地球为一球体之说。然而科学本身的错误，低估了大西洋的宽度，同时将亚洲描绘为横在另一端的大陆，静待征服与榨取，从而鼓励了人们大胆尝试。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手，已在980年和1000年抵达拉布拉多，并已带回广漠大陆的消息。1477年，倘若我们相信哥伦布的记载的话，他曾造访过冰岛，并可能听到埃里克松（Leif Ericsson）航行到芬兰（Vinland）的传说。现在，这一伟大的探险，可说万事齐备，只欠金钱了（勇气已经足够了）。

哥伦布自己在第三度出航横渡大西洋之前所写的遗嘱里，曾提到热那亚为其出生地。在他现存的文章中，他的确经常以西班牙名克利斯托巴尔·科龙（Cristóbal Colón）自称，绝未提及意大利名克利斯托法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这或许是他以西班牙文书写，住在西班牙，或为西班牙君主航海，而不是因为他出生在西班牙。或许，他的祖先是移民到意大利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西班牙犹太人；哥伦布具有希伯来的血统这一点，几乎可信。哥伦布的父亲是一名织布匠，哥伦布似乎在热那亚和萨沃纳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父业。他儿子斐迪南所写的传记，则推尊他在帕维亚大学攻读过天文、几何和宇宙志，但该大学并未将他列入记录。他自己声称他在14岁时当了水手。因为在热那亚，每一条路都通向海洋。

1476年，他坐在开往里斯本的一艘船上，结果为海盗所袭，船身沉没。哥伦布提起那件事时说，他靠船的残骸的支持，游了6英里到岸上。几个月之后（他说），他再以船长或水手的身份，起航到英国，再到冰岛，然后到里斯本。他在那里结婚，并以制地图和航海图为业而定居下来。他岳父是曾为航海家亨利王子效劳的水手，哥伦布无疑从他那里听到几内亚海岸的一些传奇故事。1482年，他或许担任官职并加入从该海岸航行到埃尔米纳（Elmina）的葡萄牙舰队。他很有兴趣地读着教皇庇护二世所写的《运输史》（Historia Rerum Gestarum），并加上许多注解，该书指示非洲是可以环航的。

但他的研究越发使他向往西边。他知道公元1世纪的斯特拉博曾述及环球航行的尝试。他也熟悉塞涅卡的数行文字：“一个时代将在以后的年头来临，那时，海洋将松解各事各物的纽带，一片巨幅的陆地将出现，而先知提斐斯也会揭露新的世界，杜勒也不再是地球的尽头。”他也读过盛赞中国富庶，并把日本摆在亚洲大陆以东1500英里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在读过的皮埃尔达利《世界的形象》一书中，作了上千的注解。他接受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地球的圆周为1.8万—2万英里；这再掺和马可·波罗误置日本，使他认为距离最近的亚洲岛屿，将在里斯本以西约5000英里处。他曾听过佛罗伦萨一位医生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写给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一封信，信中劝说，只要向西航行5000英里，便可寻出一条通往印度、比环绕非洲更短的航路。哥伦布写信给托斯卡内利，结果得到肯定回答。他的目标已臻成熟，并在脑海里翻滚沸腾。

约1484年，他向葡萄牙王约翰二世建议，装备三艘船，以做横渡大西洋包含回程为期一年的探险。他还建议自己该受命为“海洋总司令”及他所发现的任何土地的终身总督，并该接收葡萄牙得自那些土地的所有税额、所有珍贵金属的1/10（传播基督教这一观念显然次于物质的打算）。国王将这一建议提交给由博学之士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排斥这一建议，认为哥伦布将横渡大西洋的距离，仅仅估计为2400英里太短（从加那利群岛到西印度群岛的距离，大致正确）。1485年，两位葡萄牙的航海家也向约翰国王提出了相似的计划，但同意自己资助自己，约翰至少给了他们祝福。他们于是起航（1487年），但航路过于偏北，遭遇到呼呼的西风，结果失望而回。哥伦布再作请求（1488年），国王于是接见他，他刚好及时赶上，目睹狄亚斯成功地环绕非洲后的胜利归来。葡萄牙政府受到从非洲到印度航路诸般远景的吸引，终于放弃横渡大西洋这条航路的打算。哥伦布只好转到热那亚与威尼斯，但它们并未给他鼓励，因为它们已拥有东向抵达东方这条路线的既得利益。哥伦布再委托兄弟试探一下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后者邀他参加一项会议。当邀请抵达时，他已委身投效西班牙了。

他这时（1488年）年纪约42岁，长得高而瘦削，长脸，皮肤红润，鹰鼻，蓝眼，雀斑，红发亮亮，已转灰色，不久即将变白。他的儿子与朋友形容他谦逊、严肃、和蔼、谨慎，饮食节制，极度虔诚；其他人则宣称他虚荣，故意炫示并夸大他接受的头衔，在想象与文章中抬高自己的祖先，并贪婪地争取他享有新大陆的一份黄金。但无论如何，他比他所要求的更有价值。他偶尔逸出十诫之外，是在科尔多瓦，他的发妻去世之后，比阿特丽斯·恩里克斯（Beatriz Enríquez）为他生下了一位私生子（1488年）。哥伦布并未娶她，但他在有生之年和遗嘱中，都好好供养过她。在那轻佻的时代里，大部分显要都拥有私生子，因此似乎没人因这类事件而遭到驱逐。

其时，他也向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提出请求（1486年5月1日）。女王将请求提交给神圣的塔拉韦拉大主教主持的顾问团体。经过漫长的耽搁之后，他们才报告这个计划不切实际，他们辩道，亚洲比哥伦布假设的更要偏西得多。然而，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给他年金1.2万马拉。1489年，他们还发给他一封御书，敕令所有西班牙城市供给他食物和住宿。也许他们希望对其计划留有选择余地，唯恐无意中将一块大陆赠给敌对的国王。然而在塔拉韦拉委员会二度考虑、二度排斥该计划后，哥伦布决定将之呈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这时，拉拉比达的修道院院长佩雷斯（Fray Juan Pérez），以安排他再次觐见伊莎贝拉来劝止他投往法王。王后送给他2万马拉，以资助他前往军事要塞圣塔菲（Santa Fé）的总部。他到达后，王后十分和善地听取他的请求，但顾问们再度排斥这一构想。他于是再度束装，准备前往法国（1492年1月）。

这时，恰巧有位受洗的犹太人使历史向前迈进。圣丹德尔（Luis de Santander），斐迪南的财政大臣，出面谴责伊莎贝拉缺乏想象与商业头脑，又以使亚洲皈依基督教这一远景来诱惑她，同时建议愿以自己和朋友之力来援助这一探险。其他数位犹太人——阿夫拉瓦内尔、卡夫雷罗（Juan Cabrero）及长者亚伯拉罕——也都支持他的请求。伊莎贝拉终为所动，并答应抵押其珠宝以募集所需的款额。圣丹德尔认为无此必要，他从自己担当司库的同业团体借来140万马拉，另从自己口袋中掏出35万马拉；哥伦布另筹了约25万马拉。 [1] 1492年4月17日，国王斐迪南签下了必需的文件，同时或后来交给哥伦布一封送给中国可汗的书信。哥伦布希望抵达之地是中国，而不是印度。终其一生，他总以为自己所发现的是印度。8月3日，圣玛利亚号（他的旗舰）、品达号与妮娜号，带着88人，备了一年口粮，终于驶离了帕洛斯港（Palos）。

[1] 这一切私人捐助，后来均由政府偿还。圣丹德尔以莫须有的指控，于1491年7月17日，被传到宗教裁判所前受审。他终于“悔罪”，但后来显然又再坠回异端或犹太教徒，所以财产全遭没收。然而，斐迪南将该笔财产归还其子。

美洲

他们向南航行到了加那利群岛，想在航入西方之前，寻得东风。在该群岛做一漫长的停留之后，他们再沿着北纬28度，冒险出航（9月6日）。他们并未南偏得足以完全受到信风的助益。我们现在知道，更向南方的横渡，将缩短抵达美洲的距离与苦难。天气友善，“像是安达鲁西亚的4月天，”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上写道，“唯一欠缺的就是听不到夜莺的鸣转。”33天焦虑地过去了。哥伦布向手下少报了每天的航行里数；但因他高估了船速，结果竟是歪打正着。由于静风持续，他只好改变航道。这时，船员比以前更感失落与沮丧。10月9日，品达号与妮娜号的船长登上了旗舰，请求立刻回航到西班牙。哥伦布答应，除非在3天之内看到陆地，否则悉听尊意。10月10日，他自己的船员叛变，他也以同样的保证予以安抚。10月11日，他们从海洋上拖上一根开有花朵的绿树枝。他们对总司令的信任重新恢复。翌晨两点，在近乎满月的夜晚里，妮娜号的守望员罗德里戈·特里西纳（Rodrigo de Triana），终于喊出：“土地！土地！”终于抵达陆地了。

黎明时，他们看到沙滩上裸体的土著人，“个个身材壮硕”。三位船长由武装人员护送上岸；他们一齐跪下，亲吻地面，并感谢上帝。以基督教之名，哥伦布把这座岛称为圣萨尔瓦多岛——神圣的救主——旋以斐迪南、伊莎贝拉与基督之名，占领该岛。那些野蛮人客气地接待他们未来的奴隶主。这位舰队总司令写道：

为了赢取诚善的友谊——因为我懂得用爱比用武力更能将之解放，并使之皈依圣父，我便将红帽子给其中一些人，玻璃念珠给另一些人……并给了他们引以为莫大乐趣的其他许多价值不大的东西。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忠实朋友，这真是奇迹。后来他们游到我们大船边的小船上，带给我们鹦鹉、棉线……最后，他们善意地跟我们交换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

使卢梭、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与惠特曼（Walt Whitman）着迷的那群“友善的野蛮人”的称呼，可能便从那时那地开始。但哥伦布在这岛上首先获悉的事情之一是：这些土著常会受到其他土著部落的奴隶袭击，而他们或他们祖先，也曾征服较早在此定居的土著人。登陆后两天，这位总司令在日志上记下了一道不祥的备注：“这些人非常不善武事……只要50个人，便可收服他们，并驱迫他们去做随你喜欢的一切事情。”

不幸的是，圣萨尔瓦多不产黄金。10月14日，这一支小舰队再度开航，试图寻找西本哥（Cipango）——日本——与黄金。10月28日，他们在古巴登陆。那里的土著人也非常友善。他们加入来客，试着合唱《万福玛利亚》（Ave Maria）圣歌，还尽力制作十字架的记号。后来哥伦布把黄金出示给他们看，他们似乎指示说，可在内部，即他们所称的古巴纳萨姆（Cubanacam）——中古巴——的某一地点上寻获一些黄金。哥伦布把Cubanacam误解为中国的大可汗（Great Khan）——于是派遣两位西班牙人，带着外交文件，去找寻那难以找寻的君主。他们没有找到可汗，返回后却愉快地诉说到处所受到的礼遇。他们也带回来欧洲人对美洲烟草的首次报道：他们看到男女土著将烟草卷成雪茄形状，插进鼻子。哥伦布失望之余，离开古巴（12月4日），同时以武力挟持了5位年轻土著当通译及另外7名妇女。他们全都死在回航西班牙的途中。

在此期间，哥伦布的年长船长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驾船他逃，以自寻黄金。12月5日，哥伦布抵达海地，停留了4周之久，受到土著人的欢迎款宴。他寻获了一些黄金，觉得自己又稍稍接近了可汗国；但他的旗舰不幸触礁，船身为波浪与岩石击碎，其时正在他准备庆祝一生最快乐的圣诞前夕。所幸妮娜号在附近得以拯救船员，而善良的土著人也驾着独木舟赶在船沉之前，卸下大部分的货物。土著人的酋长以款待、黄金及保证在海地有大量这种致命的金属，来安慰哥伦布。这位舰队总司令感谢上帝赠予黄金，宽恕它带来这回船难，并在日志上写道：“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现在将有足够的基金征服圣地。”他深感于土著人的友善举止，因而留下部分船员定居下来，用以探勘全岛，自己则回到西班牙报告一路的发现。1493年1月6日，平松驾着品达号重入阵营，哥伦布接受了他的道歉，因为哥伦布不愿只开着一船回国。他们一行在1月16日开始回航。

这是漫长而凄惨的航行。整个1月，风怀敌意，2月12日，一场剧烈的暴风雨拍打着不过70英尺长的小船。待船接近亚速尔群岛时，平松再度离弃，满心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抵达西班牙、告诉大家亚洲已经发现的人物。妮娜号在亚速尔群岛中的圣玛利亚岛外停泊，原是为朝拜岛上的一座圣母庙，结果遭受葡萄牙当局逮捕，下狱4天。获释之后，妮娜号再度起航；但另一场暴风雨又把船吹出了航道，风帆也告撕裂。水手极度沮丧之余，发誓在以后着陆的第一天，只以面包与水果腹，同时遵守十诫。3月3日，他们看到了葡萄牙，哥伦布虽明知自己在冒一场外交纠纷的危险，仍决定在里斯本着陆，而不再尝试以一艘船完成到达帕洛斯所剩余的225英里的航程。约翰二世很友善地对待他；妮娜号也修理完毕。3月15日，该船经过了“无数的艰辛与恐怖”之后，终于回到了暌别193天的帕洛斯港。平松早几天前在西班牙西北部登陆，并送信给斐迪南、伊莎贝拉国王夫妇，但他们拒绝接见平松或其信差。品达号晚妮娜号一天驶进帕罗斯港，平松怀着恐惧、羞辱逃回家里，每天躲在床上，抑郁而死。

苦海

哥伦布在巴塞罗那受到国王与女后的欢迎，在宫里住了6个月，并接受“洋海舰队总司令”这一头衔——所谓洋海，指亚速尔群岛以西的大西洋。他受命为新大陆总督，或如他自己所称的“亚洲与印度各岛屿、大陆的副国王与总督”。由于传闻约翰二世正装备一支舰队横渡大西洋，斐迪南请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定西班牙在“洋海”里的权利。这位西班牙的教皇，在一连的敕书中（1493年），沿着亚速尔群岛与佛得角群岛以西270英里处，划一条南北向的想象线，线以西所有非基督教的土地，统归西班牙，以东则尽属葡萄牙。葡萄牙人拒绝接受这一分界线，一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双方政府终于以《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年6月7日）协定，订约前发现的土地，该以佛得角群岛以西250里格的一条经度为界，但嗣后发现的土地，则以370里格为度（巴西东方一角落在第二界线以东之处）。教皇的敕书把这些新土地称为“印度群岛”。学者如彼得罗·马蒂尔·丹格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接受哥伦布自认为已经抵达亚洲这一想法。这一错觉持续到麦哲伦（Magellan）环绕地球航行为止。

为了获取黄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再供给哥伦布一支由17艘船构成的新舰队。船上载有1200名水手，将在“印度群岛”成群繁衍的动物，及5名听受西班牙人忏悔与改变“印第安人”的牧师。第二次航行于1493年9月25日从塞维尔港出发。39天后（与首次的70天对比），瞭望者看到了一座岛屿，因时值礼拜天，哥伦布特命名为多米尼加（Dominica）。他们并未在那儿登陆，因为舰队司令想要追寻更大的猎物。他从小安地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最西方的列岛经过，深为岛屿的数目吸引，于是将之命名为维京群岛（Once Mil Virgenes）——“一万一千处女”之意。它们现在仍称为维京群岛。他继续前行，结果发现了波多黎各。在那里短暂浏览之后，再继续赶往10个月前在海地留下的西班牙定居地，看看情形如何。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一人留下。那群欧洲人浪迹岛屿，抢夺土著人的黄金与妇女。他们每人拥有5个女人，从而建立起一座赤道的天堂。他们彼此争吵、谋杀，几乎被愤怒的印第安人杀戮殆尽。

舰队沿着海地海岸向东航行。1494年1月2日，这位舰队司令再卸下人员、货物，以重建一个叫作伊莎贝拉的新殖民地。在监造一座市镇与船只的修补之后，他再度航行到古巴探险。由于无法绕着古巴航行，他于是下结论说，那是亚洲大陆，或可能是马来半岛。他想要环绕该地并绕球航行，但船只装备不够。他再朝海地回航（1494年10月29日），心中猜想着他的新殖民地情形是否有异，结果震惊地发现，情形与从前竟无两样：西班牙人奸污了土著妇女，偷盗了土著人的仓廪，同时绑架土著人的男孩充当奴隶，结果招致土著人的报复，杀害了许多西班牙人。传教士甚少尝试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有一位修道士曾经加入一群不满分子，开船回到西班牙，向国王与王后气馁地报道海地富裕的资源。哥伦布现在也成了一名奴隶贩子。他派出狩猎队逮捕了1500名土著人，其中400名留给移民，另外500名则遣往西班牙。后者之中有200名死在航行途中，残存者则在塞维尔出卖。但几年后，由于无法适应较冷的气候或文明的残酷，也都相继死亡。

哥伦布留下命令给弟弟巴托洛梅（Bartolomé），要他将殖民地从伊莎贝拉迁徙到圣多明戈，然后向西班牙回航（1496年3月10日），经过了93天多灾多难的航行之后，抵达加的斯。他把印第安人与金块呈给国王夫妇；其为数虽然不多，却打消了朝廷对把更多的钱投入大西洋是否明智这一疑虑。这位舰队司令不安于陆地，他血液里含有海水的盐分，他乞求至少再派8艘船做另一次尝试。获得国王和王后的同意，于1498年5月再度出航。

第三度航行先向西南开入第10经度线，然后沿此正西前进。7月31日，船员看到了虔诚的司令命名的特里尼达岛（Trinidad）。8月31日，再次看到了南美大陆，这也许比韦斯普奇（Vespucci）早一年或晚一年。他先探勘了巴利亚湾（the Gulf of Paria），然后朝西北航行，于8月31日抵达圣多明戈。第三回的定居者虽然留存下来，但在1496年所留下的500名西班牙人，每4人中就有一人患梅毒，而移民者中又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为了平息不满，哥伦布允许每人占有一大块土地，并将住在该地的土著人掳为奴隶。这已成为西班牙移民的惯例。哥伦布历经艰难、失望之苦与关节炎、眼疾之痛，再加上这些问题的压力，身体几乎垮掉。他的心灵时不时蒙上阴影，变得易怒、暴躁、专制、贪婪，而且在惩罚上显得残酷不仁。有许多西班牙人提到过这点，他们也懊恼处于一个意大利人的统治之下。哥伦布认识到，管理殖民地的问题，与他自己的训练和脾气格格不入。1499年10月，他派遣两艘轻快帆船到西班牙，请求斐迪南与伊萨贝拉任命一位皇室长官帮他治理圣多明戈岛屿。

国王和王后信以为真，授命波巴狄拉（Bobadilla）前往，但其权限超过了哥伦布原先的期待，因为国王夫妇授给了他超过哥伦布的全权。波巴狄拉在哥伦布不在时抵达圣多明戈，并听到关于哥伦布与其兄弟巴托洛梅、迭戈对现在所称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统治方式的诸多抱怨。待哥伦布回来后，波巴狄拉即将他拘禁入狱，还加上手铐脚镣。这位命官作更进一步的讯问之后，即将哥伦布三兄弟套上锁链，然后押返西班牙（1500年10月1日）。哥伦布抵达加的斯后，写了一封可怜的信给朝中的朋友：

我建议探险印度诸地，为诸王效劳，现已17年。他们初则讨论，让我等了8年，终则指斥其事的荒诞不经。无论如何，我仍坚持不舍……现在，我已在那儿把比在非洲和欧洲更多的土地，及1700个以上的岛屿，划归君王统治……在7年里，我，凭着神圣的意志，完成了这项征服工作。正当我有资格期待报酬与退休之际，我却身不由己地受到逮捕，并负以重锁押返家国……我所受的指控，出于曾经叛变，意欲占有该地的官职人员的恶意所致……

我祈求君等，以国王和王后所信赖的忠实基督徒的热诚，览读我所有的文件，并考虑远从异地前来为这些王子效劳的我……如何在我的日子即将告终之际，一身的荣誉与财产，毫无理由地遭到剥夺，此事可谓既无正义，又无怜悯。

斐迪南其时正忙着与路易十二瓜分那不勒斯王国。他在6周之后方才下令释放哥伦布及其兄弟，并召他们入宫。国王和王后在阿尔罕布拉宫（the Alhambra）接见他们、安慰他们，并恢复他们的财富，但他们从前在新世界的权威已不再。依据他们在1492年签订的协约或同意书，国王和王后须让哥伦布全权治理他所发现的土地，只是他们觉得他已不再适合行使这一权力。他们于是任命奥万多（Ovando）为印度群岛的新总督。然而，他们承认这位舰队总司令在圣多明戈所有的财产权，与迄至那时属于他的黄金挖掘和贸易。哥伦布的余生都很富有。

但他并不满足。他不断请求国王和王后再供给他一支舰队。他们虽还搞不清楚“印度群岛的探险事业”能否带来净利，但觉得尚欠他另一尝试。1502年5月9日，哥伦布从加的斯出发，开始第四次航行。他率领着4条船和140位手下，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巴托洛梅与儿子斐尔南多。6月15日，他看到了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6月29日，感觉出暴风雨即将来临，舰队因而在圣多明戈附近海地海岸的一处庇护点上停泊。在那里，主要的港口内有一支30艘船的舰队，准备开往西班牙。哥伦布传话给总督，说暴风雨正在酝酿，劝他将船只多留一会儿。但奥万多无视这些警告，径自下令舰队开拔。结果飓风来临，哥伦布的船只除了些微破损外，通通幸存，而总督的舰队除一艘外，余皆遇难。连波巴狄拉的人员在内，一共丧失了500条性命，而满船的黄金，也沉没入海。

毫无疑问，哥伦布现在要在多扰的生涯中开始忍受最艰难悲惨的日子。他向西航行，抵达洪都拉斯（Honduras），继而探勘尼加拉瓜（Nicaragua）与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两地的海岸，希望寻出能领他环球航行的一条海峡。1502年12月5日，起了一场暴风雨，其疯狂的威力在哥伦布的航海日志里有段生动的描写：

一共9天之久，我像一个失落者，全无任何生机。肉眼从未看见波涛如此汹涌、愤怒与满布泡沫。飓风不但阻止我们前进，并且不容我们躲往任何岬角之后以求庇护的机会。我们因而被迫流落在这个血腥的海洋上，犹如热火上的锅子在咝咝作响。天空从未显得如此恐怖，它整整一天一夜炽烈得如同一座火炉，闪电凶猛发作，使我每每怀疑，它是否袭走了我的樯桅与风帆；狂暴、恐怖的闪光使我们全都感到，这些船像要被炸毁似的。不停下雨；我并非说天下雨，因为那就像一场大洪水。我的手下疲惫得希求一死，以终止恐怖的受苦。

除了风、水、闪电与附近的岩礁造成的恐怖之外，还出现水柱——龙卷风掠过海洋所掀起的浪花，危险地袭近船只，把水“射上云霄”。哥伦布捧出了《圣经》，览读耶稣基督在卡柏诺（Capernaum）如何平息一场暴风雨，继则抽剑在空中画了一道十字，以驱除水柱。据说那如塔般的水柱随即退却。经过12个恐怖的日子后，这场咆哮终于过去，舰队停泊在现在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东端的一个港内。哥伦布及其手下在那里感伤地庆祝1502年的圣诞节与1503年的新年，而不知道太平洋就在40英里外。

更多的不幸相继而来。13位水手划着旗舰的小船，上溯一条河流以找寻清水时，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除了一名西班牙人外，余均被杀，船也被夺。有两艘船被虫蚁腐蚀得不能下海而须抛弃。另外两艘漏得厉害，须用马达日夜抽水。最后，虫蚁战胜人力，这些幸存的船只，不得不搁浅在牙买加的海滩上（1503年6月25日）。那些落魄的船员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零五天，食物只能依靠当地土著人不稳固的友谊，而那些土著人也只能匀出些微的食物。在这一切困境中表现了沉着的勇气的门德斯（Diego Mendez），自愿率领6位基督徒与10位印第安人，坐在挖凿的独木舟里，航行455英里——其中80英里不见陆地——到圣多明戈求助。在这次试探中，他们的饮用水告罄，有数名印第安人死亡。门德斯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但直到1504年5月，奥万多不愿或不能空出一条船，前往营救这位舰队总司令。到2月时，牙买加的印第安人把赠予搁浅的船员之食物，减到让西班牙人开始挨饿的地步。哥伦布身边带有雷乔蒙塔努斯的《历书》（Ephemerides），该历书算到2月29日有月食。他召见土著的酋长，警告他们说，上帝因为他们故意让他的手下挨饿，赫然发怒，将把月亮遮晦。他们全都嘲笑起来，但当月食来临时，他们慌忙将食物带到船上。哥伦布重新向他们保证，说他已向上帝祷告，恢复月亮，且向上帝许诺，印第安人嗣后将适当地供养那些基督徒。不久，月亮果真再现。

待救援抵达，时间已过去了4个多月。即使如此，奥万多派来的那条船，也漏得几乎无法回到圣多明戈。哥伦布与其兄弟、儿子，坐上一条较为坚固的船只，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多暴风雨的航程，于11月7日回到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因为他没有寻获更多的黄金和一条通往印度洋的海峡而倍感失望。斐迪南与垂死的伊莎贝拉都没有时间接见这位满头白发的水手。他从海地所取得的“什一税”，仍然照付给他。他备受关节炎之苦而不是贫穷之苦。待斐迪南终于同意接见他时，这位看起来远超58岁的哥伦布，已经几乎无法承受赶赴设在塞哥维亚的宫廷这一漫长的旅程。他要求国王兑现于1492年答应他的所有头衔、权利与岁收。国王踌躇未决，而只给他坐落在卡斯蒂尔的一笔丰饶的财产。哥伦布拒绝接受，他追随朝廷到萨拉曼卡与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他身心交瘁死于1506年5月20日。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重塑了世界地图。

新远景

既然他已指明航向，其他成百的水手也都纷纷赶向“新世界”。这个词显然是由一位佛罗伦萨的商人首先加以使用。这位人物本身的名字现已用来描写美洲。韦斯普奇由美第奇家族派往西班牙，以清理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的事务。1495年，他为斐迪南赢得一纸应允装备12艘船只的契约。他染上了探险热，在1503年至1504年写给佛罗伦萨的朋友的信函里，他宣称四度航行到他所称呼的新世界（novo mondo），其中1497年6月16日的航行，曾接触到南美大陆。像约翰·卡伯特于1497年6月24日抵达圣劳伦斯湾（the Gulf of St.Lawrence）里的布里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及哥伦布于1498年看见委内瑞拉一样，韦斯普奇的记载也使他荣膺为自埃里克松起（约1000年）抵达西半球大陆的第一位欧洲人。韦斯普奇记载的混乱与失实，使人怀疑他的声明。但值得注意的是，1505年，哥伦布应能判断韦斯普奇的可靠与否，但也托他带封信给迭戈。1508年，韦斯普奇受命为西班牙所有领航者的首领，一直到去世。

他的一封拉丁译文的信函，于1507年4月在圣狄城（洛林）付印。圣狄城大学的宇宙志教授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同年同地出版的《宇宙志引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一书中引述了这一封信。他接受韦斯普奇的记载，认为值得信赖，并提议应用亚美利奇（Amerige）或亚美利加（America）为名来称呼我们今日所指的南美洲。1538年，墨卡托（Gerhardus Mercator）在他一幅有名的地图里，将所有的西半球通称为亚美利加。大家都同意，韦斯普奇于1499年——若非1497年的话——与奥赫达（Alonso de Ojeda）一同探勘过委内瑞拉的海岸。1500年，在喀夫拉尔（Cabral）无意间发现了巴西之后，曾在哥伦布首度航行时指挥妮娜号的平松，探察巴西海岸，发现了亚马逊河。1513年，巴尔博亚（Balboa）发现了太平洋，而里奥于梦想着青春之泉时，发现了佛罗里达。

在飞机问世之前，始自航海家亨利，继之以达·伽马，至哥伦布而达高潮，再经麦哲伦环球完成的许多发现，影响到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商业革命。西面和南面海洋开放航行与贸易，终止了文明史上的地中海世纪，同时开启了大西洋世纪。随着美洲的黄金越来越多地运入西班牙和地中海各国，甚至那些南德各城市，像过去在商业上系属于意大利的奥古斯堡与纽伦堡的经济，也再三衰竭。大西洋沿岸各国在新世纪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出口，以输出过剩的人口、积存的能源与罪犯，同时还为欧洲货品发展热望的市场。工业在西欧受到刺激，它需要造成工业革命的机械发明和配备较好的动力。新作物从美洲传来以充实欧洲的农业——马铃薯、番茄、南瓜与玉米。金银的流入提高了物价，鼓励了制造业者，困扰了工人、债主及封建领主，引起并摧毁了西班牙统治世界的梦想。

海上探险所产生的道德和精神影响，也足与经济、政治的结果对峙。基督教传播到一个广大的半球，罗马天主教在新世界收到的信徒，比宗教改革从她在旧世界夺去的还多。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传播到拉丁美洲，并在那里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独立文学。欧洲的道德并未因这些发现而有所改善，殖民者漫无法纪的残酷，随着返归的水手和居民，流回欧洲，更诱发了暴力与性放纵的行为。欧洲的知识界受到如此多的民族、习俗、教派强有力的推动；各种伟大宗教的独断信条，也受到彼此摩擦之苦；即使新教与天主教将敌对提升到摧毁性的战争之际，那些坚定信条也慢慢融化为启蒙时代怀疑与因怀疑而生的宽容。

尤其重要的是，正当哥白尼将要减低地球及其居民在宇宙间的重要地位时，一种成就所带来的自豪，在激发着人类的心灵。人们感到，物质的世界已为人类心灵的勇气所征服。中古世纪人们对于直布罗陀的一句箴言——勿逾越——已被简写为逾越两字。一切限制解除，整个世界开放，凡事都有可能。现在，随着无畏、乐观的涌现，现代历史于此开始。

第十四章　先驱伊拉斯谟（1469—1517）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

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于1466年（一说1469年）出生于鹿特丹或其附近，是格拉德（Gerard）的次子及私生子。格拉德是小教团的一名教士，与一名医生的寡居女儿玛格丽特生下他。很显然，其父经过这次不荣誉的事情后不久即做了传教士。我们不知这孩子可爱的名字德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意即“所盼望的深爱者”——是如何而来的。他的第一批教师们教他读写荷兰文，他到共同生活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念书时，因讲本国语而被处罚金；在该会，拉丁语是遭敌视的，而虔诚如同纪律般被严格要求。尽管该会鼓励精选的异教古典课程的研究，伊拉斯谟在代芬特尔却开始取得在拉丁语言和文学上的惊人造诣。

约1484年，其双亲去世。父亲留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并不多，监护人又私吞了其中大部分，并诱使这两个孩子入修道院，这样就不需要继承财产了。他们抗议要念大学；终于他们被说服了——伊拉斯谟，因为被允诺接触很多书本而被说服；大儿子接受了他的命运，开始成为（伊拉斯谟所说）“大酒徒而非低贱的通奸者”。伊拉斯谟誓愿在斯坦因的埃莫斯（Emmaus）小修道院中做一个奥古斯丁教派的教士。他尽力尝试着去喜爱修道院的生活，甚至写了一篇论文《轻视世俗》（De Contemptu Mundi），使自己深信修道院正是让有热切心灵和胃部易呕的青年居住的地方。但是他的胃不适合斋戒和鱼腥味，宣誓服从比誓守贞洁更令他厌烦，更何况修道院图书馆缺乏古典书籍。仁慈的院长同情他，让他去做坎特伯雷主教——卑尔根的亨利——的秘书。伊拉斯谟于1492年接受传教士的圣职。

无论他身在何处，总是另有他顾。他羡慕那些在本地受过教育后去念大学的青年。巴黎流露出的学术与色欲的芳香足以构成诱惑。经过几年努力表现后，他说服了这位主教送他去巴黎大学，但仅带了生活费。他讨厌听讲，但遍阅图书馆里的藏书。他看戏并参加派对，偶尔追求异性；他在他的《对话集》（Colloquies）中说，学习法语最愉快的方法就是和娼妓调情。虽然如此，他强烈的热情却贯注于文学，文字音乐般的魔力导向了想象和喜乐的世界。他自修希腊语，这时柏拉图、欧里庇得斯、芝诺、伊壁鸠鲁等雅典人对他来说，就像西塞罗、贺拉斯、塞涅卡等罗马人一样熟悉；而这两个城市对于他就如同塞纳河的左岸同样真实。他觉得塞涅卡是一位和圣保罗一样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更好的文体批评家。他遍览数世纪的书籍，发现了洛伦佐·瓦拉这位那不勒斯的伏尔泰；他喜好瓦拉优雅的拉丁文及其大无畏的精神，因瓦拉曾不顾一切地揭露“君士坦丁献土”为伪造的文件，还指出拉丁语《圣经》中的严重错误，甚至讨论了伊壁鸠鲁主义也许不是最明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伊拉斯谟本人后来使神学家吃惊，并设法使伊壁鸠鲁与基督和解以安慰某些红衣主教。那时，斯科特斯与奥卡姆依旧风靡巴黎；唯名论极为得势，并且威胁了变体论和三位一体等基本教理。这些胆大妄为的思想损害了这位青年教士的正统信仰，使他只是深深地佩服基督的伦理而已。

他沉溺于书本的花费几乎如同嗜好一种恶习一样。为了增加收入，他私下教育青年学生，并与他们其中之一共同生活，然而即使如此，生活依然不够舒适充裕。他不断请求坎特伯雷主教：“我的皮肤和钱袋均需充实——前者用肉，后者用硬币充实。按照您日常的仁慈施舍吧！”该主教适当满足他的要求。有一位学生是维尔（Vere）的首长，请他到佛兰德斯图内罕姆（Tournehem）城堡。伊拉斯谟为维尔的安妮夫人（Lady Anne）的慷慨所吸引。她了解他的情况，赠钱给他，但不久就花光了。另一位富有的学生芒乔伊（Mountjoy）带他到英国（1499年）。住在贵族的乡村大屋里，这位困苦的学者发现这是真正快乐的地方，他过去的修道院生活已转变成战栗的回忆。他向巴黎的一位友人报告他的状况，这些无数而难以模仿的信件，现在成为描述他生活起居的最佳文学作品：

我们正在向前迈进。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也要飞过来……但愿你知道英国有多么幸福！……兹举其精彩点之一：这里有富有神采的美貌女郎，非常温柔良善……尤其是，这里有种风俗无论如何赞扬也不为过。无论你去何处，你都会受到拥吻；你离开时，也被吻别；若你回去，你的敬礼也受到还礼……凡举行集会场所，就有很多的敬礼；当你转过身来，也受到敬礼。啊，浮士德！如果你曾一度尝到如此温软的香唇，你会愿做一个旅行者，不像梭伦远游十年，而是终生长在英国。

伊拉斯谟在芒乔伊的家里结识了学者托马斯·莫尔，那时他才22岁，他的杰出使莫尔把他介绍给后来的亨利八世。在牛津时他为同学和师长们的非正式友谊陶醉，正如同他受到乡间别墅如神的环抱一样。在这里，他懂得去爱约翰·科利特，他虽然是“旧神学的主张者与斗士”，但因实践基督教义，使他同时代的人感到吃惊。伊拉斯谟对英国人文主义的进步印象极深：

当我听科利特讲话，我感觉就像听到柏拉图本人（讲话）一样。在格罗辛谁不惊佩这么完美丰富的学问世界？有谁比科利特的判断更敏感、更深刻、更精微呢？除了托马斯·莫尔的天才外，大自然还造过什么更文雅、更温馨、更幸福的人？

这些人对伊拉斯谟的影响很大。曾耽醉于古典文学及人物的他，由自负而轻浮的青年变为热忱而努力的学者，不仅渴望金钱与名誉，而且切望某种恒久而有益的成就。他于1500年1月离开英国时，已决定研究并编纂希腊原文的《新约》作为基督教的精义，依宗教改革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判断，真基督教已被数世纪的教条及附加条例蒙蔽、隐匿。

他首度访问英国的愉快回忆因离开前的最后一小时而灰暗。在多佛过海关时，他的英国朋友赠给他的数目约20镑的金币被海关当局充公了，因为英国法律禁止金银出口。还没有成为大律师的莫尔曾经错误地建议他，这项禁止条款仅适用于英国钱币，因此伊拉斯谟把金镑换成法币。伊拉斯谟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及流利的拉丁语均无法有效地改变法律，在登上法国领土时，他实际上身无分文。他说：“在我出航前，我就遭遇船难了。”

逍遥学派

伊拉斯谟在巴黎住了数月，出版了他第一本有意义的作品《箴言选集》（Collectanea Adagiorum），含有818句箴言或引用文的集合，大部分取自古典文学作品。学术的复兴——古代文学的复兴——摘取某些希腊或拉丁作者的片段来美化个人意见已成为一种风尚，在蒙田的《论文集》和伯顿的《忧伤的分析》（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我们发现这种风气已达极点。这风气一直到18世纪，在英国法庭辩论时依然存在。伊拉斯谟为每一句箴言加上短评，通常迎合当代趣味并加些讽刺意味；例如，他观察到，“据《圣经》说，传教士是吞食人们罪恶的，而他们感觉这些罪很难消化，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喝最好的酒来冲洗这些罪恶”。该书广受好评，销路极佳，约一年伊拉斯谟便能自给而不必求助于人。总主教沃勒姆喜爱该书而不在乎其含有讽刺意味，送给作者一笔钱并把在英国的一个圣俸给了他，然而伊拉斯谟不准备抛弃大陆远赴英国。在之后的8年中《箴言选集》曾修订数次出版，他将之扩充到3260句。在他一生中再版60次。他还将拉丁文原著译成英、法、意、德、荷等文，这些译本在当时都有很好的销路。

即使如此，这项收入仍极微薄，不够生活。伊拉斯谟因经济困难，于1500年12月12日写信给朋友詹姆斯·巴特（James Batt）——巴特此时是维尔的安妮夫人之子的家教——请他：

向她说明，以我的学识要比她资助的其他才子所能给予她的荣誉更多。他们只是作普通的宣扬，我写的将永垂不朽。他们以他们愚蠢的废话只能在一两个教堂可听到，我的作品将被世界各国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阅读。那种不学无术的传教士到处都是，像我这类的人，从很多世纪中也难发现一个。请把我的话向她复述，如果你不太迷信的话，替朋友撒一点小谎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方法失败了，他于1月又写信，指示巴特告诉安妮夫人，伊拉斯谟眼睛正在失明，并补充说：“请把你自己的金币送我四五块，而这钱你可由安妮夫人处收回。”巴特并未上当，于是伊拉斯谟直接写信给安妮夫人，把她比作历史上最高贵的女英雄及所罗门王最美的妃子，并为她预示，说她将永垂千古。她终于被打动，伊拉斯谟收到不少赠予，并使眼睛得以复明。当时的风气原谅一个作者向赞助人求助，因为出版商尚无能力供养即使拥有广大读者的作者。伊拉斯谟本来能获得圣俸、主教职位，甚至红衣主教的高职，但他为了随时保持自由作家的身份，理智上不受羁绊，因此这些建议他再三拒绝了。他宁愿在自由中行乞，不愿在桎梏中衰亡。

1502年，伊拉斯谟为了逃避瘟疫，迁至卢万。大学校长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愿给他一个教授职位，伊拉斯谟拒绝了。他回巴黎定居，靠写作为生——这是近代不顾一切地最早从事这种行业的尝试之一。他翻译了西塞罗的《政府》、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Hecuba）及卢奇安《对话录》。毫无疑问，这位怀疑主义者在形成伊拉斯谟的思想和文体上，有不可磨灭之功。1504年，伊拉斯谟写信给一位朋友：

天啊！到底卢奇安以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动攻击，竟使一切事物都变成嬉笑的对象，任何事物都免不了嘲弄的触击。他最厉害的攻击是指向哲学家……因为他们的超自然假设，并且对准禁欲派，因为他们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他以相当的自由嘲笑神，因此被戴上无神的帽子——是一种来自不虔敬和异端的荣誉特征。

1505年至1506年，第二度访英，随同科利特去坎特伯雷朝拜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坟。在他的一本《对话录》中用假设的人名叙述他的旅行，他叙述科利特如何因指出美化该教堂的财产也许可用作减轻坎特伯雷贫穷之事而得罪了修道院的向导；该向导告诉他们牛奶是如何来自圣母的乳房，及“令人吃惊的圣骨数量”，这些都必须恭吻；科利特是如何拒绝吻圣托马斯·贝克特穿的圣鞋；向导又把他曾用过的一块擦额及擤鼻的布送给科利特当作一种极大的恩惠和神圣的纪念品，并指示其中一些证据，但科利特扮了下鬼脸并拒绝了。为人道而哀悼的这两位人文学者回到了伦敦。

伊拉斯谟的好运来了。亨利七世的医生送其两子到意大利，伊拉斯谟陪伴他们“充任一般导游和监督”。他与这两个孩子在博洛尼亚住了约一年，埋首图书，以致其学识、拉丁语法及机智的声誉与日俱增。到此时他已穿上奥古斯丁教派教士衣服——黑色长袍、斗篷、头帽，一块白头巾通常戴在手臂上。1506年，以一位世俗传教士的衣服有欠出众为由，他抛弃了这些，并宣称他已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处取得了许可，然后到博洛尼亚做一位军事征服者。他于1506年突然回到英国，在剑桥教希腊文。但1508年我们发现他又在意大利——将他的《箴言录》扩充版本交威尼斯马纽夏斯出版社付印。1509年，他经过罗马时，显得生活优裕、风度翩翩，而且具有红衣主教们的智慧修养。他很愉快——就像路德在罗马时感到震惊一样——因为异教问题及习俗已侵入这个基督王国首都，而更触怒伊拉斯谟的是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政策、热忱及寻欢作乐等，因此他赞成路德。但他也同意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非常赞成好战的教皇经常不在罗马。他们欢迎伊拉斯谟参加他们的社交集会，如果他愿意定居在罗马，他们将给他一些教会干俸。

正当他学着去爱这永生之城时，芒乔伊通知他亨利七世已死，而人文学者之友已成了亨利八世，如果他愿回英国，则所有的大门和高职已为他打开。与这封信齐到的有亨利八世的亲笔函，其文如下：

当我小时候，我们就已开始认识。由于在你著作中荣幸地提到我，及把你的天才应用到促进基督的真理上，使我那时对你的尊敬与认识更加深刻。到目前你一人所承担的责任，使我能荣幸地分担，并且就我权力所能及来保护你……你的幸福对我们大家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建议你放弃定居他处的一切想法。到英国来吧！保证你受到热烈的欢迎。让你提出你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定能达到如你心所愿的大度与高尚。我忆起你曾说过，当你厌倦漫游时，你会以敝国作你晚年之家。我以一切的圣善恳求你，实现你的这一承诺。我们不须现在领教你的学识或你的建议。我们认为有你在我们身旁将是我们最大的宝物……你需要有你自己的悠闲；除了使敝国作为你的家外……我们对你一无所求……亲爱的伊拉斯谟，来我处吧！并请赐复。

这么有礼又大方的邀请，怎会被拒绝？纵使罗马选他做红衣主教，伊拉斯谟的舌头会被系住；而在英国被有势力的朋友包围，而且受到有权力的国王保护，他也许更能自由写作，还安全。他半勉强地向罗马的人文学者告别，去伟大的王宫、图书馆曾经爱护过他的红衣主教们那里辞行。他又途经阿尔卑斯山，取道巴黎至英国。

讽刺家

伊拉斯谟在英国住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是偶尔同国王寒暄而已。是否亨利因内政或外交太忙，伊拉斯谟等得烦躁呢？芒乔伊以赠予的方式救助他；沃勒姆以肯特教区的总收入资助他；而约翰·费希尔、罗切斯特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聘请他教希腊文，每年薪水13镑。伊拉斯谟为了增加收入以维持一个仆人和一匹马的生活，把他出版的作品题献给朋友们，但他们总是反应冷淡。

在这第三度寄居英国的第一年里，他寄居在托马斯·莫尔家。伊拉斯谟在7天之内写了他最著名的书《愚人颂》（The Praise of the Folly），其拉丁语化的希腊文标题——Encomium Moriae——是有关莫尔名字的双关语，但“moros”在希腊文是“蠢汉”的意思，而“moria”是“愚行”的意思。伊拉斯谟继续写稿约两年之久，然后去巴黎付印（1511年）。他一生中曾发行了40个版本，有十余种的翻译作品。拉伯雷沉迷于这些作品，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发现已人手一册了。

“Moria”在伊拉斯谟的用法中，不仅指“愚行”、“荒谬”、“无知”、“愚蠢”，而且含有“冲动”、“直觉”、“情绪”、“未受教育的诚朴”之意，以与“智慧”、“理智”、“慎思”、“领悟”对应。他提醒我们，整个人类的存续应归功于“愚行”的存在。例如，男性以多种方式追求异性，他对她肉体狂热的理想化，他为了性交而具有的如骚羊似的好色情欲。究竟为何如此愚蠢呢？何种心智健全的人愿为这种情欲的发泄而付出终生束缚于一夫一妻制的代价？何种心智健全的女人愿为它而付出母性的苦痛与忧患的代价呢？人类竟是这种相互摩擦的偶然的副产品，岂不荒谬？如果男女冷静地去思考，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这书说明了“愚行”的需要和智慧的愚蠢。如理智主宰一切，勇气会存在吗？幸福可能有吗？传道书相信“凡增加知识者就增加忧患，而智慧越多，忧伤也越多”是正确的吗？如果人们能知未来，谁会快乐？幸而科学与哲学失败了，被人们忽视了，而且对维持生命必需的无知没有加诸大害。天文家“能精密地告诉你太阳、月亮及星辰的大小，而仅有毫厘之差，正如同他们告诉你大肚酒瓶与小瓦壶的差别那样容易，但大自然会嘲笑他们这种细微的推测”。哲学家们把混乱的弄得更混乱，把不清的弄得更不清；他们对逻辑和形而上的细微事物浪费时间与智力，结果毫无所得，只是绕圈子；我们应当派他们（而非我们的军人）去打土耳其人——敌人会在这种昏乱的冗赘前，惶怖地撤退；医生们不见得比哲学家们好些：“他们目前所操的全套技艺是一种蒙骗与诡计的合成物。”至于神学家，他们——

将巨细不遗地告诉你们万能者创造宇宙的连续程序；他们将解释来自原祖的原罪的精确状况；他们将使你们满意关于救主如何使圣母受孕，而且将说明在祝圣的饼中，没有本体的属性如何存在……一副躯体如何能同时化身数处，基督在天上的肉体与他在十字架上或在圣礼中的区别。

想一想所提供的这一类无聊的事情，如奇迹以及奇怪事物的显现、能治病的圣堂、撒旦的召唤及诸如此类任何引起不必要恐怖的迷信：

这些荒谬事物是一种好的交易，这类传教士及修道士借这种诡计而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利益……诸如对“赦罪状”及“免罪券”的欺骗行为的赞扬和维护，又叫我如何来说明？他们利用此法来计算每人灵魂在炼狱的时间，按照他们购买这些无价值的“赦罪状”和可出售的“免罪券”多少来决定他们在炼狱中的时间长短？或者有些人利用魔术符咒的力量或用摸索念珠重复恳求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某些宗教骗子发明的，或是为了怕分心或更可能是为了图利），这种人之坏，叫我如何来解说？这样他们就可获得财富、荣誉、快乐、长寿、健壮的老年，不只于此，而且死后他们还能坐在救主的右边吗？

这种讽刺已波及僧侣、修道士、宗教审讯官、红衣主教和教皇。僧侣因行乞使人们烦扰，他们想用催眠的赞美诗的围攻夺取天堂。世俗的传教士渴望金钱，“他们最善于利用诡计获得什一税、奉献、赏钱等”，各阶层和传教士都同意处死巫婆。教皇在“财富、荣誉、辖区、职位、特免、特许、赦罪……礼仪及什一税，逐出教权及停止教权”上，与十二使徒全然不相类似，他们贪求遗产、世俗的外交和流血的战争。如此的教会除了借人类的愚行——易受骗的率真本性——之外，如何能生存？

《愚人颂》激怒了神学家们。马丁·德罗普修斯（Martin Dropsius）写信给伊拉斯谟说：“你要知道，你的《愚人颂》激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甚至对于那些曾经是你最忠实的仰慕者也是如此。”但这以开玩笑似的破坏讽刺效果与他后来爆发的讽刺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他在剑桥教书的第三年即最后一年，同时也是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逝世的那年，巴黎出现了一种讽刺的短文或对话名叫《尤里乌斯被斥天国门外》。伊拉斯谟虽然尽力掩饰其作者身份，但原稿已在朋友间流传，而且莫尔不小心把讽刺对话列入伊拉斯谟的作品内。这也许可以代表伊拉斯谟作为讽刺家的一种最极端的范例。已故的好战者教皇发现天国的门被顽固的圣彼得守住，就是不准他进去：

尤里乌斯：我已受够了，我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的尤里乌斯P.M.……

彼得： P.M.？那是什么意思？最讨厌的人？

尤里乌斯： P.M.是教皇之意，你这浑蛋。

彼得：纵使你是三倍的教皇……如果你不是最好的人，你也不能进入这里。

尤里乌斯：你真无礼！你在这些年代里不过是圣人而已——而我是至圣至圣的统治者，本来就是神圣，有“金牛”可以表现。

彼得：神圣与被称为神圣有无区别？……让我细看一下。哼！充满着罪恶……传教士的披带，底下却是血迹斑斑的盔甲；凶猛的眼、粗野无礼的嘴、无耻的面容、全身有罪恶疤痕、呼吸充满着酒味、被放荡破坏了的健康。唉！你尽管恐吓，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什么……你是刚从地狱回来的尤里乌斯皇帝……

尤里乌斯：不要再讲了，否则我要把你逐出教会……

彼得：你要把我逐出教会？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权力？

尤里乌斯：我有最大的权力。你只是一位传教士，也许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不能祝圣。我命你快开门！

彼得：你必须先把功绩给我看……

尤里乌斯： “功绩”是何意思？

彼得：你曾教授过真理吗？

尤里乌斯：我不必，因我太忙于作战。如果那是很重要的话，我有僧侣负责。

彼得：你曾否以好榜样为基督救了灵魂？

尤里乌斯：我已经送了很多灵魂到地狱去了。

彼得：你曾行过奇迹？

尤里乌斯：咄！“奇迹”已不流行了。

彼得：你曾勤于祈祷？

尤里乌斯：我是不可战胜的尤里乌斯，我没必要对一个卑贱的渔夫回答。然而你应当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第一，我是利古里亚人，而不是和你一样的犹太人。我母是大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姐妹。他使我因教会财产致富。我做了红衣主教。我遭遇了不幸，我患了法国天花。我被放逐，由本国驱逐出境，但我已知我应做教皇……结果实现了，一方面得到法国的协助，一方面我以利息借来金钱，一方面用承诺方式。克罗伊斯（Croesus）王也弄不出这么多的钱。银行家将会告诉你这一点。但是我成功了……而且我为教会和基督做的事比以前任何教皇都要多。

彼得：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尤里乌斯：我提高了税收。我创立了新的教职，并且出售这些教职……我改铸了货币，用这方式赚了一大笔。金钱万能。然后把博洛尼亚并入教皇所有……我叫欧洲所有的王侯都听我的。我撕毁了条约，并且养了大批野战军。我把罗马盖成宫殿，在国库尚有500万元。

彼得：你为何夺取博洛尼亚？

尤里乌斯：我需要税收……

彼得：费拉拉如何？

尤里乌斯：这个公爵是一位不知感恩的可怜虫。他控告我买卖圣职罪，又叫我鸡奸者……为了我的一个儿子，我需要费拉拉公爵领地，我子对教会是可信任的，而且他刚用短剑刺死帕维亚的红衣主教。

彼得：你讲什么？难道教皇有妻子儿女？

尤里乌斯：妻子？不，没有妻子，但为何不能有子女？

彼得：他们控告你犯罪，你是否感觉有罪？

尤里乌斯：这事与这无关……

彼得：难道就无法除去一位邪恶的教皇？

尤里乌斯：真可笑！谁能撤去最高权威的职？……一位教皇唯有被大公会纠正，但是不经教皇同意，大公会就不能举行……如此教皇无论犯了什么罪，谁也不能撤他的职。

彼得：如果犯了谋杀案，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不行，即使犯了弑父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如犯了通奸罪，也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就是犯了乱伦罪，也不能撤职。

彼得：如犯了买卖圣职罪，不能撤职吗？

尤里乌斯：即使犯了600次买卖圣职罪，也不行。

彼得：如犯了毒杀人罪，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即使犯了渎圣罪，也不行。

彼得：如果上述罪恶集于一身，也不能撤职？

尤里乌斯：如你再给这罪恶加上600个，也无权撤教皇之职。

彼得：我的继承人竟有一种新奇的特权——人们中最邪恶者却安全无恙，未受处罚。教会真不幸，竟不能从他肩上抖落此怪物……人民应起来用铺路的石板把这么个坏胚除掉……如果需要代理人的话，只有你最够格。你还有什么标志显示你是一位教徒？

尤里乌斯：扩大基督的教会，难道不属于教徒的事？

彼得：你如何扩大教会？

尤里乌斯：我在罗马建宫殿……大群的仆人、军队、办公室……

彼得：当教会被基督初创时，这一切都没有……

尤里乌斯：你的思想还是那么陈旧，就像你当教皇时同你周围的一小撮可怜而被放逐的主教们饿死时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你看，我们这些堂皇的教堂……似国王的主教们……红衣主教们被人极尽奢华地服侍着，而马和骡身上饰以黄金珠宝，蹄上穿金戴银。尤其，因我是教皇，被抬在军人肩上，坐着金椅，很庄严地向崇拜的群众挥手。你听听隆隆的炮声、号角声和鼓声。你看看军队的武器、群众的欢呼、照亮街坊的火炬，而世上的国王们很少被许可吻我的圣脚……你看到了这一切，告诉我，那岂不荣耀吗？你如果与我比较，你会感觉你曾经是多么可怜的一位主教。

彼得：傲慢的可怜虫！欺诈、高利贷及奸猾等使你做了教皇……我使异教的罗马承认了基督，你又使她变成异教了。圣保罗并未谈及他曾袭取若干城市，他曾屠杀多少军团……他只谈及船难、禁锢、耻辱、鞭打；这些就是他做教徒的胜利，这些就是做一名基督将领的光荣。当他自豪时，是他从撒旦手中拯救了多少的灵魂，而不是成堆的钞票。

尤里乌斯：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新闻。

彼得：也许是的。你为了订条约、扩充军队及胜利，因此你无暇看福音……你冒充基督徒，你与土耳其人差不多。你的思想像土耳其人，你与土耳其人同样的无法无天。

尤里乌斯：那么你是不开门了？

彼得：宁愿给任何其他的人开门，就是不给你开门……

尤里乌斯：如果你不让步，我就用暴风雨取你的位置。它们现正在你下面从事大破坏，我马上派6万个鬼来支援我。

彼得：啊，可怜虫！可怜的教会！……教会有这种执政者，难怪现在入天国之门的人这么少，不过这世界一定是太好了，否则如此沉溺于邪恶之人，竟会只因他具有教皇的名称而受到荣耀。

这当然是荒谬的一面之词。如无这种不可救药的恶棍，正如上述，则意大利就不能逃避敌人的侵袭，则旧的圣彼得教堂不会换新，也就不能发现，不能指导，不能发挥米开朗基罗及拉斐尔等人的才华，就不能在梵蒂冈的广场内呈现出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融合，就不能在乌菲兹（Uffizi）美术馆内看到尤里乌斯匹世无双的画像里所呈现的一种深思及用尽苦心的面容中展现的拉斐尔的技术。而可怜的伊拉斯谟，呼吁一切传教士效法宗徒的贫穷，他自己却一再向朋友要钱！一位传教士竟写出如此残酷的教皇控诉状，显示当时人们反叛的心情。1518年——路德二年——彼得·吉利斯由安特卫普写给伊拉斯谟说：“《尤里乌斯被斥于天国门外》这本书已在此地各处均有出售。每人都在买，每人都谈及此事。”难怪宗教改革者后来谴责伊拉斯谟，因为他敲响了反叛的警钟，而他自己却逃跑了。

1514年，伊拉斯谟的另一作品惊动了西欧的知识界，他曾撰写了非正式的对话录，自称教授拉丁文体及会话，但附带地讨论令学生感到愉快的多变性话题。他的朋友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经他的许可，出版了一套这类的专集如《日用会话范例》——“《日用会话范例》为伊拉斯谟所编，此书不但美化学生的言词，而且树立其性格。”而后的版本添加了更多的会话，所以这些书成为伊拉斯谟的最有分量的著作。

这些书是一种新奇的编造——认真地讨论婚姻和道德，劝人虔诚，暴露人类行为和信仰的荒谬及滥用，掺有刺激或淫秽的笑话——一切均用闲聊和俚俗的拉丁文写出，一定比用学术性的正式文体更难。1724年，一位英国译者评论：“他以如此宜人且富于教益的方式所编的书，没有一本较适于阅读，因为其内容几乎完全推翻天主教的一切圣意与信念。”这样讲恐怕有些夸大，但伊拉斯谟的确以娱乐方式，使用他的“拉丁文体课本”再度攻击传教士的缺点。他指责贩卖圣徒遗物，滥用逐出教会权，高级教士及低级教士的贪得无厌，假奇迹蒙骗轻信者，为了世俗目的崇拜圣人，过度守斋，及把教会的基督教与基督的基督教做一惊人的对照。他的笔下，妓女赞扬僧侣是她最忠实的主顾。他警告一位希望守贞的少女，她应当逃避“那些强壮而滥酒的僧侣们。……住在修道院里守贞比在修道院外更危险”。他对鼓励守贞表示悲叹，并赞颂已婚的爱高于独身。他哀叹人们那么细心地使好马与好马相配，但在以经济为目的的婚姻中，健康的少女甚至与病弱男士结婚。他建议禁止与患梅毒者或其他严重的残疾者结婚。他在极富幽默的章节中夹杂明智的意见。他劝男孩们要向打喷嚏者致敬，但是他们放屁时，就不要敬礼，他还以奇特的祝福恭喜有孕的妇女：“上帝允许你负这个重担……因为容易进，则容易出。”他建议心身的净化，“因为它减低性欲”。在“年轻人与妓女”的冗长对话中，结论含有妇女革新立意。

评论家抱怨说，这些对话是一种非常鲁莽的教授拉丁文体的方式。另有人声称，弗赖堡的所有青年都被这些书腐化了。查理五世下令这些书在学校使用应判死罪。路德同意这位皇帝的看法：“即使我临死，我也要禁止我的孩子们阅读伊拉斯谟编的《对话集》。”此书在出版后风靡一时，连销2.4万本；直到1550年，唯有《圣经》的销量超过它。而伊拉斯谟几乎把《圣经》弄成自己的作品。

学者

伊拉斯谟于1514年7月离开英国。他接到在斯坦因他已遗忘的小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提出他的请假早已过期，并望他最好归来以痛悔的虔诚度其余年。他被警告，因为按宗教法规，院长可以利用世俗力量把他拖到他的监狱。伊拉斯谟借故推托，而该院长也未坚持此事，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之事再度发生，这位流浪的学者要求他有势力的英国朋友向利奥十世要求准予赦免他担任僧侣的义务。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伊拉斯谟启程上莱茵河到巴塞尔，而愿把他最重要的作品原稿给予福罗本印刷业者——该作品把《新约》的希腊原文做批评的修正，附有新式拉丁文翻译和评注。这对于作者与出版商来说都是一种虔诚、自负及冒险的工作：这项准备已花了数年，印刷与编辑都是费力与花钱的，擅自修改哲罗姆的拉丁文本——很早就被祝圣为“拉丁语《圣经》”——也许会被教会定罪，而且出售所得也许不能抵偿花费。伊拉斯谟把该作品奉献给利奥十世，以减轻危险。1516年2月，福罗本终于印出了《新工具，由伊拉斯谟研究与修正》。而后的版本（1518年）把“工具”改为“圣经”。在对比栏里，伊拉斯谟印出他修正的希腊原文及其拉丁文翻译。他希腊文的知识尚不够精通，其中的错误他须与排字者共同负责；以学者的身份，这部即将付印的希腊文《新约》第一版要比许多学者于1514年为西蒙红衣主教编排并印刷的要差，但后者直到1522年才发布。这两件作品显示了人文知识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应用及《圣经》评论的开始，该评论于19世纪又把《圣经》当作人文著作。

伊拉斯谟的评注以单行本出版。用清晰通俗的拉丁语写出，当时各大专毕业生均能看懂，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是一般的正统，但是它们在而后研究的许多调查结果上领先了一步。在第一版中，他略去了有名的科马·约翰努姆（Comma Johanneum），他肯定了三位一体，但被今日的标准修正译本否定，认为这是4世纪加入的。他把女人容许通奸的故事（《约翰福音》7章53节，8章11节）及《马可福音》的最后12行诗印出来，但注明大概系伪造。他一再指明原始与现行的基督教义的区别。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他评注道：

如果哲罗姆能看见圣母的奶被展示出售，他会说什么，以对基督圣体同样的尊敬来尊敬圣母的奶；神奇的油；真十字架的部分，如果集中一起，足以满载一大船？这里有圣方济各的头巾，那儿有圣母的小裙，或圣安妮的梳子。并非当作宗教的纯真助手，而是宗教自身的本质——这一切是出于传教士的贪财及僧侣的伪善而利用人们的轻信。

注意到《马太福音》19章12节被宣称劝告修道士保持独身主义，伊拉斯谟评注如下：

在这个阶级里，我们包括了那些被欺诈或恫吓而投入那种独身生活的人们，他们被允许通奸，但不准结婚；若他们公开养妾，仍是基督的传教士，但如娶了妻子，则会被烧死。以我的意见，凡欲其子做独身传教士职务的父母们，与其让他们的儿子违反意志暴露于情欲的诱惑里，还不如在其婴儿时予以阉割来得仁慈。

进而对《提摩太前书》3章2节译注道：

现在的传教士数目众多，其庞大如兽群，内有世俗的和正规的，其中很少是贞洁的，真为害不浅，其大部分沦于情欲和乱伦，而且公开淫佚。如果这些人不能节制，最好准其合法结婚，以免违犯亵渎。

最后，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的评注里，伊拉斯谟发出了宗教改革的呼声——从教会回到基督：

如果卑下的人们所创立的机构，对加诸基督身上的重担毫无所增的话，那么，诚然，基督的轭将是甘甜的，而其负荷也将是轻微的。他只是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比感情上得不到温柔与甜蜜更痛苦的。依照本性的一切事物都易忍受，而且再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基督的哲学和人类本性协调得更好。其唯一目的在于使堕落的人性复归于天真与诚正。教会增加的很多事物，其中有些可以略去，并非我们对信仰有什么偏见……例如凡是有关……上帝的本性及世上人类阶级的区别……这些哲学理论……有关祭衣的规定和宗教的仪式！……创立好多斋期……有关誓愿……教皇的权威，滥用赦罪和特免等事，我们说什么好呢？……但愿人们能满足于基督根据福音的律法来统治，而且但愿人们不再以人为的法令寻求加强其反启蒙主义的暴政。

大概就是这些评注使这书获得成功，这一定使作者和出版商同样感到惊奇。第一版经过3年时间，新修订本在伊拉斯谟去世前曾出版69次。这部作品受到的批评是非常猛烈的，被指出很多错误。埃克博士，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教授，路德的原初反对者，污之为可耻的陈述，认为希腊文的《新约》要比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更为低劣。然而利奥十世核准了该作品，教皇阿德里安六世要求伊拉斯谟为《旧约》做一些他为《新约》所做的事情。但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谴责伊拉斯谟的译文，并宣布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是《圣经》中唯一可信靠的拉丁语本。伊拉斯谟《新约》的学术地位马上被取代了，但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它的影响极大。本国语的翻译受到欢迎与重视，很快就有人追随仿效。他在序言中说了一段热情的话：

我宁愿使最柔弱的妇女阅读《福音书》和圣保罗的《使徒书信》……我要使这些话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突厥人和撒拉森人均能阅读。我渴望种田的人一面耕地一面唱着它，纺织者哼之于穿梭的旋律中，旅行者以此为娱乐以排除其途中的无聊……我们也许会因从事其他的一些研究而后悔，但是当人从事这些的研究时，一旦死亡来临，他就是幸福的。这些神圣的话给予你基督的谈话、治病、死亡及复活的真实印象，使得他如此常在，以致如果他在自己的眼前，你未必会更真实地见到他。

伊拉斯谟对福罗本印刷所及其员工的能力感到满意，于1516年11月发行了对圣哲姆的批评版，随后又出版了类似修正的古典与教父的原文，修正了大家所公认的塞涅卡原文中的4000个错误。这些对学术均有实质的贡献。他于1517年在《意译》中重叙了《新约》的故事。这类工作需要他经常住在巴塞尔，但一份新的差事使他定居在布鲁塞尔的皇室宫廷附近。查理此时只是卡斯蒂尔的国王并兼任尼德兰的统治者，尚未任查理五世皇帝。他仅15岁，但他敏锐的心灵已漫游于各种娱乐嗜好，而且他被说动了，如果在他私人的顾问中含有当代杰出作家的话，则其朝廷将可增光。事情就如此决定，1516年，伊拉斯谟由巴塞尔归来时，在适当的薪水下接受了这个荣誉的职位。

有人愿给他在科特赖克的一个牧师职，赋予他主教的职权。他拒绝了。他原先接受了莱比锡和英戈尔施塔特两所大学任教的邀请，而弗朗索瓦一世以一种奉承的姿态想使他脱离查理，来法国宫廷。伊拉斯谟礼貌地婉拒了。

同时，利奥十世已将他所请求的赦罪令寄送伦敦。1517年3月，伊拉斯谟横渡至伦敦并收到教皇的信件，免除他对修道院的义务，并使他因私生子身份而遭受的不公获得补偿。利奥在其正式公函内附有私函如下：

亲爱的孩子，祝你健康幸福。你的一生及特性，你那罕有的博学和崇高的勋绩，不仅可由到处为人所颂扬的你研究上的不朽成就，而且也由最有学问的人们一致同意嘉许，最后由两位极为杰出的王公的信，即英国国王和法国天主教国王向我们的推荐而得到证实，使我们有理由予你特殊厚遇。故此准你所求，如果你将来有任圣职的机会或愿偶然为之，我们均将随时给你更多的优待，本人认为你从事神圣的努力，勤勉地为大众利益效劳，是为至当。更应以适当的报酬以鼓励你达到更高的境地。

也许这是对于善行的一种明智的贿赂，也许是一个宽容而具人文主义的宫廷所表现的一种诚实态度。无论如何，伊拉斯谟绝不会忘记教皇的这种礼遇，而且常常感到难以脱离如此容忍他的批判的教会。

哲学家

伊拉斯谟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自己更加受到皇室宫廷热忱欢迎的诱惑。他非常认真地执行顾问的职务，竟忘记了凡名作家都很少具有政治家的才能。1516年是他忙碌的一年，他仓促地完成了一篇《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其中充满着前马基雅维利主义（pre-Machiavellian）的那一套有关一个国王应如何举止的陈腐言词。为献身于查理，他大胆写道：“你应感激天佑，你的王国没有受到侵害；如果你能维持和平与安定，将是你智慧的最高显现。”伊拉斯谟的看法如同大多数的哲学家，认为君主政体是最无害的统治方式。他担心人民是“多变且多头的怪物”，因而反对民众讨论法律和政治，并且判定革命的混乱比国王的暴政更坏。但他建议他的基督教王子要注意财富的集中，应向奢侈品征税。寺院应减少，学校应多设。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国家之间不应发生战争，甚至对穆斯林也不应有战争。“我们最好以虔诚的生活而非以武力征服穆斯林，如此基督教王国才能依照其创始的方式受到保护。”“战争乃战争之源——但礼貌招致还礼，正义招来正义。”

正当查理与弗朗索瓦接近战争边缘时，伊拉斯谟不断地呼吁和平。他称赞法国国王对目前和解的心情，而且询问谁能持有与法国作战的念头，“基督教世界中最纯洁、最兴盛的部分”。他于1517年在《和平的控诉》（“Querela Pacis”）一文中，表现他杰出的口才：

古代战争的悲剧姑且不提。我要强调的是最近的几年中所发生的这些战争。哪里的陆地或海洋，没有人们从事最残酷的战争？哪里的河川，不染上人类的鲜血……基督徒的鲜血呢？啊！这真是最大的耻辱！他们在战场上的行为比非基督徒更残酷，比野兽更野蛮……在君主们的善变下从事的这些战争，受大害的是平民，而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冲突毫无关联……主教们，红衣主教们，教皇们，你们都是基督的代表——你们之中却无一人对发动基督最憎恶的战争感到羞耻。那么军人的头盔与主教的法冠有何区别？……主教们，你们保有使徒的地位，怎敢在教授使徒箴言的同时，教给人们涉及战争的事务？……和平，即使是不公正的，莫不优于任何最富正义的战争。

王公和将领们也许能获得战争的利益，民众却承受悲剧和耗费。从事自卫的战争有时也许是必需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贿赂收买敌人而避免从事战争。让国王们将他们的争执提交教皇解决。这种事如在尤里乌斯二世治下是不能实行的，因他本人即是战士；但利奥十世，“是一位博学、诚实而热心的教皇”，也许能以正义仲裁，而且会有效力地主持国际法庭。伊拉斯谟称民族主义为人类的祸源，并且要求政治家们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他说：“我愿被称为一个世界公民。”他原谅比代爱法国的事，但是“以我的意见，如把我们对事物与人们的关系置于视世界为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国家的基础上的话，则更富哲学意义”。伊拉斯谟在宗教改革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里，是最无民族精神的。他写道：“最崇高的事是使人类受益。”

我们不必去注意伊拉斯谟有关人性，或战争原因，或城邦行为的任何现实的概念。他从未面对马基雅维利在那些年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城邦执行其宣扬给民众的道德，这一城邦是否能存在下去。伊拉斯谟的任务是改善现有的信仰，而非建立一种积极而一贯的哲学。他甚至不确定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多次声称接受圣徒的信条，然而他一定怀疑过地狱的存在，因为他写道：“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们，正如那些形容它为无情的人们一样，都并非是不虔诚的。”他很难相信《旧约》的神圣权威性，因为他曾说如果《旧约》废除会平息罗伊希林（Reuchlin）激起的狂怒，“他愿意看到整个《旧约》被废除”。他对米诺斯和庞皮利乌斯以法律创之于神为理由，劝服其人民服从不合民意的立法的这种传说表示讥讽，而且大概怀疑摩西类似的政治才能。他对莫尔满意于个人不死的论证表示惊奇。他认为圣餐较诸奇迹更是一种象征。他公然怀疑三位一体、基督的化身及圣母的生育（圣婴）。他对当时基督徒的习俗逐一发难——赦罪、守斋、朝圣、告解、修道院制度、教士守贞、崇拜圣物、祈求圣人及焚烧异教徒等。他对《圣经》中很多章节给予讽喻或合理的解释。他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比亚当与夏娃的事，并指称此为最不按照字义的《圣经》解释。他把地狱的苦痛解释为“伴有日常罪恶的心灵上一种永久性的极端痛苦”。他并没将他的怀疑在众人之间传开，因为他并未提供慰藉或劝谕的神话去代替旧有的。他写道：“虔诚需要我们有时隐藏真理，我们应当注意不要经常把它显示出来，仿佛我们在何时、何地或对谁表示它是无关紧要似的。……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柏拉图所说之言——撒谎对人们是有益的。”

伊拉斯谟虽有这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外面上仍然保持正统信仰。他从未对基督、《福音书》及教会用以促进虔诚的象征性仪式失去热情。他《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说：“如果任何事物对于那不讨厌《圣经》的基督徒是通用的话，为此理由我要注意我不可以得罪别人。”他梦想以基督的哲学代替神学，而且努力以异教徒思想使之和谐。他把“神圣的启示”这句成语应用于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他不承认这种人不会得救，而且他“很难能够抑制”向圣苏格拉底祈祷。他要求教会将基督教义的重要教条“尽量减少，使他人有自由的意见”。他并未提倡对各种意见的完全容忍（谁能这么做），但他赞成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异端。他理想的宗教是效法基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自己实行的较少。

伊拉斯谟其人其事

1517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佛兰德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他同一个仆人独身隐居，但时常接受显贵要人的殷勤款待，他们设法以他为伴从而显示社交上的优越且能高谈雄辩。他嗜好吹毛求疵，生活的磨砺造就了他粗犷的情感。他酒量很大，并以不醉酒自负。那也许是痛风与胆结石的部分原因，但他认为膨胀他的动脉可以减轻他的痛苦。1514年，他48岁（一说45岁），他把自己形容为“白头残废者……除了酒之外什么都不能喝，同时必须吃好的食物”。他不同意斋戒，非常不爱吃鱼，也许是他的胆汁使他如此。他睡眠不足，正如多数脑筋忙碌的人一样忘记时间。他以朋友和书本自慰。“当我日常看书的习惯受到限制时，我似乎失去了自己……我找得到图书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以一个教区传教士辛勤所求来的金钱，大部分用来买书。他从芒乔伊和沃勒姆两主教处接受定期的生活津贴，并从勃艮第的大臣让·勒·绍瓦热（Jean le Sauvage）处获得300个银币及从王族们那里领到超过当时任何作者所能获得的赠予。他不承认爱好金钱，他寻求金钱是因为自己居无定所，也因为他惧怕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孤寂老年。同时他继续拒绝赚钱的职位，因为这也许会增加其收入，却牺牲了他的自由。

他的外表乍一看并不动人，瘦小、苍白、声弱、体羸。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敏捷的手，长而尖的鼻子，闪耀着睿智的蓝灰色的眼睛，以及他充满智慧的言词与话语。同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均渴望描绘他的肖像，而且他同意坐着让他们描绘，因他这种肖像是很受他的朋友们欢迎。

马赛斯于1517年把他绘为一个全神贯注于写作，裹着厚厚的外衣，像是要防御世纪寒冷侵袭的人。这张画送给了莫尔。丢勒于1520年用炭笔画了他的像，并于1526年为他作了一幅非凡的雕刻画。这幅画用的是德国笔调，把这位“好好的欧洲人”画成了一种十足的荷兰人相貌。伊拉斯谟说：“如果我像那个人的话，我就是一个伟大的骗子。”霍尔拜因尽一切的努力画了许多伊拉斯谟的像。一幅在杜林，另一幅在英国，第三幅在巴塞尔，最好的一幅在卢浮宫——北方最伟大画家的一切杰作均陈列在这个博物院。在这幅画中，这位学者已成为哲学家，安静、沉思，稍带忧郁。他于1517年写道：“我们命运所带来的必须忍受，而且我对任何事件均已平心静气”——一种他从未真正达到的禁欲的宁静。他谈及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说：“他爱光荣，但是他不懂光荣是如何的重要。”伊拉斯谟和很多高贵的灵魂一样，日夜都劳心以便战胜那梦魇。

他的缺点很明显，他的优点只为他的密友们所知。他能无羞耻地乞讨，他也能施舍，许多后起之秀在他的鼓励下展开了前程。当罗伊希林被普费弗科恩（Pfefferkorn）攻击时，伊拉斯谟写信给他在罗马的红衣主教朋友们，为这位受困的希伯来学者求得保护。他既不懂谦逊也不知感恩，一个受到国王们及教皇们宠爱、巴结的人是很难表现这些的。他急躁而且憎恶批评，有时且以那争论时代的辱骂态度来回答。他参与反犹太主义，即使那是属于文艺复兴的学者。他的兴趣窄狭而激烈：他爱好标榜哲学的文学，及不谈逻辑只谈人生的哲学，但是他几乎忽视科学、风景、音乐和艺术。他讥笑当时睥睨一切的天文学领域，而且星辰们向他发出微笑。在他那众多的通信中，从未谈及欣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或牛津与剑桥的建筑术，及拉斐尔的绘画或米开朗基罗的雕刻，当他于1509年在罗马时，米开朗基罗正在为尤里乌斯二世工作。他的幽默感通常微妙而洗练，偶尔带有拉伯雷的讽刺味。有一次当他听到某些异教徒被焚时，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们在冬天正来临时提高油价，我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减少。”他不仅有人类本性的利己心或自私，而且还有点自负或自大，作家或艺术家如没有这点，往往会被忽视。他喜爱谄媚，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好的裁判说，我比当代任何人都写得好。”

这是实话，虽然只是就拉丁文而言。用法文写很差，他只会说一点儿荷兰语和英语，“对希伯来文只是用舌尖轻尝过一下”。他对希腊文一知半解，但他精通拉丁文，他把拉丁文活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那生动华丽的文体，他那轻描淡写的小说魔力，以及辛辣的讽刺，使得一个世纪重新醉心于古典文学，以致他的大部分缺点均被人原谅。他的书信在文雅有礼方面足与西塞罗的信函相比，但在生动活泼与机智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他的拉丁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而非模仿西塞罗式的。他的拉丁文体是活的、有力的、灵活应用的语言，而非1500年之前的回音。他的书信犹似彼特拉克的书信，为学者和王侯所艳羡，其程度仅次于他谈话的受欢迎度。他告诉我们，也许带有一些夸张，他每日收到20封信，却要写40封信。其中数卷在其生前已出版，这些作品均受到其作者的细心编辑，方便后世了解。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皇后、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亨利八世、莫尔、科利特、威利巴尔德等均为其书信交往者。谦虚的莫尔写道：“我无法摆脱虚荣心的渴欲……当我忆起我将因为伊拉斯谟的友谊被推荐到遥远的后世时。”

除非我们认为路德是一位作家，否则无其他同时代的作者能与他的声望相比。一位牛津出版商于1520年报告称，伊拉斯谟的作品占其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他有很多敌人，特别是住在卢万的神学家们，但是在大学里他广有弟子，而且全欧洲的人文学者尊他为模范和领袖。在文学方面，他是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综合者——他们对古典文学及文饰的拉丁文体的崇拜，他们的君子协定使其不与教会决裂、不干预民间无法消除的神话，教会应对知识阶级的理智自由睁一眼闭一眼，及允许把教会的恶习及荒谬作一次有秩序的、内部的革新。伊拉斯谟正如一切人文学者，因利奥十世荣升至教皇职感到兴奋，他们的梦想已成事实——一个人文主义者、学者、绅士，文艺复兴与基督教实质的合一，业已登上最伟大的宝座。诚然，教会的一次和平涤净就会来临，教育会普及，人民会遵守可爱的仪式和安慰的信仰，但人心会得自由。

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约克的红衣主教托马斯，一行不祥的文字这样说，“在世界的这部分，我怕有一次大的革命就要发生”，不到两个月，这预言应验了。

第十五章　路德（改革）前夕的德国（1453—1517）

富格尔家族时代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最后半个世纪，德国除了骑士外，其他各阶级都兴旺发达。一部分奴隶，少数小地主，及大多数以产品、服务或金钱付租给封建大地主的佃农则抱怨：大地主的强取；每年习惯上需要为大地主服劳役12天——在某些情况下为60天；大地主收回过去允许他们在其中垂钓、伐木及牧放牛羊的土地；大地主的猎人及猎犬对庄稼的损害；被大地主操纵的地方法院里存有偏见的司法行政；当佃户家长去世影响照料土地时，征该佃户死亡税等。自耕农对为运输农产品而贷的款项必须付以高利贷的事情，以及对那些贷款给显然无法偿还者而迅即撤销其抵押农场之赎回权的精明放款人，均感愤怒。所有农民均怨恨教会对其农产品及孵雏征收的一年一度的什一税。

这些不满点燃了整个15世纪断断续续的农民暴动之火。1431年，沃尔姆斯周围的农民发起了失败的革命。他们选择一只农鞋作为革命标志——实际上是一只用带子由脚踝系到膝的靴子；他们把它插在杆上或把它画在旗上；而“鞋之联盟”（Bundschuh）变成了路德时代农民革命队伍的统称。1476年，一位叫汉斯·伯姆（Hans Böhm）的牧牛者宣布说，上帝之母启示他，地上的天国已经来临。不应当再有皇帝、教皇、王子或封建地主；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同样地共享世上的成果；土地、森林、水、牧场均应共有且自由使用。数以千计的农民来听汉斯宣道，有一位传教士加入了他的行列，符兹堡的主教容忍地笑着。汉斯告诉他的同伴把他们所能集中的武器带来参加下次的集会时，主教便派人把他逮捕，主教的士兵对企图拯救他的群众开枪。这次运动失败了。

1491年，阿尔萨斯的肯普滕修道院院长领地的农民攻击修道院，宣称他们被伪造的文书强迫成农奴。腓特烈大帝三世遂行和解。两年后，斯特拉斯堡主教的家臣宣布成立“鞋之联盟”，他们要求结束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废除一切债务和所有犹太人的死亡税。他们计划占领施勒特斯塔特，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势力扩充到整个阿尔萨斯。当局获知该计划，逮捕领导人，加以拷问并施以绞刑，这暂时吓阻了余众。1502年，施派尔主教领地的农民组成了拥有7000人的“鞋之联盟”，誓言结束封建制度，“逐出并屠杀所有传教士和僧侣”。一位农民在告解时泄露了这个计划。教会和贵族人士共同阻遏了这个事件，主谋者被拷问并受绞刑。

1512年，朱斯·弗里茨（Joss Fritz）秘密地在弗赖堡组织了一种类似的运动。上帝、教皇及皇帝均应赦免，但一切的封建所有权和税均应废除。一位被强迫加入这个“联盟”的农民将此事告知听告解的神父。当局逮捕并刑讯了这些领导人。该叛变遂告流产，但弗里茨加入1525年的农民叛乱。1517年，朱斯·弗里茨和卡林西亚带领9万名农民从事结束封建制度的活动：约3个月之久他们的队伍攻击城堡并屠杀地主。最后，皇帝马克西米里安同情他们的目标，但指责他们的暴行，派军队镇压他们，这事件始告平息。

同时革命正在德国的工商业中进行。大多数工业仍是手工业，但已被那供应原料资本和买卖成品的企业家逐渐垄断。采矿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从开采银、铜及金矿获利甚丰；金块和银块现已成为储财的首选；皇族为了采矿权付款给边塞地区的王侯——尤其是保护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使某些王侯能反抗教皇和皇帝。铸造可信赖的银币，钱币倍增了，通往货币经济的大道已大致完成。银盘已成为中上阶层的一种日常家用器物；某些家庭陈设纯银的桌椅；由银或金制成的圣体匣、圣餐杯、圣物箱甚至雕像充盈于德国的教堂，而袒护宗教改革的王侯允许他们把教会的财富充公。1458年，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庇护二世）看见德国旅馆主人通常用银杯盛酒感到惊奇，并问道：“不仅贵族，而且平民的妇女哪个不是金光闪闪？而且我应该提到，马勒的浮雕花纹用的是十足的黄金，而盔甲均是耀眼金光吗？”

金融家现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德国的犹太放利者已被威尔泽（Welsers）、霍赫斯泰特（Hochstetters）及富格尔等基督教家族公司代替——整个奥格斯堡在15世纪末期已成为基督教王国的金融中心。约翰尼斯·富格尔（Johannes Fugger），一名纺织商之子，做了纺织商，1409年他死时留下3000英镑的小财产。其子雅各扩大营业，1469年死时，财富在奥格斯堡名列第七。雅各布之子——乌尔里希、乔治及雅各二世，用先付订金给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王侯从而获得矿场、土地或城市税收的方法，把他们的公司提升到至高地位。富格尔从这些投机性的投资获得巨大的利润，1500年，他们已成为欧洲的首富之家。

雅各布二世是这个家族的第一号才子，富于商业头脑，无情而勤勉。他坚忍刻苦以研究商业的各个方面，及新进的簿记、制造、交易、理财等知识。他主张除了家族商业外，一切均可牺牲，这家族的每一成员附属于家族利益之下。他建立一种原则，只有富格尔家族的人在这个公司里掌权，而且他决不容许他的政治友情影响他的贷款。他与其他公司组成同业联盟以管制各种产品的价格与销售，1498年，他及其兄弟们与奥格斯堡商人签订合同，以便在威尼斯垄断铜的市场并维持其价格。1488年，这个家族借给奥地利西吉斯蒙德大公15万英镑，以接收施瓦茨银矿为抵押品，直到该贷款偿还为止。1492年，富格尔家族和克拉科的图尔兹家族互通婚姻，并与之成立一同业联盟以从事匈牙利的银铜矿生产，并尽可能维持产品最高价格。1501年，富格尔家族经营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及西班牙的广大采矿业。此外，他们进口、制造纺织物；他们做丝、丝绒、毛皮衣、香料、柑橘水果、军火、珠宝等贸易；他们组织快速运输和私有邮政服务。1511年，即雅各布二世成为这个公司的首脑时，其财产已达19.6791万基尔德；1527年（他死后第二年），其资本被估计已达202.1202万基尔德——在16年的经营中每年有50％的利润。

其中部分的利润来自富格尔家族与皇帝和教皇的关系。乌尔里希·富格尔贷款给腓特烈三世，雅各布二世成为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主要经纪人，哈布斯堡势力的扩张即得力于富格尔的贷款。虽然雅各布拒绝教会对利息的限制和教会人士对日用品定价的企图，他依然是虔敬的天主教徒，贷款给教士们以支付他们的宣传费，雅各布同乌尔里希还获权管理教皇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财务。

雅各布·富格尔晚年时，在德国是最有荣誉的但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公民。有些天主教徒攻击他为高利贷者；有些贵族贿赂他以追求职位或权势；有些商人忌妒其垄断；许多工人攻击他藐视中古世纪的贸易和财务法；大多数新教徒攻击他，因为他设法把德国财富供给教皇，而皇帝与国王、王侯与高级教士均派专使到他那里，正如派专使到一位统治者那里一样；丢勒、布克迈尔及霍尔拜因把他的肖像绘为严肃而单纯的现实主义者；马克西米里安封他为欧洲伯爵的头衔。雅各布想为他的财富赎罪，修建了106栋贫民住宅。 [1] 他为了自己死后遗骨的安置，在圣安纳教堂里建了一座华丽的小堂。他死后遗下数以百万计的基尔德，而无子女——这万物之中最伟大的礼物，上帝没有赐给他。

因为他，我们可以确定在德国资本家时代，随着金钱越来越集中于私人之手，控制金钱的企业家统治了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德国采矿和纺织业已被资本供应者控制——15世纪末，他们步百年前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创始纺织业的后尘。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曾把私有财产视为一种公众的信托：所有者的权利要受到集团需要的限制，而这个集团的组织是给他机会、便利与保护的。也许在《罗马法》影响之下——该法笼罩了当时德国的法理学——财产所有者开始认为他的所有权是绝对的，他感到他有权利做他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因此富格尔家族、霍赫施泰特家族及其他“商业巨子”认为，垄断一种产品，而后又抬高其价格，或组成同业联盟以限制产量或管制贸易或操纵投资，以便欺压小股东等事，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很多实例中，商人让代理人在城门处采购所有指定的货物，然后他可以在城内以自己的价格予以转售。安布诺斯·霍赫施泰特采购了所有的水银，然后把零售价提高75％。一家德国公司以较高的价格向葡萄牙国王收购了价值60万基尔德的胡椒，其条件为，如有其他由葡国购买胡椒入德国的进口商，该国王要索取更高的价格。部分是由于这类协定和垄断，部分是因致富而增加对货物的需求，部分是由中欧及美洲运来的贵重金属逐渐增多，1480年至1520年，各种产品价格迅速升高，只有20世纪堪与之相比。路德抱怨说：“由于暴利和贪财，以前只需100个基尔德即可生活，现在200个基尔德尚不能生活。”这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中世纪政权呈现极度的不平等。新的富格尔家族，造成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欧洲前所未有的贫富悬殊。奥格斯堡或纽伦堡的某些商业资本家各有500万法郎的财富。很多人以贿赂变成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炫示其盾形纹章，并以引人注目的奢侈豪华来回报贵族的轻视。乔基姆·霍赫施泰特和弗朗兹·鲍姆格特讷（Franz Baumgartner）在一次筵席上就花去5000英镑，或在一次赌博中就输掉1万英镑。富商家中的豪华设备与艺术装饰激起了贵族、教士及平民们的怨恨。传教士、作家、革新者及立法人士都抨击经济垄断者。泽勒·凯塞伯格（Geiler von Kaiserberg）要求“把他们如狼一样地逐出去，因为他们既不怕上帝，也不怕人，尤其造成饥渴与贫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区分四种强盗：商人、律师、传教士及骑士，而他认为商人是这四类中最大的匪盗。1512年，科隆的帝国议会召集了所有的市政当局，要“以勤勉与严厉来对抗放高利、垄断及有资本的团体”。其他议会也不断地制定这种法令，但无效果。某些立法委员在大商号里有投资，律师们因入股而心平气和，很多城市因贸易无限制的发展而繁荣起来。

斯特拉斯堡、科尔马、麦茨、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维也纳、雷根斯堡、美因茨、施派尔、沃尔姆斯、科隆、特里尔、不来梅、多特蒙德、汉堡、马德堡、卢贝克、布雷斯劳都是工商文学和艺术的中心。这些及其他77个都是“自由城市”——有自己的法律，在省议会和皇家议会派有代表，它们只承认对皇帝的政治服从，而皇帝因欠它们太多财政或军事支援的情以致不能抨击其自由。虽然这些城市都是由企业家控制的公会统治，但几乎每一个都是家长制度的“幸福城邦”，它管理生产和分配、工资和价格及货物品质，目的在于维护弱小防止强敌，并保证大众日用所需。我们应称之为镇而非城市，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超过5.2万人。虽然如此，这些市镇仍然人口稠密，较歌德以前任何时代更繁荣。一位自负的意大利人，名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的，于1458年很热忱地描绘这些城市：

德国从未比今日更富裕、更灿烂……并非夸张，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比德国更好或更美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新犹如昨日所建。欧洲所有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科隆城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壮丽堂皇……因为科隆有奇妙的教堂、市政厅、高塔、宫殿、高贵的公民、高尚的河流、肥沃的田地……以财富而言，世界任何城市都比不上奥格斯堡。维也纳的皇宫及教堂，甚至使意大利无比羡慕。

奥格斯堡不仅是德国的财政中心，也是与当时兴隆的意大利的商业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在威尼斯的德国货栈主要是奥格斯堡商人建筑、经营的，这座建筑物墙上的壁画由乔尔乔内和提香所画。与意大利关系如此密切，奥格斯堡附和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奥格斯堡的商人支持学者和艺术家，其中一些资本家要么是道德方面的楷模，要么是风尚与文化的模范。例如，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1493年的市长，便是一位外交家、学者、法学家、拉丁语法家、希腊语法家，而且也是古董家、商人。

纽伦堡是工艺中心，而非大规模的工业或财政中心。它的街道仍然是中世纪式的曲折形，并为突出的上层楼房或阳台所遮蔽；其红瓦屋顶，高而尖的山形墙，及悬突壁外的窗户，配上乡村的背景与佩格尼茨波涛汹涌的水流，混合如画。此地的居民没有奥格斯堡人那么富裕，但他们愉快、舒适，而且喜好在庆典时尽情享乐，例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他们戴假面具、化装和跳舞。在此地，德国的演员和第一流的歌唱家高声而唱。在这里，丢勒将德国绘画和雕刻提升到极盛之点；这里有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好的金匠和银匠制造高贵的花瓶、教堂用的圣器及小雕像；这里的金属工人用青铜制造出无数的植物、动物和人形，或用铁铸成精美的栏杆或帘屏；这里的木刻工人太多，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如何谋生。各城市的教堂变成了艺术仓库和博物馆，因为每一个公会、公司及富有的家庭，为了一位守护神的神龛会委托做一些美化的工作。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选择了纽伦堡为他的家，“因为我在此处很容易找到天文使用的一切必需的特别工具；而且对于我来说，那里最容易与各国的学者联系，因为纽伦堡——感谢商人们永无休止的旅行——可以算是欧洲的中心”。商人中最有名的威利巴尔德也是一位热忱的人文主义者、艺术的赞助者和丢勒的知己，这是纽伦堡的特点。伊拉斯谟称威利巴尔德为“德国的最高荣耀”。

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土耳其控制爱琴海，及马克西米里安与威尼斯的战争，破坏了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多的德国进出口贸易沿着大的河川移向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财富与权力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转移到科隆、汉堡、不来梅，尤其是安特卫普。富格尔家族和威尔泽家族强化了这一趋势，把安特卫普作为他们营业的首要中心。德国贸易的向北转移使其北部与意大利脱离了商业关系，而使它足以保护路德不受皇帝与教皇的侵袭。德国南部也许出于相反的理由，仍信奉天主教。

[1] 这项称为“富格尔家产”（Fuggerei）的慈善设施目前仍然存在。每一户住家每年需付42蒲芬尼（pfenning），约合0.86美元。

城邦

昔日统治乡间的有封建领主家臣之称的骑士或低等贵族，正在失去其军事、经济和政治地位。王侯或城市雇用的雇佣兵部队，装备着轻武器和大炮，逐渐铲除无法挥舞刀剑的骑兵。商业财富逐渐抬高物价和费用，渐渐成为一种权力资源，取代了土地。各个城市正在谋求独立自治，而王侯们正在集中权力与法律。骑士们伏袭路过的商人以作报复；商人和市政当局抗议时，骑士却断言他们有权从事私人的战争。科米纳描写这时的德国为多刺的城堡，“强盗贵族”及其武装的侍从随时从其城堡中冲出来拦劫商人、旅客及农民。有些骑士习惯把他们抢劫过的商人的右手砍下。葛茨·伯利辛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在他服役王侯期间曾失去右手，却以铁制的假手代替，率领骑士队伍不仅攻击商人，而且攻击城市——如纽伦堡、达姆施塔特、麦茨及美因茨（1512年）。他的朋友弗兰兹·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抗议沃尔姆斯城，掠夺其城郊，扣押其议员，刑讯其市长，抵抗皇家部队捕捉他的一切企图，而且唯有在收到为皇帝效劳的每年补助金后，才暂时安静下来。士瓦本的22个城市——主要是奥格斯堡、乌尔姆、弗赖堡及康斯坦茨联合一些高级贵族重组士瓦本联盟——及其他联盟抑制了抢劫的骑士，而且成功地宣布私人战争为非法；但是在路德前夕的德国政治与社会异常紊乱，处于“一种普遍的武力统治时代”。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世俗与教会王侯们的贪污，铸造各种性质不同的钱币及关税、乱争财富、夺地盘、曲解《罗马法》，把人民、骑士及皇帝当作牺牲品，而使自己变成绝对的权威。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萨克森的韦廷（Wettin），巴拉丁挪的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等大家族，符登堡的公爵们，还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均各自为政，其举止似不负责任的君主。如果天主教皇帝的权力大过德国王侯的话，则宗教革命也许会失败或延迟。

此时期皇帝的特性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弱点。腓特烈三世是一位占星家和炼丹家，他非常爱好格拉斯花园中书斋的宁静，以致他允许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波希米亚、奥地利及匈牙利脱离帝国。快到53岁时，他使用手腕，使他的儿子马克西米里安与勃艮第勇士查理继承人玛丽订婚。查理于1477年死去时，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尼德兰。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成为皇帝，但未被加冕，开始统治时一切顺利。整个帝国对他的英俊、善良、谦虚、愉快、宽大和骑士精神，在马上的长枪比武及打猎的英勇与技巧都表示好感。他俨如一位具有高度文艺复兴精神的意大利人登上了德国帝位。甚至马基雅维利也对他印象深刻，称他为“一位明智、谨慎、敬畏上帝的君王，一位公正的统治者，一位大将，不怕危险，吃苦耐劳犹如最坚强的军人，多种君王道德的楷模”。但马克西米里安并不是一位大将，因为他缺乏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一种模范君王的冷嘲热讽的智力。他梦想以夺回之前在意大利的占领地及影响来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伟大。他再三地侵入这个半岛，但重实利的议会拒绝支援其财政。他想革除坚强的尤里乌斯二世，而使自己成为教皇和皇帝。（如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辩解他在领土上的野心，是对土耳其人压倒性的攻击的必要回应。但在体制和财政上，他颇为窘迫，甚至有时穷到极点，以致无经费支付膳食费。他竭力革新帝国的行政，但他搞砸了自己的革新，使一切改革随他而亡。他过于思及哈布斯堡的权力。经过多次失望的战争后，他恢复他父亲的外交婚姻政策。他采纳斐迪南的意见，使其子菲利普与胡安娜结婚。胡安娜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但她有西班牙作为嫁妆。1515年，他让孙女玛丽和孙子斐迪南分别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的子女路易及安订婚，路易在木哈赤（Mohacs，1526年）阵亡，斐迪南成为波希米亚及匈牙利的国王，而哈布斯堡权力已达到其最广的范围。

马克西米里安最悦人的一面是他爱好并鼓励音乐、文学和艺术。他热忱地研究历史、数学和语言，我们确信他会讲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瓦隆语、佛兰德斯语及英语，而且在某一场战役中他以7种不同的语言分别与7位外国司令官谈话。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和努力，日耳曼南北的方言合并成一种共同德语，而成为德国政府、路德的《圣经》及德国文学使用的语言。在战争期间，他想当一个作家，留下了有关纹章学、大炮、建筑术、打猎及他个人事业方面的著作。他计划作广泛的纪念碑搜集——遗物及铭刻文字，但经费又告用罄。他曾向教皇建议他们在80年后实施的日历改革。他改革了维也纳大学，建立了法律、数学、诗学及修辞等新的教授职位，而使维也纳一时在欧洲学术界最为活跃。他聘请意大利的人文学者来到维也纳，并且授权给凯尔特（Conradus Celtes）开设诗学和数学院。他偏爱波伊廷格（Peutinger）和威利巴尔德之类的人文学者，并选了深陷困苦之境的罗伊希林为帝国的巴拉丁挪伯爵。他向在他统治时代极享盛名的艺术家们如彼得·维策（Peter Vischer）、维特·斯托斯（Veit Stoss）、布克迈尔、丢勒等颁发委任状。他下令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建一座装饰华丽的坟墓，以收埋他的遗体。在他死时坟墓尚未完成，但这事给予彼得·维策一个制作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和亚瑟雕像的机会。如果马克西米里安真能实现他的各个计划，那么他可以与亚历山大和查理曼媲美了。

在这位皇帝的最后一年，丢勒绘了他的一幅忠实的肖像，面容憔悴，幻想消失，被时光打败了。这位曾经一度欢乐过的人物悲叹说：“这世界对于我没有欢乐，唉！可怜的日耳曼土地！”但是他对他的失败言过其实。他遗留下的日耳曼帝国（如仅从经济发展而言）比他所感觉到的要强得多。人口增加了，教育普及了。维也纳已逐渐成为另一个佛罗伦萨。他那继承半个西欧的孙子马上会成为基督王国最有力的统治者。

日耳曼人（1300—1517）

日耳曼人此时在欧洲大概是最健康、最强壮、最有活力、最富裕的。出现在伏尔格姆（Michael Wolgemut）与丢勒，及克拉纳赫（Cranach）与霍尔拜因画中的他们，个个都是结实、粗颈、大头、勇敢的形象，准备吞食世界并享用啤酒。他们粗野而欢乐，以声色调剂其虔诚。他们可能是残暴的，这可由他们对犯人使用的可怕的刑具证明，但他们也可能是仁爱而慷慨的，很少在肉体方面表现他们神学上的残酷。在德国，宗教裁判曾遭受无畏的反抗，却常被压制。他们强健的精神宁愿嗜酒的幽默而非枯燥的机智，融化了他们的逻辑感和美感，而使他们失去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心灵上的那种文雅与明敏。他们贫乏的文艺复兴沉没于书籍的崇拜，但具有坚强的耐性、纪律的勤勉、凶猛的勇气。这种思想使他们得以打败罗马，而且已经给予他们产生历史上最伟大学者的希望。

如与其他民族比较，日耳曼人是爱清洁的。洗澡是他们的一种喜好。每一个整洁的家庭，甚至在乡村，都有浴室。犹如古罗马一样，他们有无数的公共浴室，男人可以在此处修面，妇女可以梳理头发。公共浴室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按摩，准许饮酒赌博，男女可以在一起洗澡；但法律并不禁止调情。有一位意大利学者于1417年访问巴登（Baden）时评道：“在世界上没有较沐浴更适于妇女多产的了。”

那个时代的日耳曼人不应被谴责为清教徒。他们的谈话、信函、文学及幽默，依我们的标准看来，有时很粗野，但与他们身心的精力是吻合的。终其一生他们都在大量饮酒，而且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就放任于性。1501年，虔诚的路德认为欧福城对他来说“再没有比妓院与啤酒馆更合胃口的了”。德国的统治者——教会的及世俗的统治者，都同意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说法，即若想使妇女不受诱奸或免遭袭击，公娼必须被许可。妓院都有执照并被征税。我们通过阅读可知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主教们接受妓院的税收，而符兹堡的主教把市立妓院给予格拉夫·亨内贝格（Graf von Hennenberg）作为产生税收的领地。对受尊重的客人的款待包括将其带到妓院里玩乐。西吉斯蒙德国王于1414年在柏恩、1434年在乌尔姆均享受此殊荣，这使他满意到极点，以致他公开向招待的主人致谢。无执照的妓女也存在。1492年，纽伦堡市有执照的妓女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向市长抗议。1508年，她们获得许可攻击这种无执照的妓女，她们也这样做了。在中世纪末，依照欧洲实际的风化法规，常去玩妓女一事是可原谅的，并不是罪恶。1492年后梅毒的泛滥，致使嫖妓变成了极危险的事情。

婚姻和别的地方一样是一种财产的结合。爱情被认为是婚姻的正常的结果，而非婚姻合理的原因。订婚被当作婚配的约束。婚礼仪式在各个阶层都是奢侈的事；结婚庆典也许延长一周或两周之久；购买一位丈夫如同供养一位妻子一样花费巨大。男性的权威在理论上是绝对的，但是实际表现要比言语更真实。我们知道丢勒太太过于啰嗦。纽伦堡的妇女们是如此大胆，以致把半裸的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从床上拖起来，匆促地给他围上一件罩衫，并把他带到街上跳了一通宵的舞。依照古代的传说，德国在14世纪时，如上等阶级的某些男人离家很久，会把一个铁制的“贞节带”锁在太太的大腿或腰间，并把钥匙带走。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及16世纪的法国仍可发现这种风俗，但在一些案例里，太太或小姐自动地穿上“贞节带”，并把钥匙交给丈夫或情人作为婚姻的忠诚保证。

家庭生活兴旺。据欧福城年鉴估计，每对夫妇生育8—10个子女是很正常的。有15个子女的家庭并不少见。这些数字包括私生子，因为不合法的子女太多，通常在父亲婚后，这些子女即被带进他的家。在15世纪已开始使用姓名，常以祖先的职业或其出生地来命名。家庭与学校教育都很严厉，甚至准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也常挨打。除了父母或老师的处罚外，很少有造成伤害的。约1500年，日耳曼人的住所在欧洲是最舒适的，设有宽敞的楼梯、强固的栏杆、宽大的家具、有垫的座位、雕刻的衣橱、彩色玻璃窗、有罩盖的床、有绣帷的墙壁、铺毯的地面、突出的火炉，堆满着书或花或乐器或银盘的木架。在举行宴会时，厨房里闪耀着各种器皿所发出的光芒。

房子外部大都是木制的，因此常易发生火灾。突出的屋檐和有窗的阳台遮阴了街道。唯有较大的市镇的街道是砖石铺砌的。除了节日的夜晚外，街灯是不亮的。夜晚在户外是不安全的，罪犯之多犹如游荡在街道上的猪牛。那时没有编制的警察，欲吓阻犯罪惟赖严惩。对抢劫犯的处罚是死刑，对小偷是割去其耳。口出恶言者则拔出其舌，未经许可回到纽伦堡的充军者则挖出其眼。凡谋杀亲夫者则被活埋，或用烧红的钳子刑讯，然后予以绞刑。在纽伦堡城堡里展示以前的刑讯机械中有充满尖石的木箱，犯人即被这些尖石压碎；扯人四肢的拷问台；烙人脚掌的火盆；使人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睡的尖锐铁架；另有一种专门针对少女的铁刑具，它用铁臂接收犯人后，以一种尖钉拥抱环绕着她，然后放松，让那被刺穿、鲜血淋漓及断残的肢体落到一有转动的刀子及尖棒的坑中，让犯人慢慢地痛苦而死。

政治道德与一般道德同样松懈，贿赂极为普遍，地位越高的人越坏。掺假很普通，尽管在纽伦堡因酒中掺假有两人被活埋，仍然无法遏止（1456年）。商业主义牺牲道德而重视金钱——在任何时代都同样的激烈，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事物，而非道德。然而这些同样忙碌的市民为了慈善事业，都能捐出大量的金钱。路德曾写道：“在教皇时代，人们高兴且热忱地用双手赠予。这种救济金、基金及遗赠犹如雪花似的降下。我们的祖先、地主、国王、王侯及其他的人慷慨地、同情地赠予——是的，泛滥地——流向教堂、教区、金库及医院。”很多慈善的遗赠没有给教会团体，却交给市议会，以便分配给贫民，这是世俗化时代的一个象征。

举止比较粗野——在德国与在法国和英国相同——财阀阶级的金钱取代了贵族阶级的血统，从而控制了经济。醉酒是民族性的恶习，路德与胡滕均斥其不当，后者却认为较“意大利人的欺诈、西班牙人的偷窃及法国人的傲慢”为好。某些人之所以饮酒，也许是由于强烈的香料被用在烹调食物上的缘故。饮食粗鲁而迅速。14世纪，叉子已传到德国，但男女仍爱用手抓取食物。16世纪，某一位传道士指责叉子违反了上帝的意旨，“如果上帝要我们使用叉子，那他就不会赐给我们手指了”。

服装很华丽。工人们喜欢便帽或毡帽、短上衣，裤子是叠起来的——或塞进靴子或长筒靴里。中产阶级加上背心，开口的衬里和毛皮滚边外套。贵族和富商在衣着华丽方面激烈竞争。这两种阶层的男士戴的帽子是用昂贵的布料制成的，宽边向内卷，有时饰有羽毛、丝带、珍珠或金子。衬衣多半是丝制的。外衣色彩鲜艳，衬以毛皮，也许是用银线编织的。富有的妇女头戴金冠，或金绣头巾，并把用金线编成的穗带戴入发里；但是端庄的少女是用棉布手巾盖着头并系在下颔。盖勒·凯塞斯贝格（Geiler von Kaisersberg）称，时髦的妇女所用的衣柜价值4000金币。男士们刮胡须，但留长发；男人的卷发保养极为细心；我们看到丢勒的华丽小发卷和马克西米里安的奇异锁发。戒指如现在一样，是一种阶级标志或装饰。凯尔特说，服装的式样在德国比其他地方改变得更快，而且男女时装都是如此。在节日的场合，男人服饰的华丽也许远胜过妇女。

节日甚多，维持中世纪迷信及热闹狂欢的精神，对于劳工和圣诫具有延期偿付的意义。圣诞节虽有异端的迹象但仍是基督教的，圣诞树是一种17世纪的革新。每一座市镇都祝贺其守护神节日，男女会在街上群集舞蹈。欢乐是必然的，任何圣人或传教士都不能减退这种狂欢的粗野的喧闹。跳舞有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狂热，像1374年的麦茨、科隆及艾克斯或1412年的斯特拉斯堡等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沉迷于圣维杜斯舞的人们跳得精疲力竭，以使情绪获得释放。人们借打猎或在马上用长枪比武的危险运动，来为他们本性的冲动寻求发泄。数以千计的男女往往以朝拜遥远的圣地为借口，做长途旅行。他们骑着马或骡，坐着马车或轿子忍受着崎岖不平道路上的艰苦，在不洁的旅馆住宿。聪明的人尽可能沿着莱茵河、多瑙河或中欧其他壮观的河流乘船旅行。1500年，一种对公众开放的邮政系统，将各主要市镇联系起来。

总之，这种情形是一个民族太具有活力而且兴旺，以致无法再容忍封建的束缚或罗马的榨取的表征。日耳曼民族性的一种高傲意识保存了一切政治的残片，并约束了超自然的教皇和超国家的皇帝。宗教改革打败了教皇职权和神圣罗马帝国。在1500年的条顿族与罗马之战中，正如在5世纪之战一样，胜利再度属于德国。

德国艺术的成熟

艺术是这个时代的先声。我们也许很难相信，正当意大利文艺复兴极盛时——从达·芬奇的诞生（1452年）到拉斐尔（1520年）——德国的艺术家因其各种技术的高超而受到全欧洲的欢迎与需要——木工、铁工、铜匠、青铜匠、银匠、金匠、木刻、石刻、油画、建筑。乌尔姆的弗里格·法伯利（Felig Fabri）也许由于民族自尊心强而存有偏私的心理，于1484年评论道：“当有人想要有铜器、石器或木器等第一流技术作品，他就雇用德国技工。我曾见到德国的珠宝匠、金匠、石刻匠及制车者为阿拉伯人制作精美的物品，他们在艺术方面甚至超过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约50年后，一位意大利人肯定了这一点，保罗·焦维奥写道：“日耳曼人在艺术方面有巨大的成就，而我们动作缓慢的意大利人，必须派人到德国请优良的技工。”德国的建筑师被佛罗伦萨、阿西西、奥维托、锡耶那、巴塞罗那、布尔戈斯等城市雇用，而且米兰城的大教堂也是请他们完成的。维特·施托斯征服了克拉科，丢勒在威尼斯受到尊敬，小霍尔拜因惊动了英国。

有关教会的建筑术的巅峰已随13世纪和14世纪的逝去而消失。然而，在一个世代之间，慕尼黑市民用近代哥特式建造了圣母堂（1468—1488年）和古镇厅（1470—1488年）。16世纪的前20年，萨克森的弗赖堡完成了它的唱诗台，奥格斯堡建了富格尔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完成了它的劳伦斯教堂，纽伦堡的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的牧师公馆添置了一扇可爱的突出壁外的窗户。这一时期国内的建筑术是建造雅致的平房，有红瓦顶，上层是木板造的，有花架的阳台，宽敞的屋檐有护窗，用以遮挡阳光和雨雪，所以在米腾瓦尔德（Mittenwald）严酷的气候中，大无畏的日耳曼人以他们俭朴而珍爱的家庭审美来抵抗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的崇山峻岭。雕刻是这个时代的灵魂。木刻家很多，诸如尼古拉·格哈特（Nicolaus Gerhart）、西蒙·莱因贝格（Simon Leinberger）、蒂尔曼·里门施耐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汉斯·巴科芬（Hans Backoffen）……单单纽伦堡在一个世代之内就产生了3位名雕刻家，同一时代的意大利任何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维特·施托斯的一生和两个城市密切相关。他在纽伦堡长大，获得工程师、造桥师、建筑师、木刻家、石刻家、油画家等名誉，30岁时去克拉科建造了一件灿烂的近代哥特式杰作，它充分表现了波兰人的虔诚及易激动性。他于1496年回到纽伦堡，买了一幢新屋，娶了第二个太太，这个太太与前任丈夫有8个孩子，现在又为他生了5个子女。在他最富裕时，因为参与（也许不知情）伪造而被捕，他的两颊被加上烙印，再度被禁止离开纽伦堡。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宽赦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公民权（1506年），但施托斯一直到死仍然为众所弃。1517年，他制作了很多“天使报喜”的木刻。他画了两个人物——在所有的木刻中最近于完善者——在玫瑰的花圈内，环绕着一串玫瑰经念珠，系有七片大而扁平的圆形装饰用图案，描绘出圣母的喜乐，顶上是——全部用菩提树木料——一位令人生厌的天父的画像。这种脆弱的组合木板画悬挂在罗伦兹凯策教堂唱诗台的圆顶上，此画现仍悬挂在那里，作为这个大城市太平日子的珍贵遗物。施托斯于1520年曾为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木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像，他在这画中表现的技术，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那年，安德烈亚斯任纽伦堡圣衣派修道院院长，介绍给施托斯一件为本博的某一座教堂设计祭台的工作。正当他着手工作时，宗教改革者占据了纽伦堡。安德烈亚斯因仍信奉天主教，其院长职务被取代了。维特本人固执于赋予其艺术灵感的那种多彩多姿的信仰，薪水停付，刻画祭台的工作未能完成。施托斯在目盲、孤寂和悲惨中度过最后的十年。他的太太比他先死，他又被子女遗弃，见弃于那过分沉醉于神学，而竟不知它要失去历史上最伟大的木刻家的时代。1533年，时年93岁，施托斯与世长辞了。

青铜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和同一个时代，在行业上同样高尚，但过着一种安闲与愉快的生活。彼得·费舍尔在作品中把自己描刻成一位真挚、朴实的工人，矮小，健壮，长满胡须，腰间围着皮裙，手中拿着铁锥与凿子。他和他的5个儿子花了11年的时间（1508—1519年）完成了他们的杰作——纽伦堡的守护神泽巴尔德之坟。这项工程花费很大，经费用罄时工作尚未完成。塔克（Anton Tucher）呼吁市民捐助800基尔德后，工作才告完成。这一杰作初看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不能与佛罗伦萨的奥卡那（Orcagna）的神龛相比（1348年）。这坟背上的蜗牛与海豚并不像是支撑这庞然大物最适当的动物，但各部分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完美。中部的银棺刻有四个浮雕，表示这位圣人所行的奇迹。在银棺的周围有一种哥特式罩篷的铜柱，精美的表现文艺复兴的图饰，顶上系有优美的金属带。在柱上、柱脚的周围，低平台的内面，突起的罩篷壁龛里，艺术家们存放有异教、希伯来或基督教的真实人物肖像——小特里同，肯陶洛斯人，内雷兹，塞壬，缪斯，孚恩，海格力斯，忒修斯，参孙，先知们，耶稣、圣徒及天使奏着音乐，或玩弄狮或狗。其中一些肖像仍系粗制，大部分均以多纳泰罗或吉贝尔蒂的那种精确方式完成。一切人物雕画得非常写实而显得极为逼真。彼得、保罗、马太及约翰的像，足与丢勒7年后在纽伦堡画的四位使徒媲美。

据说，任何王侯或君主在16世纪头10年来到纽伦堡，都会参观彼得·费舍尔的铸造厂，而且很多人求他的技艺。有20个教堂展示他的产品，从劳伦斯教堂的铜质枝状大烛台到因斯布鲁克的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坟墓。他的5个儿子继承他的雕刻事业，但其中两个比他先死。小赫尔曼·费舍尔于1517年死时才31岁，他曾在克拉科大教堂里为红衣主教加西米尔的坟墓铸了一个优美的铜制浮雕。

费舍尔父子在铸铜器方面技术高超，维特·施托斯在木刻方面手艺超群，而克拉夫特（Adam Kraft）在石刻方面举世无双。德国历史学家描述他和彼得·费舍尔与塞巴斯蒂安·林登纳斯特（Sebastian Lindenast，他在圣母堂时钟上刻画了那些谄媚逢迎的选帝侯）为热忱的艺术家和朋友。“他们俨如兄弟，甚至在其老年，每周五他们犹如学徒般地聚会、切磋，就像在他们聚会时完成的设计所证实的。然后各自分开，因太忙以致忘记饮食。”大约与彼得在同年出生（1460年），克拉夫特在俭朴、诚实、虔诚及嗜好自绘方面也酷似彼得。1492年，他为泽巴尔杜斯凯策教堂的泽巴尔杜斯·施赖尔（Sebaldus Schreyer）的坟用浮雕刻了耶稣受难与复活的情景。汉斯·伊姆霍夫（Hans Imhoff）是一个商业巨子，对他们的卓越技艺甚为感佩，于是委派克拉夫特在劳伦斯教堂刻画一个盛放圣餐面包与酒的容器。克拉夫特以近代哥特式技法做了这个又高又细的神龛，石头图案花纹令人惊奇，高达64英尺，而其越往上越尖细的变化形成一种优美的主教权杖头式的曲线。柱子上刻有栩栩如生的圣人像，房门上刻有天使守卫，方形的表面绘有描述基督一生的浮雕图像。整个高耸的大厦不规则地倚靠在三个蹲伏的人像上——克拉夫特及其两位助手。他在自我描绘上没有夸张，衣服因辛劳工作而破旧，双手粗糙，胡须杂乱，宽阔而意气昂扬的面孔专心于工作的构想和执行。这种撩人心弦的杰作完成后，克拉夫特又回到他所喜爱的主题，即在7个沙石柱上刻上耶稣受难的景象，其中6个现存放在纽伦堡的日耳曼国家博物馆：这6个中之一是“埋葬耶稣”，这是一种典型的条顿艺术——一种不需要理想化来表达其真挚的虔诚与信仰的大胆写实主义。

小型的艺术继承中世纪的方式与主题。小型画家仍然需要充分地维持兴旺的行会。大型的艺术家像丢勒和霍尔拜因设计彩色玻璃的图案，这种艺术在英法两国已式微，在德国却正达高峰；劳伦斯教堂、乌尔姆教堂及科隆教堂采用了这一时期闻名世界的窗户。不仅教堂，公会厅、城堡，甚至私人宅邸都有彩色玻璃的窗户。纽伦堡、奥格斯堡、雷根斯堡、科隆及美因茨均以其技工艺术家而自豪：金属工人以制火炬、枝形吊灯架、盆、罐、锁、盘等而自负；金匠的产品从调羹到祭坛受到全欧的珍视；纺织工人织出品质优良的地毯、绣帷、教会法衣及贵族阶级的饰服；虔诚的妇女们磨尽手指，耗尽眼力以刺绣和丝绸去遮盖神坛和教士；木刻家技术的优异无与伦比。伏尔格姆除了为劳伦斯教堂绘了两扇堂皇的窗子之外，还制作了一打的祭坛的木刻杰作，即使丢勒也难以超越。

木头或铜上的图案雕刻在15世纪已发展成为成熟的艺术，被视为与绘画有同等的价值。最伟大的画家们都曾修习它。马丁·施恩高尔（Martin Schongauer）使之趋于完美，他的一些木刻作品——《基督遭受鞭笞》（The Scourging of Christ）、《耶稣背十字架》（Carrying the Cross）、《在帕特摩斯岛上的圣约翰》（St.John on Patmos）、《圣安东尼受引诱》（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均为流誉千古的绝佳作品。插图书籍开始普及，而且很快地代替金银彩色的装饰。这一时期的名画均以雕版大量复制，在书摊上、书展上及节日里极易销售。莱登的卢卡斯（Lucas van Leyden）在这方面表现了惊人的早熟，16岁时刻了《请看斯人吧》（Ecce Homo），而且在他刻的马克西米里安铜像上显示了近于完美的技术。用针雕刻铜版的雕刻术，曾经被豪塞·布克（House Book）的无名氏主人所使用，直到1480年。蚀刻术，即用蜡布满金属表面，在蜡上刻成图案，使酸液蚀入暴露的轮廓里，制成金属版。丹尼尔·霍普费尔（Daniel Hopfer）是一个兵器和甲胄制作者，于1504年可能制成第一部有记录的蚀刻版。布克迈尔和丢勒曾使用过这种新艺术，但不够完善。卢卡斯大概向丢勒学过这种艺术，但不久就比丢勒精熟。

绘画方面取得了日耳曼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德国的画家因受到荷兰、意大利学派及被他们驱逐出境的汉斯的影响，在15世纪下半期由哥特式的激烈与朴拙逐渐变成更优美的线条，而且以在自然景色中安逸地活动着的人物画像，反映出成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题材仍以宗教为主，但世俗的主题增加了。祭台后方和上方雕刻饰物已由版画代替，而富有的赠予者不愿再跪在一个宗教团体的角落里，他们要求全部列入肖像里。画家们本人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默默无闻，而成为明显的个体存在，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企图流芳百世。《圣母生活》（Life of the Virgin）完成于约1470年的科隆，作者佚名，还遗下了一幅《圣母与圣伯纳德》（Virgin and St.Bernard），画中一个日耳曼圣母正为圣婴挤出她胸部中的奶。米歇尔·帕赫（Michael Pacher）是第一批留传自己名字及其作品的画家之一。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城的圣沃尔夫冈的教区本堂（the Parish Church），庞大的祭坛上后方的装饰画至今保存，有36英尺长，帕赫于1479年至1481年刻画了它。德国的艺术机构一直对这些嵌板做透视法的研究。马丁·施恩高尔将一个熟练雕刻家的技巧和罗希尔·范德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细腻感情带进他的画里。施恩高尔于1445年出生于奥格斯堡，定居于科尔马，并在该处创办了一所雕刻与绘画学校，该校在推广丢勒和霍尔拜因的艺术技巧上担任了一重要角色。

南方新兴的城市逐年篡窃科隆及北德国艺术的领导权。布克迈尔把意大利装潢风格吸收入他的画中，而且老汉斯·霍尔拜因把意大利的装潢与高度严肃的哥特式融合为一。老汉斯把他的艺术传给他的儿子安布罗斯与小汉斯，老汉斯很喜爱用他的画法描绘小汉斯。安布罗斯自历史中消失，小汉斯却成为德国、瑞士及英国的荣耀之一。

丢勒的先辈中最伟大的是马蒂亚斯·戈特哈德·奈哈特（Matthias Gothardt Neihardt），由于某位学者的错误竟使他以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之名而流传后世。在艺术源远流长的社会传承中，他学会了施恩高尔魔术般的画技，加上他个人求名、求完美心切，在根特、施派尔及法兰克福等地勤加练习，而于1479年选择斯特拉斯堡作为其定居之所。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他绘出了他的首个杰作，这画是哈瑙—利希滕堡（Hanau-Lichtenberg）的菲利普二世及其夫人的双人像。丢勒本人在渗透的深度上及手法技巧的优美上无法超过这张画。重新漫游的格吕内瓦尔德在巴塞尔和丢勒合作了一段时间——在此处他画了《人像》（Portrait of a Man），现存于纽约——然后又和丢勒在纽伦堡做木刻。1503年，他定居于塞利根施塔特（Seligenstadt），最后在该处他发展了个人的成熟及特殊的格调——以热情和悲剧的力道生动地描绘《圣经》中的故事。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总主教于1509年在美因茨选他做宫廷画家，当格吕内瓦尔德于1526年坚持赞扬路德时，被主教革职。他婚姻不幸福，陷入郁闷孤寂之中，这可能在他的明暗对照法艺术中添加了几许阴影。

他的杰作——大概是德国最伟大的画——是复式多联版画，于1513年为伊森（Isen）的一所修道院所画的。版画的中央有圣母和圣婴，在一个遥远海洋的背景下，衬托出一种近乎特纳（Turner）风格的金色光芒。这是一幅精彩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基督在他的最后痛苦中，身体为伤痕及血汗所掩盖，四肢因疼痛而扭曲；玛利亚晕厥在圣约翰的怀中；抹大拉因愤怒和无比的悲痛而歇斯底里。尚有其他的版画，以鲜艳的红、褐色哥特式建筑为背景的天使们的演奏会。另有一幅《圣安东尼受引诱》，该圣人和一个隐士在一个树木凋零的奇异林中，而且有一个博斯式的梦魇象征安东尼的梦。在色彩、光线及线条结构和表现力上，这种近乎戏剧性的绘画能力的爆发，在植根于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的丢勒手里，达到线条和逻辑胜利前夕的德国哥特式画术的顶峰。格吕内瓦尔德张开了渴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艺术的双手。

丢勒（1471—1528）

没有其他的国家像德国这样如此一致地挑选一个人作为艺术的代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北方与南方一致挑选了丢勒。1928年4月6日是丢勒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柏林的帝国议会和纽伦堡的市议会均休假，以纪念这位德国最卓越的艺术家。

他的父亲是匈牙利人，定居于纽伦堡的金匠。丢勒在18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其中大多数均已夭折。丢勒在父亲书房里用铅笔、炭笔、鹅毛笔及雕刻刀学习绘画。他仔细观察，不眠不休地描绘各种物体和各种主题，因此在他的一些肖像画中几乎每一根头发都有其独特的笔触。他父亲曾希望他做金匠，但最后任由他发展艺术，并于1486年送他到伏尔格姆去做学徒。丢勒慢慢地成长，他的天才在于雄心、毅力和耐心中。他说：“上帝赐我勤勉，故我善于学习，但我必须忍受他的助理们给予的许多烦恼。”他因没有机会研究裸体画，便常去公共浴室，依据在那里所能发现的阿波罗这一类的美男子的人体而描绘。在这些年代里他本人也是个美男子。有位朋友很有趣地描述他：

他有特殊的体格与身材，有一颗非常高贵的心灵……面现聪明、眼睛有神……长长的颈、宽宽的胸、窄窄的腰、强健的大腿、有力的小腿。其两手的文雅，世所未见。其言词温甜，使人但愿其永无休止。

他因欣赏施恩高尔的木刻，于1492年前往科尔马，他到达那里时，那位名雕刻家早已逝世。于是他尽可能向施恩高尔的兄弟们学习，然后到巴塞尔，吸收了格吕内瓦尔德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宗教艺术的秘密。这时他已是一个熟练的版画家。1492年，巴塞尔出版的圣哲罗姆书信，其封面的圣人画像就是丢勒所绘的。这画极受欢迎，数位出版商争先与丢勒订立合同。然而，他的父亲催他回家完婚——在他离家后他的父亲替他物色了一位太太。1494年，他回到纽伦堡，与他的夫人阿格尼斯（Agnes Frey）安度婚姻生活。

一年前，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装束与发式几乎像一个妇人的青年，自负却不自信，带有不信任及向这世界作挑战的表情。1498年，对自己的姿态仍感得意，把自己描绘为有胡须且衣着华丽的年轻贵族，戴着饰有缨子的帽子，长长的褐色卷发——这是永垂不朽的伟大的自画像之一。1500年，他又把自己描绘为身穿俭朴的古装，修长的脸夹在垂肩的浓发中，敏锐的眼含示神秘的意向。丢勒在这幅画里似乎故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想象中的基督，并非不虔敬的虚张勇武，很符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意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一个有灵感的上帝代言人。虚荣足以支持他勤奋。他不仅画了大量自画像，而且在他的许多画中为自己留有位置。有时他会谦虚，并悲伤地意识到自己能力上的缺陷。他告诉威利巴尔德说：“当我们被赞美时，我们翘起鼻子信以为真；但或许一位嘲弄大师正在我们的背后讥笑着我们。”至于其他的方面，他个性善良，热心，忠实，慷慨，随遇而安。

他没有被他的妻子迷昏了头，因为结婚不久他就去意大利了，把她留在故乡。他曾在意大利听到所谓的艺术“再生”，“在它们隐藏约1000年之后的继续发展”；虽然他从未亲密地参与那种古典文学、哲学及那伴同文艺复兴的艺术复活，却切望能直接看到意大利人在绘画、雕刻、散文及诗诸方面卓越的原因所在。他主要停留在威尼斯，这里的文艺复兴尚未达到盛开的境地。1495年回到纽伦堡时，他已开始找到灵感。1507年，他向威利巴尔德借了100英镑再去意大利，这次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他研究在帕多瓦的曼泰尼亚和斯夸尔乔内（Squarcione）的作品，谦虚地临摹，不久就被贝利尼（Gentile Bellini）和其他威尼斯人称许为一个精湛的画家。他在威尼斯为一个德国教堂画了一幅《玫瑰花环节》，甚至受到意大利人的赞扬，因为这时，意大利人仍然以为大多数的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威尼斯的君主愿给他一个终身职位，只要他愿意住在此处，但是他的妻子和朋友再三要求他回到纽伦堡。他注意到艺术家在意大利要比在德国更容易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便决心在他归国时要求能有类似的地位。他写道：“我在意大利是一位上等绅士，在国内我只是一个寄生虫。”

他因意大利艺术的刺激及艺术理论的学术性和热烈的讨论而感到愉快。雅各布·德巴尔巴利（Jacopo de’Barbari）详细地向他解释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透视原理及其他意大利人有关一个完美人体的数学比例时，丢勒说：“我宁愿听取这种解释，而不愿接受一个新王国。”他在意大利已习惯于裸体艺术，只想研究古典雕像。他的作品仍完全属于条顿式和基督教风格时，他很热忱地采纳意大利对异教艺术的赞赏，而且他以一系列的长篇著作，努力把意大利人有关透视法、比例和色调的诀窍教给他的同胞。由于丢勒两度赴意大利，德国绘画中的哥特风格便趋消失，而同时代的德国人一面反对罗马宗教，一面接受意大利的艺术。

丢勒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在德国的神秘主义与意大利的世俗之间，维持着创新与混乱并存的紧张关系，而且他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人生的享乐从没完全压倒他灵魂中有关死亡问题的沉思。除了他的肖像画之外，他的主题几乎都是宗教性的，而且有许多属于神秘性的。然而，他真正的宗教是艺术。他崇拜完美的线条胜过“效法基督”。甚至在他的宗教作品中，他表现出艺术家对任何物体，即使是最平常的日常经验，都有兴趣。他与达·芬奇一样，几乎画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岩石、溪流、树木、马、狗、猪、丑陋的面容及身材，还有幻想出来的神妙或可怕的形体。他依不同位置的观察来描绘他的左腿。他用拳头把一个枕头打成七种不同的形态，仔细端详研究并描绘出来。他让自己的某幅作品充斥着群兽，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有时他绘了一整座城作为一幅画的背景。他以趣味与幽默描绘了乡间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他爱日耳曼人，描绘了他们的大头和红润的面容，而未遭受反对。他还把他们引入最不相称的环境，衣着华丽的市民把身体包裹着，看起来像是要抵御德国的酷寒，甚至在以罗马或巴勒斯坦为背景时也是如此。他的画是纽伦堡的人种志。他的主要顾主是商业巨子，因为他所画的肖像可以在他们死后流传后世，但是他也接受公爵和帝国的选帝侯们的委托，最后则是马克西米里安本人。因为蒂希安最爱描绘高贵和庄严，丢勒最熟悉中产阶级，他给皇帝的木刻画使这位主人公看似路易十二对其的称谓：“奥格斯堡的市长”。丢勒只有一次成就了肖像画的高贵——用想象来表现查理曼。

36张人物画是他最宜人的作品，因为它们表现了淳朴、粗俗与个性。《纽伦堡的参议员》（Hieronymus Holzschuher）——强有力的头，严酷的面孔，宽大的前额上有稀疏的发，修整的胡须显示纯洁的对称，敏锐的目光似在注视政客们——此画显示的是一个善心、幽默、好胃口的人。丢勒的密友威利巴尔德：牛头里藏有学者的灵魂，而显示了惊人的食量。而谁会猜得出在那满布皱纹而扁平、巨大的腓特烈——萨克森的智者，会是个为保护路德而公然反抗教皇的选帝侯呢？他所有的画像几乎都是精彩引人的：奥斯沃尔特·克雷尔（Oswolt Krell）极度虔诚的专心甚至显示在他双手的静脉里；伯恩哈德·勒斯顿（Bernhard von Resten），浅蓝的上衣，庄严伸开的帽子，一双专心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沉思的眼睛；雅克·穆费尔，纽伦堡的市长，带有一种真诚专心的冥想，他对该城市的伟大与繁荣颇有贡献；两幅丢勒父亲的肖像，1490年带有劳苦的倦容，1497年已相当精疲力竭；普拉多教堂的一位《绅士的画像》——男性的化身，因残暴与贪婪而晦暗；伊丽莎白·图赫尔（Elizabeth Tucher）握着结婚戒指，缺乏信心地凝神于婚姻；《一位威尼斯贵妇的画像》——丢勒必须去意大利寻求美与力的表现。在他的男性人像中很少有高尚文雅的，唯有表现性格的力量。他曾说：“无助于一个男人的任何特性，就不是美。”他对于逼真和忠实描绘的兴趣，更甚于容貌与形状美的讲究。他指出，一个艺术家能把一个丑物或不令人愉快的主题描绘得很美。他是一个条顿人，非常勤勉，尽职忠实。他把美与优雅留给女士们，而专心于力的表现。

绘画并不是他的专长，也不十分合他的口味，但他的意大利之访激起了他寻求线条与色调的兴趣。他为萨克森的腓特烈及其在威田堡的城堡教堂画了一幅三联画——后以德累斯顿祭坛后上方图画著称。此画中有意大利式的比例方式和透视法，但设计的人物断然是日耳曼式的：一位视如圣母的女士，一位视如圣安东尼的教授，一位视如圣塞巴斯蒂安的德国侍僧。慕尼黑的鲍姆加特内教堂的祭坛后上方图画更好：完美的圣约瑟夫和玛利亚，后有罗马废墟作背景，但其前景混杂着可笑的矮人。沃夫兹教堂里的一幅《三王来朝》中，圣母的蓝色衣袍和东方三王的华丽礼服色调配合得很成功。《基督与学者们的辩论》（Christ among the Doctors）显示漂亮的耶稣披着女孩似的卷发，其周围有满脸胡须和皱纹的学者们……这是一幅可怕的讽刺画。《玫瑰花环节》中熟练的井然的构图，圣母及圣婴的可爱，色彩的全面华丽，皆足与当时最伟大的意大利画媲美。这是丢勒最伟大的画，要想看这幅画，必须长途跋涉到布拉格才能看到。维也纳和柏林均有丢勒动人的圣母像，而纽约的《圣母与圣婴及圣安妮》以一个温柔的日耳曼少女代表圣母，一个黑肤的闪米特人代表她的母亲。普拉多教堂的一幅《亚当与夏娃》的版画非常优美。在这画中，这位德国艺术家暂时地把健康女性的裸体美呈现出来了。

丢勒因绘画的酬劳不足而灰心，也许又因被迫重述古代宗教主题，因此逐渐转向较有利且更具创造力的木刻。因为一个刻版可以复制1000份，很容易带到欧洲市场，而且能为1000册印刷书本提供同样的插图。线条是丢勒的特长，书籍插图是他的天下，在当时没有人超过他，甚至傲慢的意大利人对他的技巧也大为惊奇。伊拉斯谟视其为版画家，拿他与古代的大师做比较：

阿佩莱斯（Apelles）得色彩之助……但是丢勒，虽然在其他方面也相当令人称道——在单色画法……比例与调和方面，他无所不能。不仅如此，他甚至描绘那些不能描绘的事物——火、光线、雷……闪电……一切感觉和情感，总之，人的整个心灵反映其自身在肉体上的行为，几乎连声音他都能在画中表现。他把这些事物以最恰当的线条表现……黑色线条，置于眼前，然而你若因此而将颜料涂在它们上面的话，你就会破坏这作品。那么不用阿佩莱斯得以完成其作品的色彩来完成一件作品，岂不是更妙吗？

1526年，丢勒为答谢伊拉斯谟给予他的恭维，为他制作肖像，这个像不是伊拉斯谟本人坐着由他刻画，而是根据马赛斯所绘的画像。他的版画与原画无法相比，更远逊于霍尔拜因的画。尽管如此，此画在外衣的折缝和阴影，脸和手的皱纹，及展开书页的起皱上诚为杰作。

丢勒遗下1000幅以上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杰作，其余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幻想的。有些很显然是讽刺画，有一幅是留着长发的老人与智者。其主题偶尔是无生命的，如《金属抽线工场》（The Wire-drawing Mill）；或只是普通的植物，如《一根干草》（A Piece of Turf）；或一只动物，如《海象的头》（Head of a Walrus）。通常动植物群集活人的周围，如《圣母与很多动物》（Madonna with a Multitude of Animals）。至于宗教性的主题方面少有成就，但我们必须将不寻常的《一位祈祷中的圣徒的双手》（Hands of a Praying Apostle）这幅画除外，并给予荣誉。最后，他对古典神话也有精微的研究，如《阿波罗》或《俄耳甫斯》。

丢勒把他的250幅画转为木刻版画、100幅画变为铜版雕刻，这两组是他遗产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15世纪结束之前，他都是自己来雕刻的，之后他把木刻委托于他人——唯有通过这种合作，他才能描绘如此广大的人生。他开始从事画籍中的插图工作，如德尔·利特·图恩（Der Ritter von Turn）和布兰特的纳雷舍夫（Narrenschiff）。20年后，他为马克西米里安的祈祷书制作了迷人的书边图案。他曾试作裸体画，《男人浴》这一幅成功了，但《女人浴》却不理想；这两幅画对认为裸体是可耻的行为或幻想的破灭因而规避的德国艺术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影响。他所作的圣母生活和基督苦难的木刻画很有名。虔诚的妇女们现在能把一幅《约瑟夫与圣母的订婚礼》复印的画放在炉边，借以沉思默想。重实利的德国人都喜欢从《圣家庭在埃及的寄居》中，发现条顿人家庭生活及其勤勉的一切舒适的细节，画中有圣母缝衣，约瑟在板凳上做工，小天使们自动地把木柴拿进屋内。37幅小型木刻——《小受难》，及11幅较大的木刻——《大受难》，把基督的受苦和死亡的故事带入数以千计的家庭，从而刺激了人们嗜好路德翻译的《新约》。另一部分是为《启示录》所作的插画，这些木刻，如《启示录的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和《圣米迦勒战恶龙》（St.Michael Fighting the Dragon），画得如此生动，以至数世纪来德国人的心中都依丢勒的印画来想象《启示录》。

他由木刻版画而演变到更劳苦的铜版画。通常他使用雕刻刀工作。《人类的堕落》（The Fall of Man）是雕刻在铜上的，形式上足以媲美希腊人，比例与对称上足与意大利人并称，上面有丢勒那个时代的动物和植物，样样都是他及他那一时代的象征。《海中怪物》（The Sea Monster）及以美丽风景为背景的《贞操与淫乐的战斗》（TheCombat of Virtue and Pleasure）这两幅由金属刻成的裸体女性，在德国艺术上的优越性，是史无前例的。包含16件的《铜板受难图》不及其木刻的《受难》那么令人有深刻的印象。但《圣尤斯蒂斯》（St.Eustace）是一幅很丰饶的生动的图案：五条狗、一匹马、一片森林、一群鸟、小山上的一堆城堡，一只牡鹿在其两角间背一个十字架，含有英俊的猎者放生成圣之意。

1513年至1514年，丢勒以3件版画杰作而达到画家的巅峰，即《骑士、死亡与魔鬼》，以幽暗的中世纪为主题：一个骑在韦罗基奥骏马上、全身盔甲而面孔严肃的骑士，被魔鬼和死神的丑相包围，但他决心迈向道德的胜利。这种细节的精微与复杂竟能雕刻在金属上，令人难以置信。《书斋里的圣哲罗姆》（St.Jerome in His Study）这件作品显示基督徒胜利的宁静，这位秃头老圣人专心于他的手稿，显然是借着他光环之光而写作，有一只狮子和一只狗安然地躺在地板上，一个骷髅静默无言地坐在窗台上，看来像是他太太的那顶帽子则挂在墙上。整个房间是用最精细的远景透视法画出的，各种阴影和阳光配合适宜。最后是被丢勒题名为《忧郁I》（Melancholia I）的铜版画，有一位天使坐在一座未完成的混乱建筑物中，在她的脚前混杂着机械工具和科学的仪器；她的腰带上挂有一个钱包和钥匙，象征着财富和权力；她的头沉思地依靠在一只手上，她的双眼半带惊奇、半带恐惧地凝视其周围。她是否在问这一切的劳苦，建筑，拆除了又建筑，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和所谓真理的幻想，科学的荣誉，及徒然地与无法避免的死亡作战的智慧的巴别塔究竟是为何目的？在这近世时期来临时，丢勒是否已经了解胜利的科学——被永久不变的目标妄用的一种进步的手段——所面临的问题？

丢勒勤练绘画，其努力与耐心跟达·芬奇的精雕细琢和拉斐尔的一蹴而就完全不同，他就如此进入了路德的时代。约1508年，他买下了那栋使纽伦堡出名的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房子被摧毁，观光业者依照原式把它重建。其最下两层是石砌的，第三和第四层是由粉红色的灰泥和半木材做的，而且在突出的屋檐上尚有两层跨在山形墙屋顶之下。在此地丢勒同他不孕的妻子过了19年不幸的生活。阿格尼斯是一位诚朴的家庭主妇，她奇怪丢勒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无酬的研究或那些嗜酒的朋友上。他活动的交游圈非她的心智所能及，他在社交上忽略了她，旅行也难得带她一起。他带她去荷兰，自己与名人或与主人宴饮时，却让她在上面的厨房里与他们的侍女用餐。1504年，他那寡居的老母与丢勒住在一起，她继续活了十多年。他为妻子所画的像显示她本人不太娇媚。他的朋友们认为阿格尼斯是一位泼妇，不能共享丢勒的那种精神生活。

这位纽伦堡的大师，在他的晚年以德国艺术的领袖与荣耀享誉欧洲：1515年，皇帝每年给他100英镑的津贴，但并没有逐期支付，因为马克西米里安的收入从来赶不上他的计划。他去世后，津贴就停止了，丢勒决定到荷兰向查理五世要求恢复津贴。他带了一大批图画在荷兰和佛兰德斯出售或交换，并借以设法支付几乎所有的旅费。有关他旅行所记的日记（1520年7月至1521年7月）——并不十分——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两个世纪后所写的那样详细。这些日记载有他的用费、销售、采购、访问及款待等事务。丢勒在途经12个城市见到查理后，得以恢复津贴，然后他去赏玩风景、拜访低地的英雄们。他对根特、布鲁塞尔和布鲁日的财富与华美感到惊奇，同时对圣巴沃的埃克的伟大多联画和安特卫普的大教堂也特别欣赏。他说：“在德国的领土内我从未见过这类事物。”他拜见了伊拉斯谟、卢卡斯、奥利及其他的杰出人物，在这些城市里受到艺术公会的款待。在西兰市多蚊的池沼地区，他染上了疟疾，这摧毁了他晚年的健康。

他的日记中有一则记载说：“我曾花5便士银币买了路德的宗教小书，也花1便士买了这个大人物的《谴责书》（Condemnation）。”1521年5月，他在安特卫普听到了一则谣言，即路德在离开沃尔姆斯议会（the Diet of Worms）时“因叛教罪而被捕”。丢勒并不知道这种绑架是为了保护这位宗教改革者而有意安排的，他担心路德被杀，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位反叛者写了一段热情的辩护词，并呼吁伊拉斯谟援助他的同党：

被圣神所启示而为真正信仰继承者的这个人现已失踪……如果他遭受苦难，那是为基督的真理而反对非基督的教皇职权，因教皇的做法是违反基督的自由，榨取我们的血汗，不劳而获地喂饱自己，同时使人民饥饿。啊！上帝！在人道法制下的人们从没有像在罗马教皇下的人们如此地受虐待……路德书中讲的道理，每人都看得很清楚，而且与《福音书》相合。我们必须保存这些书，使其免遭焚烬，情愿把反对他的书投入火里……我们所有热心的基督徒，请你们与我共同悲悼这个人的失去，并祈求上帝派来另一位领导者。啊！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你现在何处？你愿意眼看着不正义及盲目的暴政当权统治？基督的骑士，你听我吧！请你护驾于我主的身旁，你虽年事已高……但仍可赢得烈士之冠……让你的声音被人们听到吧！啊！伊拉斯谟，愿主——你良心的裁判官——以你而尊荣。

丢勒回到纽伦堡后，几乎一心从事宗教的艺术，重点放在《福音书》上。1526年，他完成最伟大的一组画——《四使徒》（The Four Apostles）——却命名不当，因为《马可福音》传播者并非十二门徒之一，但或许那项错误正好指出基督教由罗马教会回到《福音书》的思想。这两幅版画存放在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最得意的收藏品中，被战火蹂躏的慕尼黑重新收集其闻名的珍藏。其中一幅描绘约翰与彼得，另一幅是马可与保罗——这四人均着华丽的彩色长袍，不是渔夫平民圣人应有的穿着。丢勒用这种服饰是因为屈服于意大利式的理想化，同时他把这4人画成宽大的头是因为坚持他的德国风格。这些堂皇庄严的人物或许是作为为天主教教堂三联画的两翼而作的。1525年，纽伦堡市议会宣布宗教改革。丢勒放弃作祭坛上后方壁画的计划，把这两幅版画送给该市，并在这两幅画上加上刻字，热烈地强调《福音书》的重要。彼得手中虽持有钥匙——通常被认为代表罗马教会的神圣和权威——这些油画可能被解释为丢勒作为新教徒的誓言。

他现在离去世尚有两年。定期性疟疾的发作破坏了他的健康与精神，以至于1522年，他最后一次绘制自画像《忧伤的人》，呈现的是裸体、头发蓬乱、憔悴、病弱、痛苦，手持基督受难的鞭子。虽然如此，他仍工作到最后一刻。他死于1528年4月6日，享年57岁。他遗下足够的绘画、木刻版画与铜版画——此外尚有6000弗罗林——以维持其未亡人的余年生活。威利巴尔德悲悼他为“我一生的知己”，并为他的坟墓撰写一篇简单的墓志铭：

死是无法避免的，丢勒终归斯土。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没有获得至高的尊荣，因为他放弃去创作那些鸿篇巨构，而是致力于更平凡的题材：他如此沉醉于将眼前转瞬即逝的人形、地貌、事物的模样长久留驻笔下，他全神贯注于呈现真实的样子——可爱的或丑陋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只是偶然把散乱的感觉要素融合成有创造力的想象，然后用线条或色彩把理想的美融合在具体可感的画幅中，把虚无缥缈的幻想展现在眼前，以使我们寻获理解与平和。但是他起而响应他的时代。他把他所期望而有创造力的这一代人的传记刻在木板或铜板上。他的铜笔、铅笔、雕刀或毛刷唤起了踏上这个时代舞台有能力的人们潜在的灵魂。他以那个时代的热心、专一、恐惧、迷信、抗议、梦想和惊异，越过4个世纪，使我们如临其境。他曾经就是德国。

德国的人文学者

德国在生活、艺术和文学方面都是很兴旺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很普及。书籍方面的供应源源不绝，出版商来自巴塞尔的有16家，奥格斯堡20家，科隆21家，纽伦堡24家。纽伦堡的安东·科贝格独家经营24个印刷所，雇用员工100人。书籍的交易在法兰克福、萨尔茨堡、讷德林根（Nördlingen）和乌尔姆等繁荣的市场上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有一位当时的德国人说：“现在人人都想阅读写作。”而另一个人说：“新写出来的书是无止境的。”城市中的学校成倍地设立；每一城市为穷苦而有能力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在这半个世纪中创设了9所新的大学；而维也纳、海德堡及欧福等处的大学设了新的学科。文科学院兴起于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巴塞尔、维也纳、纽伦堡及美因茨。富有的市民像康拉德·波伊廷格、威利巴尔德以及马克西米里安本人，都开放他们的图书馆、艺术搜集和捐赠奖金给热心的学者们。伟大的教士们，如沃尔姆斯的主教约翰·达尔贝格和美因茨的总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都是奖学金、诗学及艺术开明的资助人。德国的教会步教皇之后尘，欢迎文艺复兴，但加强了对《圣经》及教父的原文之语言学的研究。1453年至1500年，拉丁语《圣经》在德国发行了26版。在路德的《圣经》之前，有20种德文的翻译。《新约》在民间的普及是替路德在《福音书》与罗马教会间的挑战性的对照做准备，而阅读《旧约》使新教徒分享基督教义的再度犹太化。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最初与最后都是迎合路德的——在神学方面要比罗马教会所倡者更为正统。德国没有像意大利那样的古典文学和艺术传统，她根本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和教育的特权，她与非基督的古代更无直接关联。她的记忆几乎不超越其基督徒的世纪，她的学术在这个时代几乎不敢超过基督徒的教父们，她的文艺复兴毋宁是早期基督教义的复活而非古典文学与哲学。在德国，文艺复兴被吞没在宗教革命中。

然而，德国的人文主义仍接受意大利的引导。布拉乔利尼、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及其他人文学者在访问德国时，带来了人文主义的种子。德国学生、朝圣客、教士、商人及外交官员们访问意大利后，也无意中带回了文艺复兴的花粉。阿格里科拉是一位荷兰教区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欧福、科隆及卢万接受充足的教育，在意大利花了7年时间进一步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回国后在格罗宁根（Groningen）、海德堡及沃尔姆斯教书。这个时代对他那不寻常的道德——谦虚、淳朴、诚实、热心及贞洁等——感到惊奇。他的拉丁文写作几与西塞罗写的有同等的价值，他预言德国会很快“出现与意大利的拉丁语区同样的拉丁语人才”。诚然，在下一代，阿格里科拉的荷兰就产生了一位名叫伊拉斯谟的拉丁语学家，他非常熟悉塔西佗和昆体良的罗马。阿格里科拉因赴罗马而染上热病，于海德堡病逝，享年42岁（1485年）。

他在影响力方面——不是在温柔亲切方面——堪与雅各·温菲林格（Jakob Wimpheling）媲美，后者脾气躁烈的程度如同他拉丁语法流畅的程度一样。这位“德国校长”决定在教育和文学方面把德国提高到意大利的水准，便草拟了公立学校制度的计划，建立了学术性的学会，而且预知知识的进步若无道德的发展相伴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我们的品德不是同样高贵，或我们勤勉至上而不虔诚，或我们知识至上而不爱邻居，或我们智慧至上而不谦虚，请问对我们所有的学问有何益处？”

这些正统人文学者中最后的一位，特里西米斯，是斯波赫姆（Sponheim）修道院院长，他于1496年写道：“建立修道院的时代已经过去，其毁灭即将来临。”有一位人文学者名凯尔特，把特里西米斯描写为“饮酒节制，不屑肉食，以蔬菜、蛋及牛奶为生”。在他的俭朴生活中，他成为一位学术泰斗：他精通拉丁、希腊、希伯来等语言及其文学，而且与伊拉斯谟、马克西米里安、罗马选帝侯及其他名人有书信来往。他于1516年逝世，享年54岁。

凯尔特是德国人文学者中最热忱、最有影响的一位。他奔走于各地，好似某些传信的外交官，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曾在意大利、波兰及匈牙利念过书，在科隆、海德堡、克拉科、布拉格、维也纳、因戈尔施塔特、帕多瓦、纽伦堡等地教过书。他发掘了宝贵而被遗忘的原稿，如赫罗兹维塔（Hrotswitha）的戏剧及古代地图，如他曾送给波伊廷格的那种。无论他去何处，总有学生围在他的四周，他热情地以诗、古典文学及德国古代的习俗来灌输他们灵感。1447年，在纽伦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封他为德国的桂冠诗人。1491年，凯尔特在美因茨创立了有势力的莱茵文学社，此社包含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律师，如有名的法学家乌尔里希·察修斯（Ulrich Zasius）、威利巴尔德、罗伊希林及温菲林格。在维也纳因受马克西米里安、特里西米斯经费的供应，他于1501年组织了一所诗学院，该院成为大学的荣誉组成部分，在该院里师生在一起生活，并怀有同样的抱负。凯尔特在求学期间显然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曾提出类似“人死后灵魂尚活着吗？”“真有上帝吗？”等问题。在旅行途中，他和许多妇女发生关系，但对祭台上奉献的圣物毫无兴趣。他轻松地得出结论说：“在太阳之下，为了忘却烦恼，没有比倒在男人怀中的美女更甜蜜的了。”

这种怀疑派的非道德论在路德前的最后10年里流行于德国的人文学者之间。赫斯（Eoban Hesse）于1514年用好的拉丁语法写了《赫罗埃德·克里斯蒂娜》（Heroides Christianae），此书模仿奥维德，在丑闻方面要比在文体方面模仿得更多——含有抹大拉致耶稣的书信及圣母玛利亚致天父的情书。为使言行一致，他的生活如切利尼（Cellini）那样轻松，其酒量在当时无双，一口气能干掉一桶麦酒。穆善纳斯（Conradus Mutianus Rufus）完成了怀疑派与宗教之间友善的和解。他在代芬特尔、欧福及意大利念书后，因适当的牧师圣俸而感到满意，在他的门上有一句座右铭“幸福的宁静”，把一些仰慕他的学生集合起来，教他们“要重视哲学家的法令更甚于传教士的”。但他警告他们，在群众面前必须隐瞒对基督教教条的怀疑，要以绅士风度服从教会的礼节和仪式。他说：“我们所谓的信仰，非指我们所谓的与事实一致，而是一种关于建立于轻信上及寻求利益的说服上的神圣事物的意见。”他认为替死者献弥撒毫无用处，守斋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做告解是令人难为情的事。他以为《圣经》中有很多寓言，如约拿和约伯的寓言；基督或许并没有真的死于十字架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只要他们正正当当地生活，都是不知《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无疑都进了天堂。信条与礼仪不应按照文字的要求判断，应按其道德效果评判。如果它们促进社会秩序和私人品德，则不必公开质询就应予以接受。穆善纳斯要求他的学生们过着清洁的生活，在他的晚年，他誓言：“我要转而研究虔诚，除了能提升基督徒生活的事物之外，再不向诗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学习什么。”他生前过着愉快的哲学生活，死后又蒙教会的一切祝福（1526年）。

罗伊希林注意到中世纪传统的12个集中教育中心，以拉丁文的普及为西欧的教育语言。他在故乡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小学里，在弗赖堡、巴黎、巴塞尔、奥尔良、普瓦捷、林兹（Linz）、米兰、佛罗伦萨及罗马等大学里，几乎以盲目的狂热研究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法律。依照德国人文学者的风俗，他改了名字——由劳森（Rauchen）改为卡普诺斯（Kapnos），此名按希腊语是“吸烟”之意。他在20岁时编了一本拉丁语字典，曾再版多次。他在罗马时，约翰内斯·阿格伊罗普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给了他一段很难的修昔底德的作品要他翻译。罗伊希林应答如流，以致这位老希腊学者惊叫说：“希腊现已飞过阿尔卑斯山。”这位嗜学的学生决不放过学习希伯来文的机会，穆善纳斯坚称曾听说罗伊希林给一位犹太学者10块金币请他解释一个希伯来文的片语，但这也许是一位人文学者的想象。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劝说罗伊希林要寻求犹太神秘哲学的智慧。他在把哲罗姆翻译的《旧约》与希伯来原文对照后，指出神学家们习惯引用作为经典的文件中有很多的错误。他38岁时（1493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他编的希伯来文字典与文法使研究希伯来文和《旧约》有一种科学依据，而且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对新教思想的强烈影响。逐渐地，他对希伯来文的赞赏超越了对古典文学的挚爱。他说：“希伯来语是纯正的、简洁的语言。那是上帝对人类讲话的语言，也是人类与天使面对面会谈的语言。”经过努力研究，他保留了正统的信仰。他的信仰中混有些微的神秘主义，但他把所有的写作和所教之物虔诚地呈报给罗马教会的权威。

奇怪而复杂的环境使他成为德国文艺复兴的英雄。1508年，约翰尼斯·普费弗科恩，由一位犹太教教士转而为基督教教士，出版了《犹太人的借镜》（Judenspiegel），谴责迫害犹太人，而且要把一般指控于他们的罪恶洗清，但是促请他们放弃贷款及《塔木德》，而接受基督教义。他因受到科隆的多米尼克教派的支持，向皇帝建议，除了《旧约》外，其他一切希伯来书籍均应查禁。马克西米里安命令所有的犹太文学有关对基督教义的批评均应交给普费弗科恩处理，而且应由科隆、欧福、美因茨及海德堡等大学，科隆宗教裁判所长——雅各·霍赫斯特拉滕（Jakob van Hoogstraeten）及研究希伯来文权威的罗伊希林等审核。除了罗伊希林外，其他人均认为那些书应当没收并焚毁。罗伊希林少数的意见在宗教容忍的历史上成为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他把犹太书籍分类：第一类是显然含有嘲笑基督教义的作品应予焚毁；其余的，包括《塔木德》，只要是对基督教学术研究有价值的应予保存。此外，他辩称，犹太人有良心自由的权利，即一面做皇帝的公民，一面对基督教不负有任何义务。罗伊希林在私人函件中指普费弗科恩为一“蠢货”，因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他建议要毁掉的书籍。

普费弗科恩写了一本小书《小镜子》（Handspiegel）来作为对这些礼遇的回报，攻击罗伊希林是被犹太人买通了的工具。罗伊希林也写了一本小册子《眼镜》（Augenspiegel），以同样的辱骂来反击。这激起了正统派之间的一场风暴。科隆的神学院向罗伊希林抱怨说，他的书使犹太人得意忘形，并催促他把他的书收回以免流传。马克西米里安禁止出售他的书。罗伊希林向教皇利奥十世上诉。教皇将此事交各参议员办理，他们向教皇报告，这书是无害的。利奥十世暂停采取行动，但保证他周围的人文学者不会加害罗伊希林。同时普费弗科恩及其多米尼克会的支持者在科隆的宗教审判庭前控告罗伊希林是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而且是基督教的叛徒。总主教过问了此事，并将此事送呈罗马，然后又转到施派尔的主教法庭，经该法庭判决罗伊希林无罪。多米尼克教派又上诉罗马，科隆、欧福、美因茨、卢万及巴黎等大学的教授团下令将罗依希林的书焚毁。

在这一时代德国的文化活力是不寻常、善辩的——很多贵人都来替罗伊希林辩护：伊拉斯谟、威利巴尔德、波伊廷格、巴塞尔的俄科兰巴留士（Oecolampadius）、罗切斯特的菲希尔主教、胡滕、穆善纳斯、黑斯、路德、梅兰克松（Melanchthon），甚至还有些高级教士，这些人如同在意大利一样，都偏袒人文学者。帝国的选帝侯、王子及53个城市都宣布他们支持罗伊希林。1514年，支持他的人们所来的信函被汇集，并以《要人们致约翰·罗伊希林的信函》（Clarorum Virorum Epistolae ad Johannem Reuchlin）之名出版。1515年，人文学者发表一本更具破坏性的书，名为《无名小卒们致科隆大学文学教授尊严的教师奥图努斯·格劳秀斯的信函》（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 ad venerabilem virum magistrum Ortuinum Gratium）。这是文学史上较大的讽刺事件之一。1516年发行的增订版十分成功，一年后又发行了续集。这本书的作家们，其中有的冒充热心的僧侣，或格劳秀斯的赞助者和罗伊希林的敌人，他们用可笑的匿名隐藏自己的身份——尼古拉·卡普里默吉斯（Nicolaus Caprimulgius，挤山羊奶者）、约翰尼斯·佩利费克斯（Johannes Pellifex，制造皮革者）、西蒙·沃斯特（Simon Wurst，腊肠）及康拉杜斯·尤克布恩克（Conradus Unckebunck）。这些作者故意用写得很坏的拉丁文模仿修道院的文体，他们抱怨“诗人”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讽刺；他们殷切地询问有关罗伊希林的上诉；同时暴露了他们荒谬的无知，及他们道德和心灵的粗鄙；他们以庄严的经院学派的形式，争论可笑的问题，为了减轻猥亵而引证《圣经》，而且无意中以秘密告解、出售赎罪券、崇拜圣物及以教皇的权威取乐——这些就是宗教改革的主题。整个德国的文学界对作者的身份感到迷惑，后来大家知道，那是穆善纳斯的一位门徒，欧福的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Crotus Rubianus）写了第一版的大部分，续集的大部分是胡滕写的。利奥十世对此极为愤怒，禁止阅读或持有这种书籍，并将罗伊希林判罪，但于1520年经过施派尔的审讯罚款后把他释放了。罗伊希林当时已65岁，精疲力竭，退回到默默无闻中，静静地消失在宗教改革的刺目强光中。

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在那次爆发后消失了。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大学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事于生存竞争的宗教改革者加强了他们的目标，专心于来世的个人救赎的宗教信仰，只留下少许的时间去研究古典文化或有关今后人类的改善。德国的人文学者因未能从希腊文学发展到希腊哲学，又徘徊于粗野的神学上的争论或比埃克哈特大师更欠成熟的“神秘主义”，从而自取败亡。他们并未留下较重要的作品，罗伊希林希望成为他的一种比黄铜更能持久的纪念碑——他编的文法与字典很快被取代和遗忘了。然而，如果路德曾经胆敢把他攻击的目标投向约翰·泰塞尔（Johann Tetzel）和教皇，如果德国的心灵没有受到人文学者从教皇绝对威权的恐怖中某种程度的解放的话，其结果如何，谁能知道？罗伊希林和穆善纳斯的信徒们在欧福是强有力的少数，路德曾在那里念过4年书。当时在人文主义中成长的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成为宗教改革的热情前锋。

伍利黑·胡滕

在路德之前的时代，德国文学上没有出现巨人，仅有大量的、令人振奋的产品而已。诗是为高声朗诵而作，所以受到朝野的欢迎。神迹和受难的戏剧继续演出，以对戏剧艺术的强烈兴趣来掩饰其粗鲁的虔诚。1450年，德国民间戏剧大都已世俗化。甚至在宗教性戏剧进行中，也有粗鲁及有时带有猥亵性的闹剧。在文学里插有风趣的幽默。那个流浪的骗子“Till Eulenspiegel”（直译为“猫头鹰镜”）一生的荣枯和诙谐在德国各处掀起了各种高潮，他那愉快的戏谑既不宽饶俗人，也不放过教士。1515年，他的冒险故事已印刷成书。文学和艺术，都一再表示僧侣与教士将被拖下地狱。每一种文体都充满讽刺。

当时最有效果的讽刺作品是布兰特的《愚人船》，没有一个人曾经预料到巴塞尔的法律及古典文学教授能有这么生动的演出。布兰特想象了一只为愚人们部署的船队（作者后来忘了，说是一条船），试想渡过海洋。一个又一个愚人昂首阔步地在场景中行走。一阶级接一阶级地忍受这位法学家作者愤怒打油诗的鞭打——农民、技工、乞丐、赌徒、守财奴、高利贷者、占星家、律师、迂腐玄学者、花花公子、哲学家、教士。具有虚荣野心的人们，懒惰的学生，贪污的商人，不诚实的职工——都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打击，而布兰特仅将他的敬意保留给了那些虔诚和正统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天命就是进入天国。这本书印刷精美，饰有显示故事中每一句带刺的话的木刻，有12种翻译本，畅销西欧各处。在当时此书拥有的读者之多，仅次于《圣经》。

布兰特对教士的攻击非常温和而轻微，但方济各会教士托马斯·墨诺（Thomas Murner）对僧侣、教士、主教及修女的攻击与讽刺比布兰特的更刻薄、更粗鲁，也更富机智。墨诺说，传教士对金钱比宗教更有兴趣；他用各种方式哄骗教友的每一分钱，然后把他搜罗的一部分钱财给予他的主教以获准蓄妾。修女秘密地做爱，子女最多的修女被选为女修道院院长。墨诺与布兰特同样忠于教会。他指责路德是一位更糊涂的人，并以动人的诗——《基督信仰的崩溃》（Von dem Untergang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悲叹基督徒信仰的低落和宗教世界逐渐加深的混乱。

如果这些深得人心的讽刺显示了即使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也轻蔑他们的教士的话，那么，胡滕的那种更激烈的讽刺则表示他已完全放弃对教会内部改革的希望，而且呼吁公开的反叛。胡滕出生于法兰哥尼亚（Franconia）一个骑士家庭，11岁时被送入富尔达修道院，家人希望他成为一名修道士。经过6年查看期之后，他于1505年逃跑了，过着流浪学生的生活，作诗、诵诗、乞讨，居无定所。他那矮小的身体因患热病几已精疲力竭。他的左腿因浮肿溃疡而时成残废。他的脾气由于病弱而动辄发怒，但黑斯觉得他“完全可爱”。有一位慈善的主教把他带到维也纳，那里的人文学者们欢迎他，但他与他们相处不来，于是前往意大利。他曾在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念书，曾向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射出了恶毒的隽语，为了生活加入入侵的德国军队。其后，在痛苦之中，他返回了德国。

在美因茨，命运给了他一个微笑：他为年轻的总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写了一首颂词，获得200个基尔德的酬谢金。阿尔布雷希特的宫廷全是人文学者，其中很多是不虔敬的自由思想者。胡滕开始向《无名小卒的信函》投稿。他遇见了伊拉斯谟，而且被这位大学者的学问、机智和魔力所迷。他因阿尔布雷希特的基尔德与他动了恻隐之心的父亲的帮助，又寻获了意大利的太阳，每到一处，便谩骂“那些伪善而腐化的神学家和僧侣们”。他从教皇的首都给克罗图斯发出一通警告：

好朋友，放弃你来访问罗马的欲望吧。你在那里所要寻求的不再找得到……你可借抢夺谋生，你可做谋杀及亵圣的事情……你可沉迷于贪欲，而否认在天的上帝。但你如只带钱来罗马，你是一位最可敬的人。美德与上帝的祝福这里是有得卖的，你甚至买得到未来犯罪的特权。然后你将会求好若狂。明达的人将变成邪恶。

他于1517年以幽默的讽刺，把洛伦佐·瓦拉讨论伪造的“君士坦丁献土”的破坏性论文新版献给利奥十世，并使这位教皇确信，其前辈教皇大多数都是暴君、强盗、勒索犯，因为他们都把来世的惩罚变成为自己的税收。这件作品到了路德的手中后，激发了他对教皇的怒气。

胡滕的很多诗里虽含有凶猛的责骂，但这些诗仍使他在德国赢得了名声。1517年，他回到纽伦堡后，受到康拉德·波伊廷格的款待。马克西米里安因这位富有的学者的建议，封胡滕为桂冠诗人。阿尔布雷希特提拔他担任外交事务，并派他远至巴黎担负重任。胡滕于1518年回到美因茨时，他发现路德所著的有关赦免的论文在德国引发了骚动，而且他一定乐于看到自己悠闲的大主教陷于不安。路德被传唤到奥格斯堡面对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和一项异端邪说的指控。这时胡滕犹豫了，他在情感上与财政上均深爱大主教，但是在他的血液中已感到战争的呼叫。于是他跃上马背，驰向奥格斯堡。

德国教会

有一种迹象显示高级教士易于接受教会的批评与评论。有些分散的无神论者，其名字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伊拉斯谟曾提及“我们中间有人思想如伊壁鸠鲁那样，以为灵魂是与肉体俱逝的”。人文学者中有些怀疑论者。有些神秘论者否认教会或教士为人与神之中间人的需要，并强调内在的宗教经验，反对仪式与圣事。到处都有韦尔多派教徒的小组织，他们否认教士与俗人的区别。在德国东部有些胡斯派信徒，他们称教皇是伪基督。在埃格尔（Eger）有两兄弟，奥格斯堡的约翰和卢英（Lewin），于1466年指责赎罪券为欺骗。威泽尔（Johan von Wesel）是欧福的教授，宣扬宿命与天选系靠神的恩典，否定赦免、圣事及向圣人祈祷，而且声明：“我轻视教皇、教会和议会，我只崇拜基督。”他被宗教审讯所判罪，于1481年死于狱中。韦塞尔（Wessel Gansfort）被误称为约翰·韦塞尔（Johan Wessel），他怀疑告解、赎罪、赦免和炼狱，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而信仰是救赎的唯一来源。这近乎路德的话。路德于1522年说：“如果我以前看过他的著作，我的敌人们也许会认为，路德完全是抄袭韦塞尔的，我们两人精神上是如此的契合。”

虽然如此，一般说来，宗教却在德国各方面都堪称兴旺，而压倒性的大多数人都持有正统信仰，而且——在他们的犯罪和醉酒之间——是虔诚的。德国家庭本身几乎就是一个教堂，母亲是这家的教义问答讲解师，而父亲则为这家的传教士。经常有祈祷，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祈祷书籍。不识字者，特备有图画，称之为“穷人用书”（Biblia pauperum），用图说明基督、圣母及圣人的故事。圣母的画像如耶稣一样多。经常吟诵《玫瑰经》。宗教裁判官施普伦格曾创办一个背诵《玫瑰经》的兄弟会。有一篇德文祈祷文是专为唯一真正受爱慕的“三位一体”而写的：《光荣归于圣母、圣父及圣子》。

有些教士同一般人一样虔诚。一定曾经有过——在恶意的喧嚷声中，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有宗教信仰的忠实牧师去制造或维持如此普及民间的虔诚。教区的传教士多半有妾或法定之妻，但德国人似乎原谅这种不洁的行为，认为是滥交的一种改良。教皇们自身，在这精力充沛的时期，难道就不曾反叛过独身主义吗？至于“正规”的教士——服从修道院规则的——很多他们的教团现在都从事于认真的自我改革。圣本笃会已决定过半修道会半世俗的生活。条顿骑士们依然品行放荡，残酷而贪婪。多米尼克会、方济各会及奥古斯丁会等修道士仍遵守其会规，并担任很多慈善的实际工作。在这次改革中最热心的是奥古斯丁会的隐士，他们原是隐居的修道士，但以后集合成会。他们以明显的忠贞遵守他们修道院誓愿的守贫、守贞及服从，而且学识渊博，足以充任德国诸大学的教席。路德决定做修道士时，即选择了该会。

对德国教士的抱怨主要是反对高级教士，反对他们的财富与利欲熏心。有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必须筹组经济和行政，以管理教会所有的广大地区。他们都是有主教法冠或削发受戒的封建领主。这些教士举止更像世俗人而非上帝的人。据说，其中数人带妾乘车参加省或联邦议会。一位饱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历史学家约翰尼斯·詹森（Johannes Janssen），在宗教改革的前夕综合了当时德国教会的恶习：

虔敬的挚爱与世俗的贪婪，及虔诚的弃绝与无神的自助的对比，很显然地表现在社会其他阶层与教士阶层之间。在教士的上帝和宗教布道及灵魂照顾之中，太多的事务完全被忽略了。贪婪，这时代易犯的罪恶，出现在教士的各会及各级中，他们渴望增加所有的租金和收入，税收与额外津贴至最大限度。德国教会在基督教世界里是最富有的。据估计，差不多德国1/3的地产是在教会的手中——它使教会当局经常想法增加他们财产的事变得更不可恕。在许多城市里，教会建筑物和慈善机构占去了土地的更大部分。在僧侣团自身之内，在收入方面也有最显著的对照。各教区的低级教士，其仅有的微薄薪水来自许多不稳定的什一税，他们时常为穷困所迫——如果不为贪婪所诱——去做一些与他们身份甚不相称的交易，这使他们暴露于教区内居民的轻视之下。另一方面，高级教士却享受多到用不完的财富，其中很多人毫无顾忌地以如此令人不快的态度炫示，以致激起人民的愤恨、上层阶级的忌妒及一切严肃人士的藐视……很多地方发出抱怨，反对圣事的图利的滥用……反对经常把巨额的金钱送到罗马，这是教士任职的第一年薪俸和封嘴的贿赂。一种对意大利人充满仇恨的情绪逐步开始得势，即使像总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这种神圣教会真正子孙的人。他于1496年9月9日写道：“意大利人应用其服务酬劳德国人，而不应当以经常勒索金钱而耗尽僧侣团体。”

如果教皇不自负、勒索的话，德国也许会原谅其主教的世俗欲望。由于德国民族主义精神逐渐增强，他们愤恨教皇的擅权——即如无教皇的认可，连皇帝职位也是不合法的，且任意迫使皇帝和国王下台。世俗与教会当局之间，在有圣俸的委派、民事与主教法庭司法权的重叠及教士几乎享有一切民法的豁免等方面持续冲突。德国的贵族们以烦闷的心情对教会的财产虎视眈眈，而商人认为各修道院的免税要求，是和他们在制造和贸易上竞争。这一阶段的斗争更多是物质利害关系，而非神学歧见。另一个教会历史学家报告如下：

德国人一般的意见是：罗马教廷对征税所施加的压力已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们一再抱怨大法官的法庭税，领受圣职的第一年薪俸费……及圣职授任费等的过分提高或非法扩张。极多的新赦罪未经当地主教的同意而宣布，而且为了十字军名义屡征的什一税改为其他用途。甚至对献身于教会及罗马教廷人士也时常声称，德国对罗马的不满，从财政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有充分理由的。

1457年，马丁·梅耶（Martin Meyer）——美因茨总主教迪特里赫的财务秘书，向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怒气冲冲地反复陈述德国遭受罗马教廷不公正的对待：

高级教士的选举经常无故拖延，而且各种圣俸与高位均为红衣主教和教皇的秘书而保留。红衣主教皮科洛米尼本人在德国的三省内以一种非常和未曾听说的方式，被核准保有一般预留地。有无数继承权 [1] 的事情要商讨，任圣职第一年薪俸及其他税被征得很急，而且不许拖延，据知所勒索的税超过应征的总数。主教职权的赐予不是给最有才能者而是给最高的出价者。为了搜刮金钱，每日发布新的赦罪和征收战争什一税，均未获得德国高级教士的同意。应由国内处理的诉讼很仓促地就被转移到宗教法庭。德国人一直被视为富裕而愚蠢的野人，而以各种狡诈的手段逐渐消耗其金钱……多年来德国一直睡在尘埃中，悲叹其贫困和苦命。但现在她的贵人们已从梦中醒来，他们决定要摆脱这种束缚，并要恢复其固有的自由。

1458年，皮科洛米尼红衣主教成为庇护二世时，公然反抗这个挑战。他要求迪尔（Diether von Isenburg）付出2.05万基尔德之后，才确立他为1459年的美因茨下届总主教。迪尔拒付这笔款项，指控这数目超过以往所有的先例。庇护把他逐出教会。迪尔置此禁令于不顾，而且有数位德国王侯支持他。迪尔聘用纽伦堡的法学家格雷戈尔·亨堡（Gregor Heimburg）唤起公众情绪以赋予议会高于教皇的职权。亨堡到法国游说对教皇采取一致行动。有一段时间北方国家似已不再效忠罗马。但教皇代理人陆续脱离迪尔联盟的运动，而庇护指派拿骚的阿道夫接替他。于是两位大主教的军队打了个伤亡惨重的战役。迪尔败了，他向德国各领袖提出警告，除非他们团结，否则他们会不断地受压迫。这个宣言是古登堡印刷的第一批文件之一。

德国的不满并没有因教皇的胜利而平息。1500年大赦年狂欢节，大量的金钱由德国运入罗马后，奥格斯堡的议会要求那部分金钱应退还给德国。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埋怨说，教皇在德国所征的税收比他本人向德国征收的多100倍。1510年，他同尤里乌斯二世作战时，指示人文学者温菲林格草拟一份德国的苦况和教皇政治的对照。有一段时间他曾想提议德国教会与罗马分离，但温菲林格劝阻了他，因为他无法预期各王侯的坚定支持。然而这时代的一切经济发展都为路德准备好了。一种物质利益的分歧终于使德国的宗教改革对抗以阿尔卑斯山的黄金来支持诗与艺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民间反教士运动热诚地团结起来进行。一位诚实的牧师说：“仇恨教会与教士的革命精神已掌握德国各部分的群众……‘传教士，你们去死吧！’这很早就已秘密流传的呼声现在已成为口号。”民众的仇恨非常激烈，以至宗教审判所在德国不敢判定任何人的罪状。随后在西班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暴烈的宣传小册攻击德国教会，并不如攻击罗马教廷那般厉害。有些僧侣和传教士加入攻击的行列，而且鼓动其会众反对高级教士的奢侈。参加1500年的大赦年归来的朝圣客给德国带回了一种耸人听闻的——时常是言过其实的——有关教皇的不道德、教皇的恶毒、红衣主教的作威作福及有关他们的异教精神和贪污的故事。很多德国人应誓说，因为他们的祖先曾于476年摧毁了罗马的权力，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再次粉碎那种暴政。其他的人回忆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沙受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侮辱，认为报仇的时间已经成熟。1521年，教廷大使阿林德（Aleander）警告利奥十世，反对教会的暴动叛乱即将来临，他说，5年前他从很多德国人口中听到，他们只是等待“某位傻瓜”发出攻击罗马的命令。

在数世纪的封锁与镇压后，数以千计的因素与影响——教会的、理智的、感情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汇成了一股自野蛮人征服罗马以来把欧洲投入最大变动之中的旋风。教皇职权因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教会的分裂而衰微；修道院纪律和教士独身的崩溃；高级教士的奢侈，罗马教廷的腐化，教皇的世俗活动；亚历山大六世的风流，尤里乌斯二世的好战，利奥十世的不负责任及逸乐；兜售圣物及贩卖赎罪券；在十字军和土耳其战役中穆斯林战胜基督王国的事实；普遍非基督信仰的认识；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流入；斯科特的非理性论和奥卡姆的怀疑论，经院哲学的崩溃；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实施改革的失败；异教古物及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文学与教育的推广；《圣经》的翻译与阅读；圣徒们的俭朴和贫穷与教会隆重的仪式及财富成为新的现世对照；德国与英国的经济独立和逐渐增长的财富；中产阶级对教会的束缚和要求而引起的愤恨的加深；反抗金钱流入罗马；法律与政府的脱离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和君主权力的强化；本国语言和文学国家化的影响；韦尔多、威克利夫及胡斯三教派的遗产的发酵；神秘主义者要求较少仪式，更多个人、内在及直接的宗教：这一切因素汇合成一股强力激流，将会击破中世纪的风俗，松动一切标准及束缚，把欧洲粉碎成多种国家和教派，扫除更多的传统信仰的约束，结束基督教统治欧洲人精神生活的端倪似已显现。

[1] 圣职圣俸的“继承权”（expectancy），是预期原任者将死或将有调动，而先行许诺新的任命。在主教死后与继任人选出之前，教区的收入全归罗马教廷所有，这项规矩常是新任命延迟的原因。

第二部　宗教改革

老克拉纳赫创作的《路德肖像》。路德写下了攻击各种天主教谬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呼唤了宗教改革的到来。

第一章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1524）

台彻尔

1517年3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颁行历史上最有名的赦罪状。这位教皇虽然把文艺复兴的许多成果与精神带进罗马，但宗教改革仍在他任内爆发了。利奥原为“慷慨者”洛伦佐之子，现为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美第奇家族曾经孕育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利奥本人则为学者、诗人，也是十足的绅士；他仁慈而宽厚，喜爱古典文学和精致的艺术品；在道德沦落的环境里，他操行端正；他的本性倾向活泼愉快却不逾规矩。他为一个世纪以来荒凉贫瘠的城市，带来了欢乐的榜样。除了他的肤浅外，他所有的过错都是肤浅的。他太不区分其家族和教堂的财产，而浪费大量的钱在一些有问题的诗篇和战争上。他像一般人一样宽容，欣赏伊拉斯谟讽刺教会的《愚行颂》，有时候也例外地拒绝批准一些措施，如允许文艺复兴的教会给予那些通常用拉丁语向少数受教育者发表演说的哲学家、诗人和学者们以相当的自由，却不顾及具有坚定信仰的群众。

身为银行家的儿子，利奥习惯于挥霍金钱，尤其是为别人。他继承了尤里乌斯二世的大笔教皇基金，却在去世前挥霍净尽。也许他并不太关心尤里乌斯已动工的大教堂，而只关心旧圣彼得教堂的失修，大笔资金已倾注于新教堂，而让那宏大的事业失败，对教会将是一个耻辱。也许带着几分勉强，1517年，他对所有愿意捐款以完成大神龛的人提供赦罪状。英格兰、德国、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的统治者，抗议他们国家资财的逐渐被消耗，他们国家的经济由于再三供给罗马而陷于困扰。不过，对较有威势的国王，利奥考虑得周到些，他同意将在英格兰募款所得的1/4，给亨利八世；贷款17.5万杜卡特给查理一世，即后来的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以抵消他可能在西班牙的募集款额；他也允许弗朗索瓦一世保留一部分在法兰西的募款所得。德国受到的优惠待遇较少，因为没有强大的君主政府来和教皇讨价还价，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分配到为数不多的3000杜卡特进款。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为付钱给教皇，使之授其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而向富格尔贷款；现在富格尔从募款中取回2万金币，以抵贷款额。很不幸，美因茨从1504年至1514年的十年间，大主教的位置三次更迭，有两次为了使罗马教皇批准授予大主教之职而付庞大的款项，阿尔布雷希特为避免第三次的付款而向富格尔贷款。现在，利奥同意让这位年轻的大主教全权支配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和美因茨的赦罪状。富格尔的一位代理人，陪伴着阿尔布雷希特的每一位教士，核对收支的情形，并保管基金保险箱的钥匙。

阿尔布雷希特的主要代理人为台彻尔（Johann Tetzel），是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一位很有技巧而具美名的募款者。从1500年起，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赦罪状。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他通常接受地方教士的帮忙：当他进入城镇时，教士、地方官员和虔诚的信徒们，以旗帜、蜡烛和颂歌迎接他。他将教皇的赦罪训谕放在金黄色绒布垫上，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风琴声也四处洋溢。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里，台彻尔把“完全赦罪状”颁给那些肯虔诚地忏悔，并会按他们自己财富的多寡，酌情捐献修建新圣彼得教堂的人。台彻尔的赦罪辞如下：

愿主耶稣降福于你，并以其在十字架上受苦难的神圣事迹，来赦免你的罪。我以主耶稣的名，借着使徒彼得和保罗及最神圣的教皇，赐予我在此地区为各位赦罪。首先赦免受教士责难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次赦免犯罪、犯规或过分无节制的人，不论他的过错多大。甚至赦免已提交罗马教廷的人，只要是罗马教会之匙所达之处，我都可以赦免你该在炼狱接受的惩罚；同时，我可以恢复你在教会的圣餐……恢复你在受洗时所拥有的清白纯洁。所以，当你死时，惩罚之门将会关闭，而快乐的天堂之门，将为你敞开。而若你不至于在目前去世，这些恩宠仍会完全地保留，直至你撒手人寰。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这种对教徒冠冕堂皇的交易，即在教徒未去世前可以受赦免的观念，和罗马教会赦罪状的观念是相同的。当捐款者为一个在炼狱中的灵魂请求赦罪状时，台彻尔便引申大主教的训谕。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称：

毫无疑问，台彻尔按照他认为是他的绝对权威的训谕而做的宣称是——基督教教条只要捐钱，就可以为死者赦罪，而不需要考虑到悔过和忏悔的问题。按照前面台彻尔所作的赦罪辞的说法，他还认为赦罪状可用于任何人，决不失效。从他这些论调看来，他的教条实际上只是一种冷酷的格言，“当保险箱中的金钱响时，炼狱之火中的灵魂就会跃出”。教皇赦罪状的训谕，毫不认可这种主张。那只是含糊的经院哲学的说法……并非罗马教会的任何教旨。

一位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的教士迈康尼乌斯（Myconius），也许对多米尼克教派怀有敌意，他听到台彻尔的所作所为后，评论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无知的教士居然这样传道。他莫名其妙地说，一个人故意去犯的罪过，也可以获得赦免。他说，教皇比所有的使徒、天使、先知，甚至圣母玛利亚都有权威；因为这些人全都从属于基督，而教皇则与基督处于平等的地位。”也许这是夸大其词，但目击者会有这样的描述，也可以间接表明台彻尔引起的反感。有一类似对台彻尔怀有敌意的谣言，被怀疑是马丁·路德所讲的，谣言称台彻尔在哈雷（Halle）说：任何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一个男人侵犯到圣母，赦罪状也可以赦免其罪过。哈雷市的市民和教会，可以证明台彻尔并没有说过这种话。他是热心的推销员，但还不至于太昧良心。

台彻尔若不是因为太靠近“智者”腓特烈这位萨克森选帝侯的土地的话，他就不会在历史上留名了。腓特烈是一位虔诚而谨慎的统治者。理论上他不反对赦罪状。他曾经收集1.9万件圣物古董，放在维滕堡的城堡教堂里。他也曾计划买赦罪状，以增加这些古董的崇高性。他曾经得到捐助建造托尔高（Torgau）一座桥梁的赦罪款，也曾安排台彻尔广为宣传教皇赦罪状的益处。无论如何，他于1501年扣留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笔赦罪捐款，那是萨克森选帝侯为十字军东征土耳其人而募集的。腓特烈声称，若十字军真要东征的话，他会发放这笔款项。事实上，并未如此，“智者”腓特烈将这笔款项用于维滕堡大学。现在，由于不愿意让萨克森钱币再流出，同时也可能是不满台彻尔过分的传道，他禁止在其领土内进行1517年赦罪状的传道。但台彻尔太靠近边境了，致使维滕堡的人们仍然越过国境去买赦罪状。有些买主把教皇的赦罪训谕拿去给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要求他证明赦罪状的效力。马丁·路德拒绝了。这件事传到台彻尔的耳中，他公开指责马丁·路德。于是，台彻尔之名便永留青史了。

台彻尔低估了这位教授的刚强个性。马丁·路德很快地把他的95条拉丁文论纲编撰成书，题名为《为澄清赦罪状权威的争辩》（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他并未考虑到他的见解含有异端，也未曾想到他人会认定如此。无论如何，马丁·路德仍是热衷的天主教徒，他从没有推翻罗马教会的想法。他的目的只是在驳斥赦罪状的过分传道，及为纠正那些滥用。他认为赦罪状的滥发和买卖行为，削弱了犯罪后的忏悔心理，使罪恶变成可以在拍卖台上出售解决的芝麻小事。他并不否认教皇“权力之匙”可以宽恕人的过错。他承认教皇有权授权给教士们，由他们来宽恕忏悔者当世的过错。但是，按马丁·路德的看法，教皇没有权力赦免炼狱中的灵魂，也没有权力减少炼狱中受刑的期限，因为那是超越坟墓以外之事，并不能靠教皇的“权力之匙”，而是靠教皇代祷的影响，而这代祷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蒙上帝的垂听。还有一点，马丁·路德争论的，即所有基督徒都能自然地享有基督和圣者们的功绩，甚至没有教皇授予的赦罪状也能享有。对过分的传道，教皇所应负的责任，马丁·路德予以宽恕了，但他狡猾地补充道：“这些过分的传道，甚至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挽回教皇应受的尊敬，因为回答一般世俗人刻薄的一句问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俗人会问道：‘假使教皇为了建造教堂，而拯救一部分的人，为什么教皇不因为神圣的爱心和炼狱中灵魂的极度需要，而拯救所有炼狱中的灵魂？’”

1517年10月31日中午，马丁·路德把他的辩论提纲张贴到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每年11月1日万圣节时，萨克森选帝侯把他收集的古董陈列在此，总会有一大群的观众。公开宣读论文，由赞助人员帮忙抵御挑战者，这是中古世纪大学的旧风俗。被马丁·路德用以张贴文告的大门，平时是学术公告栏。在论纲正文之前，马丁·路德还附上一段谦虚的邀请文：

由于对真理的热爱及希望将真理明朗化，下列诸问题，将在维滕堡讨论，由可敬的神父马丁·路德担任主席。他是艺术与神学硕士，奥尔迪纳利（Ordinary）的讲师。因此，他要求无法参加口头辩论的人，可由通信的方法，提出问题辩论。

为使这些论文广泛地为人了解，马丁·路德将之译成德文，流传于民间。以一股特有的勇气，他把一份论纲的抄本送给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于是，宗教革命以谦和、虔诚、不知不觉的方式开始了。

马丁·路德的诞生

在一个3000人口的小市镇里，有什么遗传和环境因素，可以将一个浑浑噩噩的教士塑造成宗教改革的巨人呢？

马丁·路德的父亲汉斯（Hans）是一位严格、粗壮、脾气大的反圣职者，母亲是一位胆小、柔顺、笃信祈祷的妇女，他们都节俭而勤奋。汉斯原为默拉（Möhra）的农夫，后为曼斯菲尔德（Mansfeld）的矿工。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诞生于艾斯莱本（Eisleben）。他有6位弟妹。他的父母亲都认为教鞭具有魔力，可以教出好孩子。马丁·路德说，曾有一次因为他父亲打得他太厉害了，父子有段时间像敌人一样；另外有一次，因为偷了一个果子，马丁·路德被他的母亲鞭打至出血。后来，马丁·路德自己认为：“如此严酷的生活，是我后来当教士、避入修道院的原因。”父母传给他的“神之形象”，反映着他父母的脾气：一位严厉的父亲，严格地判断事情，苛刻地要求毫无趣味的道德，要求立即抵罪，结果几乎所有人类，都被他诅咒下地狱。他的双亲都相信女巫、小妖精、天使和恶魔，马丁·路德也终生带着这些迷信。在家庭的严格管教下，恐怖性的信仰形成了马丁·路德信条的一部分。

在曼斯菲尔德就学期间，更多的教鞭和教义问答等着他。曾经因为一个名词的误用，他在一天之中被鞭打15次。13岁时，马格德堡的一位教会弟兄，带他上一所中级学校。14岁时，转学至爱森纳赫的圣乔治学校，在科达太太舒适的房子里，过了3年比较愉快的寄宿生活。以后，马丁·路德从没有忘记她说的：对于男人而言，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善良女子的爱更为珍贵的。这对他是一项很大的恩赐，使他42年的岁月能够过得很成功。在这个较健全的环境里，他培养了年轻人自然可爱的气质——健康、愉快、随和、坦率。他歌唱得很好，还会弹维忽拉。

1501年，他的父亲送他到爱尔福特（Erfurt）就读大学。课程主要是神学与哲学，属于经院哲学派的理论。因为奥卡姆的《唯名论》是在此地成名的，所以，马丁·路德很可能曾经看到过奥卡姆提到的教皇和议会可能犯错的理论。他发现各种经院哲学的理论彼此常互相矛盾，曾经向他的一位朋友，说到他自己的哲学“不必一定学习旧有的一些滥调”。在爱尔福特，还有一些较不知名的人文主义学者，马丁·路德也稍微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当这些学者发现马丁·路德正热心研究另一门学问时，都不予以注意。他曾经学过一点希腊文，也稍微懂一点点希伯来文，但主修的还是拉丁古典文学。1505年，他获得文学硕士。他那位引他为荣的父亲，送他一本豪华版的《实体法》（Corpus Iuris），作为毕业礼物。马丁·路德又进修研究法律时，这位父亲非常高兴。但两个月以后，这位22岁的青年突然决定当修士，使他父亲大为沮丧。

这项决定反映出他个性上的矛盾。他开始有了性的冲动，他也看到人生充满了很多正常的冲动，但学校和家庭灌输给他的观念，是“人生而有罪”，触犯了全能而且有权惩罚人类的上帝。他的正常冲动和他的信仰，似乎在言行上从不一致。可以猜想，当他经历一般人常有的自淫和青春期的幻想时，他没办法接受这是人类生长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视之为撒旦欲陷人于万劫不复之地。对上帝的概念，他接受到的，似乎没有一点慈爱的成分。在他看来，圣母玛利亚慈祥和蔼的影像，在上述恐怖性的神学里，是无足轻重的，而耶稣也并非对圣母唯命是从的儿子。常画于教堂的《最后的审判》中的耶稣，就是以炼狱的火焰来威胁犯罪者的基督。对地狱的反复想象，使他的心里充满了宗教的忧郁色彩，忘记了生活的乐趣。有一天，他离开父亲家、回爱尔福特时（1505年7月），遇到一阵可怕的暴风雨。闪电在他四周闪亮，并击倒了附近的一棵树。这些景象在马丁·路德看来，好像是上帝在警告他：除非他的思想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否则死亡会使他来不及忏悔就堕入地狱。何处可以让他过被拯救的奉献生活呢？除了可以隔开外界、肉欲和魔鬼的围墙及苦行生活的地方外，并无他处了，换句话说，也只有修道院一处了。他对圣安妮发誓：若能幸免于这次的暴风雨，他即将献身为修士。

爱尔福特有20所修道院。他选择一所以奉行修士规则闻名的属于奥古斯丁派隐修士的修道院。他召集朋友们一起吃喝、唱歌。他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了，明天起，他就要在修道院当见习修士。他谦卑地去做最卑微的工作。他像是在自我催眠一样地重复背诵祈祷文，他把自己关在没有热气的小寝室里受冻，他也绝食并鞭打自己，希望能借此将体内的魔鬼驱出。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修士，严格地力行我的规条……若曾经有修士因为过修道院的生活，而获升天堂的话，那么我也一定可以升天堂……如果这种修行生活，需要久一点的话，我也要以反省、祈祷、阅读或做其他工作来使自己受苦，直至死亡。”有一次，好几天大家都未见到他，朋友们闯进屋子里，才发现他已经昏倒在地上。他们带来了一把维忽拉，一个朋友弹奏，他才醒来，向大家道谢。1506年9月，他立下重誓：要坚守贫穷、贞节和服从。1507年5月，他被任命为修士。

他的同修教士们，都友善地忠告他。有一位教士还向他保证：基督的慈爱已经为人类的原罪忏悔了，并为被赦罪的人们打开了天堂之门。马丁·路德阅读了一些德国的神秘论著，尤其是陶勒所作的，使他对沟通带有原罪的人类与正义、万能的上帝之间，有了希望。接着，约翰·胡斯写的一篇论文落到他手中，对教条的怀疑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困惑，他怀疑道：“一个能写如此具有基督教精神并大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被处火刑……我将书合上，带着满腔的疑问走开。”奥古斯丁教团的地区主教约翰·司塔匹兹（Johann von Staupitz），慈父般地关心这位烦恼的教士，命令他放弃苦修主义，改以精读《圣经》和圣奥古斯丁的书。从送给马丁·路德一本拉丁文《圣经》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主教们对他的关怀。因为拉丁文《圣经》对个人而言，是稀有的财产。

1508年或1509年某日，马丁·路德被圣保罗给罗马教会书信中的一句话所震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些话逐渐使他相信人是可以“称义”的——行义便可免入地狱——而非靠善行，善行决不足以赎罪，而是要完全地相信基督，以相信基督为世人所受的苦难。在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马丁·路德发现了另一个观念——预定论——这或许恢复了他的恐惧，即甚至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命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要堕入地狱，按照神的意愿而拣选出来的选民，因为基督的神圣牺牲而得以救赎。由于那种荒谬的理论，使他又逃回到他原来的信念——因信得救。

1508年，经司塔匹兹的介绍，马丁·路德转入维滕堡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先当逻辑学和物理学的讲师，后任神学教授。维滕堡为“智者”腓特烈王的北部都会，住宅很少。当时的人称此地为“贫穷、不重要的城市，只有一些小而古老、丑陋的木屋”。马丁·路德形容此地的居民为“极度酗酒、粗野，狂闹”。他们以当萨克森的豪饮者为荣，萨克森是全德国酒徒最多的省份。马丁·路德曾说：向东一英里之处，文明即告终止，开始为野蛮之地。而马丁·路德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此地，一直到他临终之日。

1510年10月，马丁·路德已经是一位模范教士了。他和另一位教士，为了奥古斯丁教派的某些秘密任务，被遣送到罗马。看到罗马城市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虔诚的肃然起敬，他俯下身来，举起双手，叫道：“向您致敬！噢！神圣的罗马！”马丁·路德游遍了所有圣迹，在每处圣物遗迹前，他都毕恭毕敬地行礼。他跪着爬越斯卡拉·桑塔山（Scala Santa），又访问了20所教堂，这些使他赚到很多张赦罪状，令他几乎希望自己的父母已死，好让他利用这些赦罪状，将他们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也到罗马议坛（Roman Forum）参观，但很显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及其他上百位艺术家，正开始创作并装点罗马的文艺复兴艺术，并未使他感动。在他游历罗马以后的数年之间，他对罗马教士的俗气及对当时流行于圣城罗马的不道德行为的批评，并未保留下来。但是，10年以后，他时常在茶余饭后缅怀过往，将1510年的罗马描写为“令人憎厌的地方”，将教皇描述为比异教教主还差劲的人，将教皇宫殿描写为“以12位裸女陪伴进晚餐”的地方。他之所以有这些批评，很可能是因为他并无门路闯入较高阶级的教士圈内，对这个圈内已确定的并不苛刻的道德观念，他没有直接的认识。

1511年2月，马丁·路德回到维滕堡，在教育界他很快地被提升了，并被晋升为省区总教士。他开《圣经》课，又经常在教堂传教，非常勤勉而虔敬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说：

他所写的公函，对彷徨无主的人有深刻的感召力量，对堕落的人有温厚的同情心。这些信件表现的是深刻的宗教情操，很少有实用意义。1516年，鼠疫殃及维滕堡，他仍然很勇敢地忠于职守，不顾朋友们的关切，决不放弃其职务。

1512年至1517年，他对宗教的观念，渐与罗马教会的正规教条背离。他开始用“我们的神学”，以示区别于他在爱尔福特所学的。1515年，他把世间的伤风败俗归之于教士，教士告诉人们太多人自己所发明的格言、寓言，而非上帝的《圣经》所有。1516年，他发现一本佚名的德文手抄本《圣经》，作者那种不可思议的虔诚，更支持了他对“靠信仰获救”的看法。他把这本手抄本《圣经》刊印发行，书名为《德国神学》（Deutsche Theologie）。他指责赦罪状的传教士，剥夺无知的可怜人的利益。在他的私函里，他开始认为圣约翰的伪基督说法，与教皇的行径是一致的。1517年7月，他应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之邀，在德累斯顿传教，他因为“只要接受基督的事迹，即能使相信之人获救”的说法而争论。乔治公爵抱怨如此强调信心重于美德，“只会使人们狂妄，不守正规”。3个月后，这位胆大无顾忌的教士马丁·路德，开始向世界挑战，开始为那贴在维滕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辩论。

宗教改革的形成

克拉那赫1520年的木刻画，可以说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写照：一位中等身材受过戒的教士，稍微瘦长，有一双流露出坚忍意志的大眼睛、大鼻子和果决的下颌，脸部并无喜争好斗的样子，而是很平静地表现着他的勇气和个性。马丁·路德撰写那些论辩，是一种诚实的愤怒，而非内容空洞的无耻妄为。地方主教看那些论辩并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所以只是劝他一段时间内不要再写。马丁·路德最初也被自己引起的风波吓着了。1518年5月，他告诉司塔匹兹，他真正的用意只是希望过一种安静的退隐生活。他欺骗了自己，他是喜欢与人相争的。

马丁·路德的论纲变成了德国知识界的谈资。成千的人正等待着这种抗议，在发现了这种抗议之声时，几代以来郁积胸中反抗教会的心情，全都振奋了。赦罪状的售卖稍敛形迹。然而很多拥护售卖赦罪状的人，纷纷起而应付这场挑战。台彻尔本人和几个专业的襄助人员，于1517年12月，写了《一百零六条驳论》（One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作为答辩。没有让步和歉意的表示，只是“偶尔对稍有不一致的神学意见表示不妥协，甚至予以教条式的制裁”。这些论辩传到维滕堡时，被沿街叫卖的小贩拿去兜售，一些大学生把小贩包围了，把他800份的论辩刊物在街头付之一炬——这是马丁·路德既高兴又不赞成的行为。在他回答台彻尔的《论赦罪状与上帝的恩典》（A 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一文中，有句富于挑战意味的话：“假使因为我说的道理使某些人的钱包受到影响，而称我为异教分子的话，我不在乎这些人的咆哮，因为只是那些不懂《圣经》的人这么说而已。”科隆的胡格斯特拉腾猛烈抨击马丁·路德，建议将马丁·路德在火刑柱上烧死。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副校长琼汉·埃克于1518年3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奥贝利西》（Obelisci），他在书中指责马丁·路德散布“波希米亚人的毒素”，并指责马丁·路德破坏教会规则。在罗马，教皇的文学作品检查员西尔维斯特·普列尔阿斯（Sylvester Prierias），发表谈话称：“要维持教皇的至高权力，在处理赦罪状时，不只是要完全避免夸大其词，尤其要伸张他的学说到不接受赦罪状的角落。”

1518年4月，马丁·路德以拉丁文小册子《解答》（Resolutiones）还击。他将抄本送给地区主教和罗马教皇——向他们强调他承认罗马教会的正统性及愿意归顺之意。在正文中，马丁·路德很漂亮地数说了利奥十世：

虽然在罗马教会有很多博学和高贵之士，但我们的时代有许多不适切之处，所以即使他们……也无法挽救罗马教会……现在，我们有了最好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的廉正与学识，使所有善良的人都觉得欣喜。但是，处于如此纷乱的事务中，这位最好的人，能单独做什么呢？他应该是统治一个较好的时代才对。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只应该有像尤里乌斯二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教皇。是的，罗马本身现在正嘲笑着这些好人。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有哪个地方比罗马——道道地地的巴比伦——更能自由地嘲笑这最好的主教呢？

对利奥，马丁·路德坦诚表示出一种罕有的谦逊：

最受祝福的神父，我愿以我及我所有的一切，俯卧在陛下的脚边。在陛下看来，我的意见，也许是鼓舞，也许是伤害，或是呼唤、召回、赞成、谴责。不过，我还是承认您的话就是基督的话，依您而存，并以您的话为依归。假使我罪应受死，我将绝不拒绝。

虽然马丁·路德有以上这些表示，但是利奥的顾问们，还是注意到《解答》这本小册子肯定全体基督教会会议比教皇重要，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圣迹和朝圣者的旅程，否认基督教圣者的各种事迹，并排斥3个世纪以来教皇为赦罪状增加的理论和作为。而以上这些是教皇的主要收入来源，利奥对慈善事业、娱乐、战争，及罗马教会的行政和建筑计划的经费，已经穷于应付。这位遭到非难的教皇，起先还把马丁·路德引起的争论当作教士之间的短暂的争吵而置之不理，现在开始要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于1518年7月7日，召马丁·路德入罗马。

马丁·路德面临一项重要的抉择。这位和蔼可亲的教皇是否会善待他？他发现自己很可能会被以礼貌的方式封住嘴，然后让他在罗马修道院里埋没，现在赞许他的人，很快就会将他遗忘了。于是，他写信给腓特烈选帝侯的教士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提出：德国的王侯应该要保护他的市民，避免被强迫引渡到意大利。腓特烈同意了。他对马丁·路德存有高度敬意，因为马丁·路德曾经使维滕堡大学兴盛起来。除此之外，马克斯国王（Emperor Max）视马丁·路德为对抗罗马的外交上的王牌，因此，他嘱咐腓特烈“小心照顾那位教士”。

正在此时，马克斯国王在奥格斯堡市（Augsburg）召开帝国会议，讨论应教皇的请求，向德国人民征税，以支援另一个抵抗土耳其人的新十字军。按利奥教皇的提议，教士征所得的1/10，一般百姓征所得的1/12，同时每50户供给一位壮丁。帝国会议拒绝了。相反，它很坚定地重述苦况，正提供了马丁·路德成功的背景。帝国会议向教皇的使节指出：德国已经经常纳税资助各种社会救援运动，可是只见到这些钱被用到教皇的其他用途上；因此，人民必会强烈地反对再汇款给意大利；教士第一年的收入（以前须献于教皇）、坚信礼费及诉讼规费等，这些送到罗马的金额，已经是一项难以忍受的负担；而且那些德国教士的薪俸，像分红利一样被送给意大利教士。一位帝国会议的代表称：如此勇敢地拒绝教皇的要求，是日耳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马克西米里安注意到了王侯们的背叛心理，他写信给罗马教皇，忠告他小心对待马丁·路德，要以妥协合作的方式镇压异端分子。

利奥不得不采用仁慈宽大的方式。的确，新教的历史学家把宗教改革的成功归之于教皇的温和。利奥将召马丁·路德入罗马的命令搁置一旁，代之以命令他到奥格斯堡市见卡耶斯坦大主教，回答别人对他不守纪律和异端的控告。他还告诫他的使节，只要马丁·路德有让步、归顺之意，就完全原谅他，否则就要由地方当局将他遣送罗马。大约同时，利奥宣布要送给虔诚的腓特烈一项他所渴望已久的荣誉——金玫瑰（Golden Rose）——那是教皇赠予地区统治者的最高恩宠。很可能利奥现在支持腓特烈为帝国王位的继承者。

1518年10月12日至14日，马丁·路德在帝国卫队的保护下，在奥格斯堡见到卡耶斯坦大主教，这位大主教是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生活足以为人典范，但他误解了他此行的任务是判决而非外交。当他了解事情的原委，那主要是教会的纪律和规则的一个问题：一位教士应该被允许公然批评他曾经立誓服从的上级教士，并提倡被教会谴责的见解吗？卡耶斯坦大主教拒绝讨论马丁·路德提出见解的是非，他要求马丁·路德撤回见解，并发誓不再干扰教会的宁静。对方都失去耐心。马丁·路德毫无悔过之意地返回维滕堡。卡耶斯坦要求腓特烈将马丁·路德遣送罗马，为腓特烈所拒。马丁·路德回到维滕堡后，将这次的会谈栩栩如生地写成一篇报告，传遍整个德国。他写信给朋友文泽尔·林克（Wenzel Link）时，又附加：“我把我的小作品送给你，你可以看看是否我的假设不对。我的假设是，按照保罗所说的，真正的伪基督教控制了罗马教廷。我认为他比任何土耳其人还糟糕。”马丁·路德写给乔治公爵的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中，写道：“宗教的和世俗的阶级都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他第一次用“改革”一词，为他的反叛行为加上了历史性的名称。

利奥继续努力于双方的和解。1518年11月9日，他颁布训谕，否认有关赦罪状的一些极端的声明；承认赦罪状既不能赦免罪恶，也不能赦免过错，只是用以赦免教会给的世俗惩罚；至于解救炼狱中受苦的人们，教皇的权力，也只限于祈祷，祈求上帝将基督和圣人们的功绩，恩赐给已死的灵魂。11月28日，马丁·路德提出改革教皇和基督教大会的审判的要求。同月，利奥即委派罗马一位社会阶级稍低的年轻高贵的撒克逊人，卡尔·米尔蒂兹（Karl von Miltitz），携带金玫瑰给腓特烈，要他对那“撒旦的儿子”马丁·路德，做私下的努力，希望能使他回心转意。

卡尔·米尔蒂兹抵达德国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德国几乎半个国家都公开地仇视罗马教廷。他在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五位朋友之中，有三位赞同马丁·路德。萨克森这种反教皇的情绪如此高昂，他作为教皇使者没有机会影响众人。1519年1月3日，他和马丁·路德在阿尔登堡（Altenburg）会面，他发现马丁·路德更坦然地据理力争，而非惧怕罗马教会。或许此时的马丁·路德，正急于维护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他宽大地做了几项让步：若对方保持沉默的话，他也将保持沉默；写一封表示归顺之意的信给教皇；公开承认向圣者祈祷的功用和炼狱的真实性，并承认赦罪状能赦免依照教规所给的惩罚；劝告一般人安心地归顺罗马教会；同时，愿将争论的内容提交德国一些立场中立、不偏袒的主教们审议。卡尔·米尔蒂兹高兴之余，又跑到莱比锡，召见台彻尔，谴责台彻尔的过分、虚假及随便引用教皇的训谕，并将台彻尔免职。台彻尔退隐到他的修道院后不久，即于1519年8月11日逝世。台彻尔临死之时，他接到马丁·路德给他的一封友善的信，信中向他保证——售卖赦罪状仅仅是这场纷争的偶然巧合，而不是一个原因，“这一场争端，并未因此而开始，只是这个小孩，另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而已”。3月3日，马丁·路德即写信给教皇，表示完全归顺之意。3月29日，教皇很友善地回了信，邀请他到罗马忏悔，并愿意付给他旅费。但是，马丁·路德固有的矛盾心理，使他在3月13日写信给乔治·斯巴拉丁时称：“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教皇究竟是伪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还是留在维滕堡比较安全。

很显然，维滕堡的教职员、学生和民众们都赞同他的主张。他尤其高兴能得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的支持。菲利普·施瓦茨尔特（Philipp Schwarzert，意为“黑色大地”）是一位人文学者和神学家。1518年，他21岁时，即被腓特烈选帝侯指派在大学教授希腊文。他有一个希腊化的名字梅兰希顿，是由其伟大的叔父劳伊克林取的。他身材矮小、脆弱、步履蹒跚、容貌平凡、眉毛高耸、目光羞怯。这位宗教改革的英才，在维滕堡很受爱戴，课室里挤有五六百位学生。马丁·路德描写他似乎拥有“人类所有的美德”。伊拉斯谟称：“梅兰希顿是个很温和的人，甚至他的敌人都会赞扬他。”马丁·路德喜欢和人争斗，梅兰希顿则渴望宁静与和谐。有时，马丁·路德嘲笑他温和得不当。不过，马丁·路德本人最高尚、最温和的一面，是他对与他脾气、意见相反的人，仍有不间断的感情存在：

我为争斗而生，要与歧见和魔鬼奋战；因此，我的书激烈而具挑战性。我必须根除荆棘和障碍，填满沟渠。我是粗犷的林务官，要辟出一条道路，让诸事就绪。然而，菲利普老师温和、沉默地走着，愉快地耕耘、栽培、播种和浇水，像是上帝特别厚赐予他。

维滕堡另一位教授比梅兰希顿更为锋芒毕露，名为安得列亚斯·博登施坦（Andreas Bodenstein），以他的出生地卡尔斯塔特享名于世。1504年，他24岁时，入大学执教；30岁时，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讲座之职。1517年4月13日，他发表152条反赦罪状的论纲，加入马丁·路德历史性的抗议。原先他是反对马丁·路德的，但很快变为热诚的支持者。马丁·路德曾说：“对这件事情，他比我还热烈。”埃克发表《奥贝利西》向马丁·路德的论纲挑战时，卡尔斯塔特以406项意见辩护。其中一项是德国宗教改革史上第一次肯定地宣称《圣经》是至高的权威，高于教皇教令和罗马教会的传统。埃克再以公开辩论挑战，卡尔斯塔特立刻答应，并由马丁·路德安排辩论事宜。接着，埃克公布将在辩论会上辩论的13条论文大纲。其中之一叙述道：“我们否认在西尔维乌特时代以前，罗马教会的权力，并不比其他教会高的说法。我们一直承认为据有圣彼得的坐椅者，即是圣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但是，在《解答》一书中，提出“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时，罗马教会并没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力”的，是马丁·路德，而非卡尔斯塔特。马丁·路德觉得自己被挑战了，于是宣布埃克的论文解除了他沉默的誓言。他决定加入卡尔斯塔特的神学辩论。

1519年6月，这两位战士来到莱比锡。由梅兰希顿及其他6位教士陪同，200位武装的维滕堡学生坐马车护送。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仇视马丁·路德的国境。布莱森堡的大厅里挤满了兴奋的观众，由阿尔伯丁萨克森的乔治公爵担任主席，6月27日，埃克和卡尔斯塔特开始辩论新旧的问题。莱比锡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第二天将在法兰克福选举国王之事。几天以来卡尔斯塔特一直苦于埃克高明的辩论技巧，这时马丁·路德加入维护维滕堡。他的辩论卓越有力，但过于坦率。他强调否认基督教早期罗马教会主教的首要性，而且提醒几乎全部持有恶意的听众们，流传甚广的希腊正教至今仍旧否认罗马教会的至高权威性之事。当埃克提出马丁·路德的看法反映被康斯坦茨会议斥责的胡斯的看法时，马丁·路德答辩道，即使全基督教会会议也可能发生错误，然而胡斯的教条，有很多是正确的。辩论会于7月8日结束。埃克达到了他的真正目的——迫使马丁·路德承认自己的确是异端邪说。至此，宗教改革的进展，从有关赦罪状的较小的争论，进入罗马教皇权力遍及基督教世界的较大挑战。

埃克回到罗马后，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辩论的报告呈给教廷，建议将马丁·路德开除教籍，利奥并未如此鲁莽，他仍然希望能和平解决，但距离德国太远，无法真正了解这些背叛的情形。颇有威望并受人尊敬的市民，如约翰·贺尔兹肖尔、拉扎勒斯·施本格勒及威利巴尔德等人，都替马丁·路德说话；丢勒还为马丁·路德的成功祈祷；一些人文学家也送来一大堆讽刺教皇的小册子。胡滕在1518年抵达奥格斯堡市时，即改变论调，反对利奥征取十字军东征的基金，并明白地表示，希望前来收款的人空着口袋回去。莱比锡辩论的消息传来时，他高赞马丁·路德为德国解放者，从此，他的笔成为宗教改革的一把利剑。他将马丁·路德名字列于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的骑士群中——这些骑士是渴望革命的——并毛遂自荐地向马丁·路德称，只要能力所及，他愿给予马丁·路德一切武力的支持与保护。马丁·路德答以温和的赞许，但并不需要马上用武力来保护自己。

1520年3月，胡滕发行一本写于亨利四世（约1056—1106年）时的旧的德文手抄本，该书支持亨利国王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抗争。他将这本书呈献给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暗示他德国人民希望他为亨利的屈辱和挫败复仇。胡滕称，将德国从罗马教会拯救出来，比驱逐土耳其人更为急迫。“我们的祖先认为不值得臣服于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好战的民族；而现在，我们不只是臣服于这些好色和奢侈的颓废奴隶，还处于被攫掠以遂其欲望的痛苦中。”1520年4月，胡滕发行《会说》（Gespräche）第一册。这本书以诗句对答的方式写成，对德国人独立于罗马教会的欲望，有代言和刺激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马丁·路德的作品。他形容罗马像是一只“巨大的吸血虫”，又称“教皇为强盗头子，他的那一帮人，顶着罗马教会之名……罗马是一片淫猥之海、污物泥沼、无底的罪恶深渊。难道我们不该从各地聚集起来，完成摧毁这个人性的共同祸源吗？”伊拉斯谟请胡滕缓和其作风，并友善地警告他处于被拘捕的危险之中。胡滕依靠济金根的各个城堡避难，但继续其活动。他向腓特烈选帝侯建议，把地区教会所有的修道院财产挪作其他用途，并叙述每年送到罗马教会去的款额可以用作更好的用途。

这一场争斗的中心仍旧停留在小小的维滕堡市。1520年春，马丁·路德发行《摘要》（Epitome）一书，书中注释言词激烈，并引用了最近与他不妥协的有关教皇的首要和权力的正统神学家的申言。马丁·路德正面地还以颜色，写道：

假使罗马是以教皇和大主教的知识，作为信仰和传教的道理（我但愿不是如此），那么在这些著作里，我要直率地宣布，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神殿中，正统治着罗马——像邪恶充斥的巴比伦——罗马教廷是撒旦的会堂……若罗马天主教徒的愤怒如此继续下去，那么将无可挽救余地，只有让国王、君主、诸侯们以武力和兵器来攻击这世界的灾祸。处理这件事情，不再是诉诸笔战，而要对以兵刃了……倘若我们以绞刑处罚小偷，以刀剑对付强盗，以火刑处置异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武力攻打这些地狱之主、这些红衣主教、教皇和所有已无休无止地败坏了神的教会的罗马索多玛城（Sodom）的这个罪恶之窟，为什么我们不以他们的血来洗涤我们的手？

同年底，卡尔斯塔特发表一本小书，擢升《圣经》高于教皇、教会会议传统及福音高于使徒。若马丁·路德曾经推崇上述的说法，新教徒集团就会少一些圣保罗教义论者、奥古斯丁教义论者和宿命论者。该书在当代怀疑摩西为《旧约》开首五卷书的作者，并怀疑福音的完全真实性。但其中心立论很脆弱：该书以初世纪的传统来肯定《圣经》的真实性，但同时否认传统。

在梅兰希顿、卡尔斯塔特、胡滕和济金根的鼓励下，马丁·路德在写给斯巴拉丁的信上称（1520年6月11日）：

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已不顾罗马人的愤怒和对我的恩宠。我将永不与他们妥协……让他们斥责和烧掉所有属于我的东西。我也将同样地还以颜色……现在我不再害怕，我正刊行一本德文的有关基督教改革的书籍，直接反对教皇，文辞的激烈，就好像我正在发表反基督的演说似的。

教皇敕书与宗教改革的爆发

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颁布敕书，斥责马丁·路德写的41本著作，命令全体人民将这些作品烧毁，并劝告马丁·路德放弃他的错误，重回教会的怀抱。马丁·路德经过60天更进一步地拒绝去罗马及公开撤回其言论之后，他被开除教籍而为基督教世界所隔离。所有罗马教会的忠实信徒将之视为异端，避他如洪水猛兽。他所到之处，一切宗教的服务都将停止，而且各俗世当局会将他驱逐出境，或将他遣送罗马。

马丁·路德发行宗教革命计划的3册书中的第一册，作为他和平时期的结束标志。至此，马丁·路德曾为知识阶级写拉丁文作品。现在，他开始用德文写作——并像是德国爱国者般——写了一封“致德国基督教高级人士关于基督教社会阶级改革的公开信”。在他的呼吁信里，他提到“高贵的青年”——一年以前，刚被选为国王的查理五世——“上帝将他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领袖。因此唤醒了许多人善良的大希望。”马丁·路德攻击教皇筑于身边的“三面墙”，即教士与俗人的区别、教皇解释《圣经》的权利及教皇召开全体教会会议的特权。马丁·路德称，所有这些教皇用以防卫自己的说法，必须被推翻。

第一点，教士和俗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每位基督徒，经过洗礼后就是教士。因此，地区统治者应执行其权力，“不受任何阻碍，不管权力影响所及为教皇、主教或教士……相反，所说的一切教条，纯粹都是罗马人的假设之作”。第二点，因为每位基督徒都是教士，因此都有权利按个人的看法解释《圣经》。第三点，圣徒是教义和修行的最终权威，并未保证教皇有召开会议的特权。“我们必须轻视教皇狂人似的行为，而信奉上帝，反击他的禁令，并尽我们所能地压制他。”会议即将召开。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居然比任何国王还享世俗之乐，这种可怕的不正常情形，一定要给予审查。德国人圣俸被意大利教士没收的情形，一定要予以杜绝。主要靠德国金钱过活的罗马闲教士，像群害虫一样，必须减少至1％——

据估计，每年有超过30万基尔德金币，从德国流入意大利……我们讨论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德国人必须忍耐教皇这种攫掠和勒索财产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假使我们将小偷上吊，强盗砍头，为什么我们却让罗马教会贪婪得如此逍遥自在？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偷和强盗，而竟然享以基督和圣彼得的神圣之名！谁能再加以忍受，或继续保持沉默？

为什么德国教会须永远纳贡于外国？让德国教士脱离对罗马的臣服，在美因茨大主教的领导下，重建本国的教会。教士托钵行乞的命令应予减除，教士应准予结婚；30岁以前，不应立下具有束缚力量的修道院誓言；开除教籍、参拜圣地、为死者望弥撒及星期日以外的圣日，均应废止。德国教会必须与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信徒一致。胡斯被处以火刑，因为他冒犯了国王给他的安全通行证。不管任何情况，“我们必须以书籍来征服持异端邪说者，而非以火刑”。所有的教条，都应该被丢弃，对教士和俗人，应该只有相同的一种教条：

总之，我们必须将带着教皇权力的教皇使节，驱逐出德国土地——他们将权力以高价卖给我们——把不正当的所得合法化、消除誓言和契约等，而说教皇有权如此——但是这纯属欺诈……设若没有其他邪恶的奸计可以证明教皇是真正的反基督时，这件事便足以证明了。啊！教皇！且听此言吧！您不是最神圣的人，而是最罪恶的人啊！喔！上帝将要摧毁您的教皇宝座，并将它沉入地狱的深渊！……噢，我主基督，请俯视子民，让您的判决破坏并摧毁在罗马的这个恶魔的巢穴！

一个人鲁莽地强烈攻击遍及整个西欧的强权，这件事情变成了德国的大事件。较谨慎的人士，认为这件事太过分、太鲁莽了。有很多人还评之为德国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的行为。“公开信”的第一版出版后，旋即售罄，维滕堡的印刷所不停地忙着再版。此时的德国就像英格兰一样，已经到了唤起民族主义的成熟时候。此时，还没有德国，可是却有日耳曼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是一个民族。就像胡斯曾经加强了波希米亚人的爱国心，就像亨利八世排斥教皇对英格兰的权力，而非排斥天主教教条，现在，马丁·路德也种下他革命的目标，不是种在神学的沙漠上，而是种在德国民族精神的沃土上。无论新教徒是怎么获胜的，主要是民族主义揭起了义竿。

1520年9月，由埃克和哲罗姆·阿莱安德共同颁布教皇训谕，将德国开除教籍。马丁·路德于10月6日，以第二次的宣言《教会的巴比伦之囚禁》（“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作为反击。该文以拉丁文写成，向神学家和学者们演讲，但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该文对基督教教条的影响，就像“公开信”对教会和政治史的影响一样。由于犹太人曾经长期受拘于巴比伦，由基督创立的教会，也如同《新约》里的描述，在罗马教皇治理的制度下遭受了千年以上的拘禁。经过这段时期，基督教在其信心、道德和仪式上，都已腐败。基督曾在最后的晚餐上，将饼和酒赐予其使徒，因此，胡斯的信徒们是对的——圣餐应按人们的希望，以酒和饼两者兼备的方式来处理。教士们并没有将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没有任何一位教士有这种神奇的能力。但是对于虔诚的领受圣餐的教友而言，基督在精神和实质两方面的显现，并不需要经过教士做任何神奇的转换，而是靠基督的意愿和力量。基督是跟着圣餐的饼和酒一齐显现的，是圣体合质论（consubstantiation），而非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马丁·路德带着恐惧拒绝这个念头——在弥撒中，教士把基督作为祭品献给圣父，以为人类赎罪——虽然他知道这个念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上帝曾应允人类，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对上帝的祭品，以为人类赎罪，但他还是害怕。

在这些神学的精微之处，马丁·路德加上一些道德的新观念。他认为结婚不是一项圣礼，因为基督并未答应在婚礼中加入神圣的简短祈祷文。“古代人的婚姻并非不比我们神圣，也并非无信仰的人就较少真诚。”因此，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婚姻，应该不予禁止。“恰像我和无宗教信仰的人、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异教徒，可以一起吃、喝、睡、走路……一起做事一样，我也可以和这些人中的任何一种人结婚。不必在乎那些愚人的禁令……上帝创造无信仰的男人和女人，就和圣彼得、圣保罗或圣露西一样多。”女人和没有性能力的男人结婚，是应该被允许的，假使男方同意的话，女方可以和其他的男人性交生子，所生的孩子应该准予使用原配丈夫的名义。若丈夫拒绝的话，太太可以正正当当地和他离婚。但是，离婚是一个无止境的悲剧，也许重婚比较好些。接着，马丁·路德又对他被指为异端之事挑战，他的结论称：“我听说教皇公布一项新训谕，以诅咒我，强迫我取消自己的主张……假使这个传说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是我将取消的主张之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嘲骂，应该使米尔蒂兹希望马丁·路德能再归顺罗马的梦想转了向。然而，他于1520年10月11日，再访马丁·路德，怂恿他写信给教皇利奥，表明他并无意于对教皇做人身攻击，并态度温和地把宗教改革的真相报告给教皇。米尔蒂兹也试着要教皇撤回训谕。马丁·路德这个37岁的“农夫，农夫的儿子”（他骄傲地以此称自居），写了一封信给45岁的圣彼得与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教皇，并非表示歉意，却像父亲似的忠告。马丁·路德表示他尊敬教皇个人，但对过去的教皇和目前教廷的腐败，毫不妥协地责骂：

您的声望和您无可疵议的私生活……是众所周知，而高尚得无懈可击……但是，您的教会，即所谓的罗马教廷，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比过去的巴比伦或索多玛城还要腐败。到目前为止，我所能看到的，是完全的堕落、没有希望和声名狼藉的不道德——这种教廷是我真正藐视的……罗马教会变成了最放纵的盗贼巢窟、最无耻的妓院、罪恶、死亡和地狱的王国……我一直感到悲哀，最杰出的利奥，您竟会在这种时代当教皇，您应该在更好的时代……

所以，我亲爱的利奥，不要听信那些海妖，他们使您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个神人（demigod），以使您能随心所欲发号施令……您是公仆的公仆，处在最令人同情和最危险的地位。不要被那些伪称您是世界之主的人欺骗……那些人大言不惭地空谈您有凌驾天堂、地狱和炼狱的权力……他们所犯的过错，就是过分提高您的地位，称您高于基督教会议及罗马教会。他们还错误地把解释《圣经》的权利，归之于您，在您的名义保护下，他们在教会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天！借着这些人，撒旦在您的前导下，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简而言之，请不要相信一味奉承您的人，请您相信那些贬抑您的人。

伴着这封信，马丁·路德给利奥寄去了他的第三次的宣言。马丁·路德称此信为“论基督徒自由”（“A Treatise on ChristianLiberty”，1520年11月），认为：“除非我被欺骗了，否则那就是所有基督徒简单的生活方式。”信中，他以非他本性的谦逊态度说明他的基本教条——唯有信仰而非善行才能造就真正的基督徒，并救他免入地狱。因为只有信仰基督的人，才会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的信仰，然后才有善良的行为。“是树长果实，而非果实长树。”一个人若能坚定他对上帝的信仰，并实践基督的舍身精神，就不但能享受意志的自由，并能享受一切更深层的自由：免于自身世俗欲念的束缚、免于所有邪恶力量的诱惑、免于埋怨外界，甚至免于法律的约束；因为他的美德自然而然地从他的信仰流露出来，无须再给予任何要求。但是，这种自由人必须成为所有人的仆人，因为他若不去解救别人，像解救自己一样尽力的话，他就会感到不快乐。他借着信仰，和上帝联合；借着爱心，和他的邻人相连。每一位深具信心的基督徒便是教士。

马丁·路德正撰写这些历史性的论文时，埃克与阿莱安德正直接迎战宗教革命。在迈森、梅泽堡和勃兰登堡等地，他们成功地公布开除教籍的训谕。在纽伦堡，他们获致威利巴尔德和施本格勒的道歉。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对宗教改革的立场摇摆不定，经过一段时期以后，终将胡滕逐出教会，并将印刷胡滕书籍的人逮捕入狱。在因戈尔施塔特，马丁·路德的书籍被充公。在美因茨、卢万和科伦等地，马丁·路德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但是，在莱比锡、托尔高和德伯尔恩等地张贴的训谕，被丢弃和撕毁。在爱尔福特，有很多教授和教士联合起来，拒绝承认教皇的训谕；学生们把训谕的一些抄本丢入河里。最后，埃克在他获得成功之前一年，逃开了。

马丁·路德以一连串讽刺的小册子，公然抨击教皇的教令，其中之一还盛赞胡斯的教条（约1520年8月31日），他就像“一只小跳蚤居然敢对万王之王说话一样”，向国王恳请予以庇护。并于11月17日，向上自教皇下至教会的一个自由会议公布了一项正式的请求。他知道教皇的特使正烧毁他的著作后，决定以牙还牙。他邀请维滕堡“虔诚而热心的青年”，于12月10日上午在维滕堡的埃尔斯特（Elster）门外集合。在那里他亲手将教皇训谕掷入火中，同时也把一些教会规条和经院神学的书册，掷入火里。他以此举象征对教规、对阿奎那哲学及对罗马教会任何强制性权威力量的抗拒。这些学生很高兴地又收集了一些同类性质的书籍，一直让火焰继续燃烧到黄昏。

12月11日，马丁·路德宣布，除非放弃教皇的规令，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这位教士甚至也将教皇开除教籍。

沃尔姆斯会议（1521）

现在，第三个演员又步上了舞台，此后30年，他在神学与国家的冲突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未来的国王查理五世，出生于没落的皇族。他的祖父为国王马克西米里安，祖母为勃艮第的玛丽，即“勇士”查理的女儿。外祖父母为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父亲为“英俊者”菲利普，26岁当卡斯蒂利亚国王，28岁逝世。他的母亲为胡安娜，查理6岁时，她开始精神错乱，活到查理55岁时才去世。1500年2月24日，查理诞生于根特（比利时西北部的城市），在布鲁塞尔长大。他一直保留着佛兰德斯的语言和习性，直到最后退隐西班牙。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不会宽恕他。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也会在5种语言中保持缄默。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曾尝试教他哲学，略有成就。从这位善良的主教，他接受了正统宗教信仰的强烈灌输，但是很可能是在他中年时，又从他佛兰德斯的顾问和朝臣处，吸收了对宗教教义的怀疑论。在这些人中间，伊拉斯谟式的忽视教条是最为普遍的。有些教士抱怨，查理的身边允许那么多宗教意见的并存。他证明虔诚非常重要，但他还是仔细地研究战争的技巧。他阅读科米尼（Comines），而且几乎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外交权谋的应用，及国与国之间的无道义性。

1506年，他父亲逝世时，他继承了佛兰德斯、荷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及勃艮第的统治权。15岁时，登基为查理一世，是西班牙、西西里岛、萨迪尼亚、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美洲之王。19岁时，他渴望成为帝国皇帝。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此时也抱着同样的欲望。有皇帝选举权的诸侯们都热衷于贿金；查理在这一场竞争中，花了85万弗罗林金币而获胜（1519年）。为了聚敛这一笔贿金，他向富格尔借了54.3万金币。从这时起，查理和富格尔互相支持。他延迟还款时，雅各·富格尔二世很严厉地提醒他：

众所周知，陛下若没有我，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荣誉，我可以提出所有使节的明文贷借对照表……我重视的，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尊重地要您仁慈地汇下款额，并连同利息一并汇下，勿再延误。

查理将安特卫普的关税征收权给富格尔，作为债务偿还的一部分。当富格尔几乎被征服匈牙利的土耳其人摧毁时，查理将西班牙矿产的控制权转给富格尔，借以拯救富格尔。从此以后，许多政治史的关键将是寻求银行家。

这位19岁的青年，是除英格兰、法兰西、葡萄牙和教皇国外，整个中、西欧的名义领袖。他已经有显见的健康衰弱情形，这是加速他改变的原因。他脸色苍白、身材短小、相貌平凡，有个鹰钩鼻和尖而突出的下颌，声音细弱，态度严肃，本性善良，和蔼可亲。但是，他很快就学到，一个统治者必须保持距离和矜持，沉默是一半的外交手腕，公开的幽默感有损于皇家庄严的气息。阿莱安德于1520年与查理会面。他向利奥十世报告：“依我看来，该王似乎有超乎他年龄的谨慎，他脑海里想的东西，比他脸上表现的还要多。”查理不是个很精明的人，只有在他“判断人”时显得精明——因为“判断人”是整个生存竞争的一半。他很少去面对他面临的危机——但实际上有很多危机。由于身体和心理的怠惰，他变得很迟钝，除非需要他立即做决定，他才会采取非常迅速的解决方式，而且对他的策略非常固执。他运用智慧不是出于本性，而是出于尝试。

1520年10月23日，查理五世还不满20岁，便到查理曼的亚琛接受加冕。腓特烈王已经出发去参加这项加冕典礼，但在科伦，因痛风症而止住行程。在那里，阿莱安德又会见腓特烈王，再次要求给他逮捕马丁·路德的令状。腓特烈王请教伊拉斯谟的意见。伊拉斯谟护卫马丁·路德，他指出罗马教会充塞着令人伤心的罪恶，并争论说，马丁·路德这种拯救罗马教会的努力不应该被制止。腓特烈王问他“马丁·路德主要的过错何在”时，他回答道：“有两点——他攻击戴着皇冠的教皇和鼓着肚子的教士。”他又问教皇训谕的真实性，对于他而言，这道训谕似乎与他所了解的温和的利奥十世不符。于是，腓特烈王告诉教皇使节：马丁·路德已提出请求，在结果未为众人知道以前，马丁·路德应该保持其自由之身。

皇帝查理五世也做了同样的答复，他曾经答应选帝侯们——任何日耳曼人都不能随便被定罪，除非经过公平的审判——以此作为他当选的条件之一。无论如何，他的地位使正统信仰具有强制性。他比较像是西班牙国王，而不是讨厌集权政府的日耳曼帝王。西班牙的教士们一定无法长期忍受他们的元首宽容异教徒。除此之外，战争在法国已经隐约可见，将要攻取米兰作为战利品，而教皇一定会出兵支援。神圣罗马帝国由教皇成百的职权维系，其中一项职权失去时，便会深深地影响到其他职权。查理皇帝没有罗马教会给予道德和政治行政方面的帮助时，他要如何统治他那广阔而分歧的帝国？他主要的大臣都是教士，何况他还需要教会基金和教会力量，以保护匈牙利、抵御土耳其。

查理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脑海里，而不只是一个倔强的教士的问题而已，因此，他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1521年1月27日，重要的贵族和教士及各自由城市的代表们，在沃尔姆斯聚集时，马丁·路德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话题。酝酿了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力量，以欧洲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方式，出现端倪。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称：“德国贵族们，鼓掌赞成马丁·路德的攻击。”阿莱安德曾说道：

所有德国人都武装起来抵抗罗马教会。整个世界为了即将在德国举行的会议而哗然。教皇颁发的开除教籍的训谕成为取笑的对象。很多人已经不再接受忏悔圣礼……马丁·路德的肖像画头顶上被加画了光环。人们吻着这些画。肖像画大为畅销，使我无法购得一张……我不能上街，因为德国人把手按在剑柄上，对我咬牙切齿。我希望教皇能赐我一张完全的赦罪状，假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教皇能照顾我的兄弟姐妹。

这阵激动是由反教皇的一些小册子旋风般煽动起来的。一辆马车为了哀怜阿莱安德，而不载这些无礼的小册子。从离沃尔姆斯数英里之处埃伯斯堡的济金根城堡，胡滕对这位德国教士发出猛烈的攻击：

走开！肮脏的下流胚！离开礼拜堂吧！罪大恶极的商人！不要用你们污秽的手触摸祭坛！……你们怎敢把宗教用的钱，花费在奢侈、放荡和虚饰上，而让诚实的人，为饥饿痛苦？你们恶贯满盈。你们没看到自由的气息正在激荡着吗？

支持马丁·路德的情绪如此高昂，以致皇帝御用的圣方济各会的让·格拉匹恩（Jean Glapion）神父，不得不私下与腓特烈王的牧师乔治·斯帕拉丁会晤，企图使双方和解。他宣称对马丁·路德的早期著作非常赞同，但对《巴比伦的囚禁》感到“好像从头到脚，被鞭打着”。他指出，任何宗教信仰系统都无法安稳地奠基于《圣经》，因为“《圣经》就像软蜡一样，可以让每一个人随兴所至地扭或拉”。他承认教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实际上，他已经警告其皇帝告解人：“假如他和所有的王侯不能使罗马教会免于这种过分傲慢的辱骂的话，上帝将会惩罚他们。”同时，他保证查理在五年之内，一定完成最大的改革。即使现在，可怕的马丁·路德教派已经爆发了，他仍然认为，只要马丁·路德愿撤回自己的看法，和平相处是有可能的。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对此做了一番评价后，拒绝了。

3月3日，阿莱安德向帝国会议提议立即惩处马丁·路德。议会袒护马丁·路德，声称不应未经审判，就予以定罪，这不符常理。于是，查理邀请马丁·路德前来沃尔姆斯，为他的教义和书籍作证。他写道：“你有我们的安全通行证，无须害怕暴力或干扰。”马丁·路德的朋友请他不要前往，并提醒他——以前西吉斯蒙德皇帝也给过胡斯安全通行证。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现为托尔托萨（Tortosa）的大主教，不久即成教皇，向他从前的学生——目前的皇帝——要求，勿重视安全通行证，逮捕马丁·路德，遣送罗马。4月2日，马丁·路德离开维滕堡。在爱尔福特，一大群人，包括40位大学教授，欢呼迎接他。他到达沃尔姆斯时，斯帕拉丁冲过来警告他“不要进去，尽速回维滕堡”。马丁·路德回答道：“纵然沃尔姆斯的恶魔像屋上的瓦片一样多，我也要去。”一群骑士于4月16日跑来和他会合，护送他入市。街头巷尾都有他到达的消息，2000名群众围绕着他的坐车。阿莱安德称：“全世界的人都跑来看马丁·路德，即使是查理皇帝，也要黯然失色了。”

4月17日，马丁·路德穿着教士服，出现于议会。议会出席者有：皇帝查理，6位选帝侯，由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市民等组成的令人敬畏的法庭，及带着教皇威信、正式公文和雄辩口才的杰罗姆·阿莱安德。在马丁·路德旁边的桌上，赫然收集着马丁·路德的书籍。约翰·埃克——不是莱比锡辩论会的那位埃克，而是特里尔大主教的一位官员——问马丁·路德：这些是否是他的著作，是否愿意撤回他书内的异端思想？这时，站在帝王的威仪和罗马教会委派的权力和威势面前，马丁·路德失去了勇气。他以低沉而缺乏信心的声音回答：书籍是他的著作，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时间考虑。查理给他一天的时间考虑。回到寓所，他接到胡滕给他的信，要求他坚定立场。几位议会会员也私下跑来鼓励他。很多人都觉得他最后的回答将是历史的转折点。

4月18日，马丁·路德较有信心地面对议会。议会的空位，都挤满了人，连选帝侯都很难进入他们的座位，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站着旁听。埃克又问马丁·路德：是否愿意撤回全部或部分著作？他回答道：“有关教会腐败的著作，那是出于大家共同承认的。”皇帝大喊一声“不！”，打断他的话。但马丁·路德继续说下去，并攻击查理：“假使我撤回这一点的话，就等于打开了更专制、更不虔诚之门；假使我应神圣罗马帝国的请求，撤回我的意见的话，那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至于书籍中的教条部分，马丁·路德同意撤销任何与《圣经》不符的看法。关于这点，埃克以拉丁语表示异议，充分表明罗马教会的观点：

马丁·路德，你的辩词，从《圣经》的观点听来，总是异端的说法。你只是重蹈威克利夫与胡斯的覆辙……你怎能认定自己是唯一了解《圣经》经义的人？你把你的判断，自认为高于这么多有名望的人，还声称你懂得比他们多，这是应该的吗？你没有权利怀疑有关最神圣的正统信仰，那是由基督创下、由使徒传遍世界各地、由殉道者的血液作证、由神圣的会议通过，而由罗马教会阐明的……这些是教皇和帝王都禁止我们讨论的，否则辩论便永无休止了。马丁·路德，我问你，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要转弯抹角，你要不要撤销你的书籍和书中的错误？

马丁·路德以德语给出带有历史意义的回答：

由于阁下和陛下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回答，所以我不做太详细的答复……除非我被《圣经》中的十诫判为有罪或有其他显著的理由（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我并不接受，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矛盾），我的良心，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意见，因为违背我的良心，是错误又不安全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阿门。 [1]

埃克还击道：教会会议在教条的制定上，可以证明没有任何错误。马丁·路德回答，他就是要来指证错误的人。查理皇帝不由分说地插话：“够了，他已经不接受教会会议了，我们无须多听。”马丁·路德回到寓所，非常厌倦这场争论。但是，他相信他已经证明了卡莱尔（Carlyle）以后所称的：“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刻。”

查理皇帝像教士一样震惊。他生为皇族，已经习惯于权威。他认为每个人可以解释《圣经》，及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决定接受或拒绝法令或教令的权利，会很快败坏社会秩序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权利是基于道德基础的，而道德准则又源于宗教信仰的超自然制裁的力量。4月19日，他召集一些重要的诸侯在他的房间开会。他向他们提出一项忠诚而热心的宣言。宣言以法文写成，很明显是出于他的手笔：

我出生于高贵的日耳曼民族及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奥地利大公爵和勃艮第公爵的悠久基督教王国的传统。祖先们一向都至死忠于罗马教会，保护天主教的信心和上帝的恩宠。我决定要步先祖的后尘。一个教士，要和千年的基督教教义相对抗，一定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心将我的领土、朋友、身体、血液、生命和灵魂作为赌注……昨天，我听了马丁·路德顽固的抗辩后，很后悔这么久对他和其错误的言论未加抵制。我不会再为他做什么事了。他可以凭借安全通行证回去，但是，不能够传道或鼓动任何骚乱。我要把他当成一个声名狼藉的异教徒来反对。而且，我要求你们宣布反对马丁·路德，因为这是你们答应过的。

4位选帝侯同意了，萨克森的腓特烈王和巴拉丁挪领地的路德维希不同意。4月19日晚，匿名人士在市政厅的门上及其他地方招贴日耳曼人象征社会革命的农人的鞋子。有些教会震惊了，私下恳求马丁·路德和罗马教会修好，但马丁·路德仍坚持他在议会的态度。4月26日，马丁·路德起程回维滕堡。利奥十世下令，必须尊重安全通行证。除此之外，腓特烈王害怕帝国警察在5月6日安全通行证期满后逮捕马丁·路德。得到马丁·路德勉强同意后，腓特烈王安排伏兵在他回家的路上，将他劫走，藏于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里。

由于很多人离开议会，议会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查理皇帝于5月6日在议会发表一项草案，该草案是阿莱安德准备作为《沃尔姆斯公告》（Edict of Worms）的。该草案控告马丁·路德：

侮辱婚礼、诽谤忏悔及否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他认为，圣餐的饼与酒完全依靠接受者的信心。在他的自由意志的否定中，他是一个异教徒。一位教士的恶习性，与古代的错误臭味相聚，又造成另一个恶臭的教士。他否认教皇的权力，又鼓励俗人以教士的血液洗手。他教导的言论，会导致叛乱、分裂、战争、谋杀、强盗、纵火，及基督教国家的崩溃。他过着莽汉的生活，他焚毁了教皇的教规。他对禁令的轻视，就像对刀剑的轻视一样。他对一般民众的损害，比对教会的损害更大。我们曾经尽力劝导他，但他只认定《圣经》的权威，并仅按他个人的想法解释《圣经》。我们从4月15日开始，给他21天的时间……届时，不会再有人庇护他。附和他的人，也同样要受谴责。他的著作，将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根除。

该公告宣布两天后，利奥十世将他的政治支持，由弗朗索瓦一世转至查理五世。余留下来的次要的议会会员同意这项公告草案。于是，5月26日，查理将其正式颁布。阿莱安德赞美上帝，他命令：马丁·路德的著作无论在何处一经发现，均应被焚毁。

[1] 刻在沃尔姆斯的马丁·路德纪念像上的名言：“我站在这儿，我别无选择。”（Hier stehe Ich，lch kann nicht anders）这句话的真实性，我们无法完全证实。议会手抄的记录里马丁·路德的回答记载，并没有这句话。第一次出现这句话，是在马丁·路德语录最早的译文里。

激进分子

住在瓦特堡本身就是一种阴郁的惩罚。这座古老的城堡，坐落在离爱森纳赫一英里之处的山上，远离帝王，也远离人世。几乎有10个月之久（1521年5月4日—1522年2月29日），马丁·路德就住在那里，在一间有床、桌、暖炉和马桶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有几个士兵守卫着城堡，有一个看门人照料住处，还有两个童仆服侍他。为了方便，也许同时为了伪装，马丁·路德脱下他的教士服装，换上骑士装束，还蓄了胡须。现在他是年轻的贵族乔治（Junker George）。他也外出打猎，但有这么多假基督仍未被屠杀，所以他并不沉溺于猎杀兔子。闲散、失眠，再加上暴饮暴食，使他变得不健康和肥胖了。他焦躁、诅咒，像是一个高傲褊狭的年轻贵族一样。他写道：“我宁愿被燃烧的木炭烧死，也不愿在这里腐烂……我希望置身在这一场争斗中。”但腓特烈的臣下劝他躲避一年，等查理的怒火冷下来。然而，查理根本就没有认真找他或逮捕他。

马丁·路德沉浸在怀疑和幻想中，受尽折磨。他怀疑：只有他对，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可能吗？毁掉既有的教条的权威，是明智之举吗？每个人都可以作个人判断的原则，是否暗示着革命的发生和法规的灭亡呢？我们若相信他在其趣闻里所说的故事——住在城堡里，他被只能解释为恶魔的跳跃的一些怪异的声音困扰。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声称，他见过撒旦。有一次，他还肯定地说，撒旦向他投掷胡桃。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向撒旦丢墨水瓶，但是目标消失了。他写一些很生动的信给他的朋友和敌人，也写神学论文，并将《新约》翻译为德文。他做这些事情来安慰自己。他飞快地回到维滕堡，推动一项革命运动。

他在沃尔姆斯的辩词和死里逃生，使跟随他的人得意忘形了。在爱尔福特，学生、工匠和农人攻击、破坏40幢教区房子，并破坏图书馆和出租马车，杀了一位人文主义学者（1521年6月）。在那年动乱的秋天，爱尔福特的修士们放弃他们的修道院，开始传授马丁·路德派的教条，并公然抨击罗马教会为“独断、骄傲、贪婪、奢侈、没有信心和伪善之母。”1521年，在维滕堡，梅兰希顿完成第一篇有系统的新教徒神学之说明——《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时，他的同事卡尔斯塔特教授，现为城堡教堂的副主教，要求望弥撒应说当地方言；圣餐的饼与酒，在忏悔或斋戒之前，就可以给予；宗教的偶像应该搬离教堂；教士们可以结婚，生育子女。1522年1月19日，卡尔斯塔特首先结婚，当时他40岁，女方15岁。

马丁·路德赞许这个婚姻。但是，他写道：“上天啊！是否维滕堡的居民要将女儿嫁给教士们？”虽然如此，他仍旧发现这个观念有些诱人之处。他在1521年11月21日，寄一篇论文《论修士誓言》（On Monastic Vows）给斯巴拉丁，以答辩他们的抗议。斯帕拉丁延迟公布这篇论文，因为该论文超乎寻常的坦率。它接受性冲动，认为那是自然而无法抑制的，并宣称《论修士誓言》是撒旦的诱饵，徒使罪恶增加。4年过去了，马丁·路德才结婚。他对妇女的欣赏态度迟迟才发生，很明显，这对宗教改革的开始并无影响。

革命继续进行着。1521年9月22日，梅兰希顿以两种方式执行圣餐，波希米亚的饼酒同领派（Utraguists）赢得了迟来的胜利。10月23日，马丁·路德的修道院停止了望弥撒时的说话。11月12日，13位修士走出修道院，开始婚姻生活。因结婚而离开修道院，很快使德国大半的修道院变空了。12月3日，一些学生和市民带着刀子进入维滕堡教区的教堂，把教士们从圣坛上赶走，并向正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祈祷的人丢石头。12月4日，40位学生破坏维滕堡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圣坛。当天，马丁·路德仍假扮年轻贵族的模样，秘密回到维滕堡。他称赞修士们结婚，但警告教士和俗人要抵抗暴力。他说：“约束并非完全排除，但是必须在有组织的权威操纵下进行。”第二天，他又回到瓦特堡。

此后不久，马丁·路德寄了一份作品《真诚地劝诫所有基督徒》（Earnest Exhortation for All Christians）给斯帕拉丁发行，预先通知他们，要预防暴动和叛乱。他害怕宗教革命进展得太快或变为社会革命，丧失了革命的崇高性，而反而败坏革命。但他作品第一页的批评，像在鼓励暴乱一样：

暴动的危险似乎可能存在。教士、修士、主教及所有的宗教精神领域，可能会遭谋害或被放逐，除非他们严肃而彻底地改革自身。因为一般人的财产、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时，总是非常地担心，而变成被煽动的人。教会人士给一般人的折磨太多了，不讲理地让他们负担过重。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忍受。事实上，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把连枷和木棒放在身边，就像农人威胁着要这么做一样。现在，我听到教士们处于害怕和焦虑之中，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也许教士们会有所感觉，而缓和一下他们疯狂的专制……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假使我有十个身体，能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宠，使一般百姓能够用较缓和的叛乱方法惩罚教士们，那么，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穷苦的农人，献出我的十个身体。

除了以上这段话外，他继续写了以下一段话。因为单独一个人使用武力，实为不智之举，复仇是上帝的事情：

暴动叛乱是无理性的举动，因为通常所伤害到的，总是无辜的人多于罪恶的人。因此，没有一件叛乱是对的，不管有多好的理由都一样。叛乱引起的伤害，总是超过革命的成就……当民众挣脱缰绳、逃出樊笼时，他没办法分辨哪些是邪恶的人、哪些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任意破坏的结果是，可怕的不义之举就无法避免了……我同情，而且永远同情那些反抗叛乱的人。

宗教改革多多少少仍在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着。1521年的圣诞节，卡尔斯塔特穿着平民服装，在德国庆祝弥撒。他邀请所有参加的人，用手拿圣餐的饼，并用圣餐杯喝酒。约在这时，奥古斯丁教团的一位领袖加百列·朱伊尔林（Gabriel Zwilling）要求他的听众，发现宗教图画就烧毁，发现祭坛就破坏。12月27日，“先知们”从茨维考（Zwickau）来到维滕堡，无异于火上浇油。那个市镇是德国最工业化的都市之一，市民多为编织工人，受雇于商人组成的市政府。这些工人忆起邻近波希米亚的塔波尔实验（Taborite experiment）曾受到压制，而对社会运动非常热衷。圣凯瑟琳教堂的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是一位热心的宗教改革支持者，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代言人。马丁·路德赞扬《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他于是产生了疑问——到底谁能解释《圣经》？闵采尔和他的两位伙伴，编织工人尼古拉斯·斯多奇（Nicholas Storch）和学者马库斯·斯都布诺（Marcus Stübner）宣称，他们是解释《圣经》的杰出人选，因为他们自觉而直接地感受到圣灵。他们宣布，圣灵命令他们将人的受洗延后到成人。因为圣餐只有发自信仰才有效果，而信仰是无法期望于婴儿的。他们预测，这个世界不久将遭到全面的毁灭，那时，所有不虔诚的人——特别包括所有罗马教会的教士——都将死亡；之后，在地球上将出现上帝的共产王国（communistic Kingdom of God）。1521年，编织工人的叛乱被制止了，3个“茨维考的使徒”（Zwickau Apostles）被放逐。闵采尔被流放至布拉格，他在萨克森的奥尔斯提德（Allstedt）找到牧师的工作。斯多奇和斯都布诺跑到维滕堡。在马丁·路德不在维滕堡期间，他们给梅兰希顿和卡尔斯塔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522年1月6日，维滕堡的奥古斯丁教团完全解散。1月22日，卡尔斯塔特的信徒在市议会里非常强大，他们推动一项法令，将维滕堡各教堂内所有的偶像拆除，并且禁止弥撒，除非采用卡尔斯塔特的简单形式。连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在禁止之列。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也禁止宗教仪式时的音乐。卡尔斯塔特称：“风琴的淫乱之音，唤起人们的世俗欲念。当我们应该沉思基督的苦痛时，却让我们想起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柏（Thisbe） [1] ……让风琴、喇叭和笛，回到剧院里。”市议会迟迟不拆除偶像，卡尔斯塔特率领其随员径入各教堂。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受难像，都被从墙壁上拆下来，抗议的教士，都被丢掷石头。卡尔斯塔特接受茨维考预言者的看法，认为上帝可以和《圣经》一样，直接对人说话。上帝对人说话，是简单地直接对人的心、灵，而不需要从语言和书本上学得。卡尔斯塔特本人非常博学，却宣称学校和读书有碍于虔诚，真正的基督徒要避开所有的学问和学习，要变成目不识丁的农夫或匠工。他的一位信徒，乔治·莫尔（George Mohr）将他任教的学校解散，劝学生家长保持孩子们无知。有些学生离开大学回家学手艺，声言没有必要再求学。

马丁·路德听到这些消息，害怕他的保守评论会很快由行动证明为正当，他否认教会权威会导致社会秩序解体。他不顾查理皇帝的禁令，同时又放弃腓特烈选帝侯对他的所有庇护，离开瓦特堡，重着教士服并剃发，匆忙地回到维滕堡。1522年3月9日，他开始一连串的8次演说，坚决地呼吁大学、教堂和市民们遵守秩序。现在，他拒绝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难道他不是只用一支笔，来解除百万人免受教会的压迫吗？他说道：“跟从我，我是第一个上帝所信托这件事情的人。上帝将把他的意旨第一个透露给我。所以，你们做这些事情，都错了……没有先来找我磋商……容我有时间……不要以为破坏那些被滥用的东西，就可以除掉污秽的弊端。人可以被酒与女色所迷，那么我们就要禁止酒和废除女人吗？太阳、月亮、星星，一直都受人尊崇，那么，我们是否要从天上把它们摘下来？”那些想要保持图画、雕像、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受难像、音乐和弥撒的人，不应该受到干扰。马丁·路德本人是赞成宗教偶像的。他在维滕堡一所教堂里安排弥撒，按照传统的仪式进行。在高高的祭坛上，他只给饼作为圣餐礼，但在旁边的祭坛上，他供给饼和酒。马丁·路德称，这个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重视的是从圣餐礼中接受到的精神意义。

在8天的8次演说里，马丁·路德尽量表现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冒险试验所有可能使维滕堡缓和下来的方法。结果，他成功了。茨维考的先知们企图改变马丁·路德，使他接受他们的看法，他们研究他的思想，想借以作为他们圣灵的证明。马丁·路德接受这项挑战。他们认为他对他们的看法，有一种神秘的共鸣。对他们这种敏锐的洞察力，马丁·路德将其归于撒旦，而命令他们离开维滕堡。卡尔斯塔特被重新建立的市议会辞退了，他在奥拉明德（Orlamünde）另外找到一份教士工作。在他的讲坛上，他批评马丁·路德是一位“贪婪的教士……维滕堡的新教皇”。卡尔斯塔特比教友派（Quaker）还早一步地放弃所有教士装束，穿朴素的灰色外衣，摒弃头衔，要求称他为“安德利亚斯兄弟”。他拒绝接受教士薪俸，要以农作物来赚取生活。他否认药物所有的功效，喜欢祈祷更甚于医药。他提倡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对圣餐，他仅仅采纳其象征意义。应腓特烈选帝侯之邀，马丁·路德到奥拉明德传道，以反驳卡尔斯塔特，但被丢掷石头和污泥而赶出该市。农人暴动崩溃时，卡尔斯塔特害怕被认为是煽动者而加以逮捕，他找马丁·路德并接受他的庇护。经过这一番折腾，这位倦怠的激进分子，在巴塞尔找到一份教授之职。1541年，在巴塞尔他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1] 古典神话，巴比伦的两位年轻情人不顾他们双亲的反对，通过墙上的裂缝偷偷地谈话。在相信提斯柏已死之后，皮拉摩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提斯柏发现他的尸体时，她也自杀了。

信心的根据

马丁·路德再度开始他崎岖的生命之旅。在他的会众面前，他是教士；在大学里，他是教授。腓特烈选帝侯每年付给他200基尔德，来上他课的学生，也会给他一点酬金。马丁·路德和另一位教士现在都穿着俗人的装束，和一位学生仆人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里。“我的床铺，整整一年都未整理过，因汗湿发臭。但是，我整天工作，到晚上便疲倦异常，待躺到床上时，什么不对劲都不知道了。”辛勤的工作，也使他忘食。“我像波希米亚人一样地吃，像德国人一样地喝，感谢上帝，阿门。”他时常讲道，但都以仁慈、简洁以及简单有力的语言抓住他粗俗的听众。他仅有的消遣就是下棋和吹笛子，但他似乎更陶醉于攻击“罗马教徒”（papist）的时光。他是历史上最有权力、最不受禁止的争论家。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加幽默当盐，加毁谤当胡椒。他让他的敌人辛苦地撰写拉丁文，给少数的学者阅读，他想对所有基督教国家发表意见时，他也写拉丁文。但是，他大部分严酷的评论，都是以德文撰写，或很快地翻译成德文，因为他的革命是一次民族主义的革命。在文体的清晰有力、片语的坦率与尖刻、譬喻的痛快直接、用语的通俗，及适当地迎合民族心理方面，没有哪一位德国作家可以与他比拟。

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新用途一样，印刷品正好适合他的目的，他以无尽的技巧运用印刷品。马丁·路德是第一个利用印刷品作为宣传和争论工具的人。当时并无报纸，也没有杂志，争论全靠书本、小册子和有意公开的私人信件。由于马丁·路德的刺激，德国印刷的书本数量从1518年的150本，提高到1524年的990本，其中4/5是有关宗教革命的书籍。支持罗马教会的书籍很难出售，马丁·路德的书籍却是当时最抢手的书籍，不仅书店经销，连小贩和学生都在出售。仅爱尔福特市集一处，就卖掉1400本。在巴黎，1520年，其销售量甚至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早在1519年，他的书籍就已经外销至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荷兰）、英格兰等地。伊拉斯谟于1521年写道：“马丁·路德的书籍流传到各处，而且有各种语言的版本。没有人敢相信他对人们的影响有多广泛。”改革家的文学创作力，把占优势的作品从南欧传到北欧，印刷品就是宗教改革。左腾贝格（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促使马丁·路德成功。

马丁·路德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在此之前，已有18种翻译本，但都是以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为根据，错误百出，措辞别扭。若要从原文直接翻译，又有着令人沮丧的困难：当时还没有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译为德文的字典，每一页都有成百的解释上的问题。而且，德文本身仍不成熟。马丁·路德所用的《新约》是希腊文本，伊拉斯谟曾经于1516年将它和拉丁文本对照过。这部分翻译工作于1521年完成，1522年发行。经过10余年的辛苦工作，不断地在神学里奋斗，再加上梅兰希顿和一些犹太学者的帮忙，马丁·路德终于把《新约》译成德文并发行。除了他们的学识未臻完美外，这件翻译工作不失为划时代的事情。他们开拓了德国文坛，定下努霍彻德特赫（Neuhochdeutsch）——萨克森上流社会的新高级德文——作为德国文学上的用语。该译文因为使用通俗用语，所以严格来讲，是非文学的。马丁·路德以他惯用的生动笔法解释他的翻译方法：“我们不需要像蠢驴一样，问拉丁字母——我们该怎么说德文？应该要问屋里的母亲们，街上的孩子们，及市集里的一般民众……由他们来引导我们翻译。然后，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对他们说德文。”他的译文和公元1世纪后詹姆士王在英格兰做的翻译，有同样的效果和威望——对于民族语言有无尽的影响，对民族文学而言，也是一项最伟大的散文作品。马丁·路德在世之时，维滕堡印了10万份《新约》。其他地方也出现12种未经许可的版本。除了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明令禁止该书的流通外，在德国，它仍旧为最畅销的书籍。《圣经》的翻译用该国的语言和文学代替拉丁文，这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与罗马教会在未接受及未转换拉丁语的国家的失败有关。

马丁·路德在《圣经》翻译的工作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仍留有中世纪视《圣经》作者为神圣的看法，所以他很高兴地将《圣经》作为他宗教信仰的充分来源和规范。虽然他也接受《圣经》上没有提到的一些传统事情，如婴儿受洗和星期日为安息日等，他不承认罗马教会不根据《圣经》只按其习俗和权威，擅自附加基督教教义，如炼狱、赦罪状及对玛利亚和圣人的尊崇。“君士坦丁的捐赠”中法拉的启示（Valla’s revelation），是古老的历史骗局，已经动摇了成千的基督徒对罗马教会传统与教条真实性的信心。1537年，马丁·路德把法拉的论文译为德文。传统是富于人情味而易错的，但几乎整个欧洲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正言。

在神圣的启示里，推理与信心比起来，似乎也是一项脆弱的方法。“我们这些不幸的可怜人……妄想了解上帝不可思议的光明的威仪……我们像鼹鼠一样，以失明的眼睛，瞻仰上帝的光轮。”马丁·路德曾说，你不能同时接受《圣经》和推理，其中之一必须放弃：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文章，是上帝将他的话语透露给我们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出现推理，是完全不可能、荒谬和错误的（想一下这个狡猾的小骗局）。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将他的身体和血，给我们吃喝，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情更荒谬、更不可能？……或者说，死者会在这最后一天又复活吗？——或者，上帝的儿子基督，就应该由圣母玛利亚怀孕、生产，变成人类，遭遇痛苦，而后抱憾地死于十字架上吗？……推理是信心的最大敌人……她是撒旦的最大娼妓……应由疥癣和麻风吞噬的妓女，她和她的智慧应该任人践踏、摧毁……把脏东西丢到她脸上……在她洗礼时，将她淹死。

马丁·路德诅咒经院哲学家，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么多推理的特权，因为他们试着要合理地证明基督教教条，因为他们试着要使基督教教义和那“该死的、自命不凡的、诡计多端的野蛮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致。

虽然如此，马丁·路德还是采用了推理方面的两点：第一，他认为讲道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非典礼本身；第二，在他刚开始叛教之初，他宣称，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他草拟判别《圣经》真实性的规条，以决定他们对基督的教言该同意到什么程度。“任何不传基督之道的人，就不是使徒，即使是圣彼得或圣保罗所写的道，也一样视之……任何传基督之道的人，就是使徒，即使出自于犹大、比拉多或希律王。”他否认詹姆士使徒书，称之为“没有价值的使徒书”，因为他无法使之与保罗的释罪教条一致。他以该使徒书向希伯来人质疑，因为该书似乎对洗礼后的忏悔之有效性加以否认（因此支持了再洗礼派教徒）。最初，他斥责《启示录》是一些预兆和恶兆混杂在一起的费解的混合物，“既非使徒的，也非预言的”。“厄斯垂斯的第三本书，我将它丢到易北河。”他对《圣经》教条的批判，大部分被以后的《圣经》评论家评为智慧的、正确的。他说：“在当时，并没任何人将先知们的言论记载下来。他们的学生和听众，以后才收集他们的言论……所罗门的格言并非所罗门的作品。”但是，与马丁·路德敌对的天主教人士，认为他对真实性和启示的判断是主观而专断的。他们预言，以后的评论家一定会否认其他的《圣经》书，直到任何从《圣经》而来的其他书籍，都不能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为止。

一些例外显示马丁·路德维护《圣经》，以《圣经》作为完全真实的真理。他承认，约拿与鲸鱼的故事，若不是记载在《圣经》里，他一定会当作捏造的故事加以取笑。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因为记载在《圣经》里，所以他才承认，如伊甸园与蛇的故事、约书亚与太阳的故事。但是，他争论道，一旦我们接受《圣经》的神圣作者，我们就必须将这些故事和其他的故事，在任何方面都认为是事实。伊拉斯谟和其他人想借寓言来调和《圣经》与理性的企图，被马丁·路德斥之为无神论的形式。就如同福音所说的一样，他不是从哲学求取精神的安宁，而是从对基督的信仰中得到。他以《圣经》为依归，以《圣经》作为他心灵最后的寄托。他认为《圣经》不只是人类智慧的产品，同时也是神圣的礼物与慰藉。他以这种看法来对抗人文学者及这些学者对古典文学的崇拜。《圣经》教我们如何去看、感觉、了解和领悟信仰、欲望、爱等一些远非人类理性所能胜任者。当灾难压迫我们时，《圣经》教导我们，这些美德如何把光明照射进黑暗，当我们结束在世上穷困潦倒的一生时，还有另外一个永恒的生命。若问《圣经》神圣的灵感根源于什么？马丁·路德回答得很简单：“根源于《圣经》本身的教言——只有上帝赋予灵感的人，才能写就如此深奥、如此慰藉人心的信仰。”

马丁·路德的神学

虽然马丁·路德的神学给人的感觉是忠于《圣经》的，但他的解释潜意识里仍留有中世纪后期的传统。他的民族主义使他成为近代人，他的神学却属于信仰时代。他背叛天主教组织和仪式，远甚于背叛天主教教条。他抗议的事情大部分都至死不渝。他背叛时，步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后尘，而非任何其他新组织。他像他们两位一样，否认罗马教皇的权位、天主教会议、教阶组织及不是用《圣经》导致信心的任何其他方法。他像他们一样，称罗马教皇为伪基督。同时，也像他们一样，在国内找到庇护。从威克利夫到胡斯到马丁·路德，是14世纪到16世纪宗教发展主线。神学上，该线终止于奥古斯丁对宿命论和简短祷文的奇想，按顺序而言，该线应该建基于保罗的使徒书，而保罗对基督从未有认识。新教形成时，几乎所有的非基督教分子都销声匿迹了。犹太人的贡献胜过希腊人；预言家胜过经院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和人文学者的柏拉图；保罗将耶稣转换成替亚当赎罪的人，他较属于预言家，而较不属于使徒；《旧约》使《新约》黯然失色；上帝也使基督面无光彩了。

马丁·路德对上帝的看法是犹太人式的。他能够畅谈上帝神圣的慈悲与恩典，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上帝仍显现为复仇者的旧姿态，是最后的审判者。他相信（历史上并无“他不相信”的记载）上帝曾经将几乎所有的人类沉溺于洪水，曾经降火尽焚索多玛城，也曾经怒号和挥动手破坏土地、人民和帝国。马丁·路德认为：“只有少数人被解救，无限多的人都被惩罚了。”具有缓冲作用的玛利亚，作为这个故事的调停者，使最后审判为带有原罪的人类留下真正的恐惧。同时，上帝也用野兽、害虫和邪恶的女人，来惩罚人类的罪恶。马丁·路德常以此提醒他自己——除了知道上帝是存于天地之间的神外，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当一个爱找麻烦的年轻神学家问他“世界被创造以前，上帝在哪里”时，马丁·路德直率而夸张地回答：“上帝正在为像你这种狂妄自大、心绪不宁、好管闲事的人建造地狱。”

马丁·路德视天堂和地狱为当然之事，而且相信创世之初就有了。他描述一个充满喜乐的天堂有可爱的狗，“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像名贵的宝石一样”。因为他的子民们，曾对他们死去的狗表示关心，马丁·路德对他们说了这一段亲切的话。他像阿奎那一样，满怀自信地谈论天使，他认为天使是无形而仁慈的灵魂。有时，他把人类描绘成善、恶天使永无止境的竞争对象，人类命运所有的一切遭遇，都是由于天使们的喜怒哀乐和所作所为来决定——这是祆教的说法闯进了他的神学。他完全接受中古世纪对魔鬼的看法，认为魔鬼徘徊人间，带给人类脾气、罪恶和不幸，使人类更容易通往地狱。“许多魔鬼藏于林间、水中、荒野和黑暗的池塘，随时都准备伤害人；有些魔鬼，也藏在厚厚的乌云中。”这些说法，部分是为了教育而有意创作的神秘的恐怖故事。但是，马丁·路德说得非常真切，仿佛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他说：“我熟识撒旦。”他还把和撒旦的对话详细地记下来。有时候，他吹弄笛子来愉悦撒旦。有时，他叫撒旦的臭名，把可怜的撒旦吓走。夜里，被墙壁遇冷收缩的声音惊醒时，他习惯地把这个声音归诸于撒旦，充满自信地下结论——那是撒旦在漫步，他能够再度安稳地入眠。他几乎无法接受我们所谓的“大自然的法则”，他把大自然的各种不愉快现象，如冰雹、闪电和鼠疫等，统统归之于魔法；而所有一切善举，统统归之于神力。所有条顿民族的民间传奇故事，如吵闹的鬼、制造声音的精灵，显然都被马丁·路德赋予表面上的价值。蛇和猴子是撒旦喜欢的化身。魔鬼可以和妇女一起睡、生孩子。这种古老的说法，在马丁·路德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有一次，他还建议应该将这种魔鬼与妇女所生的孩子溺毙。他把魔术和巫术当真，认为将这些巫婆处以火刑，是基督徒的责任。当时的人，无论基督徒或新教徒，大部分也都有这类观念。对魔鬼的力量和魔鬼无处不在的信念，在16世纪达到顶点，这是任何其他时代所不及的。这种对撒旦的全神贯注，蛊惑了许多新教神学。

马丁·路德坚信人类生来邪恶，易于犯罪， [1] 这使他的哲学晦暗不少。作为对亚当和夏娃不服从的惩罚，人类心中神圣的影像被撕毁，只留下人性自然的倾向而已。“没有人是生而为基督徒，或生来就虔诚的……世界与群众永远是无慈悲心的……恶人总是多于善人。”甚至于善人的恶行，也要多于其善行，因为他无法超越自然的本性，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马丁·路德觉得：“我们是愤怒之子，我们所有的成就、意义及思想和我们的罪恶，相互抵消之下，变得一无所有。”计算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善行，我们每个人都该挨骂。所谓善行，马丁·路德主要意指教会所要求的虔诚仪式，如禁食、朝圣、向圣人祈祷、为死者望弥撒、赦罪状、报佳音、送礼物给教会……但是，他认为善行还包括了所有的“行为，不论其性质的行为”。他对需要慈善与喜欢健康的社会生活并不置疑，但是他感觉到，即使有这些美德祝福的人生，仍不能得到永恒的祝福。“福音所传之道，并没有提到善行；若说福音要求人要有善行才能获救，说这话的人，我明白地断言，他是个说谎者。”并非由善人行善行就能赎罪，因为每件罪恶，都侮辱到无限大的神性。只有上帝的儿子基督，承受痛苦和死亡的这种赎罪牺牲，才能为人类的罪恶赎罪；而且，也只有相信基督的神圣赎罪，才能将我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如同保罗对罗马人说的一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种信仰，就是说“释罪”（justifies）造就一个人，使人得到解救，而不管他所犯的罪恶。基督本人也说：相信、接受洗礼的人，将会得到解救；只有相信的人，将不会受到判罪。马丁·路德由此推论：“因此，每一位基督徒最应关心的，是把所有对善行的信念抛置一旁，只要不断地加强信心。”他又更进一步地写下一段话，使一些神学家产生困扰，却使许多犯罪的人得到安慰：

耶稣基督俯首弯腰，让罪犯跳到他的背上，以此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把基督伪装成这种样子，让他隐藏在我的罪恶、你的罪恶、全宇宙的罪恶里，并以为他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恶，这对虔诚的人说来，是多么地安慰啊！……当你知道自己的罪恶附在他身上，那么你就会很安全，不至于有罪恶、死亡或堕入地狱之虞。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什么，就是要不断地训练一种无罪的感觉，只要将你的罪恶丢给基督，即使你有罪，也会感觉无罪。了解替罪羔羊承担了整个世界的罪恶，那就够了。罪恶并不能使我们和基督分开。假使一个人浑身罪恶，福音还告诉他：要有信心和信仰，从今以后你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这对于他来讲，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一旦这个塞子被拉出，罪恶就被宽恕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了。

这段话，可能是有意要安慰、鼓励一些敏感的人，他们介意他们自己犯了太多的过错。马丁·路德也还记得，有一次，他把自己过错的不可原谅惊人地夸大了。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很像台彻尔所主张的：“把钱币投入捐献箱里，那么你所有的过错，都会不翼而飞。”现在，信心取代了从前忏悔、赦免、捐献及赦罪状等所能做的一切神奇事情。更引人注意的是下列一段话。在这段话中，热诚的马丁·路德对罪恶本身下了一个很妙的说法。他说，当撒旦不断地诱惑我们时，聪明的办法，就是去犯一两次罪过：

尝试一下你亲近的朋友们所处的社会，去喝、玩，谈淫秽事，使你自己愉快。一个人有时候应该因恨撒旦或藐视撒旦，而去犯点小过错，以便不给撒旦有机会使你无事自扰。假使一个人对于罪过，过分震惊，他就是迷失了……啊！假如我能找到一些真正妙的过错时，就可以给撒旦来个打击！

这种贪婪而富于幽默的闲话，很容易引起曲解。马丁·路德的一些追随者把他解释为：好像是在原谅通奸、不贞、谋杀。一位路德教派的教授告诫路德教派的传教士们，尽可能地少用只靠信仰即可释罪的说法。马丁·路德对信心下的定义，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命题作知识上的认可，更主要的是鼓励个人自我献身于实际的信仰。他对完全信仰上帝的恩赐，深具信心。因为基督赎罪的死亡，使人具有根本的善良，所以偶尔肉体上的取乐，并不会造成长久的伤害；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很快将犯罪者带回精神上的健康。他激赏善行，所反对的是善行对获救的有效性。他说：“善行并不能造就善人，而是善人会行善。”那么，是什么造就善人呢？就是信仰上帝和基督。

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有这种能获救的信心？并不是由于他的功过，而是一种神圣的恩赐，用以赐予上帝的选民。就像圣保罗在提及法老王时所说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根据这神圣的宿命论，上帝的选民是被选来享受永恒的幸福，其他的人，被失宠地留下，被诅咒下永恒的地狱：

信心的极致，即在相信上帝拯救了这么少的人，责罚了这么多的人，他仍旧是仁慈的；他就是使我们命定毁灭的人。所以……上帝似乎以使人受苦为乐，他得到的恨应该多于爱才对。假使以任何推理的方法，在上帝表现了这么多的怒气和不公平时，仍能想象他是仁爱而公义的话，那就不需要信了。

因此，马丁·路德在反对异教文艺复兴的教会反动中，不只是回到奥古斯丁，他还回到德尔图良。相信宿命论，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功德，因为就理性而言，宿命论是不可信的。虽然如此，他认为正是严密的逻辑推理，使他走到怀疑的地步。这位写过很多有关“基督徒自由”的神学家，1525年在一篇论文《论奴隶意志》（“De Servo Arbitrio”）中争论：假使上帝是全能的，他应该是一切行为的唯一原因，包括人类的一切行为。假使上帝是全能的，他应该能预知任何事情，而且一切事情都该按照他所预测的发生。因此，任何时刻、任何事件，都在他心里有所预定，永远按着这预定进行。马丁·路德像斯宾诺莎一样下结论：“人类像一块木头、一个石块、一把泥土或一撮盐一样地不自由。”更不可思议的是，上帝神圣的远见不但剥夺了天使的自由，连上帝本身的自由也剥夺了，因为他也必须按他所预见的去行事，他的远见就是他的命运。一位疯狂的极端分子，解释这一教条为：“一位年轻人，砍掉他兄弟的头，把这个行为归之于上帝，他只是上帝的代理人。另有一位逻辑学家，以脚踏死他的妻子后，哭道：‘这是天父所要做的事。’”

大部分说法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隐约杂陈，马丁·路德将这些说法，从保罗和奥古斯丁开始，以不可辩驳的坚毅态度加以演绎。他可能否认文艺复兴的教会，而似乎愿意接受中世纪神学。他较容易容忍受苦大众的宿命论，而不易容忍无耻的敛聚税收的教皇权威。他不承认将罗马教会定义为大主教、主教等的总称，认为那是相信基督神性和赎罪的信众的社区。但是，他还是响应教皇的教条，他写道：“不借着基督来亲近上帝，而借任何其他的人（如犹太人、土耳其人、天主教徒、伪圣人、异教徒等）来亲近上帝的所有这些人，行走在恐怖的黑暗和错误之中，终必死亡或迷失在他们的罪恶中。”在维滕堡重新复活的是博尼费斯八世和1302年罗马会议的教言：“罗马教会之外无获救者。”

在马丁·路德的神学中，最具改革性的内容是教士的废立。他不允许把教士当作不可或缺的圣礼执行人，也不允许把教士当作上帝的特权媒介人；教士仅仅是会众选出来的奴仆，是服侍会众的精神需要的。结婚、建立家庭的教士们，会发出神圣的光辉，使教士之职更具令人敬畏的力量，他们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但是任何人，在必要时，皆可以执行教士的职权，甚至为忏悔者赦罪。修士们应该放弃他们的自私和惯有的无价值的独身主义，应该和其他人一样，结婚、工作。男耕女织，比修士们喃喃地重复无法了解的祈祷文更能侍奉上帝，祈祷者应该使灵魂直接与上帝交流，而不是求助于半传奇的圣人。朝拜圣人，按马丁·路德的判断，并不是寂寞的生灵和圣洁的死者之间的友善而慰藉的交往，而是原始多神论偶像崇拜的恢复。

至于圣餐礼，一向被认为是教士授予神圣恩典的仪式，马丁·路德很严格地把教士们的职分减少。圣餐礼不具有神奇的威力，而其功效，并非靠其仪式和宗教套语，而是靠接受者的信心。坚信礼、婚礼、教士任职礼及死者临终涂油礼，这些仪式，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具有特殊神圣的恩宠，新教可以把这些仪式废除。受洗礼是有“施洗者”约翰之例为证的。秘密忏悔可以保留为圣礼之一，不管《圣经》里有无根据。 [2] 至高无上的圣礼，是耶稣最后的晚餐，即圣餐。圣餐的饼由教士念过祷文以后，可以变为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诞而亵渎神灵的。不过他主张，基督本身会自天而降，具体地出现于圣餐的酒和饼中。圣餐并非教士的神奇力量，而是一种神圣而永久的奇迹。

马丁·路德有关圣礼方面的教条，是以圣餐礼来代替弥撒。他获上帝解救的理论，是靠信心而不是靠善行。他的这些教条暗中伤害了德国北部教士们的权威，进一步排斥主教法庭和宗教法规。在路德教派广为分布的欧洲，民众法庭是唯一的法庭，俗世的力量是唯一合法的力量。地区统治者，可以指定教会人事、支配教会财产、管理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慈善基金。理论上，教会和国家行政是各自独立的；实际上，教会附属于国家。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想将全部生活委诸神学，却无心地、不情愿地促进了成为现代生活基本要件的深入与世俗化。

[1] 或者，像现在我们所说的，人类生来就有很多本能，适合于狩猎时代，但要持久地限制在文明里。

[2] 已被马丁·路德集体忏悔而后集体赦罪的方式替代。

革命家

主教们想尽办法使马丁·路德及其信徒沉默时，马丁·路德发出了怒吼，这几乎是革命的警报。1522年7月发行的《反对教皇和主教们的神职》（Against the Falsely Called Spiritual Order of the Pope and the Bishops）的小册子中，他称高级教士为所有狼中“最大的狼”，他呼吁所有善良的德国人，以武力驱逐之：

主教全被谋杀，教堂和修道院皆被铲除，这尚比一个灵魂被毁灭好些。让那些为了毫无价值、虚有其表的东西，及为了偶像崇拜的人去迷失吧。生活在色欲里，以别人的血汗和工作来滋养自己的人，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接受上帝的诏示，寻求灵性的生活，上帝还会与他们同在……但是，假使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只是愤怒、咆哮地下禁令、火刑、屠杀和各种恶行，那么除了以强烈的暴动将他们扫除外，他们还应该得到什么比这更好的？暴动发生时，我们都将会心地微笑。所有献出身体、货物和荣誉，使主教的教条被摧毁的人，都是上帝亲爱的子民和真正的基督徒。

此时，他对国家的批评，也像他对罗马教会的批评一样。在正统罗马教会教徒统治的区域里，禁止售卖或拥有马丁·路德的《新约》，马丁·路德受此刺激，于1522年秋，写了一篇论文《论世俗权力：该服从至何种程度》（“On Secular Authority：To What Extent It Should Be Obeyed”）。他开始很友善地称赞圣保罗的民众服从教条，称赞神圣的国家起源。这很明显与他基督徒完全自由的教言相悖。马丁·路德解释道，虽然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律法，基督徒之间也无须使用律法或强制力，但他们必须服从律法，作为大部分非真正基督徒的好榜样。因为没有律法，人类罪恶的本性定会使社会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如此，国家的权力仍应止于精神领域之外。傲慢地命令人民该读何书，或该信何物的这些王侯是谁呢？——

你必须明白，自有世界以来，聪明睿智的王者，就是一只珍奇的鸟儿；而虔诚的王侯更是难得。他们往往是地球上的大笨蛋，或是最糟糕的地痞流氓。他们是上帝的狱吏和绞刑吏，而上帝神圣的愤怒，需要他们来惩罚邪恶的人，以保存表面上的安宁……无论如何，我要忠告那些盲目的民众，要他们注意《诗篇》第107篇的简短格言：“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我以上帝之名向你们起誓：虽然你们每个人都像土耳其人般孔武有力，但假使因你们的错误，而使这本小册子有效地对抗你们，你们就会迷失。你们的愤怒和咆哮，于你们毫无帮助。大部分的事情，都木已成舟了。因为……一般人正在学习怎样思考，他们正聚集力量以轻视诸侯……人们不必、不能也将不再忍受专制和傲慢的痛苦。亲爱的王侯与贵族们，适当而明智地指引自己吧！上帝将不再容忍你们了。这个世界，不再和过去一样，像狩猎似的追赶人民了。

一位巴伐利亚的贵族，指责马丁·路德上述的文字是在为导致革命的叛乱呼吁。乔治公爵公然抨击其为诽谤的言论，怂恿腓特烈选帝侯压制该册子的发行。腓特烈选帝侯却以他一向处之泰然的作风，同意小册子发行。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于1522年3月19日写给文泽尔·林克的信，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们征服了教皇的暴政，他先前曾压迫国王和王侯；那么，我们去征服王侯不是更轻而易举吗？”如果王侯们看到马丁·路德对教会所下的定义，不知他们将作何感想：“我相信在地球上，不管世人再怎么聪明，也只有一个神圣而共有的基督教会，这无别于圣者集团……我相信在这个集团或基督教国家里，所有的用品都是共有的，每个人的财物都是别人的，没有任何物件是纯属私人所有。”

这些言论是偶然的激发，不必过分当真。马丁·路德虽然是反动分子，实际上，他仍是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他希望回复到中世纪早期的信仰和方法。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复兴者，而不是一位改革者。他很愿意让他孩提时代的农业社会，加以改善后保存下去，垂于永久。他同意中世纪教会对附加于教义的传说的贬斥，只是依他个人天生快活的习性，补充了一句：那附加物是撒旦虚构的故事而已。他叹息对外贸易的发展，称商业为“肮脏的行业”，轻视那些靠投机为生的人。他抨击那些垄断市场，阴谋提高价钱的人为“公然的强盗”。他说：“政府当局如果将这些人的东西统统没收，把他们驱逐出境，一点也不过分。”他认为当时是“拿些东西塞住富格尔的嘴巴”的最好时机。1524年，在《论贸易与高利贷》（“On Trade and Usury”）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下结论：

国王和王侯们应当注意到这些事情，并应以严格的法律禁止它们；但是，我听说国王和王侯们对它们很有兴趣，以赛亚的预言实现了：“王侯成为盗贼的同伴。”他们将偷一个或半个基尔德的小偷，处以吊刑，却和偷窃整个世界的强盗进行贸易……就像罗马上议院议员加图说的：“小偷被关在监狱里，脚镣手铐；公然的大强盗，却身穿金丝、逍遥法外。”但是上帝对这些将怎么说呢？就像以西结（Ezekiel）所说，王侯、商人和盗贼，上帝将把他们像铅和铜般的一起熔化。城市被焚毁时，就再也没有王侯和商人了。我担心，这个时候已经来临。

事实上确已来临。

第二章　社会革命（1522—1536）

崛起中的革命（1522—1524）

挨饿的骑士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机会，以反抗王侯、高级教士和资本家。1522年，查理五世远在西班牙之时，济金根的军队是一群无用的笨蛋，富饶的教会土地，显出很容易就可以夺取的模样。胡滕受指示要采取行动。马丁·路德也已经呼吁德国人民扫荡压迫者。

8月13日，一群骑士在兰多（Landau）签署一项采取联合行动的誓约。济金根围攻特里尔城，并散发信件给城内的人民，呼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统治的大主教。城内人民却一直保持缄默。大主教召集军队，自己充当将领，击退敌方5次袭击。济金根停止围攻，把军队撤回到兰德斯都尔（Landstuhl）的城堡。大主教在邻邦王侯的协助下，猛击济金根的城堡。济金根在防御战中受了重伤，1523年5月6日向大主教投降，于次日逝世。骑士们又归顺王侯，遣散他们的私人军队，非常失望地仅仅依靠封地税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预知到这次败亡，路德于1522年12月19日脱离了这次叛乱。另一方面，他的运道不断上升。斐迪南大公于1522年，在写给他哥哥神圣罗马皇帝的信中说道：“路德的思想深植于整个帝国之中，一千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位能免于他的影响。”修士和教士们群集到新的婚姻祭坛，在纽伦堡、洛伦兹教堂和塞巴尔都斯教堂高唱“圣道”（God’s Word）。这个宗教改革的口语，表明他们信仰的唯一基础是《圣经》。新教派的传教士自由地在德国北部各地传道，占领旧讲坛，改为新教的讲坛。他们公然抨击道——不只教皇和大主教是“魔鬼的仆役”，连世俗的君主也是“邪恶的压迫者”。无论如何，有些世俗君王自发改变了宗教信仰，如胡斯的菲利普、勃兰登堡的卡西米尔、符登保的乌尔里希、吕讷堡的恩斯特及萨克森的约翰。甚至皇帝的姐妹伊莎贝拉也变成为路德教派教徒。

查理皇帝从前的老师现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1522年，纽伦堡的一次帝国会议时，他曾致函要求逮捕马丁·路德，他还主动说起了一些教会的错事：

我们很清楚这些年来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聚集在罗马教廷的周围。圣事被误用了，宗教仪式也走了样，以致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朝向错误的改变。因此，弊病从领导者蔓延到教阶组织，此事已不足为奇。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高级教士和传教士，都已经从正路上走岔了，而且长久以来，没有一个迷途知返……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倾尽全力来改革罗马教廷。也许所有这些罪恶，都有其来源……整个世界都期望着这种改革。

议会要求腓特烈选帝侯调查马丁·路德。但有人质问，为什么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腐败，就要受责难？教会的腐败现在连如此有权威的教皇都觉察到了。由于教皇的陈述很不充分，议会把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一百件事情一并列举出来，寄给教皇，建议教皇应考虑这些委屈，将此事交由皇帝在德国召开全境会议，寻求补救之道。

这次会议由贵族操纵，他们同情地听取控诉，指陈垄断市场的商人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赚取自己的财富。于是，委员会致函德国各大城市，询问这些商人是否有害社会及是否需要将这些商人调整或驱逐。乌尔姆答称，这些商人的确是罪恶，商业公司限制在父亲、儿子及女婿的手中。奥格斯堡是富格尔的老家，建议采取保卫大商业、孤儿、寡妇的古老方法，即放任政策：

基督教国家（或者我们应该说整个世界）由于商业的发展而富裕了。商业越发达的国家，其国民也就越繁荣……商人聚集之处，即工作很多之处……限制公司的大小是不可能之事……公司越大越多，对每个人就越好。假使商人不能在德国自由经商，他们就会转移到别处，只会导致德国的损失……假使商人不能扩大规模，那么他们过多的钱将如何运用……较妥善的办法，还是让商人自由，不要限制他们的能力或资本。有些人提到限制商人投资后的净利润。投资剥夺了孤儿、寡妇和穷人们的谋生之道。他们靠着投资给公司赚取收入，是非常不公平而有害的。

议会立法规定，公司资本额不得超过5万基尔德；红利必须每两年分配一次，同时账目必须公开；金钱不许作高利贷出借；每季买入商品，不得超出规定的最大限量；商品须固定在法律规定的价格。商人们向查理五世求情，查理以上述的条件支持他们。德国很多城市渐渐分享到这些商人的利益，纽伦堡布告很快变成一纸空文。

帝国议会于1524年1月召开，在一次会议中，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致函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颁布逮捕马丁·路德的新命令。在奥格斯堡，罗马教皇的使节受到群众的嘲弄，不得不秘密地潜入纽伦堡，以免群众对他做仇恨的示威行动。他还受辱似的接见了3000人，其中包括皇帝的姐妹，领受路德教派的教士以酒和饼的方式行圣餐礼。于是，他向议会警告，这一项宗教革命，假使不尽快予以制止，很快就会伤及当局政权及其秩序。但是，议会如此回答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节：任何想用武力扑灭路德主义的企图，其结果将导致“骚乱、不服从命令、屠杀……最后是全面性的破坏”。议会深思熟虑时，社会革命却开始了。

农民战争（1524—1526）

宗教的背叛使农民开始想入非非，他们要求分享德国更多的繁荣。生活的艰苦已经使12个乡村发生骚动。马丁·路德公然反抗罗马教会、责骂王侯、破坏宗教戒律和令人敬畏的各种限制，使每个人都可以当教士及宣告基督徒的自由。在那个时代的德国，教会和邦国严密地契合着，教士们在社会秩序和国内行政上，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教会威望和权力的崩溃，使防止革命的一个栅栏被移开了。韦尔多派教徒、贝格哈德教派（Beghards）教徒和共同生活会的弟兄们仍继续着古老的传统，以《圣经》的内容作为根本的意见。印刷本《新约》的流布不仅对政治是一项打击，对宗教的正统性也是一项打击。因为它暴露出教士是由人的本性和世俗的方法造成的；揭发基督徒的共有主义；揭发基督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这些方面，《新约》成了这个时代激进分子的真正“共产宣言”。农民和无产阶级在此找到一个做乌托邦梦的神圣保证，他们梦想着私人财产被禁止，穷人将拥有土地。

1521年，一本小册子在德国广为流行，书名为《卡尔斯坦斯》（Karsthans），意即用长柄叉的约翰（Pitchfork John）。书中这位“带着锄头的人”、表示农民护卫马丁·路德的文章及同年又陆续出版的书，都主张乡村叛变，以反抗天主教教士。1521年，约翰内斯·埃伯林（Johannes Eberlin）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要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每一位统治者和官员对全民选出的议会的服从义务，资本家机构的废除，恢复面包与酒的价格，所有的孩子应受教育，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天文学和医学。1522年，另一本小册子，名为《德国民族的需要》（Teutscher Nation Notturft），被误认为是已逝的皇帝腓特烈三世所写，书中要求废除“所有通行税、关税、护照和罚金”的，废止罗马法和宗教法规，限定商业机构资本额不能超过1万基尔德，逐出政府中的教士，没收修道院财产，以及主张穷人的收入分配。1524年，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声称，税款1/10付给教士是违背《新约》的。有一个人宣称，天堂之门是为农民开的，对贵族和教士是关闭的。另外有人建议，农民不要再付款给教士或修士。闵采尔、卡尔斯塔特和胡布迈尔（Hubmaier）向听众忠告：“农夫、矿工和打谷者，比整个村庄的修道院院长、教士或神圣的博士，更为了解福音，更能够传说福音。”卡尔斯塔特还加上：“比马丁·路德好。”年鉴和占星家好像是给予行动的暗示一样，预测1524年会有一场暴动。一位天主教人文学家约翰内斯·科克拉乌斯（Johannes Cochlaeus），于1523年警告马丁·路德：“镇里的民众和省里的农夫，将会叛变……反对教皇和地方权势的印刷小册子和激昂的言论，使他们中了毒。”马丁·路德、传教士和出版小册子的人，都不是叛乱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正当的抱怨。但有一点是真的，即马丁·路德的福音和他的更激进的跟随者“火上加油”，使这些被压迫者的愤怒，转向乌托邦的幻想、难以数计的暴行和易动感情的复仇心理。

托马斯·闵采尔正好赶上这个时期的骚乱。1522年，他被指派在奥尔斯提德（Allstedt）传教。他要求以武力消灭“不信上帝的人”——罗马天主教和保守派教会。他声称：“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没有权利生存，除非上帝的选民，允许他们生存。”他建议王侯应该领导人民革命，以反抗教士和资本家。王侯并没有响应。于是，他呼吁百姓连王侯也一并推翻，然后建立一个纯良的社会，正如柏拉图……和阿普列乌斯所设想的社会。他写道：“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在必要情况下，东西应该是分配的。任何王侯、伯爵或男爵，在经过很诚恳地提醒这个真理后，假使仍然不愿意接受的话，将会被砍头或吊刑。”腓特烈选帝侯能够很幽默地容忍这个福音，但他的兄弟约翰公爵和他的堂兄弟乔治公爵，联合马丁·路德，1524年把闵采尔逐出教区。这位愠怒的使徒，从一个市镇流浪到另一个市镇，宣称犹太人的获救和天堂王国的将临。

他在图林根地区（Thuringia）发现一个自由市米尔豪森（Mühlhausen），纺织工业使很多无产阶级聚集在那里。对于他而言，这是适合他的政治舞台。亨利希普·菲弗（Heinrich Pfeiffer）曾经当过修士，借着中下阶级的支持，开始在这个地方酝酿革命，要从贵族的寡头政治中夺取市议会。闵采尔向这个市镇的工人和附近的农夫传播他的激进计划。1525年3月17日，菲弗和闵采尔的武装人员，把贵族们除名，建立了一个所谓“永恒的议会”（Eternal Council）来统治米尔豪森市。按梅兰希顿的记载，这一群胜利的激进分子把修士们驱逐掉，同时把教会的财产统统搜刮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会公平地记载他们的敌人所做的活动和概念。公有财富并未建立。事实证明，菲弗在实务方面比闵采尔能干，他把叛乱消弭于中产阶级的需要中。闵采尔预测会遭受帝国军队的攻击，于是把工人和农夫组织成军，在赤足修士（Barefoot Friars）的修道院里，他得到重炮。他呼吁他的军队：“前进吧！乘火正热的时候前进吧！使你的刀剑沾满血液而温暖！”

约在这个时候，农民的叛变使德国南部大为震惊。也许，1524年的一次毁灭性的降雹使施图林根丰收的希望整个破灭，变成了叛乱的导火线。这个地方靠近沙夫豪森，距离瑞士并不太远，此处刚强的农夫实为楷模，除了封建权力的形式外，他们已经解放了他们自己。1524年8月24日，汉斯·穆勒（Hans Müller）接受闵采尔的建议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施图林根的一些农民，把他们组成“福音兄弟”（Evangelical Brotherhood），宣誓解放整个德国的农民。很快，不满的来克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康斯坦茨主教、韦尔登堡的伯爵蒙福尔、卢普芬和苏而兹的佃农们，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1524年底，约3万名武装的农民，在德国南部拒绝付给国家税、教会什一税、封建税，并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梅明根（Memmingen），他们的代表们受到苏黎世来的茨温利教派新教徒（Zwinglian Protestants）的影响，于1525年3月，订下“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s），使半个德国剑拔弩张：

愿基督徒读者得到平安，并借基督蒙神的恩惠。

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后来借农民集会的机会诟骂福音。他们说：这就是新福音的结果吗？没有人服从，所有的人都在反叛……推翻或杀死宗教及非宗教的君主吗？对这些不信上帝的邪恶批评，以下列条文作为回答，一来是为了除去对《圣经》的这些谴责；二来是为了用基督徒的方法，来证明农民的不服从与背叛，是正当的——

第一条：将来，我们应该有权利使整个的社区能够选举和指派一位牧师，同时有权利罢免该牧师……这是我们谦虚的请愿和要求，也是我们的目的和每一个人的意愿。

第二条：因为什一税是《旧约》所订、应验于《新约》的。所以，我们将会缴纳谷物的什一税，但是，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将来这什一税款，是由社区指派的教会首长收集和接受。再将税款分予牧师，适当而足够地维持牧师的一切……剩余税款，应该分给同一乡镇里的贫困者……这微少的什一税，我们将毫不奉献，因为上帝创造了牲口供人们自由利用……

第三条：人们把我们农民当作他们的私人财产，到目前为止，仍有这种习俗。而这是很可怜的。看，基督曾用他的血为我们赎罪，不管是卑微的人或是伟大的人……因此，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我们要自由，这是符合《圣经》的……对我们所选、所指派的统治者（可以说是上帝为我们所指派的），我们愿意服从所有适当的及基督教的事务。同时，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怀疑他们乐意解放我们农奴的处境，或在福音里，告知我们，我们是农奴……

第六条：我们有一项沉重的苦境，因为礼拜仪式一天比一天增加……

第八条：我们遭受很大的压迫，因为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有不够维持租款的租地，农民们遭到损失和破灭的痛苦。希望地主们以诚实的人调查租地，订立公平的租款……因为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得到他们的工资……

第十条：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因为有些人把共有的地方划归为他们的私地。这些共有的地方，曾经属于社区……

第十一条：我们应该把那该死的税捐完全废除掉。我们无法忍受这些税捐，也无法忍受让孤儿寡妇如此被侮辱地剥削着……

第十二条：假使这十二条款中，有一条或一条以上……能够按照《圣经》指出它的不当，而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确实值得争论时，我们一定将该条文撤回。

为路德半革命的宣言所鼓励的农民领袖们，寄了一份“十二条款”给他，要求路德支持他们。路德把1525年4月所印的一本小册子《和平的谏言》（Ermahung Zum Frieden），寄回作为回答。他称赞农民们服从《圣经》。他注意到现在对他的一些控诉，控诉他的言论和作品激发了革命。他否认他对革命事件的责任，但是，他不撤销对上层阶级的评论：

地球上除了你们王侯、地主，尤其是盲目的主教和疯狂的教士以及修士外，任何人都不应感谢这种错误的叛乱，因为你们的心灵坚决地反对神圣的福音，尽管你们知道福音是事实，而且是你们不能加以辩驳的。除此之外，在你们的政府里，你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苛责和剥削民众，使自己过富丽堂皇的日子，直到那些可怜的百姓，忍无可忍……那么，由于你们自己是使上帝愤怒的原因，假使你们不及时改善态度的话，上帝的愤怒无疑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农民们已经群集而起，将以残酷的杀害和流血，使德国毁灭、破坏，变成废墟。除非上帝被我们的忏悔感动，才能预防这些不幸。

路德请教王侯和地主们，以了解“十二条款”的正确性。同时，他极力主张用仁慈关怀的政策。他向农民演讲，坦然容纳他们的错误，但是要求农民要抑制暴力和报仇行为。他预测，诉诸武力的行为，将会使农民们比以前更糟糕。他预见到暴力革命会玷辱宗教改革运动，而他也会被任意指责。每一次演讲，他都反对教会什一税被挪作他用。他认为，政府当局应被服从，而且有权向百姓征税以供政府费用。“基督徒的自由”是指精神上的自由，农奴甚至奴隶，都可以有精神上的自由：

难道亚伯拉罕、其他民族的族长和先知们，都没有奴隶吗？阅读圣保罗有关仆人的教言，就知道这些仆人在当时都是奴隶。因此，你们的第三条款，严重违反福音……该条款要使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世俗王国，除非有不平等的人，否则这个世俗王国无法存在。因此，有些人是自由的，有些人是被监禁的，有些是君主，有些是臣民。

他的最后忠告，倘使被农民听从了，会使德国减少不少流血事件和破坏事件。他的忠告如下：

在贵族中，选出某些伯爵和君主；从城市里，选出某些议员。然后，把这些问题以友善的方法好好地讨论、处理。你们这些君主的顽强态度……放弃一些你们的专制和压迫，让可怜的百姓们得到一点生存的空气和空间。至于农民，就他们的本分，应该让他们自己接受命令，放弃一些远不可及、高不可攀的条款。

然而，农民领袖们认为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因为一旦和解，他们迟早都要被处罚。他们埋怨路德为叛徒，继续叛变。他们之中，有些人还煞有介事地做着平等的美梦：贵族放弃了城堡，像农民或市民一样地过日子，不再骑马，不再高高在上。会众将要告知牧师们：从此以后，他们是仆人，不是主人，假使不绝对地且不只忠于《圣经》的话，就要被开除。城里的工人也提出相似的要求。他们公然抨击：城里的商店被富人垄断，贪官污吏挪用公款，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却滞留不动。一位激进分子称：“假使上帝的高级教士们不是如此富裕、奢侈的话，假使他们的财产统统分给穷人的话，对灵魂的拯救就会更好。”温德尔·希普勒（Wendel Hipler）和弗雷德里希·韦甘特（Friedrich Weigant）建议：教会所有的财产应予没收，挪作地方需要之用；所有通行税和关税，应予免除；整个王国，应该通用一种币制和度量衡制。

这次革命涌现了一些出色的领导人物：银行管理员乔治·梅斯乐（George Metzler）和梅特恩·费尔巴哈（Metern Feuerbacher），快乐的饮者杰克林·罗尔巴赫（Jäcklein Rohrbach），一些退役军人和曾经当过教士者，及两个在济金根被打败的骑士——弗洛里安·盖耶（Florian Geyer）和“铁手”葛兹·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霍普特曼（Hauptmann）和歌德后来以这两位骑士为主角，创作过戏剧。每一位领导人物都是所在团体的领袖，行动很少和其他领袖商议。虽然如此，1525年春，几乎有12处地方同时突然爆发叛乱。在海尔布隆（Heilbronn）、罗藤堡和维尔兹堡，劳工代表集团夺取了都市行政权。胜利的集团以法兰克福为主要都市，在此发表宣言：把议会、市长、教皇和帝王，统统划归为一。在罗藤堡，教士被逐出教堂，宗教偶像被捣毁。1525年3月27日，一座小礼拜堂被夷为平地，教士的酒窖也被饮空。属于封建君主的城镇，抛弃了它们对君主的效忠；主教的城镇，也终止了教士的特权，同时倡言要将教会财产世俗化。很多公爵管辖领地都加入了革命，很多君主和主教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宣誓接受革命对他们的要求。施派尔和班堡的主教、肯普滕和赫兹费尔德的修道院院长，都在这种情况下宣誓了。亨讷堡的威廉伯爵解放了他的农奴。乔治伯爵和霍恩洛厄的阿尔布雷希特伯爵，皆降于农民领袖，并加入这个新组织：“乔治兄弟和阿尔布雷希特兄弟，从现在起，发誓农民是你们的兄弟，因为你们现在不再是君主，而是农民。”大部分城镇都由衷地欢迎这次乡村变革，很多敌视高级教士的低级教士也支持这次革命。

1525年4月4日，在莱普海姆（Leipheim）靠近乌尔姆的多瑙河上，发生了第一次重要会战。在一位精力充沛的教士雅各·威希（Jakob Wehe）的领导下，3000个农民占领了这个城镇。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酒一饮而尽，抢劫教堂，捣毁风琴，把祭服拿来当绑腿布。他们中间的一个坐在圣坛上，穿着教士的衣服，假装接受封建时代的臣礼。受雇于士瓦本联盟的一支外国雇佣兵军队，由能干的将军乔治·特鲁克西斯（Georg von Truchsess）统率，围攻莱普海姆，迫使未受过训练的农民投降。威希和其他四个首领被斩首，其他人被宽恕了，但联盟军烧毁了很多农庄。

1525年4月15日，星期五，梅斯乐、盖耶及罗尔巴赫麾下的三支叛军分队围攻靠近博洛涅（Boulogne）的魏恩斯堡，统治该堡者为严酷得特别令人痛恨的路德维希·赫尔封斯滕伯爵。农民代表靠近城墙，要求谈判；伯爵及其骑士们，突然发动突击，杀掉这些农民代表。在复活节的星期日，这些围攻者借城内一些市民的帮助里应外合，突破了城墙，杀掉40位武装顽抗者。伯爵、伯爵夫人（已故的马克西米里安皇帝的一个女儿）和16位骑士被下狱囚禁。罗尔巴赫没有与梅斯乐和盖耶商谈，私自下命令让这些囚犯在配有枪矛的农民行列中穿过并受夹击之刑。伯爵呈献他所有的财富以为赎金，但被认为是见风转舵的权宜之计而遭拒绝。伯爵夫人匍匐在地上，狂言呓语地乞求保住伯爵的生命。罗尔巴赫命令两个人将她扶起来，让她目睹这一场复仇的狂欢会。伯爵在短剑和枪矛之间赴死时，农民提醒他过去曾做过的一些残暴行为。一位农民叫道：“你把我的兄弟推入地牢里，只因为你经过时他没有脱帽致敬。”另一位叫道：“你把我们像驾了轭的牛一样用。你把我父亲的双手砍掉，只因为他在农场上杀了一只野兔……你的马、狗和猎人，踏坏了我们的农作物……你把我们最后一个便士也搜刮了。”过了半个钟头，16位骑士都同样躺下休息了。他们允许伯爵夫人在一所修道院中归隐。

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农民集团都流于放纵。修道院的修士被绑架了，强迫他们付出相当高的赎金。1525年4月7日的一封信写道：“叛徒们的企图无处隐藏，他们杀死不愿和罗马教会断绝关系的教士，破坏所有修道院和主教们的住处，把天主教的根完全从这个领土中刨掉。”这也许夸张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巴伐利亚、奥地利和蒂罗尔的新教徒，很明显地受到压制。农民军夺取很多城镇，并强迫斐迪南大公同意，每次传道皆需按照《圣经》——这是新教徒特殊的要求。在美因茨，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在这一场暴风雨之前就逃开了，他的代理人，签署了“十二条款”、偿付了赎金1.5万基尔德，才拯救了罗马教廷。4月11日，农民叛军否认主教的封建权力，抢劫并火焚主教的城堡，掠夺罗马教会的房子。在阿尔萨斯，革命进行得非常快，4月底以前，省内每一位天主教徒和富有的地主都生活在恐怖之中。4月28日，2万农民军攻击札本（Zabern），占了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位置，抢夺了主教的修道院。5月13日，农民军夺下了该市镇，强迫1/4的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拒付什一税，并要求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官员，除帝王以外，通通需要经过全民选举，而且可以被罢免。在蒂罗尔的布里森（Brixen），曾任主教秘书的迈克尔·加斯梅尔（Michael Gasmaier）组织了一支叛军，攻击所有罗马教会教士，于5月12日，抢劫当地修道院，猖狂了一整年。当时一位冷淡的史学家称，在整个因河和埃兹克河流域，“有叫嚣和暴乱的群众，使善良的人几乎无法在街上走动。抢劫、偷窃……变得很平常，致使虔诚的人也被激怒了”。5月24日，在布赖司高的弗赖堡，农民抢劫城堡和修道院，并强迫该市加入“福音兄弟”会。在同一个月中，一群农民把维尔兹堡的主教赶走，在主教的储藏室里，欢宴一场。6月，威武好战的大主教马赛亚斯·兰恩（Archbishop Matthias Lang），从萨尔茨堡的住处赶到他的城堡要塞，监视城市的动静。在巴拉丁挪领地的努伊施塔特，路德维希选帝侯被8000个武装农民围困。他邀请农民领袖共餐，并很乐意地允诺了他们的要求。一名当时的人说：“可以看到农奴和他们的主人坐在一起吃喝。看来，似乎他对他们很有诚意，他们对他也一样。”

在这些事件的急流中，约1525年5月中旬，路德于维滕堡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反对农民的集体抢劫与谋杀》（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该书的激烈，使王侯与农民、高级教士与人文学者都同样震惊。他因农民过分的愤怒叛变而震惊，害怕推翻德国所有法律和政府的可能性，也因为被指控其教言引起这场灾祸，他现在坦率地站在危险的地主这边：

在过去所出版的书籍中，我不曾贸然地批评农民，因为他们曾经试着就正于人、就教于人……但是在我仔细思考之前，他们忘了他们的尝试，而致力于暴力，像疯狗似的抢劫放肆……他们从事的，是恶魔的勾当。尤其，统治米尔豪森的闵采尔，更是大恶魔……我必须开始把他们的罪状，在他们面前公布……然后，我必须教导这些统治者，如何在这种环境下，把握自己……

任何煽动叛乱的人，是凌驾于上帝和帝王法律之外的，因此先杀他的，就是行善事……因为叛乱带来遍地的谋杀与流血，造成孤儿、寡妇，而且所有的事情，都被颠倒是非……因此，要让每一位能秘密或公开地破坏、毁伤和刺伤的人记住：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会比叛乱更恶毒、更有伤害性、更富于罪恶的了。那就是说，有时候人必须杀掉一只疯狗。假使你不伤它，它便会伤你。而整个领土是与你息息相关的……

他否认《圣经》里有共有思想的说法：

《福音书》并没有货物共有的意思，除非是出于个人意愿，就像基督使徒在第四章中所做的一样。他们并不像疯狂的农民一样，愤怒地要求共有别人的财物，不管是比拉多还是希律王的财物，而只有自己的财物不共有。无论如何，我们的农民们是要共有别人的财物，而将自己的财物拥为私有。所谓好基督徒，竟是这些人啊！我想不会有魔鬼还留在地狱了，它们通通跑去附在农民身上了。

对未经审判即打击叛乱的天主教统治者，路德仍给予谅解。对新教徒统治者，他要求祈祷、忏悔及商谈，但是假如农民顽抗不屈时，

那么就赶快拿起刀剑。因为王侯或君主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上帝的使者和上帝愤怒的仆人，对于他而言，刀剑是用以对付这些家伙的……假使他可以惩罚，而不惩罚——甚而是夺取生命或流血的惩罚——的话，那么这些人所犯的谋杀和罪恶，全部是他的罪恶……那么，统治者在他有生之年，应该继续不关心，把良心放在一边……假使任何人觉得这太困难，就让他记住叛乱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的破坏，可以想象每个小时都在发生。

那是路德的不幸，他爆炸性的言论传到读者耳朵之时，正是有产阶级以武力压制叛乱之时，而这位宗教改革者因镇压恐怖主义而受到不恰当的赞扬。危急中的这些大人物不大可能被小册子影响。他们以一种令人毕生难忘的严厉手段处置叛乱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脾性。有一段时期，他们以商谈和允诺迷惑头脑简单的农民，得以成功解散很多叛乱集团。与此同时，大人物们却组织和武装他们召集的人。

1525年5月5日，叛乱到达顶点之时，腓特烈选帝侯逝世。他本人沉静而安详，承认自己和其他王侯曾经错待农民，拒绝施加极端的报复手段，留遗命给他的继承人约翰公爵，召开缓和局面的会议。但是，这位新的选帝侯觉得他哥哥的政策不够聪明。他把他的军队加入不伦瑞克的亨利公爵和胡斯的菲利普·兰得格拉夫（Philip Landgrave）的军队中，一起移兵攻打闵采尔宿于米尔豪森外的营地。双方军队在人数上旗鼓相当，各有8000多，但公爵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受过训练的士兵。农民方面，除了闵采尔的房子设有炮兵防卫外，大部分都没有防护设施。农民缺乏训练，并由于出乎自然的恐惧心理，显得毫无纪律。闵采尔靠着他的口才恢复士气，他还领导农民祈祷和唱圣诗。公爵方面，第一阵炮火，就屠杀对方数百人。惊恐的叛军于1525年5月15日逃到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的城镇里，公爵的军队乘胜追击，又屠杀了5000人。300名战俘被宣判死刑。他们的妻女请求公爵方面大发慈悲，这项请求被有条件地获准了，条件是要这些妇女把鼓动叛乱的两名教士的脑袋击碎。获胜的公爵们看着妇女们执行了这个要求。闵采尔躲藏起来，还是被捕获了，酷刑之下认罪，并在王侯的指挥部被斩首。菲弗率领1200名士兵驻守米尔豪森。他们也被攻克了。菲弗和其他领导人都被处死。市民们以赎金4万基尔德而获赦。

此时，特鲁克西斯以和谈的方式，取得博布林根（Böblingen）的城镇。进入城镇后，他却把枪支指向在外扎营的叛军营地（5月12日）。那些炮火下幸存的农民，却被他的骑兵队铲除了。至此，符登堡的革命告一段落。下面轮到魏恩斯堡。特鲁克西斯把魏恩斯堡付之一炬，把曾经策动“魏恩斯堡大屠杀”的杰克林·罗尔巴赫施以文火烤刑。特鲁克西斯继续进攻，在哥尼修芬（Königshofen）和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分别击溃农民军，再度占领维尔兹堡，将81位选出来的叛徒斩首示众（6月5日）。弗洛里安·盖耶潜逃，不知所终。葛兹·伯利欣根投降，一直生存至替查理五世攻打土耳其人，1562年，他82岁时始寿终正寝。6月20日，罗藤堡失陷，随后是梅明根。阿尔萨斯的革命受到打击，因为5月17日至5月18日，在利普斯坦（Lipstein）和札本的死亡人数，从2000人增至6000人。5月27日，2万农民在阿尔萨斯被杀，很多是投降后被杀的。整个市镇的空气里飘散着腐尸的臭味。马克格拉夫·卡西米尔把投降的农民或砍头或吊死，较轻的是砍断手或挖掉眼珠。最后有些王侯于心不忍，出面干预这种野蛮的报复行为。8月底，奥格斯堡议会发布命令，从轻处罚叛民。一位贵族很有哲理地问道：“假使叛徒通通被杀了，到哪里找农民来供给食物？”

在奥地利，革命持续了一年。1526年，迈克尔·加斯梅尔向整个蒂罗尔发布最激进的革命计划。所有不信上帝的人（指非新教徒），若怀疑《圣经》的真实性或压迫人民时，都将被处死。所有教堂里的图书和神龛都被移走，弥撒也取消了。城墙、塔台和堡垒统统被大肆破坏，现在只要农庄存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官员和审判官要由成年男子全面选举。封地租金和税款，有一天将要废除。教会什一税，要给予革新后的教堂及穷人。修道院要改成医院或学校，矿产属于国有，价格由政府制定。有一段时期，加斯梅尔以聪明的策略击败前来攻打他的军队，但城池终被攻破，他本人逃往意大利。斐迪南大公悬赏割他的头，两位西班牙刺客于1528年在帕多瓦加斯梅尔的房间里将他暗杀，领取了这笔赏金。

日耳曼人的生命财产在农民革命中的损失仅逊于“三十年战争”，约13万人死于战争，约1万人经士瓦本联盟的裁判被判处死刑。特鲁克西斯这位刽子手，曾吹牛他亲手杀了1200位罪犯。农民破坏了数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数百个农村或城镇人口锐减，或被人为摧毁，或因为巨额的赔偿费变得荒瘠了。5万以上无家可归的农民流浪在街头或躲在森林里，孤儿寡妇成群，救济机构并不热心，也可能是本身匮乏。叛军曾烧掉很多记载封建税的文件，现在新的文件又草拟完毕，重新订下义务，有些比从前宽容，有些却比从前严厉。在奥地利、巴登和胡斯，对农民做了让步；其他地方，农奴制度被强化，而且持续下去，直至19世纪，如易北河东区，民主刚开始就宣告流产了。知识分子的发展也受到阻碍，罗马教会对出版物的检查制度加强了，新教派的检查制度也一样。人文主义在这一片大火中凋零了。文艺复兴时代对生命、文学和爱的喜好，转变成神学、虔诚和对死亡的深思。

宗教改革几乎在农民战争中毁灭。尽管有路德的否认和公然抨击，反叛已经炫耀了新教派的色彩和观念：经济上的期望是以路德认可的文句来表明，共有的说法是仅仅要返回《福音书》。查理五世解释这场骚乱为“路德运动”，较保守的学者把新教派剥夺教会财产权和农民抢劫修道院相提并论。在南部地区，受惊的王侯和贵族重新表明他们对罗马教会的虔诚。在很多地方，如班贝格和维尔兹堡，甚至是有产阶级，也因为接受路德教的思想而被处刑。农民本身又转而攻击宗教改革是陷害他们的饵，有些农民称路德为“Dr.Lügner”——“说谎博士”或“王侯的谄媚者”。农民革命以后的数年，路德非常不受欢迎，致使他很少敢离开维滕堡，甚至1530年他父亲逝世，他也不敢去参加葬礼。1525年6月15日，他写道：“大家都忘了，上帝是借助我来拯救世人的。”“现在君主、教士和农民统统反对我，威胁着我的生命。”

屈服或道歉不是他的个性。1525年5月30日，他在给尼古拉·阿姆斯多尔夫（Nicholas Amsdorf）的信中写道：“按我的看法，把农民通通杀掉，还比让王侯或大官死去好些，因为乡下人拿起刀剑，并没有神圣的权威。”1525年7月，他发表《有关反对农民书籍的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 Concerning the Hard Book against the Peasants”）。他说他的批评，不望得到答复；他们的批评，只显得他们像农民一样，是出自内心的叛逆，不再得到同情。“统治者应该抓住这些人的头，使他们抑制住他们的舌头。”——

假使他们认为这个回答太强硬了，只是以武力来闭住人们的嘴巴，我会说这样是对的。叛逆不值得与之讲理，因为他是不会接受的。对付这种嘴巴的答案是，以拳头让血从鼻子流出。农民不会听……直到他们的头跳离他们的肩膀为止，他们的耳朵必须用子弹打开。这种门徒，就需要这种教鞭。不听上帝仁慈的话语的人，就必须听从拿着斧头前来的刽子手。

我不愿听，也不知道什么叫作仁爱，只是特别注意到上帝话中的意思而已……假使他是生气，而不是仁慈的话，那你们还要仁慈做什么？当上帝命令扫罗（Saul）执行他的愤怒时，他还对阿玛雷克（Amalek）表示仁慈，难道扫罗不是犯罪了吗？……因为农民受到鞭打，你们就高赞仁慈，你们为什么不在农民愤怒、破坏、抢劫、纵火、偷窃，让人惨不忍睹、不忍听闻时，赞扬仁慈呢？为什么他们要把王侯和贵族赶尽杀绝，而不对这些人仁慈？

路德认为，仁慈是基督徒私人的责任，就像国家的官员一样，无论如何，必须以正义为大前提，而不只是仁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的罪恶以来，人们就一直是不道德的，因此需要政府、法律和刑罚来控制。我们应该对受了危害的社区，付出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对危害社区的罪犯：

假使农民的企图得逞的话，任何忠厚的人，也都无法幸免，有谁多了一个芬尼（pfennig），就要为这一芬尼痛苦。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而且很难停止；妇女和孩子，将要蒙羞；他们也将彼此残杀，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和平或安全了。还有什么比一群农民饱食又掌权之后，更加肆无忌惮的？……驴子将要挨打，人民将要被暴力统治了。

路德有关农民战争的一些偏激的言词，使今日的我们大为震惊。路德面对的，是农民集团的残暴现实，他们把原先的诉苦抱怨，转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威胁到德国法律、政府、生产和分配。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感：他冒生命危险所从事的宗教改革，将会因为被局限于跟随这不成功的革命的保守反应而陷入严重的危险中。他很可能对在维滕堡、沃尔姆斯和瓦特堡保护他的那些王侯贵族，私下感到歉疚。而且，假使王侯不再臣服于宗教改革，谁来保护他对抗查理五世和克莱门特七世？他显然很彷徨。对于他而言，礼拜上帝和按照自己的良心寻求获救的自由，似乎是一项值得争取的自由。在永生之前的这短暂的序曲里，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奴隶，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我们目前的情况，受着肉体和责任的约束，但在精神上和蒙神的恩惠上，我们是自由的。

同时，农民也有理由反抗他。因为他曾经不只是预期社会革命的发生，他还说要以微笑迎接，即使人们以主教的血洗手。他也制造了革命，危及社会秩序。他对国家的嘲弄，并不少于他对罗马教会的嘲弄。他没有抗议社会将教会的财产充公。当农民被禁止投票，而压迫者又日复一日地使用武力时，农民要怎么办呢？农民觉得新教认可了他们叛变的理由，激起了他们的希望和行动，而在最后生死关头时，新教却把他们抛弃了。一些农民在愤怒的绝望之下，变成怀疑人生价值的无神论者。很多农民，或他们的子女，在耶稣会会员（Jesuits）的引导下，又回到天主教的怀抱。有些农民跟随着路德咒骂的激进分子，从《新约》中听到共产主义的召唤。

再洗礼派教徒试行共产主义（1534—1536）

最激进的新教派，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他们坚持，即使小时候已受过洗，成年后仍须再受洗；而且，最好像“施洗者”约翰一样，等到成年受洗人有意而自动地表明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才举行受洗礼。再洗礼派内又有支派。拥护汉斯·登克（Hans Denck）和路德维希·哈茨尔（Ludwig Hätzer）的人否认基督的神圣性，认为基督不过是最敬神、最正直的人罢了。基督并不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生死挣扎，而是以其生活典范解救了我们。登克颂扬个人良心，远甚于颂扬罗马教会、国家和《圣经》。大部分再洗礼教徒效法清教徒，严守道德和礼节，服饰简单。他们把路德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观念，草率地予以逻辑推演，斥责所有依武力存在的政府及所有依武力对政府的反抗。他们拒绝服兵役，其理由为杀害人命必定有罪。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拒绝宣誓，即使效忠王侯、帝王的誓言也不例外。他们通常用的问候语是：“主的平安与你同在。”——这是模仿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候语，也是教友派问候语的前身。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和诺克斯都同意教皇的意见，认为宗教宽容是荒谬的；再洗礼派教徒则宣讲并实行之。其中一位教徒巴尔达沙·胡布迈尔，于1524年写了第一篇护卫宽容的文章。他们规避公共事务和所有的官司。他们是比托尔斯泰早3世纪，比彼得·切尔茨斯基（Peter Chelcicky）晚1个世纪的托尔斯泰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信条也许得自于切尔茨斯基。一些再洗礼派教徒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波希米亚塔波尔或基督教联合兄弟派的教义，他们宣称货物共有。如果我们相信对他们有敌意的历史学家，就知道该教派有些教徒更建议妻子共有。不过，一般说来，再洗礼派反对任何强迫性的共有财产，他们鼓吹自动地互相帮助，认为在天国里，共产主义是自动而普遍的。所有再洗礼派集团，都受到《启示录》的感悟，坚定地期待着基督早日回到地上；许多信徒还确信基督再临的日期和时间。因此，所有不信神的人——非再洗礼教派信徒——都将被上帝的剑铲除，选民将光荣地生活在天堂乐园里，没有法律或婚姻制度，所有的好东西应有尽有。他们充满希望，坚决反对劳苦工作和一夫一妻制。

再洗礼派教徒最先出现于瑞士，也许根源于法国南部的韦尔多教派和荷兰的贝格哈德派，再渗入和平主义的基督教精神。在巴塞尔，到处都有知识分子支持共产社会的思想。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可能影响过围绕在伊拉斯谟周围的学者们。3位那个圈子里的人变成了再洗礼教派的领袖，他们是：苏黎世的葛雷贝耳和曼斯，及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1524年，闵采尔访问瓦尔茨胡特，卡尔斯塔特来到苏黎世，一个再洗礼教派便以“圣灵”（Spirituals）或“兄弟会”之名，在苏黎世成立。他们宣讲成年受洗和基督的再世，反对罗马教会和国家，建议停止征收附加税、税捐、服兵役、什一税及宣誓。

此时，茨温利的新教见解正在苏黎世大会（the Great Council of Zurich）获得胜利，新教的观点包括以世俗权威控制宗教。他要求兄弟会教徒减缓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并实行婴儿受洗制度，却遭兄弟会教徒的反对。大会召集他们参加1525年1月17日的公开辩论，大会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便训令凡未受洗的孩子的父母亲必须离开市镇。再洗礼派教徒驳斥大会，并称茨温利为老妖龙，在街上游行，高喊：“苏黎世城该有灾难！”他们的领袖被逮捕，驱逐出境。如此一来，他们开始传播其教义。圣高尔城（Saint Gall）和阿彭策尔城（Appenzell）进行着这项运动，伯恩和巴塞尔为之震动，胡布迈尔几乎赢得了整个瓦尔茨胡特城的认可。在阿彭策尔城，1200位男女从字面上接受基督的话：“不要为你吃的东西操心”，坐等上帝来养他们。

1525年春，农民战争表面上的成功，助长了这些宗教信仰的改变，但其失败，则鼓励瑞士城内的有产阶级采用压制的措施。苏黎世大会逮捕了曼斯（7月），然后又逮捕葛雷贝耳和胡布迈尔，并命令所有顽固的再洗礼派教徒“应该被监禁在埃里”，以面包和水度日，“听其自行死亡、腐烂”。葛雷贝耳被监禁；曼斯被投水；胡布迈尔因公开撤回他的言论被释放，他公开放弃本来的信仰，并负责改变奥格斯堡和莫拉维亚的信仰；哈茨尔因再洗礼教义和通奸罪，被斩首于康斯坦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区域，在扑灭再洗礼教派的工作上，花了同样的精力。1530年以前，瑞士除了一些秘密而不足重视的组织外，已经基本肃清。

同时，再洗礼运动像谣言般传遍了德国南部。改变信仰的教徒，被传教热忱激励，变成传播新教教义的热心传教士。登克和胡布迈尔在奥格斯堡的纺织工人和低中层阶级之间的影响提高。在蒂罗尔，许多矿工以他们自己的贫苦情形，跟拥有矿场的富格尔和霍赫施泰特家族的财富比较，在农民叛变瓦解时，转信了再洗礼教。在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使再洗礼教派在某一段时间，在毫不受人注意下竟增加了好几倍。但1528年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政府当局：“宣扬共产思想的人，心里只有一件事，即鼓励穷人反抗富人，臣仆反抗上帝所任命的统治者。”同年，查理五世颁布一项训令，把再洗礼列为主要的罪。施派尔议会（The Diet of Speyer）于1529年批准查理五世大帝的敕令，下令任何地方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旦被捕，便立即予以杀死，不必经过法官或司法审判。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带着早期基督教神圣作家的口吻，略带夸张地说：

有些人被拷打和剖肚取肠，有些被烧成灰烬，有些被架在火刑柱上烤，或用烧红的钳子撕肉……另外有些人被吊在树上或丢入水里……有些在黑暗的牢狱里，挨饿、腐烂……有些被认为处死刑太轻了，就改用鞭打，有些经年被关在地牢里……很多人脸颊上有烧灼的小洞……其余的人，到处被追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像猫头鹰，像大乌鸦，白天不敢飞，他们经常被迫隐藏和住在岩石或石缝里、原野森林里或洞穴里。

当时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称：至1530年，有2000名再洗礼派教徒被处死。仅在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城市昂西塞姆（Ensisheim），就有600人被处死。在萨尔茨堡，凡退出再洗礼派的人，就允许他们在上柴堆之前，先砍头；无悔意的教徒，则被放在文火上慢慢烤（1528年）。再洗礼派教徒编了一些诗歌，纪念这些殉道者；而后，这些诗歌的作者又沦为殉道者。

无视于这类杀害，该教派还是不断地滋长着，而且迁徙至德国北部。在普鲁士和符登堡，有一些贵族很欢迎该教派的信徒，认为他们是和平而勤奋的农民。一位早期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称：“在萨克森，在韦拉（Werra）山谷里，全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于爱尔福特市宣称要送出300位传教士，来改变这个垂死的世界。”于尔根·伍仑威弗（Jürgen Wullenwever）曾被指为再洗礼派教徒，他于1533年至1534年，很快控制了吕贝克市（Lübeck）。胡布迈尔在莫拉维亚以他较缓和的教条，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他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财产共有”，而是“一个人需要以食食饥者，以饮饮渴者，以衣衣裸者。因为个人并非其财产的主人，而是财产的管理者或支配者而已”。汉斯·赫特（Hans Hut）热衷于闵采尔的教言，脱离胡布迈尔，以宣讲财物完全共有，而赢得莫拉维亚的再洗礼派教徒的支持。1528年，胡布迈尔归隐于维也纳，就在维也纳被处以火刑，他的妻子也被沉多瑙河。

赫特与跟随他的人在奥斯特利兹（Austerlitz）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中心。在那里，似乎已经预先看到了拿破仑一样，他们拒绝所有的兵役，并抨击任何战争。他们只从事耕作和小型工业。这些再洗礼派教徒维持这种生活几达一个世纪之久。拥有这些土地的贵族庇护着他们，借他们的吃苦耐劳，来富庶其田地。耕种在教友之间是公共的事情，农耕和手艺的材料皆由公共官员购买并分配。部分收入当作田租交给地主，其余则按需分配。其社会单位不是家庭，而是称家社，约400至2000人共同居住，有共同的厨房、洗衣间、学校、医院和酒厂。婴儿断奶后，就由大家共同教养，不过，他们仍维持一夫一妻制。在“三十年战争”中，1622年的帝王敕令，使这个共产社会受到压制。教友不是接受天主教教义，便是被放逐了。被放逐的人，一部分流落到俄罗斯，一部分流落到匈牙利。以后，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消息。

在尼德兰，一位士瓦本制革者梅尔凯尔·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宣讲再洗礼派的福音，非常成功。在莱登，他的学生简·马提亚斯（Jan Matthys）下了一个结论——新耶路撒冷的耶稣降临，已经不能够再耐心地等待了，要赶快得到新耶路撒冷，假使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他把12位使徒送到荷兰各地传播这个可喜的消息。其中最能干的一位是一个年轻的裁缝师简·贝克尔斯综（Jan Beuckelszoon），历史上称之为莱登的约翰，在梅耶贝尔（Meyerbeer）的歌剧里，称之为“勒·普罗菲特”（Le Prophète）。虽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有绝顶的智力、生动的想象力、英俊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坚韧的意志。他写戏剧，表演戏剧，也写诗歌。看了托马斯·闵采尔的作品后，他觉得所有其他派别的基督教，比起曾经得而复失的米尔豪森这一派，都是不热心、缺乏诚意的。1533年，他听了简·马提亚斯的布道之后，加入再洗礼教派。此时，他才24岁。那年，他接受一项重大的使命，到明斯特传道，那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一个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城市。

明斯特是以附近的修道院命名的，在封建制度下，属于主教和大教堂教士会。虽然如此，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聚集的市民们，代表17个同业公会，每年选举10位审选员，由他们荐选人员来组成市议会。但是因为少数富人供应了大部分政治才俊，自然也就左右了这个议会。1525年，下层阶级的人热心叛变，向议会提出36项要求，部分要求受到重视，其余被付诸一笑地搁置了。一位路德教派的传教士贝尔纳·罗特曼（Bernard Rottman）为此抱不平，请求简·马提亚斯派遣荷兰再洗礼派教徒来助阵。1534年1月13日，莱登的约翰来到此地，紧接着简·马提亚斯本人也来了。由于怕引起叛乱，那些注重纪律的人安排主教弗朗兹·沃尔德克（Bishop Franz von Waldeck）带领2000人的军队入城。1534年2月10日，马提亚斯、罗特曼和莱登的约翰领导民众与主教的军队发生街战，把主教军队赶出城市，得到明斯特的军事控制权。选举重新举行，再洗礼派教徒赢得了市议会，其中两位克尼佩尔多林克（Knipperdollingk）和吉朋布罗依克（Kippenbroick），被选为镇长。一项令人兴奋的实验展开了。

明斯特很快就发现已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方面被主教获得增援的军队围困着，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纪律和风俗的力量，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它。新议会为了保障自身，避免被内部的反对者攻击，公布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再洗礼派教徒，一律需接受再洗礼，否则就得离开该市。那是很残酷的策略，因为这项法令意味着老人、带着稚子的妇女、赤着脚的小孩，都需冒着德国的严冬，外出跋涉。在围攻的这段期间，双方都毫不仁慈地杀害为敌方卖命的人。在战争的威胁下，议会由民众会议和公共安全执行委员会替代，这两个团体中的宗教领袖都是顶尖人物。马提亚斯在1534年4月5日的一次不成功的突击中阵亡。接着，莱登的约翰俨然国王般统治着明斯特市。

他们所行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战时的经济制度。人类由于生而不平等，只有因生命和共同的危险，才能被说服去分享他们的货物与财富。内心的自由随外在的安全而改变，共产主义也就在人类企求和平的紧张压力下破碎。假如他们缺乏协调，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受了宗教信仰和无法逃避的辩论的影响，这些被围困的人，在绝望中不失希望。他们正在实现着梦幻地显现在《启示录》上的新耶路撒冷，接受了“集体主义的神权政治”（socialist theocracy），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员，被称为“以色列12个部落的长者”（the eldersof the twelve tribes of Israel），莱登的约翰成为“以色列王”（King of Israel）。在人们单纯的脑海里，以为莱登的约翰只是为了使他那不安定的政权增加点神圣的意味，才随着他的助手，穿上华丽的外衣，让一些富有的流亡者跟随在他身后。敌人更进一步地指责这些激进领袖，当被围困的人民近乎饥荒时，还吃美食珍馐。这一项指责证据不足，而且这些领袖也一直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义务，要使一切走上轨道。大部分充公的奢侈品都被分给人民。有人写道：“最穷的人，现在也华丽地盛装着。”他们是在富丽堂皇之中挨着饿。

此外，明斯特的共产主义也受到限制与考验。按照一位怀有敌意的目击者的说法，统治者颁令“一切财产皆应共有”，但实际上，私人财产仍为私人财产，除了珠宝、贵重金属和战利品。餐点是共有的，但也只限于参加城镇防卫战的那些人。进餐时，要先阅读一章《圣经》，还要唱圣歌。3位执事被指派来供给穷人的需要，为了获得救济穷人的物品，其余富有的人，都被怂恿或强迫放弃他们剩余的东西。市内可耕地，都按“家社”的大小而分配。从一项敕令里，证实了夫权凌驾于妇权之上的传统。

公共道德由严格的法律规定。跳舞、竞赛和宗教游戏，都被鼓励，酗酒、赌博会被重罚，卖淫被禁止，通奸和不贞是死罪。很多男人逃走，致使妇女过剩，这些领袖不得不基于《圣经》的先例下令：所有未婚妇女，可以当作“妻子的同伴”——实际上，就是妾。新婚的妇女不得不接受这种情况，这至少比孤独不孕好些。该市一些保守派提出抗议，组织叛变，把这位国王（莱登的约翰）下狱，但是叛军很快就沉溺于酒色，而被重新掌权的再洗礼派军队屠杀。这次新耶路撒冷的胜利，使妇女扮演了男性的角色。一位怀有敌意的历史学家称：约翰被释放，然后又登基为王，他娶了很多妻妾，并且以暴力和专制统治。他一定是有着某种令人亲近的特质，因为几千人很愉快地接受他的统治，为了替他效劳，不惜牺牲性命。当他召集自愿跟随他突袭主教营的人时，名单上妇女的数目超过了他的预期理想人数。当他要求“使徒”冒险前往向其他再洗礼教派集团求救时，有12个人试着去冲破敌人的阵线，他们通通被捕杀了。一位热心的妇女，受到朱蒂丝故事的启示，冲出城外行刺主教，被敌人中途截获，之后，予以处死。

虽然德国和荷兰有很多再洗礼派教徒，斥责他们明斯特的弟兄诉诸武力，但有更多的教徒对这次革命大加喝彩。科伦市、特里尔市和莱登市的再洗礼派教徒低声祈祷革命的成功。1535年3月22日和25日，阿姆斯特丹有50艘船起航，带着支援物品，驶向被围困的城市，但是全部被荷兰当局赶走。3月28日，再洗礼派教徒的一个集团，响应明斯特的叛变，夺取了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的一座修道院，并建筑防御工事。这是损失了800人的生命才换取来的。

面临此次正在扩展的革命，帝王、清教徒及天主教徒的保守派武力，到处都动员起来压制再洗礼教派。1528年，路德曾经提出对这新异端予以宽容，但1530年却建议“用刀剑”来抵制他们，“他们不只是对神不敬，而是很严重的暴乱”。接着，梅兰希顿也同意这种看法。一座座城市都以金钱或人员支援主教。1535年4月4日的沃尔姆斯议会，命令全德国征税以支援主教的围攻。现在，主教可以围堵住这个城市，并很有效地断绝城内的补给。

面对着饥饿与日渐败坏的纪律，约翰国王宣布：所有希望离城的人，都可以离开。很多妇女、儿童及一些男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可是，这些男人都被主教的士兵逮捕下狱或杀掉，妇女被宽恕了，但要做各种服务。有一位离城外徙的人保全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透露给敌方城墙上一处没有设防的地方。在他的向导下，兰斯克内克（Landsknechts）的军队攀上城墙，打开了一个城门（6月24日），几千士兵蜂拥而入。到目前为止，被围困的人由于饥饿，只剩800个人能够作战。他们在市场筑栅防范。不久，在得到可以安全离开明斯特的允诺之后，他们都投降了。当他们放下武器时，却被集体屠杀了。房屋全都被搜查，400位躲起来的幸存者也被杀害了。莱登的约翰和他的两位助手，都被绑在火刑柱上，用烧红的钳子，撕他们身上的每一块肉，直到“几乎所有围观的人，都被臭气熏得作呕为止”。他们的舌头都被拖出来。一直到最后，才用匕首刺入他们的心脏。

主教又夺回他的城市，重新扩大他的权力。从此，政权当局的行动都要服从主教的否决权。天主教成功地恢复了。整个帝国里的再洗礼派教徒人人自危，指责所有使用武力者的罪过。虽然如此，很多这派异端的和平主义者也被处以死刑。梅兰希顿与路德忠告胡斯的菲利普，把所有与该教派有关的人士全部处以死刑。保守派领导人物认为，对既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如此重大的威胁，应该予以严厉处罚。

再洗礼派教徒受了这次教训，把自己委诸下列原则——节制、淳朴、虔敬和平静的生活——好像对国家毫无怨言。1531年，一位天主教教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改信再洗礼教派，对他荷兰和德国的信众，予以技巧地指导，使“门诺派教徒”幸存于各种艰难困苦中，并很成功地在荷兰、俄罗斯和美国，建立成功的农业社区。欧洲大陆的再洗礼派教徒、英国教友派教徒与美国的浸信教会会友三者之间，并无明显的沿承关系。英国的教友派摒弃战争与誓言；而美国的浸信会会友却坚持成人洗礼，这也许是沿袭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再洗礼教派的传统信条与修持的形式。这三种派系有一项共同的特质——他们愿意和平地容忍其他教派。那些在艰难、贫穷和困苦中支持他们的神学，几乎和我们人生苦短的哲学不相符。他们以真诚、奉献和友爱充实我们的文化，为我们丑陋的人性赎罪。 [1]

[1] 再洗礼教派之一支，于1719年从德国移入宾夕法尼亚州，在费城的德人街（Germantown）或德人街附近，安定下来。这些教徒现为数约20万。1874年，很多莫拉维亚血统的再洗礼派教徒，离开俄罗斯，定居于南达科塔州和阿伯尔塔省。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阿米什”（“Amish”）门诺派教徒——取名于17世纪一位领袖雅各布·阿门（Jakob Amen）——直到现在仍旧排斥剃刀、纽扣、火车、汽车、电影、报纸，甚至拖拉机。但是，他们的农夫是美国最富裕的。全世界门诺派教徒，1949年为数40万。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1477—153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瑞士各州逐退“勇士”查理（1477年），巩固了他们的邦联政府，点燃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并坚定了他们合力抗拒马克西米里安试图在事实与理论上，将他们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决心。打败勃艮第之后，由于瓜分战利品而引起的争端，几乎使各州陷于内战，幸亏由施坦斯议会（the Diet of Stans，1481年）的隐士哲学家尼古拉·弗鲁埃（Nikolaus von der Flüe）——瑞士人一向称他为克劳士（Brader Klaus）——劝解而归于和平。

这个稳固的联邦，一州州地壮大起来。弗里堡与索洛图恩于1481年获准加入，巴塞尔与沙夫豪森于1501年，亚本策尔于1513年加入。现在一共13州，全都讲德语，只有弗里堡与伯恩兼讲法语。这些州组成一个联邦，每一州各定规章管理州内事务，对外关系则由一共同立法加以统辖。这一联邦议会的单一议院，由选自各州等数的代表组成。民主政治并不完整，好几州将小乡镇划为没有投票权的附庸。瑞士迄至那时为止尚不属典型的和平爱好者。1500年至1512年，联邦各州趁意大利瓦解之际夺取了贝林佐那、洛迦诺、卢加诺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其他区域。它们同意继续将瑞士兵团租给外国。但自瑞士矛兵在马里尼亚诺遭逢败绩（1515年）以后，联邦政府即放弃领土扩张，改采中立政策，指导其刚健的农民、娴熟的工匠、富有的商人，共同发展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文明。

教会在瑞士跟在意大利一样，和蔼而腐败。它资助聚集在弗罗本与伊拉斯谟周围的人文主义者，同时给予相当的自由。瑞士僧侣享有妾侍之乐，这是当时道德容忍的一部分。有位瑞士主教规定，他手下僧侣每生一个孩子需要交给他4基尔德，结果在一年内一共收集到1522基尔德。他抱怨许多牧师赌博，涉足酒馆，酩酊大醉——显然未付教金。少数州郡——尤其是苏黎世——树立监督教会人士的机构，并对教会财产课税。康斯坦茨主教声明全苏黎世为其封建采邑，要求服从与交纳什一税；但教皇由于过分纠缠在意大利的政治之中，以致无法有效地支持其声明。1510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为了回报某些日内瓦兵团，同意日内瓦市议会管理其辖区内各修道院、修女院及公共道德。如此，宗教改革的实质，早在路德发表论文的前7年，便已在苏黎世与日内瓦实现——俗世当局凌驾教会当局。为茨温利与加尔文建立不同方式的政教合并这一路径，业已清除出来。

茨温利

拜访乌特勒支或是茨温利的出生地，可以提示伟人来自贫贱之家这一不变的法则。这位最理性而未成功的改革家生在（1484年1月1日）怀尔德豪斯（Wildhaus）山谷村庄的一间小茅舍里，地点在苏黎世东南方50英里，即今圣高尔州。一幢低矮的山形屋顶，四道厚板墙，几扇直棂的小窗户，铺上厚木的地板，低矮的天花板，黑暗的房间，吱吱的楼阶，橡树制的坚实床铺，一桌，一椅，一书架。茨温利的父亲充任那个隐蔽村子的村长，母亲则为一位牧师的妹妹。他在8位兄弟中排行第三，8兄弟竞相争取两姐妹的赞赏。他从孩童时代即注定要当牧师。

他叔叔在附近魏森（Wesen）的教堂担任司祭长之职，跟他父母共同教导他，启发并增长他人文学的素养，使他与路德和加尔文大异其趣。他10岁时便被送往巴塞尔的拉丁学校就读；14岁时进入当地一位知名的古典学者主持的一所学院；16岁到18岁就读维也纳大学，该校当时由凯尔特接任校长，正是人文主义鼎盛之际。他以弹奏维忽拉、竖琴、小提琴、笛子、扬琴减轻劳累。18岁时，他返归巴塞尔，跟从威登巴赫（Thomas Wyttenbach）修习神学，后者早在1508年便已攻击赦罪状、教士独身与弥撒。22岁时（1506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得到教士职位。他在怀尔德豪斯欢乐的亲友中庆祝自己首回的弥撒，这次聚会为他募集了100基尔德，在20英里外格拉鲁斯（Glarus）的本堂区买得司牧一职。

在那里，他一面热心执行教职，一面继续深造。他自学希腊文以览读《新约》。他热心拜读荷马、品达、德谟克利特、普鲁塔克、西塞罗、恺撒、李维、塞涅卡、小普林尼、塔西佗诸人的作品，同时著文评论怀疑派幽默家卢奇安。他跟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伊拉斯谟通信联系，称呼伊拉斯谟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兼神学家”。他造访伊拉斯谟，严厉指责教会腐败，婉斥教条偏见，对古典哲学家与诗人火焚于地狱之说，期期不以为然。他发誓“宁愿分尝苏格拉底或塞涅卡而非教皇的永恒命运”。他并未让自己僧侣的誓言排除肉体之诸般享受，他与多位名门妇女有染，直到1514年结婚一直沉迷其中。他的会众似乎不以为意，1520年以前的教皇，也以其支持他们抗拒格拉鲁斯的亲法集团，而予以50金币的年薪。1513年和1515年，他两度以瑞士雇佣兵中的格拉鲁斯分队军中牧师的身份，一同前往意大利，他竭尽所能使他们忠于教皇宗旨。但他在纳瓦罗与马里尼亚诺两地接触战争，转而强烈反对瑞士将壮士提供给外国政府。

1516年，格拉鲁斯的法国支派占了上风，茨温利转移到施威兹（Schwyz）州的艾恩锡德尔（Einsiedeln）教区。他在那里传教，甚至早于路德的反叛而染上新教的色彩。1517年，他要求一种完全基于《圣经》的宗教，他告诉大主教申内尔（Matthäus Schinner），《圣经》里没有保证教皇职位。1518年8月，他攻击赎罪券的滥行发售，说服圣圣本笃派修士从他们油水丰厚的圣母神殿中，移出一尊承诺将朝圣者“完全赦免一切罪恶与惩罚”的碑文。有些来自苏黎世的朝圣者，将他传教的情形热心报告给教区牧师。1518年12月10日，他受召担任当时瑞士最繁荣的城市苏黎世大教堂大主教或称“人民的祭司”一职。

现在，他在道德与心智方面，均渐趋成熟。他根据希腊原文布道阐扬除了他不喜欢的《启示录》以外的全部《新约》。我们没有他生前的画像，但他同时代的人们描写他是英俊潇洒、脸色红润、饶富活力、声音悦耳的人。他在雄辩与学问上不敌路德，但他的传道诚挚、清晰感人，全苏黎世不久即受其影响。他的教阶上司在他重新攻击赎罪券的发售时，予以支持。来自米兰的一位圣方济各派修道士萨姆森（Bernhardin Samson），于1518年8月越过圣哥特哈尔德隧道（Saint Gotthard Pass），在瑞士向富者兜售利奥教皇的羊皮纸赎罪券，一张1克朗，向穷者兜售纸制赎罪券，一张数便士。他只手一挥，便赦免了凡死在伯恩者的灵魂，不致熬受炼狱诸般痛苦。茨温利起而抗议，但康斯坦茨主教予以支持，从德国事务中闻悉一二的利奥十世，终于召回这位滥施慷慨的使徒。

1519年，瘟疫袭击苏黎世，半年内攫走了全城1/3的人口。茨温利固守岗位，日夜照顾病患者，结果自己也受感染，几濒于死。待他病愈后，顿时成了苏黎世最受欢迎的人物。遥远的高阶教士像威利巴尔德与丢勒均向其致贺。1521年，他受召为苏黎世大教堂的总住持。他现在强大得足以公开宣称瑞士境内的宗教改革。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

几乎不自觉地，但也是由于他特殊教育的自然结果，茨温利改变了他教会内牧师团的性质。在他之前，讲道备受轻视；弥撒与圣餐礼几乎成为全部的仪式；茨温利使讲道成为仪式的主干。他身兼教师与布道者，随着他信心的增加，他更加坚持基督教应该回归到早期淳朴的组织与崇拜。他深受路德的反叛和文章及胡斯《论教会》（“On the Church”）一文的感染。1520年，他公然攻击修道院制、炼狱、圣僧招魂之说；此外，他声称什一税该像《圣经》中所载，纯属自愿性质。他的主教乞求他收回这些陈词，但他坚持到底。州议会予以支持，下令辖区内的所有僧侣，单只传播见载于《圣经》的训诫。1521年，茨温利说服议会，禁止法国人招募瑞士雇佣兵。一年后，这一禁令扩张及于所有外国政府。这时，枢机主教申内尔仍继续为教皇招募士兵，茨温利于是向会众指称，这位枢机主教头戴红帽，不无道理，因为“倘若扭转红帽，你们便可看见你们近亲骨肉之血，从折痕处淌下”。因未在《圣经》中发现四旬斋期间不食肉的记载，他允许教民漠视教会四旬斋期禁食的教规。康斯坦茨地方主教提出抗议，茨温利在《始末》（Archeteles）一书中予以答辩。该书预卜人们对教会之普遍背叛，同时劝导高级教士效法恺撒，将法衣折在身旁，然后死于恩宠与尊严之中。他跟其他10位牧师联合上书主教，请求允许僧侣结婚，以终止教士不道德的行为（1522年）。他这时正蓄养安娜（Anna Reinhard）为情妇。1524年，他公开与她结婚，比路德娶布拉还早一年。

有两件争辩先于他与教廷的断然决裂，其一令人忆起路德与埃克（Eck）在莱比锡的辩论，其二则遥遥反映出中古各大学经院派的争辩。由于瑞士是半民主的共和政体，它对茨温利的提议——他与保守对手的不同观点，该予公开兼听的机会——并不为之震惊。苏黎世大议会欣然负起神学裁判之权，开始邀请各主教派遣代表。他们来势汹汹，总共约600位，磨砺以待市议厅这场令人兴奋的竞赛（1523年1月25日）。

茨温利提出67个主题辩护：

1.凡认为未得教会认许，《福音书》便不算数者，错……

15.《福音书》中，全部真理显然赅备……

17.基督是一永恒的高等僧侣。凡自称高等僧侣者，必抵御和摒弃基督的荣耀与尊严。

18.曾经委身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所有信仰者的罪孽，做了充分而永恒的牺牲。因此，弥撒绝非牺牲，而是牺牲在十字架上的一种纪念……

24.基督徒不受基督所未训诫的任何工作之束缚。他们可以随时吃用任何食物……

28.凡属上帝所允许而又未遭禁者，均属正当。因此，婚姻适合于全人类……

34.（教会）的所谓的精神权力，在《圣经》与基督的垂训中，并无基础。

35.但俗世权力却由基督的垂训与典范（《路加》2：5、《马太》22：21）予以肯定……

49.我知道再没有比一则禁止教士合法婚姻，而一则却以罚金方式允许他们蓄妾这一更大的丑闻。耻辱！……

57.《圣经》根本没有炼狱之说……

66.所有高级教士均应立即忏悔，并树立起基督之唯一十字架，不然他们将行毁灭。斧钺已直指本根。

康斯坦茨教区的总主教费伯（Johann Faber）拒绝详细讨论这些命题，声称该让各著名大学或是教廷全体会议来讨论。茨温利认为并不需要。既然《新约》已印成各种方言，大家都可知“上帝之道”以决定这些论点，这便足够了。结果议会同意，宣布茨温利免于异端之罪，同时嘱令所有苏黎世教士只传播见载于《圣经》和垂训。这里，像在路德派的德国一样，国家取代了教会。

大部分僧侣——其薪金现由政府发给——都接受议会的这一命令。其中许多教士结婚，以方言施洗，不做弥撒，不拜圣像。有一队热心分子开始不分皂白地捣毁苏黎世各教堂的图画与塑像。茨温利为这场暴力的蔓延所扰，便安排第二次辩论（1523年10月26日），由550位俗世人士和350位教士参与。结果由议会发令组织包括茨温利在内的委员会，为人民撰写教义小册，在此同时，一切暴力均须中止。茨温利于是急速写就《基督简义》（Eine 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一书，送给州内各教士。天主教抗议，在卢塞恩（Lucerne）开会的邦联议院（1524年1月26日）支持这一抗议，同时保证改革教会。苏黎世市议会不理这些抗议。

茨温利在两篇拉丁论文里更充分地阐扬了他的教义：《宗教真伪》（“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1525年）和《理性信仰》（“Ratio Fidei”，1530年）。他接受教会的基本神学——三位一体的上帝，亚当与夏娃的堕落，耶稣的神人合一，处女生子说，及耶稣的受难与死；但他认为“原罪”并非承自我们“原始父母”之罪，而是承袭了一种人性的反社会倾向。他与路德都认为，人类绝不能凭其善举获救，但须相信基督受难而死这一救赎的功效。他与路德、加尔文都相信宿命说：每一事件、每一个人的永恒命运，均为上帝所预见，并且必如预见时一样发生。但上帝只将拒斥《福音书》者沦入地狱，凡基督教父母之子女夭折者，即使未予施洗，也已获救，因为他们太年幼无罪恶可言。地狱事属真实，炼狱则属“无稽之谈……为杜撰者图利的事业”。《圣经》对此毫无所知。圣礼并非是神恩的奇妙工具，而是有用的象征。秘密忏悔并不需要；没有一位僧侣——只有上帝——能宽赦罪孽；但将我们精神上的纷扰托给僧侣，是有益之举。上帝的晚餐，并非真是吃基督的身体，而是上帝灵魂与个人及基督社团结合的象征。

茨温利保留圣餐当作改革仪式的一部分，仪式中佐以饼与酒，但一年只举行四次。大部分的弥撒仍保留在庆典中，只是由会众与牧师共同背诵。其余一年当中，弥撒改由布道取代。诉诸感觉与想象的礼拜仪式，转而附属于诉诸心智的讲道——对普遍心智与思想稳定性的一场轻率赌博。由于绝对无误的《圣经》现在取代了绝对无误的教会而为教规与行为的准则，路德的德译本《新约》，转而采用瑞士方言。由圣徒利奥·祖德（Leo Jud）领导的一群学者与神职人员，受命从事整本《圣经》的德文翻译，于1534年在苏黎世由基督徒弗罗绍尔（Froschauer）予以出版，比路德版本早面世4年。

为了忠实顺从第二戒律及表示新教返归到早期犹太的传统，苏黎世议会下令搬除市内各教堂所有的宗教图像、圣徒遗物与装饰，甚至连风琴也被搬掉，苏黎世大教堂的宽阔内部，因而显得凄清空荡。有些图像荒谬得很，有些则尽属迷信，凡此都值得摧毁，然而有些美得让茨温利的后继者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哀悼其沦丧。茨温利本人对不当做具有神力的偶像而加以崇拜的图像，态度尚还容忍，但他宽恕这一废除之举，用以谴责偶像崇拜。州内各乡村教堂，倘其中大多数教民意愿如此，可准予保留图像。天主教教徒保有某些公民权利，但不得出任公职。参加弥撒，处以罚金；法律禁止礼拜五吃鱼而非吃肉。修道院与修女院（有一例外）均行关闭或转为医院或学校，修士与修女出修院后即结婚。取消圣者的节日，朝圣、圣水及为死者举行的弥撒，也都废除。这些改变到1524年为止虽未全部完成，但宗教改革就茨温利与苏黎世而言，远比路德与维滕堡进步。路德那时仍是一个单身修士，仍在做弥撒。

1524年11月，苏黎世成立一个6人的枢密院（Heimliche Rath），准备解决迫切或须重点处理的政府问题。结果茨温利与枢密院达成可行的妥协：茨温利将教会与俗世事务交与枢密院管辖，但后者得由前者领导。教会与政府在苏黎世合二为一，茨温利为非官方首领，《圣经》被认为是法律的首要来源与最后考验。《旧约》中由先知引导国家这一理想，在茨温利，就像日后在加尔文身上一样，获得实现。

在苏黎世如此迅速而完整地大获成功之后，茨温利贪婪的眼睛旋又转向天主教各州郡，心里盘算着能否赢取全瑞士，改奉新形式的旧信仰。

前进吧！基督骑士

宗教改革造成了邦联的分裂，同时似乎注定要摧毁这个邦联。伯恩、巴塞尔、沙夫豪森、亚本塞与格里森各郡支持苏黎世，其他各州郡则抱着敌对态度。其中5州——卢塞恩、乌里、施威兹、翁特瓦尔与楚格——成立天主教联盟，以敉平所有胡斯派、路德派与茨温利派的运动（1524年）。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怂恿所有天主教州郡联合行动，允予援助，显然是希望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在瑞士的权力。7月16日，除沙夫豪森与亚本塞两州外，其余各州全都同意排除苏黎世，拒绝其参加未来的邦联议会。苏黎世及茨温利派遣传教士进入塞高（Thorgau）倡导宗教改革，以为反击。其中一人遭受逮捕，朋友予以拯救，同时率领一群疯狂之徒劫掠并烧毁一座修道院，捣毁好几座教堂里的圣像（1524年7月）。结果3位领导者遭到处斩，双方的战斗精神因而激昂起来。畏缩在巴塞尔一隅的伊拉斯谟，惊见受到传教士煽动起来的虔诚教徒，“像神魂附体，脸露激愤……像受到将军鼓舞，勇赴大战场的骑士”一样地走出教堂。六州扬言，如果苏黎世不受惩处，它们便将退出邦联组织。

以担当战争领袖这一新角色为荣的茨温利，敦劝苏黎世扩充军队与军械厂，寻求与法国结盟，在蒂罗尔煽动革命，以在斐迪南背后生起一把火，同时答应保留塞高与圣高尔修道院的财产，以回报他们的支持。他以3项条件同天主教联盟谈和：交出圣高尔大修道院，放弃与奥地利结盟，同时将为文尖刻批评宗教改革家的卢塞恩讽刺家托马斯·穆诺交给苏黎世。天主教同盟予以拒绝。苏黎世于是下令在圣高尔的代表攫取这一修道院，他们照办（1529年1月28日）。2月，巴塞尔事件使情势益加紧张。

这个“瑞士的雅典”的新教领袖为约翰·霍斯沁（Johannes Hausschein），他把意思为“家灯”的名字希腊化为奥科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他12岁时便开始写拉丁诗文，不久又精通希腊文，他对希伯来语的造诣，仅次于罗伊希林。他在圣马丁教堂的教坛和在大学神学的教席上，早以改革家和道德家闻名。除了对宗教外，一切都很人道。1521年，他一直攻击忏悔室的弊端、变体论及对圣母偶像的崇拜。1523年，路德为他喝彩。1525年，他接受茨温利的计划，包括对再洗礼派教徒的迫害。但他排斥宿命论。他认为：“我们的拯救来自上帝，而获谴则来自我们本身。”主要为新教徒盘踞的巴塞尔会议宣称信仰自由时（1528年），奥科兰帕迪乌斯便加以反对，同时要求禁止弥撒。

1529年2月8日，800人聚集在圣方济各派教堂里，向巴塞尔会议送出一份要求，禁止弥撒，所有天主教徒都得解除公职，同时实行较为民主的宪法。会议答应考虑。翌日，诉愿者武装前往市场，到了中午该会议仍未达成结论，群众于是携带着斧锤进入教堂，摧毁映入眼帘的一切圣像。伊拉斯谟在写给威利巴尔德的信里描述这一事件道：

铁匠与工人除去教堂里的所有图像，对圣像与十字架横加侮辱。平日只要这些圣者稍受触犯，经常便有许多奇迹显现，而今一个奇迹也没有，倒真奇了。教堂里、小室里、走廊里、修道院里的雕像，悉数捣毁。教堂里的壁画被涂上一层石灰。凡可焚之物，悉投之于火，其余的也都捣为碎片。没有一样东西因为看在爱戴或金钱的分上而幸免于难。

巴塞尔议会见风转舵，投票赞成废除弥撒。伊拉斯谟、伯图斯·勒纳努斯（Beatus Rhenanus）及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离开了巴塞尔。胜利在握的奥科兰帕迪乌斯，在这场暴乱后又活了两年，茨温利死后不久，他也逝世了。

1529年5月，一位来自苏黎世的新教徒传教士，企图在施威兹城传教，结果遭受火焚于柱。茨温利因而说动苏黎世议会宣战。他拟定作战计划，亲自率领州内军队。他们在苏黎世以南十英里的卡佩尔（Kappel）为一人所阻，此人是格拉鲁斯的兰德曼·阿伯利（Landemann Aebli），他乞求一小时的停战，以便与天主教联盟谈判。茨温利怀疑其中有诈，主张立即挥军前进，但受到柏恩各同盟及不管州界、宗教界线而与敌国士兵亲善交往的部下士兵所阻。谈判继续了16天之久，最后瑞士人的明智获胜，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卡佩尔和约》（The First Peace of Kappel，1529年6月24日）。条约条款对于茨温利而言，是一次胜利：天主教各州同意赔款给苏黎世，终止与奥地利联盟，双方均不得因宗教歧异而攻击对方；附属于两州或两州以上的“公地”人民，须以多数票决定各自的宗教生活规章。然而，茨温利并不满意。他虽曾要求，但未取得新教徒在天主教各州传教的自由。他预测这纸和约不久即将遭到破坏。

和约维持了28个月。中间，曾经努力结合瑞士与德国境内的新教徒。查理五世已与克莱门特七世和解，双方现在可联合出兵对抗新教徒，但新教徒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德国半数为路德派；许多德国城市——乌尔姆、奥古斯堡、符登堡、美因茨、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都强烈地同情茨温利；而在瑞士，乡村各区域虽为天主教的天下，但大部分城镇则为新教所有。自卫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显然需要新教的团结。只有神学阻挡其中。

胡斯的伯爵菲利普，首先邀请路德、梅兰希顿及其他德国新教徒在法兰克福以北马尔勃罗的城堡，与茨温利、奥科兰帕迪乌斯及其他瑞士新教徒相聚。1529年9月29日，这两个对峙的支派相遇，茨温利慨予退让：他使路德不再怀疑他怀疑基督的神性，他接受尼西亚信经及原罪的独断教条。但他并没撤销他所坚持的圣餐为一种象征与纪念而非神迹这一观点。路德在会议桌上用粉笔写下认为是基督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同时只准人照字面解释。双方签署了载有14条条款的协定。他们在圣餐这一点上产生分歧（10月3日），态度并不和蔼。路德拒握茨温利伸出来的手，他说：“你的精神并不是我们的精神。”他拟定了包括“圣体合质”在内一共17条的信仰表白书，同时劝说路德派的王侯，勿与不完全签订这17条条款的任何团体结盟。梅兰希顿同意其师的说法。“我们正告茨温利派信徒，”他写道，“他们一则说我们教义错误，一则犹直呼我们为兄弟，我们奇怪他们的良心怎么能允许这种行为。”这一时代的精神便浓缩在这一句子里。1532年，路德规劝普鲁士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勿让任何一位茨温利教徒留在他领土内，不然便会受到永劫之罪。要求路德从中古世纪一步跨入现代，有点勉为其难。他习染于中古宗教，没有耐心忍受别人对其基本教条的任何指斥；同一位标准的天主教徒一样，他感到如果丧失了自己赖以塑成信仰的任何基本要件，则他整个思想世界便将崩溃，同时人生的整个意义也将凋萎干枯。路德是最中古的近代人。

茨温利遭遇到这次失败的打击，再度回到在他独裁统治下变得动荡不安的苏黎世。人民不满严峻的禁奢令；商业由于各州间不同之宗教信仰而受到阻碍；工匠们也不满意他们在政府里仍然微弱的呼声；而茨温利的布道，因夹杂政治在内，也丧失了原有的鼓舞与吸引力。他敏锐地感到这种变化，而向议会告假，以在别地寻求另一个教职，但为众人挽留。

现在他埋首写作。1530年，他把《理性的信仰》一书送给查理五世，后者并无接受的征象。1531年，他向弗朗索瓦一世发表《基督教简明释义》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伊拉斯谟式的信念，认为基督徒在抵达天国时，将会发现那里有许多高贵的犹太人和异教徒：不只有亚当、亚伯拉罕、伊萨克、摩西、以赛亚……并且还有海格力斯、西塞斯、苏格拉底、阿里斯提德斯、努马、卡米勒斯、卡托兄弟与西比奥兄弟，“简言之，从世界开端以至世界末日，不会有任何好人、任何神圣的心灵抑或任何一位虔诚的灵魂不与上帝同在者。我们还能想象出比这一情景更为喜悦、愉快而高贵的东西？”这段文字使路德非常震惊，以致判定茨温利是“异端”。布绥主教（Bishop Bossuet）这回同意路德的看法，予以引述证明茨温利是位无望的邪教徒。

1531年5月15日，苏黎世的一群民众及其同盟以投票的方式，迫使天主教各州允许他们在境内传教。待各州拒绝时，茨温利便建议一战，但其同盟宁可采取经济封锁。天主教各州拒绝一切进口货，转而宣战。敌对的两军再度前进，茨温利再度带路并维持其标准，两军再度在卡佩尔遭遇（1531年10月11日）——天主教徒8000，新教徒1500。结果天主教徒胜利，47岁的茨温利也在苏黎世500名战死者的尸堆中。他先遭分尸，然后在一堆干粪上被焚化。路德听到了茨温利的死讯之后，宣称这是对异端的天罚及“我们的胜利”。“我衷心希望，”据说他这样讲过，“茨温利能够获救，但我又害怕相反的结果，因为基督曾说，凡不认他者，均将遭受天谴。”

茨温利在苏黎世的后继者为布林格，在巴塞尔，迈康尼乌斯（Myconius）在奥科兰帕迪乌斯死后继志述事。布林格避开政治，只监督城里各学校，庇护逃难的新教徒，同时施舍给任何教派的贫穷者。他赞同处斩塞尔维特（Servetus），但除此而外，他都采取信仰普遍自由这一途径。他跟迈康尼乌斯和利奥·祖德拟就的《赫尔维希亚声明》（The 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1536年），成为一代以来茨温利观点的权威表白，又与加尔文起草《众议书》（Consensus Tigurinus，1549年），使苏黎世与日内瓦的新教徒同在一“改革教会”之下。

尽管有这一保护性的协调，天主教在后来，部分由于在卡佩尔地方的胜仗，还是收复了在瑞士丧失的许多根据地。神学以竞争性的屠杀或生殖在历史上获得证明或遭到否定。7州附属于天主教——卢塞恩、乌里、施威兹、祖格、翁特瓦尔、弗里堡与索洛图恩；4州则确切为新教所有——苏黎世、巴塞尔、伯恩与沙夫豪森；其余各州则在新旧信仰之间保持平衡，无法确定它们偏向哪一方。茨温利在格拉鲁斯的后继者瓦伦丁·丘迪（Valentin Tschudi）折中在晨间为天主教做弥撒，而晚间则为新教传播福音。他倡导彼此容忍，结果也受到容忍。他写了一本《编年史》（Chronicle），不偏不倚得使人无法分辨他赞同哪一个信仰。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1517—1536）

路德其人

简要叙述孕育宗教改革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及知识等条件后，我们尚需指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即在德国，有个人于不知不觉中，汇集了这些影响，而形成足以转变此一大陆的反叛。在此，我们无须对这位英雄所扮演的角色过分夸大；假如路德继续顺从教会的权威，改革的力量也将找到另一个系统。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位粗鲁的修士，于危殆震撼之中，竟敢坚决地站出而与全欧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最神圣的习俗相对抗，令人热血沸腾，同时也再度指出人类从泥土所塑成或从猿猴演变而来的距离。

路德，作为那个时代的高昂之声、德国历史上的奇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1526年，路德43岁，在克拉纳赫笔下，他是一个刚刚发福，严肃中略带少许幽默感，有黑而卷曲的头发、狮鼻、深色而明亮的眸子——与他为敌的人说，里面闪耀着魔鬼之光——的中年人。坦率的性格使他不适于从事外交工作。1532年的画像也是出自克拉纳赫之手，显示路德有宽阔、丰满的面庞，肥胖，快乐。事实上，自1524年起，路德已脱下僧衣穿上便服，有时是教师的外袍，有时是普通的夹克和裤子。路德在穿着上很不讲究，他太太抱怨说，一次他的裤子破了，他竟从孩子的裤子上剪下一块布去打补丁！

他是糊里糊涂结婚的。他同意圣保罗的看法，结婚只比跳火坑强一点，性的欲望和饮食一样，是自然的需求。对于性关系，他的观念是中世纪的：性交，即使夫妻之间，也是一种罪过，不过，“上帝遮掩这个罪恶”。女性抱独身主义，他斥为违反神意，因为神要人类繁衍绵延。假如“一位教士……不能坚贞地过独身生活的话，让他讨房媳妇。这是上帝为人类所制的万灵膏药”。他觉得人类的繁殖方式有点可笑，至少回忆起来时是如此，而且建议：“假定上帝在这方面征询我的意见，我将劝他以泥土塑造人类，就像亚当那样，来延续种族的繁衍。”对于女性，他持的是传统德国人的看法：妇女除了生孩子、下厨房及祷告外，最好不要过问别的。“妇女离开家，就会一文不值。”“妇女为生儿育女疲惫而死，那并没什么，只要她们生育，让她们死，她们就为此而生存。”妻子对丈夫应敬爱、应服从，因为他是她的恩主。家是妇女的天地，在这里她可发挥其特长：教育子女。母亲的一根手指头胜于父亲的两个拳头。夫妻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家庭财产应该共管共用。

对知识妇女，路德和一般男性一样反感。“我希望，”在提到太太时他说，“她在开口之前，先念一遍祝祷文。”尽管如此，他对公开嘲笑妇女者，却不表赞同。“对妇女的缺点，最好是私底下告诉她。告诉时，语气应十分温和……因为女人是弱者。”路德对性和婚姻的意见，尽管坦白得近于粗俗，他并非毫无审美观念。“头发是女性的装饰品。过去的女孩子，除居丧外，大都松散着头发。在我看来，女孩子让头发向后披拂最好看。”（这也许就是他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较为温和的缘故，因为这位教皇曾表示，他极倾倒于朱利阿·法尔内塞松软的秀发。）

显然，路德结婚并非基于生理上的需要。一次他幽默地说，他之所以结婚，是为了让他父亲高兴并气气魔鬼和教皇。他结婚也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由于他的建议，不少修女离开修道院。他为她们征求对象。最后，只有一个剩下，即出身名门、性情淑婉的凯瑟琳。凯瑟琳不易动情，她一度对维滕堡的年轻贵族学生有意，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所以仍是独处。凯瑟琳进入家庭服务中心时，路德曾介绍一位叫格拉茨的医生给她。但她说，对这位医生她不考虑，但赫尔·亚姆斯多尔夫（Herr Amsdorf）或路德向她求婚，她也许不会拒绝。当时，路德42岁，凯瑟琳26岁，年龄差距如此大，曾使他犹豫不决。最后，由于其父抱孙心切，他才下定决心。1525年6月27日，一个还俗修士，一个还俗修女缔结良缘。

选帝侯把奥古斯丁修道院赐给路德居住，并把其年薪提高到300基尔德；其后，更提高到400，然后是500。路德买了一个农庄，交给凯瑟琳经营。凯瑟琳非常喜爱那个农庄。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悉心照顾他们，照顾所有马丁家的必需品，还有一个家庭酿造所，一个鱼池，一个菜圃，一群鸡和猪。路德戏称凯瑟琳为“我的丈夫凯蒂”，这意味着当路德在生理上有愧夫职时，她有办法使他就范。路德并不好伺候，他有时会大发脾气，有时会胡乱花钱。路德生性慷慨，对钱满不在乎。他的著述，出版家视为金矿，他却不太关心。从路德写给凯瑟琳的信件或写给别人信件提及凯瑟琳之处观之，他们夫妇感情极笃。他从小就喜欢这样说：“一个虔诚、敬神、亲切、顾家的妻子，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

路德是一位好爸爸，基于本能，他将严厉与慈祥配合得很恰当。“假定必须责打，别忘了让蜜饯陪伴着教鞭。”他为孩子们作曲，弹着维忽拉和他们一起唱。路德写给其子的书信，是德国文学的瑰宝。路德十分刚强，凭着这份刚强，使他在战场上能面对皇帝，但当其14岁的爱女马格达莱娜（Magdalena）去世时，他这份刚强的精神几乎完全粉碎。“上帝，”他说，“在千年以来，对任何主教都没有给过这么大的恩赐，然而他竟给了我——让她做我的女儿。”女儿病危时，他日夜祈祷。“这是我深爱的，可是，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要带她走，我只有听你的安排。”他对女儿说：“亲爱的莱娜，我的小女儿，你愿意留在爸爸的身边，还是愿意追随天上之父？”“爸爸，”女儿说，“关于这一点我能说什么？让我们静候天父的安排吧。”她死后，路德悲痛异常。安葬时，他像她活着一样和她说话：“亲爱的女儿，你将如星辰一般升到天上照耀四方。”他对别人说：“说来奇怪，我亲身体会到，她现在虽然安详、宁静，但异常忧郁！”

有了6个孩子，他还不满足，又将11个无依无靠的侄儿侄女带进他那拥有众多房间的修道院家里，和他们一起用餐，毫不厌倦地和他们交谈。凯瑟琳因为他们独占了他而感到悲伤。路德的桌边言谈，某些小孩曾经做了未经证实的笔记。现在流传下来的6596条教训，其分量、睿智和学识足可与鲍斯威尔（Boswell）所辑的《约翰逊》（Johnson）和拿破仑语录媲美。评论路德时，我们应记得这类《桌边细语》（Tischreden）不是他编的，是有人偷偷记录下来发表的。在这里，较之神学战场上论战的路德更通情达理的，是在家中的路德，是他自己。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路德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墨水池。他一面著述，一面生活。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愤恨路德享受凯瑟琳所能供应的佳肴、啤酒及所有的舒适。路德在这些细节上可能会更谨慎地保持缄默，不过，缄默，就清教徒而言说得通，就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宗教改革的德国人而言则说不通；即使审慎如伊拉斯谟，其关于生理方面的言论，也坦率得令我们吃惊。路德暴食，却能以长期的绝食来惩罚自己；他暴饮，却深悔喝酒为一种国家罪恶。但啤酒之于德国人是生活中的水，正如同葡萄酒之于意大利和法兰西人一样。在那个疏忽的时代，确实可能是有害的。路德虽嗜酒，我们却没有听说他曾酩酊大醉。“上帝既能宽恕我连续20年以弥撒来虐待他，想必也能容忍我偶尔好好地喝一顿来荣耀他。”

路德的缺点显而易见。他经常谦卑地表现着骄傲；反对独断，自己却独断；过度的热诚，却对其敌手毫不留情；讥嘲迷信，却固执迷信；公开指责不宽容，自己却极不宽容——这不是一致的典范，而不过是一个和生活一样充满矛盾且为战争的火药烧焦的男人。“对我的对手，我从不迟疑去咬他，”他坦承，“假如不咬，讥讽有何好处呢？”他把教皇的敕令当粪便。他把教皇视为“撒旦的母猪”或助手和伪基督。提到主教，他说他们是“虫豸的幼虫”、没信心的伪君子、无知的猿猴。对祭司的命令，他说那无异把人当作“《启示录》中野兽的符号”。他说，修士是比绞刑吏、谋杀犯还坏的坏蛋；他们中最好的，也不过是“上帝所穿皮毛外衣上的一群跳蚤”。我们可以猜测出他的听众是多么欣赏这个热闹：“人体结构中，未受教皇管制的唯一部分那就是后部的末梢。”“可惜莱茵河不够大，”针对天主教的教士，他写道，“不足以溺死所有这一帮可恶的罗马横征暴敛者……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假如这些坏蛋不给水淹死，那么，“请求上帝在他们身上降下烧毁索多玛和蛾摩拉（Gomorrha）的火雨和硫黄”。这不禁令人想起罗马皇帝朱里安的批评：“没有比一个怒火填膺的神学家更野蛮的野兽了。”但路德就像克莱夫（Clive）一样，惊异于自己的温和：

不少人认为，我对教皇制度未免攻击得太凶。相反，我埋怨自己太和善了。我但愿我能嘘出闪电打击教皇和教皇制度，并且每股风都是霹雳。我将诅咒和责骂这些无赖，直到我进入坟墓之时。他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好字眼儿……因为离开诅咒，我便不能祈祷。每当我说“神圣主的名”，我必须加上“让罗马天主教徒的名字受到诅咒、谴责和蔑视”。每当我说“愿主的国降临”，我一定不得不加上“教皇制度必受诅咒、谴责和摧毁”。真的，我从不间断地每天在嘴上和心里这样祈祷……没有比愤怒所得的灵感更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愤怒时，我的写作、祷告和布道会更精彩，因为那时，我的整个精气神复苏，我的悟性变得敏锐。

这种夸张的激愤也许是当时的时代风格。“在这方面，”博学的加斯奎特（Gasquet）红衣主教承认，“某些天主教传教士和小册子作家，并不亚于路德。”咒骂为聪明的雄辩家所期望、为他们的听众所喜爱。文雅有时反而会被人视为怯懦。路德的太太责备他——“亲爱的丈夫，你太粗鲁了。”——他的答复是：“砍小树枝，用切面包的小刀就可以了，但砍一棵橡树，不用斧头怎么行？”一个温和的回答能够化解暴怒，却无法瓦解教皇的制度。一个尽量使用高尚的言语的柔和的人，将会从如此拼命的战斗中退缩。它使教皇开除他的教籍并让皇帝禁令脱了一层厚厚的皮——较之伊拉斯谟为厚。

路德的成就植根于他坚强的意志，由此产生他的自信、武断、勇气和不宽容。不过，路德也有某些和善的美德。进入中年后，他极度好交际，令人愉快，对于所有需要慰藉或帮助的人，他是力量的支柱。他不摆架子，不修边幅，从没有忘记他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不赞成将他的作品印成专集，恳求他的读者代之以《圣经》。他的门徒在新组成的教会上建议冠上他的名字时，他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讲道时，他将言词变换为听众的用语，使其在理解力的范围内。他的幽默极富田园风味——粗俗、欢噪，大有拉伯雷的情调。“我的敌人调查我的一举一动，”他抱怨说，“我在维滕堡放个屁，他们在罗马立刻就会闻到。”“妇女之所以要戴面纱，是为了天使；我之所以穿裤子，是为了小姐。”说出这些话的同一个人喜好音乐，他所作的圣歌，有的如清流曲涧，有的如雷霆风雨，又把它们谱成罗马教会使用过的多音旋律，而神学上的偏见也得以暂时平息。“我决不为任何事情放弃我那卑微的音乐天赋，无论多么伟大的事……我坚决认为……音乐仅次于神学，在一切其他的艺术中，是无可比拟的。除神学外，唯有它能够使我们内心感到宁静愉悦。”

路德的神学使他趋向于温和的伦理，因为他以为：一个人不能因善行获救，获救之道，在于信仰基督的赎罪；信仰如能维持于不坠，即使有罪也可以获救。偶然的小过失，在路德看来，对走在直而窄道上的我们，反而有振奋的作用。由于看厌了梅兰希顿为了非神圣的小过失竟终日惶惶，把自己折磨得消瘦憔悴的样子，路德以其活泼的幽默告诉他：“人难免犯罪，上帝能赦免的只是一个诚实的犯罪者。”但他蔑视那些无精打采的曲解者。不过，假定我们就此偶然的玩笑而指责路德，那是荒谬的。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不是清教徒。“我们挚爱的上帝意欲我们吃、喝和快乐。”“我处处寻找和接受快乐。感谢上帝，现在我们了解只要问心无愧我们便能快乐。”他容许他的信徒礼拜日宴会跳舞。他赞成娱乐，下得一手好棋，视玩牌为一种对未成熟的心智的无害消遣。关于跳舞，他发表了高见：“舞蹈是一种集体礼节训练。少年男女由舞蹈可以建立友谊；在这里，可以监视他们的交往，而且也能给予体面的会晤机会。他们的舞会，有时我也很想参加，不过我怕这些年轻人会因我的加入而少转了几圈。”某些新教传道者主张禁演戏剧，路德更宽容：“我们不能因戏剧里偶有粗俗和私通的情节，便叫基督徒完全不看戏；假如为了这样的理由，那么《圣经》也必须丢弃了。”一般说来，路德所持的生活观念，对一个认为“所有自然的意欲，要就是无神，要就是悖神”及和十人中有九人的灵魂为上帝命中注定、要进永恒的地狱的人来说，有其不寻常的健康和快乐。路德本人和他的神学比起来是和善的。

路德智力颇高，但太为少年时代的瘴气影响和为战争的流血所染，因而不能产生一套理性的哲学来。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小妖精、巫婆、恶魔，相信活蟾蜍可以治病，也相信“睡魔”专找出浴或熟睡中的少女，在惊吓中使她们成为母亲。他视星象学为荒诞不经，有时却使用星象学术语。他颂扬数学，认为是“依赖证明和确然无疑的证明”。他赞佩天文学对星群的大胆探究，但几乎和所有当时的人一样，不接受哥白尼的学说，因其和《圣经》抵触。他坚决主张，道理应该停留在宗教信仰规定的范围之内。

有一点他无疑是对的，他以为操纵历史的杠杆是情感而非思想。创造宗教的人是世界的推动者。哲学家代代以新的语法表达部分的极端无知，倨傲地谈整体。因此，伊拉斯谟推理时，路德则祈祷；伊拉斯谟向王侯乞惠时，路德则对着上帝说话——迫切地如同一个曾经在主的战役中艰辛奋斗而有权被应允的人，卑微地如同迷失在无限空间中的小孩。由于深信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他直面不能克服的障碍，并获得胜利。“我承载全世界对我的恶意，皇帝、教皇及其扈从的怨恨。但是，在主的名义下，前进吧！”他有勇气公然反抗他的敌人，因为他没智力怀疑他的真理。他当他该当的角色，做他该做的事情。

不宽容的异教徒

在利奥十世1520年6月颁布的敕谕中，路德公开指责的错误是“烧死异端违反神意”。在《致基督徒贵族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1520年）中，路德规定“每人皆为教士”，有权依照他私人的判断及个人的理解解释《圣经》；并加上“征服异端，不当用火而当用书”。在《论世俗权威》（“On Secular Authority”，1522年）一文中，他说：

统治万民是上帝之事，不容许别人代庖……我们希望将这点说得清楚一点，以便每一个人均可了解，而且我们的贵族、王侯及主教将会明白当他们企图强迫人民……信这信那时，他们是多么的愚不可及……由于信与不信全是个人良知之事……世俗权威应满足于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许人们，依照他们的能力和志愿，信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强迫任何人……当人们全凭力量而不凭神的话语反抗它们时，信仰和异端决不如此强烈。

在致选帝侯腓特烈的信（1524年4月21日）中，路德请求对闵采尔及与他为敌者作宽大处理。“你不应禁止他们发言。教派是必须有的，神道必须面对战争……让我们将战争和心灵的自由会战交由上帝处理。”1528年，其他人主张处再洗礼教徒以极刑时，他发出忠告，除非他们犯了叛乱罪，否则他们只应该被处以流放。同样，1530年，他劝告人们，亵渎神祇罪应自死刑减轻为流放。诚然，即使在这些宽宏大度的岁月中，他好像希望他的信徒和上帝淹死，或剔除所有教皇信奉者。然而，这仅仅是“运动的演说术”而已，并非他的真实想法。1521年1月，他写道：“我并不想采用暴力或谋求手段来维护福音真理。”同年6月，他曾谴责攻击牧师爱尔福特的学生，他并不反对稍微“吓吓他们”以改善他们的神学。1529年5月，他指责以武力使天主教教区改变为新教教区的计划。迟到1531年，他还教导：“我们既不能也不该强迫任何人信教。”

像路德这种坚强而独断个性的人，在他地位相对稳固之后，要他依然主张容忍，便很难办到了。一个肯定其自身通晓《圣经》的人，是不能容忍他的反对者的。从宽容变为不宽容，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是最易实现的。直到1537年，路德还主张他们保有自己的教条是应该被宽恕的：“由于这群傻瓜，这些教皇、主教、辩士和修士，这些粗鲁的笨驴，像他们那样对待犹太人，每个基督徒恐怕都宁可当犹太人了。真的，如果我是犹太人，看到这些笨瓜白痴那样解释基督教教义，我宁可变成猪而不当基督徒……我呼吁每一个人应善待犹太人，同时教他们研读《圣经》。这样做，我想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路德也许领悟到，新教教义自某些观点来看，是犹太教义的一种回归。例如，反对修道院制度、教士独身主义，重视《旧约》、《旧约》中先知写的预言书、《旧约》中的赞美诗，及采取较天主教更为严格的性伦理（路德本人例外）。他发现犹太人并不相应地转向新教时，他失望了。对利息索取的敌意帮助他转向反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后来发展到反对普通犹太人。选帝侯约翰自萨克森（1537年）逐出犹太人时，一个犹太人曾请路德出面调停，他竟一口拒绝。他在其《桌边细谈》中，把“犹太人与教皇信奉者斥为不敬神的坏蛋”合为“一丘之貉”。路德晚年，反犹太主义非常炽烈，他公开指责犹太人是“一个僵颈、不信神、骄傲、邪恶、可厌的民族”，并认为他们的学校和会堂应被付之一炬：

让任何人把硫黄和松脂尽量掷向他们。假如有人能在他们身上投掷地狱之火，那就更妙了……这样做，是为了光耀我们的主和基督教，如此一来，上帝将会发现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把他们的房舍也给粉碎和摧毁……把他们的书籍和《塔木德》，还有他们的《圣经》夺下。禁止他们的教师传教。封锁所有街道和大路以阻其通行。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把他们所有的金银财宝夺下并贮进保险箱。如果这还不够，就将他们像疯狗一样驱逐出境。

路德应该从没妥协。1522年，他已经比那时的历任教皇更像教皇。他写道：“我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张，即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1529年，他稍作让步：

没人能被强迫加入信仰，但也没人能被允许伤害它。让我们的敌对者提出他们反对的理由，并听取我们的答辩。如果他们因此而改变信仰，照准，如果不的话，就让他们保持缄默，并信仰他们所愿意的……为了避免麻烦，假如可能的话，在同一国度中，我们不应该忍受相反的教旨。即令你不信教，也应该遵守十诫、上教堂听道并做到表面上的一致。

路德此时同意了天主教教会的“基督徒需要的，是确信明确的教条及可生死与俱的确然《圣经》”。早期基督教的教会，由于教派林立以至分裂、削弱而感觉到非阐释其教条和驱逐所有叛教分子不可，现在路德因为由个人判断的种子发了芽的多样教派的纷争而惊慌，一步步地从宽容变向独断。“现在谁都敢批评福音了，”路德愤愤地说，“的确，几乎每位老迈昏聩者或喋喋不休的诡辩家必然是神学博士。”由于被天主教痛骂——指他使教条和道德的规范松弛瓦解——所刺激，他下结论说，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彻底的辩论公决，需要大家认可的权威教会充作“信仰之锚”。那个权威该是什么呢？天主教的答案是教会，理由是唯有一个活的机构才能使它自身和它的《圣经》适合于不可避免的变化。但路德说，不，唯一而且最终的权威应该是《圣经》，因为所有的人都承认它是“圣道”。

在这本绝对正确的书中，《申命记》第13章，路德发现一条明确的诫命，出自上帝的主张，将异端者置于死地：“你不可顾惜他，你不可庇护他”；即便他是“你的同胞弟兄，或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子……你必定要杀他，你要首先下手，将其置于死地”。根据这个可怕的正当理由，13世纪，教会从事了消灭阿尔比教派的举动。这个神圣的咒语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做了一个权威的凭照。路德言语暴烈，但在处置异议者上，却从不及教会的酷厉。在权力所及地区和界限，他总是尽量循和平途径来压制。1525年，路德恳求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检查规制之助，毁掉再洗礼派教徒和茨温利派教徒的“邪恶教条”。1530年，在评《诗篇》第82首时，他建议政府应将煽动暴乱或反对私有财产的所有异教徒，“那些教导反对明晰的信仰条目……如以基督不是神而是人的观念灌输儿童之人”处以极刑。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认为，就言论和信仰自由而言，路德教派国家的人民还不如土耳其人。利奥·祖德、茨温利派教徒也加入卡尔斯塔特一边，称路德为另一位“教皇”。不过，有一点我们当指出的是，在其生命的后期，路德又回归于早期的宽容。在他最后传道时，又呼吁放弃一切以武力摧毁异端的企图。他说，对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我们必须予以优容直到最后审判之日，基督会照料他们。

其他宗教改革者在追捕异端上，堪与路德相比，甚或过之。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尔，主张新教国家政府，对声称信仰“邪”教者，应斩草除根。这种人，他说，较之谋杀者更邪恶，其妻儿子女牲畜也应一并摧毁。较为温和的梅兰希顿接受了以下狱和死刑的方式来镇压德国再洗礼教徒的世俗宗教裁判所所长的职位。他问：“为什么我们要比上帝更怜悯这种人呢？”因为他相信，上帝已经注定所有的再洗礼派教徒入地狱。他倡议，凡属拒绝接受婴儿洗礼或原罪或圣餐中基督真实存在等观念的人，都应判处死刑。他坚持，任何认为异教徒也可获救或怀疑信仰基督为一个赎罪者能将原罪化为正直的人，都是该杀的人。我们将会看到，塞尔维特被处死刑，他大声喝彩。他请求政府强制人民定期参加新教礼拜。他要求禁止一切反对、妨碍路德派教义的书籍，因此茨温利及其信徒的著述，在维滕堡被正式置于禁书目录之列。虽然路德满足于路德教派王侯统治地区天主教徒的被驱逐出境，梅兰希顿却偏爱肉体的刑罚。二者均同意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传播和拥护“上帝的律令”——路德派教义。不过路德建议，在同一国内如有两个教派，少数应屈服多数。如在天主教占优势的公国里，新教徒就应让步和移居，反之亦然。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应该被有效地惩罚。

新教当局仿效天主教先例，承受维持宗教一致的职责。1537年1月18日，奥格斯堡市议会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天主教徒的礼拜，并放逐8天之后不改信新教的人。恩赐的限期满时，议会派军接收所有教堂和修道院财产；祭坛和塑像被迁移，修士、修女被驱逐出境。法兰克福颁布过类似的法令。天主教财产的没收和天主教仪式的禁止蔓延了整个新教徒控制的国家。天主教地区所行的新闻检查，新教也照行不误。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在路德和梅兰希顿的请求下，于1528年颁布一项敕令，禁止出版、售卖与阅读茨温利教徒和再洗礼教徒的文学作品，或宣扬教导他们的教义。“任何人对违反禁令者，无论识与不识，必须向当地长官检举，以使犯者能被及时逮捕和惩罚。知情不报者，视情节轻重，或处死或没收财产。”

开除教籍的惩罚方式，像检查制度一样，也来自天主教。1530年的奥格斯堡正式宣布路德教派教会有将反对路德派教条者开除教籍之权。路德解释道：“虽然开除教籍在教皇制度中已经存在并被可耻地滥用，所招致的只是痛苦，不过，我们一定不容许它堕落，而应该照基督命令的，用之于正途。”

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者由于他们的不宽容及独断，言论的激烈，宗派的林立和仇恨，宗教艺术的摧毁，宿命神学，对俗世学术的漠视，魔鬼和地狱的重新强调，集中精神于个人来生的得救——所有这些行为，促使人文主义者远离宗教改革。人文主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古典文化的复归，新教则是忧郁的奥古斯丁的初期基督教，甚至《旧约》犹太教的虔诚回返。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长期争斗又恢复了。在天主教教会中，人文主义者曾有过不寻常的进展；在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时期他们曾掌握了教皇制度；教皇们不仅容忍保护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恢复失去的古典文学和艺术的宝藏——所有这些全都基于教皇的默契谅解，即便他们的著述用拉丁语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演讲，也不会扰乱一般人的正统信仰。现在，人文主义者在这个安逸的协议中有了困扰，因为发现条顿的欧洲更关心的，不是他们及其贵族文化，而是新的本国语传教士在上帝、地狱及个人救赎方面的慰藉灵魂的谈话。他们嘲笑路德与埃克，路德与卡尔斯塔特，路德与茨温利的论辩，那些论战的问题，他们早就缺乏兴趣或礼貌地遗忘了。他们对神学毫无胃口，在他们看来，天堂和地狱都不过是神话，较之希腊罗马神话更为荒诞。在他们看来，新教是文艺复兴的叛逆，是晦昧中世纪心灵的超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魔鬼崇拜的重建。他们认为这不是进步，充其量只是反动，是解放了的心灵对原始的民众神话的再度臣服。他们愤恨路德对理性的谩骂以及他对信仰的推崇——这种信仰已被新教徒或统治者武断地下了定义。而假如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件事——人类正义和价值中的每一个英勇事迹，每一次牺牲，每一点进步——仅仅是由无助和无意义的人们完成上帝的预知和无可避免的律令的机械行动，那么，为米兰多拉所描绘的人类尊严还残存些什么呢？曾经批判过教会，却始终未脱离教会的人文主义者——威姆菲林格、贝图斯·勒纳鲁斯、托马斯·穆诺和布兰特——现在急于证实他们的忠诚了。不少曾经赞赏过路德的最初反叛，认为有助改进羞耻滥权的人文主义者，当新教神学和争辩术定型时，都远离了他。威利巴尔德，希腊语言专家和政治家，他曾公开地支持路德，以致在艾克苏奇·多米内（Exsurge Domine）教皇谕令的第一回草稿中就已被开除教籍，为路德激烈的言论所震惊，而和他断绝关系。1529年，虽然依旧批判教会：

我不否认，刚开始时，所有路德的行动似乎并非无益，因为任何一个善良的人，对基督教多年来的积弊都会不满。因此，和许多人一样，我希望某种方法可能补救如此的罪恶，但是我被残酷地欺骗了。因为旧弊尚未根除，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新弊却潜行而入，与之相较，其他就有如小孩玩意……事情已经发展到一种情况：新教徒似乎善良地做着天主教的罪恶……路德，用他那无耻和难控制的口舌，一定已经陷入疯狂，或被魔鬼教唆。

穆提安努斯也颇有同感。过去他曾歌颂路德为“维滕堡的晨星”，但不久，他抱怨路德如神经错乱者的一般暴躁。克罗图斯·罗比安鲁斯曾以《默默无闻者之信》为路德打开一条路，但在1521年，又逃回天主教会。罗伊希林虽写信问候过路德，并劝阻埃克焚毁流行于因戈尔施塔特路德书籍，却叱责其侄子梅兰希顿采纳路德神学，而他也死在天主教的怀中。约翰尼斯·科克雷，最初赞成路德，在1522年却转而反对他，并写了一封信谴责他：

你以为我们希望为天主教教士的罪恶和邪恶行为辩白或辩护？愿上帝救救我们！——我们很想帮助你从根铲除它们，只要是采取正当手段……可是基督并没教导你去用“反基督团”、“娼寮”、“魔窟”、“粪坑”及其他闻所未闻的辱骂字眼的方法，且不提你刀剑流血和谋杀的威胁。啊！路德，你的这种工作方法绝非基督所授。

这些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也许忘记了意大利先驱——菲勒佛、波格奥（Poggio）和更多人的粗俚言语，已经为路德侮慢的文笔立下榜样。不过，路德的战斗方式仅仅是他们控告的表面。他们注意的——就像路德注意的——是德国的道德和习俗的败坏，而将之归罪于教会当局的分裂及路德否认“善行是获救的真相”。此外，新教徒轻视学问，路德对学识和博学的轻视，也是他们感到伤心的所在。伊拉斯谟道出了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心声，这一点即使梅兰希顿也无可反驳——路德教派胜利之处，人文主义即行衰微。新教徒反驳说，这仅仅是因为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学问主要意味着异教徒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宗教争辩术的书籍和小册子占满了德国与瑞士的思想和印刷事业，注意力，包括一切报章杂志在内，除了讽刺文学，其他任何一种文学都失去了读者。出版公司，如巴塞尔的弗罗本和维也纳的阿特兰瑟（Atlansee），曾不惜巨资出版的学术著作，乏人问津，以致濒临破产。敌对的宗教狂热葬送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幼苗，而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异教的和解趋势，也就终止了。

有些人文主义者依然效忠于宗教改革，如胡斯、胡滕等。胡斯在工作上漂泊了一段时候，回到爱尔福特时，大学已成废墟（1533年），而后以教授诗学终于马尔堡（Marburg，1540年）。胡滕在济金根陷落后即逃往瑞士，以沿途抢劫食物为生，又穷又病，只好到巴塞尔找伊拉斯谟（1522年），虽然因其没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他曾公开污辱这个人文主义者是一个懦夫。伊拉斯谟拒不见他，宣称他的火炉无力温暖他的骨头。于是，这位诗人写了一篇讽刺诗，名为《忠告》（Expostulation），公开指责伊拉斯谟是胆小的叛徒；还提议说，如果伊拉斯谟给他钱，还来得及阻止出版。伊拉斯谟阻止并力劝胡滕息事宁人方为上策。但胡滕已经把他的讽刺诗的原稿私下传播开来，伊拉斯谟得知之后，加入巴塞尔天主教界，敦请市议会把这位暴躁的讽刺诗作者驱逐出境。胡滕索性将《忠告》付梓，并动身前往穆尔豪斯（Mulhouse）。一群民众要去攻击他的避难所，他又被迫逃亡，在苏黎世为茨温利接纳（1523年6月）。“看哪！”这个宗教改革者说这里较之人文主义者更人文，“看看这位破坏者、恐怖的胡滕，我们发现他是如此地喜爱人们和小孩！这张嘴，曾对教皇吹出狂风暴雨，却呼吸着高雅和良善。”同时，伊拉斯谟为了报复《忠告》对他的诋毁，曾仓促地写了一篇《伊拉斯谟毁谤书》（Erasmus’Sponge on Hutten’s Aspersions），又写信给苏黎世议会，请该会反对以“谎言”攻讦他的胡滕，并对胡滕处以流刑。但是现在胡滕就要死了，观念斗争及梅毒已经耗尽了他。胡滕在苏黎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气（1523年8月29日），享年35岁。死时除了他的衣服和一支笔之外，别无他物。

伊拉斯谟附录（1517—1536）

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反应，留给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一个长时间的争论。哪种方法对人类较好呢？是路德的直接攻击教会，还是伊拉斯谟的和平妥协与逐步改革？答案差不多说明了两种人格的典型。路德是行动与意志“硬心肠的”战士，伊拉斯谟是投身于思想与感情“软心肠的”妥协者。路德基本上是一个行动之人，他的思想就是决心，他的书籍就是行动。路德的思想，在内容上是属早期中世的，在成果上却是早期近世的。与其说是他的神学，不如说是他的勇气和果断与浓厚的民族主义相协力，从而建立了近代阳刚有力的德语。他对德国人的演说，激起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推翻了国际强权。伊拉斯谟则以阴柔高雅的拉丁文撰写文章，是为国际读者，为大学毕业散布世界各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撰述。他太重情感，不能做一个行动之人。路德从事并喜爱战争时，他赞美并渴望和平。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反对放纵和无节制的行动。他由行动逃入思想，由轻率的确信逃入谨慎的怀疑。他知道得太多，以致不能完全偏向一边。他肯定双方，尝试使他们言归于好，却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伊拉斯谟很欣赏路德宣布的95条论文。1518年3月，他曾将论文抄寄科莱和莫尔，在给科莱的信中，他说：“罗马教廷已经弃却所有的羞耻心。还有什么比卖赎罪券更可耻的事吗？”同年10月，他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听说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同意路德，但也听说他的著述并不完全公允。路德的论文，我想除少数靠炼狱生活的人而外，没有一个人不赞成……虽然罗马高级教士的君主政体（如同现在那个主教的职权），我感觉它是基督教世界的瘟疫。然而我几乎不知道去碰触这个公开的痛处是否有利，因为那是王侯们的任务。但我恐怕他们为了部分的战利品而与教皇共谋。

伊拉斯谟在这一段时期里大多住在卢万。在这里，他参与在卢万大学内创立“三国语言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在学校中，他是拉丁、希腊及希伯来文教授。1519年，查理五世赐予他一份恩俸。他接受这份恩俸的条件是保持身心的自由。但是，这份恩俸，加上他收受大主教渥兰（Warham）和贵族蒙乔依（Mountjoy）的津贴，使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无法不受影响。

路德的反叛、自批评赎罪券发展到拒斥教皇制度和宗教会议时，伊拉斯谟踌躇了。他曾经希望，宗教改革以诉诸支持人文主义的教皇的善意来进行。即便现在，他仍尊教会为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不可替代的基础。虽然他以为正统派的神学已为荒谬所射穿，他仍不相信靠个人或民众智慧的判断，可以发展出一种更有益的仪式和教条来。理性的进展，唯有从受教育的少数发展到多数人经过启蒙的过滤，才能成功。他承认他参与了为路德开路的工作。他自己的《愚行颂》就在那时被数以千计的人传播于全欧洲。书中，他针对修道士和神学家的讽刺，并赋予路德钝而不利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以凌厉尖刻的力量。修道士和神学家指控他，路德现在孵出的正是他所下的蛋时，他讥讽地回答说：“不错，但是我下的这个蛋是一只母鸡，然而路德却孵出了一只斗鸡。”路德读过《愚人颂》和几乎其他每部伊拉斯谟所发表的著作，却告诉他的朋友，他不过是将这位鼎鼎大名的人文学者过去多年来所讲的、所暗示的给予更直接的表达而已。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了一封非常谦恭的信给伊拉斯谟，含蓄地恳求他的友谊和支持。

伊拉斯谟现在必须做出他一生中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在进退维谷之际，似乎选择任何一方都是致命的。如果他抛弃路德，他将被视为懦夫。如果他和路德联合拒斥罗马教会，那不仅会丧失3份津贴和利奥十世给予他反蒙昧主义神学家的保护，而且还得放弃他想要通过有影响力者的思想和道德的改善，以行教会改革的计划。在他想来，他和教皇、大主教渥兰、主教费希尔、高级教士科莱、托马斯·莫尔、弗朗索瓦一世及查理五世在这方面的关系已有了真正的进展。这些人当然决不同意放弃教会，他们不会赞同瓦解一个在维持社会安定上有重要作用的机构。他们可能赞同减少宗教仪式中的迷信和恐怖，净化及教育教士，管束修士使之服从，及为思想的进步而保障知识自由等。几经考虑，伊拉斯谟认为，宗教改革，不用温和手段而用暴力手段；神学理念，不重善行而重信心，不但别人不赞成，就是他自己也不赞成。

既不支持路德，又不反对路德，于是他希望路德与教廷和解。和解的第一步是双方降低声调。1519年2月，他建议弗罗本不再发表路德的著作，因为火药味太浓了。同年4月，他写信要选帝侯腓特烈保护路德，因为路德受的污蔑比他干犯别人的多。同年5月30日，他才给路德正式回信：

亲爱的主内弟兄：诵读来信，深感欣慰。从来信可以看出你那盖世的才华及与对基督的衷心信仰。首先，我真不知如何告诉你，你的言论在此引起的轩然大波。这里的人，一口咬定你写这些东西，是由我指使的，他们硬说我是你的死党……我曾经告诉他们，我们两人根本互不相识，事实上，你的大作我全未读过，因此，谈不上赞成或反对。不过我告诉他们，在批评你之前，最好先平心静气读一读你的作品。另外，我还说，一方面，你写的东西既不代表圣职发言，一方面，你在人格上也无可疵议，因此，叫嚣攻讦大可不必。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现在仍然怒火冲天……我现在竟变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不过，稍值安慰的，主教中有许多人大致还同情我。

在你而言，英国有许多好朋友，其中不乏大人物。至于这里，你的朋友也不少——我也是一个。容我这样说，我平生致力的是文学，除文学外，我不想做别的。我不愿招惹是非。如果有人攻击我，我的反应是论理比谩骂更易使人心服……如容借箸代筹，我认为你攻击的对象，应自罗马教皇本身，转移至误用他权力的属下。对其他国王和诸侯，也应如此。旧制度有如大树，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连根拔除。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平心静气坐下来谈，才能得到结果。谩骂要不得，暴乱更应避免。冷静，别发脾气，别恨这个恨那个，别像以往那么激动叫嚷。我拜读过你的《评圣歌》，我觉得写得很好……基督赐你灵性，愿善用之光耀基督、造福世界。

尽管伊拉斯谟非常小心谨慎，卢万的神学家仍不放过他。他们指称他为路德洪水的源头。1520年10月8日，阿莱安德带来了教皇的谕令，该谕令一方面宣布将路德逐出教会，一方面认定伊拉斯谟是路德暴乱之源。当地教会领袖，在阿莱安德的领导下，解除伊拉斯谟教授职位，并将之驱逐出境（1520年10月9日）。伊拉斯谟只好移居科伦。该地于同年11月在萨克森腓特烈的支持下，决议支持路德。同年11月5日，伊拉斯谟给选帝侯寄了一份叫《伊拉斯谟的陈理》（Axiomata Erasmi）的声明，表示路德要求由公正无私的法官秉公审判自己是对的；一切善良的人及《福音书》爱好者，对路德均甚维护；《福音书》真理是举世所渴望的。这种趋势，不是以武力所能压服的。伊拉斯谟联合黑袍教教团的费伯，给查理五世致送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请求查理、亨利八世和匈牙利之路易二世，应指定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庭，审理路德案件。在致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12月6日）的信中，他为公正处理路德呼吁：

我认为一个善良的人，是不会与路德为敌的……有些人之所以对他叫嚷，完全是为一己私利……直到现在，路德提出的意见，还没有获得答复，也没有人能指出其错误……我不知道那些号称主教而人格卑污的人，对一个生活谨严、才华卓著、受人景仰的人，如何能施行正直的审判？他们的目标仅在于要从思想和记忆上抹掉一个人和他的著作，但这也得要能证明这个人及其思想的谬误……

假定我们信奉真理，我们应让每一个人都能毫无恐惧地说出他心里所想说的话。如果敌对的双方一方发言者受到奖赏，一方发言者受到虐待，那我们听到的，绝对不是真理……世界上再没有比最近教皇所下的这篇谕令更令人反感及更不明智的了。这完全不像是利奥十世的作为。公布这道谕令只有使事态更加恶化。这道谕令显然有引起诸侯反对教皇的危险。至于我，我不会反对，因为我既不像那些诸侯有勇气，同时也无所作为。罗马教廷的腐败，已到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前夕。不过，我和那些与我抱有同感的人并不赞成他们那样做。改革不成，我宁可等待一段时间，革命我是不愿见的，因为革命不能带来什么……从这一点，你可相信，我伊拉斯谟对罗马是忠心耿耿的。不过，不仅我相信，而且许多人也相信，如事情处理得当，也就是一则不凭暴力，而把事情交给有分量有头脑的人去处理，再则教皇秉其睿智，不受小人包围，则必可化干戈为玉帛。

伊拉斯谟为路德处处求情，路德却不理会。他的言论越来越激烈。1520年7月，他竟公然请求支持他的人用暴力攻击主教和红衣主教。伊拉斯谟承认，当他获悉路德当众烧毁利奥十世把他逐出教会的谕令时，他简直吓昏了。1521年1月15日，教皇给伊拉斯谟一封信，表示他对伊拉斯谟的忠诚感到欣慰。随着这封信，他更令谕哲罗姆·阿莱安德应尽可能礼遇这位人文主义学者。沃尔姆斯会议即将举行时，德国一位诸侯请求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但伊拉斯谟说：“晚了。”他曾劝路德服从教廷，他认为这对改革有利。但路德一口拒绝了。路德的倔强使他深感遗憾。现在，他有战争就要爆发之感。1521年2月，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

每一个人都认为，由于某些人的专横，天主教会将受到损害，于是，大家都在设法如何矫正这种缺点。但现在，大家发现了这个刚刚崛起的人处理事务的方式，即使他说得再动听，也没有人敢为他辩护了。半年以前，我劝他不可憎恨他人。他不但不听，他的《巴比伦之囚》一书反而迫使许多人离开他，情形愈演愈烈。

现在路德也不再指望伊拉斯谟支持他了。他说，“他认为改革可用礼貌与恩信来达成”，是一种怯懦的和平主义者的想法。在此期间，尽管教皇利奥十世指示要善待伊拉斯谟，但卢万的神学家，甚至连哲罗姆·阿莱安德在内，仍继续对他攻讦不已。他们一口咬定，他是秘密的路德派教徒。为了避免烦心，他迁居巴塞尔（1521年11月15日），躲进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文艺复兴，希望可以忘记崛起中的宗教改革。巴塞尔是瑞士人文主义者的根据地。贝图斯·勒纳普斯在这里主编过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的著作，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就是他亲自监印的。还有不少学者和出版家，著名的如汉斯·亚梅尔巴赫（Hans Amerbach）、弗罗本等。对弗罗本，伊拉斯谟曾说他鞠躬尽瘁于印版与书册，“给他的家族不但留下了许多财富，而且留下了许多荣誉”。丢勒在这里住过许多年。霍尔拜因在此为弗罗本和波尼法修斯·亚梅尔巴赫作过不少幅肖像画——这些画目前陈列于巴塞尔博物馆内，看起来仍栩栩如生。几年前，伊拉斯谟曾到过这里，留给他的印象是：

生活在这里，令人有置身于缪斯圣地之感。这里几乎走到哪儿都可碰到学者……这里的人，懂希伯来文的人不少，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这里有历史学家、数学家、法学家、博古学家。可惜，我还没有福分住在这里……这里的人是那么友善，那么愉快，那么和谐！

和弗罗本住在一块，伊拉斯谟变成了文学顾问，他除编纂教父事略外，还经常替别人写序。在巴塞尔，霍尔拜因为伊拉斯谟画过几幅肖像（1523—1524年），幅幅都很有名。一幅留在巴塞尔；一幅送给了大主教渥兰（此幅目前为拉德里奥尔·埃亚尔收藏）；一幅，公认为霍尔拜因杰作之一，现藏于卢浮宫。今天到卢浮宫的人，可以看见这位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头戴罩着一半耳朵的毛线帽，身披镶着毛边的黑大衣，正就一张书桌从事著述。看上去，他大约五十开外（实际57岁），由于健康欠佳、生活不定，特别是希望新旧两教和解的努力成为泡影，他显得孤独而忧郁。肖像上最突出的几点：毛线帽边的几根白发，紧闭着的嘴唇，文弱而坚毅的身躯，直挺而突出的鼻子，沉重而疲惫的眼睛，这几点都显示出宗教改革对文艺复兴的迫害。

1522年12月1日，新任教皇阿德里安写信给伊拉斯谟，信中暗示他对新旧两教双方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有上帝的援助，你必能使被路德诱离正道之人回心转意，使正在骚动的人安静下来……假定他们能悔悟前非，我答应绝不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只要他们能及时回头，我将满心欢喜地接待他们。但你知道，我对暴力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现在虽然身为教皇，但我还是从前的我。希望你看在老同学份上，赶快到罗马来。这里有你喜欢的书籍。我和这里的许多学者，都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研究。关于我的邀请，只要你肯，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够来的。

数度秘密信件往来后，伊氏对教皇披肝沥胆地说：

陛下一再垂询，极欲召见，使我非常感激。能晋见陛下是我的荣幸，一俟健康许可即行动身……令我写文章驳斥路德，实难遵命，因我对写这类文章很不在行。陛下之意，以为我的言词具有权威性，但我颇有自知之明，权威离了人缘即无权威，我现在已成众矢之的。不错，我一度被人捧为“文豪”、“德意志之星”……“学术泰斗”、“纯粹神学之王”，但现在情势变了。有的人指我为路德派，理由是我不写文章驳斥他。路德派却处处找我的毛病，说我反对他们……在罗马和布拉班特等地，人们叫我“异端”、“叛教首领”、“分裂论者”。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路德，但攻击我的人将我的作品，寻章摘句地证明我和他相像。如果照这样做，事实上我可从保罗的话语里，找出几百条，说路德的言论是从他而来的……

陛下宜多垂询那些建议采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们对天主教会有裨益。陛下宜远离那些以阿特拉斯（Atlase）自命的僧侣，因为他们对教会有害……对于目前的冲突，很多人认为，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道。但我深深不以为然……因为武力解决必流血盈野。现在的问题，不在如何惩处异端，而在如何明智地应付……就我的看法，目前应以正本清源，扫除积弊为第一要义。不惩处谁，让我们把这场骚乱，当作上帝示警。宣布大赦天下，请承上帝之命，赦免天下之罪。令各诸侯防止暴动。如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让天下知道陛下扫除积弊的决心，使动乱者无所借口。陛下欲问何谓积弊，请派亲信赴各拉丁教区，找几个明白人问问，即可得知究竟。

可惜阿德里安心有余而力不足，1523年赍志以没。继任者克莱门特七世，不断敦促伊拉斯谟加入声讨路德战线。最后，伊拉斯谟虽然出马，但他第一，既不对路德做人身攻击；第二，亦不指责其宗教改革不对。他所做的，只是以温和的言词对自由意志做客观的探讨（1524年）。他说，他对道德自由的神秘性既无法了解，因此不能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之加以体认。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说，根据预定论和宿命论发展出来的理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有损人性（或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基本差异。在伊拉斯谟看来，如果上帝要定所创造之人犯下的无可避免之罪，那就是一个不值得人崇拜不值得人赞美的上帝。换言之，他是一个恶魔，因为他这种做法是最不道德的。因此他说，基督所称的“天上之父”绝不如此，说天上之父如此，那等于亵渎神圣。可是，在路德看来，很多人犯罪，往往不是存心作恶，这是命运，这是上帝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犯罪就要受罚就要治罪。一个相信预定论的人，怎能努力创造并改善环境？伊拉斯谟承认，人在道德选择上可能受到外在的千百种羁绊，对这些羁绊他可能无法摆脱，但在其内心上，他是有相当选择自由的。这点自由虽然少得可怜，可是极其宝贵，因为没有它，人便将变成毫无意义的机器。不管怎样，伊拉斯谟的结论是，让我们自认无知，自认无能，不足以调和道德上的自由与无所不知的神力和无所不在的因果关系。他的建议是，把这项争端保留到最后审判之时去解决，至于现在，让我们抛弃一切把人类当作傀儡，把上帝当作暴君的说法和假定。

克莱门特七世收到这篇文章，即致送伊拉斯谟200弗罗林的稿费。这篇充满调和意味的哲学讨论，使许多天主教徒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期望的是对路德的大张挞伐。梅兰希顿写过一篇文章，解释预定论者的观点，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该文原载新教教义，后被删去。就梅兰希顿之文看来，也颇有放弃预定论之意，路德则不然。1525年，路德发表过一篇《论奴隶的意志》的小册子，即表示对预定论非坚持到底不可：

人的意志，有如驮兽，由上帝驾驭，便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便走魔鬼的路。意志不由自主，正如驮兽不能选择其主人……上帝与魔鬼，竞相控制人的意志……上帝完成的一切，一方面是出于先见和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其永恒不变的意志。了解这一点，即知所谓自由意志说，根本无立足的余地。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思想形态下的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不像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是违反一种普遍的自然律和因果关系；也不像19世纪思想家，认为是遗传、天赋及环境这另一式三位一体决定了欲望，而欲望似乎又决定人的意志。他否认自由意志的理由是由于上帝无所不能，因他是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基于这种缘故，他又是我们获救或定罪的决定者；总之，我们的获救或定罪，与我们行为的善恶无关。路德的逻辑饱含着艰辛，但他刚毅地担当起来：

常识和理论往往诱使我们这样想：上帝是凭其意志决定赏罚。照说，上帝当是仁慈、善良的，但他有时似乎喜欢惩罚人或陷人于罪。这种观念的上帝，当然是邪恶的、残酷的、褊狭的。基于这种观念，历来便有不少人背叛上帝。我一度也曾为这种观念所苦，我有时甚至这样想，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但事实上，凭你再聪明，也逃不过上帝的掌控。因为，任你理论多么精辟，你总不能不承认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不应受罚的人受罚而怀疑上帝的仁慈和善良，那你最好提醒自己，上帝的公义如果这么容易被人领会，那他也就不会被称为神了。

当时，《论奴隶之意志》一书一年内出七版拉丁文、两版德文，大为畅销。结果证明这本书是新教神学的源泉。加尔文也靠这本书奠定了他集预定论、选拔论及遗弃论大成的教义，并进而向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及美洲传播。伊拉斯谟针对这些理论，虽曾写过《辩护者》（Hyperaspistes）Ⅰ和Ⅱ（1526—1527年），可是大势所趋根本引不起世人注意。

即使到现在，伊拉斯谟对和平解决的希望犹未放弃。他两边写信，尽力呼吁容忍和礼貌。他主张教会应认可教士结婚及两种拜受圣餐式；教会应拿出一部分财产作为公用；引起纷争的问题，如预定论、自由意志论及圣体实在说等，双方应容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建议萨克森乔治公爵应给再洗礼教徒以人道待遇。他说：“除非他们参加叛乱或触犯法律，否则不应任意处死。”1533年，由于同情心的驱使，他曾为遭托马斯·莫尔逮捕的异端者辩护。在西班牙，由于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称为伊拉斯谟信徒，宗教法庭的僧侣有系统地收罗伊拉斯谟的著述，希望从中找寻定他为异端的罪证（1527年）。在这种情形下，伊拉斯谟并未停止他对修院的不道德和神学教条主义的批评，认为那是引起宗教改革的原因。1528年，他一再指斥“很多修道院，不管男的女的，简直形同妓院”，“很多修道院，最不重视的，就是贞操”。1532年，他说，僧侣都是乞丐、淫鬼、异教徒迫害者、遗产谋夺者和证据伪造者。他赞成改革宗教，但反对宗教改革。他既不能离开天主教，更不愿见它被撕成两半。“在一个新的天主教出现前，我们唯有忍耐。”

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麾下供职的新旧教部队打劫罗马消息传来时（1527年），他感到非常沮丧。他曾经希望，查理会把教皇和路德拉拢在一块，但现在查理与教皇反而火并了起来。一桩惊人的事情就在附近发生：在一次宗教暴动中，改革者捣毁了巴塞尔各教堂中的偶像（1529年）。尽管一年前他写过一篇反对偶像崇拜的文章：“传教不应用偶像，做祷告只要面对基督即可。不过万事以和为贵。”这种说法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路德观点。但对捣毁教堂偶像的举动，他认为是偏激和野蛮的表现。伊拉斯谟离开巴塞尔，迁居弗赖堡，这里是天主教的奥地利领土。这里的市政当局对他非常欢迎。他们将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尚未完工的宫殿拨给他居住。这时，尽管皇家送的年金时有时无，但有富格尔家族的照顾，凡他所要用的东西也算应有尽有。只是当地的僧侣和神学家都攻击他，说他是隐匿的怀疑论者，是引发德国暴乱的罪魁祸首。1535年，他又回到巴塞尔。这里的大学教授，派代表团欢迎他。弗罗本，约翰之子，还分了一部分房子给他住。

伊拉斯谟当时已经69岁，时光折磨使他又老又瘦。他患了一身病，溃疡、痢疾、胰腺炎、痛风、结石，至于经常所患的伤风感冒还不在其内。从丢勒的一幅画上看来，他双手显然已经发肿。他临终那年，因病整天躺在床上。一方面，由于病魔不断折磨着他；一方面，使他痛心的消息，新旧教冲突不断传来，于是他那为人素所称道的良好修养丧失了。他变得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脾气。不过，这时稍值安慰的，国王、修院院长、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财政家，请安问候的信每日不断。他的住地一时变成当时文人学者朝圣的目标。1536年6月6日，他痢疾非常严重。他虽知道已不久于世，但既不叫人去找神父，也不叫人去找忏悔牧师。6月12日，伊拉斯谟寿终正寝。弥留之际，除频呼圣母玛利亚和基督外，并未举行任何圣礼。巴塞尔把他葬得很风光，其墓地在该市大教堂内。全市的人文主义者、出版家、主教，联合给他立了碑。这块碑至今还在，上面刻着“博学多能罕有其匹”。他留有遗嘱处理遗产。他指定把钱分作数份，有的捐赠老者病者，有的捐作贫穷人家女孩嫁妆，有的捐作年轻有为之士的奖学金，教会则分文不给。

对伊拉斯谟的评价，随人们对文艺复兴的看法而有升降。就具有宗教狂热的人士而言，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讨好的。有人骂他是机会主义者，有人骂他是懦夫。宗教改革者说，他把他们领上一块悬崖，鼓励他们往下跳，自己却回头撒腿就跑。在特伦特会议中，他被指为不忠于信仰的异端者，他的著作对天主教徒是禁书。迟至1758年，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尚称他为“寄生虫，一个有能力发现真理，而无勇气实践的人”。19世纪末，战场上的火药味消失后，新教徒中一位头脑清明的历史学家才不胜感慨地说，伊拉斯谟的改革观念是一种标准的“学者观念……可惜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鲁莽灭裂的观念取代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慢慢来的办法，最后也许不一定最可靠。人类进步的因素，除这一种外，还有别的一种可以代替。16世纪的宗教改革，非路德领导不为功，但如果现在还需要新的改革的话，则伊拉斯谟的观念，就是唯一的办法。”另外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很理智地说：“伊拉斯谟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代。宗教改革由他发动，但可惜被路德弄得乱七八糟。从后来17世纪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看，伊拉斯谟的主张是对的。”路德当年所认为不得不然者，时过境迁大家便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人们追思不已的，倒是伊拉斯谟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因为文明赖以推进的，确实是耐性、宽容及长期努力。

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

《贝里公爵祈祷书大全》之《九月》，表现葡萄收获的装饰画（1416年）。装饰画手抄本是当时私人祷告书的流行形式。

《贝里公爵祈祷书大全》之《十月》，表现农民耕作和播种的装饰画（1416年）。

历史上对圣女贞德的最早描绘（1412—1431年）。圣女贞德在百年战争期间引领法国军队在奥尔良打退企图征服法国的英格兰人。

路易十二正在给布列塔尼的安娜写信。为了加强他的公国和他的王国之间的私人关系，路易十二与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娜结婚。

表现路易十二时期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路易十二极力保护最卑贱的子民免受压迫，因而在法国国内，他很得人心，被称为“人民之父”。

丢勒木刻《启示录图卷》之一。《圣经》中说的四个骑马者，死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大肆杀戮。

版画《从罗马来的鸟嘴大夫》。据说，医生穿戴这种装置可以在看望病人时避免感染瘟疫。

《根特祭坛画》（埃克，1432年），包含12幅祭坛画。

《根特祭坛画》之《羔羊受崇敬》。

《圣母和圣子》（埃克，1436年）。

《阿诺尔菲尼夫妇肖像》（埃克，1434年）。

《阿诺尔菲尼夫妇肖像》（局部）。

《耶稣下十字架》（魏登，1435年）。

《葡萄牙的伊莎贝拉》（魏登，1435年）。

《女子肖像》（魏登，1460年）。

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古登堡。

古登堡向美因茨的选帝侯展示活字印刷的效果。

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船只。

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马六甲的征服者阿尔布开克。

哥伦布登陆西印度群岛，成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位欧洲人。

1459年的意大利修士和地图绘制人弗拉·毛罗（Fra Mauro）绘制的世界地图，而地图只绘制了亚洲、非洲和欧洲部分，美洲正等着哥伦布的发现。

《钱庄老板与他的妻子）（马赛斯，1514年）。

这幅15世纪的人体解剖图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和星相有关系。

《梅伦科利亚一世》（丢勒，1514年）。

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学者伊拉斯谟。

《四圣徒》（丢勒，1526年）。

《腓特烈三世》（老克拉纳赫，1532年）。腓特烈三世是路德的保护人。

《约翰·腓特烈肖像画》（老克拉纳赫，1531年）。约翰·腓特烈是保卫宗教改革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领袖人物。

约阿希姆二世在查理五世反对基督教新教君主的历次战争中，站在查理五世一方。但在1555年签约前的一系列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德意志重建和平。

德国路德教派宗教改革家、人文学者、路德之友——梅兰希顿。

1511年起，路德开始在维滕堡的修道院里布道。

1521年，路德前往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的路上。在会场之外拥护和反对路德的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活动。

罗马教皇宣布对路德的逮捕令后，路德在瓦特堡被腓特烈三世保护起来。路德在该地将《圣经》译成德文。

明显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特别是农民革命，使路德惊惶不安。他开始强调公民服从的义务及反对合法当局的罪恶性。

《十字架》（老克拉纳赫，1552年）。克拉纳赫推崇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在路德派的教堂画祭坛画，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艺术。

宗教改革家法雷尔、加尔文、贝札和诺克斯。

《打捞灵魂》（1614年），这幅画表现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信仰之争。

法国雕刻家古戎的六仙女浮雕像《无罪喷泉》。

尚博尔城堡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别墅，共有440个房间。

枫丹白露别墅里弗朗西斯一世的画廊。

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查理五世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其主要的障碍便是弗朗西斯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30年），他竭力争夺西欧的霸权，并血腥镇压路德等新教运动。

贵族在日耳曼的乡下围猎。贵族的马蹄践踏了农人的庄稼，农人们还得帮着围猎。

《雪中猎人》（老勃鲁盖尔，1565年）。

《蓝色斗篷》（老勃鲁盖尔，1559年）。

《收割者》（老勃鲁盖尔，1565年）。

《收割者》（局部）。

《亨利八世》（小霍尔拜因，1540年）。

亨利八世给安妮的情书。亨利八世闹离婚，另与安妮结婚。但安妮后来遭到亨利八世的厌弃，并被以通奸的罪名处死。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主要谋臣克伦威尔。

英国人文主义者、政治家莫尔。

莫尔和他的家人。莫尔因拒绝接受英王亨利八世为英国国教之首而被斩首，官方将他塑造为卖国贼，而天主教将他视为圣徒。

《亨利八世一家》，从左到右分别是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和亨利的第三任妻子简。事实上，简在爱德华出生后12天就去世了。

亨利八世去世后，爱德华继承了王位。爱德华秉持对新教的虔诚信仰，巩固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爱德华六世虽年幼但有治国之才，可惜的是他只在位六年便去世了。

(美)威尔·杜兰特　著

宗教改革（下）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改革 / (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成都：天地出版社, 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7-3

Ⅰ.①宗…Ⅱ.①威…②台…Ⅲ.①宗教改革运动—欧洲—中世纪 Ⅳ.①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210494号

The Reformati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57 by Wil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 & 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86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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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品人：杨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胡晓镜　武霖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海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宗教战争（1525—1560）

新教的发展（1525—1530）

多次争执的会议（1526—1541）

维滕堡之狮（1536—1546）

新教的胜利（1542—1555）

第六章　加尔文其人（1509—1564）

艰困少年行

神学大师

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36—1541）

神权的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的死敌（1511—1553）

对容忍的呼吁

日落黄昏（1554—1564）

第七章　弗朗索瓦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1515—1559）

大鼻子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1515年的法国

那瓦尔之后

法国新教徒

龙争虎斗（1515—1526）

战争与和平（1526—1547）

忘年之爱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1529）

一大有可为之君（1509—1511）

权臣托马斯·沃尔西

沃尔西与教会

国王闹“离婚”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1529—1535）

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莫尔的乌托邦

殉道者

三后小史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1535—1547）

克伦威尔黑皮书

顽强的爱尔兰人（1300—1558）

暴君亨利

龙归大海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1547—1558）

萨默塞特公爵（1547—1549）

窝立克摄政（1549—1553）

宽厚的女王（1553—1554）

“血腥”玛丽（1554—1558）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布鲁斯到约翰·诺克斯（1300—1561）

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王室历代志（1314—1554）

约翰·诺克斯（1505—1559）

耶稣基督的大议会（1557—1560）

第十三章　宗教改革的推展（1517—1560）

斯堪的纳维亚（1470—1523）

瑞典的宗教改革

丹麦的宗教改革

新教在东欧

查理五世与尼德兰（荷兰）

西班牙（1516—1558）

第三部　宗教改革的余响

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1300—1584）

俄罗斯民族

莫斯科的亲王

“恐怖者”伊凡（1533—1584）

第二章　穆斯林的天赋（1258—1520）

波斯的伊尔汗国（1265—1337）

哈菲兹（1320—1389）

帖木儿（1336—1405）

马穆鲁克人（1340—1517）

奥斯曼人（1288—1517）

伊斯兰教的文学（1400—1520）

亚洲伊斯兰国家的艺术

伊本·哈尔敦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1520—1566）

非洲的伊斯兰教（1200—1566）

萨非王朝的波斯（1502—1576）

苏里曼大帝与西方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

苏里曼其人

第四章　犹太人（1300—1564）

流浪者

受拷刑

第二次流徙

幸存的技巧

犹太人的思想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1517—1564）

经济

法律

道德

礼俗

第六章　音乐（1300—1564）

乐器

佛兰德斯人的音乐成就（1430—1590）

音乐与宗教改革

圣乐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1517—1564）

书籍出版

学校

学者

法国的文艺复兴

拉伯雷

龙萨与七星诗社

韦艾特与萨里

汉斯·萨克斯

伊比利亚半岛的诗人（1515—1555）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1517—1564）

艺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法国文艺复兴的艺术

彼得·勃鲁盖尔（1520—1569）

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都铎时代的风格（1517—1558）

小霍尔拜因（1497—1543）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1517—1565）

秘教的盛行

哥白尼的革命

麦哲伦与地球上的发现

生物学的复兴

维萨里

外科医学的崛起

医生帕拉切尔苏斯

怀疑论者

拉米斯与哲人们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1517—1565）

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的天主教改革者

圣特蕾莎与修道院改革

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耶稣会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1517—1565）

教皇处于困境

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

特伦特会议（1545—1563）

结语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插图

第五章　宗教战争（1525—1560）

新教的发展（1525—1530）

什么因素使新教幼苗得以在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冲突的夹缝中成长？神秘的信仰，《圣经》的研究，宗教的改组，知识的进展，路德的勇气，都不足以解释，因为这些因素有的可以转移，有的可以控制。论者相信，具有决定性的应数经济因素。这些经济因素有：希望把德国财富留在德国；使德国免受教皇和意大利的剥削，转变教会财产以供社会之用；使德国诸侯、市镇、国家在领土、法律及财政上不受帝国的侵犯。新教能从幼苗而成长壮大，政治因素自然也不容忽视。奥斯曼帝国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和埃及后，迅速向巴尔干和非洲扩张。帝国像一条毒龙，一口咬掉匈牙利一半，此刻正对维也纳张牙舞爪。假定它再前进一步，即可切断基督教国家和地中海所有的商业联系。查理五世和斐迪南大公要求德奥合并——集中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力财力——以对抗穆斯林的入侵。查理虽为神圣罗马皇帝，实际上他能处理的仅限于西班牙、佛兰德斯及意大利的事务。另外，由于他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来压平德境的暴乱。查理听任新教徒的为所欲为，另外还有两大原因：第一，他素来就赞同受他资助年金的伊拉斯谟的意见，即教会需要大加改革；第二，克莱门特七世和保罗三世常常和他意见相左。因此，他甚至一度纵容他的士兵洗劫罗马。

约1527年，路德派“异端”在半个德国已取得正统地位。德境各城市都认为新教崛起可让他们获利。“他们对宗教，”梅兰希顿不胜感慨地说，“其实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仅是夺取支配权及摆脱主教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披上新教徒外衣，便可享受许多好处：不向教廷纳税，不受教廷管辖，可以分享教士财产。尽管有上述现象发生，但一种基于虔诚的简易宗教感动的人还是不少。在圣乌尔里希教区，一批新教徒选出8人，并授权给他们挑选牧师及处理宗教事务（1524年），于是新教便具雏形。转眼间，各城市路德教派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奥格斯堡是一个充满新教狂热的城市，洛伦佐·坎佩基奥以教皇特使的名义进入该市时，立刻便被市民扣上“反基督”的帽子（1524年）。在斯特拉斯堡，大部分市民皆自卡皮托（1523年）那里接受新教之义。继而到这里传教的是马丁·布塞尔，他也是使乌尔姆改教的功臣。在纽伦堡，工商巨子如拉扎勒斯·施本格勒、赫罗尼姆斯·鲍姆加纳（Hieronymus Baumgärtner），以新教徒的身份掌握市议会，为路德的事业奠定基础（1526年）。塞巴尔都斯教堂和洛伦兹教堂在保留原有天主教艺术下，也改用新教的仪式和规定。在不伦瑞克，人人读路德的书籍，处处唱路德的圣歌，路德所订的《新约圣经》成了当地讲道的标准。大家对这本圣经都研究得很透彻，因此，做牧师的如果错引了一句话，便会惹来纷纷议论。由于大势所趋，最后，市议会决定：今后传道只能照《圣经》来讲；施洗改用德语；圣餐行两种拜领式（1528年）。约1530年，新教已在汉堡、不来梅、罗斯托克、吕贝克、施特拉尔松德、但泽、多尔帕特、里加、勒瓦尔及士瓦本等大部分城市获胜。在获胜过程中，奥格斯堡、汉堡、不伦瑞克及施特拉尔松德偶尔发生过暴乱。大部分暴乱是因天主教神父以偶像和荒诞图画传教引起。

各地诸侯当然乐于采用新教主张的罗马法。因为根据该法，他们便成为集大权于一身的“主权人民”的合理代表。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欢迎，因为他们发现，新教不但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他们自己就是国家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和尘世的双重领袖。还有一个更值得欢迎新教的理由，他们一倒向新教，原属天主教的大笔财富，即可无条件地归他们接收、享受。1525年，“顽强者”约翰继“智者”腓特烈为萨克森选帝侯时，即决定改信路德新教。1532年，约翰逝世，其子约翰·腓特烈继任，对新教的支持较其父有过之无不及。胡斯领主，豪爽的菲利普与约翰，缔结联合保障新教的戈查和托尔高联盟，新教势力愈发强大。从此，改信新教诸侯即接踵而来。这些诸侯有：吕讷堡的恩斯特，不伦瑞克—吕讷堡的奥托和弗朗索瓦（Francis），梅克伦堡的亨利，符登堡的乌尔里希。普鲁士的阿伯特，这位条顿骑士之主在路德敦促下还俗结婚，并自称普鲁士公爵（1525年）。路德仅凭其个性刚勇，辩才无碍，竟然赢得半个德国。

在新教流行地区，无论男女修道院，一方面得不到人民支持，一方面又常遭受诸侯的困扰，于是除少数宣称改信新教者外，大都烟消云散。众诸侯本来答应从旧教没收得来的财物与贵族、市民及大专学校分享，可是这种承诺往往变成空话。依路德的主张，这类没收得来的财物，除供宗教和教育之用外，不应移作他用，因此，他对这种分赃式的做法，尤其是贵族滥占教堂建筑和土地，非常痛恨。尽管诸侯和贵族拿走了没收所得财物的大部分，学校和贫苦市民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在福音名义的掩护下，”1530年梅兰希顿有过这么一句话，“诸侯对教会的财物大肆劫掠。”

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为的是精神或物质的目的，总之，改教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省，如东弗里斯兰、西里西亚、石勒苏益格、霍尔斯顿，都一致改信新教。天主教显得奄奄一息。最有趣的是，有些天主教神父在他们能站住脚的地方，不但继续玩女人，还喋喋不休地争取结婚的权利——这项权利是新教牧师都享有的。斐迪南大公写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凡属天主教的教区僧侣，莫不渴望结婚；神父中，百人中难有一人不公开或秘密地养着女人；天主教诸侯一致认为，由教皇宣布结束独身规定在维护道德上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一位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这么说（1524年），革命已到了大门口，很多主教还像罗马富豪卢西乌斯一般大开盛筵。一位天主教史学家提及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时，指出“这位教会的支柱，用以和女人秘密幽会的地方，陈设华丽举世罕见。”“每一个人，”这位史学家又说，“对所有神父似皆充满敌意，他们走到哪里，笑骂随之而至。”“每个角落的人，”伊拉斯谟1530年1月31日这样写道，“竞相接受新的教义。”情势确乎如此，不过，这仅限于德国北部。即使在北部，萨克森的乔治公爵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西姆，仍坚决宣称效忠天主教。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一则由于原属古罗马帝国版图，二则深受拉丁文化熏染，仍为天主教的天下。在德国，南方人与北方人似乎所好不同，南方人对预定论的斯多葛派教义似乎并不崇拜；对多彩多姿，甚至包括性的满足方式在内的天主教，反觉很合胃口。几个最有权势的大主教一直将他们的教区，如美因茨、特里尔及科伦，牢牢保留在天主教阵营。另外，教皇阿德里安六世以每年1/5的教会收入赐予巴伐利亚公爵，而保全了巴伐利亚。在同样的条件下，奥地利的斐迪南也答应将奥地利留在天主教中。

匈牙利在这方面扮演的是最富戏剧性的角色。路易二世刚刚10岁（1516年）便登上王座，他死得也早，这可以说是匈牙利注定成为悲剧角色的原因。路易不但做皇帝时不成熟，就是他的出生也不成熟。还未足月他便出生，为了使这个脆弱的婴儿能够继续活下去，当时医生想到一个法子：将他养在刚刚屠宰的动物腹腔中。路易长大，变成一个美少年。他柔和、慷慨，但由于受到腐败宫廷习俗的熏染，崇尚奢华，挥霍无度。花花公子路易，当然不知何谓政事，因此，朝廷大权都操纵在一班贵族手中。土耳其的苏里曼（Suleiman）一次派了一位使节到京城布达，这位使节不知怎么得罪了匈牙利贵族，这些贵族不但不接待他，反而割了他的鼻子耳朵叫他回去。苏里曼这一气非同小可，于是率兵进入匈牙利。1521年，苏丹大军围攻匈牙利的两座主要城池查巴斯（Szabacs）和贝尔格莱德。眼看大军压境，贵族吓昏了。一方面由于无知，一方面受到贵族的愚弄，路易竟御驾亲征。他率领了2.5万人，去对付土耳其的10万大军。1526年8月30日，两军相遇于莫哈奇（Mohács）近郊。路易虽然勇气可嘉，但哪是穆斯林的对手？一仗下来，匈牙利兵士被杀得片甲不留。路易战败惊逃，坠河而死。苏里曼趁胜进入布达，其部队烧杀掳掠，对此美丽的都城大肆蹂躏。除皇宫外，几乎所有建筑尽夷为平地。这次浩劫，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马赛亚斯·柯文纳斯（Matthias Corvinus）珍藏的图画，大半皆被付之一炬。胜利者的铁蹄踏遍了匈牙利东部各省。他们除烧杀掳掠，在苏里曼回君士坦丁堡前，还带走了10万基督徒俘虏。

劫后余生的匈牙利是一个大破烂的局面——有钱有势的贵族，分做几个敌对集团互相倾轧。一个集团抱着不抵抗主义，拥立约翰·查波利亚（John Zápolya）为王，要他向敌屈膝求和。苏里曼虽然同意他以陪臣身份治理布达，但规定他对直接置于土耳其管辖之下的东部各省不得过问——土耳其占领匈牙利东部各省，直至1686年。一个集团聚集在波希米亚贵族之下，拥立斐迪南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之王。他们的政策路线是求助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以对抗敌军。1529年，苏里曼又卷土重来，大军越布达135英里，沿多瑙河直抵维也纳大门。斐迪南拼死抵抗，京城算是守住了。在这紧要关头，查理五世不能不采取决定：听任新教发展，以免整个欧洲沦入伊斯兰教之手。穆斯林向西发展，显然对新教起了助长作用。这就无怪胡斯的菲利普听说土耳其人胜利而感到非常高兴了。苏里曼攻维也纳不下，只得收兵回君士坦丁堡。他一走，新旧教即可为争取德国人的信仰斗个你死我活。

多次争执的会议（1526—1541）

内心的意念随外界环境而变化，因此环境千差万别，意念也千差万别。新教一发端便宗派林立。1525年，路德即发现：“就目前形势观察，似乎有一个领导者便有一个宗派。”为了稳定路德的地位及调和各种各样的想法，梅兰希顿煞费苦心地创造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理论。新教的宗派林立，天主教徒看起来最称心，他们常常幸灾乐祸地说：“解释自由，信仰自由，自由来自由去，现在走到道德沉沦和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了。这种现象是一种大灾祸，不但对他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因为由这引起的怀疑主义，会使新旧两教同归于尽。”1525年，有3位艺术家自纽伦堡新教中被驱逐出教，因为他们怀疑《圣经》的权威性、圣餐圣肉实存论及基督的神性。

苏里曼正磨刀霍霍准备将匈牙利一切两半时，德国的诸侯、各僧院院长和市民代表在施派尔集会（1526年6月）。集会议题有：第一，考虑天主教徒所提，实施《沃尔姆斯敕令》的请求；第二，考虑新教徒所提，建议宗教争端未经德国召集协商会议裁定前，应听其自由发展。会议结果，新教徒大获全胜。会议最后的决定是，在协商会议未召开之前，德国各国在宗教上，“应以能对得起上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政策施行统治”，换句话说，另一方面，对以往触犯《沃尔姆斯敕令》之人，一律不加惩罚；一方面，所有传教士均应遵照“圣道”传教，不得彼此攻讦。对“施派尔会议的决定”，新教徒的解释是：认可路德教会的创立；承认各诸侯领土范围内的宗教自治；禁止天主教徒在路德教会势力范围内做弥撒。天主教徒当然不满这项决定。神圣罗马皇帝因和教皇斗气，故意接受这项决定。斐迪南因忙着对抗穆斯林的入侵，虽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

查理与教皇克莱门特和解后，又恢复其君主的保守本性，1529年2月1日，下令续开施派尔会议。会议在作为主席的大公及虽未出席而对会议密切注意的皇帝影响下进行。会中对1526年的决定旧事重提，结果，虽通过一项条款，确认路德教派的存在，但要它在其地区不排斥天主教。可是，在同一条款中，除认茨温利教派和再洗礼教为非法教派外，又规定在天主教地区实行《沃尔姆斯敕令》，即绝对禁止路德教派在其中传教。1529年4月25日，路德派中一小部分人发表了一个“抗议”（Protest），声称他们出于良心，决不接受这项条款。他们请求皇帝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还说，在会议未举行前，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持施派尔会议的原议。此后，天主教徒即以“抗议者”（Protestant）一词来指新教徒。慢慢地，凡属德国与罗马闹分裂的教徒，大家都以此命名。

由于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来对在抗土耳其，查理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530年6月20日在奥格斯堡召开，由查理亲自主持。在这次会议上，他一直与富格尔在一起。富格尔是大财主，查理登上皇帝宝座大半得力于他。据说，这位大财主为了讨好查理，曾将他所欠债券当面付之一炬。由于富格尔和教皇也有金钱上来往，通过他的牵线，查理和教皇的关系自然也较亲近。路德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是钦犯，一露面随时都有被拘捕的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来到了撒克逊边界上的科堡。在那里，关于会议经过，他以信件和他的代表保持联系。他把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作在他窗前叫叫跳跳的穴鸟。他说：“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主教，都是无比邪恶的人。”对会议的投票者，他说：“他们全像圣约翰日那天，在狗身上乱舞的跳蚤。”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圣歌“强有力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据说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6月24日，洛伦佐·坎佩基奥红衣主教建议会议大力压制新教。25日，克里斯蒂安·巴耶尔（Christian Bayer）把梅兰希顿写的“奥格斯堡的告白”——这一著名的自白，后经润饰，曾正式列为路德教会文献——读给皇帝和部分代表听。梅兰希顿一方面慑于皇帝教皇联合对付四分五裂新教的盛势；一方面由于他本性趋向中庸与和平。因此，他的自白（如一位天主教学者所云），非常的“庄严、谦逊与和平”。在自白中，梅兰希顿显然在努力缩短新旧两教观点的差距。提到所谓“异端”，他不厌其详地说，他们只不过是《福音书》爱好者（路德派教徒的自称，意即他们的信仰，基于《四福音书》或《新约》）。他宣称，他们和茨温利教派毫无关联。他把预定说避重就轻地解释为一种基于不同看法的“圣体合质”。谈到对天主教缺点的攻击，他说目前已减少到最低度。他为下列事项，如两种拜领圣餐式、修道誓愿的取消、圣职婚姻制等做辩护时，态度极为谦恭。最后，他请求洛伦佐·坎佩基奥红衣主教以虚怀若谷的胸襟接纳他的自白。对这篇自白，路德虽在少数几点上不表同意，却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茨温利呈了一份意见书给皇帝，他干脆了当地说，他不相信圣肉实存论。另外，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林道（Lindau）及梅明根等人，也分别递有自白。卡皮托和布塞尔联合发表了一项文件，呼吁路德和天主教徒捐弃成见言归于好。

天主教徒的极端派，在埃克领导下，显得非常强硬。他们发表的《辩驳书》由于主张非常过火，会议逼迫他们修改了两次，才同意呈给皇帝。他们意见书中的要点是，坚持各宗派必须遵行圣体共在论、七圣礼、圣徒祈祷、圣徒独身、一种（只以面包）拜领圣餐式及以拉丁语做弥撒。查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宣称：新教徒除非接受天主教的意见，否则就要受到武力制裁。天主教中一个较为温和的团体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出面调停。他们向梅兰希顿说，他们愿在圣餐仪式中让步，即采行两种（面包与酒）拜领圣餐式，以换取新教徒遵行其他仪式。在回答这项调停时，梅兰希顿的意见是，可以认可秘密忏悔、斋戒、主教裁判权，甚至某些来自教皇的附带要求。可是，其他新教领袖不同意，他们认为这种让步太大。路德也不同意这样做。他指出，主教裁判权决不能承认，因为这项权利的承认，使新教传教士有全被清除的危险。对这一项，他认为是宗教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新教诸侯眼见和解无望，很多人都回去了。

11月19日，这个零落不堪的会议发表了一份既可算作条令，也可算作临时条款的文件。文件宣称：所有新教举措都该受到谴责；《沃尔姆斯敕令》应严予遵行；法务大臣对侵占教产之人应予法办；1531年4月15日后，不遵本会规定者应受惩罚。上述文件由查理批准正式变为敕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奥格斯堡敕令》（Recess of Augsburg）。对于皇帝而言，给新教徒半年时间决定是否遵行此会的决议，已经十分宽大。在这半年中，他容许他们不受《沃尔姆斯敕令》的制裁；但半年之后，谁敢违犯，他便要把他们逮交军事法庭审判。

会议进行期中，不少侯国已出现天主教徒联盟。这个同盟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新教徒的攻击，另一方面是企图恢复其传统信仰。新教徒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征兆，于是诸侯城镇于1531年3月组成“斯马尔卡蒂克同盟”（Schmalkaldic）。这个名字用以纪念位于爱尔福特附近该同盟的诞生地。6个月后，斐迪南，现为名义上的“罗马人的皇帝”，遂叫查理动用武力。但查理说现在不是时机。因为，苏里曼这时为再攻维也纳做准备，已令其同盟巴巴罗萨打击基督教国家在地中海的商业；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是苏里曼的盟友、查理的死敌，查理知道，他一旦在德国压制新教徒，必然会引发内战；内战爆发，弗朗索瓦就会进兵米兰。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势，查理现在的决定是，不但把《奥格斯堡敕令》搁在一边，并于1531年4月，呼吁新教徒协助他对抗土耳其。路德和各新教诸侯，均热烈响应这一呼吁。1532年7月23日，新旧教代表聚集于纽伦堡，签订《纽伦堡和约》（Peace of Nuremberg）。协议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宣布效忠斐迪南；第二，协商会议未召开前，彼此对对方采取宽容政策。在此协议下，一支由德新旧教徒及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徒组成的大军，打着勤王的旗号，火速向维也纳进发。苏里曼一看苗头不对，便把攻击维也纳的军队全部撤回君士坦丁堡。这支基督教大军，沉醉于兵不血刃的胜利之余，向基督教各城镇大肆劫掠。“这是当地老百姓做梦也没想到的大灾难，”一位英国目击者克拉默（Thomas Cranmer）说，“这场灾难比土耳其人加诸他们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教由于这次勤王激发起了教徒的爱国心，爱国心增加了新的声势。阿莱安德再度代表教皇、召集新教领袖集会、传达教皇要他们遵行会议决议时，他们干脆拒绝了。一年之后的1534年，胡斯的菲利普不管路德任何攻击政策的责备，接受法国的援助，为新教徒的乌尔里希在符登堡恢复了公爵地位。这一来结束了斐迪南的统治。他们关闭了所有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并把一切属于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完全充公。情势对新教徒显然再度有利：斐迪南有事于东；查理有事于西；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因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正忙得喘不过气来；于尔根斯·伍仑威弗的激进派，现在夺取了吕贝克（1535年）；天主教诸侯和上次对抗土耳其一样，需要新教徒帮助他们敉平内乱。更有利者，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英国正于这时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为了对付查理，反而愿与路德教派的德国结盟。

基于上述各种有利形势，斯马尔卡蒂克同盟决议组成一支为数1.2万人的军队。新教皇保罗三世登基，准备召开新旧教协商会议。但新教同盟说，这一会议必须独立于教皇之外，有德国教会与非教会领袖参加，不视新教为异端，而将其看成与天主教同等地位一份子的会议，否则他们决不接受。在此同时，新教同盟不但拒绝教廷派驻各地的宗教法庭，而且明白通知神圣罗马皇帝大臣，他们决不承认天主教有恢复教产及在新教地区传教之权。天主教国家这时一方面恢复过去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查理对教廷派驻各地的宗教法庭给予全力支持。查理对于这项要求答复得很有礼貌，却一点也不施行，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动，弗朗索瓦一世准会从后面扯他的腿。

因此，新教徒的气焰一再高涨。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

1538年9月9日，哲罗姆·阿莱安德自林兹写给教皇的报告说，德国的宗教情况，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天主教的礼拜、圣礼已普遍停止。除斐迪南一世外，所有诸侯几乎都已变为新教徒。他们对神父及其他担任圣职者充满愤恨，同时，经常都在算计教会财产。高级教士的生活仍然非常豪奢……教廷命令常被视如废纸。非圣职教士——人数也多不到哪儿去，既不道德而又无知，以至人少势弱的天主教徒逢之退避三舍。

信仰天主教的萨克森公爵乔治逝世后，继位者为其弟亨利，亨利是一名路德信徒。继任亨利的为莫里斯（Maurice），在德国他更是新教的军事救主。1539年，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西姆二世（Joachim II），在其都城组成一个新教教会。对这个教会，他深以其独立于罗马和维滕堡之外而自豪。1542年，在克利夫公国内，瑙堡的主教教区，甚至海牙哈雷阿尔布雷希特的主教教区，也相继因战争或政治的影响，变成新教天下。最使罗马感到吃惊的是，1543年科伦的选帝侯大主教，赫尔曼·韦尔德（Hermann von Wied）伯爵，公然宣称放弃天主教而改信新教。新教领袖个个充满信心，1540年1月，路德、梅兰希顿及其他新教领袖发表了一个宣言。大意是，和平唯有经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教皇宣布放弃其自我之“偶像”，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接受奥格斯堡能获的“郑重”决议始致。宣言中称：“即使教皇对我们主张的教义和仪式让步，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为了不使他在别的国家倒行逆施，我们有责任将这个压迫者永远放逐。”路德得意地说：“今天我们必须使教皇及其所信的邪神、魔鬼，同时完蛋。”

查理对路德等的要求几乎已完全同意。为了不使局面恶化，他抢先教皇一步，于1540年4月，邀请德国的新旧两教领袖，做一次协调彼此歧见的“恳谈”（Christian colloguy），以便发现和平解决之道。“照目前情势看来，”一位教皇的使节也说，“除非教皇痛下决心施出回天手段，否则整个德国会落入新教徒之手。”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初期会谈，埃克和梅兰希顿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结果使最初以顽固著称的天主教代表勉强同意采取一种奥格斯堡会议中比较温和的立场。这项结果鼓励了查理，于是建议双方在雷根斯堡再谈。1541年4月5日至5月22日，在查理的领导下，新旧两教领袖又谈了多次，最后算是找到了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保罗三世企望和平。作为他的首席代表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红衣主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好先生。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一方面深感法国对他的威胁，另一方面必须答应斐迪南请求协助对抗土耳其的入侵，所以非常热衷于新旧两教的和平解决。他对此太热衷了，有些天主教徒怀疑他偏袒新教。会中彼此同意，准许传教士结婚及实行两种拜领圣餐式。至于教皇在宗教上的权威及圣餐中的变体论，由于一时找不到足以肯定和推翻的依据，只好存而不论。在谈论中，最使孔塔里尼感到不愉快的，是一位新教徒问：假定一只老鼠啜食一些供神祭品的面包屑，我们应认为它吃的是面包还是耶稣的身体？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查理忙于出征，因此给新教徒一道临时敕令，即暂不反对他们根据奥格斯堡会议决议所持教义，并暂不收回他们曾经没收的教会财产。

基于成年累月的辩论和行动，一种新信仰逐渐发展成一个新教会。这个教会，路德称之为“福音教会”。最初，他曾主张实行教会民主制，即每一个会众都可自行推选牧师、决定聚会仪式。但由于路德长期仰赖诸侯支持，使他不能不屈从诸侯之意，让教会附属于国家。1525年，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命令所有在其公国之内的教会一律采行由梅兰希顿拟定、经路德核准之福音礼拜仪式。他规定凡不服从这项命令的牧师，一律剥夺其圣俸。会众有不遵行者，经过一段宽限期间，一律驱逐出境。此例一开，其他路德教派诸侯纷纷跟进。他们发布的命令可说大同小异。为使这些新教会有所遵行，路德编订了一本5页的《简明教义问答》（Kleiner Katechismus，1529年），其中包括十诫、使徒行传及对这两项所做的简单解释。这些教条，若在基督教诞生的最初400年，可说是很正统的东西。

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大都品德高尚，熟谙《圣经》，其他学识虽不精深，但对牧师工作颇为称职。礼拜天定为安息日——这点，路德接受的倒不是《圣经》而是传统。“礼拜仪式”很多地方和天主教相似，也是圣坛、十字架、蜡烛、祭坛布及一部分依德国习惯所做的弥撒。新教礼拜着重点是讲道。另一个与旧教不同之处即在礼拜中，不再对圣母和圣徒祈祷。宗教绘画和塑像废止不用，教堂建筑的风格以平易近人为标准——因此，顶楼建筑几乎变成新教教堂的固定格式。最大的创新是音乐介入聚会仪式。现在，即使不会唱歌的人也开口了，大家都唱，唱得不好也易藏拙。也许是福至心灵，路德居然于一夜之间变成了诗人。他写了许多雄壮的圣诗，不论是说教的、理论的或启示性的，听来都很动人。新教徒唱的圣歌很多，有些是路德写的，有些是别人写的。新教徒的歌不但在聚会时唱，在非聚会时也唱。歌声不但洋溢在教堂，也在家庭。一位耶稣会会员说：“路德的圣歌比他的说教更能夺人心志。”如果说，文艺复兴产生了天主教绘画，那我们也可以说，宗教改革带来了新教音乐。

维滕堡之狮（1536—1546）

路德晚年甚少直接参加和平会议。这时新教徒的领导者，与其说是神学家不如说是诸侯。因为，大家对财产与权力远比对教义与仪式关切。不妥协是路德的天性，但他现在老了，笔杆之外的武器都不能胜任。一位教皇特使1535年笔下的路德，仍然幽默而精力充沛。（他一见面就问我：“你在意大利最近有没有听到这个报告，说我是个德国酒鬼？”）路德中年后发胖，胖给他带来很多疾病：消化不良、失眠、头晕眼花、疝气、膀胱结石、耳溃疡、烂疮、痛风、风湿、坐骨神经痛、心悸亢进。为了止痛和容易入睡，他经常喝酒。医生开的药他每种都留有样品。他经常祷告，可是缺乏耐心。他的疾病与日俱增。1537年，他认为膀胱结石会要他的命。在痛苦煎熬中，他说：“如痛苦再这样延长下去，我会发疯，会对你的仁慈失去信仰。”他的脾气坏透了，左右的人都不敢见他。一位信徒哭丧着脸说：“凡见他的人，没有不挨骂的。他脾气发起来，不管有没有人在，当面就是一顿。”脾气温驯如梅兰希顿，在这种经常辱骂之下，也很感到受不了。奥科兰帕迪乌斯、加尔文及其他“异端”，在路德口中更是“魔鬼化身的、魔鬼浸透的、魔鬼支使的、坏心肝的、专门撒谎的坏蛋”。

撰写《论会议与教会》（“On 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es”）一文时，路德已经尽量抑制自己（1539年）。他把教皇每次答应而又延期召开的协商会议，比之为以诱饵来和饿得发慌的动物开玩笑。在检讨历届会议后，他指出，这些希望解决宗教争端的会议，大半都是皇帝——特指查理——召开并主持的。他说，他不相信教皇有召开这类会议的诚意。但他又说，假定要新教徒参加教皇召开的这类会议，“我们首先得要求严惩罗马暴君（意指教皇），同时把他的教令烧个一干二净。”

路德晚年发表的政见令人联想起一句谚语：人过六十，沉默是金。路德在政治方面一向非常保守，即使在鼓吹社会革命时亦然。在宗教改革方面，他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是措施。开始，他反对赎罪卷代价高昂，慢慢才表示反对教廷统治。但终其一生，他始终接受正统基督教义最难令人接受的三位一体、处女怀孕、赎罪、圣肉实在、地狱等理论。事实上，他对这些不但接受，而且还将某些理论搞得比以前更难令人理解。他轻视一般人。群众需要有力的统治，“这样才不至于使世界流于野蛮，和平流于空想，商业受到破坏……不流血可以实行统治，傻瓜才那样想……世界不是可以用念珠来统治的。”而施行念珠统治的政府失势时，以剑来统治的政府就会继之而起。基于上述观念，路德把历来宗教权威通通移转到国家身上。他为君权神授说辩护：“掌握世界之剑的手，不属于人而属于神。是神而不是人，负责转动或停止世界之轮。鞭打、杀头、战争，也是神在主宰。”路德在维持秩序方面高举国家，无异为霍布斯和黑格尔理论的先驱。

路德晚年，其保守远较一般诸侯为甚。他赞成强迫劳动；诸侯向农民抽重税，也认为理所当然。一位男爵因抽税过重而感到良心不安时，他却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不加重他们的负担，他们便会因富有而感到骄傲。他曾引述《旧约》以支持奴隶制度。“牛、羊、奴隶，均为主人财产，他高兴便可以出卖。这是一种好制度，自古以来莫不视为当然。要不然，就没有人可以驱策和驯服这群奴性很深的人。”人人应固守上帝指派给他的工作和行业。“敬奉上帝，就是本本分分地站在岗位上，听候召唤。应该永远这样平凡、这样单纯。”在新教徒地区，上述观念一般都被视为金科玉律。

1539年，一位对新教素表忠心的诸侯，给路德带来很大的烦恼。这位诸侯就是尚武、多情、诚实的胡斯的菲利普。菲利普的妻子，萨伏依的克丽丝汀，是一位忠心、多产，却其貌不扬的女人。菲利普在治疗梅毒期间，遇见了一位萨勒的小姐玛格丽特，他们一见倾心，以至难分难舍。他想和克丽丝汀离婚，可是找不出适当的理由，但不离婚，他又丢不下玛格丽特。两人热情如火，最后竟做出了不可告人之事。一段时间之后，菲利普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想依正当途径解决此事。他向路德建议，新教教义既然不少来自《旧约》，为什么不采纳《旧约》允许的一种风俗，人们可以重婚？重婚，按当时的法律，应予处死。毕竟，比起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再更换女人，他不是庄重些吗？比起处死发妻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不是更有人性吗？菲利普非常渴望他与玛格丽特的结合，能获宗教上的认可，因此曾作下列暗示：如果维滕堡的神学家不能在《圣经》上给他找出根据，他可能投向神圣罗马皇帝，甚至罗马教皇及其他阵营。路德的答复已胸有成竹，事实上，在《巴比伦之囚》书中，他是赞成以重婚代替离婚的；过去他曾建议，重婚是亨利八世解决难题的最好方法；再说，在这方面，这也是一般16世纪神学家的意见。对这桩事梅兰希顿却持异议。最后，梅兰希顿虽勉强同意路德之意，答应让菲利普与玛格丽特结合，但他的条件是不公开。克丽丝汀也同意这么做，不过她的条件是，菲利普“应较以前对她更尽其做丈夫的义务”。1540年3月4日，菲利普与玛格丽特在梅兰希顿与布塞尔的主持下，“正式”而“秘密”地举行婚礼。菲利普为了感激路德，曾送了一车酒给他。但结婚消息传开后，路德却否认他曾予以同意。“秘密，可，”他说，“但秘密而在教堂公开，则不可。”这一来，梅兰希顿伤透了脑筋，又羞又怒，于是开始绝食。好说歹说，最后，路德以把他驱逐出教威胁，他才开始吃东西。路德曾说，梅兰希顿对这桩丑闻“非常伤心，我倒无所谓，因为，我是著名的撒克逊的老脸皮和粗野的农夫，我们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大部分新教徒都丑闻缠身，这一来天主教徒又有的说了。不过，为这桩事指责新教的人，却忘记了一桩事，即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曾认可亨利八世的重婚。为了这桩事，奥地利的斐迪南说他本来对新教有些好感，现在却深恶痛绝了。查理五世，这次未将菲利普置之于法的代价是，菲利普在以后一切政治措施中，应无条件支持他。

路德一天比一天接近坟墓时，其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来得火暴。1545年，他以无比丑恶的言词，攻击茨温利教派中的“圣餐形式论者”。这使梅兰希顿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无异加深了南北地区新教的裂痕。选帝侯约翰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教皇召开的协商会议，他立即写了一篇题名《反魔鬼创建的罗马教廷》（“Against the Papacy at Rome Founded by the Devil”）的文章（1545年），把罗马教皇骂得狗血喷头。这篇文章用语之恶毒，除克拉纳赫外，几乎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惊坏了。为什么说克拉纳赫没有被惊坏？因为他曾应邀为这篇文章作插画。插画以木刻成，也极尽讽刺之能事。一幅画的是教皇骑着一头猪，正向一堆粪便做食前祷告。一幅画的是教皇和三位红衣主教戴着脚镣手铐，正走向断头台。最滑稽的是首页插画，画上的教皇头顶一只垃圾桶，装模作样地被一群魔鬼拥上宝座。“魔鬼”一词，充满全文。教皇有时被称为“老魔头”，有时被称为“罗马阴阳人”，有时被称为“老屁精”。提到红衣主教时，路德说，他们全是“魔鬼的遗孽……无知的笨驴……世人应该咒骂他们，让他们被雷打，被火烧，患瘟病，患梅毒，患癫痫，患坏血病，患麻风病，患痈疔，患种种无法医治的恶疮毒症”。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成立是出于教皇的善意一点点加以否定，他认为，今天已到帝国兼并教皇领土的时候：

动手吧，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动手吧，上帝会为你的行动赐福于你。首先当从罗马教皇的手里，将罗马纳、乌尔比诺、博洛尼亚及所有的一切抢过来。因为，他能拥有这些，全是出于谎言及运用一切卑劣手段。这些本来是属于皇帝的东西。由于他运用偶像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偷了来，所以大家不知道。自从这些东西落在他的手里，他便据以自大，用以作恶……现在，由于他占有了这些东西，已有数不清的人受他引诱坠入地狱之火……因此，先夺去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的一群狗男女——的一切，然后，从颈后拔出他们的舌头，把他们一起牵上绞刑台。这样做，可说是千该万该的。

路德在写这类东西时，也许他的神志已经开始昏聩了。岁月、食物、酒精，不但侵蚀着他的内脏，而且侵蚀着他的头脑。最后几年中，路德简直胖得不得了，脸上、颈上的肥肉，成堆成堆往下挂。早年的路德犹如生龙活虎，他常常说：“如果停下来，我就会生病。”但是现在，他成天在叫疲倦。1546年1月17日，他描写自己：“老了，朽了，笨手笨脚，腰酸背痛，手脚冰凉，唯一幸运的是，眼睛还看得见。”“我见世界生厌，”他说，“世界见我也生厌。”萨克森选帝侯妃多瓦格尔（Dowager）对他说：“希望你再活40年。”他的答复是：“啊，夫人，我宁可放弃上天堂的机会，也不想多活40年。”“我一直向主祷告，请他立刻召我。我说，主啊，请你立刻降下你的旨意，请对我即作最后审判。我已经伸直脖颈，就等待你最后一声雷响，我实在需要安息。”一直到临死之前，他还是常常看见魔鬼。有时，他甚至对他的教会失去信心。“对我过去的胡言乱语，魔鬼常来惩罚我。他们常给我罪受，使我痛苦。”“诚心侍奉上帝的人已越来越少。”教派林立摩擦不已，“梅兰希顿死后，新教将面临末日。”不过，最后他的勇气又来了，他说：“我曾利用基督攻击教皇，这对于我来说，等于自找麻烦。以后不再做这类傻事了。我何必站在门柱与门之间饱受双方排挤？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功过一任基督评断。”

然而路德毕竟是路德，基于坚强的个性，他说：“我现已名满天堂、人间和地狱。”他对以“待罪之身”，接受上帝恩宠和弘扬基督福音，自认为是一种异教。他对他那“傲视教皇、皇帝、君王、诸侯及其他权势”的作风，及赢得“真理博士”（doctor of truth）的荣衔，感到非常自豪。“关于我的一点小小成就，公正的目击者一定会说：‘不可小看它，那是出自上帝和福音见证者马丁·路德博士之手。’”显然，他自信在上帝面前他是受欢迎的。

1546年1月，他冒着严寒到艾斯勒奔——他的降生地，调停一项争端。到达那里时，他写了一封很亲切的信给他的太太。信末所写时间为2月1日：

愿基督赐你平安快乐，并送上一片微薄但老而弥笃的爱心。亲爱的凯蒂，在赴艾斯勒奔途中，我感到非常衰弱，但这不能怨谁……冷风从后面吹来，经过我的帽子，经过我的头顶，我感到我的脑子已给它冻成冰块——这样对眼花也许有好处。但现在，谢天谢地，我已没有任何一点感到不适。若非自惭形秽，见到漂亮小姐我还会动心哩。……愿上帝祝福你。

2月17日，吃东西时他胃口还很好，但第二天一早便大喊胃痛。一病体力便急剧衰颓，在床边看视他的亲友，都感到情形不妙。其中一位问他：“你现在还坚决相信基督和你所讲的一切道理吗？”他答：“当然！”这句话一说完，即中风不语。再几分钟，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为1546年2月18日。尸体运回维滕堡，葬于城堡大教堂。29年前他那轰动一世的《论题》（Theses），就是贴在这座教堂门上的。

在历史上，这20多年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路德就是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他有许多缺点。他对天主教文化广被北欧史实方面欠缺认识；他对人类心灵在象征性神话方面有着安慰的需要欠缺了解；他对处理新旧教与新教各宗派争端方面欠缺技巧。他把他的信徒自教皇的无谬论中解放出来，却又将他们引入《圣经》的无谬论。教皇是人，《圣经》是书，人书相较，书更较少适应性。对中世纪宗教，他接受了冷酷无情的教条，却抛弃了优美的艺术和神话。他为德国人创立的基督教，并不比他们原来所信的为佳。因为这个教，除使人虔诚一点外，并不能使人获得快乐与安慰。他比宗教法庭更不宽容，说的比做的更刻薄。他骂人完全不留余地，写谩骂文章更是无人能敌。他在德国神学上撒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甚至在他死后百年仍无法完全除尽。

然而路德的成功，正因为他有这些缺点。他是一位天生的战士。时代欢迎战士。他攻击的目标，不用武力似乎无法达成。路德一生都在战斗——和罪恶感战斗，和魔鬼战斗，和教皇战斗，和皇帝战斗，和茨温利战斗，甚至和那些希望他将剧烈改革变为温和抗议的朋友战斗。面对根深蒂固的权势和堆积如山的困艰，另外换一个人，势将一筹莫展。事实上，任何一个哲学修养稍深、较富科学头脑及对敌崇尚宽厚的人，决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路德挑战举世震惊。若非他那种近于盲目的果决，最后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假定他的神学不是基于预定论而是基于理性与人性，如中世纪神话和奇迹所具有的，则绝不会如此动人。叫人祷告的不是证据，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希望，是恐怖。

事情很明白，路德的霹雳手段把阻碍欧洲心灵发展的东西——老一代的权威和传统粉碎了。如果我们用影响作为伟大的尺度——这种尺度较少主观成见，则路德实可跻身于哥白尼、伏尔泰、达尔文及其他对现代有卓越贡献者之林而无愧。近代史中常被人提及的人物，除莎士比亚和拿破仑外，就得数他。在哲学领域中，他的影响虽然是缓慢的、间接的，却是确定的，主张忠诚的康德，主张国家主义的费希特，主张意志说的叔本华，主张个人服从国家的黑格尔，都曾深受其影响。在德国语言方面，他言论著作的影响极普遍而深入。在德国人中，其言论著作被人引述之多，路德可称空前绝后。和卡尔斯塔特一样，路德对西方道德生活和规章制度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打破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他给被修道院的禁欲主义、懒散作风或虔诚恭顺扭曲的生活注入了活力。路德的影响，以其本土为中心，越向外势力越弱。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其次为法国。至于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便不能与加尔文相提并论。可是在德国，便是唯他独尊。历来德国出过不少思想家和作家，但谈到对德国人心灵个性的影响，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在德国历史上，路德可谓独步千古。德国人全心全意喜欢他，因为他比所有德国人都更像德国人。

新教的胜利（1542—1555）

路德逝世后一年，新教在德国碰到了一场大灾难。1545年，查理五世在新教部队的协助下，逼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克里皮（Crépy）城下之盟。苏里曼与波斯作战，5年中暂时无法西顾。教皇保罗三世于是对查理说，如“你以全副兵力，转而消灭‘异端’——新教，则我给你110万金币、1.2万步兵及500匹马”。查理本来就有“粉碎新教，利用统一的天主教以巩固其统治”的想法，于是就动心了。事实上，在德国，由于新教诸侯的妄自尊大，他们和他事事都要讲条件的情况下，他哪里像个真正的皇帝？在他的心目中，新教根本不成什么教。路德与其他天主教神学家的争辩，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新教使他感到讨厌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为诸侯结盟提供了反抗他的理论；第二，形成决定下届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政治势力；第三，有些新教徒对他极不恭敬——有用小册子或漫画讽刺他的，有用言语侮骂他的，很多传教士甚至说他是“撒旦之子”。以上各点，过去由于形势所迫，只好忍气吞声。但现在是他翻本的时候了。为了巩固统治，为了集中意志和力量，他决定不惜一战。

1546年5月，查理一面对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及苏格兰中受他统率的部队下动员令，一面把他的心腹干将阿尔瓦公爵召到身边。他在雷根斯堡召开诸侯大会。会中新教诸侯的代表问他动员部队目的何在时，他的答复是，他想使德国恢复帝国声威。在这次会议中，他赢得了阿尔伯丁萨克林摩勒科斯公爵的支持，他是德国军事领袖中最年轻、最能干、最富野心者。富格尔家族答应财政上支援。教皇颁下敕令，在这次圣战中，凡协助皇帝者有赏，凡反抗皇帝者逐出教会。查理首先拿来开刀的是恩斯特丁萨克森的约翰公爵及胡斯的菲利普。他下令削去他们的爵位。他宣称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了分散反对者的阵营，他伪称，凡属其他新教徒地区，他都一概不加干涉。他令其弟斐迪南对波希米亚地区做出同样保证。为了使摩勒科斯不动，他答应将来让他取代约翰做萨克森选帝侯。其余，如科伦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巴拉丁挪领地伯爵及新教的纽伦堡领袖，一面心存观望，一面心怀恐惧，纷纷表示中立。至于萨克森的约翰、胡斯的菲利普、安哈尔特的诸侯及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与各城市，由于充分了解查理不但要消灭他们的宗教，而且要吞并其土地与人民，于是决定拼死一战。他们全力动员，最后集结了5.7万兵马。为了先发制人，约翰与菲利普率兵南下求战。但他们一离开国境，斐迪南和摩勒科斯即率兵直捣约翰后方。约翰回兵自救，战事于是爆发。战事开始之际，约翰颇为得手。但不幸中途发生了两件事：第一，菲利普部队因饷项缺乏而自溃；第二，同盟各城市受查理收买而引策自去。两件事相继发生，使他几乎一蹶不振。在危急中，想不到传来一个好消息，教皇把他的人马从查理身边撤走了。原来保罗三世现在忽然想到，如果让查理获胜，如果消灭了所有足以和查理制衡的新教诸侯，查理便会变得非常强大。一个雄视南北的大帝国，对教廷是不利的。因为这个大帝国的进一步发展，第一，必然蚕食教廷所属各国；第二，必不服从教廷管制。1547年1月，教廷部队的忽然撤走，导致了约翰在萨克森的胜利。据说，保罗三世听到约翰胜利非常得意。

查理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亲自督师向北。1547年4月24日，两军相遇于梅森的米尔堡。一仗下来，约翰全军覆没，自己成为俘虏。斐迪南主张将约翰处死，但查理对维滕堡的守军说，如果他们开城投降，则他可留约翰一命。结果维滕堡降了，约翰被判监禁终身。维滕堡，德国新教的发源地，自此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市镇易手之日，路德已在堡垒大教堂里安息。此时，菲利普拥有少数残兵做困兽挣扎。萨克森的摩勒科斯和勃兰登堡的约阿西姆对他保证安全，劝他投降。菲利普降了，查理并未立即释放他，而是判处菲利普徒刑15年。查理大获全胜，此时和他争雄的人没有了。亨利八世死于同年1月28日，弗朗索瓦一世死于同年3月31日。神圣罗马帝国自查理曼以来，自此国势发展到最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1547年9月，德国诸侯集会于奥格斯堡向查理挑战。他们不承认他的独裁政府。保罗三世这时火上加油，指控查理为谋杀法尔内塞（Pierluigi Farnese）——教皇私生子——的凶手。巴伐利亚由于从来站在教皇一边，因此也树起反抗帝国的大旗，1548年，很多新教诸侯联合强迫查理承认教职婚姻、两种拜领圣餐式及发还所夺新教教产。由于形势所迫，查理一一承认了。这种承认，在他本属权宜之计，但这样一来，惹恼了教皇和天主教徒。教皇指责他越权，天主教徒则指责他恢复天主教信仰是假、扩张帝国领土是真。现在在维滕堡身为萨克森选帝侯的摩勒科斯发现，如果他再跟着查理走，他便非常危险，因为他统治的人民大多数是新教徒。他对查理还有一点不满，就是查理忽视了他对菲利普招降时所做的保证。善于见风转舵的摩勒科斯，于是秘密签署了一项新教徒诸侯于1552年1月所订的《尚博尔条约》（Treaty of Chambord）。依据该约，法国亨利二世答应，如果他们起兵，他愿协助他们把查理逐出德国。查理在因斯布鲁克宣布解散部队、准备大做其太平皇帝梦时，亨利南下了。亨利侵入洛林，连下梅斯、图尔及凡尔登。查理向摩勒科斯求救。摩勒科斯会合其他新教诸侯，率兵3万北上。这3万兵快到罗马帝国城下时，查理才发现他们不是来救他，而是来为他送终的。查理一生以狡诈起家，这时看到无兵可用、无险可守，于是准备先用缓兵之计挡一阵，然后再图解围。他令斐迪南要求停战，目的是使摩勒科斯的部队暂勿北上。但摩勒科斯早已洞悉他的用意，于是一面善待斐迪南来使，一面挥兵进逼因斯布鲁克。1522年5月9日，查理发觉情势不妙，于是趁敌兵未入城前，带着少数随从连夜冒雨坐轿子出城，越布伦纳山隘（Brenner pass），直奔卡林西亚州（Carinthia）的菲拉赫（Villach）。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那天在阿尔卑斯山窝里差一点被冻死。

5月26日，摩勒科斯及其他新教诸侯以胜利者姿态，与斐迪南和少数天主教领袖相会于巴苏。几经折中，最后斐迪南代表查理签订了一项条约（1552年8月2日）。条约内载明：一、立即释放菲利普；二、新教军队解散；三、新协商会议未召开之前，新旧两教同时享有信仰自由；四、协商会议召开后，但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新旧两教的信仰自由，即无限期延长。摩勒科斯虽以叛乱起家，后来表现却很不错。他处世颇有政治家风度，不久即因平阿尔布雷希特之乱——此乱曾使半个德国陷于无政府状态——悲壮殉国（1553年）。摩勒科斯殉国时，年仅30岁。

从此，查理放弃了他统治德国的念头，转而向西和法国算老账。为了解决新旧两教的争端，斐迪南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会议由1555年2月5日开到9月25日，由于斐迪南的耐心，该会给德国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斐迪南发现，德国由于诸侯并立根深蒂固，因此想建立一个像法国以中央政府统治一切的国家，一时很难办到。在会中，天主教代表虽占多数，新教代表却有军事力量做后盾，奥古斯都继摩勒科斯为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新教徒的有力支持。新教徒一直坚持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通过的各项条款，天主教徒发现，如果他们不让步，便会重启战端。查理因为年迈，要求选帝侯推选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其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项要求，不但新教徒反感，就是天主教徒也反感。因为菲利普有西班牙血统，大家都不愿接受他的统治。查理的要求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斐迪南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也很感兴趣。不过，斐迪南清楚，假如他得不到新教徒的支持，要在选举中赢得这个宝座是没有希望的。

一方面有武力做后盾，一方面情势正向有利方向发展，于是新教徒漫天要价：第一，要求开放德国全境给他们传教；第二，要求新教地区禁止天主教传教；第三，要求永远持有现在及将来所没收的天主教财产。斐迪南与奥古斯都斟酌双方要求，于是制定了下列原则。这个原则，可精简为四个字，即“人随地信”（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为了便于维持和平秩序，每一个诸侯必须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抉择其一。臣民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宗教”，如认为所在地的宗教不合适，则可径往合适地方迁徙。新旧教双方都不佯称自己是宽容的。新教萌芽之际，曾提出一项原则：信仰的基础，在于个人的判断。这项原则，过去曾引起旧教的反对，现在即便新教领袖也已视如敝屣。另外，由于这项原则容易引起派系之争，派系对诸侯统治不便，新教诸侯多主张代之以教条权威。至于新教徒，现在也已完全接受查理和教皇“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宗教信仰的统一密不可分”的观点。信仰基于判断的原则，对德国显然有害，因为它带来仇恨纷争。宗教改革到此阶段，其结果是好坏参半，就人们的心胸而言，显然比以前更褊狭，但诸侯对所谓“异端”的处置，则又已较前宽大——从前对异端是活活烧死，现在则仅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各式各样的无谬论的分立，导致彼此的日渐衰微。

这次会议强调的是信仰自由，但事实上，自由的不是信仰而是诸侯。现在每一位诸侯，与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在其领域内已变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们有权指派绝对效忠于他们的人领导宗教。这就是“国家全能论”（Erastian principle）——主张国家可以支配宗教的一种学说的最好例证。 [1] 领导新教走向胜利的人，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诸侯而不是神学家。诸侯所获胜利的成果是丰硕的：在领土主权上，他们超越了皇帝；在宗教主权上，他们超越了教会。新教自始便是国家第一、宗教其次，不过这里所谓的国家，不是指整个德国而是指诸侯国。对于整个德国的统一而言，宗教改革对它不是助力而是障碍。斐迪南于1558年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但他拥有的权力，甚至连查理最倒霉的时候都赶不上。从这个观点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不是始于1806年，而是始于1555年。

德国各城市，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也因诸侯的胜利而日趋式微。从前，各城市形成的自治区，直辖于皇帝，诸侯不许干预。但现在，诸侯的权势已高过皇帝，因此他们要干预皇帝也没有办法。促使各城市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荷兰贸易的勃兴，使德国货物竞沿莱茵河而出北海；第二，威尼斯和地中海商业凋零，德国货物已不再由南方各城市转运。宗教改革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各城市在思想经济上贡献不小。但现在，各城市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继低落，思想文化的活力也随之渐告微弱。

《奥格斯堡和约》奠定后5年，梅兰希顿才逝世。他对这种和平并未存多大奢望。梅兰希顿新教领导地位的奠定，一方面，固在代表新教和天主教协商；另一方面，则为其对于教义的贡献。他对路德的神学理论有许多重要的改进。他完全扬弃了预定论和圣肉实存论。在获救方面，他一方面同意路德的善行不足恃，但他不完全忽视善行。梅兰希顿的这些见解，其后在新教中曾引起“菲利普派”——梅兰希顿及其信徒——与“路德正统派”——以耶拿为首的一群新教徒——之争。后者指梅兰希顿为“叛逆”、为“撒旦的奴隶”，前者则指后者为“偶像崇拜者”、为“笨蛋”。这种争执愈演愈烈，双方有时还运用影响力，令政府以对待异端方式对待对方。卷入这项争端的教授，不少受到排挤或监禁。梅兰希顿虽同意路德维持农奴制度及标榜王权神圣主张，但他认为新教运动与其和诸侯携手，不如和自由城市如苏黎世、斯特拉斯堡、纽伦堡、日内瓦等地的贵族结盟。在最足以显示梅兰希顿个性的谈话中，他的态度极似伊拉斯谟一派，他说：“我希望我们把论点限于谈《福音书》，谈人类弱点，谈神的恩赐，谈宗教组织，谈真实信仰。给人们保证，并定下正当行为的规矩，这不就是基督教义的本质吗？其余的只是烦琐的学究争论和派系的争执。”死亡来临时，他把它当作一种从“神学家的愤激”和“这个诡辩时代的残忍”中的解放而表欢迎。像梅兰希顿这样一个天生适合做学问、友善而又爱好和平的人，历史错派了他去当革命战争的将军。

[1] 国家全能论，也称埃拉斯都论（Erastian principle）。埃拉斯都（Thomas Erastus，1524—1583年）是瑞士神学家。此论虽以其为名，但从其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依据。

第六章　加尔文其人（1509—1564）

艰困少年行

加尔文生于1509年7月10日。其故乡为法国的努瓦永。努瓦永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城市。一所大教堂的主教，就是该城的统治者。这可以说就是加尔文神权政治——教士以神的名义实行统治——思想的根源。加尔文之父，热拉尔·沙文（Gérard Chauvin），是主教的秘书，一所小教堂的监督和一郡的财务官员。加尔文幼年丧母，父续弦，加尔文忧郁的个性，也许与其严厉的继母有关。加尔文和他的两个兄弟均遵父命进修教士职位。结果，两个成功了，一个则变成“异端”。变成异端的那个，临死时拒作圣礼。加尔文的父亲因与小教堂有财务纠纷，后来被逐出教会，直到去世，还带着一身的麻烦。

加尔文曾就读于巴黎大学的德拉马策学院。他原名让，报名时始改用约翰尼斯·加尔文（Johannes Calvinus）。他能写一手流利的拉丁文，就是在那里学的。数年后，他转入蒙塔古学院（Montaigu），在那里他一定听大家谈论过该院卓越的毕业生伊拉斯谟。加尔文在此读到1528年才离开。他离开该院之时，正是他的天主教对手伊格内修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进入之时。“一度传闻的，”一位天主教权威人士说，“加尔文幼年生活失常之说不确。”就各种迹象显示，幼年时期的加尔文是一个羞涩、沉默、虔诚甚至规矩得够做“他同学风纪股长”程度的学生。在同学中，加尔文有不少朋友，他们的友谊，在当时及以后均维系不坠。加尔文热衷于追求秘教知识（esoteric knowledge）及种种有趣的理论。他常常攻读至深夜，由于太过用功，养成很多毛病。这些毛病影响到他一生，也形成了他一种特殊的风格。

1528年底，加尔文忽奉父命赴奥尔良攻读法律。据加尔文推测：“他也许认为学法律足以致富。”事实上，加尔文觉得这门新学问也颇合胃口。法律与哲学和文学大异其趣，它是人类知性的结晶，它使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进而组成和平安宁社会。他把查士丁尼法律原理具有的精确、绵密与严格等特性，尽量融入他的神学与伦理学中。他甚至把他的大作也冠以类似的名称。他成了最高的立法者，是日内瓦的努马与莱喀古斯。

获得法学学位（1531年）后，他即回到巴黎进修古典文学。也许是由发表欲的驱使，1532年他出版一本书，是以拉丁文写成的论集，讨论塞涅卡的《论仁慈》（De Dementia）一书。想不到一位以严酷著称的宗教立法者，初次送给世人的见面礼竟是对仁慈的礼赞。这本书出版后，他寄赠伊拉斯谟一本，他推崇伊拉斯谟为西塞罗以来第一人及抒情文学的创造者。他听到路德的某些布道辞及被路德攻击天主教的猛烈言论鼓舞时，他似乎正致力于人文主义。事实上，巴黎在这一段时期，街头巷尾已处处有人谈及宗教改革。他们对路德，一个僧侣，竟敢当众焚毁教皇敕令和神圣罗马皇帝诏书一事，莫不大感惊奇。在法国，这时事实上已有新教的革命者出现。在敦促教会改革的人物中，有不少是加尔文的朋友。其中之一为杰拉德·鲁塞尔（Gérard Roussel），此人为法国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所宠信。还有一位是尼古拉·科普（Nicholas Cop），他是某大学的名誉校长。科普于1533年11月1日发表一篇影响重大的就职演说，听说即出于加尔文手笔。这篇演说首先提出伊拉斯谟净化教会的呼吁，接着便引论路德救赎是基于信心与恩典的理论，最后大声疾呼：大家应容忍并听取新的宗教见解。这篇演说激起了普遍要求改革的狂热。学校当局怒不可遏，议会更酝酿以异端对待科普。科普见势不妙，潜逃他乡。有关方面决定“不论死活，抓住者赏300克朗”，但他终于逃到巴塞尔。这里比较安全，因为这里已属新教势力范围。

这时友人警告加尔文，他和卢塞尔已被列入黑名单，不走迟早会被抓。听说玛格丽特为他求情无效，1534年1月他便离开巴黎。他到昂古莱姆请求庇护。昂古莱姆有一个路易蒂利特图书馆，该馆藏书非常丰富。利用那些藏书，他开始撰述其巨著《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是年5月，他冒险回到努瓦永故乡。他向那里的圣俸人员自首——他过去曾领过他们的津贴——他们一会儿抓他，一会儿放他。抓放两次之后，他即潜返巴黎。在巴黎，他接触过许多新教领袖，甚至见到后来被他活活烧死的塞尔维特。巴黎处处出现新教激进分子散发的传单时，弗朗索瓦一世大发雷霆。1534年12月，加尔文见情势危险，逃到巴塞尔去找科普。在那里，他完成了那部奇书，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革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他写这部书时，年仅26岁。

神学大师

1536年，加尔文以拉丁文发表其巨著《基督教原理》。此书出版不到一年即售罄。再版也很畅销。1539年，加尔文增订该书。1541年，他亲自将书译成法文。在法文散文中，此书也是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巴黎议会将此书的两种版本——拉丁文和法文，同时查禁。该院把查禁的书在巴黎公开焚毁。加尔文对此的反应是再增订、再印。其最后一版，竟增加到1118页。

第一版一开始就以充满感情的语调，堂而皇之地写道：“致法兰西信基督的君主。”两个由他提请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注意的事件是：其一，1535年1月颁布对法国新教徒的禁令；其二，邀请德国新教领袖梅兰希顿赴法，磋商法国与路德派德国诸侯结盟，对抗查理五世。加尔文把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而又性质相反的事件相连在一起，目的在于争取法国国王对新教徒的同情。他当然明白，这两个事件，前者属于神学纠纷，后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过显然他想特别强调后者，以减轻前者神学上的争执。在文中，加尔文极力指出一点，法国的新教改革与再洗礼运动——这一运动在明斯特曾变质为共有主义——毫无关联。他说，法国新教徒都是爱国分子。他们一方面忠于法国国王，另一方面反对一切政治和经济暴乱。这篇致法国国王书，从头至尾足可反映加尔文的整个思想和风格：

我在献身这一事业之初，即一心这样想念，等有机会我要写一本书呈给陛下。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虔诚研讨宗教者立下若干原则……可是，我看到国内一些人对别人所说的一切，均不分青红皂白加以反对时，对能否说出这些原则，不禁深感怀疑……我现在之所以要这样说，目的是请陛下了解，目前国内正动刀动枪疯狂反对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确信，本书列举的原则是显示神的话语，因此，不管反对的人如何叫嚣、如何咒骂，乃至说要打我、要关我、要把我充军、要把我烧死、要没收我的财产、要把我这个人自地球上抹去，我均无畏惧。我虽深知，陛下久受小人包围，浸淫日久，对新教理论，莫不视为洪水猛兽，但我确信，以陛下的英明，终究必能发现这一点，若所指控的这些人均属罪该万死，世界上将无正直的人了……

陛下是否曾经想到，这些小人成天诋毁新教的目的何在？用心很明显，他们想篡夺王权，他们想毁坏法制……他们想颠覆政府，他们想残害百姓，他们想破坏秩序，他们想劫夺财产，总而言之，他们的目的，在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

因此，我恳求陛下，我相信我有理由恳求，亲自过问这件事。现在这件事，由于处理的人糊涂颟顸，不重法规，只凭好恶，已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请不要误会我是为了想安返乡里而为自己找借口；因为尽管我会有所感受，就像任何人应有的感受那样，但在现存的处境之下，我并不因为远离乡土而喟叹。但是我们实在无法了解，为什么诚心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会遭受别人迫害……

也许有人说我们阴谋叛国及推翻陛下。但我仔细观察，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叛逆的话。这些人过去生活在国内，都是著名的谦谦君子，即使现在流亡在外，大家终日祈祷的，也是陛下的身体康泰及法国的国运昌隆……我敢保证，今天漂泊异乡的这一群，不但对《福音书》素有研究，而且在人格上，无论是忠贞、豪气、宽厚、涵养、毅力、谦和等方面，均非那些毁谤者所能企及……

陛下对我等，也许尚不了解，也许尚心存厌恶，但我等对陛下仍保有充分信心。我们相信，陛下如果平心静气读完我们这项申辩，也许即会对我们产生不同观感。可是，假定陛下甘受小人蒙蔽，不听我们申辩，仍对我们任意迫害——监禁、拷打、用刑、抄查、火烧，那我们这群待宰的羔羊，也许会铤而走险。不过，我们并不希望变成那样。我们将以无比的耐心祈求主的指引……我们相信，主会使这批穷而无告的人脱离灾难、脱离迫害。最后，愿我们的主，那万王之王，把公理和正义赐予陛下和我们的国家。

生活于现代的人对加尔文写这本书，为什么不以神学而以政治作为理论中心，也许会感到相当费解。事实上，加尔文对上帝的重视，远较斯宾诺莎为甚。在他的感觉上，人是无限小，上帝是无限大。他说，人想了解上帝，等于蚂蚁想了解星星。人在推理方面的可怜，上帝在《圣经》上就已经显示过了。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加尔文常常如此说），这一点从人类精神感受上，足可充分证明：

我们读狄摩西尼、西塞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伟大学者的作品时，我们会深受吸引或感动。这些作品能使我们哭，能使我们笑，能使我们神魂颠倒。但若把读《圣经》和它相比，你便觉得那些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根本不算什么了。读《圣经》，不管你是自动的或被动的，一边读一边会使你感到有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贯注到你心里。这股力量在你心田上刻下的痕迹，将永远不会磨灭。

《圣经》既是“圣道”，因此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是一种最高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但及于道德、宗教，而且及于政治、历史以及一切的一切。人类非接受亚当、夏娃的故事不可，因为不接受这个故事，人类的邪恶本性及自由意志的丧失，便得不到解释：

因人心和上帝之道常相背而驰，妄念、肉欲及种种邪恶、卑污、无耻、残酷的举动应运而兴。人心既然充满罪恶毒素，它除日趋腐败外，即将无所作为。人偶然也有善念，但因恶念太多，以致善念旋起旋灭。总而言之，人心常常是天生罪恶的奴隶。

人既然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当然不能在天堂永享幸福。人不能因其善行而获救，人获救唯一的可能，就是耶稣的牺牲。但获救的不是全人类，因为上帝要谴责大多数人。少数人获救，是基于上帝的仁慈，但获救有个条件，就是相信基督的赎罪。圣保罗说：“愿颂赞归予我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身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身上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喜悦地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予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仁慈的恩典。”加尔文一如路德，对保罗这段话的解释是，上帝，以其超乎于我们善恶功罪之外的自由意志，在我们未呱呱坠地前，就已决定谁该沉沦、谁该获救。至于问为什么上帝不管人的善恶功罪而定人的沉沦与获救，加尔文借保罗的话来回答：“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加尔文的结论是：

因此，参照《圣经》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经过深沉的考虑，才决定谁该获救谁该毁灭，而且这种决定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做好了。对上帝的选择和考虑，我们相信除基于他的恩惠外，完全是无理由的。那获救的，其获救完全与其善行无关。至于那定罪的，其永生之门，在似可理解与似不可理解之间，即已关闭。

不但如此，甚至亚当、夏娃的堕落及由其堕落对人类产生的一切后果，在保罗看来，可以说也是“上帝事先决定好的”。

加尔文也承认预定论似乎不近情理，但他说：“若说那不近情理，则人们妄自揣度上帝在冥冥之中做的决定，则更不近情理。”不过，他有时又自以为知道，上帝之所以要随意安排众生的命运，就是“为了使人敬畏上帝”，为了显示他之所以为上帝的权柄。他也认为，这样的上帝是很“可怕”的，“但谁敢否认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预知人类最后的命运？不能承认这一点，上帝的预知，显然是出于自己的安排。”有的人，如路德，也许会说未来之所以预定，是因为上帝有先见之明，而这种先见之明是无法假冒的。加尔文的想法则刚刚相反。他认为，上帝之所以对未来有先见，原因在未来是由他规划、决定的。在加尔文神学中，沉沦是绝对的，因此没有所谓“炼狱”——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中途站，经过几百年的熬炼，可洗净其罪恶而上天堂。既然没有炼狱，为死者祷告当然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一切祷告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早已由神决定，千祷告万祷告，也不能使已决定的命运有丝毫改变。不过，加尔文本人，远较其神学近乎人情。“让我们谦卑而虔诚地祈祷，”他说，“上帝是会垂听的。”祈祷与垂听也是预定的一部分。让我们以谦卑的宗教仪节敬拜上帝。至于弥撒，说是僧侣可将尘世之物变为基督的血和肉，则全是胡说。在圣礼中，基督的体现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把祭神用的圣饼说成是基督，简直就是偶像崇拜。礼拜中使用雕像，显然是违背了十诫之中的第二诫，即不可崇拜偶像。加尔文主张，所有宗教绘画、塑像甚至十字架，均应自教堂中清除。

教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这种教会由已死的、已生的及将生的选民会众组成。有形的教会组成分子包括经过忏悔，苦行，接受洗礼圣餐（加尔文不接受其他圣礼）宣称信奉我们崇拜的同一上帝与基督之人。不参加教会的人，一律不能获救。教会与国家，两者同属神圣。上帝创造教会与国家，目的是使之协调合作，成为基督社会的灵魂与身体。在分工合作上，教会掌管的是信仰、崇拜和道德；国家，除为教会的支撑，将教会策划的信仰、崇拜及道德规章，完全付诸实施外，尚应做到下列各点：第一，严禁“偶像崇拜”（就新教而言，从广义方面解释，与天主教所用的并无不同）；第二，严禁“有损宗教的邪说在大众中公开传播”；第三，保证人民接受的全属神的话语。最理想的政治是神权政治。革新后的教会，应视之为神的代言者。教会有领导国家之权，历届教皇争取不遗余力，加尔文对此也特别加以强调。

在加尔文神学中，所含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和理论之多，实在令人惊异。另外，对加尔文产生影响的有斯多葛派的禁欲理论——于此他最倾倒的是塞涅卡和一般法学理论。然而，影响其最大的，当数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不知基督为何人，却从圣保罗的理论中，建立了他的“宿命论”（Predestinarianism）。加尔文对基督“慈爱天父”的观念，似故意忽视，对《圣经》主张的人的命运可由人自由创造的理论，也充耳不闻。加尔文在孕育新观念上似乎并不在意，他全力以赴的，似乎在把前人的思想，以其上追奥古斯丁的辩才，做出无情的结论，同时，将之熔铸在一种饱含宗教性质的法律制度里。从路德，他采取了因信称义、因信获选的理论；从茨温利，他采取了圣礼侧重精神的解释；从布塞尔，他采取了神意为万有根源，虔诚是获选证据的矛盾观念。这些新教教义皆曾以温和的方式出自天主教的传统，到加尔文手里，已变得更为成熟、更为精到。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历来思想家，中世纪思想最浓者当数加尔文。他对现世，完全摒弃人文主义尘世乐园的思想；至于来世，更采取较为阴暗的看法。总而言之，加尔文思想也是与文艺复兴思想格格不入的。

这样不太讨人喜欢的神学理论，会在瑞士、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及北美赢得千千万万人的崇拜，乍看起来，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为什么加尔文教徒、法国新教徒和英国清教徒，在孤军奋斗时会这么英勇？在加尔文理论的熏陶下，为什么在历史上会产生无比坚强的人物？是不是由于加尔文教徒，不理会他们所作所为无法改变其最后命运，只着重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而获得的力量？就加尔文本人而言，他就相信自己是由上帝挑选出来的。就因为相信这一点，也许就是他虽发现预定论的“可怕”，而仍心安理得，乃至“产生感恩图报”心理的原因。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当其想到获救的是极少数、沉沦的是大多数，而自己是属于获救的一群时，其所产生的快乐和安慰是可想而知的。基于“我是上帝选民”一念，勇气油然而生。犹太民族历经艰险，仍能绵延于世，即是基于此念。事实上，加尔文教派的上帝选民说，与犹太民族的上帝选民说是一脉相承的。加尔文教义沿袭犹太，有如新教教义沿袭《旧约》。上帝选民说，是法国新教徒忍受集体摧残集体屠杀、英国清教徒甘愿离乡背井冒险前往新大陆的精神上的支撑。一个皈依新教的罪犯，当其确信自己是上帝之选民时，其从新向善之念，无疑会终生不渝。上帝选民说经加尔文赋予一种“遗传性”。于是其迷人效果更提高到最大限度。他说，无论贫与富，只要他被上帝拣选，其子孙也必被上帝拣选。个人一旦相信被拣选，不但自己，而其子子孙孙都可同升天国。而所谓相信，代价既很低廉，手续又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加尔文信徒实在需要这种安慰。因为照加尔文沿袭的中世纪观点，现世是不幸的。对有些人主张“最好是不生，其次是速死；生，不足为之喜，死，不足为之悲”的观念，加尔文的指责仅有一点，就是他们忽略了基督的存在。他认为，对不幸的现世，唯有想到一件事情才可忍耐，那就是，充满幸福的来世希望。“当你有了天国便是故乡的想法，那尘世便不足留恋了，因为尘世变成了异乡。当你有了离开尘世便是进入永生之门的想法，那尘世不足留恋了，因为尘世便变成了墓地。”加尔文的生花之笔，对悲惨的地狱，只是轻轻带过，他注意刻画的，是那可爱的天国。他认为，虔诚的信徒，上帝的选民，应忍受尘世间的一切痛苦，“因为他们应这样想，未来必有一天，主会把他忠实的仆人接到天上。在那充满和平的国度里，主会为他们拭去眼中的泪珠，披上轻快的衣裳，戴上荣耀的冠冕，高高兴兴接待他们，并把他们高举起来……和主永享幸福”。对世界上所有贫苦无依的人而言，加尔文描绘的天国的确充满了诱惑。

日内瓦与斯特拉斯堡（1536—1541）

1536年3月，《基督教原理》付印后，加尔文匆促地横越阿尔卑斯山抵达费拉拉。据传统推断但非一般人承认的说法是，他去那里的目的是向新教徒的雷内（Renée）女公爵、埃尔克里公爵二世（Ercole II）之妻、已故路易十二之女，为被迫害的法国新教徒求救。加尔文的宗教热忱使女公爵深受感动，因此她即聘他为终身函授宗教教师。加尔文5月回到巴塞尔，不久，冒险回故乡努瓦永。他去故乡的目的在于出售一笔财产。事情处理完毕，加尔文携其一弟一妹赴斯特拉斯堡。行至途中阻于战火，他们到日内瓦便停了下来（1536年7月）。

日内瓦是瑞士法语区的首府，历史非常悠久。在史前时代，沿湖即有人在此生活。居民建有不少伟大房舍，这些房舍目前尚有存者。在恺撒时代，日内瓦是繁盛的商业中心。罗讷河自雷曼湖（Leman）出口，经法国入地中海，河湖交界处有一道桥梁，即昔日各商业通路交会之点。在中世纪，日内瓦受该城主教的统治。这里的主教不但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在一般情形下，主教由天主教地区教会选出。地区教会事实上即该地的权力中心。日内瓦的政治结构，即未来加尔文教派结构的依据。15世纪，位于阿尔卑斯南麓的萨伏依公国，控制着日内瓦地区教会，并使地区的教会领袖沦为其附庸。自此以后，本来清正严明的政府腐化了，本来道德高尚的教士堕落了。一位神父居然这样说，只要他所属的传教士们不讨小老婆，他也不讨小老婆。诸如此类的风流韵事，充满日内瓦。

在宗教与公爵双重统治下，日内瓦豪门组成了一个60人议会。议会除负责制定法令外，另选出4人为执政。通常议会在主教大教堂，即圣彼得教堂举行。会中讨论的，宗教和民政各半。宗教民政，无一定之界，有时主教掌管铸币、率领兵马，议会整饬道德、管理娼妓。与特里尔、美因茨及科伦的主教一样，日内瓦主教也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路诸侯。不过，由于天高皇帝远，日内瓦主教的行动是很自由的。现在，当地几位民政领袖，在弗朗索瓦·邦尼瓦尔德（Francois de Bonnivard）的领导下，想使日内瓦脱离宗教和公爵的羁绊而独立。为了推进这一运动，这些“爱国者”曾与属于天主教的弗里堡及属于新教的伯恩结盟。参加这一结盟的人弗里堡，德文叫作艾德格诺森（Eidgenossen），意即盟友；法文则讹转为胡格诺派，意即法国新教徒。约1520年，日内瓦领袖大半为工商巨子。因为日内瓦不像维滕堡，而是一个商业都市，其商业北达瑞士，南达意大利，西及法国。日内瓦公民于1526年曾组成一个200人的大议会。大议会选出一个25人的小议会，小议会即为日内瓦的真正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经常和主教及公爵唱对台戏。一次主教宣称议会叛变，并召公爵部队前来。部队擒获主教，把他囚于奇尔隆。基于同盟关系，伯恩发兵包围日内瓦。公爵部队败绩，主教逃往阿讷西。“拜伦式”的英雄出狱了，大议会取得胜利。大议会因为恨萨伏依支持主教，因此改信新教，并独揽宗教民政大权（1536年）。这场好戏的演出，恰为加尔文抵达日内瓦之前的两个月。

这场革命理论上的英雄是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与路德一样，他从小便是一个热情如火的虔诚青年。在巴黎，他深受雅各·勒菲孚·德埃塔普（Jacgues Lefèvre d’Etaples）的影响。从他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注释里，法雷尔找不到教皇、主教、免罪、炼狱、七圣礼、弥撒、教士独身、玛利亚及圣徒崇拜等存在的理由，于是，他的正教思想动摇了。由于鄙弃圣职授任，他的传教均发自自己的良知。他在法国和瑞士各地，一面云游一面传教。这个身材不高、体力不壮、脸色苍白、胡须火红，但两目炯炯有神、发言具金石声的青年，逢人便说，教皇是基督的叛徒，弥撒亵渎神圣，崇拜教会雕像就是崇拜偶像，而这些都是该打倒的。1532年，他到日内瓦宣扬他的这一套。主教方面的特务人员把他抓起来，并准备将这个“路德狗”投诸罗讷河。幸而民政人员从中作梗，他仅挨了一顿揍。死里逃生后，他去拜访25人小议会。小议会中的每一个人居然都被他说动了，在彼得·维雷（Peter Viret）和安东尼·福门特（Antoine Froment）等人的协助下，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宣传精简有力，因此大获一般人、甚至许多天主教教士的支持。1536年5月21日，小议会下令取缔弥撒，并将一切圣像圣物清除出教堂。教会财产一律判属新教，指定充作宗教、慈善的教育基金。教育实行强迫制，但一律不收学费。最厉害的是制定了一种法规：凡属公民均应宣誓信奉《福音书》；凡不参加新教礼拜者，一律应驱逐出境。以上，便是加尔文到日内瓦时的宗教背景。

法雷尔当时47岁。按实际年龄，他比加尔文仅大1岁，但就其性急冲动与能言善辩而言，他似乎比加尔文年轻20岁还不止。像法雷尔这种人，可以说是奠定并推进宗教改革的理想人物。加尔文则不一样，他不好活动，他的理想是一生从事研究和写作。他自己感觉，他适于与神相处而不是人。但是，法雷尔以《圣经》先知惯用的语言和态度影响他。他说，如果加尔文选择研究写作，而不是冒险宣扬神的话语，则他可能遭受天谴。听到这些话，加尔文改变了心意。由议会和地方宗教领袖同意，未经圣职授任，1536年9月5日，加尔文即在圣彼得大教堂开始传道。他讲的是《圣保罗书》的前几章。现在的日内瓦，除少数死硬教派外，处处充满着新教的色彩。在此，保罗的影响大大超过罗马教廷奠基者彼得的影响。

同年10月，加尔文由法雷尔和维雷陪同，前往洛桑解决一项宗教纠纷。在那里，他们说服了这个城市，使之参加新教阵营。他们回到日内瓦，正逢一桩盛事，即圣彼得大教堂的所有传教士重行宣誓献身上帝。所有传教士认为，既然接受《圣经》为“圣道”，他们便有责任实践《圣经》的道德戒律。日内瓦改奉新教之后，大家发现，人们除了耽于唱歌、跳舞及饮酒作乐外，还不断发生赌博、奸淫之事。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内瓦市区处处是娼妓。在娼妓中，居然有组织有首领。就法雷尔与加尔文来说，容许这种现象存在，无异于背叛上帝。

为了重整宗教道德，法雷尔发表了一篇《论信仰与秩序》（“Confession of Faith and Discipline”）的文章，加尔文发表了他的另一篇名著《教义问答》（“Catechism”）。这两份文献，于1536年由大议会核准为重整道德的依据。根据这两份文献，市民中如一再违反道德规律而劝阻无效者，于逐出教会后再驱逐出境。1537年7月，大议会规定，所有市民均应赴圣彼得大教堂，宣誓接受法雷尔的理论。任何人，凡有信奉天主教的表现，如持有念珠、保有圣物或于某圣徒纪念日行纪念等，均应议处。妇女乱戴帽子者，应予禁锢。赌博者，应给他戴脚镣。通奸者，流放前应先游街示众。日内瓦革命英雄波尼瓦尔德由于行为放荡，也曾遭受警示。

日内瓦人虽惯于接受宗教统治，但过于严苛的宗教统治，便感到难以接受。过去在天主教的统治下，道德要求很宽，他们尚感不便，现在新教的规定使他们动辄得咎，他们便准备反抗了。日内瓦的爱国志士，过去曾把日内瓦从主教和公爵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现在他们发现，日内瓦又不自由了。不自由的桎梏，是由新教狂热的教士加上去的。爱国志士，秘密的天主教徒，加上一个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为自由党（Libertins） [1] ——于1538年2月3日，在大议会中形成多数，于是他们以新议会的名义，令教士勿过问政治。法雷尔和加尔文一方面宣称议会为非法，同时坚持若议会不收回成命，他们即不举行圣餐晚礼。4月23日，议会决议解除法雷尔和加尔文教士职务，同时命他们3天内离境。市民对议会的措施表示支持，曾公开大举庆祝。法雷尔应纳沙泰尔市之聘，前往布道。在那里，他消磨了自己的余生。他死于1565年，现在那里还留有他的一块纪念碑。

加尔文所去之处为斯特拉斯堡。该城当时是属神圣罗马皇帝统治的自由城市，统治权操于名为“外乡人教会”（L’glise des Ètrangers）的新教会众——教徒大半来自法国——之手。在那里，教会每年给他的圣俸是52基尔德。为弥补开销的不足，他卖了他的藏书，同时把房间提供学生寄宿。由于感到单身不便，他请法雷尔和布塞尔为他找对象。他说：“我不是一个登徒子，给女人手指一碰，便迷糊得忘记她一切缺点的人。因此我的理想对象，必须具备下列各点：贞洁、亲切、不啰嗦、节俭、有耐性、关心我的健康。”先介绍的两位不成功，第三位是伊黛乐·戴·毕儿（Idelette de Bure），一位穷寡妇，带着几个孩子，他却中意了。1540年，他和伊黛乐结婚。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惜还没有长大便夭折了。1549年加尔文的妻子死了，加尔文每提到她，便感到无限怀念。这和他公开严肃的一面恰成一种鲜明的对比。15年的残余岁月，加尔文在家过的全属孤寂的日子。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日维艰时，日内瓦有许多事情发生。法雷尔和加尔文的被逐，对流亡的日内瓦主教是一大鼓励。他成天在想，如何胜利回到日内瓦，恢复他从前的地位。他的第一着棋，是请亚科波·萨多雷托写一封《给日内瓦的信》，敦促日内瓦恢复天主教信仰（1539年）。萨多雷托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文主义学者和红衣主教，他曾建议教皇以温和手段处理新教争端。其后，被指为异端的韦尔多在卡彭特拉斯即因受到他的庇护，而逃过集体屠杀的厄运（1545年）。萨多雷托以极漂亮的拉丁文，极客气的字眼，向“兄弟般的日内瓦长官、议员及公民”致意。在长达20页的信中，他表达了他的礼貌及其神学观点。他特别指出，新教派系林立与互相倾轧，是领导者追求权力的结果。他要人们以此与几世纪来都保持统一的天主教相比。他要人们细想，真理究竟是在四分五裂的新教一边，还是在累积数世纪经验的天主教的一边。他最后的结论是，让谁替你们服务，聪明的日内瓦人一定有所抉择。

日内瓦议会对他的恭维表示感谢，并答应照他的指示去做。这时，日内瓦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学识足以对这封信提出异议。部分市民准备解除他们对法雷尔的宗教与秩序的誓约时，日内瓦真有恢复信仰天主教的样子。加尔文得知这种情况，殚精竭虑地写了一封《复红衣主教书》，信中提出了他的答辩。以风度对风度，以文章对文章，将新教神学说得头头是道。他指出，他之所以背弃天主教并非基于个人野心，他说，他相信如果他留在天主教，地位一定比目前要好。他说，他不否认天主教的存在基于神意，但他认为，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的罪恶深渊。他反对萨多雷托只重视教廷会议的智慧，而忽略了《圣经》的智慧。他认为教廷的腐败今天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除革命外已无任何其他途径可循。最后他指出，新旧两教如能携手合作，就宗教教义、仪式、人事来一次全面革新，然后来谈宗教统一，天上的基督一定会大加赞赏。这封信强而有力，其中除论述赞成文艺复兴的教皇已把天主教带向反基督的罪恶深渊外，一般措辞均极高雅——这在以谩骂为能事的那个时代是罕见的。路德在维滕堡读到这封信，一面不住地赞美，一面大骂该死的红衣主教。“我十分赞成，”路德说，“上帝会叫人出来……收拾我发动的这场反基督者的战争。”日内瓦议会认为这两封信都很宝贵，决定由公家出钱把它们同时印出供人欣赏（1540年）。读过加尔文的信后，日内瓦人开始后悔：不该将加尔文驱逐出境。他们说，这一来使他们损失了一位对瑞士宗教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

下列因素的出现更使人对加尔文追念不已。接替法雷尔和加尔文的传教士，在布道和维系道德方面，都显得非常无能。人们轻视他们，又回复了改革前的放逸生活。赌博、酗酒、斗殴、奸淫事件常常发生。到处充满靡靡之音，人们赤身露体招摇过市。领导驱逐法雷尔和加尔文的四个官员，一个因谋杀罪判处死刑；一个因伪造文书受罚；一个犯了叛国罪；一个因拒捕被杀。控制议会的工商人士发现议会一团糟。由于领导乏人，秩序混乱；由于秩序混乱，工商业无从发展。让被逐的主教复辟？议员怕被更换，或被逐出教会。怎么办？慢慢大家想到一个办法：请加尔文回来。1541年5月1日，议会取消过去对法雷尔和加尔文的驱逐令，并宣告恢复他们的荣誉地位。议会为劝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持宗教事务，接连派出两个代表团。法雷尔并不介意议会对他未像对加尔文那般盛情的邀请，议会代表团对劝加尔文回驾感到无能为力时，他却挺身而出，力劝加尔文。当时的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已经住惯了，那里的人希望他留下，他本人对回日内瓦也无多大兴趣。但盛情难却，最后仅同意到日内瓦做一次礼貌上的拜访。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返回日内瓦，日内瓦的盛大欢迎使他深受感动。致敬了又致敬，道歉了又道歉，保证了又保证——保证在加尔文领导下信奉福音建立秩序——这一来加尔文想走也走不成了。9月16日，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你的盛情我领了。我已决定不离开日内瓦。愿上帝赐福大家。”

[1] 加尔文为控告这一团体成员道德上之放荡不检，特给“自由”一字赋予新义。

神权的日内瓦

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后，几年来由于他作风稳健和态度谦恭，赢得了全城一致的支持和信赖。为了管理圣彼得及城内其他几所教堂，他任用8位助理牧师。他一天工作12至18小时。他的工作有布道、行政、讲授神学、主持教会和学校会议、向议会提供意见、维系公共道德、指导会众祈祷。除以上工作外，他还增订《基督教原理》、注释《圣经》及回复各地会友来信——其通信就数量而言，虽不及伊拉斯谟，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伊氏。他睡得少，吃得少，并常斋戒。他的继任人，即其传记作者，西奥多·贝兹（Théodore de Bèze）说：“说来真奇怪，这么文弱的人，却能挑这么沉重的担子！”

回日内瓦后第一桩大事，就是建立新的教会。他建议小议会，指定5位教士和6位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领导草拟一本《宗教法典》（Ordonnances Ecclésiastiques）。法典拟定后，1542年1月2日，由大议会核准施行。这本法典的主要内容，至今仍为欧美新教长老教会所接受。根据该法典，牧师职务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日内瓦牧师组成“牧师团”（The Venerable Company），负责管理教会和训练预备牧师。若无牧师团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日内瓦传道。任何人想在日内瓦传道，除获牧师团许可外，尚需经由市议会和会众的同意。主教团和主教在日内瓦传道则列为禁例。日内瓦新教士阶级在加尔文的领导下，尽管他们不像过去天主教教士那么渴求权势，尽管他们放弃出任官职，但很快便变得非常强大——其强大甚至超过古代以色列的教士阶级。基督教国家的根本大法，加尔文这样规定，就是《圣经》，《圣经》的诠释者就是教士，政府应切实遵照《圣经》办事，遇有滞碍之处，应听取教士的解释。对于这点，议会中的非教职人士虽未尽表赞同，但权衡其对社会秩序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也暂不加反对。25年中，日内瓦的商人寡头政治，似乎完全受到以神权政治为标榜的教士阶级的支配。

在日内瓦，教士的权力由长老法庭（Consistory）或长老会（Presbytery）行使。长老会是由议会推举的牧师5人、长老12人组成。因为牧师是终身制，长老一年改选一次，长老法庭的大权，实际还是掌握在牧师手中。长老会可做之事甚多，如聚众礼拜、调查言行、家庭访问、询问罪犯、赦免或将罪犯驱逐出教、对驱逐出教者借议会之力将之驱逐出境等。在日内瓦，加尔文是长老会主席。自1541年至他去世（1564年），他的话在当地简直是金科玉律。加尔文能具有这样的权势，可以说与法律和力量无关，全是其个人意志和人格的结果。坚定的信仰与对工作的献身，是其众望所归的两大条件。教会对国家的胜利，若希尔德布兰特有知，相信也会感到高兴。

大权在握，教士阶级便拟定人民应遵守的宗教规则。“全家，除留一两个人照顾孩子和牲畜外，均应参加主日礼拜。非礼拜日遇有布道，凡能参加者均应参加。”（加尔文一礼拜布道三四次。）“礼拜迟到者，应予警告。警告不听，应罚3个苏。”任谁也不得以信仰其他宗教为理由，拒不参加新教礼拜。这点，剥夺个人信仰自由，加尔文比任何教皇都做得彻底。这位伟大的新教立法者，对新教萌芽时主张的，信仰应基于个人判断的原则，已视如敝屣。他亲见新教宗派林立，这也许就是他抛弃这一原则的原因。日内瓦只容许一个宗派存在，日内瓦人除信仰这一宗派外不许有别的信仰。任何人，如经常不做礼拜或拒绝接受圣礼，便属大逆不道、异端，不但亵渎上帝，而且背叛国家，这种人应予处死。惩治异端的观念是天主教发明的；现在，天主教徒在这里变成了应受惩治的对象。1542年至1564年，因触犯新教规定而被处死者58人、放逐者76人。在日内瓦和在其他地区一样，巫蛊必处死刑。某一年中，由长老法庭动议，处14人以火刑。他们的罪是行巫蛊使撒旦降瘟疫于日内瓦。

在长老法庭看来，宗教与道德是一体两面。宗教的目的，是使人养成善良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必循宗教的轨道前进。加尔文自己俭朴而严肃，其理想就是按其神学理论，建立一个模范社会。这个社会，秩序井然道德高尚，足令崇尚骄奢淫逸的罗马天主教徒望之深感惶愧。纪律训练是培养高尚人格的主要途径。因为一个人的私欲唯有借纪律训练才可克制。教士除言教之外，尚应着重身教。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但须戒绝打猎、赌博、宴会、交际及其他世俗上的享乐。每一个传教士，每年应由其上级传教士，就各方面，特别是在道德方面，至少严加考核一次。

对信徒行为的考察，订有家庭访问制度：长老对其所属地区，每年对每一个家庭至少应做一次访问。借此访问，长老即可充分了解每个家庭各方面的状况。长老会与议会对下列事项，如赌博、牌戏、不敬神明、酗酒、上酒家、跳舞（特别是在跳舞时接吻拥抱）、唱淫荡或非宗教歌曲、豪华宴会、生活奢侈、穿着华丽等，均严加禁止。按当时的法律，对衣服的颜色长短，对酒席的菜肴多寡，均有详细规定。戴珠宝首饰是奢侈行为。一位女性因梳高髻曾受监禁。演戏最初规定以宣扬宗教者为限，但其后，甚至连宗教戏也不准演。儿童名字禁取天主教圣徒之名，至于取《旧约》人物之名，则受到鼓励。一位顽固的爸爸，因为给孩子取名克劳德，而不肯取名亚伯拉罕，被抓去关了4天。新闻检查比天主教的做法变本加厉。1560年更进一步规定，查禁邪教和不道德书刊。稍后，就连蒙田的《论文集》、卢梭的《爱弥儿》（Émile），也在查禁之列。言谈中对加尔文或其他教士表示不敬，也算犯罪。对以上法规，初犯，申戒；再犯，罚金；累戒不悛，就要被监禁或充军。私通有夫之妇者，或充军，或溺毙。通奸、亵渎神明、偶像崇拜，均予处死。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孩子因殴打父母，曾受杀头处分。1558年至1559年，因犯不道德之罪而被起诉者为414人。1542年至1546年，充军者76人，处死者58人——当时日内瓦的总人口为2万人。16世纪的日内瓦，和其他地区一样，严刑逼供是求取罪证的常用手段。

加尔文所订的法规，除宗教外还涉及教育、社会及经济生活等方面。他办了一所学院和若干所学校。重金礼聘西欧各地学者前来任教。校中所教，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神学。学生毕业，授以牧师资格，派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亚洲去传《福音书》。1555年至1566年的11年间，由日内瓦派到法国去传《福音书》的牧师，人数达161人。不少人在殉道时，曾高唱胡格诺赞美歌。在加尔文看来，阶级的划分是自然的。因此他的立法，除规定各阶级的活动界线外，还以不同的服饰来表示官阶和尊严。在社会上，他希望人人谨守岗位，各尽其职而不怨天尤人。禁止乞讨，对穷人不重施舍，而重计划周详的社区救济。

加尔文教派视勤劳节约为神圣，可说正适合当时新兴的新教工商业者的胃口。不过，如说加尔文教派的兴起，对工商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则不切实际。因为日内瓦未受加尔文的影响前，资本主义已在天主教的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广泛发展。加尔文反对任何个人主义，无论其为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或道德上的。在加尔文看来，社会单位不是具有自由的个人（路德的改革以此为起点），而是城市国家的自治村镇。个人必须服从法令规章。“基督社会的成员，”他说，“不应将其天赋作为私用，应以之造福人群。凡行百事，应以团体利益为先。”他不赞成囤积居奇，对贪得无厌和无情榨取，更深表厌恶。与某些中世纪末的天主教学者一样，他虽承认贷款可以取息，但认为利息不能超过5％。他极力提倡富人自动以无息贷款借给国家或个人。经过他的批准，长老法庭对垄断、独占及放高利贷者曾予以打击。他令食物商、布商和医生按公定价格营业。对欺骗顾客的商人，大秤小斗，长尺短尺，或予申斥，或予罚款。有一段时间，日内瓦颇具集体色彩；牧师团曾经营银行和工商业。

从这些限制，我们便知加尔文教派与工商业者之间是有冲突暗流的。显然，加尔文的做法如阻碍日内瓦工商业发展，则加尔文便不能长期保有领导地位。为了适应新情势，加尔文曾不断做自我修正。他准许利息升至10％，他建议国家贷款发展私营企业。日内瓦的织造业和缫丝业，就是因国家贷款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派因能适应现代经济之发展，在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受欢迎。加尔文教派掌握着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发展，它也跟着发展。

加尔文统治的结果如何？实行这种统治，可说相当困难。因为，有史以来对一个城市在道德上要求这么严格是罕见的。最初不少人起来反对。反对者的声势，几乎达到公开叛乱的程度。但赞成者的人数，并不亚于反对者。尤其是赞成者中多为具有影响力的市民，而他们所喊的口号，维护道德秩序，又极动听，因此，终于把反对者压了下去。加尔文统治的巩固，还有几个因素：第一，法国及其他地区新教徒的移入；第二，实验地区不大——仅限于日内瓦及其腹地；第三，日内瓦人有外敌如萨伏依、意大利、法国及神圣罗马皇帝等入侵的恐惧。大体上说，加尔文的统治是成功的。以下是一位目击者，由意大利逃往日内瓦寻求庇护的新教徒伯纳迪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的报告：

咒骂、亵渎神明、不贞、私通及种种生活上的缺点，在其他地方视为家常便饭的怪事，这里通通没有。这里，一无男宠，二无妓女。人们衣着朴素，甚至不知胭脂为何物。赌博非常罕见。慈善事业办得很好，街上看不见一个乞丐。人人互相劝勉，有如弟兄手足。法庭已忘了何谓诉讼，因为这里处处祥和，根本没有渎职、谋杀及党派纷争等事件。不过，在这你想找风琴、找钟、听流行歌曲、看燃烛礼拜，你便会感到失望。因为这里不但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也没有所谓圣物、圣画、圣像、华盖、圣袍。这里的教堂只见一片庄严肃穆，根本没有偶像崇拜。

不过，查日内瓦这一时期的议会档案，其画面与伯纳迪诺·奥基诺报告的文字略有出入。档案显示，这里的私生子、弃婴、强迫婚姻及死刑案件的数目，比例也相当高。加尔文的女婿和女儿，居然有丢人的通奸记录。但迟至1610年，瓦伦廷·安德烈（Valentin Andreae），一位路德派牧师，自符登堡写来的信，对日内瓦仍赞美得无以复加：

回忆我在日内瓦观察到的许多伟大事物，我想我会内心艳羡毕生难忘。日内瓦不但制度极佳，而且法规完善。日内瓦市民行为的高尚，得力于每周一次的调查与检讨。他们调查检讨，认真到芝麻绿豆的过失都不放过……由于连咒骂、赌博、奢侈、吵架、忌恨、欺诈等过错都不准犯，大罪当然更不会发生了。基督教文化还有什么比高尚的道德更动人？我们（德国人）当为道德沦丧而悲泣。如果不是在信仰上稍有差异，我想我会永远留在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性格与其神学相和谐。日内瓦大学图书馆油画肖像中的加尔文，是一位严肃而忧郁的神秘主义者。面容苍白，皮肤黧黑，胡子少，额头高，除目光锐利而残忍外，并无任何惊人之处。加尔文矮小瘦弱，看起来不像一个掌权的人物。但撇开文弱的外貌，而考察其心灵和意志，我们将发现他不同凡响。他的心灵，精巧专一；他的意志，百折不挠。加尔文之所以掌权，也许与其坚强的意志有关。智力得天独厚，因而有新教神学的“阿奎那”之称。加尔文博闻强记，所记精确无比。他不信占星学，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也听不进去。他对发生在地球上的许多现象，和路德一样，其解释是魔鬼作怪。他有点腼腆，但腼腆之后，却藏着过人的勇气；他有点怕羞，但怕羞之后，却藏着一分骄矜。他对神极其谦卑，对人有时却极自大。他对批评非常敏感，对任何敌对意见，立即做出回击。一则由于疾病缠身，再则由于工作太累，他常常大发脾气骂人。一次，他对布塞尔说，“脾气如野马”，驾驭真难。他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幽默感和审美观念。如果他具有幽默感，也许他便不会这么自信；如果他有审美观念，也许便会产生一些宗教艺术。不过，他对生活并非毫无兴致。他勉励他的信徒常保心情愉快。他说，凡属无害的游戏，如保龄球、掷铁圈都可玩，有时逢场作戏，也可喝一两杯酒。他对朋友亲切和善，对敌人则毫不留情。伺候他的人都怕他，但了解他的人都爱他。在性生活方面毫无缺陷。加尔文生活俭朴，饮食不多，并常斋戒。他一天睡眠约6小时，除睡眠之外就是工作。他从不休假，他的说法是，为了侍奉神任何时间都应工作。为了救济穷人，他不惜到处募捐，但谈到提高其个人的薪俸，他却坚决反对。“好个异端！”教皇庇护四世提到加尔文时曾这样说，“只爱工作不爱金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像这样的人，当然会招人忌妒。加尔文对仇敌也从不放松。对骂人他也有一手。他把反对他的人比作猪、狗、笨驴，他骂他们是贱种、白痴、臭畜生，在这方面，这位对拉丁文修养有素的学者，并不比粗犷辛辣的路德为弱。一天，加尔文正在圣彼得大教堂讲道，一位来自法国的还俗修道士进来打岔。他公然宣称预定论亵渎上帝。加尔文除引经据典和他辩论外，最后还令警察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还俗修道士，叫杰罗姆·波列塞克（Jerome Bolsec）。长老法庭指控波列塞克为异端，议会也同意把他处死。正在这个关头，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的神学家发言了。他们为波列塞克求情。伯恩的人说，处理人类了解范围之外的问题，应力求慎重——此为当时文学界的一种新观点。布林格提醒加尔文：“你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所倡的预定论，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这里的人一大半观点均与波列塞克差不多。”在舆论指责下，加尔文让步了。波列塞克由死刑改为驱逐出境。1551年，波列塞克回到法国后重信天主教。

加尔文与人冲突中，最重要的，是他和约阿希姆·威斯特伐（Joachim Westphal）的争辩。威斯特伐是汉堡路德派一个牧师。他宣称，茨温利及加尔文基督精神圣餐说，是“魔鬼的理论”，并主张对瑞士宗教改革者，不但应予口诛笔伐，而且应予明正典刑（1552年）。加尔文针锋相对地予以臭骂，因为骂得太过火，以致他阵营里的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神学家都不肯在抗议书上签字。虽然他们不签字，他还是把抗议书发了。威斯特伐及路德派的其他神学家又予以回骂。加尔文再度抗议，称这批人为“路德之猴”（apes of Luther）。加尔文抗辩非常有力，赢得了许多原属路德教派地区，如勃兰登堡、巴拉丁奈特领地及胡斯、不来梅、安哈尔特及巴登等部分的赞许。这次争辩，假定不是梅兰希顿装聋作哑（他内心是同意加尔文的）和路德所遗的威望，德国北部的路德派地区可能也会倒向加尔文一边。

加尔文又面临反左派斗争的烦恼。左派分子最近始在瑞士抬头，其根源为意大利反改革者。凯里乌斯·斯肯杜斯·库里奥（Caelius Secundus Curio）曾执教于洛桑和巴塞尔。他宣称，被上帝拣选者——包括许许多多异教徒在内——为数远较受谴者为多。使加尔文大感惊异。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是意大利某法学权威之子，定居于苏黎世，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希伯来文，对《圣经》有独到研究。据他看来，所谓三位一体、预定论、原罪及赎罪之说均不可信。他直接向加尔文提出他的看法。加尔文尽管对他详加解说，他仍不心服。不过，他答应不公开发表意见。可是后来，由于反对加尔文将塞尔维特处死，他便打破缄默了。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他是毅然决然站在少数主张宗教宽容者一边的一个。在政教合一的国度，与加尔文冲突得最厉害的，当属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这两种人过去主张放逐加尔文，现在也不欢迎他回来。爱国者讨厌加尔文，因为他是法国人。他们因为讨厌他，也讨厌他的法籍支持者。对加尔文，他们称之为“该隐”，把他们所养的狗命名为加尔文。他们曾在大庭广众中侮辱加尔文，据说，一天晚上加尔文住宅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50多次枪声，就是他们放的。自由分子相信一种泛神教，在其教义里，没有魔鬼，没有天使，没有伊甸园，没有赎罪，没有《圣经》，没有教皇。那瓦拉之后，玛格丽特是自由分子的支持者。她常自其涅拉克的宫中，对加尔文迫害自由分子加以指责。

1547年6月27日，加尔文在其讲坛上发现一张传单：

伪君子！你和你的同党别再白费心机了。如果你不快滚，你将后悔莫及。因为你将发现没有人会支持你，而有人要打倒你……人们受够了你的压迫，他们要报复……当心吧，人们将像对付维勒般对付你（维勒已给宰了）……我们再不愿要这么多主子……

自由分子领导者之一，雅各·格吕埃（Jacques Gruet），因涉嫌撰写这张传单被捕。找不到罪证，由于过去他有过反加尔文的言论，及在他房中发现有骂加尔文为“骄傲野心的伪君子”、“荒谬的《圣经》、宣传者”、“缺德的家伙”等字句，由此推断是他。一天拷打两次，连续拷打了30天，最后他才招供——所招之供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他招供传单是他贴的；他和法国特务准备推翻加尔文，夺取日内瓦政权。7月26日，他被绑上火刑架，人已半死不活，脚上钉了钉子，头被砍了下来。

情势越来越紧张。1547年12月16日，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武装向大议会请愿，要求终止长老法庭对日内瓦人的迫害。暴乱眼看不可收拾，加尔文毅然亲自去见暴乱领袖。他拍拍胸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流血，来吧！这儿有血可流。”暴乱领袖一律拔剑在手，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发难。加尔文于是向暴众致辞，他的言词无比谦和，最后，大家心平气和地散去。这次，虽然化干戈为玉帛，但他的信心似乎动摇了。12月17日，他在致维雷的信中说：“使我们教会永久存在的希望，我看已经不大。至少，在我领导下的这部分是如此。因为，除非上帝伸出其万能之手，否则我的权威已经动摇。”可是，就在这时，爱国志士和自由分子，因内讧而告分裂。这项分裂——持续到塞尔维特的受审——使加尔文得以安渡难关。

加尔文的死敌（1511—1553）

米居尔·塞尔维特生于维拉诺瓦（Villanova）一个声望显赫的家庭。他生长的时代，西班牙已不再歧视伊拉斯谟的作品。犹太人和伊斯兰教的文学对他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他读过《古兰经》，也读过犹太人的经典。他看过闪米特人对基督教（包括对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及对玛利亚与诸圣徒祈祷）的种种批评，而且深具印象。路德说他是“莫尔人”。在图卢兹研读法学时，他初次接触到一部完整的《圣经》。他发誓，他要读“1000遍”。他对《启示录》深感兴趣。胡安·昆塔那（Juan de Quintana），查理五世的忏悔教师，很器重他，把他带到博洛尼亚和奥格斯堡（1530年）。在这些地方，他接触到新教并对之产生好感。他在巴塞尔见到奥科兰帕迪乌斯，在斯特拉斯堡见到卡皮托及布塞尔。可是，他们认为他的思想太近乎异端，并不欢迎他。

1531年至1532年，他以拉丁文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论三位一体说的谬误》的第一、二册。这本书，就文字而言，足以使加尔文发笑，但就内容而言，其所包罗《圣经》知识之丰富，使加尔文对这个20岁的年轻小伙子不敢轻视。在塞尔维特看来，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一个具有天父智慧的人。从这个观点出发，说耶稣是圣子是对的，但他并不等于圣父。“圣父以先知的名义派出圣子”。塞尔维特继而采取闪米特人三位一体论的观点，“所有视三位一体为上帝本质的人都是三位异体论者”。这些人，他说，也就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否认了上帝的唯一性。为了缓和这一极端理论，塞尔维特指基督为“世界之光”（Light of the World）。不过，他给大家的印象是，这世界之光被他给熄灭了。火上加油的一点，他说，再洗礼教徒是对的，洗礼只应适应于成人。奥科兰帕迪乌斯和布塞尔公开谴责他，他害怕了，便从瑞士逃向法国（1532年）。

7月17日，图卢兹宗教裁判所下令抓他，他先考虑去美洲，后又决定住在巴黎。在巴黎，他化名为米修·维隆那伏（Michel de Villeneuve），潜心研究数学、地理、天文、医学。兴之所至，有时还研究占星学。维塞里在学解剖学时，和他同班。他俩均曾获老师嘉许。塞尔维特曾和医学院院长发生争执，学校对他的考评是浮躁、冲动、骄傲。1534年，他向加尔文提出辩论挑战，可是临到约定之日，在指定地点却找不到他的踪影。科普演讲及异端传单事件发生，使他和加尔文一样，离开了巴黎。在里昂，他编了一本托勒密的《地理学》（Geography）。1540年，他移居维埃纳（Vienne）（里昂南16英里）。他在这儿行医研究，一直住到晚年。里昂的出版家从许多学者中看中了他，请他编辑桑蒂·帕格尼尼（Santes Pagnini）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他对这本《圣经》费时3年编成6卷。在《以赛亚》7：14注中，哲隆的说明是“童女怀孕”。塞尔维特解释说，按希伯来文的原意，并非指“童女”而指“少妇”。他还说，这项预言指的不是玛利亚，而是希西家（Hezekiah）的妻子。从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旧约》中一些似含预言的章节，所指的都只是那时的人与事。这样一说，使新旧两教均感狼狈。

塞尔维特何时发现肺的血液循环——血液从右心腔，沿肺动脉至肺，由空气加以净化，然后经由肺静脉，而回左心腔——已不可考。目前我们仅知，这项发现，他于1553年列于他的最后著述《再论基督教原理》（The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他把这项发现和神学论拉上关系，原因是：作为人体主要因素的血液，应较心或脑更适于成为灵魂的圣殿。塞尔维特的这项发现，论者以为较1553年为早，因他的《再论基督教原理》于1546年即完成。因为这一年，他曾将本书手稿寄给加尔文。

《再论基督教原理》这个书名，对已写过一本《基督教原理》一书的人来说，显然是一项挑战。加之书中对预定论，即上帝不管人的功过，一律送入地狱这一点，特指为不近情理亵渎上帝。这对于加尔文而言，显然就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依塞尔维特的说法，凡不自作孽者，上帝必不加罚。信固可贵，爱更可贵，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加尔文的想法是，寄给他一本《基督教原理》，就可使他哑口无言。但想不到，他把原书做了许多不客气的批注退回来了。这还不算，紧接着又寄来一连串充满轻蔑语调的信件。1546年2月13日，加尔文写给法雷尔的信中说：“塞尔维特寄给我一大堆胡说八道的信。他说，如果我同意，他要到这儿来和我辩论。我当然不让他来，因为他来对我非常不利。他如果真来，我决不让他活着离开。”塞尔维特对加尔文拒不作回复感到非常愤怒。1547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日内瓦的一位牧师艾伯尔·波品（Abel Poupin）：

你们所信的教义，根本没有上帝、没有真理、没有善行。你们把上帝换成了个三头狗（“Cerberus”），你们把真理说成了充满宿命意味的梦……你们把人当成了不会思想的机械，你们把上帝变成了专门奴役人类的妖怪……你们忍心给世人关闭了天国之门……可悲呀！可悲呀！可悲呀！这是我给你们写的第三封信。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我也不再多言了。对这场斗争，我米迦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基督就要来了，他的来临也许就在明天。

塞尔维特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有点不正常。比较起来，他更显得神经兮兮。他宣称世界末日快到了。他，就是天使长。他的米迦勒之名，就是根据大天使之名取的。作为大天使的他，要从事一场反教皇、反日内瓦基督徒的圣战。他还预言他将为此圣战而牺牲。《再论基督教原理》就是开启此一圣战的战书。这部书在出版上相当困难。巴塞尔的出版商看到这部书便怕得躲开了。1553年1月3日，这部书算是印出来了，印刷地点是维埃纳，出版商是巴尔萨泽克·阿诺伊雷特（Balthasar Arnouillet）和纪尧姆·格埃罗特（Guillaume Guéroult），付印采取秘密方式。书印成后，出版者姓名、出版地点均告阙如。作者姓名，所署仅“MSV”三个字母。塞尔维特印这本书，自己出钱，自己校对，自己毁掉原底稿。全书计达734页，书中附有《论三位一体说的谬误》的修正本，及他写给加尔文的30封信。

所印的1000本书中，部分运到了日内瓦的一家书店。一本流入纪尧姆·特里（Guillaume Trie）之手。特里是加尔文的朋友。从那30封信中，加尔文一眼就看出MSV就是塞尔维特——维拉诺瓦的米迦勒·塞尔维特。1553年2月26日，特里写了一封信给他里昂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安托万·阿尔内（Antoine Arneys）。他说，他奇怪为什么红衣主教弗朗索瓦·图尔农（Françsois de Tournon）竟让这么一本书在他的教区之内出版。特里怎么知道出版地点的？显然是加尔文告诉他的。因加尔文知道塞尔维特不住在里昂，就住在维埃纳。

阿尔内把这件事，报告给里昂宗教法庭法官马蒂亚斯·奥里（Matthias Ory），并通知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令维埃纳的副总督莫吉隆（Maugiron）调查。3月16日，莫吉隆把塞尔维特叫到了他的官邸。既然事前湮灭了一切罪证，塞尔维特于是对著书一事矢口否认。阿尔内向特里搜集塞尔维特的进一步罪证。特里向加尔文要了几封塞尔维特写给他的信寄到里昂。这些信，和书中所发表的正相吻合。4月4日，塞尔维特被捕。3天后，他从被囚之处越墙逃出。6月17日，里昂地方法院对他做缺席宣判。判决说，等抓到之后，就要把他活活烧死。

塞尔维特在法国躲躲藏藏混了3个月。最后，决定到那不勒斯寻求庇护。从法国到那不勒斯，取道日内瓦。不知道为何，他竟在日内瓦待了一个多月。在日内瓦，他用的是化名。在此期间，他经常在打听赴苏黎世的交通工具。8月13日，一个礼拜天，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他居然去教堂做礼拜。有人认出了他，同时密报加尔文。加尔文一声令下，便把他逮捕。1553年9月9日，加尔文曾发表一项文件解释他这次行动：“教皇歌颂的，只知道在保卫其迷信时流无辜者的血，可是一旦要维护真理，他们便畏缩不前了。”对处理塞尔维特一事，加尔文表现得很毒辣，但小议会更毒辣。依法，塞尔维特非日内瓦公民，他们最多只能把他驱逐出境。可是，他们觉得那样做不甘心。

塞尔维特被囚在从前主教所住之处——这里现已改为监狱。在囚室里，除跳蚤外，没有受到其他的虐待。也准许他持有纸笔，可以买想买的书。加尔文还特别借了几本前期基督教教父的书给他看。案件审理进行了两月之久。起诉书由加尔文亲自起草。一共起诉38条，条条都引有可以视为罪证的话。其中一条为，他相信斯特拉博而不相信《圣经》的话，说犹地亚是不毛之地，而非处处流着牛奶与蜜之地。起诉的重点为，塞尔维特不信三位一体及婴儿洗礼。自然“诋毁加尔文及其所创的日内瓦教会福音经义”，也变成了他的罪状之一。8月17日和21日开庭审理，加尔文亲自做原告，塞尔维特自行辩护。他辩护得很大胆，甚至提到“泛神论”。为了对付塞尔维特，此前冰炭不相容的新旧教竟与加尔文携手合作。日内瓦新教议会破例致函维埃纳天主教法官，请其提供他们对塞尔维特的指控。在指控中，连性方面也提到了，说他在性方面不道德。塞尔维特的答辩是，我患阳痿，这是长期患脱肠的结果。由于阳痿，他因此连结婚的念头都没有。他被指控在维埃纳曾参与弥撒。对这项指控的答辩是，若不参与弥撒，当地教会便会将他置于死地。他抗议法庭在审理方面，超越了审理异端的权限。他坚称，他没有煽惑暴动的意图和事实，因此也没有触犯日内瓦的法律。他请求法庭，准他找一位精通日内瓦法律的律师为他辩护。但以上的抗议和请求都给驳回了。法国宗教法庭派代表到日内瓦，要求将他引渡回法，执行其已判之罪，但塞尔维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请求不要将他引渡。这项请求获得了许可，但跟着许可的是，他们对他处刑之重，并不亚于法国宗教法庭。

9月1日，加尔文的两位政敌，艾米·培林（Ami Perrin）和菲利伯特·贝尔特利埃（Philibert Berthelier），获准参与法庭的审判。他们与加尔文争辩虽无结果，但请求对塞尔维特的处理应征询瑞士其他各地新教教会意见，这一建议获得议会的采纳。9月2日，加尔文对日内瓦的领导权，再度受到爱国志士和自由分子的挑战。反对者有意营救塞尔维特的举动，反而促成加尔文置其于死地的决心。不过，他必须应付首席检察官克劳德·里各特（Claude Rigot），因为他是一个自由分子。

9月3日，塞尔维特呈了一份答辩书给议会，针对加尔文告他的38条罪名提出答辩。对每一条，他都引经据典地加以辩驳。他指责加尔文左右这项审判，他骂他是西蒙·麦格斯（Simon Magus）——一位罪犯和杀人者——的门徒。加尔文针对答辩书又写了一份长达23页的答辩书，并把它送给塞尔维特看。看后，他转给议会时，答辩书边上竟注满了“说谎者”、“骗子”、“伪君子”、“卑鄙的家伙”等字样。一个多月囚禁，长期精神紧张，显然塞尔维特已失去其自我控制的能力。加尔文这时的心情也不好，在做审理报告时，提到塞尔维特，他总是用“臭猪”、“强盗”来代替，提到塞尔维特的话，他总是批上“胡说”等字。塞尔维特向议会请求严办加尔文，他指控加尔文为“基督真理的压迫者”，应予以“彻底消灭”。他请求，在没收加尔文财产时，应提出一部分作为对其所施迫害的赔偿。显然，对这项请求，议会只能付之一笑。

10月18日，瑞士各教会对处理塞尔维特的意见书提出来了。大家都说该办，但没一个人说该杀。10月25日，培林为营救塞尔维特想做最后努力——动议将本案提交由两百人组成的大议会重审。但是，他的动议被打消了。小议会26人一致决议，基于两项异端，把塞尔维特处死。这两项异端是：唯一神论和反对婴儿洗礼。据加尔文说，塞尔维特听到这项宣判，“他疯狂地号叫，同时……一面捶胸，一面以西班牙语大喊‘给我把短剑！’”他请求和加尔文面谈。他要求加尔文免他一死。加尔文答应他的仅是，如果他宣布放弃异端，他可给他做最后忏悔。塞尔维特知道求生无望，于是要求以杀头代火刑。加尔文对此有意答应，但法雷尔说不可，因为那未免太宽大了。最后，议会票决，塞尔维特应活活烧死。1553年10月27日清晨，火刑在日内瓦南的尚贝尔（Champel）山上执行。押赴刑场途中，法雷尔一再要求塞尔维特认罪，但据法雷尔记载，“这个该死的家伙”回答：“我无罪可认，你们不该杀我。”最后，他还祈祷上帝赦免置他于死之人的罪。他被铁链拴在火柱上，他最后写的书放在他旁边。火焰烧着他的脸时，他痛苦呼号。他被烧了足足半小时，方告气绝。 [1]

[1] 1903年，有人在尚贝尔山顶，为塞尔维特立了块纪念碑者，名列于首的，即日内瓦的新教长老会。

对容忍的呼吁

新教旧教联合批准了这个判决。维埃纳的宗教法庭为了杀一儆百，曾焚烧塞尔维特肖像。梅兰希顿在致加尔文和布林格的书信中说，对此“亵渎神明者的处罚”，让“我们共同感谢上帝”。并说，这次火刑，足为“后世垂诫”。布塞尔在斯特拉斯堡传道时称，塞尔维特之罪，火刑太轻了，应开膛剖肚五马分尸。布林格算是厚道者，也主张对这类亵渎神明者处以死刑。

不过，即使在加尔文时代，也有为塞尔维特叫屈的。一位西西里作家写了一首长诗，名为《塞尔维特之火刑的不平》（De Iniusto Serveti Incendio）。巴塞尔的大卫·约里斯（David Joris），一位再洗礼教徒，利用假名对这次死刑的执行发表了一篇抗议书——在他死后，才认出是他写的；本来已埋了，现在又掘出他的尸体当众焚毁（1566年）。加尔文的政敌对塞尔维特的处理，自然感到不满。有些加尔文的朋友说，法国天主教大量处死新教徒，即受到这次判决的鼓励。诸如此类的批评，可能所在多有，也许这就是加尔文于1554年2月，发表《驳米迦勒·塞尔维特的乖谬的正统三位一体信仰》（“Defensio Orthodoxae Fidei de Sacra Trinitate Contra Prodigiosos Errores Michaelis Serveti”）一文的原因。他说，假定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圣经》就是真理。《圣经》既是真理，反对它就等于反对上帝。反对上帝的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敌人。须知反对《圣经》，其罪比谋杀还大。因为谋杀伤害的，仅仅是人的身体，而反对《圣经》，伤害的是人的灵魂。为了防止人类灵魂永坠地狱，政府即非严惩异端不可（这种理论纯是天主教观点）。更有甚者，他又说，上帝对处死异端，有着极明确的训示。任何城市，假定背弃真理，你们都可用剑将它击灭，就是上帝说的。加尔文在上文中，引了《申命记》（13：5—15，17：2—5）、《出埃及记》（22：20）、《利未记》（24：16）。他雄辩滔滔地说：

凡属认为我们对异端和亵渎神明者处置不当的人，显然，已使自己成为异端及亵渎神明者的共犯……我们有权严惩异端，可以说是无可置疑的。上帝诫命，清楚明白，他交付教会的律法，必当垂诸久远。上帝要求我们严惩异端，如果我们对此有所迟疑，那就表示我们对上帝不敬。对上帝不敬，谈侍奉上帝也就变成了空话。因此，任何人一旦犯了异端之罪，为了荣耀上帝，即使至亲，也应绳之以法。

加尔文在结论时，对情节轻微、基于愚昧或心神丧失之异端虽主张宽大处理，但一般而言，他对老师圣保罗的话谨守不渝。事实上，他比保罗厉害，因为他拒绝保罗的在必要时能以新法代旧法的原则。说真的，加尔文建立起来的神权政治，如果容许大家自由发言，相信很快就有崩溃之虞。

不过，不管怎么样，伊拉斯谟的容忍精神一天天在潜滋暗长。容忍精神的发生在于不固执。伊拉斯谟之所以容忍，原因就是他从不自以为是。路德与梅兰希顿本来主张容忍，但因后来自以为是，由容忍而变成残酷。加尔文由于特别早熟，20多岁即以真理创造者自居，真理既属他所有，自然就谈不上容忍了。容忍精神的鼓吹来自一群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研究古典思想，发现历代均存在着残酷的思想斗争。他们仔细检讨这类思想斗争，发现一切思想除自以为是者外均无所谓绝对真理。他们于是说，在神学和哲学上，所谓绝对真理是没有的。既无所谓绝对真理，哲学与神学家何苦自相残杀？

人文学者中，在加尔文统治下，敢于明目张胆强调容忍的，就是一度为加尔文之友的塞巴斯提安·卡斯蒂略（Sebastian Castellio）。卡斯蒂略1515年生于法国的侏罗，精于拉丁、希腊及希伯来三种语言。他在里昂教过一阵子希腊文，徙居斯特拉斯堡，与加尔文相识。及加尔文掌权，便聘他为日内瓦拉丁文学校的校长（1541年）。在任内，他开始以西塞罗式拉丁文翻译《圣经》。卡斯蒂略虽对加尔文的人格很欣赏，却讨厌他的理论和作风——预定论及对人类心灵肉体之控制。1544年，他检举日内瓦牧师的偏执、淫荡及酗酒等行为。加尔文送请议会调查，调查结果，说检举纯属乌有。检举不实反坐诬告，1544年被驱逐出境。被逐出境后9年中，他的生活极为穷困。他有一大家人要养，只好日夜不停地工作。1551年，他把拉丁文《圣经》译完了。译书工作译出了趣味，于是，接着又将《圣经》从《创世记》第1章第1节起译成法文。1553年，巴塞尔大学聘他为希腊语教职，至此，其生活始渐改善。卡斯蒂略同情唯一神教徒，希望塞尔维特能获自由。他听到加尔文要杀塞尔维特时，他感到非常震惊。1554年3月，他和凯里乌斯·库里奥以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异端可杀乎？》，在论宽容上，这是现代数得着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中引文占了大部分。库里奥将所有基督徒名流，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哲罗姆、伊拉斯谟、早期的路德，甚至加尔文，对宽容的言论，通通收集排列在一起。卡斯蒂略则在文头文尾发表他的议论。几百年来，他指出，人们对自由意志、预定论、天堂地狱、基督和三位一体，及诸如此类的题目争辩不已，但争来争去迄无定论。也许，所谓定论，永远都无法得出。这些争论对人类是否有益？否，人类最需要的，是把基督精神灌输到日常生活中。照顾穷人，照顾病患，爱我们的邻居，甚至爱我们的敌人。在他看来，无论新教，无论旧教，乃至无论任何宗派，一旦掌握实权，便将其所信视为绝对真理，并强迫大家跟着他信，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会导致一种结果，一个人在此一市镇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徒，在彼一市镇就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异端。人们从此一市镇移居彼一市镇，便非改教不可。这样一来，所谓信仰和持有的钱币何异？大家想一想，基督可曾规定提倡成人洗礼者应活活被烧死？摩西异端处死的律法，基督已予以废止。这种废止是对的，因为这是以仁易暴。我们（卡斯蒂略）认为，假定有人否认来世，同时不接受宗教所订之法，执政者最多禁止他说话。但绝不应将他置于死地。再说，以杀来压制信仰是徒劳的。烈士成仁，其思想的扩散更快。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他在结论中说，昔日反对宗教法庭恐怖之人，一朝得势，竟袭宗教法庭的旧制，以之残害其他人。许人以黎明者，带来的竟是黑暗，人的观念变换得为什么这样快？

加尔文判断这篇文章出于卡斯蒂略之手。这是一篇需要答复的文章，不过他不愿用自己的名义答复，他把答复的责任托付给他最杰出的门徒西奥多·贝兹。西奥多出生于韦兹莱（Vézelay）贵族家庭，在奥尔良和布尔日学法律。毕业后，在巴黎做律师。由于有钱并能以拉丁文作诗，他颇获女性青睐。经过一段时间的放荡生活之后，他终于结婚。一场重病使他倾向罗耀拉所创的新教。在法国存身不住，他只好逃到日内瓦。他向加尔文投诚，借加尔文之力，得以栖身于洛桑大学教希腊语。说来真是一大讽刺，一个以异端险遭屠杀的人，现在居然执笔为屠杀异端者找理论根据。作为一位法学家，他很善于写这类文章。受加尔文之托，1554年9月，文章写成了。发表时，小书名为《论政府制裁异端之责任》（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Puniendis Libellus）。文中，他重新指出，对于一个服膺福音真理的人而言，所谓宗教上的容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福音就是《圣经》，《圣经》就是“圣道”。他说，离开上帝的话语，宗教便失去了依据。而上帝的话语，与自制、秩序、文化本不可分。须知，人性是邪恶的，如果我们强调容忍，则邪恶必会任意发展。邪恶得以发展，社会秩序便会混乱，基督教文化便会解体。因此，对于一个虔信福音的人而言，宗教应该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教才能代表真理，其他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是异端，就是邪说。不错，《新约》曾强调爱，但爱并不等于说不处分强盗及谋杀者。强盗和谋杀者都该处分，对重于强盗和谋杀者的异端该怎么办，岂非自明之理？

卡斯蒂略针对上文又写了一篇题名《驳斥加尔文的小书》（“Contra Libellum Calvini”）的文章，这篇文章却延至半个世纪后才发表。在卡斯蒂略著作中，《怀疑的艺术》（De Arte Dubitandi）是值得重视的一篇。以怀疑为追求真理的第一步，他可说是笛卡儿的先驱。在发表于1578年的一篇名为《四种问答》（“Four Dialogues”）的文章中，他曾为自由意志及《普救说》做辩护。为呼吁新旧教停止倾轧，他写过一篇题名《忠告百事荒废的法国》（“Conseilà la France Désolée”）的文章。文中说，这种倾轧足以毁灭法国，他说，“为什么不能让每个相信基督的人，照他自己所信，而非照别人所信，来侍奉上帝？”以上的言论，在当时可说均是难得听到的声音，1563年，卡斯蒂略以贫病交迫而死，死时年仅48岁。对于他的死，加尔文幸灾乐祸地说，由他的短命，即可见上帝有灵。

日落黄昏（1554—1564）

加尔文对卡斯蒂略之死，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他知道，卡斯蒂略信的是唯一神教。唯一神教，仅信上帝为唯一真神，因此，排除了三位一体说，同时也排除了基督为神的观念。相信唯一神教者，对加尔文教义便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一开始便会对基督教的最终目标表示怀疑。加尔文最怕这种异端，因为他发现，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在日内瓦为数不少。这种人，尤以从意大利前来寻求庇护的新教徒为多。在这些人看来，以预定论代变体论，简直毫无意义。至于基督乃上帝之子——这点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也是无稽之谈。帕多瓦法学教授，马泰奥·格里波弟（Matteo Gribaldi）在日内瓦附近有幢别墅。审讯塞尔维特时，格里波弟即公然批评政府介入宗教纷争的不当，并极力鼓吹信仰自由。日内瓦议会找他来训了一顿，然后把他驱逐出境。驱逐他的理由为，涉嫌信仰唯一神教（1559年）。蒂宾根大学聘格里波弟为法学教授，加尔文写信给学校当局，说格里波弟思想有问题。学校要他写张相信三位一体论保证书，他不写，愤而远走伯恩。1564年，伯恩正为瘟疫所笼罩，他到达不久，即染疫症而死。一位意大利医生，名叫乔吉奥·布兰德罗塔（Giorgio Blandrata），到日内瓦住不了几天，即被议会传讯。指控罪名为怀疑基督的神性。他怕，逃向波兰。在波兰，他发现他的想法并没有犯罪。瓦伦蒂诺·金泰尔（Valentino Gentile）从科拉布里亚（Calabria）来到日内瓦。由于公开传播唯一神教被抓起来判死刑（1557年）。在执行前，因宣称放弃其信仰而获释。他去里昂，天主教抓他，他说，他的目的是反加尔文，因此不久也被释放。他到波兰去找布兰德罗塔，住了不久又回瑞士，到伯恩被抓。伯恩政府以伪誓异端两罪，将他斩首示众（1566年）。

在为主而战的口号下，加尔文生活得简单而严肃。他靠他的声望及其徒众的拥护，君临日内瓦。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加尔文这时权势是有了，却失去了健康。他一身的病，头痛、哮喘、消化不良、结石、痛风、热症。病，使他瘦骨嶙峋，使他龇牙咧嘴。1558年至1559年，由于百病夹攻，加上几次严重的肺出血，他衰弱得站都站不起来。尽管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躺在床上，一旦精神稍稍恢复，他仍继续研究、下命令、讲道。这个时期，上下讲坛都须用椅子来抬。1564年4月25日，加尔文自立遗嘱。在遗嘱中，对他自己受上帝检选能享永恒光荣一点充满自信。4月26日，议员和行政首长亲赴病榻探病，他请求他们原谅他的脾气坏，并谆嘱他们坚持他订的一切教义。八十开外的法雷尔，这时特别从纳沙泰尔赶来与他诀别。经过很多天的痛苦，经过无数次的祷告，加尔文才获得了安息。他咽最后一口气的日子，是1564年5月27日。

加尔文的影响远较路德为大。不过，如果不是路德在前做好清宫除道工作，他的进展不会这么顺利。路德在维护其新建教会上，曾充分利用德国国家主义。这样做虽属必要，无形中却使他的教会只能在条顿族范围内打转。可是，加尔文就不然了。加尔文虽爱法国，对法国新教徒的培植无微不至，他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加尔文的祖国不是法国而是宗教。宗教以人类为范围，因此，加尔文教义也具有世界性。这就是加尔文教派，能在瑞士、法国、苏格兰、美洲立足，并能与匈牙利、波兰、德国、荷兰、英国各地的新教分庭抗礼的缘故。加尔文对新教极有贡献，组织是一项、信心是一项、自尊是一项，这三项合起来，就是加尔文教派经得起考验的原因。

加尔文逝世前一年，其门徒奥勒维努士与梅兰希顿的门徒乌希努士合作，撰写海德堡教义问答。这份问答，其后即为日耳曼的荷兰新教崇奉的经典。贝兹和布林格曾就加尔文与茨温利的理论，修订了《赫尔维希亚忏悔书第二集》（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这部集子，而后即成瑞士和法国新教的理论权威。在日内瓦，加尔文虽然逝世，但因继任者贝兹非常能干，故其教会仍能维系于不坠。不过，控制议会的工商巨子，对长老会及牧师团，基于道德立场加于他们经济发展的限制，已逐渐不予理会。贝兹在世时，工商巨子虽已不把宗教放在眼里，但提到宗教还有几分畏惧。及至1608年，贝兹一死，非宗教性事务教会即插不上手。至此，加尔文建立以宗教领导政治的局面，完全告终。18世纪，在福尔特尔哲学的影响下，加尔文传统不断蜕变，清教伦理在社会上已行不通。天主教一直没有忘记日内瓦，经过耐心和奋斗，它们终于在市内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天主教教义不是那么阴暗，伦理不是那么古板，信奉的人逐渐多起来。1954年，日内瓦人信旧教者42％，信新教者47％。新旧教虽分庭抗礼，但日内瓦最惹人注目的建筑，则为庄严华贵的“宗教改革纪念坊”。纪念坊沿公园墙壁建造，象征新教胜利，其中央矗立着许多一度最有权势的人物，如法雷尔、加尔文、贝兹、诺克斯的塑像。

加尔文神权政治奠基之时，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加尔文教派领袖走到哪里，平民教育就推广到哪里。在加尔文教徒的协助下，荷兰挣脱了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苏格兰贵族和教士之所以敢于和专横的女王对抗，主要也是因为加尔文教徒撑腰。自苏格兰同盟中，自英格兰和荷兰清教徒中，自纽西兰朝圣者中，我们都可看出加尔文斯多葛学派的色彩。这种色彩，我们甚至可从克伦威尔之心、盲诗人弥尔顿之笔及斯图亚特王室破碎的统治上得到印证。在加尔文教义的启迪下，勇敢与冷静受到鼓励。在这类人物的领导下，人们征服了新大陆。他们建立自治政府，尽力扩张教育。他们宣称，要把自由带给全人类。人们由选举牧师到选举官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会众可以自治，市镇自然也可自治。上帝拣选的神话，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历史任务完成后，加尔文教义，特别是其预定论，慢慢被人遗忘了。欧洲，自30年战争结束，英国自1642年至1689年革命告终，美国自1793年后，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在安定的社会里，人们感到骄傲的，已不是神的拣选，而是有一份正当工作及对此工作的优良表现。这时，人们观念中，安全感增加了，恐惧感减少了。为了适应这种观念，加尔文那吹胡子瞪眼睛的上帝，势必被和蔼可亲的上帝所取代。年复一年，教会对加尔文理论不断修正，最后，所有苛刻而不近情理的部分被通通丢掉了。有些神学家甚至大胆主张，一切夭折的婴儿，均可蒙救恩。一位极得人心的牧师，公然宣称：“不能上天堂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的修改是值得大家称道的。我们虽认可一切错误的思想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一个人，如果一方面歪曲上帝的形象，一方面导人类灵魂于阴森可怖之境，这个人显然不会受人喜爱。

第七章　弗朗索瓦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1515—1559）

大鼻子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弗朗索瓦一世于1494年9月12日在科尼亚克（Cognac）一株树下诞生。他的祖父是奥尔良诗人查理。在弗朗索瓦血液中，也许就有爱美爱音乐的成分。他的父亲，人称瓦尔瓦和奥尔良查理，头衔是昂古莱姆伯爵。他在弗朗索瓦3岁时死了，死前留下许多与人通奸的记录。弗朗索瓦的母亲是萨伏依的露易丝，美丽、能干，对财富和权势有野心。17岁做寡妇，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她的目的，在于设法使她的儿子成为法国国王。她获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妻子布列塔尼的安妮所生之子为死胎时，她虽感欣慰，却一点也不动声色。她知道，弗朗索瓦将来有机会继承法国王位了。路易十二封弗朗索瓦为瓦尔瓦公爵，同时指派家庭教师教他一切皇家规矩。在弗朗索瓦眼里，母亲和姐姐便是爱的偶像。她们也极力培养他，使他将来成为一位温文尔雅的国王。露易丝经常叫他“我王、我主、我的恺撒”（Mon roi，mon seigneur，mon César），讲骑士故事给他听，鼓励他当英雄豪杰。他样子帅，个性豪爽，勇敢，但不乱来。他临危不乱，有罗兰和阿玛第斯之风。 [1] 一次，一只野猪破笼而出闯进宫里，其他人都吓逃了，他却拔出剑来，勇敢地将它就地解决。

1506年，弗朗索瓦12岁，奉命与路易十二之女、7岁的克劳德订婚。路易十二一度曾将克劳德许配给后来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但为避免法国与西班牙发生婚姻关系，因此自食其言。这次悔婚，可说就是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从小到老成为生死冤家的导因。14岁时，弗朗索瓦奉命离别其母，随侍路易十二于希农（Chinon）。20岁时，与克劳德完婚。克劳德又粗又肥、又跛又笨。她最大的长处是生孩子。她给弗朗索瓦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的出生年代是1515年、1516年、1518年、1520年、1522年、1523年。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第二年她便死了。

1515年1月1日，弗朗索瓦即位。全法国人都很高兴，特别是他的母亲。一登基，他便封母亲为昂古莱姆及安茹的女公爵、缅因（Maine）和博福特两郡的领主、昂布瓦斯的女伯爵。他对母亲固好，对其他人，贵族、艺术家、诗人、侍童及妃子也不错。他动人的语调，友善的态度，温和的脾气，高雅的风度，充满骑士及文艺复兴气息的生活，不但使宫廷中人倾倒，也使法国民众倾倒。这时的世界，神圣罗马皇帝是查理五世，英国国王是亨利八世，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世界。在这些年轻的统治者中，最足以顾盼群雄的，当数弗朗索瓦。他的雄心壮志甚至超过利奥十世。

传说中，集阿瑟与兰斯洛特（Lancelot）两人优点于一身的年轻统治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体格上来说，他的确长得不坏。除掉鼻子部分不算——当时人对他侮慢的称呼，就是“大鼻子国王”（le roi grand nez）——他可称得上英俊。他高6英尺，肩宽，背厚，矫健如龙。跑、跳、角力不算，刀、枪、剑，样样俱精。21岁称王，为了怕人轻视，在嘴边故意留撮小胡子。生就一双凤眼，目光炯炯充满机智与幽默。他一点也不阴险狡诈，从他那条鼻子，便可看出他是正人君子。布朗托姆（Brantôme）所著《风流的国王》（Dames Galantes），虽非正史，但有些描述确凿可信。他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是个多情种子，不过爱情不专。由于英年而居高位，故可为所欲为，佳丽三千朝拥夕抱……因此染上了梅毒，其寿自然不长。”据说，弗朗索瓦的母亲曾经说过他罪有应得。也许史家对于他的桃色案件渲染得过分了点，不管他爱过的女性有多少，至少就表面上说，他爱的第一个女人是法兰索斯·富瓦沙托布连的女伯爵，其后是安妮·毕塞列乌，对安妮，自1526年宠爱起，直至他御驾升天之日止。他对她极为宠爱，他曾封她做埃唐普的女公爵。传说中，他的风流史多得不胜枚举。说他围攻米兰不是为了要米兰，而是为了那里一双迷人的眼睛。说他冒险进兵帕维亚以致造成悲剧，原因是那里有位绝色美女引诱着他。传说不免夸张，但这位少年君主心肠软、情感丰富却是事实。由于妻子凯瑟琳历久不妊，他原有意把她赶走，可妻子一哭他就算了。伊拉斯谟说过这么句话：“弗朗索瓦最通情理。”如果说伊拉斯谟这么说是由于他没有接近弗朗索瓦，那我们且举比德的话为证。比德是法国的人文主义者，他对这位君主的评价也是“温柔敦厚，平易近人”。

和一般人一样，他很爱慕虚荣，他曾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竞夸衣帽的华丽。他以火蛇为他命运的象征，因为据神话传说，火蛇能历经烈火的熬炼。他重称谓，爱荣誉，因而也喜欢戴高帽子。他忍受不了一点点批评，一个伶人对宫廷出语讥讽，立刻就被鞭笞——但同样的事件，在路易十二仅仅付之一笑。他有时也翻脸无情，像对安妮·蒙莫朗西；他有时也很不公正，像对波旁的查理；但对大多数人，他是极仁慈慷慨的。他的宽大使意大利人深感惊异。有史以来的君主没有哪位像他这么器重艺术家。他对美，既喜欢又富欣赏力。他对战争舍得花钱，对艺术也不例外。法国文艺复兴一大半是由他培植起来的。

弗朗索瓦的学识不如他的风度那么迷人。他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希腊文，他在农业、地理、军事、打猎、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却广博到无以复加。只要不与爱情或战争抵触，他还喜欢研究哲学。可是，由于鲁莽冲动，他不能成为一位优良的统帅；由于心软好玩，他不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由于诚恳坦白，他不能成为一位圆滑的外交家；由于太注重外表，他把握不住要点；由于好听小话，他找不到可用之才。没有好的将相，他的政府自然无能。对这一点，他姐姐玛格丽特曾不禁喟叹。她说，弗朗索瓦将来绝非机诈多变的罗马皇帝的对手。路易十二很欣赏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但他看到他的继位者这么会享乐时，他不禁慨叹：“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这个大孩子将会把一切败个精光。”

[1] 罗兰传说是查理曼大帝手下的一员猛将。阿玛第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传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1515年的法国

法国现在非常繁荣富庶。主要原因有：第一，土壤肥沃；第二，人民勤俭；第三，政治修明。法国人口当时是1600万。以之与英国的300万、西班牙的700万相比超出甚多。巴黎现有30万人口，继君士坦丁堡之后，成为欧洲第一大都市。法国现行社会结构属于半封建形态。农人向领主领地耕作，每年为领主上租服役。领主为贵族或骑士，一方面靠采邑生活，一方面率领兵马捍卫乡土和国家。钱币一再贬值及贵重金属的进口，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减轻了农人上租的负担——照传统，农人上租不以实物而以金钱。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影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穷了。在贵族需钱、农人需地的情况下，贵族便把土地贱卖给农人。论者以为，当德国既闹经济革命又闹宗教革命之时，法国仍能为天主教所有，即因农村安定富足的缘故。由于所有权得到保障，法国人的工作兴趣提高了。借着肥沃的土地，法国拥有全欧洲最好的农产品和酒。有了充足的饲料，牲畜又多又肥，差不多每家院子里都鸡鸭成群。因此，每天桌上除牛奶、乳酪、奶油外，肉类也经常不断。法国农人极喜养猪，因此猪肉供应也很充足。

城市工人现在仍维持自己开店自己做工的形态，经济情况较农人稍差。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的速率，远快过工资的调整。保护关税与公卖制度，如食盐，使生活费直线上升。工人生活困苦，有时罢工，但每次罢工都被压了下去，因为依法工人是不许组织工会的。商业，沿河比较发达，但在陆地上便差了，因为货物在陆上运输沿路对领主有着付不清的关税。里昂北接罗讷河、南通地中海，是德国、瑞士货物的集散地。这个都市，在法境，工业的发达仅次于巴黎；在欧洲，论证券交易和投资，仅次于安特卫普。由于弗朗索瓦大胆与苏里曼土耳其维持友好关系，法国货品经马赛到地中海源源不绝。

在上述经济情况下，弗朗索瓦通过政府征税。除贵族与教士外，任何人均须纳税。税分人头税和财产税两种。教士名义上虽不纳税，但除就其收入向国王缴纳1/10外，尚需缴纳一笔大小不等的赐助金。贵族虽不纳税，但要对构成法国军力的骑兵负供应装备之责。像教皇一样，弗朗索瓦定价出售官位和贵族头衔。这些用钱捐到官位及头衔的人，与在英国一样，慢慢形成了一个新贵族阶层。律师和新贵族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权势有时且凌驾于国王之上。

弗朗索瓦太好玩，自然没有多少时间处理政事。他把政务的处理，乃至政策的决定，交给海军上将邦尼维特、安妮·蒙莫朗西，红衣主教迪普拉、法兰及维康德·劳德雷等人。备法国国王及这些人咨询的，有三个机构：职掌枢密的贵族院（Privy Council of Nobles），职掌事务的参议院（Council of Affair），及职掌诉愿的元老院（Grand Council）。除以上三院外，另有巴黎议会（Parlement of Paris）。巴黎议会由法国国王指派的宗教和非宗教人士共200人组成。这些职位均是终身制。议会可说是法国的最高法院。该院对国王所下敕令，如认为有违宪情事，即有权加以谏止。事实上，国王所下的敕令，非经议会认可，即无法律效力。议会由于受到律师及资望俱深人士的操纵，实际上已变成中产阶级的专用机构。在宗教思想上，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机构，其保守性在全法国仅次于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法国各省省长及法官也由国王指派。法官组成地方法院（Local Parlement），与省长协同处理省务。国会目前有职无权。由于税收取代了进贡，贵族现已无足轻重。

贵族在法国现在只有两种作用：第一，构成军队的骨干；第二，在宫中听国王使唤。朝廷，例由行政官吏首长、主要贵族（首长及贵族夫人也包括在内）、皇族及国王的宠臣组成。它是法国的巅峰，它是法国的前线，它是反映时髦的镜子，它是一切庆典的发动机。在朝中，内务府大臣总管一切、监督一切，宫中事务则由侍卫长掌管。国王身边，经常有4位高级侍从。高级侍从由贵族轮流充当，每3个月一轮值——这样设计，目的在于使各贵族均有亲近国王的机会。4位高级侍从之下，设有20至50名侍从。此外，负责整理国王寝宫者，还有12个侍童和4个传令者。御厨由20人构成，在此20人之下，还有45个帮厨和25个端茶送酒者。经常跟随国王的，除一大群扈从（他们是国王的手和脑）外，尚有30多个侍童。这些侍童皆来自高贵门第，一个个都穿着灿烂夺目的制服。负责皇家礼拜堂的是一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之下，有一位负责祷告礼拜的主教和50位教区主教。地位崇高的是名誉侍从。国王常把这种头衔赐给在学问事功上有成就的人，如比德、马罗等。名誉侍从不是一个空衔，每人每年可获240利维尔的年金。除以上种种名目外，在国王四周的人中，还有御医14人——7个内科，7个外科；理发师4人；乐师7人；工艺师8人；传达8人。王子侍从另有编制，按编制每人均有自己的厨师、侍臣、教师、侍童及奴仆。两宫皇后，克劳德和玛格丽特，每人均有10至15名女侍，8至16名宫女。在弗朗索瓦朝廷中，女性地位相当高。他曾说：“一个朝廷要是没有女性，那就像一个花园没有花朵。”也许，正因有女性美的点缀，弗朗索瓦的宫廷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宫廷文雅而富有生气。为了向巴黎学步，全欧洲君主均不惜对人民大肆搜刮。

为了供应国王及宫廷所有贵族仕女的口腹之欲，4位大御厨、6位副御厨，带着数不清的助手，不断挖空心思设计食谱、烹调菜肴。除口腹享受外，耳朵也不容怠慢。法国宫廷乐队由一流的作曲家、声乐家、器乐家组成。这个乐队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御厩由一位大总管、25位总管及一大群夫役组成。为伺候国王打猎，特设了一位猎官。猎官在其属员协助下，养有100头猎犬、300只猎鹰。这些鹰犬平常即由专家训练待命。国王仪队由400位弓箭手组成。这些弓箭手个个武艺精深、盔甲鲜明，使整个朝廷也因之生色不少。

宫廷宴会、外交应酬及皇族婚丧喜庆，场面宏大，以至巴黎没有任何一幢建筑可以容得下。卢浮宫当年还只是一座阴森的城堡，弗朗索瓦举行庆典，从来对它不加考虑。比较中意的，是都尔诺著名的夏宫及宽敞的议会大厦。也许由于天性好动，弗朗索瓦经常把宴会带至枫丹白露、布卢瓦、尚博尔、昂布瓦斯、杜尔等地。弗朗索瓦这一举动，使整个朝廷和法国财富都随着他打转。切利尼的描写不知是否夸张，他说，弗朗索瓦一动，便有1.8万个人、1.2万匹马要跟着动。各国使臣对这一点都感到吃不消。他们说，为了跟随法国国王行动，花钱不说，人都给累死了。每到一个地方，刚一停下来，不是打猎就是比武；紧接着打猎比武，还有通宵舞会。这样跑来跑去，自然花费很大。国库经常闹穷，租税已高到顶点。里昂银行家常被借给皇室的大笔款项拖得喘不过气来。1523年，弗朗索瓦发现他的税收远远跟不上他的用度。于是，他吩咐今后要省，不过他说：“日用必需和偶然娱乐，当然不在所省之列。”在他，一切花费均属必需。他说，巴黎人，无论贵族和平民，都很喜爱堂皇，作为他们的王，他不能现出穷酸相。

在法国政府中，现在男女平分秋色。从外表观察，弗朗索瓦大权独揽，几可为所欲为。但深一层看，他对妈妈、姐姐乃至嫔妃的恭敬和宠爱，使他完全变成了她们的奴隶。他对克劳德皇后虽说不上有多么爱，却也宠厚有嘉，由她不停怀孕一事便可想而知。不过，由于他们的结合，只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此他发现中意的女性时，便大动脑筋。上行下效，在弗朗索瓦朝廷里，风流韵事特别多。对这类风流韵事，教士阶级的做法是，对当事人，要求改过；对社会，尽量找理由加以解释。法国老百姓对这类事情大多数没有意见，少数不但不加反对，反而暗表赞成，因为如果有人批评他们浪费，他们便可援用皇家规矩。在弗朗索瓦欣赏的众多女性中，受人公开指责的只有一个。据说，那个女人存心以美色诱惑国王、控制国王（1524年）。

弗朗索瓦朝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是他母亲。“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讲好了，”一次她对教皇使节说，“我认为可行就行。国王如果不同意，尽管让他不同意。”事实上，她的建议多半都很中肯。甚至还可这样说，无论任何事，有她从旁指导，远比由国王单独决断稳妥得多。不过，她的贪婪把波旁公爵逼反了。法国断送一支大军在意大利，也是她的过错。不过，不管她有什么缺点什么过错，弗朗索瓦总会原谅她，幸亏她把他教养得像神一般仁慈。

那瓦尔之后

弗朗索瓦所最敬爱的人，除他母亲外，也许就是他姐姐玛格丽特了。他对她甚至可以说不只是敬爱，简直是崇拜。玛格丽特心中充满了爱，爱母亲、爱弟弟、爱丈夫。她的爱不但富有哲人的理想，而且具有宗教的虔诚。关于她，流传着一个故事：“她一生下来，便会笑，会对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挥手。”她常说，她母亲、她弟弟和她自己，是“三位一体”。她又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两个角大，一个角小，她就是那个最小的。她似乎也满足于做那个“最小的”。她比弗朗索瓦大两岁，因此对弗朗索瓦的教养，她有着相当的贡献。在童年时代，她扮演过他的“妈妈、情人和新娘”。从小她便感到她弟弟的不凡，即使对好色这一点，她的解释也是，这是希腊诸神常有的现象。尽管她有这样的解释，她自己对这方面，倒颇能出污泥而不染。论学养，除艺术欣赏一项外，弗朗索瓦样样都远落其后。她学过西班牙、意大利、拉丁、希腊、希伯来等语言。环绕在她四周的，尽是当时的学者、诗人、神学家和哲学家。她不算美——与弗朗索瓦一样，也有一个较长较大的鼻子——但风度至为动人。凡是和她接近的人，对其智力高超、品性优美所倾倒。她有许多优点，如随和、仁慈、慷慨、富于幽默感及同情心等。谈文艺，她本人就是当时的一流诗人。她的宫廷所在地，涅拉克（Nérac）和坡城（Pau），在当时就是全欧的文学活动中心。当地人都喜欢她，都视能和她接近为最大荣幸。在那个充满浪漫和讽刺色彩的时代，人们曾给她加上了这么个封号——“瓦尔瓦的明珠（la Perle des Valois）”。这个封号曾孕育了一段传说，她母亲在怀她前，曾吞下一颗明珠。

她写过不少信给弗朗索瓦。她的信封封情文并茂，在法国文学上，可以说都是上乘之作。这些情词恳切的信，对弗朗索瓦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对别人的关切，虽及不上对弗朗索瓦，但她一旦与人为友，往往能历50余年而不变。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她的这种友情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她的初恋情人是路易十二的侄子加斯东·福伊克斯。他不幸于1512年出征意大利时，死于拉韦那。纪尧姆·邦尼维特（Guillaume de Bonnivet）对她患上单相思，但他发现她对加斯东仍属旧情难忘时，他只有先和她的一位近亲结婚，以便伺机进取。玛格丽特在17岁那年，在弗朗索瓦的要求下，和阿朗松（Alençon）公爵查理成婚。查理具有皇家血统，这也是一项政治婚姻，但她发现她和查理毫无缘分。趁其芳心寂寞，邦尼维特乘虚而入，向她表白他对她多年来的一片痴心。在听取表白后，玛格丽特为绝邦尼维特之念，曾以石片自行毁容。不久，查理和邦尼维特均奉命出征。法意战争中，邦尼维特在帕维亚牺牲，查理则临阵脱逃。查理潜返法国，到里昂即发现为人所不齿。露易丝骂他是个“懦夫”。更倒霉的是，肋膜发炎了。他感到走投无路时，玛格丽特却原谅他、照料他。但不久他便死了（1525年）。

守了两年寡，玛格丽特现已35岁。一位24岁的青年，名义上拥有那瓦拉之王称号的亨利·阿尔伯雷，向她求婚，在弗朗索瓦的撮合下，她答应了。为免斐迪南二世和查理五世对那瓦拉提出要求，弗朗索瓦令亨利于法国西南的涅拉克（有时在坡城）组建宫廷，其名义是吉耶讷（Guienne）总督。亨利对玛格丽特以母视之，他不像她那么尊重婚姻关系，因此，风流韵事层出不穷。玛格丽特对这点也不计较。她终日无事，便给文学家、哲学家做东道主。新教徒因在本地站不住脚而投奔她来的，她一律收容庇护。1528年，她给亨利生下一女，即珍妮·阿尔伯雷，后来成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母。两年后，玛格丽特生了一个男孩，但不幸这孩子没有多久便死了。孩子死后，玛格丽特从此即一生只穿黑色衣服。孩子的死，弗朗索瓦曾写了一封信安慰她，此信也写得十分动人。孩子死后不久，弗朗索瓦即令她把女儿送至宫中教养。理由是，一则，怕亨利会将她许配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再则，怕她将来变成一个新教徒。骨肉分离使玛格丽特感到非常伤心，但因是弗朗索瓦的要求她也无话可说。弗朗索瓦后来决定要珍妮嫁给克利夫公爵，但这个小女孩死也不肯同意。玛格丽特了解这项联姻的重要性，因此支持弗朗索瓦的决定。她为此曾命令管家：“你给我狠狠地揍，直到她说同意为止。”挨了不少揍，但这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却坚决得不得了。她写了一张纸条，说这种强迫婚姻，她至死也不承认。弗朗索瓦在一切为国家的口号下，命令举行婚礼，珍妮被拖上教堂。但婚礼一告完毕，她趁人不注意便开溜了。她一口气跑到坡市，玛格丽特只得答应她留下来。她好穿着，好排场，慷慨也不异其母，没有多久，家里的钱几乎给她花个精光。

乐善好施是玛格丽特的一大特点。她常常一个随从不带跑到街上和老百姓谈天，听老百姓诉苦。“王公贵族出门把老百姓赶开最是不该。”她说，“帝王是穷苦大众的公仆……因为穷苦大众和上帝是一家。”她自称是“穷苦民众的大管家”。她挨家挨户拜访，遇到有病的，便叫宫廷里的医生给他们治病。亨利在做丈夫方面虽不称职，对安抚百姓却有一套，他和玛格丽特在这方面配合得非常好。在他们夫妇策划下，坡市的公共设施足为全国典范。他们为穷人办了很多学校，从这些学校出身的学者不少。阿米欧尼（Amyot）——普鲁塔克作品翻译能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玛格丽特对来投奔她的人，如马罗、拉伯雷、德斯伯里埃、勒菲孚·塔皮埃斯及加尔文等均礼遇有加。这些人中，有一位曾作过下列譬喻：“我们像一群小鸡，她则像一只母鸡，遇到刮风下雨，她便张开双翅叫我们到下面躲着。”

除了乐善好施，玛格丽特在涅拉克和坡市的那段时期中，最感兴趣的还有三件事：文学、恋爱——柏拉图式的恋爱——及神学。在她的神学观念中，天主教、新教乃至一切宗教，都可同时存在。她有一种习惯，一面刺绣，一面听诗人朗诵诗篇。她自己就会作诗。她的诗常以人神恋爱为主题，读来奇趣横生。一生中，她出版过几种诗集和戏剧，不过她的诗和戏剧不及她的书信精彩。她的书信，至1841年始刊行。她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是《七日谈》（Heptameron），描写的多属儿女私情，有人批评这本书淫邪，不过，你如想从中获取性刺激，那准会失望的。这本书系由当时的若干故事编织而成，叙述各种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甚至修道士的越轨行为，以逗人发笑。这些故事虽也牵涉到性关系，对性的描写却很含蓄。据考证，本书所述均是真人真事，男女主人公，有的属于玛格丽特宫廷，有的属于弗朗索瓦宫廷，叙述时期为1544年至1548年。部分是玛格丽特写的，部分则为别人代笔。出版这本书，绝非玛格丽特的原意。事实上，这本书公于世之时，她已辞世达10年之久。据说，她原本准备出一本像《十日谈》（Decameron）的书，但故事谈到第7日便停止了，所以后来的编者，只好把它改作《七日谈》。说这本书所述故事皆是真人真事，似非夸大之词。当然，故事是真的，人名是假的。据布朗托姆称，他母亲就是说故事者的一员，她亲与其事，握有一份真假人名对照表。他说，以第五日的第四个故事为例，其中的男主角即邦尼维特，女主角即玛格丽特自己。

就现代假道学家看来，法国的淑女、绅士，应该不会大讲这些令人脸红的故事。故事中，有些令人叫绝的句子：“你是说，只要不为人知，那么凡是相爱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错，事实上，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露马脚’。”这本书的主旨，从第五个故事中一句颇为含蓄的话内可以看出：“很不幸的是，小姐们均不知当于何时确保其贞操。贞操关乎个人名节，但过分坚持贞操，名节往往更会受损。”像这类模棱两可的话，故事中俯拾皆是。一位坡市的药剂师说：“除了复活节的前一周，而且是在诚心忏悔，谁和他的太太没有发生关系？”这类幽默，与修道士有关的，差不多占一半。如在第五个故事中，与薄伽丘书中的一样：“这些神父一面在叫我们做正人君子，一面在对我们的太太打主意。”一位怒不可遏的丈夫说：“他们说不要钱，却要女人的大腿。那不是更危险吗！”另外还得加上一点，说这类故事的人，无论淑女、绅士，早晨听弥撒时都是一本正经的。

玛格丽特有兴趣听这类故事、写这类故事，一方面是时代使然，一方面也说明她本人，至少在晚年，不是一位板着脸孔说教的伪君子。她尽管非常洁身自爱，对别人绝不苛求。对弗朗索瓦，无论是国家大事，无论是风流韵事，都从不多嘴。法国人无论男女，对两性关系，都可无拘束地讨论。在那个无忧无虑的时代，据说法国还流行一种迷人的风俗：小姐们对富于想象力的男性，常以她们的袜带作礼品送给他。玛格丽特虽不苛责普通男女的肉欲，但她自己追求的，却是柏拉图式的或宗教式的爱。柏拉图式的爱在中世纪宫廷中即已盛行。后经意大利人如班贝格（Bembo）提倡，崇尚者更多。玛格丽特认为，女性在一般性爱之外，无妨再行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对向你表示爱慕的男性，她说，报以一种友谊的关切，无害的亲近，相信对彼此都是有益无害的。精神恋爱就男性而言，可以增进其美的感受，培养其优良风度，养成其自律美德。换句话说，女性能实行精神恋爱，即可使男性由粗野进于文明。在玛格丽特的观念中，尚有一种更高级的爱存在。这种爱远超乎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那就是，爱真、爱善、爱美。换句话说，这种爱就是上帝之爱。但她又认为，“实现上帝之爱，须从爱人开始”。

玛格丽特的宗教观，和她的恋爱观一样不单纯。尽管弗朗索瓦非常自私，她始终对他忠心耿耿。同样，尽管现实悲惨残酷，也并未动摇她对神的信心。她在信仰方面，谈得上虔诚坚定，不过讲“正统”却有一段距离。在某一段时间内，她可以说是一个怀疑派。她写过一篇题名为《罪魂之镜》（“Le Miroir de L’ome Pécheress”）的文章，文中承认，有一个阶段，她对《圣经》和上帝都表怀疑。她指控上帝冷酷，怀疑《圣经》是他写的。1533年，巴黎索邦神学院给她一个通知，要她去为自己受指控为异端一事加以辩护。她对这项指控一点也不加理会。某僧侣曾当众宣称，玛格丽特应被装进麻袋投入塞纳河。这件事传到弗朗索瓦耳里，他即刻传谕：“谁也不许动我姐姐。”国王振振有词地说：“姐姐对我这么忠诚，我敢保证，我的信仰就是她的信仰。”弗朗索瓦安享尊荣，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去做新教徒。玛格丽特则不然，她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她一方面自己有着沉重的罪恶感，一方面看不惯现行宗教的腐化，她早就觉得，宗教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她看到路德写的一些文章，她对攻击教士淫侈贪婪部分深有同感。一次，弗朗索瓦愣住了，因为他发现与他姐姐一块祷告的人竟是法雷尔——加尔文的“施洗者”约翰。在涅拉克和坡市，她一方面对圣母玛利亚祷告，一方面庇护新教徒。在这些新教徒中，加尔文便是一个。加尔文发现，玛格丽特的宫中竟有自由分子如埃提恩尼·多雷（Etienne Dolet）和伯那温突雷·德斯伯里埃（Bonaventure Desperiers）等人在时，他曾向她表示，“这种宽大太过分了”。尽管加尔文这样说，她仍我行我素。她事实上已为其后裔打好《南特诏书》 [1] （Edict of Nantes）的草稿。在她观念中，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两者根本是一回事。

玛格丽特的影响，事实上遍及整个法国。她变成了自由的象征、理念的灯塔。拉伯雷为她献上一部《巨人传》（Gargantua）。龙萨（Ronsard）和约阿希姆·贝莱，在学说上紧守着她那柏拉图式的及蒲鲁太纳斯式的神秘主义。马罗对圣诗的翻译，处处洋溢着她的加尔文新教的精神。18世纪，拜尔（Bayle）在其所编的一本字典里，特别为她写了一首赞美诗。19世纪，新教徒米歇尔特（Michelet），在其所著典雅长篇史诗《法国春秋》（Histoire de France）中，曾带着无限敬意的语气说：“永远令人怀念的那瓦拉之后，你以无比的慈惠庇护着苦难的子民。从监狱里逃出的归向你，从刑场里逃出的归向你。你给他们保障，你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荣誉。万人敬爱的文艺复兴之母，你的家是圣人的住宅，你的心是自由的天堂。”

[1] 《南特诏书》，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于1598年，主旨在于使新教信徒享有公民权，并准予在指定的城市自由礼拜。

法国新教徒

宗教改革的必要性，今天已无人表示怀疑。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宗教予人的观感好坏杂陈。有诚挚的神父，有虔敬的僧侣、圣洁的修女、全心敬神不谈政治的主教，可也有愚蠢贪婪的神父、懒惰好色的僧侣、装穷卖苦的修士、不甘寂寞的修女、争权夺利的主教。教育的发展导致信仰的低落。教士阶级的知识越高，对修来世便越不感兴趣。主教对教区的选择，多以利益肥瘦为标准。因为在肥硕的教区，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洛林的让为什么紧紧抓着梅斯、图尔及凡尔登主教区，兰斯、里昂、纳博讷、阿尔比、麦肯、阿让及南特大主教区，戈尔泽、费康、克吕尼、马尔穆提、圣乌恩、圣德拉昂、圣杰尔默、圣梅达德及萨·恩特·曼苏（属图尔）大修道院不放？因为这些所在，大有油水可沾。人真贪得无厌，还天天哭穷。因为分赃不均，僧侣骂主教，神父骂僧侣。布朗托姆引了一句话“神父必贪，僧侣必淫”，这句话立刻不胫而走。《七日谈》一开头讲的，就是塞（Sées）地的主教如何存心勾引有夫之妇。在这本书中，关于僧侣的风流故事，细数起来竟有十几个之多。在一个故事中，有一个人这样说：“一看到僧侣我便给吓坏了。有错我也不向他们认，因为他们比谁都坏。”瓦西耶（Oisille）——玛格丽特于《七日谈》中用作其母的代名——虽然说过，“僧侣之中也有好人”，但在她的一本日记中，我们发现有下列这么一段：“1522年……谢天谢地，我和我儿算是认清了这批伪君子的真面目。这批伪君子，有时是白脸，有时是黑脸，有时是灰脸，有时是花脸……对这些脸，要不是上天庇佑我母子，我们真是无法分辨。若耶稣基督所言不爽，那么这必是最危险的一代了。”

然而，由于露易丝贪、弗朗索瓦淫、法国宫廷乱，教士阶级也找不到好榜样。法国国王是法国教士的首脑，上梁不正下梁歪，实为理所当然。1516年，弗朗索瓦自教皇利奥十世那里，取得任命法国地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权。弗朗索瓦既使宗教为政治服务，则对宗教领袖的生活行动自不便干预。事实上，利奥十世与弗朗索瓦所订的条款，已使法国天主教脱离罗马教皇而归法国统治。基督教国家化，德英两国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才争取到，弗朗索瓦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弗朗索瓦获致此项成果，比路德发动改革还早一年。法国教会尽管名义上不叫新教，实质上已与新教差不了很多。站在国王的立场而言，法国新教徒对法国还能有何贡献？

谈到法国新教教义，事实上远比路德教义还早。1512年，雅各·勒菲孚生在皮卡第（Picardy）的埃唐普（Etaples），后来任巴黎大学教授。他以拉丁文译《保罗书信》并加注释。勒菲孚可说是路德的先驱，他说，灵魂的获救，靠的不是善行而是信心。信上帝的恩典，信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做的牺牲。圣餐中，他说，基督的体现，并非神父以面包和酒所化，而是其事迹精神的感召。他呼吁回到《圣经》，这点和路德一模一样。他主张，以《新约》来刷新基督教，让基督教从中世纪的传说神话中解放出来。这点又与伊拉斯谟相同。1523年，他将《新约》译成法文。一年后，圣诗也因他而出了法文版。他对教士曾大肆批评：“世间最可耻之事，只有主教们才做得出来。他们领导人们酗酒、赌博、打猎、嫖妓！”巴黎索邦神学院指他为异端，他逃往斯特拉斯堡（1525年）。玛格丽特替他游说，法国国王将他召回，令他管理布卢瓦图书馆，并做皇家子弟的家教。1531年，新教徒闹事，法国国王大怒，由于害怕他跑到玛格丽特那里寻求庇护。此后一直跟着玛格丽特。他死于1537年，死时87岁。

纪尧姆·布里松内（Guillaume Briconnet）是勒菲孚的关门弟子。于1516年出任摩莫（Meaux）的主教。他的一切行事完全从其老师所教。经过4年的准备，他认为改革时机已趋成熟，于是任命一班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如勒菲孚、法雷尔、路易·贝尔奎恩、杰拉德·鲁塞尔、弗朗索瓦·凡塔布等担任有俸圣职，同时，鼓励他们以回到《福音书》为布道目标。对这件事，玛格丽特曾为他喝彩，聘他为她的属灵指导。但巴黎大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实际统治者，宣布路德有罪时（1521年），布里松内却叫他的党羽站在教廷的一边。因为就他看来，教会的统一远比改革重要，他的看法，可以说也就是伊拉斯谟和玛格丽特的看法。事实上，巴黎索邦神学院无法禁止路德思想横越莱茵河。学生、商人，把来自德国的路德著作，当作每天的新闻。自巴塞尔运来的路德著作，在法国到处都可买到。不满现状的工人，拿着《新约》当革命经典。他们最听得入耳的，就是社会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福音。1523年，布里松内主教在其教堂门口贴出一通教皇赎罪令时，一个摩莫地方的梳羊毛工人让·勒格雷（Jean Leclerc），前来一手把它撕掉，同时换上一张“教皇是基督叛徒”的标语。勒格雷当场被捕。巴黎议院在他额头上烙了几个字后，把他放了。他迁移至梅斯，在那里，当颂圣队伍准备敬香时，他把所有圣像都捣毁了。他得到的惩罚是砍掉右手，割去鼻子，两个奶头用钳子钳起来，头上戴个炽热的铁箍，最后，被活活烧死（1526年）。1526年至1527年，有不少人以“亵渎神明”或拒向玛利亚及圣徒祷告等罪，在巴黎受火刑。

对这类处罚，法国老百姓似乎并不反对。他们认为，异端专在剥夺穷人的希望，受罚是罪有应得。在法国中产阶级观念的支配下，没有路德思想产生的背景。至于反对教皇专制勒索，经过弗朗索瓦与利奥所订的条款，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时，加尔文在日内瓦尚未得势，对法国还谈不到有何影响。反对正统的人虽曾获部分贵族支持，但尚无所作为。因为这些贵族面薄心软，要他们动手变更宫廷和人民的信仰则办不到。弗朗索瓦对路德思想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绝对不容许它对法国社会与政治有所威胁。其实，他也是个怀疑派。他怀疑教皇的威信，怀疑赎罪券的买卖，怀疑炼狱的存在。他对新教徒容忍，也许还有一个理由，即以此为武器打击教皇对查理五世的示惠。他极器重伊拉斯谟，请他出任新设立的皇家学院院长，同意他说的发展教育与宗教改革并重，但这两者均宜按部就班实施，以免造成人民分裂，及削弱教会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提高个人道德上的影响。“国王和母后（露易丝），”玛格丽特1521年写信给布里松内说，“对宗教改革颇具好感。”路易·贝尔奎恩因翻译路德作品的罪名于1523年遭巴黎大学神学院逮捕时，玛格丽特曾通过国王将其释放。不过，德国农民暴动——新教宣传的结果——发生时，弗朗索瓦怔住了。在他出征意大利前——此次出征在帕维亚遭受溃败，他即命令主教在法国杜绝路德一切活动。在法国国王被囚于马德里期间，贝尔奎恩再度被抓，但又因玛格丽特之助获得自由。从马德里回来的弗朗索瓦，一度对自由非常重视。这次他能回来，得力于他姐姐的营救，因此，凡是他姐姐重视的人，他也不吝加以青睐。他下令废止对勒菲孚和卢塞尔的放逐令，把他们召了回来。这项举动使玛格丽特相信，宗教改革运动将在法国得胜。

但不久，弗朗索瓦变卦了。他走回旧教，有两大原因。第一，他需要一笔钱赎回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因为换取他的自由，目前被查理扣为人质。教士阶级答应给他130万利维尔，但附有一个条件，要他坚决反对异端。1527年12月16日，他接受了这笔钱答应了这个条件。第二，1528年5月31日，一件事使他感到震惊。圣热尔曼教区一座教堂门口圣母圣子两尊雕像的头，一夜之间不见了，老百姓怒吼着要复仇。弗朗索瓦一方面悬赏1000克朗捉拿罪犯；一方面亲率教士、官员、贵族、百姓用银为圣母圣子雕像修复所缺之头。巴黎索邦神学院趁机又把贝尔奎恩抓起来，同时，弗朗索瓦有事他往时，该院就在布卢瓦把这个顽固的路德派活活烧死（1529年4月17日）。该院这样做，纯系取悦暴众。

弗朗索瓦对新教徒的态度，常随外交关系而变。1532年，他因讨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查理五世的合作，一方面与德国路德派诸侯谈和，一方面容许玛格丽特的门客卢塞尔在卢浮宫前传道。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此提出抗议，他反而把该院负责人逐出巴黎。1532年10月，由于克莱门特对他很不错，于是他又答应以严厉手段镇压法国新教徒。11月1日，尼古拉·科普在大学里发表亲路德演说，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此提出抗议，这次他的做法可不是放逐该院负责人，而是下令把演说者处死。接着，他与查理发生严重争执时，他却派纪尧姆·杜·贝莱——赞成宗教改革者，到维滕堡和梅兰希顿接头，希望梅兰希顿搞出一套新旧两教都可接受的观念，为旧教的法国与新教的德国联盟铺路（1534年）。梅兰希顿同意照办。与此同时，法国改革者中一个极端派，在巴黎、奥尔良及其他城市大肆活动。他们甚至在国王寝宫的门上大贴废止弥撒、打倒偶像、打倒教皇及所有天主教教士阶级的标语。标语称教皇及教士为：“吸血虫……叛徒、狼……撒谎者、亵渎神明者及灵魂的谋杀犯。”（1534年10月18日）弗朗索瓦火了，一个命令，把所有嫌疑分子抓起来。在这个命令之下，法国监狱处处人满为患。出版商也遭了殃，在一段时间内，老板被关起来，什么东西都不许印。玛格丽特、马罗及许多温和派新教徒，联合起来谴责这次标语的张贴者。1535年1月21日，从国王起，王子、外国使节、贵族、教士，燃着烛，排着队，默默地、庄严地，齐赴巴黎圣母玛利亚教堂，举行赎罪弥撒。弗朗索瓦宣称，如果他发现任何人，甚至他的孩子有窝藏异端的事情，他保管叫其人头落地。当晚，6位新教徒在巴黎被执行火刑。行刑方式很恐怖：“他们把这些新教徒先吊起来，然后在底下烧火；当火正旺时，才把他们一一放下来；但当烧着以后，又把他们拖上去，这样让他们不生不死地受罪。”1534年11月10日至1535年5月5日，巴黎烧死的新教徒为数多达24个。太残酷了，残酷得连教皇保罗三世都看不过去。他派人劝止弗朗索瓦，不必要的酷刑应予停止。

1535年还未告终，弗朗索瓦的态度又变了。他再度向德国新教徒示好。7月23日，他写信给梅兰希顿，说他欢迎梅兰希顿来法国，“和我国博学之士共聚一堂，以商重建教会的百年大计”。梅兰希顿没有来，也许他怀疑弗朗索瓦把他当作与查理斗法的工具，也许他被路德和萨克森选帝侯劝止。他们说：“法国人所走的，不是福音教派的路，而是伊拉斯谟的路。”这种话，对于玛格丽特、勒菲孚、卢塞尔等人而言是对的；但对于法国南部的激烈分子及加尔文派的法国新教徒而言则不然。1538年，弗朗索瓦与查理讲和后，他再不姑息任何新教徒了。

在弗朗索瓦统治时期，法国发生了一桩最不名誉的事件。这桩事件的酿成，大部分应由弗朗索瓦负责。12世纪，彼得·韦尔多（Peter Waldo）创立了一个类似清教徒的教派，这个教派称韦尔多教派。目前这个教派在皇家的庇护下，尚在普罗旺斯沿迪朗斯河（Durance）的三十几个村内存在。1530年，这个教派的教徒开始与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者往来。两年后，他们根据布塞尔和奥科兰帕迪乌斯的理论，起草了一个修道誓约。教廷派代表组织宗教法庭调查他们，他们请国王主持公道。弗朗索瓦令宗教法庭不要判他们死罪（1533年）。但土尔农红衣主教认为，这些人有阴谋推翻政府之嫌，于是建议弗朗索瓦下令，在所有韦尔多派教徒中，确定犯异端之罪者即当处死。弗朗索瓦是优柔寡断的人，经这一说，他便听了。1545年1月1日，敕令颁了下去。普罗旺斯的艾克斯法院法官对此令的解释是，凡属韦尔多派教徒均须一律处死。法院下令士兵行动，士兵最初拒绝执行。后经法官尽力劝诱，于是他们同意杀一部分。但一开刀便止不住了，最后终于变成了大屠杀。4月12日至18日，不过一个礼拜工夫，好些村落便杀得鸡犬不留。在一个村落里，男女老幼800人，完全杀得干干净净。两个月内，杀了3000人，夷平了22个村落。700个壮汉，被罚去做苦工。25名妇女，吓得躲在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后，士兵在洞口堆上干柴，一放火便通通闷死在洞里。关于这桩事，新教的瑞士和德国均大提抗议，但弗朗索瓦自西班牙收到贺电。一年后又有一小群路德教徒，在摩莫聚会被发现。领导者为曾受烙印的让的兄弟皮埃尔·勒格雷（Pierre Leclerc）。对这小群人，又是8个受拔舌处分、14个受尽折磨后活活烧死（1546年10月7日）。

用这种残酷手段压制，显然是失败的。新教教义被烈士鲜血染红后，信仰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尽管恐怖花样日日翻新，新教徒仍处处秘密集会。1530年，里昂、波尔多、奥尔良、兰斯、亚眠、普瓦提埃、布尔日、尼姆、罗谢尔、索恩、第戎、图卢兹，遍地都是新教徒。弗朗索瓦死时，他可能已感觉到，他留给他的孩子的，不但是与英、德、瑞士的冲突，而且是一片滋长在法国老百姓心中的敌意。

龙争虎斗（1515—1526）

以弗朗索瓦好大喜功的天性，在法国的皇冠上，除缀上米兰这颗宝石外，最好还加上那不勒斯。路易十二曾满足于法国的自然边界，换句话说，让法国的主权只到阿尔卑斯。但弗朗索瓦对这一说法不同意，他即位后，即向马克西米连·斯福尔扎（Maximilian Sforza）公爵说：我要米兰。公爵当然不答应，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弗朗索瓦组成了一支大军。1515年8月，他率领大军，取道一条新而危险的小径——许多地方要用炸药炸开才能通行，越过阿尔卑斯进入意大利。在距米兰9英里处的马里尼亚诺，弗朗索瓦碰到了斯福尔扎的瑞士雇佣兵。经过两天（9月13日至14日）的厮杀，由于法国大军几乎从天而降，一下就叫瑞士雇佣兵躺下了1万多。弗朗索瓦身先士卒，使法国人个个奋勇争先。结果，法国人胜利了。胜利的君主，照例在战场上对特殊勇敢的人，要封之为骑士。但弗朗索瓦在封别人前，却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他一下跪倒在巴亚尔领主皮埃尔之前说：“请借你那赫赫有名的骑士之手封我，别害怕，别拒斥。”巴亚尔领主说：“依照职级，我王是爵士之上的最高爵士，哪有降其尊荣而求封之理。”这位21岁的统治者，却坚持如果不封便不起来。于是领主只得遵照传统仪节，将他封为骑士。领主把他自己的剑解下来说：“剑呀剑，你现在已成万代不朽之宝，你获得了举世无双的荣誉，我应好好把你保存起来。因为今天，一位英俊威武的王，因你而变成骑士，此后，除非奉命征讨土耳其、莫尔及萨拉逊，否则我不敢再用你了！”弗朗索瓦以征服者姿态进入米兰。他把战败的公爵送回法国，为了表示宽大，他赐予他一份丰厚的年金。征服米兰后，弗朗索瓦又连下帕尔马和皮亚琴察。最后，在博洛尼亚与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条约，签约仪式无比隆重。这项条约在教皇和他看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外交胜利。

弗朗索瓦奏凯归国。这次胜利使他不但成为法国人崇拜的偶像，也成为全欧洲的英雄。勇冠三军，统帅而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兵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胜利，他本可大吹大擂，但他尽量约束自己。他自己毫不居功，对别人则不吝赞美。弗朗索瓦虽有着许多优点，却有着一大缺点：过分爱名。由于过分爱名，他冒昧问鼎皇帝宝座，梦想做查理一世——西班牙及那不勒斯君主、法兰西和荷兰伯爵兼神圣罗马皇帝——因为这样，便可要求伦巴底和米兰的统治权——他终日神魂颠倒。为了实践皇帝美梦，他便不能不与查理五世角逐，角逐需要贿赂，在贿赂上，查理花的钱比他多，因此，抢去了皇帝头衔（1519年）。皇帝头衔给查理抢去，使法国四面受敌。弗朗索瓦与查理的这项角逐，使西欧长期陷于动荡不安。这项角逐直到他逝世前3年才结束。

查理与弗朗索瓦之争，说来也非毫无缘由。在查理未当选神圣罗马皇帝前，他就向法国要求勃艮第的统治权。他据以要求的理由是，这项统治权是属于他祖母——号称“勇士”查理之女——玛丽的。米兰，谁也不许动，因为那是皇帝的采邑。查理据有的西班牙领土那瓦拉，弗朗索瓦则认为应归还他的属侯亨利·德·阿尔伯特。除了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外，最大的争端在于：谁是欧洲的主人？查理说是他，弗朗索瓦说是他。另外，土耳其人说，是苏里曼。

弗朗索瓦先动手。鉴于查理在西班牙有政治革命，在德国有宗教革命，于是他派兵越过比利牛斯进占那瓦拉。这支部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统兵之将罗耀拉身受重伤（1521年）。另外一支部队，南下守米兰，由于粮饷不继，以致全军叛变。拉·比科卡（La Bicocca）一役，法军全被解决。自此，米兰落入查理之手（1522年）。更不幸的是，米兰法军守将也投降查理。

波旁公爵查理，是那个在1589年至1792年统治法国的权贵家族之长。其拥有的财富，仅比国王次一等，他手下有500位贵族。他是法国最大最强同时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公爵，因此在很多方面国王也得尊重他的意见。他屡从弗朗索瓦出征，由于英勇过人，特别在马里尼亚诺一役中，有着非常的表现，因此甚获弗朗索瓦器重。不过，波旁查理对统治很外行。他的粗暴统治使米兰人感到难以忍受。在米兰，他垫出了10万利维尔。这笔钱希望从国库取偿，结果希望落空。弗朗索瓦怕他造反，把他召回法国。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弗朗索瓦竟公然给他难堪。波旁查理所娶为波旁的苏珊娜（Suzanne）。苏珊娜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但其母在遗嘱中说，苏珊娜若死无嗣，这笔财产即归于王。1521年，苏珊娜果死无嗣；却留了一份遗嘱，言明她的遗产，全部归由其夫继承。弗朗索瓦及其母出面抢夺这笔财产，他们主张，遗产应照苏珊娜之母的遗嘱处分，但波旁查理则据其妻的遗嘱为对抗。事情闹到巴黎法务院，法务院判决对波旁查理不利。弗朗索瓦愿意折中处理：遗产归我所有，但一切收入当波旁查理在世时，完全任其享受。弗朗索瓦之母更说，如波旁查理将这份遗产赠她，她愿意再做他的新娘——这时她51岁，波旁查理31岁。波旁查理对这两种办法都不接受。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这时对这项争论插手了。他的建议是：波旁查理如同意与他妹妹埃莉诺拉（Eleonora）结婚，他愿以帝国全部兵力为后盾，帮他争夺这项继承权。波旁查理同意了。他趁夜越过边界，到达查理五世那边。查理五世以帝国将军的名义，派他驻守意大利（1523年）。

弗朗索瓦派邦尼维特——玛格丽特的情人——去攻击他。这位情场健将在战场却不堪重用。他统率之兵在罗马纳诺（Romagnano）一战而溃。溃退时，担任后卫的拜亚德·巴亚尔骑士身受致命重伤（1524年4月30日）。波旁查理清点战场，发现了这位骑士。他可怜他，安慰他。但他说：“我的公爵，我固然可怜，因为我快死了，但我看你比我更可怜。因为，我死是为国而死，你生则虽生犹死，因为你背叛国家，背叛王，背叛自己的誓言。”波旁查理听此，急急掉头而去。他走时，还把通往法国桥梁全行焚毁。波旁查理与查理五世及亨利八世订约：相机三路进兵攻打法国；胜利后，土地由三人均分。进兵时，波旁查理打的是普罗旺斯。先占艾克斯，后进围马赛。由于前有坚城，后乏粮秣，最后溃败了。既败之后，只好收拾残兵迫守意大利（1524年9月）。

弗朗索瓦此时认为可趁机追袭波旁查理，夺取米兰。但他不该听邦尼维特的建议：先攻帕维亚，再从南方取米兰。1524年8月26日，弗朗索瓦进围帕维亚。帕维亚坚固无比，法军于是屯兵坚城之下，费时4个月毫无进展。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敌人——波旁查理、洛尼的查理（那不勒斯总督）、佩斯卡拉的马基——集结了2.7万余众。2.7万敌军出现于法军之后。1525年2月24日，弗朗索瓦发现前后受敌，想退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前后夹攻时，弗朗索瓦英勇一如往昔。激战中，经他手刃的敌人不知有多少。可是，由于前禁后攻，部队施展不开，单凭其一己之勇显然无济于事。他的步兵炮兵挤在一堆，使法军赖以制胜的大炮一点也不能发挥威力。法军动摇。带头逃命的，是担当后卫的阿隆松公爵。弗朗索瓦亲自督导残兵作战，随侍他的只有少数勇敢的贵族。一阵激战下来，法军伤亡惨重，弗朗索瓦的脸上手上、腿上都挂了彩。战争持续下去，人虽不困，马却乏了。弗朗索瓦在马累倒后，犹独自持剑步战。御前侍卫一个继一个倒下，最后他真成了个孤家寡人。敌兵像蚂蚁般把他围着，他们正要致他于死时，一位敌军军官认出了他。这位军官把他护送到洛尼查理处。洛尼查理给他深鞠一躬，便解除了他的武装。

弗朗索瓦被囚于克雷莫纳（Cremona）附近的皮齐盖托内（Pizzighettone）的森林中。这时，他获准写信给他母亲——在他出征期间的法国代理统治者。那是一封脍炙人口的信：

（致法国摄政）

母后，接到此信，你应知对儿之苦难如何自持。儿今留存于世者，除荣誉及生命外，已无一物。为于苦难中，得慰慈怀于万一，儿故请求草措此信。……母后明智，祈勿愤激，盖儿深信，上帝仁慈，绝不我弃……

这封信，曾被后人广泛引用——善意的、恶意的。玛格丽特也收到一封与此大同小异之信。信发出后不久，回信来了：

我们的主：昨天接读你的来信，我们感到无上快慰。信中最使我们感到快慰的一点，就是知道你很健康。你知道，你的健康是我们生命所系。现在，我们任何思虑都没有，除衷心赞美上帝外，就希望继续听到你的好消息。上帝既以我们三人为一体，则此一体即不容分开。现在，我们是以2/3，写信给我们的1/3。在此，容我们谨附上对你的爱。我们是你的妈妈和姐姐，同时也是你忠顺的仆人。

露易丝，玛格丽特

对此刻在马德里的皇帝，弗朗索瓦也写了封信。这封信异常谦卑：“一个身为臣虏的法兰西王，特请陛下开恩赐还……陛下留臣于此，不过为一个无用之囚徒。设若仍使臣王法兰西，则臣必率法兰西永为陛下忠诚的奴仆。实则如何，幸陛下图之。”由这封信，可见弗朗索瓦身处逆境并无任何气节。

查理五世接到胜利消息时，他颇为沉得住气，左右都说值得大大庆祝，他并不许可。据说，他摒弃从人进入寝宫，唯一之事就是跪下来祷告。他立刻拟定议和条件及释放法国国王的条款：（1）法国应割让勃艮第，并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意大利的请求权；（2）法国应承认波旁公爵要求的一切土地及权利；（3）法国应同意让普罗旺斯和多菲内（Dauphiné）为独立国；（4）法国应归还所有原属英国之土地，如诺曼底、安茹、加斯科涅及吉耶讷等；（5）弗朗索瓦应答应与皇帝结盟对抗土耳其。他把写好的条款分送弗朗索瓦与露易丝。露易丝的回答是，法国绝不轻易放弃寸土；如启战端，愿牺牲至最后一人。想不到这位老人，对此事的处理，如此明智果决，以致法国人因此原谅了她过去所犯的一切过错。她立即动员全国兵马，对可能遭受攻击的据点严加戒备。为转移查理五世对法国的注意力，她劝土耳其的苏里曼，暂勿进攻波斯，而把军事矛头指向西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里曼会听她的，但1526年，他果然进兵匈牙利，同时于莫哈奇大败基督教联军。这一来，如果查理五世要打法国，那就会惹起基督世界的公愤。露易丝这时更向亨利八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说，如果让查理五世的领土要求实现，英国和教廷必将大受其制。亨利觉得有理，再加上露易丝答应给他200万克朗作“赔款”的条件下，他与法缔结攻守同盟（1525年8月30日）。露易丝外交手段之厉害，确使世人为之侧目。查理五世对此也只有甘拜下风。

在查理五世、洛尼及露易丝三方面同意下，弗朗索瓦的囚禁地点转移到西班牙。1525年7月2日，弗朗索瓦到达巴伦西亚时，查理五世曾有一封很客气的信给他。尽管信上很客气，待遇却很不客气。弗朗索瓦被囚在马德里的一座古堡内，囚室非常狭隘。在武装看守监视下，每天只有一段时间放风。放风时他可以骑骑骡子。弗朗索瓦请求查理接见一次，查理满口答应，接见却遥遥无期。为了便于索取高价，他有时下令将弗朗索瓦关上两个礼拜不放风。露易丝建议由她出面商谈，查理认为她不好对付而不接受。在查理看来，从囚犯身上打主意比较便利。露易丝曾向查理说，玛格丽特现正孀居，“如能使小女侍奉箕帚，实为所愿”，但他中意的是葡萄牙的伊萨贝拉小姐，因为伊萨贝拉不但有90万克朗的嫁妆，而且要结婚立刻便可结婚。被囚禁了两月之后，弗朗索瓦病倒了。病得很严重。西班牙人都说查理手段太毒辣，因此反而同情弗朗索瓦。弗朗索瓦一病，西班牙有不少人为他祈祷。查理自然也为弗朗索瓦祈祷，因为万一他死了，这笔政治竹杠便敲不成了。他为此去探视弗朗索瓦。他答应他，不久就会开释，同时准许他姐姐来看他。

1525年8月27日，玛格丽特自艾格莫尔特湾（Aiguesmortes）起航，抵巴塞罗那后，坐轿沿崎岖小径，走遍了半个西班牙才到马德里。在这段艰苦行程中，她以吟诗和给弗朗索瓦写信来安慰自己。在给弗朗索瓦的信中，她有下列句子：“为了你，我愿付出一切，即使粉身碎骨，我也绝不畏缩。想到能为你效劳，我便感到安慰和荣耀，因此一切艰难困苦，我都可以克服。”最后，她终于在牢中看到了她的弟弟。玛格丽特初见弗朗索瓦时，病已大有起色，但至9月25日，病情忽然加剧，弗朗索瓦陷于弥留状态，眼看就要去世。玛格丽特跪下来祈祷，左右甚至已请来行临终圣礼的神父，但病况又奇迹般地转好起来。玛格丽特陪了弗朗索瓦一个月，最后到托莱多去见皇帝。查理这时获知英法联盟，他对露易丝的大胆作风极表愤怒，因此，对玛格丽特的求见非常冷淡。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口舌当然均属白费。

现在，弗朗索瓦手上只剩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一打，他显然有被终身监禁的可能，但一切方法都已不灵，只有打出碰碰运气。在叫玛格丽特尽速离开西班牙后，他于1525年11月签署了一封信：法国王位传给太子弗朗索瓦二世；由于太子年仅8岁，指定露易丝为摄政；露易丝设有不幸，摄政一职交给玛格丽特。查理看到这张王牌慌了，弗朗索瓦一旦放弃王牌，囚他还有什么价值？为了保全弗朗索瓦的利用价值，查理以弗朗索瓦和他签订《马德里条约》（The Treaty of Madrid）为条件而放还弗朗索瓦。1526年1月14日签订的《马德里条约》，内容除前所照会露易丝者外，尚加上一条以弗朗索瓦两个最大的儿子为人质。弗朗索瓦为坚查理之心，还同意与查理之妹，葡萄牙孀后埃莉诺拉结婚。最后，弗朗索瓦还赌咒，如果他不忠实履行条约，愿上帝罚他再到西班牙坐牢。事实上，1525年8月22日，他就预先写了一份诏书交给他的侍卫保管，诏书说：“举凡我签署的条约、协约、否认状、赦令、废除令、法规部分适用令及各种盟誓，如与我本人的荣誉及法国的利益相违背者，均属无效。”签订《马德里条约》前夕，他除特别把这份诏书念给代表他去从事协商的人听外，并宣称，这个条约的“是在武力强制、与终身监禁威胁下签订，因此，其中所载的一切，自然是无效的”。

1526年3月17日，洛尼在西班牙伊伦（Irún）与法国昂代（Hendaye）交界的比达索阿（Bidassoa）河上，将弗朗索瓦交给法国宫廷官员罗德雷，并换取弗朗索瓦的两个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和亨利。交接手续是在一艘船上举行，弗朗索瓦与二子挥泪道别时，船即径驶法国对岸。脚踏法国土地，弗朗索瓦一跃上马，即纵声欢呼：“我又是王了！”马直奔贝约讷，那里露易丝和玛格丽特正期待着他。一切不过问，先到波尔多及科尼亚克休养3个月。他一方面，需要补一补，也得尽情玩一下。露易丝因与沙托布连的女伯爵（Comtesse de Chateaubriand）不睦，这次特选了一个18岁的金发绝色宫女陪她来照料弗朗索瓦。这个宫女叫安妮·德海莉·德皮塞连（Anne de Heilly de Pisselieu），一来便取得了弗朗索瓦的欢心。一经宠幸，立刻便爬到沙托布连女伯爵埃莉诺拉的上面。从此，她在弗朗索瓦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即仅次于他母亲和姐姐。她在弗朗索瓦与埃莉诺拉婚姻关系之间极力周旋，她颇满足于弗朗索瓦和她的偶然幽会。为了掩人耳目，弗朗索瓦叫让·德布罗塞（Jean de Brosse）做她的丈夫，并封她丈夫为公爵，她为女公爵。公爵留下妻子，告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享受一笔财富时，弗朗索瓦再赐给他一个会心的微笑。

战争与和平（1526—1547）

《马德里条约》渐次公开时，查理五世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德国新教诸侯，面对他势力的扩展感到恐惧。意大利反对他攘夺伦巴底的宗主权。克莱门特七世公开宣布，弗朗索瓦在马德里所赌的咒无效，同时参加法国、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及威尼斯筹组的《科尼亚克共同防卫联盟》（1526年5月22日）。查理大骂弗朗索瓦不是人，一面下令虐待他留做人质的儿子，一面准备要弗朗索瓦再到马德里来坐牢。为了报复克莱门特，查理令他手下的将军准备采取行动。

一支由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军队向南涌入意大利。这支军队用云梯攻入罗马（攻城时波旁公爵阵亡），把城内劫掠一空。此次劫掠之惨，远甚于以野蛮人著称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所为。这支军队，除了杀死4000名罗马人外，还把教皇克莱门特囚在圣安杰洛。欧洲群情激奋，这时，留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发言辩护，他说，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待遇太差。但事实上，他在罗马的代理人不但把教皇从1527年5月6日囚禁到12月7日，而且释放时，还狠狠敲了行将破产的教皇一大笔竹杠——36.8万克朗。教皇向弗朗索瓦和亨利诉苦，弗朗索瓦派罗德雷为将，率兵进入意大利，把帕维亚烧杀一空。弗朗索瓦报了两年前在此兵败被擒之仇，但把意大利人搞迷糊了：为什么法国盟友的行为，竟比德国敌人还糟？法军越过罗马，进围那不勒斯。城中缺粮，饿殍载道。弗朗索瓦的这种做法，惹恼了热那亚海军将领安德烈亚。他把他的海军投向查理五世，同时设法供应城中粮秣。那不勒斯稳住了。由于旷日持久，现在轮到法军缺粮。1528年，罗德雷苦战而死，攻意法军全行瓦解。这个阶段的欧洲，在老百姓串演的悲剧中，有时穿插着不少统治者的闹剧。弗朗索瓦恢复自由后不久，尽管他两个儿子尚在西班牙的布尔戈斯，但他向查理五世宣战。查理召来法国使臣恨恨地说：“你们的王居然敢对我宣战！试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是我的囚犯……他是懦夫、无赖、小人！他和我订过《马德里条约》，却说话不算话。如果他还有一点点丈夫气，叫他单独和我挑战，我答应和他决斗。”这番话传到弗朗索瓦耳里，他派了一个使臣去和查理说：“决斗就决斗。”查理指定了地点，要使臣告诉弗朗索瓦定日期。一场好戏似乎就要开锣的样子，但由于法国贵族不赞成，他们用种种巧妙的方法，阻挠信使的来往，以致这项决斗只有延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一天”了。时代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的利害千差万别，别说私人决斗，就是雇用佣兵，也已难解决问题。以大规模毁灭性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是近世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这个观点来看，查理与弗朗索瓦的决斗不成，可以说是必然的。

保持和平需要技巧和智慧，这一点，世界上的男性统治者，该虚心向两位伟大的女性讨教。露易丝写信给荷兰摄政玛格丽特，拜托她传话给她的侄子——罗马皇帝查理，说弗朗索瓦情愿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意大利的请求权，并赔款200万克朗，以赎回他的两个儿子。玛格丽特对查理说了，但查理说，他要法国割让勃艮第，同时答应波旁公爵的要求。“何必呢？”玛格丽特劝她侄子，“你明知现在叫法国割让勃艮第办不到，提这个要求又有何用？至于波旁公爵的要求，目前公爵已死，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查理一想有理，于是就产生了《坎特伯雷协定》——赫赫有名的《夫人和平协定》（La Paix des Damps）。法国以工商业和老百姓的血汗钱，赎回了两位囚禁了4年的王子。他们随着自由带回的，是许多备受虐待的故事。这些故事曾使弗朗索瓦及整个法国大感愤怒。

弗朗索瓦四处结盟。对亨利八世，他致送了一笔抚慰金，以示没有邀他参加坎特伯雷协定的歉意。亨利八世这时正恨查理干预他的“离婚”，因此答应支持弗朗索瓦。不到一年，弗朗索瓦除英国外，又结了许多盟友：德国新教诸侯、土耳其及教皇。不过，教皇有点靠不住，因为在答应与弗朗索瓦结盟后不久，他又和查理做起朋友来。1530年，他特别为查理加冕，在历史上，这是教皇为神圣罗马皇帝所做的最后一次加冕。加冕之后不久，鉴于皇帝威权太大，事实上查理已把意大利视为他的一省，于是，克莱门特又转而寻求与法国的结盟。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特别将他的侄女凯瑟琳许配给弗朗索瓦的次子奥尔良公爵亨利。1533年10月28日，法国国王和教皇相会于马赛，教皇顺便给亨利及其侄女主持婚礼。一年后，克莱门特即蒙主召，弥留时，他尚依违于弗朗索瓦与查理之间。

身为神圣罗马皇帝的查理，目前35岁。1529年，他获知土耳其人进围维也纳，是弗朗索瓦、露易丝及克莱门特七世策划围攻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时，用苏丹使臣对斐迪南的话来说，他简直给吓昏了。现在，弗朗索瓦更与突尼斯首领巴巴罗萨有联络。巴巴罗萨常出没于地中海西部，劫掠沿海城镇，攻击海上商船，不但抢东西，而且抢人去做奴隶。为了铲除这一基督世界的大害，查理毅然负起责任。他集结了他的海陆军，跨海攻击突尼斯。（1535年）打下突尼斯，释放了沦为奴隶的基督徒1万余人。为了酬劳他的士兵，他纵容他们大肆劫掠。这次被屠杀的穆斯林，简直不计其数。在博纳和拉·戈莱塔留了部分守军，1536年4月5日，查理即以对抗法国与伊斯兰教国家、基督教世界保卫者姿态凯旋罗马。弗朗索瓦这时一面重新提出他对米兰的请求权，同时派兵征服萨伏依公国（1536年3月），开辟进攻意大利的通路。这一来，查理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及所有红衣主教之前，一面剖析他缔造和平的苦心，一面历数弗朗索瓦的罪恶。他说，弗朗索瓦破坏《马德里条约》，破坏《坎特伯雷协定》，和教会叛徒（指德国新教诸侯）结盟，和基督教世界敌人（指土耳其和突尼斯）结盟。最后，他又要求弗朗索瓦和他决斗：“让我们不要再流无辜百姓的血。让我们面对面解决争端。用什么武器由你挑选。……决斗之后，让德、法、西班牙组成联军，一方面对付土耳其，一方面根除基督教世界的异端。”

查理的这番话说得很微妙，因为他可迫使教皇不得不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不过谈到他和弗朗索瓦决斗，大家都感到不合时宜。1536年7月25日，查理以5万大军入侵普罗旺斯。他的战略是沿罗讷河而上，对萨伏依地区法军行侧翼攻击。法军守将昂·德·蒙莫朗西自量兵力不如查理，于是采坚壁清野政策。查理一来，他便撤退，退时将所有物资全行带走。部队经常吃不饱，进无所获，查理只好知难而退。保罗三世欲使查理全力对付土耳其和新教徒，促使弗朗索瓦与查理讲和。他将这两位巨头请到尼斯，让他们各住一间防范严密的房子，由他来往传话，而产生了一个10年休战公约（1538年6月17日）。休战公约签订后一个月，在埃莉诺拉——对这方面来说是夫妻，对那方面来说是兄妹——的安排下，两巨头以私人身份在艾格莫尔特见面了。这次，他们不谈权势只叙亲情，气氛显得非常轻松愉快。查理蹲着去抱弗朗索瓦的幼子。弗朗索瓦以一颗价值连城的大钻戒送给查理。戒指上刻有几个字“爱的凭证与表征”。查理收了戒指，立刻从他颈上把一条金羊毛项圈取下，替弗朗索瓦戴上。他们一道上教堂望弥撒时，全城人为和平而欢呼：“皇帝万岁！国王万岁！”

1539年，根特背叛查理，与布鲁日及伊普尔（Ypres）联合，向法国投诚，但弗朗索瓦拒绝接受。一次，查理欲从西班牙返回内地，但海道为叛兵所阻。弗朗索瓦获知，即向他建议，请他由法国通行。有人建议弗朗索瓦，查理通过时，半途将他劫持起来，逼他把米兰割让给奥尔良公爵。可是，弗朗索瓦说：“人情做到头，打鸡抹断喉。”弗朗索瓦有个弄臣叫特贝利特（Tribouillet），这时在其《呆瓜日记》（Fool’s Diary）上这样写：“他（指查理五世）如果假道法国，便是一个比我更呆的呆瓜。”弗朗索瓦笑问：“假如我让他顺利通过？”“那就需要修改了。”“怎么改？”“我就把查理的名字抹去，而补上陛下的名字。”弗朗索瓦终不为所动。他不但让查理顺利通过，而且令沿途城镇设宴款待。

然而，这段交情在帕维亚附近西班牙守军捕到一名法国密使时便告结束了。因为这位密使，持有法国国王同意与苏里曼联盟的函件（1541年7月）。这段时期，巴巴罗萨又开始攻击意大利沿海城镇。查理率领一支舰队自西班牙出马洛卡岛（Mallorca），想一举击灭巴巴罗萨。但天不从人愿，中途遇风只好空手而回。从这时起，查理的运气即走下坡。1539年，他最宠爱的皇后死了，他自己的健康也江河日下。1542年，弗朗索瓦欲取米兰而对查理宣战。站在法国一边的有瑞典、丹麦、戈尔德兰、克勒夫、苏格兰、土耳其及教皇。站在神圣罗马帝国一边的，只有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答应和他并肩作战还是附有条件的。令查理伤脑筋的还有一点，西班牙议会拒绝为他筹措战费。1543年，土法联合舰队进围尼斯——尼斯现为皇帝领土。尼斯之围虽解了，但巴巴罗萨及其穆斯林军队攻陷了土伦。他们不但在土伦过冬，而且就在那里拿基督徒当奴隶拍卖。为了挽回颓势，查理大动脑筋。他首先将教皇争取过来。其次，答应不问重婚之罪而获得菲利普的支持。在打垮克勒夫公爵后，他便集中全力来对付弗朗索瓦。1543年10月，弗朗索瓦发现同盟离心，敌势益强，于是掉头就走。查理本可进摄其后，但现在又面临部队补给的难题，于是趁势提出和平条款。1544年9月18日，查理与弗朗索瓦签订《克里皮条约》（The Treaty of Crépy）。条约中言明，法国国王放弃对佛兰德斯、阿图瓦及那不勒斯的请求权；皇帝放弃对勃艮第的请求权；皇帝的公主下嫁法国之子，并以米兰为嫁妆——以上安排是可于1525年达成的，如那时做成，必可少流许多血。现在，查理便有工夫到缪赫尔堡（Mühlberg）去对付新教徒了。意大利画家提香，在这里描绘的皇帝是：虽已饱经忧患，体力衰颓，但仍志得意满，豪气万丈。从神情上观察，查理这时显然还没有患上要命的关节炎。

至于弗朗索瓦，显已奄奄一息。整个法国也是如此。就某个角度观察，弗朗索瓦样样都有，只是没有一样：荣誉，因为法国在他领导下，骑士精神已荡然无存。土耳其人西来之事不怪他，纵无他的邀请，他们也会来的。土耳其人西来，帮了弗朗索瓦一个大忙——替他牵制住了皇帝。假若皇帝不受牵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必已遍布于佛兰德斯、荷兰、瑞士、德国及意大利。在弗朗索瓦的领导下，法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富强康乐之境，但也正是他，把法国推向了破产和战争边缘。他临终前一个月，一面和查理握手言欢，一面却派人送20万克朗给德国新教徒，暗嘱他们反抗查理。他和查理是一对天生的马基雅维利信徒。他们相信，政治家为了保国卫民，可以不受一切道德规范的限制——尽管这些道德规范是他们期望他们国民信守的。弗朗索瓦几度使法国陷于战火，法国人并不埋怨。法国人不赞成他的，是他及他宫中的奢靡作风和排场。自1535年起，法国人提到他便摇头。

然而，弗朗索瓦还在醉生梦死。在他临死前几年，尚拼命在枫丹白露大兴土木。那里的宫殿精雕细镂，使意大利人见了都会眼红。弗朗索瓦找来一大群年轻漂亮的女人，成天置酒取乐。1538年，他染上了梅毒，悬雍垂（uvula）溃烂，说话结结巴巴。他想尽方法医治，甚至采用巴巴罗萨建议的水银丸，但终归无效。毒疮溃烂，臭气熏天，由于精神受到影响，他原来明亮的眸子变得暗淡无光。他本来不信神，现在却信起来了。每吃东西他都提心吊胆，因为，他疑心宫人会为讨他继承者的欢心而对他下毒。朝臣趋向太子，大大使他伤心。他怀疑大家希望他速死。拉姆伯雷特（Rambouillet）是他最后养病的所在，当他知道他不久于世时，他召来了太子，他叮嘱他不可受女人控制，因为他知道，太子对狄安娜·布瓦迪耶（Diane de Poitiers）正爱得入迷。说完，做了一个简短的忏悔，接着便咽气了。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站在门口对隔壁房间里的人低声说：“老骑士过去了。”弗朗索瓦得寿53岁，统治法国足足32年。弗朗索瓦在世时，法国人感到32年实在太多了，但自他逝世后，大家又对那段日子怀念不已。弗朗索瓦一生爱美，他即使有错，也错得可爱。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弗朗索瓦和法国已混而为一。

同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逝世。两年后，轮到弗朗索瓦的姐姐。弗朗索瓦病危时，玛格丽特住在昂古莱姆。她听到弟弟病危消息时，她几乎吓得失去了理智。“谁能去把我弟弟法国国王健康的消息给我带来？他来时，无论他身上多脏多臭，我都会抱他吻他。我要把他当作全法国最大最好的人来款待。……为了带来这个消息，他可能累了乏了。他需要休息，我要把我的床借给他。我宁可躺在地板上，听他讲述这个好消息。”派到巴黎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他们商量好骗她。他们说，王的龙体非常健康。好消息没有说完，其中一个修女掉下了一滴眼泪。这滴眼泪，揭穿了所有美丽的谎言。玛格丽特在一所修道院整整待了40天。在这些日子中，她整天和修女诵经礼忏。

回到坡市和涅拉克，她眼看丈夫花天酒地，女儿放荡不羁，除祈祷忏悔外，别无他法。在过去，她的思想行动虽不能算是一个十足的新教徒，但和一般新教徒已差不了多少。可是现在，她觉得足以安慰她的，还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主教仪式。在香烟缭绕中，聆听迷人的圣乐，可以把人带入一个静谧的境界。加尔文教派正向法国南部蔓延。对这个教派她感到吃惊。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她拾取了儿时的信仰。1549年12月的一天，她眼看一颗彗星划过天际，接着即发高烧。死，对于这个享尽荣华富贵、历尽世事沧桑的人来说，已不算是什么了。下面这首诗，是她临死前几年写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死已无所恐惧：

主啊，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我切盼着，

因为我可以更接近你。

……

不错，我要道别，

不过，我不哭泣；

因为，世上最好的礼物，

就是静静地死去。

忘年之爱

弗朗索瓦共有7子，7子均为克劳德皇后所生。长子弗朗索瓦，英俊、多情、豪爽，极似乃父。次子亨利生于1519年，沉静、羞涩、粗疏，和他哥哥相比，有着更多的不幸。这对难兄难弟，在西班牙共同度过4年艰苦屈辱的生活。哥哥回国后，不到6年便死了。亨利长大后，变得更为沉静。为了躲避宫廷生活的喧嚣，他常常把自己锁在屋里。跟随他的人，从来不见他笑。人们都说，他自去西班牙回来，完全变成西班牙人了。

与凯瑟琳结婚，非他所愿。在凯瑟琳方面，也是如此。说到身世，她比他更为不幸。1519年，她生下来不到22天，父母即双双亡故。据医师诊断，夫妇俩均死于梅毒。从那时到结婚，她一直便被人带来带去。1527年，佛罗伦萨人逐走其美第奇统治者时，她即被扣作人质。当被逐者卷土重来，她即被城里人拖到城上。他们说：“你们攻城，她便没命！”克莱门特七世把她送给法国作抵押品，她便乖乖地来到马赛。一个14岁的女孩，嫁给一个14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在整个婚礼中，几乎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他们到达了巴黎，由于跟她而来的有太多的意大利人，以致接待的人很不高兴。巴黎人背地都叫她为“那个佛罗伦萨人”。尽管她极力想争取他们的欢心，但他们，包括她丈夫在内，从来不给她一个笑脸。结婚10年一直不孕，医生一口咬定，她的不孕和她爸妈的梅毒有关。她求见公公弗朗索瓦，希望他叫亨利给她一纸休书，她便隐到修道院去。一肚子辛酸使她变成了个泪人儿。法国国王见着不忍，劝她别提休书二字。亨利也许是可怜她，终于使她做了妈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年一个，10年中她竟给亨利生了10个孩子。在她的孩子中，弗朗索瓦二世，后来娶了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后来嫁了菲利普二世；查理九世，后来成为圣巴托罗缪（St.Bartholomew）大屠杀案的主凶；爱德华，后来变成悲剧主角亨利三世；瓦尔瓦的玛格丽特，后来嫁给那瓦拉的亨利，同时变成他的克星。在凯瑟琳的一生中，除了很短暂的几年外，亨利尽管借她的肚子生孩子，却没有把爱赐给她。夺去她爱的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安娜·布瓦迪耶。

狄安娜在法国宫廷中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人。天赋才华使她在法国史上，占了一个颇显著的地位。女人的资本往往是年轻漂亮，然而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她与亨利恋爱时，亨利17岁，她则已37岁（1536年）。这时，她的头发已开始变成灰白，她的额头上也已开始出现皱纹。她虽既不年轻又不漂亮，长得却不难看。她风度优美，肤色很好——她的肤色之美，据说得力于一年四季的冷水浴。她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对丈夫，布雷泽（Brézé）的路易，相当忠实——至少在他未死前是如此。然而，她是一个很会追求快乐的人，据说，她每次和亨利幽会，都玩得很尽兴。不过，爱只是她整个生命乐章的小插曲，因为她不是一个浪漫的女人。法国责备她的，不是认为她在道德方面有问题。事实上，她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女子，她不像弗朗索瓦爱的那些女子，除面目姣好之外其他即一无所有。她受过高深教育，果断、机智、有判断力。自风度与头脑方面而言，当时的女性没有哪一个及得上她。

就出身而言，她可算是名门闺秀。她自幼在莫林斯（Moulins）波旁朝廷中长大，因此有着很深的艺术修养。她的父亲，因波旁公爵叛逆案而受到牵连，1523年被捕，旋即判处死刑。由于她的丈夫是弗朗索瓦的宠臣，因而获得赦免。她的丈夫，布雷泽路易，是查理七世之孙。他是格兰特的管家兼诺曼底总督，因此颇具权势。1515年，他和狄安娜结婚。他56岁，狄安娜仅16岁。1531年，路易死了，她在鲁昂给他造了一座非常壮观的陵墓。在墓碑上，她说，她要为他永守忠贞。她以后便没有再嫁，但忠贞则只是一句空话。

狄安娜与亨利相遇，是在亨利代替其父作为交换人质的途中。相遇地点为贝约讷，那时，亨利只是7岁的孩子，而狄安娜已27岁了。7岁的孩子，母亲于两年前死了，现在又离乡背井远适异邦，心情可想而知。狄安娜看见亨利啼哭，走过去像妈妈安慰孩子一样安慰他。亨利对她于11年后发生的爱，其种子也许就是这时种下的。10年后，17岁的亨利，虽已结婚4年，但在心理上仍未成熟。由于天生忧郁怕羞，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太太，而是一位妈妈。狄安娜的再度出现，恰逢其时。她的沉静、温柔、体贴，正是亨利需要的。亨利和她接近，最初所发生的，也是母与子间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的爱的确是很纯洁的。亨利在她的启迪和熏陶下，居然脱胎换骨：由一个厌世悲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勇敢自信的大丈夫。这一变，是他即将继位为王的主要条件。狄安娜和亨利的爱情结晶，就是狄安娜·弗朗茨。狄安娜不但把她和所遗的两个女儿一道抚养，还收养了另一个孩子——亨利1538年和一位皮德蒙特（Piedmontese）少女一度风流所生的女儿。那个少女为偿这笔风流债，终生待在修道院。亨利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保姆玛丽·弗莱明（Mary Fleming），不但有一手，也曾留下纪念品。亨利一生中虽然接触过不少女人，最使他倾倒的只有狄安娜。他为她写过不少诗，这些诗篇篇可诵。他送给她的金银珠宝，更无可数计。对凯瑟琳，他也并没有完全置诸脑后。有时，也和她吃喝玩乐，不过，他的心总在狄安娜身上。凯瑟琳虽了解，她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太子妃，真正的太子妃另有人在，然而，她也颇满足于丈夫赐给她的这份残缺的爱。至于狄安娜，也不是完全昧于大义的女人。尽管她极爱亨利，也经常劝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亨利继位为王，狄安娜也水涨船高。他给她写了许多情书，书中一再表白，他愿终身做她忠诚的奴隶。狄安娜获得亨利的宠信，使她富甲一方。亨利答应过她，捐官所获收入，有她固定的一份，事实上，谁想做官，更是非走她这条路子不可。一次，亨利把埃坦普女公爵所戴的一串珍珠赐给了她，女公爵看着大不愿意。狄安娜以控告她为新教徒相威胁，女公爵吓慌了，不但不敢索还珍珠，而且为求无事，还白送了不少钱。亨利指定一笔多达40万泰勒的款项由狄安娜使用，这笔钱是弗朗索瓦遗嘱秘密协助德国新教诸侯用的。事实上，狄安娜的丈夫就留下了不少钱。她拿这些钱聘请当时一流设计师德洛尔姆（Philibert Delorme），将阿内特（Anet）的布雷泽府邸翻造成一所宏大精美的别墅。这所别墅，事实上不但成为法国国王的别宫，而且以其艺术珍宝窖藏之富，成为艺术家、诗人、王公、贵族、主教、外交家、哲学家及一切学者名媛聚会之所。这里，可以说就是法国的枢密院，主宰这里的，就是冷静明智的狄安娜。事实上，只要是王在的地方，阿内特不算，其余如切诺瑟（Chenonceaux）、昂布瓦斯及卢浮宫，处处都有狄安娜的踪影。在上述各处，举凡杯盘碗盏，陈设用具之上，均印有代表她和王的符号——以代表她的“D”字两个背靠背叠起来，中间插入一条短线，于是，就变成代表亨利的“H”了。这真是一段美丽动人的友谊。这段友谊，以爱情为基础，以金银为点缀，居然生死不渝。

在宗教方面，狄安娜曾运用她的影响力，代表罗马天主教会制裁异端。她这样做是有很多理由的：她的女儿，嫁给弗朗索瓦之子吉斯公爵；公爵及其弟，洛林红衣主教查理，双双被她奉为上宾；这哥俩，都是法国天主教教会的领导人物。至于亨利，从小便信仰天主教，这种信仰，因赴西班牙为人质而日益坚定。另外，还受到爱情的影响，在亨利写给狄安娜的情书中，上帝与狄安娜常混淆不清。教会自然也有影响，教会为解除弗朗索瓦对宗教法廷所做的限制，曾答应给亨利300万金克朗。

尽管如此，新教徒在法国的势力还是有增无减。加尔文及其他教派不断派遣传教士进入法国。约1559年，法国新教徒在各城市，如康城、普瓦提埃、罗谢尔及许多地方已占优势。一位传教士估计，这时，新教徒在法国人口中，差不多已占1/4。一位天主教史学家说：“和约（特指教皇利奥十世与弗朗索瓦一世所订之约）消除了教徒对罗马离心的根源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教会继续腐败，这种离心力也越来越大。”在中下层社会中，新教教派代表的是抗议天主教政府妨碍市镇自治、苛捐杂税及浪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战争。被国王把政治权力剥得精光的贵族，看到路德教派诸侯战胜查理五世后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一个个眼红得不得了。他们想，利用人民对教会和政府的不满，也许可恢复他们向往的封建制度。著名的贵族，如科利格尼，及其弟弗朗索瓦·达德洛特，路易·孔德亲王及其弟安东尼·波彭，在上述观念支配下，积极参加新教组织及活动。

法国新教徒教派，神学采自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由于加尔文是法国人，其语言文字和思想逻辑，处处都能感动法国人。1550年以后，法国人几乎把路德二字忘记了。现在，大行其道的是胡格诺。这个名字是自苏黎世经日内瓦传抵法国的。1559年5月，新教徒感到羽翼已丰，由各地派遣代表赴巴黎集会。这就是法国新教徒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方式是秘密的。约1561年，据估计，法国加尔文教派成立的教堂已达2000余座。

亨利二世决心扫除异端，命令巴黎议会组成特别委员会（1549年）专司其事。由于这个组织，抓到人就判火刑，因此有“火王殿”（burning room）之称。根据1551年的夏多布里昂敕令，凡印刷、出售或持有异端图书者，均应从重判刑；坚持异端者杀无赦。检举异端者，可获异端所有财物的1/3。任何法官如对异端宽大，均会遭受检举。任何人，除非思想“纯正”，即绝无异端嫌疑者，始得出任地方首长。仅仅3年内，火王殿烧死的新教徒，即达60余人之多。亨利拟建议教皇，依罗马新规定，在法国遍设宗教裁判所，但因巴黎议会反对作罢。布尔格（Anne du Bourg），议院的一员，大胆建议，异端应待特伦特会议确定何种思想算是正统后，才予追究。亨利说他偏袒异端，把他抓了起来，并说非烧死他不可。不过，偏偏他命不该绝，局势演变，法国国王不能烧他。

亨利由于其父其兄及自己长期被囚，对皇帝恨之入骨。因此，凡属对查理不利之事，只要有机可乘，他均乐于进行。当路德派诸侯，为基督、为封建制度，决心拆皇帝的台时，他便和他们共组联合阵线。根据1552年他和他们签订的《尚博尔条约》，他可出兵占有洛林。战端一开，他很顺利，轻而易举便夺取了图尔、南锡、梅斯及凡尔登。查理的应对是，对德国新教徒让步，以卑辞厚币使帕索诸侯保持中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进袭梅斯法军。守梅斯的是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由于他防守严密，查理无隙可乘。1552年10月19日至12月26日，尽管查理气得吹胡子，梅斯始终无法攻下。再僵持下去不利，查理只好撤走他的残兵。他苦笑着说：“运气活像女人，爱少年不爱老年。”接着他又加一句：“如果是在3年前，我还甘心做托钵僧？”

1555年至1556年，查理把荷兰和西班牙的权力，交付给他的儿子。他和法国签订瓦塞勒斯（Vaucelles）停战协定后，便回西班牙去了（1556年9月17日）。查理的想法是，他的儿子菲利普自此可以安坐龙廷了，但亨利并不这样想。他想，这正是攻击意大利的好机会。菲利普对军事不在行，他无缘无故又和教皇保罗六世动干戈。于是，亨利一面派吉斯公爵率兵攻取米兰和那不勒斯，一面集结重兵，准备在法国东北古战场邀击菲利普。菲利普自量无力应付亨利，于是从富格尔（Anton Fugger）处借了100万杜卡特，赠给英国女王，请其出兵助战。1557年8月10日，萨伏依的伊曼纽耳·菲利贝托公爵，率领菲利普及其客军，大胜法军；在圣奎恩亭擒获科利格尼及蒙莫朗西后，挥兵直取巴黎。巴黎人心惶惶。由于无险可守，亨利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令吉斯公爵从意大利率兵回救。公爵果然不负所望，由于用兵神速，不但解了巴黎之围，而且进占了英军大本营卡勒科斯（1558年）——此城于1348年曾被英攻占。菲利普心灰意冷，不想再战了，在回西班牙前，与法国订立《卡图—坎伯雷斯条约》（1559年4月2日）。条约载明，亨利同意法国留在阿尔卑斯以北；菲利普同意让他保有洛林和卡利斯。卡利斯之失，使英国玛丽女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真是不打不相识，亨利与菲利普忽然变成了好朋友。亨利答应以其女伊丽莎白嫁菲利普，其妹贝里的玛格丽特嫁伊曼纽耳·菲利贝托。一场干戈改以一连串喜宴、花束、笑声而告终局，的确大大出人意料。

婚礼举行前，留在佛兰德斯的菲利普尚不免心怀疑忌，但在巴黎的法兰西人、佛兰德斯人及西班牙人，则对亨利的诚意一点不表怀疑。为了准备公主婚事，都尔诺宫张灯结彩，圣安东尼街处处堆满花束。婚礼进行得非常圆满，婚礼钟声大鸣时，菲利普才感到他的疑忌是多余的。6月22日，阿尔瓦公爵代表菲利普宣布伊丽莎白公主正位为西班牙皇后。亨利年已四旬，但对马上比武仍深感兴趣。这种比武，以连比三场而不下马者为胜。亨利已通过了两场，因为两场对手，及萨伏依公爵，都知道应当怎么玩才不伤害国王，而使国王高兴。但在第三场，对手蒙哥马利是个冒失鬼，在闪过国王的枪后，他的枪尖不巧却从国王脸盔隙缝，透过国王眼睛，直捣国王脑部。9天中，亨利虽未断气，但已知觉全失。7月9日，其妹玛格丽特与菲利贝托的婚礼，在沉闷气氛中举行。7月10日，国王即告驾崩。亨利死后，狄安娜退居阿内特。7年后也追随亨利于地下。最可怜的是凯瑟琳，亨利虽不爱她，她却爱着亨利。为了纪念亨利生前赐予她那份残缺的爱，她竟终生为他穿着丧服。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1529）

一大有可为之君（1509—1511）

凡是见过1509年登上英国国王宝座的人，可能谁都没想到，他既是一个大英雄又是一个大恶棍。他复杂的性格使英国在他统治之下天翻地覆。一位18岁的少年，眉目清秀，皮肤雪白，看上去充满了女性动人之美，不过，你如果仔细观察，从娇艳中还可看出一股逼人的英气。他那微赭的秀发，他那金色的髭须，他那双“又洁白又光滑的小腿”，不但本国臣僚，就是外国使节，见了都会赞不绝口。在朱斯蒂尼阿尼（Giustiniani）写给威尼斯议员的信中，有下列句子：“他最喜欢打网球。看他打网球，是天下第一等乐事。他的皮肤和雪白的衬衫相映，相信谁见了都会喜欢。”他的箭术和角力技巧，和国内一流高手不相上下。凡打猎，从开始到结束，他都毫无倦意。每周两次比武，足以和他颉颃者，只有萨福克（Suffolk）公爵一人。他对音乐“不但能演能唱，还能作曲”。据罗马教皇使节报告，他为弥撒写了两首圣乐，一直流传至今。他喜欢跳舞，尤喜欢跳面具舞。他穿着精美，他爱披貂皮紫袍，因此紫与黄，在英国成为他的专用服色。在饮食方面他也很讲究。一场国宴，往往吃上六七个小时。由于他仪容俊美、风度安详、易接近、幽默、大度、宽厚，因此获得万民拥戴。他的登基引发欢声雷动，大家都说，黄金时代来了。

知识分子也欢欣鼓舞，因为在那段太平日子里，亨利除了使自己适于做王外，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音乐家、运动家和学者。也许是命中注定他将对宗教事务要插上一脚，他居然对神学大有研究。据说他有这份能耐：可在任何场合，恰当地引述一段《圣经》。他对艺术有着很深的造诣，经他收藏的东西，件件精品。挑选霍尔拜因为他塑像，由此即可知他独具慧眼。另外，他对工程学、造船学、筑城学及炮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莫尔爵士提到他曾说“所有英国国王，数他最为博学”，的确不曾夸张。莫尔还说：“对一位国王，既精于哲学，又通文艺，你说还有什么苛求的？”蒙乔依写给当时身在罗马的伊拉斯谟：

说一位王子其天分如何之高，秉性如何之善，你也许难以相信。可是，你如果亲自看到他的英雄气概，他的圣贤举措，他对正义的爱好，他对学者的尊重，相信你会为之心折。来吧，如果你身有双翼，你当赶快飞来一看这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啊，伊拉斯谟，假定你在这里看见他即位时万众欢腾的情景，假定你在这里看见他理想的生活表现，相信你会感动得涕泗纵横。真的，他的即位，天在狂喜，地在欢笑。

伊拉斯谟果然来了，有一段时间，他也感染到这份狂热。“从前，”他这样写道，“宗教是学术的中心。可是现在，大部分学者，为了贪图口腹之欲与金钱享受，已把学问抛到九霄云外。谈到学术爱好者，反而要在王公贵族中去找……”英国国王对学者，如莫尔等人，不但延揽，甚至可以说“强迫”他们进入宫廷。他要他们分享他的责任，分享他的工作，分享他的快乐。他喜欢莫尔等人做伴，其喜欢程度，甚至凌驾于美丽的少年男女之上。莫尔是亨利的枢机大臣，利纳克尔（Linacre）是亨利的医生，科莱是圣保罗教堂的传道士。 [1]

亨利即位那年，科莱利用自己父亲留下的遗产，创办了一所圣保罗学校。这所学校可容纳学生150余人。课程以古文、基督教神学及伦理学为主。科莱破除传统习惯，聘请非基督教学者担任教职。欧洲学校不含宗教色彩当以此为始。牛津的老古董们，对教古文一事大肆攻讦，他们说，科莱的做法会把学生引入怀疑宗教的歧路，但亨利一方面堵住他们的嘴，一方面鼓励科莱大胆去做。尽管科莱本人思想纯正，信仰虔诚，但攻击他的人硬指他为异端。大主教渥兰出面制止这类攻讦，颇得亨利赞许。亨利与法国作战的倾向非常明显时，科莱即公然抨击这项政策。与伊拉斯谟一样，他说，不公正的和平也远比公正的战争为好。即使亨利在座，科莱对战争政策也照样攻击不误。亨利曾私下要求他，不可公然攻击战争政策，因为那会挫伤军中士气，他仍然不听。但有人建议将科莱免职时，亨利却说：“不可，有毛病的人需要医生……此人正是我的医生。”科莱对基督的信仰一直是很虔诚的。1517年，他有一封信给伊拉斯谟，信中即充满托马斯·肯皮斯的精神：

啊，伊拉斯谟，谈到书本知识，实在无边无际。就我们短促的一生而言，我认为一切都不及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来得重要。所谓圣洁的生活，就是时时刻刻清明神志涤荡污染……要达到这种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热爱耶稣、效法耶稣。热爱耶稣、效法耶稣，是一条通向真理的捷径，除了这条路，其余都是歧路，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再谈。

科莱于1518年，自己预备了一块墓碑，碑上仅刻着他的拉丁文名字约翰内斯·科勒图斯（Johannes Coletus）。一年后，他即与世长辞。他的死使许多人感到，又一位圣徒已升天。

[1] 不过，伊拉斯谟这几位宗教方面的朋友，如科莱院长、罗切斯特主教费希尔及坎特伯雷大主教渥兰，对学问倒是很认真的。

权臣托马斯·沃尔西

尽管亨利后来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化身，但在即位之初，对国际事务他还是个新手。对这方面，他知道他需要学习。向谁学？向环绕在他身边的人学。莫尔最有人望，但年仅31岁，而且志在圣贤。托马斯·沃尔西于是成为适当的人选。在年龄上他也仅大3岁，也是一个传教士，可他对政治有兴趣。宗教，在他只是一种攀登政治舞台的阶梯。托马斯出生于伊普斯威奇（Ipswich）“一个贫贱的家庭”，15岁获得牛津学士学位，23岁以津贴生资格考入抹大拉学院。在这里他露了一手，学院要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钟楼，他为此花了很大的力气——募到一大笔非他身份能募到的钱。他知道如何往上爬。在处理事务及外交方面，他有极优异的表现。半凭能力，半凭机变，他由亨利七世的小教堂牧师步步高升。亨利八世即位，派他为慈善事业的主持人。不久，他被选入枢密院。一进枢密院，第一件事就使渥兰大吃一惊，因为他建议：成立英西军事联盟，以对抗法国。路易十二当时正进兵意大利，一旦得手，教皇便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法国过强，非英之福。亨利之所以接受沃尔西的建议，一方面也是受到他的岳父，西班牙的斐迪南的影响。亨利在这个时期，似乎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此现况，”他向朱斯蒂尼阿尼说，“我已心满意足，我不想统治他国，但也不接受他国统治。”亨利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政治事业的指针。他秉承英国此前诸王要求统治法国的野心，不过他了解，这种要求不切实际。经过1513年的斯珀斯（Spurs）之役，战事即行进入尾声。沃尔西奉命作和平安排。于是，他建议把亨利的妹妹玛丽嫁给路易十二。利奥十世为谢解围之恩，将沃尔西封为约克大主教（1514年），再封为红衣主教（1515年）。获胜之余，亨利立封沃尔西为御前大臣。这次战争对保护教廷有功，亨利以此自豪，这就是后来有位教皇不受其和亲建议，他便大骂教廷忘恩负义的原因。

在沃尔西就任御前大臣最初5年中，英国外交可谓得心应手。他的构想是，以英国为砝码，平衡于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之间。换句话说，即借均势政策以保持欧洲和平。他也许早已想到这一点，均势政策如果同行，就他而言，他可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就英国而言，欧洲和平无异为英国与荷兰的商业提供了一项保证。第一步，沃尔西筹组英法联盟（1518年）。为了加强这项联盟，又使亨利之女玛丽（后成为女王，时仅2岁）与弗朗索瓦一世之子（时仅7个月）缔婚。沃尔西喜好排场，从他招待到伦敦签约的法使一事即可看出。他在威斯敏斯特所设之宴，“其丰盛，”朱斯蒂尼阿尼报告，“连克娄帕特拉和卡里古拉（Caligula），均会自叹弗如。一座大厅，处处陈列着巨型花瓶，这些花瓶，全由纯金纯银所铸。”托马斯这样铺张，当然也是有理由的。这是一场豪赌，这场豪赌事后证明他是赢家。他建议，这项联盟应对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及教皇利奥十世公开。他对他们发出邀请，他们通通都接受了，伊拉斯谟、莫尔及科莱也希望，从此西方基督教世界可安享太平了。对这项联盟，甚至沃尔西的政敌，也一致为他庆贺。他趁机贿赂英国驻罗马官员，希望取得教廷的英国合法代理职位。他收到“在这边”这句密语时，他就知道他已获得教廷在英最高职位了。沃尔西现在既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又是除亨利外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一年之后，英法联盟维持下的和平，忽然笼罩上一层阴影。原因是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都想问鼎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对此宝座，甚至亨利也很动心，不过，他知道他没有机会。皇帝宝座后来落于查理五世之手。查理成为皇帝，1520年5月即赴英国做旋风式访问。名义上是向他的姑母凯瑟琳，亨利的正宫王后致敬，实际上是向玛丽公主（已许配给法国皇太子）求婚，以换取将来他和法国冲突时的英国支持。沃尔西当然不同意这个请求，不过因他手法高明，不但获得查理支持其未来成为教皇的保证，还获得一份每年7000杜卡特的年金。

沃尔西一生中最为冠冕的事，当数1520年6月于戈尔登的克洛茨（Cloth of Gold）平原，安排并参加英法二王的高峰会议。那天，卡拉斯附近，介于圭纳斯和阿德勒斯的一片广场上，展布着一个精彩的镜头。4000位英国贵族，穿着中世纪骑士所着的服装——以绸缎制成，再加上精心刺绣——在落日余晖中，簇拥着英国国王与弗朗索瓦一世相见。英国国王少年英俊，骑着白马。站在他旁边，着深红缎袍的人就是沃尔西。为了使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沃尔西在这里建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行宫。宴会的凉亭，挂的是金碧辉煌的绣幔，铺的是轻软艳丽的地毯。一个喷泉，由于喷出来的全是美酒，处处洋溢着酒香。英法两王及其嫔妃侍从，酒醉饭饱之余，还有马上比武可看。英法两国的政治婚姻双重联盟，由此一会更见强化。英法二王太高兴了，不但亲自骑马比枪，还彼此摔跤量力。弗朗索瓦冒着欧洲和平破裂的危险，竟把亨利摔倒在地，但以法国人特有的风度，他于第二天清晨，即轻装简从，亲赴英国国王帐前赔不是。亨利对此大受感动，于是，两人不但互赠礼品，而且彼此发誓永不相背。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相信谁。君王善撒谎，似已为历史的通例。亨利在与弗朗索瓦欢宴后17天，便即到卡勒科斯与查理相会。1520年7月，在沃尔西的陪同下，亨利与查理畅叙了3天。他们誓言，第一永不相背，第二不再追求与法国王室联姻。对于欧洲和平而言，这种双边联盟，又比从前的单边联盟好多了。在双边联盟下，英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亨利对此非常满意，为酬劳沃尔西，他命令圣阿尔班僧侣选沃尔西为修道院院长，同时将院中的纯收入给他。“为了安排种种会谈，”亨利说，“他已掏了不少腰包。”这一下，沃尔西算够本了。

沃尔西的确是个非常人物，他无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都较人高出一筹。“他长得够英俊，”朱斯蒂尼阿尼这样描述，“其能言善辩、处事明决、精力充沛更非常人能及。”可是其品德不堪一提。他与人有过两次私生子的记录——在那个淫靡的时代，这只能算是小过失。假如某位主教不是造谣，他还是个“梅毒患者”。他很会搞钱，说是贿赂也罢，说是酬金也罢，总之他从弗朗索瓦和查理那里，曾获得大笔金钱。对年金和赏赐，他使他们互相抬价——对本国或外国臣民，给予年金及赏赐，是当时君主和贵族的一种风尚。获得年金和赏赐者，对所赏的人，一般都有感激之意，沃尔西则不然。他自以为，他的政策大有益于欧洲，因此他应获欧洲的孝敬。无疑，沃尔西爱金钱、爱享受、爱排场、爱权势。他将大量金钱用于排场，目的在于对外国使节夸耀英国的财富。沃尔西从亨利那里领不到薪金，因此他的支出，只能靠宗教方面的收入和外国君主给的年金。不过，他不穷，现在让我们来替他算算，他除拥有两幢住宅、六份圣俸、一份院长津贴外，下列职位也是有进账的：圣阿尔班修道院院长，巴斯及威尔士主教，约克大主教，温切斯特教区主管，并分享意大利伍斯特及萨里斯伯里遥领主教的利益。另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钱。英国所有宗教政治的职位都由他推荐并委派，因此，获得这项职位的人，饮水思源自然会孝敬他。关于沃尔西的财富，一位天主教史家作过估计，当其极盛时期，约占全英宗教收入的1/3。在英国他可算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人。据朱斯蒂尼阿尼估计：“他在英国的权力，比教皇大7倍。”伊拉斯谟说：“他是英国的第二国王。”差一点他就爬上教皇宝座了。他一共有两次机会，但两次均因查理背信，而没有抓住。

沃尔西确信仪式是权力的支撑，权力可以力获致，维持则须靠仪式。仪式是维持权力最廉价但最有效的工具。对一个当权者，老百姓只看得见他的外表，而看不见他的内心，老百姓对于他的好坏，就是从外表来判断的。基于这种观念，沃尔西在公众面前出现，总是穿着得非常漂亮。在他，不这样似乎就不足以作为教皇和英国国王的代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一袭猩红或大红的波纹绸袍，一双红手套，一双鞋子，除以金银丝线绣花外，还镶嵌珍贵的珠宝，在穿着上，他可谓集英诺森三世、迪斯雷利及博·布鲁梅尔之大成。在英国，传教士穿着绸缎，由他开风气之先。他主持弥撒时（机会很少），所有主教院长都要到场伺候他。有时候，为他倾倒洗手水的，不是公爵就是伯爵，他进餐时，伺候他的人都要下跪。在他官邸听差的贵族子弟，经常达四五百人。汉普敦宫（Hampton Court）本来是他建的私人住宅，但因太富丽堂皇了，怕别人说闲话，所以才献（1525年）给英国国王使用。

有时，沃尔西简直忘记了他上面还有亨利。朱斯蒂尼阿尼在写给威尼斯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上说：“我最初来到英国时，我常常听到这位红衣主教说，‘英国国王陛下想怎么做怎么做’。可是，渐渐地，他的口头语竟变成，‘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现在，他的说法又进一步了。我经常听到他说的是，‘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朱斯蒂尼阿尼在一篇后续报告上更这样写：“如果有些事既可以找英国国王又可以找红衣主教的话，最好是找红衣主教。因为忽略英国国王不要紧，忽略红衣主教可不行。须知，红衣主教决不愿甘居王后。”贵族和外交官，除非再三再四请求，否则极难邀他一见。一年一年过去，他越来越独裁。若非于他绝对有利，他绝不召开国会——事实上他仅仅召开过一次国会。什么是宪法，他根本不理会。对反对者，他以谩骂还击谩骂，以批评还击批评。史学家维吉尔（Polydore Vergil）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像他这种作风定会趋于败亡。维吉尔即被关进监狱。沃尔西本要严办他，后经利奥十世说情才告无事。反对沃尔西的人此后越来越多。

也许因为沃尔西得罪了史学家，他在他们的笔下成了十恶不赦的人物。但平心而论，沃尔西的才干及其热心尽职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经管的事情，”朱斯蒂尼阿尼向威尼斯参议院报告，“比威尼斯所有官吏、官厅、议会、经管的加起来还要多。无论民刑国政，他都管得井井有条。”有钱有势的人恨他，贫穷困苦的人爱他。他的公正明决，可以说有口皆碑。在英国历史上，自阿尔弗雷德以来，不畏权势，以除暴安良为本务的人要数他为典范。对学者艺术家，均奖掖不遗余力。他创办学院以代替修道院，由此开英国宗教改革之端。他对发展英国教育有一套，但可惜刚开始实施，他便被政敌推翻了。

沃尔西与教会

沃尔西很了解英国宗教生活的积弊：遥领主教（absentee bishops）职的酒色传教士、懒惰的僧侣、身为私生子爸爸的神父，如此等等。不过，他并不想矫正这些积弊。不但不想矫正，甚至，他本人就集所有积弊于一身。国家在一般情形下，常作为宗教改革的推动者。但现在的英国，已绝口不提宗教改革，因为主教归国王任命，若说宗教不好，国家即无异自认为罪恶的渊薮。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由国王任命的主教都坏，默顿、渥兰及费希尔，德行能力都很高超，可是其他就不行了。其他主教，由于过分注重私人享受，因此他们领导下的教士，也轻精神而重物质。英国教士的性道德似较德国教士为强。不过，在英国8000个教区中，教士僧侣纳妾、通奸、酗酒等案件层出不穷，以致大主教默顿说（1486年）：“教士僧侣的丑闻已危及教会的信誉。”约1519年，福克斯曾告诉沃尔西，温切斯特教区的教士“太堕落腐化了”，他对任何改革都已灰心。教区神父认为，他们的升迁以征募财物的多寡为标准，因此要求捐献并不以什一为限。有些教区，于什一之外，每年又对教区民众征收鸡、鸡蛋、牛奶、乳酪及水果。有些神父还对教区民众索取服务津贴。对这类勒索，谁也不敢违抗。因为一违抗，便有被教会拒绝依教会仪式举行葬礼的危险。不依教会仪式举行葬礼，灵魂便不能升天，这太严重了。总之，教士阶级对老百姓募捐征税，和现代政府毫无二致。约1500年，据一位天主教徒所做的一项最保守的估计，教会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1/5。和德国贵族一样，英国贵族对教会所有的财富，也眼红得不得了。他们对祖先因恐惧和虔诚奉献给上帝的土地及财物，常想怎么才能将之再收回来。

关于英国教士阶级的状况，科莱于1512年圣职大会演讲中，有几段略为夸张的报告：

我最后希望，诸位能爱惜名声、爱惜职位，迅即从事种种革新。宗教革新实为今日当前急务……因为今天的教会——基督的“新娘”——照基督期望应该毫无瑕疵，已经堕落到不能想象的田地。如以赛亚所说的：“这座城池原如纯洁的少女，此刻已沦为娼妓。”又如耶利米所说：“她和许多所爱的男子行淫。”实际上，今天的教会，不但已怀有不少孽胎，而且每天都有人在其腹中播下罪恶的种子……使教会蒙污之事，最严重者莫如教士竞相追逐尘世生活的满足……在这个时代，担当圣职的人，谁把名誉尊严放在眼里？今天我们所见的，只是追逐金银财富，追逐声色犬马……

教会之中，物欲横流，漫无止境……大家追逐声色犬马去了，还有心思干什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职人员，他们成天在做什么？在置酒享宴，在放鹰斗狗，在追逐其他一切尘世的快乐……

贪婪占据了所有圣职人员的心灵，由于利欲熏心，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现在，处处在闹异端。人见异端，俱皆闻风疾走。异端诚属可厌，但其为害于人，尚远不如生活糜烂的圣职人员……宗教改革，应即自各位本身开始。

科莱更愤激地说：

啊，神父！啊，传教士！……让我们同声呼吁，所有迷失本性的圣职人员——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人为数是很多的——赶快从邪恶的妓女怀抱，奔向教堂，奔向基督，奔向上帝！

不少传教士和修道院僧侣受到检举。1489年，大主教默顿指控奥尔班修道院院长威廉“买卖圣职、放高利贷、挪用公款及在修道院内外公然与妓女厮混。”默顿对一般僧侣的指控是：“淫荡……而且亵渎圣地，男女僧侣竟在教堂发生性关系。”更糟的是，把附近的小修道院变成了“娼寮”。不过，按主教视察报告，画面并不这么暗淡。1517年至1530年，42所修道院主教视察报告仅说，违规是有，淫荡则无。他们说有些修道院仍有中古时代遗风：虔诚祷告、注重学术、殷勤好客、乐善好施及举办儿童教育等。但无可讳言，少数修道院有愚弄百姓、诈取财物之事。这类修道院假造圣徒遗骨作为药物出售，说以之治病具有奇效。最使主教不满的，是这些修道院将许多“臭马靴、臭梳子……烂皮带……臭头发及脏衣服等，向愚民夸耀，说这些就是历史上男女圣徒所遗之宝”。总而言之，据近代天主教史家估计，16世纪的最初25年内，英国约有600余所修道院，都显得十分荒唐、懒散、不重视宗教财物。

1520年，英国共有女修道院130所。其中，修女在30人以上者仅4所，8所被封闭了。其中一所封闭的理由是：“和剑桥大学太接近，院中女性容易分心。”对林肯教区21所女修道院所做的33次视察显示，16次认为尚可；14次认为管教及虔敬不足；2次报告女修道院副院长与人姘居；1次说一个神父使一个修女怀孕。以上情形，按当时的道德风气来说，并没有什么太过不去。之所以看得这么严重，第一是院中规矩标准订得太高，第二是评估报告者是基于慈善和教育机关的立场。

传教士极不负人望，查理五世的驻英大使埃斯塔斯·尚普斯（Eustace Chapuys），其本人为天主教徒，于1529年呈给查理的报告说：“神父几为众矢之的。”许多思想纯正的天主教徒对教会抽税之重、圣职人员生活之豪奢及僧侣之懒散，均颇有微词。伦敦天主教的秘书被控涉嫌谋杀一位异教徒（1514年）时，主教请求沃尔西不要将这位秘书付诸民间陪审团审理。他说：“我敢断言，从伦敦挑选任何12个人来陪审，秘书即使无辜如亚伯，他们也必偏袒异教徒而陷他于罪。”

异端再度兴起。1506年，林肯教区主教指控45人为异端。其中，2人被判火刑；43人被勒令悔改。1510年，一个伦敦教区主教指控40人为异端，结果2人被判火刑。1521年，同一个主教指控45人为异端，结果5人被判火刑。15年间，英国审理的异端案件，多达342起。所谓异端，指的不外下列各点：献神面包不会变成圣礼；神父没有超人的权柄以使面包变圣体或赦罪；圣礼与获救无关；朝圣及为死者祈祷均是无益之举；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祈祷的对象；善行与获救无关，获救全靠信心；虔诚的基督徒除基督的立法外，不受任何法条的拘束；信心的唯一指导是《圣经》而非教会；人人均应结婚，修士修女应撤销守贞的誓言。以上这些所谓异端的见解，有的是威克利夫派信徒的遗绪，有的是路德言论的反响。远自1521年，牛津年青一代的叛徒，即已热衷传播德国宗教革命的消息。1521年至1525年，剑桥即已孕育成打的异端分子。举几个最有名的：廷德尔、米莱·科韦达勒、拉蒂默、托马斯·比尔尼、福克斯、里德利、克拉默……这些人中，有些由于怕受迫害，相继移居欧洲大陆。他们在欧洲印了许多反天主教的小册子，偷偷地送往英国。

为了阻止异端思想传播和卖弄其神学理论，亨利于1521年发表了他那轰动一时的《述七圣礼斥马丁路德》（Assertion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against Martin Luther）。有人说，此文系沃尔西捉刀，盖其欲以此自见于罗马，但据伊拉斯谟所说，此文彻头彻尾是亨利手笔——现在大家均倾向伊氏之说。这篇作品并不成熟，除引述一大堆《圣经》经文及教会传统，就是恶毒的谩骂，理论根本谈不到。“骂教皇为暴君的人，”这位未来的教廷叛逆这样写，“其心岂不比蛇蝎还毒……想把所有基督徒的领袖打垮，这个人岂不是魔鬼的爪牙？”“凡不服从世界上基督徒的最高领袖者”，必须接受惩罚。因为“一切教会，不但应服从基督，而且……应服从基督的代理人罗马教皇”。亨利对教廷赐予法国国王以“最佳基督徒”（Most Christian）及赐予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以“天主教统治者”（the Catholic Sovereigns）等称号颇感兴趣。现在通过他派驻罗马的代理人，拿着这篇文章献给利奥十世，同时请利奥赐给他及他的后裔“基督教卫士”（Defender of the Faith）的称号。利奥当然同意，于是，这位英国宗教改革的创始者，居然把这个称号刻在他铸的钱币上。

路德对这篇文章迟至1525年才答复。他一开头就这样写：“致笨驴、疯汉……说谎大王亨利阁下，你这个该死的、虫吃了心肝的家伙，竟以无根无据的谎言污辱你天上的祖宗……凭着你祖宗——最为上帝丢人的英格兰王——的名义，我就有权向你这个英国的专制魔鬼脸上吐口水，并把你祖宗的屎尿涂遍你全身。”亨利哪曾受过这种洗礼，气不过只有写信埋怨萨克森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却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以后千万别再在太岁头上动土。亨利对路德印象坏透了，尽管以后路德曾向他道歉，但他始终不肯原谅他。亨利和教皇翻脸翻得最厉害的阶段，德国新教徒曾请求和他结盟，他仍毫不理会。

路德对亨利的一顿臭骂增加了他对英国的影响。就在那一年，伦敦出现了一个叫“基督兄弟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Brothers）的团体。这个团体雇人四处散发路德和其他反天主教派的小册子，及英文译本的部分或全部《圣经》。1408年，大主教阿伦德尔对威克利夫所译《圣经》的流行极感苦恼，因之下令，如无教会许可，任何英译本《圣经》都不准发行。他持的理由是，这类《圣经》极易曲解原文使人倾向异端。传教士也劝人勿读任何英译版本《圣经》，理由是《圣经》知识不是专家不能解释，一旦误解会遭匪徒利用。过去的英译《圣经》全是手抄本，数量不多，因此教会方面并无明令加以禁止的必要，但是现在（1526年），威克利夫的译本是印刷的，因此不禁不行了。

查禁《圣经》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廷德尔的英译《新约》。此版本印行于1525年至1526年，为一种划时代的产品，因为它不像威克利夫版本译自拉丁文，而是直接译自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廷德尔早在学生时代，就想这样翻译《圣经》了。这个计划被一位当权的死硬派天主教徒知道后，曾把他叫去严加告诫：“我们所要的是教皇的旨谕，而非上帝的律法《圣经》。”言下之意明显地讽刺他懂得不多。但廷德尔说：“假定上帝让我活下去，若干年后，对《圣经》，我懂的必超过你许多倍。”后来他遇到一位伦敦贵人，愿提供他食宿使他实现其志，于是他开始工作。这样工作了6个月，他又转到维藤贝格。到维藤贝格后，这项工作即在路德指导下进行。在科伦，廷德尔根据伊拉斯谟编定的希腊文《新约》翻成英文本，并加以印行。一个英国特务怂恿当地政府抓他。他感到恐惧，便离开天主教的科伦，跑到新教徒的沃尔姆斯。在沃尔姆斯，他将这个版本根据伊拉斯谟与路德的思想做成注解，同时加上一篇充满火药味的序言，然后印了6000本。这6000本《圣经》，一起偷偷运入英国。就新教徒看来，这些书无疑是新教运动的生力军。伦敦区主教，库茨伯特·图斯塔尔（Cuthbert Tunstall）从其中发现有几处严重的误解。最使他伤脑筋的，要算那篇序言了。他于是下令，花钱把这一版本的《圣经》通通买下来。所有买到的《圣经》，一律堆在圣保罗十字路口公开焚毁。但根本烧不尽，因为同一版本从欧洲源源而来。莫尔批评图斯塔尔，说他无疑是廷德尔《圣经》印刷资助者。1528年，莫尔写了一篇名为《对话》（“Dialogue”）的长文，批判此版《圣经》。廷德尔对此文有所答辩。莫尔就其答辩，竟写了一本厚达578页的书，书名就叫《驳辩书》（Confutation）。亨利于是想，禁止印行及阅读英译《圣经》最好的办法，莫如由国家制定一种权威性的译本（1530年）。不过，这种版本未制定前，一切英译《圣经》无论印刷、发行、进口、持有，均应视同异端严加取缔。

沃尔西下令逮捕廷德尔，但赫斯领主菲利普伯爵庇护他。廷德尔在马尔堡住下来，便于从事《旧约五书》的翻译（1530年）。慢慢地，《旧约》英译本大致也都有了，有些是他自译的，有些是他监译的。一天，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忽然找上了他。他们将他关在维尔福德（Vilvorde，布鲁塞尔附近）的监狱，6个月后即将他活活烧死（1536年）。死前，亨利御前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曾替他说情。据说他临死曾说：“主啊，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廷德尔，一个乡下孩子，居然完成了一个大愿：在死前亲耳听到福音传播者，以明白晓畅的英语讲述基督故事。1611年，划时代的权威英译《圣经》出版了。这本《圣经》被公认为影响英国最大的文学作品。然考其内容，90％都是廷德尔所译的。

沃尔西对英国萌芽中的宗教改革，就其为一个国家政教双方实质上的首脑而言，可算是宽大的。不错，他蓄有特务侦察异端，检查书刊及逮捕涉嫌分子，可他对异端感化重于惩罚。终其一生，他没有下令烧过一个异端。1528年，3个牛津学生因异端案件被捕。伦敦主教在牢里整死一个，一个愿意悔过获释，另一个交沃尔西处理。对这一个，他却放他跑了。拉蒂默是英国宗教改革初期最为雄辩的宗教改革者。他指称教士阶级腐化堕落时，伊利主教建议沃尔西将他抓起来。沃尔西反发给拉蒂默一个传教证，许他在全国各教堂传教。

对宗教改革沃尔西另有一套。“他看不起教士阶级，”伯内特主教说，“特别是对僧侣不以为然。僧侣不但对教会和国家毫无贡献，由于其生活放荡，形成教会和国家的沉重包袱。沃尔西曾大量裁减僧侣名额，同时把许多僧侣从修道院移转至其他地方。”使一个管理不缮的修道院关门，并不算什么大事。由教会下令关闭修道院之举，在沃尔西以前已屡见不鲜。1519年，沃尔西下令修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规，如果大家按照修正后的院规去做，院中僧侣即可作为全国模范。沃尔西曾派其秘书克伦威尔监督修道院，他要克伦威尔把他亲身或派人视察所获情况随时告知他。克伦威尔由于这项差事，使他于将来整饬修道院时，成为亨利的实际助手。对视察人员的埋怨时有所闻，人们说他们苛刻，说他们收受或榨取“礼品”，并说这些讹诈得来的财物，由克伦威尔与沃尔西平分。1524年，沃尔西获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许可，关闭修道人数不足7人的修道院，并将这些修道院的财物拿来建立学院。这类财物，用以建成两所学院——一所在他的故乡伊普斯威奇，一所在牛津，沃尔西为此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他愿看到有更多的修道院陆续关闭，有更多的学院陆续建立。不过，他这种愿望因政治纠纷而落空了。对于修道院，亨利并不将之改为学院，而是借其大发横财。

沃尔西的外交政策忽然出了毛病。究其原因，也许是他想获得查理的支持从而攀登教皇宝座（1521年、1523年），而同意参加查理的对法作战（1522年）。作战不利，英国既丢钱又丢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1523年，他忽然想到召开7年来的首次国会。他向国会提出了一笔80万镑军费的请求，这笔数目等于向每一个英国人要1/5的财产。国会为之哗然，众院最初不同意，后来通过将军费减至1/7。教士先也反对，但最后同意以一年福利收入的一半作为缴纳军费的最大限额。正在讨价还价之际，前方情报传来，查理打了胜仗，法国国王变成俘虏（1525年，帕维亚之役）。亨利和沃尔西都认为，此时可以瓜分法国了。为了推进攻法计划，需要的钱当然更多。沃尔西索性来个狮子大开口。要求每年收入超50镑的英国人，每人捐出1/6的财产充作军费，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他的说法是，这项捐献可以阻止查理独吞法国。这项要求受到普遍反对，沃尔西只有见风转舵趋向和平。英法共同防御协定签署后，沃尔西的外交恢复到均势政策的老路。但1527年，查理军队占罗马、掳教皇、形成查理独霸欧洲局面时，所谓均势政策便变成了一句空话。为恢复均势，1528年1月，英国参与法国对查理的作战。

我们知道，查理是亨利的王后凯瑟琳的侄子。亨利现正极欲废后并与之离婚。能为他做这项安排并找理由说服全国的，只有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但克莱门特现为查理的俘虏。

国王闹“离婚”

凯瑟琳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之女。1501年11月14日，凯瑟琳来英与亨利七世长子阿瑟结婚。那时，她16岁，阿瑟15岁。1502年4月2日，阿瑟死。一般认为，阿瑟虽死，婚姻已成。因西班牙大使已把各项“证件”送给斐迪南，同时，阿瑟的“威尔士亲王”头衔尚未正式转给他的弟弟亨利——这项转给，是阿瑟死后两月之后的事。但凯瑟琳认为这项婚事尚未告成。她来英时，带有一份多达20万杜卡特的嫁妆，若婚事未成，她当然可把这笔钱带回去。为了把这笔钱留下，同时也不愿中止与位高权重的斐迪南联姻，亨利七世建议，凯瑟琳可嫁给他的次子亨利，尽管凯瑟琳比亨利大6岁。《圣经》上有段话禁止这类婚姻。《利未记》第20章第21节：“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二人必无子女。”另外一段话则认为可行。《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对这项婚姻，大主教渥兰反对，温切斯特主教福克斯赞成。但赞成者说，这项婚姻应得到教皇的同意。亨利七世请教皇尤里乌斯帮忙，尤里乌斯二世同意了这桩婚姻（1503年）。对这项决定，圣典学者意见纷纷。教皇有无权力做此决定，甚至连尤里乌斯二世最初也拿不定主意。订婚典礼——事实上就是完成一种合法的婚姻关系，于1503年举行。既然新郎只有12岁，因此暂时还不同房。1505年，这时亨利还是太子，即主张这项婚姻无效，理由是出于父王强迫。由于大家劝他应以国家为重，于是他才勉强答应。1509年，亨利即位。即位后6个星期，才公开庆祝这项婚姻。

7个月后（1510年1月31日），凯瑟琳生了第一个孩子，但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一年后，她生了个男孩。亨利正为都铎王族后继有人感到庆幸，但数周后，孩子即告夭折。其后，1513年和1514年所生的两个男孩，和第一个一样，也是刚出生就死。亨利失望之余，考虑离婚——说得确切一点，即想使这项婚姻归于无效。可怜的凯瑟琳希望再生生看。1516年，她生了个女孩——这女孩就是后来的玛丽女王。“这次虽然生的是女孩，”亨利这样安慰自己，“下次，托天之福，男孩也许就会跟着来了。”1518年，凯瑟琳又生了个死胎。这一来，不但亨利，就是全英国老百姓都感到紧张了。因为年仅两岁的玛丽，当时已许配给法国太子，假定亨利无子，玛丽将来变为英国女皇，她的丈夫变为法国国王，英国事实上即很可能沦为法国的一省。英国公爵中，如诺福克、萨福克、白金汉等，均主张为确保英国独立，最好废掉玛丽。白金汉公爵对此主张最为强烈，因而被处死（1521年）。亨利对无子，认为是受到天谴——这项婚姻是以教皇敕令推翻《圣经》诫命。于是他发誓，如果皇后能生一子，他愿亲率一支十字军攻打土耳其。可是，凯瑟琳不但不生子，根本再没有怀孕。约1525年，亨利完全放弃凯瑟琳生子的希望。

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而言，亨利对她早失胃口。亨利目前34岁，正精力充沛；凯瑟琳40岁，已是半老徐娘。她本来就不漂亮，由于厄运与疾病交相折磨，看起来又黄又瘦又老。谈教养，不错，可是做丈夫的有多少注意妻子的教养？她是一个善良的妻子，对丈夫的忠心仅次于对其祖国西班牙。在一段时间，她以西班牙特使自命。她经常主张，英国应永远站在她爸爸斐迪南、她侄子查理的一边。约1518年，亨利与伊丽莎白——伊拉斯谟好友蒙乔依之妹，行第一次人所共知的婚外交易。1519年，她给他生了个男孩。亨利封此子为里士满和萨默塞特公爵，有将来传位给他之意。1524年，亨利又爱上另一个女性玛丽·布林恩。据说，思罗克莫顿爵士曾当面指斥亨利不要脸，因为他与玛丽之母也通奸。不过，当时的不成文法是，如果国王的婚姻是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其自愿，则他可在婚姻之外求补偿。

约1527年，亨利又恋上玛丽的妹妹安妮。玛丽和安妮的爸爸是托马斯·布林恩，妈妈是诺福克公爵之女。布林恩爵士是一位商人和外交家，在亨利面前是红人。安妮曾到巴黎读书，历任法后克劳德及那瓦拉之后玛格丽特的宫女。从玛格丽特那里，她沾染到不少新教徒气息。亨利于戈尔登的克洛茨平原与法国国王聚会时，可能见过她，那时她仅是一个13岁活泼天真的女孩。1522年，安妮正15岁，回国后，在凯瑟琳宫中做宫女。她说不上多么漂亮，矮，黑皮肤，大嘴巴，长颈子，可是，那黑亮的眼睛，飘逸的褐发，宜人的风度，过人的机智，及愉快的性格，使人着迷。她的爱人，除亨利外，尚有怀亚特（Thomas Wyatt），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及珀西，这是未来的诺森伯兰伯爵。她的敌人后来攻讦她说，她在投入亨利怀抱前，曾与珀西私订终身。但这种攻讦没有什么凭据。亨利何时向她求爱不可考，我们仅知，他于1527年7月曾有很热情的信写给她。

亨利这些罗曼史，对他希望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有何关系？无疑，亨利早在1514年就有这个念头了，那时，安妮才7岁。1524年以前，他似乎打消过这种念头，但到了这一年，这种念头又一次兴起。照亨利的说法，他于这年起停止与凯瑟琳发生夫妻关系。据最早的一项记载，婚姻无效的安排始于1527年3月。在此之前，亨利对安妮虽已熟识，但尚未动情，可是，自此之后，她取代姐姐在亨利心目中的地位。沃尔西对亨利想娶安妮的念头，这一点显然不知情，因为，他于1527年7月使法时，他曾表露想为亨利聘娶路易十二之女蕾内。关于显露亨利意图最原始的资料，当数1527年8月西班牙大使写给查理的一封信。信上说，伦敦人都认为，亨利一旦与凯瑟琳离婚，很快就会立布林恩爵士之女为后。这指的当然不是玛丽，因为1527年底，亨利和安妮已在格林尼治附近住于同一个屋檐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亨利由于对安妮的迷恋，对与凯瑟琳婚姻无效的努力才加紧进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希望赶快生子，以使王位后继有人。事实上，所有英国人都这样希望。因为他们一想到1454年至1485年那些年，约克和兰凯斯特皇室为争夺王位而闹得天翻地覆的情景，便感到战栗不已。1527年，都铎王朝距其建立为时不过42年。它的根基尚未巩固，在这种情形下，唯有每代都有一个直接的男性王位继承人，才不致发生波折。因此假定亨利不是恋着安妮，他也会要求和凯瑟琳离异，因为，他要另找一个会生孩子的女人。

沃尔西在这点上，和亨利意见非常一致。他向亨利保证，他可为亨利向教皇获得前婚无效的敕令，为了解除一个国家的危机，教皇有权做这类决定，同时，这类决定也有许多前例可援引。不过，沃尔西没有想到两点：第一，亨利喜欢的对象是安妮而不是蕾内；第二，教皇现在是查理的俘虏，而查理对亨利充满敌意。站在查理方面而言，凯瑟琳是他的姑母，他当然与他姑母一个鼻孔出气。另外，假定新婚姻对象是沃尔西安排的蕾内，那就会演变成再度的英法联姻，而英法联姻是他所不愿见的。引发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不是安妮的美色，而是凯瑟琳和查理的顽固——他们没有体会到亨利求子之心是如何急切。我们可以这样说，英国脱离天主教家庭，全是天主教英国皇后，天主教神圣罗马皇帝，及一位在皇帝掌握中的天主教教皇逼出来的。英国宗教改革造成的结果，非亨利始料所及的是国王权力的提高，甚至可以根除教皇对英国的影响。

亨利对废止前婚的追求，因加百列（Gabriel de Grammont）之来而感到紧张。加百列1527年2月赴英，目的是讨论玛丽公主与法国王室联姻之事。据亨利说，加百列曾问道，假若一旦教皇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因与《圣经》抵触而无效，则玛丽公主的地位有无变动。有人说，这番话是亨利捏造的，但据沃尔西1528年对法照会，事实上确有其事。就现在资料判断，加百列曾向教皇克莱门特进言，说亨利的请求有理。但问题出在查理。1527年7月29日，查理告知其驻伦敦大使，说他已“建议”克莱门特否决亨利的请求。

沃尔西至法时，他曾确定地告诉法国，英国国王中意的是安妮而非蕾内。他曾不断为亨利寻求废止前婚而努力，但他对亨利选择安妮，并不掩饰他的不满。1527年秋，亨利撇开沃尔西，径自派遣威廉爵士向在囚中的克莱门特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如果认为原婚不能撤销，但因缺乏子嗣，而凯瑟琳又不愿离婚时，请准他同时有两位王后。但这个请求，亨利于最后一分钟下令暂勿提出。但3年后，一件事情使他感到惊异不已。乔万尼·卡塞勒，他派驻罗马的一位代办，于1530年9月18日写了封信给他说：“几天前教皇秘密告知，他可能允准陛下同时有两位王后。”第二个请求可说非常之怪，就是希望教皇允许他，和一位他曾与其姐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结婚。教皇说，这没问题，但大前提要等与凯瑟琳婚姻关系宣布无效后才行。这项婚姻是否可归无效，他尚不能确定。克莱门特不敢做这项决定，并不完全是惧怕查理，他的考虑是，他这项决定会让人认为前任教皇同意这项婚姻是一大错误。1527年底，他又接到亨利的第三个请求：请指定沃尔西及其他一位教皇代表，在英组织法庭，审理这项婚姻。克莱门特答应了，1528年4月13日，派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基奥去伦敦与沃尔西共组法庭审理此案。他并答应——参见仅对沃尔西和亨利显示的一项敕令——无论审理结果如何，他都同意。也许是受到亨利与弗朗索瓦联合对查理宣战（1528年1月），并宣称解救教皇的影响，结果变了。

对上项审理，查理提出抗议，同时，从西班牙公文档案中，找出尤里乌斯二世批准这项婚姻有效的公文，送给克莱门特。身为查理阶下囚的克莱门特，张皇失措之余，赶紧训令洛伦佐·坎佩基奥：“若无别令，审判结果不可宣布……因若惹恼了神圣罗马皇帝，大家都得不到安宁，天主教更难逃灭亡的命运。须知，一切均在皇帝手中……对审理，能拖则拖。”

洛伦佐·坎佩基奥到达英国之初（1528年10月），他的构想是说服凯瑟琳，使其自愿隐退为修女。凯瑟琳说，要我做修女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要亨利发誓遵守修士誓言——誓愿安贫、守贞及服从。这三样亨利当然办不到，不过他说，宣誓可以，但要教皇答应，必要时这些誓言均可撤销。洛伦佐·坎佩基奥并没有将他的原话转报，他于1529年2月写的报告中仅说，亨利决心立安妮为后。“亨利对安妮的迷恋，”他说，“已至白热化程度。现在，除了安妮，他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他已一刻不能无安妮。亨利的一生与英国的安危，皆系于此一问题，此种情况至为可悲。”

军事情况的变化使教皇越来越不能顺应亨利的请求。英法联军在意大利的失利，使教皇事事都得仰承查理的鼻息。佛罗伦萨人驱逐了他们的统治家族美第奇。谈关系，克莱门特之于美第奇，正如查理之于哈布斯堡。威尼斯人乘教皇之危把他的采邑拉韦那抢走。在目前的情势下，唯一能帮克莱门特忙的，就是查理。1529年6月7日，克莱门特说：“我现在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皇帝走。”6月29日，他即与查理签订《巴塞罗那条约》（Treaty of Barcelona）。根据该约，查理答应：第一，为美第奇家族抢回佛罗伦萨；第二，为克莱门特抢回拉韦那；第三，释放克莱门特。查理要求克莱门特者则是，除非凯瑟琳同意，他不得宣布其婚姻无效。同年8月5日，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签订《坎特伯雷条约》。该约无异承认意大利和教皇均归查理控制。

对审理亨利离婚案，洛伦佐·坎佩基奥已拖到无可再拖的程度，于是于5月31日，与沃尔西同开教皇代表庭，听取亨利的诉讼。凯瑟琳向罗马申诉，拒绝该庭对此事的管辖权。不过，不管怎么样，6月21日，英国国王、王后都到庭了。凯瑟琳见了亨利即倒身下拜，她苦苦哀求亨利不要遗弃她。她请亨利念她多年和他同甘共苦之情不要如此决绝。她说她对亨利绝对忠贞，她指天发誓，她和亨利结婚时，还是完全的处女。最后她问亨利，她到底有什么得罪他。亨利把她扶起来对她说，他承认，这是一项美满婚姻，他这样做的理由，完全是为了皇统，为了国家。最后，他说，她不该向罗马控诉，因为教皇全在查理控制之下。凯瑟琳听了这番话，立即收泪离庭。费希尔主教出面为凯瑟琳辩护，因此亨利对其恨之入骨。亨利请求宣判，但洛伦佐·坎佩基奥巧妙地予以拖延。1529年7月23日，他宣布延期再审，便度假去了。本来犹豫不决的克莱门特，这时却下了决心，将本案“撤回”罗马审理。

亨利怒不可遏。想到凯瑟琳的无理坚持，他索性和她完全断绝关系。他现在和安妮的关系完全公开了。脍炙人口的17封恋爱信，大约就是在这段期间写的。这些信被洛伦佐·坎佩基奥拐出了英国，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安妮是绝顶聪明的女性，基于一个女性的欲望，她当然希望赶快确定她与亨利的婚姻关系。现在，她常叹息她已逝的青春，她认为亨利的要求之所以不能满足，全怪沃尔西。亨利和她一样，对沃尔西也颇感不满。

其实，真是天大冤枉。沃尔西心中尽管不同意安妮与亨利的结合，但对实现亨利的要求，他已尽其最大努力。他曾派人拿钱到罗马活动，但对罗马，查理也拿钱，不但拿钱，而且还拿军队。沃尔西曾经考虑，以默许重婚来解决问题——几年后，路德采行的，即是此种方案——但因有所顾虑，所以未曾提出。现在，沃尔西感到，安妮对他越来越反感。她和她有影响力的亲友，竟联合起来拆他的台。他想讨好安妮，他把许多好吃的好玩的都送给她。可是没有用，她对他的反感因婚事拖延而与日俱增。谈到安妮，沃尔西说，她是“他的死敌，他的克星，她无论睡着醒着都在咒他”。他看得很清楚，一旦婚姻无效的请求获得批准，安妮便会成为英国王后，那时，她会整垮他；可是，假若婚姻无效的请求迁延不决，不但安妮会更恨他，亨利也会以办事不力而叫他下台。不干没有关系，查办可受不了，因为有很多账他实在交不出。

亨利对沃尔西的不满，其实不止一桩。他拟定的外交政策，此刻已完全粉碎。背查理而与法联盟，给英国带来的尽是灾难。全英国对这位一度红得发紫的红衣主教说一声好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教士恨他专制，僧侣恨他封闭修道院，老百姓恨他把他们的子弟送去当炮灰，商人恨他因与查理为敌使他们不能和佛兰德斯人做生意，贵族恨他，说他苛刻、傲慢及大刮地皮。有些贵族，法国大使报告（1529年10月17日）：“希望沃尔西快死或垮台，希望脱离或解散天主教，他们好分沃尔西和教会搜刮下来的财产。”肯特州呢绒商主张，沃尔西当被放进一艘会渗水的小艇，使之在海上漂流。

亨利想得更绝。1529年10月9日，他叫一位检察官发出传票，传沃尔西问讯。面对国王的法官，他发现，他被指控的罪状是触犯《王权侵害法》。此法制定于1392年，根据此法，任何人如带教皇敕令进入英国，其地位、名誉、财产即全部丧失。有没触犯？有。原因是基于亨利的请求，而且是为亨利使用，但他这些话都不能说。他知道法官不肯饶他，他向亨利上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说了许多可怜话并认罪求饶。诚惶诚恐中，他接到国王一个恩旨。读完那个恩旨，他感激得跪在泥地上大叫感谢上帝。亨利所要的是怀特霍尔的红衣主教官邸——这是最肥的一份，但是准许他保有约克大主教职位及足够的私人财物——这些财物，足够160匹马和72辆车子搬运。沃尔西下台后，其首相职位由诺福克公爵继任，其御前大臣职位由莫尔继任（1529年11月）。

有一年多时间，这位落魄的红衣主教，在其大主教职位上一切都做得很好：定期作教区访问，经常从事教堂修补，不断为人排难解纷。“在他没有来这里时，”一位约克郡的人说，“谁都讨厌他。但自他来后，便没有不喜欢他的了。”可是，一旦死的恐惧消失后，他的野心又开始作怪。他写了不少信给神圣罗马皇帝的驻英大使查皮伊斯，这些信竟遗失了。但据查皮伊斯给查理的一份报告说：“我自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医生那儿获到一封信，信中说，沃尔西认为……教皇应采取有力措施，必要时得动用军队。”——解释起来，当然是意图把英国国王驱逐出教，发动内战及招引外力入侵。诺福克听到这种风声，便逮捕了沃尔西的医生。经过一番拷问，医生招供，沃尔西曾建议教皇，把英国国王驱逐出教。今天很难判断，究竟是大使或公爵想陷害医生，还是医生想陷害红衣主教，或是真有其事，总之，亨利或公爵已下令逮捕沃尔西。

1530年11月4日，沃尔西被捕时毫无反抗。他与家人道别后，即径往伦敦。到达谢菲尔德公园（Sheffield Park）后，就一病不起，国王的兵丁奉命将他送往监狱。扶病上马，两天后实在衰弱得不成样子，监差让他到莱斯特修道院的床上稍歇。他对差官金斯顿爵士（Sir William Kingston）说了下面这句话：“只要我对得住上帝，相信王决不会亏待我这个白发苍苍的人。”这句话，曾经卡文狄什（Cavendish）记载，后为莎士比亚采用。躺在这所修道院床上，他就一直没有起来。沃尔西死于1530年11月29日，死时55岁。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1529—1535）

英国国会与宗教改革

1529年11月3日于威斯敏斯特集会的国会，上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贵族，下院最具势力的集团为商人，同意支持下列三大政策：第一，减少宗教财富和权力；第二，维持与佛兰德斯的商业关系；第三，支持国王为获男性继位者的努力。第三项政策的通过，并不意味大家赞成安妮，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她太冒险，也不意味大家不赞成凯瑟琳，因事实上同情凯瑟琳者大有人在。下层阶级在政治上这时毫无力量，一般都不赞成离婚。北方各省由于虔信天主教，惟教皇马首是瞻。亨利为防止北方各省的反对，除不许教皇管理教会外，一切都维持天主教传统。不许教皇管理教会，是基于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英国较德国尤甚，王权就是靠这种意识提高的。教士尽管很恐惧亨利变为他们的顶头上司，但谁也不敢说自己拥戴教皇，因为教皇代表的显然是外国势力。

约1528年，一个叫西蒙·费施（Simon Fish）的人发表了6页的一本小册子。亨利看后，没有意见，其他人看后，衷心赞许。小册子以《穷人的恳求》（Supplication of the Beggars）为名，请英国国王全部或一部分没收英国教会财产：

远在陛下高贵祖先之世，这些人就巧妙地混进来了……一批顶着上帝名义的懒虫、乞丐、流浪汉……美其名曰主教、院长、执事、副主教、辅佐司教、神父、修道士、教士、修道僧、赦罪者、聚会召集人。在数不清的名义下，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虫善募强讨的结果是，陛下的国土1/3以上，已入他们的掌心。现在国内最肥美的土地最宽广的庄园，大半都是他们的。这还不算，他们更名正言顺地对稻麦、牧场、牧草、羊毛、小马、小牛、小羊、猪、鹅、鸡等征收1/10的税……还有，他们还放款取息。他们对利看得很重，穷家妇女，如不能于复活节算还利息，以鸡蛋或以其他物品抵偿，则她们便休想安度复活节……为了赚两三个杜卡特，妇女要为他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不过要赚便宜钱也有办法，那就是妇女陪神父、修士、修道僧睡一个小时，便至少可获20个杜卡特。

贵族与商人可能也承认这份指控是有点过火了，但一想到那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教产还俗，也就不再顾虑其他了。法国驻英大使贝利写道：“权贵们有意检举教会并尽散其财；他们是公然这样要求的，所以我也无须用暗语来报告……我想僧侣们是不能再掌有国玺了。”就是说，不再能统领政府了——“再者，他们也可能在国会里受到严厉的警告。”沃尔西曾挡驾这种对教产的攻击，但他栽倒了，留下来的是无计可施的僧团，他们唯一能借以自重的是衰落中的民间信仰；更糟的是那本可用其特权、禁令、联盟来保护他们的教廷，如今却是王室愤怨的主要对象，而且教宗本身还是大帝王们争权夺利下被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民意要求，约束英格兰教会的立法应予通过，再不然，也须由坎特伯雷和约克两个大主教召集教士会议而予以接受。可是，这样的集会就能缓和国王的怒火吗？就能扼制国会里反教会的风潮吗？

战斗是由下院开启的，拟了一份上国王书，宣布对正教教义的信仰，但强烈批判僧团。这就是有名的《控诉法案》（Act of Accusation），指控教士会议没有得到国王或国会的同意就私行立法，严重限制了百姓的自由，动不动就责难百姓或苛罚重款；榨取钱财以行圣礼；主教们把圣职给某些年轻人，称他们为侄子，却又瞧不起这些青年或对被任以圣职的人全无了解；他们征税和处以罚款的权利都被贪婪的主教剥夺了；主教们滥捕无辜，囚禁百姓，又不让人家知道犯了什么罪；恶责和重罚百姓，只是为了轻微的异端嫌疑；这项文件的结尾是请求国王改革上述各种弊端。亨利国王很可能也亲自参与这项请愿书的撰作，当他收到下院的这份请愿书后，只列明各项要点、要求回复。主教们承认某些罪咎，但认为那只是少数人的意外事件；他们辩称主教廷府廉正无私，并祈求虔敬天主的国王，像贬斥路德那样来帮他们压制异端。然后，很惆怅地误解了国王的脾气，居然说出了这般火药味十足的话来：

由于我等认为我们立法的威权是基于天主启示的《圣经》与圣教会的决意……我等无须提示我们执行的指控与义务，因为那是天主的赋予与我王的许可……因而我等谦卑地恳祈王上……继续维护我等依据天主的威权，以他为名，为匡正德行与维护基督的信仰所立的种种法律与禁令。

亨利此时想动手，可他现在还不愿去管他们。他现在第一要做的，是要国会同意他的一项特殊请求：免他归还向老百姓所举的公债。对此，众院先反对后同意。接着，众院又通过了三项法案。这三项法案，目的均在贬低教士权威，不让他们查验遗嘱，不让他们抽死亡税，不让他们领双重圣俸。对这三项法案，上院反对得非常激烈，因为上院中有着不少主教和僧院长。不过，反对了一阵之后，终于修正通过了。通过这类法案后，国会即于12月17日宣告休会。

1530年夏，英国国王接受了一个颇为花钱的建议。剑桥一位神学博士报告亨利，关于教皇是否有权力批准弟娶其嫂之事，将由欧洲若干具有名望的大学投票决定。亨利所望的是无权批准，查理所望的是有权批准，于是，双方派驻各国特务，展开一场贿赂战。亨利处处送钱，查理除送钱之外，甚至把恐吓也加上。这场战争，亨利与查理，在意大利平分秋色；路德派大学，对“基督教卫士”不利；巴黎大学，在弗朗索瓦压力下，投的是亨利的票；牛津与剑桥，处于亨利的威势下，自然非投亨利的票不可。

为了加强对教士的控制，亨利于1530年12月，通过其首席检察官发布了一项通报。通报大意说，政府对凡支持沃尔西运用教皇权力的教士，通通要按《王权侵害法》处断。1531年1月16日，国会和教士会议（Convocation）集会，英国国王特务机构宣称，教士中凡愿认罪悔过且缴纳11.8万镑罚款的，即可免按《王权侵害法》处断。教士纷纷叫屈。他们说，沃尔西接受教皇敕令，全与他们无关；据他们所知，沃尔西通过洛伦佐·坎佩基奥接受教皇敕令，全是为了受理英国国王案件，因此，他们所知的英国国王也知。他们说得非常对，可他们不知道，亨利目前正需钱用。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国王于是要求全体教士承认他为“英国教会和教士的最高保护者”，换句话说，他们不得再效忠教皇。教士含糊其辞地提出种种折中案，可亨利硬要他们摊牌。最后，1531年2月10日，大主教渥兰才勉强代表大家发表意见。这位81岁的大主教说“听凭基督的旨意”时，全体教士继皆默然。默然解释为同意，于是英国国王的要求变成法律。亨利为了安抚各大主教，特许他们有审理异端之权。

国会及教士会议，于1531年3月30日休会。这年7月，亨利移凯瑟琳于温莎，并誓永不相见。不久，他令玛丽公主住在里士满时，他又将她自温莎移至安特希尔。凯瑟琳的所有珍宝首饰，亨利索性一起交给安妮。查理要教皇克莱门特替他抗议。1532年1月25日，克莱门特致书亨利，一面指斥他的通奸行为不当，同时劝他在婚姻是否无效未确定前，接回凯瑟琳而离开安妮。亨利仍沉醉于温柔乡，根本不理这一套。就在这段时期，他写给安妮一封充满爱意的甜蜜的信：

我的心肝，你走后，我感到一片空虚寂寞。别后，两周以来，日子长得难以打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太好，以致我的爱情之火在燃烧……但我想到我很快就可到你身边时，我所受的爱情煎熬的痛苦无形中便减轻了一半……想到我（特别在一个静静的黄昏）能躺在你的怀里，嗅到你的乳香，尝着你的香吻，我便快乐无穷。这封信，是写自一个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深爱你的人之手。

亨利

国会和教士会议于1532年1月15日集会时，亨利又想到几种抑制教士权利的方法：任副执事以下职务的教士，犯重罪应归普通法庭处断；宗教法庭的讼费罚金，应降低金额；宗教方面所课的遗产税及所收的遗嘱查验费，应降低或取消；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应解送教廷的款项，今后应予豁免；罗马由英国负担行政、免罪及教廷事务的经费，一概取消。以上想法，一一都经国会和教士会议通过。不过关于新任高级教士第一年收入一点，亨利曾暗示罗马，如教皇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笔钱随时都可恢复。

在这段时期，亨利已做到使大部分主教相信，英国教会脱离罗马而独立，对他们的权威和收入无损。1532年3月，英国教士会议即宣称与教廷脱离关系：“请停止一切苛捐杂税……如果教皇还想继续获取新任教士第一年的薪俸，而采取任何反对我国措施的话……那我们只有不接受命令而与教廷分道扬镳。”5月15日，教士会议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并愿将其剩余的立法权力，交付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半教士、一半非教士组成，有权否决任何对国家不利的宗教仪式。国会与教士会议既经改革，于是英国国教宣布诞生。这一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英国国王又多了一件工具或武器。

5月16日，身为御前大臣的莫尔，因反对反教士浪潮无效，愤而辞职。8月，大主教渥兰逝世，临死前否认曾使教士会议隶属亨利。亨利令奥得利继莫尔，克拉默继渥兰，以使宗教改革继续迈进。1533年2月，国会制定《诉愿法》（Statute of Appeals）。根据此法，从前须呈教廷裁决的一切事项，如外国禁忌、逐出教会及停止职权等，今后皆可由“国内临时宗教法庭裁决”。

1533年1月15日，亨利计划立安妮为后。安妮当时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所以亨利对解决他与凯瑟琳婚姻之事更加迫切。他一再请求教皇均无结果，于是，他令其教士会议批准他的离婚（1533年4月）。5月23日，克拉默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身份宣称，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时于5月28日，公认安妮为亨利的王后。3天后举行王后加冕典礼。安妮珠光宝气地参加传统大游行。在兴奋中，她看出国人对她的冷淡。也许她曾这样想——王后这个宝座她到底能坐多久？克莱门特教皇于1533年7月1日宣布，新的婚姻无效；新生子女均为私生子；亨利被逐出教会。9月7日，安妮生伊丽莎白。查理驻英大使报告查理，亨利和安妮生了个私生子。

1534年1月15日，国会复会通过如下议案：前为教皇所有的新任教士第一年所获的薪俸，及其他原归教皇的所有收入，从现在起一律转交英国国王；主教任命权，依法视为英国国王的特权——事实上早就这样做了；惩治异端案件管辖权由教会移给政府。

1533年，肯特郡一个修女宣称她奉上帝之命谴责英国国王重婚，同时，她曾亲眼看见准备囚禁亨利的地狱。亨利派人把她抓来，经严刑逼供，结果她说是受人利用，利用的人想借此推翻英国国王。她与6个“共谋者”，经上院审理，判处极刑（1534年5月5日）。主教费希尔被控知情不报，并指他与凯瑟琳均知由查皮伊斯草拟但未获查理照准的武装袭英及策动凯瑟琳支持者叛变的阴谋。费希尔虽矢口否认，仍被戴上叛逆的帽子。

为亨利办理这类案件的得力助手，是特务头子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生于1485年，是帕特尼（Putney）一个铁匠之子，幼年生活贫困，长期流浪四方。经法国、意大利而回英国，从事纺织生意，颇赚了点钱，后放高利贷而巨富。他先跟沃尔西工作了5年之久。亨利取其勤勉忠诚，命他做高等法院法官，资料保管推事及亨利的私人秘书（1534年5月）。1531年至1540年，他成为亨利的心腹和政府的首脑。贵族看不起他，说他是暴发户，指责他玩弄权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视财如命，作威作福。他的目的，一方面拼命提高英国国王的地位，一方面以没收教会财富来作王位的支撑。在追求上述目的时，他显得非常大胆精干。他积了很多钱，而且，除了最后一仗外，几乎战无不胜。

借克伦威尔的建议和操纵，亨利使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Succession，1534年3月30日）。根据此法，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无效；玛丽公主变成了私生子；如安妮不再生男孩，伊丽莎白即成王位继承人。克伦威尔为压服民间日增的敌意，特劝亨利将任何对安妮的王后地位及其所生子女的合法性加以怀疑的人，处以极刑。在英国，无论男女，根据王位继承法，均应对亨利宣誓效忠。钦差加上御林军，驰骋全国各地，挨家挨户，从城堡到学校，从男修道院到女修道院，处处逼取效忠誓言。只有少数人反抗，反抗者中有费希尔和莫尔。他们赞成王位继承，但不赞成该法的其他条款。他们被关了起来。最后，国会尚通过一个法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权至上法案》（Statute ofSupremacy，1534年11月11日）。此法案重申王权至上，即王对国家及教会均拥有绝对的主权；更名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Ecclesia Anglicana）；授英国国王以原属罗马教廷处理道德、宗教组织、异端、教条及改组教会等一切大权。根据该法案，凡以口头或文字骂英国国王为篡夺者、暴君、宗教分裂论者、异端、异教徒之人，皆判处叛国罪。所有主教均须毫无保留地宣誓，愿意在宗教及非宗教方面接受英国国王领导。“遵奉基督的旨意”，此后绝不容许教皇的权力在英国存在。

为了镇压任何对这一史无前例法案的反对，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一般教区僧侣阳奉阴违。部分僧侣和托钵僧，认为他们曾直接宣誓效忠教皇，因此逃避改誓。许多修道院关闭就是逃避改誓的结果。亨利与克伦威尔对“伦敦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内托钵僧侣的顽固，感到非常愤怒。三个副院长联合来向克伦威尔说，他们实难承认任何人为英国教会领袖时，便一律关进监牢。1535年4月26日，国王的法官想释放那三个副院长及一个教区僧一个托钵僧，但克伦威尔说不行。他说，放了他们，其他的人便会学样，他要求对他们做有罪判决。5月3日，这5个人还是不肯承认《王权至上法案》，于是被以囚车载至刑场。5个人，一个个吊起来，活活开膛剖肚，然后，再五马分尸。把一只手臂挂在修道院大门口，目的在唬吓其余托钵僧，其余托钵僧仍反抗如故。抓来三个为首的，给他们戴上脚镣手铐，颈上再以铁链锁着，站立七天七夜，准吃不准拉。尽管这样，其他托钵僧仍顽抗如故。克伦威尔除选10个送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外，其余分散至其他修道院。被关10个人中，9个人由于得病很快就死了。

亨利现在成了政教合一的领袖，对他的话，英国人必须奉为金科玉律。由于他除了教皇权力外，其他一切仍与其他天主教国家毫无二致，因此他定了一个原则，即天主教教条及他在宗教方面的地位都是绝不容许批评的。事实上，对异端的迫害，过去、现在甚至终其统治，一直存在。1531年，莫尔即将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烧死，因为比尔尼反对偶像崇拜、朝圣及为死者祷告。詹姆斯·贝尼亚姆（James Bainham）因说圣餐中基督仅是精神显现，而被抓了起来。他被严刑逼供，要他招出同党。他不肯说，因此，1532年4月，被烧死于史密斯菲尔德。同年，被烧死的还有两人。由于有些模范基督徒提供了烧人的柴火，因此，林肯区主教还特别给他们每一个人40天的免罪期。

莫尔与费希尔的处刑使恐怖统治达到巅峰，费希尔曾被伊拉斯谟推崇为“全德之人”，但因他与西班牙大使共谋促使查理入侵英国推翻亨利，也算罪有应得。他对教会有功，可是叛国仍不免一死。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将身陷囹圄的费希尔升为红衣主教，可说是一大错招。尽管费氏说，他根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获此荣耀，但在亨利来说，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挑衅。1535年6月17日，80岁高龄的费希尔，在最后审问时，仍不接受亨利为英国教会领袖。6月22日，即被送往刑场。一位目击者说：“此老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显然就是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站在断头台上，刑官对他说，如他这时改变主意，他还可以获赦，但他仍然说不。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亨利说，现在他可到罗马去戴红衣主教的帽子了。

费希尔算是硬汉了，但还有一个更硬的。

莫尔的乌托邦

莫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他送他的孩子到伦敦圣安东尼学校受教育。在少年时期，莫尔曾给大主教默顿做侍童。他的思想、信仰及为人处世，处处都受到大主教的影响。据说，默顿曾告诉人：“别看轻那个送酒端菜的孩子……他将来必大有出息。”15岁时，莫尔考上牛津，很快即沉醉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父亲怕他将来变成书呆子，令他退学到伦敦学法。当时的牛津剑桥，以培植宗教领袖为宗旨。一般教士则是新法学会（New Inn）和林肯法学会（Lincoln’s Inn）出身。1529年至1537年，改革后的国会，下院中仅8个议员受过大学教育。这时，大学生不吃香，有前途的是工商巨子和律师。

1499年，莫尔21岁。他遇见了伊拉斯谟，立即被伊氏的人文主义迷住了。他们俩人的友谊，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他们都很有修养，文笔都很犀利，都讨厌经院哲学。莫尔说，研究经院哲学，“无异就筛子给公羊挤奶”。他们都主张宗教改革，而改革之道，都不主张使用暴力和分裂。他们都一贯这样主张，宗教改革应自内部做起，改革应顾及教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莫尔在治学和涵养上，不及伊拉斯谟深沉。事实上，他的儒雅和恢弘，常受他情绪和执拗的影响。与人争论时，他常忍不住趋向流俗，向对方展开谩骂。不过，他也有胜过伊拉斯谟之处，如勇敢、荣誉心及对理想的执着等。莫尔与伊拉斯谟往来的书信，其所表现的风范，在那个时代即为不可多得之作。“再谈，”莫尔在写给伊拉斯谟一封信的最后说，“我敬爱的伊拉斯谟，对于我而言，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莫尔对宗教是当时最虔诚的人，他以许多教士，如沃尔西之流的耽于享乐为耻。23岁时，当他读了一阵法律后，他决心做传教士。1501年，他演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公开传道，座中饱学之士，如格罗辛（Grocyn）等，对他都颇表欣赏。尽管他对一般不守清规的僧侣大加抨击，对所有虔敬的修士修女则颇表尊重。他甚至说，他非常羡慕修士的宁静生活，他后悔从前没有做修士。他相信神迹、圣意、遗物与朝圣。他写过不少属灵的书籍，他以中世纪的风格表达他的人生观。他说，生命是灵魂的监狱，要解脱唯有死，宗教和哲学就是教人如何解脱。他曾两度结婚，生了好多孩子，他的家是经常有祷告声并充满爱心信赖和欢乐的基督教家庭。1523年，他由普罗维登斯迁往伦敦文化区。他的家充满文化艺术气息，他家的花园距泰晤士河不过100码。

1504年，他26岁，即以市民代表身份充当国会议员。一次，亨利七世有个提案遭到他的反对。他发言时雄辩滔滔，给亨利七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是一个坏印象，亨利七世曾转弯抹角找到他父亲，让他把这位青年议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国会议员任期届满，莫尔即经营律师事务所。1509年，出任古伦敦——泰晤士河北岸——代理执行官（under sheriff），这份工作颇合他的胃口，因为当代理执行官，通情达理重于冒险犯难。一段时间下来，明决公正有口皆碑。他不受红包，尤其打破了英国官场的恶例——收受红包之风，直至培根时代犹颇盛行。不久，他又回到国会。1515年，他被选为众院议长。

在伊拉斯谟1517年7月23日致胡滕的一封信中，我们又发现莫尔具有下列特征：中等身材，面容苍白，赭色头发，穿着随便，饮食适度，面带笑容，幽默机智，喜开玩笑，爱小动物。他家里有善于说笑的清客，有猫、有狗、有猴子。附近的鸟飞到他家来，都一一获得招待。在太太眼里，他是一个标准丈夫。在孩子眼里，他是一个标准父亲。在国会议员眼里，他是一个标准议员。他秉性善良，能言善辩，对人和蔼，“总之”，综合大家对莫尔的印象，“他是大自然在温良、可亲、快乐方面，最理想的标本”。

忙里偷闲他还著书。他先写的是《理查三世传》（History of Richard III）。这本书的基调，在于反对独裁政体，他正处于这种政体之下，因此他没有考虑出版——这本书与世人相见，是在他逝世之后。莎士比亚根据这篇传记写成一部剧本。1516年，由于一时兴起，莫尔用拉丁文写了一本书。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乌托邦”（utopias）一词，就是由他所创的。这本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所批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具体的描画。由于有所顾虑，他把书送到国外出版。一共出了6版，都是拉丁版本。最后，获准在英国付印，仍为拉丁文。他说，这是写来消遣的，本来不想出版。在卢万印的那一版，曾获伊拉斯谟之助，他对伊氏表示非常感激。本书于1551年出现英文版，未译成英文前即已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及法语。英文版与世人相见时，莫尔逝世已16年。此书在1520年在欧陆即已家喻户晓。

莫尔之书，原名Nusguama，意即“虚无之乡”（Nowhere）。后来，不知谁把它更换了个希腊名字，于是就变成《乌托邦》了。故事写得异常逼真，不少人相信实有其事。据说，一批传教士曾大发宏愿，计划去乌托邦传教。《乌托邦》开头说，1515年，莫尔衔亨利八世之命出使布鲁日。他行经安特卫普时，他曾拿着伊拉斯谟的一封介绍信，去见该市的一位市政官员彼得·希莱斯（Peter Giles）。故事的展开，在他会见希莱斯后。希莱斯介绍他去见一位须发苍苍的葡萄牙水手，这位水手名叫拉法埃尔·希泽罗代伊（Raphael Hythlodaye，希腊语意为“妙于胡诌”）。1504年，水手曾随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环游世界（早于麦哲伦6年），因此到过一个人所未知的世界：一个幸福的岛，岛上居民对当时困扰欧洲的若干社会经济问题，均有解决之道。《乌托邦》的卢万版本，把这个神话渲染得更为离奇逼真，其首页还附有乌托邦木刻地图及该地居民文字。只有一个漏洞：希泽罗代伊在一次谈话中，竟赞美起默顿大主教来。这种赞美，在莫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出自一个水手之口，便令人感到怀疑了。

这位想象中的麦哲伦，对乌托邦的社会是这样描述的：

在乌托邦人中……一切财物均属共有，每人所需均极丰富……我曾将乌托邦与其他国度相比……其他国家之人，对于其所获之物，一开口便是我的……但在乌托邦则不然，我对此也与柏拉图有同感……财富应平均由人人共享……在很多国家中，由于少数人，借种种名位口实，霸占或瓜分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此使绝大多数人俱陷于贫穷。

在乌托邦，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之物，一律送入公库，一旦需要，即可自行到公库去取。没有人说我比别人应多得一点。人人都有，因此便不用贪心。原则上大家应在公共地方吃饭，但如你觉得不便，也可在家自炊。乌托邦人不用钱，因此也不知买贱卖贵。其他地方常见的罪恶，如欺骗、偷盗、抢夺，在乌托邦根本听不见。由于公库中积有应急粮食，人民不知有所谓荒年饥馑。每一家庭，无分男女，均须参加农工生产。为求生产充分，大人每日工作6小时。工作基于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只有在社会需要时才能发展。乌托邦人也享有自由，不过他们的自由着重在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至于剥削他人劳力的自由，则绝对不许。乌托邦也有法律，不过条文极少也极简单。因此，如有纠纷，概由自己辩护，根本用不着请律师。犯法者罚劳役。依罪的轻重，确定劳役时间的长短及所做工作的难易。所罚时间届满，即可恢复自由。屡犯和重犯也判死刑。死刑犯表现良好，也可改罚劳役。

家是乌托邦社会的构成单位，家有家长。“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婚姻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结婚前当订婚。未婚夫妻，例须彼此脱得一丝不挂，以便相互检查。男女中的一方，身体上如有严重缺陷，对方可据以解除婚约。婚后妻赴夫家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如有通奸情事，男女双方申请社区会议许可，即可自由离婚。30家为一邻，邻有邻长（phylarch），邻长共选，年选一次。每10邻为一里，里有里长（chief phylarch），里长由邻长共选。乌托邦共200里，里长会议就是国会。国会有权选举国王，国王为终身职位。

邻长的职责，是确保其所辖社区人民的健康。为达此目的，他须提供清洁饮水，注意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及诊所。在乌托邦，健康重于一切。乌托邦统治者对教育也极重视，处处设有儿童学校和成人学校。他们最注重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至于占星、算命则视为迷信。如果认为对乌托邦有利，他们也会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基于下列理由：任何民族如占有一大片土地，自己既不利用，也不许别人利用，则乌托邦人为了不使货弃于地，他们便有权把这片土地抢过来。”（显然这就是英国殖民美洲的理论。）不过，乌托邦人并不好战，“他们最恨无理由的屠杀……与其他民族相反，师出无名他们认为那是最可耻的”。

乌托邦相当崇尚宗教自由。除无神论及否认灵魂不朽者外，任何宗教都可自由活动。乌托邦人如愿意，甚至可以崇拜太阳或月亮。但任何人，如对其他既存宗教，以言语或行动横加破坏，一定会遭逮捕，处以应得之罪，因为法律不允许宗教斗争。否认灵魂不朽者不罚，但不得担任公职。他们有意见，除向神父或“德高望重者”（men of gravity）讲述外，不得当众发表。此外，“任何人皆可随意信仰他喜欢的宗教，并把他所信的宗教向别人传播。不过传播时，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以说服代强制，以理论代谩骂，任意攻讦其他宗教，那是法律不许的”。乌托邦既有宗教自由，因此便有许多宗教。不过，“大多数乌托邦人，包括最有智慧的人在内……大都相信，神是一种贯通宇宙的永恒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智力之上，它是不可知、不可说、不可解的”。出家修道法所不禁，不过任何出家人均应不断做好事及为社区工作。所谓好事及工作，如修桥铺路、清理沟渠、准备柴火等。出家人原则上过独身生活，但他们如想结婚也可结婚。那里也有神父，但神父结婚并不遭禁止。国家规定，一切宗教节日和宴会，均应排在年头年尾和月头月尾。但任何节日及宴会，“教堂寺庙中均不许出现偶像”，“祷告也不许，因为怕少数冒失鬼发言冲撞到其他宗教，以致惹起纠纷”。在每一个节日里，妻子要跪在丈夫面前，子女要跪在父母面前，请求赦免其过失。任何人如未与其仇敌弃嫌修好，即不得进入教堂或寺庙。以上这些画面，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莫尔年轻时醉心的人文主义，也偶有显露。例如，自杀观即源于希腊思想：病入膏肓之人，为解脱其痛苦可以自行结束其生命。除此之外，莫尔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自杀者的尸体，“不许埋葬，应抛于臭水坑中”。

《乌托邦》一书究竟有多少是莫尔的思想？有多少是伊拉斯谟的思想？另外，写这本书的态度是轻松的还是严肃的？均已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却郑重否认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我相信，”莫尔代表自己对希泽罗代伊说，“一切都共有的地方，人民即不可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当大家感到工作不是为自己，而自己又可分享别人的工作成果时，谁还愿意卖力工作？……大家都不肯卖力工作，物资当然就不会富裕……在那里不可能样样理想，因为人天生良莠不齐——要使人人都变好，绝非短时间所能办到。”尽管如此，乌托邦曾获得不少人的同情与思慕——《乌托邦》的画面，就是共产主义的模本。在《乌托邦》一书中，对富人剥削穷人一事，也有很严正的批评。对英国领主强行圈占公地一点，莫尔曾借外人之口予以谴责。其谴责极深入而激烈，因此有点不像外国人的口吻。希泽罗代伊对莫尔说：

就贵国土地而言，由于少数人的无理贪婪，已使土地大部趋于荒芜……对于富人而言，这并无大害，因为他们有钱，不但自己要用的东西可以买到，还可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以图厚利……我到过不少共和国，经我详加考察比较，我发现这种目前盛极一时的制度，只对富人有利。我，本着上帝的名义，不禁这样想，这种制度是少数富人想出来的鬼名堂：假借共和之名以保全、增进其财富，想尽办法以雇用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大量榨取穷人劳力。种种榨取办法，竟可美其名曰法律。

听，这像不像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凭大英博物馆一席之地，弄得世界团团转。然而转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杠杆，也许就是莫尔的这本书。无疑，《乌托邦》一书对现代思潮有着最强烈的影响，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它是20世纪经济制度的指标。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与福利国家，追本溯源也非论及此书不可。

殉道者

《乌托邦》发表后不久，亨利即命莫尔进入枢密院。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居然能进入枢密院，说来真是不可思议。也许，号称博学的亨利，根本读不懂拉丁书籍——等《乌托邦》出英文版，亨利已经去世。尽管莫尔思想相当激进，亨利赏识他的，却是品格与能力。亨利以他为沟通下院的桥梁，授之以爵位，让他管金库（1521年）。最后，亨利还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设计委托于他。莫尔不赞成沃尔西所定的外交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会导致英国与查理冲突。在莫尔看来，查理——这位现任的神圣罗马皇帝——实在不该惹，因他实力强大，而且他是为基督教国家向土耳其打头阵的英雄。沃尔西执政时，莫尔是反对党领袖，现在沃尔西垮了，他便成了名正言顺的继任者。莫尔就任御前大臣，总计达31个月。

但实权操纵在亨利手中。亨利对教廷的不友好感到不满，同时，要把他意中人立为王后，非脱离教廷羁绊不可。莫尔很快便发现，他对外交政策无权过问，亨利要他做的，只不过是一种跑龙套的角色。于是，他即专心对付新教：写文章反驳新教理论；将新教领袖抓来修理。在《异端丛谈》（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1528年）一书及其他文章中，莫尔对斐迪南二世、加尔文及路德派诸侯主张的宗教由国家统一领导——利于集中力量与维持秩序——之说颇表赞同，但他担心新教抬头会使英国演变成教派林立的局面。在《圣经》方面，他赞成伊拉斯谟的拉丁《新约》译本。他指斥廷德尔英译《圣经》的不当，他说，廷德尔为了支持路德的论点，有许多地方把《圣经》的内容歪曲了。翻译《圣经》，他指出，不该用作一种武器，以维护或驳斥某种学说的论点。至于天主教，他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该因为意见不同而把它拆散。他认为天主教有三大优点：人们行为上的准则，精神上的安慰，灵性上的激励。

基于上述观点，莫尔曾下令烧死不少新教徒。有一项指控，说莫尔把一个异端分子拖到家中猛力鞭打，这项指控可能靠不住。因为照莫尔的资料观察，那个人似与神学无关。莫尔在一份有关资料中，有下列话语：“他是否偷窥女人，”这个女人在祈祷，“是否低头沉思，他是否偷偷走到女人后面……突然把女人衣服揭起来，一下抱住她的头……”莫尔在其主教区中，曾经判过3个人的死刑。显然在他当政期间，他是赞同国家是宗教法庭的一种世俗武器这一原则的。由此原则推演，异端分子应烧死，岂非必然？即使在《乌托邦》中，他主张的宗教容忍也极有限。他不容忍无神论者，他不容忍否定灵魂不朽者，他不认可不同教派的人彼此动武谩骂。不过有趣的是，他在和英国新教徒展开笔战时，口齿却很不干净。 [1]

问题发生了，莫尔发现亨利就是当时最危险的异端。他发现亨利与安妮那种不正常的结合。他看到一连串反教士立法的出现（1529—1532年）。在他心目中，教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反教士立法的出现无异于在摧毁这个基础。1532年，他罢官归里——回到切尔西（Chelsea）的家时，虽仅54岁，但他似有预感，他的寿命快结束了。他为他的家人预作安排，下面是他女婿威廉·罗佩（William Roper）的记载：

论及殉道者的生命，论及……殉道者的坚忍，论及殉道者的痛苦和牺牲，在殉道者看来，除了顺从上帝，一切都无足轻重。顺从上帝就是幸福。为了上帝的爱，财物、自由、土地乃至生命的损失都可忍受。他曾一再强调，如果他的子女能勉励他为正义真理而牺牲，他必视为莫大的安慰。有此安慰，便可使他含笑对死神。

终于如他所料。1534年初，莫尔被指控与肯特州修女阴谋案有牵连。他承认见过这个修女，但否认知道修女的阴谋。克伦威尔建议释放他，亨利也批准了。但4月17日，又将他关进监狱，原因是他拒绝誓遵《王位继承法案》及遵此法案根绝教皇对英国教会的一切威权。他最宠爱的女儿玛格丽特，写信劝他接受这一法案。他的回信是，劝告给他的打击，和失去自由所遭受的打击相比，更使他觉得痛苦。他的（续弦）夫人，到监狱请求接见，（据罗佩记载）她曾责备他个性太拗：

在这种太平盛世，莫尔，我真想不透你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会坚持要做傻瓜，躺在又脏又臭的监狱里与老鼠为伍。你知道，如果你像所有主教及国内其他有学问的人一样接受政府的要求，国王陛下和枢密院一定会开恩还你自由。我知道，你之所以留在这儿，是为了上帝之名，但是，你不想想我们在切尔西的家。那里有你心爱的住宅，心爱的图书，心爱的花园，心爱的田庄，及一切心爱的事物。别这么硬吧，莫尔，你知道你的妻儿子女是多么期望你和他们回家团聚。

想软化他的一切方法都用尽了，他仍笑着摇头。

1535年7月1日，莫尔面临最后审判。在辩护中，他说得条条有理，可是最后他还是被判叛国罪。在他由威斯敏斯特解往监狱途中，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曾两度冲破警戒线去拥抱他，并接受他的最后祝福。执行死刑前夕，他将他的“马毛衬衣”（hairshirt）送给玛格丽特，衣中附有一张字条：“明天我就要去见上帝了……再见，我亲爱的孩子。给我祈祷，我也为你及你的朋友祈祷。让我们在天上再见。”他步上断头台时（7月7日），他发现台子已朽到好像要垮的样子。他向行刑的人说：“刑官，让我们慢慢地来，以免把台子弄垮了。”刑官求他原谅，他便上去拥抱他。亨利有令，不许他多说话。临刑时，他对旁观的人说：“请为我祈祷，请为我作证，我是为天主教而牺牲的。”接着，他请观众参加他为王的祈祷，愿上帝赐王以贤良辅弼。最后，他说，他虽死但仍是王的忠仆，不过，他愿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当他把头放在俎上时，他曾仔细整理他那飘拂的银须。刀子快下来时，他说：“此头掉得无辜，因为它不曾叛国。”他的头被斩下后，曾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一阵恐怖的浪潮袭击着英国各地，亨利的残酷震惊了整个欧洲。莫尔的死，伊拉斯谟说，使他也不久于世，“因为，我们俩虽有两个躯壳，却共着一个灵魂”。果然，一年多一点，他也死了。查理听到莫尔死讯，即对英国使臣说：“像莫尔这样才识兼备的相才，如果能为我所有，我宁可失掉一座大城，也绝不愿意失掉他。”教皇保罗三世立刻草拟一道敕令：将亨利逐出天主教；在英国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禁止天主教国家和英国贸易；解除英国臣民对亨利的效忠宣誓；令所有英国臣民及天主教各诸侯群起而推翻亨利。敕令拟好了，但因查理和弗朗索瓦都不肯一致采取这种行动，迟到1538年才行颁布。敕令虽然颁布，查理和弗朗索瓦，仍不许这道敕令通行于其控制地区。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愿证明教权优于王权。这道敕令的行不通，足可证明一点：教皇权威的没落与国家主权的勃兴。

斯威夫特（Dean Swift）认为，莫尔“是自有英国以来，德行最为完满的人物”——显然，德行一词取自勇的古义。莫尔与费希尔殉道400年后，罗马天主教将他二人一并列为圣徒。

[1] “可是，有些猪，不学无术而信口开河。有些狗，却将古人经典咬得稀烂……对这些畜生，不必和他们讲道理，只可用皮鞭棍棒狠狠地揍。揍到他们不乱咬经典……揍到他们服帖听话。用这种办法，让猪不捣蛋，让狗懂道理……让他们随主子的笛声起舞。对猪狗，单讲是不行的，讲之外必须用罚。今天的异端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群狗，他们拼命对圣礼狂吠……今天的异端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群猪，这群猪无比的脏，他们不知守贞的神圣……妄主张修道士应与修女结婚。”

三后小史

莫尔死后不到3年，亨利之后即六去其三。凯瑟琳虽废置于英国北部，仍号称为正宫王后。她的宫女就是这样叫她的。1535年，她被移置亨廷顿（Huntingdon）附近的金博尔顿（Kimbalton）。在这里，她除参加弥撒外，仍被囚在一间小屋内。对来访的宾客，“她极为有礼”。玛丽公主现在已19岁。她住于哈特非（Hatfield）。这里离她妈妈的住处虽仅20英里，但亨利规定母女不许相见，也不许通信。她们见面虽办不到，通信却是有的。凯瑟琳写给玛丽的信，成为颇为感人的文学作品。亨利说，只要她们承认新王后，她们便可有好的吃好的住，可是她们不肯。安妮派她的姑妈做玛丽的总管，告诉她，狠狠整这“私生子”，并特别吩咐她，做两个“盒子随时挂在她的耳朵上”。1535年12月，凯瑟琳病危，立遗嘱托查理保护玛丽，并写了封短简给她“最亲爱的丈夫”亨利：

贱妾性命，只在旦夕。妾所系念，惟王而已，愿王身心康泰。尘世欢乐，酒肉征逐，最耗精神，祈王慎之。王赐妾以苦难，王亦不免烦恼。妾无所怨于王，并祈上帝佑汝。唯一期望，善视玛丽，玛丽虽妾之女，然亦王之骨血，望王重视父女之情……最后，让妾披肝沥胆，谨以一话相告：妾之爱王，重于一切。来生再见。

亨利接读这封信，哭了。凯瑟琳既死（1536年1月7日），亨利欲命朝廷举哀，但安妮坚决不同意。凯瑟琳死时，刚刚50岁。

安妮做梦也没想到，5个月后她的下场更惨。不过，有一点她是想到了：亨利已不再喜欢她了。她脾气火暴，说话尖刻，贪婪忌妒。这些常使亨利对凯瑟琳的温柔敦厚思念不已。凯瑟琳下葬日，值安妮生产之时。安妮第一次就生了个死胎，使渴望儿子的亨利大失所望。在此情形下，亨利又动脑筋了。和安妮离婚，或老调重弹，让这项婚姻无效。对这次婚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鬼迷心窍，因此没有存在价值。自1535年10月起，他又看上了安妮的宫女简·西摩（Jane Seymour）。安妮对亨利表示不满时，他叫她最好管管自己。他采取了历来攻击女性的办法，指责她贞操有问题。这太难以置信了，任何轻浮的女性，一旦身为王后，哪敢冒招蜂引蝶的危险？然而亨利对此言之凿凿。他指定枢密院对此事加以调查。调查结果，说安妮曾和5位大臣通奸。那5位大臣是威廉·布里尔顿爵士、亨利·诺里斯爵士、弗朗西斯·韦斯顿爵士、马克·斯梅顿及她的哥哥罗克福德。5位大臣同时被关进天牢，接着，安妮也进去了（1536年5月2日）。

亨利给安妮一个手诏说，如坦白招认即可无罪。她的答复是，她根本没有什么可坦白的。据牢里侍候她的人报告，她承认诺里斯和韦斯顿曾一度向她示爱，但均遭她拒绝。5月11日，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大陪审委员团，受命审问王后通奸案。审问报告说，果有这回事，她和这5位大臣通奸，均有确定的日期和地点。5月12日，于威斯敏斯特提讯5人之中的4人，此次陪审团中，安妮的父亲威尔特西尔（Wiltshire）也列名其内。斯梅顿承认曾与安妮通奸，其余3人则矢口否认。但不管认不认罪，一律均受有罪宣判。5月15日，由诺福克公爵——安妮的叔父，安妮的政敌——领导下的26位贵族组成陪审团，审理安妮与其哥哥的奸情。兄妹均大呼冤枉，但每位陪审人员都说他们狡辩。最后的判决是：“可烧可杀，但烧杀任王施行。”5月17日，斯梅顿奉命被绞死，其余4人，因有爵位被判斩首。行刑之日大主教克拉默受命宣布，安妮与亨利婚姻无效及伊丽莎白公主为私生子。据以作此项宣布的理由不得而知，但据推测，安妮在婚前与诺森伯兰公爵确有一腿。

安妮在临刑前夕，曾跪请狱吏之妻金斯顿太太替她做一件事：请她以自己名义，跪在玛丽公主面前，求她赦免她过去对她所做的种种虐待。5月19日，她希望在行刑时，刽子手的动作能够快一点。据说，她知道分派给她的刽子手技术相当高明时，她颇感安慰。“我的颈子既小，刽子手的技术又好”，这样说时她笑了。是日中午，她被送上断头台时，她请求观众为王祈祷。“王的仁慈宽厚，是历史上少有的，我相信，他永远是我仁慈宽厚的主。”谁都知道安妮死得冤枉，但对安妮的垮台，谁也不表同情。

就在安妮死的那天，克拉默宣布，为了王储缘故，亨利又可结婚。第二天，亨利即与简·西摩海誓山盟。1536年5月30日，他们即正式成婚。6月4日，亨利封简为后。简是皇室后裔，其先世即爱德华三世。她与亨利有三至四等的血亲关系。血亲是否可以结婚，又要麻烦克拉默了，不过，大家知道克拉默是绝对听话而且不怕麻烦的。简并不算十分漂亮，却聪明、和蔼、谦虚。大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rd Pole），亨利的死敌，对她的评语是“诸德兼备”。安妮在世之时，亨利对她示爱，她曾加以婉拒。她收到他所写之信，不加拆启即行退回。送给她东西也不要。她请求亨利，没有第三者在场不要和她谈话。

简做王后第一件事，就是以亨利和玛丽的协调人自任。不过，亨利对玛丽另有一套做法。他令克伦威尔送给玛丽一份《玛丽自白书》（The Confession of the Lady Mary）：确认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之主，“否认罗马的假宗教权威”；确认英国国王与凯瑟琳的婚姻“乱伦而不合法”。对这份自白书，玛丽被要求逐句签字。玛丽虽然照做，但一辈子感到痛心。3星期后，亨利和王后去看玛丽。他们赐给她1000克朗及许多礼品，同时恢复了她公主的称号。1536年圣诞节，玛丽被接回宫。这对恐怖的亨利及“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而言均有好处：亨利学到了如何做父亲，玛丽学到了如何做子女。

1536年6月8日，亨利为通过新《王位继承法案》而召集国会。法案内容：确定伊丽莎白和玛丽为非婚生子；王位由简将来所生王子继承。7月，亨利前私生子，里士满公爵逝世，这时亨利所靠的就只有简的肚子了。1537年10月12日，全英国老百姓都为亨利有子感到庆幸：简生下了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惜简福薄，亨利对她最为疼爱之际，她却撒手而去。简之死，距她生子仅12天。亨利为之心碎，于是下令，将来他死后，应与牺牲性命替他生子之人合葬。

对亨利这一番惊天动地的统治，英国老百姓究竟作何感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一则，文献不足，再则，就仅有文献观察，其中又充满偏见和误解。查伊皮斯于1533年下的结论是，据他征询许多英国老百姓的意见，“人民对亨利的痛恨，远甚于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理查德”。大体上说，人民对亨利，就其希望获得王储这一点而言是同情的，却不赞成他对凯瑟琳和玛丽的虐待。他冤枉安妮，人民并不掉泪，但将费希尔和莫尔置于死地，却使人民愤愤不平。当时的天主教势力在英国仍然很大。教士初任第一年薪俸虽已不解交教皇，却要解交政府，因此对罗马仍有强烈的向心力。总之，大家都不满亨利，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批评他。最后批评终于来了，来自一个他一手栽培出来的英国青年。

雷金纳德·波尔是玛格丽特索尔斯堡女伯爵之子。玛格丽特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的侄女，因此波尔也算是皇族后裔。亨利期望波尔将来成为英国教会的领导阶层人物，因此着意培植他。他每年拨一笔500克朗的皇家年金给波尔做教育费。他送波尔到巴黎和帕多瓦留学。波尔学成归国，他给他派很好的职位。亨利蓄意废后时，问他有何意见。波尔答复很坦白，他不同意——但获教皇许可另当别论。一段时间后，波尔带着亨利赐给他的年金又踏上欧洲大陆。一待两年，深获教皇宠信，1536年，这位年仅36岁的学者和神学家，就荣任了红衣主教。就在这一年，他以拉丁文写了一篇题为《教会一统辩》（“In Defense of Church Unity”）的文章，大肆攻击亨利。他说，亨利在英夺取宗教大权，使天主教统一遭到破坏。这种行为将使整个欧洲的政治社会秩序受到恶劣影响。他指责亨利的做法是自大狂及独裁政治。他骂英国主教坐视英国教会惨遭蹂躏是助纣为虐。他说，亨利与安妮的结合是一种通奸行为，并预言（此预言颇为不智），英国贵族对“娼妇的私生子”伊丽莎白必永不接受。他呼吁，查理应把对抗土耳其人的矛头指向亨利。这篇文章写得极辛辣犀利。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劝他不要发表，但波尔不听。他不但发表，还特别寄了一份给亨利。亨利读了这篇文章，同时又知道保罗三世已任命波尔为红衣主教，简直气炸了。他原来还有意和教廷妥协，现在妥协念头完全打消。为了对付教廷，亨利批准了克伦威尔的建议：解散英国修道院，同时把它们的财产通通没收。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1535—1547）

克伦威尔黑皮书

1535年，亨利情场战场均不得空，因此任命克伦威尔为其“宗教法权副手”，以与教皇周旋。贪得无厌的克伦威尔，现在已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管外交，管内政，管司法，管枢密院，管“星室法院”（the Star Chamber），管情报，管教会。他的老上司沃尔西，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他管得这么多。但他还认为管得不够多，他对印刷品和出版物显得非常关心。他建议亨利，一切书籍非经他的特务机构认可，绝对不许印刷、进口及出售。为了反对教皇，他利用政府经费，出版了许多书籍。由他派出的数不清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地，专门搜集一切反对亨利和克伦威尔的情报。任何人，胆敢对费希尔和莫尔说声可怜；任何人，胆敢说他和亨利一句不是，便会受到秘密审讯和终身监禁。有人预测英国国王死期，英国国王还没有死，预测的人却必先死。在这段时期，克伦威尔既是检察官，又是陪审员，还是审判官。提到克伦威尔，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恨，没有一个人不发抖。

克伦威尔最棘手的问题，是他有一个无所不能却濒于破产的主子——亨利。亨利想扩充海军，改良并增加海港；亨利个人和宫廷的豪华花费；克伦威尔自己统治下的政府组织，都是不但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的事。钱从哪里来？税已经高到不能再高，再高就会遭到抗拒，抗拒可以克服，但克服所花的钱，可能比所增的税还要多。主教自各教区搜刮也已到达饱和点。派人到新大陆淘金，所淘来的金，自英国与查理交恶，即无法送达国内。算来算去，要钱只有一个办法好想：劫收英国修道院。劫收修道院，油水多，借口好，既可大快人心，又毫无阻力。为什么说借口好？因为修道院素来效忠的对象是教皇，现在虽宣称服从《王权至上法案》，然而大都阳奉阴违。说可大快人心，因为一般修道院，已丧失其初期服务社会的功能。他们已不办学校，不设医院，不行施舍。至于谈到毫无阻力一点，理由更不胜枚举。主教，恨修道院脱离其管制；贵族，被战争拖穷后，垂涎其财富；工商业者，视好吃懒做的僧侣为自然资源的浪费者；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若干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内，对各僧侣展示的圣徒遗物，乃至为死者在弥撒中所做的法事，都已丧失信心及兴趣。再说，封闭修道院已有不少先例可援——苏黎世，有茨温利；德国，有路德派诸侯；英国，有沃尔西。另外，还有法律根据：国会于1533年，即授权政府查看各修道院，并勒令其加以改善。

1535年夏，克伦威尔派出了3个视察团——每一视察团均带有大批人马——视察全国的修道院、大学及主教区。视察团的任务，是对各单位组织、精神和财务状况提出视察报告。“视察大员”均是“冲劲十足的小伙子，对视察既彻底又精细”。除“红包”照收不误外，为了达成“没收修道院财产的借口，他们还用尽方法，诱使院中僧侣彼此攻讦”。英国有600多所修道院，在这么多所修道院中，要找毛病当然不难。于是，淫荡——包括同性恋在内，纪律废弛，伪造遗物图利，盗卖圣物及珠宝，忽视仪节，怠慢宾客，不救济穷困，一律记在账上。这笔账既查不出好院与坏院、好人与坏人的比例，又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谣传。

对1536年2月4日集会的国会，克伦威尔送有一份《黑皮书》（Black Book），这份文件今已不传。书中除罗列修道院种种毛病外，并建议年入200镑以下的男女修道院应行封闭。国会，其中议员大部分均由克伦威尔部下操纵选出，对此建议立表接受。国王于是下令，组织一个“扩大委员会”（Court of Augmentations），专门清理376所应行封闭修道院的财产——财产一律解交国库。遣散僧侣达2000余人，这些人有的送往其他修道院，有的还俗。还俗僧侣在未找到职业前，可领到一小笔年金或遣散费。在130所女修道院中，仅有18所年入在200镑以上。不过，不知道什么缘故，遭封闭者仅占1/2。

解散修道院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北方发生了几次动乱。和基督教的兴起相似，宗教改革也起于城市而终于乡村。这种情形，瑞士如此，德国如此，英国也如此。英格兰与苏格兰受新教的影响，与距伦敦与爱丁堡的远近成正比。新教对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影响甚微，对爱尔兰可说尚无影响。在北方，点燃革命之火的是一些修道院被封闭的僧侣。这把火，由长期积愤——苛捐杂税、专制独裁及特务控制——酿成的。被遣散的僧侣一方面领不到允予发放的年金，一方面找不到可以糊口的工作——事实上，当时社会失业人数很多。被遣散修女的情形更惨，抛头露面、流离失所，甚至有沦落到出卖肉体度日的。最激起公愤的还有一点，克伦威尔的鹰犬公然将获自修道院的东西拿出来使用——将圣袍改为紧身衣，将神父祭服改为鞍褥，将圣徒遗物匣子改为刀鞘。

1536年10月2日，一位视察大员封闭莱格本（Legbourne）的一所女修道院后，行至洛什附近即被群众围攻。他的证件与财物清册全被夺下焚毁。群众用剑尖指着他的胸膛，逼他向老百姓低头。当时聚集的群众中，有人提议对英国国王和罗马天主教效忠，群众立即接受。第二天，一支叛军即出现于凯斯特。神父和无家可归的僧侣纷纷投向这支军队。在他们的大肆鼓吹下，当地士绅多被裹胁入内——自愿参加者也不乏其人。同一天，林肯州另一个城镇霍恩卡塞尔也有乡民聚众起事。林肯区主教一位办事员被指为克伦威尔走狗，被从床上拖起来当场打死。群众设计了一面旗帜，上面是一个犁，一个杯，一支角及“Christ”（基督）的最后5个字母。他们提出的要求有：封闭的修道院应重开；税捐应减轻或豁免；教士应免缴什一税及新任教士第一年薪俸；“吸血鬼”（指克伦威尔）应撤职查办；异端主教（指克拉默及拉蒂默等）应予解职处分。这些要求，曾派人送给亨利。北方和东方老百姓纷纷投效叛军。不久即组成一支6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驻扎在林肯州，静待亨利的反应。

亨利的反应是大发雷霆，他认为老百姓反对像他这样贤明的君主简直是忘恩负义。谈到封闭修道院，那是代表全国人民国会制定的政策。他说，叫叛徒把为首者交出，解散回家听候发落。他令沙霍克伯爵为主将、士鲁兹巴利领主为副将，率兵解决叛军。士鲁兹巴利于未奉令前即已整装完毕，奉令后，即以私人名义写信劝告参加霍恩卡塞尔叛军的贵族赶快离开。这里的叛军本属乌合之众，参加的贵族即纷纷离去，政府大军又源源而来，于是转眼便告瓦解。至于洛什方面的叛军，政府军到达后，群众交出了15名领袖，政府军逮捕了100余人，其余均令散去不问。政府军将叛军领袖和所捕人犯解送伦敦，这些人，除33名包括7位神父、14个僧侣判处绞刑外，其余均陆续被释放。

在此期间，较严重的是约克郡的民变。理查德·阿斯克，一位年轻的律师，带着另一位律师，威廉·斯特普尔敦，一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坦普尔豪斯特的领主，叫珀西的两兄弟，及北方的许多贵族，统领9000名叛军于1536年进围约克。约克老百姓逼着市长开城投降。理查德率军入城，秋毫无犯。他宣称重开修道院，僧侣纷纷来归。理查德率军再进，攻占庞弗里特（Pomfret）。威廉分兵取赫尔，兵不血刃城池即下。理查德这时提出要求，他的要求除林肯州叛军提的外，另加了下列几项：镇压异端及其书籍；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恢复玛丽公主的名分；解散并严惩克伦威尔的视察团；宣布1489年所圈的地无效。

这次叛变对亨利的统治是一大威胁。全国有一半人武装反对他，爱尔兰也站在叛变者的行列。保罗三世和红衣主教波尔，正敦促弗朗索瓦和查理派兵来英国推翻他。亨利这时非使出吃奶的气力来应付不可。他一方面下令集结一切可用的军队，一方面叫诺福克公爵以协商稳住叛军。诺福克与理查德及其他叛军首领会晤，他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保证奏请亨利批准他们的请求。亨利破格接见理查德，同时赐给他一纸“安全证”。理查德伦敦来去安全无恙，他回到约克，正当逢人称颂英国国王圣明，却被捕了（1537年1月）。群龙无首，叛军分成数股自相残杀，政府军剿抚兼施，一场风暴乃告烟消云散（1537年2月）。

亨利看准内乱外患俱已平息，于是推翻他给叛军的一切保证。他下令逮捕所有叛军领袖。这些人抓起来后，连同他赐予安全证的理查德一并处死。他给诺福克一道手诏：

朕望卿对前响应叛军之各大村小乡居民严予查询，心存叛逆，行为不轨者，斩除务尽，以儆效尤……由于所有叛乱，均系散处该地之僧侣教士煽惑而起，故对彼等住宅应派军严予监视……如发现行踪诡秘，当即逮捕究办，切勿迟疑。

尽管反对声势如此吓人，克伦威尔对修道院照封不误。所有与叛乱有牵连的男女修道院一律封闭，被封闭修道院的财产一律充公。检查更加频繁，这时的检查报告，除以前的，还列上有否阴谋叛乱一项。院中僧侣眼看修道院行将关门，争着将院中圣徒遗物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偷出变卖。圣安德鲁的一根手指头，据说就卖了40镑。坎特伯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圣托马斯墓遭受盗掘。曾获伊拉斯谟激赏的圣徒遗物，被人纵火焚毁。250年间朝圣者所献珍宝，奉命一车车送进王宫（1538年）。从前嵌在神龛上的一颗大红宝石，现在变成亨利一枚戒指上的装饰品。很多修道院希图幸存，把很珍贵的东西大批大批地送给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东西照收，院仍照封不误。约1540年，除有主教坐镇的修道院大教堂外，一切男女修道院，人通通赶走，财物一律归公。

总计，受封闭的男修道院578所、女修道院130所。遣散僧侣，计修道士与托钵僧6521人，遣散女修道士1560人。在这些人中，除50几个僧侣及两个修女申请还俗外，其余均请指定地方继续修道。从前靠修道院生活的方外人士，有的靠其周济，有的靠其工作，现在都告失业。这批人为数多达1.2万。充公的土地和建筑物，过去一年收入高达20万镑，但经盗卖之后，归公者一年收入便降到3.7万镑。这笔钱，加上价值约达8.5万镑的金银珠宝，亨利至少凭空收入142.35万镑。

亨利对此“抢”来之物，表现颇为慷慨。对支持和执行封闭修道院的人，有些是贵族，有些是平民，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居首功的克伦威尔，整整分到6所大修道院，6所修道院的每年出息约达2293镑。克伦威尔的侄子理查德（Sir Richard Cromwell），比他还会经营，7所修道院的收入使他年获2552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理查德之孙奥利弗，在下一世纪之所以飞黄腾达，靠的就是这笔老本。亨利把收到的这笔财富，除一部分用以赏赐外，有的用来造船、筑港、建城堡；有的用来作战费；有的用作威斯敏斯特、切尔西及汉普敦的宫廷享受；有的用来作掷骰子的赌本。6所修道院还给英国国教会（Anglican Church），充为主教辖区。所有收入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用以继续从前修道院所做的慈善事业。由赏赐或买卖所造成的新贵族，成了都铎王朝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基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使天主教的复辟成为不可能。旧的封建贵族渐渐解体，新的工商贵族渐渐抬头。新贵族的冒险，取代了旧贵族的保守。当新贵族在英国统治阶层中逐渐得势，英国便换了一副新面貌。这一点，加上修道院充公财产，便是多彩多姿伊丽莎白时代出现的主要根源。

修道院解体对英国的影响既复杂又深远。还俗后的修道士对人口的增加颇有贡献，1485年，英国人口只有250万，但到1547年，已增至400万。僧侣离开修道院，直接增加了失业人口；间接降低了下层社会的收入。过去，大家都说修道院贪婪，现在土地换主后，新地主的贪婪更甚于修道院。在政治上，教会失去了最后一块根据地，对君主已不能制衡；君主缺少了制衡力量，权力日益扩张。在道德上，一方面制造贫穷，一方面减少救济，因此乞丐充斥，罪恶滋生。修道院附属医院，被封闭者达100所以上，这些医院由市政机关接办者，为数不过几所。过去，人们因畏惧死后遭受地狱或炼狱之火而捐给神父的免罪钱，一律都已充公。另外，由私人为祈祷冥福捐赠的2374座歌祷堂（chantry），也全转入亨利之手，这样一来，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观念。最受影响的是教育，过去，女修道院办了不少女校，男修道院办了不少男校——中小学校不算，学院即达90余所，现在，这些学校通通被解散。

亨利的贪婪，与克伦威尔的恶毒，所促成的不过是使英国修道院的没落提前了30年而已。修道院创办的教育、慈善及医药事业，曾一度为各方所艳羡，但慢慢这些事业即已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这种倾向不但出现于西欧各国，甚至在天主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地区也不例外。人们对宗教和彼世观念的日趋淡漠，使入修道院的人越来越少。这种倾向的继续，使许多修道院空余躯壳——在世人眼中，修道院除壮观的建筑和丰厚的收入外，已一无所有。说来这是很可惜的，沃尔西想把修道院逐渐改成学院，但才开始他便垮了，接替的却是冒失鬼克伦威尔，在他眼里，修道院只是一大笔钱。亨利对付修道院，和他追求皇储一样，做法比目的还恶劣三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诓哄吓诈无所不用其极。最值得寄予同情的是被遣散的修女，她们，不说全体，至少绝大多数都是极虔诚的：为神，为受苦受难的人，献出了她们的一生。

顽强的爱尔兰人（1300—1558）

英国历来用以统治爱尔兰的理论，是怕欧陆敌对国家利用此岛从侧面进攻英国。这种顾虑事实上还有对权力的爱好，当新教的英国在和罗马斗争中得不到爱尔兰的拥护时，对此岛谈论得更为积极。不过，英国想统治这个岛却不容易。因为岛上那些天生英勇、好自由、活力强、不怕死、长于诗歌、拙于政治的爱尔兰人，不喜欢受不同血统、不同语言的人统治。

英国自占领爱尔兰后，很多事情使爱尔兰人感到头痛。在爱德华三世时代，很多居于爱尔兰的英国地主，一方面回英国过安逸日子，一方面仍每年继续在爱尔兰收取地租。尽管英国国会一再指斥“遥领地主”不当，可几百年来没有一种矫正措施——每次爱尔兰暴动，差不多皆以此为导火线。留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大都喜欢娶爱尔兰小姐，娶爱尔兰小姐的英国人及其后裔，久而久之爱尔兰化。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受英国居民控制的爱尔兰国会，于1366年通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 of Kilkenny）。该法案利用种种手段，禁止英爱两族人民在爱尔兰境内发生婚姻、收养及其他亲密关系。最可恶的一点，英国人如果说爱尔兰话、穿爱尔兰服装、遵爱尔兰礼俗，便会遭监禁及没收财产的处分。另外还有许多规定，如爱尔兰人不许入英国教会；爱尔兰歌手及算命看相者，不许进英国人家庭等。这些禁令并不管用，因为爱尔兰小姐的美艳使法律尊严相形见绌。英爱两族的男女，逾越法定疆界而结合，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

玫瑰战争期间，爱尔兰各部落酋长本可联合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但因他们喜欢兄弟阋墙——自然，有时是英国人的黄金作祟，因此，英国人失势但仍能住在爱尔兰。亨利七世时代，英国人在爱尔兰又重树声威。由于亨利七世派驻爱尔兰大臣波伊宁斯（Poynings）爵士的努力，通过爱尔兰国会，于1494年通过一条“波伊宁斯法律”。根据这条法律，以后的爱尔兰国会非经英国国王及其枢密院批准不许集会。爱尔兰国会被削弱后，英国在爱尔兰的官吏便可为所欲为了。据史家记载，此后英国在爱尔兰的官吏，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腐败、残暴及无能的。波伊宁斯最妙的一招，是规定以后政府可于爱尔兰60个酋长中委派一个为副总督，副总督的职责，专门对其他酋长施行收买及镇压。杰拉尔德，基尔代尔的第八位伯爵，做副总督最为称职。有了他的帮助，爱尔兰便乖乖地听任英国人压榨。杰拉尔德（Gerald）死后，他的儿子，基尔代尔的第九位伯爵，受命继任父职（1513年）。这位伯爵和其父大不一样，他和其他爱尔兰酋长一样，采取的是反英路线。不久，他和德斯蒙德伯爵被控私通法军，被召到伦敦关了起来。由于他答应效忠英国，亨利八世放了他，使他仍做副总督。不久，又抓了他。这次抓捕用的罪名是扰乱行政系统。他被送到英国，1534年死在天牢里。他的儿子，以“柔和的托马斯”（Silken Thomas）著称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闻父噩耗起而抗英，英勇斗争了14个月后，终因敌众我寡，兵败受擒，被判绞刑（1537年）。

这时，亨利与罗马已完全断绝关系，基于好大喜功的性格，令爱尔兰国会承认其为英爱两地教会之主。爱尔兰国会照办了。接着是爱尔兰政府官吏无分大小，宣誓效忠。最后所有教会捐款一律上缴伦敦。宗教改革分子进入爱尔兰英国住民区教堂，带走圣徒遗物和偶像。所有修道院，除边远地区的少数几所外全予封闭，财产充公，僧侣遣散。亨利把获自修道院的财产，提一部分分给爱尔兰酋长。他们得到这笔意外之财，欣慰之余，决心奉英国国王为宗教领袖，接受英国国王所赐贵族封号，并与教廷断绝往来（1539年）。酋长变为贵族后，部落制度遂行崩溃。现在爱尔兰宣布为一个王国，与英国共奉亨利为王（1541年）。

亨利胜利了，可惜天不让他享受胜利的果实，胜利之后5年便死了。他死后，天主教势力在爱尔兰境内又告复活。爱尔兰新贵族把脱教视为一种政治手续，现在又走回天主教老路。不过，与亨利一样，在他们所奉的天主教中，教皇是不存在的。神父所做的一切，仍然和过去一样。至于老百姓，在信仰方面则原封不动。民族意识使爱尔兰人不但反对分立论的亨利于前，新教的伊丽莎白于后，而且坚决不接受任何新观念。争取自由是爱尔兰一贯的呼声，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1] 1500年，英国人在爱尔兰境内的法定居住区，仅限都柏林、米思、洛什及基尔代尔中的一部分。

暴君亨利

1540年的亨利，是英国历史上已知的最专制独裁的国君。老一辈的诺曼贵族，其祖先曾制伏过“征服者”威廉，现在不但失去了祖宗的遗威，而且连大宪章所赐的特权也不敢提起。新兴的贵族，出于亨利所封的当然不谈，就是以商业起家的，也一律唯王马首是瞻。亨利现在不怕老贵族和教士造他的反，主要就靠新贵族为其鹰犬。下院，一度被称为英国的自由卫士，由特务控制，现在也已对王低首输诚。亨利的权力史无前例，他有权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他有权通过徒具形式的审判，送任何人上断头台；他有权利用国会的名义制成任何法令。“亨利统治下的英国，独立精神消磨殆尽，自由热爱降到冰点。”英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独裁统治？恐惧是一层；再一层是怕引起另一次玫瑰战争。秩序与自由相较，秩序似较可贵。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也只好承认亨利为宗教领袖。新旧教之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天主教徒，无论贵族、平民及使臣，经常阴谋促外兵推翻亨利；因此，他确信，要安定非由他来做英国教会的教主不可。他认为，宗教的权威在教会，教会的权威在《圣经》。由谁读经，亨利曾做过一番实验。主教为廷德尔英译《圣经》感到头痛而拼命禁止时，他吩咐他们，“译一本更好的”。他们搞半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时，他采用了克伦威尔推荐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英译本。这个英译本，1535年首先出现于苏黎世。1539年经过改订，克伦威尔称之为“伟大的《圣经》”，令英国教会一致采用。亨利，基于“宽仁厚德”，赐所有老百姓均有在家读经的特权。自此，家庭查经变为常课。这样做，大家固增进了灵感，却也显得意见纷纷。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出现了业余的《圣经》注释家，他们把《圣经》做这样解释，做那样解释，有时，很多解释刚好针锋相对。教堂中常有人争执辩论。茶楼酒馆，因争执辩论还大打出手。有些胆大的人，常一言不合便给妻子一份休书要她走路；同时讨两个老婆的人也出现了。他们的借口是：《圣经》中就有人这样做。是否应让每个人都读经？亨利至此也很怀疑了。经过一番思考，1543年，他建议国会制定法案：只有贵族和拥有财产者才可合法持有《圣经》；至于公然讲解或讨论《圣经》，只有神父才有资格。

亨利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不但一般人，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了反对他成为宗教领袖而被烧死或上断头台；新教徒，常因反对天主教神学而被处死。格林尼治圣方济各修会修士普赖尔·弗里斯特（Prior Forest）因为不愿和教皇断绝关系，被铁链锁着悬在火上活活烤死（1537年5月31日）。一位叫约翰·兰伯特的新教徒，因为否认圣餐基督实在说被亨利逮捕亲自拷问。由于兰伯特（Lambert）坚持不服，亨利于1538年11月16日将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在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的逐渐影响下，亨利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旧教。1539年，亨利、国会及教士会议据“六条款”（Act of the Six Articles），以纯粹的罗马天主教观点，对圣肉实在、教士独身、修道誓愿、死者弥撒、对神父秘密忏悔及与上帝交感的资格等，做了分门别类的规定。对上述规定，谁以文字或语言否认圣肉实在，谁将被处火刑，绝无宽免；至于违反其他条款，初犯没收财产，再犯即处死刑。此前由神父缔结的婚姻，一律宣布无效。神父今后不许结婚，神父结婚者一律判以重刑。这些条款，英国人很容易接受，因为事实上他们现有的还是罗马天主教思想。倒是克伦威尔，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并不很认真。1540年，亨利又变了，他下令把从前废止的法案又拿出来执行。不过，对这些条款他也并不完全不算，如拉蒂默和沙克斯顿（Shaxton）就因不赞成这些条款而被撤职禁锢。1540年7月30日，在史密斯菲尔德同时处死了3个新教徒和3个旧教徒。新教徒的罪名是怀疑天主教教款，旧教徒的罪名是不服从国王的领导。

亨利的行动在政务上和宗教上一样积极。尽管他讲究吃喝玩乐，但在处理政务上绝不偷懒。他用人的标准是一方面精明能干，一方面穷凶极恶——在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活标本。他整编陆军，换上最新的武器装备。他编练海军，肃清沿海港湾海盗——在这方面，他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具备的战略战术知识不但是最新的，而且是一流的。不过，他收税之重，已达人民负担的最大限度。他使货币一再贬值。他毫无道理地没收私人财产。他再三再四要人“乐捐”。他经常向别人借钱，如富格尔家族，就是他的债主，借到后总设法赖债。财政上，他一天到晚动脑筋的，就是如何增加税收。

农业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下。农奴制度仍极普遍。贵族为饲养羊群，继续大圈土地。在封建制度的支持下，新兴地主以物价上升为口实，拼命向佃农增收地租——少者两倍，多者四倍，同时，又拒绝更新到期租约。“成千上万无地可耕的佃农，集体走向伦敦。他们在法院门口悲惨呼号，请求救济”。天主教徒莫尔为这些鸠形鹄面的农夫，留下一幅惨淡的图画。新教徒拉蒂默曾公开抨击“新地主”的贪婪，同时像路德一样，缅怀过去“人们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时代”。国会对流浪者与乞丐，曾定有很严厉的惩治办法。根据1530年至1531年的法案，任何身体健全的人，无论男女，只要向人乞讨，“均应将其剥光衣服，绑在车上，一面鞭打，一面游街，直到全身流血为止”。这种人假定再犯，应割掉一只耳朵。如又再犯，另一只耳朵也一并割掉。1536年，更进一步规定，凡三度向人乞讨者处死。虽然法规甚严，乞讨者仍照旧乞讨。这种情形直到无地可耕的佃农逐渐在都市找到职业及救贫计划展开后，才慢慢好转。最后，农业生产因大规模耕种而提高。不过，生产虽然增加，但因政府无能，运输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一方面，政府推行关税壁垒政策；另一方面，农人向城市集中降低了劳力成本，工商业得以渐渐发达。纺织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使很多人发了大财，这些发了财的纺织业者，形成一个新阶级，至此，亨利除商人阶级外，又多了一条臂膀。棉织品现在取代毛织品，成为英国的大宗出口货。出口货多半是必需品，流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进口货多半是奢侈品，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用得起。英国工商业的发达，第一，受1536年通过的一种法律之赐——据此，利率被定死在10％；第二，物价的直线上升使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这种情形下，工农及地主当然很吃亏。1500年至1576年，租金所涨的倍数为1000％。同一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是250％—300％；工资的上涨是150％。“贫穷这么普遍，”1537年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说，“哪里谈得上富足兴旺。”同业公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一制度的成员在彼此互助之下，遇到天灾人祸，可以获得相当保障。但1545年，亨利忽然下令，没收所有同业公会的财产。

龙归大海

亨利，这个食人魔似的国王，看上去什么样子？名画家霍尔拜因1536年游英，曾为亨利及其王后简画过像。像中亨利袍服华丽，貂裘上满缀珠宝。其一手所抚之剑，剑柄珠玉灿然。这副派头，一眼看去即有一种威严之感。一张圆润的脸充分说明一点，他是一个乐天派。一个挺直的鼻子，显示着他的强劲有力。紧闭的嘴唇，冷峻的目光，正是喜怒无常与残忍无情的象征。亨利现在46岁，政治上刚爬到最高峰，但体力上显然已在走下坡路。因为想要孩子，他一度、两度、三度结婚。总共6个王后，虽然生了不少孩子，养大的却只有3个。3个中只有爱德华六世是男孩。但这孩子体弱多病，15岁即一命呜呼。玛丽婚而不育。伊丽莎白也许由于生理上先天有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谈结婚。英国史上最足自豪的王朝，伤心之事就是子孙不旺。

亨利心思灵敏，对人观察入微，在勇气和毅力方面更是超人一等。不过，他行动粗鄙，做事也大而化之。就做朋友而言，他颇为热情慷慨，由于豪爽果决，也颇能获致属下的忠诚爱戴。亨利自幼生长深宫，环侍者皆是善于吹拍谄媚之徒，因此忠言甚难进于其耳。亨利左右非无正直之士，但因直言足以取祸，皆龟缩不言。莫尔狱中与友人书曾说：“说来可叹，目前的基督教国君，臣僚尽皆先希意旨之人……教士也都是卑躬屈节寡廉鲜耻之辈。”莫尔死后，亨利格外倒行逆施，原因是一个敢谏的人都没有了。论风流韵事之多，他赶不上弗朗索瓦一世——自安妮后，大有从一而终之势。但以逐次接触之女人而言，为数却远在查理五世之上。他的主要缺点不在性的放纵，而在贪得无厌：贪钱、贪权。其次，翻脸无情，果于杀戮——杀他宠爱过的女人，杀一生忠心耿耿为他工作的大臣，如莫尔和克伦威尔。不过，在这方面，他又远赶不上查理九世、查理五世及德国新教诸侯。查理九世的杰作，是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查理五世的杰作，是血洗罗马；德国新教诸侯手执屠刀长达30余年。

亨利倒行逆施的内在理由是家庭的失败，既失败于为夫，又失败于为父。由于心心念念想生个儿子，用尽一切手段去使第一次婚姻无效。他拼着丧失王位的危险，把爱情交给他所爱的女人，但当她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后，却发现她是骗他的——至少，他是这么想。第三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儿子是有了，但死神立即把孩子的妈妈抢走。再度结婚又受骗，得来的妻子，不但言语不通而且个性怪异。最后一位妻子，结婚之初，他认为她可给他以家庭温暖，但想不到她却给他戴了一大堆绿帽子（在他是这么想）。亨利，拥有全英国，却没有一个家，没有一般人享受的丈夫妻子之爱。在他统治期间，内忧外患使他每分钟都提心吊胆。间歇性的暴乱和他腿上的溃疡，常使他精神不安。最使他伤脑筋的，还要随时提防遭人暗算。这样的处境，怎叫他不猜忌、狡猾、残酷？不过，就这点私人苦难，我们也未必能充分了解亨利。因为英国宗教改革无疑是一场可怕的风暴。他以严厉手段切断英国人民与罗马根深蒂固的联系时，他内心一定充满着这种矛盾——是解救了英国，还是粉碎了基督教世界？

他一生生活在权力与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的敌人什么时候会给他以致命的一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台。1538年，他下令逮捕杰弗里·波尔爵士（红衣主教波尔的兄弟）。波尔怕受刑，承认他自己、他弟弟罗尔德·蒙塔古、内维尔、埃克塞特的侯爵及女侯爵，都和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在叛国方面有联系。结果，波尔获得赦免，埃克塞特侯爵、蒙塔古及其他牵连人犯，有的受绞刑，有的被五马分尸（1538—1539年）。埃克塞特夫人被判徒刑。波尔之母，索尔斯堡女伯爵，列入被监视者名单。波尔溜到托莱多，替保罗三世游说查理，联合弗朗索瓦与英国断绝商业关系时，亨利即下令把波尔的母亲关押起来。这位老太太时已70多岁，亨利关押她，一方面是报复泄愤，也是想借此牵制波尔的进一步活动。这种情形既属生死斗争，因此当然不能说是过分。

亨利做了两年鳏夫，接着便命克伦威尔给他安排一门亲事。他希望来次政治联姻，以便对抗查理。克伦威尔建议两个对象，一个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姨妹安妮；一个是克利夫斯公爵之妹——公爵目前正和查理闹别扭。克伦威尔意在选帝侯姨妹，因为便于实现参加新教国家联合阵线的构想。但此意不便言明，于是从两个方面下工夫：第一，半逼半劝地使亨利废止反路德教派的“六条款”；第二，亨利派画师霍尔拜因去画提亲对象时，他对画师又做了特别交代。选帝侯姨妹的画像来了，亨利一看不坏。这幅像现存卢浮宫博物馆，画中人虽愁容满面，但眉眼比真人还胜几分。但1540年1月1日安妮被迎娶回来时，亨利一看即大倒胃口。怎么办？生米已成熟饭，他只有闭着眼和她成婚。他所求的是好坏给他生个儿子，因为爱德华王子现在显得弱不禁风。不过，因为这次婚事，他对克伦威尔即很不谅解。

4个月后，亨利下令逮捕克伦威尔，罪名是贪赃枉法。没有一个人说情，因为克伦威尔现在在英国已成人缘最坏先生。大家讨厌他的出身，讨厌他的做法，讨厌他的贪婪，眼红他的财富。在天牢，亨利要他对促成这项不美满的婚事负责。亨利宣称，他在“内心上不同意”这项婚姻，因此新婚之夜他即未与新娘同房。安妮也承认，她至今仍为完璧，如果亨利愿出一笔丰厚的年金，她愿即回娘家。后来，由于她哥哥不欢迎她回去，只好在英国孤孤单单过一辈子。安妮死后（1557年），获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点算是她一生最大的安慰。克伦威尔为亨利做了一辈子爪牙，这次弄巧成拙，1540年7月28日，落得枭首示众。

杀克伦威尔那天，亨利宣布与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结婚。这个凯瑟琳，年仅20来岁。她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婚礼全遵天主教仪式。亨利这时不再和新教诸侯勾搭了，他规规矩矩和查理讲和。为求一劳永逸，他想进占苏格兰，有了苏格兰，就天然疆界而言，不列颠才算安全。但刚想动手，英格兰北部忽发生动乱。动身平乱前，他下令把囚在天牢里的所有政治犯，包括波尔的妈妈在内，通通杀掉（1541年）。动乱敉平，亨利心烦意乱，于是回汉普敦宫，他希望在那里从新婚王后身上求点安慰。

这位凯瑟琳，是亨利历届王后中长得最漂亮的。亨利非常钟爱她，同时希望她能“给他以家庭幸福”。可当他一回宫，便收到大主教克拉默一份报告（1541年11月2日）：凯瑟琳婚前，曾与3个男性发生过关系。一查，两个直认不讳，凯瑟琳也不加否认。据法国大使报告，亨利这时“气得几乎发疯”。所有婚姻都不好，亨利自认是受上帝的惩罚。他本来有意原谅凯瑟琳，因为这是婚前的过错，但查询中，偏偏又牵出另一桩案子：凯瑟琳为王后之后，又与她表兄通奸。尽管她说，她虽深夜与她表兄同在寝宫，但当时有罗克福德夫人在场，尽管罗克福德夫人也证明她所说的话不错，可是法官一律不加采信。结果她被判有罪。1542年2月13日，凯瑟琳被送上断头台。她死的地点，和从前的王后安妮的地点一样，不过在时间上晚了6年。亨利对她的几个情夫处分倒颇宽大，只判他们无期徒刑。

亨利至此，悲愤欲绝。溃疡缠着他，现在又加上梅毒。梅毒串顶，使他面目全非。由于丧失生的乐趣，他自认已成行尸走肉。肥硕的两颊颓然下垂，原来就嫌小的眼睛，现在陷下去差不多看不见了。他现在略一行动，不要人扶便要拐杖。他知道已没几年好活，于是下令（1543年）排定王位继承顺序：第一，爱德华；第二，玛丽；第三，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之后，当为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玛丽（Stuart Mary），不过，这个玛丽他没有提到。一方面，想最后努力生个健康儿子，一方面，应枢密院一再敦促，于是1543年7月12日，他又另立第六任王后。这位皇后叫凯瑟琳。她是一个连做两次寡妇的女人，这时的亨利，已不讲究处女不处女，他所要的：能生孩子，有教养。这位凯瑟琳，贤淑、机敏、有耐心。她不断照料百病丛生的亨利。她使亨利尽量照看久经冷落的伊丽莎白。她劝亨利不可再因宗教问题杀人。

因宗教问题被亨利所杀的人真不少，过去的不说，在其最后统治8年中，因异端而被烧死的人即达26个。1543年，伽德纳主教接获特务报告，一个叫亨利·费尔默（Henry Filmer）的人说：“如果‘供神圣饼’就是上帝，那么，我有生以来已吃了20多个上帝。”一个叫罗伯特·特斯沃德（Robert Testwood）的人，当神父高举圣饼献神时，即开玩笑道：“当心别摔坏了上帝。”一个叫安东尼·皮尔松（Anthony Pierson）的人，把神父通通叫作贼，并说他们什么都宣扬，只是不宣扬“圣道”，意即《圣经》。以上被告的人，由英国主教的命令，一律送温莎宫前广场烧死。等人烧死后，亨利才发现其中有被诬告的。诬告者接着也被关在大牢。1546年，因否认圣肉实在，伽德纳又判处4人火刑。这4人中，有一个是年轻女性安妮·艾斯丘（Anne Askew）。连续5小时的疲劳审讯，她始终不肯服输。她对审问的人说：“你们把那片饼当上帝，真是笑话。不服吗？你把它放在盒子里，不出3个礼拜准发霉。”她受严刑拷打，审问的人要她把和她同样想法的人通通招出来。因无可招认，以至被打个半死，她受刑时，她说她“无比快乐，因为就要上天了”。诸如此类迫害，不全由亨利授意，但蒙冤受屈者向他上诉时，他却置之不理。

1543年，亨利向苏格兰及他称为“最好的弟兄”的弗朗索瓦一世宣战。宣战不久，他即与他平生的死敌查理结盟。为了筹措战费，他一方面赖债——赖1542年所举的公债，一方面要求另举公债，并没收各大学所设的基金。他亲赴前线督师。他率兵围攻博洛涅并克之。英军侵入苏格兰，劫掠梅尔罗斯（Melrose）和德赖堡（Dryburg）大教堂及其他5所修道院，到达安克茹姆·莫尔（Ancrum Moor）时，却被击败（1545年）。亨利为图死后平安，1546年与法国签订和平协定。

亨利此时已奄奄一息，英国贵族看他快死，均公开活动，希望于年幼的爱德华即位时能当摄政。萨里的伯爵相信他父亲约克公爵不久就会当摄政，因此在兵器上采用一种只有太子才配使用的纹章。亨利把两父子捕来。父子均直认不讳。儿子于1547年1月9日枭首示众，父亲预定于同月27日送上断头台。亨利在公爵死后第二天即告驾崩。他活了55岁，这55年，可算多彩多姿。他一生劣迹昭彰，欲求灵魂平安，必须花大笔金钱才能超度。

亨利秉政37年，37年中英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太大了，大得出乎他的想象。他原来的构想是，一方面夺取教皇在英国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维持作为人民道德秩序基石的旧信仰。可是，他反抗教皇节节胜利，解散僧侣很快成功，压制教士阶级一再收效，洗劫教会大有收获，树立政府世俗权威彻底达成，造成了爱德华和伊丽莎白时代神学观念改变的环境。将英国宗教改革与德国宗教改革相比，前者理论变动小，后者理论变动大。不过，略过理论不提便显出两者的一致：国权压倒了教权。人民则脱离了永无错误的教皇掌握，投进了绝对专制君主的怀抱。

从物质观点而言，在这项转移中，人民并无好处。对教会，从前要纳什一税，现在也要纳什一税，不过，从前的什一税净余部分归教皇，现在净余部分归政府。就农人而言，过去耕的是修道院的土地，现在耕的是“新地主”的土地。事实上，新地主远比修道院的主持人刮得凶——卡莱尔在其《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即有很鲜明的对照。威廉·科贝特曾慨然地说：“仅就社会观点而言，英国宗教改革事实上是提高富人，压低穷人。”就物价工资来观察，工农的生活情况，亨利即位时，也比亨利死时佳。

就道德方面观察，亨利时代也是败坏不堪。亨利给国人所立的，就是一个坏榜样。夫妇伦常败坏：把前一个妻子刚送上断头台，不出几天，就同下一个妻子入洞房。亨利的冷酷无情，轻诺寡信，贪财好利，也使社会风气受到恶劣的影响。上层阶级的贪污腐败使朝廷政府一团糟。亨利吞没教会财产，士绅因而见利忘义。亨利剥削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即转而剥削工人。慈善事业的败坏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上面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专制君主，下面是一群战战兢兢的百姓，不满只有放在心里。这一时代中，最壮观的是新旧教徒在殉道时表现出的勇气。费希尔与莫尔宁死不屈的高贵情操，千古之后犹足令人景仰。

就大处着眼，这段艰难的岁月，恶劣尽管恶劣，也不能说毫无好处。宗教改革固属历史演进的必然，然其诞生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其与过去的断离方式未免太猛烈而痛苦，然而不猛烈也许就不能振荡久固的人心，完不成这一时代的使命。旧的桎梏解除了，新的民族主义才自君主专制政体中破壳而出，立刻就化成一股狂热的创造力量。显然，英国老百姓自除去教皇羁绊，短期内曾受制于专制君主，然而10年、20年过去，他们的力量无形中便壮大起来。自由的追求，阅历的增进，再加上政府的变迁，于是便出现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政府在“恐怖的亨利”时代，固属强而有力，但当这个时代过去，一轮到体弱多病的爱德华，再轮到满怀怨气的玛丽，三轮到游移不定的伊丽莎白，政府的大权即自然转移至人民之手。英国人民有了自由，有了权力，于是便爆发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英国跑到欧洲各国的最前面。后世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说，英国如果没有像亨利这样一位强暴的君主做前驱，可能就永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时代。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1547—1558）

萨默塞特公爵（1547—1549）

继亨利为王的是他的10岁男孩，爱德华六世。霍尔拜因于4年前曾给他画过许多像，最传神的一幅有着下列特点：头戴饰有羽毛的贝雷帽，身穿貂皮翻领大罩袍，棕褐色的头发，配上一张温柔机智的脸。他的脸令人想到简·西摩。从这张脸中，一点也找不到亨利八世的影子。显然，他在遗传方面完全来自母系，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体弱多病；谈统治，他可以说一点能力也没有。尽管如此，因他命定是王，不得不担当王的责任。为此，他拼命学习语言、地理、政治、兵法。除了做学问，还得随时了解一般政务。他即位后的一般表现，其和善使所有英国人都感到，今天的王座上天使已代替了食人魔。爱德华的老师是克拉默，因此，他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教徒。他不主张以严刑峻法处治异端，但他不许天主教徒的姐姐玛丽去望弥撒，他认为弥撒充满偶像崇拜。枢密院替他挑选他舅父爱德华·西摩为摄政，他同意了，因为舅父也具有新教思想并立即封之为萨默塞特公爵。

萨默塞特公爵机智、英勇、正直。此人虽非十全十美，但举目斯世，确属不可多得之才。英俊、文雅、慷慨，对穷人富于同情心，身为贵族，人皆视怯懦、自私为当然，在他却深以为耻。大权在握，但他绝不滥用，不但不滥用，还扫除了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所行的许多专制。他开放言路，废止许多从前视为叛逆及该判重罪的条款。他规定，判刑必求证据确凿及发还死刑犯妻子的嫁妆。他取消了宗教迫害法规。这时，他仍以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领袖，批评圣餐者仍须受罚。他将两种领受圣餐式制定为法令，明令以英语为礼拜语言，革除为死者所行的弥撒及否定炼狱观念。此时，逃亡国外的新教徒纷纷返国。随他们而来的有路德教义、茨温利教义和加尔文教义。外国宗教改革者，因渴慕这种自由，也纷纷携带他们的福音来到英国。彼得·威弥利和布塞尔来自斯特拉斯堡，奥基诺来自奥格斯堡，简·拉斯基来自埃姆登。再洗礼教徒和唯一神教徒横跨海峡到达英国。他们的说法，使新教徒和旧教徒同样吃惊。伦敦出现了大批打倒偶像论者，他们冲进教堂，见十字架、绘画、圣像便一律拆毁。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尼古拉·里德利公开抨击偶像和圣水。克拉默大主教更“于四旬斋中，公开吃肉。诸如此类的情形，自英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以来，可说均前所未闻”。枢密院认为，这种做法未免过分。但萨默塞特公爵认为，这是枢密院的思想有了问题。为了矫正枢密院思想，他特派一位改革者领导枢密院。在公爵领导下，国会于1547年下令，所有教堂墙壁窗户上所绘的先知、使徒、圣徒画像，均应抹去，“同时，以后永远不许再绘”。教堂中，彩绘玻璃和各种雕像一律捣碎；皇家标志取代了所有十字架。全英国教堂的墙壁一律粉刷成白色，彩绘玻璃窗一扇也看不见了。1551年，教会剩余财产全给政府收个精光。一度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天主教教堂，现在被剥削得只剩一个躯壳。

在这项转变中，克拉默大主教是精神上的领导者。和他唱对台戏的是伦敦主教埃德蒙多·邦纳（Edmund Bonner）和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不过，这两位主教都被大主教送进了佛里特（Fleet）监狱。 [1] 在这些年中，大主教所致力的，是写一本书来代替天主教弥撒书和每日祷告书。助他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有彼德·威弥利及其他学者。他们完成的这部书，现在称之为《祈祷书》（Common Prayer）。这部书虽由他人帮助，但1548年问世的第一部，主要部分出自克拉默之手。这本书文情并茂，充满克拉默对新信仰的热诚。书中不少译自拉丁，而且译文中处处洋溢着克拉默的才情。事实上，这本书表现的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性。它虽弃绝弥撒的供祭，但对变体论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大体上说，它采取了部分路德思想，保存了大部分天主教仪式。因此，对于这本书，读者若不是一个完全的罗马教徒，大致都可以接受。克拉默不把这部书提交教士会议，而把它提交国会去讨论。对宗教，国会根本是外行，因此对信仰和仪式，不会发生太多的争论。最后，国会把这部书视作法典，通令全国教堂一律遵行。邦纳和加德纳因获1549年大赦，本已恢复自由；现在，他们反对国会的宗教立法权，再度入狱。玛丽公主望弥撒有了限制。这项限制是望弥撒只可在她自己宫内，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

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国际局势使英国新旧教之争，暂时停了下来。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要求英国自博洛涅撤退，否则他即派兵进围博洛涅。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年仅15岁的法国女孩，她所具的背景随时都可使苏格兰燃起战火。萨默塞特公爵在获知苏格兰人正从事煽动及以武器提供爱尔兰叛徒后，为了先发制人，便率军越境，于平克·克莱格（Pinkie Cleugh）将苏格兰守军一举击溃（1547年9月10日）。作为战胜者，他对苏格兰人所提的条件，其宽大颇使人吃惊。后世历史学家的评论是：充满远见。要点有：在苏格兰人不损失丝毫自由和财产的情况下，英苏应联合组成大不列颠帝国；在帝国统治下，英苏各有其法律和政府；此帝国的统治权现在虽属英国，但目前在位的英国国王一旦结束其统治，帝国统治权即自然移转至苏格兰女王的后裔之手。英苏联合，实际上开始于1603年。这项联合对天主教是有利的，它延长了天主教在苏格兰的寿命；它使天主教在英国重振声威。不过，当时的苏格兰天主教徒反对英苏联合。他们认为基于这项联合，英国新教势力会夺去其所控制的土地。苏格兰贵族对这项联合也不热心。因为他们现领着法国政府的年金，联合远景再好，一鸟在擒，总胜于二鸟在林。

萨默塞特公爵自当政以来，可说历尽千辛万苦。英国情形风雨飘摇，英法两国随时会以兵戎相见，国内新旧教之争势同水火，农民暴动时有所闻，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亲弟弟在阴谋推翻他。托马斯·西摩野心极大，单做海军上将，单在枢密院坐个位子已感到不满足。他认为，以他的聪明睿智应当做王。他先后向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示爱，但均遭拒绝。他收受从造币厂盗来的金钱，他和横行英伦海峡的海盗分赃，他用这样得来的钱私置军火。他的阴谋暴露了，被窝立克（Warwick）和南安普敦的伯爵告发。国会上下两院一致对他加以谴责。1549年3月20日判决将其处死。萨默塞特想庇护他，可是没有成功。弟弟的头落地后，哥哥的威风也跟着一落千丈。

萨默塞特公爵的垮台是由凯特之乱促成的。这次叛乱说明了历史上一大法则：农民暴动，在德国以新教徒为首，在英国以天主教徒为首，但无论在德国或英国，人民对经济的不满，首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宗教。英国由于政权操纵于新教徒之手，带头反应的就是天主教。农业的贫乏、人民的痛苦，新教徒史学家弗劳德（Froude）说：“完全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本朝代中，新教徒领袖，如克拉默、拉蒂默、利弗、克劳利等，均以谴责剥削农民著名。萨默塞特公爵就新地主无情剥削农民，尤深表愤慨。他骂新地主为“从粪堆里爬出来的暴发户”。对贫苦民众，国会无法可想之余，只有第一严令禁止乞丐，第二指示各教堂每周发起救贫捐助活动。为了充分了解圈地和地租情况，萨默塞特曾派专人组团调查。可是这个团曾遭地主公开和秘密地反对。佃农因怕地主报复，对地主劣迹也多隐忍不言。调查团于调查后，对国会曾提出若干改革建议。所提建议尽管非常温和，但因国会受地主左右，竟然遭到拒绝。萨默塞特曾于私邸接见贫民，问其疾苦，他这种做法，却大遭贵族所忌。不少贵族在窝立克伯爵约翰·达德利的领导下，积极活动推翻他。

这时，农民暴动全面爆发。首燃战火者为萨默塞特郡，接着维尔特、格洛斯特郡、多西特、汉普郡、牛津、白金汉西部的康沃尔、德文郡、东部的诺福克、肯特等郡也纷纷响应。在诺维奇，一位小地主罗伯·凯特领导叛乱。他们夺取市政府，组织农民公社。这个叛乱集团统治诺维奇及其附近地区长达1月之久。凯特率其徒众1.6万人，扎营于诺维奇以北的毛斯霍尔德（Mousehold）山。在山上一株橡树下，每天从事对所谓反动地主的审判。凯特并不嗜杀，经他判决有罪之人，一般仅为监禁。但对财产他另有一套办法。他令其徒众扫荡四乡，攻入领主庄园，夺取其武器，没收其粮食牲口。羊——就土地使用上而言，是农民的敌对者——没收达两万余只。配上牛、鸭、鹿、猪，凯特及其徒众，天天开羊肉大宴。在大吃大喝之际，凯特仍能使其徒众井然有序。凯特胸怀宽大，有些牧师公然劝其徒众放下武器，他也不闻不问。萨默塞特对这些叛乱分子，心里颇表同情，不过，他也不反对窝立克的主张：叛乱集团必须解散，否则整个英国经济结构就会宣告破产。窝立克受命率军平乱。他对叛乱者宣称：各人解散回家均可无罪。凯特想接受，其部下却不从。不解散唯有一战，1549年8月17日，窝立克以优异战术击溃叛军。是役，叛军死者3500余人。余众投降，窝立克处死9个激进分子，凯特及其弟则解送伦敦监狱。窝立克战败凯特，其余叛乱集团都闻风丧胆。在降则无罪号召下，人人放下武器。叛乱领袖被捕后，萨默塞特心怀宽大，因此获释者为数不少，即使凯特兄弟，在他庇护下也能暂免一死。

攻击者的矛头纷纷指向萨默塞特。他们指责他，因为他同情穷人，使叛乱者获得鼓励；他们指责他，法军进围博洛涅，是他外交失败的结果。他们指责他包庇政府中的贪污分子，他们指责他促使通货贬值；他们指责他存心贪婪聚敛财物，他们指责他浪费公款大修官邸。窝立克和南安普敦处心积虑要他下台。大多数贵族对他的财富虽不眼红，但谈到他对农人的宽大，皆深表不满。萨默塞特公爵成了众矢之的。1549年10月12日，萨默塞特被打入天牢，坐牢前，还被人牵着在伦敦市区游街示众。

[1] 伦敦监狱之一，之所以叫佛里特，因其旁有佛里特溪（Fleet Stream）之故。此溪出海口现与泰晤士河河口混而为一。

窝立克摄政（1549—1553）

就当时的标准而言，萨默塞特的政敌算是宽大的。他们仅没收了他在摄政时期所获的财产。1550年2月6日，他们将他由天牢放出。同年5月，他又被召入枢密院。不过这时他已没有什么权势，大权全已落于窝立克之手。

窝立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信徒。他本人倾向旧教，但为了对付他的政敌南安普敦，可以不惜对新教派系加以培植——南安普敦是公认的旧教领袖。当然，培植新教派系，另有他的用意，就是借此拉拢一般贵族，因为一般贵族在经济上和新教密不可分。窝立克虽精于用兵，但他知道，以英国朝野俱穷的现况，和法国争博洛涅简直是做梦。就英法资源——法国资源较英国多两倍——详作比较后，他决定把博洛涅拱手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以换取一份屈辱的和平（1550年）。

在地主贵族的支配下，国会于1549年通过了一项极严厉的制裁农民暴动法案。贵族所圈土地也使之合法化。为了抑制圈地，萨默塞特曾规定羊及羊毛均须课税，但现在这项规定撤销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要受严厉的惩罚。法律规定，不得聚众讨论降低租金和物价。有人胆敢提出上项讨论，即将没收其财产。为了杀鸡儆猴，凯特兄弟双双被送上断头台。这时贫人日增，与宗教革命同时革掉的救济院却无恢复迹象。疾病流行，医院却形如废墟。物价高涨，通货贬值，饿殍载道，一度为英国安定主力的自耕农变成了穷人，原来的穷人现在挣扎在饥饿线上。

宗教纷争和经济紊乱并起。此时，信天主教的人虽占大多数，但自窝立克斗倒南安普敦后，即群龙无首。教士精神道德权威的崩溃，加上腐败不稳的政府，引起道德沦丧，异端纷起。有些异端不但使旧教徒，甚至使新教徒亦大感惊异。约翰·克莱门特（John Clement）于1556年这样写道：“此时英国宗派林立，有教皇政治歌颂者，有阿里乌斯派（Arians），有再洗礼教派及形形色色的异端……有些否认圣灵是上帝，有些否认原罪，有些否认预定论……奇奇怪怪的言论，简直不胜枚举。”罗杰·哈特钦森（Roger Hutchinson，约1550年）论及“撒都该教徒（Saducees）及自由思想家”时，曾这样说：“魔鬼……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猥亵的肉欲……人死之后，也没有什么地方给你安息或受罪。所谓地狱，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识上的痛苦和绝望。相反，如果你在意识上感到快乐、宁静、愉悦，那就是天堂了。”格洛斯特新教的主教约翰·胡伯（John Hooper）曾获得这样的报告：“有些人这样说，人的灵魂并不比野兽的灵魂为高，它也是会死亡、消散的。有些人在集会时，不但否认基督是救主，而且说圣婴是祸害、骗子。”

在萨默塞特认可的自由下，新教徒中的轻率分子对旧教极尽讽刺之能事。牛津大学学生模仿弥撒仪式上演滑稽戏，把每日祈祷书切成片片，从神龛上拿下供神面包践踏。伦敦传道者，戏呼神父为“巴比伦邪神（意指教皇）之妖”。圣保罗大教堂从前是庄严神圣之地，现在商人在里面谈生意，不良少年在里面斗殴。窝立克现在已确定站在新教徒的一边，他提名许多主张改革者任主教。在提名时，他通常要求的条件是：被提名者负责将主教采邑的一部分，转让给其所就任之州。1550年，国会规定，英国无论任何教堂，除“历代帝王及不被人视为圣徒的贵族纪念像外”，一切塑像，不管绘的、刻的、塑的，一律清除。至于祈祷书，除克拉默编著的外，也一概焚毁。弥撒祭服、礼袍、祭坛桌布，或予没收，或予变卖，或予送人——这些东西，不久都变成贵族的家庭饰品。1550年之后，枢密院曾下令，教堂中的金属器皿，一律缴归国库。稍后，国会更下令，教堂金柜所存之钱，一律缴给政府。不久，政府或者应说官吏，又找到了新的财源：扣发清贫学生的奖学金，及亨利八世所设的钦定教授研究费。1552年，国会建议恢复教士独身制，不过有个规定：实在想结婚的，经获准也可结婚。

宗教迫害，由于今天的英国、瑞士、德国都是新教徒的天下，天主教便成为异端。克拉默拟了一张异端分子的名单，列名其上者如“执迷不悟”，便被处死。所谓异端，如相信圣餐中的圣肉实在论、教皇至上论、不信《旧约》中之神的启示、基督的两种本质、因信获救等。1550年，肯特郡的琼·博谢（Joan Bocher），之所以被烧死，原因是她怀疑耶稣基督之神性。伦敦新教主教里德利叫她放弃这种想法，她说：“不久以前，你烧死安尼·艾斯库，为的是一片面包（指不信变体论）。可是，现在你信变体论了。你今天为一片肉烧我（四福音书：‘世界为肉做成’），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会跟着我走的。”在爱德华时代，处火刑者仅有两人，但天主教徒因望弥撒及公开批评新教理论而坐牢的，则多至不可胜数。顽固的天主教神父除革职外，尚需坐牢。加德纳此时尚在牢中，政府告诉他，若他改信新教即可恢复自由。他不答应，于是被移押“最坏犯人处置之监”，并规定不给他纸、不给他笔、不给他书。1552年，克拉默发表其《祈祷书》第二册。书中否认圣肉实在论，废止临终涂油礼。至于第一册，也照新教理论加以重新改订。国会现在通过一个《再度统一法案》（Second Act of Uniformity）。法案规定，人人须按时做礼拜；礼拜仪式，应严格遵照祈祷书规定；三次违反上述规定，即将处以死刑。1553年，枢密院颁布42条宗教法规，此法规为克拉默所拟，要求全英国人一致遵行。

这是一个充满腐败堕落的时代，其象征一方面为道德和教义的法制化，一方面为邪恶者如窝立克受到表扬。1551年10月4日，爱德华封窝立克为诺森伯兰公爵。窝立克刚封公爵数日，即指控萨默塞特有欲阴谋夺取政权之罪。逮捕后数日，即将之审理判罪。判罪证据全由托马斯·帕默爵士一人提供。判罪毕，即假王命将之处死。1552年1月22日，萨默塞特含冤负屈、悲壮地走上断头台。萨默塞特之死为屈死，是后来轮到窝立克上断头台时，良心发现亲口供认的。他说，萨默塞特之罪全由他诬陷栽赃。证人帕默临死前也说，他出庭作证也是奉窝立克之命。

英国历史上，像这样大失人心的政府是少见的。新教教士一度认窝立克为恩人，因为如果不是他大力支持，他们很难抬头。可是，窝立克事事倒行逆施时，他们也对他非常反感。爱德华日渐衰弱，爱德华一死，玛丽即将继承大统——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爱德华死而无子，王位即由玛丽继承。显然，玛丽如即位，第一件事定会找那些领导英国脱离天主教的人算账。窝立克此时感到生命大受威胁。稍微使他感到安心的是，通过他所布置的人，爱德华对他已百依百顺。他促请奄奄一息的爱德华，把王位传给亨利八世妹妹的孙女简·格雷。简是沙霍克公爵之女，最近刚变成他的儿媳妇。爱德华与他父亲一样，也不愿让国会替他决定王位承继人，于是便接受了窝立克的建议。但此事，一方面，几乎全国都公认，王位应由玛丽公主继承；另一方面，简坚持不受。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她并非圣贤，但她对天主教，尤其是对变体论，曾有极尖刻的批评。她不想犯罪，但环境迫着她犯罪。最初，她把窝立克的建议当成笑谈。最后，她丈夫要她接受王位，她便也接受了。她后来辩称：“他逼着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窝立克现在计划去抓玛丽和对玛丽的支持者。他想，只要将玛丽打入天牢，便不怕她争夺王位。

7月初，爱德华的生命已近尾声。先是痰中带血，继则两腿发肿，后来全身出疹子。随着这些毛病而来的是，头发指甲相继脱落。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怀疑，这不是病而是窝立克下毒的结果。受不住长期痛苦的煎熬，爱德华终于在1553年7月6日去世，死时15岁。这么年轻，如说他的治绩有何污点，当然不能由他负责。

第二天一早，窝立克便直奔亨斯顿，逮捕玛丽公主。但玛丽事先得到警告，避入沙霍克天主教朋友家，窝立克扑了个空。窝立克使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枢密院宣布简为女王。简听此任命晕了过去，救醒转来她仍极力拒绝，她说，请不要逼她做女王，她不是做女王的材料，做女王虽然荣耀但是非常危险。不过，禁不住家人的逼迫，他们说，如果她不接受这顶王冠，他们的性命便难保，她才勉强应允。7月9日，迈着极不情愿的步伐，简走上英国女王的宝座。

7月10日，伦敦得到这样的消息：玛丽公主已宣布就任英国女王；北方诸侯纷纷归向于她；勤王大军正拥着玛丽向伦敦前进。窝立克这时慌了手脚，只有集结兵力迎战。窝立克率军行抵贝里，士兵忽然停下不动了。他们说，玛丽公主为王是顺天应人的，他们不愿逆天行事。罪恶滔天的窝立克，眼看自己的军队靠不住，于是派他弟弟携带金银珠宝及割让卡勒科斯和奎内斯的条件，去法国向亨利二世借兵。枢密院得到这个消息，一方面出而阻止，同时宣布效忠玛丽。沙霍克公爵进宫通知简，她的十日王位已告结束。简听到这个消息，甚为高兴，天真地问：是否可以回家了？但是，枢密院原宣誓为她服务的，现在把她禁闭于天牢。不久，窝立克也成为这里的囚犯，祈求幸免一死。枢密院遣使迎接玛丽，并奉上“玛丽都铎女王”尊号。全英国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声雷动。整个夏天，钟声，焰火，终日不绝。老百姓在街上大摆筵席，以吃喝歌舞，表示他们对玛丽的拥戴。

全英国对宗教改革好像全都深表不满。他们怀念着旧时的日子，现在旧时的日子快回来了。事实上，宗教改革在英国的表现也够恶劣了：对教条主义、宗教裁判、暴君专制，不是打倒而是加强；对教育不是发扬而是摧残——大学财产掠夺尽净，关闭学校达好几百所；对慈善事业，不是支持赞助而是趁机剥削；对贫穷大众，不是减轻其痛苦而是加强其压榨——在这个阶段，穷人所受压迫之重，可说史无前例。今天，似乎任何改变都受欢迎，只要这种改变可以打倒窝立克及其爪牙。可怜的玛丽公主，22年的含羞忍辱使老百姓内心对她深表同情。他们以为，饱经折磨的玛丽，将来当政自然慈祥圣明。

宽厚的女王（1553—1554）

要了解玛丽，得自其幼年可悲的身世谈起。玛丽从幼年起，可以说即毫无幸福可言。2岁不到（1518年），她可怜的妈妈就被爸爸遗弃。8岁，爸爸和妈妈闹离婚。15岁，爸妈仳离，母女分别打入冷宫。狠心的爸爸，在她妈妈临死的时候，都不许她们母女见最后一面。1533年，伊丽莎白出世，她不但给削去了公主头衔，还被视为“私生子”。神圣罗马帝国驻英大使当时即有这种担心：安妮为除掉她女儿的政敌，也许会对玛丽下毒手。伊丽莎白在哈特非时，玛丽被派去伺候她。在那里，她住的是很“恶劣的房子”。她的贴身侍女被遣走了，新来的侍女全由哈特非的谢尔顿（Shelton）小姐指挥。这位小姐一再提醒她：“你是私生子，你这样倔强，如果我是王，我会一脚把你踢开。”有一次还特别告诉她，国王已经示意，不久就要送她上断头台。到哈特非的第一个冬天（1534年），由于受不了精神肉体的折磨，她病了。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没命了。忽然，做国王的爸爸对她宽厚起来。不过这种宽厚不是无条件的。他要她立下三张字据：第一，承认国王为英国宗教最高领袖；第二，承认她妈妈与国王的这项婚姻不成立，理由为“血族相婚”；第三，承认自己为非婚生子。

这类惨痛经验使玛丽大受刺激。她的心中充满着恨，她的身体弱不禁风。在萨默塞特的领导下，国会正式承认她为王位继承人，这时她才稍稍恢复自信。玛丽对天主教的信仰自幼培养而成。她一开始就很虔诚。其后，妈妈的生死挣扎使她对信仰更加坚定。由于处境悲惨，天主教已变成她唯一的安慰。1549年，枢密院令她停止望弥撒，否则必将对她不利，但她坚定不移。她的固执，幸获萨默塞特的宽容。但自萨默塞特失势后，爱德华对她即不再客气。他下令贯彻枢密院命令，玛丽仍不服从，致使3名伺候她的宫女以违反王命而被打入天牢（1551年）。最后，直到把专为她举行弥撒的礼拜堂加以封闭，她才暂时死掉去望弥撒之心。宗教仪式被剥夺，使她精神濒于崩溃。这时，她曾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助她逃往欧洲，但因查理有所顾忌，没有答应这项请求。

现在时来运转，一方面，与她作对的窝立克众叛亲离；一方面，万众归心于她，拥护她的人纷纷前来，他们自带粮食武器，有钱人也慷慨解囊。1553年8月3日，玛丽进入伦敦，全伦敦老百姓，包括占人口约一半的新教徒在内，无不大表欢迎。伊丽莎白公主诚惶诚恐地到城门口接她。伊丽莎白心想，玛丽可能会狠狠地报复她，但出乎她的意料，玛丽不但热烈地拥抱她，而且对她的侍女也恩遇有加。全英国这时又欣喜若狂，这份欣喜，这份狂欢，可比亨利八世即位时的庆祝。

玛丽即位之时，年仅37岁，年岁不大，但已历尽沧桑，面容显得非常憔悴。从小到大，一切已知的疾病差不多都和她结上了不解之缘。她经常患的病有：水肿、消化不良、头痛。治病需要放血，放血使她面容苍白、心情烦躁，一再月经不调，使她伤透脑筋，因为这种病，可能变成生男育女的障碍。现在，她的身体脆弱得像杨柳。头发花白了，额上出现条条皱纹。视力差透了，写的东西不靠近鼻子便看不见。她长得不难看，但谈不上美。乍看起来，颇近于男性，声调低沉。生活的折磨使她完全失去了女性应有的魅力。不过作为一个女性，有几点还是值得称道的。她会编织、会绣花、会弹鲁特琴。谈学问，她通晓好几种语言：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如果她不具有皇家血统，又不牵扯到宗教纷争，她不失为一位好妻子。她生性俭朴，不会玩弄权术。她渴望爱人和被爱。她好发脾气，也会骂人。她相当倔强，但不骄傲。她知道她智力有限，因此颇能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除对宗教信仰一事外，她是很少固执己见的。对不幸者，她极宽仁慈爱。凡法规有不便于民者，只要她知道便会设法废止。她常微服查访民间疾苦、进出贫民区，与婆婆妈妈闲话家常。知道她们有了难处，她一时不能解决的会记下来，能解决的便立即施以援手。她对教育相当注重，前代没收的大学财产，她勒令一律发还。

玛丽最值得令人称道的一点，是其秉性非常宽大。在她即位前，因不接受新教而遭禁锢的人，如加德纳、邦纳等，无条件获得自由，即使所有反对她继承王位的人，她也不严加追问。不错，在反对她的人中，如萨福克公爵之流，她曾令他们缴一大笔钱给国库，但她的目的是降低赋税以减轻老百姓负担。来自外国的新教徒，如彼德·威弥利等，皆毫不刁难任其离去。玛丽的枢密院对窝立克及其他6个阴谋逮捕玛丽并拥简为王的人，立加审讯判处死刑。但玛丽主张连窝立克在内一律赦免。持异议的为雷奈（Simon Renard），现任神圣罗马帝国的驻英大使。因其说得有理，最后玛丽才放弃一律赦免的主张。这些判处死刑的人中，3人在执行死刑时，最后一分钟改信天主教。简受审判时，表现得可怜兮兮。玛丽主张放了她，后经枢密院各大臣力争，改判交天牢从宽看管。

8月13日，女王下令宗教信仰“不加强制”。这是近代政府承认宗教自由的先声。她天真地想，新教思想以辩论即可说服，于是举行一次公开辩论，让在神学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一律参加。辩论的过程很糟，新旧教徒彼此挖苦谩骂，是是非非争辩不休，于是辩论会草草结束。会后不久，波那大主教在其所属教堂为天主教辩护时，一把匕首忽从听众中向他飞来！正中要害，因获两新教徒的及时抢救幸得不死。消息传到玛丽耳中，她开始怀疑宽大政策的采用是否得当。1553年8月，玛丽即下令：关于信仰问题，国会未予裁决前，除大学外各教堂不许公开讨论。克拉默仍为大主教，被软禁在其兰贝斯（Lambeth）故居。他照旧大骂做弥撒是“亵渎神圣”之举。1553年9月，他和拉蒂默再度被关进天牢。两个月之前，关进天牢的还有伦敦区主教里德利。他之所以被关，原因是他公然宣称玛丽与伊丽莎白都是私生子。尽管如此，玛丽在初上台的这个阶段，她的宽大实为当时任何统治者所不及。

玛丽面对的问题，远远超过她能负荷的，因为她既无才能也缺乏机智。首先使她感到吃惊的，是政府的贪污腐败。她一再下令整饬，可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她先以身作则，下令减削皇帝经费，继则整顿币制，使浮动的金融稳定下来。有一项措施值得喝彩，即她使国会议员选举摆脱了皇室羁绊。这样选举产生的国会，为“历年所见的最理想的国会”。一个失策的事是，税减得太多了。税收不足，以致政府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赤字，她只有提高布匹的出口税和法国酒的进口税。但这样做，虽对穷苦民众有利，却导致了商业的不景气。她不希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规定个人最多不得拥有织机两台。她对“纺织富商”以低工资剥削工人的现象感到非常不满，为了保障工人，她规定厂主不得以实物折抵工资。玛丽心中有一大堆善政，但可惜左右无人而完全落空。当然还有一层，经济有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其发展非一二人的意志所能左右。

在宗教政策方面，玛丽也得在经济之前却步。当时，在英国具有影响力的家族中，几乎所有家族都从宗教改革中分到天主教的会产。这些家族，听说要恢复天主教信仰，当然反对。新教徒人数虽少，但有“钱”有势。稍有不慎，他们随时可以拥立赞成新教的伊丽莎白。玛丽对使天主教恢复旧日威势一点颇为热心，但具有与新教徒32年斗争经验的神圣罗马皇帝，却告诉她鲁莽不得。他建议她慢慢来，并说弥撒的举行，目前仍应维持在不公开及限于其左右少数人参与的状态下。但玛丽认为宗教不是政治，她没有这么大耐心。玛丽对赴天主教教堂祷告的频繁和热心，使伦敦受过新教洗礼的一代深感诧异。祷告时，玛丽叫西班牙大使跪在她旁边一道求神的指引，这位大使做是照做了，却显得很勉强。玛丽觉得恢复天主教信仰——这种信仰她曾视之若命，为了这种信仰，她曾饱受迫害——是她神圣的使命。她遣使专赴罗马，请求教皇撤销停止英国举行天主教仪式的禁令。但教皇派红衣主教波尔为其特使准备赴英时，她却接受查理的劝告，以时机尚未成熟让波尔暂且勿来。

1553年10月5日召集的国会，不像以前只是个仰承御旨的机构。这个国会一方面固然同意废止爱德华时代关于宗教的立法，减轻前代——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所定的苛刑，及撤销过去国会视玛丽为“非婚生子”的议案——至此，玛丽才算正式抹掉了私生子的臭名；可是另一方面，却拒绝考虑发还天主教财产及认可恢复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国会告诉玛丽，他们认为，只有“她才是英国教会之主”。做英国教会之主，玛丽并无兴致。不过，既然国会要她做，她借这一权力起用前遭罢斥的天主教主教以代目前的新教主教。邦纳又复出掌管伦敦教区，加德纳又复出掌管温切斯特教区。玛丽又以加德纳为其御前顾问。这一来，凡结过婚的传教士即不容许在各教区内立足。弥撒的举行最初须先获允许，渐渐允许已不必要。最后，不但不必请求允许，反而暗中得到鼓励。一位新教徒历史学家这样说：“使天主教在英国重振声威的想法，除伦敦和少数城市外，全国上下似与玛丽具有同感。”1554年3月4日，赦令全国恢复天主教信仰。根据这项赦令的解释，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属非法。非法教派不但不许传教，而且禁止散发一切出版物。

新旧教势力的消长给英国带来的动荡，似不比玛丽的婚姻问题为大。由于体质的影响，玛丽对结婚一直深感恐惧，但考虑到皇储问题——如果她不能生男育女，在她之后，王位就会落于新教赞助者伊丽莎白之手——她便不得不找个对象。玛丽宣称，她现在还是处女。这话也许不假，因为假定她稍微浪漫一点，她的作风也许不会这么严肃、紧张、死板了。枢密院建议她以爱德华四世的曾孙，爱德华·科特尼（Edward Courtenay）为对象。但这位王孙骄奢淫逸，不合玛丽胃口。爱德华·科特尼因为遭到玛丽的嫌弃，转而追求伊丽莎白。他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以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再通过伊丽莎白统治英国——他根本没有想到刚强的伊丽莎白是绝不受人摆布的。查理五世愿意把他的儿子菲利普奉献给玛丽，查理对菲利普，除神圣罗马皇帝头衔外，准备将来把他所有的一切全交给他。查理更这样保证，如果这项婚姻成功，他愿把荷兰作为这项婚姻所生子嗣的贺礼。玛丽一方面想到菲利普不久就可成为西班牙、佛兰德斯、荷兰、那不勒斯及美洲的统治者，一方面想到她自己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再加上这项婚姻关系，必可使英西两国结成政治宗教同盟。基于这种考虑，玛丽对查理的奉献自然乐于接受。不过为了表示谦逊，她对查理说，怕她年龄过大——她比菲利普年长10岁——配不上菲利普。这点玛丽确实很焦虑。她怕她的容貌不能使年轻力壮、充满想象的菲利普得到满足。她甚至不相信她自己会谈情说爱。菲利普当然是不愿意的，他的英国密探告诉他，女王是“天生的圣人”，她“在衣着方面极不讲究”，谈到欧洲皇族女性应有的迷人风韵，她一点儿也没有。但他老子终于说服了他。查理指出，与玛丽结合，一方面可使西班牙在对抗法国方面有一个强大的盟邦，一方面可使荷兰更趋稳定——荷英商业交往异常频繁。再者，假定这项婚姻告成，西班牙与英法结成天主教同盟，德国的新教势力即不难加以抑制。最后，查理对菲利普说，接受这项婚姻，可使哈布斯堡家族与都铎家族结成一体，这两大家族联合，足以缔造下一代西欧的和平。

谈到英西联盟可结合成一大势力一点，英国枢密院及全国上下也持此看法。但他们担心，一方面英国会随这项婚姻沦为西班牙的附庸，一方面英国会陷入与法作战的泥沼，查理为消除以上恐惧，宣称基于这项婚姻，菲利普拥有英国国王尊号仅以玛丽生前为限；同时承认，一，玛丽在处理英国政务上，有着至高无上之权；二，玛丽也可拥有属于菲利普的一切尊号；此外，假定卡洛斯（Don Carlos，菲利普早先婚姻所生之子）死而无子，玛丽或其所生之子即可承袭西班牙王位。这位狡诈的皇帝还加上，玛丽可从他的税收里每年享有一笔为数6万镑的年金。由于种种优厚条款的引诱，英国枢密院略加考虑即批准这项婚事。玛丽自己尽管生性颇为羞怯，但对这项婚事的满意也溢于言表。爱人和被爱是她久已向往的。

可是，英国老百姓对这项决定不表赞同。作为少数派的新教徒，由于身受迫害，天天希望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同时，他们害怕一旦玛丽受西班牙左右，天主教势力就会日渐增大。由瓜分得到教会财产的贵族，想到可能因此会失去其财产，不禁发抖。即使英国天主教徒对这项婚姻也心存疑忌：外国人掌握了英国王位，无疑英国将成外国人的工具。全英国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普利茅斯市惊惶失措地请求法国国王给予保护。4位贵族商议，决定于1554年3月18日兴兵反抗。沙霍克公爵（简·格雷之父，曾蒙特赦恩典），起于窝立克郡；詹姆斯·克罗福特爵士，率领其佃户起于威尔士；卡鲁爵士答应自德文郡响应；小托马斯·怀亚特，答应于肯特响应。少年爵士这样做，因为其父，诗人老怀亚特，曾占有教会大片土地，他怕英西联姻后要他们白白交出来。这些密谋反抗者，千错万错不该把他们的计划告诉科特尼，同时赋予他说服伊丽莎白支持这项计划的任务。加德纳主教一直对科特尼特别注意，因为玛丽拒绝他的婚事，怕他图谋报复。科特尼被捕，一经拷打，他便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了。

事机不密，阴谋败露，4位贵族宁愿战死，不愿入狱，于是匆促起兵。1554年2月，叛军燃起战火。怀亚特率领一支由7000人组成的部队直逼伦敦。他用以号召老百姓的口号是：不让英国沦为西班牙的附庸。伦敦市民中，部分新教徒准备开城迎接怀亚特。这时，枢密院惊惶失措，甚至忘了派兵保护女王。玛丽得此噩耗，感到非常迷惘：为什么热烈拥她登上王座的国人，会反对她得到幸福与满足；这种幸福与满足，是她在一生苦难中梦寐以求的。她现在如不能当机立断有所作为，显然她不但会丧失王座，而且会丧失生命。于是她命驾直往伦敦市政厅，她要亲自说服集合在那里正在争辩左袒或是右袒的人们。她对他们说，如果大家不赞成她和西班牙人联姻，她便决定放弃这门亲事。同时，“我一辈子也不想结婚了”。可是，她当时并不愿使这次政治骚动披上“西班牙外衣”，她说：“母亲如何爱护孩子，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母亲。可是如果说，为君者当爱民如子，那我可以保证，对你们我愿意成为一个慈祥恺悌的母亲。”她的言词和勇气赢得了热烈的赞颂。与会人员一致决定效忠于她。暂时代理政务的市政厅颇有办法，在其决定支持玛丽后不到一天工夫，便组成一支为数1.5万人的军队。大军出动，沙霍克即告瓦解，克罗福特和卡鲁便逃逸无踪。怀亚特孤掌难鸣，带着他的一小群人在伦敦街上苦斗。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怀特霍尔的王宫。叛军接近王宫时，王宫卫队请求玛丽出奔，但她拒绝了。最后叛军受到控制，怀亚特势穷力竭终于被擒。将怀亚特送进天牢后，玛丽才舒了一口气。她安全了，但是她变了。她从此已不再是一位宽仁厚德的女王。

“血腥”玛丽（1554—1558）

许多向玛丽进言的人，经常这样批评：赦免权用得过于频繁了。神圣罗马皇帝及其驻英使节曾经这样责难她，说她对叛徒不但不置之于死，反而赐给他们自由，而这些人得到自由后，又集结起来反抗她。查理曾这样问她：“在一个政敌可以为所欲为，随时都充满着暗杀危险的环境下，叫菲利普如何能够安心？”加德纳主教极力主张为了保护国家，叛国者必须处死。玛丽惊惧之余，接受了这些观点。她下令将简·格雷及其丈夫处死——简的丈夫之死，可谓罪有应得，因为他一心想夺取王位，但简本人非常冤枉，因为她根本不想做什么女王。简这时仅17岁，面对死亡却很泰然。1554年2月12日，临刑时，她既不求饶也不掉泪。简之父沙霍克枭首示众，从犯百余人被绞死。玛丽对所俘叛徒，凡情节轻微者，均令其认罪免死。怀亚特受审时，先一口咬定伊丽莎白曾经参与叛变计划，但在登上断头台之日（1554年4月11日），却说他以前的话都是乱讲的。科特尼监禁一年后，被放逐出境。查理建议玛丽将科特尼和伊丽莎白除掉以绝后患。此时玛丽先将伊丽莎白送到圣詹姆斯宫看管，一月后才将她移往天牢。伊丽莎白在天牢中关了两个月，这期间雷奈再促玛丽将之处死，但玛丽说，伊丽莎白参加叛变一事尚未找到证据。伊丽莎白的生命，此时真是危若悬丝。对死的恐惧形成了她以后多疑及事事感到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她当政的后期，曾有显著的反映。她变得非常冷酷，尤其是当她怀疑玛丽·斯图亚特，正如今天玛丽·都铎怀疑她的时候。5月18日，这位未来的女王奉命移居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在此接受严密监视的软禁。因怕再有其他拥立伊丽莎白阴谋的出现，玛丽决定结婚生子。

玛丽对结婚颇为积极，菲利普却不热衷。1554年3月6日是菲利普和玛丽举行结婚大典的日子。可在这个日子，做新郎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指派的代表。菲利普迟至7月20日才到英国。他的仪表和风度颇令英国人感到惊喜。大额头尖下巴结合成一张近于倒立三角形的脸。金色的头发，金色的胡须，配上这张脸，看上去颇有威仪。最难得的是，举止优雅，谈吐机智。其一举一动，处处表露着他有过人的才华。当时欧洲大陆的来客，多把英国视为蛮荒之地，但菲利普及其随员，似乎没有这种观念。他对伊丽莎白，也极谦恭有礼——也许他此时已经料到，玛丽不可能给他生孩子，伊丽莎白终有一天会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对于菲利普而言，将来英国国王的宝座由伊丽莎白来坐，远比由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来坐要好得多，因为后者一直和他的世仇法国有关联。玛丽在年龄上虽比菲利普大很多，但她对菲利普表现得异常柔顺。多年来对爱的饥渴，加上王子的英俊，她简直乐得忘乎所以。玛丽对菲利普献出了全部忠诚，以致朝中臣僚都怀疑英国已成为西班牙的属地。玛丽致书查理五世，极尽谦卑，说她现在“快乐之情难以言喻。由于我的丈夫至善至美的德行日益显露，我经常祈祷，愿上帝赐我以诸德，以博得我丈夫的欢心”。

玛丽希望给菲利普生个儿子及给英国王位生个继承人的心如此急切，不久她便自认为她已怀孕。她把月经不调视为怀孕的一种征兆。由于希望过切，她完全忘记了过去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对怀孕的征兆，她甚至把消化不良也算进去了。玛丽的幻想变成了新闻，威尼斯驻英大使居然在其报告中说，女王的“双峰”不但日益丰隆，而且真有奶汁溢出！在颇长的一段时间中，玛丽像她所统治下的一般可怜女性一样，天天为可以做妈妈而高兴。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御医将检查结果告诉她，这不是怀孕而是浮肿时，她的悲哀与失望，会怎样令她发狂。玛丽怀孕的谣传曾经遍及全国。一度处处都有人为她祈祷，有些地方庆祝王子降生的游行队伍也已组成。一度甚至传说，王子已经诞生，于是商店放假，教堂鸣钟，男男女女拥到街上狂欢庆祝。一位传教士更公然宣称，新生的王子“既白又胖”！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玛丽为了此事又羞又恼，自确定并未怀孕之时起，她有好几个月都未在公开场合露面。

红衣主教波尔的返国使她颇感安慰。波尔反对英西联姻，曾被查理扣留于布鲁塞尔。现在波尔的回国，显然查理与波尔之间已取得谅解。1554年11月20日，红衣主教以罗马教皇使节身份，横渡英法海峡。他踏上他离去22年的祖国时所受到的热诚的欢迎，使他深受感动。欢迎者中，有官吏，有教士，有老百姓，这表示英国人极愿恢复他们与教廷的关系。波尔见到玛丽，除了有极动人的言词大加赞颂外，更加上这么一句：“祝你早生贵子。”英国国会打听到波尔从教皇得到谕令，说过去分到教产的人现在不必退还时，议员无不欢声雷动。他们一致跪下来忏悔，说他们不该反对天主教。主教加德纳踌躇了一下，决定给这些忏悔者免罪。教皇的威权又获得承认。第一年的薪俸，“第一次的收成”又归他所有。各处又开设宗教法庭。教士又可在各教区征收什一税。一度为威克利夫主义排斥的神像，又处处出现。书刊检查权又从政府移归天主教。历尽沧桑20年，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又抬头。

菲利普与玛丽共处达13个月之久。他很希望她能替他生个孩子。当他确知这种希望幻灭后，他即告诉她，他要返回布鲁塞尔，因为他父亲已决定在那里禅位给他。玛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船。船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玛丽凭窗目送，直到船影消失，才凄然回宫（1555年8月28日）。菲利普当时的感觉是，一年来为了国家，他不得不和一个病人做爱，现在他的责任已了，他又可回到布鲁塞尔那些如花似玉的嫔妃身边。

波尔现在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为重建英国天主教而终日奔忙。在玛丽的协助下，他恢复了不少男女修道院。玛丽看着天主教的复兴大感欣慰。她喜欢看那些古老的宗教仪式。教堂里，有耶稣受难像，有种种神圣挂图，有教士、儿童及教友所组成的行列。为生者或死者祈福，均须坐下或跪下来做弥撒，虔诚的祷告一做就是半天。1556年，耶稣受难日前夕，即洗足木曜日那天，玛丽曾为41位老太婆洗脚。她把那些脚放在膝上一一地洗，一一地吻。除洗脚外，她对这些老太婆每人都有赏赐，玛丽生子既已无望，精神上唯一可以寄托的，自然就是宗教了。

但是，她很难把过去的一切恢复过来。新的观念已在市民的脑海里生根发芽，这时秘密活动的就有十几个教派。他们不断以宣传品和书籍传播其教义。玛丽最感痛心的是，有些教派居然否认基督的神性、圣灵的存在及原罪的遗传。在她单纯的信仰里，这些异端在道德上已犯了滔天大罪，其罪远甚于谋叛。在拯救人类的灵魂方面，难道异端比她信奉的红衣主教还懂得多？她接到一个报告说，一位传教士竟在聚会时高声祷告，愿上帝或使她改信基督教，或将她自地球上抹去。一天，有人把一只死狗从窗户抛进玛丽御用的教堂。这只狗剃了个修道士的头，颈上套了根绳子。肯特郡一位传教士被人割了鼻子。玛丽想，这太不讲理了。她让这些新教徒安全离境，他们却写了许多小册子攻击她，说她反动，说她愚蠢，说她崇尚“偶像弥撒”的“拉丁礼拜”。有些小册子甚至鼓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她。1554年3月14日，在阿尔德盖特（Aldgate）一个1.7万人的集会上，有人高呼伊丽莎白万岁。她获得不少消息，在外国的英国新教徒正策划在国内叛变。

玛丽直到1555年还是十分仁慈的。她的仁慈，一方面出于天性，一方面出于习惯。是什么使她由仁慈变成残忍？在历代女王中她的残忍是首屈一指的。她的残忍，一是由其本人及其信仰遭受无情攻击激起；二是恐政敌利用异端作为掩护，以推翻其统治；三是由于折磨与失望侵蚀了她的心灵，使她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四是受到其亲信菲利普、加德纳及波尔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坚称，宗教的一统与国家的存在密不可分。菲利普在荷兰即按照其信念行事。1554年春，加德纳主教即决定将3位新教主教胡伯、里德利及拉蒂默处火刑，假定他们不肯改变信仰的话。波尔红衣主教，与玛丽一样，其天性也是仁慈的，但对天主教教条的执着则毫无商量余地。他深爱天主教，以致对任何反对天主教教条和权威的言论都不接受。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波尔没有直接参加。有时，他主张对新教徒从宽处置。他一次即释放了20位新教徒，这些新教徒依邦纳主教的判决，一律须活活烧死。可是他给教士指示，所有异端，凡属不能以和平方式加以说明者，“一律铲除以免滋蔓”。玛丽对此则较和缓：“谈到惩治异端，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别让有些案件，眼前看处治似颇公道，事后却后悔过于轻率。”她对惩治异端虽不积极，却很坚定。尤其在1558年英法之战使她及英国大吃苦头之后，她认定那是神的震怒，震怒她对异端的宽纵。基于这种想法，她对异教徒的迫害，由消极变为积极。

恐怖时期由加德纳命其主教法庭逮捕6位教士开端（1555年1月22日）。6位教士，1位答应改变信仰，4位（包括胡伯），一度出任格洛斯特和伍斯特的主教，被判处火刑（1555年2月4日至8日）。仅此一案，加德纳似乎就倒了胃口。以后便不再参与迫害事件。由于健康急剧衰退，下令烧人那年的11月他就逝世了。主教邦纳继之为刽子手。这时菲利普尚在英国，他倒主张从宽行事。邦纳判处六七个人的火刑时，神圣罗马皇帝驻英大使雷奈认为，“这太轻率野蛮了”。 [1] 菲利普的忏悔师，一位西班牙托钵僧，更当庭指斥，这项判决与基督温和宽厚精神相违。邦纳于判决后迟疑了5个礼拜，最后终于下令“烧”！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够宽大的，枢密院曾一度谴责他，说他对惩治异端不够积极。邦纳对逮捕到的每个异端，都叫他们“悔过自新”，有时还附有钱财的鼓励，可是当劝诱无效时，他唯一的决定就是处死。烧人时，通常放一袋火药在受刑者的胯下，因为这样他可以死得快些。可是在烧胡伯时，由于柴火不旺，一时引不发火药，以致这位主教受了一个多钟头的苦才告断气。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殉道者都是工人。他们读《圣经》，并采用新教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前一朝代容许的。也许当政者现在发觉，正本清源应自惩治那些提倡新教思想的教士着手，因此，在1555年9月于天牢中提出克拉默（时年66岁）、里德利（时年65岁）及拉蒂默（时年80岁），于牛津加以审讯。在亨利八世时代，拉蒂默曾以其无碍的辩才，指证再洗礼教徒和圣方济各会教徒有罪而判处他们火刑。里德利一则曾参与拥立简·格雷；再则曾宣称玛丽是私生子；三则曾共谋解除邦纳和加德纳的主教职位。克拉默一度为英国从事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为亨利解除其与凯瑟琳的婚姻关系；替亨利与安妮撮合；用他所著的《祈祷书》代替弥撒；他迫害过弗里茨、兰伯特及无数天主教徒；他同意爱德华把王位传给简·格雷；他指斥弥撒是亵渎神圣。这几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到现在为止，打入天牢已两年有余，在牢中他们每天期待的，就是死。

克拉默于9月7日提到牛津审讯。审讯者千方百计劝他抛弃其信仰，他坚持不肯，因此被判有罪。他当过大主教，大主教判刑应由教皇批准，因此在判决后又返回天牢。9月30日提讯里德利，他也不肯放弃其所信。同一天，也提讯拉蒂默。登上法庭之时，拉蒂默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衣衫褴褛，白发苍苍，头上顶着帽子、睡帽和包巾，颈上挂着老花眼镜，腰间系着《圣经》。在法庭上，他仍否认变体论，因此10月1日即和里德利一道判罪。10月6日执行火刑。到柴堆前，他们跪下祈祷。行刑人员以铁链将他们系在一根铁柱上，每人颈上挂着一袋火药。火点燃时，拉蒂默对里德利说：“别忧伤，里德利，我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12月4日，教皇保罗四世批准对克拉默所判之刑。有一段时间，克拉默，坎特伯雷的第一位新教大主教，颇有屈服求饶的样子。尽管他有生花妙笔，足以撰写《祈祷书》之类的文章，然而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即使金刚也难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加上波尔的甘言劝诱，迫使克拉默写了许多“指斥异端及路德与茨温利谬误”的文章。他一再宣称他虔诚相信七圣礼、变体论、炼狱及所有天主教的一切教义。照说，他这样的表示，根据“自新”的惯例应该可以由死刑改为监禁了。但（据福克斯记载）玛丽认为，他的种种表示全是做作，因此仍维持死刑原判。

在牛津圣玛丽大教堂中，克拉默在临刑的早上（1556年3月21日），他读完他第七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悔过书时，在众人之前突然这样说：

现在让我郑重宣布，最近我所写的、我所说的，都是假的。由于它们完全违背了我的意志，因此使我良心备受责备。现在，让我宣称，我刚才写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之所以这么写，主要是因为我怕死……我要说，现在我写的，我签署的一切条件，都是基于我的劣根性……我的手造下这种罪孽，写下了违背良心的东西，我要首先惩罚它。因此，要烧……就先烧它。谈到教皇，我十分鄙弃他，因为他是基督的敌人，基督的叛徒。

在柴堆上，火焰接近克拉默时，他即伸出他的手放在火焰中。福克斯说：“继续放在其中，一点也不移动……围观者可以清晰看到，他的身体尚未着火，他的右手已开始燃烧。他自口中发出一阵圣斯蒂芬的话语：‘主啊，请接纳我的灵魂吧！’，便随即消逝在熊熊火焰中。”

克拉默之死可算已达迫害时期的高潮。总计因受迫害而死者达300余人，其中273人即死于玛丽统治的最后4年。这种不顾一切的屠杀显然是一大失策。因为大屠杀产生了殉道者，和在基督教初期一样，教徒们会因殉道者而获得力量。现在新教徒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顽强。至于天主教徒，以玛丽的残暴与新教殉道者的坚韧两相对照，反而纷纷对其信仰发生动摇。邦纳主教虽然对屠杀不十分感兴趣，由于这类屠杀多半在其教区，大家都叫他做“血腥的邦纳”。一位妇人指称他为“刽子手，屠夫，英国众主教的奴隶”。数以百计的英国新教徒逃往天主教法国请求政治庇护。在法国，他们向一个目标前进：敲响玛丽暴政的丧钟。亨利二世一面不断迫害法国新教徒，一面却鼓励英国新教徒推翻天主教的玛丽——玛丽与西班牙王联姻，使法国四面受敌。1556年4月，英国特务探知一项阴谋：有人在亨利·达德利爵士的领导下，想以伊丽莎白取代玛丽。已有不少人被捕，被捕者中，有两人为伊丽莎白的管家。其中一人招认，伊丽莎白和法王共谋。这件事虽然很快便告一段落，从此玛丽却寝食不安。她整天提心吊胆，恐遭人暗算。

在逃亡者中，有一群人遭遇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苦难。从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教条主义多么盛行。詹拉斯基是波兰籍的加尔文信徒，1548年行抵伦敦，不久即在英国创立第一个长老会。玛丽即位后一个月，詹拉斯基和他的一部分教友即分乘两艘丹麦船离开伦敦。在哥本哈根，那里的人说，除非他们正式宣称皈依路德教派，否则不准入境。他们是坚定的加尔文教徒，认为这种皈依办不到。不愿皈依不准上岸，他们只有另求出路。他们到过维斯马（Wismar）、吕贝克和汉堡，然而每处碰到的情形都一样。德国的路德教徒对受玛丽迫害的新教徒并不同情。英国新教徒否认“圣肉实在论”，因此路德教徒斥之为异端，说他们的殉道，殉的是“魔鬼的道”。同样，加尔文也斥责路德教徒为宗派主义，他说他们残酷无情，就在那年（1553年），他下令判处塞尔维特火刑。詹拉斯基这一群漂泊者在北海处处碰壁。他们费了差不多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最后才在埃姆登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玛丽当其末日降临时，其遭遇是可悲的。她敬爱的丈夫，在与教皇和法国国王打了几个回合后，现在（1557年3月20日）跑到英国来了。他要求玛丽带领英国和他进行联合作战。为了争取老百姓的同情，以便达到他此来的目的，他劝玛丽对新教徒的迫害稍稍放松一点。不过，英国人的同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争取的。在他到达英国后一个月，红衣主教波尔的侄子托马斯·斯塔福德（Thomas Stafford），即发动了一次叛变。叛变的目的，就是推翻玛丽和菲利普的统治。托马斯的叛变没有成功，他本人被处绞刑（1557年5月28日）。使玛丽更加难过的是，就在5月，教皇不但褫夺了波尔教廷特使的职位，还指控他为异端。6月7日，玛丽为了讨好菲利普，以亨利二世支持托马斯叛变为由，对法国宣战。菲利普达到目的后，7月即离开英国。玛丽对此一别似有预感，她说：“在我以后的岁月里，再不会有人给我温暖陪伴了。”对法之战出于勉强，此役英国丢掉了加来（1558年1月6日）。英国领有该地曾达211年之久。加来住有好几千个英国人，现在田园沦陷，无家可归。这些人流落英国各地，衣食无着，怨气冲天。他们说玛丽不能保有英国大陆据点，简直罪该万死。从前有句老话，说加来这一可贵的港口，是“英国皇冠上的一颗宝石”。现在玛丽又加上这么一句：“我死之后，你们破开我的胸膛，你们可以发现，这颗宝石存在我的心里。”

1558年初，玛丽又觉得她怀孕了。她预料会有难产可能，一方面预立遗嘱，一方面送快信给菲利普，要求他在生产时赶来看她。他回信向她祝贺，但说分不开身。事实上，玛丽错了。她发现怀孕又属幻想时，她简直疯了。她坐在地板上，用脸靠着膝，一坐就是几小时。她有时在宫中踱来踱去，飘忽无定像一个游魂。她经常一面哭泣一面写信，写给她西班牙王的丈夫。然而菲利普接获这些泪痕斑斑的信时，他认为这是玛丽快死的征兆，于是下令派驻英国的亲信去争取伊丽莎白。他希望伊丽莎白最好嫁给他，不然，嫁给任何一位西班牙贵族也可以。

1558年，是玛丽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年。是年夏季，疟疾流行。9月，玛丽染上疟疾，她早就患有水肿及“黑胆汁过多”症，一染上疟疾，其体力便急遽衰退。她深知她已不久人世，于11月6日将王位传给伊丽莎白。她的这一措施显得颇为明智。她对天主教的偏爱，没有偏爱到牺牲正统性的王位继承，可以说是英国之福。玛丽曾长期陷于弥留状态，她清醒时说，她曾梦见好些孩子又唱又跳地围绕在她膝前。11月11日早上她曾去望弥撒，同时说了不少话，但第二天天不亮她就死了。

波尔与玛丽死在同一天。波尔于临死前一个月，还判了5个人火刑，3个男的，2个女的。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除再洗礼教外，一切教派无不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正统，凡与他们相左的都是异端，异端即应置之于死。不错，这种观念很普遍。但举目斯世，所有基督教国家，甚至连西班牙也包括在内，都没有像波尔当权时代的英国烧死过这么多的人。

就玛丽而言，其残暴也许情有可原。因为她的心智曾为过多的悲哀、疾病、虐待所摧残。她之所以由仁慈转变为残暴，是由于若干次阴谋叛变使她深感若不以死镇压，她的王位，甚至她的头，恐怕都保不住。她太轻信教士了。教士要她迫害异教徒，她便迫害异教徒。其实，教士迫害异教徒，大多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倾轧报复。直到死神降临之时，她始终认为，她杀人真正在维护她信仰的宗教。世人把她称之为“血腥玛丽”似乎并不恰当——自然，如果我们以此为她统治时期的表征自又另当别论——因为，事实上她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使英国脱离罗马的羁绊，是她父亲一生致力的工作。对此她也颇有贡献，不过，她做贡献的方式相当奇特：她让英国人充分认识天主教邪恶的一面。正因她有此贡献，自她死后，英国人才比以往更坚定、更乐于接受她一心要摧毁的新教了。

[1] 玛丽迫害异教徒资料的主要来源为约翰·福克斯所著的“Rerum in Ecclesia Gestarum Commentarii”（1559年）。此书1563年曾有英译本，译名为《事业与不朽》（Acts and Monuments），即世所熟知的《殉道者实录》（The Book of Martyr）。此书描述新教徒受审及受刑经过非常生动。清教徒对此书的重视仅次于《圣经》。尽管帕尔松（Jesuit Father Parsons）在1603年出版的5本书中，认为其精确性颇有问题，但其对克伦威尔时的英国心理状态的形成，有极大影响。有些新教教会对此书的批评为，夸张、误引、偏见、疏漏；但某天主教史学家以之与中世纪圣徒传奇相较，认为在某些细节上也许不无疑问，但“在大纲大目上，这些事件的发生，绝对不容置疑”。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布鲁斯到约翰·诺克斯（1300—1561）

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温和舒适的南方产生文化；寒冷艰苦的北方反复征服散漫懒惰的南方，并吸收和转变文化。地道的北方——苏格兰、挪威、瑞典、芬兰——竭尽所能与北极的自然环境奋斗，在困难重重当中，他们创造了一些乐于接受的文化，并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苏格兰，贫瘠而人烟稀少的高地，鼓励着封建制度的滋长，阻挠文化的发展，而其青翠肥沃的低地，自英国人入侵后，便不断招致外来的侵略，而英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不接受他们过剩的人口和他们的国王。苏格兰人是古代的凯尔特人在中古世纪与爱尔兰人混合，到1500年已与挪威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合并为一个民族。与他们居住的半岛一样，他们的情感和观念狭窄，其迷信之深与重视神话，仿佛浓雾，性情高傲如矗立的海岬，粗野如苏格兰的地势，冲动如急流，有时凶猛，有时温柔，残忍而勇敢，是一个永不为异族征服的民族。其贫穷似乎根源于地理环境，而又因贫穷决定了他们的习俗行为；土地贫瘠造成天性吝啬。农民负担太重，辛辛苦苦为地主耕种，而这些奴役他们的贵族，以他们的无知而骄傲，因为他们发现农民识字对他们的食邑和战争毫无益处，山岳和民族将稀疏的人口分散了，使他们易于冲动而妒忌，形成不宽恕敌人和不安于和平的性格。贵族均有私人军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武力，所以控制了国会和国王。仅道格拉斯家族（the Douglases）就蓄有5000名侍从，其岁收比国王还多。

1500年以前，工业还在原始阶段，全属家庭手工艺，商业也是不安定的，城市少而小。全苏格兰的居民只有60万人。格拉斯哥为一个小渔镇；珀斯（Perth）为首都；直到1452年，爱丁堡有1.6万人。在封建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体系内，苏格兰人个人的、地方性的乃至全民的独立精神，可以由他们村镇郡区的自治政府制度，充分表现出来。市镇公民（burgher）——有投票权的城镇公民——被允许选举代表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Assembly of Estates），不过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而已，不像英国下议院的代表真正有权，他们在封建的地主当中和在贵族占优势的会议中，失去了发言和选举的权利。他们也不能和法国中产阶级一样，与富商和人口稠密的城市结盟而对抗贵族，国王们则寻求有钱有势的教会来支持他。贵族常与国王不睦，他们对教会怀恨在心，想办法夺取教会的财产，因此加入普世的呼吁，责备教会，说国家的财富都让罗马教廷吸走了。在苏格兰从事改教运动的是贵族，不像英国是由国王和商人发起的，他们将一般平民从教会势力下解放出来。

苏格兰教会紧抓住人民对神的虔敬，在死气沉沉的贫穷和超世的盼望中，聚敛了财富。15世纪末，有一位教皇特使向教皇提出报告说，苏格兰教会的收入等于其他一切收入的总和。受教育几乎成为传教士和市镇公民的特权。苏格兰的牧师们，在16世纪，已经以学术著称于世，而圣安德鲁斯和阿伯丁的大学，也是由教会创办和经营的。1487年以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实际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常将这些职位作为对他个人政治服务的奖赏，或把它当作闲职赐给他们的私生子。詹姆士五世曾将凯尔索、梅尔罗斯、霍利鲁德和圣安德鲁斯各地的岁收赐给他的三个私生子。这些国王任命的人的昏庸，对16世纪牧师道德的败坏，多少要负一些责任。

一般道德和纪律的松弛固然是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显著现象，但在苏格兰，远在国王任命高级教职以前，这种腐败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教会的腐败，在15世纪的欧洲，是一样的坏，”身为天主教徒的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刻薄地写道：“在苏格兰败坏的程度，简直在别的地方找不出来。”一部分原因是一般人民对教会之事漠不关心，虽然他们信奉正统的信条，但并无以新教的牧师来代替天主教僧侣的意思。14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就批评过修道院的放荡和怠惰。1455年，林利斯哥（Linlithgow）的一位牧师，在他接受任命之前，保证在接受教职后，不典卖教会的财产，并不再蓄妾。红衣主教比顿有8个私生子，他第二天要去敬拜上帝时，前一天晚上还同玛丽昂·奥格尔维同房；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国会的各种会议取得文件，证明他那些增添的子女，都是合法的嫡出。宗教改革前的苏格兰诗人们曾毫不客气地讽刺牧师们；在1549年举行的大教区会议中，牧师们自己则将苏格兰教会腐败的责任，归之于“差不多所有各级圣职人员的生活亵渎淫荡，道德败坏”。然而，我们也应该补充地说，牧师们的道德情况仅仅反映那些俗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贵族和国王们。

王室历代志（1314—1554）

苏格兰国史中的基本事实是畏惧英格兰。英格兰的国王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受到来自背后的攻击，时时想并吞苏格兰，使它成为英国皇冠下的领土。苏格兰为了保卫自己，与英国的宿敌法兰西结盟，引为外援。这就是编年史中的主要线索。

苏格兰人使用弓箭和战斧，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打败了英国人（1314年），赢得了国家的自由。罗伯特·布鲁斯（RobertBruce）在那次战役中领导人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成为苏格兰的国王。他统治苏格兰，直到他死于麻风病（1329年）。其子戴维二世（David II）在斯昆（Scone）修道院的神圣“命运之石”上加冕，然后也像苏格兰诸王一样，在历史上湮没无闻。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开始百年战争时，他认为首先获得北疆的安全才是明智之举，于是在黑利登山（Halidon Hill）击败苏格兰人，将爱德华·巴利奥尔（Edward Balliol）立为苏格兰王，作为他的傀儡（1333年）。戴维二世仅对英国人付出10万马克的赎金，就收回了王位。他死时（1371年）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于是传位给侄儿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uart），不幸的斯图亚特王朝就是由他开始的。

英国对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马上再起。法国派遣了一支陆军到苏格兰；苏法联军蹂躏英国边疆区域，占领达勒姆，屠杀所有的居民——男、女、儿童、修女、修道士、祭司等。于是英国就走了下一步棋——大举入侵苏格兰，焚毁珀斯和邓迪，毁灭梅尔罗斯大修道院（1385年）。罗伯特三世继续这种报复性的战争；等到英国人俘虏他的儿子詹姆士（1406年）以后，他就悲伤而死。英国人一直宽待这位被俘的幼王，直到苏格兰与英国签订了“永久和平”条约（1423年），宣布放弃将来与法国的一切合作，方才获释。

詹姆士一世在被俘期间，曾在英国接受相当好的教育，同时娶了一位英国新娘。为了尊敬这位有“乳白鸽”（milk-white dove）之称的王后，他用苏格兰的方言写了一本诗集《国王的白鸽》（The King’s Quair），就一位国王来说，能写出这种寓意诗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事实上，就各方面来看，詹姆士确是一位英明之君。他多才多艺，他是苏格兰最杰出的摔跤家、赛跑能手、骑师、射手、枪兵、工匠和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才能而仁慈的统治者。他对不诚实的商人和不事耕作的人征收罚金，建造医院，命令酒店在每晚9时关门，将年轻人的精力由足球转移到军事操练上，并要求改革教会纪律和修道院的生活。他开始执政时（1424年），他曾发誓制止苏格兰的混乱和犯罪，并结束贵族私人之间的战争和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治：“纵使上帝赐给我的只是劳苦的生命，我也要造一把钥匙，来看守堡垒，种蕨来喂牛。”以这种决心竭力使全苏格兰不准再有打家劫舍和掠夺牲口的事情发生。一个高地的贼抢劫了一个女人的两头牛；这个女人发誓，她将不再穿鞋，除非她走到国王面前，控告法律的弱点。“你说谎，”这个强盗说，“我要给你一双鞋子。”于是强盗将马蹄铁钉在女人的赤脚上。这位妇人果然到国王那里告状。国王就下令追捕这个强盗，抓到这个强盗后，便将他的罪行绘在一张油画上，叫这恶汉背着这幅画在珀斯游街，然后把他吊死示众。其时适逢他与阻挠其国政推行的男爵们发生争吵，就把他们少数几个人送上绞台，没收过多的财产，对贵族和市民一样，征收他们赋税，来加强政府的财政，好让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政府来代替那些专制政治。于是他召集地主——那些财产不太多的所有者参加国会，使他们成为中间阶级，以抵制贵族和牧师的势力。1437年，他不幸被一群贵族谋杀。

那些被詹姆士一世处死或是没收财产的贵族，他们的子孙们继续起来反抗詹姆士二世，与中央集权的君主斗争。新王年方7岁时，他的大臣们曾邀请年轻的道格拉斯伯爵和他的弟弟，一同到王宫做客；这两兄弟来了以后，他们与年幼的国王同做假装审案的游戏，在游戏中被判砍头（1440年）。12年后，詹姆士二世邀请道格拉斯伯爵威廉到斯特灵（Stirling）的王宫做客，赐以安全通行证，并以王室盛宴款待他，继之则以背叛国家和私通英国的罪名，把他杀了。詹姆士二世攻占了英国在苏格兰的所有堡垒，只有一处英国据点，因火炮的意外爆炸而自动炸毁。詹姆士三世为他父王无法无天的罪行付出了代价：经多次猛烈的交战之后，他终于被贵族所俘，旋即被杀（1488年）。詹姆士四世与亨利八世之妹玛格利特·都铎结婚，因此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以后要求继承英国王位。可是，英国国王亨利参加西班牙、奥地利、威尼斯和教廷联军，一同攻击法国时（1511年），詹姆士感到责无旁贷，必须援助苏格兰的老盟友，迫于时局危急，他发兵进攻英国。在弗洛登（Flodden）战场，这位国王虽奋不顾身，勇猛作战，其部下却临阵退却，以致国王不幸阵亡（1513年）。

詹姆士五世那时只有1岁，于是引起了群臣夺权之争，互为摄政职位而角逐，结果戴维·比顿赢了。比顿是教会中杰出之士，有能力，有魄力，惟好女色，他先为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继为红衣主教，出任摄政之后，即教导幼王，使其忠于教会。1538年，詹姆士五世与吉斯公爵弗朗西斯之妹，洛林的玛丽结婚，吉斯公爵在因信条而分裂的法国中，属于忠于天主教派的领袖。苏格兰贵族反对僧侣的情绪逐渐高涨，他们对英国与教廷目前的分裂甚感兴趣，尤其羡慕英国贵族占用和接收教会财产，因此反对他们国王与法国结盟，希望从亨利八世方面取得报酬。詹姆士五世与英国交战时，贵族拒绝支持他。他在埃仑索维莫斯（Solway Moss，1542年）战败，羞见国人，于是逃往福克兰（Falkland），于同年12月14日死于该地。12月8日，他的王后产下了玛丽公主，公主出生的第六天，成为苏格兰女王。

比顿提出先王的遗嘱，在这遗嘱中先王指定他为年幼女王的摄政大臣。贵族们怀疑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于是将这位红衣主教囚禁起来，另选埃兰（Arran）伯爵詹姆士为摄政；但埃兰将比顿释放，并任他为财务大臣。比顿与法国重修旧盟激怒了亨利八世，亨利决心以无情的战争来报复苏格兰。他对北进的大军下达命令，凡部队经过苏格兰之地，可以烧杀；“所经之地如有抵抗，不论男女老幼一律砍杀，房屋焚毁”，特别是在比顿的根据地圣安德鲁斯更是“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英军奉行命令非常彻底；“不论修道院、农场、堡垒或小村，一律都夷为平地”。爱丁堡被焚烧和洗劫达两日之久，在该城周围7英里以内的农村全被劫掠和摧毁；1万头牛、1.2万只羊、1300匹马被掳往英国（1544年）。詹姆士·柯卡迪（James Kirkcaldy）、诺曼·勒斯赖（Norman Leslie）和苏格兰其他的贵族们曾对英国国王献策，主张“焚烧那些属于极端派教会的地盘，并将与英国盟友为敌的主要人物拘捕下狱，‘逮捕’红衣主教，将之‘杀死’”。亨利对他们的献策颇为嘉许，并允诺资助千镑，作为活动费用。这项阴谋计划终于在1546年5月29日实现了。柯卡迪和勒斯赖家各派两名族人，一大队贵族，再加上刺客，强行闯入红衣主教的府邸，几乎毫不费力地将他杀死，正如诺克斯所说：“因为那晚他正在与奥格尔维夫人忙于结算他的账目。”“当时因为天气热，”诺克斯补充说，“为了防止他的尸体发出臭味，他们想出最好的办法，给他洒上大量的盐，放在铅制的棺材中……等待他的弟兄们，那些主教，来为他举行葬仪。我们乐于记下这些事。”这些刺客隐退到海岸边的圣安德鲁斯堡垒内，等待来自海上的英国援助。

埃兰重新执政。他为了获得法国确实的援助，允诺将年幼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送往法国，与法国太子一同抚养；为了防备英人劫走女王，乃秘密地将女王送到法国（1548年8月13日）。玛丽·都铎在英国继承王位后，有一段时间结束了英国侵略苏格兰的危机；罗马天主教派分别在边界的两方统治着这两个国家。法国的势力强迫埃兰辞去摄政，将大权移交给女王的母亲，洛林的玛丽。她是一位深具智慧、耐心和勇气的妇女，可是碰到这种势不可挡的时代精神，她也只好屈服了。她幼年深受法国文艺复兴的教化，使她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即使环绕在她周围的是一些愤怒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敌对者，她也能以容忍的微笑去应付他们。她下令释放那些被囚的新教徒，并准许人民自由宣扬和崇拜英国新教的“异端”。许多英国新教徒，在玛丽·都铎的迫害下，逃往苏格兰寻求庇护，在洛林的玛丽统治下，竟准许人民组织教会。她可算得上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人道、最文明的统治者。

约翰·诺克斯（1505—1559）

在苏格兰，改教运动的宣传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1433年，保罗·克劳瓦（Paul Crawar）被控告输入威克利夫和胡斯的教义，他被天主教会判为有罪，由国家下令焚毙。1494年，有30名凯尔的罗拉德派教徒被格拉斯哥主教传讯，控告他们弃绝宗教的圣物和圣像，拒绝向祭司认罪，否认祭司圣职的任命和权力及变体论、炼狱、赎罪券、为死人做弥撒、教士的独身和教皇的权力等罪名。显然，对这些被告者的罪名不能成立。

1523年以后，路德的著作传入苏格兰。威克利夫的《新约》苏格兰译文手抄本也在苏格兰各地流传，同时才传出基督教唯一的根据是《圣经》。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到巴黎和卢万学习伊拉斯谟和希腊哲学，再去维藤贝格，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新的信条回到苏格兰，宣扬因信称义的道理，詹姆士·比顿（戴维·比顿之叔）其时任圣安德鲁斯大主教，邀请他前去解释，汉密尔顿奉召到达，受审后即被烧死（1528年）。另两位自称为苏格兰早期改教运动者的“教授”也在1534年被烧死。四人被吊死，一位妇女在1544年因为她不常相信诺克斯的道理而被判溺死，她赴义时，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婴儿。

这些谋杀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很分散，所以很难唤起群众强烈的反应，但吊死乔治·威斯塔特（George Wishart）的事件感动了许多人，这也是苏格兰改教运动中第一件具有影响力的事件。约1543年，威斯塔特翻译了《赫尔维提亚的忏悔录》。不幸的很，这一篇新教的宣言，竟命令俗世的权力来惩罚异端者。从那时起，苏格兰的改教运动中瑞士式的新教最初是温和的茨温利派，然后是严酷的加尔文派逐渐地代替了路德派的地位。威斯塔特在蒙特罗斯（Montrose）和邓迪两地传教，在瘟疫区勇敢地看护病人，戴维·比顿在爱丁堡主持苏格兰教士会议时，他竟至该地宣扬新的信心。红衣主教下令拘捕他，将他作为异端审判，判他有罪，绞死后加以焚烧（1546年）。

在他影响下转变为新教徒的人中，有一个人以后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约翰·诺克斯出生于哈丁顿（Haddington）附近。他务农的双亲指定他去当教士；他负笈格拉斯哥，被任圣职（1532年），成为当时研究民法和经典律法的名士。他写的自传式的《苏格兰改教运动史》（History of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ealm of Scotland），对他少年时代的事只字未提，却突然介绍他自己（1546年）是乔治·威斯塔特热心的门徒和大无畏的保镖，带着一把双手才能挥动的沉重大刀。在威斯塔特被捕以后，诺克斯却到处隐藏，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于1547年的复活节，在圣安德鲁斯堡垒加入曾经刺杀红衣主教比顿的那支队伍。

这一群被政府追捕的人感觉到宗教的需要，于是他们请求诺克斯做他们的传教士。最初他力言不适担任此职，后来他又同意接受。不久，他们一致同意，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昂的讲道。他称罗马教会为“撒旦的会堂”，认定那就是《启示录》中描写的可怕的“兽”。他采用路德的教义，人的得救“完全靠信，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洗净”。7月，一支法国的舰队来到圣安德鲁斯，炮轰堡垒，他们坚守了4个星期，终被法军攻破。诺克斯和其他被俘者，被囚在法国船上划船达19个月之久。我们有一些关于他们所受待遇的详情资料，法军强制他们去望弥撒，但（诺克斯告诉我们）他们坚决拒绝了。也许这些苦难的日子及监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痛彻心扉的鞭挞，加深了诺克斯心里的痛恨，使他的言词和文笔变得非常激烈。

这群被俘者获得释放后（1549年2月），诺克斯在英国担任新教的牧师，由萨默塞特政府支给他薪金。“倘若邪恶的尸体同意”，他一个星期7天都传福音。今天我们都不喜欢常常听道，只能由模糊的想象来体会16世纪人们的心情。教区的牧师把传福音事推给主教，主教推给修道士，修道士偶尔传传福音。新教传教士变成了新闻和沟通意见的日报；他们在聚会中报告一周或每天发生的事；于是宗教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差不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信仰和牧师有关。他们公开宣布教区人民不道德和错误的行为，指导政府尽忠职守、改正错误。1551年，诺克斯在爱德华六世和诺森伯兰公爵面前讲道，曾经发问：最虔敬的公爵们为什么会成为最邪恶的议员。公爵打算用主教的职位来收买他，叫他不要讲话，但他拒绝了。

玛丽·都铎构成更大的威胁，诺克斯在遭受多次警告性的戏弄后，逃往迪耶普（Dieppe）和日内瓦（1554年）。加尔文推荐他到法兰克福一座讲英语的教堂当牧师，他的规矩和严肃的表情，使他的听众们觉得他过于刻板，于是请他另寻高就。他回到日内瓦（1555年），我们可以判断加尔文的性格对他的影响相当大，在那时他尽力使他的品格和加尔文一样的坚定有力。诺克斯曾经描写日内瓦在加尔文治理下的情形，“那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在世界上最完美的学校”。加尔文主义非常符合他的脾气，因为这套信仰很有自信，自信秉承神的启示，自信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去迫使每个人行善和遵守信条，自信有指导国家的权利。加尔文的这些思想深深地灌输到诺克斯的心中，然后借着他进入苏格兰的历史。由于预见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要在苏格兰实行恐怖统治，诺克斯求教于加尔文和布林格，老百姓是否可站在公义的立场，拒绝服从“一个强迫人民敬拜偶像和视纯正宗教为有罪的行政长官”。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卷入这场是非，但约翰·诺克斯自有主张。

1555年秋，推测当时诺克斯为50岁，他回到了玛丽·都铎统治下的英格兰，表现出他粗鲁性格外温柔的一面，他前往伯维克（Berwick）与玛格丽特·鲍斯结婚，因为他爱新娘的母亲。伊丽莎白·鲍斯夫人有5子10女，还有一位信天主教的丈夫。听了诺克斯传道，她归信新教。她向他吐露家庭的烦恼，而他则感觉到同她商量事情是一种乐趣，并基于与她的友谊而安慰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始终保持在属灵的交往范围内。玛格丽特与诺克斯结婚后，鲍斯夫人就离开她的丈夫，与她女儿和她的牧师女婿同住。诺克斯妻子在婚后5年去世。诺克斯又重新结婚，但鲍斯夫人始终跟着女婿。在历史上很少看到岳母如此疼爱女婿，而女婿同样地敬爱岳母。

这奇异的三人组在苏格兰的政坛上行进，在那里可以发现洛林的玛丽的忍耐非常有效，她的容忍赢得贵族中新教小党派的支持。诺克斯赞美摄政王为“尊荣的女王，天赋非凡的睿智与仁慈”。他在爱丁堡和其他的地方组织新教教会，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使勒辛顿（Lethington）的领主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和玛丽·斯图亚特的私生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封莫里伯爵，而且指为未来的摄政王，都改信新教。天主教不喜欢他势力的发展，于是由教会法庭下令，传唤他出庭解释他的作为。他选择了顾虑周到的途径，带着妻子和岳母悄悄离开了苏格兰（1556年7月）。他逃跑后，教会法庭烧他的人像泄愤。这种无痛苦的殉道反而抬高了他在苏格兰新教中的身份，不管他人在哪里，自那时起，他已被人公认为苏格兰新教运动的领袖。

他在日内瓦担任英语教堂的牧师，在这一时期他充分发挥了加尔文的教会管理法规，使用法规来管理监督他教区内教民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他邀请安妮·洛克夫人离开她的丈夫，带着她的女儿到日内瓦来，住在他附近。洛克夫人是他在伦敦引领归入新教的。他写给她一封令对方难以拒绝的信：

亲爱的姐妹，倘若我能表达盼望你前来此地的渴慕与烦恼，我将尽其所能而为之。诚然，我思念你的时候，又流泪又喜悦；但想到见到你时的安慰，烦恼则一扫而光，我对你郑重地宣告，你非常值得我珍视，我在这里奉基督的名，管理聚集在此的一小群羊，若不是职责所在，我真要随着我的信，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能来的一部分原因，是否是受尊夫的阻挠……在我心底，我是多么希望你来，是的，我不能停止我的希望，这样取悦于神，求他引领你来到此地。

不顾丈夫的反对，洛克夫人偕一子一女和一使女，离开伦敦，来到日内瓦（1557年）。她的女儿在到达后不久去世，洛克夫人仍然留下了，住在诺克斯附近，协助上了年纪而又得不到安慰的鲍斯夫人照料这位传道人。我们找不出他们之间有不清白关系的证据，我们也从未听见鲍斯夫人有任何怨言；我们始终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批评。这位年老的家庭破碎者，应该需要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人照顾他，同时他也奉基督的名行他的道。

几乎在一切事情上，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他像某些大人物一样，身材矮小，但双肩甚宽，显出他是一位有气力的人，严肃的面貌显出他自信力甚强，同时权力欲也高。黑发、狭额、浓眉，目光锐利，隆鼻，两颊丰满，阔嘴厚唇，长发，长手指——这些都是一个人热心信仰和行使意志能力的具体表现。他是一个精力异于常人的人，他喜欢每礼拜传道两三次，每次两三个小时，此外，还要管理公共事务和私事——这不足为奇，因为“在24小时内，我没有4小时的时间，好让我自由休息”。他的勇气有时反因胆小而得以调和；他有良好的判断力，使他能及时逃脱迫在眉睫的威胁；他留在日内瓦和迪耶普时，有人控告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鼓动新教徒从事可怕的革命；他曾遭遇到上百次的危险，他当着诺森伯兰公爵的面，指责他的腐化，以后他又在女王的面前宣布他的民主政治。金钱不能收买他。他认为（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主张）他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很多人拥护他的主张，对他欢呼致敬，把他奉若神明。一位英国大使说，他演说时，“把更多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其力量之强，超过500支号筒在我们耳边狂吹的力量”。

加尔文的教条是他力量的源泉。上帝已将所有的人分为受选的和受刑罚的两大类。诺克斯和他的拥护者都是选民，因此命定是该得胜的；他们的敌对者是被神遗弃的，迟早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地狱去。“我们相信，”他写道，“我们的反对者所行尽都是穷凶极恶的。”像这类神所惩罚的敌对者，不该把基督徒的爱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儿子，不是上帝的儿子；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一点好处，最好将他们完全从地上除灭。他高兴，因为“圣灵在上帝选民心中所做的工，使他们产生完全的憎恨，来对抗那蔑视神圣律例的人”。与那些被神遗弃的人过招时，使用一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说假话，背信，变通适当的反驳政策。目的正当使手段合法。

虽然表面观之，诺克斯的道德哲学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权谋主义。他不承认一个政治家可以不遵守一般公民应有的道德标准，他要一切治理的和被治的都同样遵守《圣经》的训词。可是所谓《圣经》，对于他来说，主要是指《旧约》而言；惊醒世人的犹太先知，比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更符合他的目的。他要国家屈从他的旨意，用预言的火焰来点燃国家。他主张预言的力量，并正确地预言玛丽·都铎的早死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垮台——他的这些愿望不是果真幸运地实现了吗？他对别人性格的批判，倒是毫不虚假，有时对他自己的批判也是如此。“我的本性也是卑贱的”，他豪爽地承认。同时，他认为他逃离苏格兰是由人性的弱点和“邪恶”所致。在他的怒吼后面也有粗野的幽默，他有时很粗暴，有时也很文雅。他献身于他的事业是绝对真诚的，他在人类中建立起由洁净过的和有学问的教士来统治的国家（先由苏格兰开始）。他力争说，一个有德行的教士应该得到神的启示，在社会中应该由上帝和基督为王。他相信神人合一说，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大。

他的著作并非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惊世之文。其著作中对罗马天主教活泼生动的谩骂，足可与路德的著作媲美。在他和路德眼中，罗马教会是一个“娼妓……完全被一切属灵的淫乱败坏”。天主教徒是“撒布瘟疫的教皇歌颂者”和“弥撒的贩卖者”，而他们的祭司们都是一些血腥的狼。在那个雄辩的时代，不会有比他口才更好的人。玛丽·都铎和菲利普二世结婚时，诺克斯突然发表他的大作《致英格兰上帝真理的教授们的忠告》（“A Faithful Admonition to the Professors of God’s Truth in England”，1554年）：

她已明目张胆地成为英格兰帝国王位的女叛徒……带来一个外国人，制造一个骄傲的西班牙人国王，羞辱、玷污和败坏了贵族，抢劫了他们，掠夺了他们的名誉、土地、财产及主要的官职和升迁的机会；全然削弱了国家的财富、货物、海军和要塞；贬抑我们的骑兵护卫队，奴役我们平民，推翻基督教和上帝真正的宗教；最后岂不是摧毁了英格兰全民公有的财产和民主政治吗？……上帝啊，为了你最大的怜悯，求你兴起一些菲尼哈斯，以利亚，耶户，让可憎的偶像崇拜者的血平息上帝的愤怒，不致毁灭了全体人民！

虽然不多，有时他也会写文雅优美的文章，足可与圣保罗的大作媲美，在一篇名为《致苏格兰弟兄们的信》（“A Letter to His Brethren in Scotland”）中，他鼓励他们：

我用不着恐吓你们，因为我美好的指望，是盼望你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行事为人像光明之子，像夜晚的明星；虽在黑暗之中，却不改变它的光芒；你们该像稗子中的麦子……你们该像那些聪明的童女，每日添满你灯里的油，忍耐等待至耶稣再来时荣耀的显现，他全能的灵，会在你们遭受一切攻击的时候，现在和永远，统治、指导、点亮和安慰你们的心思和意念。

《反对怪异妇女团的第一号音》（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一书更能表现他的性格，此书于1558年写于迪耶普，对于诺克斯而言，他反对这些像瘟疫一般恶毒的欧洲女性统治者——玛丽·都铎、洛林的玛丽、玛丽·斯图亚特和凯瑟琳·美第奇。我们能够了解，他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玛丽·都铎运用他的原则。即使玛丽不迫害他，诺克斯也会把她看成可怕的怪物，女人统治国家是政治上异想天开的事，违反男人治国的正常规律。他开始发表意见：

我觉得很奇怪，在大不列颠岛上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在英格兰培养出很多虔诚和热心的宣教士和许多慎独明辨的人，难道在今天都被雅泽贝（指玛丽·都铎）放逐了？没有发现一个人是坚决勇敢的，没有发现一个人对神是忠信的……他们敢于劝告那岛上的居民，在神的面前，帝国由一个邪恶的女人来治理是如何的可憎，真是叛逆的和卑下的；为什么不将人民和国家交给合法的元首治理，借着神道的权威拣选和任命一般治理人员和各级行政长官……我们听到，由一个残忍妇女统治的恐怖帝国，用最残忍的手段，流我们弟兄，耶稣基督的子民们的血……我们知道这是一切悲惨境遇中最不幸的事……

鼓励一个妇女负起治国的任务，超乎万民之上，统治高于任何领域，国家，或城市以上的帝国，对于大自然而言是一件厌恶的事，对于上帝而言是一种侮辱，是对神启示的旨意和他批准的敕令最大的反抗；最后，破坏了美好的秩序，一切公平和正义……谁能否认，这不是与自然为敌，任命盲者领导能看见的人去做事吗？叫弱者、病者和无能的人供养和维持全体强壮的人吗？最后，岂不是叫愚笨的、失常的、癫狂的来管理顾虑周到的，劝告脑筋清醒的？就是这些女人，要与男人们分庭抗礼，肩负起治国大任……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侍男人、服从男人，而不是管理他、指挥他。

为此诺克斯引用了《圣经》上许多令人无可置辩的权威说明；但他阅读历史，要从历史中找出女执政者败坏国家的实例时，不免感到困惑了，因为历史上有关女执政者的记载，其政绩都比国王好得多。他仍用自负的咒骂来结束他的文告：

该诅咒的英格兰的雅泽贝，同她那些拥护教皇的歌颂者，危险的和令人可恨的一代，厚颜无耻地夸张说，她们不仅战胜了怀亚特，而且战胜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我不怕说，那报仇的日子，就是捉拿那可恶的英格兰怪物耶洗别的日子……已经由上帝的会议决定了……通知所有的人，因为号音已经响了。

诺克斯把他这份爆炸性文告的草稿带到日内瓦，秘密地把它印出来，但未印上他的大名，然后把这些印刷品送到英格兰。玛丽禁止这本书的流行，并下令凡持有本书者一律处以极刑。

诺克斯马上写了一篇文告反击，该文题为《对苏格兰贵族和议员阶级的呼吁》（“An Appellation to the Nobility and Estates of Scotland”，1558年7月）：

凡不煽动老百姓敬拜偶像的 [1] 应该免除死亡的惩罚……不论谁接受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也该同样被赦免……因此地方行政长官和人民应该庄严地声明和承诺去保卫这事；如同国王爱德华晚期在英格兰所行的。像这种地方，我说，若是谁推翻真正的宗教，处以死刑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地方官和老百姓有义务去做，除非他们愿意惹神的愤怒，和自己过不去……我敢断言，那是英格兰贵族、法官、统治者和人民应有的天职，不仅该抵制和反抗玛丽那个耶洗别……而且应该处她以死刑。

诺克斯劝说苏格兰人民运用这种教义合法地反抗洛林的玛丽。他控诉摄政王已经让法国的朝臣和军人包围她自己，而这些外来的法国人浪费了苏格兰的粮食：

当带进来的外国人压迫我们，压迫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子孙；当保守者敬拜偶像和蔑视基督耶稣及他纯正的宗教；当懒惰的贪婪者和血腥的暴君、主教们仍然存在，基督真正的使者被迫害，最后，以致道德沦丧，邪恶横行……敬神的人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该追求改革这些滔天大罪吗（是的，甚至于不惜使用武力，看，否则我们必被消灭）？……敬拜偶像，亵渎上帝，及其他触犯至高尊荣的神，都是该受惩罚的罪行，不仅施之于国王和君主，就是犯此恶行的全体人民，乃至每一分子，都不能免此刑罚，依照可能性和时机，上帝会对那些损害他的荣耀者施以惩罚，让其得到报应。

诺克斯的呼吁具有革命和反动两者混合的奇异特性。许多思想家，包括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如哈特曼，耶稣会教徒的玛丽安娜，在某一时机为了诛戮暴君，也与他抱同样的见解。他还确信，那些深信他们神学的必会镇压——假如需要时，会杀戮——他们的反对者重施故伎，使用最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来制裁他们的敌人。诺克斯将《申命记》第13章引用时，逐字翻译出来。每一个异教徒都该处死，凡由异教徒统治的城市，必须用刀杀尽那城里的居民，甚至连牲畜都要用刀杀尽，用火将所有房子烧尽。诺克斯也承认他读了这一章后，在那时这些残酷的诫命实在令他惊骇胆寒：

对于血肉之躯而言，这种审判也许显得苛刻和严厉。是的，看来宣布这个诫命时，似乎是在愤怒的时候，而不是理智的时候。因为所有城市都是一样……难道不会发现许多无辜的人，例如婴儿和童稚，及一些淳朴无知的人，他们既没有不信神，也没有同意不信神。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也不能幸免，都命定要受残忍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希望一切受造之物，要服从他的旨意，掩面不看，停止讲理，因为他下令执行他的审判。

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脆弱的容忍标准去判断诺克斯，因为他是用一种罕见的言行一致的态度，以全球性的时代精神来说话。他流亡日内瓦时，塞尔维特刚被烧死，他确定自己偏向于严格的直解主义；假如他能一读卡斯底里欧内的请求容忍，很可能他会借着贝兹对这方面的解答，重新考虑他的信仰。虽然在同一时期，有一位不具名的再洗礼派信徒，在一篇名为《必需的轻率》（“Careless by Necessity”）的文章中，批评加尔文主义。苏格兰的新教徒把这篇文章送给诺克斯，他被这篇文章驳倒了，在信心的片刻交战中，信徒们互相耳语，讨论理智问题。那位作者感觉奇怪，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在了解基督的观念是我们有一位仁爱的天父之后，还能相信上帝会创造永远命定受罚的人类，他已经预见这事，而且愿意让它如此下去。这位再洗礼派的教徒说，上帝赐给人类一种自然倾向，爱他们的子孙；假如人是按照上帝样式造的，上帝为何比人更残忍呢？诺克斯回答，这是超越人类理智外的一些奥秘：“那些骄傲的人将要受到惩罚，他们不满意上帝启示给他们的旨意，喜欢飞到高天之上去查问上帝旨意的秘密。”“本性和理智，”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引诱着人离开了真实的上帝。什么是无耻，不就是喜爱堕落的本性和对上帝《圣经》盲目的理智吗？”

诺克斯不承认理智，只相信他自己是忠于基督的灵。1559年，在一位信奉新教的女王治理下，他写了一篇名为《简短的劝告》（“A Brief Exhortation”）的文章，送给英国人，劝他们采用加尔文派的教条和道德纪律，强迫全国实行，以赎玛丽的迫害之罪。英格兰拒绝了他的劝告。在那年，诺克斯回到苏格兰，指挥苏格兰意识形态的革命。

[1] “所谓敬拜偶像，”诺克斯于1560年写道，“就我们所知，如弥撒，祈求圣徒，崇拜雕刻的像，或遵守和维持这类行为者，及一切不包括‘圣道’内的荣耀神的方法，都属敬拜偶像。”

耶稣基督的大议会（1557—1560）

诺克斯对苏格兰人呼吁，要他们挣脱罗马教廷的轭制，并与其他改教家传福音的工作联合起来。英格兰的新教徒拥入苏格兰，《圣经》和小册子纷纷由欧洲大陆和英格兰渗入苏格兰，加上苏格兰的贵族们渴望获得土地，利用打击宫廷中的法国人来激起群众的愤怒改变局面，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苏格兰的叛乱酝酿到爆发点。1543年，天主教的地位稳固，在洛林的玛丽摄政时期，骄横的法国人蜂拥而入，使爱丁堡的老百姓受到压迫，他们愤恨地忍受着。这群闯入者进入苏格兰，使人民的生活处处不幸。双方敌对的情绪逐渐高涨，教士们支持法国人时，民族主义的精神变为反天主教的弦外之音。宗教游行——在游行中抬着圣母和圣徒的雕像，叫人敬拜，并热心地展览圣物，叫人吻它——惹起老百姓的讥笑和怀疑，这种情绪逐渐高涨。1557年9月，一群热心的怀疑论者夺取圣吉莱斯的雕像——圣吉莱斯在爱丁堡被称为“教会之母”（Mother Kirk）——投之于塘，以后更将它烧成灰烬。根据诺克斯的宣告，苏格兰到处发生类似的破坏偶像行动。

1557年12月3日，一小群称为“普通的一群”（Common Band）反教士贵族——阿盖尔、格伦卡伦、默顿、罗尔尼、厄斯金等——在爱丁堡集会（该地于1542年成为首都），签订《第一苏格兰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他们自称“耶稣基督的大议会之主”（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Jesus Christ），以示与“撒旦的议会”（Congregation of Satan）相区分——那就是教会。他们宣誓保证拥护“最神圣的圣道”（the most blessed Word of God），并请求“改革宗教和政府”，要求摄政王归还自由，“以便将我们自己用在宗教和良心的事上，因为我们必须回答上帝”。他们决议在苏格兰全境采取行动改革教会，并宣布他们所有的教会采用《公祷书》，该书为爱德华六世时规定英格兰全国采用的。天主教的主教们抗议这种大胆的分裂教会，劝大主教汉密尔顿加以压制。他勉强下令烧死沃特·米尔恩（Walter Milne，1558年4月28日）。他原为一个年老的僧侣，还俗后结婚，在穷人中传播改革信心的福音。老百姓非常尊敬这位老人，对最后一次以异端罪名烧死苏格兰新教徒的事，他们发出恐怖的呼声，在他殉道的地方，用石头建立起一座圆锥形的石堆。另外的传道人被召受审时，他的保护者带着武器，用武力打开一条路，来到女摄政王面前，警告她不得再许可迫害宗教信仰。大议会之主也正式通知摄政王（1558年11月），除非允许人民自由崇拜，“否则若因滥用权力，触发人民用暴力改革时”，他们概不负责。在那个月，他们送信给诺克斯，假如他回国，他们愿意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他慢慢赶来，直到1559年5月2日才到达爱丁堡。5月3日，他在珀斯讲道，才缓和了革命的气氛。在这次讲道中，他告诉他们，“要激烈地反对敬拜偶像”；解释“何为敬拜偶像及在弥撒中哪些是令神憎恶的”，“为了破坏敬拜纪念物，神颁布了什么诫命”。如他描写的“流氓群众”应当由教会中逐出去。一位天主教的祭司试图在附近的教堂举行弥撒，一位青年起来大声呼叫：“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神讲出来的话，他明明白白地要惩罚敬拜偶像的，我们会看到他们遭到报应。”据诺克斯所描述，这位祭司竟“重重地打了这孩子一拳，这孩子愤怒地拿起一块石头，掷向祭司，未打中祭司，却打中了圣龛，将一尊雕像打碎了；全体群众马上纷纷抛石头，并用手打碎圣龛和一切其他敬拜偶像的纪念物”。这些群众蜂拥冲入3所修道院，砸碎雕像，抢劫他们财物，但允许这些修道士尽其所能扛着他们所需的东西离开。“在两天中，这3座大修道院……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只剩下残垣断壁。”

女摄政王大为恼怒，她的兄长洛林红衣主教劝她仿效玛丽·都铎的办法，砍下为首作乱的新教徒的脑袋；当时在珀斯和其附近地区得胜的叛乱者威胁天主教的祭司们，只要他们敢举行弥撒，就杀害他们。5月22日，大议会之主在武装扈从们的支持之下，送给女摄政王一封不祥的最后通牒：

书致仁慈的女王摄政阁下，以下是草民们履行义务和服从政府的先决条件：以迄于今，吾人不顾生命危险，以温顺之心效忠于苏格兰及阁下之权威……可是，目前由于不公正的苛政计划加害于吾人，吾人被迫不得不以最忧伤的心灵，向摄政阁下郑重宣布，对加之于吾人的一切宗教迫害，吾人将执正义之剑起而抵抗……由于此种残忍的、不公正的、最暴虐的谋害，意欲加之于城镇和群众，过去如此，如今亦然，此为吾人一反历来顺服的唯一原因，今在上帝明鉴之下，倘能使吾人生活于和平与自由之下，此为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则吾人当保证忠于统治吾人的女王（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及其夫婿及摄政阁下……阁下的顺服的臣民，在一切事上，均不致悖逆上帝——苏格兰耶稣基督忠实的大议会。

大议会又向贵族们发出呼吁，请求他们支持这次起义，并在另外的公开信中警告：“伪基督撒布瘟疫的高级教士和他们属下的僧侣们……倘若你们继续进行恶毒残忍的暴行，你将会受到处治，不论在何处，人民将把你们当作凶手和上帝公开的敌人，加以逮捕……和平条约将永不会达成，除非你们停止公开敬拜偶像和残忍地迫害上帝的子民。”

女摄政王玛丽带着她能调集的军队进入珀斯，教会的朋友们也武装列队欢迎她来。玛丽目睹此情，自忖无法克服他们，于是签署了停战协定（1559年5月29日）。诺克斯退到圣安德鲁斯，超乎大主教禁令之上，他在教区教堂里传反对敬拜偶像的福音（6月11日至14日）。听众被他热情的讲道感动，纷纷从城里的各教堂中将敬拜偶像的纪念物移走，并当着天主教教士们的面焚烧那些雕塑偶像。大主教逃往珀斯；大议会的部队却声言玛丽违背停战协定，使用法国的资金发放苏格兰军队的粮饷，于是攻占了那处大本营（6月25日）。28日，他们劫掠并焚烧斯昆的修道院。倘若我们相信这位富于想象力的诺克斯（有时好像是一位“贫穷的上了年纪的保姆”），我们就可以了解大致的情形。他曾注视着这场大火说：“现在我看到，同时了解神的审判是公正的。自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个地方除了是淫棍们的巢穴以外，什么也没有。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很多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处女贞操被破坏，都是这些伤风败俗的禽兽做下来的孽，而这批禽兽就是在这巢穴中养育出来的，特别是由那恶人……主教一手培养的。”

洛林的玛丽那时病势沉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只好逃往勒科斯，打算利用与胜利的再洗礼教徒举行和谈的机会拖延时间，等待法国的援军到来。大议会获得来自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援，挫败了她的诡计。诺克斯写了一封信给英女王，对她郑重宣告，在他写的《反对女性君主的号声响了》一文中，并不包括她在内，伊丽莎白的首相威廉·塞梭（William Cecil）劝告她帮助苏格兰的革命，如此可使苏格兰在英格兰的势力下，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他感觉这样做是抵抗玛丽·斯图亚特的合法防护办法，其时玛丽·斯图亚特刚成为法兰西王后（1559年），她也曾提出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因为她认为伊丽莎白是私生女，是不合法的篡位者。英国舰队马上开到福斯湾，封锁该地港口，阻止法国援军登陆支援女摄政，英国的陆军也参加大议会的军队攻击莱斯。洛林的玛丽退避到爱丁堡的堡垒，在接受侍从们逐一的接吻礼后死去（1560年6月10日）。她原为一个善良的妇女，只因扮演了错误角色，以致铸成不可避免的悲剧。

她最后的防卫者终因被封锁包围，困于饥馑而不得不投降。1560年7月6日，大议会、玛丽·斯图亚特、法兰西、英格兰四方代表签订《爱丁堡条约》（The Treaty of Edinburg），这一条约所订的条款，深深导致了以后玛丽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冲突。除去法军留置120人外，所有外国军队都撤离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和弗朗索瓦二世放弃对英国王位的要求；承认玛丽为苏格兰的女王，但若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她不能宣战或媾和；她可以在12名三级会议议员中，选任5名参加她的私人会议；外国人和教士不能居高位官职；宣布大赦，但由三级会议特别提名者不在大赦之列。对于未出席的女王来说，这是一个屈辱的和平，但对于大议会来说，这是一项异常的不流血的胜利。

国会在1560年8月1日集会，仅仅只有8票反对，一致通过《信仰的宣告》（Confession of Faith）。该书由诺克斯及其助手起草，其中若干条款曾由勒辛顿的梅特兰修订，使其趋于温和。苏格兰长老会至今采用它为正式信条，其中若干主要条款值得我们纪念：

一、我们承认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二、我们承认我们这位神曾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男人（就是我们的第一位祖先亚当），也为男人造女人……因此在全部人性中可以说，没有不完善的，离开了那种荣耀和纯全，男人和女人彼此堕落，女人被蛇欺骗，男人则听信女人的话……

三、始祖所犯的罪，一般称之为原罪，使神的形象在人类中被玷污；他和他的后裔与神为敌，做了撒旦的奴隶、罪恶的奴仆；在一律被治死的情况下，永久的死亡在以往和将来，都有权统治古往今来无法从上苍获得重生的人；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上帝选民的心里做工，这是在神应许里确实的信心……借着这种信心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八、这位永恒的上帝和父……因着他的怜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

十六、我们最热诚地相信，从太初就有，现在有，将来有，以至世界末了，都有一个教会，也就是说，有一个由上帝拣选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或一群人，他们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信心，正确地崇拜和信奉他……他们是从一个没有生命和没有永恒幸福的教会中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厌恶那些亵渎神明的人，他们断言，人只要按照公平和正义行事就可得救，他们所信奉的是何种宗教……

二十一、……我们承认……只有两种主要的圣礼……洗礼和圣餐……我们不能幻想饼有任何变体说，变成神的自然体……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正确地使用圣餐桌上的酒饼，那信仰坚定的人如此做，就是吃了主耶稣的身体和饮了他的血……

二十四、我们承认帝国，王国，自治领土和城市……都是出于神命……保守和净化基督教是国王、王子和各级行政长官最主要的职责；因此，他们不仅要制订内政政策，也该维护真正的宗教，压制敬拜偶像和迷信……

按照这些条款声明的，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国会，否定了教皇的审判权，制订改良的信条和强迫遵守的仪礼，禁止举行弥撒，初犯者施以体罚并没收财产，再犯者处以流刑，第三次犯者处以死刑。可是，控制国会的贵族们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流血，因此并未采用加尔文派神学字义的解释，对那些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人施加的迫害相当温和，从未施用体罚。现在，贵族们许可人民反对炼狱之说，认为那是神话，他们力言那是骗局，因为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有一部分土地和金钱，被他们祖先捐赠给祭司，请祭司为死去的亡魂做弥撒。但是依照新的神学理论，这些死去的人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以得救或受刑。因此，教会财产的分配能够愉快地说，那是归还被偷的东西。大多数苏格兰的修道院都被封了，他们的财产都被贵族拿走。最初，政府对加尔文派的牧师没有规定，在革命时期视他们为意识形态的帮助者，现今贵族们对神学已经失去兴趣。诺克斯和支持他的传教士们曾经为了新的秩序冒着生命危险付出很多的代价，原盼望将教会的财产用以支持新教会和他们的牧师。他们向国会请愿，要求予以处理，却得不到答复，但是最后获准，将劫掠的全部财产的1/6分配给他们。发现这种不合理的情势后，他们转过来反对专权的贵族政治，于是展开了历史上苏格兰长老会正义与民主政治的联盟运动。

就所有的改教运动而言，苏格兰人流血最少，而且是最持久的。天主教徒们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新的现实；他们的主教逃走；大部分教区的祭司们都接受新的改变。乡间路旁的十字架再也看不到了，受人朝拜的古代神龛也因被遗弃而荒芜，再也没有人为圣徒们举行欢乐的节日。许多人的心灵不得不为此而忧伤和缅怀以往，许多人等待着，寄望于他们年轻的女王，由法国返回故土。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欢笑和美丽，有许多人变得残忍、无情和不诚实，有许多人变得更加刚硬和冷酷。但是改变毕竟成为事实了。当互相控告成为过去，人们逐渐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新的秩序，这也许是一种恩赐。信仰上的一致，再加上共同遵奉王道的缘故，结束了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辛酸的战争。不久，弱国就要对强国的君主献上她的王地，大英帝国就是那个强者。

第十三章　宗教改革的推展（1517—1560）

斯堪的纳维亚（1470—1523）

1500年，由于一般人民虔诚信神，教会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的主人。在丹麦，有一半的土地属教会所有，由佃户耕种，而这些佃户差不多跟农奴一样。哥本哈根本身就是教会的采邑。教士和贵族有免除地税的特权：贵族们需要支付他们战争的费用，教士们则需要经费来发展敬神、道德、教育和慈善事业。哥本哈根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大学，自然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要求每年将全国在教会组织以外的生产总额或岁入的1/10，拨交教会；人民建造房屋、生育婴儿、结婚或殡葬，教会都要强取勒索；还要求全国农民，每年拿出一天时间为教会尽义务劳动；一般老百姓要继承先人遗产时，如不对教会捐献，就无法从遗嘱法庭取得认证。教会为这些强加于人的苛捐杂税辩护说，这些费用是支持教会推行工作必需的；老百姓却怨声载道，为何要将过多的收入用来维持主教过王侯一般的富丽生活。汉萨同盟操纵北欧和波罗的海的商业，再加上丹麦贵族和教会的竞争，他们用自己的船将他们土地上生产的过剩货物，直接出口运往国外销售，使丹麦商人深感苦恼。斯堪的纳维亚和别处一样，贵族们渴望取得教会的土地。同样地，各地的民族主义也和超越国家之上的教会不断发生冲突。

在3个国家中，教会支持卡尔马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the Scandinavian Union of Calmar），这一联盟由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1457年）重新缔结。但在瑞典，有一个由镇民和农民组成的国家人民党（National Party）反对这一联盟，他们认为这一联盟实际上是丹麦人无上霸权的表现，并要求年轻的摄政王斯丹·司徒（Sten Sture）宣布瑞典为一个独立国（1512年）。乌普萨拉的大主教古斯塔夫·特洛勒（Gustav Trolle）——当时乌普萨拉是瑞典的首都——因为拥护这个联盟，被斯丹·司徒免去大主教的职位；教皇利奥十世命令他恢复古斯塔夫的职位，为司徒所拒绝，于是利奥下令停止瑞典的宗教服务，并命令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侵入瑞典，惩罚摄政王。克里斯蒂安初次的入侵未能成功，他签订了停战协定；带回了几名保证瑞典履行协定的人质回到哥本哈根（1520年1月18日），其中有一名人质是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在第二次出征中，克里斯蒂安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司徒在战斗中因重伤而阵亡。他的未亡人临时组成一支军队，防守斯德哥尔摩，该城在丹麦人的围攻下，防守达5个月之久；最后由于克里斯蒂安的大将承诺一概赦免，既往不咎，才开城投降。11月4日由复职的、得胜的大主教特洛勒，为克里斯蒂安加上瑞典国王的冠冕。

11月7日，支持司徒的瑞典领导人，被召唤到斯德哥尔摩的城堡，在国王面前应讯。特洛勒的代表在王前控告他们，主要罪名是免除大主教的职位和破坏他的城堡，代表要求国王惩办他们，为大主教复仇。国王不顾以前承诺的特赦，竟将这70名领袖判处死刑。11月8日，他们在大广场被斩首；11月9日，拘捕另外一些人，并执行死刑；有些旁观者，因为表示同情，也成了惨遭杀害的无辜牺牲者；死者的财产也被国王没收。全瑞典为此发出愤怒的呼声。有人说卡尔马的联盟是“血洗斯德哥尔摩”，人民对教会的尊敬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人民认为这次集体屠杀是由教会发动的。克里斯蒂安认为只要摧毁国家人民党的智囊团，就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实际上，他已为他的一名年轻的人质清出了一条到达王位的道路，这位青年将是未来瑞典的解放者。

他的名字叫古斯塔夫·艾利克逊（Gustavus Eriksson），后世又称他为瓦萨，就是“一捆木棒”的意思，这一徽章可以在他们民族的军服上看到。13岁时，他被送到乌普萨拉求学，20岁时被年轻的摄政司徒召到宫廷任职，因为司徒的夫人是古斯塔夫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在那里跟从主教和首相海明·加得（Hemming Gad）接受应对未来的训练。1519年，他从丹麦人的监视之下逃出，取道至吕贝克，说服吕贝克议院（他们经常与丹麦为敌）借给他金钱和船只，使他重新回到祖国的海岸（1520年5月31日）。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改装漂泊各地，隐身于荒僻的村庄。11月，他得到一个消息，据说约有百名瑞典爱国志士，包括他父亲在内，在斯德哥尔摩惨遭杀害。他尽其所能找到一匹跑得最快的马，乘着它北奔达莱卡利亚（Dalecarlia）省，决心组织勇敢的骑兵保卫队，以后就靠这支军队，将瑞典从丹麦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他一生的事迹是一首英雄诗，足与《荷马史诗》媲美。他奔驰于冰天雪地，投宿于昔日同窗好友家中。他的朋友极其殷勤地款待他，然后偷偷跑去报告亲向丹麦的警察，要他们捕捉这名逃亡的人质；但朋友的妻子深明大义，要古斯塔夫赶快逃走。他乘马又向前跑了20英里，找到一处庇护所，一名祭司将他隐藏了一个礼拜。然后他打算唤起30英里外的拉特维克（Rättvik）镇的人民起来反抗丹麦的统治，当地的老百姓还没有听到丹麦人血洗斯德哥尔摩的传说，所以不相信他的话。他只得又骑马在冻结的草原上跑了25英里，来到莫拉（Mora）之北，重新恳求人民发动一次革命起义，但农民们都抱着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听他的话，非常不友好。眼看没有指望，古斯塔夫扭转他的坐骑，策马西奔，退回挪威寻求庇护。他快到边境时，从莫拉来的信使赶上了他，要求他回去，并向他保证，他们愿意以同样的热情，听从他的指挥。农民们最后终于听说了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恐怖事件。也听到谣传，国王正计划巡行全瑞典，并已下令每一座重要市镇建立绞刑架。国王又下令颁布征收新税，迫使人民为生存而斗争，起来反对贪婪的主子们和各项暴政。古斯塔夫重新对莫拉的公民演说时，他们给他16名高地人做他的侍卫，并发誓把他们自己武装起来，遵守纪律，服从他的领导，抵抗丹麦人。

除了弓箭和斧头，那时他们不晓得还有别的武器。瓦萨教他们制造有铁头的标枪和长矛。他以一个爱国青年的热忱来鼓励他们、训练他们。在这种鼓励之下，士气如虹，他们先后攻占了威斯特瑞斯（Vesteres）和乌普萨拉，大主教特洛勒再度逃亡。这支逐渐壮大的军队，以坚韧和果敢的精神作战，一省接一省地，从丹麦人的守备中夺回他们的国土。克里斯蒂安二世当时地位不稳，无法指挥他的军队，因为在他本土发生了内讧，但他的海军能反复地袭击瑞典的海岸。古斯塔夫派遣密使前往吕贝克，求借战船，为了得到一大笔已承诺的款子，这个商业城装备了千艘船只，增强了丹麦舰队的战斗力。1523年6月7日，在新的国会（Riksraad）中，胜利的革命家选举他们的领袖为古斯塔夫一世。6月20日，斯德哥尔摩向他投降，瓦萨即以该城做瑞典的都城。其时克里斯蒂安二世已在丹麦退位，由腓特烈一世继位，腓特烈放弃丹麦人统治瑞典的要求。卡尔马联盟（1397—1523年）于此结束，瓦萨王朝则自此开始。

瑞典的宗教改革

古斯塔夫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的身材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一般北欧人那么高大，不过他具有维京人（Viking）应有的体魄和活力。他圆圆的面孔红润而健康，黄色的长须使他很威严，适合他为王的地位，却不适合他的年龄。他个人的德行极为优良，够得上为王的资格，甚至他行将反对的教会，也无法抨击他个人对神的虔敬。他用急躁蛮干的态度致力于政府的改革大业，因此有时不免犯了暴烈的毛病，使人以为他是暴君。瑞典在他接位之时，其情况差不多正好解释他的脾气和独裁政治。在战争的混乱中，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农村、不事耕种，矿工离开他们的矿场，城市因双方的争夺战而毁坏，货币贬值，国家财政破产，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在“血洗”中被害。幸存的封建男爵们把古斯塔夫看成一名暴发户，竟胆敢僭越权力瞧不起他们。于是，他们阴谋勾结，企图推翻他的王位，但被古斯塔夫用铁腕打倒。芬兰当时还是瑞典的一部分，仍然操纵在丹麦人手中，丹麦舰队司令瑟伦·诺比（Sören Norby）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德兰岛（Gotland）。吕贝克也大声要求偿还他们的借款。

当时瑞典政府最需要的是钱，用来付给保护国家的武装部队和为政府服务的官员。但在瓦萨的瑞典，征税的费用差不多和收进来的税款一样多，因为那些付得起税金的人，就是那些拒不缴税的人。古斯塔夫只有冒险采取权宜之计，重新贬低货币的价值，结果导致恶性循环，国家的财政状况比以前更坏。在瑞典，只有一个阶层仍然富有——教士阶级。古斯塔夫向他们求助，因为他认为，只有教会的财富才能减轻人民和政府的贫穷。1523年，他写信给林古平的主教汉斯·布拉斯克，要求他捐赠5000基尔德给国家。这位主教最先抗议，然后屈服了。瓦萨对瑞典所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发出紧急要求，所有的金钱和贵重金属，如非维持教会和修道院服务必不可缺的，一律作为借款交给政府；他还发布一张名单，列出每一单位应缴的数目。反应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好，他开始怀疑他的做法是否像德国路德派的王侯所做的一样聪明——没收教会的财富，以供国家之需。他并没有忘记，大多数的高级教士都反对革命，曾经支持克里斯蒂安二世在瑞典的统治。

1519年，瑞典制铁业者的儿子奥拉斯·佩特利（Olaus Petri）由维藤贝格回到瑞典，他曾在该地游学数年。他担任斯汤纳斯（Strängnärs）天主教学校的执事时，接受了某些异端邪说——认为炼狱是一种神话，祷告应该说出来，认罪是必需的，但只限于向神认罪，同时认为宣扬福音比弥撒的仪式好。路德的著作开始在瑞典流行。布拉斯克不断要求瓦萨下令禁止他们出售。但这位国王回答得好：“公平的法官还没有发现路德的教训是虚伪的。”或许他认为，在政治上保护一个异端邪说者，可以用来作为与教会谈判的本钱。

事情的发展又出现了转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拒绝批准瓦萨派遣的特使约翰·马格努斯为乌普萨拉的大主教，而提议恢复革命之敌古斯塔夫·特洛勒的大主教职位。瓦萨送给法庭一封信，这信当时使亨利八世很震惊，而后又使他感到喜悦：

倘若吾人至圣的父，尚关心吾人国家的太平，吾人将乐于承认教皇选派的特使，同时吾人也将顺从他的愿望，改革教会和宗教。但若教皇陛下不顾吾人的荣誉和臣民的平安，竟与沾满罪行的党徒大主教特洛勒站在一边，则吾人将允许其特使回归罗马，吾人既已有国王，在此国家之内的教会，也将由国家的权力来管理。

阿德里安死后，克莱门特七世专心对付路德，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于是让瓦萨自由推行瑞典改教运动。他任命奥拉斯·佩特利为斯德哥尔摩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奥拉斯的兄弟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为乌普萨拉的神学教授，并擢升了第三名改教者劳伦蒂乌斯·安德烈为主教驻堂教堂执事长。在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聚会所中，国王任议长，奥拉斯·佩特利当众为路德教辩护，与彼得·加勒（Peter Galle）展开舌战（1524年12月27日）。瓦萨裁判奥拉斯获胜，在路德结婚前4个月，奥拉斯先他娶妻，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1525年）。主教布拉斯克却为这种违反教士独身生活的行为大感震惊，要求国王禁止这种行为。古斯塔夫回答得很妙，假如佩特利做错了事，自当处罚，但“若因举行婚礼（上帝并不禁止这种礼仪）而加禁止，不免令人感到惊异，除了犯淫乱罪或其他罪该禁止外，这种事是不该禁止的”。他不但没有放逐佩特利，反而任命他和他的兄弟负责将《圣经》译为瑞典文。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可以有助于一国形成其国语，并改变国家宗教。

古斯塔夫与大多数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只要能强化他的国家或王位，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他看出主教最适合推行他的计划，因此应该多提拔人来当瑞典的主教职务。他找出令人难以反驳的理由逐渐占据修道院的土地。他和贵族们分赃时，他解释说，他仅仅归还俗家人的财产，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他们祖先的，后来被教会用甜言蜜语骗走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不满地说，瑞典教士不该结婚，圣餐中不该给饼和酒，指责他们忽略圣礼中绝对重要的涂油礼，随便改变弥撒仪式。同时他向国王呼吁，要他对教会保持忠诚。但古斯塔夫已经走得很远了，要他回头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奉罗马正教会破坏他的财源。在威斯特瑞斯的国会会议（Diet of Vesteres）中，他公开宣布改革宗教（1527年）。这次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集会，无论在组织和结果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参加会议的人员计有：4名主教，4名牧师会会员，15名国会议员，129名贵族，32名市议会议员，14名矿工代表，104名农民代表——这是一个包含各个阶层、范围最广的16世纪的国家议会。国王的首相在大会中提出一项革命性的建议。他说，这个国家已经贫穷到无力为其人民谋福利，瑞典教会却那么富足，因此可以将教会财富转移给政府，使政府有充足的力量来执行它的任务。主教布拉斯克为其个人主张和不动产奋斗到底，他宣称教皇已经下令教士们，要他们保护教会的财产。议会投票的结果是赞成服从教皇的命令。至此古斯塔夫只有孤注一掷，他毅然宣布，假若这是议会和国家的意见，他就只有退位不干，离开瑞典。大会经过3天辩论，市议会的议员和农民代表站在国王的一边；而贵族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归向国王这边。最后，议会深信瓦萨对瑞典的价值超过任何教皇，于是同意国王的意见。在威斯特瑞斯议会休会和闭会时，僧侣们仍被许可使用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修道院已成为国王的领地；原来由贵族赠给教会的一切产业，自1454年开始退还给捐赠者的后裔；主教们也将他们的城堡献给国王；主教的任用也无须教皇的批准；教会一切的收入，如非教会工作必需的，一律由教士解缴国库；私下忏悔从此结束，以后教士们讲道完全以《圣经》为根据。瑞典改教运动比欧洲其他地方更为果断，做到宗教国家化，国家完全战胜了教会。

瓦萨就在这种危机中度过了33年的岁月，并保持他有力而仁慈的专制政治。他深信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复兴瑞典，使她走上有序和繁荣的道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苦的任务，因此在建国过程中的每一步他都不能不向深谋远虑的会议求救。在他的鼓励和管理下，北部的矿场产出大量的铁，增强了瑞典的国力，工业突飞猛进，与英、法、丹麦和俄国缔结商业条约，为瑞典的货物开辟了国外市场，并输入12个国家的产品。在他统治以前，瑞典有的只是农村的文化，大多数老百姓目不识丁，单纯质朴，可现在人民有了新的历练和自信。瑞典达到空前的繁荣。

古斯塔夫进行了几次战争，抚平了4次叛乱，先后娶了3位王后。第一位王后为他生了未来的埃里克十四世（Eric XIV）；第二位王后为他生下了5男5女；第三位王后与他结婚时，只有16岁，而他已经56岁了，因此她比他多活了60岁。他说服国会接受他的意见，使他的子孙们成为王位的继承者，建立瑞典王室以男性子嗣承位统治国家的制度。瑞典人原谅他的独裁，因为他们了解秩序是自由之母，而非自由之子。古斯塔夫在位37年而死（1560年9月29日），深受人民爱戴。死时人民举行了盛大的丧礼，他被葬于乌普萨拉的大教堂。他生前没有给人民个人自由，因为当时瑞典人认为他的独裁似乎特别适合他们的需要，不过他给人民集体自由，将他们从外国宗教和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为瑞典未来的经济、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建立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他是现代瑞典之父。

丹麦的宗教改革

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和古斯塔夫·瓦萨一样，也是历史上多彩多姿的人物。瓦萨在瑞典打败了他。他被男爵们逼迫，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作为他当选的条件，他被中产阶级的顾问包围，冷淡了由出身高贵的达官贵人组成的国会，任命他那位美丽的荷兰籍夫人的母亲，充任他的主要顾问。这个国王私有的议会中，必须拥有若干有能力有才气的人才行，因为克里斯蒂安的国内政策，虽是建设性的，但和他的国外冒险事业一样，徒劳无功。他辛辛苦苦致力于行政改革，重建各城市政府，修改法律，制止海上劫掠，改良道路，开创公共邮政制度，废除最坏的农奴制，停止判处行巫术者的死刑，组织救济机关，开放学校给穷人子弟，实施必须教育，使哥本哈根大学成为学习者的灯塔和港湾。他限制商会的权力，导致吕贝克与他为敌；他鼓励、保护丹麦的贸易；他结束丹麦人抢劫遇难船只的恶习，因为丹麦沿海的村民，一向认为抢劫在他们海岸遇难的船只是他们的一项特权。

1517年，利奥十世派遣乔万尼·阿钦博尔多（Giovanni Arcimboldo）到丹麦出售赎罪券。苦修教派的托钵僧保罗·赫尔格森（Paul Helgesen）公开指责教廷出售赎罪券的不当，他在这一方面的立论比路德来得早。教皇的特使和国王为了瓜分卖赎罪券的钱发生争吵，阿钦博尔多将一部分钱秘密运往吕贝克，克里斯蒂安则没收其余的部分。滥用教会有用的财富，给了改革派攻击的好借口，克里斯蒂安利用这机会，给赫尔格森在哥本哈根大学一个职位。这位口若悬河的丹麦伊拉斯谟，利用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这段时间，领导丹麦的改教运动。赫尔格森转变为小心谨慎时，克里斯蒂安却要求腓特烈选帝侯——人称“萨克森的智者”——派遣路德到他那里来，或派遣路德学院的若干名神学家来。结果路德没有来，却派了卡尔斯塔特来，他到丹麦后，停留不久。克里斯蒂安颁布了一些改教的法律：任何人如对丹麦文福音的解说没有精湛的研究，不能任以圣职；牧师不得拥有不合法的财产或接受馈赠，除非结婚；命令主教们改正他们奢侈的生活；牵涉产权问题时，教会法庭没有审判权；最高法院由国王任命，它有超越教会和内政事务之上的最高权威。然而，在沃姆斯国会会议中路德受到皇帝的压制时，克里斯蒂安马上延缓他的改革，赫尔格森则从旁劝他与教会和解。

克里斯蒂安的这些内政政策激发了民心，但他在国外事务上的失败，使他失去了统御力。他在瑞典残忍的暴行，使许多丹麦人反对他，又因他攻击汉萨同盟的航运，使吕贝克对他宣战。贵族和教士们，由于他的重视和含有敌意的法律，也与他疏远，不理会他召集的国民大会，并宣布他的叔父，石勒苏益格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公爵腓特烈为丹麦的新王。克里斯蒂安和他的王后一同逃往佛兰德斯，他的王后是查理五世之妹。他与教会讲和，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复国。他因妄图夺回王位的努力失败被俘，被囚于桑纳堡的地牢中。他在那里活了27年，除了一名神志半清醒的挪威侏儒与他做伴外，没人在他身边。天国之路引领着他，从容地带着他的丑行进入坟墓（1559年）。

腓特烈一世在他赢得的王位上并不感到幸福。贵族和教士们是有条件地拥护他为王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不得许可异端在丹麦传道。赫尔格森原来不断地批评教会的缺点，现在把他大部分热情的辩论，转过来攻击新派，他极力主张渐进的改革要比动乱的革命好，但他不能阻遏时代的潮流。腓特烈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大公，已成为路德派教徒。国王的女儿，在国王的同意下下嫁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这位公主的夫婿就是条顿族骑士中前路德派的首脑。1526年，腓特烈见风转舵，任命汉斯·陶森（Hans Tausen）做他的牧师，陶森曾在路德门下读书。陶森离开修道院结婚，公开为路德的主张辩护。腓特烈发现这件事对他有利，他可以下令将主教们行坚信礼的费用缴给他，不必给教皇。路德派的传教士奋勇传教，人数大增。主教们要求国王驱逐他们。腓特烈回答他们说，他没有管辖人民灵魂的权力，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人民自由信仰——这是一项非凡的举动。1524年，丹麦译文的《新约》开始流行；1529年，克里斯蒂安·佩德森（Christian Pedersen）发行更好的版本——改良版的丹麦文《新约圣经》，这对新教在丹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老百姓因为急于废止向教士们呈缴什一奉献，于是乐意接受新的神学。1530年，路德派的信徒已经控制了哥本哈根和维堡（Viborg）。在那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会会议中，举行了天主教和新教领袖们的公开辩论。国王与人民双方都判新教获胜。汉斯·陶森在国会中呈出的《信仰宣告书》在丹麦流通了10年时间，成为丹麦路德派的正式信条。

腓特烈之死（1533年）导致丹麦改教运动的最后一幕。丹麦经商的贵族勾结他们在吕贝克的旧敌，企图拥护克里斯蒂安二世复辟。奥尔登堡的克里斯托夫公爵率领着吕贝克军队进攻丹麦，并把这次战争命名为“公爵之战”（Count’s War）。哥本哈根被他攻占，吕贝克梦想统治全丹麦。但市民和农民重振腓特烈儿子克里斯蒂安的声势，他们的军队打败了奥尔登堡，围攻一年终于收复了哥本哈根（1536年7月）。所有的主教被捕，只有允诺忠于新教政权的主教才获得释放。在153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正式建立路德国家教会（Lutheran State Church），以克里斯蒂安三世为国家最高元首。所有主教和修道院的财产一律没收归国王，主教丧失在政府中的一切发言权。挪威和冰岛也接受克里斯蒂安三世为他们的元首及其制定的法律，路德教义在斯堪的纳维亚至此完全成功（1554年）。

新教在东欧

西吉斯蒙德一世和他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执政期间是波兰的黄金时代。这两位君主都是有文化教养和坚强意志的人，也是文学与艺术的奖励者，他们赋予人民以宗教思想和敬拜神祇的自由，虽然还不够完全，但若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那些国家似乎仍在中古时代。西吉斯蒙德一世与米兰公爵吉安·加里亚佐（Gian Galeazzo）的女儿波娜·斯福尔扎（Bona Sforza）结婚（1518年）。她是一个性格开朗、有才气的女人，她下嫁波兰国王时，曾将意大利的一批朝臣和学者作为随员，带到克拉科，国王不但不讨厌他们，反而待之以礼，把他们视为文艺复兴的桥梁。波兰贵族初次享受到华丽的服饰和富丽的陈设，他们倾心于奢侈的生活，语言和礼仪更为精致，文学与艺术也随之兴盛，伊拉斯谟写道（1523年）：“我祝贺这个国家……现在在科学、法理学、道德和宗教及使我们脱离野蛮的一切成就，都达到鼎盛，足以与那些第一流的和最荣耀的国家媲美。”波娜以其美丽、文雅和多智，使其夫婿言听计从，她不但是王后，也是革新人物。她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是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和演说家，也是一个从考究服饰上寻求乐趣的人。战争和这些显赫的王朝结了不解之缘，波兰为了争取波罗的海及沿海各港口的霸权，与瑞典、丹麦、俄国发生战争。波兰虽然失去了普鲁士，却获得了马佐维亚，包括华沙、利沃尼亚和里加。这一时期波兰成为欧洲重要国家。

此时，宗教改革的浪潮已由德国和瑞典渗入波兰。由于波兰国王对其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保证敬拜的自由，人民对宗教一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在他邻近的波希米亚，却发生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胡斯信徒和称为饼酒同领派的叛乱，使波兰不甚关心远处的教皇权力。由国王任命的主教都是受过爱国教育的，怀有伊拉斯谟的警戒，偏向于改革教会，而且大度地支持人文主义运动。然而，这不能减少贵族和市民们对他们财产和收入的忌妒。群众怨声四起，控诉国家的财富流到罗马去了、赎罪券的昂贵与荒谬、教会买卖圣职、在主教法庭诉讼要花钱。波兰的小贵族（szlachta）尤其攻击教士的免税特权，和教士们装入私囊的贵族缴来的什一奉献。大概出于经济原因，一些有势力的男爵们用同情的心来倾听路德派教徒们对教会的批评；那些具有半统治权的诸侯们也保护所在地的新教运动，很像德国独立的王侯，发动叛乱、庇护路德。但泽（Danzig）有一名僧侣拥护路德的条文，要求教会改革，并与一个女继承人结婚（1518年）。另外的传道士有效地奉行路德的主张，以至在几次大会以后，就将宗教的偶像从教堂里搬走了（1522年）。市议会也准许修士和修女们还俗，封闭修道院（1525年），1540年，但泽所有教堂的讲坛都把持在新教的手中了。在波兰与普鲁士交界的布朗斯堡（Braunsberg），有一些传教士采用路德的仪式时，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们向主教控诉，主教回答说，路德的见解是根据《圣经》来的，谁觉得能反驳他们，就承担这个任务好了（1520年）。西吉斯蒙德一世被劝实行检查书籍，并禁止路德著作传入；但他自己的大臣和波娜的方济各修道会的信徒们，却被那些遭到禁止的信条说服了。1539年，加尔文将他所著的《对弥撒的评语》（Commentary on the Mass）一书呈献给王储。

王储成为西吉斯蒙德二世时，在波兰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徒发展得很快。《圣经》被译为波兰文，于是本国语言开始在宗教服务中代替了拉丁文。著名的教士扬·拉斯基宣布改信新教。1548年，波希米亚兄弟会（Bohemian Brethren）被他们国家放逐出境，于是移民到波兰，不久就在波兰境内成立了30处秘密聚会所。天主教的教士们企图指控一些小贵族为异端，想趁机没收他们的财产，却引起许多小贵族背叛教会（1552年）。1555年，波兰国会会议通过，一切信仰凡是根据“圣道”，均有宗教自由，并立法许可教士结婚和在圣餐中用酒饼。波兰的宗教改革至此达到全盛时期。

16世纪的欧洲，最强的一神论的发展，使波兰的情势变得很复杂。早于1546年，在这拉丁基督教的偏远东方，就讨论过塞尔维特的反三位一体假说。1551年，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访问波兰时，留下激进观念发酵的种子。乔吉奥·布兰德拉塔（Giorgio Blandrata）继续这个运动；1561年，有新的团体发表它的信仰宣告。他们继续迷失于塞尔维特的神学之中，限制神父的全部神性，但承认相信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他神性的启示、神迹、复活和升天都是超自然的。他们否认原罪说和基督救赎论；他们承认洗礼和圣餐仅仅是一种象征；他们教训人说，拯救最重要的是依靠个人自觉地遵行基督的教训。加尔文派的克拉科会议（1563年）判定这些教义不适当时，唯一神教的信徒们另外组织了独立的教会。这一个教派仅仅在莱利乌斯的侄儿福斯图斯·索齐尼（Faustus Socinus）时兴盛过，他曾于1579年到过波兰。

天主教教会曾使用迫害、文学和外交手段，以阻止这些发展。1539年，克拉科的主教将一名80岁的老太太送去火刑，控告她的罪名是她拒绝向奉献的圣饼敬拜。普鲁士库尔姆（Kulm）的主教斯坦尼斯拉斯·霍休斯，其后成为红衣主教，以他的能力和热心抨击此事。他努力改革教会，但对新教的神学和仪式却不同情。由于他的建议，维罗纳的主教洛多维科·利波马诺奉派赴波兰，作为教皇的特使，桑特的主教乔万尼·康曼多尼（Giovanni Commendone）则成为教皇驻克拉科的使节。他们说服西吉斯蒙德二世主动支持教会，压制新教中的分裂，并在这种信奉相反的和动摇不定的信条环境下，尽力把建立人民道德的困难予以扩大。1564年，霍休斯和康曼多尼两人将耶稣会带进波兰，这些受过训练的和虔诚侍奉神的人，在教育组织上获得了重要地位，使重要人物听他们的话，使波兰人民恢复了传统的信仰。

波希米亚人早在路德之前已经成为新教徒，并发现路德的观念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德国在边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使他们很容易改教。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人数约占全部40万人口的10％，比路德的新教的人数还要多。其中60％为饼酒统领派，他们是主张两种圣餐礼的天主教徒，即奉行酒与饼的人，无视教皇提出的抗议。1560年，波希米亚2/3的人口为新教徒；但1561年斐迪南将耶稣会传入后，潮流又将老百姓推回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轨道。

日耳曼的移民带着路德的观念进入匈牙利，宗教改革便经移民之手进入匈牙利，那就是一个人不服从教会和皇帝，依然能够生存。匈牙利的农民深受教会支持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所以用一种友好的眼光来看新教教会，盼望能得他们之助，终止向教会的奉献和义务。封建的男爵们则垂涎于教会的庞大财产，因为教会的出产足以与他们的收益匹敌。市镇的劳工们则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视教会为他们梦想的主要障碍，因此放纵于打破偶像的狂喜。教会说服政府与其合作，定新教徒死刑。在匈牙利西部，斐迪南努力使双方和解，希望允许教士结婚，并用两种形式的圣礼。东匈牙利在土耳其人的治理下，新教可以自由发展，因为土耳其人对各色各样的基督教信仰轻蔑又漠不关心。1550年，似乎全匈牙利都要信仰新教了，由于加尔文派开始在匈牙利与路德派竞争（马扎儿人本质上是反日耳曼人的），他们支持瑞士式的宗教改革。1558年，加尔文派的教徒，人数之多足以在捷恩格尔（Czenger）召开一次动人的宗教会议。在改革中发生了两个敌对的中心点，因此将这次运动撕裂为二。许多公务人员和改变信仰者，由于寻求社会安定和心灵的宁静，又转回天主教。17世纪，耶稣会在一名加尔文派信徒之子的领导下，使匈牙利回到天主教的怀抱。

查理五世与尼德兰（荷兰）

在查理统治稳固的佛兰德斯，因兴盛的商业弥补了工业一时的衰退。布鲁日和根特经济萧条，布鲁塞尔因成为佛兰德斯的首府而维持其繁荣。卢万正在酿造神学和啤酒，安特卫普正在变成1550年欧洲最富裕、最忙碌的城市。这个位于广阔的、处处可供航行的须耳德河上兴旺的港口，由于进口少出口多、与西班牙政治结盟及致力于证券交易所等各项原因，而招来国际贸易和财源，该地的碑铭说：要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口才，用在商业上。在这城市从事一切商业活动，可以不受同业公会的限制和城市保护贸易政策的阻挠，因为这两种制度曾幸运地阻止中古世纪工业的进步。意大利的银行家在这里开设分行，英国的“商业投机者”建立仓库，富格尔家族的商业活动也集中于这个城市，商人工会（Hanse）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气派的伊斯特林斯会馆（1564年）。每天有500艘船只进出这个港口，5000名商人在交易所从事买卖。安特卫普的汇票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国际通货。在这个时期，安特卫普逐渐取代里斯本的地位，成为欧洲香料贸易的主要港口。进入里斯本的货船，货物就在船上被佛兰德斯的代理商买去，然后直航安特卫普，以便把货物分配到北欧。“我一见到安特卫普就感到忧愁，”一位威尼斯的大使写道，“因为我看见威尼斯落后了。”他正在目睹商业的领导权做历史性的转移，从地中海移到北大西洋。这种商业的刺激使佛兰德斯的工业复兴，甚至根特也是如此；低地每年给查理五世带来150万利维尔，他个人全部岁入的半数。

他回报他们的，就是给予佛兰德斯和荷兰以合理的良好政治，不过宗教自由除外。这样的恩惠，无论对他的朋友还是敌人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他的权威因他的誓言而受到宪法的限制，因为他对人民保证遵守宪章和各城市各省份的地方法；市公民坚决维护他们个人和住宅的权利；建立国务、财务会议和控诉院，作为中央行政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查理使用间接手段治理尼德兰，运用那些为人民接纳的摄政来执政；最先是他的伯母兼保姆和教师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然后是他的妹妹玛丽，匈牙利以前的王后。这两位女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有才干，仁慈而机智。但是查理的帝权越大，人也越专横。他将西班牙的卫戍部队派驻在各个城市，严厉镇压违反他外交政策的人。他要求各地征收军费时，别的城市都接受了，唯独根特拒绝投票通过，于是他使用毫无置辩的武力来镇压该地的背叛，以儆效尤，勒索酬金和赔款，废除自治市的传统自由，并由皇帝任命的官吏替代当地民选的政府（1540年）。但这是少有的典型。虽然查理有这些偶然鲁莽的措施，低地的臣民仍然爱戴他。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使他获得了经济的繁荣，所以当他宣布让位时，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感到悲哀。

查理接受当时流行的学说，若要国家太平和有力量，必须全国宗教信仰统一；他和法国及路德派的德国处于敌对状态时，查理深深畏惧在尼德兰的新教会威胁他侧翼的安全，因此他支持天主教教会在佛兰德斯迫害异端。在路德之前，当地改教运动还相当的温和；1517年以后，德国的路德派和再洗礼派，瑞士、阿尔萨斯及法兰西的加尔文派和茨温利派，纷纷由各地区进入尼德兰。路德的著作马上被译为荷兰文，由热心的传教士在安特卫普、根特、多德雷赫特、乌特勒支、兹沃勒和海牙等地予以解说。多米尼克派的修道士倡导下列的回应：一个人说，他愿意用牙齿咬紧路德的喉咙，并毫不迟疑地口中带着血去参加领圣礼。仍旧年轻的皇帝，想要阻止由这些出版物引起的骚动（1521年），于是应教皇的要求“张贴布告”，禁止出版或阅读路德的著作。同年，他命令非宗教法庭在尼德兰全境强制实施沃尔姆斯的诏书，反对一切拥护路德主张的人。1523年7月1日，两名奥古斯丁派修道士亨利·沃斯和约翰·埃克，被送往布鲁塞尔火刑，这是低地新教第一批殉道者。祖特芬（Zutphen）的亨利是路德的朋友，也是路德的学生，他是安特卫普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因拥护路德主张而下狱，逃脱后又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捕，终于在该地被烧死（1524年）。这些死刑的执行正好为那些宗教改革者的主张做了宣传。

虽然颁布检查命令，路德的《新约》译本仍然广泛地流传，在荷兰的新教徒比富庶的佛兰德斯人更来得热心。渴望恢复最初单纯的基督教而产生千禧年的希望，盼望基督早日复临，并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在这千禧年的国度中，没有政府，没有婚姻，没有财产，与这些观念混为一谈的，就是共产主义平等的理论，互助甚至“自由恋爱”（free love）。再洗礼派的团体是在安特卫普、马斯特里克特（Maastricht）和阿姆斯特丹组成的。1531年，梅尔基奥·霍夫曼由埃姆登来到阿姆斯特丹，莱顿的约翰于访问后带着再洗礼派信条，由哈勒姆回到蒙斯特。在许多荷兰市镇中，据估计约有2/3的人属于再洗礼派信徒；甚至于代芬特尔的市长也改信再洗礼派的教义。由饥饿煽动宗教运动变成一种社会叛乱。“在这些省内，”伊拉斯谟的一位友人于1534年写道，“我们被再洗礼派的爆发弄得极端不安，因为它正像火焰一样地蔓延着。几乎没有一地或一镇不在暴动的火炬照耀之下。”匈牙利的玛丽，以后任摄政，警告皇帝称，叛乱者计划掠夺贵族、教士和商业阶级一切形式的财产，然后依照需要，给每个人分发战利品。1535年，莱顿的约翰差遣密使到荷兰的若干中心点，安排再洗礼派信徒在各地同时发动叛乱。这些造反者确实表现了不少英勇的事迹：有一群人在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攻占了一座修道院，并加以设防，使总督不得不用重炮围攻它，800人死在绝望的防御战中（1535年）。5月11日，若干武装的再洗礼派信徒猛攻并占据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镇厅；市民们将他们逐出，受惊的人们使用恐怖的报复手段杀戮那些倡乱者，将他们的舌头和心脏从活着的身体上剜出来，投在那些将死的和已死的人脸上。

查理想到整个社会结构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挑战，于是将宗教裁判所输入尼德兰，并授权给地方官扑灭这项运动及其他一切异端，甚至不惜牺牲当地人民的自由。1521年至1555年，他接二连三地下令公布阻止社会和宗教的分歧。在这些命令中最严厉的一道（1550年9月25日）显示了皇帝的堕落，为尼德兰人反对其子的叛乱种下了祸根：

禁止任何人私自在教会、街上或其他地方出版、录写、抄写、保存、隐藏、买卖或赠送路德、奥科兰帕迪乌斯、茨温利、布塞尔、加尔文等人的书籍和著作，及由圣教会摈斥的其他异端的著作……禁止打碎或损坏圣母玛利亚或封为圣徒的雕像……禁止皈依上述异端的信徒举行的非法聚会或集会，并在会中教训异端的道理和施洗，及任何反对圣教会和公众利益的任何方式的阴谋，人民不得涉足上列场所……吾人禁止一切俗家人公开或秘密地谈论或讨论有关《圣经》上的事……阅读、教授或解释《圣经》，除非受过正式神学教育的，或由著名之大学核准……或接纳任何上述异端的意见……违者则处以下列刑罚……倘犯者承认其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若坚不认错，则处以火刑；处于上述两种情形的，其财产均没收归皇帝……

禁止所有人留宿、款待、供给衣食和火或同情异端教徒及显然具有异端嫌疑者，有人违反规定，而别人不加告发者，则应受前述之同等处罚……如有人知悉某人接受异端训练，应向官方检举并将其人交出……检举者在定案后，可获得被告财产的半数……为达此目的，法官与主管官吏没有理由——不能借口惩罚太大或太重，或托词说，此项命令只是用以阻吓违规者——减轻对犯者的惩罚，应按规定处以应得之罪，（兹规定）被控犯罪之人必须按照前述宣布的刑罚切实严办；禁止一切法官改变以任何方式减轻刑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禁止任何人向吾人或任何有权之人为罪犯请求赦免，或做有利于异端者、被放逐者或亡命者的请愿，宣布的刑罚，文武官员不得更改，也不能凭私意惩处。

又规定，凡进入低地各国者，须签署保证书，声明忠于全部的正统信条。

因为颁布了这些极端苛刻的赦令，尼德兰变成新旧两教之间的主要战场。据威尼斯派驻查理宫廷的大使于1546年的估计，约有3万人是再洗礼派教徒，在皇帝的长期屠杀计划下被杀害；但另据一项不太耸人听闻的估计，受难者的人数减至1000人。就荷兰的再洗礼派而言，加罗林（Caroline）异教徒裁判所的工作是成功的；在荷兰残存的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逃往英国的，他们在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变为新教活跃的支持者。由于迫害的阻吓作用和经济的繁荣，尼德兰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瓦解了。

再洗礼派浪潮甫趋平息，追求胡格诺派的另一股洪流又从法国倾入低地，将加尔文的福音带进荷兰。新异端的严格和神权政治的热诚，唤起那些继承神秘主义传统和共同生活兄弟派的人，而加尔文主义采纳的，在工作方面是尊严而不是诅咒，在财富方面是祝福而不是犯罪，在共和政治制度上，对于富有政治野心的商人阶级而言，它比君主政体更适合他们的需要，它能容纳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欢迎一切身份不同的老百姓。1555年，在伊普尔、图尔奈、瓦朗谢讷、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各地，均有加尔文派的聚会，于是改教运动又蔓延到荷兰。不是路德教义，也不是再洗礼派教义，而是加尔文教义，将查理的儿子拒之于门外，在冲突中，经过了艰苦的一代，把尼德兰分裂为二，将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近代人的天堂。

1555年，查理五世除了死于其神圣义务外，他所有的梦想都无力兼顾了。他放弃了一切希望，不论是镇压德国和尼德兰的新教，或是在特伦特会议中调解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他放弃雄心，再也不打算率领新教和天主教，德国和法国堂皇地进军抵抗苏里曼、君士坦丁堡和威胁基督教世界的土耳其。由于他放纵宴饮和纵欲过度，加以频频用兵，消耗精力，又因各地革命之火燃烧不已，国务繁重，以致斫伤健康，政治才能日渐衰退，壮志全消。33岁时，得了溃疡症。35岁已现衰老，45岁饱受痛风、气喘、消化不良、口吃等种种疾病的折磨。他在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痛苦挣扎之中，他难以入睡，又因经常呼吸困难，彻夜直坐，关节炎使他手指扭曲，签署《克里皮和平条约》时，执笔都感困难。科利格尼将亨利二世的来信呈递给查理时，他的手指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信打开。“你对我有何种想法？”他问，“费了这么多气力，才能打开一封信，我不是一名能突击和折断长矛的优秀骑士吗？”或许因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丧失耐性，以致对尼德兰新教徒的攻击，有时显得特别残忍和野蛮。他曾下令将那些被俘的德国雇佣兵双脚砍断，因为他们受雇为法国作战，虽然他的儿子，未来的残酷的菲利普二世，为这些人求情，他也无动于衷。他的爱妻伊莎贝拉去世时（1539年），他却为爱妻之丧悲哀逾恒，又允许将那些可怜的少女送到他的寝宫。

1555年10月25日，他召开尼德兰国会，并将菲利普由英国召回，参加会议。会议在布鲁塞尔布拉班特公爵大厦，一间用挂毡装饰的宏大厅堂内举行，习惯上那里是金羊毛骑士们（Knights of Golden Fleece）集会的地点，尼德兰的议员、贵族和17省的首长，在武装部队戒护森严之下，在此集会。查理倚在他儿子未来的敌人奥伦治的威廉的肩上进入会场。菲利普、女摄政匈牙利的玛丽、萨伏依的伊曼纽耳·菲利贝托、皇帝的顾问官、金羊毛骑士们，及当时许多左右世界的风云人物，跟随在皇帝之后，鱼贯进入会堂。所有与会之人坐定之后，菲利贝托起立发言，解释皇帝因为健康、精神和政治上的原因，愿意将尼德兰的统治权让给他儿子，皇帝对他这篇冗长而生动的演说，感到非常不耐烦。然后，查理起立，重新倚在那位颀长俊美的奥伦治王子肩上，简单而切题地说了几句话。他扼要地说明他的政绩，如何致力于开拓疆域、扩张权力，并奉献其一生岁月于国事，他回忆往事，曾9次出巡德国，6次出巡西班牙，7次出巡意大利，4次出巡法兰西，2次出巡英格兰和非洲，海上航行达11次之多，他继续讲：

这是我第四次由此地动身往西班牙……我毕生从未经历过如此的痛苦……诚如我感觉的，今天与诸君分别，没有什么相赠，但我非常切望和平与安宁……我因体力不支，不能再担当国家大任，以免贻误国事……责任如此重大，令人担心，但我健康斫伤已甚，不免使人气馁——这一切使我不再有治理国事的精力……我目前的处境，不得不放弃权位，我应将重要原因诉之于上帝与人民。……我子，菲利普国王，正当有为之年，其能力足以管辖诸君，我愿他成为我钟爱臣民的贤君……

查理痛苦地坐回他的宝座时，听众们宽恕了他的罪过和迫害，同情他的挫折，因为他在最艰危的时期，凭其个人才智为国辛勤了40年。很多人听了他的话而流泪，菲利普于是正式被立为尼德兰的统治者，他庄严地宣誓（如以后他被人提醒的）遵守各省一切的法律和传统的权力。早在1556年，查理即将西班牙的王位和西班牙在新旧大陆的一切属地统治权传给他。查理保留了皇帝的头衔，准备也传给他儿子，但因斐迪南的反对，不得已于1558年让位给他兄弟。1556年9月17日，他由弗拉兴（Flushing）乘船至西班牙。

西班牙（1516—1558）

·公社分子的叛乱（1520—1522）

对于西班牙来说，他们的国王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这件事不知是祸是福。他出生于佛兰德斯，并在该地教养成人，习惯于佛兰德斯的生活方式和嗜好，直到晚年才让西班牙的精神征服。查理身为皇帝，忙于处理宗教改革，和教皇、苏里曼、巴巴罗萨和弗朗索瓦一世打交道，但国王的工作只是他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因此西班牙人抱怨说，他们国王把大部分时间和西班牙很多人力和物力都用到国外作战，而西班牙本身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一位皇帝如能同情自治制度，在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没有到达以前，把西班牙变成半民主政治——这正是人民所祈求恢复的。

查理初次访问他的王国（1517年），没有得到人民的爱戴。虽然已经做了20个月的国王，仍然不懂西班牙文。他轻率地免了忠诚的西曼尼斯（Ximenes）的职务，破坏了西班牙的传统礼仪。他来到以后，即被佛兰德斯人包围，佛兰德斯人认为西班牙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正等待着榨取；而这位17岁的君主竟将国家高位赐给这些榨取民脂民膏者。由下级和中级贵族操纵的各省议会，毫不隐瞒地表示他们反对接受这样一位外国人做他们的国王。卡斯蒂利亚议会拒绝承认他西班牙国王的地位，稍后他们勉强地承认他与他精神错乱的母亲胡安娜为共同的统治者。他明白他必须学习西班牙文，而且要住在西班牙，不能再任命外国人做西班牙的官，其他的省议会也声明同样的要求。在这些屈辱中，查理接获消息说，他已当选为皇帝，德国请他去露一面，好为他加冕。他要求巴利阿多利德议会出钱资助他这次旅行时，竟遭拒绝，还惹起群众暴动，威胁他的生命。他最后从科伦纳议会得到钱，赶去佛兰德斯。他派遣行政长官保护他在各城市的利益，并把他以前的老师乌特勒支的红衣主教阿德里安留下，担任西班牙的摄政。这样一来，事态变得更糟了。

西班牙的自治团体，如今在“公社分子叛乱”（Revolt of the Comuneros）中接二连三地产生了。他们驱逐行政长官，谋杀少数投票赞成为查理募款的代表，结盟为神圣公社（Santa Comunidad），誓言要控制国王。贵族、教士和市镇公民一致参加这个运动，在阿维拉组织神圣联盟（Santa Junta，1520年8月），作为中央政府。他们要求省议会与王室会议共同负责拣选执政，若无省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城镇不得由行政长官治理，须由公民选出的市长治理。萨莫拉（Zamora）的主教安东尼·阿库纳（Antonio de Acuña）公开拥护共和国，将他的教士变为革命战士，并把教区财源用于起义。托莱多贵族朱恩·帕迪利亚（Juan de Padilla）被举为义军指挥官。他率领民兵攻占托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将胡安娜·罗卡劫持为人质，说服她签署一项文件，废除查理，立她为女王。这位疯狂的太后忽然聪明起来，竟拒绝他们的要求。

阿德里安没有足够的军队镇压叛乱，只有呼吁查理回来，并坦白地责备说，由于国王的独断专行和缺席在外不理政事，才惹起这场祸事。查理没有回来，他和他的顾问官分别发现了一条策略，可以分化和征服这次叛乱。贵族受到警告，说这种叛乱固然威胁到国王，但同样对有产阶级构成威胁。实际上，因为劳工阶级长期以来深受固定工资和强迫劳动的压榨及被禁止组织工会，现在在若干城镇他们已攫取到权力。在巴伦西亚和邻近地区，已由同业工会会员组成的兄弟协会（Germania）接管政权，由工人委员会治理。这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出自一种不平常的宗教热诚。他们强迫遗留在该省的莫尔人选择受洗或死亡，成百不屈服的人因此惨遭杀害。马约卡岛（Majorca）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当奴隶一般看待，因此武装暴动，废除国王派遣的总督，凡未逃避的贵族，通通被他们杀光。许多城镇宣布解除他们的封建束缚和加诸他们的义务。在马德里、锡古恩萨和爪达拉哈拉等地，新的市政行政机构排除所有的贵族和绅士出身的官吏，到处杀戮贵族；会议规定贵族应将以前免缴的财产税补缴出来。劫掠者变成了将军，公社分子放火烧毁贵族的府邸，而贵族们也集体屠杀公社分子，阶级战争蔓延了整个西班牙。

叛乱者扩张他们的武装超过了他们的实力，反而摧毁了他们的革命。贵族转过来与国王合作，组织军队对抗平民，经过互相残杀后，贵族军队攻占巴伦西亚，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政府（1521年）。在危机达到最高峰时，叛乱者的内部发生内讧，叛军在帕迪利亚和佩德罗·吉伦（Don Pedro Girón）的领导下，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会议也同样分裂为敌对的派别；各省的革命各自为政，不相团结和协调。吉伦倒戈，投向保皇党，夺回托德西亚利斯和胡安娜。巴狄吉拉在率领残军逃向维拉拉（Villalar）时被杀。查理率领4000名德国士兵回到西班牙时（1522年7月），贵族虽已赢得胜利，但贵族与公社分子两败俱伤，互相削弱，为查理制造了机会，使他轻而易举地压制了自治派团体和同业公会组织，驯服了议会，建立了几乎绝对的君主政体。民主主义运动至此完全被扑灭，逐渐销声匿迹，西班牙的平民也因余悸犹在，变成驯良的老百姓，直到19世纪。查理一改以往的作风，以谦和的态度推行他的政令，一群贵妇围绕在他左右，同他一起学习说高贵的西班牙语。他评论说，意大利语是专门用来对妇女说的，德国话是对敌人说的，法国话是对朋友说的，而西班牙语是对上帝说的，由此赢得了西班牙人对他的喜爱。

·西班牙新教

目前只有一种势力能够与查理在西班牙颉颃——教会。查理是亲天主教的，不过他反对教皇。与斐迪南一样，他寻求将西班牙的天主教教会完全脱离教皇管辖的方法。直到目前来说，他的这项措施是成功的，在他治理西班牙期间，教会圣职的任命和税收完全在他控制之下，并运用教会的势力和经济来推进政府的政策。在西班牙，与在法国一样，宗教改革无须将教会隶属国家之下。但在他统治的时代，他有一半时间消耗在自己统领的王国内，这一期间他非常热心于信奉西班牙的正教，以致在晚年（除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外），似乎没有比压制异端更重要的事了。教皇打算让宗教裁判所的工作采取温和政策时，查理一直支持这项工作，直到他去世。他深信异端是导致尼德兰混乱和内战的原因，所以下决心用计谋阻止其在西班牙发展。

在查理的治理下，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疯狂的迫害转趋和缓，但它的司法权扩大了。它担任文字检查，有权搜查每家书店，下令焚毁有异端嫌疑的书籍。它有权调查和惩罚性变态的行为。它还制定一种称为纯粹血统的法规（rules of limpieza），凡改变正统宗教信仰及受裁判所惩罚过的人，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升入高贵阶级和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用严厉的眼光来看神秘主义者，因为其中有些人称他们直接与神交感，所以无须参加教会。异教徒裁判所对所谓开明派（Alumbrados）的人采取宽大的态度，倒是对西班牙的新教徒始终采取严厉的措施。

和在北欧一样，一位伊拉斯谟派的信徒在新教的战斗中，率先发力。少数公正的教会人士，对人道主义者谴责教士们的罪过，大为赞扬。其实，在查理来到西班牙以前，辛曼尼斯和其他一些人已经把教会中可以看得到的弊端加以改革了。路德主义之所以能渗入西班牙，或许是由王室侍从人员之中的德国人和佛兰德斯人带进来的。有一名德国人于1524年在巴伦西亚，被宗教裁判所以供认同情路德而判罪。另外一位佛兰德斯的画家于1528年因为对炼狱和赎罪券持有异议而被判无期徒刑。弗朗西斯科·圣罗曼（Francisco de San Roman）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位西班牙路德派的信徒，他在1542年被判火刑而死，当时一群狂热的旁观者竟有用刀刺他的。

昆卡的胡安·蒂亚兹（Juan díaz）曾在日内瓦吸收了加尔文的思想。他的兄弟阿方索从意大利匆忙赶回西班牙，劝服他重新皈依正统宗教，可是失败了，阿方索赶回时他的兄弟已经被杀（1546年）。在塞维尔，有一位在大教堂研究经典的教士，名叫胡安·吉尔（Juan Gil）或埃吉迪奥（Egidio），被判一年监禁，理由是他传扬反对敬拜雕像和向圣徒祷告，并反对因善行功劳可获拯救的道理。在他死后，还有人将他的骸骨从土中掘出来加以焚烧。他的同伙教士康斯坦丁·彭斯（Constantino Ponce de la Fuente）继承他的宣传工作，因而死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之内，康斯坦丁的14名同伙被烧死，其中包括4名修道士和3名妇女；还有大部分人被判处不同的刑罚；他们聚会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

在巴利阿多利德，还有半新教（semi-Proatestant）团体的发展，其中包括具有影响力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他们背叛宗教裁判所，差不多所有人都被拘捕和判罪，其中有些人打算离开西班牙，结果被抓到送回来。查理五世那时退休在尤斯特（Yuste），他建议对这些人不必施以怜悯，悔改的人砍头，不悔改的人就用火烧死。在1559年5月21日的“三位一体节”（Trinity Sunday）中，有14名新教徒在欢呼的群众面前，被判执行死刑，除其中一人声明撤回他以前的信仰，其余的人统统宽减为斩首；不悔悟的安东尼奥被活活烧死，他23岁的妻子莱昂诺尔·西内洛丝承认悔改，减刑为无期徒刑。经过十年的监禁生活后，她撤回以前的悔改声明，宣布她的异端信仰，并要求像她丈夫一样地活活烧死，她的要求被批准。1559年10月8日，由菲利普二世亲自主持异教徒裁判所的宣判，将26名以上的被告，在20万人面前示众。两人被判活活烧死，10人被绞死。

在此时期，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受害者中，最著名的是托莱多的大主教巴托罗梅·卡兰萨（Bartolomé de Carranza），他也是西班牙的首席大主教。他为多米尼克派修士时，是一个活跃的人物，多年来从事搜捕异端的工作。查理曾任命他为出席特伦特会议的特使，并派遣他代表查理出使英国，参加菲利普与玛丽女王的结婚大典。他被选任大主教时（1557年），除他自己外，一致选举他。但有些“新教徒”在巴利阿多利德被捕时，就供出卡兰萨曾秘密地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的意见。同时，他被发现曾与西班牙籍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胡安·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有书信往来。当时有影响力的神学家梅尔策·卡诺（Melchior Cano）也控告他赞成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他被逮捕，距离他被升为西班牙最高教会职位只有两年时间：由这件事我们可以判断当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是何等之大。他被关在一座监狱中达17年之久，其时在托莱多和罗马，当局正对他的生活和著作加以详审。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布他对异端邪说有“热心的嫌疑”，下令他发誓16项主张，并予停职5年的处分。卡兰萨谦卑地接受这项判决，尽力实行指定给他的惩罚；但是在5周之内，他竟因受监禁和屈辱，损耗健康过度后去世了（1576年）。

新教教义在西班牙的一切危机，也随着他一起结束。1551年至1600年，因新教异端邪说的罪名被执行死刑者约200人——平均每年4人。老百姓很多世纪以来怀恨莫尔人和犹太人的心理，造成他们固定于信奉那不可动摇的正统宗教的气质；天主教教义和爱国主义结为一体；宗教裁判所发现，要扑灭具有独立思想的西班牙事变是一件简单的事，只须经历一代或两代的时间。

·皇帝驾崩（1556—1558）

1556年9月28日，查理最后一次进入西班牙，在布尔戈斯以奖赏的方式遣散那些追随他的人员，并向他姐妹匈牙利的玛丽和弗朗西斯一世遗孀安丽诺哈告别。她们希望能分享他在修道院的退隐生活，但恪于规定禁止她们这样做，她们就在距离她们兄弟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之间的手足情谊似乎颇深。查理在沿途备受各方礼遇之后，到达普拉森西亚（Plasencia）山谷的胡安迪拉（Juandilla）村庄，该地在马德里西约120英里之处。他在那里停留数月，等待工人们为他修建栖身之所，那是他下令在尤斯特修道院内建造的房屋，距村庄只有6英里远。他完成旅途最后一站时（1557年2月3日），他进驻的地点不是修道院的斗室，而是一栋大厦，宽敞得不仅容得下他带的50名贴身侍从，而且能住更多人。僧侣们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位不寻常的贵宾住在他们中间，但随即感到懊恼，因为他们发现这位贵宾无意分享他们的养生之道。他大吃大喝的情形依然如故——过分的纵食和豪饮。沙丁鱼煎蛋卷、埃斯特雷杜拉（Estremadura）腊肠、鳗鱼馅饼、腌松鸡、肥阉鸡及流水般的烈酒和啤酒，通通消失在查理肥大的肚皮之内。他的医生被迫开出大量的旃那叶和大黄根，以排除他腹中的积食。

查理不背诵玫瑰经，也不读连祷文和诗篇，却以阅读他儿子的来信和去信指示其子处理国政，来度他修道院的生活，在战争、神学和政府各方面，查理都为他提供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变成一个残酷的顽固老头，他建议采用残忍的刑罚来“铲除异端的根”，他懊悔不该在沃姆斯放走路德。他下令，不论任何妇女，若是进到距离修道院围墙二箭远的范围以内，就要笞以100鞭。他修改遗嘱，交代在他死后，要举行3万次弥撒来安慰他的灵魂。我们无法评论他在暮年的行为，许多因精神错乱造成的污点，可能是得自他母亲血统的遗传。

1558年8月，他的痛风症发展到火热的程度，先转为间歇热，继之又猛烈上升，在他寿终之前（1558年9月21日）的一个月，他身心饱受疾病的折磨。1574年，菲利普将他的遗体移葬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他们还为他建立一座庄严堂皇的纪念碑。

查理五世在那个时代的失败，最难令人忘怀，更由于他的德行，时常给人类带来不幸。意大利在饱受10年蹂躏之后，他才允许给以和平，他降服意大利的同时将教皇政治带到西班牙；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花朵，也在他黑暗的统治下枯萎了。他打败了弗朗索瓦，俘虏了他，却在马德里失去了与他缔结条约的机会，若能如此，不但可保全一切颜面，也可挽救无数的生灵。由于他曾经协助奥地利在维也纳击败苏里曼，在地中海阻止了巴巴罗萨。他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却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他失去了洛林，却降服了勃艮第。德国的诸王子挫败了他建立中央集权的企图，从他的时代开始，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正在腐朽中的组织，等待拿破仑来宣布她的死亡。他失败于未能压服德国的新教教义，却在尼德兰获得成功，镇压了新教的兴起，不过也为他的儿子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发现德国诸城市的繁荣和自由，便把它们放置在保守的封建制度统治下，使他们不愉快。他到德国时，德国无论在思想和精力方面，都生气勃勃，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他退位时，无论精神和智力，都困顿不堪，以致德国在两个世纪中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政策是造成意大利和德国式微的次要原因，在西班牙却是主要的原因，他的措施压制了地方自治的自由和人民的活力。为了亨利，他说服了凯瑟琳向亨利让步；为了天主教会，他拯救了英格兰；他迫使教皇克莱门特陷于招致毁灭的犹豫不决之境。

这是我们看到他的错误和他凶恶的罪行之后的观感，但我们的历史观能够宽恕他，因为他深深地受到他智力环境的限制，及当时严厉而错误的见解的影响。他在同时代的人物中，算是一位有才气的政治家，仅就胆识而言，他有勇气和当时的执政人物在广大的范围内，讨论最深奥的问题。他是一位大人物，但被他那个时代许多困难的问题贬低和困扰。

两次运动在他长期统治的时代中，蓬勃地发展着。最基本的运动是民族主义，在统一的君主政体下滋长；但在他的王国内，他没有分享到这份成果。最戏剧性的运动是宗教革命，它产生于国家领土的分裂和利益之中。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接受路德主义；德国南部、瑞士和低地，分裂为新教派和天主教派两大部分；苏格兰变成加尔文派的长老会；英格兰变成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或加尔文的清教徒派；爱尔兰、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忠于疏远的和精练的教皇制度。各国虽然在这种双重运动的分裂之下，它们之间仍然产生一种微妙的统合：各自尊大的独立国家，发现它们需要相互依赖，这是以前从未想到的；必须加强团结在一个经济网内，并且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形成相互关联的政治、战争、法律、文学和艺术。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就是如此形成的。

第三部　宗教改革的余响

工作中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翁多。书房中的各种仪器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进步。

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1300—1584）

俄罗斯民族

1300年以前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其北部大部分属于3个自治城邦：诺夫哥罗德（Novgorod）、菲亚特卡（Viatka）、普斯科夫（Pskov）。西部及南部的省份则是立陶宛的属地。而东部的莫斯科、梁赞（Ryazan）、苏兹达尔、奈尼、诺夫哥罗德、特韦尔等公国也各自为政，只是在名义上共同受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管辖而已。

“Horde”一字的名词来自土耳其文奥尔迪营地（ordu），其含义是从“圆顶的帐篷”衍生出来的，这种帐篷被成吉思汗（Ghengis Khan）之孙“辉煌者”拔都（Batu the Splendid）用来当大本营，其上覆以金布。征服了南俄罗斯及西亚的这些亚洲人后，建都于窝瓦河（the Volga）上游一支流上的萨赖（Sarai），每年接受俄罗斯各诸侯的进贡。这个部落半农半牧。统治阶级是蒙古人，其余的大部分是土耳其人。这个部落被称为鞑靼人，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来自戈壁的鞑靼族，早在9世纪就开始了所谓的蒙古人大西迁。俄罗斯受这个部落的统治，在社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莫斯科各亲王的专制，老百姓对其诸侯们的卑屈效忠，妇女地位的低微，俄国政府的军事、财政及司法等机构一切依照鞑靼族的习俗。鞑靼人的统治使俄罗斯形成西欧政体的努力往后延缓了两个世纪。

俄罗斯民族应付这些严酷环境的方法是沉默、坚忍，在苦难中他们仍鼓起勇气欢唱。他们的敌人形容他们性格粗鲁、残忍、不诚实、狡诈、凶暴。毫无疑问，这也是艰辛和难熬的气候使然。然而，他们的忍耐力、幽默感、友善及好客给予他们一些补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自认为是世间的中坚分子。野蛮的法律和可怕的刑罚鞭策他们进入文明：据说，一位杀死丈夫的太太要被活埋在地下，土要一直堆到她的脖子；巫师要被关在铁笼里活活烧死；骗子要被人灌以液体金属。与其他须与寒冷气候搏斗的民族一样，俄罗斯人酒喝得很多，有时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在他们的食物中还要调以酒味，以温暖他们的身体。他们喜欢热水浴，洗澡的次数比大部分欧洲人更频繁。宗教要求妇女们把她们诱人的躯体和头发隐藏起来，因为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撒旦的工具。虽然如此，在法律面前，妇女与男人平等，她们也常参加娱乐活动或舞会——这原本是被当成罪恶而受禁止的活动。俄罗斯教会的道德律极为严厉，在四旬斋期间绝对禁止性行为。显然，道德的严厉是用来抵制人民过分沉溺于他们仅有的欢乐。婚姻都是受父母之命，而且早婚；女孩子一到12岁，男孩子14岁便被认为已达结婚年龄。婚礼相当复杂繁冗，充满着许多古老的象征与祝福。在婚宴过程中，新娘必须保持适当的沉静，她报复的机会必须延后。洞房花烛夜次日，她得向婆婆展示她的儿子确实娶了一位处女。通常，家中的妇女们都住在房子的楼阁上，和男人分开；父亲在一家之中有绝对权威，其地位仿佛一国的沙皇。

他们的虔诚心使贫穷升华为进入天堂的准备。家家户户，不论房子大小，都要腾出一间来供奉圣像，作为不时祈祷的地方。一位知礼的访客，在向房主人打招呼之前，须先对圣像膜拜一番。善良的妇女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佩着念珠。他们把祈祷词当作咒语朗诵。据一本16世纪很有名的祈祷书《治家格言》（Domostroi）记载，凡是把某一首祈祷词每天朗诵600次，连续3年，那么，这个人就会体验到圣父、圣子及圣灵合而为一的感觉，不过，这个迷信的宗教却有许多很美的特性。复活节那天早晨，大家一见面就互相恭贺道：“基督复活了。”在这种希望中，大家多少觉得死亡易于接受了；面对死亡时，一位正当的人便能偿还债务、减轻债主的痛苦、给几位农奴自由、施舍贫民和教会，抱着对永生的信心安然长眠。

俄罗斯教会激发人们虔诚之心靠的是建筑、壁画、圣像、有力的布道词、催眠会及一些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圣歌。俄罗斯教会是国家的重要机构，它负有教育人民识字和道德律、训导品格、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得到的报酬也非常丰厚。修道院很多，而且大。1335年，圣塞尔吉乌斯（St.Sergius）设立的三位一体修道院到1600年便扩充至需要10万农民耕种的广大土地。为了答谢人民，修道院实施一种俄国式的慈善。有些修道院每天供养400人，有一年发生了大饥荒，位于沃洛克拉斯克（Volokloamsk）的修道院一天之内便供养了7000人。僧侣们宣誓过贞洁的生活，祭司们则非结婚不可。这些“教父们”大部分是文盲，可民众并不因此看轻他们。莫斯科大主教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当时最能干、最有学问的人，为了保护国家，往往不惜他们的金钱，他们甚至还帮助亲王们统一国家。圣阿列克谢（St.Alexis）主持莫斯科维特（Muscovite）教区时（1354—1370年），便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虽说俄罗斯教会为了履行某些工作有时不免有错，但在这段塑造时期，对于一个被艰苦生活和贪婪人性野蛮化的民族而言，教会是使其走向文明最强大的力量。

1448年，俄罗斯教会因拒绝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将希腊与罗马基督教合并，宣布脱离拜占庭主教独立。5年后，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时，莫斯科便成为希腊正教信仰的中心所在。约1505年，有一位虔诚的僧侣写了这样一句话给当时的莫斯科大亲王（Grand Prince）：“殿下当知，如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权都集中到殿下手中。因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第三个罗马帝国还在。将来不可能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因为殿下的基督教帝国将永垂千秋。”

俄罗斯教会几乎是文学与艺术的唯一保护者，因此也成为其独裁者。最好的文学不是写的，是众口相传。民歌一代一代地传唱下来，歌颂他们的爱情、婚礼、悲伤、四季变化、宗教节日及死亡。此外，有歌颂圣徒、古代英雄及如诺夫哥罗德商人萨得可（Sadko）冒险传说故事的短歌。失明者和跛子便沿村到处唱这些诗歌和圣歌，所有的文学几乎都是宗教的僧侣式文学。

这时将圣像绘画带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是僧侣。在一块画板上，有时（多加上一块布）漆上一层黏液后他们就在上面作起画来，他们着色的方法是利用水和蛋黄调和在一起，在画上加上一层釉之后就装入一个金属柜里。作画题材由教会决定。人物画和面貌多取材自拜占庭的模式，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细工到希腊化的亚历山大时代的绘画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最好的圣像画包括：一幅置于莫斯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名为《登基的基督》（Christ Enthroned）的无名氏画；一幅藏在诺夫哥罗德学校的《基督进入耶路撒冷》（Entry of Christ into Jerusalem）；一幅置于三位一体修道院内，由僧侣安德烈·鲁布廖夫（Andrei Rubliov）画的《神圣的三位一体》（The Holy Trinity）。鲁布廖夫及其师傅狄奥凡（Theophanes）画的壁画，其风格为半拜占庭式、拜占庭希腊混合式，他们的壁画分布在弗拉基米尔（Vladimir）、莫斯科及诺夫哥罗德等地，不过这些画都已因时代久远而不存在了。

每位统治者都以赐建一幢教堂或一所修道院来表示他的辉煌功绩，同时借此宽慰他的良心。以亚美尼亚、波斯、印度、蒙古、意大利等地的结构和精神为辅，以拜占庭的传统为主，形成了俄国教会建筑的风格，其特色是华丽的多样性构成单位、饰金的中央殿宇、精心设计用以防雨防雪的球形圆顶。东罗马帝国灭亡、鞑靼人被驱逐后，俄国依赖拜占庭和东方艺术的程度才开始减下来，从西方来的影响则改变了斯拉夫式风格。1472年，伊凡三世（Ivan III）为了继承拜占庭皇帝的权力及王号，娶了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国王的甥女卓娅·帕拉奥罗古斯为妻。卓娅从小在罗马长大，感染了早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她带来了多位希腊学者，并把意大利艺术传授给伊凡。伊凡于1474年派遣第一批俄国特使到西方，也许便是她的建议，希望能为莫斯科带回来几位意大利艺术家。具有非凡才干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波隆那的里多尔福·菲耶拉瓦特（Ridolfo Fieravante）接受了聘请。此外，彼得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阿列韦西奥·诺维（Alevisio Novi）及其他多位艺术家也来到俄国。就凭这几位意大利人，再加上俄国的助手和苦工，才把克里姆林宫（Kremlin）重新建立起来。

尤里·多尔戈鲁基（Yuri Dolgoruki）于1156年在他的别墅四周加了一道围墙，由此建立了莫斯科，这栋建筑正好位于具有战略地位的两条河流的汇流处，这个城堡便是克里姆林的最初形式。随着岁月的消长，这道围墙慢慢扩大，教堂和宫院也一栋一栋竖了起来，四周再围以厚厚的橡树墙。伊凡三世亲自费工夫把整个地方改头换面。显然，位于克里姆林的古老圣母升天大教堂一定是菲耶拉瓦特（Fieravante）1475年至1479年之间改建的，而这个教堂也成为后来沙皇们加冕的地方。这个教堂的设计仍是拜占庭式，其装饰却是意大利式。从普斯科夫聘来的建筑师于1484年至1489年在围墙内又加盖了一个报喜大教堂。此外，1505年至1509年，阿列韦西奥又在克里姆林造了大天使教堂。索拉里奥及其他的人于1485年至1508年再以粉红色的砖头在城外砌一道围墙，其风格仿造米兰的卡斯特罗·斯弗泽斯科（Castello Sforzesco）教堂。莫斯科的亲王和大主教们就以这个俄罗斯的教堂中心——世俗与宗教权威的大联盟——驾驭贵族、商人、农民，并以恩威并施的手段，奠定了历史上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基础。

莫斯科的亲王

莫斯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直到13世纪末丹尼尔·亚历山大诺维奇（Daniel Alexandrovitch）才扩展其腹地，使其成为一个小公国。历史上的记载把莫斯科的繁荣归之于其便于航行的莫斯科河。莫斯科河东邻窝瓦河，西南邻俄喀河、顿河与第聂伯河。莫斯科亲王尤里·丹尼尔诺维奇（Yuri Danielovitch，丹尼尔之子）垂涎邻近有富庶首都弗拉基米尔的苏兹达尔公国，特韦尔的亲王米歇尔也有相同的野心。莫斯科与特韦尔为此而交战，结果莫斯科公国获胜，米歇尔亲王被杀而受追封为信徒。尤里之弟，即继承者伊凡一世，后来同时拥有莫斯科大亲王与弗拉基米尔大公爵的双重头衔。

伊凡一世是俄国献给鞑靼可汗贡品的征收者。他向人民搜刮的远比他进贡的为多，以此自肥。他的强取豪夺使他赢得“钱袋”的绰号，却使他的公国有13年免于鞑靼的袭击。他死时（1341年）犹如一个出家的僧侣，被人们以圣徒供奉。他的儿子西梅翁·普努德（Simeon the Proud）继承了他收税的本事。虽然他声称对每个省份拥有控制权而自封为全俄罗斯的大亲王，却仍免不了死于瘟疫（1353年）。伊凡二世是一位温顺而爱好和平的君王，在他的统治下，俄国却陷入了内战。他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具有军人必备的气质，他击败了每一位敌手，而且公然反抗鞑靼可汗。1380年，马迈可汗（Khan Mamai）纠集了一群鞑靼人、热那亚的雇佣兵及一批浪人，向莫斯科进军。德米特里及其俄国联军在靠近顿河附近的库利科沃（Kulikovo）与鞑靼军相遇，击溃了他们（1380年）。两年后，鞑靼人挟10万大军再度向俄国进击。因胜利得意忘形但民穷财尽的俄国人，无法招募与敌军相当的兵力；鞑靼人夺取了莫斯科，屠杀了2.4万人，把莫斯科城夷为平地。德米特里之子瓦西里一世（Vasili I）与鞑靼人谋和，割让诺夫哥罗德公国，并强迫诺夫哥罗德和菲亚特卡两城邦奉他为君主。

莫斯科大亲王沿用鞑靼人的专制政治制度，也许对于乌合之众的文盲人民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暴力与权术的专制政体下，一个仿照拜占庭式的政府管理机构须受制于一个向亲王咨询、为亲王服务、由权贵组成的议会。这些权贵也是军队的统帅，地方的统治者，半自由农民的组织者、保护者与剥削者。富于冒险的殖民者移居至无人烟地区，他们清理沼泽，放火烧山以提高土地的肥力，这种无计划的耕种方式将土地资源榨取完之后，他们又搬到别的地方，就这样，他们抵达了白海（White Sea）和乌拉尔山脉（Urals），甚至深入到西伯利亚。在这些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散布了无数的小乡镇；所有的房子都是以泥土和木头建筑而成的，目的是至多20年后就烧毁它们。道路崎岖不平，唯有在冬天，冰雪覆盖道路，到处挤满了坐着雪橇、穿着保暖长靴的人时，这些路算是最畅通无阻的了。商人们喜欢河流，不喜欢陆路，靠着水或冰的力量，他们在南北之间辛劳地做着生意。此外，他们也跟拜占庭、穆斯林及北欧的汉萨同盟交易。也许在贸易扩大的过程中，这些亲王们的个人主义消失了，而俄国也被迫趋向于统一的局面。瓦西里二世之所以被称为“盲者”德米（Tëmny the Blind），是因为他被敌人挖出了眼珠（1446年），他曾以折磨、致残及鞭笞的方式使反抗他的人服膺于他的领导。因此，后来他留给其子的强大俄国，才足以洗清受鞑靼人统治的耻辱。

伊凡三世被称为“大帝”，因为他完成这项大业，而且统一了俄国。处境的需要，形成了他特殊的作风：不讲理、狡猾、精打细算、顽固、残忍，能坐镇克里姆林指挥军队在远方打胜仗；残暴地惩罚抗命者与无能者，甚至鞭笞、折磨、残害权贵，杀害医不好其子之病的医生。他过于严厉地对待其侍从，以致妇女们一见到他就昏倒。俄国人称他为“恐怖者”，直到他的孙子登基。

在他南征北讨中，征服诺夫哥罗德最不费力。对诺夫哥罗德城邦内的那个既蓬勃发展又可抽税的商业中心，他垂涎三尺，极欲夺取，而莫斯科的商人们更逼他进军把北方的这批竞争者消灭掉。这位大亲王控制了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之间的平原地带；而以经商为主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买卖货物的地方便在这个地区，伊凡只要下令将其谷仓和市场关闭、拒绝诺夫哥罗德的商人来此经商，这个城邦就得破产，就得向伊凡称臣纳贡。经过8年的停停打打，这个小共和国终于放弃了自治的权力（1478年）。其国内的主要居民7000人被迫迁到苏兹达尔，北欧汉萨同盟的商人被赶走，于是莫斯科的商人们继承了他们留下来的市场，而莫斯科亲王则分享了诺夫哥罗德的利润。

吞并这个共和国的殖民地后，伊凡将统治势力延伸到芬兰、北极圈及乌拉尔山脉等地区。普斯科夫幸好投降得早，方能保全其共和国，只是将其国家置于这位大亲王统辖之下而已。特韦尔则以寻求与立陶宛联盟而想保存下来，但伊凡亲自挂帅出击，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该城。罗斯托夫和拉罗斯拉韦尔也相继落入其手。伊凡的兄弟去世时，伊凡不准把他们的封地分给其继承者，而是并入自己的领土内。其中的一个弟弟安德烈因为和立陶宛私通，被伊凡拘捕下狱，死在狱中；伊凡虽然流下伤心的眼泪，仍然将安德烈的土地充公，因为政治是不讲感情的。

脱离鞑靼人的支配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实际上是轻而易举之事。由蒙古人和鞑靼人联合起来的残余侵略者已经分成相互敌对的3批，分别定居在萨里、喀山、克里米亚3个地方。伊凡实行各个击破的办法、直到他有把握他们不可能联合对付他为止。1480年，他开始拒绝向他们纳贡。阿赫梅特可汗（Khan Akhmet）率领大军向窝瓦河上游进发，沿俄喀河和乌拉河河岸，直到莫斯科南部，伊凡率领15万大军进驻河的对岸。就这样在没交战的对峙之下，两军在此驻扎了数月之久。伊凡不太敢以其皇位及生命孤注一掷，鞑靼人则对他的优良大炮惧怕三分。河水结冻，两军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不交战的局面时，伊凡即下令撤退。鞑靼人不但不乘机追击，而且也下令撤兵，直退到萨里（1480年）。这确实是一次大而荒谬的胜利。从那时起，莫斯科即未曾再纳贡给这个部落。伊凡大亲王自称为独裁君主（Samoderzhets），因为他无须向任何人纳贡。那些相互敌对的可汗们却互相打起仗来，阿赫梅特战败被杀，萨里金帐汗国从此消失了。

立陶宛仍然存在。即使是大亲王或莫斯科主教区也无法像乌克兰和基辅两国享有这么久的和平，而西俄罗斯则常常有个强敌威胁着莫斯科，引诱信仰希腊正教者改信罗马公教。据称，波兰人想要谋杀伊凡的计划，给了伊凡一个开战的理由，结果真的带来一场为收回被占领省份的圣战（1492年）。许多立陶宛的亲王，由于夹在波兰、罗马、天主教联盟之间感到惶惶不安，因此都打开大门，迎接伊凡的军队。立陶宛的大亲王亚历山大在韦德罗萨（Vedrosha）裹足不前，结果输了这一仗（1500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停，停战6年。莫斯科却保有它占有的土地——西至索日河，包括车尼哥夫，几乎抵达斯摩林斯克。伊凡三世年已63岁，只好把未收复的重任留给其继任者。

伊凡在位43年，对20世纪以前的俄国历史，其重要性当然不在话下。也许是受到财势的鼓舞，或是因为相信俄罗斯人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一个统一的俄国，伊凡三世对其国家的功业几乎可以媲美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教廷的亚历山大六世。上述这些事件同时发生，证明了国家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抬头，也为教皇政治的超国家强权敲响了丧钟。权贵失去了其独立性，公国们纷纷向莫斯科进贡，于是伊凡拥有了“全俄罗斯的统治者”的称号。也许听了他那位希腊籍太太的建议，他也采用了有希腊罗马之风的沙皇称号，以那代表帝国的双鹰作为该国的标志，宣称对所有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有继承权。于是，拜占庭的政治理论与仪典，视教会为国家的机关，也随着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拜占庭的希腊字母及拜占庭的艺术形式传入了俄国。而拜占庭地近亚洲，一切都东方化了，俄国早因鞑靼人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成为一个更东方式的君主政体，这种政体当然使西方人感到格格不入，难以了解。

“恐怖者”伊凡（1533—1584）

瓦西里三世继续统一俄国的工作。他把斯摩林斯克并入他的疆土，又强迫梁赞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克等公国向他称臣。一位俄国的编年史作者说过，曾经不可一世的普斯科夫共和国向瓦西里称臣时（1510年），“只有怀中的婴儿不流泪”。俄国现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瓦西里王已可和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查理五世、苏里曼大帝、教皇利奥十世等人并驾齐驱了。有几位权贵想要限制他的独裁政治时，他骂了他们一句轻蔑的话——“村夫”，并将其中的一位贵族杀头示众。他的妻子不能为他生子，他就和她离婚，另娶一位能干的海伦娜·格林斯基（Helena Glinski）。他去世后，她便代其3岁大的儿子伊凡四世摄政。她死后，权贵们恢复了他们的强横，政府重新被其钩心斗角的党团轮番控制。他们的暴力使城市大乱，他们把那些手无寸铁的农夫杀死，使国家陷入内战。

在这些争斗中，这位全俄罗斯的小君王几乎没有人理睬，有时甚至穿不暖、吃不饱。他看到处处血腥时，反而视之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也开始施行各种残暴娱乐，渐渐变得喜怒无常、猜忌心重。他13岁时（1544年），突然罢黜权贵的首领安德烈·舒伊斯基（Andrei Shuiski），自己掌握国家的统治权。3年后，他请莫斯科大主教加冕他为沙皇。之后，他又下一道命令，在其领土内为他挑选一批高贵的处女送给他，从这批处女中他选中了阿娜斯塔霞·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为妻，这个女人的娘家姓氏很快便成为一个朝代的名称。

1550年，他召开了全俄罗斯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Zemski Sobor）。会中，他忏悔少年时代的错误，并保证将以公平仁慈的政策统治国家。也许是受了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大会也讨论捐出教会财产给国家的动议。该动议未获通过，却通过了一项与此相关的提案，规定所有让与教会的独立地产——那些不含抵押权的地产——都要被收回，所有在伊凡未届法定年龄时捐给教会的礼物须注销，而且所有的修道院无沙皇的同意不得再置任何财产。僧侣们的怒气直等到伊凡选定希尔维斯特（Sylvester）牧师为其宗教导师，而且请他和阿列克谢·阿达舍夫（Alexis Adashef）为其主要牧师时，方才消退。在这些能干助手的支持下，伊凡21岁时其领土便已十分辽阔，西起斯摩林斯克，东至乌拉尔山脉，北达北极海，南方濒临里海。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整顿陆军，为此，他成立了两个直接向他负责的机构，以便与不甚友善的贵族军力抗衡：哥萨克（Cossack）骑兵队及配有火绳枪——这种枪炮于15世纪中发明——的斯特里尔茨（Strieltsi） [1] 步兵队。哥萨克人在15世纪的南俄罗斯，其地位介于穆斯林与莫斯科的农民之间，他们必须一接到通知就马上应战，因此他们常常有机会抢劫来往于南北之间的骆驼商队。主要的哥萨克“老大”——包括俄国东南部的顿河哥萨克人（Don Cossaks）和西南部的扎波洛什哥萨克人（Zaporogue Cossacks）——是一批半独立的共和国，施行很奇怪的民主政治：男户长们选出一位酋长作为由全民选出的代表大会的执行官；所有的土地是公有的，只是暂时租给每家使用；在法律面前任何阶级都平等。以勇猛著称的哥萨克骑士成为伊凡四世国内外稳定力量。

他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他想把俄国与波罗的海和里海连在一起。鞑靼人仍然占有喀山、阿斯特拉罕及克里米亚等地，仍要求莫斯科向他们纳贡，虽然这种要求不为莫斯科理睬。伊凡深信，俄国的安全与统一需要他取得上述这些汗国，并控制窝瓦河的出口。1552年，这位年轻的沙皇率领15万大军进攻喀山的城门，围攻50天之久。城内3万穆斯林秉其宗教信仰的不屈不挠精神坚决抵抗。他们屡次突击，突击队员有些被捕、被吊在城墙前的绞架上时，守城者反而以箭射之，因为他们说：“与其让被捕者死在不纯净的基督徒手中，不如让他们死在国人的干净手中。”攻城者因围攻一月不下而丧失信心时，伊凡派人从莫斯科取来一个神奇的十字架。他把这个十字架拿给士兵们看后，士兵们个个又恢复了活力。攻围双方都有上帝被召来服役。有位德国的工程师在城墙四周布以地雷，结果城墙应声倒地，俄国人边入城边叫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于是把所有不能当奴隶卖的人通通杀光。据说，伊凡曾经为打败仗者淌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他们虽非基督徒，却也是人。”他重新以基督徒去驻守废墟。俄国人礼赞他是第一位攻取鞑靼要塞的斯拉夫君王，而庆祝这次胜利的方式就像法兰西欢呼在图尔阻挡穆斯林（732年）的前进一样热烈。1554年，伊凡攻取阿斯特拉罕，窝瓦河也完全为俄国所有。克里米亚一直被穆斯林控制到1774年，但顿河的哥萨克人此时已臣属莫斯科了。

清除了东方的疆土后，伊凡开始觊觎西方。他梦想俄罗斯的商业能向西部和北部发展，沿着大河直达波罗的海。他极羡慕西欧的工商业扩张，因此他寻求任何机会使俄国和这种发展产生关联。1553年，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两人奉伦敦商人的委托，想在斯堪的纳维亚附近找寻一个通往中国的北极航线。他们从哈维奇（Harwich）乘3条船出发，两个船员在冬天死于拉普兰，钱塞勒仍旧抵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该地是英国人以米迦勒大天使命名的。钱塞勒历尽千辛万苦方抵达莫斯科。伊凡起初便是和他，后来又和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enkinson）签订了许多条约，批准伦敦与莫斯科公司在俄国境内做贸易的特权。

可是就伊凡而言，这些条约并不能当成通往西方的窗口或门户。他尝试引进德国的技术员，已经有123位技工聚集在吕贝克准备出发，但查理五世不放行。有一条大河南德维纳河（Southern Dvina）从俄国的心脏一直到里加（Riga）附近，流入波罗的海，中间流经敌对的利沃尼亚（Livonia）。德维纳河和窝瓦河的河源相距并不很远，只要挖几条运河就可以把这两条河接通。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故意把这条水路赐给俄国，以补偿其大片土地与海岸和港口数目不成比例的缺陷。因此，只要波罗的海能够和里海、黑海连在一起，东西方就可以有所接触，而且在货物及思想的交流中，西方也可偿还它负于东方的古老文化。

因此，1557年，伊凡便造出一个开战的理由——其实，这通常都是一种贪心的借口而已——向利沃尼亚挑战。他派遣一支由喀山留下的鞑靼可汗沙阿—阿里（Shah-Ali）率领的陆军向利沃尼亚攻击。这支军队在该国大肆劫掠，杀人放火，逼其人民为奴，到处强奸妇女。1558年，另一支俄国大军攻占了距波罗的海只有8英里的纳尔瓦城。利沃尼亚请求波兰、丹麦、瑞典和德国的协助，整个中欧都为这种斯拉夫人西犯的洪水感到不寒而栗，其情况与6世纪时他们西犯到易北河一样恐怖。斯蒂芬·巴托里（Stephen Bathory）后来唤醒了波兰人，他率领军队在波罗兹克（Polotsk，1582年）打败了俄国人。被击败的伊凡只好将利沃尼亚让给波兰。

早在这次决定性的挫败之前，伊凡在国内政策的失败已引起了反叛。那些想要伊凡多开几条贸易路线使其致富的商人们，已经对极度浪费而具有分裂性的战争失去了兴趣。反对这场战争的贵族们于是想联合拥有较精良武器的波罗的海诸强国、反抗在政治和组织上仍属于封建制度的俄国。早在开战之前及战事进行中，伊凡就怀疑许多权贵们有夺取其皇位的阴谋了。在一次几乎夺掉其性命的疾病中（1553年），他得知，一群强有力的贵族曾经计划等他一去世，就废弃其子德米特里，另拥立弗拉基米尔为亲王，因为弗拉基米尔的母亲已把大批礼物一一分发给军队。他最信任的顾问——希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与那些阴谋叛变的权贵们串通了。虽然对他们怀有疑心，伊凡仍让这些权贵们继续握权达7年之久，直到1560年才以非暴力手段驱除了他们，希尔维斯特死在一所修道院内，阿达舍夫则死在利沃尼亚战役中。权贵们中有几位逃到了波兰，拿起武器反抗俄国。1564年，伊凡的心腹、统率将领安德烈·库尔伯斯基（Andrei Kurbski）亲王也加入这种逃亡的行列，声称俄国的沙皇想要谋害他。库尔伯斯基从波兰送了一封是向他宣战的信，指骂伊凡为一位患有麻风病的犯人。据说，伊凡听完了这封宣战书后，马上拿了一根拐杖打那位带信者，并把他的脚用钉子钉在地板上。这位沙皇还是亲自向库尔伯斯基回了一封长达62页的答辩书，这封信以滔滔不绝、杂乱无章、慷慨激昂、引经据典的口气，说明权贵们如何罢黜他的阴谋。因为深信是权贵们设计毒死阿娜斯塔霞的，他在信中质问他说：“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不是已经夺走了我年轻的太太，而我却从未去杀死任何议员吗……我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库尔伯斯基在他行将就木之际，写了一篇充满敌意、冷酷无情的《伊凡的罪史》，从这份陈述中，我们方得到叙述伊凡的恐怖的来源。

这些阴谋计划和逃亡成为这一朝代最有名、最特殊的事件。1564年12月13日，伊凡举家离开莫斯科，带了一些圣像、宝物以及一小支军队，隐居到他在亚历山德罗维奇（Alexandrovsk）的夏日别墅去，同时写了两道声明送回莫斯科。其中之一宣称，权贵们、所有的政府官吏及教会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和国家；因此，在“万分悲伤的心情下”，他现在让出了他的皇位，今后将过着隐退的生活。另外一封则告诉莫斯科人，他实际上是爱护他们的，而且向他们保证，他将永远爱他们。事实上，他自始至终都站在老百姓和商人这边而反对贵族，这一点在当时的中下阶级人民中就可得到证明。这些中下阶级的怒气爆发了，他们叫骂那些贵族和僧侣，要求他们派遣一个由主教和议员们组成的代表团去见沙皇，亲自请求他重回皇位。结果一切按此进行，伊凡也“再次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不过附有许多他以后才想说明的条件。

他回到莫斯科后（1565年2月），马上召开僧侣和权贵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宣称要处决反对党的领袖，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以后他要握有一切权力，无须向贵族们或大会咨请，而且把凡是不服从其诏书者通通放逐。代表们为了防止群众的反抗，结果屈服解散。伊凡同时宣布，此后俄国将分为两部：其一为泽姆斯特奇纳（Zemstchina）或称各省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仍由权贵及其国会组成的政府控制；沙皇可以随意抽税，在军事和外交事务方面该会完全受他管辖，除此之外，他们可以自治自由；其二为奥普里茨尼纳（Oprichnina）或称“另外的财产”，由伊凡自己控制，这种财产是他授给普鲁里茨尼基（Oprichniki，“骑士”之意）或另外阶级的土地，这些阶级由沙皇选出，一方面为统治管辖这一半领土之责，另一方面为保护这块土地，以免发生骚动，借此沙皇可以得到保护，同时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服役。这一阶级的新军官——最初总数只有1000人，后来增加到6000人之多——大部分是从贵族的青少年子弟中选出。这批人原是无田阶级，为了报答伊凡授予的地产，个个都愿意为他效命。这些土地部分来自皇帝的财产，而大部分是从那些反叛的权贵那里没收来的，到了这个朝代的末期，奥普里茨尼纳阶级几乎占有全俄罗斯的一半、莫斯科的大半部及许多重要的贸易航线。这次革命和150年后彼得大帝施行的很相似——一种新阶级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俄国的工商业也开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全落在贵族手中的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位虽然只有一小支私人军队及不可靠的商人和老百姓的支持却不乏蛮勇的沙皇。从某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相信，在这时代的紧要关头，当时年仅35岁的伊凡，一下子老了20岁。

伊凡现在把亚历山德罗维奇当作他的公馆，并将之改建成一幢设防的城堡。这一连串和贵族阶级的作对，再加上连年征讨利沃尼亚不利，若是一位不够镇定的人一定会乱了脚步。他命令他的卫士像僧侣一样穿黑长袍、戴铁盔，自称是这些卫士的修道院院长，他唱他们的圣歌，每天参加他们的弥撒，他强烈的虔诚心使他匍匐在神坛前又站起时，额上都擦伤。这一点更使人望之俨然可敬，俄罗斯开始对他又惊又敬，甚至全副武装的骑士在他面前都自感卑微，因此，他们被称为他的朝臣。

伊凡的革命，就像其他人的革命，有其恐怖的一面。凡是阻挠革命而被捕者，皆格杀勿论。在一部修道院的编年史里——编者可能是他的敌对者——说明，在这几年中（1560—1570年）成为其暴怒的牺牲品的有3470人。从这部编年史的记载看来，这些牺牲者大部分不是连累“其妻”，就是连累其“妻、子”一起而被杀害，其中有一次甚至连同“来营救的十个人”都一起被处决。弗拉基米尔亲王及其母亲被杀，不过其子不但幸免，而且生活还被照顾。据说，这位沙皇还要求僧侣们为那些牺牲在他手里的灵魂祈求安息。他辩白说，这些处决完全是给叛国者的一种普通惩罚，在战时更需要。一位波兰的官员承认他的说法有道理，一位英国人看了这种杀戮之后祈祷说：“但愿上帝能够把这种效忠方法教给我们国内的那些反叛者，要他们履行对其亲王的职责吧！”

恐怖的高潮降临在诺夫哥罗德。伊凡曾拨了一大笔经费，要当地的大主教修理其境内的教堂，因为他自以为在当地的牧师心中享有相当大的名气。但他居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在诺夫哥罗德修道院内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背后，有人发现一张文件——该文件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上面说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城将联合波兰，阴谋推翻沙皇。因此，1570年的1月2日，一支由骑士为前导的强大军队突然向诺夫哥罗德猛攻，掠夺所有当地的修道院，逮捕了500名僧侣和牧师。1月6日，伊凡亲自抵达该城之际，即下令，凡是拿不出50卢布作为赎罪金的牧师一律要用鞭打死。结果，大主教被解除了教职，然后送入牢狱监禁。根据诺夫哥罗德的第三部编年史的记载，对居民的大屠杀持续5个星期之久，有时1天之中杀掉500人。据官方的记录，一共死了2770人。伊凡却辩说，只有1502人。据称有许多商人因极欲重新打开与西方的贸易之门，也参加了这次阴谋，沙皇的士兵也把城内的商店全部烧光，甚至商人们在郊区的家也未能幸免；住在其四周的农舍也被破坏殆尽。除非不友善的修道院编年史者把这次大屠杀作了过度的渲染描写，否则像伊凡的这种野蛮式复仇行动也许只有“勇士”查理（1468年）惩罚其叛变者列日，或查理五世（1527年）的军队洗劫罗马城堪可比拟。从此，诺夫哥罗德未能恢复俄国商业生活的昔日光辉。伊凡顺便到普斯科夫，但他不许其士兵再去夺该城。然后，伊凡班师回莫斯科，马上举行一场皇家化装舞会，以庆祝他从谋叛中逃生。

这样动荡的王朝当然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商业在和平中方能蓬勃，在战时会受到打击。在那些授给骑士的田及其他田地上，农人依法附属于土地，是一个不断生产的工具；在1500年数目仍然很少的农奴，1600年已经在土地法里成为定则了。课税都是掠夺性的，通货膨胀非常迅速。1500年，卢布的价值比1410年高出94倍，1600年则只有24倍。我们无须继续追溯其下降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的教训，即人不应视金钱如命。

家庭成员无节制的浪费和土地贫瘠，引起到新鲜肥沃土地的无休止的迁徙。这批人越过乌拉尔山区时，他们发现一个包括巴什基尔（Bashkirs）人和奥斯蒂亚克（Ostyaks）人的鞑靼汗国，汗国的首都，哥萨克人称为西伯尔（Sibir）。1581年，赛门（Semën Stroganov）召集了600名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在耶尔马可（Ermak Timofeevitch）的率领下征服了这些部落，结果大功告成，使西西伯利亚成为扩张中的俄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土匪头目出身的赛门居然被希腊正教教会封为圣徒。

教会仍是俄国的真正统治者，因为大家都非常敬畏上帝，伊凡的能力范围仍然有限。严格的典礼仪式——如非属于道德方面的话——处处束缚了沙皇。牧师们特别注意，要沙皇每次接见来自正教教区外的大使后，一定要洗手。在俄国，不许崇信罗马天主教，信奉新教却得到宽容，因为新教教徒是罗马教皇的敌人。与亨利八世一样，伊凡四世对自己在神学方面的知识引以为傲。他曾在克里姆林宫里和一位波希米亚的路德教牧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不过，我们得承认，这位最凶暴的沙皇在辩论进行中的风度，和当时德国境内的宗教争论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内进行礼拜仪式时（1568年），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当面拒绝为伊凡祝祷。这位沙皇哀求他三次，仍徒劳无功。一起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在仪式完毕后向菲利普询问他为何拒绝伊凡时，菲利普马上把伊凡的罪状和淫乱行为开列出来。沙皇听后说：“不要再说下去，请赶快为我赐福！”这位高级教士回答说：“我的沉默等于加罪给你的灵魂，加速你的死亡。”伊凡在未受赐福的心情下愤然离去，而菲利普也有一个月之久平安无事。然后有一天，一位伊凡的仆人进入这家大教堂，逮捕了这位大主教，把他带到特韦尔，关在监狱里。后人对他的命运如何有着诸多争论，据俄国教会的说法是，他被活活烧死。1652年，他被追封为圣徒，他的圣骨直到1917年仍然放在乌斯宾斯基索伯尔（Uspenskiy Sobor），受人膜拜。

教会还是俄国文学与艺术的主要创造者。印刷术于1491年方才传入，而在这个王朝内唯一被印成书的只限于祈祷手册。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学者住在大主教区内。1529年，在秘书的协助下，他开始着手编纂其国家仅存的文艺作品，分为12大卷，这些作品当然以宗教性的为多，其中最多的是僧侣性质的和编年史。专听伊凡忏悔的教士希尔维斯特写了一部极有名的手册《治家格言》，这是一本俄国国内经济、礼节及永恒得救的指南。在这部书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劝告为人丈夫者应对其妻子严而不厉，及其他有关如何吐痰及擤鼻涕法的正确说明。伊凡本人，由其书信也可知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伊凡的治理下，俄国艺术的最辉煌产品便是受祝福者巴西尔大教堂（Church of Basil the Blessed），这所教堂今天仍然屹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场的一端。自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554年）凯旋后，伊凡便开始兴建他所谓的圣母玛利亚代祷大教堂的工作，因为他将他的胜利归之于圣母。在这座用石头砌成的大圣殿四周，后来陆续添建了7座以木头为材料的小教堂。每座教堂都饰以一个五彩缤纷的圆屋顶，每座都是球根状的，装饰各不相同。最后一座献给圣巴西尔，完成于1588年，与整个教堂的设计相得益彰。据说，这些建筑出自一位意大利建筑师的精心设计，伊凡恐怕他可能还会创造出比这些教堂更美的杰作，便挖出他的双眼。实际上，这些都是两位俄国人巴尔马（Barma）和波斯尼科夫（Postnikov）设计的，在装饰上采用了某些文艺复兴时代的主题风格而已。每年的圣枝主日，政府规定，所有莫斯科城内的诸侯和僧侣须列队走到这所大教堂。大主教骑在马背上，马头上佩戴着一副人造耳朵，装成相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所骑的那匹骡子的样子；而沙皇则谦卑地走在马前，拉着缰绳，引导队伍；此时整条路上旗海一片，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圣像；小孩子们则高声唱着赞美上帝、感激上帝的歌声，歌声震天，俄国人的生活也因而得到祝福。

1580年，伊凡似乎已克服了他所有的敌人。他在此以前娶过五个太太，五个太太都相继去世，现在娶了第六位，而且还想以友善的重婚多添一个。他一共有4个孩子。第一个夭折。第三个名叫费奥多尔（Feodor），是一位白痴。第四位德米特里被认为感染了麻风病。1580年11月的一天，他的第二个儿子伊凡的太太穿了一件他认为不顺眼的衣服，被他看到了，于是责骂她，打她；结果，她的胎儿流产了，这位小沙皇就责备他的父亲。暴跳如雷的沙皇以手中的权杖击其头，结果儿子就这样死于非命。沙皇在懊悔的心情笼罩下发疯了，他悲伤得日日夜夜号啕痛哭。每天早晨他都说要辞去皇位；可是权贵们现在已经对他比对他另两个儿子更有好感了。他又活了3年多。然后，一种很奇怪的病袭击了他，他全身发肿，发散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1584年3月18日，伊凡在和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下棋时忽然死去，爱说闲话的人指责是戈杜诺夫毒死他的，这个故事日后还被搬上舞台。

我们不应该把伊凡只当作一位野蛮的食人魔。他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外表还算潇洒，他的鼻梁宽而平，鼻下长了一丛赤鸢色的浓须。格鲁兹尼（Groznyi）一字被当作恐怖，可以说是翻译的错误，它的本义应是威严，就像人们以奥古斯都称呼罗马的皇帝们一样。在我们看来，甚至于在当世者的眼中看来，他当然非常残暴，也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判官。他生在一个有西班牙宗教法庭、塞尔维特被烧死、亨利八世的斩首风俗、玛丽女王的迫害方法、圣巴托罗缪的杀戮的时代里。伊凡听到这种大屠杀之消息时（这种消息教皇却额手称庆），他斥之为西方式的野蛮。他很容易被人激怒，这一点因遗传和环境影响而变得更为剧烈。据目击者称，即使一件很小的烦恼事也会使他“暴跳如雷，七孔生烟”。对他的罪或错误他不只承认，有时甚至于过分夸张，这使他的敌人指责他时更有充分的借口。他好学不倦，凡是有关他的国家及时代的事他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富于幽默感，有时也会哄然大笑，不过他的大笑看起来笑里藏刀。他做了想做的工作：他常保护贫弱者不受富强者的欺侮；他也会拿商人和中产阶级作为抵御封建及好争吵的贵族阶级的武器；他要打开和西方的通商之门，让西方的观念传入；他要为俄国扶植一批不受古板、死气沉沉的习惯限制，不像权贵的行政管理阶级；他要使俄国摆脱鞑靼人的支配，把她从混乱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达成全国统一的局面。他是一位以野蛮方法实现文明化的野蛮人。

他的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征服自己以达到成熟的地步。所有的改革计划都因陷入革命的兴奋而一败涂地。他使农民比以前更受地主的压迫；他的战争使贸易一筹莫展；他把所有的壮丁赶到敌人的包围中；他使整个俄国陷入分崩离析，成为一个无政府国家。他给百姓一个以宗教为名而行残暴、不节制和无道德的榜样。他把他最能干的儿子杀死，却把皇位传给一位昏庸无能的懦夫，使俄国陷入内战。他是他那个时代中的这类人中的一个：要是他们不出生于世，也许对他们的国家和人类是一种幸运！

[1] Strieltsi源自Streilati，意为开火；“哥萨克”一字也许是土耳其文的quzzag，意为“冒险者”。

第二章　穆斯林的天赋（1258—1520）

1095年至1291年，伊斯兰教世界遭受了一连串极剧烈的宗教性攻击，其情况就像是后来他们攻占巴尔干各国，将成千教堂改成清真寺时一样猛烈。在12位教皇的鼓舞下，8次十字军行动吸引了欧洲的王室、骑士和暴民去对抗穆罕默德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突尼西亚等地的城堡。虽然这些攻击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气势。在西班牙，十字军获得了胜利，攻入西班牙的穆斯林被打退了，但残留者后来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格拉纳达王国，得以苟延残喘。强悍的诺曼底人又把西西里从穆斯林手中夺去。可是这些创伤与蒙古人（1219—1258年）破坏性地侵入特兰索西亚纳（Transoxiana）、波斯及伊拉克等地比起来又算什么呢？曾经是伊斯兰教文明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洗劫、屠杀、焚烧——布哈拉（Bokhara）、撒马尔罕（Samarkand）、巴尔干、墨夫（Merv）、内沙布尔（Nishapur）、赖伊（Rayy）、赫拉特（Herat）、巴格达皆是。所有的省市政府都被摧毁；无人管理的运河任由流沙侵袭；商业消失得无影无踪；学校和图书馆都被破坏；学者和科学家们逃的逃，散的散，被杀的被杀，有的甚至被抓去当奴隶。伊斯兰教的精神被切断几乎达一世纪之久，然后才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帖木儿率领的鞑靼人扫荡了西亚，使西亚再次沦为荒地；奥斯曼率领的土耳其人则横扫小亚细亚，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历史上从未见过其他任何文明经历过这样多次、广远、彻底的浩劫。

蒙古人、鞑靼人及土耳其人带来了新的血液。穆斯林已经变得极为放纵，因循苟且。与君士坦丁堡一样，巴格达已经放弃抵抗；住在巴格达的人民由于贪图舒适的生活，对死亡已经看得极为淡泊。那曾经开过灿烂花朵的文明和拜占庭城如今已熟透到凋谢的阶段。由于其文化上的富庶——如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样——因此，它还能凭其被洗劫后的残留记忆，教化那些征服者。在蒙古伊尔汗国（ILKhans）统治下的波斯得以创造一个开明的政府，产生了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和辉煌的艺术，使历史因一位高贵学者的出现而增色不少。在特兰索西亚纳，帖木儿的建设成果几乎与他破坏的等量齐观。以蹂躏为能事的他，居然驻足赞颂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安那托里亚（Anatolia）的土耳其人也被文明化了，诗人数目之多可比他们的妻妾。在埃及，马穆鲁克（Mamluk）人像巨人一样继续繁殖；而在西非，穆斯林尊崇的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果让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最伟大的博学之士和他比较，将会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时，伊斯兰教此时正向印度传播，一直抵达最遥远的东方。

波斯的伊尔汗国（1265—1337）

马可·波罗起程横越波斯（1271年）去朝见中国的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时，他发觉所经之地几乎都在蒙古帝国境内。历史上从未记载蒙古帝国的疆域有这么辽阔。蒙古帝国西至俄国境内的第聂伯河；南部包括克里米亚、伊拉克、波斯、今中国西藏及印度境内的恒河流域；东边则包括印度、中国及高丽；北部则是其老家蒙古。在这么辽阔的疆域内，蒙古的统治者维护道路、促进商业、保护旅客，并容许境内的人民信仰不同的宗教。

成吉思汗之孙胡拉古（Hulagu）在征服巴格达之后（1258年），在波斯的西北部迈拉盖（Maragha）建立了一个新都。他逝世后，他的儿子阿巴恰（Abaqa）继承为波斯的可汗（亲王），臣属于远方的忽必烈国；这个统治波斯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朝代于焉开始，一直到1337年。这个族系中最伟大的是合赞（Ghazan）可汗。他几乎是军队中个子最矮的，他的意志力却比他们的武器更坚强。他拒绝效忠于中国的大汗国，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国王，建都于大不里士（Tabriz）。朝见他的公使来自中国、印度、埃及、英格兰、西班牙等国。他改革行政、巩固货币，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强盗们的迫害，恢复巴格达昔日的繁荣。他在大不里士建了一所清真寺、两所学院、一个哲学研究院、一个天文观测台、一所图书馆及一家医院。他把从某些土地上得到的利润拨为支持上述机构的经费基金，并为这些机构延聘当时的名流学者、医师和科学家。他本人修养很高，精通数种外国语言，可能包括拉丁文。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华丽的大坟墓，因此他的死亡（1304年）仿佛是凯旋，回到了光荣的家。

马可·波罗把大不里士描写为“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城市”。弗拉·奥德里克（Fra Oderic，1320年）则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做买卖的城市”。在这里，应有尽有。基督徒说，这个城市缴给其统治者的税收总额比全法兰西人民缴给其国王的还多。克拉维霍（Clavijo，1404年）称之为“物阜民丰的大城”“漂亮的建筑林立”，清真寺极为辉煌，“该地更拥有世界上最堂皇的浴室”。他估计该城的人口约有100万。

乌利加图（Uljaitu）继续执行其兄合赞可汗的开明政策。他在位期间出现了波斯历史上最华贵的建筑和灯饰。他的大臣拉什迪·丁（Rashidiu’d-Din Fadlu’llah）的事业说明了这个时代在教育、学术和文学上的盛况。拉什迪1247年诞生于哈马丹（Hamadan），他的双亲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他的敌人常拿他对《摩西律法》的精通作为证明。他曾经担任阿巴恰的医生、合赞的首相和乌利加图的财政大臣。在大不里士东郊，他设立了一个拉什迪基金会，是宽阔的大学中心。剑桥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一封他的信，这样描写这个中心：

在中心内我们建有24幢高耸入云的大旅馆，比金字塔还坚固的1500家商店和3万幢美轮美奂的住宅。到处建有对健康有益的浴场、美丽的花园、商店、磨坊、织布及造纸厂。其他城市的人民成群结队地迁居于这里。其中有200位朗诵《古兰经》者……在一条“学人街”上，我们为400名学者、神学家、法理学家及传统主义者提供住宅；每日的薪金、养老金，每年的衣服津贴、肥皂、糖等金钱都供给他们。我们召来了1000名学生……并下令免费供给他们每天的膳宿……好让他们安心、平静地研求学问，以备将来为人服务。我们同时也安排好了计划，规定哪位学生、多少学生应该跟哪位教授或老师学习；我们对每一位学问追求者的志向和学习能力了如指掌后，我们就下令他专心去攻读适合他的学科……

对50位来自印度、中国、埃及和叙利亚的名医，我们都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要求他们每天莅临“医疗室”（医院），而且请他们每人收10位能够学习医学的学生，把这一行高贵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对所有在我们医院内工作的光学仪器制造者、外科医生和接骨师，我们要求，我们侍者的5个儿子拜师于这些人门下，以学会眼科医术、外科手术和接骨术。我们特别为这些人在医院的后面造了一个住宅区，这条街称为“医生街”。其他我们从各国延揽来的技术人员和实业家也都各有安排，分别设有属于他们行业的街道。

一个积极参与王国行政事务者居然还有时间和知识写出5部关于神学，4本关于医学、政府及一部世界史的巨著，我们除了钦佩，还能说什么？此外，一位有地位的穆斯林说，拉什迪每天只有早祷和日出之间的时间可以利用，不过，即使在阿塞拜疆也应有阴天的时候吧。他花了7年的苦功才写成《历史摘要》（Compendium of Histories）一书，他把该书印成两大卷，翻成英文却有7册之多，主要叙述蒙古人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到合赞可汗；东西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朝代；穆罕默德生前死后的波斯和犹地亚；中国和印度，其中包括对佛陀和佛教的深入研究；欧洲各个国王、教皇及哲学家们的成就及思想。虽然迄今仍未译成欧洲的语言，然而凡是读过这些书的人，一致称之为波斯散文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学术作品。拉什迪不但运用政府的档案资料，还聘请中国的学者为他提供中国的各种条约及文件，从书的内容判断，显然他都翻阅过这些文件——此外，他参阅阿拉伯、希伯来、土耳其及蒙古权威性文件的原文。

为了让他的《历史摘要》一书名垂千秋万世，拉什迪特别送了很多部到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派人将它翻译成阿拉伯文，还拨出一笔经费，每年请人把该书抄两部——一部阿拉伯文，一部波斯文——送给伊斯兰教世界的某些城市。虽然如此，很多部还是遗失了，或许由于他的政治灾难，连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也不见了。1312年，乌利加图任命他和阿里—沙赫（Ali-Shah）共同担任财政大臣。在乌利加图的继任者阿布·赛德（Abu Said）的控制下，阿里—沙赫散布许多谣言指责他的同伴，并对可汗说，拉什迪与其儿子埃伯拉罕（Ibrahim）毒死了乌利加图。结果这位历史学家被贬了，很快被处死（1318年），时年70岁，他的儿子也一并处死。他的财产被充公，基金会的一切赠予也全被剥夺，在城外的大学中心也被摧毁无余。

事后阿布·赛德可能感到懊悔，任命拉什迪另一个儿子吉亚迪·丁（Ghiyathu’d-Din）为大臣，虽为时已晚，也不失为补偿之道。此子为政堪称公正精明。阿布·赛德死后，政局混乱犹如无政府状态，最终造成了伊尔汗国的颓亡，其领土分裂为许多小国家，饱受战乱的蹂躏。尚可称道者，唯有诗歌还出现过一些光华。

哈菲兹（1320—1389）

在波斯，诗人到处可见，而国王尊崇诗人，仅次于嫔妃、书法家和将军。在哈菲兹的时代，有将近20多位波斯大诗人，声名远播至西边的地中海、东边的恒河、南边的也门、北边的撒马尔罕。这些诗人都衷心佩服哈菲兹一人，因为他们都说，他的才华远超过赛德。他对此荣誉当之无愧，并自我吹嘘说：

我从未见过比你更美的诗篇，哦！哈菲兹，凭着《古兰经》我发誓，那是出自你心中的真言。

哈菲兹之名的本意即为善诵者，这是赐给凡是能像这位诗人一样，把整部《古兰经》背诵下来的人的尊称。他诞生于夏伊拉兹，由于他的诞生日期和祖先皆不详，他很快成为诗中的神话。他的第一位赞助人阿布·伊沙克（Abu Ishaq），曾经被合赞可汗任命为法斯（Fars）之王。阿布·伊沙克由于酷爱诗，疏于政事。有一次左右的人警告他说，大批的敌军正准备进攻其首都夏伊拉兹，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把这么美好的春天浪费在打仗上岂不是太愚笨了。毫无诗兴的将军伊本·穆扎法尔（Ibn Muzaffar）攻下了夏伊拉兹，捕杀了阿布·伊沙克（1352年），下令任何人不准饮酒作乐，并关闭城内的所有酒店。哈菲兹为此写了一首悲伤的追悼诗：

虽然酒可取乐，而风可使玫瑰花香泌出，

千万不可边饮酒边弹琴，因为警伯就在附近。

把你的高脚杯藏在缝补过的大衣长袖里吧，

因为时间就像玻璃酒瓶的眼睛，会倒出血液。

用你的泪水洗去你苦修僧衣上的酒污吧，

因为这是虔诚的季节，也是戒酒的时令。

穆扎法尔的继任者发觉禁酒并不实际，而且统治饮酒者到底比统治生活严肃者容易得多，因此，准许酒店重新开业。哈菲兹闻此，便写诗夸赞他，使他大名不朽。

哈菲兹模仿波斯人的作风，写了许多关于酒的诗句，有时他甚至将一杯酒视为“比一位少女的吻更可贵”。吟诗千篇后，他便对这类题材感到厌倦。不久他又发现爱情，不论是纯洁之爱，还是青楼之爱，仍然不能没有诗：

你可知道何谓幸运？那不外是获得美人青睐。

在路上向她求怜，此种幸福非荣华富贵可比。

此时，再也没有任何自由会像做爱情的俘虏那般甜蜜：

我们相见虽然短暂，可是想到

日后我们将获得爱情的成果，因此请勿厌于

聆听内心的要求。

生命的秘密并非我们可想象的。

因此，请你暂且放下你的工作，给你的爱人一吻。

我把这一含义甚丰的建议赐给世人；

春天的花苞向人招手时，风也离开了风车

轻轻地飘来，吻上了疏落的枝叶……

夏伊拉兹的美人儿，只要你答应我的请求，

为了得到你的那颗痣——那颗去不掉的沙粒

长在珍珠的面颊上——哈菲兹愿意

以全部的布哈拉、全部的撒马尔罕交换……

假使让我和命运之神打赌，

我一定下个赌注，不论我要付出多大代价，

我要与我的爱同呼吸。

为了乐园，我该付出什么呢？

那位用黄金和丝绸织成你的头发，

那位把红玫瑰与白玫瑰集于一身，

而且将之赐给你以蜜月之礼的人——

难道他无法给我这位作为其子的人一点耐性吗？

最后他似乎冷静下来结婚了；倘若我们的了解没错，他那些玄妙的诗句等于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了太太，而且生了几个孩子，这是他在女人与酒之间做的抉择。从别的诗句看来，我们似乎可看到他为太太的去世悲伤：

我的夫人确曾改变了我的家

她住在里面时，我家成了天堂，

从头到脚，她像美若天仙的天使

本性纯洁，不沾污点，

双颊美若皎月，聪明又贤惠。

像是绝代佳人，她有慈祥的双眸，

眼睛闪耀着可爱的光辉。

我心里想：这是我安息的地方！

四周散布她慈爱的气息。

可如今她已被运往远方去，

天啊，她不知那是何处，天啊！可怜的人！

有一颗冷酷无情的星，使我

松开她的手；她在远方

孤独地前进，而我的心极沉重。

总之，他变得喜欢过家庭的生活，还养成了静闭的习惯，很少外出。据他自己称，他愿意让他的诗带他到处旅行。他屡受邀请到许多皇家宫廷，有一个时期几乎被说动接受苏丹·艾哈迈德（Sultan Ahmad）的请求，住在巴格达皇宫的住宅里。可他对夏伊拉兹的喜爱使他离不开，他怀疑乐园里的小溪是否会像夏伊拉兹的那么可爱，那里的玫瑰会一样的红。他时常写赞美诗送给当时的波斯小国王们，希望借此能从他们手中获得一点恩赐，以济其贫穷。因为，在当时的波斯，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险为作家出书，艺术家往往要摘下帽子，在贵族国王的前厅等候他们的赏赐。哈菲兹有一次差点出国：一位印度王不只寄给他一封邀请信，而且还把旅行的盘缠寄给他。他果然出发了，还抵达了波斯湾的荷莫兹（Hormuz）。正当他登船起程时，一阵暴风雨打消了他的一切幻想，使他又迷恋于他安定的生活。他又回到了夏伊拉兹，然后寄给那位国王一首诗，表示物到人未到。

哈菲兹的诗集共有693首诗。大部分是抒情诗，有些是四行诗，有些是令人费解的断简残篇。这些诗比但丁的诗更难翻译，因为这些诗在字句上有许多重复，韵脚也极繁复，如果翻译成英文，就成了打油诗，而且这些诗堆满了典故，这些典故也许在当时读来觉得充满机智，今天读起来却很费力了。有时，他写起散文反而更好些：

黑夜即将告别之际，我被一股玫瑰的香气吸引，独自走到花园，就像夜莺一样，想要找出可除去令我发热的香气。就在树荫的那边有一朵玫瑰，红得像一盏笼罩着白纱的灯火，我一直望着那朵玫瑰出神……

这朵玫瑰之所以可爱，是因为我所爱的人的脸颊就像它一样可爱……倘若青草散发的香味和花园里吹着的微风，不是为我的爱人而发而吹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的爱人的双颊就像一朵郁金香……

在夜的黑幕下，我把被你卷发束缚下的心解了开来，可是我感到你的双颊贴着我，于是我吻你的双唇。我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让你的秀发像火焰一般把我团团围住。我紧紧地压住你的双唇，我把我的内心、我的灵魂尽情地奉献给你。

哈菲兹也是一位受天惩罚、受痛苦折磨的人，通过艺术、诗篇、模仿，及在有意无意中，他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极为敏感，因此，利用他的双目、言语和指尖，他崇拜一切美好的事物，诸如石头或绘画、肉体或花朵。而且，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去领受。他同时又发觉，虽然他每天对美好的事物都有新的感受，美的事物总是那么短暂，死亡却具有无比的威力。因此，哈菲兹一方面诅咒，另一方面却有崇拜之心，有时他也会怨天尤人，有时也会歌颂众美之源的永恒上帝。

很多人把他的酒视为使他心醉神迷之物，他的酒馆是修道院，他的热火是神火。当然他后来确实当了教主，穿起了苦行僧袍，而且写了许多模糊的空论诗，但他的真正神祇仍然是酒、女人和诗歌。当时曾经兴起一个运动，要判他不信真神，可是都因他辩称“我的诗是叙述一位基督徒的观念，不是自己的表白”，而逃过了被杀的命运。让我们再谈谈他所写的：

哦，宗教狂者，别以为你的傲气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清真寺与异教教堂的差别不过是虚荣心而已。

他所谓的异教徒当然指基督徒。有时，哈菲兹似乎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虚构出来的希望而已：

在那些颠簸不定的日子里他带领我们，

我们崇敬他，虽说我们深知他杀了谁。

他也许会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离开之后

他也将化成同一火焰消失而去。

他逝世后，由于他的信仰令人怀疑，他的享乐论调又是汗牛充栋，有些人拒绝为他举行宗教仪式的葬礼。后来，还是他的朋友把他的诗寓言化，才使他免除下地狱的厄运。后来年轻的一代把他的灵骨安置在哈菲奇亚（Hafiziyya）的花园里，四周盛开着许多从夏伊拉兹移植来的玫瑰，而这位诗人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他的坟墓“成为世界上爱好自由者的朝圣之地”。在雪花石砌成的墓碑上刻了一首这位诗人写的充满深刻宗教意味的诗：

互融在何方？我要起身——

我要从尘土里起来迎接你的降临！

我的灵魂就像一只归鸟，渴望乐园，

起身往高处飞去，摆脱世俗的羁绊自由自在。

你唤我去当你的奴仆时，

我将起身奔向远方

超越生命、人生、时间及肉体的界限。

哦，上帝，请赐我无边的幸福，

倾注你的慈悲如骤雨，在我的坟上，

就像随风漂泊的沙石。

当你赐福的双脚君临我的坟前，

请你带给我酒与琴。

你的呼声将萦系我寿衣的周围，

我会起身而舞，和着你的诗歌吟游。

我虽年迈，请你紧紧搂我一晚，

而我，在黎明惊醒我之前，

会从你怀里起身，满面春风。

起身吧！让我的双眼欢悦于你崇高的恩典！

你是全人类奋力以求的目标，

你是哈菲兹崇拜的偶像；你的脸

将使他离开世俗人生，起身飞腾！

帖木儿（1336—1405）

我们首次听到的鞑靼人是中亚的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有亲邻关系，后来加入蒙古人的行列劫掠欧洲。据一位13世纪的中国作家的描述，他们和尤丹内斯（Jordanes）在1000年前描述的匈奴人外表并无两样：身材短小，不了解他们的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脸孔非常凶恶，缺乏文学涵养，能征善战，能用箭射杀急奔中的马匹，百发百中，以一夫多妻制拼命繁衍他们的种族。在迁居或战役的行程中，他们随身携带床铺与膳食用具——骆驼、马匹、羊群和狗；不打仗的时候，他们便喂他们的牲畜，喝它们的奶，吃它们的肉，穿它们的皮。如果补给品非常丰富，他们就吃得很多，但他们比世界上任何的民族更能吃苦，更忍耐饥渴与冷热。经常佩戴弓箭——有时箭尖还带了燃烧着的油精——大炮及各种中古式的攻城武器。

成吉思汗临死时（1227年），把他的领土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察合台汗国（Jagatai）得到了撒马尔罕附近的地区，包括一些蒙古或鞑靼部落。诞生于特兰索西亚纳的凯什（Kesh）的帖木儿便是属于这些部落之一的酋长的儿子。根据克拉维霍的说法，这位“上帝的新鞭子”很早便开始纠集年轻的小偷成群结队去偷邻族的牛羊。他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便是他干这些勾当时被人砍掉的。有一次他的脚后跟受伤了，此后一生就成了跛子。他的敌人称他是“跛子”帖木儿，这个称号后来被像马洛那样不小心的西方人写成坦布拉内（Tamburlane）或塔梅拉内（Tamerlane）。他受过一点学校教育，会读诗，晓得区别艺术与堕落。16岁时，他的父亲就把酋长的领导权交给他，自己则隐退到寺院。因为这位老人家说，这个世界“比一个装满蛇蝎的瓶子还不如”。 [1] 据说这位父亲曾经劝他的儿子全力支持宗教。

1361年，蒙古的可汗指派霍贾（Khoja）为特兰索西亚纳的省长，并任命帖木儿为这位省长的顾问之一。可是这位精力过盛的年轻小伙子政治能力还不够成熟，他常跟霍贾的幕僚争吵，最后被迫逃离撒马尔罕到沙漠里。他纠集了许多年轻的战士，把他的党羽和遭受同等厄运的哥哥阿米尔·侯赛因（Amir Husein）的党羽合并为一。由于过着东逃西窜的生活，他们的身心每天都受到危险、无家可归和贫穷的折磨，一直等到有一天他被人雇佣并镇压在锡斯坦（Sistan）的叛变后，才开始过较好的日子。既然羽毛已经丰满，他们向霍贾宣战，不但放逐了他，还把他杀死，就这样，兄弟两人在撒马尔罕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联合统治者（1365年）。5年后，帖木儿暗中设计杀害其兄阿米尔·侯赛因，自己成为唯一的苏丹。

他那本可靠性不大的自传记载：“769年（1367年），我正好33岁。由于生性浮躁，我时时想去侵略我的某些邻国。”他冬天都在撒马尔罕避寒，可是每年春天，他都有新的战役计划。他叫特兰索西亚纳省内各乡镇人民和部落乖乖地听他治理。他攻下了库拉桑（Khurasan）和锡斯坦，征服了赫拉特和喀布尔（Kabul）两个富庶的城市，他以残暴的惩罚使反抗和反叛者失去勇气。经过一场代价极大的围攻之后，沙伯扎瓦（Sabzawar）投降了，他带走2000名俘虏，“将他们活活地堆在一起，再以砖块和泥巴堆积在上面，然后把他们抬放到清真寺的塔尖上，好让人们知道其盛怒之可怕，而不敢再受到傲慢的魔鬼的驱使与引诱”，这是当时一位歌颂作家记载的。济里赫（Zirih）城不知他的厉害，起兵反抗他，结果更多市民的头被悬挂在清真寺的塔尖。帖木儿蹂躏了阿塞拜疆，占领了洛雷斯坦（Luristan）和大不里士，把当地的艺术家遣送到撒马尔罕。1387年，伊斯巴罕向他屈服称臣，愿意接受一位鞑靼人的卫戍将军为其王，可是帖木儿走了之后，全城的人都动员起来，把那位卫戍将军杀掉。结果帖木儿又带领一批大军猛攻该城，命令他的每位士兵都要缴给他一名波斯人的首级。据说，总共有7万颗头颅不是被挂在城墙上，就是用来堆垒成塔。怒气消了的帖木儿同意该城缴纳给其省长的税可以减低。其他的波斯城镇从此便乖乖地缴纳他们的税金。

有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传说记载，1387年，在夏伊拉兹，帖木儿把该城最出名的公民哈菲兹叫到他面前，当面斥责他，居然敢说要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城换取一个女人颊上的痣。听说，帖木儿对他说：“凭我这把金光闪闪的利剑，我已攻下了世界上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增加我政府的大本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城的光彩；而你，你这位大浑蛋，居然要把这两个城市拿去换取夏伊拉兹土耳其人的黑痣！”我们可想而知，哈菲兹低下了头说：“天啊！亲王啊！原来你是为了这种小事浪费时间来接见我。”帖木儿听了他的这句答话后非常开心，于是赦免了这位诗人，并赐给他一份很丰盛的礼物。很可惜，以前为帖木儿写传记的作家居然没人提到这件趣闻。

帖木儿还在南波斯时，有人传话给他，金帐汗国的可汗图恰特米施（Tuqatmish）已趁他不在时，带兵攻打特兰索西亚纳，甚至还洗劫了那被哈菲兹估价半颗痣的布哈拉。帖木儿行军1000英里（试想如此的行军，军需品的问题怎么解决），把图恰特米施赶回窝瓦河。在南征西讨的过程中，他又乘机掠夺了伊拉克、乔治亚、亚美尼亚等地，沿途还杀戮了那些信仰异端邪说的萨耶德人（Sayyid）。他应巴格达居民的要求，占领了该城（1393年），因为当地的居民们已经无法容忍他们艾哈迈德·伊本·乌瓦伊斯（Ahmed ibn Uways）君主的暴政。他觉得该城已经渐渐衰败，因此他下令重建；同时他又为自己物色几名貌美的姨太太，为他的宫廷多聘了一位名音乐家。艾哈迈德到布鲁沙（Brusa）寻求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的庇护，帖木儿要求引渡艾哈迈德，巴耶塞特回答说，这么做会违反土耳其人的好客原则。

帖木儿本想马上领兵攻打布鲁沙，但图恰特米施此时又进犯特兰索西亚纳。这位怒气冲冲的鞑靼人带军横越南俄罗斯，趁图恰特米施隐藏在荒野中时，洗劫了属于金帐汗国的萨赖和阿斯特拉罕两个城市。在未受丝毫抵抗的情形下，帖木儿继续率军西进，从窝瓦河抵达顿河，甚至计划拿下全部俄罗斯，以并入其版图。俄国人疯狂地祈祷，弗拉基米尔的圣母玛利亚像被抬到莫斯科，沿途居民跪在地上求祷：“圣母啊！请你救俄国一命吧！”俄国东南欧部分的贫瘠土地救了俄国。因为帖木儿看到没什么可掠夺的东西时，转回顿河，带着饥累的士兵回到撒马尔罕（1395—1396年）。

传说印度拥有可买下100个俄国的财富。由于认为穆斯林统治者在北印度对印度教的崇信者过分宽容，而且所有的印度人必须改信穆罕默德，帖木儿虽然年纪高达63岁，仍然亲自率领一支9.2万人的部队（1398年）向印度迈进。他在德里（Delhi）遭遇到印度的马哈茂德王（Mahmud），打败了印度军，杀死10万名俘虏，蹂躏了那个首都，同时带他的士兵和牲畜所能负担的印度财富回到撒马尔罕。

1399年，他仍然念念不忘艾哈迈德和巴耶塞特两位君王，于是又率领大军出发。他横越了波斯，抵达阿塞拜疆，把那位挥霍无度的儿子流放到那里当省长，将所有引诱年轻人寻欢作乐的诗人和牧师都吊死，又蹂躏了乔治亚。他进入小亚细亚后，开始围攻西瓦斯（Sivas），对该城长久的顽强抵抗极为愤怒，因此他攻下该城时，下令活埋了4000名基督徒士兵——到底这是不是一种战事宣传，则不得而知了。为了保护他的侧翼，以便安心攻打奥斯曼人，他派遣一位特使到埃及寻求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这位阿尔—马利克（Al-Malik）君王反而把这位特使下狱，并雇了一位刺客去杀死帖木儿。埃及君王的这个阴谋失败了。相继攻下阿勒颇（Aleppo）、希姆斯（Hims）、巴勒贝克（Baalbek）、大马士革等城之后，这位鞑靼人继续向巴格达迈进，因为巴格达市民赶走了他任命的使者。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攻下该城，最后命令他的两万士兵每人缴给他一颗头颅。据说，大家果然遵命而行：不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少都缴了人头税，这些头颅就在城门前堆成一个恐怖的金字塔形（1401年）。所有的清真寺、修道院及修女院终能幸免于难，除此之外的一切东西都被洗劫、破坏一空。

既然时下已无左右之忧，帖木儿又下一封最后的邀请书给巴耶塞特，要他屈服。这位在尼可波利打了一次胜仗（1396年）而自负的土耳其人却说，他一定可以消灭鞑靼军队，把帖木儿的原配抓来当他的女仆。帖木儿订了一个战略，诱使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土耳其军和他的军队开战。结果土耳其军大败而逃。巴耶塞特被俘，君士坦丁堡欣喜万分，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因鞑靼人而有半个世纪之久免受土耳其人的骚扰。帖木儿继续往欧洲挺进，进攻布鲁沙，不但烧毁了该城，而且掠走该城拥有的拜占庭图书和银制的城门。他继续向地中海推进，从罗得斯骑士（Knights of Rhodes）手中获得了士麦那城，将该城的居民全部屠杀，然后在艾菲索斯休息。这下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又慌张起来了。仍旧控制希俄斯、福西亚及米蒂纳莱（Mitylene）三城的热那亚人马上派人向他求和、进贡。埃及的君王也马上把那位鞑靼特使释放，立即加入帖木儿属国的光荣行列。这位征服者于是以一位当时最威武的国王身份凯旋荣归撒马尔罕，他的领土北起中亚，南迄尼罗河，西至博斯普鲁斯，东到印度。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寄信恭贺他，法兰西也派遣一位主教携带赠礼给他，卡斯提王国的亨利三世也派一名特使克拉维霍（Ruy Gonzalez de Clavijo）庆贺他。

我们对帖木儿宫廷所知的一切资料都是从克拉维霍写的详细回忆录中得到的。克拉维霍于1402年5月22日从加的斯出发，途经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埃尔斯伦、大不里士、德黑兰、尼沙布尔及马什哈德，于1404年8月31日抵达撒马尔罕。帖木儿的首都居然如此庞大、繁荣，清真寺和宫殿如此富丽堂皇，上层阶级的风度如此高雅，其宫廷的财富如此丰富、如此奢华，其艺术家和诗人庆贺帖木儿居然如此热衷，使他甚为讶异。存在已有2000年之久的撒马尔罕当时共有15万余名居民，而且城内尽是美轮美奂的建筑和许多四周被树木围绕的宫殿。根据克拉维霍的估计，除掉其广大的郊区外，“撒马尔罕城的面积比塞维尔还大”。居民用水是把一条流经该城的河流，利用水管引进每户人家，灌溉用的运河使该城的腹地绿油油的、一片青翠。那里有果园和充满香味的空气；羊群静静地吃草，牛在原野上奔驰，到处是青葱的作物。城里有制造枪炮、弓箭、玻璃、陶器、瓷砖、纺织品等各色各样的工厂，包括染红布料的工厂。当时，城里的居民是各种民族的融合，他们在商店或工厂里工作，住在砖砌或土造木造的房子里，在河边悠游地散步。鞑靼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乔治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天主教徒、景教徒和印度人，他们各自遵行他们的礼仪，宣扬他们互相冲突的教义信条。城内的主要街道两旁种有树木，树木的后面是商店、清真寺、学校、图书馆和天文观测台；城内有一条大道笔直地贯穿全市，这条大道的主要地段都铺有琉璃瓦。

9月8日，鞑靼君王接见克拉维霍。他那天走过一个宽敞的公园，里面搭满了以丝绸织成的帐篷，许多以丝绸刺绣饰成的天盖。帐篷是鞑靼人通常的居所。在公园里，帖木儿自己住的帐篷宽300英尺。不过，在里面当然有许多宫殿，宫殿里的地板都铺以大理石或花砖，家具不是镶有宝石就是全部用金银制成的。克拉维霍在一幢极华丽的宫殿门口看见国王交腿高坐在一个丝绸椅垫上，面对着一个水池，水面上苹果不停地漂动，一根水柱往高空喷水。帖木儿身穿一袭绸缎外衣，头戴一顶饰有红宝石和珍珠的宽高帽。年轻时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两眼炯炯有神。如今年已68岁，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而且几乎失明了，他微微启开他的眼睑看到这位特使。

他有很高的涵养，是一位言出必行的人。他阅读历史，搜集艺术品，善待艺术家，对诗人和学者更是礼遇有加，有时他也风度翩翩。他的虚荣心和他的才干不相上下，即使他的才干举世无双。和恺撒正好完全相反，他视残暴为其策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对政府文官他也常滥用死刑——处死一位压迫百姓的市长或一位把肉价抬得太高的屠宰商。他认为，严刑峻法对统治一批仍然无法遵守法律的人民是必要的；另外，为了逼迫一群乌合之众遵守一个统一而有力的王国的秩序及维持其安全，大屠杀也是一个正当的方法。然而，与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不过是一位以权力和战利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人而已。

1405年，他率军出发，去征服蒙古和中国，梦想得到一个包括半个世界的国家，梦想把地中海结为一体。他的大军有20万人之多，当大军走到他领土内的北部疆界地奥特拉（Otrar）时，他一命呜呼了！临死时，他还下一道最后命令说，即使他死了，大军也必须继续前进；他的那匹白马，仍然挂着马鞍，没人骑，在队伍的前面领首前进了一段路。他的士兵们，深知他的精神和他的意志抵得他们的一半战力，因此个个马上调头，在满怀悲伤与如释重负的心情下，回到了他们的家。他的孩子为他在撒马尔罕造了一座极庄严的大陵墓，这是一座上面冠着巨大圆顶，表面铺有许多涂有土耳其玉色瓷釉的砖块的高塔。

他的帝国随他的死亡而崩溃。其帝国的西部行省部分几乎马上就陷入敌人之手，而他的后裔们只要能拥有中东就满足了。帖木儿族系中最聪明的是沙赫·鲁赫（Shah Rukh），他让他的儿子统治包括撒马尔罕的特兰索西亚纳地区，他自己则统治从赫拉特到库拉桑（Khurasan）的地区。在帖木儿的这几位后裔的治理下，这两个代表鞑靼之繁荣与文化的中心，可与当时（1405—1449年）欧洲的任何地方颉颃。沙赫·鲁赫是一位能干的将军，爱好和平，提倡文学与艺术，并在赫拉特设立了一幢有名的图书馆。一位帖木儿的亲王曾经写道：“赫拉特是世界的花园。”乌卢格·贝格（Ulug Beg）则独爱科学家，他在撒马尔罕造了一座当时最伟大的天文观测台。一位文采华丽的穆斯林传记作家写道：

他学识丰富，处事公平，极为干练，精力充沛，在天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在修辞方面，他更具有明察秋毫的功夫。他在位期间，学者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在几何学方面，他能阐释极细微的问题，而在宇宙志方面，他有办法解说托勒密的《天体论》……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王能像他一样高高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与一流的科学家们合作，共同把他们观察星象的结果记录下来……他在撒马尔罕创设的那所学院，论其美观、地位和价值，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匹敌者。

这位模范的庇护者于1449年被其私生子谋杀。然而，帖木儿王朝的高度文化在阿布·赛义德（Abu Said）和侯赛因·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ia）两位君主的主持下，在赫拉特继续发展至15世纪末。1501年，乌兹别克地方的蒙古人攻下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1510年，新的萨非（Safavid）朝代的阿伊斯梅尔（Ismail）王占据赫拉特。帖木儿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巴布尔（Babur）逃到印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莫卧儿王朝，这个王朝使得伊斯兰教的德里成为一个像美第奇的罗马城一样辉煌的首都。

[1] 根据帖木儿的《回忆录》（第1卷）所记，这句话据大家的看法是，他的父亲去世前几年口授给他的，不过可靠性不大。

马穆鲁克人（1340—1517）

伊斯兰国家在亚洲遭受不断的侵略和革命时，埃及却在马穆鲁克君王们（1250—1517年）的统治下过着相当安定的日子。黑死病使埃及的繁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破坏，可是经过一段沧桑后，马穆鲁克人继续以侵吞和凶暴的手段使行政和艺术并行发展。1381年，在马利克·阿尔·纳西尔·巴尔丘奇（Malik al-Nasir Barquq）的领导下，布尔吉（Burji）的马穆鲁克人又创造出一个充满奢侈、诡计、暴力及社会腐败的朝代。他们贬低了政府的钱币价值，抽取民生必需品的税，破坏了国家糖和辣椒的专卖制度，对欧洲人与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进行的贸易抽取重税，因此迫使许多西方商人另寻从非洲绕道到印度的路线。在达·伽马航行（1498年）后的30年内，埃及丧失了东西方的商业带来的丰厚利润。经济上的大灾难使埃及陷入穷困，塞利姆一世（Selim Ⅰ）结束马穆鲁克人的统治、把埃及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时，埃及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1258年至1453年，开罗一直是伊斯兰国家中最富庶、最美观、人口最稠密的城市。1326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把开罗描绘得最生动，而于1383年访问该城的伊本·哈耳敦（Ibn Khaldun）称之为“宇宙的首府，世界的花园，人类的蚁穴，皇位的宝座；一个充满宫殿和城堡、修道院、修女院、大学，闪烁着学者泰斗的城市；一座由于尼罗河的灌溉，好像是地球特别以礼物向该地人致敬的乐园”——其他地方终岁劳苦的农民，看到这个地方都会抱怨上天的不公平。

这一时期的埃及清真寺反映的是政府的严苛，而非天空的色彩。这里看不见我们在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看到的那种“伊凡”（帽状屋顶）或金碧辉煌的宫殿门及浓淡相宜的瓷砖，我们看到的尽是巨大的石墙，这些东西使清真寺像一个城堡，不像一个祈祷所。苏丹哈桑所建的清真寺是这个时代的奇迹，至今仍然是马穆鲁克艺术中最庄严的纪念碑。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Al-Maqrizi）认为，这所清真寺“非其他清真寺可比”，而实际上他是一位爱国的开罗人。有个不太可靠的传统说法，哈森从各地找来许多有名的建筑师，要他们说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并命令他们造一幢比最高的还高一点的建筑。他们告诉他，霍斯鲁一世在泰西封所造的宫殿最高大，因为它的大门离地面有105英尺之高。他要工人们去偷摇摇欲坠的金字塔的石头，为一所新清真寺建了一道高100英尺的墙，然后在其上加建一个高13英尺的飞檐，在墙的一角又造了一个尖塔，计高280英尺。这个高耸入云的塔虽使西方人叹为观止，却未曾令他们起敬仰之心。感到极为骄傲的开罗人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国王在造好这座清真寺后，即把建筑师的右手砍掉，以防他可能设计另一个相同的杰作——这样做好像是说，建筑师是用手做设计工作的。此外，他们在开罗城墙外建了一些埋骨的寺院。小时候曾经当过锡卡西亚（Circassia）奴隶的马尔丘奇·阿尔·扎赫尔王（Barquq al-Zahir）死后的坟墓，便是这些国王中最华丽的一个。

布尔吉的马穆鲁克人中最伟大的建筑师名叫卡伊特·贝。虽然常受土耳其人的骚扰而感到痛苦，他仍然致力于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等地修建大建筑。在开罗，他重新修复萨拉丁城堡（Citadel of Saladin）和艾尔—阿扎尔（El-Azhar）清真寺式的大学；他建造了一幢以错综图饰的石头闻名的旅馆；他在开罗城内另建了一所极华丽的清真寺；临死之前，他又以花岗石和大理石完成了一所纪念性的清真寺，其超然的装饰、崇高的阳台式的尖塔及依几何学原理雕刻成的圆顶等，使其成为伊斯兰艺术重要的代表之一。

在马穆鲁克人的统治下，所有的大小艺术都蓬勃地发展。利用象牙、兽骨和木头雕刻而成的产品漂亮而丰富，小至笔筒，大至讲坛，花样繁多，匠心独具。讲坛如放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内的，是卡伊特·贝设计的清真寺外的用品。在这一时期，金和银镶嵌物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千种花样的埃及陶器如今已把彩釉的玻璃贡献给世人：寺院台灯、烧杯、花瓶等东西上面都绘有生动人物图案或彩色瓷釉的正式装饰图，有时还镀了金片。就凭这些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方法，伊斯兰教艺术家们为美留下了永恒的形象。

奥斯曼人（1288—1517）

没有人确知土耳其人起源于何处。有人猜想，他们是属于匈奴人的芬诺—乌格利克（Finno-Ugric）族，而“杜尔克”（Turk）一字的意思即为“甲胄”，因为在土耳其方言中，甲胄便叫“杜尔科”（durko）。他们的语言是融合蒙古语和汉语，后来又加上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成的。这些土耳其式的方言，便是唯一可分辨他们来自何处的凭借。其中的一族就取其领导者的名字塞尔柱（Seljuq）为其族称，这一族因和敌人屡战屡胜越来越壮大。13世纪，这一族的后裔居然控制了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等地。其同宗的一族于13世纪内为了逃避蒙古人的侵犯，在奥图（Ortoghrul）的领导下，逃离了古拉山（Khurasan）。他们被住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科尼亚部落雇为军队，并接受了一块可饲养其牲畜的土地。

奥图逝世后（1288年），其子奥斯曼（Othman），或奥司曼（Osman）当时年仅13岁，被选为继承人，奥斯曼人或奥司曼人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在19世纪之前，他们从未自称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他们称那些住在土耳其斯坦和古拉山等地的半野蛮民族的名字。1290年，他们发觉塞尔柱人衰弱不振、不足以阻碍他们的发展时，奥斯曼便自封为小亚细亚西北部一个小国的独立酋长。1299年，他又把他的大本营往西挪到耶尼—塞尔（Yeni-Sheir）。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他极有恒心。他的军力虽小，但他的士兵个个都是上乘的骑士，绝非步兵之流，为了争取土地、金子、女人和权力，他们都愿意冒杀头断脚的危险。在他们和马莫拉海（Marmora）之间正好有许多政风腐败、毫无设防的拜占庭城市在那里醉生梦死。奥斯曼率军先围攻其中的布鲁沙城，虽然第一次打了败仗，但之后又卷土重来。最后，布鲁沙城终于向他的儿子奥尔坎（Orkhan）投降，此时的奥斯曼本人却在耶尼—塞尔（1326年）奄奄一息。

奥尔坎利用他父亲的灵骨圣化布鲁沙，并将其建为奥斯曼人的新都。“天意”——意愿加上权力——诱使奥尔坎奔向地中海，奔向那个商业、财富与文明的古老地区。在布鲁沙落入其手的同一年，他攻取了尼科美底亚（Nicomedia），该地后来改名为伊兹米德（Izmid）。1330年，他攻下后来改名为伊兹尼克（Iznik）的尼西亚，1336年攻占后来改名为贝尔加马（Bergama）的佩加蒙（Pergamum）。这些弥漫着历史味道的城市都是工艺与贸易的中心，食物和市场完全依赖早已为奥斯曼人所拥有的四周农业区，他们必须依靠其周围的腹地，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没有作太久的抵抗，因为他们曾受过拜占庭诸省长的压迫，而且听说，奥尔坎抽税很轻，容许宗教的自由。此外，这些近东的基督徒中有很多都是属于受过侵扰的异教徒——景教徒或基督人神合一论者（Monophysites），因此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很快接受伊斯兰教的信条。在这种情形之下，战争反而可以解决那些理智上无能为力的神学问题。领土扩张后，奥尔坎便自称为奥斯曼人的君王。拜占庭的皇帝们争相与之谋和，雇用他的士兵，容许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欧洲领土内建立奥斯曼人的要塞。奥尔坎死于1359年，时年71岁，留给他的人民很深刻的印象。

他的继承者们建立了一个在综合战术、行政能力、野蛮残暴方面无人可与之匹敌，却醉心于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朝代。穆拉德一世（Murad Ⅰ）算是这一家系中最不出色的君王。因为他是一位文盲，他签名时，每次都以沾有印泥的手指头压在公文上，这是一位比较不高明的杀人者。他的儿子萨翁德基（Saondji）带领一支叛军企图向他进攻而失败时，穆拉德便将他这位小儿子的双目挖出，砍掉他的头，强迫那些叛军的父亲们也砍掉他们儿子的头。他训练了一支极为勇猛的军队，把大部分巴尔干人都征服了，还赐给他们一个比在基督徒统治下更有效的政府，以安抚被征服者。

巴耶塞特一世在科索沃（Kosovo）的战场上继承了他父亲的皇冠（1389年）。他率领的军队打胜仗后，他立即下令处决他那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雅各布（Yakub）。这种杀害亲兄弟的行为后来变成奥斯曼人继位的正规手段，其根据的原则是，叛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所有有资格问鼎王位者都应该及早处决掉为佳。巴耶塞特因此赢取了“雷公”（Yilderim）的称号——因为他的军事战略非常迅速，可是他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而且把大部分精力都浪费在性欲上。属国塞尔维亚的统治者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把妹妹送给巴耶塞特当姨太太，这位德斯波伊娜夫人（Lady Despoina）后来便成为他最喜欢的太太，教他如何喝酒及如何享受堂皇豪华的酒宴，并以不智的方法使他变得非常衰弱。他的傲气一直到去世前仍然不衰。摧毁尼可波利的骑士团后，据弗鲁瓦萨尔的报告（或他修改过的）说，他便以一种特殊的挑战方式释放了内维斯伯爵（Count of Nevers）：

约翰，本人深知阁下为贵国的大公爵，而且是一位大公爵之子。阁下年纪轻，倘若在阁下首次侠义的出师中，重任就落到阁下双肩上的话，阁下也许就成为众人指责或引以为耻的对象。为使阁下免于此种指责及恢复阁下的荣誉起见，料阁下愿意纠集一批壮丁，来向本人挑战。倘若本人无法确知阁下的决定的话，在阁下出发前，我将设法麻烦阁下依法宣誓，阁下或阁下的任何朋友决不会提起武器对抗我。可是本人决不会令阁下或阁下的任何朋友去做此种誓言或保证，不过，本人希望，阁下回来，而且心情极为愉快时，请阁下以您拥有的毫不掩饰的武力，全部用来对抗本人，本人将随时奉陪阁下或阁下的朋友……本人这席话敬请阁下转知所有的部下，因为本人是说话算话的人，正准备征服其他基督教国家。

帖木儿在安卡拉捕获了巴耶塞特时，仍对他礼遇有加。他命令左右的人为这位伊斯兰教君王卸掉枷锁，请他坐在身旁，告诉他一定会赦免他，还特别吩咐搭三个漂亮的帐篷作为他的套房。巴耶塞特企图逃走不成时，便被监禁在一间四周都封闭得紧紧的房间里，可后来的传说居然夸大事实说，他被关在铁笼里。巴耶塞特病倒时，帖木儿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还派德丝波伊娜夫人照顾、安慰他。这些未能恢复那位心里破碎的伊斯兰教国王的生命活力，巴耶塞特于一年后卒于狱中。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一世把奥斯曼政府和权力加以改组。虽然他曾把一位王位觊觎者的眼睛弄瞎，把另一位杀死了，他仍以优雅的风度、公平的原则以及十年与基督教国家无战事而赢得了“绅士”的绰号。穆拉德二世也有同样的风采，喜欢诗，不喜欢战争。可是，当君士坦丁堡鼓动一位敌人要革除他，以及匈牙利违反和平誓言时，他在瓦尔那（Varna，1444年）证明他也是一位和别人一样能干的将军。之后，他退居到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在那里，他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诗人和学者的联欢大会，大家读诗，谈科学和哲学。后来，由于亚得里亚堡发生叛变才被召回欧洲，他抚平了这次叛变，在科索沃的第二场战役把匈雅提（Hunyadi Janos）打败。他在位30年，被基督教国家的历史学家列为当时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逝于1451年，他的遗嘱说明，死后希望葬在布鲁沙一个无屋顶的小教堂，“好让上帝的仁慈和祝福能与日月之光一同降临到他身上，让雨水和露水直接落在他的坟上”。

在涵养、征服力、政治敏锐性及在位期间的长久方面，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父亲不分上下，可是在正直和高贵方面就不如了。为了提高基督徒的教育，他不惜破坏严肃的条约，并以过分的屠杀行为玷污了他赢取的胜利。他在谈判和战略上具有东方人的细致特性。有人问他计划为何时，他回答说：“假使我胡子中的任何一根毛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拔掉。”他能说五种语言，精读好几种文学作品，在数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极为丰富，他培养艺术的发展，以养老金供养30位奥斯曼诗人，把丰盛的礼物送给远在波斯和印度的诗人。他的内阁总理马哈茂德（Mahmud Pasha）也是一位文学和艺术的支持者。两人资助许多学院和慈善机构，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国王赢得了“伟大作品之父”的美誉。穆罕默德也有“胜利之君”的称号。在他和他的大炮轰击下，君士坦丁堡落入了他手中；在他的海军的枪炮下，黑海成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池子；在他的兵团及外交的包围下，巴尔干人也向他俯首称臣。可是这位让人无法抗拒的征服者征服不了自己。到50岁的年纪，他就因纵欲过度显得老态龙钟了，即使春药也激不起他的性欲。最后，他的妻妾干脆称他为太监。他死时（1481年），年仅51岁，此时正是他的大军即将为穆斯林攻下意大利的前夕。

他的儿子们争抢王位的结果反而让巴耶塞特二世当上了国王。这位新王不好战，可是威尼斯打下了塞浦路斯岛，向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东部挑战时，他奋然而起，向欺骗他的敌人伪装和平，建立了一支拥有270艘船只的无敌舰队，在希腊外海打垮了威尼斯舰队。一支土耳其军队蹂躏北意大利远至西部的维琴察（1502年），结果威尼斯求和。巴耶塞特同情地答应其请求，然后隐退到诗与哲学的国度。他的儿子塞利姆后来又革除他的王位，自己登上宝座（1512年）。不久——据说死于毒药——巴耶塞特呜呼哀哉！

历史有时不过是对立主题的交替：一个时代的作风与制度常不为下一代所接受，因为后者都会喜新厌旧；古典主义带来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生出了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又带来了印象主义；一段争战之后就需要10年的和平，漫长的和平又会引发侵略战争。塞利姆一世厌倦其父的和平政策。他天生一副刚健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不喜耽于宴乐和安逸，性喜追逐露宿野外，因此他绞杀9位亲戚来抚平叛变，以时常带军出征赢得了“冷酷者”的绰号。他听到波斯的沙赫·伊斯梅尔劫掠土耳其边界时并不感到愤怒。他曾经立过一个誓言说，假使安拉助他打败波斯人，他愿意分别在耶路撒冷、布达和罗马造三所巨大的清真寺。在点燃人民的战斗意志后，他马上率兵攻打伊斯梅尔，占领了大不里士，把北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改为奥斯曼的行省。1515年，他带领炮兵及其禁卫兵进攻马穆鲁克人，把叙利亚、阿拉伯与埃及列入其领土范围内（1517年）。他把正统穆罕默德教的开罗哈里发——职高位尊的僧侣——当作光荣的战俘，带回君士坦丁堡。此后，与亨利八世一样，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国王们便成为教会与国家的主人了。

他的权力正达巅峰时，便准备攻打罗得斯岛和基督教国家。一切准备齐全，他却得了瘟疫病死（1520年）。惧怕塞利姆的大军甚于路德反叛的教皇利奥十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所有的基督教堂唱一首连祷诗以感谢上帝的恩典。

伊斯兰教的文学（1400—1520）

即使“冷酷者”塞利姆也会写韵文诗，不但传给“恢宏者”苏里曼一部极美的诗集，还交给他一个包括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及尼罗河等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帝国。在过去600年内，2200位奥斯曼著名诗人中有12位苏丹和许多位亲王——其中包括被其哥哥巴耶塞特二世托付监管基督教国王及教皇责任的贾姆（Djem）亲王。这些诗人们作诗的结构和观念，有时甚至语言，都是采用波斯人的，他们不断运用不同的押韵法，称颂安拉的伟大、苏丹的智慧及瞥见爱人修长的玉腿表现出的像柏树的抖颤一样的爱慕之情。

西韦斯的艾哈迈迪（Ahmedi of Sives）（死于1413年）在一位波斯老师尼扎米（Nizami）的鼓励下，写了一部《亚历山大之书》（Iskander-Nama），这部气势磅礴、文体简陋的长篇史诗，不只叙述亚历山大被波斯征服的故事，也记载从远古至巴耶塞特一世近东的历史、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我们无法把他的诗句引给读者参考，因为英文的翻译看起来像是一堆梦话。艾哈迈德·帕沙（Ahmad Pasha，死于1496年）的诗曾得到穆罕默德二世极大的赞赏，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国王封他为臣。这位诗人后来爱上了这位征服者的侍从中的一位漂亮童仆，穆罕默德也喜欢这位童仆，便对诗人颁令赐死。艾哈迈德马上寄一首极为感人的抒情诗给穆罕默德，国王感动之余居然答应把这名童仆让给他，不过，把他们双双贬到布鲁沙。在布鲁沙，艾哈迈德随身带去了一位年纪比他小，其才华可能马上要超越他的诗人。内扎蒂（Nejati，死于1508年）的真名为伊萨（Isa），写了一首颂赞穆罕默德二世的诗，把它系在这位国王最欣赏的棋伴的包头巾上。穆罕默德的好奇心被这张纸吸引，他打开一看后，立即派人去请这首诗的作者，任命他为宫廷官员。巴耶塞特二世仍然宠爱他，给他过优裕的生活，而内扎蒂在无忧无虑的情况下，为这个朝代写了许多奥斯曼文学中最值得称颂的抒情诗。

即使如此，伊斯兰教诗中的巨匠还是非波斯人莫属。侯赛因·拜恰拉（Husein Baiqara）在赫拉特的宫廷内到处都是吟诗人，国王的首相大臣米尔·阿里·舍尔·纳瓦（Mir Ali Shir Nawa’i）抱怨说：“只要伸出你的脚，你一定会踢到一位诗人的后背。”一位诗人听了之后回答他说：“而你只要缩回脚，也照样会踢到另一位。”至于米尔·阿里·舍尔（死于1501年）本人，除帮助国王治理库拉桑、保护文学与艺术及当一名肖像画家与作曲家之外，也是一位大诗人——可以说是当时的梅塞纳斯兼贺拉斯。由于他开明的庇护与支持，比扎德（Bihzad）与沙赫·穆札法尔（Shah Muzaffar）两位画家、库尔·穆罕默德（Qul-Muhammad）、沙伊基（Shayki Na’i）和侯赛因·马迪（Husein Udi）3位音乐家及15世纪地位最高的诗人——拉赫曼·贾米（Mulla Nuru Rahman Jami）等人，方能在补助金下过着舒适的生活。

在长期无忧无虑的生活中，贾米成为一位学者、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站在神秘主义信徒的立场上，他以优美的散文解说古老的神秘题目。他说，灵魂与人所崇拜者——神——的欢悦的合一，唯有灵魂发现自我不过是一个妄念，而世上的万事万物不过是一种短暂幻影融化于一层死亡薄雾中时才能达到。贾米的诗大部分充满了以韵文写成的神秘主义，又加上一些迷人的肉欲以增添趣味，《萨拉曼》（Salaman）和《阿布萨尔》（Absal）是说明神性超越俗爱的美丽故事。萨拉曼是尤恩（Yun，指伊奥尼亚）的国王之子，没母亲而诞生下来的他（这比所谓的单性生殖还令人难以想象），是由一位漂亮的公主阿布萨尔抚养大的，他14岁时，这位公主就迷上了他。她利用化妆征服了他：

她眼圈的黑色眶眶

是用来使他在白天陷入黑暗的沙麻，

在眼圈上又饰以弓形的画线

以使他迷失自己；她那有麝香味的秀发

卷成蛇形状的卷发，

而诱惑的女神蜷伏在她的双颊上，

因为她的双颊泛起满面的粉红，

不停地发散出阵阵的麝香味，

像是一只要诱人入其陷阱的小鸟。

有时，她嫣然一笑，从他面前走过，

露出两片镶有珍珠的双唇……

有时，她蓦然站起，

使她的踝饰叮当作响，这些响声

像是召他成为其脚下俘虏的呼唤之声。

这位显然是王位继承者的亲王毫不费力地接受了她的诱惑，而且这两位少男少女确实享受了一段抒情式的爱情。国王责备他荒唐，要他自己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以培养应付战争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萨拉曼不但没听他的话，反而和阿布萨尔私奔，“像是一个贝壳里的双生珠核”。逃到海边后，他们造了一条小船，搭着这条船向“月亮出发”，不期却来到了一个鸟语花香、果实累累的青葱岛屿上。到了这个伊甸园后，亲王即因逃避自己应履行的职责而感到内疚。他劝服阿布萨尔跟他一起回到尤恩去。他开始训练自己，准备当国王，然而面对责任感与美人的两难选择而不知所措的他，终于陷入了半疯狂状态，居然和阿布萨尔双双自杀：他们堆了一堆干柴，然后手牵手一起跳入火堆。阿布萨尔被火烧死，萨拉曼却逃得快，没被烧死。如今，他的心灵已经无所牵挂，终于继承了王位，并成为一名很出色的君王——这一切都是寓言，贾米解释道：国王就是上帝，萨拉曼则代表人的灵魂，阿布萨尔则是肉欲快乐的象征；那个极乐仙岛是一个灵魂脱离神圣任务被引诱去的撒旦伊甸园；那堆木柴则是人生经验之火，肉欲被火烧毁；净化的灵魂获得的王位便是上帝本人的宝座。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一位能够把美人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诗人，居然还劝读者不可接近她。

有了这种成就，贾米便大胆地把之前十几位诗人的作品拿来再加上韵脚，《尤素夫与祖莱卡》（Yusuf u Zulailkha）和《莱拉·瓦马努》（Laila wa Majnun）两首即是。在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里，他把那位具有天人之美的苏菲（Sufi）的故事再讲一遍：

在太古洪荒，仍未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宇宙仍然蕴藏在虚无状态时，就有了某种东西……一种绝对的美，自己展露自己，而且只凭她自己的光。就像是一位绝代佳人一般，穿上一袭纤尘不染的外衣之后的她，便拥有一份闺房的神秘感。她的脸从未照过镜子，她的秀发从未梳过，从未被阵阵的香风吹过，夜莺也从未飞来依靠在她的玫瑰上……可是美人是不甘寂寞的。看那山巅上的郁金香吧！当春天露出第一缕微笑时。它便从石缝中发出第一枝新绿……因此永恒的美从神秘的神圣宫殿走了出来，向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微笑；而一道阳光，从她身上射出，照耀着大地及天庭。就这样，她暴露在被创造的万物镜子里。而宇宙的一切都变成反映永恒荣耀者的镜子。她的光辉一部分射在玫瑰身上，夜莺便欢悦得开始引吭高歌。火开始穿上她的热情，一千只蛾虫来飞在火焰里……她便是那位赐给卡拉昂的穆恩美丽光辉的人，祖莱卡因之而发疯了。

从天堂的高处，贾米一下子又飞降到人间开始以充满激情的重复法，仔细地描写祖莱卡的美丽可爱，描绘“她那纯洁的城堡与禁地”——

她的胸部是最纯洁的光之眼球，

是从卡弗喷泉中刚刚喷出的两颗泡沫，

两颗生长在一滴浪花上的小番石榴，

即使再怎么胆大包天的人都不敢去碰。

她在梦中看见尤素夫，第一眼就爱上了他，但她的爸爸把她许配给他的大臣波提乏（Potiphar）。然后，她看到了尤素夫本人，以奴隶的身份暴露在市场上。她买下了他，引诱他，他拒绝她的求爱，于是她逐渐消瘦。大臣死了，尤素夫便代替这位大臣的位置，和祖莱卡结婚。可是不久，两人都开始消瘦下去，最后一起去世了。只有上帝的爱才是真理与生命——这是老生常谈；可是谁能对这些说教不感动呢？

亚洲伊斯兰国家的艺术

在整个伊斯兰国家，从格拉纳达到德里和撒马尔罕，所有国王与王公贵族都利用人才和奴隶建造清真寺和大陵墓、绘画和烧瓷砖、织染丝绸及地毯、打造并雕刻木头和象牙，都用红笔加注古籍。伊儿汗人、帖木儿人、奥斯曼人、马穆鲁克人，及那些较脆弱地区的伊斯兰教王朝，多多少少都保存了东方的传统，他们以诗来调剂掠夺，以艺术来缓和屠杀。在乡村和城市的宫殿里，财富渐渐化为美丽，而一小部分的幸运者，由于享受了近水楼台之便，兴起了声色之娱的动机。

清真寺仍旧是聚集伊斯兰教艺术的殿堂。在那里，砖块与瓷砖构成了尖顶的抒情诗；彩陶制的大门把阳光的热感带入了闪烁的彩色世界中；讲坛表现出雕刻的轮廓或木头错综镶嵌的图案；壁龛的辉煌显示出信徒对麦加的向往；铁格子窗和枝形吊灯架是他们对安拉崇拜的金属象征物；地毯使铺有瓷砖的地板变得软而舒适，同时拿来作为祈祷时的垫子；名贵的丝绸套住有各种装饰的《古兰经》。在大不里士，克拉维霍看到“饰有蓝色与金黄色瓷砖的清真寺”时啧啧称奇：在伊斯巴罕，乌利加图的大臣在“星期五寺院”（Friday Mosque）里装了一个涂有粗糙之灰泥图案的壁龛，结果这个壁龛居然成为吸引人的错综图饰和文字雕刻。乌利加图则在苏丹尼亚造了一座极为华丽的陵墓（1313年），他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什叶教派的创立者——阿里和侯赛因——骨灰的收容所。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葬在这座气派雄伟的衣冠冢里的，是这位可汗自己的骨头。在瓦拉明（Varamin，1326年）有一座寺院的废墟占地极广，外表极为壮观。

帖木儿本人喜好建筑，他不但从被征服者那里偷窃他们的建筑观念，也偷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像一位征服者一样，他喜爱象征其帝国与意志的大规模的东西；像一位暴发户一样，他喜好鲜艳之色，常常做过分的装饰。因迷醉于赫拉特的蓝釉瓷砖，他把波斯的陶工请到撒马尔罕来，把他首都的寺院和宫殿都铺以光彩夺目的石板。不久，该城到处都有闪闪发光的美丽的瓷砖。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一个其底呈球状的圆顶，其塔尖逐渐尖细成一尖点。他马上命令他的工程师趁其还未被焚毁，先把它的图案和尺寸量好；回来后，他就把撒马尔罕城内的圆顶建成这个形状，并将这种建筑风格传播到印度和俄国境内，因此这种风格如今散布的范围从泰姬陵（Taj Mahal）一直到红场。他从印度回来，同时带回一大批艺术家和技工，这批人以3个月的时间为他造好一座巨大无比的清真寺——这所寺院的大门高100英尺，它的天花板由480根石柱支撑。他为其妹楚楚克·比卡（Tchouchouk Bika）所造的葬礼寺院，变成了他在位期间的一件建筑杰作。他下令建一所寺院以纪念他的原配夫人比比·卡努（Bibi Khanun）时，他不但亲自监工，还鼓舞或逼迫所有的工人不停地工作。

他的后裔达到了更成熟的艺术境界。位于德黑兰到撒马尔罕途中的马沙德，鲁赫王的太太乔哈尔·沙德（Gawhar Shad）请来建筑师加瓦·阿德·丁（Qavam ad-Din）造一所冠上她名字的清真寺（1418年）。吊有精致“宫灯”的尖塔保护着这所圣殿。四座壮观的拱门通向一块中央宫院，每座拱门都铺以“古往今来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彩陶砖——那是以一种永不褪色的色调，绘上成百种错综几何图形和花纹雕饰的砖块，这一切的光辉看起来显然胜过波斯的太阳。坐落于西南方的“圣堂回廊”，其圆顶上的蓝色瓷砖几可与蓝天颉颃；而在大殿的前面，在一块蓝色的地板上，以白色的大字写了一段骄傲而虔诚的给王后的献辞：

高贵伟大、其忠贞不贰之心可与日月争辉的王后……乔哈尔·沙德——祝福她的伟大，她的忠贞得长照永存！……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同时也为了最后的审判，秉着安拉的启示，充满着感恩之情，在伟大的国王——胜利之王——沙赫·鲁赫统治期间内，她捐出私产建立此一神圣的殿堂……但愿安拉能赐予他的王国和王位得以永垂千秋万世！同时但愿安拉能助他将善、公平及慷慨广布给全世界的人民！

乔哈尔·沙德的寺院不过是使马沙德成为什叶教派的罗马城的许多建筑之一。在这里，伊曼·里扎（Imam Riza）的崇拜者已继传了30代，在这里聚集了辉煌的建筑：这里有优雅的尖塔、气势磅礴的圆顶、铺有光亮洁白或金银板的瓷砖的拱道、镶有蓝白细嵌工或彩陶以与太阳辉映的宽敞宫院。在这里，凭着数不胜数、五光十色和奇形怪状的作品，波斯的艺术发挥了它的神奇效果，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圣徒，使大批的虔诚进香客也看得目瞪口呆。

从阿塞拜疆到阿富汗，在这个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兴起了1000所清真寺，因为对于人而言，信仰与大地的果实一样珍贵。乔哈尔·沙德的忠贞灵骨在赫拉特有个别致的陵墓；夏伊拉兹在14世纪重建马斯基德·伊·贾米（Masjid-i-Jami）；亚兹德（Yazd）和伊斯巴罕又为他们的“星期五寺院”添上两个五彩缤纷的壁龛。在空间、时间及思想上，我们与他们已经隔得太遥远了，因此，我们无法去领略这些皇皇巨构，而那些能领略其美妙处的信徒对我们日后的哥特式大胆作风，对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肉欲意象，当然也产生不了一点点感应或喜欢。然而，即使当我们站在坐落于大不里士的蓝色寺院的废墟前，我们一定也会受到感动的，我们会回忆起，当年那些名满天下的蓝色彩陶、金黄色的错综图饰；看到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塞特二世在君士坦丁堡（1463年、1497年）建造了可媲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雄浑的清真寺后，我们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奥斯曼人综合了拜占庭的设计、波斯人的大门、亚美尼亚人的圆顶及中国人的装饰题材，分别在布鲁沙、尼西亚、尼科美第亚、科尼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属于他们的寺院。在建筑方面，阿拉伯人至少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只有一种艺术——一位敢向巨人歌利亚挑战的大卫——敢在伊斯兰世界站起来与建筑相颉颃。也许比寺院建造者更受人尊敬的算是书法大师和那些以极细腻笔触装饰书籍的有耐性的肖像画家。在此之前有人作壁画，自此之后，壁画即销声匿迹。人像还有人画，倒是流传了一些。奥斯曼人公然服从《圣经》和《古兰经》的要求禁止雕刻人像，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威尼斯把非基督徒真蒂莱·贝利尼的一幅画输入君士坦丁堡（1480年），然后特别仿制该画，这幅画如今挂在伦敦国家画廊里。帖木儿的画像有很多复制品。一般说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比较喜欢中国艺术的传统，而不喜爱穆罕默德式信仰的禁忌。他们从中国取来龙、凤、云彩、圣光圈和花容月色的面容，与波斯的明晰色彩和明朗线条融在一起，创造出另一种画风。经融合在一起的两种风格具有近亲的关系。因为中国与波斯的肖像画家都是为那些有极高欣赏力的贵族们作画，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主要在于诉诸想象和感官的快乐，而形似便不重要了。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绘画的主要中心集中于大不里士、夏伊拉兹及赫拉特三个地方。也许由14世纪中许多艺术家完成的50页画集——菲尔德斯（Firdausi）的《国王画册》（Book of Kings）——便是伊尔汗国时代在大不里士完成的。不过，波斯的肖像绘画是在帖木儿王朝的国王在位期间，在赫拉特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鲁赫王请来一大批艺术家，他的儿子科松库尔·米尔扎（Baisunkur Mirza）则设立一所专教画法和绘画的学院。《国王画册》（1429年）——集色彩与美之大观的画册——便是从赫拉特这所学校出来的，如今这一画册已被人虔敬地深藏在德黑兰的奎利斯坦宫（Gulistan）图画馆内。第一次看这部画册时的享受就像首次读济慈的颂诗。

插画的真正济慈——“东方的拉斐尔”（Raphael of the East）——是卡马尔·阿尔·狄姆·比扎德（Kamal al-Dim Bihzad）。他把战争的真正恐怖及变化完全反映在艺术中。他于1440年诞生在赫拉特，小时在大不里士受教育，长大后回到赫拉特为国王侯赛因·伊本·拜恰拉（Husein ibn-Baiqara）和多才多艺的大臣米尔（Mir Ali Shir Nawa’i）画像。赫拉特成为乌兹别克和萨非的军事中心后，比扎德即回到大不里士。他是第一位在画上署名的波斯画家，他留下的艺术作品却少得可怜。存在开罗的埃及皇家图书馆（Royal Egyptian Library）有两幅肖像画，上面画了几位神学家在寺院里辩论难题。这两幅画记载完成的时间是1489年，而其题记写着：“由奴仆、犯罪者比扎德所画。”在华盛顿的弗雷尔（Freer）画廊里有一部《一位年轻画家的肖像画》画册，这部画册是根据真蒂莱·贝利尼复制而来的，上面也签了“比扎德”的名字。这部画册上的画充分表现出两位艺术家——画者与被画者——的才华。此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内有一张尼扎米的卡姆扎复制画和帖木儿《胜利画册》（Zafar-Nama）的草稿画，是否为比扎德的作品，则无法得知。

这些遗物根本无法说明比扎德的名气。它们只不过显示出一种对于人与物的敏锐透视力，一种对于色彩多样性的喜爱，一种在动作敏捷中仍然一笔一画皆毫不含糊的特征。它们不能和作于同一世纪的贝里公爵肖像相比。比扎德的同代人却以为，他已凭其富于创造的功夫、生动的风景画及其栩栩如生的人物，使肖像画发生了一次革命。比扎德逝世时（约1523年），快50岁的波斯历史学家华恩达米（Khwandamir）曾经以带有友情偏见的话评论说：“他的画已使世界上所有的画家黯然失色；他那双奇异的手已使有史以来的其他画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他的话写在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拉斐尔画梵蒂冈的房间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恩达米从未听过这些人的名字。

制陶艺术这一时期已从塞尔柱的拉伊（Seljuq Rayy）和卡尚（Kashan）的精良高峰开始走下坡了。拉伊已因地震和蒙古人的劫掠被夷为废墟，卡尚已将其大部分的窑改烧瓷砖。然而，新的陶器中心已分别在苏丹尼亚、亚兹德、大不里士、赫拉特、伊斯巴罕、夏伊拉兹和撒马尔罕兴起了。镶嵌的彩陶如今已成为大家喜爱的产品：在陶土制成的小板上涂以某种金属的颜色，便能使之变得光彩夺目，只要小心照顾它就不易损坏。赞助者经济情况较好时，波斯的建筑师们不但以彩陶作装饰壁龛之用，而且用它作为覆盖寺院大门和墙的表面。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便有一件从巴巴·卡森（Baba Kasin）寺院（约1354年）取来的壁龛的最佳范例。

穆斯林的金属作品有其特殊的技艺。他们为其清真寺（从布哈拉到马拉奎斯等地）做青铜门和枝形吊灯架，虽然他们所有的作品不能与在佛罗伦萨的、由吉贝尔蒂（Ghiberti）所做的《天堂之门》浸礼所（1401—1452年）媲美，可是他们铸出了当时最好的甲胄——铜盔铸成使攻击偏向的圆锥形，盾则在闪闪发光的铁外层加上一层银或金，剑则刻有金黄色字体或花案。他们铸造极精美的钱币和诸如上面刻有穆罕默德征服者的矮胖半身像奖牌等，他们更以黄铜铸出许多上面刻有庄严的库菲克（Kufic）文字或细腻的图案的大烛台；他们铸出烧香器、写字台、镜子、珠宝箱、火盆、烧瓶、水罐、浴盆、果盘；甚至于剪刀和罗盘也设计得惟妙惟肖。穆斯林艺术家兼技工在切珠宝或其他贵金属，或镶有象牙或木刻等方面的技巧也可算是独步古今的。虽然纺织品方面留下来的东西非常零碎，可是从该时代的肖像画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纺织制造业种类繁多，包括开罗的精致亚麻布和撒马尔罕的丝绸帐篷。事实上，为蒙古和帖木儿的织锦、天鹅绒、丝绸，甚至于即将成为欧洲人羡慕的波斯和土耳其地毯等，设计那么复杂、却富于逻辑性的图案者便是那些插画家。

伊本·哈尔敦

科学与哲学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宗教在成长的西方世界中撤退时，便等于已打赢了对它们的战争。最崇高的荣誉如今已集于神学家、苦行僧、圣徒等人身上；而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前人的发现，从未想过以新的眼光观察自然。在撒马尔罕，乌勒格·贝格天文观测台因绘出天文图表（1437年）而在欧洲享誉至18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算是放射出其最后一道光芒了。凭着几张天文图表和一张阿拉伯人画的地图，一位阿拉伯的航海家把达·伽马从非洲引导到印度，完成了一项结束穆斯林在经济上蒸蒸日上的历史性航行。

在地理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穆斯林产生了一位大人物。于1304年诞生于坦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花了24年，自己一个人走过代鲁尔·伊斯兰（Daru’l Islam）——穆罕默德世界，然后回到摩洛哥，死于费兹（Fez）。他的行程说明穆罕默德的信条传播范围极广：他自称曾经走过7.5万英里；看过格拉纳达、北非、廷巴克图（Timbuktu）、埃及、近东和中东、俄罗斯、印度、今斯里兰卡和中国，而且拜访了当时每一位苏丹。他每到一个城市首先拜会当地的学者和神职人员，然后再去拜访当地有权势者。他不但描写每个地方的人民，而且他还叙述各地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矿产、食物、饮料、物价、气候、自然地理、道德风俗、宗教礼仪及信仰。他钦佩耶稣和玛利亚，显然他以满意的口吻写道：“每位到耶路撒冷的复活教堂的进香客，都付给穆斯林们一点点香火钱。”他回到费兹向人叙说他的旅行经验时，大部分听众都把他当成一位说故事者，当地的大臣却派了一位秘书把巴图塔口头所说的回忆录记载下来。这部回忆录后来遗失了，而且几乎被人遗忘了，一直等到有人在今阿尔及利亚发现后才又为人记起。

1250年至1350年，“自然历史”方面最杰出的要算穆斯林。开罗的阿德·达米日（Mohammed ad-Damiri）写了一部1500页的动物学方面的书。医学仍然是闪米特人的特长。在伊斯兰国家，医院林立。一位大马士革的医生阿尔·纳菲斯（Ala’al-din ibn-al-Nafis）解说肺的血液循环，比塞尔维特早了270年（约1260年）；一位格拉纳达的大夫伊本·阿尔·卡蒂伯（Ibn al-Khatib）首先提出黑死病是传染病的理论——他提议实行对感染者加以隔离的方法——而当时他是面对着一种将黑死病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的神学。他的论文《论瘟疫》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必须遵行一个原则——任何一个穆罕默德伴侣的传统和感官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该修正该传统。”

学者和历史学家多如诗人。他们都用阿拉伯语写作，很多时候，他们常会将学问研究和写作与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融合为一体。大马士革的阿布·伊·菲达（Abu-l-Fida）曾参加过十几次军事战役，当过开罗阿尔·纳西尔（al-Nasir）手下的部长，再回到叙利亚的哈马当省长，集有广博的图书，而且写了好几部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书。他的《地理学论文》（Taqwin al-Buldan），就其范围而言远超过当时欧洲此类的作品。该文推测说，地球的2/3都覆盖着水，又说任何一位向东或向西作环球旅行者都会快或慢一天。他那本名著《人类历史节略》（Abridge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可以说是西方所知的一部穆斯林历史的主要作品。

14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家名气最大的该算伊本·哈尔敦（AbderRahman ibn-Khaldun）。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他有丰富的经验、广泛的见闻、实际的政治经历，又通晓艺术和文学、科学和哲学，而且对于伊斯兰教的一切他都像他那部《宇宙史》（Universal History）一样无所不包。像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出生于突尼斯，而且在那里长大、受教育，显然说明北非的文化并非只是亚洲伊斯兰国家的模仿者，而是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和活力。在他的自传里，伊本·哈尔敦自述道：“从小我就显出对学问的渴望，对学校和功课我总是兢兢业业。”黑死病夺去了其双亲和多位师长的生命，他仍继续求学直至“我最后自觉得有所懂为止”。这纯粹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殊幻想。他20岁时就当了突尼斯君主的秘书；24岁则当费兹君王的秘书；25岁时却被捕入狱。后来，他迁居格拉纳达，被任命为该城驻塞维尔的“残忍者”彼得的大使。回到非洲后，他成为布日的阿布·阿卜杜拉（Abu Abdallah）亲王的首相。他的主人被黜被杀时，为了求生他只好逃亡。1370年，他被特莱姆森（Tlemcen）城派到格拉纳达为特使。在赴任途中，他被一位摩尔亲王逮捕，便在这位摩尔人的手下效劳了四年，然后退休到靠近奥伦的一个城堡。他就在那里（1377年）完成了其《绪论》（Muqaddama al-Alamat）一书。由于奥伦能够提供给他的参考书太少，他只好又回到突尼斯，他与当地的许多政要为敌，只好再迁居开罗（1384年）。此时他的学者声望已经达到国际性的水准。他在埃尔·阿查尔清真寺讲学时，教室往往挤得水泄不通，而巴尔丘奇苏丹秉着其“一向爱护学者的雅意”，赠给他一笔恩俸。他被任命为皇家法官。他执法甚严，关闭掉所有的酒馆，因此旋即被轰下台，再次隐退下去过他的私人生活。他再度被任命为大法官后，陪同纳西尔·阿德·丁·法拉基（Nasir ad-Din Faraj）出征攻打帖木儿，结果埃及军队打败，伊本·哈尔敦便逃往大马士革避难。帖木儿的军队包围大马士革，这位已届高龄的历史学家，便带领一个代表团求那位无敌鞑靼王大发慈悲赦免他。与作家一样，他随身总是携带一部历史书。他当场就把他论及帖木儿的一段念给帖木儿听，并请求他指正。也许他念的时候重新把那段修改过了。结果他成功了，帖木儿释放了他。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驻开罗的大法官。他殉职时已75岁（1406年）。

在这些年里，他写了一部有关阿威罗伊的哲学概要、许多篇关于逻辑和数学的论文、《柏柏尔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Berbers）、《穆恰达马》（Muqaddama）和《东方民族》（The Peoples of the East）。只有最后3本流传至今，这3部书在一起共称为《宇宙史》。《穆恰达马》或称《绪论》（Prolegomena），是了解伊斯兰教文学的必读作品之一，而且就“历史是哲学的分支”观点而言，对中古时代的人，它也是一部极“现代”的作品。伊本·哈尔敦把历史视为是“哲学上重要的一支”，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有很开阔的看法：

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的社会情况（指其文明），可以揭示原始生活的自然现象及人类因各种文化的进化而促使帝国和朝代的诞生，紧跟着更有分门别类的行业、职业、科学和艺术的出现，最后告诉我们万物本性的变化可能影响社会本性的变化。

因自认为是第一位采取这种方法撰写历史的，因此，他请求读者原谅他许多难免的错误：

我祈望海内外贤达之士能不吝指正我的作品。以学者的眼光看，也许我所能奉献给大家的价值甚为渺小……可是我仍然希望读者多多给予本人照顾。

他希望，他的作品在可见的未来的黑暗日子里，对人类将有所裨益：

当世界经历一次完全的瓦解后，其本质将会产生变化，以允许新的创造与另一新的组织出现。因此，我们今日的确需要一位能描绘世界状况，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并指出各地风俗习惯与信仰变化的历史学家。

他特别辟出专栏，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犯的错误。他觉得，这些历史学家只顾把所有的事件按年代先后次序编成历史，鲜少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不论是神话、传说或事实，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罗列，对统计数字则常过分夸张，而且常将太多的事情的发生归之于超自然。至于他本人则完全依据自然因素去解说事件的发生。他以人类今日的经验去判断历史学家说的话是否正确，一旦在今人看来被认为不可能发生之事，他一定拒绝相信。他认为应以经验批判传统。他在自己的著作《绪论》一书内采用的手法，首先便讨论到历史的哲学；然后谈及各种职业、行业和技艺；最后讨论科学和艺术史。在随后的几卷中，他分别叙述各国的政治史，为此，他不惜牺牲时间的统一性以迁就地方的顺序。伊本·哈尔敦说，历史的真正目的是要讨论文明如何兴起、如何兴盛、如何产生文学和艺术及如何衰败的问题。就像每个人一样，帝国具有生命及其独有的轨道。帝国成长、成熟及衰亡，其顺序的前因后果到底是怎样的？

影响这一顺序的基本条件是地理因素。气候因素的影响是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住在寒冷的北方，甚至即使是南方来的民族都有白色的皮肤、细微的毛发、蓝眼睛及严肃的个性；而住在赤道地方的人多半有黑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动物性膨胀”、心情轻松愉快、迅速传达其欢悦之情、喜好歌舞。食物也会影响人的性格：多食肉类、调味品及谷类者体积重、心情沉重、较经不起挨饿或传染病；相反，食物较淡者，如沙漠地区的民族，身体则较矫健、性情也较开朗，而且不易患病。就先天的本质而言，世界各地的民族并没有先天性的不平等，不同的民族之所以有迟早的发育，完全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只要地理条件发生改变，或是迁居于不同的栖息所，他们的发育也将发生改变。

经济因素是仅次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伊本·哈尔敦依照每个民族摄取食物的不同方法，把所有的社会划分成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两种，而且把战争的发生归因于寻觅更充分的食物供应的愿望。游牧部落迟早要征服那些固定的社会，因为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条件的逼迫，必须维持其勇敢、忍耐与坚强的尚武特性。游牧民族只可能破坏文明，从未创造文明；他们在血统与文化上，会由被征服者同化，即使游牧的阿拉伯人也不例外。由于一个民族永远不满足于其食物的供应，战争自然不可避免。战争可促使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再生。因此，君主政体成为政府体制中最常见的一种。政府的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兴或衰。过重的税收或是政府干涉生产及分配等事项，可能阻碍企业的发展和竞争，而且会阻塞一切的财源。相反地，财富过分集中的社会，将会因革命的侵袭而分崩离析。

历史中也存有道德力量。帝国需要人民的团结方能维持，而人民的团结则可由谆谆的教诲和同一宗教的礼仪来达成。伊本·哈尔敦在信仰的一致的价值上完全同意教皇、宗教法庭及新教改革者的看法：

想要征服他国者首先必得拥有一批群策群力、合作效忠于你的人民。这种合作无间的精神与意志，则仰赖于神的力量和宗教的支持……当人们为获得某种东西而献出心神与热忱时，他们往往会互相忌妒，而且开始意见不合……可是倘若他们放弃世俗的虚荣心，愿去求取上帝之爱的话……忌妒便会马上消失，不合之气会马上停止，大家开始很热心地互相帮忙。他们的团结使他们更坚强起来。正确的目标带来迅速的进步，到后来甚至于促使一个强有力的帝国的出现。

宗教不只是战争的助力，也是社会秩序与个人平静心理的恩物。而这些理想唯有当宗教信仰无须强迫力量即可推行时，方能达成。尽管哲学家们发明了上百种思想体系，却没有一种可代替宗教来引导人生、启示人生。“既然人不能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人最好还是接受一位受启示的立法者能告诉我们的信仰，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而且他已为我们定出我们该信的及该做的。”紧随这段序言之后，这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即开始谈论自然主义的历史解说法。

每个帝国都会经历如下的发展程序：（1）一支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安享被其征服的领土或国家。“文明最落后者征服的领土最广”。（2）社会关系越趋复杂，越需要一位维持秩序的集权者，于是部落酋长就成为国王。（3）在秩序安定的情况下，财富自然增多，城市兴起，教育与文学发达，艺术获得庇护，科学与哲学抬头。高度都市化和舒适的物质享受便是衰败的开端。（4）富足的社会倾向欢乐、奢侈，不喜创业、冒险或战争；宗教丧失其对人类想象力或信仰的影响；道德开始没落、奸佞横行；尚武精神与军事冒险衰退；雇佣兵被雇来防御社会；雇佣兵们一般而言都缺乏爱国的热忱或宗教的虔诚心；设防极弱的财富自然引诱饥饿的侵袭，国界边往往有几百万的敌兵在那儿虎视眈眈。（5）外来的攻击或内部的阴谋（或者两者一起），推翻了国家。这便是罗马、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茨（Almoravids）和阿尔莫哈茨（Almohads）两个朝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国盛衰的循环：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上面所述不过是从几千个观念中挑选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而这些观念使《绪论》一书成为14世纪最有名的哲学作品。除了神学之外，伊本·哈尔敦几乎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因为他认为，在宗教方面有所创见是不智之举。他明明是在写一部哲学的大部头作品，却偏偏宣称哲学是一种危险之物，并奉劝读者别去碰它。也许此处他指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不是企图以较大的眼界去透视人类一切的哲学。有时，他像一位单纯的老妇人一样，在市场上谈些琐事。他相信所谓的奇迹、幻术、“魔眼”、字母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属性，用梦、内脏或鸟的飞行等占卜法。可是，他也崇拜科学，承认在科学成就上，希腊人确实胜穆斯林一筹。此外，对伊斯兰国家科学研究已开始衰退一事，他感到极为悲哀。他不相信炼丹术，不过还颇信服占星术的道理。

对伊本·哈尔敦的成就，我们必须对他打个折扣。虽然他的知识范围像伊斯兰国家一样广阔，但他也拥有伊斯兰国家许多的缺陷。在为数3卷的《绪论》一书里，他只腾出7页来讨论基督教。他只约略提及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他谈论北非、伊斯兰的埃及、近东和中东的历史时，他自认已经把“全人类的历史”都包括在内了。有时他犯了不可原谅的无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门廊教授他的弟子，而苏格拉底在浴盆里。他的真正历史著作远不及他的序言里所说的理论；他把柏柏儿的穆斯林和东方写成王族家谱史、宫廷阴谋和小型战争等沉闷的历史记载。显然，他只想把这几卷书写成政治史而已。

为了恢复对于伊本·哈尔敦的敬意，我们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在14世纪中有哪部基督徒的哲学著作可与《绪论》一书媲美呢？也许在他以前的作家已经有人部分地谈到他划定的范围；他自己的民族中就有阿尔·马苏迪（Al-Masudi，死于956年）在一部如今已经失传的著作里谈论到宗教、经济、道德及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法律的影响，而且论及政治衰败的原因。可是，伊本·哈尔敦本人自以为创立了社会科学，虽然也不无道理。在18世纪以前的文学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在影响力、深度及分析方面可和他的历史哲学体系或社会学体系比拟的。我们当代历史哲学家已把《绪论》一书评为“人类有史以来一部最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和他相比，也许略胜他一筹，可是斯宾塞的这部著作是经由许多助手才完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许可以赞同一位名科学史家说的话：“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该算是伊本·哈尔敦的《绪论》。”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1520—1566）

非洲的伊斯兰教（1200—1566）

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人可许很难接受，8到13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在文化、政治以及军事方面优于欧洲的事实。甚至在伊斯兰教式微的16世纪，它的势力范围都还包括从德里到卡萨布兰卡、从亚得里亚堡到亚丁、从突尼斯到廷巴克图的地区。伊本·巴图塔在1353年访问苏丹时，发现该地在穆斯林领导下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存在着；同时一个名叫拉赫曼·萨迪（Abd-er-Rahman Sadi）的黑人穆斯林后来竟能写出一部名叫《达利克·艾斯·苏丹》（Tarik-es-Sudan）（约成于1650年）的极富启发性的优秀历史书，在书中描述廷巴克图城里藏书1600部以上的各私人图书馆以及那些其遗迹足以证实那个与今世隔离的光荣之存在的巨大清真寺。

马林尼（Marini）王朝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并使费兹与马拉丘斯（Marraqesh）两城发展成为大都市，各有令人见而敬畏的大门，盖起清真寺、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坐落林荫间的大学，及能够以半价购物的喧哗市场。13世纪，费兹城居民有12.5万人，人口之多在欧洲各城市中可能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和巴黎。摩洛哥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卡罗瓦内（Karouine）寺院中宗教和科学并行不悖，吸引了非洲各伊斯兰国家热心向学的青年，严格地训练3年至12年不等，产生了无数教师、律师、神学家和政治家。坐镇费兹城或马拉丘斯城统治摩洛哥的埃米尔·雅克布二世（Emir Yaqub，1269—1286年）是本世纪中一名最开明的君王。他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聪明的慈善家，以哲学调剂神学、避开偏颇、鼓励和欧洲人建立友善关系。这两个城市容纳许多来自西班牙的避难者，因而在科学、艺术与工业方面增加了新血液。几乎游遍各伊斯兰国家的伊本·巴图塔称摩洛哥是人间的天堂。

现代的游客从费兹城到奥伦城途中，在特勒姆森（Tlemcen）城看到在13世纪时曾经住过12.5万人的朴素无华的遗迹时，一定会感到惊讶。该城64个清真寺中，贾马·埃尔·克比尔（Jama-el-Kebir，1136年）、阿布尔·哈桑（Abul Hassan，1298年）和埃尔·哈拉维（El-Halawi，1353年）是伊斯兰国家中极优异的三个。大理石廊柱，复杂的镶嵌细工，灿烂的壁龛（mihrab），有拱廊的庭院、木雕，还有寺院中高耸的尖塔，这些东西都留下来，告诉我们一个逝去的、而且几乎被遗忘了的辉煌时代的存在。阿布德·埃尔·瓦赫德王朝（Abd-el-Wahid）在此维持了近3个世纪较开明的政治，提倡信仰自由，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厚待文学与艺术。土耳其人占领该城（1553年）后，该城丧失了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逐渐式微，隐入历史的阴影中。

更向东行，阿尔及尔因商业与海盗行为的混合而极为兴盛。这个风景如画的港口半隐藏于岩石包围的半圆形海湾中，从地中海到卡斯巴，鳞次栉比地建起一排排的白色住宅与王宫，为私掠船的船员提供极佳的巢穴。远在庞培之时，这个地区的海盗早已劫掠毫无防备的船只。1492年以后，阿尔及尔成为逃离西班牙的摩尔人的避难所，其中有许多人加入海盗行列，带着复仇性的愤怒转而劫掠过路的基督教船只。这些海盗人多势众，胆子越来越大，其船队的浩大有如国家的海军，袭击地中海北部海岸各地。西班牙也以防卫性的远征军回敬，占领奥伦、阿尔及尔及的黎波里等地（1509—1510年）。

1516年，出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海盗。因为他蓄了一脸红胡子，意大利人称他巴巴罗萨。他的本名叫海尔·埃德—丁（Khair edDin Khizr），莱斯博斯城的希腊人，和其兄霍鲁斯（Horush）一起加入海盗阵营。海尔·埃德—丁自封为舰队司令时，霍鲁斯率军与阿尔及尔为敌，驱逐西班牙防军，自立为该市市长，后死于战事中（1518年）。海尔·埃德—丁继承乃兄势力，以精力和技巧来统治。为巩固其地位，他到君士坦丁堡，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统治权交给塞利姆一世，以求交换一支足以巩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臣属省长地位的土耳其兵力。塞利姆答应了，苏里曼大帝也首肯这一安排。1533年，海尔·埃德—丁因为从西班牙这个不友善的国家，把8万名摩尔人运至非洲，成为西部穆斯林心目中的偶像。巴巴罗萨被任命为整个土耳其舰队的总指挥官，统率84艘船只，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岸袭击各个城市，逮捕数千名基督徒，准备将这些人贩卖为奴。在拿坡里附近登陆时，他逮住据传当时全意大利最可爱的妇女——朱莉亚·贡萨加·科隆纳（Giulia Gonzaga Colonna）。她半裸逃脱，带着一名骑士做护卫，到达目的地之后，又下令处死那名骑士，其中原因人言各殊。

不过，巴巴罗萨热衷的是较不易腐坏的战利品，而不是美女。他的土耳其士兵在比泽特登陆后，他进兵突尼斯（1534年）。内弗西德（Nefsid）王朝自1336年以来把该城治理得很好，艺术和文学在他们的爱好之下极为兴盛，但当今的君王穆莱·哈桑（Muley Hassan）以其残酷与人民为敌。巴巴罗萨逼近时他只能逃命离去，突尼斯城就这么不流血地夺下。突尼西亚划入奥斯曼版图，而巴巴罗萨也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宰。

基督教再度面临危机，因为常胜的土耳其舰队随时可能在意大利这个马靴形的岛上建立伊斯兰教的根据地。说来奇怪，弗朗索瓦一世这时和土耳其人为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却和法国缔盟。幸亏克莱门特死了（1534年9月25日），教皇保罗三世向查理五世求取攻击巴巴罗萨所需的经费，安德烈·多利亚也提供热那亚舰队的全力支援。1535年春，查理在萨丁尼亚的卡利亚里召集400艘船只与3万大军，越过地中海，包围扼守突尼斯湾的堡垒拉戈勒塔（La Goletta）。经过激战，拉戈勒塔陷落，他继续进兵突尼斯。巴巴罗萨虽曾企图阻止，却战败落荒而逃。突尼斯城里的那些基督徒奴隶击碎锁链，打开城门，查理就这样未遭抵抗地进入该城。他让他的士兵在该城劫掠两天，否则士兵很可能会起而叛变；数以千计的穆斯林被屠杀；几百年来的艺术品尽数毁于一旦。基督徒兴奋地重获自由，而残余的穆斯林被役为奴。查理复立穆莱·哈桑为向他朝贡的属国，留置卫戍部队在波纳（Bona）和拉戈勒塔两城后重返欧洲。

巴巴罗萨逃向君士坦丁堡，得到苏里曼大帝的经费援助，重建一支200条船的新舰队。1537年7月，这支新军登陆塔兰托（Taranto），基督教国家再度被围。威尼斯、教皇和“帝国”成立一项新的神圣联盟，并在科孚城外集合200条船。9月27日，这两支敌对的舰队在亚姆伯拉西亚（Ambracian）湾入口处发生海战，几乎跟当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亚克兴角（Actium）与屋大维遭遇的水域同在一处。巴巴罗萨战胜，再度控制海权。一路东航，他一一占领威尼斯在爱琴海和希腊的土地，同时迫使威尼斯城与他单独签订和约。

查理想以礼物和立他为北非属国国王的方式来拉拢巴巴罗萨为他效劳，可惜海尔·埃德—丁喜欢伊斯兰教。1541年10月，查理和多利亚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阿尔及尔，这支军队在陆上被巴巴罗萨的军队击垮，在海上又被暴风雨袭击。巴巴罗萨还以颜色，蹂躏卡拉伯里亚城，势如破竹地直达罗马城的港口奥斯蒂亚。这个大都会的圣地不保，幸亏保罗三世当时和弗朗索瓦极为友好，巴巴罗萨据说由于想对其友邦表示礼让，在奥斯蒂亚取得大笔现钞后平和地离去。他北航土伦港，他的船队在该地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要求安拉的船只停泊港内期间教堂的钟不得敲响，因为钟声干扰他的睡眠。他和一支法国舰队携手从“皇帝”手中夺取尼斯和维尔弗兰彻（Villefranche）两地。77岁时，这个常胜海盗载誉退休，80岁时寿终正寝（1546年）。

波纳、拉戈勒塔和的黎波里三地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从阿尔及尔拓展至巴格达。

萨非王朝的波斯（1502—1576）

历经多次文化洗礼的波斯，又将进入另一个充满朝气和艺术创作的新时代。沙赫·伊斯梅尔一世创建萨非王朝时（1502—1736年），波斯境内是许多小王并立的混乱局面：伊拉克、亚兹德、塞姆南、菲鲁兹库赫、迪亚巴克尔、卡尚、库拉桑、坎大哈、巴尔干、克尔曼和阿塞拜疆等都是独立的小国。阿塞拜疆的伊斯梅尔经过一连串残酷的战役后，征服了这些公国的大部分，占领赫拉特和巴格达，再度设大不里士城为一个强盛王国的首都。人们拥戴这个本国的王朝，以这个王国带给他们的联合和势力为荣，并以一种新兴的波斯艺术来表达他们的精神。

伊斯梅尔的父亲死时，他只有3岁（1490年），立志争得王座时年方13岁，而自己加冕为波斯的沙赫时就是13岁。同时代的人说他“英勇有如斗鸡”“如农牧神一般有活力”，健硕的体格、宽肩、蓄着发怒的胡须、炽热的红发；左手挥舞一把万能的刀，只要佩挂弓，他就活像奥德修斯再世，10个横排着的苹果他可以射中7个。据说他“温柔如少女”，却杀死自己的母亲（或继母），下令处死大不里士城300名娼妓，屠杀的敌人更是数以千计。由于他名气甚大，在波斯境内“上帝早已被遗忘”，有个意大利游客说：“人们只记得伊斯梅尔的名字。”

伊斯梅尔成功的秘诀是宗教和他的胆识。波斯的宗教叫什叶——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党”。什叶只承认阿里和他的12个嫡系后裔是他们正统的苏丹——圣王（imams）。由于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根据教义，每个阿里的嫡系后裔都有治理教会和政府的神圣权力。就像基督徒相信基督会再度降临世上建立他的王国一样，信奉什叶的人也相信第12代圣王——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并未逝世，有一天必会再度出现，并把他恩赐的政权建立在世上。同样地，正如同新教徒指责天主教徒其宣称接受传统和《圣经》是建立正确信仰的指引是错误的一般，信奉什叶的人也指责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人——就是那些认为正义的“路”（Sunna）存于《古兰经》中，也存在于穆罕默德的朋友和门徒传下来的言行之中的人。新教徒拒绝向圣徒祷告，封闭修道院，信奉什叶的人也不赞成苏菲的神秘，并且封闭了伊斯兰教苦修僧的寺院。这些寺院就跟修道院在欧洲全盛时期的情形一样，一度是待客和慈善中心。新教徒称自己的信仰为“真教”，信奉什叶的人也自称为“真信徒”（al-Ma-minum）。什叶的虔诚信徒不跟逊尼（Sunnite）派同桌共食，要是信奉什叶的人的食物上有基督徒的影子掠过，整桌食物都会被认为不干净而弃置。

伊斯梅尔自称是第七代圣王的后裔，因此就用第7代圣王作为他这个新王朝的名字。伊斯梅尔宣布什叶是伊朗的国教，也是他奋斗的神圣楷模，同时联合忠贞的人民起来抵御包围着波斯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些人东有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西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他的战略成功了。虽然他很残酷，却被尊奉为圣徒，他的子民深信他的神力足以保护他们，有些上战场时竟拒穿甲胄。

赢得热烈的拥戴后，伊斯梅尔自信其战力足以向邻国挑战。一度统治过特兰索西亚纳的乌兹别克人已把势力延伸到库拉桑，伊斯梅尔从他们手中夺得赫拉特城，并将他们逐出波斯。在东部安定之后，他又挥兵向西攻打奥斯曼人。两种宗教相互以神圣的情绪迫害对方。据一个不可靠的说法，苏丹塞利姆在开战之前把境内4万名什叶教徒杀害或拘禁（1514年），伊斯梅尔也把大不里士城内逊尼教徒吊死一部分，同时强迫其余的人每天祈祷时咒骂头三个苏丹是篡夺阿里的权力的人。然而，查尔地兰（Chaldiran）一役之中波斯人发现什叶挡不住“狰狞的”塞利姆（Selim the Grim）的炮火，苏丹占领大不里士城，并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516年）。伊斯梅尔在手下叛变之后撤退，回到首都。文学在他狂热的王朝之下衰微，艺术却因其爱好极为兴盛。他保护画家比扎德，并宣称他值波斯的半壁江山。伊斯梅尔统治24年之后以38岁的英年去世，王位传给他10岁的儿子（1524年）。

沙赫·塔马斯普一世（Shah Tamasp Ⅰ）是个无信的懦夫、忧郁的享乐者、无能的君主、严厉的法官、艺术的爱好者、虔诚的什叶教徒、子民的偶像。也许他也有一些史书上未曾记载的美德。不断地强调宗教固然增强了政府的力量，却也干扰了政事，因为政府批准了十几次战争，使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教从1508年分裂到1638年。结果使基督教占了便宜，因为苏里曼大帝为了与波斯交战而中止了向西方的进击，斐迪南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只有波斯人妨碍我们，破坏我们两国。”1533年，格兰德·韦策尔·艾伯拉罕·帕沙（Grand Vizier Ibrahim Pasha）率领一支土耳其军队攻入阿塞拜疆城，以巴结波斯将领的方式把各个城堡逐一占领，最后不费一兵一卒攻下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两城（1534年）。14年后，苏里曼在和斐迪南休战期间率军攻打“红头流氓”（the rascally red heads，土耳其人对波斯人的称呼），占领31个城镇，然后举兵攻打基督教国家。1525年至1545年，查理一再与波斯会谈，据推测可能是想联合基督徒和波斯人共同抵御苏里曼。波斯攻占埃尔泽荣城时西方喜出望外。然而1554年苏里曼回来蹂躏大片波斯领土，强迫塔马斯普签订和约，规定巴格达和下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地方永远由土耳其人治理。

比这些黯淡的争战更有趣的，是安东尼·杰克逊为找寻通往印度和“华夏（中国）”的陆上商道而向特兰索西亚纳和波斯行进的那次冒险旅程。“恐怖的伊凡”对这件事却表现得极为热情，他在莫斯科欢迎杰克逊，并派他驻波哈拉（Bokhara）当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大使，同意让英国货物免税运进俄国，沿窝瓦河而下，渡过里海。在海上遭遇一场暴风雨后，杰克逊继续前行至波斯，抵达夸斯温城（Qasvin，1561年）。他在该城把波斯人认为是一个僻远的野蛮小国王后致塔马斯普的致敬信呈递宫廷。夸斯温人拒绝签订商约，而在杰克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时，他们命令他出境；“我们不需要不虔诚的人的友谊”，他们这么告诉他；而在他离去时，一个仆人在这位基督徒脚印上洒上细沙，以免什叶派的王宫被脚印玷污。

塔马斯普的逝世（1576年）结束了穆罕默德各王朝中第二长、也是最悲惨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除了被放逐的巴布尔（Babur）写的那些迷人的回忆录外，没有值得称道的杰出文学作品。萨非艺术仍未达全盛时期，在这两个朝代里已经开始产生灿烂精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前后22个世纪中可作为波斯的代表。伊斯巴罕城哈荣·艾·维拉亚（Harun-i-Vilaya）的陵寝表现出波斯式设计的全部技巧及镶嵌细工彩陶的最佳色彩与切割技术：一个复合的半圆顶覆盖于穆罕默德受难纪念大寺院的正门。还有一座马斯基德·艾·贾米建于施拉兹（Shiraz）城，可惜已为岁月湮没。

有些为书稿做彩饰的人和撰写书法的人的细腻作品远比建筑的碑石流传得更为久远，再加上细心的照料，使书本在伊斯兰国家几乎成为崇敬的偶像。骄傲的阿拉伯人迷上他们使用的那种富线条美的文字字母，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波斯人更把这种书法当作艺术，拿它来装饰清真寺的正门和壁龛、兵器、陶器、地毯等东西，同时把他们的经典和诗人的手稿抄录保存，使其留传后世。正如同清真寺集合了10余种艺术于一体一样，书籍也动员了诗人、撰书人、做彩饰的人和装订工，他们携手合作，其敬业和虔诚的程度并不亚于修建清真寺的人。

以彩饰使书籍增色的艺术繁荣于波哈拉、赫拉特、夏伊拉兹和大不里士等地。波士顿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夏伊拉兹城的阿尔·夸瓦姆（Arraji Muhammad al-Qawam）签过名的菲尔多西所著的《沙赫—纳马》（1552年）；克里夫兰城博物馆也有一本穆施德·阿尔·加蒂布（Mushid-al-Kiatib）做彩饰的墨宝（1538年）；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珍藏了尼扎米的《哈姆苏》（Khamsu）抄本的首页，真可说是大不里士城彩饰和书法的最佳范本（1525年）。当比扎德选定大不里士城作为其定居之地时（约1510年），穆施德·阿尔·加蒂布彩饰的中心也跟着移到该城。查尔地兰战役期间，沙赫·伊斯梅尔把比扎德和专事书法的马哈茂德·尼沙普里（Mahmud Nishapuri）当作至宝，把他们藏在山洞里。比扎德的弟子阿恰·米拉克（Aqa Mirak）在大不里士城画了一幅这个时期小画像的杰作之一——《库斯鲁与希林登基》（Khosru and Shirin Enthroned，1539年），该画现存大英博物馆。米拉克又将技艺传授苏尔丹王子穆罕默德·努尔（Muhammad Nur），王子生在富豪之家，他在沙赫·塔马斯普宫廷里成为“无价之宝”，因为他在书法与为书籍做彩饰方面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擅长设计书本封面和地毯的图案。1539年至1543年他抄录，同时还为尼扎米的那本《哈姆苏》画插图。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一巨页上画着库斯鲁国王骑在粉红色的马背上的情景，画中的他凝视着绿色、棕色、金黄色的树叶丛中，半裸着在银色的水池中沐浴的希林。色彩更夺目的是另一幅画，画中有一先知骑着长了翅膀的飞马布拉奇凌空而去造访天堂与地狱。图中的形象都极柔和，然而有意地、也为了宗教上的理由而使这些人和动物都缺乏独特之处。艺术家追寻的是装饰而非表现，从主观上说，他衡量美重于真，可能办得到，而客观地说，则又不可能。这些小画像使波斯的书籍彩饰达到其华丽的最高峰。

纺织品和地毯得到同样的钟爱，有着同样细致的图案。虽然这几个王朝的纺织品没有流传至今，但是象牙上的小画像有这种图画。在地毯方面，萨非王朝的设计师与工匠都是极优异的。地毯似乎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之一。穆斯林并非坐在椅子上进餐，而是在铺有地毯的地板或地上进食。特制的“祈祷用地毯”，上面通常织有宗教符号和《古兰经》文，以用于穆斯林虔诚的伏拜。送礼给朋友、国王或清真寺时，有很多人喜欢用地毯。塞利姆二世登基为奥斯曼苏丹（1566年）时，沙赫·塔马斯普就送给他20块大地毯，还有许多小地毯。有些设计专家把地毯的图案大致分为花园式、花卉式、狩猎式、花瓶式、菱形纹式、奖牌式等。除了这些基本形式之外，尚有蜿蜒的阿拉伯式、中国式的云状轮廓、只有被正式介绍之后才了解其秘密含义的符号、增添图案活力的动物、使线条更加优美愉快的花草树木；在这错综的整体之间奔驰着美学逻辑、线条上对位的和谐，比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情歌更繁复，比戈第瓦（Godiva）的秀发更柔美。

16世纪上半期有些驰名的地毯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块是奖牌式的地毯，在丝质的经络上有3000万个羊毛打成的结（每平方英寸上有380个结）；这块地毯在阿尔达比尔（Ardabil）城的清真寺里存放了好几个世纪，目前被分割后分别珍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院与洛杉矶的州立博物馆中。其卷轴装饰的一端织有哈菲兹的诗句，而在这个诗句之下又有这句豪语：“伊斯兰教946年（1539年）奴隶……卡尚的马奇苏德之作品。”同样存放于洛杉矶博物馆的还有另一块庞大的“加冕典礼地毯”，是190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上使用过的。米兰城的波尔迪—佩佐利（Poldi-Pezzoli）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该馆未炸毁之前，也把亚兹德的丁·贾米所织、比扎德设计的狩猎地毯视为该馆最珍贵的宝物之一。杜温（Duveen）珍藏的“安哈尔特（Anhalt）公爵地毯”更以其金黄色的底配上深红、玫瑰红与绿蓝色的阿拉伯式彩饰而享誉国际。地毯和书本成为萨非王朝的波斯留给人类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里曼大帝与西方

1520年，苏里曼大帝以26岁的年龄继承其父塞利姆一世为王。他因为作战英勇、慷慨待人，管理土耳其各省的行政效率极高，因而为自己赢得美名。他高贵的容貌和文雅的风度使看腻了冷面君主塞利姆的君士坦丁堡居民极为欢迎。有一个在苏里曼登基后不久见过他的意大利人说，苏里曼长得高瘦有力，强壮，脖子太长，鼻子弧度太大，胡须太少，脸形细长优美、表情严肃而安详，样子像个学者而不太像是个君王。其后8年，另一个意大利人说他“脸色惨白……忧郁、过度沉溺女色、大方、自负、易怒，有时却极为温和”。哈布斯堡驻波尔特大使吉斯莱因·布斯贝奇（Ghislain de Busbeq）对哈布斯堡不共戴天的死敌颇具好感地做了以下描写：

他永远具有成为谨慎、中庸之人的个性。就算在他早年，按照土耳其的规定，任何罪行都可宽恕的时期，他的生活也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他在年轻时，既不耽溺醇酒，又不犯上那些土耳其人常犯的不合天性的罪孽；连那些被革职后的人想办法要挑最不利于他的毛病时，除了他过分忠于自己的妻子这一点之外，也找不出更大的罪名了……尽人皆知，自从他把她当作自己合法的妻子之后，他一直完全忠于她，虽然法律上并无禁止他蓄妾的任何规定。

这种描写虽值得注意，却失之过分奉承。无疑，苏里曼是所有奥斯曼诸君主中最伟大、最高贵的一个，而且在能力、智慧与性格方面均足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君主抗衡。然而，我们也会发现，他时常犯残忍、忌妒、报复等过错。不过，我们不妨当作一次实验，公平地来观察他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军事方面的冲突已有900年的历史，早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去叙利亚时（634年）就已开始。随着萨拉森斯（Saracens）人逐年征服拜占庭帝国，加上摩尔人征服西班牙，战事愈演愈烈。十字军东征时，双方都以宗教的词句和热忱来掩护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企图和政治方面的罪行，在这几次东征中基督教还以颜色。穆斯林也立即施以报复，占取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半岛。西班牙人逐出摩尔人。历任教皇都呼吁新的东征来抵挡土耳其人；塞利姆一世发誓在罗马城里建起清真寺；弗朗索瓦一世向西方诸势力（1516年）建议合力完全歼灭土耳其政府，并将该国财富当作异教的战利品拿来均分。可惜这项计划又被粉碎，因为德国在宗教战争中分裂，西班牙的各公社反对查理五世，再加上弗朗索瓦自己改变心意——求苏里曼助他对付查理。由于路德教派的人欠苏里曼的人情债太多，路德差点救了苏里曼一命。

每个政府都尽力拓展自己的版图，一者以增大资源与财源，一者以增大边界与首都之间的防卫地区。苏里曼认为最佳的防御是攻击。因此，他于1521年攻占扎巴斯（Szabacs）和贝尔格莱德两地的匈牙利要塞。在西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把大军挥向罗得斯岛。岛上的基督徒在圣约翰的骑士们领导下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直接挡住君士坦丁堡通往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的通路。苏里曼认为罗得斯岛是土耳其人势力下的海域中唯一危险的外国基地；而事实上，骑士们的海盗船时常扑向穆斯林的商船，其情形有如在地中海的另一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海盗袭击基督徒的商船一般。穆斯林在被骑士们攻击抓去之后，通常被杀死。载运朝圣团开往麦加城的船只多被怀疑有不轨企图而被拦截。一位基督徒历史学家说：“总而言之，苏里曼要想攻打罗得斯岛并不需要正当理由。”一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又补充说明：“该岛应划归土耳其的领土，是为公共秩序着想。”

苏里曼率领300艘船和20万人攻击。防卫者在老迈的“大主人”菲利普·德韦利埃斯·德利勒——亚当的领导下与来袭者奋战145天，最后光荣地投降：骑士们和他们的军队得以安全离开该岛，限时10日；留下来的百姓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贡税5年。圣诞节那天，苏里曼求见“大主人”，慰问他，称赞他英勇的防御，并送他珍贵的礼品。他还向维策尔·易卜拉欣（Vizier Ibrahim）说：“迫使这位基督徒在他老迈之年放弃家园与财物，深感哀伤。”1523年1月，骑士们驶向克里特岛，其后8年，他们又从该岛移居至更远的定居之地——马耳他岛。苏里曼因为把乔姆王子的子孙杀死而玷污了自己胜利的英名，因为这些人已改信基督教，苏里曼怕他们会像过去的乔姆一样，想登奥斯曼帝国的王座。

1525年初，苏里曼接获当时身为查理五世的俘虏的弗朗索瓦来信，请他攻打匈牙利，营救法国国王。苏里曼复以：“马已加鞍，刀已系腰。”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侵略匈牙利。1526年4月，他率领10万大军、300门大炮起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鼓舞诸基督教君主前往救援这个受到威胁的国家；路德劝诸新教君王按兵不动，因为土耳其人显然是奉天之命而来，抵挡土耳其人就等于反抗上帝。查理五世仍留在西班牙。其后匈牙利在木哈赤的溃败对于基督教来说，除了武力上的失败之外，还有道义上的失败。只要天主教和新教、皇帝和教皇携手合作，匈牙利是有收复的希望的；路德派的首领却为土耳其人的胜利而高兴，也为皇帝的军队劫掠罗马城而高兴。

1529年，苏里曼回头，以20万大军围攻维也纳。受斐迪南委托来护城的尼古拉（Nicholas von Salm）伯爵从圣斯蒂芬教堂的塔尖可以看见周围的平原和山丘上黑黝黝地摆满了帐篷、士兵及奥斯曼人的武器。这一次，路德召集了他的党徒参加防守，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要是维也纳陷落的话，德国马上就是土耳其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全欧洲传播着一个谣言，说苏里曼已发誓使全欧只有一种信仰——伊斯兰教。土耳其工兵地道挖个不停，希望能炸毁城墙或在城里引爆，不过守城者在危险地区摆下船只，密切注意可能产生的地下攻势行动。冬天到来之后，苏里曼漫长的补给路线接济不上。10月14日，他呼吁展开最后决定性的攻击，并应允给予丰富的酬劳，可惜士兵精神和肉体两面不支，这次攻击被逐退，损失惨重，苏里曼黯然下令撤兵。他首次尝到败绩；不过他仍保有半个匈牙利，并把圣斯蒂芬的王冠携回君士坦丁堡。他向人民解释，说他之所以无功返国是因为斐迪南（战争期间安稳地留在布拉格）拒绝出战；他还承诺马上亲自逮住查理这个胆敢妄自称帝的人，并从他手中夺取西方盟主的地位。

西方也对他极为认真。罗马城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克莱门特七世总算认真起来，连红衣主教也得纳税，为的是要募集基金来巩固奥斯曼人入侵意大利时可能登陆的安科那等港口的戍防。1532年4月，苏里曼再度向西进军。他离开首都时的景象极为壮观：120门大炮开道，其后是全国的精兵——禁卫军8000人，1000头骆驼载运粮秣，2000名骑兵精英护卫神圣的军旗——先知之鹰，被俘虏的数千名基督徒少年穿着饰金的衣服，戴着饰上羽毛的红帽，以无邪的英勇炫耀着长矛；他的侍从个个极为魁梧，风度翩翩；苏里曼自己则在这些侍从簇拥下骑着一匹栗色马，身穿花边镶金的深红色天鹅绒丝绸衣服，头戴镶嵌宝石的头巾；随后行进的大军最后点阅时计有20万人之众。谁能遮蔽这种光彩，谁能抵挡这股势力？只有天气，只有空间。

为了迎战这支庞大的队伍，查理几经哀求，总算得到议会同意拨兵4万、马匹8000；他和斐迪南两人又自费筹集了3万名士兵；他们就在维也纳集合这7.8万人马，等待苏里曼来袭。苏里曼在金斯（Güns）受到迟延。金斯是一个小镇，防御虽佳，却只有700名士兵戍卫。前后3周他们击退土耳其兵想突破城墙的攻势；城墙前后共有11次被渗透，而守军也前后11次以铁器、身体和绝望来堵死缺口。最后，苏里曼派遣一支由护卫和人质组成的代表团求见统帅尼古拉（Nicholas Jurischitz），邀请他一同开会。他应约前来，备受这位土耳其首脑的礼遇。他的勇气与大将之风得到对方的暗暗称赞，苏里曼送他一件荣誉袍，保证不再攻击他，并以英俊的土耳其军官组成的侍卫队护送他回到要塞。这支常胜的大军在被700名士兵击退后，开向维也纳。

然而，苏里曼在维也纳也错失了他的猎物。查理不愿出战，他要真是为了赌赌运气而坐失防守的优势，那可真就成了傻瓜。苏里曼认为，要是他无法把既无皇帝又无国王在场、只有两万人驻守的维也纳城取下，那么他更无法攻下由年轻君主领导的7.8万名士兵驻守的城市，尤其是，这个君主还公开宣布过，说他自己要像基督徒那样战斗到死。于是他调头他去，转而蹂躏叙利亚和奥地利，沿路逮捕漂泊的俘虏来安慰自己的撤退。要是他知道他漫无目的地在匈牙利来回奔忙时，安德烈·多利亚早已把土耳其舰队追得四散奔逃、把伯罗奔尼撒沿岸的帕特拉斯和科隆两个港口占领时，他可能会很不好受。

斐迪南派遣密使到君士坦丁堡求和，受到苏里曼的欢迎。他愿意给予和平的年限“不只7年、25年，也不是100年，而是2个世纪、3个世纪，甚至连永远和平都可以——只要斐迪南自己不去‘破坏和平’”，他还要待斐迪南如亲生子。然而他索价奇高：斐迪南必须送他格劳城之钥，当作臣服与进贡的信物。斐迪南和查理两人都急于结束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事，两人都愿意向土耳其人让步。斐迪南真把金钥送给苏里曼，自称为苏里曼之子，并承认苏里曼对匈牙利大部分地区的宗主权（1533年6月22日），只是未和查理签订和约。苏里曼再度占领帕特拉斯与科隆两个港口，并且开始梦想着跨立于维也纳与大不里士之间。

他占领大不里士城之后再度西行（1536年）。他把神学摆在一边，在另一次与查理之战中同意与弗朗索瓦一世合作。他向这个国王许下条件：只有在他降服热那亚、米兰与佛兰德斯给法国之后才与查理和谈；法国商人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与土耳其人享受同等待遇地航行、买卖货物；境内的法国领事得享该地区法国人的刑事裁判权，而且法国人得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权。这样的协定成为后来基督教势力与东方各国之间签约的蓝本。

查理组成帝国、威尼斯与教宗三者间的联盟来表示反对。斐迪南也附议了：原来所谓“永远”竟是如此短暂。土耳其率先进攻威尼斯，威尼斯丧失了它在爱琴海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财产，另外单独签约（1540年）。其后一年，苏里曼在布达城的傀儡去世，他就把匈牙利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省。斐迪南一方面派遣特使到土耳其求和，同时派另一名特使赴波斯唆使沙赫攻打土耳其人。苏里曼西进（1543年），攻占格劳与斯图尔维森堡（Stuhlweissenburg）两城，把更多的匈牙利版图划归布达的帕沙的管辖区域。由于忙着对付波斯，1547年，他答应和西方休战5年。结果双方都违反了协定。教皇保罗四世求土耳其人攻打菲利普二世，当时菲利普比各主教的宗教权都大。弗朗索瓦和查理的双双去世使斐迪南更容易谈和。在《布拉格和约》（Peace of Prague，1562年）中，他承认苏里曼对匈牙利与摩达维亚（Moldavia）的统治权，请求每年进贡3万杜卡特，并同意支付9万杜卡特作为延迟支付的罚金。

其后两年他也随乃兄去世。苏里曼比他的死对头都长命，至于主教，又有几个活得过他的？他成为埃及、北非、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等地的主宰。土耳其的海军统治着地中海，土耳其的陆军向东向西都是所向无敌，土耳其的政府在政治作风和外交方面更表现得和其敌国一样强。基督徒丧失罗得斯岛、爱琴海、匈牙利，也签订过辱国的和约。如今的奥斯曼帝国要是不算全世界最强大的一国，也该是欧、非两洲最大的强国了。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

·政府

所谓土耳其人要是跟基督徒相比就显得是野蛮人的论调，其实只是自我陶醉的错觉罢了。他们的农业技术和科学至少与西方各国一样优异。农田由封建首领的佃农耕作，这些封建首领世代相传，每一代都须在行政与军事方面把苏丹侍候好之后，才能拥有这些土地。除了纺织、制陶、兵器、甲胄等方面之外，其他工业都未能有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等地的工厂制度的发展，然而土耳其的工匠因其优越的产品而闻名于世，而且不论贫富都不会为了没有资本主义而感到遗憾。16世纪的伊斯兰境内商人并没有西欧各国商人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地位。土耳其人之间的商业往来在诚实方面极为有名，至于土耳其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商业往来，敲竹杠并不犯法。国外的商业几乎全由外国人来做。穆斯林的商队很有耐心地走着古代与中古时期的陆路到亚、非各地，甚至还走过撒哈拉沙漠。容纳沙漠商队投宿的各个客栈，其中许多是由苏里曼建的，使商人与旅客在路上有歇脚之处。穆斯林的船只到1500年，一直掌握着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经红海到印度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海路，土耳其人就在印度和中国大帆船上进行货物交换。在达·伽马东航使印度向葡萄牙商人开放及阿尔布开克海上胜利之后，穆斯林丧失了印度洋的掌握权，埃及、叙利亚、波斯和威尼斯也都随之在商业方面走下坡路。

土耳其人在海上或陆上都很活跃，不像其他的穆斯林那么虔诚。然而他们也尊奉神秘学、苦修僧与圣贤，依据《古兰经》立法，到清真寺接受教育。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也规避偶像崇拜，认为基督徒是多神论的偶像崇拜者。实行政教合一：《古兰经》与传统即根本法律；负责解释“圣书”的那些“乌勒马”（ulema，伊斯兰教的学者群），同时担当境内教师、律师、法官或法学权威。在穆罕默德二世与苏里曼一世时期编纂奥斯曼法典的，也正是这些学者。

这些乌勒马之中为首的叫姆弗蒂（mufti）或什克—乌尔斯拉姆（sheik ul-Islam），也就是国内除苏丹与内阁总理之外最高的法官。苏丹总有去世的一天，乌勒马却永享权威，因此这些神学家和律师成为伊斯兰国家日常生活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以过去的法令来解释当前的事物，他们留下极为保守的影响，也造成苏里曼死后伊斯兰教文明的停滞。宿命论——土耳其语叫“奇斯梅特”（qismet）——强化了这种保守主义：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由安拉预先安排，产生反叛自己的命运就是不忠贞和肤浅的说法；一切事物，尤其是死亡，皆操于安拉手中，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偶尔也有自由思想者言论过于没遮拦，也有一两个因而被处死。然而，一般说来，乌勒马允许思想自由，而伊斯兰土耳其未曾有过审讯之事发生。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并获许处理不涉及穆斯林的事务时自治。穆罕默德二世故意袒护希腊正教，因为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对土耳其有利。基督徒虽然在苏丹统治下极为发达、繁荣，他们自己却严重地感到吃不消。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说来是奴隶，只要他们信奉伊斯兰教，马上可以脱离奴隶的地位，也有好几百万人就这么做了。排斥伊斯兰的不得服兵役，因为表面上说来，伊斯兰教的战争是把不虔诚的人感化，使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圣战。这种基督徒必须缴付重税来代替服兵役，通常这种人多是佃农，把农产品的1/10缴付地主。此外，他们每10个婴孩中必须拿出1个来教养为穆斯林，以为苏丹效命。

苏丹、军队和宗教权威人士就是整个政府。苏丹一旦有命，每个封建首领就带领他征召之人前来组成“西帕赫斯”（sipahis），也就是骑兵，苏里曼在位时骑兵队人数高达13万人之众。斐迪南的特使称羡这些骑兵的光彩：猩红色、鲜黄色或藏青色的织锦或缎制服饰；布斯贝奇（Busbeq）前所未见的骏马身上的马具发出金、银、珠宝闪烁的光芒。步兵精英则由俘虏来的基督徒或纳贡后养大来苏丹王宫中专为行政尤其是为军事需要而服侍苏丹的幼童组成。这些士兵在宫中被称为“耶尼·策里”（Yeni Cheri，新军），西方的新军则堕落为近卫军。穆拉德一世时即曾创建这种奇特的团队（约1360年），其目的可能是在从信奉基督的百姓中抽取极有危险性的青年。这些青年为数不多——苏里曼在位时约有2万人。他们在各种战技上接受高度训练，不许结婚，亦不许参与经济活动，被灌输军事荣誉与热忱的思想及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他们打仗时极为英勇，和平时也一样焦躁不安。作为这些精兵的后盾的是为数10万人的人民自卫队，由骑兵和侍卫队来负责训练秩序与鼓舞士气。最受欢迎的兵器仍为弓箭与长矛，火器刚开始使用，士兵在近战时挥舞锤矛与短兵器。在当时，苏里曼的军事学在全世界可算最优。其他军队在掌握炮兵、挖地道及兵工方面，纪律与士气方面，对士兵身体的注意，长距离补给大部队等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然而，这些优点仅只为了一个目的：军队本身成为该目的；为了维持现状与约束，军队必须应战；而在苏里曼死后，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成为诸苏丹的主宰。基督徒的子女被征召与被迫皈依的子弟形成土耳其中央政府行政官员的大半。我们早该料到伊斯兰教的苏丹必然恐惧被那些像斯堪德贝格（Scanderbeg）一样渴望父辈信仰的人包围；相反，苏里曼较喜欢这些皈依者，因为这些人从小被训练来充任特种行政业务。奥斯曼政府的官僚政治很可能就是16世纪前半期最有绩效的政治，虽说收受贿赂的风气极为盛行。迪万（Diwan）有如西方政府的内阁，在内阁总理的召集下集合行政首长。内阁的权力与其说是为立法，不如说是顾问性质的，但通常内阁的推荐都由苏丹的律法（kanun）来立法。司法部则由法学权威中选出的恰迪斯（qadis，法官）与姆拉斯（mullas，大法官）充任。一名法国观察家记载各法院勤奋的情况及审讯与判决的迅速，一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更深信“在早期奥斯曼领袖的治理下，司法行政方面土耳其优于欧陆任何其他地区；诸苏丹的伊斯兰教子民比大多数基督教社区中的人民更守秩序，犯罪情形也较少”。君士坦丁堡的街道由近卫军巡行，“谋杀案件较欧洲任何其他首府为少”。落入穆斯林统治的地区——罗得斯岛、希腊、巴尔干半岛——也喜欢穆斯林的统治，而不喜欢先前骑士们或拜占庭人或威尼斯人统治，甚至连匈牙利也认为苏里曼在位时的政治比哈布斯堡统治时好得多。

中央政府的行政单位多坐落于塞赖（Serai），也就是皇宫区中——不是王宫，而是一大堆的建筑物、花园和宫廷，其中住着苏丹及其后宫、臣仆、副官及8万名官僚。而在这层层包围之中，方圆3英里的范围，只有一个入口，装饰得极为堂皇，法国人称之为“高门”（Sublime Porte）——这个称呼因为说法离奇的变异，竟是指奥斯曼政府本身。在这种中央集权化的组织中，地位仅次于苏丹的就是内阁总理。“维策尔”（Vizier）是一个阿拉伯字——“瓦策尔”（Wazir），意思是“挑重担的人”。他的负荷颇重，因为他既是迪万之首，又是官僚政治、司法部、全军及外交使团的头号人物。他主管国际关系、订定重要约会，而且在欧洲各政府最繁文缛节的仪式中，要扮演最繁文缛节的角色。最吃力的职责则是在上述事项各方面都讨得苏丹欢心，因为通常内阁总理多是以前的基督徒，说来是个奴隶，只要君主一句话，就可以不经审讯加以处死。苏里曼挑选的内阁总理对他的成功贡献极大，足以证明他判断正确。易卜拉欣·帕沙本是希腊人，被穆斯林海盗掳获，带来给苏里曼当作有前途的奴隶。苏丹发现他在各方面都极为能干，因此委任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支他年薪6万杜卡特，并将亲妹许配给他，定期与他共餐，欣赏他的健谈、音乐方面的成就、语言方面的知识及文学、世界方面知识的渊博。苏里曼以东方花团锦簇的方式宣布“易卜拉欣·帕沙所说的话，应一律认为即出自朕字字珠玑的口中一般”。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几乎可以说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

易卜拉欣少了一样智慧，那就是以外表的谦虚来隐藏他内心的骄傲。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自负：他使土耳其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到最高，他制定外交政策，以与法国联盟的方式来分裂西方，他在苏里曼进军匈牙利时以改革弊端、公正可亲地对待百姓的方式来安抚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然而，他也有必须缜密细心的理由，因为他仍是奴隶，他的头抬得越高，在他头顶悬挂着的那把刀的线也就越来越细。他下令禁止劫掠——大不里士与巴格达两城，并企图阻止军队劫掠布达城，因而激怒了军队。在那次劫掠中他挽救了马蒂亚斯·科尔文努斯图书馆的局部，及赫耳默斯、阿波罗、阿尔特弥斯等三座铜像。他把这些铜像竖立在他君士坦丁堡的王宫门口，结果连他那最无所谓的君主也被他这种对民族的反对偶像崇拜戒律的蔑辱而颇为不悦。谣言中伤他蔑视《古兰经》。有时他宴请宾客的娱乐在费用与场面上都远超过苏里曼。迪万的委员控告他，说他讲话的口气，支使苏丹有如用皮鞭来指挥一头驯服的狮子。宫中女眷的最受宠者——罗克斯拉纳（Roxelana）——因为不满易卜拉欣的影响，每天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将怀疑与怨言奏向皇上的耳边。最后苏丹终于相信了。1536年3月31日，有人发现易卜拉欣被勒死在床上，可能是出于皇上的命令。这件事表现的野蛮性足以与烧死塞尔维特或波奎因相比。

更野蛮的是杀死兄弟姐妹时法律上的定罪。穆罕默德二世在《法典》（Book of Laws）一书中坦率地说：“立法者中大多数已宣称：那些应登基的最杰出的子孙有权处死其弟兄，以确保世界和平，他们必须依规定行事。”也就是说，“征服者”平静地把他嫡传长子之外的儿子都判了死刑。奥斯曼制度的另一个污点就是：被判处死刑的人的财产由苏丹没收，苏丹为了充实自己的财源，就横下心来不受理人们的申诉；在此必须补充说明一点，苏里曼抗拒过这种诱惑。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奥斯曼政府中有着间接民权的政治：除了苏丹的职位外，通往高位的道路开放给所有穆斯林，甚至包括所有皈依的基督徒。只是早期苏丹的成功可能会为能力方面的贵族遗传来辩护，因为当时别处的政府都没有土耳其王座上的诸君一样整齐、一样优异的办事能力。

·道德

奥斯曼王国与基督教方式的相异其趣很明显地说明道德规范在地域与现世方面的不同。拜占庭基督教正式要求一夫一妻制的地区仍偷偷地风行着多妻或多夫制。妇女一度登上恺撒大帝放置王座的地方，如今妇女们却隐藏在后宫中或布幔后边。苏里曼尽义务似的满足他后宫中女性的需求，使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亨利八世及亚历山大六世等人心烦又难以摆脱的情事并没使他感到一丝良心上的不安。土耳其文明，跟古代希腊的文明一样，也把妇女藏在屋里，同时对性方面的不轨容许相当的自由。

《古兰经》容许土耳其人娶四妻及少许妾室，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负担得了这个费用。征战的奥斯曼人因为经常和所爱的妇女相离很远，时常把他们征服得来的基督徒的寡妇或女儿纳为妻妾。其间并无种族要求：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德国、意大利、俄国、蒙古、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妇女一概竭诚欢迎，而且她们所生的子女也一律被认为合法而且是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形下通奸几乎已成不必，一旦发生，处罚极重：淫妇必须购得一驴，并骑之游行市区；奸夫则以百刀戳之；并亲吻执刑者，同时得犒赏他们。为夫者只要口头表示意愿即可离婚，而为妻者只有在经过一番既复杂又艰难的诉讼后方可恢复自由身。

苏里曼守独身直到40岁。巴耶塞特一世之妻曾被帖木儿与其鞑靼人俘虏，而且据传曾被蹂躏，因此奥斯曼诸苏丹为了报复这一丢人之事，曾规定不许结婚，除奴隶外谁都不准到他们床上。苏里曼的后宫有妾300名，不是购自市场就是俘自战场，而且几乎全是基督徒的后代。她们期望苏里曼，到时就穿着最美的衣袍，列队恭迎；他在时间许可范围内也尽可能多向她们礼貌地答礼，并将手帕置于最讨他喜欢的一个人的肩上。当天晚上临幸后，他要求得手帕者将手帕归还。次晨这个妾室就可得到一件金丝织成的衣服，而零用钱以后也增多。苏丹可能在后宫逗留两三夜，施恩泽，然后返回自己的王宫，日夜与男士相聚。妇女极少在宫中出现，而且从不参加国宴或庆典。被选入宫中仍是极大的光荣。后宫中年满25岁仍未得手帕的宫女可以获得自由，而且往往找到做高官的丈夫。以苏里曼来说，后宫并没有引起他身体的虚弱，因为在大多数事情上，他都是一个极有节制的人。

奥斯曼人的社交生活只限男性参加，缺乏女性魅力与笑谈欢愉的刺激。然而，风度之佳足以与基督教国度相抗衡，也许比中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优雅。家奴为数极众，但都极人道地对待，许多律法来保障他们，而且也容易获得自由。公共卫生极差，个人的清洁却极为普遍。公共澡堂的机构——似乎是由波斯人从希腊时代的叙利亚引进的——已传给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及奥斯曼帝国其他大城市中的公共浴池由大理石砌成，而且装饰得极为考究。有些信奉基督教的圣人以避水自豪，穆斯林在进入清真寺或念祈祷文之前必须沐浴净身——伊斯兰教注重清洁的程度仅次于神性。餐桌礼貌并不比基督教国家好，食物以手指自盘中取食，并无叉子。室内不准饮酒，虽然旅店中饮酒之风甚盛，酗酒的情形却比西方诸国为少。咖啡于14世纪开始为穆斯林饮用，我们首先在阿比西尼亚听说其事，然后似乎再由该地传入阿拉伯。据说，原先穆斯林饮用咖啡的目的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中保持清醒。欧洲的作家在1592年以前都未尝提及咖啡在伊斯兰国家之事。

土耳其人的体格极为强壮，而耐力也极著名。布斯贝奇（Busbeq）发现有些土耳其人脚掌或足踝被杖打100次以上，“结果往往许多山茱萸的树枝因而折断，却一声痛苦的叫喊也听不见”时极为震惊。甚至连平常的土耳其人也满脸尊严，当然长袍也隐藏了一部分营养过盛引起的痴肥。百姓衣着朴实，只戴一顶毡帽，考究的人则把毡帽裹在包头巾里边。男女都爱花。土耳其花园的色彩很有名，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的花木有紫丁香、郁金香、含羞草、桂冠樱和毛茛科植物等。土耳其人美学方面的爱好不是他们征战表现得出的。我们听到信奉基督的游客以下的叙述时不禁大吃一惊，他们说除了战场之外，土耳其人“本性并不残忍”，而是“驯良、温顺、和善……可亲的”，而且“一般说来极为仁慈”。弗朗西斯·培根抱怨说，他们对动物似乎比对人和蔼。残忍只有在信仰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产生，到那个时候，最野蛮的情感就是为所欲为。

土耳其的律法在战争方面的规定尤为严苛。敌人一概不饶命，妇孺得以幸免，但健壮的敌人，即或未武装、不抵抗，也得无罪屠杀。但许多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市的运气仍较被基督徒占领的土耳其城市好得多。易卜拉欣·帕沙占领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两城（1534年）时，他下令禁止士兵劫掠两城或伤害居民。苏里曼再度占领大不里士城（1548年）时，他也使该城不被劫掠，不受集体屠杀。然而，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城（1535年）时，他只能以任由手下劫掠的方式来支付士兵薪水。只是，土耳其法律在野蛮的处罚方面与基督徒可相抗衡。偷窃他人财物者砍去一手，以求减少其抓取他人财物的机会。

官场的道德与基督教国家无异。土耳其人以遵守诺言自豪，而且大致说来，他们总是遵守与敌人所签和约条款的规定。不过，土耳其的诡辩家，就跟基督教的圣约翰这个对手一样，也主张诺言无法约束忠厚的人一定不违背他们所信宗教的利益或义务，连苏丹都可能毁弃自己签过的条约，如先于他们的苏丹一般。信奉基督教的游客说：一般的土耳其人“诚实，有正义感……慈悲为怀，正直，有慈善心”，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土耳其官员都收受贿赂。有位信奉基督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说“土耳其的官员，以前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只是我们还得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些官员都是以穆斯林的方式抚养成人的。在各省中，土耳其的省长，就跟古罗马的地方长官一样，在统治者一时兴起革去他的职位之前早已匆匆搜刮一笔财富，他从子民手中把当初为了获得任命时付出去的费用悉数刮回。卖官位的情形就和君士坦丁堡、开罗、巴黎或罗马城一样普遍。

·文学与艺术

奥斯曼文明最弱的一环，莫过于获得知识与传播工具的贫乏。一般教育多被忽略。授课的对象仅限于热衷于教学法、法律或行政学的学生，而这些课程既冗长又繁重。穆罕默德二世和苏里曼花时间重组、改良这些错综复杂的课程，而权威人士对清真寺学院的贡献不亚于诸苏丹。这些机构中的教师社会与金钱上的地位较拉丁正教区的同行高了许多。他们正式讲述的是《古兰经》，却设法将文学、数学和哲学包括其中。毕业生虽在神学方面比科学方面研究得透彻，工程与政府方面却和西方保持并驾齐驱的地位。

百姓之中只有极少数识字的，但是识字者几乎人人会写诗，连苏里曼也一样。土耳其人也举办诗人朗诵的公开比赛，苏里曼也极乐意主持这种诗人赛会。这个时期受到尊荣的诗人共有100人，只是因为我们只热衷自己的伟大与辞藻，使我们连他们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马哈穆德·阿布杜尔·巴奇（Mahmud Abdu’l-Baqi）也忽略掉了。他可以说是四代元老，虽然苏里曼去世时他已40岁，其后又活了34年。他放弃早年修理马鞍的生意不做，改以作诗过日子，要不是苏里曼给他一份领干薪的差事，很可能会难以度日。苏里曼除了给他福利之外，为了赞美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来夸奖巴奇诗歌的优美。巴奇则以一首哀悼苏里曼去世的挽歌来投桃报李。下面这份译稿，为了保存原诗多重押韵而丧失了其肃穆的气氛，原诗中表现的情感和才华依旧跃然纸上：

命运之神的豪侠王子！奋勇抵御来袭者，

战马旋转或后足立地腾跃时，赛马场就显得太小！

马札儿人见他宝刀的光辉马上鞠躬！

法兰克人一眼辨出其标志恐怖的闪烁之人！

有如轻柔的玫瑰花瓣，他轻轻埋首尘土中，

财神——大地，把他如珠宝般地摆入盒里。

事实上他是高官显贵光芒的照耀，

达拉（Dara）武装国度里由伊斯坎德尔（Iskander）加冕的沙皇，

斯菲勒（Sphere）俯首于他脚下的尘土中，

大地崇拜的祠堂就是他高贵的厅堂之大门。

把最卑贱的乞丐立为王子只是他最小的礼物：

远比君主的慷慨、君主的慈悲超出许多！……

莫要拿被忧伤多变的斯菲勒折磨的方式来衡量他，

他放弃荣华富贵，为的是接近上帝。

要是我们看不见生命与世界，该有多神奇！

如日月般，地球放射出他优雅的俊容……

让云血滴滴哭泣，弯曲其形象！

让洋苏木在淤血色的花丛中发新叶！

让众星的双眼带着忧凄淌下辛酸的泪水，

让昏黑的天体含怒的心中冒出的烟幕显现……

他的灵魂——鸟儿——休马（Huma）似的，飞入天际，

除了几根骨头之外，什么也不留在地上……

愿天般高的库斯鲁的荣耀永存！

降福于君上的灵魂——尚飨！

土耳其人忙着征服大国，以致无暇专注于使伊斯兰国家闻名于世的细腻艺术。产生的只有少数优美的小画，带着式样淳朴、风格多样的特性。具有代表性的绘画则留给可耻的基督徒去画，这些人在当时继续以壁画来装饰他们的教堂与寺院。因此，曼纽尔（Manuel Panselinos）可能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得到部分灵感，画在亚陀斯（Athos）山上的普罗塔顿（Protaton）教堂壁画（1535—1536年）比拜占庭时期的壁画更自由、更大胆，也更柔和。诸苏丹从东方与西方请来艺术大师——从威尼斯请来金泰尔·贝利尼，从异教世界的波斯请来专作小画的沙赫·卡利（Shah Kali）和瓦利·让（Wali Jan）。至于画瓷砖，奥斯曼人则不须外人协助，他们自己对瓷砖上的画，运用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伊兹尼克（Iznik）因当地彩陶的优异而闻名于世。小亚细亚的斯库塔利（Scutari）、布鲁沙和赫勒克诸城则专营纺织品，这些城镇所产的织锦和丝绒都绣着深色与金色的花饰，感动了也影响了威尼斯与佛兰德斯的设计师。土耳其的地毯虽然缺乏波斯地毯那种诗一般的光彩，然而它们庄重的图案与暖色博得欧洲人的称羡。科尔贝特（Colbert）唆使路易十四命令法国织业者抄袭某些土耳其的宫中地毯，却未成功。伊斯兰式的匠心仍然是西洋人技术所弗及的。

土耳其的艺术在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达到最高峰。 [1] 就连马沙德（Mashhad）城鳞次栉比的辉煌建筑，沙赫·阿巴斯（Shah Abbas）在位时的伊斯巴罕城都赶不上它，也许只有薛西斯一世在位时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城才能在波斯或伊斯兰教史上比得上苏里曼治下的首府。城中奥斯曼人的战利品和安拉同在纪念建筑物中表现出忠心与自负，众苏丹想以艺术和兵器来震慑其子民的用心也昭然若揭。苏里曼大帝在建筑物方面和他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足相抗衡。他下令建造七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建于1556年）以他的名字为寺院命名，虽然模仿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拿小圆顶来环绕中央的大圆顶建造的形式，却优于后者。这座寺院的尖塔把他们最高音的祈祷升高到骇人的高度，正好拿来和庞大的底部成一尖锐的对比。寺院内部是数不尽的装饰物的集合：大理石或彩陶上金色的镂刻、斑驳的廊柱、黑色或白色的大理石拱门、染色玻璃镶入有网眼的石头所制成的窗、讲坛刻得仿佛费了毕生之力来完成似的。这一切的一切，若为了表示虔诚，则未免太豪华，为了祷告，也太夺目。据说设计这个寺院的人，是一个名叫西兰（Sinan）的阿尔巴尼亚人，他还设计了其他70座寺院，活了110岁。

[1] 直至1930年该城才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

苏里曼其人

称苏里曼为“大帝”的是西方人，他的子民则称他“卡努尼”（Kanuni）——制定法律的人——因为他也参与编纂奥斯曼律法的工作。他之“大”，非在他的面貌，而是他手下军队和配备的大、战争范围的大、城市的美化装饰的大和建造清真寺、宫廷及著名的“四十拱门”水渠等工程的大；他周围的人和侍从的光彩之大；当然，也指他的权力和统治范围的大。他的帝国从巴格达到距维也纳90英里、距威尼斯120英里的地方。波斯和意大利以外有庆祝《圣经》和古典仪式的城市都在他统治下：迦太基、孟菲斯、泰尔、尼尼微、巴比伦、巴尔米拉、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士麦那、大马士革、艾菲索斯、尼西亚、雅典和两个底比斯城。伊斯兰国家的半月弯从未在月弯的空隙中有过这么多的陆地与海洋。

他指挥的才能是否与其范围同大？也许不然，不过我们除了安东尼统治下的阿沙梅尼德（Achaemenid）、波斯和罗马之外，任何领土广阔的国家都如此。在没有现代化交通、传输、道路之前，以一个中心来治理的话，统治的范围太广，国家就无法治理得完善。放纵和贪污之风弥漫整个政府，路德却依旧说：“据传没有比土耳其人治理得更好的俗世政权。”在宗教容忍这一方面，苏里曼要比基督教与他同地位的人来得大胆、来得慷慨：基督教人士认为宗教的一致是国力强盛的必需，苏里曼却允许基督徒与犹太人自由举行宗教仪式。雷吉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主教记载说：“土耳其人并不强迫他人接受他们的信仰。只要不攻击他们的宗教，谁都可以随便信教，极为安全。”1561年11月，苏格兰、英格兰和路德统治下的德国正宣布天主教为罪、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认为新教是罪恶时，苏里曼却下令释放一名信奉基督的囚犯，因为他“不想强制某人改信他教”。他在自己帝国境内为那些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逃出的犹太人准备了一处极为安全的栖身之处。

他的缺点在他的家庭关系方面比在政府中表现得更清楚。大家公认，除了战争方面不论之外——他说借进攻来防御——他是个极优雅、温文的人，又大方，又人道，又公正。人民不但崇拜他，更喜爱他。每个礼拜五，他到清真寺去时，人民在他经过身前时鸦雀无声。他向他们鞠躬——包括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然后在庙中祈祷达两个小时之久。我们没听说他也有沉溺于后宫妻妾，耗用继位的苏丹所必备的健康和财富的情事。然而，我们却发现他的确非常怀疑爱的感情，结果他忘却了细心、公正，甚至连父母对子女的爱都遗忘了。

他在位的早年最喜爱的女眷是一个西尔卡西亚的女奴“春之玫瑰”，她黝黑的美是几个世纪来黑海东岸该地区妇女的代表。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穆斯塔法后来成为一个英俊多才、极受欢迎的青年。苏里曼把重要的职位和使命委任于他，除了让他继承王位之外，还训练他如何成功。但是在爱情这一方面，胡任姆（Khurrem）——“笑美人”——西方人称之为罗克斯拉纳的俄国女奴，从西尔卡西亚的怀抱中夺走了苏里曼。她的美貌、欢欣和诡计迷惑了他，直到悲剧产生。苏里曼立胡任姆为后（1534年），而且极喜爱她为他生下的子女。他已年老，穆斯塔法继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胡任姆担心她儿子的命运，因为新登基的苏丹可以合法地杀死他们。她总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1544年成为内阁总理的吕斯泰姆·帕沙（Rustem Pasha），而因为这桩婚事，吕斯泰姆也被拖进来和胡任姆一道担心即将登基的穆斯塔法。

这时，穆斯塔法被派去治理第雅巴刻（Diyarbekir），以自己的勇猛、战略和慷慨获得美名。胡任姆利用他的美德毁灭他，她向苏里曼进谗言，说穆斯塔法正在争取人望以夺取王位。吕斯泰姆则指责这个青年，说他偷偷地把近卫军拉向他那边，为他效命。迷惘的苏丹年已59岁，先是怀疑，再是觉得奇怪，最后终于相信。他亲自到埃雷利，把穆斯塔法召至帐篷中，他一进来，马上叫人杀死他（1553年）。接着胡任姆和吕斯泰姆更觉得要苏丹把穆斯塔法的儿子杀死才好，以免日后来寻仇。胡任姆的儿子塞利姆被立为太子和继位人后，她满足地死去（1558年）。塞利姆的弟弟巴耶塞特眼看自己难逃被杀，举兵向塞利姆挑衅。内战因之而起。巴耶塞特战败，逃向波斯（1559年）。沙赫·塔马斯普为了苏里曼给他的30万杜卡特和塞利姆给他的10万杜卡特，终于交出挑战者巴耶塞特。巴耶塞特被扼死（1561年），他的5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听说病重的老苏丹还感激安拉，因为这些作孽的后代总算死尽，而今后他可以安享晚年了。

不过他却又觉得和平太烦人。他得知他从罗得斯岛放逐的骑士们在马耳他岛上极为强盛，并以自己抢劫的部队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一争短长的消息。这个71岁高龄的老苏丹认为，要是马耳他岛能归顺伊斯兰教，那么地中海地区就可以天下太平。因此，他在1564年4月，派遣150只船、2万士兵前去夺取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骑士们在让英明的领导下勇猛应战。土耳其人牺牲6000人，只占领了圣埃尔莫（St.Elmo）堡，其余一无所获，而且他们之所以占领该堡，又出于西班牙军队到来的迫不得已。

老迈的“大帝”不甘历史记下他辛酸的这一面就了此残生。继斐迪南登基的马克西米里安二世拒绝付出当初他父亲答应过的朝贡，并攻击土耳其在匈牙利的驻军。苏里曼决心再战一回，而且要亲自挂帅（1566年）。他率领20万大军骑马奔过索菲亚、尼萨和贝尔格莱德等城。1566年9月5日至6日晚上，围攻锡盖特堡（Szigetvar）时，他战死了，直立在帐篷里——就跟维斯帕西安一样，他很自负，去世时仍不愿躺下。9月8日，锡盖特堡陷落，但这次夺城牺牲了土耳其人3万条人命，而夏季已近尾声。条约签订后，部队哀伤地折返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去世的帝王。

我们是否应当批判他的地位？若是和西方同等地位的人相较，他有时更文明，有时更野蛮。16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4个领导者之一弗朗索瓦虽然也有过度夸张的虚荣和犹疑不定的宗教迫害，却是我们认为最文明的一个。他却认为苏里曼是他的保护者和友人，没了他，自己可能早毁了。苏里曼毕生与西方争战从未失败，事实上，马克西米里安二世在1568年重新支付朝贡给波尔特。查理五世虽然在维也纳挡住过老苏丹，但是，有哪一支基督教军队胆敢接近君士坦丁堡呢？苏里曼是地中海的主宰，有一阵子罗马城似乎是因他和巴巴罗萨的宽容才能依旧信奉基督教。他把整个帝国治理得很好，但是又比可怜的查理抵挡诸王分裂的德国强到哪里？他是一个暴君，却有不被质疑的习惯和子民同意，英国亨利八世和西班牙的查理的专制主义有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信心？查理几乎无法仅凭不忠的嫌疑就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查理年迈时却又能为异教徒流血而呼号，而亨利在把妻妾和天主教徒、清教徒送往断头台或烧人的柴堆时，饭还是照吃不误。苏里曼对于宗教的容忍这一方面，虽然也有限度，又使这些把异教徒处死的行为相形之下显得野蛮。

苏里曼征战太多，杀死了自己一半的后裔，未经警告或审讯，就把一名博学的权威人士处死。他也具有一般无人管制的权力造成的那些过失与缺点。不过，他在同一时期的众多领袖中，还要算是最伟大、最能干的一个。

第四章　犹太人（1300—1564）

流浪者

罗杰·温多维尔（Roger Wendover）在《编年史》（Flores Historiarum，1228年）一书中叙述某亚美尼亚大主教，在13世纪初访问圣奥尔本斯（St.Albans）修道院时，被询问到最近流传的某位曾与基督谈过话的犹太人仍在近东活着的事，大主教向众僧侣保证该故事属实。他的助手更补充说明，说主教在离开亚美尼亚前不久还曾与该不朽之人共过餐，那个人的拉丁文名字是卡尔托菲吕斯（Cartophilus），耶稣离开比拉特裁判所时，这个名叫卡尔托菲吕斯的人敲着主的背，一面吆喝着：“走快一点。”耶稣对他说：“我走，不过你必须等到我回来。”别的亚美尼亚人1252年访问圣奥尔本斯时也重复同一故事。流行小说根据这个故事加以渲染，换了一下流浪者的名字，叙述每隔约100年，这个人如何患了重病，昏厥之后，醒来时又是个青年，而对基督审判、死亡和复活的记忆却犹新。这个故事有一段时期从文字记载中消失，却在16世纪再度出现。兴奋的欧洲人都号称见过这位阿哈素鲁斯（Ahasuerus）——现在有人称为埃维格·犹德（Ewige Jude）或勒尤夫·埃尔兰特（Le Juif Errant）——有的说是在汉堡（1547年、1564年），有的说是在维也纳（1599年）、吕贝克（1601年）、巴黎（1644年）、纽卡斯特（1790年），最后还有说是在犹他州（1868年）见过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在逐渐失去信仰的欧洲当然极受欢迎，因为这等于是基督神圣与复活的明证，及他再度降临的新誓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谜可以说是一个忧郁的象征，代表着公元71年失去祖国的人民，在四大洲间流浪了18个世纪，忍受着迫害，直到我们现代这个不稳定的潮流中重拾其古代故居的故事。

散居异邦的犹太人在土耳其的苏丹和法国、意大利的教皇统治下，受迫害的程度最小。身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得以安居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北非与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等地区。虽然柏柏儿人对他们勉强容忍，西蒙·杜兰却率领一批日益繁荣的殖民到阿尔及利亚。据拉比奥巴底亚赫·贝尔蒂诺罗（Rabbi Obadiah Bertinoro）于1488年描述的，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社区，人们生活安定，饮酒太多，盘腿坐在地毯上，走进聚会堂或棚之前必须脱鞋。逃难到土耳其的德国犹太人写信回家给亲戚时，兴致勃勃地叙述犹太人在当地享受的快乐优厚的生活环境。奥斯曼的国务大臣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山坡建造聚会堂。有些住在西方的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朝圣，认为能死在“圣地”，尤其是死在耶路撒冷乃是幸运。

然而，这个时期犹太思想的中心与热心在不宽容的西方。在西方诸国中，犹太人在开明的意大利最幸运。他们在那不勒斯有幸与安茹的国王罗伯特结交。他们在安科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维罗纳、曼图亚、佛罗伦萨、比萨及文艺复兴的其他酝酿地都极为繁盛。伊拉斯谟在1518年说：“意大利有许多犹太人，西班牙却几乎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商业与财政在意大利颇受景仰，而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人也被评价为对该行业极有贡献的从业者。这个半岛上已不再斤斤计较犹太人必须佩戴醒目的徽章，穿显著的衣服的老规矩，有钱的犹太人的衣着跟同一阶层的意大利人一样。犹太子弟也上大学，而且研究希伯来文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

偶尔也有像卡皮斯特拉诺（Capistrano）的圣约翰等神圣的仇恨者，会鼓动听道者要求全面施行对犹太人不利的“清教徒严法”（blue law）的规定，虽然卡皮斯特拉诺得到教皇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的支持，他的雄辩之才在意大利极为短暂。另一个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伯纳迪诺攻击犹太人最力，米兰、费拉拉和威尼斯等地的地方首长都命令他不得再乱叫，否则强迫他移居，特伦特城某犹太人家附近发现一名3岁幼儿尸体时（1475年），伯纳迪诺一口咬定是犹太人谋杀的。当地主教把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囚禁，其中有几个在刑罚之下供认他们杀死那个婴儿，并喝其血，当作逾越节（Passover）仪式中的一个项目。因此，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都被烧死。“小西蒙”（Little Simon）的尸体则在涂敷香料后拿来当作神圣的遗物展示，数以千计忠实的信徒到这个新祠堂朝圣。这个谣传的暴行的故事，向北经过阿尔卑斯山传到德国，强化了当地反犹太的情绪。威尼斯的上议会认为这一传说是宗教上的骗局，命令威尼斯辖区内有关当局保护犹太人。有两名律师由帕多瓦城赶到特拉特城调查证据，他们差点没被当地人民撕成肉丝。有人唆使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褒扬西蒙，但他拒绝了，同时下令禁止尊之为圣。然而，西蒙在1582年被行了赐福礼。

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比任何其他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享受到更公平的生活条件与自由，一是由于教皇通常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之士，二是罗马城被奥西尼和科隆纳两派人士分别统治，而他们彼此忙着相互攻击，无暇仇恨其他的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只顾及基督教做生意这一方面，对宗教并无狂热。当时罗马尚无犹太人居住区，城内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台伯河左岸的塞普图斯·希伯来库斯（Septus Hebraicus），但他们并非必须住在那里不可。罗马城贵族的王宫也建造在犹太人的住宅区中，及靠近基督教教堂的犹太教会堂附近。这时仍存留着某些迫害方式：犹太人被课税以提供运动会的费用，而且被迫派遣代表参加。参加时半裸体，这违反犹太人的传统。种族的对立依旧存在。犹太人在罗马城的舞台上和嘉年华会的闹剧中被拿来当作讽刺的对象，不过通常犹太女人还是在舞台上以温柔、美丽的面貌出现。请注意马洛所著《马耳他的犹太人》（Jew of Malta）一书中巴拉巴斯（Barabas）和阿比盖勒（Abigail）两个角色，及《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一剧中夏洛克（Shylock）和杰西卡（Jessica）两个角色强烈的对比。

大体说来，教皇对犹太人的宽大已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尊基督为弥赛亚，而仇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尚未来临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成立之时，教皇并未把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列入问罪的对象，他只传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犹太人，及企图使基督徒皈依犹太教的人。“大体说来，不肯宣称停止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教会“并不干预”，虽然政府和百姓不宽容他们。有些教皇为了缓和普遍的仇视，颁布了敕书。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致力于此，把属于教会的亚威农城作为逃离专事劫掠的法国政府的犹太人慈悲的庇护所。1419年，马丁五世正式向天主教世界宣布：

有鉴于犹太人是依主的形象所做，而部分在他日终必获拯救，而且祈求吾人庇护：为遵循前人的做法，兹下令不得在其会堂干扰彼等；彼等的律法、权利与风俗等也不得侵犯之；更不得强迫彼等接受洗礼，纪念基督教庆典，也不得迫其佩戴新徽章或阻止其与基督徒的商业往来。

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颁布迫害性的法律，容后详述；不过，据格雷茨（Graetz）说，其余的教皇在意大利各级首长中算来，对犹太人要数最友善的。其中有几个——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撇开老律法不顾，有病时向犹太医师求助。当时的犹太作家感恩地额手庆贺同胞在美第奇诸教皇治理下获得的安全，其中更有一个称克莱门特七世为“以色列的义友”。一个博学的犹太历史学家说：

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盛时期，一连串文明、有涵养、丰美、通达世故的罗马教皇认为文明的进步是彼等负责推展天主教堂的宗教利益中极重要的一环……因此，自15世纪中叶以降，他们似乎不再重视宗教法规中不合宜的细节，转而表现出……对非天主教徒极度的宽容。犹太经营钱庄的人在所住地区的经济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表现其宽宏大量，他们也赞成他们所接触的那些犹太籍医师等人的皈依。因此，教会神父一度苦心计较，并经第三、第四两届拉尔兰大会正式制定的那些迫害性的规定，他们几乎已不屑一顾……由于他们眼见这个例子，意大利的其他王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费拉拉的艾斯泰西（Estensi），曼图亚的贡萨加——也都起而仿效。虽然这些人偶尔也被偶发性的暴力或狂热主义干扰——如1497年萨沃纳罗拉重新掌握佛罗伦萨时——犹太人和邻居的民族融合，共同生活的程度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在文艺复兴的某些方面有极为杰出的表现……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和用希伯来文从事的文艺活动来反映这一事实；他们对哲学、音乐和戏剧都有极伟大的贡献，他们经常在许多意大利王宫中露面。

有些一度极为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明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代。埃马努埃尔·本·所罗门·哈洛米（Immanuel ben Solomon Haromi，意即罗马城生的）与但丁生于同年（1265年），而且与其为友。他已成为犹太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行医为业，又是宣道师、《圣经》学者、文法学家、科学家、富有而多情的人、诗人，而“所作之曲时常极为轻浮，超越端庄许可的范围”。他精通希伯来文，把十四行诗的形式引入希伯来文。他在流畅与神韵方面几乎胜过意大利人，而在海涅之前似乎没有一个犹太诗人能跟他表现出同样讽刺文章的天才、同样的聪明与机智。或许埃马努埃尔已感受当时阿威罗伊的怀疑主义思想， [1] 他的一首诗表现出他对满是好人的天堂极为憎恨（他认为只有丑女人才是好人），却更喜欢地狱，他认为在地狱里可以找到历代艳姬。老年时，他仿效但丁作了一首软弱无力的作品《天堂与乐园》（Topheth we-Eden）。犹太教跟新教一样，没有炼狱。埃马努埃尔比但丁更大方，按照后期犹太教义（Rabbinical）的传统，允许“世界各国正直之士”全部进入天堂，却判亚里士多德入地狱，因为他提倡宇宙的永恒性。

同样轻松幽默的精神给卡罗尼莫斯·本·卡罗尼莫斯（Kalonymos ben Kalonymos）的作品带来韵味与活力。那不勒斯的国王罗伯特某次巡游普罗旺斯时，发现了这位有“美名”的年轻学者，并把他带到意大利。起初卡罗尼莫斯致全力于科学与哲学，他把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盖仑、法拉比和阿威罗伊等人的作品译为希伯来文，同时带着高度的伦理气质写作。但是他发现那不勒斯欢欣的情调极易吸收。搬到罗马之后他就成为犹太人中的贺拉斯，俏皮地讽刺基督徒、犹太人及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他哀伤自己生为男儿身，他认为要是自己生为女儿身，就不必去熟读《圣经》和《塔木德》，或去研习那613条箴言。他那本《普林节短文》（Purim Tractate）嘲笑《塔木德》，而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如此流行讽刺，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像住在其他国度的苦难同胞那么虔诚。

文艺复兴不但重新开始了对希腊文的研究，也开始了对希伯来文的研究。埃吉迪奥·维特尔波（Egidio de Viterbo）大主教邀请艾利亚·列维塔（Elijah Levita）从德国前来罗马（1509年）。前后13年，这位犹太学者以贵宾的身份住在大主教宫中，教埃吉迪奥希伯来文，也接受希腊文的教导。由于埃吉迪奥、罗施林及其他犹太教师的基督徒学生的努力，几所意大利大学和学院中都开了希伯来文的课。在帕多瓦教希伯来文的艾利亚·德尔·梅第戈（Elijah del Medigo）在当地极受尊敬，虽然他拒绝皈依基督教，奉基督的学生之间对某学识问题产生纷争时，学校当局和威尼斯议会都公推梅第戈来裁决。他凭其饱学和机智来处理，结果各方面都很满意。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邀请他前往佛罗伦萨教希伯来文。艾利亚在那里加入美第奇的人道主义圈子，今日我们仍能看见他跻身于美第奇王宫中贝诺佐·戈佐里（Benozzo Gozzoli）所画的人像之列。这位学者并没有助长皮科的发现，认为犹太教神秘哲学中有基督教的教条；相反，他耻笑那篇启示录是一大堆令人惊讶的荒谬之事。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犹太人就没有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那么幸运。他们分别于1290年自英国被逐出、1306年自法国被驱出、1370年自佛兰德斯被赶走。法国于1315年请他们回来，条件是把未被驱逐出境前他们应收借款的2/3缴给国王。王室从这些行业中所得的利益取完之后，犹太人再度被逐出（1321年）。他们再度回来时又因黑死病的连累而被放逐（1349年）。为了获得犹太人金钱上的资助及技术以便筹款从英国赎回被俘的法国国王，他们再度被召回（1360年）。然而1394年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以色列人突然神秘失踪，犹太人被冠以杀死那个人的罪名，有些被凌迟的犹太人供认说他们劝过那个皈教者重信犹太教。公议沸腾，查理六世勉强下令把这个被欺侮的民族再度驱逐出境。

布拉格城里犹太移民人数极众。其中有些前往听约翰·胡斯的先驱米利兹（Milicz）的布道，因为他对《旧约》极有研究，极为欣赏。胡斯研究希伯来文，研读希伯来文写成的经典注解，并引用拉什（Rashi）和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见解。把胡斯的改革带进塔波尔派（Taborites）——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并把他们作战的对象——德国诸省——命名为埃顿、莫亚德和阿马勒克等。然而胡斯派的人不反对杀死犹太人。占领布拉格城时（1421年），他们给犹太人的选择并不是伊斯兰教的那种皈依或课税择一的方式，而是不皈依就杀死。

在基督教国家中，波兰善待犹太人仅次于意大利。1098年、1146年和1196年，前后三次，犹太人自德国移居波兰，为的是避免被十字军杀死。他们被款待得很好，也在当地极为安定、繁荣，到1207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拥有大块土地。1264年，国王“虔诚的”波勒斯拉韦（Boleslav）给他们民权特许状。黑死病流行之后，逃往波兰的德国人更多，而在仍然缺少中产阶级的这个国家被视为促进经济发达的因素，而受到统治的贵族的欢迎。加西米尔大帝三世（1333—1370年）批准增加住在波兰境内犹太人的权利，维托维斯特（Vitovst）大公更向立陶宛的犹太人保证这些权利。不幸，1407年，某传教士向他在克拉科的手下报告说，犹太人杀死了一个基督徒男孩，并吸他的血。这项指控造成了一次大屠杀。加西米尔四世重新规定并再度放宽犹太人的自由（1447年），他说：“我们希望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加以保护的犹太人，在我们宽大的统治下能够觉得满意。”教会人士则指责国王，奥勒斯尼斯基（Olesnicki）大主教以地狱的烈火威胁他，而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前来波兰的约翰则在克拉科城发表煽动性的演说（1453年）。国王在战场失利时，有人力主他因偏爱不忠的人而被上帝惩罚。由于他在其后战争中需要教会的支持，他撤销保障犹太人自由的宪章。1463年和1494年波兰发生两次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许是为了防止这类的攻击，克拉科城里的犹太人最后被迫迁居郊区卡兹米兹（Kazimierz）。

犹太人在那里以及在立陶宛，克服一切困难，人数增多，也更繁荣。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他们除了居住自由之外，其他自由完全恢复，而他们仍然忠于西吉斯蒙德二世。1556年，住在索哈奇韦（Sokhachev）城的3名犹太人被控以刀戳圣化了的圣体，并使之流血。他们力辩无辜，却在凯尔姆（Khelm）的主教令下被烧死在柴堆上。西吉斯蒙德二世不赞成这种指控，说这次“宗教上的骗局”的安排，无非是用来向犹太人和新教徒证明说神圣化了的面包已真正变成基督的血和肉罢了。国王说：“我对这次秘密进行的恶行甚感震惊，朕也非无常识之人，断不至于相信‘圣体’中果真有血。”然而，在这个怀疑心重的统治者死后（1572年），波兰政府与犹太人之间的友善关系也告一段落。

犹太人一度安详地住在中世纪的德国境内。他们在贸易通道和大河上，在自由城市与港口，都表现得极为活跃，连各地的红衣主教都要求皇上允许犹太人停泊。到了颁布《戈尔登·布尔》法典（Golden Bull，1355年）时，查理四世皇帝与“帝国”选举人共享把犹太人拿来当“塞尔维卡梅拉埃”——家童——的特权。换句话说，就是选举人有权收容犹太人，保护他们、任用他们，并罚他们的钱。德国的情形跟意大利一样，急于了解《旧约》的原始资料的学者都研习希伯来文。罗伊希林与普费尔科恩（Pfefferkorn）的争执引起了这方面学习的兴趣，而《塔木德》第一次完整印出（1520年）更是一大刺激。

犹太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达到最高潮。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就是重返犹太式基督教那种教律简单、伦理要求更苛刻的时代。清教徒对宗教画像与刻像的仇视，当然是返回闪米特人反对“雕刻的形象”的主张。某些新教派尊星期六为安息日。反对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及崇拜圣贤，都已接近犹太人严格的一神主张，而新的宣道师，接受性与婚姻之后，已更像犹太教的牧师，而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批评主张宗教改革的人指控这些人“犹太化”，称他们为“半犹太”（Semi-Judaei）。卡尔斯塔特自己也说过梅兰希顿（Melanchthon）想回到摩西，约翰·加尔文把犹太化列入塞尔维特的死罪之一，而这位西班牙人也承认他研究希伯来文之后也影响到他怀疑三位一体的学说。

加尔文统治日内瓦后，重新恢复古代以色列教士的管辖权。茨温利因向犹太人学希伯来文，又根据希伯来文本的《旧约》来决定经文和注解，而被指为“犹太化的人”。他承认迷恋希伯来语：

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圣语”竟是如此文明、优雅、庄重。虽然从数字上来说少得可怜，我们却不觉得，因为它用得极妙。其实，我敢说，体会得出其庄重与优雅的人一定觉得其他语言无法用如此少的字来表达这么多的意思，而且这么有力；没有一种语言在……意象方面有这么多变化，这么有意义。其他语言无法这么振奋人心。

路德可没这么热心，他抱怨道：“我多么讨厌像茨温利一样硬扯上这么多种语言的人。他在马堡城讲道坛上说希腊文，也说希伯来文。”在他老迈情绪不稳定时，攻击犹太人，好像他从未跟他们学到什么东西似的：对于债主来说，谁也逞不了英雄。他在一本名叫《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Concerning the Jews and Their Lies，1542年）的小册子里大事攻讦犹太人：说他们拒绝接受基督为真神，他们长期受折磨证明上帝恨他们，说他们侵犯了基督教的地盘，说他们以高利贷发财极为可耻，而《塔木德》也许可欺骗基督徒、抢劫基督徒、杀死基督徒，他们在泉、井下毒药，把基督徒的子女谋杀之后，在犹太宗教仪式中使用他们的血。我们在探讨过他年迈的个性之后可以发现，他劝德国人烧犹太人的家，封闭他们聚会的场所与学校，没收其财产，征召男女为义务劳力，让所有犹太人在基督教和剪断舌头两者之中挑一种。在他死前不久一次祈祷文中他又补充说明，犹太医师故意毒害基督徒。这些主张助长了新教——亏欠犹太教太多——比正式的天主教更排斥犹太人，虽然其程度没有信天主教的人那么严重。他们迫使撒克逊和勃兰登堡两地的选帝侯驱逐当地的犹太人出境。他们的此种论调在德国维持了数百年，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种族并集体焚毁其尸体的残酷行为铺路。

[1] 指住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1126—1198年），学理上大致渊源于亚里士多德，主张人类普具共通的积极智慧，但否定个人的不朽。——译者注

受拷刑

为什么基督徒和犹太人彼此仇恨？毫无疑问，最偏颇也最长久的原因是宗教教义上严重的冲突。犹太人一直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永恒的考验。

这种宗教上的仇恨引起的种族隔离先是自愿的，后来是强制执行。1516年发布第一个设立犹太人居住区的命令。这种隔离强调了服饰、风度、容貌、崇敬对象及语言的不同，这些不同又促成了彼此的不信任与恐惧，而这种恐惧造成了仇恨。犹太人转而视不与基督徒通婚为荣耀，他们夸言自己是早于基督之前1000年即统治以色列的诸王之后。他们鄙视基督徒，说他们是怀疑心重的多神主义者，反应迟钝，口口声声所说的尽是包藏祸心的温文伪善，一面崇拜“和平的王子”，却一再引起阋墙的战争。基督徒则耻笑犹太人是外邦人，惹人厌的不忠之人。托马斯·莫尔叙述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虔诚的淑女知道“圣母”竟是个犹太女人时颇为震惊，她还坦白地说，从那次以后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炽热地爱着“上帝的母亲”了。

圣餐的理论造成了犹太人的悲剧。基督徒被迫相信，教士祝福过的无酵面包做成的圣饼化为基督的肉和血。有些基督徒，如洛拉兹等人就怀疑这种说法。神圣化的圣饼在碰到刀尖或针尖时会流血的传说坚定了信仰。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在中古时代后期极流行“圣饼”的传说，如在瑙堡（帕萨德附近）1338年就有过，布鲁塞尔在1369年也有过。这种断言造成了谋杀犹太人，烧毁其家园的事情。布鲁塞尔圣古杜尔（St.Gudule）大教堂里就曾建造一座礼拜堂来纪念1369年“圣饼”流血，而这种奇迹每年都以节日庆祝，这个庆典后来成为一个专门的活动佛兰芒庙会（Flemish Kermess）。瑙堡城的某职员就承认，他先把未神圣化的“圣饼”浸在血液里，然后把它藏在教堂中，再指控犹太人用刀戳它。附带说明一下，像库沙城的尼古拉等开明的教会人士，也指责这种犹太人触犯“圣饼”的传说为可耻的事。

宗教的仇视背后隐藏着经济方面的对立。基督徒尊重教皇禁止放息的规定，使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里几乎垄断了贷款行业。基督徒的银行家不顾禁令，如佛罗伦萨的巴迪·皮蒂（Bardi Pitti）和斯特罗齐（Strozzi）等商号，奥格斯堡城的维尔塞斯、赫斯泰特和富格尔等行号起来向这种垄断挑战时，新的冲突已告形成。基督徒和犹太人的银行家都索高利，反映出在不安定的经济中贷款的风险。抬高物价使货币贬值，造成更不稳定的经济。犹太放款人所冒的风险比与他们竞争的基督徒为大：因为基督徒欠犹太人的钱很可能收不回来；十字军东征期间教会当局就宣布过延期偿付；国王可能，事实上的确也曾经向犹太人课征没收税，或强行向他们“贷款”，或放逐犹太人、赦免欠债人，或在许可的款项中强分一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除了商人以外的各阶层人士都认为利息即高利贷，尤其在向犹太银行家贷款时更是如此责骂他们。一般说来犹太人理财最富经验，因此有许多国家的国王雇用他们来管理国家财政。眼看犹太富翁霸占厚利的职位来向人民课税，人民普遍地感到不满。

虽然如此，某些基督教社区仍欢迎犹太银行家。法兰克福给他们某些特权，条件是利息不得超过33％，他们对别人则是43％。这个数字看来吓人，但是我们也听说过基督徒贷款予人的，索取266％；纽伦堡城的霍茨库赫尔（Holzschuhers）在1304年就要过220％；布林底希（Brindisi）城的基督徒贷款时索要240％。我们也听说某些城镇呼唤犹太银行家回去，因为他们比基督徒同行更宽大。拉文纳（Ravenna）在与威尼斯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为了发展农业与工业，必须把犹太籍的财政专家送返该城开办贷款银行。

民族主义是这种仇恨的另一个因素。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需要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统一，因而要求犹太人皈依。有许多教会委员会，还有许多教皇，仇恨的态度达到侵略性的程度。维也纳公会（1311年）曾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一切往来。札摩拉公会（Zamora，1313年）规定犹太人必须臣服、受奴役。巴塞尔公会（1431—1433年）重新规定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交往的教规，同时禁止为他们服务或用犹太人为医师，指示世俗的有关当局把犹太人约束在特定范围内，强迫他们佩戴醒目的徽章，并且确保他们参加宗教聚会，以使他们皈依。教皇尤金四世在与巴塞尔公会发生纷争时也没有放松对犹太人的限制：他确认该公会规定的无资格的项目上，更加上一点，即犹太人不得任任何公职，不得继承基督徒的遗产，不得增建犹太教聚会所，必须留在家中，关起门窗来度过复活前的第二周（对于基督教的暴行来说，这一条款规定得妙极）；更有甚者，犹太人不利于基督徒的任何见证在法律上一概无效。尤金埋怨说有些犹太人在谈到耶稣和玛利亚时极不恭敬，这也许是事实：恨上加恨。其后的教皇敕令中尤金下令，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若被发现阅读犹太法典的文献，其财产将被没收。教皇尼古拉五世也委托凯皮斯特拉诺城的圣约翰（1447年）负责确实监督他这严苛的立法的执行，授权给他，把任何为基督徒治病的犹太医师的财产充公。

虽然许多这样的规定，一般基督徒民众对犹太人还是极为友好的，这是人类以及动物在彼此利益不相冲突时发自内心的本性。在大多数社会中，总有少数不反对施酷刑的人，虽然这种行为大部分人不屑为之。以向“圣地”出发为目的而组成的牧人帕斯托瑞克斯（Pastoureaux）在途经法境而惹流氓注意（1320年），他们决定格杀不愿被施洗的犹太人。图卢兹城有500名犹太人到一个塔中避难，一群狂怒的民众包围他们，要他们挑选施洗或死亡。该市市长设法营救，却归无效。在发现自己无力抵挡时，这些逃难的人要求他们中力气最大的把其余同行杀死。据说，就这么死到只剩一名，而这名生还者虽答应受施洗，也被群众撕成肉块。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120个犹太人社区就以同一方式被毁，只剩下极少数的幸存者。1321年，在一项井中下毒的指控下，有12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希农城附近。1336年，一名德国狂热分子宣称他得到上帝的启示，命他杀死犹太人为基督之死报仇。他集合了5000名农夫，这些人手臂上佩戴皮环，自称“阿姆勒德”（Armleder）。他们从阿尔萨斯到莱茵河区，把看得见的犹太人悉数杀光。谋杀狂蔓延至巴伐利亚、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奥地利等国（1337年）。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阻止无效，只有在拉蒂斯邦（Ratisbon）和维也纳两地的犹太人才有效地被保护，其他各地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凌迟、屠杀。

对于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来说，黑死病是他们最大的悲剧。同一场瘟疫在亚洲也使蒙古人、穆斯林和犹太人死去，却没有人责怪犹太人。然而，在西欧，有一大堆因瘟疫的蹂躏而疯狂的百姓指控犹太人为了想赶跑所有基督徒，所以在井里下毒。狂热的想象力更是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说托利多城里的犹太人派遣大批人马，携带一盒盒用蜥蜴、基督徒的心脏研制成的毒药，到欧洲各处，把这些粉末投入井中或泉水里。查理四世认为这种指控太过荒谬，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也持同样看法，许多市镇长和城市议会也持相同见解。基督徒之间流传着一种骗人的说法，说犹太人只有极少数感染瘟疫。某些城市中——或许是由于保健法规和医疗服务的不同——他们受到疫病侵袭的程度没有基督徒严重；但在许多地方——维也纳、累根斯堡、亚威农、罗马城等——犹太人得病的机会也跟基督徒一样大。然而，有些犹太人在被施刑之后招认他们散发毒药。基督徒封闭井、泉，饮用雨水或融化的雪。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悲剧。法国南部某镇整个犹太社区全部化为灰烬。萨伏依城里所有的犹太人、利曼湖畔所有犹太人及伯恩、弗里堡、巴塞尔、纽伦堡、布鲁塞尔等城的犹太人也全被烧死。克莱门特六世再度公开指责这种恐怖和指控，宣布犹太人无辜，同时指出，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瘟疫也跟其他地区同样严重。他要求各教会约束该教区的居民，并将杀死犹太人或诬告犹太人的人驱出教会。不幸，斯特拉斯堡城的主教加入指控犹太人的行列，并劝那些不情愿的市议会驱逐所有犹太人。老百姓认为这个手段太过温和，便把议会解散改组，新议会下令逮捕市内所有犹太人。有些逃到乡下，其中有好多被农人打死。留在市内的2000名犹太人被捕入狱，被迫接受施洗；有一半答应，其余一半因不答应而被烧死（1439年2月14日）。共有510个犹太社区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被毁灭，更多的社区被大肆破坏——在萨罗戈萨城里，黑死病的瘟疫后每5个犹太人之中只有一名得以幸免于死。据估计，欧福城有3000名犹太人被杀，巴伐利亚则更高达1.2万名。在拉比乔纳的劝告下，维也纳城里全部的犹太人聚集在聚会所里自杀；沃姆斯、奥本海姆、克雷姆斯和法兰克福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集体自杀事件。一股逃亡的恐惧把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西欧带到波兰或土耳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实在很难在所有屠杀的记录中，找到一个比黑死病期间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件事更野蛮的了。

德国在黑死病中幸存的犹太人缓慢地爬回遗弃过他们的城市，重建他们的聚会所。不幸的是，他们在被亏待之后被恨得更深。1385年，斯华比亚联盟的36个城镇都狱禁镇上的犹太人，只有在取消他们欠犹太人的债这个条件下才答应释放他们。这对于纽伦堡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向犹太人借过7000镑。1389年，有一大批犹太人因被控亵渎神圣化了的圣饼而被集体屠杀，波森（Posen）城内的14名犹太人也以同一种理由被烧死（1399年）。借着各种理由，犹太人被迫离开科伦（1424年）、施派尔（1435年）、奥格斯堡（1439年）、符兹堡（1453年）、欧福（1458年）、美因茨（1470年）、纽伦堡（1498年）、乌尔姆（1499年）诸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正式下令把他们逐出纽伦堡，理由是“他们人数极众，而且他们的高利贷，他们已把许多值得尊敬的百姓的全部财产占去，使他们既小气又不名誉”。1446年，所有勃兰登堡的犹太人都被囚禁，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其理由据该城大主教史蒂芬所说的是用来掩饰贪婪：“由于无限度的贪婪心的驱使，那些王子的行为极不正当，无正当理由就抓了某些犹太人，把他们扔入牢里，并且拒绝补偿他们从犹太人手中抢来的财物。”1451年，库沙城的红衣主教尼古拉——15世纪最开明的人士之一——强迫经他审判过的犹太人佩戴徽章。两年后，约翰接管卡皮斯特拉诺城，身兼教皇尼古拉五世驻德国、波希米亚、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波兰诸国的特使。他在那极具影响力的布道中控告犹太人杀婴，并亵渎“圣饼”——这些指控先前诸教皇都认定是谋杀性的迷信。巴伐利亚诸公爵在这场“清除犹太人”运动的驱使下，把所有希伯来人赶出他们的公国。在法兰哥尼亚（Franconia），曾经给过他们完全的特权的符兹堡主教如今也驱逐他们，一镇接一镇地，犹太人被逮捕，欠他们的钱也都被赖掉。布勒斯劳（Breslau）城里有许多犹太人在卡皮斯特拉诺令下入狱。他亲自监督行刑，迫使有些犹太人招认罪名。根据这些供词，共有40名犹太人在柴堆上被活活烧死（1453年6月2日）。其余的犹太人也遭放逐，子女被强行抢去施洗。

累根斯堡城里犹太人的困境可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一个名叫汉斯·沃格尔（Hans Vogel）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谣传说一个名叫伊斯雷尔·布拉纳（Israel Bruna）75岁高龄的犹太教牧师曾向他买过一个信基督教的小孩，然后杀死他，取其血在某次犹太人的庆典中使用。百姓都相信这一指控，并大喊处他死刑。该市议会为了从群众当中挽救该老者，便把他拘入狱中。腓特烈三世皇帝下令释放。市议会不敢从命，却逮捕沃格尔，对他说他非死不可，并要求他认罪。他承认布拉纳确系无辜，因此该牧师即被释放。不幸消息传到累根斯堡城，说被拷刑的某些犹太人承认他们在特拉特城杀过一个小孩。相信沃格尔的指控的人又起来说话。于是市议会下令逮捕了累根斯堡城内所有犹太人，并没收全部财产。腓特烈过问此事，对该城处罚金8000基尔德。市议会同意释放犹太人，条件是由他们来付这笔罚金，加上1万基尔德的保证金。犹太人答称他们财产的总和也不足1.8万基尔德，他们根本筹不出这笔钱。因此他们又被关了两年，然后才获释放，释放时还得发誓不离开累根斯堡城，也不寻仇。教会人士又不满于犹太人被放逐，并威胁道，任何售物给犹太商人者即将之逐出教会。1500年，只剩24家犹太人，这24家人到1519年又被驱逐出境。

犹太人被驱出西班牙的情形已如上述，对该国的影响至关紧要。在葡萄牙境内，克莱门特七世在查理五世驱使之下允许葡萄牙教会的高级人士设立宗教裁判所（1531年）来强制这些“新基督徒”——大多数是非自愿地被施洗的犹太人——信奉基督教时，行刑之风再度吹起。他们采用严苛的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律法，派奸细监视这些皈依者是否举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关入牢里。犹太人不得移民，因为葡萄牙依旧需要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贡献。为了防止逃亡，基督徒不得向犹太人购置恒产，而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因企图逃离国境而被烧死在柴堆上。这些措施使克莱门特极感惊讶，也许因他收受犹太人的礼物而动摇了心志，废止了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下令释放其中的囚犯，归还充公的财物。在他1532年10月17日所公布的敕书中，对皈依的人订了以下比较人道的原则：

由于他们是以武力强行施洗者，因此不得认为他们是教会的一员。仅凭道听途说之言就处罚他们，违背了公正、和平的原则。至于最初的马拉诺斯（Marranos）的子女，情况又不同，他们是自愿加入而属于教会的成员。然而，由于这些人由其亲戚在犹太教世界中养大，而不断目睹这种例子，仅因他们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与信仰就以教会的法令来处分他们，未免太残忍。这些人应该好好对待才是，应该把他们纳入教会的怀中。

从他于1534年7月26日发布的那份简短的文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克莱门特的态度极为诚恳，那份文告指示教廷驻葡萄牙特使尽速释放那些被拘禁的皈教者。

教皇保罗三世继续努力协助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前后释放了1800名囚犯。不幸，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获胜归来时，他下令重设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以为酬劳。保罗勉强同意（1536年），但是附带的条件使约翰三世国王认为是抵消了他的同意：条件是被告与原告对质，被判罪者有权向教皇申诉。某个狂热的皈依者在里斯本大教堂钉上一块布告来帮助宗教裁判官，布告上有一段挑衅性的文字：“弥赛亚仍未出现；耶稣并非弥赛亚；基督教是谎言。”因为这种文字显然是为了害犹太人而写的，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怀疑某煽动者。保罗派大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情形，该委员会报告说：

假基督徒被谴责时——通常都因作假见证——宗教裁判官就把他拉到一处幽暗、不见天日的地方，不许和朋友交谈，以免他们援救他。他们以模糊的证据控告他，也不告诉他被控告犯法的地点与时间。然后，他获许请个辩护人，而这个辩护人往往不但不为他争辩，反而促使他走向行刑的柴堆。就这么让这个不幸的人承认他是坚信基督的人，而坚决否认他被控告所犯的罪，再判决应烧死，再没收他的财物。让他承认他犯了如此这般的罪，虽然并非出于故意，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所借的托词是他故意否认他的恶意。让他自由地完全承认他被控告的罪名，他可免除死刑，却被关入永无翻身之日的水牢里过凄惨的日子。而他们竟称之为慈悲、同情与基督教的仁慈对待被告！就算他果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被判缴纳罚金，以免人家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他。被关进牢里的被告都因吃不消各种刑具而承认被指控的罪名。好多人都死于囚中，而被释放的人，连同他们的亲戚，一辈子都得背着不名誉的罪名。

保罗虽然在政治发展上受到阻挠，冒着如利奥丧失德国、克莱门特丧失英国一样丧失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危险，也尽力缓和宗教裁判所。然而恐惧与日俱增，在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总算发现，不管所用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他们仍可以逃离他们的主人，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一道去寻觅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世界里容许他们保存他们的“律法”，也容许他们活下去的角落。

第二次流徙

他们能走向何处？犹太人住了1000年的萨丁尼亚和西西里岛，连同西班牙一起并入斐迪南排斥犹太人的范围内。1493年，最后一名犹太人已离开巴勒莫。在那不勒斯城数以千计的逃难者受到费兰特一世、多米尼克教派的首领及当地犹太社区人士的欢迎。但是，1540年，查理五世又下令驱逐那不勒斯城里所有的犹太人。

热那亚早已制定法律，限制更多的犹太人入境。1492年，孔维索斯（Conversos）从西班牙抵达该地时，只许在当地停留数日。一位热那亚历史学家形容这些人为“面色如死灰，双眼深陷，如憔悴的僵尸，和死人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能够走动”。有好多饿死的，妇女产下死婴，有些父母贩卖子女来筹措离开热那亚的路费。有一小部分被费拉拉城收容，但必须佩戴黄色徽章，也许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染。

威尼斯早已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虽然也有人想把他们赶走（1395年、1487年），但上议院因他们对商业与财政颇具贡献而保护他们。威尼斯大部分外贸生意都由犹太人经营，而他们也主动地从西班牙进口羊毛与丝、从印度进口珍珠。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们曾经出于自愿地拥有以他们的名命名的区域格德克（the Giudecca）。1516年，上议院和犹太人的首领磋商之后宣布，除了少数特别获许的之外，全部都必须住在该城名叫“格托”（the Ghetto）的区域，这个名称，显然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家名为盖托的铸造厂。上议院同时命令所有马拉诺斯（也就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迁离威尼斯。这是许多同行竞争的基督徒出的点子，有些经商的基督徒反对，因为如此一来有失去某些市场的危险。然而，查理五世一施压力，排斥犹太人的法令立即付诸实施。不过，犹太商人不久又偷偷回到威尼斯。来自葡萄牙的亡命之徒取代了被排斥的马拉诺斯，有一段时期，葡萄牙语竟成为住在威尼斯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

许多从伊比利亚半岛逃来的亡命之徒在罗马受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友善的招待，并在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和保罗三世等教皇治下繁衍生息。克莱门特七世允许马拉诺斯无拘束地信犹太教，主张他们没有被迫施洗的义务。在教廷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安科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方面仍然举足轻重，克莱门特七世为那些号称犹太人的人设立庇护所，并向他们保证无人骚扰。说到保罗三世，萨多雷托（Sadoleto）红衣主教评论说：“从来没有过一个教皇给予基督徒的荣耀、特权与让步有保罗给犹太人的那么多。他们非但受到协助，简直是被积极地武装了，既享利益，又获特权。”一位主教抱怨说，进入意大利的马拉诺斯立即重拾犹太教的信仰，他们“当着教皇和老百姓的面”为他们施洗过的小孩割包皮。在这种是非的压力之下，保罗在罗马重设宗教裁判所（1542年），却“毕生袒护马拉诺斯”。

继承他职位的人对文艺复兴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起了反感，因此采取使犹太人的生活不得安宁的政策。原有教规再度施行。保罗四世规定教皇国中每个犹太教聚会所捐赠10杜卡特以修护用来教诲犹太人信仰基督教的场所凯特楚孟斯之屋（House of Catechumens）。他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为佣人或护士，也不得医治基督徒病人，除了旧衣服之外不得将任何东西卖给基督徒，在可避免的情况下禁止与基督徒来往。他们不得用基督教以外的历法。罗马城里所有犹太人的聚会所全加摧毁，仅留一处。犹太人不得拥有不动产，已有者限6个月内售出。用这个计谋，基督徒得以用1/5的价格，买下了价值50万克朗犹太人拥有的财产。罗马城里残余的犹太人如今（1555年）被局限于每平方公里必须住1万人的犹太人居住区里，数户人家仅得房屋一间，而在这个低洼地区台伯河河水的定期泛滥，又使这个地区成为瘟疫流行的沼泽地。该区四周砌起阴森的高墙，城门子夜关闭，天亮开启，而星期日与基督教节日则为例外，终日关闭。奉教皇的诏书规定，在佛罗伦萨、锡耶那、安科那、博洛那等地也辟出类似的犹太人居住区——当地称之为“炼狱”。保罗四世下一道密令，要求安科那城里所有马拉诺斯悉数抓进宗教裁判所监狱，并没收其财产。有24名男士与妇女在狱中被当作堕落的异教徒而被活活烧死（1556年），另有27名犹太人被送上船去终身为奴。这段时期对于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来说，可真是黄金时代来临前最惨的一段时期。

虽然法国和英国各有排斥犹太人的法律规定，仍然有一大批犹太人往那边跑。整个德国几乎已完全不让他们进去。虽然也有许多去了安特卫普，但有少数获许停留一个月以上。葡萄牙的一名马拉诺斯——迭戈·孟德斯（Diogo Mendes）——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设在里斯本的银行的分行。他的事业极为顺利，约1532年安特卫普议会逮捕他以及其他15人，罪名是信犹太教。雇用孟德斯为其财政代理人的亨利八世干预其事，使13人在缴纳巨额罚金之后获释——罚金是许多这类逮捕案件的“终极目的”。其余的犹太人继续走向阿姆斯特丹，他们在荷兰脱离西班牙获得自由（1589年）之后，在当地颇为繁荣。

那些逃到非土耳其人直接管辖的伊斯兰国家的避难者，情况并不比在基督教世界好到哪里去。企图在奥伦、阿尔及尔、布希亚（Bugia）等地落籍的犹太人被摩尔人射杀，其中有些被杀死。由于他们被禁止入城，他们利用木材的碎片凑起来搭起小茅屋，形成临时性的居住区。有一间小屋着了火，整个居住区，包括好多犹太人都被烧了。走到费兹城的人也发现城门紧闭，不让他们进城。于是他们散布在田间，以药草与树根果腹。母亲们宁可把婴孩杀死，也不愿他们饿死。父母为了少许面包而贩卖亲生骨肉。传染病带走了好几百条小孩与成人的生命。海盗肆虐营区，把小孩偷去贩卖为奴。谋杀者把犹太人的尸体剖开，为的是寻找那些听说是被犹太人吞进肚里去的珠宝。在经过这许多灾难之后，幸存的犹太人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经过无数的艰辛，总算在摩尔人统治下的北非形成了新的犹太人社区。阿尔及尔的西蒙·杜兰二世一再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这些被放逐的人，同时将他们组成某种安全组织。费兹城的雅各·贝拉伯（Jakob Berab）成为当时信奉《塔木德》最有名的人。

在马穆鲁克（Mameluk）和奥斯曼苏丹治理下的西班牙逃难者在开罗受到人道的对待，不久就爬升为犹太社区的领导者。塞利姆一世废止原有王子（Nagid）的职位，借着该职位，犹太教的一个牧师可以任命埃及境内所有的牧师，并掌理一切犹太人的事务。其后每个犹太社区得以自选牧师，治理内部事务。开罗的新牧师大卫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他废止亚、非两洲犹太人使用的塞琉西纪年法，劝他们采用新的纪年法（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早于11世纪采用的那种）。这种历书计算年代的方式是以创造世界的那一年，也就是暂定为公元前3761年为基准的一种纪年方式。

不管赛菲蒂克（Sephardic）或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走到何处，他们在文化方面——通常是政治方面——处于领导当地犹太人的地位。他们在萨洛尼卡一直保持该城人口多数的情况直到1918年，致使移居该地的非西班牙犹太人得以学习西班牙文。在这种犹太人领导的情况下，萨洛尼卡有一段时期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欢迎犹太的流浪者前往土耳其，因为他们身怀手工艺、贸易与医学方面的技巧，正是本国最不在行的方面。巴耶塞特说：“你们把那个使自己的国家变穷，而使我们富有的斐迪南称为聪明的国王吗？”犹太人就跟所有伊斯兰境内的非穆斯林一般，也得缴付人头税，不过这个税使他们可以不服兵役。大多数土耳其境内的犹太人依旧很穷，但是也有许多腰缠万贯、深具影响力的。不久，君士坦丁堡城里的医生几乎清一色是犹太人。苏里曼极宠爱他御用的犹太医生，免他和他家人一切税捐。犹太人在苏里曼统治下爬升到外交官的职位，结果，信奉基督的大使得求这些犹太人才能接近苏丹苏里曼。苏里曼对保罗四世统治下安科那城的犹太人被迫害一事极感震惊，并为该事向教皇提出抗议（1556年3月9日）。他要求释放安科那城的犹太人当中曾为土耳其子民者，而这些人即被释放。孟德斯银行业世家的格拉西亚·孟德西亚（Gracia Mendesia）在安特卫普、费拉拉和威尼斯诸城行善却招来侮辱与伤害之后，总算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和平。

土耳其人治理下的“圣地”再度收容那些当初使该地成为圣地的人民。耶路撒冷对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同样神圣，因此只许少数希伯来人居住城内。在尤佩·加雷里（Upper Galilee）的塞弗德（Safed）城里，犹太人在人数与文化优势方面增加的速度很快，使雅各·贝拉伯想在当地设立犹太公会（Sanhedrin），作为全部犹太人的管理会。这个构想极为大胆，但是犹太人在居所、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大有差异，无法容许这种统治上的一致。然而，在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里，犹太人的祈祷文中都吁请“耶和华”“从世界各角落……集合散居的人”，而在赎罪日和逾越节这两天，各地的犹太人都一致怀着他们历尽辛酸却依旧抱着的希望——“明年我们要回耶路撒冷去”。

幸存的技巧

犹太人从不幸中爬起来的能力是历史上最感人的奇迹之一，也是人类在生命的悲剧过后表现的英雄式精神恢复力的一部分。

种族隔离并不是最失自尊的事，他们彼此相处时远比和外界仇视的群众在一起时要幸福得多，也安全得多。他们能忍受贫穷，因为他们已穷了好几个世纪了，而贫穷也不是他们的特权。事实上，他们可能宁可偶尔为自己的财富感到自负，也不愿意想及自身难忘的羞辱。最狠的一记创伤，不管其动机何在，就是使他们成为被瞧不起、被排斥的人们的标记——徽章或显眼的服装。犹太伟大的历史学家辛酸地写道：

犹太徽章等于是招来街头流浪儿来侮辱佩戴着它的人，并以泥土溅污他们身体的工具；它等于是用来向愚蠢的群众提示，要他们扑向犹太人、虐待他们，甚至于杀死他们；也让较高阶层的人有机会来排斥犹太人、抢夺他们，甚至放逐他们。比这种表面上的不荣誉更严重的是徽章对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们越来越习惯于本身屈辱的地位，失去了一切的自尊心。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外表……越来越口不择言，因为他们打不进文化圈，彼此都以黑话来表达心里的思想。他们也丧失了一切美的格调与眼光，而在某些方面变得卑鄙，这正中敌人的下怀。

这段文字渲染得太厉害，也有失体统。好多犹太人仍保持自尊，有些以其衣着的豪华来炫耀。我们也一再听说犹太少女的美貌极为驰名。而意第绪语，也就是在16世纪时加入斯拉夫与希伯来语的外来语成为德语行话，已逐渐演变成有力、多变化的文学，甚至连格雷兹在写那本《犹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时也曾使用。然而，那几个世纪中最大的罪恶就是故意把整个民族加以羞辱，降低其地位，这是对灵魂无情的谋杀。

这个罪行的基础就是把犹太人排出商业与财政之外的各种行业。由于前已述及的种种理由，也由于教会强索农产品的什一税，犹太人不从事耕耘农田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还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由于不许他们加入工会（原是基督教的宗教组织），他们无法参加制造业，而他们的商业经营又因基督教垄断的影响而受到阻碍。大体说来，他们与基督徒交易时，仅限于小型工商业与贷款。在某些地区，他们只能把二手货售给基督徒。13世纪以后，他们在财政方面也失去了令人忌妒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流动资金、他们的国际语言、他们和国外散居的亲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在基督教国家的国际贸易方面有极高的地位。由于犹太人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那些排斥他们的国家的国际贸易转移到接待他们的国家。这虽不是主因，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微，荷兰强大起来，安特卫普把自己在商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让给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

值得安慰的是，犹太人在内政事务方面可以依自己的法律和风俗来处理，也可以有自己的牧师和教会聚会所委员会。和伊斯兰教的情形一样，在犹太世界里宗教、法律和道德三者合而为一，牢不可分，宗教与生命共生共长。雅各·本·亚赫（Jakob ben Aher）牧师于1310年在那本《四行》（Arabaah Turim）书中规定犹太法律、仪式和道德。这本书取代迈蒙尼德（Maimonides）所著的那本《密西拿书》（Mishna Torah，1170年），其中有一项律法规定：《塔木德》所立之法及乔尼姆（Geonim）的规定，各地犹太人必须一体遵行。《四行》在1565年之前，一直成为牧师接受的法令与判决的指引。

14世纪和15世纪的不幸，瓦解了犹太人的社会组织。犹太教的牧师和基督教的传道士一样，得黑死病死亡的人数颇众。被迫害、被放逐，加上流亡的生活，几乎使犹太法律毁灭。塞菲蒂克犹太人觉得难以接受收容他们的犹太社区的语言和风俗。他们设立自己的聚会所，讲他们自己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许多城市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德国的犹太人各自成立集团，维持自己的牧师、风俗，各自的慈善和忌妒。在此危机中犹太人的家庭挽救了犹太民族，彼此一致的忠心于双亲、子女、兄弟、姐妹，造就了稳定、安全的庇护所。几个世纪来犹太纪律的混乱在牧师约瑟夫·卡罗（Joseph Karo）于塞弗德颁布《萨尔占条律》（Shulchan Aruch，1564—1565年）时告一段落。在这份“秩序表”（Table in Order）里，重新制定犹太人的宗教、法律和风俗。但卡罗制定这项律法的根据，主要是西班牙的犹太教，使德国和波兰境内的希伯来人认为他过分不重视他们的传统和对“律法”的解释。克拉科城的拉比莫瑟斯·伊赛勒斯牧师在“秩序表”上加上他的“秩序表的封面”，把卡罗那份几乎全是塞菲蒂克式的律法作了适于阿斯克内兹（Askenazi）的修正。在加上这种补正之后，这份条律时至今日仍被犹太人遵奉为圭臬，有如《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与《黑石律法》（Blackstone）一般。说一个犹太人完全遵行《萨尔占条律》的条文，是对其最高的赞美。

由于所有犹太法令立法的依据都是《塔木德》，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犹太人遵循他们第二部圣书的变化时战战兢兢之情。圣书中文学气氛较浓，也较少权威性的部分——《赫格达》（Haggada）——有几段文字讥嘲某些基督教的信仰。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的教徒首先一项工作就是指责这几段文字的错误，继而呼吁禁止整部《塔木德》。虽然有这种运动出现——其中的最高潮是普费福科恩攻击罗伊希林——利奥十世依旧鼓励《塔木德》第一次印行（1520年，威尼斯），但是尤里乌斯三世以命令宗教裁判所焚毁意大利境内发现的《塔木德》（1553年）来表示文艺复兴的结束而闻名于世。犹太家庭被骚扰，被抢走好几千册经书。罗马、博洛那、拉文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和曼图亚各地都看得见犹太书籍的烽火，然而米兰拒绝遵守这种纵火的训令。各犹太社区向教皇请求废止他的敕书，尤里乌斯一面拖延，一面让书一册册被烧掉。庇护四世认为只要经过检查，《塔木德》是可以印行的。其后，犹太人开始审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犹太教神秘学说的经文——《佐哈》（Zohar）——未受到焚毁，原因是有些天主教学者发现其中有证实基督的神性的说法。《佐哈》写于1295年以前，用来当作逃避贫穷和迫害的犹太人的秘法（Cabala），也就是“秘传”变形的一系列神秘学作品，及陷入默思数字、字母等的神圣、深奥象征主义字的倒读，耶和华不容亵渎的圣名，如此等等。忧伤的犹太人聚集在密室里，借着绝食、饮泣、各种禁欲的严峻，及（玄秘的）卡巴利斯蒂克（Cabalistic）理解等方式，来寻求某种新的解救方式，尤其是他日会从以色列的忧患中，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降临。

凡是设法体会犹太人在14世纪至16世纪体验过的那种全种族的忧患的人，一定能够了解这种逃入安慰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想法，及一再欺骗绝望的犹太人，使他们相信弥赛亚确实已降临世间的说法值得原谅。1524年，一个年轻、英俊的阿拉伯犹太人，自称大卫·雷贝尼（David Reubeni），骑着白马走过罗马来到梵蒂冈，向克莱门特七世自我介绍，说他是目前在阿拉伯统治古希伯来族的雷贝尼犹太国王派来的兄弟兼特使。他说他的王有兵30万、武器不足，如果教皇和欧洲诸王侯肯供应武器，该部落有本事把穆斯林逐出巴勒斯坦。克莱门特颇感兴趣，并以大使之礼来款待大卫。罗马城里的犹太人乐于看见自己的同胞有此殊荣，他们花钱为雷贝尼置办高级外交官的行头。葡萄牙的约翰三世邀他前往时，他就带了一大批随从，打着犹太的旗号坐船前去。

由于约翰三世被他的提议迷惑，结果竟延缓了对马拉诺斯的迫害。葡萄牙的那些犹太人多半都是被迫施洗的，因此他们高兴得有点歇斯底里，其中有许多宣称他们深信雷贝尼就是弥赛亚。身为国王的秘书的迭戈·皮瑞斯（Diego Pires）是一个皈依者，行割礼以证明自己信奉犹太教。他化名为所罗门·莫可（Solomon Molcho）向土耳其进发，宣布雷贝尼是弥赛亚的先驱，弥赛亚将于1540年降临。雷贝尼本人则既不自称是弥赛亚，也不说自己是其先驱，他只是个需要金钱、船只和武器、爱好幻想的骗子而已。化名为莫可的皮瑞斯的逃亡引起国王约翰的疑心，他对雷贝尼下了逐客令。大卫离城，在西班牙海岸搁浅，被宗教裁判所逮捕。查理五世显然是为了讨好克莱门特，下令释放雷贝尼。雷贝尼转向威尼斯（1530年），并向上议院建议，为了攻打土耳其人，该会应武装欧洲的犹太人。

其时莫可抵达安科那，从教皇那里得到护照，横跨意大利，热烈地在罗马鼓吹犹太教。宗教裁判所想以恢复的改宗者的名义逮捕他时，克莱门特为他解危，送他安全离城。虽然莫可已对雷贝尼失去信心，依旧和他携手组织草率成军的布道团到累根斯堡城，他们在该城恳请查理武装马拉诺斯，以便与伊斯兰教一战。查理将两人逮捕，并亲自押他们到曼图亚城。莫可被判以火烧死。在最后一刹那，他得到皇帝的恩赐赦免，条件是再度信仰基督教。他婉拒此番好意，并从容就义（1532年）。雷贝尼被送至西班牙，被宗教裁判所拘禁，死于约1536年，显然是中毒而死。其后，欧洲那些心碎的犹太人再度爬回他们的居住区，重温其神秘主义与绝望。

犹太人的思想

我们不能期望第二次流徙时期的犹太人会有任何高度文明，他们的精力在努力求生时已消耗殆尽。他们一度极为优越的教育，也因搬家和生命的不安全而中断。基督教在欧洲兴高采烈地迈向文艺复兴时，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却走进他们的居住区与神秘学说。第二戒律禁止他们参与艺术复兴的工作。犹太学者虽多，大多数却埋首研究《塔木德》。也有像普罗菲亚特·杜兰（Profiat Duran）和亚伯拉罕·巴尔梅斯（Abraham de Balmes）等文法学家，如伊萨克·普尔卡（Isaac ibn-Pulkar）等翻译大师把阿尔—盖查里（Al-Ghazzali）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如雅各·马丁把阿维森纳、阿威罗伊、迈蒙尼德、列维·本·热尔松作品译成拉丁文。艾利亚·列维塔向正统的犹太人提出警告，他确定地认为（1538年）《旧约》里马索留蒂克的经文——经文本身加上注解，附加子音上下以表示母音之符号，以及标点符号等——不会早于5世纪。

亚伯拉贝内尔一家人的流浪记可以表现出15世纪和16世纪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伊萨克·亚伯拉贝内尔（Don Issac Abrabanel）1437年生于里斯本，曾任葡萄牙阿方索五世的财政部长，但是他在公余之暇致力《圣经》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并把他宽敞的家作为学者、科学家与政要聚会的沙龙。阿方索死后，亚伯拉贝内尔失宠，逃到西班牙（1484年）。他埋首写作《圣经》里历史部分的评注时，“天主教徒斐迪南”征召他入宫，前后8年他参与卡斯提的理财工作。他设法挽救1492年降临犹太人头上的大灾难，失败之后，与他们悲戚地到处流浪。他在那不勒斯城获得政府聘用，然而法国来的入侵者（1495年）劫掠他家，破坏他心爱的图书馆，他被迫逃往科孚。他在那里尽一个犹太人的本分努力著述：“我的妻子、儿子，还有我的书都离我很远，我孤零零的，流落为异邦的陌生人。”他又到威尼斯，得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1503年）。在他运气起伏不定之间，他抽空撰写一些哲学或神学作品，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并无生趣。不过，他立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经书上的事件和观念，须视当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情况来作了解。他一生最后6年的时光或许在不常见的安全与和平中度过。

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光彩。萨缪尔·亚伯拉贝内尔（Samuel Abrabanel）在萨罗尼加城极为得意，在那不勒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因他的许多慈善事业而赢得人民的爱戴。莱昂·亚伯拉贝内尔（Judah Leon Abrabanel）——利奥·赫伯努斯（Leo Hebraeus）——在几内亚和那不勒斯两地行医极为有名，使人们只称呼他莱昂·梅第戈（Leon Medigo）。他学过好几门学科，写诗，也从事玄学的研究。1505年被任命为贡萨洛·科多巴的私人医生，不幸两年后，这位“大船长”随斐迪南垮台，莱昂去威尼斯与乃父相聚。他的那本《爱之语》（Dialoghi d’Amore，成于1502年，1535年印行）颇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喜爱，这些人认为对爱情作哲学上的分析，是赢来爱情战场上胜利的前奏，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步骤。知识美——秩序、计划及和谐的美——优于形态美。这本对话录主张：美之极是宇宙的秩序、计划与和谐，也是神圣的美的外在表现；爱情由对形体美的赞扬与追求的阶段经知识美而达对天堂美的赞扬与追求，最高潮是对上帝的知识爱——对天体秩序的了解与体会及和圣神结合在一起的渴望。这本书的原稿卡斯底里欧内可能看过，他在他那本《科迪加诺二世》（Cortigiano II，1528年）中也使贝姆波（Bembo）这个角色谈到同样的看法，而书印成之后可能经过一个世纪的辗转，影响到斯宾诺莎的那本《知性改进论》（Amor dei Intellectualis）中所持的看法。

散居各地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喜欢这种轻妙的“爱”，而喜欢乌斯科（Usque）用葡萄牙文写成的那本充满热情的散文诗《慰以色列的忧伤》（Consolation for the Sorrows ofIsrael，1553年）。该书刻画犹太人国家盛衰的连番更替，并以犹太人仍为上帝选民的保证来安慰他们。犹太人虽因他们有罪而被上帝处罚，但是借着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已被净化。世间的邪恶不足以在他们通往幸福与荣耀的神圣命运中欺诈他们。

不可避免地，犹太人对科学方面的贡献因其整个民族被长期肢解而慢了下来。除了不安全、贫穷和不稳定等因素足以窒碍科学方面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算是最受敬重、也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教牧师之一的所罗门·本·亚伯拉罕（Solomon ben Abraham ben Adret，住巴塞罗那城），在这个时期一开始（1305年）就下令禁止向任何年龄在25岁以下的犹太人教授科学或哲学方面的知识，违者逐出教会。所持理由是：这种教导可能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如此，托利多城的小伊萨克·伊斯雷利（Isaac Israeli）也综合了当时的天文学（1320年），并澄清犹太历和纪年表；塔拉斯康（Tarascon）城的埃马努埃尔·博费尔斯（Immanuel Bonfils）画出极具价值的天文表，也成为指数与十进式微积分的先驱；马约卡（Majorca）城的亚伯拉罕·克勒斯卡斯（Abraham Crescas）——也就是“亚拉冈政府地图与指南针的权威”——画了一幅（1377年）被公认为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以至于亚拉冈把它当作一项极突出的礼物，拿去送给法国的查理六世，如今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亚伯拉罕之子耶胡达·克勒斯卡斯（Jehuda Crescas）是“航海家亨利”设在萨格雷斯（Sagres）港的海洋实验所的头号顾问，并帮助绘制探险航程图。佩德罗·纽内斯（Pedro Nuñes）的那篇《天体论》（1537年）为莫卡托（Mercator）和现代制图法做开路先锋，而加西亚·德奥塔（Garcia d’Orta）的论文更是创植物学的新纪元，并且奠定了热带药物的基础。

亚伯拉罕·查库托（Abraham Zacuto）是15世纪犹太科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在沙拉曼卡（1473—1478年）执教期间，他收集了他那份《永久历书》（Almanach Perpetuum），其中的天文表被用来当作达·伽马、卡布拉尔（Cabral）、阿尔伯克基及（1496年以后）哥伦布航行的指南。查库托也是逃离西班牙（1492年）的逃难者之一。他在葡萄牙获得暂时性的庇护所。他被皇室召集，咨询有关达·伽马远征印度的筹备事宜，而船上也装有他改良过的星盘。然而，1497年的迫害也把他驱出葡萄牙。他贫穷地流浪数年之后，定居于突尼斯，在那里他以撰写民族史自娱。他的弟子约瑟夫·维西诺（Joseph Vecinho）是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御医，奉命画出几内亚海岸沿岸的纬度和赤纬，而他所画的资料果然对达·伽马颇为珍贵有用。维西诺是约翰二世召来洽商有关哥伦布西行寻求通往西印度群岛（1484年）的委员之一，当时维西诺持反对意见。

犹太医生仍是欧洲各国竞相礼聘的对象。虽然有宗教上的谴责和官方的约束，而且本人又得冒生命危险去为显赫的基督徒看病，他们仍是诸教皇与国王最欢迎的人物。他们对医学方面的贡献，除了德奥塔的热带药物之外，如今看来都不算杰出，但是阿马图斯·鲁西塔努斯（Amatus Lusitanus）是医生和犹太人优良传统的典型。他被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逐出之后，前后在安特卫普、费拉拉和罗马等地停留过，最后定居于安科那城（约1549年），他在该城时常奉召去为那个过去曾经尽力要摧毁《塔木德》的尤里乌斯三世医病。终其一生，他矢守诺言，绝不计较医疗费用，从不接受珍贵礼物，免费为贫民施医，病患不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土耳其人一律医治，为热心应诊，时间与距离的远近，都阻止不了他。他的一本医书（1563年）记录了他700个病历的诊疗记录。数百年来全欧洲的医生都悉心研究，并倍加珍惜。波兰国王邀请阿马图斯为其私人医师，阿马图斯宁可留在安科那城。不幸的是，保罗四世要求意大利境内的马拉诺斯不皈依就拘禁，1556年他再度被迫浪迹天涯。

本·阿德雷特（Ben Adret）对科学与哲学方面暂时性的禁令，对哲学比对科学的效果小，在法国的效力比在西班牙差。迈蒙尼德的影响在犹太人之间极为强烈，他们设法在法国南部活下去。约瑟夫·卡斯皮（Joseph Kaspi）胆敢撰述逻辑与伦理学方面的论文来指导自己的儿子，并为他从迈蒙尼德的《解惑》（Moreh Nebuchim）接受到古典解说的自由哲学传统辩护。这种趋近方式产生了一个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列维·本·热尔松，基督教圈子里的人称他热尔松尼德斯（Gersonides）。他跟大部分犹太思想家一样，也以行医为业，也了解希波克拉底“医生兼哲学家”的理想。他生在巴格诺斯（1288年）一个书香之家，一生几乎全住在奥伦奇、佩皮南和亚威农，并在诸教皇保护下平安无事地工作。各种学科他几乎没有一门不学，也不放过任何哲学难题不去思考。他是精研《塔木德》的学究，对乐理颇有贡献，也写过诗。

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可算是当时的泰斗之一。他（1321年）先于莫罗利科（1575年）和帕斯卡尔（1654年），发现用数学归纳法的方式来算出“n”个物件简单的排列法的公式。他的三角学论文为雷吉奥蒙塔纽斯铺路，而且评价颇高，教皇委人把它译成拉丁文（1342年）。他发明了、至少大大地改良了计量天体高度的测量仪器，这种仪器作为航海界的宠儿达两个世纪之久。他自己观察天文，并颇有见地地批评托勒密系统。他讨论且排斥太阳为中心的假设，由其讨论的方式看得出当时少有支持他的人。他制作了模糊镜箱（camera obscura），与观测距离的仪器配合使用，来更精确量出太阳和月亮表面直径的变化。

正如同本·热尔松的科学衍生自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他的哲学也是根据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注解的认真研究。1319年至1321年，列维对这些注解再加以注解，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在逻辑、物理、天文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论文，而在这些学科之外，他还一再研读迈蒙尼德。他自己的哲学，还有他大部分的科学方面的作品，多收入一本希伯来文的作品中，该书的书名也仿效时尚，定为《主的战役》（Milchamoth Adonai，1317—1329年）。在中古犹太哲学作品中，该作品享有很高地位，而且继承迈蒙尼德的未竟之志，把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调和，结果大大损害了信仰的部分。我们想及阿威罗伊和托马斯·阿奎那两人也曾同样地想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教义拿来和亚里士多德调和的时候，我们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中古神学的冲击已造成其瓦解，及由“信仰时代”转入“理性时代”的改变。热尔松尼德斯缓和正统派人士的反对的方法是公开表示，如果他的见解与经典违背，他愿意放弃他的看法——真是学究们的老套诡计。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停地大肆剖析上帝、创世记、世界的永恒性、灵魂的不灭等。他的结论和经典冲突时，他把经典的原文大大地曲解，使批评他的人把他那本书改名为《与主为敌的战争》（Battles against the Lord）。列维说：我们绝对不可以按字面的意思来相信约书亚使太阳静止等这一类的故事，这些类似的“奇迹”很可能是原因不详或已被遗忘了的自然现象。他最后还毫无隐瞒地说出他的理性主义的主张。他说：“摩西五经无法叫我们停止相信理性要我们相信的事物。”

热尔松尼德斯从“自然界的系统”引申出来上帝的存在就像后来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Holbach）一样，宇宙的规律与秩序显示出某种宇宙的“心智”。在这个东西之外，他还加上目的论的看法：天下的生灵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而上帝赋予每个生物体某种自卫、发展和生殖的能力。当作宇宙或秩序的世界及时创造出来的，却非无中生有。在永恒之中早已先存有某种惰性、无形的物质，创造只是给这种无形之物以生命与形状。在上帝与被创造出来的形态之间，有一种居间的力量，热尔松附和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看法，把这种居间力称为“nous poietikos”，即积极创造的智力。神化的智力引导万物，成为人类的灵魂。由于灵魂依赖个人的感觉，灵魂是会灭亡的。由于它了解共相，而且理解世界秩序和一致性，它也就有意识地成为“积极智慧”的一部分，因而不朽。

犹太人排斥本·热尔松的哲学，认为它根本上是阿威罗伊主义——一种将来终究会瓦解宗教信仰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基督徒中的思想家却研究他，而斯宾诺莎更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有思考力的犹太人的心智则由汉斯戴·克勒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escas）更忠实地表达出来，他接受了所罗门·本·阿德雷德的保守主义。克勒斯卡斯1340年生于巴塞罗那城，也经历过一段激烈反犹太的生活。他曾因亵渎圣饼而遭逮捕，不久即被释放，他的儿子不幸在结婚前夕，在1391年的大屠杀中被杀死。宗教迫害只有增强汉斯戴的信仰，因为只有借着信仰公正的上帝的确存在及一个补偿人类的天堂，他才能够忍受这种既不公平、又多折磨的生活。他儿子殉道后7年，他用西班牙语出版了一本著作，他想借着该书向基督徒解释犹太人不该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他很有礼貌地、很温和地主张说基督教独断的教条中“人的堕落”“三位一体”“圣灵怀胎”“基督之化为人”“基督拯救世人免罪之受难及死”，及“变体论”等，都包括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荒谬。然而，在他撰写他的主要作品《上帝之光》（Or Adonai，1410年）时，他采取基督徒可能会为这些理论而辩护的立场，他排斥理性，并要求理性屈服于信仰。虽然他并不是正式的犹太教牧师，却有着牧师般的看法，认为更新的迫害无非是针对那些使宗教屈服于理性的人的一种神罚。他如果阐述哲学，并非因他景仰哲学，而是想证明哲学和理性的弱点，强调信仰的必要。他也批评迈蒙尼德和热尔松想把犹太教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加以调和的尝试：这个希腊人算老几？上帝凭什么要和他看法一致？他抗议亚里士多德派人士认为“上帝最高的特质是知识”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是“爱”才对，上帝就是“绝对的善”。克勒斯卡斯承认理性不能使上帝的先知和人类的自由相调和：因此我应该拒绝理性，而不是拒绝自由。我们必须信仰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以求我们心境的平安和道德的健康，我们无须借口用理性来证明信仰。我们必须在将瓦解我们的信仰、带来绝望的那种自负、脆弱的理性，及只有凭借着它我们才能够承受生命中的羞辱和匮乏的那种谦卑地信仰上帝的道，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克勒斯卡斯是最杰出的中古犹太哲学家行列中的最后一个人。他并没有立刻得到同胞的欣赏，因为他的学生约瑟夫·阿尔博（Joseph Albo）那本可读性更高的《基本原理》（Ikkarim）吸引了哲学爱好者的注意，这本书以折中的方式把迈蒙尼德和克勒斯卡斯两者拿来和那种不打算承认信仰的非理性的正统犹太教合并在一起。约瑟夫死后（1444年），犹太人不再涉足哲学，几乎也不过问历史，直到斯宾诺莎。大屠杀、扰乱、贫困、居住和职业的限制等等，已使他们颇受挫折，并使他们的人数降至耶路撒冷70年沦陷以来的最低点。这群被鄙视、被排挤的人只有在悲伤的圣诗和聚会所里安慰他们的友谊中得到慰藉，也只有寄望上帝宽恕他们，现世的公平化，还有天国的祝福才能使他们的心灵有所逃避。学者埋首研究《塔木德》，把他们的理智局限于阐释救人的律法，有些则步入把不幸升华为天国一类的幻想的神秘学说。犹太人的诗歌再也听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偶尔迎着暴风雨敢大胆地抬起头来，或是把人生的讽刺以沉思的幽默和嘲弄的智慧来加以软化。只有等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个谦卑的犹太人 [1] 胆敢把犹太教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学说分成宗教和科学的至高合并物时，犹太人才会自长期的、治疗的昏睡中醒来。

[1] 指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犹太人，自幼受神学教育，精通犹太教法典、中世纪经院哲学，后来倾心于笛卡儿与布鲁诺的思想，成为近世时期欧陆理性论的巨匠之一。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1517—1564）

经济

就某种意义而言，充满16世纪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戏剧性冲突只是表面的，历史的台前幕后以及人类与土地、风雨等自然力、贫穷和死亡的日子的永远斗争才是深刻而现实的戏剧。毕竟，在与为了食物、庇护所、衣服、健康、席子和生活所作的奋斗相比之下，教皇的敕令和新教徒的风暴，因错误观点而引起的杀戮，皇帝和国王之卖弄、继承、痛风、梅毒等，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16世纪，欧洲的乡村必须日夜提高警觉，以防狼、野猪和其他的威胁侵入羊群和家园。打猎仍是必要的：人类必须杀戮不然就会被杀。无数的昆虫、森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鸟类，与农夫互争种子和辛勤工作的结果，而神秘的疾病毁灭了1/10的牲畜。雨水随时可能成为侵蚀性的急流或吞没人畜的洪水，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凋萎了才止住。饥饿始终充斥于各个角落，而火的恐惧永不远离人心。疾病经常叩访，医生距离病患却很遥远。而且几乎每10年，瘟疫就会感染家人或周围的人，夺走亲人的生命。每5个出生的孩子中，两人死于婴孩时期，另一个则死于成年之前。至少每一世代有一次，征兵的官员为了军队而带走一个儿子，军队则烧毁乡村并破坏田庄。从最后能收成的谷物里，1/10或更多的数量归地主，1/10归入教会。快乐若非得之于孩童的欢乐，傍晚时家庭的游戏、欢歌笑语、酒店的狂饮和对另一更仁慈的世界抱着半信半疑的希望中，则现世的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太过艰难了。食物生产出来养城堡里的男爵、朝廷里的国王、讲坛上的牧师、城里的商人和工匠，及医生、教师、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而且也是最少量的，才是属于土地的奴隶。文明是靠有锄头的人为生的寄生虫。

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大片土地取代小片土地。新获得土地的商人和资本家，为利益所驱使开进萧条的农业地区，增加产量的同时却给那里带来不幸。经营企业的进口商把含有磷和氮的肥料——在秘鲁海岸外，鸟排泄的粪——带进欧洲来。来自亚洲或美洲的植物和灌木被移植到欧洲的土地上，马铃薯、木兰树、龙舌兰、胡椒苗、大丽花、金莲花……也移植其上。1558年，烟草从墨西哥传入西班牙；一年以后，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简·尼科特（Jean Nicot）把一些烟草的种子送给美第奇的凯瑟琳，如今香烟中的毒素（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渔业随人口增加而成长，但宗教改革以准许星期五吃肉而给予鲱鱼业以短暂的打击。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矿业进步快速。纽卡斯尔于1549年输出煤。富格尔家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提炼矿物的方法，来增加矿物的产量。阿格里科拉（Agricola）把我们带进了16世纪的一个矿场：

主要的工人种类是矿工、铲工、绞盘工、搬运工、拣选工、洗濯工和熔炼工……一昼夜24小时中，被分成三个轮班，每个轮班7小时，剩下的3小时在三个轮班的间隔中，工人在这时进入或离开矿场。第一班始于早上4点，一直继续到11点；第二班始于12点，结束于7点；此两班是上午、下午的白天班。第三班是夜班，开始于晚上8点，早上3点结束。矿山监督不许强迫工人上夜班，除非有必要。若在那种必要的场合……他们点夜灯来保持警醒，为了不使他们自己因为时间太晚或太过疲倦而睡着了，他们以唱歌来减轻漫长而艰辛的劳作，而那些歌既非全无训练，也非毫不悦耳。有些地方，不允许矿工连续做两班，因为那样常发生由于工作过度疲劳而在矿场里睡着的事……别的地方则允许如此，因为工人靠一班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特别是如果食物变得更昂贵时……

星期六劳工不工作，而去买生活必需品，星期天或假日也不工作，而去做礼拜。不过，若实际需要，就工作而不休息，因为有时水的冲袭，迫使他们去工作，有时候水突然落下来……而在这时，星期天工作并不违反教规。此外，这类工人都很健壮，而且天生习于劳作。

1527年，阿格里科拉被任命为朱彻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市的市属医生。在该矿城，他不久成为矿物学家。他带着热诚和魔力在该地或其他地方研究采矿和冶金学的历史与操作。20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金属》（De le Metallica，1550年）一书，该书在这一领域为划时代的古典巨著，正如在同一时代的10年间哥白尼和维萨里所写的杰作。他以极精确的细节描述采矿和熔炼的工具、机械和过程，并请艺术家画图说明。首先主张铋和锑为真正的主要金属的人是他，他辨别了以前认不出来的20种矿物，他是第一个解释石层里的矿脉——流入地下的水把金属矿床带入而形成——成因的人。 [1]

采矿、冶金学和纺织品能得到大部分机械上的改进，应归功于这个时代。最早的铁路是为矿工在其上推、拉携带矿物的二轮车而设的。1533年，约翰·尤根（Johann Jürgen）把那时用手纺织的纺车加上了用脚纺纱的踏板，使织工的手得以自由，产量很快加倍。表的尺寸变小，准确性加以改进，而且被雕刻上名字、浮雕和花纹，着以彩色、镶上珠宝。亨利八世戴了一块每周只要上一次发条的小表。不过这一时期最好的表，每天也要走错15分钟。

交通与运输落在商业与工业之后。16世纪，邮政业务渐渐扩展到私人的通讯。商业革命刺激了造船业的改进：越来越深和越薄的龙骨有助于其稳定性和速度，桅杆由一增为三，帆则由一增到五或六。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不但在战争、爱情和衣着方面竞赛，在造船方面也互争长短，每人都为了命令与奇想而造船，富丽堂皇的船只上小燕尾旗飘扬着以显示其骄傲。在地中海，16世纪早期的船只，顺风时每小时可行10英里，但较重的船只行驶于大西洋，每天能行125英里算是幸运的了。在陆地上，最快的旅行是邮政的急差，日行85英里，但重要的消息从威尼斯传到巴黎或马德里也得花10天或11天。也许那时无人能欣赏使消息迟于到达而无采取行动的那种安慰。陆上旅行主要是靠骑马，因此房子进口的门上系着笨重的铁制系链环。马车增加了，但对于有轮的交通工具而言，道路并不太平稳。马车须配上6匹或更多的马来拉，才能通过不可避免的泥路，而每天的行程不能超过20英里。仆人抬的轿子仍由富家的女士使用，淳朴的人民则步行以横渡大陆。

不管道路和客栈如何，旅游很普遍。伊拉斯谟以为法国的客栈还不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女侍咯咯而笑，开着淫荡的玩笑，及“当你要走时，拥抱你”，而且“代价极低”。但他斥责德国旅店礼貌欠佳，脾气恶劣，动作慢吞吞，身手不干净：

你照顾好了马以后，你就得把靴、袋、泥和所有东西都带进暖炉房，因为那是所有来客的普通房间……在暖炉房间里，你脱去皮靴，穿上皮鞋，而且如你愿意，也可以换衬衫……在那里，一个人梳头，另一个……打嗝吐出蒜臭味，……在那里，人多嘴杂，正如巴别塔。以我的看法，再没有比拥挤一室、在同一蒸汽中，更为危险的了，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热气中敞开时……不必提……放屁，恶臭的呼吸……而且毫无疑问的，许多人有西班牙——或大家所称的法国——的梅毒（天花），虽然各国都有。

在有些客栈里，若情况真是如此的话，则在扩展经济网时，那些游商把乡村与乡村、国家与国家连在一起时所行的罪过，我们可以原谅之。每10年，有些新的贸易路线被开拓出来——如驻俄大使所开的陆上路线，成千的冒险家所开的海上路线。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交易于英国、里斯本、的黎波里、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热那亚在黑海、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有贸易的殖民地；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和平相处，而把武器卖给与基督教国家作战的土耳其人。法国看到这点，便与苏丹们协商，于1560年后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安特卫普接受各处来的货物，并转运到各地。

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经济需要，银行家改进其服务和技术。因为战费随着由封建的征税——此税带给他们弓和箭、短枪和剑——改变为大量的民兵和雇佣兵——他们配备火器和大炮，由城邦付薪——而增加，政府从银行家借入空前巨款，而他们所付或付不起的利息建立或破坏了财政上的稳定。人民的储蓄有息地借给银行家，他们则用来投入工商业。票据取代了不方便的现款或货物。利率与其说因贷方的贪心而异，不如说因借方的可靠性而不同。因此，在付款快的商人控制的德国城市，可以5分利借入，而弗朗索瓦一世则要付10分利，查理五世付20分利。经济稳定后，利率就降低了。

从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场来的金和银，充盈了货币市场。珍贵金属新的供应正当时，因为货物较货币增加得快。亚洲来的进口货，一部分由出口货抵付，一部分由金或银抵付，企业和贸易感到沮丧的是物价的低落。在欧洲矿场的改进与银和金自非洲和美洲进口之后，贵金属的供应超过了货物的生产，物价上涨，事业兴隆，以金融为基础的经济驱逐了以行会控制土地或掌握工业为基础的旧经济。

行会在崩溃中，它们是在都市的自给自足和保护政策下形成的，组成的目的既不是建立资本或从远方的出产地购入大宗的货物，也不是利用工厂的生产和分配办法，也不会把产品送到远方的市场。从13世纪起，行会已发展成一个贵族的排他势力，而且使职工的情况很艰难，驱使他们沦入资本主义雇主的权力范围。资本主义者因受到利润的鼓励而活跃起来，他们知道如何募集资本，如何、何处买机器和原料，经营矿场，建立工厂，招募工人，区分劳工并使之专业化，开拓并扩展外国市场，资助选举并控制政府。美洲的金子成为欧洲的资本。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的热心，商业的刺激，对生产和分配更合经济方法的热心追求，而这种主义不可避免地使过去迟缓的自足经济落伍了。在产品的量而非质上，新的制度超过了旧的，商人正大声地要求大量生产，以出口货来抵付自东方的进口货。

新的财富主要是由商人、金融家、制造者和在政府里的同伙分享。有些贵族仍借着拥有成百租户的土地，或具有供应羊毛给纺织工业的围栏来赚钱，但大部分拥有领地的贵族，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被商业控制的都市的挤压，他们在政治上衰微了，必须以家世来满足自己。劳动阶级与贵族共享通货膨胀的恶果。1500年至1600年，穷人烤面包的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上涨150％，在法国为200％，在德国为300％。1300年，蛋在英国10打4美元；1400年，同量的蛋值5美元；1500年，为7美元；1570年，则为42美元。工资提高了，但很慢，因为受到政府的管制。英国法律（1563年）规定雇农年薪12美元，农场工人9.5美元，“男佣人”7.25美元。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床铺和膳食都被加到工资上去了。大体而论，16世纪经济的改变使劳工阶级比以前更为贫穷，在政治上更为薄弱。工人生产货物，货物则输出以抵付使少数人生活快乐舒适的进口奢侈品。

阶级战争自罗马的斯巴达克时代以来就带着几分不为人所知的酷烈形势，就以在西班牙的公社分子的反叛、德国的农民战争、英国凯特的叛变作为例证吧。罢工无数次，但被雇主与政府的联盟压制。1538年，英国布工行会受到雇主的控制，有如下规定：职工在雇主所立的条件下拒绝工作者，第一次冒犯须入狱，第二次则须受鞭笞和烙印受辱。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所定的流浪罪法，太过野蛮，以致很少人敢不受雇。154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一个强壮的人，若离开工作而流浪于国内作为流浪汉，则须在胸前烙个“V”字，送给邻居市民当奴隶两年，只能有“面包、水、少量的酒和弃肉”；若又游荡无业则犯者颊上或额上须烙印“S”字，并判终生为奴。为了英国的荣誉，这些法案才没有施行，而且很快撤销了，但他们表现了16世纪政府的主张。撒克逊的乔治公爵颁令道：在他的辖区内，矿工的工资不得提高，矿工不得离开而到处找工作，雇主不得雇用在他地煽动不满情绪者。童工得到法律公开的批准或默许。佛兰德斯的刺绣制造业，完全由童工做，法律还禁止超过12岁的女孩子从事此项职业。禁止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或高利贷的法律却被避开或不理。

宗教改革迎合新的经济。天主教会的性情，不同情“商业”。它谴责利息，给行会宗教上的批准，使贫穷神圣，申斥财富，使工人假日免于工作，假日之多，1550年天主教国家里一年竟有115个非工作日。这可能是天主教地区工业化和财富迟迟无法进展的重要原因。教会认定的神学家，已为民生必需品用法律规定“公正的价格”。托马斯·阿奎那称追求超过自己需要的金钱，是“有罪的贪心”，并规定多余的产物“基于自然律，应用以救助穷人”。路德采取同样的看法。但新教徒的一般发展，不自觉地和资本家的革命合作。宗教假日废除了，劳工与资本俱增。新宗教得到商人的支持，并回报之以友善。财富受到尊敬，节俭受到赞美，工作被鼓励为美德，储蓄冒险出借所得的利息被认为是合理的报酬。

[1] 阿格里科拉认为当时常被用以探测地下金属的“卜杖”（divining rod）或“有杈的小枝”（forked twig）毫无用处。盖革计算器（Geiger counters）使我们趋向于以宽恕的态度来看这些有希望的卜杖。

法律

这是残酷的时代，其法律则符合无情的经济、惭愧的贫穷、阴沉的艺术和耶稣为上帝所遗弃的神学。

在大部分注定此生贫困、来世受谴责的人口中，犯罪是很自然的事。各个阶级都充满谋杀事件。每个有才干的人都悬挂短剑（匕首），只有虚弱者才依赖法律来匡正错误。情欲上的犯罪在生活中经常发生，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般，而任何不能杀可疑的妻室的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奥赛罗》中主角名），被认为不够男子汉。旅客把拦路强盗视为当然，便结伴而行。都市的灯光未亮，强盗就已多得像娼妓一样，因此人需把家视若碉堡。在弗朗索瓦一世极盛时，称为“坏男孩”（mauvais garcons）的窃盗集团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巴黎。布朗托姆告诉我们，查理九世想要知道“扒手如何行其手艺”，便训令警察邀10个这样的艺术家参加宫廷舞会。舞会完后，他要看看他们的猎获物，钱、珠宝和外衣在不经意间被他们拿走了，其价值达到数千美元之多，“国王说他会笑死”。他允许他们保有其研究的成果，但要他们从军。如果我们把货物的伪造、商业欺骗的诡辩、法庭的贿赂、教会财产的掠夺、以征服来扩张疆界等视为犯罪的话，则欧洲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贼，我们可以从教士那里提取一些利益，来供养各地的诚实工匠。若加上纵火、强奸、叛逆，则我们就开始了解秩序和法律的力量面对的问题。

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是为了惩罚犯罪，而非防止犯罪。像巴黎这些大城市，士兵充作防卫者。都市的街区有他们的守卫，教区有他们的警察，但大体而论，都市的警戒很松懈。厌倦与人性相斗的政治家认为，颁令酷刑并让公众目睹其执行来控制犯罪要划算得多。有20种罪是很严重的：谋杀、叛逆、异端、亵渎神物、巫术、抢劫、伪造文书、伪造货币、走私、纵火、伪誓、私通、强奸（除非以婚姻来和解）、同性恋行为、兽奸、偷斤减两、冒牌货、夜间损害财产、越狱和自杀未遂。执刑可能采取比较无痛苦的砍头，但这是女士和绅士的特权；较不重要的人用绞刑；异教徒和弑夫者火刑；重大的谋杀者则被割取五脏和分尸。亨利八世的某项法律（1531年），像我们煮贝类似的，把囚犯活活地烹死。萨尔茨堡（Salzburg）法令规定“伪造文书者须烧或烹死，伪誓者须连根割去舌头；与其主人之妻、女、姐妹同床者须杀头或绞刑”。朱里尼·莱贝（Julienne Rabeau）因在极痛苦的分娩后把孩子杀死，而被烧死于昂热（1531年）。若我们可以相信博丁（Bodin）的话，也有很多人因星期五吃肉并拒绝忏悔，被活活地烧死；忏悔的那些人则只处绞刑。通常那些被处绞刑的尸体被悬挂着，以警告活着的人。犯了轻罪的男女，可能被鞭笞，或失去一条腿、一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只或两只眼睛被弄瞎，或被烙印。再轻一点的，则处以坐牢（其情况从礼貌到淫猥而有不同）、足枷、头手枷、鞭笞囚车和浸水椅。因负债而坐牢的，在整个欧洲是很普遍的。总而言之，16世纪惩罚的法规比中世纪更严厉，而且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紊乱。

人民并不愤恨这些残酷的惩罚。他们带着某种乐趣来参观其执行，有时还助一臂之力。在拷问之下，蒙特库科利（Montecucculi）承认说，他已毒害（或曾有意毒害）弗朗斯——弗朗索瓦一世所爱的而且极受欢迎的儿子——时，他的四肢被绑到马上，马向四边奔跑，把他活活地肢解（里昂，1536年）。据说，老百姓“把他的遗体割成小片，割掉他的鼻子，挖出他的两眼，打碎他的双颊，把他的头沾上泥污，而‘使他在死前先死过一千次’”。

惩治犯罪的法律又加上了“清教徒严法”，来惩治冒犯虔信的娱乐或太背离习惯的改革。天主教地区的共有法要求的星期五吃鱼，爱德华六世的新教英国立之为国家法，以支持渔业，并训练海军所需的海员。赌博始终是违法的，却很普遍。弗朗索瓦一世自己很会玩，却命令逮捕玩牌、掷骰子的人（1526年），但允许成立公共彩票（1539年）。法律很少惩处酗酒，但懒惰是主要罪行之一。禁奢法——防止新贵的铺张，并保存阶级区别——规定衣服、装饰、家具、膳食和款待的限制。“在我小时候，”路德说，“所有的游戏都被禁止，因此所有制牌者、吹笛者、演员都不允许参加圣礼。所有曾玩牌、在表演或戏中出现过的人，须对自己的行为忏悔。”这种禁令在宗教改革时代仍然存在，16世纪后期更达到最高峰。

真正的执行并不像法令那般严厉，这倒是一件可告慰的事。逃避很容易，受贿或受恐吓的法官或陪审员，让很多流氓只受到轻微的惩罚，或安然无事地逃脱。犯人庇护权法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仍获承认。然而，实施的松弛，常因使用拷问以诱出忏悔或口供，而得到平衡。亨利八世的法律，虽然是英国史上最为严苛的，却走在时代的前头：除非涉及国家的安全，禁止拷问。西班牙国会对查理五世的抱怨是，因轻微冒犯而受控者徘徊牢中，10年未判，而审判可能一拖就是20年。

牧师地位衰微时，律师增加。他们充塞于司法部和较高的政治机关。在全国集会或各省议会里，他们代表中产阶级，甚至贵族和教士团，在民法方面也依赖其指导。新的法衣贵族——拉伯雷的“有毛皮的猫”——在法国形成了。在新教国家里，教会法消失了，在大学里，法理学取代神学成为主流。在拉丁国家里，罗马法复活了，并占据了16世纪的德国。地方法随之在法国复活，在英国一般人则偏爱“习惯法”（不成文法），但《查士丁尼法典》对亨利八世专制政治的形成和维持有些影响。但在亨利八世自己的法庭里，他的牧师托马斯·斯塔基写了一本《对话录》，其主题在于阐明法律须指挥国王的意志，而国王须服从选举和罢免：

在所有人民都受非经选举产生而经自然继承而来的一个人的意志支配时，该国不能长久受到良好的统治，也不能保持良好的政策，因为借继承而领有王国和领域的人，很少被认为是值得拥有如此高的权威……还有什么比整国受到领主意志统治更为悖逆自然的呢？……还有什么比整国人民受到极缺普通理性者的统治更反理性的呢？……人类不能使天生缺少机智者成为其领主……但推选并选举既聪明又公正的人来做领主，若其为暴君则废之，这是人类权力范围内能做的事。

斯塔基在他写了《对话录》一年后，很奇怪地死了，该书在他死后334年才出版。

道德

拉丁基督教国家人民的行为如何？我们不可被他们宗教上的表白误导，这些表白常常是喧哗多于虔敬。如此强烈信仰的坚信者，也同样地会强烈地渎神，而星期天在圣母像前假装虔诚的女孩子，平常却满怀希望地搽脂粉，其中有些女孩子，把诱奸当作求婚，她们常受勾引。女贞必须用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亲的权威、教育法和“体面”等各种方法来保护，但女贞本身有意要舍身。从战场退下来的士兵，他们主要的慰藉是女色和酒气，如要适应节欲和节酒是痛苦的。学生抗辩道：通奸只是一种轻微的罪，开明的法官对此可能不予重视。罗伯特·格林宣称，在剑桥时，他已“把我青春的花朵浪掷于像我一样淫荡的诙谐者群体中”。跳舞的女性经常“赤身裸体”表演于舞台或别的地方。艺术家瞧不起性行为的规则和规定，绅士和贵妇同意他们的看法。布朗托姆写道：“在大多数人中，很少重视这些关于女贞的规则和自责……在伟大的世界里，那么多我认识的女孩子不将贞操保留到洞房里呀！”书摊上堆满淫荡的文学作品，很多贪欲的人为之付出很高的代价。像彼德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这样的人，在巴黎如同在罗马一样普遍。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使用了连阿雷蒂诺都会极力掩饰的词句，但他并不以为这样会减少销路。艺术家发现色情画，甚至性变态的图像，有了现成的市场。这种杰作由街上的小贩、信差、江湖上的卖艺人出售，甚至在大市集（或博览会）里也出售。这一时期多的是性变态，布朗托姆著作中描述贵族的篇幅里也屡见不鲜。

组织卖淫获利颇丰，其中老手被称为Cortigiane——娼妓，它是Cortigiani（朝臣）这个字的阴性。有些将军供应娼妓给其军队，以保护被占城市其他的妇女。但因性病几乎如瘟疫般迅速增加，于是一个政府接一个政府，立法反对这些不幸的妓女。路德肯定性欲是人性之常，却努力减少卖淫，而且在他的督促之下，德国的许多城市都使妓女成为非法。1560年，法国司法大臣米歇尔·埃霍皮塔尔（Michel de l’Hôpital）恢复路易九世反对这项罪恶的法律，很显然他的命令付诸实施了。

与此同时，肉体追求肉体的荒谬欲念，产生灵魂追求灵魂的饥渴，以及求婚和浪漫恋爱的优雅的修饰。偷偷的一瞥、情书、颂歌与声籁，叙事诗与情歌，满怀希望的礼物与秘密的幽会等，都能引起心灵的悸动。少数一些文雅的精灵，或爱打趣的女人，欢迎来自意大利和卡斯底里欧内的柏拉图式恋爱的消遣，贵妇和她的奉承者，可能是很热情的朋友，却很小心周到地保持纯洁。但这种约束并非此时代的风尚，男人很坦白地好色，女人则喜欢他们如此。情诗很丰富，但那是占有的前奏，而非结婚的序曲。父母太过现实，而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他们的处理下，结婚是财产的婚礼。对女人很敏感但对婚姻没有兴趣的伊拉斯谟劝青年依照年老者的希望结婚，而且相信爱随着结合而增加，而非随着满足而凋谢。拉伯雷同意其见解。不顾权威人士的警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珍妮·达尔贝特（Jeanne d’Albret），反叛门当户对的婚姻。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罗格·阿尚（Roger Ascham）惋叹说：“我们的时代离开教训和服从多么遥远，现在不但年轻的绅士，就是女孩子也敢……不顾父亲、母亲、上帝、良好的秩序和所有的一切，而去结婚。”梅兰希顿的儿子不征询其父径自与人订婚，维藤贝格的一位青年法官竟宣布那是正当的。路德获悉此事，极为惊讶，这位宗教改革家认为此事定会给该城带来恶名。在大学里，他写道（1544年1月22日）：

我们有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女孩子越来越大胆，直追到她们的房间和卧室里，而且无论在何处，只要能够的话，就向她们要求自由地恋爱。我听说很多父母已命令其儿子回家……告诉他们说我们已把妻子挂在他们的颈间……第二个星期天我做了强烈的布道，告诉他们说男人要遵守人类开始以来就有的正道常径……换言之，父母应慎重而善意地把自己的孩子给予男女对方，而不该让他们自己预先订婚……这样的订婚是可鄙的教皇所创，是魔鬼要他来破坏上帝慎重地赋予并托付给父母的权力。

婚约可以早在男女孩3岁大时就安排好，但若结婚不成的话，这种婚姻可以在以后取消。圆满结婚的法定年龄是男14岁、女12岁。订婚后，婚礼前的性关系是可宽恕的。在瑞典和威尔士，就像在后来的某些美洲殖民地，甚至“和衣同睡”也受到允许：情人可同卧床上，但规诫在两人之间以被单（忏悔服）隔开。在新教的国土里婚姻已不再是一种圣礼，约1580年，依俗约行婚礼或由牧师主持，两者互相竞争。路德、亨利八世、伊拉斯谟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尤其是作为离婚的代替物时，重婚是可以准许的。新教的圣职者渐渐地趋于允许离婚，但最初只准因通奸而离婚。法国尽管有杀奸妇的风俗，这种犯法行为却最为流行。社会地位良好的法国妇女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是非法的恋爱。像亨利二世、美第奇的凯瑟琳和波蒂阿的狄安娜那样的三角关系是很常有的事——礼仪“习俗”上合法的妻子以委屈的厚道接受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除非是贵族，女人婚前是女神，婚后是女仆。妻子在生活中表现母性，由子女身上得到光辉，而设法管理她们的管理人 [1] 。她们很强壮，习惯于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们为子女做大部分的衣服，有时候在家里承接来自工厂主的工作。纺纱机是家庭必备的，英国所有未婚的女性是“纺织娘”（双关语，又作“老处女”解）。法国宫廷女人是不同的一类，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鼓励而在肉体和服饰上大加修饰，有时她们的妩媚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女权运动从意大利输入法国，但她们感到权力和杰出无须依赖政治和法律时，很快就在此消失了。许多上层阶级的法国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富裕而有教养的女士把她们的家供给政治家、诗人、学者、僧侣、数学家聚会，沙龙正在形成中。法国的另一类女人，就以法国的安妮、布里塔尼的安妮，克劳德和雷妮等为例吧，却在色情的风暴中，静静地保持美德。一般说来，有条顿风格的宗教改革，助长了尊敬妇女和家庭的观点。它结束了女人被视为美的榜样和男人的教化者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观念。它谴责教会对性娱乐的宽恕，而在路德死后，它为清教徒的冷峻做铺路工作。

社会道德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和慈善一时的瓦解而衰微。货币经济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时，人类天生的不诚实找到了新的形式和机会。重视债券甚于土地的新富，很少注意为他们挣利的劳工个人，也没有责任心与慷慨的传统，好像随土地的财富一起消逝了。中世纪的商业和工业曾接受同业公会、市政府和教会规定的各种方式的规制，新的资本家不接受这类约束，而驱使人们拼命竞争，置旧有法规不顾。商业上的欺骗代替了宗教诈欺。当时的小册子文献对食物和其他产品冒牌货大加指责。奥地利西部因斯布鲁克地方议会（1518年）抱怨进口商把砖粉加到姜粉上，胡椒里混有不健康的东西。路德注意到商人“学会把胡椒、姜粉和番红花等调味品放在潮湿的储藏室来增加重量的诡计。几乎无一事他们不能以假的量、秤、计算或大增人工颜色来谋利……其骗术是不会结束的”。威尼斯元老院当众把一般来自英国的毛织品加上烙印，以表明其重量、牌子和大小上的欺骗。

在拉丁国家里，慈善仍随着中世纪的快乐而实行。贵族家族把收入相当大的部分用在礼物和救济上。里昂自15世纪就继承了市政府慈善的复杂组织，人民以“豪爽的慷慨”支持这个慈善组织。在英国和德国，人民并不如此慷慨。路德尽其最大努力重建因领主没收修院的财产而中断的慈善事业，但他承认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叹惋道：“在教廷的主宰下，人民慈善好施，但在福音真理的宗教规定下，无人再施与。每人诈取他人……无人愿施舍1芬尼给人家。”1548年，拉蒂默也提供了相同的报道：“伦敦从未如现在这样缺德……在过去，任何富人死了……会将大笔的钱遗赠以救济穷人……现在慈善已渐渐消失了。”波尔主教告诉伦敦的人说，两座意大利城市施予的救济多于整个英国。弗洛德（Froude）论断说：“真理传播后，慈善和公正在英国凋萎了。”使慈善渐渐减少的，也许不是新教，而是重商主义和信仰缺失。

贫困随社会危机的比例而增加。被逐出的租户、无业的工人及被遣散的军人，漫游于公路上或躺在贫民窟里，以乞求和抢劫维生。在奥格斯堡贫者达人口的1/6，汉堡为1/5，伦敦为1/4。托马斯·利弗（Thomas Lever）这位改革家喊叫说：“啊，仁慈的上帝呀！这么多的穷人、弱者、跛子、瞎子、残废和生病的人……躺着和爬在泥泞的街道上！”路德，其心的仁慈一如其舌的尖刻，是主张邦国应把照顾和救助贫民的责任从教会手中接管过来的人之一。在他的《日耳曼民族的基督徒的高贵》演讲（1520年）中，他建议每个城市应扶养其贫民。他不在华德堡（Wartburg）时，他的激进门徒在维滕贝格组织社区基金会，来照顾孤儿，给贫家女孩子嫁妆，给贫困学生奖学金，并借钱给贫穷的家庭。路德在1523年拟订《公立钱庄规约》，该规约力促每地区的市民和教士团以征税来募钱，无息贷给穷困和不能工作者。1523年，奥格斯堡任命6个穷人的保护者（Armenpfleger）管理救济的分配。纽伦堡仿效，接着斯特拉斯堡、布勒斯劳（1523年）、累根斯堡和马格德堡相继如此。

该年，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让·路易·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为布鲁日市议会写了《贫民救济论》的小册子。他指出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而且警告说所有财产的极端不平等可能引起毁灭性的反叛的危险。他写道：“一个家庭里，而容许任何家人遭受无衣可穿或衣衫褴褛之辱，那是身为父亲者的屈辱。若一市之长竟能忍受其市民受饥饿和灾难的剧烈压迫，那也是极不合宜的。”维韦斯同意能工作者应有工作的说法，而且不准任何人行乞。但既然有许多人的确不能工作，必须建立收容所，在救济院和医院中收容他们，而受市政府财政支持的食物、医疗、初级教育等必须免费供给他们，尤其供应那些心理缺陷者。伊普尔把维韦斯的见解和德国的先例结合起来，于1525年组织社会资金，将所有慈善的捐赠联合成基金，而把所有的慈善分配统合在一个首脑之下。查理五世要了一份伊普尔计划的复本，并将之推荐给帝国内各城市（1531年），亨利八世也送了同样的训令到英国各教区（1536年）。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仍保持管理慈善事业之责。

政治道德仍保持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思想。秘探被认为是当然的，在罗马的亨利八世的密探被要求获知梵蒂冈的主教们最神秘的谈话。贿赂已成为传统，而在美洲金子注入之后，蔓延得更厉害。政府竞相破坏条约，土耳其和基督教的舰队在海盗行为方面互较长短。在骑士的侠义衰微中，战争的道德重新堕入半野蛮的状态，抵抗围城未果的城市受到抢劫或烧毁，投降的士兵被杀或被俘直到赎回为止。以前国王偶然服从教皇的仲裁，那种国际法和礼让，在民族主义扩张和宗教敌对的大混乱中，已荡然无存了。对待非基督徒，基督徒很少重视道德的约束，而土耳其人也回报以同样的态度。葡萄牙人俘虏并奴役非洲黑人，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时抢劫、奴役、杀戮美洲土著，而不致力于其使新世界基督化的崇高目标。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很痛苦，成千的人自杀。即使在基督教国家里，该世纪自杀的情形也增加得惊人。有些人文主义者宽恕自我毁灭，但教会规定自毁者会直接通往地狱，因此成功的自毁者从油锅出来又掉进火焰中。

在整个宗教改革过程中，虽然最后改进了欧洲的道德，却暂时伤害了世俗的道德。皮尔克海姆（Pirckheimer）和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两人同情路德，惋叹说不受约束的行为的混乱早已随教会、权威的崩溃而来。路德像往常一样，对此极为坦白：

我们越往前走，世界变得越坏……现在的人比以前在教皇统治下更贪心、残忍、欠中庸、无耻、恶劣，这是很显然的事……我们德国人现在是所有民族的笑柄和耻辱；我们被认为是可耻和卑贱的猪……我们偷窃、欺骗……我们暴饮暴食，我们行每种罪恶……一般人都抱怨当今的青年完全淫荡和无秩序，而不再愿让他们自己受教导……维滕贝格的女人和女孩前后赤裸地外出，而无人惩罪或纠正她们，上帝的话受到嘲讽。

一位路德派的牧师安德烈·穆斯库鲁斯说，把他的时代（1560年）和15世纪的德国相比，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不道德时代，许多新教领袖同意他的说法。加尔文悲伤地说：“想到将来就使我胆寒，我不敢想到它。除非主从天降，野蛮将会吞没我们。”从苏格兰和英国，我们也可以听到相同的论调。亨利八世的热心拥护者弗洛德很公平地提出以下结论：

亨利八世开始的运动，以目前（1550年）的结果来判断，最后只是把国家带入冒险家的手里而已。人们交换了一种迷信，以最大的误用来规定尊敬和服从的虚文，使服从并入冒险的信念中。在此致命的影响下，不但自我牺牲的最高美德，而且正直和道德的最普通的责任都消失了。私人生活受到不纯洁的感染，与此对比的，天主教士团的淫荡像天真般的出现……保持不受感染的好人中，最好的人仍是属于宗教改革这一边的人。

我们几乎不能把在英、德的这种道德上的衰微归咎于路德解除性的束缚或他轻视“良好作品”，或亨利在性沉溺和无情的残酷上所开的恶例，因为一种类似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说更为不受约束的——特权，统治着文艺复兴的教皇治下的天主教意大利和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天主教法国。也许西欧道德松弛的基本原因是财富的增加。另外的原因是信仰的衰微，不仅是天主教的教条，甚至是基督教信条的基础。安德烈·穆斯库鲁斯惋叹道：“没有人在乎天堂或地狱，没有人想及上帝或魔鬼。”在宗教领袖所作的如此声明中，他们对改进道德生活所做的神学上的修正，不免表示失望，因此我们必须允许他们的夸大其词。人不会比以前好得更多，假如我们可以相信牧师的话，在以后的世纪里，人也不会比现在好得多。根据他们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找到16世纪的所有罪恶，而在他们的时代里找到我们所有的罪恶。

与此同时，天主教和新教已建立并加强了两个道德再生的焦点：婚姻或节制，教士行为的改进，及强调家庭为信仰和端庄的最后城堡。结果，宗教改革，即使过分了一点，也会真正地改革。终有一天，男女都会暗暗以羡慕的眼光来回顾这16世纪，在此时他们的祖先曾经如此的坏和自由。

[1] 丈夫。作者在此玩了文字游戏：manage to manage their managers，一字三义，惜中文无法表出。

礼俗

当时的人，就像现在，是以其礼俗而非道德来评断的。世人更容易原谅那些以最不低俗的优雅方式所犯下的罪恶。在此，就像大炮和神学之外的每件事情，意大利均居于领先的地位。和意大利人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民，除了法、英有薄薄的上层脸皮，其他外观相当粗鲁。意大利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许多法国人陶醉于夺自意大利人的田庄和卧室，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但“野蛮人”渴望受到教化。法国的朝臣和娼妓，诗人和下毒者，追随意大利的模式；英国人则勤勉地跛行其后。

卡斯底里欧内的《科蒂尔》（Courtier，1528年）于1537年被译成法文、1561年译成英文，有礼貌地辩论绅士的定义。礼俗手册成为畅销书，连伊拉斯谟也写了一本。会话在法国成为一种艺术，就像以后在伦敦的美人鱼客栈一样——机巧应答的诀要与斗剑艺术约同时从意大利横渡阿尔卑斯山。会话在法国比在德国更为讲究：德国人以幽默来压服人，法国人却以机智来刺伤他。言论自由是这时代有力的媒介。

因为外表比灵魂更容易表现出来，北方的新贵过分注意衣着。普通人的衣着并不讲究——正如勃鲁盖尔（Brueghel）描写的群众一般：环状帽，袖子凸出的宽松短上衣，裤脚触到舒适鞋子的紧身裤子，具有以阴囊为中心的不雅结构——一种粗野的袋子，有时装饰鲜艳，挂在男人双腿交叉处之前。德国有钱的男人把他们的体格包封在很多层衣服里，头戴宽帽，帽子就像平顶屋状的薄煎饼。但德国女人除穿主妇或厨子服外，显然不穿其他的衣服。在英国，男人也比女士穿着更为精致，一直到伊丽莎白才以成千套的服装使男人相形见绌。亨利八世在服装的奢华方面立下了榜样，以色彩、装饰和珍贵物来美化自己。白金汉公爵在亚瑟王子娶阿拉贡的凯瑟琳时，“穿着由针工织成的长袍，覆以值1500英镑的黑貂上衣”。禁奢令禁止地位低于爵士的任何男人去模仿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华丽装束。英国妇女所穿的衣服从脖颈一直到地板，从袖子一直到腕，紧紧地裹着身体，其衣服边镶的毛皮，有宽带扣以金属装饰品，有时带着垂饰或念珠——所戴珠宝没有男人那么多。

在弗朗索瓦一世的鼓励下，法国女人敞开胸衣，展示丰满的胸部，袍背几乎开到最后一根脊骨。若天生的乳房膨胀不够，就把假乳塞在胸衣之下。胸部以下衣服拉得紧紧的，而腰部也勒得紧紧的，袖子拂动时像起大浪似的，隐藏的金属线则展开于裙后和裙边，高跟鞋使女人走起路来意气飞扬，步伐轻快。有地位的女人——其他则不可——允许其服装加上长裙或拖裙，地位越高越长；若尊贵有加，长度可达7码，其女仆或随从随侍其后握其裙摆。另一类的女人以用金属线硬撑着的襞襟盖住颈部，在正常的心理下把自己像机械般在颈上加上枷锁。约1535年，塞尔维特注意到“西班牙女人有穿耳，挂金耳坠（常镶有宝石）的习俗，这在法国被认为是野蛮的”。但1550年，法国女人，甚至男人，也戴耳环了。珠宝继续受追捧。法国男人穿丝衬衣，绒紧身上衣，衬塞肩膀，用紧紧的有色骑马裤包扎其腿，用镶以丝带或饰以珠宝的袋形物来保护其男性的气概。颠倒15世纪的习俗，他们留短发长胡。女发式样之多，难以详述：结成辫子的、蜷曲的、网状的、填满假发的、饰花的，用珍珠装得艳丽夺目的、熏以油膏的、配合时尚而染上各种颜色的、在头上立起高塔或金字塔的。美容师在当时是时尚贵妇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变老似乎比死更可怕。

在服饰底下，身体干净不干净呢？一本16世纪的《青年女士指南》（Introduction pour les Jennes Dames）说到“女人不注意保持自己的清洁，除了见得到的地方之外，在内衣底下……一直很脏”，而犬儒派的谚语认为“除了脸和手之外，其他部分洗得较多的唯一女人是娼妓”。也许清洁随不道德而俱进，因为当女人展露其肢体给人看或给许多人看时，清洁就扩大其范围了。常常洗澡，尤其是用香水洗澡，特别是在法国，已成为良好礼仪的一部分。公共浴室随着家庭浴室的增加而减少，而这些家庭浴室通常没有自来水，用钵或浴盆取水。13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传入的蒸汽浴，整个16世纪很盛行。

在新教土地上，家庭几乎取代了教堂作为宗教崇拜的中心。父亲权充牧师，带领全家人做每日的祈祷、阅读《圣经》、诵读诗歌，而母亲则教小孩子教义问答。在中产阶级里，安慰随虔信而来。把支架和木板合起来，发展成完整的桌子，把凳子、褥垫发展成装有套面的椅子，而有雕刻和天篷的四柱床成为道德稳定和生活富足的象征。家具、盘碟、柴架、厨具做得发光、耐用，以供世世代代之用。锡铝合金制品代替了木制大浅盘，锡或银制的匙代替了木制匙。

人多屋大。女人几乎每年生产，但常养不活，婴儿死亡率很高。约翰·科莱特是22个小孩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32岁时，所有其他孩子都死了。纽伦堡画家安东·科尔格有25个孩子，其中好像只有3个成年。要使家庭圆满，家中宠物几乎与子孙一样多。鹦鹉已自西印度传入，来自印度的猴子是家中珍爱之物。有完整的文献教妇女和孩子照顾狗和鸟。

餐食浩大。蔬菜初受轻视，后来才渐渐地被人们接受，包心菜、胡萝卜、莴苣、大黄、马铃薯、赖马豆、草莓当时已普遍食用。主餐在上午11点吃，晚餐延到7点钟——阶级越高，时间越迟。啤酒和葡萄酒是每餐——甚至是早餐——的主要饮料。托马斯·莫尔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他喝水。约1550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传入巧克力，当时咖啡仍未自阿拉伯渗进西欧。1512年，诺森伯兰公爵允许家眷每人——甚至8岁大的男孩——每餐后喝一夸尔的麦酒。16世纪时，英国中部考文垂的平均消耗麦酒量是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一夸尔。慕尼黑的酿酒坊早在14世纪就很有名了。在英国酗酒不会带来恶名，直到“血腥玛丽”才受到抵制。在德国，它仍很盛行。法国人喝得不凶，可能因为气候没那么冷。

尽管贫穷和受压制，许多生活上的风雅仍然继续。即使穷，也有花园。驻君士坦丁堡的神圣罗马帝国大使贝斯贝奇于1550年首次带进西欧的郁金香，成为荷兰全国的宠物。在英国和法国，乡间别墅成为众所喜爱的时尚。乡下人仍有季节性的节宴——五月节、收获节、万圣节、圣诞节及许多其他的节宴。国王本人参加五朔节，用花冠替自己加冕。富人的娱乐有时为穷人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化装游行，就像1548年亨利二世以隆重的仪式进入里昂时的情形一般，而平民则在远处以恭敬的态度观看着领主们参加马上长枪比武竞赛——直到在狄安娜的国王死后，这项运动不再时兴为止。亨利八世的时代过渡到伊丽莎白时代时，宗教的游行变得更趋于异教。而在欧陆，放荡的道德允许裸女在化装游行中扮演历史或神话上的人物。丢勒承认他自己于1521年被安特卫普表演的这些节目迷醉。

游乐的种类繁多。拉伯雷仅开列名称，其中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想象的，就写满一章节；而勃鲁盖尔在其一幅画中，也几乎列出上百种项目。耍熊、斗牛、斗鸡，为百姓所喜；足球、保龄球、拳击、角力等则为锻炼青年，驱其邪气；单在巴黎一城就有250个网球场供16世纪的贵族名门使用。各阶层的人都打猎、赌博。有些贵妇掷骰子，有些主教玩牌赌钱。哑剧演员、卖艺者和演员漫游于乡间，为领主和皇室表演。在家里，人们玩牌、棋、西洋双陆棋和20多种其他游戏。

在所有消遣中，最为人所喜爱的是舞蹈。拉伯雷说：“宴后，他们都瞎闹在一起，到多柳的小树林去，在那里配合着愉快的笛声和悦耳的苏格兰风笛，在草地上跳舞，他们跳得多么庄严，就像是甜蜜而来自仙境的运动。”在英国的五朔节，乡下人也围聚在悦人的5月花彩柱四周，跳着他们快活的村野韵律，然后，显然是沉溺于亲密中，此情此景不由令人想起罗马的花节——花神之节。亨利八世治理下，五朔节游戏常包括摩尔舞（化装舞蹈），该舞是从西班牙的摩尔人传下来的一种西班牙的轻快三步舞加上响板的舞蹈。牛津、剑桥的学生跳舞跳得太疯狂，以致乌克汉姆的威廉禁止这种狂欢的行为在学校礼拜堂附近举行。路德赞成跳舞，特别喜爱“舞伴相互友善地鞠躬、拥抱和开心地旋转的方步舞”。那位严肃的德国学者、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也跳舞。16世纪，在莱比锡，城里的父亲们定期举行舞会，以允许学生“和大企业家、参议员和市民的值得尊敬和高雅的女儿们相识”。查理六世常在法国王宫中开芭蕾舞会。美第奇的凯瑟琳把意大利的舞蹈家带入法国来，在那里，舞蹈发展成一种新贵族的形式。让·塔布罗（Jean Tabourot）在关于最古老的艺术的一本书中说：“练习舞蹈，以便看看情人是否健康及是否互相适合。舞罢时绅士可以吻情人，以便能肯定她是否有怡人的呼吸。以这种方式……对于社会上的良好治理而言，跳舞是有必要的。”因舞蹈的盛行，音乐从声乐及合唱的形式发展成为器乐的作曲，而器乐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艺术。

第六章　音乐（1300—1564）

乐器

在这几个世纪中，音乐的流行调和了历史赋予的沉郁的调子。由于宗教改革的激动和痛苦，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在唱歌。有激情的印刷（出版）商人埃泰内·多雷特（Étienne Dolet）说：“我不喜爱食物、游戏和爱情的乐趣；只有音乐……俘虏了我，把我握得紧紧的，把我融化在狂喜中。”从女童音或完美的笛声产生的单纯的调子，到德普瑞（Josquin Deprès）或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多音旋律配合法，每一民族和阶级都用音乐来救赎重商主义和神学。不但每个人都唱，弗朗西斯科·兰蒂诺（Francesco Landino）甚至抱怨每个人都作曲。在快乐或感伤的乡间民歌与教会庄严的大弥撒曲之间，上百种的音乐形式增添了舞蹈、芭蕾、宴享、求爱、求宠、游行、化装游行、表演和祈祷等的和谐，全世界都在唱歌。

安特卫普的商人每天由乐队护送到商业交易中心。国王们研究音乐，把它当作文明的标记和源泉。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世努力不倦而虔诚地收集献给圣母的歌曲《圣玛利亚》。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用翼琴和鲁特琴向玛格丽特·都铎求婚；法国的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时带皇家歌咏队同行；路易十二在皇家歌咏队里唱男高音；利奥十世作法国曲；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在财势方面用对抗性的歌咏队互献殷勤、互相挑战。路易斯·米兰把1540年的葡萄牙描写为“真正的音乐之海”。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尔文努斯在布达的宫廷中有个歌咏队，其规模与教皇的相当，在西吉斯蒙德二世治下的克拉科有个音乐学校。德国在路德年轻时，歌兴大发。亚历山大·阿格里科拉于1484年写道：“在海德堡，我们有很多歌手，其领袖为8或12个声部作曲。”在美因茨、纽伦堡、奥格斯堡和其他地方，诗乐会会员继续卖弄渊博的学问来和旋律配合，装饰流行歌曲和《圣经》的章节。在欧洲，德国民歌也许是最佳的。在每个地方，音乐都是虔诚之锥、爱之饵。

这个时代的音乐几乎都是声乐，但伴奏的乐器就像现代管弦乐那样不同。有像拨弦扬琴、弦乐器、竖琴、扬琴、尚姆双簧管、笛、鲁特琴和维奥尔等弦乐器；有长笛、欧波、低音笛、小喇叭、伸缩喇叭、小铜喇叭和风笛等管盘乐器；有鼓、钟、拍板、钹和响板等打击乐器；有风琴、翼琴、大键琴、小瑟、小键琴等键乐器；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中有很多乐器因时代和地方不同而种类各异。每个受过教育的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的乐器，有些家庭设有特别房间来收藏乐器。这些乐器常常是艺术珍品，制之者雕以爱怜，造以精心；拥有乐器的人视之为财宝和纪念物而世代相传。有些风琴设计的精致一如哥特式天主教堂的正面；因此为纽伦堡的塞巴尔杜斯基策（Sebalduskirche）和洛伦兹基策（Lorenzkirche）家族建造风琴的人百年而“不朽”。教堂里风琴是主要而非唯一的乐器；长笛、箫、鼓、伸缩喇叭，甚至是罐形鼓，也可能把召唤增加到崇拜上面。

最为人喜爱的单音伴奏是鲁特琴。像所有的弦乐器一样，它来自亚洲。随摩尔人传入西班牙，在西班牙成为西式的鲁特琴，升到独奏乐器的尊贵地位，最早为人所知的纯器乐乐曲即为之而作。通常其本体是由木头或象牙做成的，形状像梨，腹部穿洞成玫瑰花的形状。它有6根——有时12根——弦，由手拨响；颈部被黄铜的琴格分成适度的音阶，木栓盒则转到颈之背后去。如果漂亮的女孩手抱鲁特琴放在膝上，拨弹其弦，展歌喉以和其调，爱神丘比特就可能省却一支箭了。然而要使鲁特琴保持音调正确很难，因为经常的拉弦会使骨架歪曲，而有位见证者说，有位老鲁特琴师80岁的生涯中，60年是花在调乐音上的。

维奥尔与鲁特琴的不同，在于其弦的伸张于弦柱上，而且用乐弓来弹动，但原理是相同的——拉紧的弦被击时产生的振动通过穿洞以加深音响的盒子。维奥尔有3种尺寸：大的低音维奥尔，放在双腿之间，像现代的低音提琴一般；小的次中音维奥尔，握于臂上；还有最高音维奥尔。16世纪，次中音维奥尔发展成小提琴（Violin），18世纪就不再使用了。

乐器方面，欧洲人唯一的发明是键盘，借着它间接打击琴弦，而非直接弹或用弓拉。最古老的形式是翼琴，初次使用于12世纪，一直到18世纪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才调整其音调；其中最古老的（1537年）一架现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15世纪，大键琴变为较坚固的形式；这种琴可借压力的不同而改变音调；有时第二个键盘扩大了音域、音栓和联结器，给乐音带来新奇的效果。小瑟和小键琴是大键琴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变种。这些键盘乐器，像维奥尔和鲁特琴，以其美和音调为人重视，构成了富有人家装饰优雅的要件。

乐器在音域、音质和操作的复杂方面有所改进时，要演奏成功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与技巧；不杂人声的器乐演奏，听众越来越多，艺术鉴赏家因风琴和鲁特琴而出现。纽伦堡的盲风琴师康拉德·保曼（Conrad Paumann），优游于各朝廷之间，表演超群的独奏，使他获得爵士之衔。如此的发展鼓励了单为器乐本身作曲。15世纪，几乎所有的器乐都显然用来为声乐或舞蹈伴奏，这一时期的有些画却只显示音乐家的演奏，而不见有人歌唱或舞蹈。现存最老的器乐谱是康拉德·保曼所写的《作曲基础》（Fundamentum Organisandi，1452年），主要是作为风琴演奏的指南，但也有几首独奏曲。奥塔维亚诺·德佩特鲁西（Ottaviano dei Petrucci）把活字版应用于乐谱的出版（1501年），降低出版器乐及其他乐谱的价格。为舞蹈而作的乐谱适合独立的演奏，因此舞蹈影响作曲；为一系列的舞蹈而作的“乐章”组曲引生交响乐和室内乐的四部合奏曲，其音部有时仍保留舞蹈之名。鲁特琴、维奥尔、风琴和大键琴较适合于独奏或管弦乐演奏。阿尔贝托·达·里帕（Alberto da Ripa）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宫廷做鲁特琴手，其闻名的程度，使法国的诗人在他死时（1551年）对着他的遗物唱起挽歌来。

佛兰德斯人的音乐成就（1430—1590）

人们的歌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艺术表现，非宗教音乐形式的起源，音阶和主题即渊源于此，甚至弥撒曲也可能是由《情人再见》（Adieu mes Amours）之类的小调发展而成的。法国歌曲的范围包括坊间歌手的轻快故事歌和游吟诗人的民歌、纪尧姆·马肖（Guillanme de Machaut）和德普瑞复杂多音的赞美诗歌。

马肖（约1300—1377年）是新艺（ars nova）的领袖。这是一种把双重韵加到三重韵的音乐，三重韵是旧艺（ars antiqua）和教会认可的。马肖是诗人、学者、音乐家、理姆斯天主教堂的教士，可能也是一位多情人，因为他写了一些多情的抒情诗，至今读来依然热情洋溢。他精于十多种音乐形式——民谣、圆舞曲、一节二韵诗曲、经文歌曲、弥撒曲；我们把不知是谁作的最古的多音弥撒曲归到他的头上。他虽然是个基督教士，却参与了多音音乐世俗化的运动，将多音音乐从经文歌曲和大弥撒曲的正统韵律导向较自由、较柔顺的俗歌（cantilena）。

在这几个世纪里，英国人是音乐的民族。他们不和意大利人在旋律上争胜，也不和佛兰德斯人在多音上争长短，但他们的旋律有时会触及温柔灵敏的心，这就只有最深沉的法国歌才能媲美了。英国歌手在康斯坦茨会议中曾受到喝彩，而在那个时代，阿让库尔（Agincourt）的英雄亨利五世写了一个弥撒曲，其中的颂乐和《圣哉》（Sanctus）赞美曲保存至今。约翰·杜恩斯塔伯勒（John Dunstable，约1370—1453年）所作之曲从苏格兰到罗马处处可闻，而在佛兰德斯派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如佛兰德斯人在15世纪为绘画立下榜样，在繁荣的环境和爱好艺术的贵族及自治公民的支持下，音乐在此地也充满活力。约1490年，约翰尼斯·维尔威里（Johannes Verwere）写道：“今日，撇开数目众多的名歌手不论，我们有正在激增的为数众多的作曲家。”其作品“在创作愉快的声音上极为出色；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曲子我没有不喜悦的”。在天才和善行方面，时人可能已把杜法伊、奥克赫姆、德普利斯等人列入和让·万·埃克、克劳斯·斯鲁特尔、罗希尔·威伊顿差不多相等的地位。在佛兰德斯的多音音乐中，西欧使哥特式艺术的最后一面表现在生活中：宗教上的虔信受到世俗乐趣的调和，形式方面的基础和结构坚固，但在发展和装饰上脆弱而纤细。即使对哥特式艺术怀有敌意的意大利和西欧，也共同承认佛兰德斯人在音乐上的卓越成就，而从佛兰德斯找来音乐大师为主教的歌咏队和领主的朝廷效劳。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皇帝，迷醉于布鲁塞尔的音乐，仿效兰德斯的风格在维也纳组了一个歌咏队。查理五世把佛兰德斯音乐家带到西班牙；斐迪南大公爵也带了一些音乐家到奥地利，克里斯蒂安二世带了另一些音乐家到丹麦。韦内蒂安·卡瓦洛（Venetian Cavallo）说：“音乐的源泉在尼德兰。”由于这些佛兰德斯人优越的成就，专业性的音乐跨越了这一时期狭窄的民族主义的束缚。

纪尧姆·杜法伊是领导人物。生于埃诺（Hainau，约1399年），在坎特伯雷天主教堂被训练成男歌咏队指挥后，到罗马的西斯廷小礼拜堂演唱，然后回到坎特伯雷，使当地的唱咏队闻名世界，他在那里所作的弥撒曲在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各音乐中心到处盛行。那时所残存的那些弥撒曲，对适应现代生活之轻快敏捷的耳朵而言，听起来沉重而缓慢，但它们可能已极为适合于庄严的天主教堂和严肃的教皇歌咏队。畅快而忧郁的多音歌曲——听上去让人感觉昏昏欲睡，超过我们的心境（非我们所能接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穿着长袍的合唱队在坎特伯雷、伊普尔、布鲁塞尔、布鲁日、根特或第戎等地的哥特式厅堂唱着这样的歌，我们感觉到其建筑、绘画、服装、音乐和温暖多彩而壮丽的时代的礼俗构成了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而其本身则在一普遍的主题之下产生了许多变化。

有一位音乐导师，也许堪称历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进一步发展了杜法伊的方法，并将之传于全欧。这个人是约翰尼斯·奥克赫姆，生于佛兰德斯（约在1430年），大部分时间花在为法国的宫廷提供音乐和音乐教育。他的特别兴趣在于“轮唱曲”——一种遁走曲，在这种乐曲中，第一声部唱出的歌词与旋律，经过几小节后，由第二声部重复，然后第三声部，如此类推，使用流动的对位法，其煞费苦心与复杂之处，考验了歌手却迷住了作曲家。这些作曲家来自各天主教国家，跟他学习，也带走了他的技巧。一个老史学家写道：“经过他的学生，这种对位法和多音‘轮唱曲’的‘艺术’，被移植到所有国家；他应该被认为——因为可以从（风格的）谱系来证明——是从当时到现代各乐派的创始人。”但因为这段文字写于1833年，奥克赫姆对20世纪的音乐无须负责任。他死时（1495年），欧洲的音乐家写了经文歌曲来纪念他，伊拉斯谟也写了“哀歌”来纪念他。

他的学生成为下一代音乐上的领袖。从埃诺来到巴黎，德普瑞花很多年向奥克赫姆学习，然后以“教堂歌咏队大师”的身份服务于佛罗伦萨、米兰和费拉拉。他为艾尔科利一世公爵写了一首哀怜曲，该曲不久传遍整个西欧。在西斯廷小礼拜堂的歌咏队服务6年之后，他回到巴黎（1494年），以“小教堂大师”的身份为路易十二世服务。他最高贵的作品之一是《约翰尼斯·奥克赫姆的悲痛》，乃其亡师的挽歌。有一段时间，他用轮唱曲的风格作弥撒曲和经文歌曲，像数学中的数列与调和问题那样堆积了各种声音。他的技巧臻于完美、在“艺术音乐”上达到公认的无上地位时，他开始厌倦技巧，而以较单纯的和谐风格来写经文诗曲、赞美诗歌和俗歌，在这种风格中，音乐跟随歌词，使歌词的含义明朗起来，而非以多变化的轮唱曲来折磨歌词，或把一音节扩展成一首歌。师徒两人死后，习惯上人们称奥克赫姆为音乐艺术的多纳泰洛，称德普瑞为音乐艺术的米开朗基罗。

法国宫廷把音乐培养成财富和权力下最优雅的花朵。有一幅约作于1500年的可爱的绣帷（缀锦画，现存于巴黎戈贝林斯奥克赫姆博物院）画着四个女人，三个青年和一个秃头僧侣在花园里，围着喷泉；有个小男孩弹鲁特琴，一个女孩弹着维奥尔，一沉着的贵妇弹着手风琴。法国诗人有意要大家唱他们的抒情诗歌；皇家学院会员则献身于增进音乐和诗的统一；即使是现在，缺少其一似乎就是不完善的。德普瑞的学生克莱门特（Clément Jannequin）精于写意性的歌，他的《云雀之歌》（1521年）迄今仍传世界各地。

西班牙音乐反映了人民的虔信与风流。在阿拉伯、意大利、普罗旺斯、法国和佛兰德斯人的相互影响下，这个艺术的范围包括从忧郁的摩尔单音曲到具有佛兰德斯风格的庄严多音弥撒曲。16世纪最伟大作曲家之一的克里斯托巴尔·莫拉勒斯（Cristóbal Morales），把多音曲带到极高的和谐之境，并将其艺术传给他的更为有名的学生托马斯。与阿拉伯的传统对比，他写出了正好适合鲁特琴演奏的歌曲。路易斯·米兰和米格尔·德富恩拉纳（Miguel de Fuenllana）都为西班牙式的鲁特琴作曲并演奏，这些歌曲在种类和气势方面堪与德国的抒情歌抗衡。

意大利被佛兰德斯音乐家征服的情形一直继续到帕莱斯特里纳的兴起。亨利希·伊萨克（Heinrich Ysaac）专心于佛兰德斯的对位法艺术后，被洛伦佐·美第奇带到佛罗伦萨城去教马格尼菲科二世的孩子；他在那里住了14年，为洛伦佐的歌词配曲。受到法国侵略意大利的干扰，他转而服侍在因斯布鲁克（奥地利西部城名）的马克西米里安，在那里他参与德国抒情歌的创作。1502年，他回到意大利，他以前的学生（即当时的皇帝利奥十世）供他以年金。他的弥撒曲、经文歌曲和歌——尤其是他所有的《忠贞合唱圣歌曲》，是为整个宗教年节的弥撒圣事所作的58首四部曲——被列入当时最佳音乐之林。

奥兰多·拉索（Orlando di Lasso）把佛兰德斯派带到了艺术境界的最高峰，其成功的生涯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家影响势力的范围和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他小时候在家乡埃诺参加儿童诗班，歌声令人迷醉，以致希望利用他的歌声谋利的人，曾两度把他掳走，终于15岁（1545年）时，他的父母允许斐迪南·贡萨加（Ferdinand Gonzaga）把他带到意大利去。23岁时，他成为罗马的圣约翰教堂的歌咏队男指挥。1555年，他定居安特卫普，并出版了《意大利重唱歌曲第一集》，采用佛兰德斯对位法而创作的世俗抒情歌。同一年，他出版了意大利村歌、法国歌及四个宗教经文歌曲的杂集，此集反映出奥兰多·拉索踌躇于世俗享乐与旋律的悔悟之间的明智。从他呈献给波尔红衣主教和格兰威勒（Granvelle）红衣主教的经文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安特卫普的处境。也许是格兰威勒安排这个青年作曲家的工作，使他负责指挥慕尼黑的公爵歌咏队（1556年）。这位作曲家开始像喜爱意大利那样喜爱巴伐利亚，他从巴伐利亚娶得太太，然后为巴伐利亚公爵服务到死。

奥兰多·拉索好比是16世纪的快乐的莫扎特，后者的作品有626首，而奥兰多·拉索加倍。他因详论现行音乐形式的音域而享誉欧洲。对优雅的恋爱情歌、热情而轻浮的法国歌和神秘而虔信的弥撒曲，他似乎样样精通。1563年，他被任命为乐团指挥。他为阿尔伯特五世作的7首悔颂歌配曲。公爵仰慕他的曲子，派艺术家转写在羊皮纸上，饰以彩饰画，用红色的摩洛哥羊皮装订成两册对开本，这两册画本目前是爱好艺术的慕尼黑图书馆所有藏品中最受重视的画本之一。

全欧洲都以金钱来贿赂这一颗新星。他访问巴黎（1571年）时，查理九世每年要给他1200利维尔，希望他留下来，他拒绝了，但献给查理和美第奇的凯瑟琳一本法国歌，布朗托姆说该歌集是巴黎所听到的最富旋律美的歌集。一首歌颂法国首都爱好正义与和平的歌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之前一年演出。回到慕尼黑，他把一本包含拉丁经文歌曲、意大利情歌、德国抒情歌和法国歌的歌集献给富格尔家族的人。1574年，阿尔伯特公爵出资供他游历罗马，献给格列高利十三世一册弥撒曲集，又接受了金刺马钉勋章。即使是上帝也重视他的奉献。1584年的圣餐节，由于被一场严重的风暴雨威胁，例行的全慕尼黑街道的宗教游行被取消了，他的经文歌曲《请看上帝多仁慈》由歌咏队唱出时，竟雨过天晴了。此后每年的圣餐节，都唱这首曲子来求神庇佑风调雨顺。

1585年，年迈而悔悟的奥兰多·拉索出版了《情歌第五集》，用他的曲式来表达属灵的主题，每首都是他动人的作品之一。5年后，他的心智开始衰退，不再认得出他的太太，所谈者除死、最后审判和增薪外几无他事。他接受了增薪，死于成功和神志不清中（1594年）。

音乐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音乐、神学、礼仪、伦理和艺术的革命。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是贵族式的，这种庄严仪式以不可侵犯的传统为基础，而且在语言、祭祀、象征和音乐方面毫不掩饰地居于人民之上。基于这种精神，教士团把自己定义成教会中以人民为羊群，可用神话、传统、布道、戏剧和所有艺术来牧养的有道德和获解救的人。基于这种精神，弥撒是一种秘密的宗教仪式，一种牧师与上帝奇迹的交通，而弥撒曲是与崇拜者分开的牧师与男歌咏队员所唱的。但在宗教改革时期，中产阶级维护自己；人民成为教会，教士团成为他们的牧师，本国的方言成为礼拜式的语言，音乐需是易领悟的。会众先取得了主动的角色，最后又取得了领导的地位。

路德爱音乐，欣赏多音和对位法，1538年，他热诚地写道：

自然的音乐受到艺术的磨炼和润饰，人便开始以惊讶的眼光看到上帝伟大和完美的智慧出现于奇妙的音乐作品中，那里有一单纯的声部，而三、四或五个其他声部，像在天堂跳方步舞，围绕着那一声部唱着、跳跃着，增添那单纯的声部神妙……不能发现这种不可言喻的上帝神迹者确是一个笨瓜，不值得被当作人。

与此同时，他渴望音乐能用歌声与信仰的融合来打动人心。1524年，他与选帝侯“智者”腓特烈的乐团指挥约翰·瓦尔特（Johann Walther）合作写出第一本《新教赞美诗》，增订和修订了好几次。歌词部分取自天主教圣歌，部分取自德国诗乐会歌集，部分取自路德自己粗鲁的诗笔，部分取自变成宗教主题的民歌。路德说：“魔鬼无权听所有好听的调子。”有些音乐是路德写的，有些是瓦尔特的，有些是从流行的天主教歌词配曲改编而成。路德派教会有一世纪之久一直把多音弥撒包括在其礼式中；但渐渐地，拉丁文被方言取代，弥撒的角色减少，会众所唱的歌扩大了，歌咏队的歌从对位法移向较易的和声曲，音乐遵从并解释字义。从路德及其助手所作的伴奏《福音书》故事叙唱调的诗班乐曲，产生了18世纪高贵的新教教会音乐，并在亨德尔（Handel）的圣乐和巴赫的弥撒曲、圣乐和合唱赞美诗中达到顶点。

并非所有新教的创立者都像路德那样喜爱音乐。茨温利本人虽是音乐家，却把音乐排除于宗教仪式之外，加尔文除了会众所唱的单音曲外，禁止唱任何教会的音乐。但他允许家庭的多音合唱曲，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却从多声部的圣歌和赞美歌的家庭合唱中，得到力量和勇气。克莱门特·麦罗把诗篇译成法文时，加尔文如此喜爱，宽恕了克劳德为歌词所作的多音配曲，而这一新教作曲家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杀的事实，反而使他的赞美诗集加倍地成为神圣的书。克莱门特之后一个世纪，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对这些译文和配曲在法国的宗教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羡慕。“在法国新教徒中，背诵这些诗篇是教友友谊的象征；在人数很多的城镇里，可听到艺匠口里唱着，在乡下，土地的耕者口中也哼着。”宗教音乐的平民化，划清了宗教改革的地界，解放的快乐之歌因而遮掩了信仰的黑暗。

圣乐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

如同赞助其他的艺术一样，天主教会仍是音乐的主要赞助者。阿尔卑斯山之北，天主教音乐沿着佛兰德斯派所定的路线发展。这种传统因奥地利的亨利希·伊萨克和巴伐利亚的迪·拉索而加强。路德曾致信路德维希·森夫尔（Ludwig Senfl，1530年），恭维他在慕尼黑作的曲子，并赞扬该地的公爵，因为“他们栽培和敬重音乐”。

西斯廷礼拜堂的歌咏队仍是十四至十五世纪各国国王和领主建立其“礼拜堂”的模范。即使是在新教徒中，音乐作品的最高形式也是弥撒曲，而其无上的光荣是被教皇的歌咏队唱出。歌手最高的野心是加入该歌咏队，而该歌咏队因此能够拥有西欧最好的男歌者。阉人首次被允许参加西斯廷歌咏队约在1550年，不久有些阉人出现在巴伐利亚的朝廷。男孩子被劝说最高音是比生殖力更为伟大的资产，经同意后，他们的去势被执行了。

教会仍很保守，在仪式方面拘泥的程度甚于对信仰的固执。相反，作曲家厌倦于旧的模式，就像他们在各个时代均抱着这种态度，而实验无疑是他们的艺术生命。经过这些世纪，教会挣扎着要阻止新艺的实现和佛兰德斯派对位法达到精妙境地，避免削弱大弥撒曲的尊严和壮观。1322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出一道严厉的训令反对音乐的新异和装饰，并命令弥撒乐曲必须固守齐音平白的歌曲——以格列高利的歌为基础，只允许崇拜者能理解并足以加深虔诚，而非分散其虔诚的和谐韵律。此法被遵守了一个世纪之久；后来被打破了，因为有些演唱者比所写的低音部唱高了八度；这种错的低音（faulx bourdon）在法国成为众所喜爱的诈术。弥撒乐曲的复杂性再度发展。五、六或八个音部出现于逃遁曲和对位法中，仪词以职业性的混乱方式紧紧地跟在一起，或被歌手随兴插入的花腔压制。修改通俗曲调成为弥撒曲的习俗，导致俗字插入神圣的经文。有些弥撒曲因为其世俗的起源而为世人熟知，像《情人告别弥撒曲》、《丛林阴影下的弥撒曲》。开明的伊拉斯谟本人如此地厌恶“艺术弥撒”的做作，在他出版的《新约》里附注说：

现代教会乐曲如此的结构，使会众无人能听清一个字。歌咏队员本人也不了解他们所唱者为何……圣保罗时代并无教会音乐。那时的歌词听来平白易解。现在的歌词毫无意义……人们离开工作上教堂去听比希腊、罗马戏院所曾听到更多的噪音。人们必须赚钱来买风琴和训练男孩子哇哇叫。

在这方面，天主教会里的改革派同意伊拉斯谟的看法。维罗纳的主教吉伯提禁止他教区里的教会使用情歌或流行曲调，而摩德纳的主教莫罗内禁止所有“藻饰”的音乐——即饰以煞费心机的动机或主题的音乐。在特伦特会议中，天主教的改革者力促排除多音的乐曲于教会仪式之外，而回复到格列高利单音曲调。教皇庇护四世袒护帕莱斯特里纳的弥撒曲可能挽救了天主教多音乐曲的命运。

帕莱斯特里纳的名字取自罗马近郊平原的一小城，该城在古代以“Praeneste”之名列入历史。1537年，我们发现11岁的他列名于罗马的圣玛利亚·马焦雷教堂的歌咏队中。他被任命为其故乡天主教堂的歌咏队指挥时，还不到21岁。如此建立基础之后，他和一个名叫路克莱西亚·戈利斯（Lucrezia di Goris）的小有资产的女子结婚（1547年）。帕莱斯特里纳在教皇尤里乌斯三世登基后，被带到罗马，教皇任命他为圣彼得教堂的朱利亚歌咏队的首领，那地方是把歌手训练成西斯廷礼拜堂的歌咏队员的。这位青年作曲家把他的《弥撒曲第一册》献给新教皇（1554年），其中有一首是用三部对位来伴奏另一平白的声部。教皇很喜欢这些弥撒曲，提拔他为西斯廷歌咏队员。已婚的男人居于僧侣组成的团体，似乎是不合规定的，这激起了某些人的反对。尤里乌斯死时，他正要献上一本情歌集（1555年）。

马尔塞鲁斯二世在升任教皇后仅21天就死了。为了纪念他，这个作曲家献上（1555年）他著名的《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此曲直到1567年才以此名出版。缺乏变通而又服膺清教徒原则的教皇保罗四世，把西斯廷礼拜堂歌咏队三位已婚队员革职，每人给予极少的年金。帕莱斯特里纳很快地被任命为圣约翰教堂的歌咏队指挥，这个职位虽足以糊口，却不足以赞助他出版音乐作品的费用。随着庇护四世登位，教皇的恩宠回来了。帕莱斯特里纳为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所写的《谴责曲》（Improperia）给庇护四世很深的印象，从这时起，这部作品成为西斯廷礼拜堂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正规的一部分。他的婚姻仍使他被排除于西斯廷礼拜堂歌咏队之外，他的地位却随着被任命为圣玛利亚·马焦雷的歌咏队指挥而升高了。

一年后，重聚的特伦特会议提出调整教会音乐以适应新改革精神的问题。禁止多音的建议完全不被接受；反而通过一妥协方案以力促教皇当局“把所有……介绍不纯或淫荡的音乐排除于教会之外，以便上帝之屋的确就是……祈祷者之屋”。庇护四世任命8个红衣主教组成委员会在罗马教区履行这项法令。有个风趣的故事说，当委员会的委员红衣主教求帕莱斯特里纳作一弥撒曲，该曲要表现多音与虔诚的完全调和时，委员会正要禁止多音；帕莱斯特里纳写了，有个歌咏队为委员会唱了三首弥撒曲，其中之一是《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在这些曲中宗教升华与精练的音乐艺术之深沉完美统一，使多音免于受谴责。不过，《马尔塞鲁斯教皇弥撒曲》已有10年之久，而帕莱斯特里纳与这个委员会的唯一联系是获取年金。我们仍相信帕莱斯特里纳呈献于罗马歌咏队的音乐——忠于字义，避免世俗的动机，使音乐艺术隶属于宗教意向——在导致委员会批准多音音乐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帕莱斯特里纳为教会所作的乐曲免除了乐器的装饰，几乎始终用礼拜堂的风格——即只为声乐——而作，这是多音音乐的另一次额外争论。

1571年，帕莱斯特里纳再度被任命为朱利亚礼拜堂的歌咏队指挥，留任至死。同时，他以控制不住的多产方式作曲——总共作了93首弥撒曲、486首唱和曲、供献歌、经文歌曲和颂歌，及很多的情歌。其中有些是关于世俗的主题，年迈时他甚至把这种曲式转用于宗教的目的。他的《精神情歌第一集》（1581年）包括他的最美的一些歌曲。个人的不幸可能反而促使他创作出更好的音乐。1576年，他的儿子安吉罗死了，留给他两个可爱的孙子让他照顾，几年后这两个孙子也都死了。另一个孩子约死于1579年，而1580年他太太的死使这位作曲家想出家。然而在一年内他又结婚了。

其作品量与质的惊人成就使他升到意大利（若非全欧的话）音乐领袖的地位。他的《所罗门之歌的29首经文歌曲》（1584年）、《耶利米亚的哀悼曲》（1588年）和《圣母悼歌及其赞美歌》（1590年）增强了他的名誉和不屈不挠的力量。1592年，他的意大利同行共同呈献《晚祷颂歌集》（Collection of Vesper Psalms）来赞扬他为“所有音乐家的共同祖先”。1594年1月1日，他把《精神的情歌第二集》（A Second Book of Spiritual Madrigals）呈献给托斯卡纳的女公爵克里斯蒂娜，再度把宗教的虔诚与音乐的造诣结合起来。一年之后他死了，终年69岁。在他的墓碑名字下刻着他所获得的头衔——音乐的王侯（Musicae Princeps）。

除非我们自己在宗教的情绪中，身历其境地听到他那作为庄严仪式的一部分的音乐，否则我们不可期待时至今日还能欣赏他。而且，其技巧方面所留给我们的仍是惊讶多于感动。实际上，其时其境是不可能再回复了，因为它是天主教改革时期的音乐，一种反抗异教文艺复兴的肉欲享乐的严厉反应的沉郁调子。它是米开朗基罗的不朽超越拉斐尔、保罗四世取代利奥十世，罗耀拉排除班贝格，加尔文继承路德。我们当代的偏好是变更而易错的规范；而个人的口味——尤其是缺少技术上的能力、神秘主义思想和原罪的观念——要作为评判音乐及神学的标准，这个基础就未免太狭隘了。但我们可以完全同意：帕莱斯特里纳把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多音音乐带到了完美的境地。像大部分崇高的艺术家，在感情和技术的发展线上他站在最高峰；他接受了传统接着又完善它；他接受训练，然后通过这种训练把结构赋予音乐，以结构上的稳定对抗变化的风尚。一个现代人厌倦了管弦乐的响亮和歌剧的罗曼史，可能会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中再度发现情感的深度、和谐以及深而静的流动，更适于表达净化了理性与象征权力的精神的平和，再度谦逊而无畏地站立在湮没一切的无限之前。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1517—1564）

书籍出版

古登堡之后，自我表现的冲动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出版的渴望。那是一种昂贵的愿望，因为那时为人所知的唯一版权，是政府或教会当局赋予出版规定的书籍的“独享特权”。这种赋予是特别的，没有出版商，即使在本国，也只能靠“盗印”而秘密出版。若书销路好，出版商常会给作者酬劳金；但足以赚到这些利润的通常是流行的罗曼史、魔术或神奇的故事和滥加出售的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学术作品能付得起出版费用的已是很幸运了。出版商鼓励作者把学术作品献给城邦或教会的显贵、富翁或领主，以期因赞美而得到赠礼。

印刷与出版通常由同一个公司包办，而经营的个人或家族是该城那个时代活力的动因。单因出版而成名者很少。巴黎的克劳德（Claude Garamond）的成名是因为他废弃德国印刷者采用的自手写体而发展出“哥特”体，并设计了（约1540年）以9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阿尔迪内（Aldine）印刷所发展成的卡罗龙吉安（Carolongian）小写体为基础的“罗马”体。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印刷者都选了这种罗马体；德国人固守其哥特体一直到19世纪，某些活字版仍承用克劳德之名。

在出版方面德国居于领导地位。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纽伦堡、维腾贝格、莱比锡、法兰克福和马格德堡有极为活跃的公司。出版商和书商每两年在法兰克福的博览会聚会一次，买卖书籍并交换意见。一家法兰克福印刷商出版了第一份报纸（1548年），分发于博览会中，报道的是最近的消息。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Plantin）把他的装订所变成印刷店（1555年）时，安特卫普成为出版的中心，两年后他送了1200册书到法兰克福博览会。法国书商的中心是里昂，200个出版机构使该城有资格和巴黎竞争法国文化首都的地位。

出版家和人文主义者埃提内·多莱特是里昂的名人。他生于奥尔良，在巴黎受教育，他爱上了罗马作家西塞罗的作品；“我只同意耶稣和西塞罗”。听说在帕多瓦城的思想特别自由，他匆匆地赶到那里，并和怀疑论的阿威罗伊学派交换不敬神的警句。在图卢兹，他成为嘲笑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自由思想群的灵魂人物。被放逐后，他到里昂，以诗文而小有名气，但在一次争论中他杀了一个出版家，于是逃往巴黎，在那里，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使他获得国王的宽恕。他成为麦罗和拉伯雷的朋友，并常与之争吵。回到里昂，他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异教的作品。罗马天主教裁判所传唤他，审问他，囚禁他；他逃了，但在他私访其子时被捕。1546年8月3日他被活活烧死。

法国出版界最有名气的是埃提内家族，他们称霸印刷界，有如富格尔家族支配财务界一样历久不衰。约1500年，亨利·埃提内在巴黎开设出版公司，其子弗朗西斯、罗伯特和查理继之，法国有希腊和拉丁古典名著最精致的版本应归功于这四个人。罗伯特编了《拉丁语文宝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1532年），该书成为日后法、拉字典依据的标准。对于埃提内一家人而言，拉丁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习以为常地在家庭生活中讲拉丁语。弗朗索瓦一世赞扬他们的作品，支持玛格丽特保护他们对抗巴黎的索邦神学院，而且在某个场合参加了集会于罗伯特的商店的学者小团体，一个有名的故事提到这位国王耐心地等着罗伯特改正紧急的校样。弗朗西斯提供一项基金，罗伯特以此雇用克劳德设计和铸造新的希腊字活字版，这个活字版精美得成为日后希腊文印刷的典范。索邦神学院不赞成国王与希腊主义调情，有位教授向国会（于1539年）警告说“传播希腊与希伯来知识，将促使所有宗教的毁灭”。又有一个僧侣说，至于希伯来文，大家“都知道学希伯来文的人立刻就变成犹太人”。在受到索邦神学院30年的困扰之后，罗伯特把他的出版公司迁往日内瓦（1552年），就在那里，他在临死的那一年（1559年），出版了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来揭示他的新教倾向。他的儿子亨利·埃提内在巴黎出版了版本很美观的古典名著，并编了5册的《希腊语文宝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1572年）——该书是所有希腊字典中最为完备的，由此而大大地提高了家族的声望。他出版了《希罗多德的辩白》（Apologie pour Herodote，1566年）招致索邦神学院的轻视，在书中他指出基督教奇迹与希腊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对比。现在轮到他逃往日内瓦要求庇护了，但他发现加尔文教派和索邦同样不宽容。

这个时代的许多出版物是活字印刷术、雕刻术和装订的典范。15世纪，半金属的笨重装订已为较轻而廉价的皮或羊皮纸的封面取代。法国1534年的财务部长把他的3000册书用上等摩洛哥羊皮装订得十分优雅，被列为现存最漂亮的书之一。私人图书馆这时为数甚多，公共图书馆也在许多城市开放：克拉科（1517年）、汉堡（1529年）、纽伦堡（1538年）……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治理下，查理八世收集的旧皇家图书馆从卢浮宫迁往枫丹白露，并充实了新的藏书和精美的装订本；大革命后，这个皇家图书馆变成了国家图书馆。许多寺院的书库被毁，也有许多落入私人手中，较有价值的典籍则流入公共书库。随历史失散的很多，许多有价值的仍被保存下来。

学校

大革命中，西欧教育制度一度被瓦解，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那样的制度几乎完全效命于教会，天主教教士团对教育的控制若非受到破坏，则其影响力所受的挑战不会成功。路德谴责现存的文法学校只教学生“够恶劣的拉丁文使之能成为僧侣并能念弥撒……而终其一生仍是一个可怜的无知者，既不适合呵呵笑，也不适合下蛋”。大学，对于他而言，似乎是谋杀者的巢穴，古代火神的庙宇，腐化的会堂，地球上所曾出现过的……或可能出现的……没有一件会比之更为凶恶的了；他的结论是：大学“只值得化为尘土”。梅兰希顿基于大学正在把学生变成异教徒的理由而同意了他的看法。卡尔斯塔特，这位茨维考（Zwickau）的预言家和再洗礼派教徒，认为教育是无用的矫饰，危及道德，又有碍于救赎。这种看法很快地被父母们接受，他们舍不得付出费用让子女受教育。有些父亲说：既然次级教导主要用来引导学生作僧侣前的准备，而僧侣现在又如此不合时尚，送孩子上大学是不合理的。

宗教改革家曾期望，将城邦占用的教会财产总收入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建新学校，以取代那些修道院关闭后消失的学校。但路德抱怨道“诸侯和领主太忙于酒窖、厨房和卧室中高尚与重要的事业，以致没有时间”帮助教育。他写道（1524年）：“在德国各省中，各地的学校都将毁灭。”1530年，他和梅兰希顿为德国大学的衰颓而哀悼。在欧福，学生入学人数从1520年的311名降到1521年的120名，再降到1524年的34名；在罗斯托克，从1517年的300名降到1525年的15名；海德堡在1525年教授人数多于学生人数；1526年，巴塞尔大学的学者人数只有5名。

路德和梅兰希顿努力修复这种伤害。在《致市长的书信》（1524年）中，路德恳求世俗当局设立学校。1530年，远远地超越他的时代，他建议初级教育应该强制执行，并由公家负担费用。对新教赞助下逐步重建的大学，他建议以《圣经》为课程的中心，但仍教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法律、医学、历史和关于“异教或基督教……的诗人和雄辩家”的知识。梅兰希顿以复兴教育为其终生的事业。在他的领导和激励下，许多新的学校开设了。16世纪末，德国有300所学校。他为学校和大学的组织草拟了一个学校计划（1527年），写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神学的教科书；为这些新学校训练了成千名教师。他的国家很感激地称他为德国的教育家。北德的大学一个接一个地在新教徒的控制之下产生了：维腾贝格、马堡（1527年）、图宾根（1535年）、莱比锡（1539年）、哥尼斯堡（1544年）、耶拿（1558年）。反对“正确、真实的新教教条”的教授或学生均被开除。加尔文派教徒被逐出路德派的学院，天主教掌握的大学仍拒收新教徒。一般而论，《奥格斯堡和约》之后，德国学生不准进入与其领主信仰不同的学校。

约翰尼斯·斯图姆（Johannes Sturm）在斯特拉斯堡设立了中级学校（1538年），并于同年出版了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正当地开设文科学校》，新教育大为跃进。像中欧的许多思想领袖一样，斯图姆从共同生活兄弟会中接受教育。然后他到卢万和巴黎，他在巴黎遇到了拉伯雷，巨人卡冈都亚关于教育的闻名信件，可能是他们相互影响的回音。在使“聪明的虔诚”变成教育的主要目标的同时，他强调研究希腊和拉丁语的重要。这种古典文学的彻底训练后来传到德国的中级学校，建立了一支学者军，在19世纪时翻搜穷研了古代的文献世界。

英国学校忍受宗教上的颠覆之苦甚于德国的学校。天主教堂、修道院、商会和附属礼拜堂的学校，在攻击教会的滥权和财富的狂热中融掉了。大部分大学学生是由以上的学校升上来的。1548年，牛津只有173名文科学士毕业，剑桥只有191名，而1547年和1550年，牛津根本无此类毕业生。亨利八世觉察到这一问题，但他对战争和婚礼的款项的需要，限制了他设立三一学院、剑桥和财政资助国王所设的神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医学和法律各种讲座。这一时期，私人慈善事业建立了克里斯蒂学院、基督教会学院、圣约翰学院、牛津的三一学院和剑桥的抹大拉学院。克伦威尔派往牛津和剑桥代表国王的皇家委员会（1535年），使其教职员和课程均受到政府的控制。经院派在英国的主宰权终于结束了。约翰·邓斯·斯各特的作品实际上随风四散了；教会法被置于一边弃而不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研究受到鼓励；课程大大地世俗化；但教条主义仍存在。1553年的法律要求所有攻读学位的候选人要赞同英国宗教条款。

在天主教的法国和佛兰德斯，大学的衰微不在于捐助或注册人数，而在知识上的活力和自由。新大学开设于兰斯、杜亚、里尔、贝桑松等地。卢汶大学在学生人数（5000人）和维护正统（即使教皇也认为是极端的）方面，和巴黎大学抗衡。巴黎大学有极多的注册人数（6000人），但它不再吸引数目相当可观的外国学生，也不再像13世纪鼎盛时期那样容忍新见解的传播。其神学院索邦的教职员支配其他的教职员，几乎使索邦成为该大学的同义词。神学和修订过的古典作品的课程，对于蒙田而言，似乎是遵照表面例行公事。拉伯雷永不厌于讽刺索邦经院派的拘泥形式和逻辑上的健身术——把学生的岁月浪费在细心地摆脱对实际生活关心的辩论上面。克莱门特·麦罗发誓道：“我宁愿失去天堂的享乐，只要这些伟大的野兽——教授们——能不毁我的青春。”该大学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是用来反对法国的新教徒和法国的人文主义的。

曾喝过意大利酒并曾遇到过沉湎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传教士的弗朗索瓦一世，极力维护法国的学术，使之不致受到来自索邦的保守派的阻碍。受到比代、让·杜贝尔莱红衣主教和永不疲倦的玛格丽特的敦促，他提供基金来设立（1529年）与大学完全独立的一所学校，该校主攻人文方面的研究。四位“皇家教授”被任命——两位教希腊文、两位教希伯来文，拉丁文、数学、医学和哲学讲座不久就被加进去了，不收学费。这所皇家学院，以后重新命名为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国人文主义者温暖的火炉和自由而受过训练的智者的家园。

西班牙虽然属于很热情的正统教派，却有极佳的大学。1553年有14所，包括在托利多、圣地亚哥、格拉纳达新建的在内；1584年有70位教授和6778位学生的萨拉曼卡大学，足可跟任何大学相比；博洛那大学在1543年，文科教职员中有57位教授，法律方面有37位，医学方面有15位，而帕多瓦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追求进步的学生心目中的圣地。波兰一度以15338位学生入克拉科大学来表明其黄金时代。在波兹南，约翰主教创立（1519年）的鲁伯兰科学院，奉献于人文主义的追求。总而言之，在这个剧变的世纪，在天主教国家的大学所受的灾难不如在新教国家那么多。

教师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更悲惨的是待遇过低。法国皇家学院的教授一年收到200克朗的薪水，但这是例外。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教授是通过试教由学生选择之后才被任命的。教导方式大部分采用演讲式，有时则恢复辩论式。笔记使许多学生用以代替教科书，字典极少。除了对炼丹家外，实验室几不为人所知。学生住在廉价而热度不足的房间，因为不干净和不适当的食物而生病，很多人半工半读。课于上午6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训练严厉，接近毕业的学生也会被鞭打。学生们以巷斗和他们出得起价钱的酒和女人来温暖自己。借助任何的方式，他们完成教育，获得学位。

阶级低的女孩子仍不识字，中产阶级的女孩子在女修道院里获得中等教育，富裕的少女有家庭教师。荷兰自夸有数名女士须以拉丁文求婚，而且可能其结婚的能力强于婉拒的能力。在德国，普丁格尔（Peutinger）之妻和皮尔德海姆的姐妹和女儿均以博学闻名；在法国，弗朗索瓦国王四周的妇女以古典的引文来增加其挑逗的情调；在英国，有些女学者——托马斯·摩尔的女儿、简·格雷、“血腥的玛丽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王都很博学。

这个时代有两位名师。一位是托马斯·艾略特（Sir Thomas Elyot），其作品《管理者》（The Governour），引出教育纲要，以教育望族学生成为政治家。该书以痛骂英国贵族在文化上的粗鄙开始，他将之和古代希腊和罗马老于世故者所信的学问对比，并引用犬儒大师第欧根尼的话——他“看到一个无学问的人坐在石头上时，他就说：‘注意！那块石头坐在另一块石头上。’”7岁的男孩必受教于细心挑选的家庭教师，他将教他音乐、绘画和雕刻等基本课程。14岁时，他将被教以世界志、逻辑、历史，而且在角力、打猎、长弓射击、游泳和网球方面加以训练；不训练足球，因为那是庸俗的，“而且其中除了野兽般的狂暴和外在的暴虐外，一无是处”。小孩子在教育的每一阶段都要学古典作品——起初是诗人的，然后是雄辩家的，然后是史学家的。然后是将军的，然后是哲学家的；像是后来才想到的，艾略特又加上了《圣经》，如此正好倒转了路德的计划。尽管他有新教思想，他爱古典还是甚于爱《圣经》。“上帝啊，在柏拉图和西塞罗的作品中，其言词和事件具有多么难以形容的甜美，其中加入了严肃和愉快，卓越的智慧夹带着神圣的雄辩，绝对的美德带有难以置信的乐趣”，因此“这些书几足以造就一个完美而卓越的统治者！”

人文主义者中最富人本精神的约翰·维韦斯遵行的是更大的目标和更宽广的途径。他1492年生于瓦伦西亚，7岁时就离开西班牙，此后没有回去过。他在巴黎研究的时间长得使他爱上哲学而轻视经院学派。26岁时他写了第一本近世的哲学史——《哲学的源流与殊荣》（De Initiis，Sectis，Et Laudibus Philo Sophiae）。同年，他以攻击经院派的哲学教学法来向大学挑战；他觉得以辩论来增进思想的方案，只是增进不合逻辑的无谓争吵而已。伊拉斯谟称赞此书，推荐给莫尔，而且很客气地担心“维韦斯……可能使……伊拉斯谟黯然失色”。也许由于伊拉斯谟的影响，维韦斯被任命为卢汶人文学的教授（1519年）。由伊拉斯谟力劝，他出版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一书，附有极为精辟的评注；他将之献给亨利八世，而收到很热诚的回报，所以他搬到英国（1523年）。他受到莫尔和与他同国籍的凯瑟琳王后的欢迎，而亨利任命他为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之一。很显然，为了指导她，他写了《论孩童的教育》（De Ratione Studii Puerilis，1523年）。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对亨利废婚的抗辩表示不赞同。亨利停止给他薪水，逮捕他并软禁42天。获释后，他回到布鲁日（1528年），在那里度其余年。

37岁了仍具有理想主义的思想，他向查理五世提出伊拉斯谟式的请求——以国际法庭的仲裁来代替战争（1529年）。两年后，他出版了其主要作品《学问的传播》（De Tradendis Disciplinis），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为进步的教育论文。他要求教育要导向“生活的需要、身心的改进及尊敬的培养与增进”。学生进入学校应“像进入神圣的殿堂”。但他在那里的研究，应为他成为可敬的市民做准备。那些研究应包括生活的全部，而且应被授以其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在生活中的作用一般。自然界和书本都要研究、事物本身比理论更具教导性。让学生注意血脉、精神、骨头和在解剖及行动中的身体其他部分；让他向农夫、猎人、牧羊者、园丁请教……并学习其特具的学问；这些东西聚集起来将会比“以逻辑为名而使各种知识腐化的”经院派的“胡言乱语”更为有用。为青年而修订的古典作品应保留为课程中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现代历史和地理也应该学习。方言和拉丁语应被传授，而且以民生日用的直接方法来教导。

维韦斯超越其时代如此之远，以致时代看不见他，而让他死于贫穷。他到死仍是天主教徒。

学者

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学术院和人文主义者的特殊的工作，是收集、翻译和传播希腊与罗马的旧世界文化。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而古典的启示是很完全的。

有两个值得被表扬的启示的贤哲。比代活了62年，希望使巴黎继承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在弗朗索瓦创立皇家学院时，自己反而成为其继承人了。他以学法律开始其成人教育，几乎有10年之久埋首于《查士丁尼法典》的研究。为了更为了解这些条文——用拉丁语写的，却属于拜占庭语的含义——他向约翰·斯卡里斯（John Lascaris）学希腊文；他如此专诚，以致其师将死时，把希腊书籍的珍贵书库遗赠给他。41岁时，他出版了《查士丁尼法典文摘》（The Digest of Justinian，1508年），文艺复兴时代里第一次有人研究法理学本身及其环境，而非代替以词典编注家的评注。6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深奥且意义深远的著作——表面上是古代硬币和度量衡的讨论，实际上却是古典文学对经济生活的关系的不殚其烦的考虑。令人产生更深印象的书是他的《希腊语评注》（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1529年），书中秩序杂乱，但在词典编纂学上的知识和说明的丰富，使比代被列为欧洲希腊主义者的领袖。拉伯雷给他一封致敬的信，伊拉斯谟表示佩服。伊拉斯谟是一位老于世故的人，学术只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比代而言，学术与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他写道：“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伴侣，我的同志，我的情妇，以感情的每个结紧紧地跟我系在一起的是文献学……但我已被迫去松弛我如此贪婪的爱着的结……因为我发现它对我的健康有害。”他哀叹须从研究中偷闲来吃和睡。在心情纷乱中，他结了婚，并生了11个孩子。他的画像（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显示出他的悲观情绪，但弗朗索瓦一世必定在他的身上找到温暖，任命这位老学者为枫丹白露的图书馆长，并喜欢和他在一起，甚至在旅行中也是如此。在某次旅行中，比代生热病。他留言严训后人对其丧礼不得铺张，然后静静地死了（1540年）。法兰西学院是他的纪念碑。

他那个时代的巴黎还没有吞没法国的知识生活。法国有成打的人文主义中心，布尔热、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尤其是里昂等地，在这些地方爱与人文主义、贵妇与文学，成了愉快的混合。在亚仁，没有人期待帝王而只是企盼人文主义、诗人和学者的到来。尤里乌斯·恺撒·斯卡利杰在比代死后，帝王般地统治着文献学。可能是生于帕多瓦（1484年），他在41岁时来到亚仁，住在那里一直到死（1558年）。每个学者都怕他，因为他极为精通拉丁粗话。他攻击伊拉斯谟，因为他只是靠贬抑“西塞罗主义者”——严厉地责骂西塞罗式拉丁文者而成名。他批评拉伯雷，然后又因多莱特批评拉伯雷而批评之。在一册论文（Exercitationes）里，他考订杰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的《论精妙之物》（De Subtilitate），并证实：该书所肯定者均错，所否定者均对。他的《拉丁语原理》（De Causis Linguae Latinae）是第一本根据科学原理写成的拉丁文法书，而他对希帕恰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在风格及对科学的贡献方面，极为有名。他有15个孩子，其中之一成为下一代最伟大的学者。他死后4年出版的《诗论》（Poefice），收有他儿子的作品——及跟随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到法国来的意大利人的影响——共同把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从希腊转回到拉丁的研究。

希腊复兴的特别礼物之一是阿米奥特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Lives）。阿米奥特是被玛格丽特保护的人之一，由于她，他被任命负责布尔茹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讲座。他的《达菲尼斯和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ë）及其他希腊爱情故事的翻译，在当时极受推崇，获得一所富有的大修道院作为报酬。得到如此的保障后，他广游意大利，沉湎于他对古物和文献学的嗜好中。出版《名人传》时（1559年），他在序言中以雄辩的方式论述说，历史作为“人文主义的宝库”，是人类为教训而保存善与恶，是政治家风度与腐败的成千例子的博物馆。与拿破仑一样，他认为历史是比哲学更佳的哲学教师。然而，他还是翻译了普鲁塔克的《道德》（Moralia）。他被升任为奥沙的主教，80岁时死于此地（1593年）。他的《名人传》译本并非完全精确，但它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具有与原著极为相等的自然与习语化的风格。其影响是无止境的。蒙田沉迷于斯，而从圣巴托罗缪的法国转向这部精选而高贵的古代作品；莎士比亚有三个剧本取材于诺思根据阿米奥特译本的刚健的再译本；普鲁塔克式的英雄理想成为上百的法国剧本与革命者的典型；而《名人传》的法文译本带给法国适合激起灵魂中更多男性美德的名人万神殿。

法国的文艺复兴

称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至亨利四世被暗杀（1610年）这段期间为寓意丰富的法国文艺复兴，是合于习惯，而且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法国诗、散文、礼俗、艺术及服饰的多彩多姿的旺盛时期，与其说是再生，不如说是成熟。由于人类坚忍的精神恢复力和新生力量的成长，法国的经济和精神从百年战争中复原了。路易十一为法国建立了坚强、中央集权、有秩序的政府；路易十二给法国带来成果丰硕的十年和平。自由、松弛而异想天开的哥特式的创造性重生了，大部分表现于拉伯雷身上，他极为称赞古典作品，所以他几乎把他们全部引用了。但伟大的觉醒也是一种再生（文艺复兴）。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无疑因为更加熟悉古代文化和古典形式而受影响。这些形式和古典的气质——知识的秩序凌驾热情——继续地表现于法国的戏剧、诗歌、绘画、雕刻和建筑达3个世纪之久。促成新生的原动力是法国的发现与侵入意大利，法国研究罗马废墟、法理学和文献与意大利文学和艺术，及意大利艺术家和诗人输入法国。许多因素促成了此快乐的结果：绘画；古典文句的传播与翻译；法国国王与其情妇（或其女主人），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传教士和贵族赞助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受到能欣赏自己以外之美的女人的鼓励。所有这些因素汇成法国的兴隆。

继承这一切的弗朗索瓦一世，让诗人克莱门特·麦罗做他的侍从。这位诗人使哥特风格过渡到古典风格，使维庸过渡到文艺复兴。根据历史的记载，13岁时他仍是嬉戏的孩子，他以快乐的做事和活泼的巧答来取悦国王。几年以后，法国国王对这青年与“所有巴黎贵妇”的奇遇和争吵，附以会心微笑，因为他同意麦罗的看法——她们的确很迷人：

法国妇女是无瑕完美的，喜乐引导她们，她们不喜爱利益。总而言之，不管什么人用什么话来取笑她们，法国妇女仍然是自然的杰作。

麦罗像起泡的喷泉似的随口吟诗。他的诗少有深沉的，但常触及温柔的情愫。那是偶兴的诗作，谈话的片段、民谣、圆舞曲、情歌和使人联想起贺拉斯和马夏尔（Martial）的讽刺文和书信，他以愠怒的心情提到，要说服女人，用钻石比用同情感强烈的诗歌或演说更具威力（他自己则相反）：

当小娼妓们开价钱

并发现某个省钱的勇敢的情人

他能握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于她们橄榄般的笑眼前，

咯！她们就全然神魂颠倒地堕落。

你笑？还是先谴责那误入歧途的人吧！

因为美德属于那块宝石

而宝石会引诱最贪婪的眼睛。

这样的礼物和恩宠比

美丽、祈祷、沉静的智慧更为有利；

他们把贵妇的女仆遣去睡觉，

而狗也忘了吠或哀叫。

紧闭之门随你意而开，

宛如为魔心所迷，

能见之眼也变瞎。

现在告诉我，你还怀疑我吗？

1519年，麦罗成为玛格丽特的侍从，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两人恋爱了。传言说她回报以呻吟，更可能的是她只是为他祈祷而已。在他恋爱期间，他对新教产生了适度的同情心。他随弗朗索瓦到意大利，像巴亚尔（Bayard）般战于帕维亚，而有与国王同被俘的光荣——而诗人不用赎金——被释放了。回到法国，他公开主张新教见解，以致沙特尔（Chartres）主张传唤他，把他拘于主教宫中的上流监狱中。由于玛格丽特的说情，他被释放，但不久因助犯人逃脱警察的逮捕而被捕。弗朗索瓦保释他出来，并带他到巴约尼（Bayonne）歌颂其新娘——葡萄牙的埃莉诺（Eleanor）。再次被提审——因在封斋期中吃腌肉——之后，他随玛格丽特到卡奥尔（Cahors）和那瓦尔去。

这时候又有海报出现，恢复反对法国新教徒的运动。麦罗获悉他在巴黎的房子被搜，而且逮捕令已发出（1535年）。他唯恐玛格丽特的裙裾也不足以隐藏他，便逃往意大利，投奔费拉拉的雷妮女公爵。她欢迎他，好像他是来自曼图亚的维吉尔的再生降临似的；也许她知道他喜把他们的名字和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连在一起。他更像无忧无虑而多情的奥维德，或他所偏爱的维庸，他编了维庸的诗，并模仿维庸的生活。公爵艾尔高利二世对新教徒感到厌腻时，麦罗移到威尼斯去了。人家传话给他说，弗朗索瓦愿意原谅那些誓绝异端信仰的人，想到巴黎的贵妇值得膜拜（望弥撒），他誓绝新教。法国国王给他一幢有花园的房子，他设法成为中产阶级的绅士。

在皇家学院教希伯来文的弗朗索瓦·瓦塔布尔（Francois Vatable）求他将《诗篇》译成法文，并一字一字地对他解释。他把其中的30首译成有旋律的诗，并予以出版，很明智地献给国王。弗朗索瓦深为喜爱，特地送一本给查理五世，他当时是法国的朋友，查理送给诗人200克朗。麦罗译出更多的《诗篇》，于1543年出版，题词献给他初恋的“法国仕女们”。前文我们已经谈过了，古迪默尔（Goudimel）将之谱成音乐，半数的法国人唱和着，路德和加尔文也喜爱它们。索邦神学院猜疑他有新教思想，或许那是成功的严格考验，他一再喃喃地说出他的异端思想。反对他的运动又起。他逃到日内瓦，但发现当地神学的气氛太严厉，不利于他的健康。他溜入意大利，死于都灵（1544年），时年49岁，留下一个私生女让那瓦尔的皇后照顾。

拉伯雷

·拉伯雷小传

“自有故事出现以来，最有趣、让人获益最多的故事”，其作者于1495年生于希农。他是一位发达的法律公证人的儿子，独特、永不疲倦、多疑成性、喜热闹、有学问而淫荡猥亵。他早就被送进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日后抱怨说：“怀胎9个月的女人……不能忍心让他们受9年之苦……而仅仅加了‘L’形物在他们的衣服上，而把头发剪去很多，并说了一些话就把他们变成鸟。”意即，她们将他们的头发剃去而使之成为僧侣。这个孩子之所以会接受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倾心于研读，而且可能像伊拉斯谟般，被修道院的图书馆吸引。在那里，他发现另有两个僧侣希望研究希腊语，这方面的学术揭露的广大古代世界刺激了他。他进步得很快，因而比代亲自写信赞扬他。事情很顺利，1520年，这位未来的怀疑者被任命为牧师。但有些老僧在文献学中察觉出异端思想，他们控告这几位青年希腊主义者用布道所收的费用来买书，而不把该项费用交给公共财库。拉伯雷和另一僧侣被单独地关起来，无异于他们半个生命的书也被剥夺了。获悉这个意外，比代向弗朗索瓦一世求情，于是国王下令让这两位学者恢复自由和特权。更进一步的求情带来了教皇的敕令，允许拉伯雷改变他对修道院的誓言；他离开圣方济各修道院，进入迈勒泽斯的圣本笃会（1524年）。在那里，格奥弗罗伊主教非常喜爱他，与院长共同安排拉伯雷的去处，且以其意愿为准。拉伯雷走了，忘了回来。

试过几家大学后，他进入蒙彼利埃的医学院（1530年）。他必已先受过教导，因为他在1531年就得到医学士的学位。不知什么理由他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恢复漫游的生活，直到1532年他安居于里昂。与塞尔维特一样，他把行医和学术追求结合成一体。他充当出版家塞巴斯蒂安·格里菲乌斯（Sebastian Gryphius）的社论助理，出版了好几版希腊文句，把希帕恰斯的警句译成拉丁文，而且自愿淹没于当时在里昂已颇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潮流中。1532年11月30日，他寄了约瑟夫的作品给伊拉斯谟，附上一封奉承的信，对于37岁的人来说未免奇怪，却也令人欣赏那个时代的热诚：

格奥尔格·达马格纳斯……最近送我一本弗拉韦乌斯·约瑟夫的历史著作……并求我……将之送给你……我很渴望地把握这个机会，噢，神父中最有人性者啊，以我感激的敬意向您表明我深沉的尊敬和虔诚。我的父亲，我说过？若您的溺爱能允许，我应叫您为母亲。所有我们知道的母亲，她们在见到爱子之前，甚至在知其为何物之前，就滋养其子宫中的孩子，她们保护之，庇护之以抗空气的残酷无情——您已做的都是为了我，为了我，我的脸您未曾见，我的微贱之名不能给您任何印象。您已把我养大，您已喂我以您贞洁的胸中的神圣知识；我之所以成为我，我之所以有价值，我唯独归功于您。我如不大声宣扬出来，我就是最忘恩负义的人。再次向您敬礼，可爱的父亲，贵国的荣耀，文学的支持者和不可征服的真理的战士。

1532年11月，我们发现拉伯雷成为里昂市立医院的医师，年薪40利维尔。但我们不可以为他是典型的学者或医生。他的学问杂而博，这倒是真的，像莎士比亚，他似乎对于十几个——法律、医学、文学、神学、烹饪、历史、植物学、天文学、神话等——领域具有专业性知识。他提到上百个古典传说，引用数十个古典作者的作品——有时候他很浅薄地炫示他的博学。他忙得没时间完成细节精确的学术，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细节的典范。他没有伊拉斯谟或比代那种献身于人文主义的人具有的那种性格，他爱生命甚于书籍。他被描绘成具有出众的仪容，高而俊，学识如源泉般喷涌而出，谈话间闪烁着光和火。他并不如旧有传说（根据他对酒鬼的致敬和对酒的赞美歌所作的错误推论），是个酩酊醉汉；相反，因为活得如此短暂，除了有一个私生子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过。他过着一种很合理的高尚生活，而且受到当时精神最崇高的人物，包括教会的几个显要人物的尊敬。同时，他本人具有法国农夫的许多品质。他喜爱在田园、街道上所遇见的豪放和乐观之类的人；他欣赏他们的玩笑和大笑，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下流话。很不智地，他使伊拉斯谟的名声在他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因为他收集、连缀这些故事，改进并增订之，用古典的学识使之尊严化，提升至有结构的讽刺文，很小心地加入猥亵的成分。

当时流行于农村地区的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仁慈的巨人名叫卡冈都亚，他的洞穴般的胃口和爱，及力量方面的功绩。地方的传述说，他走过时，从他的篮子里掉下的小山和圆石到处都是。这样的故事一直传述于法国小村庄里，直到1860年，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也许是拉伯雷自己对自己开玩笑，把寓言略记下来，而以《巨人卡冈都亚的伟大而无价的年代记》为名在里昂出版（1532年）。此书销路极好，因此拉伯雷决定写续篇，关于卡冈都亚之子的事。在1532年10月的里昂博览会中，出现了一本匿名的书《最有名的庞大固埃之可怖、可怕的事迹与本事》。这个名字已被用于某些流行的剧本中，但拉伯雷赋予这个人物以新的内容和深度。索邦神学院和僧侣们责备此书猥亵，但其销路极好；弗朗索瓦一世喜欢它，某些教士团人士也喜欢它。近14年后，拉伯雷才承认为该书的作者，因为他怕他的学者之名（若非生命的话）受到影响。

他和学术依然结了不解之缘，因而忽略了医院方面的责任，乃被革职，若非巴黎主教、法国学院的共同创立者让·杜·贝雷请拉伯雷当随行医生一起出使意大利，恐怕他连吃饭都成问题（1534年1月）。4月回到里昂，拉伯雷于10月在当地出版了《庞大固埃之父、伟大的卡冈都亚之可怕的生活》。这是那部书的第2卷，后来成为全书的第一册，包含对教士团的讽刺，因此又遭到索邦神学院再度谴责。不久这两个故事一起出版，除了《圣经》和《效法耶稣》外，没有一本书在法国的销路超过它。据说弗朗索瓦再度笑倒而喝彩。

但在1534年10月17日和18晚上，张贴在巴黎各大建筑和国王自己家门上的侮辱新教徒的告示，使国王由人文主义者的保护者变成异端的迫害者。拉伯雷再度隐匿作者的身份，但已受到普遍的猜疑，而且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把国王当作随从的索邦，可能会要这个丑闻作家的头。让再度拯救他。这位和蔼的教会人士，现在是红衣主教，他把这个遇到危险的学者、医生、色情文学家带出里昂的是非之地，到罗马去（1535年）。拉伯雷的运气还算好，在那里发现一位开明的教皇。保罗三世原谅他对僧侣和牧师职责的疏忽，准许他行医。为了正式道歉，拉伯雷把日前“紧急收回”的版本中最冒犯正统嗜好的章节，从下一版中删去；埃提内·多莱特为了开他玩笑而未经其允许，就出版他那未经删节的版本时，拉伯雷把这位出版家的名字从朋友的名单中删除。在红衣主教的保护之下，他再度于蒙彼利埃作学问，接受医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对广大听众讲课，然后回到里昂恢复医生和学者的生活。1537年，多莱特描写拉伯雷在聚集的学生面前，一边解剖一个被处决的罪犯、一边讲解剖学课的情景。

此后，我们只知道他那起伏不定的生活的片段。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在艾古斯莫特斯召开历史性的会议时，他是国王的扈从人员之一（1538年7月）。两年后我们发现他在杜林，跟随居纪尧姆·杜·贝雷——红衣主教让·杜·贝雷的兄弟——现为驻萨沃伊的法国大使。大约此时，侦探们在拉伯雷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内容，并在巴黎激起骚动。他匆匆赶回首都，很勇敢地坚持到底，国王终于免了他的罪（1541年）。不顾索邦神学院对他的寓言式著作的重新谴责，弗朗斯给这位受困扰的作者一个小职位，即政府的请愿厅长，而且正式允许其出版《庞大固埃》第二册，拉伯雷很感激地将之献给那瓦尔的玛格丽特。该书在神学界引起偌大的骚动，拉伯雷经过审慎的判断，避难于梅斯——当时为帝国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在市立医院充当一年的医生（1546—1547年）。1548年他回到里昂，以为可以安全，1549年他前往巴黎。最后，他的教会方面的保护人使他得到莫顿教区牧师的任命（1551年），该城就在首都的西南方，而这位被追逐的年迈的人物恢复了他的僧侣袍服。显然，他把圣俸的职守委托给属下，自己则仰赖收入为生。就我们所知，他有点不合常规地出版其作品的第四册时，他仍是莫顿的牧师（1552年）。该书献给沙蒂永的红衣主教奥德特，一般猜测曾获其准许。显然，在当时的法国，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红衣主教那样的有学问而宽大的高僧大有人在。然而该书受到索邦神学院公开指责，国会并禁止其出售。此时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均已死去，而拉伯雷又不获阴沉的亨利二世的宠爱。他一度离开巴黎，不久返回，他经过长期的疾病之后死去（1553年4月9日）。据说，在他的病床上，有人问他要往何处去时，他回答：“我要去寻找一个我所向往的未知的世界。”

·巨人卡冈都亚

该书第1卷的序言（原为第2卷）一开始就交代了全书的情趣和风格：

最高贵、最有名的饮者，和你们3位可爱的花花公子（因为我把此作品献给你们，而非别人）……为了已看到苏格拉底外表和因其外表而尊敬他，你可能不会为他而付出洋葱的嫩皮……你们，我的好学徒，和一些安逸享乐的其他傻瓜，读了我们创作的一些书的愉快标题……就草率地判断其中只是些笑话和嘲笑，淫词秽语和闲散的谎言……但……在精读这些论文时你将发现……一种深奥而抽象思虑的学说……我们关心我们的宗教，正如关心公共城邦的事物和经济生活一般……某一些糊涂虫花花公子说我的书的坏话，只不过自己的轻机关枪……现在嬉戏吧，我的孩子，开怀，愉快地读……进行吧，干杯！

这是厄克特（Urquhart）有名的译文，其译文有时超过原作，但很忠实于原作，甚至用了那时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所不允许的一些暗语。从上面那段引文里，我们已可看出拉伯雷的精神与目标：披着粗俗玩笑的外衣，骨子里都是严肃的讽刺，有时被没有用熏烟消毒的淫词污染。我继续我们的冒险，而感谢被印出来的字没有散发臭味，并相信会在粪堆中找到几块钻石。

在形式上，该书以绝世无双的模仿《圣经》的族谱开始。巨人的父亲是格朗古杰（Grangousier），乌托邦的国王，母亲是卡冈梅莱（Gargamelle）。她怀了他11个月之久，她开始阵痛时，朋友们为了一次快乐的酒会而欢聚，坚称自然憎恶空虚。这位骄傲的父亲无痛苦地告诉他太太：“用羊的勇气继续加油！”“生出这个孩子后，我们还要赶快工作……来制造另一个。”在那一瞬间，她恨不能让丈夫变成另一个亚伯拉德（一位被阉割的法国作家），没想到丈夫一口答应，于是她又改变了心意。未生出来的卡冈都亚发现母亲的出口几受到不合时宜的收敛剂的阻碍后，就“进入母亲的上腔静脉”，经过她的横膈膜和颈向上爬，而“从左耳生出来”。他一生下来就叫喊，声音大得两个县都听到了——“喝！喝！喝！”17913罐牛奶被放在一旁以供滋养，但他早就挑选了他偏爱的酒。

教育这位年轻的巨人以使之适合于继承王位的时间到来时，他接受迈特（Maitre Jobelin）作为他的家庭教师，这位教师为了愚弄他，用死的知识来填塞他的记忆，并用经院哲学争辩来迷乱他的心智。被极度的权宜之计驱使，他把教育的责任转移给人文主义者潘诺瑞斯（Ponocrates）。师生都外出赴巴黎求取最新的教育。这位巨人骑在一匹巨大的母马上，马前进时，其瑟瑟作响的尾巴把森林中的巨木扫倒了，因此法国有部分土地成为平原。到达巴黎之后，巨人偶遇巴黎圣母院的塔；他爱钟，把它们扯下来悬挂在马颈上。为再教育这个被惯坏的巨人，潘诺瑞斯开始用大量的泻剂来洗涤其肠和脑。其肠与脑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如此净化之后，他爱上了教育，他立刻很热心地开始训练他的身体、心智和性格。学《圣经》、古典作品和艺术；学弹鲁特琴和小提琴并欣赏音乐；学跑、跳、角力、爬和游泳；学骑马、马上长枪比武和战争所需的技能；打猎以增勇气；为了使肺部强健，他大喊大叫使全巴黎都听见了。他访问金属品制造工人、石工、金匠、炼丹家、织工、制表者、印刷者、染工，“给他们一些喝的”，学习其手艺，他每天参加有用的体力工作，有时他参加演讲、审判或“听福音牧师的布道”（新教的接触）。

在整个教育期间，巨人突然被召回父亲的领土去，因为另一国王毕可肖（Picrochole）已对其父宣战。拉伯雷从普鲁塔克的《皮洛士的生活》中剽窃故事，而说出毕可肖的将领如何地夸口他们将要征服以下的地方：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意大利、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罗德、希腊、耶路撒冷……毕可肖高兴而自负。但一老哲学家问他：“如此兴师动众的结果是什么？”他回答：“我们回家时，我们将会坐下来，休息、享乐。”老哲学家建议：“但是，万一你们回不了家，因为旅途漫长而危险，现在就休息岂不更佳？”他叫道：“够了，继续前进；我不怕什么……爱我的人跟我来。”单单巨人的马几乎就赢得了抵抗毕可肖之战，马仅仅方便一下就淹死了1000个敌人。

此战的真正英雄是托钵僧约翰，他爱战争甚于祈祷，他拿哲学来冒险。他曾问道：“贵妇的大腿始终新鲜而凉快的原因何在？”——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作品里，他找不到这个迷人的问题的答案，他自己却以学者的博学姿态给予答案。国王所有的部下都喜欢他，给他好吃好喝；他们邀他脱下道袍，好吃得更多，但他怕没有道袍就没有好胃口。新教改革者坚称僧侣的所有过失都可在这个快乐僧身上找到对应：懒惰、贪吃、狂饮、含混祈祷，及除了狭窄的研究和见解外，对一切均怀敌意。此僧说：“在我们的大修道院里，我们永不研究如何远离美食和女人。”

巨人建议使此僧成为现有一修道院的方丈，以报答他的善战，但他乞求给他建一所新的大修道院的资金，新修道院的规矩要和“其他所有的院规相反”。第一，没有围墙，居住者可随意离开。第二，不排斥女人，但只准“美貌、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且年在10到15岁之间的女人进入。第三，只收12到18岁之间的男人，他们均须漂亮、出身好、有教养；酒鬼、盲信者、乞丐、律师、法官、抄写家、放高利贷者、金主或“假装悲伤的伪君子”均不得申请。第四，无须发誓守贞洁、贫穷或服从；会员可结婚，享受财富；而且一切都自由。这个大修道院预定命名为“德廉美”或“Theleme”，而其唯一的规则是“为所欲为”（Fais ce que vous vouldras）。因为“自由、出身好、教养好，与诚实的伙伴有交情的男人，自然地有一种本能或刺激，使自己趋善避恶；而此本能即称为光荣”。巨人给这个贵族式的无政府制度提供基金，在拉伯雷所提供的详细说明之下绘了图，大修道院就依此说明兴建。他提供了一图书馆、戏院、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小礼拜堂、花园、打猎公园、果园、畜舍和9331个房间。简直是美洲式度假旅馆。拉伯雷忘了提供厨房，或忘了解释谁应在这个园里做仆人的工作。

·庞大固埃

卡冈都亚继承其父为国王之后，负起了生育和教育的责任。在“400个40加400个40又44岁”时，其妻巴德贝克（Badebec）生了庞大固埃，其妻生产时死了，卡冈都亚为其妻之死“哭得像母牛叫”，又因其强壮的孩子而“笑得像小牛”。庞大固埃依照斯威夫特（Swift）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大人国的比例长大。他有一次用餐，不留心吞下了一个人，必须用开矿的操作才能在这个年轻巨人的消化道中把那个人挖出来。这个巨人到巴黎接受较高的教育时，他父亲给他一封暗示文艺复兴思想的信：

最亲爱的儿子：

……虽然我回想起就感到快乐的亡父格朗古杰曾尽最大的努力使我在所有完美的学问和政治知识上获利，而且我的努力和研究也完全与之一致，的确，甚至超过他的期望，然而，正如你将会彻底了解的，当时不像现在一样适合于学习……因为那个时代是阴暗的，为无知之云所蔽，而且一点点品尝哥特人的不当行为和灾难所带来的滋味，他们无论到何处，总是把所有好的文学摧毁，而其文学在我们的时代里由于神圣的善意而被恢复到以前的光辉和尊严的境地，与这种境地相伴而来的是知识的改良和增加，而这种改良和增加竟会进入文法学校的小孩童的初级教育之中。对此我几乎不敢承认。

现在人的心灵已具有接受各种训练的资格，而且已灭了数代的旧科学已复生；现在人所学的语言已恢复到原始的纯正——希腊文（无此则自认为学者的人应以为耻）、希伯来文、阿拉伯文、迦勒底文和拉丁文。印刷同样地被使用，如此优美、如此正确，因此没法想再求更为完美了。

我有意要……你学习这些语言学到家……不要有在你记忆中无所准备的历史……你还小时，我要你欣赏几何、算术和音乐等人文艺术……在这些科目中继续求进步……至于天文学，要学习其所有的定律；但占星学……只要及格就成了……因为那只是诚实的欺骗和无价值的事物而已。至于民法，我要你熟记其条文，然后与哲学互相参照……

我要你精细研究自然的作品……要最细心地精读希腊、阿拉伯和拉丁医生的作品，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编著和犹太神秘哲学家；借着经常地进行解剖，使你获得小宇宙——人类——的完全知识。而在白天有些时间里，把你的心应用到神圣经典的研究上：首先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然后是由希伯来文写的《旧约》……

但因为正如智者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不进入不善者的心灵中，而且无良知的科学只不过是灵魂的毁灭；你应服侍、喜爱、敬畏上帝……常助邻居，爱人如己；要尊敬你的教师；规避和你不愿与他相似的人交谈，不要糟蹋上帝赐给你的恩典。而在你了解到你已得到在那部分所应得到的所有知识时，回我这里来，使我在死前能见到你，给你祝福……

父卡冈都亚

庞大固埃热心研究，学习许多语言，若非遇见巴努什（Panurge），他可能已成为书虫了。甚至比托钵僧约翰更甚，这位配角人物比其主人显得更为突出，正如丘桑·潘沙（Sancho Panza）有时胜过堂·吉诃德。拉伯雷没有充分发挥其不相干的幽默和恣情的渲染的机会；他需要这个1/4无赖、1/4律师、1/4维庸、1/4哲学家，作为其讽刺的工具。他把巴努什描写得瘦如饥猫，走起路来极度小心谨慎，“就像踩在蛋上行走似的”；一个英勇的人，但有点儿淫荡，而“患有缺钱病”；一个扒手，一个“好色的歹徒、骗子、酒徒……和非常不道德的人”，“在别的方面，却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德行的人”。拉伯雷把最下流的俏皮评语放入他的口中。巴努什特别厌恶巴黎妇女把她们宽松短衫的扣子一直扣到背部的习惯；他在法庭里控告妇女，可能已失败，但他威胁要男人服从同一习俗——穿裙状的长裤，因此法庭判定女人在衣服前面要留适度、可以通过的开口。巴努什被一个轻视他的女人惹怒之后，看到她跪在教堂祈祷时，把一种搅动春情的带着母狗体味的臭味剂泼洒在她的裙裾上，当这位女士一出现，巴黎全市600014只雄狗全体出动，紧追不舍地追逐着她。庞大固埃本人是个彬彬有礼的领主，喜爱这位无赖，作为逃避哲学的借口，邀他参加每次探险。

故事嬉闹到第3卷时，巴努什与自己和他人辩论他是否应结婚。他把争论的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列举成100页，有些理由才情洋溢，有很多则无聊乏味；但在这几页里，我们遇见跟哑巴结婚的人和以掷骰子做最佳判断的著名法律学家勃利德古斯（Bridlegoose）。第4卷的序言学卢奇安的样子，描写天堂里“诸神的宗教会议”，朱庇特抱怨非世俗的混乱统治着地球，同时有30个战争在进行中，人们之间相互仇恨，神学的分离和哲学家的三段论法。“我们应如何处置拉姆斯和加兰德……他们把全巴黎都弄得彼此不和睦了。”普来埃帕斯建议把这两个人变成石头（Stones法文作Pierres。此二人名中都带有Pierre）；在此，拉伯雷从《圣经》偷来一个双关语。

第4卷和第5卷是记录回到地球上的事 [1] ——关于庞大固埃、巴努什、托钵僧约翰和一乌托邦的皇家舰队漫长的格列佛式的游记，为的是要发现神瓶庙（Temple of the Holy Bottle），并问问巴努什是否应该结婚。在20多次的冒险——讽刺封斋期的斋戒，新教徒的恨教皇者，固执的教皇崇拜者，僧侣，伪造古物的交易者，律师（穿皮袍的猫），经院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后，探险队终于到达了神瓶庙，在庙的正门上有一希腊文的铭刻，其意为“酒中有真理”。附近有个泉半沉着一个瓶子，从瓶中冒出声音，汩汩作响，发出好听的声音。女牧师巴克布克（Bacbuc）解释说酒是最好的哲学，而且“不要笑，只要喝……清凉、可口的酒……是人特有的性格”。巴努什得此与他所知一致的神谕后，很快乐。他决心要吃、喝、结婚，而且以男子气概来接受后果。他唱着一首淫荡的赞美歌曲，巴克布克辞退这群人时，说了这样祝福的话：“愿那被我们称为上帝，其中心无所不在，而没有周围的知识的天体，使你们受到他全能的保护。”因此，混合了淫荡和哲学的典型作风，这一伟大的罗曼史结束了。

[1] 第5卷于1562年出版，时为拉伯雷死后9年。可能其最初15章由拉伯雷留下。其余32章的可靠性有问题。

·国王的弄臣

在这种无意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酒色欢乐的细头大坛中是否有任何智慧呢？拉伯雷让故事中的笨驴之一说：“我们国家的小丑有点儿不雅，又喜欢在混乱中乱批评。”他喜爱词汇，不停地提供词汇，还创造了成千的词汇；像莎士比亚，他从各行业、哲学、神学和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吸收词语。他把形容词、名词或动词列成表，好像是以沉思自娱似的；在重复的狂喜中，他把同义语增加了；这种冗词（赘言）在法国舞台上是一种老把戏。那是拉伯雷无限和不可控的幽默的一部分，阿里斯托芬或莫里哀的幽默跟他比起来，好像细流见到洪水。他的粗劣是这一不可控制的曲流的另一面。也许其中有些是反抗修道院苦修的一种反映，有些是反抗医生解剖上漠不关心的一种反映，有些则是对卖弄学问的精确的大胆挑战，而大部分则为时代的习尚。拉伯雷无疑描写过分，在12页的泌尿生殖器、排泄和气体状态的描写细节之后，我们会感到厌烦而不想再看下去。古典影响的另一个世纪须把这种火山似的喷溢驯服成有训练的形式。

我们原谅这些缺点，因为我们沉湎于拉伯雷的风格，他自己亦然。那是一种不虚饰、不文绉绉的风格，自然、简易、流畅，正好是一种说长故事的媒介。其神韵的秘诀在于想象加精力加清晰；他看见了我们大多数人见不到的成千事物，注意到不可计数的服装、行为和演说的奇行怪癖，然后异想天开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让这些混合物在嬉戏的篇章里彼此追逐。

他像莎士比亚那样，随着风尚东偷西借，所偷的一经他的手就更臻完善。他自行取用了伊拉斯谟的谚语集中成百条格言式的片段，并仿效了《愚人颂》或《箴言集》。他吸收了普鲁塔克作品中数十个条目，此事在阿米奥特译本向文学上的窃贼打开伟大的宝库很多年之前。他把卢奇安的《天堂对话》（Heavenly Discourse）和弗伦戈（Folengo）的《自溺之羊》（Tale of the Self-drowned Sheep）的故事据为己有。那时，有出喜剧表演一个男人治好自己的哑巴妻子后，反而后悔了，拉伯雷以之作为其作品的题材之一。他有成百的题材源自中世纪的法国流传下来的故事诗和插曲。描写巴努什航海时，他依赖新世界和远东的探险者出版的叙述。然而，就是借用了这么多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作者比他更具创造性；只有在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里，我们才能有像托钵僧约翰和巴努什这种如此生动形象的人物的创造。然而，拉伯雷本人是该书的主要创作者，他是庞大固埃、托钵僧约翰、巴努什、伊拉斯谟、维萨里和斯威夫特混合而成的人物，模糊乱语，大声而笑，捣碎偶像，热爱生活。

因为他热爱生活，他严责那些使生活不可爱的人。也许他对不能与他同享人道主义者的虔诚的僧侣的责难，有点过分。他必定曾吃过一两个律师的亏（他称律师为“穿皮袍的猫”），因为他报复性地撕其毛皮。他同时把鞭子放在法官、经院派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旅客、特权持有者和女人的身上。他的整部书中，几乎找不到对女人说过一句好话；这是拉伯雷最为盲目的地方，也许因此他永远得不到温柔之情的回报——只能当僧侣、牧师和光棍。

人们曾为他是否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或无神论者而辩论。加尔文认为他是无神论者；而他的喜爱者法朗士下结论说：“我相信他是不信任何东西的。”有时他写作，就像是一个不诚挚的愤世嫉俗者，其使用的语言正如羊贩子在找最好的方法使土地肥沃一般。他取笑斋戒、免罪、宗教裁判官、教谕，并且乐于解说如何成为一名教皇。他很显然是不信有地狱的。他随时附和新教徒的论调，说教皇耗尽国家的金子。罗马红衣主教过着贪吃而伪善的生活。他同情法国的异教徒；他说，庞大固埃并没有久住图卢兹，因为在那里他们“把他们的摄政活活烧死，就像烧红鲭鱼般”——他指的是一个异教法学教授被处以死刑。但他对新教徒的同情，似乎只限于对人道主义者。他很敬仰地追随伊拉斯谟，但只温和地赞成路德，而对加尔文的教条和清教主义则不欣赏。除了对不容忍外，他对一切都容忍。像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被迫选择时，他宁可选择天主教的传说、不容忍和艺术，而较不喜欢新教的宿命论、不容忍和清净。他一再肯定信仰基督教的基础，但这可能是一个人的谨慎所在，他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时，愿意专断地孤注一掷，他对上帝的定义爱得如此深，以致他（或其继承者）重复地提到它。他显然接受了灵魂不朽说。但一般说来，他爱粪便学甚于末世学。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称他为叛教者，因为他接受了莫顿的牧师职，但捐赠者和接受者都了解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他的真正信仰在于自然界，就是这方面，也许正如他的正教邻居一般，他兼具信仰和轻信两种性格。他相信自然力终极的目标是为善而工作，但他低估了在人与蚤之间，自然力是中性的。像卢梭一样，他反对路德和加尔文，相信人性本善；或者，像其他的人道主义者那样，他相信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向善。与蒙田一样，他劝人效法自然，他可能带着顽皮的不关心，来看自然将发生于社会和文明的事件。在描绘德廉美大修道院时，他似乎在传播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他只准许那些有好教养、受过教育、有荣誉感而适合受自由的考验的人进入该大修道院。

他最后的哲学见解是“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sm，善意而粗率的讽刺）。这个词可不能与有用的烟草庞大固埃主义（Pantagruelion）相混。庞大固埃主义就像庞大固埃般地活着——自然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蔼而容忍的情谊，感恩地享受着生活上所有美好的事情，很愉快地接受我们不可逃避的变迁和结局。有一次，拉伯雷曾把庞大固埃主义定义为——“在轻视生活中的事件下保存的一种愉快的精神”。它结合了节制派的芝诺——愤世嫉俗派的第欧根尼和享乐派的伊壁鸠鲁：以平静的态度忍受自然的事件，以不冒犯的态度来看待所有自然的冲动和作用，不行清教徒的抑制，而享受每个令头脑清醒的乐趣。庞大固埃“接受所有事情好的一面，从最好的方面来解释每一个动作；他绝不使自己烦恼或不安……因为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的善……其价值并不值得我们为之打扰或混乱我们的情感，烦扰或混乱我们的感官或精神”。我们不可夸张这种哲学带有的享乐派的要素；拉伯雷有关酒的连祷文，口头上多于实际的沉溺；这些连祷文并不和当时的人对他的描写——一个“沉静、仁慈、仪表坦诚”的人——的情形相称；他赞颂的酒是生命之酒。而这位假装的嗜酒者领主，借卡冈都亚之口，说出了向我们自己的时代挑战的警句：“科学而无良知，只会带来灵魂的毁灭”。

除了珍视蒙田、莫里哀、伏尔泰外，法国珍视拉伯雷，甚于其他任何文学上的巨人。在他的世纪里，埃提内称他为那时最伟大的作家。17世纪，礼仪在花边和假发下僵化、古典变成了文学上的礼仪的必需品时，他在国人的记忆里失去了地位。但莫里哀、拉辛、拉封丹仍承认受其影响，冯特内尔（Fontenelle La Bruyère）和塞维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喜爱他，帕斯卡挪用了他对上帝所下的定义。伏尔泰起初轻视他的粗俗，最后却成为他的虔信者。法语改变时，19世纪的法国读者几乎不能理解拉伯雷，也许目前他在英语世界里比在法国更受欢迎，因为在1653年和1693年，托马斯·厄克特（Sir Thomas Urquhart）出版了第1卷和第3卷的英译本，文笔刚健，嬉笑嘲讽，一如原作。1708年，彼得·德·莫特（Peter de Motteux）完成全译本；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巨人传》成为英国的古典名著。斯威夫特也从该书获取灵感，好像当了牧师就有特权，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必定从书中发现机智的酵母。它是属于世界而非一国文学的作品之一。

龙萨与七星诗社

正在那时，一股澎湃的诗潮也在法国泛滥。在弗朗索瓦及其子统治期间，约有两百位知名的诗人；他们不是在默默无闻的荒野上无病呻吟的人而是文艺战场上的战士——形式与内容交战、龙萨决斗拉伯雷——他们决定了法国文学的性格，一直到大革命时期。

一种复杂的狂喜激荡着他们。他们渴望在风格的纯正与形式的完善方面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争长短，在措辞和意象的优雅方面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人抗衡。然而他们决定，不像教导和激励他们的学者一样用拉丁文写作，而用他们自己本国的法文；同时他们欲以窃自古典名著的字词、片语、结构和见解来使那仍然粗陋的语言成熟而精练。像拉伯雷的罗曼史那样不拘形式的插曲，在他们的眼光中，使法语成为用手匆促捏成的粗糙器皿，没有上绘，也没有加釉。他们将在那世俗的活力上，加以精心设计的形式和受理性控制的情感的训练。

复古的十字军始于里昂。莫里斯·塞维（Maurice Séve）花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去找他自己以为的彼特拉克之劳拉（Laura）的墓，然后写了446首诗给他自己所爱的德利埃（Délie）。其诗中的忧郁与精致，为龙萨清出了一条路。他在里昂最有力的对手是一个名叫路易丝·拉赫（Louise Lahé）的女人，她像另一个佩皮南的琼那样全副武装地斗争，然后由于跟一个制绳者结婚而冷却下来。他以很亲切的高卢式的风尚，对她的附属的恋情眨眼示意。她能读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她的鲁特琴弹得令人销魂，有个沙龙让她的竞争者和爱人聚会，写了一些最早和最精致的法文十四行诗。有位年谱作家说，我们可以从她丧礼（1566年）的隆盛来推判她的名声，她的丧礼表现了她的“功成名就。她的脸没被覆盖，被抬着游遍全市，头上戴有花环。死亡没法破坏她的姿容与尊荣，里昂人用花和泪来掩埋她”。经由这些里昂诗人，彼特拉克的风格和情趣传到巴黎，进入七星诗社（Pléiade）。

七星诗社这个词是古典的回声，因为公元前3世纪时，亚历山大城有7个诗人组成的星云，同样以星球命名，而该星球是纪念神话里阿特拉斯和普勒俄涅的女儿的。龙萨是法国七星诗社里最亮的一颗星，但他很少用这个名字，他敬仰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甚于亚历山大城的忒奥克里托斯或卡利马科斯。1548年，在托赖内（Touraine）的一家客栈中，他遇到了约阿希姆·杜贝雷，与他共同使法国诗古典化。他们又争取了另外4个青年诗人——安东尼·德拜弗、雷米·贝洛、埃提内·约德勒和潘图斯·德奇亚德——参加他们的计划，学者让·多莱特也参加了，他在法国学院和科凯雷学院有关希腊文学的教学煽起他们对古代希腊抒情诗人的热情。他们自称“军旅”（Brigade），并发誓要把法国的诗神，从让·莫格（Jean de Meung）和拉伯雷的粗手中、维庸和麦罗松弛的韵律中解救出来。他们瞧不起《巨人传》放纵的语言和隐含的智慧；他们在这些混杂的动词和形容词中及色情文学的狂喜中发现不到古典的约束，也发现不到有对女人、自然或艺术形式美的感情。一个有敌意的批评家，见他们有7人，便起了绰号，称他们为“七星”。他们反以此成名。

1549年，贝拉伊宣布“军旅”语言方面的计划，包括使法语表达所有古典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使法文本身更光辉更洗练，只要把流行的法国散文的粗俗措辞和法国诗的民歌、圆舞曲、三韵诗形式搁置一边，而以输入古典术语和古典形式，如阿那克里翁、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彼特拉克等，使法文纯化并使之丰富。因为对于七星社而言，彼特拉克已经是古典，其十四行诗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为完善的。

龙萨在他的诗中实现了杜贝雷以灿烂的散文表达的理想。他出生于新贵家庭，父亲是弗朗索瓦一世的侍臣，有一段时期龙萨住在显赫的宫廷里。后来他先后成为太子弗朗索瓦（Dauphin Francis）和马德雷娜（Madeleine，她后来和苏格兰的詹姆士五世结婚）的侍从，然后成为未来的亨利二世的骑士侍从。他期待从事军事探险，但16岁时，耳朵开始变聋。他将剑插入鞘中而舞动起笔来了。他偶然阅读维吉尔的作品，发现了形式和措辞的完美，这种完美是当时的法国所没有的。多莱特引导他从拉丁文到希腊文中获益，并教他读阿那克里翁、埃斯库罗斯、品达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这位青年大喊：“哦，老师啊！为什么你把这些财富藏了这么久？”24岁时，他遇见杜贝雷。此后，他把时间很专心地分散在歌、女人和酒上。

他的七音步诗（1550年）完成了抒情诗的反叛。他坦白地模仿贺拉斯，却把七音步诗的体裁介绍到法国，而在语言的纯粹、措辞的典雅和形式的精确方面，奠定自己的地位。两年后，在其《恋情》（Amours）的183首十四行诗中，他以彼特拉克为典范，达到了法文诗未曾被超越的高雅和精练的境界。他写的诗是要让人家唱的，许多诗在他在世时就已被谱成音乐，有些还是出自名作曲家，如杰尼昆（Jannequin）和戈蒂默（Goudimel）之手。他对他所求婚的女人发出了邀请——及时行乐，但即使在这种古典的主题中，他敲出的调子仍具有独创性，正如他劝告一位谨慎的少女，终有一天她会因失去被著名游吟诗人引诱的机会而后悔的：

你年老时，傍晚时分，坐在火炉旁，在烛光旁闲谈和缝纫，你将会背诵我的诗，而在惊异中，会说：“我美貌时，龙萨曾夸示我的名字。”那时你的助手由于织布机的低语声而昏昏欲睡，但她们听到这些话时，没有一个人听到我的名字时会醒来，祝福你有得到如此不朽的称赞的命运。我那时将在地下，成为一个没有骨头的幽灵；我将休息在桃金娘的树荫下。你，一个弯腰于壁炉的老妇人，那时将会后悔拒绝我的爱并骄傲地轻视我。现在仍活着，且相信我，不要等待明天，采集今天正盛开的生命玫瑰吧！ [1]

这种风格意气扬扬，非常适合美第奇的凯瑟琳的宫廷，她把一个意大利家仆带回法国，此人后来享有彼特拉克之名。这位新诗人——听觉困难，举止傲慢，具有军人的容貌，有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和普拉克西特利斯所雕的赫尔墨斯那样的脸庞——成为凯瑟琳、亨利二世、玛丽·斯图亚特，甚至英国的伊丽莎白（她是他的第17代表亲，曾送他一枚钻戒）的红人。希腊和罗马神话在七星诗社很受欢迎。这位诗人谈到奥林匹斯时，朝廷承认其恭维；亨利成为朱庇特神，凯瑟琳成为朱诺神，狄安娜成为狄安娜神；而让·古戎（Jean Goujon）的雕刻正好使此相符。

亨利死后，查理九世继与龙萨为友，结果并不好，因为这位青年君主要人写法国史诗来和阿内德匹敌。“我能予人死亡，”查理说，“但你能予人不朽。”龙萨开始写法国史诗，但发现他的诗才呼吸太短促，不适合这样长的赛跑；不久他就放弃了他的虚饰而回到抒情诗和爱。他平和地进入老年，不受世界的纷扰，在政治和宗教上保守而安稳，受到青年游吟诗人的敬重，受到所有人——除死神外——的尊敬。死神于1585年降临。他的遗体埋于图尔，但巴黎给他奥林匹克式的丧礼，首都所有的显贵人物都来为他送行，并听主教吟诵一篇丧礼演讲。

以他为首的许多诗人写了很多诗，很精巧，却不生动。他们大部分，就像这位大师一样，是异教徒，他们在安逸时承认天主教为正教，而轻视道德的法国新教徒。不管有些诗人多么穷，他们在傲慢方面却有贵族之风，有的在血统上确是贵族，他们为有闲而喜爱形式的那一圈人写诗。对他们所怀的敌意，拉伯雷报以取笑，讽刺其卖弄博学，卑屈地模仿希腊与罗马的韵律、措辞和描述，他们对古代主题的处理手法、彼特拉克式的自负和哀悼的脆弱回音。在自然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冲突中，法国文学的命运决定了。法国诗人和悲剧作家将选最直接而狭窄的结构和凿刻优雅的道路；散文作家将企图以实质的力量来取悦读者。因此法国诗在大革命之前是不可译的；定型的瓶子不能打破了再用外国的模子来重塑。19世纪，两大潮流才遇合，文质并茂方始出现，内容结合形式，法国散文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1] 此诗译成散文，比起勉强地把韵律和习语译成诗行的形式，要好得多。

韦艾特与萨里

不像洪流，而像经过许多出口流到海的河流，意大利的影响，经过法国而达于英国。一代的学术激励了下一代的文学，希腊和罗马的神圣启示成为文艺复兴的《圣经》。1486年，普劳图斯的剧作在意大利上演，不久之后，又演于互相竞争的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的朝廷。1508年，比别那（Bibbiena）的《卡兰德拉》（Calandra）肇始了意大利方言古典喜剧。1552年，祖蒂（Jodelle）的《被俘的克娄巴特拉》（Cléopatre Captive）成为法国方言悲剧的开始。1553年，尼古拉·尤德尔（Nicholas Udall）写出第一部古典形式的英国喜剧。一位批评家说，拉尔夫·罗斯特·多伊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发出了普劳图斯的香气”，的确如此，但它也发出英国的香气，而且是莎士比亚为迎合伊丽莎白时代戏院的低级趣味对观众所道出的那种粗鲁的幽默。

意大利的影响在都铎王朝的诗里显得最为耀眼。中世纪的风格复活于《明媚的少女颂歌》（The Notbrowne Mayd，1521年）的精美民谣中；但那些在青年亨利八世的太阳下取暖的诗人沉溺于诗中时，其理想和典型是彼特拉克和他的诗集。在伊丽莎白登基的前一年，伦敦的一个印刷商理查（Richard Tottel）出版了一本《杂集》（Miscellany），在此集中有两名朝臣的诗显示出彼特拉克胜过乔叟，古典形式胜过中世纪的充溢。托马斯·韦艾特（Sir Thomas Wyatt）以为国王服务的外交家身份游历法国和意大利，并带回了一些意大利人助他开化他的朋友。像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好心的朝臣，但他自寻烦恼于爱火中。传说他是安妮·布林恩（Anne Boleyn）的早期情人之一，当她被送往伦敦塔后，他不久也入狱。同时，他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而且是第一个把英诗压缩成紧密形式的人。

韦艾特39岁死于热病时（1542年），在亨利的朝廷出现了另一位浪漫派人物亨利·霍华德，萨里的伯爵，接下了他的七弦琴。萨里歌咏春之美，责骂顽抗的少女，而且轮番地向每个少女发誓永远忠贞。在伦敦，他过度地沉溺于夜生活，因挑战决斗而系于狱中一段时期，因在斋封期吃肉而被传唤受审，用他的嬉戏的弓打破窗子，再度被捕，再度获释，在法国为英国英勇作战。回国后，他大声戏言自己将成为英国国王。他被判受绞刑、被四马分尸，但最终被斩首了事（1547年）。

在这个精力充沛的人的生活中，诗只是一种附带的装饰。萨里译阿内德史诗中的几卷，把自由诗介绍到英国文学中，赋予之后莎士比亚所用的十四行诗的形式。也许预见不适当的骄傲可能导向断头台，他以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为主题写了一首充溢沉思精神的田园诗给一个罗马诗人：

马夏尔，要达到快乐的生活，

我发现这些东西不可少：

祖先留下的财富，不劳而获；

能结果的土地，平静的心巢；

平等相处的朋友；没有遗恨，没有斗争；

规律或统治不改变；

健康的生命，没有疾病；

绵延不绝的家眷；

中等的饮食，而非海味山珍；

真正的智慧配合以质朴单纯；

思虑俱释的夜间；

畅饮不至多到智虑鲁钝；

忠心的太太，从不争论；

足以消遣夜晚的酣睡；

满意你自己的身份，

不希望老，但对之也不惧畏。

汉斯·萨克斯

德国在1530年以后，古典作品的出版几已停顿；书籍的出版已经很少；它们被大量出版的争论性质的小册子取代。圣方济各会的一名僧侣托马斯·穆诺以尖酸的笔调，用一系列关于流氓和傻瓜的小册子鞭笞每一个人——流氓商会、愚者群……全都剽窃自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 [1] 被穆诺鞭挞的许多愚者是教士，因而他最初被误认为是路德派，但后来他“赞扬”路德为“一条野蛮的大侦察猎犬，没有感觉、愚笨、渎神的叛徒”。亨利八世送他100镑。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情况较为好些。宗教改革时，他在奥格斯堡当牧师。他向宗教改革致敬，认为那是勇敢而必要的反叛，因而成为路德派的牧师（1525年）。3年后，他和奥蒂利埃·贝哈姆（Ottilie Beham）结婚，其兄弟为再洗礼派教徒。他对这个受迫害的宗派渐生同情之心，谴责路德派的不宽容，因而被逐出斯特拉斯堡，在乌尔木以制肥皂为生。他取笑德国公爵决定宗教的正统，他指出“假如一个领主死了，其继位者宣布另一个信条，而此一新信条则立刻成为上帝的话”。“疯狂的热心占据了所有的人，以致我们应相信……上帝也属于我们自己，而且除了在我们的宗派里，世上没有天堂、信仰、精神、耶稣。”他的信仰是不关门的宇宙派神论。“我的心并不和任何人不同，我在土耳其人、教皇派、犹太人和所有的人中都有兄弟。”他矢志追求“自由、不分宗派的……基督教，不为外物所束，甚至不受《圣经》所限”。因在性格上如此地不适于他那个时代，乌尔木的人将他驱逐出境。他在巴塞尔找到印刷的工作，在诚实的贫困中卒于该地（1542年）。

这时的德国诗和戏剧沉湎于神学中，以至不再是艺术，而成为战争的武器。在这个争斗中，任何一行业的术语、粗俗话和猥亵语都被认为是正当的；除了民歌和赞美诗，诗失去了应有的艺术趣味。那些15世纪时过多的舞台宗教剧因不合大家的口味而过期了，而被攻击路德或教皇的流行讽刺剧代替。

有时人会超越愤怒而看清整个生命。若汉斯·萨克斯曾服从过纽伦堡的市长们，他可能只是一个鞋匠。他不获出版许可权而出版了《巴别塔的韵文历史》时，他们禁止他出版，郑重宣布诗并非其职业，并命令他只管干好自己的事（只做鞋匠活，不得作诗）。但汉斯有此权利，因为他已成为诗乐会会员。他所属的织工和鞋匠商会定期表演会唱、并一年3次举行公众音乐会时，他对诗歌的热情愈加高涨。为了在商会和在其他的机会中有所表现，他专注于写作诗歌和剧本。

他或许不是大诗人，却是愤恨的世纪里一个头脑清醒、心情愉快的歌唱家。他的基本兴趣在于淳朴的人民，而非天才；他的剧本几乎均与这些人有关；在这些剧本中，即使上帝，也是仁慈的普通人，上帝就像教区的牧师那样跟人交谈。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充满痛苦、庸俗、猥亵，而汉斯的作品描绘及赞扬爱情、责任、虔信、军事上的忠贞、父母之情、子女孝顺之爱等美德。他第一部出版的诗（1516年），计划“提高上帝的赞颂和光荣”，并“助其同胞过忏悔的生活”，这种宗教上的精神温暖了他终生的作品。他把半部《圣经》译成韵文，用路德的翻译作为范本。他祝贺路德为“维滕堡的夜莺”，他将会净化宗教并恢复道德：

醒来！醒来！白天已近，

我听到一曲唱于森林。

那是愉快的夜莺；

其歌声在山谷间传鸣。

夜已落入西方，

白天从东方耀上，

黎明终于到来，

忧郁夜的云彩已离开。

汉斯成为宗教改革时代的游吟诗人，用倔强的打油诗来讽刺天主教的过失。他写了关于无赖僧侣的剧本，并追溯其源流到魔鬼。他出版了讽刺滑稽的诗和讽刺剧，而指责牧师引诱少女和做弥撒时喝酒之类的事。1558年，他出版《约纳教皇韵文历史》（History in Rhyme of the Popess Joanna）——大部分新教徒把这个寓言当作历史来看。但汉斯也讽刺路德派，公开揭发其生活丑陋与其信条相反：“由于吃肉、喧嚣，滥用牧师，争吵、欺骗、侮辱人和所有其他不适当的行为，你们路德派教徒已大大地侮辱了《福音书》。”他和其他100人共同哀悼当时的商业主义和不道德。

总而言之，姑且不论瓦格纳（Wagner）把他理想化，汉斯实在是坦直、粗鲁而亲切的德国人的典型，至少在德国南部这类人占大多数。在他的家和诗中，我们想象他快乐而和谐地过了40年。第一位太太死时（1560年），他再娶，时年68，新娘却是27岁的漂亮女人，他甚至活得比太太长。一个补鞋匠能成为人道主义者、诗人、音乐家，得到并使用大图书馆，学希腊文学和哲学，写了6000首诗，活得相当健康和快乐，到82岁时才死去，就一个时代、一个城市而言，必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1] 亚历山大·贝克莱（Alexander Barclay）在《愚人船》中做了同样的修改，并加了他自己的尖刻之语。

伊比利亚半岛的诗人（1515—1555）

在葡萄牙文学上，这是一个活泼的时代。探险的刺激，因扩展商业而增加的财富，意大利的影响，科英布拉（Coimbra）和里斯本的人文主义者，有教化的朝廷的赞助，共同促就了一个开花期，并很快因卡蒙斯（Camoëns）的《卢西亚德斯》（Lusiads，1572年）诗作而达于鼎盛。一场快乐的战役蔓延于吉尔·维森特（Gil Vicente）的旧派和奥斯·奎亨蒂斯塔斯（Os Quinhentistas）之间。吉尔·维森特，“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以其简单的节目主宰戏院34年之久。朝廷对他微笑，并期望他以剧本来称赞（或庆祝）每个王室事件。国王与教皇争吵时，吉尔奉命讽刺教廷，其自由的程度，使在布鲁塞尔看他剧本的哲罗姆·阿林德以为自己正在中萨克森听路德讲话呢。这位多产的剧作家，有时用西班牙文写作，有时用葡萄牙文写作，有时两种均用，并插入了意大利文、法文、教会拉丁文、农民俚语等断简残篇。其剧本的动作，就像莎士比亚剧本中一般，常常被涌现于人们心中的抒情诗中断。同莎士比亚一样，吉尔是演员和剧作家，也是舞台经理，指导布景。而且，他是当时最好的金匠之一。

弗朗西斯科·萨·米兰达（Francisco Sá de Miranda）在意大利停留6年之后，于1524年回葡，并带回了文艺复兴的古典狂热。像法国的龙萨和七星诗社，英国的斯宾塞和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他要以构塑主题、格律、风格于古典诗行中来使民族的文学尊贵起来；像约阿希姆·杜·贝雷，他把彼特拉克列入古典范围，并将其十四行诗介绍给国人；他用自己的国语写第一部古典悲剧（1550年），此前他已用古典的形式写了第一部葡萄牙散文喜剧（1527年）。他的朋友里贝罗（Bernardim Ribeiro）用维吉尔的风格作牧诗（或田园诗），而过着塔索式的悲剧生活：他热恋一个宫中贵妇而被逐；后来被原谅而恢复宠幸，却死于疯狂中（1552年）。

一群多彩多姿的历史学家把探险家的胜利记录下来。卡斯帕尔·科雷亚（Caspar Correa）到印度去，晋升为阿尔伯克基的秘书之一，公开谴责官方的腐化，于1565年被谋杀于马六甲。在其活跃的生涯中，他写了8册他所称的葡萄牙征印“简史”，充满了扩张的色彩。卡斯坦赫达（Castanheda）半生游历东方，花20年的光阴致力于《葡萄牙征印度历史》的写作。巴罗斯（Barros）在里斯本的行政部门服务40年，以不聚财而令其前任官员汗颜。他曾去过所有档案保存处，把资料收集起来，编成他仅称为《亚洲》的书，但该书后来以《十年》命名，因其4巨册中的3册，每一册都包含了某一个10年中发生的事件。除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作品外，这部书可与当时的任何作品在秩序、精确和清晰各方面相比。骄傲的国家可能不会接受这两个例外，而给他以“葡萄牙之李维”的称誉。

卡斯提语现已成为西班牙文学语言。加利西亚、瓦伦西亚、卡塔罗尼亚、安达鲁西亚等方言残存于人们的语言中，而加利西亚语成为葡萄牙语，但卡斯提语在斐迪南、伊莎贝拉和西蒙尼斯的统治下，成为城邦和教会的语言，这使这一方言得到不可驾驭的特权并从当时以迄我们的时代，其男性的洪亮之音已影响到西班牙的文学。对语言的迷恋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某些作家中。安东尼奥·古瓦拉立下了语言异想和修辞辞藻华丽的榜样，而他《领主的罗盘》（1529年）的译本助长了约翰·黎里（John Lyly）在其作品《艾福埃斯》（Euphues）中铸炼的夸饰文体和莎士比亚在其早期喜剧中铸炼的愚笨的文字游戏。

西班牙文学歌颂宗教、爱情和战争，对侠士的罗曼史的热情达到高潮，以致1555年其国会建议把罗曼史禁止。这项命令实际颁行于西班牙所属的美洲，若在西班牙果真强制执行的话，我们就见不到《堂·吉诃德》这本书了。在骑士书丛的净化中得到前牧师宽容的罗曼史之一是葡萄牙人蒙特梅约（Jorge de Montemayor）所作的《多情的狄安娜》，它模仿西班牙籍意大利诗人桑纳扎罗（Sannazaro）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Arcadia，1504年），又被悉尼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1570年）模仿。蒙特梅约的散韵夹杂诗是意大利文学对西班牙文学产生影响的千例之一。胡安·波斯坎（Juan Boscan）把意大利剧作家卡斯蒂利奥内的《科尔蒂贾诺》（Cortigiano）译成散文，与原作甚为相宜，并接受威尼斯诗人纳瓦格罗（Navagero）的建议，使十四行诗的形式在西班牙通俗化。

其友加尔西拉索·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几乎用卡斯提语使这个形式达到完美的地步。像这时期的许多西班牙作家，他出身高贵的世家，他的父亲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驻罗马的大使。1503年生于托利多，他早期献身军戎。1532年，因逐土耳其于维也纳而声名大噪。1535年时，在突尼斯受包围中，两度重伤，几个月以后他在普洛凡斯参加查理五世徒劳无益的战役。在弗雷瑞斯（Fréjus），他自愿领导士兵攻击一座破城堡，他第一个登上城墙，头部受伤，不久因之而死，时年33岁。在其遗赠给友人波斯坎的37首十四行诗中，有一首敲出战争的调子：

比以前更大的诅咒存在

于我们的这个时代；以前

一切的诅咒仍一直在改变其面目，越来越坏；

而我们都感觉到战争的出现——

战争接近着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流亡、危险和害怕

而我们每个人都彻头彻尾地烦厌

于见到自己的血从矛（枪）上流下——

矛未中的，而自己仍然幸存。

有些人已失去其财物和所有的马具，一切都垮，

甚至是房屋和家人

太太的名字和记忆都已成灰。

那么战争的用处何在？为了国家的感恩？

为了小名气？为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有人会写一本书，其用处我们可从中一窥。

他见不到，但成千的书纪念他。历史学家把他的死作为当时的主要事件记录下来。他的诗被印在携带方便的册子里，西班牙的军人把它带在口袋里转战各地。西班牙鲁特琴琴手把他的抒情诗谱成音乐，作为西式鲁特琴的情歌，而剧作家把他的牧诗变成剧本。

西班牙的戏剧著称于时代，不久将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剧本竞争。独幕喜剧、讽刺剧，或取材于通俗罗曼史的插曲被漫游的表演者表演于公共广场或酒店的庭院中，有时则在领主的别墅或皇宫里。继承吉尔·维森特给这种歌团提供节目的主要供应者罗佩·鲁埃达（Lope de Rueda）以他的波波斯（Bobos，小丑）之名——并给我们提供这个新字——闻名。

历史学家辈出。龚萨洛·费尔南德斯·奥维埃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被查理五世任命为新世界的史官，他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完成了浩瀚而秩序凌乱的《西印度通史及自然史》（1535年）以充数。在西班牙属美洲住了40年，他因采金矿而致富，并愤恨《印第安之破坏的简要关系》（Brevisima Relacion de la Destruycion de las Indias，1539年之后）一书，该书揭发了在美洲的矿场里土著奴工受剥削的残酷情形。1502年，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与哥伦布一同航行，后来成为墨西哥恰帕（Chiapa）的主教，而且几乎为印第安人献出了一生。在致西班牙政府的陈情书里，他描绘土著因殖民者加诸其身的工作的严苛而急速死亡的情形。印第安人由于温暖的气候和简单的饮食，已习惯于偶尔的工作。他们未曾挖金，却已满足于从土地的表面或浅溪的河床上得到的金子，且仅用之作为装饰。拉斯·卡萨斯估计印第安的土著人口在38年间，已从1200万人（无疑猜测过高）减少到1.4万人。多米尼克教派和耶稣会的牧师与拉斯·卡萨斯联合起来反对印第安的奴隶制度，伊莎贝拉则一再公开指责之。斐迪南和西蒙尼斯规定印第安劳工征用条令，但这些绅士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政治时，他们对土著待遇的训谕多半被忽视了。

少数人为征服墨西哥而辩论。弗朗西斯科·罗佩兹·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提供这一征服计划的国会报告。德尔·卡斯蒂洛（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为了反抗，写了《新西班牙的征服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1568年之后）——该书在称赞国会之余，谴责了弗朗西斯科把征服的所有光荣和利益都夺走，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给像贝纳尔（Bernal）一样勇敢的战士。那是一本很迷人的书，充满行动的诱惑，胜利的乐趣，而且很诚实地对阿兹特克人（Aztec）的财富和光辉表示惊讶。“当我看到我周围的景色，我以为这是世界的花园。”然后他又说“所有的被摧毁了。”

这一时期最为成熟的西班牙历史著作和最有名的西班牙小说归于同一人。门多萨在斐迪南征服11年后生于格拉纳达；其父在被包围期中得到桂冠诗人头衔，并在城陷后成为该城的统治者。门多萨受教于沙拉曼卡、波隆那、帕多瓦等地，他在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哲学和法律方面接受广泛的教育。他以文艺复兴时代领主般的热忱，收集古典版本。他为苏里曼做了几宗宗教仪式后，苏里曼询问他将索要何种报酬时，他只想要一些希腊手抄本。他晋升到高的地位，为查理五世出使威尼斯、罗马和特伦特宗教会议。当转述来自查理的苛刻信息给教皇而受到保罗三世的指责后，他用西班牙贵族的傲气回答：“我是一个骑士，我的父亲也是，以一个骑士而言，完成我的主人的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不必怕你——圣皇陛下，只要我遵从对耶稣代理人的正当尊敬。我是西班牙国王的使者……作为他的代表，即使你不乐意，我仍是安全的。”

最近的研究，对欧洲文学第一本以恶汉及其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托马斯的《拉撒路的生活及其冒险》——其作者是否是门多萨，表示怀疑。那本书虽然直到1553年才被印出来，但可能在许多年前就已写成了。比王族的地位稍低的家族的后裔竟把一个贼当成英雄，这可是令人惊奇的事。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初有意做牧师的人，竟在他的故事里写下了对教士团很尖刻的讽刺，以致宗教裁判所禁止其再版，直到所有冒犯的部分被删除为止。拉撒路（Lazarillo） [1] 是一个流浪者，做一个盲丐的向导，学得卑下窃盗的诡计，进而学会了较高级的罪恶，做牧师、托钵僧、私人牧师、州官副手、赎罪券出售者等人的仆人。即使是有些小聪明的青年贼，对赎罪券出售者为卖出其商品安排的奇异事情也会产生很深的印象。“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也受骗，而认为我的主人是神圣的奇迹。”这种嬉戏的叙述，形成了小说的风格。它激起了无数的模仿者，而以勒萨日（Alain Lesage）所作的最有名的《恶徒罗曼史》（Gil Blas，1715—1735年）达到顶点。

因为在一次争论中抽出菲利普二世的剑而被逐出宫廷，门多萨隐居到格拉纳达，作了随兴之诗，由于太不注重格律而在生前没有出版。他还在《格拉纳达史》中详述摩尔人的反叛（1568—1570年），由于书中公平而正直地对待摩尔人，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610年才印了一部分。他以萨卢斯特为典范，试图与之抗衡，并从塔西佗处剽窃一两个主题。但大体而言，这本书是第一部超越编年史或史实的宣传，以哲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以文学的艺术加以表现的西班牙作品。他死于1575年，时年72岁。他是充满完人的时代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

在这些急就章节里，良知常与时间竞赛，并警告急挥之笔说，像走马看花的旅客一般，只不过能潦草涂写到表面而已。多少出版家、教师、学者、赞助者、诗人、罗曼史作者和鲁莽的反叛者，半个世纪以来，为生产文学而努力，而一旦不朽的天才被一行描绘而轻轻带过时，他们的文学成就在此难免受到狭隘的限制，许多杰作未被指出名来，许多国家受到忽略。文学是自然发生的事。男人和女人从神学和战争中摆脱开来，休息片刻，然后去爱恋美的形式和真理及权力的幻想，接着把文辞加以铸造、雕琢并彩绘——直到思想披上艺术的外衣。智慧和音乐出现，文学兴起以让国家发言，以让时代将其精神注入模型中，它如此深受喜爱而相沿成风尚，结果时间本身会珍视它，经过千百次大灾难仍被人视为传家宝般的流传下去，文学延续时，必有其保存下来的充分理由。

[1] “小拉撒路”指在《路加福音》第16章乞丐之名。那时称为“小乞丐”，那时是一个小孩子领着一个盲丐。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1517—1564）

艺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只要新教徒相信《十诫》，艺术就得遭受宗教改革的摧残。上帝不已说过“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模仿天空、大地和地底、水中的百物”吗？在扫荡性的禁止之后，象征性的艺术怎能存在呢？犹太人曾服从戒令，也疏忽过艺术。穆斯林大体上也服从过戒条，而使艺术仅作装饰之用，大半是很抽象的，常常以之代表事物，很少代表人，绝不代表上帝。新教重新发现《旧约》，遵从闪米特传统。天主教徒，其希腊罗马遗产盖过犹太的起源，越来越忽视这个禁止权：哥特式雕刻已把圣徒和诸神刻在石头上；意大利绘画已绘出《圣经》故事，文艺复兴却在盛开而放纵的象征艺术中，早把第二诫忘得一干二净；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赞助者，则以良好的见识藐视原始和现已无意义的禁忌。

所有赞助者中最伟大的是天主教会，她把艺术用在信仰上无文字表达的教条和传说上。在认为神话对道德具有教化作用的主教看来，这种艺术的利用似乎是合理的。但神话像炼狱一般，受到操纵，以资助教会的奢侈和滥用时，改革家就会在可原谅的情况下，反叛灌输神话的绘画和雕刻。就此事而言，路德是很适度的，即使不得不去修改《十诫》。“我不主张《福音书》必须摧毁所有的艺术，如同某些迷信的人相信的那样。相反地，或乐于见到所有的艺术……创造艺术并以之为我们的上帝服务。摩西律法只禁止上帝的偶像。”1526年，他召唤他的信徒“借着绘画来攻击……罗马反耶稣派的偶像崇拜者”。即使加尔文（其追随者最热心地反对崇拜偶像）也有限度地赞同偶像。“我并不认为一切偶像都应被毁灭……但明白绘画和雕刻的艺术……来自于上帝，我要求的是艺术的实践必须纯正而合法。因此不应描画或雕刻除了眼所能看见以外的任何东西。”人情味不如路德、谨慎不如加尔文的改革者偏好把宗教上的绘画和雕刻全部宣布为非法，并把教会的所有装饰清除掉；“真理”把美当作不信教者加以驱逐。在英国、苏格兰、瑞士和德国北部，破坏是不分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法国，新教徒把圣物盒、神龛和在受其控制的教会发现的其他器物熔毁。人们在胜利之时会摧毁其一向所服从的偶像；在了解这种愤怒的情绪之前，我们须再思及人们冒生命之险去改革宗教的热情。这种破坏是残忍而野蛮的，但几世纪以来妨碍其本身改革的机构，对这种罪过也难辞其咎。

哥特式的艺术结束于这一时期，宗教改革只是其死因之一。反对中世纪教会的情绪随之带来对与教会联系长久的建筑和装饰的风格的排斥。然而，哥特式艺术在路德发言之前已垂死。它摇摆于天主教的法国和反叛的德国与英国，它自毁于灿烂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哥特式艺术的敌人。文艺复兴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从未爱过哥特式艺术，即使接受它，也加以嘲弄。文艺复兴主要散布于受教育者中，这类人不太能体会十字军东征和哥特时代的热心信仰。在宗教改革的进步中，天主教会本身（教会在哥特式的建筑中有其无上的艺术表现），由于失去了不列颠、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并因天主教的国王对其总收入的挥霍而太穷，不能像以前那样慷慨地资助艺术或决定嗜好和风格。于是一天一天地，世俗化、异教化的文艺复兴以其古典的偏好超过中世纪信仰和形式的神圣传统。人们不虔敬地逾越了虔信而敬畏的世纪，去再度了解古代爱尘世、爱享乐的热情。哥特艺术被认为是摧毁罗马帝国的野蛮艺术，战争因反抗这种艺术而起。被征服的罗马人再度恢复生活，重建其庙宇，揭露其神的雕像，并且先命令意大利，再命令法国和英国恢复曾象征希腊光荣和罗马伟大的艺术。文艺复兴征服了哥特艺术，在法国它则征服了宗教改革。

法国文艺复兴的艺术

·建筑的狂热

在法国教会建筑方面，哥特艺术成功地为暂时解脱而扩张。有些天主教堂加入了新鲜的元素，所加必是哥特式的。因此，康恩的圣皮埃尔教堂完成其闻名的歌咏队的席位；博韦建其南面的十字式教堂的左右翼部；而让·瓦斯特（Jean Vast）在左右翼部建起一横跨其间500英尺高的尖塔时（1553年），哥特艺术几已达到巅峰。在1573年的耶稣升天节，那高耸的旁若无人的物体塌垮而坠入歌咏队席位上时，这场灾难象征着建筑史上最高贵风格的结束。

哥特艺术的光辉，在此时期，兴起于法国的蓬图瓦兹、库唐斯和许多其他城市。在巴黎，随意一瞥都显示出信仰在过去时代的某些神奇，在此城有两个壮观的哥特教堂形成了：圣埃提内·杜—蒙特和圣艾乌斯塔策。但文艺复兴的风格潜入其中：在圣埃提内·杜—蒙特教堂，有壮丽的石屏风伸展于歌咏队席位之上；在塔策教堂，复合的半露方柱和仿科林斯式建筑的柱头伸展其上。

天主教哥特建筑为世俗的文艺复兴建筑取代，反映出弗朗索瓦一世的嗜好和人文主义者强调尘世乐趣甚于天国的希望。所有经济方面的成果，贵族的赞助，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已形成的艺术上的异教主义，现在滋养了法国的建筑家、画家、雕刻家、瓷器匠和金匠的虔诚。意大利的艺术家被带入法国，把他们的技巧和装饰的动机与复活的哥特式形式融合。不仅在巴黎，在枫丹白露、图尔、布尔日、昂热、里昂、第戎、阿维尼翁和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等地，意大利设计的光辉、佛兰德斯绘画的写实主义、法国贵族的嗜好和两性的文雅，这些因素结合而在法国产生了一种足可向意大利的权威挑战并继承这一权威的艺术。

这一运动的领袖是具有放纵态度和鉴赏力且爱艺术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把自己的无忧无虑和微笑的精神带进其王朝的建筑中。他告诉他的艺术家“敢”——然后让他们试验甚至意大利不允许的东西。他认识到佛兰德斯人在肖像画上的力量，请让·克卢埃作为他的宫廷画家，委托约斯·克里夫（Joos van Cleve）画他自己及周围人的肖像。在精制和装饰的所有艺术中，鼓励他的是意大利。征马里尼亚诺（1515年）成功后，他访米兰、帕维亚、波隆那及其他意大利城市，而且很羡慕地研究其建筑、绘画及其他艺术。切利尼引用他的话：“我很清楚地记得要检视所有的好作品，特别是所有意大利最伟大的大师所作的作品。”夸张的地方可能属于热情洋溢的切利尼。乔吉·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十多个例证中，特别提及弗朗索瓦一世通过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的代理人去买意大利艺术品的事。经过这些努力，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莉达》、布龙齐诺的《维纳斯与丘比特》、提香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上千种的器皿、勋章、素描、小雕像、绘画和缀锦画翻过阿尔卑斯山而到法国的卢浮宫来。

这位热心的君主若能为所欲为的话，可能已把意大利最好的艺术家都引进来了。诱人花钱的地方多如牛毛。“我将以金子来使你窒息。”他答应切利尼。本韦努托（Benvenuto）来了，并且不定期地留下来（1541—1545年），其留下的时间长得够法国金匠加强在传统设计和技术上的技艺。多米尼科·贝尔纳贝已在查理八世时来过法国，弗朗索瓦雇用他为巴黎设计一个新的市政厅（1532年）。当它完成时，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1871年的公社（Commune）革命把它烧毁了，它依博卡多罗（Boccadoro）的设计重建起来。达·芬奇老年时来到法国（1516年），法国艺术和门阀各界都崇拜他，但我们知道他在法国并无作品产生。安德烈·德尔·萨尔托来了（1518年），但很快逃跑了。乔万尼·巴蒂斯塔受到佛罗伦萨的引诱（1530年），然后停留在法国一直到自杀。罗马诺接受急邀，但为曼图亚城迷醉，他派他最显赫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普里马蒂乔（Francesco Primaticcio，1532年）来。弗朗西斯科·佩莱格里诺、维尼奥拉、阿巴特、塞巴斯蒂安·塞利奥和其余十多人先后来法国。同时，法国艺术家受鼓励去意大利研究佛罗伦萨、费拉拉和米兰各城市的宫廷及新建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自从希腊的艺术和思想征服古代的罗马以来，也未曾有过如此丰富的文化血液输入。

半个世纪以来（1498—1545年），法国的建筑是根深蒂固的哥特风格，和仿效被征服的征服者而渗入法国的意大利式样，体现于里尔皇宫的石头上。在此，哥特艺术仍有大手笔，高卢的石匠主宰设计的封建碉堡设于壕沟内，有堡垒状的塔垂直地自角落升起；宽大有坚框的窗引来阳光，斜屋顶可使雪滑下，而天窗像单片眼镜从屋顶窥视出去。但意大利的入侵者被允许把尖拱压平，使之回复到较旧的圆形；并使长方形阶梯式的正门并排，窗子被支持以半露方柱，并冠以三角墙，装饰以古典圆柱、柱头、腰线、壁带、圆形饰物。阿拉伯式圆饰和植物、动物等雕刻的羊角状物，帝王的本身像和神话上的圣物。理论上，这两种哥特式和古典的风格是不相称的。他们受到法国人的鉴别和品赏而融合成为和谐的美，这与其他因素共同使法国成为近世世界的希腊。

建筑的狂热——一位表示惊奇的将军称之——现在袭击法国或弗朗索瓦。建筑师雅克·苏尔多为了王后克劳德在布卢瓦的旧皇宫加了北面的厢房，其风格是十分文艺复兴式的。发现在厢房里建一楼梯不方便，建筑师便设计了当时建筑上引人注目的东西——向外的螺旋式楼梯，以一个八角塔的形状向上升起，通过3个台阶到从屋顶向外投射的优美走廊，每个台阶富丽堂皇地装饰着雕刻的楼座。

王后死后，弗朗索瓦把他建筑上的热情转到尚博德（Chambord）——卢瓦尔河南3英里、布卢瓦东北10英里。在那里，奥尔良公爵曾建造过一处打猎住的房子，弗朗索瓦以无上的哥特式皇宫取代之。该皇宫如此广大——有440个房间，容纳1200匹马的马房——以致需要1800个工人的劳力经过12年才能完成。法国的设计师使其北正面很迷人，混以由塔、“灯”、尖塔和雕刻建筑构成的迷宫；其内部以螺旋式楼梯闻名，该楼梯极为壮丽，有独一无二的上下双重过道。弗朗索瓦喜爱尚博德，以之作为快乐的猎区。在此，其宫廷喜聚集所有装饰品；在此，他度过了日渐衰老的残年。其内部装饰大部分毁于1793年的革命，另一座弗朗索瓦的皇宫——坐落于博洛涅森林里的马德里德宫，由吉罗拉莫·德拉·罗巴（Girolamo della Robbia）装饰以马尤利贝（Majolica）陶器的正面——在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毁了。

奢侈并不只限于国王，其助手很多自行享用那仍像自神仙国度里输入的宫殿。最完善者之一是勒里多（Azay-le-Rideau）——在安德尔（Indre）的一小岛上，建此宫者吉勒斯·贝特罗特（Gilles Berthelot）并非一个无所事事的法国财政大臣。诺曼底的税务总监托马斯（Thomas Bohier）建了舍农索，财务部长让·科特鲁（Jean Cottereau）重建迈特隆（Maintenon）宫，纪尧姆·蒙特莫雷西（Guillaume de Montmorency）在尚蒂伊（Chantilly）建了领主似的皇宫（1530年）——大革命的另一个灾祸。其子安·蒙特莫雷西（Anne de Montmorency），法国的高级军官（主管城堡），在接近圣丹尼斯（Saint Denis）的地方建立了埃科恩宫（Ecouen）（1531—1540年）。让·布雷顿重建威廉德里皇宫，查理·斯皮纳伊完成了于塞（Ussé）宫。此外，图尔一地的瓦伦盖宫、森伯兰考宫，康尼一地的埃斯科雷勒宫，图卢兹一地的贝尔努埃斯宫，布尔茹瓦一地的拉勒蒙特宫，罗翁一地的布格泽龙德宫和成百个其他的宫，都是这个无顾忌的王朝的产物，我们可以从中推断领主的富有和人民的贫穷。

感觉到住室不合适，弗朗索瓦决定重建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在枫丹白露所建的皇宫（切利尼说，因为这个地方是“国王在其王国里最喜爱的地方”）。城堡主楼和小礼拜堂恢复了，其余被毁掉；在原址，吉勒斯·德布雷顿（Gilles de Breton）和皮埃尔·尚比格斯（Pierre Chambiges）建了一大片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皇宫，和优美的首相画廊毗连。这片皇宫的外观并不吸引人，也许像佛罗伦萨城的商人领主那样，法国国王担心，如果皇宫的外表太过奢华，加之又在都市附近，可能会招来百姓忌恨。他使内部保持艺术的水准，在那里他依赖受拉斐尔和罗马诺装饰传统培养的意大利人。

艾尔·罗索（Il Rosso）为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廊工作了10年之久（1531—1541年）。瓦萨里描绘他，当时才37岁，是个“仪态大方，言词庄重而亲切的人，有成就的音乐家，精通学问的哲学家”，而且是个“卓越的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罗索把墙安排成15个方格，每格装饰的都具有高级的文艺复兴的风格：以雕刻和镶嵌的核桃树的壁板为柱脚（柱基），取材于古典神话或历史景色的壁画，由灰泥装饰而成的雕像、贝甲、武器、大奖牌、动物或人像、果园或花园的富丽堂皇的环境，装饰深浓的木头的天花板——这些完成了暖和之色、肉欲之美、无忧无虑乐趣的效果。所有这些正对国王的胃口。他给罗索一栋在巴黎的房子和1400利维尔的年金。瓦萨里说，这位艺术家“生活宛如领主，有仆人和马匹，开宴会款待朋友”。他聚集五六个意大利人和几个法国人（都是画家和雕刻家）为他服务，这些人构成了枫丹白露派的始祖和核心。在他成功和灿烂的高峰，他的意大利脾气结束了他的事业。他控告他的一个助手弗朗西斯科·佩莱格里诺偷他的东西，后者在受了一顿拷打之后，被发现是无辜的，罗索既惭愧又忏悔，吞下了毒药而死于极端痛苦中，时年46岁（1541年）。

弗朗索瓦哀悼他，但他发现普里马蒂乔有能力以相同风格来继续罗索的工作。普里马蒂乔在1532年到达法国时，年仅27岁，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法国国王不久就相信他有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的各种能力，他给他一群助手、一份好的薪水，以后并给他等同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收入；因此这些忠心者的贡献被转变成震愕僧侣的艺术。普里马蒂乔设计皇家缀锦的作品，为艾莱奥谱拉（Eleonora）王后在枫丹白露的房间雕刻了一件杰出的作品，为了报答埃唐普的女公爵的赞助和保护，他用绘画和灰泥雕像装饰她的房间。这些绘画在一再地恢复之下已死了好几次，但这个雕像光荣地保存下来；灰泥雕像中一名贵妇举手对着飞檐，是法国艺术中最美的人像之一。

亨利二世登位后，并没有伤害到普里马蒂乔的地位及风格。1551—1556年，受到德洛尔姆（Philibert Delorme）和阿巴特的协助，他设计、绘画、雕刻和用其他的方法来装饰在枫丹白露的亨利二世的画廊。现在其绘画已经被毁，其女像的优美却很迷人，而残墙是古典要素的庄严灿烂的表现。据说更为精致的是尤利西斯画廊（Ulysses，已毁于1738年），那是普里马蒂乔及其同伴用《奥德赛》史诗中161个人物装饰成的。

枫丹白露宫象征古典风格在法国的胜利，弗朗索瓦用买自意大利并以其卓越来加强其古典信息的雕塑和艺术品布满其厅堂。同时，曾在枫丹白露工作一段时期的塞巴斯蒂安·塞利奥出版了《建筑作品》（Opere di Architettura，1548年），该书传播其师巴尔塔萨·佩特夏奇（Baldassare Petruzzi）的维特鲁威派（Vitruvius），此派主张为公元前1年的罗马建筑家及工程师的古典主义，该书立刻被译过维特鲁威（1547年）作品的简·马丁译成法文。枫丹白露派在罗索或普里马蒂乔门下受过训练的艺术家，把古典的规范和理想散布至全法国；而且随同被七星诗社开创的相关的古典文学的形式，这些规范和理想几世纪以来在法国保持主宰的地位。受到塞利奥和维特鲁威的激励，法国的艺术家，雅克·塞尔索、让·布兰特和德洛尔姆等人到意大利研究罗马的遗物，回国后便写了论文，有系统地陈述古典的见解；像龙萨和约阿希姆·杜贝雷，他们认为中世纪的风格太野蛮并谴责它，决定以形式净化材料。经过这些人及他们的工作和书籍，建筑家才以艺术家身份出现，和艺匠截然不同，在社会阶级上占有高的地位。法国建筑不再需要意大利的艺术家，因为法国现在已超越意大利而远及古代罗马本身以追求建筑上的灵感，于是产生了由古典秩序和法国传统与倾向合成的艺术。

在这种思想与艺术的环境中，法国最高贵的民间建筑形成了。今日从塞纳河左岸来看卢浮宫，或站在其庄严的宫廷里，一天一天地漫游于此世界的宝库，看那些巨大的石碑，我们会怀着敬畏之心，精神为之退缩。假如宇宙必须毁坏而只有一个建筑物可以留下来，我们应选这一个。菲利普·奥古斯都曾于约1191年首次建立它，作为防卫巴黎抵抗沿塞纳河入侵的碉堡。查理五世曾添上两个厢房（1357年），其外有一个楼梯，布卢瓦的佳作即因此楼梯获得暗示。发现这个半皇宫半牢狱的中世纪结构不适合作其居住和享乐之用，弗朗索瓦叫人把它毁了，委托皮埃尔·莱斯科（Pierre Lescot，1546年）在原址建了一座适合法国文艺复兴的皇宫。一年后，弗朗索瓦死去，亨利二世命令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莱斯科是一个贵族和牧师，克拉格尼（Clagny）的爵士，克莱蒙特大修道院院长，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设计圣劳克斯罗伊斯教堂（毁于1747年）崇高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卡姆瓦勒特宫的就是他。在这两件工作上，其友让·古戎帮助他雕刻装饰，在新卢浮宫的工作有点进展时，他也请此友来装饰。1548年，莱斯科修建现围绕卢浮宫方院的宫廷的两个厢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支配了这两座建筑。从地面到屋顶的正面——正如拉伯雷所说的排外的：3排长方形的窗，排与排间用大理石飞檐分开，窗则为古典柱廊分开；3个门廊由优美的古典柱子支撑；只有斜状屋顶是法国式的，而其装饰用的嵌线仍属于优雅的古典风格。若非古戎在门廊的壁龛中插入雕像，在三角墙里和飞檐下雕刻以精致的浮雕，并在中间的突出部分镶以亨利和狄安娜的纹章，其外观可能就太严肃了。在这个莱斯科所建的厢房里，古戎建了卡丽亚德斯（Cariatides）宫；一条通往亨利四世休息的皇家卧室的大楼梯的拱形圆屋顶的修建者仍是古戎。在查理九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卢浮宫的修建工作仍在继续，始终忠于莱斯科和古戎所立下的风格直到今天，其伸展的大厦是350年文明所凝结的精华。这种文明榨取老百姓的劳力以成灿烂的艺术。若贵族政治是公正的话，卢浮宫有存在的可能吗？

为了亨利二世和波蒂阿的狄安娜，德洛尔姆创造了建筑上的天堂。年轻时，德洛尔姆研究并估量古典罗马的遗物，但回到法国之后，他宣布此后法国的建筑必须是法国式的。他的古典偶像崇拜和爱国精神，的确是属于七星诗社的计划的。他在枫丹白露的离别宫设计马蹄形楼梯，在亨利二世的画廊设计壁炉和有装饰的天花板。为了狄安娜，他在阿内特（Anet）建了一个有皇宫和正式花园的十足的城市（1548—1553年）。在那里，切利尼把他的枫丹白露的山泉女神放在一个三角墙里，古戎则以他的一组狄安娜和她的牡鹿的景物来超越佛罗伦萨城的艺术。这个宝贵的乐园大部分已毁，只剩一个不感人的大门现存于巴黎的艺术学校里。为这个好胜的女士，德洛尔姆完成了舍农索——国王送给她的小礼物，想出横过察尔河（Cher）来延伸皇宫的主意的人是菲利普。美第奇的凯瑟琳从狄安娜的手中接收这个宫殿时，德洛尔姆继续其工作，直到完成。他太过于数学式的风格曾一度失宠，于是他退隐而去写百科全书式的《建筑论》。老年时，他再度被凯瑟琳召回，为她设计新皇宫——杜伊勒里宫（Tuileries，1564—1570年）——该皇宫被1871年的公社所毁。他从他的所有赞助者那里收到很丰裕的报酬。他成为牧师，而且掌握几个圣俸。1570年去世时，他仍为巴黎圣母院的教士，遗嘱中言及供养两个私生的孩子。

让·布莱特（Jean Bullant）是另一位杰出的建筑家。30多岁时，他在艾科恩为安内·蒙特莫雷西设计了具有古典风格的完美皇宫，因之闻名于世。60多岁时，他继德洛尔姆建杜伊勒里宫，一直工作到死——正如他所说的，“日日不停息，正当学习时，却要死去”。

当时的风尚是排斥意大利风格输入法国建筑，原始的哥特艺术留下的不偏离影响可能已演变成一种城市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比相当严苛的古典风格更适合法国的优雅。但哥特艺术因年迈而亡，可能因衰老过度和火焰式的旧饰带而死：它的衰亡是自然而然的。希腊对约束、单纯、稳定和清朗的建筑线条的强调，很适合把法国艺术的繁荣充沛转化为有礼有节的成熟。某些中世纪的古怪风格曾被牺牲，而这里曾有过辉煌的日子，现在因为它死了而显得栩栩如生。法国文艺复兴的建筑发展其自己的民族特性时——天窗、斜屋顶和圆柱柱头、三角墙混合——法国产生一种3个世纪以来为西欧羡慕的建筑风格；而现在这种风格正在消失，然而我们仍觉得它是很美的。

·附属的艺术

成千的艺术家、艺匠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快活时代里，装饰法国的生活。木工雕刻博未、亚眠、欧什和布劳等教堂的歌咏队席次，并敢用农牧神、女预言家、酒神巴库斯的祭司、森林之神，甚至有时用维纳斯、丘比特、加尼米德（Ganymede）等文艺复兴的情节来装饰哥特式的建筑。或者他们制造——为了我们疯狂的追求——桌、椅、架子、祈祷台、床架，有架或抽屉的橱柜，雕以过多的装饰品，有时镶以金属、象牙或宝石。金属工，在其卓越的高峰中，以贵重金属镶嵌或雕刻使器皿或武器增添光彩，并设计铁格子窗——诗在铁制花饰窗格里——为小礼拜堂，圣堂、花园、墓，或做巴黎圣母院两边门的那种枢纽，其手工之精美，使虔信者以为那是出自天使之手。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只稍微称赞别人的切利尼承认在制造教会金银器皿——或让·杜雷特为亨利二世所刻的家用盘——方面，法国的金匠已“无人能超越的完美地步”。在布劳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小礼拜堂，或在博未的圣埃提小礼拜堂及巴黎的圣埃提内·杜·蒙特小礼拜堂，彩绘玻璃至今仍有光辉。弗朗索瓦在枫丹白露建立一个工厂，缀锦一件一件织成，不像以前分开来做，然后缝在一起；金线与银线被充裕地混以染上色的丝和羊毛。1530年以后，法国缀锦的图案和题材不再是哥特式和骑士风格的，而仿效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设计和主题。

文艺复兴的主题支配了里昂的陶器、南法的彩陶、利摩日的瓷釉等陶器制造业。列奥纳德·里莫辛（Léonard Limousin）和其他人用鲜艳的珐琅色，把植物、动物，人和神的优美形象画在铜浴盆、瓶、大口小罐、杯、桌用盐罐和其他升为艺术品的日常器皿上。弗朗索瓦在这方面也插一手，任列奥纳德为利摩日陶业皇家制造所所长，并冠之以国王侍臣之衔，列奥纳德精于在铜盘瓷釉上绘肖像之术；一个卓越的例子——弗朗索瓦本人的肖像——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更多的作品存在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静静地证明这段黄金时代。

在意大利人来之前，肖像画在法国是充分发展的艺术。哪个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能够超越1520年一位无名大师画的纪尧姆·蒙特莫雷西的肖像？这不是图画般的恭维，那是一个人！罗索、普里马蒂乔、阿巴特和其他的枫丹白露派画家，把从拉斐尔、瓦卡、乔万尼·达·乌迪内（Giovanni da Udine）或罗马诺学到的装饰半露方柱、飞檐、天花板等以“古怪”或嬉戏的有翼天使、孩童、螺旋形物错综图饰和植物的形象，带回法国来。此派一个无名画家画了波蒂阿坐着化妆，戴着后冠。1545年以后，许多佛兰德斯的画家，包括大勃鲁盖尔（Brueghel the Elder），都到法国研究枫丹白露的作品。但他们自己的风格太根深蒂固，不屈服于意大利的影响，他们的肖像画写实的活力胜过拉斐尔的继承者那种女性的优雅。

在法国有一个佛兰德斯家族单独地组成一派。图尔的让·克卢埃与巴黎的弗朗索瓦的宫廷有联系。全欧洲都知道他约1525年画了此王的肖像，该像现存于卢浮宫：在即将衰落之前傲慢、自负和快乐的王权。其子弗朗西斯·克卢埃继之为宫廷画家，用色粉笔画或油画记录了四朝的权贵。其亨利二世肖像胜过乃父的弗朗索瓦肖像：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愉快的勇敢者和阴沉的儿子之间的冲突；我们能了解这个人如何地认可（批准）异教迫害的热忱，虽然在这张几乎是博尔贾的脸孔中，看不出他对狄安娜永远的献身有任何的暗示。有段时间，德·利翁（Corneille de Lyon）开了竞争性的艺术馆，以玛格丽特的情人马雷夏尔·彭尼维特（Maréchal Bonnivet）的肖像向克卢埃族人挑战。但在法国，没有一个同时代的人能和肖像的画廊里弗朗西斯·克卢埃为美第奇的凯瑟琳、弗朗索瓦二世、苏格兰的玛丽皇后，瓦尔瓦的伊丽莎白、菲利普二世、亨利四世未来的妻子玛格丽特和青年时代的查理九世——太可爱了而难以想象他就是大屠杀的恐怖国王——所画的肖像相比。这些受到法国的纤细、精确和活泼的气质调节的肖像表现了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和逼真的风格；其色调缓和，其线条精确而大胆，复杂的个性的要素被捕捉住和统一；只有霍尔拜因的英国才能欣赏这样多彩多姿的画家。

雕刻是建筑的女仆，但使建筑有光彩的是雕刻家。的确，现在法国的雕刻产生了仅次于米开朗基罗和其他在卡拉拉所刻的杰出作品。领主的墓碑被做成模型：乔万尼·于斯托·贝蒂（Giovanni di Giusto Betti）所做的路易十二及布列塔尼的安妮的墓碑，罗兰·勒鲁（Roland Leroux）和让·古戎在鲁昂所做的安布瓦斯两位红衣主教的墓碑，及在同一天主教堂里由不知名的人所做的狄安娜之夫路易斯的墓碑。鲁昂的墓碑似乎装饰太过分，而不适合死人用。弗朗索瓦一世、其妻克劳德及其女夏洛特被埋在圣德尼教堂里，这是德洛尔姆设计的一个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墓，有皮埃尔·彭特姆普斯（Pierre Bontemps）做的极佳的雕刻。附近是彭特姆普斯做的一个小杰作——国王的情人的骨瓮。法国雕刻家不再需要意大利的教导来继承罗马的古典艺术。

让·古戎至少继承了古典的优雅。我们首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1540年。被列入鲁昂教堂的“石匠和泥瓦匠”的名单中。在那里，他雕琢支持圣马克卢教堂的风琴的圆柱，为红衣主教的墓碑雕像，也可能为布雷泽的墓碑雕像。他装饰圣罗克斯罗伊斯教堂的圣坛屏的雕刻（有部分仍保存于卢浮宫）在线条韵律性优美方面使人想起希腊的浮雕。古戎的女性优美的特性，在他贡献给勒斯科特设计的“天真之泉”的林泉女神（1547年）中达到完美的境地；贝尼尼以为这些形象是在巴黎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我们已在阿内特留意到他的狄安娜及其牡鹿、在卢浮宫的雕刻。他的异教的神性和女性形体的理想化，为法国提示了文艺复兴胜过宗教改革，古典艺术见解胜过哥特艺术，女人胜过其中世纪的诽谤者。不过，传统上人们把古戎描绘成法国新教徒。约1542年，为了惩罚他参加路德派的布道，他被判穿着衬衫走遍全巴黎的街道，并目睹一个新教徒的布道之处被烧。约1562年，他离开法国到意大利。1568年死于波隆那，默默无闻，几乎连把法国文艺复兴带到高峰的那个人也不认识他了。

彼得·勃鲁盖尔（1520—1569）

除了勃鲁盖尔和缀锦以外，低地国荷兰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为休耕时期。绘画则处于本地天才与意大利人争胜的局面。意大利风格在于精练的技术、丰富的色彩、古典的神话、裸体的妇女、罗马建筑背景等方面，而本地特色在于为显赫人物和普通事物所作的写实的肖像。赞助不仅来自朝廷、教会、贵族，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富商。这些富商把强壮的形体和饱满的颚颊留下来给他们的后代赞扬，而且喜欢看到画家把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家常景象和乡村风景反映在画中。幽默感，有时是古怪感，取代了意大利大师崇高的情操。米开朗基罗批评佛兰德斯人的艺术中缺乏的鉴别力和高贵性：“佛兰德斯人只为了欺骗外在的眼睛而画些使你高兴的事物……田野里的青草、树影、桥和河……这里那里的小东西……对取舍毫不在意。”对于他而言，艺术是为了表现高贵而对重要事物的选择，而非对现实不分青红皂白地表现；包裹在他那不可移动的靴里和轻视人类的那种庄重本性，对绿色田园的自豪和火炉的感情是有免疫性的。

我们怀着谢意向约阿西姆·帕蒂尼（Joachim Patinir）鞠躬，只因他在圣哲罗姆画中画了列奥纳德风格的风景；向约斯·克里夫鞠躬，因他葡萄牙的埃莉诺画的肖像；向奥利鞠躬，因他在普拉多画的高贵的家族和在布鲁塞尔的圣古杜勒教堂所设计的缀锦画和彩绘玻璃；向莱顿的卢卡斯鞠躬，因他在39年的岁月中创作如此多的上乘雕刻和木刻；向斯科雷尔鞠躬，因他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该画叙述她用油瓶洗耶稣的脚，而使油瓶珍贵的故事；向安东尼斯·莫尔鞠躬，因为他画了阿尔瓦、格兰维勒红衣主教、菲利普二世、玛丽·都铎，还有他自己的有活力的肖像。

且留心这些艺术世家如何在绘画的技巧方面展开竞争。斯科雷尔把某些技巧传给他的儿子科内里斯（Cornelis），他在发疯之前画了几幅精巧的肖像。让·马西斯（Jan Massys）继承了其父昆丁的画室，以精选裸体像画了朱迪斯、苏珊娜及其姐等画；其子昆丁·马西斯二世继其业，其兄弟则传其艺于英国，并画了亨利八世老年时的像，此像表现出画中人的傲慢与可憎。彼得·波布斯及其子弗朗兹在布鲁日画肖像和虔信者，弗朗兹之子弗朗兹·波布斯二世在巴黎和曼图亚画肖像。还有彼得·德洛尔·勃鲁盖尔（Pieter Droll Brueghel），其画家太太，其画家岳母，其子彼得·赫尔·勃鲁盖尔和让·威尔威特·勃鲁盖尔（Jan Brueghel），其画家孙子，其画家曾孙……

大勃鲁盖尔，其名可能取自布拉班特（Brabant）两个名叫勃鲁盖尔的乡村。其中之一靠近赫托根波斯基，博施曾生于此，勃鲁盖尔可能曾在此城的教堂里看到几幅画，这些画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岁（约1545年）时，他迁到安特卫普当彼得·科埃斯克的学徒，这个人的风景木刻可能促成了这个青年画家对田园、森林、河川和天空的兴趣。这位较不闻名的彼得曾生一女名叫玛丽亚，这个女孩子小时候常被勃鲁盖尔抱在怀中，后来成为他的太太。1552年，他追随当时的潮流，到意大利学画。后来他回到安特卫普，带着一本厚厚的满是意大利的风景的素描书，但看不出其技巧受到意大利的影响，结果他几乎轻视南方大家那种微妙的模型制作术、明暗对照法和着色法。回到安特卫普后，他和管家的小妾住在一起，他答应她只要她不再说谎，就跟她结婚；他把她说过的谎话以在棍子上刻痕记录下来；因为没有棍子记下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当那个计数刻痕没法再记下去时，他就把她抛弃了。他40多岁时（1563年），和玛丽亚结婚，她这时17岁，服从他的召唤而搬到布鲁塞尔去。他只余下6年的生命。

他的画使他有了“农夫勃鲁盖尔”的绰号，他却是有教养的人，读过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拉伯雷，可能还有伊拉斯谟等人的作品。荷兰的瓦萨里·卡雷尔·曼德（Karel Mander）把他描写成“宁静而有秩序，很少说话，但和大伙儿在一起很能取悦人，以吓坏人为乐……说些鬼和预报死亡凶信的女妖精的故事”。因此，也许这是他另一个绰号“滑稽的勃鲁盖尔”的由来。他的幽默感倾向于讽刺，但他以同情心来节制。有一具雕刻显示出他胡须很多，满脸因为严肃的思考而皱纹很多。有时，他追随博施，认为生命是大部分的灵魂漫不经心地匆匆赴地狱。在《杜勒·格瑞特》（Dulle Griet）一画中，他把地狱描绘得像博施所描绘的那样可恶和混乱；在《死亡的胜利》中，他不把死视为疲惫的躯体的自然睡眠，而视为像鬼般的把四肢和生命割除——骷髅用箭、斧、石和镰刀来攻击国王、红衣主教、骑士和农夫；罪犯被砍头，上绞刑或绑到车轮上；头盖骨和尸体骑在二轮车上。这是“死之舞”的变种，这种舞飞跃于这个阴沉时代的艺术中。

勃鲁盖尔的宗教画继续这种严肃的心境。它们没有意大利画的富丽堂皇，也没有其轻快的优美；它们仅仅用佛兰德斯人对地域、相貌和服饰的说法来解释《圣经》故事；它们很少揭露宗教上的感情；它们大部分是画群众的状态，即使其中的脸也没有感情；推挤着要看耶稣带十字架的人似乎对自己的受苦并不在意，只是急着要看个够。其中有些是《圣经》里的寓言，像《耕者》；有些其他的画，追随博施，以格言（谚语）作为主题。《盲导者》显示出一连串的视觉不灵的农夫，极丑，一个跟着一个地跑到沟里去；而《荷兰格言》用一组画举例说明近百个格言，包括一些沾有拉伯雷气质的人在内。

勃鲁盖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农夫大众，及以无关紧要的善行或恶行来掩蔽其无益可恕的人类活动的风景。也许他在群众中有安全感；在此他不必使每一张脸孔具有个别性或模铸肉体。他拒绝画为艺术或历史而摆姿态的人；他偏爱展示在不同的活动和自然的生活中散步、跑、跳、舞、比赛的男、女和小孩。他回溯他的童年生活的景象，乐于沉思，参与农夫的玩乐、享宴、音乐和结伴。他和一个朋友在很多次的场合中，化装成农夫，参加村集和婚礼，而且——假装是亲戚——送礼物给新郎和新娘。毫无疑问，在这些外出的场合中，彼得带了他的素描簿，因为在他现存的画中，有许多乡村人物和事件的画。莫尔和提香为贵族画肖像获利很多，但勃鲁盖尔未曾被这些贵族喜欢，而且也未从他们身上获得任何酬劳，他只画淳朴的人民。甚至他所画的狗也不过是在市巷或村屋里能见到的杂种狗。他知道农夫生活的辛酸，而且有时视之为众多愚人的混合。但他爱画村童的游戏、村童兄长的舞蹈和婚礼的骚动。在《科卡伊内之乡》一画中，倦于工作、爱好饮酒的农夫伸手坐卧于草地上，梦想着乌托邦。他似乎要说，知道如何玩、睡和工作，知道结伴和死的人就是农夫。

反抗死，他只看到一种安慰——那是他以美、恐怖、生长、衰微和再生的各种形式来接受的自然的一个完整的部分。风景补偿了人；部分的荒谬在整体的庄严中得到原谅。直到此时——除了阿尔托费（Altdorfer）以外——风景曾被作为人物和事件背景的附属物；勃鲁盖尔使风景本身成为画，人在其中只是偶然事件而已。在《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天空、海洋、山和太阳曾吸引了画家和参与者的注意；伊卡洛斯是两只不引人注意的腿，可笑地沉入海中；而在《暴风雨》中，人几乎见不到，失落而且无助于风雨的残酷和威力中。

勃鲁盖尔的艺术和哲学在表现季节的系列5幅画中达到高峰。《小麦收割》一画描绘一捆捆小麦收割和堆积，工人午餐或小睡，让观者感受到夏天的热与静的情景。在《稻草收获》中，男女孩子把秋果放在篮里顶在头上，一农夫磨快镰刀，强壮的妇女用耙聚拢稻草，男人将之抛到四轮马车顶上，马在休息时嚼着草。《兽群回家》一画预报冬天——天渐暗，牛被引回其厩。这个系列画中最好的是《雪中猎人》：屋顶和地面皆白；住宅沿着平原和小山伸展出令人出奇的远景；人们溜冰，玩曲棍球，滑倒在冰上；猎人和狗外出猎食；树木光秃秃的，鸟在树枝间预报春之到来。《忧闷的日子》是蹙额告别的冬天。在这些画中，勃鲁盖尔达到他的高峰，而为未来荷兰艺术的多雪风景开下先例。

只有画家或鉴赏家才能评判这些画的艺术品质和技术。他似乎很满意于赋予他所画的人物以两度空间，以实质混以阴影，他并不会觉得麻烦。假如必要的话，他会让我们的想象把第三度空间加到他的两度里。他太有兴趣于大众，以致不关心个人；他的农夫几乎都一样，像不雅的一块一块的肉。除了在画群体画时，他并不假装是写实主义者。他把很多人或插曲放在一幅画中，牺牲了统一性；但他抓住了一个乡村，一群人或一时激昂高涨的生活不自觉的统一性。

他要说的是什么？是否他仅仅把人类讥笑、嘲笑为古怪的“有叉的萝卜”，并把生活讥笑、嘲笑为愚笨而神气十足地走向衰亡？他欣赏农夫跳舞时摇摆的快活，同情他们的劳苦，以宽容的幽默冷眼旁观他们醉后的酣睡。但他从未从博施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像那个神志不清的杰伦，他带着讽刺性的嘲笑来描写人类喜剧的辛酸面——跛者、罪犯、失败者和淫荡者，死的残酷的胜利。他似乎曾搜索过丑恶的农夫；把他们作成讽刺画，绝不让他们微笑或大笑；若他赋予粗鲁的脸孔任何的表情，那就是沉闷冷淡，为生活所重击、所鞭打的敏感的脸。幸运者对不幸者的不幸缺乏同情，活着的人很快地忘掉死者因而获得解脱，这种感受使他产生很深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伤害。他受到自然的浩大远景的压制——那天空的无边无际，在其下所有人类事件似乎沉溺在无足轻重之中，而善与恶，生长与衰亡，高贵与卑贱，同样地似乎都消失在浩大而分不出青红皂白的无用之中，而人类就被吞没于世界的风景中。

我们不知道是否这就是勃鲁盖尔真正的哲学，或是仅仅用艺术来开玩笑。我们也不知道何以他这样快就放弃战斗，49岁就死了（1569年），也许更多的岁月会缓和他的愤怒。他遗留给他的太太一幅晦涩的画《赴绞刑的快乐之道》，此画是由这些景色构成的上乘作品：清新的绿色和淡远的蓝色，农夫在乡村绞架附近跳着舞，而放在绞架上的是鹊，这是饶舌者的象征。

克拉那赫与德国人

在宗教改革中，德国教会建筑处于停滞状态。没有新教堂因艺术虔信而兴建；许多教堂仍在未完成状态中；许多已毁，领主的碉堡连同他们的石头被放在一起。新教教堂献身于严格的单纯中；天主教教堂则故意叛逆，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艺术发展时，它却往过分重视教堂礼拜用品发展。

民间和皇宫建筑取代天主教堂，正如公爵取代主教和城邦包围教会。这一时期有些栩栩如生的民间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遇灾祸：在布兰兹维的阿尔特豪斯，在希得斯罕的屠宰公会大厦和内梅根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这一时代和下一时代最为自负的建筑构成了领主的巨大碉堡的形式：花费10万弗罗林的德累斯登碉堡；在斯图加斯特的克里斯托弗公爵皇宫，在房屋的附属装置和家具上太浪费，以致市长们警告公爵，说其宫廷的奢侈和其人民的贫穷成为耻辱性的对比；还有巨大的海德堡碉堡，开始于13世纪，以文艺复兴风格重建于1556年至1563年，部分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艺术的技巧在为领主、贵族、商人和金融家服务方面保持卓越的地位。制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木刻家、象牙雕刻家、雕刻家、制缩图者、纺织工人、铁工、陶工、金匠、兵器制造者、珠宝商——所有这些人都具有中世纪的技巧，虽然他们为了装饰的复杂而倾向牺牲趣味和形式。许多画家为木刻画图案，其细致的笔法就像做国王肖像似的；而木刻家，巴塞尔的汉斯·卢岑贝格尔等人，用德国木刻家和画家丢勒的忠诚来工作。纽伦堡、慕尼黑和维也纳的金匠居其世系的顶峰；温策尔可能曾向切利尼挑战过。约1547年，德国的艺术家开始用瓷釉的色彩来漆玻璃杯；以这种方式，瓶和窗采用粗而富于色彩的图案，繁荣的中产阶级可能使其喜好融入家中的玻璃窗中。

德国雕刻家保持其对金属铸像和浮雕的偏好。彼得·维舍尔的孩子继其技巧：小彼得铸的青铜薄金属板；汉斯为纽伦堡市政厅的庭院设计了漂亮的“阿波罗泉”；以纽伦堡的抹大拉闻名的美画常归功于保罗。纽伦堡的彼得铸了羡慕之神、正义之神、农神和舞蹈的缪斯女神的极佳浮雕。卢浮宫里一件最悦人的物品是约阿希姆·德谢勒做的帕拉蒂纳伯爵奥托·亨利希的半身雕像，6英寸半高，体态肥胖，有着一张因多年的好胃口而成的脸。这是最普遍的德国式幽默。

德国艺术继续在绘画方面保有光荣。霍尔拜因和丢勒相埒，克拉那赫紧跟其后，而巴尔东·格林、阿尔托费和阿姆贝格形成了可赞扬的第二世系。巴尔东·格林因为弗赖堡布赖斯高盖天主教堂的祭坛后方及上方之画（或雕刻）而闻名。但更吸引人的是《与鹦鹉为伴的圣母》（The Madonna with the Parrot）——这幅画画的是有金黄色头发的丰满美丽的条顿妇女，一鹦鹉正啄其颊。克里斯托弗画了一些优美的肖像，里尔博物馆有他的查理五世肖像，真诚、理智、刚开始有狂热的气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一个男人的肖像》是用凿刻的精致的温柔的脸。阿尔布雷奇特·阿尔托费以其风景的富丽而突出于这一小群画家。在他的《圣乔治》画中，骑士和龙在密集的树木围绕中几乎看不见；甚至在《阿贝拉之役》（The Battle of Arbela）中，战争的主人失落在塔、山、河、云和太阳的衬托中。这些和《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是近代画中最初的真正的风景画。

大克拉那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取其名自故乡上法兰哥尼亚的克罗纳赫（Kronach），直到32岁被任命为维藤贝格的智者腓特烈的宫廷画家（1504年），我们对他所知不多。他在那里或魏玛的萨克森宫廷任职约50年。他遇见路德，喜欢他，一再地为他作画，并以讽刺教皇的画来为某些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作插图；然而，他也同时为天主教贵族，如阿尔瓦公爵和美因茨的阿尔布雷希特的大主教等人画肖像。他有良好的商业头脑，把他的画室变成肖像和宗教画的工厂，卖书和卖药于其侧，1565年成为维藤贝格的市长，死时年龄很大，钱也很多。

此时意大利的影响已达维藤贝格。它出现在克拉那赫宗教画的优美中，在他的神学中更可以见到，最突出的则是在其裸画中。当时，正如在意大利，异教的众神和玛利亚，耶稣和圣徒们竞争，但德国的幽默以取笑安全地死去的神来使传统上的众神有生气。在他的《巴黎的裁判》中，这位特洛伊的引诱者睡觉去了，而那些令人颤抖的美人正在等着他醒来并裁判她们谁最美。在《维纳斯和丘比特》中，爱情女神在平常的裸态中展示出来，尚有一迷人的帽子——好像她很害羞地暗示着欲望是因习尚而形成，所以可以用不习惯的附加物来使之解脱。维纳斯显得受欢迎，因此得到帮助之后，他就以十多种形式使她在法兰克福、列宁格勒、博尔盖赫塞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处亮相。在法兰克福，她隐隐约约地在十几条游丝的后面来隐藏其魅力；这些形式再度适用于在柏林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一画，她很愉快地准备用光秃秃的束发针来补偿她的荣誉。为此画做模特的贵妇也为《泉之女神》摆姿态，躺在小池旁由绿叶做成的床上。在日内瓦博物馆里，她成为朱蒂斯，不再裸体，而穿上衣服要杀人，手握剑放在被供上的霍洛费内斯的头上，那把剑还很幽默地对着这个不幸的头闪闪发光呢。最后这位贵妇以裸体成为在维也纳的《天堂》，在德勒斯登的《亚当与夏娃》，在芝加哥的《夏娃与蛇》各画中的夏娃。几乎所有这些裸体画都有某种特性，那种特性使这些画不致流于色情——一种恶作剧的幽默，色彩的温暖，意大利线条的精致，或存在女性形体里那种非爱国心的苗条。在此有一种征服女性的勇敢企图。

克拉那赫及其助手创作的肖像画比他那些老套的裸画更能引起人的兴趣，有些还可以和霍尔拜因的一较长短。《安娜·库斯皮尼安》（Anna Cuspinian）一画体现了写实主义调和的精巧，画幅中有华丽的袍服和气球状的帽子；这位女士的丈夫约翰尼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坐着，以让他画一个更为精致的肖像——一个青年人文主义者——他所有的理想主义全反映在沉思的双眼中，以及爱抚地抱于怀里的书中。这个受欢迎的画室为成百位权贵画油画或色粉画，但没有一个人的肖像比《萨克森王子》这个孩子的肖像（现存华盛顿）更值得流传，这幅画中的王子纯真、温柔并有金黄色的鬈发。约翰尼斯·舍纳医生的肖像是生活的另一面，在形象上很可怕，在艺术上却很高贵。在此或在彼，在他的作品中，有华丽的动物，全是纯种，而牡鹿画得如此自然——有一个朋友说——“狗看到了就吠”。

若非成功过早过甚，他可能会更为伟大。其赞助者倍增——分散了他的天才；他没有时间把全部天才用在一件工作上。经过81年的生命，不可避免地，他退隐而松弛下来了；细节被他规避了，同样的脸、裸体、树木被重复得毫无生命之感。结果我们必须同意年迈的杜瑞对克拉那赫早期的画所作的评论——他能描绘形象，但不能描绘灵魂。

1550年，78岁时，他自画肖像：与其说是强壮的画家和雕刻家不如说是强壮的议员和商人，强有力的方头，庄严的白胡子，大鼻子，充满傲慢和个性的眼睛。3年后他的肉体向时间投降了。他身后留下3个儿子，都是艺术家，约翰·鲁卡、汉斯和小鲁卡，其《睡着的海格力斯》一画展示出大力士因为其周围的侏儒只能用箭刺穿他的外细胞层，而很平和地不理睬那些箭，把主题由拉伯雷转移到斯威夫特。也许克拉那赫也同样冷静地不理睬那些因为他的中产阶级理想和不谨慎而匆忙谴责他的人；在刻有晦涩的恭维语——最匆促的画家——的墓碑下，他睡得极佳。

德国绘画的伟大时代随他而逝。其衰亡的基本原因与其说是新教对宗教想象的弃绝，不如说是宗教争执的密集。或许道德的堕落，使德国绘画在1520年以后变得粗糙；裸体画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圣经》的画里——画家表现像苏珊娜及其姐，波提法之妻试炼约瑟夫或拔示巴在洗澡等画的主题。克拉那赫死后两世纪以来，德国的艺术退缩到神学和战争的反动中。

都铎时代的风格（1517—1558）

亨利八世的王朝开始于亨利七世小礼拜堂的哥特式杰作，结束于皇宫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的改变适当地反映出国家征服教会。政府对主教、修道院和教会岁入的攻击，使英国教会建筑停滞了约100年。

亨利七世预料将死，便拨款14万镑，在威斯敏斯特建一贵妇小礼拜堂（Lady Chapel）来容纳他的墓。从衣冠冢本身，到扇状地下坟墓的纠结不清的石头堆——这曾被人称为“由人类似乎所曾放在一起的最为美妙的石匠作品”——这是装饰上的杰作，而非结构上的杰作。因为小礼拜堂在设计上是哥特式的，装饰上却是文艺复兴的，我们以此作为都铎式华丽风格的开始。亨利八世，作为一个青年人文主义者，很快爱上了古典的建筑形式。他和托马斯·沃尔西带了几个意大利艺术家到英国来。其中之一的彼得罗·托里贾诺受委托设计其父之墓。在白大理石和黑石头的精美石棺上面，这位佛罗伦萨城的雕刻家在雕刻或镀金的青铜里放上过多的装饰品：圆胖的绑腿，气体般优美的花环，圣母和诸位圣徒的浮雕，天使坐在坟上并伸展其美足到空间，在这些物体之上，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王后横卧休息着。这是在英国未曾见过的雕刻，也从未曾有人能超越过它。培根说，在此，这位省用小钱耗费大钱的吝啬国王“死后所住比生前住过的任何皇宫都来得阔绰”。

亨利八世不是一个允许任何人埋葬得比他更为奢侈的人。1518年，他订契约要付2000镑给托里贾诺做一个墓，“在第四部分方面”比他父亲的更为伟大。这件事永不会完成，因为这个艺术家和这位国王都有皇家的脾气。托里贾诺一气之下离开英国（1519年），当他回来后他不再为第二个墓工作。相反，他为亨利七世的小礼拜堂设计一个高的圣坛，包括圣坛后的屏风和神龛，这些1643年时为克伦威尔的部下所毁。1521年，托里贾诺离开英国到西班牙。

沃尔西于1524年委托另一个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罗韦查诺（Benedetto da Rovezzano）为他在温莎的圣乔治小礼拜堂建墓时，人类致命的喜剧又恢复了。尚伯里的赫尔伯特（Lord Herbert of Cherbury）写道：“设计如此荣耀，远超过亨利七世的墓。”红衣主教衰亡时，他乞求国王至少在约克较卑下的墓里保留一角存放他的雕像。亨利拒绝了，他把整个墓没收了充作自己的容身之器；他还命令艺术家以自己的像来取代沃尔西的；但宗教和婚姻分了他的心，因此葬礼的碑铭最终没有完成。查理一世希望将来被埋进里面，但怀有敌意的国会把装饰物一件一件地变卖，直到最后只留下黑色的大理石棺，这个石棺最后充作圣保罗教堂纳尔逊（Nelson）神龛的一部分（1810年）。

除了这些以及剑桥的国王学院礼拜堂的辉煌灿烂的幕、台和彩色玻璃及地下坟墓以外，这一时代可纪念的建筑物很多是把贵族的乡下房子美化成神仙般的宫殿，遍布于英国的田园和森林之中。建筑家是英国人，但十多位意大利人列名为装饰而工作。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混合风格建成的壮丽的宽大正门，通往宅邸有小塔的大门，为拥挤的宾宴而设的宽大宴会厅，通常用雕木做的宏伟的楼梯，装饰着壁画或缀锦和有格子窗或凸出壁外之窗而光线充足的房间，建筑四周的花园、鹿苑和远处的猎场——这是英国贵族预先创造的乐园。

这些都铎时代领主宅邸中最为有名的是汉普敦宫，沃尔西红衣主教为自己而建，后因恐惧遗赠给他的国王（1525年）。它并非由一个建筑家，而是由英国建筑大师联合起来创建，基本上是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并依中世纪风格设计，有壕沟和塔以及有枪眼的墙。乔万尼·马亚诺（Giovanni da Maiano）在正门的赤土制的小圆形窗里加上了文艺复兴的特征。维藤贝格公爵于1592年访英时——称汉普敦宫为世界上最庄严堂皇的宫殿，耗费仅次于此宫者为萨里的苏顿宫（Sutton Palace）和诺内苏赫宫（Nonesuch Palace）。一本古老的书描述道：“他邀请到这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最卓越的技师、建筑家、雕刻家和铸像家，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本地英国人；而在皇宫装饰方面，这些人在艺术方面提出很多奇思妙想，而在皇宫的内外均装饰以雕铸之像，这些像在文学上的再创造使人想起罗马古代的作品，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像在卓越方面超过罗马古代的作品。”230人被雇佣来为此宫工作，这是有意要使弗朗索瓦一世的尚博德和枫丹白露的宫廷相形见绌。英国国王未曾如此富裕过，英国人民也未曾如此穷过。在诺内苏赫宫完成前亨利死了，伊丽莎白女王使之成为她最爱的住处；查理二世将它给予他的夫人卡斯尔迈娜女士（Castlemaine，1670年），她把它给拆毁并卖了，因为这是把债务变成资产的唯一方法。

小霍尔拜因（1497—1543）

小霍尔拜因的父亲是奥格斯堡重要画家之一。从他的身上，霍尔拜因学到艺术的要素；从汉斯·布克迈尔，他学到一些意大利的优美气质和模型制造术。1512年，他画了4个圣坛的画板，现存于奥格斯堡画廊——称得上是中等作品，但就15岁的小孩而言，却是出奇的好。两年以后，他和他的兄弟安布鲁斯，秘密而匆匆地移居瑞士西北的巴塞尔。在巴塞尔，这两个小孩子发现自由是一种考验。霍尔拜因为不同的书作插图，包括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一书在内。他做了一些艰难的画家的工作，为一小学校长做告示牌，他用取材于圣诺波底——那位敏捷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被控犯了每一件匿名的恶作剧，但绝不说句话来为自己辩护——的快乐事件来装饰一张桌子的顶部。在此作品中表现的技巧使他赢得一项获利的酬劳——画雅各·梅耶尔市长和其妻的肖像（1517年）。这些肖像的声名不胫而走。雅各布·赫腾施泰因（Jakob Hertenstein）叫霍尔拜因到卢塞恩，在那里，他在这位赞助人的家的正面和墙上作壁画，并画本尼迪克特·赫腾施泰因（Benedict Hertenstein）的肖像。从卢塞恩他可能已去过意大利；他的作品因此在解剖上的精确、建筑上的背景和光线的布置各方面显示出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当他回到巴塞尔，年已22岁，他建立自己的画室并和一个寡妇结婚（1519年）。那一年他的兄弟死了，1524年他们的父亲也死了。

这时霍尔拜因所作的宗教画里，混合着德国的写实主义、罗马的建筑与古典的装饰风格。引人注目的是《墓中的基督》的写实，反映曼特尼亚·安德烈的作风：皮包骨、两眼张开令人悚然、蓬发散乱、目瞪口呆、勉强呼吸；看来准死无疑，无怪乎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这张画会破坏人的宗教信仰。约在这个时期，霍尔拜因为巴塞尔的大议事厅作壁画。议员们都大为赞赏，有一个议员还委任他为加尔都西修道院供应圣坛屏风。这就是《基督的热情》，很不幸，在1529年的反偶像暴动中被破坏，只留下两扇套窗转送给弗赖堡—伊姆—布赖斯高（Freiburg-im-Breigau）的天主教堂。这两件艺术品模仿巴尔东·格林（Baldung Grien）的地方很多，但从圣子所发散出来的光辉来看，它们也有本身的力量。1522年，巴塞尔市的书记官订了另一件圣坛屏风；这件作品就是安宁而高雅的《圣母玛利亚》，制作时霍尔拜因用他的妻子和儿子做模特，那时候他太太还是个温情标致的女人，尚未受到悲剧的打击。很可能在这时，他做出了他的宗教巨构《与梅耶尔市长一家为伴的圣母与圣婴》——结构、线条、色彩都甚为壮丽，感情的表现也非常强烈；在图中，两个儿子倚在他膝下，而跪在右边的两个太太中的一个已经死去。

但是，为像这样的宗教画获得的酬劳，就其所需要的心思和劳力的比例而言，实在太少了。肖像更能获利，而且家庭人口越来越多，他的负担越来越大。1519年，画青年学者博尼费修斯·阿梅尔巴赫——一张高贵的脸，表情中理想主义使洞察世界的眼光复活了。约1522年，他画伟大的印刷商弗罗本——一个忠于工作，心情被扰乱，因创造而被生活弄得精疲力竭的人。经弗罗本，霍尔拜因认识了伊拉斯谟。1523年，他画了两张这位忧伤的人文主义者的肖像。这位艺术家现已才力充沛，捉住了这位活得太久的人的灵魂，疾病和路德已加深了其脸上的皱纹和眼睛中忧伤的神色。巴塞尔·孔斯萨姆鲁格（Basel Kunstsammlung）的侧面像显示出他更为宁静、更有生气；鼻子像格斗者的剑般，好像要打斗似的。也许在其笔下的抄本是被列入反路德的目录中的《自由的公断》的草稿（1524年）。可能是1524年，他再度画伊拉斯谟，现悬挂于卢浮宫，看到那张深沉而贞洁的脸，我们不禁想起德西勒·尼萨尔德有见识的批评——伊拉斯谟是多了解而少肯定的光荣者之一。

约1523年，霍尔拜因画自己，时年26岁，看来似乎很成功；但其冷淡的目光暗示对生活的挣扎与斗争的愤怒。酒色占据了他的生活，他与妻子相处不睦。显然，他具有某种路德派的观点；他的《死之舞》木刻（约1525年）讽刺教士团——但当时即使是教士团也如此做。那一套木刻指出死追随每个男、女或阶级——亚当、夏娃、帝王、贵族、医生、僧侣、牧师、教宗、百万富翁、占星家、女公爵、弄臣、赌徒、窃盗——的脚后跟，这些人都正走在通往最后审判的途中，它是像杜瑞的任何作品一样的力作。除了这种绘画的杰作和《梅耶尔夫人》（Meyer Madonna）外，霍尔拜因并没有显明的虔信可见。也许他从伊拉斯谟和巴塞尔的人文主义中吸收了某些怀疑思想。他对解剖比对宗教更有兴趣。

虽然他假装赞成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却毁了他在巴塞尔的市场。没有人再请他画宗教画。他为市议厅作画的酬劳被暂停支付。因农民战争而恐惧的富人退避隐居，日益吝啬，以为此时画肖像不吉利。1526年，伊拉斯谟自巴塞尔来信说：“此地艺术正在冻结中。”他为霍尔拜因写介绍信给在安特卫普和伦敦的朋友，而霍尔拜因离开家人，到北方去找财富了。他拜访了昆丁·马西斯，无疑，他们互相交换了伊拉斯谟的信件。从安特卫普，他越海赴英国。伊拉斯谟的信使他受到托马斯·莫尔热诚的欢迎，并在他位于切尔西的家里腾个地方给他。在那里他画了莫尔的肖像（1526年），该像现存于纽约弗里克的画廊。这位殉道者的虔诚和倔强从其坚强而半忧郁的眼神中表露无遗，某个艺术家的洞察力却惊奇于袖子上的毛皮和褶缝。1527年，霍尔拜因画《托马斯·莫尔及其家人》一画，此画是阿尔卑斯山以北世俗艺术中，为人所知的最古老的多人画。

1528年下半年，霍尔拜因已赚了些钱，他回到巴塞尔，给伊拉斯谟一幅莫尔及其家人的画的复本，并与其妻重聚。这时他画了他最伟大、最诚实的画像之一，他以毫不宽容自己的写实主义的风格表现他的一家人。三张脸孔里的每一张都是忧伤的：女孩子顺从而几乎没有希望；男孩子忧愁地仰视他的母亲；她看着他们，神色显得极为忧愁而富于情爱——忧愁的是妻子失去丈夫之爱，而情爱则为母亲与其子女在生活上的唯一联系。画了这幅自我控诉的杰作三年后，霍尔拜因再度离家。

在他停留巴塞尔期间，他画了弗罗本的另一幅肖像，并为伊拉斯谟又画了6幅，但不如1523年至1524年所画的那样具有追索般的深沉。市议会重新委托他作议室上的壁画，但屈服于反崇拜偶像者，议会谴责所有的宗教画而规定“上帝曾诅咒那些制造宗教画的人”。委托不成，1532年，霍尔拜因回到英国。

在英国，他画肖像画得极多，在那动乱的岁月中，主宰英国命运的人物大部分靠霍尔拜因的魔力之手仍存人间。在温莎的女王图书馆里有87幅用炭笔或粉笔画的素描，有些是为漫画而作的，大部分则为肖像而画的。显然，艺术家只需要从他题材中得到一两个坐姿图，他就可以从如此的素描中画肖像了。在伦敦的汉撒商会的商人求他作画，但没有激发他产生最好的画。为汉撒商会的公会厅他画了两幅壁画，现只保留其复本或画：一幅表现《贫穷的胜利》，另一幅表现《财富的胜利》。两幅均极富个性，活泼的动作和调和的设计构成的奇迹，说明了该公会格言的含义——金钱是乐趣之父，忧虑之子；缺之者悲，具之者虞。

为了要做这个格言的榜样，托马斯·克伦威尔允许他那生硬的脸孔和柔软的骨架服从霍尔拜因的笔（1534年）。透过他，艺术家找到通往朝廷最高人物的道路。他画了《法国诸大使》，其中之一的查理·索第尔（Charles de Saudier）被他画得极为成功。其他的四位大使——亨利·奎尔弗德、尼古拉·卡雷、罗伯特·切西曼和约翰·尚贝斯——暗示其皮之厚而凭此就能很安全地生活在热度过高的国王的四周。约1537年，霍尔拜因拥有的官方皇室画家的身份使其成为这些上层人士之一。他接受在怀特霍尔宫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工厂，住得很舒适，像其他人一样有情妇和私生子，而且穿着彩色的绸衣。他被召唤去装饰房间、设计典礼服装、书的装订、武器、桌上用物品、图章、御用纽扣和带扣以及亨利献给他的太太们的珍珠。1538年，国王送他到布鲁塞尔画丹麦的克里斯蒂娜公主；她显得很迷人，亨利可能很想据她为己有，但她嫁给了洛林的弗朗茨公爵，也许她偏爱被悬挂在画廊上而不愿死于断头台上。霍尔拜因趁机简单地游历巴塞尔，他安排了40基尔德的年金给他太太，然后匆匆返回伦敦。不久受托去画《克里夫的安妮》（Anne of Cleves）；霍尔拜因在这幅肖像（现存于卢浮宫）的眼神上几乎预示了其结局。

他为国王本人画了好几幅大画，几乎全部失传。有一幅现残存于伦敦的理发外科医生厅堂里：《亨利赐颁特许状给理发外科医生公司》，画着亨利穿着城邦官服俯临此地。他为亨利的第三位太太简·西摩和第五位太太凯瑟琳·霍华德画了吸引人的肖像。亨利本人坐或站着给霍尔拜因作画时，画家起而应对挑战，创作出了只有在卢浮或巴塞尔他所画的伊拉斯谟肖像才能超越的肖像。1536年的肖像显示出帝王具有条顿式的自大和强壮。亨利很喜欢这幅画，便任命霍尔拜因把王室家族绘成怀特霍尔宫的壁画。此画于1698年毁于大火，1667年给查理二世所作的复本揭示其杰出的设计：左上是亨利七世，孝敬而中庸；下面是其子，挥舞着权力的象征，像巨人般伸展其腿；右旁是其母和第三位太太；中间是大理石的墓碑，用拉丁文记述国王的德行。亨利八世肖像被精心地画得如此逼真，以致传说进入该宫的人误认此肖像为活着的国王。1540年，霍尔拜因画了一幅更为堂皇的肖像——《穿着结婚礼服的亨利八世》。最后（1542年）他把亨利表现在心身俱衰之中，在此画中，复仇女神内梅西斯（Nemesis）悠闲地工作着，把神的报应从干脆和突然的死亡延长到漫长而屈辱的衰亡。

两幅可爱的画挽救了王室的画廊：其一为两岁时的爱德华王子，天真无邪；另一幅是《六岁时的爱德华》。这第二幅肖像看起来很悦目。我们看到霍尔拜因在两年内不畏缩地描绘这位父亲的肥胖而骄傲，然后以如此神秘的技巧捕捉住这位儿子的诚实的亲切时，我们就可肯定霍尔拜因的艺术了。

45岁（1542年）时，他再度以描绘国王的客观态度画自己：一个怀疑而好闹的人，有不经心修剪的头发和胡子；再度（1543年）在一圆形饰物里以更温柔的心情显示他自己。该年鼠疫侵袭伦敦，并选他为其牺牲者之一。

就技术而言，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画家。他观察得过于仔细，而且同样仔细描绘出来；每一个线条、颜色或态度，及每个能显示重要性的光线的投射和变化，都被他捕捉，并被钉在纸、亚麻布或墙上。其线条如此精确，颜色如此有深度、柔和而温暖，将细节排列成统一的结构如此有技巧！但在其目标不在题材而在报酬的许多肖像里，我们看不见人物的秘密灵魂以及让观者产生震动的那种同情心。我们在卢浮和巴塞尔的伊拉斯谟和其家人的肖像中能发现那种感染力。除了在《梅耶尔夫人》外，我们看不见能使扬·凡·埃克《敬拜羔羊》一画高贵的那种理想的现实主义。他对宗教的不关心使其作品缺少格吕纳瓦德（Grünewald）的高贵，并使他和丢勒截然有别，丢勒始终有一脚是踩在中世纪的。霍尔拜因不像提香那样具有文艺复兴的风格，也不像克拉那赫那样具有宗教改革的风格；他有德国、荷兰、佛兰德斯和英国相混而成的那种实事求是和实际的见解。也许他的成功阻止了意大利的绘画原则和精巧技术有效地进入英国。在他之后，清教主义胜过伊丽莎白时代的热情，而英国的绘画凋萎到霍加斯（Hogarth）出现为止。同时，光荣离开了德国的绘画。当美感在中欧再度找到声音之前，野蛮的洪流必须流过此地。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艺术（1515—1555）

除了埃尔·格莱科、委拉斯开兹、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龙，西班牙并没有得到含义丰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从远方赚来的财富重新装饰了其基督教的文化，并给予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生产性的报酬，但它并没有——像在意大利和法国一样——使异教文明产生令人激动的再生，而这种文明在耶稣生前或死后曾经装饰过地中海地区的世界，而且在西班牙本土产生了塞涅卡、卢肯、马尔修、昆体良、图拉真和哈德良等大人物。西班牙基督教和摩尔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已使古典纪元的回忆负担过重。所有光荣的记忆是属于被延长的胜利，曾经赢得这种胜利所产生的信心，成为骄傲回忆不可分离的部分。当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污辱教会时，西班牙教会的组织随着一代一代而变得更为强健。它向教皇挑战并不加理睬，即使西班牙人统治梵蒂冈时也同样如此；它使斐迪南、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虔诚的专制主义残存，然后支配西班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西班牙教会几乎是唯一的艺术赞助人，因此它决定基调、指定主题，而且使艺术像哲学般成为神学的仆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认定艺术上的裸体、不贞和异端为非法，并指明处理雕刻和绘画方面关于神圣题材的方式，引导西班牙艺术朝向信仰的转移和坚信方面。

意大利的影响正倾注入西班牙。西班牙人升到教皇的地位，那不勒斯和米兰为西班牙王征服，西班牙陆军之战役和西班牙政治家、教会人士在意大利的使命，西班牙和意大利港口间忙碌的贸易，弗蒙特（Forment）和贝鲁格特（Berruguetes）族人等西班牙艺术家造访意大利，多里加诺和莱奥内·莱奥尼（Leone Leoni）等意大利艺术家之造访西班牙——所有这些因素影响西班牙艺术的方法、装饰和风格，但在精神或主题方面几不受影响，对绘画的影响甚于雕刻，建筑所受的影响最少。

天主教堂主宰风景和城镇，正为信仰主宰生活。在西班牙旅行不啻是天主教堂的狂热者从一地到另一地去朝圣。教堂令人敬畏得无边无际，其内部装饰的繁复，其本堂半明的沉静，其回廊神圣的石工，加重了这些宏伟的教筑下面挤成一团的民宅的淳朴与贫穷，这些住宅仰视它们，如同仰视着另一更好的世界的希望似的。哥特风格仍旧统治着矗立于萨拉曼卡（1513年）和塞哥维亚（1522年）两城的巨大天主教堂；但一个哥特式雕刻家的儿子迭戈·西洛埃（Diego de Siloé）在格拉纳达用古典圆柱及柱头来设计其天主教堂的内部，并在此哥特式的设计中冠以古典的圆顶（1525年）。在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的皇宫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完全驱逐了哥特式的风格。查理曾谴责科尔多瓦主教以在850根柱之间建立一座基督教堂而破坏那伟大的清真寺。但他把摩尔族王室宫殿阿尔罕伯拉的厅院拆毁充作一建筑物的空间时，他几乎犯了同样严重的罪。该建筑物严格的整体性和沉闷的对称，属于罗马风格的建筑物，但和摩尔人城堡的不坚实的优美和愉快的变化多端相比，显得惊人地不和谐。

摩尔人对建筑装饰的眼光表现于使民间建筑有名的“镀金匠”风格中。此风格得自于银匠或金匠在金属器皿或其他物品上滥用的复杂而纤细的装饰。在正门和窗之顶和侧饰以缠绕的石头的错综图饰；它以摩尔人的异想把圆柱挖成沟槽，弄成螺旋状或弄成花状；它以大理石的花形饰物和刺绣刺穿窗格和栏杆。这种风格使马德里的奥比斯波小礼拜堂、亚威拉的圣托马斯教堂和科尔多瓦天主教堂的歌咏席位有名，并在塞维尔市政厅以无约束自娱（1526年之后）。葡萄牙人采用这种风格于布满装饰的正门和雕以装饰的圆柱上，及贝伦的圣玛利亚庄严的修道院（1517年之后）。查理五世将这种风格带到荷兰和德国，表现于安特卫普、莱登和海德堡的市政厅上。菲利普二世发现镀金匠风格对于他的嗜好而言太过于华丽，在他否决之下，这种风格很早就死了。

西班牙的雕刻比建筑更快地向正在膨胀的意大利潮流屈服。彼得罗·托里贾尼在佛罗伦萨城挑战米开朗基罗和在伦敦公然藐视亨利八世后，定居于塞维尔（1521年），并用赤土模铸了一个不好看的圣哲罗姆像，戈雅误断此像为现代雕刻的无上作品。感觉圣母像所付之报酬过少，他把它捣成碎片，被宗教裁判所所捕而死于狱中。达米安·弗蒙特从意大利回到阿拉贡后，在他的凿子和夸言里把文艺复兴的精神带回了。他自称是“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竞争者”，大家也接受了他对自己的估评。教会当局允许他把他自己和其妻的像雕刻在他为蒙特·阿拉贡大主教所做的祭坛背后墙壁或屏风的柱脚上。为了萨拉戈萨的努斯特拉·塞诺拉·皮拉教堂，他用半浮雕在雪花石膏里雕刻了一个巨大的圣坛上突出的狭长物，把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式的要素、绘画与雕刻、色彩与形式结合在一起。其生命的最后13年（1520—1533年）贡献于胡斯卡（Huesca）天主教堂圣坛的突出狭长物上。

正如在查理五世之前半世纪中，贝鲁格特曾主宰过西班牙的绘画，其子成为当时西班牙重要的雕刻家。自其父那里，阿伦索学得色彩的艺术，然后赴意大利跟拉斐尔学绘画、跟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学雕像。他回到西班牙（1520年）时，带回了米开朗基罗在强烈情绪和沉毅态度中捕获的形象爱好。查理任命他为宫廷雕刻家和画家。在巴利阿多利德，他花了6年时间为圣贝尼托·艾尔·努尔教堂雕刻圣坛屏风。此建筑有42英尺长、30英尺宽，只有片断被保存，圣塞巴斯蒂安被彩绘得极为生动，还带有因受伤而流的血。1535年，他和他的主要对手菲利普·博尔戈纳一起雕刻托利多天主教堂的歌咏队席台；在此，表现了太多的米开朗基罗的风格，预示了在西班牙的巴洛克式风格。他高龄时受委托在托利多的圣约翰医院为其创立者胡安·塔韦拉红衣主教立一个纪念碑。他带其子去当助手，雕刻了西班牙的杰作，在死之前（1561年）仍为此努力。

仍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教导的西班牙绘画，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大家。查理五世喜欢外国画家，邀请安东尼·莫尔（Anthonis Mor）来画西班牙贵族的肖像，至于他本人，他宣称除了提香外，不让任何人来画他。这个时代西班牙唯一的画家，其名声横越比利牛斯山者为路易·莫拉勒斯（Luis de Morales）。其生命的最初50年贫困地在巴达霍斯（Badajoz）隐居，在埃斯特雷马杜（Estremadura）省为教堂和小礼拜堂画画。菲利普二世命令他到艾科立（Escorial）画画时，他已经54岁了（1564年）。他穿着极为庄重的服装来晋见国王，国王认为穿那样的服装与艺术家的身份不相称，但国王知道路易花了终生的积蓄置装以晋见国王时，其态度就缓和下来了。画家所画的《耶稣背十字架》没有获得皇上的喜爱，他便回到巴达霍斯，依然过着贫困的日子。他的画有几幅在纽约的西班牙学会可以见到，全都很美；但最佳者为在普拉多所画的《圣母与圣婴》——有点太过于拉斐尔的作风。菲利普于1581年路过巴达霍斯时，分派一批迟迟不来的年金给这位艺术家，那使他——那时因中风和失明而失去能力——在剩下的5年中能够有规律地饮食。

除了名义外，西班牙的艺匠从各方面来说，常常就是艺术家。西班牙的花带和皮革在欧洲续居无上的地位。木工也是无人能超越的，泰奥菲勒·戈捷（Théophile Gautier）认为哥特艺术未曾比托利多的天主教堂更接近完美。金属工为圣堂的屏风、铁格子窗、包厢栏杆、门轴，甚至指甲做艺术品。金匠和银匠把自美洲流入的贵重金属变成领主的装饰品和教会的器皿；有名的是他们用有精美图案花纹装饰金或银做成的用以盛圣体的遗骸容器。吉尔·维森特不满意于在这个时期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重要的剧作家，完成了圣体匣——为了把圣体展现给会众——这曾被认为是“葡萄牙金匠作品中的杰作”。弗朗西斯科·霍兰达（Francisco de Hollanda）使即将垂死的金银、彩色图案、图画来装饰书籍和文字的艺术继续下去。其成就很卓越。

总而言之，不管在宗教改革方面产生的专注和分裂，艺术在不到半世纪中，极光荣地发展了。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的大师，与以神学来震惊全欧的巨人几乎不可相比；宗教是时代的基调，艺术只能沦为伴奏。但法国的罗索、普里马蒂乔、莱斯科、德洛尔姆、古戎和克卢埃家族，西班牙的贝鲁格特，佛兰德斯的勃鲁盖尔，德国的克拉那赫，奔波于各地的霍尔拜因，等等，一个世纪以来如此激动而短暂地制造了艺术家的名簿。艺术是秩序，而一切都在混乱中——不仅仅是宗教，道德、社会秩序和艺术也是。哥特艺术与古典形式做正在失势的战斗，而以过去为根底的艺术家必须以试验来试验，而这种试验并不能给他以在信仰时代中榫合的稳定性的庄严。在宇宙性的动乱中，信仰也是怀疑的，不再给艺术以明确的命令。宗教的偶像受到攻击和摧毁，曾经鼓励过美的创造者和观看者的神圣的主题，正失去其激励天才、赞赏或虔敬的力量。在科学方面，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人，把地球在神学上的王位给废了，在无终止的空虚中，把曾神圣地晤访人间，而且构成中世纪心灵、产生中世纪艺术的世界也失去了。稳定何时再度到来呢？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1517—1565）

秘教的盛行

在这个人们专注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时代，能够产生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两位科学家——哥白尼、维萨里——可说是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浓缩他们两人学说的精义的文章竟同时发表在1543年出版的《奇妙的年代》（Annus Mirabilis）中。当时很多因素有利科学的发展，美洲的发现、亚洲的探险、工业的需要及贸易的扩展，这些发展带来了与传统观念相反的新知识，并鼓舞着新思潮的到来。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译本，阿波罗尼乌斯所著《圆锥体》（Conics）的印行（1537年）及阿基米德的论文（1544年），都刺激了数学和物理的研究。除了这些严谨的知识之外，仍有许多旅行家漫天撒谎，一些印刷品也散布着形形色色的知识。当时虽已有许多种科学仪器，但都相当原始粗劣。当时还没有显微镜、望远镜、测温器、湿度计、测微器、微计时器等。文艺复兴时代重视文学及其格式，对哲学的兴趣则稍逊，而对科学毫不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对科学并不敌视。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都很虚心地倾听哥白尼的解说，保罗三世也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哥白尼呈献的那本惊动世界的《天体运行论》。但在保罗四世时期反动派兴起，在意大利宗教法庭发展起来，再加上在特伦特召开的红衣主教大会上发布的敕令，使科学研究在1555年之后越加困难。

新教徒不喜欢科学，因为其信念是以不容置疑的《圣经》为基础。路德拒绝接受哥白尼主张的天文学理论，因为《圣经》记载约书亚命令太阳站着不动，而不是地球不动。梅兰希顿则倾心于科学，他研究数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教古代数学史，但他的多方面的兴趣被自己强有力的天性及路德死后狭隘的路德教派的声势压倒。加尔文对科学没有多少贡献，约翰·诺克斯对科学的前进就更谈不上有所助益了。

这种迷信的环境气氛一直笼罩、困惑甚至威胁着未来的科学家，尤其是卡丹和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从埃及传来的炼金术、希腊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派学说及新柏拉图学派、犹太教的神秘哲学，吸引了上千人，人们的想象接受了这些新的刺激，因此在那一时期历史的撰述中充满了神话与奇迹。旅行者叙说有喷火的龙和能爬索的行僧。几乎公私生活中任何一件不寻常的事都被解释为上帝或魔鬼对人类的告诫或诱惑。许多人相信彗星与流星是愤怒之神投出的火球。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都收到传单说重金属能够转变成金子，当时的一篇报告称：“所有听到或看到这些传单的裁缝师、鞋匠、仆人将会把他们所有的钱付给那些懂得这种法术的到处流浪的骗子。”1549年，在英格兰一个案件中，一位名叫威廉·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的魔术师说，在那个岛上有500位像他一样的魔术师。在德国四处巡游的学生出售抵抗女巫和恶魔的护符，士兵中也流行携带保证能避枪弹的符咒。人们常在弥撒中祈雨或盼天晴，甚至祈求战争的胜利。祈雨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似乎过分灵验。如果过分灵验的话，教堂的钟将会敲响，以通知上帝停止下雨。1526年至1531年，特鲁瓦（Troyes）的僧侣即曾对传染植物病害损害收成的蝴蝶判驱逐教籍，但补充说明这种敕令只对那些向教会付什一税的农人拥有的土地有效。

一般来说，大多数事件被归因于恶鬼甚于上帝。一位新教徒作家在1563年很惋惜地称：“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极其无耻可怕的事，而那只是魔鬼的阴谋，他企图利用各种肉体或灵魂的引诱来消灭神圣的《福音书》。”甚至路德也像群众一样，认为大多数疾病是由恶魔闯入人的身体引起的，这一看法并不与我们现在的理论完全不同。许多人相信疾病是由恶魔的眼睛或其他奇怪的方法得来的，因此疾病能被一些神奇的药帖治愈。大多数治病的方法要依靠行星的方位，医学生必须研习占星术。

占星术的产生基于宇宙间有一种不变的法则这一假说，其得以成为一个学科则是由实验而来的。在这期间相信人世的事件受星象的位置与运行支配的人已不像以往那样普遍，但16世纪单单巴黎一地就有3万名占星术者，只要付一块硬币，他们就能为人们画出一幅天宫图。占星预言的历书是当时最畅销的，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讽刺他们为阿尔科弗里巴斯（Alcofribas）大师。在这方面，路德和巴黎大学神学院都一致谴责任何形式的占星术。对这种占星预卜先知之事，天主教会官方的态度并不欢迎，因为这种占卜蕴含着宿命论并将教会置于星象的支配下。当时一位驻教廷大使说，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教皇保罗三世如果没有择吉日或观察星象，绝不召集宗教法庭会议或外出旅行。其他如弗朗索瓦一世、美第奇的凯瑟琳、查理九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阿德里安六世等都询卜问卦。梅兰希顿更改路德的生日，以使他能在天宫图上占有更吉利的位置，并要求路德在新月时不要旅行。

在这个时期，占星术士仍然很受欢迎。法国有位占星术士名叫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精通医术与天文，被认为是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的半官方占星官。凯瑟琳为他在勒斯·霍尔斯（Les Halles）建了一所观测台。1564年，他预测查理九世能活到90岁。但后者在10年后即去世，时年仅24岁。1566年，他自己去世，遗留下一本预言的书，在该书中他很聪明地使字里行间显得模棱两可，而且总能与以后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相印证。

因为16世纪的基督徒相信能从魔鬼那里得到超自然的力量，而且从小就害怕魔鬼，他们认为必须将女巫烧死。路德和加尔文追随教皇英诺森八世，呼吁惩罚女巫。路德说：“对这些女巫我没有丝毫的同情，我要将她们都烧死。”1540年6月29日维滕贝格烧死4人，1545年日内瓦烧死34人。当然，改革教派可从《圣经》中获得其焚烧巫师的正当理由，而清教徒也能从《出埃及记》中取得根据。天主教伏魔的仪式鼓励了人们相信巫术，认为魔鬼的力量潜伏在人体内。路德宣称，在莱比锡的敌手埃克曾和魔鬼撒旦签订条约，而约翰尼斯·科舍罗反驳说，路德是撒旦与玛格丽特·路德的私生子。

当时常利用指控对方施行巫术作为除去仇敌的手段。被指控的人只有选择冗长的拷问，以说出供词或因供认而即被处死。在16世纪的欧洲，执行拷询是极具系统的，常常极其冷血残暴地迫害异教徒和不信教的民族。许多受害者好像也相信他们自己是有罪的，认为自己曾与魔鬼有心灵或肉体的交感。有些被指控者自杀，一位法国法官注意到一年之内有50件此类案件。在这种迫害行为的高潮中，俗世的官员有时常超越神职的界限进行迫害。依照1541年亨利八世的法律，任何有施巫术行为者均处以死刑，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认为施行巫术是心智耗弱者的幻觉，如此则否决了大众焚烧女巫的要求。

当时提出保护女巫的人比保护异端的人还少，虽然异教也信巫师。但1563年，有一位克莱沃的名叫威尔（Johannes Wier）的医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魔鬼的骗术》（De Praestigis Daemonum），才稍微缓和了那种迫害的疯狂。他没有对魔鬼的存在提出疑问，而只是提出女巫是被魔鬼侵入体内的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受魔鬼引诱去相信他们所供认的荒谬行为。他认为，女人及那些心灵或肉体受着疾病折磨的人容易成为魔鬼可能附身的对象。最后，他下结论称，巫术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病。他要求欧洲各君王们停止对那些可怜妇女的迫害。几年之后，威尔又写了一本书，很详细地描述地狱的情形，包括它的头目、组织及内部的情形。

我们可以从浮士德的故事中看出当时的看法。我们最早知道浮士德是在约翰·特里特缪斯（Johannes Trithemius）的信上。特里特缪斯称浮士德为江湖郎中，然后到1513年穆蒂亚努斯·鲁弗斯（Mutianus Rufus）再度提及，但也无好评。有一位沃姆斯的医生名叫菲利普·比加迪，在1539年写道：“在之后几年，有一位相当杰出者名叫浮士德，他曾周游列国，而且自夸为伟大的医生，并精通手相、面相、预言及其他各种技能。”这位划时代的浮士德似乎在1539年去世，据梅兰希顿说，他是被魔鬼捏死的。4年之后，浮士德与魔鬼结交的神话出现在巴塞尔一位清教徒牧师约翰·加斯特（Johannes Gast）写的《欢乐布道》（Sermones Conviviales）一书中。有两个古老的观念使这位历史性的江湖郎中成为神话、戏剧及艺术中的人物，这两种观念是：人如果与魔鬼勾结即能获得神力；世俗的知识是一种无礼的自负，可能将人导入地狱。总而言之，这个神话可能是路德对天主教的一种讽刺，用一种更深入的眼光表示宗教排斥凡俗的知识，自认为本身即已是一种真理，就好像他反对谦卑地接受《圣经》一样。歌德反对这种对凡俗知识的排斥，认为宗教应吸取知识，以便应用到日常的善行之中，进而净化宗教本身。

浮士德的神话在阿格里帕（Henry Cornelius Agrippa）悲惨的一生中得到验证。阿格里帕于1487年出生在科伦的一个世家中。他到巴黎打天下，并在那里交结了一些自认为具有奥秘的智慧的魔术师和庸医。为了寻求学问与名望，他研习炼丹术和秘术，而且确信有一个不是遵循正轨观念和理性可达到的开明世界。他把一本《秘教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的手稿送给特里特缪斯，并附有一封私函：

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也觉得不平，因为竟然到现在尚无一人起来为这种崇高的研究辩护，虽然所研究的被指为不敬之事。我内心沸腾，希将我所思予以哲学化，因此我欲著一本值得称赞的著作，如果我能为它辩护，这种古老的魔术将为所有明智之士学习，脱离被指控不敬的悲惨之境，而获得其本身应有的合理地位。

特里特缪斯给予他很好的建议：

对大众只能说可以公开的事，而秘密或高调只能对最亲密的朋友说。要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因对象不同而话题有异。好好地加以考虑，以免你也像别人一样遭人残害。

可能是谨慎，也可能是无人肯出版，阿格里帕一直将该书压了20年未付梓。后来马克西米里安皇帝征召他到意大利作战，他在战场上表现甚佳，又曾抽空到比萨大学讲解柏拉图的课程，并在帕维亚大学取得法律和医学的学位。1518年，他被任命为梅斯的律师，不久之后即因干涉一件年轻女人被控施巫术的案件被免职（他将她从宗教法庭中释放）。那个时候他认为换个职位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之后两年他充任萨伏依的路易丝的医生，因他仍卷入甚多纠纷中，她停发了他的薪水。他带着第二任妻子与小孩搬到安特卫普，并担任奥地利玛格丽特·雷根的史官及皇家图书馆负责人。至此他方能三餐不辍。这时他完成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科学的不定与虚幻论》（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他在1530年将其发表，然后再将其早期的作品《秘教哲学》加上一段序言，称他仍继续相信该书所指的神奇的护符，并将该书予以发表。这两本书触犯了整个世界。

《秘教哲学》主张如果人的灵魂支配着人的肉体，则整个宇宙也由宇宙精神（spiritus mundi）支配。而我们可遵循拜火教的方式来净化我们的心灵，然后就能发掘这种伟大的灵魂力量。如果用这种方式再予以加强，我们的心便能洞悉各种物体之质，也能透视星象的秘密控制地面上的各种力量和半空中的魔鬼。该书发行甚广，甚至到他死后仍发行数版，使人传说阿格里帕亦曾与魔鬼结盟，魔鬼化身为他的狗伴着他，并使他能够在地球上飞翔、睡在月亮上。

生命的兴衰缓和了阿格里帕对超感官体验的主张。他知道魔术或炼丹术并不能维持他一家人的温饱，也不能偿付其债务以免于入狱，故转而拼命追求知识，在39岁那年完成《科学的不定与虚幻论》，那是在16世纪蒙田散文问世前最具争论的书籍。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很清楚我必须面临一阵苦战……首先必定是由污秽的文法学家挑起的战端……然后紧跟着便是乖张的诗人，唯恐天下不乱的历史学家，咆哮夸言的讲演家，顽固的逻辑学家……占星术士、魔术师及爱好争辩的哲学家……”并称所有的知识是不确定的，所有的科学都是无用的，而无知是最快乐的一种生活。接着又指出，知识破坏了亚当与夏娃的幸福，及苏格拉底承认无知带给他满足与名望。

阿格里帕开始质疑法文的文法，并指责字母的发音不一致。他嘲笑文法家，认为所谓文法的例外比规则还多，那些人一再地为人们排拒。他又称诗人都是疯子，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能写出一首诗。他还称大部分历史都是虚构的，但不像伏尔泰所称的“一个不变的虚构”，而是一个每一位历史学家或每一个朝代都在改变的常变的虚构。演讲是用流利的词句引诱人们的心智走入歧途。阿格里帕指出他自己的书谈论的神秘论只是一个虚假的赝品，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谎言。如果他正式地从事占星术、魔术、占卜、炼丹术或其他不学无术的伎俩，那主要是因为顾客纠缠不休地恳求告知人不可知的天机，并能付出可观的代价。巫术是有害的迷信。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对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无疑是自掘坟墓。我们可以不予理会而让他们自相残杀。至此，在哲学家寻求从理性演绎出道德的规范中，如果主张因时地不同而有道德标准的差异，那将是可笑的事。科学渗入了虚伪的成分时，艺术也将开始腐坏。每一个宫廷都是腐化习俗的集大成，也是罪恶的归宿。交易是欺诈的行为，司库是盗贼，无所不偷，无所不抢。战争是少数人残杀多数人的一种活动。医学是一种杀人的艺术，其对医生本身常较病患本身来得更危险。

如果科学仅是短暂的一种观念看法，而哲学只是对不定的大自然所作的一种无谓臆测的狂想，那人将依赖什么生存？那只有信赖《圣经》所说的“圣道”了。阿格里帕怀疑之事有些过于偏激，但也有许多地方显示出其改革之道。他反对教皇具有世俗的权力的说法，他甚至指出如教皇违背《圣经》所言，其宗教的权威性也值得怀疑。他谴责宗教法庭，认为它不是用理性与《圣经》来说服人，而是用柴薪与烈火来说服人。他希望天主教会少说教，多行善事。但他比改革教派更进一步指出《旧约》和《新约》的作者们也会有误的说法。他认为只有基督才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只须信赖他，只有他才是我们的心灵与灵魂的最后归宿。

阿格里帕对他的言论引起的风潮甚感满意，但在他的余年中他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牺牲欢乐。查理五世命令他收回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他拒绝了，因此他的薪水也被削减。他因负债入狱，他要皇帝负责，因皇帝有责任支付他的宫廷史官的费用。坎佩基欧（Campeggio）红衣主教和列日的主教保他出狱，但查理五世仍将他驱逐出其帝国领土（1531年）。阿格里帕搬到里昂，据说，他在那里又因债入狱。释放之后，他搬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之后，他在此地去世，享年48岁。他可能对形成蒙田的怀疑论有所影响，但他唯一为世所知的书是那本为他自己废弃的评论秘教之书。秘教思想及其应用之术一直兴盛到16世纪末。

哥白尼的革命

现在看起来平凡无奇的数学，其进步大大地改进了这个时代的计算工具。迈克尔·斯蒂佛（Michael Stifel）的《算术加减法》（Arithmetica Integra，1544年）介绍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加减符号。罗伯特·雷考德（Robert Recorde）的《智慧的激励》（Whetstone of Wit，1557年）第一次出现了现在所用的等号。一度闻名的亚当·里萨（Adam Riese）的算术使德国人从指算进步到笔算。约翰尼斯·维尔纳（Johannes Werner）在1522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圆锥形的论文。而乔治·雷蒂库斯（George Rheticus）除了促成哥白尼的成就之外，还承继了雷乔蒙塔努斯（Regiomentanus）有关三角关系的著作。

天文学仰赖计算多于仪器。在计算的基础上，一些占星家预测第二次大洪水将在1524年2月11日来临。因为木星与土星在那天靠近“双鱼宫”。为此，图卢兹建了一艘逃难用的大方舟，谨慎的家庭则将食物贮藏在山顶上。当时大多数观测星象的仪器仍是中古时代所传下来的，如地球仪、浑天仪、象限仪、六分仪、四象仪、圆柱体、钟、圆规及其他发明，却没有望远镜和照相机。哥白尼就利用这种设备使我们有了地球在转动的认识。

哥白尼1473年生于西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河畔的多恩。波兰人称他米科莱·哥白尼（Mikolai Kopernik），德国人称他尼克拉斯·哥白尼（Niklas Koppernigk），而一般学界称他为尼古劳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多恩在哥白尼出生前7年被条顿族的骑士割让给波兰。因此，在空间上他是普鲁士人，在时间上算是波兰人。他母亲来自普鲁士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父亲原来住克拉科，后来才移到多恩定居，从事铜的生意。1483年，哥白尼父亲去世，其舅舅卢卡斯·瓦泽尔罗德（Lucas Watzelrode）为埃尔姆兰德的亲王主教，就照顾这些孩子。哥白尼在18岁时被送到克拉科大学就读，准备当牧师。他不喜欢学校那种压制人性的经院哲学，说服其舅让他到意大利求学。他舅舅经过一番活动，替他弄了一个在波兰人所占的东普鲁士区的弗劳恩堡（Frauenburg）教堂教士的职位，而准他有3年的假期。 [1]

1497年至1500年，哥白尼在波隆那大学研攻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他的一位老师名叫多米尼科·诺瓦拉，曾是雷乔蒙塔努斯的门徒，他批评“天动说”是荒谬的，而将古希腊天文学家介绍给他的学生，因为希腊天文学者对地球不动而为宇宙中心的说法感到怀疑。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一位信奉毕达哥拉斯学说的菲洛劳斯（Philolaus）主张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环绕着一团名为赫斯提（Hestia）的看不见的火球，地球上所有已知部分都是由该火球分裂出来的。西塞罗曾说，公元前5世纪，西那库斯有位叫希斯塔斯（Hicetas）的人相信太阳、月亮及其他星星都是屹立不动，而它们看起来在动是因为地球自转之故。阿基米德和普鲁塔克报告称，萨摩斯岛（Samos）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前230年）曾说地球是环绕着太阳而行，为此他被控为不敬神，他只得撤回这个论调。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巴比伦的塞琉古曾在公元前2世纪再度提出这一说法。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在公元前2世纪提出极具权威性的地球中心说，令人不敢驳斥，太阳中心说可能很早就已经成立了。托勒密本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曾主张，科学必须采信由观察所得的结果组成的最简单的假设。也正如在他之前的希帕恰斯解释行星的移动一样，托勒密也被地球中心论者强迫接受大周转圆及离心圆周的复杂理论。 [2] 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和尼古拉（1401—1464年）曾再度提出“地动说”。达·芬奇（1452—1519年）曾写道：“太阳并没移动……地球并非位于太阳周转的圆心上，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哥白尼觉得，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比托勒密的说法更简洁地解释我们看到的现象。1500年，哥白尼到了罗马，时年27岁。他到罗马可能是以参加大赦年庆典为名。他在罗马发表了一些演说，在这些传统的演说报告中，他试验性地提出地球转动的假说。这时他3年的假期已告届满，因此回到弗劳恩堡担任教士的职务。但地球中心说的数学使他的祈祷感到困扰。他请求重返意大利继续研究，声称这次将研究医学和宗教法。这对其上级来说还比天文学像话一点。在15世纪结束之前他回到了意大利。1503年，他在费拉拉取得法律学位，但没取得医学学位。再度回到弗劳恩堡，可能是为了给他更多的时间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他舅舅很快地派他当私人秘书和医生（1506年），因此哥白尼在赫思堡主教的城堡住了6年。在那里，他研究出其理论的数学基础，并以文字记录下来。

当那位好心的主教去世后，哥白尼接替了他在弗劳恩堡的职位。他继续行医，免费为穷人看病。他代表教会到国外从事外交，并为波兰王西吉斯蒙德一世准备一份改革普鲁士货币的方案。在他所著的几篇有名的财政论文中，他说：“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成了以后著名的“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也就是说，当政府发行贬值的货币时，价值良好的货币就会被贮存起来或流出境，而不再在市面上流通，人们会用劣币来付税款，这样国王就只能收回自己发行的货币。虽然哥白尼关注这些杂事，但他继续天文学的研究。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观察星象，因为弗劳恩堡靠近波罗的海，有半年时间为云雾所笼罩。他很羡慕托勒密，因为后者能“有更明朗的天空，他们在尼罗河不必像我们在维斯杜拉河一样呼吸雾气。大自然不赋予我们那种舒适和祥的空气。”无怪乎哥白尼几乎崇拜太阳。他观察星象天文次数不多也不太正确，但这对他的最终目的没有太大影响。他利用托勒密观察的大部分资料提出他的论点，认为所有的观察结果都符合太阳中心说的理论。

约1514年，他将所得的结论简单地记载在一本《小评》（Little Commentary）中，该书终其一生未曾付印，但他曾分发几份手抄本，作为一种试探。他用一种叙述简单事实的方式说出他的结论，而不是对基督教的历史作重大的改革。他说：

一、整个天体周转并没有一个中心。

二、地球的中心并非为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个重力及月球轨道的中心。

三、所有的行星环绕着太阳运转，因此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四、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与天空之比远小于地球半径与其离太阳距离之比，因此在整个天空之下，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微不足道。

五、在整个天空之内若有任何移动，其并非因天空的移动，而是导自地球的移动，地球与其周围的物质在一天内，以其固定之圆心作了一完整的旋转，而整个天空毫不变动。

六、太阳看起来在动，并不是因太阳本身的移动，而是因地球本身在移动。因为这种移动，地球就像其他行星一样，环绕着太阳周转。

七、其他星球看起来逆行或顺行，并不是因它们本身的移动，而是因为地球的移动。只须地球移动，就足以解释天空中那么多的变动。

有一些天文学家看到哥白尼这篇小评没有加以太多的注意。教皇利奥十世也知道他的理论，并表示他非常有兴趣，让一位红衣主教写封信给哥白尼，要他示范证明其假说。当时，这种学说在开明的教皇宫廷内确实受到相当的好评。一直到了1530年路德才拒绝这种理论：“人们信服那个极欲展示地球在周转而不是天空或太阳及月亮在转的暴发户占星家………这个愚人希望改变整个天文的体系，但《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屹立不动，而不是地球。”加尔文引用圣诗第1003章（Psalm XCIII）的话回答哥白尼说：“这个世界也是固定的，它不能移动。”他反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哥白尼对其所著《小评》一书所受到的反应甚感挫折，约1530年当他的整部著作完成之后，他决定暂不发表。他很冷静地执行他的职务，研究政治，他60多岁时，被控养了一个姘妇。

1539年，出现了一个十分狂热的青年数学家乔治·雷蒂库斯。他年仅25岁，基督徒，是受梅兰希顿保护的人，维腾贝格大学的教授。他曾研读《小评》一书，并深信该书所言属真，并渴望帮助那远在文明边缘的波罗的海的老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深深地盼望别人也能体会地球看不见的自转与周转。这位青年深深地为哥白尼的理论所迷，称他为“最好最伟大的人”，并对哥白尼醉心于科学的态度深表感动。雷蒂库斯研究那厚厚的手抄本达10个星期之久。他怂恿将该书出版，而哥白尼予以拒绝，但同意由雷蒂库斯对其前4本发表简单的分析。1540年，这位年轻的学者在但泽发表其研究天体的《天体周转论丛》第一篇报告《从排列顺序论天体的运动理论》。他满怀希望地送一份副本给梅兰希顿，但这位仁慈的神学家不予以采信。雷蒂库斯在1540年初回到维藤贝格时，他自己说，奉命改教约翰尼斯·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的天体论。1541年10月16日，梅兰希顿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有些人认为那个普鲁士天文学家发现太阳固定而称地球是移动的理论是一件非常卓越的成就。事实上，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应该压制人们的胡思乱想。”

1540年夏，雷蒂库斯回到弗劳恩堡，并停留在那里一直到1541年9月。他再度请求哥白尼允许将他自己的论文公开发表。另外两个声名卓越的教士也有这种请求时，哥白尼可能觉得自己已行将就木了，也就答应了。他加了一些补充，让雷蒂库斯将它送至纽伦堡的一个印刷商处出版，由该印刷商负担所有的费用和风险（1542年）。至此，雷蒂库斯离开纽伦堡到莱比锡教书，他派他在纽伦堡当路德教派牧师的朋友安德烈·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负责监督该书的出版印刷。

1541年10月20日，奥西安德尔写信给哥白尼，建议应将哥白尼的新观点当作一种假说，而不是一件可经证实的事实。同一天他写信给雷蒂库斯说，只有这种方法，“经院学派和神学家们方能易于妥协”。哥白尼在他的《小评》及论文的本文当中，已一再地说明他的理论是一种假说。同时，他在他的献词上说，他的观点有“最明显的证据”支持。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回答奥西安德尔。不管怎样，奥西安德尔没有注上自己的名字，而在前言里说：

献给关心这本书所提假说的读者——

鉴于这些假说已众所周知，无疑，有许多科学家将深为本书所提的理论惊吓……然而，大师的假说也未必属真，它们甚至无法证实。但如果那些假说能符合我们对天文星象观察的结果，那已是相当完备了……天文学家一定会采信这一假说，因为它们最容易被了解。哲学家可能会提出更惊人的可能性，但两者都无法发现任何可确定的东西……除非从上天的启示得知。因此让我们在那个无法证实的旧假说之外，再加一个新的假说。再者，这些新假说被一致认为更容易了解，同时我们能在本书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观察结果，那可算是一大笔财产。此外，我们不要期望从天文学的假说里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这本书无法给予我们这种确定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把他为了其他目的所做的结果视为真理的话，那他将使这一科学比他刚开始研究时更不受人重视。

这一篇序言常被指责为无礼地篡改文字。哥白尼可能反对这篇序言，因为他深信其理论已达30年之久，他认为那些理论已成为自己的生命与血肉之躯，而且是实际对宇宙观察所得事实的叙述。但奥西安德尔的序言是明智且公正的，因为它将各方面对这种惊动世界的革命性观念可能产生的抗拒消减至最少，同时提醒我们，我们对宇宙所作的描述仅为沧海一粟，极易犯错，而且很可能被他人纠正。

该书终于在1543年春天出版，书名为《尼古拉·哥白尼之运行论第一册》，之后，该书以《天体运行论》闻名于世。哥白尼在1543年5月24日收到该书，当时正仰卧病榻上。在临终的一刻，他看到该书的封面，含笑去世。

献给教皇保罗三世题词本身就是为了瓦解对该理论的排拒，因为哥白尼很明白其理论与《圣经》的条文完全背道而驰。他很虔诚地保证：“我仍然相信，我们必须避免与正道背驰的理论。”他犹豫之下不肯出版，因为他怀疑“是不是应效仿毕达哥拉斯的例子，用口头而不用书面的方法将其哲学的秘密告知其亲朋”。但有一些有学问的教会人士，如卡普阿的红衣主教尼古拉·申伯格（Nicholas Schonberg）和库尔姆的主教提德曼·吉斯（Tiedeman Giese），怂恿他应该将其发现予以发表（哥白尼认为不要提路德教派的瑞笛卡斯更明智些）。他知道其理论中有很多论点都是抄自希腊天文学家的著作，但他对阿利斯塔克之名略而不提。他相信天文学家需要一种比“天动说”更好的理论，因为他们发现，如果采用地球中心说的看法，将很难精确地衡量一年的长度。他向教皇呼吁，请求爱好各种学问、甚至包括数学的教皇来保护他，以对抗那些缺乏适当的数学知识的毁谤者——那些人自认为有权力裁制此事，或假借《圣经》上的一两句话攻击他的理论。

他以下列的假说来阐释：第一，整个宇宙是一个球形；第二，地球是圆形的，一团物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动，故形成圆形；第三，天体星球的移动同样都是作圆周转，或近乎于圆周，因为圆周是最完美的形状，因此学术上不敢称星球的移动是完全相同的。

哥白尼注意到移动的相对性：“所有看起来的移动是由于视者位置的移动，或由于被视物体位置的改变，或两者位置同时做不同方向的改变。几个物体相对地做同样的移动时，那在视者与被视者之间看不出有移动的现象。”故其他星球每天看起来绕着地球在转只是因为地球每天以其轴为圆心而自转，而太阳看起来每年在移动只是因为地球每年绕着太阳周转。

哥白尼预测会遭到反对。托勒密曾辩称，如果地球是自转的话，那云层及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飞掉。哥白尼回答称，这种反对的意见更足以驳斥星球环绕地球之说，因为那些星球距地球如此之远，则其环绕的轨道与速度更大。托勒密进一步指出，如果站在一个自转的地球上往上抛物体，那该物体必不会掉落在原来那点。哥白尼回答称，所抛上的物体仍然是地球的一部分，其抛上的空间也是地球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也跟着转。对有关地球每年环绕着太阳周转的反对意见，后者认为要知道此种周转，我们从地球轨道的两端分别看这一星系以外的固定星球时，那就应该看出其位置的移动。哥白尼答称，这种移动是有的，但因为其间距离太远，我们不能察觉到其移动。

他用很简洁紧凑的一段文字复述其理论：

最初，只有那些恒星系，包括恒星本身及其他物质，这些都是不移动的……然后产生了行星，最早是土星，它围绕一周为时30年，然后是木星，它环绕一周为时12年，然后是火星，为时2年。再来就是地球，它以太阳轨道为其周转圆，环绕一圈需为时1年。接着就是金星，为时9个月，最后是水星，费时80天。而太阳位居其中。无怪乎有人称它为宇宙之灯，或宇宙之心，或宇宙的统治者。的确，太阳就好像稳坐在宝座上统治着其周围的星球。因此我们发现，在这种有规则的排列下，宇宙是一个极为匀称的整体。各个星球的大小、移动的关系是绝对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任何方法所能得到的。

一般来说，人类有关理论的进步都会保留一些被新理论所取代的遗迹。哥白尼将其概念建筑在托勒密传下来的观察的基础上，他仍保留托勒密提出的星系、周转圆、偏心圆等，这些论点到了开普勒才予以推翻。偏心圆中最著名的是哥白尼所作的太阳并不是在地球轨道的圆心的计算。他推算宇宙的圆心在离太阳三个太阳直径距离之处。而行星轨道的圆心也不是太阳，所有的轨道也不是同在一圆心上。哥白尼把过去两种有关地球的观念移转到太阳上，其一为太阳可等同于宇宙的中心，其二为太阳是静止不动的，而这两种到现在已被推翻。他认为地球不仅自转及环绕着太阳轨道公转，还有第三种转动，因为那才能解释何以地球自转轴的倾斜与岁差的现象。

我们不应讥笑那些必须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接受哥白尼的理论的人。因为他们不但必须要接受地球会倒转过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太空中冲撞的观点（这正与我们感觉的完全相反），并且要接受仅比托勒密的理论稍微简单，但相当复杂的数学迷阵。在开普勒、伽利略及牛顿等发明了新理论的机械装备来证明其精简性和正确性之前，它确实比旧的理论高明些。那时，我们甚至应将伽利略用以叙述地球的方式来说明太阳。同时，图彻·布拉赫（Tycho Brahe）驳斥了哥白尼的假说，其理由为哥白尼回答托勒密的问题并不能令人心服。比这类驳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理论很快为雷蒂库斯、奥西安德尔、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伊拉斯谟·赖因霍尔德（Erasmus Reinhold）等天文学家接受。其中赖因霍尔德在1551年发表银河运行图，其中大部分是根据哥白尼的理论。只要新理论自认为是假说，那天主教对之也不予以反对，但当布鲁诺将这一假说认定为事实，而且很明白地说明其对宗教的影响时，宗教法庭则予以无情的反击。1616年，在讨论禁书目录的宗教大会中，禁止信徒阅读《天体运行论》，除非它予以删改。1620年，教廷允许天主教徒阅读那些修改过的版本，在那些版本中有几句指出这一理论为事实的话被删除。1758年，《天体运行论》已不在禁书目录中，但直到1828年才公开解除对该书的禁令。

地球中心说对那种主张万物皆为人而设的神学相当合适。但现在人们对自己居住“在整个宇宙中仅为渺小的一个行星上的事实”实在难以适应。“上”与“下”的观念失去其意义时，而且在半天之内所谓的“上”与“下”能互相倒置时，那“天堂”又能代表什么呢？1575年，杰罗姆·渥尔夫（Jerome Wolf）写给图彻·布拉赫（Tycho Brahe）的信中说“没有一项对基督教义的攻击会比指出天堂是无限高无限大之事来得更危险”。虽然哥白尼没有指出宇宙无限之事，人们静下来思考这一理论时，他们必定会怀疑这一混沌宇宙的造物者会将其子送到这个半大不小的行星上。诚如歌德所说，所有有关基督教义的美丽诗词都在这个波兰教士的火把前付之一炬，随灰烟消散。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促使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粗浅或不再认为神人合一论，并使神学面对在宗教史上最严重的挑衅。因此，哥白尼的革命远较宗教改革的影响来得深远，它使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有关教条解释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它超越宗教改革而引导世界进入启蒙时期，从伊拉斯谟、路德到伏尔泰，甚至超越了伏尔泰19世纪的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而达尔文论的产生也应视为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他凭一己之力对抗他人的攻击，证明在任何一个时代中仅有少数的人能掌握真理。哥白尼被遗忘时，太阳仍旧继续“上升”与“下降”。

1581年，克罗默（Kromer）主教在弗劳恩堡教堂靠近内墙的教士坟旁为哥白尼立了一个墓碑。1746年，那块碑被移开，以放置什泽姆贝克（Szembek）主教的石像。

[1] 教士是教堂中的一种圣职，不一定是牧师。但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说明哥白尼在他晚年，曾由低阶教士升到牧师职。1537年，他被推荐为主教，这足以证明那时他已是牧师了。

[2] 所谓周转圆即一圆周的圆心在另一大圆周上。离心圆是不同中心的圆。

麦哲伦与地球上的发现

对地球本身探险的速度远较对星象的探寻来得快，而且对宗教与哲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圣经》中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使人们对它不能存有任何怀疑，因此地质学进步得最少。有一位意大利裔的英国宗教改革家彼得·韦尔米格里（Peter Martyr Vermigli）说：“如果创世记上的创造说被证明是错的，那基督所有的允诺将落空，而我们也将丧失我们所有的宗教生活。”除了达·芬奇广为散布的学说外，在16世纪前半世纪最具意义的地质学上的成就是阿格里科拉建成的。他在1546年出版的《地壳的起源与成因》（De Ortu et Causis Subterraneorum）一书中讨论山脉的起源：

山是由两种力量造成的，一种是水的力量，一种是风的力量；然后我们还要加上地热……最初是倾盆大雨洗刷地表较软的部分，然后冲刷较硬部分，最后带动了岩石，这样经过数年的时间就侵蚀成了平原或坡地。由于经年累月地冲刷，侵蚀得更厉害，故出现了山川河流。我们常见有桑田沧海之变……风依靠两种方式促进山的形成：一种是强风吹动并堆积沙砾，另一种是风吹到地表凹面而风蚀成山。

阿格里科拉的《矿石的性质》（De Natura Fossilium）是第一本系统讨论矿物学的著作，他的《论金属》（De Re Metallica）一书最早有系统地介绍地层学，及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矿砂存在的说明。

关于人种学有两部主要的著作，一为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1544年），一为笔名非洲人利奥（Leo Africanus）在1550年所著的《非洲纪行》（Descriptio Africae）。艾尔哈桑（Al-Hassan）是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他曾旅游非洲，并南到苏丹。他被基督教海盗捕获，当作礼物送给罗马的教皇利奥十世，利奥十世对他学术上的造诣十分赏识，将他释放并予以赔偿。他因此改信基督教并改用利奥之名以为报答。在其后30年内，他完成了那部书，最初是用阿拉伯文写成，之后译成意大利文。在该书付印前，他回到突尼斯，并在1552年死于该地，死时回复原先的信仰。

这一时期是地理学上令人兴奋的时期。传教士、探险家、航海家及旅行者的报告不断涌现，使欧洲人对整个地球的认识大为增加。西班牙人在这一段时期征服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中美洲和秘鲁。西班牙人不安于本土的贫困，向海外寻求财富与刺激。在不顾一切地向外扩张中，他们抛弃了文明的拘束，采用武力至上的观念，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欺诈和屠杀。如果能有一个相关的第三者来予以裁判的话，他们的行为很难被原谅，除非说他们为该地带来文明。然而，我们对此仍有疑问，因为当时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甚至高过征服者。我们只要想想科尔多瓦1517年在尤卡坦（Yucatán）半岛上所发现的玛雅文化（Mayan Culture），科特（Hernando Cortes）1521年在蒙特苏马（Montezumas）流域征服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及皮萨罗1526年至1532年征服秘鲁时摧毁的印加帝国（Incas），就会发现被征服者或许并未因此获益。如果这些文明能有力量保卫自己并能发展下去，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地理上的发现仍然继续。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带着西班牙国旗到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探险。索托（De Soto）横越佛罗里达、海湾国到俄克拉何马（Oklahoma）。阿瓦拉多发现得克萨斯帝国，科罗拉多跨过亚利桑那、俄克拉何马到堪萨斯。玻利维亚的波多希矿场在1545年开始将银子送回西班牙。年复一年，新大陆的地图被用金银或血液绘成了。在这场大争夺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落后甚多，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留给他们的北美洲缺乏贵金属，也没有森林。约翰·鲁特沿着纽芬兰岛和缅因州的海岸航行。弗朗索瓦一世派韦拉扎诺探求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他在北卡罗来纳登陆，进入纽约港（为纪念他，在巴特里立了一座他的雕像），并自科德角进入缅因州。卡蒂埃带着法国国旗航行圣罗伦斯河到蒙特利尔，为法国争取到加拿大。

在第二期越洋探险中，最令人注意的是环球探险。麦哲伦是葡萄牙人，曾参加多次葡萄牙的航海和掠夺行动，但终与其政府不和，而转投为西班牙服务。1518年，他说服西班牙王查理一世资助他组织探险队，以便找寻一条从西南方向通往亚洲的航路。那时这位年轻的国王并不富有，他拨给麦哲伦的5艘船都像经不起风吹雨打，以致一位船长宣称这些船没有用。其中最大的为120吨级，最小的为75吨级。有经验的水手都不愿参加，不得已只有征用港口的地痞流氓。1519年9月20日，该舰队驶出圣路卡（San Lucar）的瓜达尔基维（Guadalquivir）。从北大西洋航行到南大西洋时是夏天，有利于航行。但1520年3月，冬天到了，船只停泊在巴塔哥尼亚5个月，水手们甚为惊惶。当地的土著甚为高大，平均身高在6英尺以上，但他们对待矮小的西班牙人相当殷勤友善。虽然如此，仍是困难重重，5艘船中有3艘船的水手叛变，使麦哲伦必须与自己人作战，迫使他们继续航行。有一艘船偷溜回西班牙，另一艘撞上暗礁。1520年8月，继续航行，每天都急迫地瞭望横过大陆的水道口。11月28日，他们终于找到了。该舰队进入以后所称的麦哲伦海峡，他们花了38天通过320海里长、沟通两个大洋的海峡。

然后他们开始横渡没有尽头的太平洋。在98天的航程中只看到两个小岛。他们的粮食贮备已所剩无几，水手都染上了坏血病。1521年3月6日，他们抵达关岛，但因土著过分凶恶，麦哲伦等只有继续航行。4月6日，到达菲律宾，次日他们登陆宿雾岛（Cebu）。为了取得补给，麦哲伦答应帮助土著酋长对抗邻近的敌人。他参加一支攻击麦克坦岛（Mactan）的远征军，而在1521年4月27日死于战役中。他并没有航行环绕世界一周，但他是第一个实现哥伦布向西航行以到达亚洲梦想的人。

这时水手死伤甚多，剩下的人仅够操纵两艘船。其中一艘横过太平洋折返，可能去寻找美洲的金矿。只有维多利亚号留下。该船载重85吨，由坎农（Cano）指挥，通过香料群岛，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从非洲西海岸北上。因为迫切需要补给，水手将船停泊在维德角群岛中一个岛屿外海，却受到葡萄牙人的攻击，半数人被捕入狱，剩下22人逃走。1522年9月8日，维多利亚号驶入西班牙西南部的塞维尔港，3年前280人自西班牙出发，现仅回来18人。但根据该船的航海日志记载，该船是9月7日到达的；红衣主教孔塔里尼解释这种矛盾是因为其西向航行而减少了一日。这次航行是历史上最勇敢的一次航程，也是地理学上收获最丰的一次航行。

接下来该由地理学家赶上探险家的发现。意大利地理学家、游记作者拉穆西奥（Giambattista Ramusio）花了30年的时间搜集航海家和旅行家带回来的资料，并加以编译。在他死后13年，其3巨册的著作得以发表（1550—1559年）。我们从保存在纽伦堡的德国国家博物馆中的1520年的世界地图看出，当时画出的欧洲、非洲、南亚的海岸都相当正确，此外尚有美洲东部自纽芬兰到麦哲伦海峡的东海岸，及从秘鲁到墨西哥的西海岸。如果我们拿保存在纽伦堡国家地理博物馆中的1520年的世界地图来和里贝罗（Diogo Rebeiro）在1527年至1529年画的3幅地图比较，则能很清楚地看出当时地理学家在10年内达到的成就。前者只显示出西印度群岛而没有美洲大陆，而距亚洲的海洋也相当窄；而后者画的欧洲、非洲及南亚的海岸都相当精确，并画出自纽芬兰到麦哲伦海峡的美洲东海岸及自秘鲁到墨西哥的西海岸。纽约市立图书馆所藏的美丽的《拉穆西奥地图》（Ramusio Map，1534年）美洲地图可能是抄自里贝罗的地图。1538年，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抄录同一份地图，在该地图上首次将南美洲与北美洲分开。1524年，阿皮安（Peter Apian）试图改善测距的方法，使地理学向前迈进。

这些探险的结果影响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1420年至1560年时期的航海几乎使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变为原来的4倍。新发现的动物、植物、矿物、宝石、食物、药物使欧洲的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菜单食谱、药方都扩大了范畴。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新发现的品种是否在诺亚的方舟上也有一席之地。文学也改变了，那种古老的骑士小说已变成了到远地探险旅行的小说。寻求金矿取代了寻找圣杯。这时候也发生了飞机发明以前所发生的最大的商业革命，为欧洲贸易打开了大西洋及其他海域，使地中海变成商业——以后变成文化——的沼湖。文艺复兴从意大利移到大西洋国家。由于拥有较为精良的船炮及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民，欧洲接二连三地征服或殖民新发现的土地。土著备受压迫，用来为欧洲人生产粮食。奴隶制度因之而起。这个最小的大陆变成了最富有的大陆，全球盛行欧化，虽然在我们这一时代欧化的趋势已倒转过来。由于受到远地各种不同的新事物的刺激，欧洲人的心境大为扩张。蒙田对基督教的怀疑论有一部分是源于外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道德与风俗习惯也由古老的教条式与绝对性变为相对的。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宗教信仰，基督教本身也须开始检讨，以寻求新的方向。就像人文主义在纪元前已取得相当成就，像哥白尼发现了天文的奥秘一样，探险与贸易也在基督教之外揭开了许多新的领域。一旦证实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所知的世界是那么小之后，他们的权威一落千丈。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的崇拜衰退了，人们由于新发现所获的信心使其知识与贸易的领域日益扩张。

现代科学和哲学兴起，开始重新勾画新世界的工作。

生物学的复兴

自希腊时代以来几乎毫无进展的生物学现在重新活跃了起来。植物学逐渐脱离制药学而独立，最后终成一系，但不可避免地，植物学中的大师仍是药剂师。伯恩市医生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以他所著的《植物动态图》（1530—1536年）一书揭开了这一转变的序幕。该书文字大部分抄袭自泰奥弗拉斯托斯（希腊博物学家）、迪奥斯科里斯或其他学者，但也叙述一些德国地区土生的植物，该书所附的135张木刻图栩栩如生。不来梅市医生居里休斯·科杜斯（Euricius Cordus）于1530年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设了第一座植物园，以研究这一新生的科学，1534年他写了一本《植物学》（Botanilogicon），后来又成为其研究医学的媒介。其子瓦勒里乌斯·科杜斯（Valerius Cordus）疯狂地沉迷于研究植物中，至死方休，去世时仅29岁（1544年），死后其遗著《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发表，该书很明确清晰地描述500种新发现的物种。图宾根的一位医科教授列奥纳多·富克斯（Leonard Fuchs）最初为制药而研究植物学，后来则专注于此。他在1542年发表《植物志》（Historia Stirpium）一书，可以说是对科学贡献最典型之例。该书共343章，分析了343种植物类属，并附有515幅木刻插图，每幅图各占一整页。他还准备了一套包罗更丰富的1500块木刻插图，但没有一个印刷者能够承担出版的巨额费用。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晚樱科植物（Fuchsia）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这一时期对生物学贡献最重大的可能是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在他的《鸟类自然史》（1555年）一书中令人惊讶地记载了有关人类骨头与鸟类骨骼之间的关联。但在这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最伟大的人物是格斯纳（Gesner），其著作和学问之多之广，以致居维叶（Cuvier，法国博物学家）称他为德国的普林尼，甚至称他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1516年，他出生在苏黎世一个穷苦家庭。由于他表现出的才能及睿智，该市及一些私人赞助人共同资助他到斯特拉斯堡、布尔茹瓦、巴黎和巴塞尔接受更高的教育。他作了（或是搜集了）1500幅画作为其《植物史》的插图，但要把该书付印则耗资甚巨，因此一直到1751年，一直都是手抄本而无印刷本。在该书中，他对植物属科卓越的分类为植物学带来了曙光，但对林奈（Linnaeus，瑞典植物学家，发明二分法）来说则为时太迟，不能有多少帮助。在其有生之年，他发表了4册（1551—1558年）《动物史》（Historia animalium）的巨著，而遗留第五册未发表。该书用拉丁名字排列每一种动物的属科，并描述其外形、起源、习性、栖息地、疾病、心智与情感状态，医学与家庭用途，文学上的地位。其分类是依照字母排列，而非依科学分类。但这种将有关的知识有秩序地累集起来，使生物学一科得以成形。之后，格斯纳开始着手编辑一部21巨册的《世界书目》（Bibliotbeca Univer-salis），在该书中，他要将所有已知的希腊、拉丁及希伯来的作品加以分类，他完成了20册，赢得“目录学之父”（Father of Bibliography）的美名。在一本称为《米特里达特》（Mithridate）的旁白书中，他试图将世界上130种语言加以分类（1555年）。他在1541年出版的《比拉底山的描述》（Description Montis Pilati）是第一本发表有关研究山脉之美的书。瑞士这时即体会到该书的伟大。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1541年至1565年完成的。1565年，研究精神的化身格斯纳逝世了。

其他方面，胡安·维韦斯（Juan Vives）在1538年出版的《论动物及其主要器官》（De Anima et Vita）几乎创造了现代经验主义心理学。好像要规避休谟在两个世纪后所阐释在心智活动以外有关“心”的存在的诡辩主义，维韦斯建议其学生不要问“心”或“灵魂”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们永不能探知其真相。我们仅应探询心是做什么，心理学不应变成理论的形而上学，而应该变成一种建立在明确而逐渐累积起来的观察上的一门学科。维韦斯比培根早一个世纪得知应重视“诱导”的重要性。他很详细地研究观念、行动、记忆的改进、知识的程序及感觉与感情的角色。与以前的许多学科一样，我们从他的书里可以看到心理学如何困难地从哲学中演变过来。

维萨里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发表了一本医学著作，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ier）誉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他的父亲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Wessel）是布鲁塞尔一个很有名气的药剂师，其祖父曾是勃艮第的玛丽女王的医生，之后成为其夫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御用医师；其曾祖曾为布鲁塞尔市医生，其曾曾祖父也是医生，曾对阿维森纳的《卡农》（Kanun）写了一篇评论，他渊博的家学一如巴赫。从维萨里出生时起就具备这种家学，因此很快地养成一种解剖的习性（他对任何一种动物都具有危险性，他很细心地解剖狗、猫、老鼠等）。但他并未忽略掉其他课程。22岁时，他已能用拉丁文演说，而且能读希腊文。1533年至1536年，他在巴黎跟从杰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习解剖学，后者对许多肌肉和血管的命名一直沿袭到今日。正如他的老师一样，维萨里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尊崇盖仑如同尊崇《圣经》一样，他从未抛弃对后者的尊敬，但他更相信观察与解剖的权威性。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参观许多停尸间，里面停放着许多从墓地掘出的尸骨。因此，他们能熟悉人类骨骼的各个部分，他说：“我们甚至蒙住眼睛，和同伴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能用手摸来辨认任何骨头。”在杜布瓦的课堂里，只要他对课堂所教的相当熟悉的话，他就经常代老师操刀，从事实际的解剖的工作，有“野蛮的外科医生”之称。

查理五世侵入法兰西时（1536年），维萨里回到卢万。被缺少尸首困扰，他和他的朋友伽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其后成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意外地找到一具。他的报告说明了他的情绪：

我们到处游荡寻找尸骨时，我走到乡下路旁一块通常埋放着被处决者的尸首的地方，我碰到一具已枯的尸首，肉已腐烂无存，仅剩枯骨。得伽玛之助，我爬上尸堆，拉出大腿骨……肩胛骨则连着臂及腕一起出来……在几次秘密地把腿和手臂拿回家以后……我在夜里溜到城外，以便取得胸廓，因为那是一大串连在一起。我内心充满了这种欲望……第二天我从另一个城门零零碎碎地将骨头运回去。

市长知道这一问题后，将所能得到的任何尸首提供给这所解剖学校。正如维萨里自己所说：“市长自己也常定期地参加我主持的解剖示范。”

一个有这种“高度欲望”的人是不容易减低工作热诚的。他为了有关放血的方法而与一个老师有过激烈的冲突，因而离开卢万顺莱茵河而下（153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他这时技术已经相当熟练，在同年底就在帕多瓦以最少的费用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依照当时的规定，学生学位程度越高，其毕业所交的费用越低。毕业后第二天（1537年12月6日），威尼斯元老院指派他为帕多瓦大学外科和解剖学教授。当时他仅23岁。

在以后6年中，他在帕多瓦、波隆那、比萨教书，亲手做过数百次的解剖手术，发表过一些短文。在他的指导下，一位名叫卡卡尔的学生（Kalkar）画了6幅图板，1538年发表时命名为《解剖六图》（Tabulae Anatomicae Sex）。一年之后，维塞利亚斯在《放血通讯》上著文支持巴黎皮埃尔·布里索（Pierre Brissot）的放血方法。在他的论文里透露了一些他对静脉系统解剖的结果，这种观察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大有贡献。1541年至1542年间，他与其他学者合辑了盖仑书的希腊版本。他发现盖仑书中的错误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最简单的人体解剖就能证实那是错误的。盖仑认为下颌有两块组成，胸骨有7块，肝有好几叶。只有假设盖仑解剖其他动物，而不曾解剖人体时，我们才能解释这种错误并原谅之。维萨里觉得必须修改人体解剖科学。因此他开始从事他的著作。

奥波里努斯（Johannes Oporinus）于1543年在巴塞尔出版《人体结构论》一书，该书厚达663页。刚问世时，其封面是杜瑞画的一幅维萨里在50多个学生注视下，示范解剖一条手臂的图，使读者大为震惊。然后有许多插图：有277幅史无前例精密正确的解剖木刻图，在主体的后面刻着一些与科学无关而富艺术气息的风景佳作陪衬，而主体则如在书桌前的一幅骨骼。这些大多是卡卡尔所作。那些木刻画非常精美，人们以为那是提香画室里的作品，至少是在他监督指导下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在这些画中有几幅是维萨里画的。他自己用骡子带着那些木刻板由威尼斯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印刷完成之后，那些木刻板在妥善保存之后，被转卖、交换，最后终于遗失了。1893年，那些木刻板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被发现，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弹炸毁。

比那些画更使我们惊讶的是那篇论文，是一个29岁的青年写的，可称为是分类学的成就，也是科学上的革命。我们称它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在解剖学上，这本书结束了盖仑的时代，重新修正了解剖科学，而且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这篇论文首次描述了静脉的正确系统和心脏的解剖，而且做了划时代的声明，称最仔细的解剖显示，心脏里并没有盖仑所说沟通两个心室之间血液的孔。这篇论文为塞尔维特、科隆博及哈维铺下了道路。盖仑的错误一再被纠正过来，如有关肝脏、胆腺、颚骨、子宫等。然而维萨里也犯了一些错误，即使透过观察，他还是不能从心脏的解剖跳到发现血液的循环。但这篇论文的确对各种器官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的正确的描述。他用那双熟练自信的手将人体的每一部分呈现在科学面前。

但他也有个性上的缺点。多年来夜以继日分秒不停地研究使他骄傲地攻击别人，不愿承认前辈的成就和对手的能力。他深爱那句“真正的《圣经》是人体与人的本性”，以致伤害许多神学家。他曾讥讽地提到，他在课室里研究并展示生殖器官时，最受吸引而前来的是那些牧师。他树敌甚多，虽然像格斯纳和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Gabriele Fallopio）很倾仰他的成就，但大多数老一辈的教授，包括他过去的老师杜布瓦，都骂他是粗野无礼的暴发户，并且拼命在他的书中挑毛病。杜布瓦解释盖仑并没有错，而是从盖仑那个时代以来，人体的结构起了变化。他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看起来并没有弯曲的大腿骨是符合盖仑的描述的，其后来之所以弯曲是因为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裤子太窄之故。

在对这些人的态度极度失望中，维萨里烧毁了一大本《评论》及10本《医学百科全书》（Kitab al-Mansuri）的注释。1544年，他离开意大利，做查理五世的幕僚，充当第二御医。同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于是他结了婚，并在布鲁塞尔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他曾写了一本《人体结构》献给查理五世。1555年，该书第二版问世，内容经过详论与修正。这本书指出，虽然胸膛被切开，但利用人工呼吸能够保持动物的生命，同时利用风箱使停止跳动的心脏复苏。从此以后，维萨里对解剖学就不再有其他贡献了。他专心治疗国王和百姓的病、行医及研究外科。查理五世逊位之后，他又变成菲利普二世的第二御医。1559年7月，国王派他帮助帕雷（Ambroise Paré），希望挽救受伤的亨利二世，维萨里试用一种临床检验，发现亨利没有治愈的可能。同年底，他和他的家人伴随菲利普到西班牙。

同时，其他人在解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卡诺（Giambattista Cano）发现静脉活瓣（1547年）；塞尔维特解释血液在肺的循环（1553年）；里亚多·科伦坡也有同样的发现（1558年），并用活的心脏来证明。但以后经过了70年，哈维才有了划时代的发现。他指出血液从心脏，经肺，再到心脏，再经动脉、静脉，再回到心脏的路线。阿拉伯医生伊本·阿尔纳菲斯（Ibn al-Nafis）在1285年就预测到塞尔维特的发现，可说其理论的传统一直传到西班牙，由塞尔维特在年轻时继承起来。

维萨里在西班牙也相当冒险。在西班牙王宫里，当地的医生尊敬他，却不理会他的诊断。菲利普的独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因跌倒而导致脑震荡时（1562年），维萨里建议用环锯施行手术。他的建议被拒绝，堂卡洛斯处于死亡的边缘。他们用圣徒的遗物和符咒来保护伤者，虔诚的人民鞭笞自己来祈求上天创造奇迹，以使堂卡洛斯治愈。但这一切都无效。最后维萨里坚持剖开脑壳，他打开它，取出一大摊脓。王子的病况很快改善。8天之后，菲利普参加一项神圣的游行，感谢上帝。

两年之后，维萨里离开西班牙，原因为何现在仍无定论。帕雷说，维萨里为一个因子宫压缩而即将死亡的妇人开刀，救了她一命，使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得不对其赞佩之至。帕雷说：“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再一割之后，那妇人突然醒了过来，使她所有的朋友大为吃惊，并由衷地敬佩……在这之前，他们认为这个医生是可憎而不名誉的。”但亲戚们不很欣赏这种突如其来的痊愈。这位法国新教徒医生继续说：“因此，他认为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如果他要很安全地生活，他就必须放弃对国家的热诚。”1579年，一位名叫休伯特·朗格特（Hubert Languet）的法国新教徒也说出同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名叫维萨里的医生解剖了一个活人，使自己必须受宗教法庭的审判，之后他答应到巴勒斯坦朝圣以赎罪，方得以脱罪。但当时的记载没有提到这件事，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也斥其为无稽之谈。可能维萨里只是厌倦了西班牙。

他回到意大利，1564年4月从威尼斯起航，到达耶路撒冷。在回航途中，他的船破裂，他因曝晒而死在希腊西海岸外的桑德岛上，身旁无一个亲友，时为1564年10月15日，享年55岁。同一年米开朗基罗去世，莎士比亚诞生。100年来在意大利闪耀的光辉已开始北移。

外科医学的崛起

虽然欧洲在解剖学上有相当的进步，但在医学和医术方面仍然依赖希腊和阿拉伯的权威。由感官上所获的证据也很难用来驳斥盖仑或阿维森纳的话，即便维萨里也是如此。他的解剖证实了盖仑的错误时，他说：“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编译盖仑或希波克拉底等作品、传播古老的知识将压制新的实验，好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彼特拉克与法国诗人龙萨努力模仿维吉尔的史诗而抹杀了他们原有的天分。林纳克（Thomas Linacre）在1518年设立了后世所谓的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时，其主要工作就是翻译盖仑的书。

各种药品传到欧洲，使医疗之术大为改善，如金鸡纳树皮、吐根、大黄、苏门答腊的姜、安息香、马六甲来的丁香、越南来的芦荟、中国来的樟脑和肉桂。这种发展也使欧洲人利用土生植物的数量大增。瓦勒里乌斯·科杜斯在1546年编纂了第一部德国药典。由西印度传来用零陵香木泡制之汁来治疗梅毒的方法变得非常普遍，使富格尔家族又一次从其债务人身上获得大利。查理五世在其王国内垄断这种买卖。

贫穷与肮脏使疾病在百姓中流行。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粪便，污染了空气，有时甚至充塞在道路上。巴黎有排水系统，亨利二世原希望将污水排到塞纳河。但市政当局向他解释塞纳河是全市一半市民饮水的唯一来源，使其计划作罢。1532年英格兰已经成立了排水委员会，但一直到1844年，英格兰总共才有两个城镇用公款来清除贫民区中的垃圾。

这时传染病已经不像中古时期那样猖獗，但在高的出生率和高的婴儿死亡率下，人口数量基本稳定。1500年至1568年，德国和法兰西全境不断地发生瘟疫。1422年、1577年、1586年，英格兰则因虱子的传染流行斑疹伤寒。1528年、1529年、1551年、1578年在英格兰流行一种“出汗症”——可能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同样的病在1543年至1545年流行于德国，1550年至1551年流行于法兰西。据说在几天之内，汉堡和亚琛两地各死去万人。流行性感冒被认为是上天的影响，因之得名。1562年，鼠疫再度在德国出现，使汉堡4万居民中的9000人丧生——虽然我们怀疑这些死于流行性疾病的统计数字可能过于夸大，而在好的一方面，则是癞病的消失及精神病的减少。

医术的进步远比医学的进步来得慢。庸医仍然到处都是，虽然有一些限制的法律，无照行医仍然很容易。大部分婴儿都是由产婆接生。当时几乎还没有分科的专门医生。牙科、药科及外科都没有分家。理发师也能拔牙，并装上象牙制的假牙。除了维萨里等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将外科手术留给理发医师去做。这些理发医师不仅替人理发，而且很多人还是受过训练的技术外科医生。

帕雷开始时也是一名理发医师的学徒，最后终于执外科学之牛耳。他1517年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缅因的波哈森，后来到了巴黎，并在圣米歇尔区开了一间理发店。在1536年战争期间，他充当随军医生。治疗那些伤兵时，他接受当时盛行的一种理论，认为枪伤的伤口是有毒的，而且也像维萨里一样，用当时的方法以滚烫的熟油来烧伤口，那使伤痛更为剧烈。有一晚油用光了，帕雷用蛋黄、蔷薇油及松脂做成的软膏涂在伤口上。第二天早上他写道：

昨晚我一直在想着那个我不能替他腐蚀伤口的病人，以致整夜失眠。我原以为第二天早上他们都会去世，也正因为有这种念头，我起得特别早，去看他们。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发现那些我用软膏涂在他们伤口上的病人已经不太痛，也没有发炎……他们整晚睡得相当舒服。而其他用滚烫的熟油替他们消毒伤口的病人则发高烧，伤口发炎……而且非常痛苦。因此，我决定今后决不再用那种残酷的方法来消毒。

帕雷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育，直到1545年才发表他著的小本手册，即现在我们熟知的医学古籍——《论伤口的治疗》（Méthode de Traicter les Plaies）。在1552年战争中，他证明在割伤的止血方法中，绑扎动脉比烧灼腐蚀来得有效。后来他被敌方所俘，因他主持了几次很成功的手术而获释。回到巴黎之后，他被任命为圣康姆（St.Côme）学院的外科主任，该学院位于阴森森的索邦，在那里一个教授若不懂拉丁文将被视为生物学上的怪物。他成为亨利二世的外科医师，然后替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当御医。虽然他是新教徒，但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他因皇命而受宽宥。1573年，他发表《外科二册》（Deux Livres de Chirurgie），并没有增加多少理论，但对外科的方法确较多讨论。他发明了一些新的工具，介绍义肢，普遍运用脱肠带来治疝气、改善胎位的转换方法。他是第一个自手臂关节切割肘的人，指出一氧化物的毒性和苍蝇能传染疾病。他在医学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谦虚，他曾对那些恭贺他在一次困难的病例中取得成功的人说：“我医他，但上帝使他康复。”他死于1590年，享年73岁。他改善了外科医师的地位与能力，并使法兰西在外科术上执牛耳达数世纪之久。

医生帕拉切尔苏斯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满医学之保守落伍，凭借宣称他们自己有某些奇特神妙的医疗方法而轰动一时，但最后都因过于夸张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中。然而这种令人讨厌的大夫的偶尔出现使得医学思想必须不断地求新，而在治疗人类的生命方面，医药必须一再地检查革新，如此来说，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政治与哲学一样，在医学方面，激进的青年与保守的老派彼此很不情愿地合作，而使千奇百怪的医疗方法得以保持平衡的发展。

菲利普·泰奥弗拉斯托斯·霍亨海姆（Philipp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自命为奥里欧鲁斯（Aureolus）再生，因为其承继了后者的智慧；帕拉切尔苏斯可称为拉丁化的霍亨海姆。其父威廉·霍亨海姆（Wilhelm Hohenheim）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德国巴拉维亚境内一个贵族的私生子。为了改变环境，威廉到瑞士靠近爱茵西德伦（Einsiedeln）的穷乡僻壤行医，并娶了埃尔莎·奥克斯纳（Elsa Ochsner），后者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女儿，任助理护士之职。没多久，埃尔莎就变成了心智衰弱的精神病患者。这两种不同的遗传使菲利普趋向不稳定，而且因环境而造成了一种憎恨地位阶级的情绪。他出生于1493年，从小就与其父的病人为伍。同时也可能受了旅店的影响，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兴趣。有一个不太可靠的故事说，他被一只野猪或是一名喝醉的军人阉割了。在他的成年期中，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记载。他9岁时，其母自溺而死。可能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们父子两人离开菲拉赫（Villach）到提洛尔。据说，威廉在那里的一所矿工学校教书，并涉猎炼丹术。当然附近有矿场和熔冶厂。菲利普可能是从那些地方学到一些化学知识，他运用这些知识改革了医疗方法。

他12岁时，出外到海德堡念书。这时他不断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他从弗莱堡大学到因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科伦大学、图宾根大学、维也纳大学、欧福大学，最后就读费拉拉大学（1513—1515年），虽然在中世纪这种游学的情形是常有之事，但也充分显示出他不稳定的天性。1515年他仍未取得任何学位，他加入西班牙查理一世的军队，充当一名理发医生，此时已改名为帕拉切尔苏斯。战争结束后，他恢复四处游荡的生活。如果他自己说的可信的话，则他曾在格拉纳达、里斯本、英格兰、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及其他地方行医。1525年“农民战争”爆发时，他在萨尔茨堡为伤患疗伤，同情其纲领。他谴责金钱、高利贷、商人，宣扬土地与贸易的共有主义，主张一切均分。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智慧》（Archidoxa，1524年）中，他驳斥神学而赞扬科学的实验。农民革命失败后他被捕，但由于证明他从未亲执干戈作战，他得免以上绞架，但仍被放逐出萨尔茨堡。他只得匆匆离去。

1527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执外科业，并向理发医生讲授课程。其所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虽是理所当然，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则含混着道理与胡言、医学与魔术。他驳斥占星学，但后来又接受了。他绝不在月亮的形状不对的时候替人灌肠。他嘲笑有魔棒之说，却又宣称曾将铁变成金。正如阿格里帕一样，他受知识的欲望激励，渴求寻找出一些能点石成金的“哲人之棒”，就好像那些能解释宇宙现象的定律。他用与生病的器官颜色或形状相似的药物来治疗。他有时也用魔咒或护符来作为治疗的方法。

除了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妄想外，他也很大胆地将化学应用在医药方面。有时他的言论好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说：“人由物质而来，物质是宇宙的整体。”人类与整个宇宙相比好像小宇宙与大宇宙之别，两者都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最基本的是盐、硫黄和水银。很显然，这些无生命的金属与矿物充满了生命。化学疗法是用大宇宙的物质来治疗小宇宙的毛病。在身体上，人是化学的组合，疾病不是盖仑所说的体液失调，而是组成身体的化学物质的失调，这就是最早的现代新陈代谢的理论。然而，那时候的治疗方法仍然取决于植物与动物做成的药物。他精于炼丹术，因此强调无机物质治疗疾病的可能性。他将水银、铅、硫黄、铁、砷、胆矾及钾的硫化物列入药典中；他推广化学合成药与提炼剂的运用，他是第一个将鸦片溶在酒中当药用的人，我们称该药为“鸦片酊”。他鼓励洗矿泉浴，并解释其各种不同的性质和作用。

他注意到职业与所居地区对疾病产生的影响。他在矿工身上研究肺结核，他也是第一个将痴呆症与地方甲状肿腺症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对癫痫症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将麻痹与语言的障碍归诸脑部的损伤。当时一般认为痛风和关节炎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可避免、无法医治的疾病，但帕拉切尔苏斯宣称，如果对这种痛风和关节炎的诊断结果是因为食物的残渣停留在结肠太久，而产生的酸所致的话，那这种痛风及关节炎就可治疗。他说：“所有的疾病都能导源于未能消化的食物的凝结。”他称那些肠内腐败物质产生的酸为“塔塔”（tartar，齿垢），因为它们存在于关节、肌肉、肾及膀胱中，“像地狱之火在燃烧，而塔塔罗斯（Tartarus）就是被关押的地狱之神。”他说，“医生们吹嘘他们对解剖的知识，但他们看不到留在牙齿上的齿垢。”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他建议人们遵守好的食谱，服滋补品不要过重以阻止身体内这种残余物质的积存。他用橄榄油和树脂的合成物来软化这些残余物质，在更严重情况下，他更提倡用手术割除。他宣称曾用这些方法治好了许多痛风的病例，而许多我们这一时代的医生也采用帕拉切尔苏斯的诊断方法医好了许多人。

帕拉切尔苏斯在斯特拉斯堡的医疗成就传到巴塞尔。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弗罗本被其右足剧痛困扰甚久，而医生们都建议将其割除。弗罗本邀请帕拉切尔苏斯到巴塞尔替他诊断。帕拉切尔苏斯去了，而且未用手术刀就把他的病治好了。当时与弗罗本住在一起、多病的伊拉斯谟也向帕拉切尔苏斯请教，后者也为他开药方。我们不知后果如何。无论如何，这两位著名的病人为这位年轻的医生带来了新的名气。也由于这种奇遇，他更接近其日夜盼望的大学教授职位。

那时，在巴塞尔的市议会中新教徒占多数，他们不顾伊拉斯谟和天主教少数派的反对，解除了该市医生旺内克尔（Dr.Wonecker）的职务，其理由为旺内克尔发表反对改革的谬论。他们让帕拉切尔苏斯来接替该职务。市议会和帕拉切尔苏斯都认为这一任命使他有权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但大学教师们谴责这一任命，他们知道帕拉切尔苏斯在解剖学上的弱点，因此提议对他进行公开的适任考试。他逃避了那次考试，开始执行市医生的职务，并在私人场所公开演说教学（1527年）。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邀请来召集学生：

本人，泰奥弗拉斯托斯·邦巴斯特·霍亨海姆，医生兼医学教授，向诸位医科学生问好。在所有的科系中，只有医科被公认为最神圣的艺术。然而，现在很少医生能很成功地行医，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它恢复原先的光荣，扫除野蛮人的影响，补救错误。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并不执迷着古老的教条而不放，而纯粹以研究自然之学及运用多年行医所获的经验为方法。谁不知道大部分当代的医生都因局限于阿维森纳、盖仑及希波克拉底的箴言而失败……他们那样做可能获得虚名，但不会成为真正的医生。医生所需要的不是谈话著书方面文字优美，而是必须对自然之学及其工作本身有足够的知识……

我很感谢巴塞尔的绅士们能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将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我写的有关外科学和病理学的教科书，作为介绍我的医疗方法。我这本书不是从希波克拉底或盖仑的书上抄袭而来的。我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地研究，才完成这部以经验为基础的宝典。如果我要证明某件事情，我将不会引用某些权威人士的话，而是用实验和推理来证明。因此，如果亲爱的读者想探讨这种神圣的秘密，希望在短时间内了解医学的奥妙，那么就到巴塞尔来找我……1527年6月5日于巴塞尔。

有30位学生注册上课，开始，帕拉切尔苏斯穿着一件传统的医师长袍，但他很快把它脱在一旁，穿上一件粗劣的外衣，围上一件炼丹术士所穿的油腻腻的皮围裙。他用拉丁文讲解其秘书奥波里努斯（他以后将维萨里的《组织学》付印）准备的医药讲稿，动手术时则用德文讲解。帕拉切尔苏斯建议称“任何药剂师不能违反医生的指示”时，使所谓正统的医师惊讶不已。为了表示他对传统医学的嘲笑，他把一本当时的医学书籍，可能是《雅各比述丛》（Summa Jacobii）这本书，投到他学生为庆祝圣约翰节（1527年6月24日）燃起的营火中。他说：“我把该书摘投入圣约翰之火中，这样那些不幸将随烟消逝。而医学的领域也能为之澄清。”人们常将这一行为与路德焚烧教皇的训谕比拟。

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的生活就像他的教学一样怪异。奥波里努斯说：“在我与他相处的两年中，他日以继夜地狂饮暴食……随意挥霍，常常一文不名……每个月他都做一件新外套，而将旧的送给别人，旧的通常是脏得连我都不想要。”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也对帕拉切尔苏斯做了同样的描述，称他为“最肮脏的酒鬼”。但奥波里努斯也证实其主人所做的杰出的治疗，他说：“在他人都已放弃希望时，他像奇迹一样地治好了溃疡。”

这一行业的其他人却称他为庸医，粗鲁而没有经验，不能解剖又忽视解剖学。他反对解剖，认为各个器官只有在整个一致，而且均能活生生的时候，才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他用最生动的下流话来回敬那些医生的嘲讽。他嘲笑他们近乎野蛮的处方、丝衫、戒指、软皮手套及昂首阔步的骄傲姿态。他向他们挑战，要他们走出课堂到化学实验室中较量，穿起围裙，用双手拿起化学药品，靠近熔炉，用亲身的劳力来实验，以探讨自然的奥妙。因为没有学位，他自封为“哲学与医药之王”、“内外科医师”、“哲学的传播者”，借此来满足虚荣心。他写道：“所有的人均应追随着我……医药的宝座是属于我的……所有的大学和老学究们加起来的智慧都不及我的多……”由于被别人排斥，他以如下这句话为其座右铭：“不依赖他人者必能自立。”后世的人指责他的吹嘘，把他的中间名邦巴斯特（Bombast）当作一个普通名词，其意为“夸大之词”。

不知道是大学教授们串通合谋，还是学生被鼓动，反抗教条式的老师，有人用不正确的拉丁文写成一首不具名的讽刺文，假装是盖仑本人从地狱写的，以驳斥其诽谤者，并称那些人为“口出秽物者”。文中人取笑帕拉切尔苏斯的神秘的术语学，称他为疯子，并建议他悬梁自尽。由于无法找到犯罪人，帕拉切尔苏斯要求市议会逐一地询问学生，并对犯罪者予以惩罚。议会对该项请求不予理会。就在这时巴塞尔天主教堂有一位教士悬赏100金币征求能为其治病者，帕拉切尔苏斯在3天之内将他治愈，该教士仅付其6个金币而拒付余额，其理由是其治愈所需时太短。帕拉切尔苏斯向法院控告该教士，但败诉。这时他可真发了脾气，谴责批评他的人为“骗子”与“背后中伤者”，而且不具名地发表一本折页，称教士和官吏为贪污腐败。议会下令将他收押，但将这项命令的执行拖延至次晨。当夜，帕拉切尔苏斯逃走了（1528年），在巴塞尔停留了约10个月。

在纽伦堡，他重蹈在巴塞尔的覆辙。该市的牧师让他主持监狱医院，其成就卓越，但他抨击那些忌妒的医生，指责他们不诚实，甚至他们太太的体形。他注意到大部分的议员是新教徒，因此为天主教辩护。他并指出那些所谓“神圣的木头”的愈疮木对治疗梅毒无效，而引起卖愈疮木的富格尔家族的注意。1530年，他说服一位不出名的印刷商出版了《法国疾病三论》，在该书中，他痛骂群医，以致引起一阵风暴，迫使他再度流浪。他希望能就同一个主题发表一篇更大的著作，但议会禁止该书付梓。帕拉切尔苏斯在致议会的函件中，用一种不甚流畅的文字请求给予出版的自由，但终其一生该书从未出版。该书包括有关梅毒病症的临床报告，其为所有记载中的最好的一项，他还建议将汞内服，而非外涂。因此，梅毒成了植物药物与化学药物治疗法的战场。

帕拉切尔苏斯搬到圣高尔，在那里他住在一个病人的家中达一年半之久。后来他在那里写了《最奇妙的工作》（Opus Paramirum）、《反对谷物》（Paragranum）、《伟大的手术》（Die Grosse Wundartzney），这些书都是用粗浅的德文写的。那些书就像成堆的矿石，到处都藏有瑰宝。1534年，他又对魔术发生兴趣，并写了一本《秘术概要》。

他在圣高尔的病人去世后，他又上路，在德国境内到处流浪，有时甚至要为三餐乞食。他年轻时，曾说出一些异端的话，他指出“受洗”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圣餐礼只对儿童和笨人有益，而对智者是无用的，并说向圣徒祈祷是纯浪费时间而已。这时（1532年），他又穷又落魄，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他很快地将自己仅有的财物送给贫穷的人，并写一些奉献上帝的散文，以进入天堂的希望来安慰自己。1540年，萨尔茨堡主教给予他庇护，使这个15年前在该地鼓吹革命的人感激万分地接受。他立下遗嘱，把他剩下的少许的钱分给他的亲戚，把他的工具留给该市的医生。1541年9月24日，他辞别人世。

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天才压倒的人，经历广、理解力高，但受的教育太少，以致无法分清何为科学、何为魔术。他脾气躁，易怒，过于敌视旁人而无法将其影响力注入他那个时代。也许他的事业与阿格里帕的成就使浮士德的神话更能远播。直到一个世纪前，在奥地利，人们如果得了传染病，还会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坟墓朝拜，希望能因他的灵魂或骨头的魔力得以痊愈。

怀疑论者

16世纪对于哲学来说是一个相当贫瘠的时代。神学控制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吸引了所有思想家和信仰的注意力，也使理性随着它的方向发展。路德驳斥理性，认为理性会导致无神论，无神论的案件却很少。1512年，一位荷兰传教士在海牙被烧死，因为他否认基督的创造、永生及神性之说，但他不是很明显的无神论者。英国的一位史学家记述1539年道：“这一年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死在巴黎大学，他说从他20岁起，他就一直认为没有上帝，他死时已八十几岁，终其一生，他从未泄露这一秘密。”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在1552年发表《反无神论》（Contra Atheos），但“无神论者”这一词与“自然神教信奉者”、“泛神论者”或怀疑论者等名词没有多大区别。

怀疑论者则为数甚众，以致引起路德的攻击。据传，路德曾说：“对于世界上那些盲目无知的子民而言，信仰对他们是陈义太高。在三位一体中事实上只有上帝一人，而上帝之子变成了人类。基督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神的本质，一种是人的本质。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无知的人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而已。”他更指出：甚至有些人怀疑上帝是否创造那些他预知将受天谴的人类。在法兰西有些人怀疑是否有永生的存在。1537年，波拿文都拉·德斯佩列（Bonaventure Desperiers）在他所著的《世界钟声》（Cymbalum Mundi）一书中称，所谓的神迹奇迹是无稽之谈，《圣经》中的矛盾及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是毫无道理的。他的书被加尔文和索邦谴责，并被官方的绞刑吏所焚烧。因此，玛格丽特必须将他从她在聂拉克的宫廷放逐，但仍送钱给他，使他得以在里昂过活。1544年他自杀身亡，留下一些手稿给玛格丽特，他称她为“万善的支持保护者”。

怀疑的精神表现在政治上攻击国王的神权与不可侵犯。因此，通常怀疑论者就是那些在天主教统治下的基督教思想家，或是那些在国家至上理论下的天主教思想家，两者对环境均感格格不入。1558年，约翰·波内特主教因不满都铎王朝的玛丽女王，发表了《政治权力短评》（A Short Treatise of Politique Power），在该书中他称：“放逐国王，杀死独夫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断发生过，这些都证实一个事实，即国王、君主及总督能讨好人民时，人民能接受他们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这就是符合上帝的判断与旨意。”有一位苏格兰的教授，约翰·梅杰（John Major），曾帮助约翰·诺克斯形成其学说。梅杰辩称，既然所有世俗的权力都来自社会的意志，人民可以放逐或处决一个恶君，只是必须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

最有趣的反对君王绝对权论的是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他因死在蒙田的怀里而留名后世。埃堤内·波伊提（Etienne de la Boétie）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论文家，“在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波伊提是佩里格（Périgord）一个高官的儿子，在奥尔良攻读法律。在他到达所规定的年龄之前，他已成为波尔多议会的议员。约1549年，他19岁时，由于受了罗马和希腊文学而获致的共和思想的鼓舞，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攻击专制主义的论文，但从未将它发表。他称该文为《自愿奴隶论》（“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谴责一人凌驾众人之上的独裁，名之为“反抗独夫”（Against One）。

以下是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无以计数的人宁愿像奴隶似的服从一个暴君时，那将是多么可耻的事。一个独夫专制暴君剥夺了人民对其财产、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他们自己生命的权利，这种暴君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大力士海格力斯，也不是巨力法官萨姆森（Samson）！而只是一个侏儒，一个最优柔寡断的懦夫，他只是最卑鄙的娼妓的奴隶，他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力量所致。他的臣民是多么可怜，如果这些三四个人不起来反抗独夫，那很明显是他们缺乏勇气，但如果成百上千的人不起来摧毁那些独夫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人类的尊严与个人的意志则荡然无存。要解救自己并不需要对暴君使用武力，一个国家对这个暴君厌倦时，他自然要崩溃。被他奴役的人们只须否认暴君的任何权力。要求得到解脱只有唤起高度的意志去摆脱枷锁……立定决心不再受奴役，然后你就得以自由。拒绝向暴君提供任何援助，这样就像巨石像的底座被抽出，其像必崩溃破碎。

这时，波伊提已为卢梭和潘恩的思想铺了道路。他提出：人类生而向往自由；人幸与不幸非我们能料，幸运的人有为其同胞服务的责任，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上帝用同一块泥土做出来的。很奇怪的是，这段激进的声明吸引了一向冷静谨慎的蒙田，造成历史上最著名的友谊之一（1557年）。当时蒙田24岁，波伊提27岁，可能当时蒙田还年轻，能够容纳激烈的言论。波伊提32岁去世时（1563年），他们的友谊方告一个段落。蒙田描述波伊提临终那几天的情形时，就好像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之死一样。他如此哀悼那位满怀热诚的青年的过世，以致在17年之后他再提起这件事时，仍然比任何事都来得激动。他对出版《自愿奴隶论》一书并不太赞成，一位日内瓦牧师在1576年将它出版时，他触景生情，感到非常忧伤。他认为该书之成归因于青年高洁的精神，故将其完成此书时的年龄提前至16岁。这本书几乎成为法国革命之音。

拉米斯与哲人们

拉米斯（Pierre de la Ramée）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的独自尊荣的风头。其一生甚为浪漫，结果却惨遭横死。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影响长达3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不仅是肉体，而且是内心，几乎控制了灵魂，因为从没有一个异教徒的思想家能成为罗马教会认定的官方哲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曾打算以柏拉图来取代他的地位，但宗教改革者当时正要扼杀人文主义，或可以说害怕人文主义。因此路德在1546年去世时，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仍是基督教德国及天主教法国等地的思想主流，虽然路德曾诅咒它。对于饱学的年轻人来说，要将亚里士多德从其宝座上拉下来不啻是一种诛杀暴君之举。1536年，拉米斯只有21岁时，他提出一个很激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都是假的”——作为向巴黎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他花了一整天时间为他的论文向教员及其他反对者辩解。

拉米斯的事业可以说是对教育的颂歌。他出生在皮卡迪（Picardy），靠近加尔文的家乡努瓦永。因为急欲上大学，他两次尝试徒步到巴黎。但两次都没成功，他很沮丧地回到家乡。1528年，他12岁时，他充当一名在那瓦尔大学注册的有钱学生的书童。这种情形好像法国诗人维庸所做的那样。他白天工作，晚上念书，这样熬了8年终于完成了文学院繁重的课程。在这期间，他几乎失明，但他发现了柏拉图：

我来到巴黎时，我觉得像置身于巧辩家的诡谲之中。他们用质问与争辩的方式教导我有关自由放任的艺术，却没有教我任何有用的东西。我毕业后，我认为这些争辩并未使我得到任何知识，而只是浪费时间。由于这种念头，又因为有幸运之神的引导，我开始研究色诺芬和柏拉图，而且学到有关苏格拉底的哲学。

我们有多少人在年轻时能够有这种令人振奋的发现！在研究柏拉图著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柏拉图天生是一个饮酒诗人，柏拉图在雅典那种空气中听到了哲学，而且从风飘之中将它把握住，遗之后世亿万年。他又感觉到在一片为淫乐贪欲之事而争辩声中，苏格拉底与其门徒之音仍绕梁不去。看了亚里士多德枯燥的文章后、念了一大堆有关中庸之道的理论后，再接触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著作是何等轻松的事。当然，只要我们稍将亚里士多德的演说稿与其老师的语录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与拉米斯对亚里士多德稍微不公平。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够了解亚里士多德。拉米斯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工具论》一书的逻辑学著作者，而学院派的亚里士多德只是挽救了那些变成基督教正统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经院哲学。拉米斯说，在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学3年中，他未发现一点能用在科学或生活上的东西。

拉米斯获得硕士学位，这不仅是他本人知识学问与勇气的一种表现，也是巴黎大学教员们的赏赐。这也可能是那些教授对这些所谓的逻辑与中庸之道感到厌烦。也有一些教授对此甚感愤怒，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本钱在一天的辩论中被损害了。从此，拉米斯必须开始面对那些敌意与仇恨而终其一生。

他获得的学位使他有资格教书，他也很快在一所大学教一门课——演说。他将哲学混杂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他的课程越来越多，所得也增，使他能偿还他母亲为付他学费所花的储蓄。经过7年的准备，他在1543年发表两本著作，继续推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努力。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批判》（Aristotelicae Animadversiones），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做正面的攻击，有些地方甚至攻击得很激烈。第二本是《逻辑的分类》（Dialecticae Partitiones），在该书中，他提出一套新的体系来替代旧的。这本书对“逻辑”也重新下定义为“谈话的艺术”，他把逻辑、文学、雄辩术夹杂在一起用来说服别人。大学当局看到这种教学方式有点危险，但予以谅解。更有甚者，他们对拉米斯的某些论点持怀疑的观点，认为它带有异端邪说，如“怀疑是知识之母”。这是笛卡儿出现之前的笛卡儿方法学的怀疑；或是他呼吁应多研究《圣经》以取代巨册的经院哲学，这带有新教徒的论调；或是他为神学所下的定义，使道德逐渐取代了宗教。而拉米斯的这些骄傲、喜好争辩、粗暴的反对声调，他武断地自视为超乎教条之上，等等，都是他激怒他人的地方。

他那两本书出版之后不久，该校的校长就将他召至巴黎大教堂指控他为宗教的敌人，公共秩序的危害者，用危言耸听来腐化青年。该审判由5位皇家委员会成员主持，由拉米斯指定2人、控诉人指派2人、弗朗索瓦一世指定1人。由于对审判程序感到不满意，拉米斯撤回其所任命的2人。余下的3名判定拉米斯有罪（1544年），由国王发布一道敕令，禁止他上课演说、发表著作或再攻击亚里士多德。谴责他的告示贴满城市，甚至送到其他一些学校去。学生上台讽刺模仿拉米斯的稀奇古怪的动作，拉伯雷对此也大大地取笑一番。

沉静了一段时间后，拉米斯又在圣玛利亚大学（Collège Ave Maria）开了一门演说课，但他限定自己只教修辞和数学，而政府对他的违抗命令视而不见。1545年，他升任德普雷勒学院（Collège de Presles）的助理校长，这时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亨利二世继承弗朗索瓦一世时，他将对拉米斯的判决重新予以考虑，允许他自由论著讲学。一年之后，亨利二世任命他为皇家学院的院长，在那里他不受大学的控制。

这时他已到达事业的顶峰而成为巴黎声望最高的教授，开始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改革教学方法。如果他强调修辞——那时候即指文学——则他不只是要复兴哲学与诗词，他更要将充满热情活力的人文主义注入枯燥无味的抽象与经院哲学的课程中。在5篇有关文法的论文中，他将逻辑运用到语言上，他要使法文的拼音完全符合其发音，但法文仍照它绕来绕去的老办法拼。无论如何，他将“j”及“v”两个字母介绍到法文中以取代子音的“i”和“u”时甚为成功。他自己苦读出身，因此建议设立清寒奖学金，并谴责毕业必须付巨款的制度。同时，他致力于提高教师们的酬劳。

1555年，他发表了一部《辩证法》（Dialectique），那是第一本有关逻辑的法文论著。此时，他不但讨论推理的过程，更论及理性本身。他天生就有一种反抗传统与权威的气质，他唯一服从的只有理性。他具有文艺复兴那种热情，相信如果理性能充分发挥，100年之内所有的科学将达到完美的境地。他说：“我不断地研究，想把文理学科上的各种障碍一扫而光，使各门学科更为通畅简易，不仅使我们能增加智慧，而且可将其加以运用的境界。”

他的哲学与个性使他倾向同情新教徒的革命。法国新教徒获得政府的容忍时，他甚至有一段时期参加这项运动，1561年，他宣称服膺改革后的新教。第二年初，他的一些学生在德普雷勒学院的教堂里公然诋毁宗教信仰。这时政府继续支付他薪水，但其地位已逐渐动摇。1562年，内战爆发，他随着一队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凯瑟琳所派的卫队离开巴黎。一年之后和平条约签署了，他又回到巴黎。他婉辞波隆那大学的聘请，他说他自己欠法国太多而不能离去。

他的主要对手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坦白承认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但用钱买通进入皇家学院任数学教授时（1565年），拉米斯谴责这一任命，夏庞蒂埃则威胁他。拉米斯向法院请求保护，夏庞蒂埃被系入狱，但很快又被释放。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争执不下，一直到拉米斯去世。1567年，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内战再度爆发，使拉米斯再度离开巴黎。这时政府规定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在皇家学院任教，因此拉米斯回来后隐退。凯瑟琳继续并加倍付其薪水，使他得以全神贯注地研究、著述。

1572年7月，瓦朗斯（Valence）主教蒙特卢克（Montluc）邀他加入瓦朗斯驻波兰的大使馆，这可能是主教预测到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而希望保护这位高龄的哲人。但拉米斯予以拒绝，因为他对到波兰坐在安茹王朝的亨利王子的座旁毫无兴趣。8月17日蒙特卢克离开巴黎，24日大屠杀即开始。26日，两名武装兵士侵入德普雷勒，登上拉米斯在六楼的书房，发现拉米斯在祈祷。其中一人开枪射他的头，另一人则用刀刺，之后两人合力将他抛出窗外。他的学生和一些顽童将他奄奄一息的尸体拖到塞纳河边并投入河中。其他的人将他的尸体寻回并将之碎尸万段。我们不知道谁雇了这些凶手，但绝不是政府，因为查理九世和凯瑟琳始终支持拉米斯。夏庞蒂埃则为这次屠杀和凶手欢呼：“8月天灿烂的太阳为法国带来了光明，那些废物和胡言随着其主子一起消失，所有好人都将齐声同庆。”两年之后夏庞蒂埃去世，有人说他是懊悔而亡，但这对他来说太褒奖了。

拉米斯去世了，其影响力也好像被击败，其对手获得了胜利。虽然在以后的30年之中，我们还可以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地听说有其信徒，一直到笛卡儿出现为止，拉米斯攻击的经院主义一直是法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如要说在这一段期间内哲学有少许成就，科学上的进步则是划时代的。现代的科学可以说始自哥白尼和维萨里。地球上我们所知的范围已经加倍扩大，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地改变。在速度与范围方面，知识的领域急速地增加。在科学与哲学上利用本国语言和文字使过去为少数学者与教士独占的工具与学识已为中产阶级共享，如佩尔及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上、拉米斯在哲学上都用本国文字书写，习惯、信仰及权威都已破产。信仰已开始不稳定，并随着新的自由成为数百种形式。

一切都在变迁中，唯独罗马教廷例外。处身革命的风潮中，它显得有些迷茫，起初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但是接着很断然地面对其所遭遇的问题：是改变教义来适应观念的新气候与流变呢，还是顽立不动，等着思想与感情的钟摆使人们卑逊地、渴求地来祈求它的慰藉与权威？它的答复决定了它的近代史。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1517—1565）

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满布异教气氛，天生的多神教信徒，喜爱祥和而艺术的信仰，多的是不朽的圣徒，他们令人怖畏或喜爱的肖像每年被人抬在大街上游行，金银财宝非常富足，那是来自上打的属地的朝贡，我们不能期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善男信女，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过于虔敬地去养肥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各地有不少的人已察觉使罗马教廷道德败坏的各种弊端，他们比德国人、瑞士人、英国人有更强烈的切肤之痛。意大利的教育阶层虽比任何别的地方享有更多的教学与思想自由，仍要求从大多数人着迷的、被教化的神话中解脱出来。

路德的某些著作于1519年出现于米兰、1520年出现于威尼斯。圣马可修道院居然有一个天主教修士公然宣扬路德的教义。红衣主教给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报告（1532年）说，威尼斯的宗教正陷入低潮，威尼斯人很少持斋和告解，而异端的书刊发行甚多。克莱门特自己也说在意大利的僧侣与俗众之间路德的谣言满天飞。1535年，德国的改革者宣称他们在罗马教会的本土有3万名信徒。

费拉拉城的第一夫人是热衷的新教徒。雷妮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她的新观念一部分得之于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一部分得之于她的女家庭教师苏比斯夫人。1528年，这位公主嫁给未来的费拉拉第二任公爵埃尔科莱·埃斯泰，她把她的女老师一起带去。加尔文于1536年到费拉拉访问她，加强了她的新教信念。克莱门特·麦罗与法国加尔文派出版商休伯特·朗格特也前后来访。埃尔科莱原先都以时髦的文艺复兴礼节接待他们，直到其中一人嚷着说这是偶像崇拜时才改变，这是发生在1536年复活节前的礼拜六作十字架崇拜时的事，于是他让宗教法庭质询他们。加尔文和麦罗逃走了，其他人则因宣称坚信罗马公教的正统而幸免于难。但1540年后，雷妮另外聚集了一批新教徒众，而且不参加天主教的崇拜。埃尔科莱为了讨好教皇，把她放逐到波河沿岸康山多罗（Consandolo）的公爵别墅；但她依然故我，随侍左右的都是新教徒，并以改革的信仰来教养她的女儿们。埃尔科莱因为担心他这几个新教的女儿在政治的婚姻中无足轻重，干脆送她们到女修道院。最后他还是让宗教法庭对雷妮及她的24位家属起诉。她被控以异端罪，判处终身监禁（1554年）。她撤销新教言论，接受圣餐，而得以恢复宗教与政治上的尊荣。而她真正的想法，可由其晚年感伤的孤独而见。1559年埃尔科莱死后，她回到法国，住在法国加尔文教徒的避难所蒙塔日。

在埃尔科莱治下的摩德纳，有一阵子也闹了新教的风潮。科学家与哲学家聚集的学术院容许相当的讨论自由，但包括维萨里的学生和继承人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在内的某些人员却有异端之嫌。保罗·里奇（Paolo Ricci）公然布道反对教皇权柄，路德的观念在商店、广场、教会到处引起争议。里奇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萨多雷托红衣主教替学术院的人辩护，声称他们效忠教会，而且学者应该有权享受研讨的自由。教皇保罗三世要他们签字声明信仰了事，但埃尔科莱解散学术院（1546年），使一个不愿悔改的路德教徒在费拉拉被处死（1550年）。1568年天主教的反动转趋强烈时，13个男人、1个女人在摩德纳以异端被焚。

在卢卡，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副院长彼得·韦尔米格里筹组博学的学术院，引进特殊的教师，鼓励自由讨论，而且告诉会众不必把圣餐看成神秘的变化，只须当它是纪念基督的受难就行了，他是路德教外的路德。设在热那瓦的一个教团传他质询，他逃离意大利，公开谴责天主教的错误与滥权，又接受了牛津大学神学教授职位（1548年）。他参与编撰《一般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1552年）时的论争，天主教在英格兰再度得势时他离开英国，1562年死于苏黎世，仍担任希伯来文教授。他那在卢卡的小修道院有18个教士跟随他舍弃教职与意大利。

由于尤安·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的影响，贝加莫的索拉诺主教、威弥利及其他一些人改变了新观念。他和他的兄弟阿尔法诺（Alfono，也许是历史上最具天赋的孪生兄弟）是卡斯提贵族的后裔，阿尔法诺倾心于伊拉斯谟，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的拉丁文秘书，写了一本《哺乳对话集》（Dialogo de Lactancio，1529年）来为攻击罗马教会辩护，他以为如果罗马教会把路德公允地批评的滥权之处改过来，路德就不会脱离罗马教会了。尤安在同书补上一篇《默丘里奥·卡龙对话录》（Dialogo de Mercurioy Carón），他的异端是政治方面的：应使富人自力谋生；穷人有权分享富人的收入；王侯的财富为人民所有，而不该在王侯之间或宗教的战争中损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很自然地选上了巴尔德斯，使他在30岁时就任御前大臣。巴尔德斯却搬到那不勒斯去，矢志写作与教学。他依然效忠罗马教会，信仰上则支持路德的释罪论教义，认为虔诚的神秘主义比任何以外在仪式上表现虔敬更崇高。许多名绅士、贵妇聚集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领导：威弥利、伯纳迪诺·奥基诺、诗人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彼德罗·伽纳塞奇、维多利亚·科隆纳、科斯坦查·阿瓦洛斯、阿马菲的女公爵、西班牙大宗教裁判官的女儿伊莎贝拉·曼莉奎及朱丽亚·贡萨加，她的美色我们已有所闻。尤安·巴尔德斯死后（1541年），他的学生四散于欧洲各地。包括维多利亚·科隆纳在内的一些人留在天主教会内，有些人则把他的思想发展为公然的异教学说。3个较不出名的学生于1564年在那不勒斯被砍头焚烧，伽纳塞奇于1567年在罗马被砍头，朱丽亚·贡萨加的性命因残酷不仁的保罗四世之死而得救；她于1566年进入女修院，那不勒斯的改教分子则随她销声匿迹。

伯纳迪诺·奥基诺历经宗教演变的各个阶段。他的出生地是锡耶那，靠近圣凯瑟琳出生的地方，但他向她的宗教虔敬挑战。他原本加入圣方济各教团，但发现他们的仪规太松懈，转而投入较严的嘉布遣会。奥基诺那种禁欲的无我深深地使他们惊异，他的肉体的苦修也是如此；他们选他为司教总代理时，他们以为找到了圣徒。他在锡耶那、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的布道词，在意大利各地引起回响。从100年前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热诚与雄辩滔滔的声音。查理五世亲自跑来听道；维多利亚·科隆纳深受他的感动；彼德罗·阿雷蒂诺是一个罪迹累累的人，听他布道后内心里起了极虔敬的骚动。任何教堂都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会众。谁会想到这个人死时是个异教徒。

但是他在那不勒斯遇上了巴尔德斯，也因而熟知了路德与加尔文的著作。释罪论很合他的心，他也在布道时开始暗示。1542年，他被威尼斯的教皇使节召见，受命不准布道。不久，教皇保罗三世邀他到罗马讨论某些圣方济各教徒的宗教观。奥基诺本来信任开明的教皇，但他畏惧宗教法庭无边的权力，而孔塔里尼红衣主教也警告他有危险。这位意大利的圣人与偶像，他与彼得·韦尔米格里在佛罗伦萨相遇后，突然决定与他一样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新教的地区。科隆纳有个兄弟给他一匹马；他留在费拉拉时，雷内供应他衣物。他路过格里松（Grisons）去苏黎世，然后又到了日内瓦。他赞成加尔文所创的清教徒的仪规，但是他的德文比法文好，他搬到巴塞尔，再到斯特拉斯堡，最后到奥格斯堡，想靠口才或写作谋生。1547年，查理五世清剿米尔贝格（Mühlberg）的新教徒后，进军奥格斯堡做德国的主人。查理五世获悉他在那不勒斯听到的那个圣方济各修士住在那里，而且结婚了。查理五世下了逮捕令，但执行的官员们偷偷地放过他。他逃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就在近乎断炊之时，克兰默大主教邀他到英格兰去。于是他在坎特伯雷工作了6年（1547—1553年），担任支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对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有很深的影响；玛丽·都铎登基时，他匆匆逃回瑞士。

他在苏黎世获得某一会众的牧师职位，但是与他的唯一神教观有了抵触，他发表了一篇对话录，主张一夫多妻的观念比主张一夫一妻的论点可取，结果他被革职了。他受命三周之内离开该城，虽然时值12月（1563年）的大寒天。巴塞尔不准他停留，纽伦堡只容许他短住。不久，他举家搬到波兰，因为比较来说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思想家的避难所。有段时间他在克拉科布道，国王下令驱逐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国人时（1564年），他也被赶走了。从波兰到莫拉维亚的路上，4个孩子中有3个因鼠疫而死。他比他们多活了两个多月，1564年12月死于夏考（Schackau）。他最后说的话是：“我不愿做个布林格教徒，不愿是个加尔文教徒，也不愿是天主教徒，只想当个基督徒。”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艰险的呢！

意大利当然不可能走新教的路。一般百姓虽然反对教权，即使他们不上教堂，他们还是生活在宗教中。他们喜爱被时间圣化了的仪式，有益于人或会安慰人的圣徒，及那些使他们从穷困的生活提升到伟大歌剧的崇高而深信不疑教条（上帝的死救赎了沦落的人）。带着强烈宗教信仰的西班牙统治意大利，在两个半岛发展了天主教的势力。教廷的财富是意大利的传家宝与天赋的利益，大多数意大利人会把想结束这个受贡的人看作丧心病狂。上层阶级因意大利中央地带的政治权力而与教廷有所争执，但他们喜爱天主教，因为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府方面是活泼的助力。他们深知意大利艺术的荣耀不能没有罗马教会，需要她的各种传说来引发灵感，也需要她的财力来支持。天主教本身已成为艺术，它的感官因素已湮没禁欲与神学的因素。彩色玻璃、香炉、音乐、建筑、雕刻、绘画，还有戏剧，都是罗马教会里的活动，也为她所有，这些艺术汇流在一起，更可见他们与罗马教会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与学者无须脱离天主教改奉他教，因为他们潜心学术与艺术就是改教。成百上千的学者与艺术家由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支持。许多人文主义者、某些温文的怀疑论者，在罗马教会里身居高位。意大利深爱可及的美，而剥除了不可及的真理。而且，难道那些好发异想的条顿人、那个日内瓦的小教皇，那个残酷不仁的英格兰国王，就找到了真理吗？意大利的知识阶层差不多忘却了地狱与天谴时，那些改革家的叫嚣是多么无聊而令人气闷呀！我们很能了解那种静静地、私下地放弃基督教神学，而支持朦胧的、温暖的合理神论的处境，但以定命、宿命的恐怖来取代变体论的神秘，看来就像一条从振奋人心的象征主义走向自杀的荒谬的通道。就在这时，罗马教廷对意大利人民的异教癖好广加宽恕时，加尔文却要求全世界自梏于清教徒的严训之中，威胁着要从人生中排除所有的愉悦与自主权。然而，如果野蛮的条顿人与英国人不把他们的资财进贡到意大利来，意大利人的愉悦与艺术又如何继续发展呢？

意大利的天主教改革者

的确，忠实的教士们几个世纪以来承认教会改革的需要，宗教改革的爆发与进展予改革的需要与要求以新的迫切性，成百上千的小册子与讽刺书将矛头指向僧侣，罗马遭劫触及了受惊吓的红衣主教和民众的良心与收入，上百位教士表示这个大灾难是上帝的警告。史塔菲里奥（Stafileo）主教1528年在教廷法院讲教战，以新教徒的口吻解释上帝何以打击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因为所有的躯壳都变得腐败了，我们不是罗马这个圣城的公民，而是巴比伦的，是腐败之城的公民。”正如路德曾说过的话。

1517年前不久，乔万尼·彼得罗·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fa）和加埃塔诺·蒂内（Gaetano da Thiene）在罗马创设了“圣爱祷告所”——为祷告与自我改革之用。许多显赫的人物参加，其中包括萨多雷托、吉贝蒂、朱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1524年，加埃塔诺制定了僧侣规程——教区牧师遵从修道院的誓约。在罗马之劫后，该祷告所被解散了，而卡拉法及他人参加了新的教团，采用的名字为塞亚蒂内斯，源自卡拉法的两个塞亚特辖区；基耶蒂声望高的人被允许加入——班贝格、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路易吉·普列里、孔塔里尼、雷金纳德·波尔……他们保证固守贫穷、照顾病患及严格的道德生活，去“补偿”“僧侣们欠缺的，他们被恶意和无知所腐败而危及人民”，其会员散布在意大利，而他们的例子连同教堂的改革，连同圣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例子被广泛宣传，以恢复天主教僧侣和教皇道德的情操。卡拉法领先推却其所有的圣俸，并将其可观的财富分给穷人。

吉贝蒂本人及其经历是天主教改革的缩影。在利奥十世教皇的时代，他是主要的人文主义者；在克莱门特七世时，他当教廷法庭的第一书记。受到1527年大灾难的震荡，他回到维罗纳当主教，治理其教区俨如一个苦行僧。他震惊于该处宗教的败坏——教堂毁坏，宣讲教义甚少，教士在弥撒时不解拉丁文，民众甚少使用告解室。经过例证、箴言及坚定的训练，他改革了他的僧侣团体。不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表示：“地牢中关满了纳妾的教士。”吉贝蒂在1531年重建卡利特德联合会，此为朱利亚诺·美第奇红衣主教于1519年创建；他设立孤儿院，开创了平民银行以便借债者免于高利贷者的剥削，埃尔科莱·贡萨加红衣主教在曼图亚，维达在阿尔巴，法比奥维吉利在斯波雷托推行了相似的改革。许多主教了解教廷必须改革，否则便将死亡。

几位正教改革的英雄其后受到他们曾协助拯救的教会的褒扬。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是一位佛罗伦萨城的贵族，1540年在罗马创立了特殊的教团（Trinitàde’Pellegrini）：由12位俗人组成，在参加星期弥撒后，将赴长方形会堂之一或草原地朝圣，在该地表示或听从真诚的经语并唱宗教乐曲。他们很多都做了教士，奥拉托里的教父由他们对音乐的爱好组成了合唱之义圣查里·波罗维梅奥（St.Charles Borrowmeo）。教皇庇护四世的侄子辞去了罗马红衣主教的高位以清洁米兰的宗教生活。作为大主教，他在僧侣中维持纪律，并由其本身的严肃与奉献来显示其决心。不过那里有些反抗，乌米利亚蒂（Umiliati）3个教团，首傲于其谦恭，退化沉溺于一种逸乐的、甚至放荡不羁的生活，红衣主教命令他们遵守他们的规矩。其中一人在他祷告时对他放了一枪，结果民众把他当成宗教革新最好的示范加以崇敬。在其一生及其主教辖区之内，庄重在僧侣和俗人中成为流行的品质。整个意大利皆可感受到他的影响，并将红衣主教由世俗的贵族变成奉献的教士。

由于这些人物刺激，教皇们才开始关注宗教的改革。教皇保罗三世任期之初，著名的法学家乔万·巴蒂斯塔·卡西亚（Giovan Battista Caccia），就教会的改革呈给他一篇论文。他在序言中表示：“我认为教会这样改变，使她失去了《福音书》派的品格；而教会本身也找不出谦恭、节制、节欲及使徒的力量。”保罗用接纳这篇论文表示了他的态度。1534年11月20日，他任命皮科罗米尼、桑塞韦利诺、塞斯3位红衣主教起草教会道德改革的计划。1535年1月15日，他敕令严格执行1513年利奥十世改革的训谕。由于受困于教皇和帝国的政治，惊恐于土耳其人的出现，以及不愿意在这些危机中以激进的变革干扰教会法庭的结构与功能，保罗延缓了积极的改革，但他所举荐的红衣主教们几乎都以廉正和热诚而著名。1536年7月，他邀请了孔塔里尼、卡拉法、萨多雷托、科尔特塞、杰罗姆·阿林德尔、波尔、托马索·巴地亚和古比奥的弗德里戈·弗雷戈塞（Federigo Fregose）主教，他们都致力于改革，在罗马召开改革会议，并命他们将教会的弊端见于文章，及采纳他们所欲建议的方法缓和弊端。萨多雷托以勇敢的声明引出了开场白，他声言，教皇们的罪愆、恶行及财政的贪污，正是教会退化的主要原因。该会议持续了3个月。其精神领导者为孔塔里尼，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中的最佳人选。他1483年生于威尼斯的贵族家庭，并受教于自由的帕多瓦，很快升任为威尼斯政府中的高位。他被派往查理五世德国的使节，陪同他到英格兰和西班牙，并在教皇法庭中担任元老院的代表（1527—1530年）。退出政坛后，他勤于研读，使他家成为威尼斯最好的政治家、传教士、哲学家及人道主义者的聚会之所。虽然是俗人，他思虑宗教的革新，并与卡拉法、吉伯提、科尔特塞、波尔等人积极合作。意大利视他为知识与品行罕有的结合。1535年，他被保罗三世任命为红衣主教，但他从未见过教皇。

1537年3月，调查团呈给教皇们一致的建议。改革教会而任命的红衣主教会议以令人惊讶的直白暴露了教皇政府的弊端，并勇敢地将其归因于“精于宗教法典者肆无忌惮地夸大教皇的权威”。该报告认为：“有些教皇擅用权力变卖教会的办公处所，而卖圣物扩展了唯利是图与腐败之风，使教会这个伟大的组织由于人民对她的廉正缺少信心而濒于崩溃。”该报告力陈对所有教廷的活动予严格的监督，对特赦有所节制，停止对他们金钱的酬佣，对所有任命有较高的标准及其对红衣主教和传教士的适任性，禁止多重或不在位而领取圣俸。该报告又说：“在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牧羊人都放弃了他们的羊群并将之托付于佣工。”僧侣的规约必须恢复，而修道院应置于主教的监督之下，因为僧侣的巡视曾招致毁谤与亵渎。赦免一年只能宣布一次。该报告以对教皇严肃的劝诫结束：

我倒已满意我们的良心，虽然希望渺茫，在你的任期内，神的教堂恢复了……你领取了保罗之名，我倒希望你模仿他的慈悲，他被选为传达基督之名给异教徒的工具，而你，我们希望，已中选去复活并寻找那些早已被异教徒和僧侣们忘记的名字；去治愈我们的病痛，去团结基督的羊群于一栏之中，使我们的头免于愤怒，免于上帝威胁性的报复。

保罗愉快地接纳此“金言”，正如许多人所说的，并分送每个红衣主教一份副本。路德将之译为德文，刊行出来作为与罗马决裂的理由。然而，他判断该文件的作者们是“骗子……绝望的激进派以嘲笑来改造教会”。1537年4月20日，保罗任命了4位红衣主教——孔塔里尼、卡拉法、西莫内塔、吉努西——改造达塔利亚，它是教会法庭的一个部门，已因授予特赦、恩惠、特权、特典和圣职而腐败异常，而该权力是保留给教皇的权力。这种作为需要勇气，因达塔利亚每年贡献5万杜卡特给教皇——几约其收入之半。行动立即引起了官员及其家属的痛苦叫嚣，他们抱怨罗马生活费太高，并宣称若他们被束缚于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则他们的家庭立即就匮乏不堪。保罗谨慎地进行，但阿林德尔书告莫罗内（Morone，1540年4月27日），“改革的工作忙碌地进行”。12月13日，保罗召集了居住在罗马的80位大主教和主教，敕令他们回到他们的辖区。又一次产生了许多反对意见。莫罗内警告教皇：急迫地执行这项命令可能驱使一些主教回到目前新教徒占优势之地，加入路德派。这种事确有发生。不久保罗在帝国政治中丧失了他自己，而将其改革留诸其继任者。

内在的改革运动获胜于它的领导者卡拉法膺选为保罗四世（1555年）。僧侣们未获正式的许可及明显的需要而离开他们的修道院的，被命令立即回去。1558年8月22日晚上，教皇命令关闭罗马所有的城门，并逮捕所有游荡的教士。相似的做法在整个教皇国内施行，一些触犯者被罚做划船苦工。修道院不再供给不在的官吏岁收。主教及修道院长们若非确实在教庭法院有固定的工作，皆被请求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否则将丧失他们的收入。双重圣俸被禁止。教廷法院所有的部门被命令减少他们的支出，并消除任命圣职时任何买卖职位以谋利的行为。虽已削减了他自己的收入，保罗又做进一步的牺牲，终止为确认大主教地位的付款。几项教皇敕令针对放高利贷者、优伶及娼妓，淫乱则处死。丹尼尔·沃尔特拉（Daniele da Volterra）被要求以衣遮盖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中某些较敏感的部位。罗马目前采取了一种外在的虔敬与道德不相适宜的气氛，在意大利——其外较不明显——教会改革了其教士与道德，同时使她的教条光荣地存在。

改革来得很晚，当它来临时却是真诚与伟大的。

圣特蕾莎与修道院改革

道德重整同时发生在修道院教团中。我们可由虔敬的正统的米开朗基罗的评论想象他们的名声如何，当他听到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Sebastian del piombo）要在蒙托里奥之圣彼得教堂绘一幅教士图像时，他表示反对，因僧侣们败坏了这个世界，而该图像是如此庞大，若其将损及教堂是不足为奇的，何况教堂又是如此之少。格里高利·科尔特塞（Gregorio Cortese）在帕多瓦开始耐心地改革本尼狄克特派；吉罗拉莫·塞利潘多（Girolamo Seripando）改革奥斯丁·卡农（Austin Canons）；埃吉第奥·卡尼西奥（Egidio Canisio）改革奥古斯丁·埃雷米特斯（Augustinian Eremites）；帕奥罗·吉斯蒂尼亚尼（Paolo Giustiniani）改革卡马尔多利特斯（Camaldolites）。

新的修道院教团强调改革。安东尼奥·玛利亚·拉卡丽亚（Antonio Maria Laccaria）1533年在米兰创立圣保罗的克勒克斯·勒古拉尔（The Clerks Regular of St.Paul），是个教士的组织，誓约固守于修道院之贫穷；他们最初集合于圣巴纳巴斯（St.Barnabas）教堂，因此他们被称为“巴纳比特斯”（“Barnabites”）。在1535年，圣安吉拉（St.Angela）组织了乌尔苏利纳（Ursuline）的修女，以教育女孩、看护病患或穷人；而在1540年，圣约翰（St.John of God）在格拉纳达创立了慈悲兄弟会（the Brothers of Mercy），做服务工作。1523年，马特奥·德巴西（Matteo de’Bassi）下定决心去遵守他们的创导者给圣方济各所定的规律。其他教士参加了该组织，而在1525年前，参加者鼓舞了马泰奥（Matteo）去要求教皇的批准成立弗朗西斯的新支流，奉行严格的规律。其教团之狭窄性使其因抗命而入狱，但马泰奥不久即被释放，而在1528年克莱门特七世确认了圣方济各的新教团——其如此命名因僧侣们穿着相同于弗朗西斯曾穿过的修士服。他们穿粗劣的衣服，以面包、蔬菜、水果和水维生，保持严格的斋戒，居住在狭窄的破陋茅屋之中，从不旅行，整年赤脚。他们的名声在于其忘我地照顾1528—1529年间的疫病病人。他们的热诚使维多利亚·科隆纳及其他刚萌念头的新教徒对教会效忠，该教会仍可能产生如此热忱的基督徒。

在这个世纪，修道院改革中最值得一书的人物是一位在西班牙的纤弱、巧妙的女修道院院长。特蕾莎（Teresa de Cepeda）是亚威拉一位卡斯蒂里安骑士的女儿，该骑士自负于其清教徒的正直品行及其对教会之忠诚；每晚念圣者之生活给他的家庭成员听。特蕾莎的母亲，一位长期病患，以侠士之罗曼史来充实其苦涩的日子，并在她的病榻上享受高尔的阿马狄斯（Amadis of Gaul）的冒险事迹。特蕾莎的童年幻想逡巡于浪漫的爱情与崇高的殉道。10岁时她立誓要成为修女。但4年以后，她突然绽放成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了，跳跃在生命的欢愉中，多彩的服装使她倍加妩媚而使之遗忘了修道院的装束。崇拜者接踵而来；她与其中之一热恋了，并被邀约。在最重要的关头她受到惊吓并向她父亲供认了这“可怖的阴谋”。其时母亲已死亡，阿伦佐·德塞佩达（Don Alonzo de Cepeda）将此敏感的女孩子交给亚威拉之奥古斯丁（Augustinian）教会的修女们。

特蕾莎憎恶修道院中严肃的生活与纪律。她拒绝立誓作修女，且烦躁地企盼着16岁生日之来临，届时她将被允许离开。但当这个月快到达时，她病得很厉害，几至死亡。后来虽然恢复了，但她的年轻的欢愉却消失了。显然地，她得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痫症，可能由于对不合其本性之束缚的压抑的反抗。虽痊愈了，但已使她疲惫不堪。她的父亲将之迁出修道院，送她去乡下与同父异母之姐妹同住。在旅途中一位叔父给她一册《圣哲罗姆》。那些栩栩如生的字句描绘地狱的恐怖，及性的挑逗在通往永恒破灭的道路上将带来怎样的惩罚。特蕾莎读得很用心。经过另一次严重的打击，她放弃了追求世俗快乐的想法，并决心去履行她童年的誓言。她回到亚威拉，并加入加尔默罗会（the Carmelite Convent of the Incarnation，1534年）。

有一个时期她对日常的弥撒、令人安慰的祷告和净心的忏悔觉得快乐；当她领取圣餐时她觉得圣体如同真实的基督在她舌头及血液之中。但她被修道院的松弛的纪律所困扰。修女们不住在小室而是住在舒适的房子里；除了每周的斋戒外她们忙得很；她们用项圈、手镯及指环装饰自己；她们在客厅接待访客，并在修道院外享受长假。特蕾莎感觉这些情况不足以保护她使之免于情欲之诱惑与想象。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及她渐增的不满，她的病发作得更加频繁且更痛苦。她的父亲又将她送到她姐妹处，而且在路途中她的叔父又给了她一本宗教书籍：《宗教初阶》（The Third Abecedarium），作者是弗朗西斯科·德奥苏纳。它是一集神秘祷文，是祷告文而无文字；因作者认为：“只有以静默来接近上帝，话语才能被听见并会被赐予答案。”她在乡间休息并练习静默的冥思的祷告，这种祷告与她发病时的恍惚状态非常吻合。

一位草药医生曾给她治疗，但他的调理几乎致她于死，当她在1537年回到亚威拉修道院时，她濒于死亡，并渴求其来临。现在病情严重得发作了；她昏厥而被误以为死亡；有两天的时间冰冷而寂然地躺着，显然地并无呼吸；修女们为她挖了个坟墓。她恢复了，但仍软弱得无法消化硬质的食物，且不能被碰触。有8个月之久她躺在修道院的疗养所呈现完全之瘫痪状态。她的病情逐渐发展到半瘫痪，但“的确我不受重病之侵袭的时间很少”。她扬弃了医药治疗，而决定完全仰赖祷告。3年之间，她受苦、她祈祷。但突然地，在1540年的一个早晨，这位缠绵病榻，几乎无可救药的病人醒来发现她的四肢不再麻痹了。她起身而行。日复一日，她更积极地参加修道院的活动。她的恢复被称为一次奇迹，而她也如此相信。也许是因为祷告使其冲突的情欲、罪恶感及对地狱之恐惧之过度紧张的神经系统得到抚慰；而其平静了的神经，给其身躯带来了不寻常的安宁。

因卡纳西翁（Incarnation）女修院因这一神奇的痊愈而变得名声斐然。人们由附近的乡镇来探视这位上帝所复原的人；他们捐钱及礼物给此神圣的修道院；女修道院院长鼓励这种访问，并令特蕾莎出现在访客面前。特蕾莎觉得苦恼的是她因访问、名声及英俊男人之出现而感到愉快。一种罪恶感回流到她身上。1542年的一天，当她在客厅与一位特别吸引她的男人谈话时，她认为她看见基督站在访问者的身边。她陷入恍惚中，而不得不被人用帆布床抬到陋室之中。

其后16年之间，她继续地发生此种幻觉。此幻觉对她变得比生活更真实。1558年，当她贯注于祈祷时，她觉得她的灵魂移出了躯壳而奔向上天，并在那里看见并听到基督。这些幻觉不再使她疲惫，它使她振作。她写道：

常常，由于可怕的痛苦连带之虚弱与感动，灵魂由其中涌出充满了生命力及可赞赏地适合采取行动……如同上帝已决定肉体本身，已服从于灵魂的渴望，应分享灵魂的快乐……灵魂经此眷顾而被赋予极大之勇气以致在当时若躯体为上帝之故而成粉碎，它也只会觉得最真实的舒适。

在另一个场合她认为一位“非常美丽的天使”，用一枝长的金标枪，尾之以火，“几次地穿过我的心，所以它达到了我的体内”——

这种苦楚是如此真实，迫使我大声呻吟，然而它是令人惊讶甜蜜，因而我不欲被由其中救出。没有其他生命的喜悦能给予更多的满足。当天使收回标枪，他遗留给我对上帝的伟大的爱的狂热。

圣特蕾莎著作中的这一段及其他记载是精神分析的现成资料，但没有一个人能怀疑这位圣者的高度真诚。如同伊格内修斯（Ignatius），他相信她见过上帝，而这最深奥难解的问题在这些幻觉中对她表明得很清楚：

一天，在祈祷，在一瞬间我被赋予洞察上帝所看之事务及其内在……那是上帝所曾赐给我的所有的恩典的最佳代表……我们的主使我了解到如何一位上帝能显然在3个人身上，他使我看得如此真切，因而当我被慰藉时，我是极端地惊讶……而现在，当我想到三位一体之圣时……我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快乐。

特蕾莎的修道院姐妹们解释她的看法为幻想与病态的发作。听她告解的神父倾向此种观点，并严厉地告诉她：“魔鬼欺骗了你的感觉。”城里的人认为她被恶魔附体，招致宗教裁判来检查她，并建议一位僧侣来为她驱邪。一位朋友劝告她将生活及幻觉的描述报告给裁判法庭。她写下了古典的《人生》（Vida），调查者审视它，并宣布其为神圣之文件，其可增强阅读者之信仰。

由此判决而使她的地位强化，特蕾莎现在已57岁了，决心去改革加尔默罗修女教团。她并非去恢复古老的因卡纳西翁修道院的苦行纪律，她决定开创一所隔开的修道院，她邀请愿意接受绝对贫穷统治的修女及见习修女参加。原来的加尔默罗会穿着破旧的忏悔服，永远打赤脚，吃得俭省并常斋戒。特蕾莎要求她的不穿鞋的加尔默罗教徒以相似的严苛规律，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作为谦卑与抗拒此诱人的世界的代表。但引起了上千的障碍；亚威拉城里的人指责此种计划为终止修女及其亲戚的来往。她发现有4位修女参加，而新的圣约瑟修道院于1562年在亚威拉的一条小街上成立。修女们穿着草鞋，以稻草为褥，戒荤食，严格地足不出户。

180位旧制修女简单表明对她们平易作风的不满。修道院的副主持，认为特蕾莎应遵守她服从的誓言，并命令她重着她以前之白道袍、穿鞋子，并回到因卡纳西翁的修道院。特蕾莎服从了。她被判以傲慢之罪，并被困于其小室内。城议会票决关闭圣约瑟修道院，并派遣4个壮汉驱逐无领导者之修女们。但着草鞋的修女们说：“上帝希望我们留下，因之我们应留下。”而冷酷的法律官员们不敢强迫她们。特蕾莎因谈及凡阻止其计划者即为触犯圣灵而使加尔默罗的俗人震惊，她被释放了。4位修女与她一起离开，这5位妇女经过雪地回到她们的新家。4位创始的会员把她当作圣母那般，愉快地欢迎她。对几乎所有西班牙人而言，她现在成为特蕾莎·耶稣（Teresa de Jesu），即上帝之密友。

她的规则是亲爱、欢愉和坚定。她们的住处不对外开放，访客不得进入，窗户蔽以布幔，砖地作为床、桌及椅子。一个旋转的盘子装在墙中间；不论什么食物放在桌子的外半边皆被感激地接受，但不许乞讨。她们以纺织及刺绣来增加收入；其产品置于修道院外，任何买者可以选取他所喜爱的并留下他愿付出的。不顾这些清规，新会员加入了，其中之一是亚威拉最美貌、最受爱慕的女人。加尔默罗的修道会长，访问过这小修道院，印象是如此深刻而要求特蕾莎在西班牙其他地方设立相似的房子。1567年，她带了一些修女，乘坐一辆简陋的马车，经过70英里的崎岖道路在麦第纳德康波（Medina del Campo）设立了赤足加尔默罗（Discalced Carmelite）修道院。给予她的唯一一所房子是个废弃的、倒塌的建筑，所有的是残墙与漏顶。但当居民看到修女们要住进去时，木匠和建筑工来了，未受请求亦不要求报酬，为她们修补并做简单的家具。

麦第纳的加尔默罗派修道院副院长，希望改革他的纪律松弛的教士，想到特蕾莎并求教其训练的方法。这位副院长很高，但陪同他的一位青年是如此弱小，而使特蕾莎用启发她苦行的幽默，在他们离开时喊道：“我主保佑，因我有一个半修道士作为我的新修道院的基础。”这位小的教士名胡安·耶皮斯（Juan de Yepisy Alvary），注定了要成为圣胡安·德拉·克鲁兹（San Juan de la Cruz），即圣十字的圣约翰（St.John of the Cross）——赤足加尔默罗会教士们的灵魂与荣耀。

特蕾莎的困难并没有结束。加尔默罗会的大主教，也许是为了考验她的意志与勇气，任命她为因卡纳西翁修道院的副院长。该地的修女们恨她，并害怕她会为了报复而对她们极尽侮辱之能事，但她的举止是如此之谦恭及仁慈而将她们一个个地争取过来，逐渐地，新的及更严格的制度代替了旧有的松弛，由这个胜利，特蕾莎更进一步在塞维尔设立一所新的修道院。

规则较松的修道士则决定停止此种政策之延伸，有人偷偷地将一名密探伪装为赤足修女派到塞维尔修道院，不久这女人声称特蕾莎鞭笞修女并偷听告解，俨如她是一位僧侣。宗教裁判所被请求去调查她。她被招至可怕的法庭；法官听她的证言，并作判决：“你可免于所有的指控……回去并继续你的工作。”但教皇的使节被她的敌人说服。他谴责特蕾莎是个“不服从的、顽固的女人，她假借虔敬散播有害的教战，她违抗她的长者之命令私离修道院，她是有野心的，并教授神学恍如她是宗教的解释者，藐视圣保罗，她禁止妇女教书。”他命她退职而幽居于托利多（1575年）的修女院。

因在此新的变化中无所适从，特蕾莎写信给国王。菲利普二世曾读过并喜爱她的《生活》一书，他派遣了一位特使请她来觐见；他听了她的辩解，并相信她的高尚品格，教廷之特使被国王谴责，而撤销了他对特蕾莎约束的命令，并宣称他是被蒙蔽的。

她开始旅行，在苦难之中写了著名的带有神秘信仰的著作：《美满之道》（El camino de la perfección，1567年）及《内在之城》（El Castillo interior，1577年），在后一书中她提到她身体的疾病又回来了。“感觉上似乎是许多泛滥的河流冲激在我的脑子里，越过一处悬崖，然后再度地被水浪声所淹没，那是鸟的歌声与啼声，我使我的脑筋倦怠并增加我的头痛。”心脏病复发了，而她的胃感到难以吸收食物。虽然如此，她艰辛地经过她所创建的、检查的、改进的、激励的一个个修女院。在马拉加她被一阵麻痹所侵袭；她恢复了，继续到塞哥维亚、巴利阿多利德、帕伦西亚、布尔戈斯和阿尔瓦去；肺出血迫使她中止行程。她愉悦地接受死亡，深信她要离开一个痛苦及邪恶的世界，并要永远地陪伴基督。

经过一场可耻的竞争，及阿尔瓦和亚威拉二地对其遗体之抢夺后，她被葬在她出生的城镇，虔敬的崇拜者声称她的躯体永不会败坏，而在她的坟墓有着许多神迹的报道，1593年，赤足托钵教派这个团体得到教皇敕准。著名的西班牙人如塞万提斯和维加联合呼吁教皇至少要美化她，要求在1614年达成，而8年后，特蕾莎连同阿波斯特尔·詹姆斯（Apostle James），被宣称为西班牙守护神之一。

同时在西班牙有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来改革教会并推动世界。

伊格内修斯·罗耀拉

罗耀拉（Don Iñigo de Oñez y Loyola），1491年生于吉普斯夸省（Guipuzcoa）的巴斯克（Basque）之罗耀拉城堡。他是贝特兰·德奥内兹·罗耀拉（Don Beltran de Oñez y Loyola）所生的八子五女之一。被抚育成为一名军人的伊格内修斯受的教育很少，并对宗教没有兴趣，他的阅读限于高尔的阿马狄斯，并喜爱豪侠的浪漫生活，7岁时被遣往唐·胡安·贝拉斯克斯（Don Juan Velasquez de Cuellar）当一名从仆，经由他而有机会接近皇室，在14岁时他爱上了天主教的新后格尔迈内·德富瓦（Germaine de Foix），终于他成了骑士，并选择她为他的“心中的皇后（Queen of Hearts）”，穿着她喜爱之颜色，并梦想在比武中由她手中赢得一块花边手帕。这并不能约束他而使他不发生偶然的恋情与争执，那是一个军人生命的一部分，在他1553—1556年间口述的简单而诚实的自传中，他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掩盖这些自然的胡作非为。

当他被指派到那瓦尔之首府旁普罗纳（Pamplona），去从事实际的军职时，他的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他在那里度过了4年光阴，梦想着光荣并执行例行任务，一个彰显他自己的机会来了：法国攻打旁普罗纳，伊格内修斯以他的勇敢激励了防御；然而敌人还是攻陷了城，伊格内修斯的右腿被炮弹所伤，胜利者仁慈地对待他，矫正他的骨骼，将他置于担架送到他祖先的城堡，但骨骼接错了；而必须再打开又再接合，第二次手术结果比第一次还坏，因有一根骨头的一部分穿出腿部；第三次手术使骨骼得以矫正，但腿变得太短，伊格内修斯难耐于数星期之久的矫正架子的煎熬，觉得无望，虚弱和痛苦。

在他恢复健康的那段日子里，他遍览书籍，偏好一些刺激的骑士及危难的公主的故事。但这堡垒的图书馆只由二本书构成：鲁多尔夫（Ludolfus）的《基督的生活》（Life of Christ）及《弗洛斯·桑克托鲁姆》（Flos sanctorum），记录圣者之生活。起初这位士兵厌烦于这些书籍；然后基督及圣母的形象，对他的影响渐增，而圣者的传奇故事证明其美妙不亚于宫廷恋情与战争之史诗；这些基督的骑士们的英勇完全与卡巴勒罗斯（Caballeros）相同。逐渐地，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是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的想法在心中形成，在他内心，如同在多米尼克教派的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a Kempis）心目中一样，西班牙信仰的热烈使宗教不能成为沉静的信仰，而是一种热烈的冲突，一种神圣的战争，他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并欲将此圣地由异教徒控制之下解救出来。有一晚他幻想着看到了圣母及其子；此后（他告诉神父）色情的诱惑不再指向他。他起床，跪拜，并发誓为基督及圣母而奋斗，直到他死亡为止。

他曾听说圣杯一度被藏在巴塞罗那省蒙塞拉特山（Montserrat）的一座城堡之中，有个最著名的浪漫史说到阿马狄斯曾在圣母的形象面前守夜，以为自己获得了成为骑士的资格。一旦伊格内修斯能够旅行，他立刻骑上了驴子向遥远的圣地出发，有时他仍然以为自己是个配备齐全准备战斗的士兵。但在他读过的书中圣者们都没有武器，没有甲胄，有的只是破旧的衣服及最坚定的信仰。到达蒙塞拉特山后，他以3天的忏悔及苦修来洗涤他的灵魂；他将他昂贵的衣服给了乞丐，而穿着一件粗布圣袍。1522年3月24日、25日两晚，他单独在本尼狄克特派修道院的教堂之中，在圣母面前顶礼膜拜，发誓永固于慈悲与贫穷。次晨，他领了圣餐，将他的驴子给了教士，并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向耶路撒冷。

最近的港口是巴塞罗那。在途中他曾停留在曼累沙（Manresa）的小村，一个女人指引他到一处洞穴栖身，在一些日子里，他把那里当成了他的家；渴望在禁欲方面超越圣者，他的苦行使他徘徊于死亡边缘；后悔曾过于顾及自己的容貌，他停止洗涤修剪梳理他的头发——不久就脱落了；他不修指甲或洗他的手、脸或脚；他依靠他所能乞求的食物维生，但不沾肉食，一个时期总要斋戒几天；他每天要鞭笞自己3次，每天要花数小时祈祷，一位虔敬的妇人，恐怕禁欲会致他于死，将他带回她家，看护他使之恢复健康，但当他迁到一个在曼累沙的多米尼克修道院的小室，他恢复了自我鞭笞。过去罪恶的回忆使他惊吓；他对自己的身体发起斗争作为其罪恶之代理；他下定了决心，将所有的罪恶想法驱出其肉体，有时这奋斗看似无望，而他曾想过自杀，然而幻觉出现而强化了他；在圣餐礼时他相信他看到的不是一块面包而是活生生的基督；另一次基督及圣母出现在他面前；有一次他看到三位一体之神，并在瞬间洞察中，无法用文字或理性来解释三位一体之神秘；而“在另一次，”他告诉我们，“上帝允准我去了解他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景象治愈了他的精神冲突；他将他年轻的荒唐事置于脑后；他放松了他的禁欲，而已征服了他的躯体。他现在可以洗涤它而无影响，由于他奋斗的经验，几乎有一年之久，他设计了“精神的运动”，能使异教徒的肉体臣服于基督的意志，现在他可能将他自己呈现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古迹前。

1523年，他由巴塞罗那开始航行。途中他在罗马停了两星期，在7月14日，他乘船由威尼斯赴雅法，在抵达巴勒斯坦以前他遭遇了许多灾难，但意志支持了他。耶路撒冷本身是个灾难：统治那里的土耳其人允许基督教旅客来此地，但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想法；而当伊格内修斯建议穆斯林改变信仰时，圣方济各修会人士曾被教皇责成保持和平，而命这位圣者返回欧洲。1524年3月间，他回到巴塞罗那。

也许他现在感到虽然他是他的身体的主宰，但他仍受制于其想象，他决心以教育磨炼他的心志。虽然已33岁，他与学童一起研究拉丁文。但教导的欲望强过学习的意志。不久，伊格内修斯，这是对他学术的称呼，开始向一群虔敬而动人的妇女说教，她们的爱人们谴责他是个扫兴者，并无情地殴打他。他在1526年迁到亚卡拉（Alcalá），研究哲学及神学。在此地他也教导一个小团体，主要是贫苦的妇女，有的则是渴求赎罪的娼妓。他试着用精神的锻炼去驱逐她们罪恶的倾向，但有些学生陷入癫痫或恍惚，宗教裁判所将其召去。他被监禁了两个月，但终于使宗教裁判官信服了他的正统思想；他被释放了；然而，他被禁止传教。1527年，他到了萨拉曼卡，并举行相似的宣扬，被宗教法庭审判、监禁、宣告无罪，并禁止再传教。对西班牙失望了，他出发到巴黎去，永远是步行并做朝圣打扮，但现在又驮了书本。

在巴黎，他住在贫民院中，并在街上乞讨食物及学费。他进入蒙塔古学院（Collège de Montaigu），在那里他蜡黄色的、消瘦的脸孔，饥饿的身子，蓬乱的胡须及破旧的衣服，使他成为异类；但他追求他的目标是如此全神贯注而使学生开始尊他为一位圣者。在他的领导之下，他们加入祈祷、苦修和沉思之精神锻炼。1529年间，他转学到圣巴尔贝（Ste.Barbe）学院，在那里召集了门徒，他的两位室友由不同之途径相信他的神圣。皮埃尔·法贝尔（Pierre Favre-Peter Faber）——一个在阿尔卑斯山的萨伏依（Savoyard）的牧人，深受迷信的或真实的恐惧之害，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曾发誓永葆节操。法贝尔现年20岁，在他严谨的举止下，隐藏着一个激烈地挣扎的灵魂以免于肉体之引诱。伊格内修斯，虽然不自命为大智者，却有能力经由其本身之热忱感受他人内在之生命。他猜测他这位年轻朋友的困难，并保证他肉体的冲动能由有训练的意志所控制。如何训练意志？伊格内修斯的回答是经由精神的锻炼。他们在一起锻炼。

另一位室友圣泽维尔（St.Francis Xavier），来自旁普罗纳，罗耀拉曾在那里当过士兵。泽维尔有一长列显赫的祖先；他英俊、富有、骄傲，是一个放荡的纨绔子弟，他熟知巴黎的酒店和酒女。他嘲笑这两位苦行者，并吹嘘其应付女人之得法。然而他敏于学习；他已获有硕士学位，并在攻读博士学位。一天他看到一个人脸孔有梅毒的痘疮，这使他踌躇。有一次，他正在解释他要显赫于世的野心时，伊格内修斯沉静地对他引述了《福音书》的话：“一个人若赢得世界而失去灵魂，那他有什么收获呢？”泽维尔憎恨此询问，但他不能忘怀，他开始加入罗耀拉及法贝尔的精神锻炼；也许是他的骄傲刺激他要在忍受剥夺、冷淡及痛苦上而与另二人并驾齐驱。他鞭笞自身、斋戒。穿薄衬衫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们赤着脚并几乎光着身子站在雪地里，去强化并驯服他们的肉体。

精神的锻炼初现雏形，现在有了较固定的形式。伊格内修斯模仿加西亚·西斯内罗斯（Don Garcia de Cisneros）的精神生活训练，他是蒙塞拉特山本尼狄克特教派之院长，他倾入炽热的感情与想象写成一部小书，并使其成为现代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罗耀拉将永远正确的《圣经》及教会作为他的起点；个人对宗教的判断，他认为，是虚伪的骄傲与软弱的意志及虚荣混乱滋生的结果。“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相信，对我们说来白的是黑的，若教会是如此地下定义的话。”为避免天谴，我们必须训练我们成为上帝毋庸置疑的仆人，和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及教会的仆人。

第一次精神锻炼时我们必须回想我们许多的罪愆，并考虑它们应得多重的惩罚。撒旦因一项罪恶而被诅咒。我们每一项罪愆不正像对上帝的反抗吗？让我们在线上做记号来计数我们的罪愆，该线即表示日子，并让我们每天努力去减少记号。跪在漆黑的房间或小室中，让我们尽可能地对我们自己勾画一幅地狱的景象；我们必须凝聚该永恒火焰之恐怖；我们必须想象那被堕入地狱者所受之折磨，听听他们痛苦的尖叫及他们绝望的呼号；我们必须嗅察燃烧硫黄及肉体之臭气；我们必须感受火舌之焦烤我们的躯体；而后我们可以自问，我们如何可以避免那永恒的痛苦？只有经由拯救的牺牲。而上帝他自己，作为基督曾把自己贡献在十字架上。 [1] 然后让我们沉思基督的生活，并及于每一个细节。我们必须在想象中现身在世界历史上最意义深远的事件中。我们必须跪拜在那个神圣年代的圣像之前神游，并吻他们衣服的边缘。经过两星期此种默想，我们必须陪伴基督在他受难事迹的每一个步骤，他经过的每一个地点；我们必须与他一同祷告在喀西马尼（Gethsemane），感受我们与他一起被鞭笞、被击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体验他的痛苦的每一个时刻，必须与他死在一起，同他一起躺在墓中；而在第四个星期我们必须想象我们自己由墓中胜利地复活，与他一起复活进入天国。被那种保佑的想象所强化，我们应准备好打败撒旦并为基督争取群众，作为忠诚的战士；而在那神圣的战争中我们应愉悦地承担每一个苦难并愉快地贡献我们的生命。

这种终身贡献之号召在巴黎有9名学生准备去接受。热忱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到世界的不可理解，并渴求在沉重的怀疑与恐惧中有些安全感。他们相信自己最终将免于惩罚，因而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命及拯救置于罗耀拉的计划之中。他建议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应该一起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过着尽可能像基督一样的生活。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法贝尔、泽维尔、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阿伦索·萨尔梅荣（Alonso Salmeron）、尼古拉·波巴迪拉（Nicolas Bobadilla）、西蒙（Simon）、罗德里古兹（Rodriguez）、克劳德·勒雅伊（Claude Le Jay）、让·科杜雷（Jean Codure）和帕斯查塞·伯罗埃特（Paschase Broet）在蒙马特尔的一个小教堂，誓守慈悲及贫穷，并保证他们自己，经过两年进一步的研究，要到圣地去并住在那里。他们还没有打击新教集团的概念，伊斯兰人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他们无意于神学的争论；他们的目标是纯洁；他们的行动植根于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而非当时智识的冲突。最佳的论据是神圣的生活。

1536年至1537年间的冬天，他们步行通过法国，穿越阿尔卑斯山，横穿意大利到了威尼斯。在那里希望发现通往雅法之路。但威尼斯正与土耳其人作战；旅行被中断了。逗留期间伊格内修斯与卡拉法晤面，有个时期加入了西埃廷会（Theatine）。与这些虔敬的教士的相处经验对改变他的计划有些影响，由立志生活在巴勒斯坦转变到为欧洲的基督教服务。他和他的门徒同意，若经过一年的等待，巴勒斯坦仍不得通行，他们将把他们自己奉献给教皇，做他所指定给他们的工作。法贝尔为他们争取到牧师的资格。

这时罗耀拉是46岁，他头秃了，仍因他的伤而有点行动不便。他的5.2英尺的身躯会使他相当地不受注目，幸好有贵族的高雅外表，尖挺的鼻子与下颌，忧郁的、尖锐的黑色眼珠，严肃的、热心的面容；他已经是专心一意的几乎没有幽默感的圣者。他不是迫害者，虽然他赞成宗教裁判。他是受害者而非其代理人。他严厉但仁慈；他自愿为医院及疫病病患服务。他的梦想是赢取改信者，不是用火葬堆或用刀，而是捕捉可变的年轻人的性格并将之坚定不移地转注到信仰上。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育规范之创始人，他不强调学习或智识。他不是神学家，不参与经院学派之争辩；他较喜直接感受而非理性的了解。他不需要争辩上帝、圣母及圣者之存在；他相信他曾看见过他们；他感觉在他的周遭他们较任何物体或人体更接近他；他的作风表明他是对上帝痴迷的人，然而他的神秘的经验并未使他不切实际。他能够将方法的可变性与目的的不屈性结合在一起。只要最终目的是好的，他不在乎所采取的手段，他能等待，缓和他的希望与要求，调适他的方法以符合性质与条件，需要时使用权谋，精明地判断，选择适当的助手及代理、管理人员，好像他——正如他认为他自己——将领导一个勇武的团体。他用一个军事名称称呼他的小团体，耶稣的骑士；他们是编组的兵士，终身为反对不相信基督及离异分子而战。对他们来说，那是理所当然及必需的。他们在绝对的领导之下接受协调的行动之军事训练。

1537年秋，罗耀拉、法贝尔、莱内斯由威尼斯出发到罗马去，要求教皇俯允他们的计划。他们步行而往，乞讨食物，并大部分依靠面包及水来维生，但他们一路上欢愉地唱着赞美诗，好像他们知道由他们这个小数目将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力的与光辉的组织。

[1] 请注意，驱策伊格内修斯一生的那种对地狱的恐怖、悔改的苦修，以及因信仰基督以牺牲来救赎而得到的释放（路德有类似的体验）。

耶稣会

到达罗马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要求觐见教皇，因此时保罗三世正陷入外交危机之中。他们服务于西班牙医院，照顾病患，教导青年。1538年初，保罗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赴巴勒斯坦并欲居住在那里作为典型教士之想法深为感动；保罗及一些红衣主教捐赠了210克朗给这个团体做路费。当这些虔敬者必须因其想法之不可行而放弃时，他们将这笔钱还给捐赠者。留在北方的会员被召至罗马，使这个团体有11位会员。保罗任命法贝尔及莱内斯为罗马大学教授，而伊格内修斯及其他的人献身于慈善及教育工作。罗耀拉从事一项使娼妓皈依宗教之特别工作；由他的支持者所募集之金钱，他创立“玛莎之家”（House of Martha）；他狂热的反对性的违常的教诲使他在罗马树了很多敌人。制定加入的资格与团体应遵守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当新的成员被接纳加入此团体时，服从被加到原有之纯净与贫穷之誓言内；这位“将军”由他们选出而应被服从之程度仅次于教皇。第四项誓言被采纳为“侍奉罗马教皇（Roman Pontiff）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和“立即且毫无犹豫及借口地执行在位教皇及其继承者可能加诸他们的责任，即为生灵之利益或信仰来宣扬”，且在世上的任何地方。1539年，罗耀拉请求孔塔里尼红衣主教将该组织的这些条文交给教皇保罗三世，并请求教皇认可该团体为一个新教派。教皇是赞成的，有些红衣主教反对，认为该团体是无法驾驭的极端主义者；但保罗克服了他们的反对，并以“为地上教会之规则”（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之敕令正式建立敕令中所宣称的耶稣会（Societás Jesú）（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之名直到1544年才出现，而后主要被加尔文及其他的批评者当作一种讥讽用语；伊格内修斯自己从未如此用过。他死后因这个新教派的成功而失去了昔日讽刺的意味，而在16世纪成了荣誉的表征。

1541年4月17日，伊格内修斯被选为修道会长。其后数日他洗刷盘子并尽职于这最谦卑的工作。在他的余年（他当时是50岁），他把罗马当成了他的家，该城市也变成耶稣会永远的总部。在1547年到1552年之间，经过慎思及试验，他起草了规范，后稍经修改，成为今日耶稣会之戒律。在戒律中最终的权力属于彻底宣誓加入的分子。这将由每一个主教辖区选两名代表，而这些代表——连同主教辖区之领袖教会会长及他的助手——合而为“宗教会议”（General Congregration）。当需要的时候，将可选举一位新的会长，并可授权给他，只要他不犯大错。他有1名“劝谏者”及4名助理，他们将监视他的每一个行动，警告他的任何严重过失，并在有需要时，召开宗教大会来免他的职。

欲加入之候选人须经历两年的学习，他们依该会之宗旨及戒律而被训练，经历精神的锻炼，履行低贱的责任，并对上级绝对的“神圣服从”。他们必须将个人的意志搁在一边，并使他们自己能像一个士兵一样被命令并像“一具死尸”一样地被指挥；他们必须服从他们的长者就像服从上帝；他们必须同意把他们同事的过失报告给长者，并且不因被报告而心怀怨恨。这种戒律是严格的但是有差别和弹性的；它很少使意志崩溃或摧毁发动力。显然地，去服从的意愿是学习命令的第一步，因这种训练造就了许多能干的并有进取精神的人。

那些通过这种试探性的见习修行者可以作“简单的”——可收回的——贫穷、慈悲及服从的誓言，并可进入“第二阶段”。他们有些人将停留在那个阶段作为凡人修士；有些作为“养成学者”，渴望有教士资格，学习数学、古典文学、哲学及神学，并将在学校及学院中教书。那些通过更进一步的测验得进入第三阶段——“养成主教助理”。有些人将升入第四阶段“宣誓加入者”——所有的教士，特别是宣誓承担任何教皇给他们指定的任何工作或任务的修行者。这“宣誓加入者”通常只占整个团体之一部分，有时不及全人数的1/10。所有人在四个阶段均过着与僧侣一样的生活，但由于他们许多行政的及教学的责任，他们被免除于每日7次祈祷。禁欲的执行是不需要的，虽然有时可能被劝告。饮食有所节制，但并无严格的斋戒；躯体及心灵保持者适合任何工作。会员可以保留当他加入教团时所拥有的财产和头衔，但由之而来的收入将缴给团体，该团体并将成为最后之继承者，每一位耶稣会士的财产与行动必须贡献给上帝的伟大的光辉（ad Majorem Dei gloriam）。

很少有一个教会能如此确定地拥有同一类的人格。罗耀拉活得够长的了，使他将该规约修改为一成功的有效用的戒律。由他的狭小简陋的房间，他以严厉的权威及优越的技巧指导他的“小军队”在欧洲每一个地方及地球上其他地方行动。他统理该教团之任务，建立并管理两个学院及几个在罗马的慈善机构。在他年老时证明这不适合于他的脾气；虽然对衰弱者仁慈，但他变得对他最亲密的同伴残酷而粗暴。他对自己也很严厉。他常以一把果核，一片面包及一杯水作为食物。他经常只睡4小时，甚至每天以半小时的时间他让自己沉湎于天国的幻想与教化。当他死时（1556年），许多罗马人感觉刺骨的风停止了呼啸，他的一些跟从者混杂着解脱与悲伤之感。人们不能如此快地了解，这位不屈不挠的西班牙人将被证明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在他死时，该教团约有1000名会员，其中35人是“立了誓”的。几经争论而几乎使精神解体，迭戈·莱内斯被选为修道会长；因他在四代以前有犹太人祖先，使他不能为一些西班牙贵族所接受，这些人在教团中颇有影响力。教皇保罗四世，害怕耶稣会会长之职位（由于其为终身职位）可能发展到与教皇权竞争，因而命令将教会会长之任期限制为3年；但庇护四世废除了这项命令，而会长成了（由他的黑色法衣）“黑色的教皇”（the Black Pope）。在博吉亚（Francis Borgia），甘迪亚的杜克（Duke of Gandia），参加该教团并贡献其财富之后，该团体在范围及力量上增长得很快。第三位会长在任时（1565年），共有3500名会员，拥有130间房子，散布在18个省。

欧洲只是它活动的一小部分，耶稣会派遣教徒到印度、中国、日本及新大陆。在北美，他们是冒险犯难及不能被打倒的探险者，忍受每一个苦难，将之视为上帝的礼物。在南美洲他们在发展教育及科学的农业方面比任何其他团体要做得更多。1541年，圣泽维尔乘一艘葡萄牙船离开里斯本，经过一年的旅行及艰辛，他到达了果阿。在那里他去街上以摇铃来招揽听众；他以真诚及口才解释基督之教义，并以愉快地分担他可怜的听众的生活来阐释基督徒的道德，因而他在印度教徒及穆斯林中争取了成千的信仰改变者，甚至使一些受苦受难被放逐的葡萄牙基督徒信服。他的治疗可能由于他那感染人的信心或他的一点医药方面的知识；后来神迹被归附于他，但他自己表示并无此事。教皇的敕令赞扬他（1622年），并称其拥有“舌尖的禀赋”——在需要时说任何语言之能力；但事实上这位英雄式的圣者是个拙劣的语言学者，他花了许多时间记忆坦米尔（Tamil）、马来及日本语证道辞。有时他的信心对他的人道来说是太强了。他促使葡萄牙的约翰三世在果阿建立宗教裁判所，并建议除非有几代的基督教祖先，印度人不能被任命以圣职；他不能忍受一个葡萄牙人向一个本地人悔罪的想法。他终于离开了果阿，因为他的目标太混乱了。“我希望到一个没有穆斯林或犹太人的地方。给我完完全全的异教徒！”——这些人，他认为，较易改变信仰，因较少受另一种信仰之感染。1550年，他起程赴日本，在途中学习日语。在鹿岛（Kagoshima）登陆之后，他及他的同伴在街上布道，并受到民众谦恭地听从。两年后他返回果阿；他安抚了那里由基督徒所引起之不安，而后乘船赴中国传教（1552年）。备极艰辛后他到达珠江口，中国皇帝认为一个欧洲人进入中国是犯了一项重罪；然而泽维尔没有放弃，他想找到别的出入口。在等待中，他病倒了，他死于1552年12月2日，口中呼喊着：“在你，上帝，我怀抱希望；让我永不受困惑。”他当时46岁。

耶稣会教士在欧洲也表现出同样的热忱。他们忠于职守，照顾病人，在有瘟疫的时候。他们对各阶层传教，并调适其用语于每一种情况。他们优越的教养与风度为妇女及贵族们所喜爱，终于也为国王所喜爱，他们积极地参与世界的事务，但注意谨慎和技巧；伊格内修斯劝告他们说，较多的谨慎与较少的虔敬比较多的虔敬及较少的谨慎为佳。大致上他们是有高贵道德情操的；虽然他们赞成宗教法庭之裁判，但他们是敬而远之，宁可经由教育之途，他们会员人数有限而只能将教导幼童之事留给他人；他们致力于中等教育；在发现大学被其他教派，或世俗的或新教徒的僧侣所把控时，他们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学院，并希冀训练那些经过选择的年轻人成为下一代影响力的中心。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家。

在欧洲重要的地点他们设立了初级研究院（Studia Inferiora）——相当于德国的高等学校（Gymnasien）和法国的公立中学（Lycées）——及高级研究院（studia superiora）——学院。有时，如在科英布拉及卢万，他们能接管现成的大学。他们因免费的教授而使他们的竞争者震惊，课程可能仿自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在荷兰及德国所设立的学校，有些取自斯特拉斯堡的狂飙课程，有些取材自德国及意大利的人道主义学校。它是基于古典文学并以拉丁文教授；学生禁止用本国的语言，但在假日可以。在较高的年级，经院哲学被恢复了。人格教育——道德的及礼仪的——被给予新的重视，并重新与宗教信仰发生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信仰每日再三地教诲，而祈祷、默思、忏悔、圣餐、弥撒及神学以正统之说浸染学生。因此在16世纪，只有很少的人脱离正统，人道主义由异教回归于基督教。尽管如此，这个制度仍有严重的缺点：它太依靠记忆，以至丧失了创造力，如同当时其他的课程，它在科学课程方面欠缺，并修订历史以统治现在。如此，独立的思想家培根，不久即批评耶稣会，“像他们那样，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有进步，我们应当想想这是否是我们需要的”。其后两个世纪，他们的毕业生在几乎每一个行业中有优越的表现，除了在科学研究以外。

在罗耀拉死之前，已有100所耶稣会学院。经由教育、外交、热忱，经由有训练的狂热，经由对目标的协调和各种技巧的运用，耶稣会阻遏了新教徒的潮流，并为教会争取了德国的大部分，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基督教波兰的全部，很少有这么小的团体如此快速地达到这种成就。一年又一年，其声望及影响力增加了，耶稣会自其正式建立后20年，被认为是天主教改革最辉煌的成果。最后，教会终于敢于召开一次大会，使其成为欧洲长期之向往，并以之来安息神学之争论，治愈其自身之创伤，这要归功于少数耶稣会会员——由于他们的博学、忠诚、谨慎、机智及口才——教皇们依赖他们以保卫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以及古代信仰之永不磨灭。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1517—1565）

教皇处于困境

如果我们以宽容政治家的风度来看待他们，那么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也许只有一位例外）都是善良的人。虽然不完全是无私或无罪的，但本质上是庄重的、人道的、睿智的，真正相信教会这个组织对于欧洲人来说，不仅与个人成就，而且与道德的健全和心智的和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因为贵族的贪心和官吏的贪婪而推翻民众的政府，那么是否更不愿意倾覆那千年以来，用宗教、教育、文学、哲学和艺术滋育欧洲文明，作为文明之母的教会呢？假如已经发现某些教条有助于提高道德与秩序——而对于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来说似乎是难以消化的——是否新教徒倡议的教义就更合乎理性或更可信赖，而有足够的理由使欧洲在歧异点上天翻地覆？在任何例证中，宗教信条并不是由少数人的推理，而是由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决定的。它们由一种信仰之心，使普通人能被塑造成有充足纪律的和自我控制的人，使社会和文明成为可能。假使那种信仰心粉碎了，另一个还会建立起来，然而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道德和心理上的混乱。因为改革者与罗马教会岂不是都同意，道德典范除非由宗教信仰支持，否则将失去效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他们在新教王公下比在天主教教皇下生活得更自由、更快乐？艺术不是在教会的领导下绽放了吗？不是在改革者的敌意下枯萎了吗？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将基督教王国缩小到无可计数的小宗派，互相诋毁、互相抵消，使单个的人失去抵抗的本能？ [1]

我们不确定是否这些就是宗教改革时教皇们的感觉，因为活跃的领袖很少发表他们的哲学。但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利奥十世（1513—1521年）的心情——他被征召去享有教皇权时，发现教皇的权位已经动摇得很厉害了。他同我们一样——有罪恶感而且也会犯错误，但总是可以原谅的。总体来说，他是最仁慈的人，供给罗马半数诗人的粮食；然而他把布雷西亚的异教徒置于死地，并企图相信分歧的观念可以自人类消失。利奥误以为宗教改革是涉世未深的教士之间无礼的争执；然而，1517年初，他刚担任教皇时，皮科在教皇和红衣主教面前发表精彩的演说，“以最暴露黑暗的手法描绘腐败深入教会”，并预言“若利奥……拒绝去医治创伤的话，他应惧怕上帝不再使用慢性治疗，而将以火和刀斩断并摧毁有病的肢体”。不顾这种警告，利奥为了保护教皇国，专心致力于在法国和最高权威之间维持平衡；有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他从不考虑那已成为必要的大规模的改革……罗马的教廷保持着和以前一样的凡俗。”

阿德里安六世的失败是改革可以由外来的一击而发生的最佳证明。坦白地承认滥权而想由高层开始改革，阿德里安被罗马人讥讽和辱骂，认为他威胁了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金子的供应，经过两年不明智的争辩，阿德里安抑郁而死。

累积起来的风暴爆发在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的头上。在智识和道德上他是最好的教皇之一，悲天悯人、慷慨，卫护被追捕的犹太人，没有性或财政上的放任，终其多灾多难的一生，鉴赏、钟爱、维护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也许他受了太好的教育不能成为好的行政官。他的优柔智识足够敏锐地察知每一次危机的根源，他的学识削弱了他的勇气，他的寡断使权力分化。我们不能对一个如此有心的人不表同情。他亲眼看到罗马被劫掠，而自己被暴徒和一位皇帝囚禁；他被阻止而不得与亨利八世达成和解，他必须在失去亨利（英格兰）或查理（德意志）之间做出选择。他抗议法国与土耳其人联合时，那个最基督化的国王告诉他，假如教皇再抗议，法国将由教皇国分裂。从来没有一位教皇身在圣职而过得如此艰辛。

他的错误造成大灾难。他误估了查理的性格与力量而招致罗马之劫时，他带给教皇权威的打击使法国北部放弃了对罗马的效忠。他加冕那个允许那次攻击的人时，他甚至丧失了在天主教王国里的尊崇。他之所以屈服于查理，部分原因是缺乏抗拒的物质力量，部分是因为害怕反叛的国王会召开一个俗人和僧侣的大会，将夺取教会和世俗的权柄，这将会使教廷屈服于猖獗的国家，也因为国王可能骂他为杂种。假如他具有他叔叔洛伦佐·美第奇于1479年在那不勒斯表现的勇气，克莱门特可能会采取主动并召集会议，而在他的放任的领导之下可能改造教会的道德与教义，并拯救西方基督王国。

他的继承者最初看似拥有智识与性格的所有条件，生在富有而有教养的家庭，由彭波纽斯·莱图斯（Pomponius Laetus）教以古典文艺，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中长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受到教皇的宠幸，25岁即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在艰难的外交使命中证明他的勇气，而在红衣主教团中居于毫无疑问的优势地位，1534年全票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德罗·法内斯（Alessandro Farnese），即保罗三世，被公认为在基督教世界中是适当的人居于适当的高位。他拥有的尊荣并不因为他在被任命圣职（1519年）前生了4个小孩而略有挫折。然而他的性格如同他的经历，表现出不定与矛盾，他就像一根破败的石柱，介于他爱好的文艺复兴和他不能了解或原谅的宗教改革之间。单弱的身板，在15年的政治和内政风暴中生存下来。具有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智识，他依赖占星家来决定言行，甚至决定一次觐见的最有利的时间。他有强烈的感情，虽有时被激而发怒，他的自我控制是有名的。切利尼曾被他囚禁，形容他是一个“对上帝没有信心或身无一物之人”。这似乎是很极端，但保罗确实对他自己有信心，直到最后几年，他子孙的行为削弱了他生存的意志。他因所犯的罪过而受到处罚；他恢复了偏袒亲戚之风，把皮亚琴察和帕尔马给了他的儿子皮耶路易吉，把卡梅里诺给了他的孙子奥塔维奥，授红帽给他14岁和15岁的侄子，擢拔他们而不顾他们狼藉的声名。他有个性而无道德，有知识而无智慧。

他认可由改革者引导出对教会批评的合理，而若非教会的修正是妥协的唯一阻力，他可能已终止了改革。1535年，他派遣韦尔基里奥探测新教领袖对参加一次大会的态度，但他不保证在已界定的信仰或在教皇的权威上做任何基本的改变。韦尔基里奥由德意志带回来的是坏消息，他报告说那里的天主教徒怀疑教皇对召开会议的诚意，而斐迪南大公抱怨说他找不到一个听告解的神父而同时不是一个通奸者、醉汉或是无知的人。保罗在1536年又试了一次，他任命彼得·沃斯特（Peter van der Vorst）与路德派安排有关会议的条件，他受拒于萨克森选帝侯，一无所成。最后保罗以教会累积的努力与他的批评者达成一项和解：他派孔塔里尼红衣主教参加累根斯堡的会议，他毫无疑问对天主教改革运动是有诚意的。

我们无法抑制对这位老迈的红衣主教的同情，他在1541年勇敢地迎着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2月和3月的寒雪，致力于宗教和平而荣耀一生。每一个累根斯堡人对他的朴实、单纯和善意印象深刻。他以圣者的耐心周旋于天主教的埃克、普夫卢格和格罗珀及新教的梅兰希顿、布塞尔和皮斯托里乌斯之间，在原罪、自由意志、受洗、坚信和宗派方面达成协议。5月3日，孔塔里尼愉快地写信给法内斯红衣主教：“感谢上帝！昨天天主教徒的神学家们在释罪方面达成了协议。”但在圣餐方面未发现可接受的妥协。新教徒不承认一位教士能够把面包和酒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而天主教徒感觉若放弃变体之说即放弃了弥撒和罗马礼仪的真正内涵。孔塔里尼回到罗马时已被失败和悲哀弄得疲惫不堪，并被一位保守的正统信仰者红衣主教卡拉法烙以路德派之名。保罗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孔塔里尼签订的规则；然而他给予孔塔里尼友善的欢迎，并任命他为波隆那的罗马使节。在抵达该处5个月之后，孔塔里尼死去了。

宗教政治变得更加混乱而迷惑。保罗想到如果新教能与教会妥协，则将给查理五世以如此团结与平静的德意志，皇帝可能把箭头自由地转向南面并联合其北面和南部意大利地区，结束教皇们世俗的权力。弗朗索瓦一世同样害怕德意志的和解，指责孔塔里尼羞耻地向异端投降，并保证全力支持教皇，若教皇愿意坚定地拒绝与路德派和解——弗朗索瓦向他寻求联盟。保罗似乎已经决定了，即宗教的谅解可能招致政治上的毁灭。1538年，以聪明的外交手法，他将查理和弗朗索瓦联合在尼斯签订停止敌对的协定。查理在西面安全了之后，保罗促使查理向路德派进攻，查理在接近胜利时（1546年），保罗收回了曾给予他的教皇的领域，因为他害怕一个没有新教徒问题的国家，会企图征服全意大利。教皇暂时变成了新教徒，并视路德主义为教皇国的保护者——如同苏里曼曾经是路德主义的保护者一样。同时他的另一面盾牌反对查理——弗朗索瓦一世联合土耳其人，他们几次威胁进攻意大利和罗马。对于一个受困扰和被包围的教皇，他的一些犹豫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仅有一小部分军队，被一种仅有弱者才珍视的信仰保护着。据说查理得知保罗正向法国求助时，这位皇帝如此说道：教皇在老年得了一种传染病，那通常是年轻人才得的法国病。

保罗没能停止新教，也没造成任何重大的改革，但他使教皇权力复生并恢复了他的伟大与影响力。他到最后一直都是一位文艺复兴教皇。他鼓励并资助米开朗基罗和其他艺术家，他以新建筑美化了罗马，以萨拉·雷吉亚（Sala Regia）和卡佩拉·保利纳（Cappella Paolina）美化梵蒂冈，参加盛大的宴会，欢迎淑女们到他那一桌，在他的宫廷中接见音乐家、滑稽演员、女伶和舞蹈家；甚至他80多岁时，这位法内斯也不是个扫兴的人，提香以一系列逼真传神的绘像把他留传给我们。最好的一幅（藏在那不勒斯博物馆）表现出这位75岁高龄的教皇仍然健壮，他脸上的皱纹映着国家与家庭的问题，但他的脑筋没有向时间低头。3年后，提香绘了一幅预言性的画像（也在那不勒斯），记录了保罗和他的侄子奥塔维奥和亚历山德罗：教皇，弓着身子，焦虑，似乎怀疑地询问奥塔维奥。1547年，保罗的儿子皮耶路易吉被暗杀；1548年，奥塔维奥反抗了他的父亲，并与保罗的敌人缔结协定使帕尔马成为帝国的采邑，这位老教皇被他的孩子们击败，向死亡投降了。

尤里乌斯三世取错了名字，他本身并没有尤里乌斯二世具有的男子气概、权势和伟大的目标。然而，他宁可恢复利奥十世的捷径，奢侈地享受着教皇权，如同改革已随路德之死而去。他狩猎、维持宫中弄臣、豪赌，钟爱斗牛，把照顾他的猴子的一个仆从提升为红衣主教，给罗马带来文艺复兴时异教艺术新道德的最后尝试。在波尔塔·德罗·波波洛（Porta del Popolo）之外，他有维尼奥拉，而其他的人为他建造了美丽的维拉·帕帕·朱利奥（Villa di Papa Giulio，1553年），并使之成为艺术家、诗人和宴会的中心。他平和地适应查理五世的政策。他不合时宜地患了痛风，试图以斋戒治疗；这位美食主义者似乎死于饮食的节制，或如有人所说死于放荡。

教皇马尔塞鲁斯二世几乎是一位圣者，他的道德生活无懈可击，他的虔敬是深厚的，他的起用人员可为后人模范，他为教会改革的努力是真诚的。但他死于任职后第22天（1555年5月5日）。

接着，红衣主教们选出了教会中改革运动的灵魂和代表人物，禁欲的乔万尼·彼得罗·卡拉法为教皇，并取了保罗四世之名（1555—1559年）。已经79岁的他，固执己见，并以坚定的意志和热烈的情绪执行。这几乎是不适合他的年纪的，一位佛罗伦萨的大使写道：“这位教皇是一个铁人，他走过的每个石头都会迸出火花。”他出生在贝内文托附近，在他的血液中带着南意大利人的热情，而火焰似乎永远在他深邃的眼中燃烧，他有如同火山般的脾气，而只有西班牙大使，受到阿尔瓦军团的支持，敢于同他意见相左。保罗四世憎恨西班牙曾统治过意大利，如同尤里乌斯和利奥十世曾梦想驱逐法国人，这位精力充沛的80岁老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意大利教皇国由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解放。他谴责查理五世为一个秘密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疯母亲的狂儿子，是一个“身心俱残”的人，他给西班牙人民烙以闪族的废渣之恶名，并发誓永不承认菲利普为米兰的总督。1555年12月，他与法国的亨利二世和费拉拉的埃尔科莱二世缔结将所有西班牙或帝国的武力逐出意大利的和约，若胜利，教皇国将可获得锡耶那，法国人可以得米兰并保有那不勒斯为教皇的采邑；而查理和斐迪南将因为在奥格斯堡接受了新教的条件，被解除职位。

菲利普二世这位最热心支持罗马教会者，发现自己不得不与教皇权交战。他勉强地命令阿尔瓦公爵率领他的那不勒斯军队到教皇国，在数星期之内，这位公爵连同1万名熟练的部队，推翻了教皇弱小的力量，占了一城又一城，劫掠了阿纳尼，攫夺了奥斯蒂亚，威胁了罗马（1556年11月）。保罗批准了法国和土耳其间的条约，而他的大臣卡尔罗·卡拉法红衣主教呼吁苏里曼攻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亨利二世派遣了一支由吉斯率领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它征服了奥斯蒂亚使教皇欢欣，但法国在圣昆丁的战败迫使吉斯带着他的部下匆匆回到法国，而阿尔瓦在没有抵抗下，行进到罗马城下。罗马人发出恐惧的呻吟，希望他们那鲁莽的教皇死不安枕。保罗看到这进一步的敌对可能重蹈恐怖的罗马之劫的覆辙，甚至可能迫使西班牙脱离罗马教会。1557年9月12日，他与阿尔瓦签订和约，后者提供宽大的条件，对他的胜利表示歉意，而且吻了这位被征服的教皇的脚趾。所有夺取到的教皇土地都归还了，但西班牙统治那不勒斯、米兰和支配教皇权柄被肯定了。王权战胜教皇权如此彻底，因而斐迪南由查理五世（1558年）取得帝国头衔时，他被选帝侯们加冕，没有教皇的代表被允许参加典礼的任何部分。这终止了教皇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仪式。

不管是否愿意解除战争的重担，保罗四世在他教皇的剩余任期内，致力于宗教和道德的改革。他慢慢地解除了放纵的秘书卡尔罗·卡拉法红衣主教的职务，并放逐他两个辱及其教皇职位的侄子。一世纪以来盛行的偏袒亲戚之风终于被逐出了梵蒂冈。

[1] 最博学、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天主教评论家亨利·里尔（Henry C.Lea）说：“路德叛教以前，整个天主教的欧洲容许有更多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

在这位钢铁般的教皇之下，出版物的检查达到最严重的程度与范围，而宗教裁判在罗马和西班牙变成一种几乎不人道的恐怖。也许保罗四世感到检查文学作品和扑灭异端是教会不可避免的责任——对新教和天主教都一样——是由上帝之子订下的。因为如果教会是神圣的，它的敌对者一定是魔鬼的代言人，而反抗这些魔鬼的持续的战争是一个受侮辱的上帝的宗教责任。

检查制度几乎与教会一样的古老。艾菲索斯的基督徒，在阿波斯特勒斯（Apostles）时代烧掉了号称价值5万片银子的“奇怪的艺术”，而艾菲索斯会议（150年）禁止流传非正典的《保罗行传》（Acta Pauli）。在不同的时代，教皇命令焚毁《塔木德》和其他犹太人的书籍。威克利夫和以后的新教徒对《圣经》的翻译受到禁止，因为认为含有反对天主教的绪论、注解和修改。印刷术使教会的忧虑增加，严厉地禁止印刷品在教会内的流通以防止教会成员被虚假的教义腐化。拉特兰举行的第五次会议（1516年）敕令从此以后没有教会的检查和允许，书籍不准印行。世俗的权力者也对没有获得允许的出版物设了限制：1508年威尼斯的元老院，沃姆斯的会议，查理五世和1521年弗朗索瓦一世的敕令，1542年巴黎议会的禁令。而且，查理在1543年把教会控制出版伸张到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大陆。第一本禁书的书目索引在1544年由索邦神学院发表，第一份意大利禁书清单在1545年由宗教裁判所发表。

1559年，保罗四世第一次刊行了教皇准许与禁止的书籍的索引，它点出了48种《圣经》的异教版本，而且把61名印刷者和出版者置于禁令之下。1519年以来，任何天主教徒阅读的书中，都明确记载著者、印刷者的名字、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此后，任何书必须获得教会的印行许可方可阅读。书商和学者们抱怨这些措施会妨碍或毁灭他们，但保罗坚持不改。在罗马、波隆那、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成千的书籍被焚毁，在威尼斯每天1万册。保罗死后，教会的领袖指责他采取的方法太激烈而且不加选择，特伦特会议废弃了他的索引，并颁布了比较有秩序的禁令，即1564年的特伦特索引（Tridentine Index）。为此索引而设立的特别会议成立于1571年，它定期地修订和发行清单。

判断检查制度的影响是困难的。帕奥罗·萨尔皮（Paolo Sarpi）是一位曾当过教士而反对教权者，认为索引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秘方——使人呆痴”。它也许是导致1600年以后的意大利和1700年以后的西班牙知识衰落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和政治因素更重要。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断定，自由思想在天主教国家比在新教国家生存得更好。《圣经》的绝对主义，由新教神学者推行，到1750年证明对独立研究和思辨之害甚于这部索引和教会的宗教裁判。无论如何，人文主义运动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中逐渐衰弱了；重视生活的文学荒芜了；学习希腊文和对异教经典的爱好衰退了；胜利的神学家指责意大利的人道主义者是傲慢、放荡的无神论者。

书籍的检查，在保罗四世将之委托于宗教裁判所（1555年）后就比较松弛了。这项制度首先建立于1217年，在文艺复兴教皇们的宽大之下，逐渐丧失其权力与声望。最后与新教徒协调的企图在累根斯堡失败之后，新教的教义在意大利出现，甚至在僧侣之间，而整个城市如卢卡和摩德纳威胁着趋附新教，红衣主教乔万尼·卡拉法、罗耀拉和查理五世敦促恢复宗教裁判所。保罗三世屈服了（1542年），任命卡拉法和其他5位红衣主教重新组织，并授权他以将权力委之于基督教王国中指定的传教士。卡拉法以他习惯的严格，设立了总部和一个监狱，并为他的属下立了规则：

1.信仰有问题时，不得延误，但有疑虑时，严格的手段必须采取，而且须全速进行。

2.不须对任何诸侯或教士表现任何关切，不论其地位有多高。

3.宁可采取极端严苛的手段来对付任何以权势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只能等到他完全忏悔，才可以温文和父亲的关切去对待。

4.一个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异端容忍并降低他自己，尤其是对加尔文派教徒。

保罗三世和马尔塞鲁斯二世限制了卡拉法的热心，并保留了赦免上诉权。尤里乌斯三世无意干涉，因而在他的任期之内，几个异教徒在罗马被烧死。1550年，新的宗教裁判所下令审判任何不对抗新教而布道的天主教士。卡拉法成为教皇保罗四世时，这个组织的工作全力进行，在他“超人的精力”之下，红衣主教塞尔皮潘多说：“宗教裁判所获得了如此一个名声，因而不能从世界上任何其他审判席找到更恐怖和更受憎恶的判决。”裁判者的管辖范围延伸到亵渎上帝、买卖圣职、鸡奸、一夫多妻、强奸、淫媒，违反教会规律的斋戒，及许多其他的与异端无关的行为。我们再引述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话：

这位急躁而轻信的教皇乐意听到指责，甚至最荒诞不经的……裁判官经常在教皇的催促之下，在许多事件中查出异端，然而一位平静而慎重的观察者不会发现有一点异端的迹象……忌妒者和中伤者积极地工作，想由那些反对裁判官的教会的支持者的话中找出嫌疑，加以无稽的异端分子的指责来对付他们……一个真正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使全罗马充满了恐惧。

在愤怒的高潮时（1557年5月31日），保罗下令捉拿乔万尼·莫罗内，他是摩德纳教区的大主教；而且在6月14日命令波尔红衣主教放弃他在英格兰的使节权并返回罗马接受有关异端的审判。教皇说，红衣主教团本身也受到异端的影响。波尔受到玛丽皇后的保护，她拒绝将教皇的诏令交给波尔。莫罗内被指控签署了累根斯堡协定，而且在他的管辖权之下对异教太宽大，并被控与波尔、维多利亚·科隆纳、弗拉米尼奥及其他危险分子为友。经过18天在圣安吉罗堡的囚犯生活，他被裁判官宣布无罪，并欲将他释放，但他拒绝离开地牢，除非保罗认为他无罪。保罗不愿意，莫罗内继续当犯人，保罗死后才被释放。弗拉米尼奥以假装濒于死亡来欺骗裁判官，但保罗说“我们已把他的兄弟切萨雷焚死在米纳瓦教堂前的广场”。以公平的意志，这位疯狂的教皇追踪他那些有异教嫌疑的亲戚。“假如我的父亲是个异教徒，”他说，“我也要找些木头来烧死他。”

幸而，保罗死了，结束了为期4年的统治。罗马以4天疯狂的暴动来庆祝他的死亡，群众拆下他的塑像，又拖到街上，把它丢到台伯河，烧掉了宗教裁判所的建筑，释放了囚犯，毁坏了所藏的文件。教皇可以反驳说只有他的固执、严苛和勇气才能改造罗马教会的道德和教会的浮滥，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前任都是失败的。可惜的是，在改造教会时，他记得托尔克马达，而忘了基督。

1559年的会议选出乔万尼·安吉罗·美第奇为教皇庇护四世时，全西欧松了一口气。他并不是美第奇家族的百万富翁，而是米兰一位收税员的儿子。他学习法律以维生，得到保罗三世的赞扬与信任，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并赢得睿智与仁慈的声名。作为教皇，他避免战争，谴责那些赞成侵略政策者。他没有终止宗教裁判，但他让裁判官知道他们“更能使他高兴，若他们能行以君子般的有礼而非野人般的粗暴的话”。有个疯子认为他太宽仁而想暗杀他，但教皇冷静而无防御地经过他的时候，他因敬畏而麻木了。庇护四世有礼而坚定地推行前任的宗教改革。他以允许德意志的大主教去供给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作为安抚。他再度召开特伦特会议，并得到有系统的结论。1565年他去世了。

特伦特会议（1545—1563）

远在路德之前，有许多呼声要求召开会议以改革教廷。路德恳求教皇召开一个自由的、一般性的会议，查理五世要求这样一个会议能够把新教问题处理掉，并惩戒克莱门特七世。那位焦虑的教皇能找到上百个理由来延期会议，直到他能掌控为止，他记起了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对教皇权的作用；而他也不允许有敌对的天主教或帝国的代表窥伺他的政策、内政困难及他的出身。除此以外，会议对这种情况有何帮助呢？路德不是斥责了会议也斥责了教皇吗？若新教徒被允许参加会议和自由发言，引起的争执将使裂缝更宽而扰乱整个欧洲；而他们被排除，他们可能会引起反叛的狂热。查理希望会议在德意志举行，而弗朗索瓦一世拒绝让法国僧侣参加一个屈服于帝国统治下的集会，再者弗朗索瓦希望在帝国后面的新教徒的火焰继续燃烧。

保罗三世也像克莱门特一样心怀忧虑，但他更有勇气。1536年，他诏令于1537年5月23日在曼图亚举行大会，并邀请新教徒参加，他认为所有参加会议的各方都应该接受会议的结论。但新教徒在那里居少数，几乎不能接受这种约束。路德建议不参加，而施马尔克阿尔登（Schmalk alden）的新教会议将教皇的邀请书原封退还。皇帝仍然坚持会议应该在德国召开；在意大利，他认为那将因太多意大利主教的参加，而变成教皇的傀儡。经过许多谈判与延误，保罗同意会议在特伦特召开，虽然那里意大利人居多，但属于查理的领土。会议诏令在1542年11月1日召开。

但法国国王不愿参加。他禁止在他的王国内刊行教皇的诏示，并威胁逮捕任何参加在他敌人领土上举行的会议的法国僧侣。会议开始时，只有少数几个意大利大主教参加，使保罗将会议延期到查理和弗朗索瓦允许一个完全会议的召开为止。克里皮和会似乎清除了障碍，保罗要求会议在1545年3月14日召开。现在由土耳其人带来的危险迫使皇帝再与新教徒妥协。他要求再度延期，一直到1545年12月13日，“第十九届全基督教会议”在特伦特召开了。

甚至开端也是不吉利的，与会者未达到一半。教皇已80高龄，留在罗马遥远地主持会议，他派遣了3位红衣主教代表他——德尔·蒙特、切尔沃尼和波尔。特伦特红衣主教马德鲁佐、4位大主教、20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和一些神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很难称得上是“全基督教”的会议。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的会议中，僧侣、诸侯和一些俗人连同修道院院长都能投票，票数以人头来计算；所以意大利的主教们——大多因负债或其他的原因而忠于教皇——以多数控制了会议。留在罗马的教皇准备了能够付诸讨论的问题。因为会议称这些问题是由圣灵指导的。一位法国代表表示，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放在信差的袋子里由罗马来到特伦特的。

第一项辩论是有关程序问题的：先界定信仰而后考虑改革，还是相反？教皇和来自意大利的支持者希望先对教义有所界定。而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希望先改革。查理希望借此缓和、削弱或使新教徒更分裂；法国和西班牙的代表希望改革能减少教皇对主教和会议的权力，一项妥协方案达成了；联席会议将准备对教条与改革的决议，将其依次提呈会议。

1546年5月，保罗派了两位耶稣会教士莱内斯和萨尔梅龙在神学和教皇权方面协助他的使节；后来又派了彼得·卡尼修斯和克劳德·勒杰伊。耶稣会教士的博学使他们在辩论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他们不屈服的正统学说的信守，引导会议对改革的观念宣战，而不是寻求妥协或团结。不对新教让步可以弥补裂缝，很明显是大多数人的判断。新教教派分歧众多，因而没有妥协可以满足一部分而不触犯另一部分。任何对传统教条的基本改变将会使整个教义结构与天主教的稳定性被削弱，承认俗人有教士的权力将损及教士们和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而那种权威对于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植根于信仰的神学理论会因屈服于个别的论断的妄想而失去本身的作用。所以第四次会议（1546年4月）再次肯定了《尼西亚信经》，宣示了教会传统与《圣经》有相等的权威，解释和阐明《圣经》是天主教会的独占权，并确定拉丁文的哲罗姆的《圣经》（Vulgate of Jerome）是严谨的翻译和正本。托马斯·阿奎那被指名为对正统神学权威的解释者，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被放在祭坛上，地位仅低于《圣经》和《教令集》。天主教教义作为宗教的不会谬误的权威，实际始自特伦特会议，并以一种不妥协的反应的形式抗衡新教、理性主义和私见。

但若信仰如此重要，是否其本身就足以值得拯救，如同路德宣称的那样？第五次会议（1546年6月）对这点有激烈的辩论。一位主教抓住另一位的胡须，拔了一手的白毛；皇帝在听到这种消息之后，告诉会议说，若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话，他将要派一些使节到阿迪杰使他们冷静。波尔为一个论点争辩而与路德的论点如此相似，因而卡拉法责他为异端。波尔从争辩中撤身而出，到帕多瓦，理由是身体不佳，不再参加会议。塞尔皮潘多红衣主教为已死的孔塔里尼的妥协办法而辩护，但莱内斯劝使会议全力反对路德，而强调善举和自由意志的重要。

宗教改革的方法比教义的界定较不受重视。圣马克主教在1546年1月6日的会议，以绘制一幅晦暗的图画来表现世界上的腐败横行腐蚀了会议。他认为后世绝不会超越，而他将这种退化完全归因于本堂牧师的邪恶。路德派的异端，他认为主要是由僧侣们的罪过引起的，而对僧侣的改革是压抑背叛的最佳途径。在这次会议中，唯一达成的重要改革是禁止主教们离开他们的教区居住或有多个住所。会议建议教皇改革达塔利亚应先由理论的建议再到实际的指引。然而，保罗希望改革之事留在教皇权限之内；而当皇帝坚持在会议中加速讨论改革时，教皇告诉他的使节们建议把会议移到波隆那，因为它在教皇国之内，其行动较易于罗马控制。意大利的主教同意，而西班牙和帝国的使节们反对。一场小瘟疫出现在特伦特，使一位主教死亡。居多数的意大利代表们移到波隆那，其余的留在特伦特。查理拒绝承认波隆那会议，并威胁要在法国另外召开会议。经过两年的争论与策略运用，保罗屈服了，终止了波隆那会议（1549年9月）。

保罗死后情况缓和了。尤里乌斯三世与皇帝达成谅解：为报答查理保证不支持任何减低教皇权的做法，他再度于1551年5月在特伦特召开会议，并同意路德派信仰者可以旁听。法国的亨利二世憎恶这种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妥协，拒绝承认这个会议。集会时，人太少而不得不延期。9月1日再度集会，参加的有8位大主教、36位主教、3位修道院院长、48位神学家，以及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及查理和斐迪南派来的使节们。

第13次会议（1551年10月）再度认定天主教教义中的变体论：僧侣在领取圣体的酒和面包时，真实地把它们变成基督的肉体和血。因而似乎不必再听新教的意见了，查理却坚持。符登堡大公爵，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和南德城市选出几位新教代表，而梅兰希顿起草路德派教义的宣言要提到会议之中。查理给这个代表团安全通行证，但这些人也需要由会议取得安全通行证。经过许多讨论之后获得允准。然而有一位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在会议举行的大教堂中，传播《圣经》传说中的有毒的莠草的故事，并指出异端这株莠草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被焚毁。

1552年1月24日，新教徒代表在会议中演说。他们建议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会议的宣言中对会议有优于教皇的权力这一点应被肯定；目前这个组织的会员应由他们对尤里乌斯三世的效忠誓言中解放出来；而所有会议达成的决定应予以取消；因而应该由一个有新教徒参加的扩大的宗教会议来重新讨论那些问题。尤里乌斯三世禁止讨论这些建议。会议表决延迟对他们采取行动，直到3月19日，另外的新教徒到达时。

就在延期之中战火蔓延到了神学之争。1552年1月，法国国王与德国的新教徒签署同盟；3月，萨克森的莫里斯侵向因斯布鲁克；查理逃亡，没有武力可以阻止莫里斯攻取特伦特和吞下会议——若他想要那么做的话，主教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4月28日会议正式地停止了巴苏条约，斐迪南向新教徒的军事胜利者在宗教自由上让步。他们对会议不再有兴趣。

保罗四世认为在他的任期内让会议冬眠是明智的。庇护四世，一位仁慈的老人，认为对二者教友的承认可以使新教徒妥协，如同他对待波希米亚人。他在1561年4月6日敕令会议再在特伦特召开，并邀请了所有基督教的诸侯们，不分天主教和新教徒。对这个新的会议，法国的代表们带来了他们所要改革的项目表：本国语的弥撒，面包与酒的圣餐会，僧侣的婚姻，教皇权附属于大会，结束教皇的特赦和豁免权。明显地，法国政府在当时有一种半新教徒的倾向。斐迪南一世已成为皇帝，附议这个提案，而且表示“教皇……自身应谦卑，并改善自己、他的国家和宗教会议”；圣者的传奇应予以净化，修道院也应该改革，“使他们巨大的财富不再被如此浪费掉”。情势对庇护四世不利，他的使节们对会议的开始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经过散漫或策略性的延误之后，第17次会议在1562年1月18日召开，有5位红衣主教、3位族长、11位大主教、90位主教、4位修道院院长和其他天主教诸侯的俗人代表参加。在斐迪南的请求之下，任何新教代表愿意参加就可以得到安全通行证，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格拉纳达和查理大主教、洛林红衣主教领导了减少教皇特权的运动，认为主教拥有的力量并非来自教皇而是来自直接的“神圣权力”。而塞哥维亚主教重申路德异说之一的看法，否认教皇对其他主教在早期的教会中有超越的地位。主教的叛乱被教皇代表们议会的技巧、忠于教皇的意大利和波兰的主教及教皇对洛林红衣主教适时的礼遇扑灭。最后教皇的权力没有削减反而扩大了，而每一个主教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教皇的命令。斐迪南为保证终止会议而妥协，允许教皇以两种方法管理圣餐。

基本的争论过去了，会议迅速地了结有待解决的事情。教士的婚姻被禁止，并宣布对僧侣的纳妾处以重罚。又执行了许多改革以增进僧侣的道德和纪律。并设立神学院以使愿意取得教士资格者得以训练他们的节欲和虔敬。宗教法庭的权力受到限制。订下了改革教会音乐和艺术的规则，裸体像应予适当的遮蔽以避免刺激感官的想象。又区别对肖像的崇拜与由其代表的人物崇拜；后者在坚定信仰的意义上是为教会赞成的。炼狱、宽容及向圣者祈祷，受到保护并再加界定。会议坦白地承认引发路德叛乱的滥权行为，有道敕令写道：

为给予宽容，会议敕令所有非法所得应自此完全放弃，以其为基督教人民之间的可悲的腐败泉源，至于其他来自迷信、无知、不敬或不论其他原因而引起的混乱，不能由特别的禁令铲除——会议责成每一位主教找出在他自己教区内存在的恶习，将之告知邻近的宗教会议，并在其他主教同意之下，报告给罗马教皇。

教皇和皇帝同意现在会议已经统一了认识，达到了预期目的。1563年12月4日，在疲惫的代表们愉快的欢呼声中终于被解散了。教会的方针被固定了好几个世纪。

相对的改革运动在其主要的目的上成功了。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人们继续说谎与偷窃，引诱妇女与卖官鬻爵，杀戮与制造战争。但教士们的道德改进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由狂乱的自由被驯服为与人类的要求相适宜。娼妓原是文艺复兴的罗马和威尼斯的主要产物，现在受到了打击，讲求贞洁又变得时髦。出版或发行淫秽书刊在意大利被认为是大忌，弗朗哥，这位阿雷蒂诺的秘书和敌人，为了他的普里亚佩亚而被庇护五世下令吊死。这些新规则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害的；巴洛克式的艺术由不名誉中怯生生地出现了；而从纯文学的角度，塔索、瓜里尼和戈尔多尼并非突然地由博亚尔多、阿廖斯托和戏剧家马基雅维利的水准中降低。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伟大时代在“天主教改革”的全盛时来临，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那种欢愉的特质消失了；意大利的妇女丧失了来自改革以前的自由所产生的魅力和兴奋；一个健全而有心的道德在意大利产生了一个几近纯净的时代。修道院制度恢复了，从自由意志观点来看，崇尚思想自由的文艺复兴因教会与政治的检查而终止，对于人类来说是个损失；而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科学正要打破中世纪枷锁时，宗教裁判的恢复是一个悲剧，教会有意地牺牲知识阶级以迎合虔敬的多数人，他们对观念的压制以防止使他们得到安慰的信仰解体。

教会的改革是真实而永久的，虽然教皇的君主式政体被称赞为对抗会议的主教的贵族统治，但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各地弥漫贵族政治时，除了法国以外，教皇们无不将权力让给了国王们。教皇现在在道德上比主教优越；而宗教改革所需要的训练能由统一而非由分散的权威来引导将更有影响力，教皇终止了他们的滥用私人，又祛除了教会法庭耗资的拖延与声名狼藉的贪污。教会的行政，依非天主教学者的说法，变成效率和正直的典范。漆黑的忏悔室被应用（1547年），而且成为必需的，教士不再被美丽悔罪者引诱，宽大的贩卖者消失了；宽大更多地保留给虔敬的奉献者和慈善者，而非给财政的资助者。天主教的教士们并未因新教或自由思想的推进而退却，他们仍试图掌握年轻人的心灵，并效忠于权力。耶稣会的精神、信心、肯定、积极和纪律，变成了战斗教会的精神。

总之，那是一次令人惊讶的复兴，是新教改革中最辉煌的产物。

结语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代史的两个源泉，也是近代生活中知性与道德的两个敌对的根源。人会由于好恶和传承而互相分化，会感激文艺复兴解放人的心智和美化人生，或者会感谢宗教改革鼓舞了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伊拉斯谟与路德的争论会持续下去。

依某种意义而言，这是种族战争与地缘战争，是拉丁人与条顿人之争；是空气清爽、多愁善感的南方与多雾、严肃的北方之争；一边是被罗马征服后接受古典遗产的民族，一边是抵抗罗马——也有征服罗马的——喜爱自己的根本与气候，而不是希腊人的天赋或罗马人的法律的民族。意大利与德意志在形成近代的心魂方面分道扬镳：意大利回到古典文字、哲学与艺术，德意志却恢复了早期的基督教信仰与仪规。意大利在第二次征讨德意志方面几乎是成功的——这回是在什一税与人文主义方面；德意志一样起而抵抗，驱逐罗马教会，逼使人文主义者沉默无语。宗教改革斥责文艺复兴及其强调现世的事务与愉悦，而独独回到了中世纪以人世的成就及欢乐为琐屑与无益的方面，认为人生是泪水之谷，召唤罪人皈依信仰、悔改与祷告。对于已经有了马基雅维利与阿雷蒂诺的作品可读的意大利人而言，这近乎是中世纪的反动，是信仰的时代在理性时代挣扎着的青春期的回复。这时的意大利人已听到蓬波纳齐的大名，而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的统治又很松懈，他们看到路德、加尔文、亨利八世保留了中世纪教规的所有令人讶异的教条，反而舍弃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不免觉得好笑。

真诚信神的天主教徒对宗教改革有不以为然的说辞。他们一样谴责什一税，但是要摧毁教廷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了解僧侣们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他们以为世上应有让人沉思、研究、祈祷的地方与机构。他们接受《圣经》的全部，只是附带两项条件：基督的律法已经取消了摩西的律法，而天主教会是神子所立，理应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也应有解释《圣经》和使《圣经》调适于变迁中的人生的权力。要不然，如果让《圣经》中歧义和显然矛盾的字句留给各人去自由解释和判断，那会发生多严重的问题——那岂非使《圣经》让千千万万的心智去撕成碎片，也使基督教分裂成千百个相争不已的教团？

近代的天主教徒从近代生活的每一方面继续他们一贯的论辩。“你们强调信仰而反对工作是有害的，你们的宗教貌似虔敬，心里隐藏的却是冷漠；百年来慈善事业几乎在你们几个胜利的心中死去。你们停止了忏悔，却在人们的灵魂里引生本能与文明间争斗的千百种紧张，虽然现在你们用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式来复原那个有治疗作用的机构，但是太迟了。你们几乎摧毁了我们建立的所有学校，也逼使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软弱到死亡的边缘。你们的领袖也承认，你们瓦解信仰的结果，在德意志与英格兰导致了危险的道德败坏。你们纵容的个人意义，使道德、哲学、企业与政府陷于一团混乱。你们把所有的愉悦与美从宗教中剥除，而用魔鬼与恐怖来代替；你们酷责人类大众应受天谴而永不能得救，而以‘选民’和‘得救’来安慰傲慢的少数人。你们使艺术的生长窒息，你们胜利的地方，却使古典的研究萎谢。你们把天主教会的产物移转到国家与富人手里，使穷人更穷，却还要罪责不幸的人。你们原谅高利贷与资本主义，却剥夺了仁慈的天主教会赋给工人休息的假日。你们拒斥教皇权柄，只是高捧了国家。你们赋予自私的主仆们决定他们子民的宗教之权力——宗教许可了他们的战争。你们使国与国分裂对立，使许多国家和城市对自己不利；你们毁坏了国际对各国权力的道德审核，产生各民族国家间的混战局面。你们自己招供，你们拒绝了神子所创的天主教会的权威，却准许了绝对独裁，提升各国国王的神权。你们很不聪明地破坏了‘圣道’的力量，使在金钱与剑之外别无选择。你们要求私下做判断的权利，可是你们得手之后，却不再给别人。你们不能宽容叛教者，比我们的更不可理喻，因为我们从不辩称自己是宽容的；人们除非漠不关心，不然怎能宽容。同时，看看你们的私自判断引出什么结果来。每个人无形中都自以为是教皇，在他的年岁不够成熟，尚不足以体会宗教在社会与道德方面的功能及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时就判断教义。某种导致碎裂的狂热，在没受到任何统整的权威影响之下，导致你们的徒众陷于荒谬与残暴的争执，人人开始疑虑所有的宗教，基督教本身也会解体，而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精神上也就没什么防卫了；我们天主教会在各种意见与争辩的泛滥中，在各种科学与哲学的时髦中，不是屹立无恙吗！当你们之中的真正基督徒开始了解，而把你们个性与知性的骄傲托付给人类的宗教需求，不再介意这个不幸时代的那些渎神的意识形态而回到能保存宗教的这一圈时，我们不是一直把我们的羊群照顾得好好的吗？”

新教徒听了这项指控，会有什么答复呢？

“可不要忘记了导致我们发生歧见的原因。你们天主教会在实践与人事方面早已腐败，你们的僧众不再发生作用，你们的主教们都是市侩，你们的教皇是基督教世界丑闻最多的人；你们的史家不正是这样招供的吗？诚实的人呼吁你们改革，而同时又死心塌地地忠实于天主教会；你们答应改革，佯装改革，实际上毫无诚意；相反，像胡斯及布拉格的杰罗姆这类人，由于极力呼吁改革，都被你们活活烧死了。你们曾千百次试图从内部改革，在我们的宗教改革迫使你们行动之前，却总是失败；甚至当我们起而反叛之后，连想要清理天主教会的教皇都成了罗马城中的灾柄呢！”

“你们认为自己造出了文艺复兴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文艺复兴进行中的不道德、暴力及欺诈狡黠，是从尼禄以来的欧洲所未曾听过的；我们誓反这些在梵蒂冈里耀武扬威的异教徒难道不对吗？我们并不否认宗教改革初始时曾有短暂的道德颓堕出现。然而要重建宗教基础与行政业已崩溃的道德生活总得花上一段时间。到后来，新教地域上的道德就远比天主教的法国与意大利好得多了。我们愿意把心智上的觉醒归功于文艺复兴，然而道德生活的康复却是宗教改革的功劳。知性的舒展之上，又增加了性格的强化。你们的文艺复兴只有贵族与知识阶级享受到。它冷眼看待平民，对摊贩及僧侣从神学上图利却装作视而不见；这种在人们的希望与恐怖上的大肆敲诈难道不应该受到挑战？我们之所以要拒斥你们乱置在教堂里的那些画像与雕像，是因为你们容许人们崇拜那些形象的本身，每每这些被尊为圣的偶像游行经过大街时，你们都要人们跪向他们。我们宁可让我们的宗教奠基在坚强积极的信仰上，而不要那些让人们当作心灵药物用的礼拜仪式。”

“我们之所以尊崇世俗的权威当局为圣，就像你们自己的神学家们早在我们前面做过的一样，是因为社会秩序需要受尊敬的政府来维护。我们之所以拒绝教皇权威，是因为他们并不用那权威来仲裁正义，反而用来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你们那些只顾自己的教皇不能统一全欧来组成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某些不诚实的教皇远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尽管我们支持国王们的神权，我们也在英格兰、苏格兰、瑞士及美国支持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你们的僧众却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屈从国王；我们反叛你们天主教会的权威，破除专制暴政的迷梦，使欧洲人不再信任所有宗教的与世俗的极权。你们认为我们使穷人更穷，然而这也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最初剥削穷人的那个资本主义，如今已经增加了一般平民的财富，远非往常可堪比拟；而新教的英格兰、德意志及美国的生活水准，也确实比天主教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为高。”

“即使今天你们比过去强壮，那也是我们造成的。要不是宗教改革，还有什么会逼使你们改革罗马教廷，把你们的教职人员从纳妾的堕落中救赎出来，让真正的宗教人士，而不是异教徒登上教皇宝座。今天你们的僧职人士有如此团结的美名，你们又能归功于谁呢？归功于特伦特的宗教会议吗？然而特伦特宗教会议之所以有成，若不归功于宗教改革，又能归功于谁呢？若没有这个会议的审核，你们天主教会恐怕将继续从基督教堕到异教去，到后来你们的教皇统辖的恐怕将是一个不信神的、享乐的世界，即使你们天主教会因我们的压力而再生之后，接受你们教规的人还是比较忽略宗教，更怀疑基督教，接受宗教改革的人就不如此了。把法国和英格兰拿来比比就清楚了。”

“我们已经学会使宗教的虔敬与心智的自由取得协调；使科学与哲学最能开花结果的人都生活在我们新教的土地上。我们希望调整基督教义，使它能适应知识的进步——而你们天主教会拒不承认已往四百年的所有科学。想想，若要人类有所进步，你们这样能办得到吗？”

人文主义者也起来论辩，而且还肩挑评估新旧教的责任。

“新教的精神重视知性，而知性是善变的，这是新教的光荣，也是它的弱点；天主教的力量在于不依附科学理论，从史学的体验观之，科学理论很少能够立足百年。天主教教义最适合那些很少听到哥白尼、达尔文、斯宾诺莎、康德的学说的人的宗教需要；这类人很多，而且又多子嗣。但是，一个重视知性、强调布道的宗教，一旦发现这个曾经容纳神子的行星，在日益扩张的宇宙里，原只不过是太空中迁流着的小沙粒，而主牺牲生命去救赎的物种也不过在生命的梦幻中生存片刻时，将何以自适？而且，一旦发现他们那唯一不坏的信仰基础《圣经》，从主的道变成希伯来的文学、变为保罗的神秘神学，面对这样更高的批判，新教会有怎样的变化？”

“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从这个立足来看，文艺复兴的确传承了欧洲心灵发展的主流，后来导出了启蒙运动；而宗教改革却逸出常轨，排斥理性，重新肯定中世纪的信仰。”

“然而，尽管有宗教改革原先的不宽容，它在两方面还是对启蒙运动有所贡献：它破坏了教条的权威，产生了上百个在以往应该火烧的教团，容许他们激烈争辩，到后来使理性成为各教团找寻理由的依据（除非他们有了别人无法抵抗的实力武装）。在这些争辩中，在攻击与防卫中，所有的教团与权威都软弱下来；在路德高呼信仰万岁100年后，弗朗西斯·培根声称知识就是力量。17世纪的思想家，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约翰·洛克，都提供哲学来取代宗教。18世纪，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拉梅特利公然主张无神论，而伏尔泰则因为信神而被骂为冥顽不灵。这是基督教面临的挑战，这个危机的深邃远非天主教与新教对中世纪教规的不同解释可比。”

我们现在回顾这千余页的漫谈时，发觉我们对所有的斗士都能同情。我们能了解路德看到罗马的腐败与统辖时的愤怒，德国王公眼看着在德国聚集的资财养肥了意大利时的焦虑，加尔文与诺克斯急欲建立标准的公益社会的热诚，及亨利八世要求子嗣与国内威权的欲望。但是我们也能了解伊拉斯谟的祈望以及没有被恨毒化了的教会的改革；对像孔塔里尼那样虔诚的高僧眼看着曾经是西方文明的看护而依然防范不道德、混乱与绝望的天主教会即将陷于解体时的那种失望，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的。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失败。虽然个人死了，然而只要他于人间有所留传，他就未尝死去。新教的出现及时帮助了欧洲道德生活的再生，而天主教会经过自身的净化之后，已经成为政治上衰弱而道德上比以前更坚强的组织。从战场的烟火中燃起了一道教训：任何宗教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是最好不过的。若不面临挑战而显得至高无上，它就会趋向不宽容。宗教改革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提供这种信仰上的竞争，使每种宗教奋力而为，提醒它们应当宽容大量，并把自由的热望与尝试带给我们脆弱的心灵。

插图

波斯萨非王朝的国王阿巴斯一世和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汗季。他们标志着伊斯兰世界在16世纪末处于衰败前夜的顶峰状态。

波斯学者、神秘主义诗人拉赫曼·贾米最著名的诗集《七宝座》中的微画插图。

波斯文学中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叙事诗诗人内札米《五卷诗》中的情景——霍斯罗偷看西琳洗澡。

《演奏音乐的三位女子》（1530年）。音乐在繁荣的佛兰德斯公民社会里充满活力。

印刷厂的工作场景。印刷术的发展为思想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解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6世纪德国绘画繁盛期重要艺术家之一老克拉纳赫。

《黄金时代》（老克拉纳赫，1530年）。

《春之女神》（老克拉纳赫，1537年）。

《圣神家族》（老克拉纳赫，1509年）。

《商人乔治·盖兹画像》（小霍尔拜因，1532年）。

《尼古拉斯·克拉策肖像》（小霍尔拜因，1528年）。

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齐奥里桌前放满了几何工具：石板、粉笔、圆规和十二面体模型等，而他正在证明欧几里德定理。

《救世主的世界》。同样题材的作品通常表现末世论的观念，但在地理发现和观念革新的背景下，这幅画中有一种年轻的朝气。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

德国人马尔特鲁斯于148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

托勒密天体仪。托勒密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学说被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取代。

16世纪的天文钟。天文钟可以显示某一时刻太阳、月亮和其他主要行星的相对位置。

《圣特蕾莎的狂喜》（贝尼尼，1645—1652年）。西班牙修女、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圣特蕾莎特别强调修行生活中的苦行和冥想。

天主教会第19次普世会议特伦特会议，1545年至1563年举行。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理性开始的时代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开始的时代 /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著 —成都：天地出版社 , 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8-0

Ⅰ.①理…Ⅱ.①威…②阿…③合…Ⅲ.①文化史一欧洲-1588-1648 Ⅳ. ①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210495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军珍

特约编辑：胡晓镜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郭振威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理性的觉醒

第一章　伟大的女王（1558—1603）

善用逆境

伊丽莎白政府

多情的处女

伊丽莎白及其宫廷

伊丽莎白与宗教

伊丽莎白与天主教徒

伊丽莎白与清教徒

伊丽莎白与爱尔兰

伊丽莎白与西班牙

雷利与埃塞克斯（1588—1611）

奇异褪色（1601—1603）

第二章　欢乐的英国（1558—1625）

工作中的英国人

教育

善与恶

司法与法律

家庭

英国的音乐（1558—1649）

英国的艺术（1558—1649）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第三章　派那西斯山坡（1558—1603）

书

智慧之战

菲利普·西德尼（1554—1585）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

戏剧舞台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

第四章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早年（1564—1585）

发展（1592—1595）

成熟（1595—1608）

艺术才华

哲学

调和

身后

第五章　苏格兰女王玛丽（1542—1587）

美丽的王后

苏格兰（1560—1561）

玛丽和诺克斯（1561—1565）

陷入情网的女王（1565—1568）

赎罪（1568—1587）

第六章　詹姆士六世和詹姆士一世（1567—1625）

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1567—1603）

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1603—1614）

火药阴谋案（1605）

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

本·琼森（约1573—1637）

约翰·多恩（1573—1631）

詹姆士散布旋风（1615—1625）

第七章　召唤理性（1558—1649）

迷信

科学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1）

大更新

一位政治家的哲学思想

理性的司晨者

第八章　大革命（1625—1649）

变迁中的经济

宗教的坩埚（1624—1649）

清教徒与剧院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散文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诗

查理一世与国会的抗衡（1625—1629）

查理的专制（1629—1640）

长期国会

第一次内战（1642—1646）

激进作风（1646—1648）

终结（1648—1649）

第二部　理性与信仰

第一章　意大利（1564—1648）

神奇的长靴

罗马与教皇

耶稣会

意大利的白天与黑夜

歌剧的诞生

文学

塔索

巴洛克的来临（1550—1648）

罗马的艺术

贝尔尼尼

第二章　西班牙的盛衰（1556—1665）

西班牙的生活

菲利普二世（1556—1598）

菲利普三世（1598—1621）

菲利普四世（1621—1665）

葡萄牙（1557—1668）

第三章　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1556—1665）

黄金世纪

塞万提斯（1547—1616）

诗人

韦加（1562—1635）

卡尔德隆（1600—1681）

第四章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1556—1682）

多彩多姿的艺术

埃尔·格列柯（约1548—1614）

苏巴朗（1598—1664）

委拉斯开兹（1599—1660）

牟里罗（1617—1682）

第五章　法国的角逐（1559—1574）

敌对的势力

凯瑟琳·美第奇

仲裁浴血记（1562—1570）

大屠杀

第六章　亨利四世（1553—1610）

爱情与婚姻

亨利三世（1574—1589）

通往巴黎之路（1589—1594）

富有创造力的国王（1594—1610）

登徒子

暗杀事件

第七章　黎塞留（1585—1642）

二王之间（1610—1624）

路易十三

枢机主教与胡格诺教徒

枢机主教与贵族

枢机主教位极人臣

墓志铭

第八章　战争下的法国（1559—1643）

道德

礼仪

蒙田（1533—1592）

“不朽人物”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建筑

其他艺术

普桑与其他画家

第三部　理性的考验

第一章　荷兰的叛乱（1555—1648）

序幕

帕尔马的玛格丽特（1559—1567）

阿尔瓦在荷兰（1567—1573）

雷克森斯与堂·胡安（1573—1578）

帕尔马与奥朗日（1578—1584）

胜利（1584—1648）

第二章　从鲁本斯到伦勃朗（1555—1660）

佛兰德斯人

佛兰德斯的艺术

鲁本斯（1577—1640）

凡·戴克（1599—1641）

荷兰的经济

荷兰人的生活与文学

荷兰的艺术

弗兰斯·哈尔斯（1580—1664）

伦勃朗（1606—1669）

第三章　北方的兴起（1559—1648）

丹麦的强盛

瑞典（1560—1654）

波兰（1569—1648）

神圣俄罗斯（1584—1645）

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挑战（1566—1648）

土耳其人

莱潘托之战

伊斯兰教势力的衰落

阿拔斯大帝（1587—1629）

萨非时代的波斯（1576—1722）

第五章　帝国境内的大决战（1564—1648）

神圣罗马帝国诸帝

神圣罗马帝国

品德与习俗

文学与艺术

敌对的信仰

“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第六章　伽利略时代的科学（1558—1648）

迷信

知识的传播

科学工具与方法

科学与实体

科学与生命

科学与健康

从哥白尼到开普勒

开普勒（1571—1630）

伽利略（1564—1642）

第七章　哲学的再生（1564—1648）

怀疑论者

布鲁诺（1548—1600）

梵尼尼与康帕内拉

哲学与政治

享乐主义的神父

笛卡儿（1596—1650）

插图

致读者

我原希望以第7卷《理性开始的时代》结束撰述文明史的工作，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化发展情形。但是，这段历史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利益时，就呈现了越来越多依然生动地影响今天的人物和事件。这就不是刻板的罗列所能竟其功的，而是需要做人性的透视，对篇幅的要求也要增加。因篇幅扩充，使原先作为最后一卷而开始的工作增加到3卷，而且现作者之一，年事虽不称，但在继续完成这最后一段行程中却变成了女主角。

3卷中的两卷已完成初稿，另一卷已改写完成，即是现在要付印问世的。该卷包括自伊丽莎白一世登基（1558年）、培根（1561年）和莎士比亚（1564年）降生起，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Treaty of Westphalia）（1648年）、伽利略（1642年）和笛卡儿（1650年）逝世为止的欧洲诸国，及土耳其和波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人物、宗教、道德、礼仪、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史。在这一时期，基本的发展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神学的式微。

除非作者或文明上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第8卷《路易十四时代》准备于1963年问世。倘残躯许可，最后一卷《伏尔泰时代》将于1965年印行。这3卷的统一主题是理性的成长。

这几卷或以前各卷，都无意依赖当代的资料和文献写成政治、经济或军事史。那样做要贯穿欧亚各国世世代代的活动，穷个人一生之力也难以完成。但是，就作为本卷主旨的文化史来说，几乎完全采用原始资料：每一种主要宗教都研究过其发源地，每一部文学巨著都会一读再读，每一件艺术杰作都曾亲临研摹，每一个哲学上的主要思潮都曾深入探讨。

由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大论战是近代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篇幅中对这方面的记载，远比寻常见到的更坦诚。大家向来认为宗教信仰在维持个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担当的功能太重要，公开讨论其纷争是不当的。就这个观点而言，要说的太多了，我们会找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来说明它。但是，很显然，它并不能卸去史学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中去寻求和叙述其基本演进过程的职责，不过可使他在选择和陈述事实、人物及有关他们对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上的影响时，保持公正不阿的立场。我们将会听到帕斯卡和波舒哀及斯宾诺莎和伏尔泰的宏论。

对我女儿埃塞尔打印几乎不忍卒读的二校稿及改正一些错误的耐心和技巧致以由衷感谢。对C.爱德华·荷普金博士、弗罗拉、莎勒、玛丽及哈瑞·考夫曼处理资料上的帮助，同致谢忱。

杜兰特夫人在最后这几卷中做了实质性的工作，我们的名字必须并列在卷首。

威尔·杜兰特

1961年5月于洛杉矶

第一部　理性的觉醒

伊丽莎白一世，又被称为“处女女王”或“圣伊丽莎白一世，又被称为“处女女王”或“圣洁女王”。她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英格兰在政治、商业和艺术上的优势地位，其在位期间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

第一章　伟大的女王（1558—1603）

善用逆境

1558年11月17日，一位递送快信的信差急驰进伦敦以北36英里的哈特菲尔德宫（Hatfield），禀告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她已是英格兰的女王了。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带着恶名，在天未破晓时逝去。在伦敦，国会接到这个消息后，高呼“天佑伊丽莎白女王！愿其长治吾民！”——谁也未曾想到，那会是45年的统治。教堂嘹亮的钟声充塞在空气中。英格兰民众像欢迎玛丽登基一样，在街上排桌欢宴，当天晚上他们还燃放象征永恒希望的焰火。

19日，星期六，王国的重要贵族、贵妇及国会议员齐集哈特菲尔德宫，向伊丽莎白宣誓效忠。20日，伊丽莎白极为庄严高贵地对他们发表演说：

诸位爵士：自然法则使我为我的姐姐悲伤，落在我肩上的责任使我感到惶恐。但是，由于我是上帝所创，注定要服从他的决定，因此我决定尽力去做。我由衷地希望现在给我的任务能得到上帝的帮助，使我成为天意的执行人。就实质而言，我虽奉天承运而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因而我希望你们全体，特别是贵族们，应根据你们的地位与力量来协助我。我职司统治，你们努力为国服务，这样才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有良好的表现，并在世上留给我们后代一些福泽。

28日，伊丽莎白身着紫色丝袍，在仪队的簇拥下，骑马穿过4年前她被囚禁待死的那座伦敦塔。沿途人群向她喝彩欢呼，齐声歌颂她的光荣，小孩大声向她背诵他们苦记的致敬词，街市被隆重地装扮，欢迎的场面极为庄严，这一切预示着英国在人类心智尊荣方面大放异彩的前所未有的朝代即将开始。

经过25年的考验，已使伊丽莎白了解应该如何君临天下。1533年，有亨利八世这样的父亲是幸运的，但是有安妮·博林（Anne Boleyn）这样的母亲却很危险。其母亲的不贤德及被处死，给未懂事的孩子打上烙印（1536年），而这个阴暗的遗产带来的痛苦一直伴着她的年轻时代，只有登基为王才能忘却。国会曾通过一项法案（1536年），宣称安妮的婚姻无效，使伊丽莎白顿成非法子女。不少卑鄙不堪的闲话谈到她的父亲究竟是谁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她是其母与人通奸所生，其合法性从未再被确立。但是国会的另一项法案（1544年）承认其在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及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之后继承王位的权利。爱德华在位时（1547—1553年），伊丽莎白信奉新教，但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入主时，她宁愿保留生命而不坚持自己的信仰，于是改信罗马旧教。在“怀亚特的叛变”（Wyatt’s Rebellion，1554年）无法迫使玛丽退位后，伊丽莎白被控参与叛变，并被送往伦敦塔。但玛丽判决其犯罪证据不足，将之释放并软禁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玛丽死前承认其妹为其继承人，并送王冠珠宝给她。之所以有伊丽莎白王朝，实应归功于那位“血腥”女王的仁慈。

伊丽莎白能继承王位，她接受的正式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其著名的家庭教师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夸赞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与英语一样流利，而且随时可以很流利地用拉丁语与我交谈，希腊语也讲得不错”。她每天有固定的神学课程，对新教教条极为精通，但是其意大利老师把得自蓬波纳齐、马基雅维利及文艺复兴的罗马文化的某种怀疑精神传给了她。

她从来不敢确定会入继王位。国会（1533年）又曾确认其母与其父的婚姻无效。国会与教会均认为她为非法私生，却漠视“征服者”威廉的英格兰法律，禁止她即位为王。整个天主教世界——此时英格兰多数人仍为天主教徒——相信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为亨利七世的曾孙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伊丽莎白明白，假如她与教会妥协，则教皇自会洗刷其为非法私生的羞耻，并承认其统治的权利，但她并不倾向于妥协。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拥有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国会没收教会所得的财产。这些财产所有人深恐恢复天主教势力会导致强制归还那些教产，都准备为这位新教徒女王作战，而且英国的天主教徒宁可拥她为王而不愿再发生内战。1559年1月15日，在信奉新教的伦敦城的欢声雷动下，伊丽莎白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为“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自爱德华三世以来，每位英国国王例必宣称自己为法国国王。女王登基诸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未发生任何事端。

现在，她25岁，具有成熟妇人的各种风韵。她中等身材，体态优美，容貌亦佳，皮肤呈橄榄色，双目明亮照人，红棕色的头发，灵巧的双手。这样一位淑女，似乎不可能成功地处置各种动乱。当时有互相敌视的教派在玩弄权势，并执武器作乱，使英国濒于分裂。贫穷是普遍性的，虽有亨利八世的严刑峻法，仍有流浪汉。伪币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半个世纪的伪币盛行，使国库信用极低，政府举债付息竟高达14%。玛丽专心执力于宗教，在国防方面极为吝啬，堡垒乏人照顾，海岸也未设防，海军不良，陆军待遇、补给均差，其军官遗缺往往不补。英格兰在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时代主宰欧洲的均势，如今却是软弱无力，夹在西班牙与法国当中任人摆布。法军驻扎在苏格兰，而爱尔兰正待引进西班牙军。教皇利用开除教籍、停止教权及天主教国家的入侵等威胁，紧紧地控制着女王。1559年，外国入侵行动确已成形，日复一日，伊丽莎白均生活在可能被暗杀的环境中。依靠敌人的不团结、谋臣的智慧及其自身勇敢的精神，她终于得救了。西班牙大使惊讶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她是受了魔鬼附体，魔鬼引导她去取代其地位”。欧洲各国以前从未预想到会在一个女孩的笑容后面发现一位帝王。

伊丽莎白政府

伊丽莎白选择大臣时，即表现出其知人善任的能力。与其随时备战的父亲一样——虽有哈特菲尔德的政治性演讲——她仍选择无显赫家世的人，理由是多数老贵族是天主教徒，而且某些人自认为比她更适宜成为英王。她任命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为其首席顾问，其人勤政善治，女王成功得力于他颇多，以至于不了解她的人认为他才是国王。塞西尔的祖父是一位富有的自由人，成为地方乡绅；其父也是自由人，替亨利八世掌管衣橱；其母的嫁妆使全家生活舒适无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未取得学位，曾在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公地垦种野生燕麦，23岁即进入平民院（House of the Commons，即下议院，1543年），并娶米尔德里德·库克（Mildred Cooke）为第二任夫人，她的严守新教道德与教义促成他加入新教的行列。他替护国主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工作，不久又在萨默塞特的敌人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手下服务。他支持简·格雷（Jane Grey）继承爱德华六世为英王，但是适时改为支持玛丽·都铎为王。在玛丽·都铎的影响下，他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命前往迎接红衣主教波尔进入英格兰。塞西尔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人，绝不容许自己宗教上的反复无常影响政治上的平衡。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大臣时，她像往常一样对他说：

我给予你的任务是担任我的枢密院大臣的职务，要为我及我的王国努力不懈。我对你的判断是，你不会收受任何贿赂而腐化，你会忠心为国，而且你不会顾及我的私心而能给我最佳忠告。同时，你若知道某些事只宜向我秘密报告，你会只禀告于我。我可在此保证我对此也会保持应有的沉默，基于上述理由，我在此赋予你这一任务。

他是否忠实能干，从她让他做了14年的枢密院大臣，任财政大臣长达26年以至老死，就可以看出来。他主持枢密院会议，处理对外关系，指导全国财政和国防，并协助伊丽莎白在英国建立新教的教会。像黎塞留（Richelieu）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君王单一的专制统治，以对付好斗的贵族分裂疆土的野心、贪婪的商人及手足相残的各种教派。他采取某些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虽不算残酷，但是对反对派却极为无情。他一度想派人刺杀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伯爵，但那仅是半个世纪的耐心掌政及个人真诚行为中偶有不耐的时刻而已。他广布耳目和间谍，认为永远的警戒就是保持权力的手段。他颇好利，生活极为勤俭，但是伊丽莎白因其智慧而宽宥了他的贪财，并欣赏他因过分节约而积蓄了一笔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资产。如果没有他，她可能会被那些轻浮浪费的人物，如莱斯特（Leicester）、哈顿（Hatton）、埃塞克斯（Essex）等人引入歧途。西班牙大使报告说：“其智慧高于枢密院其他的大臣，因此遭受各方面的嫉恨。”有时伊丽莎白听信其敌人的话，不时对他苛责，他离开她时极为伤心，因而落泪，但事后她知道他仍是王国稳固的支柱。1571年，她封塞西尔为伯利爵士，为新封贵族的领袖。他虽面对着众多敌视的贵族，终能支持女王，并使王国日趋强大。

女王手下地位较低的臣子，即使在那个短暂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以廉洁、能干、勇气及很少的报酬服务一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Nicholas Bacon）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父，从女王登基至他老死为止（1579年），一直是掌玺大臣。弗朗西斯·诺理斯爵士（Francis Knollys）自1558年一直是枢密院参赞，至其死前一直担任皇室内府大臣。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爵士（Nicholas Throckmorton）为女王驻法国大使，善于周旋。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则驻苏格兰、俄国和德国。在鞠躬尽瘁和政治才能方面仅次于塞西尔的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爵士，他自1573年起至老死止（1590年），一直担任国务大臣之职。这是一位高雅敏锐的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称之为“当代的麦西纳斯”，他为危害女王生命的种种阴谋而倍感震惊，因而组织保护女王的间谍网，从爱丁堡到君士坦丁堡皆在其监视范围内。正是依靠沃尔辛厄姆，才逮住了苏格兰那位富于悲剧性色彩的女王。统治者有这么多干练、忠诚而待遇微薄的部属是很少见的。

英国政府本身很穷困，私人财产胜于公共财富。1600年，国库收入为50万镑。伊丽莎白几乎就不曾课征直接税，她的关税收入也只不过是3.6万镑而已。通常她依靠皇家土地的收入、英国教会的赞助款项及富人的“贷款”，这种贷款虽是强迫性的，但政府总是准时偿还。她承诺偿还其父亲、弟弟及姐姐时代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赢得清还债务的名誉，因此可以在安特卫普以5分息借债，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常常一点钱也借不到。然而，她在服饰及给予宠幸者经济特权作为礼物方面，颇为慷慨。

她很少也不愿召集国会来提供财政援助，因为她难以忍受敌对、批评或监视。她不认可人民或议会主权的理论，她相信荷马和莎士比亚天无二君的论调——她既为亨利八世的骨肉又含有他的傲骨，为什么她不该为王呢？她主张君权神授说。她未经审判而且不宣告原因，即以她的意志拘禁人犯，而且其枢密院组成“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审判政治犯，停止人身保护状和陪审团制度。她惩罚阻碍实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向操纵国会选举的地方富绅建议，假如他们选择对于言论自由持严谨看法的人为议员候选人，则政事进行一定方便得多。因为她需要金镑，却不要议员的瞎扯。早期的国会高贵大方地顺从她，中期的国会愤怒地服从她，晚期的国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

她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部分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她不时出巡，不厌其烦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参加公共盛会，而且用近百种方法“勾引男人的灵魂”。西班牙大使虽然痛心于她的新教，但在上书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时说：“她如此受人民爱戴，人民围绕在她身旁，如此地信任她，而这都是实情。”试图杀害她的阴谋反而增加人民对她的拥戴，甚至受她迫害的清教徒也祈祷她的平安。其登基周年纪念日已成为全国感恩和庆祝的佳节。

她是否是实际的统治者，或只是英格兰低级贵族和伦敦的商业寡头政治中受人欢迎的前锋呢？其参赞虽惧其愤怒，经常可以改正其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常常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她讲不悦耳的真话，给她意见相反的忠告并服从她的决定。她“统而不治”。西班牙大使报告称：“她发布命令，其专制犹如其父亲。”塞西尔也很难预知她的决定，因为她经常拒绝他的苦心忠告而使他焦虑不安。他劝她不要与法国谈判而应依赖新教的支持时，她颇为严厉地斥责他说：“大臣，此事已了。我要听听法王的计划。我将不再跟你或你的基督教兄弟结盟。”

她的政治家风度赢得朋友与敌人的眼泪，在决定政策时，其迟疑不定令人烦厌，但很多事件因她的镇定而获益。她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比人更能解决问题。她善于静心等待的习惯，往往使初时复杂的情形终现端倪。她羡慕寓言中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答复问题以前，先默念字母以求心情平缓。她的座右铭是：“我了解，但我沉默。”她发现政治犹如爱情，欲速则不达，容易成为失败者。假如说她的政策善变，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各种势力才能发挥作用。四面为危险和阴谋包围，她要以值得宽宥的小心向前探路，一度采取某路线，继而改变，她的不即刻做决定是由于这个善变的世界。她的善变虽然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使英格兰在壮大前一直保持和平。她继承了一个政治混乱、军队腐化的国家，其唯一可行的政策是避免英格兰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它，鼓励胡格诺教徒（Huguenot）反抗法国专制君主，鼓励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鼓励新教徒反抗与法国关系至深的苏格兰女王。这当然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伊丽莎白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负责国政的领袖不应有所顾忌。不论透过其诡谲的弱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她使其国家免受外国统治，维持和平——中间有短暂的间歇期——有30年之久，并使英格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较以前富有。

作为一个外交家，她在情报灵活、因利制导、深不可测方面，给予当时许多外交首长不少教训。她是当时最善于说谎者。有四位女人——玛丽·都铎、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美第奇及伊丽莎白——代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所谓的16世纪末“妇人的奇异统治”，其中伊丽莎白无疑在政治能力和外交技巧方面棋高一着。塞西尔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妇人，她知道同时代各国君王的利益和脾性所在，而且对其王国有很清楚的了解，任何参赞无法告诉她前所未闻的事”。——自然，这点仍有存疑。她的优点是不必通过翻译和中间介入，即可直接以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与各国使节会商。西班牙大使说：“这个妇人是十万名魔鬼的附体，但她假装自己是活跃于寺院中的修女，每天由早到晚地祈祷。”欧陆各国政府谴责或赞扬她。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说：“假如她不是异端分子，那么她的价值就等于整个世界。”

多情的处女

伊丽莎白在外交上的秘密武器是她仍为处女。当然，其情形今人所知甚少，历史学家也难以确定。塞西尔看到伊丽莎白老与莱斯特调情，就会有刹那的疑惑，但是两位西班牙大使并非恨到必须毁坏女王的名誉不可，他们的结论是相信女王的清白。本·琼森（Ben Johnson）向霍桑顿的德拉蒙德报告，有宫廷谣言说：“她是石女（membrane），不能接近男人，虽然为了快乐她试过许多男人……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试图加以割治，但是她因为害怕不敢尝试。”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在其《年鉴》（Annales，1615年）一书中说：“人民诅咒女王御医休伊奇（Huic），因为他认为女王的身体有某种缺陷而不宜结婚。”但国会屡次奏请她结婚，显然认定她有生育能力。在这方面，多数的都铎王族似乎都有某种疑问：也许阿拉贡的凯瑟琳生子所发生的不幸是受到亨利八世梅毒的感染所致，其子爱德华因某种难以描述的病症早夭，其女玛丽热切想要怀孕，结果是误将水肿当作怀孕。伊丽莎白虽则尽情与人调戏取乐，但从来不敢结婚。她说：“我总是因畏缩而不敢结婚。”早在1559年，她即已表达保持处女的意愿。1566年，她向国会承诺：“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尽快结婚……我希望会有小孩。”但是，塞西尔告诉她玛丽·斯图亚特已生一子时，她几乎落泪表示：“苏格兰女王已是漂亮男孩的母亲，我却是干枯不毛的树干。”那时她终于泄露了永久的悲哀——她不能生育。

政治上的意义加深了这个悲剧。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她的无生育能力是对其父罪恶的最适当的惩罚，也保证了天主教徒玛丽·斯图亚特将入继为英王。国会及其他英格兰的新教徒害怕这种结果，请求她结婚。她努力去做，可是一开始就钟情于有妇之夫。罗伯特·达德利爵士（Robert Dudley）高大英俊、多才多艺、彬彬有礼、勇敢过人，是那位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公爵曾迫使玛丽·都铎去位改立简·格雷为王，因而被杀。达德利娶艾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为妻，但未与她同住，谣言称他是无耻的玩弄感情者。其妻在坎诺厅失足跌下楼而断颈致死时（1560年），他正在温莎宫（Windsor）陪伴伊丽莎白。西班牙大使及其他人怀疑是他和伊丽莎白安排了这样愚拙的解决方法，尽管这是不公正的，但顷刻之间达德利成为亲王的希望也破灭了。她自以为已濒临死亡之际（1562年），要求封他为护国主。她承认爱他已久，但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作证，他们之间绝无“不适当的行为”。两年后，她把他介绍给苏格兰女王，并封他为莱斯特伯爵，以提高其吸引力，但玛丽讨厌与其对手的爱人同床。伊丽莎白赐予他种种专卖权以示安慰之意，而且在他死前一直宠幸不止（1588年）。

塞西尔以高贵的敌对态度来忍受这段罗曼史。他一度曾想要辞职抗议，因为他另有一个与欧洲某强国联姻以加强英格兰与该国友谊的计划。有无数外国追求者在这25年内常出现在女王身边。一位大使说：“有12位大使在追求女王陛下。霍尔斯坦公爵（Duke of Holstein）是另一个代表丹麦国王的追求者。芬兰公爵为其兄弟瑞典王求婚而来，威胁要杀害其他国王派来的人，因而女王深恐他们会在她的面前互相残杀。”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君主菲利普二世适时提出联姻要求时（1559年），她应该感到自豪才对，但唯恐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天主教属国，她拒绝了联姻的要求。她花了很长时间去考虑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联姻提议，因为当时法国国王表现得非常良好。法国大使埋怨说：“创造世界也只是花了6天时间，可是她已经花了80天仍然没有决定。”她技巧地答以世界是“由比她高明甚多的艺术家造成的”。两年后，她允许英格兰代表和大公爵查理讨论联姻问题，但应莱斯特的要求，她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国际局势有利于幽默的法国国王时（1570年），很多人鼓励艾列森公爵（The Duke of Alecson，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美第奇之子）成为37岁女王的丈夫。谈判因遇到三点障碍而触礁：公爵信奉天主教，他太年轻，又有酒糟鼻。5年后障碍之一已不复那么严重，当时为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的艾列森又被列为考虑对象。他被邀请至伦敦，5年多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一直玩弄着他和法国国王。经过最后的追求不成以后（1581年），这项快乐的追求终于渐告结束，安茹公爵退出情场，挥舞女王的袜带作为战利品。同时她却使他未能与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公主（Isabel Clara Eugenia）结婚，因而得与英国的两个敌国法国和西班牙结好。一个妇人因为不能生育而获利如此之多，因为处女而获得如此多的快乐，真是少见。

伊丽莎白及其宫廷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接受朝臣的献媚比与患有梅毒的年轻人做爱更为让人满足，这种献媚可以让她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乐。因此伊丽莎白常年享受别人的逢迎阿谀，而且贪婪地陶醉其中。贵族为取乐于她而极尽奉承之能事；舞剧和露天历史剧宣扬她的美德；诗人献上十四行诗和颂词；音乐家演奏她的赞曲。一首小情诗歌颂她的眼睛有征服别人的魅力，她的胸部就像“那座美丽的小山，其中蕴有德行和圣洁的灵巧”。雷利说她走路很像爱神维纳斯，打猎像狩猎及月神戴安娜，骑马像亚历山大大帝，唱歌时像天使，演奏时像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她几乎相信这是真的。她极其爱慕虚荣，仿佛整个英格兰的繁盛都是她眷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实情。由于不相信身体的魅力，她要穿最昂贵的衣服，而且几乎每天更换一套。她死时留下2000套衣服。她在头上、手臂、手腕、耳朵及衣服等处戴上珠宝。一个主教责备她太爱服饰时，她就警告他别再提起，否则他有早登天堂之虞。

她的举止有时会令人焦虑不已。她掌掴或抚爱其朝臣，甚至那些外国使节。达德利跪受伯爵之位时，她竟搔其颈背。 [1] 她倾听时会流口水——有一次流在昂贵的大衣上。通常她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她说话太快，滔滔不绝而不让别人有争辩的余地。她像海盗（若是可以这么说的话，她的确是一个海盗）一样起誓诅咒，“天杀的”（by God’s death）是其缓和的诅咒之一。她有时很残酷，如与玛丽·斯图亚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囚禁格雷夫人在伦敦塔受苦至死，但在本质上她极仁慈，恩威并施。她常常发脾气，但很快又恢复镇静。高兴时大声喧笑，那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她热爱跳舞，在69岁以前一直喜欢作芭蕾舞步的转足尖。她热心赌博和打猎，喜爱舞剧和戏剧。命运不佳之际，她也神采奕奕。面对危险时，她充满勇气和智慧。她饮食甚为俭朴，但喜爱金钱和珠宝。对没收富有叛徒的财产，她乐此不疲。除了贵族献上珍藏的宝石，她仍要设法取得苏格兰、勃艮第、葡萄牙皇室的宝石。她并不以感恩和慷慨驰名。有时她也试图赞许其臣仆几句，可是在其吝啬和傲骨当中，显然有爱国主义的存在。她即位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尊敬英格兰；她死时，英国夺得了制海权，并向意大利和法国的学术盟主地位挑战。

她究竟具有何种心智？她具有女王应有的学识。她一面统治英国，一面继续研修语言。她用法语与玛丽·斯图亚特通信，用意大利语与威尼斯大使交谈，以流利的拉丁语责骂波兰使节。她翻译萨卢斯特和波伊提乌的作品。她的希腊语修养很高，可以研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一出戏剧。她自称读书之多与任何基督教君主一样，而这也是实情。她几乎每天都读历史。她编诗和乐曲，弹奏维忽拉和小键琴。但她对自己的成就也能自嘲，了解知识与睿智的分别。一位大使赞扬她在语言上的成就时，她说：“教一个女人会说话不算稀奇，教一个女人不说话那才是难事。”其心智犹如其言词一样敏锐，而且其智慧足能赶上时代。弗朗西斯·培根记载称：“她惯于训其大臣，说他们就像衣服一样，初次穿上很紧身，但穿久便逐渐松了。”其书信和讲辞以英文写成，风格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迂回、包容、感人，富于古怪有趣的转折，在流利和风味方面颇见水平。

她的睿智超乎智性。沃尔辛厄姆称她“拙于处理任何有分量的大事”，或许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讽刺。她做事技巧是来自女性天赋微妙与敏锐的悟性，而非基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但有时其结论却证明狡猾若猫的试探较之依赖推理更见智慧。她那种无法解释的锐气困扰了欧洲，振奋了英国，促成英国的兴盛繁荣。她重新进行宗教改革，更重视文艺复兴——尽情快乐地度过尘世一生，每天都要享受和美化人生。她不是道德的典范，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完美人物。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爵士——他因传播反叛的观念而被她送入伦敦塔监禁——在她监禁他的9年后，已对她相当谅解，写道：

如今若有人具有天才和手段能赢得民心的话，那就是这位女王。假如她曾经如此自诩的话，一定出之温和与高贵，而对最卑贱的人她也会示以高贵的关怀。她的全部才能皆已付诸行动，而每种行动皆很适当。她眼睛注视一个人，耳朵倾听另一个人，判断集中于第三个人，却对第四个人说话。她精神似乎分散各处，却又无分神之虞，就像一点也没有分散他处一样。有人受她怜悯，有人受她赞扬，有人受她恩谢，其他人则受她愉快促狭的揶揄，但是她不会轻蔑别人，也不会轻视自己的职务。她技巧地向人展露笑容、美丽的容貌及优雅的风度，因此人们倍愿证明他们喜欢她。

其宫廷代表了她的本性——爱其喜爱之事，提高音乐、运动、戏剧的鉴赏力，欣赏诗、情歌、戏剧、歌舞剧当中栩栩如生的词句及英国前所未闻的散文。在白厅（Whitehall）、温莎宫、格林尼治宫、里士满宫及汉普顿宫中，贵族与贵妇、骑士与大使、艺人与侍从，均被轮替的王家庆典和盛会吸引。一个特设的“典礼处”专司准备各种娱乐，内容包括猜谜和双陆棋戏，乃至复杂的舞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耶稣升天节、圣诞节、新年、圣诞后第十二夜、圣烛节、忏悔节，通常均有种种娱乐，举行体育竞赛、马上比武、哑剧表演、戏剧、歌舞剧等。歌舞剧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伊丽莎白喜欢戏剧，特别是喜剧。假如伊丽莎白和莱斯特受到清教徒的攻击而不支持戏院，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多少会搬上舞台或留传后世呢？

不以其五宫为满足，伊丽莎白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出巡”全国，一方面让别人瞻仰她，另一方面也巡视其贵族，并享受他们勉强的致敬。宫中部分人随她出巡，一面为改变环境而雀跃不已，一面对食宿设备和啤酒啧有怨言。镇上穿着丝织衣服的乡绅致辞并呈献礼品来欢迎她，有的贵族甚至因为款待她而破产。受到很大压力的贵族，祈祷她不经过他们那里。女王骑马或坐在软轿上，高兴地同拥挤在路上的臣民打招呼。人们战栗地见到了他们的无敌女王，在其高贵的问候和具有传染性的愉快态度中，他们又有了新的效忠观念。

宫廷迎合她的欢乐，采纳其自由的态度、豪华的服饰、热爱庆典及理想绅士的条件。她喜听华丽衣服的沙沙声，故她身旁的男士将东方式的衣料裁成意大利式的服装。欢乐是宫中的日常节目，每个人随时都要准备在大海上进行英勇的行动。勾引宫女要很谨慎，因为伊丽莎白自觉为了宫女母亲的荣誉，有保持其贞洁的责任。因此，她将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驱逐出宫，因为他使玛丽·费顿怀孕。和其他王宫一样，阴谋常常织成很复杂的网，女人无耻地竞争男人，男人则竞争女人，而大家又追求女王的宠幸，赏钱的多少则依此而定。那些善于作诗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和道德的绅士，渴望领取干薪，收贿或行贿，取得专卖权或分赃。贪婪的女王却纵容其侍从贪污不法。通过其赠予或得其允许，莱斯特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贵族，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在美洲取得大片的土地，雷利在爱尔兰取得4万英亩田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垄断了甜酒的进口，而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爵士由女王的走狗摇身一变竟成为贵族院（House of the Lords，即上议院）院长。伊丽莎白重视英挺的双腿而不重视敏捷的头脑——因为这些“社会的支柱”当时尚未为裤子包住。纵然她有这些缺点，她使英国的精英发挥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建立事业，唤起他们的进取精神，并培养他们高贵多智的仪态，促进诗、戏剧和艺术的发展。英国最伟大时代的全部天才几乎都集合在那个炫目的王宫和女王身边。

[1] 约翰·奥布雷（John Aubrey）说了一则恶作剧。“这位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有一次向伊丽莎白鞠躬示敬，恰巧放了一个屁。他感到很羞惭，就出外旅行7年。回国时，女王欢迎他返乡，并说：‘爵士，我早已忘了那个屁。’”

伊丽莎白与宗教

在宫廷和整个国家中，宗教改革的激烈争斗不断，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将会困扰、毁灭女王。她是新教徒，可是全国有2/3或3/4的人口为天主教徒，多数司法官和全国僧侣皆为天主教徒，新教只在南方港口和工业城市发展。他们在伦敦占优势，欧陆各国的难民进入该城，使新教徒人口剧增，但在北方和西方的乡村里——几乎完全是农业地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过，新教徒远较天主教徒热心。1559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出版《教内事件述评》一书，热烈地描述新教徒在前朝受到的迫害。该书于1563年被译为《伟绩与丰碑》（Actes and Monuments），更出名的叫法是《殉道书》（The Book of Martyrs），对英国新教徒影响至深，历时一个世纪之久。16世纪的新教代表一种为将来而战的新思想的热能，天主教则具有深植于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力量。

在少数派的逐渐增加中，宗教纷争已经产生了怀疑主义——甚至到处产生无神论的主张。教派之间的冲突、抨击、互不宽容及基督徒信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强烈对照，促使某些抱实际观念者怀疑所有神学的价值。罗杰·阿谢姆在《教师》（Scholemaster，1563年）一书中说：

意大利人首先以《圣经》攻击英国裔的意大利人，意指他们生活的虚荣不比他们在宗教上的猥亵意见更厉害……他们重视西塞罗的《论政府》一书比保罗的书信更甚，他们重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故事较《圣经》故事为甚，而且他们把基督教神灵奇事视为寓言。他们认为基督及其《四福音书》只对教化人民的方策有利，是以不管任何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对他们均无所谓好坏。有时他们公开推广这种宗教，可是在某地他们又在私底下诋毁它们……在他们敢于言说的地方，和他们喜欢的友伴一起，他们就大胆地嘲笑，蔑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对《圣经》毫不关心……他们嘲笑教皇，他们责骂马丁·路德……他们向往的天国就是让他们快乐和获利的地方。由此他们简单地宣告了他们的宗派：那就是在生活上主张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在理论上则坚持无神论。

塞西尔抱怨（1569年）“那些嘲笑宗教的伊壁鸠鲁派和无神论者到处都是”；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宣称（1571年）“许多人完全脱离教会，而且不再参与宗教礼拜”；约翰·李利（John Lyly）认为（1579年）：“从未见到异教有这么多的宗派……也未见到不信教的人有这种异端邪说，像现在的这些学者中的分歧一样。”神学家及其他人写书攻击无神论——不过那可能意味着信上帝而不信基督的神性。1579年、1583年和1589年，凡否认基督神性的人皆受火刑。有几位戏剧家——格林（Greene）、基德（Kyd）、马洛（Marlowe）——均为著名的无神论者。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在其他方面都能广泛地表现人生百态，唯独很少表现宗教纷争，反而出现了取材自异教神话的伟大戏剧。

在莎士比亚《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一剧中，有两行意义模糊的句子：

哦！矛盾！黑色是地狱的徽志，

地牢的色彩及夜间的学院。

许多人把最后一句解释为意指在瑟本（Sherbrone）的雷利寓所的夜间集会，座中有雷利、天文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学者劳伦斯·基米斯（Lawrence Keymis），也包括诗人马洛、查普曼（Chapman）及其他人在内，讨论天文、地理、化学、哲学及神学。哈里奥特显然是这群人的领袖，据古董家伍德（Wood）的说法，“他对《圣经》有奇特的看法，而且总是低估创造世界的旧故事……他著有《哲学的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其中已扬弃了《旧约》”。他信神，可是拒绝基督的启示和神性的说法。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Robert Parsons）于1592年写道：“雷利爵士的无神论派……揶揄摩西和救世主、《新约》和《旧约》，而且这些学者不再重视上帝的特殊地位。”雷利被控曾静听马洛宣读一篇无神论的论文。1594年3月，政府设在多塞特（Dorset）的瑟恩寺（Cerne Abbes）——雷利的家就在该地——的委员会奉命调查邻近一群无神论者的谣言。就我们所知，当时并未立即采取行动，可是其后在雷利受审时（1603年），罪名之一却是无神论。在其《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自序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其对神的信仰一事。

有人怀疑伊丽莎白抱有自由思想。格林说：“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根本没有宗教观念。”依弗劳德（Froude）的看法：“伊丽莎白并没有明晰的情感上的信念……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新教的教义并不比旧教为真……她对神学的教条主义抱着宽容又轻视的看法。”她吁请上帝——发着令其大臣惊怕的恶誓——毁灭她，以使她可以不遵守嫁与艾列森的诺言。可是在私底下对他的自夸，她屡加讪笑。她对一位西班牙使节表示，纷争中的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差别是“小事一桩”——因而使他认为她是无神论者。

虽然如此，就像1789年以前的多数政府一样，她也认为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和道德制裁的宗教，对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直到她稳固其地位为止。她一度显得摇摆不定，意在让天主教君王抱着她会改信旧教的希望。她喜欢天主教仪式、教士独身的生活及弥撒的富于戏剧性，假如不是唯恐屈服于教皇之下，她会与教会保持友好。她不相信天主教，因为那是一种外国强权，可能使英国人对教会的效忠超过对女王的忠贞。她在其父的新教熏陶中成长，那种新教等于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她想在英国建立的就是这种宗教。她希望英国教会采取半天主教礼拜式，可以缓和乡间天主教徒的情绪，至于抗拒教皇，则可以满足城市的新教徒。她同时希望国家控制的教育使新的一代接受自己的这种措施，因而宗教纷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在宗教方面，犹如其婚姻，她也迟疑不做决定，以便达成其政治目的，直到其强有力的敌人面对既成的事实。她让他们对她存有幻想而彼此分裂。

许多势力怂恿她完成宗教改革。欧陆改革者写信感谢她恢复新教，他们的信件感动了她。教会财产的占有者祈祷她做出有利于新教的决定。塞西尔劝她自己成为欧陆新教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新教徒取下圣托马斯的铜像丢到街道上，表达他们信新教的情绪。其首届国会（1559年1月23日—5月8日）成员多为新教徒。国会毫无保留地拖延通过拨款的决议，并向所有人征税；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人士。新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1559年4月28日）颁布克莱麦（Cranmer）的《通用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重订英国礼拜仪式，并禁止采用其他的宗教仪式。弥撒被废止了。法案还规定英国人均应参加国教的星期礼拜，否则应付出1先令以救济贫苦。一个新的《神圣法案》（Act of Supremacy，1559年4月29日）宣称伊丽莎白是英国不分世俗与宗教的各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教士、律师、教师、大学生、地方法官及教会或皇家官吏均应起誓承认女王的最高地位；主张主要圣职的任命和教会的决定均由政府指定的高级宗教法庭发布；主张教皇在英国有权对初犯处以无期徒刑，再犯处死（1563年）。1590年，英国教会成为新教教会了。

伊丽莎白假装不压制舆论自由，她说，任何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可享有思想和信仰自由。其唯一要求是为了全国的团结须有表面的一致。塞西尔使她确信“宽容两种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有安全”——但是伊丽莎白仍要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容忍新教徒。她不反对和平的伪善矫情，可是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得转而解释为言论自由。在重要事件上有异议的传道士或被强迫缄默，或被解职；处置异端的法律重新确定范围并加强执行；唯一神教派和洗礼教派被宣告为非法；到伊丽莎白的统治结束，共有5名异端分子被焚杀——在当时，这个数目不算很多。

1563年，神学家的一项集会确立了新的教义。大家赞成预定论：上帝凭其自由意志，在创世之前，不管人类个体的善恶与否，已选择了某些人为其选民，注定得救，其余诸人则被扬弃受地狱的折磨。他们接受路德信仰得救之说——那就是说，选民的得救并不是因其善行，而是信仰上帝的慈悲及耶稣为救人类而流血。不过，他们采取加尔文教派的主张，认为圣餐是与基督在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交往。通过一项国会法案（1566年），规定此种新神学的“三十九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为英国教士的义务，它们至今仍是英国正式国教的教义。

新的礼仪也是一种折中。弥撒虽已撤销，令清教徒看不惯的是，教士布道竟穿白袍法衣，主持圣餐则着长袍。圣餐礼竟须跪受，而且仍然使用面包与酒。向圣者祈祷的仪式已被每年追念新教的英雄取代。坚信礼和任命圣职礼仍然列为圣礼，但不再视为耶稣建立的圣礼，只在临死时人们才被鼓励向神父忏悔。许多祈祷书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形式，但披上英国的外衣，成为英国文学中辉煌的一部分。400年来，这些祈祷书和赞美诗，在庄严高贵的天主教和俭朴尊严的各教区礼拜堂中，由僧侣和会众朗诵，给予英国家庭灵感、安慰、道德纪律及精神上的和平。

伊丽莎白与天主教徒

现在轮到天主教徒受迫害了。虽然他们占大多数，但不得做天主教礼拜及拥有天主教书籍。政府下令毁坏天主教堂中的宗教偶像，并把圣坛移走。6位牛津学生拒绝从大学教堂移走耶稣受难像，因而被送到伦敦塔监禁。多数天主教徒悲哀地服从新规定，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徒宁愿付出罚金而不愿参加英国国教礼拜。皇家委员会估计英国有5万名“不参加国教礼拜的天主教徒”（1580年）。国教派的主教向政府抱怨民间家庭仍然做弥撒，公众礼拜还杂以天主教仪式，以及新教徒在某些激烈的城市里不安全。伊丽莎白责备大主教巴尔克执行不力（1565年），其后法律更严予执行。在西班牙大使礼拜堂中听弥撒的天主教徒均被下狱；政府搜查伦敦民房；发现陌生者即命其说明其所属的宗教；下令地方法官处罚藏有罗马天主教神学书籍的人（1567年）。

我们不宜通过17世纪和18世纪哲学家及革命赢得的相对宗教宽容来看这些立法。当时各教派互相斗争，受政治影响而更加复杂——宗教宽容的范围受限。16世纪各党派和各国政府均认为宗教意见不同就是一种革命。教皇庇护五世自认经过很长时间的忍耐后才发布教谕（1570年），不但将伊丽莎白驱逐教籍，而且不允许臣民对她忠贞，禁止他们“服从其指示、命令及法律”。法国和西班牙当时想与英国结好，故压制该教谕的传布，但是其中一份教谕却让人秘密地贴在伦敦主教寓所。犯禁者立刻被抓获，处以极刑。面对这种宣战，大臣请求国会制定更严厉的反天主教法律。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其间称呼女王为异端、阴谋家、篡位者、暴君），凡传播教皇教谕于英国或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者，均犯死罪。政府授权高级宗教法庭审问所有嫌疑犯，并处罚其违法而未受处罚之罪，包括与人通奸。

欧洲天主教君主无法抗议这些严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多数英国天主教徒仍然不抵抗，伊丽莎白政府希望习惯会使他们接受，时间一久会使他们改变信仰。为防止此事发生，一位逃难的英国人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在当时西班牙属地荷兰的杜埃（Douay），创设一所学院和教士养成学校，专门训练英国天主教徒在英国传教。他热切地表达其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课题是要在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反对异端的热情及正义的愤怒。我们的方法是让学生看清天主教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表现的那种特别高贵的礼仪。同时，我们要唤起大家注意家乡那种可悲的对照：一切神圣的事物皆彻底毁灭……我们的朋友和亲属，我们尊敬的人及其他无数的人，均在教派纷争及无神状态中遭到毁灭的命运。监牢和地牢人满为患，监禁的不是小偷和不法之徒，而是基督的教士及其信徒及我们的亲友。我们不应受伤害，也不应旁观我们的国家深陷于痛苦中。

直到1578年加尔文教派攻占杜埃，该校才封闭，然后改设在兰斯，后又迁回杜埃（1593年）。《杜埃圣经》（The Douay Bible）——拉丁《圣经》本的英译本——在兰斯和杜埃（1582—1610年）成稿，“詹姆士王《圣经》本”出版前一年，该版译本才发行。1574年至1585年，该校将275名毕业生封以圣职，并派遣其中268人至英国传教。艾伦奉召至罗马，升任红衣主教，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续有170名僧侣于1603年伊丽莎白死亡以前，奉派至英国工作。在438名僧侣当中，98名遭受极刑。

英国传教士的领袖地位后来传给耶稣会教士罗伯特·帕尔森，此人热心勇敢，善做神学辩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坦白宣称，教谕已驱逐伊丽莎白，即使她被刺杀也是正当的。许多英国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但教皇格列高利八世的秘书托罗米奥·加利（Tolomeo Galli）赞成其主张。帕尔森呼吁天主教国家入侵英国，西班牙驻英大使谴责这项计划是“愚昧犯罪”的，耶稣会会长埃韦拉德·梅尔库里恩（Everard Mercurian）于是禁止他干政。但他不为所动，私自决定入侵英国。他化装成自荷兰服役归来的英国军官，其军人威武的神情，其金边外衣及羽毛帽，使他骗过了关卡的守吏（1580年）。他又协助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化装成珠宝商随他进入英国，之后秘密住在伦敦市中心区。

他们访问了被捕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并无受虐待的事实。他们广征世俗和僧侣助手，开始鼓励天主教徒继续对教会忠诚，并促使最近改信新教者回头。隐藏在英国的世俗教士，感到这些传教士太过胆大，因而警告他们迟早会被人发现并被逮捕，若为人发现，势必使英国天主教徒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请求他们返回欧陆。但帕尔森和坎皮恩坚持不肯放弃。他们潜往一个又一个城市，举行秘密集会，听人忏悔，做弥撒，并祝福把他们当作上帝使者的崇拜者。他们抵英一年内——自称——已使2万人皈依。他们建立印刷厂，广事宣传。伦敦街上发现了短文，宣称伊丽莎白在为教皇驱逐出教后已不复为英国的合法君主。另有一位耶稣会教士被派往爱丁堡劝请苏格兰天主教徒自北方入侵英国。威斯特摩兰顺应梵蒂冈（Vatican）的召唤，自罗马带金银无数回佛兰德斯以资助自荷兰入侵英国之举。1581年夏，许多天主教徒均相信，阿尔瓦（Alva）的西班牙军队将越界侵入英国。

受到政府密探的警告，英国政府加紧逮捕耶稣会教徒。帕尔森越过英伦海峡逃生，坎皮恩却被捕（1581年7月），押送时经过同情他的乡村和敌视他的伦敦，被禁于伦敦塔。伊丽莎白指名传唤并想挽救其生命。她问他，他是否承认她是合法君王？他答是。但是对其第二个问题：“教皇逐我出教是否合法？”他却和许多饱学之士一样，都无一致的看法，致使她无所适从。她把他送往伦敦塔，并训令好好看待他。塞西尔命令用刑追查其同谋。经过两天的苦刑，他说出几个名字，接着政府开始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后来坎皮恩恢复了勇气，向新教神学家挑战，要求公开辩论。经委员会允许，在伦敦塔礼拜堂举行了一场辩论，朝臣、犯人及公众均获允参观。那位耶稣会教士虽双腿疲软，仍然站立数个小时为天主教神学辩护。两方面均无法令对方心服，坎皮恩受审时，其罪名并不是异端，而是阴谋以内乱和外患颠覆政府。他与其他14人被判有罪，1581年12月1日受绞刑而死。

天主教徒正确预测耶稣会的任务会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迫害行动，伊丽莎白将她与那些试图取代其王位者和谋刺者之间的是非诉诸其子民。1581年的国会法律规定：改信天主教者以叛国罪处罚；任何做弥撒的教士应罚200马克并处一年的徒刑；拒绝参加国教礼拜者每月应付20金镑——除了最富有的天主教徒外，任何天主教徒皆会因此破产。不能支付罚金者即予拘捕并没收其财产。不久，监牢里面到处都是天主教徒，许多旧城堡也改为监狱。局面起伏不定，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即将处死及与西班牙和罗马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日趋紧张。1583年6月，一名教皇使节向教皇格列高利八世提供了一项由爱尔兰、法国及西班牙三国军队即时进攻英国的详细计划。教皇对于这项计划深表同情，并预先准备了特别的措施。但英国密探已预先得到风声，也有应对的准备，该计划只能搁置。

国会以更富压制性的立法来报复。自1559年6月起受封圣职的僧侣，依然抗命不承认英王最高地位而起誓者，在40天内应离开英国，或以叛逆罪处死，庇护他们者将被绞死。依据该法及其他法律，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共有123名僧侣和60名俗人被处以死刑，或许另有200人死于狱中。新教徒抗议这些立法过于严苛，某些人改信天主教。塞西尔之孙威廉逃亡至罗马，向教皇誓死效忠。

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反对以暴力对抗政府。其中一派向英王伊丽莎白请愿（1585年），表达其效忠之诚，并请“仁慈地考虑（彼等）遭受的迫害”。但犹如证实英国政府宣布这些措施可由战争获得证明一样，红衣主教艾伦竟发表一篇文章（1588年），试图使英国天主教徒支持西班牙人即将进犯英国的行动。他称女王是“一位乱伦的私生子，是恶名狼藉的妓女在犯罪中所生”，并指责“她……由于难以描述、难以置信的贪欲好淫，对莱斯特及其他人广施色相，滥用其肉体”，要求英国的天主教徒起而反抗这位“不道德、受诅咒、遭受逐籍的异端”，同时允诺任何人只要协助放逐“当代罪恶及厌恶的主要对象”，即可得到永久的赦罪券。英国天主教徒却与新教徒一样，勇敢地抗拒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对抗西班牙获胜以后，迫害继续不停，仿佛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一部分。1588年至1603年，共有61位僧侣和49名俗人被绞死。12位教士在女王逝世那年向女王提出动人的诉愿，请求准许其留在英国。他们驳斥否定女王继承王位权利的主张，并反对教皇有逐其去位的权利，但是依据良心他们无法承认除教皇以外的任何人为教会的领袖。请愿书在女王死前数天才送到女王手中，其后果如何尚无记载；但在无意之中，包容了两个世纪以后解决问题的各种原则在内。女王死时仍是其执政期间一次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但这次的胜利比以前沾染了更多的污点。

伊丽莎白与清教徒

在对付那群表面上较弱的清教徒方面，她却未获胜利。他们是受加尔文影响的教徒，其中某些人是玛丽统治时期流亡于外的难民，他们曾经访问加尔文教派重地日内瓦，多数人曾经阅读日内瓦加尔文教派翻译并注释的《圣经》，某些人曾听过或读过约翰·诺克斯的鼓吹文章，某些人也许听过威克利夫“可怜教士”罗拉（Lollard）的回声。以《圣经》为绝对可靠的指南，他们发现伊丽莎白将主教权利和教士法衣由罗马手中夺取转交于英国国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一方面，他们发现教士除基督外并不受国王的统治。他们承认伊丽莎白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但其目的只是要摒弃教皇而已。他们在心中杜绝国家控制宗教之说，反而希望以其宗教来控制国家。1564年，他们开始被称为“清教徒”——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他们想澄清英国新教《新约》未有记载的各种信仰和礼拜的形式。他们采取预定论、上帝选民论及天罚论，并主张唯有生命的各方面合乎宗教和道德标准，才能脱离炼狱之苦。严肃的星期天他们在家中研读《圣经》时，面对着《旧约》中善嫉和记仇的耶和华，耶稣的形影仿佛已经消失了。

在剑桥大学神学教授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发表演讲，强调早期基督教教会长老组织与英国国教主教组织之间的对照比较时，清教徒攻击伊丽莎白已具体化了（1569年）。剑桥的许多教职员支持卡特莱特的主张，但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院长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在女王面前谴责他，使他被解除教职（1570年）。卡特莱特移居日内瓦，在西奥多·德贝兹（Theodore de Beze）的领导下，吸收了加尔文教派神权国家论的精华。回到英国后，他与沃尔特·特拉瓦斯（Walter Travers）及其他人合作，建立清教徒的教会，依其意见，耶稣已经安排让各个教区、各省及各国选出的牧师和世俗长老拥有全部教会权力。如此组成的教士和长老会有权依据《圣经》决定教条、礼仪和道德律。他们应与每个家庭联系，有权促使大家至少表面上过着“事神的生活”，并有权将抗命者驱逐教籍，处异端以死刑。民政官应执行戒律，但国家不得侵入宗教管辖权的领域。

1572年，旺兹沃思城（Wandsworth）首先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教区，而在东部和中部乡间也兴起了相似的“长老会”。此时，多数的伦敦新教徒和平民院议员是清教徒。伦敦技工阶级，已为法国和荷兰加尔文教派难民所渗透，纷纷攻击主教组织及其礼仪。城市商人把清教派视为新教，抵抗在传统中不同情高利贷者的天主教条及中产阶级的中坚。加尔文对此也有严格限制，可是他曾经鼓励放息，而且承认勤勉节俭的美德。就是女王也发现清教有某些优点。假若玛丽·斯图亚特能入主英国，塞西尔、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及诺克斯均有望借重清教来对付天主教。

但伊丽莎白觉得清教运动阻碍其减少宗教纷争的整个计划。她把加尔文教派视同与约翰·诺克斯的理论一样，而约翰·诺克斯轻视妇女统治者永不被她原谅。她轻视清教教条主义实较天主教为甚。长久以来伊丽莎白一直喜欢耶稣受难像及其他神像，她即位初期，反偶像的狂潮曾摧毁了一切圣画、圣像及染色玻璃，她下令赔偿损失与牺牲者，并禁止以后采取这种行动。她对自己的言语并不吹毛求疵，但讨厌某些清教徒把通用祈祷书描写为“取材自教皇粪堆的弥撒书”，把高级宗教法庭描述为一条“小臭水沟”。她认为民选大臣及由长老和宗教大会组成的教会组织应独立于国家，不受国家干涉，但这种共和体制威胁了君主政体。她认为只有保持其君主权力才可以使英国维持为新教国家，而人民普选会导致天主教的恢复。

她鼓励主教们阻挠这些妨害秩序者。大主教巴尔克禁止他们印书宣传、在教会中禁止他们发言、阻止他们集会。清教教士曾经集会公开讨论《圣经》，伊丽莎白命令巴尔克查禁这些“伪行知”（prophesyings），他立即照办。其继承人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试图保护清教徒，伊丽莎白暂夺其权位。他死后（1583年），她提升新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至坎特伯雷任职。此人致力于压制清教徒，他要求英国全部教士宣誓接受“三十九条款”、通用祈祷书及女王宗教最高地位。他传唤反对者至最高宗教法庭受审，在那里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受到详细而持续不断的审问，塞西尔将这种审判程序与西班牙异端裁判相提并论。

清教徒反叛的情况日益严重。一小群立场坚定的人公然与英国国教会分离，自建独立教会，选举他们的牧师，不肯承认天主教的统治权。1581年，卡特莱特的学生（其后为敌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是“独立派”、“分离派”或“自主集会派”的主要发言人，他远赴荷兰，在那里发表了两篇短文，其中包含基督教的民主宪法大纲，即任何基督教派均有权自行集会礼拜，依据《圣经》自定其教义、自选其领袖、不受外来干涉而过其宗教生活，除《圣经》外可以不承认其他法规，除基督外可以不承认其他权威。他的两位信徒在英国被捕，经判决定罪为轻蔑女王宗教最高权威地位，被绞死（1583年）。

在1586年国会议员选战期中，清教徒对不同情他们的候选人尽情予以攻击。有一位被称为“平凡的赌棍和赌注之友”，另一位则是“对教皇制度颇表怀疑，很少上教堂礼拜的妓院的龟公”。那是口诛笔伐的时代。国会集会时，约翰·彭利（John Penry）发表请愿要求改革教会，指责主教应为教士的滥权及流行的异端邪学说负责任。惠特吉夫特下令将之逮捕，但不久他又获得释放。安东尼·柯普（Antony Cope）提出议案拟废止整个主教组织，并依据设置长老的设计而改组英国国教。伊丽莎白下令国会不得讨论该议案。彼得·温特沃思（Peter Wentworth）起而询问国会自由何在，4名议员也对此表示支持，伊丽莎白将这5人关入伦敦塔。

在国会受到挫败，彭利及其他清教徒转而诉诸舆论。为了避免惠特吉夫特严格的新闻检查，他们私自印行了一连串的小册子，广传于英国境内（1588—1589年），均署名绅士马丁·马伯里雷特（Martin Marprelate），并以讽刺谩骂的言词攻击主教的权威和个人人格。惠特吉夫特和最高宗教法庭广布密探，想要找出作者和印刷者；但是印刷者在城市之间流动，又得到公众的同情协助，直到1589年4月仍未被发现。职业作家如约翰·李利和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答复马丁的文章，反使他大肆讽骂，针锋相对，最后竟然有泼妇骂街的情形。后来争议逐渐平息，正人君子为基督教竟堕落成破口大骂的艺术悲痛不已。

受了这些小册子的刺痛，伊丽莎白给予惠特吉夫特全权压制这些清教徒。所谓马伯里雷特的那群印刷人终被找到，政府大肆逮捕，跟着就处死很多人。卡特莱特被判决处死，却被女王特加赦免。两名“伯朗运动”（Brownian Movement）领袖约翰·格林伍德（John Greenwood）和亨利·巴罗（Henry Barrow）于1593年被绞杀，其后不久，约翰·彭利也遭绞刑。国会随后决议（1593年），任何怀疑女王的最高宗教地位或继续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而参加“任何非国教的秘密聚会或秘密假做礼拜的会议者”，应予拘禁，而且——除非保证将来改宗国教礼拜仪式——应永远离开英国，否则处死。

就在此时，介于纷扰争端中，一位温和派牧师将争端升华为关于哲学、敬神及庄严的散文层次。理查·胡克（Richard Hooker）是奉派在伦敦寺（the London Temple）布道的教士之一，另一位是卡特莱特之友特拉瓦斯。晨间讲道，胡克阐述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到了下午，特拉瓦斯就依清教徒的主张批评教会政府，两人均将其讲稿集印成书。胡克能撰述文学和神学著作，因此他请求主教将他调至安静的乡间教区。他在维特郡（Wiltshire）的博斯坎比（Boscombe）完成巨著《论宗教政府的法律》（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的前4册（1594年），3年后在毕晓普斯堡（Bishopsbourne）他又将第5册送到报上发表。1600年他卒于该地，享年47岁。

他的《法律》一书，其论证在平和中显出高尚的风格，兼有拉丁风格的华丽文藻和磅礴的气势，因而震惊了英国。枢机主教艾伦赞其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佳杰作，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嘉许其滔滔雄辩和博学广识，女王伊丽莎白感激地阅读，视为替其宗教政府做了合理的辩护，清教徒为其词意温和明晰而感到心平气和，后世视之为寻求宗教与理性平衡的卓越尝试。胡克承认就是教皇也可获救，这使当代人感到惊奇。他又宣称：“依据上帝启示我们的信仰而得到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如通过知觉而得信仰的保证更为确定具体。”这也使许多神学家感到震惊，其意即谓人类的理性能力也是上帝赋予的神圣礼物和启示。

胡克的法律理论源自圣·托马斯的中古哲学，他开了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社会契约论”的先河。在说明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及其利益后，他辩称自动参加社会即表示愿意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法律的最终根源是在社会本身，君主或国会发布法律实受社会的委托授权。他又加上一段很可能为查理一世借鉴的文章：

英国国会以及附依其上的（宗教）大会，是本王国统治的根本所赖，甚至是整个王国的实体所在。它包括君主及王国受其统治的子民在内，因为他们都已在那里了，或是本人直接在那里，或是已主动放弃（委任）其权利了。

他认为宗教是国家内在的构成部分，因为社会秩序乃至物质繁荣必赖道德规律，而道德规律如无宗教的指导和支持，必归于崩溃，因此各国应对其人民施以宗教训练。英国国教固是不完整，可是其他亚当子孙组成的教会也是如此。

胡克的逻辑理论迂回而不够深入，缺少说服力，其学识局限于经院哲学，因此未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其感激社会秩序的立论，使他不能了解追求自由之背景。清教徒承认其文章流利通顺，但仍自行其是。许多人因为被迫在国家与信仰间做一选择，因而向外移民，正好与大陆新教徒移入英国的路线相反。荷兰欢迎他们，于是英国人将教会建于米德尔堡（Middelburg）、莱登（Leiden）、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流亡者及其子孙辛苦工作、教育、传道及写作，心情平静地准备完成他们在英国的胜利和在美洲的建树。

伊丽莎白与爱尔兰

爱尔兰于1169年至1171年被英国征服，自此以后即被英国长期占领，理由是若不如此则它可能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进攻英国的基地。伊丽莎白即位时，英国人在爱尔兰的直接统治只限于东海岸——“英国统治特区”——都柏林周围及南部，该岛其余地区则由爱尔兰酋长统治，他们仅在名义上承认英国的主权。爱尔兰与英格兰常年的斗争破坏了部族统治，导致爱尔兰的混乱，但也使爱尔兰产生许多诗人、学者及圣哲。全国大部分的土地仍是森林和沼泽地区，交通和运输的改善有赖于大胆的投资，土著凯尔特人约80万人民生活于近乎野蛮、几无法治的状态中。在爱尔兰特治区的英国人几乎同样贫穷，他们腐化，盗用公款、犯罪，增加伊丽莎白的麻烦。他们窃夺伦敦政府的财产就像抢劫爱尔兰农民一般。终伊丽莎白一朝，英国殖民者迫使爱尔兰地主和佃农“贫无立锥之地”。这些失去财产的人以暗杀来反抗，因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同样生活在不断的暴力和仇恨中。塞西尔认为，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统治就如同“佛兰芒人反对西班牙人的压迫，是没有理由的”。

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政策是基于她相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会危及新教英国的安全。她强制爱尔兰全岛改信新教，禁止弥撒，关闭天主教修道院，废除在狭小的特区外围的公开礼拜。幸存的天主教神父只有躲藏起来，暗中为少数人举行圣礼。宗教和和平导致的道德消失殆尽，谋杀、偷窃、通奸及强奸案件层出不穷。爱尔兰领袖诉之教皇和菲利普二世，求其保护或协助。菲利普不敢侵入爱尔兰，唯恐英国人会入侵和协助荷兰，可他在西班牙建立的爱尔兰难民营和学校甚多。庇护四世派遣一位爱尔兰籍耶稣会教士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e）至爱尔兰（1560年），沃尔夫具备他所属教会的勇敢和尽职的特性，因此能建立秘密教会，带进许多化装的耶稣会教士，恢复天主教徒的虔诚敬神和希望。酋长们心悦诚服，前仆后继反抗英人的统治。

其中最有力的酋长是蒂龙（Tyrone）的沙恩·奥尼尔（Shane O’Neill），他是传奇所歌颂及爱尔兰人愿为之战死的人物。他曾对付其阴谋篡位的兄弟，力守其“奥尼尔”的头衔，忽视十诫却崇拜教会。他阻止英国人的征服，冒生命危险访问伦敦，并与伊丽莎白结盟，得其支持，凯旋后不但统治蒂龙，而且统治阿尔斯特（Ulster）。他与强敌奥唐奈（O’Donnell）家族战斗，最后竟为其所败（1567年），他与一群定居于安特里姆（Antrim）的苏格兰移民麦克·丹奈尔（Mac Donnell）相偕逃亡时，被杀。

他死后的爱尔兰历史充满了叛变、集体屠杀及贵族纷争。菲利普爵士之父亨利·西德尼爵士忠诚地在伊丽莎白治下担任不为他人垂涎的职务达9年之久。他参加打败奥尼尔的工作，追捕并处死罗里·奥摩尔（Rory O’More），后被撤职（1578年），起因是其胜利的代价太过昂贵。沃尔特·德弗罗（Walter Devereux）是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在担任贵族代表的两年内，主要功绩是在安特里姆海岸以外的拉斯林岛（Rathlin）大肆屠杀。叛军麦克尼尔族人派遣卫士护送妻子和小孩、老弱和病人至该岛的安全处所，埃塞克斯派军队攻取该岛。该岛守军答应投降，条件是他们获允移居苏格兰。英军拒绝这个条件，他们无条件投降，包括妇孺和病人老弱在内共600人，均遭屠杀（1575年）。

伊丽莎白时期最大的叛变是杰拉尔丁族（Geraldine）在芒斯特（Munster）的叛变。许多人被俘及逃亡以后，詹姆士·菲茨莫里斯·菲茨杰拉德（James Fitzmaurice Fitzgerald）越过欧陆，调集一支混合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佛兰芒人及英国天主教流亡者的军队，登陆克立（Kerry）海岸（1579年），但他本人在一次与另一族人的战争中意外阵亡。其堂兄弟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德（Gerald Fitzgerald）——第15代戴斯孟德伯爵（Earl of Desmond）——继续叛变，邻近的巴特勒（Butler）氏族在新教徒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e）的领导下，宣告支持英国。英国特区的天主教徒组成一支军队，击败新贵族代表洛德·格雷爵士（Lord Grey）新征集的军队（1580年），不久格雷又获得支援，由海陆两路围攻在斯梅里克湾（Smerwick）的戴斯孟德主力军。600名幸存的叛军发现无法抵抗格雷的火炮，当即投降乞求从轻发落。除了答应提供大笔赎金的军官外，其余不分男女均遭屠杀。英国对爱尔兰人以及本地氏族互相对抗的战争，把芒斯特毁坏得很厉害，以致“这年自丁格尔湾（Dingle）起至卡舍尔海峡（Cashel），听不到牛叫或农夫的声音”。一位英国人写道（1582年）：“除了其他被绞或被杀的人外，在不到半年内芒斯特有3万人……死于饥荒。”一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说：“在该省区杀一位爱尔兰人被认为与杀一条疯狗一样。”芒斯特此时几无爱尔兰人，由英国殖民者划分为许多农庄（1586年）——当中有一位埃德蒙·斯宾塞，在当地完成了《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一书。

1593年，绝望的爱尔兰人东山再起。泰尔康奈尔（Tyrconnel）爵士——休·丹奈尔（Hugh O’Donnell）与第二代蒂龙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联合起事。此时的西班牙已答应协助他们，与英国公开作战。贵族院改选期间，奥尼尔在亚尔马（Armagh）一地大败英军，攻下英国北方重镇黑水河（Blackwater，1598年），并派遣一支军队重启芒斯特的叛变。英国殖民者放弃田园，向外逃亡。

就在此时，伊丽莎白任命年轻的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为其爱尔兰贵族议员（1599年3月）。她给他一支1.75万人的军队——这是英国派遣至爱尔兰岛人数最多的一次。她训令他攻击奥尼尔，未经其同意不得签订和约，未得其允许不得返国。抵达都柏林后，整个春天他都不积极，只做了几次袭击，其军队又因受疾疫之害而报废。于是他未经授权即直接与奥尼尔签约停战，然后回到英国（1599年9月），向女王解释其失败理由。洛德·孟特乔爵士（Lord Mountjoy）、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迅速取代其地位，有勇有谋地对付狡猾的奥尼尔、骁勇的奥唐奈及一支停泊于金塞尔港（Kinsale）的军舰——舰上有西班牙军队与武器，并有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准备赐予保卫爱尔兰及天主教徒的赦罪券——上的联军。孟特乔急向南进迎击西班牙人，并予以致命的击溃，使奥尼尔屈服。叛变终告失败，其后全面赦免才赢得暂时的和平状态（1603年）。伊丽莎白也告去世。

她在爱尔兰的政绩使其光荣减色不少。她低估了在几无道路的国家施以征服的困难，更未顾及该地人民因热爱其土地和信仰而不惜牺牲的意愿。她责备其代表的失败，而不知道这些失败部分应归因于她自己的吝啬。他们无法给养军队，军队才会发现抢劫比作战更有利可图。她在停火和高压恐怖政策之间摇摆不定，从未决定一贯的政策。她建立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1591年），爱尔兰人却与以前一样未开化。在花了1000万镑的战费以后，她所得到的和平是岛上一半的土地荒无人烟，而在岛上存在着那种不可言说的积恨，终导致俟机而起的另一次残杀与破坏。

伊丽莎白与西班牙

女王最佳的表现是对付西班牙。她让菲利普幻想她会与他或其子结婚。为了用一枚婚戒赢得英国，他极尽忍耐之能事，直至其朋友纷纷与之疏远，伊丽莎白渐转强大。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不幸的苏格兰女王可能曾敦促他入侵英国，但他太怀疑法国，太操心于荷兰，以致无法下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政治赌注。他不能肯定在他与英国相持不下之际，法国不会趁机攻占属西班牙的荷兰。他讨厌鼓动任何地方发生革命。他相信，由于他的长期拖延，伊丽莎白会在适当时间寻求一条出路，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他不急于让亲法的苏格兰女王得到英国王位。有很多年他一直不让教皇将伊丽莎白驱逐出教会，他阴郁沉默地忍耐她对付英国天主教徒，并容忍她对西班牙虐待英国新教徒所做的抗议。在几达30年内，他与英国保持和平，虽然英国海盗已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商业为敌。

人的本性在品格上显现出来，但是这些品格只是属于我们内在的本质，人类大部分的行为，在表现之前都先考虑到宗教与外力引出的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当时在海上，《十诫》根本毫无作用可言，只有海盗允许才能有贸易行为。小海盗船利用英国海岸入口作为停泊港，由此向外盗劫。假如牺牲者是西班牙人，那么英国又可享受劫夺教皇党人的宗教狂欢了。勇者如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装备了大批私掠船，将大海作为活动领域。伊丽莎白虽未拥有这批私掠船，但并不打扰他们，因为她已从这些私掠船身上看出海军的雏形，并从海盗身上看出其未来的海军将领。“陷落于胡格诺派的法国北部港口拉·罗契尔（La Rochelle）成为英国、荷兰及属胡格诺教派的船只喜欢的会集所，他们攫取任何国家的天主教商船”，必要时也攫取新教商船。

从这种海盗行为入手，进而又经营有利可图的贩奴生意，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首先经营的。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在恶劣气候下从事非人的苦力活，以致人口剧减，很需要较强壮的劳工。土著的保护人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亲自向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建议，将较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更为强壮的非洲黑奴输入美洲，以便替当地西班牙人做苦工，查理同意了，但是菲利普谴责贩奴，并训令西属美洲总督禁止奴隶进口，但经由母国政府特许进口者例外——这是昂贵而稀少的。霍金斯洞悉某些总督的阳奉阴违，派遣三条船至非洲（1562年），抓了300名黑奴到西印度，卖给西班牙的殖民者，交换糖、香料及药材。回到英国以后，他怂恿彭布罗克爵士及其他人从事第二次冒险，又劝请伊丽莎白让他统带一条最好的船，供他使用。1564年，霍金斯率领4条船向南航行，抓了400名非洲黑奴，然后驶向西印度群岛，在枪杆的威胁下强迫西班牙人购买这些黑奴，最后回到祖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与其支持者及女王共享所得——女王共投资了60%。1567年，女王借给他“耶稣号”，他立即率领这艘船及另外4条船至非洲，抓住在其势力所及范围内的黑奴，然后以每名160镑的价格售给西属美洲。他带了价值10万镑的赃物起程返国时，却不幸为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墨西哥海岸的乌卢亚（San Juan de Ulua）逮住，除两条小船外他的船全被摧毁。他在历尽险阻之后，才得以乘那两条小船空手回到英国（1569年）。

这次旅程中另一位幸存者是霍金斯的亲戚德雷克。他受霍金斯之助接受教育，可以说已成为海上的居民。22岁时，他在霍金斯白费工夫的远征中指挥一条船。23岁时，除勇敢之名外已失去一切，他发誓向西班牙报仇。25岁时，他接受伊丽莎白任命指挥私掠船。1573年，他已28岁，在巴拿马沿岸攫取一支载运银条的商船队，回到英国时又发财又报了仇。虽则西班牙叫嚣应将他置于死地，伊丽莎白还是将他藏匿了3年。接着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及哈顿等人帮他装备了4条小船，总载重达375吨。他率领这些船于1577年11月15日自普利茅斯（Plymouth）出发，注定将完成第二次环球航行。其船队自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时，遇到了暴风，船只尽皆碎裂无法修复。德雷克独自一人，搭乘“派立肯号”沿美洲西岸向上至旧金山，沿途袭击西班牙船只。然后他大胆西向朝菲律宾群岛行驶，穿过马六甲群岛至爪哇，越过印度洋至非洲，绕过好望角，1580年9月26日，经大西洋回到普利茅斯，距其离开该地已达34个月之久。他随身带着60万镑的赃款，其中27.5万镑献给女王。英国人欢迎他，视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海员和海盗。伊丽莎白在他的船上进餐，并封他为骑士。

此时，英国技巧地与西班牙保持着和平。菲利普屡次向女王抗议，她找了许多借口，紧握其赃款不放，并指责菲利普援助爱尔兰叛军也是违反国际“法”。西班牙大使威胁不惜一战时，她也威胁将与艾列森结婚，和法国结盟。菲利普急于征服葡萄牙，令其使节继续维持双方的和平。与往常一样，好运益使女王冷静迟缓的天才生色。假如天主教法国不因内战而分裂为二，假如天主教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为土耳其人困扰，假如西班牙不与葡萄牙、法国、教皇及荷兰叛军相争不已的话，那么她会有何遭遇呢？

多年以来，伊丽莎白对荷兰一直是时松时紧，随多变的时局而改变政策，任何所谓软弱不决或叛国的指控都不会使她盲从地遽然决定政策。她对荷兰加尔文教派绝不比对英国清教的好感为多，而且她并不比菲利普更想鼓动革命。可是她了解，对于英国经济来说，能与荷兰开展无阻的贸易是相当重要的。她计划支持荷兰的反叛，使其不至向西班牙投降或陷入法国手中，因为只要叛变一日不息，西班牙就不敢入侵英国。

一桩令人庆幸的意外之财充盈了英国国库，而且有助于荷兰的叛事。1568年12月，几艘西班牙船只携带荷兰境内阿尔瓦军队的15万镑军饷，被英国私掠船迫入海峡港口。女王刚刚听到霍金斯在桑·胡安·德·乌卢亚失利的消息，认为这是上帝赐予英国补偿损失的最佳机会。她询问主教朱厄尔（Jewel），对西班牙的财产她是否有处置之权。他断定上帝既是新教徒，一定很乐意看到教皇党徒被人劫夺。而且，女王知道，这笔钱是菲利普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来的，菲利普在该款安全送至安特卫普之前拒绝承认其所有权，因此伊丽莎白将这笔巨款移至国库。菲利普埋怨英国，阿尔瓦立即逮捕荷兰境内的英国国民并没收其财产。伊丽莎白则逮捕在英国的全部西班牙人。但是贸易需要使双方逐渐恢复正常关系。阿尔瓦不愿激使伊丽莎白与叛军结盟，菲利普强忍住气，伊丽莎白则得到了金钱。

不安的和平状态继续下去，直到英国不断袭击西班牙船只，而遭拘禁的玛丽·斯图亚特朋友的请求使菲利普牵连到一个谋刺女王的阴谋。女王相信他参加了这个阴谋，立即驱逐西班牙大使出境（1584年），并公开协助荷兰。于是，莱斯特率军进入弗拉辛、布里尔、奥斯坦德及斯卢伊斯，不幸于聚特芬一地为西班牙军所败（1586年）。到此问题已明朗化。菲利普与伊丽莎白两人均全力备战。这次战争将决定英国，甚而欧洲，甚而美洲大陆的海上霸权和宗教信仰。

由于教皇在1493年的仲裁几乎完全把美洲划归西班牙及哥伦布的恩赐，西班牙此时已很富有。经过许多航行和教谕后，地中海已不复为欧洲人的文化和权力中心，大西洋时代已经开始。欧洲濒临大西洋的三大国家当中，法国受到内战影响无法竞争海上霸权，英国与西班牙就像贪婪外伸的海岬一样，继续争取新地。当时似乎不太可能解除西班牙在美洲的优势。1580年，西班牙在那里已有几百个殖民地，英国却一无所有。每年自墨西哥和秘鲁等矿产取得的无数财富源源进入西班牙。这时命运似已注定西班牙将会统治整个西半球，让南北美洲成为其附属地。

德雷克很不满这种远景。争夺新大陆的战争一度是他与西班牙之战。1585年，得到朋友和女王的财政支援，他装备了30艘船，进攻西班牙帝国。他进入西班牙西北部维哥河口，抢劫维哥港，剥下圣母像外衣，并取走很多贵重金属及教会昂贵的法衣。他驶往加那利和维德角，劫掠其中最大的岛屿，然后越过大西洋，袭击圣多明哥，取走了3万镑作为不摧毁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的条件，接着劫夺和焚毁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城，最后因黄热病牺牲了1/3的船员，他才返回英国（1586年）。

这是一场无名的战争。1587年2月8日，英国政府将苏格兰女王处死。菲利普通知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他已准备入侵英国并迫使伊丽莎白退位。他请教皇提供200万金币。西克斯图斯愿在入侵行动实际开始时付给西班牙60万金币。菲利普令其海军大将桑塔·克鲁兹（Santa Cruz）侯爵准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船舰在里斯本会集建造，粮饷军械等齐集于加的斯。

德雷克请伊丽莎白准他率领一支舰队，在“无敌舰队”成立以前将其摧毁。得其同意，德雷克于1587年4月2日，趁她未后悔之前，迅速率领30条船自普利茅斯出发。她确曾改变主意，但已来不及通知他了。4月16日，德雷克率领舰队进入加的斯港，在岸上炮台射程外活动，击沉一艘西班牙战舰，袭击运输和补给船，攫取其船货，放火焚烧敌船，然后安然离港。他在里斯本外下锚，诱使桑塔·克鲁兹出战。侯爵拒绝出战，因为其船只尚未武装完毕。德雷克向北驶往拉科鲁尼亚（La Coruna），攫取该地的补给品，然后至亚速尔群岛（Azores）夺取了一条西班牙船只。拖着这条船，他回到英国。连西班牙人都对其勇武和航海技术感到惊奇，大加赞赏，并说：“假如他不是一位路德教徒的话，那么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类似的伟人了。”

菲利普小心地重建舰队。桑塔·克鲁兹侯爵不久去世（1588年1月），菲利普以麦迪那·西多尼亚公爵（Medina Sidonia）取代，其人依赖世代高官显爵的关系而居高位，非因能力特别杰出。“无敌舰队”终于组成时，共有130条船，平均每条445吨；半数为运输船，半数为战舰；共有8050名船员，1.9万名士兵。菲利普及其将领以古代的方法设想这次海战——钩住敌船登上敌船，然后人对人作战。英国的计划却是炮击敌船船身，击沉载运众多船员的敌舰。菲利普训令其舰队不必寻求攻击英国舰队，而应设法抢占英国滩头，越过佛兰德斯，装运帕尔马公爵的3万待命军队。加上这些增援以后，西班牙人打算直攻伦敦。同时，一封红衣主教艾伦（1588年4月）请求天主教徒联合西班牙人驱逐他们的“篡逆、异端及卖娼的女王”的信，被暗中带入英国。为了协助恢复英国天主教势力，几百个僧侣在宗教裁判所所长领导下，随“无敌舰队”出征。热切的宗教精神感动了西班牙海员及其船长，他们虔诚地相信他们在进行神圣的使命，把娼妓遣开，不再有渎神行为，赌博也告停止。那天早上，船队驶离里斯本时（1588年5月29日），船上每个人接受圣餐礼，西班牙全国都在祈祷。

风势对伊丽莎白有利，无敌舰队遭到破坏性的强风，便在拉科鲁尼亚避难，修补损伤，然后再行出发（7月12日）。英国在意见分歧、匆忙准备和失望中下定决心等激动热切的混合状态中，等待战争的来临。经过30年的吝啬小气和捣乱行动，伊丽莎白聚集了一笔财富，现在正用得上。其人民，包括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内，都勇敢地支持她。志愿军在城镇中操练，伦敦商人支援军团，并主动请求装备15条船、供应30条船。十几年以来，霍金斯一直替女王的海军建造军舰。德雷克现在是海军中将，私掠船队已将其船只驶至那个决定命运的地方。早在1588年7月，全部82条船在英国海军总司令埃芬海姆的霍华德爵士的统率下，即已集中于普利茅斯，准备迎战入侵的敌人。

7月19日 [1] ，英伦海峡口见到“无敌舰队”的前锋船只，防卫舰队立即驶出普利茅斯。21日大战开始。西班牙人要等英国人靠近了才能将其钩住，反之，轻便的英国船——吃水线低，船身较窄——在沉重的西班牙船舰周围奔驶甚为便捷，敌舰行驶时即开火攻击其船身。西班牙船舰甲板太高，他们的炮火都掠过了英国船，只能造成很小的损害。英国船在炮火下行驶，行动的敏捷及其速度使西班牙人感到无助慌乱。夜幕低垂时，“无敌舰队”望风而逃，留下了一条船为德雷克所捕。据一位反叛的德籍炮手称，另一条船已经被击垮，残船落入英国人手中。幸运的是，这两条船都装满了武器弹药，很快就转到女王舰队的手中。24日，更多的武器弹药抵达，可是仍然只够英国人打一天的仗而已。25日，在怀特岛（Wight）附近，霍华德领导一次攻击，其旗舰冲入“无敌舰队”中，与每条西班牙船舰相互射击。英国炮火奇准无比，摧毁了西班牙人的士气。当天晚上，麦迪那·西多尼亚写信给帕尔马公爵说：“他们从早到晚炮击我方，但他们并不钩船……已无其他补救方法了，因为他们快而我们慢。”他乞求帕尔马送来弹械和援军，但帕尔马驻地港口已被荷兰船只封锁。

27日，无敌舰队在加来（Calais）港岸边下锚停泊。28日，德雷克纵火于8条无关紧要的小船，使之顺风驶入西班牙舰队内。因为畏惧这几条火船，麦迪那·西多尼亚命其船只进入大海。29日，在一次主要战役中德雷克攻击舰队，使它们离开法国海岸。西班牙人勇敢地作战，但是航海技术和操炮术皆欠佳。正午，霍华德的舰队抵达，整支英国舰队集中火力炮轰无敌舰队，许多条船毁损或沉没，它们的木船船身虽有3尺厚，也被英舰炮火洞穿。数千名西班牙人被杀，鲜血从甲板流入海中。当天无敌舰队共损失4000人，另有4000余人受伤，残存的船只仅勉强维持航行。鉴于其船员已无力再战，麦迪那·西多尼亚下令撤退。30日，海风把这支残破舰队带入北海。英国人向北追逐直到福斯湾，后由于缺乏粮食弹械方才回港。他们损失了60人，但船只毫无损失。

对于“无敌舰队”的残余船只来说，没有比西班牙更近的天堂了。苏格兰极为敌视西班牙，而爱尔兰港口已被英国军队占据。受损伤的船只和饥饿的兵士在绝望中只有绕英伦三岛返国。海水怒涌，风势狂暴，桅樯倾倒崩毁，船帆已破。日复一日，有些船只沉没，有些必须弃船，死者尽掷海中。在崎岖难行的爱尔兰岸边，有17艘船触礁沉没，仅在斯莱戈（Sligo）一地，就有遇难的1100名西班牙人被海水带至海滩上。某些船员登陆爱尔兰乞讨食物和饮水，但遭到拒绝。而且有几百人软弱不堪一战，竟被住在岸边的半野蛮人屠杀。130艘船只有54艘返回，2.7万人只有1万人返回，而且多数人均受伤或生病。菲利普日日听闻那幕延长的惨剧，自禁于皇宫密室，无人敢和他说话。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竟称并未发生入侵英国事件，不肯给予破产的西班牙金币。

伊丽莎白与教皇一样在乎金币。为免海军侵盗公款，她要求计算海军在战前、战争中及战后每先令的用途，霍华德和霍金斯自掏腰包应付无法解释的开销差额。伊丽莎白预期那将是一场长久的战争，故其船员和兵员的粮饷和报酬均甚短缺苛刻。这时有一种类似伤寒的恶疾横扫凯旋的战士，某些船上，船员均死亡或残废。假如疠疾在敌人未来临之前即已发生，霍金斯不知伊丽莎白的命运会怎样。

直到菲利普去世（1598年），海战一直持续不断。德雷克曾率领一支舰队和1.5万人，协助葡萄牙人反抗西班牙（1589年）。但葡萄牙人恨新教徒更甚于西班牙人，远征的结果只有失败与耻辱而已。霍华德爵士领导一支舰队至亚速尔群岛拦截携带金银至西班牙的西班牙船队，但菲利普的新无敌舰队迫使霍华德爵士的船舰败逃——除了“复仇号”因远落在后面，其余英舰都英勇地与15条西班牙船奋战至败亡为止（1591年）。德雷克和霍金斯旋即出征西印度群岛（1595年），但两人争吵不已，竟然双双死于中途。1596年，伊丽莎白再遣一支舰队摧毁停泊在西班牙港口的船只，在加的斯发现了19条战舰和36条商船，埃塞克斯洗劫该城时，这些船舰立即逃至大海。这次远征仍然失败，但又一次证明了英国在大西洋的海上霸权。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几乎影响了今日整个欧洲文明。海战技术至此有了决定性的转变，钩住敌船然后登船战斗的技术已经落伍，改为自船边和甲板上炮轰的技术。西班牙的衰弱导致荷兰人独立，亨利四世继为法王及北美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教势力也得以维持并增强，天主教在英国完全萎缩，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也不敢再勾结教皇。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建造适当、领导优秀，天主教可能收复英国，荷兰可能会屈服，而导致莎士比亚和培根成为胜利英格兰的象征和成果的那种骄傲与精力可能永远不会迸发，伊丽莎白朝人的欢乐也将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打击。所以战争能决定神学与哲学，而杀害和破坏的能力是允许生活和建设的必备条件。

[1] 这是旧历法，比格列高利历法要早10天。格列高利历法于1582年被西班牙采用，直到1751年为止，英国犹未使用。

雷利与埃塞克斯（1588—1611）

虽然塞西尔与沃尔辛厄姆、德雷克与霍金斯是光荣与胜利的直接工具，伊丽莎白却是胜利英国的化身，在她60岁时已达名位的顶峰。此时，她脸上已见皱纹，头发已见脱落，有些牙齿也已掉落，有些则成黑色，她戴花边头饰，穿飞扬的绉领，有衬里的袖子及衬有圈子的女裙，外饰宝石金光闪闪。在这样极具威严的服饰下，她看来极有傲气，相当精神，无疑就是一位女王。国会对其自视甚高的统治方式颇有怨言，但也只有屈服。老臣提供意见时仍有年轻侍臣的胆怯，而年轻的侍臣善于阿谀恭维，围绕在女王左右。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已经衰老，德雷克和霍金斯不久也将为他们想要统治的大海吞没。塞西尔——培根称他是“英国的阿特拉斯”——今已垂垂老矣，而且为关节炎所苦，不久，伊丽莎白将在其患不治之症时照顾他，并亲手喂他饮食。伊丽莎白深为老臣凋零而悲伤，但她不会因而减低其出巡的豪华与宫中的活泼气息。

在其身旁又有了新脸孔，使她分享了一些年轻气息。克里斯托弗·哈顿年轻英俊，她封之为贵族院院长（1587年）。9年后，她方接纳伯利爵士的劝告，引用其睿智驼背之子罗伯特·塞西尔为国务大臣。她更喜欢雷利的英俊和威武善战，而不在乎他对宗教的怀疑，因为她自己也有某种怀疑。

雷利集伊丽莎白朝人的典型于一身：绅士、战士、航海家、冒险家、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历史学家、殉道者，这是文艺复兴梦想中的完人，他在各方面皆显现才华。他于1552年生于德文郡（Devonshire），1568年入牛津大学。他不肯把生命浪费在书上，于是参加一群身世显赫的英勇志愿军，进入法国协助胡格诺教徒抗暴。6年的战争生活使他学到某种无耻的暴力行动和鲁莽大胆的言词，这是导致其后噩运的主因。回到英国（1575年）后，他强使自己研读法津，但1578年，他再次辍学，志愿从军协助荷兰人抵抗西班牙。两年以后，他到爱尔兰担任陆军队长，该军曾平定“戴斯孟德叛变”，而在“斯梅里克大屠杀”中，他一点也不迟疑。伊丽莎白赏给他爱尔兰1.2万英亩的土地，在宫中他也颇为得宠。由于容貌英挺、善于恭维， [1] 又聪明智慧，女王能静听他在美洲设置英国殖民地的计划，而少有惯常的疑心。她赐予他特许状，1584年，他本人——虽不参加——却派遣了第一支远征队，拟至弗吉尼亚州建立殖民地，但失败了，只空留其名，作为女王不能得到殖民地的永久纪念。女王的名誉侍女伊丽莎白·思罗克莫顿较易亲近，她接受雷利为其情夫，并暗中嫁给了他（1593年）。由于未经女王允许宫中之人便不得结婚，热恋的这一对情人要在伦敦塔度过未经料到的蜜月。雷利写信给伯利爵士，称许女王为历史上最完美的人物，因而获释——但被逐出宫中。

他隐退于瑟本田庄中，计划航行和探险，阐述无神论，写诗，每首诗均富有辛辣讽刺的意味。两年的安静又使他静极思动。得到霍华德爵士和罗伯特·塞西尔的协助，他装备了5条船，驶向南美，寻找埃尔·多纳多（El Dorado），这是寓言中的大陆，其上有金殿、含有金沙的河底及日增魅力的亚马孙河流域。他航行100英里，驶入奥里诺科河（Orinoco），但并未发现女战士和黄金。受阻于急流和瀑布，只好空手返回英国。但他说，他将女王像出示给美洲土著时，他们都惊奇于女王的美丽，因而不久他又获允进入宫中。其流畅的著作《幅员广大、富有、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Rich，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重新确立其信仰：“太阳底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财富都不如奥里诺科河流域。”他不断鼓吹英国应自西班牙手中取得美洲财富的必要性，他完美地说明了海权论：“谁掌握大海，谁就掌握了贸易；谁掌握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握了全世界的财源，因而他就掌握了世界本身。”

1596年，他参加赴加的斯的远征队，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他勇猛作战，结果竟伤了腿。现在女王“对他极为和善”，任他为卫队长。1597年，他指挥由埃塞克斯统领赴亚速尔群岛的部分舰队，受到暴风影响而与其他船舰分离，雷利的舰队首先遇到敌人并取得大捷。埃塞克斯永远不宽恕他的预先独占胜利。

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远较雷利富有吸引力。他有雷利的野心、活力及傲性，比他脾气暴躁一点，少他一点智慧，更慷慨，更具有显贵人应有的高尚品德。他是一位热爱智慧的外向人物——骑战和体育的胜利者，在战争中以勇武胆大闻名，也是诗人、哲学家的资助者和鉴赏者。其母成为莱斯特之第二任夫人时，莱斯特即将其置于宫中，以抵消雷利善于逢迎讨好的优势。那时女王已53岁，很自然地将其母爱尽付于这位敏感、英俊的20岁青年（1587年）：现在终于有这样的孩子来安慰她无子的遗憾了。他们在一起谈话、骑马、听音乐、玩牌，于是宫中传出闲话：“不到飞鸟啼晓，爵士是不回其寓所的。”他秘密地与西德尼的遗孀结婚时，她真是垂老伤怀。但她很快就宽恕了他，1593年，他已是枢密院的一员了。不过，他不很适应宫中生活，也不是大政治家的典型，其仆卡夫说：“他的爱恨均明显地表现在脸上，不知如何隐藏。”他使雷利、威廉·塞西尔、罗伯特·塞西尔成为他的敌人，最后连忘恩负义的培根和女王都成为敌人。

弗朗西斯·培根，注定比其他伊丽莎白朝人对欧洲思想有更多的影响。1561年他生于约克宫中，其父尼古拉斯爵士当时担任掌玺大臣，伊丽莎白把这个小孩呼为“小掌玺大臣”。身体羸弱迫使他由运动转向读书，运用其灵智饥渴地吸收知识，不久其博学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奇迹之一。在剑桥3年以后，他奉派随英国大使赴法学习治国之道。但他在法国时，其父突然逝世（1579年），来不及购买给次子弗朗西斯的地产，因而这位青年贫苦度日，只好回到伦敦的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他是塞西尔的外甥，向其要求某种政治地位。经过4年的等待，塞西尔却送给他一纸古怪的备忘录：“随着衣服的加长，我几年的反对或将会消逝无踪。”那年即1584年，虽然他仅23岁，却已用尽了种种方法获选入国会。他以主张给予清教徒更多的宽容而名噪一时（其母就是清教徒）。女王根本不知其主张，但是在其私自刊行的《关于英国教会论争启事》（Advertisement Touching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589年）中，他再次勇敢地陈述那一意见。他建议任何人皆不应受到侵扰，只要他答应保卫英国，抵抗威胁英国完整主权及其自由的外国强权——包括教皇在内。伊丽莎白和塞西尔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有点太激进——事实上，他的确是超越其时代的。

埃塞克斯喜欢培根清醒理智的头脑，邀其提供意见。这位年轻哲人立即劝那位年轻贵族要表现得好像——即使并不如此——很俭朴，很节约，要担任民政官而不要担任武官，因为政治上的挫折较之军事失败更易弥补，而受民众的欢迎反成为对女王的威胁。培根希望埃塞克斯终会成为一位政治家，从而使他这位顾问也有机会被起用。1592年，他又致信塞西尔，其中词句极为有名：

我现在已经老了，在时漏中31年的光阴包含了很多沙粒……我景况不佳多少令我激动……我该承认我有广泛的思索目标，犹如我有适度的生活目标一样，因为我已把知识当作我的领域……不论是因为好奇，或因虚荣，抑或本性使然，反正它已紧紧地固着于我的心上，不可分离。

埃塞克斯再三请求塞西尔父子和伊丽莎白把总检察官的空缺给予培根时，其请求完全落空。反之，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年纪较大，才能也较为平庸，却获得其位。埃塞克斯潇洒地承受失败，给予培根在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的一笔地产及1800镑现款。培根在可以使用这笔财产之前，便因负债过多而受到短暂的监禁。1597年，培根受任为枢密院顾问律师会议的一员。

不顾培根的劝告，埃塞克斯仍加入作战派，计划使自己成为陆军统领。他在加的斯作战时表现得极为勇猛，然而越得人望，越不受枢密院的喜爱。他在亚速尔群岛的失败及其日增的骄傲、奢侈及逞口舌之利，使他与朝臣疏远，并激怒了女王。他推荐乔治·卡鲁（George Carew）爵士在爱尔兰任职被女王率直拒绝时，竟脸带轻蔑的神色转身就走。女王立感狂怒，掴其耳光尖叫：“给我滚蛋——”他则手按长剑向她喊道：“你的这种暴烈举动我无法加以原谅。即使是令尊的手做出这种举动，我也无法忍受。”他愤怒地冲出房门，群臣均预期他会被关入伦敦塔（1598年）。可是伊丽莎白一无举动，反之——或许是要踢开他？——数月以后，竟任命他为爱尔兰代表，出任贵族院议员。

培根警告他别想以武力去做反信仰的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埃塞克斯仍要了一支军队。1599年3月27日，在人民热烈欢送、朋友颇表疑虑及敌人纷觉痛快中，他前往都柏林。6个月后，其任务终告失败，他未经允许急忙回到英国，并未经通报闯入女王的化妆室，试图解释其在爱尔兰的行动。她耐心而愤怒地听他解释，然后把他交给约克宫的总管大臣，直到开始审讯其罪为止。

伦敦市民议论纷纷，因为他们不知其失败，却难忘他过去的胜利。枢密院下令举行半公开的审判，并责成培根为律师顾问会议的一员和女王的辩护律师，负责撰写起诉书。培根自请回避，但他们坚持，他便同意了。他列举的罪状颇为温和适度，因此埃塞克斯当庭承认其真实性，并请堂上从轻发落。法庭判决他暂撤一切职位，并应留在自己家中，直到女王愿意释放他为止（1600年6月5日）。培根替他请求开恩，8月26日埃塞克斯即告恢复自由。

如今住在其伯爵官邸中，埃塞克斯继续追求权力。他的一位密友是莎士比亚的恩主南安普敦伯爵亨利·里奥谢思利（Henry Wriothesley），埃塞克斯派他至爱尔兰劝说当地贵族代表孟特乔领兵返国，协助埃塞克斯控制政府。孟特乔拒绝协助。早在1601年，埃塞克斯即曾上书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请其协助，并允诺支持他继任英王。詹姆士回信颇示鼓励。此时谣言四起于激动的首都：说罗伯特·塞西尔阴谋企图立西班牙的公主茵凡塔为英王，埃塞克斯即将被关入伦敦塔中，雷利发誓必置之于死地等。或许是想迫使埃塞克斯自露马脚，小塞西尔劝请女王致书埃塞克斯，要他参加枢密院会议。他的朋友都警告他这是逮捕他的计谋。当天晚上，一位朋友奇利·梅利克爵士（Gilly Merrick）请张伯伦（Chamberlaim）等人至索思沃克（Southwark）观赏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二世》（Richard II），演出一位君王公正地被罢黜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1601年2月7日），约300名埃塞克斯的狂热支持者全副武装地集合于其住宅的院子里。总管和三名显贵前来询问非法集会的原因时，群众反而把他们关了起来，并驱使迟疑不决的埃塞克斯跟他们到伦敦发动革命。他希望一般民众起而助他，但传道士请求群众留在家中，因此他们足不出户。政府军早在警戒状态中，他们击败了叛徒。埃塞克斯被捕，送至伦敦塔监禁。

他很快以叛国罪名受到审判。枢密院令培根协助科克替政府说话。他若拒绝即失去政治前途，他若同意则毁却身后名誉。科克提出控诉颇为迟疑不定时，培根即起而陈述此事，历历如绘，分析详尽明晰，令人信服。埃塞克斯随即供认有罪，并指出其帮凶。其中5位立被逮捕处以死刑。亨利·里奥谢思利也被处以无期徒刑，其后被詹姆士一世释放。女王曾送给埃塞克斯一枚戒指，并答应在必要时只要他把它送还给她，她就会前来救他，传说当时埃塞克斯终于把这枚戒指送还女王了。假如果真送去，那一定未被女王收到。1601年2月25日，35岁，埃塞克斯勇敢地接受了他的噩运，其表现符合其个性。雷利目击用刑，并为之落泪，他那断落腐烂的头颅悬在伦敦塔达一年之久。

[1] 他将外衣覆在泥泞中使女王从上踏过，这个故事已成为传奇。

奇异褪色（1601—1603）

埃塞克斯的头颅仿佛在日夜凝视着她，这或许是伊丽莎白晚年情绪低迷的重要原因。她经常独自一人，沉默、忧郁地坐着。她仍维持宫中娱乐，有时勇敢地强颜欢笑，可是健康已失、其心已死。英国已不再敬爱她，觉得她已活得过久了，应该让位给另一位年轻的帝王。在位时的最后一届国会较以前更激烈地反对她侵犯国会的自由、她迫害清教徒、她日增的开销需求、她赐给宠臣贸易垄断的权利。令大家惊奇的是，女王对最后一点终于让步，答应不再滥用此权。平民院议员纷往谢恩，他们屈膝拜听她最后悲伤的“黄金演说”（Golden Speech，1601年11月20日）：

纵使是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也不如……你们的敬爱更受我的珍视。因为我比尊敬什么宝贝都要尊敬它……虽然上帝令我们位居要津，但我在乎的是王冠的荣誉和在你们的敬爱下统治……

她令他们平身，继续说：

即位戴上王冠成为国王，旁观者感到这是很光荣的事，而当事人并不那么愉快……对于我而言，假如不是为了依照良心去尽上帝赋予我的义务，维持上帝的光荣，并保护你们的安全，依我的脾气，我真愿让位于他人，并放弃那努力求得的光荣，因为我并不希望长生或长治，我的生命和统治应以谋取你们的福利为前提。虽然你们已有、即将有许多强有力的贤君坐在此位，但是你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爱你们的君主。

她已尽其可能搁置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因为其王位合法继承人苏格兰女王在世时，伊丽莎白根本不愿让玛丽·斯图亚特继承，而破坏改奉新教的解决方案。现在玛丽已死，玛丽之子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已成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值得告慰的是，不管其人如何的不稳定或古怪，总算是一位新教徒。她知道罗伯特·塞西尔及其他廷臣暗中正和詹姆士谈判其顺利入继问题，以从中获得好处，而且他们已经在预计她在世尚有多少天了。

欧洲各国都谣传她染患癌症离死不远，事实上她是因为不耐烦活得太长才渐渐走向死亡。她的身体已无法忍受欢乐与哀愁、无情岁月的折磨与打击。其教子约翰·哈林顿（John Harington）爵士试图以蕴蓄智慧的诗句博得她高兴时，她驱走他说：“当知道大限已近时，对这些蠢事就毫无兴趣了。”1603年3月，她大胆地暴露于冬天的冷风下，以致大发高烧。经过三周折磨，病魔已耗尽了她的体力。在这些日子里，她大半耗在椅子上或躺在软垫上。她不要医生，只要音乐，因此有许多演奏者入宫，最后她才接受劝告躺到床上。大主教惠特吉夫特期望她可以活久一些，她反而加以斥责。他跪在床边替她祈祷。他自认祈祷够了想要起来时，她却令他继续祈祷。而当“老人双膝已软弱无力时”，她又一次要他祈祷。直到深夜她沉沉睡去，他才得以休息。她永远不会醒来了。第二天，3月24日，约翰·麦宁汉（John Manningham）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今晨约3点钟，女王陛下去世，温和得像一只小绵羊，安详得像树上落下的熟苹果。”

英国长久以来一直等待她的逝世，但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感到震惊。许多人意识到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只有力的手已经离开了船舵。另有某些人，如莎士比亚，深恐政权悬缺期间会引起内乱。培根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王：

假如普鲁塔克仍然在世，让他来写当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会很难在妇人堆里找到一位与她类似的人物。她在女性中独赋才学，即使是在男性君王中也很少见……关于其政府……在这岛上从未有这样安乐的40年时光。而这并非来自季节性的安静，而是得自她统治的智慧。因为若从一种角度来看，她已考虑到宗教建立的真理，是经常的和平与安全；良好的司法行政，适当地使用王权……学术研究的光辉灿烂……再从另一角度看，她顾及宗教分歧，邻近国家的侵扰，西班牙的野心和罗马的反对；她却是单独一人，无人可以分忧。这是我认为应加以注意的事情，我已无法另外找到更近和更适切的典型。同样，我也认为我已无法找到另一位更杰出、更优越的人物……如果考虑到君王的博学多才能与人民的幸福有适当结合的话。

如今在作“后见之明”的回顾时，我们似应稍减这个人物的光明面，要注意和宽恕这位盖世女王的许多缺点。她绝非圣人或贤哲，而是一位有脾气有感情、热爱人生的妇人。“宗教的真理”此时尚未完全建立，而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并非其全部臣民均能“在自己的葡萄林下吃他们自己种的东西，唱和平的欢乐之歌”。其统治的智慧部分为其朝臣的智慧。她的善变常常反而证明对她有利，这或是时局改变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决定了失当的政策，只有赖其敌人的内乱助她幸存。但通过公平或不正当的手段，她终究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兴隆。她从法国手中解放了苏格兰，使之与英国结合；她使那瓦尔的亨利发布《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宽容新教徒，以与巴黎的天主教弥撒抗衡；她即位时发现英国已经破产、受人轻视，死后所留下的英国是富裕而强盛的；而在人民富裕中，学术和文学的力量日见增强昌盛了。她继续其父的专制，但是因其人道和吸引力而减少许多专制色彩。她既无丈夫也无小孩，她把母爱施予英国，忠诚地爱护它，并鞠躬尽瘁地为它服务，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

第二章　欢乐的英国（1558—1625）

工作中的英国人

是什么样的英国，给予女王权力和胜利，给予莎士比亚语言和灵感呢？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如此鲁莽、富有侵略性，如此坦诚、富裕，究竟他们是何种人呢？他们怎样生活、工作、打扮、思想、恋爱、建筑、唱歌呢？

1581年，他们共约500万人。多数人是农夫，其中许多是与地主分享收成的佃农，有些人是支付固定租金的佃农，另外日益增加的一群人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因为放牧较耕种更为有利。农奴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圈地运动和合并已使许多佃农丧失了土地，因而产生一群不幸的劳工阶级，他们在各个田庄或扩张的城市的各个工厂中不安地出卖劳动力。

不过，除了首都以外，其他城镇的规模仍然很小。仅次于伦敦的诺威奇和布里斯托尔两城，每城也只2万余人而已。在这方面有可喜之事：城中居民毗邻而居，就是在伦敦，多数家里也有花园，或靠近原野而能收集莎士比亚歌颂的种种奇花异草。英国人在屋中烧木取暖，多数工业以木炭为燃料。但16世纪，薪材的价格高涨，城里对煤炭日增的需求激使一般地主纷纷在其土地上找寻矿源，由德国入境的技术工人改善了开矿和冶矿的技术。伊丽莎白禁止伦敦居民使用煤炭，但其命令抵挡不过经济上的需要。荷兰的织布和漂布工人不堪阿尔瓦的压迫，纷纷逃至英国，英国纺织工厂得以扩张。胡格诺教徒自法国引进了工艺和商业技术，却是英国牧师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半自动织布物料机。渔业是此时最兴旺的，因为政府鼓励人们适应航行生活，作为海军的后备员。其后，伊丽莎白向罗马教会低头，下令其人民每周两天及在传统大斋期间不得食肉。

同业公会受到中古种种规矩的束缚，在这个个人主义改革的时代，不断失去其市场。聪明的生产推动者集结资本、买进原料、再配销给工厂和家庭，然后买进其成品，分售给交通所及的各个城市。英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开始于家庭，即由父亲、母亲、女儿及男孩共同贡献劳动力给企业经营者。此时，“家庭经营制”兴起，至16世纪晚期大为流行。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妇人在家中纺织亚麻、羊毛，裁缝、刺绣，准备药草、制酒，而且几乎很成功地发展了英国的烹调术。

伊丽莎白政府不仅勤于宗教立法，而且热心经济立法。政府了解都市对生产和贸易的种种限制会妨害工商业的进步，因此另以全国性的规定来取代地方规定。著名的《学徒法》（Statute of Apprentices，1563年）建立了由政府监督并强制的劳工立法，直到1815年该法仍有效。该法旨在避免懒惰和失业，规定每位身体健康的青年应为学徒7年，理由是：男人在23岁以前，多数是狂野、无判断力和无足够的经验去自治，虽则这并非永远如此。30岁以下每位故意不就业的男人，每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下者，地方政府迫其就业。在乡间，年龄在60岁以下的健壮男人强迫其参加收割工作。全国工人每年订一次工作合同，保障其每年的工资。王室法官有权决定辖区内最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伦敦工人的工资固定为每天9便士。雇主无故开除雇工者罚款40先令；非法离职者下狱；雇工未经其雇主和地方法官的允许，不得离开城镇或教区。工作时间在夏天为每天12小时，冬天则只在白天工作。任何罢工都禁止，违反则处以拘禁或重罚。

整体说来，该法施行结果是保护雇主对抗雇工、保护农业对抗工业及保护国家对抗社会革命。赫尔城（Hull）砖工行会在其会章上面加上一段动人的词句：“人类天生平等，均由一位‘工人’（指上帝）从类似的泥巴里捏成。”但是没有人相信它，塞西尔与伊丽莎白尤其不相信。也许是塞西尔领导1563年的经济立法呢！该法对于劳工阶级来说，就是强迫性的贫穷。该法计划定期调整工资，以配合基本食物的价格，可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地方法官却属于雇主阶级。薪资是提高了，但是远远赶不上物价：1580年至1640年，民生用品的价格涨100%，工资却只涨20%。1550年至1650年，技工和劳工的生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伦敦城外“住满一群比较贫苦而且多半做坏事的人，他们住在最低劣的公寓里”。有些地方的人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什鲁斯伯里伯爵的葬礼中约有2万名乞丐来求施舍（1591年）。

政府为消除这些弊病，制定了严法取缔乞讨行为，并另外制定一系列较为人道的济贫法案（1563—1601年），承认国家有免其人民挨饿的责任。每一个教区均征税作为照顾失业贫民之用，及促成有工作能力者在国家经营的工厂中工作。

物价上升影响工业和商业，犹如它对贫民是一种悲剧一样。其主因是欧洲的开采银矿、自美洲进口稀有金属及政府任由通货贬值。1501年至1544年，不论是进口或在欧洲制造的英国国内的全部白银，总价值相当于1957年的1.5亿镑；1545年至1600年，则价值相当于9亿镑。伊丽莎白尽力抗拒英币的贬值，她采纳谨慎的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Thomas Gresham）的忠告，他警告她的话成为“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意谓货币由贵金属所制成者将被人收藏并运至国外，只有劣质货币才作其他用途，特别是用来付税，国家“得到人民支付的是自己铸造的货币”。伊丽莎白、塞西尔改革女王父亲及兄弟曾加以贬值的货币，并恢复英国货币中的金质和银质。但是物价仍然上涨，因为金银的流入和货币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物品的生产量了。

垄断也是物价高涨的原因。伊丽莎白准许铁、石油、醋、煤、铅、硝、淀粉、纱、皮革及玻璃制品等垄断专卖。她特许专卖，部分是为了鼓励进口物资和建立新企业，部分作为某些朝臣未得适当报酬的补偿。反对专卖垄断的声浪令国会强烈要求改革时，伊丽莎白同意暂时停止专卖垄断，直到它们的经营受到国会调查并得其同意为止（1601年）。最后仍有某些专卖垄断事业得以维持下去。

受到这些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较对外贸易为慢。除了市集外，任何人不得在非其居住的城市出售货物。许多地方这类市集是定期举行的，而且一年往往有几百次。最受欢迎的是“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每年8月在伦敦附近举行，并有马戏班表演吸引观众购物。货物多经水道运送，少经陆路，水路交通频繁，极为活跃。道路不好，可是已渐改善，骑者每日可以跑100英里。传递伊丽莎白死讯至爱丁堡的使者，第一天就已跑了162英里。建立于1517年的邮政完全供政府使用，私人信件由朋友、专差、使者或其他旅客传递。陆路旅行多是骑马，约1564年开始使用驿车，直到1600年，还一直是少数人的奢侈工具。但1634年，驿车数目增加太多，因此政府宣告禁止私人使用驿车，以免交通拥挤。旅舍设备甚佳，侍女也很周到。但路人必须小心钱袋，并隐藏行程。即使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出门仍须特别小心谨慎。

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颇有进展。成品的输出是抵付进口原料和东方奢侈品的较佳方式。此时，市场的扩展是由地区到国家，再到欧洲，甚至及于亚洲和美洲。政府的工作范围和权力，也受商业扩张和贸易问题的影响而日见增加。英国就像西班牙与法国一样，希望输出货品，换回黄金，因为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以拥有珍贵黄金的多寡来计算国家的财富。培根显然是第一位谈及有利的“贸易平衡”的学者，其意思是说只有出超才会流入白银和黄金。塞西尔宣称其目标是“利用各种政策减少使用我们不需要的外国商品”。他知道金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它们是一种国际货币，在紧急时可用以购买很多东西，甚至收买敌人。国内工业在平时应善加保护，以免到了战时国家必须依赖外国产品，因此政府以关税阻碍进口，以补贴鼓励出口。“商行”纷纷组成，在外国销售英国的产品。英国“商业冒险家”在汉堡发展了一条外销路线，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率领贸易访问团至俄国（1557年）和波斯（1562年），另一团至印度（1583—1591年）。英商土耳其公司（English Turskey Company）成立于1581年，俄国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成立于1595年，划时代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则成立于1600年12月31日。舞台已为黑斯廷斯（Hastings）及克莱武（Clive）准备好了。喜爱海洋和财富的人纷纷冒险走向海洋，找寻新的贸易路线。地理学是他们热情的副产品的一部分。寻找市场和殖民潮带来了造船热，英国森林尽成桅樯和船身。英国开始统治海洋，大英帝国也已名副其实地诞生了。

商船到处扬帆时，金融机构也随之发展，以加速商业的成长。1553年，商业冒险家成立股份联合公司，开展与俄国的商业，共发行了240股，每股25镑。每次商团远征返国后，利润均分，投资也渐收回。东印度公司同样获利，其首次冒险就获利87.5%，迅速增加了一群新加入者——廷臣、法官、教士、骑士、寡妇、老处女、商人——来参与第二次冒险。当时也犹如今日，不分男女无不热烈地追求金钱。即使1552年，国会仍旧禁止贷款放利，视之为“最可恨的罪恶”。但平民院中商人集团力量日增，终有1571年《高利贷法案》（The Usury Bill）的制定。该法将一般利息与高利贷分开，并准许合法收息10%。股票生意日渐增加时，证券交易所也告成立，旨在交换股票或货品的所有权，政府又发行更多的货币，以方便商品出售和购入。1566年，格雷沙姆创立了皇家交换所，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1583年，它发行了最早的人寿保险单。

随着伦敦成为世界繁荣昌盛的市场和中心，商业气氛日见增长。原来黯淡的街道现已被货物照亮。一位足迹遍及各国的旅客认为伦敦金匠商店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地方。商人争取驻足之地，有些人利用圣保罗教堂为临时事务所，相信自加尔文以后基督已经改变了反对取利的主意。律师在那里会客，人们在坟墓上数钱，小贩在院子里贩卖面包、肉类、鱼、水果、麦酒及啤酒。行人、小贩、驿车、两轮马车，拥挤在狭窄泥泞的街上。泰晤士河是主要的运输干道，驳船、渡船及游船在其中往来行驶，几乎任何地方都可找到船夫待命转运货物和旅客，或往上游或往下游行驶，因而可以听到他们大声喊着：“向东呦！”“向西呦！”——那成为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戏剧的主要内容。河中臭气减低时，该河成为商业、娱乐、恋爱、举行国家盛典的理想场所。建于1209年的伦敦桥是城中之宝，为贯穿伦敦南北唯一要道。南边酒店、戏院、妓院及监狱林立，北边则是商业中心。这里商人才是主人，贵族必须经过特许才获允进入该区。皇室和贵族多数住在伦敦外面的宫殿里。国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当时是一个独立城，商人在那里也受到重视。1600年，商人已能威胁女王，而半世纪后，竟在此处处决了查理一世。

教育

莎士比亚时代的人并不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们很少人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较多人懂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们读书很快，狼吞虎咽，以经验来判断书的好坏。他们一生学习，对老师却是前所未有的不敬。

他们的日常语言与学校用语有别。他们的语言继承整个凯尔特、罗马、撒克逊族及诺曼时代的英格兰的遗产，受到法国和意大利语言的影响而增加了许多词汇；它吸收了伦敦街头的俚语 [1] 及各地的方言。不仅如此，它创衍生字，在创造性的字眼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尚可找到这样生动、有力、易变和丰富的语言吗？许多字没有一致的拼法，1570年以前，根本没有指导拼字的字典，莎士比亚从来不曾确定怎样拼他的名字。速记已经使用，但仍然满足不了忙乱的商业和繁荣的文学创作。

亨利八世解散女修道院后，结束了有组织的女性教育，但城中的小孩可以免费接受初级教育。伊丽莎白成立了100所免费的文法学校，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又另建288所。在温彻斯特、伊顿、圣保罗及什鲁斯伯里等地早已另建“公学”，容纳家世显贵的孩子，现在又增加了拉格比（1567年）、哈罗（1571年）及麦钱特·泰洛伊斯学校（1561年）等。学校课程是古典教育加上鞭打，国教教义是各校必修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早晨7点上课、下午6点下课，上午8点是早餐时间暂时停课，下午尚有小睡和短暂休息时间。父母认为学校应完成其主要功能——使他们免为小孩烦心。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垄断了大学教育。在宗教改革纷扰时期，它们失去中世纪的特权，并减少了注册人数，如今渐又复兴。1586年，两校各约有1500名学生。在剑桥大学，沃尔特·迈尔德梅爵士捐款成立伊曼纽尔学校（1584年），菲利普·西德尼之婶塞瑟克斯女伯爵弗朗西丝建立西德尼·塞瑟克斯学院（1588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由政府及其他基金会建立（1571年），詹姆士一世时又增加沃德姆（1610年）和伦布罗克（1624年）两座学院。1564年女王访问剑桥大学，引起一阵骚动，她微带抗议地倾听夸奖她的拉丁文演讲；在三一学院，她用希腊语答谢该学院用希腊语做的欢迎演讲；在街上，她和学生互以拉丁语致候；最后她自己作了一次拉丁文演说，表达她替学术界尽一点力的希望。两年以后她拜访牛津大学，处身可爱的学堂和广场中倍感光荣，离开时她热切地高叫：“再见！朕之佳子弟！再见！可敬的学者！愿上帝祝福你们研究学问顺利！”她深知如何担任女王。

仍有其他的英国妇女与她匹敌。安东尼·柯克爵士的女儿们即以博学驰名，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在威尔顿的华厦竟成为诗人、政治家及艺术家的集会场所，他们发现她具有欣赏最佳作品的心智。这些妇人靠家庭老师完成教育。文法学校虽然向男女两性学生开放，可是公学和大学只招收男学生。

这个时代的表征是伊丽莎白的最佳财政大臣在伦敦建立了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1579年），讲授法律、医药、几何、修辞及其他对工商阶级有用的学问。他规定授课不但要使用拉丁文而且也要使用英文，因为“商人及其他市民”也会来听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有钱和有爵位阶级的教育，是靠出外旅行完成的。学生至意大利完成医药和性启蒙训练，或学习意大利文学与艺术，许多人在留学之路上才喜欢法国。当时语言根本不是教育障碍，因为西欧及中欧凡受教育的男人都了解拉丁文。但旅行者纷纷返国后，就导致国内对意大利与法国文化某种程度的模仿及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不严肃的道德规范有所爱好。

[1] 在莎士比亚时代，已经流行以prat代替buttocks（臀部）、duds代替cloths（衣服）。

善与恶

每位学童都知道罗杰·阿谢姆斥责意大利化的英国人（1563年）：

我认为到那里（意大利）……特别的危险……莫德曾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现在邪恶却使该国沦为从前乐于为它服务的国家的奴隶……我认识许多离开英国的人，他们原是过正常生活、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无人愿意像他们未出国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更无人说有见识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判断错误……有一次我也到过意大利，但是感谢上帝，我仅住了6天。时间虽短，虽只是一个城市，我就已经看到随意犯罪的情形，远较圣洁的伦敦城6年中我知道的罪恶为多。

这位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不是唯一持此种说法的人。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在《恶行学校》（The Schoole of Abuse）中写道：“我们已经学了意大利的恶风，把伦敦与罗马比较，把英国与意大利比较，你会发现盛行于我国的，一面是戏院，一面是各种恶行。”塞西尔劝诫其子罗伯特，千万不可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骄傲、亵渎神及无神论外，什么都学不到”。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s）在《恶行的解剖》（The Anatomie of Abuses，1583年）中，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描写为邪恶、虚荣、奢侈及以罪恶为荣的时代。主教在女王御前讲道中，痛心伦敦市民的道德竟是“嘲弄上帝的《四福音书》，比从前更加的淫荡，更加的重肉欲，更加的不道德……假如我们的生命终须面对宗教作证和报告的话……它会高呼……‘并无神的存在’”。

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也许为英国人喜欢的意大利酒有助于放松道德和血管，而且更持久。从意大利、法国及古典文学中可以得到一种直接感受的美感，虽然敏锐地意识到这短暂美感的消失使我们悲伤。即使是年轻男子的美貌都会提醒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使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赞扬浮士德像天空一样的英俊潇洒，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始终徘徊于同性与异性恋爱之间。女性的可爱可恋已不仅是诗中的夸张，而是一种能穿过血管、文学、宫廷和使海盗成为十四行诗诗人的迷醉物品。因为在宫中，妇人巧于装扮，不但攫取了男人的心，而且吸引了他们的神智。娇羞引起追求，倍增女性的魅力。社会反对保持处女贞洁的结果是不再向圣母祈祷，罗曼蒂克的爱情交织着未得满足的火辣辣的欲望，就发而为诗歌了。女人看到男人为她们而战就觉得光荣，不管结婚与否均会献身给胜利者。教会的许可或仪式已非结婚生效的条件，虽则如此，生效的婚姻仍被视为与法律同等重要的公共道德，这显示了教会权力的衰落。多数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和家事。

道德的松弛显现于公共生活上面。担任公职者多收受轻重不等的贿赂，伊丽莎白对此不闻不问，当作她不提高薪资的借口。战争时期的财务官除了薪资外，每年额外收入为1.6万镑。通过旧时受尊重的陋规，军队的队长可以虚报已死的兵额，吃空饷中饱私囊，并出售他们的制服谋利，死的士兵价值比活的还高。位居高位者向菲利普二世索取巨款，以使英国政策对西班牙有利。海军大将效仿海盗的掠夺行为，并贩奴谋利。教士出卖宗教利益。药剂师也能准备毒药，某些医师则开毒药处方。商人贩卖劣质货，竟成国际笑柄，1585年，“英国制造的假布和羊毛比全欧洲还要多”。军纪极为落后，无条件投降的士兵和不能战斗者在多数情形下，均会被屠杀殆尽。女巫则必遭焚杀，耶稣会教士从刑架上被拖下来分尸。在贝丝女王时代（Good Queen Bess，即伊丽莎白），人性中并没有增加多少仁慈。

司法与法律

纵然历经几世纪的宗教感化和政府统治，人性仍然讨厌文明生活，并通过那些罪恶与作奸犯科来表示抗议，法律、神话及处罚仅是稍阻此种洪流而已。伦敦城区有四家法学院：中寺法学院（The Middle Temple）、内寺法学院（The Inner Temple）、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及格雷法学院，总称为“宫廷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法学院学生住在学院里面，就像其他学生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舍和学院中一样。只有家世良好的“绅士”才获允进入法学院，全体在校生均应起誓为皇家服务，他们的领袖或易受领导者都成为女王法庭的法官。法官与律师执行任务时，穿着气派逼人的袍服，法律的庄严一半靠服装来体现。

法院的腐化是大家公认的。平民院一位议员将王室法官描述为“一种为了6只鸡可以不顾12种法律的动物”。弗朗西斯·培根要求给予法官较高的奖励。莎士比亚戏剧中悲伤的李尔王说：“只要罪恶镀上了金，那么正义的强矛就会断裂不伤人了。”女王可以随意解职法官，这种情形加深了法官的负担。女王的宠臣收受贿赂，引导女王干涉法院的判决。除了叛国罪外法院均采用陪审团陪审制，但陪审人员经常受法官和皇家其他官吏的胁迫，难以公平陪审。包括危及君王生命和威严的各种行动，即轻易被判为叛国罪。这类案件可以送往星室法庭受审——枢密院执行司法功能时称为“星室法庭”。在该法庭，被告被剥夺陪审、律师及人身保护权，受到穷诘或刑讯，而且常常被判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时的刑法是依赖吓阻而非监视或查证。法律变得软弱无力，刑罚也越来越重。有200种犯罪，包括勒索、砍断树苗及偷窃超过1先令以上的物品等，依国会法均应处以死刑。伊丽莎白时代，每年平均800人在欢乐的英国因犯罪而被处以绞刑。轻罪的处罚是木枷、坐木凳、马车拖人、耳朵或舌头烧一洞、割舌、割耳或割手等。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是清教徒律师，曾撰文指责伊丽莎白计划与艾列森结婚是向天主教投降，因而依法官判决被砍断右手。撑着伤肢，用左手把帽子向上挥，斯塔布斯高呼：“女王万岁！”西德尼上书伊丽莎白抗议这种野蛮行动。塞西尔也觉可耻，便给斯塔布斯一项高薪公职。刑讯是非法的，但星室法庭使用它。我们了解，这时纵已发展了有深度、有力的文学，可是其文明水平尚不如彼特拉克时代的意大利或亚威农，更不如圣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家庭

英国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要经受当时很高的婴儿夭折率的考验。布朗爵士是著名的医生，但他10个小孩中有6个夭折了。当时有各种流行疾病，如1550年的“汗症”（Sweating Sickness）、1563年、1592年至1594年及1603年的黑死病。人的寿命很短，有人估计平均寿命只有8岁半。人们较今日更早熟，更易进入老年，只有强者才活得久。他们在死亡中打滚，变得善于巧取豪夺。

卫生已渐改善。肥皂已渐渐由奢侈品转为民生必需品。约1596年，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抽水马桶。私人浴室很少，多数家庭使用木桶，置于未加炉盖的火前。许多城市有公共澡堂，巴斯和巴克斯顿两城供应上等阶级流行的沐浴设备。“热室”（Hot Houses）供应热水浴、膳食和幽会设备。只有富有家庭才有用水设备，多数家庭须从当作装饰品的公共水管处取水。

乡间和小镇的房子由灰泥和砖筑成，屋顶铺以稻草。靠近亚芬河的斯特拉特福附近有一处名为安妮·哈撒韦的小茅屋，它是一个经过妥善恢复原状的范本。在城中，住宅往往相连，使用更多的砖石，并有倾斜的屋顶，有直棂的窗口和飞扬的上层楼，对从未见过的人，颇为新鲜诱人。屋子内部饰以雕刻和半露方柱，壁炉使大厅高贵温暖，天花板——由木材或灰泥制成——可切刻成对称或奇特的花样。此时已有烟囱排出火烟，至于从前则是在天花板上开口泄出火烟，炉子对家庭确有助益。玻璃窗已很普遍，但晚上照明仍赖火炬或蜡烛。地板上铺以灯芯草或香草，新鲜时很香，但不久就发出恶臭，而且内藏昆虫。壁间饰以挂毡，到查理一世时改为绘画。多数人坐在长条凳或板凳上，有靠背的椅子是一种奢侈品，保留给主客或家长或主妇使用，故“请椅上坐”（To Take the Chair）就是“主席”之意。此外，家具均很牢固美观：碗橱、木柜、桌子、箱匣、四脚架均以胡桃木或橡木切割装置而成，可用几个世纪之久。有些床上铺以羽毛软垫，上有刺绣，并挂上丝帐，价值达1000镑，是家庭中最珍惜的传家宝。几乎各个阶层住宅周围，都有一座花园，内有树木、树丛、林荫，莎士比亚美化其诗句的那些香花——樱草、风信子、忍冬、燕草、美洲石竹、金盏草、丘比特花、鸡冠花、黑种草、铃兰、玫瑰，白的或红的，兰开斯特种的或约克种的。培根说：“全能的上帝首先开拓了一座花园，假如没有它的点缀，一切房屋和宫殿都成为俗不可耐的手工艺。”

打扮一个人往往比装饰一个家庭昂贵得多。在服饰豪华方面，找不到一个时代比得上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波隆尼尔（Polonius）劝告：“在荷包许可的范围内购置昂贵的服装。”有钱阶级，混合穿着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时装，聊补因失去食欲及随岁月而起变化的身体仪态。波西娅（Portia）讥笑年轻的福尔肯布里奇（Falconbridge）——“我想他在意大利购买外衣，在法国购买圆形袜，在德国购买无边帽，而其行为则是仿自各国。”伊丽莎白树立了时装典型，在其统治期间，竞相模仿消除了阶级的分界，使时装一变再变。《庸人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剧中一角曾痛心地说：“时尚穿坏的衣服比男人穿坏的更多。”限制浪费的法律试图根除这种时装病，1574年的立法，要根治“许多年轻绅士的浪费和无所事事”，这些绅士背后皆有田产为其后盾。该法规定除了皇室、公爵、侯爵及伯爵外，任何人不得着紫衣、丝绸、金丝服或黑貂皮；除男爵以上的贵族外，任何人不得穿着毛衣、粉红或深红的天鹅绒、进口羊毛衫、金丝、银丝或饰以珠宝的衣服。不久，大家就不遵守这些法律，因为有野心的中产阶级指责这些法律不但令人讨厌而且阻碍商业进展，因此1604年，它们就被废止了。

帽子有各种形状或颜色，有天鹅绒的、羊毛的、丝织的或人的头发制成的。走出家门或庭院，男人几乎永远戴着帽子，甚至在教堂也是如此，遇到女士礼貌上皆脱帽示敬，但立刻又戴上。男人留发长度与女士一样，普遍蓄着自己喜欢的胡须。男女在颈上均着绉领，这是一种亚麻和棉布领，围在纸板和铁线做成的架子上，然后利用“某种他们称为糨糊”的液体使之硬化为宽大尖锐的衣褶，这样就可在英国各地抛头露面了。凯瑟琳·美第奇曾引介这种圈套进入法国当作小绉边，可时尚又使它成为到达耳边的枷状物。

女人花半天时间来穿衣、脱衣，“装备一条船也比打扮一个女人快一些”。甚至头发也可时而装上时而拿下，因为伊丽莎白领头戴假发，其假发染成年轻时代的金色卷发，假发极为流行。莎士比亚称，穷苦妇人“按重量”出售其头发。多数妇人宁戴小帽或透明发网，而不愿戴帽，因为那样头发会显得更有魅力。化妆品用来增加脸部色泽和画眉，耳朵穿孔挂上耳环或耳圈，全身珠光宝气。女人的绉领与男人一样，但袒胸至某种程度。伊丽莎白胸狭腹长，故将紧身胸衣或束胸外衣放长成三角形，及至紧身裤的腰部就是三角形的尖端，这种款式也成时尚。女裙自臀部以下，利用鲸骨环或藤环加以张开。用轻软质料精心制作花样的礼服把双腿包住。女王首先使用丝袜。女裙拖地，衣袖突出，手套均为织绣和喷上香水。到了夏天，女王会与全身嵌上珠宝的崇拜者谈话，并说安慰的知心话。

居家生活很少正装。上午7点进早餐，11点或正午12点进中餐，下午5点或6点进晚餐，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正餐是在靠近中午时吃的，相当丰富。一位法国人说：“英国人装填其食袋。”此时仍然用手吃东西，不用叉子，要到詹姆士一世时代才使用叉子。有钱人家用银盘，储藏银盘就等于筑了反通货膨胀的樊篱。较低层的中间阶级则使用锡蜡盘皿，穷苦人家则惯用木盘和角制的汤匙。肉、鱼和面包是主要食物，然而买得起的人几乎都受痛风之苦，乳酪产品只有在乡间才受欢迎，因为城里尚少冷藏设备。只有穷人才普遍吃蔬菜，他们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雷利远征美洲带回的马铃薯仍是花园里的产品，而非田园中的作物。布丁是英国特产，比甜食还受欢迎。糖果之受喜爱也犹如今日，因而伊丽莎白的牙齿是黑的。

开心的餐食要有饮料为佐：麦酒、苹果酒、啤酒及葡萄酒，茶与咖啡此时尚未英国化。16世纪和17世纪全欧普遍饮用威士忌酒，在北欧，是由谷物蒸馏出来，在南欧是由酒蒸馏而得。醉酒是对天气阴湿的一种抗议，成语谓“醉得像贵族一样”，暗示社会各个阶级均爱这种调儿。烟草是由霍金斯（1565年）、德雷克及雷尔夫·莱恩爵士传入英国的，雷利使吸烟在宫中流行一时，即使在上刑架之前还要吸一两口烟。伊丽莎白时代，烟草昂贵，因此使用不广。在社交场合，烟管往往逐次传给每位客人吸上那么一口。1604年，英王詹姆士在有力的《对烟草的严重抗议》（Counterblast to Tobacco）一文中，痛心烟草传入英国，并警告其中含有“某种毒性”：

在高尚、虔敬及行为应该合礼的场合，人们无耻地吞吐烟管，并逐次吞云吐雾而使肮脏的烟气、臭气浸入食盘内，并污染了空气，这不是最虚荣和最不洁净的事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现在公开抽烟已经流行，已有各种人……虽无抽烟的欲望……却以独排众议为羞……因而至少是被迫使用了。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做丈夫的竟然无耻地使其可爱、健康及肤色明净的夫人也受此苦，以致她或是牺牲其甜蜜的呼吸，或是决心受长久的臭气折磨……这种习惯，看在眼中觉讨厌，闻入鼻中就可恨，进入脑中便伤神，吸入肺中更有害，而那种黑色臭烟，最像无底深渊中可怖的冥河黑烟。

虽然有这篇抗议文和重税，伦敦仍有7000家烟草制造厂。点火和抽烟并不妨碍谈话，男女可以自由畅谈各类事情，但所谈无非是吸烟室、街头巷尾及科学家等。女人与男人一样，做几近渎神的诅咒。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一部戏剧中，妓女拉住英雄的手肘，双关语则导出高度的悲剧。礼貌只是一种礼节，而不是真心表示客气，言语往往转为攻击。礼貌与道德一样，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礼仪手册亦然，使绅士成为贵族、女士成为淑女。家庭中随着光亮和欢乐而显得比以前恐怖的中古时期及以后阴沉的清教徒统治时期愉快得多。宴会经常举行，只要有借口就举行大游行，婚礼、分娩，甚至丧礼，都举行宴会，至少大宴宾客。各种运动在家里、野外及在泰晤士河上进行。莎士比亚已提到撞球，弗洛里欧（Florio）也谈起板球。法律严禁星期天游乐的规定受大家的讥笑，假如女王能作乐，为何其臣民不能亦步亦趋呢？几乎每个人都跳舞，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说也包括“脚指头比牙齿多的老人老妇在内”，而且整个英国都在唱歌。

英国的音乐（1558—1649）

只知清教徒统治后的英国情况者，不会了解音乐在伊丽莎白时代扮演的欢乐角色。在家中、学校、教堂、街上、舞台上、泰晤士河上，升起了圣乐与世俗音乐——弥撒曲、经文歌、情歌、民歌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演出的一整套爱情抒情诗等。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每周上两小时音乐课。牛津大学置有音乐教授一职（1627年）。每位绅士都能看懂乐谱且会弹某些乐器。在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简易音乐入门》（Plaine and Easie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l Musicke，1597年）一书中，一位善于想象、受教育甚少的英国人自觉羞耻地供认：

早餐完毕，依据习俗，乐谱就带到桌上来了，女主人给我某部乐曲，热切地恳求我唱一段。但在找了很多借口难以推辞后，我真诚地抗议说我实在不会唱，座中诸人立感怀疑，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低声询问我的出身。

理发店也准备各种乐器，让等待的客人弹奏。

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多为世俗的。某些作曲家，如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及约翰·布尔（John Bull）不顾法律规定，仍然信天主教，而且编写有关罗马教会仪式的圣歌，但这类作品已无法公开演奏。许多清教徒反对教会音乐，认为那是不虔诚的表现。伊丽莎白挽救了英国教会的音乐，犹如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挽救了意大利教会音乐一样。女王以其惯有的坚定，支持在皇室教堂及天主教堂中备有大合唱队和正式音乐的那些教堂牧师。《通用祈祷书》成为英国作曲家的伟大歌剧剧本，国教礼拜式几可匹敌欧陆天主教的圣乐飘飘和高贵尊严。甚至清教徒，服从加尔文的领导，也赞成会众齐唱赞美歌。伊丽莎白嘲笑这些日内瓦捷格舞曲（Jigs），但它们很快地成熟为高雅的赞美诗。

女王具有一种世俗精神，而且喜欢别人的追求，其在位时音乐的辉煌成就仅是“情歌”。理所当然——所谓情歌是指配合旋律的爱情歌曲，无乐器伴奏的单部歌曲。1553年，意大利情歌传入英国，并形成一个格调。莫利试图定其形式，在其引入的对话中加以解析，并欢迎大家模仿。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的五声情歌暗示了这些“曲调”的主题：

唉！这是何等龌龊的生命，何等龌龊的死亡呀！

在那里暴君喜欢指挥！

我那春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已趋衰败！

我那自负的抱负也已无望，而生命是一场胡缠。

我的欢乐此起彼落匆匆归去，

留下奄奄一息的我，

因为她轻蔑我的哭泣。

哦！她从我怀中离去，我的爱情已渐萎缩，

为了她的铁石心肠，唉！我死了犹有余恨。

威廉·伯德是伊丽莎白时代音乐界的莎士比亚，以善作弥撒曲、情歌、声乐或管弦乐曲驰名乐坛。当代人敬之为值得忆念的人。莫利说：“音乐家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充满尊敬。”地位同样崇高、多才多艺的皇室教堂音乐家奥兰多·吉朋斯（Orlando Gibbons）和布尔，这两人和伯德联合写出英国第一部键盘音乐的书《为小键琴印行的音乐处女作》（The Maidenhead of the First Music that Ever Was Printed for the Virginalls，1611年）。同时，英国人编成许多富有英国乡村健康淳朴风味的独唱曲，堪称一绝。约翰·都兰德（John Dowland），这位琵琶名手，因著有《唱曲》（Songs）而深受赞赏。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有谁不知坎皮恩的《樱桃熟了》（Cherry Ripe）呢？

音乐家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在查理一世时受到内战的纷扰。当时乐器种类之多几与今日不分轩轾：琵琶、竖琴、风琴、小键琴或小方形钢琴、翼琴或大键琴、横笛、古箫（今日之哨笛）、木箫、小音栓铜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鼓、各种今已为小提琴取代的弦乐器。音乐家演奏和伴奏喜用琵琶，年轻妇人至少在婚前较喜欢小键琴，那是钢琴的前身。乐器演奏主要是指小键琴、弦琴和琵琶。有一种室内音乐是由样式和音域不同的各种弦琴交响演奏的。有一次在詹姆士一世的王后御前表演的舞剧中，坎皮恩曾指挥了琵琶、大键琴、铜喇叭及9种弦琴齐鸣的交响乐（1605年）。由伯德、莫利、都兰德及其他人编写的多数管弦乐均流传至今。这类音乐大体根植于形式，依照意大利风格，而且在细腻和柔美两方面见长，而非以强壮或宏伟方面取胜。赋格曲（fugue）和对位法（counterpoint）已经有了进展，但并无主旋律变换和变调的技巧，也无决定性的音调不协或变音的和谐。但我们的神经受现代生活严重的刺激而趋于紧张时，我们发现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有净化治疗的功效，不会疲劳轰炸，不会有讨厌的不和谐，没有震耳欲聋的终曲，只有那些英国的青年或女孩痛切或高兴地为了挫折的爱情而歌咏的永恒赞美诗。

英国的艺术（1558—1649）

伊丽莎白时期艺术上的成就不太瞩目。金属匠出产一些可爱的银器，如穆斯丁盐窖，并制造华贵的烤架，如温莎宫圣乔治教堂的烤架。约1560年，英国人已自制威尼斯玻璃了，这类玻璃器皿被许多人珍视，较之同类银器或金器更受重视。雕刻和瓷器业并不发达，尼古拉斯·希拉德（Nicholas Hilliard）发展了缩型画绘画学派，伊丽莎白赐予其复制影像的专利权。肖像画家皆来自外国：费德里戈·朱卡罗（Federigo Zuccaro）来自意大利，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及其同名的儿子来自荷兰。穿着华丽长袍、佩戴嘉德勋章（Garter）的骑士塞西尔，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即是出于后者的手笔。此外，自霍尔拜因（Holbein）起至凡·戴克（Van Dyck），英国一直没有伟大的绘画作品。

伊丽莎白和詹姆士时代的英国，只有建筑是最重要的艺术，而且几乎全是世俗的建筑。欧洲还在进行宗教战争时，艺术已经忽视宗教了。中世纪时，最有深度的诗和艺术建基于天堂之上，因此建筑术都用在教堂建筑上，使家庭的建筑式样像监狱一样。都铎王朝的英国，宗教不再探讨生命，转而探讨政治问题。教会财富落到俗人手里，用以建筑民房和高贵的宫殿。建筑样式因而大变。1563年，约翰·苏德（John Shute）刚从发扬维特鲁维亚（Vitruvius）、帕拉底欧（Palladio）、沙里欧（Serlio）等人建筑术的法国和意大利归来。不久，他就出版了《建筑的基本原理》（The First and Chief Grounds of Architecture），赞许古典形式的建筑。因此意大利瞧不起的哥特式建筑反而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宽阔水平的建筑物中还有哥特式垂直的建筑物，一枝独秀地向天空发展。

这个时代的平民建筑有某种不凡的成就：凯乌斯学院的荣誉门及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四角大厦、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的皇家交换所与中寺等。由于自沃尔西以来，律师已代替主教掌理英国行政，伊丽莎白时代文艺复兴建筑的民间杰作是法学院的大厦，1572年落成于中寺。该厦内部尽头的橡木帘帏堪称一绝，可惜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巨厦竟被战火摧毁。

英国工商巨子财富足够开销时，他们建造许多可与卢浮宫匹敌的宫殿。约翰·泰尼爵士（John Thynne）建朗利宫（Longleat House）；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建哈德威克宫（Hardwick Hall）；苏福克公爵托马斯耗资19万镑建筑奥德利宫（Audley End），这笔款“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贿款”；爱德华·菲利普爵士依纯粹文艺复兴的款式建了蒙塔丘特宫（Montacute House）；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则筑成沃拉顿宫（Wollaton Hall）。威廉·塞西尔将其部分积蓄投入斯坦福附近的一所大别墅；其子罗伯特也投入几乎相同的积蓄于哈特菲尔德宫，该建筑长廊是当时建筑中最华丽的内部设计。这类在顶楼上的长廊，在伊丽莎白宫中已取代了封建领主城堡中木制大堂的设计。华贵的烟囱，牢固的胡桃木或橡木家具，高贵的梯道，弯曲的栏杆及木制天花板，使这些宫殿式的房间有一种法国封建时代的城堡所没有的温暖和尊严的气派。就我们所知，这些宫殿的设计者是最早被称为建筑师的人。沃拉顿宫的建筑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ythson）的墓志铭称他是建筑师——杰出的建筑者之意。自此以后，这种伟大的职业就有了现代的名字。

现在，英国的艺术具有特殊的风格，每个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其个性和意志。英尼戈·琼斯（Inigo Jones）1573年生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少时即显露设计方面的不凡才华。一位公爵遣送他到意大利研修文艺复兴建筑，回到英国后（1605年），他替詹姆士一世及其丹麦王后准备了许多舞剧的布景，旋又访问意大利（1612—1614年）。回国后，他热衷于维特鲁维亚著作的英译本（1567年出版）中提示的古典建筑理论，而且他发现这些理论就是威尼斯和维琴查两地帕拉底欧、佩鲁齐（Peruzzi）、桑米切利（Sanmicheli）、圣索维诺（Sansovino）等建筑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扬弃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德国式、弗莱明式、法国式、意大利式等不规则混合的建筑形式，设计了一种纯古典式，那是多利安式、伊奥尼亚式及科林斯式的分开或混合型式，但仍维持一致性和统一性。

1615年，他担任工程总督，负责皇家的全部建筑。白厅的餐厅焚毁时（1619年），他受命为詹姆士一世另建新厅。他设计一串宏伟的大建筑——全部为1152尺宽、874尺长——如果完成，英国皇室将拥有比法国的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宫（Tuileries）、凡尔赛宫或西班牙的埃斯克里卡尔宫（Escorical）规模更宏大的宫殿。但詹姆士宁愿终日沉醉而不愿建成传之几世纪的大建筑。他限制新餐厅的费用，因而无法照原定设计去做，呈现出古典派及文艺复兴时代从未具有的建筑物外貌。大主教洛德（Laud）请求詹姆士修建旧有的圣保罗大教堂时，建筑家竟将哥特式的本堂装入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中。幸而这座建筑物在1666年的大火中被焚毁了。其后琼斯的帕拉底欧式建筑逐渐取代了都铎式。直到18世纪中期，它一直在英国最流行。

琼斯不但是查理一世的主要建筑师，而且显然敬爱这位不幸的绅士，内战爆发时，他就把储蓄埋藏在兰贝斯（Lambeth）沼泽，然后逃到汉普郡（1643年）。克伦威尔的部下在那里捕获了他，但在缴了1045镑的赎款后他就被释放了。离开伦敦期间，他替彭布罗克伯爵设计了一所在维尔特郡的别墅。正面是简朴的文艺复兴式，内部装饰华贵高雅。“双重立方体”大厅60尺长、30尺宽，被公认为英国最漂亮的华厦。由于皇室军队耗尽了皇家财富，琼斯不但失去众望，也失去皇家恩宠。他默默无闻地退休，死时赤贫（1651年）。内战后重组英国政府时，艺术只好沉沉睡去。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综合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在德国，宗教改革压倒了文艺复兴；在法国，文艺复兴扬弃了宗教改革；在英国，二者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宗教改革获胜；但文艺复兴也获重现。固然有那些沉静的——并非无言的——清教徒，但他们不是此时的关键人物。此时统治人物是有过人精力的人，他们从旧教条和旧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仍未与新思想连在一起。他们有无限的野心，期望发展其才能，表现其幽默，如果文学涉及生活，他们就易受其影响。他们在暴力攻击、邪恶及残酷的行为举止中，也力争上游想做个绅士。他们的理想一直徘徊于卡斯底里欧内（Castiglione）的《谄媚者》（Courtier）中的彬彬君子态度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残酷无德之间。他们赞赏西德尼爵士，但更渴望成为德雷克。

同时，在崩溃的信仰裂痕中，哲学继续向前进展，最受困扰的那些人往往具有当代最佳心智。在无阻的洪流中，有正统和保守的人物，更有胆怯柔弱的人物，也有罗杰·阿谢姆这种好人，他绝望地传播从前大家遵守的德行，但其学生已有了冒险的情绪。请听加百利·哈维（Gabriel Harvey）在剑桥大学的演说：

《四福音书》虽然教了，但没有人学习；基督的天堂之钥是冰冷的；除了谴责以外一无是处；礼仪规范在口中已经废止；司法在事实上仍有效力；道德却已被扬弃……大家好奇地追寻新闻、新书、新时装、新法律……某些人则追寻新天堂和新地狱……每天都有新主张，神性、哲学、人文主义、礼貌等均有异端……大家恨魔鬼还不如恨教皇来得深。

哥白尼已经震惊了全世界，他宣称地球在太空中团团转。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于158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讲述新天文学和无限的宇宙，并声称太阳因热能逐渐消逝而趋向死亡，群星崩毁渐成原子尘。诗人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之流，觉得地球在脚下滑动。

1595年，弗洛里欧出版蒙田散文译本。从此，天下事已无定论，人们呼吸的是怀疑的气息。马洛是马基雅维利第二，莎士比亚则是蒙田的化身。智者怀疑之时，青年却在策划将来。假如天堂已在哲学疑云中迷失，那么年轻人就应下决心接受这个枯燥无味的人生，和采纳不管致命与否的各种真理、不管多么短暂的美丽及不管有害与否的各种权力。马洛就这样创造了浮士德和帖木耳大帝两个角色。

就是这种整理旧思想及热切发表新希望、新梦想的心灵自由，才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值得我们追念。假如以上述这些事为内容的文学不能反映每个时代有思想的人的希望、迟疑和决心，我们何必关怀其政治敌对、其宗教纷争、其海战胜利、其渴求黄金呢？那个激动时代的各种影响促成伊丽莎白王朝的狂欢：征服和发现的航行扩大了疆域、市场及心智；中产阶级的财富扩大了商业的范围与目标、异端文学与艺术的启示、宗教改革的兴起；英国扬弃教皇的势力，无意中引导人类放弃教条归向理性的神学辩论，教育发达及书本和戏剧的流行，长期有利的和平；然后是引起挑战，和对西班牙令人狂喜的胜利，对人力和思想日益增强的信心。这些是导致英国伟大的因素，这些是使英国因有莎士比亚而伟大的因素。自乔叟以来历经两个默默无闻的世纪，现在它终于迸发了散文、诗歌、戏剧及哲学的热情火花，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第三章　派那西斯山坡（1558—1603）

书

此时书籍数不胜数，日见增多。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于1600年写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通病之一，就是全世界书的印行数目一直增多，大家难以消化这么多的无聊事。因为它们每天都在生产，然后传于全世界。”伯顿也说（1628年）：“我们已由于这么多的书而引起分歧纷扰，我们受这些书的压迫，我们的眼睛疼痛了，手指也翻痛了。”但这二人都写书。

贵族阶级知书达理，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塞西尔、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及夫人都是很好的赞助人，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查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讲学以后，仍然存在。发行人给予作者每小册约40先令，每部书约5镑。两三位作者试图专以摇笔杆为生，“文人”这种绝望的职业，此时已在英国成形。很多富有人家有私人图书馆，公立图书馆还很少见。1596年自加的斯返国途中，埃塞克斯暂时在葡萄牙的法罗（Faro）一地逗留，并尽取主教杰罗姆·奥索利亚斯（Jerome Osorius）的图书馆藏书。他把这些书赠予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爵士，博氏又将之藏起，后来遗赠给牛津大学（1598年）的博德利图书馆。

受到国家法律和群众兴趣的控制，书商是在焦虑中求生存发展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共有250个书商，因为此时印刷和卖书仍然是同一种生意，他们多数自营印刷。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印刷和发行两个行业才分开。发行人、印刷人及卖书人联合组成“印书公司”（Stationers’Company，1557年），印刷品在这个行会登记就有版权，不过版权不是保护作者，而是仅保护发行人。通常该公司登记的只是取得合法印刷执照的那些出版物，凡是著作、印刷、贩卖或持有损害女王或政府书籍的，印刷或进口异端书籍或教皇圣谕或教书的，或持有主张教皇权力优于英国国教书籍的，均犯重罪。违反这种禁令而受刑者不算少数。印书公司获得授权可以搜查印刷厂，可以焚毁无照的印刷品和拘禁其发行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检查较宗教改革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要严厉，文艺仍然欣欣向荣，就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出版危机反而使智慧更加敏锐。

学者很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批评的时代，在炽热的神学变革年代，人文主义的洪流已经枯竭了。多数的历史学家仍是编年史家，以年代来做不同的历史叙述。不过，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1603年）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很令伯夫利欣赏。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年）供给莎士比亚英国历朝帝王的史实，因而其声名意想不到地大为增加。约翰·斯托（John Stow）的《英国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1580年）具有“某种智慧的色彩，劝人为善，及对那些不适当的事情产生强烈的憎恨感”，其中的学识却贫乏得可悲，其文章具有引人沉沉欲睡的特性。其《伦敦观测》（Survey of London，1598年）一书显得较有学问，但并未使他赚到更多钱。到了老年，他甚至穷得要发给他乞讨许可证。威廉·卡姆登在其《大不列颠》（Britannia，1582年）一书中，以流利的拉丁文描述英格兰的地理、景观及古物。《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Annales Regnante Elizabetha，1615—1627年）一书是基于小心研究原始文件而写成的。卡姆登一味增加伟大女王的荣光，推许斯宾塞，忽视莎士比亚，赞赏罗杰·阿谢姆，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好的一个学者，竟因喜爱赌博和斗鸡致死，死时一贫如洗。

阿谢姆曾任“血腥玛丽”的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死时（1568年）曾留下英国最著名的教育论文《教师》。主要论述拉丁文的教学，但另以雄浑淳朴的英语，吁请以基督的仁慈教育取代伊顿学院严厉的手段。他曾提到一次与伊丽莎白政府要员吃饭时，话题转到鞭打教育的情形，并说塞西尔赞成采取较温和的方法。而理查·沙克维尔（Richard Sackville）爵士私自对阿谢姆供认，“一位好笑（愚蠢）的教师……使我为了恐惧鞭打，再也不爱读书了”。

学者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外国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心智中。16世纪末，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等国作品的译文，形成一股浪潮并横扫了整个英国。荷马史诗要等到1611年才由乔治·查普曼加以翻译。当时缺少希腊戏剧英文译本，也许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采取浪漫派形式而非古典派形式的主因，但是已有下述作品译本：西俄克里图斯（Theokritus）的《田园诗》，穆塞俄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埃皮克泰图斯（Epictetus）的《手册》（Enchiridion），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政治》（Ethics and Politics），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Cyropaedia）和《国家经济学》（Oeconomicus），狄摩西尼和伊索克拉底的《演讲集》，希罗多德、波力比阿、狄奥多鲁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约瑟夫斯（Josephus）及亚比安（Appian）等5人的历史著作，赫里奥多拉斯（Heliodorus）和朗戈斯（Longus）的小说，托马斯·诺思爵士（Thomas North）将阿米奥（Amyot）所译的普鲁塔克的《传记》（Lives）法文翻译本，转译成生动的英文本。译自拉丁文者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希尔（Martial）、卢肯（Lucan）等人的作品，也有普劳图斯、泰伦斯及塞涅卡的剧本，李维、萨卢斯蒂、塔西佗及苏多尼乌斯（Suetonius）等人的历史作品。译自意大利的有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薄伽丘的《菲洛科珀和菲亚玛塔》（Filocopo and Fiammetta，但是1620年以前未将《十日谈》译成英文）、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历史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奥尔兰多》（The Orlandos）、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Libro del Cortegiano）、塔索（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The Gerusalemme Liberata）和《阿明塔》（Aminta）、瓜里尼（Guarini）的《菲都牧师》（Pastor Fido），班戴洛（Bandello）及其他作者的寓言小说，后来集入威廉·班特（Welliam Painter）的《欢乐之宫内》（Palace of Pleasure，1566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迟至1640年才译成英文，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很熟悉。哈维说，剑桥大学中，“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和阿奎那的理论，因受学生骚动的影响……在校园中完全被摒弃了”，被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Jean Bodin）的学说取代。译自西班牙的有最长的爱情故事《阿玛迪斯·高拉》（Amadis de Gaula）、第一本描写恶汉的小说《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第一本古典乡土作品蒙特梅尔（Montemayor）所著的《戴安娜》（The Diana），取自法国的最佳战利品是普莱亚迪（Pleiade）的诗、蒙田的散文，均由弗洛里欧译成英文（1603年）。

这些译文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影响甚巨。模仿古典作品开始——继续了两个世纪——阻碍英国诗和散文的发展。多数令人追念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均熟知法文，因此翻译并非必要。意大利吸引着英国，英国的田园派仿自桑纳扎罗（Sannazaro）、塔索及里尼，英国十四行诗仿自彼特拉克，英国小说仿自薄伽丘和寓言小说。这些作品供给马洛、莎士比亚、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约翰·福特（John Ford）等人著作的材料，并使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都以意大利城镇为背景。排斥宗教改革的意大利，不谈宗教改革而排斥旧神学，甚至基督教的伦理观也受扬弃。伊丽莎白的宗教独自摇摆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知抉择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却已不顾宗教的纷争，径自恢复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活力。有一段时期，意大利受到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只好将文艺复兴的火炬传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智慧之战

在伊丽莎白朝的狂欢时代，诗与散文像一股狂流倾泻而出。我们已知200位伊丽莎白时代诗人的大名，但直到斯宾塞著《仙后》，只有散文受到当时英国人的注意。

约翰·李利于1579年著有富于想象的《尤弗伊斯》（Euphues）一书，或称《智慧的解剖》（The Anatomy of Wit），首先受到英国人的注意。李利表现的主题是通过教育、经验、旅行和谆谆诱导，即可产生明智善性的人物。尤弗伊斯（意为“良言”）是一位雅典青年，其出外冒险的故事，供给讨论教育、礼节、友谊、爱情及无神论的讲坛。这本书非常畅销，应归功于其特殊的体裁——对照格、头韵、直喻法、双关语、对称子句、古典叙述、想象的交互使用。这种体裁像暴风一样地扫过伊丽莎白的宫廷，流行达一个世纪之久。如：

这位英勇的年轻人，机智胜于财富，而财富又超过智慧，自视其快活不亚于任何人，以为其诚实远优于所有人，因而他自以为适合做任何事情，结果几乎终日无所事事。

李利文章的弊病，究竟是仿自意大利人马里尼（Marini）、西班牙人盖瓦拉（Guevara）或佛兰德斯的韵文家，至今尚无定论。无论如何，李利乐于接受这些影响，然后又影响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人。它破坏了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格调，影响了培根的论文集和语言的发展。

这是一个注意用词的时代，剑桥大学教师哈维发挥其全部影响力，试图使英国的诗由重视重音和韵律转向重视基于音节长短的古典脚韵。受其鼓励，西德尼和斯宾塞在伦敦成立文艺俱乐部，称为最高法院（The Areopagus）。有一段时间，该俱乐部力图迫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活力转入维吉尔形式的著作。纳什故意模仿哈维“跳跃式的”六步韵，讥为完全与宫廷文学脱离。哈维卖弄学问、谴责纳什之友格林的无德时，他成为笔战的目标。这次论战带给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尖酸谩骂的各种方法。

格林的一生是自维庸（Villon）至魏尔伦（Verlaine）止，上千种波希米亚人浪漫无行的文艺生涯的缩影。他与哈维、纳什和马洛一样，都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在那里，他与一群和他一样“荒唐的滑稽人”过从甚密，他和他们一起“消耗了青春的花朵”。

我沉浸于骄傲中。狎妓是我每日的运动，酩酊大醉是我唯一的嗜好……到此为止我对上帝一无所求，所以我很少想到上帝，反而喜欢拿上帝的名字来骂人和亵渎……假如我在世之时一直有欲望的存在，我就很满足，只有等死后再让我改变也罢……我畏惧法官审判的程度与我恐惧上帝的审判并无轩轾。

他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和做的恶事令人作呕而不愿说出”。返国后他成为伦敦酒店的常客，红发、针须、丝袜，还带贴身卫士。他结婚后，温柔地述说婚姻的忠诚与快乐。不久他就为了情妇而遗弃自己的发妻，在情妇身上花的却是发妻的财产。从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中，他写了《诈欺集团的惊人发现》（A Notable Discovery of Cozenage，1591年），描述黑社会的欺诈手段，并警告进入伦敦的乡下人注意骗子、玩假牌者、扒手、老千及妓女的诈欺手段。因此，黑社会想要取其生命。令人惊奇的是虽一直过着邪恶的生活，他竟还有时间写下12部小说（尤弗伊斯体裁）、35本小册及许多成功的剧本，笔调具有新闻记者的迅速和活力。其精力和收入锐减之时，他才发现德行也有相当道理，因而就像他作恶一样，他以过人的雄辩畅述他的忏悔。1591年，其《再见愚蠢》（Farewell to Folly）一书出版。1592年，他编写两篇相当重要的文章，一是《关于一个暴发户马屁精的妙语》（A Quip for an Upstart Courtier），攻击哈维；二是《格林的小智慧》（Greene’s Groatsworth of Wit Bought with a Million of Repentance），攻击莎士比亚，并吁请其腐化的同伙——显然是指马洛、皮尔（Peele）和纳什——改过迁善，敬神忏悔。1592年9月2日，他向受其遗弃的发妻请求付给一位鞋匠10镑，因为若没有他的照顾，“我已在街头中逝世了”。第二天，在这位鞋匠的家里，他告别了人间——据哈维说，是死于“吃了太多的腌青鱼和莱茵河流域的酒”。其女房东赞赏其诗，宽恕其债务，在其头上戴上桂冠，并替他妥为安葬。

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家中，格林之友纳什的口舌最不饶人，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是副牧师之子，讨厌俗礼的拘束，剑桥毕业后住在伦敦的波希米亚浪人区，撰文为生，学到能够“信笔疾书自成文章”。其《不幸的旅客》（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及《杰克·威尔顿传》（The Life of Jack Wilton，1594年），奠定了英国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基础。格林死后，哈维在《四字经》（Four Letters）中攻击格林和纳什，纳什也连续发表小册反击哈维，而至《与你同赴萨弗伦·沃尔登》（Have with You to Saffron Walden，1596年）一文发表时达到高潮：

读者，开心吧！因为在我身上不缺令你们开心的事……这或将使我倒霉，但我将使他被嘘出这所大学……我要扔掉他。我把他揪上剑桥最主要学院的舞台上时，你们会给我什么呢？

哈维面对这种攻击仍然幸存下来，活得比那群波希米亚无行文人长，他死于1630年，享年83岁。纳什续完成其友马洛的戏剧《狄多》（Dido），与本·琼森合著《狗岛》（The Isle of Dogs，1597年），后以引诱罪被起诉，终而默默无闻地消沉下去。34岁（1601年）即英年早逝，这也是他短暂生命的巅峰时期。

菲利普·西德尼（1554—1585）

远离那疯狂的一群，西德尼平静地更早走到生命的尽头。伦敦国家人像画廊（The National Partrait Gallery of London）中陈列的西德尼像，似乎脆弱得不像一个男人：瘦削的脸，褐色的头发。兰古特（Languet）说他“一点也没有健康的样子”，艾布雷说他“极为漂亮”，“不像个男性，但是……具有大勇”。某些腹中有牢骚的人，认为他有一点自负，并觉得他在过分追求完美。唯其英雄式的结局终使大家原谅他的德行。

其母玛丽·达德利夫人（Lady Mary Dudley），是爱德华六世时掌政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女儿，有此母亲谁不骄傲；其父亨利·西德尼爵士是威尔士首席贵族和爱尔兰第三任贵族代表，有此父亲谁不骄傲；得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为其教父，并因而得其基督教教名，谁不骄傲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部分时间是住在宽敞的彭夏斯特大厦（Penshurst），有橡木横梁，有天花板、画墙及水晶吊灯，是当时留下的最漂亮古迹。他年仅9岁即受封为世俗教区长，年俸60镑。10岁进入什鲁斯伯里学校，该校距其父任威尔士首席贵族的官邸勒德洛（Ludlow）堡不远。亨利·西德尼爵士不时写信给这位11岁的小童，信中充满了可爱的智慧之语。

菲利普用力甚勤，收效也大，成为其叔莱斯特及其父之友塞西尔的宠儿。在牛津大学3年后，他奉派赴巴黎担任英国使馆的小职员。查理九世宫廷曾殷切予以招待，他也目睹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他悠然自在，环游法国、荷兰、德国、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兰克福，他与胡格诺教派的学术领袖兰古特订下生死之交；在威尼斯，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曾替他绘像；在帕多瓦，他接受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传统。回到英国，他受到宫廷的欢迎，而且在两年内一直是女王的舞伴。有一阵子，因反对女王与艾列森的婚姻而失宠。他具有骑士高贵的各种特性——重视门第、马上比武的技巧与勇武、宫廷礼仪、谨守信誉及为爱情滔滔雄辩。他研读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试图模仿那位绅士哲学家所谓的理想绅士的典型，而其他人又模仿西德尼的举止行为。斯宾塞称他是“贵族和骑士的领袖”。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往贵族蔑视文艺，现在却开始写诗，并允许诗人附骥于门下。西德尼虽然并不很富裕，却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文学赞助人。他曾协助卡姆登、哈克路特（Hakluyt）、纳什、多恩、丹尼尔、本·琼森，尤其是斯宾塞。斯宾塞极为感激他的协助，誉之为“博学者的希望和年轻诗人的赞助人”。很反常的是，戈森竟赠给西德尼《恶行学校》一书，该书题旨称他是“令人欣然的抨击诗人、音乐家、演奏者、说笑话者及王国的那群像毛虫的无赖”。西德尼起而应付挑战，写下第一本伊丽莎白时代的古典作品《诗之辩护》（The Defence of Poesy）。

依据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评论家的先导，他将诗下定义为：“一种模仿的艺术……表达、模仿或想象……一种能以言词表达的图像”，要达到“教育和娱乐的目的”，他将道德置于艺术之上，认为艺术应借图像为例教人以德：

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前者通过箴言，后者通过范例，而达成其目标；是这两种人，若无此二者，则工作势将停顿下来。因为哲学家以锋利的论证定下了空洞的（道德）规范，很难加以解释，而且太含糊难以把握，所以除他以外找不到指点迷津的人，直到他进入老年为止，或在他找到可以坦诚一吐的事实之前，就会追随他。因为其知识建基于抽象和空泛的理论基础上，因此可以了解其理论的人就感到高兴了……反之，历史学家缺乏格言，注意的不是应该如何，而是已经如何……所举和范例并无必然如果，因而这就是收效较少的理论。现在无匹敌的诗人却表现了这两种东西，因为无论哲学家说该做什么，诗人都会提供已经做到的哲学家要求的那个人的完美图像，因而他就是以特殊范例来表达一般的观念。我之所以说完美的图像，是因为他随心灵的力量产生了影像，那是哲学家仅能以语言加以描述的，然而这类描述无法像诗人那样推敲深入或拥有其人的影像。

依据西德尼的观点，诗是包含各种想象性的文学在内——戏剧、诗及想象的散文。“并不是押韵及诗化便是诗；一个人的作品虽未诗化，然其本质可能仍是诗，也可能作品诗化了，而创作的却不是诗。”

他在箴言之上加上范例。1580年，著作《诗之辩护》的那年，他开始写《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伯爵夫人是其妹，为英国最受喜爱的夫人之一。她生于1561年，比菲利普小7岁，曾经接受各类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其魅力一直不衰。她成为伊丽莎白王室的一员，女王出巡时例必由她陪同。其叔莱斯特预付给她部分嫁妆，她才得以嫁给彭布罗克伯爵亨利。据艾布雷的说法，“她很淫荡”，另有情人取代其夫。但西德尼仍然很崇拜她，应其请求写下了《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

模仿桑纳扎罗的《桃园赋》（Arcadia，1504年），西德尼这篇散文冗长而轻松地幻想了一个有勇敢君王、漂亮公主、高贵骑士、神秘的化装及诱人景色的世界：“乌拉妮娅的可爱，是这个世界所能表现的最伟大的事”，然而如此的赞赏也仅能表现其万一而已；帕拉底亚斯“富有敏锐的机智，不会故炫其才，高尚纯正的思想寓于谦虚之心中；虽能滔滔雄辩，但谈吐温婉，言语甚为缓和；举止高贵，虽在困境亦如此”。显然，西德尼曾读过《尤弗伊斯》一书。故事本身是爱情的迷宫：皮洛克里斯伪装成妇人去接近美丽的菲洛可丽，令他感到挫败的是她竟爱他如同姐姐，而其父却爱上了他，误认他是女人，其母也爱上了他，认为他是男人。不过，故事的结局完全不违反上帝的十诫。西德尼根本未把这本书当作一回事，他从未校正原稿，临死前嘱咐将之销毁。但仍然被保存下来，重新编辑、出版（1590年），而且在10年内为伊丽莎白时代散文中最受欢迎的著作。

在写作这部罗曼史和《诗之辩护》中、在担任外交官和士兵生涯中，他编写了一连串十四行诗，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先河。要写这些诗，以有失恋的经验为宜。在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尼鲁普·德弗罗（Penelope Devereux）身上，他找到了失恋的感觉。她把他的呻吟和歌颂当作正当的游戏，最终嫁给男爵里奇（1581年）。西德尼继续写十四行诗向她倾诉，甚至在她与沃尔辛厄姆结婚后仍是如此。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为这种“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而震惊，没有人认为男人写十四行诗应以妻子为对象，做妻子的大方到足可使诗人安心写作。一连串的十四行诗在西德尼死后印行成书（1591年），题名为《爱星者与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该诗集模仿彼特拉克的体裁，奇怪的是这里的劳拉也有类似德弗罗的眼睛、头发、眉毛、双颊、皮肤和嘴唇。西德尼相当了解，他的热情本身就是一种写诗的手法。他曾写道：“假如我是一位情妇，十四行诗诗人永远不会令我相信他们爱我。”一经被视为美好的游戏，这些十四行诗立即成为莎士比亚以前的最佳作品，甚至月亮都害相思病：

哦！月亮，以何等悲伤的脚步，你攀上了云空，

多么沉寂，多么沉郁的面容！

啊！也许天堂亦不例外，

那忙碌的射手也试着射出爱情的箭？

的确，倘若那对渴望爱情的熟悉双目，

断定了爱已发生，了解了爱人的状况，

我就可从你的神色中看出，你动情的风姿，

对我，与卿相同，从你的情况即可了然。

那么，月亮呀！即使只为了友谊，也请告诉我，

除了缺少机智外，那里是否有永恒的爱？

在那里美丽是否与此地一样可傲？

它们是否比爱情更被喜爱，但是

那些爱人是否蔑视拥有那类喜爱的人？

他们是否把德行称为忘恩负义呢？

1585年，伊丽莎白派遣西德尼协助荷兰叛军反抗西班牙。虽然尚未满31岁，他已受封为总督。由于士兵的俸给均是贬值的货币，他要求小气的女王供应更多的补给和较佳的待遇，因而得罪了她。他率领士兵攻占亚塞（Axel，1586年7月6日），并身先士卒，在最前线作战。在聚特芬战役（9月22日）中，他表现得太勇敢了。其坐骑在战役中被杀，西德尼迅即跃上另一匹马，冲杀至敌阵内。敌阵中一颗步枪子弹射入他的大腿骨中。坐马失去控制，奔回莱斯特阵内。 [1] 西德尼立即被送回阿纳姆（Arnhem）的民房内安置。在25天中，他被那些无能的外科医生害得很苦，最后引起伤口化脓腐烂，10月17日这位“当代伟人”（斯宾塞挽语）去世。临死那天他说：“对这个世界性的帝国我不改我的乐观。”其灵柩带回伦敦时，葬礼的隆重为英国在纳尔逊之前未曾见。

[1] 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说，一杯水送给受伤的西德尼，他却转递给旁边濒临死亡的士兵，并说：“你比我还需要这个。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

斯宾塞说：“西德尼逝矣，逝者是我的朋友，逝去的是活在世上的欢乐。”斯宾塞之所以有勇气写诗，应归功于西德尼的鼓励。斯宾塞不幸生为织工之子，只是贵族斯宾塞家的远亲，当然谈不上有显达的机会。依赖慈善机构的奖学金，他才能在麦钱特·泰勒伊斯学校就读，然后至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读书，仍须半工半读，自付膳宿费。16岁时，他开始写诗——甚至开始出版。哈维试图使他以古典形式和主题写诗，斯宾塞最初谦逊地取悦于他，但不久就反对接受这种限制，因为接受这类限制必须把不合己意的脚韵放在诗中。1579年，他把《仙后》的首部示于哈维，哈维不喜欢其中包含的中古寓言式的故事，也不欣赏其中精美的形式，他劝告斯宾塞放弃这种设计，但斯宾塞继续写下去。

暴躁好战的哈维替斯宾塞找到一个在莱斯特伯爵手下的职业。在那里，他认识了西德尼，很喜欢这个人，作《牧羊人的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1579年）献赠予他。该诗形式仿自西俄克里图斯的作品，但依据流行历书的安排，照每年各季节分配牧羊人科林·克劳特（Colin Clout）的工作。其主题是描写牧羊人科林·克劳特单恋残忍的罗莎琳德（Rosalind）的故事。这算不上值得推介的作品，幸有西德尼的赞扬，斯宾塞才赢得一些喝彩。为了谋生，诗人接受新任爱尔兰贵族代表格雷爵士亚瑟的秘书一职。随之出征，目睹格雷在斯梅里克屠杀投降的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也无异议。经过7年替爱尔兰的英国政府服务后，他从没收的爱尔兰叛军财产中取得位于马洛与利麦立克（Limerick）之间的基尔科曼（Kilcolman）城堡及3000英亩的土地。

在该地，斯宾塞定居下来，成为垦殖的乡绅，写作精美的诗。为了悼念西德尼的逝世，他写下流畅冗长的挽歌《阿斯特斐尔》（Astrophel，1586年）。之后他又更新、加长《仙后》一诗。胸中热情澎湃，他于1589年渡海返回英国，由雷利推介觐见女皇，并呈献该诗前三册给她，“这三本书将随女王的声名永存”。为赢取普遍的欢迎，他在该诗集的序中献赠颂诗于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卡鲁夫人、哈顿爵士、雷利爵士、伯夫利爵士、沃尔辛厄姆爵士、汉士顿爵士、布克哈斯特爵士、格雷爵士、霍华德爵士、埃塞克斯伯爵、诺森伯兰伯爵、牛津伯爵、奥蒙德尔伯爵、昆布兰伯爵等人。伯夫利伯爵与莱斯特斗争不已，攻击斯宾塞是一位无聊诗人，但许多人称他是自乔叟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女王心情愉快，答应每年给他50镑养老金，财务大臣伯夫利爵士却故意延缓支付。斯宾塞曾经期望得到实质的收获，现在失望了，只好回到爱尔兰的城堡，在蛮荒、仇恨和恐惧中，过着写作那部理想史诗的生活。

他曾打算把这部史诗写成12册。1590年印行3本，1596年印行另外3本，自此以后即无进展。即使如此，《仙后》比《伊利亚特》长两倍、比《失乐园》长3倍。每册是一个寓言故事——谈到神圣、戒酒、贞操、友谊、正义、礼仪，全书旨在通过既有的范例的教训，“剖画一个有德行有纪律的绅士或高贵的人”。这就与西德尼把诗当作通过想象的范例表现道德的观念完全相符了。因为非常注意礼仪，斯宾塞的著作很少谈到肉欲享受的问题。有一次他偶然目及“雪白的胸脯，袒露着等待糟蹋”，他却高傲地走过，置之不理。通过6篇诗，他高唱骑士爱情的高调，即是对美丽妇人的无私的服务。

对我们这些忘了骑士精神、讨厌骑士和惑于寓言故事的人来说，《仙后》最初读起来觉得清新可喜，却因太长而无法竟篇。书中的政论被该时代人所喜欢或厌恶，对于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书中轻描淡写的神学之战对于我们而言不能引起震动，其故事至多是对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及塔索等人的模仿而已。在人为的奇想、笨拙的倒置法、虚伪的仿古和求新及未受阿里奥斯托微笑影响的罗曼蒂克夸张方面，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到超过美丽的《仙后》的诗篇。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雪莱（Percy Shelly）喜欢斯宾塞，尊他为“诗人中的诗人”（The Poet’s Poet）。为何？是不是因为其形式上某种美感可以弥补中古的荒诞不经，还是某种绮丽的文笔可以美化其中的失真？斯宾塞的新九行诗是一种麻烦的体例。斯宾塞的诗虽极圆融，如行云流水，而常使我们感到讶异，但是有多少次他竟为了韵律而牺牲内容！

他曾经中断《仙后》的写作，改写一些短诗，也许那才是他成名的主因。其《小爱人》（Amoretti）十四行诗（1594年）也许是彼特拉克派的奇想，或是其长年追求伊丽莎白·波丽（Elizabeth Boyle）的反映。他于1594年娶了她，在其最佳的诗作《结婚曲》（Epithamium）中咏颂其结婚的快乐。他毫不自私地让我们分享她的魅力：

告诉我，商人的女儿，以前你曾否见过

如此漂亮的女人，在你们的镇上，

如此甜美、可人，温柔似她，

美貌兼备德行，便益增风采。

她善良的眼睛似青玉般明亮，

前额似象牙般白净，

她的双颊像太阳晒红的苹果，

嘴唇似樱桃般诱人欲尝，

她的胸脯像碗明净的乳酪，

乳头就像含苞待放的百合，

她的雪颈似大理石般光洁，

而她的胴体就像一座美丽的宫殿……

婚礼和欢宴过后，他敦请客人立即离开：

现在该停止了，少女们，欢乐已经过去，

你们整日的欢乐已经足够，

现在白昼已逝，夜晚也近尾声。

如今该将新娘送到新郎怀中……

她躺在床上；

躺在百合和紫罗兰的旁边，

丝帘低垂，

香气迷人的花帷床单和棉被……

但愿此夜只有沉静寂然，

没有暴风或伤心的争吵，

别像耶夫与美丽的艾尔可梅娜躺在一起……

让少女与少年停止歌唱，

不让森林回答他们，也不让他们的回声响过天空。

还有女孩完成终身大事比这更富情调吗？

斯宾塞这些奔放的感情，尽情表现于《四首赞美诗》（Four Hymns）中，尊重人间的爱、人间的美、天上的爱及天上的美，仿自柏拉图、费西诺及卡斯底里欧内，开济慈的《恩底弥翁》（Endymion）一诗的先河。他忏悔作了“许多首色情短诗”，而愿通过可爱的胴体，使其灵魂找到超俗的美，那是程度不同的隐藏于人间诸物之中的。

爱尔兰人的痛苦遭遇不啻一座活火山，斯宾塞住在那可以说每天都接近死亡边缘。就在怨恨积成的火山再次爆发之前，他写了一篇好散文（因为只有诗人才写得出好的散文）《爱尔兰现状之我见》（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主张英国方面适当增加经费和军队，以期完全征服爱尔兰。1598年10月，曼斯特失地的爱尔兰人如火如荼地起来抗暴，驱逐英国殖民者，并烧毁基尔科曼城堡。斯宾塞夫妇在千钧一发中死里逃生，逃回英国。3月后，其财产和热情均已消耗殆尽，诗人终于魂归道山（1599年）。不久注定随其逝世的埃塞克斯爵士为他收埋礼葬，贵族和诗人列队送他出殡，并在威斯敏斯特的墓上献花和致挽词。

现在整个英国竞相写作十四行诗，一时成为风尚，足与戏剧相比——形式上大体颇为精良，只是主题与用词多是陈旧套语；均致少女或其赞助人，并惋惜她们的过分拘谨，劝请她们在美丽褪色之前要善加利用；有时候新颖的旋律闯入心扉，男人答应其情妇在迅急的结合当中给予小孩以为报酬。每位诗人找到一位劳拉——或丹尼尔笔下的迪莉娅，托马斯·洛吉笔下的菲利普斯，康斯特布尔笔下的黛安娜，富尔克·格雷维尔笔下的卡利尔。当中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人是塞缪尔·丹尼尔，本·琼森虽是粗野工人，然非“未成熟之人”，称之为“诚实的人，惜非诗人”。米歇尔·杜雷顿（Michael Drayton）的《珀伽索斯集》（Pegasus）具有散文式的诗脚，在各种诗型中特立独行，其中一首十四行诗却有清新的旋律，通过向情妇道别，激使她不再小气——“因为已无他法可想了，过来，让我们吻别吧！”

总而言之，除了戏剧外，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较法国落后一个世代之久。散文极有活力、易变，常常纠缠混乱，屡有冗词，多幻想，有时却有高贵的风格和感人至深的韵律，只是未产生像拉伯雷或蒙田这类文学家。在诗歌方面，除了《结婚曲》和《仙后》外，均胆怯地模仿外国的作品。斯宾塞在欧陆从未拥有读者，但龙沙（Ronsard）在英国也未得到读者拥护。诗可以解释语言，我们可以感到其中有一种一般言语听不到的音乐在跃动。民谣较之宫廷诗歌更易获得一般百姓的注意与喜好，它们贴在酒家或酒店的墙上，街头巷尾均有人高唱和出售，兰德尔（Randall）爵士诗集中的挽歌至今使我们感动。也许受了这些民间流行诗歌的影响，而不是受了十四行诗诗人的高明技巧的感化，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才懂得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

戏剧舞台

英国文学在乔叟与斯宾塞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干旱期，为何一朝之间竟出现了莎士比亚呢？因为财富的增加，因为长期有利的和平时期，及刺激人心、终获胜利的战争，因为外国文学和出外旅行扩大了英国人的眼界。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教给英国人喜剧的艺术，塞涅卡则教以悲剧的技巧。意大利演员曾在英国公演（1577年起）。英国人曾经作了1000次的演出实验。1592年至1642年，英国共有435出喜剧上演。闹剧和幕间插剧演变成喜剧，由于一度神圣的神话如今失去了信仰根据，神秘剧和伦理剧转为世俗的悲剧取代。1553年，尼古拉斯·尤达尔（Nicholas Udall）创作《拉尔夫·劳埃斯特·道埃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喜剧。1561年，中寺法学院的律师演出《戈布达克》（Gorboduc）一剧，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悲剧。

有一段时间，传自罗马的形式似乎注定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典型。大学学者如哈维、律师兼诗人如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yne）、古典学派人如西德尼，都主张遵守戏剧三一论（The Three Unities in a Play）：剧中只能有一种行动或情节，情节只能发生于一个地方，发生的时间最长以一天为限。就我们所知，三一论首由洛多维科·卡斯特尔韦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70年）于一篇《亚里士多德〈诗论〉的评论》中力倡。亚里士多德本人仅主张情节的统一：情节应在“太阳单一旋转的范围内”，但他又增加了另一种可以称为“语调统一”的主张——喜剧是“低级人民的象征”，就不应与“代表英雄行动”的悲剧混在一剧中。西德尼在《诗之辩护》一文中，采纳卡斯特尔韦特罗的戏剧三一理论，并有力而富于幽默地将之应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且要强售其强制性的地理学：

亚洲是一边，非洲又是另一边，另外又有许多地方归属不同的王国统治，一个剧作家处身其中，首应说明他站在哪一边……现在他们是更为自由了，因为两名王亲恋爱变成常事，经过许多接触她就有了孩子，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又成长为壮男，又坠入情网，又会生小孩，而这些只是两个小时中的事而已。

法国采纳古典主义，并产生拉辛（Racine）这位大作家；英国却屏弃古典主义，其悲剧表现了浪漫的自由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因而产生了莎士比亚。法国文艺复兴的理想是秩序、理性、均衡、仪礼；英国则是自由、意志、幽默、生命。伊丽莎白时代的听众，包括了贵族、中产阶级、低级人士等，兴趣广泛并经常变换口味，他们需要的是行动，而非隐藏行动的冗长报告；他们喜欢大笑，根本不在乎掘墓工人与王子在一起讨论哲学；他们有一种奔放的想象力，在一种符号的召唤或在一行字的暗示下，曾由此处跳跃至另一处，甚而跃过了整个大陆。伊丽莎白的戏剧表现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语或波旁王室的法语，因而那是一种自然的艺术，反之学自外国的艺术即无英语根基可言。

英国的戏剧发展至马洛和莎士比亚戏剧之前，必须先打另一场硬战。初期的清教徒运动拒斥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视之为异教、猥亵及渎神的大本营。它谴责听众有妇女和妓女在内，并攻击妓院靠近戏院旁边。1577年，约翰·诺思布鲁克（John Northbrooke）撰文强烈谴责“赌博、跳舞、戏剧和插剧”，他写道：

我确信除了戏剧与戏院外，撒旦找不到更快的方式和更适当的学校，以满足教人放纵其欲望，及驱使男男女女陷入性欲和邪恶卖娼的淫欲罗网内。因此，政府有必要比照青楼妓院，禁止并解散那些场所和演员。

戈森的《恶行学校》较为温和，承认某种戏剧和演员可以“不加谴责”，但答复他时，戈森立即又放弃原有的立场。在《演员五错》（Players Confuted in Five Actions）中，他竟将戏剧描写成“邪恶行为、暴动及通奸的粮食”，演员则是“邪恶的主人，教人放纵的老师”。批评者从喜剧中看到的是邪恶和流氓行为的写照，从悲剧中看到的是刺激谋杀、阴谋和反叛的各类例子。伊丽莎白即位初期，星期天通常是演戏的日子。戏剧开始是以吹号通知的，犹如教堂钟声召唤人们参加下午祈祷一样。教士难过地发现其会众逃避礼拜，拥挤到戏院去了。一位传道士问道：“一出肮脏的戏剧，在号角的吹动下，立可召集1000人，不是远较1小时的钟声召集100人来参与布道会快得多吗？”而诺思布鲁克更强调：“假如你想学……骗自己的丈夫，或丈夫骗妻子，怎样当妓女……怎样拍马屁，说谎……谋杀……渎神……唱色情歌曲……难道在这类插剧中你还学不会怎样付之实行吗？”

戏剧家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击，并在戏剧中取笑清教徒，如马尔沃里奥（Malvolio）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即是。剧中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爵士问小丑道：“你难道不知道，因为你自负的德行，这世界就要没有饼和酒了吗？”小丑答道：“是的，依照圣安妮的意思，姜汁酒也会烫嘴哩！”剧作家，甚至莎士比亚亦然，继续在剧中加上暴力、强奸、乱伦、通奸和卖娼。莎士比亚《伯里克利》（Pericles）剧中的一幕，妓院老板抱怨他的人“断断续续地行动，差不多已经腐化了”。

伦敦市政府——某些人是清教徒——认为清教徒的主张较为正确。1574年，市议会禁止上演未经检查许可的戏剧，因而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一句“艺术已经政府封了口”。幸亏伊丽莎白及其枢密院喜欢戏剧，有许多贵族与演员来往，因而受到皇家的保护和松弛的检查，才有7家剧团获得许可在城中演出。

1576年以前，戏剧主要是在旅舍庭院中临时搭台上演的。1576年，詹姆士·伯比奇（James Burbage）建造了英国第一家永久剧院，它仅简单地称为剧院。为免受伦敦地方官吏的管辖，它正好坐落在该城之外肖雷迪奇（Shoreditch）郊区内。不久，别的剧院也兴起了：帘幕戏院（The curtain，约1577年）、皮影戏（Blackfriars）剧院、好运剧院（Fortune，1599年）等。1599年，伯比奇的儿子理查和卡思伯特拆毁其父的剧院，改在索思沃克建立著名的球形（Globe）剧院，正好在泰晤士河的另一边。外面是八角形，内部可能是圆形。因此，莎士比亚称之为“这座木头圆屋”（this wooden O）。1623年以前，伦敦的剧院都是木制的，多数是角形剧场，内部数重环形楼座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并容许另外1000名站在舞台周围空地观看。这些就是低级观众，哈姆雷特斥责他们的“愚蠢的行为和喧闹”。1599年，立位的价格是1便士，楼座价格为2至3便士，在舞台上的座位稍为贵些。舞台是一座宽敞的高台，自一壁延伸至院子中心；后面是更衣室，在那里演员换上戏服，舞台管理人则操纵剧院的道具，包括墓碑、头骨、黄杨树、玫瑰丛、珠宝箱、窗帘、大锅、梯子、武器、工具、小瓶的血及一些断首；设有机关可以使男神和女神自空中飘然而降，或使鬼和女巫从舞台上飞升而逝；拉一拉绳子就会有雨自空中落下，“双层带”（Double Girts）会使太阳悬在空中。这些道具可以弥补布景的不足，但公开和未加帘幕的舞台是无法尽速改变布景的，这样情节变换都在观众面前为之，而观众感到自己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观众不是整个景象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商人出卖烟草、苹果、硬果和小册子给观众，到了后来，假使我们可以相信清教徒威廉·佩赖恩（William Prynne）的话，商人还售给女人烟斗。有相当多的妇人去看戏，虽然教会宣称男女混杂而坐会引起诱惑，但仍阻挡不了她们。有时候——阶级之间的战争会影响戏剧的进行——低级的观众把残余零食丢向舞台上的花花公子。要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我们要谨记那些观众的特征：具有喜欢爱情故事的情绪，想要小丑与国王在一起演出的强烈幽默感，喜欢修辞的浮夸作风，欣赏暴力演出的激情，以及几近三边形的舞台导致剧中人的自言自语和偏向一边的表演。

此时，演员人数多如过江之鲤，每逢佳节，几乎任何城镇都可发现巡回演出的戏子，在城中广场、酒店院落、马房、大厦或在教堂落成仪式中演出戏剧。莎士比亚时代尚无女演员，只有由男孩来扮演女人的角色。贵族化的公学中，学生排演戏剧被当作训练的一部分。这些青年演员剧团与成人剧团竞争，在私人剧院上演戏剧并争取观众。莎士比亚对这种竞争颇有意见，1626年以后这类竞争才告消失。

为避免被视为浪人，这些成人演员在富有的贵族的照顾和保护下组成剧团——这些贵族有莱斯特、塞瑟克斯、沃里克、牛津、埃塞克斯。海军大臣有一剧团，张伯伦爵士也有一剧团。演员在贵族家里演出时，才由其宠主供养，此外他们必须依靠剧团的分红为生。红利不是公平分享，经理取得1/3，主要演员又取去其余大部分。最著名的明星理查德·伯比奇每年收入为300镑，其对手爱德华·艾伦（Edward Allen）竟出资创建伦敦的戴维克学院（Dulwich College）。舞台名角受到公众的崇拜，并拥有很多情妇。约翰·麦宁汉在1602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一段有名的故事：

有一次，伯比奇演出《理查三世》一剧时，有一位市民因为太喜欢他了，在离开剧院之前，约他当天晚上以理查三世的名义与她幽会。莎士比亚偷听了这件事，就先去她家，在伯比奇到达以前照约行事，很受她的款待。然后，门房消息到来，称理查三世已到达，莎士比亚即叫人告诉他，威廉大帝在理查三世之前，即已捷足先登了。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

剧作家不如演员混得那样得意，他们把全部剧作以4至8镑的价格售给剧团，他们对原稿未保留任何权利，而且通常剧团不准将剧作出版，以免被敌对剧团窃用。有时候一位速记人员在戏剧演出中，会把全剧记录下来，印刷商即据此记录盗印篡改版本，作者除了会得高血压外什么也得不到。这类版本并不会永远冠上作者的名字，因而某些剧本，如《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 Faversham，1592年）之类，历经数世纪始终佚其作者之名。

1590年以后，英国舞台上演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戏剧，一时显得生气蓬勃，虽然当时只有少数戏剧演出达一天以上。李利在喜剧中加上可爱的抒情诗，其剧中可爱的小精灵的魅力为后来《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开道。格林的《僧侣培根和邦吉》（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1589年）是关于奇异魔术的故事，可能受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影响。托马斯·吉德的《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约1589年）谈到杀人的血腥故事，终场几无活人。该剧的成功鼓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竟与将军和医生一比流血多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复仇者和戏中戏（A Play within a Play）。

马洛只比莎士比亚早两个月受洗。因他是坎特伯雷鞋匠之子，若不是大主教巴尔克给他奖学金，他可能无法上大学。在大学期间，被沃尔辛厄姆聘为间谍，探查反对女王的阴谋。他研究古典作品，使其神学主张一直不曾落实，他熟习马基雅维利思想，则使其怀疑主义转为讽世。在取得硕士学位移居伦敦后，他与托马斯·吉德共居一室，参加雷利的自由思想集团。政府密探理查·巴尼斯（Richard Barnes）向女王报告（1593年6月3日），说马洛曾经宣称：“宗教的开始是要使人们恐惧……基督是私生子……假如有什么好宗教的话，那么只有天主教了，因为该教事神而多礼……新教徒均是假道学的蠢货……《新约》的内容不干不净。”巴尼斯又说：“这位马洛……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劝人相信无神论，要他们别怕精灵鬼怪，完全轻蔑上帝及其使徒。”更严重的是，巴尼斯（1594年因为犯了“不名誉”的罪行被绞）强调马洛卫护同性恋一事。格林临终诉请其朋友改邪归正时，将马洛描写成从事渎神和无神论者。而托马斯·吉德于1593年5月12日被捕时也承认（受到刑讯）马洛“无宗教观念，纵酒无度，残忍”，惯于“冒渎圣经”、“讥嘲祈祷”。

远在这些报告送达政府以前，马洛就已经写作并上演雷霆万钧的戏剧，剧中暗示其不信仰上帝。显然，《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the Great）是在大学时写的，完成于毕业之年，其中的高超知识、美及力量都显示诗人的浮士德脾气：

我们的灵魂，它的能力足可理解，

世界上伟大的建筑，及

测量每个行星的轨道，

至今仍在追求无限的知识，

永远无止无息地向前迈进，

让我们尽情善用我才，永远自强不息

直到我们最成熟的果实终于丰收。

关于帖木耳（Timur）的两出剧都很粗糙而且不够成熟，造型太简单化了——每一个人一种个性。帖木耳大帝本来应以其权力自傲，可是实际表现的这种傲气却不是胜利帝王沉静自若的自信，而是大学生充满未消化的新奇感的那种自负。故事中血流成河，不时发生各类不太可能的事件。其风格似乎显得太过夸张。然而，这部戏剧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大获成功呢？或许是它表现暴力、流血和夸张，但是，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它的表现异端与雄辩。这里面包含比伊丽莎白时代任何戏剧更大胆的思想、更深刻的偶像、转折更适当的语句。里面有许多为本·琼森赞扬的“有力诗篇”，还有精致优美的文句，斯温伯恩（Swinburne）推许为同类作品的杰作。

马洛受到喝彩的鼓励，尽其精力写下其最伟大的戏剧《浮士德博士》。中古伦理学也许已知“知识的快乐是一种苦中作乐”，及“智慧越高悲伤越多”，因此将过分的求知欲视为大罪。但中古人类的热切抵拒这类禁忌，甚至诉之魔术和撒旦以追求自然奥秘和大能。马洛剧中的浮士德是维滕贝格著名的博学医生，他忧虑其知识有限，梦想魔术会使他成为全能：

在寂静的两极之间移动的万物

将听从我的指挥……

我可使精灵替我带来我喜欢的东西，

替我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并从事危险的工作；

我要驱使他们去印度寻金，

在大洋中搜寻东方的珍珠，

并搜遍新世界的每个角落，

找寻异果和珍馐；

我要驱使他们为我念哲学，

告诉我外国帝王的秘密。

在其吁请下，靡菲斯特出现了，答应若他肯把灵魂售给卢西弗（Lucifer），就可给他24年年限的快乐与权力。浮士德同意了，并从伤腕中取血签立契约。他第一件要求是与德国最漂亮的少女结婚，“因为我极放纵好色”。但是靡菲斯特劝他别做结婚打算，反要他选择一群妓女。浮士德向他要特洛伊的海伦，果然她来了，他为之狂喜不已：

这就是引来千艘战舰出征的红颜，

焚毁高耸的特洛伊城堡的人吗？

甜蜜的海伦呀！给我一吻永生……

哦！你比夜晚的天空还要美丽

群星的美尽集于你的一身……

最后一场戏特别有力：他绝望地诉之上帝，求其慈悲永远的处罚——“让浮士德在地狱中度过1000年，10万年，最后才获救吧！”——在午夜的闪击、黑云密布及怒吼中，浮士德就此消失了。合唱团唱出其墓志铭，也唱出了马洛的墓志铭：

可以长得挺直的树干今已断矣，

阿波罗的桂枝如今付之一炬。

在这几幕剧中，马洛可能已经清算了他自己对知识、美及权力的热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净化作用清算作者之处多、读者之处少。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约1589年）一剧中，其权力意愿表现为贪财的形式，并在序曲中由一位“马基雅维利信徒”强为辩解：

恨我最深的人就是羡慕我的人。

虽然有人公开抨击我的书，

但他们都会阅读，为了取得

彼得的宝座；而他们把我丢开时，

已经中了我攀升的花毒。

我把宗教看作小孩的玩具，

相信除了无知以外世上没有罪恶。

贷款人巴拉巴斯（Barabas）代表了另一种特性，即他的贪婪使他怨恨任何阻碍他得利之人，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罪恶：

我在佛罗伦萨学会吻我的手，

他们叫我是狗，我只是双肩一耸，

像赤脚和尚一样低肩垂首，

希望看到他们在厩房中忍受饥饿。

注视着他的珠宝，他面对“有这样无限财富的一个小房间”而感到战栗不已。他女儿取回他失去的钱袋，他以凡是无情高利贷放款人都会有的感情冲动，高声叫道：“哦！我的好女儿，我的黄金，我的财富，我的幸福！”这剧中有一种力量，几近狂暴，一种尖锐的描述和强有力的文辞，使马洛不时可以进逼莎士比亚而无愧色。

在《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592年）一剧中，他更接近莎翁。这位加冕不久的年轻国王，邀请其“希腊朋友”格夫斯顿（Gaveston）来宫，并赐予他官职和财富，受忽视的贵族逐走爱德华。他退而研修哲学，呼唤其仅存的同志说：

来吧，斯宾塞，来吧，巴德克，与我同坐。

现在我们探讨那个哲学，

在我们驰名的艺术养成所中

可以沉浸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海中。

从这出结构严谨的戏剧中，从敏感、富于想象及威力万钧的诗篇中，从各种不同但一贯刻画的角色中，因具有年轻人的单纯和善意而值得原谅的这位国王中，可以看出这幕剧与一年后的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一剧，已十分相近。

假如他已成熟，这位27岁的青年剧作家会有怎样的成就？在那个年纪，莎士比亚只写了一些无价值的戏剧，如《徒劳的爱》、《维罗纳二位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及《错误的笑剧》（A Comedy of Errors）。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马洛学会使每一幕剧都有井然有序的剧情。在《爱德华二世》中，他学会使角色不只包含一种个性。在一年或两年内，他可能清除剧中的过分夸张和通俗，他可能达到更广博的哲学水准，更能同情人类相信神话与其弱点。他的缺点是缺少幽默感。在其戏剧中缺少开心的大笑，偶有喜剧也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可以在悲剧中表现应有的功能——在听众被引进更大的悲剧之前，松弛紧张的神经。他会欣赏女人的胴体美，但不知欣赏其温柔、关怀和优雅。在他的剧中没有生动的女性角色，即使在尚未完成的《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Queen of Carthage）中，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其诗篇。有时剧中的演说家会压倒诗人，滔滔不绝地作“一个伟大和雷霆万钧的演说”。但在许多幕戏中，都流动着富有生动想象和情调的诗句，致使人们误以为这些诗句是莎士比亚幻想的清流。马洛的无韵诗已经被证明是英国戏剧的推动力，有时固然甚为单调，但通常韵节鲜明而富于变化，极为自然。

他自己的“悲剧史”，现在突告落幕。1593年5月30日，3名政府密探，英格拉姆·佛瑞哲（Ingram Frizer）、尼古拉斯·史凯利（Nicholas Skeres）、罗伯特·布雷（Robert Poley）与诗人一起——也许他仍是间谍——在伦敦数英里外的戴佛（Deptford）酒店中吃饭。根据验尸官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的报告，佛瑞哲与马洛相骂，原因是他们对支付饭钱，“无法取得协议”。马洛从佛瑞哲皮带上取下小刀，刺他一刀，伤口很小并无大碍。佛瑞哲反抓住马洛的手，把武器对着他，“然后当场给马洛右眼致命的一击，伤痕深达两寸……马洛立告死亡”，刀叶插入脑中。佛瑞哲被捕，辩称自卫杀人，一个月后即获释放。马洛于6月1日葬于今已不知其名的墓中，死时只有29岁。

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一剧外，他还留下两个优秀的作品。《海洛与利安德》是浪漫派作品，采用英雄双行体，表现的是穆塞俄斯述说的、5世纪一位青年为了守约游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热情牧羊人致其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情诗之一。莎士比亚在《温莎的欢乐夫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第3章第1节中，使伊凡爵士（Hugh Evans）吟出该诗的片断，并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第4章第5节中亲切地加以引述，表达他对马洛相当的感激：

死亡的牧羊人，如今我才发现你力量的所在，

谁会去爱第一眼看去就不顺眼的人呢？

在这样短暂的生命中，马洛的贡献相当大。他使无韵诗（Blank Verse）成为易作且有力的辞章，他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免受古典主义者和清教徒的影响，他使思想剧和英国历史剧有了确定的形式。他影响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和《理查二世》的情诗，及其夸张的遣词倾向。通过马洛、吉德、洛吉、格林和皮尔，窍门已经开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形式、结构、风格、材料都已确定了。莎士比亚的产生不是一种奇迹，而是集前人之大成的结果。

第四章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早年（1564—1585）

为了本书完整起见，让我们综合看看这大半个世界的人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忠诚的学者既已在其遗物中钻研了3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知道的已相当可观了，对被列入其名下的戏剧作品的真实性及存有的一切怀疑，我们大可不予理会。

不过，我们对他的名字的确不很确定。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对拼字比宗教信仰还自由。在同一份文件上，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拼法。一个人也可以凭其喜怒而签不同的姓名，因此当代人对马洛即有Marlo、Marlin、Marley、Morley等不同的拼法，而莎士比亚也留下6种签名：Willm Shaksp、William Shakespē、Wm Shakspe、William Shakespere、Willm Shakespere、William Shakespeare。当今通用的拼法，在其手稿中的确不曾见及，而上列的后三种签名，都出现在同一份遗嘱上。

他的母亲玛丽·阿尔登（Mary Arden）出生于窝立克郡（Warwickshire）的一个古老家族。她带给她的丈夫佃农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一笔可观的嫁妆，包括土地和现款，并生下8个小孩，威廉排行第三。约翰于是成为靠近亚芬河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on Avon）的一个富有商人。他购置两栋房子，成为镇上的麦酒品酌家、警察、议员和镇长，并慷慨地救济贫民。1572年后，他运道不济，因30镑被控，因此被捕。1580年，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法院要他保证不得扰乱治安。1592年，他被列为“未遵照英王殿下之法，按月上教堂者”。据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抗王令”的天主教徒，也有人认为他是清教徒，更有认为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敢面对债主。后来，威廉挽回他父亲的财务状况，他父亲逝世（1601年）时，坐落在亨莱（Henley）街的两幢房子登记的是莎士比亚的名字。

斯特拉特福教区教堂记载的威廉受浸日是1564年4月26日。第一位莎士比亚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依（Nicholas Rowe），在1709年记载斯特拉特福的传统时写道，他的父亲“抚养他……在一所公立学校好几年……但家境转坏及家中需要他帮忙，父亲不得不使他辍学”。现在一般人都已相信这是真实的。本·琼森在其剧本第一版的对开版前的挽歌中，形容他已故的对手：“君知拉丁文少矣！而希腊文亦不甚懂。”很显然，希腊剧作家们在“莎士比亚”中保留了希腊文，但他所学的拉丁文已足以让他在较不重要的剧本上堆积拉丁俏皮话和双关语了。假如他学得太多，也许只不过成为一位学者，辛勤地工作却鲜为人知。伦敦就是他的学校。

另一个传说是理查·戴维斯（Richard Davis）在约1681年所载，他形容年轻的威廉“在偷窃鹿肉和兔子时，尤其是向托马斯·露西爵士下手时，运气总是不佳，露西爵士常鞭打他，也曾监禁过他”。1582年11月27日，这位异教徒18岁时，便和25岁左右的安妮·哈撒韦（Anne Hathaway）结婚。当时的情况显示，莎士比亚是被安妮的友人强逼成婚的。1583年5月，即婚后6个月，他们得到第一位女娃儿，取名为苏珊娜（Susanna）。随后安妮又给这位诗人带来一对双胞胎，他们在1585年2月2日受浸，得名哈姆内特（Hamnet）和朱蒂丝（Judith）。也许莎士比亚就在这年年底离开妻儿。1585年至1592年，亦即我们发现他是伦敦的一位演员时，找不出有关他这一时期的记录。

发展（1592—1595）

莎士比亚在伦敦第一次被提到时是不受恭维的。1592年9月3日，格林在临终前警告他的友人，伦敦戏剧界将被“一只突起的乌鸦，饰以我们的羽毛，他却自以为跟你们的最佳能手写的一样好，简直是个花花大少而自负在全国只有莎氏布景（Shakes-scene）”。底下这段文字原本是准备付印在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所著《格林的小机智》（Creene’s Groatsworth of Wit）一书中。亨利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对格林攻击的两个人（也许是马洛和莎士比亚）中的一位致歉：

两位受攻击者，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个即使永不认识，我也不在乎。至于另外一个，我觉得遗憾……因为我曾亲自目及他的举止行径，文质彬彬，不下于他在职业上的杰出表现。此外，种种对他的崇拜也可看出他行为的正直不阿，这足以证明他的诚实美德。他写作上的高雅，又是他艺术造诣的证明。

格林的攻讦与切特尔的致歉显指莎士比亚无疑。他曾经是斯特拉特福的偷猎者，现已成为首都的演员与剧作者了。多德尔（Dowdall，1693年）和罗依（1709年）提到他“被引入剧院当侍者”、“阶级低贱”，乃属可能。但是，他胸怀大志，“欲有某人的技巧和某人的气度”，“思想无不表现庄严而伟大”。不久，他饰演小角色，成为“出场的小丑”，后演《皆大欢喜》一剧中仁慈的亚当和《哈姆雷特》剧中的鬼魂，他可能跃升到高一点的角色，因为在本·琼森的《各有其幽默》（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年）一剧中，他名列演员表之首。在本·琼森的《塞让努斯》（Sejanus，1604年）一剧中，他和理查德·伯比奇被誉为“杰出的悲剧演员”。1594年年底，他是张伯伦戏剧公司的股东。莎士比亚走运，并非因为他是剧作家，而是因为身为戏剧公司的演员与股东。

从1591年起，他开始写剧本。他似乎先从剧本润饰做起，为公司编辑、修改和改编剧本。由这种工作，他进而开始与人合写剧本，《亨利六世》中的3篇显然就是这种作品。此后他以大约一年两剧的速度写作——总共写了36部或38部。早年的几部作品如《错误的笑剧》（1592年）、《维罗纳二绅士》（1594年）和《爱的徒劳》（1594年），都是轻快的戏弄体，充满了现在看来令人厌烦的揶揄字眼。莎士比亚来日的伟大还待其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莎士比亚这一成长过程，非常快速，他从马洛的《爱德华二世》剧中得到启示，发现英国历史有许多戏剧题材。《理查二世》（1595年）与早期作品无殊，而《理查三世》（Richard III，1592年）则远超过早期作品。从某种观点看来，他有些缺点，常以同一特质来刻画所有人——如驼背王的叛逆不忠与图谋陷害他人的野心，但他时常把剧本水准提升至马洛之上，他分析深刻，情感表现强烈无比，而且文辞光辉灿烂。不久，“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国就为了一匹马”，成为伦敦的流行话语。

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1593年）一剧中，他的天才削弱了一味地模仿而呈令人厌烦的死亡之舞。舞台上，泰特斯杀其子，而其他的人又杀了他的女婿。新娘在幕后被强暴，双手被斩断出现在台前，舌头也被割断，满口是血。在低级趣味的观众贪婪的眼前，一个叛徒绞断了泰特斯的手，泰特斯两个儿子的首级也在台上出现。另有一位护士在台上被杀，其虔敬的批评者误认莎士比亚不可能写这种无意义的作品，于是尽量将这一杀戮情节全部或部分责任归之于他的同事。事实上，莎士比亚写得不少。

约在这时，莎士比亚开始写叙事诗和十四行诗。约1592年至1594年，伦敦的剧场因瘟疫流行而关闭，带给他一段穷困的闲暇时间，他以为写点诗给诗的爱好者是不错的。1593年，他将《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献给第三代南安普敦伯爵亨利·李欧色斯利。洛吉曾采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的故事，莎士比亚又从洛吉处取得这一题材。南安普敦伯爵当时正年轻英俊，好女色。也许这诗就是为迎合他的口味，其中大部分内容对于老年人显得索然无味。但是，在他那种无边的魔力下，也有好几段非常富于感官美（如679—708行），这在英国并不多见，受到大众的喝彩和伯爵的赏识。莎士比亚在1594年出版《露克利斯的狂喜》（The Ravyshement of Lucrece），它的吸引人处在于诗句精简，这是他自愿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约从1593年起，他开始写十四行诗，但都未出版。十四行诗开始建立起他在当时诗歌界的杰出地位。从技巧上来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最完美的部分是取材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这一宝库——如爱人的瞬息之美，她残酷的犹疑和矛盾，闲暇的时光凄凉地流逝，情人的嫉妒和热切的渴望及诗人自夸在他的诗律中，淑女的可爱和名声将永留于世等；甚至于字句和描述词，也取自康斯特布尔、丹尼尔、沃森（Watson）和其他十四行诗诗人，不过这些人本来就是窃取他人之美的，他们无一人能将十四行诗处理得一贯，他们仅是偶尔作作诗。此外，我们不能将那种阴晦的情节看得太严重——如诗人对年轻人的爱，对宫廷中“忧郁夫人”的深情，她拒绝了他，而接受了他的朋友，之后另一个诗人对手又赢得了她的感情及莎士比亚万念俱灰的荒唐生活。莎士比亚曾在宫廷上演戏剧，对含情脉脉、装扮迷人的女王侍者，遥远地投以渴求的眼光，自属可能，但他不可能和她们谈话，或追随她们芳香的诱惑。其中一位叫玛丽·费顿的侍女，后成为彭布罗克伯爵的情妇。她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与日俱逝的色彩，无论如何，她并未结婚。在莎士比亚的剧中，这位淑女背弃了床头誓约，投向诗人和他的“孩子”。

1609年，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显然他并未征得诗人的同意。由于作者未将它献给任何人，索普便提供了一个，而这成为百年之谜，其中说：“万古诗人以底下的十四行诗祝福W.H.先生快乐和永生，愿这位好意有意的冒险者迈向前去。”签名T.T.两字代表托马斯·索普不错，但W.H.是指何人，也许指第三代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他曾引诱玛丽·费顿，并指定和他弟弟菲利普接受莎士比亚死后第一版对开版本的致献，其中称他们为“对于有学问的人说来，在那个时代而自那时起最伟大的赞助人”。莎士比亚开始创作十四行诗时，赫伯特仅13岁（1593年），但诗延续至1598年才谱成，而这时赫伯特在爱情和对文学的资助方面已渐成熟了。诗人对这“少年”热切地表示“爱”，“爱”在当时常指友谊，但在十四行诗第20首上，诗人称这少年为“我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并以性爱的字眼来结尾；在第128首（很显然是献给第116首上可爱的少年），更提到爱的欣狂。这种对同性爱侣的颂扬，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界并不鲜见。

十四行诗的重要性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其诗之美，其中有许多首（如第29、30、33、55、64、66、71、79、106、117首等），字里行间都充满深度的思想、温馨的感情、想象的光芒和优雅的字句，这使他称冠英语世界好几个世纪。

成熟（1595—1608）

但是，十四行诗的刻意技巧与格式的限制，使他的想象力无法发挥。他沉湎于历史上伟大的爱情诗篇时，他必欣然于无韵诗的自由。《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故事，随马苏西斯和班戴洛的小说传到英格兰，亚瑟·布鲁克将这个故事谱成叙事诗（1562年）。莎士比亚继布鲁克或较之更早的相同主题的剧本，约1595年被搬上舞台。其文体充满着可能是谱十四行诗而沾上的想象力，隐喻用法比比皆是。罗密欧娇弱的造型和充满活力的默丘蒂奥（Mercutio）成一对比。剧的结局是所有荒谬的组合，但是，任何人若记起他年轻时，或任何在心灵上存有一丝梦想的人，在听到如此美妙而罗曼蒂克的甜蜜音乐时，能不忘掉必须尊崇的教规，而屏息于诗人的召唤，进入这个狂奔的热情与令人战栗的焦虑与和谐的死亡世界吗？

莎士比亚在戏剧界取得成功快一年时，伊丽莎白的犹太籍医生雷德里戈·洛佩兹（Rodrigo Lopez）在1594年6月7日因被指控受贿欲毒害女王而被处决。证据不充分，女王迟迟不签死亡令，但伦敦群众认为他的罪至为明显，而群众反犹太人之风非常炽烈。或许是受到触动，或许是受委任要试探这种舆情，莎士比亚写了《威尼斯商人》（1596年）一剧。他有几分同情民众的看法，他把夏洛克（Shylock）塑造成小丑，衣着臃肿，巨大的鼻子，他刻画高利贷主的恨意与贪婪，这点可以匹敌马洛；但是，他赋予夏洛克某些可爱的特质，这易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同时莎士比亚赋予夏洛克锐利的口才，替犹太人辩护，使剧评家们仍在辩论是夏洛克有罪还是人们使他有罪。莎士比亚在此一展其才，将来自东方和意大利的各种故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同一幅织锦画，他使变节的杰西卡成为这种天上的诗篇的接受者，这只有至高感性的心神才能做到。

莎士比亚在以后的5年中，主要致力于喜剧。他或许认为我们这些受困扰的人类，能借着嘲笑与想象来摆脱困扰，将是最好的报酬。《仲夏夜之梦》是颇有气势的无聊，只有门德尔松（Mendelssohn）才将它稍作补救；《皆大欢喜》也未得到其中主角海伦娜（Helena）的帮忙；《庸人自扰》正如其名；《第十二夜》还可称道的地方是薇奥拉（Viola）变成一个漂亮的孩子；《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更是夸张得令人无法信服，泼妇是永远无法驯服的。所有这些戏剧都是为稿费而创作的粗制品，迎合低级趣味观众的口味，把羊群围在槛内，把野狼屏弃门外。

在《亨利四世》（Henry IV，1597—1598年）这部剧中，伟大的魔法师再度精湛表现，他把小丑与王子——福斯塔夫（Falstaff）与毕斯托尔（Pistol）、霍茨波（Hotspur）与哈利王子（Prince Hal）两个角色，非常成功地处理在一起，使西德尼都要为之踌躇片刻。伦敦人喜好这种加上流氓恶棍来处理王朝历史剧的形式。莎士比亚随后又写出《亨利五世》（Henry V，1599年），垂死的福斯塔夫“在绿野上喃喃自语”，观众又感动又好笑，惊于阿让库尔（Agincourt）的夸张，对刚强的国王以两种语言向凯特公主求婚的安排，观众更是欣喜。若罗依所述为真，女王是不赞成福斯塔夫就此寿终的，她嘱咐创造这一角色的人使他复醒，而且使他陷入爱河中。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于1702年也有过相同的叙述，还说伊丽莎白希望在两周内完成这一奇迹。这些若是不假，那么《温莎的欢乐夫人》是喜剧的惊人之作，因为剧中虽然喧哗嬉闹、充满双关语，但的确有福斯塔夫在展露高超的才华，直到他被装在洗衣篮扔到河里才停止，据说女王非常高兴。

在一段时期内（1599—1600年），一个剧作家写出如此毫无意义的作品，另外又能写出相当灵巧的田园诗景，如《皆大欢喜》这部剧，也许他是以洛吉的小说《罗莎琳》（Rosalynde，1590年）为样本的。该剧具有高雅的音乐，虽然不乏尖刻的揶揄，但它的情感表现既细腻又精微，而且文辞也很优美。我们可看出西利亚和罗莎琳的友谊是多么美好，而奥兰多将罗莎琳的芳名刻在树皮上，“在山楂树下挂情诗，荆棘上挂哀歌”。福图内特斯的雄辩不绝，跃然纸上。他的歌声比“高卧绿阴林中”、“吹，吹，冬天的风”、“一个情人带着他的姑娘”等更是脍炙人口，被争相传诵。这些令人愉快的愚行和感情表现，是文学界他人不能望其项背的。

不过在忧郁可爱的贵族贾奎斯的丰盛果篮中，也夹杂着酸果，人生在他看来如同“在广大宇宙的舞台上，演出了比我们扮演的那一幕更为悲惨的一幕吧”！除了视茫茫、齿牙动摇而意兴索然的这一“段”，老年后的死亡，才是真实：

便这样，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成熟又成熟，

然后又一小时一小时地腐烂又腐烂，

如此便是一生。

所以阿文的斯旺警告我们：《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欢乐的最后作品。此后他开始苛评人生，显示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于是他开启悲剧的心绪，将苦物混以芳香。

1579年，托马斯·诺思爵士所译《普鲁塔克》的出版，使被遗忘了的戏剧宝藏公之于世。莎士比亚取其中3位名人生平，著成《尤利乌斯·恺撒的悲剧》（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约1599年）。他发现诺思的翻译相当精彩，因此有些地方他逐字录用，只将原来的散文体改成韵诗的形式。安东尼在恺撒被刺时的演说，则是诗人的创作。这一段真是匠心独具、精彩绝伦，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给予恺撒唯一自辩之处。他对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和年轻时的埃塞克斯的敬仰，使他从处于危险和满腹阴谋的贵族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谋杀，因此布鲁特斯（Brutus）成为全剧的中心。我们受了莫姆森（Mommsen）描写恺撒推翻腐化的“民主政体”的影响，自易同情恺撒而讶然发现在第三幕主角已死。现在仅是重复地再以一瞬间的念头重新塑造而已，过去的事无助于现代人的笔。

如同《尤利乌斯·恺撒的悲剧》一样，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Hamlet，1600年）也受到较早期的同一主题剧作的影响。在6年前伦敦即演过《哈姆雷特》。我们无从知悉他从哪部被人遗忘的悲剧，或是从法国的贝勒福雷（Belleforest）的《历史的悲剧》（Histoires Tragiques，1576年），或是从丹麦历史学家萨克梭·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的《丹麦史》（Historia Danica，1514年）中取材多少，我们也不敢断定他是否读过法国人杜·劳伦斯（Du Laurens）中世纪作品的英译本《忧郁症》（Of the Diseases of Melancholy）。虽然我们非常怀疑把戏剧转化成自传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否认个人的忧伤——尤其是在那一哭泣的时代中——加深了他的悲观色彩，不仅在《哈姆雷特》剧中如此，在后来各剧中更为严重。这有可能是由于爱的希望再度幻灭的结果，而这是因埃塞克斯第一次被捕（1600年6月5日），还是因埃塞克斯叛变失败，与南安普敦一起被捕，而埃塞克斯遭处决之厄运呢（1601年2月25日）？这些事件很可能使这位曾在《亨利五世》最后一幕序言中以及在《露克利斯》的致献中，对埃塞克斯如此亲切称道的善感诗人，发誓永远支持南安普敦。无论如何，莎士比亚这部最伟大的作品是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期间或之后写成的，将它拿来和前期的作品相比，布局更加细腻、更具有深度思想、文辞也显得更有气魄，但是在所有作品中，对人生也最为苛责。哈姆雷特犹疑不决的意志，甚至于他那“高贵而崇高的理智”，因为发现了罪恶如此真实赤裸而又近在周遭，到沦为冷酷凶残为止，一直都尝着复仇的苦汁，使它变成混乱无序，而奥菲莉亚不但未进修道院，反而疯狂致死。最后是一片残杀，除了贺瑞修因为太单纯未发狂而幸存。

伊丽莎白逝世后，苏格兰詹姆士六世成为英格兰王詹姆士一世，他即位后赐予并扩大莎士比亚公司特权，他们便成为“王室剧团”。莎士比亚的戏剧定期在御前献演，同时得到皇家无限的鼓励。1604年至1607年间的3年，诗人的天才和痛苦达到顶点。《奥赛罗》（Othello，1604年）气势如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观众为苔丝狄梦娜的死和忠贞所感动，为伊阿古机敏的恶意所吸引。但是在塑造纯一而无心的罪恶于一身时，莎士比亚犯了马洛的独一个性的相同错误，甚至连融合慷慨与愚蠢于一身的奥赛罗，也缺少哈姆雷特和李尔、布鲁特斯和安东尼等人具有的高贵的复杂因素。

《麦克白》（Macbeth，约1605年）更是十足罪恶的恐怖组合。莎士比亚虽从荷林塞处引用刻板的史实，但热情的幻灭把故事更加灰色化。在《李尔王》（King Lear，约1606年）一剧中，气氛跌至最低处，而技巧却达到最高超的境界。《李尔王》的故事，蒙茅斯的杰弗里曾经记述过，后来由荷林塞传述下来，并曾为一个不知名的剧作家搬上舞台，也就是《李尔王真事记》（The True Chronicle of King Lear，1605年）。这一幕剧情在当时已非常普遍。早先这一出戏剧根据荷林塞的编排，使李尔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李尔和考狄丽亚团圆，并恢复王位。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发疯，逊位而死，又加上格劳斯特盲目屠杀等情节，实不能辞其咎。痛苦是全剧的主调，李尔鼓励纵淫，奸情繁盛，“因为我缺乏战士”。在其灰色的眼光中，一切美德都是好色之徒摆出的模样，政府都是贪污腐化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追杀。他发疯了，体会到罪恶的深奥和胜利，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约1607年）较少深度与高潮。安东尼的失败比李尔王的愤怒更为高贵，罗马人迷恋于埃及女王，也比不列颠人对他女儿近乎荒唐的残酷来得合理和可信。克娄巴特拉在战场上虽表现懦弱，但她的自杀确也雄壮。在此，莎士比亚仍有较早的作品可供取材，他改进它们，对角色的细腻分析与不竭的神奇力量及文句的灿烂火花，使老调的故事焕然一新。

在《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约1608年）一剧中，他的悲观色彩是讥讽而无可救药的。李尔将箭头指向女人，对人类仍带点怜悯之心。《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约1608年）剧中的英雄鄙视人民，认为他们不过是不屑一顾的善变、阿谀而愚蠢的小卒。但是泰蒙弃绝所有人民，否认一切，不管高贵的或低贱的，而且诅咒文明为败坏人类之物。普鲁塔克在描述安东尼的一生时，提及泰蒙为一个恨世者，卢奇安也将他纳入对话录中。同时在莎士比亚和他的一位友人创作此剧8年前，英国也曾经有过这部戏剧。泰蒙是雅典的巨商，为谄谀的朋友所包围，但他破产后眼见朋友在顷刻之间都离开他，他撇掉一切文明而退隐至山林深处——成为一个冷酷而诚实的杰奎斯（《皆大欢喜》剧中冷眼旁观人生者），在那里他希望他“发现最凶恶的野兽也比人类更宽厚”。他但愿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为一只狗，“也许我对你还有一点好感”。他以草根为生，挖掘而找到了黄金，于是朋友又来了，他叱责他们，赶走他们，但娼妓来时，他以要求传染更多的梅毒为条件，给了她们金子：

在人的骨头里散播梅毒，

让他的骨髓枯干，

让他的颈骨上长疖子，不得踢马奔驰。

让律师的喉音嘶哑，

永不得再为不法权益辩护，

永不再高声地咬文嚼字。

让那痛骂肉欲

又不能自持的祭司

浑身长满疮疤，

烂掉鼻子，整个地烂掉，

把鼻梁完全烂掉……

让那些没有受过伤而只会夸口的战争英雄，

从你身上吃一点苦头。

收拾所有的人，

以你的风骚泼辣击败一切能令阴茎勃起的根源。

这儿还有金子给你们，

你们去害别人，

让这个来害你们……

陷入极致恨意的恍惚状态中，他要求自然不要再养育人类，希望凶猛的野兽繁衍来吞噬人类。这种太过分的恨世，看来不很真切。我们不相信莎士比亚认为这一荒谬者胜过罪恶的人类，这个懦弱的无能者胜过欲望的生活。这一归罪须告诉我们，疾病正在自我清除，莎士比亚就要再度绽开笑容。

艺术才华

一个受教育如此少的人怎会写出如此精深而广博的戏剧呢？其实并不尽然是博学。莎士比亚了解的《圣经》，仅得之于早年学生时代的一点机会，对《圣经》的爱好可以说是偶然而平凡的。对一切古典的学习也是不经意的，只局限于翻译作品。对异教的神祇，非常熟悉，但这很可能得自奥维德的《变形记》的英译本。培根永不会犯的小错误他犯了，比如称忒修斯为公爵，将公元前11世纪的赫克托尔和公元前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同时提及，《科利奥兰纳斯》剧中主角（公元前5世纪的人物），竟引用加图（Cato，公元前1世纪的人物）的话。

他不太懂法文，只略晓意大利文，略有地理知识，这使他的戏剧具有从苏格兰一直到艾菲索斯的地方色彩，但他送给波希米亚一个海岸， [1] 又送瓦朗蒂讷经海路由维罗纳到米兰，普罗斯帕罗由米兰登上洋船。他的罗马史大多取自普鲁塔克的作品，英国史则来自荷林塞的著作和较早期的剧本，他认为历史上的错误对剧作家不甚要紧，比如恺撒时的罗马有时钟，克娄巴特拉的埃及有弹子戏。在《约翰王》（King John）剧中未提及《大宪章》，《亨利八世》剧中未提宗教改革。在这里，我们又可看到过去的事会随现代人的笔而改变。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英国历史剧大致上是对的，但在细节上不很可靠。若就爱国主义观点看来，圣女贞德在莎士比亚剧中，只不过是胡言乱语的女巫。然而有好多英国人如马尔勃罗（Malborough），确实认为他们英国史的知识都得自莎士比亚的戏剧。

如同伊丽莎白时代其他剧作家一样，莎士比亚常常使用法律术语，而有时用得并不正确。这些他可能是搜罗自四法学院——他的3部剧曾在该法律学校演出——或是得自他父亲或他本人的法律诉讼中。他的音乐知识丰富，对音乐的悟性很高——“羊的内脏能将灵魂抖出人的身体之外，这不很奇怪吗？”（意即羊内脏做的风笛激励作战将士。）他忠诚地记起英格兰之花，在《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剧中，他将它串成玫瑰圈，装饰在欣喜欲狂的奥菲莉亚身上。他提过180种不同的植物，对户外运动和马的特点相当熟悉。但对培根迷恋的科学毫无兴趣。与培根一样，他相信托勒密天文学，有时（在十四行诗中第15首）似乎相信占星术，他称罗密欧和朱丽叶为“噩运的情人”，但在《李尔王》剧中的埃德蒙和《尤利乌斯·恺撒》剧中的凯西阿斯，则又否认它：“亲爱的布鲁特斯，错不在于我们的星运，而在我们本身，我们是下贱的人。”

这一切都可看出，莎士比亚的学习都是不经意的，他终日忙于剧作的安排、上演和生活本身，无暇沉湎于书本。他惊愕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他参考拉伯雷，借取蒙田的话和思想，但他不可能读过他们的作品。冈萨罗对理想之国的描述，取自蒙田《论食人肉的野蛮人》一文。同一剧中的人物卡力班或许是莎士比亚用以讽刺蒙田、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理想化。哈姆雷特的怀疑性格是否源于蒙田的那种天生猜疑性，也不得而知。该剧于1602年推出，早于弗洛里欧译本的出版，但莎士比亚认识弗洛里欧，因此他必然见过手稿。蒙田对传统思想的批评，可能使莎士比亚思想更加深刻，但在这位法国人的作品中，找不出自言自语的哈姆雷特或李尔王、科利奥兰纳斯、泰蒙和麦克白对人生尖刻的指责。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与众不同，不管是取美于他人的情节或文辞字句，他总是历史上最有创意、最突出的作家。

他的创意表现在语句、风格、想象、戏剧技巧、幽默、剧中人物和他的哲学。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文句最丰富，总共有1.5万字，包括文章、音乐、运动和其他各种职业的术语，各种方言、俚语和成千个机智的临时性用语或偷懒用语，隐没的、揭露的、刺激的……他很喜欢各种字眼，运用语言技巧；他深爱通俗字句，在喜怒哀乐中倾泻而出；若他举出一个花名，他会不停地再举一打之多——而每个名字本身即显得有趣。他笔下的小角色咬文嚼字，善言大而无当的话。他掀起文法的大动乱，将名词、形容词甚至副词化成动词，把动词、形容词甚至代名词变成名词，单数主语带着复数动词、单数动词前接复数主语，他的英文似无文法、无规则——他埋首写作，匆促即成，无暇改正文法上的错误。

但是，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华丽和巴洛克式”的风格也有缺点：毫无规律的华美的雕砌，词句的使用刻意而奇特，意象牵强不自然，字句繁复，双关语、隐喻反复使用，时而前后不一，陈腔滥调比比皆是，无聊的疲劳轰炸也时而有之。毫无疑问，受过正规训练可以洗练这种风格，减少双关语，果真如此，我们失去的将太多了。也许在他要斐迪南形容阿德里亚诺时，他想到的正是他本人：

古怪的辞藻装满了他一脑壳，

他爱听自己的放言高论，

就好像是沉醉于迷人的音乐，

你们爱听与否，我不晓得，

我倒是喜欢听他胡扯……

从这个制“句”厂，发行了近乎所有流通于世界的词句：

譬如我们隐忍难堪的严冬，

承平时代，

欲望乃思想之母，

说实话使恶魔蒙羞，

坐在那一角落的风上，

戴王冠的反倒失眠，

白百合之上再敷粉，

动之以情，

大家即翕然一致而无异议，

这些人类真愚蠢啊！

魔鬼也会引用《圣经》的话作辩解，

仲夏的疯狂，

真正的爱绝非慢条斯理的，

将我心放在袖口上，

身上的每一分一寸都是国王，

生而习惯的，

简短是智慧的灵魂……

我们就此止住。

除了上述以外，另有无数的隐喻语，如“看到船的帆受狂飙之孕而鼓个大肚子”，同时有好些文章，现在也同词句一样脍炙人口，如奥菲莉亚搅乱了花草世界、在恺撒尸首上的安东尼、垂死时的克娄巴特拉、洛伦佐对音乐的礼赞等都是。其他还有整段整段的歌，如“谁是西尔维亚”、“听！听！云雀在天门歌唱！”、“把这些唇齿带走吧！”或许莎士比亚的观众不仅是来看他的故事，而且要听他的巧言。

“疯子、情人、诗人，都是用想象力造成的”，莎士比亚已具备其中两个特性，也可能略具第三种。在每一部剧中，他创造一个世界，而且他还不满足，在他幻想的国度、森林和石楠丛中，还充满着天真的戏法、神速的小仙、恐怖的巫怪和幽魂。他的想象力创造了他的新风格，他以意象来思索，化观念为形象，把抽象事物化成可见或可感之物。被逐出维罗纳的罗密欧，嫉妒猫与狗都能窥见朱丽叶，而他则不能，这样的一个罗密欧，除了莎士比亚和彼特拉克外，谁能塑造得出呢？在《皆大欢喜》一剧中被放逐的公爵埋怨道，他必须不停地猎兽，而这些动物都比人类美丽，除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外，谁又会如此描写呢？在各方面都很精明的他，如此强烈地反对丑陋、贪婪、残忍、色欲、痛苦及有时似乎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忧伤，是不足为奇的了。

在戏剧技巧上，起初他的创意极少。但作为一个以戏剧为业的人，他懂得卖弄自己的特点。他开始写剧时，设计的舞台布景和所用的语言，都是为了吸引那些嗑胡桃、玩牌、狂饮麦酒、爱戏弄女人的观众。他充分利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丰富的道具和设备，他研究演员，创造适合演员身心特性的角色。他用尽伪装和洞察的技法，制造各种布景的变化和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形，但是在戏剧技巧上，显得有点草率。有时情节中的情节将全剧分裂为二，如格劳斯特的悲剧与李尔根本无关，但牵连在同一部剧中，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巧合、暗中的并合和极度偶然的表现。在歌剧或戏剧中，为了故事或歌曲本身起见，我们自可要求尽量相信这种安排，但是一位艺术家应将其梦想中“无基础的结构”减到最低。还有一些较不重要的瑕疵，就是时间或角色的矛盾；也许以如此惊人速度写作而又漫不经心将其出版的他，认为这些小缺点不会被激动而兴奋的观众觉察。古典文学的标准和现代文学的风味，都谴责莎士比亚舞台剧中常有的暴力，这是对正厅后座观众的另一种让步，也是为了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家的竞争中获胜。

莎士比亚写作成熟后，便以幽默来挽救暴力，而且学会了以滑稽的调剂来加深悲剧的艰难技巧。早期的喜剧，是一种并非用以慰藉的机智和幽默；早期的历史剧，是毫无幽默感的生硬作品。《亨利八世》一剧，悲喜剧交替出现，但未能圆熟地融合，《哈姆雷特》剧中，则已达到这种巧妙的融合。有时，幽默显得太过分。索福克勒斯和拉辛必定会翘着他们的古典鼻子，对这些以人类的虚张声势或马屁为材的笑话表示不屑，时而冒出一句色情双关语，对现代口味来说是太猛烈了一点。但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幽默是用意良善的，不同于斯威夫特粗野地厌恶人类，他觉得世界上有一两个小丑会更好。

伟大的丑角和哈姆雷特鼎足而立，是莎士比亚创造角色的至高成就——这是对剧作家的最大考验。理查二世与理查三世、霍茨波与沃尔西、刚特与格劳斯特、布鲁特斯与安东尼，在莎士比亚笔下，都脱出炼狱而获得第二生命。在希腊剧中，甚至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具有如此一贯的特质与巨大的威力。因复杂个性而显得有点矛盾的人物创作，最富真实性，如李尔王的残酷与和善，哈姆雷特富于思考而鲁莽，勇敢而寡断。有时角色又显得太单纯，如理查三世似乎仅是卑鄙而已，泰蒙只是愤世嫉俗，而伊阿古一味地恨。一些剧中的女人，似是取自同一模式，如比阿特丽斯和罗莎琳、考狄丽亚与苔丝狄梦娜、米兰达与赫迈奥尼，因而失去真实性；但有时几句话，又使她们显得栩栩如生。因此，奥菲莉亚在哈姆雷特对她说他绝不爱她后，心平气和，但悲伤而带着令人感动的天真说：“我是被骗了。”观察、感觉、神入，令人叹为观止的感受力，敏锐的悟知力，审慎选择重要和特别的细节，超人的记忆力，创造了这批已故的或想象的人物。随着剧本不断推出，这些角色渐渐成长而趋于真实、复杂和深刻，到《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两剧，诗人莎士比亚成为哲学家，而其戏剧成为他思想上的光芒四射的表现。

[1] 本·琼森在霍索恩登（Hawthornden）与德拉蒙德谈话中得知此点。莎士比亚则从一位大学毕业生格林的小说中取得，在奥托卡（Ottokar）二世时代（约1253—1278年），波希米亚曾将领域扩延至亚得里亚海岸。

哲学

“你也懂得一点哲学吗，牧羊人？”试金石（Touchstone）如此问科林（Corin）。我们也可同样地拿来问莎士比亚。他的一个公认的敌手，提出否定的答复。我们也可能接受萧伯纳（Bernard Shaw）对他的评断——他说在莎士比亚身上找不出形而上学，找不出他对实体的自然本质的看法，也没有上帝的理论。莎士比亚太聪明了，不认为人可以分析他的创造者，甚或栖于肉体上的心灵也不能了解这个世界。“贺瑞修，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都能梦想得到的。”也许在暗地里他曾追索过，而自认为是哲学家，他不尊重专业哲学家的言论，同时怀疑他们是否能耐得住牙痛。他嘲笑逻辑，欣赏想象的光芒，他并不提出解决心灵或生命奥秘之法，但他对其深刻的感受与洞察，令我们对其所为的假设更觉得有深度或显得羞愧。他超然旁观独断论者互毁，或在时间的催化中解体。他藏身于他所创的角色中，难以观其面目，我们不可贸然认为何者为他的意见，除非这些意见至少在他所创两部作品中，都受到相当的强调。

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比较像心理学家而不像哲学家，也不像理论家，而像一个心灵的摄影师，捕捉揭露人性的内在思想与表征性的行为。但是，他绝不是一个表面的现实主义者，事情未发生，世人也不谈论，生活如同他的戏剧一样。但从整体而论，由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实及过分夸大的描写，我们感觉到更加接近人类本性和思想的核心。莎士比亚同叔本华一样，很了解“理性迎合意志”。在他笔下，渴望而疯狂的处女奥菲莉亚唱出色情小调，这是十分弗洛伊德（Freud）化的。研究麦克白和其“更坏的”一面时，他更超越了弗洛伊德，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境界。

假如不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而以其为对人事的广阔透视，以其为对道德、政治、信仰，而不仅是对宇宙与心智的概括看法，那么莎士比亚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比培根更有深度，正如蒙田比笛卡儿更深刻。哲学并非形式。他了解道德的相对性：“世界本无善恶，全凭个人怎样想法而定”，而“我们的优点是要靠世人来衡量的”。他对决定论感到困惑，有些人是生而为恶，“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本性（性格）无法选择其出身”。他了解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的道德论，理查三世认为“良心只是懦夫们使用的一个名词，当初撰造这个名词只是为了吓唬强者。我们强大的军力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剑是我们的法律”。理查二世裁断道：“用最强硬、最稳妥的方法去攫取的人，都有资格得到。”但这两个尼采式（Nietzschean）人物，都落得悲惨结局。莎士比亚也赞赏封建贵族的荣誉伦理，同时用高贵的字眼形容它，但他同霍茨波一样，诋毁那种趋于骄傲与暴力的倾向，“欠缺温文儒雅的礼貌，毫不自制”。所以，他的伦理是一种包含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和斯多葛学派的自制。适度和理性是尤利西斯谴责阿喀流斯和阿贾克斯的演讲的主题，仅有理性仍不够，还须克制感情：

人必须忍耐，

一死犹如一生，不可强求，

随时准备即是……

死亡若在自我实现后来临，是可以宽恕的。莎士比亚也欣赏伊壁鸠鲁，承认享乐和智慧之间毫无内在冲突。他轻蔑清教徒，在《第十二夜》剧中女仆玛丽亚告诉管家马尔利欧“去摇摇你的耳朵”，意即“你是一只驴”。对肉体的罪恶，他处之宽厚宛如宗教家一样，在发了疯的李尔王口中，更唱出交媾欢乐的赞美歌。

他的政治哲学是保守的。他深知穷人疾苦，借李尔王之口道出。在《伯里克利》剧中的一位渔夫，形容海洋里鱼的生活：

和人在陆地上一样，大鱼吃小鱼。我把有钱的吝啬鬼比作一条鲸鱼，那是最适当不过了。他玩玩滚滚，赶得一群可怜的小鱼纷纷逃走，最后一口吞掉。我听说陆上也有这样的鲸鱼，他们不把整个教区、教堂、塔尖、钟及一切吃光是永不肯闭上嘴的。

《暴风雨》（The Tempest）剧中的人物梦想一个无政府的共有制度，在那里有“所有有益于人生的东西”，而无法律、无治者、无劳工和战争。但莎士比亚对此一笑置之，他认为这一乌托邦就人性看来，不可能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鲸鱼总是吃小鱼的。

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念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如同追寻其哲学一样困难。借着他所创的角色，他表现各色各样的信仰，同时怀着宽容之心，以至于清教徒将他当作异教徒。他常引用《圣经》，而且非常恭敬地引用，他让看来本是怀疑论者的哈姆雷特，表现得非常有信仰地谈论上帝、祷告、天堂和地狱等。莎士比亚本人和他的儿子，都依英国国教仪式受浸，在他的剧中，有好些段落极富新教色彩。约翰王认为教皇的宽恕如同巫术戏法，这十足是亨利八世的先声：

……意大利的教士，不得在我的领土内抽捐上税。我奉行天道，是人间的至尊，所以我只对上天负责，在我统治的区域内，我要维护我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一个凡人的帮助。就这样告诉教皇，我对他及其僭越的权威没有任何敬意。

不过，约翰王后来还是道歉了，后来由莎士比亚参与创作的《亨利八世》一剧中，亨利和克兰默（坎特伯雷大主教）相安共处，最后以一段伊丽莎白的颂词结束。这些人都是英国宗教改革期间的主角。当然，剧中也有支持天主教的地方，如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劳伦斯修士（Friar Lawrence）这两个同情者的造型即是，尤其后者在莎士比亚笔下如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小说中一样。

对上帝的几分信仰，在所有的悲剧中都可发现。李尔王在极度痛苦中认为：

我们在天神掌中，就像苍蝇在顽童手里，

他们做游戏就把我们杀了。

但埃德加答道：“天神是公正的，以我们的色欲的罪恶，作为惩罚我们的工具。”哈姆雷特也肯定这个信念：“我们无论怎样大刀阔斧地干，成败还是在天。”虽然在公平对待我们的上帝前，有挣扎的信念，但在莎士比亚伟大的戏剧中，生命本身仍是充满着一股不信的气氛。杰卡斯嘲弄道，人生到“第七节”时，只是缓慢地成熟并快速地腐烂。在《约翰王》一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论调：

生活像是一篇重复不已的故事一般腻烦，

在一个昏昏欲睡的人耳边絮聒不休。

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如此责难这个世间：

一切卑鄙，简直是一座蔓草未芟的花园，

到处是蓬蒿荆棘而已。

而在麦克白的谈话中：

灭了吧！灭了吧！短短的烛火！

人生不过是个人行动的阴影，一个可怜的演员

在台上高谈阔步，

之后便听不见他了。

不过是一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

都毫无意义。

有何不朽的意义可以减轻这种悲观主义呢？洛兰纳在向杰西卡解释过音乐的范畴后，又说：“不朽的灵魂里面，原来也有和谐的乐声。”在《恶有恶报》（Measure for Measure）剧中的克劳狄奥憧憬来世，却以但丁的地狱或普鲁特的地府那种阴森森的调子道出：

是的，可是一死，我们不知走到哪里；

僵冷地躺在那里，然后腐朽。

这有感觉的温暖的活泼泼的生命就要变成

一块烂泥巴；这习于安乐的灵魂就要

沉沦到一片大海里去，或住在

冰天雪地寒气袭人的地方。

被无形的狂风所卷起，

绕着这世界被吹得团团转……

这真是太可怕了！

哈姆雷特偶然也提及灵魂不朽，但他的独白肯定无信仰。在该剧早期版本中，哈姆雷特临死前说：“上天请接受我的灵魂吧！”莎士比亚将它改为“安息是永寂”。

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悲观色彩有几分来自悲剧的要求，有几分是莎士比亚心情的写照。但它的不断表现和受到强调，即指出他的哲学较黯淡的时刻，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唯一的慰藉是他终归承认在这罪恶的世界上也有光明和幸福，在恶棍充斥的地方就有英雄和圣人，有伊阿古就有苔丝狄梦娜，有贡纳莉就有考狄丽亚，有爱德蒙就有埃德加或肯特，甚至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有贺瑞修的忠诚和奥菲莉亚盼望的温柔的一股清风。这位厌倦了的演员和剧作家，在远离伦敦喧哗却孤独、杂乱的生活，在迈向绿色的田野并得到斯特拉特福老家慈父的安慰后，重新得到勇者对生活的喜爱。

调和

无论如何，他没有抱怨伦敦的理由，因为伦敦带给他成功、声名和财富，在他之后的文学生命中，他被提过200次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赞赏他的。1598年，弗朗西斯·米尔斯（Francis Meres）的《戏剧名家》（Palladis Tamia：Wits Treasury）一书，列出西德尼、斯宾塞、丹尼尔、杜雷顿、瓦尔纳、莎士比亚、马洛、查普曼等人为英国杰出作家，而把莎士比亚列为所有剧作家之首。同年，另一个重要诗人理查·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称莎士比亚作品（在当时他的最好作品尚未出现）已使他名列“不朽名人录”。即使在他的劲敌中，莎士比亚也深孚众望。杜雷顿、琼森和伯比奇是他的密友，琼森批评他风格夸张，文体不拘，很嚣张地漠视古典文学的规则，但在莎士比亚的第一版对开版本中，琼森将其名列于古今剧作家之上，认为他“并非属于这一代，而是亘古长存”。他逝世时，琼森写道：“我爱这个人……在这方面近乎偶像崇拜。”

传统的说法是，在布雷德街美人鱼旅馆（Mermaid Tavern）举行的文人会议中，琼森和莎士比亚两人见了面，认识他们两位的弗朗西斯·波门（Francis Beaumont）对此赞道：

我们在美人鱼所见是多么美好！——

一切的言谈是如此伶俐，

如此充满着微妙的情感，

俨若每人自他们来到之后，

便将他的一切机智当作笑谈，

而决定在他晦暗的余生中，

过着愚人生活。

托马斯·福勒（Thomas Fuller）在《英格兰杰出人物》（Worthies of England，1662年）一书中说：

莎士比亚和琼森两人有过无数次的机智之战。这两个人，我将他们比喻为西班牙的大型帆船和英国战舰。琼森（如同前者）学问方面建构高，但在演出方面则较稳固、缓慢。莎士比亚……体形小，航速快，抢风顺潮时掉向容易，而以他的机智和创意的敏捷，占尽风势之利。

艾布雷在约1680年，续说莎士比亚的“敏捷、爽快和平稳的机智”这一令人可信的传统说法，他说他“是一位洒脱而体面的人，极易相处”。现存仅有的肖像是藏于斯特拉特福教区之墓的半身塑像，和第一版对开版本前的铜版像。两幅像十分相似，都是半秃，留着胡子，尖鼻，沉思的眼睛，但没有戏剧中那股燃烧的火焰。或许是他的戏剧误导我们对他性格的想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敏感的活力和热情的人，在思想与诗篇的顶峰、忧伤及失望的深渊之间上下震荡。同时代的人形容他彬彬有礼，诚实无欺，不容易发怒，具有“开放而自由的个性”，享乐生活，不太顾及子孙，表现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气质，与诗人造型似乎不太相配。不知是因为节俭或馈赠，1598年他已非常富足而入股全球剧院。1608年，他和其他6位人士合建布莱克法尔斯戏院。这些事业的股份，加上他身为演员和剧作家的收入，使他的收入相当可观——一年200镑至600镑不等。600镑这个数字很可以解释他在斯特拉特福不动产的购置。

艾布雷说：“他惯于每年回故里一趟。”他常常在牛津驻足，那里有一位约翰·达文南特（John Davenant）经营一个小旅馆。威廉·达文南特爵士（William Davenant，1637年桂冠诗人）每爱提及他是莎士比亚在那里荒嬉度日的意外结果。1597年，我们的戏剧家以60镑购得斯特拉特福第二大房地产新厦，他仍住在伦敦。1601年，他的父亲逝世，遗留给他斯特拉特福亨莱街的两幢房子。一年后，他以320镑购得斯特拉特福附近的127亩土地，租给佃农。1605年，以440镑取得斯特拉特福和其他3社区有所发展的教会什一税股权。他在伦敦写作他最伟大的戏剧时，在斯特拉特福则因身为成功的商人而闻名，时而涉入产权和投资的诉讼。

他的儿子哈姆内特死于1596年。1607年，他的女儿苏姗娜和约翰·赫尔（John Hall）结婚，后者是斯特拉特福杰出的医生，一年后莎士比亚当了外祖父，现在他有新的回家理由了。约1610年，他自伦敦和舞台退出，移居新厦。他显然是在此地写出《辛白林》（Cymbeline，1609年）、《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前两剧重要性不大，《暴风雨》显示出他仍具相当的威力，其中的米兰达，在岸旁看到沉船船骸时流露出本性，叫道：“啊！我看到那些遭难的人，我心也难过。”其中的卡力班是莎士比亚对卢梭（Rousseau）的答复。其中的普罗斯帕罗，一位仁慈的魔术师，放弃魔杖而向这个快活的世界可爱地告别。从普罗斯帕罗的言语中，在不衰的口才中表现出来的是诗人忧郁的回响：

我们的游戏现在完了，就像我曾预先告诉你，

这些演员是精灵，

现在化成空气，稀薄的空气：

顶着云霄的高楼，富丽堂皇的宫殿，

庄严的庙宇，甚至地球本身。

对了，还有地球上的一切，

将来也会像这毫无根基的幻象一般消逝，

也会和这刚幻灭的空虚戏景一样地不留一点痕迹。

我们的本质原来也和梦的一般，

我们短促的一生在睡眠中结束。

但这已不是莎士比亚现在的心境了。相反，在该剧中，莎士比亚逍遥自在地谈谈小溪和花草，唱唱歌，如“五寻深处”、“在蜜蜂吸蜜的地方我吸蜜”。谨慎的反对者不表赞同，但事实上普罗斯帕罗的告别词是这位年老诗人的话：

……坟墓曾受我的命令，

惊醒里面睡眠的人，张开口，

借着我伟大的法术放他们出来。

但这种强暴的法术，我现在放弃了。

……我将折断我的法杖，

深深埋在土里，

并将我魔术的书沉到

不曾测知的海底。

也许是因为他的女儿和外孙带来了快乐，他通过米兰达叫道：

啊！好奇怪！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人！

人类有多么美！啊！优美的新世界，

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1616年2月10日，朱蒂丝和托马斯·昆尼（Thomas Quiney）结婚。3月25日，莎士比亚立下遗嘱，他把财产遗给苏珊娜，给朱蒂丝300镑，给他的演员一些馈赠，而将他那种“第二等的床”送给他疏远久矣的妻子。也许他安排苏珊娜照顾她母亲，他的妻子安娜·哈撒韦多活了7年。根据斯特拉特福教区牧师约翰·沃德（John Ward，1662年—1681年为教区牧师）的说法，1616年4月，莎士比亚、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琼森有一次快乐的聚会。他们畅饮过度，莎士比亚死于这次感染的热病。1616年4月23日，死神来临，遗体安葬在斯特拉特福教堂圣坛下，在该处一块未署名的石头上刻着词句。据当地传统说法，这是莎士比亚的亲手笔：

好朋友，看在耶稣面上

挖掘这里的尘土。

祝福省却石头的人，

诅咒移动我骨头的人。

身后

据我们所知，他本人并未出版他的剧本，他在世时共有16部问世，这些显然并未得到他的同意，而都以4开本形式，有文字上的各种错误。由于受到这些盗印本的刺激，他的两位前同事约翰·海明（John Heming）和亨利·康迪（Henry Condell），1623年出版第一版对开本，这一大卷是以每页900字双栏形式印行的36部剧最可靠的原文。在前言上说：“我们只想……为故人做点善事……无沽名或获利的野心，只为保留对一位如此有才华的朋友的记忆……就像我们的莎士比亚仍然活在人间。”这一卷当时售1英镑，现存约有200部，价值连城，除《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外，价格无出其右者。

莎士比亚的声誉很奇怪地随时代不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30年）赞道：“最可爱的莎士比亚，幻想的孩子。”但在清教徒革命期间、剧院关闭时（1642—1660年），诗人的声名减退，随着复辟又恢复。约翰·索克令爵士（John Suckling）在凡·戴克为其所绘的画像中，就是拿着一本打开了的第一版对开本的《哈姆雷特》。17世纪晚期贤人德莱顿评赞莎士比亚具有“所有现代诗人，也许还包括古代诗人中……最深邃、最宽宏的心灵……际遇伟大的时刻，总是表现伟大”。但是，“时而表现平淡，风味不够，风趣技巧太陈套，严肃之处又过度发挥”。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其日记（1661年）中说：“由于皇上久居海外，古老的戏剧引不起这高雅时代的喜爱”——意即查理二世和返国的皇族将法国戏剧风味带回英国，就在复辟后，剧院演出现代文学界中最猥亵的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仍然上演，但都受到德莱顿、托马斯·奥特维（Thomas Otway）和其他复辟时期的标准作家的“改编”。

18世纪，莎士比亚的戏剧恢复到本来面目。尼古拉斯·罗依于1709年出版第一修订本和第一本传记，蒲柏（Pope）和约翰逊又推出新版本和评论。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肯柏尔（Kemble）的西顿夫人（Mrs.Siddons）造成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界风行的空前盛况，托马斯·包德勒（Thomas Bowdler，1818年）出版删节本，删除“不宜在家中诵读的部分”。19世纪初，浪漫运动更以莎士比亚为中心，运动的顶尖人物，如柯尔律治（Coleridge）、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兰姆（Lamb）等人都将莎士比亚奉为部落的神祇。

法国方面的态度迟疑不定，1700年以前，他们的文学标准格式是由龙沙、马莱伯（Malherbe）、布瓦洛（Boileau）等人形成，他们依照一定的排列、逻辑形式、彬彬有礼的风格和理性的控制等拉丁文学传统。拉辛的作品接纳了戏剧的古典规则，但这受到莎士比亚浮夸多言的戏剧、滔滔不绝的感情的狂飙、粗野的丑角、融悲喜剧于一身的纷扰。伏尔泰（Voltaie）在1729年从英国回来后，带着他对莎士比亚的称颂，第一次向法人展示“我在一片乱糟糟的堆肥中发现的一些珍珠”。但是，有人将莎士比亚列名拉辛之前时，伏尔泰即刻起而为法国抗辩，称莎士比亚为“一个和善的野蛮人”。在他的《哲学字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765年）一书中又略作修正：“这个人的好些文章不凡地发挥了想象力，贯穿人心……他并未追求却达高尚的极致。”斯塔尔女士（De Stal，1804年）、吉佐（Guizot，1821年）和维洛玛（Villemain，1827年）帮助法国人接受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之子弗朗西斯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成流畅的法文，终于赢得法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尊敬，虽然其程度未达法国人对拉辛虔敬景仰的地步。

在德国，莎士比亚的一切情况良好，因为德国没有能和他匹敌的剧作家。1759年介绍莎士比亚给德国人而将他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的，是德国第一位伟大剧作家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赫德（Herder）对此也表示赞同。奥古斯都·冯·施莱格尔（Augustvon Schlegel）、路德维格·狄克（Ludwig Tieck）和浪漫主义的其他领导人物都扛着莎士比亚的大旗。歌德（Goethe）在《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1796年）一书中更热衷于对《哈姆雷特》的讨论。莎士比亚戏剧风靡德国剧界，在考证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戏剧方面，德国学者有一阵子还领先英国。

在浓厚的莎士比亚气氛中成长的人，要对莎士比亚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比较是不可能的。唯有懂得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语言、宗教、艺术、习俗和哲学，才能体会出狄奥尼索斯悲剧的庄严，它的结构上不能改变的逻辑与完全的朴实无饰，它的言行上可贵的自制，它的合唱的感人记事，它从宇宙与命运的观点来透视人，发现人类本身的高尚工作。唯有了解法文及它的特性和伟大世纪的时代背景的人，才能在拉辛与高乃依（Corneille）的戏剧中，不仅体会出他们诗的悦耳和庄严，而且感受到理智克制感情与冲动的英雄事功，自我抑制附着于困难的古典规范里，及把戏剧浓缩入一段综合人生与决定人生的紧张片刻中。唯有了解伊丽莎白盛世时代的英国，才能体会伊丽莎白时代的修辞、抒情和谩骂之风，并认为戏剧在反映本性和发挥想象力上没有一定的界限，才能以开怀的态度欣然接受莎士比亚的伟大和戏剧应有的价值地位。这种人讶于莎士比亚才气的辉煌喜极而战栗，心灵深处的无限感动，使他追寻探测莎士比亚的思想。在全世界戏剧中，有三个划时代的贡献，我们应不顾及可能受到的限制，迎接它们而使我们更加深沉，感谢我们有希腊的智慧、法国的美、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三项遗产。莎士比亚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第五章　苏格兰女王玛丽（1542—1587）

美丽的王后

在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和伊丽莎白王朝政情的一连串戏剧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悲剧充满美。热情如火的爱，宗教和政治上的冲突、谋杀、革命及英雄式的死亡的各种诱惑，她的门第带给她不寻常的命运。她是苏格兰王斯图亚特·詹姆士五世（Stuart James Ⅴ）和法国洛林的玛丽所生的女儿，也是英格兰王亨利七世女儿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的孙女。因此，她是“血腥玛丽”和伊丽莎白的侄女。假如伊丽莎白死而无嗣，一般公认她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有些人如天主教徒（亨利八世也曾是）认为伊丽莎白是一个私生子，没有资格君临天下，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而非都铎的伊丽莎白应该在1558年继承英格兰王位。玛丽成为法国王后（1559年）时，她应允她的随从和国家公文公告中称她为英格兰女王，这更加奠定了悲剧的发生。法国国王同时为英王及英王同时为法王，长久以来这只是一种徒然的假设。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假设就与一般的认可很接近。只要玛丽活在人世，伊丽莎白就无法对其王位有所把握，唯有从常识层面看来才不成问题，君主们很少愿意如此屈从。

玛丽不满一岁时便得到王国。在出生一周内，她父亲的驾崩使她成为苏格兰女王。亨利八世因为希望统一苏格兰成英格兰的附属，于是提议将这个婴孩许配给他的儿子爱德华，而将她送往英格兰抚养长大，成为新教徒，作为爱德华王后。但她的天主教徒母亲接受法国亨利二世（1548年）所提与其子（太子）的亲事。为防被绑架到英格兰，玛丽在6岁时即奔往法国。她在法13年，与皇族子弟同受教育，本来血统上她已是半个法国人，现在更是十足具有法国人的精神。她长大成熟后，可谓具备所有年轻妇女美貌与体态上的诱人优点，活泼的心灵使其举止行径显得优雅快乐。她歌唱得甜，能演奏一手好弦琴，能以拉丁语交谈，还能写出诗人赞赏的诗。恭维者怦然心动于她那“雪白纯洁的脸孔”，她“卷曲编成发辫的金发”，纤细优雅的手，其丰满的胸部，甚至于严肃而忧郁的米契尔也认为她可爱动人。如今她成为在欧洲最华丽的宫廷中最吸引人又多才多艺的社交人物。16岁时，她嫁给太子（1558年4月24日）；17岁时，由于太子继位，她便成为法国王后。所有梦寐以求的似乎都告实现了。

弗朗索瓦二世当政两年后去世（1560年12月5日）。18岁的寡妇玛丽想退隐于在都兰（Touraine）的一处房产，因为她喜爱法国。但这时，苏格兰倾向于新教，这有失去盟友法国的危险。法国政府认为玛丽应回爱丁堡去，使其祖国重归为法国的盟友并恢复天主教。这虽非其所愿，玛丽也安然离开安适而灿烂的法国文明，回归苏格兰生活。她对苏格兰已毫无记忆了，她曾形容它为野蛮与阴冷的地方，她修书给执政的苏格兰贵族们，保证她对苏格兰的忠贞。然而，她并未告诉他们，若她死而无嗣，则据其婚约，她要把苏格兰献给法王。贵族们，不论其教别皆大喜，苏格兰议会敬邀她返国取得王位。她向伊丽莎白要求假道英格兰的安全通行，但为伊丽莎白所拒。1561年8月14日，玛丽在加莱挥泪道别法国，她在船上凝望逐渐消失的海岸，一直到它隐没在海面上。

5天后，她登陆爱丁堡的一个港口利斯（Leith），看见了苏格兰。

苏格兰（1560—1561）

苏格兰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根深蒂固的国家：北部有崎岖高地和一群近乎独立的封建贵族政权，带动并剥削这一游牧与佃耕的半原始文化；南方情形尚好，有可爱的低地，雨量丰富，但漫长的冬季与酷冷的气候使其失色不少。在此地落居的是一个欲在文盲、违法、腐化、漫无法纪、暴力之中，挣扎创出一个道德与文明的秩序的民族，迷信横行，巫师要受火刑，在严谨的宗教信仰中，希望求得不太艰苦的生活。为补救采邑贵族造成的分权态势，国王支持天主教教士，以导致贪污、怠惰和姘居的财富来资助他们。贵族渴望教会的财富，他们以其俗世子弟取代教会神职来贬低教士的地位，他们支持宗教改革，并控制苏格兰国会，犹如教会与国家的主人。

外在危险是达成内部统一最有力的诱因。英格兰与不驯服的苏格兰人共存于岛上，总觉得不安。英格兰每每以外交、婚姻或战争手段企图使苏格兰归其统治，而苏格兰唯恐被吞并，与英国世敌为盟。塞西尔建议伊丽莎白女王支持新教贵族对抗天主教女王，如此苏格兰必告分裂，而不再是英格兰之患和法国的支持者。同时，若能成功，新教徒领导分子们必会背弃玛丽，另举一个新教贵族为王，全苏格兰必奉新教。塞西尔私下梦想说服伊丽莎白女王与这位新君王结婚以完成统一大业。法国派兵赴苏格兰平定新教徒之乱时，伊丽莎白遣兵前往，并驱出法国人。法国战败，其代表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签一份决定性条约（1560年7月6日），不仅规定法国撤离苏格兰，而且规定玛丽不得再主张要求英国王位的权利。玛丽因其夫弗朗索瓦二世的劝告，拒绝签约，伊丽莎白则记挂在心。

宗教情势始终混乱异常。1560年，苏格兰新教徒支持的议会正式废止天主教，而奉加尔文教为国教。这些法案并未得到玛丽的支持，而国王的批准是当时议会有效制定全国遵奉之法的必要条件。天主教僧侣们占大多数圣职，贵族半数以上是“教皇派”，出身王室的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在议会中仍是苏格兰天主教的大主教。然而，在爱丁堡、圣安德鲁斯、珀斯、斯特林和亚伯丁，由诺克斯领导的虔诚的传教士们，替加尔文教派赢得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信徒。

在玛丽回国的前一年，诺克斯和其左右起草一份教规戒律，陈明其教义与目的：唯有新教才是宗教，唯有加尔文教徒才是“上帝的信徒”，“偶像崇拜”包括“弥撒、圣徒祈灵、形象崇拜及对这些的保存……”，而“这些憎恶事的顽强坚信者与教导者应受执政者的惩罚”。所有与《四福音书》相违的教条皆“有害于人类的拯救，应彻底予以压制”。大臣应由会众（教会组合）选出，应设立学校，对上帝的子民开放，应控制苏格兰大学——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和亚伯丁。天主教教会的财富与继续征收的教会什一税应用于国家政务所需及教育与救济贫民。法律应由苏格兰的长老教会（Kirk）制定，而非由世俗国家制定，并规定如何处罚破坏者——包括酗酒、暴食、亵渎神明、衣着放纵夸张、欺压贫民、猥亵及通奸罪。所有拒绝不从新教条或坚持不为其服务者，应交给世俗的权力，并依长老会的建议，处以死刑。

控制议会的贵族拒绝接受新戒律（1561年1月），他们不欢迎一个强有力而又独立的长老教会，他们另有其运用被压制教会的财富计划。但新戒律仍为长老教会发展的目标与指针。

在建立一个神权政体——一个由主张代表上帝的教士们组成的政府形式——失败后，诺克斯不屈不挠地致力于组织新教会，寻求财政支援，并将其广布至全苏格兰，当时天主教士仍在全国执行其职务。他传道时表现的独断力和他对会众的热诚，使他在爱丁堡和整个国家中，成为一个广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信奉天主教的女王若要巩固统治权，必须要考虑到他。

玛丽和诺克斯（1561—1565）

唯恐有人阻止她登陆返国，她打算比预定计划早两周到达苏格兰。但她到达利斯的消息不胫而走，首都居民皆知，街道挤满人群。他们惊奇地发现女王是一位不满19岁而活泼美丽的女孩，她温文优雅地骑上驯马前往霍利伍德宫（Holyrood Palace）时，民众向她欢呼。在霍利伍德宫，新旧教的贵族都欢迎她，为苏格兰有这么迷人的御者及在未来她个人或她儿子可能会将英格兰收归于苏格兰统治而感到骄傲。

流传至今的两幅画像，可证明她是当代最美丽的女人之一，这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敢确定，佚名的画家于作画时将她如何理想化，但在两幅画像中，都可看出她具有非常娇美的面目，可爱的双手、华丽的棕发，令贵族与传记作家为之销魂。但这些画像并未呈现年轻女王的真正动人之处——她的神采飞扬，欢笑的俏唇，伶俐机智的言谈，充满活力的热诚，仁慈而友善的涵养，她对爱的企求，对强壮的男士不顾一切地爱羡。对于她而言这是悲剧，既身为女人，又身为女王——欲享有罗曼史的温暖，却不能减损统治者的威严。她沉浸在侠义故事中——具有傲人但温顺的美，纯洁而诱人，多愁善感，带有亲切的同情心，不移的忠贞及危急时的勇气。她是一位擅长驭马的骑师，飞跃墙壑，无所顾忌，耐得住驰骋之苦，毫无倦意，更无怨言。但是无论就身心言之，她都不适合为女王。除具有充沛的活力外，她很脆弱，间歇性的昏厥症类似癫痫症、一些诊不出的病症时常折磨她。她没有伊丽莎白那种男人的智慧，她很聪明，但很少表现机智，而是不断任凭情感驾驭外交。她常表现非凡的自制、耐心与机智，她受美丽之罪，而未得聪明之福。她的性格正如她的命运。

她处于凌人的贵族、敌视的教士和对她的信仰不表尊重的腐化的天主教教士之间，她曾努力改善现状。她选出两位新教徒为枢密院领袖：一个为她同父异母26岁的兄长詹姆士·斯图亚特，后来成为莫雷伯爵；另一个为36岁的列兴敦的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他富于才智，直至死为止，都在各派别中间周旋妥协。列兴敦的外交目标是值得赞许的，联合英格兰与苏格兰，以为解决双方仇视的唯一途径。1562年5月，玛丽派遣他到英格兰，安排她与伊丽莎白的会晤。伊丽莎白答应，但其枢密院反对，唯恐她对玛丽要求王位继承权最间接的应许，会成为天主教徒刺杀伊丽莎白的借口。两位女王保持外交上的友好关系，暗地里则钩心斗角。

玛丽统治的最初3年内，除在宗教方面，可谓绝对成功。虽然她永远无法适应苏格兰的气候与文化，她借着舞会、化装舞会和装饰，把霍利伍德宫变成亚北极地区的“小巴黎”。在她欢乐的光照下，大多数贵族都融化了。诺克斯咆哮道他们都被魔术迷惑，如让莫雷与列兴敦治理王国，而两位的确治理得法。一度宗教问题因她的让步而似已解决，教皇代表敦促她恢复天主教为国教时，她答道目前已不可能，因为果真如此，伊丽莎白会强行干涉。为平息苏格兰新教徒的气焰，她发布公告（1561年8月26日），禁止天主教企图改变国教，但她要求能够私下做礼拜，而在皇家教堂望弥撒。8月24日，礼拜日举行弥撒时，一些新教徒聚集在外，要求“处死崇拜偶像的教士”。但莫雷不准他们进入教堂，他的左右将教士带到安全的地方。在第二个礼拜天，诺克斯指责贵族容许弥撒仪式的举行，并告诉教会群众说，对于他而言，一次弥撒比一万敌军还严重。

女王接见他，企图得到他的宽容。9月4日，两种信仰的代表在她的皇宫内进行历史性的会晤，我们仅由诺克斯的报告中得知其详情。她谴责他挑起对她的母亲合法权威的叛乱及对“庞大的妇女团”进行书面的“爆炸性攻讦”——这份文件诋毁所有女性君王。他答道：“若叱责偶像崇拜是鼓励臣民反抗君王，则我不能辞其咎，因为这令上帝高兴……使我（在好多人之中）揭穿天主教这个浮华国度和罗马反基督（教皇）的暴政、欺骗和骄矜。”至于爆炸性攻讦，“夫人，那本书主要是针对英格兰那位邪恶的荡妇”（玛丽·都铎）而发。诺克斯继续报道：

“你想臣民会反抗其君王吗？”她说。

“若人君所为超过其限……则他们无疑将会反抗，甚至以权力为之。”他（诺克斯）答道……女王似是惊住了……最后她说：

“我想那时我的臣民会服从你，而非我。”

“上帝不准我令任何人服从我的命令，或让臣民们自由无束地去做他们喜爱之事。但我的职责是要君王与臣民都服从上帝……而夫人，这一对上帝和其受难的教会的服从，是人类在这世上所能得到的至高尊荣。”他答道。

“不错，但你不是我要信奉的教会，我要替罗马教会辩护，因为我认为那是真正代表上帝的教会。”她说。

“夫人，你的意志是不理智的；你的思想也不能使罗马的妓女成为耶稣基督真正而纯洁的配偶。夫人，对我称罗马为妓女不要惊讶，因为那个教会完完全全地沾上了所有精神上的猥亵行为……”他回道。

“我心确非如此。”她说。

若这段对话是忠实的报道，那真是君主政体与神权政体、天主教派与加尔文教派戏剧性的冲突。若诺克斯的话诚足为信，则女王接受其谴责而并未报复，仅说“你令我非常伤心”，而后去进午餐，诺克斯则退下。列兴敦希望“诺克斯先生和善地待她，因为她是一位年轻而不易劝服的君王”。

他的信徒并不觉得他对她太过苛刻。她在大众场合露面时，有人称她为偶像崇拜者，而小孩子们告诉她望弥撒是一种罪过。爱丁堡市长下令驱逐“僧侣、修士、教士、修女通奸者和所有此类的污秽者”时，玛丽将他革职，下令重新选举市长。斯特林想让那些帮她忙的教士都被斩首，而她“在那里孤零无助地哭泣”。长老教会的总会议要求她不能在任何地方望弥撒，但贵族会议拒绝赞同。1561年12月，议会与教会针对教会财政收入分配权爆发了严重的争执，新教牧师得1/6，女王也得1/6，而天主教教士（仍占多数）得2/3。诺克斯对此事一概评为2/3落在魔鬼手上，1/3则由魔鬼与上帝平分。新教牧师们每年得到约100马克。

在随后的一整年内，新教教士不断攻击女王，他们对玛丽宫廷上的歌舞与玩乐，化装舞会与飨宴感到愤怒。由于这些抗议，她减少欢乐活动，教士们仍觉得她做得太过分，因为她仍然去望弥撒。当时有人写道：“约翰·诺克斯在讲坛上暴跳怒喝，因此，我唯恐有朝一日他会毁坏一切。他为首统领，而大家都怕他。”在这里，又可看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紧紧缠在一起。

1562年12月15日，玛丽召见诺克斯，当着莫雷、列兴敦和其他人的面，指责他教导他的教徒恨她。他答辩说：“王公们……你们花在虚度光阴和恣情放纵上的时间比花在阅读和听取上帝最神圣的训示上还多。在你们眼中，谄媚者与玩乐之辈……比睿智和庄重之士可爱，他们大量的谏言，总是战胜其本身可能有的浮华与骄矜，但这些习性对君王们则因其罪恶的教育而根深蒂固。”据诺克斯报道，女王（以不寻常的温和态度）答道：“若你听到有关我的事，你不满意的，来看我并告诉我，我愿意听听。”他却答道：“夫人，我是应召在上帝的教会内替大众做事，奉上帝之命去责备所有的罪过与邪恶。我并非奉命去告诉每个人本身的过错，因为这样将劳碌至极。若阁下愿意常去公开布道会，我相信你会完全了解我希望的和不喜欢的事情。”

她让他平静地离去，但信仰之战继续进行。1563年复活节时，有几位天主教教士因主持弥撒而违法，为地方官吏所捕，这是偶像崇拜，有遭处死的危险。其中有些因此而下狱，有些则逃逸并躲藏于森林中。玛丽再度遣请诺克斯来，向他恳求放出禁锢的教士。他却答复说，若她依法执行，他将保证新教徒的顺从；否则，他认为天主教教士只好记取此次教训。她说：“我答应你的要求。”他们暂时成为朋友。在她的命令下，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和其他47位教士因主持弥撒被审，被控入狱。新教教会对这件事大为喝彩，但一周后（1563年5月26日），玛丽和她的随从盛装到议会时，有些人大声惊叫：“上帝祝福那一副可爱的面孔吧！”新教教士们则攻击“其辫子上的目标（丝穗状打扮）”。对这事诺克斯写道：“如此恶劣的桀骜的女人……苏格兰从未见过。”

不久，诺克斯听说列兴敦正安排玛丽和菲利普二世之子堂·卡洛斯（Don Carlos）的婚姻。他唯恐这一桩婚事会是苏格兰新教徒致命的打击，因此，在贵族们列席的议会的讲道会中，他表明他的看法：“现在，各位大人，阻止这一切吧！我听到女王的婚事……对于这，我要说：苏格兰信仰耶稣的贵族同意一个异教徒（所有天主教徒皆是）作为你们的君王，无论怎么讲，你们这样做，在你们一生中已将基督屏弃于这个王国之外。”

女王大怒，召见他，质问他（诺克斯做此报告）：“我的婚事与你何干？你在这共和国又算什么？”他做了一次很有名的对答：“夫人，我是一位同在此国度出生的臣民。虽然我并非这个国度的伯爵或男爵，但是上帝使我（不管在你眼中我如何卑微）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位有用的分子。”玛丽哭了，命令他离去。

诺克斯咄咄逼人的态度，在10月（1563年）到达顶点。是时，某些群众再度聚集于皇家教堂附近，抗议即将举行的弥撒。安德鲁·阿姆斯特朗（Andrew Armstrong）和帕特里克·克兰斯敦（Patrick Cranstoun）闯进，威胁教士退离。女王当时不在场，她下令审判这两位加尔文教徒。10月8日，诺克斯发出一封信，呼吁凡“我各阶级的弟兄，爱好真理者”列席审判。枢密院认定这一呼吁为叛逆行为，征调诺克斯受审。他出庭了（1563年12月21日），但其支持者挤满了座位和法院场地，“甚至挤到女王和枢密院委员所坐的议事厅门口”。他很巧妙地替自己辩护，枢密院不得不宣告他无罪。女王说：“诺克斯先生，你可以回家过夜了。”他答道：“我祈祷上帝为你洗去天主教教义之罪。”

1564年圣枝主日（Palm Sunday），年59岁而不屈不挠的诺克斯二度结婚，他太太17岁，是女王远亲玛格丽特·斯图亚特。一年后，女王也二度结婚。

陷入情网的女王（1565—1568）

谁能和她结婚而不引起外交风暴呢？若是西班牙人，则英、法会抗议，而新教苏格兰人会愤怒；若是法国人，则英格兰会反对，甚至以战争来阻止法苏联盟的重新复活；至于奥地利人查理大公，诺克斯早已在讲坛上大发雷霆，愤慨地反对与一个天主教徒结合，而伊丽莎白也告诉玛丽，与哈布斯堡皇族的婚事是一种敌意行为。

在一阵情意冲动下，玛丽斩断外交上的死结。兰诺克斯（Lennox）伯爵马修·斯图亚特（Matthew Stuart）本自认是继玛丽承继苏格兰王位的人，因为支持亨利八世对抗苏格兰而失去他的财产和地位，同时逃至英格兰以避开苏格兰人的报复。他想现在（1564年10月）是回去的好时机。不久，他19岁的儿子达恩里爵士（Lord Darnley），亨利·斯图亚特也回来了。由于他母亲的关系（同玛丽一样），他也是英格兰亨利七世的后裔。玛丽深爱这位嘴上无毛的年轻小伙子，她羡仰他的网球与琵琶技巧，她原谅他的浮华习气，认为是美貌造成，在她未识破他毫无诚意前，即与他坠入爱河。1565年7月29日，在伊丽莎白的抗议和她的枢密院半数表示不赞成的情况下，玛丽和这位少年成婚，并封他为王。莫雷于是退出枢密院，加入这位刚愎自用的女王的敌对阵营。

她享受了几个月带着麻烦的幸福时光。4年的孀居日子，已激起她对爱的渴望，而这股欲愿得偿真是莫大的快乐。她慷慨地付出她的爱，不惜赠予她丈夫一切。伊丽莎白的大使托马斯·伦道夫曾如此报告：“所有她能给予她丈夫的尊荣都已给予了，除了她丈夫使她满意外，没有人能令她高兴……她把她整个意志都献给了他。”好运改变了这位少年的心态，他变得独断异常、蛮横无理，他要求只有他与女王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他狂欢纵饮无度，冷落枢密院，不时地嫉妒与猜疑玛丽与大卫·里齐奥（David Rizzio）有暧昧关系。

里齐奥何许人也？他本为意大利籍的音乐家，1561年28岁时，他乘萨伏伊（Savoy）大使之车来到苏格兰。深好音乐的女王提拔他为音乐活动的负责人，她欣赏他的机灵、敏捷的智力及他具有的多彩多姿的欧陆文化。由于他熟谙法文与拉丁文，而且写得一手好意大利文，玛丽又用他为秘书。不久，她又让他草拟和撰写她的国外通信。他成为顾问，一位掌权者。参与决策，与女王共餐，有时与她静坐至深夜。苏格兰贵族发现他们被取代，又怀疑里齐奥替天主教会服务，因此图谋排挤他。

最初，达恩里本人也被奸巧的意大利人迷惑，他们同游共寝。里齐奥的职权与地位大增后，达恩里的平庸便使他在政治上被架空，加之女王对这位由仆从而大臣的深爱情感，更增加了达恩里的恨意。玛丽怀有身孕时，达恩里怀疑是里齐奥之子。伦道夫大使也相信。后来，亨利·果特（Henri Quatre）讥讽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必是“当今的所罗门”，因为他的父亲是演奏竖琴的大卫。达恩里喝过威士忌之后，勇气遂增，于是参加摩顿伯爵（Earl of Morton）、巴顿·罗斯文（Baron Ruthven）男爵和其他贵族行刺里齐奥的阴谋。他们签了“约”，保证他们支持苏格兰的新教徒，并给予达恩里“亲王之权”、苏格兰王同具实权及玛丽死后的王位继承权。达恩里保证签约者免于“任何罪名”的后果，而且恢复莫雷与其他被逐贵族的地位。

1566年3月6日，伦道夫向塞西尔透露这个阴谋。3月9日，阴谋展开。达恩里进入闺房，玛丽、里齐奥和阿及尔（Argyll）正在那里进餐。他拧住女王，摩顿、罗斯文和其他人冲入，在玛丽无力的反抗声中将里齐奥逮出房间，刺杀于楼梯旁，总共有致命的56处刀伤。这时有人拉了警铃，一大群武装的市民向宫中进发，提议要把玛丽碎尸万段，但达恩里劝服他们离去。是夜和次日，玛丽留在霍利伍德宫中，成为谋杀团的俘虏。玛丽利用了达恩里的恐惧与爱情，因此他帮助她并伴随她于次夜逃脱至丹巴（Dunbar）。她在那里发誓要报复，请求所有王室支持者保卫她。或许为了分化敌人，她也召莫雷回枢密院。

保护她最得力的是第四代博斯威尔伯爵（Earl of Bothwell）詹姆士·赫伯恩（James Hepburn），一个奇怪而注定失败的人物。长得并不潇洒，但身体强壮，热情而有意志力，在陆上海上都堪称冒险家，精于刺术。他那种冷峻无畏的眼神令男人震慑，而他的言谈、粗线条作风、善诱女人的声名，也颇能吸引女人。他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位作家及热爱书籍的人，当时无数的苏格兰贵族甚至无法书写自己的名字。女王本来讨厌他，因为他说女王坏话，但这也是赢得女人好奇心的一种手段。后来，女王见他具有勇猛好战的气质，便推举他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区的代理指挥官；又据闻他熟谙船舰，便命他为海军部长；在获知他对珍·戈登（Jane Gordon）小姐有意时，她又促成这一桩婚事。

现在，因畏惧里齐奥的谋害者，并怀疑其丈夫和他们共谋，她转而向博斯威尔求助。她不是很快就喜欢上他，但他那种极端勇猛、精力充沛、充满信心的男性气质，正是深具女性特质的她一向渴求的，而且是弗朗索瓦二世或达恩里身上所未有的。她对其剑道无比尊敬，他的军队将叛者驱走或降服。不久，她就安安全全地回到霍利伍德宫了。虽然诺克斯赞成谋杀里齐奥，玛丽却以改善其生活费用的决定，暂时平息、安抚牧师们的不满。苏格兰平民从未喜欢过他们的贵族，都同情她，而有几个月，她深得众望。法国大使如此写道：“我从未见过女王如此被喜欢、被看重、被尊以荣耀，及她的臣民如此和谐。”她快分娩时，她愈加不安，因她怀疑在她无助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杀或被罢黜。她安全地产下一名男婴时（1566年6月19日），苏格兰举国欢腾，好像预见到这个孩子会成为苏格兰与英格兰之王。玛丽这时正居生命中的最高点。

但她和达恩里过得很惨。他抱怨她再度信任莫雷及她逐渐倾慕博斯威尔。曾有谣传说博斯威尔会绑架王室的婴孩，而以他的名义来治理国家。达恩里控告贵族杀害里齐奥，而自认无辜。贵族为了报复，向女王提供他参与阴谋的证据。阿及尔、列兴敦和博斯威尔皆建议女王应和他离婚，但她反对，以为这有害于王位继承。列兴敦答复说他们会寻求某些方法使她脱离达恩里而不伤害她儿子，她不赞成。她提议她宁愿退隐而由达恩里治国，而且提出警告来结束这次会晤：“我要你们不要做出任何使我的荣誉与良心沾上污点的事情，因此，我恳求你们，任事情照原状发展，直到上帝来解决为止。”至此她已好几次提及自杀之事了。

约1566年10月，阿及尔、詹姆士·巴富尔（James Balfour）爵士、博斯威尔及也许是列兴敦3人商定，决定除去达恩里。达恩里之父闻及风声，警告他的儿子。达恩里已和玛丽分居，现在前往格拉斯哥其父处（1566年12月）。他病倒在那里，虽然谣传他因毒药而病，实际是由于天花的缘故。这时，玛丽和博斯威尔逐渐亲近，令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过奸情。诺克斯公开称她为妓女。她似乎曾要汉密尔顿大主教安排博斯威尔和他妻子的离婚。她提议去拜访达恩里，而他给她一封侮辱的回信，但她仍然去了（1567年1月22日）。她坚决地证实她的忠贞，再度唤起旧日的爱情。她求他回爱丁堡，保证她在那里照护他，使他恢复健康和快乐。

“宝盒信笺”（Casket Letters）此时上场了。这些信件据说是放在玛丽送给博斯威尔的银盒子中，1567年6月20日被欲图推翻女王的贵族的侦探从博斯威尔的一位仆人处取得。次日，宝盒由摩顿、列兴敦和其他枢密院要员打开，其内容不久之后送到苏格兰议会展露，后又送至1568年审判玛丽的英格兰委员会。其中有8封信和一些片断的诗，全是法文，没有署名和日期，但被认为是玛丽送给博斯威尔的。枢密院的贵族向苏格兰议会保证这些信是真实而未被篡改过的，玛丽则坚称其为伪造。其子显然认为是真的，因此将其销毁，现在只有复制本留传下来。欧陆君王们看过复本后，都相信是真的。伊丽莎白最先存疑，但还是怀疑地接受了其真实性。阅读它时，我们第一个反应必定是怀疑，一位图谋杀害丈夫的女人是否会如此大意并过分地在信上表示其意，而将它交给可能被截获或可能被收买的信差。信中如此诬蔑博斯威尔，而他还将之保存，似乎更显得不太可能。但在苏格兰更不可能有人，甚至包括精明的列兴敦（他相当受到怀疑）在内，能在获得宝盒与展示书信于枢密院或议会的一天之内，伪造具有如此分量的信。最热烈的一封——第二封——出奇的长，印刷时大概多达10页。若其为假，则这真是相当高明可赞的伪造术，因为其深具情感的内容太合乎玛丽的个性了，正如其笔迹也完全与她的相吻合。这显示出玛丽在谋杀达恩里预谋中是一位怜悯的、犹疑不决的及羞耻的共犯。 [1]

有病在身而心怀畏惧，又不得不信赖他人的达恩里，接受建议回到爱丁堡，他被安置在市郊古老的教会牧师公馆。玛丽解释说为避免其子遭感染，她不能立刻带他回霍利伍德宫。他在那里过了两周，玛丽每天去看他，照顾得如此勤奋与周到，他恢复健康，便写信给他父亲（1567年2月7日）：“……我很快恢复健康……是得自女王妥善的照顾。女王，我保证她确是如此，而她正如同一位自然又可爱的妻子。我希望上帝会照亮我们的心，让这久受痛苦煎熬的心愉快。”假如她知道他将被杀，则何以浪费烦而无聊的几周时间来照顾他，这实在是玛丽·斯图亚特之谜的另一部分。2月9日夜，她让他参加她的一个女仆在霍利伍德宫的婚礼。是夜，教区广场房子发生一起爆炸案，次晨达恩里被发现死在花园里。

玛丽最初表现得像是无辜的妇人，她悲恸、哀伤，发誓要报仇。她将房间漆成黑色，让窗帘深垂不见阳光，而独自待在黑暗中。她命令司法侦查，而宣布以土地与金钱重赏提供凶嫌的情报。市区墙上出现许多标语，控告博斯威尔谋杀，其中有一些影射这是女王所为，因此有公告要控者前来提出证据，并保证其安全且兑付赏金。标语的书写者拒绝露面，但兰诺克斯伯爵促请女王立刻捉拿博斯威尔来审判，博斯威尔对此表示同意。4月12日他受审。兰诺克斯或是因无实据，或是恐惧博斯威尔在京城的军队，选择留在格拉斯哥，并未到场。博斯威尔被判无罪，议会正式宣布他无辜。4月19日，他劝阿及尔、亨特里（Huntly）、摩顿及其他12位贵族，签《恩斯里之约》（Ainslee’s Band），表示他们相信他的无辜，保证护卫他，并赞同他和玛丽的婚姻。现在，女王公开赞扬博斯威尔，赠送给他贵重的礼物。

4月23日，她去斯特林探望她的儿子，此后她注定永不能再见到他了。在回爱丁堡途中，她和列兴敦被博斯威尔及其兵士拦截，被强解到丹巴（4月24日）。列兴敦抗议，博斯威尔以死来威胁他。玛丽搭救他，列兴敦获释。从此，他加入女王的敌阵。在丹巴，博斯威尔离婚的谈判复起；5月3日，他和玛丽回到爱丁堡，她宣布她已不受羁束；5月7日，他获准离婚；15日，她的天主教神父拒绝为他们主持婚礼，天主教前奥克尼（Orkney）的主教依新教仪式为他们举行婚礼。以前挚爱玛丽的欧陆天主教国家，现在都反过来认为她已堕落。苏格兰天主教士也不理会她，新教牧师要求她下野，民众敌视她，只有少数一些同情者将她那种鲁莽不顾后果的迷恋，归罪于博斯威尔给她的一剂爱之药。

6月10日，一伙武装群众包围了玛丽和博斯威尔所居的博思威克（Borthwick）城堡。他们逃走了，玛丽女扮男装。在丹巴，博斯威尔召集1000人，借此，他和玛丽企图打回爱丁堡。他们被一支兵力相当的队伍挡在卡伯里山（Carberry）附近（6月15日），这支队伍所举的旗上，画的是已故达恩里和其子詹姆士六世的像。博斯威尔提议以个人决斗来解决问题，玛丽不准。她同意屈服，但要以博斯威尔能逃走为条件。之后，她又要求，若她和平地加入他们，叛军领袖保证效忠于她。博斯威尔逃到海岸，前往丹麦，以后一直为丹麦王所禁，10年后去世，是年42岁（1578年）。

玛丽回到爱丁堡，途中军民喧叫“烧死这位妓女！烧死她！”、“杀死她！”、“溺死她！”她被安顿在门禁森严的市长官邸中，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在其窗下，群众不断地以粗劣的话来威吓她。6月17日，在其强烈抗议下，她被移到离首都北方30英里的利芬湖（Leven）上偏僻而安全的小岛监禁。据其秘书克劳德（Claude Nau）的报告，她在那里生下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她修书陈情法国政府，法国拒绝干涉。伊丽莎白令其公使保证玛丽安全，并以重刑威吓贵族不得伤害女王。诺克斯要求处决玛丽，并预言若宽宥玛丽，上帝会降一场大瘟疫来惩罚苏格兰。6月20日，贵族得到宝盒信笺，她要求议会准予申诉，但议会以信笺已足以处置她的案件为由拒绝。7月24日，她签字退位，莫雷代其子摄政。

她在利芬湖城堡当了11个月的俘虏。对她严苛的监禁逐渐松懈下来，她与堡主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一家共餐。堡主之弟乔治迷恋她，助她逃亡（1568年3月25日），但被俘回。5月2日，她再度逃亡成功。在年轻的道格拉斯的保护下，她逃抵外界大陆，遇到一群天主教徒，乘夜赶往福斯湾，渡过福斯湾后，在汉密尔顿家中受到庇护。5天内，6000人马聚集，发誓为她恢复王位。但莫雷号召苏格兰新教徒武装起来，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兰恩塞德（Langside），两军相遇（5月13日），玛丽纪律不佳的军队被克，她再度逃亡，一连三夜赶至索尔威湾（Solway Firth）上的邓德雷南（Dundrennan）修道院。这时，她将一粒钻石还给赠送者，这是以前伊丽莎白送给“她最亲爱的妹妹的”。她同时附上一言：“我将这颗珠宝送回女王，这是她应允的友谊与助益的象征。”1568年5月16日，她乘一艘未遮盖的渔船，渡过索尔威湾，进入英格兰，将其命运交给她的劲敌。

[1] 严谨一点的看法大都视信件的大部分为真，而有些被篡改。见闻广博又诚实的天主教徒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认为其中4封是真的，而第二封是伪造的。

赎罪（1568—1587）

从卡莱尔（Carlisle）她再寄一封书信给伊丽莎白，要求会晤，她将解释其行为。在原则上不支持对合法王权叛变的伊丽莎白，本想邀请她，但枢密院的警告使她拿不定主意。若玛丽被容许前去法国，法国政府可能会派军至苏格兰，恢复她的王位。而苏格兰再度成为法国的天主教盟邦，这对英格兰如芒刺在背。而玛丽对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要求也可能得到法军和英国天主教徒的支持，若玛丽留在英格兰，将成为天主教徒反叛的中心和可能的来源，而此时，英格兰仍是天主教徒居多的国家：若英格兰强制苏格兰贵族再度拥立他们的女王复位，他们的命运必定危险，而英格兰可能会失去苏格兰新教徒的友谊。塞西尔可能会同意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的看法：强迫苏格兰女王退位是违背所有法律——自然法、公法、市民法，但他觉得他最大的职责是保护英格兰。

外交的功能之一是在道德之上披加一件现实主义的外衣，因此玛丽被通知说，在她要求获准能与伊丽莎白会晤前，她应在一个审判委员会前洗清她所受的控告。玛丽答复，她是女王，不能受审于世俗组成的委员会，尤其是他国的委员会。她要求回苏格兰或法国，要求在伊丽莎白面前会晤摩顿和列兴敦，并保证要证明他们对达恩里之死的责任。英国枢密院令她从卡莱尔（此处太靠近英苏边界）移到约克附近的波尔顿城堡（Bolton，1568年7月13日），玛丽服从了对她的松懈监禁，因为伊丽莎白保证说：“放心由我安排，我不会听信任何有害于你的话，你将会安然无恙，恢复王位。”这话令人宽慰，玛丽便同意挑选调查委员会代表。她假装接受英格兰教会的信仰与教条，以博伊丽莎白的欢心，但她向西班牙的菲利普保证她永不放弃天主教。从这时起，玛丽和伊丽莎白竞相欺骗作假，一个假装成被出卖的王室俘虏，另一个自称是被危及的女王。

审判委员会于1568年10月4日开审，玛丽一方有7位代表，包括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天主教罗斯（Ross，苏格兰北部一郡）主教和苏格兰西部边区（临近英格兰）的天主教主教赫里斯（Herries）；伊丽莎白则派3位新教徒：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塞瑟克斯伯爵和塞德勒爵士（Ralph Sadler）；同时，莫雷、摩顿和列兴敦列席。他们曾私下将宝盒信笺显露给英国人看，他们说，假如玛丽承认莫雷为摄政，而同意由苏格兰得到大笔恩俸而居住在英格兰，就不公开信笺。梦想和玛丽结婚而在伊丽莎白驾崩后成为英王的诺福克拒绝，而塞瑟克斯致书伊丽莎白，称玛丽似可能要证实她的无辜。

伊丽莎白下令将审判移至国会。就在那里，莫雷将宝盒信笺呈现在枢密院前。对此文件的真假，意见分歧很大。但伊丽莎白裁定她不能接见玛丽，除非等到信笺的真实性被证明。玛丽要求看看信笺，不管是原本或副本，但委员会拒绝，因此玛丽一直未能看到原本或副本。委员会未裁决就解散了（1569年1月11日），莫雷在伊丽莎白接见之后，便带着信笺回到苏格兰。愤而抗议的玛丽被移至特伦特的图特伯里（Tutbury），受到更严密地监禁。外国政府抗议，伊丽莎白回答道，若他们看到送到委员会的证据，他们必会认为这种处置是宽宏而不严苛的。西班牙大使建议菲利普入侵英格兰，并保证北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合作。菲利普对这一合作表示怀疑，而阿尔瓦更警告他，伊丽莎白若见军队入侵或叛乱事起，可能下令处死玛丽。

叛乱发生了，1569年11月14日，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两位伯爵带着一支5700人的叛军进入达勒姆（Durham），推翻英格兰教会，烧毁“通用祈祷书”，恢复天主教祭坛和举行弥撒仪式。他们准备向图特伯里进军以解救玛丽，计划受阻，因伊丽莎白（1569年11月23日）将玛丽移往考文垂（Coventry）。塞瑟克斯伯爵以一支大部分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迅速地平定叛乱。伊丽莎白命令对所有被俘的叛乱者和共谋的随从都处以绞刑。约有600人被如此处决，而其财产由王室没收。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逃往苏格兰。1570年2月，李奥纳德·戴克斯（Leonard Dacres）领导另一次天主教徒的叛乱，也遭败绩而逃过边界。

1570年1月，诺克斯致书塞西尔，劝他立刻下令处死玛丽，因为“若不除根，则其枝干虽然受损仍会再次发芽”。他现在已完成其著作《苏格兰境内宗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within the Realme of Scotland）——这本书并不伪称公平客观，其记事并不正确但生动有力，其风格独特，用语尖刻，是一位直称妓女为妓女的牧师的语调。他是一位刻薄的人，也是一位伟人，他将梦想变成实际力量，进行得比加尔文还彻底。怨念深切，勇猛作战，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发挥无遗。1572年，他已精力耗尽：若无人扶持他便无法走路，但每个星期日，他总要人扶他到圣格里斯（St.Giles）教堂他的讲坛上。1572年11月9日，他最后一次讲道，全部教会会员护送他回家。11月24日，他撒手西归，时年67岁，几乎和他出生时一样贫苦。他“并未将《圣经》当作商品”，他让后世评断他：“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虽然不知感恩的这一代不会知晓，但未来的时代将被迫看到真理的见证。”很少人能对一个民族的信仰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鼓励教育、宗教狂热和自治，在这方面他那个时代很少人能比得上他。他和玛丽分治介乎他们两者之间的苏格兰人，他是宗教改革，她是文艺复兴。她失败了，因为她不像伊丽莎白知道如何结合二者。

玛丽就像一头困于笼中永不安静的老虎，在各角落乱撞，欲图逃脱。1571年3月，活跃于伦敦的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Roberto di Ridolfi）作为玛丽与西班牙大使、罗斯主教、阿尔瓦、菲利普及教皇庇护五世的居间人，提议阿尔瓦派遣西班牙军队从荷兰进入英格兰，而一支天主教军队同时由苏格兰入侵英格兰，逼迫伊丽莎白逊位，玛丽便可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之王，而诺福克可以和她结婚。诺福克知悉计划，未明确表示赞同，也未透露该计划。玛丽暂时同意。教皇接济里多尔菲金钱以资进行，并答应说服菲利普。菲利普以阿尔瓦答应为赞成条件。而阿尔瓦斥责该计划为幻想，除带来玛丽友人的悲剧外，会一事无成。里多尔菲和诺福克的书信，在被捕的玛丽和公爵的仆人身上被发现，一些天主教贵族被监禁。诺福克被控叛国罪，伊丽莎白对这位卓越的贵族的死亡书犹疑不决，不知应否签署。但塞西尔、英国议会和英格兰教会都要求将诺福克和玛丽两人处死。伊丽莎白妥协了，将诺福克送上刑台（1572年6月2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的消息传到英格兰时（8月22日），处死玛丽的呼声复起，但伊丽莎白拒绝答应。

除非我们牢记玛丽受禁达19年之久，否则我们无法相信其绝望情形和她极度受屈的感觉。她受监禁的地方时常更换，以防止左右邻居和看管对她的同情，会产生或有助于新的逃跑计划。她受禁锢的情况非常人道，她可得到法国每年1200英镑的供奉，英国政府提供她相当数额的食物、医护、仆从和娱乐，她也可以参加弥撒和其他天主教活动，她以刺绣、阅读、整理花园及与心爱的西班牙小狗玩耍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在对自由的希望减退后，她便不在乎照顾自己的身体，她很少运动，同时变得虚弱肥胖。风湿症折磨她，有时腿肿得无法走路。1577年，她年35岁时，头发开始变白，此后，她便戴假发。

1583年6月，她提议若能获释，便放弃英国王位的继承权，而且永不再与预谋者勾结，并居住在伊丽莎白选定的英国任何地方，而绝不离居住地10英里以外，并接受附近绅士们的监视。伊丽莎白被劝不要听信她的话。

玛丽又萌起逃亡动机。借着各种苦心的设计，她设法暗中与法国、西班牙大使与政府及她在苏格兰的拥护者和教皇代表互通声息。书信夹在洗濯的衣服中、书本中、竹棍里、假发和鞋子的衬里中，但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侦探都及时揭发了每个计谋，甚至在兰斯的耶稣会学院的学生与牧师中，沃尔辛厄姆都布有眼线，不时向他报告。

被俘女王浪漫的气质触动了许多年轻英国人的同情心，也激起天主教青年的热情。1583年，弗朗西斯·思罗克莫顿，即伊丽莎白后来派驻法国大使，信奉天主教的侄儿，组成另一个试图营救她的团伙，但立刻被查出，被拷打之后认罪，他悲伤地说：“我透露了在这世上最令我心爱的人的秘密。”他死于刽子手的斧头下时，仅30岁。

一年后，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一位塞西尔手下的侦探，诱使巴黎的教廷大使向格列高利十三世请求完全的特权，因为他正在进行试图解救玛丽和将英格兰归返天主教教会的危险行动。教廷回复（1584年1月30日），教皇已看到帕里的请愿，对他的决心感到高兴，并给他想要的特权，要褒赏他的努力工作。帕里将这个答复交给塞西尔。而另一位英国间谍，埃德蒙·内维尔（Edmund Neville）控告帕里怂恿他刺杀伊丽莎白。帕里被捕后认罪，受绞刑而未气绝，遂被分尸。

由于对一连串的阴谋非常震怒，对奥伦奇的威廉遭暗杀感到害怕，伊丽莎白的枢密院便草拟（1584年10月）了一份《联合约束》（Bond of Association），签约者宣誓永不接受任何人作为其女王的继承人，因为为了这位继承人的利益，女王的生命将受攻击；同时宣誓涉及这一企图或行动者将处死刑。这个约束的签署人包括枢密院全体委员、议会大多数议员和全英格兰的显要人士。一年后，议会使之成为法律。

这并未吓阻进一步的预谋发生。1586年，一位天主教徒约翰·巴勒德（John Ballard）诱使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天主教徒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组成暗杀集团暗杀伊丽莎白，并从西班牙、法国和荷兰进军英格兰，扶助玛丽复位。巴宾顿致函玛丽说明有关计谋，告诉她6个天主教贵族已取得一致，要“赶走王位的篡夺者”，请求她批准计划。在1586年7月17日的一封信中，玛丽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未明确表示同意暗杀伊丽莎白，只是答应若成功则重赏。她的秘书信任的信差是沃尔辛厄姆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将信复制后，将复本送给沃尔辛厄姆而将原信送给巴宾顿。8月14日，巴宾顿和巴勒德被捕，300名重要的天主教徒也随之下狱。两位领导者认罪，玛丽的秘书招供确证其为玛丽的书信，13个预谋者被处决。全伦敦为烽火照亮，教堂钟声齐鸣，小孩子们皆唱赞美诗，感谢伊丽莎白生命的无恙，而全英格兰的新教徒呼吁处死玛丽。

玛丽的房间被搜索，她的只字片纸皆遭取夺。10月6日，她被转移到福瑟令加城堡（Fotheringay），在那里受审于43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她没有辩护律师，但她果敢地答辩。她承认对巴宾顿计划的共谋，但否认批准暗杀。她抗辩道，对于一个遭受不法与不公平的监禁达19年的人，有权用任何方法使自己脱身。委员会全体一致判她有罪，而议会请求伊丽莎白处死她。法王亨利三世恳请英王的慈悲，但伊丽莎白认为这一种请求来自未经审判而屠杀数千清教徒的政府，是非常勉强的。这时，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护卫他们的女王，但她的儿子因猜疑到她会在遗嘱上不承认她这个新教徒儿子，因此只做了不太热心的调停。他在伦敦的部属向沃尔辛厄姆提示，詹姆士六世虽然对其母亲可能会被斩首之事极其焦急，但英国议会若确保他继承伊丽莎白的权利，及如果伊丽莎白增加给予他的恩俸，则他是可以妥协的。这位狡猾的苏格兰人如此贪婪，爱丁堡的市民在街道上都对他嗤之以鼻。到这个地步，玛丽的生死只看犹疑的伊丽莎白的决定了。

这位困扰不堪的女王拖了3个月才下决定，但决定仍未执行。她是能够表现得宽宏大度和慈悲为怀的，却倦于日日生活在可能对其王位有要求权的女人的支持者试图刺杀她的恐怖之中。她也考虑到，若她处决女王，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会抗议并侵入英格兰，同时她也估计到自己或面临一种自然的或暴烈的死亡的可能，而让玛丽和天主教来继承英格兰。塞西尔促她批准死亡令，保证负全部责任。他想暗示玛丽的看守者阿米亚士·保雷爵士（Amias Paulet），据女王或枢密院的希望，仅做一个口头上的说明即下令处决，而不直接由伊丽莎白下令。但保雷说，除非伊丽莎白下书面命令，否则他拒绝执行。最后，她终于签了令状。她的秘书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将之交给枢密院，枢密院在伊丽莎白改变心意前即刻送交保雷。

经过长期的拖延重新萌生希望的玛丽，得知这个消息时，起初不相信，而后即勇敢地面对它。她写了一封扣人心弦的信给伊丽莎白，要求她“让我的可怜的、凄惨的仆从……带走我的遗体，和其他法国王后同葬在圣地”。据说，在行刑的当天早上，她写了一首洋溢着具有古典优美与狂热的拉丁诗：

啊上帝吾主！我信奉你！

啊亲爱耶稣！现请释我！

在残酷禁锢，极端苦痛之中，我渴求你。

企盼着，呻吟着，我屈跪双膝，

我敬慕你，恳求你，赐我自由。

她要求能向天主教教士忏悔，但遭拒绝。她的狱官建议一名英格兰教会长老，但为她所拒。她打扮得非常高贵，很细心地整理假发，在面上覆以白色面纱，颈上挂一串金十字架项链，手中握着象牙十字架。她询问何以侍奉她的妇人在其受刑时不准在场，旁人告诉她，她们可能会情绪失控。她保证她们不会，因此，她被允许带着其中两个女仆和四个男仆到场。处决在福瑟令加城堡的大厅进行，当时约有300名英国绅士在场（1587年2月8日）。两位蒙面的刽子手请求并得到原谅。她的侍女开始号啕时，她制止她们说：“我替你们保证过不哭的。”她跪下来祈祷，之后将头放在断头台上。假发从她断了的头上跌落，白发露了出来，这时她44岁。

宽恕可用来说明一切。我们宽恕玛丽，她勇敢地吃苦耐劳，努力地要做一个公正快乐的女王。我们无法相信长时期照顾丈夫并挽回丈夫健康的她，会同意谋杀他。一个年轻的女人，无论她多么愚蠢地为所爱而放弃一切，也是值得原谅的。对一个被遗弃的悲惨妇人来到英格兰请求庇护，反而得到为时19年的监禁，我们应该对她怜悯。我们也可以理解她为重新获得自由而进行的那种狂烈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应原谅伟大的女王，她的左右坚持玛丽的监禁，对英格兰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而她本人眼见其生命和政策不断地受到各种图谋解救其对手及拥立其对手为王的威胁，把这段残酷的囚禁期间拖得如此长久，只是因为她无法逼自己签下玛丽的死亡令来结束它。

她们都是高贵的女人，一位高贵而感情充沛，另一位则高贵而带有踌躇的睿智。刚巧她们都长眠一处，葬于威斯敏斯特，并左右为邻，在安息与平静中得以和好。

第六章　詹姆士六世和詹姆士一世（1567—1625）

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1567—1603）

詹姆士六世在13个月大时（1567年7月29日），便被加冕为苏格兰国王，他的母亲却被俘于利芬湖城堡。8个月大时，父亲达恩里被杀。最后一次与其母见面时他只10个月，她仅留给他一个名字与纠缠不清的侮辱和悲剧。他被唯利是图的贵族抚育长大，教师们也教导他敌视其母。他接受了充分的仁慈教育，神学方面的教导极丰，道德的熏陶却很欠缺，成为当时欧洲最博学的酒翁。

依继承的惯例，4个摄政者以他的名义统治苏格兰——莫雷、兰诺克斯、马尔、摩顿。这四人，除一位外其余皆死于暴力，贵族们联合起来挟制国王作为自己权力的护身符。1582年，一些新教贵族因获得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支持，监禁他于拉斯文（Ruthven）城堡，因为害怕他可能对其近亲天主教徒耶斯密·斯图亚特（EsméStuart）屈服。释放后，他答应保护新教，并与新教的英格兰签订联盟。当时（1583年）他只不过17岁，却跻身为具有实权的国王之列。

几位君主中，他算是很独特的。他态度粗鲁，步伐不雅，声音洪亮，谈话充满卖弄学问的粗俗语言。有人很不客气地评断他说：“就文学、科学及政务而言，他较任何一位苏格兰人更为有学识。”但是，这位观察家又附带说：“他是一位极度自负的人。”或许，这些特征正是在极端困境中能保持生命的人具有的一个特点，或是一位不为王者难以了解的歪曲见解。他必须以智慧维持其苏格兰的王位，而且成为英国历史上伟大君主且寿终正寝。他的婚姻生活有点不稳固，他娶了丹麦信奉天主教的公主安妮为后，但他显然对女人兴趣不浓厚，而且沉迷于友善闲谈。

他必须在当时狂暴横行的独断主义时局中，以狡猾迂回的手腕前进。法国的查理、西班牙的菲利普、罗马的教皇，都要求他将苏格兰带返天主教阵营；但是，苏格兰长老教会极为严格地监视他的言行，以免他脱离加尔文教派。他并未切断支持他的力量，他很有礼貌地与天主教的君主们交往，而且削减国内对付天主教的法律。他秘密地释放了被捕的一位耶稣会会员，而且纵容另一位逃走。天主教的阴谋家们仍对他极为愤怒，在英格兰占优势的新教徒也对他施展压力。最后，他终于选择与苏格兰教会共患难。

约1583年，主要大臣由占多数的苏格兰教士组成。他们在收入方面和对世俗的了解颇为贫乏，然而竭尽所能奉献其心智，并富有勇气。他们致力于重建被忽视的教会，设立学校，施济慈善，支持农民对抗贵族及以聚会时的冗长讲道来代替印刷品。在苏格兰长老教会的集会、教区的宗教会议和总会议（General Assembly）中，新的牧师们享有一种权利，足以匹敌天主教教会的层级系统所能支配的力量。因为宣称接受神明的启示，所以在信仰与道德方面绝对无误，他们对公共和私人道德的控制，远比古老教会的松弛监督更具宗教性。

在许多城镇，他们对未参与教会服务的苏格兰人课以罚金，他们指定确定有罪的人公开忏悔或施以体罚。受当时风行的乱伦通奸的风气所惊动，他们委托长老重视这种罪状的严重性，复向长老教会报告。他们对允许英格兰戏剧演出一事感到震惊，要求禁止在苏格兰演出戏剧，失败之后他们转而阻止人们观戏。恰似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视异教徒为重大罪犯，将巫婆处以火刑。他们试图游说国会制定法律，对做弥撒的教士处以死刑，但法律未能执行。听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苏格兰教会也要求在苏格兰进行一次对天主教徒的大屠杀，然而政府却未予以合作。

除了宣称宗教的启示与绝对无误外，苏格兰教会可以说是当时最具民主制度的组织了。教区牧师由年长者选举，由会议通过，俗人也可以参加宗教会议或总会议。这种民主的试验激怒了贵族的国会与神圣化的国王，詹姆士抱怨说：“一些牧师中性情刚烈之士引导人民……尝到政府的甜头，便开始幻想民主的形式……在讲道中毁谤我，他们所说的不是我的任何罪恶，而只因为我是国王。他们认为这便是最大的罪恶了。”中古时期教会与国家的论争又复开始。

这使牧师攻击主教。主教是天主教留给苏格兰教会的遗产，主教由教士们正式选出，但实际上都由摄政或君主提名，迫使教士同意其提名，摄政与君主将一大部分的宗教税收收入国库。牧师们认为《圣经》中并无主教制度的规定，这种制度与苏格兰教会的人民组织不相容时，便决意将它驱逐出苏格兰。

他们的领导者，安德鲁·麦尔维（Andrew Melville）是一个性格暴烈的苏格兰人，继承了约翰·诺克斯的衣钵。在圣安德鲁斯接受完大学教育后，渡海赴巴黎继续学习，然后在日内瓦从毕兹那里听取加尔文教派的福音。1574年，返回苏格兰；29岁那年，一度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他以卓著的才华重新调整课程与学校纪律。1578年，他获准编纂《戒律第二书》（Second Book of Discipline）。在该书中，他宣称主教和教士的名位相等，主张罗马教会与国家范畴的截然划分，这点影响了以后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但他主张，教士的权利是教导官吏“如何以语言”执行他们的权利。不过，詹姆士希望成为如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那样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君主，他相信这好比教会行政组织中必须有主教一样，而且他也希望成为教会和国家的中介人。

1580年，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总会议“痛斥”主教制度，以其为“人类创造的蠢货”。所有的主教在驱逐教籍的处罚下，皆应停止他们的职权，而且经大会议允许降为单纯的教士。然而政府拒绝接受《戒律第二书》的意见，认为除非经政府批准的逐籍，否则都无效。1581年，后来的摄政者诺克斯，提名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ie）担任格拉斯哥的大主教。格拉斯哥的教区牧师们拒绝推举他，但他仍坚决主持大主教职务，因而麦尔维领导的大会议便于1582年决议将他逐出教会。蒙哥马利让步了。麦尔维被控以煽动叛乱之罪，他拒绝接受民事审判，而要求宗教审判，又被宣判蔑视法庭，于1584年逃离英国。詹姆士随即游说国会宣布：凡是任何拒绝服从世俗的管辖权，牧师干扰国家事务，反抗主教制度的人，未经君主同意而召开的宗教会议，皆可宣布为叛国行为。许多牧师不愿接受这条法令，宁愿追随麦尔维。詹姆士尝到主权的滋味，使他耽于恐怖统治。许多牧师因为替那些被放逐的弟兄祈祷而受罚，其中有两人因为与那些人私通而被处死，另有两人则被控阴谋叛国，也遭处决。

带有苏格兰人固执脾气的教士与会众仍然抗命，许多匿名的小册子攻击他，许多民谣暗讽他暴政的可耻，有些妇女甚至诅咒詹姆士下地狱。其主教们所得金钱甚少，即使如此也须奉送给国家。詹姆士发现自己缺少财富，而财富正是他意志的来源。年复一年，他逐渐衰弱。1592年，国会在他的同意下，投票通过苏格兰教会的自由规章，恢复所有审判权和戒律清规，取消了主教制度，所有以前被放逐的人皆可返国。

麦尔维较以前更为大胆，当面称詹姆士为“上帝愚蠢的属臣”，并于1596年向他传述神学的福音——这正与500多年前（1077年）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所为相同——说：“在苏格兰有两个君主和两个王国：一个是基督耶稣及其王国苏格兰教会，他的属臣詹姆士六世……不是一个君主，既非领袖，也非贵族，只是个属员。”圣安德鲁斯的一位教士，大卫·布莱克（David Black）在1596年的集会中说，所有的国王都是魔鬼的后裔，伊丽莎白是无神论者，詹姆士本人即是撒旦。英国大使提出抗议，枢密院传审布莱克。布莱克拒不出面，声称对讲坛的攻击只属于苏格兰教会法庭管辖，而且夸耀他已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詹姆士命令缺席审判他。教士们组成的委员会向詹姆士求情，他不做任何让步。相反，他要求教会会议的行动，应像国会一样，臣属于国王。教士们宣布普遍斋戒，更语焉不详地宣称，无论发生何事，“国王的血液仍是自由的”。

1596年12月17日，骚动的群众聚集于詹姆士的居所附近。他逃往霍利伍德宫，翌日清晨，才得以将爱丁堡的宫中眷属全数搬来。他通过一个传令官向其子民说：该地不适宜作为国都，除非审判暴动者，否则他永不再作返居的打算。随即他命令所有的教士和非该地区居民离开该城市。暴动者无一人被杀，都被驱散。商人们悲叹丧失了法庭的兴隆生意，市民惊叹该次争执在经济上是否值得。詹姆士于1597年1月1日返回，但其心情愤恨难平。大会议在珀斯召开，提议苏格兰教会应该屈服，并同意重要城市教士的任命须得国王和国会的同意，教士们不得向国会或枢密院做说教行动，而且在讲坛上不得向任何人做人身攻击。随后于1597年，教士们终于被准许进入该城，但是，该城恢复了主教总辖制度。至此，一场国王与教会之间的中古式斗争终于结束。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文学史上出现两个杰出的人物，即国王本人及其颇享盛名的老师。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有惊人的成就。1506年，布坎南出生于斯特林郡，在巴黎受教育，服役于法国和苏格兰。他从约翰·马约（John Major）的演讲中得到学术和政治的火炬，复返巴黎学习，以善于嘲讽的异教徒姿态回到苏格兰，却被红衣主教大卫·比顿（David Beaton）监禁，随后逃往波尔多（Bordeaux），在那里以教拉丁文度日。他精通拉丁文学、诗和歌剧，欣赏其学生蒙田在这些剧本中的演出。不久，他又任孔布拉地方某一所学院的院长，复以戏弄托钵僧的罪名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监禁。出狱后，他回到苏格兰，转赴法国，终返居苏格兰。1562年他成为苏格兰玛丽女王的老师，1567年任总会议的仲裁官，宣布珠宝盒信笺是真实可靠的，却被指控伪造了其中某部分。他还在《喜歌》（Detectio Mariae Reginae，1571年）一书中谴责玛丽，不顾她的抗议转任她儿子的家庭教师。他于1582年谢世。1579年他的著作《苏格兰的历史》（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致力于将其国家的历史从“英国的束缚与苏格兰人的虚荣”中解脱出来。1579年问世的论文《论苏格兰人的主权》（De Iure Regni Apud Scotos）更大胆地再次肯定说：从他未来将担任国王的学生面孔可以看出，中世纪的理论，认为上帝之下政治力量的唯一来源是人民。他又说：“每一个社会皆植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彼此互为义务和限制的暧昧契约，而且大多数人的意志是能正确地统治全体的，国王应屈属于人民代表通过的法律下，人民可以抗拒、罢黜或处死暴君。”这种观点比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早一个世纪，较卢梭早两个世纪。他的著作遭到苏格兰国会谴责，被牛津大学焚毁，但仍不失其影响力。塞缪尔·约翰逊认为他是苏格兰土生土长的唯一天才。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谦和地将这种荣耀给了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则因诺克斯的《复活》（Redivivus），而提议应该将此荣耀加给诺克斯才对。然而，詹姆士六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国王看重自己的著作如同王冠。1616年，他以大开页出版了《最崇高与万能之王詹姆士之书》（The Works of the Most High and Mighty Prince James），作为奉献给基督耶稣的礼物。他也写诗，对诗人提出忠告，也翻译《旧约》中的诗篇，并研读《圣经》里的《启示录》，更有论述恶魔的文章。1598年，他有两篇8开本的著作，主旨在护卫绝对的君主专权理论：一篇为《国王的礼物》（Basilikon Doron），教给其子亨利为君的责任与艺术，文中强调苏格兰教会的统治不是“国王官员的一部分”；另一篇为《自由君主们的真实律法》（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以极巧妙的手法详细说明君权神授论：国王是由上帝选择的，因为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上帝指定的，他们的神圣职位和神权造成了一种圣洁的神秘感与圣礼般的不可言传的特性；因此，他们的统治应是绝对的，反抗君权的人，一定是傻子、罪犯或犯了比暴君更严重的滔天大罪。这个理论被伊丽莎白采纳，詹姆士更是将之作为一个原则——他天生即为女王之子。他的儿子查理承袭他的原则而受到惩罚。

不过，1598年的英国无法预见1649年的事情。詹姆士宣誓为新教徒后，伊丽莎白枢密院的领导者便承认他是继玛丽后的英国王位合法继承人。在伊丽莎白逝世4天后，1603年4月5日，他便愉快地从爱丁堡前往伦敦。他沿途停留以接受英国贵族们的祝贺，5月6日才抵达伦敦。在那里，也有盛大的欢迎仪式——群众跪拜于前，贵族们亲吻其手，表示恭贺。两国经过了一段无关宏旨的争吵后（直至1707年为止，仍有两个国会）才正式合并于一王的统治之下，不育的伊丽莎白可说是丰产了！

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1603—1614）

像他那种人，到37岁时会变成什么样子？中等身材，细瘦的小腿，稍微隆凸的肚皮，像填塞了东西的紧身上衣与携带防身小刀的马裤，褐色头发，红润的面颊，瘤形的鼻子，一双具有怀疑和忧伤眼神的蓝眼睛，好像上帝有意铸造的躯体一般。他有点懒惰地停止了伊丽莎白未竟的工作。他言语中常有亵渎，消遣活动也显得粗鲁。他稍微口吃，说话时经常慢得令人起鸡皮疙瘩。个性极端独特，颇为自负与慷慨，因为经常面临危险和陷阱，所以略显胆怯和奸诈，随时准备向他人攻击，也随时准备宽恕他人与请求他人宽恕。有一次，约翰·吉布（John Gib）否认遗失一些重要档案，詹姆士立刻大发雷霆，踢了他几脚。等事情过后，又发现那些文件，他便立刻到其助手面前表示惭愧，一直到吉布原谅他为止。他不再提起此事。他的个性是无容忍中带有容忍，有时又很倔强，平时很和蔼而富有情感。他曾猜忌其子亨利的盛名，但对查理溺爱得近乎痴呆。他与女人的关系显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有戏弄英俊男人的癖好。他很迷信，也很好学，虽然看起来有点呆，却颇为狡猾、嫉恶如仇，很欣赏培根和琼森，妒忌名学者又经常迷恋于书本。他入主为英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授权牛津和剑桥两学区可以派驻国会的代表。他到牛津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大叫说：“假若我不是一个国王，我将是一个大学生。如果那样，我就会是个囚犯，若我能有自己的希望，我期望身为这座图书馆的囚犯，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囚犯。那么，我便能终日与有名的学者和过世的名人为伍。”他完全是一个有平衡发展而能掌握重点的人，但实际上，他也是有良好本质、极为幽默而聪明的人。但他之所以能为其子民宽恕，是因为：直至其抑郁而终，他给予他们安定与和平的生活。

他对水殊无好感，因此懒于以水漱洗。他经常饮酒过度，而且允许宫廷宴会在大家非常兴奋时结束。他的衣着颇为奢侈。他宫廷中的欢愉甚至超过伊丽莎白等先祖。蒙面戏剧颇受伊丽莎白欣赏，然而现在因为本·琼森的叙述路线和英尼戈·琼斯的服装与布景的设计，各种角色由裹着国家财富的慷慨的贵族男女饰演，所以当时荒唐和玄幻的艺术达到极端，宫廷也较以往放荡、腐败。一位琼森剧本里的女演员曾说：“我的确这么想，假如除了我的穷丈夫外，没有人爱我，那么我将自缢。”朝臣们纷纷接受大量“贡礼”，而且以他们的影响力争取特许、特权、专利或官职。蒙塔古（Montagu）男爵以2万英镑买到财政大臣的职位。

詹姆士对这些事视若无睹，政府的诸多困难并未使他觉得麻烦。他把行政大权托付给罗伯特·塞西尔，以及包括6位英国人和6位苏格兰人组成的枢密院。塞西尔于1605年被封为索尔斯堡伯爵。塞西尔承袭优良遗传，但健康欠佳，是跛足的驼子，然而具有其父选择与任用人的敏锐智慧，个性固执阴沉，谦虚兼带狡诈，经常利用机智战胜国内外敌手。1612年，塞西尔去世时，詹姆士正沉迷于年轻潇洒的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封他为萨默塞特伯爵，并在决策和行政上允许他取代如弗朗西斯·培根和爱德华·柯克那类年老而无成者的位置。

柯克是法律的化身与保护者。他之所以声名大噪因为1600年坚持检举埃塞克斯，1603年检举雷利和1605年的“火药阴谋案”（Gunpower Plotters）。1610年，他提出了深具历史性的意见：

在我们的著作中显示，许多案件里，普通法引导国会的行动，而有时判决其行为完全无效。因为当国会的行动违反一般权利和理性……或不可能被执行，普通法可以支配它，并判决这种行动无效。

国会对这方面并不十分感兴趣，詹姆士于1613年任命柯克为王座法庭（The King’s Bench）的首席法官和枢密院委员。但他个人的行为使其从国王的亲信变为讨厌之人。他谴责宗教裁判所私人意见的介入，主张国会言论自由，并大肆攻击王室的专制主张，提醒众人说：国王只不过是法律的仆役罢了。1616年，他的对手培根控告他渎职。柯克立即被免职，却回到国会，继续抗拒国王。1621年，他被送到伦敦塔，但不久便被释放。1634年去世时他作风不改，依然顽强地强调法律的条文与活力。其所遗的4册著作中，《法典》（Institutes）至今仍为英国司法制度的柱石与不朽文献。

那时，詹姆士与国会进行大争辩，终于引发其子统治时的内战与弑君。他不仅承袭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惯用的威吓，或应付牢骚满腹的国会议员的伎俩，而且宣称他的决定都是神圣的。1609年，他向国会宣布说：

君主政体是世上最崇高的制度。因为，国王不仅是上帝在尘世的助手，享有上帝的王位，同时，君主能假借上帝之名以令群神，众君主能命令群神，因为他们在尘世运用相同的神权；因为假如仔细考虑上帝的属性，则能了解何以他们同意某人为王。上帝有创造与毁灭的能力，做与不做全视其喜好，给人生命或置之死地，审判所有人类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审判，握有相同权力者即为君主。他们对其子民有役使或不役使、擢升或贬谪及操生杀大权，审判所有子民及所有讼事之权，除上帝外不对任何人负责。君主有权……正如人下西洋棋一样役使其子民——移动一个主教或骑士——及像君主们花钱一样轻松地赞赏或蔑视其子民。

这在当时而言，真是倒退的论调。因为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已主张国王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只有教皇才是上帝的世俗总督。以冠冕堂皇的哲学加之于这种主张之上，我们须先肯定：教皇——中世纪时被认为权威的最后所在——相信人类是有力量的，唯有利用人类的尊敬宗教权威及尊敬教皇为上帝、福音与代理人的方式，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但宗教改革导致教皇威权的衰弱与破坏，负责社会秩序的责任便转移到世俗政治上。然而，他们过分武断，纯粹的人类权威受到挑战，以致无法有效地限制人类的反社会倾向。因此，国王神权理论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教皇权力的衰落而日益成长。德国路德教派的王公们允许在其境内古老教会的精神力量存在，使他们自身感染神权气息。所以，1789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统治者，皆认为道德威权与社会和平是无法分隔的。詹姆士的错误在于过分明确表达这些假定及将之推演至极端。

国会可能（因私人的善意表示）已被认为是接受了这种绝对主义的理论，如伊丽莎白的全盛时期，成员们多数是大地主，因受都铎王朝的恩宠而据有贵族头衔。但是，现在的平民院有467位议员，许多都是新崛起的商业阶级代表——这些人无法忍受无限制皇权对他们荷包的干预——复有许多清教徒拒绝国王统治他们宗教的要求。平民院不顾詹姆士自己创说的神权而自行界定本身的权力，宣称判断争论的唯一方法是竞争性议员选择的结果，要求言论自由和免于开会期间被逮捕的安全保障，并称：若缺乏这些保障，国会空有其名。平民院建议宗教性立法，否认国王未得国会同意而做任何决定。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则主张英国教士会议（Convocation）有权统筹宗教事务，而且只服从国王的批示。平民院议长通知詹姆士说：国王不能制定法律，仅能批准或拒绝国会通过的法律。1604年6月，平民院宣称：“我们的特权和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与遗产，正与我们的土地和财物相同……它们不得被剥夺……倘若如此，显然是整个皇土国家的大错。”

这种态度导致国王“特权”与国会“特权”之间的历史性争执——自此，经历数百次的胜利与失败，终于创建了英国的民主制度。

火药阴谋案（1605）

宗教战争的蔓延虽然超越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也根植于此。半数以上的小册子暴露了清教徒攻击英国国教主教及其宗教仪式，英国国教徒攻击清教徒的酷苛与不可妥协性，或两派联合起攻击天主教阴谋恢复英格兰受教皇的统治。詹姆士不重视这些仇恨，他希望能调和清教与英国国教，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于1604年1月14日召集各派宗教的领袖集会于汉普顿宫，颇似君士坦丁堡会议。与会的两派惊讶于他的神学涵养和辩论技巧。他坚持“单一的原则和单一的宗教戒律，在本质与仪式上只有一个宗教”，而且宣称主教制度是绝对必需的。伦敦主教认为詹姆士接受神的启示，“他是自从基督时代以来，尚未为人了解的那一类人”。但是，清教徒们抱怨詹姆士的举止带有党派色彩而非公正的法官。这项会议除了意外地作了翻译《圣经》的历史性决定外，并未有任何成果。1604年的英国教士会议宣布所有宗教应与英国国教看齐，凡是拒绝接受的人全部受到惩罚，有些人被判下狱，有些人自动辞职，有些人则移民荷兰和美洲。

詹姆士将两位唯一神教派教徒处以火刑——因为他们怀疑基督的神性，虽然他们拥有他签发的证明文件——这使他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但他宣称自此以后不再因宗教异议而处决任何人，这也使他扬名。这是英格兰最后两位因异端而被处死的人。此后，世俗统治逐渐改善，认为宗教容忍的思想与公共道德和民族统一的思想相容，而反对过去几乎普遍被接受的信念：必须以信仰和教会组织来维持社会秩序。1614年，莱奥纳德·布希尔（Leonard Busher）于其《宗教的和平》（Religious Peace）一书中便讨论到：宗教迫害使反对情势紧张化，迫人虚伪，有碍贸易活动。而且，他再度提醒詹姆士：“犹太人、基督徒和土耳其人共容于君士坦丁堡，和平相处。”然而，布希尔认为有些人的宗教与“具有叛国罪一样的污点”——或许是指天主教将教皇置于国王之上——所以应于伦敦近郊十英里内禁止其集会或居住。

大体而言，詹姆士是一位具有容忍个性的独断主义者。他允许——有人则认为是鼓励——提倡星期天运动（Sunday Sports），首次注意英国国教的服务事业，触怒了清教徒。他曾尝试放宽反对天主教活动的法律，未经由塞西尔领导的枢密院的同意，而独自中止不服从国教应遭处罚的律令。他允许传教士在乡村和私人家中做弥撒，他以不精确的、哲学的方法，梦想调解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不和。但是，正当天主教多方面表示慈爱与新教宣称仁慈的时刻，他于1604年重新准许伊丽莎白时代制定的反天主教法律生效与扩张执行。任何人出国后进入天主教的学院或学校，则被判处罚金100镑；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皆被驱逐出境；所有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律禁止；任何忽视英国国教服务的人被判每月罚金20镑；任何不履行支付此项罚金者，则处以没收其不动产与动产；有拖欠债务者，其土地上的家畜、家具与衣服也皆收归国王所有。

有些天主教徒因而近乎疯狂地认为，现在除了暗杀之外，已没有补救的方法。罗伯特·凯茨比（Robert Catesby）由于其父在伊丽莎白时期因抗拒英国国教而下狱，曾参与埃塞克斯反叛女王的行动。现在，他绞尽脑汁想出了火药阴谋案，企图炸毁威斯敏斯特，此时詹姆士、王室成员、贵族们、平民院议员等正准备召开国会。他将阴谋告诉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托马斯·波西（Thomas Percy）、约翰·莱特（John Wright）、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等人。他们5人在耶稣会传教士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处秘密歃血为盟，觅得一间最靠近皇宫的房子，以一天16小时的强度努力挖掘，试图打通地窖。终于，他们如愿以偿，置13桶火药于贵族院开会的地下。由于国会会期的一再延期，经过一年半后，那些阴谋者终于得以点燃炸药。他们不时疑虑，因为这件事可能导致许多无辜者丧生，是否合乎道德。为了再度向他们保证，凯茨比请教英国耶稣会的会长亨利·加尼特（Henry Garnett）说：是否战争中允许杀害未参与战斗的无罪者？加尼特回答说，所有人类信仰的神都会给以肯定的答复。但是，他警告凯茨比说，任何杀害政府官员的阴谋，只会徒增英国天主教徒的痛苦而已。凯茨比素来便怀疑教皇与耶稣会的总会长会阻止他采取政治阴谋，阻止不利国家的任何企图。凯茨比也向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奥斯尔沃德·格林威（Oswald Greenway）泄露过这一阴谋，包括使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地位提高的措施。这两个耶稣会教士无法决定到底应出卖谋害政府的同僚或保持沉默，他们最后终于选择保密，但尽全力劝阻阴谋者。

凯茨比为了避免其同伴的疑惧，在指定日期的清晨，向国会中友善的议员们发出紧急通知书，请求他们尽快离开威斯敏斯特。在国会会期开始前数天他便将其计划告知其友人蒙第哥，蒙第哥转告塞西尔，塞西尔转告詹姆士。于是，警卫进入地窖，发现福克斯正在那里，爆炸物也已安置于适当位置。福克斯随即被捕（1605年11月4日），他供称他们图谋于第二天炸毁国会。无论施以何种极刑，他拒绝透露同谋姓名。其他人却无法忍耐，拿起武器准备作战。他们被追捕，旋即开战，凯茨比、波西、莱特皆受重伤，数名僚属也被追捕。犯人们被判刑后才供认阴谋，但仍无法威逼诱导他们供出耶稣会教士的姓名。福克斯和其他3位同谋者被装上囚车，从伦敦塔带至国会大厦，1606年1月27日被处死。后来，英国人定于11月5日为纪念福克斯的殉难日，该日须放烟火，并在街上举画像游行，以示纪念与追悼。

杰拉德和格林威逃往欧陆，加尼特与另一名耶稣会教士欧康（Oldcorne）一同被捕。在狱中，两人发明秘密谈话的方法，不巧，被密探记录谈话的内容并加以检举。加尼特否认，欧康予以承认，致使加尼特被迫供认是说谎。最后，他承认知道阴谋案一事，但是，他坚称所知全由格林威处得来，而格林威也是在告别时才泄露这个计划，因此他也无法知晓详情，但已尽全力阻止。他被判有罪，罪名不是同谋，而是隐匿阴谋不报。判决裁定后，拖延了42天，詹姆士仍未签署死亡状。加尼特误以为格林威被囚于伦敦塔，于是送一封信给格林威，但被截获。被询问他是否曾与格林威密通时，他矢口否认。信被出示时，他以双关语回答，说是得自某一位愿救他性命的人的允许才这么做的。1606年5月3日，他被绞死，然后拖曳于地，最后被分尸。

国会认为加强控制天主教徒的法律是合理的（1606年）。天主教徒被禁止开业为医生或律师，不能为行政官和军人；不得做离家5英里路程的旅行；而且，要求他们宣誓新誓言，否认教皇有处置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认为教皇的权力是亵渎神明的，是异端的，是该死的。教皇保罗五世即刻下令禁止采信这种誓言，英国境内有半数以上的天主教徒服从他，只有极少数接受这种誓言。1606年有6个教士因为拒绝接受这种誓言并曾做弥撒而被处死，1607年至1618年有16人被处死，监狱内有数百个教士与数千个天主教徒。尽管如此，耶稣会教士继续进入英国，1615年至少有68人，1623年后有284人。有些耶稣会教士从苏格兰进入，约翰·奥格尔维（John Ogilvie）在1615年被用刑具夹腿，针刺肌肉的酷刑使他连续保持了八昼夜的清醒，最后才被处死。

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

英国人继续沉醉于宗教和文学。属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有：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作品，查普曼的大部分作品，琼森、韦伯斯特、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等人的许多作品以及马辛格的某些作品，波门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的全部作品，在诗歌方面有多恩的作品，在散文方面有伯顿及最高贵的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这些光荣的成就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詹姆士本人也尝试过写剧本。曾有一个圣诞节，14出戏同时在宫廷演出。1613年，上演《亨利八世》时，剧中的两尊大炮把球形剧院夷为平地，但不久重建。约1631年，伦敦及近郊便约有17家剧院。

查普曼较莎士比亚年长5岁，较莎翁长寿18年，历经3位君主（1559—1634年）。他使他的时代渐趋成熟。约1598年，他成功地完成马洛的《海洛与利安德》一剧，出版7本有关《伊利亚特》的著作。但他翻译的荷马著作直至1615年才完成，最得意的戏剧可能于1607年至1613年才完成。他的《伯西·德安博伊斯》（Bussy d’Ambois，约1607年）取材自法国最近的历史，把英国戏剧带入新的领域——有5出戏是以只言片语替代虚张声势的修辞，但是，在叙述伯西与他的敌人彼此交换难以理解的讽刺那一页，则有腐化力。

查普曼并未从其教育中获得知识的更新，他过盛的希腊与拉丁修养导致思泉闭塞，现代人读其剧本可能说他是做学问的奴隶，缺乏感情。当然，不至于像济慈所说的“第一眼看查普曼的荷马译本，是那样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七音步诗行里有刚毅的活力，到处显得比教皇的译本好。但是，诗的韵律无法在翻译中表达，和谐飞跃的六音步诗行的原始含义带给我们的感受，远较其表现急剧的旋律更含有赞美诗的音韵。英国人赞美诗的内容不再是一些船夫歌的幻梦，查普曼将其转成“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每一对有10个音节——因为他用《奥德赛》手法，有着同样温和的力量。詹姆士忘了支付亨利王子答应在查普曼完成译作时付给他的300英镑，萨默塞特伯爵解救了这位诗人的贫困。

我们是否应耽搁一下，看看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米德尔顿、德克尔、西里尔·托尔诺（Cyril Tourneur）、马斯顿等人，或请他们允许我们带着一种对他们闪烁之名谦恭的致敬之意离去。弗莱彻是不能被一笔带过的，因为在他的全盛时期（1612—1625年），英国人颇赞许他。在戏剧界，他的地位仅次于莎翁和琼森二人。他的儿子成为伦敦主教，侄儿或侄女在诗界也有名气，他本人精通韵文和押韵诗。除了这些遗产外，他还与莎翁合编《亨利八世》和《两个贵族亲戚》（The Two Noble Kinsmen），也曾与马辛格合作《西班牙的助教牧师》（The Spanish Curate）一剧，其最成功的杰作要算与波门的合作创作。

波门的出身也很相似，他是一位杰出法官的儿子，其兄弟是一位小诗人。未能从牛津及内寺法学院毕业的波门试写肉感的诗，后来与弗莱彻共同写作剧本。这两位英俊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同床而居，衣服、用品、情妇、剧本主题等共用。艾布雷说：“他们之间有位小姐！”，“一个奇妙幻境的共同体”。历经10年，他们终于创作并出版了剧本《菲拉斯特》（Philaster）、《肉欲狂》（Love Lies a Bleeding）、《少女的悲剧》（The Maid’s Tragedy）、《燃烧杵臼的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等，其中对话很生动，但颇为空洞；情节充满了艺术气息，分解起来却很造作；思想鲜达于哲学境界。虽然如此，至该世纪末（德莱登向我们担保），这些剧本仍较同时期莎士比亚的著作受到双倍以上的欢迎。

波门在30岁逝去，莎士比亚也在同年去世。以后，弗莱彻单独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写了一连串成功的剧本。纠缠不清、喧闹的风流喜剧作品，是从西班牙模型中滋长出来的，着重淫行，王权复兴后戏剧倦于这种血腥与淫秽的情节。他发表（1608年）的一出以田园情调为主题的剧本《忠实的牧羊女》（The Faithful Shepherdess）与《仲夏夜之梦》一样荒谬，但在诗文方面尚可与之匹敌。她的牧羊情人死后，克洛恩（Cloirn）便隐居在他墓边的乡村小屋，发誓永远留在那里，直至死亡：

啊！圣洁的大地，它的冰凉臂膀拥抱着

那个最忠诚的人，他曾放牧他的羊群

在那丰饶的西萨利的草原上。

因此，我向你的坟墓致意，让我诉说，

我眼中早有的誓约和礼赞，

对你遗爱长存的亡骨；让我免于

对以后爱情可能发生的激动和热心，

所有的运动、嗜好和快乐的游戏，

那些牧羊人十分熟悉的，都要避开。

现在，将无法再使这柔软双肩被环绕，

以鲜嫩的花冠，并翩翩起舞。

不再有那些清新可爱的少女们

及那些任性而使我愉快的牧羊人，陪伴着我；

也无清脆悦人的笛声，

在一些荫僻小溪之下，凉风轻起，

呼啸于林叶之间：一切都已远去，

因为他们都已远去，在他们的身边

我曾多次静坐，冠着新鲜的花朵，

作为夏日的皇后，每个牧羊的男孩，

穿上他华丽的绿衣，拿着俗丽的镰刀，

戴上最好的小袋子，

但是一切都已远去，都与你一同逝去。

所有都已逝去，只留下一些有关你的珍贵回忆，

那将存之长久，永远保留如昔，

每当笛声响起或快乐的牧羊人歌唱的时候。

田园诗曾有一次被搬上舞台，然后消失。以伊丽莎白时代的热情，是否还能以温火慢慢将赞美诗煮沸，仍保留其纯洁呢？

在詹姆士一世时代，最有权力而不为人喜爱的戏剧家是约翰·韦伯斯特。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无几，甚至完全不知。我们只能从他最得意的剧本—1611年的《白色的恶魔》（The White Devil）——的序言搜集关于他的资料，他称听众为“无知的驴子”，而且宣誓说“无能的群众吐出的气息是有毒的……是最根本的悲剧”。这是1581年至1585年被判有罪的维多里亚·阿克兰波尼（Vittoria Accoramboni）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意大利。维多里亚时常感到丈夫的微薄收入对于她的美貌而言是不公平的，于是她接受了白拉契诺公爵的金钱照顾，更建议公爵处置她的丈夫及公爵的妻子。阿克兰波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请求维多里亚一位经营妓馆的兄弟弗拉米尼欧（Flamineo）协助，由此导致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讽刺的案件之一。她因嫌疑被捕，她恐吓一位律师会失去他的教籍，一位主教会失去其地位，她以如此大胆无耻及这种技巧为自己辩护。她被白拉契诺自法院绑走，他们被追捕，最后，所有追捕的人与被追捕者——正义与不正义双方——皆在戏剧性的浩劫中被杀，这使韦伯斯特在一年内厌倦了这种血腥的欲望。情节经过良好的处理，基本角色的刻画前后一致，对话经常是强有力的或是低微的，主要的几幕都很有力量，诗句有时也如莎翁的滔滔不绝。以文明的态度来评赏则易令人作呕，暴力与弗拉米尼欧的粗俗低贱言语，经可人的小嘴所说出的炽热诅咒语（“哦！我们一天杀你40次，4年做一次结算，这实在是太少了！”）充满了全剧。每两页便出现娼妓、嫖妓的字眼，无数的双重意义，甚至会令莎翁赧然。

韦伯斯特在1613年的剧作《马菲的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中恢复其蹒跚的步态。卡拉布里亚（Calabria）公爵斐迪南阻止其年轻貌美而守寡的妹妹公爵夫人再嫁，因为假若她无配偶，他便能继承其财产。所以，她悲悼她的被迫守贞说：

鸟儿们在草地上生活，

享受旷野大自然的恩惠，

生活比我们更快乐，

因为它们可以自己选择心爱的偶伴，

并为春天欢愉地颂赞。

受欲望和禁令的鼓舞，她引诱她的管家安东尼，两人终于秘密结婚同枕共眠。最后一幕真令人感到窒息：医生们准备好毒药，恶棍们拿着剑，人们没有耐心再等到法律的制裁了。这幕中最坏的恶棍——偷走了她的财产，以她为情妇，之后又杀死她——是一位红衣主教，韦伯斯特本身并非天主教徒。同时他也挖掘咒骂的词汇，谴责人类的生活。只有在这个黑暗尽布的遥远角落里，我们才找到高尚、纯真与温柔。斐迪南俯视其死时仍然美丽的妹妹，他忘形了，表现得非常软弱：

盖起她的脸！我的双目晕眩，她死得如此年轻……

不久，他又使自己变得野蛮。

让我们发现比写这些“以你的眼睛来陶醉我吧”等诗句更美的东西吧！

本·琼森（约1573—1637）

本·琼森在其父去世后一个月出生于威斯敏斯特，是遗腹子。施洗时取名为本杰明·约翰森（Benjamin Johnson），他为了与他人有所区别而将“h”去掉，直至1637年逝世为止，其出版物均沿用此名。它也出现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墙上的薄金属板上。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部长，第二任却是一个泥水匠，家庭很贫穷，本·琼森勉强凑足钱上学。在一些善良朋友的接济下，母亲才送他到威斯敏斯特学校念书。他很幸运，在大学时受教于历史学家卡姆登，他以比常人更少的愤恨心情研读古典文学，私心倾慕西塞罗、塞涅卡、李维、塔西佗、昆体良等人。后来，他很公正地宣称，“远较所有英国诗人更精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唯有他引人入胜的幽默与伦敦的骚动状态才使他维持学习而不荒废其天生的艺术才能。

从威斯敏斯特学校毕业后，琼森转入剑桥，他的早期自传说：“在那里，继续数周的勤勉便能进一步维持所需的水准。”他的继父要他做泥水匠的学徒，此后七年间，他于搬运砖头的同时沉思于诗篇之中。然后，正好赶上征兵，他毅然投入战争，打仗就如砌砖一样灵活。他服役于荷兰时，与一个敌兵决斗，他杀了对方并劫夺其物，返家转述渲染这个故事。他结婚后生育许多子女，其中约有3个或以上夭折。他一度曾与其妻争吵，之后离去5年，又与她复合。虽与她不睦，但仍同住，直至死亡。他自己也不知他是如何赚钱糊口的。

我们知道他成为一个演员时，奇迹发生了（1597年）。他敏锐的思考和适当的诗句，使他骤然成名。虽然仅是重复朗诵别人的思想，这对他却无大碍。他对纳什邀请他共同编写《狗岛》一剧感到十分高兴，毫无疑问，他贡献大部分精力于这部被枢密院评为“富有煽动性和污蔑事件”的剧本。枢密院下令停止演出，关闭戏院，逮捕作者。纳什是这种困境的老手，马上避难于雅茅斯（Yarmonth），琼森则身陷囹圄。依照监狱的惯例，囚犯需要自己支付食物、宿费、手铐、脚镣等费用，他向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借来4英镑支付。出狱后，加入亨斯洛（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公司（1597年）。

一年后，他撰写了第一部重要喜剧《皆大欢喜》，并在球形剧院观赏莎士比亚在剧中的演出。也许，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不喜好当时流行的“序言”的范例，而接受古典的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和地点的单一性：

生下小孩，现今襁褓，生长

成人，之后茁壮，长须髯髯，

六十年后……你将欣见

如其他戏剧所示

那里既无合唱之声越海飘送，

也无赫然王权降落，孩童们欣喜……

但是如人惯行的行为、语言。

而人，诸如喜剧所选

当其欲显示对时代的印象。

琼森转而支持莎士比亚早期揶揄贵族的喜剧，支持“浪漫”歌剧的奇异地理与年表。他将伦敦贫民窟的生活情节搬上舞台，并对下层社会的对话和生活方式重新做了一个奇异的改造。这隐含其博学，以讽刺描述剧中人物，而非以复杂的哲学创作描述。但他们确实存在，他们似韦伯斯特所指的无价值，但他们是人类，他们的心智是未经修饰的，他们也不是智慧的谋杀者。

拉丁文使用“umor”表示“潮泾”或“流体”的意思。以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习惯，幽默（humor）是指人体的4种流体——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等，其中一个或两个以上在人体中占优势，则被人认为是具有多血的、多痰的、患忧郁症的或暴躁的“性格”或气质。琼森对该名词界定意义为：

当某人拥有独特的气质

可以推论出他的

所有情感、精神、力量

将其综合，以一种方式表达——

就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的“性格”。

该字用于描绘博巴蒂尔（Bobadil）船长——他是普劳图斯喜剧中那个自负士兵的直系后裔——的真实生活，体现其特异的“性格”及不自觉的幽默。除了危险时刻，他是非常勇敢的；除了有人向他挑战，他都勇于战斗。他是一把随时入鞘之剑的主人，他是插剑的能手。

现在，他很愉快，充满了信心，以诗人自傲，与贵族谈话不必卑躬屈膝，尽情享乐，品尝坦率和粗俗幽默的乐趣，随时想勾引妇女。但是，最后他告诉德拉蒙德，他宁愿有位“淫荡的太太，也不愿有个羞答答的主妇”。他放弃表演而以笔杆过活。有一次，亨斯洛得以为宫廷写一出剧本，他天生轻快富有幻想的思路正与琼森设计的情景不谋而合。但琼森大发雷霆，与他争吵。琼森成功后的第一年便与演员加百利·斯宾塞拆伙，而且与他决斗，杀了他，1598年以谋杀罪被监禁。他将事情弄得更糟，在狱中改信天主教。虽然如此，他接受了公平的审判，他被允许享受“教士的便利”，因为他读拉丁的祷告韵文“很像教会里的执事”。后来，他被释放，却在拇指被烙上“T”字符号。有此记号，若再杀人便能很快查出他是个再犯。他背负着重罪犯的身份了却残生。

经过一年的自由生活后，他再次因债务被判入狱。亨斯洛再度保释他出狱。1600年，他写成《各有其癖》（Every Man out of His Hamour）一剧，以清偿他的债务。他以古典的滥调来衡量喜剧，给戏剧的人物加上3个角色，作为一个专事批评的合唱队，猛烈抨击清教徒是“以宗教做外衣，头发剪得比自己眉毛还短”。冲着那些破坏了亚里士多德学派三一律的学者，舞动他的箴言，对不守信的贵族们无法与之谈论爱情故事，他建议他们去看看伦敦的残忍情形：

面对镜子

大似我们表演的舞台，

那里他们将见时代的丑陋

细审每一勇气与能力

以无穷的勇气和无畏的恐惧。

该剧本除了激怒王室家族外，还得罪了许多敌人。他对球形剧院中吵闹的听众十分不满，便继续写另一个喜剧《辛西亚的暴动》（Cynthia’s Revels，1601年），是为一个全为男童演员的公司所写，在布莱克法尔斯戏院演出。德克尔和马斯顿认为该剧本是在讽刺他们，1602年张伯伦公司不满布莱克法尔斯戏院男童演员的竞争，于是推出德克尔的《被鞭打的讽刺者》（Satiromastix），该剧嘲笑琼森是位短小、有痉疮、欺弄学术、谋杀者和泥水匠。这次的谩骂却以互相标榜收场。有一段时间他们皆大发利市，一位有名的律师邀请琼森到他家中，当时的彭布罗克公爵付给这位诗人20镑要“买该书”。受到这种礼遇，他便尝试写作悲剧，他撰拟的主角塞尔诺思（Sejanus），是提比略（Tiberius）的宠臣。他小心地叙述了塔西佗、苏多尼乌斯、迪奥·卡修斯（Dio Cassius）、尤维纳尔（Juvenal）等人的故事，体现了学术性，发明一些活动布景与静止幕等。听众对其冗长的演讲感到十分厌烦，也不喜欢无生命个性的乏味道德训示，该剧不久即停演。琼森将其剧本出版，在书页边的空白处注上古文的出处，并用拉丁文为注脚。有一个贵族奥比尼（Aubigny）对他印象颇好，对这位尴尬的作者保护了5年之久。

1605年，琼森与他最伟大的剧本重返戏剧界。《沃尔波内》（Volpone，“狐狸”之意）这个剧本，以大讽刺的手法攻击伦敦猖獗一时的贪财之风。就像各种喜剧一样的平常——从普劳图斯到《可钦的克莱顿》（The Admirable Crichton）——一位伶俐的仆人是整个阴谋的主脑。摩斯卡（Mosca，意大利文，“苍蝇”之意）为他守财奴的主人沃尔波内（他假装生重病）带来了几个欲得遗赠而向人谄媚阿谀的财产继承人——波特尔（Voltore，“兀鹰”之意）、科尔巴乔（Corbaccio，“乌鸦”之意）、科尔维诺（Corvino，“贪婪”之意）——他们留下丰富的礼物，希望能被指定为沃尔波内的财产继承人。“狐狸”以一种贪婪的勉强态度，接受了每份礼物，甚至借科尔巴乔的妻子共宿一夜。

摩斯卡最后欺骗沃尔波内成为仆人中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但伯纳里欧（Bonario，“本性好”之意）揭穿其骗局，威尼斯的元老院判决所有阴谋者入狱。该剧终于使球形剧院里的听众对琼森喝彩不已。

但很快他又由成功踏入逆境。在1605年他与马斯顿和查普曼合作的《向西去啊！》（Eastward Ho！）一剧，被政府认为是侮辱苏格兰人，因而将作者逮捕，犯人被威胁要割去鼻子和耳朵，但他们均未受伤，而且被释放。一些贵族如卡姆登和赛尔登（Selden）之流，参加了为这3位重获自由的作家举行的宴会。1605年11月7日，本·琼森因是天主教徒而被召往枢密院，询问是否知悉“火药阴谋案”事件。他矢口否认一月前曾与逃走的阴谋者凯茨比共餐，但1606年1月9日，他又以一个犯罪的天主教徒而被召往法庭。他因太穷无法缴付罚款，控告才得以停止。1610年，他又回到英国国教的怀抱，在圣餐宴中，“他以爱国主义的心情开怀畅饮”。

那一年，他推出最负盛名的剧本。《炼金术》（The Alchemist）不仅轻描淡写讽刺炼金术，而且讽刺蹂躏伦敦的庸医。剧中伊皮柯·马蒙（Epicure Mammon）爵士确定，自己发现了炼金术的秘密：

今晚，我将

把我房内所有金属都变为黄金，

明晨，我将它送

给所有的铅匠和锡匠，

买入他们所有的锅与铅，到洛斯贝里

买下所有的铜……我也将购买得文郡和康瓦尔

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印度群岛……我意指

列举一份妻妾名单

与所罗门不相上下，他拥有

与我有相似的宝石；我将使自己成为一个大浅桶，

放满长生不老之药，使我强壮

有如海格力斯一晚迎战敌人五十回合

……拍我马屁者

将是那些纯洁与严肃的牧师

我将获得金钱……

我食用的将是全来自印度的贝壳

玛瑙碟上放着金子，饰以

翡翠，蓝宝石，红锆英石及红宝石；

鲤鱼之舌，骆驼之踵……

老蘑菇，及刚割下的

一只怀孕肥母猪隆起又滑腻的乳头……

我将对厨子说：“那是黄金；

去吧，去做一名骑士。”

伊皮柯爵士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其他的角色是多余的，他们的对话充满了污秽的猥亵语。学者本·琼森这样博学的人，使用渣滓和贫民窟的俚语，真是令人感到遗憾。清教徒宽恕地攻击该剧本，琼森复在1614年的《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一剧中重复这种漫画情调。

他创作了许多充满了生活与岁月辛酸的喜剧。有时，他也反感自己的粗俗写实主义，在《悲伤的牧羊人》（The Sad Shepherd）剧中，便尽量让他的想象力奔放漫游：

她的脚步并未踩断花草的嫩芽

也未将它茎上的露珠儿震落

但，似温柔的西风般，她徐徐穿过

她所到之处，花朵也深植了它的厚根

随着芳香的脚步，她散播了花的种子。

但是，他未完成此剧，至于其他的部分，他的浪漫气息被放置于可爱的抒情诗里，这堆积于他的喜剧作品中，如同珠宝被弃之于渣滓中一样。在《恶魔是一个愚人》（The Devil Is an Ass）一剧中，他忽然唱道：

你曾看过一朵

未经粗糙双手触摸过的盛开百合？

你曾注意过天空落下

未被泥土污斑的白雪？

你曾摸过海狸的毛，

或天鹅落下的羽毛？

你曾嗅过石楠的良蕾，

或火中的甘松？

你曾否尝过蜂蜜？

啊！她是如此洁白！如此温和！如此甜美！

当然，这首《给西里亚》的诗歌是很雅致的，是剽窃自希腊人菲洛斯特拉托（Philostratus）的诗句，而以完美的学问与技巧改写成“以你的眼睛来陶醉我”。

莎士比亚死后，琼森是当时诗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成为英国未正式加冕的桂冠诗人——这虽非正式的名称，但大多时候政府都予以承认，并可从政府处获得每年100镑的年金。许多友人聚集于美人鱼酒店欣赏其暴躁脾气和尖锐声调里蕴含的朴素气质。他们寄望其活泼的演说，且如下个世纪的人接受与他相同名字的人的领导一样，也寄望他领导学术界。现在本·琼森就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肥胖，不再潇洒了，他对其隆起的肚皮、松动的脸与带有坏血症的身体大感叹息。他拜访朋友，几乎没有一次不毁坏一张椅子。1624年，他从美人鱼酒店迁到舰队街的恶魔酒店（Devil Tavern），在那里，他创设了阿波罗俱乐部（Apollo Club），定期举行聚餐、酒会和研讨会。琼森在这处房子的尽头设了一张高椅，加上扶手以便他的肥大躯体能够入座。在传统上，称他的跟随者为“本之辈”（The Tribe of Ben），围绕其身边之人，如詹姆士·谢利（James Shirley）、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他们称他为“圣者本”（Saint Ben）。

他须以神圣及很不情愿的耐力忍受残年的贫穷与病痛。他估计所有剧本的收入未超过200镑，但很快便花光了，其余时间则挨饿度日。他没有理财意识，无法像莎士比亚那样熟练地处理不动产。查理一世继续给他年金，但国会紧缩王室基金时，养老金就不能经常如期付出。1629年，查理一世仍给他100镑，后来，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副主教和教士团体会议同意“琼森先生因病及需要”而付给他5英镑。他的最后剧本演出遭到失败，他的声望跌落，朋友们离他而去，而妻儿已死。1629年，他兀自独居，瘫痪缠绵于病榻，只有一个老妇人照顾他。在痛苦和贫穷中，他苟延了8年之久，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由约翰·扬（John Young）为其雕像。面对着坟墓的墓碑上，刻着著名的墓志铭：

啊！这就是伟大的本·琼森。

约翰·多恩（1573—1631）

在汉普顿宫会议上，一位清教徒代表建议重新翻译《圣经》。伦敦主教认为现有的译本已经够完美，因此加以反对。詹姆士王反驳，并命令说：“应特别致力于统一的译本，并应由各大学中最博学者来担任这项工作，然后由主教们审查，呈送给枢密院，最后由国王批准，给全体教会阅读，而不再采用其他译本。”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爵士和其他46位学者进行这项艰巨工作，他们偏向早期威克利夫和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译本，经历7年（1604—1611年）才全部完成。这本“权威译本”于1611年成为官定本，从而对英国人生活、文学、演说产生极大的影响，无数含蓄的词句由此成为日常语言。对《圣经》的尊崇，新教徒自不用说，而英国清教徒、贵格会信徒（Quakers）及循道宗教徒（Methodists）也复如此，这种情形只有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崇拜稍可比拟。《圣经》的翻译影响英国文学的形式是善意的：它破坏了伊丽莎白时代冗长和充满幻想的复杂的散文，使它成为简短、强健而自然的语句；取代了外来的语句，建构了活泼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词语与英语成语；在学问上造成无数的错误。但是，却将文辞优美的希伯来和通用的希腊《新约》和《旧约》转译成不朽的英语散文。

另外两篇杰出的散文也足以使王国生辉：雷利的《世界史》和伯顿1621年所著的《忧郁的解析》（Anatomy of Melancholy）——这是一部庞大的著作，这位牛津的圣托马斯教区牧师将他的神学、占星学、有关古代典籍及哲学的著作，皆搜集入内。最初许多人认为他是“极为快活和乐观的人”，但是，以后他变得非常忧郁，以致除了泰晤士河上船夫们的下流语外，任何事情都无法使他快乐。为了减轻“忧郁”，伯顿利用牛津大学图书馆来满足其“贪婪的著作”。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伴着这些资料、占星学及牧师的工作，他度过了无数个忧闷的白天和多星的夜晚。他计算自己的天宫图，预测死亡的日期，他如此精确地计算，因此牛津的青年们怀疑他是否应上吊以证明他的先见。

他在书中表现出无限活力。他自如何检查忧郁及为忧郁开了一剂药而开始本书，他发现离题探讨比照原定计划讨论更吸引人。带有一种拉伯雷式的离题的幽默，在尚未有人漫游过的领域内是独一无二的，他像蒙田一样漫不经心地讨论各种问题，每页书都填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同时恳切地指引读者继续走向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领域。他否认文章的独创力，认为所有的著作都是从他人偷窃而来：“我们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只有组织与方法才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他承认他了解的世事得自书本和牛津图书馆的新闻：

我每日听新闻，经常是战争、瘟疫、火灾、洪水、窃盗、谋杀、屠杀、流星、彗星、光谱、不凡之人、鬼魅、城市被占，在法国、德国、土耳其、波斯、波兰等国城市被围的消息；每日的检阅和准备，及动乱时代产生的诸如战斗、许多人被杀……海难、海盗、海战、和平、同盟、计谋和新的警报及含混不清的誓愿、希望、行动、敕令、请愿、诉讼、请求案、法律、公告……意见、派系、异端……婚宴、化装舞会、哑剧表演、娱乐、狂欢节……葬礼。

而且，他感觉似梭罗（Thoreau），假若他读了一天的新闻，便能推测其余一年的新闻亦必如斯，只是换换名字和日期罢了。他怀疑人类的进步，然而“我将创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乌托邦……在那里，我们自由地主宰一切”，他详细地加以描述。不过，事实上他宁愿静静地从容浏览群书，或在泰晤士河畔沉思；同时，希望所有世上的作者送给他美食甘露。他的文辞常被引文阻塞，而使其再度陷入阴郁之处，记述了114页以后，他便了解到忧郁的原因，那些便是罪过、贪婪、不节制、恶魔、蛊惑、宿命、便秘、纵欲过度……它的症候包括“饥肠辘辘……呕吐胃酸……做噩梦”。他归纳200个迹象，开出一连串治疗忧郁的药方：祈祷、饮食、医药、缓泄剂、利尿剂、新鲜空气、运动、游戏、表演、音乐、愉快的团体活动、酒、睡眠、放血、洗澡，然后他再度离开本题，因此每一页都是充满失望及令人欣喜的——假如时光停止。

如今，在诗歌方面，十四行诗人已销声匿迹了，而“形而上学派诗人”（Metaphysical Poets）来了：理查·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约翰·多恩、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等人都是以温雅谦恭的词语叙述英国国教的知名之士。约翰逊称他们为形而上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偏向哲学、神学与争辩，主要原因则是因为他们采用——从李利或贡戈拉或黎德以来——一种语言学上的新奇和想象，言词的机智和复杂，古典的摘录和不流畅的晦涩文字等的形式，所有这些缺点都不能阻止多恩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

像琼森和查普曼一样，多恩历经了3个王朝。伊丽莎白时期，他写爱情诗，在詹姆士时期便改写虔敬的诗，死于查理时代。他被抚养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接受耶稣会、牛津、剑桥的教育，他了解被迫害的辛酸痛楚，而养成了藏匿的沉思。他的兄弟亨利因为庇护一位被逐的教士而遭逮捕，死于狱中，约翰的忧郁取自于圣特里萨（St.Teresa）和利厄斯·德格拉那达（Luis de Granada）的神秘作品。但是，1592年，他年轻自负的理性拒绝接受他信仰中的神奇事迹，在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他沉醉于勇武的冒险、色情的追逐及怀疑论的哲学中。

有一段时间，他的沉思默虑呈现混乱的局面，在悲歌的第17首中，他歌颂“爱人，变心——”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之时何等快乐，

他们享受多种之爱，而未犯罪！

在悲歌第18首里，他漂浮于“塞斯托斯（Sestos）与阿比奥兹（Abydos）之间的海勒斯邦海峡的核心地带”。在悲歌第19首《与情妇上床》中，他很诗情画意地脱去她的衣裳，吩咐她说：“准许我以手抚摸。”他将昆虫学与爱情混在一起，认为既然一只叮过他们二人的跳蚤已混合了他们的血液，他俩在血液里便已结婚，而可以无罪地狂喜玩耍了。之后，由于接触过繁，他卑劣地挑剔慷慨的女人，忘记他们幽会时的迷醉，只见在残酷的世界中学得的诡计。他愤怒地诅咒朱丽叶，劝告读者应该选择一个朴实的配偶，因为“建筑于美丽之上的爱情，会因美的消逝而死亡”。

1596年，多恩与埃塞克斯同船，帮助他袭击加的斯；1597年与埃塞克斯再度同船赴亚速尔群岛和西班牙。回到英国，他担任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Thomas Egerton）的秘书。不久，他与掌玺大臣的侄女私奔，1600年跟她结婚，以后经常写诗赞美她。小孩们像写赞美诗一样容易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他经常没有能力抚育他们，妻子的健康又逐渐转坏。他便撰写了一篇自杀的辩护。在不多的同情之中，埃杰顿送给他们一笔津贴（1608年），1610年罗伯特·德鲁里（Robert Drury）爵士送给他们一间在杜里街大厦中的公寓。一年后，罗伯特失去他唯一的女儿，多恩只有匿名发表对她的挽歌，这是第一部主要的作品——《对世界的解析》。他强调了伊丽莎白·德鲁里（Elizabeth Drury）的死因是人类的普遍腐败：

世界从开始便即腐败……

新的哲学被怀疑。

发光之源已遭熄灭，

太阳消逝，而地球上没有智者

能好好地指引他去寻找它。

自由的人们坦称世界的消殒：

在行星与穹苍之中

他们寻找如此多新的，然后看看这些

再度被粉碎……

它们全都成为碎片，全部都粘住了。

一切只是补充品，它们全都相关连。

他为这个地球的“如此残废与残缺”而叹息，现在，在新的占星学呈现的神圣的赎罪景象，只有世界的“郊区”而已。他以一种语气赞美“科学的神圣饥荒”，又以另一种语气怀疑科学是否会毁灭人类：

我们之间的战争给我们新的疾病

在有了新的医药后，却又给予更

恶毒的动因。

基于此，他回到宗教上。一再生病，及朋友们接连去世的噩耗，使他对上帝万分恐惧。虽然他的理性仍对神学生疑，他也学着不相信理性，就像宗教不信理性一样，如果仅是为了心灵的平静和获得面包的保证，则他决定旧有的教条无须经过辩论即应接受。1615年，他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现在，他不但以忧郁和激动的韵文传教，也写成了英文中最感人的宗教诗篇。1616年，他担任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牧师，1621年担任圣保罗教堂的高级职员。他从未发表过年轻时期的恋爱抒情诗，却允许流传他原稿的抄录本。现在，据本·琼森的记载：“他非常后悔，并企图毁掉他所有的诗。”他撰写了《神圣十四行诗》，在黑暗中呼啸，向死亡挑战：

死亡，不用骄傲，虽然有些人称你

万能而可怕，但你并非如此；

虽然那些你认为已被瓦解之人

逐渐消灭，可怜的死亡，你也无法杀我……

我们短暂的睡眠已逝，我们已永远醒来，

将不再死亡。死亡，你将死亡。

1623年他重病康复，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著名的句子：“任何人类的死亡都使我渺小，因我涉足于人类之中；从此我不被派遣去打听，铃声对谁摇——它是为你而鸣的。”1631年，封斋期的第一个星期五，他从病床起身，向被召集来为其做葬礼讲道的人传道，他的助手们试图说服他。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做的。挚友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说：“他病弱得仅剩皮包骨。他发表演说，对复活充满信心而滔滔不绝，同时为上帝使他能执行自己期望的责任而充满欢愉。他急忙走回房间，立刻便不能动弹……不久便被虔敬的人抬往坟场。”他死于母亲的怀抱——她承担了他的罪过并热爱他讲道。那是1631年3月31日。

这是一个充实、紧张的生命，历经欲望与爱情、怀疑与腐败的过程，而且终于在古老信念的舒适与安详中死去。今天的我们，发现这样一位奇异而富于幻想力的写实主义者及具有现代人气息的中古智者，他的每一页书几乎都会令我们惊讶。他的诗句质朴，但他希望如此；他拒绝伊丽莎白时代故作优雅的措辞方式，喜欢从没用过的词语和引人入胜的韵律；他喜欢最终能形成新颖和谐的那种粗粝的不和谐。一旦结束了创作的苦思，他的诗句中绝无陈词滥调。这个人，像另一个加塔拉斯（Catullus）的用字一样，经常含有优美的猥亵字眼，精致的感情、思想的优美及深度。句子的独特性及富有感情，似乎已无其他诗人堪与匹敌，在他的巅峰时代，大概也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之分庭抗礼。

詹姆士散布旋风（1615—1625）

爱情与外交是不可靠的伙伴。1615年，詹姆士坠入情网，他以恳切巧妙和熟练的手法，与潇洒、勇敢及富有的23岁的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陷入情网。他封维利尔斯为伯爵，然后又封为侯爵，最后又封为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1616年后，他允许维利尔斯指导国家的政策。白金汉的太太，凯瑟琳·曼纳斯夫人（Lady Katherine Manners）表面上信奉英国国教，暗地里却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信徒，所以促使他与西班牙亲善。

詹姆士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愿因为神学或海盗事件而卷入欧洲大陆的纠纷中，他继位后不久，即结束英国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巴拉丁挪（Palatinate）的君主——詹姆士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夫腓特烈——于“三十年战争”后丧失其君位时，詹姆士便以适切的姑息来玩弄西班牙的哈布斯堡（Hapsburg）君主，希望他能影响哈布斯堡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让腓特烈复国。由于人民的厌恶，詹姆士建议菲利普四世将其妹妹玛丽亚公主嫁给查理王子为妻。

雷利以血腥的结果作为詹姆士西班牙政策的祭品。他私下反对詹姆士的继位权，也强烈反对詹姆士的支持者埃塞克斯。抵达伦敦不久后，詹姆士便免掉他所有的公职。他个性热情而且性急，雷利自己便卷入教皇推翻国王的阴谋中。他被送入伦敦塔，抗称自己无罪，并企图自杀。结果他被审讯，因含混的证据而被定罪，1603年12月13日，遭受一个叛逆者所能遭受的全部痛苦后，被判死刑。12月9日，他曾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流露他很少对世人表示的关切与虔诚，使该信热情洋溢。詹姆士拒绝了王后与亨利王子宽恕他的请求，但允许他在狱中多活15年。雷利的妻子得以进入狱中看望他，并与他同住于伦敦塔内临时建起的小屋里。朋友们给他许多书，他做了许多化学实验，写了一些著名的诗，并撰写他的《世界史》。1614年出版时，他以虔诚而冗长的序言，表露自己一颗纷扰和分散的心。他以叙述尼尼微（Nineveh）开始，历经埃及、犹太、波斯、迦登、希腊和迦太基，而终止于罗马帝国。雷利并不期望叙及近代，因为“不论谁，在撰写现代史时，因紧紧跟随着真实而会过分接近其踵部，便很可能在偶然间被拔去牙齿”。他以壮丽的手法描述萨拉米斯（Salamis）战争。当他继续描写时，他的风格改变，将话题转入“雄辩的、公正的及全能的死神”，使故事进入最精彩部分。

他不甘心于被打败。1616年，他筹足了1500镑，贿赂白金汉公爵，请他代为向国王请求宽恕。他还保证：假若被释放，将远赴南美洲，去发现他断定黄金储量极丰的圭亚那，并带回黄金作为王室的战利品，以充实即将枯竭的国库。詹姆士在这种条件下释放他，并同意他与其同伴可以占有从那些“蛮人”处所掳获财产的4/5。然而，谨慎的统治者宣布死刑的宣判仍有效，以作为激励。西班牙大使冈多莫（Gondomar）伯爵立刻指出圭亚那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希望他们不要无端干扰。詹姆士正期求和平，而且准备与西班牙通婚，以即刻发布死刑令的威胁，禁止雷利涉足任何天主教地区，尤其是西班牙。雷利欣然签名同意这些限制条件，冈多莫仍抗议不已，詹姆士发誓：假若雷利违背了他的指令，立刻将其处死。

经过好友的协助，雷利准备了14艘船，于1617年3月17日出航，赴奥里诺科河口。当时有一位西班牙的殖民者桑托·托马斯（Santo Tomas）阻碍他往传说中储有金矿河流的去路。雷利的手下（他自己留在船上）登陆，攻击当地住民，烧毁村落，并杀害其头领。随后，因遭遇西班牙殖民者顽强抵抗，空手返回船上。雷利获悉其子在攻击中被敌人杀害时大感气馁，他痛斥副指挥官的无能，并命令他自杀。他的随从随即对他丧失信心，船只一艘一艘地脱离其舰队。他不得已折返英国，国王对他极为愤怒。雷利秘密安排想前往法国避难，但被捕；他试图逃脱，逃至格林尼治时被一个法国密探出卖。他再度被捕，被送到伦敦塔监禁，国王迫于冈多莫的外交压力，下令执行死刑。

疲乏的残生使他但求一死，他于1618年10月29日以庄严镇定的步伐走向执行台，他被处死使他成为仇恨西班牙的民族英雄。他曾向一位郡里执行法律的官吏要求说：“让我们速了吧！”“此时正是我疾病复生之时，我将不至于让敌人认为我是为恐惧所怖。”他以大拇指摸摸斧刃说：“这是一剂清澈有效的特效药，能治疗我一切的疾病与苦痛。”他忠实的妻子乞求领回尸体，葬于一座教堂之中。她写道：“主给了我他的尸体，虽然他们否认了他的生命。上帝在我的智慧中扶持我。”

雷利的探险是詹姆士的子民满怀希望地航向美洲的历次探险之一。农夫们渴求自己的土地，冒险者追求商业或战利品，罪犯逃避法律的酷刑，清教徒们决心计划在这些处女地插上信仰的旗帜——这些及其他原因带来了不断的冒险与冗长的海上生涯，并为英格兰人赢得土地。1606年至1607年殖民于弗吉尼亚，1609年殖民于百慕大群岛，1610年殖民于纽芬兰。分离教派的教士们因为拒绝接受《通用祈祷书》和英国国教的仪式，与同僚们逃至荷兰（1608年），从代尔夫特（Delft，1620年7月）至南安普敦、普利茅斯（9月），这些“清教徒”们（Pilgrims，译按：指1620年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之清教徒）横渡大西洋，历经3个月的严厉考验，终于在12月21日定居于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指令以3万英镑和17艘船，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手里攫取贸易港口与航线，失败后，又增添了60艘船，经费增加到54万英镑。1615年，托马斯·洛伊（Thomas Roe）爵士终于在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苏拉特（Surat）、阿格拉（Agra）和印度其他地方建立不少的贸易站，完成了使命；并于1640年在圣乔治堡（Fort St.George）建筑一座堡垒准备以武装保护他们。如此便迈开了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事业的第一步。

不顾商业利益的诱惑、国会的敦促及流行的盲目爱国主义，詹姆士维持了16年的和平政策。平民院要求他参加“三十年战争”，支持波希米亚和德国境内的新教徒，请求其子勿与西班牙通婚，而与新教徒的公主结婚。他们谴责詹姆士并不抓紧反对天主教的法律，督促他命令所有天主教徒的子女应与其父母分离，以培养他们成为新教徒；最后警告他，容忍将会导致罗马教会的成长，因此要他坦白保证不再容忍天主教徒。

1621年，国会与国王之间意见的尖锐化对立几乎预演了1642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与查理一世冲突的情景。平民院指责宫廷的奢侈情形与王室坚持贸易独占性的错误，平民院对独占者加以罚款并放逐，拒绝了他们主张的认为初期工业需要免于竞争才能发展的观点。詹姆士对这种谴责大感不满，认为那会干预企业发展，国会便于12月18日提出了历史性的“大抗议”（Great Protestation）。再度主张“国会的自由权、选举权、特权、司法权等均为亘古不受怀疑的天赋权利及英国人民的遗产”，而且附言：“关于国王、国家及王国保卫的辛勤与紧急事务……是专有事务，是议会的职务，应在国会中讨论。”詹姆士更为愤怒，将平民院公报上有关这份抗议的那页撕毁，1622年2月8日下令解散国会，指令监禁4个国会领袖：南安普敦、赛尔登、柯克及平姆，并大胆地实施白金汉的请求，与西班牙做军事联盟准备。

这位轻率的部长敦促国王派查理王子去马德里，探视玛丽亚公主并完婚。詹姆士勉强同意，因为他担心菲利普会不高兴而遣送查理回英国，成为欧洲的笑柄。

查理于1623年3月抵达马德里，王子与公爵同时发现可爱的公主是无法接近的，西班牙百姓对公主下嫁一个清教徒，其愤怒有如英国人愤怒查理王子将带一名天主教徒回家一样。菲利普与其部长奥利弗雷（Olivares）以谦恭客气的态度招待访客，当时的歌剧家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撰写了欢迎宴会的剧本，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描绘了查理的肖像，白金汉更代为向西班牙美人以极其荣典之礼求婚。但若缔结姻缘则会造成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即英国天主教徒将重新获得宗教自由。查理立即答应，詹姆士则到后来方勉强同意。终于，婚姻条约签订了，但詹姆士进一步要求菲利普答应在情势需要时，使用西班牙武力支持腓特烈恢复巴拉丁挪的王位时，菲利普拒绝了他的请求，致使詹姆士愤怒之余命令其子与宠臣返回。在1623年6月14日写给查理王子的信中，我们可以见到国王人性的一面：“现在，我极为后悔因让你远行而受苦。我所欲者非婚姻也非他事，因此，我可以再度将你拥入怀中。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上帝答应他吧！”公主曾向查理道再见，并要他答应返回后照顾英国的天主教徒。返国的王子英雄般地受到英人欢呼，因为他未将新娘带回来。

现在，白金汉本人因为被西班牙人戏弄，感到十分愤怒（尤其是奥利弗雷给他的保证），转而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并努力为查理争取亨利四世的最年幼的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她的天主教信仰是在国会受到阻挠的原因之一。然后，急躁的年轻部长由于得到身心日渐衰退的詹姆士的支持，再度获得平民院的信任，向西班牙宣战。1624年2月，国会重新集会，部分人士由于追逐商业利益，部分人士由于决心阻止西班牙借款给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抗信奉新教的德国，他们制定政策，热切要求掠夺西班牙的战利品、殖民地和市场。人民曾指责爱好和平的詹姆士是懦夫，现在反因他征募百姓入伍服役而指责他是暴君。资金与兵士都不充足，致使詹姆士对其和平王朝无故参与无用的战争大感头痛。

他的各种病症在最后数年集聚一身。过度的吃喝腐蚀了他的各个器官，现在，他患有黏膜炎、关节炎、痛风、结石、黄疸病、腹泻和痔疮等病。他每天总在流血，有时甚至使王室成员感到困扰。他仍旧拒绝就医，却接受英国教会的圣餐。他于1625年3月27日逝世，弥留之际仍喃喃地为其信仰而感到安慰。

不论其自负和粗鲁的态度如何，他确实较以往那些比他更富活力、勇气和事业心的某些国王好得多。他的君权绝对主义仅是理论而已，他是一个胆小的人，经常向强有力的国会让步。他的佯称神学并未阻碍容忍的意志，反使他远较其先驱们更为慷慨。他的酷爱和平使英国得以繁荣，阻止了国会的好战和人民的受苦。谄媚他的人称他是“英国的所罗门”，因为他极富智慧，当时的索利（Sully）因无法使他卷入欧陆的纠纷而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聪明的呆子”。他既非哲学家也非呆子，他只是一位错扮为统治者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充满神话和战争时代的爱好和平者。詹姆士一世手订《圣经》予人的影响，远较一个征服者的王权给予人的影响大。

第七章　召唤理性（1558—1649）

迷信

人是因为无知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无知呢？这是一个问题，致使政治哲学家们区分成强调相沿成习的保守分子（心智能力的天生不平等）与重视环境的改革者（机会与教育的力量能改造一切）两大派。社会中，知识的成长，使迷信衰落、财富增加与分配平均，而即使在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尤其是处于遭受贫穷折磨或富有却无所事事的环境中——思想必定是生活于迷信的丛林中：占星学、命理学、手相术、预兆、凶眼、巫婆、恶魔、鬼魅、魔鬼、念咒、驱邪、析梦、神谕、奇迹、骗术、玄秘术、巫医或毒害，这些充斥于矿场、农场和动物界里。而在一个财富不足以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国度里，知识的瘴气则毒害了科学的根，使科学的花朵枯萎。对贫穷者而言，躯体和心灵的迷信是其生活圈里的诗歌源泉，沉闷的日子使人期望虚饰各种事情，并进而希求以神妙的力量来弥补自己的不幸。

1646年，英国医生、作家布朗以652页的著作，简介了当时流行的迷信。几乎所有这些神秘学，都孕育于伊丽莎白时期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不列颠人中。1597年，詹姆士六世出版了一本权威著作《鬼怪论》（Demonologie），该书充满文学界嫌恶的内容，把巫婆具有的力量归因于她经常出没的房子上，她能使男女相爱或仇恨，并将疾病由一人传给另一人，利用烤蜡制雕像来杀人，导引破坏性的暴风雨。进而他倡导说，所有的巫婆和魔术师都应处以死刑，甚至应罚及他们的顾客。他与其新娘自丹麦返国途中，曾遭到抗议，几乎被杀死。他愤怒之余立即逮捕了4名嫌疑犯，加以苦刑要他们坦白招供他们利用神秘方法图谋杀害他。其中一人约翰·费恩（John Fain），经过最野蛮的拷问后，于1590年被活生生地烧死。

对于这些事情，苏格兰教会同意詹姆士的做法，并拟下令地方长官若对巫婆判轻刑者，将会受到除籍的威胁。1560年至1600年，仅苏格兰地区便有8000妇女因女巫之罪被烧死，几乎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幽魂。英格兰巫术也很盛行，著名的医生如威廉·哈维和布朗也都相信。头脑冷静的伊丽莎白女王却批准1562年的法律规定，将巫婆处以死刑，她掌权时期有81名妇女被处死。詹姆士在位期间，对这种幻想主义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坚持给予被告公平审判，因而揭穿许多虚伪的供词与控告，并拯救了5位被指控使男孩歇斯底里的妇女的生命。追捕巫婆几乎在查理一世时期停止，但不久又开始，甚至达到巅峰状态。两年之间（1645—1647年），便有约2000名“巫婆”被无谓地毁灭。

在死亡的愤怒声中，夹有诉诸理性的呼声。雷吉纳德·斯科特（Reginald Scot），一些英国人均轻视其名，1584年在伦敦出版了《论巫术》（The Discourses of Witchcraft）一书，此书仅略逊于约翰·维尔（Joham Wier）的《恶魔的戏法》（De Praestigiis Daemonum）——1564年出版于巴塞尔，在充满危险的意境里缓和虐待狂的迷信。斯科特描述“巫婆”是贫穷的年老妇女，不致伤害任何人；甚至说，即使撒旦利用她们来工作，她仍应受怜悯，而不该被活生生地烧死；进而他指出，把奇迹推到这些老太婆身上，正是对基督神秘力量的侮辱。他说利用刑罚让巫婆们坦供，是没什么意义的。他也揭发了许多审判程序的松弛无规则可循和不公正，指责法官与询问者的不可信任，但该书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力。

在这种气氛下，科学便试图成长。

科学

商业和工业的迅速扩张，迫使科学随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学派及艺术家的压力无法与经济的兴隆匹配；精神需求的增长，便会考虑到事实与数量的问题及理论与观念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复活了，剥夺了亚历山大的文化和中古文明的面罩。意大利人文主义强调的古代文学和艺术界的光荣史迹，使人们稍微重视当代的实际需要。人类必须以带竞争性的准确与速度来考虑和计划，测度与设计各种事务。他们要求观察和记录的工具，要求利用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显微镜、望远镜、统计方法、航海指引、天文学设备等科学方法来处理事务，当时整个西欧社会致力于追求这些需要。

1614年纳皮尔在苏格兰，1620年朱斯特·比尔吉（Joost Bürgi）在瑞士，各自发现了对数系统（数目的逻辑），利用商和根，能很快地根据所给的数目，求出混合数目关系的结果。亨利·布立格斯（Henry Briggs）在1616年修正了他们的系统，提出以10为基础的一般计算方法，发表了从1到2万的所有对数的数目表。现在两位数的数目，能以乘的方法算出，在表中，数目的log是所有数目的log乘起来的总数；而且，a能被b除尽，是利用数目的log，从a的log减去b的log，剩下来的，便是所要的答案。威廉·伍特黎德（William Oughtred）在1622年，埃德蒙·甘特（Edmund Gunter）在1624年，设计了计算尺，利用此尺，对数的计算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出。这些发明，大大缩减了数学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航海者、工程师们的算术工作时间。开普勒（Kepler）使用新的方法，计算行星的运动。1620年，他撰写一封极为热诚的赞颂信，致马基斯顿·莱尔（Merchiston Laird），但未告知他纳皮尔在3年前即已死亡。纳皮尔犯了一个小错误，他误认为世界将会在1688年和1700年之间灭亡。

由于天体运动的计算、日历表、航海有关天文计算等复杂运作的需要，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时常有紧密的合作。如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建立了现代代数学的标准形式，介绍根的象征，“较大”和“较小”，发明了以小字体代替以往数目大写字体的笨拙方法，并将所有相等的数量置于一边，而另一边则置以零的简便方法。又有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太阳的微粒及他本身对木星行星系的观察心得，成为后来伽利略（Galileo）独立观察的主要基础。查普曼本人是学术界泰斗，也认为哈里奥特的学问是“无可比拟与无底深渊的宝藏”。

天文学和占星学渊源颇深。“时间”的占星学决定了群星对时光的徇私情形，“司法”的占星学是预知事情的学问……所有这些风靡一时的时尚，在莎士比亚时代即已发生（虽然无法证明它是人类的主要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很流行。月亮在占星学的理论地位，制造了潮汐、眼泪、狂人和小偷，而每一个黄道带的记号控制了人类解剖学，特殊个体的个性与命运。约翰·迪（John Dee）利用混合占星学、魔术、数学和地理学等知识，撰写了《大揭秘》（Treatise of the Rosie Crucean Secrets）一书。他被控对玛丽·都铎女王实施巫术（1555年），替伊丽莎白女王草拟地理与航行水道的蓝图，建议由西北水域航赴中国的新航线，进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名称。他曾在巴黎向群众讲授欧几里得的数学知识，驳倒了哥白尼的理论，极力主张采用格列高利的日历（比英国设计的日历还要早170年），81岁那年才寿终正寝，曾一度享受过美满生活。他的学生托马斯·狄格斯（Thomas Digges）极力促使英国接受哥白尼的理论假设，并预告了布鲁诺的宇宙观。托马斯与其父莱奥纳多·狄格斯（Leonard Digges）曾使用“观察镜”，这种镜极有可能是望远镜的先驱。约1639年，威廉·加斯科因（William Gascoigne）发明了测微计，利用这种仪器，观察者以史无前例的精确度来调整望远镜。杰里迈亚·霍罗克斯（Jèremiah Horrocks），一位兰开夏郡的贫穷副牧师，只活了24岁，他认为月亮是椭圆形的星球，并以1639年首次观察记录的时间为根据，预测金星越过太阳的时间。他关于行星运动力量的推测，影响了牛顿的地心引力理论。

同时，地球吸引力的研究也替牛顿的理论做好了准备工作。德国牧师乔治·哈特曼（George Hartmann）在1544年、英国的罗盘制作者罗伯特·诺曼（Robert Norman）在1576年，各自发现了磁针的倾斜现象，认为它自由地停止于引力的中心，从地平线位置倾向地球表面的一角。诺曼在1581年的著作《新的吸力》（The New Attractive）中，主张磁针是倾向地球内部的。

这种惊人的磁路发现，随即被伊丽莎白的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继续研究。历经约17年的研究与实验后，他才发表了英国科学史上的伟大著作《论磁铁及最大的磁铁地球》（1600年）。他成功地在圆形的天然磁石上装配罗盘磁针轴，刻画磁针指示的线，再将这些线延长至形成围绕磁石的大圆圈。他发现所有这些线圈在地球上的两个相对立的直径点交汇，这便是磁极，吉尔伯特误认为即是地球的地理极。他描述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因而说明磁针的运动，指出任何金属棒长期留置于南北位置，便会含磁性。一块磁铁置于圆形天然磁石的两极会与地球成垂直现象；置于南极间的中间点（此点构成磁性的赤道），磁铁便形成水平线。吉尔伯特下结论说，若置于地球的两个地理极里，它便会接近倾斜的磁针。这并不十分正确，几乎为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在1608年探险北极时确定。从他自己的观察所得，吉尔伯特从磁针倾斜的程度，草拟了纬度计算的方法，他认为“有关磁体的纯磁性是从每一边倾吐出来的”，认为地球的旋转受这种磁场的影响。经过研究电——自古代即很少注意它——他证明除了琥珀外，其他许多物质都可以摩擦生电。从希腊文的“Amber”（琥珀）一字而创出电（Electric），用以表示使磁针偏斜的力量。他相信，所有天上的物体都赋有磁力，开普勒利用这个思想解释行星的运动原理。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最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实验过程的范例，在科学和工业效果上，其影响是无法计算的。

致力于进取或地理、商业目的的探险，复发掘了“大磁”，致使科学进步显得更为戏剧化。1576年，汉弗莱·吉尔伯特（此人与威廉·吉尔伯特并无血统关系）出版了《讨论至中国的新航路》（Discours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hay）一书——建议向西北航行经过或环绕加拿大。在那年，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r）以3条小船起程准备实地发现航道，其中一条船沉没，其余便放弃冒险，他本人乘25吨的小船“加百利”号继续前进，终于抵达巴芬岛（Baffin Land），但遭遇爱斯基摩人的攻击，而折返英国请求更多的人员与船只同往。以后他的航行不再是寻求地理上的发现，而是徒劳于寻求黄金。吉尔伯特曾提出西北航行的看法，但1583年，他在试图航行时被淹死。4年后，约翰·德维斯（John Davys）通过现在以其名命名的海峡，之后他攻打西班牙派征英国的“无敌舰队”，复与托马斯·卡文狄希（Thomas Cavendish）赴南大西洋，发现了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1605年，在接近新加坡时，他为日本海盗所杀。卡文狄希探险南方的南美洲，完成了3次环球航行，1592年死于海上。哈德森于1609年发现了哈德逊河，在另一次航行中曾抵达哈德逊湾，但他的船员们，因困苦和渴望回家而发狂与叛变，将他与其他8人同置于一小船，任其漂流海上（1611年），此后音信全无。威廉·巴芬（William Baffin）曾探查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海湾与海岛，他曾北航至纬度77°45'——经过236年后，仍未有人再度航行至此纬度——他也曾进一步利用观察月亮，区划了最初发现的经度。理查·哈克路特在他那部充满英勇与恐怖事迹的叙事诗中，对这些船与橡树林中心地带的描述，远超过《伊利亚特》的任何情节，在其连续的著作中他也收集了他们的故事。一些最著名的书籍，如《主要的航行》（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旅途》（Voyages）、《英国的发现》（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其内容被塞缪尔·波卡斯（Samuel Purchas）记载于《波卡斯的朝圣记趣》（Hakluytus Posthumus，1625年）。由于对黄金或贸易的渴望，及对冒险和远方的热衷，地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日益滋长了。

这段时期，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最伟大工作多数完成于欧陆各国。不过在英国，凯纳尔姆·狄比（Kenelm Digby）发现了植物生命需要氧气的现象，罗伯特·弗卢德（Robert Fludd）是一位神秘学者和医生，远较詹纳（Jenner）早150年便主张人要种痘。医药处方仍依赖于他们讨厌的东西，1618年伦敦官方的药典里，仍旧建议胆汁、血液、爪、鸡冠、毛皮、汗、唾液、蝎、蛇皮和蜘蛛网为药剂；抽血首次被采用。虽然如此，这段时期，颇爱自夸的托马斯·帕尔（Thomas Parr，即老帕尔），因当时被公认已有152岁高龄，健康状况良好，于1635年被推荐给国王查理一世。帕尔并未主动表明其真实年纪，但当地教区当局的记载：他生于1483年，却在1500年要求加入军队，他曾详细回忆1536年修道院被亨利八世解散时的情形。查理一世说：“你较别人活得更长……但你较别人多做了些什么？”帕尔回答说，他100岁时，曾玩弄了一个女孩子，为这件事曾公开忏悔过。他几乎完全以番茄、蔬菜、粗糙面包、提去奶油的酸乳维持生活，很少吃肉。有一段时间，他成为伦敦的店铺和旅店最凶猛的人。他也热衷于参加宴会，在会见国王那年，便告死亡。哈维特地为他做了一次尸体解剖，发现他没有动脉硬化，诊断其死亡原因，认为是因空气和食物改变之故。

这时正是由于哈维解释血液循环而使科学达到巅峰——“自盖仑以来，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1578年出生于福克斯顿（Folkstone），在剑桥大学求学，后至帕多瓦跟随名师法布里齐奥（Fabrizio）。返国后定居并开业于伦敦，成为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私人医生。经历数年的忍耐，他数次对动物和人类尸体做实验和解剖，其研究重点是受伤时血液的流动与方向。1615年，他建立其主要理论，却一直沉默了数年，才于1628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当时的医学名著《关于动物体内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实验》，此书是英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和最伟大的古典著作。

后人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足以说明科学是无国界的。历经1000年的历程，盖仑在2世纪时解释心脏和血液功能，认为血液由肝和心脏流向各组织，空气经过肺而进入心脏，动脉和静脉是血液的两条输送线，利用心脏收缩来推送与吸收；而且，血液通过心室间隔膜的孔后，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约1506年，达·芬奇怀疑空气是从肺入心脏的说法。1543年，维萨里（Vesalius）进一步否认隔膜里气孔的存在，他描述动脉和静脉，显露了它们的末端如此微细，几乎启发了流通与循环的理论，法布里齐奥指出静脉中的瓣膜是使静脉的血液不致流向心脏的组织。盖仑的理论至此已逐渐丧失权威性了。米歇尔·塞维塔斯在1553年、里尔多·科隆博（Realdo Colombo）在1558年，发现了血液的肺部循环——认为是从右心室经过肺部的动脉进入，并经过肺部，在那里利用空气加以洗净，再经肺部静脉回到左心室。1571年，安德烈亚·切萨尔比诺（Andrea Cesalpino）以实验方法——如我们日后所见——预示了循环的全部理论。哈维的工作只是将理论转为可以证明的事实而已。

他的病人培根赞赏归纳法时，哈维则是利用演绎和归纳的惊人混合方法，说明自己的结论。估计每一个心脏的收缩，或收缩时从心脏压出来的血液总数，竟多达半盎司之多的液体，他计算出半小时内，心脏将注入动脉超过500盎司的液体——这个数量远较包含的整个血液量还多。这些血液又从何而来，如此大量的血液，似乎不可能同一时间从食物的消化过程制造出来。哈维下结论说它是从心脏压出来的血液，再回去，除了静脉外，别无其他的明确门径了。利用简单的实验和观察——如利用手指压缩人造静脉——便显示了静脉的血液流向组织，而且流赴心脏：

我观察许多证据时，看其是否得自于活体解剖或先前从活体解剖中悟出的道理，或得自那些进入心室和从脉管中流出的……这常使我深思……输送的血液量可能有多少？但也未发现这是摄取养分的汁补充，它一方面不经静脉管即流出；另一方面，动脉由于血液超过正常量而破裂，除非血液能寻求道路从动脉管进入静脉管，这才能回到右心室。我观察这些证据后，我思索是否当它循环一周时不能称之为一个运动，现在我被允许发表我的血液循环理论了。

因为他十分了解当时医学的保守主义，对是否发表其结论而犹豫不决，他预测没有一位超过40岁的人士接受他的理论。艾布雷曾说：“我曾听他说，他的《血液循环》（Circulation of the Blood）一书出来后，他在同行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精神错乱了的蠢货。”一直到1660年，马尔皮吉（Malpighi）证明毛细管的存在是为了将血液由动脉输送至静脉，才使学术界知悉循环是一个事实。这个新观点几乎解释了生理学的每一个领域，并影响了躯体与心灵间关系的老问题。哈维说：

与获得痛苦或愉快，希望或恐惧有关的每一种心灵的感情，就是引起心灵激动的原因，几乎每一种感情（情绪）出现时，表情随之而变，血液到处窜流。在愤怒时，眼睛似火，瞳孔紧缩；害羞时，面颊涨满了血液而脸红；情欲冲动时，器官又是多么快地充满血液而扩张啊！

哈维继续替查理一世效劳，几乎至查理一世去世。革命爆发后，查理被逐离伦敦，他仍随侍在侧，在埃奇山（Edgehill）之役也与他同在，幸免于死亡。同时，暴动者掠夺他在伦敦的房子，破坏其手稿和解剖学的资料。或许他因刚毅的脾气和观点的歧义，得罪了无数敌人。艾布雷说，他经常斥责人“仅是大的顽皮狒狒”，并认为“我们欧洲人不知道如何命令或统治我们这些受忧患的人类”，而“土耳其人是唯一有智慧役使他们的民族”。73岁时，他仍富有热情，在1651年出版有关胚胎学的论文，《论动物的孕育》一书，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以它是退化肌肉的微小组织的看法。哈维认为“所有的动物，产生它们的年轻生命时，包括人类自己，都是从卵进化而来”，他铸造了一句名言——“每种动物都由一个卵而来”。他在瘫痪6年后去世，死后将他所有2万镑的财产遗赠给皇家医学院，10镑赠给霍布斯，“以示其爱的象征”。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1）

现在我们介绍当时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智慧人物。我们准备关注其出身和血统关系，他接受的文学、外交和法律的教育，他突然的贫困及其未被知悉的求官内情，由于他的仁慈而提出的毫无效果的警语与勉强向人提出公诉。学问和野心如此严重地消耗了他的精力，致使他对女人没有欲望，不过，他喜欢年轻男人。最后他终于在45岁时（1606年）与艾利斯·巴恩海姆（Alice Barnham）结婚，她带给他一年220镑的收入，他却未给她任何“财产上的人质”——他没有孩子。

詹姆士一世登基时，培根附和当时风尚，写了一封极其谄媚的信给詹姆士，自荐他适于政府的某一职位。这位掌玺大臣的儿子，也是塞西尔的侄辈和表亲，认为他长期等待职位正反映了权势部门的一些敌对态势，或许他缺乏忍耐的机会主义就是其所以迟延任命职位的一个结果与原因。他已在国会服务了19年之久，经常替政府的立场辩护，以广博的学识、建设性的思想，以及清晰而动人心弦的演讲赢得声誉。有时，他呈送给国王一些动人及谨慎劝告的“备忘录”，如：如何改善贵族院与平民院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如何团结统一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会，如何结束因宗教歧异导致的迫害事件，如何利用天主教的势力来绥靖爱尔兰，如何在英国境内不对教皇开放言路但给予天主教徒较大的自由，如何发觉英国国教与清教之间的妥协方法等。就历史学家的观点判断，他是当时研究政治最透彻的人，“施行那些计划，便足以防止后半个世纪发生的罪恶”。詹姆士认为这在当时的言论状态下是不切实际的，而将它搁置一旁，却将培根归类于1603年将授予骑士名誉身份的300人名单里，于是弗朗西斯爵士只有继续等待下去了。

虽然如此，他适合当律师的才干使他逐渐富裕。1607年，他的财产估计有2.4155万英镑，他住在哥汉布里（Gorhambury）的豪宅，备以高薪挑选请来的仆役与机敏的秘书如霍布斯之流，他很明智而非盲目地享受美丽和舒适。他以园艺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并在花园中建了一间供私人研究的昂贵书房。他像哲学家般写作，生活却像一个王子。

他并不是一直失意的。1607年，詹姆士终于赏识他，任命他为副检察长，1613年任命他为首席检察长，1616年封他为枢密院院士，1617年封他为掌玺大臣，1618年任命他为大法官。新的尊荣使其权力益增光彩。1618年，他成为首任威鲁兰（Verulam）男爵。1621年1月，他又被封为圣奥班（St.Albans）子爵。詹姆士赴苏格兰时，便留任这位大法官来统治英格兰。培根“对大使们常以庄敬威严的身份演说”，住在豪华的哥汉布里，使他“似觉朝廷即在此，而非在白厅或圣詹姆士宫”。

在赢取荣誉、追逐职位的过程中，培根曾数度牺牲自己坚持的原则。如在首席检察长的职位上，他利用其影响力使法官依国王期望的司法裁决来判决；任掌玺大臣时，他辩护、保障独占事业，明显地维持了白金汉宫的意愿；任法官时，他从理应出席法庭的人手中接受实质的礼物。这些是当时的陋规，公务人员薪水微薄，于是他们从那些获助益者的“礼物”上求取补偿。詹姆士明白地说：“假若我……处罚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则不久之后，我便不再有诚实的子民了。”詹姆士本人也曾收受贿赂。

国会于1621年1月集会，愤怒地反抗国王的作为，指责培根是詹姆士的最高顾问，认为他已使其独占地位合法了。若无法撤免国王，也应控诉其大臣。2月，国会指派一个委员会组成法庭。3月，该委员会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不法情事，特别是大法官的行为，结果拟示以23个特殊的贪污案件来控告他。他立即向国王请求帮助，并预言：“这些人现在攻击大法官，不久便将打击王权了。”詹姆士反而劝他自己承认控告的事实，以便树立先例，以吓阻官吏更大的贪污事件。4月22日，培根呈递自白书给贵族院，他承认像其他法官一样也从诉讼当事人处取得礼物，但否认因而影响其判决——在多个案件中，他对送礼者做了不利的裁决。贵族院处罚他：“付4万英镑的罚款；随国王的同意监禁于伦敦塔；永不能担任公职……不得再赴国会开会，并不得再进入司法界。”5月31日，他被送往伦敦塔监禁，但4天后由国王下令释放，他也被恕免缴足以毁灭他生活的巨额罚金。被惩戒的大法官旋即退居于哥汉布里，尝试过简朴的生活。他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威廉·罗利（William Rawley）从他死时留下的字条中发现了一段很著名的陈述：“50年来，我是全英国最正直的法官。但这却是200年来国会所做的最公正的谴责。”

弹劾的效果很好，公务员的贪污事件得到抑制，特别是法庭绩效转好。这个事件还建立了国王、大臣向国会负责的先例。这次之所以将培根从政界圈中驱走，因为他是一个言论上的自由分子和行为上的反动分子。他选择回归科学与哲学，在这方面他“鼓吹智者结合”。在优美的散文中，他宣布了理性的革命和内容。

大更新

长久以来，哲学成为他的避难所，这正是他的嗜好和颖悟所致。1603年至1605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名的书《学问的精通与进步》（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但这本书对于他而言，似乎只是一些意见，而非实际执行的方案。1609年，他写信给艾里（Ely）主教说：“假如上帝给我假期，让我撰写一本公正而完善的哲学著作……”1610年，他写信给卡索邦（Casaubon）说：“将人类生活带到更美好的境界……利用健全和真实意图的帮助——这便是我想象的目标。”在官场数年烦困的生活中，他接受了——在富裕日子里的草率假定——科学和哲学革新的权威计划。在去职前的7个月，他宣布了拉丁文的工作计划，写信给所有欧洲的学者，大胆地标名为《大更新》（The Great Renewal）。书的内封便是一个挑战，一艘张满帆的船，经由海格力斯之柱，驶入大西洋。有一句中古的箴言刻立在这些柱上，警告来往的船只“请勿越此”（Ne Plus Ultra）。培根改写道：“会有许多人经此，知识将因而增加。”狂傲的序言补充说：“威兰的弗朗西斯其本人推断如此，并断言为了现在及以后数代的利益，应使他们认识其思想。”

他发觉“科学中的任何事，不过是纷乱与不断地搅动，而终止于其开始而已”，因此他总结说：

仅留下一个方向……在一个较好的计划下，重新尝试处理整个事件，并开始全面的科学、艺术及所有人类知识的重建工作，建立适当的基础……此外因他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这些事对其他人发生影响……因此他致力于立刻出版那些他能完成的书籍……在他逝世时，便可遗留一些他表明的计划和大纲……在他眼中所有其他人的野心，若与其手边的工作相比，便显得太可怜了。

他将全部计划书献给国王詹姆士一世，并附了一段道歉词：“为此工作需要，将挪用不少办公时间，但我期望结果将会‘纪念您的名字与您的光荣时代’。”——的确如其所愿。詹姆士是一个相当有学问而善意的人，假如他被游说资助该计划，又有何事不能做成？就像1268年的罗杰·培根，将他的著作《大作品》送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一样，祈求知识的扩散，现在与他同姓之人也向其君主请求，将之视为一项“皇家工作”。为了人类物质与道德利益之故，建立科学研究的组织并将哲学单一化。他提醒詹姆士，“哲君”如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他们带给罗马帝国一个世纪（96—180年）的良好统治，是否因他对资助款项的需求与期望，而使他坚决且盲目地支持詹姆士？

在下一个序言中，他要求读者视当时的科学为千疮百孔，之所以有错误并停滞不前，是因为：

在每一个连续的时代，最伟大的智者总是被迫跃出自己的方向。超越一般百姓之上的具有潜力和智慧之人，他们为了保持名声，会欣然屈服于时代与大众。因此，若无一更高秩序的期望在各地燃起，不久便会被这股世俗意见之风熄灭。

他向神学家们绥靖，这些人与人民或国王，都属于有力量的团体，他警告他的读者们要对其所运行“有关神圣事件的责任限制内作‘限制的意识’”。他放弃讨论宗教信仰或宗教事务，“正在进行的工作……不是仅持有意见，而是要实际从事……我辛苦建立的根基，不是任何派别或学说，而是人类的幸福与权利”。他敦促其他人也自愿效劳和加入他的工作行列，并深信接连几个世代后便会实现。

在一个皇家的计划书（Distributio Operis）中，他提出事业的详细计划。第一，他将试图对既存或可期望的科学做一新的分类，划分它们的研究问题和领域。这项工作，他在其著作《学问的进步》中已完成，此书在1623年加以翻译和增补于《知识的成长》（The Advanl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以便流传于欧陆。第二，他将检验当时逻辑学的缺失，寻找远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理则学》（Organon）“对人类理性的更完美利用”。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完成这项工作。第三，他将开始一个“宇宙现象”——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的“自然史”研究。第四，他将在一个“知识的阶梯”中，依其新方法对科学的研究做一展示。第五，他将效仿“先驱们”，描述如其所见的这些事情。第六，他将开始从科学的追求，详细说明哲学将被发展与证明。“不过，这个最后部分的完成是……超越我的能力与期望的。”对于我们这些现在挣扎于知识和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培根的计划似乎是最高贵的徒劳。但知识并非如此无限与微细，部分的辉煌成就会使我们放弃对全体的假设。他告诉塞西尔说：“我已将所有知识纳入我的领域中。”他并非意指他能够详细地从事于所有的科学工作，而仅是说他意欲研究的科学“从一块岩石出发”，而使各学科能相互协调与帮助。哈维谈论培根“写哲学书时就像一个大法官”。是的，他就像一位至尊的将军拟定计划一样。

我们循他的著作《学问的进步》去探索，可以发现培根心智的范畴与聪敏。他以不寻常的谦虚态度贡献其思想，说那“并不比……音乐家们调准他们的乐器时所发的噪音好多少”。但是，他在此几乎表现了他所有的特点。他要求多样性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动物园、科学博物馆和工业界的广泛支持，为了支付教师和研究员的薪水，为了科学实验的充裕财政基金，为了欧洲各大学之间的分工、沟通和合作。他在对科学的崇敬方面，并未失去正确的眼光。他为一个包括哲学和文学在内的普遍而自由的教育辩护，为对改进科学方法的目的做广泛的评断。他试图以逻辑的秩序将科学分类，决定它们的范畴与界限，并指出有待研究和解答的主要问题。他的许多要求都利用各种科学方法来处理——要求较好的临床记录，利用预防法的医药延长生命，要求“精神的现象”等须小心检验及要求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等，他甚至预示了现代的研究技术。

《大更新》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大胆的部分，是试图形成新的科学方法。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甚至宣扬归纳法，但他的逻辑学主要模式仍是演绎法，其理想形式是三段论法。培根认为老的《理则学》由于强调理论而非着重于实际的观察，致使科学停滞不前。因此他的《新工具》一书便极力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思想组织与体系——经过经验与实验方法来做自然的归纳研究。虽然此书本身残缺不全，而且仍有许多不妥善之处，却是英国哲学史上最光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堪称为“理性时代”的作品，以拉丁文撰写，但是用词清晰流利，半数以上的句子，都是向人发出内心警告的心声。第一行便揭露了综合的哲学，宣称归纳的革命，预示了工业革命，更给霍布斯、洛克、密尔（Mill）和斯宾塞的经验主义以启示：

人类，已成“大自然”的仆役与解释者，能做的与了解的如此之多，就像他观察的如此之多。但在实践和思想上，这仅是“大自然”的程序而已。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也不能做任何事……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力量合而为一。因为，天道所在不为人所知，其效果便无法产生了。“大自然”也仅是服从其命令而已。 [1]

而且，像17年后的笛卡儿，在其著作《方法论》（Discourses on Method）里，从怀疑每一件事情作为哲学的开始，因此，培根在《大更新》中要求一个“知识的修正”作为开始的第一步。“我们所拥有的人类知识，只是混杂与难以消化的东西，由许多轻信与意外及第一次吸收时即由不成熟的许多概念组成。”因此，在开始时便须尽我们所能，澄清心中所有的先入观念、偏见假设和各种理论，甚至我们须从柏拉图即刻转变到亚里士多德；我们须摒除思想中的“偶像”，或循循相因的幻想与玄思，天生的个人判断的癖好或传统信仰及团体的教条；我们须驱除所有内在期望上的思想逻辑轨道和所有思想暧昧的荒谬言语。我们必须把那些哲学中主要的演绎系统——那些仅是意欲从少数的定理与原则而推论出永恒的真理——置之身后。在科学中没有魔术的帽子，任何从著作中得知的事物，都必须放入观察或实验中。不仅是因果关系的观察，也不仅是对资料作“简单的列举”，而是利用“经验……寻找，实验”的方法。于是，培根经常藐视假的科学方法，他描述现代科学的实际方法说：

真实的经验方法首先在点燃了蜡烛（利用假设）之后，利用蜡烛照明道路，似以经验的正确程序开始……再从它推断出公理（“第一个果”，暂时的结论），然后，再从这已建立的公理施以新的实验……以实验本身来判断。

不过，培根的假设是谨慎的。他经常利用传统、偏见或期望来建议，也就是再度利用“偶像”。他不信任任何有意或无意地选自经验的确定资料里，及掩饰或盲于反证的假设。为避免这个陷阱，他建议累积所有与问题有关的资料，分析、比较、分类相关系数，及“利用排斥与拒斥的适当程序”，一个接着一个地削减假设，直至“形式”或“一个现象的基本原理和一个现象的本质出现，用这些方法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归纳法”。“形式”的知识将增加对事情的控制，进而使科学逐渐改造环境与人类自己。

培根深深感到，这是其终极的目标——科学方法将能适用于灵活的分析与人类个性的再造。他催促直觉与情绪的研究，认为它们与心灵的关系，正如同风浪之于海一样重要。但是它的错误，不仅在于知识的追求，也在于传递方面。假若我们愿意给他充分的补偿与光荣，便能草拟出第一流的教育学，那么人类便能够利用启发的教育方式来重塑了。培根赞美耶稣会教士皆是教育家，希望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他谴责摘录、改善的大学戏剧，要求在课程表中，增加更多的科学项目。科学与教育之所以应被接受，并非是因为作为政府的工具和侍女，而是因为作为政府的指导和目标。这位有信心的大法官大声疾呼：“在自然界的竞赛里，我敢打赌，将会得到技巧上的胜利。”

[1] 著名的论断“知识就是力量”并未出现在培根现存的著作中。在他的《沉思断想》（Meditationes Sacrae）的片断，他写道：“知识本身便是一种力量。”当然，这种思想贯穿了培根的所有著作。

一位政治家的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他并未自成任何系统，除逻辑外，他并未留下有关思想方面的任何有秩序的解说。他的思想轨迹很明朗清晰，却是属于一位从哲学的宁静中反复向前冲，以尝试解决法律事件，在国会中与反对者相争，或与难以教诲的国王周旋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只有从他偶发的评述与片断的著作，包括他的一些《论文集》（Essays，如1597年、1612年、1625年）等资料来搜集他的观点。培根所写的，就像一些天生自负的作者的态度，而将其成果奉献给白金汉公爵说：“我认为……小册子可以像书籍一样持续久远。”在他写的书中，他的文体矫揉造作而混乱，因此他的太太坦称：“我不了解他曲折难解的写作。”在《论文集》中，他仍旧隐匿繁难句法，训练其文笔使之表达清楚，而达到简洁的境界。在当时英国的散文界，很少有人能以易懂的直喻方式说明重大的事情，使两者密切配合，成为一种完美的形式。这就好像塔西陀对哲学采取的态度，尽量使之明晰易解。

培根的智慧是世俗的，他经常会从玄学转入神秘或草率了之。即使他有过大的雄心，也很少能使他从片断的智慧跃进整体观念。不过，有时他也像是陷入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说：“本质上，除个体依固定律则完成纯粹的行动外，无一物确实存在。”“若从物理学开始探讨，而终于数学的境界，则这种对自然的探讨，将会得出最好的答案。”但这里的“自然”很可能仅指永久的世界。他有时宁愿接受苏格拉底先前的那些怀疑论哲学家们的看法，而不愿接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赞美唯物论的德谟克利特。但他接受个体与灵魂截然区分的观念，并预示了柏格森（Bergson）对智性叱责为“一个天生的唯物主义者”的看法：“人类的领悟力是受了表现为机械性艺术的标志的影响！这些想象使我们对相似事物在其共同方面的特点，有一种持续的看法。”他也进而大加反对笛卡儿的机械论生物学。

他以谨慎的具有双重矛盾情感的态度，用“宗教和机智”来“调和”哲学。“我宁愿相信《黄金传奇》、《塔木德》和《古兰经》等的所有寓言，也不愿采信那些缺乏心思架构的普遍假设。”在著名的文献中，他两度重复无神的论调。他曾解析了无神论的导因，说明该卷册的主题所在：

假若有许多不同宗教的话，导致无神论的原因，便是宗教的分派。因为任何一个重要的支派，都须附加双方的热心，但许多的分裂导致了无神论。另一个原因便是教士们的丑闻。最后，尤其在和平而繁荣的学术发达的年代。因为困难和逆境，人类的心思更会向宗教屈服。

他创下了一原则：“一切知识均受制于宗教。”依照他的私人牧师罗利所言，他“在其健康允许时，经常到教会服务……并逝世于英国国教建立的真诚信仰里”。虽然如此，就像他的伟大先驱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一样，他注重区分神学与哲学的真理：认为信念可能促使信仰，因为科学与哲学无法利用证明方法，而哲学须依赖理性，科学须纯粹以寻找物理的因果关系作为世俗解释的根据。

不论他对知识兴趣如何，培根将知识附属于道德之下，若知识的扩张无法带来善行，那么，对人类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就一切心灵的美德与尊荣而言，至善是最伟大的。”不过，他述及基督教的美德时，他平常的热情便消沉了。美德应当适度实行，因为邪恶可能会利用轻率的至善。稍微的假装即使不是文明，也是成功必需的条件。爱是疯狂，结婚是圈套。“他，一旦有了妻子与儿女，便有了财产的人质。因为他们是完成伟大事业的障碍……对公众有益的最好工作与最伟大者，仍属于未结婚与无儿女之人的事业。”像伊丽莎白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培根便引之以为赞成牧师独身生活的重大理由。“一个独身生活的人，较有了儿女的人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慈善就像一池水，平时很难弄湿地面，只有在填满水塘之后，才会满溢出来。”友谊远较爱情为好，结婚的人会使朋友情感不坚固。培根以为一个已婚者会为了野心而放弃其温柔的情感，从治国比治家更适宜的观点出发，来谈论爱情和婚姻。

他的政治哲学是面对许多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玄妙的理论。他有勇气替马基雅维利说好话，并坦白地接受了国家不受其人民所谓的道德律限制。像尼采一样，他说好的战争会使任何理由都被视为值得尊敬与神圣的，“没有一个经院学者的意见是可接受的，战争除了事先的侵害或挑衅之外，都是公正的……对即将来临危险的恐惧，虽无攻击行动——是战争的合法原因”。无论如何，“一个正义与光荣的战争，是保持一国于事实完整的一切行动。”“对于帝国与大国而言，以武备来维护他们自己重要的光荣、知识和占领是最重要的。”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受邻国尊敬的强有力保证：“做海的主人是君主的座右铭。”“在国家的初期，武力使其强盛；中年期，学术使之繁荣，之后两者融合一段时期；衰落期，则有赖于商业行动与商人。”城市居民并非好战士，农人较佳，自由民最好。因此，培根像莫尔一样，谴责圈地运动，认为它削减了人口中地主的比例。他反对财富的集中，认为那是暴动与革命的首要原因：

最重要的补救或预防方法是，尽所有可能的方法扫除物质因素……便是匮乏与贫穷……为达此目的便是贸易的分开与适度的均衡，辅导制造商，消灭懒惰，抑制浪费和以法律禁止过度的奢侈，土壤的改善与耕作方法的改良，规定贩卖物品的价格，适度的税额……在这些方法中，应有良好的政策，使一国的财政与金钱不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金钱，像粪土一样，除非广泛散播，否则会有不良后果。

培根本人并不信任国会，认为国会由一些未受教育与无容忍风度的地主与商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组成。他认为詹姆士一世若与之比较，便显得颇具学问而富有高尚气质了，甚至国王的神权专制统治也成为改变贪婪派系和教条的慈善之法。正像他同时代的黎塞留一样，培根认为君主集权、大地主们臣属于君主，是有秩序演进政府的必要步骤。而且，他像伏尔泰一样，认为教育一人远较教导群众来得简易。他自己拥有的财富，并未使他感到困扰，况且詹姆士已证实了婚姻的支出、赋税与和平的用费皆可观。

培根曾讪笑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替想象中的共和政府制定想象的法律，其理论多似繁星，却因太高而光辉黯淡”。但在他的致仕期间，他屈服于诱惑，去描述一种人可以居住的社会。他无疑读了莫尔在1516年的《乌托邦》一书。1623年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刚出版，现在（1624年）培根也撰写了《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一书，此书说“我们从秘鲁经南太平洋航向中国与日本”。长期的平静航行，却因缺粮而幸运地来到一个小岛，岛上居民快乐地生活在先王所罗门替他们制定的法律之下。他们以所罗门议院代替国会，拥有天文台、实验室、图书馆、动物园和植物园，以供科学家、经济学家、技术员、医生、心理学家、哲学家们研究。他们在受过机会平等的教育之后，经过平等的考试（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情形）方法来选拔人才，而后（不需要选举）这些人便统治国家。或许他们都以人类利益作为其统治的本质所在。其中一位统治者向来自欧洲的野蛮人解释说：“我们立国的基础，是各种事情的原因与秘密动因的知识。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去影响所有的事情。”在这个南太平洋的神秘国度里，所罗门的奇才已经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自动上发条的钟、潜水艇、汽车和飞机，也发明了麻醉剂、催眠术及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的方法，并发明了移植植物的方法，制造新品种、使金属变形及传递音乐到远处的方法。所罗门议院的政府与科学结合在一起，这里有培根乞求詹姆士提供的一切研究需要的工具与组织。该岛经济上是独立的，避免对外贸易，以免陷入战争的罗网，只输入知识，而不是货物。如此，这位骄横的政客转变为谦逊的哲学家，他曾忠告：一场偶然的战争是社会的一剂滋补品。现在，在他的晚年也梦想一个和平的天堂。

理性的司晨者

他继续朝其目标努力。退休后一年，他出版了《亨利七世王朝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一书。他建立了史料编纂的新标准：以简明有力的散文，清晰地记载各种问题、政策及大事，以不将之理想化及富有启发性的真实为骨干，描写这位公正无私而不朽的统治者。接着他出版了各种论文：《风史》（History of Winds）、《浓与稀研究》（History of Density and Rarity）、《生命与死亡之研究》（History of Life and Death）、《森林志》（Sylva Sylvarum）及其他论著。他现在有预想不到的闲暇时间——身无半职，没有小孩，也没有朋友。他掌权时，那些聚集在他左右、希望从他那里谋求职位者，现在都已钻到其他名门之下了。一次，他问一位与他通信的人：“你在工作上，有些什么伙伴？”“至于我，我是纯粹的孤家寡人。”

为了试验雪能使新鲜的肉类保持多长时间不至于腐烂，在春天的某日，他中断了散步，专程去买一只鸡，宰了以后用雪填塞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受寒，便到距离最近的阿伦德尔（Arundel）爵士家中，准备睡觉。他想不舒服不久便会过去，他记载此次实验“极为良好与成功”。结果，他保存了那只鸡——自己却因而丧失了生命。高热严重地消耗了他的体力，痰阻塞了他的咽喉，在1626年4月9日他逝世了，享年65岁。一根炽热的蜡烛，突然宣告熄灭。

他并不是如教皇乌尔班八世认为的，“人类中最睿智、最聪明、最卑鄙的人”。蒙田比他聪明，伏尔泰较他灵敏，亨利八世比他卑鄙得多，培根的敌人却称他仁慈、乐意助人、易于宽恕别人。他因自私而卑躬屈膝，其骄傲也足以使神明愤怒；但我们也有与他相同的缺点，因为他散发出的人道光辉而宽恕他。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其航行的助力，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们一样，都会受到损伤。

他不是科学家，却是科学的哲学家。他的观察范围很大，但也因他的思维范围太广泛，以至无法有充足的时间做专门研究。他尝试了一些，但收效甚微，他较当时的科学进步落后很多。他反对哥白尼的天文学，但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忽视开普勒、伽利略和纳皮尔等人，他经常注意这些，如《新大西岛》一书中，仍旧低估了想象力、假设和演绎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他建议对资料做耐心的搜集和分类工作。他天文学成就尤著，以星光的观察和数千研究员的记录，为哥白尼革命性的演绎方法提供了归纳的资料。但他对当时发现的星球运动、木星卫星、地球的磁性及血液循环等定律的实际方法，仅有少许涉及。

他不认为自己发现了归纳法，他知道在他之前早已有许多人使用过这个方法。他并不是第一个“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人”，罗杰·培根和佩特鲁斯·拉姆斯（Petrus Ramus）在数世纪前即已如此。这些学者欲摒除的并不是希腊学者（培根有时也了解），亚里士多德便经常运用、赞赏归纳法和实验法，他们摒除的是使之变形的阿拉伯及经院学派的“不够水准的哲学家”。培根本人推翻的对象是从古代玄学里演绎出中古信条的错误想法。无论如何，他有助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从其过分固步于尊敬古代的境界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第一位强调知识是通达权力的途径，罗杰·培根曾经如此强调过，坎普尼拉也以培根式的简洁说法称：“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或许，政治家容易过度强调科学的功利目的，但他承认“纯粹”科学的价值，若与“轻渺”的“实用”科学的价值相比——就像与“水果”彼此不同一般。他力陈目的的研究与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他认为若人类发明的动机不变，则一个世纪之后，发明的新物品留给人类的问题远较发明能解决的问题严重。他或许已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松弛，因知识的增进超出人格的训练造成的深渊。

究竟这些演绎法留给后代什么？弗朗西斯·培根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最富影响力的智者。当然，莎士比亚在想象力与文学艺术方面远超过他，但培根的心灵声音蔓延整个宇宙，像探照灯似的以奇异的眼光凝视并窥探地面的每个角落与秘密的地方。所有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振奋的狂热，哥伦布航行入一个新大陆时的兴奋与骄傲感，他都具备。听听这位知更鸟（Cock Robin）愉快的呼喊，他宣布黎明即将来到：

如此，我已经推论这部分的知识是论及“公民知识”，从“公民知识”推论出“人类哲学”，从“人类哲学”再推论出“总体哲学”。目前正是某一程度的停顿，就一个人能从自我著作中检视自己而论，回溯我完成的这些著作对于我而言，并不比音乐家在调整其乐器时发出的噪音好听。这些噪音是人不喜欢听的，但也正是为何以后的音乐更为甜美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已经满足于调整诗人的工具，使他们能以更巧妙的双手来演奏它。我将这个时代的各种情形陈列在我面前时，我可以确定：学术界及时代的特质已开始形成第三个周期；这个时代智者的杰出与活力；借着古代著作的结晶，使我们有很大的助益与见解；印刷的技术使书籍与拥有所有财富的人类得以互相沟通；航海使世界门户为之洞开，揭露了实验的多重性与自然历史的广大层面……我除了做这种说服，此外无能为力。这第三个时代将远超过希腊和罗马的知识成就……至于我的作品——如果我有，假若有人随其自己或他人之意来谴责这些作品，他们将会向古老知识移动，耐心地追求（假如你愿意，揍我吧！但要听我的话），让人们来谴责它们，这样他们就会观察、衡量它们。

由于他表明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尚情感——由知识的扩张而改善生活——后代的子孙将会记得他是一个活的里程碑。科学家们不是因为他提供的方法，而是受其精神的鼓舞与振奋。有数世纪之久，人们的心灵被限制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或囿于他们自己的希望织成的网中，一旦解脱，对于一位热爱事实、喜欢寻根究底及热衷于怀疑的诗句，却处于无知、迷信及恐惧的深渊中的人而言，这是多么新鲜啊！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像多恩，认为这个世界是颓废的，急速地走向衰颓、破灭的末路。培根却宣称那时代是个充满向上的奔放活跃的年轻世界。

最初人们并不听信他的言语，因此，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地，他们宁愿在宗教上彼此竞争，而不愿做武力上的裁决。愤怒平息时，那些不受既成事实束缚的人，他们依照培根的要旨自己组织起来，以扩大不是基于人数而是超越人类生活的条件与困难的人类社会。1660年，英国人为了增进对自然知识的探索，设立了伦敦皇家学会，这也是弗朗西斯·培根的荣耀与灵感的感召，而且在其《新大西岛》中，一再提到的所罗门议院，大体也是针对这个目标。莱布尼茨称培根为使哲学再生的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致力于1751年举世轰动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工作，他们后来便决定将它奉献给弗朗西斯·培根。在计划书中，狄德罗（Diderot）说：“如果我们成功了，将归功于大法官培根，他曾建议创作科学和艺术的‘通典’（Universal Dictionary），这位杰出的天才，虽在一时间内无法将他所知的全部写出来，却写出有必要知道的那一部分。”阿姆贝特（Alembert）以狂热的语气称培根是“哲学家中最伟大、最受欢迎和最有口才的人”。“启蒙时代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其议会却以国家的经费出版了培根的一些著作。”英国思想界，从霍布斯到斯宾塞的路程与事业——除伯克利、休谟和英国的黑格尔学派外——都追随培根的路线。他的趋势是接受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永恒世界，给予霍布斯唯物主义的动力；他强调归纳方法刺激洛克产生一个经验主义的心理学，而使其对心灵的研究脱离灵魂的形而上学；他与爱尔维修（Helvétius）哲学共同强调的“货品”与“果实”，而导引边沁（Bentham）认同“有用”和“善”。培根的精神为英国工业革命做了铺路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将培根置于理性时代的先驱地位，他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一样，是理性的崇拜者。他不相信所有未经过实际经验检查过的认知及受欲望玷污的结论。“人类的知识能力并不是洁白的，有时受到意愿与情感的混入。如此，从事研究的科学可以被称为‘科学即人所欲’。因为一个人会更急切地相信他所意愿的，一定是真实的。”培根指出：“理性是由种种事实中引析出来的……从实验与理性两种技巧的密切、完美的结合中……可以企求发现它。”

他并不像18世纪的哲学家们，置理性为宗教的敌人，或以理性来取代宗教，他在哲学与生活领域中，替他们两者安排各自的范畴。但是，他拒绝依赖传统与威权，他要求利用理性与自然的解释来替代情感的想象、超自然的干涉和流行的神话。他替所有的科学树立自己的旗帜，起草以后数世纪以来最热切的思维。不论他愿意与否，他揭示的事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组织，知识的普遍扩张与播散——促使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为其生存而与科学和哲学扩张对抗。

第八章　大革命（1625—1649）

变迁中的经济

封建制度是农业的组织与依附，西欧的君主专制是封建制度的组织与顶峰，这两者由于其深植于土地和地主的经济组织而密切结合。在英国，两种经济的发展，切断了这种封建的根源。一是“绅士”的成长，小有财产而无贵族名衔，这些人就土地而言，介于有头衔的贵族和自耕农之间。他们周旋于国王、法庭和封建思维的惯性之下，以钱购买或占取平民院的席位，渴望一个屈服于他们的国会和屈服于国会的政府。二是中产阶级财产的扩张——银行家、商人、手工艺者、律师、医生——和中产阶级要求的与经济力量相对应的政治权力。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并无共同利益存在，他们只在尝试牵制地主望族、谄上骄下的法庭及一个世代相传的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之源的国王。

年复一年，英国的经济基础已由静态的土地转变成可流通的金钱。1540年以前，兴建一座铜矿工厂需要等于300美元的资金（以1958年美国的货币价来衡量），1620年，便需12.5万美元。约165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大量的资本，在约克郡地区的明矾工厂、达特福的造纸工厂，布伦德利的大炮铸造厂及无数埋藏于地下的矿场，需挖出更多的煤、铜、锡、铁和铅矿。1550年，只有少数几个英国矿场年产量超过300吨；1640年，便有数个矿区能每年出产2万吨。技工们使用的金属，依赖于采矿和集中于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冶金工业中。纺织工厂为了供应货品，雇用500至1000名工人，编织工人与裁缝则散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数千家庭里。农业在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改变中，也占有一席之位：资本家们大量购买并围起广阔的土地建立牧场，以供给城市肉类及国内外工厂所需的羊毛。于是，英国的对外贸易在1610年至1640年间增长了10倍之多。

在英国人的记忆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并非极为悬殊。“工人的劳务报酬在17世纪上半叶陷于最恶劣的状况，因为食物的价格上涨，而工资并无增加。”以100为基数，1380年英国木匠实际工资约为300，1480年约370，在伊丽莎白时代约200，查理一世时只有120——是400年中最低的待遇。1634年，失业人数很多，以致查理强令拆毁新建的机械锯木厂，因为它使许多锯木者失业。与法国的战争使税捐增高，法国内战减少了出口贸易，1629年至1630年的粮食歉收使物价波动而面临饥荒的边缘，膨胀的经济造成不景气（1629—1632年、1638年）。所有这些因素，配合了宗教迫害而驱使许多英国家庭迁居美洲，加上英国卷入内战，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阶级战争逐渐演变成地域与道德的冲突。北方是农业经济，大多数为秘密的天主教徒。伦敦与南方日益增长的工业区却信奉新教。新的工业阶级坚持独占事业与保护性的关税，要求自由经济，工资与价格应由劳力与货物供给决定，生产、分配、利润及财产不由封建领主或政府控制，商业财富，利益取偿，或财富的控制皆无瑕疵。贵族及其农夫仍坚持彼此义务与团体责任的旧封建观念，要求国家规定工资与价格，利用习惯与法律限制就业与利润分配等。贵族们抗议为了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新商业经济，瓦解了阶级关系与社会秩序。贵族（及绅士与政府）因通货膨胀影响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传统税、租税、税捐的价值而颇受威胁，他们以愤怒与蔑视的眼光注视着在行政上享受优势的律师与统御城市的商人。他们恐惧重商业的伦敦的力量，他们占全英国500万人口中的30万，有能力资助一支军队和一次革命。

宗教的坩埚（1624—1649）

新的国王崛起于古老的封建社会与土地的社会律典中，却沉沦于商人与清教徒弥漫的伦敦，他无法忍受宗教信仰的变化多端与剧烈冲突。每一种新意见都以讲道为借口直至其获得权力为止，因此，个人的判断权力与《圣经》的传播结合，助长了各教派的分歧。1641年，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29个教派。1646年，一本小册子列举了180个教派。除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外，还有很小的区别，新教分成英国国教、长老教会和清教徒，清教徒又分成梦想一个共和国的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及反对战争、暴力与誓言的教友派、千禧年派（Millenarians）——或第五君政（Fifth Monarchy Men）——这些人相信，耶稣不久将再度君临地球。唯信仰论者（Antinomians）主张上帝的选择是免除人类律法的痛苦，又有布朗分立派（Brownist Separatists）及希克派（Seekers）与循道宗初期的热心说教者（Ranters）。一位国会议员抱怨说：“商人们都建立讲坛，传播自己的信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圣经》的经文中披上经济或政治要求的外衣。”再洗礼派教徒认为只能对成人施行洗礼。浸信会教友在1606年自分离派教友脱离，并分成拒绝宿命的一般浸信会教友（General Baptists）与接受宿命论的特殊浸信会教友（Particular Baptists）两大派（1633年）。

派别的复杂性及他们激烈的论争，导致少数人怀疑基督教的所有形式。1622年，福瑟比（Fotherby）主教哀叹说：“《圣经》已丧失其威权性，被认为仅适于无知与白痴。”1646年，詹姆士·克兰福德（James Cranford）牧师谈到一批群众“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变成怀疑主义……或无神论，不相信任何事情”。1646年，一本名为《地狱逃出樊笼：这个时代弥漫的各种错误、异端，对上帝或神祇的亵渎言论及行为的目录》（Hell Broke Loose：A Catalogue of the Many Spreading Errors，Heresies and Blasphemies of These Times）的小册子，引述了一个异教徒的意见：“《圣经》是真实版本（可信的内容）或不是……它只不过是个高尚制品（人写的），并不能显露一个神圣的上帝。”另一个异端则宣称：“正确的理性是信仰的原则，而且……我们相信《圣经》，三位一体的教义，耶稣为人性与神性的结合，复活，迄今为止，它们符合理性，仅此而已。”多数的怀疑者皆否认地狱与基督的神性。数目日益增加的思想家们，被称为自然神教者，建议基督徒应将他们的信仰限于神和不朽，而达成怀疑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妥协。着重于推论真理的切伯里的哈柏特爵士爱德华，在《论真理》（De Veritate，1624年）对这折中的论调提出哲学上的陈述。哈柏特说：真理是独立于《圣经》外，而且不能由教会或任何其他权威公布。真理的最好试验是普遍的同意。因此，最聪明的宗教仍是循“自然的”，而不是一个接受神启的宗教，宗教本身自限于能以不同的教义表示而为一般人接受的教条中：有一个最高的上帝，他只被纯真的生命崇拜，不论今生或来生，善行将有报酬，恶行将受惩罚。艾布雷说哈柏特在拒绝圣餐后，“平静地去世了”。

国会对天主教远较对异端苦恼。1634年，英国的天主教徒约占人口的1/4，无视所有法律与危险，仍旧约有335位耶稣会教士。卓越的贵族们接受旧信仰。巴尔的摩（Baltimore）的贵族乔治·卡尔沃特（George Calvert）在1625年宣布改宗。1632年，查理颁给他特许状，建立日后的马里兰（Maryland）殖民地。天主教的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1633年派遣一位大使赴罗马替英国子民请求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信奉国教的国王答应若乌尔班八世支持查理外交上的婚姻计划，便准许设置一位主教（1634年），但为教皇拒绝。天主教徒呼吁宗教容忍，但国会——忆及天主教的不容忍、“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与“火药阴谋案”，加上不愿冒险追究新教徒是否有权获得曾属于天主教徒的财产——进而要求全面宽施反天主教的法律。一种强烈的“不要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的情感，滋生于绅士和中产阶级中，反对天主教教士流入英国及英国国教与天主教仪式及思想日趋相近。

英国国教充分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保护。国教的教条与崇拜皆是合法的强迫，甚至1628年“第三十九条款”成为英国的法律。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宣称自基督使徒以来由主教的牢不可破的神权递嬗（the Apostolic Succession），而否认长老教会和清教主张的，除主教外的其他人也能正式任命教士的说法。在这个时代的许多英国国教牧师都是博学和心地善良的人。詹姆士·厄谢尔（James Ussher），亚尔马的大主教，便是一位真诚的学者，虽然他著名的计算（1650年的著作《旧约编年史》）称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创造了世界——这种记载的错误，却出现“权威译本”，而成为半官方的记载。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是英国驻荷兰大使的私人牧师，谈到怀疑、理性和宽容时说：

领导我们获得任何知识的方法……都只有两种：一是经验，二是推理。他们告诉你相信什么、做什么，他们不告诉你为什么……智慧的最主要力量与能力是不容易相信的……那些我们推崇的古风，他们最初又是什么？他们是否有误？时间无法使他们更为真实。时代的细节……仅是不相干的……它并非意见的分歧，而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推论——那些认为人都会自满于与自己意见相同的想法——这对教会多么不方便。我们不准备指责彼此意见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在心里合一……两件事可以造成完全相同的基督徒——真实的信仰与诚信的言语（行为）。首先，虽然这似乎较有价值，给予我们基督徒之名；而其次，最终，将证明其纯真……人并没有差别……即使他是一个异教徒与偶像崇拜者，基督徒的感情也能加在他身上。

海尔斯的慷慨说法并未获得一些“偶像崇拜者”的回报。一位耶稣会修士于1630年，以爱德华·诺特（Edward Knott）为笔名，撰写短篇文章《误施仁慈》（Charity Mistaken），主张没有任何新教徒能得救，绝无例外。威廉·奇林沃思（William Chillingworth）抚慰了被谴责的新教徒，他的《新教是得救的安全之道》（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a Safe Way to Salvation，1637年）一书是当时著名的神学论著。奇林沃思知悉两派的看法，他转改天主教，又回到新教。克拉伦登（Clarendon）说：“他沾染了怀疑的习性，逐渐对任何事皆无信心，至少，对宗教的最伟大的奥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在这些加罗林时代（指英王查理一世与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国教徒中最富辩才的是杰洛米·泰勒（Jeremy Taylor）。他的讲道是值得一读的，而且较波舒哀（Bossuet）的讲道更为感人，甚至一位法国人也被它们鼓动。泰勒是一位热心的保皇党（Royalist），是查理一世军队中的随军牧师。长老教会与清教徒控制国会时，虐待一向不能容忍的英国国教徒，而使人无法忍受，他便于1646年写了《预言的自由》（The Liberty of Prophesying），大胆地呼吁容忍：任何一位接受使徒信条的基督徒在教会的友善气氛下，应被接纳，若非天主教徒坚持教皇的权威超过英格兰及英王， [1] 他们应是自由的。内战期间，泰勒被国会党逮捕并监禁，复辟后，他被提升入主教团里，之后，他对容忍的热心趋于冷淡。

那时，在国教派占优势的地区，天主教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威廉·洛德（William Laud）是一位有抱负的人，天生即有治人的欲望，性情严厉、固执。他像一位好教士，认为统一宗教信仰是一个成功政府不可或缺的，复杂的礼仪正是沉静与有效信仰必需的。他痛心于长老教会与清教，建议取消教会服务的规定、美化祭坛、讲道坛与盛圣水的洗礼盆，举行仪式时恢复画十字，并恢复祭司的白法衣等。他命令将圣餐桌安置在教堂东面尽头的栏杆后面，以前，此桌置于圣坛所的中央（该处有时用作帽摊）。这种改变正是恢复伊丽莎白时的习惯与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喜爱简洁的清教徒而言，这正表示对天主教热诚的减少及教士和会众阶级分立的复苏。洛德似乎已经感觉到，天主教会以礼仪及赋予教士一个神圣气氛来环绕宗教是正确的，罗马教会很重视他的观点，甚至加给他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但这项建议似乎使清教徒对他更加反感，他们称他是反基督者的先驱。查理在1633年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及财政部委员，另一个大主教便是苏格兰的大法官。人民抱怨教士们重返政界，就像中古教会的全盛时代一样。

在兰贝斯宫，这位新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再度塑造英国国教的仪式与道德。他将最高委员会——由伊丽莎白设立的司法机关，转为宗教性并抽税，对被确定为通奸罪者处以罚款，而被处罚金者后来发现，他们的钱都被拿去修补颓毁的圣保罗大教堂及在礼拜堂中驱散律师、小贩与闲散人士等时，颇有微词，于是洛德给自己树立了几百个新敌人。拒绝新宗教仪式的教士们皆被削去薪俸，因此，凡一再指责他的作为或质疑基督教义，或反对主教制度的作家或演说家，均被除籍，或锁以镣械，或可能被割下耳朵。

从洛德政权下残忍的处罚，便可猜知他的命运。1628年，在他的逼迫下，一名清教徒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在星室法院前承认自己是一本书的作者，此书指控主教制度是反基督的、邪恶的。莱顿被加上铁镣脚铐后，单独囚禁，在没有暖气的小室内关押15周之久。1633年，卢多伊克·波耶（Ludowyc Bowyer）被控诉在心理上是天主教徒而交给洛德，因而被罚款、烙印、切断手足，被判无期徒刑。威廉·布赖恩（William Prynne）是清教徒的鼓吹者，在《来自易普威治的消息》（News from Ipswich，1636年）一文中，谴责洛德的主教制度是教皇与恶魔的仆役，并建议吊死这些主教。他的面颊都被烙印，耳朵被割落，并被监禁到1640年长期国会释放他为止。一位妇女，坚持以星期六为安息日，也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

洛德的首号敌人清教徒，也同意他的不容忍。他们认为这是从基督与《圣经》的神圣渊源得来的合理结论，任何一个反对信仰的人，必是罪人或傻子，社会应对那些随宗教教义而来的责难加以辩护。长老教会在1648年请求国会制定法律，以对那些继续替天主教、亚美尼教派、浸信教会或贵格会传教的人处以无期徒刑，对那些否认三位一体或耶稣是神性与人性的联合之说的人，处以死刑。不过，克伦威尔的独立派便对那些接受基督的基本信条者给予容忍，但他们排斥天主教、唯一神教派与教长政治的辩护者。

在清教中派系如此繁多，所以很难掌握所有不同的派系。其中多数坚持极严格的加尔文主义、个人的政治自由、争取集会的权利、不受主教团的监督而能讨论自己的事务，并不拘于礼仪及平等地做礼拜，从宗教艺术的迷乱中解脱。他们在神学方面与长老教会持相同观点，关于主教权力的运作，他们则拒绝长老制度。他们坚持《圣经》的文义解释，谴责虚伪的理性能判断神启的真理。他们对《旧约》与《新约》同样尊敬；他们引用犹太人的观念，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以《旧约》中受尊敬的人及英雄之名做子女的教名；他们对上帝的想法是认为他是严厉的耶和华，附加加尔文主义的看法，认为大多数人都是“遭天谴之人”，经过残酷无情的神以其独断意志，让人在未出生前即已注定要遭受永无止境的地狱之灾；而且，他们认为少数“被拯救”者之所以被救，并非因为有良善的工作，而是因为上帝神圣的恩典。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能直接与上帝交谈，一些人认为自己该死，沿街呻吟着，以预期自己的祸患，认为上帝的霹雳怒喝似乎经常悬挂在人类头上。

这种自我惩罚的恐怖，使“快乐的英国”几乎消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伊丽莎白时代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反而产生出一种罪恶感，惧怕神明的报复，视这些欢愉是撒旦的诡计及对上帝的挑战。布赖恩因而宣称所有人都是“猥亵的”，都是上下来回疾动的“淫乱”。对于大多数清教徒而言，音乐、彩色玻璃、宗教的想象、白色法衣、神圣化的教士，是直接与上帝交感的障碍。他们学习《圣经》的态度是勤勉的，几乎在文章的每一章节、每一次谈话中都引用《圣经》上的文句。有些信仰过分热心的人甚至在他们的衣饰上也绣上了《圣经》的内容，尤其是虔诚地加上“真实地”或“是，真实地”以证明其诚。善良的清教徒拒绝使用化妆品，并不得烫发以免被视为虚荣。他们赢得“圆颅”（Roundheads）的绰号，因为他们将头发剪短紧贴头皮之故。他们宣称戏院是散布流言的地方，对粗俗之人的蹂躏是野蛮的，当时的道德是异端的。他们谴责宴会的饮酒作乐以及五月柱节中的一连串集会、玩纸牌等。他们禁止安息日的所有游戏，认为该日是上帝所保留的日子，不再享有异教徒命名的星期日。他们——包括弥尔顿在内——查理一世和洛德重新公布詹姆士一世的法律时，愤怒地大叫，于1633年发表了“运动宣言”（Declaration of Sports），制裁在星期天的祈祷后做游戏的人。清教徒延长他们的严守安息——替忧郁的星期天辩护——到圣诞节。他们不赞同那种以欢愉、舞蹈、游戏来庆祝基督诞生的时尚。他们直接将许多圣诞节的习俗归之于异教徒。他们要求圣诞节应是斋戒和赎罪的神圣日子。1644年，他们战胜了国会，以法律方式加深了这些观点。

新教比天主教强调讲道，清教徒又将其强化，甚至超过新教的习惯。对讲道的渴望折磨着一些人的心，诺威奇的市长专程到伦敦听取更多的讲道。一位绸缎绒呢商从集会中离去，因为每星期日一次讲道。特别的“演讲”兴起，以缓和这种渴望。为弥补这种饥渴现象，俗人被教区牧师请去在星期日讲道，以补充正规牧师的不足。许多清教的传教士很严厉地执行任务，他们描述地狱的恐怖，指名道姓地公开谴责某些人为罪人。有一位指出醉汉的名字，并在谈及妓女时，特以一位教区居民的妻子做例子。另一位告诉他的旁听者说，若通奸、诅咒、欺骗与破坏安息日可以带人上天堂，那么所有的教区居民都会得救了。清教的教士们觉得规定人民的行为、衣着、学习和娱乐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禁止遵守由异教习惯或天主教教会设立的节日，如此每年增加了50个工作日。整个清教徒的伦理观就是要求尽其本分，而且对勇敢、自强、谨慎、节俭和工作都有严格的训示，这是与中产阶级相符合的伦理道德。它造就了勤勉的工作，并对商业和私人财产做了宗教上的认可。贫穷是罪，财富不是罪，这显示了上帝的仁慈。

在政治上，清教徒渴望一个民主的神权政治，在那个国度里，人们仅有道德与宗教上的不同，此外皆无差别；除基督外无统治者，除《圣经》外无法律。他们怨恨支持英国国教教会的重税，他们中的商人感觉自己深受奢侈而优越的国教教会的榨取。有一位小册子的作者说：“国家贸易的一部分，在这种教长政治下被吞蚀了。”清教徒为财富辩护，但唾弃贵族的奢靡。他们过分严守道德，如同后世的运用自由一样，但或许他们不人道的律典是纠正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松弛道德所必需的。他们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些极强烈的人物——克伦威尔与弥尔顿及那些征服美洲荒野的人士。他们卫护并传递给我们议会政府与陪审团审判的范例。对于他们而言，在某些方面英格兰欠缺不列颠人具有的冷静，欠缺不列颠大家庭应有的稳定和英国人公开生活的整合性。

[1] 1631年，在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殖民地，洛耶·威廉（Royer Williams）主张对天主教徒、犹太人与不贞者做无限制的容忍。

清教徒与剧院

清教徒的初次胜利是他们与戏院对抗的成功。每一件事情都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选民”与“堕落”的神学，他们严厉的道德律，他们庄严的情绪与《圣经》的话语等——在充满浪漫和不可宽恕的时代，是一件可笑的事。1629年出现罪恶的极致：一位法国女演员在布莱克法尔斯戏院表演时，大胆地用一位男孩来替代女性担任的角色，结果遭到被掷苹果与臭蛋的噩运。

新戏剧家可能使清教派感到满意，因为虽然他们偶尔卑屈以猥亵的手法来征服低级趣味的观众，大体上他们仍是绅士。马辛格的《清偿旧债的新方法》（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1625年）讽刺的对象，不是拘泥的美德，而是独占性的贪婪。其中并无火爆的诗，也没有令人激赏的机智，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无耻的敲诈者在最后情节里获得正义，而五幕戏中没有娼妓的穿插。约翰·福特以《遗憾她是一个娼妓》为剧名钓取观众，但这和《破碎的心》（The Broken Heart，1633年）都保持适当的水准。

清教徒在他们大胆的领导者布赖恩于1632年出版其《演员的惩罚》（Histriomastix）一书后，便开始对戏院大肆攻击。布赖恩是一位律师，除了公平无私别无要求，他曾经替一位原告提出多达1000页的摘要。他引用《圣经》，教会的教士，甚至还引用异端哲学家的言论，证明戏剧是撒旦发明的，而且是以崇拜恶魔的形式，多数的剧本是亵渎神明、淫猥的，充满了好色欲念、淫荡的表情、引起色欲的音乐、歌曲及舞蹈；所有的舞蹈都是过分的，每一步都是迈向地狱的一步；大部分演员都是亵渎神明与无神论的大罪人。“上帝的教会，不是剧场，是唯一的‘适当’的学校，《圣经》、讲道与虔诚和忠诚的书籍……是唯一的教训。”这才适合于基督徒。而如果他们需要消遣：“他们观察太阳、月亮、行星、星星，所有宇宙受造物的变化，都能取悦他们的眼睛。他们有小鸟的歌声……来愉悦双耳。以一切草木花朵、新鲜水果等做成的无与伦比的芬芳香料，使鼻子感觉清新。一切食物的可口，果园、河流、花园、池塘、森林的欢愉……都能供给他们欢乐，及神赐予他们的朋友、亲戚、丈夫、妻子、儿女、财富的安慰和永恒的祝福。”

论述是博学而又雄辩的，但文中称所有的女演员都是娼妓。当时王后正从法国引入一批女演员，而且自己也在宫中的蒙面戏剧里担任角色。亨丽埃塔·玛丽亚开始采取攻势，同时，洛德以煽动性的诽谤罪名来控告布赖恩。作者立刻抗议说他并非蓄意诽谤王后，他为书中放纵的语句道歉。虽然如此，却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清教徒们永远记得，他被禁止从事律师职业，被罚5000英镑，并被判无期徒刑。他被铐上枷锁，双耳被割。在狱中，他发表《来自易普威治的消息》（1636年）一文，指责英国国教中的较高职位的教士是穷凶极恶的叛徒，是狼吞虎咽的恶狼，而且建议说：“这些主教们都应缢死。”他再度被铐上枷锁，残留的部分耳朵也被全部割除。他一直被关在狱中，直到1640年长期国会释放他。

1642年，国会下令关闭所有的英国戏院。这最初是战争措施，显然是要对“这些灾难的时代”加以限制，但这种强制力直到1656年仍具效力。伊丽莎白时代所长期栽培的戏剧事业远较英国任何时代所表现的戏剧更为伟大与辉煌，到此却宣告结束。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散文

在英国，至少有两个人在面对激昂的情况时，仍能保持平静与远大的眼光。约翰·赛尔登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因此人们常说：“赛尔登不知道的，便没人知道了。”像一位考古学家一样，他收集了诺曼大帝以前英国的国家档案记录，在1614年编纂了权威的著作《名人录》（Titles of Honor）；又以一位东方通的身份，研究多神教而享誉全欧洲，在1617年作了《辛达格马塔海湾散记》；还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详细说明了希伯来的法律，并写了《提斯国史》（History of Tythes）一书，驳斥什一税神圣渊源的主张；作为国会议员，参加了弹劾白金汉和洛德的工作，起草了《权利请愿书》，因此也曾两度入狱。他以非宗教人士代表身份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观看驴子们的战争”，请求缓和宗教论争。他死后，他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由其秘书记载，顿时成为英国的古典文学名作。我们是否应当举个例子？——

与异教徒谈论是一件白费心思的事，因为一个人能想的，不会不同于他所想的。在早期有许多意见，其中一些被某些君王欣赏……其余的便被斥为异端……没有一个人在他所学的事上是聪明的……但机智（才智）和智慧是与生俱来的……聪明人在危险的时候不置一词。一只狮子……叫羊来，问羊是否可以嗅到他的呼吸？羊说可以。他就把羊当傻子似的一口咬掉头。他叫狼来，问狼。狼说不可以，他将狼当作谄媚者，将它撕成碎片。最后他叫狐狸来，问它，为什么（狐狸说），它得了感冒，无法使用嗅觉。

托马斯·布朗是一只狐狸，1605年出生于伦敦，在温切斯特、牛津、蒙彼利埃、帕多瓦、莱登等地接受教育，学习艺术、科学和历史。他在诺维奇行医。他以著述来升华他的工作，《医术》（Rligio Medici）一书动人地隐藏了他的神学（1642年），是英国散文界的里程碑之一。这是英国的蒙田，十分古怪而富有幻想力、起伏不定而变化多端。他将其怀疑主义臣服于国教中爱好理性及坦诚的信仰，文中充塞着古典的暗示与引述，但喜欢言词的艺术与音乐，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写作。

他受的教育使他倾向于怀疑派，他最冗长的著作是1646年出版的《异端百科书》（Pseudodoxia Epidemica），说明并谴责当时欧洲数百种“错误思想”——红宝石在黑暗中也会发亮，大象无关节，凤凰能从其灰烬中复生，蜥蜴能生活在火中，独角兽只有一只角，天鹅在垂死时歌唱，禁果是一个苹果，“卑鄙的人撒尿并以这种方法扩散他的毒气”。但是，他像每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偶像。他接受天使、恶魔、手相术与巫术，在1664年他参与谴责两个被视为巫婆的妇女，她们不久即自缢，以抗议自己的无罪。他天生对女人没有兴趣，认为性是荒谬的：

我从未结过婚，我赞赏那些独身者的意见……如果人能像树木一样，无须两性结合就能生育，或者不以这种烦琐和粗俗的结合方式而能不朽于世，我就感到满足，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其一生中所做的最愚蠢之事；当他考虑到他做的是一件多么奇怪与无价值的荒唐事情，那么就没有什么事能影响他冷静的想象力了。

至于他名义上的宗教身份，他很抱歉地自称是基督徒：

关于我的宗教，虽然有某些现象能说服这个世界的人相信它，但我没有被它说服（由于我的职业引起的反感，我修习的自然科学，我对宗教事务的冷漠行为与讨论，并非我强烈地防卫某一观点，也非我以粗俗的热情和意图反对另外的观点）。虽然如此，关于这点，我无须僭越，我是一个高贵的基督徒。我拥有这个头衔，不仅因为受浸，我所受的教育及我的出生地……而是因我的年长成人，我坚定的判断力了解、检查这一切。

他认为世界的奇迹与秩序揭示了神圣的心灵——“自然是上帝的艺术作品”。他坦承能容纳一些异端，却怀疑《圣经》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明，但现在他感觉需要一个已建立的宗教来引导迷惑与迷惘的人。他哀痛异教徒的空虚，这些异教徒们以其热诚无误的信仰来扰乱社会秩序。清教徒是不会做此尝试的。在内战期间，他默默地效忠查理一世，后来查理二世为报答其劳苦而封他爵位。

在他的晚年，诺福克的一些古老而阴森的古墓使他对死亡沉思，他将其思想记载在《瓮葬》（Urne-Buriall，1658年）中，这是英国散文漫谈的杰作。他认为火葬是想从这个世界中解脱的最无效的方法。“生命是一团火焰，我们活着，是因为在我们体内，有一个看不见的太阳。”但我们可鄙地匆忙将它熄灭。“一代代地逝去，而树木犹存，古老家族的延续不超过3棵橡树的寿命。”在“这时间的背景里”，世界本身可能已经接近末日。我们对不朽的期望使我们对抗这短暂的时光，这是一个使我们感觉自己不朽的宝贵支柱——但也是一件憾事，由于地狱的观念使我们必然受恐吓而走入善行。天堂不是一个“高贵的空间”，而是“在这可感觉得到的世界之内”，存在于心理的满足与平静的状态。那么，从异端的边缘急遽回头，他在《雷利吉奥》（Religio）一书的结尾，对上帝做了一个最虔诚的祷告：

上帝佑我！祈我此生安心恬淡、抑控情欲、敬慕你并友爱密友，如此我将喜乐而足以怜悯纵欲的恺撒。哦，主啊！这是我最正当的希冀的小愿望，是尘世中我胆敢要求的快乐；而对你，则凡事顺服，永无限度。引领我，根据你的意愿与睿智。顺服你的旨意，至死不渝。

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诗

同一时期，有一小群诗人以爱情的押韵诗及音调谐美的虔敬言语，做悠闲的消遣。因为国王很喜欢他们，他们的诗也留传至今，历史称他们为“骑士诗人”（Cavalier Poets）。罗伯特·赫里克，这位本·琼森的学徒，曾经有段时期认为，只要手边有一杯酒，他便能写出一本诗集。他写完诗时，举杯向酒神祝贺。之后，他准备做一个教士。不久，他坠入情网，但发誓宁愿自己有许多位情妇，也不愿结婚，并劝告处女们当在青春时“采集其花蕾”。他的科琳娜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激励——

醒来，惭愧地，醒来吧，绮丽的清晨

披戴她的双翼，展现上帝赋予的

自然美善。看乌巴拉 [1]

新鲜线条的色彩遍布空中；

起来，酣睡的懒人，看

露珠使草木光灿……

来，让我们走，我们正值青春，

去做些无害的荒唐事！

我们迅将年老，死亡

在我们知道自己的自由之前……

之后，时光流逝，我们只有衰亡。

来，我的科琳娜，来，让我们去采五月花吧。

1648年，他出版了《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其中有许多淫荡的诗篇，甚至在道德松弛的时代，也需要加以删改，才能适合“每个人”（Everyman）。但生存是很现实的事，于是他离开了心爱的伦敦（1629年）——带着卡图卢斯——悲伤地到遥远的德文郡当教区牧师。不久他开始写《高贵的诗篇》（Pious Pieces），第一次为求赦免祈祷：

为那些我未受洗礼的诗，

在我放荡亵渎之时写的，

因每一句子，子句与字，

均未嵌入我主，

宽恕我，主啊，并从我书中

涂抹那不属于你的每一行。

1647年，清教徒剥夺他的圣俸。在共和时期，他度过阴郁难忍的饥饿日子。但复辟后，恢复了他教区牧师的职务和俸禄，84岁死于科琳娜的怀抱，似乎在记忆的薄暮中消失了。

托马斯·卡鲁却没有活这么长，但也将时光虚掷在情妇身上。他喜欢与费解迷人的女人饮酒作乐，疯狂地歌颂她们，如骑士般地轻蔑贞节。其他的诗人经常训斥他的放肆无忌。清教徒不能原谅查理一世封他为枢密院的绅士，也许国王已原谅了这些外在的行为。这一时期的诗，大都接受从法国输入的龙沙及七星诗社（The Pléiade）的高卢式技巧，使诗篇由于艺术及下流欲望而增色不少。

索克令爵士在33岁时便跻身诗人林中。他出生于1609年，18岁那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因此有钱远赴欧洲旅行（Grand Tour）。“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投戎于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麾下，被查理一世封为爵士。1632年，返回英国，由于他的一表人才、机智及丰厚的财产，成为宫中的宠儿。艾布雷曾说，他是“一位当代最风流的人物，最擅长滚木球游戏及纸牌。他的姐妹们……曾到滚木球场痛哭，害怕将失去她们的妆奁”。他发明过一种纸牌游戏。他终身未婚，却与“许多出身良好的妇女”维持关系。在某次舞会上，他送给妇女们丝袜当作小礼物，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他的剧本《阿格劳拉》（Aglaura）以豪华的布景推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荷包来支付。他筹组军队为君王而战，冒险拯救被监禁在伦敦塔的大臣斯特拉福特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失败后，他便逃亡欧陆。在那里，财产被没收，他于是服毒而死。

理查·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也在诗界和战争期间替国王效劳。他富有、潇洒，安东尼·伍德在牛津看到他时曾说：“他是我曾见过的最和蔼可亲而美丽的人。”1642年，他自肯特起程，率领一个代表团，请求长期国会（暂时由长老教会把持）恢复国教的仪式。由于这种大胆的正统派作风，他被监禁了49天。他的艾西亚（Althea）曾去安慰他，他为她写了一首不朽的诗：

当爱神展开他无拘双翼

翱翔于我的门内，

我圣洁的艾西亚

在铁栏窗外带来了慰语。

当我解开她的秀发

围住她的双眸，

鸟儿在空中飞翔

毫不知觉于这等自由……

石墙不能造就囚犯，

铁栏也不能限制监狱。

纯真安详的心灵

适足以成为一个隐居之所。

若我在爱中自由

则我灵也必自由，

天使们孤独地，翱翔天空，

享受这等自由。

1645年，他再度前赴战场，在给他未婚妻露西·萨谢弗雷尔（Lucy Sacheverell）《赴战场前给卢卡丝塔》（“To Lucasta，Going to the Wars”）的诗中，向她道歉：

不要告诉我，亲爱的，我太残酷从修道院内

发自你贞洁祥和的心中

到我所去的战争之地告诉我……

而这种变幻无常

也应为你所尊崇；

我不能更深爱你，亲爱的，

因爱你而更不忠于我的国家。

因错误的报道说他已丧生战场，卢卡丝塔（仁慈的露西）便与另一位求婚者结婚。他失去了心爱的人，复因保皇党的关系而被没收财产。洛夫莱斯落魄了，须仰赖友人的接济。当年身着金缎银裘的他，如今衣衫褴褛地居住在贫民窟。1658年，他死于肺病，享年40岁。

他或许曾学过埃德蒙·瓦勒（Edmund Waller）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瓦勒在“大革命”时期在敌对的双方活跃了60年之久，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瓦勒远较弥尔顿活得更久，81岁时寿终正寝（1687年）。他16岁时便进国会，23岁发疯，康复后，25岁时与伦敦一位已继承财产的女士结婚。3年后她便逝世。不久，他以改变自古诗的清新的诗句，向多罗西·西德尼（Dorothy Sidney）求婚。

去吧，可爱的玫瑰！

告诉她，那将浪费她和我的时光，

如今她已知晓，

当我将她与你相比，

何等甜美可人的姑娘。

告诉她，仍年轻，

当避免优雅的流逝，

你可有源泉

在沙漠之中，那里无人居住，

你必将落落寡合地死亡。

而死亡……

一切稀有之物的共同命运

她将由你处读知；

他们共享的奇妙甜蜜与温馨

是时光中多么微渺的刹那！

另一位年轻的诗人也进入诗坛。克拉肖并非出于肉欲，而是因宗教的热忱而燃烧一团烈火。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经常写一些短篇文章反对天主教，并常灌输其子对教皇的恐惧感。然而，克拉肖成了天主教徒。1644年，因为他支持国王而被逐出剑桥，他从英国逃到巴黎。在那里，他以上帝的异象来安慰自己的贫穷。西班牙的神秘主义启示他强烈的宗教感及为宗教献身，站在圣特蕾莎神像前，他羡慕基督的镖能贯穿她的心灵，并请求她收他做她的门徒：

在最后吻别的完美国度里，

掳走了你部分的灵魂，烙上他的标志；

你的天国是在于他

（六翼天使的美丽姐妹）。

他所拥有的，我们可由你见之，

在我却无有丝毫。

让我认知你的生活，

我的一切生活将逝去。

这些诗与其他的诗，收集在1646年的著作《通向神殿的足迹》（Steps to the Temple）中公之于世，成为一本虔诚的狂喜和诗人的自满的模糊混合物。由他和后来与他相似的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我们可以发觉并非所有英国人在这段兴奋的日子里都分成清教徒与骑士党派。相反，在诗与神学界的愤怒战争中，有些智者发现宗教不在宏伟的神龛里，也不在催眠的仪式或恐怖的教条与骄傲的选举中，而存在于迷惑丧志的心灵与仁慈宽容的上帝之间坦率信任的交流之中。

[1] 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查理一世与国会的抗衡（1625—1629）

现在，整个英国人民都准备起来反抗这位悲惨的国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和统治者？在风暴使这位心地仁慈的国王变得乖戾以前，他确实是一位知理的好人——在家是可爱的孩子、少见的忠实丈夫、忠诚的朋友和深受孩子崇拜的父亲。他自出生即与先天的衰弱体质挣扎，直到7岁时仍不能走路。他利用坚毅百忍的心情追求激烈的运动以克服这个缺陷，直到成年时他才能与好友们一起骑马或打猎。他有口吃，10岁时仍不能流畅地谈话！他的父亲认为必须为其子的舌头动手术。查理的情形逐渐好转，但是，终其一生，说话仍结结巴巴，须慢条斯理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其深孚众望的兄弟亨利王子死时，他成为法定继承人。查理因而被怀疑是害死亨利的同谋，这项指控并不公正，一直给王子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他宁愿独自埋头勤学，也不愿在其父的宫廷中饮酒作乐。他精通数学、音乐、神学，也懂希腊文与拉丁文，能说法语、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他喜好艺术，珍爱并扩大其兄弟遗留下来的藏品，不久便成为一个有鉴别力的收藏者，也是艺术家、诗人与音乐家们的慷慨资助人。他邀请意大利画家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到皇宫，又邀请鲁本斯（Rubens）、凡·戴克与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等人。哈尔斯婉拒，以特使身份到英国。但举世皆知查理是一位骄傲而潇洒的国王，留着凡·戴克型的胡子，让凡·戴克再三替他绘像。凡·戴克的学生威廉·杜布森（William Dobson）继续替皇家的绘像理想化。

查理的出身及其婚姻是促使他毁灭的重大因素。他继承乃父王室绝对特权的观念，以其权力制定、执行法律，其统治凌驾国会之上，藐视国会制定的法律。这种观点，从先例看来，似乎很正确，在法国与西班牙被视为当然，何况查理还受白金汉公爵与母后的支持。亨丽埃塔·玛丽亚当年在法国宫廷深受黎塞留的影响：当时黎塞留正教导其兄弟路易十三。她来到英国时仍说自己是天主教徒，她婚礼的车队中带着教士。她眼见英国天主教遭受的压迫而无能为力时，更坚定了信仰。她美丽、活泼和机智，并具有全套美第奇家族的政治手腕。无可避免地，她敦促她热心的丈夫减轻英国天主教徒的痛苦，也梦想改变国王的信仰。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如此一来，国王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来阻止他的孩子们被抚养成天主教徒。终于，他使他们忠实地依附英国国教。当然，他也明白英国是新教徒占优势，并十分敌视具有威胁性的教皇政治。

查理的第一次国会于1625年6月18日集会。贵族院共有100位贵族，包括贵族与主教；平民院有500位议员，其中约400位是清教徒。他们因不同形式的财政或政治阴谋被选为代表，因此并无民主伪装。或许这个国会的能力水准远较由成人投票选出的代表为高，如柯克、赛尔登、平姆、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爵士、温特沃思爵士及其他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平民院议员们持有财产的总数远超过贵族院贵族们拥有财富的3倍以上。平民院曾要求全面实行反天主教的法律，以表示他们的立场。国王却要求政府费用的拨款及对西班牙战争的费用。国会当时只允许给他14万英镑，这笔款项很明显是不够用的：仅就舰队本身而言，便须花费这个数目两倍的费用。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君主须由国会允许，在他们的统治期间，享有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现在，国会的法案只准许查理一年内享受这项权利，因为国会认为，以前的款项已在詹姆士的宫廷奢侈中浪费了，并抱怨道：“那些征税未得国会同意，因此今后每年召集国会一次，而且每年由国会来检核政府的开支。”查理对这些经济条款与其他意图大为愤怒，瘟疫威胁伦敦时，他很好地利用此次机会，于1625年8月12日解散国会。

现在，政府行政大权掌于白金汉手中。查理不仅从他父亲处继承这位和蔼可亲但轻率的公爵，而且与他一起长大、共同出游，形同好友，然而国王对其朋友的不智和惹出的祸患颇感烦恼。白金汉在获得国会支持的情形下，将詹姆士牵入与西班牙的战争。然而，国会此时拒绝支付这项战争费用，公爵只得自己组成一支舰队出航，准备捕获西班牙的战利品或攻打其港口，结果失败。其军队因未付薪而风纪败坏，到处抢夺，贿赂盛行，滨海城镇弥漫着失败主义。

资金的短缺使查理不得不自行签署召集第二次国会。在他这种迫切的需要下，反对党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民院警告他说，未得国会的准可，不得征收各种税捐。一度为白金汉公爵朋友的艾略特痛诋公爵是一位腐败的无能者，说他在每次战略或政策失败后，都比以前更富有。国会因而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白金汉。查理立刻谴责这项举动，说：“我不允许平民院审问我的仆役，何况他又是最接近我的人。”艾略特也劝导国会扣压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除非国王允许国会有权撤免部长。查理随即很愤怒地提醒国会，他能随时解散它。平民院即以正式弹劾白金汉表明立场，1626年5月8日控告白金汉叛国；并通知国王，除非完成这项工作，否则无法获得任何有关基金法案的批准。国王于6月15日解散国会，部长责任的争执留待后世解决。

查理两度陷于贫穷，大量的王宫金银器皿出售。向全国征收“自由恩捐”，即给国王的礼物。收获却不够丰盛：英国人的金钱是支持国会的。查理未经国会同意，命令属下征收进出口税，并没收那些无法缴税的商人的货品。他命令各港口由舰队维持。他允许其属下强迫人民入军队服役。当时的英国与丹麦军队正在德国境内为新教徒而战，但被击溃。英国境内的丹麦盟军便要求承诺给付的补助金。查理无可奈何，只得命令强迫贷款——每位缴税者贷款给政府其土地价值的1%和私人财产总值的5%。许多富有的反抗者被下狱，贫穷的反抗者被充入陆军或海军服役。同时，英国商人在波尔多与拉罗契尔送货物给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与黎塞留，支持他们作战，法国于1627年向英国宣战。白金汉率领一支舰队在拉罗契尔攻打法国，但失败了。贷款所得的20万英镑旋即被花光，查理再度陷于财政枯竭。于是，他召集了第三次国会。

1628年3月17日，国会集会，柯克、温特沃思、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都回来了，汉丁顿镇（Huntingdon Borough）首次选派了刚毅的乡绅克伦威尔出席国会。查理以国王的身份演说，坚决要求拨给基金，复以蛮横的口气说：“不要以这个把柄来作威胁，除了对我的大臣外，我不愿威胁任何人。”国会因而提议付给国王35万镑。但在投票通过之前，要求国王同意其提出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5月28日），致使在争夺国会至上的过程中，树立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里程碑：

致最伟大的国王陛下：

我们谦恭地向统治者国王表明……它已被宣布并制定成法律了……在爱德华一世时……即国王不得征收或分摊地租或其他额外负担……在未得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和其他共和国自由民同意之前……您的子民已继承这种自由，他们不得被迫承担任何税收，地租、额外负担或其他未得国会一致同意的任何指控。

请愿书继续抗议强迫性的贷款，以及被国王破坏的1215年《大宪章》（Magna Charta）中规定的人身保护状的权利与陪审团的审判程度。柯克说：“由这个（请愿书）我们可以知道国会的存亡。”查理含糊地同意，国会以拨款为由要求明确的答复，查理屈服了。伦敦感觉到此事的重要性了，数年来未闻的钟声又大肆摇响。

国会进一步要求国王将白金汉免职，为查理所拒。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是一位曾经受伤的士兵，负债累累，因愤怒其年金的久置不发，又遭一本小册子的辱骂，带了一把屠刀，从伦敦走了60英里路到普利茅斯以凶器刺入白金汉的胸部。白金汉于1628年8月23日死亡。其妻即将临盆，见到尸体时立即崩溃。费尔顿事后克制愤恨，觉得颇为懊悔，请求她的原谅。她原谅了他。费尔顿在未受痛楚刑罚的情况下被处死。

国会告诫国王说，继续征集进出口税即是破坏了《权利请愿书》。查理答称这项税捐并未包括于该文件中，国会鼓励商人拒绝支付此项征税。国会不顾国王宗教上的优越地位，重申宗教立法的权力，宣布一项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反对亚美尼教派的第三十九条款为英国的法律。建议这是属于国会自己的威权，在此基础上执行宗教的一致性，对天主教与亚美尼教派做同样的处罚。查理立刻命令国会休会。议长服从，离开其座椅。但国会拒绝休会，许多议员强迫议长返回座位。1629年3月2日，艾略特提议3项解决方案，对“天主教、亚美尼教派及其他与正统教会意见不同的教派”，企图或参与未得国会同意而聚敛进出口税，或任何人付给未经批准的税金，皆处以极刑。议长拒绝对这些动议交付投票表决，一位议员对其付之表决，平民院全体一致欢呼通过。之后，得知国王的军队集合并欲解散国会，国会自行休会解散。

3月5日，查理命令逮捕艾略特、赛尔登及其他7位被控煽动暴乱的国会议员。其中6位不久便被释放，3位被处以重罚金与长期监禁。艾略特于1632年死于伦敦塔，仅享年38岁。

查理的专制（1629—1640）

在11年无国会的情况下，英国度过了它最长的专制时期。现在，查理是一位自由的专制国王了。理论上，他要求的不比詹姆士、伊丽莎白与亨利八世来得多，但实际上很多，因为他们以前从未似现在这样，将国王特权扩展到足以毁灭的边缘。查理征收未经国会允许的税，强迫贷款，军队宿营于民房，肆意拘捕，否认犯人的人身保护权利与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政治上扩展星室法庭的专断与严厉，扩大宗教事务和审判宫廷最高委员会。查理的最基本错误是没有承认平民院代表们统领的财富远多于国王支配或忠实于国王者的财富，以及国会的力量势必相应地日益增长。

处在这种危机中，国家在未发生流血事件以前，经济与其父时期一样繁荣，因为查理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使英国置身于战事之外。此时，黎塞留竭尽其力使法国与德国成为野蛮的国家。这位困扰的国王尽其所能减轻财富的自然集中。1625年至1630年，他下令英格兰中部的五郡停止圈地，并对顽强抵抗的地主处以6000镑的罚金。他于1629年、1631年和1637年，提高了纺织工人的工资，吩咐王室法官执行物价控制，任命一个委员会保护工资与监督贫民救济事项。洛德警告雇主们不要“榨取贫民的膏血”，因而树立了许多新敌人。同时，政府却允许肥皂、盐、淀粉、啤酒、酒和皮革等专卖事业，并从中得利。政府维持煤的专卖，以一锅11先令买进，夏天时以17先令卖出，冬天则以19先令出售。这些专卖大大剥削了贫民，这段时期，2万名以上的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New England）。

查理辩解他必须寻找一些方法以支付政府的费用。1634年，他尝试了导引大灾祸的新税。濒海城市以往就有先例，为了回报海军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战争期间装备船只或贡献“船金”给政府以维持舰队。1635年，查理未引用先例，在和平时期向整个英国要求这种船金，宣称必须重建破烂的海军，作为紧急需要与保护英国商业不受海盗的侵袭。许多人抗拒新税。为了维护法律，汉普登拒绝支付。他立刻被控，但不久获得自由。他是白金汉郡人，一个十分富有的清教徒，未燃起反抗火把，是一位“相当冷静与严厉”的人。他有礼但固执，温和但富有领导力。

他的审判延误了很久，但终于在1637年11月被移送法庭。国王的律师引用船金征税的先例，主张国王在危难时期，不必等待国会集会，便有权征收财政补助金。汉普登的辩护律师回答说，现在并非紧急情况，有召集国会的充裕时间，况且该项税金破坏了国王接受的《权利请愿书》。法官投票的结果，以7对5票支持国王。然而，公共舆论支持汉普登，怀疑法官的不公正与偏向于皇室的立场。汉普登不久便被释放。查理直至1639年仍然聚敛船金，他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建立海军，终于在1652年击败了荷兰。

同时，他也将这个谬误扩及苏格兰地区。他与一位天主教徒结婚而使信奉长老教会的苏格兰人大为震惊，随后又扩张主教威权于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体系。1625年的《废弃法案》（Act of Revocation）取消了自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以来教会或国王的土地，而分配给苏格兰各家庭，半数以上的贵族大感惊慌。他任命5位主教与一位大主教约翰·斯波提斯渥德（John Spottiswoode）担任苏格兰的枢密院职掌，1635年又任命这些高级教士为大法官——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教籍人士被任命这一高职。又在令人恼怒的迟延后，于1633年赴苏格兰加冕，他允许主教们施行几乎全是天主教仪式的英国国教仪式——祭袍、蜡烛、祭坛、十字架，并决定他们的权利优于长老教。苏格兰的主教们草拟了一套宗教仪式的规律，因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校订与赞成，成为闻名的《洛德教规》（Laud’s Canons）。这份文件给国王全权处理宗教事务的管辖权，除国王请求外，禁止教士会议的召开，严格限制传教的权利须得主教的许可，接受这些教规的候选人，才能被任命为神职人员。查理批准这项教规，并命令他们向所有的苏格兰教会颁布。长老教会的教士们纷纷抗议，半数以上的改革因而被迫取消。他们还警告：查理准备使英国向罗马屈服。爱丁堡的圣格里斯教堂，当时正准备依照这项新的公式行使仪式，却引发了暴动，棍棒与石头纷纷向主持仪式的副主教掷去。珍妮·格迪斯（Jenny Geddes）举起她的凳子放在头上，喊道：“你这卑劣的贼，你能硬拖住我（的耳朵）讲弥撒吗？”各阶级的请愿书纷纷呈送给查理，要求取消那些教规。他对这种请愿的回答是将这些请愿者烙上叛国的烙印。现在，苏格兰已迈出反抗国王的步伐了。

1638年2月28日，苏格兰教士与俗人代表在爱丁堡签署《国民宪章》（National Covenat），重申长老教会的信念与仪式，拒绝新的教规，并誓言要保卫国王与“真实的宗教”。几乎所有的苏格兰人，因受教士们的敦促，均在此宪章上签名，除4位主教外。斯波提斯渥德与其余主教逃往英格兰。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教会总会议中背弃所有的主教，宣称苏格兰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查理对总会议发出解散命令，否则将被控以叛国罪。但会议继续。国王召集了不很热心的2.1万人的军队，向苏格兰进军。“宪章派”则以爱国与宗教狂热为号召聚集了2.6万人。两军对垒时，查理同意将该争执提给自由的苏格兰国会与未遭阻碍的苏格兰教会的总会议做裁决。1639年6月18日于伯威克（Berwick）签订停战协定，在未流血的情况下终结了“第一次主教战争”（First Bishop’s War）。新的会议在1639年8月12日召集于爱丁堡，确认了格拉斯哥会议所做的“叛逆”决议。苏格兰国会批准了总会议的决议，双方都准备作“第二次主教战争”。

在这些危机中，查理称他的助手是一个果断而周全的人，如同他自己是一个踌躇不决和无能的国王一样。温特沃思21岁时（1614年）即出席国会，而且经常投票反对国王。查理以任命他为北方委员会的主席来拉拢他，又任命他为枢密院院士作为他全力执行皇家政策的酬劳，1632年复派他为贵族代表去爱尔兰。在那里，他以残忍的“周全”政策粉碎了叛乱，但和平并不稳定。1639年他被册封为斯特拉福特伯爵，并任查理的第一顾问。他劝告国王召集大量军队，以镇压宪章派，主张以极端的方式对付国会的顽固分子。但大量的军队需要大笔资金，若无国会同意便无法筹款。查理很勉强地召集第四次国会。这个短期国会（Short Parliament）在1640年4月13日集会，他展示一封被截的信，其内容是宪章派分子请求路易十三的援助。为对抗此种阴谋，国王坚称他有权组织军队。平姆秘密地与宪章派分子沟通，做了一个决定，认为宪章派与国会对抗国王，其利害是一致的，于是说服国会拒绝给国王任何补助金，安排与苏格兰组成联盟。查理于1640年5月5日以叛国的罪名，解散短期国会。伦敦的暴动立即爆发，一位暴民攻击大主教洛德的宫室，并未发现他，只杀了一位拒绝入新教的天主教徒。

查理以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北进。苏格兰人南下至边境，1640年8月20日，打败英格兰人，占领了北英格兰。无助的国王答应支付他们每日850镑，直至达成令他们满意的条约为止。但他支付不出费用，使苏格兰军队驻留于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成为英国国会与国王作战的强大盟友。狼狈的查理不顾一切地召集了由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在约克会商。他们劝告他，其威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必须寻求与敌人妥协的方法。最后，他召集了一个国会，是英国史上时间最长与最具影响力的国会。

长期国会

国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平民院由500人组成，代表财富，而不是代表英国人民。短期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又回来了，筹划报仇。赛尔登、汉普登与平姆两度掌权。克伦威尔虽然还不是领袖，但已是一个受人瞩目的人物。

时隔久远，无法对之进行客观地描绘，因为从他崛起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描述他是一位极富野心的伪君子，或称他是一个政治家圣人，个性极为矛盾——有时候他加以调和——他个性中相反的性质产生了这种矛盾的意见。这或许是了解奥立弗·克伦威尔的关键所在。

他是一位地主，但并非门阀，这使他被排除于政府之外，但他仍很辛苦地为维持它而付出代价。他的父亲罗伦在汉丁顿有点小产业，每年收入约3000镑。他的曾祖父理查德·威廉姆斯是亨利八世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侄儿，改其姓为克伦威尔，从大臣或国王那里获得没收自天主教教会的庄园与税收。奥立弗当时只是10个小孩中的一个，而且是唯一未夭折的。他是文法学校的教师，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教皇是反基督的，另外一篇是记载这些声名狼藉的罪人所受的处罚。1616年，奥立弗进入剑桥西德尼·塞瑟克斯学院。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为其导师，此人1643年死于狱中，因为他采取强烈的清教徒立场反对洛德的改革与查理的“运动宣言”。很显然，奥立弗未毕业便离开了剑桥。后来（1638年）他述及自己当年的淘气：

你知道，我所持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哦！我是生活在可爱的黑暗与可恨的光明里，我是罪魁、罪魁，这是真的：我恨敬拜神明，但上帝怜悯我。哦！他何等丰富的慈爱！为我赞美他——为我祈祷，他开始了一件好的工作，将会在基督里完成。

他经历过所有忏悔的狂喜，他有死亡的幻觉与其他心灵的恐怖，使他永远与忧郁纠缠在一起，在其余生都以清教徒的虔敬规范其言行。他定居后结婚，有9个孩子，1628年成为市民的模范。28岁时，被选为汉丁顿代表出席国会，1631年，以1800镑出售其汉丁顿产业，移居圣艾芙斯（St.Ives）后又移住艾里。1640年，剑桥重新推举他出席国会，另一位议员描述他“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一套素色的衣服……他的亚麻布不很清洁……衣领上总有一小点瑕疵，或两三点血迹，他的脸肿胀而有血色”，他的声音“尖锐而不和谐”，脾气“过度暴躁”，却能镇静控制。他支配他的时间，与上帝交谈，而具有10个人的力量。不过，上帝仍选择了其他方法。

平姆指责斯特拉福特是一位秘密的天主教徒，密谋自爱尔兰带军队入英国推翻国会及“改变法律与宗教”，国会表示其愤怒的情绪。1640年11月11日，平民院——从未忘记曾遭国王摒弃——弹劾斯特拉福特是叛国者，并将他送往伦敦塔监禁。12月16日，宣布新的英国国教教规是不合法的，倾向于教皇与叛逆，而弹劾洛德大主教，也将他送入伦敦塔。后来赛尔登供称：“我们控告教会里的高级教士，天主教的仪式使他们可憎，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这种罪过。”查理对这些不妥协的举动甚为困惑，他并未对其助手采取保护行动。王后为免除对国会的恐惧，请求她的告解神父向教皇求助。

双方的激动与热情日渐高涨。伦敦的激进派中的“彻底”派（Root and Branch Faction）——包括弥尔顿在内——请求国会废除主教管辖及恢复人民管理教会。某些主教认为它是恶劣的，“教皇不是反基督的……在宗教（天主教）中才能获得拯救”。平民院拒绝其诉愿，投票结果将教士逐出所有的立法与司法机关。贵族院有条件地同意主教们保留他们在贵族院的席次。不过，这正是平民院希望结束的，因为他们认为贵族院的主教们经常投票支持国王。有许多小册子辩护或攻击主教制度，致使该问题变成激烈的焦点——约瑟夫·贺尔（Joseph Hall）主教宣称这是由使徒或基督建立的神圣权力。5位长老教会信徒，便以假名“斯迈特纽斯”（Smectymnuus）公开发行有名的小册子给予答复，前面几篇为他们所写，以后的5篇为弥尔顿所写。1641年5月27日，克伦威尔再度提议全面取消主教制度，平民院通过该法案，却遭贵族院拒绝。9月1日，平民院决议三位一体的“可耻绘像”，所有圣母玛利亚的想象，所有的十字架与“迷信绘像”都须从英国教会中除去，安息日那天应该避免所有的“跳舞与其他运动”。另一阵迷信破除风也横扫英格兰，围绕祭坛的栏杆与屏风都被拿掉，彩色玻璃的窗子都被捣毁，神像也被推翻，绘像被切成许多碎片。平民院复于10月23日通过一项排斥主教的法案，国王因而诉诸贵族院，宣称他决心至死维护英国国教的既存教义与纪律，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的干预使法案失败，但愤怒的群众因而阻止主教们出席国会。他们中的12人签署了一项抗议书，宣称他们缺席时所做任何立法事项均为无效。国会弹劾、监禁他们，贵族院于1642年2月5日批准了排斥法案，主教们以后便不再出席国会了。

胜利的平民院开始巩固其力量。从伦敦城外借款来维持财政支出，通过法案，禁止任何在国会集会期间50天内或未得其同意而解散国会的举动，改革税制与司法，取消星室法庭与宫廷的最高委员会，停止各项专卖与船金的征收，取消不利于汉普登的裁决，承认国王有权征收进出口税，但仅限于在国会特许期间。查理也同意这些措施，国会从改革迈向革命了。

1641年3月，国会将斯特拉福特送审，4月宣布他叛逆的罪名，并送呈褫夺公权令给国王签署。不顾洛德的劝告，查理前往贵族院，宣称虽然他准备取消斯特拉福特担任公职的资格，但绝不同意以叛国罪名将其定罪。平民院称，这种皇室的出席破坏了国会的特权与自由。翌日，便有“众多的群众”聚集于贵族院与国王的王宫前，高喊“正义、公正”，要求把斯特拉福特处死。胆怯的枢密院要求查理让步，但遭到查理的拒绝。约克大主教请求签名。贵族们警告国王，他自己、王后以及儿女的性命都处于危险中，但仍为国王拒绝。最后，斯特拉福特自己呈给他一封劝他签署的信，作为驱走暴民的唯一抉择。查理签署了，但仍不原谅自己。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特被执行判决。斯特拉福特经过时，洛德从他的狱中小室伸出手祝福他，斯特拉福特在满是敌意的群众前“成仁”而毫不啜泣。

斯特拉福特事件将平民院截然划分成后来竞争的辉格党（Whigs）与托利党（Tories）——一些人同意，而一些人反对进一步地将国王权力移转到国会。卢修斯·喀利（Lucius Cary）、福克兰（Falkland）子爵与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即后来的克伦登公爵）便支持国会，他们现在怀疑：已遭受如此严重折磨的国王，是否能在伦敦统治暴民，在宗教上是否能统治清教徒的堡垒；已脱缰的国会是否废除政府对国教教会的支持，是否会威胁私人财富；是否会危害整个英国人的阶级结构。平姆、汉普登和克伦威尔或许承认这些危险，但还有比他们走得更远的人。他们已步入深渊，因此害怕若查理恢复其权力则将会危及他们的性命。在任何时刻国王都能从爱尔兰处调集由半数天主教徒组成、似斯特拉福特建议的军队来镇压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国会决定维持在英格兰北方友善的苏格兰军队，给予苏格兰礼金30万镑，又答应以后每月2.5万镑的补助金。

爱尔兰突然爆发的野蛮暴动（1641年10月）使国会更加恐惧。菲利姆·奥尼尔（Phelim O’Neill）、奥摩尔三世（Rory O’More III）与其他领导分子号召自由战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天主教徒反抗压迫，爱尔兰反抗英格兰的残忍迫害，这次反叛因为带有愤怒情绪，他们的作风极为野蛮。爱尔兰的英国人，为保护那些在当时对他们来说似乎合法的财产与生命，以残忍回报野蛮，每一次胜利都演变成屠杀。英国国会又错误地怀疑国王鼓励爱尔兰的暴动，以便恢复天主教，而这种行为在日后将施之于英格兰，因此拒绝国王筹集资金以组成军队拯救在北方的英国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军队可能会转向对抗国会本身，致使爱尔兰的暴动继续蔓延于英国革命时期。

查理将两位被排斥与弹劾的主教升任至较高的职位时，革命行动便因而向前迈进一大步。愤怒的平民院议员提议“大抗议”（Grand Remonstrance），扼要公开地表示国会反对国王，并迫使他允许国会有权否决其对重要职位的任命。许多保守人士认为，这项措施将使行政权移转到国会，而减少国王的权力，使其成为无能力者。党派的分立愈来愈尖锐，争辩也愈趋激烈。议员们手持利剑支持各自的言论。克伦威尔稍后宣称，若该议案失败，他将远赴美洲。终于，议案以11票的优势通过，而在1641年12月1日呈送给国王。该议案首先肯定了对王室的忠诚；其次详细地陈述了国王对国会的攻击、他给予国家的损害、对国会的改革及已经矫正的那些弊病，做了一个评论，控告“天主教徒……主教们与教会中的腐败人士”，自私的议员与朝臣图谋英国恢复天主教；一再指出国王破坏了《权利请愿书》与试图利用高压手段来解散民选的国会，并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恢复英国国教信仰洛德改革以前的形式，建议国王撤除枢密院中所有反对国会政策的人，以后只能任用这类参赞、大使，其他部门首长……要被国会信任，否则他就不能对国王提供他个人的支持也不能提供新教徒的助力。

查理在该项最后通牒的期限内做出答复。12月15日，国会越过国王，向人民公开发布了“大抗议”。查理这才答复。他同意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以压制所有“天主教”的侵略；他拒绝剥夺主教在议会的投票权；他坚持有召集枢密院的权利，并公开录用那些他认为适当的人选；最后，他再度要求资金。相反，平民院提议《民兵法案》（Militia Bill）以控制军队。

平常就犹豫不决的查理，现在匆忙卷入国会宣布的战争状态。1642年1月3日，首席检察长以国王的名义，在贵族院控告5位平民院议员：平姆、汉普登、贺利斯、希西里格、威廉·斯托得——罪名是叛国与寻求推翻军队对国王的服从及鼓励“外来力量”（苏格兰）入侵英格兰而向国王挑战。翌日，查理带领他留守于门口的300名士兵进入平民院，逮捕那5位议员。他们跑到朋友家中避难。遭到挫折的国王说：“我看到所有的鸟儿都飞逃了。”他走出来时，他被那些大喊“特权”的人责难，因为这种王室与军队侵入国会显然是非法的。因担心议员可能全被逮捕，平民院便迁至市政厅，处于市民的保护之下。查理离开伦敦前赴汉普敦宫，平民院与被指控的5人才返回威斯敏斯特。亨丽埃塔王后秘密地遁回法国，以珠宝收买支持国王的力量。查理与掌玺大臣同赴北方，他试图进入赫尔，并在此补给军需，但该城拒绝他进入，他只好转赴约克城。国会于1642年3月5日，命令所有的武装力量只服从国会。35位贵族与65位平民院议员从国会中退出，共赴约克加入查理的阵营。海德现在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

6月2日，国会转送查理19条建议，他接受即是维持和平最基本的条件。他须将军队与所有军事要地的控制权交给国会，国会校订宗教仪式与整顿教会行政，任命与解职所有皇家大臣与皇子的监护人，排斥所有在这次事件以后产生的贵族院议员。查理拒绝那些建议，认为那样无疑是君政的实质破坏。好像是法国大革命的预演，国会指定了公安委员会，7月12日命令：“立刻组成一支军队。”克伦威尔与其他人便返回自己的自治市镇招募志愿军。8月2日，在向国家的上诉中，国会反叛的基础不在于国会向往统治权，而在于以天主教徒在英国起义而祸患即将来临。警告全国说，国王的胜利将会迎来对新教徒的大屠杀。8月17日，特务分子包围了军事仓库。8月27日，查理在诺丁翰扬起军旗，从而启开了内战。

第一次内战（1642—1646）

现在，英格兰的分裂是有史以来罕见的。伦敦、港口、制造业城镇，大致说来，南部与东部地区、多数中产阶级、部分绅士、尤其是所有清教徒都支持国会；牛津与剑桥，西部与北部地方，多数贵族与农民，几乎所有天主教徒与圣公会教徒、英国国教等，都站在国王这边。平民院本身又分为有300名议员的革命派和有175位议员的保皇党；贵族院110位贵族中，有30位是最先与国会站在同一阵线的。财富的均势也在对抗国王，伦敦有一半的国家财力与贷款都为革命所用，查理在任何地方都借不到款，海军也反抗他，封锁了外来的援助。他只有依赖领主与大财主，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土地利益有赖于他的胜利。具有骑士美德与情感的古风仍残留于古老的家庭中，他们无节制地对国王奉献自己的忠诚，像绅士一样参与战斗、奔赴死亡。五彩缤纷的骑士党，留着鬈发，他们的马装束轻便，带有战争浪漫的气氛，除了弥尔顿外都是诗人。

1642年10月23日，双方于埃奇山正式展开交锋，各有1.4万人。保皇党由鲁伯特王子（Rupert）统领，他是查理的姐妹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22岁大的孩子。圆颅党由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率领，他是第三代的埃塞克斯伯爵。此战并无实质结果，埃塞克斯撤兵，国王也推进到牛津，并以该地为其大本营。尼赫迈亚·威灵顿（Nehemiah Wallington）是一位热心于政治的清教徒，称这是国会与上帝的伟大胜利：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仁慈……因为，以我听到的，被杀的有5517人；但是敌方被杀的人数是我方的10倍。观察上帝的奇妙佳作，在我方被杀的几乎是正在逃跑的人，那些坚定立场的士兵几乎都是骁勇的，他们大部分都活着……

假若我能与上帝的伟大之手相连，而命我们的炮兵与子弹去摧毁敌人，那该多好！——哦！上帝如何引导他们的子弹……有些落在他们的前面（我方），有些却只是轻擦而过，有些子弹从他们的头上飞过，有些子弹落到他们旁边。哦！那些勇敢挺立的人，很少或根本未被他们的子弹所伤！这是主的杰作，是我眼睛所见的奇迹。

不过，在紧接而来的春天，战争的发展对国会并不十分有利。亨丽埃塔王后偷偷携带军火与军队返回英格兰，在牛津加入查理的阵容。埃塞克斯却因逃兵与疾病的折磨，不得不拖延战事。汉普登在查尔罗夫（Chalgrove）战场中身受重伤。1643年6月30日，国会的一支军队在阿德瓦尔顿·穆尔（Adwalton Moor）被打败，另外一支军队也于7月13日在环路镇（Roundway Town）被歼灭，布里斯托尔城也陷入国王手中。在最晦暗的时期，国会转向苏格兰求助，9月22日，与苏格兰委员会签订了《神圣联盟与宪章》（Solemn League and Convenant），请求苏格兰派遣一支劲旅帮助国会，以换取每月3万镑的津贴，附带条件为国会应在英格兰与爱尔兰地区建立新教的长老教会的教会形式——教会行政由长老会议控制，而不受主教统辖。在同一月，查理也与爱尔兰的暴动者达成和平协议，并引入一些人入英格兰替他打仗。英国的天主教徒们大为喜悦，新教徒对国王的反对日益剧烈。1644年1月，爱尔兰的入侵者在南特威奇（Nantwich）被打败，苏格兰的入侵者却节节进入英格兰。现在，内战涉及了3个国家与4种不同的信仰。

1643年7月1日，由121个英格兰教士、30个英格兰俗人（后来又有人加入）、8个苏格兰代表组成的威斯敏斯特会议，集会处理英格兰新长老教会的新教。由于国会统治的阻碍，会期拖延6年之久。有少数委员赞成主教制度，他们退出会议；一小撮清教独立派人士便要求每次集会须免除长老与主教们的干预；绝大多数人，遵循国会的保证与意志，赞成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由长老、长老会议、教区宗教会议及总会议，以管理宗教。国会于1643年取消了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1646年采用并制订长老会制的组织与教义，但它本身享有所有宗教决议的否决权。1647年，威斯敏斯特出版了《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ion of Faith）、《大教义问答》（Larger Catechism）和《小教义问答》（Smaller Catechism），重申加尔文派的命定论、选举与定罪的信仰。威斯敏斯特大会议的决定却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与英国国教教会的恢复而被废止，但忏悔与基督教教义的问答却在说英语地区的长老教会里占有理论上的影响力。

威斯敏斯特会议与国会都同意拒绝其他小教派请求的宗教容忍。伦敦这个混合的城市，向国会请求镇压所有的异教。1648年，平民院通过法案，对反对幼年洗礼者处以无期徒刑，对否认三位一体、耶稣为神性与人性的联合、《圣经》的神圣启示、灵魂不朽论等观念者，处以死刑。许多耶稣会教士于1642年至1650年被处死。1645年1月10日，72岁的洛德大主教从伦敦塔被带上断头台。国会认为当时正是面临生死之战，无法做令人愉快的事情。克伦威尔当时却挺身而出采取一些容忍的措施。1643年，他在剑桥组织一个军团，称之为“铁军”（Ironsides），此名源自鲁伯特王子对克伦威尔个人的称呼。该军团除天主教徒与圣公会教徒外，欢迎任何信仰者参加，因为圣公会教徒“在军团前畏惧神，对他们所做的事求诸良心”。一位长老教会官员期望撤免一位中校，认为他是再洗礼教派，克伦威尔抗议：“先生，国家在选择人时，并不注意他们的意见如何。假若他们愿以忠诚服务，那便足够。”1644年，他恳求国会“致力发现一些较温和意识的方法，那些无法在所有事情上都臣属于共同的（宗教）规律之人……照《圣经》的指示，应该容忍他们”。国会无视该要求，但他继续在军团内实行比较宽大的容忍，直到他在英格兰握有权势。

克伦威尔能成为一位将军，是战争中最令人惊异的事之一。他与贵族费迪南多·费尔法克斯（Ferdinando Fairfax）在温丝比（Winceby）的胜利中（1643年10月11日）共享光荣。1644年7月2日的马斯顿·摩尔（Marston Moor）战役中，费尔法克斯溃败了，克伦威尔的“铁军”却幸存。其他的国会领袖，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均遭到严重挫折或失败。曼彻斯特坦白他不愿意推翻国王。为了除掉这些挂名将军，克伦威尔于1644年12月9日提出《自我牺牲的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基于此条例，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放弃指挥权。该项建议于1645年4月3日再度被提出并被通过。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退休，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费迪南多的儿子，被任命为最高统帅，不久他任命克伦威尔中将为骑兵司令。国会下令组成“新式”军队2.2万人，由克伦威尔统领并训练。

他在战事爆发之前，没有军事上的经验，但他人格的力量、坚定的目标与意志、他玩弄人类宗教和政治情感的纯熟技巧，使他将军团锻炼成为单一纪律与忠诚的队伍。清教的信仰与斯巴达的伦理观念，同样使他造就了这支意志坚强的军队。这些人并不破口骂人，相反，在他们的军营里从未听到诅咒，只听到传道和祈祷声。他们不偷不抢，但侵入教会并赶走那些“高级教士”或“天主教”的教士们。他们碰到敌人时，便以欢愉或愤怒的心情射击对方。他们战无不胜。1645年6月14日，在内斯比（Naseby），保皇党军正击溃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的步兵时，克伦威尔以他新的骑兵扭转劣势，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国王丧失了所有步兵、炮兵、半数的骑兵及通信文件的复本。这些文件被公布，揭露了他计划从爱尔兰带更多的军队到英格兰及废除抵抗天主教徒法律的企图。

从那时起，查理的情况急剧恶化。蒙特罗斯的马奎思子爵是他在苏格兰的一位英雄式将军，经历数次胜利后，在菲利藩（Philiphangh）被击溃，逃往欧陆。1645年7月30日，国会的军队占取了巴斯；8月23日，鲁伯特在布里斯托尔向费尔法克斯投降。国王转向各方求援，皆徒劳无功。其军队感觉无望，便用各种借口纷纷投奔敌方。他想利用分离与迂回曲折的谈判，试图分化敌人——将独立派与国会分立，国会与苏格兰分离——但均告失败。他准备遣送怀孕的妻子越过敌战区逃赴法国。现在，他只吩咐查理王子尽各种可能逃离英格兰，他自己化装后只带两个随员转道向北而去。1646年5月5日，查理向苏格兰投降。第一次内战至此结束。

激进作风（1646—1648）

查理期望苏格兰仍旧待自己如国王，但他们却把他当阶下囚。他们向他提出条件，假若他签署《神圣联盟与宪章》，使基督教的长老教会制度能于整个大不列颠岛强迫实施，他们便帮助他复位。查理拒绝接受。英格兰国会也派遣一个委员会赴苏格兰的缪塞，若查理接受该宪章、同意放逐保皇党的领导分子、允许国会控制所有军事武力与所有国家的高级官员，仍接受查理为英王，亦为查理拒绝。假若苏格兰人返回苏格兰，并使国王屈服于英国的委员会，国会同意给予苏格兰40万镑以支付他们的欠债与费用。苏格兰国会同意，他们接受的金钱不是作为售卖国王的代价，而是作为补偿其战争时的费用。然而，查理感觉自己是商品，1647年1月被英格兰国会以俘虏身份移至北安普敦郡的霍姆比宫（Holmby House）。

英格兰的军队现在驻扎于萨弗伦·沃尔登（Saffron Walden），只距离伦敦40里，正在计算其胜利的成果，而要求对等的报酬。为维持这批3万人的费用，迫使国会提高税率至查理时代最高税率的两倍。即使如此，仍旧拖欠兵士4月至10月的薪金。清教的独立派在国会中被击败，在军队里却掌握最高的职权，他们的领袖克伦威尔，被怀疑有野心并与国会的主权统治不一致。更糟的是，其军团中的“平等主义派”（Levelers）拒绝教会和国家的阶级差异，要求男子的平等投票权与宗教的自由权。他们中的少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宣称万物皆应其有，则“便不再需要政府，因为将不会有强盗或罪犯”。约翰·利伯尼（John Lilburne）在每次被逮捕与处罚后仍不屈服，他是“英格兰最孚众望的人”（1646年）。克伦威尔被抨击为平等主义派分子，他虽然同情他们，但敌视他们的观念，认为在那个时代，民主将会导致英国的混乱。

现在的国会由长老教会控制，愤恨在如此庞大烦扰的一支军队中潜藏着独立派分子，于是通过一项法案遣散其中的半数，而且编列其余为自愿军，派至爱尔兰服役。士兵们要求支付他们的欠薪，国会仅拨付部分现金，其余只是口头答应。军队要求除非全数给付才愿遣散。国会因而重开与国王的谈判，几乎与他达成协议，只要他接受该宪章3年，即可让他复辟。有一队骑兵袭击了霍姆比宫，俘虏了国王，1647年6月3日至5日带他到纽马克（Newmarket）。得到这个通知后，克伦威尔急忙赶往纽马克，自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1月10日，军队开始向伦敦缓慢前进。在途中，向国会致送一篇由克伦威尔能干的女婿亨利·爱利顿（Henry Ireton）起草的宣言，谴责国会中的绝对独裁主义者并不比查理好，要求以较广泛的选举权来选举新的国会。国会面临两边开火的窘境，一边是商人，一边为厂主。伦敦的居民们因恐遭军队占领，大声疾呼要求国王复辟，为此不惜任何代价。7月26日，一群市民攻击国会，迫使国会邀请国王赴伦敦，并将军事置于长老教会的指挥下。67名独立派分子离开国会，投入军中。

8月6日，军队挟带着国王进入伦敦，67位独立派人士被护送回国会的席次。从那时起直至克伦威尔掌握最高权力，军队统治了国会。它维持了城市与军中阶级的秩序。而其要求，虽然在当时可能无法实行，也会由其后代认可。1647年10月9日，一本名为《军队保障法案》（The Case of the Army Truly Stated）的小册子，要求贸易自由、取消专卖、恢复穷人的共有土地、任何人不得被迫于法庭中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另于10月30日的《人民的协议》（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中，宣称“所有的权力其渊源与本质在于人民全体”，唯一公正的政府是由男人以投票方式自由选择其代表组成，因此国王和贵族，若允许其存在，应该臣属于平民院，没有任何人能免于法律的管辖；而且，所有人应该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蓝斯波拉夫上校（Rainsborough）说：“每一个在英格兰出生的人，王国中的富人、穷人”，对选择那些与其生死攸关的土地法律的制定者，应有发言的自由。

克伦威尔召集他们的领袖祈祷而平息了争论。平等主义派指控他是伪君子，及秘密安排国王复辟。他坦陈仍相信君主制度。他向民主人士解释，抗拒他们的建议将太可怕，不是仅以“血肉之躯”所能克服的。经过冗长的辩论后，他说服了那些领导者，对他们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减低至仅要求选举权的扩大。有些军人拒绝妥协，他们在所戴的帽子上写着“协议”（Agreement），漠视克伦威尔的命令，不愿擦去。他逮捕了3位暴动首领，以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他命令他们以掷骰子来决定生死，有一位输了，立即被枪毙。军队纪律重新恢复。

同时，国王从军队的手里逃脱，逃往海岸及怀特岛，在卡里斯布鲁克堡（Carisbrooke Castle）寻求友善的临时住处。他听到保皇党在乡村和海军里反抗国会的消息后，颇为振奋。苏格兰派驻伦敦的委员们，宣称假如他愿意采纳长老教会的基督教而压制所有其他形式的教派，他们能秘密提供苏格兰军队助其复辟。他接受这个“协议”，但只限期3年。委员们离开伦敦筹组军队。苏格兰国会批准了他们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于1648年5月3日发出一宣言，要求所有英格兰人接受该宪章，除长老教会外，压制所有其他教派，遣散独立派军队。英格兰国会认为假若这些建议以武力实现，则其自身便被替换，而且英格兰便臣服苏格兰了，于是仓促与克伦威尔达成和平协议，说服他带领军队对抗苏格兰。国会无疑乐于将克伦威尔调至远地，并使他处于危险之中。他用3天说服军队追随他返回战场。他勉强地前进，有些领导者发誓说，假若他们再度拯救英格兰，那将是他们的“责任……去召那位血腥的查理·斯图亚特，清算他所流的血”。

终结（1648—1649）

克伦威尔的才干使第二次内战很快结束。费尔法克斯在肯特扫荡保皇党的暴动时，奥立弗西进并在威尔士地区夺取了保皇党的大本营。苏格兰军队于7月8日渡过特韦德河（Tweed），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进入距利物浦只有40海里的地方。在兰开夏的普勒斯顿城（Preston），克伦威尔的9000名士兵于8月17日击败了两倍于他们的苏格兰军和保皇党。

克伦威尔和他的将士们正在拯救国会时，国会图谋利用重启安排国王复辟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但仍坚持他应签署与执行该宪章。查理不同意。回师的军队提出对王室特权的严格限制，以作为支持他复位的条件。他也于11月17日拒绝。为了预防他被国会拥戴复位，军队再度逮捕他，并使他宿居于赫斯特城堡。此地位于怀特岛的正对面。国会谴责他们的行动，投票决定以国王是否接受其条件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军队的领袖们预知，若查理复位，他们将被处死，因此宣称除非继续“忠诚于公共利益”的人，否则任何人皆不许进入平民院。12月6日一早，托马斯·普赖德（Thomas Pride）上校率领军队包围并侵入平民院，迫使140位保皇党与长老教会议员离去，40位抵抗的议员，全被下狱。克伦威尔赞成这项行动，亲自参加投票，赞成迅速审判，并处死国王。

1640年，由500名议员组成的平民院，现在仅幸存56位。这个“残余的国会”（Rump Parliament），以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一项法令，指责国王对国会的开战是叛国。贵族院不理会平民院的权威，拒绝其法令。1649年1月4日，平民院强调人民是“在上帝之下，所有正义力量的源头”。平民院是由人民代表组成，具有“国家最高的权力”，因此它所定的法律，不需要贵族院或国王的同意，便具有法律效力。1月6日，他们任命135位委员审判国王。其中一个委员，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向克伦威尔说，他们没有审判国王的合法权利。克伦威尔因而大发雷霆，咆哮道：“我告诉你，我们将砍掉他戴着王冠的头。”军队的领袖们做了避免弑君的最后努力，他们提出，假如他同意出售主教们的土地，并放弃对国会法律的否决权，便宣告其无罪。查理说他不能如此，因为他已宣誓向英格兰的教会效忠。他的勇气是可嘉勉的。

1649年1月19日，审判开始。60或70位事先毫无准备的法官，同意坐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一边尽头的隆起座位上，士兵们直立两旁，旁观者挤满了走廊，查理单独坐在中央。主审官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朗读指控文，并要国王回答。查理否认法庭审判他的权力，并否认法庭是英格兰人民的代表，宣称：由军队统御下的残余国会来统治政府，远较他过去的统治更为专制。走廊的旁观者高喊：“上帝拯救国王！”教士们谴责该审判，布拉德肖担心自己的安全。查理王子从荷兰送来一封仅有他署名的短函，他以其名义保证，假如法官能宽恕其父，则他可以承诺任何条件。4位贵族要求代替查理被处死刑，但都被拒绝。59位法官，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签署了死刑判决，1月30日，在浩瀚汹涌的人群前，国王安静赴死。他的头被行刑者的斧头砍下。一位目睹者说：“当时，在场的数千群众同声一叹，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我希望以后也永不再听到。”

处死是合法的吗？当然不。就现有法律而论，前进的与鲁莽的国会据有了皇家特权，而被100年中的一些先例认可。查理真诚地护卫他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继承来的权力，他犯了罪而对抗以至继续犯罪，但其致命错误是否定为了社会安定，财富须重新分配，政治力量也须重新分配的意见。

被处死合乎正义吗？是的，像战争一样公正。以前法律可因军事审判而摒弃，失败者只可要求恩惠，但胜利者须预防新的反抗，为吓阻其他事情的发生，或为其自身与追随人员的安全，便可处以最高的刑罚。假定国王胜利了，克伦威尔、爱利顿、费尔法克斯和其他许多人都会被吊死，或对那些被判有叛国罪者处以酷刑。

处死是聪明的措施吗？可能不是。克伦威尔显然相信，一位活着的国王，无论他是多么安全地被监禁，将会再度刺激保皇党叛变。而如此将使国王的儿子，在远不可及的法国或荷兰，不因其父亲的错误而染有瑕疵，不久又会浪漫地发放光彩。查理一世的悲剧导致国民感情上可预见的激变，在11年后又重蹈覆辙。后来的历史间接显示慈悲是明智的。查理的儿子詹姆士二世也犯了同样大的错误。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贵族政治的手腕来管理，准许他逃往法国，但废立的结果是永远的。无论如何，早期的大革命使后来的光荣革命成为可能。

此次大革命与法国16世纪胡格诺教派的起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似，虽然有许多歧异——第一个事件是严格与俭朴的加尔文教派，因商业的财富而力量大增，反对重仪式的教会与绝对专制的政府的叛变；第二个事件是国民会议的革命，显示了财产与中产阶级的力量，反对由富有却落伍统治者领导的土地贵族的政治。1789年，英国已消化了前两次的革命成果，而能以恐怖的心情来正视他们自己相同的革命。因为过去，他们为了安定曾使国家遍染血腥，并杀了一位国王。

第二部　理性与信仰

《玩牌的人》（拉·图尔，1635年）。16世纪末，法国宫廷阴谋、派系纷争和贵族叛乱不断，几乎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第一章　意大利（1564—1648）

神奇的长靴

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双重风暴后，意大利在普遍的贫穷、宗教的慰藉与和平的粉饰之下，日渐臣服于西班牙。根据《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1559年），萨伏伊公国割让给埃马努埃尔·菲力伯（Emmanuel Philibert）。热那亚、卢卡、威尼斯及圣·马力诺仍以独立共和国存在。曼图亚依然归顺贡萨加公爵，费拉拉归顺艾斯坦斯，帕尔马则归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美第奇家族统治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比萨、阿雷佐、锡耶纳，但他们的港口全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上述胜利使西班牙统治了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包括西西里岛与整个意大利教皇国的南部。这些由地中海横过半岛中部至亚得里亚海的地域，一向在教皇的统治之下，现在全被西班牙的势力包围。

西班牙势力并非军事侵略性的，除米兰和那不勒斯外，它不干涉诸王国的内政。但对商业的厌恶与对自由知识的畏惧，使意大利人的生活笼罩着一片阴影。与东方和美洲的贸易，现在已转移到西班牙人手里，这些财富曾支持了文艺复兴，现在则充裕了西班牙、英国、荷兰的文化勃兴。由于宗教改革，教皇的税收减低，意大利受创至深。富有忍耐性的农民继续努力不懈并热切地祈祷，无数的教士祈求，商人们失去社会地位和财富，贵族们则沉迷于对名衔的追求与奢侈的享受。

虽然处于政治大混乱，意大利产生了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除此还有：布鲁诺的冒险与预言哲学；杰出的雕刻家贝尔尼尼；闻名遐迩的作曲家蒙特威尔第；最勇敢的传教士们；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托尔夸托·塔索；在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罗马的艺术学院，仅次于富裕的荷兰。就文化成就来说，意大利始终是首屈一指的。

·阿尔卑斯山麓

在埃马努埃尔·菲力伯的英明领导下，同时在女王——法国与萨伏伊的玛格丽特对文学与艺术的鼓励之下，都灵成为一个主要的首府。米兰虽然隶属他国，仍不失其灿烂辉煌。伊夫林形容其1643年的情形是“欧洲最庄严的大都市之一，有100间教堂、70所修道院、4万居民、奢华的皇宫、杰出的艺术家”。1573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洛伦佐·马焦雷长方形会堂的内部，米兰的大主教卡罗·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委任马丁诺·巴希（Martino Bassi）依照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庄严的拜占庭式风格重修其内部。卡罗的侄儿，枢机主教费得里戈·博罗梅奥（Federigo Borromeo）兴建了安布罗西亚诺宫（1609年），并在其内建立著名的安布罗西亚诺图书馆。布雷拉（Brera）的宫廷在1615年原为一所耶稣会书院，从1776年起成为贝拉·阿蒂（Belle Arti）艺术学院的发源地，1809年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布雷拉画廊的发源地。它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惨遭蹂躏，现今已得到恢复。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最显赫的米兰绘画家族——普罗卡奇尼（Procaccini）和克雷斯皮（Crespi）的精美杰作。

热那亚——最安宁的公主，依然在她富丽堂皇的宫殿式的山上，骄傲地眺望地中海内散布的热那亚船只。这个商业共和国虽已失去在东方的特权而转属土耳其，一部分与东方的贸易也被大西洋国家接收，但她的大海堤赐予她一个优良港口，使之继续保持意大利的首要海港。很多商业巨子都在意大利立足，并创建他们富有的家庭。伊夫林认为由鲁本斯设计，面对辉煌大理石皇宫的那条新街（Strada Nova），“远胜于欧洲任何一处”。大部分优美的建筑，都是由加利亚佐·阿莱西（Galeazzo Alessi）和他的学生们设计的，以其艺术的画廊、堂皇的阶梯、画板或壁画和豪华的家具而著称——“全部桌子与床架都用巨大银块铸成。”热那亚的商业泰斗都精于以血汗换取金银。1587年，吉亚科莫·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建起桑蒂西马·阿农齐亚塔（Santissima Annunziata）这个长方形建筑物，其凹槽、精美无瑕的讲坛、华丽壮观的拱形圆屋顶，为热那亚人虔诚奉主的骄傲证明。这些及其他许多热那亚教堂和宫殿不幸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由于佛罗伦萨在文学、学术、科学及艺术上的兴盛，迟至瓦萨里时，仍被称为意大利的雅典。万事皆蒸蒸日上，唯独贞操例外。在大公爵弗朗西斯科一世时代，庞大的美第奇家族完全沉沦为放纵与通奸的巢穴。枢机主教斐迪南·美第奇辞去其神圣职位而变成大公爵斐迪南一世，在位22年（1587—1609年）。他使托斯卡纳处于公正与进步的统治之下，借助开发里窝那（Livorno）为自由港口，对所有贸易商与信仰开放，以扩展托斯卡纳的商业，借助本身的道德恢复人民的道德意识。他的继位者科西莫二世，即斐迪南二世，以经济援助伽利略著称。巴尔托洛梅奥·亚曼那第为佛罗伦萨城内的皮萨·德拉·希格诺里亚雕刻了伟大的海神喷水池，又在卢卡设计了杜卡尔宫。乔凡尼·博洛尼亚在1583年完成了现今竖立在洛基亚·兰齐的《萨宾人的劫掠》和亨利四世的雕像，这是科西莫二世献给玛丽亚·美第奇用来装饰在巴黎的新桥（Pont Neuf）。阿洛里·亚历山德罗及其子克里斯多芬诺继续色彩奇妙的佛罗伦萨绘画，而彼得罗·科尔托纳在比蒂宫（Pitti Palace）天花板上的壁画，则描绘了科西莫一世的美德。

这一时期，帕尔马有一位极负声望的公爵法尔内塞，由于终日在荷兰率领西班牙军队作战，以致从未善尽君王之职。帕尔马大学在他儿子拉努乔（Ranuccio）的管理下，在欧洲颇享盛名。1618年，阿略奥第（Aleotti）建立法尔内塞剧院，这个半圆形剧场足可容纳7000名观众。在今天的意大利，仅有其师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场可与之媲美。

曼图亚现正迈进兴盛时期，重振伊莎贝拉时的光荣岁月。蓬勃的纺织工业使曼图亚的布匹声名远播，甚至可以和英国、法国媲美。自1328年贡萨加统治公国以来，他的宫廷人才辈出。公爵文森佐一世（Vincenzo Ⅰ）再次具体地呈现一位文艺复兴时代君子的特质：英俊、庄重；快乐的鲁本斯与忧愁的塔索的赞助人；古代及中国艺术品、音乐器材、佛兰德斯花毡、荷兰郁金香与美女等的收藏家；诗歌与赌博的爱好者，战场上威武无惧，政坛上勇敢无畏，可惜疲于奸淫与战争，于1612年逝世，时年50岁。3个儿子依次登位，最后一位文森佐二世没有后嗣。法国、奥地利与西班牙为决定并控制其继位者，使整个公国陷入战争之中，几乎把曼图亚排出历史之外（1628—1631年）。

维罗纳的文化在当时依然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一片懒散现象。在维琴察、帕拉迪奥的古典建筑物正形成一种特殊风格，为英国建筑家雷恩（Wren）追随模仿。文森佐·史卡莫斯（Vicenzo Scamozzi）完成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院，并设计了特里西诺·巴顿（Trissino Barton）宫。史卡莫斯对装饰具有敏锐的鉴别力，几乎凌驾于帕拉迪奥之上，他成为古典主义至巴洛克式之桥。

·威尼斯

亚得里亚海的王后威尼斯，跟古罗马一样，有一段长期而平静的落后时期。她与印度的海上贸易落于葡萄牙之手，不久又面临荷兰的竞争。土耳其扩张海上领域，威尼斯首当其冲。她精良的海军与灵活的指挥是当年在莱潘托（1571年）战胜土耳其的主因。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放弃了塞浦路斯，此后她与东方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来往完全受制于土耳其。她勇敢地迎接挑战，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进。在阿勒颇（Aleppo）与来自中亚的旅行队联系，稍微弥补了与东方在海上贸易的衰退。其舰队仍然控制整个亚得里亚海。她也分享了奴隶买卖的利益，至今这种利益仍使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蒙羞。至于其大陆则依靠维琴察、维罗纳、特里雅斯特、特伦特、阿奎利亚、帕多瓦等地经济的繁荣与激增的人口。工业方面，玻璃、丝绸、螺丝及艺术奢侈品始终首屈一指。她的贸易中心班科·里亚尔托（Banco di Rialto）成立于1587年，在许多私人银行倒闭后，集中全国财源以支持威尼斯财政，同时成为纽伦堡、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类似制度的典型。旅行者惊讶于威尼斯建筑、妇女的美貌、街道的整洁及其政府坚强的稳定。

她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法、西两国的权力均衡，唯恐其中某一国会吞并这个弱小的共和国，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晓得亨利四世一直在积极重振历经战争摧残的法国。1616年，西班牙在那不勒斯获胜，欧逊纳（Osuna）公爵与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图谋推翻元老院，并设法使这个共和国成为西班牙的属国。菲利普三世在审慎考虑后，支持这件事，但嘱咐欧逊纳：“切勿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在我认可之下做这件事，要假装你是没有依法行事。”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希格诺里（Signory）在欧洲有最精明的密探，他们破坏阴谋并缉拿国内的阴谋者。一天早上，人民被召去看那些阴谋者被吊死在圣马可广场。死者的眼睛注视着逍遥自在的白鸽。

这个平静而苦修的寡头政府，跟任何教派的人民都有商业来往，并给予宗教自由。它对教皇采取一种不寻常的独立态度。规定教士们要缴税，服从国内法，禁止未经许可建立神龛、修道院及将土地让与罗马教会。由莱昂纳多·多那托（Leonardo Donato）与尼科罗·孔塔里纳（Nicolo Contarini）领导的一群威尼斯政治家，激烈反对教皇延伸其权力于俗事的要求。1605年，卡米罗·博格斯（Camillo Borghese）成为教皇保罗五世，次年多那托被选为总督。多那托任威尼斯驻罗马大使时，两人曾为好友，但现在分别处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相互敌对，这与5世纪前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相似。当时，教皇保罗异常惊异地发现，威尼斯反教士团体的领导者也叫保罗，名为保罗·沙比（Fra Paolo Sarpi），是一位圣母玛利亚教派的修道士。

莫尔门蒂（Molmenti）称：“沙比是威尼斯有史以来最高超的智慧者。”沙比是商人之子，13岁参加塞维特教会，热切追求知识。18岁时，他在曼图亚一个公开辩论会中成功地为318篇论文辩护，被当地公爵任命为宫廷神学家。22岁时，他被任命神职，并成为哲学教授。27岁时，他被选为教会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总主教。他继续研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其他各方面的学问。他发现虹膜的收缩性能。曾经写过一些科学论文，但今天已经失传。他还参加法布里齐奥和波尔塔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波尔塔曾说他未见过比沙比“更有学问或在知识的领域内更敏锐的人”。可能这些凡俗知识伤害了沙比的信仰。他喜欢结交一些新教徒朋友，于是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后来逮捕布鲁诺的同一机构——收到许多控告他的信件。他曾经3次被元老院提名竞选主教，但3次皆遭梵蒂冈拒绝。这些挫折加深了他对罗马的憎恨。

1605年，元老院拘捕两位神父并控以重罪。教皇保罗五世要求将他们两人移交教会的司法管辖之下，并命令废止一切反对新教堂、寺院与各宗教教派的法律。但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婉拒。教皇限定总督、贵族和元老院在27天内答复此事。他们邀请沙比做宗教法规顾问。沙比忠告他们应坚持教廷势力仅限于精神之事，元老院采纳其意见。1606年，教皇将多那托与贵族除籍，停止威尼斯区域内所有神职人员的教权。总督指示威尼斯教士们不必理会禁令并继续行使职权。除耶稣会与圣方济各教派外，他们都遵行总督所示。由于耶稣会会章保证必须服从教皇，全体离开威尼斯，虽然贵族们警告假如他们离开则永远不准回来。当时沙比为回答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立即出版数篇论文，限制教皇的权力，并宣布民众议会比教皇有更高的权力。

教皇保罗五世求助于西班牙与法国，但西班牙一向拒斥教皇的诏书，法国的亨利四世则正对威尼斯表示谢意，派遣一位明智的枢机主教乔伊斯（Joyeuse）至威尼斯，他提出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神父们获释至法国领事那里，后来解送他们至罗马。元老院反对废止那些抗议的法律，但（希望教皇协助反抗土耳其人）答应威尼斯以“惯常的虔敬修敛自己”。教皇悬其责难未决，乔伊斯赦免了被逐籍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教皇保罗五世的要求，性质太过中古化，以致很难很好地施行。”这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处于禁止教权之下。

1607年10月5日，沙比遭刺客暗算，凶手误以为他已命绝随即离去。他恢复健康后，曾说过一句太好以至难以令人信其为真的隽语：“我认识了罗马教会的刻字刀。”刺客们在教皇国得到保护并获得欢呼。此后，沙比安静地隐居在修道院内，每天做弥撒，但写作从不停顿。1619年，在一家伦敦公司的帮助下，他以笔名出版了《特伦特会议的历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是一部控诉特伦特会议的巨册。他以新教徒式的观点叙述宗教改革，又责难宗教会议完全臣服于教皇之下，而使各教派无法妥协。各处的新教徒极力推崇该书，弥尔顿称沙比为“伟大而未戴面具的人”。耶稣会委托一位他们教派内的学者斯福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写一本与之对抗的历史著作（1656—1664年），以揭露沙比的偏见与谬误。不管双方的敌对态度如何，这两本书在搜集与处理原始资料的技术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沙比书中庞大的摘要是后来附加的，滔滔的雄辩构成具有危险性的吸引力。在鼓吹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运动中，当时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

在这个骄横的政府之下，在那些平静与香味弥漫的运河之间，威尼斯继续追求财富与美女，以建筑业讨好基督，以连祷讨好圣母。每星期必有一位圣徒提供理由而为之举行庆典。在瓜尔迪的油画中，我们能看见他们的集体狂欢。在肖像画中，我们又可发现肉欲的放纵、东方式的服装与珠宝的奢华。几乎每一天晚上，都会听到小船里传出的乐声。假如你踏进他们的神奇小舟，船夫便会一言不发地带你到一间房内，里面聚集着许多高等妓女。蒙田跟其他男人一样，没什么偏见，非常惊讶威尼斯妓女的富有与自由。她们缴税给国家，然后获准住她们喜欢的地方、穿她们喜爱的服装。国家保护她们并应付那些违约的主顾。

随着逐渐增多的华丽的教堂、富丽的新皇宫和一座座优雅的桥梁，威尼斯的大运河及其支流一年比一年兴盛。1631年，元老院委托隆盖纳（Longhena）建立一座庄严的圣玛利亚教堂，作为对圣母的奉献，感谢她保佑威尼斯城在经过一次大瘟疫后迅速恢复元气。1588年至1592年，安东尼·庞特以新的里亚尔多桥取代了破旧的木桥，并筑一道90英尺长的大理石单拱桥横跨大运河，两岸商店林立。约1600年，“叹息之桥”高建在道奇宫与圣马可监狱之间的一条运河之上——“一边是皇宫，一边是监狱。”史卡莫斯完成了帕拉迪奥的圣乔治教堂和圣索维诺的维几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圣索维诺和隆盖纳合建了一座与圣马可广场毗连的新行政宫（Procuratie Nuove，1582—1640年），作为威尼斯行政机关的办公处所。大运河沿岸陆续兴建了一些闻名遐迩的宫殿：巴尔比宫、康塔里尼宫和拜伦曾经在1818年住过的摩塞尼哥宫。那些只看见威尼斯皇宫外表的人，无法想象其内部的辉煌奢华：画上壁画或饰以饰板的天花板，绘画或挂着绣帷的墙壁，覆以丝缎的椅子、桌子、柜子全是雕刻的，镶嵌工装饰的小私室及耗时数世纪修建的堂皇阶梯。由数百个家庭组成的一个相互猜疑的寡头政府，坐享商业王国的财富和古老的贵族政治的阶级划分。

当时只有一位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维托里亚（AlessandroVittoria）超群出众，但绘画界里也诞生了两位二流的画家。经过几个时代，帕尔马·维琪奥（Palma Vecchio）把颜料都传给侄孙帕尔马·乔万尼（Palma Giovane），也就是“年轻者”雅可布·帕尔马（Jacopo Palma the Younger），他较其叔祖晚100年逝世。乔凡尼常常漫不经心地速写，因此被贬为颓废派艺术家。不过他有一部分作品，如那幅挂在克罗西费里（Crociferi）教堂的几近伟大的佳作《教皇安那利塔斯》（Pope Anaclytus），莫尔门蒂的字里行间提到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者”：

帕尔马·乔凡尼除了自己的工作外，别无其他目标，即使最深切的痛楚也绝对无法扰乱他。他从艺术作品中找寻痛失二子的安慰，一个儿子死在那不勒斯，一个死于淫乐。他的妻子被抬进坟墓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绘画，以逃避痛苦的折磨。

伯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zzi）的声名跨立这只神奇长靴的顶端。他生长于热那亚，逝于威尼斯（1644年），其生前名画散布每一个画廊。他曾经是圣方济各修会的托钵僧，后来脱去僧衣，但永远除不掉其绰号——卡普奇诺（Cappucino）。历经无数磨难后，他发现威尼斯充满容忍与富庶，便创作出他最卓越的作品。一个例子足以代表：他的《一个圣多明我修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Friar）——那顶高贝雷帽把宽阔的前额衬托得更为分明，紧锁眉头与专心思索的两眼，从他的鼻子和嘴巴可流露其性格，还有一双显露家世的双手。提香也比不上他。这些大师们的弟子在任何一国也可被视为大师。

·从帕多瓦到博洛尼亚

帕多瓦的光荣全在于它的大学。这一时期，哈维在此地求学，伽利略也任教于此。在费拉拉，阿方索二世对自1208年便一直统治公国的埃斯特（Este）家族，丝毫未显松懈。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幅佚名的版画描绘他有力的头颅、权威性的胡子及眼中露出果断与阴郁的才智。他对阻碍他的人毫不留情，但对其他人很仁慈。他对塔索的脾气尽力忍耐，在战场上从不惧怕，征税没有限制。他延续埃斯特家族喜爱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并将这些作品纳入他宫中的文化、光辉及欢乐中。人民必须满足于现状，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他虽已尽全力，前后3个妻子却没有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根据1539年的协定，素为教皇采邑的费拉拉在1598年成为教皇国领土。它的文化史终于结束。

博洛尼亚自1506年以后始终受教皇统治，此时又有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好景。它的一个画派支配意大利两个世纪之久，其影响远及西班牙、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国。一位有钱的屠夫之子洛多维科·卡瑞奇（Lodovico Carracci）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尔马和曼图亚学习艺术之后回返博洛尼亚。丁托列托（Tintoretto）曾警告他说他没有绘画天才，但洛多维科·卡瑞奇觉得勤勉能代替天才，何况他也有天才。他以热诚鼓动了他的两位堂兄弟阿戈斯蒂诺（Agostino）和安尼巴莱（Annibale Carracci）——一个是金匠，一个是裁缝。这两个人到威尼斯和帕尔马研究提香与柯勒乔。回来之后，与洛多维科一起开了“启迪”（Incamminati）学会（为那些初学者）。他们指导艺术的要素、历史及技巧，仔细研究名家，不“固守”任何一位名家的旧风或特性。他们将拉斐尔的女性温柔、柯勒乔的细致有力、米开朗基罗的男性活力、达·芬奇的明暗对比、提香的温暖色调等，表现于一个丰富的形式中。这一个“折中画派”使博洛尼亚媲美罗马，成为意大利的艺术都城。

卡瑞奇家族遗赠的画难以计算，很多现存于博洛尼亚艺术学院，有些存于卢浮宫，但它们无处不在。洛多维科自己的作品最缺乏吸引力，但《报喜》（Annunciation）和《圣乌秀拉的殉道》（Martyrdom of St.Ursula）两幅很出色。阿戈斯蒂诺的代表作是强有力的《圣哲罗姆的圣餐》（Communion of St.Jerome）——这并不能阻止他迎合大家对淫秽绘画的需求。安尼巴莱在这家族中对技巧最有天赋，曾从柯勒乔处学得线条和色彩的精练，那是他的堂兄弟们缺乏的。看看沃夫兹画廊他那幅《女祭司》（Bacchante）中的女性美，比蒂宫中《仙女与半羊神》（The Nymph and the Satyr）完美的女性及保存在德累斯顿宫的《著名的天才》（The Genius of Fame）画中完美的男性。在《基督与撒玛丽亚妇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Woman）一画中，他创作了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人物比得上拉斐尔，风景方面则成为普桑的先驱。

1600年，安尼巴莱和阿戈斯蒂诺接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邀请，到罗马为他宫殿中的画廊作画。他们选了适当的题材，画出《酒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具有荷兰画家鲁本斯作品那种奔放的女性魅力。然后阿戈斯蒂诺前往帕尔马，为别墅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安尼巴莱前往那不勒斯，该城的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展览着他那两幅对比强烈的《圣家》（The Holy Family）与《维纳斯与战神》（Venus and Mars）。这三位堂兄弟，在艺术上向来联结在一起，死时却各分东西：阿戈斯蒂诺死于帕尔马（1602年），安尼巴莱死在罗马（1609年），洛多维科仍然忠于博洛尼亚——最先来临，最后离去（1619年）。

这个新画派训练出几位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其中圭多·雷尼（Guido Reni）在欧洲画家中最受推崇。在他早期受卡瑞奇家族栽培、启蒙之后，臣服于罗马的吸引（1602年），在那里工作了20年，然后回返博洛尼亚，画了不少杰作。虔敬的淫荡和伤感的优雅风格，使那些画成为正统信仰与情欲异端之间颇受欢迎的桥梁。雷尼似乎对宗教很虔诚，以保持圣洁到底闻名。国会博物馆中，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年轻，美得像少女，头发金黄，面色白皙，眼睛是蓝色的。他的代表作是罗马罗斯皮格里奥斯（Rospigliosi）宫中天花板上的壁画《曙光女神》（Aurora）：黎明女神飞过天空，后面跟着壮丽的马群；马车里坐着蓬松乱发的太阳神，由一群面貌体态很可爱的跳舞女孩陪伴着，她们象征一天中的各个小时；还有一位带翼的天使，使异教的激情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雷尼也画其他的神话——卢浮宫中的《海伦的掳掠》（The Rape of Helen），那不勒斯的《金苹果园的苹果》（Apples of the Hesperides），德累斯顿艳丽的《维纳斯与丘比特》（Venus and Cupid）。从《旧约》中他取得题材画了《苏珊娜和长者》（Susannah and the Elders）。但大体说来，他还是满意于一再绘画那些人民及教会均亲切的古老题材，基督与他母亲的故事，批评家责难这些画都是“令人伤感的”，感情夸张。然而，他画使徒画得很好，梵蒂冈的《圣马太》（St.Matthew）即是一例。他还画了圣约瑟壮丽的头颅，而在梵蒂冈的《圣彼得的殉道》（Martyrdom of St.Peter）一画中，他尝试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粗糙的写实风格。重新返回感伤风格之后，他为画廊画了著名的《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画中的圣人安静地让箭射入他完美的形体。在所有杰作中，我们洞见训练良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把这些感伤的尊严与拉斐尔的《斯坦齐》（Stanze）或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天花板做一比较，感动我们的，不是多彩的颜色与滑润的线条，而是雷尼艺术中“神经的失落”。他写道“我愿把天堂中的美给予我要画的形体”时，他的梦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夸口说他有“两百种方式使眼睛仰望天堂”时，他就把秘密完全泄露了。

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追随雷尼立即讨好异教徒与虔诚派的政策，因为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种，这个计划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他比雷尼复杂、谦和而害羞，深爱音乐与妻子。他也在博洛尼亚学习艺术，然后寻找罗马与钱币。他在该地的成功引起他同乡竞争者的嫉妒，他们控告他抄袭。他退隐到博洛尼亚，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召回担任梵蒂冈的首席建筑师与首席画家。运用一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多重变化的技巧，他设计了现已消失的罗马卢多维西（Ludovisi）别墅及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阿尔多布兰蒂尼（Aldobrandini）别墅的一部分。然后移向那不勒斯，开始了大教堂的一连串壁画。不顾那不勒斯画家们给他制造的麻烦，他去世时（1641年）几乎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死时61岁。他最伟大的名画是现存梵蒂冈的《圣哲罗姆的最后圣餐》。以这幅代表作为基础，普桑把多梅尼基诺列为仅次于拉斐尔的画家，我们尊敬这份热诚更甚于这种判断。罗斯金（Ruskin）认为多梅尼基诺“显然不能在任何方面、以任何方法，把任何种类的事情做得很好、很伟大或很正当”。我们既不赞成这种判断，也不赞成这种浮夸的言词。

卡瑞奇家族的三位著名学生中，最后一位被称为圭尔西诺（Guercino）——“斜视眼”——因婴儿时代遇到意外事件，眼睛变形，但是他的母亲叫他巴比埃里（Barbieri）。在他向卡瑞奇家族学画之前，已是画家，曾受卡拉瓦乔男性风格的影响，所以他在艺术方面居于博洛尼亚与罗马之间。他与雷尼一样终生未娶，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在他平静而虔诚的一生中表现着天主教改革的最好特质。他留给后人很多优秀的画，分散于罗马、芝加哥等地。他是博洛尼亚画派中最弱也是最可爱的一员。

“折中画派”的基本理论认为，结合前辈画家不同的特色可以培养出伟大的画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现个性、创出新路往往是天才的特质。但启迪学院传达了一项传统和一种教条，若没有这些，天才会趋向极端与怪异。这个画派的兴盛，部分由于它愿意迎合教会的需要。改革后的教廷和日渐扩展的耶稣会，需要代表基督教故事的新鲜作品和鼓动虔诚与信仰的生动画面。博洛尼亚画家触动了仰慕者情感的每一根琴弦，他们的圣母像和“抹大拉的玛丽亚”像传遍天主教世界。谁能否认人民感激这些启示，或否认为教会提供这些作品的人正是历史上最体现民意的心理学家呢？

·那不勒斯

教皇国很早就合并了福尔利、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等地，乌尔比诺也于1626年并入，佩萨罗则于1631年并入。由此向南经过福贾、巴里、布林底希，到达“神奇长靴”的跟部，经由特伦特、克罗同和雷吉奥·卡拉布里亚到其尖部，再横越斯奇拉到查理蒂丝，经由西西里，向北沿着西海岸到卡普阿，当时都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土，该国自1504年以来素为西班牙的管辖区。整个蔓延的领域里，300万激动的生灵在炙热的贫困中奔波着，只为了供养其辉煌首都的繁华景象。伊夫林曾于1645年到过那不勒斯，并加以描写：

行政首长们都异常贪婪，利用可怜人民的劳力中饱私囊……这座城市的结构以它的大小而论，是当时欧洲最壮丽的：街道极宽，铺得很好，有很多地下管道来排除污物。街道亲切而整洁……它有3000座以上的教堂和修院，无论建筑或装饰都是全意大利最好的。人民大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人性格中的严肃一面，也喜欢好马，街上都是骑在马背上、坐在躺椅或轿中的风流绅士……女人大体上外貌很好，但非常淫荡。

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喜好音乐、罗曼史和虔诚，但是，在歌唱的表面之下，在宗教裁判所的监视之下，异端与革命在酝酿着。哲学家泰莱西奥（Telesio）在这里生活、逝世（1588年）。在靠近那不勒斯的诺拉（Nola）一地，布鲁诺出生了。1598年，康帕内拉参加一次叛乱，志在促使雷吉奥·卡拉布里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计划失败，这位诗人哲学家以后27年的岁月便在监狱里度过。

1647年，那不勒斯因为一次歌剧式的暴动一时阻碍了意大利的农业开发，并陷入骚乱。托玛索·阿涅罗（Tommaso Aniello），俗称马萨尼洛（Masaniello），是一位鱼贩，他太太曾因走私谷类被罚重款。西班牙官员要征水果税作为海军费用时，果农与果贩们予以拒绝，马萨尼洛便号召一次武装暴动。当他闯入总督府要求撤销那笔税时，10万意大利人追随他。受惊吓的总督立刻投降。马萨尼洛当时年仅24岁，成为那不勒斯的主人，统治那不勒斯10天。1500个反对者在独裁狂热中被处以死刑。他要求面包价格降低，一位不依从的面包师被活活放在自己的炉上烤死——但是这段历史是马萨尼洛的敌人写的。据说马萨尼洛穿着金制的衣服，把他卑微的家变成沸腾着权势的宫殿，并乘着华丽的飞艇巡视海湾。7月17日，他被西班牙雇凶暗杀。他支离的身体由其随从们重新组合成整体，给以光荣的葬礼。这场失去领袖的叛变于是告终。

在大主教与总督手下，一种阴郁的艺术仍然存留着。1608年，教会花了100万弗罗林，在圣杰纳罗（San Gennaro）大教堂中建立“宝物堂”卡佩拉·泰索罗（Cappella del Tesoro），作为容纳那不勒斯守护神圣耶纽里（St.Januarius）两小瓶圣血的圣龛。据说那个固态血液两年液化流动一次，使那不勒斯在维苏威火山之下仍昌盛安全。

那不勒斯的绘画一度曾被3位善妒的艺术家科隆齐奥（Corenzio）、卡拉乔洛（Caracciolo）和里贝拉（Ribera）控制，他们决定所有那不勒斯的绘画都要由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完成。他们威胁安尼巴莱·卡瑞奇，迫使他逃回罗马，安尼巴莱在该地竟因烈日下劳苦奔波死去。雷尼前来布置宝库教堂（Chapel of Treasure）时，有人警告他离开那不勒斯，否则将会死亡。他立刻就走了，工作简直就没有开始。两位留下来的助手被放在木船上，从此下落不明。多梅尼基诺来了，虽然作品一再被抹去，仍在这里完成了4幅壁画，然后在里贝拉威胁他之前逃走。他在总督保护的特权下回来，但不久去世，可能是被毒死的。

虽有这些罪恶，里贝拉仍应被视为当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因为他出生于瓦伦西亚（Valencia）附近的泽提瓦（Xátiva，1588年），西班牙承认他是西班牙人。他曾一度向弗朗西斯科·里巴塔（Francisco de Ribalta）学画，但早年时就决心到罗马。在那里，他贫穷而褴褛，抄袭壁画，以捡面包屑为生。后来有一位热爱艺术并感受文艺复兴时代灵感的枢机主教，把他带到自己宫里，供给他住宿、膳食、颜料、衣服。里贝拉勤勉地抄袭梵蒂冈宫中拉斐尔的作品及法尔内塞宫中卡瑞奇家族的作品。然后，这位“小西班牙人”发现他的热情已因舒适而削弱，便跑到帕尔马和摩的纳研究柯勒乔。他回到罗马，和多梅尼基诺发生争执，于是搬到那不勒斯。在那里或罗马，他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那种兽性的体裁使他局限在黑暗的自然主义中，也许他早已从里巴塔学到这种风格。一位有钱的画商迷上了他，愿意把漂亮的女儿嫁给他。一文不名的里贝拉以为这是开玩笑，但重复提起几次之后，他便结婚并发了财。

现在他画了《圣巴托罗缪的劫掠》（The Flaying of St.Bartholomew），血腥场面非常逼真，因此当众展露时，引来一群对血腥比对艺术更有兴趣的观众。总督——阴谋对抗威尼斯的那位欧逊纳——订购这幅图画并找其作者，他简直着迷了，立刻让里贝拉负责整个宫殿的装饰。这位贪心的西班牙人吓走了所有竞争者，后来为宝库教堂作壁画的任务落在他的朋友乔万尼·朗法兰哥（Giovanni Lanfranco）手里。他自己负责圣龛，画出不会燃烧的圣耶纽里在炽热的炉中丝毫无损的情景。

从此，里贝拉在那不勒斯成为绘画界的泰斗。他似乎可以随其意而与拉斐尔与柯勒乔的温柔格调匹敌，却不会落入雷尼与牟里罗的感伤气氛中，更可以借着观念的密度与颜色的深度把卡拉瓦乔的写实主义表现得更有力量。我们只举圣马丁诺教堂与修院中《圣殇》和《哀悼》两幅画为例——“这幅作品表现了一种很庄严的悲痛，在它面前，该世纪所有类似作品都沦入戏中景观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举现存普拉多（Prado）的取材自神话的《阿基米德》作为一例——那样传神地画出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西西里人，正和现在叙拉古（Syracuse）可以发现的老人没有两样。从《圣经》和历史中走出来，步入街道，里贝拉也从日常生活的真实速写中发现了艺术的各种题材。他那幅现存卢浮宫的《赤足男童》（The Barefoot Boy）给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不少指导。

里贝拉的缺点一眼可见——夸张的暴力，酷嗜皱纹和肋骨、渴望血腥。拜伦曾说：

小西班牙人以所有圣者的血，

染红了他的画笔。

他强调暗淡的颜色和阴沉吓坏了我们，也使我们沮丧，但是习惯于西班牙的统治与格调的那不勒斯，立即接受了这种风格。每一个新教堂或修道院争相聘请他，菲利普四世和那不勒斯总督们都是热心的主顾。里贝拉的绘画与蚀刻图画在西班牙比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流传更广——委拉斯开兹在意大利曾两度拜访他。他的家是那不勒斯最精致的建筑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则是棕肤美人的典型。其中一个据说曾被菲利普四世的儿子堂·胡安（Don Juan）拐诱，他把她带到西西里，不久厌倦了她，把她遗弃在巴勒摩（Palermo）修女院。里贝拉悲痛、羞愧欲绝，他以记忆中他失去的玛丽亚·罗莎（Maria Rosa）的形象来画圣母，以求安慰。在她的悲剧发生4年后，里贝拉便逝世了（1652年）。

罗马与教皇

教皇国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首都如今已成为二流的城市，1558年约有4.5万人，西克斯图斯五世时增加到10万（1590年）。蒙田曾在1580年来过，认为此地比巴黎广阔，房子却只有巴黎的1/3。罪犯和妓女（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前）占了人口中相当可观的比例，很多贵族都有常备的打手。贫穷很普遍，但不严重，由于教皇的慈善、宗教仪式及宗教带给人民的抚慰而得到缓冲。古老的贵族大户——奥西尼、科洛纳、萨维里、盖塔尼、基吉等——虽然自视与骄傲不减当年，收入和权力早已衰落。新兴家族——阿尔多布兰第尼、巴尔贝里尼、伯吉斯、法尔内塞、罗斯皮格里奥斯——在财富和影响力上渐渐取得领导地位，他们通常都与教皇有关。教皇的族阀主义再度达到全盛：阿尔多布兰第尼因克莱门特八世，卢多维西因格列高利十五世，巴尔贝里尼因乌尔班八世，伯吉斯因保罗五世，由于他们当选为教皇而得到利益。保罗的侄儿枢机主教伯吉斯，享受双份的圣俸和15万斯库迪的年金，因此投资盖了别墅，建了乡村俱乐部。伯吉斯（1615年）收集丰富的艺术珍品，因受他资助的贝尔尼尼为他雕的大理石像而赢得盛名。很多枢机主教都曾以财富支持文学与艺术。

虽然德国、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大不列颠都落入宗教改革派之手，一连几位强有力的教皇总算帮助罗马教会生存下去。特伦特会议已巩固并增加了教皇对各地宗教议会的主权，年轻而有力的耶稣会——保证并效忠于教皇。圣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安东尼·贾斯利里（Antonio Ghislieri）于1566年以62岁高龄成为庇护五世。他私生活的圣洁似乎与他追捕异端的严格完全一致。他收回以前对波希米亚天主教以酒与面包接受圣餐的许诺。他将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逐籍，使英国天主教徒不再对她效忠。他怂恿法国的查理九世和凯瑟琳·美第奇对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展开宗教迫害的战争，直到他们受到彻底无情的毁灭。在尼德兰，他支持阿尔瓦的恐怖手段。他倾尽全力支持西班牙的舰队，使它在莱潘托击败土耳其人。他从未发布减轻惩罚的判令，他还鼓励宗教裁判所加强执行教条和处罚。

他同样强迫教职人员改革。不认真留住在教区的主教会被免职；僧侣和修女要完全离开群众；教会人员中的任何恶行都会被查出，并受到惩罚。某些被免职的人抱怨说，他们会死于饥饿。庇护五世回答道，死于饥饿总比失去灵魂好。他任命或提名人员都以其是否合适为前提，从来不徇私、不讲族阀关系。他自己努力不懈，像法官一样，经常长坐数小时，每天睡眠很少超过5个小时，俭朴的私生活给予教职人员很好的榜样。他经常斋戒，袍服下总穿着粗糙的羊毛教士服。他因为严谨而使自己精疲力竭，68岁看起来却像78岁的样子——干瘦，枯槁，眼睛凹陷，头发花白。他虽然几乎不能行走了，还坚持到罗马的7个长方形会堂朝圣，而且大部分路程是步行。他忍受了一个月的痛苦而去世，穿着圣多米尼克修会的僧袍。一位伟大的新教徒历史学家写道：“天主教对教皇很少像对庇护五世那样感激。他无情地迫害异端时，仍能认识改革的需要并坚决实行，使教会重新得到已丧失的敬意。”庇护五世在1712年被封为圣徒。

格列高利十三世以较温和的精神继续改革教会。我们想起他，只记得他是给我们现代历法及用感恩弥撒来庆祝“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品德良好、适度、性格和善的人。他获得圣职之前曾有一个私生子，但是那件小过错已被好色的罗马人原谅。他在慈善方面慷慨大度，在行政方面毫不懈怠。他任命的人员都能赢得新教徒的称赞。蒙田曾在1580年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英俊的老人，有一张威严的脸、长长的白胡子，年龄已经超过78岁，仍然健康、精力充沛……本质温和，很少为世俗事务而兴奋”。

然而，他的事业——财政支援耶稣会学校、镇压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罢黜伊丽莎白——都需要钱。为了筹钱，格列高利命令法律条文应用于教皇领域内的地主和地契之上。很多不应该归于教产的产业因为没有直系继承人或无力支付教皇领地所需的税而被教皇没收了。实际受害或将要受害的人武装起他们的家臣，抵抗征收，并以盗匪行为来报复。贵族后裔如阿方索·庇柯罗米尼（Alfonso Piccolomini）、罗伯托·马拉泰斯塔（Roberto Malatesta）等人则占领城市、控制道路。税款无法征收，黄金不能流入罗马，不久教廷行政陷于混乱。格列高利延迟没收财产，和庇柯罗米尼讲和，在失败的屈辱中死去。

时势造英雄，这次危机造就了费利斯·佩雷蒂（Felice Peretti），他成为西克斯图斯五世（1585—1590年），是那一时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他出生于安科纳附近，那间茅屋糟糕到太阳可以从屋顶照下来。后来他开玩笑说他出生于一间光线良好的房子里。他在蒙塔尔托（Montalto）的一间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求学，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得到神学博士，又因他讲道的雄辩和行政能力而迅速崛起。64岁时他被选为教皇，因为秘密选举教皇的会议发现他有果决的性格，那是恢复教皇国安全与清偿债务所需要的。

他的亲友们伸长了手臂围绕着他，使他无法抗拒。族阀主义又复活了。不过在与他家族无关时，他很固执。他的外表使人无法亲近：矮小、粗野、强壮，前额很大，胡子白白厚厚的，鼻子和耳朵都大，眉毛很粗，眼睛锐利得不发一言就能使敌人安静下来。他鲜红的脸与狂野的脾气相配，巨大的额头暗示了不屈的意志。他很严苛，却颇具幽默感和深刻的机智。他预言亨利四世会击败马耶纳（Mayenne），因为亨利花在床上的时间都比马耶纳花在三餐上的时间少。他自己也睡得很少，工作得很辛苦。

首先他决定要镇压胜利的盗匪。他先加强执行现有的禁令，不准人民携带杀人的武器。在他加冕前一天，4个青年违犯这个命令而被捕，西克斯图斯下令当场将他们吊死。他们的亲属要求饶恕或延期，他回答道：“当我活着，每一个罪犯都必须死。”不久，他们就被处死了。在加冕宴中，他们的尸体挂在圣安杰罗桥附近的一座绞台上。这就是西克斯图斯的就职演说——一种处置犯罪政策的陈述。

教皇命令贵族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他答应原谅并酬赏任何一位盗匪，只要他交出另一位盗匪，死活都行，而这份酬金要由那位被捉盗匪的家人或自治村来付。若有一个盗匪违抗，西克斯图斯就命令他的家人找到他并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替死。乌尔比诺公爵把下了毒的食物放在骡子背上，要赶骡子的人经过盗匪窝，以博取教皇的欢心。盗匪抢下这个包裹，中毒而死。他对宗教职位和社会阶级毫不做特殊考虑，属于“最高家族”的被告一样有罪，毫不仁慈或拖延。教士犯罪照样和其他人一样吊死，不久乡间就布满随风摇摆的尸体。罗马的知识分子说，钉在圣安杰罗桥上的头颅已多于市场摊上的瓜果。人民抱怨教皇野蛮残忍，但大使们告诉他：“道路所通过的任何一片教皇国的土地都充满和平与安定。”这位骄傲的教皇在钱币上铸着“不可亵玩”（Noli me tangere）的铭言。在愤怒中，他下令烧死同性恋的一个教士和一个男孩，并强迫一个年轻女人眼见卖她为娼的母亲被吊死。所有被查出的通奸案都受到死刑的重罚。很多人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的罪行被捕。有一份海报引用圣彼得发抖的景象，说他害怕西克斯图斯会因他在基督被捕时割下马尔修斯（Malchus）的耳朵而判他的罪。

他在疯狂追捕之余仍有时间治理与改革。他中止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对贵族发动的没收之战。他使奥西尼和科洛纳两大世仇联姻而得到和解。他在10群新的、4群旧的“会众”之间分配枢机主教，也在其中分配了罗马教廷的行政权。他下令教职人员研究特伦特会议中的所有改革法规，并要求主教们定期访问、纠正各修道院。与修女通奸则双方都将被处死。他使罗马大学完全复苏。为了适应书本的增加，他任命多米尼克·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为梵蒂冈图书馆设计了一个华丽的新家。他亲自督导“拉丁语《圣经》”的改良版本——《圣经》译成拉丁文的最佳译本，就像詹姆士一世的英译本一样。

他不像他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辈们，对异教艺术的遗迹也予以尊敬，他拆毁塞维鲁斯建的建筑而为圣彼得教堂准备柱子。他建议夷平西西利亚·梅特拉（Caecilia Metella）的坟墓。他威胁说，如果丘比特、阿波罗、密涅瓦等神像不除去，他就拆毁神殿。他准许密涅瓦留下来，但对她的罗马的姓再施洗礼而换名，而且以十字架换下她的矛。他还在图拉真和马可·奥勒留的廊柱之上放置圣彼得与圣保罗的雕像，并依此为廊柱重新命名，以便驱邪。为了进一步象征异教臣属于基督教，他聘了多米尼克把卡里古拉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带回罗马，而将尼禄立在西科斯·阿西莫斯（Circus Maximus）的方尖石碑移到圣彼得广场。这座红花岗岩碑高83英尺，重量超过100万罗马磅。安东尼·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和米开朗基罗等大建筑家都曾声言，移动这座石碑非文艺复兴工程师力所能及。多米尼克和他的兄弟花了一年才完成这件工作（1585—1586年）。巨大的机器用来搬运这座碑铭。800个行过圣礼的人及140匹马拉着44条绳索，每一条都像男人的手臂一样粗，把它高举到新位置上。多米尼克成功了，他成了罗马的英雄。西克斯图斯铸了纪念勋章，并向外国政府致送官方的公告。顶上的圆球被换成一个十字架，里面包含着基督去世的那座“真十字架”。西克斯图斯觉得基督教文明曾一度受文艺复兴干扰，如今已重获势力。

这位不屈不挠的教皇，在他短暂的5年内，重修了世俗的罗马。他重建已废的阿奎·亚历山德里亚（Acqua Alessandria），带来良好的供水系统——供应27个新的喷泉，把它依照自己的名字定名为阿奎·费利斯（Acqua Felice）。他以财政支援湿地的排水，以清新空气。9600英亩的土地得以开发，不过这项事业在他死时被荒弃了。多米尼克在他的吩咐下根据古典的修路计划新建了一些林荫大道。西斯蒂那（Sistina）路被延长为费利斯路。桑塔·玛丽亚·马焦雷（Santa Maria Maggiore）教堂成为几条辐射状通衢的中心。罗马开始具有现代化的雏形。国库已空，为了提供供应各种措施的经费，西克斯图斯只好连生活必需品也抽税，贬低币值，出卖官位，开出年金支票以酬谢别人送给教廷国库的礼物。他很称职、很小心地支配他的资金，死时府库中还留下500万克朗。

他最伟大的事业体现在外交上。他从未放弃重获英、德及联合基督教世界对抗伊斯兰教的希望。他仰慕伊丽莎白的政治手腕，却帮助别人阴谋罢黜她。他答应支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费用，却不信任菲利普的拖延时间，所以很精明地以西班牙军队实际登陆英国为援助的条件。法国是他最大的问题。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本当在1572年被灭除，却在不屈的亨利的领导下进军巴黎。为了天主教，菲利普二世以金钱资助“联盟”以拯救法国——也是为西班牙。西克斯图斯面临抉择，是该让法国成为新教国，或帮助菲利普将法国变成西班牙的属地。然而，为使教廷免受世俗的控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力量的均衡是不可缺少的。1589年，西克斯图斯表示要参加对抗亨利的战争。亨利答应成为天主教徒，西克斯图斯便撤回计划。菲利普以西班牙脱离教廷势力为威胁，一位西班牙耶稣会修士也指责教皇协助异端，而西克斯图斯坚持立场，并欢迎亨利的来使。最后他对亨利的信心得到了证明：法国被挽回依旧效忠教会，继续作为对抗西班牙的均衡力量。

这是他最后的胜利，也许这次的操劳使他精疲力竭。主教、贵族和人民都不悲悼他的死亡（1590年）。主教们曾为他的严苛而退避，贵族曾被迫违反时尚的风俗以遵守法律，人民被抽税已至极限，又被训练成罕有的温驯，如今他们试图拆毁神殿上的西克斯图斯雕像。但在他给予的打击不再疼痛以后，后代终于把他的成就与他的残酷、他的骄傲与他的追求权力平衡了一下。一个理性主义历史学家莱基（Lecky）判定他“在所有曾坐上教皇宝座的诸人中，虽不是最伟大的人，却是最伟大的政治家”。

这段时期，他的后继者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克莱门特八世几乎是一个基督徒。“在过去这么久以来曾坐上罗马教皇坐椅的人中”，胡格诺教徒索利说，他“最没有党派偏见，最具有《四福音书》规范的温和及同情精神”。然而，他不肯对桑西·比阿垂斯（Cenci Beatrice）仁慈（1599年），准许宗教裁判所将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1600年）。乌尔班八世起初在“三十年战争”中帮助西班牙和奥地利，不过，他试图侵吞曼图亚时，因害怕被包围，便把外交策略转向，与法国的黎塞留合作，使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新教军队削弱哈布斯堡王族的势力。受到当时军事精神的传染，他将其统治扩大，相当于一个世俗的君主。他得到乌尔比诺，并重重抽税——对其他州也如此——以金钱支助教皇军队对抗帕尔马公爵。这支军队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他的死又使教皇国陷入“衰败和疲竭的惨境”。一位梵蒂冈使臣说：“简直不可能兴起或恢复。”这位大使错了。教会到处存在着恢复的基本要素，教皇地位再次提高。意大利的平民，以强烈而富于想象的虔诚来安慰亘古以来的艰辛，仍拥挤到他们神圣的殿堂，庄重地参加宗教游行，互相传告神迹，痛苦而狂喜地跪爬到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菲利普·内里（Philip Neri）、塞尔斯的弗朗西斯、维琴特·保尔（Vincent de Paul）等圣人也显露出古老教会的潜力，激起他们虔诚的信仰。耶稣会修士阿洛伊修斯·贡萨加（Aloysius Gonzaga），在罗马为瘟疫病人讲道而去世时，年仅23岁（1591年）。面对新教改革家的攻击，圣人的力劝、米兰的博罗梅奥·圣查理等高级教士的激励，罗马教廷终于放弃它的腐败与俗世化。经过一代代教皇的努力，自我改革运动即使迟缓，至少也在增长中。古老的宗教教团重新茁壮，新教团逐渐增多——出现了司祭祈祷会（1564年）、圣安布罗西教团（1578年）、小牧师团（1588年）、拉扎利司会（1624年）、慈善修女会（1633年）及其他更多的教团。神学院遍设于整个天主教世界，以便训练受过教育的（不行宗教誓约的）世俗僧。天主教传教士远及每一寸非基督教土地，面对艰苦与危险，照顾病人，教育青年，传讲信仰。

耶稣会

·在欧洲

迭戈·雷恩斯（Diego Laynez，1565年）逝世之后，耶稣会选择弗朗西斯科·布乔亚（Francisco Borgia）为总会长，他的性格与事业是当代最热心的。他家庭富有，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的孙子，后来成为甘迪亚公爵、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总督、诸王的朋友。他在1546年加入新教团，把个人财产全部捐出，以一生苦修虔诚被谥封为圣徒。埃韦拉德·墨古利安（Everard Mercurian）继他成为总会长，在历史上未留下事迹，但卡兰迪奥·阿夸维瓦（Clandio Aquaviva）以智慧与圆滑引导此会度过了艰苦的34年（1581—1615年），因此很多耶稣会修士都把他列为自罗耀拉（Loyola）以来所有会长中最崇高的一位。当他接掌该会时，大约有5000名耶稣会士，他死时已达1.3万名。

在他指导下，一个耶稣会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拟定成立（1584—1599年）“设计研究会”，这个组织继续到1836年以决定耶稣会大学中研究的程序与方法。（这些学校）招收11岁到14岁的男孩，6年的课程中3年学希腊文、拉丁文和文学，其余3年学习最广义的哲学，包括自然科学、理则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舆论认为这些科目都教得非常好。哲学是经院学派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为人所接受的代替品。生物和现代俗世史，正如当时所有的学校一样，颇被忽略，也许因为动物为求生存而竞争的惨状，和人间几乎不间断的战争史实都违反纯洁的信仰。整体说来，“设计研究会”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很有技巧的妥协。令人惊讶的是，耶稣会士欢迎戏剧的再生。他们翻译、写作并排演剧本，且发觉对学生而言，戏剧是训练演讲与口才的好方法，在舞台安排与布景方面他们走在时代前端。他们用辩论来训练机智和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不鼓励老师和学生思想的独创。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却保守的优秀分子，可以在智慧和行动上领导，但是不被教条中的疑点困扰，且坚信天主教教规。几乎在所有例子中，耶稣会学校都是由世俗的权威人士、教会领袖或有钱的个人所建立或供养，但是耶稣会却有完全的控制权。虽然有几个大学是特别为贵族子弟建立的，大部分（几乎全部）免费对任何有资格的学生开放，无论其贫富。教师们通常都是教团会员，执教方面比新教的教师优良。他们是奉献的，不收报酬的，他们的教士服与苦修使他们具有宗教权威，不必运用恐惧及肉体的惩罚而能维持其纪律。很多新教徒把子弟送往耶稣会大学，希望他们不仅在古典学科方面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道德、礼仪和性格上得到高超的训练。“至于教学法方面，”弗朗西斯·培根写道，“最便捷的规则就是‘请教耶稣会学校’，因为从来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1615年耶稣会有372所学院，1700年增至769所学院以及24所大学，遍及全世界。在天主教的国家中，中学教育几乎完全落入他们手中，使他们在形成国家心智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天平的另一端，他们也对国王们进言。阿夸维瓦禁止他们担任皇家的听告解的神父，也不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然而，就在阿夸维瓦活着的时候，皮埃里·科顿（Pierre Coton）神父曾接受亨利四世的邀请，成为他的宗教导师。后来耶稣会还同意了他们最杰出的学生伏尔泰的看法，认为塑造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塑造该国的国王。到1700年他们已担任了好几百位显贵的告解神父。女人尤其有感于他们良好的仪态以及他们对世界容忍的态度。由于担任重要女人的告解神父，这些聪明的神父便成为重要的人物。

他们坦白宣称他们想与人类打成一片，而不想在修道院中孤立自己，于是他们使道德观念适应俗人根深蒂固的风尚。根据他们的判断，严格的基督教伦理只有隐士和圣人可能实践，人性的本质要求对于完美的规则有缓和的余地。这种伦理教条的调整已有先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完美主义进行修正，犹太法学家也曾使古老的希伯来法律适应都市生活的新情境。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教规中——通常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也如此——耶稣会轻视肉体，但他们了解肉体，所以给予肉体道德上的余地，以免罪人被迫反叛而不再效忠教会。为了减轻基督教规与人类本性之间的紧张，耶稣会和其他神学家发展出是非论——道德规条应用于各种特殊情况的理论。

大体说来，耶稣会在神学上倾向于自由观点。某些人如莱斯神父和卢万的哈姆（Hamel）神父（1585年）等，认为不必尽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及每一规条都是上帝启示的结果。几乎所有耶稣会修士都强调经院哲学的信条，认为俗世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得来的。而不少人如胡安·马里安纳（Juan de Mariana）和布森鲍姆（Busenbaum）等则布道说，人民有权通过合法的代表，罢黜甚至杀死一个“坏”国王，但是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坏”是指异端而言。对民主的强调，可能源于耶稣会修士的欲望，对罗马表示“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效忠，要提高教皇统一、神圣的至高权威。与马丁·路德相反，耶稣会修士提倡努力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解脱，反对强调原罪，而且他们以重新肯定自由意志来补偿圣保罗、圣奥古斯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詹森·科尼利斯（Jansen Cornelis）等人的黑暗宿命论。一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修士卢斯·莫里那（Luis Molina）曾掀起一阵神学狂热，因他力言人类经由自己的意志及努力可以决定他永恒的命运，而人的自由选择可以与神意并行，甚至克服神意。圣多米尼克修会神学家谴责他为异端，耶稣会起而为他辩护。论战愈演愈烈，克莱门特八世下令双方保持冷静（1596年）。

耶稣会较合人情的伦理观，加上他们的基本概念，他们保守的组织及遍布各地的力量，使世俗的天主教教士不欢迎他们，新教派更痛恨他们。博罗梅奥·圣查理教士控诉他们对于有权势的罪人过分宽大。沙比说，如果圣彼得曾受到某位耶稣会告解神父的指导，他可能摒弃基督而仍没有罪。继阿夸维瓦担任耶稣会总会长的马迪奥·维特里斯基（Mutio Vitelleschi）警告他的教团说，该团急于积聚财富已引起广泛的指责。英国的新教牧师，他们承认君主以神权统治国家，而震惊于耶稣会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及在特殊时机可弑君之观念。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指斥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的意见，“世俗的权力……在于人民，除非他们把它赋予某一位君主”。德国新教派攻击耶稣会是“地狱吐出来的魔鬼产物”，有些人要求把他们当作女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1612年波兰出现《秘密检查》（Monita Secreta）一书，其主旨在于秘密指导耶稣会赢得财产和政治权力。这本书到1700年已印行22版。现在几乎仍有人相信那本书，但一般把它归类于聪明的讽刺或无耻的伪造文件。

·在异教区

在天主教人士眼中，耶稣会的错误远超过他们教育方面的功勋以及他们布道的勇气。其他宗教团体也参加了虔诚的传教历险，但是有什么能比得上耶稣会修士在印度、中国（the“Middle Kingdom”）、日本和美洲等地的大胆进取的精神所建立的事业和殉道呢？在印度，莫卧儿（Mogul）皇帝阿克巴（Akbar）邀请一些耶稣会修士到他费特珀·西科里（Fatehpur Sikri）一地的朝廷（1579年）。他好奇而同情地倾听他们的布道，但拒绝放弃他的女眷。一位意大利贵族罗伯托·诺比里（Roberto de’Nobili）进入耶稣会，到印度担任传教士（1605年），学习印度教的教规和教仪，仿效婆罗门（Brahmin）阶级的衣服和规则，在桑斯科里特（Sanskrit）开展工作，使许多人改信基督教。其余耶稣会修士成为瑜伽信徒（Yogis），在低阶层中进行工作。1624年左右，耶稣会传教士横越喜马拉雅山（the Himalayas）进入中国西藏。

早在1549年耶稣会修士便进入日本。到1580年他们宣称有10万人改宗为教徒。1587年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岛屿，1597年他们与圣方济各修会修士同样受到激烈的迫害，教士、僧侣和数千日本基督徒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刽子手宣称这是学自《福音书》的新技巧。1616年左右一组新的耶稣会修士进入日本，并又培育了相当数量的教徒。但是荷兰与英国商人相信耶稣会修士正在为葡萄牙或西班牙贸易铺路，挑拨政府再施迫害，31个教士被处死。到1645年基督教在日本完全绝迹。

到中国传教是一个很富挑战性的冒险，因为中国的皇帝们曾表示要处死任何敢于进入“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曾在别处得知，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哈维尔（Francis Xavier）几乎只看到了他决心传道的中国就死了（1552年）。1557年葡萄牙商人在中国的澳门（Macao）建立了殖民地。有些耶稣会修士在那儿潜心学习中国方言与习惯。最后他们之中有两位：利玛窦（Matteo Ricci）与米切尔·鲁奇里（Michele Ruggieri）进入广东省，带着语言、天文、数学、钟、表、书、地图和器具等装备。该省督军迷上了这些新玩意儿，而利玛窦和鲁奇里改用中国名字与服装，淳朴地生活，辛勤地工作，行为端庄谦和，他们终于获准留下来。利玛窦住在广州，以科学和地理知识使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建立日晷，画出方便而可靠的地图，还做了艰深的天文计算。他写了一本问答教学法，书中引用东方古典经籍来解释与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引导他的朋友们成为基督徒。他因为受到宽容而壮胆，搬到京城郊区（1601年），并送了一座钟给明神宗。当钟停了，而没有中国学者能发动它的时候，“天子”便召请捐赠者。利玛窦前往修钟，并介绍其他的科学器具给这位好奇的统治者。不久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修士便在明朝朝廷奠立基础。这位亲切的皇帝不阻止上层阶级改变信仰。利玛窦死后（1610年），另一位耶稣会修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下了他科学与布道的使命。他改革中国历法，为中国军队造优良的大炮，变成皇帝亲密而忠诚的朋友，穿中国丝袍，住宫殿，玩弄政治手腕，被贬入牢狱，获释后一年内死去。

进入18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修士擅长科学，放弃了神学的教条主义。他们研究中国古典经籍，被其中的高度智慧所感动。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似乎令人钦佩地引导了道德与社会的安定，孔子思想的确有不少值得崇敬之处。但是其他传教士对罗马宗教裁判所抱怨（1645年）说，耶稣会轻视十字架与教规，说是会吓坏中国人，因他们不习惯于人类杀死神祇的思想。耶稣会修士不以拉丁文而以中文做弥撒，他们允许教徒保留很多当地宗教的仪式。耶稣会传教士担任将军与皇帝的医生、外科医生、商人、放款人以及顾问，得到不少财富。耶稣会修士方面却惊讶于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坚持告诉中国人，基督教是逃避永恒神谴的唯一方法，而他们所崇拜的祖先正在地狱受焚。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下令耶稣会修士禁止教友用肉与酒祭祀祖先。同时耶稣会神父们也向欧洲描述在18世纪时干扰基督教归于正统的中国生活、宗教与思想。

在南美洲，耶稣会修士开办学校、医务中心，努力缓和西班牙主人的野蛮，赢得当地人的尊敬与信赖。他们编纂字典与文法，探勘危险的内部，大量增进地理知识。他们把秘鲁的金鸡纳皮，也就是奎宁，送到欧洲，成为治疟疾的标准药品。而在巴拉圭（Paraguay），他们更建立了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国。

在那儿，在乌拉圭河（Uruguay River）界的南美草原与树林里，在殖民者裹足不前的危险的瀑布之上，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印第安殖民地。在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许可下，他们把耶稣会修士与殖民官员以外的白人都赶走。他们发现居民纯真而友善——“20万个各方面都适合上帝王国的印第安人”。他们学习土著的语言，但不教他们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他们劝阻人民和殖民者来往。他们以慈善、人道与音乐来劝诱人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建立音乐训练学校。他们组织管弦乐队，以所有主要的欧洲乐器演奏各种音乐作品，甚至也演奏意大利歌剧选曲。不久土著就唱弥撒圣剧，保证千个声音的合唱团中听不到一个错误的音符。音乐家组成的乐队领导土著工作与休息，也陪着他们在店铺或田地里工作。基督教的节日以歌唱、舞蹈与运动比赛来庆祝。耶稣会神父谱写喜剧，再教群众演出。

经济与政府完全受耶稣会修士控制。土著在复制欧洲产品方面颇具天赋，连复杂的钟表、精致的花边与乐器都不例外。工作是强迫性的，但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业，闲暇时间则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平均一天工作8小时。耶稣会修士决定工作、睡觉、祈祷和游戏的时间。部分土地归个人所有，大多数是公有财产。公共工作的产品付给政府，部分留下播种或以备荒年之用；部分用来付人头税给西班牙国王；大部分依照需要分配给两万家庭，可能有一部分用来维持150位担任指导员、监工、医生、教师和神父的耶稣会修士，使他们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在耶稣会修士的建议下，皇家的法律禁止他们分享经济利润，要求他们定期清数省内的人数。法律由土著法官与警察执行。惩罚包括鞭笞、下狱和驱逐，但是没有重罚。每一个社区有自己的医院、学院、教堂和为老人与病患所设的机构。那是一个神权的共产国：土著得到食物、安全、和平与有限的文化生活，相对地也接受基督教与训练。

耶稣会修士从哪里得到这个令人注意的政体之概念呢？也许部分来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英国政治家及作家）的《乌托邦》（Utopia，1516年），部分得自《福音书》，部分也得自他们自己会团的组织，因为会团正是沟通许多独立海洋的岛屿。无论如何这种组织被证明颇受土著欢迎，那是不用武力而用说服所建立的，维持了130年（大约1620—1750年）。当它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其奋死抵抗令侵略者大为震惊，甚至连法国启蒙运动的怀疑论者都大受感动。阿朗贝尔写道：“耶稣会修士仅仅基于他们说服的力量以及政府的宽大措施，以宗教在巴拉圭建立了王朝（？）权威。这个国家的主人啊，他们使治下的人民快乐。”伏尔泰描写这个实验是“人道的胜利”。

由于无法与外界人类隔绝，它终于在灾难中结束。西班牙贸易商指责耶稣会修士从事商业，西班牙殖民者因被逐出可以剥削资源和人力的地区而怀恨在心。奴隶贩子的团体一再攻击耶稣会的殖民地。神父及他们的属民撤离他们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带。攻击愈渐深入，耶稣会修士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许可，用欧洲武器武装土著，后来他们总算挡住了袭击。使这个殖民区更危险的，是欧洲的政治和思想路线，耶稣会修士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断的政治阴谋，与自由思想及反教权主义的兴起，导致18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国家皆驱逐教会。掌葡萄牙统治权的大臣波姆巴尔（Pombal）侯爵尤其积极参与反对耶稣会的运动。1750年他制订一项条约，葡萄牙将位于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的圣萨克拉门托（San Sacramento）殖民地割让给西班牙，换取西班牙较北的土地——包括7个耶稣会殖民区，有3万印第安人。同时有谣言说，这些土地内有金子，由耶稣会修士密藏着。葡萄牙政府下令神父与土著在30天内离开这7个殖民区。耶稣会修士（一名除外）主张顺服，印第安人宁愿抵抗，他们拒斥葡萄牙的攻击整整5年。1755年葡萄牙军队配备了炮兵，数百名印第安人被杀，其余的人逃入森林或投降。耶稣会修士在他们的欧洲长官命令下回返西班牙。马拉托里（Muratori）所称的“欢愉的基督教义”（Cristianesimo Felice）的实验终告结束。

耶稣会传教士在北美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只需要完成这个时代耶稣会活动的透视图就可以了。他们在1572年进入墨西哥，对于迅速把土著变成基督徒的工作也有功劳，但是该事业的主要担子还是由圣多米尼克修会及圣方济各修会担任。最后这一派从墨西哥到以其创办者为名的迷人城市，一路上留下可爱的传道与行乞布施的痕迹。很多耶稣会修士为了使印第安人变成基督徒而受酷刑至死。伊萨克·乔格斯（Isaac Jogues）被残伤、奴役然后杀死。布雷伯夫（Jean de Brébeuf）、加布里埃尔·拉利曼特（Gabriel Lalemant）、安东尼·丹尼尔（Anthony Daniel）和其他耶稣会修士在1648年到1649年这两年内被烧死于火刑柱上或入锅煮死。我们也许不同意这些人所教诲的神学，但是我们必须敬仰他们的人道与奉献精神。

意大利的白天与黑夜

“罗马的人民，”蒙田在1581年见到他们时说，“似乎不像法国发达城镇的人那样虔诚，却远比他们注重仪式。”神圣周的仪式包括血淋淋的自我鞭笞的游行、公开宣布逐籍者、展览当年维罗尼卡（Veronica）替基督擦去眉上汗珠的面纱。“在复活节前夕，在圣约翰教堂内，我看见正在展览中的圣保罗和圣彼得的头颅，那上面仍然有肉，有血色和胡须，仿佛还活着一样。”驱邪则有极感人的仪式，也许像群众心理疗法。意大利天主教有意忽略优秀分子的心灵，提供大众一种有利但不受欢迎的律令，包裹在诗、戏剧、象征主义、悲剧净化和希望的外衣中。

蒙田证明道德方面普遍改进，但两性关系仍维持古老的放纵态度。色情文学以往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大城市都可以买到，现在更随处销售。庇护五世把同性恋视为大罪，使罗马贵族少年大为惊恐。8个葡萄牙同性恋者正式结婚，他们被逮捕并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庇护五世也公布法律将妓女逐出教皇领地（1566年）。商人抱怨说这项布告会减少该城人口，教皇容许少数妓女留在隔离区，对有意转换新职业的妇女给予实际上的帮助。西克斯图斯五世征服了盗匪，对娼妓却只赢得了惨淡的、代价极大的胜利，从1586年、1588年和1589年他一再地公布法律即可得知。

因为浪漫的爱情仍是婚姻以外的梦想，婚姻却是资财的结合，教会又禁止离婚，富于幻想的丈夫或妻子便纵情通奸。庇护五世想将其列为大罪。1568年8月25日的一份报告说：“通奸便被判死刑的威胁是可以预期的，因此每个人都会变得很道德，否则便离开这个城市。”庇护五世发了慈悲，改判比较温和的惩罚：一位罗马贵妇被判终身监禁，一位显赫的银行家当众受鞭打，很多违法者则被驱逐出境。

16世纪末，“公开情人”之风从西班牙经过那不勒斯和米兰传来。一位上流阶级的丈夫，准许一位朋友成为他太太的公开情人。显然这个风俗是在西班牙战争频繁、丈夫长期不在家的时期兴起的。这位骑士侍从自起床到上床都侍候这位女士，但在18世纪的意大利，传统并不宽赦这种风俗带来的通奸罪。

虽然有神学的制止，犯罪仍然勃兴。贵族家庭的保镖、公路上的盗匪、地中海的海盗、政治和色情暗杀都很多，保罗·奥西尼像另外一位奥赛罗（指嫉妒的丈夫）一样，把伊莎贝拉·美第奇绞死在她的床上。彼得罗·美第奇也因怀疑妻子不贞而谋杀她。我们已看见约翰·韦珀斯特如何把维多利亚·阿克兰波尼的血腥故事改写成《白色的恶魔》，雪莱则同样改写比阿丽斯·塞西（Beatrice Cenci）的故事。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塞西（Francesco Cenci）是罪恶与兽性的典型。1594年，他被控通奸而受审判，但仅罚款10万斯库迪了事。他的首任妻子在生下12个孩子后去世。他与儿子们吵架，便带着比阿丽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卢克雷齐亚·佩特罗尼离开罗马，搬到通往那不勒斯路上的一座孤堡里。他把她们关在顶楼房间里，待她们非常残酷——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女儿有乱伦关系。比阿丽斯找到方法与看守堡垒的奥利姆皮奥·卡尔韦蒂联络。在比阿丽斯、她的继母、她的兄弟吉亚科莫和伯纳多的教唆和买通下，这位守堡人借着一个职业凶手的帮助，把这位父亲杀死在床上（1598年）。这些密谋者被捕受审，他们辩解因受到无法忍受的折磨。很多市民也请求克莱门特八世从轻发落，他拒绝了。比阿丽斯和佩特罗尼被砍头，吉亚科莫受酷刑至死。

无论如何，道德正在改进，礼仪正在柔化，意大利社会具有法国才能媲美的魅力与优雅。上层阶级的衣服是天鹅绒、缎子和丝料的混合。大约此时，贵族妇女开始修饰她们的面孔、装饰她们的头颅，用西班牙已流行的黑色丝绸“曼迪格里亚”（mantiglia）披在她们的肩上。社会地位高的男人仍穿着高筒袜，但平民和商人与土耳其人衣着相同，穿着长裤。意大利喜剧讽刺矮胖的滑稽人物潘塔罗尼（Pantaleone）的衣着，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老丑角”（Pantaloon）和“裤子”（Pant）这两个词。

在大多数拉丁国家，娱乐相当丰富。罗马在封斋期之前有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依照伊夫林在1645年见到的情形，街上“群涌着妓女、滑稽剧演员和各种乌合之众”。在科索（Corso）有赛马，主角是由从北非伊斯兰国家运来的千里马，没有骑士，但两旁挂有马刺来刺激它们，还有驴子、滑稽剧演员、老人、裸身男人和男孩的赛跑，戏剧在可移动的露天舞台上公演。舞蹈、会话和调情的艺术美化了家庭、花园和街道。意大利人还有不会唱歌的吗？

歌剧的诞生

宗教、爱情、舞蹈、宫廷甚至工作都产生音乐。伊夫林发现意大利乡下人“非常愉快，非常爱好音乐，每一个庄稼汉几乎都弹吉他……而且大都带着提琴到田里去”。每一位公爵都有唱诗班、作曲家、音乐教师等。在费拉拉，一个以“女子音乐会”闻名的女子四重合唱团曾使塔索感动落泪，并写出诗篇。爱情小曲织出了他们婚前的诉怨，表示对女人的崇拜，几乎像对圣母所做的祈祷。弥撒、晚祷、赞美诗、圣歌从一千架风琴上扬起；阉割的男童组成的唱诗班始于约1600年，震撼了教堂。一个新教访客描写天主教的教会音乐“由阉宦和其他稀有的声音唱出，加上琵琶、键琴和古提琴的伴奏，使我们销魂”。僧侣和修女接受合唱团的训练，能感化最野蛮的心灵。安德烈亚·加百利、克劳迪奥·梅鲁罗、安德烈亚的侄儿乔万尼·加百利相继吸引数以千计的人前往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去听他们的风琴演奏、他们的管弦乐和他们的唱诗。吉罗拉莫·费雷斯科保蒂（Girolamo Frescobaldi）在圣彼得教堂弹大风琴时，3万人挤在教堂倾听。他的各种谱曲，因艰难的实验变得复杂，影响了多米尼克·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更为巴赫的协奏发展做了准备工作。

乐器几乎像今天一样复杂。16世纪中，由七弦琴演变而成的提琴开始取代古提琴。最早的伟大提琴制造者加斯帕罗·萨罗和他的学生乔万尼·马吉尼在布雷西亚工作。安德烈亚·阿马蒂似乎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项艺术并带到克雷莫纳，他的儿子们又传下去给瓜奈里和斯特拉第瓦里。这项革新遭到那些比较喜爱古提琴柔软、温和音调的人反对。古提琴、琵琶和提琴竞争了一个世纪，但是阿马蒂找出方法缓和提琴的刺耳，这种新乐器在声乐中日渐重要的女高音帮助下获得无法挑战的地位。

作曲仍是以人的声音为主，不是为乐器而作。这段时期属于一位浪漫人物——维诺莎（Venosa）的君主卡罗·格斯阿尔多（Carlo Gesualdo），他以音乐美化门第，以情歌掩饰谋杀。他出生于那不勒斯（约1560年），成为琵琶名手，娶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女士，因怀疑她通奸而叫人把她和她的爱人杀死，逃到费拉拉，娶了唐娜·埃利奥诺拉（Donna Eleonora），并出版了5本情歌集，其大胆的和谐与升半音的变调，使他从文艺复兴转向现代的多音形式。1600年2月，埃米利奥·卡瓦里埃里（Emilio de’Cavalieri）在罗马圣菲利普教堂的祈祷礼拜室，演出一个半戏剧式的寓言故事，只有象征动作，还有管弦乐、舞蹈、合唱和独唱。这个“第一部圣乐”只比雅各布·佩里（Jacopo Peri）的歌剧《尤利迪丝》（Euridice）早了8个月，并在很多方面很像。30年之后，吉亚科莫·卡利西米（Giacomo Carissimi）谱写圣乐和圣乐歌咏，其单音乐曲影响了歌剧中叙唱部的发展。

很多其他脉络的音乐发展集合而成歌剧。某些中古的神迹剧，在动作之外还加上音乐与歌曲。这些作品如同受难曲。教会就像其他许多艺术的保姆一样，也是歌剧的母亲或保姆。有音乐伴奏的叙唱调在中古后期宫廷中也曾听到过。文艺复兴学者曾指出，部分希腊悲剧曾用乐器伴奏演唱或朗诵。1472年在曼图亚宫廷，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把音乐和戏剧结合在他简短的作品《俄耳甫斯的故事》中，现在那个悲哀的寓言由歌剧开始了它长期的漫游。16世纪宫廷流行的假面剧也为歌剧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也许现代歌剧中的芭蕾、奢侈布景和华丽衣着都是从文艺复兴假面剧动作中舞蹈、彩饰和华服演变而来的。

16世纪末，有一群音乐和文学迷在佛罗伦萨的乔万尼·巴尔蒂（Giovanni Bardi）家中聚会，建议复兴希腊音乐剧，使歌曲脱离沉重的复调音乐、重唱歌曲和烦人语言，恢复他们相信的古典悲剧具有的单音体裁。有一位组员维琴佐·伽利略（Vincenzo Galilei），即天文家伽利略之父，把但丁《神曲》的《地狱》部分配以单音音乐。两位其他组员，诗人奥塔维奥·里努奇尼（Ottavio Rinuccini）和歌唱家佩里为最初的歌剧《达芬尼》（Dafne）谱写了歌词脚本和总乐谱，此歌剧1597年在雅各布·科西（Jacopo Corsi）家中演出。这次演出太精彩了。里努奇尼、佩里和朱利奥·卡契尼（Giulio Caccini）被邀请为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谱词，那是用来庆祝亨利四世与玛丽亚·美第奇在佛罗伦萨（1600年10月6日）的婚礼的。在那里演出的《尤利迪丝》是现在仍存的最古老的歌剧。佩里为他仓促草成的作品的不完美而道歉，并希望“为其他天才打开途径，让他们踏着我的足迹行走，以达到我不曾达到的光荣”。

一位音乐史上的大人物来了。蒙特威尔第在他的故乡克雷莫纳成为名小提琴家。他在22岁（1589年）时被聘为曼图亚公爵的小提琴师，35岁时已是一个唱诗班的老师。批评家热烈指责他的5本重唱曲（1587—1605年）是双重乱调，“破格的变调”，“不合法”谐音变移，破坏对位法的规则。乔万尼·阿图西（Giovanni Artusi）在《现代音乐的缺点》一书中写道：“这些新作曲家似乎只要把完全不相关的音符和单调的不和谐音凑起来产生最大的杂音就满足了。”

为了试验他在佛罗伦萨听到的新形式，蒙特威尔第在曼图亚演出他的第一个歌剧，另一部《奥菲奥》（Orfeo，1607年）以庞大的36人管弦乐团伴奏。音乐和动作比佩里的《尤利迪丝》更进了一步。在蒙特威尔第的第二部歌剧《阿里亚娜》（Arianna，1608年）中，动作更戏剧化、音乐更迷人，全意大利开始唱起久已遗忘的阿里亚德尼的哀歌《让我死吧》。由于他扩大并重组管弦乐，以某一特定的音乐主调来代表每个角色及他歌剧之前的序曲，改良吟诵调和抒情调，又由于音乐与戏剧复杂而亲密的联合，蒙特威尔第在歌剧方面标示了决定性的进步，正像他同代的莎士比亚在戏剧方面做的一样。

1612年，蒙特威尔第搬到威尼斯，担任圣马可教堂的唱诗班老师。他创作了更多重唱曲，却把这种将衰的音乐形式变成滔滔的辩论，使批评家指责他把音乐附属在戏剧之下（正如贝尔尼尼被控将雕刻附属于戏剧之下），蒙特威尔第的作品——正如大多数歌剧——无疑都是音乐的奇作。1637年，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大众化的歌剧院圣卡西亚诺剧院。蒙特威尔第的《阿多尼》（Adone）从1639年演到1640年的狂欢节，他的《阿里亚娜》偶尔也在其他戏院上演。在演出他最后的歌剧《因克罗那齐奥尼·波皮亚》时，意大利很高兴看见蒙特威尔第在75岁高龄仍充满活力。一年后他逝世了，离开了一个由创造性革命所启示并复兴的音乐世界。

文学

即使在这段注定衰微的时期，意大利各方面仍然充满天才，这是最令人惊奇的。在丰富和热诚方面，这是意大利文学史上很有成果的时代。只是时间、空间和知识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对它做公道的评价。

文艺复兴的冲力枯竭以后，意大利学术自然而然地衰微了，人总不能老是继续发掘希腊和罗马。对文学的关注造成了许多研究机构，其组织本身使它们很保守。几乎每一座意大利城市都有一个协会，专注于文学的栽培和诗篇的彼此容忍。西斯卡学会于1572年在佛罗伦萨成立，它编纂语言字典（1612年）并尝试规定文学的体裁和风格，是弗伦奇学会的前身。

意大利历史学家是当时最优秀的。我们已特别提到沙比那本充满感情的《特伦特会议的历史》。枢机主教圭多·本蒂沃利奥（Guido Bentivoglio）对尼德兰的叛变写出了同情的记载。他本来可以有更多成就，但他即将被选为教皇时，死于秘密会议室中，尼奇斯·埃里斯拉斯（Nicius Erythraeus）说他是因隔室的一位枢机主教打鼾，使他连续11夜没睡而死的。枢机主教恺撒·巴罗纽斯（Caesar Baronius）编纂了12卷对开本的巨册教会史《教会年鉴》（Annales Ecclesiastici，1588—1607年），后来的学者将它扩大成38本。兰克（Ranke）说这些书相当缺乏魅力，但爱德华·吉本发觉它们很有用，而且作者也力求其完美。他写道：“我以一种特别的感情爱那个严格、苛刻纠正我错处的人。”法国神学家及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从事这项工作，但在写了800页对开纸的零碎导言后就停止了。

戏院繁荣了，戏剧却没落了。很少有值得纪念的剧本产生，却有不少戏演出，布景奢华，重戏剧技巧，英国的英尼戈·琼斯为之惊叹，也从中学习。意大利演员被全欧陆争聘。在英国，女性角色由男童担任，在意大利则由女人担任。女演员已受崇拜。塔索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来赞美伊莎贝拉·安德雷尼（Isabella Andreini），她不仅是漂亮的演员，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女诗人和好妻子。

这段时期中有两个剧本比较特别，部分原因是它们建立了舞台上的另一个类型——田园戏剧。塔索以他的《阿明塔》（Aminta，1573年）来推动这一形式。乔万尼·巴蒂斯塔·瓜里尼在其《忠实的牧羊女》一剧中，创立了田园剧的古典范例。塔索说：“如果他不曾读《阿明塔》，他就不会超越它。”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指责瓜里尼的剧本太放荡，说它对基督教的损害比路德和加尔文等异端更大。然而，谨慎的研究发现，最漂亮的场面莫过于美丽的科里斯卡将她胸部的两个“苹果”献给没有眼光的塞尔维奥，他是一个猎人，“捉到一个野兽……比天下所有仙女的爱情更令他快乐”。除了塞尔维奥，这出戏就像大多数当时的意大利诗一般，具有一种强烈的肉欲，把一切都融入爱情中。情节发自一个世外桃源，在那个“牛奶是唯一食物的黄金时代”，没有邪恶或悲哀来污染人性，爱情也不受任何责难和束缚。半因《阿明塔》和这个《忠实的牧羊女》，半因蒙特梅尔的作品《狄安娜》、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及弗莱彻的《忠实的牧羊女》，欧洲有阅读能力的一半人口被送往牧场。

克雷欣贝尼（Crescimbeni）列出661位十四行诗人，他们身在16世纪的意大利，很轻易从彼特拉克变化出共鸣诗来。一些当时最好的短诗都是康帕内拉和布鲁诺受哲学之火点燃而即席写成的。亚西山德罗·塔索尼写了意大利名诗之一《被偷的水桶》（La Secchia Rapita）来讽刺彼特拉克、马里尼及塔索的歌颂者和崇拜者。因为该书的牺牲品是一个很有权利的贵族，没有人肯出版，但需求量很大，抄这本书的人以每本8个克朗的价格出售而发财。最后它在法国出版，并走私运入意大利。使意大利读者着迷的，不仅是适当尖锐的指责，还有打断热闹场面的纯诗插曲——优美的恩底弥翁爱情故事。

这个时期只有两位意大利诗人超越了塔索尼—塔索和马里尼。马里尼出生在那不勒斯，接受法学教育，放弃了对诗的追求，一度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曼索侯爵谅解了马里尼抒情诗的放纵，在他宫中给他一个房间，这位青年以敬而远之的态度注视着忧郁、行将衰亡的塔索。因为帮助一位朋友拐走一个女孩，马里尼被关入监牢。获释后，转往罗马，温和的枢机主教阿尔多布兰第尼聘他为私人秘书。这位枢机主教带他到都灵将他交给萨伏伊公爵查理·伊曼纽尔（Charles Emmanuel）。有一段时期，马里尼啜饮着宫廷生活的美酒与酸醋。他捉弄一位诗人对手加斯帕罗·莫托拉（Gasparo Murtola），对方半路伏击他，但未射中，误伤了公爵的仆人。莫托拉被判死刑，马里尼替他求情得允，赢得对手最诚挚的感激。马里尼的讽刺因涉及严重的人身攻击而被下狱，他便接受玛丽亚·美第奇的邀请去装饰她巴黎的宫廷（1615年）。她家臣中的意大利人欢迎他，视之为他们在法国的心声。他被奉为偶像，领着丰厚的薪水。绅士和贵妇们为他预付尚未出版的史诗《阿多尼》。其中的这样一份版本到达枢机主教圭多·本蒂沃利奥处，他要马里尼删去诗中色情的段落，我们不知道作者费了多少精力去尝试。《阿多尼》于1623年在巴黎出版，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在意大利风行一时。马里尼回到那不勒斯（1624年），强盗以玫瑰投掷他的座椅，贵族出来护送他，美人从她们的包厢拥向他。一年后他逝世了，时年52岁，正是他财富与名誉的巅峰时期。

《阿多尼》是一篇杰出的诗，即使在一首诗几乎就像歌一样普遍适然的国家也不例外。它的篇幅吓坏了我们——1000页，4.5万行。它的体裁沉溺于卖弄文字的技巧，取悦于在英国的约翰·李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盖瓦拉和露易·贡戈拉。华词藻饰是欧洲普遍的现象。聪明的意大利人对文字有一种近乎肉欲的热情。他用铿锵的对偶、幻想的夸大、艺术化的迂回，甚至灵巧的双关语来玩弄文字。但16世纪的意大利人民，他们本身会因热情的语言而哄堂大笑，却不以这种文字的诡计或骗术为忤。在一部赞美各种性爱——正常的、野兽的、同性的、乱伦的——的史诗中，文字魔术又有什么关系呢？书中有文雅的希腊爱情神话，战神马尔斯、沃尔坎与爱神维纳斯嬉戏，宙斯引诱加尼米德的情节。男性身体的魅力是源源不绝的主题，而触摸的感觉被赞美成男人至乐的惊人泉源。英雄阿多尼斯天生具有女孩的一切美，被女人、男人和野兽追求。维纳斯以她最温和的技巧来追求他，一个盗匪领袖想要他做情妇。最后这位无助的可爱少年被一头野猪怀着色情企图伤了鼠蹊。这样颓废地专注于色情是为了解除或逃避过度的宗教和西班牙人的统治吗？

塔索

许多因素使塔索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544年，他出生于索伦托，那里的海是史诗，天空是抒情诗，山丘便是颂歌。他的父亲伯纳多是一位诗人、朝臣，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企图谋反总督，被逐出那不勒斯王国（1551年），从一个宫廷流浪到另一个宫廷，带着妻儿受着贫困的折磨。塔索的母亲波齐亚·罗茜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托斯卡尼家族，生来仿佛就带有文化的因子。塔索曾在那不勒斯一家耶稣会学校读书。他吞下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苦果，被训练得极度虔诚，使他在崇拜中感受到神学的振奋和一种不可形容的平静。10岁时，他到罗马投奔父亲，两年后他母亲逝世了，他陷入深深的思念和长期的痛苦中。他陪同父亲到乌尔比诺和威尼斯。伯纳多在该地出版了自己的《阿马迪吉》（Amadigi，1560年），把中古传奇改写成诗。

塔索现在正被诗鼓动。他被送往帕多瓦学习法律，但他父亲的楷模比他的箴言更有力量，这个少年不重视法规，却爱上了诗。他久已拜倒于维吉尔的魅力之下。他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曙光，决定用曼图亚卓越而严肃的风格描写阿里奥斯托曾描述过的那些骑士传说。他献上一部12篇的传奇诗《林纳尔多》（Rinaldo）给他的父亲，令他父亲大为惊奇。伯纳多又悲哀又欣喜：他预见一个除了才气外一无所有的诗人的兴盛荣枯，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儿子，年方18岁，其优美又富于想象的诗篇已可媲美当时最好的诗人。伯纳多出版了这本小史诗（1562年），所受的喝彩使他感到温暖，于是准许塔索放弃在帕多瓦的法律课程，转往博洛尼亚学习哲学和文学。在该地，这位少年的天才很是困扰了别人。他写讽刺诗攻击老师，受到诽谤罪控诉的威胁，仓皇地回到帕多瓦。

伯纳多说服了费拉拉的阿方索二世的兄弟，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聘请塔索为秘书（1565年）。这个诗人很高兴加入当时被视为意大利文化最美之花的宫廷。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活跃着音乐、舞蹈、文学、艺术、阴谋和爱情的环境。枢机主教的两位姐妹吸引了塔索的心：卢科雷齐娅高傲、美丽，31岁；莱奥诺拉29岁，是一位很虔诚的病人，她与阿方索公爵的争辩使她成为宫廷的偶像。一些故事，如歌德的戏剧和拜伦的《塔索的哀歌》（Lament of Tasso），描写这位诗人爱上了莱奥诺拉。当然他曾依照风俗献给她一些热情的诗，而她们也给他带来其家族气氛的友谊，但她们另两位长他11岁和9岁的姐姐，除了听他谈话或朗诵外，不曾给过他更温暖的柔情。塔索从未结婚，他只能爱公主，而她们只能为财产而结婚。也许他对自己的权力缺乏自信，并不亚于对自己诗作的自负，他害怕婚姻的义务与限制。

1569年，他的父亲去世，死时一文不名，塔索不得不举债来葬他。一年后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带他到巴黎。塔索发现查理九世与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领袖们非常友善，大为震惊，他公开批评政府结交异端。枢机主教亟须保持国王的好感，因此将这位烦人的秘书送回意大利。塔索永远不原谅他。

阿方索公爵安慰他，把他列为自己的家臣，每年给他年俸，除了要他将当时正着手写的有关第一次十字军的史诗献给公爵外，不负任何责任。这几年算是比较快乐的日子。1573年夏，塔索在宫廷演出了他的田园剧《阿明塔》，因成功而大受鼓励。素以剥削农人为生的费拉拉贵族和贵妇们，看到乡村的幸福——舞台上的——简直兴奋极了，而所有宫廷的绅士也很高兴看见黄金时代的画面，因为当时所有快乐的事物都是合法的、美善的：

哦，可爱的黄金时代！

并非河流鲜奶滚滚，

也非树林淌滴甘露……

仅是徒然而令人喘息的苦痛，错误偶像，

崇拜欺骗，

而荣耀——被惊吓之

粗鄙心灵如是称呼——

犹未蹂躏我们的本质。

也未曾前来侵蚀

温和人类的

甜蜜快乐之乡；

也非其严苛法律，束缚着

自由中孕育的灵魂；

是黄金的法律，

愉快而金黄的法律，

全然自由，全然宜适，

自然的手笔所写：

愉悦人者即为合法。

他写完史诗《耶路撒冷的自由》（Gerusalemme Liberata，1574年）后，那种不寻常的大无畏精神离他而去了。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如果它失败，或如果教会宣判这首史诗为淫逸或异端，他将永远不会快乐。他战战兢兢把手稿送给7位批评家，要他们评断这首诗的情节、人物、文辞和道德。他们对它有很多恶评，他不知道该如何讨好每一个人，于是将诗搁置一旁。这诗一直放了5年没有出版。诗人意识到他写出了一篇杰作，对他的批评家与对生命要求太多了。他坦陈“他无法忍受住在一个贵族们不将他放在第一位，或至少承认他绝对平等的城市里”。这当然是他应得的待遇，但他又说：“希望被朋友崇拜，被仆人服侍，被家属爱抚，被主人尊敬，被诗人歌颂，被所有人认识。”费拉拉有一个党派起而批评他的诗、他的性格和他的要求。他开始梦想在比较和善的宫廷找到更柔软之地。

身心两方面的干扰动摇了他的神经：疟疾，一再的头痛。他父亲流亡累积的打击，他母亲的死，他父亲临死前的穷困，尤有甚者，神学的疑惑——有关地狱、不朽、基督的神圣性——使他的心灵受着罪恶感的折磨，驱使他经常忏悔及与上帝交感。他相信自己经验到黑色（撒旦）魔术的力量。他曾幻见最后审判及上帝驱使恶人进入永恒地狱之火的恐怖景象。他幻想遭受迫害——怀疑他的仆人出卖他的秘密，相信他已受宗教裁判所指责，每天等着被监禁。他是一个难以款待的客人。

阿方索公爵同情他，毕竟当时最伟大的诗是献给他的，而且有半篇是歌颂他的世系。他原谅这个诗人不上朝，并将他送到愉快的贝尔里古阿多（Belriguardo）别墅变换环境和静养。但是，他发觉塔索与弗朗西斯科·美第奇—阿方索公爵最危险的对手与敌人——结交，并希望在佛罗伦萨宫廷被接纳为食客时，他的耐心终于枯竭。1575年11月，诗人离开费拉拉，自称要去罗马参加天主教大赦年的活动。他去了，却在途中两度拜访佛罗伦萨。大公并不喜欢他。弗朗西斯科写信给他的朋友（1576年2月4日）说：“我几乎不知道是否该称他疯子，还是有趣而狡黠的人。”一年后他决定“不要疯人在他的宫廷里”。塔索伤心地回到费拉拉。

他要求阿方索给他史官的职位，阿方索答应了。1577年1月，他在博洛尼亚宗教裁判所出现，承认他曾怀疑天主教信仰。宗教裁判所安慰他，并把他送回来。同年6月，在卢科雷齐娅（埃斯特）的住所，他拔刀砍杀一名他怀疑的仆人。阿方索公爵下令把诗人关在堡垒的房间里，不久释放他，带他到贝尔里古阿多。塔索写道，公爵的行为“仿佛兄弟一般，而不像统治者”。诗人要求将他送往圣方济各修道院，阿方索照令行事，并推荐一种泻药。塔索服从了。到了寺院，他突然疯症发作，指控别人在他的酒里下药。僧侣们要求把他弄走。他被送回公爵堡垒，由专人看守。他逃走了，乔装成农夫，独自步行流荡，越过亚平宁山脉，到索伦托他姐妹科内里亚家中。她以爱心接纳了他。

若不是忧心于他留在费拉拉未出版的伟大诗篇，他本可以在那儿享受简朴而快乐的生活。也许他已长久习惯于朝廷生活，怀念伴随他苦难的舒适环境。他赶到罗马，请求费拉拉大使替他向阿方索说情。公爵送钱照顾他，同意他回来，条件是要他安静，并接受医药治疗。到达费拉拉（1578年）后，他得到宫殿外面的一栋私人公寓，一个仆人侍候他，饮食由公爵家取来。塔索顺从地接受镇静剂和泻药，也继续写些好诗，希望再在宫廷受宠。相反，几乎每个人都将他当作疯子。公爵和公主们都不再容许他到他们面前。最大的侮辱则是阿方索下令把诗人自己的手稿，包括《耶路撒冷的自由》拿走，以免他毁掉。

1578年，塔索再度逃离费拉拉。他到曼图亚、帕多瓦、威尼斯、乌尔比诺、都灵。该地公爵查理·伊曼纽尔以荣耀接待他，并给予他费拉拉所有的舒适生活。但3个月后，这位不得空的诗人，也许是急于重获他的手稿，又请求阿方索让他回去，阿方索同意了。于是，1579年2月，塔索再度住到枢机主教埃斯特·吕吉的宫中。但阿方索由于渴望子裔，第三度结婚，根本无心享受诗，塔索并未被邀请赴宴。两个星期来他郁郁地忍受冷淡，之后（1579年3月12日）离开枢机主教的宅邸，闯入圭多·本蒂沃利奥的宫殿，公开反对公爵、新公爵夫人和整个朝廷。他跑到卡斯特罗（Castello），坚持要见公爵夫人并取回他的诗稿。公爵下令将他送往附近的圣安娜精神病院。他在那里被关了7年。

他不是完全疯了。他也有正常的时候，那时他可以写诗，也可以接待朋友，蒙田宣称曾拜访过他，几位宫廷贵妇曾来安慰他。有一次，卢科雷齐娅也曾带他到贝尔维德里她的别墅去，但他的狂暴把她吓坏了，她叫人把他送回医院。这个破碎了的心灵，有时幻想听见幽灵的声音，有时幻想看见天上圣灵侵入他的房间，偷走他的诗篇，因而陷入间歇性的恐惧中。

现在他的史诗终于出版了。那些拥有书稿的人听说盗印商抄袭该书，立刻将原稿送给印刷者（1580年）。批评家还是挑毛病，但全意大利极热烈地予以接受。教会当局也称赞它的主题与虔诚。一版接一版地再版，一天就可销售2000本，家庭和宫廷都回响着它的韵律。人们争论塔索应与阿里奥斯托、彼特拉克齐名。伏尔泰对基督教并无偏见，喜欢此诗甚于《伊利亚特》。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听了译为拉丁语的部分诗文，很羡慕费拉拉公爵竟找到一个荷马来使他不朽。

如果我们唤起历史感，便可了解何以全欧洲对第一次十字军的这篇动人描写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它被喝彩，因为是基督教世界长期等待、唯一需要的史诗。塔索开始写此诗时，欧洲正集资建立舰队要与土耳其人在莱潘托会战。写作中大战发生，那一仗打赢了，但土耳其人的迅速恢复正在威胁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首诗完成的时刻，基督教的堡垒罗马正陷于危险。在那样的气氛下，男人和女人读着感人诗句写成的故事，描写布永的戈弗雷，如何在1099年率领一支饱经患难但胜利的基督教军队占据耶路撒冷。

就这样，塔索牢记着，并向维吉尔的“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arma virumque Cano）挑战，骄傲地写道：

我歌颂虔诚的武力和那位队长，他解放了基督的大坟墓。

他请求缪斯在他胸中激起宗教的热情，并将他的诗献给“高贵的阿方索”，因为阿方索将他从命运的狂风中解救出来，并给他一个愉快的避风港。上帝派遣天使加百利前来吩咐戈弗雷勿再拖延，迅速进军耶路撒冷。基督徒接近这个城市时，该城的土耳其总督阿拉丁（Aladin）命令手下将圣母雕像从基督教堂搬到一座清真寺，相信这座偶像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胜利，雕像被基督徒抢回藏起，阿拉丁下令屠杀所有留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可爱的少女索菲罗尼亚献出自己为全民牺牲。她谎告阿拉丁说她已偷走并烧毁偶像。他宣判把她烧死在火刑柱上。单恋她的奥林多想要替她死，自承罪过，他们都被判死刑，但被伊斯兰教女英雄克劳林达救走。地狱的神普鲁托召集手下开会，商量击败基督教攻城者的方法。他们选择一个有巫术的大马士革少女阿米达作为工具。里纳尔多和其他骑士被诱入她的魔法花园中，里纳尔多在她怀抱里松弛下来。完美而具有骑士风度又勇敢的基督教骑士坦克雷德仰慕克劳林达的勇气，超越宗教界限而爱上了她。在最生动的一篇诗中，克劳林达乔装与坦克雷德战斗至死，临死前要求他让她改信基督教。戈弗雷派遣军队去寻找里纳尔多和失散的骑士。他们发现了阿米达的城堡，转脸不看池中游泳的“裸美人”，解救了俘虏。阿米达愤怒里纳尔多抛弃她，宣称把自己献给任何杀死他的人。蒂什菲内斯接下这件工作，里纳尔多把他一剑刺穿。阿米达企图自杀，里纳尔多以复苏的爱情打消了她的求死之心。她同意改信基督教，以圣母的词汇向他投降。基督徒登上城墙，屠杀穆斯林军队，并对上帝表示感恩。故事并没有继续到烧尽犹太人那段。

阿里奥斯托曾眷顾骑士的故事，塔索以最完整的严肃手法予以复兴，在其神圣的古典结构之外，加上中古魔术与奇迹。反宗教改革运动一度压抑了热情的意大利人的幽默感，而缺乏幽默感造成了塔索的发疯。不能以太过严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塔索在史诗中表现的是无可置疑的信仰和无法释怀的感伤。他用很多手法来装饰这首诗，因此伽利略把它比喻为古董博物馆，而且在他那份抄本的页边空白处写下了愤怒的批评。模仿是很明显的：荷马的战争场面，维吉尔拜访地狱的描写，阿里奥斯托的桃色事件及维吉尔、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概念和整个诗行。魔术很孩子气，女英雄们很荒谬。《耶路撒冷的自由》可能不会像《伊利亚特》那样壮丽，不会像《奥德赛》那样迷人，也不会像《埃涅阿斯纪》那样高贵，但它像任何史诗一样扣住读者的兴趣，它的体裁附有快乐的转折与和谐的脉络，它的人物栩栩如生，它的事件很技巧地配合中心主题。其中很多场面和事件成为名画的题材，它的诗文和气氛协助构成了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它的诗节赋上音乐，慰藉了威尼斯船夫们疲倦的韵律。

塔索在他偶尔正常的时刻，并不见得从他诗篇的成功里得到多少乐趣，获利则更少。出版家没有给他一文钱。正像大多数作家，1盎司苛责便超过了1镑的称赞。他怕读某些批评家的严厉批评——说他的诗叠句太多，他的爱情场面太富美感，他的穆斯林太令人敬爱，他的女英雄往往太像男人。其他意大利人为他喝彩，说他是维吉尔再生，而且纷纷呼吁让这位罹病的诗人得到更好的治疗。然而，拜访他的人发现他需要小心的照料，而阿方索于百忙之中，已用一个常受冒犯的人可能的最体贴方式处理此事。

这位诗人的情况改善了。1586年7月，贡萨加，曼图亚公爵爵位继承人，答应照顾他。塔索在曼图亚住了一个月，然后转往贝加莫、摩的纳、博洛尼亚、洛雷托、罗马等地，卖诗并讴颂任何一个肯付钱给他的人。他在罗马受到很好的接待，不久又流荡到锡耶纳、佛罗伦萨、曼图亚，再到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曼索侯爵与他为友。他又回到罗马，枢机主教辛齐奥（Cinzio）与阿尔多布兰第尼让他住在他们梵蒂冈宫中的房间（1594年）。他希望回到费拉拉等死，阿方索拒绝他回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定一份年金给他，而且计划加冕他为桂冠诗人。1595年4月，这位病竭的诗人，以51岁的年龄又老又病，不得不被送入罗马的圣奥诺弗里奥（San Onofrio）修道院接受更好的照管。4月25日，他逝世了，口里念着“交在你的手中，上帝”。他生前没有机会戴的桂冠放在他的棺材上。他的遗体被游行行列抬到圣彼得教堂再绕回来，后面跟着罗马教廷人员、贵族和学者。尸体在修道院的教堂焚化，墓志铭很简单：躺在这里的是塔索。他占有的小室成为朝圣的目标，至今仍是如此。

巴洛克的来临（1550—1648）

古典艺术——万神庙和它的横饰带、米隆和波利克里托斯的雕刻、罗马议会堂、《埃涅阿斯纪》，拉斐尔的梵蒂冈作品组、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礼拜堂的人像——曾化混乱为秩序，化复杂为统一，化动为静，化情感为思想，化皂白不分为意味深长，化复杂晦涩为简单清晰，化材料为形式。但是，完美继续太久也会令人生厌。改变对生命、感觉和思想都是必要的。令人刺激的新奇可能只因新奇而显得美丽，直到后来被遗忘的旧形式又在时间的轮盘上转回来，被当作年轻与清新的事物来拥抱。所以文艺复兴把哥特式艺术赶出意大利，嫌它太野蛮，直到后来艺术家与赞助人对美的平衡与令人痉挛的对称厌烦了，且像大教堂的滴水口一般嘲笑着古典的廊柱、轩辕和三角墙，将哥特式的精神送回到巴洛克式（baroque）极不规则而精密的作品中。 [1]

古典艺术一心要表现客观、无私、完美。巴洛克式容许有独特性的艺术家，甚至凭他一时的兴致，表现并不真实刻画的题材（如荷兰绘画），而只是虚构的形式造成的情感印象。因此，埃尔·格列柯（El Greco）画的并不是西班牙的人，而是他自己的记忆或心境。牟里罗和圭多·雷尼笔下温暖的圣母并不是他们熟知的受尽折磨的母亲，而是他们意欲表现的虔诚典范。尤有甚者，一个感受过宗教改革的剧震、被罗耀拉、圣特蕾莎、格扎维埃和博罗梅奥·圣查理等人引向新鲜、紧密的宗教情绪的意大利——这个路德之后的意大利，已不再安于古典理想宁静而自负的和平。它违拗地重申它的信仰、展示它的信条、装饰它的神殿，在艺术中注入一股色彩与感觉的新暖流，结构与动作的新变化和无可限量的自由，解除古典规则、限制与线条。艺术变成借装饰而表达的情感，而非把思想浓缩注入的形式。

建筑不再是希腊数学或罗马工程，它是音乐，有时也是歌剧，就像巴黎的歌剧。设计师与建筑师由静态转向流动性与韵律感。他们摒弃静态的对称，采用优美的不平衡与不统一。他们存心雕刻或扭曲廊柱与轩辕。他们厌倦于平坦的表面和沉重的大块。他们中断雕花的嵌线，把三角墙一分为二，在每一转角都陈上雕刻。雕刻家本人也厌倦于完美的肢体、固定的五官、僵直的前身姿势，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态度来安置五官，以不同的方式使眼睛更动人。他们把绘画效果运用于雕刻上、把光与影雕入石头、把动作雕入身体，使脸上表现出思想和情感。画家把纯粹的线条、清晰的光线和无害的严苛留给佩鲁吉诺（Perugino）、柯勒乔和拉斐尔；他们将世界沐浴在色彩之中，如鲁本斯；加上神秘主义，如伦勃朗（Rembrandt）；引向感觉主义，如雷尼；赋予痛苦与狂喜，如埃尔·格列柯。木匠在家具中杂以装饰，金属匠将材料造成古怪或幽默的形式。1568年，耶稣会修士聘请维尼奥拉（Vignola）设计他们设在罗马的教堂耶稣堂。他们要求集中一切艺术来做大量廊柱、雕像、图画及贵金属，不是表现几何图形，而是激励并启发信仰。由于在艺术上意大利仍领导全欧，这种新的装饰、感觉和表达形式不仅传入天主教的西班牙、佛兰德斯和法国，甚至传入新教的德国，并在那里达成了某些最令人欢愉的形式。文学方面也受到巴洛克式的影响，如马里尼、贡戈拉和李利夸张的文字游戏，莎士比亚华美的语言，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歌剧即是巴洛克式的音乐，这种新形式并未赢得普遍的胜利。荷兰人喜欢平静的写实主义甚于巴洛克的刺激。委拉斯开兹最好的作品是古典与写实的。塞万提斯（Cervantes）过了浪漫的一生后，以古典的平衡与宁静写成了《堂吉诃德》（Don Quixote）。高乃依、拉辛和普桑都是非常古典的。但古典作品是不是永远很古典呢？还有任何东西比丑恶的挣扎的“拉奥孔”（Laocon）更巴洛克式（怪异）吗？历史对要将它的流向导入理论模型或逻辑归类的尝试，总是一笑置之。它毁坏了我们一致化的企图，打破了所有的规则。历史本身就是巴洛克式的。

一个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艺术方面始终持续着：教会仍是最活跃、最有效的赞助人。当然也有其他赞助人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皇族和有修养的主教建立私人宫殿，在装饰方面也采用某些异教的主题，所以奥多阿多·法尔内塞要卡瑞奇家族为他画《酒神的胜利》和《爱情的规则》（The Rule of Love）。但是特伦特会议和随之而来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已立下了较严苛的格调，裸体不再在意大利艺术中出现，而虔诚的题材也不再成为肉感的工具。只是罗马艺术家的恳求劝阻了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他才没完全封锁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丹尼尔·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的一切作品。会议维护宗教偶像，对抗胡格诺教派和清教徒的攻击，但它坚持这些表征必须激起崇拜，而不是挑起欲念。而改革派不赞成崇拜圣母和对圣徒的祈祷，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画家与雕刻家再度以粗糙的写实主义表现殉道者的受苦，以有意识的感伤手法表现圣母的故事。教会亟欲去除艺术的异教成分、灌注教条与虔诚、加上意大利政治与经济的挫折，使这个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最后回响。

[1] 此字源于葡萄牙文barroco，是一种用来装饰的不规则形贝壳。

罗马的艺术

罗马仍是世界的艺术都城。罗马绘画的伟大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没有任何意大利画家可以媲美鲁本斯或伦勃朗，但罗马建筑很繁盛，而贝尔尼尼曾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达一代之久。虽然博洛尼亚曾偷取了绘画的领导地位，那一画派的明星们却前往罗马去做最后的炫耀，瓦萨里也在1572年前来为梵蒂冈的雷古亚厅作壁画。仍为少数人敬爱的画家成为罗马的居民：塔迪奥·朱卡罗、费德里戈·朱卡罗、吉罗拉莫·马兹亚诺、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巴托洛梅奥、多米尼克·费蒂、安德烈亚·萨基。这些人大部分被归为“守旧派画家”——模仿文艺复兴某一位大师风格的艺术家。我们可以把“守旧派”（1550—1600年）列为巴洛克派的第一阶段。

费德里戈·朱卡罗在四个国家传播他的绘画。在佛罗伦萨他完成了瓦萨里在大教堂圆顶开始的壁画，在罗马他画了梵蒂冈的卡佩拉·保利纳（Capella Paolina），在佛兰德斯他设计了一连串漫画，在英国他画了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和玛丽·斯图亚特的肖像，在西班牙他与人共同装饰埃斯科里尔宫（Escorial）。回到罗马，他创立了圣路克学院（The Academy of St.Luke），该校的组织给予雷诺兹（Reynolds）办英国皇家艺术学院（English Royal Academy of Arts）一些灵感。在那一代的意大利画家中，朱卡罗最受欢迎，但是后代比较喜欢克托那。以文艺复兴的各种变化，克托那设计了罗马的巴尔贝里尼和帕费里（Pamfili）宫殿，并在佛罗伦萨的比蒂宫中画了充满巴洛克式古怪人像的壁画。

当时罗马绘画的真正大师是卡拉瓦乔，他具有西里尼亚的精神。他生为一个伦巴底石匠之子，到米兰学习，移居罗马，曾有十余次纷争，在决斗中杀死一个朋友，越狱逃出，奔往马耳他、卡塔尼亚和叙拉古。44岁时（1609年），他由于中暑，死于西西里的海边。其间他几乎把意大利绘画的气氛和技巧做了一次改革。他喜欢光和影的强烈对比，喜欢玩弄某些技巧，以隐藏的火炉照亮一个景象，以光来塑造他的人像，用黑暗的背景烘托出人物，开始了意大利“折中画派”——圭尔西诺、里贝拉和萨尔瓦托·罗沙（Salvator Rosa）的时代。他看不起博洛尼亚画家理想主义的感伤，以近乎野兽式的写实主义震惊当代。他采取宗教题材时，使门徒和圣徒们看起来像船坞上借来的魁梧工人。他的《玩牌者》（Cards Players）使他赢得国际性的名声。他的《音乐家》（Musicians）——三个歌唱家和一个可爱的琵琶手——尘封达3个世纪之久，直到约1935年才在英国北部一家古董店被发掘出来。它以100英镑的价格卖给一位外科医生，后来被纽约万国博物馆以5万美元买去（1952年）。教会通常摒弃卡拉瓦乔的宗教画，认为太粗鄙、不太高尚，如今那些画却是鉴赏家的珍品。鲁本斯很崇拜这位意大利人的《圣母像》（Madonna del Rosario），他在安特卫普的艺术家中聚集了1800基尔德来买它，把它献给圣彼得教堂。《基督的晚餐》（The Supper at Emmaus）不如伦勃朗的作品那样深刻，却是有力的农夫画像。《圣母之死》（The Death of the Virgin）——又是农村景象——是促成建立意大利的自然主义画派及西班牙和尼德兰写实主义画派的名画之一。卡拉瓦乔往往强调狂暴而粗鄙的通俗剧，但历史本身就像雄辩的文体，很少不夸张。这个时代耗尽了为强壮的码头工人而战栗的主题，后来便接受这些被遗忘的人物作为有生气的艺术题材。里贝拉学习卡拉瓦乔暗淡的笔调并与之齐名，伦勃朗捕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暗对照法而青出于蓝，即使19世纪的画家也受到那种暴风雨式的影响。

建筑方面现在已现出巴洛克式的到来与全盛。一个接一个的教皇把信徒心甘情愿的血汗与金钱化为罗马的光荣。庇护四世完成了梵蒂冈宫的贝尔维德里和其他房间。格列高利十三建立了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和奎里纳勒宫殿——此宫在1870年成为国王的住所。西克斯图斯五世最喜爱的建筑家丰塔纳设计了新的拉特兰宫，圣玛丽亚·马吉奥教堂的西斯廷礼拜堂，并在那个礼拜堂中设计了庇护五世的巴洛克式坟墓。同时枢机主教和贵族也为罗马增添了新的宫殿圭斯蒂尼亚、兰切罗蒂、巴尔贝里尼、罗斯皮格里奥西和新的别墅帕费里、伯吉斯、美第奇。破坏也在进行，这段时期庇护五世拆掉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原封不动保留至今的康斯坦丁的浴室。

好的建筑师非常多。有一位波尔塔，他很能干地完成了他老师维尼奥拉未完成的建筑，如耶稣堂的正面建筑、圣彼得教堂的圆顶；他还设计同样巨大壮观的卡佩拉·格雷乔里亚那，并完成了米开朗基罗开始的法尔内塞宫。另外两个华丽的喷泉也是他设计的，为罗马城增添了不少永恒青春的气息。最可爱的喷泉是“乌龟之泉”，是塔迪奥树立在马泰宫前的。马丁诺·伦吉和波尔塔共同借米开朗基罗的速写建立帕拉佐·康塞瓦多里，而他自己也开始了伯吉斯宫殿，后来由费拉米尼奥·庞齐奥为保罗五世完成。丰塔纳奉献出阿基·费利丝和阿基·保利那喷泉，并在圣约翰·拉特兰宫的北面门廊上建立美丽的为天主教特殊祝福仪式而用的走廊。他的侄子卡罗·马德拉继承他担任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师，把米开朗基罗的希腊十字架改为拉丁十字架；改变其整体计划，设计了大神殿的正面，从卡拉卡拉和戴克里先浴室找到了灵感而设计它巨大的正堂。马德拉的门徒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重新建立了圣约翰·拉特兰宫的内部，并开始他的代表作，即华丽的圣安格尼斯教堂，媲美耶稣堂，同为罗马巴洛克艺术的最佳解说。

耶稣教堂是维尼奥拉设计的（1568年），迎合耶稣会对建筑的要求，他们要建筑的壮观能吓住、鼓励并升华崇拜者。这位建筑师与他的继承者设计了一个宽阔的，没有过道，有华美台柱、三角壁、柱头和飞檐的正堂；一个突出的神龛、一个光亮的圆顶，并加上图画、雕像、大理石、银和金的鲜明装饰。1700年，本人也是耶稣会修士的安德烈亚，又建筑了圣伊格那修高贵的坟墓和神龛。耶稣会修士的人生态度与其他天主教教士不同，与清教徒观点也相反，认为艺术应该受世俗感性的磨炼，并欢迎用它来装饰生命与信仰。然而，没有特殊的“耶稣会式”。耶稣教堂是变钝了的巴洛克式，而很多耶稣会教堂，尤其在德国，都是巴洛克式，但是每一个教堂都追随地方性和流行的形式与气氛。

罗马艺术的最终成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留下了大厦的模型，但是西克斯图斯五世即位时只完成了圆顶。圆顶直径138英尺，只有佛罗伦萨的布鲁内尔斯奇敢不用支架就盖上这么大的区域。在波纳洛蒂接手这件工作之前，建筑师和工程师都畏缩不前。出钱的人悲叹说，它一定会花100万杜卡特和10年的时间。西克斯图斯下令这件工作赶快进行，希望他死前能在新的正堂做弥撒。波尔塔负责，以丰塔纳为助手。800人夜以继日工作，只有星期天才休息，1589年3月至1590年5月21日，这位坚强的教皇死前3个月，罗马得到消息：“令他永得荣耀，令其先辈惶愧，我们神圣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已完成圣彼得教堂正殿的圆顶。”

除非从远处观望，否则正堂的效果全被1607年至1614年马德拉修建的巴洛克式正面建筑削弱。教堂本身在1626年全部建完，距离最初设计已174年。1633年，贝尔尼尼以青铜在“圣彼得之墓”和高耸的圣龛铸造灿烂的华盖。这位伟大的雕刻家将通往殿堂的走道以巨大的椭圆柱廊包围起来，使圣彼得教堂成为地球上最壮丽的建筑物之一，因为它的圆顶是现代艺术至高的成就。

贝尔尼尼

乔万尼·洛伦佐·贝尔尼尼在他卓著的一生（1598—1680年）中，集17世纪罗马的多项艺术于一身。从佛罗伦萨籍父亲那里，他学得了雕刻艺术。从他那不勒斯籍的母亲那里，他可能承继了强烈的感情和热心的信仰。1605年，他父亲被召往罗马，参加兴建圣玛利亚·马格古奥雷教堂的工作。“吉安”就在那里，在古典雕塑和耶稣会虔诚的气氛下长大。他为梵蒂冈的安蒂诺厄斯和阿波罗·贝尔维德里而战栗，更被圣伊格那修的“心灵训练”（Spiritual Exercises）深深感动。他也自我训练，直到后来他感受到那种经历过地狱痛苦和耶稣爱的人感到的恐怖与虔敬。他天天听弥撒，两周接受一次圣礼。

他也尝试绘画，甚至画过100幅作品。其中罗马巴尔贝里尼宫中的《圣安德鲁和圣托马斯》（St.Andrew and Thomas）赢得最多赞美，虽然我们可能比较喜欢沃夫兹画廊收藏的自画像——一个专注于忧郁沉思的黝黑、英俊少年。他在建筑方面成就更大。他为玛菲奥·巴尔贝里尼完成了巴尔贝里尼宫。他的赞助人变成教皇乌尔班八世时，贝尔尼尼年仅31岁就被任命为圣彼得教堂的首席建筑师。除了柱廊和圣龛上的罩盖外，在半圆形殿中建立华丽的佩帝大教堂，安置一张信徒们相信是使徒用过的木椅，在椅子周围他雕了四座早期教会教父们的人像，并在整个古怪的结构之上，他以一个胸有成竹者的放肆精神加上了天使雕像。在那附近，他为心爱的乌尔班八世放置了巨大的坟墓。他设计了阳台及许多装饰本堂桥墩的雕像。在本堂顶下，他放了圣朗吉纳斯的纪念雕像，在右边的甬道，他为托斯卡纳的马蒂尔达伯爵夫人立了纪念像。在教堂外面，他以比较高雅的风格重新塑造“皇室楼梯道”，通向梵蒂冈宫廊的圆柱。而在这个“皇室楼梯道”的小亭中，他立了康士坦丁的骑马雕像，它眼望天空接受基督的召唤。这座人像的情绪主义为整个巴洛克时代立下典范。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在圣彼得教堂的圣礼堂内建立一个神龛，它那光辉的大理石和至高的圣礼盒、殿堂、圆屋顶和崇拜中的天使对他而言并未具体表现弥撒中圣餐的神秘。圣彼得教堂之中和四周的全部作品，给一位近代艺术家的深刻印象，是戏剧性的强调和华丽的感官表现。对于贝尔尼尼而言，它似乎是狂喜与可以沟通的信仰的充分表达。

他到处把建筑和雕刻合而为一。他梦想一种艺术能将建筑、雕刻和绘画联合成一个激动的灵魂。在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他把珍贵的大理石——绿色、蓝色和红色——凑起来，并松弛他的装饰幻想而建立了科那罗礼拜堂，具有凹槽台柱和优雅的科林斯式廊柱。在该处他安置了吸引人、最情绪化的雕像之一：圣特蕾莎，跛脚，陷于狂喜的出神状态，有一位令人愉悦的天使正准备用一支燃烧的箭刺穿她的心，象征这位圣徒与基督的结合。圣特蕾莎那似乎没有生命的人像是意大利巴洛克艺术的一大胜利，而那位掷箭的天使是一首石头雕成的歌。

贝尔尼尼也有一些对手。蒙田曾对圣彼得教堂中保罗三世坟墓上吉罗拉莫·德拉·波尔塔所雕的“正义之神”有深刻印象。彼得罗·托里吉亚诺（Pietro Torrigiano）铸造西克斯图斯五世的一座有力而真实的半身像。博罗米尼和贝尔尼尼一样，把雕刻和建筑混合起来，那不勒斯圣·阿波斯多利教堂中枢机主教维拉马里诺的坟墓即是一例。亚历山德罗·阿尔加迪为圣彼得教堂中利奥十一世的坟墓刻了3座人像，可以媲美贝尔尼尼，而在雕刻镶画方面则超过了他，如现存圣彼得教堂的浮雕《教皇利奥一世与阿提拉会晤图》（The Meeting of Popv Leo I and Attila）即为一例。而阿尔加迪在多利亚·帕费里（Doria Pamfili）宫中所刻的英诺森十世的胸像，则比贝尔尼尼的作品更令人满意，几乎与委拉斯开兹的画像一样有力。但在艺术方面的多产、想象力和整体成就而言，这个时代无一人能媲美贝尔尼尼。

他以古怪的喷泉愉悦罗马人：特里多尼，河流喷泉——次要的雕刻家也在这儿刻了4个人像代表多瑙河、尼罗河、恒河和拉布拉他河。英诺森十世从许多温泉建筑计划中选中了贝尔尼尼的，并说：“我们一定不能看他的设计，除非我们准备接受它。”贝尔尼尼建造华丽的墓碑的天才必定曾给他的赞助人一些对死亡的愉快期望。乌尔班八世很长命，亲眼目睹圣彼得教堂中为他遗体预备的坟墓。

枢机主教伯吉斯仿效乌尔班给予贝尔尼尼不少金钱和工作。这位雕刻家为他作了生动的《春神被掳像》（Rape of Proserpine），一座由男性肌肉与女性曲线构成的梦境，大卫向巨人歌利亚投掷弹丸。《阿波罗和黛芬尼》（Apollo and Daphne）是非常理想的男性与女性青春的代表。这些雕像，使贝尔尼尼被人评为“守旧”和富戏剧性的夸张。枢机主教本人也在两座胸像中成为好本质和好格调的化身。更吸引人的是现存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院中的可爱的康斯坦萨·波那雷利像，她是贝尔尼尼助手的妻子。但贝尔尼尼的儿子说，他热烈地迷恋她的肉体之时，便将她铸成石像。

贝尔尼尼表现了巴洛克式的缺失，比其他艺术家犹有过之。他过于明显地诉诸情绪，误以戏院化为戏剧化、漂亮为美、感伤为同情、庞大为壮丽。他将绘画专用的强烈面部表情应用于雕刻。他太过仔细地描写细节，有时便将作品的心理效能降低了。他在人像中很少达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雕刻的那种永恒性的沉静。但雕像为什么一定要表达沉静，何以生命的动作、情感和强烈的兴味不能侵入并赋予大理石和青铜以生命呢？使石头感觉和说话是巴洛克雕刻的优点而不是错处。贝尔尼尼观察贺拉斯作品中表现的观念和感触——少女光洁滑嫩的肌肤，少年轻灵的活力，领导者的关心与劳苦，圣徒的虔诚与狂喜。

他被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师几乎达50年之久。1665年，柯尔伯（Colbert）和路易十四建议重建并扩大卢浮宫，他们邀请贝尔尼尼到巴黎担任这项工作。他来了，设计得不聪明，却是太好了——太壮观而不适合法国的口味与钱袋。人们较喜欢克劳德·佩罗简洁的教堂正面建筑。贝尔尼尼失意地回到罗马。1667年，他画了著名的粉笔自画像，现存在温莎宫——白发覆罩在有力的头上，面部因工作而布满线条与瘤节。一度温和的眼睛变得严厉而惊惧，仿佛正在注视着通往荣耀的道路。但他未被打倒，他又花了13年时间修建并雕刻《愤怒》（Con Furia），“心灵迫切，工作果断，激烈暴怒”。他的生命之火终归熄灭时（1680年11月28日），他已超越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弥尔顿在1638年拜访意大利，曾记载说，意大利学者觉得他们那个世纪的光荣已随西班牙的统治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来临而消逝。也许臣属状态与检查制度已损害了意大利的心灵与艺术——虽然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委拉斯开兹等人也在西班牙严苛的宗教裁判所治理下取得辉煌成就，但是结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是一位葡萄牙的水手，而不是一位西班牙将军或一个禁书目录的编者。达·伽马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一条很长的路线，但比曾使意大利富庶的梵蒂冈或热那亚贸易通道还要便宜。葡萄牙和荷兰商业正在取代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英国的纺织品也正在夺取佛罗伦萨人的市场，而宗教改革已切断了德国和英国的金子运往罗马的一半流量。

意大利在没落中仍闪烁照耀。她的艺术已从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巅峰时期倾颓，政治思想也失去马基雅维利时的深度与勇气。从利奥十世到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政治手腕却未见衰落，反而渐行进步了。在科学方面，从达·芬奇到伽利略，在哲学方面从蓬波纳齐到布鲁诺，在音乐歌剧方面从波利希安（Politian）到蒙特威尔第，都显出进步，只有在诗方面，从阿里奥斯托到塔索之间是值得争辩的衰落。同时，像一个乳养子女的母亲，意大利正将她的艺术与音乐、她的科学与哲学、她的诗与散文，越过阿尔卑斯山输往法国和佛兰德斯，越过英伦海峡输往英国，并越过大海输往西班牙。

第二章　西班牙的盛衰（1556—1665）

西班牙的生活

菲利普二世即位（1556年）统治西班牙时，统有鲁西永、法兰奇·孔特、休达、奥兰、荷兰、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萨丁尼亚、菲律宾群岛、西印度群岛、南美的大部分、部分的北美、中美洲的全部，加上葡萄牙及其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属地；同时是萨伏伊、帕尔马和托斯卡纳等的宗主国，而且是菲利普的叔父斐迪南一世治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国。西班牙拥有一支5万人的陆军，以勇敢善战和训练精良著称，由当时最好的将军们领导。西班牙的海军有船舰140艘，每年的国库收入是当时英国的10倍。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进西班牙港口。这时的西班牙宫廷是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西班牙贵族则是最骄傲的。西班牙语被西班牙境外数以万计的人使用着，而在很多国家中受教育的人皆学习西班牙语，就像在以后的18世纪中他们学习法语一样。西班牙式的建筑点缀在五大洲的各个城市之中。

当时西班牙人口约有800万。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饲养绵羊以生产羊毛，致使农业萎缩。约1560年，仅托莱多一地即有5万家纺织工厂。殖民地人们的需要，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塞维利亚成为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由殖民地送进母国的，则是黄金和白银。贵金属的内流促使物价疯狂上涨——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在16世纪物价上涨了500%。大部分工业由摩尔人操纵——表面上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家务则大部分委由从非洲或在对抗“异教徒”战争中俘虏为奴隶的人担任。西班牙平民鄙视劳动，但对少许的劳动则带有哲学意味的满足。他们睡在小茅屋中，曝日取暖，乱弹着吉他，哀伤着美丽的匮乏，似乎这样比摩尔人或奴隶们那样流汗更好。1609年驱逐摩尔人，是造成西班牙工业衰退期间西班牙产品价格高涨的原因之一。

1492年驱逐犹太人，曾在西班牙商业和财政结构上造成一个真空状态。热那亚人和荷兰人成为西班牙国外商业的主要承运者。大公统治下的西班牙，在外交和战争上远较在经济事务上熟练，其财富的增加依靠黄金的进口。有一段时期，人们仍很贫穷，政府却较前富有，大多数黄金被用于战争，或被承运西班牙商业的外国商人赚走，直到政府几乎变得和人民同样贫困。西班牙一再拒付它的债务，或用强力使旧债变成新的债款。就是这些财政危机迫使她于1559年停止与亨利二世、1598年停止与亨利四世及1609年停止与联合省份（United Provinces）的战争。

西班牙不仅拒绝了“宗教改革”，而且除了接受伊拉斯谟运动，也拒绝了文艺复兴。她在现代化的国家中保持着中古的作风，并以此满足。人民的贫穷却因教会的富有而感到光荣。从比“教皇更天主教”的国王到土匪——没有一个匪徒是没有宗教勋章或法衣的——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1615年，为数4万的西班牙人游行示威，要求教皇将“圣母从圣灵怀孕”（即是说她没有原罪）定为所有天主教徒的一个信仰义务。祭司、僧侣、修道士到处都是，他们从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对生命和爱情中的乐事微笑，而是对所有事物（除斗牛以外），都投以一种埃尔·格列柯式忧郁的气氛。西班牙现在拥有9088个修道院及3.2万名圣多米尼克教派和圣方济各教派的修道士，耶稣会教士的人数正在上升。教堂都很黑，放满可怕的遗骸，而用写实恐怖的艺术品加以装饰。圣徒们的故事和神迹是人们心爱的诗篇。十字会圣约翰的抒情诗和圣特蕾莎的著作，使神秘主义深入民间。教会本身必须反对信奉“寂静主义者”声称的与神交感和天国的幻想。1640年，宗教裁判所将它的利爪伸向阿伦布拉多斯（Alumbrados）的一个支派——“开明者”——他们声称他们与神的神秘结合即使在他们欲情入狂时也能洗净他们的罪。如果我们想了解何以西班牙人能用热烈赞成的态度观望对异教徒的火刑、何以能因信仰而与德国和荷兰交战直至国家破产和精疲力竭，我们必须将这种普及而非常热心的虔诚记在心里。这种宗教狂热中也含有一些高贵的成分。这个民族似乎觉得除非其信仰是真实的，否则生命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荒谬。

因此，宗教裁判所继续它光明正大的残忍行为。它也使用“温和的”惩治方法——如一百鞭——这惩罚针对那些不认为私通是罪或认为结婚生活和修道院独身生活同样神圣的异教徒。但对“重蹈邪路”的马拉诺斯（Marranos）——原来改宗后来又秘密恢复犹太教的犹太人——标准的赎罪方法就是死亡或终身监禁。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抵达西班牙时，在瓦拉多利（Valladolid）宗教裁判所以处置刑犯的方式来欢迎他。那次处刑中，在这位国王的主持下，20万群众目击10名异教徒被绞死，另外两名被活生生地烧死。一位被定刑者向菲利普乞求怜悯，他拒绝了，并说了一句话：“若是我自己的儿子像你这么坏，我就亲自拿柴捆将他烧死。”他因此赢得群众的赞美。菲利普偶尔也会抑制宗教裁判所侵害民权的趋势，但大体而论，他是鼓励那个机构作为鼓舞民族热情和团结的工具的。被判罪的人可以得到改判，成为大型划船的奴隶。在一年中（1566年）他收到20万杜卡特，这是宗教裁判所的罚款和没收物中政府应得的2/3。这对于菲利普而言也是一种实利。

宗教裁判所因保持中古的信仰未被污染，及将西班牙从那种使法国瘫痪的宗教分离中拯救出来而自傲。它将重点置于信仰而不是行为，将维护道德的责任委诸教士——他们自己以行为不检而臭名昭著——和市政官员，他们对公众的权威，由于必须顺从宗教裁判所的拘禁和罚款而受损。妇女的纯洁不仅受宗教和法律的监视，而且受荣誉的约束，荣誉要求每个男子防卫或者对侵犯他家庭中妇女贞节的人用剑复仇。决斗是不合法的，却非常流行。女人和男人分开吃饭，很少在公共场合与男子同行，离家外出时就坐在密闭的马车中。求爱的人在街道上用音乐向格子窗后的少女们示意。在双方父母同意之前，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屋中，然而仍有很多自由恋爱的婚姻。在菲利普二世的治理下，道德水准保持在妇女的美丽和男人的想象所容许的高度上；官吏们贪财的天性因为受到国王的密切监视而较为缓和；“无敌舰队”被击败之前，西班牙的士气受到认为西班牙正领导一次反伊斯兰教、荷兰和英国的圣战这种信念的鼓舞。这个梦破灭后，西班牙就彻底崩溃了。

此时，西班牙的生活具有特有的豪华和魅力。慈善事业分布甚广，良好的礼节贯穿各个阶层。全国半数的人自称拥有贵族血统，尝试保持骑士礼节的虚伪，并坚持要穿得和最上层的1/10人口一样。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服饰相当简单：男子穿皱领紧身上衣、紧身黑长袜和带扣的长靴；淑女们将她们的曲线用僵硬的平胸衣遮盖起来，在异性面前除了眼睛以外整个脸部都用面纱罩住（西班牙女子的眼睛特别具有煽动力），她们的玉足被羞涩地掩藏起来，即使惊鸿一瞥，都要被认为是对一个求爱人祈求的最富刺激的回报。随着菲利普去世，道德较前松弛，女性的服饰较前富于想象，在无言的打趣中，扇子被夸大了，脸上、肩上、胸部和手中都擦了胭脂，神秘的腿隐藏在衬有铁环的裙子中。裙子非常宽阔，因此戏院老板要这种穿大裙子的妇女买两个位子的票。

斗牛仍是受人欢迎的运动。教皇庇护五世于1567年发布一个反斗牛的法令，但菲利普二世抗议，说这道禁令将会在西班牙引起一次革命，那道敕令因此归于无效。宗教的游行在平凡的生活中加进了一首严肃的诗，而嘉年华会中的面具掩盖了多样的罪恶。音乐是仅次于——也紧密关联于——宗教和爱情的兴奋剂。吉他型的维忽拉（vihuela）替爱情韵事拙劣地奏出催眠的助奏，情歌小唱流行了一段时期。教堂中，西班牙音乐与意大利互争长短。西班牙音乐中的委拉斯开兹—托马斯·路易斯·维多利亚——在圣特蕾莎的阿威拉（Avila）长大，或曾经受到她的影响。他具有美妙的歌声和神召，他或许在1564年被任命神职。一年后，菲利普确曾允许他到意大利研习音乐。1571年，他已是罗马语法学院（Collegium Germanicum）中的唱诗班长。1572年，他32岁，发行了一本赞美诗集，其中包含富有启发性的歌词，是耶利米（Jeremiah）对耶路撒冷的悲叹。1583年，他回到西班牙后，呈献给菲利普二世一本弥撒曲集，其中包含他最高贵的作品之一弥撒曲。为菲利普姐妹玛丽亚——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寡妇——的葬礼，他写了一首令人深受感动的安魂弥撒。一位著名的音乐史家将该曲列为“整个文学中最庄严华贵的作曲之一”。他把它叫作《维多利亚的天鹅之歌》，1603年，该曲印行之后，他就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职。他是西班牙最著名朝代中最显眼的装饰品之一。

菲利普二世（1556—1598）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最壮健的一个人物之一，狂热而正直，被西班牙以外的人们深切地恨着，却又被西班牙境内的人们热情地爱着。对任何为客观性而努力的学者，他都是一项挑战。他的祖先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父亲查理五世遗留给他一个王国和一付顽固的个性；他的祖母便是天主教徒菲迪南的疯女儿胡安娜·洛卡，因此在他的血液中也有疯狂和暧昧的因子，而遗传中有独断和专制的成分；他的母亲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她另有两子，都在童年时死于中风，菲利普12岁时，他母亲自己在36岁的英年去世。他1527年出生于瓦拉多利，正是他父亲的军队劫掠罗马、拘禁教皇之时。他生长于牧师和妇人之手，他们将他沉浸在虔敬之中，并使他相信天主教是道德和帝国不可或缺的支持者。虽然他那在佛兰德斯长大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西班牙的菲利普，尽管有美好的皮肤和丝绸般的黄发，却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西班牙人。

他几乎没有少年时代，13岁时被任命为米兰的总督，16岁便成为西班牙的摄政——后者不仅是挂名的。查理替他指定顾问，将他们的个性透彻而深入地解释给他听，命他利用一名议员对抗另一名议员，并怂恿他将一切实际的权力和最后的决定保留给自己——这事菲利普一直做到他去世。1543年，菲利普和他的表妹葡萄牙的玛丽公主结婚，在替他生了一名“命运多舛”的儿子堂·卡洛斯之后不久，玛丽便于1545年死去。现在菲利普娶了那位地位卑微的女子伊萨贝尔·奥索里奥（Isabel de Osorio），她替他生了好几个小孩。他父亲唆使他将这次婚姻作废，每一个哈布斯堡王子的义务是协助对他们古老的仇敌法国形成一个包围圈——经过婚姻或战争。为了使西班牙在荷兰的势力不受英国的干涉，菲利普牺牲他对美的享受而与英国的天主教女王玛丽·都铎结婚，让她生儿子，使英国保持天主教信仰。因此1554年，他横越英法海峡，和那位姿色平庸、常常闹病、乐观的玛丽女王结婚（她较他年长11岁），他尽一切力量使她怀孕，然而失败了，于是便在1555年离开她，成为荷兰的总督。

他的责任一年一年地增加，1554年，他曾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个王国的总督。1556年，查理将西班牙的王位让给他。有4年的时间，菲利普在布鲁塞尔治理他那四处分散的疆域，他竭力想将西班牙的严肃与佛兰德斯人的欢乐及荷兰的财政调和。他不好战争，但他的将军们于1557年替他在圣昆丁赢了一仗，导致他与法国签订《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为了和法国建立友谊，菲利普与亨利二世和凯瑟琳·美第奇的女儿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结婚。之后，他认为事情已经平定，便向荷兰告别，于1559年8月自根特（Ghent）起航，将余生隐居在西班牙。

他将首都从托莱多迁往马德里（1560年）。不久，由于喜欢独居，自觉在人群中不自在，便委托胡安·巴蒂斯诺和胡安·赫莱拉在马德里西北27英里处替他建了一个宫室，其中包括一处王宫、一个行政中心、一所大学、一所神学院、一所修道院、一间教堂和一处陵庙的整套建筑——因为现在菲利普对宗教非常虔诚。圣昆丁一战中，他的大炮曾击毁一座奉献给圣劳伦斯的教堂，为了对这次亵渎神物表示忏悔，并对战胜表示感谢，他曾立誓替那位圣徒在西班牙建立一座神龛，他将这个巨大的建筑物集合命名为圣劳伦斯的王座。然而，日久之后，名字变成了埃斯科里尔，这是从附近一座小镇的名字而来，而小镇的名字又是由“scoriae”（铁渣）一字转化而来，因为该地有铁矿。一般人相信圣劳伦斯是被放在铁丝格子上烧死的，因此胡安·巴蒂斯诺将这座建筑的平面图设计成铁丝格子状，一边到另一边的那些厅堂互相交叉，将内部空间分成16个天井。

我们离开马德里驱车前往该地时，不禁会感到奇怪，在一个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比马跑得更快的时代，菲利普如何能从这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圣所中，治理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疆域。然而马德里距这个世界更为遥远。今天，那个伟大的建筑被遗落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然而，在它的黄金时代，其建筑正面纵长744英尺，它的高塔和尖顶及教堂上巨大的圆顶，处处是西班牙权势令人敬畏的象征，各处都用虔诚和艺术加以修饰。基督教世界的一半就在这里被统治着，宗教和政府同处于权谋和石头的迷宫中。在这里，菲利普二世能像他盼望的那样远离朝臣，而和修道士、僧侣及圣徒的遗骸生活在一起，一天之中，他可听到数次弥撒钟声。这里的名人公墓（Panteón）埋葬了西班牙国王和后妃们的遗骸；这里的图书馆变成欧洲藏书最丰的图书馆之一；画廊中不久便集满了拉斐尔、提香、丁托列托、韦罗内塞、埃尔·格列柯和委拉斯开兹等人的杰作；贝莱格里诺·迪巴尔蒂、巴尔托洛梅奥·加尔杜奇、费德里戈·朱卡罗等人从意大利来到此地加入胡安·纳瓦雷特、路易斯·摩拉斯、路易斯·卡巴亚尔和其他西班牙艺术家的行列，共同为那无尽的墙壁和穹隆作壁画。皇宫很朴素，教堂虽然属于严肃的多利安柱式建筑，却拥有一个闪耀着斑岩、玛瑙的黄金光辉的祭坛，祭坛由一个高架支持着，那上面也被精巧地装饰着。接待贵宾的大厅广阔而华美，菲利普自己的房间却是整个建筑物中最可怜的一间，与隐士的小室一样朴实无华。整栋建筑物象征着菲利普的权势，他的房间则表现出他的个性。

他想成为一位圣徒，却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国王。他知道自己是世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觉得“傲慢”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政治上的义务。但他穿着如此朴素，有些陌生人在埃斯科里尔遇到他还误认他为侍从，让他做他们的导游。他那突出的下颌可能会使别人识出他的真相，因为它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显著的挑战。1559年，在时光和患难使他变得冷酷之前，一位威尼斯的大使描述他：“永远显得如此文雅和慈爱，没有任何王子能超过他。”而一位英国大使的报告说他（1563年）：“气质良好，本性温柔，耽于宁静。”无人发现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任何幽默的举动，无情的敌人说他终身只笑过一次——在听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私底下他喜欢开玩笑，而且笑得够热情。他兴致勃勃、热心地收藏图书，但对艺术的爱好更甚于文学。他是提香的著名赞助人，也是埃尔·格列柯的批评家。他爱好音乐，四处无人时，他会弹奏吉他。他懂西班牙的一切礼节，但因羞怯和笨拙，在庆典中显得很不自然。他嗜好发面食品和甜食，使他染患痛风而瘫痪，但在此之前，他的身材俊美。他从小身体就不好，但活到70高龄，那是由于他要完成工作的顽强决心支撑着他。他将治理国家视为神圣的义务，在工作上操劳达50年之久。他好像真相信上帝选择他来抑制新教的浪潮，因此也给予他冷酷的固执和非他本性的残忍，“他天性中并不喜好暴行”。他从不忘记一个恩惠（埃格蒙特的案子除外）或是伤害。有时他复仇心重，但通常度大量宏。他以诚挚的慷慨分发救济品。在一个腐化的时代，他不被腐化，没有任何的贿赂或礼物能改变他虔诚的迫害行为。

在政治道德上他足以和他同时代的任何君主媲美。他痛恶战争，没有主动挑起一次战争。在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之前，他忍受了几乎整整30年来自英国的伤害。他在假装虔诚和伪善上甚至能够超出大部分统治者。显然，他曾参与刺杀伊丽莎白的阴谋，作为他挽救玛丽·斯图亚特的最后手段。他治下的西班牙政府虽然专制，但很公正。他对他的臣民极为关怀，而且纠正他能发现的任何社会不公。

他的私人道德高出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如果我们相信他敌人们的话：年轻的他在布鲁塞尔时，是“非常放肆的”，“他主要的消遣就是夜间改装，以在一般的罪恶窟中沉迷于平民的和各式各样的淫行之中”。几年以后，领导荷兰起义的奥伦奇的威廉指控这位埃斯科里尔的隐士曾经谋杀自己的儿子，并毒杀他第三位妻子，但是一个愤怒者的话往往不可轻信。然而，一位可信的伟大而勇敢的历史学家——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士马里安纳——也提出一个相似的敌对意见：他承认菲利普具有“豪爽、果决、警觉、饮食节制”等美德，又指责他有“色情、残忍、骄傲、不忠及其他几种恶行”。一位近代荷兰历史学家说：“菲利普二世不应该被指责为放纵……浪荡，不道德……他回到西班牙后，据我们所知，过着一种严格的道德生活。”就像一位忠实的丈夫和关切的父亲一样，他的第三位妻子——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染患天花（当时经常致命）时，菲利普很少离开她的身边，虽然他的大臣们恳求他不要冒被传染的危险。伊丽莎白死后，菲利普和奥地利许多安娜中的一位结成另一次外交婚姻（1570年），安娜死于1580年。此后，菲利普便将他温暖的家庭之爱倾注到女儿们的身上。他写给她们的信，皆具有人类的幽默感和爱。在他老年的忧患和挫败中，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娅成为他最亲近的伴侣，也是他主要的安慰。在遗嘱中他把她叫作他的“眼中之光”。他不曾从他的儿子们那里得到安慰。

传说和文学及人类的同情，使菲利普的第一个儿子较这位父亲更为人熟知。堂·卡洛斯体质衰弱，易患间歇热、忧郁症，易发脾气。他慷慨近于浪费、勇敢近于凶猛，他取笑他的祖父——那位伟大的查理五世——说他曾经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莫里斯逃跑（1552年）：“要是我的话我绝不逃！”在《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的序文中，当时14岁的堂·卡洛斯曾被允和瓦洛伊斯的伊丽莎白结婚，但在条约本身，当时因玛丽·都铎之死而成为鳏夫的菲利普，自己娶了那位公主，将法国和英国的友谊变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友谊。一年以后（1560年），这位新娘来到马德里，堂·卡洛斯看到她动人的美貌，可能会愤恨他父亲改变主意，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和这位14岁的皇后之间有任何罗曼史。

堂·卡洛斯虽然多病，他仍是被正式承认的王位继承人。1561年，他被送往阿尔卡拉（Alcalá）大学。在那里，有一次色迷迷地追赶一个女孩子时，从楼梯上掉下来，头骨挫伤而陷入昏迷。伟大的维萨里为他头骨动手术而救了他一命；但一般人却将孩子的好转归功于一位神圣的圣多米尼克教派修士的骨头——那个修士在100年前去世——那些骨头被从棺材里拿出来放在这位王子的床边。在这个少年的漫长恢复期中，菲利普一直留在阿尔卡拉，大部分时间守在床边。堂·卡洛斯被带回马德里，在那里，他重新得到足够的气力加入那些少年贵族的行列，在街上对男人或女人冒渎不敬。他粗野的残忍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大家认为他的跌倒已经无法改变地伤及了他的头脑。他表示他同情荷兰起义时，并不能使菲利普受到他的影响。阿尔瓦被指派去坐镇荷兰时，堂·卡洛斯抗议那项职务应该给他，他禁止阿尔瓦前往，公爵坚持时，他便拔出匕首攻击他。显然，有一段时间这位王子想逃往荷兰去领导当地的叛变。菲利普命令那些不情愿的大臣们监视他。堂·卡洛斯设计逃走，他派人四出募集基金，聚集了15万杜卡特，并命令准备8匹马以便逃走（1568年1月）。他将计划透露给奥地利的堂·胡安，而胡安又将此事泄露给菲利普二世。菲利普担心他的儿子一旦被允离开西班牙，可能会被英国的伊丽莎白或奥伦奇的威廉利用，加以拥立而废立他。因此菲利普下令更加严格地监视王子。堂·卡洛斯以自杀威胁，菲利普便没收他的一切武器，将他拘禁在马德里的宫中。

至此为止，菲利普的行为被公认为是防护他的儿子，但从此顽固加深了悲剧。菲利普怀疑他的儿子是异教徒，除了一本每日祈祷书和祷告手册外，不许他接近任何书本。堂·卡洛斯将那些书本一脚踢开，并不理会一切宗教仪式。司铎警告他，宗教裁判所可能会因此而调查他究竟是不是一名基督徒。堂·卡洛斯尝试自杀，但被阻止；然而他在绝食3天后，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大量的肉和冰水而达到目的，结果染上了严重的赤痢。王子欢迎死神的降临，接受了最后的圣餐，原谅了他的父亲，于1568年7月24日去世，时年23岁。被菲利普放逐的敌人安东尼·佩雷兹指控他毒死了堂·卡洛斯，大部分欧洲人信以为真，调查以后证明是不确实的。但是苛刻地监禁那位年轻人，成为这位国王记录中许多污点中的一个。

他对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的行为，在他的记录上投下另一个阴影。查理五世与巴巴拉·布朗伯格（Barbara Blomberg）的私生子对菲利普似乎又妒又羡。即使如此，他将堂·胡安提升到王子的地位，并命令他组织一支远征军，去对抗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堂·胡安在这次行动中很勇敢，菲利普便命他统率陆军对抗格拉那达反叛的摩尔人。堂·胡安当机立断，铁面无私地完成了任务。菲利普又指派他——此时24岁——在“最后十字军”中担任联合海军的总司令。堂·胡安在莱潘托击败了土耳其人，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英雄。他觉得他应该得到一个王国，当菲利普仅使他成为荷兰总督时，他不高兴了。

这位沉默的国王——他太骄傲以致不愿意向公众解释并卫护自己——又因另一次悲剧而受到全面的指责。他曾经提拔了一位聪明而风雅的议员佩雷兹进入他的枢密院，一般人相信他是菲利普最信任的朋友埃伯利王子拉易·戈梅斯的私生子。戈梅斯死时（1573年），佩雷兹成为那位水性杨花的寡妇埃伯利公主阿娜·曼多扎的心腹之友——可能是爱人。菲利普本人据说在11年前也和这位独眼美女私通，但此处的“历史”可能浪漫化了。佩雷兹和她阴谋以探取国家机密图利。胡安·埃斯科贝多威胁说要暴露他们出卖机密的勾当时，佩雷兹便在菲利普面前进谗言，说埃斯科贝多阴谋叛国。国王命令佩雷兹刺杀埃斯科贝多。佩雷兹将此秘密藏于心中6个月，然后在令菲利普感动和尴尬的情况下，完成了命令（1578年）。一年后，奥地利的堂·胡安的秘密文件使菲利普相信埃斯科贝多是无辜的。他逮捕了佩雷兹并将那位公主监禁在她的宫中。佩雷兹在苦刑之下招供，而且同意缴还1200万马拉维迪给国库。在他妻子的协助下，他逃到阿拉贡，当地的宗教裁判所在菲利普的唆使下把他当作异教徒追踪。他逃到法国，将他的被迫害归罪于菲利普和埃伯利旧情的藕断丝连，将西班牙军事和财政上的弱点泄露给法国和英国政府，并鼓动埃塞克斯袭击西班牙的船只和海岸。他想取得菲利普三世的饶恕和收容，不得志后，于1611年死于巴黎。

菲利普发现遵从他父亲给他的、不要相信臣下的劝告是对的。西班牙的大公和法国的贵族们同样妒忌王室的权力，在阴谋反对国王这一点上，也不比法国贵族高级。他使他们互相对立，唆使一个反对另一个，综合他们对立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决定。由于对臣下失去信心，菲利普亲自为行政事务的细节——教皇的政策、公共建设、地方上的弊端、道路和桥梁、疏导河流以利航行、建立图书馆、修改或编纂西班牙的法律及指导一个从地理、历史和统计各方面出发而对西班牙做广泛的调查。而且，他的15本对开本的巨册犹未付印。他承担的事情，即使像他这样勤勉也无法胜任，因此他逐渐倾向于一种拖延的哲学。他发现，有许多问题，若决心加以迁延，便会失去它的紧急性和意义。然而，有几次，如对荷兰的事务，他在细思慢想之时，事情已对他不利。在他王宫的小卧室中，他口授或者亲自对他在五大洲的代表写下他的训令。他认为国王应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除阿拉贡一地外，他藐视其他的地方会议。他不经公开审判，便发布判决令，即使死刑也是如此。他以坚定的信心问心无愧地行使他的独裁，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欺凌。在一个几乎全面腐化的欧洲，他在他专制的国家中建立了一个相当有能力而且公正的官僚政治和司法系统。

他尊敬教会，认为它是道德的传统维护者和国王的保护人，但他使宗教屈服于国家之下，就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做法一样。他将宗教统一视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并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完全不统治也较统治异教徒好。”他深信那些摩尔人虽然装作信奉天主教，仍然施行伊斯兰教的仪式，因此他于1567年发布了一项专断的禁令，禁止一切摩尔人习俗，禁止使用阿拉伯语及保有阿拉伯书籍。1568年，摩尔人起而反抗，占领了格拉那达以南大片土地，屠杀基督徒，对教士们施以酷刑，将妇女和孩童卖给柏柏尔人为奴隶，以换取弹药和枪炮。经过两年以牙还牙的残酷斗争，这场叛变被平定。所有的摩尔人被逐出格拉那达地区，他们被分布在卡斯提境内的基督教社区之中，他们的孩子被置于基督徒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被强迫上学——这是欧洲首次如此要求。在和土耳其人作战时，菲利普怀疑留在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摩尔人有通敌的行为，但因他要处理的事太多了，只有将这个问题的最后阶段留给他的继承人。

他父亲的遗命中，防卫基督教世界对抗穆斯林是哈布斯堡政策的主要部分。1570年，他加入威尼斯和教皇发动的一次对穆斯林的战争，以求结束土耳其人对地中海的控制。菲利普正在拟定计划而3个同盟国正集合舰队时，塞浦路斯岛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571年夏，他们已在墨西拿聚集了208艘军舰、5万名水手及2.9万名士兵，每一船头都竖有一架耶稣受难像，旗帜都被祝福，祈祷文被掷上天空，那位勇壮的年轻海军上将发布圣战的呼号：“基督是你们的统帅，你们为十字架而战。”1571年9月16日，这支舰队夺得一次胜利，终止了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优势。由于西班牙在这次战斗中供给了超过他分内的船只和人员，莱潘托之誉降临到堂·胡安和这位国王身上，此时菲利普已接近他生命的顶点。他在1580年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将那块战略要地收入他正在增大的领域中时，他真正攀上了生命中的巅峰。

他历久难忘的伤心事是荷兰境内的叛变。他愤怒地获悉新教徒的领袖科利尼（Coligny）几乎已经说服查理九世使法国与叛军联盟。消息传来，说查理改宗旧教，对胡格诺教派展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菲利普为之大喜，同时也坚定了他对抗荷兰叛军的决心。他唆使并悬赏刺杀奥伦奇的威廉。他尝试用金钱购买那瓦尔的亨利的友谊，但亨利无法收买。因此菲利普收买了吉斯家族和“天主教联盟”，梦想使他的女儿成为法国的王后。如此，则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兵力将可征服荷兰，再使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英国女皇，这样即可将任何地区的新教荡平。伊丽莎白派兵援助荷兰（1585年）、后将玛丽处死（1587年）时，多年以耐心容忍伊丽莎白对西班牙船只与海岸进行财物掠夺等海盗行为的菲利普，决心转向战争，并竭尽政府的财力装备“无敌舰队”。全西班牙的人都支持这一努力，并祈求胜利，他们感觉这支舰队的命运将决定欧洲的历史。

菲利普以外表的坚忍接受了这一次屈辱的灾难，他说他派遣那些船只是去和人作战而不是去和风作战。但那次的灾难使他精神崩溃，甚至也使西班牙崩溃了，虽然此后他继续奋斗了整整10年。一个世纪后，西班牙才承认她的失败。他几乎不相信，在他花了30年的时间为此一信仰奋斗后，上帝竟遗弃了他。阴暗的真相最后一定降临到他身上，他以赋税而使民穷财尽，除了意外地取得葡萄牙及暂时地逐退土耳其人——他们再度占领突尼斯并正恢复势力外——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失败了。亨利四世在法国正走向胜利；荷兰人的叛变不能妥协；教皇对“无敌舰队”的损失分文不认账；新教已经掌握了繁荣的北方；英国取得了制海权，不久便控制了美洲和东方；而那位不能信任的泼妇伊丽莎白，正得意洋洋地坐在她安全的宝座上，已经愚弄了那时的每位国王。

亲人的逝去、孤独和疾病，联合起来打击这位一度骄傲而自信的国王。他的第四位妻子死于1580年；她替他所生的3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孩子，但第一帝国一定得传给他。人民依然尊敬菲利普，虽然他曾犯错而且遭受挫败。他们相信他曾经为一个神圣的动机而竭一己之力，而在强权的争夺上他不比他的敌人们更无耻，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的经济政策、赋税和失败带给他们的窘境。他老年时，他父亲的最后一件遗产——痛风——使他的四肢痛苦、全身瘫痪；一只眼睛因白内障而视力减退；剧痛折磨着他的肌肤。1598年6月，他睡在担架上被抬向埃斯科里尔，抬进他那心爱的房间，从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教堂的祭坛。

他衰弱地卧病53天，承担了一切痛苦，深信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信仰的考验，他将那个信仰一直保存到这个可怖的最后日子。紧握着狂吻耶稣受难像，他反复念着祷词。他下令释放了一些囚犯，作为最后的慈悲举动。他派人将他的儿子召来，忠告他永远要慈悲公正，又命他看这尘世间一切权势的卑微结局。1598年9月13日，他的痛苦终止了。

教育使他受太多的束缚，他的帝国使他过分褊狭，他担负的各种责任使他顽固；但他利用他的睿智，竭尽所能地做了许多事。我们不能说他的信仰是虚伪的；我们只是感觉它顽固而残酷，就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信徒一样，它安慰其子民的贫困及欲维持其自尊时，我们觉得它已蒙蔽了他及其人民的心志。但他并不是敌人们尖刻的笔刻画出来的食人恶魔。在他良知所及的范围中，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任何统治者（除了亨利四世外）同样公正和慷慨。在婚姻生活中他相当正经，他爱他的家人也为他的家人所爱。在挑衅之下他容忍，在逆境之中他勇敢，在阴谋之中他不忘良心。为了他所继承的帝国，他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菲利普三世（1598—1621）

他的继承人是另外一个菲利普。看到这少年的毫无远见，他的父亲曾经悲叹道：“上帝赋予我如此众多的王国，却不赐给我一个足以治理它们的儿子。”菲利普三世现在已经20岁，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虔诚，人们私下闲谈，怀疑他是否曾经犯过最小的罪。菲利普三世胆怯而柔顺，统御方面十分无能，他将政府的权力和财产整个交给莱玛公爵罗贾斯（Rojas）。

这位大公真是一位善心人，他几乎将他所有的亲戚都安插在肥缺上。他也不曾忽略自己。在他担任首相的20年中，他中饱了如此庞大的一笔财产，一般人愤怒地估计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数目——4400万杜卡特。他在财政上省下足够的钱，两次装备舰队进攻英国（1599年、1601年），都被无情的风吹打得粉碎。莱玛赞成詹姆士一世的和平建议，经过19年的战争，西班牙和英国于1604年签订了《伦敦和约》（The Peace of London）。荷兰境内的战争仍然继续着，这场战争使从西班牙境内流出的黄金，较从美洲流进来的为快。莱玛发现，要从一个财力枯竭的国家岁入中，来满足他那些碍手碍脚的将军及自己口袋的需要，是他力所不及的。他明白拒绝联合省份独立的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因此他于1609年与他们签订了12年的休战条约。

他的下一步举动同战争一样浪费。他是瓦伦西亚人，该地住有3万个摩尔人家庭，他真够爱国，以致憎恨这些农夫和工人，他们的勤劳和节约使他们在那些骄傲无能而贫乏的基教徒中显得繁荣而富有。他知道这些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由于愤恨受到菲利普二世的迫害，和非洲、土耳其等地的穆斯林及那位想适时在西班牙境内掀起叛乱的法王亨利四世，都维持着秘密的联系。摩尔人滴酒不沾，也很少吃肉，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就将这类商品的赋税负担几乎整个加在西班牙的基督徒身上。塞万提斯表示过恐惧，他怕这些摩尔人——他们极少独身——的出生率高过“老的基督徒”，不久将会支配西班牙。瓦伦西亚大主教胡安·里贝拉向菲利普三世提出备忘录（1602年），怂恿他将7岁以上的摩尔人驱逐出境。降临到西班牙的一切灾难，包括“无敌舰队”的被风摧毁，都是（他如此解释）上帝对窝藏异教徒的惩罚；这些伪装的基督徒应该被放逐，或送到大木船上去划船，或者送到美洲的矿穴中去做奴隶。 [1] 由于教皇的警告，而且不顾从摩尔人佃户那里得到利益的地主们的抗议，莱玛于1609年发布了一项布告——除了某些例外——所有瓦伦西亚境内的摩尔人要在3天之内登上为他们准备的船只，送到非洲去，他们只能携带背得动的东西。117年前驱逐犹太人的景象现在又重现了。那些绝望的家庭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卖他们的财产。他们悲惨万状地向港口前进，在途中或上船后，很多人被抢劫，有些被谋杀。抵达非洲后，他们很高兴接触到伊斯兰教的土地，但2/3的人被饿死或被当作基督徒杀掉。1609年冬天，10次类似的放逐肃清了其他地区的摩尔人，总共有40万名西班牙最勤奋的人的财产被没收，人被放逐了。在西班牙人的眼中，这是那个朝代最光荣的成就，头脑简单的西班牙人盼望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降临，因为上帝已因西班牙摆脱异教徒而高兴。没收摩尔人财产的结果，使西班牙宫廷大喜。莱玛收入私囊的有25万杜卡特，他的儿子10万，他的女儿和女婿15万。

1618年，莱玛的贪婪和轻率、国王和宫廷的挥霍浪费、官吏的贪污及驱逐摩尔人造成的经济上的瓦解，已经使西班牙退到连这位无能的国王也看得出需要改变了。在一个匆促的决定中，他撤免莱玛公爵（1618年），却将首相的位子交给莱玛的儿子乌切达大公。莱玛庄严地退休了，接受了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在虔诚和富有中又活了7年。1621年，卡斯提议会警告国王，他的王国正因为“过度地负担赋税和关税，而面临全面毁灭的命运”，该会恳求他节约开销。他同意了，然后在一个装备和供养极其奢侈的王室巡行队伍的前呼后拥下离去。同一年他去世了，留给他的儿子一个庞大而虚弱的疆域，一个腐化而无能的政府，一国贫穷、顽固和盗窃的人民，一群骄傲到不屑于缴纳赋税的贵族及一个僵化人们思想、破坏人们意志并将人们的迷信变为金窖的教会。

[1] 里贝拉于1960年被封为圣徒。

菲利普四世（1621—1665）

这个儿子除了奢侈浪费酷似其父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和父亲不同。我们从很多委拉斯开兹替他画的像中认识他的外貌。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院收藏的画像中，他19岁（1624年），英俊、金发，有点发福；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是愉快而自信的27岁，肥胖而忧郁的50岁；在普拉多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光荣和衰落的5个阶段；在佛罗伦萨、都灵、维也纳、辛辛那提等地的博物馆也有他的画像——他一定有半辈子是活在委拉斯开兹的画室中。但是那些画像只显露出他的官式画像，实际上他并非真的如此严肃和骄傲。通过研究委拉斯开兹替他的孩子们所作的画像，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更公正的印象。大概他是毫无理由地爱着他的孩子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实际上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对艺术家、作家和女人非常慷慨，不像他父亲那样想做“半圣人”，而是享受食物和性、戏剧和图画、宫廷和狩猎，即使在一个垂死的西班牙，他也决心尽情地享受生活。或许由于他如此充分地欣赏生命，他在位时期，西班牙的诗歌和戏剧、绘画和雕刻都有着空前绝后的繁盛景况。他感觉享乐似乎太繁杂时，便增加祷告，他靠他的诚意铺平通往天国的道路。他有32个私生子，他承认其中8个。由于没有太多的时间留作处理政府事务，他将他的权力和工作托付给17世纪外交界的一位雄才。

奥利弗雷伯爵加斯帕·古兹曼（Gaspar de Guzmán）和黎塞留的事业相当，却站在对立的地位。为了争夺欧洲的领导权，这位伟大的伯爵和那位诡计多端的枢机主教斗智斗勇了21年（1621—1642年）。委拉斯开兹毫无恐惧也毫无指责地将奥利弗雷显示给我们，他那好斗的个性显示在他那端正的胡须上，那髭卷曲得像凶恶的镰刀，他的长袍和绶带、链条和国家的钥匙都显示出一种权威。他帝王般的骄傲，易于激怒的个性及严肃的执拗等缺点，使所有人疏远他。他以奉献式的热情和勤勉为西班牙服务，在那个贫渎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坦诚，除了取悦国王以外，他蔑视一切世俗的娱乐，私生活简约朴实。他热诚地支持西班牙的文学和艺术。只有知道他上述这些优点的人，才会继续和他亲近。他精诚努力以求减少浪费、抑制贪污，为财政上追回过去的侵吞款项，减少王室开销，在衣着和装备上力求经济、节约，甚至想抑制宗教裁判所的残忍。他亲自负起行政、政策、外交和战争各方面的重任。每天破晓之前他便开始辛勤工作，一直到精疲力竭。他咒骂那有着同样热诚的黎塞留，正在缓慢、狡猾又冷酷地蚕食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势力。为了面对这种致命的挑战，在加泰罗尼亚、葡萄牙、法国、那不勒斯、曼图亚、荷兰等地及那广阔而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战场，处处都需要军队。军队需要金钱，而金钱有待于赋税。货物税上升到14%，贸易因而受到阻碍。收税员在余款抵达国库之前，先侵吞了2/3。因此，凭借他爱国的决心，奥利弗雷损伤了西班牙的经济生活以挽救其政治权势。

我们撇开那血腥的战争场面，它们在增加我们的知识和人类尊严上一无助益。那是一场力量的搏斗而非原则的坚持，双方为了军事上的胜利都将宗教置之一旁：黎塞留资助德国境内的新教徒对抗天主教的奥地利；奥利弗雷每年给罗翰公爵亨利30万杜卡特，以延缓法国境内的胡格诺教派叛变。最后，西班牙被击败，她的海上势力在当镇（Down）一役（1639年）中为荷兰人终止，陆上势力则被法国人在鲁西永（1642年）和罗克罗伊（1643年）两地击败。在西班牙衰竭之时，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争取到了自由（1640年），而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则在法国协助之下和卡斯提对抗了19年。最后，这位曾在无数患难中信托其大臣的柔弱国君，勉强地免除了奥利弗雷的职务（1643年）。奥利弗雷逃离对他满怀敌意的马德里，自愿放逐到遥远的托罗，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癫狂地死去。

菲利普现在已亲政一段时间。他减少自己的开销，为良心所驱，将心力放在政府事务上。但是，导致西班牙衰落的各种因素，不是他能了解和控制的。战争继续进行，赋税未能降低，物产和人口减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西班牙求助无门，不得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之后，承认联合省份的独立。《比利牛斯和约》（The Peace of Pyrenees，1659年）中，正式承认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在这一切灾难中，菲利普忠实而忍耐的妻子伊萨贝尔死了（1644年），两年以后，他唯一的儿子巴尔塔沙也随她而去。委拉斯开兹曾替这孩子作过非常迷人的画像。此时国王只剩下一个合法的孩子——玛丽亚·特蕾莎。他将这个女儿许配给路易十四。由于渴盼一位继承人，这时年已44岁的菲利普和他14岁的侄女——奥地利的玛丽安娜结婚（1649年），此前，她曾和巴尔塔沙订婚。她替他生了两个儿子，菲利普·普罗斯波，在4岁时夭折，及以后的查理二世卡洛斯·塞冈多。这位疲惫的国王，胆结石使他痛苦，痔疮使他衰弱，又受巫医僧侣的折磨，1665年，他终于离开了王位，也离开了尘世。临终时他因后继有人而感到安慰，却想不到他那半白痴的儿子会把整个西班牙赠送给法国。

葡萄牙（1557—1668）

3件大事足以概括葡萄牙在这些年代中的活动：失去独立，重获自由，卡蒙斯（Cames）写作《鲁西亚》（The Lusiads）。

葡萄牙与西班牙分享扩张的狂喜和教条的残忍，却先西班牙而衰落。她殖民地的迅速扩张，将国内富有事业心的子民都吸往海外；农业被忽视或是留给工作情绪冷淡的奴隶；里斯本充满了腐化的官吏、贪婪的商人和一文不名的劳动者，完全依靠帝国的剥削或贸易生活。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受到满怀宗教热诚的耶稣会教士们的鼓励，向他的叔父菲利普二世建议，西、葡两国共同去征服摩洛哥并使之基督化。菲利普忙于其他事情，拒绝了这个意见；塞巴斯蒂安意欲单独负起这项事业。菲利普警告他葡萄牙的资源太少，不足以担负这场战役。塞巴斯蒂安坚持时，菲利普便对他的枢密院说：“如果他得胜了，我们将会得到一位好女婿；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将得到一个好王国。”塞巴斯蒂安入侵摩洛哥，结果大败，自己也在亚卡撒基维（Alcázarquivir）一战中被杀（1578年）。塞巴斯蒂安是一位虔诚的独身主义者，身后并无继承人，王位被他的叔祖枢机主教卡蒂纳尔·亨利（Cardinal Henry）继任。亨利本人也在1580年去世，自1385年开始统治葡萄牙的阿维斯王朝（Aviz Dynasty）至此告终。

这是菲利普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和萨伏伊的埃马努埃尔·菲力伯都是葡萄牙曼纽尔（Manuel）国王的孙子，因此成为这个空悬王位最直接的继承人。里斯本的葡萄牙议会承认菲利普，一些敌对的王位要求者则阻挠他进入葡萄牙。勇敢的阿尔瓦征服了他们。于是，菲利普二世在1581年进入里斯本，成为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他以谦恭和贿赂，极力赢取这个国家的友谊。他禁止他的军队掠夺乡村，阿尔瓦则因这种侵犯吊死了许多菲利普的军人，致使他担心绳子不够用。菲利普保证将葡萄牙的领土置于葡萄牙的行政官员管辖之下，不指派西班牙人担任葡萄牙的官吏，而且维护葡萄牙人的特权和自由。这些保证在他有生之年都是被遵守的。因此，菲利普轻易便继承了葡萄牙的海军及她在非洲、亚洲和南美等地的殖民地。那条古老的划分西、葡两国领域的教皇线不见了，欧洲国王中权势最大的一位，如今势力更大，此时正准备用入侵英国来毁灭自己。

正当葡萄牙帝国转让给西班牙和荷兰人时，她最伟大的诗人却在歌颂其征战的光荣。国籍和语言的障碍再一次阻挠了我们求知的欲望。那些不是在葡萄牙历史中成长的人，那些不能察觉葡萄牙语言中音乐感的人，如何能公正地评论鲁兹·瓦兹·卡蒙斯呢？

在写出他的诗歌之前，他早就亲身经历了他的史诗。他的一位祖先和他一样也是一位“大兵诗人”（Soldier-Poet）；他的祖母是瓦斯科·达·伽马的一位亲戚，瓦斯科·达·伽马便是《鲁西亚》史诗中的主角；他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船长，在果阿（Goa）附近遭遇海难。卡蒙斯出生于里斯本或科因布拉（Coimbra），出生后不久其父便死于果阿。这少年可能曾在大学求学，因为他的诗中带有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人的气息。他的罗曼史开始在一家教堂中，礼拜的那一刹那：他看见一位美丽的女人长着“雪白的脸和金色的发”，因此诗兴大发。他的某些诗句一定开罪了朝廷，他被放逐到塔古斯河（Tagus）上游的一个村落中。在那里，他梦想写出一首史诗，那诗将“增加葡萄牙的光荣，而使士麦那嫉妒，即使她是荷马的出生地”。那不知感激的政府，将他放逐或充军到休达。在那里，不知因为作战或打架，他失掉了一只眼睛。回到里斯本之后，在一次打斗中，他为了保护朋友而刺伤了一位廷臣，因此入狱8个月，后来可能由于他答应到外国服务而获释。1553年3月26日，他29岁，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搭乘卡布拉尔的旗舰前往印度。

在半年的航程中，他吟出《鲁西亚》一诗的前两篇，以打发那些潮湿夜晚的沉闷。9月，他的船抵达果阿。他参加了多次战役：在马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在阿拉伯外海，在蒙巴萨岛（Mombasa），在东印度群岛及澳门。他描述他自己一手舞剑一手挥笔，他的伙伴们叫他“虚张声势者”（Trincafortes），或是因他们佩服他的剑更甚于他的笔。澳门的一个洞穴，至今仍被认为是他当年写诗的地方。一个不确定的故事说他从澳门被戴上镣铐送回国，被捕的原因至今不明。另一个故事（略去了他的锁链）告诉我们，他的船如何在高棉外海遇难，卡蒙斯游泳上岸，嘴中犹不停地吟诗。然而，在那次海难中他失去了他心爱的中国妻子。几个月的苦难之后，他找到回果阿的道路，却因而被捕。释放之后，他又被监禁，这一次是为了债务。一位好心的总督释放了他。此后一段短短的时间，这位诗人得以享受生活及那些不同肤色的情妇们带给他的多彩多姿的感受。1567年，他借钱搭船回葡萄牙。他的钱在莫桑比克即已用罄，他在那里贫困地耽延了两年。一些朋友替他付清了债务和旅费，终于在1570年将他带回里斯本。他唯一的财物便是他的诗集。塞巴斯蒂安国王给他一笔适度的年金，那诗集最后终于付印（1572年），而他被允在贫困的宁静下度过了8年。1580年，他死于里斯本，和其他流行病的死者一起被埋在一座公墓中。葡萄牙将他的生日——6月10日——当作一个纪念假日来庆祝，而把他的《鲁西亚》一诗当作民族史诗一般珍爱。那诗的题意是“葡萄牙人”。卡蒙斯从西班牙西部，古罗马时名为鲁西塔尼亚（Lusitania）的地方，而得到鲁西亚一词。

那些曲折的故事围绕那次历史性的航行而发展，而航行是指瓦斯科·达·伽马（1497—1499年）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向塞巴斯蒂安国王和塔古斯河中的女神们祈告之后，故事便随着瓦斯科·达·伽马的舰队向非洲东岸进行。觉得模仿荷马和维吉尔是他的义务，这位诗人也刻画了一个众神的会议，他们争辩着究竟应否让这探险队抵达印度。酒神巴科斯投否决票，因而鼓动莫桑比克的摩尔人攻击那些上岸取水的葡萄牙人。爱神维纳斯和丘比特替水手们解围，摩尔人被逐退了。莫库里神命瓦斯科·达·伽马继续前进。舰队停在肯尼亚外海岸，受到殷勤的接待，当地的土王按照卡蒙斯的安排，要求瓦斯科·达·伽马告诉他葡萄牙的历史。那位海军上将最后答应了，他细述卡斯特罗的悲剧，描述惨烈的阿留巴罗塔（Aljubarrota）战役（1385年），那次战役使葡萄牙人首度从西班牙赢得自由，最后他说到自己这次从里斯本出发的探险航行。这位新的“冒险者”横越印度洋时，酒神和海神搅起一阵台风来阻止他们。由于卡蒙斯曾亲自遭受过这种暴风雨，他做了非常刺激的描绘。维纳斯使风浪平静下来，而那支舰队也成功地抵达卡利卡特（Calicut）。

回航时，维纳斯和她的儿子丘比特替这些疲倦的水手安排了一个宴会。在她的命令之下，可爱的海的女神内莱兹（Nereids）升出海面，在宫廷式的豪华桌面上堆满了美食鲜花，用食物、饮料和爱情来安慰这些水手：

那林中有着何等饥渴的吻！

又有何等柔和的轻叹之声！

何等甜蜜的爱抚！

何等亦怒亦羞的轻憎，最后却化为明朗的欢欣！

爱神燃起祝火，

他们自清晨直至日中，

追逐着如此的欢愉！

人们宁可尝试，何忍指责，

指责那些无法尝试它们的人。

唯恐某些葡萄牙人会抱怨这些诗句侮辱了一夫一妻制的尊严，卡蒙斯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寓言，女神们象征的“不是别的，正是荣誉……凭着它，我们可以提升和净化我们的生命”。无论如何，那些水手跌跌撞撞地回到他们的船上，舰队也觅路回到里斯本。诗的结尾请求国王论功行赏，并不要忽视这一篇爱国的诗。

即使通过翻译的迷雾，一位外国人也可以感受这位著名诗人飘荡的音乐和抒情的忘我情境，一位“大兵诗人”的热血，他将那扩张年代中葡萄牙人活泼的性格和冒险的历史介绍给我们。据说，塔索曾经提出卡蒙斯的名字，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位诗人，在他面前，塔索不敢充满自信地估量自己。而韦加（Lope de Vega）在西葡两国不像今天那样疏远时，将《鲁西亚》一诗同时列在《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两首诗之上。今天，只要是使用葡萄牙语的地方，这篇诗就是一体的结合、光荣的旗帜。

据说卡蒙斯听到菲利普正将葡萄牙收为己有时，就像他的临终遗言：“我如此深爱我的祖国，我愿和她一起死去。”菲利普在世时，这个被俘的国家生存得相当好，但是他的后继者违背了他的誓言。奥利弗雷建议将这两个民族和语言合并为一，西班牙从葡萄牙的属地和商业中取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英国和荷兰由于正与西班牙作战，不但掳掠西班牙，也掠夺葡萄牙的财产、市场和舰队。西班牙人拥进葡萄牙的机关，西班牙的传教士们进入葡萄牙的教区。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的文学和思想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国家收入减少时，民间的不满便升起了，直至最后，贵族和教士们领导这些激怒的人民起来叛变。受到英国和黎塞留的鼓励，爱国分子宣布布拉甘萨（Braganza）的大公约翰成为葡萄牙的国王（1640年）。法国和荷兰派遣舰队进入塔古斯河，而法国更保证它绝不与西班牙谋和，直到西班牙承认葡国的独立为止。西班牙为国外战争所苦，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和金钱可用来扑灭邻国的叛变。处压力减缓时，派遣了总数3.5万人的两支军队来镇压这个新政府（1661年）。葡萄牙只能召集1.3万人，但是英国的查理二世回报布拉甘萨的凯瑟琳一份更漂亮的嫁妆——一个厚利的条约，规定英国与世界上任何葡萄牙港口进行自由贸易，又派卓越的腓特烈·斯丘伯格将军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葡萄牙。西班牙的军队，在埃沃拉（Evora，1663年）和蒙特·卡拉洛斯（Montes Claros，1665年）两地被击败。1668年，精疲力竭的西班牙承认了葡萄牙的自由。

第三章　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1556—1665）

黄金世纪

“今天生活在我们西班牙的卓越天才真不少。”塞万提斯在1584年这样写道。当时或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是这些天才中最伟大的一位，他还未写《堂吉诃德》一书（1604年）。稍后，“黄金世纪”（1560—1660年）便进入全盛时期。

究竟是什么引起这次文化的爆发，使文学和艺术的灿烂交辉？或许是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多次胜利——美洲的征服和剥削，西班牙在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印度等地的权势和利润，及在西班牙本土战胜摩尔人和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人。在西班牙人的危机已相去甚远的今日，我们很难了解，那些多姿多彩岁月中的危险和成功如何燃起天主教信仰的热情，从而使大部分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血统和对他们的宗教一样引以为荣。检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我们或许会觉得令人窒息，但在十字军抵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为了国家的统一，却被政府视为必须采用的手段。那些被禁止逾越神圣教义的西班牙人，却在狭窄的领域内翱翔于小说、诗歌、戏剧、建筑、雕刻、绘画等至高无上的境界。

这也是一个属于耿直的学者们和大胆的历史学家们的时代，是一个属于神学、政府、法律、经济、地理、古典文学、东方研究等各种著名著作的时代。博学的亨利·哈勒姆评论说：“菲利普二世治下的西班牙，在学术上远超出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确实，教育更加普及。穷人和富人一样进入大学就读，这个时代有20所新设立的大学加入那些闻名遐迩的大学行列。萨拉曼卡（Salamanca）一校，1551年时即拥有学生5856人。“除了作家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自称为绅士。”国王、大臣、贵族和高级教士们都慷慨地资助学者、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然而，白璧之中也有微瑕：教会严格地监视着每位教师，而菲利普二世本人，为了保持西班牙大学的完美及西班牙人在神学方面的净化，除了科因布拉、博洛尼亚和罗马等地的大学外，禁止西班牙青年进入任何其他的外国大学。“黄金世纪”之后，这种知识上的垄断，可能已在西班牙的文明不育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此时，两位著名的耶稣会教士进入历史的画面，一位是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他是塔拉戈纳一所耶稣会学院的校长，曾写过一部3卷的小说《评论》（El Criticón），描述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圣赫勒拿岛乘船触礁，在那里发现一名孤独的土人，并对他加以教导（这或许是《鲁滨孙漂流记》故事的蓝本？），之后他们一起旅行世界，对欧洲文化进行深刻的批评。他们的悲观主义和对女性的憎恶颇得叔本华的好感，他把这本书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书籍之一”。一位朋友从格拉西安的著作中摘出了300个段落，印成《处世名言和艺术》（A Handy Oracle and Art of Worldly Wisdom），因而使他名闻国际。这书的很多译本中有一本是叔本华所译。下面是一些名言的例子：

勿光芒震主……高傲常为人忌，最高傲者受忌也最深。当小心掩饰你的美德，如同掩饰你的美丽。

平庸加勤劳胜于卓越但懒散。

幸运有路，智者的一切并非完全得自偶然。

完美不在于量而在于质……有人用数量衡量书籍，殊不知言贵精而不在多。

像少数人那样思想，像多数人那样说话……惟少数深思者得近真理……让智者常保沉默；自认宜于说话时，出语也当深思。

当知如何说“不”……切莫断然否决，因是非殊难肯定……用谦卑恳切填满拒绝的空处。

处世深者不轻信。

加上一句话易如反掌，收回一句话难如登天。

这时西班牙历史学家是欧洲最卓越的。菲利普二世将官方文书和其他文件，广泛地收集在他位于西曼卡斯（Simancas）的档案处，他说：“因为编年和历史学家对国家事务所知甚少，而那又是人所渴望知道的，为了免除这个缺点，我将一切可能用得着的资料集合起来。”自此，这些档案就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宝藏。耶罗尼摩·朱利塔（Jerónimo de Zurita）在撰写他的《阿拉贡编年史》（Anales de la Corona de Aragón，1562—1580年）时，参阅了数千种原始文件，因而赢得“精确作家”的美名。

西班牙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里安纳原是特拉维拉（Talavera）一位牧师的私生子。青年时代便离家自谋生活，为了应对贫穷和困乏，他磨锐了他的智慧。那些一向敏于辨识人才的耶稣会教士，给予他严格的教育。他24岁时，他们将他送往设在罗马的大学讲学，稍后，又送他到西西里，而后再送到巴黎。在巴黎，他发表了关于阿奎那的一连串演说，吸引了热情的听众。后来他身体转坏，37岁（1574年）时，他被允退休，回到他在托莱多的教会。残余的49年中，他很少离开住所。在那里，他撰写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引起国际热烈的赞扬，另外一篇《论王国的货币》（“On the Coinage of the Realm”）是一篇大胆攻击莱玛货币贬值的文章，还有一篇《耶稣会当局的谬误》（“The Error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未曾付印。最后的40年中，他主要致力于撰写《西班牙史》（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1592年）一书，此书用拉丁文写成，以便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了解西班牙如何崛起、成为领导和强权国家。在枢机主教班柏（Bembo）的鼓励下，他将此书的大部分译成纯粹的卡斯提语。这是西班牙编史工作中最光荣的成就，叙述生动，文体优美，精于性格描写，而作风坦诚不惧——“生动的记录与冷静的历史最杰出的结合，真是前所未见。”

古老的编年史逐渐变为具有文学和哲学形式的历史著作。这一时代的西班牙小说也历经带有骑士气概和田园韵事的过程，一跃而至小说史上的制高点。骑士的爱情故事仍然很多，从圣·特蕾莎到塞万提斯的每个西班牙人，都渴盼地读着这些作品。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或是对过度强烈的西班牙宗教的一副缓和剂，因为爱情故事的信条是爱，而骑士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他们选中或幻想中的淑女。为了保护和拥有这些，他们会击败许多其他的骑士，但并不是破坏上帝或人们的法律。塞万提斯开始写作时，人们对这类故事的疯狂热情正逐渐沉静下来。蒙田和胡安·鲁斯·维维斯（Juan Luis Vives）已经嘲笑过这类作品，而更早之前（1538年），卡斯提的议会就抱怨，浪漫爱情故事“对成人、男孩、女孩和其他人等，为害至大”，而且有很多人“被它们引诱而脱离真正的基督教义”。

另外一种文体也发展到极点。1553年，一位身份不详的作者在《引导盲人的孩子》（Lazarillo de Tormes）上曾写过第一部“恶汉体裁”的小说，将一位有趣的恶汉英雄化，他用违法补救穷困，又用机智补救违法。1599年，马提奥·阿里曼（Mateo Alemán）印行了一本《流浪汉》（Vita del Pícaro Guzmán de Alfarache）。5年后，塞万提斯采取了这两种情绪——骑士们褪色的梦和一般人的幽默智慧——将它们在他那本最著名的，也是最好的小说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塞万提斯（1547—1616）

依据西班牙在孩子出生那天为纪念圣徒而替孩子取名的风俗，创造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Sancho Panza）两个人物的作者，于1547年10月9日在阿尔卡拉受浸而命名为塞万提斯。他——或者他父亲也是——在名字前加上萨维德拉（Saavedra）一词，这个词来自一个卡斯提家族，他的加里西亚（Galicia）祖先们在15世纪曾和这个家族通婚。他父亲是一位医生，耳朵不好，贫困，常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替人接骨或疗治一些轻伤。显然，年轻的塞万提斯曾陪伴他到过瓦拉多利、马德里、塞维利亚等地。这孩子的教育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虽然他出生在一座大学城中，但似乎不曾接受大学教育。他不曾受到古典文学的磨炼和洗礼，必须从生活中拾取关于生活的知识。

除了他的受浸记录，我们所知有关他的第一件资料是1569年一位马德里的学校校长印行了一卷书，其中包括6首诗，由“我们可爱的学生”塞万提斯所写。同年9月，一位名叫米格尔·泽班兹（Miguel de Zerbantes）的人，因决斗遭逮捕，被判割去右手，之后离开西班牙，有10年之久。在12月的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位米格尔在罗马一位高级教士家中服务。1571年9月16日，同一位米格尔，或许（像卡蒙斯一样）为了逃避监牢而选择服兵役，此时正在奥地利的堂·胡安舰队中的“复仇号”战船上，从墨西拿出发。那支舰队在莱潘托遭遇土耳其人时，塞万提斯正因热症卧病舱中。由于他坚持执行自己的任务，因此被派去对付船边一艘小艇中的12个敌人。他身受3处伤，两处在胸部，另一处创伤使他的左手永远残废——“右手托天之幸”，他说。他回到墨西拿的一所医院中，而由西班牙政府付给他82杜卡特。此后他又在那瓦里诺、突尼斯、格莱塔等地参加其他的战役。最后，他被允回西班牙，但在回国的航程中，他和他的兄弟罗德里戈被巴巴里海盗所执（1575年9月26日），而后在阿尔及利亚被卖为奴。他从堂·胡安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信件，使俘虏他的海盗们相信米格尔是一个相当值钱的人。他们要他付出大笔赎金，虽然他的兄弟在1577年就被释放了，他则被羁押5年之久。他一再尝试脱逃，结果只是使他所受的惩罚更加严酷而已。他的母亲尽力筹措使他获释需要的500克朗，他的姐妹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牺牲了她们的嫁妆，最后（1580年9月19日），他终于获得自由。经过一段艰苦的行程，他回到马德里的故居。

一文不名而肢体残废，他发现除了再去当兵之外简直没法活下去。有迹象显示他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寻求服役的机会。他爱上一位比他小18岁的女士，这位女士——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帕拉西奥斯——除了名字长之外，别无长物。受到爱情和贫困的双重刺激，塞万提斯写了一本田园爱情故事《伽拉泰亚》（Galatea），这本书他卖了1336个瑞尔。那位女士现在和他结婚了（1584年）。婚后，他将他一年前一段露水姻缘中生下的一名私生女交给她，而且说服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卡塔利娜自己没有生孩子。她常因他的贫困责骂他，但显然她是一直忠于他的。她活得比他久，而且在临死时要求葬在他的墓旁。

《伽拉泰亚》一书不曾给他带来更多的钱财，书中角色们的对话——除了作诗之外——过分雄辩。虽然塞万提斯曾计划写一本续集，而且一直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杰作，他始终不曾有时间和灵感来完成它。有25年的时间他尝试写作剧本，他编了约30个剧本，认为它们都是杰作，他肯定它们“都上演过，未遇到任何冷场”。但这些剧本中并没有一本触及公众的嗜好，也不曾替作者掘到金矿的矿脉。他隐退到陆海军的一个补给部门（1587年），借着这个职务，他旅行了一二十个城市，将妻子留在家里。他协助补给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94年，他被指定担任格拉那达的收税员。由于账目不合，他被囚禁在塞维利亚，3个月后获释，但被免除了政府职务。他在塞维利亚又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日子，想靠笔杆子为生。然后，他在西班牙各地浪游时，又在阿加马西拉（Argamasilla）被捕。据说，在牢房和苦难中，他继续写作一本世界上最欢乐的书。回到马德里后，他将《拉曼卡的堂吉诃德的传记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the Renowned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一书的手稿卖给弗朗西斯科·罗贝尔（Francisco de Robeles）。1605年印行，现在，经过58年的艰苦奋斗，塞万提斯终于触到了成功之门。

除了批评家外，每个人都盛赞这是一本幽默而富于哲学意味的不朽之作。菲利普三世（据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天站在他马德里宫廷的阳台上，看见曼扎纳雷斯（Manzanares）河对岸有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正在阅读，但他不时地中断阅读而用力地敲打自己的前额，伴着无数乐极入狂的动作。‘那个学生，’国王说，‘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在读……《堂吉诃德》。’”

正如每本杰作，在这800页的篇幅中少不了白璧之瑕。结构不太精巧——一连串插曲，大多是些不相关的故事，而全书的结构就像书中的骑士那样毫无计划，他“骑马前进，由着他的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结构中的某些线索到最后都松软无力，或者纠缠不清，如桑丘失去其骡子，而后又复现，但未解释原因。生动的叙述不时陷入沉闷，文法松弛不严，用语粗俗不驯。地理学家们则断定书中的地理背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切何伤大雅？我们读这本书时，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中越来越被一种亲切的引力左右，我们会惊奇，塞万提斯在一切苦难中能对理想主义和幽默做如此的融合，能将人性中这距离遥远的两极如此高明地并置一起。体裁是长篇故事应有的体裁——不是枯燥无味的滔滔雄辩，而是一条清澈舒畅的小溪，偶然会闪现一两个隽永的语词（“他一脸福相”）。全书的故事皆显示其创造力，桑丘的格言永无竭尽，最后的一个幽默或哀愁绝不逊于第一个。塞万提斯所谓：“这个最庄严、自负、精细、厚道和幽默的历史”中包括的，就是西班牙的人民和生活，用一种无偏的爱，并借着无数生动活泼的琐碎细节加以描述。

塞万提斯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手法，伪称他的“历史”是采自一位阿拉伯作者西德·哈米特·本恩吉利（Cid Hamet Ben-Engeli）的手稿。序文中，明白地宣布他的目的是：描述对骑士风尚的一个讽刺……“那些曾如此奇妙地迷惑大部分人的……一大堆未加设计的有关骑士风尚的浪漫故事的衰灭……做了一个讽刺。”

乔叟曾在《坎特布雷故事集》中的《托帕斯爵士的押韵诗》（The Rhyme of Sir Topas）一文中做过类似的工作。拉伯雷在《巨人传》一书、普尔奇（Pulci）在《莫冈特·马焦雷》（Morgante Maggiore）、特奥费罗·佛兰格（Teofilo Folengo）和其他“混淆体”诗人也曾讥讽过骑士，而阿里奥斯托在《奥兰多的暴怒》一书中曾讥嘲过书中的男女主角。塞万提斯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否决浪漫故事，有些，如阿马蒂丝·高拉和他自己的加拉蒂，他是保留下来的，他在他的故事中穿插了一些游侠的浪漫韵事。最后，历经无数的挫败和不名誉的抛弃，富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仍是故事中的秘密主角。

塞万提斯把自己描画成一位想象中的乡绅——豪侠而机敏——非常沉迷于图书馆中的小说，所以将自己从头到脚穿上骑士的服装，携着骑士的武器，骑着马——罗西南特——冲出去保护那些被压迫的人，纠正邪恶，护卫圣洁和天真。他憎恨不公，梦想那金色的过去。那时没有黄金，那时“那两个不祥的字，‘你的’和‘我的’，压根儿就没有区别。在那个圣洁的年代，一切东西都是公用的……那时一切都是联合，世界上都是爱和友谊”。遵照骑士风俗的要求，他不但将他的武器，而且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一位女士——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他未曾见过她，但他能将她描绘成纯洁、优雅、一无瑕疵。“她的粉颈像雪花石膏，她的酥胸像云石，她的玉手像象牙。将白雪和她的玉体并列，白雪也将失去光彩。”这“云石”使他坚强，“白雪”使他温暖，于是堂吉诃德出发向全世界的邪恶作战。在这以寡敌众的战斗中，他并不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因为“我一个人抵得上100个”。陪伴着他进出小酒店和磨坊，跨过污秽的沟渠和冲过惊慌四窜的猪群，作者塞万提斯爱上了这位“不吉的骑士”，不仅把他写成疯人，也把他写成圣徒。历经那一切的灾祸和痛苦的挫败，堂吉诃德仍然保存着谦恭同情和慷慨的心灵。最后，这个忧郁的狂人被作者改写成一位哲学家，他即使身在泥淖中，仍仁慈地言及良知，而且原谅那个他不了解的世界。作者按照预定的计划仍使堂吉诃德一败涂地时，我们开始迁怒于作者的安排，而当桑丘告诉他城里唯一的一位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只是“一个粗壮的老妈子……一个高大、壮硕如男人一样的丑妇”时，我们开始同情这位梦成幻影的骑士。骑士用一句金言回答了桑丘，他说：“美德使肉体高贵。”“每一个人，”他说，“都是自己作品的继承者。”

堂吉诃德缺乏的就是幽默，而幽默是哲学的妻子。因此，塞万提斯给他一个健壮的仆人——一位庄稼汉的儿子桑丘——作为跟班。他替那位骑士服务，而骑士则管他吃喝，而且答应将来征服土地中的一部分由他管辖。桑丘是一个头脑简单、胃口奇佳的人，虽然常在挨饿的边缘，但直到最后一页，他一直是一个胖子。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家伙，爱他的驴子就像爱自己一样，看重它的“甜蜜的伴随”。他不是一位典型的西班牙农人，因为他太富于幽默而缺少威严。但是，正如任何从过度狂热的神学中解脱出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居心善良而仁慈，聪明但文盲，忠于他的主人。他不久就断定堂吉诃德疯了，但也变得爱他了。“我一直紧随着我的好东家，这些月来一直和他做伴，”最后他这么说，“现在他和我已经合成一人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代表着人性的两面。那个骑士转过来尊敬他这位随从的智慧，认为即使不如他本人那么高贵，也和他本人一样有好的根基。桑丘用谚语来表现他的哲学，这些谚语一个接一个，几乎占了他思想的全部：“母鸡女人爱漫游，游来游去迷了途。”“女人是不是真难分，中间容不下一根针。”“医院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孩子天真可爱，长大了越变越坏。”塞万提斯或者使用了一本这类谚语的谚语集，他说这些谚语是“长期经验凝结成的简短语句”。桑丘辩解他的“慢板”，说是由于这些谚语阻塞了他的喉咙，必须吐出来，“先来的先请”。堂吉诃德对这滔滔不绝的谚语毫无办法，只有认了。“老实说，”他说，“你似乎没有我清醒，我宣判你‘精神错乱’。我原谅你，而且已经这么做了。”

《堂吉诃德》的成功使塞万提斯得到两位赞助人，一位是莱莫斯（Lemos）的伯爵，一位是托莱多的枢机主教。他们给他一笔小小的年金。现在他可以供养他的妻子、私生女、守寡的姐妹和一个侄女了。这本书印行后几个月，他和他全家突然因涉嫌参与发生在塞万提斯家门口的加丝帕·埃兹贝雷塔（Gaspar de Ezpeleta）谋杀案而被捕。谣言说加丝帕曾爱上了那个私生女，但调查证明并无其事，又全被释放了。

塞万提斯好整以暇地进行《堂吉诃德》的第二部。1613年，他中断这个心爱的工作，印行了12本《训诫小说集》（Novelas Ejemplares）。“我曾给这些故事一个名字，叫作‘模范’，”他在序言中说，“如果你细读此书，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故事不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第一个故事关于一群盗贼和塞维利亚警察，可作为模范的和谐。另外一个故事《狗的对话》（Colloquy of the Dogs）描述该城市的礼节和道德。在这本书的序文中，塞万提斯描绘他自己：

本书中你看见的那个容貌倾斜，长着栗色头发，平顺而不纠结的眉毛，明亮的眼睛，钩形但比例均匀的鼻子，银灰色的胡子——不到20年前，还是金黄色的，上唇长着很长的髭……牙齿不多，不值得一数……中等身高……略微下垂的肩膀，相当大块头的人。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伽拉苔亚》和《堂吉诃德》两书的作者。

1614年，《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出现使他惊奇，因为这书不是他写的，而是由一位自称阿维拉内达（Avellaneda）而身份不明的人所撰写的。序文中取笑塞万提斯受伤，而为这个可能毁坏塞万提斯本人第二部的诡计自喜。这位被打扰的作者于是匆匆地完成了续集，于1615年付印。文化水准颇高的西班牙读者很高兴地发现这个续集无论在想象、精神和幽默各方面都不逊于第一部。经过这额外的500页，兴趣一直维持到那悲哀的——如果不是痛苦的——结尾。有人认为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在那位公爵宫廷中——桑丘的恶作剧及关于他挨打屁股的痛苦故事，使第二卷成为较好的一部分。桑丘被命为巴拉塔里亚总督时，每个人都预料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昏庸的一位地方官。恰恰相反，他善良的心地和常识，他简单而公正的管理和改革及他在一次抢劫案中聪明的判决，都足以使当时政府蒙羞。但那些残酷的邪恶势力太强大了，它们不断地折磨他，终使他怀着解脱的心情挂冠而去，恢复他做堂吉诃德随从的生活。

剩下来的是骑士同样由梦想中逃回现实。他出发去做种种新的冒险，但遭遇到最后的失败。在那次失败中，他得胜的对手逼迫他做出保证，他将回家去过一年非骑士的平静生活。这位疲惫的战士同意了，但他美梦的幻灭使他生命的源泉枯竭。他将他的朋友们召到床边，分送礼物，预立遗嘱，解除骑士的誓言，而让自己的精神加速崩溃。桑丘回到自己家中，满足地耕耘着田园。他入世已深，更使他感觉自己家乡的可爱。最后，他温和的现实主义显然胜过他主人丰富而虚幻的理想主义，但也不完全如此。那位骑士在墓碑上留下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就是为追求它们而死。”那位现实主义者继续活着直至死去，但那位理想主义者那时开始新生。

剩下的最后一年中，塞万提斯印行了8个剧本，时间还不曾肯定他对它们的估计，但已经给予他的《拉纽曼西亚》（La Numancia）一个崇高的地位，那是一首美丽有力的诗剧，赞美那个西班牙城市抵抗罗马人的包围（公元前133年）。他和他笔下描写的骑士一样，自己深信的事物遭受幻灭。他以为后世子孙们会由于他的剧本而记住他，他以带有不适切却值得原谅的嫉妒语气，谈论有着惊人成就的韦加。嘲笑了大部分的浪漫故事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自己写了另外一个浪漫故事《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Pérsilesy Sigismunda）。死前4天，他将它奉献给莱莫斯的伯爵：

昨天，我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今天我提笔写下这献词。时间不多，我的痛苦渐增，希望渐灭……所以我向诙谐，向我生动的幽默及愉快的朋友们告别。我感觉我行将死去，我别无欲望，只希望在另一个生命中见到你们快乐。

他死于1616年4月23日。 [1]

用他特有的堂吉诃德方式，他曾预计他的《堂吉诃德》一书会卖到3000万册。世人对他天真的话发出微笑，结果不止3000万册。除了《圣经》外，没有再比这本伟大的故事有更多的各国文字译本。在西班牙，最单纯的乡下人也知道堂吉诃德，大概除了《圣经》外，他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生动、最可爱、最著名的一个角色”，比历史上成千骄傲的著名人物更真实。塞万提斯使他的故事成为生活方式的深刻描绘，这种做法树立了现代小说的规范，也替勒萨日（Lesage）、菲尔丁（Fielding）、斯摩利特（Smollett）和斯特恩（Sterne）等人做了开路先锋。他使这个新形式的小说揭露并启发了人类道德的全域，因而使它升入了哲学的境界。

[1] 看上去他和威廉·莎士比亚死于同一天。英国那时仍然使用朱利安历法，如果换成西班牙使用的格列高利历法，则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5月3日。

诗人

卡斯提语言中强有力的延长音，就像托斯卡纳的意大利语中悦耳的装饰音一样，正适于音乐和韵律，而这个民族的精神在天性中对诗较对散文更易于反应。诗人和僧侣一样众多。韦加在他的《阿波罗的桂冠》（Laurel of Apollo，1630年）一书中描述诗神的聚宴和竞赛，在他的幻想中，300名当时的西班牙人为桂冠而竞争。这种诗意的竞争对于西班牙这个民族而言，就像火焚异教徒一样盛行。这些诗中包括令人瞌睡的说教诗，写成韵文形式的教条、押韵的浪漫故事、田园诗、英雄诗体的滑稽诗、民谣、抒情诗和叙事诗。并不是所有作者都有弗朗西斯·菲格罗亚（Francisco de Figueroa）那种勇气，将自己的诗文付之一炬。

叙事诗中最好的是《拉阿劳卡娜》（La Araucana，1569—1589年），诗中描写南美印第安部落的反叛。它的作者是阿隆索·埃里奇拉·朱尼加（Alonso de Ercillay Zuiga），他在那次战争中是一名出色的西班牙士兵。所有抒情诗人中最好的可能是一位奥古斯丁教团的僧侣路易斯·庞斯，他的部分犹太血统并未阻止他表现基督徒虔诚中最优美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集神学家和诗人于一身，34岁时，他被指派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教授，至死他从未终止和那所大学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和严肃的生活并未终止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奔放。宗教裁判所在1572年即召他前往，因为他将《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译成田园诗的形式。他受了5年牢狱之灾，然后获释，再度到那所大学讲学。他用奇趣的话说：“我们上次见面时，曾谈到……”他同意他上级的看法，认为诗不适于神学家。因此他不曾将其诗付印，这些诗直到他死后40年才被印行。它们被认为是卡斯提语中最接近完美的作品。

贡戈拉和克维多·比列加斯（Quevedoy Villegas）两人更出名，因为他们用押韵诗和辩论搅动了学术的空气，他们死后留下贡戈拉派（Gongorismo）和概念派（Conceptismo）两个相争的学派，叫作文体哲学。塞万提斯对他所有的对手都有一番推荐的话——除开韦加和阿维拉内达两人，他把贡戈拉叫作“一个难得而活泼的天才，再找不到第二个”。我们从他《舰队颂》（“Ode to the Armada”）的一节中可以捕捉这位诗人怒吼的遥远回声：

啊，这岛啊！一度如此强壮的天主教堡垒，

现在，异端的污秽神龛充斥，

是训练战争的营地，智慧的神圣学校。

时光飞逝，这些高贵都曾属于你，

你皇冠上的光彩仍为人歌颂。

现在，从冥府水池萌芽之暗晦杂草

正适合你的花冠。这片土地曾为

亚瑟·爱德华、亨利诸王统治过，而今他们安在？

他的子民，正欣喜他们的倾倒，

是否仍坚决地站立于强大的信仰之下？

应该谴责和责难那些

现在统治着他们的耻辱与罪恶。

啊！可恶的女皇！你的心和额头如此无情，

秉性残酷、凶猛、卑下，而使你淫荡不贞，

你以女性而君临天下，实是美德的毁灭，

在各方面你都像一只狼，

让上帝的热情雨般地打在你虚伪的卷发上吧！

这是一支值得爱慕的笔。难怪菲利普四世要使这位激烈的诗人（现在成为一位僧侣）成为他的宫廷牧师，将他的才能传于皇宫。贡戈拉在风格方面力求洗练，字句力求斟酌，他反对韦加等人匆促写作的作风，坚持每一行都必须细加琢磨使之成为逸品。他在这方面的热心，将艺术带进矫揉的境界，字里行间夹杂着过多的隐喻、形容词、倒装和对语，及超过了李利的夸饰文体和马里尼的装腔作风。下面就是这样写一个女孩的迷人的妩媚：

她那对明亮如日的双眸

仿佛转向那酷似冬日的挪威夏日长空；

那惊人的白色是她如雪的玉手

真令那伊索匹亚的子民惊慌畏缩。

西班牙的诗人现在分成三个阵营，一是模仿贡戈拉的贡戈拉派，一是模仿克维多的概念派，一是对两者都加以抗拒的，如韦加。

在阿尔卡拉大学，克维多在法律、神学、拉丁文、希腊文、法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决斗方面都卓有声誉。虽然他近视而且有罗圈腿，但在笔和剑的任一方面，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讽刺和他的剑锋同样锐利。杀死了几名对手后，他逃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35岁时，他在那里担任财政部长。他参与欧逊纳反抗威尼斯的密谋（1618年），失败后入狱3年。回到马德里后，他并未因获得菲利普四世秘书的休闲职位而沉默，他的诗冒犯了国王、罗马教皇、奥利弗雷、女人和僧侣。他恶名昭彰的小书《狗与热病》（The Dog and the Fever，1625年）向所有的事物狂吠，将一些较桑丘使用的尤为尖刻的谚语，暴风雨似的向它们劈头泼去。他给世人一个最后的忠告，但他从未如此做：别插手那场战役，“让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过去”。克维多渴望树敌和惹事，他攻击贡戈拉派主张的迷信崇拜，而以概念派与之对抗：他认为诗人不应该在字句上慢斟细酌，而应该寻求概念——不是人人熟知的陈腐意念，或因常用而形成固定的意念，而是要寻求精巧、华美、庄严而有深度的构想。

他被误控写信给菲利普四世，其内容为警告他停止浪费，并将无能的大臣们免职。他在一间潮湿的地牢中被关了4年。获释后他的健康已被摧毁，三年后（1645年）去世。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文学生涯，而是一个充满战斗的生命，墨水就是鲜血，而诗就是战争。生命结束时，他警告他的国家，说它也在濒死边缘：

我曾见我祖国的城堡

一度如此坚强，而今却濒于倾颓。

它们的强劲为新的方式所毁，

这磨损并腐蚀了原有的庄严华美。

我走进原野，取新融之水，

而山顶上，呻吟的牲口焦急的徘徊。

它们的痛苦令我心灰意懒。

我走进家门，我看到它斑驳点点。

我疲惫的双足已弯曲，

时代获胜而我剑锈毁，

极目四顾，无一物非残存于临毁。

韦加（1562—1635）

在那个活泼的时代中，剧作家和诗人一样多。在此之前，正如在当时的英国，舞台都是临时搭架的，贫穷的江湖艺人在各小镇上卖艺。宗教裁判所致力于控制他们那些喜剧中的粗鄙，制止了一切戏剧（1520年）。马德里成为皇室居地后（1561年），两个演员团体要求国王允许他们可以永久在那里营业。他们获得许可，宗教的禁令因而被解除（1572年），两家戏院——克鲁兹（Cruz）戏院和普林西波（Príncipe）戏院建立起来了。戏院的名字表示西班牙的忠贞和权力。1602年，瓦伦西亚、塞维利亚、巴塞罗纳、格拉那达、托莱多和瓦拉多利等地也建立了戏院。1632年，马德里一地已有1000名演员，卡斯提境内有76名剧作家。裁缝、商人、牧人都在写剧本。1800年，西班牙人已经看过3万出不同的戏剧。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即使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曾对戏剧如此入迷。

戏院的形式由庭院演变而成——四周由房屋或临时看台围绕——早期的戏剧就在其中上演，所以这些永久性的戏院被设计成由渐升的座位和包厢围绕着舞台。无论戏剧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背景，服装全是西班牙式的。观众包括各阶层的人士。女人也来，但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且脸上围着很厚的面纱。演员们的生活极不安全，随时可能遭遇不幸。对他们的穷困和漂泊无根，唯一的安慰是希望。少数男性的“明星”发迹了，获得了财富和引人注目的美名。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在马德里的要道上，抚摸着佩剑和胡须。有些首席女演员则能和国王们共眠。

西班牙的戏剧之王是韦加·卡皮奥（Vega Carpio）。1647年，宗教裁判所不得不禁止一个已经印行的信条，那信条开端说：“我相信韦加是万能的，是宇宙的诗人。”历史上可能没有别的作者，在生前就享有如此美名，只是由于诗歌翻译的困难，才使他的盛名局限于西班牙。即使如此，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戏剧就在西班牙、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地上演。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他的名字被冠在并非他写的剧本前面，用以吸引观众。

在莎士比亚出生前两年，他出生于马德里一个贫穷然而（我们相信）高贵的家庭。14岁时，他逃离家庭和学校，投身军旅，在亚速尔群岛目击一些血腥的战役。他陷入爱情的罗网，但在仅受轻伤时候退出。他写了一些关于那位女士的低级讽刺短诗，结果因诽谤罪被捕，被逐出马德里。他又潜回那座城市，和乌尔比诺的伊萨贝尔私奔，后来和她结婚。为了逃避追捕和法律制裁，他加入“无敌舰队”，参与那只舰队被击败的战役，他的兄弟在那次战役中死在他的怀中。他妻子的去世使他免除了其他的纠缠。他和女伶米卡拉同居，生了两个小孩，因而再度结婚。1609年，他成为宗教裁判所的一名职员。在失去他的第二任妻子后，他被任命为祭司（约1614年），又坠入新的桃色事件。

西班牙因为他的剧作而宽恕了他的那些情妇。他写了多达1800部剧本，外加400部在宗教节日上演的短剧。他被认为曾在一周中写出10篇剧本，其中一篇是在早餐之前完成的。塞万提斯在这种迅速而大量的创作面前也自愧弗如，而把他的对手称为“自然界的怪物”。韦加能在灵感来时即兴写作，有这种不经细思即能多产的天赋，他无须伪装出一副艺术和哲学的脸。在他的《作剧新术》（New Art of Making Plays）一书中，他亲切地承认他的写作是在面包上涂奶油，所以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一些侵犯著作权的出版者派遣一些有着特殊记忆力的人去参观他剧本的演出，这些人听过三遍台词后就能背出一部剧本，而提供一个窜改的对白给这些出版者。他们不付作者分文，否则他可能不会将他的那些剧本付印。韦加的演员们一度拒绝继续演出，直到将一个记忆力惊人的观众撵出场外——因为剧本的印行可能减少观众的人数。韦加极小心地印行他的那些诗意的浪漫故事——阿卡迪亚、圣伊西德罗、耶鲁萨伦·康科斯塔达、拉赫尔摩苏拉·安吉丽卡、拉·德罗蒂——都是好听而平庸的。

在他剧本中，情节的安排是最重要的。剧中人物很少做过精密的研究，人们或许可以引用梭罗批评报纸的话批评这些剧本——你只需将人名和日期改变，内容永远是一样的。故事几乎永远转向两个要点：有关荣誉的事，谁将和那个女人睡觉。大众对于后者的变化从来不会厌烦，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从不允许有这种事发生。同时，他们欣赏附带的幽默、生动的对话及从那些美丽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嘴中轻快说出的抒情诗句。这些浪漫故事的精神在西班牙舞台上获得新的生命。

韦加的剧本中最著名的是《塞维利亚之星》（La Estrella de Sevilla）。卡斯提的国王——“大胆的桑丘”——来到塞维利亚，他称赞那些城市街道的壮丽，但是他要求他的顾问埃利亚斯更详细地告诉他关于该城市的女人：

国王：这城里的少女美如天仙，你为什么不谈谈她们？……告诉我，你在这温柔乡里难道无动于衷吗？

埃利亚斯：多娜·莱昂诺·里贝拉似乎就是天上仙女，因为在她脸上闪耀着春阳的光辉。

国王：她太苍白……我需要一个炽热的太阳，不是冰冷的。

埃利亚斯：向你投掷玫瑰花的那一个是多娜·曼奇亚·科罗内尔。

国王：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我看见其他更可爱的……我看见那边有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女，你略去不曾提起……她是谁，谁在她的阳台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向谁脱帽致意？那两眼闪烁着雷电似的光芒，而将那要命的光线射入我心深处的是谁？……

埃利亚斯：她的名字是多娜·史蒂拉·塔贝拉，塞维利亚城充满敬意地叫她塞维利亚之星。

国王：应该把她叫作“塞维利亚的太阳”……我的导星把我带到塞维利亚……埃利亚斯先生，你用什么方法能使我得以见她并和她谈话？……啊，那景象将深铭在我的最深处！

史蒂拉正与桑丘·奥蒂兹相恋，因此她愤怒地拒绝了埃利亚斯让国王享受君主所有权力的建议。于是，埃利亚斯贿赂了史蒂拉的女佣，让国王进入她的房间。然而，正在这荣誉攸关的时刻，史蒂拉忠实的弟兄布斯托斯进来了，他阻止了国王，准备杀他。但为王威所慑，他让国王离去，轻蔑国王但未伤国王。一小时后，国王看见那个受贿的女佣的尸体正悬挂在他的宫墙上。他派人将奥蒂兹召来，问他对国王是否无限忠顺，得到骄傲而满意的回答后，国王便命他去杀布斯托斯。奥蒂兹遇到布斯托斯，布斯托斯带给他史蒂拉的口信，她爱他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奥蒂兹向他致谢，然后杀掉他，几乎因此疯狂。国王害怕众人反叛他，因此将这件谋杀案是他主使的事实隐蔽起来。奥蒂兹被捕了，将要处死时，史蒂拉找到解救他的方法。结局并不愉快，这一对恋人承认那一次谋杀已将他们的爱情永远毒死。

写作了1000个这类剧本后，韦加成为马德里的偶像。贵族和平民向他表示钦敬，教皇送给他马耳他十字勋章（The Cross of Malta）和神学博士学位。他在街道上出现时，被热爱他的群众包围。女人和孩子们吻他的手，求他祝福。他的名字被冠在同种之中最好的东西上：韦加马、韦加瓜、韦加雪茄等称呼。一个曾经对他吹毛求疵过的批评家，终日生活在恐惧中，生怕这位诗人的忠实拥戴者会置他于死地。

虽然如此，韦加并不快乐。他曾因剧本得到相当好的报酬，但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此成功后他还是贫穷，以致必须向菲利普四世求援。菲利普四世虽也破产，仍然送给他一大笔钱。较贫穷更使他伤心的是丧失其子女。他的女儿马切拉进了修道院；他的儿子劳普加入海军淹死了；他的女儿安东尼娅和克里斯贝尔·多诺里奥私奔了，卷去她爸爸相当多的值钱的东西；韦加和她脱离了父女关系，而克里斯贝尔遗弃了她。韦加认为这些苦难都是神因他的罪而给他的处罚，所以将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中，凌虐自己的肉体，直到墙壁上沾染了他的鲜血。1635年8月23日，他写成了他最后一首诗《那个金色的黄金时代》（EL Siglo de Oro），4天后便去世了，享年73岁。马德里一半的居民参加了送葬的行列，行列故意绕道经过他女儿住的修道院，以便他女儿能在所居小室的窗口向他道别。他的礼赞在一个公共舞台上表演。

和伏尔泰一样，我们无法将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说，由于他卓越的天才、他生动的诗文及他可爱的性格，从那1000个剧本中闪射出来，因而使他在那“黄金时代”中，高升至文学领域的巅峰，唯有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足以与他颉颃。

卡尔德隆（1600—1681）

有人曾短暂挑战过韦加的地位。卡斯特罗·圭伦（Guillén de Castro）于1591年写成《西德的少年时代》（Las Mocedades del Cid），对这篇作品，有些人喜欢高乃依更有名的仿作。贝莱斯·格瓦拉（Luis Vélez de Guevara）放弃了他的法律业务，使他有时间写出400个剧本，其中包括《瘸腿魔鬼》（El Diablo Cojuelo），这是《勒萨热跛足魔鬼》（Le Diable Boiteux）一剧的蓝本。狄尔索（Tirso de Molina）于1630年在巴塞罗纳上演《塞维利亚的讥嘲者》（El Burlador de Sevillay Convidado de Pietra）一剧，这次演出使唐璜成为一名淫荡的渎神者，为莫里哀的《皮埃里》（Le Festin de Pierre）和莫扎特的《堂·乔万尼》（Don Giovanni）提供了故事的情节，也给予拜伦写《唐璜》一诗的灵感。这短短的几行略微暗示了一点西班牙戏剧在国外造成的广大影响。1803年，施莱格尔（Schlegel）宣称在现代戏剧中卡尔德隆为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而使德国举国大为震惊。

卡尔德隆和牟里罗一样，见证了“黄金世纪”的结束。他是菲利普二世和菲利普三世时代财政部长之子，在萨拉曼卡大学接受了一切耶稣会教士所能提供和允许接受的教育，在受教育期间宗教大大影响了他的作品和生命。他在萨拉曼卡大学研究法律，但他发现自己能成功地写出舞台剧本时，他放弃了法律。在一个剧本中，他太明显地提到一位有势力的传道者在讲道中的用词累赘。卡尔德隆因而入狱一段时间，但他的盛名已成。他剧本中的一卷，其中包括《浮生若梦》（La Vidaes Sueo），于1636年出版，使他立即赢得了西班牙戏剧界的领导地位。菲利普在那一年指定他继承韦加为宫廷剧作家。1640年，他加入一个胸甲骑兵连，在塔拉戈纳，因神勇而崭露头角。在西班牙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文士常常以立功来实现自己神秘的梦。两年战争生活后，卡尔德隆的身体衰退，他退休并依靠军队的年金度日。家属的死使他转向宗教，成为圣方济各教派中的一名俗人教士，被任命为祭司（1651年），有10年的时间在托莱多的一个教区中工作，在此期间他断续为舞台编写剧本。领受了世界上的一切荣誉后，他在81岁时逝去。因一生编写了好几百出圣剧，而且终生只有一个情妇，他死时满怀着获救希望。

他的宗教戏剧是所有宗教戏剧中最好的，因为在那里他写抒情诗的能力受到虔诚信仰的支持。他的俗世剧本一度为他得到比韦加更大的国际声望，在诗文上这些剧本和韦加的同样美丽，在思想上则有过之。他缺乏一些韦加那种难以想象的气魄和变化，他也用热情和技巧写出一些“斗篷和剑”的剧本。只有熟悉卡斯提语言的人才能充分欣赏他，但我们注意到两位英国诗人感受到他的天才，而费尽心力地将它从语言难局中抽出。对卡尔德隆和施莱格尔抱有同样看法的雪莱，用很流畅的手法翻译《奇异的魔术师》（El Mágico Prodigioso）中的部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卡尔德隆的六个剧本》（Six Dramas of Calderón）一书中尝试对这位西班牙剧作家做一些介绍工作，但失败了，6年后，他却很成功地翻译了穆斯林作家奥马·开俨的诗篇。

《荒谬的魔术师》（The Monstrous Magician）是浮士德传奇的变体。西普利安是安条克著名的学者，为了解除两位学生因争夺朱斯蒂娜而举行的决斗，他同意去找朱斯蒂娜，看她究竟爱谁，想使双方收剑入鞘。他去了，一见朱斯蒂娜便坠入情网。她轻蔑地将他赶走，之后又思念他。学生们也被拒绝了，他们就和她的妹妹利维亚相爱，但西普利安无法驱除他心中对朱斯蒂娜的爱意：

她如此美丽——而我，

介于爱妒之间，

因希望与恐惧而战栗，

没有她，

生命是如此痛苦而无意义。

听着，地狱的魔鬼，最可恶的精灵，

我愿将我的灵魂永远给你，

接受惩罚和痛苦，

为的是——

能得到这可爱的女人。

“我接受。”魔鬼说，但他发现朱斯蒂娜很顽强。最后他将她带到西普利安面前，学者上前拥抱她时，朱斯蒂娜的面罩打开了，显露出来的只是一副骷髅。魔鬼承认只有基督的力量才能和他开这个玩笑。最后，西普利安和朱斯蒂娜都被带到耶稣殉难像前时，她供认了她的爱。

菲茨杰拉德所译的剧本中，《萨拉米市的市长》（El Alcalde de Zalamea）一剧因为技术优异而赢得高度赞美。《浮生若梦》一剧则有较深的隐义，它抛开旧有的主题荣誉和爱不谈，大胆地将几乎是一个东方的问题带上舞台：生命的胜利和盛衰究竟有几许恒久和真实？或它们只是表面的幻象、幻影，遮盖基本的永恒的真实的薄幕？波兰国王巴西利厄斯（Basileus）因为星象显示他的儿子将会反叛他，将他新生的儿子下狱。西格斯蒙德因此被用铁链锁着，和森林中的野兽一起养大，成人以后，他比任何不驯服的野兽还要野蛮。这时，国王又发慈悲，邀他的儿子来共治国家。但西格斯蒙德对治术方面未受过良好训练，常在无意中做出粗暴的行为，必须用药物麻醉使他屈服。他恢复神志后，发现自己又回到林中被锁起来。别人告诉他，他近日登上王位只是一场破碎的梦，而后——请你相信——他像莎士比亚中被击败的理查二世一样说：

于尘世隐约的微光中，

生命仅是春梦一场：

在梦中，人扮演种种角色，

醒时万事却已成空。

国王梦见他是国王，

拥有无限权威地活在虚幻之宫。

环绕他的一切欢乐，

来自幽幻而飘荡的虚空，

终而死神夺去富贵荣华。

梦境醒时，

谁能将冠冕带过死神的门洞？

不问出生如何，

举世之人，浑然皆如梦。

生命究系何物？

虚幻的琼楼，虚幻的沉醉，一切转头空。

浮生至多成一梦，

梦中复有梦。

然后，经过另一次未充分说明的改变，西格斯蒙德脱离野蛮而变得有理性。一次革命后他登上王位，成为一位贤君，谦卑地体察到这次得意不过又是另一场梦，不过是生命泡沫中一个毫无实质的泡影。

剧本中的对话过分冗长，一连串空幻的语词大大冲淡了诗意的芳醇。它仍不失为一出有力的戏剧，全剧行为混合着思想，辅以戏剧性的悬疑。如果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教育因而能够充分了解卡斯提语言，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世界上伟大的戏剧之一。

我们的想象为时空所囿，无法了解戏剧在17世纪的西班牙扮演一个多么活跃的角色及它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在意大利，它几乎将本土的悲剧逐出境外。在法国，它提供给亚历山德罗·哈迪（Alexandro Hardy）、高乃依、莫里哀等10余位作家故事情节。它在拉辛之前确立了法国悲剧的形式，强调道义而唾弃修辞。我们回想到塞万提斯和其他西班牙小说家对勒萨日、笛福（Defoe）、菲尔丁和斯摩利特等人的影响及由这些人间接影响狄更斯（Dickens）和萨克雷（Thackeray）；我们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艺术，甚至是现代的法国艺术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建筑、雕刻和绘画加以比较时，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世界上西班牙语系的民族，在任何人面前都会因自己的遗传和血统而骄傲。

第四章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1556—1682）

多彩多姿的艺术

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为英国所夺，陆上优势复沦于法国，而经济又全部陷入失败或破产，她仍能建造塞格维亚大教堂，引导赫尔南德兹（Hernández）和胡安·马丁内兹·蒙塔涅斯（Juan Martinez Montaes）等人的雕刻，供给埃尔·格列柯、苏巴朗（Zurbarán）、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等人的绘画以灵感，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由于西班牙教会依然富有，西班牙的王室依然富裕，美洲的黄金仍旧进入塞维利亚，而靠信仰和财力支持的西班牙艺术家们感觉到一个光荣时代的余晖仍未完全逝去？

这一时期建筑方面的成绩最小，因为过去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已满足了信仰上的一切要求。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建筑超过摩尔人的成就，它的顶端加上一个基督教钟楼，使清真寺的尖塔更加完美（1567年）。一年后，巴托隆·摩瑞尔（BartoloméMorel）又在这整个结构上冠上一个“信仰”的形象，这个形象重达1吨，但安放得如此轻巧，一遇微风便能转动。一位埃斯科里尔的建筑师艾莱拉于1585年开始在瓦拉多利建造庄严的升天大教堂，教堂的规模非常宏伟。在俯视塞格维亚的一座山上，建筑师和工匠于1522年开始建造不朽的大教堂，费时200年之久，那座教堂骄傲地象征着西班牙信仰的优越和坚定。在萨拉曼卡，胡安·摩拉（Juan Mora）用多利安式加上圆顶的形式替耶稣会设计巨大的塞米纳里奥·康西利亚（Seminario Conciliar，1617—1755年）。

即使西班牙逐渐俗世化了，教堂和宫廷也要求艺术。菲利普二世于1575年在阿兰胡埃斯（Aranjuez）建造了一所夏宫，那凉爽的花园使他免受埃斯科里尔的酷热和严肃之苦。菲利普三世扩建了帕多王宫作为他游宴的中心，该宫装饰豪华的大使厅以它的枝形吊灯闻名于世。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在马德里的东门建造了一座游乐园（Buen Retiro，1631—1633年），这几乎为凡尔赛宫提示了蓝图，在它的宫廷剧场中上演过很多韦加和卡尔德隆的戏剧。在莱昂和阿斯托加建立起庄严的市政厅，在托莱多的那一幢是由埃尔·格列柯设计的。

在形式和气派上，雕刻几乎全部是教会的。哥特式的风格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和巴洛克装饰的修改，但肖像画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在西班牙却不受欢迎。画家们——即使是一代大师如苏巴朗和牟里罗等人——都使他们的雕刻品让礼拜者印上基督受难或殉教的真实感，几乎所有的雕像都是以多色的木头雕刻。一位非常热爱西班牙艺术的博学之士，苏格兰人威廉爵士，认为胡安·朱尼（Juan de Juni）是西班牙最好的雕刻家。朱尼因在瓦拉多利的大教堂中雕刻了一座祭坛而闻名，并在另外一座教堂中刻了一座雕像《悲恸的母亲》。那座雕像被群众珍爱，以至——在他们信仰感动的内心深处——他们请求让它穿上昂贵的衣服。西班牙通常将格里格利奥·赫尔南德兹（Gregorio Hernández）的地位排得更高，他也在瓦拉多利刻了一座《悲恸的母亲》，使用他特殊的写实手法，在她的袍服上画上血迹，而在她脸上用玻璃镶出泪痕。这位“悲恸的母亲”——死去的基督就躺在她的膝上——可能是这个时代西班牙雕刻中最好的作品。

这些雕刻家中最伟大的是蒙塔涅斯（Montaes）。他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塞维利亚的修道院时，只有18岁（1582年），他向它呈献了一座圣母像，他的报酬是终身自由在那里居住。他用伊格那修和格扎维埃等人的雕像赢得耶稣会的好感，又用圣哲罗姆的雕像取悦于圣哲罗姆教派（Hieronymite）的僧侣们。塞维利亚大教堂中仍然陈列着他的《耶稣受难像》，一位艺术史家认为那“可能是对那位神圣牺牲者最好的描绘”。教皇保罗五世应大众的要求强迫所有天主教徒接受“圣灵怀孕”说时，西班牙特别高兴，因为她和法国一样，在此之前即将虔敬集中于圣母玛利亚。蒙塔涅斯利用这个机会雕刻了他的《切夫·奥佛雷》——上帝的年轻母亲正在沉思她由原罪中解脱出来的神秘。这座雕像也被列入世界雕刻杰作中，但这位安达鲁西亚少女像似乎显得太平静和满足，虽然垂有帷幔。

我愿简洁公正地列举并赞美图画在西班牙艺术中所占的较小的成就，那些铁栅、屏风、铁式铜制的门；很多祭坛后面屏风上的木制品以及类似摩那（Pedro de Mena）为马拉加大教堂所刻的唱诗班座位；灯、十字架、圣餐杯、用银或金铸造的圣体器和圣柜，有如世界著名的胡安·阿佛（Juan de Arfe）的卡斯多迪亚（Custodias）；用木材、象牙、大理石或铜等刻成的小像；美化祭坛和女人的刺绣及锦缎，巴塞罗纳的搪瓷玻璃以及塔拉维拉的上釉锡制品。

委拉斯开兹之前，教会几乎是绘画的唯一资助者和仲裁者。西班牙神学和信仰的忧郁激情，反映出那个地区幽暗的巉崖和炽热。这种激情很少容许在处理主题时表现幽默、愉快或优雅，禁止裸体画，对人像和风景画也不赞同，鼓励的是一种粗糙的写实主义，这种主义强调的是信仰中的畏惧而不是慰藉的情感，图画是要以鲜明的形象和修道院似的庄严，将教义灌输并使它在灵魂中燃烧。最后，画家们自己看见种种幻象而声称受到神的启示。菲利普二世足以与教会匹敌而成为画家的资助者，图画的主题仍然是宗教性的。贵族们使用图画时，他们通常也服从于同样的规则，一直到委拉斯开兹和菲利普四世才真正使图画世俗化。有些外来的影响力修正了这种宗教影响。卡尔杜奇、朱卡罗和约18位其他意大利人将一种较柔和的情绪带进西班牙的艺术领域中。1572年，安东尼斯·摩尔（Anthonis Mor）自佛兰德斯来到西班牙，那些正在荷兰访问的西班牙画家，受到凡·戴克的影响。而才华洋溢的鲁本斯本人，于1603年旋风似的降临马德里，他要求当地的艺术家们看重生而不要看重死。

除了在这一时代主宰西班牙画坛的四位大家外，还有很多次要的画家：阿隆索·桑切斯·科伊罗（Alonso Sánchez Coello），他以佛兰德斯的风格为菲利普二世的皇子堂·卡洛斯和公主伊莎贝拉绘像；桑切斯·科伊罗的学生胡安·克鲁兹，留给我们一幅忧郁的《菲利普二世》和一幅有力的《圣奥古斯丁》画像；里巴塔以黑暗包围光明的特殊风格出现在《天使慰藉生病的圣方济各》一画中；弗朗西斯·帕凯科——他教导委拉斯开兹，并将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在《绘画之艺术》（Arte de la Pintura）一书中解说西班牙绘画的原则（1649年）。“艺术的主要目的，”他写道，“是说服人们虔诚并倾向于主。”1611年，他在托莱多访问埃尔·格列柯，鄙夷地批评希腊的图书是“粗陋的画稿”。

埃尔·格列柯（约1548—1614）

他出生在克里特岛，在那里他自称为基里亚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意为“上帝的神圣儿子”；在意大利，他被称为多米尼科·迪奥托科普罗；在西班牙，被称为多明各·迪奥多科普利；他用希腊字母把名字改成多米尼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时间一久这个名字就变成埃尔·格列柯，这是他在西班牙时别人给他的绰号。他在克里特岛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他的祖先可能是在穆斯林征服了克里特（1453年）后，从君士坦丁堡迁入该城的。无论如何，他能在克里特，正如以后在威尼斯，感觉到拜占庭镶嵌画的严肃影响。在他生活的那段日子，克里特隶属威尼斯。这位青年艺术家听说那里正是绘画全盛期时，满怀激动地希望搭船驶向那众多的碱湖所在地，并加入那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这并不奇怪。他在提香的指导下研究绘画两年或两年以上，他倾慕丁托列托在一幅拥挤的画中画着一群人像的艺术，也可能捕捉到韦罗内塞对鲜艳多彩袍服的鉴赏力。他以忍耐的谦恭在威尼斯、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 Emilia）、帕尔马、佛罗伦萨等地描摹名画，在米开朗基罗去世（1564年）不久后抵达罗马。

我们所有关于他的第一个肯定的文件是一封由朱利奥·克劳维欧（Giulio Clovio）于1570年11月16日从罗马写给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信：

一位年轻人从坎迪亚来到罗马，是提香的一个学生，我认为他是一位拥有少见才能的画家……他曾替自己画了一幅画像，那画受到罗马所有画家的赞赏。我希望他能受到阁下的资助，除了在法尔内塞宫供给他一个房间外，并无须捐助其他的生活所需。

那位枢机主教同意了，埃尔·格列柯用一幅杰出的画像报答了克劳维欧的善意。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那幅画中的裸像引起议论时，他建议，如果那幅画能够拿下来，他愿用另外同样好或更胜于它的着衣服的画像代替它。他和罗马艺术家们共处的希望失败了。有些住在罗马的西班牙高级教士告诉他，菲利普二世正在寻求画家装饰埃斯科里尔。1572年，他迁往西班牙，从衣服和鞋袜上拂去了罗马的尘埃，但在他画笔的尖端，却保留着一些意大利守旧作风的笔触。

直至1575年我们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那年，我们发现他设计并负责美化那位于西班牙宗教首都托莱多城中的圣安迪格奥教堂。他替它的祭坛画了那幅华丽的《圣母升天图》，现在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那幅画部分是模仿威尼斯弗拉里教堂中提香的那幅《圣母升天图》，依然保有意大利那种健康年轻的形体，配上庄严的旧有的风格。他替托莱多大教堂画了一幅著名的画《掠夺上帝的外衣》。指定评判那幅画的一个委员会抱怨耶稣衣服的红色过于耀眼，还有左下方的那些女人——三位玛利亚的位置不当，因为《圣经》上说她们是从远方旁观。虽然如此，那些裁判者仍然预言性地宣布：那画“难以估价，它的价值太高了”。三位玛利亚中的一位是那位画家的情妇多娜·耶罗尼玛·拉斯科瓦斯，她那忧郁而可爱的容貌出现在大部分埃尔·格列柯的圣母像中。他如此忠于她和教会，却未曾和她结婚。这不是一个古老的西班牙风俗，而是一个长期在艺术家的画室中尊崇的习惯。

30年后，有一位作者琼斯·马丁内斯（JoséMartinez）已相信埃尔·格列柯将会不朽，描述他：

他住在……托莱多，掀起一个至今仍无与之匹敌的放纵风格，尝试讨论他会使最健全的心智也感到迷惑……他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他的作品……他的本性就如他的绘画一样放肆……他总是说他的作品是无价之宝，所以他将那些画典押给它们的所有人，那些人心甘情愿地将他所要的东西预付给他……他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且能言善辩。他几乎没有学生，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他那种善变而放肆的画风，那种风格只适合他自己。

约1580年，菲利普二世召见埃尔·格列柯，要他画《圣莫里斯及底比斯军团》。经过4年的辛劳，艺术家将成果呈献给国王。菲利普发现那些成群的图像太混乱了。他买了那幅画，但不曾接受那幅画。他怀着忧伤的心情回到托莱多，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再离开那个地方。

似乎为了报复，他替圣书教会画了他最著名的一幅画（1586），那是绘画艺术中登峰造极的作品之一。合约中规定他应该表现僧侣们正在庆祝圣传，圣徒们自天而降，来埋葬堂·冈扎罗·鲁伊斯奥加兹伯爵；圣史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主教的法衣）要被画成正将尸体放进墓中，周围围着一群敬畏的贵族。在这些图像上端的天空——空处——将显示荣耀中的“上帝之子”。所有一切都按照合约绘制，而且绘得比约定更好，因为每个头都是一幅精巧的肖像，那些袍服是金色、绿色和白色组合成的奇迹，伯爵的甲胄闪着亮光；同时，在圣史蒂芬身后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埃尔·格列柯自己。这幅杰作之中的杰作是长着胡须、戴着法冠的圣奥古斯丁的头像。或者我们会更喜欢那具漂亮的尸体？或者那可爱的圣史蒂芬的面部？或者那位正在宣读葬仪的秃头牧师？或者是埃尔·格列柯的8岁儿子乔治·曼纽尔正愉快地擎着一只火炬，让一方手帕从口袋中显露出来以展开埃尔·格列柯的签名？在弗朗西斯·比萨的《托莱多史》（History of Toledo，1612年）一书中，我们读到或许如我们料想到的一些事：这幅《奥加兹伯爵的葬礼》“是全西班牙最精美的绘画之一。人们怀着特别景慕的心情从外地来看它，而托莱多的人民从未厌倦它，他们不断地从画中发现新的事物。在那幅画中，可以看见许多描绘逼真的当代人物画像”。然而，教区会议却在润资上斤斤计较，这位性格急躁的希腊人因此诉诸法庭，他赢了那次官司，得到了2000克朗。

他现在不缺钱了。他发现了自我。他不再想到提香或丁托列托。他能够实验形象的拉长，他这么做并不是由于视觉上有任何缺点，而可能是由于他感觉如此可以象征他的图像在精神上的超脱。普拉多博物馆中《圣安德烈》和《圣方济各》两幅画中这种憔悴似乎无法理解，除非我们考虑到这种象征性，同时想到哥特式的雕像由于建筑物的限制而细长化。我们看到他为伊利斯卡斯（Illescas）城的卡里达德医院所绘的《圣艾尔德古索》时，一切都被谅解了。这里，那位中古大主教值得尊敬的精神、全神贯注的心智、苦行者的面容、细长的白发及纤弱的双手是埃尔·格列柯最深刻的概念之一。“这一幅画就使西班牙之旅值回票价。”

从我们对埃尔·格列柯生平的这一点了解，我们无法相信他是西班牙式的虔诚信徒，他似乎倾向于享乐而非宗教。他替特维拉（Tavera）医院绘《神圣家庭》一画时，他赋予那位圣母以肉体的美丽而不是母性的奉献。《耶稣受难》一画在构造上是属于学术性的，但情绪是冷静的。格吕奈瓦德（Grünewald）对那个悲剧的感觉更为深刻。在宗教绘画中，他最长于表现那些附随的人像——如在《圣灵降临节》一画中的自己，白胡须和秃头。在一个挤满宗教人士的城市中，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使有力人士坐下来让他画像：他的朋友帕拉维奇诺之像，生着一副半学者、半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脸；或宗教裁判所的主席法官，枢机主教格瓦拉之像——不如委拉斯开兹摹绘英诺森十世的画像那么好。埃尔·格列柯自己在《特维拉的枢机主教》一画中更为醒目，他瘦削的脸、突出的骨头和阴沉的眼睛，再次表现那位画家宗教神圣化的概念。所有人像画中最好的是科瓦卢比亚斯兄弟的画像：一位是安东尼奥，俗世的、灰白的、幻灭的、倦乏的、仁慈的；另外一位是迭戈，穿着牧师的服装，但表情较前者有更多的俗世意味、更多的诙谐，调和得相当好。只有伦勃朗和提香的少数作品和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超过这些深刻的研究。

它们夹杂在托莱多城的卡萨德尔博物馆收集的珍品之中。那里还有一幅名为《托莱多平面图》的画，在那幅画中，这位艺术家好像自云中俯视全市和包围那座城市的群山。在格列柯晚年，在《托莱多的风景》一画中，他将那幅画又画了一次，这次是在暴风雨的天空之下——那是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完全鄙弃了写实主义的正确性。1600年以前，这位“希腊人”已成为该城最出名的市民之一。他那骄傲而善变的精神、神秘而爱钱的个性，在一个旧皇宫中占用了24个房间，雇用乐师在吃饭时替他演奏，将托莱多城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四周，而被尊称为“杰出的哲学家”，这些事已为全城熟知。约1605年，他画了一幅被假定为是他的自画像——秃头、灰发、近乎憔悴的容貌。1611年，帕凯科发现他已虚弱得无法举步。虽然他保有他的24个房间，但无力偿还债务；市议会一再给予他大笔的金钱。他死于1614年，享年73岁。

他在艺术世界中的地位来自身后的变化。贡戈拉替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赞美诗，委拉斯开兹也承认他的天才，但他那奇怪的艺术引不起别人模仿的兴趣，也无法归入任何学派。1650年之前，他在委拉斯开兹盛名的光辉下显得黯然无光。有两个世纪之久，他几乎被人遗忘。而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重新发现了他，德加（Degas）、莫奈（Manet）、塞尚（Cézanne）等人则从他的情绪描写中找到榜样，而高更（Gauguin）则从其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前辈。1907年，格拉佛（Graefe）的《西班牙之旅》将埃尔·格列柯的地位提升到远超过委拉斯开兹，而至西班牙绘画的最高地位。这种声望的时高时低是不稳定的，完全取决于“趣味的剧烈变化”。但埃尔·格列柯对以后许多世纪那些超出形象而进至概念和感觉，及超出肉体而至灵魂领域的艺术家，是一个具有鼓励作用的榜样。

苏巴朗（1598—1664）

埃尔·格列柯之后三十年，西班牙绘画的特点是出现了一些次要的角色，他们尽力而为，然后消逝无踪。几乎是在同时，苏巴朗和委拉斯开兹将伟大的艺术带进西班牙。在这三十年中，二人互补不足：苏巴朗像一个被恐吓而敬慕和靠近上帝的修道士般作画，委拉斯开兹则在俗世中发达，更接近国王。

1598年11月7日，苏巴朗在西班牙西南部的佛恩特·坎托斯（Fuente de Cantos）受浸命名，他是一位成功的零售商之子，他的父亲有足够的能力将他送到塞维利亚去发展他的才能。研习两年后，他在他的第一张记有日期的图画上签名（1616年），一幅《圣灵受孕图》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一年后他迁往雷累玛（Llerema），距他的出生地15英里。附近散布着修女院、教堂和隐士住所，在那里他赚取微薄的佣金和灵感。为了使他的孩子身份合法化，他和长他9岁的玛丽亚结婚。她在替他生了两个小孩后便去世了。1625年，他和一位长他10岁但有一份诱人嫁妆的寡妇结婚，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了。她死之后，他又和一位有钱的寡妇结婚。她又给他6个孩子，其中5个也于童年夭折。爱情总是很辛苦地使他面对死亡。

在艺术上，他的创作期始于一份绘画的合同，6个月中为塞维利亚的圣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院圣保罗画了21幅画（1626年）。完成这个任务后，他显然访问过马德里，并受到委拉斯开兹的影响。在此之前，他的绘画中反映出卡拉瓦乔，也许是里贝拉的深色而魁伟的画风。现在，他在他严格的自然主义风格中加进一些阴影使它更精巧优雅。此后不久，我们发现他在塞维利亚替圣母教团画了22幅巨幅油画，致力于赎回被捕的基督徒。这些画中流传下来的4幅称不上杰作，但值得纪念的是在其中一幅画中，有个孩子气的脸，或许是那位艺术家的儿子胡安。塞维利亚的群众一定爱上了这些画，因为1629年，该城正式要求他定居下来——“塞维利亚将深感荣幸……认为绘画艺术是该政府主要的装饰之一。”他同意了。

1630年，他替圣布纳芬杜拉（San Buenaventura）的圣方济各教会画了一些他最伟大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圣布纳芬杜拉为圣阿奎那指示耶稣受难像》：那位伟大的神学家——不幸是一位圣多米尼克修士——被温和地告诫，宗教不存在于哲学的理论，而存在于对基督的冥想。这幅画——苏巴朗艺术的主题画——于1810年被马沙尔·苏尔特（Marshal Soult）从西班牙盗走，送入柏林的凯瑟尔（Kaiser）博物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这一系列画中的另外一幅：《圣布纳芬杜拉在他的棺架上》也被苏尔特盗走，1858年卖给卢浮宫存留至今，其左边的4个图像非常精巧。更好的一幅是《圣阿奎那被封圣徒》，这幅画是他替塞维利亚城中一所圣多米尼克的大学绘的。他惊讶地从一个深刻的面孔转到另一个——安布罗西、格列高利、杰伦、奥古斯丁和查理五世。然而，委拉斯开兹替该画做框却拿到6倍于作画的苏巴朗的报酬。

1630年，为圣阿尔贝托的圣衣会教堂，这位忙碌的画家画出圣方济各全神贯注于谦卑的祈祷，而修道士圣彼得·托马斯则因等待天堂而形容枯槁。1631年，他回到圣母教团，他为该院一些最受尊崇的修道士画像。这些肖像中有一幅是华丽的《弗雷·佩德罗·马卡多》。1633年，他接受别人的委托作了许多画：他替里斯本的一家教堂画了十二使徒像，替加尔都西教派画了3幅画，又替那大教堂中的圣彼得礼拜堂画了10幅画。其中之一《忏悔者圣彼得》仍留在原来的地方，那是写实主义的引人注目的小品文，或许令人想起里贝拉。

现在各处都要求苏巴朗作画，很多作品他都委托助手代作。他替埃斯特雷马杜拉修道院画了《圣哲罗姆的考验》一画，其中那位圣者的头和手是绘画技术上的奇迹，而那些正在玩弄乐器的女士的诱惑几乎令人无法抗拒。求画的订单甚至来自秘鲁和危地马拉。一套使徒画像送往利玛，另一套送往安提瓜。《伊姆瓦斯的耶稣》一画则送往墨西哥城，画中将复活的耶稣画成一位强壮而快乐的农夫，正在用餐。这些油画中的某些部分是仓促草成或由别人代作，而苏巴朗必须到利玛取他的报酬。

1645年起，他在塞维利亚的优势受到年轻的牟里罗的挑战，牟里罗以非常亲切的基督故事的图画供给当地的教堂和修女院，以致人们对苏巴朗那种杂乱的写实主义的需求急剧减少。这位年长的艺术家尝试使他的画柔和，有一段时间他也努力以虔敬和驯良的情感与牟里罗对抗，如《圣母、圣子和圣约翰》，但这种新的画风不适合他的艺术和情绪。他迁往马德里（1658年），企图重拾他的运气，但这时菲利普四世自己也一文不名，除了请他装饰一个猎舍外，没有更好的事请他做。委拉斯开兹待他很好，但突然过世。苏巴朗活得比他的朋友长，也享受了较久的盛名。

他的声望本来是很难越过比利牛斯的，直到拿破仑的将军们爱上了苏巴朗画的那些不朽的修道士和忧郁的圣者，而将其中的一些带回法国。西班牙的那些修道院在1635年俗世化后，他的更多作品被带到巴黎。1638年，菲利普四世在卢浮宫放置了一个西班牙画廊，共藏400幅画，其中有80幅是苏巴朗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而论，他的范围太窄，修道院的气氛太重，他的精神太郁闷而恍惚。我们在他的画中找不到牟里罗画中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和委拉斯开兹画中的那些哲学家和美丽的公主。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固定的真诚、一种奉献的深度、一种彩色和形式上的强而有力，这些使他超出无常的好恶领域，进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委拉斯开兹（1599—1660）

他的祖父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失去所有财产后，便和他的妻子从奥波多迁到塞维利亚。委拉斯开兹是胡安·塞尔瓦和多娜·耶罗尼玛所生的。他和凡·戴克同年，较苏巴朗和贝尔尼尼晚一年，较牟里罗早18年。他被取名迭戈·罗德里格斯·席尔瓦·委拉斯开兹，通常他以母亲的名字自称，这种做法在西班牙南部很普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过一些拉丁文和哲学，有段时间也尝试学习科学，而后转向绘画，跟艾莱拉学习一段时间，跟帕凯科学得较长。“我把女儿嫁给他，”帕凯科告诉我们，“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年轻、正直、良好的品质及他伟大的天赋将会给他带来的远大前途。”

委拉斯开兹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不久就因他偏爱俗世的主题而引人注意，他和出身低微的人混在一起，喜欢将他们的思想和身世画在他们的脸上。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少年时，画了一幅伟大的画：《塞维利亚的挑水夫》，包藏在破衣和耐力中的是诚实的贫穷表现的尊严。23岁时，他以成熟的透视力描绘诗人贡戈拉——眼睛和鼻子惟妙惟肖，使他声名大噪。

这幅画可能是委拉斯开兹第一次到马德里（1622年）时画的。塞维利亚和那里的教士们对于他来说太狭隘了。热切的野心促使他前往西班牙的首都，手臂下挟着“挑水夫”那幅画。他想投身宫廷，但未能如愿，因为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正忙于政治、婚姻和战争，除此之外，那些借此进身的艺术家也太多了。他回到塞维利亚。一年过去了，这时英国的查理·斯图亚特王子来到马德里，向公主求婚，并表示了对艺术的兴趣，于是奥利弗雷将委拉斯开兹召来。这位黑眼、黑发的青年，再一次骑马进京，成为宫廷画师。为了迎合国王，他将他画成一位无畏的骑士，骑在一匹腾跃的战马背上。菲利普不仅本人替委拉斯开兹做了10余次模特，并鼓励他的家人和朝臣轮流地出现在这支不朽的画笔之前。他在皇宫里拥有一间画室，在那里，或在附近，他几乎度过了剩余的37年。那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也是一个狭窄的监禁。

两个主要的影响扩大了他的眼界。鲁本斯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画家，1628年，他再度造访马德里，他是一位善于调和光和影的大师，一位不知顾忌的画家，他画异端的邪神，也画刺激肉欲的裸像，委拉斯开兹被他鼓动了。鲁本斯劝他到意大利，尤其到威尼斯研习那些色彩的精髓。他向菲利普请求，菲利普答应了，并送他400杜卡特作为旅费。委拉斯开兹于1629年8月10日离开巴塞罗纳、于8月20日抵达热那亚时，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当时的航海速度。他穿过意大利来到威尼斯。在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的伟大油画前，及提香的肖像和神话中诸神的画像前停留了很多天。然后继续前往费拉拉和罗马，在罗马广场中描绘古代的大理石像，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上作的壁画。那些庄严的形象，协助委拉斯开兹越过卡拉瓦乔黑暗的阴影，而进入在明确的光线中更锐利地表现形象。然后他南下到那不勒斯拜访里贝拉，再从那不勒斯回航西班牙（1631年1月）。

是否由于虚荣——这是每个自私的人终身无法拂去的阴影——促使菲利普经常坐在一位具有如此敏锐的眼光而明察秋毫的艺术家面前，或由于他想将他的画像给予每一个向他求画像的朋友？从早期画像中那位修挺的翩翩公子，变成晚期画像中显示的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因岁月和打击而从冷静的蓝眼睛和卷曲的哈布斯堡下额中，显示出阴郁专横的固执。如果这些君王画像都有某些肤浅的话，那必然是由于在目见的外壳下空无一物。如果那里有东西的话——像在贡戈拉和奥利弗雷等人画像中所有的——一定会在画布上表现出来。

夹在国王画像中的有伊莎贝拉皇后的画像，而后有玛丽安娜王后和菲利普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亚王后的画像，都是普通的坐姿像。菲利普的弟弟——枢机主教斐迪南王子——扮成一名猎人，带着一只肌肉发达、激动而机警的狗。存放在普拉多博物馆的一张奥利弗雷的画像，骑在一匹黑色的战马背上，而一匹白色战马也有同样姿势的那幅画则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至于马鞍上坐的是谁，这在西班牙是毫无争论的。这些西班牙宫廷画像中最可爱的是年轻的巴尔塔沙的那些画像，那个王朝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委拉斯开兹一再用明显的愉快感来描绘这个可爱的孩子：1631年他和一位陪伴的矮人一起；1632年他已经成为宫廷的宝贝；1634年的那一幅，他摇着一位将军的官杖（5岁），并骄傲地骑在一匹巨马身上；1635年他扮成一位猎人，小心翼翼地握着枪，但很明显，他太文雅而不会杀伐和统治。那一派纯真的脸，是对那些认为委拉斯开兹只会描绘表面者最好的解答。他替巴尔塔沙画了同样一系列的画，从他2岁一直画到16岁，那年这位可爱的王子因感染热病去世。

这些图画中的一幅里见到的那位侏儒，是宫廷里数名侏儒中的一位，这些侏儒给菲利普宫中那些失意者一种自感卓越和伟大的安慰感。这种习惯由罗马帝国或更古老的东方流传下来。甚至在教皇的宫廷也有侏儒，枢机主教维特利搜寻了44名侏儒侍候他的宾客。第一任白金汉公爵送给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一块饼，它的馅为一名18英寸高的侏儒。为了使他们满意，也为了取乐大众，菲利普四世的侏儒们穿着豪华的衣服，闪耀着珠宝和黄金。委拉斯开兹用同情和幽默的笔法描绘他们：有一位名叫安东尼·艾尔·因格尔斯的，因为比他的狗高而神气得不可一世，虽然他赶不上那狗一半漂亮；另外一名塞巴斯蒂安·摩拉，从他那大胡子后面露出满面愁容，握紧拳头反抗他的命运。宫廷中也有小丑，委拉斯开兹画了其中的5个：第一个叫“地理学家”，因为他指着一个地球仪，那神情比奥利弗雷还要理智；第二个“巴巴罗萨”，凶恶地握着一柄剑；第三个把他自己打扮得和奥地利的堂·胡安一样；第四个满头大汗地读着一本厚书；第五个，在《白痴》一画中扮演一个不伤害别人而善于逢迎的疯子。

虽然他一直是宫廷中的一员，而且毫无疑问是一位绅士，但委拉斯开兹私底下喜欢研究那些点缀在西班牙各个地方的庄严的普通人的生活来松弛自己。在他画家生涯的早年（1629年），他说服两位漂亮的青年和五六个农夫替他的《酒徒们》（Los Borrachos）一画做模特：一位几乎全裸的酒神坐在一个酒桶上；头上戴着葡萄藤的，是一个跪姿的形象；围绕他们的，是一些粗犷的嗜酒者，有些因工作而形容憔悴，有些因年老而头发斑白。这或许是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唯一著名的酒徒画像。较这些酒徒画像更著名的，是两幅奇怪的图画，一幅委拉斯开兹命名为《埃索普斯》（Aesopus），画的是一位年老而忧郁作家的像，贫困、半盲，手里拿着他多年写的书；另一幅《美尼普斯》（Menippus），是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的画像，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面孔。委拉斯开兹遗留在世上的动物画像也不少：那些马现在看起来好像壮得不好看，但这缺点由那骄傲的头部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得以弥补；一匹雄马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面部，给人一种人类狰狞的感觉；那些狗对各种行动都很警觉，或是机警地睡熟了。

这些是委拉斯开兹画笔触到的旁支，或许是为了减少因画图而未对朝中显要表示敬意的危险。我们看到图画中的这些贵族穿着非常谦逊的袍服，用一种骄傲的信心面对着这个世界，而他们心爱的祖国几乎因衰败而瘫痪时，我们对17世纪的西班牙人的评价更高了。堂·迭戈·克拉尔·阿雷拉诺，枢机主教加斯帕·包亚·维拉斯科，那壮健的雕刻家蒙塔涅斯，那傲慢的《圣地亚哥的骑士》，那漂亮而害羞的弗朗西斯二世，那庄严、威风凛凛的弗朗西斯·皮曼塔尔（Francisco Pimental）——这些都是画笔触及灵魂的画像。如果罗马卡皮多林画廊（Capitoline Gallery）中陈列的《人像》中画的确是委拉斯开兹自己，我们无法不爱他——那漫不经心的卷发、谨慎的服饰、柔和而沉静的眼睛。

在委拉斯开兹画中，非常显著的是宫廷画如何超过了教会和神圣的宗教主题，他在画满面皱纹的年老使徒和圣者方面，不是埃尔·格列柯和苏巴朗的对手，他的宗教画中只有《圣母的加冕礼》一幅表现出他的力量。他对俗世的景象更加喜爱。在《拉斯·兰萨斯》（Las Lanzas）——这画更常见的名字是《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一画中，他倾全力使它成为艺术史上最大也是最详尽的一幅油画（120英寸宽、144英寸长）。在西班牙对抗荷兰反叛分子的长期战争中，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Ambrosio de Spinola）替西班牙攻占了那座位于布拉班特（Brabant）北部的战略城市布雷达（1625年）。1629年，委拉斯开兹从意大利回西班牙时曾遇见过斯皮诺拉，那位伟大将军侠义的高贵情操，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将其表现在一幅杰作中，那幅画显示出胜利的西班牙枪手们高举他们的矛；被占领的城市正在四处被焚；战败而投降的将军拿骚岛的贾斯汀正将该城的钥匙交给斯皮诺拉；那位勇武的得胜者则正在赞扬失败者守城的英勇。在颜色显明的对比和图中人物个性的刻画上，委拉斯开兹得到非凡的成功，菲利普四世很高兴地将它陈列在布恩·雷蒂罗（Buen Retiro）宫中。

1649年，为了报答他26年的工作，菲利普出资让委拉斯开兹第二次造访意大利，委托搜求古典雕像的铸模，并购买意大利诸大师的画。委拉斯开兹发现价格已高得惊人。那些伟大威尼斯人的主要作品几乎很难买到，为了5幅画他必须付出1.2万克朗。是否那些百万富翁和其他人已经使用艺术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樊篱？

1650年，意大利最好的画是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的画像。这位教皇同意坐下让他作画时，那位艺术家自感荒疏太久，因而替他黑白混血的奴隶胡安·帕雷亚（Juan de Pareja）先画了一张像，来做手和眼的准备工作。 [1] 这幅画受到罗马艺术家们的一致赞扬。他们立刻将委拉斯开兹选进圣卢克艺术学院。教皇只在画家面前摆过少数几次姿势，委拉斯开兹对教皇头部作过多次的预备研究，这些研究画中的一张，现存于华盛顿国家艺廊，几乎和那张完成图的头部毫无分别。那张完成图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成为教皇所属的多利亚家族的传家之宝。它被保藏在多利亚·帕费里宫，雷诺兹在那里看到它，断定它是“罗马最美的画”。今日我们在那里见到这幅画，会感觉画中有一股力量，一种同属于人物和艺术的力量，那种力量使之得以与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肖像》和提香的《保罗三世肖像》并列于所有时代最能感人的画像中。英诺森十世被画时已76岁高龄，5年后便去世了。如果他不是穿着教皇的衣服、戴着教皇的指环，我们会将他误认为一个使如此众多教皇大伤脑筋的土匪头目。但经仔细研究那幅坚强而决断的画像后，我们了解英诺森十世实在不得不像画像中的他——一个治理无法无天的意大利人的统治者，一个领导由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的教皇，所辖之地从罗马到菲律宾群岛，再从罗马到巴拉圭；他必须具有坚定的热血、刚毅的眼神及尊严的容貌。委拉斯开兹看到这一切而将它们融入画中。看到这幅画像后，教皇作了一个离谱的评论：“太逼真了！”罗马的艺术家们钦慕那精密的构图，那红色、白色和金色惊人的和谐，那蓝灰色眼睛中显出怀疑、搜查、斜视的眼神及那将个性表露无遗的双手。委拉斯开兹离开意大利时（1651年6月）不再是一个访寻名师的学生，而成为当世公认的名家。鲁本斯现在已死，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卑贱的荷兰人，被债务弄得焦头烂额而且不久就退隐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将会在几个世纪后从坟墓崛起，向他的优势挑战。

回到马德里后，委拉斯开兹做了一件生平大错事：他要求被指定为宫廷管理员，或许他已倦于绘画，或许他感觉自己在绘画方面已达于极限。他的新差事并不是一个闲缺，它涉及对宫廷、家具、装饰、取暖和卫生各方面的亲自监督；更有甚者，他要安排宫廷中的表演、舞会和比赛，并在皇室旅行时为宫廷人员预备住所。他必须陪伴国王从事一切主要的旅行，无论是为游乐、为政治或为战争。对于一个曾替英诺森十世画过像的人来说，还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更为荒谬的吗？对于委拉斯开兹而言，地位的虚荣超过了他对天才的意识。

在他所余的9年中，只有在公余之暇他才作画。他重新替王室、宫廷中的达官显要和国王本人画像。他替玛格丽特公主画了3张可爱的画像，再一次把她画成其杰作《宫娥》（Las Meninas）一画的主角；仆役、侏儒和狗围绕着这位公主，在背景中可以看见委拉斯开兹本人，他将他们一起置于画布之上。他再一次描绘她穿着那条大蓝裙子的像，使她的腿成为神圣而不可测的神秘。他死前不久，将她画成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天真无邪的奇迹。1657年，他离开宫廷的主题，画了一幅《编织挂毡的人》（Las Hilanderas）——由工作的喧闹和尊严中捕捉到的庄严形象。同年，他不怕得罪宗教裁判所和愤慨而欢愉的西班牙，画了一幅罗科比·维纳斯漂亮而绰约的背部及臀部的画像，该画如此命名是由于它长期被保存在一个英国家庭中，那家庭以500镑将它买进而以4.5万镑卖给伦敦国家画廊。这幅画曾被一位女权主义运动者撕成6块，但又被补合起来。

在《宫娥》一画中，我们看到委拉斯开兹在晚年描绘的他自己的形象——浓密的头发、骄傲的胡髭、略现忧郁的眼睛。嘴角有一丝浪荡，然而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不曾听说那些大多数艺术家都有的性放纵和个人的冲突。他美好的仪表、他的幽默感及他庄重的家庭生活，使他在宫廷中得到很高的地位。他留给我们他的妻子胡安娜（Juana）和女儿弗朗西斯卡的画像，《拿扇子的淑女》一画中的主题可能又是弗朗西斯卡。她的丈夫胡安·包蒂斯塔·马佐画了一幅《艺术家的家庭》，在画室的背景中显出委拉斯开兹和那5个孩子。

他的死归因于他的职务。1660年春，他安排《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公主和路易十四订婚同时而来的复杂庆典，那条约将在边境的毕达索亚河（Bidassoa）中的一座小岛上签订。委拉斯开兹必须安排宫廷横越西班牙至圣·塞巴斯蒂安的运输，并照顾那4000头驮着家具、图画、挂毡和其他装饰用品的驴子。画家现在迷失于公务，“因为夜间旅行、白天做工而疲惫不堪”，返回首都后，他向一位朋友这样报告。7月31日，他因隔日热而卧病。8月6日，或者，依据他第一本传记中的话：“在基督变容节那天……他将他的灵魂交还给那位将他造成人间奇迹的上帝。”8天后，他的妻子也被埋在他的墓旁。

我们这些不懂绘画技术的人只能欣赏委拉斯开兹的作品，而无法判断它们的品质，只能让它们向我们显示一个时代、一个朝廷及一个高傲但文雅的灵魂。即使如此，我们能够赏玩那些画中古典的澄澈、单纯、庄严和真理。我们可以推测那潜伏在成功之下的劳力和技巧，那试验性的草图，那用来实验的图像分配，那色彩的配合、深度和透明，那光暗的铸造。批评家们已倦于陈腐的谄媚，他们已指出这位西班牙大师的缺点：一些小瑕疵，如公主画像中笨拙的头饰，那些马像酒桶一样的肚子，《罗科比·维纳斯》一画中不相称的镜中之脸。主要的缺点，如他的缺乏感情、想象、理想或情趣，他几乎专注于女性的形貌而忽略了概念，他显然盲于任何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在委拉斯开兹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对手之一卡尔杜奇指责他是一位近视的自然主义者，把图画艺术的最高功用误认为外表真实性的诚实再现。

谁愿替委拉斯开兹答辩（他即使听到这些话也不会答辩）：他对那些头饰和那些马的腹部是无须负责的，含蓄的情绪较表现在外的情绪更能感人。堂·卡洛斯王子和那些公主的画像，《宫娥》和《布雷达的投降》画中表现的是一种细致的情感；《埃索普斯》和《美尼普斯》是哲学的研究；贡戈拉、奥利弗雷和英诺森十世等人的画像，不仅绘表面，而且触及灵魂深处。在委拉斯开兹的画中没有明显的唯美的追求，而是一种对启示的寻求。些微女性的持重使女人可爱，但线条和性格赋予大多数男人生命。

委拉斯开兹一直被誉为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但很少为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人所知——或是由于他大部分画收集在普拉多博物馆中——一直到1761年拉斐尔·曼格斯（Raphael Mengs）将他介绍给德国，及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诸次战役将他显示给英国和法国，他的声望才越出西班牙。莫奈和印象主义诸画家向他欢呼，认为他在对光线和气氛的研究和模仿方面是他们的先驱；有半个世纪，委拉斯开兹被排在最高的地位。维斯特勒（Whistler）称他为“画家中的画家”，将他视为所有人的老师。罗斯金承认其“权威地位”，“委拉斯开兹所做的一切，都可被认为绝对正确”。米埃尔·格拉佛到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去寻委拉斯开兹，他在托莱多发现了埃尔·格列柯，并宣布“委拉斯开兹停步的地方正是埃尔·格列柯的起点”及“永远逗留在艺术的接待室中”。霎时间，半个世界都相信委拉斯开兹是二流画家。

美名如同时尚。我们已倦于用我们的笔再复述以前的赞美，我们发现将陈腐的偶像从我们想象中抛开是一件乐事。同样，我们也乐于将已死的伟大人物移下他们的宝座，而换上对新神的赞美。这些新神由我们的创见所捧起，或由一些新的名望发掘。我们无法预知，兴趣的风向针再度转动时，委拉斯开兹又会变得如何伟大。

[1] 帕雷亚替委拉斯开兹准备画笔、颜色和画板，并观察他的构思和作画，又偷用他的画具，最后他画得非常好，甚至菲利普四世都将他的画误认为委拉斯开兹所作，因此还他自由之身，但帕雷亚至死仍留在艺术中，做一名学生和仆人。

牟里罗（1617—1682）

一度，在我们充满信仰的少年时代，牟里罗的《圣灵受孕图》在声望上足以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匹敌。欧洲和美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已使图画的美失去一半，这些图画都是我们一向认为美丽的。牟里罗正是这种情形下的一个牺牲者。

但是，首先让我们对阿隆索·卡诺（Alonso Cano）致意。他是一个怪人——祭司、决斗家、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他生于格拉那达，移居到塞维利亚，随帕凯科学画，随蒙塔涅斯学雕刻。他替圣阿尔贝托学院和桑塔·保拉教堂设计了讲坛背面凸起的装饰构造，他在和苏巴朗竞争中成功了。他替保拉教堂所刻的宗教雕像引来很多外地学生来对它表示赞美并模仿。他作过一次决斗，重伤了他的对手后，逃到马德里，由于委拉斯开兹，他赢得奥利弗雷的保护。他在西班牙首都或其附近的作品，替他获取了一项宫廷职务。1644年，他的妻子被人发现死在床上。他控告他的仆人，但他自己有杀人的嫌疑。他再次逃走，躲藏在一座遥远的修道院中，后来仍被发现并逮捕，身受酷刑。他忍受了一切痛苦，但不承认犯罪，结果又被释放，一切重新开始。1651年，50岁时他重回格拉那达，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牧师和大教堂的牧师会会员。他替教堂刻了很多雕像，绘了很多画，又做了一个读经台和一扇大门。那扇大门做得非常好，他的傲慢也取得别人的谅解。他受格拉那达一位王室会计官的委托，替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做雕像。他完成该雕像，那位官员十分满意，却和他讨价还价。卡诺要100杜布伦。“你花了几天时间做它？”那官员问卡诺。“25天。”“那么，”那会计说，“你做一天工要4个杜布伦啰？”“你是个差劲的会计，因为我学了15年，所以才能在25天内做成。”“我把我的青春和家财都花在大学求学中，而今天，我是格拉那达的会计，我的职业比你高贵，但我一天只1个杜布伦。”“你的职业比我高贵！”雕刻家喊着，“你知道国王以地上的土造就出会计，而上帝将创造阿隆索·卡诺的权利保留给他自己。”盛怒之中，他将雕像一下子砸得粉碎。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宗教裁判所会囚禁他，但菲利普四世保护了他，卡诺继续画画和刻雕像——几乎都是宗教性的——那些被他多种天才感动的崇拜者称他为西班牙的米开朗基罗。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通常都用在慈善布施上，晚年非常穷困，以至那所教堂的牧师会不得不筹募他的救济金。临死前他拒绝别人送给他的基督受难像，“因为它刻得太差了。”

牟里罗——全名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里罗——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谦虚、文雅、虔诚，是学生们的偶像，对手们爱戴的人，也是一个慈爱的人。1617年，当时西班牙的艺术大都会——塞维利亚目睹他降生于世，他是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胡安·卡斯蒂罗的指导下学习绘画。14岁时，父母去世，这个孤儿便在一个每周一次的市集上以出卖那些粗陋而草成的绘画维生。他听说菲利普四世善待艺术家，便前往马德里，在那里——根据一个不确定的传说——委拉斯开兹照顾他，让他寄住在自己家中，担保他获准进入皇家艺廊，并鼓励他研究里贝拉、凡·戴克、委拉斯开兹等人的作品。

然而，我们发现1645年时，他又出现在塞维利亚。那里的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以一个不太高的价钱征求7幅大画。有地位的艺术家们嘲笑那个价钱，牟里罗同意了，并画了他的第一幅杰作《天使的厨房》（The Angel’s Kitchen）。画中显示天使们自天而降，带来了食物，烹调好后又收拾饭桌，喂饱那些饥饿的虔诚信徒。牟里罗虽然尝试追随里贝拉、苏巴朗等人的阳刚风格，但他用一种柔和的感情表现这个故事。这幅画和《桑塔·科拉拉之死》使这位艺术家获得声望。塞维利亚半数的知识分子赞美他，订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画几乎全是宗教性的，所以牟里罗推出大量的圣母、神圣家庭和圣者的画像，他在基督教传说中画了如此美丽的妇女、英俊的男子、迷人的孩子、艳丽的色彩和神秘的气氛，天主教的欧洲都热情地称他是最可爱教义的最可爱解释者。

经济上有了来源，牟里罗在30岁时冒险踏上婚姻之路，使他家中充满了9个孩子的喧嚷、吵闹和快乐的叫声。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劳苦地工作至死。大教堂的牧师会付给他1万瑞尔购买他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肖像，那幅画至今仍挂在那里。宙克西斯（Zeuxis）曾说过的一个传奇，却在牟里罗死前11年印出来，故事告诉我们说小鸟们飞进大教堂，想栖息在图画中的百合花上，并啄食画上的水果。

虽然他的主题几乎全是宗教性的，但牟里罗使它们充满人性，而不是宗教意味。如果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欧洲非常关心他送出去的许多《圣灵受孕图》的仿本，那不仅因为它们赞美一个在当时的西班牙格外令人感到亲切的主题，而且因为它将女性捧上了理想主义与神圣的云端。安达鲁西亚可爱而带有羞涩肉欲的妇女是《玫瑰经的圣母》（The Madonna of the Rosary）、《吉卜赛的圣母玛利亚》（The Gypsy Madonna）及朦胧而美丽的《圣家与鸟》（Holy Family with the Bird）诸画灵感的来源。

谁画小孩会比他更好？普拉多博物馆中的《报喜》让我们看到一个刚过10岁的小女孩，害羞而娇美，正是一个生命的杰作。牟里罗把基督画成各种形式的孩子，他喜欢以家中和附近街上的美丽小孩做模特：可能是因为那些小孩，而不是那些固定的主题，引起他的兴趣，他把他们画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耶稣童年画像》一样迷人可爱。如果他无法把那些孩子硬塞进他的宗教画中，他就单独画他们。慕尼黑的哈斯·科斯特有一面墙挂满了那些孩子的画像：孩子们掷骰子，吃西瓜顺便洗脸，一个孩子大口咬着面包，而他母亲正从他头发里捉虱子。《一个靠在窗外的男孩》（A Boy Leaning out of a Window）明白地表示出金钱和快乐之间有了争论，而且分道扬镳。《一个和狗在一起的男孩》（A Boy with a Dog）显示世界是他的小天地。在陈列于卢浮宫的《乞儿》（Beggar Boy）一画中，这位理想主义的画家告别了超自然，将眼光凝注于地上的生命，他发现生命是可爱的，即使处在贫困中。在他的写实主义中，牟里罗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他的生活就像他的绘画一样没有悲剧，除了最后。在加的斯一个教堂中，他爬上一个架子去完成一幅画，失足落下来，伤口很大，毒素进入体内，这位全安达鲁西亚的宠儿便去世了（1682年）。他死得如此突然，没有完成他的遗嘱。依据他的遗言，在他的坟上刻了他的名字，一具骷髅和两行字——“像你即将死去一样地活着”。

经过两个世纪，在那些注重图画内容胜于表现方法的人们心中，牟里罗保持着很高的声望。拿破仑的将军们偷窃他的作品，之后当作合法的战利品卖出，因而使他的美名得以远播。无能的临摹画家大量模仿他的作品，因而惹起批评家们对他艺术的怀疑。他了解他那行的技术，却因教会的成功而限制了他作画的范围。他太易于倾向生命中阴柔而善感的一面，而开始时的美丽，经过铅版的复印，变成毫无笔触的表面美。他画像中的圣徒们如此固执地仰望苍天，以致欧洲背弃苍天时，牟里罗也就从欧洲人的眼中消失。同样的理由，西班牙绘画约自1680年后也从欧洲人的眼中消逝。欧洲人对基督信仰发生争论时，西班牙仍执着于她的中古遗产，直到戈雅（Goya）的降生，她的艺术才再次震动世界。

在牟里罗的一生中，数以百计的致命因素结束了“黄金世纪”。黄金本身及向外寻求黄金，都是原因：西班牙的青春和活力，毁于该半岛对美洲的探勘和利用；而他们从美洲送回的黄金腐化了西班牙的生活，助长了怠惰，提高了物价；西班牙的商业运输落入荷兰和热那亚人手中。西班牙政府贮存黄金，货币贬值，将从事生产的摩尔人逐出国外，以钱财鬻爵，向每种物品征收高税，使经济陷于停滞。工业萧条、失业大增、商业萎缩、人口减少、而城市倾颓时，却将财富虚掷于海上探险和宫廷的奢侈生活上。狭隘的贵族政府失去了一切威严，街道上到处陈放收款箱，挨家挨户地乞求捐献，以支持国内的财政无能和国外的失败。西班牙军队据守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米兰，强行通过新大陆上的丛林和沼泽崎岖之地，在“三十年战争”中丢掉性命，对顽强得难以置信的荷兰人做失利的战争。这一切使一个微小的，土地贫瘠而多山，领土被海面局限，而海面复为外国商业竞争者与海上敌人所制的小国家，逐渐消耗了它的人力和资源。只有修道院和教堂依然存在，固执地把守着它们巨大的、不容剥夺、不容征税的财产，而那些除生活奢侈之外一无所长的僧侣人数却与日俱增。当宗教以天堂应允的空话来劝慰贫困、钳制思想、引导西班牙过已过时的生活时，法国和英国却致力于奖励工业、掌握商业，向“未来”进军。对日益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是生命的体现，也是生命的价值。

第五章　法国的角逐（1559—1574）

敌对的势力

人只要心里疑惧不安，便表现出竞争性。各种团体、阶级、国家、种族，一如其组成分子因疑惧不安而钩心斗角，争其所欲，尤以法律不彰和缺乏保护力量的社会为然。大自然使所有生物为生存而竞争。欧洲1517年宗教改革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纷乱期间，这种集体的竞争利用宗教为其外衣，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经过一个世纪后，斗争集团终于放下了武器，而基督教仅于废墟中幸免于难。

法国首遭其难，但最先复原。1562年至1594年的“宗教战争”对法国的影响如同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对德国及1642年至1648年的内战对英国的影响一般。法王亨利二世在1559年比武中不幸去世时，他15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弗朗索瓦二世。法国因哈布斯堡王朝与瓦洛伊斯家族的长期战争，几乎濒临破产局面。当时法国政府每年收入为1200万里弗，公债为4300万。许多地方官4年从未领到薪俸。法国人不理政府催促，拒绝纳税。财政冲突迫使里昂于1559年陷入经济混乱的局面。美洲的金和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法国以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工资与物价竞相上涨。在此情况下，除消息灵通、老谋深算的金融业者和投机者外，一般民众都深受其害。1567年和1577年，政府曾明文规定最高物价和工资，但实际经济情况的混乱，并非法律条文所能遏制。战争一日不停，通货膨胀难以遏制。或许这是偿付宗教战争的一种不虔诚的手段。天主教会是全国一枝独秀的机构，1600年，全国共有9.4万名传教士、8万名修女、7万名僧侣或修道士及2500名耶稣会教士，拥有雄壮宏伟的大教堂、堂皇的主教辖区及广大肥沃的土地。法国1/3（有人说2/3）的财富属于教会。宗教战争的幕后，隐藏着争夺或保有这份教会财产的野心。

所幸教会有一名叫查理·吉斯的人，他35岁时曾被推为洛林枢机主教，现为弗朗索瓦二世的首相。吉斯公爵世家之名，得自其靠近拉昂（Laon）的城堡，但大本营是在洛林，其地不久前刚并入法国版图。洛林枢机主教英俊潇洒、机警、睿智，生活严谨。他长于行政工作，并能说一口漂亮的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只热衷于财富和权力，巧言令色，排除异己，大力削减政府的支出，到处树敌。他的长兄弗朗西斯（即吉斯公爵）曾以熟谙兵略名噪一时，被聘为国防部长，但在法国财政濒临破产需要和平时，他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喜欢光荣、华服和表现骑士精神，他高雅的风采和优美的仪表，使他成为崇信天主教的法国人的偶像。他不能容忍异端，主张以武力铲除它。他和他的弟弟都认为，如果法国像英、德两国一样地接受新教，法国教会可能会寿终正寝，同时也可能使维持法国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的宗教热忱消失无踪。为了维护他们的信仰和权力，吉斯兄弟冒险犯难，备尝拂逆，负起拯救法国的责任。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在来自日内瓦的教改家加尔文的号召和领导下，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已成为从教义和社会两方面反抗教会的一股急速蔓延的力量。加尔文认为这些人约占1559年全法国人口的10%。米什莱（Michelet）则估计他们到1572年时，人数将增加两倍。从多芬省到布列塔尼省，他们都有据点，尤其在法国西南部的势力更强。300年前，阿尔比派的异端曾在该地被根除。新教徒不顾弗朗索瓦一世与亨利二世严刑峻法的压迫，照常举行祈祷会，在庄严的布道上讲述宿命道理，并出版许多小册子，揭发教会的黑暗并攻击吉斯家族的暴政。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全国大会（1559年5月26日）。他们坦承效忠于法国的君主政权，但要在新教势力所及的地区组织共和政体。像其他被压迫的少数分子一样，他们对自由有一套暂时性的观念，但他们同意天主教的主张，法国须推行“真正的宗教”使之遍播全国。他们的教规比其他敌对的教会的教规更严格。他们不参加舞会，不穿华丽的服装，不看戏。他们愤怒地指责宫廷的淫乱，诚如珍妮·阿尔伯特告诉她的儿子说：“那里并不是男人勾引女人，而是女人主动勾引男人。”

当时太后凯瑟琳·美第奇认为双方均“以宗教为外衣，掩护罪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并无宗教的存在”。她或许言过其实，但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无疑是造成宗教不和的主要原因。农人仍崇信天主教，他们信仰天主并非物质上的因素，是因为天主教古老的信仰中，有令人向往的神话，也有节日庆典慰藉身心，非严肃刻板主张宿命论的新教可比。无产阶级人数虽少，反抗却大，他们谴责雇主，凡提倡改革的事，他们都表示赞同，至少意味着某些改变。正如罗拉派信徒和清教徒时的英国，也如“农民战争”（The Peasants’War）时的德国，《福音书》成为革命的教科书。中产阶级也同样听信那些在日内瓦受训练、被遣送到法国的勇敢传教士的话，法国的商人在大博览会里遇见有钱的德国人、英国人和瑞士人后，都注意到这些商人和新教徒领袖的合作无间及他们信仰新教而获致的繁荣。他们长久以来遭受主教的轻视商业和墨守种种封建陈规的压迫，听说加尔文对商业和财政具有好感，并与俗人合力控制教会、重整道德，他们既感兴奋，又感艳羡。他们憎厌教会的财富、什一税和封建的贸易税。他们不能原谅君主国对中央政府的懦驯，致将数百年来他们视为政治禁脔的地方行政区归隶于中央政府。甚至银行家也欢迎胡格诺派教徒，因为胡格诺派教徒主张贷金取息，而教会对这件事自始即不赞成，虽然后来对此视若无睹。

不少贵族正进行叛乱的工作。他们不愿和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唱和。他们一定听过德国诸邦领主联合新教以抗拒教皇与皇帝，并瓜分教会财产以充实自己财富的事。但勇敢的胡格诺派教徒如何适时地作为压制国王的工具呢？贵族们控制了法国的农庄、粮食和农夫。他们组织统领军队，握有城堡，统治各省。如果这次改革能够赢得贵族阶级的拥护，就可获得全国的支持。早在1553年，洛林枢机主教曾警告亨利二世说：贵族阶级正秘密与新教徒勾结。1559年，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塞东奇等省的贵族们，已公然出面领导新教徒的反抗。

骄傲的波旁王朝并不谅解瓦洛伊斯王朝驱逐波旁公爵，即查理三世，而导致他的反叛与早死（1527年）。他们也不喜欢被吉斯家族排挤出法国政府之事，因为他们视吉斯家族为来自洛林省的异族。出生于波旁王族的路易一世（孔代亲王）是路易九世的后代，他具有皇室血统，官阶高于吉斯，他加盟胡格诺派，因企图扩张新教势力而去世。他的兄弟安东尼虽尊称为那瓦尔国王，实际上仅统治法国西南部的贝阿恩省，受到王后让娜·阿尔伯特的影响，有一段时期曾倾向胡格诺派。野心勃勃的让娜是文静的玛格丽特的女儿。玛格丽特表面上遵从其兄弗朗索瓦一世，信奉正统的宗教，暗中却保护过很多异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热爱诗和生命的玛格丽特是文艺复兴时代妇女的典型人物，她的女儿也代表了法国宗教改革时期妇女们扮演的角色和特质——对宗教坚信不移，培育并鼓励她们的孩子前仆后继以赢取神圣战争的胜利。她把她有名的儿子（后来的亨利·果特）抚养成人，使他具备了斯巴达和清教徒的美德，却未亲眼看到她儿子恢复文艺复兴时代的放纵欢乐。她一定极为仰慕科利尼，因为他正是她的理想的化身：他有高贵的荣衔与人格，他是献身胡格诺派革命的一位思想缜密、志虑忠纯的领袖，又是严肃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完美无缺的德望实令伪信宗教的宫廷诸臣感到惭愧。

加尔文曾警告他的信徒，对政府不要采取激烈的反抗，但他们在政府加紧迫害之下失去了耐性。1559年6月，亨利二世曾经命令全国的法官将反抗政府的新教徒处以死刑。弗朗索瓦二世在吉斯唆使下重申前令，又下令摧毁所有新教徒聚会的场所，凡隐匿新教徒或知情不报者，不论其是否该犯的亲戚，均处以死刑。1559年的最后5个月，有18个人，以执迷不悟崇信异端、拒绝参加弥撒或接受天主教圣餐会等罪名而被活活烧死。数百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因此逃入日内瓦接受加尔文的援助。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则开始组织军队以应付未来的内战。

1559年12月23日，伯格的安妮在巴黎议会上大胆发言攻击迫害异教徒，因此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随后加斯帕德·休被吉斯下令在查蒂·维琴尼斯被绞死。他的姻弟拉·雷纳迪的领主格德佛罗伊·巴里阴谋联合贵族和其他人预定在昂布瓦斯发难，推翻吉斯王朝。但洛林枢机主教揭发这个阴谋，立即调动军队平复叛乱，逮捕了叛徒，有的吊死，有的砍头，其余的分别装入布袋中投入卢瓦尔河。当时的一部史书记载：“整整一个月来不是吊死，便是淹死，浮尸漂满了卢瓦尔河面。”孔代因这事被召进皇宫为共谋罪辩护。他否认这些控告，并以决斗方式向任何控告者挑战。他终因无任何证据被释放。“昂布瓦斯之乱”因恶毒的镇压手段和激怒贵族与胡格诺教徒的那股复仇狂热，惊扰了凯瑟琳·美第奇，她说服孱弱的国王和勉强同意的吉斯允许从宽审判。她征召米契尔·奥皮塔尔（Michel de L’Hpital）为首相（1560年5月），并敦促他绥靖全国。奥皮塔尔在意大利求学时便立志做人道主义者而非教条主义者，他任法国行政长官后，以同等的恕道和体恤对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对国会的数点建议，将安妮送上火刑：“每人均曾选择一种自己信仰的宗教。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宗教应被他人接受，而其他宗教则应受排挤……各种宗教应设法和平相处，发明一项和平法则。”凯瑟琳听从他的建议，举行了一次“名人大会”（Assembly of Notables），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组成，双方于1560年8月21日在枫丹白露集会。科利尼当场将一份胡格诺教徒的请愿书呈给国王。胡格诺教徒在请愿书内向国王申致效忠之忱，但要求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有些主教呼吁双方抑制，并敦促天主教教士重整宗教道德。大会认为各有关问题必须由法国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代表集会解决。国王下令10月10日召开国会，同时禁止审判异教徒，直到这个新国会解决了各种使法国面临分裂的基本问题。

信奉胡格诺教的波旁王朝因怕被捕下狱，拒绝参加“名人大会”。孔代亲王和安东尼怀疑这是一种怀柔的手段，阴谋筹组军队，并以里昂为首都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但孔代的一个信差被政府军截获，重要文件落入政府手中，军机外泄，孔代被捕后送审，并于12月10日处死。吉斯王朝重掌专制政权。

12月5日，年仅16岁的弗朗索瓦二世驾崩，整个情势为之一变，他的弟弟查理九世继位，因年仅10岁，由其母后摄政，开始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鼎足而立，共同维持欧洲混乱的局面。

凯瑟琳·美第奇

经过400年的各种诠释之后，她仍然是谜一样的人物，她是“慷慨者”洛伦佐的后裔、教皇利奥十世的侄孙女，是典型的美第奇族人。她因世袭得到权位，其血液中具有聪明狡猾的特质。她于1519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未满月时父母亲即双双死于梅毒。她小时候是无助的孤儿，一直被她好战的亲戚利用为外交谈判的抵押品。直到14岁那年，她的叔祖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将她许配给未来的法王亨利二世。但婚后10年她一直没有生育，阴郁的亨利便沉迷于狄亚娜·普瓦提埃（Diane de Poitiers）怀中。之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几乎一年一个，共生了10个。她企图安排她的孩子继承王位，其中3个夭折、3个儿子成为法国国王、两个女儿成为王后，她所有的儿女几乎都尝到了悲剧的苦果，尤以其本人为最，她亲眼看着她的丈夫和3个儿子死去，身为王后和太后，她身负4个朝代的兴亡。靠着谨慎、自制和不择手段的欺骗，她安然度过她经历的4个朝代。

当时的人形容她：“挂着面纱时，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换句话说，她有美好的身材，布朗托姆（Brantme）肯定地告诉我们，她的胸脯“雪白而丰满”，她的“大腿非常美”，她的手指也是纤细的。但她的脸多皱纹，眼睛太大，嘴唇太厚，嘴巴又太大。如果她要勾引男人，只有找别的女人代劳。当时谣言指控她的身边有一队行动快捷的美女，能把她所要的男人带到她的身边。但这显然是一种虚构的传说，在狄亚娜与亨利二世相恋并干预政治时，凯瑟琳受到心灵的创伤。亨利死后，她利用这个机会报复。长达35年的时光，她在幕后控制大权。她的精通谋略弥补了她儿子们的无能，他们憎恨她的干预，但他们的失败，使他们徒呼无奈。她卷入宗教革命的旋涡中，被一群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一些偏执的教条主义包围，她用她仅有的3种武器与环境搏斗——美第奇的财富、意大利人天生的精明能干及马基雅维利的外交权术。马基雅维利曾以《君王论》一书赠予凯瑟琳的父亲，她几乎不需要这本书的指导，因为她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都已看过这些原则的实践。如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她击败了所有环绕在她四周的政治家，使之无还手之力。“她的诡计比为国王决策的枢密院还多。”她工作勤奋，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一个意大利观察家说：“任何一件事都须先经她批准才能施行，她甚至工作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虽然如此，她照胖不误。她的道德观念超越当时的标准，她似乎对她不忠实的丈夫及以往两人的情感忠贞不贰。丈夫死后，她终生戴孝。她最伟大的继承人亨利四世，宽大地评论她：

一个寡妇要抚育5个小孩，又要对付2个法国王族——我们波旁王族和吉斯王族觊觎王位，一个女人能够做些什么呢？为了保护她的儿子们，在她精明的指导下陆续继承王位，她怎不会被迫到处玩弄欺骗的手段呢？我很惊奇！因为她始终没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们或可将上述这段话，作为1570年以前对她的公允的评价。她在强敌环伺下，以灵活的手腕纵横捭阖，使各种敌对势力互相制衡，减轻对自己的压力。她写道：“我深深了解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满足外，对上帝、国王和我均无敬爱之心。如果上帝恩待，我将不容许被任何人指使。”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气息太浓，以至无法体会出胡格诺派教徒宿命论的严肃性。她还要求教会拨一笔款项，以防止国家财政破产。虽然如此，为了法国，她准备将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嫁与信奉胡格诺教派的那瓦尔的亨利，并让其子亨利与被教会逐出的伊丽莎白结婚。她认为当时局势是王朝的与政治的因素多于宗教与经济的因素。她必须保护她分裂的国家，以对抗由奥地利与西班牙联盟组成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使西班牙王权在佛兰德斯称霸，并威胁到法国的东北部。瓦洛伊斯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随时都可能重燃战火。那时法国需要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和平与团结，以应付外来的危险。

在这种想法下，她与首相奥皮塔尔准备在奥尔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并非依地区选出，而是来自各阶层。贵族、僧侣及第三阶级——贵族和僧侣以外的平民，他们大部分是乡镇或特别行政区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且在较低阶层的代表中，也有农夫与早期的无产阶级。这些代表是由各阶层和地方派系推举，并非由普选，因此没有立法权，只有对君王咨商的权利。然而在需要经费的情况下，看在金钱的分上，君王对这些建议也给予适当的尊重。

1560年12月13日，奥皮塔尔召开会议，希望双方互相容忍。她呼吁，政府的功能是维护和平秩序与正义，不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当然最好是所有的法国人都信奉同一宗教，因为共同的宗教可以促使全国团结、使法国强大，但这个理想若不能以和平的手段达到，大家就应该互相容忍。最后，她问到底有谁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呢？“你说你的宗教比我的好，我说我的比你的更好，那是否由我采纳你的意见就会比由你采纳我的意见更合理呢？让我们停止这些罪恶的、煽动性的党派称呼——胡格诺教派、路德派、天主教派，让我们改称基督徒！”

她的陈词虽慷慨激昂，但反应一般，巴黎神学院一位博士主张对所有异教徒判以死刑，罗马教皇的使者建议凯瑟琳把所有胡格诺教的代表全部烧死，然后对付在奥尔良的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的代表建议太后做各种改革：所有教堂的牧师应由会议选出，而非委派；所有的主教应由教区的牧师与贵族选出；1/3的教会收入应作为救济穷人之用，1/3用于建筑教堂、学校、医院；教会的教义应以《圣经》记载的为限。这些建议对于凯瑟琳来说太激进了，何况她又迫切需要教会的钱。她为了安抚胡格诺教徒而释放孔代，敦促教皇庇护四世下令允许撤除教会里的神像，允许以酒与面包来施圣礼。1561年1月28日，她释放所有因宗教罪名被捕下狱的人，而且命令，除非另行公告，应停止所有对宗教的迫害。同月31日，她又令全国代表大会休会，定于同年5月重新召开，届时缴付她需要的款项。

胡格诺教徒在此情况下迅速扩展。3月2日，他们在普瓦提埃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新教的牧师在枫丹白露广场、孔代及科利尼寓所中自由传教。1561年1月1日，在法国南部卡斯特尔市的选举中，所有当选的官员都是新教徒。不久，所有的市民都得参加新教礼拜。天主教仪式遭到禁止，宗教偶像则由官方没收并予以摧毁。在阿让和蒙托邦（Montauban），胡格诺教徒接收了未经使用过的天主教堂。1561年4月6日，老蒙特莫伦西和吉斯公爵马沙尔·圣安德烈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以保护天主教的利益。巴黎、卢昂、博韦及其他各地都发生暴动。太后公布了《七月诏书》（Edict of July）禁止暴行及胡格诺教徒公开聚会，但胡格诺教徒不予理睬，在很多城镇攻击天主教的游行，并进入天主教堂、烧毁圣物、捣毁偶像。1561年秋，蒙彼利埃60个教会与修道院都被抢劫了，很多传教士被杀；蒙彼利埃的卜克列修道院被烧毁；修女们被遣散，并劝告她们去找丈夫成家。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天主教徒屠杀了所有他们找到着的新教徒。在尼姆（Nmes），胡格诺教徒驱逐了全部天主教传教士，摧毁教堂或占为己有，烧毁了大教堂，并把供奉用的圣体放在地上践踏（1562年2月）。在朗格多克与吉耶纳，新教徒一旦占据优势，即夺取天主教堂、教产并驱逐天主教牧师。新教牧师的个人品德虽比天主教牧师堪为表率，却同样心胸狭窄，不能容忍异教。他们把由天主教士主持婚礼的，或允许其子女与天主教徒结婚的胡格诺教徒逐出教会。至此，双方都没有容忍的迹象。

1561年8月1日，全国代表大会再度在蓬蒂兹（Pontoise）召开，该会献出了政府所需的款项，但先决条件是政府今后征税或宣战，须先获得该会同意。身为该款项主要供应者的第三阶级，又增加了一项大胆的要求：法国境内所有天主教会的财产应收为国有，天主教教士应由国家支薪，从由此获得的7200万银币余额中，应拨4200万清偿公债。天主教牧师惊慌之下，匆促地与凯瑟琳订了一项和约，由天主教提供1660万银币，谨慎地采取了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凯瑟琳接受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就解散了。

同时，奥皮塔尔在凯瑟琳的授意下，不理教皇的抗议，邀请天主教与新教牧师共同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1561年9月，6位枢机主教、40位主教、12位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博士、12位圣典学者、来自法国的10位新教牧师、1个英国新教徒、日内瓦的贝兹、20位新教徒居士，在巴黎以西11英里的普瓦西举行有名的普瓦西会谈（Colloquy of Poissy，9月9日）。国王、太后、各亲王及国会都参加。贝兹代表年迈的加尔文，受到几近皇室的礼遇。他在凯瑟琳的宫中布道，并举行一次新教的礼拜仪式。起初他言谈温和，并以其完美的法文吸引了所有与会人士，但他评论圣餐：“基督的圣体远离供奉的圣饼，就像天堂离人间这么远”时，天主教代表起哄抗议，秩序一时大乱，主教们敦促凡怀疑实存说布道者均应被驱逐。这次会谈因教义的冲突，彼此积怨而破裂。

胡格诺教徒习于在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举行集会，并用洪亮的赞美诗来干扰天主教弥撒的进行，这样做他们深感快慰。天主教徒则以教堂顶上的钟声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干扰以为报复。在巴黎圣马达德教堂前面，新教徒的一次集会因受教堂钟楼嘹亮钟声的干扰而取消。这时，一个新教徒到教堂抗议而被杀。出于愤怒，新教徒劫掠了这座教堂，并把神像与十字架捣碎。在这场争斗中，有80个信徒受伤（1561年12月27日）。

凯瑟琳想用《元月诏书》（Edict of January）来安抚天主教徒（1562年）。该诏书要求胡格诺教徒把以前侵占的教会建筑还给天主教，只能在城墙之外的郊外举行聚会。天主教领袖同意贝兹的观点，认为该诏书实际上要求双方互相容忍，并承认新教是法国一个合法的宗教。议会领袖们当面告诉凯瑟琳，他们宁可死去，也不愿签署通过该项诏书。蒙特莫伦西与圣安德烈指责凯瑟琳的政策时，她即解除他们的职务。图尔农（Tournon）枢机主教抨击她时，她命令他退休，并解除他教区的教职。天主教的传教士指责她是一个残忍淫荡的王后——当时苏格兰教改家新教徒约翰·诺克斯，也以同样的词语形容“苏格兰天主教王后”。

1562年3月1日，星期日，吉斯公爵带着200名武装随从经过第戎（Dijon）西北方约40英里的瓦西村庄时，停在该地一所教堂内望弥撒。这时附近谷仓内胡格诺教徒聚会所唱的赞美诗干扰了仪式的进行。他派一个人请那些新教徒暂停15分钟，等弥撒完毕后再唱。胡格诺教徒拒绝了。吉斯公爵继续他的弥撒时，他的一些随从与新教徒发生言语上的冲突，随即拔出宝剑，胡格诺教徒也用石头攻击。一块石头在吉斯公爵离开教堂时打到他，公爵头破血流，他的随从立即冲入由男女老少500人组成的聚会，杀死了23人，伤了100人。“瓦西惨案”激起法国新教徒战争的狂热，天主教徒，特别在巴黎，认为应该给少数捣乱分子一个适时的警戒。凯瑟琳命令吉斯公爵到枫丹白露来见她，他拒绝了，继续往巴黎迈进。蒙特莫伦西和圣安德烈，带领2000人加入他的阵容。孔代召集新教徒的军队，携带武器在摩城（Meaux）集合。天主教由3人联合率领的军队向枫丹白露进军，监禁了太后和王室，并强迫他们前往距巴黎27英里的麦兰（Melun）。他们设立一个新的枢密院，大部分由吉斯公爵的亲信组成，而把奥皮塔尔的人排斥在外。孔代领导1600名战士到奥尔良，呼吁所有新教的聚会所提供军队。宗教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1562年4月）。

仲裁浴血记（1562—1570）

双方都寻求并接受外援，天主教徒的援助来自西班牙，新教徒的则来自英国和德国。伊丽莎白，被加莱以承诺贿赂派遣了一支6000名的军队，其中的2000人攻占了卢昂。但吉斯又于1562年10月26日攻占该城，掠夺整座城市，他的部队疯狂地抢夺战利品，不分天主教徒、新教徒，均遭劫掠杀戮。在这些战役中，信奉天主教并加入其军队的波旁·安东尼受到了致命的创伤。胡格诺教徒控制了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城镇。他们抢夺天主教堂，捣毁神像。在孔代和科利尼领导下，1.7万主力军向诺曼底出发，以期和英国的增援部队会师。到德勒（Dreux）时，这支部队被1.7万名天主教军队截击。12月19日，发生一场猛烈的大战，6000人在此役中遗尸沙场。圣安德烈被杀，蒙特莫伦西受伤后被胡格诺教徒捕获，孔代受伤后也遭天主教徒逮捕。一时之间，法国式的殷勤大行其道，蒙特莫伦西被天主教徒视为英雄，礼遇备至。他虽贵为国王军队的总司令，但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曾在7次战争中受伤。而吉斯公爵也待孔代为上宾，与他同桌共餐，并同寝于营中唯一的床上。天主教徒赢得这次非决定性的胜利，但有一段时间巴黎人士和王室认为胡格诺教徒已获胜利。凯瑟琳听到这消息时显得很平静，她说：“好极了，那么我们就用法语向上帝祷告。”

吉斯公爵在这次胜利后去世。1563年2月18日，他分兵围攻奥尔良时，中了埋伏，被19岁的胡格诺教徒波得洛特击伤，卧于病榻6日后不治去世，波得洛特被带到凯瑟琳面前时，坚称科利尼曾以巨金雇他谋杀吉斯公爵，并答应若他成功的话，让他上天堂。凯瑟琳随即写信给科利尼，要他答复这项指控。他否认参与此次暗杀计划。他说以前经常警告公爵，要提防暗杀，不过他承认曾听过波得洛特扬言要谋杀公爵，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次谋杀行动。他曾给波得洛特100银币请他做一些事，但与本案无关。他对此次阴谋的成功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对于法国和上帝的教堂，特别是我的家族和本人而言，幸运之神无法再给予更佳的恩赐了”。波得洛特于3月18日惨受五马分尸极刑，临刑之时，他重申对科利尼的控告。亨利继承为第三任吉斯公爵后，誓言为他死去的父亲复仇。

凯瑟琳继续为法国的和平努力。很显然，敌对的派系中只要有一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便会废除她的儿子，并把她丢在一旁。她将奥皮塔尔召回她的枢密院，然后安排蒙特莫伦西和孔代会谈，并说服他们签署《昂布瓦斯诏书》（Edict of Amboise）。1563年3月19日，第一次宗教战争结束。这些条款只是胡格诺教派的贵族们的胜利：给予所有的伯爵、高级司法领主与其家人臣属及在法国境内领有属地但无臣仆的贵族，特别是这些贵族与其家属本人，享有良知的自由和实践宗教的革新。新教徒可以在1563年3月8日以前在城镇聚会的地方做礼拜仪式，之后就要到地方官所辖区域以外的市郊，但在巴黎，他们所有的活动一律受到禁止。科利尼指控孔代为了保护他的阶级利益，而牺牲了信奉胡格诺教派的老百姓。

查理九世于9月15日正式宣布届满即位3年，实际上他未满14岁。凯瑟琳结束了她的摄政，仍掌有实权。1564年3月，她率领国王和文武百官出巡全国各地，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新君，一方面巩固脆弱的和平。在鲁西永她发布了一项要求双方局部容忍的诏书，呼吁各宗教尊重其他信仰的自由。皇家之旅经14个月后，于1565年6月3日到达贝约讷（Bayonne），凯瑟琳满怀欣悦地在那里与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已成为西班牙的王后）相见，并与阿尔瓦公爵举行秘密会谈，这惊动了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自然怀疑阿尔瓦公爵主张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新教徒。但阿尔瓦公爵致菲利普的信澄清了那些谣传，信上说明凯瑟琳曾反对他的建议，她拒绝革除奥皮塔尔的职务，并将继续坚持她的和平政策。1565年12月，回到巴黎后不久，她即运用各种影响力，以缓和科利尼、蒙特莫伦西、孔代和吉斯之间的紧张情势。

耶稣会会员于1564年进入法国，他们的布道立即引起天主教徒的热情，特别在巴黎一地，他们曾使不少新教徒改变信仰。在几个省份，天主教徒强烈的反应使新教徒前功尽弃。那些容忍异教的诏书一再被破坏，双方野蛮的行动愈演愈烈，信奉天主教的地方，行政官经常吊死信奉胡格诺教派的人。在尼姆，新教徒屠杀了80个天主教徒（1567年）。1561年至1572年，有18宗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案件，5宗屠杀天主教徒的案件，暗杀事件则超过30次。凯瑟琳从瑞士引入雇佣兵，孔代询问这支军队作何用途时，她并无令人满意的答复。孔代和科利尼认为自身已陷入危险之境，于1567年9月率人到摩城企图擒拿国王和太后，但阴谋被蒙特莫伦西所阻而不能得逞。凯瑟琳从此对科利尼深怀戒心，这种情形就像当年她忌惮吉斯公爵一般。

科利尼和孔代觉得胡格诺派教徒权力受制，第二次战争无法避免。这次轮到他们引入雇佣兵，以补兵员的空竭。这些雇佣兵大部分来自德国，他们攻陷奥尔良和拉·罗契尔，大军直逼巴黎。凯瑟琳便向阿尔瓦求助，他立即派军增援，蒙特莫伦西率领的1.6万大军，在巴黎郊外的圣丹尼和孔代的军队遭遇，随即展开一场最惨烈而又不能决定胜负的浴血战。蒙特莫伦西受伤去世，这次战争使法国人再度怀疑是何种宗教使人们如此互相残杀。奥皮塔尔利用这个机会于1568年3月23日促成《隆瑞莫和约》（Peace of Longjumeau），恢复《昂布瓦斯和约》适度宽容的精神。

天主教徒摒斥这份和约，拒绝履行和约中规定的条款。科利尼向凯瑟琳抗议，她诿称爱莫能助。1568年5月，西班牙驻罗马大使胡安·苏尼加（Juan de Zuniga）报告称，他曾听教皇庇护五世透露法国政府正考虑暗杀孔代和科利尼的阴谋。也许他两人已经得到同样的情报，即逃往拉·罗契尔，在那里他们会合了让娜和她15岁血气方刚跃跃欲试的儿子。他们组成了一支胡格诺教徒新军，集结一个舰队，增强城堡的防御工事，而且击退了所有政府军想攻入这城堡的企图。英国私人的船只受孔代的雇用，悬挂着孔代的旗帜，任意抢劫天主教徒的财产。孔代此时俨然成为法国南部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者。

凯瑟琳认为第三次宗教战争是一场革命，企图瓜分法国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国家。她谴责奥皮塔尔和解政策的失败，奥皮塔尔辞职，吉斯受命继其首相职位。1564年9月28日，政府取消宽忍法规，宣布法国的新教为非法。

那年整个冬天，双方都在积极准备下一次决定性的战争。1569年3月3日，两军在昂古莱姆附近的雅那科相遇。胡格诺教徒被击败，孔代受伤后投降，但被人自背后刺杀身亡。科利尼继续指挥作战，重整军队并循序撤退。在蒙康图尔胡格诺教徒又被击败，但科利尼战略运用得当，兵力又渐复原。这支胡格诺教徒军队虽未获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却不屈不挠，继续进军至距巴黎仅数小时行程处（1570年）。那时法国政府虽有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资助，但支付战场上的军队的庞大军费仍感力不从心，再加上贵族们无心恋战，要想维系军力也是一大困难。当时成群结队的外国雇佣兵蹂躏法国，皂白不分地到处打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财物，胆敢挺身抵抗者均遭杀害。

凯瑟琳促科利尼重新履行《隆瑞莫和约》，但他认为条件不够，拒绝接受，并下令军队继续前进。这时年轻的查理九世突然运用他的权力，于1570年8月8日在圣热尔曼（St.Germain）与新教徒签订一项和平条件，给予屡战屡败的胡格诺教徒比以前更优厚的条件——允许胡格诺派教徒在巴黎或皇宫附近以外的地区自由礼拜，不受限制地担任公职，并有权利独立统治4座城市达两年之久，以作为对这些条款的保障。天主教徒对此大为愤怒，他们不明白经过多次的胜利，为何还要做这样的投降让步。菲利普和教皇提出抗议，凯瑟琳支吾其词，只说她正在等待机会。

虽然如此，她继续致力于加强和平，尽管凯瑟琳与让娜是死敌，尽管亨利曾在战争中杀死了一部分天主教徒，她仍以其女玛格丽特下嫁那瓦尔国王，亨利在孔代死后继承为胡格诺派教徒的名义领袖，这是凯瑟琳最后、最大胆的一举。亨利年轻有为，也许年轻貌美活泼的玛格丽特能够使他放弃宗教上的成见。盛大的婚宴将在巴黎举行，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的绅士淑女们都将会被邀请，快乐的文艺复兴气息，将重现于艰辛的宗教改革中，战争、屠杀、宗教歧视暂时平息。法国此时有一个短暂的宁静。

大屠杀

但亨利的母亲会同意吗？让娜从里到外完全是一个胡格诺教徒。1561年，她到王宫时，曾宣称：“即使他们以性命要挟，我也不去做弥撒。我宁可马上将我的儿子与国家丢入海中，也不愿屈服。”相反，她要她的胡格诺教派牧师公然向她布道，而且大胆忽视巴黎民众的指责。1562年，她的丈夫改信天主教时，她就离开宫廷回到贝阿恩，替孔代招兵买马筹募粮饷。在她丈夫死后，她强迫贝阿恩地区民众信奉新教，天主教的教士被排除，其职位由胡格诺教派牧师取代。在以后的50年，贝阿恩再没有听到弥撒的声音，教皇庇护四世开除她的教籍，并希望能废除她，但被凯瑟琳劝阻。让娜同意瓦洛伊斯与波旁王朝联姻时，她或许对此仍有记忆，同时也想起凯瑟琳长期为和平所做的奋斗。此外凯瑟琳几个儿子体弱多病，或许有一天他们全部死去，而把法国王位让给那瓦尔的亨利？占卜者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不是曾预言瓦洛伊斯王朝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凯瑟琳最体弱多病的儿子查理九世，除偶尔大发雷霆、神志不清外，还算是可爱的年轻人。他像风中的芦苇，很少有自己的主意。也许他是因纵欲过度而致身体虚弱，他与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但他与胡格诺教徒玛丽私恋甚久。他对艺术、诗歌、音乐极为敏感，喜爱背诵皮埃尔·龙沙的抒情诗，他也能写出像龙沙那般优美的诗句：

我俩都拥有王冠，

身为国王，我接受加冕；身为诗人，你赐封他人。

你的诗，以柔和的韵律令人销魂，

你屈服了人们的心灵，而我只能屈服人们的躯体。

你的诗令人心酥神醉，而令世俗之美黯然无光，

我能带来死亡，你却给人永生。

科利尼在布卢瓦（Blois）入朝掌权时（1571年9月），查理对待他犹如弱者欢迎强者相助一般。至此，科利尼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无视百官的殷勤，他是绅士、贵族，但文静而沉着，半个法国臣服在他的号令之下。年轻的国王称呼这位年老相国为“我的爸爸”，任命他为海军舰队司令，并从国库内拨发10万银币以偿还他在数场战争中的损失。科利尼参加了枢密院，国王缺席时即由他主持会议。查理对菲利普二世一直又妒又怕，而天主教法国依赖西班牙之事，也使他愤怒不已。科利尼建议他向西班牙开战，如此，可使整个法国团结一致，同时也可更正目前正受西班牙侵占的东北部的国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奥伦奇的威廉正领导荷兰人反抗他们的西班牙领主，只要稍加推动，佛兰德斯就将归入法国的版图。查理听了颇以为然，即于4月27日写信给拿骚的路易伯爵，他此时正在埃诺（Hainaut）领导新教徒的叛乱。他信上说他“已下定决心……运用上帝赐予的力量，解救‘低地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路易和他的弟弟威廉奉献佛兰德斯和阿图瓦两地给法国，以报答他们在对抗西班牙时所给予的决定性的帮助。同年秋天查理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商讨法国与新教徒德国之间共同防御的问题。

凯瑟琳指责科利尼的建议虚浮、不切实际。既然她已获有法国迫切需要的和平，若因此而使战火重燃，岂非愚不可及？西班牙虽如法国一般破败，但仍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强的国家，因在莱潘托战胜土耳其，西班牙刚恢复往昔荣光。如果法国加盟新教国家，西班牙很可能在所有天主教欧洲（以及天主教法国的大部）的支持下对抗法国。如果战争一旦爆发，科利尼将会担任总司令的要职，加之无主见的查理对他言听计从，他将成为实际上的君王。到那时，凯瑟琳即使未被放逐到意大利，也会被放逐到切诺凯（Chenonceau）。国王的弟弟——吉斯公爵亨利和安茹公爵亨利——获悉查理正批准科利尼派遣胡格诺教徒军队加入拿骚的路易之大军后颇为惊恐。但阿尔瓦事先受到他在法国宫廷内的朋友的警告，于1572年7月10日击败了这支部队。御前会议便召开大会（1572年8月6日至9日）听取科利尼就他向西班牙开战的计划提出辩护，遭到一致的反对。科利尼继续坚持说：“我为了个人因素而答应援助奥伦奇亲王（The Prince of Orange），希望在我借助朋友之力或亲身实践这项诺言时，国王不要为此不悦。”他又向太后进谏：“夫人，今天国王正想躲避一场对他非常有利的战争，但愿上帝不再让另一场他避不开的战争爆发。”面对这似乎是另一场内战的威胁，群情怨尤，御前会议因此散会。马沙尔·塔内尼（Marshal de Tavanne）提出警告说：“让太后晓得她儿子的密谋策略和言论；她要是不提高警觉，胡格诺教徒将会控制他。”凯瑟琳把查理带到一旁，责备他不该对科利尼言听计从。如果他再坚持对西班牙的战争计划，她将请他和他的一位弟弟退回到佛兰德斯。国王听了这话，即请求母后原谅，并表示此后将会孝顺，但仍与科利尼维持知己之交。

在这种情况下，让娜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使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望弥撒，凯瑟琳同意了，虽然此举会引起和教皇之间更多的麻烦，教皇本已不允许玛格丽特和被逐出教会的新教徒的儿子结婚。让娜即到巴黎购物，突发肋膜炎病逝（1572年6月9日）。胡格诺教徒疑有人下毒，但这个假设并未引起一般人的兴趣。那瓦尔的亨利在伤心和怀疑之余，8月从布卢瓦赶到巴黎，同行的有科利尼及800名胡格诺教徒。接着有4000名武装的胡格诺教徒跟着他们进入巴黎，一则为参观结婚庆典，一则保护他们年轻的国王。天主教的巴黎被这次新教徒的大量流入及新教徒煽动性的布道唤醒，指斥这次婚姻为政府向新教徒势力的屈服。然而8月18日，婚礼在未得教皇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凯瑟琳特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教皇的干预。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的门口，自己并未进入，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他和玛格丽特临时住在巴黎的卢浮宫。

巴黎一直很少有这样热闹的场面，科利尼极力呼吁法国公开赞助荷兰人的反抗运动，这时一般人相信科利尼正准备开赴前线。某些天主教徒借此机会向凯瑟琳提出警告，称新教徒正阴谋绑架她和国王。而巴黎城内到处传来一片打铁的声音，显示出正在赶制兵器。这时候凯瑟琳应其子亨利的要求，同意谋杀科利尼。

8月22日，科利尼从卢浮宫回到寓所时，突然窗口两次枪击，射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并将左臂到肘之间撕裂。他的左右护从立即冲入该幢建筑内搜索，只发现一支火绳枪，枪口还冒着烟，暗杀的人已从后门逃之夭夭。国王闻讯后大为震怒，说：“我就永远不能有一点安宁吗？”他派私人医生——胡格诺教徒派尔治疗科利尼的伤势，命令御林军到他的寓所保护他，并下令邻近的天主教徒迁到别的地方，允许胡格诺教徒迁入。太后、国王及亨利亲身慰问这位伤者。查理发了“最可怕的重誓”，决定报复这次攻击。科利尼趁机一再敦促他发动战争，以取得佛兰德斯一地。他把国王带到一旁，低声地说了些机密。回到卢浮宫时，凯瑟琳坚持要国王说出那些秘密，国王答道：“很好！我就对上帝发誓，因为你就会知道，下面是他讲的话：‘权力在你手中粉碎，罪恶则将归之于我。’”在疯狂状态中国王关门独处私室，凯瑟琳则在极可怕的愤怒中沉思。

那瓦尔的亨利来访科利尼，商讨防御之策，科利尼几个手下情绪激动，立刻要去暗杀吉斯家族的领导者，但被他所阻。那些胡格诺教徒说：“如果此事公理未彰，他们自己可能会采取行动。”当天胡格诺教徒整日在卢浮宫附近徘徊，其中有一个人告诉太后说，如果不马上主持公道，他们自己便要动用私刑了。成群结队携有武装的胡格诺教徒一再地经过吉斯家族居住的洛林旅社（Htel de Lorraine），大声恫吓要杀死他们。吉斯家族向国王求援，要求保护，并在房屋四周设防。查理怀疑他们藏匿行刺的罪魁，逮捕了几名家仆，威胁吉斯公爵。亨利和他的弟弟奥玛尔公爵请求离开巴黎，获准后即远走高飞到遥远的圣安东尼港，随后又回到巴黎，秘密潜入洛林旅社。

8月23日，枢密院召开会议审问罪犯。与会人士获悉凶手开枪的那栋建筑属于吉斯公爵夫人所有，她曾誓言要为被谋杀去世的丈夫复仇。本案的凶手即从吉斯官邸的马厩中夺马逃逸，凶器则属于安茹公爵的一名卫兵所有。凶手一直未逮获归案。依据安茹后来的叙述，他和吉斯决定科利尼及胡格诺教徒必须被铲除。正当凯瑟琳和枢密院数名院士在土伊勒里皇宫集会时，安茹的代表波查瓦尼（Bouchavannes）奔入报告说，住在科利尼寓邸的胡格诺教徒正酝酿暴动，时间可能是在次日晚间。凯瑟琳对这位总司令最感不满的事，是他诱使她的儿子脱离她的领导，她深信与西班牙重启战端只会给法国和她控制的王朝带来不幸，眼下她又获悉生命有危险，而且大权可能很快就落入科利尼及其党徒之手。于是她赞同铲除胡格诺教徒的领导分子。

国王对科利尼被人袭击一事仍耿耿于怀，要求严办一切牵连在内的人，铲除胡格诺教徒领袖虽然不一定要获致他的同意，但最好能经他认可。约8月23日晚上10时，太后派遣雷斯伯爵（Count de Retz）向查理警告可能发生的暴动。凯瑟琳和她的咨询大臣们随即包围在国王的四周，他这时的激动几达疯狂的程度。凯瑟琳肯定地对他说，3万名胡格诺教徒图谋在明晨捉拿他，将他带到某个新教徒碉堡内软禁，如此，国王即变成阶下囚，听人摆布。以前新教徒不也曾发动过两次类似事件吗？他们如果胜利，可能一口咬定凯瑟琳曾下令批准对“总司令”袭击为借口而杀死她。他们告诉这位23岁的大孩子，要在他母亲的性命和6名胡格诺教徒的性命之间做一选择。他若是不同意，天主教巴黎一旦荡平暴乱，他可能因愚懦而遭放逐的命运。国王对这些理由不以为然，他问难道逮捕胡格诺教徒领袖并遵循法律途径加以审讯还不够吗？大臣们答称现在采取这项行动来避免战争暴动，已经太迟了。凯瑟琳威胁要迁回意大利，让查理独自面对恶劣的情势。最后，约午夜时分，狂怒交集的查理几临精神崩溃边缘，一阵发作后他突然叫嚣说：“天啊！既然你们一定要杀‘总司令’，我同意！但你们必须杀死法国所有的新教徒，免得留有活口跑来责备我……杀吧！统统把他们杀光！”他口出秽言，躲开了他的大臣们，把自己关在房中。

如果本来阴谋者只计划谋杀少数几人，现在他们更利用国王疯狂的命令尽可能将胡格诺教徒赶尽杀绝，凯瑟琳坚持保全那瓦尔的性命，而年轻的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和蒙特莫伦西则得助于他们高贵的出身而幸免于难。派尔医生被国王所救，这时巴黎各区的队长已接获命令，武装其部下准备在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节，凌晨3点，教堂钟响时采取行动。全权委任状已下达吉斯家族，准许他们执行延缓多时对“总司令”的报复行动。吉斯传话给民兵队军官说，教堂钟响时，他的部下应四处搜捕胡格诺教徒，见者即杀。为防止逃逸，巴黎的城门将关闭。

夜晚时分，吉斯亲自率领300士兵前往科利尼下榻的寓所，在科利尼身边的，有他的私人医生派尔、秘书莫林和仆人尼古拉斯。他们被士兵行进的声音惊醒。接着是一连串的枪声和喊叫——科利尼的卫士被杀了。科利尼的一位友人冲入他的房间喊道：“我们完了。”“总司令”回答：“我对死亡已早有准备。你自己逃命要紧。我不希望你们的亲人因你们的死而见责于我。我已把灵魂交给仁慈的上帝。”他们看时机紧迫，各自逃命去了。吉斯公爵的士兵破门而入，发现科利尼跪在地上祈祷。一个士兵冲上前去打他耳光，其余的人用剑刺他。他仍未死去，被掷出窗口，刚好落在站立人行道上吉斯的脚边。他确定科利尼已死后，即传令士兵到巴黎各处，散布“杀！杀！国王下令杀！”的口令，到处喊杀。科利尼的头被砍下来送至卢浮宫——但有人说是被送至罗马。

这时候，太后突然感到一阵懊悔或恐惧，即下令吉斯家族停止屠杀，但他们回答已经太迟，因为科利尼一死，胡格诺派教徒必须根除，否则反抗必随之而起。凯瑟琳屈服了，命令敲打警钟，开始屠杀胡格诺派教徒。有些城市的屠杀行动惨绝人寰，几至空前疯狂程度，即使真正残酷的战争中也很少有这种情形。一般人因久受压抑，获此解放，也欢欣地参加了屠杀的行列。他们搜杀了2000—5000名胡格诺派教徒或不相干的人。一些以前尚心存顾忌的凶手，现则目无法纪，放胆杀人；苦恼的男子或变心的妇人趁机抛开了讨厌的伴侣；商人被竞争的对手所杀；老而不死的长辈被其继承家产的子孙指控为胡格诺派教徒。在一名嫉妒的教授的唆使之下，一人杀死了哲学家拉莫斯。人们闯入每一个涉嫌藏匿胡格诺派教徒的房中进行搜索。胡格诺派教徒和家属被人拖到街上杀死，信天主教的瑞士籍的御林军冲进嘈杂的人群，皂白不分，逢人便杀，纯粹以此为乐。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公爵前日曾陪国王打网球，今日则被一位他以为是来邀请他参加皇家娱乐节目的蒙面人所杀。住在卢浮宫的那瓦尔国王随员中的胡格诺派教徒、贵族和官员，被召唤到庭院一一被杀，亨利于当天黎明时分即往网球场打球，查理把他和孔代召来，问其选择“弥撒或死亡”。孔代选择了死亡，但太后赦免其罪。那瓦尔表示归顺，才免于一死。他的新娘子玛格丽特睡得焦虑不安。她在一位受伤的胡格诺派教徒闯入卧房，并钻到她的床上时惊醒，她说服追逐者放过他。“在我执笔之时，”西班牙大使的报告中说得很详尽，“他们正在把新教徒彻底杀光、剥光……即使婴孩也不能免。上帝可怜可怜他们吧！”法律规章此时已不生效力，抢劫作奸犯科则不受拘束。这时有人告诉国王：某些朝廷官员居然也参与了抢劫首都的勾当。中午时分，一些受惊的市民联名请求国王遏阻这场屠杀，并有一群警察自愿帮助恢复秩序。国王即下令停止残杀的行动，他命令警察拘捕新教徒入狱，以免再遭攻杀。一部分人因此幸免于难，另一部分人则在这道命令下投入塞纳河身亡。一时之间杀戮已然稍减。但在25日（星期一）那天，一棵山楂树在无辜者公墓（Cemetery of Innocents）上突然开花。因为这不是山楂开花的季节，天主教教士为这一奇迹欢呼。巴黎各教堂的钟声再度响起，以宣告此事。民众误认为这是屠杀的钟声，残杀之事再度发生！

26日，国王统率百官威风凛凛地经过仍然堆满尸体的街道，抵达了司法宫，骄傲地对巴黎议会证明他曾下达屠杀的命令。议会主席即以长篇演说表示祝贺。议会投票表决：将科利尼之子孙放逐，其在沙提永（Chatillon）的故居应予拆毁，其家产被安茹公爵没收。28日，国王、太后及朝廷百官访问了数家教堂，为法国免于异端之害及王室得以保全性命举行宗教感恩仪式。

其他省份也多少响应了巴黎的行动。里昂、第戎、奥尔良、布卢瓦、图尔、特鲁瓦、摩城、布尔日、昂热、卢昂、图卢兹等地获悉巴黎事件后也受到感召，于8月24日至26日展开疯狂的屠杀。依雅克的估计，里昂一地有800名受难者，奥尔良则有1000名。国王先鼓励他们的响应，但后来即下令禁止杀戮。他于26日口头下令各省总督杀死所有的新教徒领袖，27日又下诏书，保护恭驯守法的新教徒。

同时他写信给驻在布鲁塞尔的代表洽邀阿尔瓦的合作：

公爵辖境内有不少我国叛逆，望他能攻夺蒙斯城并惩罚城内俘虏。若他回答说，此无疑是要求他杀害蒙斯城的战俘，并碎尸其居民之事，你可向他进言：此为他必须做之事。

阿尔瓦公爵拒绝这项邀请。他攻陷蒙斯城时，他让法国驻军安全撤离。他私下斥责，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事件是引起战争的一种卑鄙的手段；但在公开场合，他下令举行庆祝会，颂扬这次大屠杀为唯一真正的基督精神的一大胜利。

有些省份的行政长官则有效控制民众，防止野蛮杀戮。香槟、皮卡迪、布列塔尼等省没有残杀事件，奥韦涅、朗格多克、勃艮第、多芬等地也只有少数几起。里昂的天主教徒斥责屠杀的行为，当地的士兵则拒绝参与这项行动。维也纳的主教给予胡格诺派教徒庇护，而当地的天主教徒把有生命危险的胡格诺教徒藏匿起来。奥尔良和特鲁瓦两地的主教则纵容屠杀。波尔多一位耶稣会会员宣称天使米歇尔下令屠杀，他指责地方官迟迟不下令执刑。各省在这个事件中被杀者约5000人，巴黎几达2000人。但据一般估计，被杀者总数为5000至30000人。

天主教徒通常诿称这是多年来胡格诺教徒压迫天主教徒，积怨日久终致宣泄复仇的惨案。菲利普二世一反日常严肃态度，笑道：现在可不必再担心法国干预荷兰了。教廷驻巴黎大使向教皇报告说：“余谨以至诚恭贺圣驾之荣邀天主圣宠，圣驾登基以来，由于诸事因应得体，致使法国国王及太后得受恩宠，慎谋能断，适时一举捕捉叛逆，铲除恶根。”消息传到罗马，洛林主教欣喜若狂，立即赏赐传令者1000克朗。顿时，整个罗马灯火通明；圣安吉罗城堡发射礼炮庆祝，教堂钟声大作，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率领枢机主教们参加庄严的感恩弥撒，感谢“这次对基督子民的恩赐”使教廷和法国免于一场浩劫。教皇并下旨订制一种特别的奖章以纪念新教徒的战败或屠杀——同时命令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的雷古亚厅绘画一幅大屠杀图，刻上“教皇特准杀死科利尼”等字。

欧洲的新教徒把这次大屠杀事件视为卑鄙野蛮。奥伦奇的威廉告诉法国特使：查理九世永远无法洗清他血腥的双手。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接到许多复仇的要求而感困扰，主教们进谏称安抚民愤的唯一方法是，立即处死那些拒绝宣誓效忠王室而被捕下狱的天主教徒，至少苏格兰王后应即刻处死。伊丽莎白不为所动，她一大早即整装上朝接见法国大使，她对法国大使所称胡格诺教徒阴谋叛变，致被屠杀一事颇表怀疑。但她继续联法抗西，并对阿朗松（Alenon）的求婚加以戏弄。11月，她答应做查理九世女儿的教母。

凯瑟琳满怀欣悦地脱离屠场，国王再度成为她的臣属，而胡格诺教徒的问题也似乎获得解决了。但她错了。虽然很多法国的新教徒见风转舵以免被杀，但这种反悔，日后被证明是一种权宜之计。大屠杀后不到两个月，胡格诺派教徒发动第四次宗教战争。拉·罗契尔以及其他几个市镇闭门禁止御林军入内，随后陆续负隅顽抗。1573年7月6日，查理签订了《拉·罗契尔和平条约》，保证新教徒的宗教自由，就政治方面言，这次大屠杀并无任何成就。

胡格诺派教徒知识分子以前曾表示效忠国王，现在对查理九世感到恐惧，并怀疑诸侯的权力和君主政治的体制。胡格诺派教徒法学家弗朗索瓦·霍特曼（Franois Hotman）于大屠杀后逃亡瑞士，一年后他著书大胆攻击查理。在书中他说：“国王的罪恶已使人民失去了对他的忠诚。他是一个罪人，应予废位。”那年年底以前，霍特曼又在日内瓦出版他的《法国—高卢》（Franco Gallia）一书，该书为宪政史上最早尝试的论著。他认为高卢—法国的君主政体，皆由选举而来；至路易十一以前的历代君王均向国民大会或其他类似机构负责；目前卑鄙的议会及久经忽视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为选举权被削弱的剩余物；而该选举权即由人民授权上述机构而来的。“仅人民有权选举和罢免诸王。”他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大会，该会有权制定法律，宣战或媾和，任命主要官吏，规定承继权，并废除庸君。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肇端。

死神不久劫走了查理九世，其内心善恶交战的紧张心情，终使先天不佳的身体不支倒地。他有时注视着他心黑手辣的斑斑罪迹，有时则谴责自己不该同意那场屠杀，有时被杀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哀号一直在他耳际回绕使他难以成眠。于是他开始责备他的母亲：“你就是罪魁祸首。上帝的血，你就是罪魁祸首！”她抱怨她的儿子精神不正常，他渐渐郁郁寡欢，形容枯槁，脸色苍白。他常有患肺病的倾向，现在抵抗力更加薄弱，1574年咯血，病况一再恶化。近春天时咯血不止，病中他仿佛又看到那些被屠杀的胡格诺派教徒，他对着护士大喊：“溅血啦！残杀啦！我就是听信谗言！上帝啊！饶了我吧！……我完了！”在他去世的1574年5月30日那天，他召来了那瓦尔的亨利，深情地抱着他，说道：“弟弟，你马上要失掉一位好友了。如果我相信别人跟我说的话，你可能活不到现在了，但我永远爱着你……我相信你会好好地照顾我的妻女的。为我祈祷吧，再见了。”说完后不久他便断气，时年不到24岁。

第六章　亨利四世（1553—1610）

爱情与婚姻

亨利的祖母即玛格丽特，她是勇敢善战而又多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可爱、聪敏、虔诚。亨利之母即是叛逆而难以驾驭的异教徒——让娜，他的父亲波旁·安东尼是圣路易的后裔，温文风雅，英俊潇洒，勇敢出众，只是宗教信仰不坚定。1553年12月14日，亨利在贝阿恩的波城诞生时，他可能秉承了除虔诚以外的一切先人特质。他快乐的祖父确认这是一个好兆头，于让娜分娩阵痛时，劝她对圣母玛利亚颂歌一曲。这位婴儿在贝阿恩受浸时，他用大蒜头摩擦婴儿的嘴唇，并给其饮酒。这位英雄一共吸干了8位奶妈的乳水。

他不喜欢读书，讨厌文法，却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喜欢阅读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记，视之为英雄主义的《圣经》。他几乎是在户外长大的，擅长跑步、追逐游戏、角力、骑马、拳击；吃黑面包、干酪和洋葱；严冬溽暑，无不欣然乐在其中。他出身于胡格诺教徒家庭，父母将他培养成一个新教徒，但他绝不让宗教妨碍他的生活。他9岁时奉召入宫学习宫廷仪礼和道德规范，很快就接受了天主教教规；13岁时返回贝阿恩，像更换衣服适应天气一样，又重新信仰新教。他轻易地经历了数度恋爱——拉·佩蒂特、梅莉·蒙塔古、阿娜迪尼、拉加尔丝、凯瑟琳·鲁克、安妮·康伯福。他在更换信仰和情人时，从没有良心上的不安。

他的目标是登上法国皇帝的宝座。19岁时父亲去世，他即继位为那瓦尔王，这仅是王权的初步尝试。他到巴黎与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成婚时，他成为仅次于安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二人外法国王位的第三个继承人了。他成婚后便发生屠杀新教徒事件，他及时叛离新教而保全了生命。

他的新婚夫人玛格丽特是法国最娇媚、最殷勤的女人。没有人对她的美表示怀疑，龙沙以诗歌赞美她的美；布朗托姆歌颂她那晶莹雪白的肌肤、如云的秀发或变化的假发、她那善解人意而发射出喜怒哀乐的迷人的眼睛、她的像一个妓女般美好，但也庄严得像皇后的身材、她那领导宫廷舞会活泼的玉腿以及她那明朗活泼的性格。成群的追求者都在她的魅力下成为爱情的俘虏，流言传播她那些机巧甚至乱伦的艳事。亨利自己风流成性，对这种事情几乎无从抱怨。但玛格丽特被迫和他成婚，婚后不久，她又不安于室了，亨利开始怀疑到底哪一个男人会是他孩子的父亲呢？他有了一个情妇，后来病倒了。虽然玛格丽特说他荒淫无度，罪有应得，但仍细心看护他。不久两人因猜忌而疏远，她这样写道：“我们既不睡在一起，也不再互相交谈。”

他满心不情愿地在宫廷中待了3年。有一天晚上（1575年）狩猎时，他疾驰狂奔出领界之外，然后化装越过法国国界，经过重重难关抵达内拉克，以正义和睿智来统治贝阿恩和吉耶纳。他舍弃了天主教，在贝阿恩恢复新教徒的势力，在吉耶纳保护新教徒。3年后玛格丽特来了，而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出外狩猎或与天主教徒战争之余，即帮她举行小规模宫廷宴会，以遮掩彼此的不忠。1582年，她厌倦了帮他的情妇分娩，返回巴黎。但她在巴黎秽行四播，致使她哥哥亨利命令她速返丈夫身边。在贝阿恩又待了2年后，她退隐到阿让。两个国王——两个亨利，同意将她软禁在查蒂·德·乌松（Chateaud’Usson），并给她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养老金（1587—1605年）。她把监狱变成沙龙，招待一些诗人、艺术家、学者、情人，写她那漫谈式的回忆录。黎塞留推崇她的文体，蒙田把自己的文章献给她，布道家赞扬她的仁慈。经过多方劝诱后，她同意离婚，于1605年回到巴黎和王宫，重拾沙龙和浪漫的生活。她的身材逐渐肥胖，内心也感到一丝悔意，于是请了维琴特·保尔当私人牧师，创设一座女修道院，1615年在安详与虔诚中去世，享年62岁。一位当时人士曾这样评论她：“玛格丽特作为瓦洛伊斯王族唯一的残存者，浑身充满了善意……除了她自己之外，她不曾伤害过任何人。”

亨利三世（1574—1589）

安茹公爵登上波兰王位后不久即回国，时年24岁，成为亨利三世—法国瓦洛伊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巴黎的卢浮宫内有一张未具名的画像，显出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表情玄默——一个性情善良而掺杂着不良遗传的人。他身体孱弱，情绪不稳，容易疲劳，不得不避免骑马和狩猎，动辄便在床上休息数天。他皮肤常发痒，无药可治。加上头痛、胃痛、耳鸣，年未36岁即已齿牙脱落，白发皤皤。他表面上的傲慢其实是缺乏自信，他冷酷表情之下隐藏的是恐惧，通常他是温和而谨慎的。不幸的是，他有异装癖。有一次他出现于舞会中，穿着低领的服装，颈上挂着一串珍珠，耳带有珠宝装饰，双手套上了手镯。他在身边召集了12个娇小妩媚的男孩子，卷曲着长发，脸上涂抹脂粉，穿上化装的服饰，再洒些香水，使之摇曳生香。他有时候装扮成一个女人，由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前呼后拥，于晚间逐街嬉游并戏弄市民。在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而政治几成无政府状态之时，他竟不惜耗费巨资以1100万法郎用在一个男宠的婚礼上，并将法官的捐俸加倍为另一个男宠购买结婚礼物。不过他也将民脂民膏用在公益的方面——建造新桥，装修卢浮宫，整顿脏乱，使巴黎数个落后地区楼阁林立，焕然一新。他推动文艺活动和戏剧，励精图治，为了偿付他所有的借贷，他步行到沙特尔（Chartres）和克莱里（Cléry）朝圣。他走遍巴黎的教堂，手中不离大串的念珠，热心地收集主祷文和圣母颂。他参加了“蓝色苦修僧”（Blue Penitents）幽灵似的夜间游行行列，将麻袋套在身上，只开几个洞供眼睛看和脚活动。他没有孩子，他母亲将双亲孱弱多病的体质又传给了他，伤心地眼见她的子嗣即将凋零灭绝。

当时政治环境的混乱，远非亨利所能了解。他天生不善战，凯瑟琳年纪大了，渴望的是和平。胡格诺教徒虽失势，但未屈服，他们继续起来反抗。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这时正在和英国信仰新教的女王互通款曲，参加荷兰境内新教徒的叛变，并加入那瓦尔的亨利在贝阿恩的势力。一小部分被其批评者称之为“政治家”的天主教领袖，采纳奥皮塔尔的意见（他于1573年抑郁而死），建议双方在敌对的信仰中互相宽容，并力主国家在宗教不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够继续生存，显然这个意见在双方阵营中都不受欢迎。他们争辩说，如果教皇不容许这样的妥协，则法国应终止其与罗马的宗教关系。慑于“政治家”和胡格诺教徒的联合及增援新教徒的德国军队的入侵，亨利于1576年在博略（Beaulieu）签订《蒙塞尔和平条约》（Peace of Monsieur），并公布了和平诏书——《博略诏书》（Edict of Beaulieu），结束了第五次宗教战争。《博略诏书》赋予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各地充分的信教自由，适任各种公职，并允许胡格诺教徒在8个城市享有政治和军事的完全独立自主。

大部分天主教徒，尤其是巴黎那些顽固守旧的民众，都对这次向那些本以为可被铲平的新教党徒所做的让步感到震惊。1562年，洛林的枢机主教曾提议筹组“神圣同盟”，其会员须宣誓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和代价来保护教会，亨利·吉斯于1568年在香槟即曾筹组类似的组织，此时很多省份也已成立类似的机构。1576年，吉斯公爵公开宣布“神圣同盟”的组织，并誓师出征，决心彻底消灭胡格诺教徒。

我们自应避免赘述第六、七、八次宗教战争的前因后果，除非其能影响法国国情或思潮。此时，哲学再度介入这个纷争之地。1579年，一位未经指明的作家——很可能是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Philippe Duplessis Mornay），那瓦尔的一位议员——从瑞士西北的巴塞尔城，发出一则激动人心的宣言，名曰《人民有权反对暴君的辩白》（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它以拉丁文写成，但马上被译成各国文字。它的影响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法国，胡格诺教徒以它为工具，荷兰人则用它来对抗菲利普。清教徒用它来反抗查理一世，英国的辉格党利用它为废立詹姆士二世辩护。往昔国家与统治者之间默许的“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至此定型。而日后的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等政治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第一，政府是上帝、人民与君王三者组成的盟约（Covenant）以维护和服从“真正的宗教”（True Religion）——新教；任何国君未能遵行这些原则，均应遭废立。第二，政府是介乎国君与人民之间的一项协定：国君治世，凡百庶政，大公无私，臣民在野，恭驯服从。国君与人民均须服从自然法则——理智和天生的正义的法则，类似神圣的道德律，而超乎所有“成文的”（人制定的）法则之上。国君的职责即在维护这项法则，使之具有积极的、自然的、神圣的性质。他是推行这一法则的工具，而非其主宰。“人民……是一个整体，应被视为王国绝对的主人和所有人。”但国王是否为暴君将由谁评定呢？不是群众可以决定的，“那就像万头的怪物”，宁可由地方长官来决定，或是像法国国民代表大会一类的议会来决定。

阿朗松公爵于1584年逝世、亨利三世承认那瓦尔的亨利为假定王位继承人后，双方武力和思想的冲突更加尖锐。一夜之间，胡格诺教徒闭口不谈暴政和废位问题，他们成为亨利继承王位的热烈赞助者，盼望着体弱多病的瓦洛伊斯王早日驾崩，把法国让给他们新教的波旁王朝。胡格诺教徒最近公布的宣言——《辩白》不再受欢迎，而霍特曼则宣称凡反对那瓦尔的亨利继承王位的都是罪人。但大部分法国人一想到胡格诺教徒国王来统治他们，就不寒而栗。一个新教徒怎能在兰斯接受教会的涂油仪式呢？而不经这种涂油仪式，谁又能成合法的法国国王呢？保守的教会人士在激昂的耶稣会教士领导之下，指斥这项王位的继承，并召集所有的天主教徒加入神圣同盟。亨利三世在局势驱迫之下改弦更张，加入神圣同盟，并命令全国的新教徒改信天主教，否则即须离开法国。那瓦尔的亨利向欧洲各国控诉，要各国承认他的继位是正当的。但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将他逐出教会，宣布他是一个固执的异教徒，无权继承王位。波旁枢机主教查理现在宣布自己是假定继承人。凯瑟琳再度为和平奔忙，表示如果那瓦尔放弃新教的话，她愿意支持他，但那瓦尔拒绝。他率领一支包括部分天主教徒的军队首先发难，在数月内攻陷了6座城市，并在库特拉斯（Coutras）击败一支两倍于他的“神圣同盟”的军队（1587年）。

胡格诺教徒的数目约占全法国人口的1/12，现在占有法国主要城市的一半。巴黎是法国的心脏，该城热烈支持神圣同盟。神圣同盟不满亨利三世暧昧的态度，由来自16个区的代表在巴黎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这一“十六人当局”（The Sixteen）即与西班牙磋商，要求西班牙入侵英国和法国，并计划捉拿国王。亨利迫于局势，召来了瑞士禁卫军团。“十六人当局”即要求吉斯公爵控制巴黎，但被国王阻止。此时吉斯抵达巴黎，民众夹道欢呼，拥他为法国天主教领袖。亨利三世遭此羞辱，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他逃亡到沙特尔。后来又失去了勇气，排除了那瓦尔的亨利，任命亨利·吉斯为统帅，并下令全国代表大会在布卢瓦召开。

代表们集会时，国王愤愤然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皇族荣耀都为吉斯一人占尽。一日，他做了疯狂的决定，要他的助理谋杀吉斯公爵。他邀吉斯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这位年轻的贵族接近国王的房间时，9个刺客拥上将他刺死。国王开了房门，满怀兴奋地注视着这一场景（1588年12月24日）。他下令监禁“同盟”的领袖们，宣判吉斯公爵的弟弟吉斯枢机主教死刑。怀着骄傲和恐惧的心情他向母后报告自作主张的行动，她绝望地搓着手说：“你已经把法国毁了。”

12天后太后驾崩，享年69岁。她因责任、焦虑、阴谋或懊悔而心力交瘁，几乎无人为她的去世哀伤。她下葬于布卢瓦的一个普通的墓中，因为提出把她的遗骸安葬于她预先准备好的圣丹尼墓地时，“十六人当局”马上宣布：若她的遗骸被运回巴黎，他们便把它投入塞纳河中。半数的法国人指责亨利三世是谋杀者，学生沿街示威，要求他退位。在教皇的支持下，巴黎神学院的神学家解除人民对国王的效忠。各地的教士们呼吁进行武装叛变。国王的亲信一一被捕，担心被认为是保皇党的男女，大群挤入教堂内寻求保护。神圣同盟政治宣传小册子的著者接收了胡格诺教徒的政治理论：人民被视为统治者，可以通过议会或官吏行使他们的主权废立暴君；未来任何一位君王都须受宪法的限制，而君王主要的职责是推动真正的宗教——天主教。

此时亨利三世与一些贵族和士兵，在图尔城受到两大可怕势力的夹击：“同盟”的军队在马耶纳公爵率领下，正从北方南下；攻城略地的那瓦尔大军，也从南方直上；两军都志在捕获他。胡格诺教徒的亨利把握机会，派遣杜普利西斯·摩那晋见国王，表示支持与保护，并请国王加盟。1589年4月30日，两个亨利在普罗西斯尔斯—图尔会师，誓言互相忠信。他们会师，一举战败马耶纳，大军继续向巴黎推进。

在这个疯狂的首都，有一位叫雅各·克莱门特（Jacques Clément）的圣多米尼克教派僧侣，热情地倾听着有关亨利三世被指控为刺客的事。他确信，一次神圣伟大的壮举可以使他消除业障。同时被杀的吉斯公爵的妹妹，蒙庞西耶（Montpensier）公爵夫人凯瑟琳的悲伤和美丽——也激励了他。他身藏一把匕首，摸索潜入国王营帐之内，然后将匕首戳入国王腹中。他当场被卫兵杀死，死时怀着灵魂升入天堂的信心。亨利·瓦洛伊斯于翌晨逝世（1589年8月2日），临终时嘱其部属要投效他的表亲那瓦尔。这时军心大乱，士气低沉，进攻巴黎的计划只好暂搁一旁。消息传到巴黎时，“同盟”及其部属欣喜若狂。有些教堂的祭坛上挂着这位僧侣的遗像。虔信的徒众为这次暗杀喝彩，他们认为这是自基督降生以来，上帝最伟大的行动。克莱门特的母亲被人从乡下请到巴黎的各教堂传道，人们以一首赞美诗欢迎她：“怀汝之胎有福了，赐汝吸吮的乳头有福了。”

通往巴黎之路（1589—1594）

亨利·那瓦尔正面临生命的危机，突然之间，他因法律和传统而成为法国国王，但几乎同样突然地，他的部队有一半背弃了他。先前效忠亨利三世的贵族离他而去，归返家园，他部队中大部分天主教徒也不见了。法国有2/3的人表示坚决反对新教徒当国王。两次暗杀事件暂时使“政治家”沉默下来，巴黎议会承认波旁枢机主教为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向神圣同盟保证倾美洲的黄金为后盾，维持法国为天主教国家。这时令菲利普稍感快慰的是：法国生产和贸易的瓦解使法国到处荒芜寥落，人怨沸腾，民不聊生。

巴黎反对那瓦尔甚为激烈，以他目前骤然大减的兵力和杂乱无章的军队，进攻巴黎实在大有问题。那瓦尔统帅指挥受到情妇的阻挠多于敌人的阻挠，这时他谨慎地撤回北上的部队，以接受英国方面的援助，而马耶纳公爵乘机快速追赶。在迪耶普（Dieppe）之南的阿奎兹（Arques）两军遭遇，亨利兵力只有7000人，马耶纳公爵则有2.3万人之多（1589年9月21日）。我们可从亨利致他的指挥官克里朗的信函中得知战果：“你自己上吊好了，勇敢的克里朗，我们曾在阿奎兹奋战，而你却溜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的胜利使各地暗中支持亨利的人受到鼓舞，好几个城镇大开城门欢迎他进入；威尼斯共和国承认他为法国国王；伊丽莎白女王为了使法国免沦为西班牙的统治，也和威尼斯同样急迫地派遣了4000多士兵前来支援他，赠送他2.2万金镑，7万磅火药，数船的鞋子、食物、酒、啤酒等。菲利普则从佛兰德斯派遣一支部队增援马耶纳以为报复。援军于1590年3月14日在厄尔（Eure）的伊夫里大战。他在头盔插上一根装饰用的白翎——几乎不能称为白色的羽毛，并对他的部下说：“若你们在战事最激烈时被冲散了，赶快在我右方的梨树下集合……如果你们失去了军旗，就以我头盔上的白翎为准——你们会永远发现它在荣耀的道路上迈进，我希望我们旗开得胜。”他和平常一样，总是身先士卒。他的右臂因搏杀而青肿，宝剑变形。他仁慈的美名对他非常有利，因为马耶纳属下数千名未获薪饷的瑞士兵归降于他。亨利在此役中大获全胜，“同盟”战败，已无可战之兵。他一路无阻，再度向巴黎围攻。

1590年5月至9月，他那支又穷困又饥饿的军队，迫切地想攻入巴黎抢劫一顿，但为亨利所阻。他拒绝下令屠杀，担心造成比圣巴托罗缪惨案更坏的局面。巴黎被围一月后粮食不继。巴黎人仅以马、老鼠、狗和草糊口。亨利顿生怜悯之心，下令让粮食入内。菲利普命令驻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率领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西班牙精锐部队前来救援。亨利使出谋略，大军退至卢昂诱敌来犯。帕尔马尾追不舍，两军展开策略决战。帕尔马因病魔缠身无能为力而溃败，亨利大军再度把巴黎团团围住。

现在，他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身为新教徒，他能在这个90%都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赢取并保有王位吗？甚至他的兵士多半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困扰他的难题是他现在财政短绌，已无力给他的兵士发饷。他召进重要幕僚，坦承有意改信天主教。有些幕僚赞成，认为这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另一些人指责该计划，认为对于曾经提供血泪和金钱以期能有一位新教徒当国王的胡格诺教徒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残酷而丑陋的背弃行为。对此，亨利的回答是：“如果我照你们的意见继续战争，法国很快就没有皇帝，也没有国王了。我希望把和平带给我的臣民，也让我的灵魂得到休息。你们好好商量，看什么才是你们需要的，我将永远准备满足你们。”他补充说：“这两个宗教之间差异之所以扩大，或许因传道者的仇视而起。有一天，我将借我的权力设法解决这件事。”然后他给自己的基本信仰下定义：“那些坚信不疑不违背良心的人，就是我的教友，所有勇者和善者信仰的宗教也就是我的宗教。”杜普利西斯·摩那、阿格里帕·德奥比格尼（Agrippa d’Aubigné）及其他的新教领袖纷纷离开他，但亨利最忠诚的顾问索利公爵仍坚信新教，却同意了他的决定：“巴黎很值得做弥撒。”

1593年5月18日，亨利派人告知教皇和巴黎的天主教当局，说他愿学习天主教的信仰。教皇格列高利十四世重申破门律，但法国天主教当局不盲从罗马的决定，准备辅助这位新的忏悔者成为虔诚的国王。但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他不愿保证对异教开战，他拒绝签字或相信“他十分清楚，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信的无价值的东西”。他婉转地接受赎罪的教条因为“这是你们收入最好的部分”。在7月25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情妇说：“我即将尝试一次危险的跳跃。”他到圣丹尼修道院忏悔，接受赦罪，并聆听弥撒。

两大阵营中成千上万的人谴责他是伪君子。耶稣会对他改信天主教之事加以否定，神圣同盟的领导分子继续反抗。但自帕尔马公爵和波旁枢机主教死后，神圣同盟势力大为减弱，而“十六人当局”因支持菲利普促成其女为法国王后之事，已失去法国爱国人士的拥护。很多贵族投奔亨利，视亨利为能够阻止西班牙侵略的一位将领，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他能使濒临四分五裂边缘的法国恢复原来健康的面貌。这时有一份构想精巧的刊物《梅尼普斯讽刺诗》（Satyre Ménippée）道出了“政治家”和中产阶级的心声，以机智讽刺的文章调侃耶稣会会员和“同盟”，并宣称：“从来没有和平是如此不公正的，甚至它连最公正的战争都比不上。”连有宗教狂热的巴黎也呼吁和平。小部分人的敌视持续8个月之久。1594年3月22日，亨利在几乎无人阻挡的情况下，受到热烈的喝彩和欢呼，他必须被抬着穿过人群，进入巴黎圣母院。22年前，他在卢浮宫当阶下囚时，几乎性命不保，如今他在同一个地方登上王位，心中乐不可支，发布大赦，甚至连吉斯王族及“十六人当局”也包括在内。他对一部分敌人以宽恕礼遇争取过来，另一部分则以借贷得来的款项加以贿赂。

虽然如此，人心并未全部归向他。在里昂，皮雷·巴里耶雷买了一把刀，把它磨得锋利后，即动身前往巴黎，声称此行的目的是要刺杀国王。他在麦兰被捕，立刻被处以绞刑。“啊！”亨利说，“如果我知道这件事，会饶恕他的。”教皇克莱门特八世颁召赦免国王之罪，但耶稣会教士继续传道反对他。12月27日，年仅19岁的让·查特尔（Jean Chatel）以匕首向国王行刺，但仅割破口唇和打碎一颗牙齿。亨利又建议饶恕这个狂徒，但有关当局认为查特尔须受弑君罪应得的刑罚制裁。查特尔傲然坦承刺杀这一异教皇帝的意愿，并供认为其本身的超脱，他准备进行另一次暗杀。他承认是耶稣会的学生，但不愿意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牵连到他们。西班牙耶稣会教士马里安纳曾说过赞成昏君被弑，亨利三世尤其该杀。法国耶稣会教士圭格纳德（Guignard）曾经撰文评论亨利四世，认为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即应被杀，而现在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和运用任何手段”加以铲除。1595年初，巴黎议会应巴黎神学院世俗教士的请求，下令耶稣会教士们离开法国。

富有创造力的国王（1594—1610）

亨利披荆斩棘，发现国家重建的工作比权力的征服更为艰难。32年的宗教战争使法国的景象萧条混乱，几乎像100年前“百年战争”后一样，法国商船已从海上消失。30万家园惨遭摧毁。战争的仇恨使道德坠落，复仇的狂欲已经毒化了法国。复员的士兵横行于道路和乡间，到处抢掠、谋杀。贵族们以效忠为条件阴谋敲诈，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主权；各省长久以来自谋发展，使法国分割成一些自治政府；而胡格诺教徒叫嚣着政治独立与宗教自由。神圣同盟仍有一支仇视的军队继续作战。亨利以金钱收买该军指挥官马耶纳同意休战，最后于1596年1月达成全面和平。在签订议和条件时，亨利让这位胖公爵步行得气喘如牛精疲力竭，然后告诉他这是给他唯一的惩罚。这时亨利手下一位将领比龙公爵查理·贡托阴谋叛变，亨利愿意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比龙公爵加以拒绝，被处以极刑（1602年）。至此全法国才意识到那瓦尔是法国国王了。厌倦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法国人开始拥护他——商人阶级请求他——奠立新波旁君主专制政体。王室的专制政治是英国内战的起因，却是法国内战的结果。

政府首要之需既为金钱，亨利下令征税。现在的法国财政委员会因贪污声名狼藉，亨利以不畏任何势力的索利公爵主管财政，并授以全权来清除纳税人与收税者之间沆瀣一气的污浊气氛。马克西米利安·贝苏尼（Maximilien de Béthune）是与亨利交往达25年之久的知己，随他南征北讨已有14年，现在（1597年）才37岁，他采取铁腕措施攻击盗用公款和腐败无能的官吏，使自己成为法国内阁中最重要但不受欢迎的阁员。挂在卢浮宫内一张杜蒙斯蒂尔（Dumonstier）所画的人像显示：他大头浓眉，有一双锐利而表示怀疑的眼睛。对辅助一个风流成性的国王——像卡萨诺瓦（Casanova）一样忙于女人的事情，因此无法做出查理曼那样的伟业，他是所需要的真正的天才。索利以政府的守望者自居。他身兼财政、公路、交通、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炮队的监督者，巴黎巴士底监狱狱长，巴黎总检察官。他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坚持做事要有效率、节约及正直。他从起床一直工作到就寝时，生活在一间朴实无华的房间中，墙壁上仅挂着加尔文和路德的画像。他维护胡格诺教教友们的利益，稳定金融货币，重新整顿官僚，并加以训练，强迫盗窃公款公物的官吏如数退还，要求老百姓将战时据为己有的国家财产和岁收退还给政府，并强迫4万个逃税者缴税。他上任后，发现国家财政负债达2.96亿里弗，他不仅偿清了这些债务、平衡了预算，而且积存了盈余达1300万里弗之多。他保护、鼓励开创各种经济的新局面，如筑路、建桥、计划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航运，并使法国内部的卢瓦尔河衔接塞纳河。他宣布所有可资航行的河川均属于王室领土，禁止任意封锁，重新舒畅陆上货物的流通。

得益于这几位精选的贤能部长的辅助，亨利才能着手重建法国的工作。他使朝廷和议会恢复其合法的职权和威信，如他批准官吏把职位让给他们的儿子，不仅可收集一笔款项，还可稳定政府，使中产阶级抬头——特别是合法的团体或法官等高贵阶级，以与敌视的贵族阶级互相抗衡、抵消。亨利平时忙于享受生命和工作，很少有时间看书，但对奥利维·塞尔斯（Olivier de Serres）的《农业剧场》（Les Théatre d’Agriculture，1600年）细心研读。该书详介更科学的耕种方法，他将这些改良的方法用于皇家土地，作为忙碌度日的农人耕作的鞭策和榜样。他曾说，他渴望看到每个家庭星期日用餐时锅中都有一只鸡。他下令禁止贵族们狩猎时在葡萄园或稻田上骑马奔驰，也严禁军队践踏农田。他取消农民欠缴的2000万里弗的税款（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收不回这笔款项），将人头税从2000万减至1400万里弗。在柯尔伯（法国政治家、财政家）之前，就实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现存的工业，并将制造精致陶瓷和玻璃、丝织等新工业引进法国。他在土伊勒里皇宫和枫丹白露两处的花园种植桑树，要求每个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他帮助并扩展巴黎戈布林工厂（The Gobelins）的织挂毛毡。为使工人免受同业公会中工头们法律规章的束缚，他重组法国的工业，使其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各行业的雇主与受雇者联合而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但贫穷继续存在，部分是由于战争、瘟疫、税捐，部分则因各人才能不等，但贪欲则一，使大多数的物资历代都被少数人占取。国王本身生活俭朴，只在情妇身上挥霍无度。为了辅导失业者就业并清除乡间成群好吃懒做的老兵，他筹资兴建一系列公共工程：铺平并拓宽街道，开凿运河，沿着公路栽培树木；开放公园和广场——如皇家广场和多芬广场，好让巴黎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国王还为残废的穷人创设慈善医院。这些改革在他突然去世以前虽未能一一实现，但终他统治之期，法国确已享受到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未有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教导天主教与新教徒和平相处。双方并不友善，因为虔信的天主教无法容忍胡格诺教徒权利的存在，而狂热的胡格诺教徒也视天主教的崇拜为异端的偶像崇拜。1598年4月13日，亨利冒险颁布历史性的《南特诏书》，赋予除17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如巴黎）的城镇外法国800个市镇信仰自由。自此胡格诺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已经确定，国会中已有两名胡格诺教徒担任要职，而胡格诺教徒蒂雷纳（Turenne）将出任法国元帅。政府将支薪予新教徒部长和每一所新教教会学校的校长。新教徒的子女与天主教徒的子女享受同等待遇，得以进入小学、学院、大学和医院，由胡格诺教徒控制的城镇——如拉·罗契尔、蒙彼利埃和蒙托邦将保留原状，其城堡和驻军将由政府维持。像这样已经放宽的宗教自由仍未臻完美，因它仅针对天主教和新教而已，其他宗教则未受惠，但它已在欧洲创立最进步的宗教容忍范例。唯有这么一个对信仰充满怀疑的人才能改变“笃信基督教的国王陛下”成为一个基督徒。

法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呼吁反对这个诏书，认为这是背叛了亨利支持他们信条的诺言。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责“这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不幸的事件，人人享有良心的自由，那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天主教作家再次宣称异教国君应被废或被杀死，而像霍特曼之流的新教作家，在亨利三世时曾为民权论辩护，现在对新教国君专制的德政大加赞扬。巴黎议会在很长的时间中拒绝给予该诏书官方的登记，依照惯例，如果没有这项登记，任何皇家谕令均无法成为被接受的法律。亨利召集该会会员，解释其所作所为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议会终于让步，并接受6位胡格诺教徒为会员。

1603年，亨利允许耶稣会会员重返法国，可能是平息天主教反对势力和抚慰教皇的一种手段。索利坚决反对这一措施。他辩称，耶稣会教士都是“天才人物，但巧言令色，诡计多端”；他们为哈布斯堡王族效力，是法国之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人；他们宣誓无条件效忠教皇，而教皇地理上是哈布斯堡王族的阶下囚，财政上是其依赖者；他们迟早会左右亨利的政策，此计未能得逞，他们将会说服几个狂人“以下毒或其他方法取你性命”。亨利回答，如获耶稣会教士的支持，对法国的统一工作是一大助益，若继续予以放逐和敌视，对于他的生命及政策而言，可能比让他们回到法国更危险。他以耶稣会教士皮埃尔·科顿（Pierre Coton）为听他告解的神父，后来发现他忠诚、人缘好、热心于法国的行政和慈善运动。

登徒子

在孔代博物馆内，有一张小法兰斯·波伯斯（Frans Pourbus the Younger）画的愉快的亨利肖像，显示他骄傲和权力的充分成熟：体格柔软，衣着简单，仅穿松弛垂落的宫廷仪式裤，黑色的紧身上衣和长筒袜，左手叉腰，灰色胡子下有一条绉领，庄严的鼻梁，坚定的嘴巴，眼光锐利、怀疑而仁慈。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具有军人的仪表、涵养和名望，强壮、活跃、不知疲倦、过分忙碌使他无法保持清洁或按时更换衣服。有位朋友说，有时“他臭得像腐尸一般”。终日行军或战斗后，他还叫手下安排田猎。他是勇敢的人，但披挂上阵时，即有腹泻的毛病。在他去世前7年中，他患了赤痢、小便困难、痛风等症。他的心志跟他的身体一样具有坚定和弹性。他能够很快听出讨好的话，立刻把握问题的本质，写信快捷，精神勃勃，他的睿智使法国历史平添光彩。他提名拉·维维里（La Vieuville）任某项职务时，这位感激的受惠者以《圣经》的口吻说：“主啊！我不配。”亨利答道：“我很清楚，但我的甥儿要我任命你呀！”有一次他参加餐会，被一位请愿者挡驾了，那人一开头就以浮夸的口气说：“陛下，阿格西劳斯，斯巴达拉塞达埃蒙之王——”亨利叹了一口气说：“肚子要紧！我曾听过这个人，但他已经吃过饭了，我还没有呢。”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称：“他是法国历代君王中最英明的。”

他也是最受爱戴的国王，但不是最受欢迎的，尚有半数的法国人只是勉强接受他。那些熟知他的人誓死为他效力，其中一部分人不惜一切予以支持。他是最随和的统治者，不矫揉造作，纯真，本性善良，不轻易动怒，永不吝于宽恕他人的过错。他的朝臣抱怨他不喜欢展示国君威仪，他允许诗人和剧作家对他开玩笑，虽然他更喜欢马莱伯把他塑造成美德和迷人之神。他跑去看那些讽刺他的闹剧，他的笑声使他们黯然失色，他不对曾经以言行反抗他的人施加报复——“如果吊死那些曾经著书或布道反抗我的人，那就是砍尽全国的木材，也做不出足够的绞台。”他像诗人一般敏感，对人民的疾苦，正如欣赏尤物佳丽一样地感受深刻。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的美德不包括控制感情在内。他有很多缺点，可能漫不经心地露出粗俗或愉快的粗犷举止。他身旁有位像拉伯雷的幽默家——他喜欢听黄色淫秽的故事，自己也讲得非常好。他嗜赌如命，输了很多钱。他也经常作弊，但最后总会把那些不义之财交还别人。他穷追女人，以致无法追赶撤退中的敌人。

我们不必列出他所有的情妇，在他登上王位的历程中，有3个女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在写给“美丽的科里桑迪”热情如火的信上说：“多少次，我紧紧吻着你的双手……吻你的玉腿……我们互相厌倦之处会是多么荒凉。”1589年他感到厌倦了，又爱上伊瑟·伊伯特·波丝兰伯特。一年后，他已37岁，不顾淋病缠身，又移情别恋，投入17岁的加百利·埃斯特雷丝的怀中。有位诗人描写她有“金黄色的秀发，星光明亮、含情脉脉的明眸，像百合花的咽喉，珍珠般的玉指和雪白光滑的胸脯”。她的情郎贝尔加德鲁莽地向国王描述她的美丽，亨利一听，马上乔装，快马加鞭，冲过敌阵，奔驰了12英里的路程去会见这位丽人。她嘲弄他的长鼻子，而他立即拜倒在她的脚下。贝尔加德看情形不对，只好急流勇退。后来她终于屈服在金钱和皇家的权势诱惑下，替亨利生了3个孩子。他带她入宫、狩猎，在公开场合抚爱她，心想如果玛格丽特答应跟他离婚的话，就跟她结婚。胡格诺教士与天主教教士联合起来攻击他，骂他是可恶的色狼，索利大胆斥责他把公帑花在高级妓女身上。他恳求大家的谅解，辩称他婚姻失败，精神无所寄托，为消除战争和公务疲惫的身心，他应像标准的军人一样，有一些娱乐。8年来，他热爱着加百利，对她敬畏得无以复加。但她后来发胖，又贪求无厌，阴谋暗算索利，称他为“奴才”。亨利听到后大为震怒，当面对她说，像她这种模样的情妇十个都比不上一个这样好的大臣。后来他还是原谅了她，再度谈论婚嫁。1599年4月10日，她产下一个死婴并因此去世。国王哀痛不已，特为文悼念：“我心中的爱苗已凋谢了。”

两个月后，爱苗重新在他的心田滋长。她是曾服侍过查理九世的玛丽·托切特的女儿亨利特·恩托拉格斯。全家人劝告她除非带上了结婚戒指，否则不可被甜言蜜语所惑。亨利写了一份婚姻的允诺书给她，答应跟她结婚，条件是要她为他生一个儿子。索利当着他的面把它撕成碎片。亨利又写了一封，附了2万里弗，差专人送去。她也知情会意，便成为国王的情妇。国王的几位外交官认为，这该是他定下心来的时候了，他们劝玛格丽特在亨利答应不和情妇结婚的条件下同意离婚。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也答应在同样的条件下允许他们离婚，同时他又建议托斯卡纳大公爵的女儿玛丽亚·美第奇为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提议：如果这件婚事成功的话，他们愿意将法国向其借贷的为数庞大的款项一笔勾销。婚礼由人代理，在佛罗伦萨举行（1600年10月5日），亨利特地从战场上脱身，远奔至里昂迎亲。他发现新娘子身体高大肥胖，神态傲慢。他尽了各项宫廷礼数，生了路易十三后，重回恩托拉格斯的怀抱。虽然如此，他仍旧定期履行做丈夫的责任。玛丽亚·美第奇在10年内一共生了7个孩子。在圣热尔曼·拉伊，亨利把他们及加百利与恩托拉格斯所生的孩子，一起抚养长大。

恩托拉格斯被介绍给王后，住在卢浮宫附近的另一座宫院内。因替国王生了一位王子，她坚持合法的王后是她，而非玛丽亚。她的父亲和异母兄弟阴谋绑架玛丽亚和她的儿子，把他们劫持到西班牙，要求菲利普三世承认她的儿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1604年）。这项阴谋被人发现，她的兄弟被捕，她父亲在退还亨利结婚的许诺后被释放。亨利继续纠缠着恩托拉格斯，像一头饥饿的色狼。她对他的爱抚则报以厌恶和憎恨，同时她接受菲利普三世的贿赂，权充西班牙的间谍。

暗杀事件

在这些难以令人相信的荒谬事件中，国王也曾打算突破哈布斯堡王朝封锁法国的包围圈——西班牙占领下的荷兰、卢森堡、洛林、法兰奇·孔特、奥地利、瓦迪林隘口、萨伏伊公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包围法国坚固如钢铁的圈子。索利在撰写回忆录时，透露他曾向亨利和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建议一个“伟大计划”：联合法国、英国、苏格兰、丹麦、瑞典、联合省份（荷兰）、新教德国、瑞士、威尼斯等国，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使美洲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解放德国，使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手，驱逐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然后战胜者把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以外的欧洲瓜分成一个由15个自治邦组成的联邦“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Republic）；各自治邦免除关税，互通贸易，将外交决策提交拥有最高军权的联邦委员会处理。亨利对这个伟大的构想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仅希望扩张法国的领土到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及莱茵河等“天然疆界”，并消除法国遭受西班牙和奥地利威胁的恐惧感。为达到这些目标，他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他与新教国家结盟，帮助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策划与支持西班牙瓦伦西亚城内摩尔人的叛乱，同时他鼓励土耳其人攻打奥地利。

一点小小的争端便激发了波旁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仇恨，酿成一场欧洲大战。1609年3月25日，科隆附近三人执政的小国朱立奇—科利维—伯格（Jülich-Cleves-Berg）的公爵约翰·威廉去世，身后无嗣，他的宗主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凭借宗主权力，想给这个小国立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新君。亨利提出抗议，他说这个小国若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操纵，势将威胁到法国东部的疆域。他联合勃兰登堡、巴拉丁挪及联合省份，决心任命一位新教国王以继承约翰·威廉的王位。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大公以神圣罗马帝国的陆军占领朱立奇时，亨利做了战争的准备。

他的最后一次罗曼史也与准备这场大决战同时发生。他已届56岁高龄，外表比实际年龄更老，1609年，他却对年轻貌美的蒙特莫伦西发生了不可抑制的迷恋，那时她不过16岁。她拒绝了他的追求，但在他的命令下，她同意和新的孔代亲王结婚。据说他的情妇恩托拉格斯曾揶揄他：“你想和你的媳妇同床，不是很下流吗？因为你大约也记得以前曾告诉我，他（亲王）是你的孩子？”孔代为情势所迫，与他的新娘子逃到布鲁塞尔。亨利心痒难禁，穷追不舍。诗人马莱伯把这段风流韵事写成诗章。亨利的外交部长维勒鲁瓦（Villeroi）请求荷兰的阿尔伯特大公把这位王妃引渡回巴黎。阿尔伯特大公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为其撑腰，拒绝了这项要求。维勒鲁瓦以“一场足以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天翻地覆”的战争要挟。大概是天意安排，布鲁塞尔处于往朱立奇的路上，这对亨利甚为有利。他将可以获得那位女人——及西班牙控制下的荷兰——作为征服西班牙、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的前奏。他招兵买马，雇了瑞士佣兵，并准备募集一支3万人的大军。英国詹姆士一世答应另外支援4000名士兵。

天主教法国为此感到惊慌，一般人都相信，王妃的美丽是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人们察及国王的盟友和手下大将大部分是新教徒时，不免垂头丧气。他们怀疑，一旦天主教势力把持的南方被北方的新教徒征服，而国王又是前不久才从胡格诺教徒转换成天主教徒，天主教和教皇政治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战祸连绵、苛税不停，使亨利不稳固的声望每况愈下，甚至朝廷上下也众叛亲离。他们认为他太愚蠢，未能了解他自己已无法集罗萨里奥（Lothario）和亚历山大的风流与智勇于一身。这时到处流传一个预言——国王即将被弑。

昂古莱姆的弗朗西斯·拉瓦亚克（Francois Ravaillac）听到了这个预言。他当时含冤入狱，在狱中沉思时有一些幻象出现。他潜心研究神学，研读鼓吹暴君应被铲除的小册子。他臂力极强，但心智脆弱，这时他脑海里转着一个念头，即上帝挑选他去实现这项预言，以拯救法国免遭新教的祸害。出狱后他到了巴黎（1609年），与恩托拉格斯的朋友埃斯科曼（Escoman）夫人住在一起，他向夫人坦承谋杀国王的企图。有人立即将这个消息向亨利报告，但他听惯了这些警告，并不在意。亨利经过街道时，拉瓦亚克设法接近他，但被卫兵所阻。他说，他想问问亨利关于对教皇发动战争和胡格诺教徒正准备屠杀天主教徒这两件事是否真实。他想要进入一家寺院，参加耶稣会，但被拒绝，只好回到昂古莱姆，参加复活节的礼拜。这时他接受了圣礼，并收到某位僧侣寄来的小包裹，里面装的据说是耶稣罹难的十字架的碎片。他买了一把刀，回到巴黎。埃斯科曼夫人向索利示警，索利也将这个消息转告国王。

亨利正要动身到沙隆加入他的部队。1610年5月13日，他任命王后为摄政王，在他出征时掌理政事。14日，他的私生子旺多姆（Vendme）公爵请他待在家中，因为人们预言暗杀将在这个不幸的日子发生。下午，他决定坐马车兜风，访问卧病中的索利及呼吸“一口空气”。为了避免外人注意，他遣散了卫士，仍由7位朝臣陪同前往。拉瓦亚克已在卢浮宫守望多时，一见国王车骑出行，即尾随不舍。一行人到弗隆内里（Ferronnerie）街时，因交通拥挤，只好停了下来。拉瓦亚克一个箭步跃到国王面前，手中利刃猛然插入他的心坎。由于用力过猛，刀子直透背部，亨利当场毙命。

拉瓦亚克受到严刑拷打，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全部承担，否认有任何唆使者或共犯，他为他的暴行感到悲痛，但相信上帝会宽恕他这种替天行道的行为。他惨遭四马分尸的酷刑。遗尸在一个公共广场上火化。很多人谴责耶稣会鼓励暗杀暴行，他们指出马里安纳的一本书《论国王及其教育》内容尽为弑杀暴君辩护，曾在巴黎的书店公开出售。耶稣会回答说，1606年在巴黎集会的耶稣会，曾明白地斥责该书。巴黎神学院判定耶稣会危险的教义是罪魁祸首，并正式焚毁马里安纳的作品。玛丽亚·美第奇身为摄政，下令保护耶稣会免于遭到迫害，同时接受他们在信仰与政策方面的指导。

亨利的最后功业和突然逝世，使法国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少数人认为这次暗杀是上帝的旨意，以拯救教会。但大多数人，不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则哀悼亨利之死，他们认为亨利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远非其过错、愚蠢和罪恶所能比拟。法国人不会忘记他登基时法国的贫穷，宗教混乱，官吏无能，贪污盛行；而在他的大力整顿下，法国现已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税捐虽高，但社会安定繁荣，国势富强，足以向西班牙的长期霸权挑战了。他们欣然忆起亨利朴实的言行和衣着，仁慈的天性和善解人意的幽默，战场上豪迈乐观的神情，热情的友谊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们原谅亨利的好色，因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常情。他曾保证要成为一位“忠诚笃信和纯真的国王”，他是最有人情味和慈善心肠的法国国君，他也是法国的拯救者。他计划扩展法国领土到“天然疆界”在当时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20年后，黎塞留遵行这项政策，路易十四则实现了这个理想。他死后不久，欧洲同意称呼他为亨利大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继他之后的国王都遭责难，只有亨利四世仍高居在人们心中。

第七章　黎塞留（1585—1642）

二王之间（1610—1624）

亨利四世的突然去世，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多种根深蒂固的斗争普遍存在于各阶层和各势力之间：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胡格诺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新君路易十三对抗他的母亲，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能安抚庶黎，维持社会秩序，打败封建势力，平息新教徒的愤怒，使教会臣属国家，拯救新教的法国的崩溃，突破环绕法国四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提高法国君权为一独立自主，睥睨欧洲的人，是一代雄才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最无情的政治家。

亨利去世后，继位者是年仅8岁的路易十三，这也可算是他悲剧的一部分。新君因年幼无法掌理国事，由太后摄政，她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寡妇，如果对方的条件对她有利，她愿意把法国的政权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当政者。她放弃了亨利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相反，她令子女与西班牙的王子公主联姻——以其子路易娶奥地利的安娜，女儿伊丽莎白（波旁的伊莎贝拉）下嫁未来的菲利普四世——作为法国和西班牙联盟的手段。以后的事实证明，黎塞留的意志比这种姻亲关系更坚强。

法国在亨利和索利的经营下，国库已盈余4134.5万里弗之多，孔西尼和他的妻子莱昂拉·加利该、伊普农公爵及其他垂涎欲滴的皇亲国戚，对这一大笔金钱都存觊觎之心。索利用各种手段保存了这笔款项，但孤掌难鸣，该款项最终还是被动用了。索利见大势已去，愤而提出辞呈，退隐后专心撰写他敬爱的亨利的回忆录。

贵族们见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决心趁机恢复往昔的封建权力。在他们的要求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这次会议将与以往一般，是他们借以对抗君主政体的一项利器。但全国代表大会于1614年10月在巴黎召开时，由于第三阶级（The Third Estate）——即既无爵位也无教职的平民，他们由律师代表表达中产阶级的权力与意愿——势力雄厚，未能与贵族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贵族与教士认为家世和涂油礼超乎财富和法律之上，向造成一个敌对贵族势力的司法官的新继承权挑战。第三阶级则要求彻查政府最近拨给贵族们的一笔庞大的恩俸及礼物作为报复；他们要求教会消除各种弊端，反对在法国境内实施特伦特会议的严厉法令；要求教士须受平民服膺的法律约束，犯罪须受法庭制裁；要求无须纳税的教会停止继续扩张其教产；教士主持洗礼、婚礼和葬礼不收任何费用；最后，第三阶级更拥护国王的神圣和最高权力，不但教皇无权罢免，也不受制于贵族。这是意料不到的革命。闹事的代表被各项许诺安抚，大会于是解散（1615年3月）。然而大部分的诺言被遗忘，盗用公款和管理不善之事死灰复燃。此后直到1789年，君主政体、贵族制度和教士制度崩溃时，全国代表大会再未召开。

然而，法国的天主教教士现在进行诚挚而有效的自我改革，教会的混乱情形并不能全归咎于他们，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都是由那些生活放荡、信教不坚的王公贵族做主，许多弊端因是而生。亨利四世赐给索利4个寺院，任命情妇科里桑迪为沙提永的女住持。贵族的领主们往往将主教、僧院长、女修道院长等职位赠给他们的王子王孙和勇敢的部下或宠爱的情妇。在特伦特会议的改革命令未被法国接受之前，没有几所训练教士的神学院。任何已剃度的年轻僧侣，凡能读拉丁祭文、懂得祭礼者，均可任祭司之职。有很多出家前生活优裕的主教，任命知识浅薄、缺乏虔诚的人担任教士之职。一位教士说：“教士已成为放荡和愚昧的同义字了。”圣文森特·保尔说：“教会中最大的敌人，是它那些卑鄙无耻的牧师。”

波杜斯神父攻击教会道德败坏，他于1610年建立牧师住所，并要求一个教区的全部教士宣誓以忠诚与朴素精神同住一处。1611年，贝吕勒神父创立礼拜聚会所，该聚会所模仿意大利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所创，后来成为训练青年教士使其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奉献的神学院。1641年，让·雅克·奥利尔（Jean Jacques Olier）神父组织了苏尔比斯修道会（The Sulpician Order）储备教士人才，并于1646年在巴黎开放圣苏尔比斯教会和神学院。1643年，皮雷·让·厄德（Père Jean Eudes）神父（圣约翰）组成耶稣和玛利亚聚会所训练教士和传教士。往后的几代中，波舒哀、布尔达卢（Bourdaloue）、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等聚会所相继成立，同时教会权力也在路易十四的极力提倡下有卓越的成就。

新的宗教组织显示出人们宗教虔诚的复苏。乌尔苏拉修女会（Ursuline）的修女们于约1600年进入法国，负起教育女子的责任。100年内，她们共创设了350个聚会所，并有1000幢建筑物。西班牙胡安·迪奥斯（Juan de Dios）于1540年所创的仁爱兄弟会在玛丽亚·美第奇的推荐下传入法国，不久即筹设了30所医院。1610年，珍妮·弗雷米奥特（Jeanne Frémiot）男爵夫人，在弗朗索瓦·塞尔斯（Franois de Sales）的帮助下，创办了圣母探视聚会所以照料贫病的妇女。1640年，它已拥有100所修道院；1700年，仅一个支会即有400位修女。1600年，法国全境约有8万名修女。

有两人对17世纪天主教的复兴功不可没。弗朗索瓦·塞尔斯以他的出身地萨伏伊作为名字的一部分。他在帕多瓦攻读法律，后来成为萨伏伊参议院的一位官员。但他的血液中流着宗教的血。他被任命为神父，并于1594年承担赢取日内瓦湖南部的查布拉斯（Chablais）的人民重信天主教的艰巨的工作，该地区自1535年后即为加尔文教徒把持。5年内，他完成了使命，部分是将那些不改变信仰者驱逐出境，绝大部分是靠他具有说服力的虔诚、忍耐和机智。荣升主教时，他自己以身作则，教导孩童和成人。他到巴黎访问时，高尚淑女对他敬爱有加，那时虔诚成为一种风尚。

另一位知名人士为文森特·保尔，他的业绩并不遵循传统的轨道前进。起初，他是养猪的，但他终能进入加斯科涅（Gascony）的圣方济各学院进修。他的父亲像每位信仰天主教的家长一样，想奉献一个孩子给教会，冀求一人得道后，九祖能获升天堂，卖了一对母牛筹款把他的儿子送到图卢兹大学研究神学。文森特在图卢兹获授神父职位（1600年）。他在一次地中海航行途中落入海盗之手，在突尼斯被售为奴。他借机逃离，回到巴黎，权充与亨利国王离婚的玛格丽特的私人神父，后来又成为冈蒂（Gondi）夫人精神上的指导者。在冈蒂夫人的赞助下，他在农村设立了布道会，又在各布道会设立慈善会，以救济当地的穷人。为了继续筹募资金，他组织布道会修士聚会所——通常称为“拉撒路”（The Lazarists），因为他们巴黎的总部设在圣拉撒路修道院。冈蒂先生任法国船队司令时，文森特即向船上的罪犯讲道。他对罪犯的疾病困厄感到震惊，特为他们在巴黎和马赛两地设立医院，同时呼吁法国人拿出善心对待囚犯。他劝服一些富裕的妇女定期到这些医院服务，筹募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慈善款项。为了管理这一切事务及帮助他的“慈善妇女”（Ladies of Charity），1633年，他组成“慈善姐妹会”（The Sisters of Charity）为人道服务。

他貌不惊人，衣着粗陋，类似一些满脸皱纹、蓄胡的犹太教师。他因极力为穷人、病人、罪犯谋幸福，被人称为“文森特先生”，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表示爱戴与尊敬。他筹集大笔款项，建立医院、收容所、神学院、养老院、俗人或教士退休的地方。他的善行难以穷尽。1648年至1653年巴黎被围时，他供养了1.5万名困苦的民众，但教条凌驾慈善的目的之上，他要求以信仰天主教作为领取食物的条件。他参加了反对波特·罗亚尔（Port Royal）的运动，但设法减轻对该岛修女们的迫害。他逝世时，巴黎一半民众为他哀悼。法国教会于1737年把他列入圣徒墙时，全国各地民众心悦诚服。

在他和弗朗索瓦·塞尔斯、不屈不挠的耶稣会教士及无数热心服务的妇女的努力下，法国天主教在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恢复元气和信仰。老的修道院重振教规，修女院也自我改革，詹森派信徒（Jansenist）们在波特·罗亚尔岛发扬基督救世精神。那些认为灵能与神交流而专心冥思上帝的人大为增加。新国王年少热情，郑重其事地下诏，使法国置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使所有的臣民能够进入天国……这是他的善意与心愿。”与中世纪的法国一样，守夜人仍然以钟声唤醒巴黎居民，叫他们为死去的人祷告：

醒来吧，沉睡中的人们，

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

信仰的冲突仍然痛苦地持续着，不顾对天主教的虔诚，玛丽亚·美第奇固执地遵守着《南特诏书》。但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无意容忍，教皇及其派驻巴黎的使者和天主教教士，都谴责法国政府允许异端的存在。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新教徒举行礼拜仪式，摧毁新教教会、家宅，有时杀死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的孩子被强迫离开他们的父母，因为胡格诺教徒家长们阻碍他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的愿望。反之在新教徒控制的地区，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在他们控制的250个城镇中，不允许天主教徒做弥撒。他们要求政府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禁止天主教徒的游行行列。新教徒嘲笑、骚扰游行行列。他们禁止新教徒参加天主教的洗礼、婚礼或葬礼。他们的牧师们则宣称：凡父母允许子女与天主教徒结婚的，皆停止给予圣餐。一个有名的自由思想家说过：“天主教在理论上比新教固执时，新教徒也以牙还牙，比天主教更固执。”在压迫异端与批评方面，新教的传教士足可与天主教教士抗衡。他们把耶雷米·费里尔（Jérémie Ferrier）天主教教士逐出教会，并“让予撒旦”（但未将其烧死），原因是他嘲笑宗教集会。新教徒写文章攻击天主教的“作品中包含的愤恨，鲜有其他作品能与比拟，更不要说超越了”。胡格诺教徒一方面担心废止《南特诏书》，另一方面怨恨法国与西班牙结盟，觉得法国应以其本身的军力和法律，努力争取政治独立和军事上的安全。

路易十三访问波城时（1620年），惊讶地发现，找不出一所天主教堂供他做礼拜。这位年轻的国王以惊慌憎愤的表情，思索着威胁分裂法国国土与民心的信仰问题。他焦虑地在文武百官中寻找一位铁血汉子，以改变这个混乱的局势，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富强的国家。

路易十三

他知道自己缺乏应付这些挑战所需的体力与智力。得自48岁纵欲过度身体孱弱的父亲的遗传，他患上肺病、肠炎，说话时结结巴巴，易露窘态。长时间里他因身体太虚弱，无法运动，因此转而作曲，演奏音乐，种植豌豆，腌藏水果蜜饯，参与炊事。遗传与疾病使他的容颜体态毫无迷人之处。他的体型瘦不禁风，头和鼻子太大，悬垂的下巴使他的嘴巴经常微微张开，他铅色的面孔却与有意穿着的浅黄色外衣显得很配。他长期受医生和药物的煎熬，一年内医生为他放血47次，给他215次灌肠药，并有212次将药汁倒入他的喉咙。他能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他能够在体力允许范围内想办法运动、狩猎，加入军旅生活，露天睡觉，吃兵士们吃的简单食物。

由于屡次被老师鞭打，他憎恶受教育，除祷告时翻开《圣经》外，他似乎不曾阅读任何书籍。他每日定时祷告，对少年时灌输给他的宗教信仰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遇有任何载有上帝神座的游行队伍，便立即加入，而且相随到终点。他天性仁慈，但偶然的神经质使他变得残暴不堪。他害羞、隐秘、脾气不好，以为生命对他并不宽厚，他也不怎么爱惜它。他的母亲因他心智薄弱，对他毫不关心，并公开表示偏爱他的弟弟加斯顿奥尔良公爵。他因此恨她而崇拜父亲的英雄事迹，由此变得厌恶女人。在私慕奥特福（Hautefort）小姐的姿色后，他将感情移转到年轻男子身上。他的原配为奥地利的安娜，每次都须别人逼他上床和她睡觉。她流产后，他一直未再和她接触达13年之久。朝廷亲信劝他找一个情妇，但他另有嗜好。37岁时，他禁不住举国上下渴求他生下一位太子来继承王位，他再度尝试，而满怀感激的安娜也非常合作，终于（1638年）生下路易十四。两年后，她又生了奥尔良的菲利普一世，菲利普一世继承了父亲喜爱男宠的嗜好。

在某些方面，路易也有其国君的威仪。16岁那年，他忽然不能忍受孔西尼的贪污无耻，暗中下了一道命令将他暗杀（1617年）。太后抗议他这样铲除她的宠臣时，他竟把她放逐到布卢瓦，另以策划此次行动的查理·阿尔伯特为首相，并册封他为路易尼斯（Luynes）公爵。路易在教皇保罗五世和路易尼斯公爵的压力下，下令胡格诺教徒缴回得自教会的财产。贝阿恩藐视这个命令时，他即向这个省份进击，强迫他们服从命令，并置贝阿恩与那瓦尔（该省曾为其父的封邑）于国王的直接统治之下。当时胡格诺教并未立即反抗，但1620年，他们在胡格诺教徒势力最大的城市拉·罗契尔举行总会议时，要求退回那些缴还的财产，因为它们本是属于人民的，并非教会所有。更有甚者，他们将法国分成8个区域，在每个区域中任命一位行政首长，同时设立一个行政委员会以缴税和筹组军队。路易宣称，他对法国国土内竟然有这样的国家感到无法容忍。1621年4月，他率领一支大军，在其他将领率领的3支军队的陪同下，向新教徒据守的城堡进攻。夺下几个城堡后，在蒙托邦遇到顽强的抵抗，该城在亨利（即罗翰公爵）督战之下，固若金汤。懦弱无能的将领无计可施，战事拖延达1年6个月之久。1622年10月9日签订和平条约，规定新教徒不得集会，但允许新教徒保有蒙托邦和拉·罗契尔两地。在这几次战争期间，首相路易尼斯去世了，黎塞留爬上了相位，大权独揽。

枢机主教与胡格诺教徒

这个人如何攀上权位的顶端呢？那时，出身名门对事业有很大的帮助。黎塞留的母亲是巴黎议会一位律师的女儿，他的父亲塞纽尔·黎塞留（Seigneur de Richelieu）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古老的普瓦图家族有一项世袭权利，即向国王推荐一位卢肯（Luon）的主教候选人。黎塞留21岁即如此被亨利任命了（1606年）。依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年龄尚差两岁，因此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赐予职位。黎塞留妙计得逞后，坦承谎言，要求赦免。教皇允其所请，并批以“该年轻人往后必将成为一个大无赖”。

这位年轻的主教形容他的主教辖区是法国“最穷、最肮脏的”，但他家里有钱，不久他就有马车银盘装点门面。他上任后，努力工作，恪尽职责，且尽量逢迎巴结权势。普瓦图的僧侣们特选他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614年）。在大会中，他严肃的面孔、高瘦的身材及抓住问题核心、条理井然地诉说观点的才能，打动了每一个人，尤其给玛丽亚·美第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和孔西尼的安排下，黎塞留被任命为国务卿（1616年）。一年后孔西尼被杀，黎塞留失去了他的职位，他偕同被放逐的太后逃到布卢瓦。很快他回到卢肯。太后企图逃亡，黎塞留也被人列入共谋的嫌疑犯，被放逐到阿维尼翁（Avignon，1618年），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结束。但即使他的敌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太后在晚间从布卢瓦城堡的窗口逃亡，与一支由贵族组成的叛军会合后，路易尼斯公爵再度征召这位年轻的主教，并派他前去说服太后和国王，他圆满地完成任务。路易即令他担任枢机主教，而且给他参议会之职。不久，黎塞留优异的才能表露无遗，1624年8月，39岁，他登上法国首相的宝座。

国王发现他客观的才智、清晰的目标、坚韧的意志和灵活的手段，正是自己所希冀的，聪明的国王接受他的指导，征服了新教徒、贵族和西班牙。黎塞留在他的回忆录中感激地说：“唯有雄才大略的国君，方能知人善任。”路易并非一味听从首相的话，有时也当面斥责他，但总是嫉妒他的才能，时而会想把他开除。但他如何能将一位在法国握有绝对权势、在整个欧洲有极为崇高地位的人免职呢？何况这人比索利给国库带进更多的税收。

这位大主教首先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显露出他的才华。他未经讨论，即全盘接受天主教教会的原则，而且增订了一些迷信条文，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迷信会出自如此睿智的头脑。但他略去“教皇至上论者”（Ultramontanist）主张教皇有充分权力统治各国国君的要求，保留法国教会内享有“高卢式的自由”（Gallican libetry，即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自由）以对抗罗马。他像英国人一样果断，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免除考辛（Caussin）神父的职务，因为他身为王室告解神父，居然干预政治。依照他的观点，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瓜葛。他为法国筹组的同盟，是采用不偏不倚的姿态与新教和天主教两种不同势力合组而成的。

他应付玩弄政治手腕的胡格诺教徒时，始终坚持他的原则。胡格诺教徒无视于1622年所订的和平条约，他们将拉·罗契尔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由胡格诺教的商人、牧师和将领控制。商人利用这个富战略地位的港口，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海盗们则利用该港抢劫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或任何船只。而且，只要经过胡格诺教徒的许可，包括与法国敌对的任何船只，都可驶入港内。路易也破坏了上述和约，他曾允诺拆除路易炮台，因为该炮台直接威胁拉·罗契尔的安全。路易非但没有拆除炮台，反而增强工事，并在邻近的勒·布拉维特（Le Blavet）港集结了一支小型舰队。本杰明·罗翰（亨利的弟弟，苏比斯的领主）指挥一支胡格诺教徒的舰队，捕获了这一支皇家舰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拖入拉·罗契尔港内。黎塞留又造了另一支舰队、筹组一支军队，随同国王向这个胡格诺教徒盘踞的要塞进攻。

苏比斯领主说服白金汉公爵遣送一支由120艘战船组成的大舰队保护这个城市。这支大舰队驶抵法国时，受到雷（Ré）岛皇家要塞炮火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只好不光荣地撤回英国（1627年）。同时，黎塞留因国王生病，代理统帅的职务。他领导下的大军把通往拉·罗契尔路上的要津全部占领了，仅留下出海口尚需封锁。他命令工程师和士兵们建造一座1700码长，由石头砌成的防波堤，横在该港入口处，仅留一个缺口调节潮水的涨落。但涨潮与落潮高低相差12英尺，猛烈的潮水使这项工程不切实际，每天堆砌的石头有一半被潮水冲失。国王见久攻不下，感到厌烦，返回巴黎。许多大臣预料他会因黎塞留久战无功而剥夺其相位。最后，防波堤终于筑成，也产生了它预期的效力。拉·罗契尔一半的居民死于饥饿，仅最富有的人取得少许食物，他们以45里弗购买一只猫、2000里弗购买一头母牛。拉·罗契尔市长让·古顿（Jean Guiton）声言将以其匕首杀死任何谈论投降的人为要挟，禁止人们投降。然而，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后，拉·罗契尔在绝望中陷落（1628年10月30日）。黎塞留一马当先进入城内，随后的士卒则仁慈地把面包分给饥饿的民众。

半个法国鼓噪着彻底根除胡格诺教徒。这时胡格诺教徒已弹尽援绝，精疲力竭，仅能祈祷。但黎塞留所订的和平条件使他们大为惊奇，那种宽大的作风使天主教徒愤愤不平。拉·罗契尔城不再享有自主权，它的城堡和要塞都被撤除。樊篱虽失，但居民的生命财产未受伤害，幸免于难的战士准予解甲回家，城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徒信教自由也受到保障，其他胡格诺教徒盘踞的城市也接受与上述相同的和平条件，相继投降。凡胡格诺教徒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均须退还，但那些暂时无家可归的胡格诺教牧师，由国家津贴20万里弗，而且比照天主教教士，免缴人头税。政府颁布了大赦，凡以前参与叛乱的人均获赦免。1629年6月28日，黎塞留颁布《恩典诏书》（Edict of Grace），重申《南特诏书》的基本精神。全国陆、海军及其他文职职务开放给各教人士。看到法国的天主教徒服膺并尊崇新教将领蒂雷纳、斯丘伯格和亨利·罗翰等人时，整个欧洲都报以惊愕的目光。“从那时起，”黎塞留说，“我在任命胡格诺教徒各种要职时，宗教的歧异从未成为一种障碍。”以一种路易十四缺乏的明智，黎塞留洞悉——如后来柯尔伯注意到的——胡格诺教徒对法国确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们放弃了反抗，安居乐业，从事发展工商业。繁荣景象前所未有。

枢机主教与贵族

黎塞留以同样的决心平定主张各自为政的贵族的叛乱，其手段不如上述对新教徒的宽大。这时封建制度并未根除，为取得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贵族曾多次参加宗教战争。势力雄厚的贵族有其坚固的城堡，拥兵自重，交战不休；自定法律，各有私人法庭和执行法律的人员；他们仍然拥有佃农，遇有人通过他们的领地，则强收过路费。法国受封建主义和宗教的祸害而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为完整的国家。她是一个不稳健和骚动的结合体，由傲慢、半独立的伯爵控制，他们随时能够破坏和平，动摇国家经济。大部分省区则受公爵的统治，他们宣称拥有终身统治权，并将其传给子孙。

黎塞留认为，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可以想见，他之所以恢复某些市政自治权就是为了抑制这种权力，不使其过分伸展。但他无法恢复中古的自治区，因为它是建立在同业公会及保护性的地方经济的基础上。由城市演变为国营市场的过程，使公会和自治区的制度受到破坏，而且将中央立法的重要性提升于地方立法之上。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黎塞留恢复专制君权之举，似乎是一种反动的暴政；但就历史演进及当时17世纪大多数法国人的想法而言，这是从封建的暴政趋向全国统一的一种开明的进步。那时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大部分法国人仍然恶衣恶食，目不识丁，笃信怪力鬼神，社会黑暗异常。法国的乡镇大多为商人控制，他们除自己的利润盈亏外从不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而这些人因受到封建特权的限制，也无意笼络次要的贵族，组织类似英国的国会以遏阻君权。法国的议会不是代议和立法（Legislative）的议会，它们是超然的法庭，墨守成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机构却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中产阶级、工匠和农人赞成实施专制的君权，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想见的唯一可以免遭封建领主专政迫害的途径。

1626年，黎塞留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令，使封建制的基础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下令摧毁法国边界之外所有的堡垒，往后任何私人住所不得设有防御工事。同年，（由于他的哥哥在与人决斗中被杀）他宣布决斗非法。蒙特莫伦西·布特维尔（Montmorency Bouteville）和康特·查普利斯（Count des Chapelles）对此置之不理、依然进行决斗时，两人均被处死。为此，他坦承“良心不安”，但他告诉国王说：“这是一个根除决斗或陛下令出不行的问题。”贵族们为此怀恨在心，誓言复仇，企图逼他下台。

他们发现太后是志同道合的人。她一度支持过黎塞留，后来见黎塞留反对她的政策，才开始憎恨他。路易患重病时（1630年7月），太后和王后细心照料。他病体复原将半，两人乘机挟恩索报，欲以黎塞留之头为酬。太后在其卢森堡皇宫，心想黎塞留现远征外地，再三向国王催逼要求，并建议以掌玺大臣米歇尔·马里亚克（Michel de Marillac）取而代之。黎塞留这时由秘密通道到来，未经通报径自闯入房中，适和太后相遇。她坦承曾对国王说过与黎塞留势不两立。国王为此颇感左右为难，决心退出这场纠纷，骑马到了凡尔赛专供狩猎的别墅。朝臣以为太后将再得势，都向她靠拢。不料路易遣人召唤黎塞留，重申他继续留任首相之职，保证给予皇室的支持，同时下了一道命令拘捕马里亚克。参与此项阴谋的贵族受此“愚人节”（1630年11月10日）的愚弄，陷入愤怒之中。

马里亚克留住了性命，但其身为法国元帅的弟弟，后来被控盗用公款，旋即被处死（1632年）。路易在事情过去之后，诏请太后退隐到摩兰（Moulins）的别墅修身养性，不再插手政治。她置之不理，竟逃至佛兰德斯（1631年），在布鲁塞尔组织流亡政权，继续为打倒黎塞留的工作奋斗。从此，她未再与国王晤面。

她另外一个儿子加斯顿先生，即奥尔良公爵，在洛林省筹募了一支军队，公开反抗他的哥哥（1632年）。一些贵族响应并加入阵容，其中包括法国地位最高的蒙特莫伦西公爵和朗格多克总督亨利。成千的贵族也参加了这次叛乱。37岁的蒙特莫伦西在卡斯特尔纳达里（Castelnaudary）附近与黎塞留遣派的大军决战。他奋勇杀敌，直至身受17处伤后始被擒获。他和加斯顿的部属均空负盛名，缺乏良好的军纪，一受到攻击即溃不成军。蒙特莫伦西被俘，加斯顿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他供出同谋的名单后获释。路易命令图卢兹的法务院以叛国罪审讯蒙特莫伦西，经判决裁定死刑。蒙特莫伦西王族的最后一个公爵从容就义时说：“我认为国王的旨令就是上帝的恩诏。”大部分法国人指责国王和黎塞留冷酷无情，路易回答：“我若有私情作祟，也不配为人君了。”黎塞留则辩称，这次的死刑是一个警告，使贵族们引以为戒，知道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他说：“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官爵相等的达官，实是申张法治最好的方法。”

至此黎塞留要获得政权尚需剔除两大障碍：摆平各法务院和各省总督的势力。他对贵族总督、资产阶级或小贵族的地方官的渎职和无能，而使各省财政的收入受到严重损失之事感到愤怒，因此他在各区设置“监督者”（Intendants），监督财政和司法的管理及法律的执行。这些朝廷命官比任何地方官的职位都高，地方分权从此式微，而行政效率和税收也大大提高了。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执行政务的制度，在亨利四世时期已实行了一部分，后来被弗朗得（Fronde）的贵族所阻。路易十四即位后，使这一制度奠定基础，拿破仑又加以修改，监督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主要特色，由此进一步统筹运用全法国的法律。

巴黎法务院认为在脆弱的君主政体下，将该院现有的登记和解释法律的功能，扩展为国王的咨询机构，时机已经成熟。黎塞留不能忍受法务院与他的参议院（Council of State）为敌，或许是在他的锋利言词激励之下，法王路易召集了巴黎法务院的领袖们，并告诉他们说：“法务院的职责仅在判决彼得大爷和约翰大爷们之间的是非，如果你们贪求无厌，当心我打断你们的狐狸尾巴，那时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巴黎法务院只好让步，各省的法务院也步其后尘，甚至连他们传统的职能都被削减。黎塞留又设立了一些“特别委员会”（Extraordinary Commissions），审判特殊的案件。至此，法国已成为一个警察国家。黎塞留的特务充斥各地，甚至娱乐憩息的场所也有这些人的影子，密令变成政府部门常用的手段。这时的黎塞留，事实上已是法国的国王了。

枢机主教位极人臣

黎塞留大权独揽后，各种措施都以法国的富强为目标，很少考虑到人民的福利。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整体，而非个人的总和。他不曾把一般老百姓理想化，但很有可能，他认为老百姓为国鞠躬尽瘁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会牺牲他们，使未来的法国免受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他日理万机，至深夜才就寝，但大部分时间以处理外交政策为主。他无暇改进国家的经济，除非搜查逃税者。国家的岁收和情报必须保持完整，使他不得不花一番工夫处理。1627年，他设置了公共邮局。

税捐由一些承包收租的财政人员负责征收，这些人将两三倍于缴给国库的税收金额塞入私囊。贵族和教士豁免缴纳一些主要的税。聪明狡猾的商人和囤积居奇的官吏，笼络收税员，或以特异手法逃税。市镇等商业区仅缴付小额税款以掩人耳目，逃避人头税。因此主要税收落在农人肩上。黎塞留上台后，一心想把法国打造成基督教世界中最强盛的霸主，任凭农村荒凉贫困。如同亨利四世一样，他喜欢以金钱而非鲜血征服敌人。他签订的多项条约，即是以金钱津贴盟国，使之肇启战端。有时遇到财政困难，他倾私囊给国库，有一次他雇了一位化学家帮他制造金子。税捐和强迫性的国家劳役——道路上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劳工们——加上天旱、饥荒、瘟疫、军队的破坏，几乎使农人自杀。有些农夫因为无法生存，杀死家人后自杀。有些饥不择食的母亲，竟忍心宰杀自己的婴孩食之（1639年）。1634年，根据一项可能夸大的报告称，巴黎竟有1/4的居民以乞食为生。穷人为生活所迫，此起彼落，定期反抗，但都被无情的手段荡平。

黎塞留以税款建立数支陆军和一支海军，因为武力是伸张主权最坚强的后盾。由于他拥有大元帅之名，容易贯彻命令，坚决果断地执行职务。他修筑港口，增强防御工事，建立军火工厂和粮仓，造了85艘船，设立海事学校，训练海军。他成立了100个步兵团，300队骑兵，恢复了军队的纪律。他唯一的失败，即是不能够扑灭娼妓。随着军备的重整，他面临着自玛丽亚·美第奇摄政时所遗留的混乱的外交关系，他回到亨利四世时代的外交政策，由此集中全力，解放法国免受哈布斯堡王朝在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包围。

太后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联盟，依黎塞留的说法，她曾经向敌人臣服。同时，她同亨利四世时代曾与法国结成秦晋之好的国家——英国、荷兰、新教德国疏远了。黎塞留独具战略远见，特别重视瓦迪林隘口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该隘口衔接奥地利和西班牙控制下的意大利，是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互换补给品和军队的要塞。12年来，他一直为夺取这些隘口努力。几场对胡格诺教徒和贵族的战争使他分心，争夺隘口均遭失败，但他成功的外交政策弥补了战场上的失利。他曾赢得弗朗索瓦·克拉克·特雷布莱（Franois Le Clerc du Tremblay）的忠诚服务。弗朗索瓦出家为圣方济各教派托钵僧后即自称为约瑟夫，约瑟夫神父奉命执行外交事务，他以灵活的手腕从事外交工作。当时法国人称喜欢穿玄色僧袍的约瑟夫神父为“玄衣主教”，称喜欢穿红色衣服的黎塞留为“红衣主教”，两人互为辅佐。黎塞留获此得力助手后，更是如虎添翼，他誓言将“向世人证明，西班牙的时代正在消逝，法兰西的时代已经来临”。

1629年，德国国内划时代的冲突似乎即将结束，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帝大获全胜，压制了信奉新教的诸邦领主。黎塞留即以金钱改变整个局势。他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Ⅱ）签订了一项条约（1631年）。根据该项条约，这位英勇的国王每年获得法国100万里弗的援助，将攻入德国以拯救新教各邦的命运。法国国内亲教皇的人士随即指责黎塞留是天主教的叛徒。他机敏地答称，凡主张中立的，都是法国的卖国贼。古斯塔夫在吕岑（Lützen）一地获得胜利却不幸去世时（1632年），大部分德国小邦国王，也一一向皇帝投降。黎塞留看情势不妙，便积极加入这场战争。他扩充法国陆军，由原来1621年的1.2万人，至1638年时增加到15万人。他又鼓动西班牙境内加泰罗尼亚的叛乱。他以外交手腕控制了特里尔、科布伦茨、科尔马、曼海姆、巴塞尔等地。他的军队攻占了洛林省，并经萨伏伊向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势力中心——米兰推进。

不久，幸运的钟摆又荡到另一边，以前的大小胜利显得毫无意义了。1636年7月或8月，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经荷兰侵入法国，陷亚琛和科比埃，直逼亚眠，将索姆和瓦兹河的青翠山谷夷为平地。黎塞留的军队远在天边，无法解燃眉之急，通往巴黎之路毫无设防地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下。太后这时在布鲁塞尔，王后在圣热尔曼，亲西班牙的党徒在法国欢欣不已。他们已在计算黎塞留将会在何时覆亡。巴黎城内，愤怒的民众群集街道之上，要求处死黎塞留。但他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在庄严威武的马背上显得那么平静，这时没有一个人敢向他接近，很多人祈祷上帝赐给他力量以拯救法国。那时他不仅显出智慧和勇敢，他的真知灼见和勤奋的精神也表露无遗。很久以前，他即训练巴黎的民众成为后备民兵，他为他们贮藏了武器和各种物资。现在，他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操，他们也响应了他的号召。同时，巴黎法务院、商业团体、各业公会也踊跃捐款，不到几天就成立了一支大军，踏上征途向科比埃城进攻。加斯顿统率着这个部队，调度不当，延误军机。黎塞留特地赶来亲自指挥，下令进攻，在11月14日那天攻下了科比埃。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节节退败，大军撤回荷兰境内。

1638年，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公爵伯恩哈德（Bernhard）率领一支由法国资助的大军攻占艾尔萨斯（Elsass）。一年后他去世了，将该地转给法国，艾尔萨斯和洛斯林根（Lothringen）并成阿尔萨斯—洛林，开始归入法国的版图。1640年，大军又攻陷阿拉斯。1642年，国王和黎塞留又率领一支大军攻陷佩皮尼昂，使鲁西永附近省区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每到一个地方，黎塞留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是胜利的筹划者！

法国不妥协的贵族、朝廷亲西班牙的派系和图谋不轨、蠢蠢欲动的名门贵妇，发动最后一次打倒黎塞留的运动。1632年，黎塞留军事和外交上的助手埃菲亚侯爵去世，遗下寡妇和一个俊秀的12岁男孩，名叫亨利·考费尔·鲁兹，辛马斯的侯爵。黎塞留将这个孩子带回照顾，并将他推荐给国王。他可能是利用这个小玩物把路易从心怀不轨加入阴谋集团的奥特福身边拉过来。事情因此发生了。国王被这位面貌姣好的少年的机智和无礼的态度迷住了，即封他为御马长官，要求陪他睡觉。辛马斯到21岁时，偏偏看上了高等妓女玛丽安·德洛姆（Marion Delorme）和平步青云后来成为波兰王后的贡萨格的玛丽，后者更是黎塞留的死对头。或许出于她的建议，或许被她以退为进的战略激怒，这位少年竟一再要求路易准其参与御前会议，并能统率一支军队。黎塞留反对这些建议时，辛马斯便要求国王解除黎塞留首相的职位。这种要求又被拒绝，他愤然投向奥尔良的加斯顿（即布永公爵）及其他的人，企图挟持色当（Sedan）投降西班牙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当后盾，这些阴谋家打算攻入巴黎以控制国王，同时加斯顿本人也誓言安排刺杀正动身往佩皮尼昂途中的黎塞留。辛马斯的友人雅克·奥古斯特·图征求王后的合作，但安娜王后正期盼路易能早日去世，好让她升为摄政，因此将这次的阴谋暗示给黎塞留。他假装手头上持有一份法、西协定的副本，加斯顿信以为真，坦承一切阴谋，而且又像以前一样，背叛了他的同党。辛马斯、图、布永被捕，布永以无罪获释。这两位年轻人在里昂的法庭受审，被判有罪。他们从容就义，使叛国之罪显得神圣庄严。

叛乱事件发生后，国王匆匆赶回巴黎以保卫他的王位。黎塞留则病况垂危，在抬轿上，经过疲于胜利与切盼和平的法国国土。

墓志铭

黎塞留自认不配为好人，他的言行也不像一位基督徒。那么，这位伟大人物该属于哪种人呢？卢浮宫珍藏一帧菲利普·德·尚帕涅所绘的稀世名画，将他的形象显示给后人：高大的身材，形状可笑，穿着红袍、戴着帽子才显示出他的威严，他像在法庭上争辩的样子，清秀的五官和优雅的双手使他平添许多高贵的气质，他的双目对敌人深具挑战性，但在无情岁月的捉弄下，他的眼神苍白而忧伤。他是热衷权力与热忱服务的人。

为了使目标顺利达成，不因错误而受阻，他必须是坚强的。他初入朝廷时，逢迎拍合，态度谦恭有礼；后来得势了，便目空一切，态度傲慢，以为报复，自认仅在一人之下而居万人之上。有一次，王后访问他，他仍高居座位之上——这是国王之外，无人敢做的无礼行为。他和一般人一样，自认相貌不凡。他贪求虚荣，不喜欢别人的批评，却渴望声名远播。他对诗人高乃依又妒又羡，梦想有朝一日能以诗人和戏剧家的美誉扬名世界。实际上，从他的回忆录的文笔显示，他的确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像沃尔西（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剧中的一个角色）一样，他迅速协调对基督的信仰与对财神的小心崇拜。他拒绝贿赂，也不领薪水，但他领取好些教职的收入，宣称这是为了资助他的政策。与沃尔西一样，他为自己盖了一座冠冕堂皇的宫殿，又觉得太过分，在未去世之前献给了太子，所以大主教宫变成了皇家宫殿。不过我们可以这么看：这座宫殿是为办公和外交目的而建的，并非纯然出于个人的奢侈浪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他帮助亲戚，使之富有，而且适时拨支公帑慷慨助人。他以私人积蓄之半赠送国王，劝他在“财政制度因循延误而又急需款用时”动用这笔款项。

在他看来，残酷无情是治理国事必须的手段，而且自然而然地认为对人、对诸邦不能存有仁慈心肠，他们应受严刑峻法控制。他热爱法国，但法国人对他很冷漠。他同意科西莫·美第奇的看法，即祈祷念经无法治理国家大事。他也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无法安全无虑地被用以统治或保全一个国家。他写道：“一位基督徒很快地原谅一次伤害，但一位统治者对一个反抗国家的罪行，则应立即加以严惩……缺少这种（严厉的）德行——杀一若能儆百即是慈悲——国家将会覆灭。”黎塞留使“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at）一词普遍流行：道德律应屈服在国家的动机之下。他似乎从未对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需要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像惩罚国王的仇敌一样排除异己。

在他的城堡与外交阵线内，他是通情达理的。他感到高官厚爵后的落寞，因此特别渴望友情的温馨。塔拉曼特（Tallemant）的闲话“闻逸”中，使我们相信黎塞留曾经想以大他20岁的太后玛丽亚·美第奇作为他的情妇，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又有一些传说，谈到黎塞留的秘密艳史，甚至与尼农·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也有关系。如果黎塞留不这么风流成性的话，也不会触怒当时的显贵。关于他的罗曼史，我们知道最详细的，是他和他的外甥女玛丽·马迪列尼·康伯拉特（Marie-Madeleine de Combalet）那段亲密的孽缘。她婚后不久即守寡，心灰意懒之下，想出家做修女。此事为黎塞留获悉，即说服教皇勿准其所请，并把她留在身边，替他管理家务。而他即承受她较诸其他恋情更为炽烈的奉献。此后她装扮得像一位修女，但包藏了满头秀发。黎塞留借各种正当的理由亲近她，王后和太后则蓄意阻挠，飞短流长地造谣，使黎塞留的艳闻更为刺激。他所爱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指修女），而二者都向他寻隙复仇。

他的意志力更值得一提。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贯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他的意志力实非常人所及。他热心工作，经年累月、日夜不休地忙于国事，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在他不眠不休的悉心照顾下，其他人均能乐享安息。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面对强权贵族和图谋不轨的妇人及一再威胁他生命的阴谋，均无惧色，并能避开他们的攻击，最后歼灭他们。他时常甘冒生命危险而执行既定的政策。

他身体不太好，自从在普瓦图的沼泽害一场热病后就容易头痛，有时甚至持续数日方能停止。或许他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很脆弱，不然就是先天已受损害。他的一个妹妹是低能儿，一个弟弟一度疯狂，而宫廷中谣传他曾数度爆发癫痫和病态的幻觉。他患过痔疮、脓肿和膀胱的疾病，与拿破仑的情形一样，他每次政治危机多多少少与小便不通有复杂的关系。为此，他曾经不止一次打算退休，而后因其意志，重新振作，继续奋斗。

当然，除非我们能看到他的全貌，了解包括以下所要提到的各种特点，否则很难得出公平的结论。他是宗教容忍政策的先驱，学识渊博，灵敏机智。他是音乐的行家、具有鉴赏力的艺术品收藏家、戏剧和诗歌的热爱者、文人骚客的益友及法国研究院（The French Academy）的创办者。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丰功伟绩在于解救法国，使其脱离西班牙统治。在此之前，法国由于宗教战争，几已沦为西班牙的附属国。他完成了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渴望而未能达成的目标。他破除哈布斯堡王朝环绕四周欲置法国于死地的包围。对于法国本身而言，他以独裁与君主专制政体的代价换取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而独裁与君主专制在后来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若说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人民谋幸福与自由，黎塞留在这方面则离标准太远了。雷斯大主教——一个精明但不公正的判断人——指责他“建立最丑陋与危险的暴政，使整个国家沦为奴役”。黎塞留将会回答说，政治家必须考量本人及后代的自由和幸福，因此须先使国家富强，防止外力入侵和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有正当理由牺牲这一代，以便其继承者获得安全。从这个观点，黎塞留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累斯称赞他为“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最能干的首相”，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查斯特菲尔德公爵把他列为“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他从鲁西永胜利班师回朝，简直像一个活人的出葬行列一般。在罗讷河之上，他乘坐一艘御船自塔拉斯孔（Tarascon）航行到里昂。到了里昂，他停留直到辛马斯和图两人受审和处死。因为痔疮剧痛，他的身体越显虚弱，卧于抬轿之上，由其24名扈从扛护。该抬轿甚大，除能放下一具病人的卧床之外，尚可放置一张桌子、椅子，并容纳一位秘书，记录外交训令和军事命令等。死亡之旅共历6周，沿途民众引颈观看这位集宗教和政治大权于一身、不为人民所爱却令人敬畏的大人物。到巴黎后，被连人带病床移入他的宫内。他即向国王提出辞呈，但获慰留。路易亲自来到他病榻之旁看护他，喂他食物，担心他一旦去世后自己能否应付那种局面。黎塞留听告解的神父给他施了最后的圣礼，问他是否已饶恕了他的敌人。他回答，他一生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的公敌。他昏迷一日后，于1642年12月4日去世，享年57岁。国王下令以一周时间举行葬礼，人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瞻仰遗容。但在很多省区，人们点燃了庆祝的火烛，感谢这位“铁血主教”的逝世。

他推荐马扎然为首相的继任人，路易答应了。他留下了10册回忆录，记述国家大事俨如出于人君之笔。在晚年，他将一本《政治圣经》（Testament Politique）献给路易，“我死之后，可作为治理国家大事的参考”。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也不乏言简意赅、确切可行的行政箴言，文藻足以与当时任何名作媲美。他劝告国王要避免战争，因为陛下天生不适此道。“能够协调一打敌人，比摧毁一个敌人更有利、更光荣。”此外，法国不适合战争，法国人虎头蛇尾，一开始显得热忱勇敢，但在紧要关头缺乏耐性和冷静，最后“意兴索然，变得比妇女们更软弱”。人君应该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将领，必须具备英武勇猛的气质始能克服情感上的好恶。他不应予妇女有置喙政治事务的余地，因为妇女受制于情绪和欲望多于理智。女人拥有才智是不相称的，“我从未见过多才多艺的女人未受其知识所伤”。女人不能守密，而“机密则是政治家精神的灵魂”。“一个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多闻寡言”，避免因失言而冒犯他人，除非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外，绝不说人之长短。路易应对“诸国，尤其是其本国的结构和历史，有广泛的认识”。黎塞留希望国王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措施。“伟大人物被授命掌管国家大事，就像那些罪犯送去服刑一般，唯一不同之处，即后者因罪须受刑罚，而前者则是因功。”

国王较黎塞留多活了约5个月，他短暂的仁政深获民心，人民欢声载道。他释放政治犯，准许在国外的流亡分子返国定居，并开放言论。他抱怨黎塞留未能让他随心所欲作为一番。他的母后较黎塞留早逝数月。他将她的遗体自科隆运回巴黎，以隆重葬礼安葬，而且在他即将去世时，一再地祷告，要求上帝和人民宽恕他对母后的无情。

他清楚自己逐日衰弱，但眼见他4岁大的儿子的俊美和活泼，也甚觉安慰。他开玩笑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路易十四。”“吾儿，未到时候，未到时候。”国王回答。

他吩咐朝中文武大臣尊崇王后为摄政，直到太子即位为止。左右告诉他死神降临时，他说：“啊！上帝，我现在死而无憾了。”他于1643年5月14日去世，享年41岁。塔拉曼特记道：“人民奔丧，如同参加结婚庆典一样欢愉。他们出现在王后面前，又像参加竞技一般。”经过令人望而生惧的黎塞留的苦心经营，“泱泱大国”和“伟大世纪”已现曙光，伟大的日子即将降临于法国国土之上。

第八章　战争下的法国（1559—1643）

道德

宗教的分歧曾为许多战争制造似是而非的借口，但现在开始因政治方面的涉足而身受其害。许多人逐渐怀疑那些为流血冲突辩护的教义的权威。在上流社会中，对基督教伦理的怀疑开始夹杂着对教条的怀疑。

农民仍保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对基督教教义的尊崇也不因触犯教规而稍减。他们可能一时恍惚而互相残杀，也可能在无人监视而有机可乘的情况下不遵从一夫一妻制，在别的方面，他们过着一种还算正当的生活，按时望弥撒，每年至少领一次圣餐。中产阶级——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为基督徒德行做了最佳的表率：他们衣着朴素无华，一生只结婚一次，专心致力于事业和照顾孩子，上教堂，做教士、医师、律师、行政官服务于国家，并使国家安定。甚至在贵族社会中，也有可做模范的妇女。查理九世曾经称道他的妻子奥地利的伊丽莎白是世界上最贤德的妇女。但一般说来，在都城的有闲阶级和市镇的技工中，色情的勾当逐渐成为无法控制的事情。柏拉图式的恋爱继续存在于上流社会中，不过这多半是一种女性的策略，一种深度的抗拒使她们歌颂这一避难所。

就我们所知，凯瑟琳·美第奇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和热爱子女的慈祥母亲，当时谣言却指控她训练美丽的女子勾引她的敌人使他们屈服。阿尔伯特（一位极端谦逊守礼的人）将当时的宫廷描述为：“有史以来最腐败、最令人痛恨的社会。”布兰托姆是喜欢散布谣言的人，但他的证词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至于我们法国的美丽妇女……在最近50年里，学会了如此的温文体贴和高尚有礼，她们的服饰、姣好的脸庞和淫荡的作风是那样诱人……谁也不能否认，无论在哪个方面她们都超过其他的女人……尤有甚者，在法国谈情说爱时的淫言秽语较其他语言更加淫秽，更富于刺激，听来也更甜美。在上天赐给法国的自由下……使得我们的妇女较其他妇女更合人心意，更吸引人，更温顺和容易接近。加上私通在法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地受到惩罚……

国王们开风气之先。弗朗索瓦二世即因荒淫过度早逝。查理九世拥有玛丽·塔切特。亨利三世不喜欢情妇，但专情于男宠。亨利四世则对异性恋爱十分忠实，他本人和情妇加百利·埃斯特雷丝似乎未反对在她被绘像时腰部以上裸露。他的女儿亨丽埃塔·玛丽亚在17岁那年与查理一世结婚时，已经与许多人发生暧昧关系，以至于她的牧师劝她应以抹大拉的玛丽亚为榜样，好好改邪归正，并以英国作为自己忏悔赎罪之地。

即使如此，女人们的顺从与男人们的渴望之间仍然有差距，为迎合这种日益膨胀的需要，娼妓辛勤地工作。巴黎的娼妓有三种类型，分别服务于宫廷、中产阶级和贫苦阶级。也有受过教育专与贵族交往的女人，例如玛丽安·德洛姆，她在将死之时，曾忏悔了10次，因为在每次忏悔之后，其他的罪又浮上心头。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曾下诏书宣布妓院为非法，而路易十三（1635年）曾下令对所有被查出之娼妓加以“鞭打、削发和驱逐出境”，所有株连此项交易的人都应被遣入帆船中服终生苦役。包括蒙田和一位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牧师在内，好几个人曾抗议此种措施，并建议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娼妓应该合法化。不过一直到18世纪末，上述君王所颁布之法规条文，仅徒具形式而已，并未积极实施。

社会和政治道德因战争每况愈下，卖官鬻爵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索利整顿之前，财政管理已腐败到混乱的程度。军队里不论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徒，正忙于屠杀、抢劫、强奸，将市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了强索私藏的黄金，更是到处放火。决斗在16世纪更加风行，也许这是因为佩剑已成为男人服饰的一部分。查理九世时，在奥皮塔尔的劝谏下，将决斗禁止了。但到亨利三世时更加普遍，上等人士和次等人士都可能发生战斗。决斗一词，依蒙田之言，现已成为战争。黎塞留的法令和其前任不同，他强力地、公平地下令禁止决斗，在他死后，决斗又死灰复燃。

犯罪是寻常之事，夜巴黎十分黯然，抢劫、谋杀触目可见。漫天的争吵使街上秩序大乱，在乡间旅行则随时有丧生和断手残足的危险。处罚是残酷的，我们不能确定这种处罚是否有效制止犯罪，但没有处罚，情况可能会更糟。坐牢是上流社会绅士们犯罪时的专利，贵族们犯罪后被送至巴士底监狱，在那里他们可付钱住在装设自己家具的舒适房子内，并可与妻子同住。一般罪犯则被遣送于足以令人窒息的地窖，或被驱逐至殖民地，或被判服划桨的劳役。这种划桨劳役的惩罚，可追溯至1532年，但在法国最早被颁定成为法律，应在1561年。划桨劳役一般期限是10年，在罪犯的背后贴着“GAL”三个字母。到了冬天，罪犯有的停留于船坞的桨船上，或成群被关入牢中，这些地牢主要在土伦或马赛。宗教战争期间，许多被俘的胡格诺教徒就被判入划桨劳役中，在这里，他们承受残忍的虐待，死对他们算是一项恩赐。在痛苦的10年处罚中，自杀十分普遍。

礼仪

道德虽然堕落，礼仪却有改进。凯瑟琳·美第奇带来意大利式的礼仪，美感、高雅的鉴赏力、约会的优雅气氛及华丽的服饰。布兰托姆认为她的宫廷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宫廷，至少300多名穿着极其华丽的仕女和少女穿梭其间，使她的宫廷成为“真正地球上的乐土”。法国宫廷的礼节是弗朗索瓦一世所设，现在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国家的典范。亨利三世设立专司法国宫廷礼节的职务，并颁布诏令详细说明宫廷仪式和外交礼节。还规定在国王面前服侍的人如何称呼国王，如何服侍国王起床、梳洗、餐膳及退朝，哪些人陪伴他狩猎或散步，哪些人可参加宫廷舞会等。亨利三世是一位胆怯而讲究细节的人，坚持照这些细节实行，亨利四世却把它破坏了，路易十三不理睬这些仪节，路易十四则将之增订为一种特别礼拜仪式可以与大弥撒匹敌。

宫廷服饰越来越华丽、昂贵。马沙尔·巴索皮雷（Marshal de Bassompierre）穿一件纯金制的衣服，镶满重达50磅的珍珠，价值约1.4万埃库。玛丽亚·美第奇在她儿子洗礼时，穿一件镶着3000颗钻石及3.2万颗其他贵重宝石的礼服。一个朝臣倘若没有25种不同式样的服装，会认为自己太寒酸了。限制服饰价格的法令层出不穷，但无人理睬。其中，亨利四世曾发布一则禁令如下：“本王国之子民除娼妓和穷贼外，一律禁止穿金制或银制的衣服。”虽然如此，这项法令依然失败了。牧师们抱怨女士们尽量使曲线毕露所呈现的危险，如果我们相信蒙田——他并不惯做惊人之语——的话，“我们的女士们（虽然是那样娇美）常常袒胸尽可能低至肚脐”。为了使白皙的皮肤和粉红的脸颊更加明显，17世纪妇女们采用一种平常叫作莫切斯（mouches）的点和块来作装饰。她们用鲸鱼骨头使胸衣变硬，用铁线撑开她们的环裙，将头发梳成12种以上诱人的发型。男人蓄着长而下垂的卷发，戴着插有羽毛宽而华丽的帽子。路易十三因太早秃头，使假发大为流行。男女之间在虚荣上互相竞争。

他们优美的礼节却没有影响到他们以手取食的习惯。1600年以前，即使在贵族之间，刀叉仍然没有取代以手取食的习惯。而1700年以前，除贵族外，其他阶级用刀叉的习惯仍不可见。拉托尔·阿根特（La Tour d’Argent）是一间十分时髦的餐厅，因为在亨利三世打猎回程时，供应刀叉给亨利三世用膳而名噪一时。在17世纪的法国，已经有吃青蛙和蛇的习俗。酒是他们喜爱的饮料。咖啡开始上场，但不是必需品。巧克力从墨西哥经西班牙传入法国，有些医生认为它是不合宜的泻便剂，有些医生则用它作医治性病的处方。塞维涅侯爵夫人说，有一个极喜爱巧克力的孕妇生下一个迷人的小黑炭。

礼节的进步可由交通工具和娱乐反映出来。公共马车在西欧已十分普遍，法国富有的人家开始用装设有窗帘和玻璃的华丽四轮马车到处游历。网球十分流行，跳舞在各阶级也很普遍。壮丽的西班牙舞由西班牙传入，其名由西班牙文“孔雀”一词转化而来，它愉快、优美的旋转动作深得贵族喜爱。接吻是跳舞中的一部分，加速了血液的循环。用诗或哑剧配合音乐和舞蹈来表现故事主题的芭蕾舞，在凯瑟琳·美第奇的提倡下，成为当时宫廷最高尚的娱乐。由她最宠幸的女士参加演出，服装和布景都经过美术设计，一出这样的芭蕾舞剧会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一日在土伊勒里皇宫演出。

音乐家是当时的英雄。在法国他们具有如此迷人的魅力，1581年的一个演奏会上，一位朝臣激动得以手拍剑，发誓他必须与他遇见的第一个人决斗，因此乐队指挥立刻指挥他的乐队演奏柔和的曲调，从而缓和了此人暴戾的心胸。琵琶仍是最受欢迎的乐器，但1555年，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巴尔塔扎尔·博若耶（Balthazar de Beaujoyeux），带领一队小提琴手至凯瑟琳的宫廷演奏，使小提琴深受欢迎。1600年，里努奇尼继玛丽亚·美第奇之后到了法国，介绍了歌剧的观念。歌唱一直是人们喜爱的音乐，梅森（Père Mersenne）正确地断言：自然界没有其他声音足以与女人的声音媲美。

音乐、文学、优美的礼仪及文雅的谈吐交织成一项法国对人类文明最基本的贡献——沙龙（Salon）。现代艺术的发源地——意大利，已为这种文雅的聚会指明了方向，就像卡斯底里欧内《谄媚者》一书中描述的乌尔比诺。沙龙一如小提琴、城堡、芭蕾舞、舞剧等由意大利传至法国。而在法国，沙龙的创建者是出生在罗马（1588年）的凯瑟琳·维冯娜，其父是法国驻教廷大使让·维冯娜（Jean de Vivonne），母亲是奥西尼女继承人朱利亚·萨维莉（Giulia Savelli）。凯瑟琳·维冯娜12岁时嫁给查理·安根尼斯（Charles d’Angennes），即朗布耶侯爵，他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均高居要职。年轻的侯爵夫人曾批评法国的语言和礼貌在正确性和礼节上比起意大利差太多了，她不赞成让各知识圈——诗人、学者、科学家、博学之士——与贵族各行其道。1618年，她为自己家人设计了位于巴黎圣托马斯·洛弗雷街的朗布耶厅（Hotel de Rambouillet），有一个房间挂满了以金银镶边的蓝色绒布的窗格。在这样宽敞的“沙龙”内，侯爵夫人邀来她的客人，而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她以适当的礼节，加上不同方式的关怀，招呼来访的男女宾客：贵族们，如伟大的孔代和拉罗什富科；教会人士，如黎塞留和休伊特（Huet）；将军，如蒙塔西尔（Montausier）和巴索皮雷（Bassompierre）；出身名门的淑女孔蒂公主、隆格维尔和罗翰公爵夫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仕女拉法叶（La Fayette）夫人、塞维涅夫人及斯屈代里（Scudéry）夫人；诗人马莱伯、沙普兰（Chapelain）和巴尔扎克；学者康拉德（Conrart）和沃热拉（Vaugelas）；才子沃图雷（Voiture）和斯卡龙（Scarron）。波舒哀12岁时曾在此处布道，高乃依则在此处宣读剧本。贵族们从此处学习有趣的语言、科学、学问、诗、音乐和艺术，男人们从女人处学习文雅的礼节，作家学习消敛其虚荣心，博学之士传授所学，才子们相互切磋。语法被讨论，谈话成为一种艺术。

侯爵夫人以她的机智，使这些如狮似虎的人毫无困难地修整自己的锋芒利爪。虽然她已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纤长的身段和妩媚的笑容足以煽起诗人们——如沃图雷和马莱伯——如火的热情。她具有燎人的火焰，但她对平庸丈夫的忠贞受大家的尊敬。她玉体欠安，她仍以欣然的神情和活泼伶俐的智慧周旋于宾客之间。虽然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也皈依天主，但直至她死前撰写碑文时，她一直未曾表露内心的悲伤。在这性放纵和大放厥词的年代，她仍保有那份彬彬有礼和端庄的行为。良好的风韵和优雅的格调成为进入沙龙必需的条件。高级军官和诗人在大门口留下了他们随身的刀剑。礼仪消除了歧异，讨论风气盛行，争吵被抑制了。

文雅的作风太过火了，因此侯爵夫人草拟一项修改言词和行为的规则，那些过分风雅的人被称作“矫揉造作”（précieux）。1659年，侯爵夫人隐退后，莫里哀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将她的艺术残渣攫获，而且以讥讽的口吻结束了它们。即使文雅过分，矫揉造作却发挥了作用，他们使许多文字格言的意义和暗示更加明显化，并使方言、生硬文法、迂腐得以涤除。这后来成为法国学院的起源。在朗布耶厅，康拉德和沃热拉将这些文学的优美鉴赏力带至布瓦洛与古典的世纪中。过分的风雅助长了爱的热情，而且诱惑了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他们利用撤退的战略来润饰两性之间的关系，对难以琢磨却十分珍爱的爱人加以理想化，因此也就造成浪漫的爱情。女人的地位兴起了，在文学、语言、政治、艺术上，女人逐渐增加了影响力。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渐增，美感也随之散播。

沙龙和学会是否使讽刺家的幽默消失？是否会使法国轻松活泼的气氛、放任的伦理及如蒙田炫耀才学的心灵为之闭塞？或驱使这些才子臻于更微妙、更高深的艺术境界呢？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朗布耶夫人开设沙龙时，蒙田已辞世26年。让我们回到主题，静静倾听法国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事迹吧！

蒙田（1533—1592）

·教育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记载，蒙田的父亲是一位贩卖青鱼的商人。这位伟大的学者记载有误，是他的祖父格里蒙·埃奎姆（Grimon Eyquem）在经营生意，从波尔多出口干鱼和酒。格里蒙从蒙田的曾祖父拉蒙·埃奎姆（Ramon Eyquem）那里继承了庞大的事业，蒙田的曾祖父曾给这个家族带来财富，买下了在城郊小山上著名的蒙田大厦及地产。格里蒙利用明智的婚姻选择，大大地扩充了他父亲的遗产。他的儿子皮埃尔·埃奎姆（Pierre Eyquem）喜爱战争，而不愿做青鱼生意。他曾参加法军，跟从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作战，他带回脸上的疤痕和一块文艺复兴时期的磨石，回来后晋升为波尔多的市长。1528年，他与图卢兹富商的女儿安托瓦妮特（Antoinette）结婚，她是犹太人，受的是基督教的洗礼，却具有西班牙文化的背景。日后成为“蒙田先生”的米歇尔·埃奎姆（Michel Eyquem），是皮埃尔和安托瓦妮特所生，混着加斯科涅人和犹太的血液。蒙田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则可能是新教徒，兄弟姐妹则是加尔文派信徒，这些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

皮埃尔对教育有他自己的想法。蒙田曾说：“我那好父亲，在我尚在襁褓时就把我送到属于他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里抚养，在贫贱和质朴的民风里，我度过了婴儿期，甚至也许更长一段时间。”“我尚在哺乳时，他请了一名德国看护，整天用拉丁文对我讲话。”“6岁以前，我的阿拉伯文比法文要好。”蒙田进入吉耶纳学院时，他的老师们（乔治·布坎南除外）已无法教他拉丁文，因为他讲得实在太流利了。由于精通拉丁文，他深获赞誉：“不需课本、教则、文法，不需鞭打的好学生。”

也许他的父亲曾读过拉伯雷有关教育的书。他试着以自由主义的原则——以感情取代强迫来教养他的儿子。蒙田很喜欢这种方法，曾在一封公然写给黛安·佛伊科斯（Diane de Foix）女士讨论教育问题的长信中推荐。但在后来一篇散文中，他又撤回这种见解，并推介教鞭主义，认为能有效地弥补理性的不足。同时，他对拉丁文和古典文学也不像他父亲那样重视，他的古典文学造诣极深，但他反对单纯的古典教育，轻视书中的学问和书虫，而强调训练强健、富有活力的身体及培养谨慎优美的性情。“完美的心灵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打一场网球可能比议论卡蒂利内更有益。男孩应刚毅、勇敢，能忍受暑热酷寒而不啜泣，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冒险甘之如饴。蒙田引用雅典作家的话，但偏好斯巴达的作风。他的理想是具有勇敢坚忍的德行，如同在罗马人的意识里“勇敢”对于他们是不必赘述的——除了勇敢外，他又加上希腊人的理想“节制”。对每件事情都要有节制，即使节制本身也不能例外。一个男人对饮酒要有节制，但若情况必需时，则要能喝一些，至少要能喝许多酒而不致昏迷不省人事。

对于教育来讲，旅行是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抛开偏见。“苏格拉底说：‘某种人旅行对他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他说：‘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某些人是将自己囿限于某些范围内。’”倘若我们打开心胸和眼界，世界将是我们最佳的教科书，因为“有许多奇异的幽默、各色各样的宗教、互异的见解、不同的法律、奇异怪诞的习俗，教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旅行以外，最佳的教育就是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浏览。学生“应借历史之助，吸取人类智慧的精华……读了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生命》一书，还有什么他不能收获的呢？”最后，学生应知道一些哲学——并非那些锋芒毕露的逻辑诡辩，而是如下的哲学，如：“教我们如何生活……什么应该去认识，什么不应认识；什么是勇气、节制和公平；以及野心与贪婪的分别，奴役与自由的分野；人如何识别真正的和全然的满足；人对死亡、痛苦或耻辱当惧怕到何种程度……从孩提成长中所得的‘教训’，比他由学习读写中所得到的，更具深刻印象。”

在吉耶纳学院7年后，蒙田继入大学学习法律。以他富于推论和明晰的言词而言，没有一门学科比法律更适合他。他从不倦于褒扬习俗的可贵和痛恨法律的可恶。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没有派律师到西属美洲去，以免印第安人之间增加纷争之事，使他大为愉悦。他也希望医生不要被派到那里，以免因他们的治疗方法而产生新的疾病。他认为法律最多的国家是最不幸的国家，他责备法国“是世界各地立法最多的国家”。他以为法律在人道方面毫无建树，并怀疑在野蛮民族中是否能发现这样的野蛮人，如同欧洲各地在拷问房内施加暴行的穿着宽袍的法官和削发的传教士。他自慰道：“在今天所有法律环绕之下，我仍然是纯洁的。”

·友谊与婚姻

我们发现，1557年蒙田是佩里格（Périgueux）的艾迪斯法庭（Court of Aids）的议员，1561年是波尔多议会——自治法庭——的议员。在那里他遇见并结交了埃蒂尼·拉波蒂（Etienne de La Boétie）。这位年轻的贵族，18岁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论志愿奴役》（Discour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该书后来被称为“Contr’un”，意即反对一人统治。他以丹顿（Danton）流利的口才，鼓励人们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也许蒙田在年轻时具有这种共和的热忱。无论如何，他已被这位贵族里的叛徒吸引，拉波蒂只长蒙田3岁，但他似乎成为智慧与正直的典范：

在我们素未谋面以前，即已相互寻找，由于消息报道，我们彼此互有所闻……我想在上苍冥冥安排之下，我们的名字已在对方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次会面，是在镇上庄严会议的大餐会上偶然相识，我们如此惊异……如此熟识，如此志趣相投，从那时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们这样接近。

为何能有这样深的情谊？蒙田说：“这因为是他，也因为是我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各方面如此不同，能取长补短。拉波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热诚而具温情；蒙田也具有智慧、谨慎，而能持平献身于社会。因此，蒙田这位最好的朋友描述他为：“能为至圣，也可成大恶。”也许蒙田一生最刻骨难忘的经历是眼看他朋友死去。1563年，波尔多的一场瘟疫中，拉波蒂突患热病和痢疾。拉波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基督徒的耐心，与病魔缠斗，这给一直陪伴他至临终的友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蒙田继承了那篇具危险性的散文的原稿，保藏达13年之久。1576年，有盗印的翻印本问世，他立即印行原版，并解释说：这是一个“16岁”男孩修辞学上的练习罢了。

这种亲密的友谊使蒙田对往后的友谊都感乏味。他写了又写，称他半个心灵已随拉波蒂而去。“过去我多么习于彼此相依，而不惯于形单影只，依我看，现在的我仅是半个我。”在温馨的回忆中，他将友情置于一切父子之情、男女私情、夫妇之情之上。对任何女人，他似乎不曾付出任何浪漫的爱情：“年轻时，我反对任何足以僭取我心的爱情意念。我尽量减少迷恋于它，以免最后我会因怜悯而被俘虏。”

他同意许多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仅是欲望的膨胀不能构成婚姻的理由。“再也没有比美色和欲念造成的结合崩溃得更快、更令人困扰了。”婚姻应由“第三者”安排，婚姻应该丢弃“性”爱的陪伴与条件，而应该“模仿友谊”，婚姻应以友谊的形态存在。他赞同希腊思想家的观点，男人在30岁前不应结婚。他尽可能避免受到束缚。28岁时他到了巴黎，爱上了那里，享受短暂的宫廷生活（1563年）。回到波尔多后，他与弗朗西丝·沙赛涅（Franoise de Chassaigne）结婚（1565年）。

他的结婚更多是为了理性上的原因：为了有一个家庭来延续他的财产和姓氏。在他总共1500页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是关于他妻子的，但那也许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他声称他对她是忠实的：“尽管世人指责我放荡不羁，我确实是谨守着婚姻的律法，远超过我当初允诺或希望的。”她对专于自己事情的天才丈夫十分容忍，因为丈夫对事业全然不管，她对家务、土地的治理、账务等显得十分能干。他对她是很尊敬的，他离开家时，他托付她一切重任，并偶尔以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她表示关爱之意——他从马背上掉下来时，他对她迅速的帮助由衷感谢，或将他出版故友拉波蒂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安慰信》（Letter of Consolation）献给她。这是十分成功的婚姻，我们对蒙田《散文》（Essays）中，对女人所做的讽刺不应看得太认真，这是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风尚。弗朗西丝为他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孩。除了一个女孩外，其余都夭折了。这个仅有的小女孩，他对她十分娇宠。他54岁时，收养了一位20岁的女孩子，名叫玛丽·古尔娜。“我俩之间已真正超越了父女之爱，而她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部分，她使家中的孤寂一扫而空。”总之，他不能超越人性的共同情感。

·散文

1568年，他父亲去世了，蒙田以长子身份继承了遗产。三四年后，他辞去波尔多议会的职务，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清静的乡下。但这份宁静也是岌岌可危，因为宗教战争正使整个法国的家族和城市陷于分裂。士兵们侵入村庄，窃入民宅，偷窃、抢劫、杀戮。“许多个夜晚，我上了床，想象我或许就在今天晚上在床上被出卖或被杀。”为了劝阻暴力，他门不加锁，并下令：若抢劫者来到，他们将在不抵抗的情况下被接纳。这些抢劫者避开了，使蒙田得以在教条与武器的喧扰声中，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哲学的领域。巴黎和某些省份正在圣巴托罗缪事件中屠杀新教徒时，蒙田写出了法国散文的最佳作品。

他最喜爱的僻静处是面对他别墅的一座高塔三楼上的图书馆（别墅于1885年毁于大火，此塔仍在）。他爱他的图书馆，就像他的另一个自我：

圆形式样的图书馆没有平面，除了我的书桌和椅子……一眼望去我的藏书尽收眼底……我的座位就是我的宝座。我竭力遵守我的原则，并使这个角落与妻子和孩子熟知的社会分离。

很少人对孤独如此有兴趣：

人必须退隐，从自己寻求自我……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保留一个贮藏库……糅合我们……在贮藏库里，我们可以贮藏并建立真正的自由。对于男人而言，世上最伟大的事是知道如何成为他自己。

在图书馆，他拥有1000册书，大部分用精细的皮革装订，他称这些书为“我的喜悦”（meas delicias）。在这些书中，他可选择他的同伴，并与其中最智慧和最佳者在一起。单只普鲁塔克一人，“因为他说法文”（经过阿米奥的翻译），他就可以找到近百位伟人与他交谈，而在塞涅卡的《书信》（Epistles）中，他领会了斯多葛学派含有韵味的词汇。这两位（包括普鲁塔克的《莫拉利亚》在内）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从他们我可以在心灵空虚时，如汲水般，随汲随空，无厌倦之时……我对这些书的熟悉，在我年老时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几乎成为我的战利品，使我与他们的荣耀共存。”

虽然他时常引用圣奥古斯丁，但他绝不引用《圣经》（也许过于家喻户晓）。大体言之，他喜爱古代甚于现代，同时也比较喜爱异教徒的哲学家，而不太喜欢基督教神父。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深爱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历史，但他并不盲目崇拜古典和原稿。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立论肤浅，西塞罗只是空发议论而已。他不十分精通希腊文，他旁征博引地引用拉丁诗，甚至连马希尔的最神秘的讽刺短诗也被他引用。他敬佩罗马诗人维吉尔，却较喜爱卢克莱修。他读伊拉斯谟的《阿达吉亚》（Adagia）。在早期的文章中，他以古典事物来推崇自己，是一个爱炫耀学问的人，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读者若无法阅读原文，而爱好这些作品，就好像用小窗一瞥古代之景一样，有些人因此埋怨其文章无独特之处。由他收集来的作品，蒙田表现了特异的自我，他讥讽学问的卖弄，而且由这些收集来的资料，构成自己的心灵和言词，它看起来像剪刀和糨糊，而品尝起来却极神妙。

因此，他在1570年后，悠闲地页复一页、日复一日写下了《散文》。 [1] 他似乎发明了新名词和新形式。他发现了一些名词，但在其谈话中免不了有些传统的格式。不过，他这种风格直至他死前仍深深注入他的文章中，而造成现代散文的主题。“我对纸说话，”他说，“好似我遇见的第一个人一样来谈。”他的风格是自然、暗示、自信；心平气和地叙说心灵中熟稔的主题。翻开任何一页来看，我们就会被他的笔捕获，我们将不知道也不会注意到被带往何处。他写得很零碎，他的主题是袭上心头的灵感或与心灵一致的主题。他浏览而有所领悟时，他又从他起始的题目上分岔出其他标题。在《论教师》（On Coaches）一书，他综论古代的罗马和新兴的美洲，其中有3册是题外之言。他是懒惰的，没有任何事比安排和维持一贯的思想或人物更费力的了。他承认自己踌躇和繁杂，他本人并不十分崇拜一贯性，他的思想随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最后组成的图样则是蒙田本身。

随着他的观念复杂而不断改变，他的风格随心灵的朴素而愈加清晰。然而，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它闪烁着匠心独具的隐喻。那些发人深省的逸事，可立刻将抽象转成真实。他明察秋毫的好奇心，随时套取事物的本质，无视任何道德的阻力。

·哲学家

他声称仅有一个主题——他自己。“我的全部关注都在自己内心；我没有自己的事业，而仅有自我；我不断地思考……品尝我自己。”他以自己的感情、习惯、好恶、疾病、感触、偏见、恐惧与思想做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人类的天性。他没有写过自传，在文章中，他几乎不曾提到他议会议员和市长的生涯，或他的旅途及他访问宫廷的任何事。他本人不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色彩。他给我们的是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对他本人的肉体、心灵、个性做坦白和深入的分析。他以欣然的态度极详尽地叙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为了完成他的目的，他要求畅所欲言。他不顾良好风尚，将人的肉体与心灵袒露出来。他以喧嚣的坦诚谈论自己的生理机能，并引用圣奥古斯丁和维维斯关于浮夸的言论。

每个人总是避免去看一个人出生，却急于跑去看他死亡。为了毁灭他，我们找寻一个广大的空间和足够的光亮；为了创造他，我们将我们自己隐藏于黑暗的角落，并就我们所能，尽量秘密地工作着。

即若如此，他声称做了某些保留。“我说的是真理，非倾我所有，而是尽我敢言者言之。”

他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自己的身体，逐页告诉我们他的养生之道，健康是至善。“利用神意，辉煌与荣耀往往可由具有如我这般心境的人获得。”他找寻着哲学的瑰宝，却发现它贮存于自己的身体中。他希望在爱情的狂喜中超越这些宝石，却发现它们“奇异地惊怪我”，使他丧失人道能力。他以骄傲的度量自慰道：“贮满十小时路程的水”，并可长时间骑坐而不疲惫。他结实强壮，非常贪吃，在大嚼时几乎咬到自己的指头。他以对艺术爱好的不屈不挠精神深爱着自己。

他深以他的家世、纹章、华服和作为一个圣米歇尔勋位得主为荣——而且写了一篇文章《虚荣》（“Of Vanity”）。他有很多缺点，并向我们保证，若有任何美德存在他心中，那一定是秘密进入的。然而，他确实有着许多优美的特性：诚实、和蔼、幽默、镇定、怜悯、节制、容忍。他将富有爆炸性的思想投入空中，却在落地前将其捕获并熄灭。处在一个因教条冲突任意杀戮的时代，他请求他的同胞们对这方面的谋杀不可太过偏执。他成为近代世界首先具有容忍心灵的一个范例。我们原谅他的错误，因为我们也有相同的错误。我们发现他的自我分析十分吸引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中提及的是我们自身。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自己，他研究哲学家。虽然这些哲学家以虚荣的自负来分析宇宙整体，指示超越坟墓之外的人类命运，他仍然喜爱他们。他引用西塞罗说的话：“除了哲学家所言外，没有一件事看来是荒谬的。”他赞美苏格拉底，因为“将人类失落已久的智慧从上苍重新带至凡间”。他附和苏格拉底道：劝世人少研究些自然科学，而多研究些人类行为的导向。他自己毫无“体系”，他的思想无休止的演化，没有一种标志可说明他哲学思想的飞驰。

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勇敢地采纳了禁欲主义。基督教已分裂成许多自相残杀的宗派，利用战争与屠杀，使本身染上血迹，很明显，它已很难给人一个控制本能所需的道德标准了。于是蒙田转向哲学，寻求一种自然伦理，其道德法则不受教条起落的影响。禁欲主义似乎颇符合这个理想，至少它曾塑造了几个古代最佳人物作为典范。有一段时间，蒙田以禁欲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来训练自己的意志以自我征服。他尽量避免让感情骚扰他行为的正当和心灵的平静。他以平和的气度面对噩运，把死视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虽然某些禁欲色彩陪伴着他以至终了，但他不久发现另一种哲学来辩护它的正确性。于是，他反对倡导追随“本性”又极力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他透过自己的本性来解释“本性”，而且决定在不伤害到理念的原则下，随心所欲。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伊壁鸠鲁并非粗浅的感官论者，而是为正当享乐辩护。他非常惊异地发现卢克莱修具有如此的睿智与高贵气质。现在，他热心地宣扬人类追求快乐的权利。他承认唯一的罪恶是无节制。“无节制是扼杀快乐的瘟疫。节制并非快乐的枷锁，它是一种调味品。”

由于他的看法游移不定及当时法国基督教的堕落，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后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父亲曾经深受图卢兹自然神学家雷蒙·萨邦迪（Raymond Sabonde）的影响，此人继承了经院学派的努力，意图证明基督教合乎理性。蒙田的父亲要他的儿子翻译论文。他照做了，并在156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传统的法国受到他的熏陶，但一些议论指责雷蒙的理性主义。1580年，蒙田在他《散文》的第2集中，刊入了一篇200页《为雷蒙·萨邦迪辩护》的论文。其中他正式对反对者提出答辩，他辩证理性是有限制而不可信任的工具，而且提到最好将宗教建立在对《圣经》和圣母院的信仰上。他这样做等于自动放弃了作者的学术立场，反而为雷蒙作了一次反宣传。一些人如圣伯夫，指出这是一次毫无诚意的辩证。不管怎样，这是蒙田最具毁灭性的论文之一，而且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怀疑论最具体的表现。

早在洛克之前，蒙田就确认“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感觉传给我们”，并认为理性依靠感性，而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范围，得到的结论为理性是不可靠的。“在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充满了弱点和虚假。”甚至于听任直觉的本能都要比理性安全些。且看看动物是如何利用这种本能相处——它们有时确比人要来得聪明些。“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差异，要比一群人和一群动物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人不再是生活的中心，就好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一般。人认为他和神相差不远，人的事情是神关心的焦点，世界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些想法都未免过于妄自尊大。更荒谬的是，人自以为他的心灵可以彻底了解神的本性。“唉！麻木不仁的人呀！你甚至不能造出一条虫，何况想造出一打的神！”

蒙田由另一条途径掠近怀疑论——他思考人们对法律、道德、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信仰及其变异——在这些真理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他喜欢哥白尼的天文学甚于托勒密的。但是“又有谁知道，一千年后，是否会有第三家理论起而代之”，而“更可能的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世上没有科学”，只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做的武断假设罢了。在所有哲学中，最好的莫过于皮洛（Pyrrho）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最多的部分，即是我们所不知的最小部分。”“我们所坚信的是我们所知最少的部分。”“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也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的生灵，都在不断地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之后，蒙田重新建立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可知的神，唱着宇宙即神的赞美歌，他渐渐地治愈了心灵的创伤。

此后，蒙田常怀着对教堂的尊敬，将他的怀疑论引用到所有事物上。“我到底知道了什么”变成了他的座右铭，他将它刻在他的印信和书房的天花板上，他还在屋椽上刻了这些箴言：“赞成与反对都是可能的”“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不了解任何事，我不做任何决定；我不匆促下判断，我必须审视清楚”。他之所以有这种态度，部分是受苏格拉底“我无知”的影响，部分则取法于庇罗和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大部分则取自塞克斯都·恩皮里柯（Sextus Empiricus）。所以他说：“我把自己紧紧地系缚在我看到的和把握到的东西上面，因而我不会离岸太远。”

如今，他到处所见都是相对的，没有一处是绝对的，尤其在审美的标准上，他更是如此，我们这位活泼的哲学家沉迷于女人胸部美的不同意见的研究。他相信很多兽类比我们美，并认为人们衣饰自己是明智之举。他发觉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常由其环境决定。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对善与恶的判断，常受主观意见的影响。”“人的烦恼起自他对事的看法，而非起自事的本身。”良知的法则不是出自上帝，而是来自习俗。我们违反了部族的习俗时，我们才感到良心的不安。

蒙田并不认为由于道德是相对的，它们可以因而被忽视；相反，他坚决反对扰乱道德的稳定。他大胆地谈论“性”，并为男人要求更多的自由。但仔细审视他时，将会突然发现他是传统派的人物。他力劝年轻人注重贞操，因为他知道，花在性方面的精力，来自平日力量的贮存。他还特别提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是绝对戒绝性爱与接触女人的。

将他的怀疑论扩展到文化本身，是他的心愿之一，在这方面他要比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抢先一步。他在卢昂看到印第安人，激发他阅读旅行者日志的决心，从这些日志中，他写成了他的论文《食人族》（“Of Cannibals”）。他认为折磨活着的人，要比吃死去的人野蛮得多。“我不觉得在那个国度里（指印第安美洲）有任何野蛮或残暴的地方，除非人们认为，那些不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就是野蛮。”他猜想这些土著很少生病，经常是快乐的、可不用法律而能融洽相处的。他赞扬阿兹特克（Aztec）人的艺术和印加（Inca）人的生活方式。他借书中卢昂印第安人之口，提出对欧洲财富与贫穷的控诉：“他们发现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应有尽有，另一些人则因饥饿而濒于死亡，他们惊奇于贫穷者安于现状和对不公平之事的忍耐力。”他比较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道德观，提出了如下指控：“那些虚伪的基督徒……带着罪恶的传染病，传给了那些急于学习、身心健康的无辜者，使他们受到了感染。”蒙田一度忘记了他的诚恳而爆发他高贵的愤怒：

如此多的美好城镇遭到了洗劫和毁灭；如此多的国家被破坏或变得荒凉；成千成万的各种性别、阶级、年龄的无辜者，被置于刀剑之下，遭到了屠杀与蹂躏；那些世界上最富足、最美好的部分，为了胡椒和珍珠的交易，被破坏和本末倒置！啊！这就是机械带来的胜利！啊！这就是彻底的征服！

他对宗教的尊敬是出自诚心吗？很显然，他对真理的追求，早已使得他和基督教的教条绝缘。他对神保有的模糊的信仰，是将神想象为大自然，有时则想象成宇宙的灵魂或世界上深不可测的智慧。好几次他还预言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神将我们当手球般玩着，时而抛上，时而抛下”；但他将那些无神论者讥为“违反自然、荒诞不经”。他还将那些不可知论当作另一种教条主义而拒之千里——我们怎知道我们将永不知道？他将所有企图定义灵魂或解释其与肉体关系的努力，视为矫揉造作而徒劳无功。他想要真心接受灵魂不朽的说法，又苦于找不到经验或理念上的证据，而且这些永恒存在的想法，着实曾令他惊骇不止：“除非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绝不相信神迹。”他讥讽那些朝圣者，他们认为不管教会行政人员如何腐败，基督教能在这样长的时间中屹立不坠，必然有其神圣性。在这件事上，他比伏尔泰抢先一步。他提到，他之所以为基督徒，是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若不是如此，他说道：“我宁可参与那些崇拜太阳的人。”就一位读者所记得的，蒙田只提过一次基督（耶稣），而那些有关圣母的可爱的故事，也只在他冷静的心中激起适度的感应而已。虽然如此，他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放下了4尊许愿的肖像。他缺乏那些所谓宗教精神具备的特征——谦卑、罪恶感、忏悔、自我惩罚及对神的宽恕和救赎的切望。他是一位厌恶殉道的自由思想家。

在他不再是一位基督徒后很久，他仍保持着一分天主教徒的诚心。好像早期一些明智的基督徒偶尔也崇拜异教的神一般，蒙田，一个极端的基督异教徒，有时也会抛开他精选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去冥拜基督的十字架，甚至亲吻罗马教皇的脚。他不像帕斯卡只从怀疑走到信仰，他还身体力行，不只是小心而已。他可能早就了解他的哲学是如此犹疑和矛盾，只能作为文明的心灵的奢侈品及当代浴教条于赤血的法国，是不会易之以信仰“只有死才是实在”的智慧迷宫。他也认为一种具有智慧的哲学，是不会和宗教互相抵触的：

单纯的心灵、缺乏好奇心和缺少深一层的教育，可以造成好的基督徒，他们由对神的敬畏和顺从，坚守着他们单纯的信仰和遵行法律。在那些中等资质的智慧中，却容易产生意见的错误……那些所谓最好、最明视的心灵，形成了另一类好的信仰者，他们由长久对宗教的探讨和对《圣经》意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基督教会的神圣奥秘……那些淳朴的农人是诚实的一群，哲学家也是如此。

因为所有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掩饰人们无知的恐惧，在他对基督教做了彻底的批评后，他劝导我们接受此时此地的宗教，而他也忠于他的地理处境，回到他先人的宗教信仰。他喜欢具有仪式、感情强烈的宗教，他喜爱天主教甚于新教。他厌恶加尔文教派的过于强调宿命，作为一个具有伊拉斯谟血统的人，他喜欢入世的、亲切的罗马枢机主教，甚于日内瓦的罗耀拉。他对新的教条因袭了旧教条狭隘的观念感到遗憾。虽然他嘲讽那些因竞争性神话而小题大做的异教徒，他看不出焚毁这些迷途的羔羊有何意义。“毕竟，只因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就将之活活烧死，是太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了。”或是别人以此对待我们。

在政治方面，他也只是一个安分的保守主义者，他看不出改变政府的形式会有什么作用，新的政府将会和旧的一样不好，因为它还是由人治理。社会是如此“大的一个架构”，如此由本能、习俗、神话和法律构成的复杂的结构体，它由“尝试—错误”的智慧的历程而成形，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单种的智慧——不管它多么强有力——可以不造成混乱和伤害，将它拆散又复合。除非他们企图限制人们的思想，否则最好服从当今的统治者，即使他们劣迹昭彰。思想受到牵制时，蒙田可能毅然决然地起来反抗，因为“我的思想是不可屈的，虽然我的膝盖如此”。智者只对公职怀着敬意，但尽量避开它。“最伟大的职业是保护大众福利，而又对大多数人有利”，然而“就我来说，我远离了它”。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哀叹他的大半生是在法国的惨遭破坏中度过，“在一个如此堕落又无知的年代里”，“看看所有古代的史实，没有一个是如此悲哀，你将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们日常所见相比的”。在当时法国的斗争中，他不是一个中立者，“我的兴趣从没使我忘记敌人值得颂扬的特质和我方遭人谴责的缺点”。他虽然没有披挂上阵，但他的笔总和“政治家”站在一起，他们是一群主张与胡格诺教徒妥协而且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他称赞米歇尔·奥皮塔尔的中庸及有远见的人道主义。他的朋友那瓦尔的亨利成功地实行了奥皮塔尔的政策而步上胜利之途时，他兴奋极了。蒙田是那个野蛮年代中最文明的人。

·结石

膀胱结石比法国的战事更困扰着蒙田。1580年，他的《散文》初版后不久，他就起程做了一次全面的西欧之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看看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广求医术，以减轻一直缠绕着他的“腹痛”（colic，他自己所称）。他留下他的妻子看管财产，却带着他的弟弟和一位内弟埃斯迪萨克（Estissac）男爵。他还带着一位秘书，替他笔录部分旅行日志，加上一些服侍和驾车的家仆。他这一行所做的记述都很简短，以致蒙田宁可留作纪念，也不拿出来出版。他将它们藏在箱底，一直到他死后178年才被发现。

他们这一批人首先来到巴黎。这位骄傲的作家将他的《散文》的复本呈献给亨利三世，而后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布隆比利（Plombières）。在这里，蒙田在9天中，每天喝下两夸脱的药水，才痛苦地除去了一些小的结石。后来，他们经过洛林到了瑞士，“他看了这个国家自由美好的政府后，内心充满无限的喜悦”。第三者的日记曾如此记载。他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取了药水后，进入德国。他不但参加天主教的仪式，还参加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的礼拜式。他和新教的牧师讨论神学，他提到一位路德派的教士，发誓宁可做1000次弥撒，也不参与加尔文的教会——因为加尔文教派否定圣餐中有基督肉体的存在。进入提洛尔（Tirol）时，他比卢梭更早发现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由因斯布鲁克，他们登上了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这时蒙田又除去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结石。而后，他们经特伦特、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到威尼斯，在这里，他又将“两块大的结石”投入大运河（Grand Canal）中。他认为这个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美丽，娼妓也不如想象中的标致。到达费拉拉（根据《散文》而非根据日记所说）后，他拜访了发疯的塔索。他又去了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阿尔诺河（Arno）接受了他的“两块结石及一些小结石”。经锡耶纳到了罗马，他又“除去了一块大如松果的结石”。所有的这些分泌物加起来，应该足够构成一个美丽的角锥了吧。

在罗马，他访问了犹太教会堂，亲眼见到了割礼，与犹太教的牧师谈论他们的宗教仪式。他甚至和罗马的娼妓交换哲学观。他不像司汤达（Stendhal）所说的丝毫不懂罗马的艺术。日复一日，他徘徊于古迹之间，从未停止对它们的伟大发出赞叹之声。最重要的，他拜访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就如所有教会的子民一般，蒙田亲吻了罗马教皇的足趾，教皇还特地亲切地将足提起来，给予蒙田方便。在这同时，掌理关税的官员发现了《散文》的复本，他们把它送到宗教裁判所审理。蒙田被召唤到圣殿去，受到恳切的劝告，他们告诉他，有些章句确是充满了邪说异端，问他在以后的版本中会不会改变或删除。他做了保证，“我使他们对我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还邀请他到罗马住下（他将他的保证置之脑后，1676年，他的书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也许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他特地横渡意大利，在洛雷托的圣母院前供奉了一块许愿的匾额，然后再度横过亚平宁山脉到卢卡拿取药水。

1581年9月7日，传来他被选为波尔多市长的消息。他推辞不就，但亨利三世命他接受，如此一来，由他父亲遗留下来为公服务的传统得以维持下去。他从容地取道回法国，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了阔别17个月的庄园。

市长的职务很轻松，除了荣誉以外没有薪给。他做得很成功，1583年8月，再度连任了两年的市长。1584年12月，那瓦尔的亨利携同情妇与40个随从拜访他。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就睡在这位哲学家的床上。他第二任期届满时，瘟疫袭击了波尔多。蒙田和所有的行政官一样，离开了城市，退避在乡间。1585年7月30日，他将印信交给继任者，退休在家。

那时他只有52岁，但他的结石定期侵扰着他，有时甚至几天无法排泄。1588年年初，他的健康还允许他做第三次巴黎之行。在那里，他被视为亨利三世的拥护者，而被当时统治首都的联盟党（The League）拘捕，拘禁在巴士底狱（7月10日），但同一天晚上就由凯瑟琳·美第奇说项保出。10月，他参加了在布卢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及时返回波尔多而避开了吉斯公爵被刺后引起亨利三世盛衰的风波。

在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篇论文《经验论》（“Of Experience”）中，他描述了身体的衰退情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牙痛已经到了那种所谓“自然而然延续着”的地步，但他能忍受它的“煎熬”而没有一点痛苦。他的一生，大致是如他计划的一样度过，因此他骄傲地写道：“回顾以往，你将很难找到一打曾过着固定而有计划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正是智慧的象征。”他被告以大限将至时，他把他的管家和遗产继承人集合到他的周围，亲自将遗嘱中所列的财物分给他们。他虔诚地接受教会的临终礼，好像他从不曾写过一句怀疑的话一般。1592年9月13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59岁。

蒙田的思想影响及于4大洲达3个世纪，黎塞留曾高兴地接受了由古尔娜小姐出版的最后一版《散文》。他的朋友和弟子沙朗早在1603年就把蒙田的论文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正式而有条理的哲学。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将之译为英文，但他做得不怎么好，他给原著的简洁涂上了累赘冗长的色彩。莎士比亚可能看过他的译本，并从这本书出发，形成他伟大悲剧中怀疑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已提到过。本·琼森批评英国作家剽窃蒙田的思想时，相信他心中已想到莎士比亚。培根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笛卡儿也深深感觉到蒙田所予他对宇宙怀疑的启发。帕斯卡为了逃避蒙田的怀疑，以拯救自己的信仰，甚至濒于发疯边缘。以蒙田为根源，先后出了贝尔（Bayle）、沃夫纳格（Vauvenargues）、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其中卢梭受益于他的《自白》及《教育论》、《食人族》两篇论文，伏尔泰则接受了所有其他的。贝尔是启蒙运动之父，而蒙田则是祖父。迪凡德夫人，一位有锐利眼光的女人，她亟欲“除了蒙田以外，放把火烧掉哲学家们所有广博的作品，因为他是这些哲学家之父”。蒙田还将心理分析带进了法国文学的领域，从高乃依和莫里哀、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到安纳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都深受他的影响。梭罗博采这位哲人的智慧，爱默生（Emerson）在写《论文集》前，将自己沐浴在他的思想中。读蒙田的作品，如同读18世纪前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

世人很久以来认识并原谅了蒙田的过错，那些过错很多他已经自己承认过，以至于他几乎挖空了评论家的心思。他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与自负有深刻的了解。有时我们不免对他作品上的引文感到厌烦，而且可能陷入了马勒伯朗士对《散文》所做不公正的批评：“一叠除了稗官野史、小故事、隽语、诗、箴言外，一无所有的东西……确是如此。”毋庸讳言，蒙田使自己的作品紊乱无章，因而减少了紧密性和扼要性。他在成百的问题中自相矛盾，他说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所以他注定是对的。对宇宙的怀疑在某方面麻痹了人心，它虽然使我们免于宗教的控制，却使我们意志消沉，失去了扬起生命之帆的原动力。我们被帕斯卡不顾一切维护信仰感动的可能性要比被毫无信仰的蒙田感动的为大。

我们万不可陷自己于此不公的评论中，它会妨碍我们对这位多言哲学家的欣赏和欢笑的学习（Gaya Ciencia、Allegro Pensieroso）。在哪里我们还能够找到如此生动的智慧与幽默的结晶？智慧与幽默二者之间有微妙的相同点，因为二者可能都是透视万事万物的结果。蒙田集两种特质于一身，他多言的缺点被诙谐与明晰补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陈腐的字句，更没有华而不实荒谬绝伦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思想晦暗不明、空洞无内容的文章，往往如此厌倦，以至于可以忽视隐含在文章下夸大的自我主义。我们看他的文章时，却惊异于亲切的健谈者（Causeur）如此深知我们的心。我们感到很慰藉，因为我们发现，如此的一位智者也分担了我们的错误，而且都被他解决了。我们看到他也有不知和犹疑时，可以此自慰。他述说道，我们的无知一经认知也会变成哲学，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后，我们能碰上如此一位不具破坏性的人，那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总之，不管他对理性所做的攻击如何，我们发觉，他使法国的理性时代萌芽，正如培根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蒙田——一位理性主义的评论家——如非理性本身，他什么也不是。为着他对教会的敬意，这位非理性的人深具理性。只有他在法国人的心中播下理性的种子后，他才答应妥协。假如他（像培根一样）试着不去扰乱穷人赖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就不应拿他的小心与仁慈来非难他。他不是生来就爱批评的人。他知道他也会有错，他是理性与中庸主义的布道者。他是这样一位绅士，除非已有栖身之处给人，否则他是不会放火的。他的修养比伏尔泰更加深厚，因为他同情那些被他摧毁的东西。

吉本认为“在那个固执己见的年代里，在法国只有两位自由人士（有自由而且宽宏的思想）例外，他们是亨利四世和蒙田。”而一向以帕斯卡眼光冷眼看着蒙田的圣伯夫，最后也显出罕有的热心，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有智慧的法国人”。

[1] 第1版包括第1册和第2册，1580年出版；第2版增编第3册，1588年出版；第3版包括他自己最后的修订，由玛丽·古尔娜（Marie.de Gournay）辑成，1595年问世，此时他已辞世。1580年至1598年出了9版，足证这本书的畅销。

“不朽人物”

蒙田以后，法国文学整整有一个时代毫无发展。它几乎成功地逃过了宗教战争的灾祸，一直冬眠到战事过去。但另一方面，一些好战的宗教狂热摧毁着法国的文学。正如英国文学在内战后落在法国之后一样，在蒙田到高乃依之间，法国文学也遥遥地落在英国和西班牙后面。政治家黎塞留曾试着用恩俸养士，却以检查制度来妨碍它，并使它沦为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他死后，这种恩俸制度被路易十三轻松地一笔勾销：“我们不想再受到它的困扰。”此外，予法国文学以更大刺激的有朗布耶厅的著作家协会及黎塞留创设的法兰西学院。

这个学院始终聚集学者与作家于康拉德的私宅中，他是国王的秘书（1627年）。黎塞留不但注意战争，也注意文学，他羡慕意大利的学院和西班牙的文学，建议组成一个为国家承认的研究团体。有些人反对他的计划，而视之为对传统的贿赂。但诗人沙普兰，一位枢机主教的养士，发出了如下警语：“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想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指黎塞留）。”沙普兰的警告发生了效果，最后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将这个团体编入了法兰西学院（1635年）。它的规章里宣称：

除了将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舌之列提升出来以外，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拉丁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媲美一样。院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染过的亵渎，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中的群众……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

最初30位会员之一的沃热拉被委以编纂辞典的工作，在它第1版发行前（1694年），整整56年的光阴已如水逝去了。学院方面也提升了学者们的地位，能当上40位“不朽人物”（Immortals）中的一个，就如同在政府中居高位一般光荣。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这样尊崇文学的。这个大多由老者组成的学院，时常像老的制动器一般，限制了文学与语言的进展，且有时闭门不纳一些天才之人（如莫里哀、卢梭）。但它能超出党派之外，要它的会员诚恳地接纳不同的意见。法国给予它的是恒久与不变，使它能在大多数都被摧毁的改变中，屹立不移。

聚集了诗人和学者后，黎塞留把他猎鹰般的眼光投向了新闻记者。1631年5月，西奥弗拉斯特·雷那多特（Théophraste Renaudot）靠枢机主教的帮助，发行了法国第一份报纸，后来名之为《法兰西报》（Gazette de France）。每周出版一次，每次8大张，刊登经黎塞留同意发布或提供的官方消息，它还增辟了一般新闻（nouvelles ordinaires）的篇幅。路易十三经常投稿。在这份报纸中，他答复一些对政府的批评，并为他放逐母亲的事辩护。有时他还亲自送来自己的文章，并监督它们排成铅字。即使一位国王，都会因自己的文章被付印而雀跃。从此，法国的印刷事业成了宣传的工具——这意味着向少数能阅读的人解释政府的政策。人们很快就不再信任《法兰西报》，他们宁可在街头，买那些由枢机主教的政敌出版的嘲弄性文章。

在那个年代，最畅销的是罗曼史之类的作品。那些骑士风范的风流艳史慢慢过时了，不只是塞万提斯和其他人的嘲讽，而是因为封建制度屈服于王室之下，越来越丧失影响力。那些花一般的骑士们的故事，也已渐渐为欲望受到压抑而形成的苦闷的罗曼史取代。在路易十三的年代，每一位悠闲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都读霍诺里·乌尔费（Honoréd’Urfé）的《阿斯特莉》（The Astrée，1610—1619年）。爱情的创伤激发作者的天赋。他的妻子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戴安娜，她喜欢逐猎式的性爱甚于婚姻。她和她的狗一起用餐和睡觉，她几乎每年都要堕一次胎。后来，霍诺里退隐到他的家园，写一些像田园派罗曼史一般的自传，来掩饰他的悲哀。他发现这对他的创痛有非常令人满意的弥补作用，所以他把它加长至5500页，1610年至1627年分5巨册陆续出版。在描写牧羊人塞拉丹与牧羊女阿斯特莉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听到了蒙特马约尔的《戴安娜》以及桑那沙罗和西德尼的《桃园赋》冗长的反响。这种反响是和谐而美妙的，牧羊人和牧羊女都有法国宫廷的温文与优雅，描写的文笔足可达到著作家协会的要求，叙述情节的婉转绮丽，比之亨利四世的恋史毫不逊色，其对女人的敬慕，更使那些专制造纯情派情史的沙龙女神愉悦。从此，这股活泉先后涌出了斯屈代里夫人、普雷沃神父、塞缪尔·理查森及卢梭等的感情派罗曼史——他们都承认，在他们的大半生中，几乎每年看一次该书。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法国、德国、波兰宫廷中的贵族和仕女，都在玩着阿斯特莉同样的爱情游戏。大半的法国散文的沃野，都在耕耘罗曼史。

另一半包括让·路易的书信（1624年后）在内的作品，则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散文，是真正好的论文，它想予人对“矫揉造作”有深刻的印象，并与沃热拉、马莱伯一同负起净化文学和为法国散文塑造古典形式与伦理的责任……布兰托姆离开了愉快的朝廷和军队生活后，到他死时（1614年），留下了一束传记，他很艺术、风趣地描述法国仕女的爱情、凯瑟琳·美第奇的美德、玛丽·斯图亚特的美丽、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的机智。很可惜他这些迷人的故事都无法予以证实。他认为：“拘泥于一个圈子里过活并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曾如此做过。一个人必须大胆地在各方面冒险，在战场上如此，在爱情上也是如此。”他的智慧达到更圆熟时，他认清了：“上帝给我们婚姻最佳的祝福，是姣好的后代，而非乐享齐人之福。”……亨利四世的朋友、国家参议员、法官迪图，曾帮着草拟《南特诏书》，并花上他大半生的时间，写了《生涯历史》（Historia sui Temporis，1604—1608年），此书以其学识、公正、及指控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的爆发”的勇气而闻名于世。索利公爵也在他的晚年，得秘书之助，写成著名的作品《亨利大帝逸事》，他以此书奉献给“法国，所有的好战士及法国人民”……在路易十三治下的最后一年，一个由让·博兰德（Jean de Bolland）领导的佛兰德斯耶稣会会员的团体，开始发行《使徒行传》（Acta Sanctorum），叙述那些依照天主教教条起居的圣徒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审慎的批评。虽然耶稣会一再变迁，他们这种工作一直进行着，到1910年已出版了65卷。一些宗教贩子曾提出了他们的抗议，但这种工作一直被教会认作最有学术意义的探讨而继续不辍。最后，我们还须提一下那无处不插一手而又不可思议的黎塞留。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文采，并传下了著名的回忆录——虽然这个回忆录稍微偏袒了枢机主教，却在那些无可匹敌的法国回忆录中，享有极高的评价。

无足轻重的诗人在此时充斥了整个法国。西奥菲尔·维奥（Théophile de Viau）、文森特·沃图雷（Vincent Voiture）、霍诺拉特·布埃尔（Honorat de Bueil）等人的作品，至今仍然被一些忠实的法国人阅读着，即使仅局限在学校。西奥菲尔放荡不拘的爱和诽谤性的刁疑，使他成为当时的维庸，他因而招致被判火刑，但后来改为放逐。沃图雷如春风般的机智，使他变成了朗布耶沙龙里最佳的讽言家。波舒哀年仅12岁就在该沙龙中做午夜布道时，沃图雷幽默地称之为“从未听过的，最早也是最晚的传道”。

在那个时代，出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诗人。其中，马莱伯阐述了“每一个时代，如要使它别具风格，必须指责与推翻过去”的原则。伟大的龙沙在马莱伯年轻时仍健在，他和他的七星诗社曾使法国诗走向古典的模式和主题。然而他们的接棒人，日后却钻研于十四行诗，他们的一些情妇则沉湎于古代的语法、新奇的句型、意大利式的理解力、笨拙的倒装句、隐晦的暗示和奥秘的神话。马莱伯崛起后，认为这些已经够了，是该停止的时候了。马莱伯在1555年生于卡昂（Caen），在巴塞尔和海德堡（Heidelberg）求过学，并曾花数年时间游历各处。他被网罗入法国朝廷时，已50岁。虽然他表现鲁莽而不恭，但他我行我素，成了亨利大帝眼中最宠信的诗人，亨利大帝赐予他的“称颂比金钱多”。他卖诗给出高价的人，赖以维生，并撷取前人的精华，推广他本人的作品。就好像朗布耶沙龙的“矫揉造作”一般，他向那些乡野鄙里的、累赘冗长的文句提出挑战。他摒弃了那些倒装句法、暧昧的文句、口语文章、乡土文章、吹嘘文字（对国王尤其过分）、添凑语、刺耳的音韵、违反语法、外来语、拉丁语法、专门用语、诗的破格用法和不完全的韵律。他特别注重文章中思想的高尚、表达的精简、韵律的和谐、譬喻的一致及叙述的条理和句法逻辑化。好的著作必须诉说清晰，并悦人耳目。间断常造成一种听觉上的不适和呼吸上的不均。马莱伯就曾在仆役的耳边试过他诗句的韵律。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诗《慰藉》（“Consolation”），这是他为一位哀悼亡女的朋友写的：

毕竟她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最美好的事物总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一朵玫瑰

在晨曦里含苞待放……

但死神无处不咄咄逼人。

我们无望地向它祈祷，

它却掩塞双耳，

任我们哀号。

可怜的老人在他的茅屋里，在葺草屋顶之下，

无言地服从了它的定命；

然而，即便是看守卢浮宫大门的卫士

也不能阻止他亲近吾王的心愿。

马莱伯的原则，似乎比他的实际作为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他的诗从他的原则里感染了冷漠的气氛。当代从事散文改革的巴尔扎克就曾指出，在马莱伯的诗中，他只见到优美的散文。虽然马莱伯是一位注重原则而不重实际的人，但朗布耶沙龙仍把他当作该组织的核心，学院也接受了他的箴言，而布瓦洛甚至将这些箴言当作古典风格的基础。它们在往后两个世纪中，变成法国抒情诗人披着坚毅而高尚的外衣。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马莱伯渐渐地成为诗宗及解决文学风格和语言疑难的哲人。一些崇拜者称颂他是“空前伟大的雄辩家”，而且他也同意。“马莱伯的作品将永垂不朽。”在他垂死的病榻前（1628年），他甚至不忘从最后一次昏迷中醒来，只是为了谴责护士的用词不当。

马苏林·雷尼耶（Mathurin Régnier）认为马莱伯是惹人生厌的人，他忽视马莱伯的原则，而且像维庸一样，写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诗。他在维纳斯堡（Venusberg）削发为僧时如此迷惘，年纪轻轻的他，看起来已非常苍老。31岁时，他因染上了痛风和梅毒，显得孱弱不堪。他仍认为“每个女人我都喜爱”，只不过她们越来越挑剔而已。他写了些法国文学上最具力量的诗，鲁莽的性爱、残酷的讽刺是它们的特色，几乎可与贺拉斯的格调、尤维纳利斯的醋意匹敌，其中穿插着他所见所觉的人或地，益见生动。他嘲笑“矫揉造作”、纯洁不邪的诗句和马莱伯严谨的古典作品。从内心发出的热情，比之传统的文法、修辞学和韵律学，赋予他的诗更多的养分和生命。在古典主义刚兴起的时刻，浪漫主义又激起了它的浪花。即使是科学与哲学都不免因自我吹嘘，而遭到雷尼耶的攻击：

做着梦的哲学家呀！

你们趾高气扬地谈论着——像小孩子一般。

你们不能从地球跳到另一个星辰；

却要使整个穹苍随着你们的韵律舞动，

用宇宙的尺度，衡量你们的论述……

你们提着一盏小灯，

走向深不可测的大自然。

你们说你们因而知道了花儿色彩的故事……

描述着天国与地球的奥秘；

啊！

你们的理智欺骗了你们，

正如你们的眼睛一样。

1609年，雷尼耶成了亨利四世的宫廷诗人。4年后，他因纵欲过度而死，享年39岁，死前他曾自拟了墓志铭：

我活着，不带一点思想，

依照自然美妙的法则，

逍遥自在地过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神会记起了我，

我可不管纾尊降贵去想起她。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高乃依是黎塞留时代的文学巨子，他使法国戏剧成为文学，而且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戏剧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许多试验。1552年，埃丁尼·乔德尔（Etienne Jodelle）上演第一出法国的悲剧，模仿塞涅卡的悲剧也继之而起。它模仿塞涅卡暴力、心理分析及华丽的辞藻，但除去了古典式的合唱，被套入所谓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之中，亚里士多德只要求情节的统一而并未要求地域的统一，也不坚持时间的统一。博学的斯卡利杰尔·朱利阿斯在他《诗论》（Poetices Libriseptem，1561年）一书中，却要求所有戏剧家遵循希腊和拉丁的形式。沙普兰在1630年重复这一要求，但这一争论在英国因一位既拙于拉丁文又不精希腊文的乡野天才的兴起而失败了。在继承拉丁语文及文化的法国，却获得全面的胜利。1640年后，塞涅卡三一律的形式在法国悲剧舞台上，历高乃依和拉辛，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帝国复辟，把持了法国上演的悲剧，直至维克利·雨果的《赫纳尼》（Hernani，1830年），浪漫剧赢得其历史性的迟来的胜利。16世纪，法国的戏剧上演并无定所，而寄托于学院且需奔波于宫廷与宫廷、厅堂与厅堂之间演出。1598年，第一家永久性法国剧场建于莫肯塞尔街的博格尼旅馆。1600年，又有马亚斯剧院于现在的维埃尔街开幕。二者的形式均是中央一长形的场地，下层阶级站着，一面吃、赌、吵，一面欣赏剧情的进展。沿着墙壁是两排包厢，专供有钱的士绅使用。在黎塞留朝代以前，仅有一些邋遢的妇女跑跑龙套，参与演出。舞台位于长方形的一端，距离观众太远，以至演员们根本不须用面部的表情来传达感觉和思想，只要放大音量使远处观众能够听见。演出时间都是在下午，通常在5点到7点。由于这两家剧院皆处于危险地区，因此法律规定演出必须在天黑前结束。在莫里哀以前，演员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时女性角色均由女人担任；同时为了增加剧院的收入，特别在喜剧中对“性”做夸大的强调。教会和议院曾尝试净化或压抑喜剧，但无成效。黎塞留一方面资助、监督剧作家，一方面自己亲临观赏演出，又和罗特劳（Rotrou）、斯卡龙等剧作家合作写剧本，因而提高了法国戏剧的道德水准。在他全面督促下，高乃依的先驱者——加尼尔（Garnier）、哈迪和罗特鲁——替《李·奇德》（Le Cid）成功的新时代铺下了坦平之途。

高乃依在成名之前也曾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于1606年生于卢昂，生长在这个小省会里，他接触不到巴黎的文学气氛和文学研讨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的法官，能供给他上当地最好的耶稣学院。在这里，那些热心的教育学者把戏剧当作一种教育的工具，教导学生们参演拉丁、古典或其他的戏剧，这种耶稣会训练影响了法国戏剧的主题、技巧与风格。当然无人期望高乃依成为一位剧作家，他受的是法律的训练，而且曾开业一段时间，而雄辩的艺术和习惯对他日后悲剧中的铿锵言词多少有些作用。

21岁那年，他同时陷入爱情与诗的旋涡中，他的爱遭到拒绝，只好在韵律中寻求慰藉。受了这次创伤，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抑郁而胆怯，把对爱情的向往寄诸戏剧写作中。11年后，他才找到一位妻子——还是黎塞留的帮忙——但在同时，他构思了一系列的悲剧、爱情喜剧和英雄豪侠剧。1629年，他到巴黎发表了他第一出戏剧《梅利特》（Mélite），并在博格尼旅馆的剧院上演。此剧描写爱与风流艳事的荒谬事迹，但它生动的对话使此剧大大地成功，高乃依陶醉在成名的喜悦里。黎塞留要他和另外4个剧作家根据枢机主教建议的题目和结构写剧本，高乃依不甘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因而触怒了枢机主教。盛怒之下，他回到卢昂，此后他继续支领黎塞留每年500银币的恩俸。

受到麦雷特（Mairet）的悲剧《索福尼斯比》（Sophonisbe）演出成功的激励，他放弃了喜剧，转而研究塞涅卡的悲剧，并于1635年在巴黎发表他的作品《美迪》（Médée）。此剧中，他首次表露他基本的特质——有力的思想和高贵的言词。此后他塑造的舞台人物仍不免稍有瑕疵，但都是很有地位的绅士淑女，充满着高尚的情操，而这一切赖以表达的是华丽的言词和严密的推理。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埃德蒙·瓦勒听了《美迪》之后，喜见一位新的艺术大师的出现。他说：“别人……（单纯）作诗，高乃依则是唯一具有思想的剧作家。”最高的艺术是隐含哲学的艺术，从罗马和希腊英雄剧里，由于他受耶稣会牧师的影响及他特有的忧郁和孤独的沉思——壮丽的亚历山大诗行，在其梦际即已成型——高乃依成就了法国戏剧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和风格水准。

他还受到另一种戏剧文学的吸引和影响，他由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获得的启示很少，因其太忽略古典法则，无法投合他古典的思想形态。但这时，西班牙热衷于戏剧，并极力推崇韦加、狄尔索、卡尔德隆等人，将之誉为自索福克勒斯、泰伦斯及塞涅卡以来为数不多的悲剧承继者。在西班牙的戏剧中，高乃依发现一个自然的戏剧主题——荣誉传统在面临侮辱或诱惑时必须以死亡为代价。他学习西班牙语，阅读卡斯特罗的《拉斯·莫切达迪·奇德》（Las Mocedades del Cid，约1599年），和莎士比亚一样毫不客气地借用情节，写成了法国文学上最著名的戏剧。

《李·奇德》于1636年演出，观众觉得在法国的舞台上从未上演过如此生动有力的戏剧。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它是如此之美，即使是最冷酷无情的妇女也会亢奋，她们有时也会不由自己，在公共剧院中任由感情奔放。那些平日很少离开金碧辉煌的大厅、雕着鸢尾花的靠臂椅的人，也出现在包厢里。”很少人知道这些情节是借来的，高乃依也坦白地承认，大家惊异于错综复杂的微妙情节。出身高贵的奇米尼与贵族罗德里格深深爱恋着对方。但奇米尼的父亲堂·戈梅斯与罗德里格年老多病的父亲吵起来，而且侮辱了他。罗德里格在荣誉心的驱使下，觉得应该为他的父亲报仇，向堂·戈梅斯挑战并把他杀死。奇米尼虽深爱着罗德里格，却决心请求费南德国王将罗德里格驱逐或斩首。荣誉与爱情的冲突，使故事和复杂的情感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力量。罗德里格将自己的宝剑献给奇米尼，并请她杀死自己，但她迟迟不忍下手。他离她而去，与摩尔人作战，拖曳着掳获的国王与如云的荣誉回到了赛维尔，所有赛维尔人都歌颂着他的名字。奇米尼仍祈求他的死亡，费南德国王拒绝了她的请求后，她发誓将委身于任何能将她所爱的人杀死之人。桑乔接下这份工作，罗德里格愿意死在桑乔手下。奇米尼懊悔她的报复行为，哀求他防御自己，最后他制服了桑乔，但赦免了他。结果荣誉传统获得满足，奇米尼接受了他的爱，一切皆大欢喜。

有半季之久，巴黎赞美奇米尼的美，并为她这样做是否明智辩论着。黎塞留已禁止决斗，而剧中决斗似乎仍是最高法律的一部分。憎恨黎塞留的贵族们，以此剧表现了自掌法律的贵族政治而感到光荣。枢机主教因高乃依曾拒绝接受其文学指导，对他这次的成功不以为然。他要求他新成立的学院就此剧发表一篇公正的评论，而且毫不隐瞒他的意愿——对此剧做不利的批判。学院延长讨论，以使火暴气息冷却。最后，经过了5个月，他出版了《观点》一书，总之此批判是适度而公正的。显然它反对赞扬浪漫的爱情，认为结局缺乏真实感，认为奇米尼在罗德里格与桑乔交战前向罗德里格最后说的话不合适又荒谬空洞——“待你胜利归来，奇米尼即作为你的战利品”。但是，学院很漂亮地以一段结论缓和了以上批评：“即使博学之士也应该原宥一部作品的逸出常轨，它能引起社会的共鸣，必有其特殊的美……而且其热情的自然和激烈，思绪的有力和微妙，及混合着瑕疵的一种无以描述的魔力，使它在同类法国诗中获得很高的评价。”

学院以后再也没有从事文学批判的工作，高乃依为了缓和这种情势，将已出版的《李·奇德》献给枢机主教的爱侄，并将他下一部杰作《贺拉斯》（Horace，1640年）呈献给枢机主教。李维在《历史》一书中提到这段传奇：

在同一天，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一对孪生姐妹各生了三胞胎的男孩。作父亲的分别是罗马的霍拉修斯（Horatius）和阿尔巴·朗加（Alba Longa）的克里亚图斯（Curiatus）。等到孩子成年，这两个家族又以克里亚图斯的女儿萨比娜（Sabina）与霍拉修斯的儿子贺拉斯联姻，及霍拉修斯的女儿卡米拉（Camilla）与克里亚蒂（Curiati）的三胞兄弟之一缔婚而结成亲家。

那时，这两座城市正浴于血战中，两军正面交战。卡米拉与萨比娜在罗马的军营极度害怕，因而萨比娜就发出了充满女性主题的呼喊：

吾为罗马人！啊！因为贺拉斯是罗马人！

自出嫁以来，我得此名衔，但如果我因此而不得再见我出生的故乡，则此结合将陷我于奴役禁锢之中。

啊！阿尔巴斯土！我生命中第一次呼吸！阿尔巴斯土！我挚爱的土地，我的第一所爱，眼见战争在你我之间掀起。

我害怕我们战胜，正如害怕我们战败。

如果罗马，你抱怨这是对你的背叛，那么选择那些我可以恨的人与之为敌吧！

我从你的城墙中，看见两军交锋，一方是我的3个兄弟，另一方有我的丈夫，我又怎能祈祷上苍助你得胜而不致冒渎他呢？

高乃依的主题不仅是人与人、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争战，而且是内心忠贞与情感的冲突，正义与正义不能两全的悲剧。基于这种高尚的情操，他的笔凿出了简洁有力的词汇，及势如千军万马、铿锵和谐的句子。

阿尔巴的司令官提醒罗马人，他们和阿尔巴人是同一血统、同一土地上的（高乃依此处是否想到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若因内部的不和而瓦解了意大利（法国？）是有罪的。而且他建议：以3个阿尔巴人和3个罗马人的决斗来解决战争。此议被接受了。妇女们于是有一小时既忧且喜的时刻，阿尔巴首领选了克里亚蒂的三胞兄弟，而罗马也选了霍拉蒂的三胞兄弟，妻子们伤心哀悼，英雄们也一度在她们的眼泪下软化。但霍拉修斯这位父亲，道出了男性至上的主题，谴责他们是在和妇女们浪费时间，因为荣誉正在召唤：

尽你的责任吧！将其他的一切付诸天命！

上帝搜寻着！克里亚蒂三兄弟被杀，而霍拉蒂三兄弟只贺拉斯一人幸存，他妹妹卡米拉怨詈他杀死她的未婚夫，诅咒罗马、战争和它光荣的传统。嗜杀的凶性被挑起，贺拉斯在盛怒之下又杀死了他的妹妹，以她不配作为罗马人；他的妻子萨比娜谴责他残忍，哀恸她逝去的兄弟，要求贺拉斯将她一并杀死，但贺拉斯试图要她了解爱国主义是超越爱情之上的。

这个情节当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其可信度还算高的，戏剧的定义本来就有别于寻常事物，如果它们只如实地描述现实，也就不成其为戏剧了。如果能略过不相关而选择有意义的部分，我们对生命产生更圆满的关照，戏剧将擢升为艺术。高乃依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的推崇。他主张人应不畏艰苦，尽其应尽之责，反对那些在他之前泛滥法国舞台的放纵爱情观念。他剧中的主角不是情圣，而是爱国者或英雄。

他从天主教的编年纪中选了一位圣者作为他一出更强烈的戏剧的主角。圣伯夫说：“世人皆知《波连克特》（Polyeucte），知它且能背诵。”此处结构甚为古典，完全符合三一律，但呈现的是强而错综的悲剧。时至今日，唯有剧中的滔滔雄辩，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在舞台上，荣军院（Invalides）或卢浮宫庭院里，夜晚星辰之下，法国演员穿着庄严华美的戏装，慷慨陈词。而且那时我们甚至像是会法语，具有法国人的心境，重燃年轻的赤诚。《波连克特》的情节是一位新近皈依基督教、自负而有教养的罗马人——波连克特——决心捣毁异教神祇的祭坛。时间是249—251年，地点在美利蒂尼，罗马在亚美尼亚的前哨。全剧以罗马总督费里克斯的宫殿作为背景。由于罗马人的统治，所有基督徒濒于死亡边缘，他们被迫参加一项全国性的祈祷大会，并献身对古老神祇的祭礼，以祈求上天助罗马对抗围绕于四周的野蛮民族的入侵。身为皈教者，波连克特心中充满了热情，他很戏剧化地鼓舞基督徒起来反抗皇帝的敕令。他对妻子宝琳——总督的女儿——的爱阻止了他这么做。但是，有如高乃依剧中真正的英雄，他为担负起责任而牺牲了爱。当着费里克斯的面，他和一位朋友打断了异教的仪式，并恳求那些异教徒舍弃淫逸的宙斯，改信天地间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的基督徒的上帝。为揭发罗马众神的无能，他们登上祭坛将仪式用的器皿及宙斯的雕像倾倒在地。费里克斯逮捕了这些暴乱者，宝琳恳求丈夫为他的亵渎神圣忏悔，他反而要求她与他同信上帝，她于是向父亲求情，然为其所拒，她决定改变她的信仰，并准备伴夫一同就死。费里克斯在深受感动之余，辞去了他的职务，而成了一名基督徒！突然，迫害终止了。费里克斯再度被任命，波连克特也殉道了！

除了殉道及亵渎祭坛的神圣外，高乃依不过是对历史稍加润色，同时傲然地侮辱圣者和残暴的行为也是他的独创。作者在朗布耶厅朗诵此剧本时，包括主教在内的好几位听众同声责难波连克特为不必要的残酷与极端。高乃依曾一度考虑不发表它，不过它在舞台上的成功，把他的事业带入巅峰。在以后的41年中，他致力于剧本的写作，与拉辛互争长短，但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已经写出了他最伟大的3出戏剧——有人说此剧在法国戏剧史上是最杰出的。这些戏剧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和19世纪法国的“浪漫”剧截然不同，因此必须借助想象力来解释它们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以及对现代戏剧的影响。与莎士比亚一样，高乃依也是浪漫的，而且比在笛卡儿的谨慎与精细中学得更多的热情。随着那个时代的古典理想，这种热情虽很生动地被表达出来，不过多少蒙上了理性——或是辩证——的色彩。无数的辩证是这些戏剧的基石，因此它们的光芒也就无法如拉辛耀眼逼人。舞台上没有动作，有的只是叙述、劝诫和雄辩，高乃依描写的人物都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不过就法国人而言，这些不足都在高乃依华丽的文体和雄伟的主题下消失了。如果我们想在任何艺术作品中寻求高贵的情操，让某些思想或感觉提升我们超越自己或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可在高乃依的作品中找到。他的作品似乎是为政治家和哲学家而写，他遣词造句有如推敲乐曲。现在这种古典的贵族化的精神——以理性抑制热情，造型支配实体——掺杂了坚忍主义式的自我克制、西班牙式的光荣及法国式的睿智，产生了迥异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品，与拉辛、莫里哀一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珍贵而璀璨的一页。

建筑

是否古典思想对所有艺术的影响一如其在文学上的显而易见？面对那个时代留传下来的法国建筑，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哥特式的教堂如奥尔良大教堂即以哥特式重建的，但是许多老式的教堂——如圣杰瓦伊斯和圣埃蒂尼—蒙特的教堂——却被重新装饰以文艺复兴式的外貌。新式的教堂可能完全显示出新意大利式的风格，因此勒梅西耶·杰克斯设计的索邦教堂，即以圣彼得教堂——其柱、墙、圆顶——等为模型。就建筑而言，有如道德、文学和哲学，异教的复活给基督教一种崭新夺目的外貌。

甚至耶稣会会员也被卷入文艺复兴的潮流，自此以后，更迅速地、如出一辙地，他们摆脱了中古时代的束缚。最初几个时代，在罗耀拉和雷恩斯的领导下，他们是严峻无畏的传教士和正教及罗马教皇的虔诚卫道者，但在特伦特会议上，他们保全了一些人文主义的标准。此外，正如古典文学一样，建筑在他们执教的学院里被列为主要课程。于建筑方面，他们著名的教堂均采取半古典式的建筑。从他们罗马光辉灿烂的格苏教堂，他们携带这种华丽装饰的风格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他们并非毫无变化地以丰富的装饰令人折服。最著名的建筑家——曾替奥尔良大教堂的袖廊正面设计的建筑家——在不违背其风格和预算的前提下，以最淳朴的结构设计教堂和学院。不过教会蓬勃后，教堂建筑也随之趋于典雅富丽。1627年，一般称之为耶稣堂的教堂在巴黎完成，外部是罗马式的，其内部的柱头、圆拱及飞檐都雕刻着精致的花纹，飞檐和唱诗班席位上的拱形圆屋顶和谐地交叉相合，以支撑光亮的穹隆。伊夫林在1644年遨游巴黎时，称赞此教堂为“欧洲最完美的建筑之一”。此建筑不属于令人感觉不快的巴洛克式的风格，它并无扭曲或怪异之处。在法国，巴洛克风格被贵族化的风格端庄化了，犹如龙沙和马莱伯把拉伯雷的残锐磨平一般。

宗教战争期间，宗教式的建筑式微，而和平时期，平民式的建筑兴起，市政厅也林立于拉·罗契尔、里昂、特鲁瓦、兰斯诸城市。在巴黎，凯瑟琳·美第奇希望把卢浮宫让给查理九世及其王后，雇了菲利伯特·德洛姆（Philibert Delorme）为她及其随从建了土伊勒里宫，此名取之附近的陶器砾瓦。此新宫位于现在的卡鲁塞尔广场，即卢浮宫西侧，沿着塞纳河绵延807英尺，正面采取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和科林斯式的柱子。此宫焚毁于1871年，只留下花园——悦目的图里雷斯花园。

城市建筑在亨利四世在位时迅速翻新。新桥于1604年通车，成为横跨塞纳河最受欢迎的桥。市政府建于亨利四世驾崩那年，1871年以前，它一直与圣母院、卢浮宫鼎足而立，使法国人引以自豪。与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一样，亨利四世召集艺术家于他的羽翼下，了解他们并协调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为他扩充了卢浮宫，加上了地方植物阁，而且把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宫以大画廊连接起来。在枫丹白露，他们建造了礼拜堂、牝鹿走廊、椭圆形沙龙宫、多菲尼门和晨钟走廊；枫丹白露在亨利的领导下实现了法国的文艺复兴。

寡妇玛丽亚·美第奇在和黎塞留冲突以前，曾要布罗斯·萨洛蒙为她设计普拉伊斯卢森堡宫，位于塞纳河以南的沃吉拉德街。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摆脱她后，他们授权勒梅西耶再次扩充卢浮宫作为政府的所在地。那时霍络奇阁（I’Horloge）已完工，侧旁厢房也大大地扩充了，而此气度轩昂的建筑，成了当今卢浮宫的主要部分。由于勒梅西耶的计划，黎塞留在巴黎建立了极尽奢侈华丽的卡蒂纳尔宫（Cardinal），里面陈列着绘画、雕刻及其他艺术收集品，其中包括了曼泰尼亚、达·芬奇、韦罗内塞、米开朗基罗精心的杰作。宝藏的大部分经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而到了卢浮宫，并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在住宅式建筑方面，弗朗索瓦·芒萨尔重新改造了巴黎建筑物的轮廓，他创新一种双重斜坡的屋顶——屋顶有两个坡度，较低面比较高面陡峭，作为雪雨的流通处，并让顶楼有较大的空间；很多巴黎的学生或艺术家都曾住过这种双斜式的阁楼。在巴黎芒萨尔设计了好几所教堂，又在法国各地设计了许多城堡别墅——最成功的一座位于巴黎近郊，现今的米松·拉菲特（Maisons Laffitte）。1635年，加斯顿任命他重建其在布卢瓦的家族城堡，芒萨尔只完成了西北边厢房部分，其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和壮丽的楼梯，仍然是“法国最精巧的建筑师”的主要杰作。

其他艺术

古典传统在法国的文雅和敏感中被冲淡了，在同一思潮下，雕刻家们美化了教堂、大厦、花园及伟人的墓园。热尔曼·皮隆（Germain Pilon）继承了切利尼（Cellini）、普利马蒂西奥（Primaticcio）、让·古琼（Jean Goujon）等人文艺复兴式的典雅，但也没忘记哥特式的纤细与力的结合。他的杰作是3座墓园。一座位于圣丹尼的僧院教堂，凯瑟琳·美第奇与其露水丈夫亨利二世死后即合葬此处，王后使它有了理想化的美，以求温暖她孤寂的芳心。另一处如今在卢浮宫，是光荣的里尼·毕拉格（Renéde Birague）——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的首相——一幅骄傲屈服于虔诚之下的景象，一块柔软的布幔嵌刻在铜板上的奇景。旁边是里尼的太太瓦伦蒂尼·巴尔比亚尼；在上方是这位青春年少的贵妇，穿着饰以图案的长袍。在下方，同是这位大美人，却无情地被雕成尸体的模样，虽具有姣好的脸蛋和四肢，胸部满是皱纹，乳房下陷而空荡，这是对当时对美的亵渎一个有力的抗诉和嘲讽。单只这些坟墓就足以使皮隆凌驾当时法国任何一位雕刻家之上，但他又加上许多引人入胜的雕像，如今这些都齐集于卢浮宫中，成为法国无价的宝藏。

在那里，数步之内可见到皮隆后继者的杰作：巴斯里米·特雷布莱（Barthélemy Tremblay）的亨利四世雕像，如真人般大小，嘴角带着一抹媲美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巴斯里米完成的蒙特莫伦西的坟墓；皮埃里·布里亚奥德（Pierre Briard）完成生动的雷诺米（Renommée）——一位裸女正鼓着脸颊吹气，在风中写诗——像是在诠释约翰·济慈的诗：“此处躺着一位女郎，她的名字写在风里。”在尚蒂伊的礼拜堂有一座雅各·萨拉辛（Jacques Sarazin）为枢机主教贝鲁尔所作的纪念碑。这些雕刻家，有几位在罗马研究雕刻，并带回了由贝尔尼尼开创的巴洛克式的式样，倾向夸张的装饰、动作和情感；但此种夸张在黎塞留的冷眼和路易十四对古典的爱好下消失无踪了。平滑完美的《伟大的世纪》（Le Grand Siècle）也已出现在让·瓦兰（Jean Varin）的大奖牌中，他是由列日迁到法国的。而且在他为黎塞留、马扎然及奥地利的安娜皇后所作的小型肖像，使他成为史上最有成就的雕刻家。

即使法国没有为我们留下雕刻、建筑或绘画，她在一些次要艺术上的成就仍会赢得我们的礼赞。甚至在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这段外敌侵扰期间，法国的绘画、雕刻、瓷釉、冶金、金工、铸工、木工、丝织、织锦画及庭园设计，仍可媲美——有人说超越了——当时由佛兰德斯到意大利的类似产品。雅各·卡洛（Jacques Callot）画中的吉卜赛人、乞丐和流浪汉散发出强烈的生命气息，他一系列的蚀刻——《战争的悲惨》——超前两个世纪。这个时代的铸铁艺术可从卢浮宫中加雷里德·阿波龙（Galerie d’Apollon）的铁栅来评定。织锦画被视为和雕刻或绘画一样重要的艺术。让·戈布林（Jean Gobelin）于15世纪在巴黎开设了他的染坊，16世纪又增设了一间织锦画工厂；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建立了另一工厂，第三家由亨利二世在首都设立。凯瑟琳·美第奇在贝约讷召见西班牙公使时，随身带着她的22片为弗朗索瓦一世所织的织锦画，以显示法国的财富之盛和艺术之美。亨利二世时，这种手工艺术渐趋式微，但亨利·果特征募了新一代的佛兰德斯的设计者、染匠、织匠来到巴黎的戈布林工厂，重新恢复了这种艺术。在他统治期间有五幅最著名的作品，其中《黛安娜之猎》（The Hunt of Diana）现存纽约摩根图书馆。

由室内装潢可感觉出由意大利渗入的巴洛克式风格的影响，椅子、客桌、大箱、餐橱、架橱、床架皆有华丽的雕刻和弯曲的线条，并常嵌入乌木、碧琉璃、半宝石、玛瑙，或被饰以小的雕像。在路易·特雷泽（Louis Treize）时代，许多椅子都装有天鹅绒、刺绣或织锦。墙壁、檐板和天花板可能被雕或画上植物或动物形态的嬉戏图。壁炉已经丧失一些中古粗犷之风，有时还被饰以五彩精致的错综图饰。

在陶器方面，由两位老人而达其全盛时期。利穆赞（Limousin）直至1574年才造出搪瓷制品，使他在弗朗索瓦一世时颇负盛名。另一个是巴利西·伯纳多（Palissy Bernard），他生于1510年，死于

1589年。巴利西是一位醉心于陶器艺术的人，同时对农业、化学和宗教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从石头的形成到神性都深感兴趣。他研究不同土壤的化学性质，选择最佳的黏土做窑，而且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一种白色的瓷釉，能够着上精致的色彩。他典当一半的财产以维持他的制陶熔炉，而且他雇不起助手，凡事均亲自动手。他常常划破手，他说：“喝汤都得用我绑着破布的手。”……“如此工作10年以后，我瘦得在手臂或腿上找不出一块肌肉，我的腿细长若竹竿，而我用以系住袜子的袜带（不再有任何作用）……走路时，我的长袜却掉到褴褛的鞋子上”。他的邻居们都责备他迷恋魔术而忽略他的家庭。约1550年，他找到了他一直找寻的混合物，造出了彩虹色的瓷釉，使用它做成容器和小雕像，上面饰以光彩夺目的鱼、蜥蜴、蛇、昆虫、鸟、石头等各式各样的自然物。凯瑟琳·美第奇喜欢在她的花园和花圃中放置这些工艺品，她在土伊勒里给这位老陶工一座工厂，而在新环境里，他加添了水晶和河边女神等装饰品。他是热心的新教徒，却未遭圣巴托罗缪屠杀的厄运。因为凯瑟琳皇后的朝臣们为他的花瓶、杯盘、烛台及其古怪有趣的构想着迷。但在1588年，天主教联盟再度对新教徒施行迫害，巴利西被逮往巴士底监狱。一份1590年的日志记着：“在这年（1589年），在巴士底监狱的地牢里，巴利西，一位因宗教被捕的罪犯，去世了，享年80岁。他死于悲伤、恶劣的待遇及匮乏中……他的姑母曾至监狱探视，并询问他的状况……狱吏告诉她，如果她希望看到他，可沿着监狱四周土堤在人狗尸体混杂的地方找到他。他们把他像狗般丢弃在那里。”

普桑与其他画家

法国的绘画仍局限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桎梏中。佛兰德斯的织锦画者支配了巴黎的艺术，而佛兰德斯的画家们在巴黎、里昂、图卢兹、蒙彼利埃、波尔多等地兴盛起来。此时最好的法国肖像画是旅居法国的佛兰德斯人弗朗索瓦·克卢埃（Franois Clouet）所作的《可爱的奥地利女皇伊丽莎白》，年轻的法兰斯·波伯斯所作的《骄傲的亨利四世》，而最出名的是尚帕涅的《黎塞留》。

这段时期法国绘画的主要影响来自意大利。学艺术的学生都到罗马，有些是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成行的，回国时却徘徊于17世纪佛罗伦萨的理想主义和17世纪博洛尼亚或那不勒斯黑暗的现实主义之间。西蒙·武埃（Simon Vouet）在14岁时（1604年）就以绘画闻名。三个国家都在争取他。查理一世曾想把他留在伦敦，但是桑西男爵带他一同前往君士坦丁堡担任一项特殊使命。在苏丹召见大使一小时之内，西蒙暗中研究他的面孔，画出这张不凡的艾哈迈德（Ahmet I）的肖像。回程经意大利，他爱上了威尼斯、韦罗内塞及罗马的卡拉瓦乔，那些地方的公爵和枢机主教都善待他，他因此在意大利停留了15年之久。1627年，路易十三召他回国担任宫廷画师，每年给他4000银币恩俸，并在卢浮宫里给他一个房间。不久，整个法国都需要他了，他装饰了黎塞留庄园的礼拜堂，为圣尤斯塔切教堂设计祭坛，提供皇家织锦画的图案设计，并为宫廷画肖像。由于专心于他的使命，他召集了一些助手组成一间学校，后来成为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在那里他训练出并雇用了勒叙尔（Le Sueur）、麦纳（Mignard）、勒诺德（Le Ntre）、布尔东（Bourdon）和勒布仑（Le Brun）。他留传下来的作品几乎不能用来解释他为何具有如此高的声名，但他是法国历史上绘画达到巅峰时期之前的关键人物。

勒南三兄弟安东尼、路易斯、马蒂厄，改变了时代的路线。他们以抑郁的同情画出农人的生活，并在农民身上发现了17世纪法国无言的贫困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也把他的画笔对着这些低阶层的人民，他的《农夫》（A Peasant Man）和《农妇》（A Peasant Woman）几为当时绘画作品之冠。我们可以由他的《看相者》（Fortuneteller）以高价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而鉴定其价值。类似这种由宫廷而到田舍的转变，是这个时期法国绘图的特殊成就——风景渐成为绘画艺术的主要特质。

尼古拉斯·普桑的父亲是亨利四世军队的一名士兵，在伊夫里战役驻扎于尼古拉斯·德莱塞蒙（Nicolas Delaisement）的家乡，他娶了尼古拉的女儿——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家妇，在接近诺曼底的李斯·安德利（Les Andelys）附近躬耕而食。他们的儿子热爱田园风光，而且有时也以铅笔或钢笔把风光的瞬间捕捉住。昆丁·瓦兰（Quentin Varin）到李斯·安德利装修一所教堂时，年轻的普桑热切地注视着他，请求瓦兰在素描和绘画方面指点一二。瓦兰离开后，18岁的普桑（1612年）即离家出走到巴黎学习艺术。在巴黎，他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发现雷蒙迪（Raimondi）雕刻的拉斐尔作品，又使他的生命光耀起来。在这里普桑得到两个启示：线条，而非色彩，是艺术的工具；其次，罗马是艺术之都。前后八年，他一直尝试到达那里。有一次他已远至佛罗伦萨，但是在无钱、生病、沮丧失意下，又回到了巴黎。他再次尝试，但被债主阻于里昂。在卢森堡王宫，以一些不入流的绘画来偿还他的债务并维持贫贱的生活。1622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尼到了巴黎，雇用他为他的诗《阿多尼》绘图。普桑的图画博得马里尼的赞赏及一些佣金。普桑勤勉地作画，将赚得的每一分钱储蓄起来，终于在1624年到达罗马。

马里尼把他推荐给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巴尔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说：“你将发现这个年轻人有着魔鬼似的狂暴，疯狂地沉浸于绘画中。”他也醉心于意大利。但他热衷的是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断壁残垣的美，对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绘画则没有多大兴趣，他发现古代残留下来的壁画对他的吸引力还不如罗马本身——远景、田野、树木、山峰、特有的土壤。与一些日后的热心者一样，他一定极欲知道为何上帝不让他生在意大利。

枢机主教巴尔贝里尼任命他画《杰马尼科斯之死》来试验他，结果令人满意，不久普桑的艺术几乎无所不包了。他的赞助人——俗世的或教会的——渴望裸体画，他一度以女性化的作品来满足他们，如为枢机主教奥摩迪奥（Omodeo）所作的《佛洛拉的胜利》（Triumph of Flora）及为黎塞留所作的《酒神祭的一景》（A Bacchanalian Scene）。他在罗马定居下来，36岁那年与一位17岁的女孩结婚，而且过了10年与她和油料厮守的快乐时光。那时（1640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召唤他回巴黎。普桑说：“我回去就像是去接受腰斩两半的判决。”他得到很高的荣誉及1000银币的恩俸，但面对巴黎艺术家们的恶性竞争，他觉得极不自在，于是又匆忙赶回意大利（1643年）。他在品西安山（Pincian）买了一幢房子，就在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隔壁。在那里他专注艺术的创作，安享宁静的家居生活以至天年。

他的生涯有如他的画，是古典的组合，是秩序，有分寸和自我约束的楷模。除了绘画工具外，他没有一般艺术家的表征。他既不像拉斐尔风流多情，也不像提香热衷名利，更不像米开朗基罗般充满魔鬼似的天才，他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照顾着他的家庭，偿还着他的债务而已。枢机主教马辛摩看过他朴素的家后说道：“好可怜！你竟没仆人！”普桑也还之以牙道：“好可怜！你竟有那么多的仆人！”每天早晨，他在山上散步，然后整天画画，他宁愿相信努力而不相信灵感。以后当有人问他如何达到巅峰，他回答：“我不忽略任何事。”

就他以辛勤作画及不求助于人的方法而论，他的作品实在很多，他应该一共画了约400张画，因为就我们所知有些已失落，剩下的342张至今留存着；加上1300张的素描，温莎宫收藏了其中100张，以线条的精确和淳朴而深爱之。不过他不擅长变化。他的裸像画常是无生命的雕像，而我们常是喜欢更丰满而肉感的。他是一位以画笔做工具的雕刻家，他有意将女人视为雕刻的人物——虽然有时他把她们当作神圣的艺术原作一般认识。他说：“我们在尼姆街道看到的女人愉悦我们的眼睛和灵魂，并不逊于麦逊·卡里（Maison Carrè）可爱的大柱，因为后者只是前者古老的翻版。”同时，对《圣经》的主题他也不甚娴熟，有些则很成功，如《在城门倒下的腓力斯人》（The Philistine Struck Down at the Gates）和《杰里科城的盲人》（The Beind Men of Jericho）。而《埃列泽及丽贝卡》（Eliezer and Rebecca）一画中的妇人又是多么可爱庄严。他的长处是描绘古代废墟中的古典神话，背景是一片古意盎然的宁静。他绘画中的人物并非取自活生生的人，而是沉湎于古代的爱的幻想——其中的男人都是强壮的，女人都是美丽的。为路易十四所绘的《阿卡底的牧羊人》（The Shepherds of Arcady）中的女性形体已臻完美之境。注意在所经过的牧羊人的墓上，有如下的题字“我也曾在阿卡底”，是否普桑也梦见他与奥菲欧及诸神共处于希腊草原上？《福基翁的葬礼》（The Funeral of Phocion）是普桑最有力的神话。《奥菲欧与尤利迪丝》则最动人心弦，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忆起了格鲁克（Gluck）痛苦绝望的旋律。这种浪漫式的心灵，在发现故事几全消失于田园景色之中时，不禁感到困扰。事实上普桑爱的并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净化心灵的一片广阔的田园、山水和青空——所有周遭的景色，在闲逸中缓缓地变幻着，或被永恒嘲弄。人类的不幸也在时空的透视下消失了。因此，他最伟大的绘画是山水画，在其中人只是像在中国绘画或现代生物学中不占重要位置罢了。

这些山水画都很雄伟，却显得单调。如果普桑不加上一些辨认的符号或随意的标题，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图画中的人物。很明显，他十分喜爱线条，但因为太喜爱了，忽略了色彩的协调，而抹了太多棕色。难怪后世的画家们会反对他这种似乎欲从树上滴下的浓厚色彩，然而那些极轻淡、柔和色彩的林荫景色，虽不得深喜特纳（Turner）明朗色彩的罗斯金的欢心，但在经过我们这个时代绘画界意识形态的冲击后，是一种慰藉。他持有的美的观念是古典的——整体的美存在于部分的和谐，并非近代的“表现”艺术观——可能是孩童的涂鸦，也可能是小贩的叫嚣。在特异的格调和巴洛克式风格之间及面对着17世纪意大利绘画的情感、力量，普桑谨守凡事不可过分的古典理想。没有叫嚣的色彩，没有眼泪，没有奇形怪状，没有光和阴影的强烈对比。这是男性的艺术，类似高乃依而与拉辛不同，较接近于巴赫而不近于贝多芬。

他于1650年完成的自画像里，眼神显示了些微的疲惫，这可能由于绘画或是在微弱光线下阅读的缘故。他广览群籍，尝试全盘通晓古希腊罗马的生活，自达·芬奇以来，从无一位艺术家如此博学。迈入老年时，他发现他的视力衰弱，他的双手颤抖。他太太在41岁时逝世，把他生命的联系力切断了，他仅苟延残喘地比她多活了一年。“阿佩莱斯仙逝了。”一位朋友这样写着。在圣洛伦佐教区教堂的墓场上或附近，夏多布里昂（1829年）树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以昭示这业已凋零的不朽者，上面写着：

夏多布里昂

为尼古拉·普桑

乃法国最光荣

因艺术而得荣名者

作为一名风景画家，他最亲密的对手是他的邻居、他的好友克劳德·盖利（Claude Gellée），因出生的省份又被称为洛兰，他一样坚持必须到意大利。为了在意大利生活，任何卑贱职位均可屈就工作。在那里，这些搜寻者的眼光每一转动都会发现基督教艺术的一些永垂不朽的事物，或是一些令人振奋的古物。在罗马，他拜阿格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为师，帮他调色、为他掌厨，并跟他学习绘画。他画了近1000幅试验性的画，并创作了一些仍为现代鉴赏家称道的蚀刻画。他工作进度迟缓而拘谨。有时为一个小地方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终于他也成了画家，并得到一些欣赏他的大公或国王的酬劳。不久，他在品西安山上有了他自己的家园。他和普桑一同满足日渐兴起的对自然景物体验的需要。

他内心深受感应，因为他深爱罗马的土地和天空。他黎明即起，注视着白天的光线，捕捉太阳跃出时造成的光和阴影的变化。对于洛兰来说，光线不仅是他画中的一个要素，而是主要的主题，虽然他不像特纳审视太阳的真实面目，他是第一位研究并告诉我们有关光的外缘扩散的人。他掌握了原野上和天空中不可捉摸的景色，其花簇、叶、水、云、天空中每一瞬间都是新奇的，而且他似乎专注于使每一流动的瞬间，凝固在他的艺术里。他喜爱帆遇风的战栗和威武的船凌驰海面。他感到远处的诱惑、透视的逻辑和魔力，他渴望在眼目所及的范围外，观看无限的空间。

风景画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在普桑的忠告下，他将古典式的结构——庙宇、古迹、半身塑像——融入他的画中，目的可能是使随风即逝的风光有一种古代的庄严性。他曾应允加添一些人物于他的自然景物画中，他的心思却不在这些累赘物上。“人物的插入不为什么。”他“卖掉了他的风景画，也将人物抛弃”。标题及它们暗示的故事，是对那些若无基督传奇的柔美和古典片断事迹便不能感觉出光的奇迹和宇宙的奥秘的心灵的让步。但事实上，洛兰只有一个主题——日出、日中、日落的世界。他给欧洲美术陈列馆可喜的变化。那些画的名称毫无意义，其泛神论则是诗和哲学神秘的结合。

我们可能同意罗斯金对洛兰和普桑的批评，认为他们表现了自然温和的一面，错过了她的宏伟壮丽的景象，忽视了她无情的破坏的狂暴。但透过他们的作品，一个伟大的风景画的传统得以建立。现在将有更多风景画来和图画、肖像、《圣经》的、神话的景色一争长短。这种方式已经从雷斯达尔、雅各和萨洛蒙到科罗特以自然的程序展开。

黎塞留和国家统一，高乃依和法兰西学院，蒙田和马莱伯，布罗斯·萨洛蒙和芒萨尔，普桑和洛兰——对于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来说这些已是极其丰硕的成果。路易十四屹立于那些不断上升的艺术遗产中，在伟大的时代里统治着法国。

第三部　理性的考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泰尔博赫，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结束了西班牙与荷兰八十年战争及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局面。

第一章　荷兰的叛乱（1555—1648）

序幕

1555年10月25日，查理五世将荷兰的主权授予其子菲利普二世。26日，在布鲁塞尔国会之前，菲利普接受了效忠的誓言，他也发誓将依照传统、条约与法律来维护17省的权利与特权。随着他们双方的誓约，自由奋斗史上一段最辉煌的时代于是展开。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荷兰——低地国——包含了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王国。而荷兰语——低地德国语——不仅是北方7省荷兰、西兰、乌得勒支、夫里斯兰、格罗宁根、奥维里塞尔、吉德兰省，也是北部比利时4省佛兰德斯、布拉班特、梅赫伦、林堡的语言，而属于法国方言的华隆语则在南方6省通行，阿图瓦、华隆、佛兰德斯、坎布雷、图尔奈、埃诺及那慕尔。所有这些及邻近卢森堡公爵所管辖的土地，都属哈布斯堡皇族统治。

1555年，大多数人都信奉天主教，但其教义则为伊拉斯谟在半世纪之前倡导、被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广泛采用的人道的人文主义——这有别于西班牙在经过几个世纪对抗之战演变而成的阴沉又不妥协的类型。1520年后，路德教派和再洗礼派的教义由德国渗入，之后为数更多的加尔文教义从德国、瑞士和法国渗入。查理五世曾试图以种种方法来阻止其入侵：引进罗马教皇或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及使用公告的方式宣布凡是背叛正统天主教的人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等等。但在他的权力于1552年经《巴苏和约》（Peace of Passau）被削弱后，这些措施就很少被执行了。1588年，一群鹿特丹的群众将几位再洗礼派的教徒从火刑柱上强行救出。惊惧于异教势力的壮大，菲利普二世重新告示处罚的规定。恐惧很快蔓延开来，称他意图引入最残酷的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所。

加尔文教派适合于经济中的商业特质。安特卫普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是当时北欧商业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进出口业、投机买卖及各种类型的商业，单单保险业就有600个生意兴隆的代理商。莱茵河、马斯河、爱塞海、瓦耳河、须耳德河、莱斯河及上百的运河里，有各种不同的船只静静地来往如梭。布鲁塞尔、根特、伊普瑞斯、图尔奈、瓦伦辛、那慕尔、梅赫伦、莱登、乌得勒支、哈伦等地的手工艺业和制造业都很兴盛。多数把持城市的商人们敬重天主教教义，认为是政治、社会和道德根深蒂固的稳定力量，但他们不喜欢其华而不实的教阶组织，而喜欢加尔文教派容许受过教育的俗人参与教会政策管理和聚会的方式。他们很快开始对西班牙政府加诸于荷兰经济上的税收心怀不满。

在叛乱中，以农人受害最深、获利最少。与德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一样，达官贵人们拥有大部分土地，争取独立的战争都是由这批人发起的。霍恩的伯爵菲利普·蒙莫朗西，在南部诸省拥有广大的土地。拉摩拉尔的爱格蒙特伯爵在佛兰德斯和卢森堡两地有广大的地产，其富有的程度足以迎娶巴伐利亚女公爵。在数次战役中，他英勇善战，深受查理和菲利普二世的宠爱。他曾率领菲利普二世的军队在圣昆丁（1557年）大获全胜。在他那华丽的宫廷里，他极端奢侈，慷慨好客，以致负债累累。这些客人和地位较低的贵族都觊觎教会的财富，他们羡慕那些强夺教会财物而致富的德国男爵。因此，“他们认为国王应该在教产以外的地区召训一支英勇的军队”，以用“这些训练有素，优秀善战的骑士……用来代替那些手持念珠、好逸恶劳的家伙”。

在诸大地主中，以拿骚的威廉即奥朗日王子最为富有、最具能力。这个家族拥有的巨大产业，包括德国的赫斯—拿骚、威斯巴登及荷兰周围地域，他们的名衔则是得自法国南部的小侯国——奥朗日。威廉1533年出生在德国的狄伦堡（Dillenburg），11岁之前受的是路德教派式的教育，尔后为了有资格继承表哥雷内的地产，他搬到了布鲁塞尔，并恢复为天主教徒。查理五世很喜欢他，促成他与爱格蒙特的安妮的结合，并在1555年历史性的让位仪式中选他为侍从长。菲利普二世派遣他——一个22岁的年轻人，但已精通佛兰德斯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作为其外交全权代表之一，协商《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在这些场合里，威廉明达的判断能力和谨慎的言词，使他被法国人称为“缄默者”。沉静的菲利普二世任命他为国家议员、“金发骑士”及荷兰、西兰、乌得勒支的行政长官。但威廉另生异心，以致菲利普二世永远不原谅他。

这位年轻的王子气质高贵，腰缠万贯。他身材高大，应对得体，温文有礼，除了敌人外，所有人都很敬爱他。作为军事领袖，他总是失败，可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他的坚忍和勇气足以弥补他的缺点。他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与欧洲最强的政治和宗教力量抗衡。事实证明，他统御人的能力较之统率军队的能力要强得多。他的政敌指控他，为了适应个人或政治的需要而改变宗教信仰。事情或许如此，但在当时，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以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 [1] 他的婚姻受到很多非议，他的第一位夫人去世了，他差人去磋商与富家女安妮的婚事——一位萨克森选帝侯，新教徒莫里斯的女儿。他们1561年依照路德教派的仪式结婚，但一直到1573年，他才宣称自己是新教徒。安妮1567年陷于半疯狂状态，寄居在朋友家里。她尚在人世时，威廉取得5个新教徒牧师的允许，而于1575年再娶夏洛特·波旁。她出身于法国的皇室家族，刚从女修道院中逃出来，并接受改革派的信仰。夏洛特死于1582年，在为她哀悼了一年后，他第四次结婚，迎娶路易丝·科利尼为妻。她是将门之女，其父死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很有可能由于这些婚事，威廉虽然广有田产，却短缺金钱。1560年，他几乎负了百万金币的债务。为了应付经济的窘境，他辞退了28位厨子。

菲利普二世拙于处理有关荷兰贵族的事务。他的父亲由于生长在布鲁塞尔，熟悉那里的民俗语言，因此统治得有条有理。菲利普二世生长于西班牙，既不谙法语，又不懂荷语，很难讨好那些大地主，尊重他们的习俗和债主。他不赞成他们的奢侈酗酒和对女人的随便态度。最令他不解的，是他们竟要求过问他的权力。而从当地贵族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喜欢他的孤傲、他对宗教裁判所的偏好、他任命西班牙人在荷兰就任有利可图的职位以及分派西班牙军队来镇守荷兰城市。他向那些组成荷兰议会的贵族和巨商富贾索取金钱——由于他的父亲和新近的战争，他的财政出现巨大的赤字，他要求130万金币，增加1%的不动产税和2%的动产税。这些要求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拒绝批准他的要求，仅以他们认为现阶段需要的数目拨款。3年后菲利普又召集他们，提出300万金币的经费要求。他们如数照付，条件是所有的西班牙部队必须撤出荷兰。他让步了，但打消了抚慰新教徒的努力，而经教皇的同意，在荷兰设立11个主教区，任命那些愿意执行他父亲对抗异教邪说诏令的人担任这些教职。他在1559年8月26日乘船起程赴西班牙时——此后他就从未回到荷兰——经济与宗教大战的轮廓已渐渐形成。

[1] “那些致力建立宗教、保护宗教和改变宗教的王公贵族，鲜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伏尔泰

帕尔马的玛格丽特（1559—1567）

菲利普任命帕尔马女公爵玛格丽特为他的摄政，她是查理五世与一个佛兰德斯女人所生的私生女。她在荷兰长大，虽然在意大利住了很长一段时期、虽然不懂荷兰语，她了解佛兰德斯语。她既不偏执也不顽固，但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在复活节的前一星期，她都要洗濯12个少女的脚，并给她们结婚妆奁。她是一个能干和仁慈的妇人，却不幸失落在革命的大旋涡里。

她的权力被菲利普任命的顾问牵制。虽然爱格蒙特和奥朗日都是她的阁员，他们发现其他3位阁员统一投票时，就很少出席内阁会议。其领导人物是安东尼·皮雷诺特、阿拉斯主教，即历史上著名的枢机主教格兰维尔（de Granvelle）。他是一位本着良心行事、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与玛格丽特一样，他也赞成以和平的手段对付异教徒，但他极端忠于天主教义和君主政体，以至觉得很难谅解反叛国教的行为。他和摄政受到的阻碍，主要是菲利普坚持没有王室的同意，就不能采行任何重要的措施，而“批示”由马德里转达到布鲁塞尔则费时数周。枢机主教因服从国王牺牲了名望。他私下反对主教区的增多，却屈从于菲利普坚持的4个教区对于17个省而言是不够的主张。

1563年3月，身为天主教徒的奥朗日、爱格蒙特与霍恩，写信给菲利普，控诉格兰维尔侵犯各省的权力，这些权力是国王曾发誓要维护的。他们认为枢机主教应该对这些新主教负责，因而要求国王免除他的职务。玛格丽特本人对他的当权不高兴，她渴求与这些不满的贵族取得协调，因为她知道他们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最后（1563年9月）她也认为格兰维尔应被遣送到其他教区。坚持了很长时间，菲利普屈服了，请这位仪态高雅的大臣去职。格兰维尔离开了布鲁塞尔（1564年3月13日），但他仍是国王最信赖的顾问。这些贵族又回到玛格丽特的内阁。他们任命的官员有些竟然出售官职、公理正义和赦罪令，玛格丽特似乎也从中渔利。

宗教裁判所四处蔓延。菲利普远在西班牙亲自监视督促，派玛格丽特侦办异教徒。几乎没有一天不执行死刑。1561年，格利恩·穆勒（Geleyn de Muler）在奥德纳德（Audenaarde）被执火刑；托马斯·卡尔伯格（Thomas Calberg）在图尔奈活活被烧死；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在他妻子面前被一把生锈的剑连刺7下毙命，她目睹此惨状惊恐而死。被这些残忍行为所激怒，贝特兰德·布拉斯（Bertrand le Blas）在圣诞节望弥撒时侵入图尔奈大教堂，闯入祭坛，从教士手中抢取圣礼，把它践踏在脚下，并对聚会的信徒大叫：“误入歧途的人，你们怎能把这个东西当作耶稣基督，你们的主与救世主？”

荷兰的第一位西班牙宗教裁判官是修道会长彼得·泰特尔曼（Peter Titelman），他的手段极为专横残忍，以至布鲁日全部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市议会向摄政揭发他的野蛮暴行。他把民众从屋里拖出来，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进行审问，逼他们说出任何他希望他们说的话，然后将他们处死。佛兰德斯的法官们以诚恳的心向菲利普正式请愿，请求他终止这项暴行。玛格丽特胆怯地要求宗教裁判官行为要“明辨谦逊”，然而执行死刑持续不断。菲利普支持泰特尔曼，命令摄政加强执行最近由特伦特会议（1564年）颁布的法令，不必有丝毫仁慈与迟疑。内阁认为法令中有几条违反了经过认可的省特权而提出抗议，并延缓其公布实施。

奥朗日的威廉极欲维护传统的政治自由、保持荷兰的倡导宽容政策，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告诉内阁说：“假使国王认为荷兰人能无限期地支持这些残暴的敕令的话，那他就错了。我坚信天主教，我却不能赞同王子们企图统治他们的子民的良心及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天主教徒这时也加入新教徒的行列，攻击国王的敕令暴虐专横。爱格蒙特被派到马德里请求缓和敕令的内容，玛格丽特私底下也赞成这项请求。爱格蒙特在西班牙受到款待，却空手而归。伊普瑞斯、那慕尔、根特、圣奥默的主教们也共同呈上了一封请愿书给菲利普（1565年6月），请求他缓和敕令及“以温和慈爱，代替严刑峻法儆戒人民”。对所有这些抗议，菲利普的答复是，他宁愿牺牲10万人的生命，也不愿改变他的政策。1565年10月，他将这篇清楚的指令交给宗教裁判官：

关于宗教裁判所，我的意愿是必须予以执行……依照古老的方法及依照法令、人性和神性的要求来加以执行。我对此极为关切，我要求你们执行我的命令，将所有判罪的犯人处以死刑，而使他们不再因为法官疏忽、怯弱和信仰不坚定而脱逃。假如任何人太怯弱不执行敕令，我将以较忠心热诚的人来代替他们。

玛格丽特服从菲利普，下令全力执行敕令（1565年11月14日）。奥朗日与爱格蒙特再度退出她的内阁。奥朗日、其他贵族及许多法官都拒绝执行敕令。新教徒四处散发小册子与大幅标语，公开揭发宗教迫害。外国商人意识到革命的气氛弥漫，开始离开这个低地国。店铺关闭，商业萧条，安特卫普如死城一般寂静。许多荷兰新教徒逃至英国或德国。在英国，他们协助发展了纺织工业，使之在17世纪能与联合省竞争，在18世纪领导了工业革命。

许多地位较低的贵族秘密接受了新教的教义。1565年12月，其中一些人——拿骚的伯爵路易（威廉具有侠义气的弟弟）、菲利普·马尼克斯（圣阿德冈德的洛德）、他的兄弟让·马尼克斯（索鲁斯的贵族）、布雷德罗德伯爵亨德里克及其他的人——在布鲁塞尔科兰波切伯爵的大厦集会，草拟出一份《协议书》，指责将宗教裁判所带进荷兰，并组成一个联盟，誓言将它驱逐出境。1566年4月5日，约400位较次一等的贵族行军到摄政的宫殿，对她提出一个“要求”，请她要求国王终止荷兰的宗教裁判所与敕令，并停止执行所有敕令直至收到菲利普的答复。玛格丽特回答说，她会将他们的请愿书转呈给国王，她没有权力停止敕令，但她将尽力而为缓和执行的手段。她的一个顾问见她被请愿人数之众和决心之坚所惊骇，于是促使她恢复信心，对她说道：“夫人，难道殿下会害怕这些乞丐吗？”这些同盟者挑衅般地接受这个名称，他们大部分穿着粗俗灰色的服装，随身携带旅行袋和碗钵，十足地表现出当时乞丐的特色。“乞丐万岁！”变成了革命战斗的呐喊声。有一年的时间，这些年轻的贵族领导并酝酿叛乱。

玛格丽特把“请愿书”及其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事向菲利普报告，她再次努力使他采取中庸之道。他的回答很明显带有安抚的意味（1566年5月6日）：他希望能够压制异教徒，不要有进一步的流血事件，而且答应不久访问荷兰。内阁还派了蒙特莫伦西、蒙蒂格尼男爵、伯格昂侯爵去他那里强调摄政的恳求。菲利普慷慨地接待他们。他写信给玛格丽特（7月31日），允许废止在荷兰主教统辖的宗教裁判所，并提供大赦给所有摄政推荐的人。

在荷兰的加尔文教派、路德教派及再洗礼教派，都利用风暴间歇的机会，使他们的宗教由秘密转为公开。新教徒难民大量地从英国、德国和瑞士回来，各种的传道者——前僧侣、博学的神学家、有野心的帽商、鞣皮匠、制革者——对着热烈的善男信女发表演说。他们许多人都带着武器，所有的人都唱着赞美诗，并大叫着“乞丐万岁！”在图尔奈附近，曾跟从加尔文学习的安布罗西·威尔（Ambrose Wille）向6000人传道（1566年6月28日）。两天后，在同一地点，另一位牧师向1万人演说；一星期以后，增至2万人。半数的佛兰德斯人似乎加入新教。在星期日市民参加新教的集会时，教堂与市内几乎是空的。以雄辩出名的彼得·加百利要在接近哈伦的奥维利恩（Overeen）布道的消息传遍荷兰全省时，成千的新教徒汹涌而至，他们唱赞美诗的歌声震撼着大地。安特卫普附近新教徒聚集的人数计有1.5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几乎每人都有武装。摄政命令安特卫普的法官们阻止这类对国家有危害的集会，但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的民团是无能为力、不可靠的。西班牙卫戍部队离开后，玛格丽特就没有军队听其使用。安特卫普处在这样的混乱中，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阻碍。摄政要求奥朗日的威廉前往该地安排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一些和平解决方案。他平息了这些争吵，劝服传道者将他们的集会限制在城郊地区，并卸下武装。

同一个月（1566年7月）有2000名“乞丐”，在拿骚的路易伯爵领导下，在列日主教区内的圣特隆德（St.Trond）集合，于狂欢豪饮中，拟定计划传播他们的主义。他们决定联络德国新教徒，并在他们中间征募一支军队，以便荷兰新教徒遭受攻击时能够予以援助。7月26日，路易与12个人，打扮得像乞丐，向摄政提出一个要求，要她召集国会，同时接受奥朗日、爱格蒙特和霍恩的指导。由于她的答复含糊，他们威胁要求取外国的援助。（拿骚的）路易立刻行动，与他行事谨慎的兄弟威廉共谋，在德国募集4000骑兵与40个连的步兵。

8月9日，菲利普签署一项正式的法定文件，宣称他提出的赦免令是被迫的，违背了他的意志，因此不能约束他。8月12日，他向教皇保证，宗教裁判所的停止全视教皇同意与否。8月14日，一群新教徒因为传教士指责宗教的肖像是一种邪神而被触动，闯入圣奥默地区所有的教堂，捣碎圣像与祭坛，并毁坏所有的装饰品。在这个星期，类似的暴徒在伊普瑞斯、库特赖、奥德纳德、瓦伦辛等地如法炮制。在安特卫普，16日和17日两天，暴民闯入大主教总教堂，捣毁祭坛，砸碎彩色玻璃、十字架与其他的圣像，毁坏风琴、刺绣艺品、圣餐杯、圣体匣，打开坟墓，剥去尸体的装饰品。他们喝圣餐中用的葡萄酒，烧毁珍贵的弥撒书，践踏艺术杰作。他们拿来梯子与绳索，把雕像从壁龛上拖下来，用大锤子敲碎它。群众狂呼大喊着，横扫安特卫普，毁坏了30间教堂以及修道院的圣像与装饰品，烧毁修道院的图书馆，驱走修道院中的修士与修女。“加尔文教派的复仇女神”的消息传到图尔奈时，破除偶像的运动爆发了，每一间教堂都惨遭掠夺和破坏。仅佛兰德斯一地就有400个教堂的雕像被洗劫，科兰波切伯爵主持这次大破坏，并以被奉为神圣的圣饼喂他的鹦鹉。在别处，一些曾为牧师的人，用叉子烤圣饼。复仇女神从佛兰德斯进入北方诸省，到达阿姆斯特丹、莱登、代尔夫特、乌得勒支，最后到达格罗宁根与夫里斯兰。大部分新教徒领导者责备这些破坏，但有些人则认为与那些曾经施诸人民的暴政相比，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暴动而已，因而判断破坏雕像和肖像比活生生地烧死“异教徒”的罪要小得多。

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经此风暴之后退缩了。她写信给菲利普说：“此刻，这个国家除了天主教外，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加以纵容。”菲利普想伺机报复，但摄政面对这些武装的暴民与大无畏的领导者，不得不让步了。8月23日，她与“乞丐”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此协定，早已实施的加尔文教礼拜仪式的地方不再受限制，唯一的条件是不得骚扰天主教的仪式；而且根据此协定，新教徒应该把武器放在家里。同盟的发言人宣称，只要政府遵守协定，他们同意解散他们的组织。于是，宗教上的迫害停止了，各处立即显得和平宁静。

奥朗日的威廉与西班牙国王都不满意让事情就此平息。威廉认为热烈的新教的扩展，是赢得荷兰独立的一种方法。虽然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他辞去了所有的公职，组织了自己的间谍活动组织，到德国（1567年4月22日）招募士兵与寻求财源。5天后，阿尔瓦公爵接受菲利普的委托，离开西班牙，征召军队，对那些加尔文教徒施以报复，而且坚决采取武力，摧毁荷兰境内所有的异端、叛乱及自由。

阿尔瓦在荷兰（1567—1573）

阿尔瓦当时59岁，在埃尔·格列柯画像中的模样是这样的：修长纤瘦，黑眼珠，黄皮肤，银须。20岁时他继承了显赫的头衔与庞大的地产。他很早就开始军事生涯，以勇敢、智慧与严厉著称。菲利普要他加入自己的内阁会议，并虚心聆听他的谏言。在此紧要关头，作为一位曾受西班牙式纪律与虔敬训练的军人，他的献策是：毫无怜惜地扫平叛乱者，因为任何退让将使敌人更加顽强。菲利普授以全权并祝福他成功。

阿尔瓦横过意大利，并在意大利招募一支1万人的精选部队，其主要兵源是驻扎于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西班牙卫戍部队，给他们最新的武器与甲胄，并挑选出2000名妓女慰劳他们。他率领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勃艮第、洛林和卢森堡，于1567年8月22日进入布鲁塞尔。爱格蒙特非常恭谨地迎接他，并送他两匹罕见的骏马。玛格丽特带着遗憾与他相见，觉得她兄弟的这一举措，无疑在她才重新恢复人道秩序时免除了她的职务。阿尔瓦将他的西班牙部队驻进几个大城市时，她提出抗议，但是公爵冷漠地回答说：“我已准备对此负全责。”玛格丽特请求菲利普允许她辞职，他答应了，并赐给她一份相当丰厚的恩俸。她离开布鲁塞尔，回到她在帕尔马的家。天主教徒很忧伤，因为他们尊敬她；新教徒也很忧伤，因为他们知道不久在阿尔瓦有计划的严酷暴行之下，她那些最残忍的措施也会显得温和。

这位新摄政兼总督，把自己安顿在安特卫普的城堡，并着手准备清除荷兰的异教徒。他邀请爱格蒙特和霍恩共进晚餐，摆下“鸿门宴”将他们逮捕，并在层层重兵护卫下，把他们送到根特的一座城堡里（9月7日）。他指派了一个“纷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恐惧的新教徒们称为“血腥委员会”，9位委员中荷兰人有7位、西班牙人有2位，但只有西班牙人有投票权，阿尔瓦则对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案件保留了最后裁定权。他命令议会搜捕所有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政府的可疑人物，秘密地审问他们，如发现有罪即毫不留情地迅速予以惩治。密探们四处侦察，告密者受到鼓励出卖他们的亲戚、敌人、朋友。对外移民是被禁止的，船长如果帮助移民将被吊死。凡是不能阻止或不惩治叛乱的城市，则被判为有罪，有关官员则被禁锢或罚款。成千的人遭到逮捕，在某一清晨就有约1500人在睡眠中被捕而送往监狱。所有的审判立即进行，一次投票判处死刑的人数达30人、40人甚至50人。在一个月中（1568年1月）有84名瓦伦辛的居民被执行死刑。不久，佛兰德斯的居民几乎没有一家人不沉浸在家人被“血腥委员会”逮捕或杀害的悲痛中。在荷兰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抗，即使是轻微的批评，也可能导致逮捕的厄运。

阿尔瓦感到他的成功中唯一的瑕疵是：未能引诱奥朗日的威廉进入他的掌握中。“纷争委员会”草拟了一份起诉书，对威廉、威廉的兄弟路易、威廉的连襟——范登伯格（Van den Berg）伯爵、蒙蒂格尼男爵及其他曾经鼓动异端邪说及叛乱的领导者诸人予以起诉。蒙蒂格尼男爵仍然留在西班牙，菲利普将他囚禁起来。威廉的儿子菲利普·威廉，即布伦伯爵，是卢万大学的学生，也被捕了，被送往西班牙，并被教养成为一位激烈的天主教徒，否定了他父亲的主义。威廉被宣布为一个罪犯，任何人都可以杀他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威廉继续编组军队，鼓励他的兄弟路易也如此做。他求援于路德教派的王子们，但他们的反应冷漠；他向伊丽莎白女王请援，她很谨慎地予以婉拒；他筹募的金钱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莱登、哈伦、夫勒辛等地送来；范登伯格伯爵、科兰波切、胡赫斯特拉滕（Hoogstraaten）每人各送了3万金币；而他本人也卖掉珠宝、金银器皿、织锦画、家具，贡献了5万金币。由于法国宗教战争的休战，许多雇佣兵都身无分文地回到德国，兵源很充裕。这时宽容政策对威廉是相当必要的，他必须赢取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徒的支持，他还必须向荷兰的天主教徒保证：在脱离西班牙统治后，绝不干扰阻碍信奉天主教的活动。

他计划三支军队同时行动。法国新教徒的部队从西南方攻击阿都瓦，胡赫斯特拉滕率领他的部队攻击南方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拿骚的路易由德国攻入东北方的特里斯兰德。法国新教徒的部队和胡赫斯特拉滕的部队都被击溃，但路易的部队在海利杰里（Heiligerlee）把西班牙的军队打败了（1568年5月23日）。阿尔瓦下令处死爱格蒙特和霍恩（6月5日），以便征调原来用于警卫他们及根特的3000人的军队。他率领这支增援部队向夫里斯兰进发，在杰敏根击溃了路易的脆弱部队（7月21日），并杀了7000人。路易逃脱。10月，威廉率领2.5万人进入布拉班特，决心与阿尔瓦拼死一战。阿尔瓦军队数目虽不如威廉多，但训练精良，战略的运用更胜过威廉。阿尔瓦除摧毁其后卫部队外，尽量避免正面战斗。威廉的军队因发不出军饷，士兵们拒绝作战。他只好把他们安全地带到法国予以解散。然后，他自己化装成为一个农夫，从法国逃到德国，由一城潜至另一城，以防被杀。这几场惨烈的战役掀起了“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的序幕，荷兰人表现了空前的毅力，直到1648年他们最终获得胜利。

此时，阿尔瓦是战场上光荣的胜利者，但也同样遭遇到军费短缺的问题。菲利普安排热那亚的银行家由海运送45万金币给他，该船舰却遭英国的掠盗，迫入普利茅斯港，加之伊丽莎白女王本来就有意帮助威廉，便没收了这笔钱财。阿尔瓦召集贵族和国会议员到布鲁塞尔开会，而且建议（1569年3月20日）所有财产征收1%的直接税、不动产每次转让征收5%的永久税、每批交易征收10%的永久税。国会抗议此项税收，因为许多物品在一年中将数度易主，此种交易税近乎没收。此案呈各省议会表决，遭到激烈的反对。阿尔瓦不得不延缓10%税捐的征收，直到1572年才施行。同时，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必须安于1%的税收和每年200万金币的赠款。纵使是1%的税也很难征收到。乌得勒支地区拒绝缴付税款，尽管他在当地驻了一团军队，抗拒之事仍然发生。阿尔瓦宣布该区为叛国区，废止其特许状和特权，没收人民的所有财产，归于国王之手。

由于这些税捐及其执行的手段，使从未尝过败绩的阿尔瓦被打败了。现在几乎全体民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反对他。他们抱怨他的苛刻税收使已经繁荣的荷兰商业活动受到阻碍和打击，迁怒之声与日俱增。这位打仗比管理财务更熟练的阿尔瓦，为了报复伊丽莎白擅自占取热那亚那笔款项，强占英国在荷兰的财产，同时禁止和英国通商。伊丽莎白随即没收荷兰在英国的货物，又把贸易转向汉堡。荷兰商业很快没落。店铺关闭，失业情形日趋严重，而过去一向对新教徒的吊死及掠夺教堂事件耐心容忍、势力庞大的商业阶级，也秘密倾向于革命，并资助经费。天主教教士唯恐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也反对阿尔瓦，并警告菲利普说阿尔瓦正在毁灭这个国家。曾经为阿尔瓦的胜利而高兴的教皇庇护五世，也和枢机主教格兰维尔同为阿尔瓦的残酷而悲痛，主张大赦所有悔改的叛徒和异教徒。菲利普同意此举，并通知阿尔瓦（1569年2月）。但阿尔瓦要求暂缓，因此大赦一直到1570年7月16日才正式公布。在这一年，教皇赐给阿尔瓦神圣的帽子和佩剑，赐给阿尔瓦的妻子金玫瑰。菲利普把监禁在牢狱中的蒙蒂格尼处死（1570年10月16日）。

新的暴动相继发生。1568年3月，一群自称是“蛮横乞丐者”的人改变他们的初衷，掠夺教堂和修道院，并把牧师和修道士的耳朵和鼻子割掉，仿佛有意和“血腥委员会”的残暴一较高下。1569年至1572年，另一批自称为“海上乞丐”的群众攫取18条船的控制权，以奥朗日的威廉的名义，袭击荷兰的海岸，抢劫教堂和修道院，夺取西班牙的船只，并在友善的英国港口——甚至在远方，那时还为新教徒把持的拉·罗契尔取得补给。任何沿岸城市只要没有西班牙卫戍部队驻守，那些“海上乞丐”就蜂拥而至，占领要塞堡垒，并开筑险峻的堤坝，使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办法接近。阿尔瓦无法再得到由海运而来的供应。受到这样的保护，一些主要城市如荷兰、西兰、吉德兰、夫里斯兰等都向奥朗日的威廉表示忠贞不贰，并且同意给予他军需补给（1572年7月）。威廉先把总部迁移到代尔夫特，并宣布自己是“秃子、加尔文教徒”，他的脑袋的确比他的信仰更真切。菲利普·凡·马尼克斯（Philip van Marnix）写了一首诗歌《威廉·凡·那叟》，这首诗成为荷兰的国家赞美诗。

由于受到如此的鼓励，威廉组织了另一支军队，攻入布拉班特。同时，拿骚的路易靠着科利尼的支持，在法国筹组一支部队进入埃诺，攻陷了瓦伦辛和蒙斯（1572年5月23日）。阿尔瓦进军收复蒙斯，希望借以阻止路易由法国取得进一步的支援。威廉向南方进军支援他的兄弟。他虽赢取了小小的胜利，不久其财源耗尽，他的部队靠抢劫教堂维持，以杀戮教士自娱。天主教起而反抗，威廉的军队逼近布鲁塞尔时，发现城门紧闭，市民武装抗拒。他们继续前进，当距离蒙斯仅1英里时，他们在睡梦中受到600名西班牙士兵的袭击。威廉的800名士兵在来不及整军抗拒之前就被杀，威廉自己也弃甲逃遁，带着残余的部队逃到布拉班特的梅赫伦。由于科利尼被杀及圣巴托罗缪大惨案的发生，从法国取得援助的希望也告幻灭。9月17日，蒙斯城落在阿尔瓦的手里，阿尔瓦允许路易和他的残存部队安然离去，但阿尔瓦的将军菲利普·诺瓦梅斯（Philippe de Novarmes）自作主张，吊死上百的居民，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廉价收买居民的财物。

威廉在战略上的失败、对军队的缺乏控制及“乞丐们”的蛮横，破坏了他团结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和路德教徒反对阿尔瓦暴政的希望。这些“乞丐”几乎都是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对付天主教徒的残暴，与宗教裁判所、“血腥委员会”对付叛徒和异教徒如出一辙。他们要天主教的俘虏在皈依加尔文教和死之间做选择，有时候在经过难以置信的痛苦拷问后，他们毫不犹疑地杀死这些坚守旧信仰的天主教徒。在争斗中，双方都杀死了许多战俘。

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吊刑……他们自己的兄弟，被敌人虏获……岛上人民在这些残酷的行为中找到了残暴的乐趣。在他们眼中，西班牙人不再具有人性。有一次在维尔，一位外科医生把一个西班牙囚犯的心脏割出来钉在船首，邀请市民观看，并以牙咬嚼心脏。许多人做了此事以满足兽性。

这些残忍的“乞丐”击败了阿尔瓦，阿尔瓦从战役中退休下来，把收复和惩罚那曾经赞同或屈服于威廉的城市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阿尔瓦雷斯（álvarez）。阿尔瓦雷斯从梅赫伦开始着手，这个城市仅做稍微的反抗，教士和市民都参加悔罪的行列，请求赦免此城。但阿尔瓦下令复仇。3天内，阿尔瓦雷斯的部队抢劫民家、修道院和教堂，偷取珠宝和神像穿的贵重外袍，把圣饼践踏于脚下，屠杀男人，侵犯妇女，不论其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他的军队侵入吉德兰省，击溃聚特芬微弱的防线，几乎杀尽城里的人。小纳登（Naarden）城经过短暂的抵抗也屈服了，款宴迎接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士兵们又吃又喝，然后杀死城里每一个人。他们继续向哈伦前进，此城是加尔文教的中心，曾对叛乱表现得特别热心，他们有一支4000名军士的卫戍部队坚守城池，以致阿尔瓦雷斯打算撤退。但阿尔瓦威胁他，假如他停止围攻，就不认他这个儿子。威廉派3000名士兵去攻打阿尔瓦雷斯的军队，但全军覆没，而所有拯救哈伦的努力均告失败。经过7个月的围攻，城内的粮食殆尽，人民以野草树皮果腹，最后终于投降（1573年7月11日）。当时守军仅剩1600名，他们大都被处死，400个居领导地位的市民被处决，其余同意以缴付25万基尔德而获得赦免。

这是阿尔瓦政权的最后、花费最大的一次胜利。伤亡的士兵超过1.2万人，令人痛恨的税收所得都徒然倾入战争的漏勺里。菲利普把金钱的损失看得比人命的伤亡更重。他发现阿尔瓦不仅不受拥戴，而且支付无度，更发现阿尔瓦将官们要联合荷兰反对西班牙。阿尔瓦察觉局势的改变而请求离去。他自夸曾处决1.8万个叛徒，但异教徒的势力仍然屹立不动，他们甚至控制了港口和海域，荷兰和西兰两省都完全脱离国王的控制。那慕尔主教估计阿尔瓦在7年里对天主教的伤害远较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在这30年对天主教的伤害更大。阿尔瓦辞呈获准，他离开了荷兰（1573年12月18日），受到菲利普的善待，在72岁时又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葡萄牙（1580年）。班师回国途中，他患了慢性热病，只能靠喝人奶苟延生命。他死于1582年12月12日。他以人奶维持了一年生命，却有半个世纪活在血腥中。

雷克森斯与堂·胡安（1573—1578）

菲利普派了前任西班牙驻米兰总督堂·路易·雷克森斯（Don Luis de Requeséns）接任阿尔瓦的职位。这位新任统治者对叛徒的数目之众和士气之旺感到惊讶，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理解他们怎么能够维持如此多的舰队，陛下却一支舰队也不能支持。然而，好像这些为生命、家庭、财产及错误的信仰——也就是说，是为他们自己的主义——而战的人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满足了，并不要求薪酬。”他请求菲利普允许他大赦所有人，除了坚持不肯让步的异教徒，允许他们移民，并废除10%的交易税。奥朗日的威廉明白这些建议只是一个争取时间的把戏、想把新教徒从荷兰根除的新诡计。唯有在西班牙允许充分的宗教自由、恢复省的特权及所有西班牙人从民间和军事据点撤退的情况下，威廉才愿接受和约。战争继续进行，在穆克（Mook）一役中（1574年4月13日），威廉的兄弟拿骚的路易和亨利相继阵亡。

此时发生的两件事有助于这场叛乱：菲利普宣告破产（1575年）和雷克森斯死于围攻齐里科齐（Zierikzee）之役（1576年3月5日）。国王指派他的异母兄弟奥地利的堂·胡安接任那个令人讨厌的职位，但堂·胡安直到11月才到达卢森堡。在此时期，荷兰和西兰的代表在代尔夫特（4月25日）签订《和解法案》（Act of Pacification），给予威廉陆海至高的统帅权和任派官职权，甚至在紧急需要时，有权将其盟国置于一位外国亲王的保护之下。获得这个新的职权，威廉呼吁其他诸省加入，驱逐荷兰境内的西班牙人。他保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有思想上和宗教上的自由。

在南方诸省，如果不是西班牙士兵在齐里科齐发生兵变（7月），开始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和暴行，使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他的呼吁可能引不起什么共鸣。在布鲁塞尔的内阁谴责他们，他们却公然蔑视之。内阁宣布他们为不法之徒，却缺乏实力对付他们。威廉表示愿意派军队保护并重申其宗教自由的誓言，但内阁迟疑不决，于是布鲁塞尔的人民推翻它成立另一个由菲利普·克罗伊（Philippe de Croy）领导的内阁，由他与威廉谈判。9月26日，根特欢迎一队由威廉派来保护他们、抵抗西班牙反叛士兵的部队。10月19日，布拉班特、佛兰德斯及费纳特的代表在根特开会，他们都不愿其政府与威廉联盟。20日，西班牙的叛乱者抢劫了马斯特里赫特。28日，参加会议者为了得到威廉部队的保护，签订了《根特和约》（Pacification of Ghent），停止了所有对异教徒的迫害，同意联合起来把所有的西班牙人从他们的省份驱逐出去。南方诸省的国会在布鲁塞尔开会，拒绝签署和约，认为这是对抗国王的战争宣言。

叛军的作乱再次增强了威廉的论点。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军队占领了安特卫普，发动了荷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抢劫。市民起来反抗，但是都遭击溃，有7000人被杀。上千的建筑物，其中有些是建筑的杰作，都付之一炬。男女老幼都被疯狂的西班牙士兵屠杀，他们口中大喊着“圣地亚哥！西班牙！流血吧！纵欲吧！放火吧！抢劫吧！”整个晚上士兵都抢劫着这座富裕的城市，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为了逼出隐藏的财物，不管真有还是假有，他们当着子女的面拷打双亲，婴儿在母亲的怀中被砍杀，丈夫目睹妻子被鞭打至死。在两天多的时间里，“西班牙复仇女神”继续发着狂怒，直到士兵们抢够了黄金珠宝及贵重的衣服，开始在死尸杂陈的街上，互睹他们所抢来的东西。11月28日，国会批准了《根特和约》。

堂·胡安从卢森堡通知他将进入布鲁塞尔时，国会答谢：除非他接受和约，恢复各省的特许状，解除荷兰境内所有的西班牙部队，否则国会不接受他为统治者。堂·胡安骁勇善战，但不长于外交，无兵又无钱，在卢森堡烦闷地度过了一个冬天，1577年2月12日，他签署了《永久的诏书》（Perpetual Edict），承认和约及各省的特权。3月1日，堂·胡安设宴庆祝他进入布鲁塞尔，而此城也高兴有一位这样英俊而无实权的统治者。西班牙部队离开了，和平的笑容在这曾遭蹂躏的地方呈现片刻。

堂·胡安的梦想超出了他的财力所能负荷的范围。经过在莱潘托和突尼斯的征战无功之后，这位无助的贵族心灰意冷。在邻近的英格兰，美丽的玛丽·斯图亚特正被凶恶的伊丽莎白囚禁。他不禁发问：“为什么不召集一支军队和船舰，渡过海洋，废除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而使那陷入黑暗的地区重回天主教的怀抱呢？”菲利普畏惧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认为他的弟弟愚不可及。堂·胡安证明了这一点，他突然离开布鲁塞尔（6月11日），成为天主教华隆军团的领袖，否认和约。国会与堂·胡安谈判，未获任何结果，于是邀请威廉来到首都。他在到达时（9月23日）受到大部分天主教市民的欢迎，认为只有他能够引导荷兰走向自由。10月8日，国会通知堂·胡安，不再承认他为统治者，但将会接受他的一位血亲接替他的职位。1577年12月10日，除了那慕尔省外，所有省份联结为“布鲁塞尔联盟”。惧于威廉的加尔文主义，国会中的天主教会员请求奥地利大公马赛厄斯接受荷兰政府。这位20岁的年轻人来了，而且正式就职（1578年1月18日），但威廉的支持者说服这位新统治者指派威廉为他的副官，实际上就是内阁和政策的指挥者。

只有各种宗教的相互容忍，才能够保持这个联合，而不致失于偏执。荷兰的加尔文教徒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一样，坚信只有无宗教信仰者能够实行容忍。他们许多人公开称奥朗日的威廉为无神论者。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彼得·达西纳斯（Peter Dathenus）指控威廉把国家当作唯一信仰的神，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就像别人换一件衣服那样。加尔文教徒只占荷兰人口的1/10（这种情形持续到1587年），但他们都是活跃而有野心的人物，都是武装的。他们控制了政治集会，以新教徒取代天主教徒官员。1573年，各省议会禁止所有天主教徒在荷兰进行礼拜仪式，理由是每位天主教徒都可能臣服西班牙。1578年，加尔文教义在西兰几乎是普遍化的宗教信仰，而在夫里斯兰，虽然人数不多，却保有政治上的支配力。1572年，破坏偶像的浪潮掠过荷兰和西兰，1576年后，其他各省，甚至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也都经历了类似浪潮。所有宗教与艺术的结合都被指斥为崇拜偶像和冒渎神圣。教堂里的画像、雕像、十字架及装饰品一律除尽，金银器皿被熔掉毁掉，仅存的是空白的墙壁。那些“乞丐”拷问天主教教士，把一些教士处死。

威廉反对这些措施，却默许少数加尔文教徒在布鲁塞尔、伊普瑞斯、布鲁日及北方的佛兰德斯夺取政权。在根特，胜利的加尔文教徒任意禁锢议员，抢劫教堂和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禁止所有的天主教活动，在大庭广众下把修道士烧死，并建立了一个革命性的共和国（1577年）。在阿姆斯特丹（1578年5月24日）武装的加尔文教徒进占市政府，赶走了官员，而以加尔文教徒取而代之，并在被洗劫一空的教堂举行“宗教改革派”的崇拜仪式。第二天，同样的暴乱也使哈伦城面目全非。在威廉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卫普，新教徒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士赶出这个城市（5月28日）。威廉痛责他部下的这些暴行，并劝服他们让天主教恢复活动，但1581年，安特卫普和乌得勒支的天主教活动都被禁止了。加尔文教徒指责天主教的教士以伪造的圣徒遗物和捏造的奇迹欺骗人民。

威廉忧伤地看着自己多年来辛苦促成的联盟在分歧、混乱和仇恨的情况下收场。几个实施加尔文教派民主政体的城市都陷入混乱，以至于一些有财产的人，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不禁怀疑这些新的统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比旧日的敕令及所有其他的行政措施更糟？威廉为了迎合这一要求秩序的趋势，与弗朗索瓦即安茹公爵商议，从腐败无能的马赛厄斯手中接管统治权。但后来事实证明安茹公爵是一个不忠与无用的人。正在此时，一支拥有2万士兵、受过严格训练的西班牙新军，在当时最具才干的将领的领导下向北方进军。这对于威廉来说真是一件极端不幸的事。1577年12月，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即帕尔马公爵率领他的部队到达卢森堡的堂·胡安那里。1578年1月31日，他在格布罗克斯（Gembloux）打败了国会的部队。勒芬（Louvain）城及上打的小城市都向这位新征服者投降。荷兰的国会从布鲁塞尔迁到安特卫普，堂·胡安刚刚嗅到新的荣耀气息，却在1578年10月1日因恶性热病，死于那慕尔城，享年33岁。于是菲利普指派法尔内塞为新总督，开始了新的一页。

帕尔马与奥朗日（1578—1584）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当时33岁，是前摄政玛格丽特的儿子。在西班牙长大，他宣誓效忠于菲利普，曾参加莱潘托战役，他把生命的最后14年贡献给国王，致力于拯救南荷兰。1586年，他继承了帕尔马的公国和头衔，但他从没有即公爵之位。他有锐利的眼睛、黝黑的容貌、短黑的头发、鹰鼻及浓密的胡须，显示出他是具有才能、勇气及聪明的人物。他拥有阿尔瓦的军事才能，可没有他的残酷，他更精于谈判和演讲。荷兰的战争现在变成帕尔马公爵的外交手腕和军械与奥朗日王子的英雄毅力之间的决斗。帕尔马公爵是靠天主教的财源和希望支持，奥朗日王子则是靠荷兰商人的财源资助、朋友们的宗教狂热的帮助。

1579年1月5日，一群来自埃诺、杜埃、阿图瓦、里耳等地的天主教贵族受到阿拉斯主教的鼓励，组成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宗教与财产的阿拉斯联盟（League of Arras）。1月29日，荷兰、西兰、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及吉德兰诸省，为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由，组成了乌得勒支联盟，不久他们又联合了夫里斯兰、奥维里塞尔。这7省的“联合省”变成今天的荷兰，其余诸省变成“西班牙人的荷兰”，于19世纪成为比利时。这17省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一部分是由于南方绝大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而北方新教徒居大多数，同时也因大海港与河流在低地形成的地理上的分割使然。这些宽阔的河流及可资控制的海堤，提供了防御性的军港，阻挡了来犯的西班牙舰队和军队。

5月19日，阿拉斯联盟与帕尔马签署了协约，约定除了天主教外不容许其他宗教存在，而且假如能恢复省的特权和自治组织，便接受西班牙的统治。经过游说、贿赂、武力等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公爵很快为西班牙收复了几乎所有的南方诸省。在布鲁塞尔、根特和伊普瑞斯的加尔文教领袖放弃他们的征战地，逃至北方的新教徒之地。1579年3月12日，帕尔马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马斯特里赫特。马斯特里赫特在一条同名河上极具战略地位，也因此得名，双方都表现得英勇非凡、残忍异常。攻击者掘通了几英里长的地下通道，想借此攻入城堡，而防御者——不分男女——一起掘地道迎战，人们就在地道中做殊死决战。经过4个月的努力及猛烈攻击，围攻者在城墙上凿了一道缺口，在晚上悄悄地侵入，捕捉正在睡眠中疲惫的守卫者，屠杀6000个男女老幼。城里3万人口现在仅存400人。帕尔马召来了华隆的天主教徒定居于此。

对于新教徒而言，那是一场较大的灾祸。威廉虽曾试着去援救此城，却徒劳无功。这使他受到指责，称他不能胜任和延误军机，其中一部分也是事实。那些曾因他们的偏执和暴乱而破坏威廉的联盟政策的激进党人，现在控诉他在与天主教的安茹公爵谈判时背叛了他们的主义，并指出他在过去一年内没有参加宗教礼拜仪式。菲利普趁机颁布禁令（1581年3月15日）打击奥朗日，详细描述威廉所有的罪状：忘恩负义、不忠、重婚及罪恶。

因此……基于他所有的恶行看来，他是滋扰社会和平的首脑，是社会的害群之马，我们要放逐他，并禁止所有臣民公开或秘密地与他结合或联络，或者供给他食物、水、火或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宣布他是人类的敌人，并把他的财产给予所有该得的人。为了早日把我们的人民从他的暴政及压迫下拯救出来，我以国王及神的仆人的身份保证，假如我们的臣民中有如此慷慨心肠之人……私自执行这个法令，而帮助我们驱除此害群之马，不论其是死是活，若有人将他送交我们，或立刻刺杀他，我们将如其所愿地赐给他及其子孙土地或钱财——总数达2.5万金币的奖赏。假如他犯罪，不管是哪种罪，我们将赦免他；假如他不是贵族，我们将封他为贵族。

国会对此法令的反应是，指派威廉为荷兰和西兰的行政长官（1581年7月24日）。两天后，荷兰、西兰、吉德兰、乌得勒支、佛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的代表们在海牙签订了《誓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庄严地弃绝对西班牙国王的效忠。在文献上，此法案在荷兰历史上就如《权利宣言》在英国历史上那样著名。他们宣称：对待他的臣民如奴隶及破坏他们的自由的统治者，将不再被承认是他们合法的最高统治者，并可以依法将他免职。威廉由他的牧师为他写了一篇正式的答辩呈送国会和欧洲各宫廷。他欣然接受“禁令”就像是一种荣誉。他控诉菲利普乱伦、通奸及谋害妻儿，并表示只要能有益国家，他愿意立刻辞退官职，离开荷兰，甚至牺牲性命。他以他的箴言签署了这项文件，保证“我将坚守”。

不久（1582年3月18日）菲利普的禁令初收成效。让·若雷吉（Jean Jaureguy）为了那笔巨额赏金，携带了一支枪，并祈求神的帮助，发誓把部分战利品献给圣母玛利亚，便动身前往安特卫普刺杀奥朗日的威廉。子弹射入了威廉右耳下方，穿过上颚从左面颊露出来。刺客当场被威廉的侍卫捕杀，但其使命几乎达成——数星期来王子濒于死亡边缘。法尔内塞邀请叛乱诸省，既然他们固执的首领死了，就来与他们仁慈的国王讲和。威廉在他妻子夏洛特的细心照料下逐渐康复，他的妻子于5月5日因疲劳过度发烧而死。7月，两个无名的阴谋者计划毒害奥朗日王子和安茹公爵。这件阴谋被及时发现，罪犯遭到逮捕，其中一个在狱中自杀，另一个被送到巴黎。

1582年，安茹在安特卫普募集到一些法国士兵作为亲身侍卫。他不满公爵头衔，梦想自称为王。1583年1月17日，他的部下突然呐喊“弥撒万岁”，企图攫取控制此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几乎2000人因这个“法国复仇女神”而丧生。叛变失败，安茹逃走，威廉因为曾经长期支持安茹，受到更大的损失——声望下降。3月，又有一件谋刺事件发生，这使他感到住在安特卫普并不安全，便迁移总部到代尔夫特。格罗宁根和吉德兰两省现在与帕尔马讲和了。只有两个“联合”省仍然服从威廉，荷兰和西兰这两个省份为了表示忠诚，将荷兰行政长官变为威廉家族世袭（1583年12月）。此事奠定了奥朗日皇室的基础，该皇室在1688年半征服、半继承地进入了英国。

暗杀事件仍相继而起。1584年4月，夫勒辛的汉斯·汉斯朱恩（Hans Hanszoon）想要炸死威廉。他失败了，被处以死刑。勃艮第的巴尔塔萨·热拉尔（Balthasar Gérard）受到宗教狂热及2.5万金币赏金的吸引，他去找帕尔马公爵表示愿意杀死奥朗日王子。帕尔马判断这位20岁的年轻人不适合执行这样危险的工作，拒绝先付给他些许赏金，但答应假如他成功的话，会给他全部的奖金。热拉尔到代尔夫特，伪装成贫穷而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接受威廉12个银币的施舍，而以3枚子弹射杀威廉（1584年7月10日）。威廉叫道：“上帝啊，怜悯我的灵魂……怜悯这个穷人吧！”几分钟后他就死了。热拉尔被捕，接受城里法官的审判。他对他的成功感到欣慰，坦然接受极端残酷的死刑。威廉被尊称为“国父”，葬在代尔夫特。为倡导革命他几乎牺牲了全部财产，留下12个几无分文的孩子——他仅具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以至身后极为凄凉。

全部奖金付给了热拉尔的双亲。荷兰的天主教徒欢欣鼓舞，认为这桩罪行是上帝在为那些亵渎神圣和谋杀教士的暴行复仇。他们把刺客的头当作珍贵圣徒遗骸送到科隆，在以后半个世纪，他们费尽心机想为他争取到圣徒的尊称。

胜利（1584—1648）

领袖威廉的去世使这些在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部属们士气低落。帕尔马攻取了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梅赫伦、安特卫普，1585年年底，马斯以南所有的荷兰领土除了奥斯坦德和斯卢伊斯外——都归入西班牙。但“乞丐”仍控制港口海域。

北方诸省再三求援于伊丽莎白，直到现在她才采取行动。她深知荷兰的叛乱防止了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她不能坐以待毙，而且荷兰人民控制英国的羊毛市场。1585年12月，她派遣一支由莱斯特及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率领的精良部队到荷兰。莱斯特因为是叛乱诸省的总督，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看到南方诸省从北方输入生活必需品，他禁止与任何西班牙属地交易。但荷兰的商人以这种贸易为生，他们与西班牙战争时，依旧输出货物到西班牙，拒绝服从莱斯特的禁令。在聚特芬战败（1586年9月22日）后，莱斯特在羞愤交加的情况下离开了荷兰。在以后的一年中北方仍呈现混乱的局面，这个小共和国能继续存在实得力于下列几个原因：菲利普正专心致力于入侵英国的计划，又分心攻打法国的那瓦尔的亨利；荷兰人控制了海域以及荷兰商人的财富和坚毅；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政治才能及拿骚的莫里斯的军事才干，拿骚的莫里斯是威廉一世之子。

莫里斯在父亲死后不久，就被选为荷兰和西兰两省的行政长官。1588年，21岁时，他被任命为联合省的总司令和舰队总司令。1590年，乌得勒支、奥维里塞尔和吉德兰省颁布他为行政长官。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在莱登教授的数学课程使他受益匪浅。莫里斯就把这最新的科学应用于弹道学、工程学及围攻术方面。他训练荷兰军队加强团结和整顿纪律。在一连串的战役中（1590—1594年），以快速的机动力和出其不意的战略，收复了聚特芬、代芬特尔、奈梅亨和格罗宁根。菲利普突击攻打英国及亨利四世则遭受失败。帕尔马技穷财尽，身体负伤，心力交瘁，死于斯巴（1592年2月20日）。

菲利普派遣奥地利的大公厄尔内斯特继承帕尔马，他不久就死了。枢机主教阿尔伯特大公代之，阿尔伯特辞去教皇的圣职，娶了国王的女儿伊莎贝尔·克莱拉·尤金妮娅。在菲利普死前不久（1598年），他赐给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在荷兰的君权，附加条件是：假如他们过世了，而又无子女可以继承，则君权应复归还西班牙。他们是有才干、很仁慈的统治者，不能征服北方诸省，但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文明的政体。在此政体下，教会的艺术和鲁本斯的裸体画在愉快与和谐中蓬勃发展。

1603年，出现一位新人物。阿尔伯特围攻奥斯坦德，两年未获成功。一位意大利银行家斯皮诺拉（Ambrosio de Spinola），以他的财产帮助西班牙，筹组一支8000人的部队，给予最优良的装备，参加围攻而取下了奥斯坦德。但是他巨大的财产也比不上荷兰商人的富有。他们继续不断建造舰队，而且提供经费，去侵扰西班牙船只、威胁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黄金航线。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疲于封锁和屠杀，急于与荷兰谈判。菲利普三世也因厌倦破产，同意这项建议。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不顾莫里斯的反对，说服荷兰人民与西班牙和解。双方终于在1609年签订了休战协定，这项协定带给荷兰12年的和平。

外部的和平反而使内部不协调。莫里斯怨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干预共和国的事务。在技术上来讲，荷兰省财政首长的权限应只限于该省之内，但荷兰省如此富有，其所付给国会的税额，等于联合省其他省份的总和。因此，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很能结合他的智慧和财富的支持，适当地运用其影响力。此外，统治诸省的地主和管理地方行政区的富商都倾向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因为他和他们一样反对民主政体。他说：“由君主统治比由暴民统治好。”莫里斯转而求助于人民，他发现假如他结交加尔文教的牧师则能赢得民心。

现在共和国内的宗教问题有三部分：日益尖锐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新教教会内部的教义之争。加尔文教派会议谋求决定政治的政策及利用政府执行他们的教条。国会不信任加尔文教的集会，视其为一种危险的例子和民主政体的温床。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命令牧师离开政府到民间去的行为，也为他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说也奇怪，即使地方诸省，1609年，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信奉天主教。法律虽然禁止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但并没有认真执行，有232位教士主持天主教的仪式。乌得勒支的省议会命令牧师娶他们的管家，但归顺者寥寥可数，根本毫无服从的气氛。

在新教徒宗教团体内部，有加尔文教徒与少数的“怀疑论者”之间的斗争。后者被如此称呼并不是因为生活放荡不羁，而是热衷于宗教自由——甚至对天主教徒也不例外——及他们主张从一种宽容人道的观点来解释新教神学。这些伊拉斯谟传统的继承人（奥朗日的威廉也曾是其中之一）被坚信宿命论和认为他们的信仰应在联合省各地强制执行的清教徒，或正统的加尔文教徒指斥为秘密的“天主教徒”。科恩赫特·狄克曾做过奥朗日王子的秘书，著文力主宗教信仰自由，并建立了荷兰的文学。一位阿姆斯特丹的传道者雅各·阿米纽斯（Jacobus Arminius），被指派去反驳科恩赫特的观点，但他研究这些观点以准备答辩时，却被说服，因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在莱登教授神学时，即因怀疑宿命论说和反对路德与加尔文的论点，主张行善和虔信上帝一样能使人得救，而得罪了清教徒。他认为有品德的异教徒也可以免入地狱，并臆测所有人最后均将得救。他的同事弗朗西斯克斯·格马鲁斯（Franciscus Gomarus）教授称他为狡猾的异教徒。

阿米纽斯死于1609年。那时他赢取了一些有势力的党羽，包括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雨果·格劳提斯（Hugo Grotius），后者是鹿特丹受年金者。在1610年，这些“怀疑论者”草拟了一份抗议书，反对宿命论、选民论、定罪论等教条，并建议召开一个由教士与俗人共同参加的国家宗教会议，以重新定义基督教改革派的信仰。而清教徒则有系统地发表一篇反驳的抗辩书，用来再次肯定加尔文教的神学理论：

在亚当堕落之后，上帝保存了一部分人类，使免遭毁灭的命运，而且……注定他们将由耶稣基督来拯救……在这些选民中，上帝并不考虑他们的信仰或改变信仰，只是单单依照他的意愿。上帝派他的儿子基督拯救这些他所选定的人，而且仅是这些人而已。

格马鲁斯一派的人则坚持这样的问题只能由牧师来处理，他们称雷蒙斯特兰兹（Remonstrants）为天主教徒，使大多数新教徒站在清教徒一边。拿骚的莫里斯最初对神学的辩论采取一种轻视不理会的态度，后来转变为暂时加入正统宗教的一方。因为他这样做，可以获得人民的爱戴，为他企图重新获得国家的领导权奠定基础。

一场布道和印发小册子的战争随之而来，其激烈实不亚于兵戎相见。激烈的骚动破坏了停战的和平。在海牙，“怀疑论者”（Libertine）的住宅被袭击。鹿特丹正统的加尔文教徒被驱逐出境。荷兰召集一支军队保卫它的神学，其他各省也照样行事。内战似乎即将毁坏这个最近才诞生的共和国。1617年8月4日，荷兰省议会通过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斯切普改革方案》（Scherpe Resolutie）——莫里斯认为它确实严厉——宣称国家在宗教事务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命令各省、各城市武装起来以抵抗加尔文教徒的暴乱。经过乌得勒支，他劝服其省议会招募军队支持荷兰。1618年7月25日，一些人率领一支武装部队进入乌得勒支，强迫该省解散新军团。8月29日，联合省的国会命令逮捕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格劳秀斯及其他的雷蒙斯特兰兹的领导者。11月13日，改革教派的宗教会议在多德勒克（Dordrecht）集会，给雷蒙斯特兰兹神学家一个申述论点的机会，随即判定他们为异教徒，并免除所有雷蒙斯特兰兹的传道者教会与教育的职位。阿米纽斯派的教徒像天主教徒一样被禁，并不得举行公开的集会和礼拜仪式。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逃到英国，在那里他们受到国教徒的热情接待，并强烈影响了英国国教自由主义的信仰。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受到一个特别法庭的审问，不准他请律师。他被指控曾阴谋分裂和危害联盟，并企图在国内另设国家。庭外纷飞的小册子向群众宣传他私生活上的污点，他以强有力的滔滔雄辩为自己辩护，使他的儿女产生很大的信心，认为他必将被释放，于是在监狱前竖起一支五月柱，准备庆祝他即将到来的释放。1619年5月12日，法庭宣告他有罪，在次日执行死刑。格劳秀斯被判终身监禁，由于他妻子的巧妙安排，他逃脱了，后来写了一本值得纪念的书。

尽管这次不宽容主义获得了胜利，宗教自由仍在各省滋长着。天主教徒太多了，根本无法压抑，多德勒克宗教会议有关教义的法令又不能执行。同一年（1619年），门诺再洗礼派教徒自由地在里恩堡（Rijnsburg）设立他们的似教友派（Quakerlike）的学会。有了他们，斯宾诺莎将找到安全的避难所。1629年，笛卡儿称颂他在阿姆斯特丹享受到的学术自由。而17世纪末，荷兰省成为来自各国异教徒的避风港。

1621年8月9日，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阿尔伯特大公死而无子，南荷兰又归于西班牙。斯皮诺拉攻击荷兰的边境城市。莫里斯驱军抵抗，但长年的奋战使他疲倦不堪，在57岁时猝然逝世（1625年）。斯皮诺拉攻陷布雷达，并乘胜直驱阿姆斯特丹，这成为委拉斯开兹画中的一个主题。

荷兰顽强地重整旗鼓。腓特烈·亨利（Frederick Henry）继承他的兄弟为荷兰行政长官，表现了至今隐藏不露的政治家与将领的才能，使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感惊愕。由于弗朗西斯·艾尔森（Francis Aerssens）的外交手腕，他从黎塞留那里得到每年1万里弗的津贴。他筹募了一支新兵，经过长久的围攻，取下了塞托肯波、马斯特里赫特、布雷达。斯皮诺拉当时被幸运地召回伦巴底去了。

同时，荷兰的商人把金钱投资到建造船只，因为每一次海上的胜利都扩展了贸易。1628年，一支荷兰的舰队在皮耶特·海恩（Piet Hein）的率领下，俘获一支从墨西哥运载黄金的西班牙舰队。另一支荷兰的舰队在斯拉克河攻击一支有13只船的西班牙舰队，把它击毁并虏获5000名战俘（1631年）。最辉煌的一次海上大捷是由海军中将马尔顿·哈皮兹朱恩·特罗普在位于多佛（Dover）和迪尔（Deal）之间的美国海峡赢取。西班牙人决心从荷兰人手中重新夺回荷兰港口的控制权，便召集了一支有77艘船的舰队，备以2.4万人。特罗普在海峡看见此舰队，便召来增援船舰。1639年10月21日，他以75艘船舰，驶近前去与敌人交战，击沉、摧毁或俘获大量西班牙的船舰，除了7艘逃逸，1.52万名西班牙水手在战争中被杀或溺死。这场战役在荷兰的历史上，与英国历史上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占同样的地位。这次战役使西班牙丧失了海上所有的海域控制权，截断了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的生命线，并与法国在罗克罗伊（1634年）战胜西班牙军队，一同结束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权势时代。

深深地卷入“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中，西班牙决定放弃荷兰，以便全力以赴与法国作战。1648年1月30日，在芒斯特，西班牙的全权大使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荷兰的“八十年战争”。联合省宣布脱离西班牙，他们的胜利得到承认。莱茵河贸易仅能经由荷兰港口进出北海，荷兰的商人在东西印度得以自由贸易。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自由最长、最勇敢、最坚忍的奋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第二章　从鲁本斯到伦勃朗（1555—1660）

佛兰德斯人

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占欧洲那么小比例的荷兰，竟发展成为两种如此不同的文化，如佛兰德斯与荷兰文化；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仰，如天主教与加尔文教；两种格调与画法截然不同的画家，如鲁本斯与伦勃朗、凡·戴克与哈尔斯。

我们无法从言语的不同来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因为半数的佛兰德斯人 [1] ，与所有的联合省人一样，都是说荷兰语。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可能是由于荷兰人与新教德国接壤，佛兰德斯人则近天主教的法国，部分是因为信奉天主教、效忠王室和实行贵族政治的西班牙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之间较紧密的关系使然。佛兰德斯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和习俗，而荷兰的贫困使他们一直未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可能是由于南方诸省的阳光普照，那里的人民倾向于世俗的、安逸的、放纵的天主教教义，而北方由于多雾、生活艰苦，促成他们严格坚忍的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西班牙军队在南方获胜，而北方河流的阻挠与荷兰雄厚的财力使他们吃了败仗。

安特卫普一定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城市，在它大教堂的塔尖、正面及装饰艺术品还完好无缺时，附近商业贸易中心的商业气氛蓬勃辉煌，河流里穿梭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但后来战争发生了：狂暴的阿尔瓦和宗教裁判所使新教徒的艺术家和商人逃到了荷兰、德国和英国；加尔文教的“复仇女神”掠夺教堂，西班牙的“复仇女神”洗劫民家并烧毁皇宫，法国的“复仇女神”乘胜屠杀；而法尔内塞14个月的围攻，饿死了无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最后，天主教徒加入了新教徒的行列，大批离去。安特卫普的商业也转移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伦、汉堡、伦敦、卢昂等地。

值得安慰的是，一些地区和城市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原，1579年后的佛兰德斯也是如此。纺织工业复苏了，佛兰德斯的花边仍然畅销，甘霖仍旧滋润大地，金碧辉煌的宫廷背后是人们的血汗辛劳。在喜好挥霍但仁慈的大公的统治下，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有着显著的复兴成果。佛兰德斯人重建他们的大教堂，欢度宗教节日，并恢复了异教徒露天市集。也许卢浮宫中鲁本斯狂野的《大市集》（Kermis）这幅画稍嫌夸张，从枢机主教斐迪南于1639年在安特卫普写给菲利普四世的报告，可略见一斑：“昨天他们举行盛大的庆宴……长长的行列跟随着许多凯旋车，延至乡间，游行之后他们大吃大喝，最后酩酊大醉。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认为是在过节。”枢机主教自己在从西班牙到布鲁塞尔（1635年）时就曾受到这种持续数天的盛大欢宴，四周辉煌的装饰品均出于鲁本斯自己的设计。革命之前的佛兰德斯城，曾被一位意大利的观光客这样描述过：“笙歌榭舞不绝，欢乐满城。”在战事的蹂躏下，这一切精神并未全部消失。彼得·勃鲁盖尔所绘的各种在街上进行比赛的游戏，现在仍然可见。每个教堂洋溢着圣歌，就像往日宫廷要求佛兰德斯歌手们所唱的情景一样。佛兰德斯进入它最灿烂的年代。

[1] 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用佛兰德斯（Flemish）称所有的西班牙荷兰，而用荷兰（Holland）称所有的北方诸省或联合省。

佛兰德斯的艺术

宫廷与教堂，贵族与老百姓，共同负担佛兰德斯文艺复苏的费用。除了鲁本斯外，阿尔伯特与伊莎贝尔支持了许多艺术家。一时间，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的文艺中心。得到了鲁本斯大型设计之助，布鲁塞尔的绣帷又恢复其精美。威尼斯的玻璃业者曾于1541年将他们的艺术作品带到荷兰，如今本地的技工已能复制这些易碎的奇妙工艺品。有些作品是那么值得珍爱，虽经几个世纪的动乱，仍能保存。技工们以熔浆制成他们喜爱的形象，如碧丽辉煌的圣物盒，至今可在比利时的天主教教堂中找到。商人贵族订购艺术品，请人作画，建筑王宫和城市会堂——这些使安特卫普恢复到动乱之前的辉煌（1561—1565年）。宗教狂热肃清了教堂中的艺术品时，他们转而成为画室热心的赞助者，要求这些艺术形象和图画能引人想象教条的尊严。

雕刻则未受影响，因为布鲁塞尔的弗朗西斯·迪凯努瓦（Francois Duquesnoy）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罗马雕制。他在罗马曾雕刻一座巨大的圣安德鲁像，供奉在圣彼得教堂。“最早的布鲁塞尔市民”曼内肯·匹斯（1619年的喷泉）——一个铜铸的小男孩，他以自己内在泉源来增添城市的水源，这是迪凯努瓦最早的作品。

在佛兰德斯的画家很多，荷兰的每家每户必有一些原版画。上千的画家在上百间画室里忙着画肖像、风景画、动物画、食物画、神话画、圣家堂、耶稣受难图及他们在艺术史上有特殊贡献的画，如市政团的画册、家庭生活或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初期，这些画家都循着意大利式的手法。意大利的船只每天驶入安特卫普，意大利商人在那里开设商店。意大利的画家嘲笑当地的绘画，而留下来教他们作画。许多佛兰德斯的画家都去意大利深造，有些人则定居在那里。安特卫普的朱斯图斯·苏斯特曼（Justus Sustermans）成为托斯卡纳（意大利西部之一行政区）公爵们最喜爱的肖像画家。一些挂在比蒂宫中最好的几幅肖像画，就是出自这位精力充沛的佛兰德斯人的手笔。弗朗斯·弗洛里斯（Frans Floris）在罗马跟米开朗基罗学成归国后，就坦承自己是“浪漫主义者”，喜爱画的结构，重视线条远甚于色彩。20余年（1547—1570年）的时间，他在安特卫普的画室成为佛兰德斯的绘画中心。康尼的博物馆中那件充满欢愉的大幅画《猎鹰者之妻》（Wife of the Falcon Hunter），可以说是很值得一看的。弗兰斯生活富裕，自盖华舍，慷慨解囊，尽情吃喝，最后却死于贫困。康尼利斯·沃斯（Cornells de Vos）出身于一个绘画家庭，而且是最具才能的一位。太多知名之士要求鲁本斯为他们绘像时，他就推荐沃斯给其中一些人，并保证沃斯所作的画一定与他的为人一样好。至今我们仍可看到康尼利斯本人、他妻子及两位美丽女儿的画像，安适地挂在布鲁塞尔博物馆。

16世纪末，对意大利的迷恋消失了，佛兰德斯的画家们又恢复乡土的题材与画法。老大卫·泰尼耶（David Teniers the Elder）在罗马习画，却回到安特卫普画了两幅画，《荷兰的厨房》（Dutch Kitchen）和《乡村市集》（Village Kermis）。他指导其子作画，并使之青出于蓝。“有趣的老农夫”彼得·勃鲁盖尔的后裔形成了一个画家王朝，专门致力于地方风景画和乡村景色：儿子彼得·勃鲁盖尔和扬·勃鲁盖尔，孙子扬·勃鲁盖尔二世和安布罗西，曾孙亚伯拉罕，重孙巴普蒂斯·勃鲁盖尔（Jan Baptist Brueghel）等人——他们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让我们把他们都列名在这里。他们继承了那些多才多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善画乡村风景和乡村庆典的天分，而他们之中有几人也为忙碌的鲁本斯画风景背景。

荷兰的画家把艺术从教堂和修道院带进家庭、原野及森林。丹尼尔·塞格赫斯（Daniel Seghers）仔细地描绘花木和水果，把所画的花圈奉献给圣母玛利亚，他本人也加入耶稣会。弗兰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所画的具有刺激性的、血腥的狩猎景色及许多一盘一盘的兽肉与水果的画，分别陈列在20多家博物馆中，平添了活力与芳馨。鲁本斯的声望后来居上时，弗兰斯仍是最伟大的动物画家，在捕捉动物的毛或鸟的羽毛光线的深浅上，无人能与之匹敌。

阿德里安·布鲁威尔（Adriaen Brouwer）绘画的题材又回到布鲁塞尔的农夫们身上，他把农夫们进餐、喝酒、唱歌、跳舞、玩牌、掷骰子、打斗、宴会及睡眠的样子都画下来。阿德里安在他32年的岁月中，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他在哈伦跟随哈尔斯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画；21岁时已经是安特卫普画家协会中合格的艺术大师；他常入不敷出，不久就为负债所累；又曾被西班牙当局关入监狱，原因至今不明，但在狱中生活仍很奢华；他以几幅小张的作品恢复了自由并偿还债务。这些画栩栩如生，作画的技巧和光线的处理也极美好，鲁本斯买了17幅，而伦勃朗也买了8幅。他画的农夫们似乎除了迷醉于强烟劣酒外，从来没有快活过，阿德里安却宁愿成为一个把酒高歌的农夫，不愿做谄媚王公、举止奢华的伪君子。1638年，他被发现死于酒馆门外，时年32岁。

雅各布·约尔丹斯（Jacob Jordaens）则是一个较严肃的人，他在一幅画中题了他的警句“没有人比醉汉更像癫狂者”。他画中的人物都是能喝酒而不满口胡言的人，女人则穿着端庄、雍容大方。他出生于1593年，精神奕奕地活到85岁。他留给我们一幅题名为《画家及其家庭》（The Artist and His Family）的自画像。在这幅画中，一位站得笔直的男人，自信、英俊、精神抖擞，手抱着琵琶；一位坐着的安适地披着柔软披肩的妻子；一位含苞待放的美丽女儿；另外则是一位快乐的小女孩，在一个安详的宗教气氛的家庭里——看着她的十字架项链。约尔丹斯曾皈依新教，那时他已62岁。他画了几幅宗教画，但还是比较喜欢风俗画和神话画，因为在这种画中，他能够把他在安特卫普家乡看到的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的女人表现在画上。此处，在《水果》（为雅各布之友斯奈德斯所作）及《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中，我们被一位美丽的裸女震惊，虽然仅能见其背部，但年轻人的那种青春优美线条都表现出来了。

鲁本斯（1577—1640）

这位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出生于1577年，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扬·鲁本斯（Jan Rubens）曾在帕多瓦攻读法律，娶了玛丽亚·派普林克斯，31岁时当选为安特卫普市议员。他被指控为新教徒，而1574年的大赦并未包括他的名字在内，他于是带着妻子及4个小孩流落到科隆，被萨克森的安妮选为法律顾问。他与她通奸而被王子监禁在迪伦堡。玛丽亚原谅了她的丈夫，写了数封温柔感人的信给他，并为他的开释而奔波，经过两年的艰难辛苦才达到目的，条件是要在监视之下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锡根（Siegen）。她在1573年与他团聚，而鲁本斯可能就在那里出生。鲁本斯被施以路德教派的受洗礼，他还是小孩时，他的家人已改信天主教。1578年，扬与他的家人搬回科隆，在那里他执行律师业务并获腾达。当他死时（1587年），玛丽亚和孩子们又搬回安特卫普。

鲁本斯接受的正式教育到他15岁时就停止了，但他以博览群书和经验来增加他的知识。在两年中（1590—1591年），他在奥德纳德担任拉拉英（Lalaing）伯爵夫人的随从。他可能是在那里学习了法文和良好的礼仪，这使他在同时代的画家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母亲觉察到他在绘画方面的天才，送他到托比亚斯·沃哈切特（Tobias Verhaecht）处习画，之后随亚当·诺特（Adam van Noort），后又随奥索·瓦尼斯（Otho Vaenius）学画。奥索是一位知识广博、谈吐文雅的人。跟随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师习画8年后，鲁本斯已经23岁，他动身前往意大利研习那些震撼画家心灵的艺术名作。在威尼斯，他出示他的作品给曼图亚公爵——维琴佐·贡萨加的一位侍从官看，不久鲁本斯就住进曼图亚公馆，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那里画的两幅画已经不同凡响：一幅《朱斯图斯与他的学生》（Justus Lipsius and His Pupils），画中那位著名学者的学生，包括彼得和他的兄弟菲利普；另一幅《自画像》，画出鲁本斯在25岁时就已半秃，但是留着胡子，很勇敢、很自信也很精明。他来到罗马为公爵描摹油画，又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他目睹（后来在其画中将之理想化）玛丽亚·美第奇与缺席的亨利五世举行的结婚典礼。1603年，公爵派遣他去西班牙从事外交任务，还带了礼物送给拉玛的公爵。公爵接受了鲁本斯所绘的复制品，把它当作真品，而后这位画家以成功的外交家的身份回到曼图亚。第二次去罗马旅行时，他与他那位担任枢机主教的图书管理员的兄弟，永久定居在那里。当时他创作了很多幅圣徒画像，在这些画中，他认为《圣格列高利敬拜圣母玛利亚》（St.Gregory Worshiping the Madonna）是他第一件伟大的作品。1608年，得知母亲卧病，他匆匆赶回安特卫普，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因此极为伤感。她明智和耐心的爱，使他在意大利学到很多东西：威尼斯浓郁的色彩，朱利奥·罗马诺在曼图亚的壁画中表现的感觉主义，柯勒乔画的帕尔马妇女柔顺优雅的形象，异教徒与罗马基督教的异教艺术，基督教派与酒、女人、歌唱种种享乐的调和——所有这些都灌输到他的血液与艺术中。阿尔伯特大公在安特卫普（1609年）任命他为宫廷画家时，哥特式的残余风格从佛兰德斯的绘画中消失了，而佛兰德斯与意大利艺术的融合也在这时完成。

那是他下意识的智慧的一部分，当“八十年战争”时，他远离荷兰，而在休战的第一年就接到了任命。在以后的整整12年中，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人都致力于恢复他们的文化生活。鲁本斯对这次的文艺复兴尽了很大的力，他的传记上曾列出他创作了1204幅油画和380幅图画，可能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列上去。他多产的才华在艺术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题材的变化多端和落笔的快速，更是异乎寻常。“我的才干是这样的，”鲁本斯这样写道，“无论画面如何大，或题材何其多，没有一件委托会难倒我。”他为安特卫普大教堂在25天之内完成了三大画板的《从十字架上下来》（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在13天之内完成了现存放于卢浮宫的大幅画《国王的崇拜》（Adoration of the Kings）。他除了每年从宫廷中领到500金币的薪水外，还收取每件作品的润笔费，而且索价极高：如上面的两件杰作就索价3800金币，即一天100金币的酬劳。当然，部分要归其为数甚多的助手所有，他们当中有几位是得到艺术协会认可的画师。绰号是“天鹅绒”的扬·勃鲁盖尔在鲁本斯的画中帮忙画花卉，扬·威尔登斯（Jan Wildens）帮忙画风景及附属物，保尔·沃斯画矿物和水果，弗兰斯·斯奈德斯在《狩猎归来的狄安娜》（Diana Returning from the Chase）这幅画中，把狗的脸部表情刻画入微。从存放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画廊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幅猎景伟构中，我们不知道哪些部分是出于斯奈德斯的手笔，哪些是出自鲁本斯的手笔。有些作品，鲁本斯只勾勒轮廓，其他的由助手代劳，但他会诚实地把他作品中出自手笔的程度告诉顾客。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一一满足索画的要求。他的画室成为工厂，反映荷兰经济的运营方式。他的多产与快速有时难免降低了作品的品质，然而因多数作品均臻于完美之境，使他足以被尊为佛兰德斯的艺术之神。

1609年，他觉得可以成家了。伊莎贝拉·布兰特（Isabella Brant）是安特卫普一位律师和市议员的女儿，和同是安特卫普律师和市议员的儿子的鲁本斯可谓门当户对。鲁本斯住在他岳父家里，直到他在瓦潘斯·卡纳尔（Wappens Canal）的华美新居落成。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画的就是自己与伊莎贝拉新婚幸福的情景：她穿着镶有花边的曳地长袍，手信赖地放在他的手上，似乎以拥有这样一位丈夫为荣，她那傲然的脸颊，从蓝色的披肩中显露出来，头上戴着一顶骑士帽；他则有一双挺直刚健的腿、金黄色的胡须、英俊的容貌，戴着镶有缎带的帽子，充分表现出功成名就的成熟男子的气概。伊莎贝拉仅与他生活了17载便撒手尘寰，为他生了几个子女，他很慈爱地把他们抚养长大，为他们画像。让我们看看他的一幅存在于柏林凯瑟尔博物馆的作品，画中那个卷发的小男孩，胖胖的，快乐地逗弄着一只鸽子。让我们再看看他在《艺术家之子》这幅画中，整整7年的时间，小男孩已长成一个庄重的少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画出这些画像。

他基本上是一个异教徒，他毫不羞赧地喜爱人类的躯体，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同时他对强壮的劲道、力的表现、柔和的曲线都颇为着迷。佛兰德斯沉醉在他亵渎神圣的神话中——恣情肉体的欢乐——而教会也欢迎他的对宗教主题的注释。这就是佛兰德斯的一个象征。在圣母玛利亚与维纳斯女神之间，他不太能够拿定主意。可能他觉得两者没有矛盾的地方，因为画她们两个都使他赚钱。在《维纳斯女神的崇拜》（The Worship of Venus）一画中，异教的成分表露无遗——一群酒神的祭司羞怯地遮住自己的肘或腿，躺在好色的森林之神的怀抱里，同时有12个小孩围绕着爱神雕像的四周跳着舞。虽然这些异教的主题反映出他居留意大利时受到的影响，但画中的那些女神都缺乏古典的身段线条，原因是住在北方的人不像住在南方的人一样，可以享受到温和的阳光、空气与美酒，他们必须喝烈酒以抵抗那多雨、多雾而又寒冷的气候。条顿人的身体就像威士忌酒——英格兰的也好，苏格兰的也好，都是一种对自然气候的防御。在鲁本斯的作品中有一幅——画的是3个肥胖的裸女——定名为《无酒、无面包，维纳斯是冷漠的》（Without Wine and Bread Venus is Cold），他优雅的风度使他没有采用“没有肉和啤酒”为题。他在《牧羊人做爱》（Shepherd Making Love）这幅画中没有定出好坏的标准，图中画的是一位牧羊人试图去勾引300磅重的胖女人。没有所谓好或坏，美或丑，只是环境使然而已。《萨宾人的抢劫》（The Rape of the Sabines）这幅画画的是两个强有力的罗马人协助一个他们抢来的美丽俘虏骑上马。甚至在《战争的结果》（The Consequences of War）画中也没有萧条的景色。《狩猎归来的狄安娜》（Diana Returning from the Chase）画中的希腊女神，不是整齐纯洁的，却酷似一位佛兰德斯的家庭主妇，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表情严肃。在这幅巨型画中，只有狗是瘦的。鲁本斯画的森林，充满了紧抱着胖女人的森林之神，如《伊克森与海拉》（Ixion and Hera）和《天涯海角》（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这两幅画；又如，在我们预料之中的《银河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Milky Way）这幅画并非对群星所作的臆测，而是一个肥胖的家庭主妇从丰满的胸部挤出奶水。然而在《三美神》（The Three Graces）画中的3位女神则是较苗条的，《巴黎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Paris）画中的两位淑女也比较时髦，其中一位还是艺术作品上最美丽的女性之一。通常在这些异教徒的作品中，除了肉体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鲁本斯常把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注入他的作品中，上百的附加物布满在画面上，轻描淡画的色彩、热情及生命的活力便跃然纸上。画中既没有任何波涛汹涌的肉欲表现，如《情绪高涨》（Mens Plena in Corpore Pleno）表现的仅仅是动物的活力而已，也没有一幅表现着色情的刺激。作为一个艺术家，鲁本斯本人这么循规蹈矩是很少有的，因为艺术家对色彩和形体是必须具有高度敏感力的。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一位“注重家庭的人”，从不会牵涉到任何对女人献殷勤和风流艳事的丑闻中。

佛兰德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士们知道他在色欲方面是那么清白，都安心地请求他一再绘制圣母玛利亚、基督和圣徒们的故事。他以自己推陈出新的方式，顺应他们的要求。在他的无数的前辈中，有谁能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或以更佳的技巧绘出《国王的崇拜》这类古典的题材，谁又胆敢把画中的焦点集中在那大腹便便、面如青铜、罩着头巾、带着蔑视的神情注视围绕在他四周苍白的面孔的伊索匹亚王？又有谁能想象出这个对女人胴体观察入微的异教徒竟会喜欢耶稣会教士，而加入他们的圣母会及接受由伊格内修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以地狱的幻想为净化灵魂所订的仪式？1620年3月，他和耶稣会签订合同，要在年底之前，为华美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教堂的屋顶完成39幅画。该教堂坐落在安特卫普，从1614年就开始建造。这些画都是由鲁本斯起草、画轮廓，然后由凡·戴克及其他助手着色，可惜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于1718年被毁。高大的祭坛上的两幅画是由鲁本斯亲自画的，现在存放在维也纳孔西托里切斯博物馆，一幅是《伊格内修斯治愈恶魔附身者》（Ignatius Healing the Possessed），另一幅是《圣方济各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St.Francis）。

然而，鲁本斯信奉天主教，只是文艺复兴式的，信奉基督教也只是因地制宜，他对异教徒信仰的虔诚则是持久的。他不太擅长画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他画中的玛利亚都是强壮的妇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她们更适于驾驭男人而非孕育神子。在《花园中的圣母玛利亚》（The Madonna in a Garden of Flowers）画中圣母玛利亚抱的不是一位神，而是一位裸露下体的漂亮小男孩。《由埃及回来》（The Return from Egypt）中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卷发的小孩，而圣母玛利亚穿得像一位头戴新帽、星期日在公园里散步的佛兰德斯主妇。甚至在《十字架的升起》（The Elevation of the Cross）这幅画中，鲁本斯对人体构造的兴趣凌驾于宗教主题之上：基督是强健的运动员而非垂死的神。在《枪矛之一击》（The Blow of the Lance）中，每一件事物都在强调结构：基督和盗贼都是大块头，显示出绷紧的肌肉，而十字架下面的妇女则似摆弄姿势给画家作画，而非悲伤欲倒。

至少有5次，鲁本斯以一幅《圣母升天图》向提香挑战。在这几次努力中最著名的一幅画里，圣母似乎了无生气，而马格达伦及面对空墓惊愕的使徒（十二门徒）反而画得栩栩如生。比较好的作品是一幅大桢的三折叠画，由大公之妃伊莎贝尔为布鲁塞斯的圣艾迪方索（St.Ildefonso）社团订制。在中央画板画的是圣母玛利亚从天上下降，赠送托利多大主教一件来自天堂的十字架；那位圣徒非常谦恭，“屏息崇拜”；两侧画板上的伊莎贝尔与阿尔伯特把他们的皇冠放置一旁，跪着祈祷；此处鲁本斯一度将虔诚赋予生命。在《圣安布罗西与狄奥多西皇帝》（St.Ambrose and the Emperor Theodosius）一画中，他极其入微传神地刻画教会的神秘力量和权威：米兰大主教，虽然只有教士们与一位僧侣追随其后，却极具威严，他把拥兵自重、残暴不仁、不知悔改的皇帝逐出教堂。鲁本斯画老人很少失败，因为他们的脸就是一部传记，而对视觉艺术提供显而易见的性格。这一点，让我们看看鲁本斯存在于美国最好的作品之一——《罗得与其家人离开所多玛》（Lot and His Family Leaving Sodom）这幅画中那位年高德劭的老人的脸部就可以明白了。

玛丽亚·美第奇与他签订了他事业中具有诱惑力的合同时，他的艺术风格又恢复到糅合着神话的世俗题材。1622年2月16日，他签订了一份合约，同意在4年之内，完成21幅大幅画和3幅有关玛丽亚王后与她丈夫亨利四世在生活上值得纪念之事的画像。王后曾邀请他到法国王宫居住，但他很聪明地选择留在家中。1623年5月，他携带了第一批的9张画到巴黎。王后很喜欢这些画，黎塞留也赞美不已。这一系列的画在1624年全部完成，鲁本斯把剩余的画带去巴黎，并看着它们被陈列在卢森堡宫。1802年，这些画转移陈列卢浮宫，其中有19幅现在仍陈列在卢浮宫的一间专室。那些曾经观赏、研究过这些作品的人，都不会吝惜付给鲁本斯的2万里弗。毫无疑问，这笔钱由他与助手们分享。总之，这些画是他的最高成就，假使我们能体验他的画因为匆忙而有瑕疵，并接受画中那些不可置信的故事，就如我们接受奥维德、莎士比亚与威尔第（Verdi）的故事一样，我们将发现这些作品反映了鲁本斯本人的各个方面，除了他偶尔的虔敬未包括其中，他一直喜爱庄严的宫廷礼节和至高无上的皇室权力；他对画肥胖的女人、华贵的衣服、华丽的帐帏从不感厌倦；他半生都与古典神话中的神祇与女神生活在一起；现在他把他喜爱的都编成一个流畅的故事，以富有创造性的情节、丰富的色彩、杰出的结构及图案设计，使这一系列的画成为绘画史上的史诗和歌剧。

对鲁本斯的赞扬中，还有两种荣誉是值得一提的，成为一个外交家和接受贵族的特许状。1623年，伊莎贝尔希望与荷兰恢复休战，她请他为谈判代表。鲁本斯有他私人的理由要促进和平的实现，因为他的夫人期望从荷兰她的叔叔那里继承一笔遗产。虽然这个方面的努力失败了，伊莎贝尔却劝服菲利普四世赐给他爵位（1624年），并封他为“王后宫中的侍从”——她自己的侍从。稍后国王反对用这样卑微出身的鲁本斯来接待外国特使、商讨国家大事。但是，伊莎贝尔在一年之后（1628年）仍派遣鲁本斯到马德里协助安排菲利普四世与查理一世之间的和约。他带了一些他的画去，至此国王才改变他的家谱观念，并坐着让鲁本斯为他画了5幅肖像，就像委拉斯开兹画得还不够多似的。这两位画家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29岁的西班牙画家很谦逊地顺从这位51岁的佛兰德斯画家。最后，菲利普指派这位“卑微”的鲁本斯出任英国特使。尽管黎塞留从中作梗，但在伦敦，这位画家还是很成功地缔结了和约。鲁本斯画了一些英国人的肖像——白金汉宫的公爵及公爵夫人、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庄严的脸、胡须和甲胄。他在1630年3月回到安特卫普时，不仅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学位，并被查理王封为爵士，而且也为凡·戴克铺了一条坦荡大道。

他的第一任夫人于1626年去世，依照佛兰德斯的风俗，需要耗费极大的酒宴来举行葬礼，光是这场酒宴就花费了这位画家和外交家204个金币，“用于食物、饮料及租赁餐具”。在佛兰德斯办丧事真是一件吓人的奢侈事。夫人死后，鲁本斯把他的寂寞寄托在外交事业上。1630年，53岁的他又娶了16岁的赫丽娜·弗尔蒙特（Helena Fourment）为妻。作为一位画家，他需要生活在美丽的事物之中，而她所具有的温情，正好可以充实他的艺术和梦想。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她，各种装束的画和裸体画。画她穿着结婚礼服，拿着手套，愉快地戴着一顶俊俏的帽，只有一件皮大衣遮着臀部。所有之中最好的一幅，是陪着鲁本斯在家里的花园里散步——最后这一幅画是佛兰德斯绘画艺术的顶尖作品之一。之后，他画他夫人与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肖像，而后又画了他夫人与他们两个小孩的肖像——《勒努瓦的先兆》，更不用说她那些娇艳如维纳斯或端庄如圣母玛利亚的画了。

他画他敬爱的统治者阿尔伯特和伊莎贝尔，丝毫不带阿谀。我们在维也纳和比蒂画廊所看到的他们，大概就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以善意糅合着西班牙的理想来统治这个问题重重的地方。鲁本斯在佛兰德斯挖掘了很多理想的男女造型，他把他们表现在《让·查理考德与他美丽撅着嘴的妻子》的画中及米歇尔·奥佛维斯（Michael Ophovius）和塞托肯波主教的肖像画中，而且留给我们一幅表现坚毅的斯皮诺拉强有力的肖像。但是肖像画并不是鲁本斯的专长，他的画不如提香的观察精微，也没有伦勃朗那些深刻的启示性。他最伟大的肖像画是他于1624年为未来的查理一世所绘的自画像：戴着宽边金质流苏的帽子，只露出秃头的宽大前额；锐利的眼睛闪着揶揄的目光；长而尖的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天才人物；竖立的髭及美丽红色的胡须，画中人清楚地知道他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然而表现在他与伊莎贝尔那幅像中，那种充沛的体力、感官的快乐、平静的满足的某些东西，已随着岁月消逝了。

他很富有，生活奢华，他在安特卫普的华丽房屋是当地的名胜之一。1635年，他以9.3万金币买了一片广大的地产和贵族斯蒂恩的封邑城堡，外围有18英里，并接收了斯蒂恩爵士的头衔。他在那里度夏，画风景画和风俗画。即使在豪华舒适的生活中，他用了3个女用人、2个男仆人，买了3匹马——他继续努力工作着，享受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乐趣。因为他待人和气、慷慨好施、富于同情心，使他的妻子、孩子、顾客和助手都很敬爱他。

有关他的艺术品质和技巧的分析可以留给那些更专精的人去做，我们大可把他形容为“巴洛克式”艺术的主要典型人物——鲜艳的色彩，生动的画面，丰富的想象力，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与古典派的呆板及对观念与线条的约束形成一个对比。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美丽事物中，批评家们告诉我们，他的作品具有极佳的技巧。鲁本斯以他的素描画供给一所出名的雕刻学校之用，他们以鲁本斯的素描画来加以雕刻，作品闻名于基督教的欧洲，就像雕刻家拉伊蒙迪用拉斐尔的美术设计来雕刻一样。此外，从鲁本斯的手，或者说是画室里画出许多著名的漫画，供给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织锦织工，然后他们便为路易十三、查理一世及伊莎贝尔大公王妃做成王室的礼物或装饰品。

他在最后10年中赢得举世的赞誉，体力却衰退了。在艺术的名望上只有贝尔尼尼堪与匹敌，绘画上则无人梦想他的崇高地位。学生们从各地来拜他为师。6个以上的宫廷委托他画画，甚至连荷兰一省的行政长官腓特烈·亨利也越过战争防线来求画。1636年，菲利普四世请他为帕多的狩猎木屋画一些有关奥维德的《变形记》的景色。鲁本斯的画室里画出了一系列50幅画，其中有31幅现存于帕多，当中有一幅画《巴黎的审判》，斐迪南亲王枢机主教认为是“鲁本斯最好的一幅画”。而我们可能会更喜欢他于1636年画的那幅嘈杂的《大市集》——画中的女子不管是老的还是胖的，背后都有男子追逐。

他的60岁自画像显示出他最后几年的另一个面目：仍是一位自负的人，手握着表示他贵族身份的剑，只是脸孔瘦削，皮肤松垂，眼下有鱼尾纹——一幅勇敢和诚实的肖像。1635年，痛风症使他盘桓床笫一个月；1637年，他的手瘫痪了一段时间；1639年，他的手已不能签名；1640年，他的两只手都瘫痪了。1640年5月30日，他死于关节炎及动脉硬化，享年63岁。

这是一段惊人的经历。虽然他不是文艺复兴理想中的“全才”（uomo universale），他却了解自己的野心，在国家和画室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不像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那样多才多艺，他没有留下雕刻，而且除了自己的家外也没有设计过建筑物。但在绘画方面，他在每一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宗教性的画，异教徒的狂欢，神祇和女神，裸体和着衣，国王和王后，小孩和老人，风景和战争，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画，都从他那多彩多姿、妙笔生花、满装花果、状如羊角的画笔下涌出。鲁本斯结束了意大利画风对佛兰德斯艺术的统治，不是反叛，而是兼容并蓄的。

鲁本斯的作品没有伦勃朗那么深沉，而更广阔。他避免伦勃朗揭示的深度。他喜欢的是阳光、新鲜空气、灯光闪烁、生活中的色彩与风趣。他以微笑来回报这个世界对他的厚道。我们今天偶尔想起个人与国家灵魂的不健康时，他的艺术作品正是健康的气息。我们的活力衰落时，让我们翻阅鲁本斯的画集，它会使我们精神焕发。

凡·戴克（1599—1641）

鲁本斯给予这位1617年加入他画室的早熟的天才画家毫不吝惜的激赏与鼓励，正足以代表他的为人。安东尼·凡·戴克在8岁时就跟从斯奈德斯的老师亨德里克·凡·巴伦（Hendrik van Balen）习画，16岁时就自收学生，19岁时已是登记在册的艺术大师。与其说他是鲁本斯的学生，不如说他是一位得力的助手更恰当。鲁本斯认为凡·戴克的一幅早期的作品与他同一年所画的一幅《但以理》（Daniel）价值相当。他自己收藏了一幅凡·戴克的作品《基督以荆棘加冠》（Christ Crowned Thorns），后来在很不情愿的情形下才把它让给菲利普四世，陈列在埃斯科里尔。在宗教画方面，凡·戴克深受鲁本斯的影响，却缺乏这位较他年长的画家在笔调与色彩上的生动与活力，除了肖像画外，其余的他都比不上鲁本斯。在约1615年的《自画像》中，他已显露了在这一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也仅限于这方面的才能——温雅、精巧及一种柔和的美，几乎缺乏男子气概。他的同行画家们都很喜欢坐着让他画像，他画了几幅令人赞叹的肖像画，如斯奈德斯、科奎斯诺、扬·威尔丹斯、扬·威尔、加丝帕·科拉耶、马顿·普皮恩等的画像。喜欢他的对手似乎是凡·戴克许多可爱的特性之一。这些画像显示了鲁本斯的画室中存在着一种愉快和谐的情谊，这在艺术界是不常见的。

1620年，阿鲁得伯爵接到从安特卫普来的一封信：“凡·戴克与鲁本斯住在一起，而他的作品受到的评价几乎与他老师的那些作品一样高。”他立刻邀请这位年轻的画家到英国。凡·戴克去了。接受詹姆士一世微不足道的100英镑的恩俸，画了几幅肖像画，为了抗议英王要他作复制绘画的卑下工作，他请求英王给他8个月的假期，英王接受了他的告假，后来把假期延长到12年之久。他到安特卫普把他的情妇及她的孩子安顿好，便急忙赶往意大利（1621年）。

在那里，他第一次开始向前迈步，几乎在每一个停留处，他都留下美好的画像。他仔细研究伟大的威尼斯人的作品，但不像鲁本斯那样注重作品的色彩与轮廓，而是寻找马焦雷、提香及韦罗内塞等人富有诗意的肖像画中的秘诀。他继续前往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甚至西西里岛。在罗马，他住在枢机主教吉多·本蒂沃利奥那里，并以一幅画像作为回报。他的阿谀奉承引起正在意大利挨饿的佛兰德斯的艺术家们的愤恨，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画家情人”，而且做出许多令他很不愉快的事情，以致他只好一走了之，欣然陪同阿伦德尔夫人前往都灵。在热那亚他特别受欢迎，人们怀念鲁本斯，也对凡·戴克使贵者益显尊贵及使每一个坐以供画的人看起来像王子的本领仰慕已久。保存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幅《都拉索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Durazzo）即表现了热那亚贵族敏感的脸和美好的手（似乎在凡·戴克的画像中常有这种美好的手），华盛顿的国家画廊里的《巴尔比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Balbi）和《格里马尔蒂伯爵夫人》（The Marchesa Grimaldi）两幅画则表现着自负和含蓄，柏林和伦敦尚有其他代表不同特性的画，而热那亚的红宫帕拉佐·罗索（Palazzo Rosso）也保存了一幅《布里格诺尔—塞尔伯爵与伯爵夫人》（The Marchese and Marchesa di Brignole-Sale）。凡·戴克于1628年回到安特卫普时，他已是腰缠万贯，衣锦荣归。

他的故乡使他从为贵族作画改为画圣徒画。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他对过去杂乱的交往表示忏悔，并把刚获得的财富给了他两位当修女的妹妹，自己则加入了未婚者耶稣会社，着手绘画宗教方面的题材。在宗教画方面，他不能与鲁本斯相提并论，但他尽量避免这位充满活力的艺术大师（指鲁本斯）夸张和世俗的光辉，而使他的画表现出高雅优美，正如他在意大利所学的一样。雷诺（英国著名的人像画家）认为凡·戴克存放在梅赫伦大教堂的那幅《耶稣被钉十字架》（Crucifixion）是世上最伟大的画之一，但他说这话可能只是想报答凡·戴克给予他的影响。

凡·戴克曾尝试神话方面的题材，虽然他曾追求过很多女人，对裸体画却不很在行。他的特长是肖像画，而他在安特卫普的4年里，留传给后世的画像计有：巴隆·菲利普·罗埃男爵与他的忠实的狗；弗朗西斯·蒙卡达将军和他的马；看起来像斯温伯恩（英国诗人）的罗多克·阿娜基斯伯爵；看起来像费尔斯达夫的让·蒙特福特；最优美的一幅维也纳年轻的王子画像，这位王子不但英俊潇洒，而且很勇敢地在英国为他的伯父查理一世打仗。塔西斯的玛丽亚·路易莎的画像也很迷人，画中的她隐在宽大的黑缎衬白丝的长袍下。而不逊于这些画像中任何一幅的，是凡·戴克为彼得·勃鲁盖尔所作的肖像，画中一位老人仍然散发着前一个朝代未尽的充沛活力。

查理一世邀请他再度去英国一试身手时，他带了一些上述的肖像画。查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能真正领悟艺术。他猜测出这位英俊的佛兰德斯人能为他做委拉斯开兹为菲利普四世所做的事。凡·戴克来了，而且以他那优美的笔调将国王、亨丽埃塔·玛丽亚皇后及他们小孩的形象留传给后世。在这5幅皇室画像中最著名的，是存放在卢浮宫的那一幅——骄傲无能的国王，穿着骑马装，手叉着腰，挂剑高隆，戴着气派非凡的帽子，留着凡·戴克式的胡子，而他那匹疲倦的坐骑，在那些狩猎队中咬着它的衔铁发出咯咯的声音，更易为人喜爱。保存在德累斯顿和都灵的，则是毫不逊色的查理的孩子们的画像，清纯可爱、童稚天真。查理比他佯装的外表更富人情味。他的热情个性表现在他对凡·戴克的钟爱。他授爵位给他，送给他伦敦和乡间豪华的房子，每年200英镑的恩俸，每一幅画附加酬劳，出入宫廷，备受礼遇。

这位收入优厚的快乐艺术家，衣着讲究，拥有轿式四轮大马车、纯种马及美丽的情妇，家里充满着音乐和艺术品。在委托工作方面，他的做法比鲁本斯高明——把绘画服饰的工作留给他的助手去做，由一次描摹的草稿绘成一幅肖像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并能随时把握时机。据说有一次，查理一世受了那些小气的国会议员的气，质询这位奢侈的艺术家，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叫短缺金钱。“是的，阁下。”凡·戴克答道，“一个人对朋友过分慷慨、对情妇予求予取，那么他的钱袋很快就会见了底。”

假使有时他陷入债务中，原因绝不是无人请他作画。半数以上的英国贵族都排着队请他：英俊的兰诺克斯公爵詹姆士·斯图亚特、沃里克伯爵罗伯特·李奇、德贝伯爵与其家族及向命运挑战的斯特福德伯爵汤玛利斯·温特欧兹。也有诗人请他作画——卡鲁、基利格鲁、约翰·萨克林。一位叫老帕尔（Old Parr）的人也请他画像，他说他已150岁，而看起来也像那个年纪。凡·戴克在英国画了300多张肖像画，几乎每一张都具有贵族的优雅与高贵气质，即使被画的人本人没有这种气质，他也可以运用想象力画出来。

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莱蒙花钱如流水，奢侈不输贵族。国王建议他结婚会比较节省，并帮他获得玛丽·鲁斯文小姐的垂青，她出生于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家族。这位画家为他那位美丽的新娘画了一张画，但这张画无法与他那张名闻世界的自画像相比——可爱的脸孔，浓密弯曲的头发，锐利的眼神，文雅的相貌，修剪整齐的胡须，胸前挂着象征爵士身份的金链。凡·戴克是想将安东尼爵士（凡·戴克的头衔）加以美化吗？若想如此，那是没有用的，他的健康因耗损过度已开始衰退。不愿只以肖像画家留名后世，他要求查理让他在皇宫贵宾厅的墙壁上绘历史画，但这时查理已经没有经费了。凡·戴克跨海前往巴黎（1640年），希望能受委托去画卢浮宫的大画廊（Grande Galerie）。但路易十三早已选定普桑，普桑放弃这件派定工作时，对于凡·戴克而言已经太迟了。他生了病，很快回到伦敦即将临盆的妻子身边。在她为他生下一个女儿11天后，便与世长辞（1641年），不到42岁。

他没有自成一家，也没有在欧洲大陆艺术留下痕迹，但他对英国的影响势不可挡。当地的画家如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罗伯特·瓦克尔（Robert Walker）及萨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争相模仿他的风格。雷诺与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生动的人物描写大量涌出时，其画风可追溯至凡·戴克的指导和刺激。凡·戴克的肖像画并不深奥，他匆匆而过，不及探寻灵魂深处，而有时又太专注于脸部或胡须的描绘。我们知道效忠查理一世的保皇党党员素以其仪表知名，但在凡·戴克的笔下，他们大多数看起来都像诗人。一些保皇党忠勇护君的传奇，也可能都透过凡·戴克的看法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去期望这么脆弱、幸运的一个年轻人能有鲁本斯的充沛活力，或者像伦勃朗一样，那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将继续珍爱这些热那亚人、佛兰德斯人及英国人的画像，视之为辉煌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荷兰的经济

从那些养尊处优的英国贵族，到强壮、坚忍的哈伦、海牙及阿姆斯特丹的市镇公民，确是一步极大的跨越。位于海堤后面的世界，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水域多于陆地，船只和商业投机多于宫廷和骑士团。世界经济史上再没有比荷兰的崛起为经济大国更令人惊讶的事，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再没有比这种由财富转向艺术更具鼓舞性的例子。

1600年，联合省的人口约300万，仅有半数从事农耕。1623年，其中的半数住在城市，大部分土地属于市区的地主所有。这些地主相信把商业利润投资到土地上将可获致财益，即使在农业方面，荷兰的潜力和技术也为欧洲之冠：新建的海堤和水坝，可以围海造田成为可耕地；运河灌溉农田并为商业运输通道；密集的园艺与稀疏的畜牧业相辅相成。荷兰的工程师们在16世纪末，把风车改造得更趋完美，如同荷兰的画家们把它带入艺术一样。半数的工业仍为手工业，在采矿、冶炼金属、织布、炼糖、酿造啤酒等方面，则进步到产量增加、品质精密、利润更高的程度。每年有1500只双桅渔船驶出荷兰港口，从事捕捉青鱼的工作，造船业成了主要工业。与西班牙休战期间（1609—1621年），荷兰派出1.6万艘船，每艘平均57吨，与总数16万的船员——这些数字超过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总和。

由于渴望对外贸易、获取原料，荷兰的船长前往地图上未记载的海域探险。1584年，荷兰的商人们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开埠，他们努力寻找通往中国的“东北通道”，因为受到北极冰面的阻碍而无法前进，他们也没能获得荷兰政府提供的2.5万金币的奖金。在现代地图上最早由荷兰人命名的斯匹茨卑尔根（Spitsbergen）列岛，使我们忆起威廉·巴伦兹（Willem Barents）在1697年严寒的冬季，航行在新地（Novaya Zemlya）的冰海上，丧失生命的景象。1593年，爱好冒险的荷兰人，驶入非洲的几内亚黄金海岸，与当地土著做朋友，并开拓了鼎盛的贸易市场。

1581年以前，荷兰商人在里斯本的码头买进东方的产品，再在北欧出售。但就在那一年，菲利普二世征服了葡萄牙，并下令禁止与荷兰人通商，因此荷兰人决定自己航行到印度和远东。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及其后裔们，对葡萄牙在远东方面的贸易情报非常灵通，而荷兰人就从这些情报中获得很大的利益。1590年，荷兰的商人们，即使在与西班牙交战期间，仍能在直布罗陀海峡畅通无阻。不久他们就与意大利通商，然后又与阿拉伯诸国通商，无视宗教上的分歧。随后他们前往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君主签订条约，将货物卖给土耳其及他们的敌人波斯人，并向印度继续推进。1595年，康尼利斯·霍特曼率领一支荷兰远征军绕过好望角，经过马达加斯加到达东印度群岛。1602年，65艘荷兰船只又回到印度。160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资本额为660万金币——比在3个月以前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多出44倍。1610年，荷兰商人与日本通商，1613年与泰国通商。1615年，他们取得了马六甲群岛的控制权，1623年占领台湾（Formosa）。他们征服了这些列岛王国达30年之久，并以爪哇的首府雅加达为统治中心。在那30年中，该公司平均每年以22%的本金额归还给股东们。胡椒从香料群岛输入，再以高于产地10倍的价格在欧洲出售。

荷兰人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省区，派遣船只寻求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1609年，他们雇用了一位英籍船长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去探索哈得逊河。12年后，他们组成了荷兰西印度公司。1623年，他们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包括现在的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等州。1626年，他们以价值24美元的饰物，从印第安人的手中买进新阿姆斯特丹。他们在北美的属地被当作战利品而落入英国人手中时（1664年），他们还正着手于清除并发展着这些地区。同样，他们在南美所据有的属地，也因战败而拱手让给西班牙与葡萄牙。至此仅有荷属圭亚那保住了。

尽管损失惨重，荷兰帝国仍能充分分享对欧贸易，荷兰的商人也因此能以他们的财力影响政治，维持华美的房屋及赞助艺术。17世纪前半叶，荷兰联合省在商业上居全欧洲的领导地位。英人雷利对荷兰的生活水准和企业经营远在英国之上深表惊慌。一位威尼斯的大使（1618年）认为，每一位荷兰人都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他可能不大知道低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些低层者的贫苦生活伦勃朗知道得最清楚。在荷兰“百万富翁”真是难以数计，其中有些人是靠出售劣等货给保卫荷兰的陆、海军而致富的，这些军人却热心地为维护和平而工作着。

大部分荷兰财富都集中在荷兰省，该省从邻海而来的贸易多于北方诸省好几倍。荷兰省好几个城市都有繁荣富足的中产阶级——鹿特丹、海牙、哈伦、乌得勒支，但其中以阿姆斯特丹为最。我们从它人口的成长来看就更明白：1590年，人口是7.5万；1620年，人口已是30万。商人、艺术家和银行家都从受到战争破坏的安特卫普群集于此。1576年后，安特卫普的犹太人把他们的金融业务、商业及珠宝工业移至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切割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统治城市的商人允许相当的宗教自由，因为唯有这样才能鼓励与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商。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是当时欧洲最坚强的金融财务机构。荷兰的货币在各地都受到喜爱与信任。

荷兰人的生活与文学

荷兰人常以过分重视商业主义、对赚钱的狂热、及太过专心致力经济生活时而表现出粗俗态度遭人诟病。荷兰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很坦率地接受这些论断。对于像荷兰这样一个民族——喜爱清洁、郁金香、音乐、艺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鼓励讨论及思想交流，同时允许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因而成为国际上的政治避难所——如果我们仅仅称呼他们的文化为商业文化，显然是不公平的。笛卡儿曾说：“没有一个国家比荷兰拥有更完全的自由、更大的安全保障、更少的犯罪率及更完美的淳朴古风。”1660年，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像荷兰省这样享有如此多的自由……任何农奴或奴隶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立刻就获得解放。每个人都可随意出国，而且只要他自己愿意，也可以把自己的所有金钱带走。昼夜行路都是安全的，即使是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无所谓。雇主不能违反仆人的意愿而强行留雇。没有人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惹来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批评官吏。

维持这些自由的基础是秩序，而家家户户的井然有序，也反映出荷兰人清晰的思路。胆识、勤奋与坚忍是男人的特性，妇女则精勤于操持家务。性情温和、豪放、善良则男女兼而有之。许多荷兰人，在赚了一笔适度的财富之后就退休，从事政治、文学、高尔夫 [1] 、音乐等活动及享受家庭幸福。荷兰人“极度憎恶通奸”，洛多维科·圭奇亚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写道：“他们的妇女都非常慎重，因此拥有较多的自由。她们可单独外出访客甚至旅行，从来没有任何败坏的风闻……她们是管家，也爱她们的家。”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如玛丽·斯胡尔曼（Maria Schuurman），就享有“荷兰的雅典娜”之誉，她会讲11种语言，具有说写能力的有7种之多，擅长绘画和雕刻，精研数学和哲学。玛丽亚·塔塞耳叶达（Maria Tesselschade）所作诗文之美，一如其人，她翻译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获得全世界的赞誉。她能绘画、雕刻与蚀刻，而且擅长弹奏竖琴和歌唱。约有半打以上的社会名流，包括惠更斯（Huygens）、约斯特·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杰布兰德·布雷德罗（Gerbrand Bredero）等，都曾向她求婚未果，后来她与一位船长结婚，婚后成为一位献身于家庭的主妇和母亲。她留下来的智慧、才艺和高贵的传统，至今存在荷兰人珍贵的记忆中。

荷兰人对音乐广泛的爱好，还在艺术之上。阿姆斯特丹的扬·彼得松·斯韦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是荷兰最伟大的钢琴家，他授艺给海因里希·沙伊德曼（Heinrich Scheidemann），再由沙伊德曼授艺约翰·亚当，再由亚当传授给约翰·贝奇（Johann Bach）。与这些杰出才能并行的，是荷兰商业的腐败、大量的酗酒、众多的妓院、尝试各种赌博的勾当，甚至投机于郁金香的囤积，以操纵货物价格。

哈伦是郁金香文化的中心。15世纪末，郁金香的球茎由意大利与德国南部输入。巴黎人也认为玩赏郁金香是一种高贵、时髦的风尚。1623年，有一位花卉玩赏家曾出价1.2万法郎购买10株郁金香球茎而遭到拒绝。1636年，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选择经营郁金香作为投机买卖的行业，当时有特别的商业交易中心，专营买卖整批郁金香或期货。郁金香在经济上也曾疲软过，1637年，在一次为筹募孤儿院救济金而举行的拍卖中，120株名贵的郁金香球茎，只售得9万金币。

佛兰德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难民，来自半个世界的外国商人都拥进了这片乐土，输入了带有刺激性的多种外来的习尚。莱登、弗拉尼克、哈得维克、乌得勒支、格罗宁根诸学校，罗致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造就了不少人才。在莱登大学创办的最初半个世纪中（1575—1625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约瑟夫·斯卡利杰尔、达尼尔·海因修斯、赫拉德·福西厄斯等著名学者，都在该校执教。1640年以前，莱登大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学术研究中心。在荷兰联邦各省区，民众的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荷兰的报纸是最先享有新闻自由的。《莱登周刊》与《阿姆斯特丹官报》畅销之广，遍及西欧，这些刊物是人们公认的最有言论自由的杂志。在同一时期，其他地方发行的报纸均受到政府的控制。一位法国皇帝下令压制一家荷兰出版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这竟然办不到。

荷兰有很多作家，但何其不幸，他们写的作品不是用拉丁文便是用荷兰文，拉丁文已成明日黄花，行将消逝，荷兰文则使读者局限在狭窄的范围里。荷兰人不能使他们的语言像他们的船舶那样到处通行。狄克·科恩赫特和亨德里克·斯皮格尔（Hendrik Spiegel）两人都赞成把生动的荷兰文当作一种文学的表达工具，并努力使它避免受到不好的影响，达成精确与明晰。柯尔特——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政治动乱的文化全盛时期，他是第一个最有力的人物。担任哈伦城的秘书长一职时，他因替奥朗日王子草拟1566年的宣言而被监禁在海牙，随即逃至克莱沃（Cleves），充当一名雕刻师以维持生计。他翻译《奥德赛》、薄伽丘和西塞罗的作品及《新约》。之后他又回到荷兰，致力于宗教的宽容运动。经历了这场血肉模糊的流血纷争，他丧失了信仰——这足以象征未来17世纪的知识史，他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承认世人永远不明了真理。他主要的著作《优裕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Well-Living），提倡没有神学的基督教和独立于宗教信条之外的道德制度。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未遭迫害并得以寿终正寝。

荷兰的特色在于商人常常将文学与实体的事务混合。勒默·菲斯海尔（Roemer Vissch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商，他对年轻的作家常给予帮助与款待，使他的家成为沙龙，几可与法国沙龙媲美。他写的诗为他赢得“勇武的荷兰人”的称号。在须德海（Zuider）上，彼得·霍夫特（Pieter Hooft）建造了穆登（Muiden）城堡，这是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避难所。他欢迎诗人、科学家、外交家、将军和医生进入穆登城堡，而他自己，在最后20年内，完成了《荷兰历史》（Nederlandsche Historienn）的巨作，以强劲优美的散文述说荷兰动乱的故事，因此他被尊称为荷兰的塔西佗。

上百位诗人中的三位，将荷兰文带进了文学的巅峰。曾任荷兰国会议长达22年之久的雅各·凯兹（Jacob Cats），以通俗的韵文和有趣的逸事解释格言中的真理。几个世纪以来，《凯兹神父》流传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荷兰人家中。约斯特·冯德尔在噩运与敌人的阻挠下，终于在荷兰的文坛获得至高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个帽商，因主张再洗礼说，被从安特卫普放逐到外乡。约斯特出生在德国科隆。1597年，他家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父亲做了180度的转变，开了一家袜子店，约斯特继承衣钵，但是他将工作留给他的妻儿，自己则专心研究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以弥补正式教育的不足。他的28个剧本，是根据希腊和法国剧本的模式写成的，谨守三一律。他撰文讥讽清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争辩，他觉得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与天主教徒美丽的玛丽亚·塔塞耳叶达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玛丽亚的丈夫（1634年）与冯德尔的妻子（1635年）去世后，这两位诗人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1640年，他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他继续攻击宗教的仇恨、经济的弊端和政治的腐败，他以歌颂荷兰的勇气与光荣，赢得了荷兰人的尊敬与爱慕。1657年，他做的袜子生意，因其子经营不善而倒闭。他儿子逃往东印度群岛，这位诗人出售了所剩无几的财产偿还债务。他当了10年的当铺店员以维持生计，最后获得政府的养老金，平静度过了最后的13年，享年92岁。

康士坦丁·惠更斯因具有多方面的才智，成为荷兰文坛上最具吸引力的人。他父亲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是海牙国家会议的秘书，他的儿子小惠更斯后来成为牛顿时代欧陆最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之间，康士坦丁继续保持了这种家族优越的传统。他于1596年出生于海牙，在莱登、牛津和剑桥接受了广泛的教育。他用拉丁文和荷兰文写诗，在运动方面也有卓越的表现。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艺术家。22岁那年，他参加驻英外交使节团的工作，在詹姆士一世御前弹奏琵琶，并对约翰·多恩极表倾慕，不久之后将多恩的诗篇译为荷文。23岁时，他被派遣至威尼斯任外交使节。在他回程途中，他因攀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塔尖，几乎丧命。1625年，他担任几个行政长官的秘书，1630年，他在枢密院任职，同时发表了一些诗集，其文体优雅、构思柔美，堪称杰作。他在90岁时去世（1687年），结束了荷兰最光辉的时代。

[1] 这种游戏可能起源于荷兰，在15世纪传到苏格兰。

荷兰的艺术

荷兰新教徒认为，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与装饰物已经成为灌输教条的形式，使传奇永存不朽，却使思想受到了阻碍。他们宁愿以祈祷和讲道的方式，而不愿以艺术的方式来崇拜上帝，在他们保持的仪式中，唯一的艺术是歌唱。因此他们教会的建筑构造极为淳朴，即使在联邦各省区中，天主教也未曾建立任何值得纪念的教堂。16世纪，海外的商人从叙利亚或埃及带进了球茎状圆屋顶的建筑概念。这种建筑形态广布于荷兰和俄国，后来又传入德国，而成为中欧巴洛克式建筑的一种特色。

支配荷兰建筑艺术的不是教士，而是商人，首先他们为自己建筑坚固的住宅，这种住宅的结构，几乎完全是同一样式的，既不像佛罗伦萨城大厦使人敬畏，也无特别醒目令人称羡之处，房舍内部则布置得相当豪华，花园各处也修剪得很仔细。市民的建筑物则有较多的装饰，显得颇为自负。利文·基（Lieven de Key）调和了法国、德国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要素，建造莱登的市政厅。他为哈伦的屠宰公会建筑的大厅，傲然挺立，有如哥特式的大教堂。在海牙的市政厅，显出纯然荷兰式的古典风格。

在建筑与雕刻方面，亨德里克·凯泽（Hendrik de Keyser）有“荷兰的米开朗基罗”之名，他在29岁时（1594年），就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建筑师。在那里他设计了威斯特科克（Westerkerk）票据交换所和东印度公司，其格调完全是意大利、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样式。在代尔夫特，他建造了市政厅和威廉一世的纪念碑。1627年，他在鹿特丹以青铜铸造了高贵的伊拉斯谟像，这座铜像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仍完整无损。

在次要的艺术中，制陶术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在鹿特丹和代尔夫特的瓷砖工业，因其具有优雅的风格，也成为一种艺术。在荷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代尔夫特出产的彩陶。约1610年，在荷兰与东方开始通商后不久，代尔夫特的制陶者开始仿制中国的陶器，制造一种精细供装饰用的蓝色陶器，称为荷兰瓷器。半个西欧世界很快也将代尔夫特陶器展示于墙壁或架子上供人欣赏。

绘画是荷兰最主要的艺术之一。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地方——即使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不例外——的艺术，享有如此盛名。1580年至1700年的艺术说明书，列举了1.5万件荷兰绘画作品。虽然意大利的风格大大地影响到佛兰德斯的艺术，北方诸省因成功地抗御西班牙势力的入侵，产生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自尊，只须由从事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富稍加资助，立可触发一次文化上的爆发。由于教会与贵族势力式微，艺术开始走上家庭生活与写实主义的路线。新兴的赞助者是商人、市镇长、律师、公司、公会、自治区、医院等，作品也以肖像画、团体画及风俗画为主。几乎每一个荷兰城市都有由地方势力赞助以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如哈伦、莱登、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多得勒克、代尔夫特、海牙等。普通的市民以各种画来装饰他们的家庭，有时不惜高价收购，如一位面包师为了证明他有良好的鉴赏力，付出600金币购入一幅维米尔（Vermeer）所作的单人画像。艺术力求通俗：圣者不再被用于题材了，商人取代了圣者的地位，住家与田野也取代了教堂。写实派大为风行，坐着供人绘画的资产阶级人士，欣赏画家们将他们稍加美化。那些悬挂在壁上的画大多是画着堤防和沙丘、风车和小屋、梭船和喧闹的码头，这些画使人清新愉悦，勾起实际与日常事物的怀念。前一世纪中，一般家庭悬挂的历史英雄、神圣殉道者及异端神像，现则被神情飘逸的豪饮者、酒坊醉酒者等画取代了。裸体画已经过时了，在那种潮湿的气候里，再加上画中那些肥胖的躯体，裸体已经不再引人遐思了。意大利式的美、文雅和庄严，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似乎不适合，因为新的艺术环境只介绍日常生活和熟悉的景物，对艺术的其他部分则无所求了。

全国热衷于绘画作品时，也显现出悲哀的一面：依靠绘画为生的艺术家，大多数都贫困潦倒。在佛兰德斯，王公巨卿和主教们还肯高薪聘请他们喜欢的艺术家。但在荷兰，画家因为个人之间的竞争，只能将作品售予普通的市场，大部分画家的作品由中间商售予顾客，他们知道买贱卖贵的生意经。荷兰艺术家很少收到高的价格，伦勃朗最负盛名时，他的名作《夜巡》（The Night Watch）仅售1600基尔德，戈因（Jan Van Goyen）的《海牙景色》（View of Hague）仅得600基尔德，余者售价更低。斯蒂恩（Jan Steen）所绘3件人物画像仅得27基尔德，伊萨克·凡·奥斯塔德（Isaac van Ostade）13帧作品也仅售相同数目而已。很多荷兰画家必须赚取外快以糊口，戈因兼售郁金香，霍贝玛（Hobbema）是收税员，斯蒂恩则兼营一家小客栈。艺术家过多，作品充斥市场、乏人问津。名画家成篇累页介绍不尽，其佳作须专门著书列举介绍。

弗兰斯·哈尔斯（1580—1664）

他的祖先在哈伦居住达两个世纪之久，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行政首长，不知何故，弗兰斯在安特卫普出生，直到19岁时才回哈伦定居。1611年以前，我们无法知道有关他的更详细的资料，那一年哈伦教堂的登记册上登记了弗兰斯与安妮可（Anneke）所生之子霍尔曼（Herman）受洗的记录。另一个是来自警察法庭的记录（1616年），叙述弗兰斯因毒打太太被捕，受到严厉的惩戒，最后由他保证以后不再犯，并远离酒肉朋友才被释放。7个月后，其妻安妮可去世，又过了5个月（1617年），弗兰斯与丽丝珀斯·瑞尼尔（Lysbeth Reyniers）结婚。9天之后即生下一个孩子。他已为我们留下他和第二任太太一张令人钦佩的画像。在以后的47年里，她与他共同生活，忍受他的贫穷和酗酒。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个愉快的人外，其余无任何动人之处。

他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时，已经36岁了。《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的宴会》（The Banquet of the Officers of St.Joris’Shooting Guild）——5张《杜也伦》（Doelen）画中的第一件作品，获得巨大成功，弗兰斯因此奠定了他在绘画史上崇高的地位。“杜也伦”即义勇军司令部，义勇军在该处练习射术、举行竞赛和社交活动，也充当地方的民兵。这类团体偶尔也聘请画家为他们画团体像，每人都坚持以地位和支付费用的多寡来决定其在画中显示的重要性。当时那些军官都穿着最华丽的服饰，聚集在筵席旁边，其中一人手持颜色鲜明的队旗。哈尔斯绘出每个人生动有力的肖像、各种姿态和特色，每个人像均属上乘佳作，他也得到了应得的酬劳。

在以后的11年中，我们即未曾再听过他受命担任此类工作，但在这段时期，他作了很多名画，都被列为荷兰艺术的佳作，如《青鱼贩》（The Herring Seller）——又是将一部生命史表现在一张脸孔上的杰作，《欢乐的三位一体》（The Merry Trio）和《贵公子之怒吼及其爱人》（Junker Ramp and His Girl）这两幅画现均存于纽约。有名的《欢笑的骑士》（Laughing Cavalier）——自信的具体表现，所有的财物均在背面装饰昂贵的鸟类颈毛和花朵缀成的大衣上呈现出来，他绽开的笑容，一如拉·吉奥康达（La Gioconda）的一样神秘难解。1624年，弗兰斯完成了他的自画像——健美英俊的脸孔，一对沉思的眼睛，似乎在否定他的锦绣服饰与环抱的双臂呈现出来的骄傲气质，这个人就是嗜酒如命，而又一心一意想达到完美境界的弗兰斯。

1627年，又作第二次“杜也伦”团体画，即另一个《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活动画，但没有第一次那样清晰明朗。哈尔斯故意改变风格，由轻淡明朗变为艰涩不重细节的画风——半色调、灰色阴影及柔和的轮廓。同年另一个“杜也伦”《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色调也减弱了许多。那些射手一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又请哈尔斯为他们画了一次（1633年）。这一次这位艺术家想起了他喜欢的颜色，并显出他的绘画天才，把各人的脸部画得很有趣、很突出。1639年，他画了另一幅《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但在这次的画中，个人的部分都消失在群体中了。总之，这些“杜也伦”团体画可以说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他们说明了中产阶级在荷兰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抬头并进入骄傲显著的地位。

哈尔斯在他的第二阶段画的人像以纪念性为主，《欢乐的酒鬼》中的酒鬼在一顶大得足以遮住很多酒鬼的帽子之下；《在沙地上跑的人》（The Sand Runner）是头发蓬乱、衣着褴褛而迷人的；《吉卜赛人》（The Gypsy）现存卢浮宫中，微笑且挺胸凸肚；《弄臣》现存于阿姆斯特丹；极富幻想的《巴尔萨扎·科伊曼》（Balthazar Coymans）现存于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董事》是哈尔斯登峰造极的杰作，是他成熟的顶点，此画与21年后伦勃朗画的《杜累波协会的董事》（Syndics of the Drapers’Guild）非常相像，又极不相像。

弗兰斯无数次的豪饮，虽然好像不会伤害到他的艺术，却损害了他的声望，即使当时的荷兰认为偶尔借酒狂欢并无伤大雅。他继续绘画，那些作品足以使任何艺术家因之成名：《希尔·鲍比》（Hille Bobbe），《哈勒姆的巫婆》（The Witch of Haarlem），醒悟的《笛卡儿》（Descartes）——大眉毛、大鼻子、会说“杜比托（Dubito）”的眼睛，及80岁作的《戴着垂边帽的年轻人》（Young Man in a Slouch Hat）。但灾难接踵而来。1639年，他的儿子彼得被送至疯人院，一切费用由市政府负担。1641年，他那任性的大女儿，在她母亲要求下，被送进贫民习艺所。1650年，弗兰斯已是穷困潦倒。1654年，当地的面包商控告他负债200金币，并查封了这位画家的家具。1662年，这位落魄的老人请求并接受了贫民救济。两年后，哈伦市议会决议给他年俸若干，而且马上送他一份礼物——3大包泥煤，以便点燃他家的炉灶。

他在1664年受委托画的两幅画很可能就是属于额外的赈济，《救济院的董事们》（The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和《救济院的女董事们》（The Women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男组像中显示出这位84岁高龄老画家不稳定的手，很多人的容貌被涂得模糊不清，但另一幅姐妹作《女董事们》，则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恢复了当年的雄风。该幅作品中的5个人，被描绘成5张温驯的脸谱，5个被烦厌的工作所折磨的老女人，在清教徒法规的约束下竟显得那么刻板、严肃，浑然忘却了她们年轻时的嬉戏和欢笑，但这些冷酷的表情中，似乎散发着一种怯懦的慈祥和一种疲惫的同情。这些最后的画，这位画家生命之火最后的火焰，现在连同“杜也伦”的油画，一起被悬挂在哈伦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中，馆址即当年救济院的所在地。

1664年，他在贫苦中逝世，葬礼在市内圣巴蒙教堂四周举行，极尽哀荣。哈伦市以长期抵抗围攻及她最伟大儿子的作品载誉于世。在他逝世后的200年中，他几乎被人淡忘了。他的画被零碎出售以换取食物，有时被廉价拍卖，或者根本无人问津。如果说艺术史家还记得他的话，那也只是记述他作品内容的狭窄——没有宗教画，没有神话、历史、风景或裸体画，或是他作画手法显然是轻率的快捷——没有初步的构图，只是快速地挥毫与涂色，这些都需要联想和观赏者的记忆，将其中的细节部分填满，可能是为平衡这种长期的忽视，今天他的画受到极高的评价。一位宽厚的评论家认为，哈尔斯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像画家”。时间这样最可靠的判断者，竟无法对他盖棺论定，那么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赞美他吧。

伦勃朗（1606—1669）

他生于莱登一位富有的磨坊主人——杰里特·哈尔门斯（Gerrit Harmens）的家中。哈尔门斯在他的名字上加了“凡·莱因”（van Rijn），大概是因为他家俯瞰莱茵河。这位画家定然极敬爱他的父亲，因为他为他画了11张或更多的肖像，戴着高贵的帽子，挂着链子，酷似一位兑换钱币的人，又像是位高贵的斯拉夫人——一张造型极佳的脸孔，很有性格——似饱经岁月而呈阴郁神情。他的母亲也被画了12次之多，最值得纪念的是珍藏在维也纳画廊（Vienna Gallery）的《老妇人》（Old Woman），神情显得焦虑而疲惫。在阿姆斯特丹的莱克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她正专心阅读《圣经》的画。假如像某些人所言，她是一位门诺派教徒的话，我们更可以了解伦勃朗对《旧约》的偏好及亲近犹太人的原因了。

他在14岁时入莱登大学读书，但他不热衷于文字或概念。一年后他退学，而且说服他的父亲让他研究艺术，他在这方面表现良好，1623年被送到阿姆斯特丹拜皮埃特·拉斯曼（Pieter Lastman）为师，其时拉斯曼被认为是当代的阿佩莱斯。拉斯曼从罗马带了古典的正统画法回到荷兰，伦勃朗很可能从他那里学得做一个卓越的画家。但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年后，这位好动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回到莱登，急欲绘出自己的风格。他素描或画出每件亲眼看见的东西。他借画自己的像为实验，改进自己的艺术，镜子成为他的模特儿。他给我们留下了比许多大画家的作品还多的自画像。在这些早期的自画像中，有一个迷人的头，现存于海牙。伦勃朗23岁时，自是英俊非凡（因为镜中的我们都非常英俊），头发自然散乱着，透出一股年轻人对传统的睥睨，敏锐而骄傲的眼睛，显示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事实上，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基础了。1629年，一位鉴赏家以100金币向他购买一幅画——在画家多得像面包商却未能获得同样温饱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竞争者而言，的确是一笔大数目。继描画自己和双亲后，他第一个主题是《圣经》上的人物。《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Jeremiah Mouring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那股神秘气氛使伦勃朗在宗教画上一举成名，《在殿堂里的西米恩》（Simeon in the Temple）完全抓住了人物的精髓。伦勃朗因受阿姆斯特丹各项邀请委托，于1631年又回到该地，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他抵达阿姆斯特丹不到一年，便画了一幅举世杰作《尼古拉教授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Professor Nicolaes Tulp）。那时荷兰的绘画中早已有数幅解剖画了。那位曾4次担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杰出外科医生，委托伦勃朗画他在“外科医师同业公会的大厅”中进行解剖示范时，并未破坏先例或违反善良风俗，他计划将那幅画呈献给该公会，作为他教授职位的纪念。尼古拉医师选了画中的这7位“学生”——显然并不是学生，而是在医学界或其他行业有地位的成年人，伦勃朗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人的性格与智慧的面容表现出来。尸体似乎显得过分膨胀，另两个旁观者也为后世留念而摆出了姿势。尼古拉医师本人进行这项工作时十分镇定，坚强而自信，但在尸体头部上方凝视的两个人，则是好奇心和注意力的生动表现，对绉领和肌肉光线的处理，更显出伦勃朗的专长。

现在委托作画源源而来，两年之内共有40件之多。口袋里有了钞票，体内又流着饥饿的血液，这位艺术家已届成婚之年（1634年）。萨丝基亚·乌伦波切有一张可爱的脸孔、灵活的眼睛、满头金丝秀发，并有足够令人愉悦的身材和财富。什么比存放于卡塞尔的那幅萨丝基亚像更迷人呢？她是一位富有的行政长官和律师的遗孤，可能是她的表亲，一位艺术品商人，说服她让伦勃朗为她画像。两次后，伦勃朗提出了求婚的要求。萨丝基亚带来4万金币的嫁妆，这笔钱使这位后来宣告破产的画家一度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艺术家之一。撇开金钱的资助不谈，她后来成了一位贤妻良母，她对丈夫专心绘画的天才显得很有耐心。她坐着让他画了好几次，虽然这些画逐次显示出她身体的一再发福，他还给她披上奇装异服，完成了那幅现存于伦敦的愉快的《花神》（Florla），及较简单的现存于纽约的沉思的《花神》。我们在一幅德累斯顿的画中看到了他的幸福，画中他拥着她坐在膝上，他的微笑使画面生辉，并举杯祝贺他肉体上和金钱上的狂喜。

在这些愉快的岁月（1634—1642年）中，他的佳作一幅接一幅地问世。他继续画他自己：存于卢浮宫的自画像中（1634年），他显得英俊而快乐，帽上饰有珠宝，胸前挂着金链；又在同年的《官吏》（An Officer）中——戴着一顶似乎征服世界的帽子，显得很华丽；1635年，他又画了戴着一顶羽毛高耸天际的华丽帽子的自画像。为寻求性格而非美丽，1634年他画了《老妇人》（Old Lady），显出无情岁月侵蚀下布满皱纹的脸孔，现存于伦敦的国家画廊。一年之后，又画了《靠椅上的老妇人》（Old Woman in an Armchair），现存于纽约。他在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80多岁的老人，即替他包上头巾，穿上衣服，描绘在《东方人》的画中。他有收集服装、珠宝、宝剑、昂贵礼帽和鞋的癖好，我们可在《马丁·代伊》（Martin Daey）看到这些（除宝剑外）东西——他的袖口饰有花边，长裤缀着绉边，鞋上有盾形物。他也以清新的虔诚，画了一些古老的宗教人物的画，以大街小巷中他遇见的老人和少女当模特儿——每幅画的技巧均极突出，光线的处理也扣人心弦，感觉的强度上也很感人，任何一件作品都堪称杰作，如《亚伯拉罕的献祭》（The Sacrifice of Abraham）和《拉斐尔天使告别托拜厄斯》（The Angel Raphael Leaving Tobias）即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幸福的岁月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人像画，如《执扇的淑女》（Lady with a Fan）和《戴手套的男人》（A Man with Gloves）两幅画实在难以笔墨形容。

这段时期的最后成就，也可能是伦勃朗所画的最伟大的作品，是一幅巨型油画（14英尺长，12英尺宽），即历史上闻名的《夜巡》，但名为《寇克上尉的火药枪队》（Captain Cocq’s Company of Harquebusiers，1642年）则更为适当。在那巨大的画面上一切细节均已完备，每一暗影或光线的投射都经过仔细的计量，而颜色的对称更经过事先周详的考虑。在图的中央，骄傲的上尉站着，穿着黄靴，身着白色外套和红色的帽子；左侧的少尉穿戴着金黄色的长靴、外套和帽子，宝剑闪闪发光，枪身发亮，各种旗帜如浪潮起伏；右侧是鼓笛队，这支队伍从总部出发，显然是参加庆典的游行。伦勃朗曾与被画的16人签约，每人付费100金币。很多人觉得付一样的钱，但在画中并未被同样显著地画出，有些人抱怨他把他们放在太暗的阴影中，或是由于下笔疏忽，未能使他们的朋友一眼就可辨认出来。之后就少有团体委托他作画了，他的事业也已有了衰微的迹象。

1639年定然是他收入丰富的一年，因为那年他购买了一幢宽敞舒适、位于乔登—布利德斯特拉特（Joden-Breedstraet）街的房子，住那条街的都是有钱的犹太人。这处房子耗资1.3万金币，这一笔庞大的款项他后来一直没有还清，很可能这幢房子不仅是供他家人栖息之用，也供学生、画室及日益增多的古物、古董及艺术品收集之用。住进去之后第一年他只付了一半，其余留作债款，日积月累之后本利相加，债台高筑，终使他走上了破产的厄运。

同时，他深爱的萨丝基亚的健康每况愈下，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但都在孩提时夭折，孩子出生时痛苦的分娩和凄惨的结果，也缩短了她的生命。1641年，她生了一个儿子蒂图斯，孩子活下来了，她却在1642年去世。她的遗嘱是留下她所有的财产给伦勃朗，但附带条件是他再娶时，这笔遗产必须转给她的儿子。她死后一年，伦勃朗从爱的追忆中画她的像。

妻子的去世使他的心情变坏。从此，他似乎被死亡的念头困扰，虽然对家有着一股深情，但他总喜欢一人独处，不愿加入人群。现在他渴望的是一个人静静地独处。他作画时，他把那些先睹为快的人赶开，对他们说：“油漆的味道对健康不好。”他不像鲁本斯那样具有丰厚的文学涵养，他读书不多，除《圣经》外几乎没有读过其他书。他生活在颜色、阴影和光线组成的无言的国度中，其繁杂多姿一如文学世界，完全不同而有其特点，求画者来为他摆姿势时，他总难以表现出应有的社交礼仪，也未能略为交谈，使他们感到愉悦、安静。当他们发现伦勃朗也像以前大多数画家一样，不先勾勒轮廓再润饰细节，而喜欢直接画在画面，这就需要被画者多次摆姿势，求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更有甚者，他的画法是依感觉或想象的印象派，而非忠实地画下他所见的，其结果并非总受人家欢迎。

他那间位于犹太人地区的房子，并不能对他有所助益，很久以前他就和很多犹太人交往。他曾于1636年为马纳萨（Manassah）雕刻一幅肖像。现在（1647年），他在木板上为犹太医生伊夫拉·波尼斯（Ephraim Bonus）画那张忧郁的脸。他接触的几乎都是希伯来人，他显然也喜欢他们，他逐渐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中找到了画人像的题材。很可能他也知道斯宾诺莎，后者1632年至1660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有些人认为伦勃朗本人是犹太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受过洗礼的新教徒，而且他的相貌也完全是荷兰人的样子，但他对宗教和种族并无偏见。在他的犹太人画像中，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同情与了解。他沉迷于犹太老年人，他们留着智慧的胡须，有着忧伤的眼睛。大部分的希伯来苦难都在列宁格勒赫米泰奇（Hermitage）所藏的《犹太老人》（1654年）和伦敦的《犹太教牧师的画像》（约1657年）等脸上表现出来。最后的那位犹太牧师就是伦勃朗破产后给予精神慰藉和物质援助的人。

我们发现他在1649年画了《睡中的亨德里耶·斯托福尔》（Hendrikje Stoffels in Bed），而且有了一位情妇。她曾是萨丝基亚的女仆，她留下来和这位鳏居的艺术家住在一起，忠实地照顾他，不久即以身相许。他没有娶她，因为他不愿放弃萨丝基亚留给他年仅8岁的儿子的那笔遗产。他于1652年画亨德里耶时，她还算漂亮，两只眼睛射出诱人的光芒。1654年，可能是她两度裸身供他研究裸体画《沐浴中的拔示巴》（Bathsheba at the Bath）和《涉水的女人》（A Woman Wading），两幅画均具色彩和丰盈之美。那年6月，她被召唤至教区教堂长老们的面前，他们严厉叱责她的通奸罪，并拒绝她参加圣事。10月，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孩，伦勃朗承认那是他的孩子，并设法安排让孩子安然受洗。他试图像爱他的妻子那样深情地去爱他的情妇，否则他在1658年她穿着那件与头发相衬的红袍时，怎能在她脸上注入如许的柔情？她对蒂图斯来说是一个好继母，蒂图斯现已长成一个英俊迷人的少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他14岁时的一幅画像，像女孩子那样可爱，一双年轻人的眼睛为生命所惑，而父爱也仅能给他一半的安全感。在华莱士收藏馆中，更长一岁的画像也是如此。我们多少能想象出当伦勃朗这一年面临经济困境时，蒂图斯定然是他父亲一个极大的慰藉。伦勃朗努力工作以使收支相抵，一些伟大的宗教作品即完成于这个时期（1649—1656年），如《雅各祝福其子孙》（Jacob Blessing His Grandchildren）、《井旁的基督》（Christ at the Fountain）、《基督与撒马利亚妇人》（Christ and the Woman of Samaria）、《从十字架上下来》（Descent from the Cross）。然而，在新教的荷兰，教会的题材是不被需要的。他尝试画些以神话为主题的画，但只在替下列各角色披上服饰时才显得成功，《达娜伊》（Dana）毫无诱人之处，但《雅典娜》（Athene）和《战神》（Mars）在同类作品中则无有出其右者。他继续描绘那些引人入胜的性格肖像。《尼古拉斯·布鲁伊宁》（Nicolaes Bruyningh）是直接从一段生动的生命和思想里攫取出来的，而《扬·西克斯》（Jan Six）画中的荷兰市长，是他最佳、最有力的作品。大约就在这时，伦勃朗画了一些无名但能深刻表现人物特性的作品：《头戴金盔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Golden Helmet）、《波兰骑

士》（The Polish Rider）、《百夫长科尔内耶》（The Centurion Cornelius），除此以外，大部分画像似乎都只有光辉的表面。

伦勃朗50岁那年，灾难降临了。他一向对财务方面的事情懒得过问，他曾鲁莽地买下房屋和艺术品，甚至买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现在因收支相差悬殊，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债台高筑。1656年，阿姆斯特丹孤儿院为了保护蒂图斯，将房屋和地产移交给他的儿子，虽然孩子的父亲被允许在那里住一段时间。7月，伦勃朗宣告破产。他的家具、油画、画图和收藏品，在匆忙中被廉价出售（1657—1658年），但所得之款不足以偿清债务。1657年12月4日，他被逐出那栋房子。他一再迁居，最后在犹太人住区定居。这次破产后剩了约7000金币给蒂图斯。蒂图斯和他的继母亨德里耶为了保护伦勃朗，合伙组成一个公司，出售伦勃朗剩余的作品，避免那些画被债权人抢光。他们似乎一直都给予这位年老的艺术家以充满爱心的照顾。

遭逢这些苦难时，他继续画了数幅杰作：《马背上的男子》（Man on Horseback），以40万美元售予伦敦的国家画廊；神奇的《老人的脸》（Head of an Old Man）——画家在80余岁时的觉醒，令人惊叹不止；生动而自然的《剪指甲的女人》（Woman Cutting Her Nails）——可能是安息日前夕需洗净全身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现在他也画了一些令人惊骇的自画像：《伦勃朗与其素描簿》（Rembrandt with His Sketch Book，1657年），现存于德累斯顿；而纽约弗里克收藏馆一幅更有名的自画像，表现严肃的脸和臃肿的身材（1658年）；现存于维也纳的全身人像（1659年）；及存于华盛顿的苦恼的脸（1659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1660—1669年），他依赖儿子和情妇为生。他的寓所狭窄，他画室的光线非常恶劣，由于年老和喝酒的关系，他的手已不若往日的果断。《圣马太》（St.Matthew the Evangelist）在结构上是粗糙的，但画中的天使不是别人，而是他那现年20岁仍美如处子的蒂图斯，而后这位艺术大师的最后佳作于1661年问世。《布商公会的理事们》（The Syndics of the Drapers’Guild），布料的管理员和检查员委托这位年老的艺术家为他们作画留念，以便悬挂在公会的大厅上，我们或会原谅他在构图时的踌躇、细节上的粗糙及投影的疏忽，却很难在这些地方挑出毛病。前后背景柔和的光线，使5个主要人物跃然入目，他们每人是“分开而单一的人”，但他们共同思想燃烧的一瞬被捕捉下来。在他落魄残年的很多作品中，鉴赏家发现他技巧和精力衰退的迹象——色彩的单调、细节的疏忽、匆促挥毫、运笔粗劣等。虽然如此，他仍画出了引人注目的作品，如《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一幅令人难忘的爱的宽恕之画像，以及《犹太新娘》（The Jewish Bride）。这是从一棵逐渐枯萎的树上所结的不可思议的果实。

我们尚未谈及他的风景画、图画和蚀刻版画。风景画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突出的，图画则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著名的有存于维也纳的钢笔画《阿姆斯特丹景色》（View of Amsterdam）和存于柏林的《坐着的老妇人》（An Old Woman Sitting）。伦勃朗的蚀刻版画就像那种辛苦的艺术历史上任何有名作品那样珍贵，其中之一的《基督治愈病患》（Christ Healing the Sick），后来成为著名的“百元金币佳作”（The Hundred-Guild Piece），因为该画当时出售的这个价格尚属空前。然而，1867年，该画的一张复制品即卖了2.5万法郎。

300件蚀刻版画、2000幅图画、650件油画——这是伦勃朗留下来的作品，几乎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闻名遐迩，那样的多彩多姿，具有原创性和深刻性。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几乎所有的画都是由他亲手绘成的，因为没有任何助手分享他揭示无形事物的秘密。他有些作品是漫不经心做成的，有些作品如存于卢浮宫《剥去皮的牛》（Flayed Ox）则令人感到厌恶。有时他全神贯注在技巧方面，有时则因视力的关系草率了事。他像大自然一样，以中立的姿态介于美与丑之间，因为对于他而言，真理就是最后的美，而一幅真实地表现丑的画就是美的。他拒绝把《圣经》中的一些人物理想化。他怀疑《旧约》中的希伯来人看来很像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他即用这种观感画他们，结果使他们走出历史和神话而进入实际生活中。他越是年老，越爱他周围那些心灵单纯的人，不喜欢那些利欲熏心、丧心病狂的人。在一些像鲁本斯那样的画家选择美丽、快乐、有力的人作为主题时，伦勃朗则把他的艺术贯注在对贫民、病患、不幸者，甚至畸形者的同情上，虽然他并不指明宗教的含义，但他似乎在无意中表现了基督和惠特曼对那些曾在互相杀伐中失败或拒绝对抗的人的态度。

最后我们来欣赏他年老时的那些自画像，画中的他一点也不虚荣，相反都是一些挫败的描绘。如1660年，他画的自己，那时他仍怀着容忍与勇气结合而成的心情，面对现实的生活，那张短胖不曾削修的脸虽然滑稽，但不悲伤。他仍然向前迈进，在同年的另一幅自画像中，则出现一幅忧虑的样子，使微红色鼻子四周的脸色显得阴暗而忧郁。1661年，他看自己已走投无路，但很达观地耸动他脸上的皱纹。而他在最后一年，把自己画成在接受生命的限度和辛酸的嘲弄之后显得一片宁静。亨德里耶于1662年去世，蒂图斯仍以他青春的火花照亮他，1668年这位老人为他儿子结婚感到欢欣。但是同一年，儿子也随亨德里耶去世后，这位艺术家失去了支撑。1669年10月8日那天，威斯特科克的死亡录上记着：“伦勃朗，画家……遗有二子。”

当时的人几乎都不曾注意他的去世，没有人会想到把他与鲁本斯甚至与凡·戴克并列齐名。他同时代的乔西姆·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写道：“他主要缺乏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知识，所以无法研究古物和艺术的理论（这件事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使他伟大的秘密）。要是他在事业上更谨慎一些，对社会的表现更礼貌些，他或许已经是一位更富有的人了……他的艺术因过分描绘社会上粗俗的一面而遭受了损失。”罗斯金同意德国艺术史家的话：“粗俗、呆板或邪恶总是像伦勃朗作品一样，由棕色和灰色的艺术表达出来……最好的画家的目的，是要画出阳光下那些最高贵的事物。伦勃朗则以微弱的烛光画些最污秽卑下的东西。”但德拉克洛瓦反映了法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认为：“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伦勃朗是比拉斐尔更伟大的画家。我写下——无须袒护——这个冒渎的话，这将使学会会员（Academicians）毛发悚然。”今天艺术评论家一般都认为伦勃朗的地位应在拉斐尔和委拉斯开兹等人之上，而仅有埃尔·格列柯能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知道，“真理”是时间的机能和奴隶。

从鲁本斯到伦勃朗，在范围和程度上，两人的画风竟有这么大的差异——欢愉的光线与抑郁的阴影，宫廷及出入宫廷的安特卫普贵族的欢纵淫逸与熟悉下层阶级的阿姆斯特丹破产者的痛苦悲伤。看这两位画家的画风，好比音乐上大和声中对位法的要素，会使人感到这个小国奋战庞大帝国的另一面的伟大及文明的复杂性，一端是欣然地以神话来装点它无可怀疑的信条和以艺术来装饰它所爱的神龛的天主教文明，另一端则是孕育出最伟大的艺术家以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新教文明。

第三章　北方的兴起（1559—1648）

丹麦的强盛

腓特烈二世于1559年登上丹麦王位时，丹麦正是欧洲最强盛、领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它还不曾学到自谦的智慧。在与瑞典争夺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商业上的控制权而展开的长期搏斗中，丹麦是最初的胜利者，因而更加扩张它的统治，一方面越过斯卡格拉克海（Skagerrak）抵达挪威全境，另一方面越过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而进入现在的瑞典南部。它掌握了奥雷桑德（oresund），又名桑德（Sound）——那片旋涡密布，最窄处仅3英里半宽，介于今日丹麦、瑞典之间的水域——东西两侧的战略城市：西侧的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Helsingr），东侧的马耳摩（Malm）和赫尔辛堡（Helsingborg）。更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它掌握了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哥得兰岛（Gotland）、奥塞尔（sel）诸岛，因而控制了波罗的海。在南方它囊括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诸公国，而在遥远的西北方它统治着冰岛（Iceland）和格陵兰（Greenland）。丹麦对通过这些海面之间海峡的商船征收的通行税，是王国岁入和战费的主要来源。

政治大权掌握在800位贵族手中，他们拥有全国半数的土地，他们压制农民成为农奴，通过国会和各州议会选举国王、治理国家。宗教革命时，由于并吞了大量以前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而使他们蒙受大利。国王豁免他们的赋税，期望他们能在战争时应国王的召集装备并领导属下的农民参战，但常常遭到拒绝。被剥夺了财产的新教牧师，在社会地位上低于贵族，对政治的影响也很微弱，但他们控制着教育，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检查权，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神学和圣诗。为数约100万的平民则嗜美食和烈酒。一位理发师劝告他的顾客说：“人们能够每月沉醉一次是一件大好的事，其最佳的理由是这可以使他们轻松，促进熟睡、利尿、发汗，而且促进全身的健康。”

这一时期有两位丹麦人在历史上特别值得一提：蒂丘·布拉赫（Tycho Brahe）——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克里斯蒂安四世，他做了60年丹麦国王（1588—1648年在位），即使没有王室血统的有利条件，他也将会是一位人民的领袖。我们略过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只要知道那位佛兰德斯的建筑师安东尼斯·凡·奥伯格（Anthonis van Obberger）曾为他在赫尔辛基——哈姆雷特（Hemlet）的艾尔西诺雷（Elsinore）——设计了那座克隆堡（Kronborg）城堡（1574—1585年）的要塞就够了。

腓特烈死时（1588年），克里斯蒂安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丹麦由四位贵族组成的摄政团统治了8年，然后克里斯蒂安正式亲政。以后的半个世纪，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多方面的才能使他的生活多彩多姿，使整个欧洲为之惊异。他进一步发扬了前述那位理发师的名言，在黄昏的酒会上他每饮必醉，每一次都需要别人扶他回家。他的举止不庄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他的臣民们几乎无人超过他。他的私生子数目之多难以计算。然而，他的人民对这些缺点一笑置之而敬爱着他，因为他在他们的婚礼中起舞，参加他们的劳动，而且不止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服务。除此之外，他具有拉丁文和科学上的知识，对艺术有良好的鉴赏能力及一个不致引起信仰真诚问题而又不致妨碍行乐的简单宗教信仰。公余之暇，他使哥本哈根（原意为“商人的港口”）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首都之一。他的建设计划使那个城市的范围倍增。他在位时，施洛斯（Schloss）、罗森伯格（Rosenborg）规模初具，此后不久，布尔西（Bourse）城中的高楼大厦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兴建起来。他改革挪威的政府，发展它的工业，又重建它的首都，那座城市因此有三个世纪之久以他的名字为名——克里斯蒂安城（1925年更名为奥斯陆）。在丹麦，他改革行政，鼓励制造，组织商业公司，建立大学和城镇，并在皇家所属的庄园中提高佃农的地位。

野心拖垮了他，因为他梦想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再度统一起来，而自己成为唯一的君主。贵族们以瑞典无法征服而反对，而且拒绝支持他。主要依靠外国的雇佣兵，他对瑞典发动了卡耳马战争（Kalmar War，1611—1613年）。“三十年战争”发生时，他很不情愿地为保卫新教而与瑞典并肩作战。危机过去后，他恢复和瑞典之间的战斗（1643年），虽然这时的他已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以浪漫的豪情领导他那不适于战斗的部队。克尔伯格（Kolberg）海战（1644年）时，虽然负伤20处而且瞎了一只眼睛，他仍力战终日，赢得一次暂时的胜利。最后，仍是瑞典获胜，《布洛姆西布罗和约》（Peace of Brmsebro，1645年）免除了瑞典在桑德海贸易的赋税，将哥得兰、奥塞尔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3省割让给瑞典。经过50年建设性的努力和破坏性的战争，克里斯蒂安四世去世时，他的王国较他继位时为小，而丹麦的黄金时代也已逝去。

瑞典（1560—1654）

·对立的信仰（1560—1611）

在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现代瑞典的建立者——和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新教的救星——之间，瑞典的历史笼罩在各宗教教派争夺政权的云雾之中。贵族寡头政治的执政者陷丹麦和波兰于封建、衰弱之时，瓦萨已将瑞典由丹麦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而且将他的国家统一在一位强有力的世袭君主下。瑞典的农民是自由的，而且和贵族、僧侣、城市居民共同推派代表参加国会，同样的一个词“邦迪”（bonde）在丹麦指的是农奴，而在瑞典则是一位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人的光荣称呼。但是，土地资源受到气候、人手不足及桑德海中3个半岛地区被丹麦控制等因素的严格限制。贵族们由于新近屈服于国王而余怒未息，天主教会则因为在瑞典的财产被剥夺，也处心积虑地想再夺回人民、财产及瑞典的王位。

瓦萨的儿子埃里克十四很不适宜地面临了这些问题。他有勇气和才能，但他暴躁的脾气导致了外交上的失败，而且引他走上谋杀和疯狂。他处死了5名贵族领袖——其中一名为他亲手所刃——因而激怒了贵族。他继续对抗丹麦的“北方七年之战”（Northern Seven Years’War，1563—1570年），并因为攻取利沃尼亚（Livonia）而为未来预伏战祸。他阻止可能使他弟弟约翰成为波兰王位继承者的婚姻，使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疏远，而约翰不计一切和凯瑟琳·雅盖洛（Catharine Jagellon）公主结婚时，埃里克即将他囚禁于格里肖姆（Gripsholm）堡中。凯瑟琳赶来和约翰共度艰难的铁窗生活，说服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1568年，埃里克的兄弟们强迫他逊位，经过6年的囚禁，他在国会和新王的命令下被处死刑。

约翰三世一方面和丹麦及国内的贵族们议和，一方面重新挑起信仰上的冲突。他的妻子依仗自己的魅力苦苦哀求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在他的默许下，耶稣会的教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瑞典，其中最能干的安东尼·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负责说服国王皈依。约翰因过去同意处死他的哥哥，每遭受良心的谴责，思忖弑兄之罪，恐终难逃地狱的火刑。对这一点，波塞维诺力谏只有因忏悔而得到耶稣教会的赦免才能逃过。约翰顺从了，他依照罗马的仪式接受圣餐，而且同意只要教皇允许瑞典的教士结婚、弥撒时可以使用方言及圣餐时除面包外可使用酒等条件，他愿意使天主教成为瑞典的国教。波塞维诺衔命前往罗马，但教皇拒绝了这些条件，波塞维诺只有空手而回。约翰命令耶稣会的教士们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用瑞典语做弥撒。教士们拒绝受命而纷纷离去。1584年，天主教徒凯瑟琳去世，一年后，约翰和一位信仰新教的女士结婚，她也善用枕边细语把约翰又带回路德教派的信仰。

1587年8月，他信仰天主教的儿子被选为波兰国王，成为西格蒙德三世。依据卡耳马法规，约翰死后，西格蒙德将同时统治波兰和瑞典，但西格蒙德誓言尊重瑞典的政治独立和新教信仰。约翰去世时（1592年），瑞典的国会在他弟弟查理公爵领导之下在乌普沙拉（Uppsala）召开（1593年2月25日），出席会议的有300位教士和300位教外人士——包括贵族、市民、矿工和农民——决定采用1530年的路德派“奥格斯堡声明”（Augsburg Confession）作为瑞典教会和国家的官定信条。这一次历史性的宗教会议宣布除路德教派外，其余宗教一律不容许存在于瑞典境内，唯有正统的路德派教徒可被指定担任宗教或政治上的职务，又声称只有在西格蒙德接受这些原则后，他才可以在瑞典加冕，同时承认查理公爵在国王虚位时担任摄政。

由耶稣会教士教育的西格蒙德梦想将瑞典和俄罗斯一起带进天主教会。他于1593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上岸时，发现瑞典的领袖们几乎众口一声地要求他郑重地保证服从乌普沙拉宣言。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寻求妥协，但领袖们的态度坚决，查理公爵则召集了一支军队，最后，西格蒙德依照他们的要求提出保证，一位路德派的主教在乌普沙拉为他加冕（1594年2月）。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他的保证是在胁迫之下提出的。他指派6位州长保护瑞典境内残余的天主教徒，他则于8月返回波兰。

查理公爵和乌普沙拉地方大主教安杰曼尼斯（Angermannus）准备强制实行上次宗教会议的决议。苏德·科平会议（The Diet of Süder Kping，1595年）要求终止一切天主教的仪式，同时禁止“一切反福音宗教的教派”。主教下令，任何人如参加路德教的礼拜仪式，将被鞭笞，而且他巡视教堂时，亲自执行这种处罚。所有残存的修道院全被封闭，所有天主教的圣坛也被拆除。

西格蒙德的谋臣们要求他率领大军进攻瑞典。他认为5000人足够应付，便带领5000人于1598年登陆瑞典。查理公爵在斯蒂奇堡（Stegeborg）应战，遭遇失败；第二次在斯坦格布罗（Stngebro）的战斗查理获胜，西格蒙德再次同意尊重乌普沙拉宣言而返回波兰。1599年7月，瑞典国会废除了他的王位，当时担任摄政的查理公爵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1604年的瑞典国会通过了一条继承法案，明文规定瑞典的王位将由瓦萨家族中信仰已定为国教的路德教派的男女成员继承，同时规定一切反对上述宗教者均不得在瑞典居住或置产。“任何君王如背弃奥格斯堡宣言，将依其事实丧失王位。”因此导致查理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位，也因此导致他孙女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逊位。1607年，查理九世加冕为王。

他改革了紊乱的政府，大力促进教育、贸易和工业，又建立了卡尔斯塔德（Karlstad）、菲利普斯塔德（Filipstad）、玛丽斯塔德（Mariestad）、哥德堡（Gteborg）等城市。哥德堡的建立给瑞典一条进入北海的平坦大道，远胜过丹麦控制的那些海峡。1611年4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对瑞典宣战并进攻瑞典。当时61岁的查理要求与克里斯蒂安做个人决斗，为克里斯蒂安所拒。双方战斗达到高潮时（1611年10月），查理去世，在他死前手抚他儿子的头说：“他将完成我的未遂之志。”的确，他做到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0）

瑞典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时正16岁。他的母亲是德国人——霍尔斯坦·格托尔普（Holstein Gottorp）阿道夫公爵的女儿。父母给予他瑞典和德国语言及新教教义方面严格的教育。12岁时，他已学会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荷兰文；此后他又学习英文、西班牙文甚至一些波兰文和俄文；此外，他广泛地涉猎古典典籍并接受各种运动、公共事务、战争技术等方面的训练。9岁时他开始参加瑞典的国会，13岁时接见各国大使，15岁时他治理一个省份，16岁时参加战争。他高大、潇洒、谦恭、慷慨、仁慈、聪明、勇敢，历史还能要求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瑞典人中广受欢迎，以至于那些被查理九世以叛国罪名处死的贵族们的儿子，也甘心情愿地替他效力。

他不曾显示出瓦萨那种个人的易怒和暴虐的倾向，但那种气质显现在他的好战之中。他自他父亲手中接下了丹麦的卡耳马战争，奋勇作战，但他觉得这个战争正把他导向错误的方向，1613年他给予丹麦100万泰勒以换取和平和瑞典船只通过各海峡和桑德海面的权利。这时使他更为关注的，是阻止俄国进入波罗的海。“任何时候，”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知道她的实力，将不只能够攻击芬兰（当时是瑞典的一部分）的两侧，而且能够在波罗的海上建立一支足以危及我们祖国的舰队。”他派遣他最富机智的将军雅各·拉加迪（Jacob de la Gardie）征服英格里亚。1615年，他又亲自率兵包围普斯柯夫（Pskov）。俄国的抵抗使他颇受困扰，古斯塔夫·阿道夫威胁将和波兰联盟，因而说服罗曼诺夫（Romanov）签订了和约（1617年），承认瑞典对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英格里亚的西北部包括现在圣彼得堡的控制权。暂时俄国被排斥在波罗的海之外。古斯塔夫夸口说，没有瑞典的允许，俄国不能有片帆只桨出现在波罗的海。

现在，他的注意力转向波兰，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仍然自称是瑞典的君主。其时波兰境内天主教得势，热切地希望能有另一次机会使瑞典改变信仰，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波兰拥有但泽、美麦耳、里堡、里加等大港，在争取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上，是比俄国更为强大的竞争者。1621年，古斯塔夫率领158艘船和1.9万名军队包围里加，该地为1/3波兰货物的出口处。里加的住民大部分是新教徒，因此可能不会对于一位路德教派的君主有反感。它投降后，古斯塔夫仁慈为怀，以收买当地的民心。在和波兰的3年停战期中，他加强军队的士气和训练，而且和与他同时的克伦威尔一样，以虔诚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他研究拿骚的莫里斯的战术，学习如何用快速移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赢取战争。他从荷兰召来技术人员教导他的士兵围攻和使用大炮的技术。1625年，他再度横过波罗的海攻占多帕特，确定了瑞典对利沃尼亚的控制，同时将立陶宛完全封闭在波罗的海之外。一年以后，他的军队征服了波兰王室封地内的东西两普鲁士。仅有但泽一地坚抗不屈。征服的地区成为瑞典的省份，耶稣会教士被驱逐，路德教被指定为官定宗教。整个新教的欧洲，此时都把古斯塔夫视为当时正在德国燃烧的大战火中可能的救星。

在和平的间歇中，他在处理内政问题上展示的才能略逊于战争中的表现。外出作战时，他将政府交给贵族们管理，为了确保他们的忠心，他允许他们垄断各项公职及以低价向王室购置广大的地产。他抽出时间来稳定岁入，重组法院、邮政、医院和贫民救济等事业。他设立官费学校，建立多帕特大学，再度捐赠大量资金给予乌普沙拉大学。他鼓励开矿和冶金，使瑞典拥有制造军备的材料和技术，这在他的成功中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他给予瑞典南海公司（Swedish South Sea Company）特许权状和专卖权，以促进瑞典和国外的贸易。他的那位以临危不乱出名的乌克森谢尔纳大臣也对他主人充沛的精力讶异不止。“国王，”他说，“驾驭矿业、贸易、制造工业和关税等各种重要事业，就像一位舵手驾驭他的小舟一样举重若轻。”他恳求古斯塔夫冷静下来。“如果我们都像你那么冷静，”国王回答他，“我们都会冻僵了。”“如果我们都像陛下那么热心，”大臣反驳道，“那我们就要燃烧起来了。”

现在这位瑞典骑士将他日益枯竭的狂热倾注在“三十年战争”中，“使欧洲所有的战争合而为一”，他说。他曾焦灼地注视华伦斯坦（Wallenstein）赢得的各次胜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进入北德国、丹麦的溃败及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波兰和奥地利的联合。不久，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谋求控制波罗的海，那么瑞典的商业、宗教和生命，都将任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支配。1629年5月20日，古斯塔夫就华伦斯坦意欲将波罗的海变成哈布斯堡王朝内海的图谋向瑞典国会提出警告。他向国会建议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因此要求国家对他加入这一场决定宗教信仰命运的大战役，给予精神和财政上的支持。瑞典由于以往的多次战役已负担沉重，但国会和人民响应了他的呼吁。在黎塞留的协助之下，他和波兰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为期6年（1629年9月）。他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准备船只、补给、军队和盟国。1630年5月30日，他向国会做了一次流畅而动人的告别演说，就好像他已预见他将无法再见瑞典一样。6月26至28日，他的部队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海岸外一座岛上登陆，古斯塔夫迈向光荣和死亡。

·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

他的女儿——王位继承人——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指定那个天才云集的时代中最能干的一位政治家——乌克森谢尔纳伯爵为摄政。克里斯蒂娜后来描述他：“他年轻时曾博览群书，其后在公务繁忙中继续进修，他对世界事务和利害关系的把握能力和了解程度很强，他知道每个欧洲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他富有野心，但忠诚而廉洁，而有一点过于舒缓和镇静。”他以沉默闻名，即便说话时，也表现出一种外交的艺术。古斯塔夫转战异域时，有两年的时间他成功地治理瑞典。后来担任了克里斯蒂娜的摄政，他除了指挥瑞典在德国的军队外，尚治理国内的事务。两年中，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堪与之相比。1634年，他起草了一份《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详述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权利和义务，这是现在所知成文宪法的一个最早范例。

1644年，18岁的克里斯蒂娜正式揽权。她自认适于治理这个人口已增至150万、生机勃勃的国家，事实上她也确实拥有一位早熟男子所有的一切能力。“我来到这个世上时，”她说，“浑身毛发，声音强壮而沙哑。宫女们都以为我是一个男孩，她们高兴地惊呼，最初也使国王受了骗。”古斯塔夫知道是个女孩后，表现得像一位宽怀大度的绅士，而且日后对她宠爱有加，仿佛对有她这样一位继承人十分满意；但她的母亲——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林诺拉（Maria Eleanora）对她的女儿身始终不能释然。或许她母亲的这种厌恶女孩子的态度促使克里斯蒂娜在她体能允许的范围内变成一个十足的男子。她有意地忽略外表，蔑弃修饰，语言粗俗一如男性，她喜欢穿男性服装，参加男人的运动：飞快地跨骑马上，狂野地狩猎，对猎物她一击必中，但“我每杀死一只动物，总免不了对它感到由衷的怜悯”。

虽然她有这些男性化的特征，她仍有一些女性的妩媚。后来做了阿夫兰切斯（Avranches）大主教的皮埃尔·休特如此描述她（1653年）：“她的容貌高雅而美丽，发色金黄，目光闪烁……她面部带有一种羞怯的表情，一句粗鲁的语言使她面现赧颜时，那种羞怯的表情就充分地显现出来。”替西班牙大使办告解的耶稣会神父曾说：“她深恶结婚，因为她自由地出生，也愿意自由地死去。”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样，知道她的丈夫将企图为王。她对自己的缺点非常敏感，而且勇于承认那些缺点。“我不信任他人，猜忌，野心勃勃地想超过别人。我脾气暴躁，骄傲而无耐心，轻蔑而爱讥讽。我残忍无情，我对事情怀疑的态度使我很难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她慷慨得近乎奢侈，而且工作认真。“她每天仅睡3至4个小时，”那位耶稣会神父说，“她醒来时，花费5个小时阅读……除水之外她从不饮任何其他饮料，人们从来没有听她谈过她的食物烹饪得好或是坏……她定期参加国会……有一次她生热病达28日之久，但她从未忽视国家的事务……她亲自接待各国大使，从不假手秘书或大臣。”

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野心，不仅希望和青年们在运动上或和朝臣们在政治上一争长短，而且想和学者们在学识上一分高下，而这些不仅包括语言和文学，更包含科学。14岁时，她已通晓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18岁时，又学会了拉丁文；其后，她又研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她爱读意大利文的诗集，对明朗活泼的法国文明深具羡慕之感。她热切地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通信。她设立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珍贵的古代手抄本书籍，学者们从很多国家不远千里而来查阅这些珍本古籍。她死后，艺术品鉴赏家们对她生前从事搜购图画、雕刻、珐琅艺品、木刻及各种古物时显示的良好的鉴赏能力有深刻的印象。她像搜集艺术作品一样地求才若渴，她渴望和博学深思的人相处，她将克劳迪斯·萨尔马修斯、伊沙克·沃修斯、格罗齐乌斯、尼古拉·海因修斯等著名学人召入宫中，并厚加赏赐。那些不能进宫的学者也将他们的著作和颂词呈献给她，这些学者包括斯卡龙、巴尔扎克、斯屈代里及那位严肃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弥尔顿虽对萨尔马修斯颇有微词，但声称她“不仅适于治理欧洲，而且能治理整个世界”。帕斯卡将他的算数器呈献给她，并附了一封非常优美的函件，赞美她不仅是一国之君，而且是一位智慧领域中的女王。

她的次一嗜好是哲学。她和伽桑迪（Gassendi）通信，他像其他人那样恭贺她实现了柏拉图以哲学家为王的梦想。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来到宫廷中，见了她，并以惊叹的神情听她阐述柏拉图著作中为他深爱的观念。他企图使她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机体时，她说她从不曾见过她的手表生出小的手表。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她不曾忽略本国的人才。瑞典在当时有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人物——乔格·斯蒂耶姆（Georg Stjernhjelm），他是语言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是瑞典诗之父，也是当时瑞典知识生活的中心。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钦佩他，给予他贵族的爵位。克里斯蒂娜则以他为宫廷诗人，一直到他投敌叛她为止。

受到当时大教育家约翰·科梅纽斯（John Comenius）教学理论的吸引，她把他邀请到斯德哥尔摩，改革瑞典的学校制度。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牛津、剑桥等地一样，她也亲自到乌普沙拉访问，以鼓励该地大学师生的情绪，她在那里聆听斯蒂耶姆和其他学者讲述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她在多帕特建立了一所学院，而且赠给该学院一座图书馆；她建立了6所其他的学院；又将她父亲在芬兰亚波（Abo）创设的一所学院扩充成为一所大学。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一些前往阿拉伯研习东方学术。她召来荷兰的印刷工人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她鼓励瑞典的科学家用瑞典方言写书，以便知识可以在平民之间流传。毫无疑问，她是历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之一。

她是否有自己的主见，还是无分轩轾地接受一切向她汹涌而来的知识浪潮？关于这一点，大家公认在政府中她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决定，不仅统辖而且治理。她留下的片断的回忆录，写得生动而迷人。她亲笔写的那些格言中，嗅不出一点陈腐的气息：

人的高贵和他所能付出的爱心成正比。

愚人比无赖更可怕。

忠言逆耳。

不寻常的美德是一种永不为常人宽恕的罪恶。

虽然时代和距离会使至高的灵魂分离，

但灵犀一点可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婚比作战需要更大的勇气。

一个人不再崇敬或畏惧任何事物时，他就超越了一切。

对世界动怒的人，已经学到他所知的一切也是徒劳。

哲学既不能改变一个人，也不能纠正一个人。

最后，尝试了各家哲学之后，或许在她决心停止做一个基督徒之后，她皈依了天主教。有人指责她从她的医生伯德罗特（Bourdelot）那里吸收了无神论的思想；一位瑞典史学家认为她的转变是一种有意的胡闹，这种说法得到伏尔泰的附和。依照这个理论，她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既然真理无法被了解，一个人不如皈依一种最能投合自己感情和美感的宗教，同时把最大的慰藉给予大众。但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通常都是极端怀疑之后一种真诚的反动，在怀疑的深处，神秘主义将应时蠢动。克里斯蒂娜本身就有一些神秘因素，她的回忆录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信仰是一件保护的外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完全放弃了信仰，等于让一个渴望衣服和温暖的人赤身裸体。而且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件比那色彩缤纷、美感至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更温暖的衣服？“如果，”她说，“一个人不信天主教，他如何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对改变信仰的问题及由此而牵连到的一切复杂因素曾细加考虑。如果她放弃路德教，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她深爱的父亲的意见，她不仅必须放弃王位，而且要离开她的国家。这个信仰上的改变，对他父亲为保护新教的欧洲所做的一切英雄式的努力，将是何等巨大的一股逆流？但她已厌倦那些传教士和国会议员的高谈阔论，也厌倦了那些学者、博古家和历史学家故炫博学的琐碎议论。同时，瑞典可能也对她感到厌倦了。她割让王室土地及对佞幸们所费不赀的赏赐，已经使国家的岁收入不敷出。大部分贵族联合反对她的政策。1651年曾发生短暂的叛乱，叛党的首领虽立即被处死，但一股兴起的怨恨并未消失。最后，她生病了，可能过度地工作和思考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常常发着危险的高烧，加上肺部发炎的症状。好几次她昏厥过去，有时失去意识达一个小时之久。1648年，在一次大病中，她“发誓放弃一切，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希望上帝能保全我的生命”。她是一个地中海的灵魂，现今瑟缩在严寒的北国。她梦想着意大利的晴朗天空和法国格调迷人的沙龙。能加入那些富有教养，而以孕育法国智慧为天职的淑女群中，该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如果她能随身携带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

1652年，她秘密遣送了一位葡萄牙公使馆的随员前往罗马，要求耶稣会教士到瑞典来和她讨论天主教的神学。教士们化装进入瑞典。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很使教士们头痛：她问他们究竟是否真有上帝存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是否还能继续生存？除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界？他们正准备知难而退时，她安慰他们说：“如果我比你们想象的更接近于变成一位天主教徒，你们作何感想？”“请听着，”耶稣会教士中的一人说，“我们感觉那好像是一个人从死中复活。”

在退位之前变成天主教徒是国法不允的，但在退位之前，她想说服瑞典国会接受她的表哥查理·古斯塔夫为她的继承人，以便保持瑞典王室的世袭制度。长期的谈判使她的退位日期一直延迟到1654年6月6日。这次退位典礼几乎和99年以前查理五世退位时同样感人：她摘下头上的皇冠，取下一切王室的标志，又脱去王袍，穿着朴实的白色绸衣站在国会前面，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说，向她的国家和人民告别，使那些沉默严肃的年老贵族和那些冷静镇定的市民代表，也无法不潸然泪下。国会供给她未来的生活费用，允许她继续保有她的侍从。

退位之后第五天的薄暮，她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在努古平（Nykbing）停下来向她母亲做最后的探视。在两天不眠不休的旅程中，她染患了肋膜炎，康复后她继续向哈尔姆斯塔德城进发，在此她写信给伽桑迪，赠送他一笔年金和一条金链。最后她接到新王查理十世的求婚信，她很礼貌地予以拒绝，然后化装成男子，使用多纳（Dohna）子爵的化名搭船前往丹麦。她不曾想到，在其后35年的岁月中，她仍要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

波兰（1569—1648）

这个时期的波兰，和罗马教廷保持着和平关系。了解一下天主教如何快速地在那个王国中将宗教革命时丧失的土地几乎完全恢复，对我们是有教益的。但是，首先让我们浏览一下文化演进的政治背景。

·国家

这一时期以一项著名的政治上的成就开始。在波兰东南部的立陶宛大公国由公爵统治，而且将它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基辅和乌克兰扩向奥得萨和黑海。俄罗斯力量的茁壮对立陶宛的自治形成威胁。虽然它的希腊正教信仰和俄国的信仰大致吻合，但它不得已决定投向波兰。因为与其被俄国兼并，倒不如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合并，更能维护它的自治权。西格蒙德二世签署了历史性的《卢布林合并条约》（Union of Lublin，1569年7月1日），表明了他的统辖权。立陶宛承认波兰国王为它的大公，派遣代表前往华沙的塞姆（Sejm），接受那个国会为它一切对外关系的政府，但保存自己的宗教、法律及内政自主的权力。波兰经过这次扩充，现在拥有1100万人口，国土从但泽直至奥得萨、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毫无疑问，它已成为强国之一。

西格蒙德二世死后（1572年）没有男性继承人，使那个始于1386年、给予波兰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君主及一个在宗教上宽容和启发人道的文化的雅盖洛王朝告终。贵族们一直怨恨世袭君主，认为是对他们封建权力和自由的一大妨害。现在，他们决心以选举君主的方式将大权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贵族的共和国，而使未来的国王成为国会的仆人。因为国会中不仅包含地位较高的贵族，而且包含士绅阶级，即地位较低的贵族，所以这个计划好像是实现了亚里士多德一个政府应该混有君主的、贵族的、民主的因素，以收相互制衡之效的理想。正当波兰在波罗的海中的竞争者瑞典和俄国，凭着世袭君主们为后代着想的特权，逐步走向军事联合之际，波兰的新宪法却使国家主权分崩离析。现在，每一次君王的选举都变成一次拍卖，贵族们把票投给竞选者中出价最高的人。这些竞选者通常都受其他国家的经济支持，所以法国的官员用送礼的方法，替那个不成材的瓦洛伊斯的亨利买下波兰的王位（1573年）——只为了一年后将他召回，成为法国的庸君亨利三世。

经过一阵混乱的王位虚悬，波兰国会最终选择了以斯特凡·巴托里（Stephen Bàthory）为王（1575年），算是挽回了一点失去的声名。巴托里还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太子时，就以长于政治和作战而知名。他在华沙的代理人曾经应许，如果当选为王，他将付清国债，给予波兰国库20万金币，收复波兰被俄国所占的一切土地，而且在必要时愿为波兰的荣誉舍命。谁能抗拒如此诱人的应许？虽然一些富有的贵族倾心于支持参加竞选的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但司选举的国会中，有7000位议员热烈地支持巴托里。他当选以后带着2500名军人昂然地骑马而来。他和安娜·雅盖洛（Anna Jagellon）的婚姻赢得很多人的好感。他又领兵进袭但泽（因为但泽拒绝承认他为王），逼迫那个高傲的港口付给波兰国库20万基尔德的罚款。

即使如此，贵族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喜爱这位眼光锐利、心境现实、蓄着威严而令人畏惧须髭的新王。他厌恶繁文缛节，衣着简朴有时甚至身着补丁，饮食也不讲究，牛排和白菜就能使他大快朵颐。他要求经费以便进行一次反俄战役时，贵族们悭吝地许他以不够支配的补给。靠着特兰西瓦尼亚的津贴，他带领一小支军队出发，包围了当时俄国的第三大城市普斯柯夫——当时在位的俄皇是伊凡四世，在人民心目中他虽是可怕的魔王，但他自认年龄老迈，无法对抗生龙活虎的一个敌人。他求和，将利沃尼亚割让波兰，而且应许俄国被阻挡于波罗的海之外（1582年）。伊凡去世（1584年）后，巴托里向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建议征服整个俄国，使它与波兰合并，然后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使整个东欧臣服在教皇的权威之下。西克斯图斯五世没有反对他的建议，巴托里却在辛苦准备这次征战的中途死去（1586年）。他停止给波兰招来更多麻烦时，波兰开始体会到他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予西格蒙德三世，因为他们以为他既是瑞典王位的继承人，可能会把瑞典和波兰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以控制波罗的海、抑制俄国的扩张。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看到他在位的一半时间是徒劳无功地企图在瑞典树立他自己的权威和天主教的信仰。1605年，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突然去世，俄国陷入毫无防卫的混乱中，因而给西格蒙德另一次机会。不曾得到国会的同意，他即宣布自己是俄国王位的候选人，并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俄国。他花了两年时间围攻斯摩棱斯克城（Smolensk）时，他的部将斯达尼斯拉斯·佐尔基斯基（Stanislas Zolkiewski）在克鲁辛诺（Klushino）击败俄军，进入莫斯科，说服了俄国贵族接受以西格蒙德的儿子拉迪斯拉斯（Ladislas）为俄国之王（1610年）。但西格蒙德拒绝这个安排，因为沙皇应该是他，而非由他儿子即位。他攻克斯摩棱斯克城（1611年）后，即领兵向莫斯科进发。但是他永远没有抵达目的地，因为俄国的冬天赶上了他迟缓的步伐。他的士兵领不到薪饷，发动了叛变，1612年12月，他的军队在痛苦和混乱中由俄国撤回波兰。这一次耗费巨大的战役的唯一结果，是西格蒙德得到了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基（Severski）两座城市及在俄国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的波兰影响。

西格蒙德统治的其余时期，是一连串导致灾祸的战争。他和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使波兰卷进一个耗资巨大的对土耳其人的斗争，这固然为那位神圣罗马皇帝乐闻，但波兰依靠着将领的多才和士兵们的英勇，才得幸免于亡国。古斯塔夫·阿道夫利用波兰专注于南方时进攻利沃尼亚。1629年的《阿尔特马克和约》（Peace of Altmark），使瑞典成为利沃尼亚和波罗的海的控制者。西格蒙德死时已经是一位身心俱悴的人物。

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他的儿子，因为当时37岁的拉迪斯拉斯四世已经显示出他有膺任将军的勇气，而且他坦白和愉快的个性，使他赢得很多友人。他触怒了罗马教皇，因为他容许新教存在于波兰及希腊正教存在于立陶宛境内，在索恩（Thorn）的托伦（Tórun）允许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教士们心平气和地作公开的辩论。他鼓励美术和音乐，购买鲁本斯的画和戈布林的挂毡，建立了波兰的第一座永久剧场，而且上演意大利的歌剧。他和那位被囚禁的伽利略通信，邀请信仰新教的学者格劳秀斯到他宫中。1648年他去世时，正值一次大规模的哥萨克人叛变。这次叛变威胁着波兰的生存。

·文明

波兰的经济仍是中古式的。国内的商业停留在小贩的阶段，国外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但泽和里加两个港口。商人阶级在财富上是不足道的，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国会。贵族们控制着国会、国王和国家的经济。贵族们广大的地产都由受封建规定束缚的农民耕种，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比中古法国贵族庄园下的规条更加严格。拥有土地的贵族自己制定这些规定，并用自己的军队强迫推行。没有他的同意，佃户禁止离开他的管辖区；他把他们从一地迁至另一地；他随意增减他们的土地；每年强迫他们义务劳动几天；他限制他们只能从他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也只能卖给他；他迫使他们每年从他那里购买定量的蹩脚的苹果酒；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他都可以征用他们的孩子。从法律上讲，农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保有并遗赠自己的财产，耶稣会的神父斯卡加（Skarga）却把他们描述成奴隶。

生活方式主要是农村生活。贵族们聚集在华沙投票反映他们的共同意志，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打猎、争论、恋爱、饮宴，相互之间慷慨款待、训练自己作战等。婚姻由父母安排，很少征求女孩子的意见，女孩子也很少反抗，因为她们认为爱情来自婚姻，而门当户对的婚姻较之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更能持久。妇女谦逊而勤勉。性道德被严格地遵守着，我们不曾听到18世纪之前有婚姻以外的韵事。男人较女人更注意训练自己的礼节，除了塞西莲·雷娜塔（Cecillian Renata）和路易丝·玛丽·贡扎格（Louise Marie de Gonzague），前者于1637年和拉迪斯拉斯四世结婚，因而使早期由艺术家和传教士输入的意大利影响再度恢复；后者于1648年和他结婚。玛丽·贡扎格带来一股法国礼节和语言的浪潮，这股浪潮直到20世纪才逐渐平息。波兰的舞蹈有一种庄严的优美，早在1647年就有一位法国人曾以钦羡的语调称这种舞蹈为波兰舞（Polonaise）。

波兰的艺术无法保持1477年维特·史托斯（Veit Stoss）在克拉哥建立的水准。西格蒙德二世那些华美的挂毡是在佛兰德斯织造的。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在克拉哥大教堂中竖起西格蒙德、巴托里、安娜·雅盖洛诸人的纪念碑，为耶稣会在克拉哥和涅斯维兹（Nieswiez）等地建造巴洛克式教堂及在华沙建立那著名的西格蒙德三世之柱（Sigismund Ⅲ Column）。绘画在新教各派攻击宗教偶像的情境下呈现萎缩，画家马丁·科伯（Martin Kober）仍然绘制了一幅传神的巴托里肖像。

教育和绘画同样受到宗教的骚扰。克拉哥大学已渐衰落，但是巴托里重建了威尔诺大学。同时，耶稣会在克拉哥、威尔诺、波兹南、里加及其他各地建立了多所学院。这些学院极为优秀，连很多信仰新教的人也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这些学院，接受心智和道德的训练。办得更好的是拉科（Rakow）的唯一神教学院（Unitarian School），这所学院吸引了1000名属于各种宗派的学生。巴托里的那位人文学者大臣让·扎莫伊斯基（Jan Zamojski）在萨莫奇创办了一所新的大学，以古典课程为主。

文学作品甚为丰富，宗教辩论作品的内容常流于粗糙，形式却非常优雅。为天主教辩护的斯坦尼拉斯·奥泽丘斯基（Stanislas Orzechowski）的作品中虽充满了激烈的排斥新教的思想，他的作品却是“用最美妙的波兰文写出来的，应该列入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中”。以同样风格闻名的有鲁卡兹·格尼奇（Lukasz Gornicki）的《波兰之臣》（The Polish Courtier，1566年），根据卡斯底里欧内的《扈从者》（Cortegiano）一书改写而成。耶稣会神父彼得·斯卡加以散文和诗著名，也以教育和政治学著名。卸下威尔诺大学校长职位后，他做了24年波兰的波舒哀，担任皇宫中的首席传教士，毫无畏惧地抨击环绕着他的腐化贪污现象。他预言除非这个国家能够发展一个更稳定和集权的政府，否则整个国家将成为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但他主张一个责任君主政体，其权力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直至19世纪，让·科查诺斯基（Jan Kochanowski）的诗在诗坛及其本国找不出可与之匹敌者。直到今天，其作品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他的《特雷尼》（“Treny”）一诗中，他的灵感达到最高峰，此诗是他为他夭折的女儿乌苏拉所写的。

这一时期波兰的一切文化都受到宗教教派冲突的骚扰。16世纪前半叶，新教各派似乎势将控制德国、瑞典和波兰。很多贵族因为反对王室的权威和教会的腐化而加入新教，另外一些则把加入新教作为占有天主教财产的手段。西格蒙德二世采取一个广泛的宗教宽容态度。他死后一年，国会中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了《华沙协约》（Confederation of Warsaw），保证绝无例外地给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该协约提付表决时，在国会中曾受到主教议员的反对，98位非主教议员却一致赞成，其中包括41位天主教徒。这一协约代表波兰宗教宽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此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官方宣言达到这个程度。在这样一个广泛的保护下，各种教派都在波兰境内繁荣滋生，这些教派包括路德派、加尔文教派、兹温格利派、再洗礼派、波希米亚教友派及三位一体派。1579年，福斯图斯·索西尼乌斯（Faustus Socinus）来到波兰，开始组织一个唯一神派系统（Unitarian lines）的教会，但克拉哥民众把他从房子里拖出来，毁坏了他的图书室，如果不是克拉哥大学的那位天主教徒校长跑来解救，他们可能把他杀了（1598年）。加尔文派和路德派联合起来要求将索西尼乌斯派逐出波兰。波兰国会于1638年下令关闭一神教派设置的学校，1658年禁止该派在波兰境内传教。一神教派的信徒们逃往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德国、荷兰、英国，最后逃到北美洲，借着美国大文豪爱默生说出他们最愉悦的心声。

民间的偏执、耶稣会的教学法、天主教的纪律、王室的政治、再加上新教本身的门户之见，终将破坏波兰境内的新教。新教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正如他们反对古老的天主教一样激烈。农民们执着于旧的信仰，因为它是旧的，含有习惯的舒适性。巴托里和西格蒙德二世等君主恢复天主教信仰时，很多新教信徒或他们的子女发现和天主教会和平相处是一件乐事。波兰境内大部分德国人都是新教信徒的事实，更给予天主教一种民族感情的助力。天主教会本身也主动和这些外来的助力合作，企图将波兰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派遣一些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富有进取心的耶稣会教士前往波兰，希望能够赢取国王、妇女、儿童甚至信仰新教的贵族们。教会的领袖们，斯达尼斯拉斯·霍休斯（Stanislas Hosius）大主教和乔万尼·康门多内（Giovanni Commendone）主教等，都曾警告波兰国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道德或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流动的、相互倾轧的新教教派的基础之上的。耶稣会的教士们显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防止那些不信仰旧教的人信仰新教。同时，天主教的僧侣们遵从特伦特会议的命令，正在进行一次确实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改革运动。

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立陶宛和波兰的合并，希腊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很不愉快地发生接触，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差别很小，但正教礼拜时使用斯拉夫人的仪式，而且正教的牧师们拥有妻子。1596年，让·扎莫伊斯基将一群僧侣和俗人组成一个东仪天主教会（Uniat Church），这个教会保持僧侣结婚的习俗和斯拉夫人的仪式，但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希望这种调和能够逐渐使希腊和俄国的教友们信服教皇，这个新设置的教会却遭遇到激烈的反抗，它在波罗克（Polock）的大主教也被希腊正教的民众谋杀。

整个16世纪，波兰的君主们一直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较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显得更进步，但天主教的民众常常采取以往激烈仇视的政策。他们攻击克拉哥的一所新教教堂，而且从新教徒的坟墓中将尸体掘出乱加丢弃（1606—1607年）。他们在威尔诺毁坏了一所新教教堂，而且殴击——也有人说杀死——教堂中的牧师们（1611年）。在波兹南他们烧毁了一座路德派的教堂，又毁坏了一处波希米亚教友派的聚会所。天主教的僧侣们不曾参加这些群众宗教信仰的示威行动，他们却从中得到了利益。所有的情况都对旧教会有利，1648年它的胜利全部完成。

神圣俄罗斯（1584—1645）

·人民

“你只要一看世界地图，”纳狄斯丁（Nadiezdin）在1831年说，“就会对俄罗斯的命运充满敬畏之情。”早在1638年，它的领域经由西伯利亚而达到太平洋，又沿着伏尔加河直到里海，然而还未能抵达黑海——因此发生了很多战争。1571年俄国的人口仅有1000万。如此广阔的土地养活1000万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任意的垦殖使各个农场的损耗殆尽，俄国的农民只得四处迁徙以开垦新的土地。

这种迁徙似乎是形成奴隶制度的原因之一，大部分佃农向他们的地主预支款项以清理土地、购置装备及耕种农场。这种借款的利息有时高至20%，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由于无法偿付债款，沦落为地主的仆役，因为1497年有一条法律规定，拖欠债款的债务人应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直到偿清债务为止。为了逃避这种奴役，有些农人向南逃至哥萨克人的营地；有些由于同意开发新的、难于垦殖的地带而赢得自由，因此西伯利亚那样荒寒的地区也有人定居；有些避到城市加入手艺工人的行列，从事采矿、冶金或制造军火弹药的工作，或者替商人服务，或者变成小贩沿街叫卖。地主们抱怨佃农们舍农场而去——通常债务也未付清——损害了农业的生产，因而使土地所有人无法交付日见增高的国家课税。1581年，“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为了确保农耕不辍，禁止他管治阶级的佃农未经主人的同意而离开他们的农场。那个阶级当时已不复存在，但因此建立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于地产中，而且不久拥有绝大部分俄国土地的贵族和僧侣们，即以此要求他们的佃农。1648年，大部分的俄国佃农虽然法律上并不承认，事实上他们是被土地束缚的奴隶。

俄罗斯仍然接近野蛮。习俗鄙陋，清洁是稀有的奢侈，识字是某些阶级的特权，教育是初民式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的编年史、教士讲道集或礼拜祈祷文。1613年至1682年，俄国出版的500本书，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音乐在宗教和家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艺术成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建筑方面建造了很多结构复杂的教堂、礼拜堂、半圆形小室和球茎状的圆顶，如莫斯科的顿河圣母教堂。绘画用壁画来装饰教堂和修道院——如今这些壁画大部分已被掩盖——或作了很多圣像的镶版画，这些镶版画在绘画技巧上颇多创新，艺术技巧的发明则嫌不足，如克拉哥圣迈克尔神迹教堂中陈列的。1600年，圣像画已不再是一种艺术，而变成一种工业，大量地生产同一模式的作品，以供家庭崇拜之用。这一时期著名的艺术产品是那个高达100公尺的“伟大者约翰”五钟塔，由一位德国建筑师在克里姆林广场建立，是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为了缓和失业问题而计划的公共工程的一部分。

在俄国那些图画似的教堂中，昂贵的装饰品闪烁着光辉，适度的幽暗烘托出宁静的气氛，庄严的仪式和洪亮的圣歌与祈祷令人神思恍惚。在这里，正教的僧侣们把俄国人塑造成虔诚、顺服、怀抱谦卑希望的典型。很少有一个宗教如此密切地与政府合作。沙皇为民表率，虔诚地奉行教规，并对教会宠礼有加，教会为了报答这种优遇，给予沙皇令人敬畏的尊严，使他的王位变成不容侵犯的神坛，而且教导人民对沙皇的顺从和服务，是人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戈杜诺夫于1598年设立莫斯科大主教，使其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独立。约有一个世纪之久，莫斯科的大主教在尊严上，甚至时而在权威上，与沙皇分庭抗礼。1594年，一位来自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的使者抵达莫斯科，建议将东正教和拉丁教会联合共同置于教皇统治之下时，戈杜诺夫以轻蔑的态度拒绝。“莫斯科，”他说，“现在是真正的东正教的首都。”同时，他命人们为他祷告，尊为“世上基督徒的唯一统治者”。

·戈杜诺夫（1584—1605）

至此，他只是一个事实上的统治者。沙皇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Feodor Ivanovich），即“恐怖者”伊凡四世那位羸弱的儿子，也是罗立克王系（Rurik）中最后的一位沙皇。费奥多尔曾目睹他哥哥被他父亲凶神恶煞似的殴打而死，导致他意志崩溃，他用沉潜于宗教的方法躲避宫廷中的危险。虽然人民称他为圣者，他们知道他缺乏治理人民必需的坚强意志。伊凡四世曾指定一个委员会来指导这年轻人。戈杜诺夫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也是费奥多尔的姐夫，由于才能出众，他终于成为俄国的真正统治者。

伊凡四世七位妻子中最后的一位，曾替他留下另外一位儿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Dmitri Ivanovich）——这个孩子现在（1584年）3岁。为了防止这个孩子受其他阴谋左右，委员会将母子二人送往莫斯科以北约120英里的乌格利（Uglich）居住。1591年，这位年轻的沙皇之子死于该地，他究竟如何死的，至今仍无法确定。一个以瓦西利·沙伊斯基（Vasili Shuiski）太子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乌格利调查此事，调查团的报告说，那个孩子是在癫痫症发作时自刎而死，但德米特里的母亲控诉说她儿子是被戈杜诺夫下令杀死。戈杜诺夫的罪名始终不曾确立，今天仍有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这件事。那位母亲被迫成为修女，她的亲戚也被逐出莫斯科。德米特里被加入东正教圣者的名录中而暂时被人遗忘。

和英国的理查三世一样，戈杜诺夫做摄政时治理俄国较他以后正式为王时成功得多。虽然他缺乏正式教育，还可能不识字，但他有谋略，热诚地用劳动来解决俄国人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他改革内政，抑制司法上的贪黩，眷顾中下层阶级，从事公共建设以雇用城市中的贫民，减缓奴隶们的税捐，而且——根据当时的记载——“受众民爱戴”。他深得其他国家的敬仰和信任。沙皇费奥多尔一世死后（1598年），国会一致要求戈杜诺夫继位为王。他自谦一番后接受了王位，但有人怀疑曾有他的亲信在国会中预作安排。好几位贵族因为不满他偏袒平民，指斥他继位为不法，阴谋推翻他。戈杜诺夫将其中数人加以监禁，数人加以放逐，迫使费奥多尔·罗曼诺夫（Feodor Romanov，第一位罗曼诺夫族系沙皇的父亲）为僧。这群失败的贵族中有几人适时死去，有人认为是戈杜诺夫遣人谋杀的。戈杜诺夫现在终日生活在怀疑和恐惧中，他到处散布密探，将可疑分子驱逐出境，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一些人处死。他早期广受欢迎的情况现在逐渐消失了。1600年至1604年，俄国的农业歉收，使他在和贵族们斗争时失去了饥饿民众的支持。

1603年，一位青年在波兰出现，他自称他就是人们相信已经死去的德米特里，也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戈杜诺夫持有充分的理由认出他是格里斯卡·奥特雷皮夫（Grishka Otrepieff），一位免去圣职的僧侣，曾经在罗曼诺夫家庭中任职。波兰人因为畏惧俄国的扩张，非常高兴在他们中有一个能被他们利用的人，自称应该得到俄国王位，更使他们高兴的是，“德米特里”和一位波兰女孩子结婚，加入罗马教会。当时刚和俄国签订（1602年）20年停战协定的西格蒙德三世，对德米特里召集波兰志愿军一事采取默许的态度。耶稣会教士们热烈拥护这位假冒者的主张。1604年10月，德米特里带领4000人渡过了第聂伯河，其中包括俄国的放逐者、德国的雇佣兵和波兰的骑士。俄国的贵族们声称中立，但在暗中支持他，逃亡的农民加入这支前进的队伍，饥民们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位新的德米特里，打着他的旗号作为王位正统和他们苦难中希望的象征。这一群呐喊着、祈祷着的暴民由俄国西部直奔莫斯科时，那随时准备起哄的哥萨克人也从南方疾冲上来，于是这次行动变成了革命。

戈杜诺夫把这次事件看作一次波兰入侵，派遣军队西向迎敌。俄军击溃了德米特里军队的一支分遣队，但错过了其余的部队。戈杜诺夫在其克里姆林宫的房间内，接到的新闻不外乎暴民的增多和向前推进。到处散布着不满和叛乱，那些贵族甚至在莫斯科城中为祝贺德米特里的健康而举杯互敬，他们向百姓宣布德米特里是被上帝派遣来成为沙皇的人选。经过犹疑和痛苦，戈杜诺夫突然在1605年4月13日逝去。关于此事，普希金（Pushkin）和莫索尔格斯基（Moussorgsky）都有生动的描述，反而不见于历史记载。死前，他曾将他的儿子托付给总主教巴斯马诺夫（Basmanov）和贵族们，但总主教和那些贵族后来都投向假冒的德米特里，戈杜诺夫的儿子和寡妇因而被杀。在举国若狂的欢呼声中，那位“假德米特里”被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

·混乱的时代（1605—1613）

就君王而言，这位新沙皇并不坏。他体貌虽不动人，但能骑马舞剑，就像一位天生的贵族。他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滔滔无阻的辩才、愉悦的仪态及不受环境影响的简朴，他的简朴在宫廷社交生活中造成轰动。他的勤于政事使他的僚属惊奇，他亲自练兵又使他的军队诧异。但是，他对周围人物表现的优越感失之有意而明显。他公开表示他看不起贵族的粗鲁不文，他建议将贵族的儿子送往西方接受教育，他计划从外国聘请教师到莫斯科设立中学。他讥笑俄国的习俗，轻视东正教的仪式，拒绝向圣者之像行礼，餐桌还不曾洒过圣水他就开始吃饭。他食用小牛肉，依据东正教的仪式，那是不洁的。他隐瞒了他对天主教的皈依——或许他对此从来不曾认真过。他把他波兰籍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带到莫斯科，由圣方济各修会僧侣和教皇使者护送，而在他的随从中，也有波兰人和耶稣会教士。他毫不在意地花费国库中的岁收，使军官们的薪水加倍，并将没收戈杜诺夫家的地产分派给他的朋友。他生性好动尚武，计划向克里米亚发动一次战争，他送给那位苏丹一件猪皮大衣时，他实际上已对其宣战。在他全力南下使莫斯科城中兵甲不留时，贵族们担心他正将俄国都门敞开，以便波兰进攻。

德米特里继位后几个星期，以沙伊斯基（Shuiski）为首的一派贵族便阴谋推翻他。沙伊斯基承认他早就认出那位伪装者，他之所以支持他，只是为了铲除戈杜诺夫，现在目的既已达到，那个工具就该丢到一边，而让一位真正的贵族为俄国之王。德米特里发现了这次阴谋，派人将那些领袖逮捕。他并没有像俄国传统的那样将他们立即处死，而是将他们交国会审判，当时的国会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各个阶级选出的代表组成。国会将沙伊斯基和其余诸人判处死刑时，他又将他们减刑为放逐。5个月后，他允许那些放逐者回来。很多一直相信他是“恐怖者”伊凡之子的人，感觉如此不寻常的宽大，已经对他系出皇室的身份掷下可疑的阴影。那些被释放的阴谋者重新开始他们的阴谋。这次那个德米特里曾屡施恩惠的罗曼诺夫家庭参加了阴谋。1606年5月17日，沙伊斯基和伙伴们带领他们武装的侍从进攻克里姆林宫。德米特里自卫有方，亲手杀死了几个攻击者，但他终被击败而遭杀害。他的尸体被暴露在刑场中，一张下流猥亵的面具丢在他的脸上，一只笛子放在他的口中。后来他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被用大炮射向空中，以防止他复活。

胜利的贵族们宣布沙伊斯基成为沙皇瓦西里四世，他同意未得贵族会议的同意，不处死任何人、不没收任何财产，而且他在乌斯本斯基（Uspenski）大教堂中慎重起誓：“未得会议允许，不加害于任何人。”此处会议是指俄国国会或称全级会议（Assembly of All Classes）。这些保证以后虽屡被违反，但在俄国政治的演进上，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他们未能安抚不满意于推翻德米特里的广大群众。一场叛乱在北方暴发，第二个假德米特里被推举为领袖，波兰的西格蒙德三世给予他民间的协助。沙伊斯基向西格蒙德的敌人——瑞典的查理九世求援，查理派遣一支瑞典军队进入俄境。西格蒙德对俄国宣战，他的将领佐尔基斯基占领了莫斯科。沙伊斯基于1610年被推翻，随后被带往华沙，在那里他被迫为僧。贵族中一派同意承认西格蒙德14岁的儿子拉迪斯拉斯为俄国的沙皇，前提是东正教教会能维持独立及波兰派兵协助俄国平定危及贵族政府的社会动乱。

接下来的一场动乱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爱国意识、对一位波兰籍沙皇的排斥。莫斯科的东正教总主教赫莫根斯（Hermogenes）禁止人民向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君主宣誓效忠。波兰人将他逮捕，不久他死于狱中，但他的宣言使拉迪斯拉斯的统治破产。宗教领袖们要求人民驱除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异端的波兰人。政府似将瓦解，而俄国陷入混乱。一支瑞典军队占领了诺夫哥罗（Novgorod），建议由一位瑞典王子入继俄国大位。俄国北方和南方的农民及南方的哥萨克人弃绝了拉迪斯拉斯，建立起自己的地方统治权。多股盗匪劫掠乡村和城市，对一切反抗他们的人施以苦刑。农业崩溃，粮食产量锐减，运输也受到危害，因而饥荒四起。一股谋反的暴民进入莫斯科，混乱中大部分城市化为焦土（1611年3月19日）。莫斯科城中的波兰卫戍部队退入克里姆林宫，他们等待着西格蒙德的援兵，然而一切落空。

在尼兹尼·诺夫哥罗（Nizhni Novgorod），一位名叫科斯马·明因（Kosma Minin）的屠夫，在东正教的虔诚感应下组织了另外一支叛军。他要求每一个家庭拿出1/3的财产来支援他们向首都进发，目的达到了。但人们只愿意跟随一个有爵位的领导人。他邀请德米特里·波扎斯基（Dmitri Pozharski）王子做他们的将军。他同意了，这支新的军队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一路斋戒祈祷。抵达之后，他们将波兰的卫戍部队包围在克里姆林宫中。波兰军坚持抵抗，直到最后粮食告罄。他们在1612年10月22日波兰军投降后逸去。那一年在俄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被认为是解放的一年。两个世纪后，法国的拿破仑被逐出莫斯科，胜利的俄国人在他们再度被焚为灰烬的首都中，替明因和波扎斯基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感谢那位屠夫和那位王子，在1612年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如此英勇的模范。

波扎斯基和德米特里·特罗贝兹科（Dmitri Troubetskoy）王子从帝国的各个地区邀请教外和宗教人士的代表们组成一个会议，以选出新的统治者。几个贵族家族暗中各自操纵，最后罗曼诺夫家族得胜，会议选出当时年仅15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迅速集合迅速训练的莫斯科群众欢呼他为沙皇（1613年2月21日）。曾经救下这个国家的俄国人民，至此又谦卑地将国家交到贵族手中。

新的政府镇压社会不安和叛乱，认可并扩大奴隶制度，割让英格里亚以安抚瑞典，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14年休战协定。这个休战协定使长期被拘禁的米哈伊尔之父——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获得自由，他受戈杜诺夫之迫成为费拉雷特（Philaret）僧人。米哈伊尔使他成为莫斯科总主教，而且像欢迎一位议员一样来欢迎他，他掌握极大的权力，所以俄国人民称费拉雷特为“沙皇第二”。在父子的联合治理之下，仍有更多的起义和战争，但俄国在经过一个时代的混乱后，终于达成一个不稳定也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混乱的时代”始于戈杜诺夫之死，终于米哈伊尔的即位，而米哈伊尔的即位，依次又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这个朝代将统治俄国直到1917年。

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挑战（1566—1648）

土耳其人

在基督教世界因为政治和神学问题引起的内部冲突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因为上帝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大的斗争中采取的中立态度而惴惴不安。伊斯兰教信仰曾被从西班牙逐出，但伊斯兰教世界仍然广大。它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北部。的确，这是一个属于德里的光辉的伊斯兰教莫卧儿王朝的时代（1526—1707年）。它拥有阿富汗、大部的中亚和全部的伊朗，这个时期的波斯艺术将呈现它最后的余晖。波斯以西伊斯兰教的领域就是奥斯曼或称土耳其帝国，当时在面积上能与之颉颃的只有西班牙帝国。它继续紧握黑海的整个海岸线，控制多瑙河、第聂伯河、第聂斯特河诸河的河口，又帮助它的同盟者——鞑靼诸汗——控制克里米亚和顿河河口。它包括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阿拉伯，也就是整个近东。在那里，它掌握了上古和中古世界中最著名的都市：巴比伦、尼尼微、巴格达、大马士革、安条克、塔尔苏斯、士麦那、尼西亚、麦加和耶路撒冷。那里，在穆斯林的允许下，基督徒可以前往基督之墓礼拜。在东地中海中，它拥有塞浦路斯、罗得斯、克里特等大岛。在北非，伊斯兰教的势力占压倒性优势，从红海到大西洋：埃及是由伊斯兰教苏丹指定的总督统治；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由当地的伊斯兰教王朝治理，他们对苏丹顺服的程度，和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成反比。这是摩洛哥萨阿迪王朝（Saadian Dynasty，1550—1668年）的极盛时代，当时它的首都马拉喀什（Marrakech）商旅云集、艺品耀眼。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从达达尼尔海峡经希腊和匈牙利直抵维也纳近郊100英里的地方；经过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威尼斯的大门；经过波士尼亚（Bosnia）和阿尔巴尼亚，然后只要跃过亚得里亚海即进入罗马教皇的意大利。在那里及在被包围的维也纳，主要的争论不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而在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伊斯兰教四面包围中，基督教世界仍过着四分五裂的生活。

不论伊斯兰教深入西方多远，它仍保持着东方的本质。君士坦丁堡是开在欧洲的一扇窗户，但奥斯曼的根深植于亚洲，因而不容许骄傲的土耳其人模仿西方的一切。在伊斯兰教领域的某些部分，沙漠或热带地方的炎热耗损了人们的活力。渺无人烟的辽阔距离阻碍了贸易的进行。这些地方的人们不像西欧人那样汲汲营利，他们过着固定的农耕生活，非常易于满足。伊斯兰教缺少演变的手工艺品，品质精妙，但需要时间和鉴赏力品玩，而且不大规模地生产。穆斯林穿越沙漠的商旅队是坚忍可佩的，但是他们无法和那些利用水路进入印度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的贸易船队竞争。然而，地中海沿岸有些港口如士麦那是由船队及商旅队的货物在此交换而繁荣的。伊斯兰教教义在战争时激励人们趋向充满希望的勇敢，但在平时却导人于消极的宿命论，它用苦行僧人的舞蹈和神秘的梦引诱人们。虽然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在科学上曾有伟大的成就，但现在它迫使哲学成为浮夸而无内容的教条。伊斯兰教学者——那些博学的神学家，他们以《古兰经》为基础，写出穆斯林的法律——将伊斯兰教儿童塑造成忠诚固守伊斯兰教正统的典型，而且努力防止“理性时代”在伊斯兰教世界抬头。在那里，宗教在和哲学之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除此之外，伊斯兰教在夺自基督徒的土地上，轻易地赢得人们的信仰。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等城市，东方基督教会仍然设有总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急剧减少。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和埃及的科普特人仍然相信基督教，但一般而论，在亚洲、非洲和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大部分民众改信了伊斯兰教。理由或许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继续信仰基督教，将不能担任公职，他们要付出重税以代替兵役，而且每10个儿子中，他们要献出一个为伊斯兰军队服役。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基督徒享受到的宗教宽容，是任何一个基督教君主做梦也想不到的。如在士麦那，穆斯林有15座清真寺，基督徒有7座教堂，犹太教徒有7座聚会所。在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中，希腊东正教教堂由土耳其当局下令保护，禁止在他们礼拜时被伤害。佩皮斯（Pepys）认为大部分匈牙利人顺从土耳其人，是由于在奥斯曼统治之下比在天主教诸帝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对于异端基督徒来说，这自然也是实情。“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加尔文派信徒及后一国家中的唯一神教派信徒，”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爵士记载说，“宁愿顺服土耳其人而不愿落入宗教狂热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手……西利西亚（Silesia）的新教徒们以羡慕的目光遥望着土耳其，而且将乐于以臣服于伊斯兰教统治的代价换取宗教上的自由。”更惊人的是，关于现代希腊史的一流权威的基督徒的意见：

很多具有高度才能和德行的希腊人，深感穆斯林的优越，以至他们虽然逃脱被当作进贡的孩子送进苏丹的家庭，他们自愿对穆罕默德效忠。在导致这些信仰转变的因素中，奥斯曼社会卓越的道德，至少和个人野心占有同等的分量。

这种17世纪土耳其人的“道德优越”是很难评定的，塔韦尼埃（Tavernier）——他于1631年至1633年、1638年至1643年及以后的时间，曾在伊斯兰教世界旅行和经商——后来说：“土耳其遍地盗贼，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路上拦劫商旅。”土耳其人以他们沉静的德行闻名，但同样一个宗教，在平时将他们驯服得静若处女，在和“非教徒”的战争中却激烈地放任他们。奴役被俘的基督徒是被允许的，同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基督徒的土地上，有土耳其人专为捕捉奴隶而做的袭击。但是，无论在数目和残忍程度上，土耳其的奴隶买卖都较基督徒在非洲大肆搜捕奴隶而发动的袭击逊色得多。

17世纪土耳其欧洲部分中受教育的人数，或许高于基督教世界，在哈吉哈里发（Hajji Khalfah）编纂的一本书目（1648年）中，超过2.5万册图书是用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文字写的，我们可以判断著作的丰富。数以百计的卷册是关于神学、法学、科学、医学、修辞学、传记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史学家中著名的是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ibn Muhammad），他的《西班牙伊斯兰教王朝史》（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of Spain）是本书经常参考的书籍之一，他主要是以艾尔·马卡里（Al Maqqari）之名为世人熟知。这个名字来自他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故居村落。他作品的大部分是由较早的故事改写或删节而成，但它仍是表现那个时代的一部上乘佳作，不仅叙述了政治和战争，而且涉及道德、法律、女人、音乐、文学和医学，并用生动的细节和富有人性的叙述赋予记录以生命。

几乎每位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写诗，而统治者则热衷于竞技。梅米特·苏里曼·奥格洛（Mehmet Suleiman Oglou）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弗朱利（Fuzuli）。他完成当时最优美的情诗，这些诗在现有的拙劣英译本中，声韵都被破坏了，但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巴格达的少女们热情、温柔、肌肤滑润、羞怯而亲切，直到她们披上嫁衣。马穆德·阿布都·巴齐（Mahmud Abdu’l Baqi）是土耳其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曾是伟大的苏莱曼宠爱的歌者。他的资助者死后，他继续歌唱了34年。内费·埃尔祖鲁姆（Nefi Erzurum）善写尖锐的讽刺诗，其中一首想必涉及安拉，因为穆拉德四世读那首诗时，这位国王的脚下突然响起一声霹雳。因此，那位苏丹将诗集撕碎，将诗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不久他又被召回，但他另一首讽刺诗刺伤了国务大臣拜拉姆·帕沙（Beyram Pasha），被处以死刑。

土耳其人的艺术仍然产生杰作，艾哈迈德一世的清真寺建于1610年，它的尖塔俯视着整个首都，包括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一系列隆起的圆顶、内部粗大而刻有凹槽的柱列及那嵌镶细工做成的拱门，上面庄严地写着经文，而且装饰得闪烁耀眼。5年后，艾哈迈德把耶尼·瓦利德—加米西（Yeni Validè-Jamissi）清真寺献给他宠爱的妻子。这一时期大马士革也加建了两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而在亚得里亚堡那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师辛南（Sinan）——他曾经设计苏莱曼清真寺，为塞利姆二世建造了一座庙宇，其中有些行列高过君士坦丁堡城所有的建筑。

没有一个文明在制造艺术碑砖方面超过穆斯林，如那些在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中的或更美丽的点缀在靠近圣索菲亚教堂的塞利姆二世之墓进口处的那些瓷砖：在蓝、绿、红色枝叶丛中，点缀着一束束白色或蓝色的花朵。真正的花也不可能比这些图案更美，而且没有这种耐久性。在这个时代的伊兹尼克（Iznik）——在这里，13个世纪之前，君士坦丁大帝曾经主持那个确定基督徒信条的历史性会议——以出产彩色艳丽的瓷砖而著名，有一些令人心折的样品，现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土耳其的微型画像术仿自波斯，这一方面的情形下面不久将会谈到。人们对书法的评价是如此之高（据说米尔·伊迈德的一行手迹，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可卖一块金币），1728年以前，土耳其境内的书籍没有一本是印的。在纺织方面土耳其人也是波斯人的学生，但在产品精良方面他们并不逊色。土耳其地毯在质地精良、设计的错综、色彩的富丽等方面或许不及波斯，但它们在这种艺术的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15世纪，土耳其的地毯已在西方赢得声誉，因为我们在曼泰尼亚及其后的平图里基奥、帕里斯·波登、霍尔拜因诸人的绘画中看到它们。很多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厦中铺有土耳其地毯，甚至以吃苦著称的克伦威尔也拥有22条，我们发现在描绘路易十四生活的戈布林挂毡之中它们再度出现。西方人从此知道东方除了枪炮之外更有艺术。

莱潘托之战

然而，西方的统治者必须提防那些枪炮，因为奥斯曼的苏丹们曾经扬言他们要使整个欧洲变成伊斯兰教的领土。广阔疆域中的人力和财富使他们得以拥有欧洲最强大、最精良的军队。单单近卫步兵就超过4万人。或许，西方和基督教的得救应归功于奥斯曼帝国异常辽阔的领域，因为距离太远无法将散布各地的资源汇集一点。那些伊斯兰教苏丹，虽然他们曾经建立一个比任何基督徒统治家族更能持久的王朝，但现在正在女色中堕落，他们将国事委托给那些任期短暂的大臣，后者由于任期短暂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因而营私自肥、预作退路。

塞利姆二世——他于1566年继苏莱曼为王——也是一个淫荡堕落、游手好闲的人，唯一显露天才的成就，是将国家行政和政策方面的事务完全信托给他能干的大臣穆罕默德·索可利（Mohammed Sokolli）。土耳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攻击被阻止了，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每年进贡3万杜卡特的代价换取和平，而索可利转向较近的猎物。阿拉伯一直保持着宗教上的独立，现在（1570年）它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征服。爱琴海中仍然散布着威尼斯的属地，妨碍土耳其的舰队和商业活动。拉拉·穆斯塔发（Lala Mustafa）受命带领6万人进攻塞浦路斯岛。威尼斯向基督教国家求援，只有教皇和西班牙给予反应。庇护五世不曾忘记1566年一支土耳其舰队曾在亚得里亚海中的港口和堡垒安科纳威胁教皇。菲利普二世知道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在他的攻击下曾向苏丹求援（1569年），而且他们派去的使者曾受善待。外交的情势渐趋明朗。神圣罗马皇帝不愿参加反土耳其的战争，因为他方才签署一个和平条约，而其力又不足以光荣或安全地撕毁它。法国反对一切可能增进西班牙力量和特权的计划，同时培养和土耳其人的友谊，以作为反神圣罗马皇帝之助。英国畏惧若与菲利普采取共同行动，一旦胜利英国可能被置于天主教西班牙的支配之下。威尼斯忧虑因这次胜利而将西班牙的力量带进亚得里亚海，终止了威尼斯在该海域中的商业垄断权。庇护教皇辛苦了一年来克服这些犹豫，他必须同意由威尼斯和西班牙支用教会的岁收，最后（1571年5月20日）这三个国家成立一个神圣联盟，准备迎接战争。

这些谈判进行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岛的进攻已经开始，双方都有重大损失。尼科西亚（Nicosia）在45天的包围之后被攻克，2万名城中居民惨死剑下。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抵抗将近一年，该地陷落后（1571年8月6日），那位英勇的护城者马坎东尼奥·布拉加迪诺（Marcantonio Bragadino）被活剥，而他塞满稻草的皮被当作战利品送往君士坦丁堡。

受到这样的刺激，神圣联盟聚集它的军队。萨伏伊、佛罗伦萨、帕尔马、卢卡、费拉拉、乌尔比诺及威尼斯旧日的敌人热那亚等都捐献船只和人员。在那不勒斯，奥地利的堂·胡安在严肃的仪式中从枢机主教格兰维尔手中接过舰队司令的旗帜。9月16日，士兵和水手由随军远征的耶稣会教士和卡普琴派教士供给圣餐后，这支舰队由墨西拿出发，经过意大利皮靴的脚尖和后跟，穿过奥特兰托海峡（the Strait of Otranto）抵达科孚岛。在这里，传来塞浦路斯岛陷落后土耳其人屠杀和暴行的消息。渴望复仇的心理激励了这支军队，而堂·胡安下令准备战斗时，舰队上爆发出“胜利！胜利！基督万岁！”的喊声。

1571年10月7日，这支舰队通过帕特拉斯湾（the Gulf of Patras）进入科林斯湾。那里，在莱潘托港外，土耳其的海军正在等待，其中包括222艘大型战船、60艘较小的船只、750尊大炮、3.4万名士兵、1.3万名水手、4.1万名划船工人。基督徒有207艘大型战船、6艘更大的威尼斯三桅战舰、上面装有重炮、30艘较小的船只、1800尊大炮、3万名士兵、1.29万名水手、4.3万名划船工人。基督徒舰队的军旗上是一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像，土耳其则带着苏丹的军旗，上面用金线绣着安拉的名字。基督徒舰队的右翼为土耳其人击败，但左翼威尼斯战舰由坚强的抵抗变成训练有素的进攻，而三桅战舰上的巨炮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耳其人。堂·胡安命令他的旗舰直接驶向土耳其舰队司令穆西纳德·艾里（Muesinade Ali）的旗舰。两舰相遇时，300名西班牙老兵登上那艘土耳其大船，一位卡普琴僧侣领导他们攻击，他站在桅杆高处挥舞一支十字架。那艘土耳其船被俘、艾里的头被砍下高挂在他自己的旗杆上时，这次战役的胜负已经决定了。土耳其人的士气崩溃了，他们的船只中有40艘逃逸，被俘的有117艘，另外50艘被击沉或烧毁。8000名以上的土耳其人死于这次战役，1万名被俘，其中大部分被分配给胜利者做奴隶。这次战役中在土耳其大船上划船的，为数约1.2万名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基督徒损失了12艘大船，7500人被杀，其中包括意大利最古老、最著名家族中的成员。无疑，这是现代最大的一次海上战役，7500名受重伤的基督徒之一的塞万提斯描述这次战役是“古往今来所见最难遗忘的一件大事，将来也许永不会及得上”。

这次战争本来应该是现代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但是由于划船工人的疲乏、得胜舰队本身的受损情况及一阵强烈暴风雨的来临，阻止了对土耳其人的追击。基督徒之间为荣誉和战利品的分配引起争论，因为西班牙曾付出一半的船只和费用，威尼斯1/3，教皇1/6，战利品依此分配。土耳其战俘也以同样的比例分配，菲利普二世得到3600名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而从教皇的比例中，堂·胡安被许以174名奴隶作为酬谢。有些基督徒的领袖希望将从土耳其大船中解救出来的基督徒仍旧作为奴隶，但庇护五世禁止了此事。

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天主教的欧洲欣喜若狂。威尼斯满街都是花环和艺术品，人们在街上相遇时拥抱亲吻，蒂希安、丁托列托、韦罗内塞等画家画出这次战役的巨幅画面，而威尼斯的领袖塞巴斯蒂亚诺·维尼罗（Sebastiano Veniero）日以继夜地被各方宴请，最后被选为总督。在罗马自从那支舰队离开墨西拿后，僧侣和俗人就每天花费几个小时在焦虑的祈祷中，现在也爆发在蒂德姆斯（Te Deums）的狂欢和慰藉中。这次的胜利促成教皇庇护五世，引用福音中的语句赞美堂·胡安，几乎将他奉为圣徒：“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望弥撒、放焰火、放礼炮以示庆贺。教皇请求胜利者集合另一支舰队，他恳求欧洲和圣地，又呼吁波斯王和阿拉比亚·弗里克斯（Arabia Felix）的酋长穆塔哈特（Mutahat）参加基督徒对土耳其人的攻击。法国由于嫉妒西班牙，莱潘托之战过后不久，就向伊斯兰教苏丹建议两国直接联盟以对抗菲利普二世。这项情报的获知及其他因素，阻止了菲利普对土耳其强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被卷进和英国的纠纷及阿尔瓦在荷兰惹起混乱的旋涡中。他对威尼斯坚持垄断亚得里亚海的商业愤愤不平，而且他怕另一次对土耳其的胜利将会使瓦解的威尼斯帝国再度统一，并增强她的力量成为西班牙的对手。教皇庇护五世被这次胜利和失败弄得身心俱悴，于1572年5月1日去世，神圣联盟也随之而去。

伊斯兰教势力的衰落

此时，其精力使西方世界为之丧胆的土耳其人建造了另外一支舰队，和那支几乎覆灭的同样强大。莱潘托之战后不到8个月，一支拥有150艘船只的小型土耳其舰队在那片海域上搜寻基督徒的舰队，基督徒的舰队则因为太无组织而不敢冒险驶出港口。虽然所有的国家都鼓励威尼斯继续对土耳其人作战，但没有一个国家给予实际的协助，威尼斯只得与土耳其议和（1573年3月7日），不仅将塞浦路斯岛割让给土耳其，而且赔偿土耳其人为征服该岛付出的代价。土耳其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却在整个战争中获胜。土耳其距离衰弱还有多远，可以从1573年向威尼斯所做的一次充满自信的建议看出来：如果威尼斯加入土耳其反西班牙的战争，土耳其人将帮助她征服那不勒斯王国，以作为她失去塞浦路斯的一个丰厚的补偿。威尼斯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此举会导致土耳其对意大利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控制。10月，堂·胡安替西班牙攻克了威尼斯而重振声威，但不到一年，土耳其人——这次出动了一支250艘船的舰队——又夺回这座城市，而且屠杀那些新近定居该地的西班牙人。为了报复，他们袭击西西里岛各处海岸。塞利姆二世死于1574年，索可利继续领导内政和战争。

何以历史学家认为土耳其势力的衰落始于穆拉德三世呢？他喜欢女人，有103个孩子，太太的数目较此略少。他宠爱的妻子巴佛（Baffo）是一个威尼斯的奴隶，却用她的美色奴役着他，运用她的影响力插手国家大事，受贿。索可利的权威动摇了，当他建议在斯坦堡（Stamboul）建造一座天文台而引起民众的疯狂反对时，他被暗杀了（1579年），可能出于穆拉德的指使。混乱随之而起，货币贬值，近卫步兵因不愿接受贬价的货币而叛变，贿赂腐蚀了官吏。一位土耳其总督竟夸言他曾贿赂过穆拉德。穆拉德沉迷于女色，终因淫乱而死。

巴佛对她儿子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产生的影响，几乎和她对其父产生的影响同样大。他以一种正统的方式即位，那意味着他在维护国内和平的动机下杀死了19个兄弟，但穆拉德的多子使这个问题趋于复杂，他还有很多儿子颇具危险性地活在那里。贪污和混乱蔓延各处。对奥地利和波斯的战争互有胜负。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面临波斯强主阿拔斯一世的兴起，因此决心将土耳其的兵力集中在东方边境。为使西部无后顾之忧，他命令他的臣下和奥地利签订了《兹斯特瓦·托罗克和约》（1606年），这是骄傲的土耳其应允在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地方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奥地利给付艾哈迈德一世20万金币，但免去了日后的纳贡。特兰西瓦尼亚现在自愿接受土耳其为其宗主国。波斯也与土耳其议和（1611年），给予土耳其100万磅丝绸作为战争赔款。除了近卫步兵的叛乱继续外，大体来说艾哈迈德一世的统治是成功和稳健的。艾哈迈德是一位虔诚、有善心的人，他尝试结束王室兄弟相残的常规，但终于失败。

奥斯曼二世准备训练和改革近卫步兵，他们抗议并将之杀死。他们强迫他低能的弟弟穆斯塔法一世继位，但穆斯塔法够清醒地让位（1623年）给他12岁的侄儿穆拉德四世。每当近卫步兵们思变时，就选择重要的官吏加以杀害。他们侵入王宫强迫王后库塞姆（Kussem）打开宝库来满足他们。1631年，他们再度入宫，将年轻的苏丹赶进他的私室，并向他要求17位官员的首级。其中之一的哈菲兹（Hafiz）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牺牲者。他们将他碎尸万段。此时，穆拉德力有不逮，只能用无力的威胁来对付他们：“上帝助我，你们这些血腥的刽子手，毫不敬畏安拉，在先知面前也一并羞愧，可怕的报应就要临到你们身上。”他伺机而动，组成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然后将那些领导叛变的士兵一个一个杀掉。进一步的叛乱图谋被极残暴的手段扑灭，这位苏丹偶尔亲手处决死囚。他将他的兄弟全部杀了，只留下一个他认为无害的低能者。他沉迷于王权，公布占用烟草、咖啡、鸦片者，处以杀头之罪。据我们所知，在他统治期间有10万人被处以死刑，死于战争的尚不计在内。一时，社会秩序和行政完整恢复了。现在感觉已经相当安全，穆拉德向波斯宣战，他本人接受了一位波斯战士单独决斗的挑战，手刃了那名战士，征服了巴格达（1638年），缔结了一次胜利的和平。他回到君士坦丁堡时，民众以疯狂的欢呼迎接他。一年后，他死于酗酒引起的痛风症，时年28岁。

他死后，土耳其的衰落重新开始，伊布拉辛一世（Ibrahim Ⅰ）由于——也可能是伪装的——智能迟钝而逃过他哥哥的毒手。在他漫不经心的治理下，混乱和腐败再度出现。他一方面和威尼斯作战，一方面派遣远征军进袭克里特岛。威尼斯人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君坦士丁堡的居民开始挨饿。军队叛变而将伊布拉辛一世勒死。西方基督教国家忆起古罗马护卫军卫士的故事，他们的结论是，土耳其势力已不再值得畏惧。不到35年，土耳其人又逼近维也纳的大门。

阿拔斯大帝（1587—1629）

1577年至1638年，法国和德国先后被困于宗教战争中，而原本想将西方疆界推向维也纳的土耳其人，却转移力量对付波斯。这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毋宁说是一大恩泽。这里，宗教再度变成权力与野心的借口。土耳其人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律法斥责波斯人为异端，因为他们信奉非正统的沙伊而把自穆罕默德女婿阿里以来所有伪伊斯兰教哈里发指为篡夺者。当然，真正的宣战原因是现实生活的驱策多于神学的因素——意欲借统治少数民族而独得额外的土地、资源和纳税的人口。凭借一连串坚忍的战争，土耳其人推进到幼发拉底河、高加索山脉、里海等地，吞并了新的波斯首都大布里士（Tabriz）和旧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佩德罗·泰克西拉（Pedro Teixira）描述1615年前后的巴格达实质上是一个属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城市，他们住在2万栋砖屋中，四周围拥塞着成群的阉牛、骆驼、马匹、骡子和驴子。男人们衣着整洁，“多数女人都生得漂亮，几乎每人都有一双美目，从她们的面纱上端或透过面纱而窥视”。有一位公共官员专司保护外来的陌生者。

巴格达和幼发拉底河以东是伊朗那些分裂的小邦，它们的范围西北方抵达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东北方抵达土耳其斯坦，东至阿富汗，南至印度洋，东南至波斯湾。这些散乱的小国正等待着一个大一统的国君。

阿拔斯大帝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Ⅰ）是1502年在大布里士建立的萨非（Safavid）王朝的第五位君主。在第二位波斯王塔马斯普（Tamasp）一世长期的统治下，这个新兴的国家遭受土耳其人的多次入侵。他死后，他们侵入并吞并了伊拉克、卢里斯坦（Luristan）和胡齐斯坦（Khuzis-tan）等波斯省份。正当此时，乌兹别克人从特兰西瓦尼亚南下，占领了赫拉特（Herat）、麦什赫德（Mashhad）、尼沙普尔（Nishapur）等地，并侵入波斯帝国东方的省区。30岁那年（1587年），阿拔斯在没有首都的情况下继位为王，他与土耳其人议和，而东向进军迎击那势力较小的敌人。经过多年的战争，他夺回赫拉特，将乌兹别克人逐出波斯。现在他热切地希望与土耳其人一决胜负，但他的军队因损失而耗竭，而部落之间的互相嫉妒和缺乏约束，导致军纪丧失。

约在此时（1598年），两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安东尼·谢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和他的弟弟罗伯特因商务从英国来到波斯，他们带来珍贵的礼物、作战的经验及一位铸炮专家。凭借他们的帮助，波斯王阿拔斯重组他的军队，除了刀剑外，又用毛瑟枪装备他的士兵，不久又有了500尊大炮。他领导这支新军对抗土耳其人，将他们逐出大布里士（1603年），收复了埃里温（Erivan）、施尔万（Shirvan）、卡尔斯（Kars）诸地。土耳其10万大军蜂拥而来，但阿拔斯以6万人击败了他们（1605年）。随着阿塞拜疆、库德斯坦、摩苏尔、巴格达诸地的相继收复，阿拔斯的版图从幼发拉底河直抵印度河。

甚至在这些艰难的战争开始之前，他已经着手（1598年）营建一处新都，比较大布里士远离入侵者，而较少受到对外国的记忆和穆斯林足迹的亵渎。伊斯法罕城（Isfahan）已有2000年的历史，城中有8万居民。在离开这座古城约1英里的地方，阿拔斯让他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块长方形的空地作为皇家方场，长1674英尺，宽540英尺，周围植树。两侧是有檐的走廊，以防日晒雨打。南侧建立一座皇家清真寺，东侧是卢图夫·安拉清真寺和一座皇室宫殿，周围空地上建有商店、客栈和学校。广场的西面是一条200英尺宽的大道——四花园大道（Four Gardens）——路的两边是树木和花园，喷泉和池塘点缀其间。这条公园大路的两边都是国家首长们的公馆。萨严德河（Zayand）贯通全城，河上建有3座砖桥，其中之一的阿拉维尔蒂·可汗（Allah Verdi Khan）是一座美丽如画的建筑，该桥全长1164英尺，桥面是宽广的石砌路面，两侧有为行人建造的拱廊街道。这座新建的城市用河流、水库、喷泉、瀑布等提供生活用水并保持全城的凉爽。全部的设计就当时的知识水平而言，堪称杰作。

让·查尔丁（Jean Chardin）于1673年拜访伊斯法罕城时，他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座伟大的行政、商业、手工艺和艺术都会，城市四周环绕着1500个村落，城中有30万人。该城和它的郊区共有162座清真寺、48所学院、273处公共浴室及1800家大小旅社。让·塔韦尼埃于1664年春到伊斯法罕，描述它的范围与巴黎相等，但人口密度和花园、城中的树木很多，似乎“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不如说它是一片森林”。

欧洲因为波斯使土耳其人忙于东事无法西顾而感激波斯，波斯王阿拔斯派遣安东尼·谢利爵士和其他人员担负和基督教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开放波斯丝绸的出口，避免土耳其人居间操纵的使命。欧洲的使者们来到伊斯法罕城时，阿拔斯把他们安置在富丽堂皇的宾馆中，而且给予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他曾在对土耳其人的战役中俘获了5000名亚美尼亚人，他没有奴役他们，而是允许他们将伊斯法罕附近的朱尔发（Julfa）发展成为他们自己的中心，他则从他们的商业活动和经商手腕中获利。在那里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内部设计混合了基督画像艺术和伊斯兰教装饰品。有时候阿拔斯还转着熔所有宗教于一炉、“使天上和地下同得安宁”的念头。更实际地，他利用波斯人的什叶派信仰（Shiáfervor）作为鼓舞民族士气的方法。他鼓励他的人民到麦什赫德朝拜，就像波斯的穆斯林去麦加朝拜一样，他自己也步行800英里从伊斯法罕到麦什赫德祈祷和献礼。

因此他用来荣耀伊斯法罕的建筑主要是宗教性的，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教堂一样，他将穷人的小钱变成庙宇，它的堂皇、美观和宁静就成为全民的骄傲和所有物。新都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建筑是皇家清真寺，它是阿拔斯于1611年至1629年建立的。皇家广场就是它庄严的庙前广场和入口，整个广场似乎是导向那个环形的正门。人们的眼光首先被两翼的那些尖塔及它们突出塔楼的花边吸引，从那里通报祈祷时刻的人，宣布安拉是唯一的真神；其次引人注意的，是那覆盖大门门框的灿烂的彩陶及墙上刻有文字的横形饰带，带上的文字说明这个寺院是阿拔斯献给安拉的礼物，在波斯即使文字也是一种艺术。拱门之内，墙壁上布满闪烁着白花的钟乳石。然后就是内院，敞向阳光，穿过更里面的那些拱门，就进入那个巨大圆形屋顶之下的神殿。人们必须再走出来细究那圆形的屋顶，它庄严的阿拉伯文（Kufic）刻字，它的突出而不失优美的形状，依阿拉伯图饰绘着蓝色和绿色花卉的琉璃瓦。尽管时光不留情，此寺“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美观的建筑之一”。

形体较小而更见纤美的，是波斯王阿拔斯于1603年至1618年为他虔诚的岳父所建的那座清真寺——卢图夫·安拉清真寺——优美的大门、精制彩陶铺饰的神殿和壁龛（Mihrab），但更重要的是它内部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阿拉伯式的图饰，几何图案，各色花卉及设计完美而和谐的涡卷形装饰。这是合于逻辑的抽象艺术，其结构和效果给予我们心灵的，不是令人迷惑的混乱，而是清晰的条理和心智上的安宁。

在皇家广场的东侧，这位波斯王在一座巨大的拱门之下建造了一个露天宝座，名为“崇门”，他在那里召见臣下或观赏皇家广场中的赛马或马球比赛。这门之后就是皇家花园，园中有好几处殿宇，分别供他在特殊场合中使用。其中之一今日依然存在，但已饱受风霜的侵蚀：“40柱”是一处谒见室，殿宇用20棵法国梧桐做成的圆柱支撑，柱外镶有镜面玻璃和一条长长的走廊，廊中饰以描述这位波斯王生活细节的油画。宫殿的门扇都是由上漆的木材制成，其上点缀着花园景色的图画和花卉的涡卷形装饰，其中的两扇今日陈放在大都会博物馆中。仍然留在原地的，是谒见室天花板上色彩明朗的灰泥装饰，都是镀金和五彩的，这里抽象艺术再次达到逻辑和设计上的完美。

波斯王阿拔斯从他的许多宫殿和军营中，指导其广大疆域中人民的生活。像大多数伟大的统治者一样，他关心人民生活的每个方面。他修路建桥，而且将数以英里计的道路铺砌石板。他鼓励制造业、国外贸易及开发矿产。他建筑水坝，扩展灌溉，并将清洁的水导入城市。他重建那些曾受损害的城市——麦什赫德、卡斯维、大布里士、哈马丹。“他常常微服出行，”塔韦尼埃说，“像一个普通居民一样在伊斯法罕城中到处走动，而且假装买卖物品，想借此查访商人是否使用不实的度量衡……他发现了两个犯罪者，便令人将他们活埋。”这是过去东方人建立法律的方法：鉴于监视和管理的不足，严刑的目的就是要遏阻人们天生不守法律的习惯。或许长时间的军旅生涯，使阿拔斯王更变本加厉地诉诸这种残忍行为来吓阻或报复，他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子，而使另外一个变成盲人。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资助许多慈善事业，支持很多学艺活动。

他的死（1629年）结束了萨非艺术和统治的黄金时代，然而他以他那调和的精力建立的秩序，几乎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虽然经历一连串柔弱无能的君王，波斯的萨非王朝仍能维持下去，直到阿富汗人征服波斯，它才颓然崩倒（1722—1730年）。即使在那个政治衰落的时期，萨非艺术继续跻身于人类鉴赏力和技术所能创造最优美的作品中。

萨非时代的波斯（1576—1722）

让我们细查萨非王朝自塔马斯普一世之死（1576年）到它结束（1722年）的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能为适应欧洲纪年而加以分割的文化发展。好几位西方旅行者留给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波斯富有启示的报告：佩德罗·泰克西拉1600年时在波斯；耶稣会神父丘辛斯基（Kiusinski），1702年至1722年居住在伊斯法罕，并写过一本《波斯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of Persia），这书包含整个的萨非王朝时代；让·塔韦尼埃详细描述他在土耳其、波斯、印度、东印度群岛等地的旅行（1631—1668年）；让·查尔丁也以10卷的篇幅记述他1664年至1677年停留在波斯的情形。虽然曾在波斯湾附近遭到阿拉伯的热风，但查尔丁深深爱上了伊朗。夏天，他宁愿住在伊斯法罕而不愿住在巴黎，而且发现“波斯的空气如此美妙而清新”。他写道：“我自己既不能忘记它，也无法使我不对每个人提起它。”他认为晴朗的波斯天空影响波斯艺术走向光泽和色彩的明艳，也给波斯人身心方面一种愉快的影响。他相信波斯人因为与佐治亚和高加索山区的居民混合而受益，这两个地区的人民，他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勇敢的——但还及不上波斯马漂亮。

这个一度是许多珠光宝气的教主和曼妙诗人家乡的人间乐土，被毁于蒙古人的入侵。政府的崩溃、运河的被忽视和淤塞、商道的改变、从西方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航道的发现，使波斯的商业萧条。然而，有些商业从陆上的那些河流移向波斯湾。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上首要的港口霍尔木兹（Hormuz），他们控制该港达一个世纪之久。1622年，波斯王阿拔斯的军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协助下，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阿拔斯又在附近的班达·阿拔斯（Bandar Abbas）设立了另外一处商业补给站，该地商业的发展资助了他统治期间的艺术和繁华。商旅队仍然通过波斯由西方前往东方，给沿途的那些城市留下一些财富。泰克西拉描述阿勒颇是一座拥有2.6万间房屋的城市——很多房屋是用精制的石块建成的，其中有一些连王子也能住——城中的居民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城中有清洁而宽敞的公共浴室，有好几条街是用大理石石板铺砌的。

大部分工业仍然处在手工业阶段——中古的、费力的、精巧的、缓慢的，阿勒颇有一家缫丝工厂，全境都种有烟草。根据查尔丁的记载，波斯人对吸烟有一套过滤的方法：他们将烟在水中捞一下，因此“清除了烟草中油质和粗劣的品质”。吸烟成为波斯人的一种生活必需，“他们宁可不吃晚饭，也不能没有烟斗”。波斯王阿拔斯却是一个例外，他鄙视那个习惯，而尝试用一个恶作剧的方法纠正他的朝臣们。他命人将马粪晒干代替烟草，放在他臣子们盛烟叶的容器中，向他们解释这是哈马丹总督送给他的一种名贵烟草。他们吸食那种“烟草”，而且极力赞美它。“它闻起来就像1000朵花那么香。”一位客人发誓道。“那该死的药，”阿拔斯王喊道，“它的味道竟和马粪没有分别。”

任何有天赋才能和懂得礼貌的人，都可能在那位波斯王的宫廷中得到一个位置，那里没有天生的贵族。各个阶级、男人女人的衣着，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件长可及膝的外袍，窄袖、宽的腰带（有时候用有花的丝绸制成），袍下穿一件绸质或棉质的衬衣，裤管在脚踝的地方束紧，头上缠一块头巾。妇女们“衣着非常华美”，塔韦尼埃写道，而“和男子们差别甚小……她们和男人一样穿着裤子”。妇女们居住在深闺中，很少离开她们的家，即使离家她们也很少前行。那里有三种性别。很多情诗是男人写给男孩子们的，阿拔斯宫廷中的一个英国人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看见“美少年们身穿锦织背心，头裹灿烂华丽的头巾，足踏精选的凉鞋，他们卷曲的头发在两肩之上摇摆，有着灵活的眼睛和红润的双颊”。

查尔丁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波斯人口的减少，将原因归于：

第一，波斯人有一种不幸的爱好，即违反自然，与两性均发生关系。

第二，那个国家的过度纵欲（性的自由）。当地的妇女很早便开始生养孩子，而且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并且她们一过30岁，就被认为老朽。男人同样在非常年轻时就接近女人，并且过度纵欲，以至于虽然他们得到享受，但不能有更多小孩。而且绝大多数的妇女想办法堕胎，服用阻止胎儿生长的药物，因为（当）她们怀孕3至4个月时，丈夫们即开始沉迷于其他的女人，原因是他们认为在女人怀孕期中和她同眠，是一件猥亵不礼貌的事。

尽管实行多妻制度，妓女仍然很多。虽然穆罕默德的法律禁酒，酗酒仍很普遍。咖啡店很多，所以这种植物的欧洲名字得自于阿拉伯文中的“卡洼”（qahwah）。身体的清洁较语言的洁净更普遍，浴室甚多，而且有时加以艺术的装饰，污渎猥亵却所在多有。塔韦尼埃称他们为“伟大的伪装者和奉承者”，而查尔丁的记述是他们极喜欢欺骗，但他接下去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民族”，宽容而殷勤，具有“最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最柔顺的脾气、最伶俐的……口齿……总而言之，是东方最文明的民族”。他们喜欢音乐，他们的诗人经常吟唱他们写的诗。

我们可以从波斯诗人在德里的莫卧儿人宫廷中受到的欢迎来判断他们的杰出，但这个时期的波斯诗人的作品很少传到西方人的耳朵中。我们知道16世纪最杰出的波斯诗人是设拉子（Shiraz）的乌尔费（Urfi），他认为自己至少要超过萨迪。他的诗比他的人更受欢迎，下面是我们从那些跑来欣赏他重病的“朋友们”中采摘出来的：

我的身体已病重如此，

我那能言善道的朋友们似传道者站满床沿。

一人用手抚须并引颈前望，

他说：“天啊，天啊，时运不常，

为人不当用心于污浊的浮名、金钱，

今日谁见贾姆希德帝国，又谁闻亚历山大之名？”另一人引袖揾泪眼，出以悲语柔声：

“命乎，命乎，人人必经此永离之路，

你我均为路上行者，而韶光催人行速。”

更一人巧言道：

“镇定，镇定，莫使烦乱扰君心，

我但愿能集君诗文，

抄写校正之后，我将附序篇首，

恰似盛珠之椟，证明珠为君有。”

祈求我主，佑我康复，

你将见我以何等盛怒倾诸此等伪善者之头。

乌尔费在韵文方面的对手是伊斯法罕城的萨伊布（Saib）。他追求时髦迁居到德里，就像当时法国和佛兰德斯的艺术家迁往罗马一样。两年后，他回到伊斯法罕，成为波斯王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的桂冠诗人。他有点像哲学家，写了不少富于隽永智慧的片断：

所有信教与不信教之言最后归诸一途，

梦本相同而解释各有千秋……

治疗世上一切不快的良药是忽视它，

清醒者乃沉醉睡梦中人……

浪花不知大海的底蕴，

暂生者如何了解永恒？……

复活节给我唯一的困惑是，

那复活者将必须再面对人脸。

如果波斯诗歌的韵律困惑着我们，对萨非时代艺术的欣赏应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了解的语言。那些经过2000年的演化，最后在伊朗形成的技术、手法和韵味，现在在建筑、陶器、装饰画、书法、木刻、金工、纺织、挂毡、地毯等艺术中，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些艺术品是今日世界各处博物馆中珍品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时期中最好的建筑物是在阿拔斯一世时代的伊斯法罕城中。阿拔斯二世在该城中建立了阿什拉宫（the Talar Ashraf，1642年），而在萨非王朝的晚期，波斯王侯赛因（Husein）又在该城建立了波斯王母后学院——这所学院曾被寇松勋爵（Lord Curzon）列为“波斯境内最堂皇的遗迹之一”。但其他的城市也有值得骄傲的新建筑方面的成就：设拉子的马德拉萨清真寺、麦什赫德的克瓦亚·拉比的巨墓、尼沙普尔现在虽被毁坏，但仍有可爱的卡达姆·加（QadamGah）的神龛和埃里温的蓝色清真寺。

波斯王阿拔斯一世在伊斯法罕城建立了一所美术学校，该校学生必须临摹名画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临摹时构图的美观和线条的精细远较主题和形象重要。现在——显然是在欧洲的影响下——俗世画家们逸出正统的伊斯兰教习俗，他们作画时以人物为画中主题。这个结果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好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风景最初是被忽略的，然后偶然用之作为背景，再后来风景的地位超过了人物。在伊斯兰教的绘画中，人物最初是被排除的，然后偶然被允许在画中出现，但是只有在较后的阶段，人物才在构图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因此在《放鹰者》一画中，一位穿绿衣的贵族，腕上停留一只老鹰，衬着极小以金色花卉构成的背景。而在《坐在花园中的诗人》一画中，每一细节都流露出典型的波斯优雅。另一项改革是发展壁画，关于这方面，我们已在伊斯法罕的宫殿建筑群中看到一个例子。绘画大师们主要仍致力于《古兰经》的装饰，或为古典文学像费尔达西的《帝王之画》，或萨迪的《蔷薇园》等作插图，后面这本书由巴格达的马拉纳·哈桑（Mawlana Hasan）以液体黄金绘图装饰。

萨非王朝中叶后，绘画上最有成就的人是里萨·阿巴西（Riza-iAbbasi），他将波斯王阿拔斯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以感谢王室对他的资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声望超过比赫扎德（Bihzad）。他死后，绘画的艺术随之衰落，他构图中的感受性和精微性逐渐流为过度的颓废。此时，受中国影响的波斯风格，转而影响到莫卧儿宫廷之中的人像，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建筑。格鲁塞特（Grousset）认为泰姬陵（the Taj Mahal）只“不过是伊斯法罕艺术中一个新的篇章”。

书法在波斯仍然是一项主要的艺术，伊迈德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古卷抄本几乎和里萨·阿巴西的画像一样受到波斯王阿拔斯的钟爱。书籍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内容，更由于它们的形式，一个美丽的封面给予人视觉和触觉的快感，实不亚于一只精致的花瓶。艺术家们在他们设计的封面上签名，和在他们所绘的画上签名一样感到骄傲，因此17世纪早期的一个烫金皮质封面上被题着“穆罕迈德·萨利·塔比里兹的作品”，一个纸做的封面用漆绘图，上面签着“阿里·里萨”（Ali Riza），日期是1713年。两个封面都美得诱人。

在波斯的城市中，除了圆形屋顶外，要算那铺在圆形屋顶之上的彩绘瓦片最惹人注目，而它们的年代使我们惊奇于他们的工艺竟能使如此明艳的色彩保持这么久远。这种用火烧上釉使颜色经久不退的方法，是波斯的一项古老的技术，阿赫门尼德·苏珊（Achaemenid Susa）时代（公元前400年）上釉的瓦片在技术上已臻完美。他们将金、银、铜及其他金属的合金熔合，以做成更富光泽的色彩，尤其对宝石红和蓝绿两种色彩效果更佳，而第二次煅烧增加陶土和釉的硬度以对抗几百年的日晒雨淋。住在朱尔发的亚美尼亚人或许是雇用波斯的陶器工人制造他们基督教堂上的瓦——这些瓦片都设计得和图画一样精美。更美的是陈列在科沃基安（Kevorkian）艺术品收集馆中的彩绘瓦片，它们都属于17世纪下半叶伊斯法罕城的成品。

在伊斯法罕，加珊（Kashan）及其他地方的陶器工人，继续制造有光泽的陶器——瓶子、碗、花瓶、盘子、细颈水壶、茶杯等，在釉下面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画在各种不同的衬底上。作镶嵌细工用的法国彩陶，成为清真寺和宫廷中覆盖墙壁最受欢迎的材料。波斯王阿拔斯进口中国的瓷器，他的陶工们尝试仿制，却缺乏那种瓷土和技术。也是在阿拔斯的激励下，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工人们意图制造能媲美威尼斯的玻璃。金工在雕镂和嵌镶铜器方面特别擅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所保存的一件1579年的波斯烛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彼得堡的赫米泰奇珍藏馆中有一把金制的军刀刀鞘，上面嵌有大的、精工琢磨的绿宝石。

纺织是一项主要的工业和艺术。数以千计的图案设计工、织工和染色工占据伊斯法罕城中一大部分。他们的产品形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使波斯以缎子、天鹅绒、人造丝、刺绣和丝绸而举世闻名。阿拔斯想赐给臣下一件特殊礼物时，他经常选择波斯纺织品中的杰出作品。“他如此赠出的衣衫难以数计”，查尔丁记录道。庆典时，这位波斯王和他的朝臣们在正式场合穿着的丝绸和织锦，查尔丁认为，那是欧洲任何宫廷服装所不及的。“染色的艺术，”他写道，“在波斯似乎较在欧洲更进步，它们的色泽牢固而鲜艳，不会很快地就退色。”加珊的天鹅绒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可与之匹敌者，有些碎片现在珍藏在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各地的博物馆中。基督徒军队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1683年）时，他们获得的战利品之一，是一张由丝绸天鹅绒织成浮花锦缎的地毯，显然是波斯王阿拔斯时期伊斯法罕城的制品。

波斯的织品在设计和织造地毯中达到顶点，而波斯王阿拔斯时代，这种艺术在伊朗大放异彩。一张地毯对于波斯人来说几乎和他的衣着同样需要。17世纪时托马斯·赫伯特记叙说：“他们房屋中除了地毯和一些铜器外，几乎没有家产和家具……他们在地上吃饭，盘着腿坐在地毯上，好像裁缝一般。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缝地毯，而整个的居室或房间……全部铺有地毯。”现在地毯的颜色趋向于深红和葡萄酒的红色，但为了中和这种色彩上的过分浓艳，图案的设计是平和的。可能是几何形的，而且变化无穷。更常见的设计图案是花卉，眼睛所见是富丽而规则的排列，一个波斯花园的得意产品——花朵插在花瓶中，或稀松地散置着，或诉诸想象而非视觉的花朵，点缀着松散而优美蔓草式花卉与几何图形并用的图饰。有时花园本身也是设计的好材料：大树、灌木、花床、流水，都被演化成几何图形。或图案置于一个大奖牌式的装饰中间，两端都垂有饰物，或呈现动物在嬉戏或追逐时的状态。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劳动和耐心：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交互编织，并将彩色的羊毛式丝质小结缝入经线之中，以便形成“堆”（pile）和图案，一平方英寸的面积可能需要1200个小结，也就是说一块23平方英尺的地毯中有9000万个小结。奴隶制度似乎已被织进这种艺术之中，但工人因为自己的灵巧和技艺，将散乱无序的材料变成整个工作中一个和谐有序、有系统的部分而感到自傲。这种地毯在波斯、阿富汗、高加索等境内10个以上的地毯中心被制造出来，用以装饰王宫、清真寺和家庭及用作赠送权贵友人的珍贵礼物。

波斯地毯和波斯装饰画在16世纪和17世纪经过一个相似的发展：它们在“云”或其他图案设计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转而影响到土耳其和印度的艺术，而它们同样在萨非王朝时达到极盛期。一直到1790年，波斯地毯的生产建立在一个量的基础上，匆促的设计和编织，为的是供应一个较大而较不苛求的市场的需要，这个市场主要是欧洲的。即使在那个时期，仍有一些不寻常的产品，它们无论在结构、彩色和设计等方面，仍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

这就是波斯，这就是伊斯兰教，在他们力量和艺术最后灿烂时期的情形——这是一个和我们西方有着深刻不同的文明，而且不时怀着轻侮的敌意。他们指责我们是多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讥笑我们女性至上的一夫一妻制度，有时候蜂拥而来打倒我们的大门。当巨大的辩论尚停留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而未达到达尔文和基督之间时，我们不可能期望了解这个文明和钦佩它的艺术。文化上的竞争还没有过去，但是大部分的竞争已经停止流血，而现在它们在交互影响的渗透下互相混合。东方采用了我们的工业和军备而“西化”，西方厌倦了财富和战争而追求内在的安宁。或许我们将要帮助东方消弭贫穷和迷信，而东方将帮助我们达成哲学上的谦逊和艺术上的精妙。东就是西，而西就是东，不久这对双生的孩子就将晤面。

第五章　帝国境内的大决战（1564—1648）

神圣罗马帝国诸帝

1564年，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如伏尔泰所言早已名不副实，仍是一个面积广大由半独立小邦拼合而成的杂烩，这些小邦包括德意志、卢森堡、法兰奇·孔特、洛林、瑞士、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部分的匈牙利。这些小邦都承认那位属于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为它们的领袖，这个王朝从1438年开始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08年。查理五世逊位后，该王朝将欧洲的一半划分成两个部分，分属它的两个支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则统治西班牙及其属地。历史上由一个家族君临如此众多的人民达如此之久实属罕见。

哈布斯堡王朝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统治较在西班牙境内的统治宽大得多，因为构成神圣罗马帝国的诸小邦在政府、经济、语言、宗教及种族特征上不同，甚至以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和威望，也不能制止这些离心力将神圣罗马帝国变成一个由骄傲的自治单位组成的松弛的联合。偶尔召开的帝国国会（the Imperial Diet）发现抑制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比制定为各邦所接受的法律来得容易，而那7位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帝国选帝侯则利用手中的选举权来控制他。这些选帝侯是波希米亚之王、萨克森、勃兰登堡、巴拉丁挪的统治者和“教会选帝侯”——科隆、特里尔、美因茨诸地的大主教。神圣罗马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仅限于奥地利、施蒂里亚、科林西亚、卡尼奥拉和提洛尔，有时也及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利西亚及匈牙利的西部。他独立的岁入也来自这些地区，如果需要更多的钱，他必须低声下气地和控制帝国财源的帝国会议打交道。

斐迪南一世于1564年去世后，选帝侯们将其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选为神圣罗马皇帝，在此之前他已接受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他太随和而不大像一位皇帝，每个人都沐浴在他善良的本性、随和的脾气、对任何阶级的仁慈和礼貌及开阔心智的春风中。除此之外，他更有着智慧和容忍，对科学、音乐和艺术的鼓励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绅士风度。由于他在路德派和天主教传教士之间更为偏爱前者及在接受圣餐时除了面包之外坚持要酒，这曾经危及他的即位，而且只有在重行改信天主教否则放弃帝位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时，他才在表面上遵从天主教的规律。同时他却保护新教徒免受迫害。他指责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集体大屠杀，同时允许奥朗日的威廉在德国征集军队迎战荷兰的阿尔瓦。在一个偏执无容、战祸连绵的时代，他给予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小邦和各教派一个不平凡的楷模，即容忍而不歧视、和平而不畏缩。1576年，他在垂危的病床上拒绝接受罗马教会替他举行的临终仪式，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参加他的逝后祝福。

他曾说服选帝侯们接受他的儿子鲁道夫为继承人，虽然他已经看出他儿子性格上的一些特征。鲁道夫二世的性格是多疑而阴郁的。因为是菲利普二世的可能继承人之一，他曾被送往西班牙接受教育，那里的耶稣会教士们剥夺了他的宽容心。他继位后不久，即严格限制新教礼拜的自由和范围，他的理直气壮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宣布宗教性辩论导致的暴乱及新教各派的互不相容，正在动摇神圣罗马帝国和平而稳固的根基。他并不完全缺乏他父亲那些令人喜爱的优良品性。他过着适度的简朴生活，没有帝王的架子。他的一个兄弟指责他和地位卑贱的人们过于亲近时，他回答说：“虽然我们的地位和出身使我们高出众人，但不要忘记我们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具有我们的软弱和缺点。”

确实，他宁愿做一个学者而不愿居君主的高位。他学习好几种语言，对每种科学和艺术都有涉猎，收集珍贵的绘画和雕塑、植物学上的各种变种和动物学标本。他帮助诗人和历史学家们，而且建立了很多学校。他成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医学上的专家，也精通冶金和占星术，曾资助蒂丘·布拉赫和开普勒等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将他们的“星群表”呈献给他。在布拉格——他的国都——宫廷之中全神贯注于科学研究，他发现他无暇结婚，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治理政事。1594年后他不曾出席过国会，1598年后他拒绝批阅公文，而将国事委诸无能的宠臣。他年事渐长时，心智衰退，但没有变得疯狂，而是陷于一种沉思的、抑郁的孤独中，被谋杀的恐惧缠绕着。他曾梦见——或蒂丘·布拉赫曾从星象上——发现谋杀他的人会是一位僧侣，因此他变得不信任一切天主教的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内外交迫之下，他于1608年将奥地利、匈牙利和摩拉维亚的统治权让给他的弟弟马赛厄斯，1611年又将波希米亚王位和他剩余的一切权力让出。1612年，他去世了。

马赛厄斯这时已55岁，太疲于征战，未能享受到实际的治国之乐。他将行政和政策全部委托给那位能干而正直的维也纳主教梅尔吉奥·克莱塞尔（Melchior Klesl）。克莱塞尔因为对新教让步而触怒了天主教，又因让步太少而触怒了新教。马赛厄斯的表兄弟斐迪南，也就是施蒂里亚的大公，拘禁了克莱塞尔（1618年），马赛厄斯死（1619年）后不久，他自己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此时大的决战业已开始。

神圣罗马帝国

形式上，瑞士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对抗神圣罗马皇帝和大公们赢得的光辉胜利，境内各州毫无忌惮地争斗。萨伏伊和西班牙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由卢塞恩（Lucerne）领导的天主教各州，意图将新教各州恢复为罗马教廷所有。耶稣会教士们以他们位于卢塞恩的学院为基地，于1577年开始一项教育、讲道和阴谋上的决战。教皇驻瑞士的使节们改革天主教教士的弊端，终止教士蓄妾，并阻遏那正由苏黎世、日内瓦、伯尔尼诸地向外蔓延的新教影响。

日内瓦正渐从加尔文手中恢复。西奥多利·贝兹（Théodore de Bèze）继承他的老师（1564年）成为威尼拉公司（Venerable Company，属于牧师）和教会议会（the Consistory，属于牧师和教外人士）两个团体的领袖。通过这两个团体，他以机智和殷勤，继续推展改革后教会的工作，只有宗教仇恨才能使之分裂。他前往法国，参加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已经看过他在普瓦西会议中为新教提出的议案。在国内，他努力想维持加尔文规定的严肃道德，但不太成功。由于商业领袖们日益违反那项法规，贝兹因而领导僧侣们指责僭取、专利和贪图暴利。城市会议（City Council）建议传教士们的权责应仅限于宗教事务时，贝兹辩称人类事务中没有一件应该脱离宗教的控制。他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中唯一活到17世纪的一位。他死于1608年，享年89岁。

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扮演主角。奥地利是神圣罗马皇帝们的驻地，是西方文明对抗野心勃勃的土耳其人的堡垒，是反宗教改革的桥头堡，也是“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势力的大本营。奥地利仍然有一段时间在天主教和新教，甚至基督教和不信教之间举棋不定。斐迪南一世在位时，路德派的教义问答被大部分奥地利教区采用，路德教派盛行于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国会允许用两种形式领受圣餐，并允许僧侣结婚。1567年，一位传教士估计：“成千上万住在城里的人——甚至乡下的——不再信仰上帝。”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因为惧怕奥地利政府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失去宗教的支持，召唤彼得·卡尼修斯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前往维也纳大学。在他们的领导下，天主教开始恢复势力，因为这些受过训练的人不仅隐藏其智慧，而且过着一种予人深刻印象的简朴生活。1598年，罗马教廷再度取得优势。

一个同样的变化降临到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2/3的匈牙利自1526年以来即受土耳其的统治，土耳其的边界距维也纳不到100英里，与土耳其的和平仅靠神圣罗马诸帝每年向苏丹们进贡来维持，这种进贡一直维持到1606年。特兰西瓦尼亚也支付类似的贡款，但1606年，其王子斯蒂芬·波西凯（Stephen Bocskay）绝嗣而死，因此将该地区遗赠给哈布斯堡王朝。

由那些渴望侵占天主教教会财产的贵族控制的奥地利的国会，自1526年以来即赞成宗教改革。在他们支持的宗教自由之下，新教在知识阶级中赢得优势。不久新教即分成路德、加尔文、唯一神教诸派，而唯一神教派又因直接向基督祈祷是否适当的问题而分成更小的支派。那些已经笃定可以得到天主教教产的贵族觉得再没有理由支持新教，因此他们欢迎彼得·帕兹马尼（Peter Pazmany）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们，以身作则地改信天主教，驱逐新教牧师而以天主教教士代其职务。1618年，施蒂里亚的大公斐迪南成为匈牙利国王，更加积极地推展反宗教改革运动。1625年，国会中天主教又得到多数席次。帕兹马尼原为一位加尔文教信徒之子，现在成为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也是当时匈牙利文笔最流畅的作家之一。

1560年，波希米亚及其属地大部分是新教徒，都承认波希米亚王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但每个小邦都有自己的国会、法律和首都，它们的首都分别为布拉格、布尔诺、布雷斯劳、包岑。布拉格在当时已经是欧洲最兴盛、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波希米亚国会中只有1400位地主能够投票，会员却包含城市居民和农民代表，因为他们控制了经济大权，影响力自然不在话下。大部分贵族是路德教信徒，城市居民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信徒居多数，农民则大部分为天主教徒，小部分为酒饼同领派信徒。1587年，他们放弃他们的胡斯传统，只坚持可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最后（1593年）终与罗马教廷讲和。这些宗教团体中最虔诚的是波希米亚弟兄教派——他们严格地遵守“登山宝训”，除了农业外，摒除一切其他生活方式，过着一种宁静的简朴的生活。

1555年，斐迪南一世将耶稣会教士带进波希米亚。他们在布拉格建立了一所学院，培育了一批赤诚天主教徒的核心成员，而且使许多与信天主教妻子结婚的贵族改信天主教。鲁道夫二世发布公告首先摒弃波希米亚弟兄教派信徒，然后是加尔文派信徒，但他缺乏执行这些命令的方法。1609年，新教各派说服他签署了一个著名的《皇室宪章》（Royal Charter），保证波希米亚境内新教皇的礼拜自由。两年后，鲁道夫将王位让给马赛厄斯，马赛厄斯将帝国首都迁往维也纳，任由布拉格不快和反对。1617年，波希米亚国会——虽然波希米亚全国仍是新教信徒占大多数，国会中则天主教徒日增——承认施蒂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为波希米亚之王，他曾接受耶稣会教士的教育，曾经誓言无论统治哪个地方，他一定要扑灭该地的新教。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们准备作战了。

此时的德国异常混乱：它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名称，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的语言、经济形态，但习惯、政府、货币、信仰各方面则互相歧异、互相猜忌的小公国所构成之大杂烩。每个部分除了神圣罗马皇帝之外，不承认有任何上司，而对神圣罗马皇帝通常都是不理不睬的。有些外国人对此感到快慰。“如果它完全臣服于一个君主，”托马斯·奥维巴里（Thomas Overbury）爵士1609年写道，“它将成为欧洲各国的一大威胁。”即使对德国而言，在很多方面这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安排。它固然削弱了德国和统一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竞争的力量，但它给予地方上的自由，一个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这里没有暴虐繁荣的巴黎吸取整个国家的民脂民膏，有的只是一群著名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活力。

尽管有这些千变万化的大城市和袖珍型的宫廷，但德国已不再享有马丁·路德之前在北欧掌握的经济优势。因西欧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之发现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首先得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后是英国和荷兰，而受损的则是以前统辖东方贸易的意大利。德国那些将商业由意大利传往北方的河流和城镇也随之衰落。北海沿岸的荷兰港口、波罗的海沿岸的丹麦和波兰的港口，夺走了大部分的贸易和赋税。汉撒同盟早已失去往日的优势。吕贝克在与瑞典之间的长期战争（1563—1570年）中惨遭摧毁。只有法兰克福保持它旧日的繁荣，它每年一度的博览会仍然是欧洲最吸引游人的活动，因而使这座城市成为德国国内商业和国际财政的中心。

货币像以往一样流行。禁止利率超过5%的命令到处都被规避着。“这目中无神的僭夺之罪，”1585年一位牧师说，“现在的基督徒比从前的犹太人更甚。”“一种违反基督教义的贪恋金钱之风，”一位传道者1581年抱怨道，“已经猛烈地袭击着每个人和所有的阶级。任何人只要有任何可作为赌注的东西，他就不会从事正直而劳苦的工作……想用一切投机的方法，像金钱兑换和巧取豪夺的合约等致富。”数以百计的工人将他们的储蓄投资到著名的富格尔（Fugger）、威尔泽（Welser）、霍克斯泰特（Hochstetter）等家族所经营的事业中，而在接二连三的破产中全部泡汤。1572年，洛伊特兹（Loitz）兄弟银行公司在吸收大量小户资金后宣布倒闭，那些投资的小户损失了他们的储蓄甚至他们的家。富格尔家族因为他们出钱资助的菲利普二世和阿尔瓦破产而被毁。威尔泽家族于1614年败落，负债达58.6万基尔德。或许对通货膨胀的惧怕，驱使人们走向这种投资，因为几乎每一个德国小邦的邦主都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诈欺人民，而制造伪币和偷银盗两的人又特别多。1600年，德国的货币陷入一种可耻的混乱中。

人口增加而生产落后，穷困已濒临到爆发革命的边缘。除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两地外，德国全境的农民都变成农奴。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诸地于1616年或稍后以法律确定农奴制度。“在德国的那一片土地上，”一位作者1598年问道，“德国农民还能享受他旧日的权利？他还能拥有或者使用公地、牧场和森林的利益？对封建劳务和规费还有丝毫的抵制？农民还拥有自己的法庭？上帝可怜他们吧！”很多农民改行开矿，但由于美洲的白银进入德国，竞争使得矿业的利润和矿工的薪资都下降。城市之中，旧日行会之中的友谊因为店主剥夺零工而被破坏。有些行业从早上4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7点，铜匠行会于1573年要求每周工作92小时。

早在1579年，我们已经听到德国已有罢工反抗织布机的事件。

品德与习俗

如果我们相信“三十年战争”之前这半个世纪的道德家们所言，则道德的状况和经济同样黑暗。教师们抱怨送到他们那里去的年轻人不是基督徒，简直是野人。“人们对子女们的教养如此之坏，”马特西亚斯·布雷登巴赫（Matthias Bredenbach）在1557年时写道，“以至于显而易见，那些可怜的学校教师们……必须和……野兽打交道。”“一切纪律显然已经荡然无存，”另外一人在1561年说，“学生们倔强粗野到了极点。”很多大学城中，市民们不敢夜间出门，因为惧怕那些有时候会拿刀攻击他们的学生。“学生们普遍堕落的主要原因，”1578年拿桑·奇特兰辛（Nathan Chytrnsin）说，“毫无疑问是由于家教的衰落。……现在我们已经除去古时法律和规程所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桎梏。无怪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是如此无所约束地不自爱，如此粗野地无知，如此难以管教且目中无神。”另外的人以为：“何以青年会沦入无德和淫放，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各种戏剧。”

至于成人，那些传教士描述他们是喜欢口角的伪君子、老饕、酒鬼和奸夫。约翰·库诺（Johann Kuno）牧师1579年时抱怨说：“各种淫邪现在是司空见惯，人们即使犯了罪也毫无羞愧之情，有人甚至以男妓的姿态炫耀自得，最粗鲁、最猥亵的罪恶已经变成美德，谁还会把普通卖淫视为一种罪恶？”巴托罗马斯·林沃尔特（Bartholomus Ringwalt）牧师1585年认为那些日子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败坏的末日”。亵渎神灵几乎是人所共有的罪，不论他属于哪一个教派。诽谤罪也非常盛行。“我的监督人，”奥登堡（Oldenburg）伯爵1594年写道，“曾向我抱怨不来梅的佩泽尔（Pezel）博士如何在一本书中辱骂和诽谤他，书中记述了终日暴饮暴食、酗酒贪欢、放荡淫逸，他……是一个贪吃的老饕、一个阴谋家、一个老色鬼、一个堕胎者……他必须要用吊死、淹死、监禁、被车压死或被剑刺死的方法除去。”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传道士发现：“几乎德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伪传我在一次喝酒比赛中赢了一只大的镀金高脚酒杯……我如此拼命灌酒，以至于……我必须被人扶上一辆车子拖走，就像一只灌醉了的小母牛或老母猪。”

吃喝是两件要务。一个家道小康的德国人，一天之中有半天是消耗在忙着把食物从身体的一端送至另一端。城市居民以他们的食欲而自傲，他们的食欲就像他们妻女们的衣服一样，被看成成功幸运的一种表征。一个马戏团演员因为在一餐之中吃了一磅乳酪、30个鸡蛋以及一大块面包而赢得举国皆知的美名——那次之后就死了。正餐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餐中14次举杯互祝并不是不寻常的事。多数的婚礼都成为大吃大喝的欢宴。一位快乐的王子在信末写道：“祝君健康，开怀饮酒。”萨克森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在27岁时暴饮致死。一个戒酒社团反对这种罪恶，但是它自己的首任主席却因酗酒致死。人们坚信，暴食足以缩短寿命。伊拉斯谟·温特（Erasmus Winter）1599年说：“由于无限制的吃喝，现在少有年老的人，而我们很少看见一个30或40岁的人不曾感染某种疾病的，或是结石、痛风，或是咳嗽、肺痨，要不就是其他病症。”

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时人们的抱怨看得太严重。或许大多数的人仍是勤劳工作，长期忍苦，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但是，历史和新闻一样，善行不是新闻——这证明它的平常。城市居民的妻子们，过着一种有节制的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百务集于一身，除了长舌以外，没有时间让她们犯更大的罪。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us Ⅰ）的妻子一样，很多上层阶级的女子们都全心贯注于她们的家庭。在那动乱的德国也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方面：对儿童和家庭的爱护，豪放的殷勤，快乐的舞蹈，美妙的音乐，欢愉的游戏和节日。历史上第一棵圣诞树是1605年德国一个庆祝会上的一部分，用过去异教徒美丽的遗物来装饰圣诞节的，也是德国人。

舞蹈和民谣都源于乐器，而赞美诗逐渐演变成团体的合唱。风琴成为建筑上的里程碑，大键琴、琵琶以及其他乐器本身就是可爱的艺术品，赞美诗集——尤其在波希米亚——有时被华丽地加以装饰。新教的赞美诗常含有说教或辩论的意味，丧失了中古圣歌的那种柔美，但是新教的合唱团已经指向巴赫。每一教派的学校都强迫实施音乐教学，音乐教授的地位在学术体系中仅次于院长，当时的风琴演奏家和现在的画家一样风头甚健。雅各·亨德尔（Jacob Handl）在布拉格颇享盛名，而哈斯勒兄弟（Hassler brothers）——汉斯、卡斯帕和雅各布——常常以他们自己作的曲子风靡德累斯顿、纽伦堡和布拉格等地的听众。音乐的才能趋进家庭，并不是由于神秘的遗传，而是由于家庭中的感染，所以一个真正的舒尔茨（Schultzes）家的主人拥有普拉托里斯（Praetorius）的名号。米歇尔·普拉托里斯（Michael Praetorius）不仅作了好几卷的乐曲，而且，在他的《音乐全书》（Syntagma musicum，1615—1620年）一书中，他撰述了一部关于音乐史、乐器学和乐曲形式方面透彻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百科全书。

这个时期德国伟大的音乐家，就是那位举世公认为现代德国音乐之父的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ütz）。他于1585年出生在一个萨克森家庭之中，刚好早巴赫和亨德尔一个世纪，他建立的音乐形式和精神，由巴赫和亨德尔两人带向完美。24岁时他前往威尼斯，在那里跟从乔万尼·加布里埃里学习。回到德国后，他徘徊于音乐和法律之间，但最后他安心地成为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德累斯顿宫廷之中的音乐指挥。从1618年起，他大量地写作合唱团的乐曲，这些乐曲在它们合唱的处理和对比，独唱及乐器方面已为巴赫铺了一条坦荡的大路。现在，沉闷的德国合唱对位法第一次被用更和谐的“协调”方式加以融合轻快化，“协调”方式是将声音和乐器结合。为了庆贺那位选帝侯之女的婚礼（1627年），舒尔茨作成第一个德国歌剧《达夫尼》（Dafne）——该剧是以33年以前在佛罗伦萨上演的佩里（Peri）所作的同名歌剧为基础。第二次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影响到舒尔茨在他的《圣乐谱曲》（Symphoniae sacrae，1629年）中给予独唱和乐器更突出的地位。《圣乐谱曲》是将旧约《诗篇》和《雅歌》（Song of Songs）中的拉丁文句谱上悦耳的音乐。1631年，萨克森成为战场，舒尔茨就从一个宫廷流落到另一个宫廷，甚至远去丹麦，到处追寻合唱团和面包，直到1645年他才重回德累斯顿。那一年他以一首《来自十字架的七个字》（the Seven Words from the Cross）的圣乐，创立了德国耶稣受难音乐的风格，在这里他因使单音字发出相同的单声，同时乐器在这声音的前后奏出同样的旋律，建立了一个规范。巴赫在《马太受难曲》（The St.Matthew Passion）中即采用此一方法。舒尔茨在1657年印行《德意志协奏曲》（Deutsche Concerten）时，又一次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是一首仅唱而不表演的戏剧体圣乐乐曲——这一曲使他和卡利西米共同成为戏剧体圣乐的创始者。他1664年所作的《圣诞圣乐》（Christmas Oratorio）成为巴赫努力的另一目标。一年以后，他以《我主耶稣的死难》（The Passion and Death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一曲达到他事业的巅峰，该曲是单为声乐所撰的一首严肃的乐曲，其中并无曲调的陪衬。此后不久，他丧失了听觉，隐退到家中过着孤寂的生活，死时87岁，在他为119篇《诗篇》谱上乐曲之后说：“你们的法度曾是我在朝拜途上那小屋中所唱的歌。”

文学与艺术

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杰出的文学作品是波希米亚兄弟教派翻译的《圣经》（1588年）和米其奥斯·兹林伊（Mikéos Zrinyi）翻译的匈牙利史诗，命名为《兹林雅斯》（Zrinyiasz，1644年）。德国，尤其是法兰克福继意大利之后成为最繁忙的书籍出版地。法兰克福的出版界从1598年开始，每半年发行一次出版目录。文艺社团鼓励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但文学作品受到国家和教会检查的抑制。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天主教各教派的领袖们同意，凡有损于政府、官定信仰及公共道德的作品应予禁止。说起来也奇怪，被新教当局查禁的书籍总数超过被罗马教会查禁的书籍总数。

争论损害了真理，导致了学术的衰落。马西亚斯·弗拉丘斯·伊利里克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和他的助手们编纂了一部13巨册的基督教会史，但天主教的历史一样偏见至深，所以在这些武断的编者眼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恶人之中的极恶者”，他在爬上“首席祸害”（Chair of Pestilence）的宝座之前，曾谋杀好几位教皇。当时最好的德国历史编纂是约翰尼斯·斯莱达努斯（Johannes Sleidanus）的《宗教改革史》（1555年），这部书极公正无偏。

次于这些互相抨击大骂的历史，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戏剧。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都利用舞台作为宣传，新教的戏剧对教皇极尽取笑之能事，通常都是以将他打入地狱为结局。瑞士天主教的乐师从1549年起制作关于耶稣受难、复活节和最后审判的剧本，其中之一有290位演员。上阿默高（Oberammergau）的受难剧首次公演是在1634年，主要是为1633年瘟疫中许的誓言还愿，而且每10年重演1次，该剧从上午八点半演到下午六点，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意大利演员于1568年进入德国，随之而来的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各地的演员。这些剧团不久就以职业式的表演代替了私人演出，他们索取报酬的秽行颇引起人们的诟病。

较戏剧更受欢迎的是雄健的、多才多艺的阿尔萨提亚（Alsatian）的讽刺作家约翰·弗斯查特（Johann Fischart），他愉快地感染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发行一套反天主教的滑稽丛书，如此机巧的讽刺，使他不久即成为德国境内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他的《蜂窝》一书，用激情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教义、仪式和教士。在另外一本讽刺作品《耶稣会教士的帽子》（JesuitenhüTlein）中，他嘲笑耶稣会教士们四角形的帽子，抨击他们的一切行为和观念。1575年，在一个开玩笑似的长达八行的题目下，弗斯查特又出版了一本号称为翻译的书，实际上它是模仿拉伯雷所著的《巨人传》，在书中他嘲笑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穷人的压迫、对学生的虐待、贪吃和酗酒、私通和通奸——以一种混杂的文体和阿尔萨提亚的方言写出，充满猥亵和机智的趣味。弗斯查特在江郎才尽后于43岁时去世。

和弗斯查特几乎同样生动，又和他在同一年（1590年）同样年龄去世的另一位作家尼科德莫斯·弗里奇林（Nikodemus Frischlin）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20岁时，他是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历史和诗学的教授，他以类似贺拉斯的文笔写拉丁诗，又做一些学术气氛极浓的维吉尔诗的评注。30岁时，他因讽刺贵族而被免职。此后，他不顾一切地喧饮作乐，大量喝酒，因为他说酒对天才不可或缺，而戒酒者写的诗就和白开水一样毫无价值。他被控毁了一个女孩子，又毒杀了另一个。为了这些不道德的罪恶，他受到迫害和威胁，于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他将他一本已经出版的演说集呈献给11位著名的人物，这11个人在地理上的分布，可以保证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有避难的处所，但是在他还未充分表达对敌人的意见之前，就在一次跌跤中死去。他们以那个时代的方式叫他“一个臭诗人……一个欺骗、不诚实的魔鬼胚子”，但是他是那个不愉快时代中德国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诗人。

艺术遭受到新教徒的厌恶偶像、罗马教廷赞助的衰减、不调合的意大利影响对乡土风格的破坏、粗劣道德和激烈争论导致趣味的低落及日后战火的摧残各种因素的影响。尽管有这些打击，但是德国的技术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60年中，产生了好几座堂皇的宫殿和庄严的市政厅，一位卓越的画家及一些珍贵的小型艺术品，实在是一个奇迹。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和巴伐利亚大公阿尔伯特五世的收藏品成为著名的慕尼黑“古美术馆”（Alte Pinakothek）的基础。阿尔伯特本人是德国境内一位有钱有势的人，他将他的宫廷变成艺术家的天堂，用建筑物美化他的首都，又将雕刻品收进那伟大的“古物馆”（Antiquarium）——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座古代雕像博物馆。

1611年至1619年，一位荷兰建筑师为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慕尼黑建立了王宫，好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是巴伐利亚公爵、选帝侯和国王们的住宅。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叹他不能将这座德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品移往斯德哥尔摩。耶稣会教士们根据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富于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在科不凌茨、迪林根等地建立了美观的教堂，又在慕尼黑建立了那巨大的圣米歇尔教堂。就在“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桑丁诺·索拉里（Santino Solari）以一种更朴实、更庄严的风格设计了那座萨尔斯堡大教堂。

由于新教德国的邦主们占据了境内大部分天主教的资产，其他的建筑不再是宗教上的，而成为城市的或王室的。巨大的城堡建立起来了：巴登城的施洛斯·海利根堡以它骑士厅中用雕刻的菩提树做成的天花板著称于世；梅因河上的阿斯查芬堡城堡及迄今仍为德国主要胜景之一的海德堡城堡。用来容纳都市行政单位的华美市政厅在吕贝克、帕德博恩、不来梅、卢森堡、奥格斯堡、纽伦堡、格拉兹等地相继建立。奥格斯堡的纺织商人雇用该市第一流的建筑师埃利亚斯·霍尔（Elias Holl）建造他们的“布厅”（Zeughaus or Cloth Hall）、不来梅的“米厅”（Kornhaus）和法兰克福的“盐厅”（Salzhaus），分别供米商和盐商使用。但是谁会想到，不来梅“醋厅”（Essighaus）中的“醋劲”如此之足？

当时及此后的150年中，德国各地宫廷四起，在那愉快而富有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中，住着得胜的邦主们。安斯巴哈·拜律特（Ansbach Bayreuth）的侯爵，花费了23.7万金币在神圣罗马帝国最贫穷的公国之一的境内，建造他的普拉森堡宫殿，而专供美因茨大主教们居住的选帝侯宫廷则较为高雅。这一时期的室内建筑，在传统和实例上表现出迷人的生动，但是一位愤怒的医生把1610年德国房屋描述成由阴暗、充满浊气和污秽的房间构成，很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而，市民住宅的内部是德国小型艺术品真正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由精巧的手工做成的小装饰品：雕镂的窗格和天花板，坚固的家具加以雕刻和嵌镶的装饰，熟铁制成的栏杆，铸成美观外形的锁和门闩，象牙雕成的小像，金制或银制的高脚酒杯。德国人从来不满足于他们家中的装饰。

雕刻术——尤其是铜板雕刻——在德国境内昌盛，即使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都未曾稍衰。鲁卡斯·基里安（Lukas Kilian）和他的兄弟沃尔夫甘（Wolfgang）在约1600年，开创了一个不平凡的雕刻家的朝代，这朝代由沃尔夫甘的儿子菲利普和巴托洛马斯的曾孙们一脉相承，直到1781年。然而，德国的雕塑却因为企图模仿异于德国气质和心情的古典形式而受到损害。德国本国的雕塑者随心所欲地创作时，往往会产生一流的作品，如汉斯·德格勒（Hans Degler）为奥格斯堡城的乌尔里奇·基尔奇（Ulrichskirche）用木头雕塑的中央和侧面祭坛，或米歇尔·霍尼尔（Michael Hnel）为奥地利境内古尔克（Gurk）大教堂雕刻的那70座人像。这个时代一个特色是因意大利作品引起灵感而兴建的那些奇妙的喷泉：慕尼黑城中雷尼登宫前面的维持尔巴切喷泉，和纽伦堡城中洛伦兹·基尔奇前面的“贞德泉”。

鲁本斯在1610年听到亚当·埃尔施海默（Adam Elsheimer）在32岁英年去世时说：“损失这样一个人才，使整个绘画界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替代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据我的看法，永远不会有人在（画）小像、风景和其他许多事物上达到他的境界。”亚当生在法兰克福，20岁时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稍做停留后，以后的日子就都在罗马度过。鲁本斯祈求上帝“原谅亚当的懒惰之罪”，我们不知道是否由于懒惰，使埃尔施海默将他的工作限于铜板上的小画。但是他风景画的精细完美，如《飞进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一画中表现的，或许足以使他成为伦勃朗之前的一个在光线和风格上有独特表现的大师，又岂是懒惰所能达成的？他的作品卖价似乎很好，但不足以满足他的需要和爱好。他终于破产了，又因债务而入狱，获释之后不久即去世。

玻璃上的绘画是这个时代一项受喜爱的艺术，最先盛行于苏黎世和巴塞尔，其后及于慕尼黑、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修道院与家庭中的窗户变成和中古教堂中的窗户一样色彩缤纷。玻璃的雕刻在17世纪初期出现在纽伦堡和布拉格。纽伦堡的希尔奇维格尔家族以制作艺术玻璃和陶器而闻名。科隆和塞格堡两地以雕镂高雅的石制杯、壶和经常上彩釉的陶制炉灶温暖德国人的心房。在木、象牙、铁、宝石及珍贵金属的工艺方面，德国所向无敌。制造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受到如此高的尊敬，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判绞刑，但终获释放，因为他是这么好的一个“艺术木匠”。在因斯布鲁克，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坟上所围的铁栏杆做工极好。1588年，安顿·艾森哈特（Anton Eisenhut）设计精美、白银装饰、极尽富丽奢华的礼拜用器皿，直至今天，这些器皿仍是同类制品中的佼佼者。到处都寻求德国的金匠，他们的产品很快打入欧洲市场。大酒杯、高脚酒杯和银制的酒壶被制成各式各样滑稽的形状，德国人可以从风车、灯笼、苹果、猴子、马、猪、和尚和尼姑各式的酒杯中陶然自醉。甚至在他们的酒杯中，也进行神学之战。

敌对的信仰

1555年的奥格斯堡会议用“谁的领域，谁的宗教”的原则将宗教上的纷争带回一个地理上的停战——每个小邦中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将成为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异教分子将被驱逐出境。这个协定代表一个小小的进步，因为它用迁出代替了死刑，但是它仅限于路德教派和天主教，而且很多家庭痛苦地离去，更增加了德国境内的混乱和苦难。当统治者的信仰发生改变时，人民也必须随之改变他们的信仰。宗教至此已变成政治和战争上的工具和牺牲者。

“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德国没有一个单纯的宗教地图。大体言之，北方是信仰新教的，南方和莱茵河以西地区是信仰天主教的。由于奥格斯堡原则不能彻底或迅速地实施，天主教地区中有很多新教徒，而新教地区中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得享传统和统一之利，新教徒则享受更多信仰上的自由，他们分成路德、加尔文、再洗礼和唯一神教各派的信徒，即使在路德派信徒中又有自由梅兰希顿的信徒和反对者之间的教义战争。1577年，路德派信徒将他们的信仰阐述在《信仰忏悔录》（Book of Concord）一书中，此后加尔文派信徒就被逐出路德派各邦。巴拉丁挪地区中，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偏爱加尔文教，因而使海德堡大学成为加尔文青年信徒的一所神学院。1563年，该地的神学家们起草《海德堡教义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因为拒绝接受耶稣真正出现于圣餐的酒和面包中的说法，使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震惊不已。天主教徒在巴拉丁挪被容忍，只要他们将崇拜活动局限在自己家中，而唯一神教信徒则被强力镇压。1570年，两个怀疑或者限制基督神性的人，在海德堡大学加尔文派教授们的坚持之下被处以死刑。腓特烈的儿子选帝侯刘易斯（Lewis）偏爱并推行路德教，刘易斯的兄弟约翰·卡西米尔（John Casimir）任摄政时（1583—1592年）又偏爱并推行加尔文教，选帝侯腓特烈四世重申此政策。他的儿子腓特烈五世娶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为妻，要求波希米亚的王位，使“三十年战争”提前发生。

路德派信徒和加尔文派信徒之间的搏斗，和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搏斗同样尖锐，它摧毁了“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徒之间的合作，因为两派交替地成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使他们之间有一种世代的仇恨。1585年，伊森堡·隆尼堡（Isenburg Ronneburg）的伯爵沃尔夫冈免除他领域中一切路德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加尔文派教徒。1598年，他的兄弟和继位者亨利伯爵不顾天气的严寒，通知境内的加尔文派传教士必须在数周之内离去。1601年，沃尔夫冈·厄尼斯特（Wolfgang Ernest）伯爵继位，驱逐路德派传教士恢复加尔文派。类似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在安哈尔特（1595年）、哈瑙（1596年）和利佩（1600年）诸地反复互代。在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约翰·芬克（Johann Funck）因被控偏向于加尔文教，在民众欢呼声中于科尼斯柏（Knigsberg）的市场中被处死（1566年）。尼科拉斯·克里尔（Nikolas Krell）首相因为将路德派的宗教仪式向加尔文派方向转变及支持法国的新教徒，而在德累斯顿被砍头（1601年）。1604年，赫塞·卡塞尔（Hesse Cassel）的莫里斯伯爵信仰了加尔文教，1605年他在该地区和上赫塞（Upper Hesse）地区推行加尔文教，他的军队击溃了一群抵抗的路德派信徒，并捣毁教堂之中的宗教偶像，不愿意改信加尔文教的路德派传教士都被放逐。勃兰登堡选帝侯区中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就奉为“神圣的圣体”（the consecrated Host）是否为耶稣的问题争辩得非常激烈，最后政府宣布加尔文派是真正的宗教（1613年）。

在这些真理的波动中，梅兰希顿所谓“神学上的狂犬病”疯狂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路德派牧师尼万德（Nivander）于1582年表列了狼的40种特性，并称这些正是加尔文教信徒的特点。1590年印行的一本路德派的小册子说：“如果有人希望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他，我们究竟为了哪些信仰条目，和那一窝残暴的加尔文派奸徒作战？答案是：全部以及其中的每一项……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斯坦尼斯劳斯·雷斯丘斯（Stanislaus Rescius）于1592年写道：“（在法兰克福市集上）过去几年我们发现新教徒写来攻击新教徒的书，三倍于新教徒写来攻击天主教徒的书。”“这些愤怒的神学家，”1610年，一位新教作家叹息说，“已经扩大了新教徒之间不幸的争斗，以至于在末日（Last Day）降临之前，似乎没有希望使这些叫嚣、毁谤、谩骂、指责、诅咒等趋于结束。”

为了了解这个“神学上的狂犬病”，我们必须记着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派都同意《圣经》是绝对可靠的神的语言，及生命的希望是寄托在来世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在狂热的宗教信仰后，仍然存有真正的虔诚，许多路德、加尔文和天主教徒怀着这份虔敬之心，表现出谦卑和狂喜。虔诚教派信徒避开神学辩论的讲坛，在退隐之中寻求恢复对神的信念。约翰·阿德特（Johann Arndt）的《天堂中的小花园》（Little Garden of Paradise）一书，仍在新教的德国被阅读着，当作虔诚冥想时的手册。雅各·伯麦将这种心境带进一个个人灵魂与被认为是宇宙泉源和万物根本之上帝神秘结合的境界，其中包含一切的矛盾，“善”和“恶”。伯麦声称曾经看见“万神之神、上帝、地狱及上帝、耶稣、圣灵三者的降生”。一个不相信神秘主义的人会觉得伯麦的《论万物之特性》（O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1612年）一书只是一派胡言。令人安慰的是，另外一位神秘主义者——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曾描述那本书是“高贵的胡言”。而耶稣会教士斯皮（Spee）的简单美好的赞美诗则在此之上。

像欧洲所有地区一样，领导天主教十字军收复失去领土的，是耶稣会教士们。他们从改革天主教教士着手。“祈求主，”来自沃尔姆斯的耶稣会教士彼得·费伯（Peter Faber）1540年这样写道，“这座城市中，哪怕只有两三个牧师不曾犯过私通罪，或现在没有犯其他已知的罪行也是好的。”但是他们主要的战略是把握青年，所以耶稣会教士们在科隆、特里尔、科不凌茨、美因茨、施派尔（Speyer）、迪林根、芒斯特、符兹堡、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帕德博恩、弗里堡（Freiburg）等地开办学院。彼得·卡尼修斯——此项耶稣会运动的首脑和灵魂——几乎步行走遍了德国全境，广设学院，指导耶稣会教士辩论，并且向德国的统治者们解释这种旧教的好处。他怂恿公爵阿尔伯特五世，以武力根除巴伐利亚境内一切新教。经过耶稣会教士、卡普辛教会本身改革、主教们的热心及历任教皇和教皇使节们的外交手腕，16世纪前半叶被新教所赢得土地中的一半，在16世纪的后半叶又被罗马教廷收复。某些地区曾使用高压手段，但这一运动大部分依靠心理和政治的因素：民众已经厌倦了不定、争辩和宿命论，他们的统治者则认为统一和传统的天主教比扰攘纷争、新奇无根的新教更能给予政府和社会秩序强有力的支持。

新教徒终于了解到他们内部的纷争无异于自取灭亡，因而将布道和笔锋一起转向罗马敌人。一场语言和文字的论战，成为铁血战争的前奏，而互相的谩骂几乎达到嗜杀的疯狂。粪便、垃圾、驴子、母猪、妓女、谋杀者等污秽的字眼加入神学的词汇之中。天主教作者约翰·纳斯（Johann Nas）1565年指责路德派信徒犯了“谋杀、抢劫、虚伪、欺骗、暴食、痛饮、乱伦、邪恶诸般恶罪而无所畏惧，他们说，因为信仰证明了这一切都是正当的行为”。同时他认为可能每一个路德派的女人都是妓女。路德派传教士兰格（Andreas Lang）在1576年也以同样肯定的态度写道：“天主教徒和其他的土耳其人、犹太人以及异教徒一样，在神恩、赦罪和得救的范围之外，他们注定要在地狱的熊熊烈火和冒着火焰的硫黄之中嗥叫、悲叹、咬牙切齿。”

耶稣会教士们是新教徒们喜爱攻击的目标。数以百计的讽刺画、小册子、书籍和诗歌，指责他们曾犯鸡奸、私通与残暴等罪行。1569年的一块德国木刻（仍然保存在魏玛的歌德收藏馆［Goethe Collection］）中，把教皇刻成一个母猪，耶稣会教士们是她所生的一窝小猪。1593年路德派神学家波利卡普·雷瑟（Polycarp Leiser）印行了一本拉丁文的《耶稣会历史》（Historia Jesuitici ordinis），书中描述耶稣会教士们在教皇完全放纵和宽恕之下犯出最淫邪的罪恶。1614年的《一本可信的新日志》（A Truthful New Journal或Eine wahrhaftige neue Zeitung）一书，告诉读者耶稣会的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曾经和1642个女子犯过2236次通奸罪，该书继续描述枢机主教的惨死，而当时那位主教在7年后才去世。

耶稣会教士们最初所做的答复相当抑制，卡尼修斯劝导使用有节制的语言，新教牧师约翰·马西修斯（Johann Mathesius）也主张如此，但是群众喜欢谩骂而不爱节制。新教的辩士们指责耶稣会教士接受玛丽安娜的教条，为诛杀暴君辩护，一位德国的耶稣会教士答辩说，这个教条正适用于那些强迫自己臣民信仰新教的邦主身上，但是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向新教统治者保证他们被认为是正统合法的邦主，绝不会受到丝毫伤害。耶稣会教士康拉德·维特（Conrad Vetter）1594年至1599年印行了10本小册子。在那些册子中，他使用最粗俗的谩骂语言，借口这是跟随路德派神灵的领导，这些小册子一印出来即被抢购一空。科隆的耶稣会教士宣称，在天主教区域中到处散布纷争不和的顽固的异端邪说者：

应该像对待窃贼、强盗、杀人犯一样加以处罚，而且更重一些，因为后者仅伤害身体，而前者则将人们的灵魂掷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如果40年前马丁·路德曾被处死，或者在火刑柱上烧死，又假如某些人曾被铲除，我们今天就不会遭遇如此可憎的争论，或把这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了。

加尔文派海德堡大学神学教授大卫·帕伦斯（David Parens）以同样的气概呼吁（1618年）所有新教邦主们参加对抗教皇的十字军，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应该“毫不顾忌地使用各种严酷的惩罚”。1618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年，互相攻击的小册子多达1800种。

由于天主教势力和气焰的升高，若干新教的邦主们组织了一个福音阶级同盟（Union of Evang elical Estates，1608年），或称“新教徒同盟”（Protestant Union）以互为保护。萨克森选帝侯避不参与，但法国的亨利四世似乎随时准备协助任何反抗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的行动。1609年，几个天主教的统治者在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天主教同盟（Catholic Union），后来称为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1610年，几乎所有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信仰天主教的小邦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西班牙提供军事上的援助。1610年2月，新教徒同盟同意帮助亨利四世占领朱里奇·克莱维公国，但那位法国国王被谋杀（5月14日），使新教徒们失去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新教的德国充满恐惧，但此时天主教联盟攻击行动的准备尚未完成。1615年1月，赫塞·卡塞尔伯爵莫里斯警告新教徒同盟说：“在教皇、西班牙国王、布鲁塞尔宫廷及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之下，天主教联盟……已经订购军火……以根绝新教为目的。”卡斯帕·斯奇奥皮斯（Caspar Scioppius）火上浇油地警告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1616年）说：加尔文教徒“意欲推翻宗教和公共的和平及整个的神圣罗马帝国，并将从帝国境内根除《奥格斯堡信纲》和天主教信仰”。或许这是一个进一步划分主要新教团体的尝试。1616年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之间发生领土冲突，削弱了天主教联盟的力量，人们再次梦想和平。

但在布拉格，海因里希·冯·特恩（Heinrich von Thurn）伯爵祈求新教领袖们阻止激进的天主教大公斐迪南夺取波希米亚王位。神圣罗马皇帝马赛厄斯缺勤时，国事由5位副总督代理。那些总督在关于克罗斯特格拉勃（Klostergrab）兴建教堂的争辩中压制新教徒，并将反对者下狱。1618年5月23日，特恩领导一群愤怒的新教徒进入哈拉德斯琴（Hradschin）城堡，爬进房间，把两位公爵和一位秘书一起抛出窗外。3个人从50英尺的高空落下，他们掉在一堆污泥上，浑身污秽地逃去，没有受什么伤。那次著名的“掷出窗外”是对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大公及天主教联盟的一次戏剧性的挑战。特恩驱除了那位大主教和耶稣会教士们，组织了一个“革命执政团”（a revolutionary Directory）。他没有想到这已惹起了一场战争惨祸。

“三十年战争”

·波希米亚的局面（1618—1623）

马赛厄斯向执政团表示愿意举行大赦和进行谈判，但被拒绝。斐迪南大公无视神圣罗马皇帝派遣两支军队进攻波希米亚。巴拉丁挪地区的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怂恿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萨伏伊公爵伊曼纽耳，遣送一支由一位干练的雇佣兵队长曼斯菲尔德领导的军队，前往协助波希米亚。曼斯菲尔德占领了波希米亚境内天主教的堡垒皮尔森（Pilsen），斐迪南的军队随即撤退了。布兰兹维的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首相——建议那些执政官加强防御，而且如果他们属意腓特烈五世继承王位，则最好排除斐迪南。1619年3月20日，马赛厄斯死了，斐迪南成为波希米亚合法的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假定继承人。8月19日，波希米亚国会宣布废除斐迪南二世为该国之王；27日，国会宣布以巴拉丁挪地区的腓特烈为波希米亚之王；28日，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们推举施蒂里亚大公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

腓特烈犹豫着是否该接受这项新的荣誉。他知道身为加尔文派领袖，他不可能获得路德派的支持，而神圣罗马皇帝、教皇和西班牙又都是反对他的。他请他的岳父英国的詹姆士一世派遣一支军队给他，那位俭省的国王不曾派遣军队，却送给他一个忠告——拒受波希米亚王位。腓特烈愉快活泼的妻子伊丽莎白不曾怂恿他接受，但她答应不论他的选择会带来何种命运，她都将泰然地与他共享，这个诺言她是遵守了。布兰兹维的克里斯蒂安劝告他接受。1619年10月31日，这对新的国王和王后进入布拉格，受到国会和民众的热诚欢迎。

腓特烈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任侠的性情，但就作为一个政治家而言，他太不成熟了。进驻布拉格后，他首先清除国家圣所圣维图斯教堂中所有的祭坛和偶像，不久他的跟从者也将其他波希米亚神龛搬移一空。少数的天主教徒指责这种行动，波希米亚的路德派信徒也感到不满，信仰路德教派的德国冷眼注视着这位热心的加尔文派信徒。1620年4月30日，斐迪南宣称腓特烈是篡位者，命他于6月1日之前离开神圣罗马帝国，如果他拒不遵行，则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财产也将被没收。这位神圣罗马皇帝表示：若德国境内的新教小邦保证不攻击天主教诸邦，他愿意提出类似的保证。在1620年6月3日所订的《乌尔木条约》（Treaty of Ulm）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新教的邦主们认为腓特烈公然反抗斐迪南已经危及他们的自由。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使他的路德派邦国与这位天主教的神圣罗马皇帝合作。

8月，一支2.5万人的神圣罗马军队在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将军约翰·特瑟克拉（Johan Tserclaes）率领之下，由奥地利进入波希米亚。约翰·特瑟克拉（蒂利）伯爵从耶稣会教士那里学得对上帝的虔诚，从帕尔马公爵那里学得作战的艺术。在布拉格之西靠近白山（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支军队遭遇并击溃了波希米亚军队（11月8日）。腓特烈、伊丽莎白和他们的随从逃往西里西亚，他们在那里募军失败之后放弃了随从者，而到加尔文派的勃兰登堡避难。战争过后的第二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布拉格。不久天主教恢复了，偶像被重新放进教堂，耶稣会教士们被召进来。一切教育置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除了天主教和犹太教外，一切宗教都被禁止。圣餐中用酒和面包的规定取消了。从前是国定节日的胡斯（John Huss）日，现在成为一个哀悼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教堂都关门。30名反叛者的领袖被捕，其中27人被处死，12个被砍下的头颅在摩尔多河（Moldau）查理桥（Charles Bridge）的高塔上露齿而笑了10年。所有反叛者都禁止迁出。他们的财产被斐迪南国王没收，他又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天主教徒。在农奴基础上，一个新的天主教贵族阶级建立了，中产和商人阶级几乎消失。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在波希米亚大肆驳斥加尔文教派时，斯皮诺拉借着荷兰境内的停战，率领一支大军从佛兰德斯进取巴拉丁挪地区。有些新教小邦主兴兵抵抗，腓特烈也把他的妻子留在海牙，参加他们的阵营。斯皮诺拉因与西班牙之间的荷兰战争重新开始而班师回国时，蒂利接替他在巴拉丁挪的作战，击败新教徒（1622年），占领并劫掠了海德堡。海德堡大学的图书被装进50部车子运往罗马，作为巴伐利亚地区的马克西米利安送给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的礼物。马克西米利安胜利地从波希米亚回来时，他获得巴拉丁挪地区和该地区的选帝权，作为他对神圣罗马皇帝服务的报酬。现在天主教各邦在选帝会议（Electoral Diet）中已经占有多数席次。

天主教广泛而彻底的胜利，不仅使天主教邦主忧虑，也使新教邦主们惴惴不安。斐迪南二世日渐增长的声望和权力，威胁了德国境内邦主们的“自由”。马克西米利安忧虑地发现，他被允许保有巴拉丁挪和巴伐利亚，仅仅成为神圣罗马皇帝的附属。教皇乌尔班八世同意法国的看法，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过分强大，对法国的利益和教皇的自由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他示意黎塞留征法国天主教徒的赋税，以助德国新教徒——其后并协助一位瑞典国王——反抗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皇帝。1624年，这位令人吃惊的枢机主教用一连串的外交手腕，突然改变了政治局面。6月10日，他与新教的荷兰签署联盟，以对抗天主教的佛兰德斯和西班牙；6月15日，他说服新教的英格兰加盟；7月9日，瑞典和丹麦相继加入；7月11日，他怂恿萨伏伊和威尼斯助他切断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的补给线及由瓦迪林隘口进入意大利、瑞士之间阿尔卑斯山的增援。1625年，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率领2万人加入曼斯菲尔德在下萨克森境内的4000人队伍中。马克西米利安感到惊恐，他催促神圣罗马皇帝派兵增援蒂利，他的1.8万名军队因气候、饥饿和疾病已降至1万人。斐迪南于是将华伦斯坦从波希米亚召回。

·华伦斯坦（1623—1630）

他的真名是阿尔布雷特·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通常以华伦斯坦签名。他的家庭是波希米亚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他生于1583年，最先接受波希米亚兄弟教派的教育，然后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他和一个富孀结婚，不久她去世，财产都留给了他。波希米亚货币贬值，他便以极低的价格购置了68处被斐迪南没收的地产，而使这笔财产倍增。他是一个聪明而前进的地主，他改革农业方法，增进农产产量，资助工业，筹组学校、医药服务和贫民救济；他储存剩余粮食，以在饥荒时救济人民。他给当时人们以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他的军事天才，还有他高而瘦削的身材、苍白而严峻的表情、神经质的纷扰、骄傲自大及火暴的脾气。他“不变的贞节”使他看起来个是超人。他对星象的信赖比他对基督的信仰更为积极。在斐迪南赢得权势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全力支持，因而使自己成为这位大公的亲信。1619年以后，他借给这位神圣罗马皇帝大量的金钱，几乎足以支持帝国的整个开销——1621年20万金币，1623年50万金币。对于这些借款，他不需要任何保证，因为他拥有1/4的波希米亚，可以随意地组织军队，而且以最优越的技术领兵作战，这已足够保证一切。1624年，瓦迪林隘口已落入法国和威尼斯的控制之下，西班牙的军队和补给无法再由意大利抵达奥地利时，华伦斯坦建议动员5万人将他们置于神圣罗马皇帝的差遣之下。斐迪南犹疑不决，因为他知道华伦斯坦热衷于权力，但1625年蒂利大声疾呼要求增援。斐迪南只好授权华伦斯坦动员2万人。这支新军以惊人的速度开进下萨克森，装备齐全，训练优良，崇拜他们的统帅，蹂躏四野以自养。

华伦斯坦在德索（Dessau）击退了曼斯菲尔德，蒂利也在鲁特（Lutter）打败了克里斯蒂安（1626年）。曼斯菲尔德阵亡，而克里斯蒂安发现他日益衰减的军队外无救援、内生叛逆。黎塞留组成的伟大同盟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嫉妒，由于英格兰对法宣战及白金汉宫支援拉·罗契尔的法国新教徒而瓦解，黎塞留不得不从瓦迪林隘口撤退他的兵力，该隘口因而又成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通路。兵力与日俱增的华伦斯坦，将军队开进勃兰登堡，强迫该地的选帝侯乔治·威廉赞助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他继续推进，一直进入克里斯蒂安自己的荷尔斯泰因公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切抵抗。1627年年底，整个丹麦大陆都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

波罗的海咸湿的空气膨胀了华伦斯坦的计划。现在，几乎所有的德国北方海岸和大部分丹麦都臣服于神圣罗马皇帝，为什么不建立一支神圣罗马帝国海军重振汉撒同盟，而且，与天主教的波兰联合，将波罗的海和北方诸海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如此则丹麦和英国不再能从波罗的海诸港运进木材，由波罗的海海峡建立他们的舰队以控制北方诸海及其商业，或对西班牙封锁该海峡。神圣罗马帝国拥有巴拉丁挪使神圣罗马皇帝得以控制莱茵河，因此荷兰人将被阻于河海之外，他们的势力、他们的财富及他们固执难驯的叛乱都将瓦解，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将被封闭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之上。1627年，华伦斯坦已自称为“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

德国的小邦主们对他的一连串胜利并不十分高兴。他们注意到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伯爵麾下的天主教联盟军队减少至约2万人时，华伦斯坦却指挥14万大军，而且只对神圣罗马皇帝负责。只要神圣罗马皇帝有这支军队支持，他可以迅速破坏邦主们的“自由”。的确，华伦斯坦可能当时正孕育着一个结束封建君权、将全德国联合成一强有力国家的想法，就像当时法国黎塞留、240年以后的俾斯麦（Bismarck）将在德国实行的一样。

1627年至1628年冬，帝国选帝侯们聚集在穆尔哈森（Mülhausen），商讨他们的希望和畏惧。天主教的选帝侯们倾向于支持华伦斯坦，相信他将从新教的诞生地中把新教扑灭。但斐迪南将新教的梅克伦堡公爵废除，而将该公国转移给华伦斯坦（1628年3月11日）时，即使天主教的邦主们也对神圣罗马皇帝的滥用权力、凭私意任免公爵感到惊慌。选帝侯们有一张对付斐迪南的王牌。当时他正准备要求他们提名他的儿子为罗马王，也就是说保证他儿子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王座。3月28日，他们通知皇帝，他的军队继续置于华伦斯坦指挥之下时，他们将不保证那个继承。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也警告他，如果不迅速减缩华伦斯坦的军队和力量，帝国的政策将为之左右。

似乎针对这个警告，华伦斯坦——显然是独断独行地——开始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秘密谈判，而于1629年5月22日订立《吕贝克和约》（Peace of Lübeck）。令欧洲大感惊奇的是，他将日德兰半岛（Jutland）、石勒苏益格及荷尔斯泰因的王室部分还给丹麦国王，不要求赔款，仅仅要求克里斯蒂安放弃在德国境内的教皇职位和军权。他如此慷慨的动机是什么？部分是惧怕西方诸国联合起来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对波罗的海及其海峡的控制，部分是他相信古斯塔夫·阿道夫正计划进攻德国。华伦斯坦预测，最后和他相争的将是古斯塔夫而不是克里斯蒂安。

斐迪南可能已经因为他的将军在外交上的擅作主张而感到不安，但他必须隐藏他逐日渐增的怀疑和嫉妒，因为他正在计划他事业上最大胆的行动，而在这个危险游戏的每个阶段，他都需要华伦斯坦军队的支持。他的耶稣会顾问们长久以来一直请求他利用他新得的权势和帝国的敕令，尽可能地将天主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或者至少将1552年以来，被夺去的教产和岁入恢复给天主教会。斐迪南是一位虔信天主教的人，他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但他低估了实际的困难。1552年以来，很多以前属于教会的财产，是被它们现在的主人花钱购买得来的。可以预见，为了推行教产复原，数以千计的财产所有者将被迫失去他们的财产，随之而来的混乱可能使整个德国陷入叛乱。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度赞成这个想法，现在被它的范围之广和牵连之多而吓倒，他劝神圣罗马皇帝把这事先搁置下来，待国会对此仔细考虑后再做定论。斐迪南担心国会会反对这件事。1629年3月6日，他公布了教产复原的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这是一次报复性的反宗教改革。它也是帝权至上的肯定表示，这种表示即使查理五世可能也不敢轻易僭称。

这一敕令遭到广泛而激烈的抗议，但仍被强迫实施。只要有人企图反抗，华伦斯坦的军队就被召来，每个地方的反对都被击溃，只有马德堡成功地抵挡了华伦斯坦的包围。所有的城市——奥格斯堡、罗森堡、多特蒙德——30座小镇、5个主教区及100座修道院，都落入天主教手中。数百个天主教的教区重新组织起来。新的领主采行“谁的领域，谁的宗教”的原则，要求臣民们接受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成千的新教徒被迫背教，否则迁徙，仅奥格斯堡一地就有8000人被放逐，包括刚为该城市建成一座庄严市政厅的埃利亚斯·霍尔。被放逐的新教牧师们四处流浪，为生活乞讨，代替他们的天主教僧侣请求政府对他们给予救助。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出现，才阻止了这项敕令和德国境内反宗教改革的最后成功。

已经利用华伦斯坦的军队推行了那道命令，同时发现战场上再也找不到新教徒的军队，斐迪南就不再坚持他的去留。1630年5月，他要求那位将军遣调他的部下3万人往意大利服役。华伦斯坦反对，辩称瑞典王正准备入侵神圣罗马帝国。他被批驳，3万人被调走。7月，选帝侯们再度建议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神圣罗马皇帝同意了。9月13日，他通知军中官员，他们将军的最高指挥权已被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取代。华伦斯坦平静地退隐到他在波希米亚的家中，他深知古斯塔夫已经踏上了德国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不久将再度需要一位将军。

·古斯塔夫的英勇事迹（1630—1632）

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位伟大的国王想象成加拉哈特（Galahad），前去从偶像崇拜者手中挽救真正的宗教。他的工作是维护并强化瑞典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为了这些目的，他和天主教的波兰、东正教的俄国及新教的丹麦作战，如果现在他敢于以他有限的资源对抗神圣罗马皇帝、教皇与西班牙的联合阵营，那并不是由于这些敌人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是由于他们威胁要使他的国家臣属于异国的敌对统治者之下。他感觉对抗这些威胁最好的防卫，就是在大陆上建立瑞典的堡垒。新教的萨克森犹豫不决，而天主教的法国却和古斯塔夫联合，因为他们知道所争的不是神学上的法则，而是为国家安全而奋斗。宗教虽然只是这些领袖一个次要的动机，却是人民之间一个热切的刺激，通过将宗教热情加诸爱国精神中，唤起人民的斗志。

古斯塔夫率领他的1.3万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后，就向北德诸邦宣称他自己是新教的救星，对法国则宣称是对抗日益扩张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把利剑。他等候来自瑞典、苏格兰、勃兰登堡和波兰各地的援兵，直到他拥有约4万名训练优良、装备着新式燧发枪（flintlock）和毛瑟枪，而且携带轻便大炮、具有迅速机动力的军队。这位指挥官仍很年轻，只有36岁，他长年征战，却已经发胖了，不仅对他的敌人成问题，对他的马更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他经常亲自披挂上阵，领军作战。他的兵士们爱戴他，不是由于他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公正。德国的士兵背后跟着成群的妓女、数目多到要派特别官员维持她们的秩序时，古斯塔夫不准他的兵营中有妓女，只有妻子们被允许服侍她们的士兵丈夫。每天早上和傍晚，每一个军团都要参加祈祷，而每一个星期天要听一次讲道，这曾是克伦威尔训练他的铁军的方法。古斯塔夫和克伦威尔一样，不以武力强迫信仰，无论他征服什么地方，他听任宗教自由。

在1630年剩下的时间，他由波美拉尼亚扩展他的控制，并寻求同盟者。如果他能将哈布斯堡王族所有的敌人集合成一支十字军，他可能有一支10万人的军队，足以对付华伦斯坦的大军。1631年1月13日，法国和瑞典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瑞典王古斯塔夫负责募集人员，而法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则为这一预计5年的战争每年供给40万泰勒的经费，不经另一国的同意，任何一国将不得单独议和，而且古斯塔夫不得干预天主教的信仰。黎塞留邀请马克西米利安参加这次联盟，这位公爵选帝侯不但不参加，反而派遣蒂利阻挠瑞典的推进。1631年3月19日，蒂利攻克纽布兰登堡（Neubrandenburg），屠杀了3000名守城士兵。瑞典王致力于使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加入他的同盟时，蒂利和朱·帕潘海姆（Zu Pappenheim）伯爵包围了仍在抵抗教产复原命令的马德堡。5月20日，经过6个月的抵抗，该城终被攻克，胜利的军队肆无忌惮地大掠4天，2万人被杀——其中包括3000卫城部队和3.6万居民中的1.7万人——全城除了教堂外全部夷成平地。一位当时的作者描述那个景象：

然后，除了殴打、放火、掠夺、拷问、谋杀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尤其是每一个敌人都想满载而归……利用殴打以及枪毙、刺死、吊死等威胁，可怜的老百姓被如此惊吓，如果他们有任何东西留下，即使是深藏在千层古堡中，他们也会拿出来。在这疯狂的暴乱之中，那座伟大壮丽像一位美丽女王婷婷玉立在地上的都市，现在……深陷在火焰之中，在一个令人心碎的尖叫和哭喊的恐怖洞穴之中，数以千计的无辜男女老幼被如此残酷和可耻地拷打和处死，真使人欲言无辞，欲哭无泪。

当时已经71岁高龄的蒂利曾尽力阻止屠杀，他正确地预言对这座美好城市的破坏，将“毫无疑问地只会加强新教各邦的怨恨”。

1631年7月22日，勃兰登堡选帝侯献出他的一切资源，任由古斯塔夫处置；7月30日，约翰·乔治以萨克森与瑞典联盟；9月17日，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在莱比锡附近的布雷坦费尔德（Breitenfeld）大败蒂利的优势兵力。这是作战以来新教徒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再度鼓舞起新教居民的精神，而那位瑞典国王在战役当中不穿盔甲、浑身布满了尘埃和汗水、仍无畏地领导他的士兵作战的雄姿，成为那新近分裂、毫无防卫而深受华伦斯坦大军恐吓之人民的一个激励的象征。梅克伦堡被收复了，被废立的公爵恢复职务。一个一个的小邦先后加入和瑞典的联盟，不久，古斯塔夫控制了一条横贯德国，从奥得河直抵莱茵河的战线。他将他的总部设在美因茨——一个通常为天主教地区的心脏。11月，约翰·乔治带领着他的萨克森军队未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布拉格，他小心翼翼地在行进中避开了华伦斯坦的产业。

这时，斐迪南除了贫穷的西班牙外没有一个盟国，除了年迈的蒂利外没有一个将军，于是卑躬屈膝地转向华伦斯坦（1631年12月），请求他兴兵救助波希米亚并保护奥地利。这位骄傲的将军同意了，但附有几个很特别的条件：他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将握有最高统治权，除了对阿道夫外，他有权与其他的人谈判签约，他征服的土地他将有权没收或赦免。1632年4月，所有条件斐迪南都答应了。华伦斯坦召集了一支军队并筹措给养这支军队的经费，他与约翰·乔治单独议和，因而不费一兵一弹地又占领了布拉格。萨克森军队退入萨克森境内。

此时，古斯塔夫出战蒂利并将之击败于雷恩（Rain，4月15日）。14天后，蒂利伤重去世，古斯塔夫占领了慕尼黑。华伦斯坦将军队开出波希米亚，并将他的军队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会合。古斯塔夫现在在人数上大大不及他的对手，他的同盟者又怀疑他有称帝的野心，而显得不定和不可信赖，他的军队开始挨饿，掠夺并疏远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醉醺醺的约翰·乔治透露出他渴望和那位瑞典王断绝关系。古斯塔夫本想占领维也纳，但现在因为惧怕约翰·乔治和华伦斯坦联合兵力，转而北去。在纽伦堡，因为意识到时局对他不利，他发出最后一道训令给乌克森谢尔纳，嘱他继续领导瑞典的政府和战争。在欧福（Erfurt），他和他的妻子郑重道别。1632年11月16日，在莱比锡附近的吕岑，这两位当代最伟大的将军终于正面相逢：古斯塔夫率领着2.5万人，华伦斯坦率领4万人。两军血战竟日，阵形散乱了重新部署。华伦斯坦被迫让步，但帕潘海姆使情况整个改变，他被射中肺部，血液阻塞呼吸而去世。古斯塔夫眼见他的中心溃退，自己置身在一个骑兵团的前锋，领导一次疯狂的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他抓缰绳的手臂，另外一颗打中了他的马，他落马坠地，又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背部，神圣罗马帝国身着胸甲的士兵围进他的周围，问他是何人，他答道：“我是用血保卫德国民族宗教和自由的瑞典国王。”他们用剑一次又一次地刺进他的身体，并喊出他已死亡的消息。萨克森·魏玛的公爵伯恩哈德接过指挥权，瑞典士兵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国王而愤怒疯狂，拿起他们面前任何可以作战的东西，赢得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夺回古斯塔夫遍身剑孔弹痕的尸体。那天晚上战败者欢欣，而战胜者反而悲哀，因为“北方之狮”已经逝去。

·堕落（1633—1648）

此后，这不再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了。黎塞留领导德国境内的新教徒，乌克森谢尔纳以明智的外交继续他逝去主人的遗志，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领导法国人，巴纳（Banér）和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领导瑞典人迈向新的胜利，但光荣消逝了，剩下的只是恐怖。古斯塔夫的死使新教各邦主解除了一半的负担，他们抱怨他为了从斐迪南手中解救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及在战争进行中他们的农田受到敌对双方军队的蹂躏。他们的城市被毁坏，而一个外国君主领导德国人对抗德国人，造成数10万人的死亡。

首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华伦斯坦，似乎已丧失了勇气。吕岑之战后，他退隐到波希米亚，慢慢地组成了另一支军队。他现在也已经50岁了，厌倦了战争，希望有闲暇治疗他的痛风症。他擅自和新教徒领袖们，甚至和黎塞留谈判，而斐迪南必然已经知道波希米亚的流亡者在乌克森谢尔纳的赞成之下，正阴谋想以华伦斯坦登上波希米亚的王位。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领兵进入巴伐利亚时，马克西米利安和斐迪南要求华伦斯坦前往解救，华伦斯坦回应称他没有多余的士卒可以应命。他将他闲散的军队驻扎在波希米亚境内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土地上，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要求他减轻加于这些帝国土地上的衣食征逐，华伦斯坦拒绝了。

1633年12月31日，斐迪南和他的议会决定罢黜他们最伟大的将军。而华伦斯坦将自封波希米亚国王及以路易十三为罗马人之王的谣言传遍华伦斯坦的军中。2月18日，神圣罗马帝国的命令贴遍了华伦斯坦军中，解除了华伦斯坦的指挥权。4天后，他带领1000人逃离皮尔森。25日，在艾格（Eger），几个利欲熏心的士兵冲入他的房中，发现他单独一人未带武器，即以剑刺进他的身体。“不久，”一位当时的人记载，“他们把他倒着拖出来，他的头随着每一个阶梯而点颤。”谋杀者很快逃到维也纳，在那里他们获得升迁、金钱和土地。日夜生活在恐怖和祈祷中的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此刻深深感谢上帝和他的合作。

这次战争又拖延了14年，斐迪南26岁的儿子代替华伦斯坦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他是一位可爱的青年，有教养、仁慈、慷慨，爱好哲学、作曲、雕刻象牙，但在战场上绝非愚者。在资深将军们的协助下，在神圣罗马帝国最具决定性的一次胜利中，他在诺丁根（Nrdlingen）大败伯恩哈德。新教徒的力量近乎崩溃，乌克森谢尔纳签订《康白尼条约》（Treaty of Compiégne，1635年4月28日）以挽救这种局面，该条约委托黎塞留全权参与这次斗争，但德国的新教邦主们并不喜欢由一个法国枢机主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一个一个地随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与神圣罗马皇帝议和，皇帝欢迎他们，因为他看出自己同时面临着法国强大的军队和富厚的财力。在《布拉格条约》（Treaty of Prague，1635年5月30日）中，他同意搁置教产复原命令40年，而大部分新教邦主则承诺帮助他和他的盟国恢复自阿道夫进入德国以来他们失去的全部土地。由于这些土地之中包括洛林，所以这个条约实际上除了对付瑞典外，还针对法国，它是德国联合抵御外侮的重新肯定。宗教问题已从战争中消失。1635年年底，新教的萨克森的军队与新教的瑞典军队在北德国作战，巴纳和托尔斯滕松在此展现出与古斯塔夫相近的军事天才，为了瑞典的安全，竭力想保有一些大陆上的地盘。

在西边，伯恩哈德勇敢地避开神圣罗马帝国日益扩张的军队。1638年，法国以经费资助他，更送给他一支由颇负盛名的蒂雷纳将军率领的2000人的军队。如此增援之后，伯恩哈德发动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因为坚定的目标和出奇制胜的战略，得以在战史上流传不朽。他在威顿威尔（Wittenweier）击败了帝国的军队，而且迫使伟大的布雷萨奇（Breisach）要塞投降。34岁时他即身心交瘁而亡（1639年），他的军队和他的征服地，包括亚耳沙斯，都入了法国之手。

那位年老的神圣罗马皇帝于1637年永别了这战祸连绵的舞台。继承了一个无税可课的贫穷帝国的斐迪南三世，发现简直无力与黎塞留再战，因为后者仍可从破落的法国榨出法郎。1642年，托尔斯滕松率领瑞典军队进入距维也纳不及25英里的地方，在第二次布雷坦费尔德之战中赢得一次主要的胜利，在此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丧失了1万名士兵。战败的大公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liam）——年轻神圣罗马皇帝的兄弟——用军法审判他部下的畏怯之罪，将那些军阶高的砍头，军阶较低的绞死，生还的士兵每10名中有一人予以枪毙。

这位新的神圣罗马皇帝连年遭受新的打击。1643年，恩格西恩（Enghien）公爵在罗克罗伊的胜利使他的盟国西班牙崩溃；1644年，恩格西恩和蒂雷纳征服了莱茵地区以北远至美因茨；1645年，托尔斯滕松再次席卷而来，几乎抵达维也纳的大门，法军在阿勒海姆（Allerheim）赢得一次血战，而一支瑞典军队在汉斯·克里斯托弗·科尼格斯马克（Hans Christoph von Knigsmarck）伯爵的率领之下侵入萨克森，占领了莱比锡，并强迫约翰·乔治退出战争。巴伐利亚的军队曾于1634年被逐出巴拉丁挪；1646年蒂雷纳入侵，蹂躏及于巴伐利亚本土，一度骄傲的马克西米利安卑声求和，并要求神圣罗马皇帝与法国达成协议。斐迪南三世不像他父亲那么阴沉坚强，听到被征服帝国的哀号之后，即派遣他最能干的谈判者到威斯特伐利亚，谋求在信仰和国家之间取得一些调和。

他太年轻，不知道这次战祸中的残杀和破坏可能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地人类的记录。参加战争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军队，而是6个国家的军队——德国、丹麦、瑞典、波希米亚、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大部分由雇佣兵和外国人组成，他们与德国人民、土地和历史毫无关联，而且只要给钱，他们可以跟随军事冒险家替任何教派作战。这些军队吃的是从当地掳掠来的米谷、水果和牲畜，住的是老百姓的民屋，他们用以报答人民的则是劫掠和奸杀。对那些最初不降、后来不得不降的守城部队的杀尽灭绝，是所有战斗人员都遵守的原则。士兵们把平民当作合法的猎物，他们在街上任意射杀行人，强征他们为奴隶，绑架他们的孩子勒索赎金，放火烧他们的干草堆，焚毁他们的教堂取乐。一名新教牧师阻挡他们破坏教堂，结果被砍去手足。他们将教士们绑捆在货车下面，强迫他们用手足爬行，直至力尽晕厥。

“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口锐减，虽然人口减少是暂时的，而且程度也被夸张，但仍是一场大劫。保守的估计认为，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人口由2100万降至1350万。卢特朱（Lützow）伯爵估计波希米亚境内的人口从300万降至80万。1618年，波希米亚境内的3.5万个村落中有2.9万个在“三十年战争”中变得荒无人烟。神圣罗马帝国全境数以百计的村落变成空无一人。有些地区纵横60英里看不到一个村庄和房屋。1618年，19座图林吉安（Thuringian）村庄中共有房屋1717间，1649年时仅剩下627间，而且很多无人居住。

缺乏人力、兽力或种子，或者农民担心播下去的种子将来未必有收获，数千亩肥沃的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产品除供给军队食用外，剩下的均烧掉以免为敌人所获。很多地方的农民无粮可吃。运输工具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无法运物资以济不足，道路因战争而毁坏，沿途又有盗匪之险，再不然就是被逃兵或难民所阻塞。

城镇遭受的破坏仅次于乡村。很多城镇的人口降到从前的一半。大的城市——马德堡、海德堡、符兹堡、尼斯塔德特、拜律特——成为废墟。工业因缺少制造者、购买者和交易而衰落，商业萧条，一度非常富有的商人现在以乞食或抢夺为生。自治区宣告破产而拒付债务。财主因为怕债款收不回来而不愿借钱。除了将军、收税员、高级教士和国王外，所有的人都为赋税所困。街上的垃圾和腐尸使空气污浊不洁。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坏血病等各种流行病症蔓延在落魄丧胆的人群之中，而且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西班牙军队通过慕尼黑时留下了一场瘟疫，4个月中夺去了1万人的生命。曾使这些城市高贵不群的艺术和文学，此刻也在战火中憔悴枯萎。

道德和风纪同样崩溃。绝望的宿命论导致野蛮的犬儒哲学。经过一个时代的暴力后，一切宗教的理想和爱国的情操化为乌有。现在，老百姓们在为饮食或仇恨互斗，而他们的主人则还在动员他们争夺收税土地和政治权力。某些地方也显示出一些人性的特征：耶稣会教士们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传教士们要求一切政府停止流血和破坏。“神说这一切终必结束，”一位农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神说和平会再降临。天上的神送给我们和平。”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35年以来，各国统治者和外交家们一直寻求和平的机会。1635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建议成立一个会议，商讨停战条件，代表们在科隆集会，但没有结果。1641年，法国、西班牙、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会于汉堡，替将于1642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初步的协定：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将在教皇和威尼斯的协调下在芒斯特进行谈判。而在距芒斯特30英里的奥斯纳布律（Osnabrück），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将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斡旋下与西班牙进行谈判。采取这个预防性的分离措施，是由于瑞典的使者们不愿意在教皇使节的主持下开会，而教皇使节又拒绝和“异端邪说者”坐在一个房间。

安全通行权和条约草案等问题造成一再延迟。托尔斯滕松在布雷坦费尔德的胜利，促使神圣罗马皇帝应允他的代表将于1643年7月11日抵达。而后，法国准备与联合省联盟以对抗西班牙时，法国代表又稽延不进。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于1644年12月4日正式揭幕，与会代表135人，包括神学家和哲学家。即使这个时候，又花了6个月来决定代表们应该依照什么样的优先秩序进入会场和就座。法国大使说：如不给他“殿下”的名义，他将不参加谈判。西班牙大使抵达后，即规避法国大使，因为他们两人谁也不愿将优先权给予对方，结果他们由第三者居间传话。法国拒不承认菲利普四世为葡萄牙国王和加泰罗尼亚亲王的头衔，而西班牙则拒绝承认路易十四为那瓦尔国王。瑞典代表们争论和迁延时日，直到那位果决的年轻女王克里斯蒂娜断然命令他们停止自争，与敌议和。代表们争论不休，无数人则正在战火中死去。

得胜一方的代表们拖延不谈判，失败一方代表则希望赶紧谈判，法学家们则忙着制造困难或协调，一次又一次地系铃复解铃。法国的将军们在战场上正有重大进展，所以法国坚持所有的德国小邦都应派代表参加会议（虽然大部分小邦早已和神圣罗马皇帝议和），开会的时间暂停，一直等到所有的选帝侯、邦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城市都派遣代表为止。为了削弱法国，西班牙于1648年1月7日和联合省单独签订和约。虽然后者才刚应允法国不单独签订和约，但荷兰人抵抗不住几笔一挥就能得到他们血战80年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的诱惑。法国的报复是拒绝与西班牙议和，他们之间的战争一直继续到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

如果不是巴伐利亚受到法国元帅蒂雷纳的蹂躏、瑞典对布拉格的攻击（1648年7月）及西班牙在兰斯的挫败（8月2日）促使神圣罗马皇帝签署和约，而法国境内投石党的暴乱迫使马扎然在和会上让步以便全力对内，则这次和会可能还会拖延而无结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在1648年10月24日，分别于芒斯特和奥斯纳布律两地签订。消息传至前线，流血战斗延续了9天，谦卑和快乐的赞美诗从千百座村庄和城镇中升起。

我们承认，这些谈判曾经面临比20世纪之前任何和平会议协调的更复杂的问题，它们在仇恨、骄傲和权势所能允许的情况下，用最聪明的方法解决了那些争论。这个重建欧洲的条款必须加以概述，因为它们浓缩了、也制造了很多历史：

一、瑞士和联合省的独立得到正式承认。

二、巴伐利亚得到上（南）巴拉丁挪地区及该地区的选帝权。

三、1/8选帝侯区的下（北）巴拉丁挪地区，交还给已故腓特烈的儿子查理·路易斯。

四、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民登主教区（Bishoprics of Minden）、哈柏城（Halberstadt）和卡明（Cammin），而且得到马德堡主教区的继承权。法国帮助日渐壮大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得到这些好处，着眼于扶助另一个力量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当然没有想到勃兰登堡日后会变成普鲁士，将在腓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领导之下向法国挑战，而且，将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打败她。

五、主要归功于其战胜的军队，部分也由于法国在会议中的支持，瑞典得到不来梅和沃登（Verden）两主教区，维斯马（Wismar）和斯特丁（Stettin）两城市及奥得河口的地区。因为这些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所以瑞典现在在神圣罗马帝国国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又由于她已领有利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里亚、卡雷里亚（Karelia）和芬兰诸地，她现在已成为强国之一，在俄国彼得大帝之前，瑞典一直是波罗的海的霸主。

六、德国境内诸王侯之国，保有并重新肯定了它们战前对神圣罗马诸帝的自由权。

七、为了安抚神圣罗马皇帝，承认他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地仍保有王权，因此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变成神圣罗马帝国范围之内一个实际的帝国。这个再造帝国的经济支柱折断了，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三十年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工商业的瓦解，但也由于大河出口地区的沦于外国之手——奥得和易北两河沦于瑞典，莱茵河口则给予联合省。

八、获利最多的是法国，因为她的金钱资助了得胜的瑞典，而她的将军们又促成了这次和会。亚耳沙斯实际上已为法国所有，此外还有梅斯（Metz）、凡尔登（Verdun）、图尔（Toul）诸主教区以及莱茵河岸靠德国这边的布雷萨奇要塞，路易十四现在已可乘便占取法兰奇·孔特和洛林两地。现在已经去世的黎塞留的愿望达到了，他的愿望包括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扩张法国的疆域，加强法国的统一和防御以及继续保持德国境内的混乱：各邦主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冲突，北德新教和南德旧教的对立。这种纷乱可以免除法国面对一个统一德国的危险。法国已经取代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已经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主要的强国。不久，路易十四就要自比为太阳之王了。

这次战争中暗中受害的是天主教。罗马教廷必须放弃教产复原的命令，回到1624年的财产状况，而且每邦邦主再度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然而，这次战争使教廷得以把新教从胡斯改革宗教的地方——波希米亚——驱除出去。反宗教改革运动受到了抑制，举例言之，波兰现在想在实力较前倍增的新教国家瑞典境内建立天主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芒斯特的教皇使者拒绝签署这个条约，教皇英诺森十世描述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错误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一点影响和结果的。”（1648年11月20日）欧洲并不重视这个抗议。从那时起，教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而宗教在欧洲也衰落了。

有些新教徒也对这一条约抗议，尤其是那些家室陷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境内的人。但就大体而论，这个条约——一位死去的和一位活着的枢机主教的心血结果——是一个新教的胜利。德国境内的新教得救了，南德和莱茵河流域的新教势力虽然被削弱，但在北方新教的势力较前更盛。加尔文派在这个条约中得到正式的承认。1648年建立的宗教派系基本维持不变，一直到20世纪，才因出生率不同的差异，使天主教的势力开始一个渐进的、和平的膨胀。

新教虽然得救了，但它和天主教同样受到怀疑主义的伤害，而粗鲁的宗教辩论、野蛮的战争和残酷的信仰，助长了这种怀疑主义。在“三十年战争”这个大屠杀期间，数千名“女巫”被处死。人们开始对那些满嘴基督仁爱而专行大规模兄弟相煎勾当的教派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隐藏在宗教信条之下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动机，因而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有的只是权力的欲望。虽然斐迪南二世曾一再为他的信仰而不顾他的权力。即使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仍有日渐增加的人转向科学和哲学中去探索人生的答案，这答案不像各教派曾经如此强暴推行的那样充满血腥之味。伽利略正将哥白尼在科学上的革命戏剧化，笛卡儿正对一切的传统和权威发出质疑，布鲁诺正从火刑柱上的极度痛苦之中向欧洲大声疾呼。《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止了神学对欧洲心智的统治，而为理性实验留下一条虽然障碍重重，然而可能通过的道路。

第六章　伽利略时代的科学（1558—1648）

迷信

宗教必须经历出生和死亡的过程，迷信却是永恒的。只有幸运的人才能脱离神话而生活，多数人受到身体和灵魂的痛苦，而最微妙的解痛药便是超自然的一剂。甚至连开普勒和牛顿都把科学和神话混在一起。开普勒相信巫术，而牛顿在科学方面的著作远比《启示录》方面的少。

流行的迷信简直不可胜数：比如当别人谈到我们时，我们的耳朵会发烧；5月行婚礼，结果定不美满；把油涂在伤害我们的武器上，伤口会不治而愈；尸体在凶手面前会再度流血等。仙女、精灵、妖魔、鬼魂、女巫、守护神到处潜伏。某些符咒（例如凯瑟琳·美第奇死后在她身上发现的）会保证好运。护身符可以抵挡皱纹、虚弱、凶眼和瘟疫。国王的抚摸可以治疗瘰疬。数字、矿物、植物和动物具有神奇的特质和力量。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高兴、愤怒，或者撒旦行动的表征。从头颅的形状或手纹可以预测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健康、力气和性功能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变化。月光能造成疯狂，也能治疗疠瘤。彗星预示灾难。世界会（不时地）走向末日。

占星术虽然渐渐被受过教育的人所摒弃，但仍然十分流行。1572年博洛尼亚大学停教占星学，158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对其加以指责，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警告天主教徒勿信占星学，但是占星术的教授在萨拉曼卡大学仍断断续续维持到1770年。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上层阶级的人都求助于天象图，依照星星的位置来预测未来。所有地位显要之人在出生不久都有人为他们算好星兆。路易十四出生时有一个占星家藏在奥地利的安妮王后寝宫附近。古斯塔夫出生时，他的父亲查理九世询问蒂丘·布拉赫有关这个孩子的星兆，这位天文学家谨慎地预言这个男孩将会成为国王。开普勒对占星术心存怀疑，但为此仍对它美言了几句，说：“正如自然赋予每一种动物以某些谋生的方法，它对天文学家也提供了占星术，使之赖以维持生活。”华伦斯坦在1609年花钱购买有利的天象图，并且外出时通常都有一名天文学家随行，目的也许是鼓舞军队的士气。凯瑟琳·美第奇以及她的朝廷一再与占星家磋商。约翰·迪（John Dee）一直享有占星家的盛名，直到后来他竟发现星象要求他与一个学生换妻。

对于魔术的信仰日渐衰微，却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外：这段时期正是人因巫术而遭处死之全盛时代。迫害者和被迫害的人都相信咒语或其他类似的诡计可以招来超自然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可以借着祈祷赢得圣人向上帝说情，谁说乞求魔鬼不能得到其帮助呢？1585年在海德堡出版的一本书《基督教的魔术思想》，立下一个定理说：“整个宇宙，无论内外，无分水陆，都充满魔鬼、邪恶和看不见的精灵。”大家都相信人类会被魔鬼附体，1593年“弗雷得堡（Friedeberg）小城发生可怕的动荡，传说魔鬼附体了60多人……给予他们恐怖的虐待……连牧师都在布道时遭到魔鬼附体”。牧师应教区人民之请，前去做各种驱邪的工作——驱除田间的害虫，平息海上的风暴，净化有恶灵的建筑物，纯化一座受渎的教堂，等等。教皇保罗五世于1604年出版了一本这类教士服务的手册。新教作家指责教士的驱邪为魔术，但是英格兰教会承认驱邪作为治疗仪式的价值。此外，就像很多仪式一般，心理效果是良好的。

正如人们主动要求驱邪，他们也是要求惩处“女巫”的主要推动力。人们对女巫的法力普遍心存恐惧。1563年的一本小册子说：“想和魔鬼建立关系，想使他在戒指和水晶球中随时可用，想召遣他，想和他结盟，想用他执行数百件魔术的心愿，如今在高低阶层，在有学问和无学问的人之间，都比以往流行。”说明如何与有益的守护神建立关系的“魔书”大受欢迎，被控轻信巫术的教士辞职，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1623年）要求把那些以巫术置人于死的罪犯处以极刑。但是乌尔班八世（1637年）指责“天主教法官对巫师所作专断和不公正的控诉……从被告口中逼出……无价值的招供，而且在缺乏充分理由之下，就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武力”。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规定（1568年）那些被控行使巫术的人，必须接受公开表演魔法之挑战，以作为考验，3次定罪之后的最重处罚是放逐。但是受惊的民众要求对他们严苛地审问并迅速执刑。

民间和教会当局共同怀有，或是说他们希望解除这种对女巫的恐惧，于是对被告施以严酷的审判，常常以酷刑逼供。诺丁根的市议会有一套特殊的刑具，曾借给邻近社区，并且保证“用这些方法，尤其是拇指螺旋，即使罪犯开始拒不认罪，最终仍将招供，对此，上帝会感到无比的喜悦”。不让人睡觉已算是较温和的方法了，通常罪犯都是因受刑而认罪，法官也只是偶尔怀疑这种认罪的可靠性。

这种迫害在西班牙境内最为和缓。在罗格洛诺（Logroo）省，宗教裁判所判决53人行使巫术，处死了11个人（1610年）。1614年最高宗教裁判所指示其官员，把巫术认罪视为神经质的幻想，并且从轻处罚。

1609年对巫术的恐惧似瘟疫般横扫法国东南部。数以百计的人相信自己被魔鬼附体，有人认为自己已变为狗，就学狗吠。波尔多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审讯嫌犯。有人设计了一种方法来找出魔鬼进入被告身体的部位：被告双眼被蒙起来，用针刺他的肉，无法感觉针刺的地方就是进入点。嫌犯为了求得宽宥，往往互相指控。8个人被判罪，其中5人逃走，3人被烧死，后来旁观者发誓他们曾见到魔鬼化身蟾蜍模样，从牺牲者的头上跳出来。洛林地区在16年内因巫术被焚者达800人，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4天内烧死134人（1582年10月）。1562年到1572年间信奉天主教的卢塞恩地区处死了62人；信仰新教的伯恩地区，在16世纪最后10年内处死了300人，17世纪最初10年则处死了240人。

在德国，天主教和新教徒竞相把巫师送上火场。一篇令人难以置信却相当可靠的报道称，特里尔主教曾在普法尔茨州（Pfalz）烧死120人，罪名是他们使寒冷的天气延长。雄高（Schongau）区的牛瘟被认为和巫师有关；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枢密院，力主宗教法官“在审讯过程中表现更多的热忱和严苛”，结果有63个巫师被烧死，且审判费用必须由死者的亲属承担。在奥地利海恩堡（Hainburg），1617年至1618年的两年中有80人因巫术而被处死。据说符兹堡的主教在1627年至1629年间曾处死了900个巫师。1582年新教编者同意重新出版《女巫之锤》（Hammer of Witches），那原是多米尼克教派宗教法官雅各·施普林格（Jakob Sprenger）在1487年出版的，目的是指导人们侦察和检举巫师的方法。萨克森的诸侯奥古斯都宣布（1572年），巫师即使不伤害任何人，也应该被烧死。1590年埃林根（Ellingen）地区烧死1500个巫师，1612年埃尔旺根（Ellwangen）地区烧死167个，韦斯特施特林（Westerstellen）两年中烧死300个。同样的狂热发生在1588年的奥斯纳布律，1590年的讷德林根（Nrdlingern），1616年的符登堡。德国学者估计17世纪一共有10万人因巫术受刑。

也有少数呼声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性。我们曾提及约翰·维尔和佩吉纳德·斯科特的抗议，我们也看到蒙田在《谈跛子》一文中以他怀疑的幽默嘲讽这种狂热：“我认为在发现2个人说谎和1个人在12小时内被风从东方带往西方……‘或者’我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被扫帚带着在烟囱之间穿行，前者的可能性显然较后者大些，且更合乎自然法则。”对于相信这种事的人，我们应该给予药品，而非死亡。“当一切完成以后，借着一个人的臆测而把人活活烧死，未免过分重视臆测的价值了。”美因茨的天主教教授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Loos）在他的作品《谈真假魔术》（über die wahre undfalsche Magie，1592年）中攻击搜捕巫师的行动，但是还未及出版他就被囚禁，而且被迫收回他“不正确”的言论。另一个耶稣会会员——最虔敬的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斯皮在替约200名被控施行巫术的巫师办理告解之后，写了《谨慎的罪犯》（Cautio Criminalis，1631年），指责这种宗教迫害。他承认有巫师存在，但是悲叹毫无根据的逮捕以及审讯的不公和残酷的虐待，那种虐待连“教会的博学之士和主教们”也会被迫招认一切的。

然而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更多。新教神学家如1572年的托马斯·伊拉斯塔斯，天主教神学家如1589年的彼得·宾斯费尔德（Peter Binsfeld）主教都认为巫术确有其事，而且巫师应被烧死。主教赞成苦刑，但是建议悔过的巫师应先被绞死才受火烧。天主教律师兼哲学家让·博丹在他的《巫师的魔鬼术》（Demonomanie）一书中支持迫害（1580年）。一年后新教诗人约翰·弗斯查特翻译此书，且兴致勃勃地为之扩大引申，和博丹一样，他也主张无情的严苛。

然而这种狂热渐渐衰退。1632年以后，当“三十年战争”公开转变为政治的战争，宗教在人类的仇恨中不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印刷术流传了，书本增加了，学校恢复了，新的大学开始创立。耐心的学者为渐起的知识宝塔加上了一块块石头，而好奇的人们在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开始以实验来验证各种假说。慢慢地超自然的领域缩小了，自然和世俗的领域日渐扩长。那是一段枯燥的、不具人格的、残缺不全的历史，也是现代最伟大的一出戏剧。

知识的传播

知识传播的第一功臣是使知识心心相传、代代相续的印刷者和出版家。伟大的艾蒂安印刷世家，由亨利·艾蒂安二世在热那亚、罗勃特·艾蒂安三世在巴黎继续经营。莱登也有类似的盛况（1580年），是由路易斯·埃泽维尔（Louis Elzevir）建立的。他的5个儿子、孙子们及一位曾孙继续他的工作，而且创始了“埃泽维尔活字”。在苏黎世，克里斯托弗·弗罗绍尔（Christopher Froschauer）以他制作严谨的《圣经》版本，在印刷和学术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图书馆为古老宝藏提供新的居所，我们前面已提到牛津的波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埃斯科里尔的图书馆、米兰的（1606年）精致书舍。凯瑟琳·美第奇也曾为国家图书馆增添过不少书册和稿本。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教廷新图书馆，在约翰·伊夫林眼中似乎是“世界上建筑与设备最高贵、最美丽的图书馆”。

报纸开始萌芽。早在1505年，德国就不时印行单页的《时报》（Zeitungen），1599年这类出版物达到877种，但都是不定期的。历史上最早的定期报纸是1609年在奥格斯堡创刊的《通讯》（Avisa Relation Oder Zeitung）周报，汇集商人和金融家在全欧所设的代理人报道编成。1616年创办的《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 Oberpostamzeitung），一直发行到1866年。类似的定期周报分别在1610年的维也纳和1611年的巴塞尔创立。不久弗斯查特就开始取笑“唯报纸是信”的大众及他们对新闻的轻信贪婪了。内容不充实、含有偏见的新闻传播及为谋利而散布一些无聊之语，使一般大众无法睿智或共同参与政治，民主也就无法产生。

出版检查制度在基督教世界普遍施行，无论天主教或新教，教职人员或世俗百姓都不能例外。教会在1571年建立禁书目录会以保护信徒，不让他们接触有损天主教信仰的书籍。新教检查制度不像天主教那样权威与严苛，却同样力行不懈，盛行于英格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德国、瑞士等地。教规的不同使异端得以在国外出版书籍，或暗中将书籍偷运回国，也算是打击了检查制度。现代文学的机智和精微，部分应归功于检查制度。

《圣经》的译本繁多，但其被释为上帝的旨意则恒久如一。《圣经》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书，在教规、语言甚至在行为方面的影响也相当大，因为当时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战争与宗教迫害——都引用《圣经》来自圆其说。倡导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在神学改革之前撤退时，对《圣经》的崇拜取代了异教古典的迷信。学者发现《新约》使用的文字不是古典希腊文而是大众化的共通语（Koine）时，曾引起一阵骚动。但神学家解释说，圣灵用通俗词汇是为了使人们更易了解。另一次的打击来自索莫尔（Saumur）大学路易斯·卡佩尔（Louis Cappel）教授下的结论，认为《旧约》为教会所认可的希伯来教本，其母音点和重音都是在5世纪或其后泰比利厄斯（Tiberias）的马索拉（Masorete）犹太人加上去的，而公认教本的方形字则是取代希伯来字母的亚拉姆文字（Aramaic）。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学者老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Johannes Buxtorf）祈求卡佩尔不要将这种论点公之于世，以免使人们对《圣经》上的文学启示产生怀疑（1624年）。小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试图反驳，声称母音点和重音也是神赋的灵感。这项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正教终于承认母音点，向前缓缓地迈进了一步，开始视《圣经》为一个民族的庄严表现。

这个年代产生了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在勒芬和莱登之间、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义之间摇摆不定的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终以修正塔西佗、普劳图斯和塞涅卡的版本而在欧洲赢得声名，并以阿里斯塔科（Aristarchus）的《语法技巧》（De Arte Grammatica，1635年）一书震惊欧洲。他哀悼欧洲文明即将灭亡，而以“西方另一新兴帝国升起的阳光”——美洲——安慰自己。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也许是有史以来日常知识最丰富的人”，他从父亲尤利乌斯·斯卡利杰尔那里继承了欧洲学者的王座。他在法国西南的阿让地区（Agen）担任父亲的书记时，尽情地汲取知识。他以3周的时间读完荷马的著作，又遍览希腊主要诗人、史学家和演说家的作品。他学习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其他8种语言，接着又钻研数学、天文和“哲学”（当时包括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而且学习了3年法律。法律训练也许有助于他精练的批评，因为在他出版的加拉塔斯、提布鲁斯（Tibullus）、普罗佩提斯（Propertius）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他把批评从随意的臆测提升为程序和诠释的法则。在叙述历史方面，他很重视日期。他的巨作《日期的改正》（On the Correction of Dates，1583年）首次把希腊和拉丁史学家列出的日期，与埃及、巴比伦、朱蒂亚、波斯、墨西哥的历史、历法、文学和天文学的日期对照。他的《时间的价值》（Thesaurus Temporum，1606年）收集并整理了古典文学的每个编年细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古代史的第一部科学年表。另外，他主张耶稣实际上生于公元前4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于1590年离开莱登大学，莱登便把古典学术的教席给予斯卡利杰尔。经过3年的犹豫，斯卡利杰尔终于接受，一直到他1609年逝世，莱登成了学者的天堂。

斯卡利杰尔与他父亲一样，很以身为维罗纳王子斯卡拉（Scala）家族的后裔感到骄傲，对同行学者们充满了尖酸的批评，但他一度忘情地称伊萨克·卡索邦为“世上最有学问的人”。卡索邦终生历尽苦难。他出生于日内瓦。3岁时，他的父母回到了法国，他在宗教迫害的惊惶和恐怖中整整生活了16年。他父亲长期在法国新教军中服役，终年离家。他的家人则常常躲在山中，逃避狂热的武装天主教徒的迫害，他最初的希腊课程是在多芬山中的山洞里学习的。19岁那年，他进入日内瓦学院，22岁成为该校的希腊文教授，在贫病中担任该职达15年之久。所赚薪水仅够糊口，但他宁可节省食物来买书，并以老斯卡利杰尔亲切的来信安慰学术上的孤寂。他出版亚里士多德、小普利尼和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作品，不但以文字的修订见长，也因其对于古代观念和方式独具启发性的见解，征服了学术界。1596年，亨利四世放宽神学斗争，卡索邦被任命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3年后他应邀前往巴黎，但巴黎大学不接纳非天主教徒，亨利只好派他担任皇家书舍的主持人，年薪1200里弗。节省的亨利告诉这位学者：“你花了国王太多的钱，先生，你的薪水超过两个优秀舰长所领的钱，而你对国家一无用处。”伟大的亨利死后，卡索邦认为是接受英国邀请的时候了。詹姆士一世欢迎他担任研究学者，并支付他年薪300英镑。但法国的摄政王后不准他带书前往，詹姆士也以专题演讲来烦扰他，伦敦的知识分子又责备他不会说英文。在英国待了4年后，他丧失了生命的斗志（1614年），去世时55岁，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当时学者头衔比诗人和历史学家更受人尊敬，因为学者对学问锲而不舍地追求，保存并阐明了古典文学中蕴藏的智慧与美。斯卡利杰尔进入莱登后，几乎被奉为百战荣归的王子。克劳德·索默斯（Claude de Saumaise），学术界称他为萨尔马修斯，被许多国家争相延聘。卡索邦死后，他被公认为“现存最有学问的人”，是“世界的奇迹”。萨尔马修斯生于勃艮第，在那里受教育——而且改变信仰，在海德堡成为加尔文主义者，20岁就因为出版两位14世纪作家的作品而崭露头角，一年后又出版弗罗鲁斯（Florus）的《大纲》（Epitome）。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总共有30本，以无所不包的博学闻名。他以一部900页的巨册《述异记》达到巅峰。索里努斯（Solinus）是3世纪的文法家，曾把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人种学、经济学、动物学汇集成百科全书，后来一位编者将其命名为《博学家》（Polyhistora）。萨尔马修斯为这本书作了详尽的注解，旁征博引，其范围包容了罗马帝国的整个世界。他后来选择了莱登大学的教授职位，到任后立刻被选为人才济济的教授团的主席。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流亡荷兰的英王查理二世请他写文章、指责克伦威尔斩决查理一世。他的《为查理一世辩诬》（Defensio Regia pro Carolo I，1649年11月）在查理一世被处死10个月后问世。克伦威尔很不高兴，他聘请弥尔顿加以答辩。萨尔马修斯写了一篇回复弥尔顿的文字，尚未完成就去世了（1653年），弥尔顿却担负了置他于死地的恶名。

尽管有人如此博学，西欧约80%的人仍是文盲。约翰·科梅纽斯花费40年时光，想改善欧洲的教育系统。他生在摩拉维亚（1592年），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主教，他始终相信宗教是教育的基础与目标，智慧来自对上帝的敬畏。他的一生由于当时的宗教仇恨而成为忧患之旅，他始终是波希米亚弟兄教派的信徒：

我们都是生存在同一世界的公民，我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液。只因为一个人生在异国，因为他讲不同的语言，因为他对某些事物持不同的看法，就报以仇恨，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停止吧！我恳求你们，我们人类生而平等……让我们怀抱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谋人类的福祉；让我们放弃因语言、国籍、宗教而兴起的一切私念。

在写了50部有关教学法的作品后，他以《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1632年）一书总结他的原则，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先，教育应具有普遍性，无性别与财富之分：每一个村庄应有一所学校，每一城市有一所学院，每一省有一所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开放给所有具有能力和智慧的人；国家应以财力支持人民发掘各种才能，加以训练和利用。第二，教育应该是实际的：观念应与事件密切相连；母语或外国语的词汇应以目视、身体触摸或使用它们代表的实物来学习；文法的教授应排在稍后。第三，教育应包含德、智、体三个方面；儿童应该接受户外生活和运动的训练以锻炼其健康和活力。第四，教育应该是实用的：它不能局限在思想的牢笼中，而应伴随行动和实际的应用，而且能为谋生做准备。第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科学课程应逐渐加重；每一省市都应设立研究科学的学校。第六，一切教育和知识都应致力于改善个人性格与虔敬之心，及国家的秩序和幸福。

德国王公们尽量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小学。萨克森·魏玛公爵于1619年宣告6岁到12岁的男女儿童必须强迫接受教育，世界上首次提出义务教育。收获季节有1个月假期。1719年，这种制度已遍及德国。中级学校仍拒收女生，但是数目不断增加，学校也一再改进。当时有22所新大学相继成立。根据卡索邦1613年的描写，牛津正蓬勃发展。他把该校教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与欧陆相比，令人印象深刻。德国教授（1600年）薪酬极其微薄，很多人甚至只能以贩卖酒水补贴生计。耶拿的学生在教堂所开的酒店中痛饮。西班牙大学在菲利普二世死后日渐衰微，在宗教裁判所的怒视下枯萎。同时期西属美洲也设立了几所大学——1551年于利玛，1553年于墨西哥城，远在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之前。此时新兴的荷兰人创立了6所大学。莱登成功地抵挡了西班牙的围攻时（1574年），“联合省”的联邦统帅邀请公民自请报酬。他们所要求的是一所大学，统帅下令照办。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的国家，教育由教职人员控制。在英国和路德教派地区则多半由受制于国家的教士们管理。除了帕多瓦外，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老师和学生信仰官方的宗教，学术自由也由国家和教会严密限制。宗教的不同使各大学不具备丝毫的国际色彩，西班牙学生局限在西班牙，英国学生不能进入巴黎大学。原创性的思想逐渐从大学中消失，却转向私立学院或个别研究。

因此，当时私立学院在学习和研究不受检查的情况下兴盛起来，尤其以科学方面为甚。1603年，费德里戈·塞西（Federigo Cesi）和蒙特贝罗（Montebello）的女侯爵在罗马建立了林西安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伽利略于1611年进入该校。学校的组织章程就其目标提出了如下界说：

林西安学院要求它的成员是渴求真知识、致力于研究自然（尤其是数学）的哲学家。同时它并不忽视增加风采的、高雅的文学和语言，它们就像优美的红宝石一般，装饰科学的整个躯体……林西安课余不组织包含朗诵和辩论……对一切政治争论、各种争吵和冗长的论战，林西安学院之人所持的态度是不置身其间，保持缄默。

林西安学院于1630年解散，其目标由实证学院（Accademia dei Cimento）予以实现（1657年）。不久类似的组织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

科学工具与方法

首先科学工具是必需的。在眼睛看得不够清楚、不够远、不够细致，肉体不能正确感觉出物体的压力、温度和重量，心灵无法测出空间、时间、质、量和密度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比重计、更好的表、精细的天平，它们一一出现。

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在《自然的奥妙》（Magia Naturalis，1589年）一书中写道：“物体在凹透镜下显得较小却比较清晰，在凸透镜下显得较大却比较模糊；然而，你若知道如何把两者适当予以调和，便可以将很远的东西看得又大又清楚。”这就是显微镜、小型双筒镜、小型观剧望远镜、普通望远镜及一切组织学的原理。简单的显微镜是一个单一的凸镜片，早已为大家知晓。使生物学改观的是几个会聚透镜结合而成的复式显微镜。镜片研磨和打光的工业在荷兰尤其发达——斯宾诺莎一生都离不开它。约1590年，米德堡的一位眼镜制造家扎卡里亚斯·詹森（Zacharias Janssen），合并双面凸镜和双面凹镜制造出最早的复式显微镜。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都是由那项发明产生的。

这些原理的进一步应用使天文学得以改观。1608年10月2日，米德堡的另一位眼镜制造家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向联合省（当时仍与西班牙作战中）的联邦统帅呈献一种望远工具的说明。利伯希把双面凸镜（物镜）放在筒管的远端，把双面凹镜（目镜）放在近端。立法者看出这种发明颇具军事价值，给了利伯希900弗罗林作为奖赏。10月17日，另一个荷兰人雅各·梅修斯（Jacobus Metius）说他曾独立制成一个类似的工具。伽利略听到这些消息，于1609年在帕多瓦制成自己的望远镜，可以放大3倍，这些就是他开始用以扩大世界的工具。1611年，开普勒建议颠倒伽利略镜片的位置，用凸镜片作为“目镜”、凹镜片作为“物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1613年至1617年，耶稣会会员克里斯托弗·沙纳尔（Christoph Scheiner）根据这个计划制造了一个改良的望远镜。

同时，伽利略根据3世纪或3世纪之前就已知道的原理发明了温度计（约1603年）。他把玻璃管开口的一端放入水中，另一端是空的玻璃球茎，他用手使其温暖，一抽回手，球茎骤凉，水即升入管中。伽利略的朋友乔万尼·萨格雷多（Giovanni Sagredo）则把管子刻分为100度（1613年）。

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切利（Torricelli）封闭长玻璃管的一端，注满水银，把开口的另一端浸入水银碟中立起，发现管中的水银并不流入碟中。学术物理解释这种现象是由于“自然真空”，托里切利解释这是周围大气对碟中水银的压力所致。他推断这种外在的压力会使容器中的水银升入没有空气的空管中，实验证明他是对的。他显示了管中水银高度的变化可以用来测量大气压力的变化，他于1643年制成了第一支气压计——至今仍是气象学上的基本工具。

有了这些新工具，科学还有待数学家改良计算、测量和符号表记的方法。就我们所知，约翰·皮尔和朱斯特·比尔吉发明了对数，威廉·伍特黎德发明计算尺，小数系统是一项更大的恩赐。试验性的建议为进一步研究做好了铺垫。撒马尔罕的阿尔—卡什（Al-kashi）曾表示圆周与直径之比是3.1415926535898732，那是用空格代替点号的小数。尼斯的弗朗西斯·佩罗斯于1492年用了小数点。西蒙·斯蒂维努斯（Simon Stevinus）在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小数》（“The Decimal”，1585年）中阐述了这个新系统，提出“以前所未闻的轻松方法教导所有数目的演算……悉为数字，没有分数”。欧洲大陆的测量系统利用他的观念测量长度、容积和货币，但是圆圈和钟表仍沿袭巴比伦数学，保留了60划分制。

德萨尔格（Gérard Desargues）在1639年发表了一篇有关圆锥截面的古典论文。巴黎的弗朗索瓦·维埃特（Francois Viète）用字母代替已知和未知量，使日渐衰微的代数复生，还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中，成为笛卡儿的先驱。笛卡儿利用瞬间的灵感建立了解析几何，提议用几何图形代表数目和等式，或用数目和等式代表几何圆形（因此货币在时间过程中的渐渐贬值，可以用统计曲线图表示出来）。而且，用代数等式代表几何圆形算出的代数结果，在几何上也完全正确。代数因此可以用来解决几何难题。笛卡儿对自己的发现着实自得，认为自己的几何贡献较之先辈们的，简直就像西塞罗的口才之于小孩的ABC一般。他的解析几何、埃米利奥·卡瓦里埃里的不可整除论（1629年）、开普勒的圆圈近似方化法、罗伯瓦尔（Roberval）连同托里切利和笛卡儿共同创立的弧形方化法，使莱布尼茨和牛顿发现了微积分。

现在数学不仅是一切科学上必要的工具，也是一切科学的目标。开普勒认为心智离开量的领域，就会在黑暗和怀疑中游荡。伽利略说哲学的意思是“自然哲学”或科学——

是写在这本宇宙的大书中，经年屹立在那里，坦然接受我们的注视。但我们若不先了解它作为表达工作的语言和文字，就无法了解其内容。那里所指的就是数学语言。

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渴望把形而上学变成数学的形式。

现在科学开始从它的哲学母亲的胎盘中解放自己，它将亚里士多德从背上摔开，把目光从形而上学转向大自然，发展出自己的特殊方法，而且致力于改良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这一运动属于理性时代的核心，但它并不只注重“纯理性”——脱离经验和实验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织出神秘的网。现在理性如同传统和权威一般，也要接受事实的研究和记录的考验。无论“理则学”是怎样的说法，科学只接受能够测定数量、能以数字表达、能以实验证明的东西。

科学与实体

科学在近代历史中依照逻辑程序发展，该顺序为：17世纪的数学和物理学，18世纪的化学，19世纪的生物学，20世纪的心理学。

此时物理学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伽利略，但很多名气较小的英雄也值得纪念。西蒙·斯蒂维努斯协助确定滑轮和杠杆原理。他曾作过很有价值的水压、引力中心、压力平行四边形和斜面研究。约1690年，他曾在代尔夫特证明两种不同重量的类似物体，从同一高度落下会同时着地。这与古来的信念相反，成为伽利略比萨实验的先驱。笛卡儿确立慢性定律，认为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物体会一直维持静止或直线运行的状态。他和伽桑迪成为分子热力说的先驱。他的《气象论》（Météores，1637年）的立论基础是一种已不再被人们接受的宇宙哲学，但这篇论文对奠定气象科学的基础大有贡献。托里切利把他的大气压力研究扩展为风力学。他认为，这是各地空气密度不同而造成的平衡流。伽桑迪，这位不寻常的、熟知一切科学的神父，继续测量声音的速度，得出的结果是，每秒1473英尺。他的朋友梅赛纳（Marin Mersenne）重复这个实验，结果为1380英尺，更接近现在公认的1087英尺。梅赛纳于1636年由一根发声弦线建立了整套的泛音系统。

光学研究集中于反射和折射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彩虹中所见的反射和折射。约1591年，斯帕拉托（Spalato）大主教马可·安东尼奥·多米尼斯（Marco Antonio de Dominis）写了一篇论文——《光与虹》，他在文中解释虹（通常所见的一道）是由于光线在天空或浪花的水滴中两度折射和一次反射而形成，霓是由于两度折射和两度反射而形成的。1611年，开普勒的《折射光学》探讨以镜片研究光的折射。10年后莱登的威尔布罗德·斯内尔（Willebrord Snell）研究出折射法则的公式，使镜片对光线的活动可以更精确地算出，而且促使更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产生。笛卡儿运用这些法则计算出虹霓辐射角。

威廉·吉尔伯特划时代的地磁讨论，引出了一连串的理论和实验。耶稣会的法米亚努斯·斯特拉达（Famianus Strada）认为两个相隔很远的人，可以利用两块磁针同时指向同一字母的共鸣动作而互相感应，暗示了电报技术的原理。另一位耶稣会士尼科罗·加比奥（Niccolo Cabeo，1629年）首先描述电斥力的存在。另一位阿塔纳修斯·基尔切（Athanasius Kircher）在《磁力》（“Magnes”，1641年）一文中，描述他把磁铁悬在天平的一端，并在另一端放置砝码以平衡其影响力，从而测出磁力的大小。笛卡儿认为磁力的产生是由于使宇宙演进的大涡动投射出的质点冲突使然。

炼金术仍很普遍，所炼取之物尤其被用来当作皇家贬低币值的代替品。鲁道夫二世、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巴拉丁挪等地的选帝侯，布兰兹维公爵和赫斯伯爵都曾雇用炼金术士来制造金银。由于这些实验，化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渐成形了。安德烈亚·利巴维厄斯（Andreas Libavius）本人就代表了这种变迁。他的《为变质炼金术辩护》（“Defense of Transmutatory Alchemy”，1604年）承袭古老的探求，但是《炼金术》（“Alchymia”，1597年）是第一篇有系统的有关化学的科学论述。他发现了氯化锡，并最先制造出硫酸铵，同时也是最早建议输血治疗的人之一。他在科堡（Coburg）的实验室是该城的一大奇景。一位献身科学和贫民医药服务的富有贵族海尔蒙特（Helmont）将各种气体从空气中区分出来，并分析它们的种类和成分，因而名列化学始祖之林。他又根据希腊词“chaos”而造出“化学”一词，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有许多发现，从火药的爆炸性气体到人造风的可燃性，无所不包。另外，他建议用碱来中和消化道中过度的酸性。约翰·格劳伯（Johann Glauber）推荐硫酸钠结晶为“内用和外用的极佳药品”，而“葛氏盐”至今仍用做轻泻剂。他和海尔蒙特都曾涉足炼金术。

这些“自然科学”对改良工业生产和战争杀戮都有其贡献。技术人员把液体、气体的动作和压力、力的组成、钟摆定律、投射过程、金属提炼等新知识应用到实际事务中。1612年，西蒙·斯特蒂文特（Simon Sturtevant）发明了生产焦炭的方法——“烧炼”烟煤以除去其挥发性成分。这种焦炭在冶金方面很有价值，因为煤中杂质会影响铁。它取代了木炭，保全了森林。玻璃的制造成本降低，这个时代的窗玻璃因此变得十分普遍。机械发明随着工业的增长而增多，因为这类发明往往归功于想要节省时间的工匠技术，而非科学家的研究，所以我们1578年首次听说螺旋车床，1589年首次听说纺织框架，1597年听说旋转舞台，1636年听说脱谷机和自来水笔。

当时工程师们的伟大成就，即使在今日也值得赞佩。多米尼克·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在圣彼得方场竖立一方尖碑而轰动罗马。工程师西蒙·斯蒂维努斯发明水闸系统以控制堤堰——那是荷兰共和国的卫兵。巨大的风箱使矿坑空气流通；复杂的压缩机把水升入塔中，以供奥格斯堡、巴黎和伦敦等城市的水压。桁架桥是依照简单的几何原理——三角形任一边的长度不变就不会变形——而建立的。1624年，第一艘潜水艇在泰晤士河潜行了2英里。哲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波尔塔和萨洛蒙·考斯（Salomon de Caus）提出蒸汽引擎的理论，其中考斯在1615年曾描述一架利用蒸气膨胀力抽水的机器。

地质学尚未诞生，甚至连这个词都还未出现。地球的研究被称为矿物学，而对《圣经》“创世记”故事的尊崇，阻挠了一切对宇宙哲学的探讨。帕利西（Bernard Palissy）重申古代观点，认为化石是生物死后遗体僵化而成，因此被指责为异端。笛卡儿大胆暗示一切行星，包括地球，都曾是如太阳一般的发光体，行星冷却后，由固体和液体合成的外壳包裹着中心的炽燃体，其内部喷出物则造成了温泉、火山和地震。

随着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为扩展信仰、知识、产品铺路所做的努力，地理学也随之发展。西班牙航海家（1567年）探险南太平洋发现了瓜达卡纳尔岛（Guadalcanal）及所罗门群岛的其他岛屿——他们希望在该地找到所罗门的矿藏，故以此命名。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佩科·帕伊斯（Pecho Paes）被囚于阿比西尼亚（Abyssinia，1588年）时，参观青尼罗河（Blue Nile），因而解开了一个古老的谜。他指出尼罗河谷的定期泛滥是由于阿比西尼亚高地的雨季所致。威廉·简斯朱昂（Willem Janszoon）显然是第一个踏上澳洲土地的欧洲人（1606年）。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发现了塔斯马尼（Tasmania）、新西兰（1642年）和斐济群岛（Fiji，1643年）。荷兰贸易商来到今泰国、缅甸和中南半岛（Indochina），但有关这些国家的消息，主要还是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萨缪尔·查普莱恩（Samuel Champlain）奉法王亨利四世之命，曾探险新科西亚海岸（Nova Scotia），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和蒙特利尔附近。他的随从建立了魁北克，并把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画入地图中。

地图绘制者努力追赶探险家的发现。格拉杜斯·莫卡托（Gerardus Mercator）在卢万学习，开设了一家专门制作地图、科学仪器和天体星球仪的商店。1544年，他以异端的罪名被捕，却未受严重的处罚。然而为审慎起见，他接受了杜易斯堡大学（Duisburg）的邀请，成为克里夫公爵的制图员（1559年）。他在82年的生命中，曾不懈地绘制出佛兰德斯、洛林、欧洲和全球的地图。他著名的《运用航测完成的世界新地图》介绍了“莫氏投射”地图，画出所有互相平行的经线和纬线，两组线条互成直角。1585年，他开始出版伟大的《地图集》（Atlas，这个词的使用也归功于他），包括51幅空前精准的区域地图，描绘了当时所知的整个地球。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奥特尔（Abraham Oertel）以一册内容广泛的《圆形地球》（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年）不输于他。这些人共同的努力把地理从托勒密的千年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了现代形式。由于他们，荷兰人垄断地图制造业几达一个世纪之久。

科学与生命

生物学在两个世纪后才达到全盛时代。而植物学因医学上药草的研究和外来植物的输入而缓缓发展。耶稣会教士将奎宁、香草和大黄带回欧洲。约1560年，马铃薯从秘鲁输入西班牙，由此传遍欧陆。帕多瓦的植物学教授普罗斯佩罗·阿尔皮尼（Prospero Alpini）曾描述过50种移植欧洲的植物。他从枣椰的研究中演绎出植物有性生殖的学理，早在公元前3世纪，泰奥弗拉斯图斯就已发现，只是未能给予证明。阿尔皮尼说：“雌枣树不会结果，除非雄树和雌树的枝混合在一起，或雄鞘、雄花的粉末散布在雌花上。”林奈（Linnaeus）后来依据繁殖方法把植物分类，同时（1583年），佛罗伦萨的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提出了第一个系统化的植物分类法——包括1500种——依照植物不同的种子和果实划分的。巴塞尔的加斯帕德·波辛（Gaspard Bauhin）在他的巨著《植物论文》（“Pinax Theatri Botanici”，1623年）中，把6000种植物分类，成为林奈“属”、“类”两项命名法的先驱。波辛花费40年的时间作了《植物世界一览表》一书，他在此书出版一年后离开人世。300年来此书始终被奉为圭臬。

医生的私人植物标本演进为由大学或政府资助的公共植物园。最早的于1543年成立于比萨，在切萨尔皮诺的管理下颇负盛名。苏黎世城在1560年成立了另外一个，博洛尼亚、卡塞尔、莱登、莱比锡、布雷斯劳、巴塞尔、海德堡、牛津等地也相继成立。路易十三的医生拉·布罗西（Gui de La Brosse）于1635年在巴黎组织了著名的药学植物馆。动物园提供公共娱乐的兽栏，最早可以溯源至中国（公元前1100年）、古罗马和阿兹特克（Aztec Mexico）（约1450年）。现代动物园则于1554年在德累斯顿和路易十三时代的凡尔赛宫成立。

动物学不像植物学一样受注意，因为它较少——除了神秘药品之外——具有治疗价值，乌利西·阿尔德罗瓦尼（Ulisse Aldrovandi）在1599年开始出版13大卷的《自然史》：他在有生之年亲见6卷付印；博洛尼亚元老院根据他的手稿，在公费资助下，出版了其余7卷——只有布封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1749—1804年）才能超越这些巨作。耶稣会学者阿塔纳修斯·基尔切在《光与影》（“Arsmagna Lucis et Umbrae”）一文中（1646年），描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腐败物质中的微小“虫子”，成为组织学的鼻祖。几乎所有的人仍相信细小的机体是从腐肉——甚至黏土中自然生出，虽然加布里埃尔·哈维不久就在他的《动物的衍生》（“De Generatione Animalium”）一文中否定这种说法（1651年）。动物学的落后部分应归因于只有少数思想家认为动物是人类的祖先。1632年，伽利略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爵：“虽然人与其他动物的分别很大，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说，那种差别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大不了多少。”现代心灵已慢慢觉悟，重拾2000年前希腊人的想法。

解剖学在经过维萨里大力倡导之后曾一度停息。尸体解剖仍遭到反对——格劳秀斯·雨果即是其中之一，但荷兰艺术中众多的“解剖课程”反映了一般人对这种情势的认可。在外科手术上同享盛名的人物是吉罗拉莫·法布里奇奥（Girolamo Fabrizio），他是法罗皮奥（Fallopio）的学生和哈维的老师。在他管理帕多瓦大学期间，该校建立了壮观的解剖教室——那是唯一一幢完整留存至今的建筑物。他发现静脉中具有瓣膜及对缝合效果所做的研究，引导哈维证明了血液循环。血液循环的知识由于加斯帕罗·阿塞利（Gasparo Aselli）发现乳糜管而更进一步，那是从小肠携带乳糜的淋巴管。阿塞利在哈维发表其理论六年前就已叙述了血液的循环。切萨尔皮诺在1571年阐述了基本理论。他仍然执守古老观点，认为血液流过心膜，但他解释血液如何从动脉流向静脉的论文，则比哈维的说法更为接近。

科学与健康

在征服知识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仗便是生与死的对抗——那是一场个体永远输、集体永远赢的战役。在对抗疾病与痛苦方面也遭遇许多人为的阻挠：个人的不洁、公共的污秽、恶臭的监狱、身怀神奇药水的庸医、“科学”的神秘主义者、放疝者、融化结石者、拔牙者、业余验尿者，等等。新的疾病也和新疗法竞相出现。

麻风已绝迹，通过预防措施梅毒也得以减少。法罗皮奥曾发明（1564年）一种麻布护套防止梅毒的传染（这种护套很快被用作避孕工具，由理发师和鸨母出售）。但当时斑疹伤寒、肠热病、霍乱、白喉、败血病、流行性感冒、天花和痢疾在几个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出现。据可能有些夸张的数字，1563年至1564年，巴塞尔一地有4000人死于瘟疫；1564年，弗莱堡25%的居民死于瘟疫；1565年，罗斯托克（Rostock）死了9000人，法兰克福死了5000人；1566年，汉诺威（Hanover）死了4000人，布兰兹维死了6000人。惊恐的公民把某些瘟疫归因于有人故意下毒。西里西亚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地区有17人因为涉嫌“放毒”而被烧死。1604年，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黑死病伤害力极大，以致竟没有足够活人来埋葬死者。这些报道显然有些夸张，但根据权威报道，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屡遭黑死病侵袭期间，米兰地区就有8.6万人丧失生命，而且“威尼斯共和国死亡人数不下50万……1630年到1631年间单单意大利北部就有100万人死于瘟疫”。新生命的诞生仅能填补死亡的大量攫取。生育因为生命的无常而痛苦倍增。2/5的儿童活不到2岁。家庭是大家庭，人口却很少。

公共卫生日渐改善，医院也增多了。医学教育渐渐采取了一种更严格的方式——没有学位仍可行医。博洛尼亚、帕多瓦、巴塞尔、莱登、巴黎等地区都有著名的医学院，招收来自西欧各地的学生。圣克托留斯（Sanctorius）曾做了30年的实验，试图把生理过程简化成量的测定。他大部分工作都是坐在桌边大秤上完成。他记下自己在吸取、放出固体和液体时体重的变化，甚至秤自己的汗液。他发现人体每天由正常排汗而放出几磅的汗水，因此断定这是代谢的必要形式。他发明了诊断用的温度计（1612年）和帮助诊断的脉搏跳动计。

治疗已由蟾蜍进展到水蛭。某些知名的医生以干蟾蜍为药方，缝入袋中，挂在胸前，以捕吸身体四周的毒气。用水蛭或杯吸法放血的人必须饮用大量的水，依据的理论是新入的液体可以形成未受感染的新血。机械医学派由笛卡儿身体过程机械化的教条而来；化学医学派源自帕拉塞尔苏斯，由海尔蒙特加以发展，认为一切生理都是化学现象。水疗法很受欢迎，治疗的水得自英国巴斯、荷兰史巴（Spa）、法国布隆比利莱茵河和意大利的十余个地方。我们曾听说蒙田试验这些水。拔地麻根（约1580年）、锑（约1603年）、吐根（1625年）和奎宁（1632年）等新药被介绍到欧洲。1618年的伦敦药典曾列出1960种药品。蒙田曾谈起少数医生用来医治病人的特殊方法：

龟的左足、蜥蜴的尿、大象的粪、鼹鼠的肝、从白鸽右翅取下的血，等等，对我们有结石的人来说……老鼠身上掉下的粉末及其他蠢物，更暗示了魔术和符咒，而不是严肃的科学。

这些珍品特别昂贵，而17世纪的人抱怨的往往是药剂师的收费，而不是医生的账单。

牙医术还是理发师的事，而且当时的牙医术只包括拔牙。这种“理发师手术”包含了几位娴熟的从业者，如安布罗西·帕雷（AmbroiséParé）、弗朗索瓦·鲁塞特（Francois Rousset），及用塑胶重造耳朵、鼻子和嘴唇的专家塔格里亚格齐（Tagliacozzi）。塔格里亚格齐被道德家指为干预上帝之手。“德国外科手术之父”威尔海姆·法布里（Wilhelm Fabry）首先建议切除患处以上的肢体。帕多瓦之乔万尼·科利（Giovanni Colle）写出了第一篇输血说明（1628年）。

每一时代的病人都抱怨医生的收费过高。喜剧家则嘲笑他的长袍、红鼻子和严肃的表情。如果我们信任喜剧家的讽刺的话，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于教师。但我们若注意伦勃朗的《解剖课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受社会尊敬的，而且可以在一幅名画上占一席之地。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像我们一样憧憬更美好的人类前程，认为这有赖于人类性格的改善，而医学是倡导这一革命最可能的途径。笛卡儿说：“即使心灵也大大取决于身体器官的脾气和性格，因此若想找出使人类变得更聪明、更能干的方法……我相信医学便是寻求的目标。”

从哥白尼到开普勒

我们把天文学留到最后，因为它的英雄们在这段时期接近尾声时才出现，并谱成了“反抗的乐章”。

强迫伽利略保持沉默的同一教会，在现代天文学的主要成就——历法的改革——方面居领导地位。约公元前46年，索西尼斯（Sosigenes）为恺撒所做的历法校正，把每年多估了11分14秒。结果到了1577年，恺撒历法比实际季节的进行慢了约12天，教会节期也偏离预定的季节。教会在克莱门特六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和利奥十世的领导下曾试图改革历法——但困难在于获取大众的认可和必要的天文知识。1576年，鲁吉·吉格里奥（Luigi Giglio）草拟的修正历被呈送给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把它提交一个由神学家、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讨论。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也曾与会，最后的定稿显然出自他的手笔。教会曾长期和王子、高级教士们磋商以谋取合作；反对者也不乏其人，而赢取东正教教会认可的努力也告失败。1582年2月24日，格列高利十三世签署敕书，确立了格列高利历法在罗马天主教区的地位。为了使旧历和天文实情相符，1582年12月少了10天，就将10月5日算作10月15日，在利息和其他商业关系的计算上也有复杂的酌减额。为了弥补恺撒历法的错误，只有能被400除尽的年份的2月才有29天。新教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改变。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和布里斯托尔两地的人民相信教皇是想要自他们手中夺取10天，因而抗议。连蒙田都因为渴望时间而抱怨：“教皇新近削减了10天，使我情绪低落，几至无法恢复。”但是新历——在3333年内无须校正——渐渐为大家接受：德国各州在1700年，英国在1752年，瑞典在1753年，俄国在1918年相继采用。

对哥白尼天文学的接受也经历了同样缓慢的过程。在意大利以假说方式呈现，比已经证明的事实更易为人研究和教导。布鲁诺为它辩护，坎帕内拉已经怀疑其他行星的居民，是否也像地球人一样自视为一切事物的目标和中心。大体说来，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家们竞相指责新系统，培根和让·博丹同样弃绝它。更令人惊奇的是，哥白尼死（1543年）后半个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拒绝他的说法。

蒂丘·布拉赫1546年生于当时丹麦的斯卡尼亚（Scania）省，现在是瑞典的最南部。他父亲是丹麦国家议会的一员，母亲是皇后的袍带女官。他富有的约根（Jorgen）叔叔膝下无子，使他的父母同意领养关系，以给他最好的教育。蒂丘13岁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根据伽桑迪的说法，他在听到一个老师讨论即将来临的日食后，便开始对天文学产生兴趣。他眼见日食如所预测的那样来临，不禁赞叹科学已具预言的力量。他买了一本托勒密的《至大论》（Almagest，又译作《天文学大成》），仔细研读，甚至荒废了其他功课，从此一直未曾舍弃2世纪时人们所持的地球中心观点。

他16岁时转入莱比锡大学，白天学习法律，晚上研究星辰。有人警告他这样的生活会导致身体和精神的崩溃。蒂丘坚持着，而且把零用钱都用来购买天文仪器。1565年，他的叔叔逝世，留给他一大笔财产。蒂丘把事情处理完毕，随即赶往维滕贝格进一步研究数学和天文，又因躲避瘟疫从那里转往罗斯托克。他在该地与人决斗，鼻子被削去一块，于是订制了一个崭新发亮的假鼻，终生戴用。他涉足占星学，而且预言庄严的苏莱曼大帝即将死亡，结果发现这位苏丹早已去世。他在德国旅行了许多地方后返回丹麦，忙着研究化学，后来因为发现卡西奥佩亚（Cassiopeia）星座一颗新星（1572年），才重回天文学的领域。他对这颗寿命短暂的星辰所做的逍遥自在的观察，及在首次出版的《德诺瓦·斯蒂拉》（De Nova Stella）一书中对有关此事的记载，使他名扬全欧。一些自视甚高的丹麦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著书立说是风头主义的一种形式，与贵族身份不相符。蒂丘娶了一个农家女为妻，更使他们狼狈。他似乎觉得对一心钻研的天文学家和装有假鼻的男人，单纯的家庭主妇毋宁是最佳的伴侣。

由于不满意哥本哈根的天文设备，他动身前往卡塞尔，因为该地有伯爵威廉四世所建的旋转屋顶天文台（1561年），有比尔吉所做的摆钟，可以空前准确地计算星辰位置和移动的时间。蒂丘怀着满腔热忱返回哥本哈根，引起腓特烈二世设立天文台的兴趣。国王将桑德海中的赫维恩（Hveen）岛赐予他，另外还有一笔丰厚的年金。利用这笔年金和自己的财产，蒂丘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堡和花园，命名为天堂城（Uraniburg）。园中有住宅区、图书馆、实验室、几座天文台及一间他自制仪器的工作室。他当时没有望远镜（望远镜还要过28年才发明出来），他的观察却引导开普勒做出划时代的发现。

在赫维恩岛的21年中，蒂丘和他的学生收集了一套资料，其广泛精确，至今无人能超越。他连续几年坚持每天记录下太阳可见的运行。他是首先承认光线折射及观察者和仪器不尽可靠的天文学家之一，所以他一再进行同一观察。他发现月球运行的轨道变化而将之简化成定律。1577年对一颗彗星的追踪，使他发现了现在世所公认的信念——彗星并非由地球大气衍生出来，而是循固定规则的轨道运行的真实天体。蒂丘出版了777颗星球的目录，并在他图书馆中的大型天体球上仔细标明，为他的生命做了最佳的注脚。

1588年，腓特烈二世驾崩。新国王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控制他的摄政们对蒂丘的骄傲、脾气和奢侈，不再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容忍，不久政府的拨款减少，1597年终于停止。蒂丘离开丹麦，以鲁道夫二世贵宾的身份定居布拉格附近的贝纳泰克（Benatek）城堡。鲁道夫向他寻求占星预言。蒂丘从赫维恩岛运来仪器和记录，登广告征求助手。这时，开普勒来到蒂丘身边（1600年），为他那难以取悦的老师断续忠诚地工作着。蒂丘希望着手把他众多的资料发展成合乎逻辑的天体理论时，突遭膀胱病的击袭。他在痛苦中熬了11天，临死（1601年）还哀叹自己不曾完成工作。葬礼演说者说他“贪图的除了时间之外没有别的”。

开普勒（1571—1630）

之后的事实证明蒂丘搬到布拉格对于科学而言是一大福音，因为开普勒就在该处继承了他的观察所得，而且由此演绎出牛顿赖以形成万有引力论的行星法则。由蒂丘到开普勒，再到牛顿，以及由哥白尼最后到伽利略和牛顿，这是现代天文学的基本师承线。

开普勒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威尔（Weil）地区，父亲是一个军官，经常外出作战。最后终于回到家中，开了一家酒店，开普勒便在店中担任侍者。这个男孩体弱多病，天花使他双手残废，也永远损害了他的视力。符登堡公爵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道家，便出钱让他受教育。在图宾根城，一个教托勒密天文学的教授米歇尔·马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私下影响开普勒转而接受哥白尼的理论。这位少年对星辰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从此不做教职生涯之想。

他得到学位后便在施蒂里亚的格拉茨担任老师，教授拉丁文、修辞学和数学，年薪150金币，每年编辑一份占星历，另有20金币的津贴。25岁时，他娶了一个丧过一夫并离过一次婚的23岁的女子。她为他带来一笔嫁妆和一个女儿。他们随后又添了6个孩子。婚后一年他便因为是新教徒而被迫离开格拉茨（1597年），施蒂里亚新的大公斐迪南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命令所有新教教职人员和教师们离开施蒂里亚。开普勒又因出版《神秘宇宙论》（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6年）和热烈提倡哥白尼学说，更冒犯了大公。他满怀希望地把抄本送给蒂丘和伽利略。经过一年潦倒穷困的生活后，蒂丘邀请他到布拉格，将他从困乏中解救出来。但蒂丘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宗教和收入方面都不如意，他妻子又得了癫痫症。后来蒂丘去世，开普勒被指定为继承人，年薪500金币。

蒂丘把记录遗赠给他，但仪器不在内。开普勒买不起最好的仪器，只好研究蒂丘的观察所得而不增加新资料。他永远不会像牛顿那样说，“我不发明假说”，相反它们充塞在他的脑中，“我的幻想源源不绝而来”。在求证假说方面他有种特殊才能演算推论的结果，一旦证明与观察现象不相符时，他便把假说暂弃一旁，这是他的智慧。为了绘制火星运行的轨道，他曾在4年内试验了70种假设。

终于（1604年）他完成了他基本的、划时代的发现——火星绕日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自柏拉图至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家（哥白尼也是其中之一）认定的圆形，只有椭圆轨道才与蒂丘和其他人所做的重复观察契合。开普勒敏捷的头脑立刻触及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形呢？他马上以观察记录来求证这一概念，两者几乎完全吻合。在一篇1609年以拉丁文写成讨论火星运行的论文《新天文学》中，他提出了“开普勒法则”的头两条：第一，每一行星都循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便是其中的焦点；第二，每一行星在近太阳时较远离太阳时移动更快，而且在行星移动中，从太阳到行星的半径在同一时间内覆盖着同样的区域。开普勒把行星速度的不同，归因于它接近太阳时所受到较大的太阳能。他从吉尔伯特引出磁力观念，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密切相关。

鲁道夫大帝逝世（1612年）后，开普勒搬到林兹（Linz），再度以教书为生。他的妻子已逝，他又娶了一个穷困的孤女。一次他为新家准备酒食，竟对测量曲线形的酒桶容量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就这个难题所写的一篇论文，促成了微积分的发现。

开普勒被行星速度与轨道大小之间的关系困惑了10年，而终于在《世界的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World，1619年）一书中提出他的第三法则：行星绕日旋转次数的平方和它与太阳平均距离的立方根成正比。开普勒为自己把行星移动简化为这样的秩序和规则颇感得意，因此他把每个行星运行速度比喻为音阶上的一个音符，断定各个行星共同运行造成“天体的和声”，然而只有太阳的“灵魂”能得听闻。开普勒把神秘主义与科学融合，再度证明了歌德宽厚的说法：个人的缺点错在其所生的时代，优点却是自己的。我们可以原谅他在《世界的和谐》序言中表现出的那份骄傲：

在此书书名中，我曾答应我的朋友们的……16年前，我力主探求的——我因此追随蒂丘·布拉赫……献出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终于做到了……太阳向我显示真面目以来还不到18个月。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我将任我神圣的怒火燃烧……如果你原谅我，我心欢喜；如果你愤怒，我也能忍受。骰子已掷下，书已写成，读这本书的是当代或后代子孙，我不在乎。很可能一个世纪后才有人读，就像上帝等了6000年才被发现一般！

在《哥白尼天文概要》（Epitome of the Copernican Astronomy）一书中，开普勒显示了自己的法则，如何就地动说（Copernican System）提出证明解释和修正。“我在灵魂深处证明它是真的，”他说，“而且满怀难以置信的、销魂的狂喜来默想它的美。”这篇论文被列入禁书范围，因为它主张哥白尼理论已被证实。身为虔诚新教徒的开普勒并未受到困扰。他曾一度享有荣华和声誉，他担任皇家天文官的薪水照发不误。远方的不列颠王詹姆士一世邀请他（1620年）去为英国朝廷增加几分光彩，但被开普勒拒绝了。他说被局限在小岛上会感到痛苦。

他也相信当时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巫术。他的母亲被控行巫。证人坚称他们的牛或者他们自己都曾因被她触摸而生病。有一个证人发誓她8岁的女儿因开普勒母亲的魔法而病倒，而且威胁如果这个“女巫”不立刻治好女孩，就将杀死她。被控的开普勒母亲否认一切罪状，但她还是被捕并用链子捆在牢房。开普勒在每个诉讼过程中都极力为她辩护。律师最后建议用酷刑逼供，她被带到酷刑室，有人向她展示上刑的刑具。她仍然坚称自己的清白。经过13个月的牢狱生活，她终于被释，但不久就去世了（1622年）。

这个悲剧及正在蔓延的战争的冲击，使开普勒的晚年呈现一片灰暗。1620年，林兹被帝国军队占据，居民濒临饥饿边缘。他在一切动乱中继续把布拉赫等人及自己的观察有系统地列入鲁道夫表中（1627年），其中列出并标明了1005颗星辰，被视为标准的星辰表达一个世纪之久。1626年，他迁至乌耳木，由于皇家薪水一再拖欠，经济极为拮据。他向华伦斯坦申请占星家的职位，终获聘用。在以后的几年，他追随这位将军，为他推算天宫图并出版《占星年鉴》。1630年，他前往累根斯堡向议会争取拖欠的薪水。这项努力耗尽了他最后的体力，他感染了热病，几天后就去世了（1630年11月5日），时年59岁。他坟墓的遗迹完全被战争扫平。

在天文史上，他是介于哥白尼与牛顿之间的桥梁。他比哥白尼更进一步，以椭圆轨道代替圆形，舍弃离心圆和圆外弧形运转之说，又认为太阳不是圆心而是圆的焦点。他的这些修正，澄清了地动说许多疑难费解之处，而那些疑点险些证明蒂丘·布拉赫舍弃哥白尼系统的合理。太阳中心论由于他而赢得迅速广泛的承认。他把聪明的臆测转换成精密数学推演构成的假说。他的行星法则，引导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产生。他一方面继续坚持强烈而不灭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又揭示宇宙是一个法则的结构、是秩序的世界，同样的法则统治着地球和星辰。“我的愿望，”他说，“是看到无所不在的上帝能和我心中的上帝合而为一。”

伽利略（1564—1642）

·物理学家

伽利略·加利莱（Galileo Galilei）在米开朗基罗逝世那天（1564年2月18日）生于比萨（与莎士比亚同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学养的佛罗伦萨人，曾教他希腊文、拉丁文、数学和音乐。伽利略与音乐家蒙特威尔第（1567—1643年）并非仅生于同一时代而已：音乐也是他长年的安慰之一，尤其瞎眼之后的晚年更是如此；他风琴弹得众口称赞，琵琶也弹得不错。他喜欢绘画，有时甚至遗憾自己没有成为艺术家。在他年轻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焰仍然炽燃着，激励人们趋于全能。他哀叹自己不能设计庙宇、刻制雕像、绘画、写诗、作曲、指挥船舰，他渴望做这一切。我们默想他时，会觉得他所缺的只是时间而已。这样的人，遇到不同的偶发事件，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伟人。不知是由于天性还是环境，他在少年时代即倾向制造和玩弄机器。

17岁时，他被送到比萨大学攻读医药和哲学。一年后做了第一项科学发现——钟摆的摆动，无论幅度大小，所费的时间都是相等的。他可以由调整摆臂的长短减缓或加速摆动率，直到与脉搏一致为止。他使用这种“脉搏计”正确测出自己的心跳。

大约此时，他接触了欧几里得。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听到一个家庭老师教导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侍从几何学。他认为数学逻辑远优于他在教室中学到的经院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便研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Elements），暗中追随这位老师对公爵侍从所教的课程。这位教师对他很感兴趣，便私下教他。1585年，伽利略没得到学位就离开了比萨大学，迁往佛罗伦萨，在这位教师的指导下，热心钻研数学和机械。一年后他发明了液体静力天平，可以测出合金中各种金属的相对重量，又以一篇讨论固体重心的论文得到耶稣会教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的赞扬。此时，他的父亲财产耗尽，伽利略不得不自己赚钱谋生。他申请比萨、佛罗伦萨和帕多瓦等大学的教师职位，因为年纪太轻而遭拒绝。1589年，他与一个朋友计划到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寻求财富时，得知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出缺。伽利略带着无望的心情前去申请，他当时只有25岁。他得到了3年的聘约，年薪60银币。这样的待遇不足以使他温饱，却可以显示出他的勇气。

他的确够勇敢，因为他立刻从教授席位上就亚里士多德的物理观点展开论战。根据希腊人的说法，“一块金、铝或者任何有重量的物体，其下坠动作的速度与其大小成正比”。卢克莱修和达·芬奇也曾发表同样的观点。古代的希帕恰斯（公元前130年）就曾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的重量导致其下坠”的意见表示怀疑，约翰尼斯·菲罗波努斯（Joannes Philoponus，533年）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时，认为两个物体，若一物重量为另一物的2倍，则其下坠时间的差别“根本不存在或看不出来”。此处有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著名故事，它首先出现于伽利略的朋友维琴佐·维维亚尼（Vincenzo Viviani）在1654年（伽利略死后12年）为他写的一本早期传记中，声称是依照伽利略的亲口叙述：

使所有哲学家惊慌的是，很多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都被他（伽利略）用实验和可靠的论证推翻了……其中一条是等质不等重的物体穿过同样的媒介物移动，其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与重量成正比，而是相等。他在其他教师、哲学家及学生面前一再从比萨斜塔（Campanile of Pisa）顶部重复实验……他维护教授席位的尊严……赢得了声名，以致许多诡辩家和他的对手们都因嫉妒而反对他。

在伽利略现存的作品中，他自己从未提过“比萨实验”，另外两个同时代的人也未曾提过他的实验。维维亚尼的故事被德国和美国的某些学者视为传奇而不予采信。有关比萨哲学家们的愤恨的传说也不甚可靠。1592年夏，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也许因为他获得了更高薪的职位。9月，就职帕多瓦大学，教几何、机械和天文，并把他的家变成实验室，邀学生和朋友前来。他不愿结婚，却有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

现在他从事研究和实验，直到晚年才将它们集成一本关于静力和动力学的《两项新科学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他肯定物质不灭。他确立杠杆和滑轮原理，并显示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他做了很多斜面实验，并坚称，自一斜面滚下的物体，若不受摩擦力或其他阻力，就会在一类似斜面上升高到它下落的高度。他并断言惯性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律）——运动体会无限制地继续以同一直线和速率前进，除非受到外力的干涉。他证明水平方向推进的抛射体会成抛物线下降，那是冲力和地心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把音乐的音调简化成空气的波长，并显示音符的高低视其弦线在一特定时间内振动次数而定。他认为音符的振动若循韵律规则，听起来就显得一致而和谐。物质的属性中，下列各项是可以以数学方法来定义——扩张性、位置、动作、密度，等等，其余属性——声音、味道、气味、颜色，等等——“只存在于意识中；如果活的生命被除去，则这些特质都会被扫除殆尽。”他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次要属性”能够及时被分析成数学可测量、运动可描述的主要物理特质。

这些都是基本而有收获的贡献。它们却因为工具不足而受到阻碍，如伽利略低估了物体和抛射体下落时的空气阻力。但是自阿基米德以来，没有任何人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能够比得上他。

·天文学家

在他停留帕多瓦后期，他逐渐把更多时间花在天文方面。在一封写给开普勒（比他年轻7岁）的信中（1596年），他感谢开普勒的《神秘宇宙论》，他写道：

我很高兴在研究真理的过程中能得到像你这样伟大的盟友……我将非常愿意拜读你的作品……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是哥白尼观点的支持者，也因为它向我揭示了很多自然现象的成因，那是一般为大众接受的学说全然无法解释的。为反驳后者，我收集了很多证据，但未加以出版，因为我被哥白尼的命运吓阻了，他虽在少数人中间拥有了不朽的名声，却被无数人讥笑和责难（因为愚人的数目是很大的）。如果世上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就敢出版我的推想了。

1604年，他在比萨的一篇演说中公开表示他对哥白尼的信仰。1609年，他制成了第一架望远镜，而且在8月21日展示给威尼斯官员。他记述道：

很多贵族和元老，虽然年纪都相当大，还是不止一次登上威尼斯最高的教堂（圣马可教堂）的顶端来看船只……两个钟头前没有我的望远镜，它们显得好远……因为我这个仪器能使50里外的东西看起来像只有5里远一般……元老院知道我在帕多瓦17年来服务的情形……下令聘我为终生教授。

伽利略把望远镜改良到能将物体放大1000倍。将此镜转向天空，他惊讶地发现一个新的星辰世界，比以往目录所列的多出10倍。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群星座，其中包含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星星。昴宿星团有36颗星而不是7颗，猎户星座有80颗星而非37颗，银河看起来不再是模糊的一团，而是大大小小的星群。月亮表面不再是平滑的，而有着山与谷的刻痕，此外它未受太阳照耀那一半的模糊光辉是地球反射阳光的结果。1610年1月，伽利略发现9个“月亮”中的4个，或者说是“卫星”，他写道：“这些新星围绕着另一个非常大的星球运转，就像水星和金星或其他已知的行星绕太阳运行一般。”7月，他发现土星环，却误认为是3颗星星。哥白尼的批评者争论说，金星若环绕太阳运转，便应像月亮一般显出盈亏——改变光辉和表面形状。他们坚持没有这种改变的征兆。但那年12月，伽利略的望远镜显露了这种盈亏，他相信只有行星环绕太阳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说来难以置信，伽利略确曾在一封写给开普勒的信中描述帕多瓦教授们拒绝认可他的发现，甚至拒绝用他的望远镜看天空。伽利略对帕多瓦大学厌倦了，向往佛罗伦萨的更好的学术气氛（该城已由艺术转向科学）。伽利略便把土星的卫星称为西德拉·美第奇，以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二世命名。1610年3月，他献给科西莫二世一篇拉丁论文《天文现状》（“Sidereus Nuncius”），总结他的天文发现。5月写了一封信给公爵的秘书，充满1482年达·芬奇写给米兰公爵信中的热情和骄傲。他列出自己正在研究的主题，及他希望写那几本书来阐述其结果，而且想知道他的主人能否给他一份聘约，使他能花较少的时间在教书上，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科西莫在6月任命他为“比萨大学第一数学家，大公爵的第一数学家与哲学家”，年薪1000金币，没有教书的义务。9月，伽利略迁往佛罗伦萨，未带情妇同往。

他坚持要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头衔，因为他希望同时影响哲学和科学。他和拉莫斯、布鲁诺、泰莱西奥等人感觉的及培根在同一个时代主张的一样，认为哲学（据他了解哲学是对自然各个方面的研究和诠释）已在亚里士多德膝上睡着了，而且现在已到了逃避那40本希腊巨册，用较宽的范畴、开放的心灵和眼睛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了。也许他由于太过自信而未曾思考。“为了向我的反对者证明我的结论，我不得不用各种实验来证明它们，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从不认为很多实验是必需的。”

他具有改革家的傲气和斗志，虽然有时说话也很谦虚——“我从未见过一个无知到令我一无可学的人。”他是一个热情的辩论家，善于以一句话刺中敌人要害，或用炽燃的义愤来烘烤他。他在耶稣会士安东尼·罗科（Antonio Rocco）写的一本维护托勒密天文的书的边缘写道：“无知的人、笨象、傻瓜、蠢人……宦官。”

但那是耶稣会士联合指责他以后的事。他与宗教裁判所起冲突之前，在耶稣会原有很多朋友。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曾以自己的观察证实伽利略的观察。另一位耶稣会士赞美伽利略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由贝拉尔米内主教任命来检查伽利略新发现的耶稣会学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任何一方面都对他有利。1611年，他前往罗马，耶稣会士曾在他们的罗马长者会中接待他。“我与耶稣会神父们住在一起，”他写道，“他们已确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续观察了两个月。我们比较笔记，我发现他们的观察与我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会显要的欢迎，教皇保罗五世还向他表达永不改变的善意。

4月，他向罗马高级教士和科学家展示他观察的结果，揭露了太阳上的黑点，他将之解释为云朵。很明显，约翰尼斯·法布里丘斯（Johannes Fabricius）并不认识伽利略，他曾在他的《太阳黑子》（De Maculis Solis，维滕贝格，1611年）文中宣布他们的发现，而且比伽利略先做结论——认为黑点的周期性表示太阳的转动。1615年，耶稣会数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沙因纳写给奥格斯堡市长马库斯·威尔泽（Markus Welser）3封信，声称他已在1611年4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接到从威尔泽转来沙因纳信件的抄本。他在1613年由林西安学院在罗马出版的《太阳黑子的三封信》展开讨论。他宣称他在1610年就观察到这些黑点，而且曾指给帕多瓦的朋友看。为了争论谁最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和耶稣会的友谊冷淡下来。

伽利略相信他的发现只能以哥白尼的理论解释，便开始视这个理论为已经被证实的理论。耶稣会天文家不反对把它当作假说。沙因纳将他对哥白尼观点的异议送交伽利略，还附了一封和解信。“如果你希望进一步反驳，”他写道，“我们绝不会生气，相反我们会很高兴审查你的论点，希望这些能有助于真理的阐明。”很多神学家认为哥白尼天文学显然与《圣经》不能两立，如果此论流传，《圣经》便会失去权威，而基督教本身也会受害。如果这个地球现在失去它的首要地位和尊严，在比它大许多倍的行星及无数星辰中游离，那么上帝选择地球为人类居所的基督教基本信仰，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审判

伽利略对这个问题毫不妥协。“既然《圣经》，”他写信给卡斯泰利（Castelli）神父（1613年12月21日），“需要一种与字义不同的解释（提到上帝的愤怒、憎恨、懊悔、手和足之时），依我看来，它在数学争论方面的权威似乎不能成立……我相信我们由仔细观察或有力证明演绎得来的自然过程，不能以《圣经》中的某一章节加以反驳。”贝拉尔米内主教大吃一惊。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给伽利略一份率直的告诫。“我觉得，”他写信给这位天文学家的学生福斯卡里尼（Foscarini），“你和伽利略最好听从劝告，不要用绝对的措辞‘如断言新天文学已经证实’，应该用假设。我相信哥白尼自己也是如此。”

1614年12月21日，一位多米尼克教派的传教士卡奇尼（Tommaso Caccini）用《圣经》中一句杰出的双关语“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作为题目，开始了他的攻击，而且进一步表示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有无法解决的冲突。其他人也向宗教裁判所抱怨。1615年3月20日，卡奇尼在圣会席前正式控告伽利略。蒙西格诺·迪尼（Monsignor Dini）写信给伽利略说，如果他肯在出版物中插入几个句子，宣称哥白尼的观点只是假说，他就不会受到骚扰，但伽利略拒绝他所谓的“缓和”哥白尼学说的建议。他在1615年公开的一封致托斯卡纳大公爵信中，写得非常清楚：“至于宇宙各部的安排，我坚持太阳是静立在天体旋转的中心，而地球依轴心自转，而且绕太阳公转。”他继续更大胆的说法：

自然……是无法改变而且不变的。她从不违犯她应循的法则，也不在乎她深奥的道理和作用的方法是否为人们了解。因此一切感觉经验呈现于我们眼前，经过必然的证明合乎自然法则的现象，都不该根据《圣经》章句而加以怀疑（当然更不该加以判决），因为《圣经》章句可能在字表之下另有他义。

然而，他答应顺从教会：

我宣布（而且将以我的诚意证明）我不但自愿屈服，并放弃自己因为对宗教实质无知而执的任何错误观点，而且我也不希望为这些内容与任何人争辩……我的目的只有一点：在考虑一个远非我本行的题目时，我不免会犯很多错误，如果在百般误谬中有任何一点可以帮助神圣教会对哥白尼既无心也不想假装我曾从中得到任何不虔诚、反天主教的成果。

但他又说：“我不以为我必须相信，那同一个赋予我们感觉、理性和智慧的上帝，会有心要我们抛弃这些天赋。”

1615年12月3日，他自愿前往罗马，带着大公爵写给罗马教廷教长们和佛罗伦萨大使的友谊信。他在罗马想改变个别教职人员的想法，一有机会就提倡哥白尼学说。不久罗马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星辰。1616年2月26日，宗教裁判所指示贝拉尔米内主教“召唤伽利略前来，劝告他放弃这一说法，如果遭到拒绝……就在公证人和证人面前向他宣布一个命令，全面禁止他教授、辩护甚至讨论该理论。如果他仍不停止，就将他监禁起来”。伽利略当天就出现在贝拉尔米内主教面前，而且宣布服从命令。3月5日，教会公布了其历史性的布告：

太阳静立在宇宙中心的观点是愚蠢的，就哲学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是异端邪说，因为它与《圣经》矛盾。地球非宇宙中心甚至每天自转的观念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至少是一个谬误的信仰。

同一天，禁书目录会禁止出版或阅读任何提倡这项被禁学理的书籍，至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教会禁止该书在“改正以前”使用。1620年，教会许可天主教徒阅读该书的新版本，其中9个表示此论为事实的句子，已被删去。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隐居在他的别墅贝罗斯古阿多（Bellosguardo）中潜心研究，直到1622年均未再置身此项争论中。1619年，他的门徒马里奥·圭杜奇（Mario Guiducci）发表一篇论文，具体表现伽利略所称彗星为地球大气发射物的理论，并猛烈抨击耶稣会士奥拉齐奥·格拉西（Orazio Grassi）的观点。这位发怒的神父便用假名发表文章攻击伽利略和他的门徒。1622年，伽利略把《尝试者》（The Assayer）的稿本送给罗马的切萨里尼（Monsignor Cesarini），文中向格拉西提出答辩，而且否决科学中除观察、理性与实验外的一切权威。在作者的同意下，林西安学会缓和了几段文字，以这样的形式，乌尔班八世接受此书的奉献，而且准许它出版（1623年10月）。那是伽利略最杰出的一篇文章，是意大利散文和辩论技巧的杰作。据说教皇十分欣赏，耶稣会教士则大感不安。

受到如此的鼓励，伽利略再度动身前往罗马（1624年4月1日），希望使新教皇接受哥白尼的观点。乌尔班热情地接待他，与他长谈了6次，送给他许多礼物，倾听哥白尼的论点，但不肯解除宗教裁判所的禁令。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因乌尔班给大公爵的宣言而略感安慰，“长久以来我对这个伟大的人怀有一种慈父的爱心，他的声名在天上闪耀，而且进军尘世。”1626年，他的学生卡斯泰利被任命为教皇的数学家。另一个学生尼科罗·里卡尔迪（Niccolo Riccardi）神父担任印刷馆检察长，伽利略大为振奋。他赶忙完成他的主要作品，主要内容是阐释哥白尼和反哥白尼学说。5月，他带着手稿来罗马，给教皇过目，并得到教会的出版许可，条件是要他以假说的方式处理他的题材。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把这本书加以校订，并冠以“GG对话录……在4天会期中，从双方观点讨论的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两大世界系统，以未定方式提出其哲学与自然论点”的长标题将之出版。

不是为了这本书的前言和结语，伽利略不会有这么多痛苦和名声。序言《致聪明的读者》中说道：

几年前罗马出版了一道有益的诏令，它为了防止我们现代的危险倾向，很合理地禁止讨论毕达哥拉斯的地动说。对此有人曾大胆断言，这道训令不是源自明智的调查，而是受一种盲目的热情的驱使。也有人抱怨说，对天文观察完全外行的顾问们，不该以轻率的禁令来剪断沉思智慧的羽翼。

这不啻告诉读者，对话形式只是躲避宗教裁判所的障眼法，对话中的两个人物萨尔维亚蒂和萨格雷多——伽利略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维护哥白尼系统，第三位人物西姆普利齐奥（Simplicio）摒弃它，但用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诡辩法。作品接近尾声时，伽利略借西姆普利齐奥之口，几乎逐字地道出一段乌尔班八世坚持要加上的陈述：“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一切事物对他而言都是可能的。如引用潮汐为地球自转公转的必然证明，则将有损上帝的全知全能。”萨尔维亚蒂讽刺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欣赏的、天使般的论据。”

耶稣会士因其中几位在《对话》中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被称为“自负而愚蠢”，向教皇指出他的话是由书中一个傻子型的人物口中说出的。乌尔班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这部作品。委员会报告说，伽利略并未把哥白尼系统当作假说，而是当作事实，他以聪明的诡论赢得许可。耶稣会教士还颇有远见地加了一句：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对教会比路德和加尔文的异端更具危险性。1632年8月，宗教裁判所禁止《对话》继续出售，而且下令没收存余的书册。9月23日，宗教裁判所召唤伽利略到罗马委员会，他的朋友们以他68岁高龄和身体虚弱为理由向裁判所陈情，但没有结果。他的女儿此时已是虔诚的修女，寄来感人的信件，要求他顺服教会。大公爵劝他服从，并供应他大双轿椅，而且安排他住在佛罗伦萨大使家中。伽利略于1633年2月13日抵达罗马。

宗教裁判所两个月后才召他前往（4月12日）。他被控违反服从1616年2月26日禁令的诺言，裁判所劝他认罪。他拒绝了，并抗议说他只把哥白尼的观点以假说的形式呈现。他在宗教裁判所被囚禁至4月30日，终于病倒。他未曾受苦刑，但很可能有人以此威吓他。他第二次出现于委员会前，便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叙述在此书中赞成哥白尼而非反对他，而且自愿在《对话》补遗中纠正这一点。他获准回返大使家中。5月10日再度受审，他建议苦修赎罪，而且请求廷上体恤他的年龄和病体。在第四次审讯（6月21日）中，他肯定自1616年诏令后“所有的疑虑都从我心中消逝，我相信，而且现在仍相信，托勒密观点——地球是静止的，太阳移动——绝对正确、无可抗争”。宗教裁判所还击说，伽利略的《对话》明明表示他接受哥白尼。伽利略则坚持自己在1616年后就反对哥白尼。教皇密切注意审讯，但从未亲自参加。伽利略希望乌尔班八世能助一臂之力，教皇拒绝干涉。6月22日，宗教裁判所宣判他的罪名为异端和不服从。如果他宣誓放弃哥白尼学说，就答应赦免他。他被判“监禁在圣所监狱中，时间由我们决定”，而且以后3年中每天念7首忏悔诗表示赎罪。他被迫下跪，驳斥哥白尼理论，而且说：

我以诚挚的心和无伪的信仰弃绝、诅咒、憎恨那些误谬和异端，及每一个违反神圣教会的误谬和异端，我发誓未来绝不说任何可能为我招来同样嫌疑的话。我若知道任何异端者和有异端嫌疑的人，我必向圣所指控……上帝帮助我及我手触的神圣《福音书》。

这项宣判由7个主教签订，却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据闻，伽利略一离开审讯室，就愤愤呢喃道：“但地球的确是动的！”他在宗教裁判所监狱待了3天后，教皇下令准他前往罗马特里尼塔·蒙蒂（Trinita dei Monti）的大公爵别墅。一周后，被移到他以前的学生阿斯卡尼奥·皮科洛米尼大主教（Ascanio Piccolomini）的锡耶纳宫中舒适的房间。1633年12月，他获准搬到自己在佛罗伦萨附近阿塞特里（Arcetri）的别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仍是囚犯，也不得走出他自己的土地外，但他可以自由地追求学问、教授学生、写书、接见访客——1638年弥尔顿曾来此地。他当修女的女儿前来与他同住，而且代他接受念经赎罪的惩罚。

·创始者

现在他显然已成为破碎的人了，那自视为人类信仰、希望和道德保护者的教会已击败了他，羞辱了他。在足以动摇年轻勇士心灵与意志的月复一月的监禁、日复一日的审讯中，以一个记忆中仍留存着33年前布鲁诺被烧死景象的老人来说，他弃绝真理实在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并未真正被击败，他的书以12种译本流传全欧，也并未被正式收回。

他在锡耶纳和阿塞特里两地把自己的物理研究总结为另一部巨著《有关两种新科学的对话》，慰藉自己的悲哀。意大利印刷馆因他被判罪而拒绝替他印行，他便秘密与外国印刷商协议，埃泽维尔商行终于在1638年在莱登出版该书，学术界认为此书把机械科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该书出版后，他继续准备增订《对话》，研究冲击机械，为牛顿第二运动律绘出了轮廓。“在他生命即将终了之时，”他的第一位传记家说，“虽然身体受了许多苦痛折磨，他的心灵不屈不挠地专注于机械和数学问题。”1637年，在他视力即将损坏之前，他宣布最后一项天文发现——月亮的天平动，就是月亮常向地球那一面的运行的改变。1641年，在他死前数月，他曾对他的儿子解释制造钟摆的计划。

苏斯特曼在阿塞特里为他绘制的画像（现存比蒂画廊）是天才的化身：宽阔的前额，好斗的双唇，搜索的鼻子，锐利的眼睛，这是历史上最高贵的脸庞之一。也许因为过度劳累，他的双眼在1638年失去视力，亚当以来没有任何人曾看得像他一样多，他常以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他说：“曾被我扩展1000倍的宇宙，现在又缩回我自己身体的狭窄范围中。上帝喜欢这样，我也就必须喜欢它。”1639年，他深受失眠和百种病痛的缠绕，宗教裁判所终于准他在严密监视下到佛罗伦萨看医生和望弥撒。他回到阿塞特里，向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口述并弹奏琵琶，后来他连听力也失去了。1642年1月8日，他死在学生的怀抱中，时年约78岁。

格劳秀斯称他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心灵”。他当然也有智慧和性格方面的缺陷，他的缺点——骄傲、坏脾气、虚荣——是他的恒心、勇气和创造性的瑕疵或代价。他并不承认开普勒的行星轨道计算有何重要性，他不大相信同时代的作品，他几乎不知道他的很多机械发现是前人已做过的——有些是另一位佛罗伦萨人达·芬奇所做。使他受罚的很多观点与现代天文学家所持的并不完全相符。他像大多数殉道者一样为犯错的权利而受苦。但他感觉自己使动力学成为成熟的科学，感觉自己空前揭露了惊人巨大的宇宙，拓宽了人类心灵和眼界，这是不错的。他与开普勒共同承认哥白尼，也与牛顿共同展示了天空法则。而且如同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之子，他写出了当时最好的意大利散文。

他的影响遍及欧洲。他的被控提高了科学在北部各国的地位，却暂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受阻。宗教裁判所并未毁灭意大利科学：托里切利、卡西尼、波雷利、雷迪、马尔皮吉、莫加格尼把“火炬”传给伏特、加尔瓦尼和马可尼。意大利哲学家记取伽利略留下的教训，避免科学和哲学牵连在一起。在布鲁诺被焚和笛卡儿被伽利略命运恫吓之后，欧洲哲学便为基督教垄断。

1835年，教会把伽利略作品撤出禁书目录。这个颓丧的、被击败的人终于胜过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机构。

第七章　哲学的再生（1564—1648）

怀疑论者

在民族国家、经济力、政党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冲突下，现代欧洲历史的主要戏剧逐渐成形：一个伟大宗教面临科学、宗教意识、享乐主义、哲学的包围和腐蚀而为生命奋斗的过程。基督教正面临死亡吗？难道这个给予西方文明道德、勇气和艺术的宗教正因为知识的传播，天文、地理和历史范围的拓宽，历史和灵魂中罪恶的觉醒，来生信念的衰微及不再信任这个世界仁慈的指导等原因而逐渐没落？如果这样，那便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因为文明的灵魂是它的宗教，而它是随信仰俱亡的。对布鲁诺和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帕斯卡和贝尔、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伏尔泰和大卫·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而言，信仰已不再是天主教与新教对立的问题，而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古代教条最珍贵的基本法则发生怀疑与否定的问题。欧洲思想家——欧洲心灵的先锋——不再讨论教皇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许多因素造成信仰的丧失。个人判断的原则被天主教教会指责为教规和道德混乱的根源，却为几乎所有新教教体公布、认可然后才加以指责。此时，它已不知不觉破坏了信仰的城堡。渐增的教派就像过多的子孙一样互相争战，揭露彼此的弱点，使信仰裸呈在理性主义者的狂风中。他们在战役中纷纷引用《圣经》和理性来支持自己。《圣经》的研究使人民对其意义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理性的呼吁结束了“信仰时代”。新教改革的成就远超过它原有的期望。对《圣经》的批判和攻击尤其损坏了一个自身即建立在神赋《圣经》之上的新教主义。社会秩序和人类安全的改善降低了恐惧与残酷。人类觉得有必要与上帝重新建立一种更友善的关系，而不是如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罗耀拉和加尔文之间一般。地狱和宿命论已不足取信，新道德使旧神学自惭形秽。财富和快乐增长造成的享乐式生活正寻求一种哲学加以辩护。宗教在宗教战争中只是一桩意外。对异教伦理与哲学，亚洲教派与仪式的知识渐增，也导致其与基督教之间令人不安的比较产生。我们不是曾听见伊拉斯谟对“圣者苏格拉底”祈祷，也看见蒙田把宗教教规贬抑为地理之起伏和战争的仲裁吗？科学的成长揭示了各种“自然法则”的作用——如彗星的轨道——那便是以往信仰视为“天命”的东西。知识阶级很难相信奇迹，文盲却以神迹为荣。而在人类喜爱的神话中，这个上帝曾降临过的地球——难道就如哥白尼和伽利略暗示的那样只是大宇宙中的一个泡沫，一瞬间而已吗？对于《创世记》中那嫉妒的、报复的神来说，这宇宙毋宁太大了，大得无法测量。既然上下一天要变换两次位置，天堂又到哪里去了？

最温和的怀疑论者是唯一神教派，他们在意大利、波兰、瑞士、荷兰和英国提出对基督神圣性的怀疑。当时已有一些泛神论者声称信仰一个大体上与自然合一的上帝，摒弃基督的神性，而且希望使基督教成为伦理学而不是教条。他们是分散而谨慎的，除了当他们有足够的地位来吓倒行刑吏外，如切伯里的哈柏特爵士。1648年，自然神论声势渐盛，德国的“享乐主义者”则比较大胆，他们嘲笑“最后的审判”，因为它迟迟不来，也嘲笑地狱，说它可能终究不那么可怕，因为所有最快活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这种人在法国被称为“esprits forts”（顽强头脑），他们不羁的作风使原意为“自由思想家”的法国文字有了新的意思。1581年，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写了一本900页的书《基督教的真理与无神论者》。1623年，耶稣会士弗朗索瓦·加拉西（Franoc Qis Garasse）出版了1000多页的4开本，指责那些享乐主义者“只是形式上信仰上帝，或把上帝当作国家箴言”，而且只接受自然和命运。同年，梅赛纳估计巴黎的“无神论者”约有5000人，但那个词在当时用得太广泛了，可能他指的是自然神论者。1625年，加百利·纳德（Gabriel Naudé）解释上帝显神迹对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和摩西启示的律法，只是人们捏造以促进社会秩序的寓言，而西拜德（Thebaid）教士制造他们大战魔鬼的故事是为了提高声誉，并榨取轻信的群众的钱财。黎塞留的秘书及后来做了路易十四的老师的弗朗索瓦·瓦耶尔（Franc Qis Vayer）在1633年出版了他的《奥拉西对话录》（Dialogues of Orasius Tabero），宣讲一般的怀疑论：“我们的知识是愚蠢，我们确定的事实纯属子虚，我们整个世界是……永恒的喜剧。”他是在那许多绝对可靠的教条还未出现之前就已失去信仰的人之一。“在那些数不清的宗教中，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而指责其他人。”虽然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却在78岁结婚，84岁寿终正寝。他就像典型的怀疑论者一般，与教会保持和平。

大部分法国的怀疑论都是蒙田思想消极的回响。这些回响在蒙田的好友皮埃尔·沙朗身上化为一股积极而具建设性的力量。他是波尔多地区的一个教士，曾为蒙田举行葬礼并继承了他的图书馆。沙朗三册描写智慧的《谈智者》（Traite de la Sagesse，1601年）一书，被视为是蒙田思想的系统化。其实不止于此，它更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著作，固然受到蒙田《散文》很深的影响，却表现出沙朗严肃而恭谨的个性。他说，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因此也与感官一样免不了有诸多错误和限制。真理非人所能及。愚人辩称真理可以由普遍的同意而得到证明，沙朗则相信大家的意见是无知的，他们只是盲目地追随，而我们对被大家普遍相信的事，尤应持怀疑态度。灵魂是大脑神秘的、无休止的、探索的活动，而且显然与肉体俱亡。宗教由无法证明的神秘和荒谬构成，而且也难辞野蛮的牺牲与不宽容的残酷行为之咎。如果（正如伏尔泰后来重复说的）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智慧的爱好者与践行者，宗教根本就不需要，而社会也可以依靠独立神学之外的自然伦理而生存。“我宁可要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而有德行的人。”但考虑到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与无知，宗教还是维持道德与秩序的必要方法。结果沙朗接受了基督教的一切基本法则，甚至包括天使和奇迹。他劝告他的圣人遵循一切教会规定的宗教仪式，碰巧这也就是他所属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永不会成为异端。

虽然有这些正统的结论，当时一位耶稣会教士仍把他与最邪恶、最危险的无神论者并列。沙朗62岁因中风而突然暴毙时（1603年），虔诚的信徒还说那是上帝对他不忠的惩罚。他死前不久准备出第二版，书中较为大胆的段落都已删改，而且向他的教士保证他所谓的“自然”便是“上帝”，他的书仍名列禁书之林。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远比蒙田的《散文》受欢迎，1601年至1672年，《谈智者》在法国出了35版，沙朗在18世纪也比他的老师更具影响力。但是在17世纪受欢迎的、格式工整的说明文，到了19世纪似乎成为枯燥、学究气很重的教训文章，在蒙田重新被发现的光辉和欢乐气氛中，沙朗消失了踪影。

布鲁诺（1548—1600）

哥白尼扩大了这个世界。现在谁来扩大上帝，而且重新怀想一个能主宰那无数沉静星群的神祇？布鲁诺做了这个尝试。

他生于诺拉，该地在那不勒斯以东16里。受洗名为菲利波（Filippo），17岁进入那不勒斯的多米尼克修院，改名为乔达诺（Giordano）。他在该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其丰富的藏书不仅有神学作品，也包含希腊、拉丁古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甚至还有阿拉伯和希伯来书籍的拉丁译本。诗人的天性使他很快接受了异教的神话，那些神话在基督教神学枯萎后仍然长居他的心田。他沉迷在德谟克利特首创、伊壁鸠鲁继承、卢克莱修发扬光大的原子论中。他阅读伊斯兰教思想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及犹太哲学家阿维斯布隆（Avicebrón）的作品。希伯来神秘主义的某些特质流入他的心田，与普西多·狄奥尼索斯（Pseudo Dionysius）和泰莱西奥统一自然与上帝矛盾的概念混合。他也醉心于尼古拉斯所持的宇宙无限、没有中心和边缘，由一个单一的灵魂赋予生命的观点。他仰慕帕拉塞尔苏斯叛逆性的医药神秘主义、雷蒙·吕里的神秘象征主义和记忆法及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的玄奥哲学。所有这些影响塑造了他，促使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圣托马斯·阿奎那。但他身在多米尼克修道院，而阿奎那则是多米尼克教派知识的导师。

不可避免地，这位年轻的教士常以异议、问题及理论困扰他的院长。而且，性欲也在他血液中汹涌。他后来承认，即使高加索山所有的白雪都不能平息他的烈焰。在性觉醒与智慧觉醒之间实在有着微妙的关系。他在1572年正式接受了神父的职位，疑惑仍暗地里激扰着他。上帝怎么能是三位一体？无论是用什么公式，神父怎能把面包和酒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他在授圣职之后，曾两度被院长们指责。1576年，历经11年教士生涯的他逃出了修院，一度藏身罗马。他抛掉他的教袍，恢复受洗的名字，在热那亚附近诺里（Noli）的一所男校担任教师，寻求安全和个人自由。

就这样，16年的流浪生涯开始了，他的心灵也随着身体的不息而摆动。他在诺里待了4个月就转往沙弗纳，然后到都灵、威尼斯和帕多瓦。为了取得修道院的款待，他再度穿上多米尼克教士的衣服。然后他又到布雷西亚，到贝加莫，再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尚贝里，该地的一座多米尼克教派修院供给他食住，然后到里昂，又到日内瓦。日内瓦是加尔文教派的堡垒，他又脱下了教袍。他享受了两个月并不适意的安静，以改稿和书写证明文件维持生活。这些书稿中包括他自己写的一篇批评一位加尔文神学家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的文章。布鲁诺指出那篇演讲中的20个错误。出版评论的人遭到逮捕和罚款，布鲁诺也被召往宗教法庭接受审判。他认错并被宽宥。但他很失望自己在逃出一个检查制度后，又落入另一个制度中，于是便离开日内瓦，回到里昂，然后转到图鲁兹。该地由于天主教徒和法国新教徒的对立，及信仰并未大改的犹太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曾施行了短暂的容忍政策。也许就在布鲁诺停留期间（1581年），弗朗索瓦·桑切斯（Franc Qis Sanchez）在图鲁兹出版了他的怀疑论作品《谈到正确的高贵知识人类一无所知》（Quodnihil Scitur）。有18个月的时间，布鲁诺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希望得到更大的声名——他前往巴黎。

他不但成为有名的哲学家，也以记忆力好而闻名。亨利三世召请他前来，向他讨教良好记忆的秘诀。国王对他的授课十分满意，指派他为法国大学（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布鲁诺度过了两年平静的时光，但1582年他出版了一篇喜剧《执火炬的人》（The Torchbearer），猛烈讥讽教士、教授、腐儒。此剧的开场白：

在纷乱中，你会看见小偷的攫取、数不清的欺诈、流氓的计划，还有美味的作呕物、苦涩的甜食、愚蠢的决定、错误的信仰及残缺的希望、吝啬鬼的慈悲……阳刚的女人，阴柔的男人……及到处存在的拜金主义。因此生出四日热、精神癌、轻松的思想、主宰的谬误……进步的知识、有成果的行动、有目的的勤勉。总而言之，你在全剧中找不出可靠的事物……一点点美，完全没有善良。

他在剧本中签名为“诺拉人布鲁诺，学院毕业生，人称讨厌鬼”。

1583年3月，他想去英国。亨利三世“宁可将他推荐给别人，而不愿继续留他”，就写推荐信让他找伦敦的法国大使米歇尔·卡斯特尔纳（Michel de Castelnau）。现在布鲁诺开始了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在大使馆中吃住了两年，不虞经济的匮乏，完成了一些他最重要的作品，而且躲避了不少因其个性引来的风暴，在争论中也常接受一位熟知世事，不致把玄学看得太认真的容忍人士的安慰。在那里，布鲁诺遇见了西德尼爵士、莱斯特伯爵、约翰·弗洛里欧、斯宾塞、加布里埃尔·哈维及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其他最有智慧的人士。这些谈话构成布鲁诺著述《星期三的晚餐》的基础。他也见过女王，他对她的颂词日后成为宗教裁判所用以指责他的罪名之一。

1583年，他向牛津大学申请在该校大厅演讲，他用以阐述自己资格的措辞，使他永远不能拥有谦虚的名誉。得到许可后，他宣讲灵魂的不朽和“五重天体”——哥白尼的行星系统。正如他自己以特殊方式描述的，他常常遭到听众，其中包括林肯大学校长的诘问：

你要听听他们如何能够回答他的（布鲁诺的）论点吗？这个可怜的博士是他们在这种庄严的场合推举为学院发言人的。你们要知道他如何被15个三段论法整得像被缚在麻绳中的小鸡一般僵立吗？你愿意知道那个笨猪是以怎样的粗鲁和无礼安慰他自己吗？及生为那不勒斯人，成长于较亲切的天空之下的他，具有多少耐心和人情味吗？你听说过他们如何结束了他的公开演讲吗？

后来他称牛津为“学识渊博的寡妇”，“一种迂腐、顽固的无知与傲慢的大汇集，又兼粗鲁无礼，会使《圣经》中最有耐心的约伯也失去耐心”。

我们这位哲学家可不是约伯。他写出有关星辰的佳作，认为世人蠢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所写在哥白尼天文学方面所做的哲学发展，是知识上的一大进步，世人皆因此蒙惠。对那些不接受他观点的人，他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虽然弗洛里奥发现他平静时“温和有礼”。他的虚荣对他的朋友们是一项考验，对他自己又何尝不如此。他给自己加上最壮观的头衔——“进步神学的博士，纯粹而无害智慧的教授”。他具有那不勒斯人炽热的想象力和使人振奋的口才。无论他到哪里，南方的阳光都燃烧着他的血液。“为了爱真正的智慧，”他说，“热衷真正的思考，我劳累自己、折磨自己，而且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1585年底，他回到巴黎。他在巴黎索邦神学院演讲，像往常一样又引起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敌意。联盟对亨利三世的战争，使布鲁诺有心试一试德国的大学。1586年，他在马堡大学登记，因为未获准在该校授课，他公开指责校长，然后转往威田堡。他在路德大学讲了两年课，临走前以慷慨激昂的告别词表示他的感激，但改革家们的神学未能吸引他。他向布拉格的鲁道夫二世请求赞助。皇帝认为他怪诞，但还是给了他300德币，而且准许他在布兰兹维的海尔姆斯蒂特大学授课。他快活了几个月，然后路德教会的首领开始指责他，将他逐出教会。我们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但布鲁诺转往法兰克福然后到苏黎世再到法兰克福（1590—1591年），在该地定居下来后出版他的拉丁文作品。

此时——他被宗教裁判所监禁的前一年——他的哲学虽然没有达到清晰和连贯的形式，却已完备。在翻阅布鲁诺的主要作品时，我们首先就被书名震慑住了。它们往往是诗意而晦涩的，而且警告我们书中有的将是幻想和狂喜，而非系统性、连贯性的哲学。除了拉伯雷的作品，我们几乎无法在别处找到这样的大杂烩，其中包括了描述、修辞、讽喻、象征、神话、幽默、奇想、夸大之词、琐事、狂喜、诙谐和机智，层层堆叠，又是教条，又是见解，又是假说，模模糊糊混在一起。布鲁诺继承了意大利戏剧家的技巧、雅俗混合滑稽诗人为人诟病的笑闹形式及贝尔尼和阿雷蒂诺的严苛讽刺。如果哲学指的是冷静的透视、理性的节制、洞察各方面的能力、对异议的容忍甚至对愚人的同情，布鲁诺不能算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战士，他戴上遮眼罩唯恐周遭的危险使他改变目标——在伏尔泰之前两个世纪，他的目标即是摧毁愚民政策和宗教迫害的丑行。他对盲目信仰的神学理想化所做的讽刺比伏尔泰更严苛：

我敢说摆在人类眼前的镜子，没有一面比得上愚钝的驴子，再没有比驴子更能清楚显示出一个寻求最后审判报偿的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没有比那出自本性……成熟于人类智慧发展中的哲学和理性沉思，能更有效地使我们陷入地狱的深渊。因此，试吧，试着成为驴子，身为人的你们。而你们那些已是驴子的人，要好好学……精益求精，如此才能达到那种不由知识与努力，却由信仰而获得，不由无知和错误，却由不信仰而失去的目标和尊严。如果你们由于这些行为而被列名生命之册，就可在好战教会和胜利教会中分别得到恩典和荣耀，那里是上帝的居所，是它统治一切时代的地方。阿门！

布鲁诺的宇宙观基本上属于美学的，是对放出万丈光芒的无限宇宙表现出的一种深刻而充满惊讶的欣赏，但它也是一种企图使人的思想适应大宇宙的哲学尝试。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的行星只是不可知无尽空间中的极小部分。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在我们能见的世界（布鲁诺写作时尚无望远镜）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正如不久以后望远镜显示的），而在这其他世界之外，又有其他的世界（正如更好的望远镜显示的），如此直到无限。我们既无法设想一个结束，也无法设想开端。“固定的”星辰并不像哥白尼所想的是固定的，它们不断改变位置，即使在天上，一切也是移动的。空间、时间和动作都是相对的。没有中心，没有范围，没有上下。同一运转从不同的地方或星球看来就有差异。时间既是运动的测量标准也是相对的。也许很多星球上都有活的、有智慧的生命存在。基督也曾为他们受难吗？然而在这个无限的巨大空间中，存在着一种物质不变的成规，一个永恒而不可侵犯的持续法则。

宇宙既是无限，而无限不可能有两个，那么无限的上帝和无限的宇宙必为一体（此处已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或本质或自然”了）。世上并无亚里士多德以为的“原动力”（Prime Mover），而是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固有的运动和能量。“上帝不是外在的智慧……它更应该是运动的内在原则，那是它的本质，它的灵魂。”自然是“神圣心灵”的外在，然而，这个“心灵”并非在“上面的天堂”，而是存在于实体的每个分子中。

世界是由微小的单元，亦即力量、生命、心性的不可分割单位构成（此处布鲁诺是卢克莱修和莱布尼茨之间的桥梁）。每个分子有它的个别性，有属于它自己的心灵，但是它的自由并非游离于法则之外，而是（如斯宾诺莎所说）根据它自己固有法则和特性而动。如从其每一部分都力求发展的观点来看，自然中是有一种进步和演进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自然中有相对的事物，相对的力量、矛盾，但在整个宇宙的运行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上——所有的对立都重合而消失了。因此行星的各种不同的运转，造成了天体间的和谐。在令人迷惑的自然变化之后，是更奇妙的和谐，其中的各部分都像是有机体的器官一般。“是这和谐令我着迷。由于她的力量，我虽是奴隶却很自由，悲哀中有快乐，贫穷却富有，甚至在死亡中仍有生命。”因此追求这无上和谐的知识，是科学和哲学的目标及治愈心灵的医药（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智性爱”）。

这篇布鲁诺哲学的概略，除去了他的光彩和英雄式幻想，使他的思想显现了它原来没有的连续性和调和，因为它包含许许多多的矛盾和肯定及各式各样心境的转变，唯一的共同点是对宇宙的痴迷。他的另一些观念能使他成为拜火教的神秘主义者。他谈到好几个行星的个别优点：他认为在金星影响下出生的人，天性趋向爱情、辞令与和平；在火星影响下出生的趋向斗争与仇恨。他相信物体和数目的玄奥特质，也相信疾病是恶魔，可以因国王的触摸或第七个儿子的唾液而治愈。

他最后的谬见就是希望如果他回意大利而必须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他可以（他也可能）从自己作品中引出足够的正统章句来欺骗教会，使他们以为他是教会的忠诚子民。也许他希望意大利人不曾听说过他在英国出版的书——《胜利野兽的放逐》，书中被逐的野兽可以解释为天主教或基督教，或一般的神学教条。他一定非常想念意大利，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他热切地接受乔万尼·莫西尼哥的邀请，前往威尼斯担任他的老师和客人？莫西尼哥属于威尼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对于超自然的力量很有兴趣，又曾听说布鲁诺通晓各种魔术，拥有良好记忆的秘密。宗教裁判所早已宣布一有机会立刻就要逮捕布鲁诺，而威尼斯素以保护这样的犯人和违抗宗教裁判所而著名。因此，1591年秋，布鲁诺匆匆离开法兰克福取道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

莫西尼哥为他提供房间，而且向他学习记忆法。这位学生进步很慢，他怀疑老师保留了一些秘传的魔术知识，同时也为这位好辩而不谨慎的哲学家发表的异端邪说而担心。莫西尼哥问他的告解神父，他是否应向宗教裁判所告发布鲁诺。神父劝他等待，直到他更确定地从他老师口中引出实情再告发他。莫西尼哥服从了。但当布鲁诺宣布想要回法兰克福时，莫西尼哥向宗教裁判所告发。1592年5月23日，布鲁诺已身在威尼斯圣所的监狱中。莫西尼哥解释说，他的行动是“出于良心的驱策和告解神父的命令”。他告诉宗教裁判所，布鲁诺反对一切宗教，虽然对天主教还算具有好感；他否认三位一体，基督化为人身及化体论；他控诉基督和使徒们以托言的奇迹来欺骗世人。布鲁诺曾说，所有教士都是笨驴，他们的虚伪、贪婪和邪恶的生活污渎了大地，宗教应被哲学取代，沉迷于“肉体的欢乐”并非罪恶，而布鲁诺自己也尽可能利用机会满足激情。布鲁诺曾告诉他“女人使他愉悦，虽然他尚未达到所罗门的数目”。

宗教裁判所不紧不慢地审讯这位囚犯，从1592年5月审到9月。布鲁诺辩称自己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写作，而且采用了皮埃特罗·蓬波纳齐“两种真理”的区分——一个人可以以哲学家身份怀疑他自己以天主教徒身份接受的教条。他承认对三位一体说抱有怀疑。他承认他曾犯过很多错。他表示忏悔，而且请求法庭“了解我的弱点，慈善地接纳我进入教会，为了我的幸福，给我补偿的机会，待我以慈悲”。宗教裁判所并未给他安慰，而把他放回监牢。7月30日，他们再度审讯，听他的自白和请求赦免，又把他送回监牢中关了两个月。9月，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所长指示威尼斯裁判所将犯人送往罗马。威尼斯政府反对，但宗教裁判所指出布鲁诺是那不勒斯而非威尼斯公民，议会同意引渡犯人。1593年2月27日，布鲁诺被解送到罗马。

审讯之前、进行中及之后，让囚犯在狱中长时期沉思原是宗教裁判所的固有程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布鲁诺在1593年12月被带往罗马法庭。1594年4月、5月、9月和12月，他再度受审——也可以说是接受审讯折磨。1595年1月，审讯官两度集会研究记录。根据审判记录，1595年3月和1596年4月，布鲁诺“被带往枢机主教跟前，而且在狱中接受他们的拜访，他们向他提出诘问，也曾垂询他的需要”。1596年12月，他的不满是“有关食物方面”。1597年3月，再度被带到审讯官面前，他们又“聆听他的需要”。我们不清楚那都是些什么，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暗示了不可名状的艰辛，而这还不包括长时期的悬疑焦虑，其目的可能在于瓦解他炽热的精神而转为谦卑。又一年过去了。1597年12月他再度被审讯，然后在狱中又过了一年。1598年12月，他获准使用纸和书。1599年1月14日，他再度被召。他书中的8项异端主张被提出来当着他的面宣读，他们要求他撤回那些说法。他维护自己的观点，但同意接受教皇有关那些段落所做的决定。同年2月4日，克莱门特八世和圣所会议判决那些摘录显然是异端。审讯记录没有提到布鲁诺的哥白尼天文观。异端是关于化体论和三位一体说。他获准在40天内承认他的错误。

2月18日和4月、9月、11月他再度受审。12月21日，他宣布拒绝收回他的主张。1600年1月20日，他上书教皇，说那些遭责难的主张是从上下文中错误地被引用的，提议就此与任何神学家辩论，并再次表示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关于此点，记录是这样写的，“最神圣的主上，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下令将此案作一了结……宣布判决，而把乔达努斯兄弟解往世俗法庭”。2月8日，宗教裁判所宣召布鲁诺，重申对他的指控，告诉其已获准有8年忏悔的时间。他已同意接受教皇有关那些主张是否为邪说的决定。教皇已作了决定，而这个犯人仍然坚持他的说法，继续“不知悔改、顽固而执拗”，因此现在判定他“被解往世俗法庭……给现在罗马总督，你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虽然我们诚挚地祈祷他不致以严刑峻法加深你个人的痛苦，使你不会遭受死亡或肢体伤残的危险”。这篇判决由9位枢机主教签署，贝拉尔米内主教也是其一。根据一位改信天主教、当时住在罗马的德国学者卡斯帕·斯齐奥皮斯的记载，布鲁诺聆听判决后曾对法官说：“也许判决我罪行的你们，比接受判决的我更为恐惧。”

他立刻被转往一所世俗监狱。2月19日，在仍无悔意的状况下，他在赤身、舌头被缚的情况下，被捆在坎波·费奥里广场一个火堆的铁柱上活活烧死。当时有一堆虔信的群众在场。布鲁诺当时52岁。1889年，就在同一地点，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为他立了一座雕像。

梵尼尼与康帕内拉

19年后，一个有类似精神的人走上相同的命运。梵尼尼（Giulio Vanini）生于意大利南部，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可谓火药与烈火的结合。他曾像布鲁诺一样流浪欧洲，尝试过各种气候与神学，也写了几本书，书中偶现的高见几乎与玄秘的无稽之谈不成比例。之后他在图鲁兹定居（1617年），再度像布鲁诺一般在该地享受了两年的平静时光。但是一位听过他讲演的人说，他曾讥笑基督化身为人的说法，也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另一位听者弗朗孔（Sieur de Francon）得到梵尼尼的信任，就像莫西尼哥对布鲁诺一样引他说出实情，然后向市议会报告。1618年8月2日，他被国王的首席检察官而非教会下令逮捕。根据他的演讲，他被控不信神和亵渎神明，两者都是可以由国家惩处的重罪。梵尼尼发誓信仰上帝，但是弗朗孔坚称此囚曾不止一次宣讲无神论，认为自然是唯一的上帝。法官采纳了这项证词，不顾梵尼尼激烈的抗议及在狱中表现的虔诚，他们将34岁的他交给正义的行刑者：

此人会用囚车拉着身穿衬衫的他，颈挂绞绳，肩上负一块告示，上面写着“无神论与亵渎上帝之名者”，前往圣史蒂芬教堂的大门口，要他双膝跪地……为亵渎神明向上帝、国王及法官请求原谅。然后行刑者会带他到萨林（Salin），将他绑在火刑柱上，割下他的舌头并绞死他。然后他的身体将被火烧……灰烬丢入风中。

传说梵尼尼从狱中前往受刑（1619年2月9日）时曾叹道：“让我们去吧，让我们欣然前往，死得像个哲学家。”

康帕内拉也是生来血液中就具有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熔岩。他曾在多米尼克修院中使它冷却了一段时间，学习泰莱西奥和恩培多克勒，摒弃亚里士多德，嘲笑教皇将人逐出教会，曾在那不勒斯被宗教裁判所监禁了数月（1591—1592年）。获释后，他在帕多瓦授课，被控淫荡。在那里他写了第一部重要作品《建立哲学的前锋》（1594年），就像11年后的培根一般，他在书中劝告思想家学习自然不要学亚里士多德，而且还为科学与哲学的复兴做了一个计划大纲。回到那不勒斯之后，他参加了使该城脱离西班牙统治的阴谋，失败后，康帕内拉在国家监狱中受了27年的折磨（1599—1626年）。他曾受过12次酷刑，有一次长达40小时。他以哲学、诗歌和对理想国的憧憬减轻自己的痛苦。他的十四行诗《人民》反映出他对民众未能支持他叛变的不满：

人民是脑筋如泥的野兽

不知自己的力量，因此身负重木、巨石而立。

孩童无力的双手也可御之以马勒和缰绳，

一举足便可挣脱锁链。

但野兽恐惧着，服从孩童所求，

自己的恐惧也不知晓，

宁受哄语惑迷与嘲弄。

妙极的是，自缚其手

自缄其口——自取死亡与战争

为的只是布施国王的小钱，

那原是榨自他仓库之中。

他是天地之间的万有。

他全不知晓，若有人起而直言真理，

他反而怪罪，不教他活。

在那憔悴的几年中，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太阳之城》（Civitas Solis）。康帕内拉想象他的“太阳之城”坐落在锡兰的一座山上。城市官员由20岁以上的居民组成的国民会议选出和罢免。这些民选的官吏选举政府的领袖——一个称为“霍”（Hoh）的僧侣。他和助手们治理一切事务，包括世俗和精神方面。他们也掌握两性的结合，要使“男女的结合能够产生最好的后代。的确，我们关心马与狗的品种，却忽略了人类的生育是会遭人讪笑的”。从来没有畸形儿。女人是大家共有的，而且受严苛的训练。她们必须做活泼的运动“以产生清新的肤色……任何女人若涂染面孔或穿着高跟靴……就会受到重罚”。男女都要受训打仗。战场上的逃兵被捉到之后，就被放入狮子和熊的兽穴内处死。每个人都要工作，但一天只工作4小时。孩子集中养育，而且心理上施以共享财产的准备。这些人的宗教是崇拜太阳为“上帝之脸及活偶像”。“他们断言将来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活终会与他们的习俗一致。”

这篇反映柏拉图思想的共有主义宣言，是康帕内拉约1602年在狱中写成的，1622年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出版。也许它表达了那不勒斯谋叛者的渴望，使康帕内拉遭受长期监禁。后来他及时与教会谈和而获释。他声称教皇有权统治国王，使乌尔班八世大为高兴。1634年，乌尔班送他到巴黎，使他不至于卷入另一次那不勒斯叛变。黎塞留为他提供庇护，而这疲累的叛徒怀着年轻时代的记忆，死在多米尼克修院的一间小室中（1639年）。“我是钟，”他说，“宣告了新的黎明。”

哲学与政治

·马里安纳（1536—1624）

中古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教皇权高于君权。近代政治史的显著形态则是脱离教皇控制后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动荡的政治哲学之首要问题便是天主教思想家要求恢复教皇权，而新教思想家要求彻底摧毁教皇权。教皇的辩护者认为，专制君主声言王权神授，否认一切宗教、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将使欧洲分崩离析。为宗教改革辩护的人反驳说，没有任何超国家的组织会不为它本身的权力与利益而致力于谋求人类的福祉。尤有甚者，一个高高在上的教会将扼杀一切生活与思想的自由。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追随罗马法学者，推论所有的皇族权威是得自人们的同意而非上帝的认可，因此国王的权力并非神授，对无道的君王，人民可以公正地加以废立。加尔文主义思想家如贝兹、乔治·布坎南及《所有权与暴政》（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一书的作者，都热心赞成这一观点。但路德派和英国国教派神学家却支持国王的神圣权力，认为是抵消公众暴力和教皇命令的必要力量，也赞成人民应服从国王，即使不公正的国王也不例外。

民治政权的辩护者包括许多耶稣会教士，他们认为这是削弱皇家权力和对抗教皇权威的一个方法。贝拉尔米内主教曾说，国王的权威得自人民，因此也臣属于人民，它显然是附属于教皇的权威之下，因为教皇权得自基督教会，只臣属于上帝。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卢斯·莫里那总结说，人民既是世俗权威的来源，便可以公正地——但须循适当程序——罢黜一个不公的国王。“耶稣已造就最好的神学家”，苏亚雷斯（Suárez）重申此观点，加上小心的修正，以反对詹姆士一世的专制要求，并拥护教皇废君的权利。耶稣会教士胡安·马里安纳主张人民有弑暴君的权利，曾引起多国公愤，因为有人指责此说鼓励了暗杀亨利四世的举动。

马里安纳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以学识、口才和学术胆识而著名。1599年，他向菲利普三世进献他的论文《论国王及其教育》（“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并在地方耶稣会检察员的许可之下出版。在霍布斯之前半世纪，他已描述出社会起源之前的《自然国》。当时人类像动物一样生活在野外，除了本身体力限制外不受一切约束，不识法律和私人财产，凭着本能寻找食物和伴侣。但这种卢梭式的（Rousseauian）自由也有很多不便，众多危险的野兽即是其中之一。为了保护自己，人类形成社会组织，那是他们曾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之一。一个团体的成员们同意将集体权威委托给首领或国王，统治权仍属于人民，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如西班牙的议会），国家会议都可以监督这个委派的权力，保留财政的控制权，而且形成一个权威高于国王的法律组织。

马里安纳认为，由于人类能力和智慧的不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会导致毁灭。一个有限制的或立宪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最适合人类的本性和国家的生存。国王应该是世袭的，因为民选的君主政治会导致周期性的混乱。

国王应该受法律、宗教和道德约束的限制，如果他变成暴君，人民有权将其废立。未经人民同意，他不得改变法律或征收税款。他“不得决定任何有关宗教的事项”，因为教会高于国家，可以自我治理。然而他必须保护国家的宗教，因为“宗教若被忽略，国家便不能久立”。国家应支持宗教维持道德。应反对斗牛，因其鼓励兽性；因斥责舞台剧，因其刺激性放纵。应以经济支持医院和慈善组织的广泛设立，来照顾病患和穷人。富人应该把他们现在花在奢侈品和狗身上的钱给那些需要救助的人。非生活必需品的税款应该提高，必需品的税款则应该降低。土地资源若分配恰当，必能供给所有人的需用。一个好王子应防止财富的集中。私人财产取代了原始的共有制，是由于“贪婪而狂猛的贪欲攫取了神赋财产，而且将一切据为己有”。现在它已是必要的制度，但共有制在天堂会得到恢复。

人民可以罢黜暴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个人可以合理地杀死他：

谁是真正的暴君呢？……我们不把这件事留给任何个人甚至许多人决定，除非人民公开参加审议，有学问、审慎的人也参与商议……当一个王子把国家带上毁灭之途，滥用国家财产和个人所有物，藐视公共法律和神圣宗教，变得自大、侮慢和不虔诚……公民被夺去参加一般集会的机会，但是决心推翻现存的暴政——而且假设这个暴政是罪恶昭彰、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任何人挺身而出顺应民情，自愿把这样的统治者杀死，我个人绝不会把他当作作恶的人……让王子们相信他们若压迫国家……人民就可正当地杀死他们，甚至受到赞誉和光荣，这是绝对有益的想法。

马里安纳提醒读者记取历史上暴君被铲除的事件——如哈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格顿（Aristogeiton）杀死雅典暴君希帕恰斯，布鲁特斯将暴君塔奎纽斯（Tarquinius）逐出罗马。他还指出雅典和罗马，甚至整个文明欧洲，都尊崇有关他们的回忆。但马里安纳并不完全赞许最近（1589年）杰克·克莱门暗杀亨利三世的事件：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被刺身亡，是被国内的一个僧侣用浸毒的小刀杀死的，真是一幅可厌的景象……克莱门是在他教会所属的多明我学院研究神学的。他向一些神学家请教，得到的答案是在法律上暴君人人可得而诛之……克莱门虽死，却成为法国的永久光荣，因为很多人似乎认为……他的死堪称不朽，但是另外一些智慧卓绝、学问渊博之士，则认为此事应受谴责。

以后我们会提到，亨利三世曾反对天主教联盟，下令手下杀死为首的吉斯公爵亨利。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曾支持联盟，并给予部分财政上的帮助。他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一世和奥朗日的威廉，而且菲利普三世不反对一个赞许杀死西班牙敌人的学说。

1599年，耶稣会统领克兰迪奥·阿夸维瓦下令修改马里安纳的《论国王及其教育》。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1610年5月4日）谋杀时，阿夸维瓦指责马里安纳的“弑暴说”（7月8日），并禁止在耶稣会指导中传播此论。马里安纳也被逮捕，不是因为赞扬“弑暴说”，而是他反对菲利普三世贬低币值，在一篇绝佳的论文《货币交换》（“De Monetae Mutatione”，1605年）中警告他通货膨胀的害处。马里安纳以哲学精神忍受监禁，保住了生命，活到1624年，享年87岁。

·博丹（1530—1596）

让·博丹就大大不同了。他不是飘浮在空中的神学家，不是联盟严肃的爱慕者，而是一个追随米歇尔·洛皮塔尔的政治家，赞成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亨利四世的顾问和崇拜者。他生于昂热，母亲可能是西班牙和犹太的混血。1560年，他来到巴黎，执行律师业务，结果生意不好，却沉迷在哲学和历史中。他热切研读希伯来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旧约、西塞罗及西欧国家的政治组织。他认为研究历史是政治智慧的开端。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简易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1566年）。读者们会发现此书空洞、矫饰而冗长——他的哲学心灵并不早熟。博丹36岁时认为，历史显示恶人的失败和善人的胜利，足以鼓励我们向善。这本书继马基雅维利的《论文》（Discourses）之后，是哲学史上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此书及后来的《共和国》（De Republica，1576年），在维科和孟德斯鸠之前150年，有系统地将气候与种族列为历史的要素。历史受地球——气温、雨量、土壤、地形等的作用。地理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历史。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也因他们住在高山、平原或海边而异；北方人以体能和肌力见长，南方人以敏锐的感受性和心灵精微取胜；温带人如地中海诸民族和法国人综合了北方和南方的特质——比南方人实际，比北方人聪明。一个民族的政府应该顺应地理和民族造成的性格，那是几乎不能随时间改变的。所以，北方民族应以武力治理，南方民族应绳治以宗教。

在一部次要的作品《驳似是而非论》中，博丹几乎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他分析欧洲物价迅速上涨的原因，讨论货币贬值的害处，在自然和区域性保护经济政策盛行的时代提倡贸易自由，同时强调经济现实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他的杰作——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巨献——还是《共和国》。博丹用这个词是取其罗马文的意思，泛指任何国家。他区分国家和社会，社会以家庭为基石，其自然基础在于两性和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国家是基于人为力量而建立的。家庭的自然形式是家长制——父亲对他的妻、子和家庭财产具有绝对的权利，也许文明已危险地降低了父权。女人应该永远臣属于男人，因为她们智力较差，将她们提升至平等的地位是对自然的破坏性的漠视。丈夫随时有离婚的权利，就像《旧约》中一般。父权和家庭纪律的衰微（博丹认为）已经侵蚀了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因为家庭，而非国家，是秩序与道德的单位和来源，一旦家庭统一和纪律破败，没有任何法律足以代替其地位。私有财产是家庭结构和延续不可缺少的。共产制度不可行，因为人天生就不平等。

在讨论国家的起源方面，博丹比马里安纳和卢梭更实际，他不谈社会契约的胡话。村庄社区也许是源于这样的协议，国家却是源于一组家庭被另一组征服，胜利者的领袖便成为国王。法律之后的制裁不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而是政府有组织的力量。结果专制王朝是很自然的，它将父权家庭中父亲的权利延续到国家中。如果一个政府服从自然及上帝以外的任何法律，它不可能独立自主。正如霍布斯在逃离英国内战（1642—1649年）的战乱途中得到的结论，博丹也发现专制政府是避免宗教战争和法国分裂的唯一方法。这本书印行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仅仅4年，它很可能是在巴黎街上的血海中写成的。博丹似乎认为，国家的功能若是维持秩序，则只有专制的、不可剥夺的君权才能达成这一任务。

因此，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不受限制的世袭君主政体：它必须不受限制，才不至于毁于混乱，必须世袭才能避免王位继承的争斗。君主政体正如父亲的权威，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盛行了最久的时间，它已得到历史的认可。民主只能短期治国，它常因人民的善变和民选官吏的无能、贪污而瓦解。“在每一个民众大会中，他们只计算选票的数目，从不加衡量（选票后面的思想特质）。而愚人、恶人和无知者的数目又总是千倍于有价值的人。”民主政治的补救方法是，在伪装的平等后，国家由少数人治理，让智慧的差距胜过人数的计算。

博丹觉察到，如果君主变成暴君，必须要想法避免专制。因此（也许有些不合逻辑），他竟认可革命和弑暴君的权利。他承认，即使他心目中完美的王朝也会随时间而腐化，被不可抗拒的变化倾覆。在黑格尔之前，他已将历史分为三段时期，第一段东方国家占重要地位，第二段则是地中海国家，第三段是北欧国家。经过这种国家兴衰的更替，博丹认为他看出了一些进步。“黄金时代”不在神话般的过去，而在于未来，因为未来会产生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印刷术——的成果。他写道（比培根早50年），科学“本身就包含了任何后世无法耗尽的宝藏”。

博丹是一个非常重视《圣经》（不如说是重视《旧约》——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新约》）的自由思想家，而且确信巫术、天使、守护神、占星术的真实性，也相信建国必须符合数字的神秘特质。他要求对巫师施以极刑，劝告王子们尽可能维持宗教的统一。但是，一个异端若变得有力而普遍，使用武力镇压则是不智之举，最好慢慢让异端皈依正统的信仰。

那种信仰是什么，博丹并未说明，他自己的信仰也是暧昧不明的。在那本未出版的奇书《七人会话》（Heptoplomeres Colloquium）中，他描绘了一位天主教徒、一位路德教派、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一位犹太人、一位穆斯林、一位享乐主义者及一位泛神论者在威尼斯辩论。犹太教顺利通过，基督教的原罪论、三位一体论及基督道成肉身的说法都受到强烈的攻击而非维护，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未受伤害。博丹的批评者指责他是犹太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及无神论者，而且说，他死时没有信教，“像狗一般”。但是在《共和国》一书中，他强烈表达他对圣神引导世界的信仰，无神论是不能忍受的，因为那会使宇宙毫无意义。

博丹像霍布斯一样，是一个在革命和战争变乱中力倡安定的惊弓之鸟。他的最伟大作品受了他所处时代的感染；它是一个混乱世界渴望秩序与和平的哲学。它与同时代而受惊较轻的蒙田写的典雅《散文》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人——也许除了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外——曾将政治哲学传播如此之广，或以如此丰富的学识与力量来维护他的偏见。直到霍布斯出版《利维坦》（Leviathan，1651年）之前，我们找不到一个人以如此坚定的努力探求国家形态的逻辑。

·格劳秀斯（1583—1645）

如果我们还记得格劳秀斯，可能是因为他一面享受人生一面从事写作，而且他在外交与政治事业的间隙里写成他的巨作。他生于代尔夫特，在莱登研读数学、哲学和法律，以拉丁文体赢得斯卡利杰尔的赞美，26岁便以《海上自由》（Mare liberum，1604年）一书赢得全国的喝彩。该书勾勒出海上法，并力主各国的海上自由——尤其是荷兰人，当时他们正向葡萄牙垄断远东海域的霸行挑战。他被任命为联合省的史料编纂，以近乎古典的拉丁文传神而精确地写出这一叛乱的史实。我们看见他在奥登巴内弗与拿骚的莫里斯的冲突中，支持亚美尼亚的解放。被捕后，他坦白认罪，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妻子请求与他一起囚禁获准。在狱中约3年后，他逃脱了，由他妻子将他藏在书箱中逃到巴黎（1621年）。路易十三给予他一份为数很少的年金。德国处于“三十年战争”之际，格劳秀斯在穷苦的生活中写出了他的《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1625年）：

在基督教世界各处，我看见战争的掀起是被公然允许的，即使是野蛮国家也会引以为耻，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根本没有理由就诉诸武力。一旦兵戎相见，所有对神圣法律和人间法律的尊崇都被弃置一旁，仿佛人类是经授权来犯一切罪恶，而且不受任何约束。

马基雅维利曾说，国家可以不必遵守加诸公民的道德律，否则就无法保全。只要显得像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政治家就可以准备——通常是委托他人执行——随心所欲地说谎、抢劫和杀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仍生存于丛林阶段，就像没有国家组织以前的家庭一般。他们不识法律，只知道自我保全的法则。格劳秀斯承认政府可以免于“成文的”人为法律，但他主张他们应受自然法则的限制。他解释道，“自然法”为“正确理智的指挥，它可以显示任何行为的道德邪恶或道德需要，应视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理性本质，而且得知该行为究竟被自然的作者——上帝命令或禁止”。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理性动物，自然法便是随着人类本性而来的权利与义务系统。凡是他生存及参与社会所需的，便是他的天赋权利，是出于他本性的。国家的行为应该顾及这些权利。

尤有甚者（格劳秀斯继续说道），它应该臣属于国际法则（ius gentium）。罗马法学家用这个名词是指罗马公民以外民族的法律而言。西罗马帝国解散后，中古法律学者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格劳秀斯的作品中，它意指发达的国家在共同联系方面习惯接受的许多规则或约束。根据这两个基础——自然法则与国际法则——他建立了他的理论结构，第一部近代国际法有系统的著述。

一般而言，他并未将所有战争视为罪恶。他知道一个团体，也像动物一样，感到它的生命或财产受到威胁时，将会以任何可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如果可能，用争论或法律。然后，若这些都不奏效，就会使用它可以支配的任何武力。结果，类似情况下的国家用战争来保护其公民的生命与财产是正当的。但若为了征服，为了战利品、土地，或不管出于真心或假意，硬要将一个仁德的政府塞给一个不愿接受的民族，则这样的战争是不应该的。预防性的战争也不成其理由。“某些作家曾提出一种我们永远不能接受的学说，认为国际的法律容许一国向另一国挑衅，只因为对方逐渐增强的力量唤醒了它的戒心。作为权宜之计，这不失为可取的举措，但是正义的原则绝不会赞同此事。”个人有义务拒绝参加他认为明显地有失公允的战争。

假设一场战争是有正当理由的，则每一个参战国都有某些权力。它可以使用诈术、施行报复、掠夺战利品、虏获及役使战俘。但各国有权利也有义务，必须事先宣战。无论与谁订立的条约，都必须以负责的态度给予尊重。在征战中，应该放过女人、孩子和老人——事实上也就是所有非战斗人员。战俘可施以奴役，却不能加以杀害。格劳秀斯很高兴看到一种进步的象征：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再奴役信仰相同的战俘了。

虽然有不少瑕疵，这仍不失为高贵而适度的论点。如果自然律是“正确理智的指挥”，谁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理智是正确的？在一国之内，这由具有武力的政府来决定。最后行为的法令总会被人民遵守，因为立法者可以强迫执行。力量不能造成正义，却可以造成法律。国际法则有待国际武力支持的国际立法机关来制定，同时，它必须包含有关国家为方便而暂时接受的温和禁令和可变协议。若要把“国际法”解释为高度发展民族的惯例，则必须先有一个权威够资格点出谁是高度发展的民族，但在哪里呢？在欧洲？在中国？在伊斯兰世界？政府是否能够冒险让人民自己判断战争的公正与否？在思想教育机关发挥良好效能的情况下，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一本不合逻辑却必要的书。历史上成千个不公允的战争已成为过去。有人出来策划如何以双方共同接受的约束力缓和胡乱杀人之事，指责征服或掠夺的战争，为老弱妇孺和战俘请命，都是很好的。“三十年战争”对这些荣誉和呼吁真是极大的讽刺。但这阵疯狂一过，德国的情况似乎更证明格劳秀斯这本书的价值。

黎塞留决定参加“三十年战争”，于是撤回格劳秀斯的年金。这位面临困境的作家便退隐到德国汉堡。1635年，乌克森谢尔纳派遣他以瑞典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他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擅长处理概念而不善处人。他承认他不喜欢黎塞留，之后又是马扎然决定他的外交。1645年，他又回到书本中寻求慰藉。克里斯蒂娜王后邀请他留在宫中担任年金甚高的学者，但他最终获得她的准许前往德国仕隐。她安排其前往吕贝克，暴风雨将船吹到岸边。格劳秀斯受了惊吓，1645年8月29日逝于罗斯托克，时年62岁。

267年之后，荷兰原谅了他的自由主义，在他的出生地为他立了一座雕像（1886年）。1899年，美国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们，曾在他墓前放置一个银色的花圈，以表扬他的书曾一度缓和了国王们的争战。

享乐主义的神父

在走向笛卡儿途中，让我们作最后一次的停留，以思索一个天主教神父复兴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秘密。

伽桑迪（Gassendi）是普罗旺斯境内迪涅（Digne）附近一位农夫的儿子。他具有十分敏锐、热切的心灵，16岁就被聘为爱克斯大学（Aix）的修辞学（文学）教师，25岁成为爱克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加入圣职，成为教士和大教堂的主监。那时，他早已完成了一本激烈的《似是而非理论练习》的书，反对亚里士多德。他听从朋友的劝告，烧了其中大部分，但他在1624年出版的其余部分支持哥白尼天文说、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及伊壁鸠鲁的道德哲学。这已是殉道的活请帖了。伽桑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行为审慎，按时祈祷，因此似乎没有人想到要烧死他。他终身传授“两种真理”的学说——在哲学中明显地由理性驱成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在宗教上，人应该追随正统信仰和仪式，做教会的服从子弟。伽桑迪自己便奉行这个理论。

他接受笛卡儿的朋友梅赛纳的邀请，提出对笛卡儿哲学的有力反驳。1645年，他接受巴黎皇家学院的数学教席，不久就得了肺病，回到迪涅晴朗的气候中。他在那里写成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关于伊壁鸠鲁的：《生、死与享乐主义》（1647年）、《生死与快乐》（1649年）及一本1600页的《综论伊壁鸠鲁哲学》（1649年）。

伽桑迪一面继续肯定他的天主教信仰，一面向阅读拉丁文的世界阐述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哲学——物质主义、原子说及快乐是合理的。上帝是万物的“初因”，经过最初的推力后，一切事物都随着其固有的力量和法则进行。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官，因此具有个别的本质。“一般概念”是思想有用的工具，却没有客观的相关性。灵魂无疑是非物质的、不死的，但似乎必须依靠着身体，而记忆显然是脑子的作用。感官的快乐如果审慎适度则并非不道德，但最可信赖的快乐还是心灵方面的，如数学就可令人感到一阵欢愉。伽桑迪自己当然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而不是享乐者。也就是说，他接受伊壁鸠鲁哲学，却不是纵情感官享乐的人，相反他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他在一次过长的斋戒后发高烧，被医生放血治疗13次，终于回生乏术（1655年）。

莫里哀和西拉诺·伯格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也是他在巴黎的门徒之一；封特内勒、圣埃夫蒙德和尼农·朗克洛接受他的哲学但没有接受他的神学；霍布斯与他谈话而获益匪浅；约翰·洛克可能曾通过伽桑迪的学生、洛克的朋友伯尼尔（Bernier），而得到感觉心理学的部分原则，伯尼尔曾在1678年出版了《伽桑迪哲学概要》一书。牛顿喜爱伽桑迪的原子说甚于笛卡儿的微粒论，曾在这位普罗旺斯神父的学说中找到万有引力的暗示。18世纪，伽桑迪潜伏的物质主义及他强调科学和经验，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抗衡，使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远超过除笛卡儿以外的任何法国思想家。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笛卡儿在整个世纪始终是近代哲学的源头呢？

笛卡儿（1596—1650）

“毁灭庙堂的大锤正是在庙中炼成的。”笛卡儿受耶稣会教育，那正是从笛卡儿经伏尔泰到勒南和安纳托尔·弗兰西等法国异教徒的起步点和磨刀石。

笛卡儿生于都兰的拉海耶（La Haye），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死于肺病。他也继承了母亲的疾病，以婴儿而言，他实在太苍白、太衰弱，咳得太可怜了，医生都认为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一个护士不肯放弃，她以自己的身体给予他温暖与滋养。他又活了过来，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才取名“雷内”（René，意即“再生”）。他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也是勒南地区议会的议员，死后留给笛卡儿每年6000法郎的收入。

他8岁进入法拉契耶稣学院，一位热烈的自由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曾说：“该校似乎曾给他良好的教学基础，那是当时多数大学都比不上的。”老师们看出他身体虚弱、心灵敏捷，他们容许他晚一点起来，发现他总是用这段时间一本又一本地看书。在所有的玄学漫游中，他从未失去对耶稣会教士的敬意，而他们对他的怀疑也报以慈父般的纵容。

他17岁前往巴黎，打算尽情玩乐，却发现自己对女人尚无兴趣，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但可作为一个专心的数学家纵情赌博，推想自己可以使俱乐部的钱庄破产。他继续上普瓦提埃大学，得到民法和宗教法学位。恢复健康和强壮后，他参加拿骚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使朋友们大吃一惊（1618年）。“三十年战争”时，他加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一个不确定的传说曾描写他参加“白山之役”。

在这些征战中，尤其冬天暂时中止了屠杀的那些日子里，笛卡儿继续他的研究，特别是数学方面。一天（1619年11月10日），在诺伊堡，他把自己关在“火炉”（也许是指特别加热的房间）里逃避寒冷。他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做了三个梦，梦中他看见闪电，听见雷声，似乎某一个圣灵正向他宣启新的哲学。走出“火炉”时，他已（他向我们保证）确立解析几何的系统，也有了把数学方法用在哲学上的念头。

1622年，他返回法国，筹措到资金后，再度出发旅行。他在意大利待了将近一年：从威尼斯（有人说是步行）到洛雷托，瞻仰了圣母像，参观了罗马1625年的大赦年纪念，途经佛罗伦萨时，没有拜访伽利略，然后回到巴黎。他在该地和乡村地区从事科学研究。他陪同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德萨尔格到过拉·罗契尔围城（1628年）。就在那年他移居荷兰，除了有时因为有事去法国之外，他一生其余时间都在联合省度过。

我们不知道他为何离开法国，也许，他曾“表明了对很多事物怀疑的理由”，怕被控为异端；他在那里也有很多教会朋友，像梅赛纳和贝吕勒等人。也许他不仅要避开敌人，也远离朋友，希望在异国得到社交的（但不是智慧的）孤立，使他可以把胸中骚动的哲学系统化。他不喜欢巴黎的喧扰与闲谈，却不讨厌阿姆斯特丹繁忙的交通——由运河轻轻踏动的。他说，“在一个伟大而且非常活跃民族的拥挤人群中”，他可以“像在最遥远的沙漠中一般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也许为了使自己藏得更深，他在以后的20年中迁居24次——从弗拉尼克到阿姆斯特丹到代芬特尔，再到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到莱登，通常都靠近大学或图书馆。他的收入使他可以舒舒服服住在一处小庄园里，还有好几个佣人。他不肯结婚，但有一个情妇（1634年），她为他生过一个女儿。我们乐于听到他女儿5岁去世时，笛卡儿曾颇有人情味地哭了一场。如果我们以为他对世事漠不关心，那就错了。我们会发现他为许多道德家诟病的强烈情感辩护。他自己就是一个骄傲的、易怒的和虚荣的人。

让我们看看他涉猎的：数学、物理、天文、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神学。现在谁敢做这样的全面尝试？他为此寻求隐遁，做实验、导方程式、绘图表，斟酌逃避或安抚宗教裁判所，想要将数学方法用于哲学、哲学方法用于生命。

他从何处开始着手？在划时代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他宣布了一个初步的原则，那个原则本身就可能激起权威世界的愤怒，更何况那篇散文是用简易清晰的法文和生动的、吸引人的第一人称体裁写成的；这就包含了很多改革了！他说，他首先要摒除一切教条和学理，弃置所有权威，尤其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他从一块干净的石板开始，怀疑一切。“我们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童年的偏见……那些我在少年时未经探索其真实性就加以接受的原则。”

但是，若怀疑一切，他如何继续呢？他深爱数学，尤其喜爱几何，是他的天才促成了几何的改观。在他最初的、宇宙性的怀疑后，他努力寻求一些可以像欧几里得原理一样能够广泛而迅速被接受的事实。“阿基米德为了使地球改变它原来的位置，移至他处，声称只有一点固定不动。同样地，我也有权希望能发现一个唯一确定、不可争论的事实。”他满怀狂喜地发现了它：“我思，故我在。”——哲学上最有名的句子。 [1] 那不是三段论法，而是一个直接的、不可辩驳的经验，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清晰、最明确的概念。其他概念的“真实性”可以由它们接近这一主要直觉——直接知觉——的明晰与简洁程度而判定。笛卡儿的哲学新“方法”就是把复杂的观念分析成小成分，直到不可分割的元素已成为简单、清楚、明晰的概念，而且显示所有这些基本概念都可以经过或是依靠一个有思想生命的良知而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由这个主要知觉演绎出所有基本的哲学原理。

笛卡儿不采用已知的外在事物，而以良知本身作为起点，这又是哲学上的一大革命。文艺复兴已重新发现了个人，笛卡儿更使个人成为他哲学的钩柱（hitching post）。“我清楚地知道没有比我自己的心灵更容易为我了解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物质开始，再由有机生命的水平来探讨人，我们会受连贯逻辑的诱骗，把心灵看作物质。但物质是由心灵才进入我们的知识领域，只有心灵的了解才是直接的。此处展开了近代的概念主义，不是伦理学上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哲学，以概念的直接事实，而非透过概念得知的外在事物为起点。笛卡儿立下了近代欧洲哲学认识论的主题：“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比不上寻求人类知识本质和范畴来得有用。”此后的3个世纪中，一个令哲学家困惑不解的问题便是：“外在世界”除了是一个概念之外，是否有其真实的存在呢？

以任何一个同时赞同感觉显而易见的物质来源和力量，及概念显然具有非物质本质的理论，很难由身体通达心灵。同样地，笛卡儿以自我出发，也觉得很难从心灵度向物体。心灵如何知道，看起来证验外在世界的感觉并不只是它本身的状态呢，感官既常常欺骗我们，它如何信任感官？心灵的意象在睡眠的“假”和白天的“真”中一样生动，它又如何信任心灵的意象？

为了逃避这种囚禁自我的“唯我的”牢笼，笛卡儿诉诸上帝，它当然不会使我们整个知觉器官成为骗局。但是，上帝是何时走入这个怀疑一切已被接受的信仰的哲学体系中的？笛卡儿不能用外在世界的设计物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显示这个世界的存在。因此，笛卡儿由熟知一切的自我引出上帝，很像600年前圣安塞姆在“实体证明”之中所做的。他说，我有一个完美生命的观念，全知，全能，必要而且永恒。但是存在比不存在更接近完美，因此完美生命的属性必须包括存在。除了上帝本身，又有谁能将这一概念放入我心中呢？“如果上帝并不真正存在，我不可能自己具有上帝的概念。”上帝若是骗子，它就不完美了。因此，我们具有清楚而明晰的概念时，它让我们的感官对我们揭露外在的世界时，它并未欺骗我们。“如果这些概念不是由具体事物而产生，我不知道它如何能免于欺骗的指责。所以我们必须容许实际物体存在。”就这样，心灵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鸿沟都巧妙地弥合了，笛卡儿也由于上帝的帮助而成为现实主义者。科学本身——我们对逻辑的、有条理的、遵循法则的、可计算的宇宙的信仰——是合理的，正因为上帝是存在的及它不可能说谎。

随着笛卡儿，我们看出婴儿时期的“理性时代”如何因恐惧而逃避思想的冒险，企图重回温暖的信仰子宫中。《哲学的沉思》改名为《笛卡儿对首要哲学的沉思》，书中已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该书被献给“圣洁而杰出的巴黎神学教师会会长”。这位会长接受了他的奉献，但1662年它仍被列入禁书目录中，“直到错误改正为止”。此书的篇首可媲美《方法论》：“今天……我既然在平静的隐退之中取得这份悠闲，我至少要自由而严肃地改变我以前的意见。”他将它们丢出窗户，却让它们从正门进来了。他不仅信仰公正而全能的上帝，也信仰宇宙结构中的人类自由意志及一个虽然依靠肉体却不朽的灵魂。我们虽然不得不屈服于实体世界中牢不可破的因果逻辑，意志的自由却是最清楚、最明晰、最生动、最直接的天赋概念，人尽管在抽象理论中任意想象它们，却从来不会怀疑过它们的存在。

上帝、自我、空间、时间、动作、数学公理等概念——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灵魂并不是从感觉或经验得到它们，而是由它自己的本质和理性。（此处洛克会提出异议，康德会大加赞赏）然而，这些天赋概念可能会停留在无意识状态，直到经验触醒它们变成有知觉的形式。那么，灵魂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它产生思想时一个活跃而有创意的伙伴。这个“理性的灵魂”——推理的能力——显然是非物质的，它的概念没有长度、宽度、位置、重量或物质的任何其他特质。“这个‘我’，也就是说，使我之所以为我的这个灵魂，与身体在根本上是有分别的，甚至比后者更容易了解。”因此这个非物质的心灵或灵魂能够也的确在身体死后仍然留存。

笛卡儿在一段文章中肯定理性“并不阻止我们信仰神圣启示的事物，那是比我们最确定的知识还要确实的”。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既流畅又虔诚正统。萨尔马修斯1637年在莱登拜访他，曾形容他是“最热衷的天主教徒”。

他生命的最后10年都献给了科学。他把自己的房间改为实验室，从事物理和生理学实验。一位科学家曾要求看他的图书馆，笛卡儿指向他正在解剖的1/4只小牛。有时他也像培根一样，谈及科学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后，人类自然而然得到的许多实际利益。他的主观强调和对演绎法的信心，常常导致暧昧不明的结论，但他在多个科学领域都很有创造性。他坚持科学应该以数学形式中量的说明，代替中古物理含混的质的抽象概念。我们已提到他曾发展了解析几何，也概述过微积分。他解决了立方加倍和三等分角的问题。他创立以起首字母代表已知数，结尾字母代表未知数的用法。他发现折射定律似乎与斯内尔无关。他研究以滑轮、斜面、杠杆、虎钳、轮轴等小方法推动大力颇有成果，而且得出惯性、撞击、冲力等定律。他也许曾暗示帕斯卡大气压力随高度递减，虽然他犯了一个错误，宣称世上除了帕斯卡的脑袋之外绝对没有真空。他暗示每一个体都被其四周旋转的涡动分子以球层方式包围——与现在的磁场理论不无相合之处。光学方面，他正确算出折射角，分析光线被眼球水晶体改变的程度，解决了望远镜球体像差的校正问题，设计出没有像差的椭圆或曲张镜片。

他解剖胎儿并加以说明。他解剖（他告诉我们）“各种动物的头颅以确定记忆、想象等作用储存于何处”。他实验反射动作，也解释打击临近时眨眼的原理。他的情绪理论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卡尔·兰奇（Carl Lange）类似：情绪的外在原因（如我们看见一只危险的动物）会自动而同时地生出反应动作（飞奔）和对应情绪（恐惧）。情绪是动作的伴随，而不是成因。激情源自生理，应该当作机械作用来研究和解释。它们本身并不坏，是我们生命之船的风，但是若不受理性的节制，就会奴役与毁减一个人的人格。

除了上帝和理性灵魂外，整个宇宙可以视为机械的。记取伽利略和宗教裁判所的教训，笛卡儿谨慎地将这些概念当作假说来提出：假定上帝创造了物质，再赋予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世界根据机械法则而进化，不受任何干扰。在没有真空的宇宙中，物质分子的自然运动采取环行的方式，结果造成各种旋涡的动作。太阳、行星和星辰可能是由于分子集中在这些旋涡的中心而形成。正如每一个体被原子微粒涡包围——这解释了内聚力和吸力的成因——每个行星也被分子旋涡围绕，这种旋涡也使轨道中的卫星不致游离。太阳处在一个大旋涡的中心，行星一圈圈环行于外。这是一个有创见的理论，但开普勒后来证明行星轨道是椭圆的，此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笛卡儿认为，只要具有完备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把天文、物理、化学甚至生命的一切作用都化为机械法则，除了理性本身。呼吸、消化甚至感觉都是机械的。这一原理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帮助非常大。笛卡儿很有自信地将机械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因为他拒绝承认动物具有推理的能力。他也许是迫于宗教，不得不如此对待动物，因为他的“灵魂不朽说”是基于理性心灵的非物质特性。如果动物也有这样的心灵，它们也会不朽——这种说法对爱狗的人若没有什么，至少对神学家有很大的不便。

但是，人类身体若是物质的机械，非物质的心灵如何能作用其上，又如何借非机械的自由意志力量来统御它呢？这一点笛卡儿失去了信心，他绝望地回答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安排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作用，远非我们有限的智慧所能了解。他暗示，也许心灵是借着松果腺对身体发生作用，该腺体恰恰位于大脑的中心底部。

笛卡儿一生最鲁莽的行动就是要求梅赛纳把《哲学的沉思》的样本送给各个思想家，邀请他们提出评论。伽桑迪在答复中以法式礼貌摧毁笛卡儿的论点。笛卡儿以实体论辩称上帝的存在并未使这位神父信服。霍布斯指出笛卡儿并未证明心灵独立于物质和大脑之外。霍布斯私下（根据约翰·艾布雷的说法）“常说笛卡儿若全心从事几何的研究……他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几何学家，但他的头脑不适宜哲学”。惠更斯与霍布斯意见相同，认为笛卡儿以玄学的网织出了一篇传奇。

经过三个世纪的讨论，现在指出这个勇猛的第一个近代哲学“体系”的弱点并非难事。笛卡儿将哲学简化为几何形式的观念，使他不幸采用了演绎法，其中虽然有实验，却太冒险地依赖他自己的推理本领，以一个观念的清楚、明晰、生动直接程度来考验它的真实性是自取灭亡。因为在这个基础上，谁敢否定太阳绕地球而转动呢？说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对完美而无限的生命具有清楚、明晰的概念（我们有吗？），又说那个清楚、明晰的概念可靠是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这是和笛卡儿推理行星轨道为环形一样可疑。这个哲学与它摒弃的中古经院哲学观念一样漏洞百出。蒙田的怀疑比笛卡儿更基本、更持久，后者只不过把传统的谬论除去，以容纳自己的谬论而已。

即或如此，他的科学论点中仍有足够使他畏惧宗教迫害的内容（如果玄学中没有的话）。虽然他宣讲正统的信仰，他的宇宙机械论仍使神迹和自由意志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听说伽利略被判刑（1633年6月），立即放下他的《宇宙论》（Le Monde），书中他本来计划连贯他所有科学作品和成果的。他悲哀地写信给梅赛纳：

这件事给予我强烈的影响，使我几乎决定烧毁所有原稿，至少也不再展示给别人看……如果它（地球转动）是假的，我哲学中所有的原理（世界机械论）也将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互相支持着……但我绝不出版任何使教会不满的作品。

他死后，《宇宙论》只有少数片断被公布出来。

攻击不是来自（在他活着的时候）罗马教会，而且来自乌得勒支大学和莱登大学的加尔文教派神学家。他们认为，他维护自由意志对宿命论而言是危险的邪说，也以为他的机械宇宙论距离无神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宇宙只需要上帝最初的一推就可以自己进展，那么上帝失去那个创始力只是时间问题。1641年，一位乌得勒支教授采用笛卡儿体系时，该校校长吉斯伯特·伏蒂斯（Gisbert Voetius）说服该城官员禁止这种新哲学。笛卡儿回击伏蒂斯，伏蒂斯尖酸回辩又被笛卡儿举证反驳。法官宣召这位哲学家去见他们（1643年）。他拒绝前往。判决对他不利，他在海牙的朋友们居间调停，法官们仅发布禁令，不准继续攻击或维护笛卡儿的概念。

他得到伊丽莎白公主友谊的慰藉，她当时正与她的母亲，波希米亚废后伊丽莎白女选帝侯住在海牙。《方法论》出现的时候（1637年），公主只有19岁，她阅读它时惊喜于哲学竟会如此易懂。笛卡儿遇见她后，也喜见形而上学竟能如此美丽。他以一席迷人的奉承语向她献上《哲学原理》。她后来在威斯特伐利亚担任修院院长度过一生（1680年）。

笛卡儿现在在荷兰不像以前那么快乐，常常拜访法国（1644年、1647年、1648年）。路易十四的新政府给了他一笔年金，激发了他的爱国心（1646年）。他争取到一个行政职位，但内战把他吓回荷兰。1649年2月，他收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邀请，要他前去教授哲学。他迟疑着，但是终被她的来信吸引，信中以优美的法文表达她的心灵已为哲学“喜悦”深深倾倒。她派了一位舰队司令劝诱他，又派了一艘军舰去接他。他屈服了，9月，从阿姆斯特丹航向斯德哥尔摩。

他受到极好的礼遇，但在得知女王每星期要上课3次，而且总是在早上5点钟时，他吓坏了——笛卡儿素有迟起的习惯。两个月来他遵守皇家时间表，穿过冬天黎明的深雪，从房间走到女王的图书馆。1650年2月1日，他患了感冒，后来变成肺炎。2月11日逝世，死前他曾接受天主教的临终仪式。

他的座右铭是“隐藏得好的人也活得好”，但他死前很多年就已赢得国际声名了。大学摒弃他的哲学，神职人员在他的虔诚中嗅出异端的气息，但科学家为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而鼓掌，巴黎的时髦人士也很欣赏他以简易、动人的法文写的作品。莫里哀嘲笑那些在沙龙中传播旋涡，却“不能忍受真空的博学女子”。耶稣会士至今还容忍他们这位杰出的学生，甚至平息了一位会内人士对他的攻击，但1640年以后他们撤回他们的保护，1663年他们协助将他的作品列入禁书目录。波舒哀和费内隆欢迎笛卡儿有关基本基督教信仰的证明，却认为诉诸理性对信念会产生危险。帕斯卡指责依靠理性就像随风飘荡的芦苇。

正是这种笛卡儿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激发了欧洲的心灵。封特内勒总结道：“是笛卡儿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比他哲学本身更令人佩服的推理方法，根据他教给我们的法则，他的哲学倒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或甚为可疑的。”笛卡儿式怀疑对法国——泛指欧洲大陆——的贡献可媲美培根对英国的贡献。它使哲学免于时间的束缚，勇敢地航向大海，即使它在笛卡儿作品中很快又回到安全而熟悉的港口，理性并未得到立即的胜利。在法国最辉煌的路易十四时代，传统和圣经仍然把持一切。那是帕斯卡和波舒哀的时代，而不是笛卡儿继承人的时代。当时荷兰正是斯宾诺莎和贝尔的年代，英国则是霍布斯和洛克的天下。种子正在萌芽了。

笛卡儿的作品对法国文学和艺术很有影响。他的文体是清新的改革，他的哲学对一切人开放，很少哲学家能用如此迷人的亲切手法来表达思想，描述理性的历险就像弗洛伊萨特（Froissart）描写骑士丰功伟绩一样生动。简洁可读的《方法论》不仅是法国散文的杰作，它在语言与概念方面都为法国古典时代——在文学与艺术的定则、智慧与节制，为礼仪和演说——立下典范。它强调法式心灵适宜的清楚、明晰的概念。它的擢升理性成为古典体裁的首要原则：

爱理性吧；让你的作品

单由其中获得光辉与价值。

200年来法国戏剧成为理性的修辞，与情感的狂烈竞争着。也许法国诗歌受到笛卡儿的伤害：他的语气和机械论，使想象力和情感少有容身的余地。在他之后，拉伯雷沸腾的混乱，蒙田不拘形式的闲谈，甚至宗教战争猛烈的紊乱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乃依的理性论，拉辛的严谨统一，波舒哀合乎逻辑的虔诚及路易十四王朝与宫廷的法律、秩序、形式和礼仪。笛卡儿曾漫不经心地参与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国哲学与生活方式。

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也许大于康德以前的任何近代思想家。马勒伯朗士是他的分支。斯宾诺莎自己学习笛卡儿逻辑，阐述时发现了它的弱点。他在自传式的片断作品《谈改进了解》中模仿《方法论》，在《伦理学》中采用哲学的几何理想，他“人性枷锁”的讨论是基于笛卡儿的《心灵的激情》。自伯克利到费希特的近代哲学理想主义传说，就是起源于笛卡儿强调思想是我们直接得知的唯一实体，正如经验主义的传统由霍布斯传到斯宾塞一般。但笛卡儿也提出了理想主义的解药——一个完全机械式的客观世界的概念。他试图从机械角度来了解有机和无机作用，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一个很冒险却很有成果的原动力。他对感觉、想象、记忆与意志所做的机械分析，成为近代心理学的主要来源。17世纪后，法国与笛卡儿一同支持正统，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他有条理的疑惑、他对理性的信任及他使用物理和化学的同类名词来注释所有动物的生命，而找到丰富的基础。这位法国人的骄傲，也由于他对法国心灵的丰厚影响，而得到合理的辩护。

理性和信仰的“大辩论”渐以有意识的形态出现，但它的近代史才开始。回望1558年至1648年的90年间，从伊丽莎白到黎塞留，从莎士比亚到笛卡儿，我们看出这个引人的论点仍然局限在基督教的范围中，局限在以《圣经》为“圣道”的各种宗教信念中。只有少数零零散散的声音，暗示基督教本身也应该接受考验，暗示哲学应该很快摒除所有超自然信仰的形式。

这些冲突初步发生后，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高高在上，宗教裁判所仍然散播着它的恐怖与阴影。在意大利，古老的宗教采取更具人性的形式，以艺术美化生命，以希望滋润死亡。法国妥协了，基督教信仰在人民之间仍然很有力、受欢迎，无论天主教徒或法国胡格诺教徒都不例外；上层阶级则以怀疑为乐，把虔诚延到死亡前夕。尼德兰呈现理性的妥协，南方省份仍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则在北方得到胜利。在德国，新教受了一位法国主教的拯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则维持他们原有的忠诚，而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再度成为教皇的辖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教成为国家的法律，但瑞典女王宁肯选择罗马的教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建议联合罗马教规与国家自由，但英国新教分成许多宗派，表现了它的活力，也将它的生命孤注一掷。

在种种军队与教条的倾轧中，科学正努力减轻迷信与恐惧。它发明或改进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它设计对数和小数系统，改革历法，发展解析几何。它已幻想要把一切现实化为代数方程式。蒂丘·布拉赫曾耐心地重复观察，使开普勒得以确立行星运转的法则，启迪了牛顿宇宙法则的看法。伽利略正以始无前例的大型望远镜显示了新的、更大的世界，也在宗教裁判所的大厅中演出了科学、神学之间戏剧化冲突的一幕。哲学方面，布鲁诺企图以哥白尼的名词重新孕育神祇和宇宙，终于使自己活活被烧死；培根召唤智者从事科学，为后来的世纪写出它工作的范畴；而笛卡儿怀着他对宇宙的疑惑，正给予“理性时代”另一个方针。道德与礼仪也由于信仰的变迁而定型。文学受到这个冲突的感动，哲学家的概念也在马洛、莎士比亚及约翰·多恩的诗中发出回响。与正在兴起、散播、激发、改变欧洲甚至世界心灵的信仰与理性之争比起来，所有敌对国家的战争与革命，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1] 圣·奥古斯丁曾从同一观点出发辩驳异教的怀疑论者，他们宣称怀疑一切。但谁“曾怀疑他自己是活着的、思想着的呢”？他问道：“因为如果他怀疑，他就是活着。”蒙田也曾使用同样的论点来反驳绝对怀疑论者。笛卡儿曾读过蒙田的书。"

插图

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的早年并不幸运，而是在小心翼翼、自我克制和察言观色中求生存。

莱斯特伯爵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也很可能是她的情夫。

上　伊丽莎白拥有大量华丽的衣服和贵重的珠宝，对穿着打扮的热心与政治上的考虑有密切关系。培根曾经写道：“她幻想饱受外界影响的人民会被她的珠光宝气转移视线，而不注意她本身的花容月貌的衰退。”

下　加尔文派牧师约翰·诺克斯正在传教。他曾说：“妇女进行统治，掌握帝国大权而凌驾于男子之上，这比怪物还要荒诞。”

伊丽莎白一世在议会主持会议。伊丽莎白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证明她的统治并非有名无实。

英国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

上　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的旧居

下　1569年，一场在伯蒙德西的婚礼，展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的生活情景。

上左　苏格兰女王玛丽不明智的政治行为导致苏格兰贵族的反叛，她逃往英格兰后却遭囚禁，最后被处死。

上右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和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

下　《萨默塞特宫会议》。1604年，通过萨默塞特宫会议，詹姆士一世迅速结束与西班牙的战争而建立了和平局面。

英国法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培根

上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三面像》。查理一世上台之后，很快和国会产生了对立。

下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他的家人。

《查理一世马上图》（凡·戴克，1633年）。查理一世是一个极有抱负的国王，但他的独断专制让他成为唯一被执行死刑的英国国王。

《大卫》（贝尔尼尼，1623年）

《罗耀拉的奇迹》。罗耀拉是天主教耶稣会创立人。较其他修会，耶稣会从事的更多是传教工作和社会活动，而不是灵修生活。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国势强盛，疆域广阔。

菲利普三世在位期间，对西欧各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

菲利普三世时期，莱玛公爵促使西班牙与英格兰缔结《伦敦和约》（1604年），并与尼德兰联合省份休战12年。

菲利普四世野心勃勃地企图恢复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

上　西班牙首相奥利弗雷公爵利用“三十年战争”扩大的机会，重新挑起对荷兰人的敌对行动。

下　在扩张政策之下，西班牙军队取得一些胜利，如1626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要塞布雷达。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女玛丽亚·特蕾莎，后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后。

《宫娥》（委拉斯开兹，1656年）

《奥加兹伯爵的葬礼》（埃尔·格列柯，1586年）。画面可明确分为天国和人间两部分，圣徒奥古斯丁和史蒂芬显灵出现在伯爵葬礼上，并将之送入墓穴。

《圣马丁和乞丐》（埃尔·格列柯，1597—1599年）

《圣母和圣子》（牟里罗，1670—1672年）

上　1573年，土伊勒里宫的一场宫廷宴会，法国王后凯瑟琳·美第奇端坐在画面中间。

下左　凯瑟琳对胡格诺派教徒科利尼的得势感到担心。在她的怂恿下，查理九世下令在圣巴托罗缪节对胡格诺派进行大屠杀。

下中　查理九世下令处死胡格诺派首领，其中包括科利尼在内，圣巴托罗缪惨案开始。

下右　圣巴托罗缪惨案中，法国新教胡格诺派惨遭屠杀。

《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妻子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离异后，与玛丽·德·美第奇结婚。

上　法国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

下　黎塞留又被称为红衣主教。他成功地使法国的混乱政局趋于稳定，并扩大了法国在欧洲和海外的势力。

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一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奥地利的安娜。路易十三一生都对她十分冷淡。

上　蒙田的随笔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怀疑论精神。

下　《骗子》（拉·图尔，1625年）。拉·图尔在这幅画中，将他的时代看成是一个虚饰和伪善的时代。

《玛格达伦玛利亚的忏悔》（拉·图尔，1638—1643年）。拉·图尔的宗教画大多以烛光为主题，具有一种不朽的朴实和静谧。

《普桑自画像》。普桑是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绘画风格的领导者之一。

上　尼德兰的反抗斗争中，新教徒的狂热分子发动了反对教堂的捣毁圣像运动（1566年8月）。

下左　威廉一世，又称沉默者威廉，是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下右　在17世纪初对荷兰共和国的战争中，西班牙军事指挥官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未能摧毁荷兰人的军事力量。

上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奥伦奇亲王莫里斯收复了大量的尼德兰领土，这些地区后来成为联合省共和国。

下　1651年，尼德兰总议会的“大会”在海牙召开，荷兰省巩固了其领导权。

上　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亨利在维勒肯堡的马市上。亨利是莫里斯的同父异母兄弟，和莫里斯一样，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擅长攻坚战。

下　约翰·维特是共和国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卓越领导人，他以高超的外交手腕争取了荷兰发展的外部环境，恢复了国家财政，扩展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商业优势。

上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院子挤满了富裕的投资者。在整个17世纪，荷兰近乎垄断了欧洲贸易和海运，其拥有的资金多得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出路。

下　与经济繁荣配合的是尼德兰在文化上的发展，公民社会广泛的爱好和赞助将艺术尤其是绘画推向顶峰。

上　《愉快的伙伴》（哈尔斯，1617年）。画中人物开始显示出荷兰中产阶级特有的自我满足神气。

下　《微笑骑士》（哈尔斯，1624年）。哈尔斯代表作品，也是西方美术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

上　《伦勃朗自画像》（1659年）

下　《夜巡》（伦勃朗，1642年）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上　1632年的吕岑战役，瑞典军队大获全胜，但古斯塔夫二世在率领骑兵冲锋时阵亡。

下　俄国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的创始人迈克尔·罗曼诺夫在缙绅会议上。迈克尔利用缙绅会议作为民众咨询机构，设法使俄国摆脱困境。

基督教国家联军对奥斯曼帝国的海战——莱潘托之战

上　一幅表现“三十年战争”惨烈的版画

下　《屠杀婴儿》（普桑，1630—1631年）。这幅画具有比较深刻的道德意义，是对惨烈的“三十年战争”的反映。

上　《庆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三十年战争”最后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终。和约使瑞典、法国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领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

下　丹麦天文学家蒂丘·布拉赫在哥本哈根外海的赫维恩岛建立了一座天堂城，设有好几座天文台。

上　因为空间不够，蒂丘又在附近建造了第二个天文台星堡。

下　蒂丘所作的天文观测可能是望远镜发明前最精确的，这些观测使欧洲人终于接受了哥白尼体系，并成为17世纪天文学改革的基础。

1660年版的《和谐大宇宙》扉页上的天文学家

上　把地球看成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体系模型

下　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模型

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几项突出贡献的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

《生病的小孩》。科学在进步，公共卫生在改善，但疾病还是对人类最重要的威胁。

牙医正在给一位女子检查牙齿。17世纪之前，治疗牙病还是理发师的事。

上　炼金术士的实验室

下　正在工作的炼金术士。制金是欧洲炼金术的主要和唯一目标，包括牛顿在内的一些科学家都曾进行过炼金实验。这些实验为化学积累了大量知识。

鲁本斯的《四哲人》。17世纪的哲学家不再讨论教宗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上左　荷兰人文主义者格劳秀斯发表的法学巨著《战争与和平法》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

上右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

下　笛卡儿在瑞典女王克里斯蒂纳的宫廷。据说，22岁的克里斯蒂纳执意要53岁的笛卡儿每天清晨5点起床为她讲授哲学。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路易十四时代

天地出版社

•成都•

The Age of Louis XIV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3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易十四时代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1-1

Ⅰ. ①路⋯ Ⅱ. ①威⋯ ②阿⋯ ③台⋯ Ⅲ. ①文化史 - 欧洲 -近代 Ⅳ.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10502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作　　者：［美］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胡晓静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谢词

第一部　路易十四与法国

第一章　旭日东升（1643—1684）

马扎然与投石党（1643—1661）

路易十四

尼古拉·富凯（1615—1680）

柯尔伯重建法国

礼仪与道德

宫廷

路易的情妇

路易亲征

第二章　信仰的考验（1643—1715）

国王与教会

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204—1626）

詹森教派与耶稣会

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

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56—1715）

国王与胡格诺派教徒（1643—1715）

波舒哀（1627—1688）

费奈隆（1651—1715）

第三章　国王与艺术（1643—1715）

艺术组织

建筑

装饰

绘画

雕刻

第四章　莫里哀（1622—1673）

法国剧院

学徒时代

莫里哀与女士们

《伪君子》

多情的无神论者

鼎盛时期

谢幕

第五章　法国古典文学的全盛时期（1643—1715）

当时的环境

高乃依（1643—1684）

拉辛（1639—1699）

拉封丹（1621—1695）

布瓦洛（1636—1711）

罗曼史的提出

塞维涅夫人（1626—1696）

拉罗什富科（1613—1680）

拉布吕耶尔（1645—1696）

补遗与结论

第六章　尼德兰的悲剧（1649—1715）

西属尼德兰

荷兰共和国

风俗绘画的兴旺

维特（1625—1672）

奥朗日的威廉三世

第七章　鼎盛时期的衰落

门特隆夫人

大联盟（1689—1697）

西班牙的问题（1698—1700）

大联盟（1701—1702）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

诸神的黄昏（1713—1715）

第二部　英伦与欧陆的革命与改革

第一章　克伦威尔（1649—1660）

对民主与平等的呼唤

爱尔兰之叛

苏格兰之叛

克伦威尔专政

清教徒全盛期

教友派信徒

克伦威尔之死和赋税

倒退之路（1658—1660）

国王回驾（1660）

第二章　弥尔顿（1608—1674）

约翰·布尼安（1628—1688）

年轻诗人（1608—1640）

改革者（1640—1642）

结婚与离异（1643—1648）

言论自由（1643—1649）

拉丁文秘书（1649—1659）

老诗人（1660—1667）

暮景残年（1667—1674）

第三章　复辟（1660—1685）

快乐的国王

宗教宽容

英国的经济（1660—1702）

艺术与音乐（1660—1702）

道德

礼俗

宗教和政治

天主教徒阴谋

喜剧幕落

第四章　光荣革命（1685—1714）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1685—1688）

废君

威廉三世治下的英国（1689—1702）

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1702—1714）

第五章　自德莱登至斯威夫特的英国文学（1660—1714）

自由出版

复辟时代的戏剧

约翰·德莱登（1631—1700）

各家大全

伊夫林与佩皮斯

丹尼尔·笛福（约1659—1731）

斯梯尔与艾迪生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

第六章　波罗的海的争夺（1648—1721）

投机冒险的瑞典（1648—1700）

波兰和苏毕斯基（1648—1699）

俄国的西向（1645—1699）

彼得的学习

查理十二与北方大战（1700—1721）

第七章　彼得大帝（1698—1725）

野蛮人

彼得的革命

终曲

第八章　改变中的帝国（1648—1715）

德国的重建

德国精神

德国的艺术

奥地利和土耳其

第九章　悠闲的南方（1648—1715）

天主教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艺术

克里斯蒂娜的漫游

从蒙特威尔第到斯卡拉蒂

葡萄牙（1640—1700）

西班牙的衰败（1665—1700）

第十章　封锁中的犹太人（1564—1715）

后裔

荷兰的“耶路撒冷”

英国与犹太人

东欧犹太人

信心的激荡

异端

第三部　知识的探索

第一章　从迷信到学术（1648—1715）

障碍

教育

学者群像

第二章　科学的探求（1648—1715）

科学的国际化

数学

天文学

地球

物理学

化学

工艺

生物学

解剖学与生理学

医学

结论

第三章　伊萨克·牛顿（1642—1727）

数学家

物理学家

万有引力

数学原理

晚年

第四章　英国哲学（1648—1715）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哈灵顿的乌托邦

自然神论者

信仰的捍卫者

洛克（1632—1704）

沙夫兹伯里（1671—1713）

乔治·贝克莱（1685—1753）

第五章　法国的信仰与理性（1648—1715）

笛卡儿主义的兴衰

西拉诺·贝热拉克（1619—1655）

马勒伯朗什（1638—1715）

皮埃尔（1647—1706）

丰特内尔（1657—1757）

第六章　斯宾诺莎（1632—1677）

年轻的异端

神学与政治

哲学家

上帝

心灵

人类

理性

国家

绵延不绝的影响

第七章　莱布尼茨（1646—1716）

法律哲学

生平

莱布尼茨与基督教

评洛克

单子

上帝是公正的吗？

尾声

插图

致读者

本卷为《文明的故事》第8卷，就历史上的某一过程来说，其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实难确言。本卷历史背景是欧洲。时间则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1648年）起，至路易十四去世时为止。路易十四在位时间是1643年至1715年，因而我们便把他的统治时代作为本卷的书名。

通篇主题是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大争论”。信仰在这一时期占据王位，但是理性在霍布斯、洛克、牛顿、培尔（Bayle）、丰特内尔（Fontenelle）和斯宾诺莎诸人新说中也百花齐放。这一“‘古典时代’，贯穿了于其结束时自称的‘理性时代’”。本卷几乎有1/3的篇幅致力于“知识探险”以摆脱迷信和愚民政策，及有关学术、科学和哲学上的各持己见。尽管学者们的偏见很明显，但我希望以公正的立场来说明他们的观点。因此，对如帕斯卡（Pascal）、波舒哀（Bossuet）、费奈隆（Fénelon）、贝克莱（Berkeley）、马勒伯朗什（Malebranche）和莱布尼茨（Leibniz）这些致力维护个人信仰的学者，均寄以无限的同情。

我们希望第9卷《伏尔泰时代》能在1965年出版，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在1968年问世。不过，有些困难已经发生，部分是由于18世纪的资料太多、篇幅很大，需要整理。

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

1963年5月

谢词

自1926年起，和我们携手合作这件“立言事业”的其中一位出版家已经谢世。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的爽朗性格。另一位依然是我们的朋友，他永远是热诚的、慷慨的、宽容的，像一个诗人。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借此机会——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向替我们已出各卷争取广大读者的批评家们，表达我们的感谢，不会被说成“为了未来的销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势必还在旷野行吟呢！

对我们的女儿埃塞尔，将惨不忍睹的二校稿精心校订，重新打字，深感歉疚。对我们的兄弟姐妹莎拉、弗萝拉、玛丽和哈瑞·考夫曼，为超过1.2万词条、4万多个注从事的耐心分类，深表感谢。对洛杉矶公立图书馆的安妮·罗勃兹太太和好莱坞区立图书馆的妲妮·威廉小姐从全美各地搜集珍本的那份热诚，深表感谢，没有蕴藏丰富，而又乐于协助的图书馆，这几卷是无法完成的。而西蒙和舒斯特编辑部的维拉·薛奈德太太，对本卷和前卷进行了学术编辑，承她们受理，并此致谢。

第一部　路易十四与法国

路易十四，又称路易大帝。在位期间，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宣称“朕即国家”，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伏尔泰把他比作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第一章　旭日东升（1643—1684）

马扎然与投石党（1643—1661）

1643年起，法国开始崛起于西欧，其政治上的影响力直到1763年，而在语言、文学与艺术上的影响力直到1815年仍然未衰。自西罗马奥古斯都以来，没有一个王朝像路易十四时代拥有如此多伟大的作家、画家、雕刻家与建筑家，并在礼节、时尚、思想、艺术上被他国艳羡模仿。外国人视巴黎为心智修养与教育的中心，许多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都认为巴黎较其故乡更可爱。

为什么法国在这段时期会得到如此优势的地位呢？其中一个理由是人力。1660年，法国有2000万人，西班牙与英国各为500万、意大利600万、荷兰共和国200万。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与匈牙利，总人口约为2100万，但这个帝国徒具虚名，又因“三十年战争”国势衰微，帝国境内又分裂成400多个敌对的主权国。这些小邦每个最多不过200万人口，却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军队、货币和法律。而法国在1660年后已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法国“大世纪”的催生，黎塞留（Richelieu）主政时期功不可没。

在欧洲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s）与法国波旁王室的长期对峙中，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数十年中，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落入法国手中，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也于1643年在罗克鲁瓦（Rocroi）战役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中失势于法国。此后，法国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国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忠诚乐业，将军善于谋略，而其君主则为“真命天子”。这一时期，一位年轻的君主即位，在他近75年的主政期间，不仅统一了国土和人民，也统一了政府和政策。此后50年中，法国培养并吸纳了无数文学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建筑宏伟的宫殿，成立强大的军队，震惊与鼓舞了人类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法国的前景可比之为一幅史无前例的耀目图画，以人们的鲜血绘出了多彩多姿的画面。

路易十四于1643年嗣位时，年仅5岁，法国尚未统一，黎塞留未竟之业须另一位红衣主教来完成，这人便是马扎然（Jules Mazarin）。他的意大利原名是马萨里尼（Cuilio Mazarini），生于西西里一个穷人家，在罗马耶稣会受教育，后来在教廷担任外交工作，1630年，因在紧急时候调解结束曼图亚之役（Mantuan War）而名扬欧陆。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识黎塞留，并投身于这位政治天才门下。黎塞留感其忠诚，封他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临终时，向“国王保证没有人比马扎然更能干来接替其职位”，路易十三接受了黎塞留的推荐。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时，马扎然仍未露头角，由路易十四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王后摄政，虽有两位亲王孔代（Condé）与奥尔良的加斯顿（Gaston）幕后执掌实权，但安妮王后任命这位41岁的意大利人为首相。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天，法国在罗克鲁瓦战胜的消息传到巴黎，马扎然的统治一开始即颇为顺利，日后许多外交与战场上的成功巩固了其地位。他对选择政策、战术乃至谈判者，皆有他人不及的智慧。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法国在其领导下确定了由战争赢得的优势地位。

马扎然并不像黎塞留那样具有伟大的综合能力与坚强的意志，但他更具耐心、精明，有一种个人魅力。吃亏之处在于他是外国人，他曾向法国人保证：虽然他出生于意大利，心却属于法国，然而法国人仍恐他有二心。我们不知马扎然向安妮王后尽忠到什么程度，他小心行事，最终赢得她的信任，甚至可能也赢得她的爱情。他知道他与安妮王后的安危系于能否继续黎塞留的政策，建立法国王室的权力以对抗分封的领主。他聚敛财物，为将来一旦失势未雨绸缪。当时法国正是崇尚风雅之时，人们视他为一个暴发户，厌恶他的意大利口音和他那些骄奢的亲戚，特别是他侄女们的挥霍。雷斯主教曾把他骂成“一个卑鄙小人……奸诈……穷凶极恶”，但这位曾败于马扎然之手的雷斯主教并不公正。马扎然敛财是事实，但他花钱颇为风雅，购置不少书籍和艺术品，后来都馈赠给国家。他的翩翩风度大大取悦了女士们。莫特维尔夫人曾形容他“举止文雅，与黎塞留的严峻大相径庭”。他易于宽恕敌对者，也易于忘却给别人的好处。他治国勤奋是众人皆知的，但这点也会招来攻击，因为他有时让一些贵宾在会客室苦等。他注重清廉，以为贪污是人的本性。关于他的私人道德，除了一些以王后为情妇的闲话外，倒无甚大错。他对宗教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宫廷中人震惊，那时对宗教这种淡漠的思想尚未风行，他们认为他对宗教的忍让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他上任后不久首先就确认《南特诏书》，允许法国境内胡格诺派教徒举行宗教性集会。在他任首相期间，没有一个法国人曾受到中央政府的宗教迫害。

马扎然如此不得众望，却能保持其权位，实在是令人惊奇的。农民由于他征收重税以充战费而恨他，商人由于他的关税制度影响贸易而恨他，贵族由于他反对封建制度而恨他，议会由于他将国王和他本人置于法律之上而恨他，同时，由于王后禁止任何人批评他的治理，更增加了反对之声。但王后支持他，因为她发现有两种势力正企图趁妇人孺子当政之时觊觎政权：一方面是旧贵族欲削弱王室而恢复过去封建领主的特权，另一方面是议会欲建立一个由少数律师控制的政府。为了对抗旧贵族与新贵族这两种势力，安妮向马扎然求助。他的政敌曾先后两次企图罢免其职位和控制王后，这就形成路易十四时代的投石党（Fronde）。

巴黎议会成为投石党第一个（1648—1649年）试图模仿英国将议会权力提升至国王之上的立法和司法机构。过去，巴黎议会位于国王之下，是法国的最高法院。根据传统，任何一项法律或税令均须得到这些议员（几乎全部是律师）通过并记录在案后，始能被公众接受。黎塞留主政时曾削减议会的权力，而他们现在决定再度确立它。他们认为目前在法国成立君主立宪政治的时机已到，应将王室权力置于代表全国民意的某种代议机构之下。但法国各地的十二个议会与英国国会不同，并非是由全国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司法和行政机构，其职位是世袭或由国王指定的人员担任。如果投石党此举成功，法国政府便可能成为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贵族政治政府。另外，由贵族、教士与平民三个阶级组成的全国会议（States-General）也可能发展成一个代议政体以限制王权，但全国会议只有国王有权下令召开。1614年以来，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这种会议都没有召开过。

巴黎议会的议员敢于为国家发言时，他们一时间成了全国人民的代表。1648年初，议员塔隆（Omer Talon）谴责黎塞留与马扎然的苛税使人民变穷了：

十年间法国已残破不堪，农民只好枕草而卧，他们卖尽财产去充税捐。为了使某些人在巴黎过上豪奢的生活，无辜的人民只有靠最廉价的面包生存……他们除了自己的灵魂外一无所有，而这是因为还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将他们的灵魂也一并出卖。

同年7月12日，巴黎议会在法院集会，向国王及其母后提出数项革命性的要求：所有个人税捐减少1/4；非经议会自由投票同意，不得征收新税；由王室派驻各省的大臣，其权力在当地省长和法官之上应予废除；不得任意监禁人民超过24小时而不提交法院。如果这些要求得到允许，法国日后将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府，有着与英国相似的政治发展。

相比未来的政体，安妮更易接受旧制。在她的经验中，除了绝对王权，她不知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她认为，如目前依照议会要求出让王室权力，对王室的统治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打击，不仅削弱王权在传统与习俗上的心理支柱，而且迟早有一天王权会沦泯于群众的混乱中。况且，先王（或黎塞留）时代享受的权力，她不能完整地传给她的子孙，这是可耻的事；也是她没尽到责任，将会受到历史谴责。马扎然同意安妮王后的看法，他已预见：如果同意议会的要求，他个人将无容身之地。8月26日，他下令逮捕布罗塞尔（Pierre Broussel）和其他议会领袖。年高的布罗塞尔曾以其“拒绝纳税”的口号而名噪一时，群众在皇宫前集会要求释放布罗塞尔。许多人带着投石器，当时人就称他们为“投石党”，那次事件也称为“投石之乱”。巴黎大主教继承人贡迪（Gondi，即雷斯红衣主教）向安妮进言释放布罗塞尔，遭王后拒绝。他愤怒之余转而鼓动人民反抗政府，当时他正致力于谋求一个红衣主教的职位。

8月27日，巴黎议会的160名议员穿过群众与街道上的路障，向皇宫前进，一路上群众高喊着：“国王万岁！处死马扎然！”谨慎的马扎然认为这不是逞血气之勇的时候，只好建议王后下令释放布罗塞尔。她虽同意，但又愤怒于对人民的让步，便带着国王离开巴黎，退到郊区吕埃（Rueil）。马扎然暂时答应议会的要求，但故意拖延生效的时间。王后回到巴黎时，街道上的路障仍未撤除。人民对她表示不满，流传有关她与马扎然之间的绯闻。1649年1月6日，安妮再度出城，这次她与国王逃到圣热尔曼，典当珠宝购置衣物，夜间以稻草为枕，情况甚为狼狈。年幼的路易十四自此对群众甚无好感，对巴黎也无好感。

1月8日，议会在群情激奋的情形下发表一道法令，宣布马扎然是罪人，并促请全法国人民追捕他。另一道法令则下令没收所有王室资产，将之充公。许多贵族认为这次革命是争取议会恢复封建特权的大好时机，或许也认为如果没有名门贵胄领导这次起事，可能将乱得不能收拾，因而一些有势力的贵族，如朗格维尔公爵、波福尔公爵与布永公爵均加入革命行列，提供军队、资金，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少传奇故事。布永公爵夫人和朗格维尔公爵夫人——麻面而美艳的女士——以及其子女一起住进巴黎维尔旅馆中，志愿作为人质以保证她们的丈夫对议会与人民的忠诚。那时，巴黎成了一座兵营，这些贵族夫人在市政厅内欢舞，朗格维尔公爵夫人与当时的马西拉克亲王（Prince de Marsillac），即拉罗什富科，还有一段暧昧关系。1月28日，朗格维尔夫人为马西拉克生了一个儿子。当时的投石党人有不少为贵族夫人充当护花骑士的，常为赢得美人一笑而决斗流血。

王后所处的危势由于孔蒂亲王（Prince de Conti）与他的长兄孔代亲王发生纷争而获得转机。孔代亲王被当时人称为“伟大的孔代”，曾率领法国军队在罗克鲁瓦和朗斯（Lens）获胜。现在，他以强大的军队转而支持王后母子，安妮立刻令他率部进军巴黎，向他的兄弟与姐妹（朗格维尔夫人）进攻，并将王后母子安全送回宫中。孔代集结军队，围攻巴黎，占领了在沙朗东（Charenton）的前卫要塞。城内叛变的贵族向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求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议会与人民的爱国情绪远胜于阶级意识，大多数议员都不愿丧失黎塞留时代外交胜利的果实，不愿再度引进哈布斯堡王室势力来干预法国内政。他们也开始觉得被贵族作为企图恢复封建势力的工具利用了。此举一旦成功，法国将再度分裂成许多各自独立的地区，无法发挥合力。因而，他们态度一变，派了一个代表向正起驾回宫的安妮表示归顺，并声称他们一直都是敬爱王后的。她赦免了所有愿意放下武器的人。议会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通告人民今后应服从国王。巴黎市内的街垒路障被撤除，安妮、路易十四和马扎然回到宫中（1649年8月28日）。宫廷内重新集会，那些叛变的贵族也成为座中客，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样，一切都被宽恕，但没有被忘记。第一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接着还有第二次。孔代自认为靖难有功，地位应在马扎然之上。他们发生了争执，孔代便煽动不满的贵族叛变。马扎然一不做二不休，将孔代、孔蒂和朗格维尔全部监禁于文森（Vincennes，1650年1月18日）。朗格维尔夫人逃到诺曼底，鼓动叛变，并越过边境到达西属荷兰，引诱蒂雷纳（Turenne）将军叛变。这位名将也同意派一支西班牙军队对抗马扎然。伏尔泰说：“所有的党派都彼此倾轧，各自订立盟约，又一个一个地背叛，没有一个人不是三番两次地改变立场。”雷斯主教回忆道：“每天清晨我们准备彼此拼个你死我活。”他自己就险些被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公爵杀死。每个人都自称忠于国王，路易十四想必惊奇于他承继的是如此支离破碎的王权。

一支军队攻下波尔多，而马扎然也率军亲征佛兰德斯，打败了蒂雷纳。这时，雷斯主教急于将王后的首相和情人排挤掉，便说服议会再次放逐马扎然。马扎然紧张起来，于1651年2月13日下令释放被监禁的亲王，同时，为自身安全着想，他逃到科隆附近的布吕尔（Brühl）。孔代亲王为报王后与马扎然一箭之仇，联合其兄弟孔蒂、姐妹朗格维尔夫人、内穆尔公爵和拉罗什富科公爵在9月向王室宣战，占领波尔多，以此为起事基地。孔代与西班牙结盟，与英国克伦威尔谈判，答应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

9月8日，年方13岁的路易十四宣布终止母后摄政，他现在将亲自接掌政权。为讨好议会，他同意将马扎然放逐。但到了11月，他又鼓起勇气召马扎然率领一支军队返回法国。这时奥尔良的加斯顿公爵采取中立，但蒂雷纳已倾向王室一方。1652年3月，路易十四派掌玺官莫雷（Molé）前往奥尔良要求联盟。城中的贵族通知加斯顿，除非他或他的女儿唤起市民来抵抗，否则他们将把城市献给国王。

这时，有一个像解救奥尔良城的圣女贞德一样有名的女人出现，她叫安妮·玛丽·路易，小时因黎塞留将其父放逐而在心里埋下了一粒反叛的种子。她的父亲加斯顿是路易十三的兄弟，从被放逐后正式改为平民称谓“先生”（Monsieur），她的母亲蒙庞西埃女公爵玛丽·波旁只称“夫人”（Madame），所以她即是“小姐”（Mademoiselle）。她长得高大强壮，人们又称她为“蒙庞西埃大小姐”。蒙庞西埃家财巨富，自小生长于财富与家世双重尊贵的环境中，她曾说过：“我的出身没有一件事不是伟大而高贵的。”她曾希望嫁给路易十四，虽然他们是堂兄妹。后来她见对方无意，更激起反叛情绪。她听见奥尔良城的呼吁，见她父亲似不愿插手其中时，便征得父亲的同意自己出面。她一直反对习俗加之于女性的限制，特别是女人不能成为一个战士，现在她全副戎装，集合一些与她同道的贵族女战士，率领一小股军队向奥尔良进军。城内的官员拒绝她们进城，担心国王会震怒。她下令手下打破城墙，城墙守卫视而不见，于是她与两位女伯爵破墙入城。入城后，她炽热的演说煽动了全城民众。莫雷无功返回巴黎。全奥尔良城矢志效忠这位新圣女。

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在巴黎达到最高潮。孔代自南方进军，击败皇家军队，准备将国王、王后和马扎然全部逮获。孔代的军队逼近巴黎时，城内的投石党人将巴黎市守护神圣吉纳维夫（St.Geneviève）的神龛抬出，上街游行，祈祷孔代一举获胜，推翻马扎然。蒙庞西埃小姐自奥尔良赶往卢森堡皇宫，恳求她父亲支持孔代，但她父亲拒绝了。蒂雷纳与国王的军队也接近巴黎，在城外靠近圣安东尼门处，与孔代部队相遇。两军相遇，蒂雷纳处于优势。此时这位小姐赶向巴士底，逼令其守将将炮口转向国王军队，此后她又以她父亲的名义，下令守军开城门让孔代的军队入城，及时将国王的军队阻于城外（1652年7月2日）。这位小姐真不愧为当时的女英雄。

孔代成为巴黎的主人，但此时稳健派人士开始反对他。他发不出军队的薪水，军队开始腐化，最终变成暴动。7月4日，一群暴动的人攻入市政厅，要求将所有支持马扎然的人交到他们手中，他们放火焚烧市政厅，并杀死了30个平民。城内经济活动被破坏，食物供给陷于一片混乱，半数的巴黎人都面临饥饿威胁。那些有产阶级开始怀疑：过去的王室独裁，甚至马扎然的统治是否比目前的暴民统治高明些？马扎然于城陷时自动引退，更使投石党人失去一个联合攻击的目标。雷斯主教这时已得到他渴望已久的红衣主教职位，认为这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时候，便利用他的影响力使人民恢复对国王的忠诚。

10月21日，安妮与国王在平静中再度返回巴黎。这位年方14岁的君主，潇洒、勇敢，让整个巴黎折服，街道上充满了“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几乎过了一夜，群众的激情才平静下来，秩序恢复了。这不是武力造成的，而是慑于皇室的威仪，人民下意识中相信他们的国王真正是君权神授的。1653年2月6日，路易十四因其地位已经稳固，放心召回马扎然，仍委以一切职权。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孔代逃到波尔多，议会再无二心，叛变的贵族隐退到各自的城堡内。朗格维尔夫人在修道院里终其余生，蒙庞西埃小姐被放逐到她的一个采邑上，悔恨她在巴士底的所为已经断绝她与国王结婚的机会。她在40岁那年爱上了洛赞伯爵（Comet de Lauzun），此人比她年轻许多，也比她矮了一截。路易十四拒绝批准他们的婚姻。他们不顾一切决定结婚时，国王将洛赞关入监狱，一关就是10年（1670—1680年）。蒙庞西埃小姐对爱人矢志不渝，他被释放后，他们结婚了，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693年她去世。雷斯主教曾被拘禁，后逃出，终得赦免，并出使罗马，最后隐退在洛林写他的回忆录。书中对当时人物有非常客观的分析，包括他自己在内：

我不曾做出一个虔诚教徒的模样，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伪装绝难持久……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爱情而生活，因而发生了与蓬姆蕾夫人的一段恋情。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她的家中，在她的热恋中，浑身闪耀着光彩。她与别人的情史不过是为我掩饰……我是自己决定沉溺于罪恶之中的，但我同时决定忠实地尽我在宗教上的责任，我尽我所能以拯救其他的灵魂，虽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灵魂。

至于马扎然，已经地位稳固，而且重握大权，路易十四这时对他仍言听计从。他于1657年与克伦威尔治下的新教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克伦威尔曾派遣6000人的部队援助王室抵抗孔代与西班牙的军队。1658年6月13日，英法联军又赢得沙丘之役（Battle of the Dunes）。10天后，西班牙军队便撤出敦刻尔克（Dunkirk），路易十四亲自参加入城式，然后根据英法1657年的条约，又将其让给英国。西班牙战败之余，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便于1659年11月7日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这项和约结束了长达23年的战争，但为未来一场战争埋下了种子。在和约中，西班牙割让鲁西永、阿图瓦、格拉沃利讷、蒂永维尔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的主权要求。菲利普四世还将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为后，他答应在18个月内送给他女儿一笔50万克朗的嫁妆，条件是她与路易十四声明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这一点使日后全西欧国家都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菲利普又以赦免孔代为和约的条件，路易不但赦免了孔代，恢复他以往的爵位与封邑，并欢迎他在宫廷内往来。

《比利牛斯和约》是黎塞留政策的实现——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以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强国，马扎然完成了黎塞留未竟之功，他的政绩终于得到国人赏识。虽然很少人喜欢他，但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之一。法国可以很快地宽恕孔代的叛变，却永不原谅马扎然的贪婪。据伏尔泰的估计，他搜刮的民脂民膏达2亿法郎之巨。他挪用军事预算以饱私囊，出售皇家官职以肥己，甚至以高利贷向国王放账。他曾送给他的一个侄女一串项链，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珠宝之一。

临死之前，马扎然向路易进言以后应自兼首相，不要将任何重大决策交由手下决定。他于1661年3月9日去世，他死后柯尔伯向国王透露马扎然财富的藏匿地点，路易将之全部没收以快民心，他自己也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君主。巴黎当时流传一个笑话，将马扎然的医生盖诺捧为大众恩人：“给这位老爷让路，他是杀死马扎然的好大夫！”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法国最著名的君王，但他仅有1/4的法国血统。他的母亲安妮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玛丽·美第奇是意大利人，因而他习惯于意大利式的艺术与恋爱、西班牙式的虔诚与骄傲。日后，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之处，远多于其祖父法国的亨利四世。

他生于1638年9月5日，初生时他被称作“天意”，也许法国人真相信他的生父路易十三如不靠天意绝对活不到做父亲的时候。父母亲的离异，父亲的早死，再加上投石党长期作乱，对年幼的路易十四有很大的影响。安妮与马扎然在应付一连串的权力斗争中常常把他忽略，在王室的逃难中，他也尝到了贫穷的滋味。没有人关心他的教育，他的教师们只着重于向他强调法国是他承袭的财产，他的统治权是神授的，他只须对上帝负责。他的母亲曾给他天主教教义与信仰的训练，这在日后他厌弃荣耀、热情消失后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圣西蒙曾批评路易“几乎没有人教他读和写，对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其他常识也一无所知”。这几句可能是圣西蒙的夸张，不过路易的确对书本没多大兴趣，但他奖励作家，并与莫里哀、布瓦洛、拉辛等著名作家保持友谊，显示他对文艺的尊重。日后他遗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历史，他说：“通晓历代大事，将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参考。”路易的母后不仅训练他养成良好的仪态，并教导他幽默感和骑士风度，他也处处表现出这些良好的教养，虽然有时不免被无餍的权力欲遮盖。他是一个严肃而柔顺的青年，看起来似乎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但马扎然知道路易的资质可以成就“四个国王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伊夫林（John Evelyn）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巴黎寓所中看到这位年方13岁的君王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路易亲政后，本可自马扎然手中收回大权，但他尊重这位首相的老谋深算，由马扎然继续掌理大权达9年之久。马扎然死后，他坦白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曾询问路易，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人民崇拜他那优美的相貌。1660年，眼光精明的拉封丹看到他时曾说：“你们认为世上哪些君主有如此美丽的身段与优雅的面貌？我想不会很多。我见到他时，我想象中已见到高贵本身的体现。”路易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高些，他强健优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舞跳得好，潇洒健谈，是那种令妇女注目而倾心的人物。一直对他没有好感的圣西蒙公爵曾写道：“如果他只是一个平民，他也有本事制造同样多的风流韵事。”但这位公爵也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已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至全法国，由法国传至全欧洲：

没有人比路易十四更具有优雅的风度，而这种优雅更大大增加了他的恩惠的价值……他从不说任何粗鲁的话，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应予责备或纠正，那也许是他过分礼貌而绝非他的怒气或严峻。没有人像他那样天生有礼貌……对女士们他的礼貌更是没人比得上的，即使走过最卑微的妇女面前，他也会脱帽，甚至女仆也不例外……他与女士谈话时也取下帽子，直到离开她们才再戴上。

他的心智并不像他的风度那样高明，在深入判断人物方面，几乎可媲美拿破仑，但智力方面则比不上恺撒，在政治家的仁爱与远见上也远比不上奥古斯都。圣伯夫（Sainte Beuve）曾说：“他所有的，不过是良好的见识，在这一点上他拥有不少。”圣西蒙说：“他的性情是谨慎温和的，小心翼翼，行动与言语都极有节制。”孟德斯鸠也说：“他的心灵远比头脑伟大。”他的注意力与意志力在其盛年时弥补了他在观念方面的缺陷。他的弱点都体现在他在位的第二段时期（1683—1715年），偏执使他的心胸日益狭隘，而早年的成就与周围的谄媚使他更志得意满，他虚荣得像一个演员，骄傲得像一座雕像。当然他的骄傲部分是为他画像的艺术家有意造成的，另外是由于他对身为天子的看法。如果他真要好好扮演这个“伟大的君主”的角色，他认为骄傲也许有助于他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个权威的中心，而这个权威的中心应该装饰得壮观伟丽。他曾对他的儿子说：“看来我们应该对自己谦虚，又骄傲于我们所在的地位。”但他极少有谦虚的时候——也许只有一次，布瓦洛指正他在文学方面的错误，他没有动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心平气和地谈到自己的个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荣耀的爱好，他好之“甚于其他任何事物，对生命本身是一种崇高的致敬”。他对荣耀过分地爱好，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他写道：“我们对荣耀感受的热情不是那种微弱的、随着拥有它就会冷却下来的热情。它的恩宠不经努力绝对无法得到，永远不会令人厌倦，而对那些不能再追求新的荣耀的人，他拥有的，将变得一文不值。”

即使（最后）他对荣耀的追逐毁灭了他和法国，路易十四仍有值得钦佩之处。他的宫廷都感到他的公正、仁厚、宽大与自制。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能见到他的莫特维尔夫人说：“在这一方面，历代所有的君主都赶不上他。”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事亲至孝，即使公务繁忙，他每天都要去探望母后几次。他爱护他的子女，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教养，不论他们是谁生的。他对个人似乎比对国家有更大的同情心，他可以向毫无抵抗力的荷兰宣战，并下令夷平巴拉丁（Palatinate），但他哀悼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Ruyter）之死，因其曾败于法国海军之手。而路易十四对去位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王后与儿子的同情，也使他卷入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中。

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也乐意自《新约》和《旧约》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在他为儿子做指南而写的回忆录中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唯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职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法国人民似乎并不反对这种意见，那是亨利四世有鉴于社会混乱而提倡的。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至有着一种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深感骄傲。他们只知道，没有王权，国家将回复封建割据与敌对中。经过黎塞留的个人独裁、投石党的犯上作乱、马扎然的中饱私囊，法国的中下层阶级反而欢迎一位“合法”统治者的集权领导，因为他似乎能保证秩序、安全与和平。 [1]

路易十四认为他的绝对君权不容任何侵犯。1665年，巴黎议会想要讨论他的某项诏令时，他听到消息，从文森赶回来，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走进会议厅，向议员说道：“你们的集会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体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这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这项要求。”巴黎议会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的枢密院（Conseil Privé）取代，并一直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

政府中贵族的地位显著地改变了，他们以华丽的服饰为宫廷与军队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占有行政职位。路易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则将失宠于国王。贵族们是免税的，但在危机时，国王要求他们应该赶回各自的城堡、组织各自的侍卫，并率领他们加入军队。单调的宫廷生活使这些贵族乐于战争，他们是只会花钱而不事生产的人。禁于习俗，他们不从事商业或财政事务，但他们对经过自己领地的商旅可以抽取通行税，也可以自由向银行借贷。贵族的领地由佃农们耕作，他们缴纳部分作物，并供给各种服务与税款。贵族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与慈善。有些地方的贵族做得不错，并得到农民的尊敬；有些则住在宫廷，与领地的人民甚少接触，也未曾建立良好的关系。路易禁止贵族之间的私战，而且曾一度禁止决斗，这种私人决斗风气在投石党为乱期间恢复盛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格拉蒙（Gramont）估计9年中（1643—1652年），约900人死于决斗。那时私人决斗盛行的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内部黩武侵略的气质转而向外发泄。

路易偏向于选择中产阶级的领袖担任政府实权职位。这些人按其才干升迁，是国王可以信赖的绝对王权政策者。行政事务主要由3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国王亲自主持，他们搜集资料，提供建议，由国王做最后的决定。国务会议（Conseil d’Etat）由4至5人组成，每周集会两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Conseil des Finances）掌管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也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今天我们会认为如此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压制民意的，但即便如此，也较先前地方上的寡头政府或封建领主的统治开明得多。166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奥弗涅（Auvergne）调查当地领主滥用权力时，地方人民欢迎这次调查，因为这使他们自独裁领主的手中得到解放。他们看到一位“大老爷”（grand seigneur）为谋杀一个农民而被砍头时，不禁大为欣喜。其他的贵族也因恶行或残暴而受到惩罚。由这些事件，可见国君的法律已逐渐取代封建法律。

路易修订法律，一方面配合贵族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之合乎秩序与逻辑。因此，《路易法典》（Code Louis，1667—1673）在法国一直沿用至《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1804—1810）。《路易法典》的确优于自查士丁尼一世以来的一切法律，“对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他在巴黎成立一个警察系统以对付都市中的罪恶与污秽。勒内（Marc René），即达尔让松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总监21年之久，为这个难为的职位留下一个公正能干的良好记录。在他的监督下，巴黎的街道经过整修清扫，装上5000只照明灯，市民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些方面巴黎均为当时全欧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蛮与独裁的条文合法化：政府派出大批线民散布国内，窥探人民的言语与行为，国王或大臣可以出具秘密命令随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经审讯而被监禁数年，甚至连被捕的原因也不得而知。法典中禁止对巫术的指控，虽然终止对亵渎神祇处以重刑，仍保留使用刑讯以取得囚犯的口供。有不少罪犯的刑罚是被送往战船，那是一种大型低矮的船，由戴上脚镣的罪犯摇桨。每15名犯人划一支长10英尺的桨，他们听取一个狱监的指挥，一齐动作；除腰间一条缠腰布，别无其他衣着；头发、胡须、眉毛全被剃掉。他们的刑期很长，而且可能由于抗命而任意延长，有时甚至在刑满数年后仍不得释放。唯一轻松的时候是船靠岸时，他们可以戴着锁链上岸买些小东西或向人行乞。

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惩罚任何人。1674年，他曾下令在凡尔赛宫周围5英里内，所有被发现与军人在一起的妓女，都将被割去耳朵与鼻子。他有时很人道，有时也很严酷。他对他儿子说：“某种程度的严峻，即是我对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宽大的政策会带来无数的罪恶。国王一旦在他的统治上显示软弱，权威将会瓦解，和平也随之破坏。遇事总是下层人民受罪，人民将受到人品低下的暴君的压迫，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

他的确尽责地从事他所谓的“王者的事业”（le métier de roi），他经常从他的大臣那里听取详细的报告，是全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不反对大臣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见解，有时他也听从他们的意见，与臣下经常保持友善的关系，只要他们随时记住他是君主。他曾对沃邦（Vauban）说：“请你们不断告诉我你们心里的意见，如果我不常接受你们的建议，请不要气馁。”他对每件事都加以注意：陆军、海军、宫廷、家务、财政、教会、戏剧、文学、艺术。他在位的前半期，虽有忠心能干的大臣辅佐，主要的政策与决定，综合政府各部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则都是他的事，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

王者的事业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侍候，但也事事为人注目。每天早上起床后，望弥撒，进早餐，然后前往会议室，约13时自会议室回来，吃一顿丰富的午餐，通常独自在一张小桌上进餐，旁边环绕着宫臣与侍者。饭后，通常由他的宠侍陪同，在园中散步或出外行猎。回来后，他又花三四个小时在会议室中。19时至22时，他参与宫中的娱乐、音乐、牌戏、撞球、舞蹈、会客、舞会，甚至调情。在这一切日常生活的各阶段中，“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与他说话”。虽然很少人这样做。他曾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均有自由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23时，路易与其子女和孙子进正式晚餐，有时王后也在座。

全法国都知道国王如何勤奋地处理政事，每天七八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的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这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他在位54年，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即使卧病在床也是如此。他参与会议均经详细准备，“决不凭一时冲动做决定，非经商讨也绝不轻易做决定”。他选择辅臣也极有眼光，其中有些人如柯尔伯是从马扎然时代留下来的，他都能留住他们，通常直到他们去世为止。他待他们极有礼貌，并给予适当的信任，但不放松监察。“我选择一个大臣后，会在他最意料不到时走进他的办公室……以这种办法我学得不少东西，对我大有助益。”

不论是否由于权威与领导的集中，也不论是否因为所有统治大权握于一人手中，法国在那段时间政治优良，国势也蒸蒸日上。

注释

[1] 路易十四的《备忘录笔记》（Notes pour Servir aux Mémoires）始于1661年，其间断续记载一直到1679年，那时他又加上“作为一个国君的感想”。书中除了绝对王权的理论外，尚有不少良好的见识，相形之下，其他哲学家对同样题目的论著则显得枯燥无味得多。这部备忘录显然是口述的，然后经秘书整理成适当的文体。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

尼古拉·富凯（1615—1680）

法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整顿财政。法国财政系统在马扎然的侵吞公款之下已遭破坏。富凯（Nicolas Fouquet）自1653年任财政大臣以来，以独断专行的手法处理国家的税收与经费。他曾减少对内贸易的障碍，激起海外贸易的成长。但他也与马扎然及其他“包税者”（farmers general）一样分享这个职位的利益。这些“包税者”都是一些资本家，他们向政府缴纳大批的税款，然后政府给予他们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征税手段的毒辣有效，使全国人民恨之入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24个“包税者”被处决。富凯与这些“包税者”串通一气，从而成为巨富。

1657年，他邀请建筑家勒瓦（Le Vau）、画家勒布朗（Le Brun）及园林建筑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来设计、建造与装饰那座宏伟富丽的沃勒维康城堡，周围设计一座庭园，并饰以雕像。这项计划同时雇用了1800名工人，花费1800万利维尔，占地3个村庄之广。在城堡中，富凯收集了绘画、雕刻、艺术品及2.7万册藏书，其中包括《圣经》、《塔木德》与《古兰经》。据说，在那些豪华的房间中“最高阶级的贵族妇女，以惊人的代价秘密前来与他做伴”。富凯也邀请名士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前来为他的城堡增光。

路易一方面嫉妒他的气派，另一方面怀疑其资金来源，他要求柯尔伯调查这位大臣的账目。柯尔伯向他报告富凯极度腐化。1661年8月17日，富凯邀请国王前往他的城堡参加一次欢宴，席中6000名宾客使用金与银的餐具。莫里哀同时在花园中呈献他的喜剧《不称心的人》（Les Fâcheux）。这一晚的欢宴花了富凯12万利维尔，同时葬送了他的自由。路易认为这个人“偷得过了分”，他也不喜欢那座一只松鼠爬上树的塑像及其铭文“什么地方我会爬不到”。他认为勒布朗的其中一幅作品，画有露易丝·拉瓦利埃夫人的肖像，那时她已是国王的情妇。他原想当场逮捕富凯，但母后极力劝阻他，因为这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夜晚。

路易等到富凯的贪污罪证被查实时，始于9月5日下令火枪手队长逮捕他（火枪队队长查尔斯是大仲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审判一直拖了3年，成为路易时代最轰动的一件大事。塞维涅夫人（Mme.de Sévigné）、拉封丹及其他富凯的朋友不断活动为他求情，但从他城堡中搜出的文件足以使他定罪。法院判决将他充军，并没收其财产。路易将之改判为终身徒刑。此后16年，富凯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庇奈洛罗（Pignerol）城堡的监狱中度其余生，由他忠实的妻子陪着。这是一个严厉的判决，但它制止了政治贪污腐化，而且让人民知道，以公款充作私人享乐之用是国王才有的特权。

柯尔伯重建法国

路易写道：“为了监视富凯，我将这项任务委诸柯尔伯，我对此人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深知他的智力、能干与诚实。”富凯的朋友认为柯尔伯追查富凯是出于报复心理，也许还掺杂某些嫉妒在内，但那个时代全法国的确无人赶得上柯尔伯的尽心公益。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向国王说：“陛下，我对您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

柯尔伯是兰斯一家布商之子，他的舅舅是一个富商。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学的教育，使他讲求规律与效率，而法国的经济状况也正等待这样一个人，将其从乡民社会的停滞与封建社会的割据中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系统，农业、工业、商业与财政都在中央集权的王室下发展，为帝国的权势与威望奠定物质基础。

柯尔伯20岁时（1639年）进入陆军部当一个小秘书。他的努力受到重视，不久开始为马扎然掌管财富。富凯失势后，他被委以重建法国财政的重任。1664年，他成为全国建筑、制造、商业与艺术的总监。1665年，他被提名为财政总监。1669年，他成为海军部长和内务大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没有人像他擢升得如此之快，工作如此努力，成就如此之大。裙带关系玷污了他的前途，他大量任用亲族，给许多本家各种不同的职位，他所得到的与他的价值相当。他虚荣心切，坚持自己是某个苏格兰王室的后裔。有时因为急于达到目的，他竟无视于当时的法律，以优厚的贿赂消除反对的阻力。随着权势日增，他变得骄横专断，他对贵族的打击也使一般贵族大为震怒。在重建法国经济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黎塞留的独裁作风。他并不比黎塞留更好。

柯尔伯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大财主，他们经管收税，供应军队武器装备与食物，向封建领主或国家财政提供贷款。这些银行家中有些人富比王侯，贝尔纳（Samuel Bernard）便拥有3300万利维尔。贵族们对这些人很愤恨，因他们设法与贵族联姻，以高价收买贵族的头衔，其生活的奢豪绝非贵族所能享受。他们以贷款收回不易为理由，以18%的高利放款。经柯尔伯要求，路易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Chamber of Justice），调查1635年来财政上的黑暗现象，“任何地位或职权的人均不例外”。所有的会计人员、税收员、收租的人都得打开他们的账本，解释他们所得的合法性。如不能证明他们的钱来路清白，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或遭到其他惩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员遍布全国，同时鼓励密报，有些大富翁被捕入狱，有些被送到船上充作苦役，有些被处以绞刑。这段“柯尔伯恐怖时期”使上层阶级震惊，下层阶级大悦。勃艮第的有钱人曾组织叛乱反对柯尔伯，但地方老百姓群起而攻之，政府很难使这些富人免于公众的愤怒。这段时期约有1.5亿利维尔归还国库，而恐惧心理抑制了财政的腐化达20年之久。

柯尔伯大刀阔斧地整顿国库，他撤换了财政部半数官员的职务。可能由于他的建议，路易撤除了宫内所有空衔无职的机构。20个“国王的秘书”必须另谋他就。宫廷中的侍从、侍卫及其他职员的人数大量削减。所有的财务人员均须保持正确而清楚的账目，以便查验。柯尔伯将政府的公债加以改变，并降低利率。他简化征税的手续，因为顾虑到追缴滞纳税的困难，他说服路易取消1647年至1658年未缴的税款。他于1661年降低税率，直到1667年为“荷兰王位继承权之战”（War of Devolution）筹款和装修凡尔赛宫，才不得已再度提高税率。

他最大的失败在于维持旧日的税收系统，也许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会引起财政上的混乱而危及政府的收入。法国当时收入来源主要是两种税——丁税（taille，又称人头税）与盐税。在某些省份丁税以房产计算，其他地区则以收入计算，贵族与教士是免缴丁税的，因而全部税捐落在“第三阶级”，也就是平民身上。每个地区的税收有一个计划总数，而地区的重要公民则负责完成这个税收指标。另一种是盐税，盐由政府统一买卖，强迫所有的公民定期购买一定数量的盐，价钱由政府决定。除这两种税外，还有不同的额外税捐及农民向教会缴付的什一税，但这项什一税实际上远少于农民生产的1/10，而且是带有捐助性质的。

柯尔伯的改革对农业的影响最小，耕作技术仍停滞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完全不能支持2000万人毫无节制的生育，许多家庭甚至有20个子女。如果没有战争、饥饿、疾病与婴儿的高度死亡率，2000万人口在20年内就可增加1倍。

柯尔伯非但不在增加土地生产力上下功夫，还减免早婚者的税、奖励大家庭，10个子女的家庭奖助1000利维尔，12个子女的家庭奖助2000利维尔。他曾抗议增设修道院是对法国人力资源的一大威胁，然而在路易时代，法国的生育率下降了，因为战争增加了税捐，也加深了贫穷。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口并不能平衡生育与粮食的差距，于是饥饿随战祸而起。一个地方只要雨季相连收成不好，便足以导致饥荒，因为那时交通不发达，无法有效地输送一个地区的多余粮食以赈济另一个灾区。全国各地没有一年不发生饥荒，1648年至1651年、1660年至1662年、1693年至1694年及1709年至1710年，是饥饿的恐怖时期，在某些严重的地区，有30%的人口饿死。1662年，路易自国外进口粮食，以低价发售或赈济贫民，并豁免300万法郎的税收。

立法的手段缓和了部分农村的困难。法律禁止掠取农民的牲口、车辆或农具以充债款，即使是欠国家的债；在各地成立养马场，便利农民繁殖牲口且不收费用；法律禁止猎人践踏耕地，同时对在弃耕的土地上恢复垦殖的农家减免税捐。但这一切措施不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人类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缺乏机械耕作法。同时代全欧的农民面临同样的困难，而法国农民和英国或德国的农民比较而言，还算是幸运的。

柯尔伯牺牲了农业以成就工业，为供应足够的粮食给予人口日增的市镇与王室扩张的军队，他抑制粮价的上升。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及一支强壮、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生于艰苦农村的青年能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士兵，成长的工业与商业则供应财富与装备，因此柯尔伯的一贯目标是刺激工业成长，甚至贸易也属次要，国内的工业必须受到关税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他继续苏利（Sully）与黎塞留的经济政策，将全国各大重要企业归于政府管制下，每项工业包括行会、财政、师傅、学徒和职工，都组成一个公司组织，由政府规定价格、工资与销售。他要求建立高水准的工业，希望法国产品以其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品质赢得国外市场。他与路易相信贵族社会对精品的爱好有助于奢侈品的贸易，因而国内的金饰业、雕刻业、精细家具和帷幕编织，得以大行其道并驰名国外。

柯尔伯将巴黎的戈布兰（Gobelin）工厂完全收归国有，使之成为一个新榜样。他鼓励新企业，给予减免税捐，国家贷款降低利息至5%。他准许一个新工业独占一个时期，直到完全确立。他还鼓励外国手工艺人将其技术带进法国，威尼斯的玻璃工人移入圣戈班（St.Gobain），铸铁业自瑞典工人介绍进来，并有一位荷兰的新教徒，得到法国给予信仰自由的保证与一笔资金后，在阿布维尔（Abbeville）建立纺织业。1669年，全法国有4.4万架织布机，图尔一地即有2万名织布工人。法国那时已种植桑树，丝织业早已驰名，随着路易十四军队的扩张，纺织工厂也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在种种刺激下，法国的工业成长迅速，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其中有些在设备投资与管理上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路易在这方面也配合柯尔伯工业化的目标，他访问工厂，准许在精美产品上刻上皇家纹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晋封大企业家为贵族。

政府亦鼓励并提供科学与专业技术教育，卢浮宫、杜伊勒里（Tuileries）、戈布兰的工厂及海军船坞都成为学徒的训练所。在狄德罗编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之前，柯尔伯已经赞助编修一部艺术与工艺的百科全书，并以图片描述所有已知的机械。法国科学院出版机械与机械工艺的论文，《学者月刊》（Journal des Savants）发表新的工业技术。承建卢浮宫东墙的建筑师克洛德（Claude Perrault）对一个能举起10万公斤巨石的机器大表赞叹，但柯尔伯反对使用这个机器，因为那将使工人失业。

柯尔伯急于要求秩序与效率，他将全国工业收归国有，建立公社或行会以便管理，由政府颁布细则规划生产的方法、产品的大小、颜色与质量、工作的时间与条件。他在每个城镇成立委员会，管制当地工厂与手工产品的质量，工厂的生产样品在镇上公开陈列，并附以制造者或管理人的姓名。二次触犯规定的人将在行会的会议上接受制裁，如果一个人犯规三次，他将被绑在柱子上公开示众。每个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都得工作，孤儿们从孤儿院送入工厂，街上的乞丐也被带进工厂工作。于是，柯尔伯可向路易报告说，现在甚至连小孩子也能赚钱了。

工人们处在近乎军队式的管理下，懒惰、工作不力、咒骂、侮辱上司、不服从、酗酒、生活荒唐、拥有情妇、对教会不敬——种种行为均会遭雇主处罚，有时加以鞭笞。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通常在12小时以上，其间有30至40分钟的时间吃饭、休息。工资很低，部分工资以产品支付，而价钱由雇主决定。沃邦曾计算，一个大市镇的手艺工人平均每天的工资是30苏，1个苏在当时可买1磅面包。政府减少了宗教上庆典的日子，以减少工人的休假，以后一年仅剩38个宗教节日与星期日，工人一年总共有90天的休假。罢工是违法的，工人们为了改进状况进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在罗什福尔（Rochefort），有些工人因抱怨工资太低而被捕入狱。商业阶级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但工人的情况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连中世纪都不如。法国在工业中一如在战争中，都要求纪律。

柯尔伯与当时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在一国范围内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与自给自足。金与银是交易上最有价值的媒介，因此一国的商业应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输出多于输入，借此黄金与白银就可以源源流入。只有靠这个方法，像英国、法国与联合省等不出产黄金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交换所需，供应其军队。这便是当时的“重商主义”。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嘲讽这个理论，但在当时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理论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保护关税的系统，正是中古时代施用于领地之间的。国家代替领地成为一个生产与治理的单位后，关税保护的范围也扩大而及于国家。因此，在柯尔伯的理论看来，工人的工资必须降低，以便产品有能力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赚取黄金，而雇主的报酬应该提高，以激励他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特别是奢侈品，这种产品对战争毫无用处，但输往国外能博得厚利。国家的利率应予降低，以便企业家贷款。人类的竞争天性在毫无法纪的国际情势中，因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而制造出更多的战争，和平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因此，在柯尔伯（及苏利、黎塞留、克伦威尔诸人）的观点中，商业的功能是输出成品以交换贵重金属与原料。1664年至1667年，一些进口货物在法国的销量威胁到本国的工业生产时，他两度提高这些货物的进口税，这样做仍无法抑制其销量增加时，他干脆完全禁止其进口，他对基本原料的出口课以重税，但减低奢侈品出口的税率。

同时，柯尔伯试图免除国内贸易的通行税以促进国内贸易。他发现各省区领地之间的关税是国内贸易的一大障碍，货物从巴黎运往海峡地区，或从瑞士运往巴黎须捐付16个关口的通行税，从奥尔良运往南特的货物须在28个关口捐付通行税。这些通行税在过去也许是有意义的，那时由于运输困难，封建领地之间纷争不已，每个地区必须力图自给自足并保护自己的工业，现在法国在政治上已经统一，这种国内通行税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障碍。在1664年的一道诏令中，柯尔伯企图一举禁绝所有的通行税，此举遭到顽强的抵制，全法半数的关口继续收通行税，有些持续到大革命爆发，不过这只是产生大革命的次要因素之一。柯尔伯为了消除弊端订立了许多复杂的规章，这些规章却成为贸易流通的阻力，甚至使贸易不能进行，反而使他开展商业的工作成为泡影。批评柯尔伯的人曾说“自由是商业的灵魂，我们必须放任人民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自此“放任”（laissez faire）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名词。

柯尔伯努力开辟国内交通要道，他着手一个全国的公路系统，最初的目的自然是军事需要，但一般来说，又便利商业的发展。那时，陆路交通仍然非常困难而缓慢，如塞维涅夫人从巴黎坐马车到达她在布列塔尼的领地维特雷（Vitré），就花了8天时间。柯尔伯在里凯（Pierre Paul Riquet）的建议下，发动10.2万名工人挖掘朗格多克运河（Languedoc Canal），长达162英里，有些地方高出海平面约达830英尺。1681年，运河完工，地中海借罗纳河、运河与加龙河，和比斯开湾一水相连，法国商品自此不必经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运。

柯尔伯很嫉妒荷兰人，当时（全欧的）2万艘商船中，荷兰人拥有1.5万艘，而法国仅有600艘。他重建法国海军，从原有的20艘船扩张至270艘；他整修港口与码头，鼓励人民加入海军；他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改革贸易公司；对东印度群岛、黎凡特（Levant）与北海的贸易公司，给予保护的特权。法国货在加勒比海、近东、中东和远东市场与荷兰、英国货竞争。马赛港一度因法国缺少船只而衰落，现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经过10年的实践、讨论与努力，柯尔伯在1681年颁布《海商法》施用于法国的海运与商业。不久，其他的国家都采用。他为海外的商业投资组织保险公司。他准许法国船只加入奴隶贩卖，但增订了许多基于人道的规定。

他鼓励海外探险、建立新的殖民地，希望成为销售成品并换取原料的市场，利用殖民地培养一支商船队以备战时之用。法国人那时已经在加拿大、西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同时正进入马达加斯加、印度与今斯里兰卡。库赛尔（Courcelle）与弗龙特纳克（Frontenac）正在大湖区探险（1671—1673年），卡狄亚克（Cadillac）在现今美国的底特律建立了一处大的法国殖民地，拉萨尔（La Salle）于1672年发现密西西比河，他乘一艘脆弱的小舟，顺河而下，经过两个月的冒险航程后到达墨西哥湾，占领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并命名为路易斯安娜，法国至此控制了从圣劳伦斯河谷至密西西比河口的北美心脏地带。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必须记得不过是柯尔伯成就的一部分。我们尚未提到他在科学、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成绩。他是历史上最努力且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之一。从查理曼大帝以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这么大的国家从事这么多的改革，并完成得这么好。他颁布的许多规则不免扰民，并使他失去民众的爱戴，但它们为现代法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形式，日后拿破仑只是继续并修葺柯尔伯在政府与法律上打下的基础。10年之间法国享受着从未有的繁荣，然而整个系统的缺点与国王本身使法国走向下坡。柯尔伯抗议国王与宫廷的奢侈及他晚年时的不停争战耗竭了法国的国力，但这些战争是他制定的高额关税，也是路易对权力与荣耀的无餍要求而导致的。法国商业上的竞争者谴责法国禁止其货物进口，国内的农民与手工艺人怨恨柯尔伯的改革，甚至因此致富的商业阶级也不满他的繁复规则阻碍了发展，其中有一人对他说：“你发现马车往这一边翻，想扶正它，但你把它推翻到另一边。”1683年9月6日，他在失势的沮丧中去世，遗体只敢在夜里发葬，以免被街头愤恨的群众侮辱。

礼仪与道德

这是一个礼节严格而道德松懈的时代，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衬衣、长裤，外加黑色上衣；贵族阶级的衣着则非常华丽，男人较女人更为讲究，帽子是阔边的大软帽，边缘饰以金线，帽檐斜向一边，插一支羽毛。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废假发而不用。1670年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男人剃须，但唇口留着两撇小须。当时流行粗大镶边的手套。松围颈间的丝巾取代了高及颈项的绉领，紧身上衣也换成了长的绣花马甲，下装则为及膝长裤，裤口以扣子或束带束紧，外套则前短后长，硬里袖口，饰以花边。根据法律，只有贵族才可以在衣领口饰以金线或镶宝石，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有钱人都办得到。袜子多是丝织的，男人跳舞时无一例外地穿着长筒靴。

仕女的衣着较为自由，视各人爱好而不同。仕女们内着紧身花边胸衣，衬出身材；拉伯雷时代的大圆裙与蓬袖已经不流行了。当时的时装多半有华丽的镶边与鲜艳的色彩，足蹬高跟鞋，头发梳成卷发，饰以发带，缀以珠宝，喷以香水。第一本时装杂志于1672年出版。

礼节是堂皇的，但在衣着华丽、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中，不少粗俗行为或言词仍然存在，男士们随地吐痰，幽默有时是粗鲁而猥亵的。一般谈话则文雅有礼，即使讨论到身体与性的问题也不例外。男人从妇女那里学到优雅的仪态与谈吐，他们说话清楚明白，带着轻松愉快的态度，面红耳赤地争执是很失礼的。进餐的礼节也改善了许多，路易本人一直是用手抓食的，但那时刀叉已经很普遍了；1660年后餐巾成为时尚，宾客们也不再用桌巾来擦手了。

在这个讲究礼节的时代，社会道德水准并不高，上层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慈善之心反而降低。道德水准最高的是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表现良好的行为，而且怀着“往上爬”的心理。但在任何阶级，理想的人是有“好名声”的人——不是诚实的人，而是一个名声好听的人，将良好的教养与礼节表现在良好的言行上，至于诚实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有柯尔伯的规定与皇室的密探，政府机关内的贪污受贿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出卖官职以增加收入的事还是越来越多。社会上富人贪婪，穷人匮乏，因而犯罪盛行，并及于所有的阶级。

个人道德中，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容许的。在法律上，对同性恋者可以处以死刑。但执行这项法律发生了困难，因为路易的亲兄弟就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他被人不齿，法律对他却无可奈何。自由恋爱被视为婚姻之外的调剂，但不能成为结婚的理由，保护与继承财产是比个人之间的情爱更为重要的理由。法国贵族社会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基于财产的安排，所以社会容许姘居、纳妾，几乎每个有能力的男人都有一个情妇，男人吹嘘他们的恋爱就像吹嘘在战场上的英勇一样。如果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别人追求，会觉得非常寂寞；而许多不忠的丈夫，对他们妻子的不贞，也只好视而不见。莫里哀剧中的一位人物说：“其他地方的城镇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有耐心的丈夫吗？”拉罗什富科的格言便是在这种自嘲的气氛下产生的。娼妓如果毫无风格，则为人不齿，像尼侬（Ninon）这样的妇女，以文学与机智装点她的皮肉生涯，却像国王一样有名。

尼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自由思想者，善与人决斗。她的母亲是一个自律极严的妇女，却是（如果我们信她的话）“没有感觉的人，她生了3个孩子，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尼侬没有正式受教育，但学到不少知识，她会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阅读蒙田、沙朗（Pierre Charron），甚至笛卡儿的作品，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她讨论到宗教，使塞维涅夫人大为惊讶：“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需要宗教来指导其言行，这表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限，便是一个内心腐化的人。”她在15岁那年（1635年）成为一个妓女，她曾不在乎地说：“爱是一种热情，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尼侬的淫乱太过分时，路易的母后安妮王后下令将她监禁在一个修道院中。据说，在那里她的机智与活泼使修女们都喜欢她，她在修道院里过得很愉快，像度假一样。1657年，路易下令释放她。

她的气质远非普通娼妓可比。不久，她的追求者便加进了许多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人物，包括一些宫廷大臣，从作曲家吕里（Lully）到孔代本人。她的羽管键琴弹得很好，而且能演唱，吕里经常到她那里试奏他的新作品。塞维涅家族的老小三代——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儿子与孙子都是她的裙下忠臣，有人远从国外前来追求她。她曾说她的爱人“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地等候轮到他”。

1657年，她开了一个沙龙，邀请文人、音乐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到她那里，有时连带邀请他们的妻子，她表现的智力比得上当时任何女人和大多数男人，使巴黎人大为惊奇，在一个爱神的面孔下，他们发现一个智慧女神的心智。请听一个严格的评判者圣西蒙如何谈到她：

受到她的接待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她主持的聚会很有意义。那里从没有赌博、纵声大笑、争执或辩论宗教政治问题，而是有着非常优雅的机智和豪侠情爱的新闻，不带诽谤，每个话题都是敏锐的、轻松的、仔细选择的，她以她的机智与丰富的知识主持谈话。

最后，路易也对她产生了好奇，他要求门特隆夫人（Mme.de Maintenon）邀请她到宫中来，路易藏在帷幕后面听她的谈话，被她吸引了，便走出来并介绍自己。那时（约1677年），她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妇人。她的诚实与善良为她赢得更好的名声，许多人将大批钱财交给她保管，他们相信她，知道随时可以取出来。那时，全巴黎都知道，诗人斯卡龙（Paul Scarron）因瘫痪不能行动时，尼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带着许多诗人买不起的滋补品。

她几乎比她所有的朋友都活得长久。年逾90的老友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从英国的来信是她晚年的一大安慰。尼侬曾写信给他：“有时我倦于老是做同样的事，我钦佩那个瑞士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跳河的。”她恨脸上的皱纹，“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在她的脚掌上”。她85岁那年将要去世时，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士（Jansenist）争着为她做临终仪式，她随着他们死在教会的怀抱里（1705年）。在她的遗嘱中，她只为自己的葬礼留了10个埃库（e’cus，1埃库相当于当时5法郎银币），“这样葬礼可以尽可能地简单”，但是“我请求阿鲁埃先生”——她的法律代理人——“准许我留给他的儿子（他现在耶稣会中）1000法郎用来买书”。这个孩子买了书，阅读它们，他便是日后的伏尔泰。

这便是当时法国社会最迷人的地方。将性的激力扩大到心智的激力，女人在美丽以外，又加上智慧，男人自女人处学到了礼貌、良好的鉴赏力及优雅的谈吐。就这些方面来说，1660年至1760年，法国是当时文明的顶点。那时候的社会有知识的女人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再加上她们面貌或身段的吸引力、心地的温柔仁慈，她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力的教化力量。巴黎的沙龙训练男人对女性精致的敏感而使女人欣赏男性的智力。在沙龙的聚会中，谈话的艺术发展到以前或以后都不可及的精美程度。人们以言语交换意见，不带夸张与憎恨，而是礼貌、容忍、清晰、愉快与优雅。也许路易十四时代的谈话艺术较伏尔泰时代更接近完美——没有后者那样明辨、机智，但更为务实而友善。塞维涅夫人曾写信给她的女儿说：“晚饭后，我们散步到一个最美的树林里谈话，我们在那里直到6点钟，进行各种谈话，如此的温柔、诚恳、亲切而愉快……使我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将她绝大部分的教育归诸这种谈话与社交接触。

在巴黎朗布耶府邸的“蓝室”（Blue Room）是第一个有名的沙龙，孔代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高乃依、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Mmes.de La Fayette）、塞维涅夫人、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及蒙庞西埃小姐。在沙龙里，这些“名女人”建立起行为有礼、言语文雅的规矩。后来投石党作乱，沙龙的聚会中断了，朗布耶夫人搬到乡下，日后她的沙龙再度为法国的天才开放，而莫里哀的剧本《可笑的名女人》的首演（1659年）却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著名的沙龙在1665年朗布耶夫人去世后结束。

其他的沙龙继续这个传统，在萨布利埃夫人（Mmes.de La Sablière）、朗贝尔夫人（Marquise de Lambert）与斯屈代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家中都有著名的沙龙。斯屈代里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而人们到萨布利埃夫人家中不只因为她美丽，也因为她爱好物理、天文、数学与哲学。这些沙龙培养的女智者，是莫里哀1672年剧本中嘲笑的对象，但这种讽嘲并不都对，他冷静时，莫里哀或许会承认妇女也有权利与男子分享当时的知识生活。因为只有法国的女人，甚至比起法国男性的作者与艺术家来，更有资格称得上法国文明的冠冕，是法国历史上特殊的荣耀。

宫廷

路易十四与他的宫廷使法国文明化。1664年，他的宫廷由600人组成，皇室、高等贵族、外国使节、仆役，在凡尔赛宫的最盛时期竟达1万人之多，但这包括偶尔进宫的显赫贵族、所有的娱乐人员与仆役，以及国王召见进宫以示奖赏的艺术家与作家。被国王召进宫成为一大热望，甚至仅有一天也是一个可纪念的狂喜，值得为之花半生的积蓄。

宫廷的魅力部分在于内部房间的豪华装饰，部分在于朝臣的衣着，部分在于奢侈的娱乐宴饮，部分在于男人的名望和女人的美丽。他们被金钱、名望与权势吸引，像磁石吸铁似的被吸往宫廷。一些著名的女人，如塞维涅夫人或拉法耶特夫人，由于她们与过去投石党的关系，很少在宫中见到，但余下的足够取悦这位对女性魅力极端敏感的国王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画像中，这些宫廷仕女看来有点臃肿，肉体似乎要从她们上衣里溢出来，但很明显，当时的人是喜欢丰满身材的。

宫廷的风气是男女之间的淫乱、豪奢的衣着与豪赌、彼此之间争取地位头衔的钩心斗角，而这一切心机，都在表面优雅的礼节、强作笑颜下进行着。路易本人好穿昂贵的服装，特别是在接见大使时。有一次，他接见泰国使臣时，他披的皇袍上以金线织成花边，并在边缘镶着钻石，价值1250万利维尔，这种排场部分是出于政府的心理。宫廷的贵族与仕女将他们领地收入的一半用在衣着、仆从和配备上，最自谦的贵族也有11个仆从与2辆马车，较富有的显贵家中有75个仆从，马厩中有40匹马。通奸不再被禁止后，奸情反而失去了魅力，赌博变成宫廷的主要娱乐。路易本人是始作俑者，下大额赌注，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出手更大，她曾在一夜的赌局内输赢400万法郎，这种赌风很快自宫廷传至民间。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曾写道：“成千的人在赌博中倾家荡产，这是可怕的游戏……赌徒们梦想对手会输钱，带着赢钱的强烈欲望。”

宫廷内竞相争取国王的宠幸，争取有利可图的机会，造成宫中互相猜忌、诽谤、紧张敌对的气氛。路易曾说：“每一次我补上一个空位置，都会使100个人失望，而补上的这个人并不感恩。”朝臣们为在餐桌上或随侍国王时的排位而争吵，甚至圣西蒙也担心在一个行列中卢森堡大公会走在他前面5步。有一次，路易不得不将3个公爵逐出宫廷，因为他们拒绝让外国亲王排位在他们之先。路易对礼节有严格的要求，在晚宴上看见一位没有头衔的女士座位排在一位公爵夫人之上他会大为不悦。无疑，他要使600位贵宾各就其位，因为固定的次序是必要的；而外来访客对宫廷表面的和谐与庞大的朝臣行列总是赞不绝口。在路易宫廷的礼仪与娱乐中，这种法国式的礼节、仪态与欣赏的标准，逐渐遍传各国中上层阶级，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

为使这些贵族仕女们住在宫中不至于烦闷，各行业的艺人被召来安排娱乐节目，锦标赛、打猎、网球、台球、游泳、划船、晚宴、舞会、舞蹈表演、歌舞剧、芭蕾、歌剧、演奏会、话剧等等。当路易率领群臣在运河里划船，当乐器与歌舞打成一片，当火炬在星光下照耀着舞台——凡尔赛宫似乎成了人间天堂。镜厅举行正式舞会时，厅中的大镜里照映出在1000支蜡烛的烛光照耀下优雅起舞的盛装男女，还有比这更堂皇华贵的情景吗？1662年，路易之子多芬（Dauphin）出生，路易在杜伊勒里的广场前安排一场盛大的芭蕾舞以示庆祝，有1.5万人参加。1871年的巴黎公社摧毁了杜伊勒里宫，但当时举行盛典的遗址，今日仍称为竞技广场（Place du Carrousel）。

路易爱好舞蹈，称之为“锻炼身体的最好与最重要的训练”。他于1661年在巴黎成立皇家舞蹈学院，他本人也参加芭蕾演出，朝臣们起而效尤。宫廷的作曲家须随时准备芭蕾与其他的舞曲，路易宫中的舞蹈组曲后来被英国作曲家珀塞尔（Henry Purcell）与德国的巴赫家族（the Bachs）技巧地加以引用发展，罗马帝国以来，舞蹈至此达到最优雅与和谐的形式。

1645年，马扎然从意大利请来演唱家在巴黎成立的歌剧团，后因马扎然去世而中断。路易长大后，于1669年成立歌剧学院，委托皮兰（Pierre Perrin）组织剧团，1671年从巴黎开始在法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歌剧。但皮兰不久因在布景与器械方面耗费过巨而破产，路易将他的“音乐学院”的荣衔转交吕里，此人不久即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宫廷舞蹈音乐。

吕里本人也是意大利人，他出身农家，在7岁时被“蒙庞西埃大小姐”的叔父舍瓦里埃·吉斯（Chevalier de Guise）自佛罗伦萨带到法国“作为一项礼物”献给她。她把他派到厨房做一名助手。他在厨房里拉小提琴，这使其他仆役非常讨厌，但“大小姐”赏识他的天才并为他请了一个教师，不久他加入由24支小提琴组成的皇家乐队。路易很喜欢他，让他在一个小乐队中做指挥。在这些小小的弦乐队里，他学到指挥与作曲——舞曲、歌曲、小提琴独奏、咏唱、教堂音乐、30个芭蕾组曲、20节歌剧。他与莫里哀友善，并与他合作写成数部芭蕾曲，还为莫里哀的一些剧本配以分幕音乐。

作为一个朝臣他同样很成功。1672年，因为蒙特斯潘夫人的影响，他独占了巴黎的歌剧演出。他发现一个歌剧的作者基诺（Philippe Quinault）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二人共同制作了一连串歌剧，在法国音乐史上产生一次革新。这些歌剧演出不但在凡尔赛宫大受欢迎，也把巴黎的贵人吸引到歌剧院。歌剧上演之日，街道上挤满了马车，有时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步行，穿过泥路以免错过了第一幕。布瓦洛曾批评当时的歌剧一派优柔气息，太过女性化，但路易在1672年颁布音乐学院的规章中宣称“在本学院的演奏会演出的先生女士不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路易任命吕里为国王的秘书，将他提升至贵族之列，其他秘书抗议这个职位对于音乐家来说太高了，但路易对吕里说：“我把一个天才置于他们中间，是给他们荣耀，而非给你荣耀。”吕里的好景一直持续到1687年，直到一次指挥时被他的指挥棒击伤了脚，他的伤口因庸医误诊而变成坏疽，这位才情洋溢的作曲家正值48岁英年去世，至今法国的歌剧仍受到他的影响。

那时的音乐界另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库普兰（Couperin），他的家族是一个音乐世家，在两个世纪中为法国培养了不少作曲家，1650年至1826年，库普兰家族一直主持圣热尔韦教堂的管风琴职位，“老”库普兰主持这个职位达48年之久，他也是路易凡尔赛宫中教堂的皇家风琴手，是那个伟大世纪最著名的羽管键琴家。他的羽管键琴曲极受德国著名音乐家巴赫的重视，而他的论文《论翼琴弹奏的艺术》对巴赫的影响也很大。

路易的情妇

路易并不是一个浪子。我们必须记得，直到20世纪，作为一个国王，有时基于情势的要求，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喜好，以婚约来达到国家政治上的目的，因此社会（有时教会亦然）对国王在婚姻之外寻求感情的调剂或性的发泄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路易能随自己的所好寻找妻子，他会娶一个他爱的女人。他曾深深地迷恋马扎然的侄女玛丽·曼奇尼（Marie Mancini）的美貌，曾向母后和马扎然要求娶她（1658年）。安妮责备他不应在政治中涉及感情，马扎然只好将玛丽远嫁到科隆纳。一年后，这位精明的首相安排好路易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女玛丽亚·特蕾莎的婚姻。如果西班牙一旦缺少男子承继，这位公主岂不将整个西班牙当作嫁妆似的带给法兰西国王吗？1660年，在盛大豪华的婚礼中，路易与玛丽亚结成夫妇，当年两人都是22岁。

玛丽亚·特蕾莎是一个骄傲的女人，虔敬而自律，她自身的模范有助于改善宫廷的风气，至少在她周围的人之间。但她严格的自律使她显得沉闷乏味，她最大的爱好是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巴黎的美女开始向她的丈夫送秋波。她生了6个子女，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多芬长大成人。 [1] 不幸的是，在他们结婚那年，路易便发现他的弟妹亨利埃塔·安妮（Henrietta Anne）是一个最迷人的年轻女性。

亨利埃塔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她的父母是英国内战的牺牲者。议会军队逼近查理在牛津的城堡时，她母亲逃到埃克塞特，在那里生下了她（1644年）——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她母亲被议会党手下追索，再度逃亡，藏在海边一个秘密的地方。那时有一艘荷兰船，躲过英军的耳目，将她带到法国。她的女儿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直到两年后才安全渡过海峡。亨利埃塔到法国不久，正值投石党为乱。1649年1月，她与她母亲及安妮王后会合从巴黎逃到圣热尔曼，那个月里有消息传来，她的父亲在英国被圆颅党（Roundheads）斩首。投石党之乱过后，亨利埃塔在她母亲抚养下长大，她们终于见到查理二世在英国复位（1660年）。一年后，即16岁那年，亨利埃塔嫁给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世称“先生”，于是亨利埃塔成了“夫人”。

菲利普是一个矮小的人，圆圆的肚子，穿着高跟鞋，他的嗜好是女性的装扮与男性的身材。他勇敢得像战场上的骑士，但爱好修饰、脂粉、香水、缎带、珠宝，较最虚荣的女人也有过之。菲利普对洛林骑士的喜好甚于对妻子的喜好，使亨利埃塔非常悲哀，也感到羞耻。但其他每个人都喜欢她，不只因为她的纤美（她被认为是宫廷中最美的女人），还因为她的温柔诚恳，她像孩子似的活泼愉快，她到任何地方都带来一阵春风。拉辛曾说她是“一切美的事物的裁判者”。

最初路易认为她太纤柔脆弱，不合他的精壮标准，但后来发现她性格中的“温柔与明媚”，对她的在场感到愉快，愿意与她共舞、闲谈、做游戏，与她在枫丹白露公园散步，在运河里划船，直到全巴黎都认为她要成为路易的情妇了，认为这是公正的报复。但这次巴黎想错了，路易对她的爱不在这方面，而她，就像爱她的兄弟查理与詹姆士那样，将路易视作另一个兄弟，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三个人联结在一起，保持友善。

1670年，她应路易要求渡海到英国，说服查理二世联合法国对抗荷兰，甚至要求查理二世声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查理二世在一项秘密的《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中答应了（1670年6月1日），于是亨利埃塔满载胜利回到法国，她到达圣克卢自己的宫中没几天便突发重病，她怀疑被人下毒，全巴黎也这么想。国王、王后及她那悔罪的丈夫赶到她那里，孔代、蒂雷纳将军、拉法耶特夫人、蒙庞西埃小姐、波舒哀前来为她祈祷，6月30日她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事后验尸结果证明她并非死于中毒，而是急性腹膜炎。路易为她举行了帝王之尊的葬礼，她的遗体落葬于圣丹尼斯教堂，波舒哀为她写的一篇悼词至今仍为人传诵。

由于亨利埃塔的关系，路易才得以结识他第一个公开的情妇。露易丝·拉瓦利埃于1644年生于图尔，早年在她的母亲和她做教士的舅父（日后的南特主教）那里接受宗教教育，有着虔诚的信仰。她还未达到领圣餐礼的年龄，父亲便去世了。她母亲改嫁，继父在当时的奥尔良公爵加斯顿家中做事，他为露易丝在公馆中找到一个女侍的职位，服侍公爵的女儿。加斯顿去世后，他的侄子菲利普继承为公爵，娶了亨利埃塔，以露易丝为女傧相（1661年）。因此她常常见到国王，被他的威仪、权力与个人风度迷惑。像其他许多女性一样，她爱上了国王，但从未梦想向他表白。

她的美表现在个性而非身材上。她苗条而健康，看上去有些娇弱，非常瘦。一个批评者说她“根本没有胸部可言”。但她的娇弱本身便是一种魅力，使她产生一种谦和温柔的气息，连女人都会心软。亨利埃塔为消除她是国王情妇的闲话，故意吸引路易注意到露易丝。这个计划太好了，路易立刻被这个17岁的胆怯女孩吸引，她与路易周围那群骄傲、虎视眈眈的仕女们多么不同。有一天，路易见她一人在枫丹白露公园，便向她表露爱意。当然，他的动机并不是很高尚的，令路易惊奇的是她承认她也爱他，但一直拒绝他的要求。她请求路易不要使她背叛亨利埃塔与王后。但最终，1661年8月，她成了路易的情妇。如果是国王的意思，任何事都说得过去。

路易果然陷入情网，与这个羞怯的少女在一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们像孩子似的野餐，在舞会中欢舞，在打猎时她骑着马在他旁边，表现得非常勇敢，她的胆怯消失了，昂吉安公爵说“连男人也赶不上她”。她并不企图利用她的地位，她拒受礼物或参与宫廷的钩心斗角。她依然保持她的谦逊。她对她的地位感到羞耻，路易把她介绍给王后时，她感到非常痛苦。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有两个早死了，第三个与第四个得到合法的地位，即凡尔曼都瓦公爵与非常美丽的布卢瓦小姐。在她的产期中，她看见比她更美丽的脸孔吸引着国王的注意力。1667年，路易迷上蒙特斯潘夫人，而露易丝开始考虑在一个修道院中度其余生以赎罪过。

路易感觉到她的情绪，他继续向她示爱，封她为女公爵，希望能把她留在宫中。但蒙特斯潘夫人与战争使路易无暇顾及她，而在宫廷中她除了路易也不留恋任何人。1671年，她宣布放弃所有的财产，穿上最简单的衣服，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溜出皇宫，逃到圣玛丽·沙约一所修道院。路易找到她，向她表示爱意与痛苦，她仍自处卑下，同意回到宫中。她在宫中又住了三年，怀着对负心国王的爱，同时渴望宗教上的洁净与安宁，在私底下她在宫中已经过着修道院清肃的生活。她终于说服路易让她离去。她加入昂费路（Rue d’Enfer）的圣衣教派的托钵修女会（1674年），成为露易丝修女。此后36年，她在修道院中过着禁欲的悔罪生活，她说：“我的灵魂是如此的平静满足，我感谢上帝的美意。”

国王的第二位情妇名叫法朗苏丝，1661年进宫成为宫女，1663年嫁给蒙特斯潘侯爵。根据伏尔泰所说，她是当时法国三位最美的女人之一，其他两位是她的姐妹。她那饰以珍珠的金色头发，她那烦倦骄傲的眼睛、性感的嘴唇与含笑的嘴角、柔软的双手、水莲似的皮肤——这一切都是当时的人对她的描述，也是画家加斯卡尔（Henri Gascard）画在一幅有名的画像上的。她甚为虔诚，在禁食的日子严格地禁食，热心地参加教堂的礼拜。她有坏脾气与尖刻的机智，但这有时反而成为吸引男人的地方。

米什莱（Jules Michelet）引述她的话，说她到巴黎来就是要俘虏国王的。但圣西蒙说：她看到她吸引了路易后，要求她丈夫立刻带她回普瓦图（Poitou）去。但她丈夫拒绝了，因为他对能够保有她很有信心，而且她喜欢宫廷的气氛。一天晚上，在贡比涅（Compiègne），她走进一间卧室，那间卧室通常是为国王留用的。最初路易决定睡在另一间卧室，但他发现办不到，最后他占有了那间卧室，也占有了她（1667年）。蒙特斯潘侯爵听到了这消息，穿上了鳏夫的装束，在他的马车上饰以黑边，在车的四角装上牛角。路易亲笔签发侯爵夫人的离婚证书，送给他10万埃库，要求他离开巴黎，此事在整个宫廷一时传为笑谈。

此后17年，蒙特斯潘夫人都是国王的情妇。她有着露易丝·拉瓦利埃所不能及的地方——机智的谈吐与刺激性的活泼。她曾自夸有她的地方就不会有沉闷，事实也是如此。她为国王生了6个子女，路易爱护子女，也感激她。但他不能抵制其他女人的诱惑，时而与苏比兹夫人（Mme.de Soubise）或鲁西耶小姐共度一宵，并封后者为芳达姬女公爵。路易的不忠使她不得不求教女巫师，以求得秘方或其他方法来保住路易的爱情。有关她计划毒杀路易或她的情敌的传闻，也许只是她的敌人造出来的谣言。

最后她却毁在孩子身上。她需要一个人照顾他们：有人介绍斯卡龙夫人，她被任用了。路易常常探视孩子，发现这个保姆很美。斯卡龙夫人本名法朗苏丝·奥比涅，是西奥多·奥比涅的孙女。她祖父是胡格诺派信徒，曾任亨利四世的助手。她生于尼奥尔（Niort）一个监狱中，那时她父亲正在狱中服刑。她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在一个分裂、贫困而混乱的家庭中长大。一些新教徒怜悯地养活她，她培养了对新教的信仰，竟置天主教不顾。9岁那年，她双亲带她到马丁尼克岛（Martinique），她几乎死于母亲严酷的教育下。她父亲于次年去世（1645年），母亲带着3个子女回到法国。1649年她年方14岁，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徒，被送进一家修道院，以仆役的工作养活自己。如果她不嫁给保罗·斯卡龙，也许没有人会知道她。

斯卡龙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才华横溢，但因病不能行动，全身都已变形。他是一个著名律师的儿子，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他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后母不能容他，他父亲给他许多钱，打发他离去。那些钱只够他找便宜妓女。他染上了梅毒，又被一个庸医误治，用的虎狼之药伤害到他的神经系统，最后他全身瘫痪，只剩下双手还能动，他说到他自己时：

读者……我将尽可能地告诉你我像什么。我的身材矮小，但很适度，我的病使我整整矮了一英尺，我的头就身材来说太大了一点，脸庞是饱满的，但身体只剩下骨头。我的视力还算好，但双眼突出，一眼比另一眼低些……我的腿与股之间最初是一个钝角，然后变成直角，最后变成锐角。我的股与上身又形成一个锐角。我的头垂在胃上，使我整个看来就像一个“Z”字形。我的手臂、手指都像我的腿一样在瘦缩。总而言之，我是一个人类痛苦的缩影。

他在痛苦中以写作自慰，于1649年完成了一部以歹徒为题材的《罗马喜剧》（Roman Comique），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是一部闹剧，热闹中有幽默，恶意中有机智。巴黎人尊敬他在痛苦中也能保持愉快，马扎然与安妮王后给他一笔恩俸，后来因他支持投石党而被停发。他赚得不少花得更多，因而常年负债。他坐在一个箱中，只有头与手臂从箱里伸出来，他以热情与学识主持巴黎一个有名的沙龙。负债增加后，他要求宾客付晚饭的钱，而他们照来不误。

谁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呢？1652年，法朗苏丝16岁，她住在一个穷苦的亲戚家中。她的亲戚吝惜开支，决定把她再送回修道院。一个朋友将她介绍给斯卡龙，而他以痛苦的优雅接待她，他建议为她付修道院的膳宿费，这样她可以不必宣誓做修女。她拒绝了。最后他向她求婚，但表示他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她接受了求婚，嫁给他，做他的护士与秘书，做他的沙龙的女主人，假装没有听到宾客们弦外之音的笑话。她加入谈话时，她的智识使其他人惊奇。她使斯卡龙的沙龙聚会变得令人尊敬，吸引了斯屈代里小姐、塞维涅夫人、尼侬、格拉蒙、圣埃夫勒蒙等人的光临。在尼侬的信中，似乎透露斯卡龙夫人在这个没有性生活的婚姻中有一段情史，但尼侬也提到她的“道德力胜过了意志薄弱，我愿医治她，但她太过于惧怕上帝”。她对斯卡龙的忠实是巴黎的谈话题目，这样的城市在不自觉中也希望见到一个贞洁的例子。后来斯卡龙的瘫痪恶化，甚至手指都不能动了，他不能再翻书或握笔。她读给他听，笔录他的口述，照应他所有的需要。在他死前，他写成了他的墓志铭：

在地里躺着的人，

唤起怜悯多于嫉妒，

他曾死过一千次，

在他生命消失前。

行人啊！不要发出声响，

留心不要惊醒他，

因为这是第一夜，

可怜的斯卡龙得以安眠。

除了债务，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位“斯卡龙的寡妇”年方25岁，再度被弃绝在世上。她向王后请求恢复被扣的恩俸，安妮安排一年给她2000利维尔。她住在一家修道院中，生活非常简朴，不时接受贵族人家各种小差使。1667年，蒙特斯潘夫人即将临盆时，派一位使者要求她做婴儿的保姆。最初她拒绝，第二次路易亲自来要求时，她同意了。此后数年内她一直做着王室子女的保姆。

她爱这些孩子，而他们尊敬她如母亲一样。路易最初嘲笑她的过分拘谨，后来逐渐尊敬她。其中一个孩子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仍然夭折时，她的悲哀使路易深为感动。他说：“她知道如何去爱，能被她爱是一种快乐。”1673年，他宣布这些子女为他的合法子女，斯卡龙夫人不再司保姆之职了，她被召进宫廷成为侍候蒙特斯潘夫人的贵妇。路易给她20万利维尔作为礼物以维持她的新地位，她用这笔钱在门特隆买了一片地产。她从未住在那里，但这片地产给了她一个新名字，她成了门特隆侯爵夫人。

对一个不久前境况孤苦的人，这真是一个大转变。也许有一段时间她自己也迷惑了，她竟去劝告蒙特斯潘夫人结束她的罪恶生活。蒙特斯潘对她的忠告非常生气，认为门特隆正计划取代她的地位。事实上，1675年，路易对蒙特斯潘的暴躁日益不耐，却发现与门特隆谈话非常愉快。也许在国王的默许下，波舒哀主教才会警告说，如果路易不送走他的情妇，他也许不能参加复活节的圣礼。于是路易要求蒙特斯潘离开宫廷，她离开了路易。路易领了圣体，生活节制了一段时间。门特隆夫人赞成他的做法，显然并没有自私的企图，因为不久她即陪着生病的梅因公爵（蒙特斯潘之子）到比利牛斯山区的巴雷日（Barèges）洗硫黄温泉去了。路易离开巴黎去参战，战后回来，他斥退了波舒哀，邀请蒙特斯潘重回凡尔赛宫。二人旧情复燃，她又怀孕了。

门特隆陪着病愈的公爵回到巴黎，受到国王与他情妇的欢迎，但她惊讶于路易正同时应付几个情妇。1679年，路易决定结束他与蒙特斯潘的关系，任命她为王后家中的总管，这是他给玛丽亚·特蕾莎的许多不合体的待遇之一。蒙特斯潘愤怒哭泣，但得到许多礼物作为安抚。一年后，门特隆夫人又担任类似的工作——服侍路易另一个情妇多菲内（Dauphiné）。现在路易常来看多菲内，并与门特隆谈话，希望门特隆成为他的情妇，而她拒绝了。相反，她要他放弃他的不道德行为回到皇后身边。最后路易对她与波舒哀让步。1681年，经过20年的放荡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模范丈夫。皇后早已对他的不忠实、甚至对他的情妇妥协，此时重享路易的宠爱仅两年之久，于1683年去世。

路易想，门特隆现在会答应做他的情妇了，但他发现她仍然拒绝，除非结婚，其他一切谈不上。后来可能在1684年某个日期，他娶了门特隆，那时他47岁，她50岁。这是一个不同阶级的通婚，婚后妻子与其子女不得继承丈夫的爵位或财产。路易的大臣费了很大劲，才劝止他不要给予他的新妻子全部的权力，包括加冕她成为王后。他们指出如果他们发现要向一位保姆行大礼，皇室与宫廷都会大为不满，所以他们的婚姻并未公开，有人怀疑也许根本没有举行过。圣西蒙总是坚持阶级之分的，批评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婚礼”，但这是路易最好与最快乐的结合，是他唯一谨守的婚礼誓言，他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才发现被爱是值得维持一个婚姻的。

注释

[1] 蒙特斯潘夫人（她是有点偏见的）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非洲亲王献给玛丽亚一个黑人侏儒，而玛丽亚便生了“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从头到脚都是黑的”，但王后将女儿的黑皮肤归之于在怀孕期间，被这个侏儒惊吓。巴黎的公报宣称，这个女孩出生后不久去世，但事实上她活了下来，在一个有色人的家庭里长大，后来做了修女。

路易亲征

黎塞留与马扎然的成就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因德国内部的分裂而削弱，而且遭受土耳其人的威胁。西班牙在与尼德兰经过80年没有结果的战争后，已耗竭其人力与财力。英国在1660年后对法国依赖更大，特别是对其国王的秘密补助。法国本身也经过分裂与衰弱时期，但1667年投石党之乱平息后，法国再度统一。那时，第一流的人才正重建法国的军队。卢瓦是一个组织与训练的天才，沃邦是一个城堡防守、壕沟战与攻城的天才，并有两个最优秀的将军——孔代与蒂雷纳。现在，对于这位年轻而踌躇满志的国王来说，正是法国扩展至其天然地理国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大海——的大好时机。

第一步是至莱茵河，荷兰控制着那个地区，法国必须征服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信念，那就是千年之后，它们都是法国的盟友。一旦莱茵河的各个出海口被法国控制后，全部的莱茵河流域，也就是德国半数的商业，都将归入法国的势力之下。西属尼德兰（比利时）首当其冲，必须先征服它。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于1665年去世，将西属尼德兰留给查理二世，那是他二婚生的儿子。路易在此看到一个借口，他引述古代的法律，第一次婚姻的子女在财产继承上先于第二次婚姻，而路易的皇后是菲利普四世第一次婚姻生的子女，因此根据这项财产继承权，西属尼德兰应由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不错，玛丽亚在她的婚姻中曾宣布放弃她的继承权，但这是附带一个条件的，西班牙需要付50万金克朗（gold crowns）给法国作为她的嫁妆，这笔嫁妆至今未付，因此……西班牙否认这个三段论法，于是路易宣布尼德兰王位转让之战，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看到他发动战争的动机：

西班牙国王之死与英国对荷兰的战争（1665年），立刻给我两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其一是对抗西班牙，要求应属于我的权利；其二是防卫荷兰，以对抗英国。我很高兴地见到在这两次战争中我有很大的机会得以扬名，许多在我军服务的勇敢军人曾一再要求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以示勇武……而且我总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将之开进尼德兰，也较留在国内耗费粮饷好得多……借着与英国作战的理由，我将派遣我的部队与我的情报人员进入荷兰，开始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国王对战争的看法，战争可以扩展国家的疆域，带来安全感与更多的收入，战争是取得名望与权力的捷径，战争可以发泄好战的冲动，可使耗费庞大的军队在国外取得补给，并有利于国家准备下一次战争。至于战争中丧失的人命，人总是要死的，而病死在床榻是多么荒唐的想法——有什么比为了祖国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更好呢？

1667年5月24日，法国军队开进西属尼德兰。法军没遭到有效的抵抗，法国部队有5.5万人，而西班牙只有8000人。路易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占领了沙勒罗瓦、图尔奈、库尔特累、杜艾与里尔。沃邦负责坚守占领的市镇。路易的军队在每一站都有充足的补足，甚至连军营或战壕里军官进餐的银器也一应俱全。阿图瓦、埃诺、瓦隆、佛兰德斯均被并入法国版图。西班牙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求援，而路易向利奥波德建议二人瓜分西班牙帝国，利奥波德同意了，因而并未出手援助西班牙。路易轻易地占领了佛兰德斯，接着指向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é）。这是介于勃艮第与瑞士之间的地区，本为西班牙属地，法国对之垂涎已久。1668年2月，2万法军在孔代的率领下进入弗朗什·孔泰。法军以贿赂收买地方守将，因此法军处处频传捷报。路易亲自率军攻打杜尔（Dole），四天内城陷，在三星期内弗朗什·孔泰全境皆降。路易在胜利中班师回巴黎。

但路易得意得太早了，联合省于1668年1月说服瑞典与英国成立三国联盟（Triple Alliance），以对抗法国。这三个国家都知道，如果法国势力扩张到莱茵，他们的政治与商业自由将大受威胁。路易也看出他这次操之过急，他与利奥波德一世的秘密协定上，曾明订在西班牙的查理二世过世后，尼德兰全境与弗朗什·孔泰都将归于法国。而生病的查理二世很可能在一两年内死去，也许只须稍等些时候，这两个地区就会和平地归于法国了。因此路易同三国联盟谈和，他的外交官分赴瑞典与英国斡旋，终于在1668年5月2日签订《亚琛条约》，结束王位继承的战争。法国将弗朗什·孔泰归还西班牙，但保留沙勒罗瓦、杜艾、图尔奈、奥德那尔、里尔、阿尔芒蒂耶尔与库尔特累。路易保留了半数战利品。

1672年，他再度进军莱茵，这次他的真正目标揭开了——不是佛兰德斯而是荷兰。法军几乎攻进阿姆斯特丹与海牙，荷兰不得不掘开堤防以阻其攻势。这次全欧警觉到法国威胁到权力的均衡，1672年10月，利奥波德一世联合“联合行省”与勃兰登堡组成“大联合”。西班牙与洛林于1673年加入，丹麦、巴拉丁及卢森堡公国于1674年加入，而同一年英国议会强迫亲法的国王与荷兰谈和。

路易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不顾柯尔伯抱怨他会拖穷法国，他征收更多税，建立一支海军，将他的陆军扩张至18万人。1674年6月，他以一支军队再度攻占贝桑松（Besançon），在6周内再度征服弗朗什·孔泰。这一战是蒂雷纳将军最成功而残酷的战役，他率领2万军队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的7万大军。为断绝敌人的补给，他使巴拉丁、洛林与部分阿尔萨斯变成焦土，莱茵河流域的残破景象再度出现。1675年7月27日，蒂雷纳在巴登（Baden）勘察军情时阵亡，路易给他以王室的葬礼，葬于圣丹尼斯教堂。失去这位名将，不啻于吃十场败仗。孔代在尼德兰赢得大胜后，前来接替蒂雷纳，将罗马帝国军队逐出阿尔萨斯。后来这位亲王厌倦了戎马生涯，退隐在查恩提里（Chantilly），研究哲学与政治以终其年。路易现在统率在尼德兰的法军，他攻下了瓦朗谢纳、坎布雷、圣奥默、根特与伊普尔（1677—1678年）。法国也称颂国王为伟大的将领。

但这时国内人民的重担已无法承受，波尔多与布列塔尼有叛乱发生。法国南部的农村在饥饿边缘挣扎，多菲内的老百姓靠着用橡子与树根做成的面包度日。荷兰提议和谈时，路易同意了，1678年8月11日，他签订条约归还他所占的联合行省的全部领土，并降低荷兰货物进入法国的关税。他以这些让步强迫分裂中的西班牙将弗朗什·孔泰割让给法国，连同法国东北边境与西属尼德兰接壤的十几个市镇。他与利奥波德签订条约，法国取得布利沙克与弗赖堡两个战略城市，阿尔萨斯与洛林仍归法国。路易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1678—1679年）与《圣热尔曼条约》（1679年）是联合行省的胜利。但路易也没有失败，他的势力已经凌驾于神圣罗马帝国与西班牙之上，他已到达渴望已久的莱茵河。

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仍维持庞大的军队，他知道军队是外交的后盾。有武力在背后支持，同时利用神圣罗马帝国正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无暇他顾的时机，他在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以及布莱斯高成立“再结合委员会”（Chambers of Reunion），要求收回一些以前属于他们的边境地区。一经收回，这些地区均被法军占领。而像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大城市，其官员受到大笔金钱的引诱下，也于1681年承认路易的王权。在同一年以同样的办法，米兰公爵向法国让出卡萨尔城堡，这是从萨伏依通向米兰的要塞。西班牙疏忽地交出尼德兰的城市时，路易再度派军进入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并于沿途并吞了卢森堡公国（1684年6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停战条约上（8月15日），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都承认法国的占领，因为那时土耳其人正在攻占维也纳，路易与科隆选帝侯的同盟实际上已将法国的势力扩展到莱茵，高卢人长久以来建立自然疆界的理想已经部分实现了。

这是法国王权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从查理曼以来法国从未如此强大，如此扩展。繁华盛典点缀着“太阳王”的成就。1680年，巴黎议会正式宣布路易为“大帝”。勒布朗将他画成一个神，君临凡尔赛宫。有一位神学家论证路易的成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国内的老百姓，在其困境中将他们的统治者理想化，对他们似乎不可征服的威势感到骄傲。甚至外国人士也赞佩路易，认为他发动战争有地理上的理由。哲学家莱布尼茨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王者，是我们时代公认的荣耀，是后世可望而不可多得的”。自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以北，维斯杜拉河（Vistula）以西，全欧的知识阶级开始说他的语言、模仿他的宫廷、他的艺术与他的方式，旭日已经高升。

第二章　信仰的考验（1643—1715）

国王与教会

历史学家像新闻记者一样，常会在他记述的戏剧性事件中忽略平凡的背景，因为他知道读者喜好特殊性的事件，而且希望在事件的过程中加上人格化色彩。在法国的君主、首相、廷臣、贵妇与将军之下，是平凡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求爱、爱护与责骂子女、犯罪、忏悔、娱乐、争吵，烦倦地去工作，偷偷地上妓院，谦卑地祈祷。对永生救赎的追求不时介入日常的生存竞争中。当尘世的欲望减退、天堂的梦想增加，教堂内清冷的空气使尘世的纷扰得到暂时的休息。宗教的神话是民间的诗歌，而弥撒代表着救赎的安慰，教士本人也许贪婪于现世，他传播的信息却安慰了穷人和失意者的心。除了政府以外，教会仍然是社会与权力的一大支柱，因为在宗教上的希望，人民才耐心地屈从于工作、法律与战争之下。

天主教的高级教士很清楚他们在社会秩序上的重要性。他们与国王和贵族分享国家的财富与宫廷的豪华，当时的主教与大主教及孔代、蒙庞西埃、塞维涅各家庭都维持礼貌的亲密关系。上千个修士一面领了圣职，一面结了婚，取乐于女人与思想之间。但是，大致说来，当时天主教教士的心志与道德水准，也许受了胡格诺派传教士的刺激影响，较前几个世纪都好得多。

女修道院并不像那些对宗教怀有敌意的人想象的，“是罪恶的温床”，许多是虔诚的甚至是禁欲的退隐之所，像露易丝·拉瓦利埃退隐的圣衣派修道院。其他的修道院成为一些年轻女子的庇护所。她们因为各种原因，或置不起嫁妆无法结婚，或曾犯过错，或触犯有权势的人。在这种修道院中，她们认为接待一个访客，与其他人跳舞，阅读世俗的读物，或以台球、牌戏来调剂枯燥的生活，并不是罪恶。雅克利娜·阿尔诺（Jacqueline Arnauld）便是由于改革这种修道院，而使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Port Royal）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修道院。

但说到修道院便不能一概而论了。许多修道院的确存在院规松懈、生活懒散、祈祷形式化及托钵僧强索烦求的现象。阿蒙·朗塞（Armand Jean de Rancé）曾改革诺曼底的特拉普圣母修道院（Notre Dame de la Trappe），建立特拉普派教规，流传至今。耶稣会士此时进入法国人民的生活与历史中。17世纪初期，他们被怀疑为弑君者，但到最后成为路易的忏悔神父与指导者。他们称得上心理学专家，一位修女玛格丽特·阿拉科克（Marguerite Marie Alacoque）受到神秘的异象指示，于1675年建立一个教派，致力于耶稣圣心会（Sacred Heart of Jesus）的公众崇拜。耶稣会士鼓励这个运动，认为可以激发民众的信心。同时，他们承认犯罪是自然性的，为此减轻了罪人在宗教上的负担。他们又发展出一套“决疑论”（Casuistry），借此缓和十诫的严厉与罪人悔罪的痛苦。他们不久便成为最受欢迎的告解神父，并赢得“良心的指导者”的权威令名，特别是在法国上层社会的妇女之间，而她们有时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

“决疑论”这个名词在17世纪并无不当，这个名词中令人不齿的意味是帕斯卡用在他的《省区书简》（Provincial Letters）中的。作为一个告解神父或心灵指导者，一个教士应该知道何者为重大的罪恶、何者仅为轻微的过失、何者不算作罪过。他必须准确应用他的知识，配合他的判断、他的忠告及赎罪圣礼，来适应一个忏悔者的特殊环境与个人情况。在犹太教中，拉比曾将这种道德裁决的理论发展到相当程度，而且成为犹太经典的合法的一部分。早在耶稣会成立之前，天主教的神学家即有不少论著讨论这个良心裁决论，以指导教士用之于道德训示与执行告解上。在什么情况下，道德律的条文可用其精神与意旨来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谎、偷窃、杀人、毁约或否认信仰？

某些决疑论者要求严格地诠释道德律，认为就长远来说，严谨总比放纵对人有益。但其他的决疑论者，特别是耶稣会教士莫利纳（Molina）、埃斯科巴尔（Escobar）、托雷多（Toledo）与布森鲍姆（Busenbaum），却偏爱较宽和的律法。他们认为，人类天性、环境的影响、对法律的无知、对绝对遵守条文的困难、在热情发泄的半疯狂状态及任何有碍于自由意志的环境，都可以成为裁决时考虑的因素。为便利这种宽大的道德律，耶稣会教士又发展成一套“盖然论”（doctrine of probabilism）——如果某一位道德或神学上承认的权威偏向某一观点，则一个告解神父可随其意依照这个观点裁决，尽管其他的专家表示反对。一些耶稣会决疑论者又说，在某些时候说谎、不吐露实情是允许的，这是一种“心理的保留”。因此，一个被俘的基督徒，如果他必须改信其他宗教，否则将被处死时，他可以假装接受其他宗教，不算犯罪。埃斯科巴尔教士又说道，一个行动的道德本质，不在于这个行动本身，因为行动是无所谓道德的，而是在于行动者的道德意图，除非是个人自觉地、自愿地背离道德律，否则个人都不算犯罪。

多数耶稣会教士所持的决疑论是对中古时期禁欲的社会道德的一种合理而人道的调适，因为社会上发现享乐并不是罪过。但是特别在法国，其次在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将决疑论发展到如此纵容人性弱点的程度，许多虔敬人士，如巴黎的帕斯卡与威尼斯的萨尔皮（Sarpi），及许多天主教的神学家，包括几位耶稣会教士在内，均表反对，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基督教向罪恶投降。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是承袭了加尔文的严格教规的，因而不免震惊于耶稣会士对现世与肉身的妥协。在天主教内部，有一个强大的运动开展起来，即詹森教派反对耶稣会。他们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建立了几可媲美加尔文教派的清规，影响了法国与法国文学达一个世纪之久。路易十四也牵涉其中，因为他的告解神父是耶稣会的，而他的所为也是不合于清规的。1674年起，夏斯神父（Pére La Chaise）成为路易的告解神父，伏尔泰描写他“是一个个性温和的人，跟他和解总是容易的事”。他在这个职位达32年，宽恕每一件事情，人人都喜欢他。路易说：“他太好了，有时候我都责备他不要如此好心肠。”但这位安静而耐心的神父对路易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指导他走向正常的家庭生活，并信服于教皇。

路易从来不是一个教皇至上者。他在正式场合是虔敬的，他很少缺席每天的弥撒，在回忆录中他告诉儿子：

部分由于感谢我承受的一切好运，部分由于赢得人民的爱戴……我继续表现对宗教的虔敬，那是我母亲自小教养我的……说实话，吾儿，我们疏于敬奉宗教时，我们不但失去了感谢与公正，也失去了谨慎与良好的见识。对宗教我们只不过是代理人，顺从宗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身为王者应做的典范。

但这并不表示对教皇权威的顺从。路易继承了教皇权限制派（Gallican，又称法国国教派）的传统——《布尔热诏令》（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及1516年弗兰索瓦一世的《政教协约》。在这些条文中，给予法国国王权力，任命国内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决定他们的收入，并在一个教区的主教死亡与新任到职之间一段时期内，得以任命任何圣职。路易表明他是上帝在法国的代理人，他对教皇的顺从，仅限于有关道德与信仰方面。全法的教士，在关系到法国国家方面，应该服从国王。

一部分法国教士——教皇全权论者——弃绝这种声明，坚持教皇高于国王、议会，对主教任命有绝对的权力。但大多数法国国教教徒，拥护国王在处理世俗事务上有完全的独立，否认教皇的永无乖错，除非是由主教会议一致同意的决定，而且清楚驱逐罗马教廷势力对法国教士是有益的。孔代曾说，据他看来如果路易愿意改奉新教，法国教士一定首先响应。1663年，法国索邦（Sorbonne）神学院（后为巴黎大学）发表6项条款强调法国国教派的立场。法国议会采取同样的立场，而且支持路易的要求，法国国王有权决定教皇的诏书何者得以在法国发行或被接受。1678年，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反对法国国教派，并将图卢兹大主教逐出教会，代之以一位反对法国国教派的主教。路易召集一个教士会议，与会者几乎全由他选出。1682年3月，这项会议重申巴黎索邦神学院的6项条款，并拟定了著名的4项条款，几乎使法国教会与罗马决裂：

一、教皇在有关精神的方面有管辖权，但没有权力废除国君或禁止臣民服从国君。

二、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s）在权威上高于教皇。

三、法国教会的自由传统不容侵犯。

四、教皇永无乖错，只有在与主教会议取得一致情形下始能成立。

英诺森宣布这项会议的决定无效，而且对所有赞同此项条款的新任主教拒绝授以教阶。由于路易只能提名此类人选，1688年，法国有35个教区便没有正式主教。但在那时路易年纪已大，门特隆夫人使他软化下来，而倔强的教皇不久也去世了。1693年，路易准许他提名的主教否认4项条款，新任的教皇英诺森十二世承认国王有权提名主教。路易因此再度成为一个最虔敬的基督教君主。

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204—1626）

教廷与国家的纷争，只是路易时代三大宗教事件中影响最轻的一个，影响较深远的是代表国家与教士的正统天主教与几乎算是新教的詹森教派、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之间的对立，而影响最深远也是最悲剧性的，则是法国胡格诺教派的摧毁。但是，为什么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在法国历史上名气如此之大？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是西都会修道院的一个女修道院，离巴黎约16英里，离凡尔赛宫约6英里，位于一个低湿的沼泽地区，塞维涅夫人称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山谷，正是人类寻求救赎的地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建于1204年，几乎不曾在百年战争与宗教战争的多次战乱中被破坏。但修道院的人减少了，教规也废弛了，如果不是由于雅克利娜·阿尔诺掌管这个女修道院及被帕斯卡记录下来为其辩护，也许没有人会听到这个名字。

安东尼·阿诺德一世（Antoine Arnauld Ⅰ）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的善辩与他的多产（生育众多子女）。1593年，在巴里埃（Barrière）企图刺杀亨利四世后，阿诺德在巴黎议会做了充满义愤的演说，要求将耶稣会教士逐出法国。耶稣会教士对他深怀愤恨，而且以不怀好意的批评眼光注视其家族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作为。阿诺德有20多个子女，其中至少有4个与修道院有关。雅克利娜在她7岁那年（1598年）被任命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副院长，一年后她的妹妹珍妮年方6岁，也成为圣西尔修道院（St.Cyr）的院长。她们都是由亨利四世提名，然后篡改年龄送到教廷被批准的。也许她们的父亲为她们谋得这个职位，是不想为她们准备嫁妆。

雅克利娜在1602年正式主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成为安热利克（Mère Angélique）教长时，她见到在修道院的13个修女的教规极为松懈，每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头发散在外面，使用化妆品，穿着当下流行的时装。她们很少领圣体，在30年中听讲道不超过7次。她逐渐了解那里的生活后，对之非常失望，并想到逃走（1607年）。她说：“我想到离开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还俗，不告诉我的父母亲，以逃脱这个负担，然后结婚去。”她生了病，被送回家，受到她母亲细心的看护。她病好后再次回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为了她母亲的爱，她决定谨守做修女的誓言。但是，她订购了一件鲸骨的紧身衣以保持身材，她仍然秘密地对宗教生活怀有反感。直到1608年复活节，正值青春盛年的她，听到一个卡普辛修会（Capuchin）的教士讲到基督的受苦。她日后记道：“在讲道期间，上帝以如此的方式感动我，那一刻我发现修女的生活是快乐的……我知道如果上帝继续恩宠于我，我没有不能为他做的事。”这一次，用她的话说，是“神恩的第一次做工”。

同年11月1日的另一次讲道——“神恩的第二次做工”，令她满怀羞耻，因为她与其他修女都如此疏于信守安贫与隐居的誓言，她徘徊于对修女的爱护与加强教规之间不能决定，变得忧郁，加上强制的自律，她发热病倒了。她一定深受其他修女爱戴，她们问她悲哀的理由，于是她说出她希望她们回复到合于教规的生活。她们同意了，献出她们的财产，宣誓永远安于贫穷。

下一步工作，从世俗退隐，则更为困难。安热利克教长禁止修女们离开修道院，未经允许，不得接近访客（即使最亲近的家属也不行），如得允许，也仅在会客室见面。修女们抱怨这太难做到了，为了以身作则，她决定从下一次起不再见她的父母，仅能由会客室与修女房间之间的格子窗口相见。第二次她的父母亲来看她时，发现她只愿由这个窗口与他们谈话。这个窗口日（1609年9月25日）于是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文献上著名的日子。

她的家庭很快不再因被她摒绝而生气，而安热利克教长（现在18岁）的虔诚令他们如此感动，阿诺德家人一个接一个进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18年，雅克利娜的妹妹安妮·尤金（Anne Eugénie）宣誓成为修女。不久，其他姐妹也加入——凯瑟琳、玛丽与玛德琳。1629年，她寡居的母亲跪在安热利克教长脚下请求成为一个新人，她宣誓做了修女，此后快乐而谦卑地在她女儿之下，尊称她为“母亲”（修女称教长为母亲）。这位母亲去世时（1641年），她感谢上帝给她6个女儿献身宗教。她有5个孙女后来进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她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Arnauld d’Andilly）与3个孙子成为那里的“隐者”。她最有名的儿子安东尼·阿诺德二世是巴黎索邦神学院的院士，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哲学家与神学家。我们惊奇于能生育如此众多子女的家庭，也不能不敬佩如此深刻的宗教虔敬、忠诚与信心。 [1]

安热利克教长一步一步率领她的子民回到正规的西都派教规中。现在院中有36位修女，严格地谨守斋戒，进行长时期的静修，在凌晨2点即起身做晨祷，为地方上的穷人做慈善工作。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将改革的风气灌输给在那里受训练的修女，然后送这些修女到全法国各地的修道院以激励修女谨守教规。有一个在莫比松（Maubuisson）的修道院最为松懈，亨利四世曾利用这里作为他与情妇加布里埃尔的幽会之所。修道院院长自己的私生女成群，修女们经常离开修道院去和邻近修道院的男修士相会或跳舞。1618年，安热利克教长在上级的要求下，取代莫比松教长之职。她在莫比松5年，她回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时，有32位莫比松修女跟随她加入修道院改革工作。

1626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疟疾病蔓延，经人劝告那里低湿的气候不利于健康，安热利克与其他修女迁到巴黎居住。她们在巴黎受到詹森教派影响，加入与耶稣会和国王的对立。而“田野中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则不久被隐修士占据，这些隐修士都是男性，他们并未宣誓成为修士，但希望过着仿佛修士般的生活，这其中有数位阿诺德家人——安东尼二世，他的兄弟罗勃，他们的外甥勒迈斯特和勒迈特及安东尼二世的孙子萨西。数位传教士加入他们，如皮埃尔·尼科勒（Pierre Nicole）和安东尼·森格兰（Antoine Singlin）。甚至有几位贵族——吕内公爵（Duc de Luynes）和邦夏杜男爵（Baron de Pont-château），也加入其中。他们一起清除沼泽，挖掘沟渠，修理房舍，养花种树。他们一起或分别过着苦修生活，斋戒、诵经、祈祷。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在最冷的冬天，屋内也不许点火取暖。他们研究《圣经》和教会初期的作品，他们有许多作品论及宗教虔诚与学术，其中一本《沉思的艺术》（The Art of Thinking）由尼科勒与安东尼二世合著，成为通行的逻辑教本，直到20世纪才被人遗忘。

1638年，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隐修士们开办一间“小学校”，他们邀请经过选择的9岁和10岁儿童加入。学校中教授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及笛卡儿哲学中的正统部分。学生们不许跳舞或观剧（这两者本都是耶稣会许可的），必须经常祈祷，但不是向圣像祈祷，他们举行弥撒的教堂并无宗教圣像。阿诺德的虔敬与当时宫廷的不道德形成明显的对立，而二者的对立终于形成詹森教派严谨的神学和伦理与耶稣会和基督教对人类天性妥协的对立。

注释

[1] 圣伯夫曾写过“数位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成为杰出的修女，她们早年都得过天花，使她们的脸孔变形”，又狡黠地说，“我不想说我们只把在世界上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给上帝”。

詹森教派与耶稣会

詹森（Cornelis Jansen）是荷兰人，他所诞生的乌得勒支省是天主教区，但他很受邻近加尔文教派的奥古斯丁教派神学影响。他于1602年进入鲁汶的天主教大学，他发现当时的天主教有两派势力，一是耶稣会代表的经院学派，另一派则跟随巴依乌斯（Michael Baius），采取奥古斯丁教派的观点，强调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与神恩。这两派正陷入激烈的对立之中。詹森倾向于奥古斯丁教派的观点，在他大学毕业后与实际工作之前，他接受一位同学迪韦吉耶·欧哈内（Duvergier Hauranne）的邀请在贝约讷（Bayonne）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研究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而且同意为维护天主教对抗荷兰加尔文派教徒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最好的方法是接受奥古斯丁教派强调命定说与神恩的观点，而且在天主教的教士与信徒之间建立严格的道德规律，以挽救当时宫廷与修道院中的颓废及耶稣会的放纵与轻浮的风气。

1616年，詹森主持鲁汶一个荷兰学生招待所，他攻击耶稣会自由意志的神学，并宣讲一种神秘的清教主义，近似于当时在荷兰、德国与英国成形的虔信教派（Pietism）。他成为鲁汶大学的《圣经》注释教授及日后任伊普尔主教期间，一直攻击耶稣会。1638年死时，他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奥古斯丁学说》（Augustinus）。这本书于1640年出版，不久即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学习经典的训义基础，并成为法国天主教神学争论的中心论题达一个世纪之久。

虽然这本书名义上是天主教的著作，尼德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宣称在其本质上是属于加尔文教派的，像奥古斯丁、路德与加尔文一样，詹森完全接受命定的理论。上帝早在世界创造以前，即已预先选定哪些男女将会得救，并已决定谁不能得救。人们的善行，虽弥足珍贵，但没有神恩之助绝不足以获得拯救，即使在少数好人中间也仅有少部分会得到救赎。天主教会并没有明显地弃绝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所持的命定说，仅把它放在不受注目的地位。因为命定说实在难以与自由意志论相调和，而就逻辑上来说，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或罪的观念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但詹森说，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人随着亚当的罪恶丧失了意志自由，现在人性的腐化超过自我赎罪的能力，只有上帝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死，可以拯救人类。耶稣会维护自由意志，对于詹森来说，只是夸张善行以获得救赎的功能，使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变得似乎是多余了。他又说，我们不可把逻辑过分看重了，理性的能力远低于坚定的无可怀疑的信仰，正如宗教仪式远低于灵魂直接与上帝沟通一样。

这些观念由圣齐兰（St.Cyran）教长，通过韦吉耶带进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怀着改革神学与道德的热诚，希望以内在的虔诚代替外在的宗教。这位圣齐兰先生，来到巴黎不久（1636年）即成为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与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隐修士共同的灵性指导者，而这两个机构即成为詹森教派在法国的喉舌与榜样。黎塞留认为这些改革者是制造麻烦的狂热信徒，将圣齐兰监禁在文森（1638年）。圣齐兰于1642年被释，一年后中风而死。

圣齐兰在狱中仍继续激励阿诺德家人，安东尼二世于1643年发表论文《常领圣体论》（De la Fréquente Communion）。他继承他父亲的主张，继续攻击耶稣会。他并未指名，但在文中谴责某些告解神父容许的观念，即一再犯罪可以借着经常忏悔与领圣体而加以补偿。耶稣会认为这种攻击是对他们而发，于是大加指责阿诺德家族。安东尼预料将有麻烦，便离开巴黎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48年，在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惊于投石党之乱，迁回她们原住的修道院。在那里的隐修士让出房间，搬到附近的农家，称为“农舍”（Les Granges）。

1642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已经谴责詹森《奥古斯丁学说》中的一般教义。1649年，巴黎索邦神学院一位教授要求其他同事谴责他认为在当时已经过分流行的7点意见。这件事提交到教皇英诺森十世那里，耶稣会教士见时机来临，向教皇强调詹森派教义的危险，说那是以天主教为伪装，本质上是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最后他们说服教皇于1653年5月31日发表圣谕，谴责《奥古斯丁学说》一书中的5点见解为异端：

一、神的知觉是正直的人即使愿意也绝对无法服从的。

二、没有人能抵制神恩的影响。

三、人类有价值的行动不必是免于需要的，免于强迫即已足够。

四、认为人的意志可赋予一种抵制神恩的力量，或顺从其影响的力量，是一种半伯拉纠派（semi-Pelagian）的异端。

五、任何人说基督是为了所有人而死，是一种半伯拉纠派的异端。

这5种见解不是从《奥古斯丁学说》一书中逐字抽出的，而是耶稣会为这本书作为训义做的结论。就作为结论来说是颇为公正的，但詹森派教士争论这5点见解本身并不见于詹森的书中，阿诺德狡猾地暗示它们可见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在当时似乎还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安东尼·阿诺德是一个战士，他承认教皇在信仰与道德事件中是永无乖错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1655年，他出版两封《致一位公爵与贵族的信》，再度向耶稣会攻击，指责他所称的耶稣会式的告解方法。巴黎索邦神学院驱逐他离校。他准备了答辩，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读给他的朋友听，但他们并不感动。其中有一个新近加入的人名叫布莱兹·帕斯卡，阿诺德对他说：“年轻人，为什么你不能写些东西呢？”帕斯卡回到他的房间，开始写第一封《省区书简》，那将成为法国哲学与文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将以较多的篇幅谈帕斯卡，因为他不仅是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也是所有理性时代最优异的宗教辩护者。

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

·身世

帕斯卡的父亲安提尼·帕斯卡（Étienne Pascal）是法国中南部一个城市克莱蒙费朗（Clermont Ferrand）法院的法官。他母亲死于他3岁那年，留下他与姐姐吉尔伯特、妹妹雅克利娜。他8岁时，全家搬到巴黎。安提尼爱好几何与物理，成为伽桑迪（Pierre Gassendi）、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与笛卡儿的朋友。布莱兹常偷听他们的聚谈，很小便成为一个有志于科学的人。他在11岁那年写了一篇有关振动中物体的声音的论文，他父亲认为他对几何的热情会耽误其他的功课，有段时间禁止他在数学上继续用功。但据说有一天，他父亲发现他用一块煤炭在墙上写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的证明，此后他得以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在他满16岁以前，他即写了一篇有关圆锥体的论文，其内容大部分已无可查考，但这项定理至今仍冠以帕斯卡之名。笛卡儿见到这份手稿时，不相信这是出于儿子而非父亲之手。

同年（1639年），他年方13岁的妹妹雅克利娜在他家造成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他的父亲曾投资于地方债券，黎塞留减低了债券的利率，安提尼批评他，黎塞留威胁要逮捕他，于是安提尼逃往奥弗涅躲藏。但黎塞留喜欢戏剧与女孩子。斯屈代里的《暴君之爱》（L’Amour Tyrannique）在他面前上演，由一群女孩子担任演员，雅克利娜也为其中之一。黎塞留特别喜欢雅克利娜的演出，她趁这个机会要求宽恕她父亲。黎塞留同意了，并任命他为诺曼底首府鲁昂（Rouen）的钦命大臣。于是这一家于1641年迁往鲁昂。

在鲁昂，现年19岁的帕斯卡开始设计数架计算机器，其中有些现仍保存在巴黎艺术与工艺博物院内。其原理是一排齿轮，每个齿轮均有从0到9的10个齿，每当一个齿轮转一周，在它右边的齿轮则转1/10周，而总数则显示于上方的狭口上。这部机器只能算加法，虽并不实用，但那时能设计出来真令人惊奇。帕斯卡将其中一部送给在瑞典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附带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她邀请他到宫中来，但他以一介寒士为由拒绝入宫。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后来注意到托里切利（Torricelli）发表的关于大气重量的实验。帕斯卡得到一个想法：水银在一个托里切利试管中将依据气压的变化在不同的地方升至不同的高度。这个假设不是自托里切利得到的，但笛卡儿可能贡献了意见。他要求住在奥弗涅的姐夫带一个水银管到山顶上，记录在不同的高度水银管上升的数值。他姐夫照做了，1648年9月19日，与几位朋友登上多姆山（Puy de Dôme），这里高出克莱蒙费朗约5000英尺。在山顶水银管的高度是23英寸，而在山脚下水银管升至26英寸。这个实验传遍欧洲，终于确定了气压测定法的原理与价值。

帕斯卡在科学界的名声，使一个赌徒请求他发展一种概率数学（1648年）。帕斯卡接受这项挑战，他与费马（Pierre de Fermat）合作发展出概率的运算。这时，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他会将科学的热诚转向宗教，或竟会失去对理性与实验的信心。他继续在科学问题，主要是数学上研究了10年。1658年，他匿名提出一笔赏金征求一个旋转形曲线的解法，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解法：瓦利斯（John Wallis）、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与雷恩（Christopher Wren）及其他人。然后，帕斯卡用一个假名发表他的解法。当时各竞争者之间有不少争论，包括帕斯卡在内，都表现得不太像一个科学家。

这时，有两件事在他生活中起了重大影响——疾病与詹森教派。18岁那年他患上一种神经性疾病，使他没有一天不在痛苦中。1647年，他患了麻痹，没有拐杖就不能行动。他头痛、消化不良、脚与腿冰冷，需要费大力才能使血液流通。他穿着在白兰地里浸过的袜子以温暖他的脚。为了得到较好的医治，他与妹妹雅克利娜搬到巴黎。他的健康好转了，但神经系统的受损却不能复原。此后他陷入日益严重的忧郁症，影响到他的个性与他的哲学。他变得易怒，时而蛮横不讲理，绝少现出笑容。

帕斯卡的父亲在他的科学本行中仍保持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对他的孩子说，宗教信仰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有时远超过人类脆弱的理性与评价。在鲁昂，有一次他父亲受了重伤，一位詹森派医师治好了他，从此这一家与詹森教派开始接触。帕斯卡与其妹雅克利娜搬到巴黎后，他们时常参加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弥撒。雅克利娜希望进入修道院做修女，但她父亲不愿与自己的女儿分离。父亲于1651年去世，不久雅克利娜即成为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她哥哥曾劝阻她而无效。

有一段时间他们为分父亲的财产起了争执，这一切解决后，帕斯卡发现他既富有又自由了——这可不是接近神圣的情境。他迁入装饰豪华的家中，雇用许多仆役，坐着4或6匹马拉的车在巴黎招摇过市。他暂时恢复了健康，这给他一种自欺的幸福感，使他从虔敬转向享乐。我们不可苛责他这几年的世俗生活（1648—1654年），他享受巴黎生活的风趣：游乐与美女。他有一段时间在奥弗涅追求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称之为“乡间的萨福”。约在这时他写了一篇《谈热情与爱情》（“Discours sur les passions de L’amour”），而且明显地考虑到结婚——这是他日后形容为“一个基督徒许可的最低生活情境”。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自由分子，他们以道德自由配合思想自由，也许经过他们，他对蒙田产生兴趣，而蒙田的《散文集》深深影响他的生活。其最初的影响可能是使他倾向于宗教怀疑。

雅克利娜听到他最近的浮浪，责备他，祈祷他悔改。由于他特别易感的天性，一个意外事件终于成全了他妹妹的祈祷。有一天，他驾车经过涅里桥（Pont de Neuilly）时，他的4匹马受到惊吓，跃过桥栏冲进塞纳河中，几乎把马车也拖着下水，但幸好缰绳断了，于是马车半悬在桥边上。帕斯卡与他的朋友们爬出来。这位敏感的哲学家惊于自己死里逃生，昏了过去，暂时人事不省。恢复知觉后，他感到他见到了上帝的形象。在恐惧、悔罪与感谢的狂喜中，他将他见到的异象写在羊皮纸上，后来他将这羊皮纸缝在外衣的衬里上：

神恩降临的1654年

11月23日，星期一，

……从下午6点半到夜里12点半。

逝去的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不是哲学家与学者的神，

确信、确信、感触、欢乐、和平。

耶稣基督的神……

他不能被寻到，除了用使徒教导的方式，

人类灵魂的荣耀。

正直的父，这世界从不知道你，但我已知道你。

欢乐、欢乐、欢乐、欢乐的泪……

我的神，你会遗弃我吗？……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我曾与他分离，我逃避他，背弃他，

钉他十字架，

愿我再不会与他分离……

重新和解是甜蜜而完美的。

他再度拜访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与雅克利娜，雅克利娜见到他谦逊与悔改的新态度非常高兴。他倾听安东尼·森格兰的讲道。1654年12月，他与萨西长谈，萨西使他相信科学的浮面性与哲学的虚幻。阿诺德与尼科尔发现这个新人怀着悔改的热情，善于以言辞表达，他似乎是由于神的旨意而来到他们中间，来维护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对抗敌人。他们请求他拿起笔，与企图使詹森教派成为罪过的耶稣会教士展开激辩。他以如此的才华与笔力完成的作品，至今仍使耶稣会感到刺痛。

·省区书简

1656年1月23日与29日，帕斯卡发表了第1封和第2封“路易·蒙塔尔特致一个省区的朋友与耶稣会神父的信，谈他们的伦理与政治”。文章的构思是很聪明的：一个巴黎人假装向一个住在省区的朋友报告当时流行于首都的知识与宗教圈内的道德与神学问题。阿诺德与尼科尔供给帕斯卡需要的事实与参考，而帕斯卡结合一个悔改者的热情与一个世俗人的机智与技巧，为法国散文创造出一个更高的水准。

第一批信件中申述阿诺德所持的詹森教派神恩与救赎的观点，寻求公众的支持，其目的在于缓解巴黎索邦神学院反对、驱逐阿诺德的行动，但失败了。阿诺德被严厉地谴责并驱逐离校（1月31日）。这次失败刺激帕斯卡与阿诺德攻击耶稣会教士告解神父的松懈与良心裁决论的漏洞，败坏了道德。他们研究埃斯科巴尔与其他耶稣会教士的著作，谴责“盖然论”“意念的指导”“心理的保留”等各种理论，甚至耶稣会传教士调和基督教神学也遭责备——虽然他们没有明显指控耶稣会教士为达到传教目的而不择手段。帕斯卡的书简继续下去，当阿诺德向他揭露更多的埃斯科巴尔的良心裁决理论，这位悔改者的热情升起了。第10封书简后，他放弃了一个巴黎人致省区朋友的虚拟形式，直接以他本人发言，以流畅的文笔与机智直接向耶稣会攻击。有时候他仅用20天时间完成一封信，然后赶着发表，以免公众的兴趣减退。他对第16封书简的冗长向读者道歉，“我没有时间缩短它”。在第18封也是最后一封书简中，他的笔锋指向教皇本人（1657年3月24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16日又发表一道圣谕谴责詹森派教义。帕斯卡提醒读者教皇的裁决有时是错误的，如（他感到）对伽利略事件的裁决上。教皇谴责这些书简（1657年9月6日），但全法国的知识分子都读它们。

这些攻击对耶稣会教士公平吗？书简中引述的耶稣会教士的作品是正确的吗？一位对这个问题相当了解的理性主义者说：“确实，引述句中某些叙述词句被很不适当地删除掉了，少数句子的翻译是错的，而将整句节缩的结果在某些地方造成不公正的效果。”但他又说：“这些情形很少，而且不是很重要。”现在一般都承认，书简中的引述句基本是正确的。但必须说明的是，帕斯卡采取的是某些决疑论者理论中最惊人也是最有问题的篇章，使部分读者产生错觉，认为这些神学裁判者阴谋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道德。伏尔泰赞扬这些书简在文学上是最优秀的作品，但他认为“全书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之上，作者很技巧地将少数西班牙与佛兰德斯耶稣会教士的夸张理论归罪于整个耶稣会”，而会中有许多教士根本持有不同观点。达朗贝尔（D’Alembert）遗憾帕斯卡为何不也对詹森派开火，因为“在詹森与圣齐兰理论中的惊世骇俗，较莫利纳、丹保林（Tambourin）与华斯魁兹（Vásquez）等人软弱的理论更有值得讥嘲之处”。

这些书简的影响非常大。它们并未立即削弱耶稣会士的势力——特别是与国王的关系——但它们如此地不齿于裁决论者的过分之处，令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本人，一方面反对詹森教派，同时也谴责“松懈主义”（laxism），并下令修订裁决论的教本（1665—1666年）。从帕斯卡的《省区书简》之后，使“良心裁决”，这名词带有了诡饰不当行为或观念的意味。在当时它已成为法国文学的杰作。从作品看来，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的伏尔泰——那种文字中愉快的机智、尖刻的讽嘲、怀疑的幽默、热情的抨击实实在在都是伏尔泰的，而且在书简的后部，那种对不公正的愤恨也影响了伏尔泰，使他不啻成为一部嬉笑怒骂的百科全书。伏尔泰自己称《省区书简》为“法国前所未有的最好作品”，这位最深刻与严格的批评家称帕斯卡“创造了法国的优美散文”。波舒哀主教被问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著作，他愿意写出什么样的书时，他答道，帕斯卡的《省区书简》。

·信仰的辩护

1656年，帕斯卡回到巴黎主持《省区书简》的出版，他余生6年便一直住在巴黎。他并未弃绝现世，在他死的那年他还与朋友在巴黎组织一个定期的马车运输——现在公交系统的前身。有两件事恢复了他对宗教的虔诚，并使他完成对宗教与文学的贡献。1657年3月15日，耶稣会教士促使太后安妮发布一道命令，关闭修士们开办的学校，禁止任何人再加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们安静地服从命令，学校的孩子，包括拉辛在内，被送到朋友家中去，老师们也被遣散了。9天后（正是《省区书简》最后一封信发表的日子），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个奇迹：帕斯卡10岁的甥女玛格丽特得了一种痛苦的泪腺瘘，从鼻中与眼中都流出恶臭的脓来。安热利克教长的一位亲戚向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奉献一根本人与他人都说是耶稣当日所戴的荆冠上的荆棘。3月24日，修女们在严肃的仪式与颂诗中，将这根荆棘放在圣坛上，每一位修女依次吻这个荆棘。其中有一人看见玛格丽特也在会众中，便拿起荆棘轻触她的伤处。据说，那天晚上玛格丽特惊奇地说她的眼睛不再痛了，她母亲检查她，发现瘘已消失。他们召来一个医生，检查后报告脓与肿皆已消失。这位医生，而非修女们，向人说他亲眼见到一个奇迹。其他7位在先前已知道玛格丽特病况的医生发表一项声明说，据他们判断，这是一个奇迹。教区的官员调查这事，得到同样的结论，并授权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举行赞美弥撒。成群的信徒拥来看这根荆棘，并吻它。全巴黎的天主教徒赞美奇迹出现。安妮下令不许再迫害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女，隐修士又回到“农舍”中。1728年，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三世提及这件事用以证明奇迹的时代仍然存在，帕斯卡刻了一个纹章，上面是一只眼，周围围着一个荆冠，有一行铭文——“我知道我信的是谁”（Scio cui credidi）。

他现在决定写出他最后的见证，对宗教信仰最精深的辩护，那时他能做的是把孤立的思想写下，组成一个暂时的但有力的系统。1658年，他的旧疾复发，其严重程度使他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他死后，他的挚友罗亚纳公爵（Duc de Roannez）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者将其遗作编辑出版，题名为《帕斯卡对宗教与某些其他题目的沉思录》（Pensées de M.Pascal sur la Réligion，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1670年）。他们害怕帕斯卡留下的这些片断思想会导致他们走向怀疑而非虔信。他们掩藏了怀疑的部分，修改了其他部分，以免国王或教会不悦。因为在那时教会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迫害已经停止，他们不愿再有新的冲突发生。直到19世纪，我们才得以见到《帕斯卡沉思录》的全部与真正的版本：

如果我们大胆地去分析《沉思录》的源起的话，那我们可将起点放在哥白尼的天文学上。我们倾听帕斯卡时，再度感到哥白尼—伽利略的天文学是对传统基督教形式的沉重打击。

人试着在自然完美与崇高的庄严中沉思其全貌，让他把眼光自周围的卑下事物中放开；让他注视那白热的光，像一盏永恒的灯照亮着地球；让地球在其运行的广大圆周里对他不过是一个点；让他惊奇于这个广大的圆周对于在天苍运行的恒星来说不过是一小片。如果我们的视线被阻于此，就该让想象力越过障碍继续往前……所有这个可见的世界不过是伟大的自然胸怀中不可辨识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思想能走得如此远——那是一个无限的范围，其中心在任何地方，而其边缘在无可及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能感知的上帝全能的形象，在这种思想中，连想象力也迷失所往。

接着，帕斯卡在其著名的哲学警句中说：“在这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令我震惊。”但是还有另一个无限——无限微小，在“不可分割”的原子中理论上无止境的可分性：无论我们将任何东西减缩到如何小，我们不得不相信它还由更小的部分组成。徘徊在无限的广大与无限的微小之间，我们的理性困惑而惊骇了：

那看到他自己的人将被自己震惊，而且，知觉到他是悬于……无限与空无的两个深渊之间，将会颤抖……会更倾向于在沉默中沉思其伟大而非加诸各种假设去探究。因为，究竟人的自然地位是什么呢？对于无限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就空无来说，他就是一切，他站在空无与无限的中点上。他无法理解极远的两端，而结束、开始或事物的原则，都隐藏在不可穿透的秘密中。他无法了解他所从来的空无，同样也无法感知他将投入的无限。 [1]

因此，科学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假设。科学基于理性，理性基于知觉，知觉则是欺人的。我们的知觉只能作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又加上肉体短暂的限制。除了理性本身，理性不能了解——道德、家庭或国家，也不能成为其稳固的基础，更不能感知世界的真正本质与秩序，更不要说理解上帝。人在习俗中，甚至在想象与神话中，都比在理性中有更多的智慧，“人的想象力轻率地得出的结论，被最明智的理性引用为其原则”。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一是那种简单“无知”的大众，他们生活在传统与想象的智慧中（礼俗与神话）；另一种是圣人，他通过科学与哲学认识他自己的无知。因此，“最合理性的事莫过于否认理性”及“无视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因为帕斯卡认为宗教寻求理性基础是不明智的。这一点，甚至一切詹森教派的人也试图这么做。理性不能证明上帝，也不能证明永生，因为每项证据都太过于矛盾对立。《圣经》也不能视为信仰的最后基础，因为其中充满意义模糊的篇章，而虔信的诠释者认为基督的预言也许根本另有其他的意义。其次，在《圣经》中，上帝的圣道是喻象的，其表面意义是容易导致错误的，而真正的意义只有那得到神恩的人才能明白。“我们不能了解上帝的作品，除非我们接受一个原则，即神希望蒙蔽某些人而启发另一些人。”（这里，帕斯卡似乎应用耶和华使法老心肠变硬的故事。）

如果依靠理性，我们便发现任何事物都不可理解。谁能了解一个人由物质的身体与非物质的心灵的结合与交感作用？“没有任何事比物质能自觉其自身更难以理解。”那些征服热情的哲学家——“什么物质能做到呢？”人类的天性，如此混合着天使与野兽的成分，表现在心灵与肉体的对立，令我们想到契米拉（Chimera），它是希腊神话中母羊身、狮头、蛇尾的怪兽：

人多像一个契米拉，是一个怪物、一个巨魔、一片混乱、一个矛盾、一个非凡的东西。他是一切事物的裁判，是地球上的柔弱体，是真理的保管者，是错误与怀疑的缝制者，是宇宙的荣耀与弃物。谁能解开这一团混沌呢？

人在道德上是一个神秘。人表现或隐藏着每一种罪恶。“人只是一个伪装、一个说谎者、一个伪君子，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所有人自然地彼此憎恨，世界上找不到4个朋友。”“人的心是如何的空虚，他的排泄物反而充实得多。”人是无底的、永不餍足的虚荣！“我们永远不会到海外旅行，如果我们以后没有机会告诉别人……我们会快乐地丧失性命，只要日后有人谈到……甚至哲学家也期望有崇拜者。”但这也是人的伟大之处：从他的罪恶、他的恨意与他的虚荣中，他发展出道德与法律的规条，以控制他的罪恶，并从欲望中发展出爱的理想。

人类的痛苦是另一个神秘。为什么宇宙花了这么长时间产生的人如此敏于感受快乐，每根神经如此易于感受痛苦，在每一个爱中感受悲哀，在每一个生命中经历死亡？但是，“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是可怜虫”：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整个宇宙不须花大力来摧毁他。一个气泡，一滴水足以杀死他。但即使宇宙摧毁他，人仍高于那杀死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毫无感觉。

这一切神秘没有一个能在理性中找到解答。如果我们只是信任理性，我们势必把自己贬成一个绝对怀疑论者，除了痛苦与死亡之外怀疑一切，而哲学成为失败的最佳文饰。但我们不能相信人的命运如理性所见那样——去竞争、受苦、死亡，产生另一些人去竞争、受苦、死亡，一代接一代，没有目的地、愚蠢地活在荒谬而多余的无意义里。在我们的心中感觉到这不可能是真的，认为生命与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最大的亵渎。上帝与生命的意义必须由人心来感受，而非由理性。“人心自有其道理，那是理性不可知的”，我们倾听我们的内心，“将信仰放在感受上”，因为所有的信念，甚至在实际事务中，是意志的一种形式，是注意力与需求的指向（“信仰的意志”）。神秘的经验比感官的证据或理论的推论更为深刻。

那么，人的感受给予生命与思想的神秘是什么答案呢？这个答案便是宗教。只有宗教能赋予生命以意义，恢复人性的高尚。没有宗教，我们将日益深陷于心理的挫折与肉身的徒然中。宗教给我们一部《圣经》，而《圣经》告诉我们人从神恩中堕落。只有原罪才能解释人类天性中奇异的结合，爱与恨，兽性的罪恶和对上帝与拯救的渴望。如果让我们相信（不管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何等荒谬），人开始是拥有神恩的，因为犯罪而丧失，由耶稣钉十字架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这样我们会找到心灵和平，但哲学家永远得不到。那些不相信这个道理的人是要被诅咒的，由于他的不相信，显示上帝并没有将恩典给予他。

信仰是一个明智的赌注，因为信仰不能被证实。如果你赌它是真的，而结果证明它是假的，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你必须打赌，这不是随便选择的……你赌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得失……如果你赢了，你赢得所有；如果你输了，你也没有输掉任何东西。那么，不要迟疑，赌吧，赌上帝是存在的。”如果最初你发现难以相信，那么随着教会的礼俗与仪式，好像你已相信那样。“接受圣水的祝福，参加弥撒和同类的事情。在一种简单而自然的过程中，你会逐渐相信，并使你催眠”——会使你傲慢的批判安静下来。常常去忏悔并领礼，你会得到解救，并增强你的力量。

我们让这样一篇历史性的辩护如此草草结束，实在是有点不公正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帕斯卡在他相信之后，表现得不像一个赌徒，而像一个饱经生命忧患的灵魂，谦卑地承认他的智识、他的才华虽令朋友与敌人惊讶，对于宇宙来说，毕竟不算什么；而且发现只有信仰能给予他的痛苦以意义，并得到宽恕。圣伯夫曾说：“帕斯卡很病态。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必须记住这一点。”但帕斯卡回答说：“谁不是病态的呢？让那些完全快乐的人拒绝信仰，让那些满足于生命的意义不过是从卑污的出生到苦恼的死亡的一条无望的轨道的人拒绝信仰。”——

试想一幅图画，一群拴着锁链的人全部已被判死刑，每天都有几个人在其他人眼前被绞死，剩下的人在他们同伴身上看见自己的情景，以悲哀而无望的眼光互相注视，每个人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便是人类的情况。

我们如何能辩称这种残忍的屠杀便是所谓历史？除了相信，不管有没有证据，有一天上帝终于会改正所有的错误之外，人如何拯救自己呢？

帕斯卡如此热烈地辩护，正因为他那无法完全驱逐的怀疑的思想，是从他阅读蒙田时得到的，他的自由分子的朋友在他的“世俗年代”影响他的，及他对自然界在“好”与“坏”之间存在无情的超然性的觉悟得来的：

这是我见到的，令我非常苦恼。我看见事物的每一面，每个地方我见到的只有含混不确定。自然不向我显示令我怀疑和不安的任何东西。如果我看不见任何神意的迹象，我可以确定自己拒绝信仰。如果我在每个地方都看见表示有一个创造者，那我也将安息在信仰中。但我看见太多不能拒绝“他”的地方，使我又太少能够确定的地方：我陷入一个可怜的情境。我会祈祷100次，如果自然界真有一个上帝，那应该毫不含糊地把他彰显出来。

这种深刻的不确定、这种明见事物具有两面性的能力，使帕斯卡对信徒与怀疑者同样迷恋。这个人感到一个无神论者对罪恶的愤怒的反对，也感到一个信仰者对善的胜利的确定。他曾经历了蒙田与沙朗知性的怀疑，又抵达了圣方济各与圣托马斯的快乐的谦逊中。这种从怀疑深处发出的呐喊，坚决地以信仰抗拒死亡，使《沉思录》成为法国散文中最生动的作品。这是17世纪中哲学第三次成为文学，与培根的冷静扼要不同，与笛卡儿讨好人的亲切不同，它带着一个诗人感受哲学时的感情力量，是以他的心与他的血写出的作品。在古典时期的高峰出现的这部浪漫作品，经过布瓦洛与伏尔泰时期的考验，越过一个世纪，又影响了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当时理性时代的黎明，在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时期，理性在一个垂死的人身上找到挑战者。

在帕斯卡的最后几年，他的姐姐佩里耶夫人（Mme.Périer）说，他“长期患着病，而且日益严重”。他开始想到“疾病是基督徒的自然状态”。有时他欢迎他的痛苦，因为它使他脱离诱惑。他说道：“一个小时的痛苦是所有哲学家加起来都不及的好教师。”他弃绝各种享受，过着苦行的生活，用一条钉着铁钉的带子鞭打自己。他责备佩里耶夫人允许她的孩子抚摸他。他反对她的女儿结婚，说：“婚姻在上帝眼中和信奉异教差不多。”他也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谈论女人的美丽。

1662年，他让一家穷人住到自己家中，像他的许多慈善行为一样。其中一个孩子得天花时，他并未要求这个家庭离开，而是自己搬到姐姐家去住。不久他发病，腹痛剧烈。他立下遗嘱，将半数财产馈赠穷人。他向教士忏悔，并接受了临终圣餐。1662年8月19日，他死于剧烈的痉挛，终年40岁。死后解剖结果显示他的胃与肝均有病，他的肠子生了坏疽。据医生报告说，他的大脑“异常的大，脑髓坚实”，但他的头盖骨缝只有一处是正常缝合的，这可能是他剧烈头痛的原因。在大脑皮层上有两处凹陷，“大得好像按在蜡上的手指印一般”。他死后葬在他教区的圣艾蒂安教堂。

注释

[1] 圣伯夫说：“在法国语言中，再没有更好的篇章以简单而严格的文字描写出这无可比拟的景象。”

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56—1715）

帕斯卡的《省区书简》加强了耶稣会教士与主教们的决心，以新教主义的伪装为由来压制詹森教派。在法国主教的要求下，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发表圣谕，要求全法国的神职人员呈交如下具结书：

我诚实地服从教皇英诺森十世于1653年5月31日发布的敕令，其真实的意义也见于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的命令中。我承认我凭良心服从这些命令，而且我将心口如一地谴责詹森的5项见解的理论，见于他所著的《奥古斯丁》一书中。

马扎然并未强制执行在这张具结书上签字，但1661年4月13日马扎然死后不久，路易十四发布了在具结书上签字的命令。有一位温和派的教区主教在具结书之前加了一段和缓性的声明文字。由于这种软性处理，阿诺德与隐修士们都签了字，并劝告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们也这样做。安热利克教长那时患水肿卧病在床，拒绝签名，一直坚持到1661年8月6日去世，终年70岁。帕斯卡与他的妹妹雅克利娜也拒绝。雅克利娜那时已是修道院的副院长，她说：“既然主教们只有女孩子的勇气，女孩子就应有主教的勇气。”最后所有活着的修女都签名了，但雅克利娜一直抵制到她力竭去世（10月4日），终年36岁。帕斯卡在不到一年后也去世。

但这时路易又拒绝附加在具结书上的那段和缓性的前文，坚持修女们应在没有任何附言或改动的具结书上签名，少数签了名的修女被送到巴黎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70位修女由教长安奈率领，宣布她们凭良心不能在与她们信仰如此相反的文件上签字。1665年8月，大主教宣布这70位修女与她们的14位俗家姐妹没有资格再领圣礼，并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络。在以后的3年中，有一位同情她们的教士翻进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院墙为垂死的修女举行临终圣礼。1666年，萨西、勒迈特与其他三位隐修士被路易下令逮捕，阿诺德化装改容，藏在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家中，并受她亲自照料。她与其他贵族夫人关切修女的状况，并说服路易宽大为怀。1668年，教皇克莱门特九世发布一项新圣谕，其内容相当含糊，任何教派都可接受。囚犯们被释放了，遣散的修女再度回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道院的钟声沉寂了3年之后，再度响起来。阿诺德受到路易友善地接待，并写了一本书反对加尔文教派。尼科尔又写了一本书攻击耶稣会教士。

这段“教会的和平”持续了11年。朗格维尔夫人死后，和平也随之而去。路易年事渐高，他早年的胜利变成失败，而他在宗教上也趋于固执与恐惧。是否上帝因他容忍异端而在惩罚他？他对詹森教派的厌恶及于个人。有一位逢柏度先生（M.Fontpertuis）被推荐接任一个职位，路易拒绝他，因为他怀疑那人是詹森教派的，但后来他确定那人不过是一个无神论者，便很快任用他。他永远不能原谅那些违抗他命令不在具结书原文上签字的修女，为了及早关闭那个他最厌恨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禁止新人继续加入。他向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请求发表对詹森教派明显的谴责。经过两年的敦促，教皇终于在1705年的圣谕中对詹森教派严词谴责。在那时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只剩下25位修女，最年轻的也有60岁。路易不耐烦地等着她们死去。

1709年，66岁的耶稣会教士泰利耶（Michel Tellier）继承夏斯神父成为国王的告解神父，他力催现年已71岁的路易：他的灵魂命运决定于他是否立即全部地摧毁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许多教士，包括巴黎大主教诺瓦耶（Noailles）在内，抗议此举操之过急，但路易一意孤行。1709年8月29日，他派军队包围修道院。军队向修女们出示圣旨，命令她们立刻解散，只给她们15分钟的收拾时间。修女们的哭喊无济于事，她们被送上马车，被分散到60至150英里外的各个修道院中。1710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被夷为平地。

詹森教义却苟存下来，阿诺德与尼科尔被放逐到佛兰德斯后死去（1694—1695年）。1687年，一位巴黎祈祷所（Paris Oratory）的教士魁奈（Pasquier Quesnel）在其著作《新约道德的思辨》（Réflexions Morales sur le Nouveau Testament）中为詹森神学辩护。他于1703年被捕入狱，不久逃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建立了詹森教派教会，后来他的书在法国教士中得到多数支持。路易再请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圣谕（1713年9月8日），谴责魁奈的104条见解。许多法国的高级教士反对这项圣谕，认为教皇已过分干涉法国的国教教会。詹森教义在法国国教派的复兴运动中与之合而为一。路易去世时，法国的詹森派教徒较以前都多。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些如此艰深的问题，如神恩、命定说、自由意志等会令一个国家分裂，使一个国王如此激动？那是因为我们忘了宗教在当时的重要性。詹森教派可视为宗教改革在法国最后的努力，是中古时代最后一朵火花。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一次反动而非一次进步。但在几个方面它的影响是进步的。它曾有一段时期为宗教自由而战，但我们不久将发现它在伏尔泰时代比在教皇时代更缺少容忍。它限制了良心裁决论的滥用，它的道德热忱是对当时忏悔的放纵政策的一大抵制，有助于维系法国的道德风气，因而在教育上有良好的影响。它创办的“小学校”是当时最好的学校。在文学上它的影响不但见于帕斯卡，也多少见于高乃依，及生动地显现于拉辛身上。他是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生与历史学家。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是间接而无意的，它对上帝的观念是神将永恒的苦痛加于大部分人类，这个观念也许部分地导致伏尔泰与狄德罗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叛变。

国王与胡格诺派教徒（1643—1715）

即使这样，路易还不能拯救他的灵魂，因为法国尚有150万新教徒。马扎然继续黎塞留的政策，保护胡格诺派教徒的宗教自由，只要他们在政治上顺服就好。柯尔伯也认识到他们在法国商业与工业上的重要性。1652年，路易确认他祖父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诏书》。1666年，他又表示赞扬胡格诺派教徒在投石党作乱时的忠诚。但令他悲哀的是，法国不能在宗教上如同政治上一样统一，约1670年他在回忆录里写下预示性的一段：

至于为数不少的臣民信奉的所谓“改革的宗教”，是一个罪恶……我对之非常悲哀……对于我来说那些好使用矫枉过正方法的人不知道这个罪恶的性质，那部分是由心灵的热诚引起，就应该让它过去，在不自觉中消失，而不应以如此强烈的对立重新激起它……为了逐步削弱国内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势力，我相信最好的方法是，第一步，不再以任何新的严刑峻法胁迫他们（那样做的结果已经可以从我的前任们看见），而是只给予他们司法与礼仪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真正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位以波舒哀的话——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宗教——为格言的绝对君主的观点，不再有黎塞留的宽容。黎塞留任命有能力的人任职，不论他信奉什么教派，但路易继续表示将只任命优秀的天主教徒以职位，以为如此可以鼓励悔改。

法国教会从来没有赞同《南特诏书》中保证的宗教宽容。1655年，一个教士会议要求更为严格地诠释诏书的内容。1660年的教士会议要求国王关闭所有的胡格诺学院与医院，不许他们加入公职。1670年的会议建议年龄达到7岁的儿童应视为在法律上有能力弃绝胡格诺派异端，那些能做到这一点的儿童应将他们与其父母分离。1675年的会议要求宣布所有的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徒之间的通婚均为无效，这种婚姻的子女应视为私生子。虔敬的教士，如贝律尔红衣主教，认为只有国家强制的压迫才是对付新教主义切实可行的办法。高级教士一个接一个向国王进言，他们的理论，政府的稳定基于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基于道德，社会如无全国统一的宗教支持，道德势将瓦解。天主教的信徒也拥护这种理论。地方上，行政官报告市镇中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天主教徒攻击新教的教堂、墓地与住宅，而新教徒也加以报复。

路易违背了他个性中的优点，一点一点地屈服于这些鼓动。由于随时需要钱用于战争与享乐上，他发现教士可以供给他大批捐款，只要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其他因素也驱使他走向同一条路。他曾鼓励——应该说是贿赂——查理二世使英国转向天主教，现在如何能让新教在法国存在？难道新教徒没有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与以后的其他条约中，同意“统治者的宗教须成为该国臣民义务性宗教”这一原则吗？难道德国与联合省的新教统治者没有驱逐那些坚持不同信仰的家庭吗？

从路易实际主政开始，他和他的首相就发布一连串的诏令，逐步趋向撤销宗教宽容的敕令（南特）。1661年，他宣布靠近瑞士边界的热克斯行省的（province of Gex）新教崇拜为非法，理由是热克斯是在《南特诏书》颁布后才归入法国的。但那一省中有1.7万名新教徒，只有400名天主教徒。1664年，除了天主教徒外，要在行会中升至师傅都变得非常困难。1665年，年满14岁的男孩与12岁的女孩均被授权改信天主教，离开他们的父母，此后其父母须付出一笔年金支持其生活。1666年，禁止胡格诺派教徒建立新学院，或继续维持教育青年贵族的学院。1669年，若再发现胡格诺派教徒的移民，他们将被逮捕，他们的财产将被充公。任何人只要协助胡格诺派教徒移民，将被处以终生苦工船役。1677年，路易捐建一项悔改基金，每一个改信天主教的胡格诺派教徒能从中得到约6利维尔。为了保证悔改信仰得以持久，路易下诏（1679年）驱逐任何恢复原来信仰的悔改者，将其财产充公。这时，由于勃兰登堡选帝侯的抗议，柯尔伯抱怨这些措施将影响贸易，及路易本人的赴战，暂时中止了迫害。1681年，他再度结婚，与一夫一妻制的天主教义协调后，他再次展开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圣战。现在他告诉他的大臣，他感到无可推诿的责任去影响他所有的臣民悔改及禁绝国内的异端。1682年，他发布一篇文告，命令所有的新教牧师读给会众听，文告中威胁胡格诺派教徒犯有比以往都要恐怖并足以致死的罪恶。在此后的3年中，全国815个胡格诺教堂中有570个关闭了，许多教堂被拆毁，教徒们企图在教堂废墟中崇拜时，他们遭受处罚，被视为国家的叛徒。

这时，龙骑兵的武力迫害已经开始。在法国，有个古老的习俗，军队须驻于民家，食宿由民家供应。1681年4月，当时的战争部长卢瓦向路易建议，两年内改信天主教的人家得以免除被派定为驻兵之户。路易便如此下令了。卢瓦于是指示普瓦图与利穆赞（Limousin）两省的军事将领派遣龙骑兵驻扎于胡格诺派教徒家中，特别是有钱人家中。在普瓦图的统帅马里亚克（Marillac）暗示他的部队，他不反对他们对这些异教家庭发泄一点使徒的愤怒。于是这些士兵在胡格诺派教徒家中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易听到这些情形后责备马里亚克，暴行仍不停止，他将马里亚克撤职。5月19日，他下令停止悔改家庭免派驻兵的办法，并谴责某些地区对教徒的暴行。卢瓦通知各省区长官武力迫害异教可以继续下去，但须小心不要让国王知道。于是武力迫害遍及法国大部分，使成千的新教徒悔改，某些省市——蒙彼利埃、尼姆和贝阿恩地区——全部转向天主教信仰。大多数的胡格诺派教徒在惊恐中假装悔改，但也有成千的教徒违抗命令，抛弃家庭与财产越过边界或逃往海外。有人告诉路易，现在法国只有很少数的胡格诺派教徒，因而《南特诏书》已不具有意义了。1684年，教士大会向国王请愿，《南特诏书》应完全废除，“耶稣基督不受阻碍的统治……应在法国重新建立”。

1685年10月17日，路易宣告废除《南特诏书》，因为现在法国几乎全是天主教徒，《诏书》不再需要。所有胡格诺派教徒的崇拜与学校教育此后被禁绝。所有胡格诺教派的聚会所被摧毁或改建成天主教堂。胡格诺派教士被勒令在两星期内离开法国，但其他胡格诺派教徒的移民则严加禁止，违者将罚以苦工船的终生劳役。移民的财产一半分给告密者。所有出生在法国的孩童均须接受施洗，并须在天主教信仰中长大。最后，允许少许遗留的胡格诺派教徒获准在某些城市居住。这一条款在巴黎及其郊区照章实行。胡格诺教派的商人受到警方的保护，在巴黎附近地区再没有武力迫害，凡尔赛宫的舞会继续下去，国王可以问心无愧地安眠。但在其他地区，在卢瓦的唆使下，武力迫害继续进行，固执的胡格诺派教徒被强掠与折磨。研究《南特诏书》之所以被撤销的法国权威米什莱说：

除了谋杀以外，士兵们什么都做到了。他们命令胡格诺派教徒不停地跳舞直到精疲力竭，把他们包在毯子里在地上滚动，用滚热的开水灌进他们的喉咙……他们鞭打教徒的脚掌，拔他们的胡须……用蜡烛灼烧他们的手臂与脚……强迫他们用手握住燃烧的煤炭……士兵们捉住许多人的脚，把它们放在大火上烧……他们强迫妇女赤身裸体站在街上，受过路人的辱骂讥嘲。他们把一个正在喂奶的母亲绑在床柱上，令她的婴儿哭喊着要奶吃，当她张口哀求时，他们把口水吐进她嘴中。

米什莱认为，这次1685年的神圣恐怖，远胜于1793年的革命恐怖。约有40万的悔改者被强迫望弥撒、领圣餐，有些人走出教堂后将口含的圣饼吐出则被判活活烧死。顽抗的胡格诺派教徒，男人被关在地牢中或没有暖气的囚房中，女教徒则被囚禁在修道院，但修女们对待她们相当慈悲。

有两个省份抵抗得特别顽强，其中多菲内的沃杜瓦（Vaudois）与萨伏依的皮德蒙特我们以后将提到。在朗格多克的色维尼山脉（the Cevennes range）山谷中，成千的“悔改者”依旧秘密保持他们的信仰，等待时机。他们的“先知”声称接受神的指示，向他们保证时候已将临近。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爆发时，这些农民组成一个叛变团体称作“卡米萨”（Camisards），团员着白衬衣以便晚间相互辨识。他们发动一次袭击，杀死了谢拉教长（Abbé du Chayla），后者曾以特别残酷的手段迫害他们。但一队士兵被派到这里来，不分情由地屠杀他们，并摧毁了他们的房舍与农作物（1702年）。少数生还者继续顽抗，直到维拉尔（Villars）出面调解，劝服他们安静下来。

1660年，居住在法国的150万胡格诺派教徒，约有40万人在《南特诏书》撤销的前后十年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边境。在这段苦难日子中，无数的英勇故事流传下来。新教国家欢迎这些逃亡者。日内瓦，一个1.6万人的城市，容纳了4000名胡格诺派教徒。查理二世与詹姆士二世，尽管本人是天主教徒，却对胡格诺派教徒提供不少物质援助，并减低他们加入英国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困难。勃兰登堡选帝侯给他们如此友善的接待，1697年柏林1/5的人口是法国人。荷兰也大开欢迎之门，建筑数千房舍以容纳新来者，借钱给他们重建事业，给他们全部公民权。荷兰天主教徒、新教徒与犹太人合作，为胡格诺教派难民募集捐款。心怀感激的难民不但繁荣了联合行省的贸易与工业，还加入英国与荷兰的军队中与法国作战。其中有些人跟随威廉三世到英国协助他对抗詹姆士二世。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舒姆贝格元帅（Schomberg）曾为路易十四赢得胜仗，现在率领英军与法国作战，1690年在博因河战役中击溃了法军，而他自己不幸阵亡。胡格诺派教徒在每个接纳他们的地方贡献他们在手工艺、商业与财政上的技术。全欧的新教国家都从法国天主教的胜利中获得好处。伦敦市一整个区都住满法国丝织工人。英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成为将英国思想传到法国的媒介，他们将培根、牛顿与洛克的思想介绍到法国。

有一小部分法国天主教徒曾私下谴责《南特诏书》撤销时期的屠杀，并秘密给许多难民协助与掩护，但大多数法国人欢呼胡格诺教派的摧毁是国王最伟大的成就。他们说，现在法国终于成为天主教的统一国家。当时最著名的作者——波舒哀、费奈隆、拉封丹、拉布吕耶尔，甚至詹森教派的阿诺德，都交口称赞路易完成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全国民意的工作。塞维涅夫人写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没有一个国王曾做过或会做出更值得纪念的事。路易本人也快乐地认为他完成了一件不愉快但神圣的工作。圣西蒙说：

他相信自己已恢复了使徒们传道的日子……主教们为他写颂辞，耶稣会教士的布道无非是对他的赞扬……他听到的都是颂赞，然而真正诚心的天主教徒内心痛苦地见到正统教派对待错误与异己的态度，正像暴君与异教徒曾经对待真理、忏悔者与烈士一样，但他们也未必做得出如此偏激与亵渎神圣的事。

圣西蒙与沃邦是少数法国人中，首先明白驱逐这么多勤谨的公民将对法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卡昂丧失了织布工厂，里昂与图尔失去了3/4的丝纺织机。昂古姆瓦的60个纸浆磨坊中只剩下16个，梅济耶尔镇上的109家店铺只剩下8家，图尔的400家制革厂只剩下54家。马赛港口由于失去许多国家的市场而衰落。那些国家中，得胡格诺派教徒之助，生产出原来是从法国进口的产品。法国由柯尔伯一手重建的经济部分被破坏了，他费大力发展的工业现在在那些与法国竞争的国家中繁荣。由于工业收入大量减少，政府复又落到从柯尔伯手中挣脱出来的高利贷者手中。法国海军失去了9000名水手，陆军失去了600名军官与1.2万名士兵。也许这些损失部分造成了法国对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的失败，几乎动摇了国家根基。由于法国对新教迫害的野蛮手段及日后新教移民的诉愿，更加强了欧洲新教国家联合对抗法国的决心。

《南特诏书》的撤销也许直接有助于法国生活中的艺术、风气与典雅。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其弃绝装饰、图像的过分沉重的态度，压抑了艺术、优雅与机智：一个清教徒的法国是反常的，而且是一个错误。《南特诏书》的撤销，对法国宗教却是一大灾害。现在法国天主教徒的心目中，在天主教与不信者之间再无任何回旋余地。在瑞士、德国、荷兰与英国，还有新教主义来表示对教会的反叛，但法国再没有这种表示反对的工具了。现在运用全盘怀疑的形式比公开的抗议（新教徒称为“抗议教徒”）安全得多。法国的文艺复兴由于没有受到新教主义的影响，在路易十四死后便直接进入启蒙时代。

波舒哀（1627—1688）

就当时来说，法国教会是胜利的，正处于其权威与尊严的顶峰。虽然教会的精神不宽容，手段残酷，但无可否认地拥有全欧知识层次最高的团体，残酷之士不少，圣徒也不少。有数位主教是人道主义者，诚心地尽心公益，其中有两位主教像帕斯卡一样才华横溢，而且当时的名声比帕斯卡还高：在法国的宗教史上，确实少有人比得上波舒哀的威望与费奈隆的盛名。

波舒哀于1627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也是第戎议会的议员。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教士，8岁时便让他受洗，13岁时他在梅斯（Metz）大教堂中成为一名修士。15岁时，他进入巴黎的那瓦尔学院（Collège de Navarre）就读，到16岁时已颇有才名，因而朗布耶厅中的才女们说服他在沙龙中发表布道词。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梅斯，接受了圣职，不久进修神学博士的学位。他惊骇地发现在梅斯的3万生灵中有1万人是上帝诅咒的新教徒，从此他与一位胡格诺教派领袖费里（Poul Ferry）的关系处于一种有礼貌的对立状态中。他承认天主教中有某些罪恶，但他认为教会分裂则是更大的罪恶。他与费里在信仰的对立中维持友善达12年，此后他与莱布尼茨合作，设法使基督教世界重新联合。国王的母后安妮听了他在梅斯的讲道，认为这样一个人才不应放在如此偏远的地方，说服路易邀请他到巴黎。他于1659年迁往巴黎。

最初，他在圣拉扎尔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Lazare）向普通听众布道。1660年，他在皇家广场附近的米尼姆教堂（Church of Les Minimes）向一群时髦的会众讲道。路易听说这位年轻的讲道者不但口才好，信仰纯正，而且有坚强的个性，于是邀他到卢浮宫发表严斋期讲道（Lenten sermons，1662年）。路易以令人注目的虔敬参加这些布道会，除了一个星期日他赶到一个修道院中去寻找露易丝·拉瓦利埃。在国王的气质风度熏染下，波舒哀逐渐改变了省区的粗俗、学者的迂腐及辩证式的论争等各种气质，宫廷中的优雅与礼节也传染了这位高级教士。波舒哀的布道向高一层的境界发展，从而使布道进入一个雄辩时代。他布道的雄辩，足以比拟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与西塞罗的法庭式辩论。此后8年，波舒哀成为宫廷教堂中最受欢迎的布道家。他成为许多名门贵妇，如亨利埃塔公爵夫人、朗格维尔夫人、蒙庞西埃小姐等人的宗教指导者。有时他在讲道中直接向国王说话，通常是夸大的奉承之辞，有一次热诚地召唤路易放弃他的情妇回到自己妻子身边。因而国王有段时间对他大为不满，但当波舒哀感化蒂雷纳悔改后，再度得到国王的宠信。1667年，路易请他在安妮王后的葬礼上发表葬礼演说，两年后他又在亨利埃塔·玛丽亚的葬礼上发表演说。1670年，他又心情沉重地为年轻的亨利埃塔·安妮发表葬礼演说，她是他心爱的赎罪者，以青春盛年死在他的怀中。

这两篇为英国查理二世的母亲与姐妹发表的讲道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说——也许更著名的应该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欧洲组织第一次十字军的演说（1095年），但那篇演说虽在法国发表，却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波舒哀第一篇演说开始于一个勇敢而令人喜欢的主题：一个国君应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如果他不用他的权力为人民造福，神的惩罚将会降在他身上。但他看不出英国查理一世应该受到这种惩罚，除了过分宽厚，他找不出英王的错来，而他在英王忠心的妻子身上更找不到过错。他称呼过世的王后为一个圣人，因为她努力使她丈夫与英国转向天主教。他的语锋最后转向一个他喜欢的题目：各种名目繁多的新教主义，由信仰的混乱而产生的道德的混乱，在英国发生的大动乱是上帝对其背叛脱离罗马教廷的惩罚。但查理一世被处决后，他的王后表现的行为如此令人可敬！她承受她的悲哀，视为一种祝福。她感谢上帝的所为，在谦逊而耐心的祈祷中生活了11年。最后她得到了报偿：儿子加冕复位，而身为母后的她现在可以再住回宫中。但是她情愿住在法国一个修道院中，除了广施善行外，她从不动用她的财富。

更令人感动的、在历史上更为人熟悉的是第二篇演说，是波舒哀在十个月后为亨利埃塔·安妮之死而发表的。那时他刚被任命为法国西南部康敦（Condom）的主教，为这篇演讲他特地赶到巴黎圣丹尼斯教堂，摆出全副主教排场，头戴法冠，前有使者为前导，亨利埃塔公主生前给他的大翡翠戒指在手指上闪耀。通常，在这一类的演说中，演说者的感情总是节制的，以一般的语气谈到死亡。然而现在这位死者，她昨天还是国王的欢乐与宫廷的荣耀。他说到如此实在而痛苦的打击使整个法国陷入悲哀、困惑于上帝如此做的理由时，这位威严的主教忍不住掉下泪来。他没有以冷静客观的语句描述亨利埃塔，代之以热烈的偏爱——永远是甜蜜的、安静的、慷慨的、宽和的，而他仅仅简短地暗示到，她的快乐比不上她受的苦难。有一刻这位谨慎的主教，正统的支柱与护卫者，甚至敢于询问上帝为什么世界上有如许多的罪恶与不平。最后他回忆到亨利埃塔临死的虔诚，临终的圣礼净化了她所有在尘世的牵绊。他向自己与会众宣布，一个如此温柔纯洁的灵魂值得救赎，更值得进入天国乐园。

一向善于判断的路易，被他的辩才感动，做了一个少有的错误决定，任命波舒哀为其子多芬的教师（1670年），信任他去训练这个迟钝的孩子，以使多芬在知识与性格上足以在将来统治法国。波舒哀忠实地接受这项工作，他辞去了主教职务，以接近宫廷与他的监护人。他又为年轻的太子写了许多热心的著作，包括世界史、逻辑、基督教信仰、政府、国王的责任，殷切期待着把这个孩子训练成完美的君主。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从圣经经句中引出的政治学》（1679年、1709年），波舒哀维护绝对王权与君权神授的理论，较贝拉尔米内红衣主教维护教皇至上论更为热切。在《旧约》中说道：“上帝给每一个人民以统治者。”在《新约》中，保罗权威地说道：“那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使徒保罗又说：“因此，不论何人抗拒这个权力，便是抗拒上帝的委托，那抗拒的人将受到永恒的诅咒。”很明显，任何接受《圣经》为上帝圣道的人须尊奉国王为上帝的代理人，或如以赛亚称居鲁士为“上帝所圣化的”。因此，国王是神圣的，王权神授是绝对的，国王只须对上帝负责。但这个责任给予他严格的义务，他必须在言语与行为上都服从上帝的律法。对于路易来说，幸运的是上帝在《圣经》中对多妻制并无甚恶意。

波舒哀也在1679年为多芬写下了那本名著《世界史论》。他对笛卡儿的理论——以为上帝只是推动的第一因，此后客观世界的所有事件均可依自然的律令机械地加以解释——感到愤怒。相反，波舒哀认为历史上的主要事件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是全能的神领导其子民经过基督的牺牲、基督教的发展，最后进入天国的过程。波舒哀再度引用《圣经》，他将历史集中在《旧约》中的犹太人与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上。他说：“上帝利用亚述人与巴比伦人来惩罚神的选民，用波斯人以复其国，以亚历山大保护他们，以安提奥卡斯（Antiochus）试探他们，以罗马人保护犹太人的自由来对抗叙利亚国王。”如果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愚蠢，我们须记得这同样是《圣经》作者的理论，而波舒哀相信《圣经》是其作者在上帝启示下而写的。因此，他以对《旧约》历史的节要作为开始，以一贯的秩序、扼要、谨严与雄辩的笔法写出这一段。《圣经》纪年是采用厄谢尔大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编年，定创世的日期为公元前4004年。对于在《圣经》范围以外的国家，波舒哀仅一笔带过，但在这些大略的叙述中却见出他有卓越独特的洞见与了解。在帝国的兴盛与衰亡中，他看出某些进步的原则。在他及其他一些当时作家维护现代与古代的对立之中，进步的观念逐渐成形，并为日后杜尔哥（Turgot）与孔多塞（Condorcet）的理论铺路。这本书尽管有许多错误，但它是第一本现代的历史哲学，波舒哀的成就也可谓不小了。

但波舒哀的这位皇室学生并不能赏识这些为教导他而写的伟大著作，而且波舒哀的性格过于严肃、严格，不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师。将露易丝·拉瓦利埃自通奸的生活引向修道院，倒是更适合他做的事。露易丝宣誓时，是由他发表讲道的。1675年，他再度责备国王在情感上的放浪。路易对他很不耐烦，将他派到莫城做主教（Meaux，1681年），与凡尔赛宫相距不远，使他仍得以接近宫廷的繁华。此后一代之间他是法国教士的权威代表与领导人物，是他拟定4项条款确定法国教会的自由传统以对抗教皇的控制。因此，波舒哀虽得不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但他在实际上成了法国的教皇。

他并不是很差的教皇。他坚持教会的尊严与仪式，但和蔼且富于人道，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主教信仰各个不同的派别。他不原谅《省区书简》中的热情与轻蔑，但他同意谴责良心裁决论的滥用，1700年他说服教士会议通过弃绝耶稣会良心裁决论中的127条见解。他一直与阿诺德及其他詹森教派人士保持友好关系。他对忏悔者很宽大，也反对一般的教徒实行苦修，但他对阿蒙·郎塞的禁欲理论表示赞同。他经常在特拉普圣母修道院静修，希望在修道院的静室中会得到和平，但宫廷豪华生活的吸引胜过对圣洁的向往，使他的神学沾上了政治野心的色彩。有一次他要求莫城女修道院教长说：“为我祈祷，使我不致爱这个现世。”晚年他变得更为严格。我们须原谅他谴责戏剧与莫里哀《喜剧的格言》的剧本（1694年），因为莫里哀的作品仅显示了宗教在清教徒与伪君子的一方面，对樊尚·保罗这种人是不公正的。

波舒哀在行动上较他在理论上更为宽容。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如何聪明，自以为可以在他的一生中获得足够的知识与智慧裁决其家庭、社会、国家与教会的传统与信仰是荒谬的。社会的“集体意识”（Sens Commun）较个人的推理更值得信赖，这并不是指一般民众的“普通常识”（Common sense），而是指许多年代的集体知识，得自多少世纪以来的经验，而表现于人类的信仰与习俗之中。人如何能说他比这许多人更知道人类灵魂的需要，去回答那些仅凭知识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人心需要一个权威给予他和平，而自由思想则足以摧毁和平。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权威给予其道德，自由思想由于探究道德律是否起始于神，从而造成整个道德秩序的瓦解。因此，异端邪说是背叛其社会、国家与教会的，“认为一个国君不应在宗教事件上使用武力……是大不敬之罪”。波舒哀倾向于使用劝服而非武力使异端信仰者悔改，但也赞同武力强制是最后的办法。他赞扬《南特诏书》的撤销，认为它是“一项虔信的诏令，将给予异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他自己的教区中他执行诏令极其宽大，以致省区的钦差大臣报告说：“在莫城教区什么也没做到，主教的软弱是令教徒悔改的一大阻碍。”在那个地区，大多数胡格诺派教徒仍维持他们的信仰。

他甚至希望他的论证可以感召荷兰、德国与英国返而信仰天主教，他与莱布尼茨商讨多年，提出一个重新团结分裂的基督徒哲学家计划。1688年，他写成杰作《新教诸派史》。巴克尔（Buckle）说这本书可能是所有直接攻击新教的最可怕的作品。这部四册的巨著是一部辛苦的学术作品，每一页都附上了参考资料，这种负责的态度当时正开始成形。作者在书中也力求公平。他承认路德反叛的教权滥用。他肯定路德的性格有许多可尊敬的地方，但他不能接受路德身上那种轻率的粗俗混合着爱国者的勇气与男子气的虔信。他把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描写成一个可爱的人。但是，借显示这些宗教改革者的个人弱点及他们在神学上的争论，他希望离间那些追随者对这些大师的崇敬。他嘲笑每个人均可以自由解释《圣经》及借一本著作建立一个宗教的想法。任何熟识人类天性的人都可预见，如果此举不加反对，其结果是将基督教割裂成无数的派别，形成一个个人主义的道德。在这种状况下，人性的本能只能在不断加强的警察力量下才得以控制。从路德到加尔文到苏塞纳斯（Faustus Socinus），从拒绝教皇到拒领圣餐礼到拒绝基督本人，然后从唯一神论到无神论，这是一步步对信仰的分解。从宗教叛乱到社会叛乱，从路德的论文到农民战争，从加尔文到克伦威尔到平等主义者（Leveller）到弑君，这是一步步趋向社会秩序与和平的解体。只有一个权威的宗教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道德与稳定，才能给予人类心灵在面对困惑、离乱与死亡时以力量。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展示了丰富的知识与辩才，其文采在当时的法国散文中除帕斯卡外无人可以匹敌。如果书中诉诸理性的论据不牵涉进《南特诏书》的撤销期间野蛮愚蠢的武力迫害，其效果可能更为成功。在新教国家出现许多驳斥文字，痛诋作者诉诸理性的伪装，因为他竟然以强掠、驱逐、没收财产与苦工船劳役为天主教辩护的论据。而且，难道天主教中没有派别吗？哪一个世纪中没有天主教会的分裂——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难道当时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詹森教派不正和他们耶稣会的天主教弟兄开战吗？难道法国的国教派教士不是由波舒哀本人领导，与教皇全权论派发生严重的争执，几乎与罗马教会分裂？难道波舒哀没有与费奈隆争执吗？

费奈隆（1651—1715）

费奈隆生于一个贵族之家。他同样信仰纯正而满怀野心，也是一个主教与廷臣，一个皇家教师与散文大家，但除此之外他与波舒哀完全不同。圣西蒙对他印象很深刻：

一个非常高而瘦的人，身材优美，苍白的脸，一个大的鼻子，眼中闪烁着热情与智慧。他的体态似乎由相对的东西组成，但是，这些对立很协调。他是沉重而英勇、严肃而愉快的。他表现出一个医生、一个主教、一个贵族的气质，而且，较其他更明显的，在他脸上也在他身上，是那种优美、谦和与心智的高贵。要费大力才能使别人将眼睛从他身上转开。

米什莱认为他“生来即有点老成”。他是一个年老贵族的最小的儿子。年老贵族不顾已成年的儿子的反对，娶了一个贫穷的贵族小姐。他们生的儿子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便献给了教会。费奈隆由他母亲抚养长大，他养成几乎是女性的优雅谈吐与纤细的感觉。他从他的教师与巴黎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他变成一个教士，同时也是学者。他能与任何异教徒相互引述异教的经典，写得一手敏感、优雅、精致的法文，其文风与波舒哀那种男性气概的、宏伟的演说相比，恰有天壤之别。

他24岁那年（1675年）领圣职，不久即被任命为新天主教徒修道院的监督，他的工作是使那些新近从新教家庭分离的年轻女子接受天主教信仰。她们听他讲道最初是不情愿的，再后是顺从的，最后变成热情的，因为爱上费奈隆是很容易的事，而他又是她们唯一能接近的男人。1686年，他被派往拉罗歇尔（La Rochelle）协助使胡格诺派教徒悔改的工作。他赞成《南特诏书》的撤销，但反对暴力，而且警告政府官员说，强迫的悔改只是表面而短暂的。回到巴黎的修道院后，他发表了一篇《论女子的教育》（1687年），鼓吹温和的教育方法，非常近似于卢梭。路易十四任命博维利耶公爵为他8岁大的孙子勃艮第公爵路易的监护人，公爵拜访了费奈隆，请他做这个孩子的教师（1689年）。

这个孩子个性骄傲、任性、热情，有时蛮横而残忍，但有精明的头脑与活泼的机智。费奈隆感到只有宗教可以驯服他，于是他在孩子的心中灌输了对上帝的爱与恐惧。他对孩子严格但带着对少年人同情的理解，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他梦想从教育这位未来的国王身上改革法国。他教导这个孩子：战争是荒谬的，促进农业是必需的，从农民抽取重税以建立奢华的城市、支持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在他为他学生而写的《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中，他描述道：“没有法律只有个人意志的政府是野蛮的……统治者必须首先服从法律，如与法律分离，他个人不过是无物。”既然人类是兄弟，所有的战争不过是内战，“每个人对全人类——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责任远远超过对他出生的某一个国家”。路易十四对这种秘密的指导尚不知情，但见他孙子的性格大有增进，便任费奈隆为坎布雷大主教以示酬劳（1695年）。费奈隆每年花9个月的时间住在他的教区内，使不少高级教士非常惭愧。其他时间他花在宫廷内，急于影响政治，并时而对勃艮第公爵进行指导。

这时，他遇见那个在真实意义上将成为他“命运女神”的女人。让娜·玛丽·德拉莫特·居伊昂夫人于16岁结婚，28岁时成为一个美丽而有钱的孀妇，成群的追求者包围着她。但她曾受过严肃的宗教训练，这成为她抗拒野心男人的一个保护屏障。她发现外在的天主教崇拜与仪式中不能恰当地显示她的虔信，而倾听当时的神秘主义却觉得很有感应。这派人士不注重忏悔、圣礼与弥撒的形式，而是由沉浸于沉思一个全能的神、一种完全而充满爱心地将自我屈服于上帝面前，从而得到心灵的和平。在这种与神的恋爱中任何世俗事务将不再顾及，在这种心灵的欢乐中，人可以忽略所有的宗教仪式而仍然可以得到天国，不但在死后，在生时亦然。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曾因为在意大利传播这种“寂静主义”（Quietism）被宗教裁判所定罪（1687年），但这种学说已经传遍欧洲——在德国与尼德兰有“虔诚教派”，在英国有教友派信徒与剑桥柏拉图学派信徒（Cambridge Platonist），在法国则有“虔诚者”。

居伊昂夫人在数本书中，以动人的笔锋说明她的观点。她说，灵魂是从上帝发源的脉流，直到灵魂在她里面消失像河流归于大海，它才会找到真正的安宁。然后个体消退，再没有自我的意识或世界的意识，甚至没有意识本身，只有与上帝完全的合一。在这种状态下，灵魂是永无乖误的，超越好与坏、道德与罪恶，无论它做什么都是对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伤害它。日后居伊昂夫人对波舒哀说，她不能要求赦免她的罪，因为在她狂喜的世界没有罪存在。有些贵族仕女发现这种神秘主义有一种高贵的虔诚的形式，有些人成了居伊昂夫人的信徒，其中包括博维利耶夫人、谢弗勒斯夫人、莫特马尔夫人，甚至在某种程度门特隆夫人也算在内。费奈隆发现自己被这个结合虔信、富有而可爱的妇人吸引，他自己的个性就是结合神秘主义、野心与多愁善感的。他说服门特隆夫人，让居伊昂夫人在门特隆夫人设立于圣息尔的学校任教。门特隆请求她的告解神父对居伊昂夫人的事给予忠告，他与波舒哀商量，波舒哀邀请这位神秘主义者向他解释她的观点。居伊昂夫人照做了。这位谨慎的主教发现她的理论对神学与天主教崇拜都有威胁，因为它们不但弃绝圣礼与教士，甚至连使徒与基督都不需要。他责备她，给她圣餐礼，要求她离开巴黎停止传道。最初她答应了，但又拒绝了。波舒哀将她囚禁于一个修道院中8年（1695—1703年），然后有条件地释放，条件是她要与外界隔绝地住在布卢瓦附近他儿子的领地内。她死于1717年。

波舒哀为了把神秘主义限制在可容许的程度，于1696年写了一本《祈祷状态的指导》（Instruction on the States of Prayer）。他将一份原稿给费奈隆看，要求他表示赞同。费奈隆不愿意，并写了一本书《圣者对精神生活的格言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Maxims of the Saints on the Internal Life，1697年）来反对他。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一时间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同样成了热烈谈论的话题。路易十四信赖波舒哀，解除费奈隆的勃艮第公爵教师的职位，要求他留在坎布雷教区内。由于波舒哀的敦促，路易要求教皇正式谴责费奈隆的著作。那时英诺森十二世想起波舒哀的高卢教派立场与费奈隆维护教皇的教皇全权论派立场，迟疑不能决定。路易继续施加压力，教皇屈服了，但他对费奈隆的书尽可能加以温和的谴责（1699年3月）。费奈隆安静地顺服了。

在坎布雷他公正而虔诚地尽其职责，得到全法国的尊敬。波舒哀与国王对他的不满本已缓和，但1699年4月，一个书商在作者的同意下，出版了一本费奈隆为他的王孙学生所写的传奇，书名为《荷马奥德赛续集》（Suite de l’Odicée d’Homère），流传至今的题目是《尤里西斯之子泰莱马克的冒险》（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fils d’Ulysse）。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优雅流畅的文笔与几乎是女性的温柔，再度向他的学生说明他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书中人物曼都（Mentor）在说服国君们接受和平时，警告他们说：

因此，在不同的名目与首领之下，你们将成为一个民族……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类为大家庭……那些在兄弟们的血中寻求残忍的荣耀的人是不虔敬、不快乐的……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却是人类的耻辱……呵，王者，别告诉我，人应该以战争去获得荣耀……任何爱好他个人荣耀甚于人性情感的人，是一个骄傲的怪兽而非一个人。他只能得到虚伪的荣耀，因为真正的荣耀只存在于良善的温和中……人民不必太关心他，他自己就不关心别人，而且使别人流血以赢得一个残暴的虚荣。

费奈隆承认君权神授，但仅视为上帝给他们的权力是为人民谋幸福，而且是一项由法律限制的权利：

绝对王权将每一个臣民降格到奴隶的状况。暴君有受人奉承甚至颂扬的地位，而每个人都在他的眼光下颤抖。但一旦发生叛变，这个蛮暴的强权将被自己种下的暴行毁灭，因为它完全得不到人民的爱戴。

在这些大胆的言论中，路易十四看到自己被描写进去，他的战争遭到谴责。宫廷内不再对费奈隆友好了，“泰莱马克”的出版商被逮捕，警察开始查禁这本书。但这本书在荷兰重印，不久即行销全法国，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此后150年中，它是法国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一本书。费奈隆抗议地申辩：他在那些关键地方写的并不是路易，但没有人相信他。两年过后勃艮第公爵才敢再给他老师写信。后来路易缓和了，并准许他到坎布雷拜访费奈隆。这位大主教一直希望有一天他的学生会继承王位，也许会征召他成为另一个黎塞留。但他的学生死于路易之前3年，而费奈隆自己也在路易之前9个月（1715年1月7日）去世。

波舒哀走得比他们都早。他的晚年并不快乐，他曾胜过费奈隆，胜过教皇全权论与神秘主义者，他也见到教会对胡格诺派教徒的胜利，但这一切胜利无法减轻他所患的膀胱结石病症的痛苦。疾病的痛苦使他几乎不能为他心爱的宫廷继续主持仪式的工作，而没心肝的讥嘲者还问：他为什么不走开静静地死在莫城？他看见在他周围兴起了怀疑主义、《圣经》批判主义，而新教的论战者将箭头指向他。一位被驱逐的胡格诺派教徒肖利厄（Pierre Jurieu）告诉全世界，这位主教中的主教波舒哀，被视为道德与刚直的形象，竟是一位拥着情妇、口出狂言的骗子。他开始写新书来反击这些无耻的敌人，但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1704年4月12日，他的痛苦中止了。

也许我们将认为波舒哀代表天主教在现代法国的全盛时代。天主教几乎已收复所有丧失在路德与加尔文手中的土地。教士们改革他们的道德风气，拉辛以他最后的剧本贡献给宗教，帕斯卡令怀疑主义者开始怀疑，国家成为教会顺从的代理者，而国王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耶稣会士。

但这些并不很乐观。耶稣会教士仍在《省区书简》的阴影下，詹森教派并未被摧毁；胡格诺派教徒正在鼓动半个欧洲反对法国；蒙田较帕斯卡拥有更多读者；霍布斯、斯宾诺莎、培尔的理论正可怕地打击着信仰的大厦。樊尚·保罗于1648年说：“有数位教区牧师抱怨他们的会众较以前减少。圣舒尔皮斯少了3000人，圣尼古拉—沙尔多内的牧师发现复活节圣礼中少了1500人。”培尔于1686年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自由思想者与自然神论者，人们惊于他们数目如此之多。”一种对宗教的漠然情绪蔓延各地，他认为那是由于战争与基督教的对立。尼科尔说：“你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异端不是加尔文教派或路德教派，而是无神论。”巴拉丁公主于1699年说道：“你现在难得看见一个年轻人不希望成为无神论者。”莱布尼茨于1703年在巴黎报告说：“所谓的‘坚强心灵’（esprits forts）现在很时髦，虔敬反而遭到嘲笑……在一个如此虔诚、严格而绝对的君主下，宗教的混乱是基督教世界从未见过的。”属于这些“坚强心灵”——指心智坚强得足够怀疑任何事物——的有圣埃夫勒蒙、尼侬、伽桑迪的传述者贝尼埃、内韦尔公爵与布永公爵。过去曾是巴黎圣殿骑士团聚会之所的圣堂，现在成为各自由思想者小团体的聚集中心，如肖利厄、西维安、拉法尔等，他们对摄政时期的不同的态度一直流传下来。那位终有一日会与百科全书派碰头的近百岁老人丰特内尔，在1687年就已出版他的《圣经史》（Histoire des Oracles），狡猾地对基督教的奇迹根基进行打击。在路易十四的宗教虔诚中，他已为伏尔泰铺好道路。

第三章　国王与艺术（1643—1715）

艺术组织

历史上或许除了希腊的伯里克利政府外，再没有像路易十四时代有如此蓬勃鼎盛、卓越超群的艺术了。

黎塞留以其卓越的鉴赏力和购买力，大量搜集自宗教战争以来散失的法国艺术品。在安妮摄政期间，一些私人收藏家——豪门、贵族——已经开始竞相搜集艺术品了。银行家克罗扎（Pierre Crozat）独拥提香与韦罗内塞油画各百幅、鲁本斯200幅、凡·戴克百余幅。众所周知，尼古拉·富凯对艺术品的真伪鉴别尤其慎重，搜集油画、雕像和沃城（Vaux）中少数艺术品。路易杀了他，没收其所有，同时另有数件私人收藏的作品也被搜入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马扎然唯恐货币贬值，倾其部分资财收购艺术品。他对意大利艺术的爱好，多少促成国王对古典的偏好，也可能是他教导路易十四对艺术的收藏、展览和兴趣会增加人君的荣耀。这些作品对法国艺术教育和发展提供了具有激发力与稳定力的楷模。

下一步是把艺术家组织起来。马扎然仍居于领导地位。1648年，他成立绘画雕刻学院。1655年，该学院荣获国王的特许状，成为第一所用来训练艺术家的学院，指导他们服务国家、装饰建筑。柯尔伯继马扎然之后领导法国艺术，虽然他本人对艺术的评判未下断言，但他希望“艺术在法国比世界各地更蓬勃发展”。他开始为国王购买戈布兰的壁毯（1662年）。1664年，他荣膺建筑业的监督职位，得以控制建筑及其附属的艺术。同年，重组绘画雕刻学院为皇家艺术学院。亨利四世曾在卢浮宫安置技工行会以装饰皇宫。柯尔伯使这群人成为御用家具工厂的核心（1667年）。1671年，他成立皇家建筑学院，激发艺术家从事建筑与装饰来体现国王认定的优美格调。所有这些行会中，技工听命于艺术家，艺术家又受政府官员的领导。

为加强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法国艺术吸收的古典倾向、去除佛兰德斯的影响，柯尔伯和勒布朗在罗马成立法国皇家学院（1666年）。在巴黎学院荣获罗马奖（Prix de Rome）的学生由法国政府派送意大利留学5年。他们凌晨5时即起，夜晚10时方得休息。他们抄袭、摹绘古典与文艺复兴的作品，期于每3个月产生一件“杰作”（就公会来说），并于返国后，优先受禄于政府。

这种艺术的赞助与国家化的结果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作品，宫廷、教堂、雕像、绘画、壁毯、陶器、奖章、雕版、铸币等无一不铭刻着“太阳王”的骄傲与格调——通常是铸刻其肖像。法国艺术并不如某些人所怨尤的带有罗马风格，相反，是罗马的艺术附属于路易十四。他的风格即表现在追求古典化以期与王室的威仪一致。柯尔伯斥巨资买入意大利古典的或文艺复兴的艺术品，凡能将历代罗马皇帝的显赫转移到法国国都与国王身上的无一不做，结果使举世震惊。

“路易十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伏尔泰评语）。他“对艺术的奖掖，要比所有其他君王来得大”。当然，他是最慷慨的艺术收藏家，他画廊中的画从200幅增加到2500幅，其中多数是王室委托法国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他搜购太多古典作品和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刻，使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的外销，以免使意大利成为艺术荒漠。路易雇用有才气的人，像吉拉东（Girardon）或夸瑟沃克斯（Coysevox），复制他不能购得的雕像，而且罕有其他赝品能与原作如此酷肖。宫室、庭园、巴黎的花园、凡尔赛和马尔利（Marly）塑像林立。最讨好国王的方法是献赠完美无疵或蜚声遐迩的作品，因此阿尔城在1683年呈贡它那座著名的维纳斯雕像。路易也并不吝啬，据伏尔泰的估计，每年所买的法国艺术品要花费80万利维尔，送给各城市、机构和朋友作为礼物，目的是资助艺术家并散播美与艺术。国王的趣味高雅，对法国艺术的发展帮助很大，却局限于发展古典风格作品上。初出茅庐的泰尼耶（Teniers）的作品展给他看时，他说：“把这些俗物拿开！”在他的庇荫下，艺术家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他亲自表彰他们，以表示他的爱好。有人对他赐爵位给画家勒布朗和建筑师芒萨尔（Jules Hardouin Mansard）有微辞时，他有点不高兴地说道：“我在15分钟内可以册封20个公爵或贵族，但要数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芒萨尔。”他御赐芒萨尔每年8万利维尔。勒布朗沉迷在巴黎、凡尔赛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巨邸深宅中，拉吉利埃（Largillière）和里戈（Rigaud）每幅画可卖得600利维尔。“没有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埋没于贫穷。”

各地都效法京城，贵族也学步于国王，齐力尊崇、奖励艺术。各城市纷纷自设艺术学校，如鲁昂、博韦、布卢瓦、奥尔良、图尔、里昂、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图鲁斯与波尔多等。由于国家延揽现有的才俊，贵族作为赞助者的角色相对减少，但仍然维持着。欧洲最开明贵族们的喜好对路易十四治下艺术作品的纤巧风格的推动很大。有地位、有财富的男男女女，浸淫于美好的环境和事物中，气派优雅，耳濡目染自有尺度。艺术家们便只有投其所好。当时法国贵族们的理想艺术风格是含蕴、收敛、优雅、柔美、光鲜，艺术也追求这些格调，社会也雅爱古典之风。艺术获益于这些影响和控制，但也付出代价。它是与平民脱节的，不像荷兰的艺术那样表现尼德兰的风格。它成了一个阶级、国家和国王的传声筒，而不是整个民族的心声。这个时期的艺术，我们找不到多少热情和深度，没有鲁本斯的艳丽色彩和丰满血肉，也没有笼罩伦勃朗的僧侣、圣者、豪富们的浓厚阴影。我们看不到农夫、工人、乞丐，看到的只是红尘场里的逍遥。

柯尔伯和他的老师满心愉悦地发现勒布朗是一个热诚的公仆，而且是艺术作品古典风格的卓越裁判者。1666年，在柯尔伯的推荐下，勒布朗成了国王的主要画家和艺术学院院长。一年后，他掌管戈布兰装饰所，被委派监督艺术家的教育和实作，冀盼从他们的作品中启示一种王室独具的有代表性的和谐风格。勒布朗在他志同道合的助手的协助下，在学院设立演讲会（1667年），借此把古典风格的原则从观念、例证和权威等方面灌输给学子。意大利的拉斐尔、法国的普桑（Poussin）是当时最完美的楷模，每一幅画都以他们作品中的原则来评判。勒布朗和布尔东（Sébastien Bourdon）确立了这些准绳，他们视线条重于色彩、格律重于创意、秩序重于自由。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复制自然，而是使自然更美丽；不是反映它的零乱、残缺和怪异，也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可爱处，而是挑选那些足以使人的灵魂呐喊出最深沉的感触和最崇高的理想的事物或形象。建筑师、画家、雕刻家、陶工、木匠、金属匠、玻璃匠、雕刻家等共同表现出法国的梦想和国王的荣耀。

建筑

法国这些意大利化的艺术家从罗马回来，不知不觉地就带回装饰怪异的趣味。当时正风靡法国的艺术风格已于先前提过，古典形式的明爽利落的情感充盈磅礴的气势、富于雕琢。古典的——更确切地说是希腊式的——理想和当前“大时代”的雕刻、绘画和文学酷似时，建筑和装饰更参照米开朗基罗死后蔚然大盛于意大利的雅致而华丽的形态。路易的建筑师追求古典，成就奇特怪异的装饰——凡尔赛宫表现的是绝对华艳，卢浮宫正面建筑则极美好地融合了独特与古典。

那一时期第一座重要的主体建筑是在巴黎的圣谷（Val-de-Gr-ce）大教堂。安妮许过愿，如神和路易十三给她生个儿子，她就建一座富丽堂皇的神殿。她摄政时期手头宽裕，便任命芒萨尔着手设计。1645年，年仅7岁的路易十四奠下第一块基石。芒萨尔的计划由勒默西埃（Lemercier）依意大利式的古典风格完成，其圆顶至今仍令建筑界惊叹不已。布吕昂（Libéral Bruant）建了息养堂（St.Louis-desInvalides）大教堂（1670年），收容居住在息养院（Hôtel des Invalides）的资深修士。1676年，卢瓦任命小芒萨尔完成教堂，使其拥有歌唱席和圆顶。就纤雅优美来说，教堂的圆顶是该时期建筑业的杰作。1699年，小芒萨尔再度设计凡尔赛的小教堂。在这里和息养堂的工作由他的亲戚科特以奢华的装饰完成。他也建造了里昂的市政厅、圣丹尼斯修道院和圣罗希堂的正面建筑。

王权在财势和威势上凌驾于教会之上时，王室建筑也取代了教会的建筑。这时问题不在表现虔诚，而在表现权力上。对这一点，卢浮宫极占传统上的优势，历代子民眼见它兴起，各朝君王也加上自己时代的表征。马扎然手下的勒默西埃兴建主厢的西侧正面，再沿黎伏里路（Rue de Rivoli）建起北翼。勒瓦继其后将之完成，重建南翼的正面建筑（临塞纳河），打下东翼的地基。这时，柯尔伯升任建筑业的监督，他反对勒瓦所拟东翼的蓝图。他的构想是把卢浮宫往西扩建，直到连接伊勒里河。他向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宣布一项正面建筑设计的竞赛，为赢得最佳战果，他说服国王礼聘当时欧洲艺术家中极负盛名的贝尔尼尼（1665年）前来巴黎，并提出设计方案。贝尔尼尼声势浩大而来，他轻蔑法国艺术家的工作，惹起众怒，并拟定一项工程之浩大几乎须拆除整个卢浮宫的计划。柯尔伯发现水管的装置和居住的设备都有缺点，贝尔尼尼忿道：“柯尔伯先生当我是小孩子，尽讲些地下水管的无聊话。”结果达成协议：国王照贝尔尼尼的设计为工程奠下第一块基石。这位艺术家留居巴黎半年之后，钱囊丰盈，载誉返归意大利。为回报这些恩情，他以路易十四的半身雕像（现存凡尔赛宫）和现存罗马布格丝画廊（Galleria Borghese）的路易骑马的雕像相赠。贝尔尼尼的卢浮宫的蓝图被弃而不用，各建筑物依旧保存。查理·佩罗（Charles Perrault）受权承建东翼正面。著名的卢浮宫柱廊建起来了，显眼的瑕疵使批评纷涌而来，它却在今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巍峨建筑的正面之一。

柯尔伯希望国王从圣热尔曼窄小的御址迁入修复的卢浮宫，但路易记得投石党作乱时与其母逃离巴黎的景象，他认为群众的声音即暴乱的声音，他也不愿在他绝高的统治下孤注一掷。令柯尔伯大为震惊的是，他决定兴建凡尔赛宫。

1624年，路易十三曾在该处兴建一座狩猎小屋，勒诺特尔发现那微隆的、林木苍郁的斜坡是建筑园林的极好所在。1662年，他向路易十四提出此地的整个计划。在今日，如果说凡尔赛公园的建筑物逊于草坪和湖泊，花卉、丛木和各式各样的树，可能就是勒诺特尔当初的本意。相比而言，它堪称户外生活的一个邀请，而不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在经过艺术改造过的大自然中吐纳芬芳的花树，在古典的雕塑艺术中放逐目光、尽情遨游，林中狩猎、追逐女人，草地上野宴、舞蹈，河川、湖泊上泛舟，露天下欣赏吕里和莫里哀的名剧。这里是神仙的花园。用2000万法国人的民脂民膏建造起来而百姓罕得一见，但为了国王的荣耀又感到光荣。欣慰的是，除了皇家节日外，凡尔赛公园是对外开放的。

庭园的艺术和其他许多艺术一样，来自意大利，带来数以百计的设计和惊喜——园亭、格子花棚、岩穴、洞窟、奇异的雕刻、着色的石子、鸟房、雕像、花瓷、溪涧、喷泉、排水管，甚至流水飞溅清唱的风琴。勒诺特尔已经替富凯在沃城设计了花园，也即将为王后擘划杜伊勒里宫，为亨利埃塔夫人在圣克卢、为孔代在查恩提里设计花园。1662年后，路易让勒诺特尔全权打理凡尔赛，把凌乱不堪的荒野经营得有如乐园，花费之大令柯尔伯瞠目。国王对勒诺特尔倾心相与，后者只关心美丽，不关心金钱，也无心机。他是园林界中的布凡洛，决心把自然界的“漫无章法”变成条理井然、安详和谐、合理而尚堪入眼的形式。他可能太过于坚持古典风格，但他的创造在300年后，竟成为人类建筑艺术的一大圣境。

路易仍然嫉妒富凯，所以把沃城的建筑师勒瓦召来将猎屋扩成皇宫。芒萨尔于1670年接掌工作，开始建造宏伟的构筑、画廊、接待室、大厅、侍卫室、办公室——现在的凡尔赛宫。1685年，有3.6万人、6000匹马为此工程卖命，有时还日夜轮作。柯尔伯早就诤谏国王，像这样的建筑，继不停的战争后，将使财政枯竭。但1679年路易为避开凡尔赛的拥挤，在马利又另建宫殿，1687年替门特隆夫人建了大特里亚农宫（Grand Trianon）为隐僻居所。他命一队包括有常备兵的军队，导引厄尔河（Eure）流水经过90英里的水道——门特隆水渠，供给凡尔赛的湖、溪、泉及泳池的水。1688年，在花了一大笔钱后，这项大工程由于战争而被放弃。凡尔赛的建筑物、家具、装饰、庭园和水渠，总共加起来，到1690年共花费2亿法郎。

就建筑而言，凡尔赛过分繁复、随意起建，谈不上完美。教堂太耀目，这般装饰几乎和祈祷者的谦卑难以和谐。部分宫室很美丽，通向花园的楼梯富丽堂皇。但设计者不理会猎屋，只加上厢房和饰物，损害了整体的面貌。有时过多的柱子予人冷漠单调的印象和一种迷宫式的重复——一房接一房扩占到1320英尺。内部的安排好像没考虑到实际的方便，也似乎假设在他们高贵的细胞中有惊人的记忆力，要想净手，须摸索过六间以上房子，毫无疑问，在这种紧急时刻我们听说过有人在楼梯和走廊就解决了。房间本身显得太小、不舒适，只有大走廊是空旷的，延伸到花园前面320英尺。那里装饰匠表现出他们所有的技巧——挂上戈布兰和博韦的壁毯，沿墙各处散置着雕刻，让每件家具都那么完美，在那些大镜前反映出它们的光彩，也因而赢得第二个名字——镜厅。天花板上，勒布朗达到他一生艺术的巅峰，历经5年（1679—1684年）画成了王朝长期统治的神话式的象征，也不经心地画出它的悲剧：这些打赢西班牙、荷兰和德国的胜利图画激怒了复仇女神来报复好战的路易。

1671年后，路易断断续续住在那里，部分时间待在马利、圣热尔曼和枫丹白露。1682年后，那里就成了他长久的居留处。如果我们认为凡尔赛只是他一个人的居处和玩乐地，那对他是不公道的，他只占用不算大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住着王后、王子王孙、情妇、外国公使团、大臣、法庭及一切王室的执役。无疑，这种庄严雄伟带有部分的政治目的——要使大使惊叹，让他们从这里来衡判法国的财力和能力。他们和其他访客的确相当吃惊，他们向自己的国家报告凡尔赛的瑰丽，使凡尔赛成了欧洲大陆朝廷羡慕的对象和模型。而在后来，此地似乎予以人民一种专制主义的侮辱表征、人类骄傲对永不可改变的人类命运的无情挑战。

装饰

即使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也不曾对装饰艺术有过如此的鼓励和展示。厚地毡、雕柱、大桌子和烟囱瓷瓶、银质大烛台、水晶吊灯、镶钻大理石钟、墙上镶板或画着壁画或挂满图画、优雅的飞檐、镂刻的或作上画的天花板——所有这些和其他的艺术在凡尔赛、枫丹白露、马利、卢浮宫甚至私人官邸，几乎使每个房间都成了装满目炫心迷、完美神秘的艺术博物馆。勒布朗和他的助手画上了众神、女神、丘比特、纪念品、象征物、复杂图案、花环叶圈、佩上水果的羊角，来装饰王室胜利的姿容。

路易十四时期的家具是奢华而富丽的。在这里，古典的单纯退让给极度繁复的装饰，椅子通常是极尽雕镂之能事，精细小巧，除了雅致的坐垫外，其他各部分不能与之相争。另一方面，桌子又可能是沉重坚固到显然搬不动的地步。写字桌和秘书用的办公台是那样优美，足以使拉罗什富科或塞维涅夫人写出好文章。橱、柜大都刻画雕琢或镶嵌金属和珠玉。布勒（André Charles Boulle）是路易十四在卢浮宫最受宠（1672年）的柜具专家，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他那种特别的镶雕艺术——最好是乌檀木——将雕镂过的金属、龟甲、珠母等镶嵌在家具上，并加上花束或美化过的动物图案。他的一件镶嵌柜橱1882年要卖到3000镑，布勒90岁时（1732年）却死于贫困。较合我们口味的是雕刻的靠背椅，就是这个时期在巴黎圣母院建造的。

此时，壁毯成为王室的一种艺术。国王掌管了戈布兰和奥比松工厂，柯尔伯犹嫌不足，劝他再接管博韦的壁毯厂。壁毯是墙壁、宫室布幕、游行、竞赛、国家庆典、宗教节日的好装饰。博韦的比利时画工亚当·默伦（Adam van der Meulen）设计了一套出色的“路易大帝的征服”壁毯，为此他追随皇上出入锋垒，描画征服地区的环境、城堡和乡村。戈布兰厂雇800艺人，不仅制壁毯，也造纺织品、木器、银器、金属品和镶嵌细工的大理石。在勒布朗的指导下，织出拉斐尔在梵蒂冈的斯坦齐（Stanze）庞大的壁画。同样闻名的有其他好几套作品，都由勒布朗亲身设计：《自然力》（The Elements）、《季节》（The Seasons）、《亚历山大史》（The History of Alexander）、《皇居》（The Royal Residences）和《国王史迹》（The History of the King）。最后一组高达17幅，前后花了10年时间。一件华美的样品仍挂在戈布兰展览室中——人物栩栩如生，毫发毕现，甚至墙上的风景画也没放过，都是用有颜色的丝线，以灵巧的手，在费神的目力下耐心地织成的。难得有为了赞美一个人而投注下那么多的辛劳。路易以这般歌功颂德使染工、织工得到工作和收入，以外交赠礼为借口，向柯尔伯解释。

在王室大手笔之下，各种次要艺术也都生机盎然，近巴黎的沙文里（La Savonnerie）生产美好的地毡，鲁昂和穆斯捷（Moustiers）生产上等的彩陶，奈弗尔生产陶器，鲁昂和圣克卢生产瓷器。17世纪末，法国工匠受柯尔伯影响，学会了威尼斯的铸造法、碾压法和磨光玻璃板的秘密，因此制成凡尔赛宫镜厅中大而明亮的镜子。狄弗登和小樊尚等金匠都由柯尔伯和勒布朗组织起来，安置在卢浮宫，为国王和有钱人家制成数千种金子或银子的制品——直到路易和贵族们把这些装饰品熔毁来资助战争。除了意大利外，法国珠宝、奖章、银币的切割和雕镂都成为欧洲通行的式样。自文艺复兴以来，制造大奖牌还没有谁像伯努瓦（Antoine Benoist）和莫热（Jean Mauger）如此卓越。1662年成立的金属镌刻学院，“为使国王的勋业永垂不朽……以金属铸上他的光辉”。1667年，雕刻学校在卢浮宫设立。南特伊、塞巴斯蒂安、博纳尔和勒波特尔以磅礴无拘的雕刻风格，表现王朝的气度和事件。即使是中世纪家道中落留下的小型图画，也会由后人呈献给国王的古物登录处中得以保存。就是这些小艺术，远超过其他行业，展现出了伟大世纪的风格和匠艺。

绘画

两颗绘画界的新星在这个时期进入天体运行的轨道：尚帕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和勒絮尔（Eustache Le Sueur）。尚帕涅从布鲁塞尔来，年方19岁（1621年），参加装饰卢森堡宫的工作，不仅塑成卢浮宫中黎塞留的全身像，也在伦敦国家画廊中创作了这位主教的半身和侧面雕塑像。他在肖像画上富有同情心的才华使黎塞留以后法国半数领导人物皆委令他作画：马扎然、蒂雷纳、柯尔伯、勒默西埃……来法国之前，他已经为詹森作过画，也信奉詹森教派的教义。他喜爱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为安热利克、阿诺德和圣齐兰画了肖像。他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画出他最伟大的一幅画《宗教》——忧郁而甜美的阿涅斯和他当修女的女儿苏姗娜。尚帕涅的艺术生命虽不长，但他的艺术作品以其特有的感情和真挚带给我们温暖的感受。

一种相似但更正统的虔诚使勒絮尔在这时代中无法伸展自如，此时画坛正是他的对手勒布朗当权。这两位艺术家同受教于威埃（Simon Vouet）门下，同在一个画室习画，画同一个模特，同受到在巴黎访问的普桑的赞赏。勒布朗随普桑到罗马，吮饮古典的精髓。勒絮尔羁绊巴黎，带着多产的妻子难逃穷困。1644年，在他的主人朗贝尔（Lambert）家里的爱情厅天花板上画上5幅画，描述爱神厄洛斯的故事。在另一个房间，他完成另一幅壁画杰作《法厄同要求驾太阳神车》（Phaeton Asks to Guide the Chariot of the Sun）。1645年，勒絮尔与人决斗，杀死对手，即逃入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在那里为其创始人圣布鲁诺作了22幅画：这是艺术家成就的最高峰。1776年，这套画以13.2万利维尔的价格从修道院僧侣手中卖出，今天它们在卢浮宫中独占一室。勒布朗从意大利（1647年）衣锦荣归时，勒絮尔却穷困潦倒。他死于1655年，仅38岁。

勒布朗领导巴黎和凡尔赛的艺术界，因为他同时兼有擘划设计和构思执行的能力。他是雕刻家之子，熟识许多父执辈的画家，别家子弟开始学习写字之时，他已经耳濡目染开始习画了。他15岁便遇到了机会，画成黎塞留的一生与成功的寓言，这位大臣授权让他为主教堂画一些神话式的题材。普桑把他带到罗马，他因而沉湎在拉斐尔、朱利奥·罗马诺和科尔托纳的传奇与装饰中。他在巴黎重露头角时，他那装饰寓意颇多的风格得以大显身手。尼古拉·富凯又在路易面前说项，网罗勒布朗入宫。大壁画的明朗耀目，女性身上肉感艳丽的美，雕梁画栋和壁带的变化多端，都吸引了马扎然、柯尔伯和国王的兴致。1660年，勒布朗取材亚历山大事迹为枫丹白露皇宫作大壁画。路易认出在亚历山大钢盔下的面目竟是自己，大喜之余每日来探望这位艺术家作的《亚伯拉之战》（The Battle of Arbela）和《大流士家人屈膝亚历山大大帝脚下》（The Family of Darius at the Feet of Alexander）——这两幅画现均存于卢浮宫。国王以一幅镶上钻石的肖像奖赏他，任命他为首席画师，给他一笔1.2万利维尔的年金。

勒布朗的努力没有丝毫松懈。166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卢浮宫的中央画廊。他着手复建，把天花板和飞檐都画上阿波罗的传奇，因此中央画廊得了阿波罗厅的美名。同时，这位野心勃勃的艺术家也学建筑、雕刻、金属工、木工、地毯设计和装饰皇宫用得着的五花八门的艺术。所有这些艺术都融合在他各种不同的手艺中，因此他似乎得天独厚，把法国的艺术家联合起来产生另一种新风格：路易十四式。

早在任命他为艺术学院院长时，路易已经给他充裕的钱款，放手让他装饰凡尔赛宫。他前后工作17年（1664—1681年），制定周详的计划，设计了专用的大画梯，以及亲自在“战争与和平大厅”（Halls of War and Peace）和大画廊（the Grand Gallery）作了27幅大壁画，详述国王从《比利牛斯和约》到《奈梅亨和约》的光荣战绩。在一片诸神、云朵、河流、马匹、战车中，他把国王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掷霹雳、渡莱茵河、攻陷根特，但也主持公道、摄理财政、布施灾民、兴建医院、奖掖艺术。这些画分开来看并非旷世杰作，古典的底子掺和太多巴洛克式的装饰，但从整体而言，它们是这个时代法国画家所做的最了不起的工作。无怪乎路易在看了同韦罗内塞和普桑的画摆在一起的勒布朗的画，对他说：“你的画与大师的摆在一起毫无逊色。这些画要到它们的作者死后才更珍贵，但我们可不希望这种事太早发生。”勒布朗很快处处受妒。国王支持他，一如支持受困的莫里哀一样。当路易主持行政会议时，有人报告说勒布朗携来新作的一幅画《十字架的高举》（The Elevation of the Cross）请他过目，他丢下开了一半的会，仔细检视新画，以示他的高兴，然后把所有开会的人邀来，同他一齐欣赏。因此，在这个朝代，政府与艺术携手并进，艺术家与沙场将军同享酬劳与荣宠。

勒布朗艺术的底子虽源于意大利的装饰，其风格却独树一帜，那是鸿篇巨制，十多种艺术齐聚一堂、共同创出的整体的美。但一幅幅分开来创作，他又流于平庸。当国王由胜利转而败北，他的情妇向教会屈服，王朝的步调变了，勒布朗活泼明快的装饰意味也无用武之地了。卢瓦继柯尔伯之后出掌建筑时，勒布朗丧失了一度的艺术界大师的地位，虽然他还是学院院长。他死于1690年，一个光荣的象征结束了、消逝了。

许多艺术家都庆贺不再受他指挥，米尼亚尔（Pierre Mignard）尤其不满那种权势的优越感。米尼亚尔比勒布朗大9岁，也比他早带着调色盘像朝圣者一般来到罗马。和普桑一样，他十分着迷罗马这个永恒之城（Eternal City），决心在那里度过余生，他也真在那里住了22年之久（1635—1657年）。他画的肖像极力美化被画的人，所以教皇英诺森十世终于也来让他作画，教皇可能是不满意委拉斯开兹为他画的那张脸，而米尼亚尔把他画得更加可亲。1646年，正值34岁，米尼亚尔娶了一个意大利美女，还来不及安顿下来做一个合法的父亲，他就接到法国的召唤，回去侍候国王。他满心不情愿地去了，到了巴黎，他拒不听从勒布朗指挥，拒绝加入学院，也愤于看到年轻人竞相追逐奖赏与黄金。莫里哀将他推荐给柯尔伯，柯尔伯宁愿相信勒布朗也许是对的：米尼亚尔达不到“大世纪”要求的堂皇宏伟的水准。但20岁的路易需要一幅潇洒英俊的画像取悦西班牙来的新娘。米尼亚尔受命而为。路易和玛丽亚·特蕾莎看了米尼亚尔的路易肖像画都非常满意，米尼亚尔一跃而为当时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他一幅接一幅地为他的同代人作画：马扎然、柯尔伯、雷斯、笛卡儿、拉封丹、莫里哀、拉辛、波舒哀、蒂雷纳、尼侬、露易丝·拉瓦利埃、蒙特斯潘夫人、门特隆夫人、拉法耶特夫人、塞维涅夫人。他也能鉴赏安妮王后的一双玉手，那是被公认为世上最美丽的一双手。她奖赏他，命他装饰圣谷大教堂的圆形屋顶。这幅壁画是他的杰作，莫里哀曾经赋诗庆贺。他为国王画过好几次画，最著名的是凡尔赛宫中骑在马上的一幅。但我们发现他那幅可爱的肖像《童年的梅因女公爵》（Duchess of Maine as Child）最逼真。柯尔伯去世后，米尼亚尔终于凌驾于勒布朗之上。1690年，继他的对手之后成为宫廷画家，由皇家任命为学院的一员。5年后，他手执画笔去世，享年85岁。

另有10余位画家也都为那位到处网罗人才的国王效命。迪弗雷努瓦、布尔东、夸佩尔和其子安东尼、特洛伊、茹弗内、桑代尔、德波尔特——他们都要求在庆典上列席露面。另外两位在王朝末期脱颖而出。拉吉利埃继米尼亚尔之后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画家，不仅在法国如此，一度（1674—1678年）在英国也是如此。他为勒布朗作了一幅极了不起的肖像，赢得勒布朗的心，现存卢浮宫。他那玫瑰红的色彩和明朗的笔触写尽了从路易十四的忧郁转入快乐的执政时期和华多时代（Watteau，法国画家）。

里戈性情倔强，他用画求进，而不是用奉承取宠。虽然他那巨幅路易十四全身像挂在卢浮宫镜厅的最尽头，远远看起来像是一种恭维，我们近看却注意到国王笨重、肥胖的身躯，高高站在权势之上和命运的边缘（1701年）。那是当时身价最高也是最妥善保存的一幅画。

雕刻

比起画家来，雕刻家在这个时代比较不受欢迎，报酬也较少。勒布朗希望所有的艺术都可以运用在大理石雕刻上，花了大笔财力和人力在购买、仿造这种从古典世界的废墟中残存下来的雕像上。当然，路易不满足于仿制品，想起萨卢斯特和哈德良的罗马式花园，他召来一批有能力的雕刻家，用雕像把凡尔赛公园点缀得多彩多姿。像夸瑟沃克斯的《泥塑战神》（Vase de la Guerre），这类大花瓶有的放在海神的湾流，有的置在花坛上；马斯兄弟的《酒神的大器皿》（Basin of Bacchus）；杜比（Jean Baptiste Tuby）设计水中威武的《阿波罗的战车》（Chariot of Apollo），以太阳神象征国王；吉拉尔东在石头上刻上连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都不会埋怨的《沐浴中的河泉女神》（Bathing Nymphs）。

吉拉尔东回顾一世纪之前，普里马蒂乔和古戎如何将女性的身躯完美化。古希腊艺术富于变化的美又回到他脑子来，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再也找不出像《地狱王后之劫》（Rape of Proserpine）中这般完美的女性了。但他还能表现更强烈的情感，他为路易十四所作的画像现存卢浮宫中。他也为索邦神学院教堂雕刻了一座庄严的黎塞留的墓。勒布朗与他交好，因为他能与学院的风格和目标相符合。吉拉尔东继勒布朗之后，成为国王的首席雕刻师，在米尼亚尔死后，执掌学院。他比路易早生10年，也比路易多活了好几个月，他死于1715年，享年87岁。

夸瑟沃克斯本人比他的名字更平和，同他的《波哥奈女公爵》（Duchesse de Bourgogne）一画一样可爱。他出生在里昂，当勒布朗请他参与装饰凡尔赛时，他正在里昂为自己谋一个雕刻工作的职业。他从古典的雕像着手，能做出极好的复制品。他在布格丝别墅（Villa Borghese）一块古代的大理石上雕刻出《贝壳女神》（Nymph of the Shell），根据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的一座雕像制出《弯身的维纳斯》（Crouching Venus）——两者现均为卢浮宫的艺术瑰宝。仍保存在凡尔赛的他的作品《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Castor and Pollux），是从罗马的卢道维希（Ludovisi）花园中得来。很快他就开始制作极具权威性的真品，他为凡尔赛花园雕凿两座巨大的雕像代表加龙河和多尔多涅河，同样为马利造了两座塞纳河和马恩河的象征。他为马利制作的四座大理石像——《花神》（Flora）、《名誉》（Fame）、《森林女神》（Hamadryad）和《骑上飞马的墨丘利》（Mercury Mounted on Pegasus）——现存杜伊勒里宫花园（Jardins des Tuileries）。他手中的凿子创作了凡尔赛各个主要房间大部分的雕刻装饰品。

他在那里工作了8年，为国王效劳达55年之久，为他造了12座雕像，最著名的是在凡尔赛的胸像。他在雕塑界的地位好比米尼亚尔在绘画界一般。他不和对手争论，而是以大理石凿出或用青铜浇铸出人物像，既节省了他们的虚荣，也节省了他们的钱包。他塑的柯尔伯胸像得到1500利维尔酬劳，他认为酬金过多，退还700。他给勒布朗、勒诺特尔、阿诺德、沃邦、马扎然和波舒哀塑过神采毕肖的画像，也画出自己诚实、饱经风霜忧患的脸孔。他给孔代留下两座雕像，一座放在卢浮宫，另一座放在查恩提里，表现出毫不妥协的率真和肌肉贲隆的气力。体现完全不同风格的是《勃艮第女公爵戴安娜》（Duchess of Burgundy as Diana）和存放在凡尔赛的这位女公爵的可爱的半身雕像。他为马扎然、柯尔伯、沃邦、勒布朗设计了壮观的墓碑。在他那戏剧性的情感主义与时而夸张的作品中，可以觉出怪异的气息，却也颇能表现国王和朝廷的古典理想。

在他和吉拉尔东四周聚集了雕塑界的七星：弗朗索瓦·安吉耶和他的兄弟米歇尔·安吉耶，菲利浦·科菲埃及其子弗朗索瓦·科菲埃，马丁·德雅尔丹，皮埃尔·勒格罗和纪尧姆·库斯图。库斯图的作品《马利的马群》（Horses of Marly）仍奔腾在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宫内。

除此以外，与官方雕刻的温和理想主义背道而驰，皮热（Pierre Puget）用凿子传达法国的愤懑与悲惨。他于1622年生于马赛，从当一名木刻家开始他的艺术生涯。但他渴望像他的偶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成为画家、雕塑家、建筑师。他觉得最高境界的艺术家应把所有这些艺术挥洒自如。因为一心向往意大利的大师，他从马赛徒步到热那亚、佛罗伦萨、罗马。他在科尔托纳手下卖力地装饰巴尔贝里尼宫。他对博纳罗蒂亦步亦趋，也歆羡贝尔尼尼多彩的名声。回到热那亚，他因完成圣塞巴斯蒂安像而初露头角，路易十四的艺术先驱富凯又委任皮热替沃城雕刻一座《海格力斯像》。但富凯下台后，他赶紧南奔，在土伦安于贫困。他设计凿雕成人形柱（每一个是一座大理石的神像）用来作为市政府的阳台的支柱，他模拟码头上辛苦的脚夫，对他们贲张的肌肉和痛苦扭曲的脸，给予一种几乎是革命性的表现——这批被压迫的穷苦大众承担着世界。这在凡尔赛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柯尔伯对有才华的人是胸襟敞开的，依然请皮热造雕像。皮热为他送去3件作品，现都在卢浮宫：令人喜爱的浅浮雕《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Alexander and Diogenes），极卖力而夸张的《帕修斯和安德洛墨达》（Perseus and Andromeda），强烈的《克罗托那的米罗》（Milo of Crotona）——一个健壮的素食者挣扎求脱于猛狮的爪吻。1688年，皮热来到巴黎，但发现他的傲性和棱角锋芒的作风与朝廷的心思和艺术格格不入，于是返回马赛。他最伟大的雕刻很可能是他有意地评判国王的黩武：一件亚历山大的骑马塑像，英伟温雅，手提匕首，毫不悯惜地践踏马蹄下战争的牺牲者。皮热摆脱形式主义和勒布朗、凡尔赛的艺术束缚，他想直追贝尔尼尼甚或米开朗基罗的野心，导致他的作品追求肌肉和表情的夸张，如现存于卢浮宫的《美杜莎之头》（Head of Medusa）。总而言之，他是当地当时最富魄力的雕刻家。

伟大的王朝接近尾声时，战败把法国带入绝望，皇家的骄纵转变为虔诚，艺术从凡尔赛的高贵堂皇转向由夸瑟沃克斯的《路易十四在圣母院跪祷》（Louis XIV Kneeling in Notre Dame）表现出的谦卑：国王，现已77岁，仍炫耀着他的皇袍，谦卑地把他的王冠置于圣母玛利亚的脚旁。在最后那几年，凡尔赛和马利的财政支出紧缩了，圣母院的唱诗班又恢复、美化了。古典主义趋向冷淡，自然派取代了古典，艺术的异教气息因《南特诏书》的撤销和比国王权势更隆的门特隆夫人和泰利耶的超越而结束。新的装饰主题强调宗教而非荣耀，路易体认了上帝。

“伟大的君主”期间的艺术史以其难解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艺术国家化究竟损害了艺术还是促进了艺术？柯尔伯、勒布朗和国王的影响所及，是否把法国从本土自然趋向的发展带向没落的希腊“古董”的差劲模仿？这些古董又和过分精巧的装饰混淆。40年间的路易十四风格是否证明艺术在君王的赞助、财富的大量集中、艺匠才子的和谐团结之下更见蓬勃发扬？或是在贵族政体之下，保存、留传、刻意修订的高雅的艺术尺度及和谐、严谨的艺术观念来势会更迅猛？或在民主政治下，普及机会于群众，解脱传统枷锁下的才气，令作品通俗并适应于大众的喜恶更好呢？意大利和法国如果不曾受到教会、贵族和国王的风格和嗜好的影响，是否会成为当今艺术和美的家园？伟大的艺术没有大量金钱的支持是否可能？

对这些问题做适度、恰当的回答，需要相当的智慧，每一种回答也都会因差别和怀疑而不同，也可能难以分明。大体来说，艺术如被权力卫护、指使和控制的话，将会失去本色、元气和神采。路易十四的艺术是学院式的艺术，有条不紊的辉煌成就诚然宏伟，艺术的成就诚然无匹，但“创意”匍匐于权威，不能与大众同声相应，而民众是使哥特式艺术广受爱戴的深度原因。路易时期艺术内容的一致令人惊讶，但它太整齐划一了，以致一点也没表现出一个时代和民族，只是表现了一个“个人”和朝廷。财富对庞大的艺术是必需的，但若财富和艺术发展从普遍的贫穷和贬抑的迷信而来，那么财富不免粗俗、艺术不免暗淡无光，因为美与善是不能常相隔绝的。贵族政府下如能对新秀敞开大门，并能幸免于成为特权分子和奢侈浮华的工具，则可能成为礼仪、境界和高雅趣味的保存者和传达者。民主政体下也能累积财富，并借知识、文学、慈善和艺术的滋养使之庄严可敬。但他们的问题在于不成熟的自由对秩序和纪律的漠视，在于新兴社会中品味发展迟滞，以及把他们的才华浪掷于奇奇怪怪的摸索中的倾向。这种摸索误把颖异视为天才、新奇当成美。

无论如何，欧洲贵族的评判是一致看好法国的艺术。宫廷的建筑、古典的雕塑和文学的体裁、家具与服装的巴洛克式的装饰，都从法国推广及西欧的每个上层社会，甚至影响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伦敦、布鲁塞尔、科隆、美因茨、德累斯顿、柏林、卡塞尔、海德堡、都灵和马德里的宫廷都把凡尔赛当作礼仪和艺术的模仿对象。法国建筑师远至东边的摩拉维亚（Moravia）受聘设计皇室居所，勒诺特尔为温莎和卡塞尔设计花园，雷恩和其他国外建筑师来到巴黎寻求灵感。法国的雕像充斥着欧洲，直到几乎每位王子都拥有如法王骑马之姿一般的雕像。有关勒布朗神话式的寓言出现在瑞典、丹麦、西班牙和英国的宫室当中。外国君王冀求里戈替他们画肖像，不然随便他的哪一位门生也可以。一位瑞典的统治者订购壁毯来庆祝他的战功。自古代拉丁文化传遍西欧之后，历史上还未曾见过如此快速而完美的文化征服。

第四章　莫里哀（1622—1673）

法国剧院

法国的戏剧和诗歌依然使欧洲望尘莫及。历史的微妙，使这一代的法国文学走上了舞台。长久以来被教会排斥的戏剧，竟然受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襄赞，意大利型的喜剧竟因红衣主教马扎然而被引进法国。路易十四也从两个辅佐他登基的大臣那里承袭了对剧院的嗜爱。

戏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雅教皇的治下，已经形成文学形式。利奥十世也没有规定戏剧内容非适合于闺秀身份不可，但宗教改革时期及特伦特会议后将这种宗教的宽容收紧了。本尼狄克特十四世为防止意大利滋生更大的罪恶，允许戏剧演出。在西班牙则因为戏剧是教会的一种工具，也允许演出。在法国，由于舞台上性放任的表现令僧侣瞠目愕然，他们严责戏剧是公共道德的大敌。在长久持续的几个主教和神学家治下，许多演员由于自身的职业，实际上如同被革除了教籍。巴黎的教士借着波舒哀的权威拒绝替演员行圣礼，也不在教区内为他们安葬，除非他们忏悔。教士也拒绝他们的访谒。因为不能举行宗教圣礼、婚事，演员只有将就于平淡简单的普通婚礼。法国法律也明文规定演员的职业地位是卑贱的，不能担任荣耀的职务。法官被禁止看戏。

剧院能克服这种种阻碍，可算是近代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一件事。人们为求得形式的慰藉和超越现实，产生了很多的闹剧和喜剧。一夫一妻制的拘束使观众对合法与不合法爱情的戏剧胃口大增。黎塞留显然和利奥十世一样认为：为使剧院不至于逾越规矩的最佳办法是奖助优者，而不是不分皂白地整个排斥，如此可以引导大众格调、提升高贵的情操。伏尔泰说：“自黎塞留将戏剧带入宫廷后，巴黎足可与雅典比美。不仅学院中保留特别席位，而且学院会员中有几位是教士，甚至主教们也有席位。”1641年，基于黎塞留的请求，路易十三将一群后来为大家熟知的皇家剧院的演员置于保护下，给他们年金1200利维尔，敕令剧院为合法的娱乐场所，并表达皇家的意思：希望演员这一称谓不再被社会歧视。皇家剧院在波哥奈厅（Hôtel de Bourgogne）建立了舞台，得到路易十四的官方支持，在他的治下，产生了很多好的悲剧作品。

为提高法国喜剧水准，马扎然邀请意大利艺人来巴黎。其中之一就有梯伯里·菲奥雷利（Tiberio Fiorelli），他饰演炫耀吹牛的丑角斯卡拉穆恰，使他在巴黎和宫中极为得宠。他和他的演出搭档，很可能促使科克兰四世对戏剧的着迷，并由此使其了解喜剧的艺术。斯卡拉穆恰回意大利后（1659年），科克兰，即为日后在舞台及世界各地闻名的莫里哀，成为国王主要的喜剧演员，正如布瓦洛所评，他还成为王朝最伟大的作家。

学徒时代

在巴黎圣奥诺街（Rue St Honoré）96号的建筑物上，镌有如下金字：“此屋建于莫里哀于1622年1月15日出生的原址上。”那是室内装饰师科克兰三世的家，他的妻子格蕾西带来2200利维尔的嫁妆，生下6个孩子，婚后10年过世。长子科克兰四世对母亲印象殊浅，在戏剧中没有提过母亲的事。父亲再娶（1633年），4年后继母又过世。老父一人培养儿子的才华，指导他的教育及未来的出路。1631年，科克兰三世任皇室家具装饰监督，享有为皇室制床及居于宫中的特权，年俸300利维尔，数目不多，但每年只要侍从3个月。科克兰三世是从他哥哥手上买得这个职位，打算传给儿子。1637年，路易十三认可科克兰四世是该缺适当的继承人选。当初如果父亲的期望实现的话，那么在历史上能写上他一笔的，也不过是皇家的一位制床匠。可他祖父对演戏有偏爱，时常带他外出表演，结果就大不同了。

为了让他习于皇室的造床业，父亲送他进克莱蒙费朗的耶稣会书院。他学了不少拉丁文，读特伦斯，颇有获益，从学校教授学生的拉丁文、文学和演说的舞台剧上培养了兴趣。伏尔泰认为他也聆听专教有钱人家子弟的哲学家伽桑迪的教诲。无论如何，他对伊壁鸠鲁研究甚深，译过不少卢克莱修写的《伊壁鸠鲁叙事诗》（De Rerum Natura），在《厌世者》（Le Misanthrope）中某些文句几乎正是卢克莱修作品的译文，可能他在青年时就已对正统信仰持怀疑态度了。

学院生活5年后，他学习法律，似乎也在法庭实习过一段时间。1642年，他接替其父的工作，做了几个月。那一年，他遇见年方24岁活泼可爱的贝雅尔（Madeleine Béjart）。5年前，她是摩德纳伯爵的情妇。他很慈和地接纳她生的儿子，在孩子受洗时身任教父。现年20岁的科克兰倾倒于她的美丽、愉快和蔼的气质，她接受了他。他对戏剧生活的狂热，加上其他许多因素，使他放弃装饰工作，把继承自父亲的职位以600利维尔出让，自己投身于演员生涯（1643年），离开父亲，搬入贝雅尔家，与她和她两个兄弟，又与其他人签订合约成立公司，创立伊路斯特剧团（Illustre Théâtre，1643年6月30日）。法国喜剧家把这个合约看作法国喜剧漫长的辉煌事业的起步。随演员惯例，他取艺名莫里哀。

他们开始时租一个网球场当剧场，演出各种不同剧本，然而破产了。1645年，莫里哀三度负债，被捕入狱。父亲希望他能因此对舞台的狂热有所收敛，于是替他还债，保释他出狱。基恩（Guienne）总督伊波农公爵支持这家公司。莫里哀改组伊路斯特剧团，到处巡回演出。他们从纳博讷到图卢兹、阿尔比、卡尔卡松、南特、阿让、格勒诺布尔、里昂、蒙彼利埃、波尔多、贝济耶、第戎、阿维尼翁、鲁昂等地。1650年，莫里哀升任经理，千方百计维持公司的开销和工作人员的生活。1653年，莫里哀的老同学孔蒂亲王出名出钱来支持这些演员。孔蒂亲王出面，可能是亲王的秘书仰慕女演员帕克小姐的缘故。亲王后来却又受宗教因素影响，于1655年通知莫里哀，说他的良心认为他应与戏剧脱离关系。而后，亲王更公开地诋毁戏剧界，尤其指责莫里哀诱毁青年，是道德和基督教的敌人。

剧团在盛衰中浮沉，但也在逐渐改进演技和节目，因而收入逐渐丰余。莫里哀也学会了剧业中的艺术和手段。1655年，他已能兼任演员与编剧。1658年，他更认为他们要比在巴黎波哥奈厅演出的皇家剧团和在莫亚剧院（Théâtre du Marais）登台的那个私人小剧团的演出质量要高出许多。于是他就和贝雅尔自鲁昂赴巴黎，准备闯天下。在那里，他看望了他的父亲，也得到了父亲对他行为的宽恕。奔走的结果，莫里哀说动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出面照顾剧团，而且设法介绍他们入宫晋见。

1658年10月24日，这个平民剧团在卢浮宫的卫所和路易十四御前演出高乃依的悲剧《尼科梅德》（Nicomède）。剧中，莫里哀任主角，但演得不算好，据伏尔泰说：“他吃亏在念台词时带点口吃，因而非常不适于扮演这种严肃角色。”然而“演起喜剧来如此倒有更佳的欢笑效果”。当日，莫里哀便利用余暇，在悲剧演出后，接着上演一个今已失传的喜剧。他活泼而欢愉地表演，满脸笑逐颜开，观众真不敢相信他会去演悲剧。年轻的路易能欣赏这种欢笑，而阅历老成者赞赏莫里哀的勇气，路易因此手谕莫里哀的剧团和意大利的斯卡拉穆恰剧团可以共同使用小波旁剧场（Salle du Petit Bourbon）作为演出场所。

在那里他们试演悲剧，同样遭到失败，他们没有像波哥奈厅皇家演员那样的人才。他们在喜剧上再获成功，尤以莫里哀的作品为甚。女演员认为她们在悲剧方面较突出，莫里哀也不以做一个喜剧演员为满足，因此他们继续上演悲剧。生活中的艰辛挣扎和荒诞不经，使人郁郁寡欢。要他整日喜剧化毋宁更悲惨，他已厌倦多情的诡计、固定的角色、代人受罚，这些几乎全是意大利的翻版。巴黎周遭所见的都如波丽辛奈（Polichinelle）和斯卡拉穆恰一样的可笑。“我再也不用普劳图斯和特伦斯教我了，米南德也不必多费心了，”他说，“我只要通晓人间冷暖足矣。”

莫里哀与女士们

《可笑的名女人》（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一剧（1659年11月18日）开启了法国喜剧风格，增长了莫里哀的财富和名望。《可笑的精巧》（The Laughable Exquisites）短得一个小时可以演完，尖厉的刺痛却弥留长久。两位表姐妹，马德露（Magdalon）和卡瑟（Cathos）在文雅贤淑的层层裹束下，抗议她们重物质、缺钱用的长辈急于替她们完婚：

歌吉勃斯：你还挑他们什么毛病？

马德露：诚然，他们很殷勤，但何必马上谈到婚姻呢！……所有的人都像你的话，爱情故事一开始，马上就化为乌有……浪漫爱情未开始，不宜谈到婚姻大事。一个可人的爱人，必须懂得吐露情意，发出最柔、最腻、最热的叹息，谈吐合于尺度，不管是在教堂、花园，或是其他公共场合，首先他要注意那个令他倾慕的人，不然就死命地介绍朋友或关系给她认识，然后从她面前郁郁走开、焦虑若思。他应将对她心爱的热情掩饰一段时间，拜访她几次，谈话不放过献殷勤的言辞，来表现出众的机智……到宣布他自己的那一天到来，通常是在花园中散着步，离开人群有好一程。求婚应立即被拒，女孩的羞赧使男士退却。然后他找到安抚我们的手法，使我们不知不觉听起他的甜言蜜语，使我们扭捏不安的困扰一扫而去。随之而来的就是惊险的事了——情敌的裹足不前，父亲们的考验刑磨，伪装的妒忌，抱怨牢骚、失望、私奔和结局。这些事都要做得漂亮得体，也是表现殷勤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直截了当地结成夫妇——没有爱情的婚姻合同，凭着生殖的罗曼史——再说一次，亲爱的父亲，再也没有比这种程序更机械化了。我只要一想到这事，就心痛难过。

卡瑟：叔叔，对于我来说，我能说的就是我认为婚姻是一个强烈的震惊。你怎能想象躺在一个赤条条的男人身边呢？

两个厮仆借了他们主人的衣服，打扮得一个俨然伯爵、一个仿佛将军，全力献殷勤，戏谑讨好，向两位女士示爱。他们的主人撞见他们俩，拆穿了西洋镜，让这两位年轻的小姐面对活生生、赤裸裸的事实。在莫里哀的大部分喜剧中，内文有粗鄙的、有淫亵的，但如此犀利地揶揄社会的愚昧，对当时的风尚习俗来说真是一件大事。一项不确定的传统证实，一位女观众站起来喊叫：“有种！有种！莫里哀，这是好喜剧。”朗布耶夫人（Mme.de Rambouillet）的沙龙有一个常客在表演时出现，曾说：“昨天我们赞颂那些受过仔细睿智批评的笑柄，如今却要如圣雷米对柯罗威说的：毁灭我们曾尊奉的，并尊奉我们所毁灭的。”朗布耶侯爵夫人巧妙地安排了莫里哀替她上演一出特别的戏，莫里哀为了答谢她的厚意，在开场白狠狠地讽刺了仿效她生活圈子中的人。不管怎样，名女人时代结束了。布瓦洛在他第十部讽刺剧中说道：“那些美好的精神，昨日犹清新出名，让莫里哀用他自己的艺术给它一个当头棒喝。”

戏非常成功，首次演出后票价涨了两倍。第一年演出44次，国王召入宫中演了3次，3次都在场观赏，还赏了公司3000利维尔。1660年2月，公司感恩图报，送作者999利维尔的版税。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戏中插入了一段揶揄，挖苦道：

皇家剧团的演员们，他们除了沽名钓誉外，一无所长。其余的都是一些无知的动物，他们表演自己的角色就像一个人说说话而已。他们不懂如何使诗韵铿锵，或在精彩的部分稍加停顿。如果演员不停下来，通知你鼓掌喝彩，你怎么知道妙词何在？

波哥奈厅的皇家剧团公开诋毁莫里哀写不出悲剧，只会写一些粗浅毫无深度的喜剧。莫里哀为此创作并演出了一出稍过得去的闹剧《想象中的绿帽》（The Imaginary Cuckold），国王连看了9次。

这时，古旧的卢浮宫在整修，小波旁剧场不断缩小，看来莫里哀的剧团一时将没有舞台可用了。国王一向友善，指定宫中一度曾演过黎塞留剧本的房子给他，解决了他的窘境。剧团在此一直待到莫里哀去世。他在此新居的第一部作品，是他对悲剧的最后一次尝试——《唐·加谢》（Don Garcie）。他基于一些理由，认为高乃依和皇家剧团上演的悲剧，修辞过于浓艳而不自然，他极想写得更简洁真挚。若不是古典压倒一切，他很可能极成功地像莎士比亚那样把悲剧和喜剧调和运用。说真的，他最伟大的喜剧已经有悲剧的底蕴。尽管国王亲临3次捧场，《唐·加谢·德·纳瓦尔》还是失败了。

因此，他又回到喜剧。《丈夫学校》（L’Ecole des Maris）获得颇值欣慰的成功，从1661年6月24日一直演到9月11日。这出戏预兆莫里哀的婚事，那年39岁的他和18岁的阿蒙蒂·贝雅尔正准备结婚。问题是如何把一个年轻的女子训练成忠贞贤惠的太太？于是，喜剧内容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旋转：阿里士特（Ariste）和斯加奈里（Sganarelle）两兄弟幸运地都是女孩结婚的对象和监护人。阿里士特60岁，对他18岁的被监护人列阿娜宽柔敦厚：

我没有犯管制（她）太严的大罪，我不竭地满足她年轻的欲望，谢谢上天，我绝不后悔。我让她去会见良友、玩乐、看戏、跳舞。这些事依我看来，对一个青年是很适合的。世界是一个学校，教给人生活的方式，比书本好得多了。她喜欢在衣服、衬衫、时装……上花钱……我尽量满足她的欲望，我们经济条件供得起时，就应该给年轻女孩这些快乐。

弟弟斯加奈里嘲笑哥哥被时下幻觉迷昏了头，他惆怅于旧道德的沦丧和新道德的松弛，放纵了青年的懒散。他打算用严厉的约束使他的被监护者伊莎贝拉成为服从的太太：

她要穿粗布裙钗……待在家中谨慎小心，专心家务，空暇缀补衣服，或是织袜消遣。她……不该没人监管就到外头去……我如力之所及，绝不戴绿帽子。

在一场鬼斧神工的计划后（从西班牙喜剧模仿得来），伊莎贝拉和一个聪慧的情人私奔了，列阿娜和阿里士特结婚，到剧终一直对他忠实。

莫里哀显然在和自己抗争。1662年2月20日，他已是不惑之年，却和一个不到他一半年岁的女子结婚，更重要的是，新娘是与莫里哀同居20年之久的情妇的女儿。他的仇敌指控他和自己的私生女乱伦。蒙福里（Montfleury）——波哥奈皇家剧团的首领——1663年写信给路易十四揭发莫里哀。路易的答复是：他将当莫里哀与阿蒙蒂的长女的教父。当初莫里哀遇见阿蒙蒂的母亲贝雅尔时，她绯闻缠身，也搞不清究竟谁是阿蒙蒂的生父。莫里哀显然不以为他是她生父，我们可以说，在这点上他比我们更清楚。

阿蒙蒂长于剧团，是娇纵的宠儿，莫里哀几乎天天看着她，在她还没长大成人以前，莫里哀就深爱着她。现在，她已是很有成就的演员了。在这种背景下，她绝不适合于一夫一妻制，更不适于一个萎损了少年精神的男人。她热爱生命中的乐趣，她沉溺于一般认为是不贞的感情游戏。莫里哀痛苦，他的朋友和敌人窃窃私语。婚后10个月，他借批评男性的忌妒和辩解女性的解放来治疗他的创痛。他想做阿里士特，但阿蒙蒂绝不是列阿娜，或者他根本就演不成阿里士特，因为他像任何一位戏剧作家一样不能忍耐。在《凡尔赛即兴》（Impromptu of Versailles）一剧中（1663年10月），他描述自己对太太说话：“太太，你好生听着，你是头驴。”她却答道：“多谢你，好丈夫，看是怎么回事。婚姻奇异地改变了一个人，一年半前你不会说这些话。”

他在《新娘学校》（L’Ecole des Femmes）一剧中，不停地想着嫉妒与自由，剧本于1662年12月26日首次演出。几乎在一开幕就探触到红杏出墙的问题。阿诺夫一角由莫里哀扮演，一位旧式的暴君，他相信一个失身的女人就是放荡的女人，要女人守妇道的唯一方法是训练她谦卑服从，严密盯住她，不要让她多受教育。他监护的人，即未来的妻子阿涅，天真无邪地问他：“婴孩是不是从耳朵生出来的？”因为阿诺夫没告诉她男女之情，她对贺拉斯的垂青以无邪的欢悦接受。贺拉斯是趁她的监护人不在时，找到机会接近她。阿诺夫回来，她把贺拉斯来后的过程如实地告诉了他：

阿诺夫：但是，他和你单独一起时，干些什么勾当？

阿涅：他说他以无比的热情爱我，对我说世上最美妙的话，再也没有别的事能及得上。我每一次听他诉说时，都很沉醉，而且激起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完全给迷住了。

阿诺夫：（旁白）啊！问这要命的秘密真痛心，只让问者承受全然的折磨。（大声）除了这些话，这些美妙的方法外，是不是还亲了你？

阿涅：喔！至于吻嘛，他捧起我的手和臂，根本就没花那个心思。

阿诺夫：难道他没从你身上拿走什么吗？阿涅，（茫然地望着她）嗯？

阿涅：为什么？他做……

阿诺夫：什么？

阿涅：拿——

阿诺夫：如何？

阿涅：那——

阿诺夫：你意思是什么？

阿涅：我不敢告诉你，因为，也许，你会生我的气。

阿诺夫：不会。

阿涅：会，你一定会。

阿诺夫：我永不会。

阿涅：那么，发誓。

阿诺夫：好，发誓。

阿涅：他拿——你会控制不住。

阿诺夫：不。

阿涅：会。

阿诺夫：不，不，不，不。这个谜究竟是什么鬼？他从你身上拿去什么？

阿涅：他——

阿诺夫：（旁白）我痛苦极了。

阿涅：他把你给我的缎带拿走了，老实说，我没办法。

阿诺夫：（回过神来）缎带没关系，但我要知道，他除了吻你的手外，没做些别的事吗？

阿涅：为什么？人们还做别的事吗？

阿诺夫：不，不……总之，我必须告诉你，接受他们的首饰盒，倾听这些纨绔子弟无聊的事，允许他们极缠绵地吻你的手，拨弄你的心，是罪恶，人们所能犯的最大的一种罪恶。

阿涅：罪恶，他们说！什么道理？请说。

阿诺夫：道理？这道理是因为做这些事冒渎上帝。

阿涅：冒渎！凭什么算冒渎？天啊，那些多甜美，多快活。其中的乐趣我以前不知道，我赞美其间的动情。

阿诺夫：喔，所有这些温存、谐和的交往、亲昵的拥抱有至乐存焉，但一定要在诚实的态度下去品味，罪恶应该以结婚来消除。

阿涅：身体结了婚，就不再有罪了吧？

阿诺夫：是的。

阿涅：我请求，让我结婚去吧！

当然，阿涅立刻逃开，投入贺拉斯怀中。阿诺夫逮到她，正要鞭笞她时，她那楚楚可怜的娇声和形体使他怒火顿熄。莫里哀写到阿诺夫的境况时，或许他正想着阿蒙蒂：

那话语和表情使我怒火遏抑，使我再度体贴，不计她的罪过。恋爱多奇怪啊！男人竟然为了这些女叛贼而有这种缺点，每个人都知道她们是不完美的；她们放肆、轻浮；她们居心邪恶，理解力迟钝；她们再脆弱不过，再善变不过，再虚伪不过；尽管如此，人们为了这些动物的缘故，竟无所不为。

结局是她逃脱了他，和贺拉斯结婚。阿诺夫的朋友屈利沙安慰他，认为不结婚是免得戴绿帽子的最好办法。

这幕戏令观众大悦，头10个礼拜连演了31场。年轻的国王能够受得住它的放纵，朝廷上较保守的分子却指责此戏不道德。从耳朵生育证明不受女士们的喜欢；孔蒂亲王宣称以上所引阿诺夫和阿涅的第二幕，是舞台所曾演过的最猥亵的事，波舒哀诅咒整个剧本；有些法官认为对道德和宗教有威胁，应予停演。敌对的剧团讥笑该剧对话的粗鄙、人物的矛盾及剧情粗糙不可信。有一阵子，这出戏“成为巴黎家家户户的话题”。

莫里哀不可能对这些批评置之不理。1663年6月1日，在皇宫演出的独幕剧《新娘学校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中，他描述一群批评他的人，由于他们大放厥词、不作回答，批评本身因过于夸张渲染，而劲力转弱，不攻自破，而且由滑稽演员道来，更显乏力。在波哥奈厅以一出讽刺短剧《反批评》（The Countercritic）发起这一“喜剧之战”，而莫里哀则在《凡尔赛即兴》剧中挖苦皇家剧团（1663年10月18日）。国王一直肯定地站在他这边，邀他共进晚餐，送他1000利维尔的年金，当他是最了不起的诗人而非喜剧家。时间对莫里哀有利，今天，《新娘学校的批评》被列为法国剧院第一部伟大的喜剧作品。

《伪君子》

莫里哀对法王的宠渥付出了心力。路易赏识他的机智和勇气，任命他为凡尔赛宫和圣热尔曼宫的娱乐总管。在欢乐节的庆典上，活动持续一星期（1664年5月7—13日），有比武竞技、宴会、音乐、芭蕾舞、舞会、戏剧等，所有这些都在凡尔赛宫和公园上演，以火炬和饰佩4000支蜡烛的大灯来照明。莫里哀因此欢宴受赐6000利维尔。有些学者惋惜莫里哀的天才被法王误用于在朝廷演出开心的娱乐，他们认为这位喜剧诗人若花更多的时间去想去写，垂世的名作会更成熟。但他同时身负剧团的重担，不论如何，身为经理兼演员的操劳与责任也不容许他深居象牙塔中。许多作家穷而后工，逸裕反致庸碌，唯有困境能激荡灵感。莫里哀最杰出的一出戏是1664年5月12日在他创作盛期演出的《欢乐节》中的一部分。

这是《伪君子》（Tartuffe）一剧的首演，与欢乐节的气氛不合，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把披着虔诚与道德外衣的虚假揭露出来。一个世俗人士组成的宗教团体圣克里门会，即后来的志士社（Cabale des Dévots），其会员都誓为禁演这出戏尽力。国王和拉瓦利埃的态度暧昧，久为这个宗教团体的信徒诟病。路易原有意支持莫里哀，但在凡尔赛宫看过这出喜剧后，收回成令，拒绝其在巴黎皇家剧院公演。为了安慰莫里哀，路易特请他在枫丹白露一个包括有教廷使节的团体前诵读《伪君子》，以为补偿。就历史材料所知，此团使节没有提出异议（1664年7月21日）。同月，这出戏在奥尔良公爵及其夫人（亨利埃塔·安妮）的官邸，及王后、太后面前上演。公演的铺垫工作差不多时，8月圣巴托罗缪主教皮埃尔·路累（Pierre Roullé）印发对国王的谏词，要求禁演此戏，并趁机指责莫里哀“作为一个人，或毋宁说是恶魔化身为人，是历来最不虔诚、最放荡的人”。他写《伪君子》用以“挖苦整个教会”，莫里哀“该被柱烧，以便预尝炼狱之火”。国王叱退路累，但仍不答应让《伪君子》公演。不过为表示他的立场，将莫里哀的年金提高到6000利维尔，并保护“先生剧团”，即“国王剧团”（Troupe du Roi）。

争议僵持两年之后，莫里哀将此剧稍作润饰，加上数行，念给国王听，指出这讽刺指向的不是真诚的信仰而是矫伪而已。亨利埃塔夫人支持作者，请准上演，路易口头上答应了。趁他去佛兰德斯作战时，《伪君子》第一次在皇家剧院公演，于1667年8月5日推出，距御前献演已有3年之久。翌晨，巴黎法务监，他也是圣克里门会会员，下令禁演，撕去所有海报招贴。8月11日，巴黎总主教下令禁止在公私场合读、听或演这出戏，违者开除教籍。莫里哀宣布：如果《伪君子》继续被压制，他将从舞台退休。国王回到巴黎，让这位盛怒的戏剧家耐下性子来。莫里哀得偿其愿，最终获得解除禁演的回报。1669年2月5日，此剧开始它的一连28场成功的演出。首场公演，观众为抢购入场券，许多人几乎窒息。这是莫里哀戏剧生涯最辉煌的一幕。在所有的法国古典剧中，它上演的次数最多——仅在法国喜剧剧场（Comédie Française）就演出2657次（截至1960年）。

对于它的漫长禁演和广受喜爱而言，戏剧的内容可提供多少解答呢？对虚假的虔诚进行正面攻击，是被禁演的原因；可是由于讽刺的猛烈和精彩，又是它成功的因素。戏中的揶揄无疑太夸张：伪善很少有像《伪君子》里描写的那样粗鲁和不顾一切，愚笨也很少像欧根（Orgon）那么过分，至于女佣，可再没人比多恩（Dorine）更傲慢无礼了。最后收场像莫里哀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几乎是耸人听闻的，但这难不倒他。在描绘了伪君子的嘴脸，也指控了虚伪后，自然而然地，把结局导向美德胜利和邪恶受罚。很可能该剧的尖酸刻薄是指向圣克里门会的，其会员多为俗士，它的会员都直接向良心负责，向公众坦承私下的罪，干涉家庭的宗教忠实与奉献。戏中两次提到一个会社，明显暗指志士社。此戏上演后不久，圣克里门会便解散了。

欧根，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在教堂见到答尔丢夫（伪君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啊，只要看到他……你就会像我一样地敬爱他。他每天上教堂，风采凝练，在我身边屈膝跪下来。他向上帝祈祷的恳切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他叹息，他呻吟，十分悲切，无论何时他都卑贱地俯伏在地上，我走出时他趋前替我取圣水……了解他的窘况，我送些礼物给他，他必谦卑地回报我……最后上天指引我，把他带回家来，从那时起，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他不分贵贱的谴责，即使是我太太，他都很谨慎地顾及我的荣誉。他使我知道谁向她抛媚眼。

但答尔丢夫没有令欧根太太和孩子们衷心喜悦。他食欲旺盛，贪爱山珍海味，有圆滚的肚子和红润的脸颊，他讲道枯燥而无聊。欧根的妻弟克林特（Cléante）请他分清虚伪和宗教的区别：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德行比真诚更伟大、更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比热切的虔诚更高贵、更美丽，因此我想也没有什么比外袭的伪装热情更可憎，比江湖郎中、那些表演的信徒更可恨了……他们从事一项虔诚的交易，以一种伪善的眼神和假装心旷神怡而获得名誉和声望。

欧根仍然把答尔丢夫的指点当成金玉良言，他打嗝时也求上帝的帮助，甚至把女儿玛莉安（Mariane）嫁给他。她本人喜欢的是威拉（Valère）。剧中真正的女主角要算是玛莉安的侍女多恩，她如传统显示的，证明老天常错把天才和财富做反比例的分配。她对答尔丢夫上场的接待，最令人叫好不过：

答尔丢夫：（一面寻找多恩，高声对他的仆人说）劳伦斯，把我的睡帽和鞭子锁好，祈求上帝赐你慈悲。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监牢布施、周济。

多恩：（旁白）多虚假、多狡狯啊！

答尔丢夫：你干什么？

多恩：告诉你——

答尔丢夫：（从口袋拿出手帕）喔，天哪！请你说话前用这条手帕吧！

多恩：做什么？

答尔丢夫：掩起你的酥胸来，我看它可受不了。这些东西伤害灵魂，把它引到罪恶的念头上去。

多恩：你在诱惑中熔化了，肉体在你的感官上刺激很大吗？老实说，我不知有什么火焰会燃着你。至于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渴的。现在，我看到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可一点也不会受你的肉体所惑啊！

次幕是此剧的核心。答尔丢夫与欧根的太太艾密尔（Elmire）调情，用虔诚的话来作说词。有人将他的奸诈告诉了欧根，他不相信，反而把所有财产给予他以表信任。答尔丢夫顺从地接受了，说：“上帝的旨意安排了一切。”这情境由爱蜜儿解开，她把丈夫藏在桌子下，找了答尔丢夫来，稍展笑颜，立刻就诱得他心猿意马，跃跃作爱情探险。她装着顺从，但畏惧良心不安，对此答尔丢夫以诡辩家的技巧解决。显然莫里哀曾读过并爱好帕斯卡的《省区书简》：

答尔丢夫：假如上帝之外别无阻碍，那么移去这些小障碍可说易如反掌。上帝禁止某些满足固然不假，但不是没有调解之道。应该因不同情况调整我们良心的弦，以我们纯洁的意图来矫正我们的不道德是一种科学。

欧根从隐藏中走出来，愤然叫答尔丢夫滚蛋，答尔丢夫却说由于欧根前些日子的签字，这座屋子已属于他了。莫里哀用不太高明的手法解开这个结，国王的官员凑巧发现答尔丢夫是长期通缉犯。欧根幸得追回他的产业，威拉娶得玛莉安。剧终是和谐的颂歌，歌颂皇上的公正和仁爱。

多情的无神论者

国王的慈悲因莫里哀的大胆而受到限制。在《伪君子》纷争最热时，志士社派的气焰高涨压制它不得上演，莫里哀又在皇家剧院（1665年2月15日）演出《石像的邀宴》（Le Festin de Pierre），以嬉闹的韵文形式演出脍炙人口的唐璜（Don Juan）故事，把鲁莽的卡桑诺瓦（Casanova）改成肆无忌惮的无神论者。运用莫利纳和其他人的故事作为外壳，将它填上对人性邪恶引以为乐的角色，竟然对上帝表示无忌。这幕戏是这场大争辩慑人的回响，宗教和哲学问题纠缠难解。

唐璜是一名侯爵，知道对他的城堡属地负有责任，不然他要对所有他欲染指的享乐尽情尝试。他的仆厮斯加纳里（Sganarelle）记下他主人引诱和遗弃的女人有1003人之多。“傻瓜才从一而终……”唐璜说，“我无法抗拒我见到的人间尤物。”如此的伦理观念亟须有相对应的神学理论，因此唐璜为了心之所安，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仆人想和他争理：

斯：你真不信上帝吗？

唐：别啰唆！

斯：那就是不信！那么炼狱呢？

唐：唔！

斯：同样不信。至于魔鬼呢？请说说。

唐：是！是！

斯：当然又是很勉强。难道你一点也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吗？

唐：哈！哈！哈！

斯：这里这个人我很难说得动他。但告诉我，你确实相信le moine bourru。 [1]

唐：傻瓜蛋才遭殃！

斯：现在，我不难过了。因为再没有比鬼怪更是人所知的现象，如果那也不真，我可该上吊了。但是一个男人必须相信点东西，你相信什么？

唐：我相信二加二得四，四加四等于八。

斯：可爱的教义，美丽的信仰物件！你的宗教，目前看来，似乎是算术？至于我，先生……我很了解，这个世界并非像香蕈能在一夜之间长成。我要请教你，谁造这些树、岩石、地球和那头上的蓝天，难道是它们自生的吗？看看你自己吧，譬如说，你就在这里，你难道是自生的吗？难道不是你父亲把你妈肚子弄大生下你来的吗？你能看清组成人体的这些神工，看到某部分令某部分发生功用，而会不叹为观止吗？……不管你怎么说，人是有些奇妙的，即使是博学之士，也永远说不清。看着我在这里，脑中同时打着千百个转，躯体照着我的意愿做，不是很神奇吗？我要拍掌、举臂、抬头望天、低头、动足、向右走、向左靠、前进、后退、转身。（他转身时跌了一跤。）

唐：好得很！你的高论跌破了鼻子。

在下一幕，唐璜和宗教的争辩换了另一种形式。他遇见一个乞丐，乞丐说他每天为那些布施他的人祈祷。唐璜说：“诚然，一个每天祈祷的人必然过得很惬意。”相反地，乞丐答道：“更经常的是我连一片面包都没有。”唐璜给他一个路易，要他发个誓。乞丐拒绝：“我宁愿饿死。”唐璜对他的坚定暗自吃惊。他递过钱币，说：“为了人性的爱。”看歌剧的人都知道这个结局，唐璜偶遇一座司令官的雕像，他的女儿被他引诱过，也为他而死。石像邀唐璜共进晚餐，他去了，伸出手来，就被引入地狱。中世纪舞台上炼狱的刑具都出现了，“雷电大作，击打唐璜；地裂开，吞没了他；在他陷下去的地方冒出一团火焰”。

第一晚的观众震惊于莫里哀对唐璜不信神的展示。他们对莫里哀描述唐璜的贱不足道，缺乏神学素养，残暴而无良心，也无悲悯，所到之处随意播撒欺骗和悲愁等等，都尚能同意，也看得出作者对恶徒手下的牺牲者寄予同情。但他对无神论的答复假借一个信鬼怪比信神要来得坚定的愚人之口，即使唐璜最后的毁灭也没有缓和这个问题，因为他虽然落入地狱，既不悔罪也不恐惧。首演后，莫里哀修改最刺激的情节，大众的意见仍不平息。1665年4月18日，罗西蒙（Rochemont）法官发表了一篇《对莫里哀的一个喜剧的观感》，他指出《石像的邀宴》一剧是“道地的邪恶……即使在异教时代，也没有比之更不虔诚的了”。罗西蒙向皇上提出诤谏，请求禁止这出戏的演出：

高贵的王子尽全力维护宗教时，莫里哀在摧毁它……没有一个人会那么笨，看了这戏后还会肯定，坚持演出的莫里哀是够得上参加圣事的，或没有公开的补过而能接受悔罪。

路易依然对莫里哀爱护有加。《石像的邀宴》自2月15日起每星期3次，一直演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前的礼拜天）才停演。等到作者死后4年才再上演，但经过了托马斯·高乃依的修改，他把上面有问题的一幕删除了。原版已流失，直到1813年，才发现1683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盗印版。高乃依版到1841年仍然在舞台上演出。在莫里哀的全集中，有些采用高乃依修改的剧本。

注释

[1] 直译为“乖戾的修士”——一个虚构的鬼怪，保姆和母亲用来吓唬小孩儿的。

鼎盛时期

莫里哀对他所树的敌人犹未尽兴，又向医生进军。他将唐璜描述成一个“在医学上不够虔诚”的人，并评估医术是“人类最大的错误”。他亲自发现17世纪医生的无能和虚伪。他认为医生的处方因为误用了锑而治死了他儿子，而且医生对他本人的肺结核又一筹莫展。国王也对每周的泻剂和放血很不耐烦，据莫里哀说，是国王鼓动他来嘲笑医生的。他从旧喜剧中撷取这个题材，5天中写出一部《医生恋史》（L’Amour Médecin）。1665年9月15日，在凡尔赛宫御前献演，国王“龙心大悦”。一星期后，在皇家剧院演出时赢得满堂喝彩。剧本大意是，有一位妇人生病了，召来4位郎中，他们私下议诊，谈的却是自家事。父亲坚持要他们做诊断，但一个开了灌肠药，另一个却认定说灌肠药会使患者一命呜呼。然而妇人没吃药而稍愈，大夫们居然为之勃然大怒。巴希（Bahys）医生急叫：“照方吃药死去，比不照配方而痊愈要好得多。”

1666年8月6日，莫里哀推出短剧《大夫袖手》，为《厌世者》（Le Misanthrope）一剧的轻松的开场戏，目的在于驱散悲观主义者的抑郁。莫里哀也没打算把这些对医药的讽刺剧看得过重。我们注意到他和他的私人医生莫维兰（M.de Mauvilain）相处得不错，曾替医生的儿子在国王面前说情，并找得个闲差（1669年）。有一次他解释为什么他和莫维兰能处得这么好：“我们彼此讲理，他开他的药方，我不吃我的药，也霍然得愈。”

《伪君子》争论期间，莫里哀于1666年6月4日又推出一剧，几乎没打算讨好民众或朝廷。如果说戏剧的灵魂在于动作的话，《厌世者》与其说是戏剧，不如说是哲学的对话来得恰当。一句话可说尽全剧：责己责人都严的阿色斯（Alceste）爱上了一位虽也爱他但又乐受他人追求和恭维的莎莉美（Célimène）。这只是莫里哀论道德问题的一种试验，做人处世究应率真还是讲情面呢？阿色斯憎恨社会上对真理的依违态度，他咒骂朝廷的矫揉虚伪，每个人装得凛然高贵，“热诚关注”，心底下每个人盘算挑别人的错，以阿谀谄媚取得爵位或权势。阿色斯咒骂这些，甚至临到自杀关头也要诚实无欺。奥伦特斯（Orontes），一个字迹草劣的追求者，坚持要念诗给阿色斯听，请他认真批评。果真得了评语后，他又声言要报复。莎莉美搔首弄姿，阿色斯责备她，她骂他假正经。这里我们大致可听到莫里哀在责备活泼的妻子。事实上正是莫里哀扮演阿色斯，阿蒙蒂演莎莉美：

阿：夫人，你要我对你坦白说吗？我对你的行为极感失望……夫人，我不和你吵，但你的本性，是对来者不拒。你有太多的情人在争逐，我的灵魂实在受不了。

莎：你责备我吸引情人吗？人们觉得我可爱，我有什么办法？他们高高兴兴来看我，我能拿棍子赶他们走吗？

阿：不，你要用的不是棍棒，而是在他们来时，不那么娇弱无力、那么脉脉含情就得了。我知道你的美艳无所不至，但你的魅力要比你秋波所及的还多，你的甜美在对你屈膝者心中完成了你媚惑的工作。

衬托阿色斯哲学的是他朋友菲林特（Philinte），他劝阿色斯对人类本有的缺点将就随和一点，认清礼貌是生活的润滑剂。本剧的动人之处在于莫里哀彷徨于阿色斯和菲林特之间。阿色斯的莫里哀是怕戴绿帽的丈夫，这位皇家的制床匠，为国王制床，要受贵族的严厉批评，他们以阀阅自傲，一如他以天才自负。菲林特就是莫里哀，是一位哲学家，以理智自许，对人性随和而慈悲。菲林特的莫里哀对阿色斯的莫里哀说的这段话，可当作诗人莫里哀的样本：

天呀！我们不必理睬时代的习俗，对人性稍作宽容；

我们不要以最严酷的心情来考验它，

而要以一种恩惠的慈怀来看它的缺点。

这世界上需要有一份温驯的美德；

由于理智的压力，人们也许该被责骂；

充分的理由可避免困境，

而且一切节制的话可使我们变得更为明智。

旧有的贞操观念和我们的时代与习惯冲突；

若要成为一个完人，

我们必须毫不固执地向时代让步，

而且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件非常愚笨的事；

跟你一样，我认为，

每天都有千万件事情，正在朝好的方面进行；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在每一件事中发现，

人们像你一样在盛怒中就看不清我了。

我冷静地择人，要他们名实相符；

我习惯于独自忍受他们所加诸我的；

同时，我以为在朝廷，与在城市，

我的冷静如你的坏脾气一样，都如一位哲学家。

拿破仑认为菲林特比较站得住脚。卢梭却认为菲林特是骗子，赞同阿色斯严肃的道德观。阿色斯像卢梭一样，谴责这个世界，孤芳自赏。

此剧的成绩平平，朝臣对讽刺他们的文雅仪态并不欣赏，一般观众对孤芳自赏的阿色斯也不感兴趣。但是，批评家既非朝臣也非俗士，为莫里哀勇敢地写出如此有新意的戏剧喝彩，随后饱学之士都认为这是莫里哀的作品中最完美之作。经过一段时间，被嘲弄的一代过去后，它又得到群众的喜爱，1680年至1954年，在法国喜剧院演出1571次，仅次于《伪君子》和《吝啬鬼》（L’Avare，又名《悭吝人》）。

由于不能和年轻的妻子和好相处（她将一夫一妻制与美丽看成互不相容的），他离开她到巴黎西部的欧特伊（Auteuil）与他的朋友沙普兰（Chapelain）同住（1667年8月）。沙普兰温和地嘲笑他对爱情看不开，但莫里哀更像诗人，而非哲学家，他承认（如果我们能相信一位诗人描述另一位诗人）：

我曾决心和她住在一起，不当她是我太太。但你若知道我受的苦，你就会同情我。我的热情甚至已达到对她的一切兴趣都产生怜爱。我对她觉得不能再忍受时，我对自己说，她可能也是没法克制自己搔首弄姿的倾向，我觉得我更怜悯她，而不责备她。你无疑会跟我说，一个人对此事必须要有诗人般的感受。但对于我来说，只可能有一种爱，如不能感受微妙的情感便非真爱。在我心中世上的事都与她有关……我见了她，一种可以感到而不能言传的情绪，使我失魂落魄。对她的过失视而不见，只觉她如天仙化人无有不妙，你说这不是无可救药的癫狂吗？

他试着在工作中忘怀她。1667年，他为国王在圣热尔曼安排消遣的娱乐。他的喜剧《做主人》（Amphitryon，1668年1月13日）以丘比特的爱情为中心。丘比特勾引安菲特律翁的太太阿尔克墨涅，丘比特对她说：

Un partage avec Jupiter

N’a rien du tout qui déshonore

即，一个女人和丘比特共枕并不丢脸——这句话是许多听众用来宽恕路易和蒙特斯潘夫人的话。果真如此，它可算是很宽容的奉承，因莫里哀决不同情挑逗者。像在《伪君子》结尾一样，他跟别人都拍了国王的马屁。另一出喜剧《困惑的丈夫》（George Dandin，ou le Mari Confondu）于7月15日在朝廷演出，又是一个困惑的丈夫的故事，怀疑妻子通奸，由于没法证实而疑虑、妒恨得痛心疾首。

那是一个忙碌的年头，只在数月之后（9月9日），他推出最负盛名的喜剧之一《吝啬鬼》。这出戏的题材和部分情节取自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Aulularia），普劳图斯又取自希腊的新喜剧。守财奴，以及对守财奴的讽刺，恐怕就像金钱本身一样古老。没有人对这个题材的处理比莫里哀更真实、更强劲有力的了。阿巴贡（Harpagon）喜爱敛财，以致马都饿扁了，出骑也没钉上马掌。他贪婪到连“祝你有个好时光”也不肯说，只愿说“借你个好时光”。要是看见晚餐点燃两根蜡烛，他就吹熄一根。他不给女儿嫁妆，更以为儿子会比自己早归天。这样的讽刺，如莫里哀惯常的揶揄，已近于滑稽。观众嫌恶这种格调，演过8次后就停止了。但由于布瓦洛的赞扬，它再度受到欢迎。在它的前4年共演出47场，演出次数仅次于《伪君子》。

《中产阶级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乏善可陈，但更成功。1669年12月，一位土耳其大使到法国，朝廷极尽铺张，炫示外宾，但他反应矜持，无动于衷。他走后，路易召来莫里哀和吕里编写一出芭蕾舞台喜剧，把大使作为嘲弄的对象。莫里哀将之加长，讽刺那些越来越多的法国中产阶级：他们穿着和谈吐刻意装得俨然一副天生贵族的样子。1670年10月14日，此剧首次在御前上演。11月在皇家剧院演出时的收益，弥补了《吝啬鬼》演出经营的赤字。莫里哀扮约丹先生（M.Jourdain），吕里扮穆夫第（Mufti）。为了将自己贵族化，约丹请来音乐、舞蹈、剑术和哲学教师。他们来后，各自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究竟是达到和谐、踩准步调、杀得利落，还是说文雅的法语更重要？从上句的音乐教师的话来看，我们看得出是有点儿挖苦浮夸攀附的吕里。半个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幕，约丹学的所有的语言不是韵文就是诗：

约丹：为什么当我说“尼可，拿拖鞋和我的睡帽来”，就是散文。

哲学教师：是的，先生。

约丹：我敢赌咒！40年来我一直在说散文却茫然不知。我是世界上最该感激你告诉我这事的人了。

有些朝臣从市侩进入文雅社交圈不久，感觉此剧是针对他们的，因而诋毁此剧毫无意义。但国王对莫里哀说：“你所有写过的，还没比这个更令我赏心。”基佐（Guizot）后来说：“朝中立即响起一片赞美声。”

莫里哀和吕里再度合作，在宫中推出（1671年1月）芭蕾舞台悲剧《赛姬》（Psyché），大部分的诗由高乃依和基诺执笔。吕里说服了莫里哀，由喜剧转向歌剧，由对话转向一般技巧，众神不再高高在上或深藏地底。皇家剧院的舞台因为上演该剧必须改建，耗资1989利维尔，但该剧票房收入也算斐然可观。

但是，传奇爱情故事不是莫里哀的拿手戏，他更擅长以他的机智取笑时代的荒谬。对于他来说，一位有学识的女子是一种极不惬意的反常，也是婚姻的阻碍。他曾听说这样的女子推敲文字、辩论文法优劣、征引古文、高谈玄学。科坦神父（Abbé Cotin）和诗人梅纳热（Ménage）一直猛烈抨击他的戏剧，此时来讽刺他们正是时机。因此，1672年3月11日，他又推出《才女》（les Femmes Savantes）。菲兰米特解雇了一位用了一个学院规定不能用的字的女仆人。她女儿阿蒙蒂反对婚姻，因为结婚是令人憎恶的身体接触，而不是心灵的交融。特里索旦朗诵他的蹩脚诗给那些谦逊的人听。维迪斯诘难这些诗。在这些人中，莫里哀唯独替亨利埃塔辩护，她憎恶“亚历山大体”，需要一位能给她孩子而非讽刺诗的丈夫。是阿蒙蒂·贝雅尔变成名女人还是莫里哀已现出老态？

谢幕

极端刺激的生活、肺痨、婚姻和亲人的丧亡，榨尽他生命的活力，莫里哀死时才50岁。米尼亚尔为他作的画像是在他的黄金时期：隆额、丰唇、喜剧性的昂眉，早现的额纹，沉思的眼神。他忙于剧务，周旋于跃跃欲试的贵妇群、活跃的妻子和敏感的国王中，眼看着三子有两子丧生——这不是走向乐观的坦途，而是病痛和早殇的大道。可以想象得到他变成了“自蚀的火山”，忧郁、躁急、率真地批评，但又富同情地宽容。他的剧团体谅他，对他忠心耿耿，明白他为剧团的生计和成就而鞠躬尽瘁。他的朋友随时准备为他卖命——尤其是布瓦洛和拉封丹，有时加上拉辛，和莫里哀四人为当时极有名的“四君子”。他们觉得他教养好、知识广、机敏但寡欢，在舞台上是一个明朗人物，私底下却比莎士比亚的耶克（Jaques）还抑郁。

经过四年半的分居，他与太太重聚（1671年）。他们重拾旧欢后所生的孩子，只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在欧特伊，他遵照医生嘱咐只喝牛奶，现在他恢复猛饮，为取悦太太常很晚进食。他无视日益严重的咳嗽，在最后一出戏《病态形象》（Le Malade Imaginaire）中，扮演主角阿甘（Argan，1673年2月10日）。

阿甘怀疑自己患上12种病，把半数资财都花在请医生和吃药上。他的兄弟巴拉尔（Béralde）嘲笑他：

阿甘：我们病了该怎么办？

巴拉尔：哥哥，什么事都别做……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天意，我们不打扰她时，自然会让她引起的骚动复归于常轨。都是我们的忘恩、急躁把一切都破坏了。何况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石。

为了深一层嘲弄医生这一行，阿甘听说他自己在短期的安排下，可以成为大夫，可以轻易地通过考试，取得医生执照。该剧由此而写下了一段老少皆知的嬉闹式考试对白。

莫里哀的死几乎也是戏中的一部分。1673年2月17日，阿蒙蒂和一些朋友察觉到他的疲惫，求他歇业几天，以恢复元气。但他说：“我怎能那样做？这里的50位穷演员是按日计酬的，如果我们不演，他们怎么办？只要我还能演戏，而一日不给他们面包，我都会责备我的疏忽。”最后一幕，莫里哀，即剧中的阿甘（他两次装死），念到“我发誓”，正宣誓为医生，开始痉挛性地咳嗽。他装笑掩饰过去，把戏演完。他妻子和年轻的医生米歇尔·巴伦（Michel Baron）急速送他回家。他要一位牧师，但没人来。咳嗽越来越严重，最后血管破裂，血块哽住喉咙而死。

巴黎主教尚瓦隆下令，莫里哀没做临终忏悔，未得赦罪，不得埋于教地。阿蒙蒂纵使欺骗莫里哀时，也始终爱他，她到凡尔赛国王御前，虽不聪明，鲁莽，然而真诚地说：“如果我丈夫是罪人，他的罪也是陛下亲自认可的。”路易给主教下了一道密令，主教妥协了。灵柩不能移进教堂行基督教仪式，但允许在黄昏日落安静地埋在蒙马特大道的圣约瑟墓园的角隅。

一般人都认为，莫里哀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却不是由于戏剧技巧的完美，也非诗句的华丽。几乎所有戏中的情节都是引用别人的故事，结局也都造作牵强、离奇不经；所有的角色都个人化，有些像阿巴贡，夸张几近于滑稽的地步；他的喜剧又常常沦为闹剧。但我们都知道，朝廷和大众都喜欢他的闹剧，不能接受他对一般毛病的尖厉的讽刺。如非为了维持他的剧团，他很可能会省去闹剧。

就如莎士比亚悼念的，他必须身为大众的丑角。莫里哀写道：“在一般艺术中，对牛弹琴，听任蠢人的评判是一件苦刑。”他烦透了要时时让观众笑口常开，为此，他借剧中一个角色说：“……这是一桩古怪的事业。”他有雄心撰写悲剧，虽没达到预期目标，但他使他最伟大的喜剧渗入悲剧的意义和深度。

这是他剧中的哲学，人情味和锐利的讽刺使每一位识字的法国人都读他的作品。它主要是理性派的哲学，这使18世纪的哲学家大为开心。“莫里哀没有丝毫超自然的基督教义”，《伪君子》剧中“宗教的发言人的解释‘可能被伏尔泰认可’”。他从不妄评基督教的信条，他承认宗教在无数的生活中有裨益，他尊敬虔诚的信仰，但他严责在日常自私上加上一层礼拜日仪式的表面虔诚。

他的道德哲学在意义上是异端的，享乐合法，无罪恶感。那是更具伊壁鸠鲁和塞涅卡的风味，而少圣保罗和奥古斯丁的格调；更适于国王的放纵，而无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大胆。他驳斥德行的过分，赞美通达人情之辈，他们在荒谬的世界上睿智稳健地走他们的路，并使自己不受染于浊世。

莫里哀自己没达到中庸境界，身负喜剧作家的职业，迫使他冷嘲热讽，还时常夸大其词。对有学问的女人他太苛责了，对医生的攻击又太盲目了，即使对灌肠器他都来得客气些。但过分夸张是讽刺剧中应流的血液，对戏剧来说必不可少。莫里哀也许能更伟大，如果他能寻着一条讽刺当政腐化、军事野心及路易十四毁灭性的暴君主义的手法。然而，这位优雅的君王保护他对抗仇人，使他能够与偏执做对。然而他又很幸运，死在这位主人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偏执自大者之前。

法国人爱莫里哀、演他的戏，如同英国人爱莎士比亚、演他的戏。我们不能像某些狂热的法国人，拿他来与莎翁并列。他只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拉辛和蒙田。我们也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把他列在法国文林之首。我们也不敢肯定，布瓦洛禀告路易说莫里哀是当朝最伟大的诗人时，他是对的。布瓦洛说这话时，拉辛还没写出他的巨著《菲德尔》（Phèdre）和《阿达莉》（Athalie）。但在莫里哀说来，他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作家，他还是这么一个人：受困扰却尽责的经理，受骗而宽宥的丈夫，以笑声掩盖悲戚的剧作家，挣扎到死都与迂阔、偏执、迷信和虚伪作战的艺人。

第五章　法国古典文学的全盛时期（1643—1715）

当时的环境

法国古典文学的全盛时期，并不是在路易十四出生时便开始的（1638年），而是在马扎然做首相、路易十四刚登基不久的那段日子（1661—1667年），开始全面发展。那时，法国国泰民安，崇尚武功的作风尚未压倒对文事的注重。第一次引起大家对文学的重视，是黎塞留鼓励戏剧和诗歌的写作；第二次激励是1643年在罗克鲁瓦、1648年在兰斯打了胜仗；第三次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比利牛斯谈判的成功（1659年），使法国在外交上获得全面的胜利；第四次是文艺沙龙中有学识、有修养人士组成的男女作家协会的成立；仅有最后一次的鼓励，是来自国王和朝廷对文学及戏剧作品的保护与奖励。大多数法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如帕斯卡所著的《省区书简》与《沉思录》，莫里哀所著的《伪君子》（1664年）、《石像的邀宴》（1665年）、《厌世者》（1666年），拉罗什富科所著的《格言》（Maxims，1665年），布瓦洛的《讽刺剧》（Satires，1667年）、拉辛所著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que，1667年）等，都是1667年以前，在黎塞留和马扎然统治下写成的。

无论如何，路易十四是历史上最致力于保护文艺作品的君主。他刚即位不过两年（1662—1663年），上述作品只不过才有两种问世。他就命令柯尔伯等人聘请专人，编制一本法国及其他各国的作家、学者、科学家的名录。这些人都是极有天分、极有成就而值得奖助的。根据这本名册，有45位法国人及15位其他国家的人，每年接受法国王室的奖助金。荷兰的学者丹尼尔·海因修斯（Daniel Heinsuis）和伊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ius），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佛罗伦萨的数学家维维亚尼（Vincenzo Viviani），及许多其他外国人都很意外地接到柯尔伯的信，赞美他们的成就，并表示法国国王核准了每年给他们一笔奖助金。有些奖助金竟高达3000镑一年。诗人中的非正式会长布瓦洛，靠奖助金生活得像一个大公。他死后，留下了28.6万法郎的现金遗产。拉辛做了10年的王宫史官，总共获得了14.5万法郎。也许给外国人奖助金的目的是希望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而给国内学者奖助金是为了在政府的控制与合作下，让学者专家们研究工业和艺术方面的新思潮。至少，对内的目的达到了。那时，一切出版物都要经过政府的严密检查。法国民间对这种检查和控制，极少表示出不满的情绪。同时国王的心中还有这种想法：那些接受了奖助金的诗人和作家们，也许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国王歌功颂德，使他名垂青史。事实上，作家的确也尽了最大努力做这件事。

路易十四不但给他们奖助金，还尽量保护他们、尊敬他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欢迎他们到宫廷中。有一次，国王对布瓦洛说：“记住，我永远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给你的。”他只对于正统的、严肃的、优美的作品有兴趣。他这种特殊的品德和爱好，不仅使法国国内局面稳定，也使平民的知识和道德水准普遍提高。有时他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比一般人或朝廷中的官员们还要开明一点。前文中也提到，莫里哀被教会和其他高尚人士攻击时，国王曾为他辩护的种种情形。后文中还会提到，他不断鼓励爱护拉辛的那一派人士，尽最大努力帮助拉辛成名、成功。

柯尔伯又向国王建议，根据黎塞留的计划，把法国国家学院升格为主要的政府机构之一，由国王自任院长，赋予充足的资金，并将院址设于卢浮宫内，柯尔伯自己也是一名院士。当其中一名院士，也是一个“大公”，为了舒服起见，搬了一把太师椅到院里作为办公之用，柯尔伯立即另外订了39张同样的椅子，以表示院内人人平等，也表示院内之人地位比其他人高。从此，“太师宝座”（les quarante fauteuils）就成了法国国家学院的别名。1663年，又成立了一个分院，名为“法国文史文献学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BellesLetters），其职责是编写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

柯尔伯的责任是监视这40位终身会员，一定要天天去办公，并编一部大字典，以赚取他们的薪俸。编字典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之慢，有一次波舒哀利用编字典时编每个字母所花的时间为意，写了一首诗，来表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

他们编F开头的字已有半年之久了；

啊，希望命运之神能保佑我，

一直活到开始编G开头的字时。

编这部字典的计划是十分周密的。他们计划将一切可能的字全部包括在内，并详细考证每个字的来源，它以前的拼法、用法与现在有无不同之处，并加上许多例句来解释。所以，从开始编写到第一次出版（1694年），一共花了56年之久。但这部字典有些缺点，比如说，它忽略了一般用语、专有名词及艺术用字，也修改了拉伯雷、阿米约（Amyot）、蒙田等人的作品，也除去了千余种法国人生动的口头用语。这是编这部字典的时代背景造成的必然结果。那个时代注重逻辑、精确和清晰，因此使几何学成为那时最理想的科学和哲学。同样地，柯尔伯也以这原则统治法国经济。勒布朗以这原则绘出法国史画。这种庄重和正规的气氛，充满法国宫廷，同时也造成了波舒哀、费奈隆、拉罗什富科、拉辛和布瓦洛那种墨守成规的作品格式，成为法国当时文学的代表。也正是这些因素控制了大字典的编者们，这部字典经过多次修正与重印出版，以便与不断进步的社会相符合。其正统特性经常被侵犯，有时甚至被击败。侵犯和击败它的因素有：人为的错误、科学的用语、商业上的暗语、市井俚语等。其实，一部字典和历史，与政府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代表了少数掌权人和多数人的争斗。虽然，这部字典中失去了语言的生动和活力，却充分表现出语言的纯真、精确、优美、高雅。它虽然没有制造出像莎士比亚那种大胆、突出的人物，至少它使法文成为欧洲最崇高的一种文字，是外交上的国语、是贵族社会的语言，也使欧洲各国对法国崇拜了100多年。

高乃依（1643—1684）

高乃依在37岁，也就是路易十四登基的那年，他的才华显然已经发挥到了最高点。他的全盛时期以一部名叫《勒门特尔》（Le Menteur）的剧本开始，这部剧本铸成了法国喜剧的模型，就好像《元帅》（Le Cid）是悲剧的典范一样。此后，高乃依每年都要推出一部悲剧剧本：包括《罗多古娜》（Rodogune，1644年）、《泰奥多尔》（Thèodore，1645年）、《伊拉克利》（Heraclius，1646年）、《唐桑肖》（Don Sancho D’Aragon，1649年）、《安德罗梅德》（Andromède，1650年）、《尼科梅德》（Nicomède，1651年）和《佩拉里特》（Pertharite，1652年）。有少数几部曾经很受欢迎，可是由于他一部接一部地写剧本，显示出他是在仓促中未经仔细琢磨赶写而成的，而且写得太多，也确实使他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他创造出来的高尚风度，由于和人辩论过多而逐渐丧失。即使他的辩才也因为发挥了太多次，而变得不足为奇了。莫里哀曾经说过：“我的朋友高乃依，拥有与生俱来的灵感，帮助他写成世界上最美丽的诗句。有时这份灵感离开了他，他就变成了原来的自己，这时，他的一切表现，就会很差了。”《佩拉里特》演出后，人们的反应坏极了，有6年之久（1653—1659年），他未曾编过一个剧本在戏院中演出。这6年中，他专写些批评别人作品的文章，出了几本名叫《检讨集》（Examens）的专集。同时也写了3本《对话录》（Discours）讨论戏剧和诗歌。在这些文字中，又把他在批评方面的才华显露出来了，虽然这时他的诗歌方面的才华已消失了。他的这些辩论文章成为现代各种批评文字的根源。德莱登（John Dryden）在为自己几篇平凡的诗歌作品辩护时，就是以高乃依的作品作为典范，文字写得极好。

1659年，这位由富凯提拔出来、富于想象力的高乃依先生，东山复出。复出后的作品《俄狄浦斯》（Oedipe）由于年轻国王的赞美，赢得一般人的欣赏。可是以后的作品，如《塞多留》（Sertorius，1662年）、《索福尼斯伯》（Sophonisbe，1663年）、《奥顿》（Othon，1664年）、《阿热西拉》（Agésilas，1666年）、《阿蒂拉》（Attila，1667年）等剧，毫无出色之处，丰特内尔几乎不相信这些是高乃依的作品。布瓦洛曾写过一段无情的讽刺短诗：“写完了《阿热西拉》，天啊！写到《阿蒂拉》时，停止吧！”亨利埃塔夫人，一般认为是世界上最仁慈亲切的夫人，却促成了高乃依更加不幸的命运。有一次，她邀请拉辛和高乃依（二人彼此知道对方名气）同时写一部故事相同的剧本，内容是描写提图斯（Titus）王子爱上了一位犹太公主贝雷尼丝（Bérénice）。拉辛写的剧本《贝雷尼丝》于1670年11月21日在波哥奈厅上演（这时亨利埃塔夫人已去世将近5个月），演出十分成功。高乃依的剧本名叫《泰特·埃特·贝雷尼丝》（Tite et Bérénice）于一星期后由莫里哀剧团推出上演，却不受欢迎。这次的失败使高乃依精神崩溃。他鼓起余勇做最后的尝试，1672年写的《布尔歇利》（Pulchérie）、1674年写的《苏莱拿》（Suréna），都失败了。此后，高乃依静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10年平静而郁郁寡欢的生涯。

高乃依是一个非常不善于理财的人，虽然路易十四每年给他2000镑赏金和其他各种赏赐，他死时仍然一贫如洗。由于某些疏失，高乃依曾有4年之久未接到赏金，还是在他向柯尔伯申诉后，柯尔伯才设法把赏金恢复了。可是，柯尔伯死后，赏金又告中断。布瓦洛听到这消息，告诉路易十四他情愿放弃自己的赏金，全数给高乃依。国王知道了这件事，马上送给高乃依200镑接济他。没多久高乃依就死了（1684年），享年78岁。死后，一群法国国家学院的院士，高乃依的对手，也是继承人，写了一篇纪念他的颂文，赞美他是急公好义、富于辩才的一代诗人，他使法国的诗歌和戏剧达到了巅峰。

拉辛（1639—1699）

与莫里哀一样，拉辛出生于中等家庭。他的父亲是巴黎东北50英里处米隆（La Ferté Milon）的食盐专卖商。他母亲是维莱—科特雷斯（Villers Cotteré-ts）一位律师的女儿。她死于1641年，那时拉辛还不满两岁。一年后，父亲也死了。他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的。他家中大多数是詹森教派的教徒，有一位姑祖母和一位姑母是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他16岁时也被送到小学校做修士，独处一室，与外界隔绝。在那里，他受到宗教和希腊语两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两种修养对他以后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热爱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而且翻译了几本他们的作品。后来，他在巴黎的哈可学院（Harcourt）念哲学及更多的古典文学。同时，他发现了少女或少妇的神秘动人之处。他和他的表兄维德（Nicolas Vitart）住在奥古斯丁码头（Quai des Grands Augustins）。那位表兄经常来往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和戏院之间。在这段时间，拉辛观赏了几场戏，也写了一个剧本交给莫里哀，但写得并不理想，不能用来演出。莫里哀给了他100利维尔做稿费，并鼓励他继续努力，因此拉辛决定终身从事文学创作。

他的亲友们被他的决定震撼，又风闻了一些他的桃色之事，于是送他去法国南部的乌泽斯（Uzès），同他做神父的叔叔学习做一名天主教神父，他被允许领一笔俸禄，只要他愿意专心念神学、成为神父的话。有一年之久，这位念念不忘巴黎的年轻诗人，以黑袍盖住了满腔的热情，定下心来念阿奎那的作品，另加上一点阿廖斯托（Ariosto）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有一次，他写信给拉封丹说：

女人都是明艳照人的……身段苗条，肌肤白嫩。可是，在这里第一件事，他们就叫我节制欲念，我只好绝口不提女人了。身处一个祈祷之家，又作为一个受俸禄的神父，谈这些，会被认为是亵渎神明……他们叫我“做一个瞎子”，假使实在办不到，至少可以做个哑巴。因为我既然住在僧侣之中，就该做出僧侣的样子，就好像我在你们这群色狼中，也变成了一头色狼了。

不久，教会发生一些困难，允诺给拉辛的圣职也变得不确定了。拉辛自己也感觉到，牧师不是一种适合他的职业。他改变了装束，放弃了清高，于1663年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后，他写了一首颂歌，从皇室的口袋里得到100个路易。不久，莫里哀提供一个故事，拉辛据此完成了他的第二个剧本《拉·泰拜德》（La Thébaïde）。1664年6月20日，莫里哀将它推出，虽然只不过演出了4次，流言却满天飞，很快就传到了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的修女姑母写了一封信给拉辛，内容生动、文笔流畅，足可成为剧本中的一部分。这位姑母的写作技巧与拉辛相比毫不逊色：

听说你计划最近到这里来，我已向主母请求批准，让我见你……可是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流言使我深深感到不安。写这封信时，我的心是沉重的，滴滴泪沾湿了我的衣襟。真希望我现在流的每一滴泪，都是为了在天主宝座前为你代祷，求他赦免你的罪而流下的。最叫我痛心疾首的是，听说你经常和一群声名狼藉、不准进教堂、不得领受圣体的人为伍……想想看，亲爱的侄儿，听到这类传言，我心中是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不安。你应该最清楚我爱护你的这一番心意。我这一生，除了全心全意地希望你成为一个上帝的忠心仆人外，几乎就别无他求了。因此，我请求你，我的爱侄，摸摸自己的良心，心平气和地仔细想想，你这样的行为会使你陷入多么可怕的深渊啊！真希望，别人告诉我的这些传言都不是真的。假使，很不幸，你不能及时回头，而仍然过着冒犯天主又使人类蒙羞的生活，你千万不要来看我。你想，我明知你的行为为人不齿又违背教义，我还能和你说话吗？但我依然每天不断地为你代祷，求天主赦免你的罪。你的罪能得赦免，对于我来说，是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不对这女人寄以深切的同情。她既然能写出这封真情流露的书信，又为何不能找出一个借口，来改变她年轻时对法国舞台剧不良的印象呢？曾经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教过拉辛念书的皮埃尔·尼科勒先生，在发表的一篇公开谈话中，语气就没有这么温和了：

人人都知道拉辛写……舞台剧剧本……任何高尚人士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名誉的职业，如果站在基督教义或福音教训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可怕的职业。小说家和剧作家就像贩卖毒品的人，他们制造的毒素，虽然伤害不了人们的身体，却污染了人们的灵魂。

高乃依、莫里哀、拉辛曾分别答辩了这项批评。拉辛是用十分愤怒的语气答辩的。但几年后，他为自己的鲁莽措辞感到非常懊悔。

他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亲戚感情破裂后不久，与莫里哀之间也发生了裂痕。1665年12月4日，莫里哀的剧团推出拉辛的第三部剧本《亚历山大》（Alexandre）。莫里哀的态度非常大方，他知道拉辛不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悲剧演员，而且拉辛那时和他剧团中的演技不是最好但最漂亮的女演员热恋。因此，他自己和贝雅尔都不参加演出，让帕克演女主角，并不惜投下巨额资本。虽说演出十分受欢迎，拉辛对演员们的演技并不满意。于是他和皇家剧团合作，安排一次私人演出。他对自己退出莫里哀的剧团，而把演出权交给莫里哀的竞争者的这一决定感到得意万分。他还说服了帕克小姐（这时已是他的情妇了）离开莫里哀的剧团，加入皇家剧团。《亚历山大》在新的演出场地波哥奈厅，2个多月的时间共演出了30场。这出戏并非拉辛最好的作品之一，但使他成为高乃依的继承人，也是这出戏使他和评论家布瓦洛成为莫逆之交。当时拉辛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写诗方面有惊人的天才。”布瓦洛回答：“我要教你如何在艰苦中完成它们（指诗歌）。”从此，这位大批评家开始引导诗人拉辛掌握正统文学的各种规定。

我们无法确知，拉辛下了多少苦工完成《安德洛玛刻》这个剧本。无论如何，在这部作品中，他在戏剧和诗歌方面的天赋，已发挥到最完美的地步。在献给亨利埃塔夫人的序文中，他曾提起，他念剧中一段给她听时，她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事实上，这是一部恐怖的戏剧故事，并不是感伤剧。其中包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能想出的一切不可避免的灾难。故事是描述一段多角恋爱。奥勒斯德爱海米丽，但海米丽爱菲留斯，而菲留斯又爱安德洛玛刻，安德洛玛刻爱已去世的赫克托尔（Hector）。菲留斯是阿喀琉斯的儿子，因为他在希腊战胜特洛伊一役中，立下功劳，被赐予三样奖品：伊比留斯（Epirus）由他统治，安德洛玛刻（赫克托尔的遗孀）做他的俘虏，海米丽和海伦的女儿做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虽然经常以泪洗面，仍然年轻美貌。她活着只是为了怀念她高贵的丈夫，也怕她唯一的儿子阿奚纳斯（Astyanax）遇害。拉辛为了更加戏剧化，使阿奚纳斯还活着，使这个人物成为决定其他各人命运的关联。有一天，奥勒斯德，克莱特姆内斯特拉的儿子，又是杀父者，以希腊特使的身份来到伊比留斯，要求菲留斯把阿奚纳斯交出处死，免得他将来为特洛伊国报仇。菲留斯以一段难以翻译、如音乐般优美的诗句，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们惧怕赫克托尔和特洛伊有一日会复活，

赫克托尔的儿子会取走我没有从他那里取走的生命。

先生啊，对将来预测得太多，未免太杞人忧天哟！

那过分遥远的罪恶，现在我实在不能知晓。但，

想想过去特洛伊的情况：

它也曾为它拥有坚固城堡而骄狂，

它属下的英雄斗士多于过江之鲫，

它几乎成为全中亚细亚的统治者。

曾几何时，我亲眼目睹它悲惨败亡的命运，

高塔被沙砾淹没，河水被鲜血染红，

辽阔的原野，一片荒凉凄清，只剩下

一个被锁链捆绑着的孩子。

在这种情形下，我怎么也想不到，

特洛伊将凭什么希望可以复国？

啊！假使我真想杀死赫克托尔的儿子，

为何迟至一年后的今朝还未下手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当普里阿摩斯王的祭品呢？

他很可能是特洛伊战役中千万个死者之一，

那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无论年老的年幼的，在奄奄一息时，虽无能为力，

仍要设法保护自己。

后来，胜利的狂喜使我们变得比本性还要残酷，

狂欢作乐时，很可能迷迷糊糊地屠杀生灵，

过去，我对那些被征服者的恼怒是很大，

但我能以残忍的行为来减低我的恼恨吗？

我能够罔顾我的恻隐之心，

而沐浴在一个孩子的鲜血中吗？

不！先生，让希腊去另找一个牺牲品吧！

让他们饶了特洛伊仅留下的最后一人吧！

我对特洛伊仇视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

伊比留斯将要保留特洛伊所留下的最后一人。

但有一个漏洞，菲留斯，也许是拉辛，弄不清楚他对那被征服者所生的同情，是否或多或少由于他爱上了那个孩子的母亲呢？他甚至向她求婚（而他可以把她当奴隶看待），并愿领养她的儿子为自己的义子和继承人。她起先拒绝了，因为她忘不了被菲留斯杀死的丈夫赫克托尔，于是他以把她的儿子交给希腊人相威胁，她害怕了，终于答应嫁给他。可是，海米丽是一个有毅力、有智慧、可媲美麦克白夫人的女人，因被抛在一旁而胸怀怨恨。但她仍然爱着菲留斯，决心要杀死他，于是她接受了奥勒斯德的一片痴情，但以他必须杀死菲留斯为条件。奥勒斯德勉强同意了这个条件。剧中每段情节与情节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都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每个角色内心的复杂和矛盾达到极点。作者把这些描写得非常细腻，不亚于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后来希腊军队违反了圣规，菲留斯在圣殿中与安德洛玛刻举行婚礼时杀死了他。海米丽听到这个消息，嘲笑了奥勒斯德一番，狂奔到圣殿，用一把刀刺进菲留斯的尸体，然后刺向自己胸前。这是拉辛最伟大的一部剧本，足以与莎士比亚或欧里庇得斯抗衡。而且，这剧本的结构很完善，每个角色都具有个性，演员都可以用生动的面部表情或激烈的情绪来表演。 [1] 再加上如此美丽、如此和谐、如诗歌般的对白，自龙萨（Pierre de Ronsard）以来，法国人从未听过如此精美的剧本。

《安德洛玛刻》立即被视为当时的巨作，使拉辛成为高乃依的继承者，甚至超过他。从此拉辛开始了他一生最快乐的10年生涯，成功的剧本一部接一部地推出。他甚至敢以一部喜剧向莫里哀挑战。剧名为《当事人》（Les Plaideurs，1668年），是一个幽默的故事，描写一位贪财的律师、一个伪证者、一个贪污的法官，其中或多或少是拉辛的经验之谈。因为他打过一次官司，对打官司留下很坏的印象。有一次，他申请对一家小修道院收入的部分所有权，也获得了批准。但有一个修士对他的权利提出异议，于是一连串的官司开始了。这段漫长的官司使拉辛倒足胃口，终于放弃了。为了报复，他写了这个剧本。初演时，观众并不认为有什么可笑，等到这部戏在路易十四的宫中上演时，国王对其中的情节笑得前仰后合，终于使一般观众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于是，这部平凡的喜剧，达到了填满拉辛钱包的目的。

有件小事必须要提一下。1668年12月11日，拉辛的情妇帕克小姐，在一种神秘的情况下死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一位女演员尚梅莱（Marie Champmeslé）。她有一个对她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足以迷惑人的嗓子。拉辛避开了前者，对后者倾慕之至。他们两人的关系由《贝雷尼丝》一剧开始到《菲德尔》（Phèdre）一剧。此后，正如一位聪明人形容的，这位女士被“连根拔出去了”：她被克莱蒙·托纳尔（Clermont Tonnerre）俘虏了。

拉辛认为《布里塔尼居斯》（Britannicus）是他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1669年），但人们多认为《布里塔尼居斯》、《菲德尔》、《阿达莉》（Athalie）这三部戏的成就都高于《安德洛玛刻》。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无论对塔西佗的作品多么喜爱，也会觉得这部戏的内容平淡无奇，其中包括一个泼妇阿格里平娜、爱发牢骚的布里坦尼居斯、胡言乱语的伯勒斯、品德卑下的纳西索斯，再加上一切邪恶的代表者尼禄王。剧中没有一个角色有复杂的个性，也没有发挥演技的机会。更没有任何一处，让我们看到那种悲剧中应有的高雅动人气氛。

《布里塔尼居斯》是从塔西佗的恐怖故事中找来的题材。而《贝雷尼丝》（1670年）描写一位皇帝的恋爱故事，由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一则小故事改编而来。“他极不情愿地，马上把满心不悦的贝雷尼丝从城中赶走。”台多斯王子于1670年围攻耶路撒冷时，爱上了犹太公主。虽然他已结过三次婚，这位公主还是跟着他到罗马去做他的情妇。可是，他登上王位后，却发现罗马帝国不容许一个外国女子做皇后。他碍于皇室的尊严，只好忍痛地将她送走。这是一部充满柔情蜜意的戏，路易十四和一般观众都喜欢它。尤其是国王，他必定能欣慰地从《贝雷尼丝》形容那位年轻国王的荣耀诗句里，体会出是赞颂他的荣耀和种种胜利：

你曾看见过如此光辉灿烂的夜晚吗？

这些火把，这一堆堆木柴和这点燃了圣火的夜，

那些老鹰，那些树木，那一大堆聚集着的子民，还有，这些军队，这些君王，这些大臣，这些议员，

都是为分享我爱人的光荣而来的。

紫色和金色的光，因为他的荣誉，而变得更加明亮。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光荣胜利作证。

我们看见的分散在各处的每一双眼睛，都含着羡慕的眼光，迫不及待地，把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位圣者的降临，今晚甜美的一切，

天啊，这些人是多么虔诚，多么心甘情愿哟！

把他们对他的信任，充分地表露出来。

无论由于何种人所不能知的命运，使他降临人世，

而世人只要看他一眼，就能认出他，就是世界的主人。

有哪一个人见到他后，不和我有同感的，说出来吧！

我们看过这段文字后，就不难了解，拉辛能如此不露痕迹地拍国王马屁，还会不深受国王宠幸么？

拉辛还有几部不太重要的剧本，《巴雅泽》（Bajazet，1672年）、《米特里达特》（Mithridate，1673年）——后者是路易十四最喜欢的一部。《伊菲革涅》（Iphigénie）完成于1674年。伏尔泰认为，它和《阿达莉》是写得最好的诗歌。《伊菲革涅》在凡尔赛宫的大花园中举行首演。由挂在橘子树和石榴树上的水晶吊灯照明，小提琴奏着优美的旋律，半数以上的社会名流观众陶醉在这飘飘欲仙的境界中。表演完毕，拉辛上台向观众致意，接受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喝彩声。后来该剧在巴黎演出，3个月中共演了40场。在那之前（1673年），他被选为法国国家学院的会员。这时的拉辛应该心满意足了吧！

事实并不如此，这位大诗人仍有不称心之处。除非美丽被证明是永恒的欢乐，赞美声中不带任何负面的批评。拉辛曾对他的儿子说：“我得到的喝彩，经常使我快乐无比，但只要稍微有一点对我不利的批评……带给我的困扰，便远超过了因赞誉得到的快乐。”他不仅性情暴躁、易怒、缺乏修养，而且只要有一句对他不利的批评，他必定加以反驳。在他事业最成功的时候，几乎半数以上的巴黎人，都在尽量找他的错处，甚至设法使他垮台。高乃依虽已作古，但他的拥护者仍然记得他早期悲剧作品中英勇的格调和主题、他谈吐中流露的那种高贵气质，以及在舞台上把荣誉和国家的地位看得比描述内心的罗曼史重要得多。他们批评拉辛贬低了悲剧的格调。因为他把下流人物的半疯狂情欲加入悲剧中，把对女人奉承阿谀的那种虚情假意搬上舞台，再用女主角的泪水浸湿这一切不雅。基于这些理由，他们下决心把拉辛弄垮台。

大家知道拉辛要写《菲德尔》这个剧本时，他的一群敌对者说服了尼古拉·普拉东（Nicolas Pradon）以同样的题材写一部剧本和拉辛打对台。两部戏都是根据《菲德尔和伊波利特》（Phédre et Hippolyte）改编而来的，原著者是欧里庇得斯，他以极正统的拘谨格式描写这个故事。菲德尔是忒修斯的妻子，对忒修斯前妻所生之子伊波利特产生了一种不可控制的感情，可是伊波利特对女人的态度甚为冷淡。菲德尔因此上吊而死，并写了一封报复性的遗书，控诉伊波利特曾企图破坏她的贞操。忒修斯一怒之下，把他无辜的儿子驱逐出境。没过多久，伊波利特在特勒泽（Troezen）海边骑马时，不幸身亡。拉辛把故事的发生次序改了一下，他使菲德尔听到伊波利特的死讯后，服毒自杀。拉辛写的这部剧于1677年1月1日在波哥奈厅上演。两天后，普拉东的剧本也在古里高（Guénégaud）戏院推出。两者在某一段时间内，获得同样的成功。普拉东的剧本早已被人遗忘了，拉辛的却通常被认为是一部最伟大的作品。菲德尔，这是所有法国女演员追求扮演的角色，就像哈姆雷特对所有英国悲剧演员的吸引力一样。 [2] 拉辛，正统文学格式的典范，在《菲德尔》一剧中，除了浪漫的气氛之外，加上了菲德尔对她所爱的人的强烈欲望，还有伊波利特对阿里西亚（Aricia）公主的如火的热情（这点与传统不大相同）。菲德尔知道了伊波利特的这种情感之后，拉辛用令人如入其境的细腻方式描写一个女人对情敌的轻蔑、妒恨。此外，拉辛还加上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伊波利特如何在海边被受惊而发狂飞奔的马拖死的情形，由此来清醒一下被前面那段爱情故事弄昏了头的观众。

在《菲德尔》的序文中，拉辛有意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和好：

我不敢说这部剧本……是我写得最好的悲剧……但我可以确定，在我所写的所有剧本中，没有任何一本像这部一样，把道德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剧中人只要有一点点罪恶，马上就被严厉惩罚，只要心中有了犯罪的意念，就被认为和真正犯罪一样的可怕。爱的缺点，也在这里被认为是真正的缺点。情欲，在剧中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说明它是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邪恶，也用鲜明的颜色勾画出来，让人们看清楚并痛恨它的丑恶面目。抑恶扬善，可以说是一个为大众服务的工作人员应该努力的目标，有些行为虔敬、诲人不倦的知名人士，最近曾反对我写的悲剧，也许这部戏的内容可以改变他们对悲剧的看法。因为作者在写悲剧时，将这些教育意义融入故事中，使观众一面观赏悲剧、一面接受教育。如果他们能正确地体会出此剧真正的用意，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

阿诺德就是一位行为虔敬、诲人不倦的知名人士，对这篇新写的序文表示欣慰，因此他公开对《菲德尔》的赞赏。也许在写这篇序文时，已经38岁的拉辛渴望能安定下来，由绚烂归于平淡。1677年6月1日，他娶了一位很有钱的女子为妻，从此，他发现了家庭的温暖。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他更发现抚儿的乐趣大于最成功的演出带来的快乐。敌对者的妒忌和奸险的态度，早已冲淡了他对戏剧的爱好。他把一切为编写剧本而写的故事大纲或笔记，都搁置在一旁12年之久。他仅偶尔写些诗或散文，内容主要是恭敬的、忠实地介绍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历史。

有一件痛心的、不幸的意外事件，打扰了他规律而平静的生活。1679年，在审讯凯瑟琳·蒙瓦森被控毒杀罪的特别法庭上，蒙瓦森指称拉辛曾毒杀他的情妇帕克。蒙瓦森虽历历详诉，但没有确实的罪证。蒙瓦森知道她必定会判死刑，所以随便乱指控别人，对她不会有什么损失。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她的一位侍从和好友苏瓦松女伯爵，曾是《菲德尔》事件中拉辛的反对派中的一员。1680年1月1日卢瓦写给警察局局长巴生（Bazin de Bézons）的一封信上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拘捕拉辛的皇家拘票会马上寄给你。”可是，继续调查下去，发现此案涉连到蒙特斯潘夫人，于是国王下令，封锁审讯的一切资料，对拉辛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路易十四仍对这位剧作家怀有信心。1664年，他给了拉辛一份赏金。1674年，又给他一个在财政部的闲差事，年薪2400镑。1677年，他任命拉辛和布瓦洛为宫廷史官。1690年，拉辛成为国王的一般侍从，这又使他每年增加了2000镑的收入。1696年，他已相当富有，可捐一个皇家秘书的官位。

为了更好地完成他皇家史官的任务，也是他从戏剧圈中退出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忠实地记下所发生的一切，他陪伴国王参加各项活动。空闲时，他留在家里，为了他2个儿子和5个女儿的成长而忙碌着。有时，孩子们吵闹得太过分了，他真希望他之前选择做了修士。如果不是门特隆夫人恳邀，拉辛也许永远不会写剧本了。门特隆夫人要求他写一个完全不包括爱情的宗教故事，由她主持的圣西尔学院中的女孩子们来演出。《安德洛玛刻》曾经在那里演过，可卫道的门特隆夫人发现她们欣赏男欢女爱的情节。为了恢复她们虔敬的态度，拉辛写了《爱丝苔尔》（Esther）这个剧本。

他以前从未根据《圣经》故事写过剧本，但他研读《圣经》14年之久，对《旧约》中所有的复杂故事都了如指掌。他亲自教导那些女孩子演她们的角色。同时，国王捐了10万法郎，资助她们订制剧中所需的波斯服装。该剧首次演出时（1689年1月25日），路易十四是少数在场观赏的男士之一。后来由于教士和宫廷中人士吵着要看，圣西尔学院又演了12次。《爱丝苔尔》一直到1721年才正式公演。这时，路易十四已去世6年了（宗教也失去了皇室的保护），其演出的反响平平。

1691年1月5日，圣西尔学院推出拉辛的最后一部戏《阿达莉》。阿达莉是一个邪恶的女王，她领导犹太人信仰异教，敬拜巴力神有6年之久。后来，发生了一次教士革命，终于罢黜了女王的王位。拉辛的这部戏，只有对《圣经》的叙述方式十分熟悉、对正统的犹太教或基督教仍坚信不疑的观众，才能真正体会出它的含义，其他的人会对其中冗长的对白和严肃的内容感到兴味索然。这部戏似乎赞成驱逐胡格诺派教徒，而使天主教这一派系得到胜利。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大主教们对年轻的约德王（King Joad）的警告，即一段强烈要求废止绝对权力的话：

你是在离开皇冠很远的地方长大成人的，从没有亲身体会出它能害死人的迷人之处。你不知道拥有至高特权，是多么令人陶醉。懦夫们对你的奉承，多能迷乱你的心。很快地，他们就会告诉你一条最神圣的法律……必须服从国王。一个国王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他可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不惜牺牲任何事……啊！他们终于把最聪明的国王带上了歧途。

这些话在18世纪得到最多的喝彩。也许因此影响了伏尔泰和其他人的看法，转而认为《阿达莉》是法国最伟大的戏剧。后来，有些评论认为，这只是大主教们要求国王和大主教们彼此协调的辩白之词而已。

路易十四那时对宗教比拉辛更加虔敬，并不认为这出戏有何不妥之处，仍在宫中接待拉辛，尽管大家都知道拉辛更同情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98年，拉辛终于失去了王室的宠幸。应门特隆夫人的请求，拉辛写了一篇陈情文，叙述路易十四在位最后几年中法国人所受的煎熬痛苦。她念这篇文章给国王听时，国王感到十分惊讶，把文稿拿过来，问她作者是谁，她说是拉辛。国王听了勃然大怒：“难道他以为，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就懂得任何其他事吗？因为他能写出最好的诗，就也想当宰相吗？”门特隆夫人为这事向拉辛致以最大歉意，并保证这场风波很快就会平息。确实如此，不久拉辛回到朝廷中，被礼貌地接待，但他认为已不如从前那么受欢迎了。

夺去拉辛生命的，并非国王对他的冷淡，而是肝溃疡症。他曾动过一次手术，病势好转了一段时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欺骗，他说：“死神已把账单寄来了。”布瓦洛抱病前来探望他，坐在他床边，拉辛说：“我欢喜快乐，因为可以死在你之前。”他写了一份简单的遗嘱，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一个要求：

我希望死后把我的尸体送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并葬在那里的墓地……我衷心地盼望主母和修女们能赐予我这份荣幸。我知道我不配得享这份殊荣，一方面由于我过去生活上的不检点；另一方面因为我以前在那里接受过最完美的教育，也在那里见过最虔诚、最有耐心的模范人物，而我却没有好好利用学到的这一切……正因为我冒犯上帝太多，也就更需要像这样神圣地方的人士，多多为我祈祷。

1699年4月21日，拉辛逝世了，享年59岁。国王继续支付给未亡人和遗孤们年金，直到他们家中最后一人去世。

法国人认为拉辛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与高乃依代表了近代古典戏剧的最高发展。根据布瓦洛的意见，拉辛采取了所谓的“三一律”，创造了所向无敌的独特编剧方法：把戏剧力量和感情，集中在一个情节里，故事发生在一个地方，一天之内结束。他避免有第二主题存在，也避免把悲剧和喜剧混在一起。他的故事中没有平凡的人物，全都是公主和王子、国王和王后之类的。他戏中对白所用的词句，绝不包含那些在沙龙中或皇宫中不适合的语言。如果有一个字会使法兰西学院里的人皱一下眉头，他马上摒弃不用。他曾抱怨在他的戏中不敢描写吃的动作，在荷马的诗中却有许多。他的目的是在文学中替法国贵族阶层塑造一个谈吐和风度的典型。就因为这些特色，才限制了拉辛作品的范围。在《爱丝苔尔》之前，每一部新作品，和前一部的内容大同小异，描述的感情也都差不多。

如果不考虑正统思想中所谓的智慧表现在生命中、控制人的情感和谈吐的那种说法，拉辛是比较喜欢表达人们天生的浪漫思想和充沛的感情的。而高乃依表达的情操是重视荣誉、国家及高尚人格。拉辛剧本的重心在于描写爱情或情感。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出迪尔费、斯屈代里夫人及拉法耶特夫人的恋爱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最欣赏的剧作家是索福克勒斯，可他的作品使我们想起欧里庇得斯，而不是索福克勒斯。因为后者作品中的情节，经常因保守而庄重的表达方式，而不得不放弃对情感和热情的描述。在《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中，对用词方面的限制，比《安德洛玛刻》和《菲德尔》大得多。拉辛很坦白地说明他的看法是：戏剧的“第一规则”是“使心灵快乐，受感动”。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经常和心灵打交道。他把戏中的重要角色（通常是女人）刻画成十分冲动而且有强烈欲望的人，因此他的剧本成为感情心理学。

他接受了正统规则中不得在舞台上表演暴露行为的限制，只用道白的方式表现情欲，这使他的剧本十分拘泥于形式。其中必定有一大串念白，而且采用所谓的“亚历山大诗行法”，即每十二个单节成一行，一行又一行不停地念下去，终于使人感到沉闷而单调。在拉辛的剧本中我们找不到高乃依的那种自然而具有伸缩性、令人捉摸不定、富于变化的“伊丽莎白无韵诗行法”。为了使作品符合审美的格式，硬要把那种令人厌烦的单调内容，重复地运用在那么拘泥、简单的形式中，一个人需要花多少的心血、需要有多大的天赋，才能办得到啊！拉辛和高乃依的剧本是不适于阅读而适于听的，最好是夜晚在巴黎荣军院或卢浮宫中聆听。

将拉辛和高乃依比较，曾是法国人的消遣之一。塞维涅夫人在看了《巴雅泽》后，那时《伊菲革涅》和《菲德尔》还未推出，她以她一贯的热情作风宣布，她还是欣赏高乃依。在仓促中，她写出下面一段话，也许她的意见是正确的：

拉辛永远不会写出比……《安德洛玛刻》更好的剧本。他所有的剧本都是为尚梅莱小姐而写的……他逐渐成长而不再恋爱时，大家就可分晓我的见解是对的还是错的。因此，我们的老朋友高乃依万岁！请大家原谅以前写文章攻击高乃依的那些人吧！至少他曾写过许许多多令人振奋的高雅作品。

一般说来，这段话是所有具有高度欣赏力的人士都同意的说法。可是后来，伏尔泰负责整理高乃依的遗作，注意到这位伟大的剧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误谬、生硬和夸张之处。他的这一发现震惊了法兰西学院。他写道：“我承认，整理了高乃依的作品后，我成了拉辛的崇拜者。”高乃依所犯的那些错误，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发现，也由于时间的流逝，被人原谅了。拉辛与高乃依相比占有的一个优势是：拉辛成名在他之后，把法国的戏剧由以前的水准，提高到与《元帅》或《波利厄克特》（Polyeucte）同样地位，比起《安德洛玛刻》和《菲德尔》把戏剧的内容以出神入化的情感、如诗如歌的对白表达出来要困难多了。拉辛和高乃依是那个伟大世纪的两大诗人——以最有力的方法，表现了荣誉（阳）和爱情（阴）。必须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才能领悟出法国古典戏剧的范围和力量。正如我们必须同时研究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才能评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必须同时了解贝多芬和莫扎特二人的特点，才能窥知18世纪末德国音乐的发展情形。

大卫·休谟（David Hume），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对法国语言和文学有很深的素养，认为就舞台剧来讲，“法国已超过了希腊，而希腊远胜于英国”。这种评语，会使拉辛本人惊异不已，因为他最崇拜索福克勒斯，认为他是完美无缺、无人堪比的。拉辛自认敢与欧里庇得斯媲美。事实上，他的确可以与欧里庇得斯齐名，这是不含任何虚伪的评语。他把近代戏剧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水准，只有高乃依和莎士比亚曾经达到过。除了歌德曾尝试过外，其他人连碰也不敢碰。

注释

[1] 蒙特弗艾里（Montfleury）因表演此剧，血管破裂吐血，不久便去世了。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菲德尔》是“最好的悲剧，也许，用任何语言来表达，都是最好的”。

拉封丹（1621—1695）

在文学家彼此激烈仇视的那个时代，居然出现了令人欣喜、半传奇性的一个组织“四友会”（La société des Quatre Amis），代表着4位伟大文人不朽的友谊。他们就是布瓦洛、莫里哀、拉辛、拉封丹。

拉封丹的全名是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是这4个人中的“害群之马”（black sheep）。他像其他三人一样，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那时，贵族社会太重视生活的艺术，没有时间来培养艺术的生命。拉封丹出生于香槟地区的一个小城沙托特里（ChâteauThierry），他的父亲是当地森林水源管理会的主管。他在那个环境中长大，对他周围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爱原野森林、小树、溪流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他观察它们的习惯，并用富于同情的爱心，去了解它们的人生目标、它们的忧虑、思想等。那里有数百种动物，他都设法了解它们。因此，他写作时，唯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哲学家”开口说话。于是他变成了伊索第二，他写的寓言故事，溶化在千万人的脑海中。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希望他成为一名牧师，但他对超自然的事物没有任何兴趣。他曾经尝试着做一名牧师，但他觉得诗歌比较有意思。1647年，他与一位富有的女孩子结婚，生了一个儿子。1658年，他设法与她分居，到巴黎发展。到了巴黎，他巴结富凯，赢得了他的喜爱，从这位慈祥的贪官手中得到了每年1000镑的赏金，但他必须每3个月以写好的诗来换取。后来富凯垮台时，他曾大胆地写了一份请愿书，求国王宽恕那位财政家，结果使他一生中再也没有受到朝廷的恩泽。他失去了每年1000镑的赏金，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技能，走投无路时，幸好布永公爵夫人收容了他，供给他食宿。这位女士在前文曾提起过，是投石党的成员。在她的资助下，拉封丹于1664年出版了他的《叙事诗》（Contes）专集中的第一本书，其中收集了他作的一些短篇小说和诗，内容如薄伽丘式的有伤风化，但用非常简单、无邪的笔调写出。很快，半数以上的法国人，甚至红着脸的少女们，都看这本书。

不久，洛林的玛格丽特，奥尔良公爵的遗孀，安置拉封丹到卢森堡宫中做一名侍从。他在那里又写了好几篇《叙事诗》式的作品，同时他出版了他最先的6本《寓言》（Febles，1668年）。他假装那些是伊索或菲德洛斯（Phaedrus）寓言的翻译和解释，事实上，只有一部分是，有些是从印度的《传奇故事》（Bidpai of India）摘录而来，有些选自法国寓言故事，但绝大多数是他根据自己汹涌的灵感源流和诗歌天赋写出来的。他第一个故事就是叙述自己不机智、不谨慎，只爱歌颂人生的生活：

那只小蚱蜢，已经歌唱了一夏天？

忽然发现自己缺乏食料，

当秋天的寒霜下降，

连一只苍蝇或小昆虫都不见了。

她实在饿坏了，只有向她邻居求救，

她到邻居蚂蚁先生那里，

求借点食物给她。她说：

“只要一点点，够我活到春回大地就好了。

我愿意付代价，包括本金和利息，

凭一个动物的信用。”

蚂蚁先生不愿意借东西给别人，

这不是他的错；

他问那位小蚱蜢，

“整个的夏天你都在做些什么？”

“日日夜夜我都在对着每个接近我的歌唱，我唱的是：‘不要灰心失望。’”

蚂蚁说：“你现在唱吧，我也喜欢听你唱，

也跳个舞吧。”

拉封丹比笛卡儿聪明多了，因为后者认为一切动物都是没有思想的活动机器。拉封丹热爱它们，试着了解它们的思想和逻辑，结果发现它们都是生动的哲学教训。法国人很欣慰地从这种易于消化的小故事中获得智慧。这位寓言作家也成为法国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报上对拉封丹的批评终于和大众的意见相同，第一次加入了赞誉他的行列。在他淳朴的文字中，洋溢着他的灵气。他熟悉法国农村的方言和乡土的情调，他的诗句中充满了柔和的韵律和令人愉快的变化，每个诗句都像一幅生动的图画。他使法国中产社会的人们在欢欣中发现他们的动物，甚至他们的昆虫，都时时刻刻用诗歌交谈。拉封丹说：“我利用动物来教导人们。”

1673年，洛林的玛格丽特去世了。诗人拉封丹一直在无忧无虑地歌唱人生，对他写那些书的微薄报酬没有好好加以管理。因此，玛格丽特死后，他发现自己负债累累。不过，他的运气可比他书中的蚱蜢好得多，因为有学识又有好心肠的萨布利埃（La Sablière）夫人让他住在她位于奥诺雷街的家中，供他吃住，并给予他慈母般的照顾。他十分舒适地住在那里，直到1693年萨布利埃夫人去世。他告诉我们，他把他的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睡觉之用，另一部分作无所事事之用。拉布吕耶尔描述他可以使动物、树木和石头说起话来既流利又生动，自己和别人谈话时却是迟钝的，“木讷而害羞”。可是如果他找到了一个知音，谈起话来也会滔滔不绝。有许许多多趣事，大部分是传说，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有一次，他赴宴迟到了，向主人解释说：“我刚刚参加了一只蚂蚁的葬礼，我跟着出殡的行列，一直走到墓地，又送死者的家属回去，所以我迟到了。”

路易十四反对他当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因为拉封丹的生活方式和他早年的《叙事诗》都不合时宜。最后，路易十四终于软了心肠（1684年），他说：假使拉封丹能行为正直、生活严谨的话，可以让他当法兰西学院院士。可是这位老诗人分不清楚道德和罪恶，只分得出自然和非自然，他是在树林中学会他的行为和道德标准的。他和莫里哀一样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没有好感。他说：“那些‘诡辩者’教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太颓丧了。”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加入教会中自由思想派的团体。可是，有一次他在街上忽然中风，差一点死去，他终于决定应与教会讲和了。但他仍然怀疑地问：“圣奥古斯丁是否真的比拉伯雷聪明？”他死于1695年，享寿74岁。他的护士充满信心地认为他可以获得上帝的赦免而进入天堂，因为“他是那样单纯的一个人，上帝不会有勇气罚他下地狱的”。

布瓦洛（1636—1711）

“四友会”在老哥伦布街（Rue du Vieux Colombier）聚会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尼古拉斯·布瓦洛发言。他曾制定了文学和道德的标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像英国伦敦的约翰逊博士一样。与约翰逊一样，布瓦洛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文学批评，而不是他的著作。他最好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极其平凡的诗歌，但他的文学评论在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甚至超过路易十四在政治上的成功。他和莫里哀、拉辛之间的友谊，加上他在评论中对他们二人作品的赞赏，使他们在众多敌对者的攻击声中，屹立不动。

布瓦洛是巴黎法务院中一位职员的第14个孩子。父母原来希望他做一名牧师。他起先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念神学，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改学法律，开业做律师。1657年，他父亲死了，留给他一笔遗产，足够供他当一个诗人。他花了10年时间磨炼他的写作，从1666年开始，先后写了12篇《讽刺诗》（Satire），批评他的文人朋友们的作品。他十分惊奇地发现，在文艺界有“一大群快要饿死的二流诗人”。他像攻击一群蝗虫似的攻击他们。他指名道姓地骂人，用各类诗文制造仇敌。在他心中，女人是处于最下等地位的。因此，他讥讽斯屈代里夫人和拉法耶特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是浪费法国纸张和法国人的时间。他赞美古代的作家们。至于当代的作家，他喜欢马莱布（Malherbe）、拉康（Racan）、莫里哀及拉辛。“我认为，”他说，“只要不昧着良心，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有权利指出：坏诗就是坏诗。我们更有充分的权利，对那些愚钝的书感到厌恶。”

在他的《讽刺诗》中，他采用了尤维纳尔（Juvenal）的严肃态度。后来，他又写了一些叫书信体诗（1669—1695年）的专集。在这个专集中，他的笔锋稍微收敛了一点，近于贺拉斯讽刺作品的风格。也就是这些诗般的作品，使国王路易十四邀他入宫。国王问他对自己所写的诗最满意的是哪一首，布瓦洛抓住这个晋身的机会，故意不念任何一首已出版的作品，却念了一首“最不坏”的作品，内容是歌颂路易的。国王赐给他一年2000镑的赏金，使他成为王宫中一位重要人物。国王说：“我喜欢布瓦洛，他是一条必要的鞭笞，替我们鞭打那些二流作家的坏作品。”国王支持莫里哀“反对盲从”的看法，布瓦洛出版了有关修士的长篇叙事诗《读经台》（Lutrin，1674年），嘲笑一些好吃懒做的牧师们时，国王没有阻止。1677年，这位讽刺家和拉辛一起成为王室的史官。1684年，在国王明确的指示下，在许多被他谩骂过的人的反对声中，布瓦洛终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使布瓦洛成为那个时代的名人的关键，是他于1674年写了《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这本书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它模仿的对象——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警告一些年轻的诗人，帕纳索斯山（Parnassus）是很难爬上的。他叫他们注意，在他们下决心攀登缪斯的圣山之前，先要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事情，这些事能不能阐明其理或是很有内容、很富情调。“变化你的内容，”他奉劝他们，“太单调、太统一的像布瓦洛写的那种诗会使人昏昏欲睡。”而且，“从庄重变为甜蜜，由轻松转为严肃的一首小诗，会使一个诗人感到身心舒畅”。“用心听你诗中每一个字的声韵。在用字和格式上，遵守马莱布的规则。不要研究和你同时代的诗人，却要多谈古人如荷马及维吉尔的叙事诗。写悲剧，学索福克勒斯；写喜剧，学特伦斯；写讽刺诗，学贺拉斯；写田园诗，学狄奥克里塔斯；把匆促变为徐缓，但不要泄气。把你的作品放在铁床上提炼20次……偶尔加多一些分量，时常减去一些不必要的。”“爱那些批评你的人，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埋怨。”“为荣耀而工作，别让几个臭钱成为你辛勤工作的主要目标。”假如写戏剧剧本，要注意“一统”原则：

让一件事，在一个地方、一天内完成，会使戏院永远满座。研究宫廷生活，熟悉都市的环境，也许就是莫里哀能在艺术上有今天这种成就的原因。

布瓦洛和莫里哀一样，认为那些名人是可笑的，也厌恶那种虚伪的情诗，他认为就是那些诗使法国的诗歌作品萎靡不振。他反对过度夸张的哀怨悱恻，赞成笛卡儿崇尚真理、教诲人们适度克制欲念的传统论调。他制定了诗歌的正统格式，并用两行正统诗说明它的内容：

热爱“意义”，然后用你的笔写出它（意义）的美丽与价值。不要过于感情用事，不要乱冲动，不要太过夸张，不要卖弄学问，不要矫揉造作，不要故弄玄虚。最理想的文学作品，就像生活一样，需要有适当的自制，不可言过其实。

布瓦洛喜欢莫里哀，但惋惜他后来的剧本走入闹剧的格调。他也喜欢拉辛，但很明显，他不赞同拉辛剧本中过分提高爱情的地位，也不喜欢那些感情冲动的女主角，如海米丽、贝雷尼丝、菲德尔等。布瓦洛是一个过分忙碌的辩论者，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了解帕斯卡所说的——一个人心中有许多事情，是头脑不能理解的。不带感情的文学，就像大理石一样的光滑，也像大理石一样的冰冷。贺拉斯也赞成用感情写作，他说：“假如你希望我看了你的作品后哭泣，你在写作时必须自己先哭过。”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布瓦洛似乎都没有看见过。

布瓦洛的原则对人们的影响力极大。法国的诗歌和散文有3代之久努力遵守他的正统规则。同时，他的原则也成了英国“奥古斯丁时代”文学的典范。那时，它的倡导人很明显地模仿《诗的艺术》写了一篇《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布瓦洛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为了免去想象力和情感，法国在拉辛以后，英国在德莱登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好诗。最好的诗不过是从一个“雕像”中取出最美丽的一部分，却缺少了画像的柔和气氛和美丽的彩色。无论如何，把“意义”注入纯文学中是好的，欧洲已有太多与爱情或宗教有关系的无聊作品，需要布瓦洛用愤怒的责骂来清除文学作品中无稽、荒诞、虚伪、造作及空洞无意义的情感。莫里哀从闹剧作家变为哲学家，拉辛的艺术造诣终于趋向完美，也许布瓦洛有部分功劳。

1687年，布瓦洛用国王的赏金在欧特伊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在他的作品中，一句也没有提过他四周优美的环境，这就是他的个性。他把它改名为德普雷奥（Despréaux），几乎一直住在那里度完余生。他生活得十分宁静，从不进宫去，但热诚欢迎他的朋友们。人们发现他“虽然说每个人的坏话，却有许多朋友”。他很有勇气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表示同情，并告诉一位耶稣会教士，帕斯卡的《省区书简》是法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在尊称他为伟大的理论家的那一群人中，他活得最久。莫里哀早就死了，拉封丹于1695年离开了人世，拉辛在1699年也去世了，这位年老多病的讽刺家感慨地说：“我失去的那些亲爱的朋友，就像一个人的梦，醒来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死亡快要来临时，他离开了欧特伊去圣母院，死在听他忏悔的神父的房中（1711年）。他希望死在那里，撒旦就不敢碰他。

罗曼史的提出

女士们对文学经典中所谓的理性、保守和自我抑制，如年老的高乃依和年轻的拉辛的那一套，并不苟同。她们的世界是充满感情和罗曼史的。传统婚姻对她们的束缚并没有最后的成效，反而激起她们对爱情的幻想。当时的文学出版物，除了古典戏曲外，爱情文艺小说也占了极大的比例，受到千万人的喜爱，甚至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广泛影响。法国的女士们，从不感到这种小说太多，也不觉得它们太长。戈捷（Gauthier）写了10卷《埃及女王》（Cléopâtre）便打算停止时，他的未婚妻拒绝跟他结婚，除非他再多写两卷，使整个故事有个结果。

斯屈代里小姐以她10卷的小说《居鲁士大帝》（Le Grand Cyrus）和《克雷莉娅》（Clélie）征服了半数以上的法国人。法国人很高兴地发现，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主角，虽用假名掩饰，却是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这些故事的内容，就是描写他们的生活情形。很快，沙龙中的先生女士们，开始用小说中主角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并学那些虚构的人物，为爱叹息或否认爱的存在。斯屈代里女士变成了萨福。沙龙中的人们，一直这样称呼她直到她94岁去世。她写这些小说是为了取悦她的哥哥斯屈代里，出版时便以哥哥的名字作笔名。她喜欢他对她婚姻的监督。她的作品吸引了有学问的女士和有脂粉气的男子。莫里哀的《可笑的名女人》和《才女》出版后，改变了文学的典型，斯屈代里女士却勇敢地把她最后90卷作品保留着，不予出版。那些有闲空的人，仍旧可以从1.5万页的《居鲁士大帝》和1万页的《克雷莉娅》中，找到最细腻的情感描写及最生动、最清晰的分析角色个性的文字。斯屈代里女士值得后人对她永久怀念，因为至少她曾十分努力地提高了法国女人的教育水准。

波西因为结婚成为拉法耶特伯爵夫人，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角色。因为她不仅写了一本著名的罗曼史，自己也生活在一个更著名的罗曼史中。她接受过在那个时代很不寻常的、最完整的教育。结婚（1655年）后，她搬到奥弗涅住。不久，她就觉得那里的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她和丈夫在平和气氛下分居（1659年），自己来到了巴黎。她加入了经常在朗布耶厅聚会的那个集团，成了亨利埃塔夫人的侍从。以后，为了纪念亨利埃塔夫人，她特别写了一部动人的回忆录。她不仅是斯屈代里女士的亲戚，也是知己好友。斯屈代里和她做了40年的莫逆之交，对她们之间的友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有过一丝阴影。长时间的交往，从未使她对我冷淡过。友谊的气氛永远是新鲜的、热烈的。”这一段话，对两人都是极大的恭维，因为友谊和爱情一样，是很难永不改变的。

她决定和斯屈代里一样做一个作家时，她发明了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她写了一个爱情故事，200余页。她的原则是，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情况下，最好的写作是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冗文。她曾说：“每省去一句话，就使这本书增加了20个金币的价值；每省去一个字，就增加100法郎的价值。”在几本不太重要的作品后，她完成（1672年）并出版了（1678年）她的名著《克利夫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故事描述一段三角恋爱故事（人物很多）：夏特小姐生得如花似玉又温柔端庄，克利夫斯王子对她一见钟情。夏特小姐遵母命嫁给他。可是，除了得到他的敬爱外，他并没有给予她热情。不久内穆尔公爵遇见了她，马上就爱上了她。起先，她曾善意地指责过他。但他那稚气而持久不衰的热情，终于感动了她。渐渐地，她由怜生爱。她把这种情况告诉丈夫，求她丈夫带她离开宫廷，远离诱惑。她丈夫不相信她是清白的，他不停地幻想着妻子的不贞，终于使自己忧愤咯血而死。这位王妃同情丈夫不幸的死亡，拒绝了公爵的爱情，而把余年寄托在慈善事业上。怀疑论者培尔评论道：“如果法国有如此纯洁又忠于爱情的女性，我将不惜跋涉1200英里去拜访她。”

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不久文艺界人士就一致认为，这是一段著名的罗曼史产生的结果。斯屈代里女士说：“拉罗什富科和拉法耶特夫人合写了一本小说……我听人说写得非常好。”她又加上一句：“他们两人的年龄，已不允许他们共同做其他任何事了。”这两位作家同时否认这本书是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写的。斯屈代里夫人写道：“《克利夫王妃》这本书，是一个可怜的孤儿，既无父，又无母。”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这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本法国小说。丰特内尔承认，他看过四遍。罗曼史的反对者布瓦洛评论拉法耶特夫人是“法国女性中有着最伟大的精神、最动人的文笔的一位”。历史也证明，《克利夫王妃》是同期法国小说中唯一的一本到现在仍能毫无困难地、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塞维涅夫人（1626—1696）

还有10卷作品，从那个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也是由一位女士写的。玛丽·尚塔尔（Marie de Rabutin Chantal）女士，童年时代双亲就过世了，继承了很大的一笔遗产。法国人中头脑最好的几个联合起来，完成了她的教育。法国最高尚的几个家庭指导她学会了生活的艺术。18岁时，她嫁给塞维涅侯爵。但塞维涅先生是一位调情圣手，只爱她的钱，并不爱她，将她财产的一大部分浪费在他的情妇身上。有一次，为了某个情妇与人决斗，不幸失败身亡（1651年）。玛丽尝试着把他忘记，可是，她一直没有再嫁。她将全部心血花在养育她的一对儿女身上。也许，正如她那讨厌的表兄拉布丁（Bussy Rabutin）形容的，她是一个“冷酷的”女人。也许，她发觉到，如果母爱充分发挥了，性爱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她的每封信都充满了快乐与生趣，而且几乎都与母爱有关。

她热爱社会的程度与她不信任婚姻的程度一样深。作为一个拥有53万利维尔财产的富孀，她当然拥有不少追求者，蒂雷纳·罗昂、比西……她不认为应该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做终身伴侣，而把其余的赶走。但终其一身，从无任何桃色新闻，或她与哪个男人有暧昧关系的谣言玷辱她的名声。朋友们用毫不猜疑的情感热爱着她。她的朋友有雷斯、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富凯等人。前两人不得进入宫廷，因为他们参加了投石党。最后那个，因为有些来源不明的财富，也不许进宫。塞维涅夫人对他们四人忠实而友善，教会因此也不太欢迎她。《爱丝苔尔》一剧在圣西尔上演时，国王曾对她说了一些客气、赞美的话。除朝廷外，许多团体都欢迎她参加，因为她具有一切有教养的女性应有的风度与仪表。她的谈吐和她的文章一样生动有趣，这和我们平常夸奖人的方式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常听到的话是：某人会不顾一切把想要说的话写出来，谈话时却十分谨慎。

在她如今存留的1500多封信中，大多都是写给她女儿弗朗西丝·玛格丽特（Françoise Marguerite）的。她女儿于1669年嫁给格里南（Grignan）伯爵，随丈夫搬去普罗旺斯省居住，她丈夫担任副省长的职务。1671年至1690年，几乎每次邮差送信到她女儿家中时，都有一封母亲写给女儿的信，甚至一天有两封。她对女儿说：“我写给你的这些信，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任何其他事情，和这事一比，都无足轻重了。”她把不能给予男人的爱，全部变成了对女儿的溺爱，连女儿自己都觉得不配。弗朗西丝是一位很保守的女士，她不懂得怎样用热情的言语来表达她心中的感情。她有丈夫和孩子们要照顾。她有时也会不耐烦，也有忧虑。可是，有25年之久，她每星期写两封信给母亲，除了生病之外，几乎从未间断过。这位快乐的母亲，有时会担心，写信是否浪费了女儿太多的时间。

这些信中最感人的一件事，是格里南伯爵夫人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及后来被送进修女院与世隔绝的情形。为了使母亲便于照顾她，伯爵夫人到巴黎生产。孩子出生后，她马上向丈夫致歉，因为生了一个女儿，必须辛辛苦苦地教养成人，长大后还得花大笔金钱陪嫁，出嫁后，就失去了她。产后不久，她离开巴黎回到普罗旺斯去，暂时把女儿玛丽·布兰切留在兴奋的外祖母身边。塞维涅夫人写信给女婿说：“假使你想要个儿子，努力生一个吧！”她写信给那对不领情的父母，详细地告诉他们，那个他们不愿拥有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一切令人欣喜的细节：

你们的小女儿越来越可爱了……肌肤雪白，银铃般的笑声不绝于耳……她的相貌，她的嗓子，她身上的每一部分，都美妙极了。她懂得做100种小动作：牙牙学语，打人，画一个十字，请人原谅，鞠躬，亲自己的小手，耸肩，跳舞，拍马屁，摸人的下巴……我跟她在一起玩时，她可以给我好几个小时的欢乐。

外祖母必须把小胖外孙女送回普罗旺斯时，曾流了不少眼泪。后来，她的父母在她不到5岁大时，就把她送到一家修女院，塞维涅夫人更是伤心欲绝。这个孩子从未离开过修女院，15岁时正式宣誓成为修女，从此与世隔绝。

副省长是一个极度奢侈的人，喜爱宴游，经常入不敷出。他的太太隔一段时期就写信告诉母亲，他们快要破产了。母亲总是带着爱心责备他们，也必定接济他们一大笔钱。“一个拥有这么多金银珠宝、豪华家具的人，怎么居然会生活得像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一样。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真是天晓得。”寄了这么多钱给女儿，为了维持自己的财富，塞维涅夫人只好辛辛苦苦地下乡到布列塔尼省的罗契村，那里有她的产业。她亲自察看那些财产是否被人好好地照顾保管。“产业出租的收入，除了一小部分被人吞没外，大多数都到达她手中。”她经常到乡下，使她在旷野里、森林中及布列塔尼地方的农民生活里，找到许许多多新的乐趣。她在信中对乡村生活的描述，也和对巴黎形形色色的描写一样生动有趣。这些事情，一周两次，像新闻简报一样送到她女儿那里。

她的儿子查理是另一个令她头痛的问题。她很喜欢他，因为他本性善良。她写道，他是“机智和幽默的源泉……他过去常念几段拉伯雷的幽默的短文给我们听，使我们笑痛了肚皮”。查理是一个模范儿子，只是他继承了父亲的习性，一个情妇又一个情妇，直到有一天——还是让我们看看夫人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其中已非常明白地说出，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告诉你一件有关你弟弟的事……昨天，他对我说，有一件可怕的意外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一个女人曾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就有点奇怪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可能一生之中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经验。而我们的这位勇士，惨败而归，认为自己可能中了女巫的毒。更好玩的是，他说，他如不亲口把这事告诉我，他心中会感到十分不安。我取笑了他一番，并告诉他，以这种方式来惩罚他的恶行，真使我高兴极了……这真是给莫里哀编剧的一个好题材。

她儿子得了梅毒，她痛责他，但也细心地照料他。她曾试着灌输一些宗教思想给儿子，但她自己对这方面知道得太少，也没有什么可教给他的。她听了布尔达卢牧师的布道后，十分感动，心中也一度燃起圣灵的火花。可是，她看到宗教的游行行列经过住宅区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又觉得不值一笑。她常读阿诺德、尼科尔、帕斯卡等人的作品，她也同情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可是，她讨厌信教的人致力于使自己不受诅咒的那一套，因为她永远无法相信有地狱这种地方存在。一般来说，她避免想太严肃的事，因为那些不是一个女人该想的，又打扰了她平静安宁的生活。不过，她的阅读能力是最优秀的。她可以读维吉尔、塔西佗、圣奥古斯丁的拉丁文作品，蒙田的法文作品，她对高乃依和拉辛的剧本了如指掌。而她的幽默感比莫里哀更真诚、更令人愉悦。听听她讲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朋友的故事：

白仑卡有一天在街上走路，不小心掉到沟里去了。他十分安闲自在，对那些纷纷跑来援助他的人说：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他的眼镜摔破了。如果不是他的运气比他的机智好一点的话，头也一样会破的。但发生的这一切都不能打断他的沉思默想。今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摔了一跤，而且几乎折断了脖子。我猜他大概是巴黎唯一不知道这事的人。

总而言之，这些信，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能真实地表现出一个人的一切。塞维涅夫人毫不掩饰地，按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写出她犯的错误和她的美德。她是一个热爱子女的母亲，在巴黎的家中、在法国首府的沙龙中、在布列塔尼省的乡村，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她女儿。她告诉女儿巴黎贵族社会中最新的闲言闲语，同时也告诉她“夜莺、杜鹃还有八哥儿已开始在春天的树林中歌唱了”。她有成百上千的朋友，老是打扰她完成2000页的作品，但她从不说他们一句坏话。她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谈，以便能适度地恭维别人，又不失礼。偶尔，她也会因为太高兴了而不知不觉地犯些小错。她同情不幸的人，也原谅她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人们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她自己的言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她是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不厌其烦地劝人为善，告诉大家“生存的乐趣”。她谦虚地说，自己不够资格出版一本书，可她是在法国文学巅峰时代里写出最优美法文作品的作家。

她有没有想到要出版她写的信呢？有时她也使自己沉湎在修辞学的梦里，好像嗅到了印刷机的油墨味。可是她的信中很多都写的是生活上的琐事，是过度亲昵的私人感情，有时也揭发了社会上某些有碍观瞻的事件。这些事，她都不太愿意公开让大家知道。她知道，她女儿把这些信件给友人们传阅，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风气。因为在那个时代，书信是住得距离较远的朋友们唯一交换消息的方式。她的另外一个外孙女保琳，她极力设法不让她和姐姐玛丽·布兰切一样进入修女院，继承并保留了她的那些信件。这些信件一直到1726年，即塞维涅夫人死后30年才出版。现在，这些信是法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犹如一大把艳丽的花束，其香味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浓郁。

她的生命快到尽头时，她对宗教问题想得比较多了。她承认她惧怕死亡和末日的审判。布列塔尼多雾，巴黎多雨，她患了风湿症，丧失了生命的乐趣，也终于发现，她是不可能长生不死的：

我来到这世上，并非出于自愿，如今又必须要离去。这种事简直叫我无法忍受。我如何离去？……我何时离去？……每天我都在想这些事。我终于发现，死亡真是太可怕了。我恨生命，是因为生命逐渐走向死亡，而并不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刺，刺得人痛彻心扉。你也许会说，我希望永远活下去。绝对不是！不过假使你真要问我的意见，那么，我情愿死在我护士的臂弯里。唯有如此，才能除去我精神上的一切痛苦。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确定地、轻易地，把天堂赐给我。

她说她恨生命，因为生命导致死亡，这是不对的。正确地说，是她恨死亡，因为她几乎享受了77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她忍受着病痛，越过整个法国（约400英里），抵达格里南，希望死在女儿身边。死亡来临时，她以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勇气来面对，因为有临终圣餐及希望自己能青史留名这件事安慰她。事实上，她的愿望的确是实现了。

拉罗什富科（1613—1680）

近代最著名的愤世嫉俗学者，最无情的揭人假面具的专家，也是一个忧悒的残废者，喜欢诽谤女人和爱情，却有3个女人爱他至死。他的一生，是怎样与众不同呢？

他名叫弗朗索瓦·拉罗什富科六世。他的祖先不是王子，就是公爵。父亲是王后和摄政玛丽·美第奇的服装总管，他是长子。在继承他父亲的公爵领地（1650年）之前，他是马西拉克亲王。他学过拉丁文、音乐、舞蹈、剑术、纹章图样学、礼仪学等。14岁时，由父亲做主，娶安德莉·维沃内为妻，她是已过世的法国最伟大的养鹰者的独生女。15岁，他担任骑兵团团长。16岁，他花钱买了一个上校的职位。他经常去朗布耶夫人的沙龙，在那里学会了礼仪和风度。像一切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成熟的女人。他爱上了王后，爱上了谢弗勒斯夫人，爱上了奥特福小姐。安妮王后与黎塞留争权时，他为她服务，被查了出来，因此坐了7天的牢。出狱后，他被放逐回韦尔特伊（Verteuil）的家中。此后，有一段时间，他改变生活方式，和妻子共同生活，和年幼的两个儿子弗朗索瓦和查理游玩。他也领悟出乡村生活中有许多优美的情趣，只有在都市生活过的人才体会得出。

在那个时代，法国上流社会的法定婚姻不可以随意解除，但可以置之不理。拉罗什富科过了10年不和谐的一夫一妻生活后，下决心要出来在爱情和战争方面探险。在他打朗格维尔夫人的主意时（1646年），已不是由于理想主义的热情，而是想借此机会征服一个有名气又防卫森严的城堡。这和引诱一位公爵夫人又是大孔代的妹妹，完全是两回事。在她那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政治上的因素而接纳了他。他在贵族谋反运动中，可做一个有用的联络人，而她想成为这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告诉他她已有了他的孩子时，他马上倾全力支持投石党。1652年，她背弃了他，爱上了内慕尔公爵。拉罗什富科试着说服自己，这是他自己希望如此的。对这件事，他后来这样解释：“当我们爱上了一个人，到了时时刻刻要担忧的时候……最好是……发生了背叛的事情，使彼此的感情有正当理由冷淡下来。”那年，他在巴黎市郊为投石党作战时被毛瑟枪射中了双眼，成为一个半瞎子。因此，他从军中退伍，又回到老家韦尔特伊。

如今，他已经40岁了，开始有风湿痛的毛病。他以前所做的错误决策伤透了他的心，更加重了他身体上的病痛。朗格维尔夫人的负心，投石党内部成员的阴狠毒辣，及其最后不光荣地垮台，这种种打击，使他的理想主义消失无踪。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开拓自己的事业，他写了一本《回忆录》（Mém-oires，1662年），这本书显示出他在正统文学方面有极高的涵养。1661年起，宫廷允许他进入，于是他把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陪伴在韦尔特伊的妻子，另一部分用来和巴黎沙龙中的朋友们交游。

他最常去的沙龙是由萨布莱夫人主持的。她和她的客人们常常做一种“串句游戏”，由一个人先说出一句对人性或人的行为的评语，然后由在座的客人一句一句地接下去。萨布莱夫人是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邻居，也是修女们的知己好友。她接受了修女院认为人性邪恶的看法，也同意他们说的世俗的生命是空虚的那种论调。拉罗什富科从战争和爱情的噩梦中惊醒，受尽政治阴谋和身体病痛的摧残，曾经欺骗人也被人骗过。这些因素使他成为极端悲观的人，所以沙龙女主人的詹森教派主义，可能会改变一些他的悲观论调。他发现在空闲时，修改自己或别人的句子，颇有苦中作乐的趣味。他允许萨布莱夫人和其他朋友阅读，偶尔也可以修改一下他的格言。他的某个朋友抄写了一些；一个荷兰盗印者出版了其中的189句，是以匿名的方式发行的。约1663年，沙龙中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是拉罗什富科的话。因此，拉罗什富科本人，于1665年发行了一本较好的、有317句格言的书，名为《道德箴言录》（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这本小书很快被简称为《箴言》，也几乎成为一个模范读本。读者们不仅赞佩其文字上的精练、简洁和优雅，更欣赏它把人的自私自利的丑恶言行暴露无遗。但很少有人想到，那些话说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缺点。

拉罗什富科的出发点是他的第二句格言：“所谓‘自爱’，就是一个人只爱自己，或纯粹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爱其他的人或事物。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进行或鼓励着‘自爱’。”“虚荣心，只是‘自爱’的一种形式，仅仅这一种形式，就几乎包括在人的每种思想、每种行为中。”“那些拒绝旁人第一次称赞的人，其目的是为了等着旁人的第二次称赞。”想要得到喝彩，是一切表现自我的文学创作和英雄主义的来源。“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骄傲的，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而已。”“道德，由于人们对自己过分的重视而消失了，就好像河水消失在海中一样。”“假如人人反省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就会发现我们心中藏有许多邪恶的念头。如果这种邪恶在别人身上被发现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指责。因此，人们可以由自己的败坏无能，而推论出所有人类都是下贱而堕落的。”“我们都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如果一个欲望被克服了，绝不是由于明白了事理，而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欲望发生了。”“智慧永远被感情欺骗。”“人们从不因为有真正正确的理由，而急切地需要一件东西。”“最平凡的人，如有欲望在后面指使，会比一个最聪明而没有欲望的人占优势。”

所谓生活的艺术，就是尽可能地隐藏“自爱”，免得侵犯了别人的“自爱”。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假装有利他主义的思想。“伪装是邪恶对美德的敬意。”这位哲学家被人认为是轻视财富和出身高贵，其实这只是表扬他对人生有正确看法的一种方式而已。友谊，“只是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永远希望‘自爱’是赚钱者”。“注意到没有？有时我们并不因为朋友们的不幸而感到真的难过，这可以衡量出友谊的真实性。”“我们比较容易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而不愿原谅我们伤害过的人，或曾赐我们某些恩惠，因此我们有义务报答的人。”“社会就是其中的每一个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真爱好像是鬼，大家经常谈起它，可是很少有人看到它。”“假如我们从未听人讨论过爱情，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坠入爱河了。”“可是，如果是真爱，是多么令人难忘的经验，女人只要一得到真爱，就没有余力与人产生友谊了。同时她也发现，友谊与爱情相比，是太平淡无奇了。因此，女人如不在恋爱中，就几乎不存在。”“有时，你也许会遇到几个女人，从无任何钩心斗角之事，可是很难找到一个女人有过一次艳事之后不再有第二次。”“大部分诚实的女人，就像隐藏着的宝藏，只因没有人去寻找，才会安全可靠。”

这位多病的愤世嫉俗者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这些警句并不能完全公正地刻画人性。因此，他常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如“差不多”“几乎是”或类似的哲学上应有的保留词句。他承认“要懂得一般人的通性，是很容易的；可是，要了解某一个特殊的人，是很难的”。而且，他书中的前言曾特别指明，这些警句并不适用于他的那些“少数知己好友，这些人，连天堂也愉快地为他们保留席位……算是赐给他们的特殊恩典”。他一定也把自己包括在这些少数人中，因为他写道：“我对朋友们真是忠心耿耿，如果为了帮助别人而必须要牺牲自己，我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去做。”但无疑地，他必定会解释说，做这样的牺牲，比不这样做，要使他快乐得多。他常常说：“感恩，是聪明而慷慨的人的美德。”“纯洁而不包含任何欲望的爱（如果真有这种爱的话），是藏在心底深处、不表示出来的。”“虽然，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人从来不会不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件事。但这并不一定表示，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败坏的；也不表示世上没有留下一丝公平或真诚。人可以控制自己，使自己有高尚的精神，而且（在自己心中）计划着要做一些有益大众的事。做这些事，会受到大家的赞美与称颂。”

年龄渐大，拉罗什富科的心也逐渐软了，他的不幸却更加深重。1670年，他的妻子逝世了。她忍耐而忠心地对待他有43个年头之久，为他生了8个孩子。在过去的18年中，她细心地照料多病的他。1672年，他母亲也去世了。他承认，他母亲的一生充满了爱的奇迹。同年，他的两个儿子参加对荷兰的战争，都负了伤，其中一个重伤而死。朗格维尔夫人为他生的私生子，他并没有承认，但非常喜欢，也死在同一场可憎的战争中。“我曾看见过拉罗什富科哭泣，”塞维涅夫人说，“是那样的伤感，不禁使我肃然起敬。”他对母亲和儿子们的爱，是“自爱”吗？假使我们认为，他的这些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或是他自己的延伸，那么，就是“自爱”。这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的协调。所谓利他主义，就是把自己或自爱扩展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或社团中。社会上只要包含了这种度量宽大的自私，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拉罗什富科所说的最肤浅的话之一是“女人的价值，很少比她的美丽长久”。他的母亲和妻子是例外。千千万万的女人，为了侍候丈夫、照顾孩子，牺牲了自己容貌和身段的美丽。说这种话，对她们简直太不公平了。1665年起，有第三位女性把她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献给他。她就是拉法耶特夫人。她觉得用各种方式安慰他，是她内心深处最大的乐趣。那年，他52岁，有风湿痛的毛病，又是一个半瞎子；她35岁，风韵犹存，也是体弱多病，患有隔日热。她被那位愤世嫉俗者所写的《回忆录》吓坏了。也许，她认为设法改变或安慰这位不快乐的人，是一件愉快的工作。因此，她邀请他到巴黎她的寓所。他由一顶轿子抬着来赴约，她为他包裹并用垫子垫着他疼痛的脚。她请来许许多多朋友，包括愉快的塞维涅夫人，来帮着她款待拉罗什富科。不久，他又去她家了，慢慢地越去越勤。这终于引起了巴黎人的闲言闲语，他只好不常去了。我们不太清楚，他们之间有没有性的关系存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二人是心灵相交的朋友。“他给我理解，”她说，“而我，改变他的内心。”他也许曾帮助她写作《克利夫王妃》，虽然书中温柔细腻的罗曼史与《箴言》（Maximes）冷酷无情的内容，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拉罗什富科夫人去世后，这段具有历史价值的友谊变成了精神上的结合。在法国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描绘着那位纤弱、瘦小的女人，静静地坐在那位因疼痛而动弹不得的老哲学家身边。塞维涅夫人说：“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和他们迷人又充满信心的友谊相比。”有人说，基督教随着拉罗什富科的逝去而开始兴旺。这句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很可能是虔诚热心的教徒——拉法耶特夫人——终于使拉罗什富科信服，唯一能解答哲学问题的是宗教。他自觉死亡快要来临时（1680年），要求波舒哀主教给他领最后的圣餐。他的知己拉法耶特夫人，比他多活了痛苦的13年。

拉布吕耶尔（1645—1696）

拉布吕耶尔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儿子。他是学法律的，捐了一个小官职。后来，他做了大孔代的孙子的家庭老师，也是孔代家中的一名侍从，又成为查恩提里的侍从，终于进入凡尔赛宫。他一直是光棍，从未结过婚。

他是个敏感而害羞的人。虽然他是中等家庭出身，又在宫廷中和贵族们在一起，可是，他曾受到法国阶级歧视的最大折磨，又不善于装出阿谀奉承的笑脸作为晋升之道。他以尖刻和仇视的眼光观察“皇家动物园”里的形形色色，把他的愤慨写在一本书中。那本书的写作几乎发挥了他所有的智慧。他把他的书取名为《从希腊文翻译而来的狄奥夫拉斯图斯书中的人物，用现代人的个性与品格来描述》，又名《品格论》。这本书很快就成为巴黎人的谈资。虽然书中人物用的是假名，还是分辨得出他们是巴黎或宫廷中的知名人士。每个人看到他们之中的其他人被写在书上，都有幸灾乐祸的心理。甚至发行了一本《索引》，说明书中所写的人都指的是谁。拉布吕耶尔曾声明过，如果书中人物与真实人物有相似之处，纯粹是巧合，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他因此而享有盛名。1696年他去世之前，他的书共出了8版。每新发行一版，他就在书中增加几个新人物，使巴黎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一幅“现世图”。

现在，我们再看这本书，由于我们对那个时代有所隔膜，似乎就有一点枯燥无味了。他的思想是传统似的陈腔滥调，语气中带点妒忌的味道，讽刺得太简单了，和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差不多。拉布吕耶尔并不要求法国的政府和宗教加以改革。他认为应该有穷人存在，否则要找佣人就很困难，而且也没有人去开矿、耕田。他认为惧怕贫穷是产生财富不可少的因素。他很骄傲地把波舒哀主教列为他的好友之一。在他书中最后一节《关于自由思想者》（“Of Freethinkers”）中，他仅说明那位伟大的布道家的辩论之词，具有较好的判断力，文笔也较高雅。他同意笛卡儿对上帝和永生提出的证据。他很巧妙地在文章中求神保佑那些“不可知论者”，赐给他们天上的秩序和尊严，改进对当时各种生物设计的图样，除去任何事都应用自己的意愿决定的思想，感化那些轻视心灵重要性的人。他责备贵族社会人士的狂傲自大、有钱人的贪心不足及宫廷中侍卫们服务的态度。他形容在凡尔赛宫的小教堂做礼拜时，大家都面对着国王，而不是面对圣坛。可是，他自己也小心翼翼地把保护的花束献给国王。不过，至少有一段话，他摒除了一切顾忌，大胆地描绘由于战争及对农民课征重税的影响，使农民人数大为减少，贫穷得像野兽一般的残酷现象：

有某种野兽，雄性的雌性的都有，分散在乡村各地。它们皮肤黝黑，面如死灰，都被太阳烤焦了。它们趴在地上挖掘，把挖出的土向上抛出，积起一座土堆。它们不分昼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着。它们有着发音清晰的声音。它们站起来时，有一张人类的脸。事实上，它们是人。

这一段文字，是法国古典文学中常被引证的章句。

补遗与结论

有一位沙普兰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筹备时曾助过一臂之力。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1595—1674年）最伟大的诗人。还有一位卢梭，他写的诗，人们都遗忘了，可是他写的刻薄的讽世警句，使他因人身诽谤罪，而被逐出法国（1712年）。差不多所有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大人物，都写回忆录。我们提过雷斯、拉罗什富科的回忆录，以后还会提到圣西蒙的回忆录。除这三本以外，比较突出的回忆录是莫特维尔夫人写的三卷。她用令人着迷的平易语气，历述她在安妮王后的宫中服务22年的经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她赞同拉罗什富科的想法。“我曾经历过人们虚伪友谊带给我的许多痛苦，使我不得不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正直’或‘一颗感恩的心’更加稀有。”她就是这种“稀有之物”之一。

拉布丁是比西地方的伯爵，写了一本《高卢民族爱情史》（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这是一本黑幕书，书中描写当时人物的丑闻，用古代高卢人物作掩饰。国王对他书中所写关于亨利埃塔夫人的双关语，十分愤怒，把他送到巴士底狱关了起来。一年后，将他放出，但前提是他必须退休，回到自己的领地。他在那里烦躁不安地度完了余年，也写了一本十分生动的《回忆录》。更不可采信的，是一本塔勒芒（Tallemant des Réaux）写的《逸事》（Historiettes），书中还画些恶意的小插图，画的是文艺界的名人或丑闻的主角。弗吕里（Claude Fleury）写了一本不昧良心的《教会历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1691年）。蒂耶蒙（Sébastien de Tillemont）写了一本《皇家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1690年后），还写了一本《公元六世纪前宗教史》（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ers Siècle，1693年）。为写《宗教史》，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得非常辛苦，但不知不觉地澄清了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狂野、荒诞。

最后还有一位马克特（Charles de Marquetel），又叫圣埃夫勒蒙大公。他是态度最和蔼的“反灵魂不灭论者”（esprits forts）。他使天主教、胡格诺教派、耶稣会和詹森教派的人士都震惊了，因为他怀疑这四派最基本的信仰。他充满冒险的军旅生涯，使他几乎得到元帅的权杖。但他批评马扎然，又是富凯的好友，终于使他失去了宠信。知道自己上了被捕名单时，他逃到了荷兰，1662年，又到了英国。他的优美风度和怀疑论者的机智，使他成为伦敦奥尔唐斯·曼奇尼（Hortense Mancini）沙龙和查理二世宫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和多克坎库尔（Maréchal d’Hocquincourt）一样，都是英王面前最令人愉快的聊天者之一。他最喜欢打仗，其次喜欢女人，第三才是哲学。他吸收了蒙田的轻松愉快，又和伽桑迪研究伊壁鸠鲁，他和那位邪恶的希腊哲学家同样下结论说：声色之娱是不错的，但求知的乐趣更好。不必考虑太多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也不怎么关心人们。吃得好、写得妙，对于他来说是最合理的两件事。1666年，他又到荷兰，遇见了斯宾诺莎，对多神主义的犹太人过着虔诚的基督教生活有很深的印象。英国政府给他的资助金，加上他自己财产的剩余部分，他有余力写些不太著名的小品文，都是用飘逸自在的文笔写的。这种笔调，对伏尔泰的成名有一点影响。他写的《论阶级的不平等》，对孟德斯鸠有很大的帮助。他写给尼侬的书信，创造了法国人书信中特有的宁馨之气。58岁时，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意志不坚者：“如果没有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研读这位名人作品得到的唯一益处。”他几乎和丰特内尔一样长寿，死于1703年，享年90岁。他还得到了法国人很难获得的特殊荣誉，即死后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9个世纪后，”腓特烈大帝写信给伏尔泰，“大家都会忙着翻译路易十四时代好作家的作品，就像我们现在翻译伯里克利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品一样。”早在路易十四去世前的好多年，很多法国人已经开始将他们那时的作品和古时最好的作品互相比较了。1687年，查理·佩罗在法兰西学院，念了一篇叫《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早已超过了希腊或罗马时代的成就。佩罗认为布瓦洛也是当时超过前期同行们的伟大作家之一，但那位老批评家马上站起来表示，古时的成就比较伟大。他还告诉学院中的人，听佩罗这种无聊的论调真是可耻。拉辛为了缓和二人的冲突，只好假设佩罗是在开玩笑。佩罗却认为，他是站在有利的一面。1688年，他重新奋斗，参加了“今古平等运动”（Parallè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那是一段持续时间较长却有趣味的口头辩论。他认为当时的建筑、绘画、演说术——除了《埃涅阿斯纪》等叙事诗外——都比古代好。丰特内尔非常高兴地支持他的论点，但拉布吕耶尔、拉封丹、费奈隆和布瓦洛站在另一边。

这是一种健康的辩论，它结束了基督教及中古时期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理论，也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把古代的诗歌、哲学和艺术抬举得比什么都高的那种思想。一般来说，大家都赞成当时科学方面的成就，确实超过了希腊和罗马的任何时期，连布瓦洛也这么说。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人，更迫不及待地承认，生活的艺术在马利或凡尔赛宫早已发展到史无前例的优美境地了。我们并不在这里假定可以代他们下结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等我们把同一时期全欧洲的情况完全了解了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我们并不一定要相信高乃依比索福克勒斯好，拉辛在悲剧上的成就超过了欧里庇得斯，波舒哀的口才比德谟斯梯尼更动人，布瓦洛生动的文学连贺拉斯也自叹不如。我们更不敢把卢浮宫与万神殿互相比较，或把吉拉尔东和夸瑟沃克斯与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勒斯的雕刻术相比。但至少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比较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古人的成就并非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伏尔泰称路易十四时代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他却没有想到，他的时代被人称为“启蒙时代”。我们必须修改一下他的颂文。那是一个反对开放、不容有异说的时代，由撤销民主的《南特诏书》一事便可看出。所谓“开明”只属少数不受朝廷欢迎或那些过度荒淫玩乐、为人不齿的人拥有的特权。那时，教育由教会控制，教的全是一些中古时代的教条。从没有人梦想过舆论自由，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一些有幕后人物保护的大胆言论。在黎塞留统治下的人，比路易十四时代的人更富于创造力和灵气，产生的天才人物更多。但路易十四时代，王室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奖励、对文艺界人士的照顾，是之前任何时代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艺术和文学都达到最华美的地步，如卢浮宫的圆柱廊和拉辛的《安德洛玛刻》。但有时只是华而不实，凡尔赛宫的装潢和高乃依后来作品中的修辞学，都犯了这些毛病。而且，那时的悲剧和其他主要艺术，都有矫揉造作之感。他们太过于依赖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他们从那些古物中找材料，而不是从法国人的历史、信仰和特殊风俗中找题材。他们只表现出一些受过特殊教育的特殊社会阶级人士的状况，并不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所以，在这么多光芒四射的显赫人物中，只有平民化的莫里哀和拉封丹在今天最受欢迎，因为他们忘记了希腊和罗马，只记得法国，在那个正统文学的时代，净化了语言，塑成了文学的模式，美化了谈话的内容，同时在推理中加入了感情，虽然也使法国和英国的诗变得冷淡乏味。

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统治者，以那么开明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学和艺术。路易十四迫害詹森教派信徒和新教徒，但在他统治下，帕斯卡写作，波舒哀证道，费奈隆教书。他把艺术当作政治手段和荣誉的一部分，在他的庇荫下，法国有了最伟大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他帮助莫里哀对付一大堆反对他的人。他支持拉辛写完一个悲剧又一个悲剧。法国从未有过这么好的剧本、这么优美的书信和散文。国王的好风度、他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耐心、他对女性的尊敬，使法国宫廷内外人士都养成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这种风度流传到巴黎和全国，继而全欧洲。他错用了几个女人，但在他的统治之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因此使法国在文化上有一个可爱的特点，就是男女都有发展的机会，那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尽管那么多有才干人物被剥夺了风采以至才华没有充分发挥，我们还是可以和法国人一起宣布，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和伯里克利时的希腊、奥古斯都时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英国一样，都达到了人类弧线上令人震颤的最高点。

第六章　尼德兰的悲剧（1649—1715）

1555年至1648年，在约100年中，尼德兰英勇地抵抗着当时称霸世界的西班牙王国。1648年至1715年，则是一段最伟大的荷兰共和国抵抗英国海军大举进犯的历史。在这两件战事上，这个小小的国家，都以最大的勇气，保持了不败的纪录，使其在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在列强侵略的重担之下，它仍不断地发展商业、科学和艺术。它的城市，是心情苦闷的逃亡者的天堂；其民主制度下的各种机构，向包围在它四周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投掷了一些挑战的灵感。

西属尼德兰

尼德兰的南部，又称西（班牙）属尼德兰，到1713年，仍由西班牙统治。该地民族众多，但绝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他们宁可由遥远而国势渐衰的西班牙统治，也不愿由北方的新教徒统治，更不愿被随时威胁着他们、要吞并他们的法国邻居来统治。《比利牛斯和约》把大部分阿图瓦省割让给法国，《亚琛条约》又把杜艾和图尔奈两地给了法国，《奈梅亨和约》给了法国瓦朗谢讷、莫伯日、坎布雷、圣奥默、伊普尔等地。荷兰共和国和法国一样无情。西班牙急于撤回它的军队，停止与法国作战，于1648年订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同意割让给荷兰共和国以前在佛兰德斯、林堡、布拉班特等地占领的土地，也同意关闭斯海尔德河（River Scheldt）的对外贸易。这个令人窒息的侮辱，使安特卫普的商业面临瘫痪，影响了西属尼德兰的经济和贸易。因此，政治侵略渐渐深入到国家内部。

在四周强敌虎视眈眈的包围下，这个现在被称为比利时的国家，仍然珍惜它的传统文化，欢迎耶稣会信徒，服从卢万市（Louvain）的明智引导。1695年，法国炮轰布鲁塞尔，使该城的大部分变成瓦砾堆。大广场（Grand Place）的美丽建筑物几乎被毁坏殆尽，只剩下一个市政府和高耸的维叶大厦（Ville）。皇家议院（Maison du Roi），即皇帝对国务大臣们演说的地方，于1696年重新修建成美丽的哥特式建筑。这个建筑和维叶大厦现在仍是欧洲最美丽的建筑之一。雕刻家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装潢教堂和政府办公大楼的正面，及教堂中的雕像、忏悔室和坟墓。布鲁塞尔继续以出产缀锦画闻名于世。

佛兰德斯式的绘画在鲁本斯和凡·戴克去世后，很快式微了。大概因为这两位画家活着时，已把那个世纪的绘画天才全用光了。法国在艺术和财富方面的兴旺与积累，造就了不少佛兰德斯式的画家，如尚帕涅。有一位比较伟大的画家，小大卫·泰尼耶（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由于父亲的指导，在23岁以前，就成为圣路克聚会院的“名师”之一。4年后（1637年），他暂停了他的事业，与布吕吉的女儿安妮结婚。布吕吉是鲁本斯的崇拜者，也是继承人。1651年，利奥波德大公将泰尼耶从安特卫普召到布鲁塞尔，请他做一名皇室画家和皇室博物馆的主持人。有一张泰尼耶的油画，画的就是他自己和大公，站在挂了许多画的陈列室中。他勉强地按老式规则画了一些旧题材，如《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和《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但他和同时代的荷兰画家一样，喜欢将农夫的日常生活中比较不为人知的细节画出来，但没有像彼得·布吕吉（Pieter Brueghel）那样把农夫的品德降低到跟野兽差不多。为了多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经常参加农夫们的休闲或庆祝活动。他将对活动节目的了解详细地表达在《酒馆内》（Interior of a Cabaret）这幅画中。他也画一些乡村风景，用变化多端的天空云彩把画面陪衬得更加美丽。他喜欢光亮，就像喜欢阴影一样。他用最敏感的细腻画法来表现它们。他的这种画法，到现在都无人能及。

荷兰共和国

那时，荷兰的七个省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值得骄傲、所向无敌的共和国。它的扩张和财富，使其四周的邻国又惊奇又妒忌。这是一个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没有国王。每个城市几乎完全独立，由当地有钱的公民组成市议会统治。每个市议会派代表参加省民大会，每个省民大会又派代表参加全国会议，而全国会议专管省与省之间的协调及外交事务。这种政体，至少对荷兰的商业巨子而言，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全赖荷兰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增加。可是也有人反对过这种商人的寡头政治，那就是荷兰唯一的贵族势力威廉一世——沉默的奥兰治（Orange）和拿骚（Nassau）王室的后代——曾经在荷兰顽强抵抗西班牙侵略的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领导全国渡过难关。因此，全国会议为纪念他对国家的功绩，特别任命他做省长及军队的总司令。而且，省长与总司令这两个职位，都是世袭的。他掌握军队的控治权，足以使他随时推翻当时的寡头政治共和国，成立一个贵族化的君主专制国家。1650年7月，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二世以省长和总司令的身份，企图取得全国各省的最高统治权，发起了政变。数省的省长起而反抗他。威廉的军队抓了他们中的6个人，并关在牢里。其中包括雅各布·维特（Jacob de Witt），多德雷赫特（Dordrecht）的市长在内。可是威廉二世被天花夺去了生命，死于1650年11月6日。他死时只有24岁。他的遗孀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在他死后一个星期，生下了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威廉三世生来就注定了要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职位——英国国王。

在这两个争权的统治阶级下有农民和渔民，他们担负着供给全国人民食品的重要工作，但他们所得的收入，只不过是商人、制造业者和地主们忽略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我们相信荷兰画家画的画，那时农民已由于战争和重重的剥削变得一无所有，偶尔靠庆典节日调剂一下生活，都被酒精刺激得麻木不仁。在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等地，店铺里有手艺的匠人和工厂中的工人，所赚的工资比英国人要高，他们却于1672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从法国移民来的胡格诺派教徒，以他们的储蓄和技能，使荷兰工业进步得更加迅速。1700年，荷兰共和国已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王国。

荷兰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发展、开拓对外贸易。1652年，它取得了好望角，又建立了开普敦市（Capetown）。荷兰东印度公司历时198年之久，平均每年付给股东18%的股利。荷兰殖民地的土著被当成奴隶使用，甚至被贩卖到各地。但在本土的投资者不大清楚那些事情，只是以荷兰人特有的平静心情领取股利。荷兰的对外贸易1740年之前，一直是世界第一。1665年，共有2000艘欧洲商船在海上行驶，担任海上商业运输工作，其中1500艘是属于荷兰的。当时全世界一致认为，荷兰的商人和银行家是最能干的。那时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几乎经营一切现代银行经营的业务。价值百万元金额的交易，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处理完毕。大家对荷兰金融的稳定有极大的信心，所以荷兰政府可以用比任何国家都低的利率贷款，有时只要年息4厘就够了。阿姆斯特丹大概是那时全欧洲最美、最文明的城市。我们曾提过笛卡儿对它的称赞，斯宾诺莎也说过同样的话。佩皮斯（Pepys）对海牙也有相似的评语：“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做到最清洁。城中的每幢房子及房子中的每一部分，都尽可能地保持清洁。”

如果不是由于人性的贪婪，这些可爱的城市很可能会成为天堂。那里的繁荣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入侵，内部争权又造成了维特的悲剧。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原本可以和睦相处的居民，变得水火不容、彼此仇视。绝大多数加尔文派新教徒只要可能，在任何地方禁止天主教的公开崇拜仪式。1682年举行的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也许是为了报复《南特诏书》的撤销，拟定了一篇宣布加尔文教派是正统教派的自白书，要求每个牧师在上面签字，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会议任命朱里厄（曾是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主持一个加尔文教派宗教裁判会，传讯并审判有关的异教徒，并把这些异教徒逐出正规教会，更祈求上帝以“世俗的方式”让他们坐牢。但不管怎么样，亚米念教派（Arminian）兴旺起来了。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不相信上帝会事先安排好，要把绝大多数人打进永不毁灭的地狱中。不同教派的信徒，包括门诺教派（Mennonites）、柯里尔教会（Collegiants，这一派曾庇护斯宾诺莎）、路西安教派（Lucianites）、虔信教派甚至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都能借着荷兰法律的漏洞和法律界人士的松懈，找到容身之地。苏塞纳斯派教徒为了躲避波兰政府的迫害，纷纷逃到荷兰，请求保护。但1653年，荷兰法律禁止他们上帝一神论的崇拜方式。1658年，丹尼尔·兹威克（Daniel Zwicker）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篇论文，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提出疑问，认为应该把《圣经》拿出来让大家用“全世界公认的真理”来分析。但1668年，一人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却被判十年徒刑，死于狱中。贝弗兰（Hadrian Beverland）也被判刑，因为他认为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起于性行为，与苹果没有太大的关系。

17世纪末，荷兰对各种宗教的容忍程度又放宽了。由于与不同文化的国家贸易，它把港口和商业中心开放给各种不同信仰或无任何信仰的商人使用。荷兰政府发现，对各种宗教做有限度的容忍，能使国家赚更多的钱。虽然荷兰的宗教自由并不完全，但和其他任何基督教国家相比，要宽大得多。加尔文教派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但天主教因信徒太多，要完全镇压下去也不可能。更有甚者，如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所说的，在社会和政治都由商界人士控制的情况下，宗教对荷兰的影响力，跟其他国家相比要小得太多了。从各国来的难民，对荷兰经济或文化多多少少有点贡献。当然，他们也应当要求有限的宗教自由。克伦威尔掌握英国的政权时，大部分英国皇族逃亡到荷兰。查理二世恢复了君主政体时，英国的民主政治家们又纷纷逃到荷兰请求庇护。路易十四迫害胡格诺派教徒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逃到荷兰。洛克、柯林斯（Collins）、培尔畏惧英国或法国对他们的控诉时，发现荷兰是他们的天堂。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教会堂驱逐斯宾诺莎时，他马上被荷兰的学者们接待、协助，同时，维特还赏给他一笔年金。因此面积不大的荷兰居然成了全欧洲商业、财政、科学和哲学上的学术中心。

如果没有宗教自由及科学、文学、艺术等的润饰，荷兰的文化就会令人感到十分乏味，完全以物质文明为主了。惠更斯和其他荷兰科学家，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荷兰也有诗人、戏剧家和历史学家，但他们的语言限制了他们的名声。荷兰的城市中，充满了书籍和出版社。英国只有两大出版中心：伦敦和牛津。法国也只有巴黎和里昂两处。荷兰却有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莱顿、乌得勒支、海牙五大出版中心，出版拉丁文、希腊文、德文、英文、法文、希伯来文，当然也有荷兰文的书籍。仅阿姆斯特丹一市，就有400家专门印刷、出版和出售书籍的店铺。

在荷兰，对艺术的鉴赏力，对金钱的贪心，对永生的盼望，三者互相竞争。荷兰自治市里的居民们信奉新教，剥夺了教堂里陈设装饰品的权利。但他们的女人和房子，却用从教堂里取来的东西作为装饰。荷兰人为了使太太开心，送她们天鹅绒、丝织品、珠宝首饰等礼物。他们的餐桌上摆设着金制或银制餐具。墙上挂着缀锦画，为墙壁增色不少。在饰架上或碗橱中，必定摆满了瓷器或雕刻精美的玻璃制品。1650年后，代尔夫特的荷兰瓷器制造商，受了由中国和日本进口的瓷器影响，制成上了釉的瓷器，大部分是白底蓝花，给原来单调的家中增加了不少色彩。几乎每个荷兰家庭都拥有一幅或好几幅小油画，代表着住处的清洁和安宁。同时，让人们在室内的墙壁上，通过这些画看到了令人精神焕发的树木、花草、小溪等。

风俗绘画的兴旺

荷兰绘画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购画者人数众多，但都不富有。他们喜欢买小一点的画，但在这些小而精致的画中，要以写实的方式表现出一些事情，让大家一眼就看出，那是他们生活被提炼出的一部分，或经润饰后而美化的部分，要不然就希望那些画能引起人们极微妙但很平常的感触。或者，那些画可以使人放开眼界，走进优美的风景里。荷兰的画家们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只好用更精细的方式来处理画中的线条、明暗或颜色，并把这些艺术作品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挤在很小的一个空间里。欧洲和美洲都有很多此类艺术家，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画出许许多多小画，再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家博物馆，不挂上几幅这种小画。我们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那位不幸却十分快乐的画家扬·斯泰恩（Jan Steen）、最伟大的风俗绘画家维米尔（Jan Vermeer），及举世闻名的荷兰风景画家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

扬·斯泰恩是莱顿一个制酒商人的儿子，曾经在海牙、代尔夫特和哈勒姆工作过，最后成为莱顿一间酒吧的管理员。他属于自我奋斗成功。他的人像画在荷兰艺术界与伦勃朗齐名。1649年，他23岁，娶了画家霍延（Jan van Goyen）的女儿玛格丽特为妻。她唯一的嫁妆就是她的面孔和身段。但有一段时间，她是供给他灵感的模特。他的画售价非常低。1670年的一天，一个药剂师冲进他的房里，把他所有的画搜出来进行拍卖，以所得的价款抵偿10基尔德的欠债。他早期的作品多半以喝酒的乐趣或罪恶为主题。最好的例子是一幅名叫《放荡的生活》（Dissolute Life）的画。画中有一名女子喝得昏昏沉沉，另一个女子因酒醉睡着了，一个小孩从碗橱中偷东西，一只狗爬到桌子上吃剩下的食物，有一位修女刚刚走进来，正打算开始一项说教，说明饮酒的害处。画中的每个人或物，完全是按照艺术的规则、和谐的韵味而组成，通过图形上的混乱再次表达出来。还有一幅内容比较可爱的画，使它那不适当的名称《动物展览》（Menagerie）变得生动起来。画中有一个小女孩在喂小羊喝奶，许多家禽在附近昂首阔步地走着。一只孔雀站在一棵枯萎的树上，长长的尾巴垂向地面。成群的鸽子栖息在高处，还有一只鸽子从远处的街道上凌空飞来。这是一幅简单而美妙的田园图画。这幅画使所有哲学上的难题都显得毫无意义。这就是生命，画中的每种动物，都为了自己认为很充分的理由而活着，不管将来如何。扬·斯泰恩走出酒店时，他用画笔让我们看到了荷兰文化中光明的一面：其中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室内装潢，上音乐课，嘉年华会，快乐的家庭，还有在《快乐的一群》（The Merry Company）中，正在抽烟的他自己。也有他在弹琵琶的自画像。后来，他的作品售价过低，使他心灰意冷，只好又回到卖啤酒的老本行。他经常借酒浇愁，烂醉如泥，仅53岁就去世了，留下400幅未出售的画。

只要看一眼维米尔的《少女的头像》（The Head of a Girl），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位画家生活的世界和艺术造诣，跟扬·斯泰恩几乎完全不同。他这幅无价之宝的画，1882年曾以两个半基尔德的价钱拍卖出去。现在，许多著名的绘画批评家认为它是“世上最好的十余幅画之一”。画中的少女，很明显来自一个好家庭并有一个好家世。她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不含一丝畏惧的阴影，甚至连一点正常的少年们应有的彷徨神色也没有。她静静地享受人生的乐趣，她对人生的乐章反应灵敏。而且，这幅画像也让人看出画家在配色、线条及光度方面所花的心血和工夫。他的画笔如此惊人地向人们传达着同情与了解。

维米尔于1632年出生在代尔夫特，据我们所知，他一生都住在那里，1675年43岁时，也死在那里。他20岁时结婚，有8个孩子。他的画很值钱。他每画一幅画都很认真，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琢磨。而且，他花很多钱买画，所以他死时负债累累，他的未亡人必须向破产法院请求协助。但他现在仅存的34幅画中，都显示出他的生活环境像中产阶级那样舒适。有一幅画，画的是他在画室中工作。他戴着绒毛的软帽，穿着多色的短皮背心，袜子有点皱，好在是丝织品。臀部有点肥大，表示他因环境不错而发福了。他住的地方是代尔夫特的高级住宅区之一。也许是住在市郊某处，从那里他可以画出《代尔夫特景色》（View of Delft）这幅画。他似乎比现在的画家们更安于家居生活，爱护家庭的感情。可是，维米尔的家似乎成了他的象牙之塔，他的妻子也因能帮助丈夫而感到骄傲。在他的《耶稣、玛利亚与马太》（Christ with Mary and Martha）的画像中，他使马太和玛利亚站在同一平台上，他画中的女人，已不是在荷兰艺术品中偶尔会出现的、有一堆肥肉的庞然巨物，她们都是比较注重修饰而富于感情的。甚至于像《女主人和女佣人》（Mistress and Maid）这幅画中的女人，穿着漂亮的长袍，有着细心保持的优美身段，头发式样也经过了仔细地梳理。乐器的陪衬使女子变得更加高贵，如《坐在小键琴边上的女士》（Lady Seated at the Virginals）。维米尔的画，如果是叙述家庭生活的片段或抒发情感，都是以简单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小节来表示，从不描写一大堆人从事复杂而混乱的活动。他最多画一个单独的女子，正在静静地读一封信，或是正在专心地缝纫，或是正在欣赏自己戴一串项链的模样；要不然，就是在缝衣时睡着了；再不然，干脆就是一个女孩在微笑着。维米尔以最完美的艺术方式，表现对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好家庭的感激。18世纪，他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他的小小的“巨作”，常被人认为是霍赫（Hooch）、泰勃赫（Terborch）或伦勃朗的作品。1858年，人们才把他的名字从坟墓里挖出来。现在他在荷兰画家中的名气仅次于伦勃朗和哈尔斯。

有一样东西，在荷兰的风俗绘画中是不大容易找到的，那就是在城市四周的大自然美景。意大利的普桑，曾经抓住了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和原野美景。英国在下个世纪，将要发现自然的美。而这时的荷兰画家们，也暂时抛弃了他们简单或华丽的内部装潢，把画架搬到室外去捕捉溪流中诱人的涟漪、静谧而慵懒的风车、正在萌芽的稻田，还有那千年古木。外国驶来的船只在拥挤的港口中随风摇晃着。变化万千的云彩在天空中游移着。世人都十分熟悉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画的《米德哈尼斯路》（Middelharnis Road），以远近距离的配合表现马路渐渐消失在遥远的空间。但他的《红屋顶的水车》（Water Mill with the Great Red Roof）更富于美感：一头肥胖的牛，在青葱的沼泽中行走；一匹马因为口渴，停在一家小客栈前，或一艘帆船逐渐消失在海上，都使克伊普（Aelbert Cuyp）找到了灵感。萨洛蒙·吕伊斯达尔画了一幅微波荡漾的水中反映出船和树倒影的《运河和渡船》（Canal and Ferry），震惊了全世界。他还把他的侄儿教得比他自己更好。

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生长在哈勒姆市，留下了一幅《哈勒姆一瞥》（View of Haarlem），与维米尔的《代尔夫特》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的这幅画，把大而拥挤的都市中种种复杂的情形，表现得更加恰当。后来，他搬到阿姆斯特丹，成为门诺教派兄弟会中的一员。也许他们的神秘主义使他更加贫穷，也使他领略出大自然中凄惨的一面，他自己却喜欢沉浸其中。他知道平原、森林和天空，虽曾有过宁静和谐，但也有毁灭的能力。大自然有时会发狂怒，即使是最自大、最强壮的树，也会被狂风吹倒，甚至连根拔起。在美好的地面上，有时会发生恐怖的地层断裂。在《悬崖上的瀑布》（The Waterfall on the Cliff）中，没有诗情画意的美景，只是海中愤怒的巨浪冲击着岩石，发誓要把它们碾成粉齑。《大风暴》（The Storm），是大海在愤怒地击打它的敌人——海岸。《海滩》（The Beach），并非是令人愉快的海边景色，而是在阴沉的天空下，被像山一样高的巨浪冲击得乱七八糟的海滩。《冬天》（Winter），画的并不是供人滑雪的游乐场所，而是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威胁下颤抖着。还有最富技巧的蚀刻画《橡树》（Oak Trees），则表现出那些橡树的叶子掉了大半或仅剩下空枝，树干则伤痕累累，又被酷寒的天气摧残着，以致它原来的尊严被掠夺殆尽。《犹太人的墓地》（Jewish Cemetery），本身就是死亡的象征：毁坏的围墙，快要枯死的树，滔滔的洪水流在墓地上，几乎淹没了所有的坟墓。虽然如此，这不表示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永远是悲观、阴沉的。在《麦田》（The Wheat Field）这幅画中，他以深刻的情感，展示出一条静悄悄的乡村道路、受天保佑的大片庄稼及看到一大片空间的喜悦。荷兰人看了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的画，会感觉到他们的土地和气候是邪恶的，因此只愿以极少的代价购买这位画家的画。有些人会认为，有史以来的风景画家，除了普桑外，他是最好的。

荷兰好比是一间永远富足的小房子。伦勃朗与哈尔斯、维米尔与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斯宾诺莎、惠更斯、特龙普与勒伊特、维特、威廉三世，他们在战争的号角声中，一直设法使和平的艺术存在。这就是17世纪的荷兰，“面积并不限制发展”。

维特（1625—1672）

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获得胜利。此后荷兰人忙着赚钱、享乐和打仗。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最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土地的出产品只够供全国人口的1/8食用。国家的经济来源仰仗对外贸易和开发殖民地。因此荷兰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它的商船和殖民地上的人民。过去称霸于海上的西班牙，由于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而结束了霸业。英国海军，由于打了胜仗而狂傲自大，把船只分散在各处海洋中。没有多久，英国为了扩展海外贸易，常常在海上碰到荷兰船，也常跑到荷兰在印度、东印度群岛、非洲的殖民地，甚至还跑到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去。有些英国人仍保有霍金斯（Hawkins）和德雷克（Drake）的火气，认为这无所不在的荷兰，应该被无所不在的大英帝国代替。只要在海上打一两次胜仗，就可以办到了。“商人们正在谈论着，”克拉伦登伯爵说，“和荷兰打一次面对面的胜仗，其利益可一直延续到无尽的将来。荷兰是很容易被征服的，打胜仗后，荷兰原有的贸易将由英国继续下去。”克伦威尔认为这个想法很好。

165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法，禁止任何外国商船运输不是他们本国出产的物资给英国。荷兰过去一直把所属殖民地的产品运到英国，这时，这个赚钱的生意只有停止了。荷兰政府派了一位大使到英国，希望英国能把这个法律稍微修改一下。英国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进一步决定，荷兰的船只在“英国领土”（英国、法国与尼德兰之间所有的水上）航行时，应该把国旗降低，以表示尊重英国在领海上的主权。荷兰特使毫无收获地回到海牙。1652年2月，英国扣押了70艘在英国领海上的荷兰商船。同年5月19日，一队由布莱克（Robert Blake）率领的英国舰队，在海上遇到了由特龙普率领的荷兰分遣舰队。特龙普拒绝把国旗降低，布莱克发动攻击，特龙普打不过就撤退了。从此开始了第一次荷兰战争。

所谓的联邦政府，其实政权是分裂的，这种情况使荷兰濒临绝境。军队的统一领导权，以前由奥兰治亲王负责，现在已经没有了。全国会议成了辩论中心，而不是代表一个国家。英国有一个强大的权力集中的政府，由富有雄心、果断有力的克伦威尔统治。他们有较好的海军，他们有一切地理上的优势，海上经常有西风帮助船只向西行驶。他们毁灭了无数荷兰的渔船，俘虏了荷兰的商船，而且在肯特郡击败了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特龙普在丹支内（Dungeness）击败了布莱克（1652年11月30日），他自己却死于次年7月的一场战役中。为期一年的战争，结果是英国以排山倒海之势展示其海军的威慑力量。英国封锁荷兰的海岸线，使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荷兰的千万人民濒临断粮的边缘，随时都有发生暴乱的可能。

就在这个最不愉快的时期，维特负起了领导全国的责任。他出生于一个在荷兰商业和政治上都很显赫的世家。他的父亲雅各布·维特由民选连任了6届多德雷赫特市长。维特本人接受了一切可能的教育，和哥哥康里一起到法国旅行，又在英国晋见过克伦威尔。他于1647年在海牙定居下来，开业做律师。3年后，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二世省长，希望取得全国七省政治和军事的统治权时，他父亲是被关在监狱中的6个民主政治领导人物之一。后来，威廉二世去世了（1650年），全国会议拒绝由他的遗腹子继承他的职位，于是世袭的省长职位就此中断了。从此，荷兰政府的政治舞台，一直上演着由维特代表的商人、民主政治集团和即将长大成人、既年轻又热情的威廉三世代表的军事和贵族集团之间激烈的争权斗争。

1650年12月21日，维特只是25岁的青年，就当选为多德雷赫特市的首席法官，同时也是该市派驻全国会议的代表。1653年2月，全国会议任命他为全国大统领，并派给他一个对外的艰巨任务——与打胜仗的英国进行和平谈判。克伦威尔铁面无私，他要求荷兰尊重英国领土起见，在英法海峡中应向英国国旗敬礼；荷兰承认英国海军舰长有权在海上随意搜查荷兰船只；荷兰应付给英国在英国领海中捕鱼的费用；荷兰对1623年在阿姆保纳（Amboyna）被谋杀的英国人，应负赔偿的责任；同时，属于奥兰治王朝的人员，全部不准担任公职，也不准拥有权柄。由于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联姻，奥兰治王朝立誓，要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王位。维特把这个条约给全国会议审核时，将最后一条除去，而获得了批准。可是，他又把最后一条加回去，给属于奥兰治王朝的荷兰省代表们看，强迫他们同意这个条约。威廉三世永远不能原谅他的这种行为。

维特娶了富有的温德拉比克为妻，更坚固了他的地位。靠她的关系，他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巨子们建立起联系。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把一些荷兰政府最重要的职位给了他爸爸、哥哥、表亲们、朋友们。很快，他就一手控制了荷兰省政府的大权。其他各省也只好勉强接受他的领导，因为荷兰拥有好几个商港，比较富有，支付全国所需费用的57%，大多数荷兰军舰都是由荷兰省资助的。一般平民都不太喜欢他，可他的政府很有朝气，也有足够的能力。他节制过度浪费的开支，降低政府的贷款利率，整修军舰，建造更好的船只，训练新的海军人员。代表着商人们的心愿，他致力于寻求和平，也随时准备作战。1658年和1663年，他皆当选为全国首席执政官。他对政府工作的全力以赴，他谦虚又单纯的言行，他和谐宁静的家庭生活，都给旁观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太太的财富足够让他住在一所华丽的房子里，四周有各种装饰，使他可以在家里接见外国来的密使。其实，他的家是荷兰的文化中心，不仅仅是一个陈列奢侈装潢的地方。诗歌在那里和政治混在一起，科学和哲学在那里被很自由地讨论着，对维特的加尔文派选民来说，这种自由恐怕太过了。甚至那个可怕的异教徒斯宾诺莎，也发现了这位首席执政官是他的忠心好友，更是他们的保护者。

维特热爱和平，不喜欢战争，邻居们却联合他们的武力，要毁灭这个富有的共和国，这真是一个悲剧。1660年，查理二世重新获得王位，马上就介绍他的外甥、奥朗日王朝的威廉三世向维特致意，并要求废止《退隐法案》（Act of Seclusion）。这个条约禁止威廉三世担任公职。维特同意了。就从此事开始，这个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不知不觉地使斯图亚特王朝走向覆亡之路。1664年，一个英国探险队占领了荷兰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并改名纽约，为了纪念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士二世——那时，他是英国海军总司令。荷兰的国务院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置之不理，于是第二次荷兰战争开始了。

维特所做的各项准备，现在证明了是有价值的。荷兰从前在领导权上的弱点，已转到英国查理二世的粗心大意和无能的政府去了。那个“快乐君主”正在忙着和情妇跳舞时，维特却孜孜不倦地处理军事战略上的问题，每个细节他都亲自过问。他的这种精神赢得了许多人，甚至他的敌人的称赞。他多次与军舰同时出海，把自己暴露在一切战争的危险中，使全体官兵被他的勇气和热情感动。荷兰海军的军舰不如英国多，海军的人数及训练的精良，远比不上英国。因此，在第一次与英国的主要战役中，约克公爵获得了全面压倒性的胜利。有耐心的荷兰人民重新组织舰队，并把指挥权交给历史上最能干、最勇敢的海军上将。1667年6月，勒伊特率领66艘军舰，直驶泰晤士河，攻陷了希奈斯（Sheerness）碉堡（位于伦敦东部40英里处），攻破了阻止进入麦德威河（Medway）的防御工事（麦德威河由希奈斯流入泰晤士河），并俘虏、烧毁、击沉了16艘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军舰。英国人做梦也没想到，忽然来了如此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1667年6月12日）。查理二世对战争不感兴趣，请求他的外交官们与荷兰进行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谈判。1667年7月21日，两个强国签订了《布雷达和约》，荷兰将显然不太重要的纽约交给英国，也同意在英国领海向英国国旗敬礼。英国割让它的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即在南美洲的荷属圭亚那（Dutch Guiana）给荷兰，同时，英国必须把航海法改得对荷兰有利。这份和约是维特一次小小的胜利，也使他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此时，他也犯下了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他更加疏远威廉三世的支持者。因为他于1667年8月5日，通过荷兰省民大会公布了一项“永久诏书”，不准任何一省的省长担任最高军事将领，也不准当海军司令。这样一来，这位年轻亲王的左右人员离开了军队，使军中失去有经验的领导人物。更不幸的是，这次阋墙之争，正好发生在法国侵略西属荷兰而严重威胁荷兰共和国之时。如果由法国控制南方各省，斯海尔德河马上会开放对外贸易，安特卫普的商业会复苏，阿姆斯特丹呈巅峰状态的商业活动会受到很坏的影响，因此所有北方各省的经济也会连带受影响。路易十四还要多久才会停止对荷兰边境的侵略呢？假使他决定吞并荷兰、控制莱茵河的出海口，那么，荷兰就要亡国了。荷兰新教徒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

维特提出多个和解的条件，法国都拒绝了。于是他与英国（1668年1月23日）、不久又与瑞典，组成三国同盟，共同对付逐渐强大的法国，由三国共同协力抵抗。路易十四机警地同意中止“这场逐渐走下坡的战争”，但以必须保留他的军队在佛兰德斯和埃诺占领的城市与堡垒所连成的一条防线为条件。这些条件，英国和瑞典都接受了，荷兰也只好同意与法国签订《亚琛条约》（1668年5月2日）。很明显，维特以外交手腕解除了这次危机。同年7月，他第四次连任任期为五年的荷兰共和国首席执政官。

但是，维特不了解法国和英国的两位国王真正的政策。路易十四永不会原谅维特对法国征服西属荷兰的干预。他曾宣誓道：“假定荷兰像以前对西班牙一样跟我们捣乱，我将要派我的手下拿着锄头和铲子，把荷兰丢到海里。”他的意思是要毁坏荷兰海堤。他仇视荷兰共和国，又垂涎莱茵河的下游，因此他决定毁灭前者、控制后者。一场关税之战又加深了双方的仇恨。柯尔伯订下对荷兰进入法国的商品课以重税的条例，荷兰也还以颜色，订立同样的条例，但很聪明地把军需品除外。卢瓦，法国国防部长，说服了荷兰军火制造商卖给法国大量军火。同时，荷兰商人不同意提高税率以补充军队和军需品的方案。法国外交集团用各种方式，设法解除英国、瑞典与荷兰共和国的联盟关系，这证明了他们手段的高明或财源的丰厚。根据秘密的《多佛条约》（1670年6月1日），查理二世同意放弃三国同盟，而帮助路易十四与荷兰作战。1672年，瑞典因需要法国帮助防卫丹麦和德国，也退出了三国同盟。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及勃兰登堡同意帮助荷兰，可是他们不是军力很薄弱，就是离荷兰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不足以应付荷兰共和国将要面临海上和陆上排山倒海似的大进攻。维特再次表示愿意让步或妥协，但被拒绝了。

1672年3月23日，英国开始攻打荷兰。4月6日，法国向荷兰宣战，13万大军，由蒂雷纳、孔代、卢森堡大公、沃邦、路易十四等人率领向荷兰进攻。由于极其聪明和出人意料的战略，法军的主力部队经过德国境内，用“礼物”扫平各村落，即进攻荷兰边防较弱的地方。6月12日，在荷兰军队的炮火下，路易十四的法国大军游泳渡过60英尺宽的莱茵河——因河水太深，不能涉水而过。这是路易十四多彩多姿的一生中最受喜爱的一段佳话。法军向北部荷兰的心脏地区进攻，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乌得勒支省没有抵抗便投降了，奥威尔吉斯（Overijssel）和海尔德兰（Gelderland）诸省也跟着投降。只剩下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等着法军攻占。虽然勒伊特6月6日在南伍尔德（Southwold）海湾击败了英法联合舰队，仍不能挽回颓势。维特请路易十四提出条件，路易十四索取一大笔赔款，由法国控制荷兰所有的水上和陆上交通，并要求在荷兰境内重新建立天主教的势力。这些条件等于把荷兰贬为奴役，因此被拒绝。同时，荷兰决心抵抗到底。他们将堤防打开，用他们古老的敌人——海水，作急救之途。没多久，海水大量流上了陆地，法军事先没有防备，只得无助地退去。

无论如何，整个国家已被强敌吞灭了。明斯特（Münster）主教和科隆选帝侯的大军加入法军的阵营，在奥威尔吉斯省内横行无阻。英法军舰不顾勒伊特的存在，攻击荷兰商船，这个被围攻的国家，经济已濒临瘫痪了。维特在最艰苦的这几个月中，工作得比历史上的任何荷兰人都要辛苦：忙着筹募资金，忙着供给舰队的装备和粮食，站在甲板上勒伊特的身旁，参加南伍尔德海湾的战役，奔走于大使馆之间，企求可保持和平的协约。1672年6月，他向路易十四提供一项承诺，割让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和荷属布拉班省的一部分给法国，并负担战争的一切费用。这些也同样被置之不理。可是，荷兰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同声指责维特正在计划一项叛国的投降。现在，人民把他们遭遇这一切不幸的责任，都推到维特身上。他们认为他无知，又不顾后果地信任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的话。他们控诉他把政府中十几个肥缺给他的亲友们。最重要的不满，是他拒绝让那些使国家自由繁荣的奥朗日王朝中的人士享有军事和政治上的荣誉。他们指出，维特挑选的那些军事将领都是平庸的、胆小的、无能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指责他是一个秘密的自由思想者，是笛卡儿的信徒，是斯宾诺莎的朋友。甚至商界人士，他最主要的支持者，也转而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组织者。

他的哥哥康里曾和他分享工作上的报酬，也和他共同担负战争的重担和灾难，和他一样受到大众的仇视和侮辱。1672年6月21日，有人企图刺杀维特，但没有成功。两天后，又有人谋刺康里失败。7月24日，海牙的官员拘捕康里，因他设计谋反奥朗日王子。8月4日，维特辞去了首席执政官的职位。8月19日，康里被严刑拷打，并被判驱逐出境。虽然有人警告他此去有生命危险，维特还是设法经过一个仇视他的城市，到吉万吉普特（Gevangenpoort）监狱探视他哥哥。马上就有一大堆群众聚集在外，由一个警长、一个金匠、一个理发师领头。有一队奉命来驱散群众、保护维特的侍卫队，他们也仇视维特兄弟。群众撞破了监狱的门冲进去时，侍卫队并没有加以阻止。兄弟二人被群众抓住，拖到广场上，活活地打死，并把他们的尸体倒挂在一个灯杆上。那天是1672年8月20日。

荷兰共和国从此寿终正寝。奥朗日王朝重新获得了权势。

奥朗日的威廉三世

玛丽·斯图亚特的父亲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决。她年轻的丈夫、奥朗日的威廉二世于1650年去世。世袭省长的职位被取消，奥朗日家族的人士，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打击使她的精神濒于崩溃边缘，她把儿子教导成一个严肃、有自制能力的人，能静静地等待时间的流逝，使坚持不变的信心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的身体虚弱，他的四周有敌人派来的卫士监视他。但他继承了奥朗日的威廉一世的座右铭：“我要坚持下去。”他长成一个带有病容的年轻人，在一张表情严肃的脸后面，隐藏着果断和复仇的火焰。他严肃、端庄，待人态度冷淡，但有礼貌，避免过度的欢乐或轻举妄动。他喜欢户外运动，以克服他时常头痛又常会昏倒的毛病。他是一个外表脆弱的器皿，却装着能虏获英国王位又能折磨法国国王的精神。

1660年，他的母亲去英国庆祝他哥哥登基，但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死于天花。1666年，荷兰省政府宣布这位16岁的王子由国家来监护。维特将王子心爱的卫士和家庭教师换走，换来一些对省代表的政策比较信服的人。威廉三世对维特的仇视与日俱增。在维特的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王子避开了他的卫士，从海牙骑马到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1668年），从那里坐船到泽兰省（Zeeland），这是对他的祖先最为忠实的一省。省会密德堡（Middelburg）市的人民，以最大的诚意向他表示他们对他的忠心和敬爱。他接受了泽兰省议会议长的职位，没有人表示犹豫，也没有人反对。回到海牙后，他宣布他已成年（1668年11月4日），因此要求荷兰省代表撤回派给他的那些卫士。省代表予以拒绝，于是他遣走那些卫士，但卫士们不肯走。他只好忍耐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机遇终于在法国和德国军队把荷兰打得溃不成军时来了。荷兰的军队放弃了一城又一城，海牙似乎也无法防守。为了顺从军人的心意，也希望通过再度赋予奥朗日家族领导权，能重新使全国团结并提高士气，国务院任命威廉为全国的大将军（1672年2月25日）。7月2日，泽兰省代表不顾“永久诏书”的规定，选威廉三世做省长。7月4日，荷兰省代表依样画葫芦。7月8日，他被任命为全国陆军和海军的最高统帅。法王同意停战，可是要荷兰赔偿1600万弗罗林，并割让大部分土地给法国、明斯特及科隆，还附有一个秘密条件：承认威廉三世为所剩国土的国王。这时，威廉显示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荷兰省代表问威廉对这些条件的意见时，他说：“我们情愿被剁成肉酱，也不能同意这些条件。”第二位白金汉公爵从英国来劝威廉同意和谈时说：“难道你看不出你的国家已失败了吗？”威廉回答说：“我的国家是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下，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它失败，因为我会战死在我们国家剩下的最后一条壕沟里。”不过，这位智慧杰出的22岁的年轻人，还是很有礼貌、很有耐心地和英国和谈，因为他已看出，和英国合作是荷兰抵抗法国侵略的唯一途径。他又尽力把荷兰与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三国大同盟（Grand Alliance）的计划，这时已在他的心底萌芽了。

他随着大军前进，维特兄弟被杀时，他不在海牙。很明显，他没有参与这个计谋，但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掩饰心中的满足。他保护并支持那几个领导群众的人。他尝试做一个好将军，但从未成功，那些有经验的士兵们还是兴高采烈地参加他对陆军和海军的标准改制。胜利逐渐代替了失败。勒伊特和特龙普在斯库纳威德（Schooneveldt）和凯克敦（Kykduin）打败了英法舰队（1673年）。德国侵略者也被阻于格罗宁根（Groningen）。威廉收回了纳尔登（Naarden）。于是，海尔德兰、乌得勒支及奥威尔吉斯三省都看不见敌人的踪影了。几乎到处见到法军在撤退，至少，荷兰是暂时得救了。荷兰全国人民尊威廉三世为他们的救星。

除了上述胜利外，还加上外交上的胜利。1674年2月19日，他说服英国和荷兰签订双边和约，由英国支付200万弗罗林的战争赔偿费。4月22日和5月11日，他分别和明斯特、科隆签订和约。他使荷兰、西班牙、勃兰登堡、丹麦、神圣罗马帝国五国同盟的计划付诸实现，以共同对抗现在已是孤立的法国。更有甚者，他赢得了玛丽——詹姆士（约克公爵，英国国王的弟弟）的长女的芳心。如此一来，这两大新教徒的领导集团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玛丽是除了她父亲之外第二个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的人。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年轻的政治家，能设计出如此有远见的计谋，而且又能如此成功。

同时，法国重新展开攻势，取得伊普尔和根特，并向荷兰边境进发。勒伊特在西西里海边被一队法国舰队击败（1676年4月22日），一周后伤重而死。路易十四又向荷兰提和谈条件，表示他愿将法军占领的荷兰土地归还，但要保持洛林和弗朗什·孔泰两地。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及丹麦都反对这项和平谈判，威廉也站在他们一边，但国务院被商业利益左右，出卖了盟友，径自和法国签订了《奈梅亨和约》（1678年8月10日）。

威廉把这份和约视为暂时性的休战，在以后的10年中，仍努力与各国重建友好关系。荷兰商人限制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欲求，商人们认为国家经过连年战乱后已十分疲惫，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这时，荷兰已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1685年，两件大事的发生与威廉有关。一是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诏书》，大批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涌入荷兰，形成了一个强大宣传力量，联合新教徒的势力对付法国。二是英国已由詹姆斯二世继任为王，他表示希望英国恢复为天主教国家。英国新教徒秘密地计划废去他的王位。于是，威廉的妻子玛丽成为王位的继承者。威廉曾和玛丽的知己好友伊丽莎白·维勒斯有一段暧昧关系，但玛丽原谅了他，并同意假使她继承了英国王位，她将让威廉做国王，服从他的意见。1686年，威廉成功地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西班牙、瑞典等国的共同防御联盟。1688年6月30日，英国新教徒领导人邀请威廉和玛丽带兵进入英国，帮助他们推翻那个天主教国王。威廉犹豫了一阵子，因为路易十四的大军正严阵以待，等候国王令下，不进攻荷兰就攻打神圣罗马帝国。后来，路易十四改变主意，转而进攻德国。威廉的心理负担解除了。1688年11月1日，威廉率领着1.4万人马乘船东渡英国，取得英国王位。

第七章　鼎盛时期的衰落

门特隆夫人

1683年7月30日，玛丽亚·特蕾莎死后，法国未被加冕的王后是“斯卡龙寡妇”（Widow Scarron），这位兼任国王私生子家庭教师的门特隆女侯爵，很快成为国王的平民妻子（1684年1月），也是此后在王朝中最有个人影响力的人。

现在已很难了解她真正的个性，历史学家们仍为此争论不休。她有许多敌人愤恨她的晋升和权势，其中一些是写历史的人，他们流传下来的记载，说她是一个自私而诡诈的恶人。然而，在她可以取代蒙特斯潘夫人成为王室的情妇时（尽管这个地位可以带给她所有的影响），她拒绝了，而且劝国王回到王后身边（1680年8月）。那时王后42岁，比门特隆年轻3岁。很明显地说明女侯爵的美德是优于对权势的贪求的。王后死后，这位女教师仍拒绝为情妇，她冒着失去当时地位的风险，去求更高的名位。此刻若称她的美德是野心也不为过，她这种少女的羞涩绝不因此而容受玷污。路易娶门特隆夫人时，她48岁，米尼亚尔描述她是一位温柔可亲的年长妇女，早已失去诱人的身材。她对宗教是极为虔诚的，说她坏，她也不过是勇敢地下了一次赌注，而且赢了。

她被安置在国王住所附近，在凡尔赛宫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宫廷生活“令她厌烦，她对虚饰也毫无兴趣”。她没有收聚财物，仅拥有的门特隆别墅也不曾使用、装修过。在他们最后几年，曾有记载，路易对她说：“但是，夫人，你现在一无所有，若我死了，你将陷于贫困。告诉我，我能帮助你什么？”她为她的亲戚们要求了一些谦虚的宠赐及一笔为数可观的钱去支持她所喜爱的事业——她于1686年在圣西尔为家世好却缺钱上学的子女设立了一所学院。出于国王而非她的虚荣心，政府为一项没建成的水道工程强征百姓的劳力与金钱，不过以她的名字命名。

在许多方面，她表现出是一位好妻子。在忙碌的日子中，她一直处于国王与外界之间的缓冲地位，在朝臣们的钩心斗角和野心中维持平静，去迁就一群钻营高位者，像一位慈祥的姑妈去照顾丈夫的孙儿，满足丈夫的男性需求，在他失败挫折时给予慰藉，去取悦这位“王国中最难被取悦的男子”，在他几乎每小时都要做着影响百万人性命的决定的生活里，提供他一个家庭的安静气氛。在她死后的私人文件中有一篇祷辞，很明显是在她婚后不久写的：

主啊，你赐予我现在的地位，我将全心奉献于你的保佑下。赐我美德，作为一名基督徒，使我能承受忧伤，使喜悦圣洁，追随于你的荣耀下，而且……帮助国王的救世工作。禁止我私心无止境的激动……噢，上帝，承你的意旨，我将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去实现世间真实的快乐。赋予我这种智慧，和处在你赐予我的这种高位上必需的其他精神力量，求你赐予我更丰富的才能。从你掌握的诸王中，开放路易的爱心，使我能放入你意愿的美善，使我能取悦、慰藉、鼓励他，甚而，若要屈于你的荣耀下时，使他能知悲哀。让我有勇气告诉他其他人不敢说的。使我们能处于你的荣耀和爱心，相爱在一起。赐允我们能不受责难地在你的指引下前行，直到你的降临。

这可与爱洛绮丝（Héloïse）致阿贝拉尔（Abélard）的任何一封信件媲美，而且我们更加相信如此的祈祷能不受外界的变化而产生力量。或许在这种改革和引导他人的热望中，有某种神秘的支配意志，但在门特隆往后的日子里，证实了她信仰的真挚和褊狭。圣西蒙说：“她找到的是一个自认为是传道者的国王，因为他终生信奉的是受迫害的詹森教义……这指示着她可在国王的心园中，挑选播种最能收益的谷物。”圣西蒙认为她曾鼓励迫害法国新教徒，但以后的研究澄清了她的行为，而一直与她作对的卢瓦才是做出这种不人道行为的人。一位很少亲近天主教的天主教派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批评她说：

她是一位最有教养、最能关怀别人、观察最仔细的女人。她曾是一个新教徒，有段时间曾热切想改变信仰。她极力反对詹森教徒，同时对牧师中的能者极有信心。世人认为她强化了对宗教的迫害，而且怂恿国王废止《南特诏书》，并以她的信件为证。但她的信件已被一位曾是窜改者、伪造家的编者篡改了。

她与当时的费奈隆、塞维涅夫人和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也赞成废止《南特诏书》，但她利用她的影响力阻止了残忍的宗教迫害。

圣西蒙公爵的自尊永远无法宽恕这位出身低微的女子高升为法国女主人：

她曾长期处于贫困，这使她心胸狭窄，而感情和内心卑下。因她太受限于出身的环境，她的感情和思想事实上是经常比作为斯卡龙夫人时更差……没有比从这个低微的出身而高升到如此光芒的地位更使人不快的事了。

尽管有如此的批评，公爵还是从她的缺点中发现了一些美德：

门特隆夫人是一个极有才智的女人，她最初曾受此困扰，旋即发展开来，后更因对世间知识的丰富而焕发光彩，借着献殷勤的言行，使她拥有最令人愉快的才智。虽因身份的变迁，她仍保持往日的善于奉承、谄媚、自得其乐。她往日所见的，也是她必须具有的钩心斗角行为，使她对这方面有判断力和处理能力及习以为常。无可比拟的谦和、一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使她受人尊重，她曾长期处于卑微，却养成谦和的本性，更奇妙地助益了她的智能，有着柔和、确切、表达适当、流畅和简短的言语。因为她比国王大了三四岁，她的黄金时代是在能表现雅致的时期——过分纤细地去献殷勤的时日……她以后装扮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逐渐转成一种令人欣羡的虔诚。她本性并非绝对虚伪，但情势使她必须如此，而且她好做奇思怪想的本性使她表现出的比实际虚伪一倍。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做了更有骑士风度的观感，或许他认为对于这么一位“口才雄辩又简短”的女性来说，许多方面是可宽恕的：

她吸引了国王的注意时，她已不能以青春美丽自诩了；但她非比寻常地拥有那种更持久的诱惑力，对有理智的男性……对一女性伴侣最深深赞赏的……有着一种令人感觉体谅、韬光养晦却非过多的理智，温和又活泼的言谈。“一刻都不会被扰乱的安静脾气”，她的机智超越了其他女性，超越了她的性别，这些特质使这位话剧中的丑角——寡妇，成了备受信任的朋友，继而成为欧洲最有权势、最骄傲的国王的妻子。

最后，我们看看在一位被认为不够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眼中，她是怎样的人：

国王与女侯爵之间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心灵与态度的协调，她端庄、温和又认真的美丽，带着罕有的自然赋予的尊严，更合适地取悦了路易。她喜爱思考，犹如他爱荣耀，如国王的慎重、周详中充满着吸引力与高雅，她的言谈中也带着这份迷人，而且在她更丰富的想象和教育下，使她更长久的保持着。她有着像国王那样的强有力和自我追寻的个性，若非她的热情，这种个性将会更持久、更坚定些。她不若国王的激情，却更持久，国王一直是在友谊与爱恋中只忠实于她，她却不曾了解若牺牲她感情中的兴趣或安静，将会带给她什么后果：与路易十四相反的是她对小事的虔诚，而缺乏对大事的慷慨……她镇静、思索和理智的个性，不冲动也不幻想，帮助她坚持了德行。

总之，这位女子必定有着许多令人欣羡的特质，使一位精明干练的国王选她为妻，又信赖地让她知晓国家的机密事务。他经常在她的房间且她也在场的情形下，接见大臣们，虽然她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缄默，忙着针织的工作，路易“却时常转向她，询问她的意见”——他太重视她的判断，称呼她为“Votre Solidite”（公正殿下）。怀疑论者称她为“Madame de Maintenant”（现在夫人），因猜想她即将再婚，或被其他竞争者取代；相反地，国王直到去世一直是她深爱的丈夫。

她的影响力与时俱增。她试着节制国王的挥霍无度，分散他对战争的注意力，因此她被卢瓦敌视。她从皇室获得帮助去资助慈善事业——医院、修道院，帮助破产的贵族们，为闺秀作嫁。只有优秀的天主教徒才能获得她推荐职位。她将凡尔赛宫内装饰的较暴露的画像遮以布幔或藤蔓，把圣西尔女学院改为女修道院，从此即与世隔离。她本人几乎也成了宫廷中的女修士，“封闭的生活方式，孤寂的时日，使人觉得她似乎生活在女修道院中”。

国王起初嘲笑她表现的平静，最后却模仿她这方面的谦逊。国王周围的牧师们欣悦地看到他从事宗教仪式，她对他了解更深，她说：“他绝不错过一次教会的聚会或圣礼，但他不了解他对自谦和赎罪观念的需要。”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却已感满足，并恭贺夫人能纠正这曾是反教皇制度的人。或许是1684年后的精力衰退和肛门痔瘘，使他从自觉不可避免的死亡体会中益发虔敬了。1686年11月18日，他承受了一次痛苦的手术。反法联盟曾因他死亡的谣言而一度欢悦。重生后，他去圣母院（1687年1月30日）谢主治愈之恩时，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为他的复活而游行、欢呼。

伏尔泰说：“国王从那时起，就不再去戏院了。”他早期在位时注重的奢华尊严，此时变得有些近乎朴素的严肃了，但有时容许自己过多的睡眠和膳食。初时国王因身体虚弱，继而受门特隆的影响，减少了宫廷庆典的游行，过着仿如平常人的休闲生活，满足于妻子带给他的家庭气氛中。他在王宫和花园的开支上仍极奢侈，为他的王权骄傲，他的嘴巴那样贪求食欲快乐。1686年3月，他允许一位朝臣，即后来的弗亚德（La Fevillade）公爵奥比松（François d’ Aubusson），在胜利地点竖立了一座铸像，题献他是一个“不朽者”，但我们对这事必须说明的是：奥比松又建议他设置一座昼夜明亮的许愿灯时，国王禁止了他对神性这种不成熟的假想。

由雪沃尔斯公爵夫妇博维利耶、莫特马尔夫人和柯尔伯3个女儿为中心组成的拥护贵族政治的集团，环绕在国王和王后四周，形成一圈警戒线，他们中有许多人宗教信仰很虔诚，一些人信取了居伊昂夫人的寂静主义，世间闻名的圣歌“Adeste Fideles”即是此时一位不知名的法国诗人的作品。宫廷中的其他人仅表面上迎合国王的新心境。他们舍弃了无谓的活动，常常去望弥撒和聚会地方，而渐渐较少去剧院、歌厅。狩猎、费钱的宴会、舞会和政治性的牌戏仍继续着，但已不如前了。巴黎的吵闹分子和自由思想分子藏缩着，不耐烦地等候着可期的摄政时期到来时再报复。但是法国百姓们却为他们统治者的高尚品德而欢悦，静静地忍受战争带给他们逐渐增加的赋税和死亡。

大联盟（1689—1697）

法国纳税仍不断增加。柯尔伯推行的由政府集中管理工商业的系统，在他死前（1683年）已开始崩溃。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农田和工厂的人力被征用到战场和兵营。主要原因则是作茧自缚：政府的法规遏制了在监管和限制较宽松的情形下，较自由的生产和试验可能带来的成长。企业拘束于错综的命令造成的困难中，由辛苦的饥民和少数人的创造精神推动的复杂的经济活动机构，在如山的法令下呻吟、挣扎，终于被迫停止运行。所以，1685年（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前65年，亚当·斯密前91年）发出了给商业以所谓“放任政策”的呼吁。路易十四的一位监督官说：“若是能允许完全自由的商业，就不会造成我们政府想在许多政令下集中建立制造和贸易却导致王国内百业俱废的后果。”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导致失败：受迫害的新教徒带着他们天赋的经济技巧和存款逃亡，因国王征服的欲望胜于经商而使贸易受困，输出受阻于外国对法国提高关税采取的报复行为。英国和荷兰在海上和殖民地的活动被证明是胜过骄傲而且没有耐心的法人：法国印度公司失败了。法国重税阻碍了本国商业的发展，而失去信用的货币导致金融混乱又使财政瘫痪。

继柯尔伯死后为路易服务的内阁们，都不如政治家黎塞留与马扎然留给路易的那些继承人来得能干。柯尔伯的儿子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塞涅莱侯爵（Seignelay）——掌握了商业与航海，克劳德·勒·皮埃特（Claude Le Peletier）管理财政，但旋即被蓬查特兰（Pontchartrain）诸侯路易斯（Louis Phély-peaux）接替，卢瓦仍为战争部长。新人们敬畏路易十四的荣耀和权势，不敢做决定，国事的运行期待着国王负重荷的心决定。只有卢瓦能执行自己的意志，但也全是为战事——反新教徒、入侵荷兰及整肃任何阻碍法国扩张的人。卢瓦已建立了一支欧洲最精良的陆军：有纪律，勇敢，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掌握了优美的刺枪术。 [1] 这样的一支军队恐怕必须不断地作战，而且要获胜，方能保持它的精神吧！

法国为这支陆军而骄傲，欧洲其他国家却是又怒又怕。1685年5月，路易宣称已死去的巴拉丁诸侯的部分领地由其妹、现为奥尔良女公爵的巴拉丁公主夏洛特·伊丽莎白继承，以至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亲王们怀疑这位挑衅的国王下一步的要求是什么。路易得悉他提名的人当选为选帝侯，而成功地把科隆、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明斯特三地与法国结合时，使情势愈发紧张（1686年）。同年7月6日，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和天主教徒选帝侯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联合勃兰登堡新教选帝侯、瑞典新教国王查理十一和荷兰联邦的一位新教省长威廉三世组成了奥格斯堡联盟，防御他们的领域或权力遭受任何攻击。皇帝（称“利奥波德一世”）那时仍忙着击退东方的土耳其人，他在木哈赤（1687年）和贝尔格莱德（1688年）所获的胜利，使神圣罗马帝国（下简称为“帝国”）的军队得以调到西方的前线。

法王在军事上犯了一个关键错误。荷兰省省长本已无力防备他对荷兰重施新的攻击，未料路易在帝国军队尚不及聚集于前线时便入侵德国。1688年9月22日，他派遣主要的部队开往莱茵河时，对27岁的皇太子多芬说：“孩子！我派你去领导我的陆军，给你一个建立功绩的机会，去表现给整个欧洲看看，在我死后，使他们仍能记得我。”9月25日，法军开始横扫德国。在一个月内已占领了凯泽斯劳滕、新城、沃尔姆斯、宾根、美因茨和海德堡，10月29日攻陷了战略性的堡垒菲利浦堡，11月4日，皇太子乘胜攻击曼海姆。

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胜利，注定了法国的衰落。因为这些胜利树敌太多，又带来了长久的战争，使荷兰能免于较早受到入侵，也导致联合省的荷兰议会同意并支持威廉三世入侵英国。当威廉确定了他的权利后，立刻转变英国过去对法国的依赖态度而成为法国的敌人，并恳求他的新臣民们保卫欧洲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国会犹豫不决，怀疑威廉主要目的是解救荷兰，而荷兰是英国商业上最大的劲敌。但法国一再胜利成全了威廉的请求。

卢瓦催促国王，毁灭巴拉丁以阻断即将来犯的敌人支援，路易勉强同意了。1689年3月，法军包围并焚烧了海德堡和曼海姆，继而士派尔、沃尔姆斯、奥本海姆、特里尔大主教和巴登侯爵的部分辖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德国莱茵地区几乎都被毁灭了。伏尔泰以一个善良的欧洲人的良知描述过这次毁灭：

正值寒冬，法国将军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因此他们向那些繁荣而且秩序井然的城市居民、村庄百姓及超过50座城堡的主人们宣告，离开他们的家园，因为那里即将遭到焚毁和武力的破坏。男女老少匆忙地离开了。一些人仍徘徊在乡间，其他人则在附近的土地上找寻避难所，然而士兵们开始……焚烧，围困了这个地方。他们始于曼海姆和海德堡；后来他们的宫殿和一般市民的住所都被毁坏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再度受到路易十四世的蹂躏，与这次的大火相比，蒂雷纳在1672年破坏巴拉丁时，焚烧两个城镇和20座村落的火焰只不过是一场大火灾里的小火花而已。

德国全境、荷兰和英国发出阵阵报复路易的怒吼声。在德国发行小册子的作者们公开指责法军像不带人类感情的蛮子，把路易描述成一个怪物、亵渎神明的人，更甚于土耳其人的野蛮人。德国历史学家揶揄法国人是由德国人那里接受文明与大学。朱里厄这位被放逐到荷兰的胡格诺教徒——已在那里出版了一本激烈的诋毁路易的书《奴役下的法国叹息》（Les Soupirs de la France esclave），称路易为残虐的暴君，煽动法国人民起来废除他的王位，以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府。法国新闻界要求市民们将这些侮辱掷回到敌人脸上，并起而拯救他们勇敢、受围困、受敬爱的国王。1689年5月12日，英国加入帝国、西班牙、荷兰联邦、丹麦和萨伏依组成的阵线，成为第一次大联盟，誓约成员国联合防御外来的侵略。这时已变成欧洲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了。

路易的反应是将陆军增加到45万人、海军10万人：欧洲以往不曾见到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国王熔销他的银器以充税收，维持这笔庞大的军费，他命令所有人和许多教堂也这样做，而且准许蓬查特兰加铸钱币，贬币值10%。首相增设了新官职，保留了以前废止的职位，用来售给那些迷恋头衔的喜求高位者。他对路易说：“陛下每增一个新职，上帝即造了一个愚人去购买它。”

塞涅莱劝国王命令他的舰队切断爱尔兰和英格兰。这个建议本来是可以成功的，因为1690年6月30日，图维尔（Tourville）上将率领75只船舰在俾赤岬（Beachy Head）击败了一支荷兰和英国的联合舰队，驶出东萨塞克斯（East Sussex）海岸。但路易仅派遣了2000人支援爱尔兰的詹姆士二世，一支较大的军队即可赢得1690年7月1日的博因河战役，可牵制英格兰的荷籍国王忙于爱尔兰，而无暇去欧洲大陆作战。威廉三世在此役获胜后，得以于1691年到荷兰，领导荷英联军抵抗法国。1692年，路易试图入侵英格兰，从土伦出发的一支舰队受命北航，却受创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一阵暴风雨，而不能与图维尔在布雷斯特（Brest）的舰队联合，若它们联合起来，可击败英国任何的抵抗，运送3万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图维尔孤立无援地与荷英联合舰队作战，而在霍格（La Hogue）海外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败，使入侵计划徒劳。这次战役后，英国保持了海上的霸权，很轻易地又占领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耗下，法国继续在大陆上取得胜利。1691年4月，骄傲疯狂的法国军队又围困并夺得具有战略地位的蒙斯（Mons），卢瓦死于同年7月7日，但国王并未因失去这位具进取性的战争部长而过于难过，他打算此后由他亲自制定所有的军事政策。他遵循一项法国习俗，把卢瓦生前的职位让予他的儿子——时年24岁、温柔而驯良的柏比斯（Barbezieux）侯爵。1692年6月，路易亲率军队掳掠了那慕尔后，把指挥权转交给卢森堡公爵，他本人则回凡尔赛宫品尝胜利的荣耀。7月，公爵惊讶威廉三世在斯登克（Steenkerke）出现，法军在初期战事失利，但在不算优异却坚强的将军带领和指挥下即刻恢复了秩序和勇敢，再次以很高的代价赢得胜利。后来摄政法国的奥尔良的菲利普二世，当时不满15岁，却勇为先锋，负伤痊愈后，继续参加作战。在那里，年轻的路易，波旁·孔代公爵（Duc de Bourbon-Condé，大孔代之孙），曾三次被困的沙场老将，孔蒂亲王、旺多姆公爵（Louis Joseph Duc de Vendôme，亨利四世的曾孙）和许多法国贵族都表现得很勇敢：虽然他们在和平时很奢侈，战时却成了人民的偶像，甚至敌人的表率。一位被俘的萨姆伯爵惊叹地说：“多么神奇的国家啊！在战场上没有比他们更可怕的敌人，而在他们胜利时，也没有比他们更慷慨的朋友。”

一年后，法军又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击败了威廉，在这里又是一场大屠杀——联盟死了2万人，法国死了8000人。虽然威廉一再吃败仗，却又很快地带领新陆军和辎重出现。1694年，他又攻下那慕尔。此时法国发现历时5年的血腥战争，甚至还不能征服西属荷兰。其他法国陆军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虽也赢得胜利，却发觉由于敌人的顽抗和各方面补充的不足，难以维持胜利。1694年7月，一支英国舰队攻击布雷斯特，但由于亲爱尔兰的一些英国人士（据说包括马尔巴勒在内）将进攻计划透露给詹姆士二世，使他们能在布雷斯特海岸列炮以待，击退英军并予之重创。

1695年1月，卢森堡侯爵去世，路易只剩下二流的将军。虽然法国本土未受联盟军的攻击，却也感到一种新型战争的压力，并无雇佣兵参加战争，但整个国家的百姓被征集去作变相的大屠杀。百姓们为他们的将军、英雄与胜利欢呼时，他们却受着前所未有的重税而身心濒于衰竭。1694年的饥荒更导致了贫困，仅一个教区就饿死了450人。国家经济也濒于崩溃。战时中止了桥梁和道路的维修，使运输一片混乱。在100条河流、道路上要求的通行税也使内部商业困窘，早被必须支付的进、出口欠款困累的法国贸易，受敌舰和海盗的横行的困扰而一筹莫展。那些在沿海打鱼和以经商维生的人们无以为继了。由于支援驻扎于地方上的军队，数以百计的市镇也耗竭了资源。贫穷、饥荒、疾病和战争，使法国的人口从1670年的约2300万，减至1700年的约900万。图恩省失去了1/4的人口，它的省会图尔在柯尔伯时尚有8万人，此时只剩下了3.3万人。17世纪末，法国各地的行政长官的报告说：

这些原本繁荣富裕的市镇，如今已无一工业了……省内原有的制造业如今已被放弃了……居民以往从土地所获远比今时为多；农业无法与20年前相比……过去30年中，人口和生产减少了1/5……

1694年，不久即为坎布雷大主教的费奈隆寄给路易十四一封匿名信，是法国精神的一个分水线：

陛下，冒失地写这封信给您的人对现世并无兴趣，也并非基于泄气、野心或是想混淆重要的事务。他深爱您却不欲您知；他从您身上发现了上帝的存在……他并无恶意使您痛苦地了解您在救世中必须了解的真理。不要惊讶他措辞或许会重些，但这也是由于真理本是自由和强烈的。您不会习惯听这种话。人性喜爱阿谀的错误，而不习于真实的道理可能带来的愤怒、痛苦或过度的行为，不明示您将是违背了真理……上帝为证，要禀告您的人是完全出于一片热诚、尊敬、敬畏和基于关切您的虔诚……

近30年来，您主要的大臣们掌握大权，违背了国家所有古老的格言，极力提高您的权势；他们不再谈论国家和法律，只谈国王和他的喜好。他们无限制地消耗了国家的收入和您的经费。他们把您捧上天，说是要冲淡您祖先集体的荣耀，事实上他们却导致了法国全境的贫困，去建立一座巨大、无可救药、奢侈的宫廷。他们想把您高举于国内各毁灭阶级之上——似乎所有使您伟大的附属物必须毁灭，方能使您伟大。的确，您是嫉妒权势……但事实上，各部长是他们所管范围内的主人……他们无情、傲慢、不公正、暴力、没有信用。他们处理国内外事务并不循规令，只是以威胁、强制或毁坏的手段扫除所有反对他们的障碍……他们不断地使您受到几乎是偶像崇拜式的过分赞赏，陛下，这是您应觉有伤尊严而予以拒绝的。他们使您的名字遭受邻邦人民的憎恶——这是全国人民不能忍受的。因为他们要得到的仅是奴隶，而您却失去了所有的旧盟邦。他们是20年来血腥战争的罪魁……他们唯一的动机是荣耀和报复……由战争扩展的边境，都是不法获致的。您总是想由口授获得和约，加诸条款，却不以缓和的方式去安排，这即是和平不能获得的原因。被您击倒的敌人们只有一个念头：要勇敢地再站起来，互相团结反对您。惊讶吗？您想指定的和约条件，今天却连去想措辞的时间都未到。在和平时，您却制造了战争和扩大的征服……这种行动激起全欧洲反对您。同时，您应爱之如子的百姓们，他们如今仍对您如此忠心，却濒死于饥饿。土壤几乎无法种植；市镇和乡村里的人口减少；工业凋敝，已无法再维持工人生计了。商业也被毁坏了。您已消耗了国家一半的财富，去国外做徒劳的征服和防御工作……法国全境如今已成为一座巨大的医院，荒芜又缺乏供给。法官们都疲惫不堪，受人蔑视……普遍的暴乱正层出不穷，近您身畔的巴黎也不能幸免。官吏们须忍受暴徒的侮慢，而且要花钱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如今您已是如此悲哀和被羞辱，只能容忍暴动不受制裁的发生和滋长；或说是借着攫取战争税和他们用血汗辛苦赚得的面包，毫无怜悯地去屠杀已被您逼至绝境的百姓们……

拖延至今，上帝才高举了手臂惩罚您，但他是慢慢地打击您，因为他尚怜悯您这位终生受阿谀者包围的皇子，也因为您的敌人也正是他的……您并不深爱上帝，只是恐惧他，出于一种奴性的恐惧……您的信仰仅是存于迷信和狭隘的表面观察……您仅喜爱荣耀和获取。您想把所有的东西占有，好像您即是大地的神祇，其他的则成了您欲望下的牺牲品。相反地，上帝将您降世，只是为着您的百姓们……

陛下，我们深望您的议会能将您导入正途，但它因缺乏勇气和力量而作罢。至少有门特隆夫人和博维利耶夫人，曾因受您的信任而不欺骗您；但她们的软弱和无力是世人的羞惭和耻辱……您或许要问，她们为何如此。原因是：她们应指示您，在上帝万能的手下，若您不希望借它的惩罚来使您谦逊，您必须自己谦逊，去追求和平和补偿所有为造就您偶像地位的荣耀而牺牲的……为拯救国家，您必须尽快将所有您不能以正义保持的获得，归还敌人。

陛下，向您禀告事实的人，并非是反对您的利益，而是终生想使您了解到——正如上帝希望您的——正当利益；他将不断地为您祈祷。

费奈隆不敢把这封信直接送交王前，而交给门特隆夫人，或许希望：虽然她将会因这信反映了民情而不转交给路易，至少她看了会感动，而有助于对和平的影响。她把信转交给诺瓦耶大主教，说：“信写得很好，但这些事实徒使国王愤怒、泄气……我们应在他的前途中，缓和地引导。”1692年，她曾写道：“国王了解他子民的痛苦，他将尽力解除他们的苦难。”毫无疑问，她了解国王对费奈隆的回答可能是：“基督徒的格言，不能用于政事。”

战争快结束时，布瓦吉耶贝（Boisguillebert）带了一个缓和地方困境和地方毁坏的建议书给蓬查特兰。他催促财政部长说：“请耐心地听我说，您刚开始或许会认为我是傻子，不久，将觉得我值得注意，最后您会满意我的想法。”蓬查特兰嘲笑他，打发他走。

这位气愤的法官将他被拒的原稿定名为《法国的详情》出版。书中公开指责多重税，认为这样是重施于贫者而轻施于富者，责难教堂聚敛太多的财富与土地，痛诋金融家染指为国王征收的税金。虽然论调过于夸张、缺乏政策，而且对柯尔伯生前的法国经济史批评欠妥，但书中认为政府对所有事情订以条规不易被人民了解的见解却是敏锐的。布瓦吉耶贝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幻想——认为贵重金属即代表财富，而商业的目的即在聚集金子。他坚持财富是丰富货物和货物生产力的代表。终极的财富是土地，而农民是经济的基础，他们的毁灭，即意味着所有经济的毁灭，各阶层终以共享的利益为依归。他认为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产者所能获致的利益，迟早将因自身为消费方的不利而抵消。柯尔伯的规则制度是错误的，因为它压制了生产、阻扼了商业的流通。最聪明的方法是能让人们在国内自行生产、销售和购买。在法令的最低限制下，任使人性野心和贪求的欲望运作。自由的运作，将使他们发明新方法、创办企业、增长效用和创造工具，他们将会倍增土地的肥力、工业产品、扩大商业的活动范围。这样，财富最后的增加将提高国家新的收入总额。不平现象虽会发生，但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会自行运作以补救。

若国王和他的部长们能发觉，在与半个欧洲战争时期是无暇试验这个长远的经济革命的，那么，他们或可受宽恕。但他们未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改革，却提高纳税。1695年，法国颁布了一项施于每位男性的人头税，虽一度废除，又施行至1789年。原则上，贵族、牧师和法官都在此限，但事实上，牧师们可以缴低额奖金买得免除权，而贵族和资本家须寻找法律漏洞。每项政策都抽去了百姓的金钱。彩票公售，官职买卖，币价贬值，富人被乞惠和贷款。国王在皇家气氛和迷惑的催眠状态下亲自款待银行家贝尔纳，从他那里诱得数百万。纵使在新旧税收和政策下，国家1697年的收入总额为8100万利维尔，而花费为2.19亿之巨。

最后，路易也承认他的胜利榨尽了法国的生命。他吩咐外交官们与敌人达成协议。他们的谈判技巧多少挽救了他。1696年，他们说服萨伏依公爵，与他们签订了一项个别的和平协议。路易秘密散布传闻，说他将终止对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而将承认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威廉本人觉得金钱比流血更昂贵，他唠叨说：“朕是一贫如洗。”但国会越来越不愿花钱支持他的军队。他要求将詹姆士二世逐出法国，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路易拒绝了这项要求，但他建议恢复他的军队在战争中曾赢得的所有城市与领土。1697年，在海牙附近签订了《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中止了法国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之间的“巴拉丁战争”。和约中，法国保留了斯特拉斯堡，弗朗什·孔泰再获得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殖民地和美洲的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但减低了对荷兰商业的关税。10月30日，又与神圣罗马帝国签订了补充的和平协议。法国国王和罗马帝国皇帝都期待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早死，欧洲外交界非常了解，他们签订的和平只是暂时休战，欧洲还在酝酿着更大的战争，而战利品将是最富有的帝国。

注释

[1] 早在1500年，刺刀（Baïonette）就在贝约讷（Bayonne）被制造出来，约1647年，才第一次被广泛地用于伊普尔。

西班牙的问题（1698—1700）

即将去世的查理二世没有子嗣。谁将继承他自菲律宾群岛、意大利、西西里至南北美洲的广大土地和财产呢？路易声言是属于他的，不仅因为他是西班牙菲利普三世长女的儿子，而且因为他死去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是菲利普四世的长女。事实上，玛丽亚·特蕾莎在结婚时，已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但那时宣称的条件是要由西班牙政府给法国50万金克朗做她的嫁妆。后因西班牙破产，这些钱不曾付给法国。

利奥波德一世却持相反的声明。他是菲利普三世幼女玛丽安娜的儿子，1666年他娶菲利普四世的幼女玛格丽特·特蕾莎为妻，这二位女士皆不曾放弃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利。利奥波德一世因时常受土耳其人的侵扰，又要与法国保持和平，与路易十四于1668年1月19日签订一项西班牙帝国最后瓜分的秘密协定，以妥协他的声明。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批评这项协定说：“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路易十四世的争论，承认法国王后以前对西班牙王位的放弃宣称是无效的。”利奥波德生了第二个儿子时，他又声明，企图再次签署协定，以利于这位新的卡尔（Karl）大公。

英国、荷兰联邦和德国的诸邦均恐惧地观望广大的西班牙将落入法国或奥地利之手，无论哪种情形都将会破坏欧洲的均势：若路易胜了，他将统御欧洲，而危及新教；若利奥波德胜了，这位皇帝在拥有西属尼德兰后，会威胁荷兰共和国，不久将减少德国各邦的自治权、商业和王朝的利益。英国和荷兰的输出贸易以西班牙及其属地为其大部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以换取为数可观的金银，他们不愿这些商业被法国专断。英国政府在1716年说：“保护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商业，是二位王室继承者参与不久前的长期耗资战争的主要动机。”

威廉三世急于满足他国境内外的商人及保持欧洲的均势，建议路易搁置法国的声明而采取英国的意见：西班牙、印度群岛、撒丁和西属尼德兰委托给利奥波德之孙和巴伐利亚选王之子——约瑟夫·斐迪南（Joseph Ferdinand）。法国的太子取得托斯卡纳港和两西西里（意大利南部的教皇属地），而卡尔大公将得到米兰公国。路易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698年10月11日与威廉签订了瓜分西班牙的第一次协定。利奥波德愤怒地拒绝这个建议。1698年11月14日，查理二世希望保全西班牙帝国的完整而草拟遗嘱，定巴伐利亚选王之子为他的继承人。次年2月5日，亲王去世而使局势更加复杂。

路易向威廉建议一项新的划分：法国太子取得托斯卡纳港、两西西里和洛林公国，而以米兰补偿洛林公爵。西班牙帝国剩下的所有部分，包括美洲和西属尼德兰在内，归卡尔大公。1699年6月11日，路易和威廉签订了第二次瓜分的协定。荷兰联邦同意这项协定，但查理二世拒绝他的领土遭受任何解体，威廉想为儿子争得所有继承权，因此支持西班牙的立场，拒绝了这个瓜分建议。查理身为哈布斯堡皇族，想将所有遗留给大公。但以一个西班牙人的立场，他憎恨奥地利人。身为拉丁人，他又较喜欢法国人，因为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于是请教教皇，1700年9月27日，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将是把西班牙帝国遗留给能放弃法国王位继承权的波旁王室，这样，西班牙将能保持完整。很明显，法国外交官在马德里和罗马哄骗了奥地利人。西班牙同意了教皇的意见。英国大使在米兰报告说：“一般倾向是向着法国的。”10月1日，查理签订了决定性的遗嘱，把所有西班牙和它的领土遗留给法国太子的二儿子，时年17岁的安茹公爵菲利普，但以法、西王位不得联合为条件。11月1日，查理去世。

遗嘱的消息传到巴黎时，路易为之高兴，也为之踌躇。他了解西班牙由哈布斯堡转到波旁王室手中将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烈反对，英国和荷兰也将加入抵制。这时，德国一位历史学家，还以为路易是因为爱好和平：

若认为路易当初的意向即是对他家族有利的遗嘱到手后，立刻就弃置瓜分条约于不顾的说法，是不对的。甚至查理在世时，在路易确定了遗嘱的消息后，他仍派遣驻荷兰大使向省长保证，他的意向是坚持承诺，而不接受其他的建议。另外，他努力使奥地利政府也加入瓜分的协定。

10月6日，路易催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受第二次瓜分协定，利奥波德拒绝了。此后路易认为协定无效。

查理去世后，西班牙摄政团立刻派了一位大臣去巴黎通知路易，他的孙子一到西班牙、宣誓遵守国法后，即将被接受为西班牙国王。赴巴黎的西班牙大使收到指示，若法国拒绝了，就立即派朝臣到维也纳，向大公提出相同的建议，无论如何，西班牙帝国不可遭受瓜分。11月9日，路易招来太子，国王秘书蓬查特兰、博维利耶公爵、托尔西侯爵和外交部长，在门特隆夫人寓所内举行会议，征询他们的意见。博维利耶请求拒绝西班牙的建议，以避免招来与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荷兰联邦的战争。而且提醒国王，法国已无力抵抗这样的联盟了。托尔西执意接受，他坚信战争终将无法避免，利奥波德将会为瓜分的协定和遗嘱而战，况且，若国王拒绝接受西班牙的建议，这会使利奥波德高兴，而法国又将被以前的警戒线包围——西班牙、北意大利和西属尼德兰，这是过去200年来，法国不惜大量流血所欲突破的。不如以遗嘱的理由诉之于战，将比违背西班牙的政府与百姓的愿望去瓜分西班牙要好得多。

路易经过三天进一步的商讨后，通知西班牙特使，接受遗嘱。1700年11月16日，他在凡尔赛宫将安茹公爵介绍给朝臣。他说：“诸位，这位即是西班牙王，由于他的出身，查理王遗嘱中指定他继承王位。这是全西班牙的愿望，而且恳求我能同意，这是天的旨意，我将乐于履行。”他又对年轻的新王说：“你现在的第一件职责是要做一个优秀的西班牙人，但要记着，你生为法国人，要保持两国的联合，这才是使两国人民高兴的事，保护欧洲和平的坦途。”西班牙摄政团在米兰正式宣布菲利普为王，西班牙全境和属地很快也宣布同意。各政府也相继承认了新王，萨伏依、丹麦、葡萄牙、联合省、英国，几个意大利和德意志邦，甚至巴伐利亚选帝侯（他认为利奥波德已毒死了他的儿子）也是首批承认菲利普的人。这样一来，危机似乎克服了，一个世纪来，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仇恨，似乎和平地消除了。西班牙大使在凡尔赛宫向新王跪誓效忠时，说了一句名言，伏尔泰误以为是路易说的：“比利牛斯山不再存在。”

大联盟（1701—1702）

查斯特菲尔德公爵写道：“开始成为西班牙波旁王室的菲利普五世，平静高兴地被西班牙接受，被那些后来参加联盟、推翻他的大部分势力承认。”但利奥波德认为法、西这种实际上的联合若继续下去，将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不幸，因为哈布斯堡已长久地统治了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人们通过小册子的发行表达他们的不满，指出查理二世把西班牙遗留给旧敌时，身心已不健全。验尸结果也表明国王的大脑和心脏已被疾病严重感染，因此，他的遗嘱是无效的，西班牙的统治权应属于利奥波德，因为他的母亲和妻子不曾放弃继承的权利。利奥波德催促旧盟友——荷兰与英国再和他联合，否认或撤回对菲利普的承认，尽管这意味着战争。

威廉赴英国后，荷兰联邦的领袖是海因西厄斯（Heinsius Antonius），他被选为总省长。早先他出任荷兰派往法国的公使时，曾受到卢瓦以违反外交豁免权为由的拘捕威胁，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耻辱。他59岁了，住在海牙一所简朴的寓所里，珍爱书籍，每天步行上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为着向贵族政治的奢侈和君权至上的政府挑战，他过着中产阶级式的朴素生活。1700年11月，他受荷兰议会的指示，送交路易十四一份请愿书，恳求他拒绝查理二世的遗嘱，以免严重地伤害利奥波德，再回到瓜分的政策上。1700年12月4日，路易回答他，因为利奥波德一再拒绝瓜分计划，使他不得不接受遗嘱，而且若法国不接受西班牙的王位，利奥波德就会接受。

路易的行动加深了欧洲对法国势力的恐惧。1701年2月1日，他命巴黎国会立了一项王室法令，保留菲利普的最后权利和为法王的家世关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路易期望法、西合并，由一王统治，也可能示意所有法国王位预定继承人病死后，能确定一位合理的继承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菲利普能放弃西班牙王位，而为法国国王，使波旁王室得以持续不坠。法王接下来的步骤却证实了他是怀着敌意的。荷兰为防御入侵，曾和西班牙签订协定，要在一些西属尼德兰的缓冲城市中保持武装卫戍部队。2月5日，在路易和当时统治西属尼德兰的巴伐利亚选帝侯的默契下，法国军队开入这些城市，下令荷兰卫戍部队撤出。海牙的西班牙大使通知荷兰议会，解释这项行动是出于西班牙政府的愿望。荷兰议会先是反抗，继而屈服，但海因西厄斯同意威廉三世的意见，认为抵制法国的大联盟必须恢复。

威廉所持的立场是第二次的瓜分协定，认为这是他与路易之间的协议，不论利奥波德签订与否，协定仍然生效，但法国接受了西班牙遗产时，即撕毁了严肃的协定。然而，英国国会不愿再开启与法国间的昂贵争斗。法国政府通知英国菲利普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照会时，威廉亲自签署，恭贺他“极亲爱的兄弟——西班牙王——愉快地即位”——于1701年4月17日，正式地承认新的波旁王室。但法、西联合的巨大影响日益明显时——法军占领佛兰德斯后，使路易更接近荷兰，占有安特卫普后，使他能利用该港控制英国商业——英国人开始了解，这时并非仅是波旁和哈布斯堡王室间的问题，或天主教再度复活，新教徒处于穷途的问题；还是英、法之间的海权及欧洲殖民地和对世界商业的控制问题。1701年6月，英国国会支持威廉参加签署任何可能限制法国势力扩张的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会批准了增加3万名海军和270万镑的经费。威廉接受了荷兰议会的请求，命令20只船和1万人去荷兰。7月，他本人也渡海到海牙。

声明对全西班牙执掌统治权的利奥波德已经备战了。1701年5月，他派遣一支6000名骑兵和1.6万名步兵的陆军，抢夺西班牙在北意大利的领土。他派萨伏依的年轻亲王尤金指挥，尤金的表现即将胜过英将马尔巴勒击败法军的纪录。尤金的祖父是伊曼纽尔二世公爵，父亲是住在法国的苏瓦松（Soissons）伯爵莫里斯，母亲是马扎然的一位迷人的侄女——奥林帕·曼奇尼。1683年，20岁时的尤金曾亲自要求路易十四让他指挥一支兵团，后因自己太年轻而被拒绝，尤金便离开法国为神圣罗马帝国服务。他与扬·索别斯基一同加入拯救维也纳和逐击土耳其人的战争。他在攫夺布达的战役中负伤，又在围攻贝尔格莱德时负伤。1697年，他领导帝国陆军，在森达（Senta）与土耳其人的决战中赢得胜利。一位无情的法人描述他“这个丑陋的矮子上嘴唇太短，而不能遮住牙齿，嘴上又是翻鼻孔”，伏尔泰则认为他有“战争时的英雄气概，是和平中的伟人，一颗从小被灌输公正、自尊等崇高意识的心和指挥陆军时不动摇的勇气”。38岁时，他曾领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用谋略在那里击败了法国的分遣部队，并不断地战胜尼古拉斯·凯提纳特和维勒鲁瓦公爵，1701年9月，几乎为利奥波德赢得了全部的曼图亚公国。这是远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前的事。

8月，西班牙同意了对法国有利的协约——由法国供应西班牙在美洲殖民者所需奴隶的协约，很明显，法国意图利用它对西班牙的影响，来攫取西班牙在三大洲领土上的商业利益。9月7日，英国、荷兰联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们签署了《海牙条约》，缔结了第二次大联盟。第二项条款宣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能取得对西班牙继承的权利，是欧洲和平必需的，而英国和荷兰联邦应获得海外属地、航运和商业的安全。条约中承诺，给利奥波德西班牙和北海沿岸低地国家的领地，但没有拒绝承认菲利普为西班牙王。签约国被要求不得妥协或签署个别的和平条约或协议，阻止法、西王位的合并，禁止法国在西属殖民地上的商业活动，保卫英国和荷兰联邦在西属印度群岛掠取的土地。《海牙条约》签约国给法国两个月的宽限，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条款，否则签约国将对法宣战。

路易以他独特的骄傲接受挑战。他正式宣布，信守维护查理二世的遗嘱和西班牙人民不愿使帝国遭受解体的决心。由于对权势和正当理由的过分自信，路易在临终的詹姆士二世床边，安慰他会答应并支持詹姆士三世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去世后，路易信守诺言，我们不知他这“豪爽的行为”是被寡妇悲泣的请求感动，还是军事上的计谋，去分离英国的威廉的支持者和欲恢复斯图亚特王室的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总之，西班牙王位继承的战争，也是英国王位继承和为英国灵魂而战的战争，因为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室可能恢复英国的天主教。虽然法国觉得联盟的行动违反了他们以前对菲利普继承西班牙王的承认，英国大部分人却觉得路易违反了《赖斯威克和约》中曾承认的——威廉为英王，而且对路易承认詹姆士三世感到愤怒，认为他这是越权，干涉了英国事务。大联盟的条约中另附一项条款，限制签署国在威廉未对路易所加侮辱释然前，不得与法缔和。1702年1月，英国国会剥夺了詹姆士三世的公权——宣布他是叛徒。同时，以多数对一票，通过一项《宣誓法案》（Abjuration Act），要求所有英国人抛弃詹姆士三世，发誓向威廉三世和他的继承人效忠。1703年3月8日，威廉去世，享年52岁。他去世得太早，但他缔结的联盟竟然有决定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版图的深远意义。5月15日，神圣罗马帝国、联合省的荷兰议会和英国国会同时向法国宣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

事实上，波兰以西的全部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皆被卷入战争，丹麦、普鲁士、汉诺威、明斯特主教辖区、美因茨与巴拉丁的诸侯和一些次要的德意志邦加入了联盟。1703年，萨伏依和葡萄牙也加入了。他们联合起来，召集了25万人，组织了一支在人数、装备和领导上远优于法国的海军。法国此时有20万陆军，但分布于莱茵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战地。它的盟邦只有西班牙、巴伐利亚、科隆和一年后加入的依仗法国陆军为其设防的萨伏依，西班牙的殖民地却在荷兰和英国舰队的掌握中。

在这场对弈中，我们不可忽略它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流血牺牲及其他影响。那主要是马尔巴勒和尤金的血腥战役。或许，马尔巴勒是恺撒大帝以来，把战争天才和外交艺术集于一身者。他具有随战事的变化，精于计划、运作和调动军队的战略，及迅速地观察、决断和操纵步兵、骑兵和炮兵的战术的才能。他在对付后方的政府方面，也有耐心和机智，甚至他的对手们都觉得他的个性像一位权威的政治家。有时，他没有怜悯心，时常是毫无忌惮的，他为求胜利不惜牺牲大量兵士。他曾告知詹姆士二世和詹姆士三世，他将以生命作赌注，一定使斯图亚特王室再度获得权势。

路易十四觉得他的王朝正处于盛衰的关键时期，而且西班牙问题的争论已变成对大陆的竞争。因此，他要求法国提供兵源和金钱。1704年，他拥有一支与敌人为数相当的50万人的军队。他期望这场耗费巨大的冲突能早日结束，因此命令主力部队行经友好的巴伐利亚，攻击敌人最后的要塞——即使土耳其游牧民族都攻不下的维也纳。匈牙利的叛乱使帝国军队据守于东方，使首都防御几乎真空。一支由维拉尔率领的法国军队打算把马尔巴勒牵制在北海沿岸诸国时，马桑和塔拉尔率领的法军联结了巴伐利亚诸侯的军队，逐渐进逼奥地利。1683年的历史重演，利奥波德心知如果他被敌人俘虏，将使联盟的目的夭折，因此又逃出维也纳。

在这个危急时刻，马尔巴勒不顾荷兰议会的请求，在得到海因西厄斯的秘密同意后，决定冒险让荷兰遭受维拉尔的入侵，而率军由北海日夜行军到多瑙河（1704年5月至6月），去拯救维也纳。他率军沿摩泽尔河南移，假装要找寻一个渡河处，以引诱维拉尔在河对岸相对的移动。到科不伦兹时，他突然东行，乘浮桥横渡莱茵河，再向下行军至美因茨，渡过美因河到海德堡，再渡过内卡河到雷士塔。此时，他实现了决定性的胜利会师：与荷兰的增援部队，一支尤金率领的帝国陆军和一支由威廉一世率领的军队会合。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发觉马尔巴勒已脱离了维勒鲁瓦预期牵制处如此之遥，而大感惊讶。马桑、塔尔和巴伐利亚诸侯在多瑙河西岸的鲁兹英根和布莱尼姆两地，纠集了3.5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1704年8月13日，马尔巴勒和尤金率领了3.3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在那里攻击他们，这就是法国人试图忘却的赫希施泰特战役，而英国人庆祝的布莱尼姆胜利。马尔巴勒的优秀骑兵征服了法军的主力部队，把塔拉尔的陆军逐入布莱尼姆，塔拉尔本人被俘，残余的1.2万人也投降了，马尔巴勒的骑兵继续增援在右翼吃紧的尤金，助他迫使马桑节节撤退。人员伤亡惨重：联盟死了1.2万人，而法国和巴伐利亚死了1.4万人，投降的有27营步兵和12队骑兵，这使法军名声扫地。巴伐利亚选帝侯逃往布鲁塞尔，而巴伐利亚被帝国的陆军占领，清除了法军。利奥波德安全地重返首都。

8月4日，盎格鲁——荷兰的联合舰队也记录了历史上的重要一天——控制了不毛之地直布罗陀海峡。英国人把此地改建为一座堡垒，两个世纪来，使他们能控制地中海。1705年10月9日，一支英国舰队攻下巴塞罗那，一支联盟陆军保护着反对菲利普五世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叛乱，而在米兰拥护卡尔大公为查理三世（1706年6月25日）。但西班牙人见奥地利和英国人统治了自己的国家，不由得从麻木中唤醒，甚至牧师们也催促他们起而反抗。农民们尽可能地武装了起来，截断了联盟在巴塞罗那和米兰之间的联络线，贝维克（Berwick）公爵，即詹姆士二世的私生子菲茨詹姆斯（James Fitzjames）领导了一支法、西军队，从西方为菲利普五世于9月22日征服了米兰，把大公和他的英国异教徒赫里泰克斯（heretics）驱逐回加泰罗尼亚。

同时，马尔巴勒在克服了伦敦和海牙的政治困难后，纠合了一支由英、荷和丹麦人组成的6万名陆军，开入西属尼德兰。1706年5月23日，他在那慕尔附近的瑞米利耶（Ramillies），遭遇了由维拉尔率领的5.6万名法军的袭击。他奋力参战，与敌对阵，而忘记了将帅应死于床上而非战场上的忌讳，冲往前线时，被击下马。他的副官在助他上马时，被一颗炮弹炸烂了头颅。马尔巴勒恢复并重新整顿了部队，领导他们赢得又一次血淋淋的胜利，他的陆军伤亡5000人，法军为15000人。他在轻微的抵抗下，又占领了安特卫普、布鲁日和奥斯坦德。他在那里拥有了与英国的直接联络线，与法国仅距20英里。时年62岁的陆军元帅维勒鲁瓦忧伤地退休回家乡，却未受到国王的谴责，国王悲伤地对他说：“在我们这种年龄，已不再有运气了。”

这时，除西班牙外，法军处于危险和退却中。1705年，27岁的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继承皇位，他强力支持他的将领们。萨伏依的尤金把法军赶出都灵（1706年），继而收复整个意大利（1707年）。米兰会议把米兰和曼图亚公国归并于奥地利帝国，而始于1328年的贡萨加的统治，此时结束。为西班牙总督辖地的那不勒斯王国，则转入奥地利的怀抱，虽然它仍是正式的教皇领地。在利奥波德的获准下，教皇仍保留其属邦，利奥波德的德国部队曾在教皇无助的反对下，行经他的领地。威尼斯和托斯卡纳仍保持独立。

路易十四完全改变了。他几乎不再有对权势的骄傲，但保持着代表国家的镇静尊严。1706年，他向联盟方面提出和平条款，那是他们在5年前乐于接受的：西班牙向卡尔大公投降，菲利普领有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恢复荷兰控制西属尼德兰的缓冲城市和堡垒。荷兰愿意妥协，英国和利奥波德却拒绝。忧虑的路易转而增召一支新陆军和征新税，甚至小孩子受洗礼和婚姻若要合法化，都须纳税。处于贫困绝境的法国人，便在无牧师的帮助下结婚、使自己的孩子受洗礼。虽然这种结合下生育的后代，会被官方列为私生。

叛乱在卡奥尔、魁俄西和波黑高德爆发：成群的农民抢劫了城市的办公室和领主的庄园。因饥饿而枯瘦的人群，在凡尔赛宫门外吵闹着要求面包，瑞士守卫把他们驱散了。巴黎围墙上出现了警告路易的张贴，说在法国仍有“瑞瓦拉卡斯”（Ravaillacs），即想要刺杀国王者。新税因此废止。

早在1707年，沃邦侯爵（他的军事工程学曾是早前法军胜利的主要因素）以74岁的高龄，出版了一本书，建议较公正的税收——《谈什一税》（Projet d’une dime royale）。他描述了法国的穷困：“几乎1/10的人成了乞丐，其余的9/10也是接受善施者远多于施舍者……罪恶的确被迫过甚了，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他提醒国王说：“是那些辛劳勤勉的下层阶级贡献了国家的财富，富裕了国王和他的领土。”但“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为战争的需要和尽量节省，如今已生活在衣衫褴褛和破裂草屋中，任其田地荒芜着”。为拯救这些最能从事生产的阶层，沃邦采用布瓦吉耶贝的思想，建议废止现行的所有税收，而以累进税取代，没有阶级能例外。地主付出5%—10%，工人不超过3.5%。政府控制食盐专卖，但习俗的税收仅限于国境边区。

路易责备他是梦想家，说他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将颠覆王国的经济。1707年2月14日，他在一次会议上颁布法令，禁止此书出版，而且让它公开受到耻笑。6个星期后，这位年老的军官被伤心的羞耻折磨而死。国王后来说出一些追悔的话：“我失掉一位忠心助我个人和国家的良臣。”

纳税和战争继续着。1707年8月，原先为法国盟邦的萨伏依公爵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二世（Victor Amadeus Ⅱ）加入了尤金，联合一支英国舰队水陆夹攻土伦。若攻下此地，他们计划再攻马赛，马赛攻下后，可将法国势力逐出地中海。法国建立了一支新陆军逐退入侵者，虽然成功了，但在那次战役中，普罗旺斯的大部分地方遭到毁坏。1708年，国王召集了一支8万人的陆军，由陆军元帅旺多姆公爵和王子勃艮第公爵率领，阻止联盟军到佛兰德斯。马尔巴勒和尤金也率领了8万人的军队。1708年7月11日，两军在奥德那尔会战。战败的法军伤亡2万人，被俘7000人。马尔巴勒希望能逼近巴黎，却被尤金劝阻，先去围攻里尔，以免该地的卫戍部队截断联盟的联络补给线。两个月的围攻后，里尔才被攻克，联盟军损失了1.5万人。

路易觉得法国已无力再战。百姓的困苦，更由于他们记忆中（1708—1709年）最严寒的冬季到来而更悲惨。所有河流持续冻结了两个月，甚至海岸边的水面也冻结得能使荷重的二轮马车在上面安全行驶。包括最耐寒的果树和种植在土地中的谷物，几乎所有的作物都冻死了。在那个令人恐惧的季节里，几乎所有新生的婴儿都死了，出生于1709年2月15日的未来的路易十五（国王曾孙，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却例外地活了。饥荒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专卖商垄断了面包的供应，提高了价格，一直敌视路易的圣西蒙报告说，路易本人被控分享专卖者的赃利，亨利·马丁却说“历史虽是审慎的，但还不至于无疑地去相信圣西蒙不清楚的想象”。由巴巴利（Barbary）和其他地方输进的1200万公斤的谷物和在土壤解冻后即时种植大麦，才挽救了局势。

1709年5月22日，路易在受挫于陆军的战败和百姓的灾难下，派托尔西侯爵前往海牙求和。托尔西提议：全部西班牙帝国向联盟投降，割让纽芬兰给英国，恢复缓冲城市给荷兰，终止所有法国对詹姆士二世支持者的诺言。他尝试贿赂马尔巴勒，但失败了。5月28日，联盟致托尔西最后通牒，要求不仅西班牙和它所有属地向大公投降，而且若菲利普在两个月内不离开西班牙，法国陆军必须与联盟军联合，共同驱逐他；否则，他们则重燃战火。路易回答说，若要求他用军队驱逐刚赢得西班牙支持的孙子，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说：“若我必须一战，那也宁可与我的敌人，而非我的孩子。”

联盟的要求激起了法国的愤怒。由于这种情绪，入伍似乎比填肚子更激动人心，至少在表面上人民是心甘情愿的。贵族们纷纷解银送往铸币厂，避过英、荷注意的法国帆船，从美洲购得值3000万法郎的金块。一支几万人的新军组成了，由不曾被联盟军击败的陆军元帅维拉尔率领。同时，马尔巴勒也集合了11万人。两军在马尔普拉凯开战，这是一场18世纪最血腥的战役。马尔巴勒在他这场最后的胜利中，死亡了2.2万人，法军折损了1.2万人。时年56岁的维拉尔身先士卒，在战场上被一颗炮弹炸碎了膝盖。法军秩序井然地撤退，但是联盟军又前往攫获了蒙斯。马尔巴勒写给妻子莎拉的信中说：“赞美万能的主，现在和平的条件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事实也是如此，很明显，法国已尽了最后的努力，又怎能从破碎的家庭中建立另一支军队，从荒废的土地上养活这支军队呢？农业、工业、商业和经济皆困累不堪，受困于逐渐崩溃中，引诱着前进中的敌人前往占领和瓜分这个国家。曾是百姓“天赐”偶像的国王，逐渐不受百姓的爱戴甚至尊敬了。小册子和各地招贴的讥讽和侮辱，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人们奇怪为什么在法国贫困时，凡尔赛宫的厅堂内仍挤满无聊、奢华和赌博的朝臣们，虽然此刻国王和王后正处于虔诚和冷静中，宫廷的人员和消费仍然不减。一些没有面包吃的巴黎人，唱着改写的《主祷文》，他们并不宽恕路易、他的妻子及新的战争与财政部长们：

我们在凡尔赛宫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圣，您的国家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能行在地上和海上。赐予我们到处都缺乏的面包。免我们敌人的债，犹如我们免了您的将军们的债。不使我们受门特隆所有诱惑的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门特隆夫人哀伤地说：“国王因他的挥霍无度受责，人们想要除去他的马匹、狗、仆从……想用石子掷我，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是我不想让国王忧伤，而不曾告诉他任何令他不快的事。”

贵族们仍然效忠于款待和保护他们的国王，但路易要求他们拿出1/10的收入（1710年）作为对敌最后一战的经费时，他们的爱国心就消泯了。3年前，沃邦曾建议取代所有其他纳税的一般什一税率，如今却附加于所有其他纳税之上，贫民们看见可憎的税吏进入富家详审账目，多少得到些慰藉。国王不愿做干扰富豪的私事，但他的告解神父泰利耶以巴黎一所神学院博士们的意见，使他确信“他臣民们的财富即是他的，他要拿这些财富时，他仅是拿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政府债券的偿付利息终止时，中产阶级对军事的热心也冷却下来。圣西蒙报告说，重新铸币和金融贬值“给国王带来一些利益，却毁灭了个人利益，导致了毁灭商业的无知”。贝尔纳之流的大银行家们也宣告破产，里昂几乎所有的商业都倒闭。“举目皆是逐步走向毁灭，整个国家耗竭了，虽然没有人能想象收入国王箱柜内的数百万钱下落如何，但部队都没领薪饷。”

1710年3月，路易又向联盟求和。他提议承认大公为西班牙王，不再援助菲利普，甚而提供推翻他的资金。他将以斯特拉斯堡、布利沙克、阿尔萨斯、里尔、图尔奈、伊普尔、莫伯日等地向联盟投降。但联盟不接受他的求和，而建议两个月的停战，在这段期间，路易必须独力用法军把菲利普逐出西班牙，若他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就继续战争。路易把这些条款向百姓公开印行，他们也同意这是无法接受的。

法国又设法招募了新军。大公率领一支奥地利和英国部队又入侵西班牙、再度把菲利普逐出米兰时，路易派旺多姆公爵领导2.5万人，去帮助他的孙子。在西班牙志愿者的帮助下，公爵在布林尤哥和维拉维克萨击败了入侵者（1710年12月），因而确保了菲利普的王位，使西班牙波旁王室继续到1831年。

同时，英国的政风转向。1706年，安妮女王记道：“我无野心……只想见到光荣的和平，无论何时，上帝召唤我入天国时，若我能带给我可怜的国家和所有的朋友和平与安宁，我就感到满足了。”安妮曾受激昂的马尔巴勒公爵夫人莎拉影响，维持战争政策。这时，她的影响力减弱了。1701年，女王革退了莎拉，公开站在托利党一边。商人、制造商和资本家从战争中获利，而且支持制造战争的辉格党，地主们在战争的征税和通货膨胀中损失不少，他们支持女王对和平的渴望。8月8日，她撤了马尔巴勒重要助手戈多尔芬（Godolphin）的职务，由哈利主持一个由托利党组成的内阁。英国转向和平。

1711年1月，英国政府秘密派了一位长年居于伦敦的法籍牧师戈尔捷（Abbé Gaulthier）到巴黎。戈尔捷在凡尔赛宫进见托尔西说：“您要求和吗？我带来了与荷兰无关的求和方法。”妥协进展缓慢。正值32岁壮年的约瑟夫一世，令人惊讶地去世了（1711年4月17日）。大公继为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曾允诺大公统治全部西班牙领土的英国和荷兰，发现在他们奢侈的胜利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与查理五世时期同样广大的新哈布斯堡帝国，而且对新教国家和自由有同样的危险。这时，英国政府以比较缓和的条件建议路易，承认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及其在美洲属地的国王；反对法、西由一个国王合并的保证，设立障碍堡垒，以保护联合省和德国不再受任何法国的入侵，承认英国新教徒的继承，并把詹姆士三世逐出法国；拆除敦刻尔克的军事工事，确保直布罗陀、纽芬兰和哈得逊湾地区为英国所有。法国转给英国贩奴到西属美洲的所有权。路易做了一些次要的修改后同意了。英国通知海牙，将同意这些和平条款，荷兰同意以此作为妥协的基础，和平会议已计划在乌得勒支召开。1711年12月31日，觉得战争结果有利可图的马尔巴勒被免职，由第二任奥曼德公爵巴特勒取代，他受示除非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不得使英国部队冒战争的危险。

1712年1月1日，会议在乌得勒支召开时，尤金认为英国的和平条款背叛了帝国的目的，继续作战。他在勤勉的维拉尔建立的防御线的抵抗下，逐日向前推进。7月16日，伦敦通知奥曼德公爵，英法已签署了一项休战协议，因此他的英国兵团必须撤回敦刻尔克。这些兵团服从了命令，在奥曼德指挥下的大部分大陆分遣队却指责英国是逃兵，而自愿受尤金指挥。尤金这时约有13万人，而维拉尔有9万人。7月24日，机敏的马歇（Maréchal）突向里尔附近的德南攻击一支1.2万人的荷兰支队，并在尤金未来得及支援前，便把它摧毁了。尤金撤退过斯海尔德河，以重组他庞大而不易控制的陆军，维拉尔前往攫获了杜艾和布钦，路易和法国为之欢跃。这是法国在北方战争中仅有的胜利，但旺多姆公爵在西班牙的胜利给了在乌得勒支和谈的法国代表们新的力量。

经过15个月的起草、斟酌细节和争论后，交战国中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外，都签署了《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4月11日）。法国就先前承诺过的事情向英国让步，包括贩奴的专卖——这是那个时代羞耻的标志。各国对入口关税互相让步。荷兰归还法国里尔、艾尔和贝蒂纳，保留尼德兰的控制权，直到帝国参加缔和。同时，巴伐利亚选帝侯保有沙勒罗瓦、卢森堡和那慕尔。尼斯归还给萨伏依公爵。菲利普保有西班牙和西属美洲，他先是拒绝接受，直到7月13日他才同意把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割让给英国。尤金继续作战，强烈地反对英国单独的签订和约，但帝国的国库匮竭了，他的陆军被迫减至4万人，而维拉尔率着12万人的军队向他进逼。最后，他接受了路易的邀请，与维拉尔商量和平条款。1714年3月6日，签订了《拉斯塔特条约》（Treaty of Rastatt），法国得以保有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但须归还帝国所有在莱茵河东岸的占领区，并承认由奥地利取代西班牙统治意大利和比利时。

《乌得勒支和约》和《拉斯塔特条约》并不比在1701年以外交途径和平达成的协定增加多少内容。经过13年战争的蹂躏后，如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三十年战争”后确定了一代之久的欧洲版图，这两个协约也确定了此后26年的势力范围。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建立哈布斯堡和波旁王室之间的均势，目的也都达到了。英、法在美洲的均势也达到了，这个均势一直延续到“七年战争”（1756—1763年）。

在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的死伤枕藉的竞争中，损失较重的要算荷兰和法国。荷兰共和国在土地上获得军事优势，却失去控海权。它在航运、船艺、资源和战争上，不再能和英国匹敌，虽然取得胜利，但因耗竭过大而衰微下去。法国也几乎是致命的衰弱了。法国保持了任命的西班牙王位，却无法保持西班牙的帝国完整，战争期间100万人失去了生命，同时丧失了海权，经济也暂时崩溃。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直到拿破仑时代，方恢复元气，但拿破仑又重蹈覆辙。

战争的胜利者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奥地利和势力扩展到所有其他地方的英国。奥地利如今拥有了米兰、那不勒斯和比利时，直到腓特烈大帝即位（1740年），一直是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更想控制海洋，而非扩张领土，获得了纽西兰和新斯科舍岛，却更珍视对商业通衢的控制。英国强迫法国降低关税，拆除敦刻尔克港口和炮台，因为这是对英国航运的威胁。拥有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的马翰港口后，英国就保有地中海为其领地。这些战利品在1713年时并未显出奇观，但它们的重要影响却要记录在18世纪的历史中。同时，新教徒在英国的信仰和继承权已排除障碍，获得了保护。

战争中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增强了国家主义和国际的仇恨。各国忘却了已获得的，却记取了所受的创伤。德国永不宽恕巴拉丁二度遭受蹂躏，法国很久都不会忘却马尔巴勒在胜利下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西班牙每日因直布罗陀受控于外人手中而深感耻辱。各国都伺机复仇。

一些善良的人们认为欧洲是一块基督徒的大陆，希望能设法终止战争。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卡斯泰尔和法国代表一同去乌得勒支。回国后，他公开印行了一种致力于保持新寻得的和平的办法——《永维新建和平的计划》（1713年），建议欧洲各国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具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代表会议、一个仲裁争端的评议会、一部国际公法的法规、一支反对任何违反国的联合制裁军，各国陆军裁至6000人，建立全欧洲统一的经济体系。圣克罗扎向莱布尼茨详细说明他的计划，但莱布尼茨已不再和以往一样，确信这是一种最好的世界形态，他悲伤地提醒圣克罗扎说：“一些不祥的命运，总是介入人类和他欲达到的幸福中。”人类是一种竞争性的动物，这种天性就是他的命运。

诸神的黄昏（1713—1715）

从路易的一生看来，他并非像憎恨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的，是一个丑怪残暴的人。他只是大规模地采用了一种可获得令人嫉妒的成功的专制统治、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的方法而已。这也道出了他的敌人们的行为或希望。甚至他的陆军在巴拉丁的残忍行为，也有1631年的马德堡劫掠史一例可循及马尔巴勒大屠杀的收场白。路易活得太长了，以致他骄傲和权势的罪恶，亲受复仇女神的报复，并加之于他的孩子们。

历史曾羡慕他在失败时表现的勇气和尊严，也同情他在诸多不幸中，与他的陆军和舰队几乎同趋于毁灭的子嗣们。1711年，他唯一的合法儿子“大多芬”死了，遗留给国王两个孙子勃艮第公爵路易和贝里公爵查理。在费奈隆的教导下，颇具气质的次孙路易是老王的慰藉。1697年，勃艮第公爵路易娶萨伏依的玛丽为妻，她的美丽、机智和迷人，使国王忆起萨伏依的亨利埃塔夫人和他的快乐青春。1712年2月12日，这位令人愉快的玛丽却死于斑疹，26岁。她忠心的丈夫拒绝离开病床；2月18日，也受感染而死亡，仅有29岁。在勃艮第公爵死后一年，被他们感染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3月8日，时为8岁；较年幼的却活下来了，但身体非常脆弱，没人会想到他能即位为路易十五，统治法国到1774年。那时，若这位脆弱的孩子也去世的话，王位将由伯利公爵查理继承，但查理死于1714年。

另外一位可能的继承者是西班牙王菲利普五世，他是大皇子的幼儿，但半个欧洲的国家决心要避免他联结两个国家。依家世数下来，次一位将是路易十三的孙儿，即为国王的侄子和女婿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这位菲利普有一座化学实验室，因此在舆论的闲言下，被控毒害了勃艮第公爵夫妇和他们的长子。经过三次验尸后，医师们对他是否用了毒药的问题，意见不一。被这些怀疑困扰的菲利普，要求国王给他一次公开审判，路易相信他是无辜的，拒绝用这种裁判法加诸他精神的压力和耻辱。

若上述家世的继承都失败的话，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国王使他的私生子梅因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合法化。1714年7月，他颁布了一项敕令——巴黎国会没有抗议就通过了——若缺乏有王室血统的王子继承，以往的这些私生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一年后，他又颁布了一项令圣西蒙和其他贵族们惊恐的法令，命令这些私生子的法律地位与合法王子相同。他们已逝去的母亲是蒙特斯潘夫人，但他们的养母是爱他们若己出的王后，她运用其影响提升了他们的荣耀和权势。

处于这些问题和失去亲人的伤恸中的路易，正面对战争的最后危机。他向即将开拔往比利时前线抵抗前进中的尤金的维拉尔告别时，已经74岁，不久就体力不支了。他说：“马歇，你了解我的状况，历史中，甚少有像我遭遇的情形的例子——在一个月内，相继失去了我的孙子、孙女和他们的儿子，他们都受了我的最大承诺，是我最亲爱的人。上帝正降罪于我，我是罪有应得，在来世中，我将受苦少些。”恢复精神后，他说：“让我们暂时撇开我家庭不幸的问题，看看如何避开王国的不幸吧！我现托付你军队和拯救国家的责任。命运或许会对你不利，若不幸降临到你统率的军队，对我将身受的结果，你会有何感受呢？”维拉尔没有回答。国王又说：“我并不奇怪，为什么你没有立刻回答。但我要先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知道朝臣们的推论，若我的军队再战败的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我能退休到布卢瓦去。就我个人的决定，我知道像这般庞大的军队，即使战败了，也不至于不能保留下大部分的兵力，退守索姆河这条极不易渡过的河流。我将去佩罗纳和圣康坦，在那里聚集我能召集的所有部队，和你共同做最后的努力，与国家的命运共存亡。”

路易在那场战争后又活了3年，即死于和平后两年。除了早被治愈的肛门痔瘘病外，他良好的健康状况维持了70年。他饮食不节制，却不曾发胖，饮酒有节制，甚至在1708至1709年的严冬，他也不会把自己关在室内数日，而不外出做一些有益健康的运动。我们不清楚若他能少听些医生的话，他是否活得更长些，是否他们在治疗时所用的泻药、放血和发汗比他们欲治疗的病，更是祸因。1688年，一位医师给他用了一贴强力通便剂，使他在8小时内通便10次。我们知道，在那次通便后，他变得十分衰竭。1701年，里戈为他绘了一幅画像，如今在卢浮宫内极为夺目。他把那时的路易绘得充满精力和胜利的傲慢，穿着王服，黑色的假发隐饰了白发，肿胖的面颊证实了他良好的食欲。7年后，夸瑟沃克斯在圣母院为路易铸了一座壮丽的人像，路易在跪着的祈祷式中，仍表现出高贵凌驾于死亡的神情。或许是这些艺术家们在他的感觉外，披上了一件更骄傲的自尊心的外衣，因为他从那失败的几年中，学会了谦虚地接受责难，至少对门特隆夫人的责难是如此。在狂热的耶稣会会员泰利耶手中，他像一个孩子：“查理曼的继承人从一个农夫的儿子处祈求恕罪。”既然热情衰退了，荣耀也失去了光芒；路易得自母亲的对天主教信仰和虔敬的强烈的潜在意识，如今浮现出来。谣言说，国王从油然而生的虔诚中，于1705年成为耶稣会的会员；而在他的最后一场病中，谣传更说他已第四次立誓，为耶稣会社的会员了。1715年1月，明显的痛苦使他失去了曾经的食欲，在荷兰和英国都有赌注，赌他也许不会活过当年了。路易在读了这些新闻报道时，一笑置之，继续他日常的会议，接见大使，检阅他的军队，打猎，与他年已79岁的老妻——忠实、疲惫的门特隆——在一起，终其余年。8月2日，他草拟了一项遗嘱，指定梅因公爵为路易十五的监护人，并指定他参加摄政会议、统治法国，直到小王成年。8月12日，他的腿疼痛。这些痛处继又生疽，且发恶臭，热病入侵，使他病卧床上。8月25日，他又加了一项遗嘱的附录，命菲利普为摄政会议的首长，在意见分歧时能做决定性的投票。他对接受这项文件的两位法官说：“我立下遗嘱，门特隆夫人、梅因公爵夫妇和他们的支持者，坚持我必须这样立。我必须这样做，以换得我的安静，若我一旦死去，它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太清楚我父亲遗嘱的结局。”

他死得像一个君王。在领圣体仪式后，他对床边的牧师们做了个补充而不受欢迎的告解：

我很遗憾把教堂的事务留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你们所知，我完全漠视了这件事情，因为是由你们在上帝前回答所有曾发生的事情，我要求你们证明，我对你们的要求，并非全然没做，而是全部做到了。在神祇的面前，我有着清楚的意识去控诉你们。但我在你们的导引下入天国的途中，不过是一无所知的人罢了。

他对朝臣们说：

各位，我要求你们的宽恕，给你们立下了一个坏例子。我必须衷心地感谢你们服侍我的态度和你们一直对我表现出的忠贞。我要求你们对我的孙子，也给予相同的热忱和虔敬。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可能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我希望你们都为和平努力，如有任何人不能做到，你们应去要求他回到岗位。我心知我是被感情征服了，也使你们这样。我要为此请求你们的宽恕，我深信，你们仍会记得我。

他要旺达杜尔公爵夫人带来他5岁的曾孙，（据公爵夫人说）他告诉孙儿：

孩子，你将成为伟大的国王。不要模仿我对建筑和战争曾有的嗜好；相反，你要尝试与邻邦和睦相处。报答你在上帝名下受沐的恩泽，承认你在上帝名下的责任，使上帝能受到你臣民的荣耀。努力带给百姓舒适，这是我很遗憾未能做到的……亲爱的孩子，我赐予你衷心的祝福。

他对两位含泪的仆人说：“你们为何悲泣？你们不是一直都以为我是永生的吗？”他又对门特隆夫人说：“我以前想到的结局是更艰苦。我向你保证，死并非是十分可怕的事，这对我并不困难。”他请她离开他，好像知道在他死后，她在阶级意识存在的宫廷里，将是一个失势的人。她回家后，把她的家具分送给仆从们，自己前往圣西尔，而后她一直不愿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1719年去世。

国王说得太自信了，他在死前曾痛苦地挣扎了一长夜，于1715年9月1日与世长辞。在他77年的生涯中，在位了72年——这是欧洲史上最长的王朝。甚至在他死前，焦虑于自身职位的朝臣们便迫不及待地遗弃了他，而向菲利普和梅因公爵宣誓效忠。一些耶稣会的会员围绕尸体，以他们的制度举行了普通的仪式。国王去世的消息，对于巴黎人来说，是由一个持续太久，并见到本身荣耀随着不幸与失败而消失的王朝里传出的喜讯。9月9日，在把这位法国历史上最著名君王的遗体抬往圣丹尼斯的丧礼上，极少铺张。伏尔泰说：“沿途中，我看到百姓们在他们搭设的小帐篷里，饮酒歌唱，笑着。”时年11岁的杜克洛（Duclos）后来回忆道：“灵柩经过时，许多人甚至认为不值得上前去侮辱一番。”

那时，巴黎人极为清晰地追忆路易十四的过失。他们认为，是他对权势和荣耀的喜好导致法国濒于毁灭。他们愤怒于他的骄傲破坏了地方政府，而集权于个人不可更改的意志。他们为牺牲在美化凡尔赛宫的百万法郎和千万生命哀悼，而且诅咒国王对他动乱的国家不关心。很少人为可能对詹森教徒的停止迫害而高兴，大多数人仍称赞对胡格诺派信徒的排斥行为。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很明显地看出，1672年对荷兰的入侵、1688年对德国的入侵和1701年匆忙地侵袭障碍城市，是极大的错误，招致法国四面受敌。但有几位法国人责难那些入侵，或对巴拉丁两度遭受蹂躏说过几句良心话呢？这个国家与他的国王同样有罪过，它坚决反对的，不是国王的过失，而是他的战败。一些牧师们对他私通加以责难，而对他的道德改革、虔诚和他对平民妻子的忠贞，却不表热心。许多年来，他已用谦逊有礼而使他的权势更为增光，直到战争的恶劣影响奴役了他，他曾支持柯尔伯改进法国的工商业，保护莫里哀不受盲目信徒的迫害和拉辛不受派系的迫害。他挥霍无度的开支，虽使他着迷于自身的奢华，也赋予法国在艺术上的新遗产。

百姓们感觉最敏锐、最正确的，却是他们付出流血和财富的巨额代价后所得到的，只是在国王死后即崩溃的荣耀和法国的孤立。法国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因为战争丧失一个儿子。人口减少太多，以致政府现在对拥有10个儿女的父母给予奖励。纳税抑制了对经济的鼓励，战争阻碍了商业通道，而且失去了法国货物的外国市场。国家不仅破产，而且负了30亿法郎的债。贵族把精力从地方上的管理转至宫廷内高视阔步而失去了用处，仅在华贵的衣饰和军事上的勇敢方面显出光芒。官衔向富有平民大拍卖，造成了新的贵族。一年内，国王以每位6000利维尔的代价，售予5000人贵族的身份。因此，一些古老家族的人员变为一些农奴子弟的奴仆。因为战争已变为非雇佣兵和竞技者的长久竞争，是一种国家资源和经济普遍耗竭的考验。中产阶级在人数和权势的提高上，已足向采邑贵族和牧师挑战，在普遍的衰微中，繁荣了资本家。

衡量路易十四的一生，我们须记得歌德人道的金言，认为人的罪恶，一般是受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而他的德行才是他自己的。像罗马人以特殊的简洁表示出“罪恶是出于时代而非出于个人”，专制政体对宗教迫害所持的偏见态度、对荣耀的诱惑、对战争的嗜好，路易在孩提时，他的时代和教会就使他承受了这些观念。他个人的特征是慷慨、大度、礼貌而威严，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鉴赏和鼓励，而且能负担集权而广大政府的重责，这些使他不愧为王者。歌德写着：“路易十四是自然造就的帝王型的完美样本，结果却使他自身耗竭并毁掉了模子。”拿破仑说：“路易十四是一个伟大的国王，是他造就了法国成为国际中第一流的地位。法国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又有谁能在各方面与他相比呢？”阿克顿勋爵的评价是：“他是现代国王中，至今为止最有能力的人。”他进行毁灭性的战争，在建筑和奢侈上的挥霍，及沉湎于个人的骄傲中，他遏制哲学，纳税使百姓贫困，但他给法国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和统一的国家，并在文化上，使法国赢得西方世界中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他成为法国至高无上的时代中的代表和标记，至今仍处于他光辉被泽的荣耀中的法国，已学会宽恕他为造就她的伟大而几乎毁灭了她的事实。

第二部　英伦与欧陆的革命与改革

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查理一世收到一个小女孩送的玫瑰。不久，威斯敏斯特特设高等法庭宣判，将他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处决。

第一章　克伦威尔（1649—1660）

对民主与平等的呼唤

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49年1月30日）后，获胜的清教徒面临在历经七年内战而紊乱无章的英格兰重建新政府、恢复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问题。残余国会（Rump Parliament）——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经过1648年的普莱德大整肃（Pride’s Purge）后，剩下的56名活跃分子组成的国会——宣布：平民院拥有最高权力，废除贵族院（1649年2月6日）和君位，任命一个国务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是3名将领、3名贵族、3名法官及平民院的30名议员。这些人全是独立派人（Independent），即共和派清教徒。5月19日，平民院正式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宣称：“英格兰此后将成为一个共和政体或自由邦，受国家最高权威、人民在国会之代表、暨受奉派为国务委员者，为人民之福祉而统治。”这个共和政府并非民主政治，国会宣称它奠基于民主原则之上，但克伦威尔说过，在战时排斥保皇派分子，在大整肃时也摒弃了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它“经过了筛选淘汰，已变成一小撮人”。当初，国会仅由有产者选举，现在全国各郡在残余国会中均无代表。它的权力不是依赖人民的委任，而是军队的支持。只有军队可保护它免遭英格兰的保皇党、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及军队中的激烈分子等的叛乱的威胁。

为了适应政府的开支和必须付给军队的欠饷，残余国会和英王一样，大肆征敛巨额税款。它提议凡是投效查理一世麾下军队者，其财产一律没收充公。不过，在多数情形下，它折中地以接受一笔相当于财产价值1/10至1/2的罚款，作为抵偿。许多年轻的贵族在英格兰沦于赤贫之域，而移民往美洲，衍生了华盛顿（the Washingtons）、伦道夫（the Randolphs）、麦迪逊（the Madisons）、李氏（the Lees）等显赫世家。 [1] 有些保皇派领袖被处死，有些则锒铛入狱。即令如此，保皇运动仍极为棘手，因为保皇的情感在民间仍占优势。把查理一世处死，反倒使他由一名横征暴敛者变成了一名烈士。查理一世受刑后10天，就有一本名为《妖魔形象》（Eikon Basilike）的书出现。作者高登（John Gauden）是一名长老会传教士，此书旨在传述查理一世于死前不久，亲笔写下的思想和感触。其中部分可能依据查理一世遗下的信札阐明发挥。无论怎样去看，这本书呈现的是一位心肠慈善的统治者，真正地要保护英格兰，而与不仁的寡头暴政相抗。一年内，这本书卖了36版，译成5种文字，即使弥尔顿的《偶像的破灭》（Eikonoklastes，1649年）的影响也未必超过它。它造成推动大众反新政府的反应，也鼓舞了遍布英格兰各郡的保皇派间谍立即开始煽动，期使斯图亚特王朝能够复辟。国务委员会针对这项活动，普遍设置效率极高的间谍密探，而且大肆逮捕可能筹划叛变的首脑人物。

另一个极端是，少数平民和大部分军人要求更为彻底而略带共产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激烈的传单和小册子满天飞，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上校一个人就写了上百本小册子，弥尔顿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小册子作家，而非诗人。利尔伯恩攻讦克伦威尔，称他为暴君、变节者、伪君子。一位作家埋怨说：“你将难得向克伦威尔进言，一进言他就会以手贴胸，仰视苍穹，要求上帝做见证。他会低泣、会咆哮，也会懊恼后悔万分，其实却在内心窃笑。”另一位小册子作家问道：“从前，我们受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的统治，而今，则受到将军、军事法庭和平民院的统治。试问，这又有何不同？”新政府感受到压力而不得不严格管制舆论和传教布道。1649年4月，利尔伯恩和其他3个人，因为发行两本描写英格兰“陷于新枷锁”的小册子被捕入狱。军队大哗，要求释放他们，他们的妻子也威胁说，若是囚犯受害，则克伦威尔将有生命之险云云。利尔伯恩自狱中送出一份颇具挑衅意味的《举发克伦威尔和艾理顿叛国弑君书》（Impeachment of High Treason against Cromwell and Ireton）给出版商。10月，这4名作家的审判轰动一时，引来数千人麇集法庭旁听。利尔伯恩向法官挑衅，并向陪审团申诉。当4人全部宣告无罪，群众“一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大喊，相信这是市政厅前所未闻的巨大喝彩，历半小时未停，法官们因之害怕得脸色苍白”。几近两年，利尔伯恩成为军队的英雄。1652年，他被放逐；1653年返乡，再度被捕，8月再度获判无罪，但他被囚于牢中；1655年，获释出狱；1657年去世，享年43岁。

有些“平等主义者”的要求远超过利尔伯恩和民主政治，他们要求公平分配。他们问道：为什么应有贫富之分？为什么某些人应该挨饿受冻，富人却垄断了土地？1649年4月，一位名叫埃弗拉德（William Everard）的“先知”，带着4个人到萨里（Surrey）的圣乔治岭（St.George’s Hill）。他们占了部分停耕的土地，掘土、播种，并号召从者；约有30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后来这批人被称为“挖地派”（Diggers）。据呈报给国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威胁邻人，不久即会使所有人全都来到岭上，参与劳动。”埃弗拉德被拖至全军统帅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跟前。他解释说，他的从徒预备尊重私人财产，“只会触动那些普普通通、荒芜未耕的土地，让这些土地肥沃丰收”，但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忽然所有的人都愿意抛弃他们的土地和产业来归，向这个丰饶社会屈服”。费尔法克斯认为他是一个无害的狂想家，把他释放了。1649年4月26日，他们中有个叫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人发表一篇宣言《真正平等主义者的高度标准》（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继续这一运动。宣言中说，“创世之初，造物主把地球作为兽类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坠入无知之渊的人类，不去役使田野上的走兽，却自相奴役，土地任由统治者买进卖出和圈围，成为少数人的所有。全体地主都是窃贼。唯有恢复公有制，才能制止一切罪行和仇恨。温斯坦利在《自由法则》（The Law of Freedom，1652年）一书中，要求共和政体建立一个无买卖、无律师、无贫富分别的社会；凡人皆须强迫工作到40岁，方才免除辛勤做工之劳；选举权应开放给全体成年男性；婚姻应取民事仪式，允许自由离婚。“挖地派”后来放弃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宣传却深深刻进英国贫苦人民的记忆中，或许也曾渡过英伦海峡，进入法国或越洋至美洲。

克伦威尔本人是一个产业主，对人性颇为了解。他毫不信任这种公有财产制和成年选举权的主张。以暴力推翻一个政府后，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片紊乱，这时极需中央集权，克伦威尔对此深为赞同。许多恨他是一个弑君者的人，一度却欢迎独裁统治，认为唯有以独裁统治才可避免社会和政治解体的危机。甚至军队听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正在酝酿反革命行动时，也乐于在他的铁腕领导之下去敉乱。这批乱党追求的不是民主的乌托邦，而是恢复君位，进行报复。

注释

[1] 美国“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恰似英国内战的重演，南方的英国贵族后裔与北方的英国清教徒后裔之间的激战。

爱尔兰之叛

爱尔兰境内对大动乱（Great Rebellion）的反应，促使境内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暂时结合起来。甚至在查理一世被处死前，爱尔兰副总督奥蒙德伯爵巴特勒（James Butler），即在基尔肯尼（Kilkenny）与天主教联盟签订一项条约（1649年1月17日）。条约规定，天主教联盟同意为他装备1.5万名步兵和500匹马，以酬报宗教自由和爱尔兰国会独立自主。奥蒙德立即致函被拥立为查理二世的威尔士亲王，邀请他到爱尔兰，领导一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联军。查理二世决定奔赴苏格兰，克伦威尔却决定先处理爱尔兰的威胁。

他8月登陆都柏林时，奥蒙德已在莱斯米被效忠于共和政体的部队击溃，偕其残部2300人退往博因，坚守德罗伊达城。克伦威尔领军1万人围困该城，于1649年9月10日强力攻克该城，并下令屠尽全城幸存的守兵。有些平民也一起遭害；城里的牧师也被乱刀砍死；全部约有2300人死于这次胜利的大屠杀中。克伦威尔向上帝誓言：“我希望以全心全意的挚诚，将这一光荣献予主，献予确可承受荣耀的主。”他希望“由主的仁慈，这次剧痛将可免除来日更多的血腥迸流”。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他的诚挚念头是：他要以类似的一件恐怖行为，迅速地敉平乱事，拯救双方的许多生灵。

但战争进行了3年之久。克伦威尔由德罗伊达转进，包围了韦克斯福德。韦克斯福德旋即陷落，1.5万名守军及平民遇害。屠杀政策并未奏效。邓肯南和沃特福德两城击败了克伦威尔的围困。基尔肯尼城有条件地投降了，其他各地过去则绝无条件可言。克朗梅尔城固然攻陷了，却也折兵损将2000人。克伦威尔获悉查理二世已抵达苏格兰，立即把爱尔兰战争留交给女婿艾理顿（Henry Ireton），自己则兼程赶回英格兰（1650年5月24日）。

艾理顿是一位能干的将校，1651年11月26日死于疫病。屠杀政策被废弃，叛党获得宽恕，而且根据《基尔肯尼条款》（Articles of Kilkenny，1652年5月12日），几乎全部叛党在获准不受阻碍的移居国外的条件下，向克伦威尔投降。又据8月12日的《爱尔兰土地解决案》（Act for the Settling of Ireland），凡是未能证实确曾效忠于共和国的爱尔兰人，不论其信仰为何，其财产全部或部分充公。因此，爱尔兰约有250万英亩土地，落入曾在爱尔兰境内支持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和爱尔兰士兵或平民之手，爱尔兰2/3的土地沦于英国人之手。基尔代尔、都柏林、卡洛、威克洛、韦克斯福德等郡，皆被纳入新的英国统治下；而且企图把爱尔兰业主全部驱出这些地方，其后又把爱尔兰人全部逐出这些地方。爱尔兰成千家庭因此被迫流离失所，直到1655年3月1日，方在他处卜居。成百家庭则被控游荡之罪而被发配往巴巴多斯或其他地方。

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估计，1641年爱尔兰人口总数为146.6万人，至1652年，其中61.6万人因战争、饥馑和瘟疫而死亡。一位英国官员说，在有些郡，“一个人可能走了二三十英里路，还见不到一个活生生的动物，无论是人、兽或鸟都见不到”。还有一个人说：“太阳从未照射过这么一个悲惨的国度。”天主教信仰被列为非法；全体天主教教士奉命在20天内离开爱尔兰；匿藏一名教士可处以死刑；星期日若未出席新教礼拜仪式，依律将受严厉处分；执法者有权把天主教徒生下的儿子送往英格兰，接受新教信仰的教育。法国的新教徒于1680至1690年，身受天主教徒横加于身的人道待遇，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早在1650至1660年，已自新教徒处备尝其中辛酸了。爱尔兰教会与人民已因一致遭受苦难折磨而结合在一起，所以天主教信仰成为爱尔兰爱国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悲惨的岁月永留在爱尔兰人的记忆中，成为不可磨灭的仇恨遗产。

苏格兰之叛

把查理一世解交给英格兰国会的苏格兰人，对他受刑被斩大为震惊，突然想到，查理一世的父亲也是苏格兰人。他们认为把长老会教徒从长期国会中整肃出来，已经违背了《苏格兰信奉规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根据其规定，国会曾誓言维护苏格兰及其长老会信仰。他们担心获胜的清教徒会强迫苏格兰人也和英格兰人一样，接受他们那套新教信仰。1649年2月5日，距查理一世被处死尚不及7天，苏格兰国会宣布，当时还在尼德兰的查理二世为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的合法君王。

他们在允许查理二世进入苏格兰以前，就要求他先签署《国家规约》（National Covenant）和《苏格兰信奉规约》，而且宣誓在其一切领土和采邑内，都要维持或树立长老会派的新教信仰。查理二世早已是一个天主教信仰和怀疑主义皆有的人物，他对长老会派的教义素无了解，对王位却十分热衷。1650年5月1日，他在布雷达（Breda），心不甘情不愿地签字，接受一切要求。当时苏格兰最显赫的蒙特罗斯（Montrose），从奥克尼（Orkneys）率领一小支军队进入苏格兰，希望能为查理二世组织一支不受盟约派（the Covenanters）节制的军队。但他兵败被俘，于1650年5月21日被处以绞刑。6月23日，查理二世登陆苏格兰，急欲领军对付把他父亲斩首的清教徒共和政体。苏格兰人在为他效命作战之前，说服他发布一项宣言。他声称“为了他父亲违背了《信奉规约》，及他母亲曾犯偶像崇拜（信奉天主教）之罪，他愿意在主之前，深深地卑躬认错”。苏格兰牧师为了救赎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父子的罪孽，规定军民进行庄重严肃的斋戒，同时向军队保证，现在幼主既已向上帝悔过，修正其信仰，则军队必成披坚执锐的常胜之师。由于大臣们的坚持，凡是把对国王的忠诚置于对《规约》及对苏格兰长老教会忠诚之上的军官，均自军中罢黜。因此，有80名最精干的将佐被解职。

克伦威尔向英格兰国会建议，毋待苏格兰人来攻，即由他挥兵进击苏格兰。拒绝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费尔法克斯，现在辞去其共和政体部队最高统帅之职。克伦威尔奉命接替他的职位。他以素来具有的决心和速度，把部队动员起来，身先士卒，率领1.6万名军队，进入苏格兰（1650年7月22日）。8月3日，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给苏格兰长老教会大会委员会。他说：“你们所说的，是否就绝无谬误地合于《圣经》呢？我谨以基督的仁慈恳请各位想想，你们或许真的错了。”9月3日，他在邓巴与苏格兰主力大军相遇，大胜，俘获1万人；随即又攻爱丁堡和利斯。苏格兰牧师颜面大失，也再未受到绝对的信任；被罢黜的军官立即再受起用。查理二世在斯昆正式加冕。克伦威尔在爱丁堡染病静养，但战事仍进行了数月。

后来，查理二世亲率重新整顿的苏格兰大军开入英格兰，希望全体保皇派和长老会派投到法统和真理的大旗下。克伦威尔在背后追击他们，并在大军经过英格兰城镇时，即纠集地方民团。1651年9月3日，两军在伍斯特爆发大战，共和政体大胜，查理二世再度出奔国外。克伦威尔的劣势兵力以优越的战略和高超的勇气，击败了苏格兰的3万大军。查理二世固然骁勇，却非将才。他努力重整溃兵，但苏格兰军凛于克伦威尔常胜不败的盛名而战栗难战。许多人丢盔弃甲，潜逃而去。查理二世乞求军官们把他杀了，他们不从。少数最忠实的亲随，领着他暂时匿居在一名保皇派分子家里。他把头发剪得奇短，手、脸涂黑，换上工人服装，开始一段长途跋涉，一路上或以马代步，或步行，不时地由一地向另一地逃亡，睡的是阁楼、谷仓和树林。有一回他躲在勃斯科贝尔（Boscobel）的一棵“皇橡树”（Royal Oak）上，而共和军就在树下搜寻他。他和亲随们多次被认出来，却未被出卖。经过40天的逃亡，终于在萨离克斯的肖雷汉姆找到一艘船。船长同意冒生命之险，把他们送到法国（10月15日）。

克伦威尔授命蒙克将军继续敉平苏格兰乱事。1652年2月，乱事终告平定。苏格兰向英格兰臣服，其独立的国会被解散，但苏格兰获准派30名代表前往参加伦敦的国会。苏格兰长老教会被罚以禁止公开集会和宽容一切和平的新教教派。经济上，苏格兰因为与英格兰的新贸易自由而大蒙其益。政治上，它却期待、祷告有朝一日，斯图亚特家族会复辟成功。

克伦威尔专政

克伦威尔凯旋回到伦敦。目睹许多被召集来欢迎他凯归的群众，他有感而发地说，有朝一日恐怕也会有这么多的群众召来看他被处以绞刑。残余国会授予他每年4000镑津贴，把过去的皇家宫殿汉普顿宫赐给他。国会相信他会因留任统帅之职而满足。他提议举行新的选举，把议员增加到400人，但现任议员无须改选就可连任，而且有权决定：须具备何种条件才能享有选举权及选票是否有效。他为了使自己不受批评，严格限制传道和出版的自由。他规定：“不得借传道自由为名而破坏和平及政府的荣誉。”英国国教会的传教士被剥夺工作。虔信天主教者，其财产的2/3被没收充公。告发一个天主教神父，可获奖金。

克伦威尔虽然很慢才下定决心，但他一旦下定决心后，就勇往直前。他耐心地忍受国会内冗长烦琐的辩论造成的政策举棋不定和行政迟滞不前；他同意查理一世的见解，认为行政权应该不受立法权牵制。他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成为国王，是否可能不利？1652年12月，他把这个念头向好友怀特洛克（Whitelocke）暗示，孰料两人因此决裂。1653年4月20日上午，克伦威尔获悉残余国会即将通过使其无须改选就可以成为新国会的主宰，他立即召集了一小队士兵，驻扎在平民院门口，然后由哈里森少将陪同入内，阴郁地默默聆听了一阵子辩论。问题就要付诸表决时，他起身发言，起先语调还温和平静，旋即暴躁盛怒。他斥责残余国会是自封的终身寡头统治，不配统治英格兰。他咆哮：“酒徒！”，暗指某位议员。他又厉声指责另一位议员是“妓院老板”。“你们根本不是国会！我说你们根本不配称为国会！我要勒令你们下台！”他转身回顾哈里森，下令：“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进来！”他的士兵于是开进议事厅，克伦威尔命令他们清理大厅，把议员们驱逐出去。他们大声抗议：“这是卑鄙行径！”空屋上锁，翌日发现大门上钉着一块告示牌：“吉屋出租，自备家具。”克伦威尔又由两位将领陪同，闯进国务委员会正在开会的会议室，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是以私人身份在此开会，将不受打扰。但若以国务委员会的名义开会，你们就不许在此逗留……请各位注意，国会已经解散了。”从1640年以来长期在威斯敏斯特开会，改变了英格兰宪法与政府的长期国会（全体出席议事时以此为名，后来经过大整肃，演变成残余国会），就这样寿终正寝。于是，英格兰已无宪法，仅有一支军队和一位不具有真正头衔的国王。

一般而言，人民很高兴如此处置这个把英格兰动摇到无政府状态边缘的国会。据克伦威尔说，“从来没有这么多只犬吠叫庆祝……对它的解散，也没有任何形诸于色的不满”。虔诚的清教徒认为，解散国会是为“第五王政”（the Fifth Monarchy）——基督复临统治的来临清出道路。保皇派心中默念，互相耳语，传言克伦威尔现在要奉迎查理二世回国，自己只要能受封统治个大公国或当爱尔兰总督就满意了。但克伦威尔不是肯坐着听任摆布的人。他训令其军事助理选出140人，组成“敕命国会”（Nominated Parliament）。这140名议员主要选自英格兰各清教徒聚会所，其中5人是苏格兰人、6人是爱尔兰人。1653年7月4日，敕命国会于白厅（Whitehall）集会时，克伦威尔承认它是由军方所选，但他为它欢呼，认为它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真正圣贤政府的开始，而且建议授予它最高权力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敕命国会在这项任务下，挣扎奋斗了5个月之久，却在长久争辩中纠缠不清，并在宗教信仰与宽容的问题上无可避免地发生分裂。

军方对这些人，与4月被他们驱逐的那批人一样，大为厌烦。军官们扮演着安东尼的角色，建议克伦威尔自立为王；这个“恺撒”婉拒此议。但80个议员在军方授意下，于12月12日向克伦威尔宣布这个新议会无法获致协议，而已投票决定自行解散。军方领袖准备好一份《治理纲要书》（Instrument of Government），建议以克伦威尔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共和政体护国主”；由具有财产资格条件的选民选出一个新国会，保皇派和天主教徒不得参加；由8名文官和7名军官组成一个国务委员会，执掌行政大权，这些国务委员膺选后即为终身制，担任护国主和国会的顾问。克伦威尔接受了，而且签署这份“空前绝后的英国成文宪法”，于1653年12月16日宣誓就任护国主。共和政体结束，而护国主政府开始——两者都以克伦威尔为主角。

很显然，他嗜好权力，这是一种共同的嗜好，也是一种最自然的欲望。他曾经考虑自立为王及建立一个新的王室世系，使子孙世袭罔替。他似乎曾经诚心地把大权奉交给敕命国会，但它的无能使他相信，若要避免紊乱，他非要掌握行政大权不可；如果他倒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发号施令、维持秩序。军中的激进分子谴责护国主政府只不过是另一种君主专制政府，换汤不换药；他们攻讦克伦威尔是“一个虚伪、做假证的恶棍”，恐吓他会“比过去的暴君还不得好报应”。这些乱党被送进伦敦塔禁锢，率兵驱散残余国会的哈里森少将也锒铛入狱。克伦威尔为他自己的安全担心，这使他日益走上专制统治，因为他知道全国有一半人乐于目睹他被刺殒命。和其他统治者一样，他觉得需要在周遭营造一种令人敬畏的显赫与庄严；他迁进白厅（1654年），豪华奢侈地重新修缮，并采用皇家朝仪。这种种表现无疑是要令各国大使印象深刻，令老百姓敬畏。

在私底下，他不是趾高气扬的人，生活俭朴，事母至孝，热爱妻子儿女。他母亲钟爱他，时时为他担心，每次听到毛瑟枪一响，就怕爱儿发生事故。93岁临死之际（1654年），她说：“爱儿，我为你祈福！”他本人还在50多岁盛年就衰老得很快；危机四伏，接踵而至，他钢铁般的意志也动摇了；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战生活，使他痛风大增；每天都在烦恼焦躁中度过。莱利（Lely）于1650年为他绘制一幅著名的肖像。人人都晓得，克伦威尔警告这位画家说：“莱利先生，我希望你以生花妙笔忠实地为我绘像，要像我，可不要阿谀我；要绘出所有的粗鲁、粉刺、赘疣及一切。否则我可不付分文给你。”莱利领了赏。他仔细地描绘这幅“护国主”画像，不仅如此，他还恰到好处地掌握住克伦威尔坚毅的脸型、个人的意志及濒于崩溃的神经质神情。

克伦威尔平常衣着晦暗、简单——只是一套简朴的黑袍，他因此颇受讥评。但在正式场合，他穿上一件绣金线的袍子。在公众前，他保持一种朴实的庄严；在私底下，他沉迷于玩乐和笑话，甚至是讽刺实事的笑话和日常生活的戏谑。他雅好音乐，风琴奏得很好。他对宗教的虔诚显然颇为诚挚，但他引用太多次“主”的名字（并非冒渎）来支持他的目的，使许多人指责他虚伪不诚。或许他在公开场合的虔诚，有些矫揉造作的虚伪成分在内，不过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在私底下的虔诚绝少伪装。他的信函和演讲半是说教传道，而且他也太仰仗上帝。他的私德固然无可疵议，他的公德并不比其他统治者高明；如果他认为其主要目标有需要，则不惜使用诡计和武力。还没有人认为基督教精神与政府能混同一致。

就技术上说，他并未专制。依循《治理纲要书》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并选出国会。尽管护国主和军方努力要使顺服的代表回任，但于1654年9月3日集会的平民院中，有若干难缠的共和派，甚至还有一些保皇派。究竟国会或护国主谁应该控制军队？这个问题导致一场斗争。国会建议减少军队人员和饷费开支；军方叛变，迫使克伦威尔解散国会（1655年1月22日）。实际上，英格兰政府自从普赖德于1648年整肃国会以来，已是一种军事独裁政治。

克伦威尔现在被逼走上不用任何伪装，而凭戒严法统治的路子。1655年夏，他把全英格兰划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少将率领一团士兵驻防。为支持这项建制的开销，他对全体保皇派的财产征课10%的税金。人民抗议，攻讦和叛变四起，要求查理二世复辟之声也甚嚣尘上。克伦威尔报之以严格检查、普设间谍、肆意逮捕，而且不经陪审团，不理人身保护状，径以星室法庭审理案件。哈利文爵士（Sir Harry Vane）是被捕入狱的旧革命派人士之一。革命吞噬了它们的发起人。

克伦威尔迫切需要钱，又不敢多征直接税，只好又召集另一个国会。国会于1656年9月17日集会时，他的国务委员会派了军官在平民院门口，阻止103位合法选出，但有共和派、保皇派、长老会派、天主教派同情者嫌疑的议员进入会场。被排斥在外的议员签署一份抗议书，谴责不允许他们开会是严重违背选民表达意志的行为。他们指责“暴君利用上帝和宗教之名及正式的斋式和祈祷，以掩饰其真相的黑暗”，是卑鄙的伪善行为。通过国务委员会检查的352名议员，有175人是军人，或是克伦威尔的亲戚和亲信。人数减少的这个俯首听命的国会，于1657年3月31日向护国主提出《乞情忠谏书》（An 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请克伦威尔接受王衔。克伦威尔意识到军中反对此举，因此拒绝不受；后来折中授权他有权提名其继承人担任护国主。1658年1月，他同意准许被除名的议员进入国会；他又选派9名贵族和61位平民组成第二院。许多军官拒绝支持这项行动。他们与平民院中的共和派议员达成协议、要限制第二院的权力时，克伦威尔大为震怒，冲进威斯敏斯特宫解散国会（1658年2月4日）。此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英格兰共和终结，又恢复了君主专制。历史再次讽刺性地显示出柏拉图的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独裁政治，而后又是君主政治的循环。

清教徒全盛期

清教徒的胜利涉及一项宗教革命。英格兰教会于1643年因废止主教制度而被破坏。新教徒中的长老会派——其聚会由听命于总会的地区宗教会议（episcopacy）管辖的牧师主持——曾于1646年被定为正式国教，但两年后，普赖德派把长老会派从国会中整肃出去时，长老会的独占优势就结束了。有一段时期宗教似乎不受政府管制或津贴。但克伦威尔（他竟与被他杀害的英王几乎事事意见相同）认为由国会资助的教会是教育和道德上不可或缺的。1654年，他任命一个“甄试委员会”（Commission of Triers）以试验教士们是否合于接受圣职和薪俸，只有独立派（清教徒）、浸信会派、长老会派合于规定。每个教区皆可在有组织的长老会形式和聚会形式（每一聚会皆自行管理主持）中做一选择。清教徒采纳聚会形式，在苏格兰颇为盛行的长老会制度，在英格兰却大部局限在伦敦和兰开夏（Lancashire）。一度大权在握的国教会牧师却被逐出教区，只能和天主教神父一样，在秘密场合向信徒传教。伊夫林因参加国教会礼拜而被捕。天主教依然非法。1650年和1654年，各有一位神父因“诱惑人民”而被处以绞刑；1657年，清教徒国会在克伦威尔的同意下，通过一项法案，依其规定，凡年满16岁而尚未否认其天主教信仰者，其财产的2/3充公。1650年，宗教和社会阶层的衡量相近：穷人倾向不同于国教的各派——浸信会、教友派、第五王政派、天主教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是清教徒，贵族和大部分士绅（未有爵衔的地主）则皈依被解散的英国国教会。

不宽容的态度并非放松，反而倒转了。现在不再是国教会压迫天主教，反过来从前一再大声疾呼要求宽容的清教徒，得胜之后却压迫天主教徒。他们严禁使用《公共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即使在私宅也不许。清教徒国会限制对接受三位一体说、改革论、圣经为上帝圣道及拒绝主教的英国人予以宽容。苏塞纳斯派教徒或唯一神派教徒因此也在不宽容之列。法令规定批评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或仪式者，应受严厉制裁。克伦威尔比他的国会较为宽大慈悲。他默许若干国教会仪式，也允许一小批犹太人定居于伦敦，甚至可以建筑一所犹太教教堂。两个再洗礼拜教徒诋毁他是“启示录之兽”（the Beast of the Apocalypse），他竟耐心地容忍他们。他利用其影响力纠正法国对境内胡格诺派教徒及皮德蒙特对境内韦尔多教派的压迫，但法国首相马扎然请他在英格兰宽容天主教徒时，克伦威尔却把他无法控制清教徒的狂热当作借口。

清教徒日常生活中巨细靡遗无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这种情形或许只有犹太人差可比拟。事实上，清教徒信仰除了基督的神性这一点外，也和犹太教教义几乎处处相同。他们鼓励识字习文，以便人人能诵读《圣经》。《旧约》特别受重视，因为它提供一种宗教主宰的模范社会。生命的主要事业是逃避地狱的炼火，魔鬼真正存在，而且无所不在，只有上帝的慈悲才能使少数选民获救。《圣经》上的字句和比喻深入清教徒的日常言辞中，上帝和基督（但绝不会是玛利亚）的思想和观点，使他们心灵愉悦和畏惧。他们的衣物平实、俭朴，他们的言辞严肃、缓慢。他们也期望戒绝一切亵渎神圣的娱乐和感官上的享乐。1642年，因战争爆发而关闭的剧院，直到1656年还因为清教徒的责难而大门紧闭。赛马、斗鸡、角力、蓄熊、玩牛皆受禁止，为了确使伦敦的熊不再被人逗弄作乐，清教徒的纽森上校（Colonel Newson）竟把它们全杀了。所有的五月柱（mayploe）都拆倒。美女受嫌弃。女人只有贤妻良母才能受到尊敬，否则她们会被清教徒视为荡妇而声名狼藉，被认为是男性不能进入天堂的原因。除了圣诗，音乐不受欢迎。教堂中的艺术全都摧毁，除了库珀（Samuel Cooper）和荷兰画家莱利的一些精美肖像外，别无其他作品。

清教徒企图制定的道德律法，可能是自摩西律法以来最彻底的。民事婚礼（非举行宗教仪式，而由政府官员证婚的婚姻）被承认有效，也准许离婚，但通奸可处以极刑，不过有两人因通奸罪被斩首后，再没有陪审团判此为有罪。立誓要受罚款，按照阶级递增办法处罚。他们规定公爵的罚款为男爵的2倍、为乡绅的3倍、为平民的10倍，有个人诅咒说“上帝是我的见证人”，也被罚款。每星期三人人都必须斋戒不吃肉，即使凑巧遇上圣诞节也不例外，而且士兵有权进入民宅检查是否遵守斋戒。星期日商店不许开门营业，当天也不许运动、竞赛，不准做世俗工作，若非必要也不得出门远行，甚至当天还严禁“无效用且冒渎上帝的散步”。

许多清教徒法律禁忌和社会禁忌，显示出对人类天性过于严格。据说，克伦威尔时代，大部分人民变成伪君子，和平常一样犯罪，追逐金钱、女色、权力，可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老是拉长脸孔、鼻子咻咻作响，装腔作势，嘴里猛念宗教用语。然而，大部分清教徒还是以虔诚、勇气，坚信《福音书》。我们应该看到2000名清教徒传道士在王政复辟之下，宁肯赤贫潦倒，而不放弃其理想原则。清教徒制度固然使人心智狭隘，却增强了意志和品格，它使英国人有自治能力。如果说整个国家因为畏惧地狱和清教徒的敕令而阴暗无光，平民的家庭生活却获得秩序和纯洁，而且在查理二世统治时上层阶级虽然道德沦丧，平民的这份纯洁仍保存下来。最可贵的是，清教徒政府的影响可能使得道德优美醇厚——18世纪时循道宗（Methodism）又予以革新和加强——或许英国民族今天道德水准比较高，也要归功于他们。

教友派信徒

清教徒的一切美德都被其支脉教友派发扬光大，然而也一度因幻想和偏执而隐晦不明。他们如此敬畏上帝和撒旦，以至有时四肢发颤，他们也因此得名。1679年，一位教友派信徒巴克莱（Robert Barclay）说道：

上帝的力量穿入信徒们的大会中，在信徒身上产生一阵阵内在的疼痛，人人力图克服内在的邪恶。这两种相对力量的作用，有如两股浪潮相激相荡，信徒们的动作越来越激烈，犹如在作战，这时身体会震颤撼动。真理的力量获胜，人就由剧痛转为呻吟，最后则以朗声感恩和赞美主而终。因此，颤抖者（Quakers）之名，就被人戏谑地加在我们身上。

教友派创办人福克斯（George Fox）的解释则稍有不同。他说：“德比（Derby）的贝内特（Bennet）法官是第一个称呼我们为‘颤抖者’的人，因为我们令他们畏服主的意旨而颤抖惊惧。这是1650年的事。”他们自称其宗派为“真理之友”，后来比较谦逊地自称“朋友会”。

显然他们起先是清教徒，只不过特别坚信他们在道德与邪恶之间的踌躇，就是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之间与他们的今世和永生都同在的一善一恶两种精神力量的挣扎。他们接受清教徒的基本教义——《圣经》的天启、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人类的原罪、上帝之子基督为救赎而死、圣灵由天堂降临、启示和荣耀个人的灵魂等。就教友会信徒而言，宗教的本质就是察觉并感受这种内启，欢迎它的指导。一个人若遵循这一启示，他就不需要布道师或牧师，也无需教会。这种启示高于人类的理性，甚至也优于《圣经》本身，因为它是上帝对灵魂的直接之声。

福克斯所受教育不多，但他写的《纪事录》（Journal）是优秀的古典英文作品，表露出简洁、诚恳、质朴的感人力量。他是一位织工之子，曾向鞋匠拜师学艺，他在“上帝驱遣”之下离开师傅和亲属，于23岁（1647年）开始其巡回传教生涯，1691年去世。早年，他曾受诱惑困扰，向神父求教。有位神父为他开药方，还要他抽血，另一位神父向他推荐香烟和赞美诗。虽然福克斯对这些神父失去信心，但每当他翻阅《圣经》，他就能从中找到慰藉：

我经常带着我的《圣经》，坐在中空的树里和寂静地带，直到黑夜来临，而且不时地在夜里孤独地哀伤而行，因为我是一个哀伤的人，在上帝初次遣使我时……上帝随即领着我，看清他的爱，那是永无止境、永恒不灭的爱，超越于人类在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知识之上，而只有历史和书籍才能记录下来。

不久，他觉得圣眷已选他向世人传播内启之道。在莱斯特郡浸信会信徒的一次集会中，“上帝开启我的口，向他们传播永恒的真理，上帝的力量淹没了他们”。有消息传开来，说他有“洞烛一切的力量”，因此许多人前来听他布道。“上帝的力量发挥，使我获得伟大的启示，代他发言。”“当我走在原野上，上帝告诉我：‘你的名字已写在创世之前羔羊的书上。’”——这就是说，福克斯现在受到一种思想的鼓舞，认为他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所选的少数人之一，去承受他的恩典与福。现在他认为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由于承蒙上帝恩选，他不能“向任何人，贵人或贱民脱帽，我被要求向尔等一切男女，不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他深信真正的宗教不是在教堂中被发现的，只能求诸于内启，因此闯进诺丁汉附近的一座教堂，高声嚷叫真理的考验不在《圣经》中，而在内启中，破坏了人们的传道。他于1649年被捕，但执法官释放了他，执法官的妻子成为他最早的信徒之一。他到处流浪传播道理，闯进另一间教堂，“我受感动要向神父和人们宣扬真理，可人们盛怒地扑向我，把我打倒在地上……我被他们用手、《圣经》、棍棒毒打”。他再次被捕，法官开释他，但居民掷石头，赶他离镇。在德比，他宣称教堂和圣餐无法通达上帝，他被处禁锢感化6个月（1650年）。法官许他投军则可获释，他竟发言反对战争。狱卒把他关在“一间污秽、恶臭、低湿的牢房里，既无床铺，还与30名重刑犯同住，在那里住了近半年”。他在狱中仍致书法官力陈反对死刑，或许由于他的说项，一位因偷窃被处死刑的年轻妇人竟能免于上绞台。

出狱一年后，他又开始巡回宣扬福音。他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感化了内勒（James Nayler）。他在贝弗利（Beverley）进入一间教堂，安静地听完教士传道，然后起身问这位教士“每年拿300镑来宣扬《圣经》，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另一座城镇的教士邀请他进教堂传道，他不肯，他却站在教堂院子里向群众演讲：

我向人们宣称，我不是来制止他们进他们的偶像殿堂，也不是为他们的牧师、什一税，或……犹太教的异端仪式和传统而来（因为我对这些一概否认），我告诉他们，这块地方并不比其他地方神圣……因此我劝诫这些人抛弃那一切东西，指示他们探求他们身上的主的圣灵和恩典，及他们内心中的基督的启示。

他在约克郡的索思摩（Swarthmore），感化了费尔夫人（Margaret Fell），后来又感化了她的丈夫费尔（Thomas Fell）法官。他们的家索思摩厅（Swarthmore Hall）成为教友派第一个大聚会地点，直到今天，还是教友会信徒进香膜拜的圣地。

他的方法是粗糙拙朴的，尽管他连连被捕、被殴打，仍然奋勇向前，这种坚毅的耐心，足可弥补粗糙之失。清教徒、长老会派、国教会都因为他不接受圣餐、教堂和教士而攻击他。各地法官把教友派信徒拘捕入狱，其原因不仅是他们扰乱大众信仰，以和平主义蛊惑士兵，也因为他们拒绝宣誓效忠政府。教友派抗议说，任何种类的誓言都不道德，“是”或“不”应该就够了。克伦威尔同情教友派，很友善地与福克斯晤谈（1654年），分手时还说：“欢迎再来我家，如果你和我能一天抽一小时共聚，我们应该会彼此熟络。”1657年，护国主下令释放全体被关的教友派信徒，而且训令各地法官把这些没有教堂的传教士“当作有强烈幻想的人”看待。

最悲惨的迫害落到内勒身上。他相信内启之说，到了自以为是或诡称自己就是基督再临人世的化身的地步。福克斯申斥他，但是一些虔诚信徒却崇拜他，有个妇人还证实她死了两天后，他使她复活。内勒骑马进入布里斯托尔（Bristol）城时，妇人在他坐骑前投掷围巾，唱赞美诗。他以亵渎神祇之罪名被捕。法官问他，这种主张是他提出的，还是旁人附会的？他除了说基督说过的“你说的”（Thou hast said it）之外，不作其他回答。清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会审理他的案子（1656年），为了应否判他死刑辩论了11天。死刑之议以96票对82票，未获通过，但是在人道精神折中下，他被判颈部上枷罚站2小时，鞭挞310下，前额烙上B字（代表亵渎者），舌头以火烫之铁穿透。他勇敢地承受这些酷刑。他的信徒把他当烈士膜拜，他们亲吻、舐吮他的伤口。他被单独幽禁，没有笔、纸、火或光线。渐渐地他的精神崩溃了，他承认被诱骗。他在1659年获释，1660年赤贫而死。

教友派信徒以其被同时代的人视为怪异的特点而不同流俗。他们的衣服上绝不许有饰物。他们拒绝向任何人脱帽，不管其地位如何，同时不论是在教堂、宫廷还是法院，也不脱帽。他们称呼任何人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thou”（主格）或“thee”（宾格），用以代替最初是敬语的复数“you”（主格和宾格）。他们驳斥异教徒对一星期中各天和一年中各月份的名称，而说“第六个月的第一天”。他们在公开场合和在室内一样，随时祷告。每位祷告者被邀报告圣灵启示要他说的话，然后全体虔诚地静肃，这可能是狂热（enthusiasm）之后的镇定。妇女祷告和证道与男人同一方式。重实际的英国人厌恶早期教友派过度责难其他教派，及他们以上帝之选民和德行而自傲等倾向。否则，教友派信徒堪称模范的基督徒。他们不抗拒邪恶，他们只有对监狱中最恶劣的情况才提出口头上的抗议，他们不还手反击殴打他们的人。凡人对他们有所求，无不竭力供应。他们的婚姻生活无可疵议。他们不得与非教友派信徒结婚的规矩，限制了他们的繁衍。不过，1660年时英格兰仍有6万名教友派信徒。他们诚实无欺、彬彬有礼、勤勉奋发及节俭朴实的声誉，使他们从贫民群中逐渐蹿升，至今天，其信徒已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了。

克伦威尔之死和赋税

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最繁荣的是中产阶级，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国会现在包括许多代表商业利益或拥有商业利益的人士。为了他们的利益，1651年的《航海法》（The Navigation Act）要求由殖民地运往不列颠的进口货物，全须由英国船只装运——这项措施显然是针对荷兰而发。克伦威尔当时颇有一种想法，想与荷兰结盟，以保护和推展新教信仰。但伦敦商人追求利润甚于虔诚，不久（1652年）克伦威尔发现自己卷入了第一次荷兰战争。其结果，诚如我们所知，颇令人振奋。

帝国主义的热潮随着海军的扩张而高涨。对霍金斯爵士和德雷克事迹的追忆，令商人们和克伦威尔觉得，西班牙在美洲的霸业或许可以打破，英国可能会夺得可获大利的奴隶交易，新世界的宝贵矿产可能被伦敦操纵，而且，如克伦威尔的解释，征服西印度群岛将使英国传教士把这些岛屿的居民从天主教徒转变为新教徒。1654年8月5日，克伦威尔致书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保证英国对西友善。10月，他派遣布莱克率一支舰队赴地中海，并于12月再派威廉·佩恩和维纳布尔（Robert Venables）率另一支舰队夺取西班牙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后一任务失败，不过佩恩在1655年为英格兰夺得牙买加。

1655年11月3日，把宗教附属于政治之下的克伦威尔和马扎然，签订英法同盟，对抗西班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后，西班牙与法国继续交战，这场战争使两国无暇干预克伦威尔在英国崛起掌政，现在它又使其外交政策运用成功。布莱基长久以来一直监视着西班牙自美洲驶回的运银舰队。他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港发现它们的行踪，一举将之彻底歼灭（1657年4月20日）。英国士兵于沙丘之役占了上风，战胜西班牙（1658年6月4日）。战争结束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时（1659年），法国割让敦刻尔克给英国，克伦威尔显然已一雪一个世纪前玛丽·都铎丧失加莱（Calais）之耻。他曾计划要使英国人的声名媲美罗马人，而他也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海洋霸权现在落入英格兰之手。因此英国后来能君临北美洲，并扩张其统治至亚洲，皆拜其之赐。全欧洲都对这位崇敬上帝却又建立一支海军的清教徒抱敬畏之心。他宣扬福音，却又每战必胜，他以军事力量和祈助上帝之名而建立大英帝国。曾经认为他是暴发户的各国国王们，纷纷寻求与他缔盟，而不再计较其神学理论了。

国务委员会大臣瑟洛（John Thurloe）却向克伦威尔提出警告，认为协助法国对抗西班牙是不智之举，法国正蒸蒸日上，西班牙则日益衰落，英国为了确保本身的自由应支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政策，英国需要的若不是支持西班牙，至少也要明白不能支持法国。现在（1659年）法国是欧陆最强的大国，它往尼德兰、法兰奇-孔泰和洛林扩张之路洞开。将来许多英国人又要抛掷性命来牵制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野心。

这时，商业巨子也因战争而大发其财。1657年，东印度公司改组为一个股份公司，它“借”给克伦威尔6万镑，以避免政府检查其业务，现在东印度公司变成指挥英国政治经济走势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军费的开销是借着提高的税金来支付。大多数王室土地、英国国教会土地、多数保皇派的产业及半个爱尔兰，都被政府出售。即使如此，1654年以后平均每年赤字仍有45万镑，小百姓受益无多。1642年至1649年大动乱所争取的一切目标，现在全都抛在一边。征税未经代表或国会同意、逮捕不依法律适当程序、审判未经陪审团……这一切比过去的坏名声更为不堪；尤其为人诟病的是，军队和赤裸武力统治竟以宗教的芜词滥调为掩饰。“克伦威尔的统治受人憎恨的程度，是英国古往今来任何政府所不曾遭受过的。”

英国迫不及待，希望护国主早早驾崩。阴谋暗杀他的人多如牛毛。他必须永远有人为他守卫，他现在把卫队增加为160人。从前的一名激进派分子塞士比（Sexby）中校，参与一位桑德康（Sundercombe）刺杀他的阴谋，这个阴谋被侦破（1657年1月）。桑德康被捕，死于伦敦塔中。5月，塞士比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除害》（Killing No Murder），该书彻底主张谋杀克伦威尔。塞士比被缉获，也死在伦敦塔。反对护国主的阴谋在军队里及希望斯图亚特家族复辟的保皇派人士中，日益滋长。克伦威尔的长女嫁给激进派分子弗利特伍德（Charles Fleetwood）少将，她接受共和主义，对父亲的独裁统治颇为痛心。

忧虑、担心、丧子之恸，使这位强人的精神崩溃。和许多视权力如糟粕的人一样，有时他也后悔抛弃早年悠闲静谧的乡绅生活。“我在神前誓言……我愿住在森林边，看顾一群绵羊，而不愿担负如此一个政府。”1658年8月，他最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久病之后，终告不治。她下葬后不久，克伦威尔也因间歇性的高热而病倒，奎宁或许可以治愈他，可是他的医生却因为奎宁是由崇拜偶像的耶稣会教士介绍传入欧洲的新药而拒绝用它。克伦威尔似要痊愈，他对他妻子说：“不要以为我快死了，我确知我死不了。”国务委员会请他指定继承人，他答说：“理查！”——他的长子。9月2日，他旧病复发，而自知将不久人世了。他祈祷上帝赦免他的罪行，保护清教徒。翌日下午，他就逝世了。大臣瑟洛写道：“他被人民洒泪铭记在心中，在圣者祈祷之翼上，升上天堂。”克伦威尔死讯传抵阿姆斯特丹时，全城“如获大消息般兴奋，孩子们沿运河奔跑，高兴地呼喊——魔鬼死了”。

倒退之路（1658—1660）

他的儿子才智概不如他，也没有毅力以武力和虔诚融铸成的链锁控制住英国。理查·克伦威尔和他姐姐一样，秉性温和，他俩对父亲的铁血政策暗自害怕。理查曾跪求克伦威尔赦免查理一世。在共和政府和护国政府时期，他平静地住在结婚时获得的乡间别墅中。他本人并无野心，却在父亲的意旨下，于1658年9月4日成为英格兰的护国主。露西·哈钦森（Lucy Hutchinson）形容他“温和、善良，天性却是农人，成就不了伟业”。

奥利弗压制住的各派现在全又露面了，尤其看到理查个性软弱，益发明目张胆。军方不满于他的文人背景，也希望把他父亲掌握的军法治事的大权操于手中，要求他把全部军队指挥权授予他的大姐夫弗利特伍德。他拒绝军方所请，却把弗利特伍德晋升为中将借以安抚。由于财库空虚，负债累累，他召集国会，国会于1659年1月27日集会。谣言盛传国会将计划奉请斯图亚特家族重返王位。军官们在成群的士卒簇拥之下，向理查要求解散国会。他召卫队来保护，卫队却不听命。他只好向武力屈服，签令解散国会（4月22日）。他现在只得任凭军方摆布。军中激烈的共和派以兰伯特少校（Major General John Lambert）为首，邀请长期国会残存的议员重行集会，而且把克伦威尔1653年在激烈的共和派的支持下解散他们时，丧失的所有的权力赋予他们。这个新残余国会1659年5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集会。理查迫于政治压力，向它递辞呈（5月25日）。他归隐过平民生活，于1660年潜赴法国，化名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在法国隐居。他在1680年返回英国，1712年逝世，享年86岁。

一位保皇派人士于1659年6月3日写道：“就目前的秩序与政府而言，混乱达于极点。”军方和国会继续争夺权力，但驻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支持国会，而在共和派占优势的国会中，也有一支强大的保皇派。10月13日，兰伯特派兵驻守威斯敏斯特宫入口，驱散国会，宣布军方暂时接管政府。看来好像普莱德大整肃开始以来的整个经过要旧事重演了，而兰伯特就是新克伦威尔。

弥尔顿称兰伯特的政变是“最非法、羞耻之举，我担心自己将沦于野蛮……一支受雇的军队……因此就压制了建立它们的最高权力”。诗人却无能为力。在英国唯一可以对抗这个军事独裁政府的却是另一支军队，这是国会派给蒙克将军率领、驻扎在苏格兰以维持其权势的1万名军人。我们不晓得蒙克决定向伦敦夺权军人挑战，背后是否隐有个人野心。他宣称：“我以良心和荣誉从事，以使英国免受一个无可容忍的武人政府的奴役。”他的声明一出，就鼓舞了一大群其他势力蜂拥而起，反对军事统治。人民拒绝纳税，爱尔兰境内驻军、当斯（Downs）的舰队、首都的学徒纷纷声援国会。伦敦财界巨子拒绝贷款给这批篡权的首脑，而军队粮饷素来全靠这些贷款支付。商人和制造业阶级，过去支持推翻查理一世，现在却觉得如此深邃、普遍的不安威胁了英国的经济，而开始怀疑若无一位国王（他的正统性可以安慰人民、可以征税、也可平息风暴），政治或经济的稳定是否能够恢复？12月5日，蒙克领军进入英格兰。军方领袖派兵迎战，他们却拒绝赴战。夺权的这批军官只得承认失败，恢复了国会，并降服听命（12月24日）。

得胜的国会有议员36人，仍是一个共和派国会。它第一批法案中就有一项，要求目前的及未来的议员，都要摒弃斯图亚特路线。拒绝准许在残余国会之前被整肃的长老会派议员复职，理由是他们赞同查理二世复辟。人民轻蔑它，认为它只是残余国会的复活，不能代表英国，而且他们在街头遍燃烽火，“火烧残余国会议员”肖像，以示民怨——仅在伦敦一条街上，就有31起烽火。蒙克大军于1660年2月3日开抵伦敦。他通知国会，除非它举行一次新的广泛选举，并于5月6日前自动解散，否则他将不再保护它。他劝告平民院承认被逐的长老会派国会议员复职，平民院照办。扩大后的平民院于英国重建长老会的宗教组织下，另举行新的选举，而且自行宣告解散。现在，长期国会终于正式地、合法地结束了（1660年3月16日）。

同一天，一个工人以油漆涂掉共和政府树立在伦敦交易所内的一项题词“皇帝全滚蛋了”，然后掷帽高呼：“主佑吾王查理二世！”据说，这时候“整个交易所里欢声雷动”。第二天，蒙克秘密晤见查理的密使格林维尔爵士（Sir John Greenville）。不久，格林维尔携着蒙克致这位失去王位的英王的信函，起程赴布鲁塞尔。

国王回驾（1660）

自从1650年历尽千辛万苦逃出英国之后，查理在欧洲大陆过着近乎流浪的生活。他的母亲亨利埃塔·玛丽亚在巴黎收容他，但法国人已使她成为赤贫，因此一度查理和其仆从过得有如贫民，他那位忠心耿耿、日后出任财政大臣的海德（Edward Hyde）被迫只能日食一餐，查理本身家无隔宿之粮，在客栈吃饭，而且屡屡赊账。法王路易十四又富裕起来时，他给查理年金6000镑，查理才开始可以赡养母亲。

避居巴黎的日子，他学会以最纯洁的感情去爱护妹妹亨利埃塔·安妮。母亲和妹妹竭尽全力，想使他信奉罗马天主教，逃出英国的天主教徒移民，也未使他忘记他们是如何为他父亲效命沙场。长老会派的密使却答应他，如果他承认并保护他们的信仰，他们就帮助他复位。他礼貌地聆听双方的意见，却表示他决定坚信他父亲接受的英国国教会信仰。围绕着他的这些争论可能造成他倾向于对全部信仰都持怀疑精神。但是，他在法国到处看见的天主教仪式，似乎使他印象颇深。在他的小朝廷里，有个公开的秘密，他若能放手为所欲为，他会加入罗马天主教。1651年，他致函教皇英诺森十世，保证若能复位为英王，他会废除一切对天主教徒不利的法律。教皇对此未曾作复，但耶稣会的主持人通知查理说，梵蒂冈不能支持一名异教徒王子。

马扎然与克伦威尔开始谈判缔盟时，查理的顾问们奉劝他离开法国，马扎然也同意继续付他年金。他先迁往科隆，后往布鲁塞尔。他住在当地，一直到1660年3月26日，格林维尔为他带来了蒙克的信函。信中说：如果他肯答应普行大赦，赐予信仰自由，而且承认被充公的财产由现有主人所有，蒙克将协助他；同时，由于英格兰仍与西班牙交战，查理最好离开西属尼德兰。查理迁居到荷属不拉奔的布雷达，4月14日，他在当地签署一项协定，原则上接受蒙克的条件，详细精确的条件则留给新国会决定。

大选结果是恢复了一个保皇派占绝大多数的平民院，还有42个贵族组成的新的贵族院。5月1日，查理交给格林维尔带回的信，向两院公开宣读。在这篇《布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中，年轻的英王答应赦免全部人，“除了未来的国会认为应该例外者以外”，他听任国会处理充公财产的调整，他保证“不会有人因为并未扰乱王国和平的宗教信仰的意见不同，而受困扰不安或被召询问”，他又附上一份由财政大臣海德为他准备的明智的声明：

吾人谨以至诚之言向诸位保证，前人对国会的敬意决不会高于吾人……吾人确信他们（国会）是王国宪法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政府言也至为需要；吾人深知若无他们，无论王者、平民，均无幸福可言……吾人将永远视其建议为最佳谏诤，也将尊重其特权，而且将其视为吾人最亲近、与吾人自身垂诸永久最需要者，善加维持与保护。

国会满意。5月8日，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其王衔生效日期溯自其父去世之日起算，同时他继承王位是基于血缘继承权，而非由国会立法奉于王衔。国会通过送他5万镑，并附上请驾函，邀请他立刻回国就任。

几乎整个英国都高兴，20年的动乱终告结束，而且未流滴血就恢复秩序。钟声响遍全国，伦敦市内，人民跪伏在街上，为英王政躬康泰举杯致贺。欧洲所有的国王也都为了正统获胜而欢呼喝彩，甚至荷兰这个坚决的共和派政府，在查理由布雷达驰赴海牙时，也设宴饯别。联省政府的首长过去一向无视于他的存在，这时也惠赠盘缠3万镑，希望将来彼此交欢。一支英国舰队在甲板上悬着小旗和缩写徽记“C.R.”开到海牙，于5月23日把“Carolus Rex”（即查理二世）迎上船。

5月25日，这支舰队回到多佛港。两方人民齐集海滨迎接英王回驾。查理的小艇靠岸时，他们一齐屈膝下跪，他一上岸，就齐声感谢上帝。伏尔泰写道：“在场亲睹盛况的老年人告诉我，几乎人人眼眶里都噙着泪水。或许从未有过这么感人的场面。”沿途每英里路几乎都挤着兴高采烈的民众，查理二世和其随从、护卫，骑向坎特伯雷、骑向罗切斯特、骑向伦敦时，一路上数百人尾随。伦敦12万市民夹道欢迎他，甚至当年和他敌对作战的军队，也和蒙克的军队一道站在游行的行列中。国会两院在白厅迎驾。贵族院议长说：“可敬的大王，您是三个王国的希望，人民的力量和信心所托，期待您来使极端分子缓和，捐弃歧见，大家修好……而且恢复这个民族崩溃倾塌的荣誉。”查理以和蔼亲切和幽默，接受一切道贺恭维。他在胜利中倦极而回居处小憩时，对一个朋友说道：“我未曾早日回驾，真是大错之至，今天遇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抗议说，他一直希望我早早复辟登基。”

第二章　弥尔顿（1608—1674）

约翰·布尼安（1628—1688）

清教徒热心推广宗教与道德，觉得根本无须世俗文学。英王詹姆士认为《圣经》作为文学已经足够，其他几乎为小道或罪恶的渣滓。1563年，一位国会议员提议，除了经文及“雅各布（Jakob Bohme）的著作和其他同类作品”外，大学不得研读其他课程。这种提议似乎很令人沮丧，但人们应当注意，清教徒得势之际，乌尔喀特（Sir Thomas Urquhart）曾经印行拉伯雷的宗教理论译本，宁采垃圾占卜学，而不取末世学。

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well）在政权变换频仍期间，仍然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著有浓烈的抒情诗，欢迎克伦威尔自爱尔兰胜利凯旋，但其中也表达其对濒临死亡的查理一世的同情：

际此难忘时刻，

君更伟大不凡，

刀斧所至，

但迎以炯炯双目。

何曾恶毒呼唤上天，

卫护其无助大权，

但仅俯下潇洒君首，

低伏，宛如睡梦中。

马韦尔后为克伦威尔拉丁文秘书弥尔顿的助手，1659年获选入国会，曾救弥尔顿免受胜利的勤王派的迫害，并眼见复辟18年的情形，撰文谴责其不道德、腐化、无能，但避免将该文公开出版。

约翰·布尼安的古典作品与弥尔顿的史诗一样，都是复辟后的作品，但两人都是清教徒掌权时培养的诗人。他说：“我出生卑贱，我家是本国最卑贱最受轻视的家庭。”其父是贝德福德（Bedford）附近艾尔斯托村（village of Elstow）的修补锅盘工匠。托马斯·布尼安（Thomas Bunyan）赚钱送约翰·布尼安至贝德福德学校，在此他最少学习了读和写——足能“研读经文”和写下英国最伟大的书。在家中他是父亲的学徒，星期天下午，父亲还教他基督教经义。镇上的小孩教他说谎和渎神。他告诉我们，在这方面，他的对手不多。而且，他还犯了跳舞、打牌及在酒店中喝一杯麦酒的罪过——这都是清教徒禁止的。在他的少年时代（1628—1648年），这些清教徒幸而尚未掌权。“在各种恶行及渎神方面……我是小集团的领袖。”这类自称曾犯大罪的忏悔，是清教徒最喜欢干的事，因为忏悔使其自新显得特别突出，并显示上帝救助世人力量的伟大。清教徒教义深入其心中后，布尼安从前恶行受阻于其畏惧死亡、最后审判与地狱。有一次，他梦见满天烧得火红，地球在其下面裂开。他从噩梦中惊醒，高声哀呼得令全家不安：“哦，上帝呀！赐我慈悲……审判日已经来到，可是我还未准备好哩！”

16岁时，他应征参加国会军队，并在内战中服役30个月。身为士兵，“我仍然在犯罪，而且越来越叛离上帝的诫言，根本不在乎我的赎救问题”。复员后，他娶了一位孤女为妻（1648年），其嫁妆是两本宗教经书及时常说起其父如何虔诚的记忆。布尼安继承父亲的工场，替人修补锅盘养活妻子。他越来越富有，按时到教堂礼拜，逐渐放弃年轻时代的恶习。他几乎每天都读《圣经》，并尽力吸收其中的简单英语。艾尔斯托的人视之为模范镇民。

但（他说）神学的怀疑令他不安。他不敢相信上帝已赐恩于他，而缺少这种恩宠，他将来势必要下地狱。他疑心艾尔斯托和贝德福德的多数居民都将进炼狱。他深觉困扰的是所谓基督教信仰只是一种地理上偶发事件的思想。他自问：“你如何晓得土耳其人也有好的经文证明穆罕默德为救主，犹如我们之有《圣经》证实耶稣是救主呢？”“亵渎上帝，基督及经文的狂流冲击我的精神……攻击上帝及其唯一爱子存在的问题，仿佛在问事实上是否有上帝或基督？是否神圣之经文只是一种寓言及吸引人的故事，而非上帝神圣、贞洁的诫言？”他的结论是，魔鬼附体才引起这种疑心。“我看到狗与蟾蜍的情况，并察觉上帝已经制造了远较我这种可怖的状况为佳的世间万物……因为它们没有灵魂，就不会消失于炼狱或罪过的永恒压力中，不像我会消失。”

终于有一天，当他在乡间散步，沉思其邪恶之心灵时，突然记起圣保罗的一段话：“通过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他已在世界上造成和平。”耶稣不但为别人而且为他而死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澎湃激涌，直到“我因欢喜及和平……而感到晕眩”。他加入贝德福德的浸信会（1653年），受了洗，并历经两年的精神愉悦和安宁。1655年，他移居贝德福德并担任当地教会执事，1657年受任讲道之职。所传之福音是路德（Luthur’s）教义：除非一个人坚信，上帝之子耶稣之死，已替他补偿了天生的邪恶，否则他会——不管他多么具有德行——与多数人一道下炼狱。只有耶稣神圣的自我牺牲才弥补了人类邪恶的罪行。他认为，我们应清楚地告诉小孩这件事：

我的判断是人们教训小孩祈祷已经走错了路。对我来说，最好是尽早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令人诅咒的生物，以及由于原罪及实际的犯罪，他们已惹怒了上帝。同时亦应告诉他们上帝愤怒的本质，及人类不幸的持久性。

除了这些劝诫以外，在布尼安的传道当中，亦包含如何养育小孩及对待雇工的许多忠告。就像其他的传道士一样，他亦受到教友派的麻烦质问，他们告诉他，不是经文而是内心的反省导致了解及得救。1656年，他写了两本书攻击这支讨厌的新教派，他们的反应是控告他为耶稣会教徒、强盗、奸夫及男巫。查理二世复辟给他带来更大的困境。政府重新公布伊丽莎白之法律，要求英国人都参加国教礼拜，而且只能参加这类礼拜而已，其他非国教礼拜堂尽被封闭，非国教传教士均被禁止传道。布尼安依法封闭其贝德福德会堂，但是改在秘密地点接触会众和传道，于是被政府逮捕，假如他承诺不再公开传教，政府答应释放他，他率直拒绝，被关在贝德福德监狱（1660年11月）。在那里，除了短期有限制的自由外，一共被关了12年。不久政府重提释放之建议，条件与以前相同，但是得到的仍是同样的答复：“假如你们今天释放我，我明天就开始传道。”

或许其家庭生活已成为一种重担。1658年他首任夫人逝世，留下4个小孩，一位是瞎子。而第二任夫人又怀孕了。邻人协助养育他的家人，布尼安则在狱中制造和出售饰带以维生计。他的夫人及小孩获允每天探监，而他本人亦获允在狱中传道。在狱中，他反复阅读《圣经》，并研读福克斯之《殉道书》（Foxe’s Book of Martyrs）。在阅读新教徒英雄殉道传记当中，益坚其信仰之真诚，并在《启示录》的启示中发现了信仰。他一定是不缺笔和纸的，因为在前6年的监禁期中，他曾出版了8篇宗教论述，及一本大作《罪首之蒙恩》（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这是他的精神自传，几乎是令人害怕地揭露了清教徒的心灵。

1666年，查理二世发布《第一宽容宣言》（First Declartion of Indulgence），他才获释。但他又一次因传道而回到监狱去。1672年，查理二世的《第二宽容宣言》允许非国教教士传道。布尼安获释，立即被选为其旧教堂的牧师。1673年，该宣言废止，旧日禁令又再恢复，布尼安不加理会，遂又下狱（1675年），但是不久就释放了。

在第二度或最后一次下狱期中，他写完《由此世界至即将来临的另一世界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的第一篇。1678年，该书第一篇出版，第二篇于1684年跟着出版（在一首打油诗代序当中，布尼安宣称：他写此书旨在自我消遣，而未计及出版）。在富于幻想的气氛中，他自然地推出其故事：

当我走过原野，我看到了一个兽穴，我躺在那儿睡觉；而当我睡觉时，我做了一个梦。

在其想象当中，基督徒应该放弃和忘却其他事物，具有专心追寻基督与乐园的思想。他离开妻子及小孩，开始寻找天堂的历程。霍伯福（Hopeful）加入他的旅程，并很简要地述说了清教徒的信仰：

有一天我觉得很伤心，我觉得比此生任何时候都要悲伤，这种悲伤来自我具有可厌的大罪的重新体认。而当我所能找到的只是地狱及我的灵魂永远受诅咒时，突然我想到，也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上看着我说：“信仰基督，你就会得救。”但是我答称我是一个大罪人。而他却说：“我对你的赐福已足够赎罪了。”……现在我的心中充满了快乐。

经过许多苦难与争辩以后，这些人终于抵达天堂，而我们知道他们是抱着多么热切的希望：

看呀！当他们进入时，容貌为之一新，身上穿的是像黄金的衣服。还有琴声及金冠等待着给予他们——琴声赞扬他们，皇冠代表荣誉……再看呀！天堂的金光耀眼得像阳光一样；街上铺以黄金，有许多人在上面走动，头戴金冠，手上是棕榈枝，而金色竖琴在唱着颂曲。

可怜的伊革诺伦斯（Ignorance）断断续续地跟随他们，信仰不够坚定，虽然来到天堂之门，却因无入境证件而被拒，改下地狱。故事极为引人入胜，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同情奥斯丁尼特（Obstinate），他谈到基督徒及其伙伴时说：“这些人是昏了头的纨绔子弟，当他们妄想着将来时，他们的眼中露出比有理性的人更聪明的光。”

灵魂避开尘世诱惑，升入天堂极乐世界的思想早已有之。中古寓言式故事亦多包含此类思想，我们可以假定，布尼安曾经读过某些较早期的这类著作。这些著作因为这个特别成功的新故事而被遗忘。该书出版百年内就已印行了59版；布尼安死前共售出10万本之多，自此以后连续出售几百万本以上，共译成108种语言。在清教徒得势时的美国，几乎每家均有一本。其中某些词汇——失望灰心（the Slough of Despond）、虚华人世（Vanity Fair）、贤人（Mr.Worldly Wiseman）——都成为一般用语。到了20世纪，其声望迅速下降，清教徒的热潮已成过去，该书已不复为人类信仰及家中必需品之一，但是仍然为简单扼要英语的源泉。

布尼安共写了约60本书，现在大家已不需读这些书了。1675年最后一次释放以后，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传道家，为英国浸信教派的公认领袖。他高度赞扬查理二世，吁请其信徒向斯图亚特王朝诸王效忠，视之为英国对抗教皇的保护者。查理二世在病床上接受天主教两年后，布尼安亦了结其一生。奇异的是，他的死很像路德。有一对父子在书房中互相争吵彼此反目，布尼安很喜欢那个孩子，于是骑马离开贝德福德前往排解，使双方言归于好，但是在回程中遇到暴风雨，他冒着雨找到了避雨之地。风雨使他发高烧，自此不再复原。死时葬于本山（Bunhill Fields）异教徒公墓，至今他仍躺在那个石墓中。

年轻诗人（1608—1640）

弥尔顿的祖父是罗马天主教徒，1601年以逃避国教礼拜被罚60镑，其子因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无法继承其财产。这位身无恒产的约翰·弥尔顿在伦敦担任代书人，生活颇为宽裕——代书人善于书写或抄写原稿、权利状及其他法律文书。约翰·弥尔顿喜爱音乐，编过舞剧，家中有许多乐器，包括一架风琴。这种爱好音乐的特性想必遗传给了诗人，他应该同意，一个人要写好文章，必先在灵魂和心灵的耳朵中具有音乐感才行。诗人母亲萨拉（Sarah Jeffrey）是裁缝商的女儿，共生下6个孩子，约翰是第3个孩子。诗人的弟弟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勤王分子和高级僧侣，约翰则成为克伦威尔清教徒的共和派分子。他在面包街的房子成为清教徒组织的所在地，庄严虔敬但不够清净，此地文艺复兴的爱美已与宗教改革的爱善互相混合了。

老约翰购置房地产，日见兴隆，聘请家庭教师（清教徒）教育小约翰，等他11岁又送他至圣保罗学校就学。在校期间他学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及一些希伯来语。他曾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但比较喜欢斯宾塞的作品。我们现在已知他对杜·巴尔塔斯（Du Bartas）的《创世的六天》（La Semaine，1578）的英文译本印象极深，该书是描写7天创造世界的长诗：

我对知识的欲望极大，从12岁起，在午夜以前我从不辍读或上床睡觉，这是我失明的主因。我（像母亲）天生视力就不好，而且我经常为头痛所苦，不过那不会影响我的好奇心也不会减少我的上进心。

16岁时，他转至剑桥基督学院就读。在该校，他与一位教师因争吵而互殴。弥尔顿被退学了一个学期，其后复学，他已经能写出好诗。1629年，21岁，他写成高雅的颂歌《基督降生之晨》（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自娱，且在一年后编写了16行《墓志铭》（Epitaph），其后该诗纳入《莎士比亚全集》（Shakespeare’s Works）第二对开版本中（1632年）：

我的莎士比亚具有傲骨，

何须一代人力为他堆起一座石堆，

哦！那么其遗下圣骨该埋在

迈向星星的金字塔？

亲爱的难忘的人，伟大名声的继承人，

你的名字哪须这样愚拙的见证？ [1]

弥尔顿在剑桥过了8年，1628年取得学士学位，1632年取得硕士学位，然后离开那所大学。父亲希望他担任圣职，但这位骄傲的青年不愿对国教教条及其礼拜式宣誓效忠。

他退居于其父在霍顿（Horton）的乡间别墅，很靠近温莎城。在那里，他一面努力读书（主要是读古典文学），一面仍受父亲供养。他渐渐熟悉许多拉丁作者，甚至最不出名的作者也在内。他写拉丁文诗，颇受一位天主教红衣主教的赞许，不久，他用拉丁文为克伦威尔写的辩护，势将得到欧洲各国的共鸣，甚至他写英文散文时，同时写下拉丁文，使其英文成为古典的倒置和迂回的混合，形成一种奇异引人的响亮文章。

或许是在霍顿，身处绿油油的英国乡间，他才写（1632年？）了几首诗作伴，赞美其年轻时不在乎的欢乐和悲伤的情绪。《阿里葛多》（L’Allegro）一诗中几乎每一行均“跃跃欲唱”。阿里葛多是“漂亮的女儿……丰满、活泼、快乐”，在“西风与曙光一同出游当中”出生。乡间诸物使诗人快乐：云雀惊醒了夜晚，鸡鸣叫醒了主妇，猎狗在猎人号角中追逐跳跃，初升的太阳“发出琥珀般的亮光”，唱着歌的挤牛奶女郎，轻咬细嚼的羊群，少男少女在草地上跳舞，在炉边或戏院度过晚上等等：

假设琼森喜剧用的软鞋已经穿上，

哦！甜蜜的莎士比亚呀，你是想象之子，

轻轻唱着狂野的森林之歌。

而音乐——

解开了锁住的锁链，及

潜藏的和谐的灵魂……

假使你能给予这种愉悦，

那么欢乐，我想与你活在一起。

这里出现的不是阴郁或失欢的清教徒，而是一位健康的英国青年，在他的血管中流动着伊丽莎白时代游吟诗人的血液和灵感。

面对着记起悲剧、寻找生命意义的恍惚心灵，发现哲学内找不到答案，反而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致使这些乐事顿成小事时，就不时会出现另一种情绪。于是弥尔顿不知不觉作成一篇较有思想的田园诗（Ⅱ Penseroso）：

注视着徘徊的月亮

正午迂回前进想要逼近她，

就像一个人走入歧途

想要穿过天上广阔难寻的路。

或是独自寂寞地坐在火旁——

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房间

教光明伪造黑暗

远离各种欢笑，

除了火炉上蟋蟀的叫声。

或是处身“某个寂寞的高塔”，目视星辰而自卑，翻阅柏拉图的著作，怀疑天堂究竟在何处——

什么世界，什么广大的地域会拥有

这样不朽的心灵，放弃了

地处天涯一角的她的华厦

或回忆爱人之间的悲哀与帝王可悲的死亡。于是，比严肃哲学更有意思的是，大天主堂中“勤奋的退隐情境”，其逐层而上的窗户和幽暗的光芒——

此地风琴声铮铮地响着，

配合着下面唱诗班的柔美歌声，

圣礼已达高潮，赞美诗很嘹亮，

仿如一股甜蜜，穿过了耳旁，

我完全耽于极乐之中，

天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些乐事是“沉思得来的”，假如它们与忧郁联结在一起，那么诗人的生活就与忧郁分不开了。在这两首可爱的诗里，弥尔顿透露了24岁的心声：一个年轻人深为生命的美丽所感动，并不以追求快乐为耻，但已经有了对生命和死亡疑惑的幻想，并感受宗教与哲学的冲突。

1634年，诗人有了第一次成名的机会，他受命写作一幕田园舞剧，以庆祝布里奇沃特伯爵荣任西区议会议长。劳斯（Henry Lawes）负责配乐，弥尔顿写的诗，为示谦逊并不署名，但因很受赞，他才承认是这些诗的作者。沃顿爵士赞许“在你的诗歌与颂曲中具有淳朴的美，对此……本国语言已找不到可与之比拟的”。这部诗原来称为《在勒德罗堡表演的歌舞剧》（A Masque Presented at Ludlow Castle），到了今天改为《哥玛斯》（Comus）。该剧由两位年轻贵族及其妹演出，来自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宫廷的17岁女孩。虽然这个小舞剧多由无韵诗写成，屡被神话束缚，但其中含有节奏轻快的抒情诗和高雅的情调，在这方面较弥尔顿曾经写过的诗都胜一筹。其主题不离传统——一个可爱的少女，在森林中信步徘徊，唱着：

创造灵魂的那些气质

在死神的肋骨下

魔法师哥玛斯上前与她搭讪，施出魔法要使她失去贞洁。他劝她趁着年轻多多享乐，她却滔滔不绝地为德行、节制及“神圣哲学”辩护。这些诗大体演唱得很不错，只除了一段不吉利的赞扬共和的文字：

假如每一个公正的人如今都有这种需要

但是没办法恰如其分地享有

而卑鄙纵容的奢侈豪华

如今齐集在少数人身上，实在过分，

自然的全部恩惠应可更公平的分配

依据必要的公平比例，

所以她一点也不烦恼她的珍藏。

1637年，诗人的心情很坏，因为其年轻朋友兼诗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遭受了溺死的噩运。在悼念集中，弥尔顿作了一首挽诗《利西达斯》（Lycidas），是充满匠心的田园诗，其中堆着一群死亡之神，但是诗意极为醇厚，至今其感恩的追念依然极为动人：

唉！受了什么激使，要非常的小心

去照顾家人轻视的牧羊人行业 [2] ，

并审慎地冥想不知感谢的缪斯呢？

为何不与别人一样

在林荫里与乡村姑娘游戏，

或玩着妮艾拉的一束乱发？

名声是一种刺激物，会使纯粹的精神激荡

（高贵心灵最终的弱点）

轻视愉快，而过着勤快的日子；

但公平的报酬，我们试着去找，

并想使它突然光辉灿烂之际，

所得的却是无尽的黑暗，用可怖的大剪刀

割裂了这个已够短暂的生命。

老约翰·弥尔顿似乎觉得，6年在霍顿闲暇放纵的生活，造就了会写这种诗歌的天才已经不错了，他又送其子到欧陆旅行，且十分慷慨，代付各种费用。身边带着一位男仆，弥尔顿于1638年4月离开英国，在巴黎逗留数天（当时在尚武的黎塞留的统治下）后急忙赶至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停留的两个月中，他拜访了盲目、半受幽禁的伽利略，会见文学界人士，与学会中人座谈，互赠拉丁文诗，并写意大利十四行诗，仿佛他是在阿尔诺河或在波河旁长大的。在那不勒斯，他受到塔索和马里尼之友曼索侯爵（Marquis Manso）的殷勤接待。他在罗马停留4个月，拜访几个有学问的红衣主教，虽然喜欢他们，仍公开承认他信仰新教。接着又回到佛罗伦萨，并经博洛尼亚和费拉拉至威尼斯，经维罗纳至米兰，再经日内瓦、里昂和巴黎回到伦敦（1639年8月）。

在其后的作品中，他著有两篇著名的意大利旅游记。他反驳其敌手的讽嘲说：“我以上帝的名义作证，在那些作恶几乎不受干涉、行之不以为耻的地方，我从未越离完美和道德的常轨。”又回忆意大利评论家如何赞扬其诗歌：

至此，我开始同意你们和本地各类朋友的意见，而且相信在我内心日益增长的自我激励，即通过努力和专心的研究（我视之为生命的一部分），加上强烈的天生习性，我或可写下一些杰作传之后世，受到珍视，永垂不朽。

现在他开始写一部伟大的长诗，赞美国家或信仰，并使其名声永垂不朽。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已耽搁了20年，在他能付印之前已费去29年的光阴。在其诗作第一期（1630—1640年）至第二期（1658—1668年）之间，他曾在清教徒大革命中扮演特殊角色，以如椽之笔，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注释

[1] 我们很遗憾地加上一句话，弥尔顿奉命为查理一世受刑辩护时，他在那个皇帝的污点中，列举了喜欢莎士比亚作品这一点。

[2] 指写诗的行业。

改革者（1640—1642）

1639年，弥尔顿寄居在伦敦圣布莱德教堂院落（St.Bride’s Churchyard）中的单身公寓里，做外甥的家庭教师。一年后，他与他们一起移居艾德斯门街（Alders gate Street）。在那里（1643年），他招收更多的10到16岁的学生，供应食宿并加以教育，赚取微薄的收入聊补其父津贴的不足。在《致哈特利布先生》的信中，他建立对教育的主张。他为教育下了有力的定义：“我所谓的完整、充实的教育，是指教人备有恰当、富于技巧和高尚的完成其公私、和战任务的功能而言。”教师的第一个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行，克服人类天生的邪性（原罪）。弥尔顿觉得，最佳的办法是给成长中的心灵适当地灌输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强烈信仰，并通过严格的纪律使之习于自制。他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努力研读和节食”的典型，几乎没有一天“欢乐和享受”。除宗教和道德外，还应教以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弥尔顿不但把它们当作文学的范本，还当作自然科学、地理、历史、法律、道德、生理、医学、农学、建筑学、诗歌、哲学、神学的教育工具。而且，弥尔顿计划使其学生了解当时科学和历史的一些文献，以及某些应用艺术。他希望把猎人、航海家、园艺家、解剖家、工程师、建筑师带进教室中，由他们代传各家最近的技术新知。在音乐和戏剧课程方面他也分配了不少时间，而且每天有一个半小时做体操和军事教育。“每到春天”，其学生会“随着小心沉静的导游到本国各处旅行、学习和观察”，他们会“短期加入海军，学习航海技术和海战”。最后，年过23岁的，即可到国外旅行游学。这是很辛苦的课程，我们找不到弥尔顿学校完全照课程进行的证据，但假如其学生具有他的部分热情和勤劳，这些课程很可能被实行。

他不时梦想发展一所足以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媲美的学院，但其精神终被当时的大事吸引。长期国会的集会（1640年）是其生命中的转折点，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从诗歌与学界转向政治和改革的剧烈转变。12月11日，有几个朋友参与的清教徒“枝干党”（Root and Branch Party），向国会提出奇异的请愿书，签署者达1.5万人之多（或许包括弥尔顿在内），要求消灭英国教会中的主教阶级。艾希特主教霍尔（Joseph Hall）提出《对国会最高法庭的谦逊忠告》（“An Humble Remonstrance to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1641年1月）一文作为反击，辩称主教制度来自“圣使徒时代……一直未曾间断……而传之至今”。五位长老会牧师一同执笔提出《对一个谦逊忠告的答复》（“An Answer to an Humble Remonstrance”，1641年3月），他们署名为“Smectymnuus”，是其缩写字母并成的假名。霍尔及其他主教又提出答复，最后平民院通过了请愿提案，贵族院却予否决。此项争论在圣坛上、报纸上、国会中沸腾一时，弥尔顿也写了90页的《关于英国教会纪律的改革》（Of Reformation Touching Church Discipline in England，1641年6月）一书，提出其意见。

他使用强烈而令人为之屏息的句子，有时连续可达半页，把教会的腐化归纳为两个原因：保留天主教仪式，主教任命圣职的专权。他轻视“这些无聊的仪式，我们加以保留作为返回罗马天主教的危险保证，而且那仅成为……高级圣职铺张奢华的插曲而已”。主教们采用的礼拜仪式，暗中已等于返回天主教——这显然是在攻击已被封为红衣主教的大主教劳德。弥尔顿驳斥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主张，即所谓主教的存在对教会当局和王国组织确有必要。他呼吁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继续其反对主教制度之战，而且诉求三位一体的神只能为正义服务：

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看看你那个几乎精疲力竭、日薄西山的可怜教会，别因而使它成为纠缠不休的狼群的猎物，它们在等待和垂涎直到吞尽你的柔顺的羊群为止；还有这些野猪闯入了你的葡萄园，它们污浊的蹄印烙在你的仆从的灵魂上。哦！别让它们策划可恨的阴谋，现在它们就站在无底深渊的出口，等待着看门人开门放出那些可怕的蝗虫和蝎子，要使我们永远陷入黑暗地狱的乌云中，让我们永远看不到你那像阳光似的真理，永远不敢希望可喜的黎明会来临，更永远听不到早晨的鸟啼呢喃。

他在结论中主张高级教会（High Church Party）党徒尽下地狱：

但是，他们……破坏、减少真正的信仰，虽则他们那不幸并受奴役的国家热望着高度尊严、规律及奖励，他们在此生可耻的生命结束后（他们的生命由上帝赐予），该永远地打下最黑暗最深的地狱，在那里，受到最轻蔑的对待，受到其他罪人的践踏藐视，而且在他们痛苦的受折磨中，降临其上的是叫骂和兽性的专制统治，被当作奴隶和黑奴，再无其他较好的待遇。他们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种恶劣环境，永远是地狱中最卑劣、最低级、最受摒斥、最受糟蹋蹂躏的附庸。

霍尔主教答复并斥骂“Smectymnuus”的主张时，弥尔顿却强烈地支持这些主张，强烈到可能动摇了这位65岁的高级僧侣的圣职。《对忠告者答辩“Smectymnuus”的谴责》（The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Remonstrant’s Defence against Smectymnuus）于1641年7月匿名出版了。在序言中，弥尔顿为其措辞猛烈辩护：

要使任何恶名昭彰的敌人去认识和相信（承认）真理及其国家的安宁，特别是针对那些自负具有口若悬河、打动人心的影响者……用较粗暴的言辞，不取基督的柔顺来加以对付，或揭发其洒满自己的圣水的傲性，似乎并无不可。

主教与其子卷土重来，又发表了《谦逊的驳斥》（“A Modest Confutation”，约1642年1月）一文，使用愤怒的火辣辣的言辞，攻击《谴责》一文。弥尔顿写《反击谦逊驳斥的自辩》（“An Apology against a Modest Confutation”，约4月）一文加以答辩。他进一步强烈地指责那个主教，他攻击指称他曾被剑桥“开除”（vomited）的控诉是“信口雌黄”，他告诉世人，耶稣学院的研究员在他毕业时曾邀请他留校共同研究；他一再确认他虽受人指责，坚贞犹在：

虽然基督教所能教我的不多，我自己原有的某些天生脾性及学自最高贵哲学的道德规律，已足够令我鄙视远较妓院更无耻的行径。但鉴于《圣经》的道理揭示了贞洁和高度神秘……明示“人人为上帝，上帝为人人”，因而我自思，假如圣保罗称为男人光荣之所在的女人失了贞，发生了丑事或不名誉，那么被视为是神的偶像与光荣的男人如有同样情形，应该……是更加的可耻和不名誉，这样他不但是侮辱完整男性的躯体，而且有辱寄托于女人身上的光荣，最恶劣的是，有辱寄托于其身上的上帝的偶像与光荣。

因此，弥尔顿痛心于许多古典诗人的无德，扬弃他们，而赞许但丁和彼特拉克：

因为他们从不写作不名誉的作品，所写的诗篇尽以表彰荣誉为能事，要展示高贵纯洁的情操，绝无僭越失德之处。而很快地我就确信，一个不肯打击自己写好诗的希望的人……他本人就是一首纯真的好诗。所谓好诗，即最佳、最荣誉事物的组合和模型，即除非他自己有那类值得歌颂的经验，他就不会高声歌颂英雄或著名的城市。

写完这篇示范文章后，弥尔顿进而讽刺主教的软鞋和双脚只会送“恶臭到天堂”。假如有人指责这类言辞似与神学无关，他就以“最佳修辞家的规矩”与路德的榜样作辩护，他还提醒读者，“耶稣自己，谈到不良的传统时，也毫不顾忌地提到粪便和排泄物”。

这次拙劣无味的争论谈得已经够多了，之所以引述了这么多，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弥尔顿的个性和当时的风气，也因在无聊的嘲骂、文法的混战及冗长的句子当中，可发现像弥尔顿诗歌那样高雅流畅、如琴声般悠扬的散文。同时（1642年3月），他署本名发表了较为普遍、不指特定人的文章《呼吁反对教会政府主教制度的理由》（“The Reason of Church Government Urged against Prelaty”）——这些主教粗暴的枷锁，在其宗教裁判及其残暴的愚拙行为下，根本不会使自由和高贵的机智（智慧）欣欣向荣。他承认道德和社会纪律的必要性。事实上，他认为纪律的兴衰是国家兴亡的关键：

在整个人生中，世界上没有比纪律更庄严、更重要的事。难道还需要举证说明吗？凡是研究国事的人……都会同意，文明社会的兴衰、人类历史演进及转变，都沿着纪律的轴心前后移动……在此生中，不同世俗或神圣的任何社交完美事物，皆不如纪律重要。事实上，纪律就像音乐的琴弦一样，使各部分得以联结在一起。

不过，这种纪律不应来自宗教层级节制组织，而应来自每个人担当“潜在僧侣”（potential priest）的观念。

他在其论述第二部中，作序表达类似片断自传的悲痛，即谓这次论战已使他暂时搁置长久以来一直想写的一部伟大著作，“那就是雅典人、罗马人或现代意大利人，及旧时希伯来人，以最伟大和精选的才智贡献给其国家的著作，而我想要取法于上，以基督徒的名义，希望提供一部杰作”。他说他已在选择这部著作的题材，但他希望这一部作品可以让他“描绘和述说……整部书的圣与善”，及“宗教上的神圣与高贵”。犹如已能预见，等到清教徒大革命容许他提笔完成这部著作，要费16年的光阴一般，他找了种种理由为其延搁自辩：

我并不引以为羞，要来和任何博学的读者约法三章，在几年以后我会偿还我今天欠下的文债，那部著作不是来自年轻一时的冲动或熏人的酒气，就像从那些俗不可耐的庸人笔下流出的废料或寄生文人的逐臭滥调一般；也非得自司命女神及其塞壬女妖的召唤；而是虔诚地向永恒的上帝祈求。他会增强我的言辞和知识，并在圣坛的圣火中，派遣其六翼天使，去接触和净化他喜欢的嘴唇。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勤苦及有选择地读书，稳定的观察，透视美好丰富的艺术和事物；直到这些都已相当圆满地完成，那么虽是由我来冒险，我也不拒绝去达成那么多人为了相信我的保证而产生学的那种期望。

结婚与离异（1643—1648）

在《谦逊的驳斥》一文中，主教霍尔指控弥尔顿旨在钓取文名，并炫耀其能力和背景，以赢取“一位富孀”或其他报酬。在《自辩》一文中，弥尔顿嘲讽这种想法，反之，他曾自称“生长在富裕之家”，不需任何富孀，并主张“谨慎而态度优雅的男士会选择小康、清白之家的女孩，而不会选择富孀为妻”。英国进入内战时（1642年），弥尔顿也完成了婚姻大事（1643年）。

他不曾加入国会的军队，而且王军逼近伦敦时（1642年11月12日），曾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劝请王军统帅像亚历山大大帝保护诗人品达一样，保护诗人的家乡及其安全，而且允诺将写诗赞扬“他们这种温和的行动”。不过，王军终被逐退，弥尔顿的小屋也告无碍，可以接待其妻。

他在牛津郡的森林山（Forest Hill in Oxfordshire）与玛丽·鲍威尔（Mary Powell）结识，其父是当地的和平法官。这位理查德·鲍威尔（Richard Powell）远在1627年，曾欠当时在剑桥的弥尔顿500镑的债，其后虽恩减为312镑，仍未偿还。显然，诗人曾在1643年5月至6月在鲍威尔家逗留了一个月——究竟为收债或为娶妻而去，则不得而知。弥尔顿或许觉得34岁该是结婚生子的时候了，而玛丽年仅17岁，显然是他所要的处女。回到伦敦时，弥尔顿身边已有一个妻子，这很使他的外甥感到意外。

快乐不是持久的。弥尔顿的外甥讨厌玛丽，视她为闯入的第三者。玛丽讨厌弥尔顿的书，想念自己的母亲及在森林山享有的“许多友伴和快乐，跳舞等等”。奥布里（Aubrey）说：“她经常会听到弥尔顿的外甥挨揍痛哭的声音。”弥尔顿发现玛丽常识太少，而且只有一些保皇派的观念，于是又回到书中。其后他曾提到一位“喑哑无思想的伙伴”，并痛心于“一个男人发现他竟与粗俗及迟钝的偶像紧紧地结合，而且在这个甜蜜与快乐的社会里，他却必须把她当作相依为命的伙伴”。据传，玛丽拒绝与他圆房。一个月后，她要求给予假期返回娘家省亲。他表示同意，相信她会回来，但她这一离开就不再返回。他写信给她，她置之不理。由于找不到其他宣泄感情的方式，他提笔写下《离婚的原理和规矩》（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Divorce），并匿名予以出版（1643年8月）。他将之献给“英国国会与宗教大会”——威斯敏斯特宗教大会，当时该宗教集会正在进行长老会的忏悔仪式。他请求国会免除传统的婚姻束缚，如有与人通奸以外的正当理由也应准许离婚，以示改革。他提议：

由于本质上无可改变的理由而使两者的心理彼此嫌恶、不合或矛盾，而阻碍或可能会阻碍结合的主要利益，即阻碍互相安慰和安宁者，就比天生冷淡更有理由离婚，特别是无子或两相同意，都应认为有理由离婚。

他引述《申命记》第24章第1节犹太旧法：“当男人娶了一个太太，结果她却发现在他的眼中她并不受宠，因为他发现她有些不干净，那么他就有权写一纸休书，把它放在她手里，并把她赶出家门。”耶稣显然摈弃这段摩西律法：“有人说，谁想离弃自己的妻子，即可给她一纸休书了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除了与人通奸的理由外，谁要休离其妻，只有使她犯了通奸罪而已。”（《马太福音》第5章第3132节）弥尔顿辩称：“耶稣的话不能照字面解释。”并不断公然宣称，他一点也未改变摩西法的原意。他努力使其广泛的解释可以适用于他的案例，甚至要证明不能作“适当和投机的谈话”，离婚也是适当的：因为“不适当和有缺陷的反婚姻心理”能使婚姻生活“较之寂寞的独居，情况更为恶劣”，这种情况，等于活人与死尸结合在一起。

这本小书畅销一时，因为它受到普遍反对。弥尔顿于1644年2月出版第二版，滔滔雄辩，又增大其篇幅，并大胆署名于上。在《四弦琴》（“Tetrachordon”）和较轻松的《惩罚鞭》（“Colasterion”）两篇文章（均发表于1645年3月4日）中，他颇引经据典答复其批评者，尽情使用其丰富的骂人词汇来攻击他们——傻瓜、猪、野猪、大鼻子、无脑的恳求人、无耻的笨蛋、奇怪和恶臭的蠢货。弥尔顿在一页内，其文笔可以突然从文艺的天堂跃入粗俗的深渊。

由于无法获得国会的同意修改离婚法律，他决定反抗法律另娶妻子，他希望娶戴维斯小姐。除了知道她曾拒绝与他结婚外，对她我们一无所知。这件事传到玛丽·鲍威尔耳中时，她决定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乘着还未太晚，要挽回丈夫的心意。有一天，在弥尔顿拜访一位朋友时，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跪了下来，请求重修旧好。他迟疑了一下。朋友也代她求情，他终于同意重新开始。现在他与妻、父及学生一起迁到巴比肯街（Barbican Street）的一所大房子里。不久，玛丽双亲由于保皇派的失败而陷于贫苦困境，也来和诗人同住，因而使这个家庭可能走向疯狂或哲学的超脱。1646年，这个家庭又增加一个人——弥尔顿的第一个孩子安妮。理查德·鲍威尔的逝世（7月）缓和了一团糟的情况，而老约翰·弥尔顿也于次年3月结束了其漫长光荣的生命。诗人继承了在伦敦的两三间房子、一些现金，或许还有一些乡间的房地产。1647年，他解散了学校，带领妻、女及两位外甥移居海荷本街（High Holborn Street）。1648年他的第二个女儿玛丽又出生了。

言论自由（1643—1649）

1644年8月13日，长老会教士帕尔默（Herbert Palmer）在国会两院讲道，提议将弥尔顿关于离婚的论文公开焚毁。若不是帕尔默这顿埋怨，也不会惹起伦敦书商、印刷厂、装订商、文具商公会向国会表示，许多书籍和小册子均违反应在注册许可后才能出版的法律规定。该法的存在与伊丽莎白王朝一样悠久，但国会仍在1643年6月14日另订条例增强该法的效能，规定：

任何……书籍、小册子、报纸或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将……不得付印……或出售……除非首先从国会两院或一院……指定负责发照许可的那类人……的手中得到出版许可和执照，然后依古代惯例在印刷厂注册，才得为之。

违反该法规定者，其作者和有关印刷人将受逮捕拘禁的处罚。

弥尔顿的诗作经常不照章注册。虽然《离婚的原理和规矩》是在该条例公布两月后出版，他仍不理会该法的规定。或许因为他支持国会对抗国王，是国会欢迎的人物，情形特殊。无论如何，国会并不干涉他的违法。但该条例对他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对英国作家的有效管理法。对于弥尔顿来说，在这种著作检查的制度下，文学似乎不可能欣欣向荣地发展。假如国会和教会继续调查英国人的言论，那么放逐一位国王和吹毛求疵的主教又有什么用呢？1643年11月24日，未经注册和许可，他发表了其散文中最优美的作品《司法者：约翰·弥尔顿先生为无照出版自由对英国国会的演说》（“Areopagitica：A Speech of Mr.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 此处已见不到强烈的措辞，也无谩骂，《演说》所用的言辞和所含的思想极为高超。弥尔顿不断请求国会重新考虑书籍检查的条例，因该法“阻碍和扼杀宗教和民间智慧可能产生的进一步发现，打击各种学问的研究”。继而，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措辞高雅：

我不否认书籍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太密切，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保持警戒，注意书籍会不会水准太低和贬低作者的身份，并因而视作者为罪犯，加以监禁、下狱或绳之以严刑峻法。因为书籍绝非死物，它具有生命的美感，是作者的子孙，像作者一样有活力。不，它们就是保持在小瓶子里的那种活生生的创作智慧，是最纯真的效力与精华。我知道它们是活泼、极有生命力的，犹如寓言的龙牙一样，而且在播种耕耘以后，有可能会产生生机勃勃的一群人。但在另一方面，也应力加慎重，把阻止一本好书出版视同几乎杀了一个人那样严重。杀人等于杀害上帝的偶像，即杀害有理性的生物。破坏了一本好书等于杀害了理性，即杀害了上帝的偶像，因为它是让人看的。许多人活在世上简直多余，好书却是伟大人物的宝贵精血，是刻意铭记和珍藏在超越生命的生命当中。诚然，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恢复一个人的生命，也许这个生命并没有白活。时代的改革不一定常能补救真理受到拒斥的损失，缺少这种真理，整个国家都要蒙受其害。因此，我们要谨防对一般人在世的努力的迫害，及对在书中储存人类有用生命的打击。我们曾看到这类杀害，有时只是少数人的殉道，假如它扩展至整个印书行业，那就是集体屠杀了。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杀害一个基本生命，而是打击了理性。事实上，它杀害的不是生命，而是永生的元素。

他引述古代雅典学术之所以发达，是因只有倡议无神论及毁谤的作品才受检查的缘故。“普罗泰哥拉的书籍被雅典最高法庭法官下令焚毁，其本人则被逐出雅典本土，这是因为他在书中供认不知世上究竟有神还是无神。”弥尔顿赞扬古代罗马政府给予作者自由，然后扼要说明罗马帝国和天主教教会检查制度的发展情形。他觉得这种出版许可证的条例含有“天主教式”的味道。“假如我们已避开了教鞭，现在却又要受到”出版许可证的刁难，“那么成年男人到底比学童好在哪里呢”？政府和发证者都易犯错，别让他们推销他们的偏爱给一般民众。还是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和学习，即使会因此多费工夫或发生错误也在所不惜：

我不能赞许一味逃避、不肯面对现实的行为，那意味着从来不肯面对敌手，只会避开应有的竞争……除了其他自由外，让我有依据良心去学习、讲话和争辩的自由……虽然世界上存在许多空洞无聊的理论，但也存在真理，我们通过许可证和禁止出版的手段，伤害真理的力量。真理与虚假应该并存，在自由与公开的对抗中，谁知道真理对虚假有何影响呢？

不过，弥尔顿不要求完全宽容一切出版物。他相信倡议无神论、毁谤和黄色出版物均属违法，不得予以出版，而且他拒绝宽容天主教的出版物，因为那是国家的敌人，其本身即已具有不能宽容的性质。除此之外，凡具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任何方面将臻于伟大的境界：

在我的心中好像已看到一个高贵的强国，像一个强壮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摇动其无敌的头发。我看到她好像一只鹰，鸣叫着显示她的年轻有力，目光炯炯凝视着中午盛开的花朵……

国会对弥尔顿的请求置之不理，反之，又制定日益严苛的法律（1647年、1649年、1653年）对付无照印刷品。伦敦书局、印刷厂、装订商、文具商公会会员抗议弥尔顿未将《司法者》注册，贵族院指定两名法官审问他。我们不知结果如何，显然他并未受到处罚，因为他是胜利的清教徒有用的代言人。

1649年2月，查理一世被杀两周后，弥尔顿出版小册子《论国王和地方法官的任期》（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该书采纳民约的理论，即政府的权力来自拥有主权的人民，而“任何有权力者皆可谴责暴君或邪恶的君王，一经定罪即可予以贬逐或置之死地，完全合法”。一个月后，革命议会邀请弥尔顿担任“对外事务秘书”。他暂时搁置其史诗著作，在以后的11年内，献身为清教徒政府和克伦威尔的护国主政权服务。

注释

[1] 司法者（Areopagitica）是关于雅典最高法庭之事，该法庭开庭于战神山（Areopagus），因此得名。弥尔顿采用这个题目，是仿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曾于公元前355年上书战神山法庭之例。

拉丁文秘书（1649—1659）

新政权需要一位处理对外交往的拉丁文秘书，弥尔顿是最佳人选。他可以像古代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巴黎人一样，写作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文书，而且在历经纷扰危险的几年中，他一直忠于国会，反对主教和国王。是议会而不是克伦威尔聘请他的。他跟那位新的统治者并无亲密关系，但一定常常见到他，可以揣摩其思想，从而写出几近其可畏人格的文章。议会雇用弥尔顿，不但要他将政府外交通讯译成拉丁文，而且要他写作拉丁文小册子，向外国政府说明其政策的确当公正及杀死国王的完全合宜。

1649年4月，就任新职不久，弥尔顿联合议会其他职员，镇压反对新政权的保皇派和平等主义者的言论。此时的文字检查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苛得多，完全符合政府越不安全、检查越厉害的一般原理。曾经滔滔雄辩拥护出版自由的人，现在都改以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出版检查了。不过，应注意的是，弥尔顿在《司法者》一文中曾主张：“书籍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太密切，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保持警戒，注意书籍会不会水准太低和贬低作者的身份，并因而视作者为罪犯，加以监禁、下狱或绳之以严刑峻法。”

由于利尔伯恩是一位特别难缠的平等主义者，议会授意弥尔顿撰文答复其激进的小册子《新桎梏的发现》（New Chains Discovered）。我们不知道弥尔顿是否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他本人曾谈到，他曾受命答复《妖魔形象》一文。他编写（1649年10月6日）一部242页的书，称为《偶像的破灭》。虽然不能确信无疑，但仍假定《妖魔形象》是查理一世的著作。在此前提下，弥尔顿逐点揭示保皇派的主张，然后尽其全力予以反击。他完全拥护克伦威尔的政策，认为杀死国王并无不当，并表示他很轻蔑这群“变化无常、悖理及盲信偶像的暴民……那是一群盲从无助的人，天生奴性……为暴君……所迷惑”。

查理二世在欧陆忧心忡忡，聘请欧洲最伟大的学者梭麦士（Claude Saumaise）为已死的英王辩护。梭麦士于1649年在莱顿发表《为查理一世辩护》（“Defensio Regia pro Carolo I”）一文。他攻击克伦威尔及其党徒是“一群狂妄的无赖……人类的公敌”，并吁请欧陆诸帝王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应该：

装备一支军队消灭这些害虫……显然那位伟大国王的血……要求基督教各国皇帝和君主为他报仇。最能够安慰其灵魂的，是恢复其合法继承人的全部权力……并重新扶持他登上其父王的王位……同时在神圣的死者墓前，杀死那些谋杀伟大国王的残暴野兽，作为祭品。

克伦威尔唯恐受到欧洲著名学者的攻击，此举会加深欧陆广泛反对其政府的恨意，要求弥尔顿发表反击梭麦士的文章。这位拉丁文秘书为了这项任务，历经近一年的努力，在烛光下工作的他，根本不顾医生对他可能因此失明的警告。此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1650年12月31日，约翰·弥尔顿的《英国约翰·弥尔顿为维护英国人民驳斥梭麦士为查理一世辩护书》（Joannis Miltoni，Angli，ProPopulo Anglicano Defensio contra Claudii Salmasii Defensionem Regiam）终于发表了。该书首先斥责梭麦士出卖劳力给查理二世，然后指出4年前梭麦士曾撰文攻击主教制度，现在又加以维护：

哦，你这个受人收买、贪图金钱的代言人！……哦，你这个卑鄙鬼祟的叛徒……你，最愚蠢的蠢货，只配当愚人的部下，竟想用这种无知的论点鼓动国王和君王作战……你既无机智又无天分，只是一个好吹牛的讼棍，天生只会剽窃和抄袭其他作者的余唾，竟自认可以写出不朽的文章——你那些拙劣的文章紧紧与你联结在一起，相信我吧！到了下代就要被忘得一干二净，不是吗？你的那篇文章经过长期的忽视和束之高阁，也许有一天会再被提起，可是这种可能只存在于别人对你这篇文章的答复。

这点真是不幸而被言中。梭麦士将查理一世理想化了，弥尔顿则直接加以贬斥。他疑心查理曾怂恿白金汉伯爵毒杀其父詹姆士一世。他控告死去的国王与一些公爵“作恶多端”。他指责查理在剧院中拥吻妇女，并公开玩弄处女和妇人的胸部。梭麦士多次辱骂弥尔顿，弥尔顿的报复是将梭麦士称为笨蛋、蠢货、驴子、说谎者、变节者、毁谤者、白痴、无知之徒、无赖、奴才。他嘲笑梭麦士惧内，指责其拉丁文屡犯错误，劝他不如上吊算了，并保证他死后只有下地狱之途。霍布斯一向以哲学立足点来批评双方的书，称他不知何人的立论较佳，也不知何人的论点较差。议会决定表扬弥尔顿的贡献。

梭麦士目睹弥尔顿的《答辩书》一书时，正在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宫廷做客。他承诺作答，但迟迟未能动笔。同时，弥尔顿已由外交事务转向内政问题了。1649年，他移居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一所较靠近其工作场所的大房子。在那里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但不久就告夭折，1652年又产下一名女婴戴布拉（Deborah），而他的妻子却因生产失调死亡。同年，弥尔顿完全失明。现在他终于写下一首最伟大的十四行诗——《当我想到失明时》（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议会续聘他为拉丁文秘书，另拨给他一位书记帮忙。

在失明当中他遭受另一项打击：他热心推许的共和国终告崩溃（1653年），变成军人独裁政体，而护国主克伦威尔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弥尔顿只好容忍这种发展，只是批评“天意不可预测”而已。他继续赞扬克伦威尔，誉之为“最伟大、最光荣的英国人……你们国家之父”，并断然向他表示“在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中，没有比让具有最高智慧的人享有主权更能取悦上帝或更为合理”。

不久，他受命替护国主反驳一则强有力的控诉。1652年，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书，其特殊题目本身就代表作战的呼号：《国王的血向上天呼吁报复这些弑君者》（The Cry of the Royal Blood to Heaven against the English Parricides）。该书首先把弥尔顿描述为“可怕、丑恶、庞大、失明的怪物……一位绞刑吏……理应处以绞刑者”。该书将查理一世的受刑与耶稣上十字架相比，并把弑君视为重罪，蔑视“篡位者”的宗教忏悔：

他们对公众宣言的文辞充满了敬神的虔诚，配合克伦威尔及其党徒的口味。但这些秘密的无赖、公开的强盗竟想以宗教作为借口，掩饰其邪恶，只有令人为之苦笑不已……

这位匿名的作者像梭麦士一样，诉请欧陆强权入侵英国，并恢复斯图亚特王朝。该书于结尾致书“野蛮黑卫士、弑君赞助人约翰·弥尔顿”，希望不久他会受到无情的鞭笞：

整个善于作假的头颅

受到鞭笞是活该。寸寸都是鞭痕，

直到你将尸体击成一团酱。

你已停手了吗？还当继续，直到他

的胆汁从血眼中流了出来。

议会敦促弥尔顿答复这次愤怒的攻击。他却暂候一时，希望在梭麦士咆哮过后，一石二鸟同时反击。但梭麦士终告逝世（1653年），无法反驳弥尔顿的攻击了。弥尔顿误以为《国王的血向上天呼吁报复这些弑君者》的作者是米德尔堡的一位牧师和学者穆拉斯（Alexander Morus）。他要求尼德兰联邦联络员替他收集穆拉斯公私生活的资料。该书的出版商阿德里安（Adrian Ulacq）写信通知弥尔顿之友哈特利布，称穆拉斯绝非该书的作者，但弥尔顿拒不置信，阿姆斯特丹市民也支持弥尔顿的想法。1654年4月，约翰·德鲁里（John Drurie）写信警告弥尔顿，称他已误认该书的作者是穆拉斯。弥尔顿不理会这项警告，5月30日印行《弥尔顿第二次辩护》一书。

这本173页的书极为流畅雄辩，令人钦佩的是，那竟是一位盲人以拉丁文口授写成的。其敌人将其失明归因于上天对他的滔天大罪的处罚，弥尔顿驳斥这种说法不对，认为他的一生足为他人学习的榜样。他很高兴他的第一次辩护——

完全击败了我的敌手……使得他立刻投降，精神和荣誉两受打击，在死前的最后三年内，虽然极为愤怒，威胁再作驳斥，但已不足为患，只敢请某些卑鄙的人出力协助他。

接着笔锋转向新敌，弥尔顿指出，希腊文“穆拉斯”之意为“蠢货”。他指责穆拉斯是异端、放浪形骸、奸淫、拐诱梭麦士的女仆生子，然后始乱终弃。甚至该书的印刷人也受斥责，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恶名昭彰的骗子和破产者”。

弥尔顿检讨克伦威尔的一生，笔锋较富幽默。他为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解散国会及取得最高权力辩护。他以护国主为对象说：

我们都心服于你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继续你仁慈的统治吧！哦，克伦威尔……你是国家的解放者、自由的创造者……为你的行动感动的人，从前不但是国王剥削的对象，而且是传奇英雄冒险的主角。

但在深致敬仰后，他又毫不顾忌地献策于护国主：克伦威尔应任用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均为激进派）等人，他应建立言论自由，他应使宗教与国家分离。教士不得征收什一税，这些人已经获利太多了，“通常他们极富裕痴肥，甚至其中的智者亦不例外”。弥尔顿警告克伦威尔：“假如他——我们之中没有人比他更公正、更高尚、更优秀——但后来竟侵犯他原来所保护的自由……则其后果，不但对他本人，就是对德行和虔诚的普遍利益，都为有害和致命。”弥尔顿明白指出“自由”的意思并不是民主。他问一般人民：

为何有人替你们争取自由投票权或选举国会议员权呢？是否你们应该……在城市选出你们同党的人或在镇中选出那些人，不管他们有无价值，只要能够奢华地请客或请那些乡党饮大量的酒就可以呢？那么我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必不是审慎和权威的人，而是以党派和宴请来组成的。我们将选出来自城中酒店的葡萄酒商、零售商及来自乡间的畜牧商和牛商。我们是不是该把国事交给大家不敢把私事委托的那些人呢？

不，这种普遍选举权不能算自由——

有了自由相当于有了虔诚、聪明、公正、节欲、自足、不贪别人的财产，尤其是等于有了仁慈与勇敢。反之无此者即等于奴隶。而依神意，凡是不能自治的民族，不能克制自己，而成为欲望之奴者，势必受其他主人的主宰……不管顺己之意或违反自己的意志，终会成为别人的奴隶。

1654年10月，阿德里安在海牙重印弥尔顿的《第二次辩护》一书，另附穆拉斯的复文《公开作证》（Public Testimony）。在自序中，印书人坚称穆拉斯并非《呼吁》一书的作者，原稿系由梭麦士交给他（阿德里安），梭麦士不愿署作者的真名。穆拉斯严肃地否认他是该书作者，并称弥尔顿已多次被告知此情，而仍拒绝改写《辩护》一书，因为辱骂穆拉斯部分如果删去，该书即甚少内容可言。1655年8月，弥尔顿发表204页的《自卫》（A Self-Defense），他拒不采信穆拉斯的否认。他复述关于梭麦士女仆的丑事，并强调女仆在公平挑战中曾击败穆拉斯，几乎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其后弥尔顿才得知《呼吁》一书是由法国新教神学家皮尔（Pierre de Moulin）所写，穆拉斯主编，并题献辞。穆拉斯奉邀（1657年）担任靠近巴黎一所新教教堂的牧师时，诗人即寄给该教区多份《第二次辩护》，企图阻止其任命。但教区宗教法庭仍然接受穆拉斯的任命，他结束其多灾多难的一生（1670年）时，被公认为巴黎附近最善讲道的新教讲道师。

弥尔顿在其关于1655年皮德蒙特大屠杀雷霆万钧的十四行诗中，显露较温和的光芒。或许他曾替克伦威尔致书萨沃伊公爵请求结束对沃杜瓦人的迫害，并致书马扎然及瑞典、丹麦、尼德兰联省及瑞士的君王代向公爵求情。

1656年，经4年独身生活后，弥尔顿虽双目失明，再娶凯瑟琳·伍德科克（Katharine Woodcock）为妻。她的确是一位贤内助，就像耐心的护士一样照顾盲目和脾气暴躁的丈夫，并善待3个女儿，但1658年她死于难产。那年是弥尔顿最难过的一年，因为克伦威尔也于同年逝世，使这位拉丁文秘书在党派纷争中，只有尽力维持其地位一途。虽然弥尔顿此时确已知道英国正走向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途，但他仍印行《辩护书》的新版本（1658年10月），赞成查理一世的受刑，这几乎导致他殉道。在富有个性的自序中，他将第一次辩护称为“不易消逝……的纪念物”，声称该书来自上帝赐予的灵感，并称该书挽救英国自由的贡献仅次于克伦威尔的功业。

彼目虽盲，仍有勇气抵拒查理·伊曼纽尔二世的复辟运动。蒙克军队开抵伦敦、国会摇摆于共和或君主之间难以选择之际，弥尔顿印行一本小册子《现有建立自由国家的最佳途径，及其与本国复辟的不便与危险相较下显示的优点》（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and the Excellence Thereof Compared with Inconveniences and Dangers of Readmitting Kingship in This Nation），而且他大胆署名“作者约翰·弥尔顿”。他呼吁国会不要使——

无数赐予我们自由（我们以生命去换取）的忠勇英国人的血白流，或被污染……他们（我们的邻居）会怎么说我们，会怎么看整个英国的名誉，是不是只有嘲弄地把我们看为救世主提到的愚蠢建筑家，最初打算建筑高塔，结果却功亏一篑呢？这个共和国的高塔，英国人曾自诩能遮蔽帝王的光芒，成为西方另一个罗马，但到底建在哪里呢？……那些可以高贵地自治的人，现在懒散无力地想把权力交给独夫，这是多么疯狂呀！……最无男人气概的是仰独夫的鼻息，把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幸福寄托在他的身上，事实上除了懒人和小孩外，我们该自己照顾自己。除了上帝及我们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德行和努力外，我们实在不能依赖别人！

他预测复辟后，君主政体对人民自由的“以往侵犯行为”很快又会恢复。他提议改以民选的贤人全体会议代替国会，其成员采取终身制，只有犯了某种特定罪行的才能去职，另以定期选举补充不足。不过，该会议应有言论、宗教及地方自治的最大自由。弥尔顿在结论中说：“我相信我已说动了许多有常识、诚实的人—对于某些人，或许上帝会使他们这些基石成为‘自由之子’，并使他们团结在高贵的决心中，以期阻止破坏性的复辟提议，并纠正无知群众的一般缺陷。”

国会根本不理解散改组的提议。攻击弥尔顿的各种印刷品纷纷出现，有一本小册子甚至建议把他吊死。议会现已成为保皇派，下令逮捕弥尔顿作品的印刷人，并解除弥尔顿拉丁文秘书的职务。弥尔顿印行《现有的最佳途径》一书的增订第二版（1660年4月）。他警告国会，新的王室权力集结以后，查理二世现在所作的诺言很容易就会被推翻。他承认多数人赞成查理二世复辟，但他力言多数人无权奴役少数人。“假如要诉诸武力，则少数人强迫多数人退还……他们的自由，较之多数人恶毒地强迫少数人成为他们的奴隶，要来得更公平。”抨击弥尔顿的人日见增加，其中一人吁请当时在布雷达的查理二世记住弥尔顿曾在《偶像的破灭》及其他著作里给他的各种侮辱，并建议弥尔顿应与实际参加弑君者一起被处死。

在这本小册子抵达查理手中前，他已出发赴英。5月7日，弥尔顿离开其女，逃至朋友家中隐藏。不久他就被找到并拘禁狱中。3个月内，他的命运一直操在保皇派国会的手中。许多议员主张他应该被绞死，但马威尔·达韦南特（Davenant）以其年纪和盲目为理由请求赦免。国会下令将他的某些著作焚毁了事。12月15日，他获得释放。他在荷本街买了一座房子，与其女迁居于此，并在11年聚讼纷纭的散文生涯后，进入其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老诗人（1660—1667）

他从弹奏风琴与唱歌中获得一些自慰，奥布里称他有“温润和谐的嗓子”。1661年他迁居一次，1664年又迁居一次，这一次是其最后定居的住所，在艾帝勒利道（Artillery Walk）。那里有一所私人花园可供他散步，除靠手脚摸索外，无须导游协助。他的外甥已忘却从前挨的打，经常来看他、协助他。朋友们也不时过访，代为笔记其口授著作。他的3个女儿颇不耐烦地服侍他，但也相当费心。大女儿安妮跛脚、残废，说话有缺陷。戴布拉充任其笔记口授的秘书。她和玛丽学会用拉丁文、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读书给他听，虽然她们不了解自己在读什么。事实上，她们3人都未曾上学。她们接受了一些私人教育，但所受的教育实在太有限了。由于他的孩子根本不重视书本，弥尔顿死前把多数的藏书卖了出去。他抱怨，她们秘密卖掉他的书，她们不顾他的需要，与仆人共谋在家庭采购方面剥削取利。她们在严肃、要求甚严、善怒的父亲的管理下，觉得在这个阴沉的家庭中并不快乐。玛丽听说他计划再娶时说：“他的婚礼没有新闻价值，但假如听到他死亡的消息，那就另当别论。”1663年，弥尔顿年已55岁，又娶了第三位妻子，24岁的伊丽莎白·明夏尔（Elizabeth Minshull）。直到他老死为止，她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着他。在与继母同居7年后（奥布里称她是“一个温柔、平静，颇具幽默的女人”），这3个女儿终于离开她们的父亲外出，花弥尔顿的钱学习各种生意。

复辟使他损失惨重——几乎损失生命，但也使其《失乐园》（Paradise Lost）一诗的写作成为可能。若无复辟，他可能在战意浓厚的散文中耗尽一生精力，因为他具有的斗士气质犹如其诗人气质一样强烈。虽然如此，在笔战中他从未放弃写出英国人在未来几个世纪中一直极为欣赏的作品的希望。1640年，他列出一首史诗或一出戏剧的题目表。除了亚瑟王的传奇外，亚当堕落的故事赫然列在表中。他对究竟使用拉丁文还是英文来写作迟疑难定，甚至他决定以《失乐园》为主题时，他还想以希腊悲剧或中古神秘剧的形式来表达。他不时写几行诗或几段诗，其后均塞入《失乐园》全诗中。直到克伦威尔死后，弥尔顿才有闲暇每天写史诗，接着是他的全盲（1658年）——

失意艰险的日子，只见恶言交加；

黑暗中，周遭都是危险。

他无助、失望地躺在床上时，许多佳句便浮上脑中。诗兴大发时，他找来笔记人，声言“要挤出脑汁”。写作的狂热临身，他会“一口气”口授四十行诗，然后在旁人重读给他听时，用心地加以改正。或许没有人会用力这样勤，用这么多的勇气来写诗。弥尔顿觉得他正在对英国演述荷马史诗和《以赛亚》（Isaiah），因而显得生气勃勃。他相信诗人就是上帝的声音，是天意授命教导人类的先知。

1665年，瘟疫侵扰伦敦，一位尚在狱中的教友派朋友艾伍德（Thomas Ellwood）安排弥尔顿到白金汉郡查尔方特（Chalfont St.Giles），住进艾伍德在该地的十房“小屋”中。在这座“漂亮的厢房中”，诗人完成其《失乐园》（1665年6月）一诗。但谁来印行呢？1665年至1666年，伦敦一片混乱，紧跟着瘟疫来的是大火。大家还感兴趣的是复辟的喧闹取乐，对写原罪的10558行诗则毫无胃口。弥尔顿的《辩护书》一书曾赚取1000镑。现在（1667年4月27日）他把《失乐园》全部权利以5镑现款售与西蒙斯（Samuel Simmons），并订契约依出售情形每次另得5镑，他共得到18镑。该诗印行于1667年8月。出版的前两年共售出1300份，前11年出售3000册。或许直到今天，任何一年皆无太多的读者。

该诗与《埃涅阿斯记》一样有作于荷马诗之后的缺点，因而关于战场和超凡战士的描写，均因模仿而失其力量。荷马无疑也模仿了以前的典型作品，但我们已经无从考据了。约翰逊认为《失乐园》“就其主题本质说，显然较优于其他作品，其内容有一贯普遍的趣味”，但他承认：“没有人希望它会那样冗长。”其主题是：

人类首次不服从神命，及

禁园树上的果实，那致命的味道

给人间带来了死亡和烦恼。

这个主题在弥尔顿年轻时极为流行，当时创世记的故事被当作信史，大家天天都会想到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但到了此时，这个题目成为诗人最大的障碍，全诗共有12篇咏诵神仙的故事。现在述说这篇冗长、严肃、古老的宗教故事，必须从头到尾，特别费尽心力。但从来没有看过把这样无意义的事也能写得这样高贵典雅的。场面极为庄严伟大，包括天堂、地狱和人间在内。无韵诗严肃高贵地流动前进，复杂剧情的操纵自如，对自然新鲜柔和的描写，亚当和夏娃的实在感及个性的塑造极为成功，时时出现雷霆万钧的段落——这些都是《失乐园》成为英语最伟大的诗篇的理由。

故事的开始是在地狱中，撒旦被描写成“身材壮硕”、“双翼宽广”的一只鸟，向堕落的天使力劝不必绝望：

一切皆非无望；但凭无可征服的意志，

学会报复，及永恒的怨恨，

和永远不会萎靡或屈服的勇气；

……向人低头请求施恩

用乞求的膝盖，和崇拜他人的权利，

……那真是太卑鄙，

那等于堕落之余，

还要加上羞耻与侮辱……

此时我们的心理与精神都该保持

威武不屈……

这首诗听起来很像克伦威尔反抗一个查理，而弥尔顿则反抗另一个。许多描写撒旦的诗篇令人想起弥尔顿：

我们的心不该随时空而浮沉。

心灵自有它的境界，它的本身

可使天堂成为地狱，地狱成为天堂。

在较早的诗篇中，弥尔顿的滔滔雄辩诱导他几乎同情地把撒旦描绘为反叛现存专制政权的领袖。诗人终于没把撒旦写成史诗的英雄，只因他本人后来已化身为“说谎之父”，其人“蹲下来就像一只蟾蜍”，或像一条蟒蛇似的在泥土上弯弯曲曲地滑行。但在同一诗篇中，撒旦宛然成为知识的保护人：

知识该禁止吗？

……为什么他们的主

会羡慕他们的知识？知识有罪吗？

有知识该死吗？他们（亚当与夏娃）只配

无知下去吗？他们最幸福的是无知，

借以证明他们的服从和信仰吗？

……我要挑拨他们的心灵

用更多求知的欲望……

因而他像一位唯理主义者一样与夏娃辩论，攻击反启蒙主义的教会：

那么为何这也要禁止？为何只要使人敬畏，

为何要使你们低下和无知，

你们不是他的崇拜者吗？他知道在当日

你们在那里吃下禁果，你们的眼睛好像很明净

但有些朦胧，到了此时却要完全

张开和明亮，而你们就像神那样……

不过，天使拉斐尔促请亚当别对宇宙有好奇心。人类如果想知道生命以外的范围，那就太不聪明了。这就是说信仰还是比知识重要。

我们或会预期弥尔顿把“初罪”解释为指性交而不是求知欲。事实不然，他反而作出反清教徒的诗歌，主张在结婚的许可下求得性交快乐完全合法。他还把亚当与夏娃描写为他们仍在“无罪的状态”时，已知道利用触觉取乐的价值。但在“堕落”以后——吃下了知识之树的禁果——他们开始感觉性交的可耻。现在亚当把夏娃当作万恶之源，“其肋骨天生弯曲”，并痛心上帝会创造女人：

哦！为什么上帝

……终于在世上创造

这个怪物，这个

自然美丽的缺憾；而不使人间只充满了

男人，就像天使无女性一般，

或另寻其他方法来产生

人类？

弥尔顿几乎忘了亚当的身份，在诗篇中重述其在散文著作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他将在《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中重诵这些诗句，那是他最喜欢的梦。而在秘密的小品文《基督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他建议恢复多妻制度。《旧约》不是鼓励这个制度吗？《新约》不是没有废止有益健康和重视男性的法律吗？

无论如何解释，“人类第一次不服从”这个主题太狭窄，根本不足以写12首诗。一首史诗需要的是情节、情节、情节，但故事开始、天使反叛完毕后，剧情只能通过回忆往事入诗，那等于枯萎无力的回声。战场的描述倒极逼真，有手臂互撞的响声，还有手脚裂开的声音，但我们不太会因想象的打斗而产生痛苦或狂欢的感觉。与法国的戏剧家一样，弥尔顿纵容其演说的热情，从上帝到夏娃，每一个人都在演讲，而撒旦发现地狱之火无阻于其虚饰的言词。我们很不耐烦地发现，在地狱中还要听人教训。

在这部史诗中，上帝并不是但丁在《神曲》中感到的那种无可描述的一团灿烂光辉，而是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他提出令人无法信服的冗长理由，说明为何全能的他会容许撒旦的存在，并准许诱惑人类，还经常预见人类会屈服于其诱惑，给人类带来几个世纪的罪恶和不幸。他辩称没有犯罪的自由即显不出道德，没有考验即显不出智慧。他认为人类勇敢地面对诱惑和加以抵拒比毫无诱惑来得好，他根本未预见，基督的祷词会请求上帝不要使人类受到诱惑。谁肯同情撒旦反叛这位难以置信的虐待狂呢？

弥尔顿真的相信这种宿命论带来的恐怖吗？显然如此，因为他不但在《失乐园》中加以阐述，而且还在秘密小品《基督教义》中予以释述。在造人以前很久，上帝即已决定哪些人该获救、哪些人该下地狱。不过，那篇秘密小品包含一些异端邪说，弥尔顿从未加以付印，要到1823年才被发现，到1825年才付印。

这是一篇很奇特的文章。开始时他很虔诚地假定，《圣经》中每个字都来自神示，毫无疑义。弥尔顿承认《圣经》经文有很多“讹误、伪造及割裂”，但即使是现今的形式也是上帝的著作，因此他只容许逐字加以解释。假如经文说，上帝休息，或恐惧或悔恨，或愤怒或悲伤，这些文字均应照其字面加以接受，不得随便解释为暗喻，甚至关于上帝身体各部分和性质的描写也应视为在物质上完全真有其事。但除了在经文中对其外表有所启示外，上帝还给我们内在启示，那就是会在我们心中说话的圣灵。这种内在启示，“即每位信仰者特别拥有的东西，是远较经文更高超……更确定的指示”。不过，在其论证当中，弥尔顿曾引述《圣经》是最终及牢不可破的证明。

他以经文为基础，拒采正统派的三位一体论，而宁取阿里乌斯派异端之说（the Arian heresy）：基督绝对是上帝之子，但他是其父后来所生。因此，他与其父并不同时，即永远不会与其父平等。基督是上帝创造的代表，是其他万物产生的媒介。弥尔顿不承认由无生有而创造世界的理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一样，都是不时由神质衍生。精神是优美、轻柔之质，不能过分与物质分别。最终物质与精神赋之于人成为形体与灵魂，而成为一体。这种见解很像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理论，这两人与弥尔顿于10年内先后死亡。或许弥尔顿早已读过霍布斯的著作，它在查理二世一朝曾引起甚多争议。

弥尔顿的宗教观念是一神教与物质主义、亚未念教派的意志自由与加尔文教派宿命论的奇异混合。依其著作，他似乎是极为虔诚信教的人，但他不参加教会，甚至在目盲之前也不参加，他在家中也不举行礼拜。约翰逊博士写道：“在其作息表中，并无祈祷时间，不论是单独或与家人在一起皆没有这个时间。不参与公共礼拜，就等于不参与一切礼拜。”他轻蔑教士，悲叹克伦威尔发给教士俸禄，视为是有害教会和国家的一种“偶像崇拜”。在一则最后宣告《论述真正宗教、异端、派系、宽容及避免教皇派系的发展的方法》（“Treatise of True Religion，Heresy，Schism，Toleration，and the Best Means to Prevent the Growth of Popery”，1673）中，他直接反击查理二世的第二次《宽容宣言》（1672年），警告英国人不要宽容天主教徒、无神论者或任何不承认《圣经》为其教义基础的教派。

就是这位与异端挑战、反教士主义和非国教的人，给基督教教义最高贵的现代阐述。

暮景残年（1667—1674）

弥尔顿进入70岁时，除了盲目外，他仍保持身体健康，及使他在历经种种宗教与政治冲突时屹立不倒的傲骨。奥布里说他是“很瘦的人……中等身材……具有潇洒和架构平衡的身体……肤色特别明净……身体健康，不患各种恶疾，很少服药。只有接近逝世那段时期，才为痛风症所苦”。其头发中分，卷曲地落到肩膀上。他的眼睛看不出目盲。他的步伐仍然矫健、坚定有力。出门必定服装整齐、佩带宝剑，因为他深以其剑术高明自傲。他由于太过自信，变得严肃而缺少幽默，但在谈话中如果不是意见与之相左，他都是谈笑风生的人。他并非典型的清教徒：他具有清教徒对原罪、地狱、拣选及《圣经》无误的观念；他喜欢美感，爱听音乐，写作戏剧，并想拥有多位妻子；在其不知幽默的严肃态度中，仍可见对伊丽莎白时代热情的某种模仿。他很自大，甚至屡次表现其自我主义不常见的极端程度。像伍德所说的，他不是“不知自己才能的人”。约翰逊则说“少见有人写了这样多的书，赞许他人之处却那样的少”。或许天才需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傲自恃，坚决地对抗广大群众。对弥尔顿，我们最难接受的是他怨毒的本性及他过火地辱骂异己者。他认为我们固该为我们的敌人祈祷，但我们也应“公开诅咒上帝和教会的敌人，犹如诅咒假的同道和诅咒犯有反抗上帝，甚至侵犯我们的严重大罪的人”。这种热辣辣的感情另一方面就是先知抨击其时代的勇气。不被复辟暴动吓阻，他仍敢攻击查理二世的“宫中奸情”、宫里的“贪欲和暴力”行动、“妓女的卖笑”和“放纵的舞剧及午夜的舞会”。

仿佛对黑暗时代投掷最后的抗议一般，1670年9月20日，他印行了两部无情的著作：《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力士参孙》。1665年，艾伍德在读了其较早的史诗后，向弥尔顿挑战：“你已说了很多失乐园，现在怎么又说找到了乐园呢？”弥尔顿也深知这点矛盾，但他不知怎样从历史中重新找到乐园。即使基督之死也未清除人类的罪行、贪欲和战争。但他认为从基督抵抗撒旦的诱惑中，可见上帝答应人类有一天可以去除心中的魔鬼，并使人类可以生活在基督的统治和人间的正义下。

因而在《复乐园》的4巨册中，弥尔顿并没有把耶稣一生的重点放在十字架上，而是放在抵御原野中的诱惑上。撒旦答应给基督“美少年……比盖尼米德还要潇洒英俊”，然后又答应给他“美貌女郎……和河泉女神……及看守金苹果园的诸仙女”，然后是财富——但耶稣不为所动。撒旦把精疲力竭、无子及失去众望的提比略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展示在耶稣眼前。基督是不是想要撒旦帮他发动革命，成为世界的皇帝呢？由于这也吸引不了耶稣，撒旦便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雅典展示给他。难道他不想参与而成为哲学家吗？撒旦和耶稣比较希腊与希伯来文学的优劣，进行一场奇异的辩论。基督主张犹太先知和诗人远比希腊人优越得多：

希腊的艺术传自我们，

我要模仿……

经过两“册”的辩论后，撒旦终于承认失败，狼狈而逃，一群天使围在胜利的基督身旁齐唱：

……如今你终于替被排挤的亚当

报了仇，击退了

诱惑，再得失去的乐园……

弥尔顿并未以庄严洪亮的长篇史诗来述说这则故事，而是尽量使用写诗的特长和辩论的偏好，不时展示其地理和历史的广博知识。他并未将故事延长至耶稣上十字架，或许他并不同意基督之死才使乐园重开的见解。他认为只有通过德行和自制才能获得幸福。他永远不会了解为何英国人不曾看重这部重述《福音》的著作，他认为后期的史诗除了篇幅较短外，并不逊于早期的史诗。听说大家喜爱《失乐园》甚于《复乐园》，他觉得不能忍受。

最后，弥尔顿的光芒又显现于《力士参孙》一剧中。以史诗对抗荷马、维吉尔和但丁后，现在他又采纳希腊悲剧的各种限制写成一部戏剧，对抗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序言中，他请读者注意该剧完全遵守古典派剧作统合论，并避免“诗人将笑料与悲剧的悲伤和严肃混合在一起的错误，或引介无聊和粗俗的人物的错”。这里，弥尔顿反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作风，改采希腊人的风格，其作品与其古典范例相比相差也非甚远。参孙的力量寓于被黛利拉（Delilah）剪掉的头发中，其双目在被非利士（Philistine）人俘获时被挖出。这不但是模仿失明的俄狄浦斯，而且他就是弥尔顿的化身，生活在仇恨及不见天日的世界：

四周都是敌人而我目盲，哦，这比枷锁、

地牢，或赤贫，或衰落的年代更糟！

上帝的佳作、光线，在我身上完全灭绝，

而他的各种乐事

已全取消，虽则那多少可以安慰我的悲伤……

哦！黑暗，黑暗，黑暗，在正午的炽热光芒中，

无可恢复的黑暗，完全不见天日，

没有重见白天的希望。

事实上，全剧显然可以解释为前后一贯的寓言故事：弥尔顿就是参孙，为逆境所苦。被击败的犹太人就是上帝的选民，是被复辟击碎的那些清教徒。胜利的非利士人代表获胜的异教保皇派，而他们圣庙的崩毁几乎就是使“偶像崇拜”的斯图亚特王朝诸王去位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的预言。黛利拉就是反叛的玛丽·鲍威尔，而另有合唱重述弥尔顿关于离婚之论点。弥尔顿几乎就是通过参孙代言来消除他自己的愤怒，参孙接受其面临的噩运：

不管是光荣的人或是耻辱的人，

不久我会与长眠的他们在一起。

1674年7月，弥尔顿自觉濒死。为了我们不知的理由，他不曾写下遗嘱。反之，他仅给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口述——仅用口说——的遗嘱，克里斯托弗其后转述如下：

兄弟，我前妻之父鲍威尔先生应给我的那部分，我遗留给我与她所生的那群不孝的女儿。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得到。我的遗嘱是她们除了前述部分及我已经为她们做的安排外，不能再取得我其他的财产，她们对我太不尽人子之职了。至于我的其他财产，尽留给我的爱妻伊丽莎白处理。

这个口述遗嘱已多次说给其妻和其他人听。

他勇敢地为生命奋斗，但其痛风症日增其苦，手脚俱废。1674年11月8日，高热耗尽了他的精力，当天晚上即告逝世。他在世共65年11个月。葬于克里伯门（Cripplegate）教区圣吉里斯教堂墓地，靠近其父墓旁。

直到1677年，英国法律才承认口述遗嘱的效力，其执行应受法院的严密监督。他的女儿攻击弥尔顿的遗嘱无效。法院也驳斥其效力，判决2/3的财产归其妻，1/3（300镑）归其女。鲍威尔先生“遗留的部分”则永远未支付。

虽然我们知道弥尔顿的事比莎士比亚的多很多，而且他有很多事值得一提，但我们所知仍然有限，难以盖棺定论——假如对任何人都可以论定的话。我们不知道其女儿惹其怨恨的理由，也不知她们怎样对待其老年的第三任妻子。我们只是觉得他未能赢得她们的敬爱是一桩憾事。我们并未完全了解，为何他在为“无照印刷”滔滔作辩后，又担任克伦威尔的印刷检查者。在争辩中他的滥事谩骂多半可以归因于时代作风和模式。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虚荣和自大，因为天才得不到世界太多喝彩的支援，只有借此作为凭赖。我们赞许他是一位诗人和英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但无须因此而喜欢他。

那些打算从头到尾读毕《失乐园》的人，意外地发现该诗常常达到想象及述作高潮，因而我们会宽恕其中索然无味的辩论、科学或地理的记述，当作介于许多异常高潮间的喘息。因为期望感情奔放的诗歌一直持续不断，简直是不可能的荒谬事。在短诗中可以这样做。在弥尔顿的散文中，也有几段文章，特别是《司法者》，在世界世俗文学的领域内，几乎找不出比它们更有力、更华丽、更深刻、更有音乐感的作品了。

其同时代的人只会嫉妒他。在其党徒得势时，他是写散文的战士。大家忘了弥尔顿早期的诗词。他在复辟时代印行大量的诗篇，那个时代蔑视他那类人，仅勉强让他活下来。路易十四命其驻伦敦大使列举英国现存的最佳作者时，该大使的答复是，除了弥尔顿外毫无值得引介的作者，不幸弥尔顿却袒护已死或还活着的将被绞死的弑君者。纵使在那个暴乱的时代，被弥尔顿认为是“好的诗作者但非诗人”的最著名诗人德莱登，已将《失乐园》评定为“此时代或本国最伟大、最高贵、最超绝的诗篇之一”。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后，弥尔顿才恢复其本来面目。艾迪生（Addison）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刊物中盛赞他的贡献。此后，弥尔顿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愈发光芒四射和神圣，直到1802年，华兹华斯以“顿呼法”加以歌颂：

弥尔顿，你该活在这个时代……

你的灵魂就像天上的星，独居一处；

你有像海一样雄宏的声音，

就像开放的天堂那样纯净、高贵和自由。

他的灵魂就像一座纪念碑，甚至与最亲近的人互相分离。但他的心就像高贵的天空一样，护佑着各种人，而其声音就像荷马的诗歌一样呼啸着。

第三章　复辟（1660—1685）

快乐的国王

1660年5月29日，刚好是他30岁生日，查理二世进入伦敦，当时伦敦市民的喜悦超过英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伦敦市的2万名民兵护卫着他，旌旗招展，宝剑林立，通过洒满鲜花、遍悬织锦绣画的街道，小喇叭声、钟声高声喧嚣，半个城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伊夫林写道：“我站在路边注视着，一面祈祷上帝保佑。”这句话象征着英国的气质和清教主义的失败——既然6年的战争动乱是要罢黜查理一世，现在却又不流滴血地让他儿子复辟。整个狂欢的夏天，英国人麇集到白厅向英王致敬。一名目击者说：“男人、女人、孩童都是那么渴望能够瞻仰国王陛下的圣颜，并亲吻其手祈福，所以他一连多天牺牲进餐的余暇……国王极愿满足民众，无一例外，一一接见。”他说，他希望使其子民和他一样快乐。

如果他在那段胜利的日子里，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那些留待他收拾解决的困难必会使他的蜜月黯然无光。国库里的现金只余11镑2先令10便士。政府债台高筑，负债达200万镑。陆军和海军已数年欠饷未发。英国与西班牙仍在交战。敦刻尔克所费不赀，坚守不退要斥资10万镑。为查理一世效命疆场而被克伦威尔罢黜的1万名骑士党人（Cavaliers）要求抚恤赔偿。1万名忠臣和仆从要求派予官职。查理二世轻率地一口应承，而委任国会去寻找经费。

国会也沉浸在欢乐中。它首先要向狂欢的复辟的国王顺服：“我们暨子孙后裔永远敬谨顺服、效忠陛下。”平民院表决通过：“他们自己及英国人民都不能免于过去不当的叛变的可怕罪过，也不能免受因这种罪过应得的惩罚，除非陛下宽宏赦罪方可免于刑罚。”因此他们集体向这位快乐的国王下跪，接受他的免刑宽恕。平民院又因本身未经英王的召集或同意即行集会益觉罪孽重大，而谦逊地自称为“会议”，直到查理宣布它是合法的国会，才良心稍安。这些仪式过后，国会废除长期国会的一切立法，因其未获查理二世的同意。但它确认英王授予国会的那些特许权，其中包括国会对一切征税事宜享有最高权力。这些特许权也经查理二世承认。国会与国王一起使拖欠军队（他们统治英国达10年之久）的饷银付清了，4万名军人解甲归田。

查理已同意赦免一切敌人，但国会不允给予的赦免者不在其列。国会费时数周辩论谁应赦、谁应杀。1660年7月27日，英王亲赴贵族院，要求早日决定并宽宏裁决：

各位爵爷，如果诸位不能与我合力扑灭这种令人难以入寝的恐惧……诸位将使我无法履行我的诺言。我深信若非许下这些诺言，今天你我都不会在此议事。我深知有些人不能宽恕他自己的罪孽，也有些人的罪孽不能被我们宽恕，而且我感谢诸位对那些杀害先父的直接凶手予以公正惩处。但是——我坦诚地敬告诸君——我从未想使其他人例外（而不被赦罪）……这种慈悲和宽赦是使人们悔改的最佳方法……它可以使人们成为我的良好臣民，成为诸君的好朋友、好邻人。

国会希望大事株连，广为报复，但查理坚持应赦免全体，除了签署他父亲死刑者为例外。这些人之中，1/3已亡故，1/3潜逃了，只有28人被捕受审，其中15人被处以终身监禁，13人被处以绞刑、碎尸开膛及赦免无罪（1660年10月13—17日）。哈里森第一个受刑，目击者佩皮斯说：“看来他视死如归，极为勇敢。”哈里森在断头台上还勇敢地说，他是受上帝的指示才投票同意把查理一世处死。佩皮斯说：“他被公开斩首，而且首级、脏腑示众，观众对此报以高兴地大声喊叫。”12月8日，国会下令把克伦威尔、艾理顿、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的尸首由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掘出，并处以绞刑。1661年1月30日，国会的这项决定执行了，以纪念查理一世被害的周年祭。他们的首级悬于威斯敏斯特堂示众一天，残肢就地埋于泰伯恩（Tyburn）刑台下的一个小坑中。凡此种种，使伊夫林很高兴，认为是“上帝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判决”。另一位被害人哈利爵士曾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总督，于1662年被处绞刑，罪名是协助造成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在这个案子上，国王未曾用其赦罪权，他曾允许赦免这位颇孚众望的哈利爵士。但犯人在审讯时的大胆行径，使皇心大为不悦，因此未赦免他的罪。

1660年12月29日，会议国会自行解散，为选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议事机关铺路。在这段空当，政府面临唯一的敌意示威，以考验政府在首都是否不孚众望。政府并未采取行动钳制依然希望有一个共和派政权的各派宗教。长老会、浸信会、独立教派、第五王政派的传教士都热心地传道，反对君王制。1661年1月6日，星期日，查理二世在朴茨茅斯送别钟爱的妹妹亨利埃塔赴法国。这时一个制酒桶匠托马斯·文纳（Thomas Venner）在一个第五王政派“圣徒”的圣会上，高声呼叫叛乱举事。兴奋的听众们立刻武装起来，遍街奔跑，高喊只有耶稣才能为王，而且杀死所有反抗他们的人。一连两昼夜，这个城市陷于恐怖中，因为“圣徒”遍布各处，任意杀戮。直到最后，一小队卫兵奉镇静自持的政府之召，前来维持秩序，包围了暴徒，把他们一一送上绞架。查理匆匆赶回首都，组织新军来维持公共安全。

4月23日，英国守护神圣乔治的节日，快乐的国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最庄严、最铺张的仪式令国王穷奢极欲，令百姓满心欢喜。恢复地位的英国国教会也要求他们这位接受涂油仪式的浪子宣誓保护信仰国教会。5月8日，新的“骑士派国会”召开会议，其名得自于比英王还更具保皇派色彩的大多数成员，而且急欲向清教徒复仇。查理在劝阻它不要再大事株连杀害他父亲的敌人上面，遇到了困难。理论上，它恢复了许多在查理一世手上失去的皇家特权：除非经两院和国王同意，任何法案皆告无效。英王对英国海陆军享有最高指挥权。它恢复设立贵族院，而且使国教会主教重新加入贵族院。但它拒绝复设星室法庭或高级法院，而且仍旧保留人身保护状的权利。克伦威尔时被充公的骑士党财产，现在归还原主，承购这种财产的人仅得到少许的补偿金。旧日的贵族重获财富与权势。被剥夺财产的家族转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后来更与乡绅和中产阶级携手组成辉格党，反对托利党。查理二世在其掌政的前期，对确保专断权力之事十分疏懒。他依法有权可以解散国会，他却听任骑士党国会存在17年之久。事实上，他仅是一个立宪国王。在王政复辟时代，尽管理论上王权专制至上，事实上“大动乱”的主要结果——最高权由英王移往国会，又由贵族院移到平民院——却保留了下来。

查理二世不喜理政，对国会是一大幸事。经历了14年的流浪和艰辛后，他认为现在上帝已赐予他享乐的权利。有时他也亲理国政。他疏忽国事被人们过分夸大，以致在他的王朝末期，人民很惊讶地发现，他竟以纯熟的技巧和坚毅的决断直接掌管政事。不过，在这段蜜月期，他把政府的行政事务甚至政策的决定，都委托给1661年受封为克拉伦登伯爵的爱德华·海德。

查理二世的个性影响到当时的风俗、道德和政治。他的家族和教育中法国式的成分极重。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是洛兰的玛丽的曾孙。他的祖父母辈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丹麦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我们看到一个多彩多姿却不安定的混合。从16岁到30岁，他一直住在欧洲大陆，他在欧陆沾濡法国风俗，而且从他妹妹亨利埃塔·安妮身上发现法式的优美。他的黑色头发和皮肤像他那位意大利籍的祖母玛丽·美第奇；他的气质是拉丁式的，像曾祖母苏格兰女王玛丽；他动人的嘴唇、明亮眼睛、挺直的鼻梁及对女色的嗜好，则来自他的外祖父法国的那瓦尔的亨利。

在男女关系上，他是他那个时代丑闻最多的，他的宫廷、伦敦社交界和王政复辟时期的剧艺界，以他为仿效对象，频闻淫秽。他的情妇很多，我们能举出姓名的就有13位。18岁那年，他由荷兰回英国为他父亲作战，他在军旅倥偬之暇，与“棕发、美丽、大胆”的露西·沃尔特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长大后，取名詹姆士·司科特（James Scott），查理后来也承认是自己的骨肉，封他为蒙茅斯公爵。露西追随他到欧陆，和一些迄今依然默默无闻的侍女一起，忠心耿耿地侍候他。查理登基后，宠幸芭芭拉·帕尔默。芭芭拉娘家姓韦烈尔，她未出阁时，伦敦已惊闻其艳丽倾城。1659年，芳龄18岁的芭芭拉嫁给后来成为卡斯尔梅因伯爵的罗杰·帕尔默（Roger Palmer）。19岁时，她与英王发生关系，立刻使查理神魂颠倒。他在白厅里为她设一间寝室，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且准许她卖官鬻爵，操纵各大臣的升黜。她生下3男2女，他都承认是自己的骨肉。然而，他怀疑她的忠心，担心她与其他男人有暧昧关系。她因淫荡而失欢。1663年，她宣布改宗天主教。她的亲属要求国王劝阻她，但他告诉他们，他从不干涉女士们的灵魂。

1661年，查理认为该成亲了。从许多候选人中，他选中了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她能带来大笔嫁妆，能符合这位挥霍无度的统治者和一个商业国家的需要——现金50万镑，丹吉尔港、孟买（当时孟买还是一个小城镇），而且可以和亚洲、美洲全部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交易。英国则宣誓协助葡萄牙维持独立。这位价值连城的公主抵达朴茨茅斯港时，查理亲往迎接。1662年5月21日，他们先依罗马天主教仪式成亲，又按照国教会的仪式举行婚礼。他致函岳母大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他也殷勤地忍耐她那种大家闺秀和严肃修女式的教养。她对他一见钟情。一连数周，情势良好。但7月，卡斯尔梅因伯爵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小孩命名时，查理竟当教父——这又是冒渎上帝之名的例子。芭芭拉离开了她丈夫，现在完全依靠国王了。她求他不要遗弃她。他让步，并立刻与她恢复关系，以最丑陋的节操对待她。他忘了常有的优雅风度，竟公然把芭芭拉引见给王后凯瑟琳。凯瑟琳受此大辱，鼻部出血，昏厥过去，被抬回寝宫。克拉伦登受查理之托，向她解释私通是一种皇家特权，欧陆上最高贵的家庭也承认此事。王后及时使自己适应了其夫君的东方式行径。有一回，她去见他，发现他床边有一只小拖鞋，她宽宏大量地回避，以免躲在帘幕后的“这个美丽的小傻瓜”着了凉。这一次的女人是女艺人莫尔·戴维斯。同时，凯瑟琳一再努力想为查理生个子嗣，可是，就和嫁给先前一个英王的阿拉贡的凯瑟琳一样，她数度小产。1670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放宽离婚的条件。有些朝臣渴望有个信奉新教的储君，因此力促查理以不育为口实，休了凯瑟琳，但他拒绝。这时，他已晓得要勉强自己去爱她。

佩皮斯对1667年7月27日的朝廷有下列写照：

芬告诉我，国王和卡斯尔梅因夫人已完全决裂，她就要离去，怀着小孩，她誓言国王是孩子的父亲……否则她可以把婴儿带进白厅……当着国王面前摔破孩子的脑袋。他告诉我国王和宫廷真是世界上空前的，他们豪赌、嫖妓、酗酒，有着世界上最邪恶的罪恶。因此这一切必将彻底毁灭。

1668年，查理对卡斯尔梅因夫人的坏脾气已感到厌倦。他最后一次和她幽会时，突然撞破了她和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后来的马尔巴勒公爵的好事。据伯内特主教的说法，丘吉尔当时跳窗而出，以免与国王当面碰头。查理册封她为克利夫兰女公爵，终其一生，用公款赡养她。

我们很乐意介绍一位明智抗拒这只皇家大公鸡查理的美妇人——弗朗西丝·斯图瓦特（Frances Stewart），她被誉为“貌若天仙，绝代佳人”。安东尼·汉弥尔顿（Anthony Hamilton）说：“一个女人如此不智、如此美丽，真是绝无仅有。”她嫁给里士满公爵后，国王还不停地去打扰她。佩皮斯描写他深夜单独划船到她的寓邸香舍宫：“那里，园门未开，他竟翻墙而入拜访她，这种事真是可耻之至！”

1668年，查理二世在杜鲁利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看到女伶内尔·格温的表演。她生长在最贫贱的家庭，在酒店买醉者间鬻歌，在剧院中卖橘子，在喜剧里先跑龙套，逐渐升为要角。她在事业中自行培养优雅的精神和意志，而使这位百无聊赖的国王一见钟情。她毫不费劲地成为他的情妇。查理囊中羞涩，她却能榨出一大笔钱，不过她大部分花在行善施舍上。不久，她与法国送来的美妇争宠。法国送来的路易丝（1671年），想拉拢查理追随法国和天主教的路线，内尔却以顽皮的方式模仿她的贵族气派。举世皆知，伦敦居民误以为她就是那位天主教徒路易丝而揶揄她时，她把头伸出马车窗口，喊说：“请勿喧哗，好人儿。我是那位新教徒的娼妓。”她继续受到查理的恩宠，直到他亡故。他临死仍对她念念不忘。立刻被封为朴茨茅斯女公爵的路易丝，让伦敦人怨恨，因为她看来像是一个很会挥霍的法国间谍，她一年要花掉查理4万镑，聚敛珠宝，生活又极奢华，连最忠心耿耿的伊夫林也大为恶心。她的专宠于1676年告终，查理又发现了马扎然大主教活泼的侄女儿荷丹丝·曼奇尼。

查理也有其他缺陷。他在年轻潦倒之时，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如同拉罗什富科所形容的那样来判断一切男男女女。因此，他除了对他妹妹外，罕少挚爱，只是自己陷入迷惑中，也没有任何真诚或持久的友谊，可以使他缺乏光彩的生命再有任何充分的光耀。他抛售国土与买妇女欢心一样豪爽。他为其朝廷立下一掷千金豪赌的例子。虽然他的礼仪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迷人魅力，有时在他身上也可发现他父亲身上几乎难得一见的——缺乏柔美纤细。他使格拉蒙（Gramont）注意到，他竟令侍从屈膝服侍他。他并不经常醉酒，可在颁布一道反酗酒敕令后，一连数天却极“可怕”。他通常对批评宽宏大量，但当约翰·考文垂爵士触犯大忌，在国会中公开质询“国王的乐趣究竟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在女人身上”时，查理龙颜大怒，命令卫士“给他留个记号”。他们半路上拦截约翰爵士，把他鼻子割破直到见骨。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乐善好施。从亨利八世青年时期以来，尚无一位英王如此受其朝廷诸臣的欢迎爱戴。他的姿态活力四射，他身上找不出粗鄙之处。他体贴、仁慈又大方，甚至他付款给娼妓出手也分外阔绰。他把他的公园做成各种各类动物的栖息处所，而且不准伤害它们。他的爱犬在英王寝宫中睡觉、结伴、做窝、喂奶。他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很容易使与他对话的人轻松自如。除了考文垂，人人同意称他为“性情良好的国王”。格拉蒙认为他是“所有男人中，最和善、最温柔的”。奥布里说他是“礼仪的典范”。他过去在法国培养了他的礼仪，与法王路易十四一样，他也向低贱的妇女脱帽致意。他也远较其国人能宽容不同的意见与信仰。他为其政敌举杯祝福身体健康，甚至被人嘲笑后也大多能一笑置之。他的幽默感是朝廷的乐趣。佩皮斯描写他曾经带头跳一种老式乡村舞蹈。他的行乐只因瘟疫、火警、破产、战争等消息时才短暂中断。

他的智商固然不高，可也并无荒谬不智之处。他对科学有热烈的兴趣，做实验，颁赐特许状和礼物给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而且数次出席皇家学会集会。他对文学没有特殊兴趣，却热衷艺术，大量收藏拉斐尔、提香及霍尔拜因的作品。他的谈吐充满活力，不时道及法国文化界各种活动的消息。他对德莱登的诗、珀塞尔（Henry Purcell）的音乐、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建筑等都津津乐道，畅谈无碍，也称得上是这些行业中的一位具有鉴赏力的赞助人。必然出于令人敬爱的特质，他的妹妹在临死时提到他：“我爱他犹胜生命，现在我垂死之际的唯一憾事是就要离开他了！”

宗教宽容

查理二世是否有任何宗教信仰？他的一生显示出我们在当时许多法国人身上可以发现的相同态度——生时有如无神论者，死时却似天主教徒。似乎是为了从天人两界中获得最佳利益，也是帕斯卡“赌注”说的最大改进。“他的宗教意识很少，”伯内特主教说，“因此他也不似伪君子般矫揉造作。在祈祷和圣事中，任何人都能从他粗心大意的无所谓的态度中看出他是多么不注意这些事情。”一位传教士在一次聚会中告诉一位瞌睡的贵族说：“爵爷！你的鼾声太响了，会吵醒了国王。”与查理二世非常熟悉的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形容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承认有一最高主宰，多少是非人性的，而且把宗教信条解释得有如得人欢心的诗篇一般。白金汉伯爵和哈利法克斯侯爵也同意圣埃夫勒蒙的看法。伯内特说：“有一回他告诉我，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不过他也无法相信上帝会令一个人悲惨，因为这么做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查理喜欢与唯物论者霍布斯为友，同时保护他，使他不因其信持异端邪说而遭神学家之害。伏尔泰认为查理二世“极端不重视一切通常使人群分裂对立的宗教争端，对保持其国政和平宁静，贡献匪浅”。

或许他是一个倾向天主教信仰的怀疑论者。也就是说，虽然怀疑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却因为它多彩多姿的仪式、与艺术的结合、对肉欲的宽宏及支持君主制度种种原因，而偏好天主教。他可能忘记天主教联盟和若干耶稣会神父曾认可杀害其父王查理一世。他记得英国的天主教徒曾为其父王效命疆场：为查理一世捐躯的贵族，有1/3是天主教徒；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曾经对斯图亚特家族坚决效忠；也有一个天主教国家在他长期亡命国外时支持他。他这种普遍同情的精神，使他倾向于希望能缓和英国的反天主教的法律。这些法律依哈兰姆（Hallam）的判断，“非常严厉，甚至有时是血淋淋的”。他不曾和英国的新教徒一样记住“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1605年），也不曾因害怕而向宗教裁判所和罗马屈服。他对他弟弟——若无更亲近的继承人，他弟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公开皈依天主教信仰未曾反对。我们从他临终时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来看，若有政治实效，他也可能立刻会宣誓信仰天主教。

因此，身为一名和蔼可亲的政客，他接受并支持英国国教会。国教会曾经效忠他的父王，查理一世也因国教会反对而死。国教会曾受克伦威尔的迫害，但也曾致力于复辟大业。查理二世认为某些宗教接受国家的管束和补助、担任教育与社会秩序的代理机构，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在宪法上受制于清教徒思想，而且它们在政府中也有相当力量，因表现太严苛而失民心。他无法忘怀，长老会曾囚禁其父王，清教徒则把他父亲送上断头台，而他本人也被迫接受他们的信仰，而且要为其父母亲的罪恶道歉。他签署了会议国会恢复英国国教会在共和政府下被解散的教区制。不仅如此，他也曾保证“给予温和的信仰自由”，而且没有人将因为和平的宗教信仰歧视而“不安”。1660年10月，他提议普遍宽容一切基督教，甚至减轻反天主教的法律。但长老会和清教徒惧怕这种弛禁，便与国教会携手反对这项计划，为了与长老会和国教会修好，他建议一项妥协的祈祷文和一种有限制的主教制度，主教将受选任的长老会祭司的协助与忠告。国会否决了这个构想。由12位主教和12位长老会圣职人员组成的萨伏依会议（Savoy Conference）于1661年向英王报告，“他们无法获得一致协议”。

这是白费时间的努力，因为新国会绝大多数是国教徒。它重启旧创，在苏格兰与爱尔兰重建主教制度。它恢复宗教法庭以惩戒“亵渎神祇”及不付什一税给英国国教会的人。它强迫英国人接受《英国国教会共同祈祷书》（The Anglican Book of Common Prayer）。根据1661年11月20日的《自治法案》（Corporation Act），把凡在选举前未曾依照国教会仪式领受圣餐者，一律摒弃于公职之外。根据《信仰律》（Act of Uniformity，1662年5月19日），要求全体牧师和教士宣誓不反抗英王，而且宣称完全接受《共同祈祷书》。拒绝这些条件的牧师们将于8月24日去职。约1200人拒绝，因而去职。这些人，再加上800名被复职的国教徒取代的牧师，联手许多聚会，即日益扩大的“反国教会者”共同努力，终于在1689年迫使国会通过了《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1689年）。

查理二世试图修正《信仰律》，要求国会允许他赦免那些只是因为拒绝穿圣衣或是在浸礼时用十字架而失去圣职的传教士。贵族院同意，平民院拒绝。他为了缓和这个打击，延宕3个月才实施这个法案，但这也受到挫折。1662年12月26日，他发布一项公告宣称，凡因为其良知阻止他发表该法要求的誓言，因而遭受惩罚的善良百姓，他有意赦免他们。但国会不通过，并驳回这个议案，不认为英王有默认权利可以“豁免”人民对法律的服从。查理于1662年8月22日释放狱中的教友派信徒，在他颁给罗德岛和卡罗莱纳的特许状中批准宗教宽容，在他给予牙买加及弗吉尼亚总督的训令中也同意宗教宽容，这些都表现出他的感情。

国会认为这种宗教宽容绝不容许在英国出现。为了结束教友派的“非法聚会”，它规定说，凡除屋主家属之外有5人以上的聚会概属非法。1662年，又规定：任何人参加这种聚会，初犯者罚款5镑或囚禁3个月，再犯则罚款10镑或囚禁6个月，第三度犯禁就流放到殖民地。被告若付不出前往殖民地的交通费，应接受5年期契约的苦役。被流放的犯人若在刑期未满前逃亡或潜返英国，将处以死刑。1664年，这些措施扩及于长老会与独立派。1665年的《五英里法案》（Five Mile Act）禁止不肯宣誓效忠英王的牧师们居住在任何市周围五英里之内的城镇，或在任何公私学校内任教。这些法律后来被称为《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因为它们是由查理的首席大臣克拉伦登不顾英王表达的意旨而一意孤行予以执行的。查理接受这些严酷的立法，因为他要向国会要求钱财支援，但他从未原谅克拉伦登，而且对那些在复职后立刻就表现出严酷报复而殊少仁慈心肠的主教们大大失去敬意。查理的结论是：长老会信仰不是绅士的信仰，而国教会信仰也不是基督徒的信仰。

英国国教会认识到它要依靠国王，因此比过去更坚决主张国王的神圣权利，并认为反抗当前存在的皇家政府是道德罪恶。1680年，菲尔默（Robert Filmer）爵士的《君主决断权力论》（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Asserted），在他死后27年出版，成为这个学说的标准辩护书。英国国教会的首要领导牧师在《牛津判决与宣告》（Judgement and Decree of Oxford，1683年）中宣称，主张“权力源自人民，如果合法的统治者成为暴君，他们就丧失统治的权力。国王只有与其他两个阶级——贵族与平民协调合作的权利”的说法，是“虚伪、煽动、亵渎甚至是异端邪说，大不敬”（因此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又说：“唯命是从是英国国教会的标记与特点。”两年后，詹姆士二世想使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时，这个说法成为一种极不舒服的学说了。

复职的英国国教会牧师们虽然不宽容异教，却有许多可敬的品质。他们允许自己的信徒有一种广泛的神学意见的自由，从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的接近天主教祈祷文和理论到广教会派（Broad Churchmen）的主张同情一种自由神学。强调道德而非基督教信仰中的理论成分，不主张宗教迫害，而且力谋使清教徒、长老会和国教会修好，均受宽容。查理支持这些“有见解的人”，而且欣赏他们比较简洁的训诫。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中最伟大的当推蒂洛森（John Tillotson），查理二世委派他做私人牧师，威廉三世于1691年封他做坎特伯雷大主教。蒂洛森是一个“头脑清晰、脾气柔和的人”，他反对罗马天主教义、无神论及以同样的热心进行迫害的行为，而且敢于把基督教精神置于理性之上。他说：“一个人犯了错，我们只要听到他宣称反对理性，就不需要再听其他证明了，而且如此就可知道理性也是反对他的。”低级的国教会教区牧师现在变成地方贵族，甚至是乡绅的圣职仆人，甚至还跌到几乎庸俗的地位。可是在都市里的国教会牧师和圣禄较丰的国教会牧师，由于饱读经书，具有写作能力，获得重要地位，后来还产生一些欧洲最好的史籍。一般而言，英国国教会比反国教会各派更具有理论上的温和精神，反国教会各派方面，由于屡遭迫害反倒加强了其专断性。

清教徒现在不仅遭受政治迫害，也受到社会上的侮慢。那些在清教徒政府时代因为道德比较松弛而颇为不便的人，现在反过来嘲弄清教徒。他们勇敢地忍受时代风尚的转变。有些人移民到美洲，许多人迫不得已立下誓言。这个时代最好的人物是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愿意接受任何不会伤害到他狂热神学的折中方案。虽然他一生信服清教徒的意识形态，谴责把查理一世处死的做法，但也反对克伦威尔的专断统治而赞同王政复辟。1662年后，他被禁止传道，而且屡次因违反禁令被捕。他是清教徒中最开明的一个人，但仍为马萨诸塞的“塞勒姆火焚巫妇”而鼓掌，而且认为他的上帝这么做也使火神莫洛克（Moloch）看来可敬。谁是被救者？巴克斯特说：“他们是一小部分迷失的人，上帝从永世里注定要他们得救。”他写道：“被咒罚的痛苦必是极端可怕的，因为它们是上帝报复的结果。天怒可畏，复仇却难消。”他严禁性交，除非是为了与合法配偶有子嗣。如果这种清规需要清心寡欲的自制，他推荐冷水浴和素食，以减轻色欲之念。我们看到他以70高龄（1685年）站在残酷的杰弗里斯（Jeffreys）法官面前，因为对国教会的虚伪略有微辞而遭受审判时，我们几乎可以原谅他的神学了。他被剥夺所有为自己辩护或解释的机会，被判处罚款500马克或下狱直到这笔罚款付清为止。18个月后，他获释，但健康情形再也不能恢复。

教友派不断因为拒绝立誓或逃避国教会礼拜或召开非法集会等罪名被捕下狱或被没收财产。1662年，英国监狱中有4200多名教友派信徒。“若干教友派信徒被成群地下狱，以致牢房里人满为患、无处可坐……他们既无稻草可供躺卧，也无食物可吃。”他们的忍耐和坚毅，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迫害在事实上而非法律上消失了。1672年，查理二世开释1200多名教友派信徒。1682年，他弟弟詹姆士（约克公爵）赐予苏格兰籍教友派巴克利、富有的教友佩恩和其他人，一份在美洲东泽西（East Jersey）传道的特许状。

佩恩是替英国占领牙买加的海军大将威廉·佩恩的儿子。他12岁时经历了各种阶段的宗教骚动。这时他“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一种内心的舒坦……及外界的光荣：从此，他一再诉说他得到了神圣不朽之玺”，深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人类的灵魂也能够享有与上帝交感的能力”。1661年，他在牛津大学因拒绝参加国教会礼拜被罚款、开除。回到他父亲身边后，他因坦承具有教友派思想而遭受鞭挞，并被驱出家门。气愤难平的父亲把他送到法国学习“巴黎风仪”，或许他在当地学来一些谦恭的行为。1666年，他与罪恶妥协，在爱尔兰从军。但一年后，他在考克参加一个教友派聚会。内战爆发，他因开除一名惹是生非的士兵被逮捕。他在狱中致明斯特市市长一封请愿书，盼能允准信仰自由。回到英国后，他自绝一切后路，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教友派宣教师，因而再次被捕。1669年，他的审案在英国法律史上写下一页。陪审团宣告他无罪。法官把陪审团以抗命之名罚款、下狱。陪审团员向平民上诉法庭诉愿，该法庭一致宣称他们被非法逮捕，侵犯了英格兰陪审团的权利。然而，佩恩因拒绝在法庭上脱帽之名下狱。他及时被释以出席其父亲的葬礼（1670年），他父亲遗留给他每年1600镑的财产以及查理二世欠他父亲的1.6万镑债务。由于传教，他再次下狱。在狱中，他写了最精辟的宽容的辩词《良心自由的大业》（The Great Case of Liberty of Conscience，1671年）。在一段自由的时间中，他娶了一个富家女，并买下今天被称为新泽西州的西半部的一片财产。1677年，他为这块殖民地写了一部保证宗教宽容、陪审团主审、民选政府的宪法。但控制权由他手中交出，这部宪法的条款皆未实施。

1677年，佩恩、福克斯、巴克利和吉斯渡过海峡赴欧洲大陆宣传教友派思想。有些来自科奇海姆（Kirchheim）因佩恩而改信教友派的人，在宾夕法尼亚建立德国城（Germantown），他们是第一批宣称基督徒拥有奴隶是不对的人。佩恩回到英国，他领导教友派不要加入对“天主教阴谋”的天主教徒的迫害。他的《对新教各派教徒的讲话》（Address to Protestants of All Persuasions，1679年），是主张宗教完全宽容的最有力的书之一——1681年英王接受他的议案，即他放弃对英王的债权要求，以交换赐予我们今天名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他建议以西法尼亚市（Sylvania）命名这块广袤而高耸的树林区域。查理二世再冠以佩恩之名，以纪念他父亲。虽然最后臣属于英王，这个新殖民地的政府却是民主的，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友好、公平，而且掌握全部大权的教友派移民，也听任宗教自由。佩恩在当地工作两年。1684年，他得知英格兰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压迫其教派，因而回到伦敦。一年后，他的朋友约克公爵即位成为詹姆士二世，佩恩成为政府的势力人物。

在这个不宽容的时代里，教友派顽强反抗迫害是造成宗教宽容最强大的力量。一位反国教会者估计，1660至1688年，有6万人因宗教上不肯服从国教被逮捕，其中5000名死在牢中。国会的不宽容比宫廷和舞台的不道德更糟。一名著史而且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说：“在这残忍的时代，英王几乎是唯一新思想和慈悲的声音……他的整个政权，不断地为宽容而努力。”1669年，3人因未参加国教会仪式而依一项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法律，被判处向王室付大笔罚款时，查理宽宥了这笔罚金，并宣布他今后将不再实施这项法令，“他判断，人不应仅因信仰的缘故受刑”。

如果不是怀疑他想增强英国天主教的力量，会有更多的英国人赞同他。英格兰依然对天主教支配、西班牙式宗教裁判所和牧师统治深怀恐惧，因此长老会和清教徒宁可使自己的信仰非法，也不愿允许天主教信仰在英国出现。英国天主教这时候约占全人口的5%。就政治而言他们固然无权，但王后是一名天主教徒，而且国王的弟弟也毫无意思要取消其变教（1668年）。此时英国境内有266名耶稣会神父，其中一名就是查理的私生子，他们正开始有信心地出现在公开场合，而不顾最严苛的法律。天主教学校被设立在私宅中。英国忧心忡忡。每年一度，新教徒庆祝一项反天主教的游行，而且把教皇和红衣主教们的肖像抬到史密斯菲尔德，高高兴兴地火焚。他们尚未忘掉福克斯的往事，天主教徒却抱着希望等候着。现在，随时都可能有天主教徒成为英王。

英国的经济（1660—1702）

16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约500万人。1700年，可能增加到550万人。它依旧不及法国和德国的1/4，也不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口多。约有1/7的人民（自由民）拥有耕植的土地，耕种贵族和乡绅土地的佃农也约占1/7，其余的人住在城镇。

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个家庭的木材供应量骤降，煤在家庭和商店中的使用日增。采矿和冶金术的发展使谢菲尔德成为铁业中心。生产和蓄财的热潮在英国高涨。制造厂主人要求国会通过法律，强迫懒人工作。国内的产业，尤其是纺织业，越来越添用童工。笛福见到科尔切斯坦（Colchester）和汤顿（Taunton）这两个地方“城里面或附近的村庄没有一个5岁左右的小孩”。

大多数工业是在私宅或家庭式的店铺中进行，工厂制度已在纺织业和铁业中扩展。1685年的一本英国刊物说，制造厂商花费巨资建造整排大楼，其中有羊毛整理师、梳毛师、纺织工、织工、制衣者、染工等在一起工作。我们听说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员工340人。1700年，格拉斯哥（Glasgow）有一家纺织工厂雇用了1400人。劳工的分工逐渐向专业化发展，佩蒂爵士1683年说：“就制造一个钟表来说，若是一个人做转轮，一个人做发条，一人做雕刻针盘，另一人做盒子，这个表将比一切工作都由一个人做，要来得便宜和精良。”

农业工人的薪资依然由地方长官依伊丽莎白时代的《学徒律》（Statute of Apprentices，1585年）确定，而且任何一个雇主付出或任何一个雇员收受多出固定薪资，会被处刑。这个时期，农业薪资每周5至7先令，附供膳食。工业界薪资稍高，平均每天1先令。房租也相当低，伦敦中等大小的一栋房子，年租约30镑。啤酒价廉，但糖、盐、煤、肥皂、鞋子和布料1685年时的价格和1848年一样。谷物价格从1500年到1700年上涨了5倍。劳工阶级吃的是由黑麦、大麦、燕麦等做成的面包，小麦面包是富人家的奢侈品，而且穷人难得吃肉。大家的贫困被视为一种正常状况，虽然这时可能比中世纪末要严重。罗杰斯（Thorold Rogers）如是说：

17世纪的地主们努力要从其房客处挤出租金。他们竭尽全力，把不足温饱的薪金强加于工人身上。他们竭尽全力，利用立法机关以便从消费者处获得他们那份薄薪……这种种历史事实简直太多了。

1696年，金（Gregory King）估计，英国1/4的人口依靠施舍度日，而收来赈贫的钱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4。富者骑到贫者头上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致工人和农民无力反抗。同时，英国的阶级斗争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之久了。

英国国教会在查理一世时，尚敢为贫人仗义说话，现在，从清教徒革命中得出结论，其利益唯有他们完全认同于有产阶级的利益时方可获得最好保障。国会属于一个地主、制造商、商人、金融家等的结合体。国会针对雇主们的意见，要求放宽法律，由经济法则自行决定经济行为。17世纪结束前——远在亚当·斯密之前——英国已听到雇主阶级呼吁经济自由，使商人免受法律、封建及公会阻碍的雇用、生产和贸易的呼声。公会的约束规避了，学徒制度也没落了，地方市长决定工资之事也被富裕的雇主和饥饿的雇工之间相对的交易取代。就在这种企业家力求拥有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自由的喧嚣声中，现代的自由观念萌发了。

商业现在对英国经济至为重要，在争取国会同意的资金上也极为重要，即使地主控制的政府，也必须朝此方向努力，立法机关在荷兰、爱尔兰、苏格兰皆争相扩张之际同意英国交易。爱尔兰的牛、羊、猪完全被禁止输入英格兰（1660年）。苏格兰的谷物也被禁止入口，对苏格兰的输入品则征收高税额。由于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结婚，英国与葡萄牙也缔结盟约，这个同盟使它们与荷兰重启战争。坚决地占领直布罗陀，受到扩张英国商业及给予英国商业军事保护的希望的激励。由于战胜荷兰，英国商业1660年至1688年倍增。查理二世给他妹妹的信上说：“最近于国民之心的事即是贸易，而且全神贯注为之。”商业财富现在可与贵族的土地匹敌。

英国商业向四方扩张其据点。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卡罗莱纳和加拿大都发展着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获赐对其可掌握的全部印度有全部权利；它有自己的海军、陆军、城堡、货币和法律，有宣战或媾和之权。孟买是1661年因婚姻而获得。曼哈顿是1664年征服得来，同年，英国夺取了荷兰在非洲西海岸的占领地。这些殖民地使人们滋长了“诱拐当水手”的劣习，年轻的英国人被诱骗往殖民地工作，把他们灌醉或把他们击昏，然后带到一艘要启碇的船上，事后再向他们说明，他们已经签了一纸契约。法律禁止此事，却未实行。国会对此事完全了然。1642至1649年以及1688至1689年的革命政治的结果固然是国会战胜了国王，同样地，经济革命也使国会被商业、工业和金融业控制。

伦敦现在已有数百名金匠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他们付60%的利息给存户，而以80%的利息贷出。查理二世一直想方法规避国会对钱袋的控制，因此大量向这些银行家借款——1672年1月2日前，他已欠了1328526镑之多。当天，查理二世的国务会议即将与荷兰开战，宣布“财政部停付”（政府债务停付一年利息）而使金融业大为震惊。恐慌因之而起，银行家拒绝履行其对存户的义务或信守他们与商人的协定。国务会议郑重发誓在年底恢复付息，方才平息了这一风波。1674年恢复付息，本金也在新政府的契约下偿付了。因此，事实上，1672年1月2日象征着英格兰国家公债的开端，这是英国财政上的新发明。

伦敦是银行公司和商业巨子的大本营，现在也由于价格制度而从粮食、货品制造商处搜集得来的财富，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都市。巨商富贾的大厦在奢侈上——而不是在格调上——与贵族们媲美。商店鳞次栉比，招牌生动，直棂的橱窗中摆着来自全世界的货品，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 [1] 只有主要的通衢大街才铺设圆石。1684年后，直到无日光的深更半夜，街道上才依稀点上街灯（每10家内立一盏街灯）。街上空无一人。白天，街上交通拥挤、嘈杂，小贩们用篮子、手推车或独轮车装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杀鼠剂等，沿街叫卖。乞丐和盗贼四起，街上也有街头艺人卖唱以求维生。商业中心称为伦敦城，由一名市长、一个德高望重的元老理事会和由各区房主选出的平民委员会管治。在此西边即是政治中心——有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宫（国会会址）和白厅、圣詹姆士皇家宫殿。在此外围是贫民窟，滋长着多产的穷人。当地路上毫无铺设，马车傲然驰过，把狭街上紧挨着墙脚的行人溅得一身泥水。当地的房子密接，顶层几乎紧合，因此阳光少有机会照下。当时伦敦尚没有下水道，有的是户外厕所和化粪池。车子把废物运往市区外倾倒或偷偷地、违法地把它们倒进泰晤士河。

空气污染已经是一个问题。1661年，伊夫林应英王之请，准备并刊行了《除烟谈》（Fumifugium），一个清除伦敦上空臭气的计划。伊夫林说：

大量地燃烧煤炭使伦敦成为最脏乱难住的地方……而这些来自制酒厂、染厂、石灰厂、盐厂、肥皂厂等私人企业的烟囱，一个烟囱的排烟几乎可和全伦敦家用生火所排的烟量相等……伦敦似乎已不是一个理性动物的集居区，而像埃特纳峰（Mt.Etna）边或是地狱旁……来往伦敦的人在几里外还没看到城就可以闻到这种味……这种刺激性油烟……对肺是有害的，常吸更会加剧，自伦敦每周的死亡报告数字上就可看出。

伊夫林向国会提出一个草案，欢迎这个草案的是比较富裕的工业家，而不是无组织的大众。国会对此置之不理。13年后，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发出医学上的呼吁以警告：

沟内和脏地，及工厂中排出臭的废料而散发成气……生煤造成的烟雾……被人吸入后，都产生不良的效果，对血和呼吸器官都有害。

污浊的空气、简陋的卫生设施、恶劣不适的食物，使人们每年都担心时疫流行，而只要环境略合，就会爆发瘟疫。佩皮斯在166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上记道：“瘟疫在阿姆斯特丹颇为流行，我们担心此地也会发生。”从荷兰开到英国的船只要接受检疫。1664年12月，伦敦有1个人因瘟疫而死；1665年4月有2个人；5月，有43人死亡，而且一直持续到酷热的夏季。雨水极少，无法洗净街道，传染病盛行，伦敦陷于恐怖中，察觉到自己面临的情形有似记忆犹在的1348年的黑死病。笛福当时还是6岁的孩童，1720年还能记得一些零星片断，他写下一半虚构的《瘟年日记》（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这本书几乎被认为是历史：

从6月的第一个周起，传染病以可怕的速度传播，死亡率记录大增……任何人能瞒住得了病的，都瞒了它，以免邻居嫌他……及政府来封屋……6月……有钱人都逃赴外地……在威加普（Whitechapel），只见各种载着女人、孩子和物品的驮车，更多的男人骑着马……真是一幕可怕的景象。

毁灭的恶兆和预言加重了恐怖。戏院、舞厅、学校、法庭全部关门。国王及其朝廷于6月移往牛津，他们祈祷上帝保护他们，不要被传染，虽然谣言纷起，认为他们的不道德才使上帝降此瘟疫作为天谴。坎特伯雷大主教留在兰贝斯岗位上，每周发数百镑照顾病人和料理死者。市府官员留下来英勇地工作，英王在一周内送来1000镑，伦敦城的商人送来600镑。许多医生和牧师逃走，也有许多人留下来，很多人死于时疫。每种治疗法都试过，样样无效，人们转而求助于神迹的护身符。

佩皮斯说（1665年8月31日）：“本周死了7496人，其中6102人死于瘟疫。”掘墓工人成车地载走倒毙街头的死者，把他们埋在沟中。1665年，约有7万伦敦人，即全部人口的1/7死于瘟疫。12月，传染病停止了，人们渐渐回来工作。1666年2月，朝廷回到首都。

生返者几乎没时间来恢复他们的损失，伦敦又遭到一场灾祸。1666年6月，荷兰人大胆地驶进泰晤士河，在河上炮轰英国船，整个伦敦都听得见，灾情很惨。9月2日，星期天清晨3点钟，布丁街一家烘焙面包店起火，火势蔓延3天，几乎烧掉了整个泰晤士河北岸的区域。当时的房屋几乎全是木造且紧靠一起；许多人全家外出到乡间度周末，空无一人；店铺里摆满了油、松脂、沥青、大麻、亚麻、酒和其他易燃物品；一阵强风助长火势，一屋一屋、一街一街地蔓延开来；而且在深夜缺乏组织和设备来对付这场大火。伊夫林当时正在南沃克（Southwark），他奔到河岸时：

我们被挡住……整个城都在一片可怕的火海中，火势直逼水边。我们在那里瞧见……水边整个城市都陷入恐怖的火海中，伦敦桥一路的所有房子，所有泰晤士的街道，靠近齐普街（Cheapside）上方一带……过火面积如此之大，人们如此震惊，从一开始，我不晓得是因为沮丧或疑惑命运何以至此，他们几乎都不做扑灭之举。除了一片哭喊和哀悼，像失魂落魄的生灵四处奔跑外，别无所闻、所见……大火烧毁了教堂、公厅、证券交易所、医院、纪念馆、装饰物……房舍、家具及其他一切东西。我们在这里看到泰晤士河漂满了各种货品，各型船只负载着有些人凭时间和勇气抢救出来的东西。河的另一边用驮车等物把各种运得动的东西载到田野，散置达数十英里远。灾民在那里搭盖帐篷，以便寄宿、寄物。啊，多么凄惨不幸的景象！这一意外，自世界创造以来，前所未见……天空一片火光，像是燃炉之顶……上帝赐我两眼，绝不料会瞧见现在1万户以上人家尽在一片大火中。一阵阵猛火的噼啪、爆裂、轰隆之声，妇女、小孩的尖叫，人们的四散奔走，高塔、房舍、教堂的崩塌犹如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周遭的空气炽热，迫使人们无法上前，只有让城市任凭烈焰焚烧，其范围几乎长达2英里、宽达1英里。

在这次危机中，英王和他那位不受人民喜欢的弟弟詹姆士表现颇佳：亲自参加救火行动，指挥并拨款赈灾，提供食物与住所给无家可归者。而且，他们力排众议，坚持炸毁房屋以阻火势进展，这救了泰晤士河北岸半市。伦敦城的商业中心几乎全毁；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区则幸免于难。合计2/3的伦敦被毁，包括13200户房屋，89座教堂，古老的圣保罗教堂也被毁。只有6个人罹难，但20万人失去房屋。绝大多数书店被毁，价值15万镑的书付之一炬。全部损失估计1073万镑。

这次火患后，伦敦市政府组织了一个救火部；消火栓被置于主要的水管线上；每个工会都指定部分会员一听到火警就立刻出动救火；而且，一旦市民或警长召集，全体工人都要立刻报到。慢慢地，伦敦重建了，不是更美丽，而是更充实。皇家敕令以砖或石块取代木料为建屋材料。高耸入云的大楼不见了。街道修造得广阔平直，以平坦的石灰石铺设，而且留有人行道。卫生设施予以改建，大火摧毁了许多污物、鼠、蚤、病菌。伦敦不再有瘟疫。雷恩也重建了圣保罗教堂。

注释

[1] 大约在这时，框窗开始取代门式窗，因为它能容纳更多的光线。

艺术与音乐（1660—1702）

克里斯托弗·雷恩生于宗教世家，习于科学而成于艺术。父亲为温莎副主教，叔父为伊利主教。他本人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院和牛津华德汉学院（Wadham College），21岁时（1653年）成为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一员，25岁时担任伦敦格雷舍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的天文学教授，29岁时转任牛津的天文学教授。他似乎迷于科学，数学、机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都吸引他。他求出摆线之长（发现其直线长度等于摆线的曲线长度）。他证明撞击定律，结果由牛顿所做的、导致运动三大定律的试验加以证实。他费力改良望远镜和透镜的磨光工作。他测查土星的光圈。他发明一种装置，将咸水变为清水。他协助玻意耳（Boyle）首次将一种液体注入动物的血液里。他证明动物在除去脾脏后仍能安适地活着。他与威利斯（Thomas Willis）合力解剖一个人头，为后者的《脑的解剖》（Cerebri Anatome）绘图。他是皇家协会的起始会员之一，为其章程作序。大家做梦也没想到他会以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家留名青史。

也许雷恩在绘画上的技艺使得查理二世任命他（1661年）为工程总监约翰·德纳姆爵士（Sir John Denham）的助理。不久，他在建筑中发现了科学与艺术、真与美的结合，而此即是他思想的中心目标。“有两种美，”他写道，“自然与习俗。自然来自几何……习俗（或传统）之美则通常由我们将感觉应用在令人愉悦的东西上……但真实的考验总是自然或几何之美。”他认为，几何上正确的东西将会因自然而然地愉悦我们而呈现美丽（像世界上的任何大桥一样）。基于这一观点，他喜欢古典建筑甚于哥特式建筑，他的首批设计即遵循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的风格。

1663年，他为伦敦主教吉贝特·谢尔登（Gibert Sheldon）设计坐落在牛津的谢尔顿戏院（Sheldonian Theatre）。这里他先采纳古典原则，升高古代由维特鲁维亚（Vitruvius）、文艺复兴时期由维尼奥拉（Vignola）奠定的分成行列的圆形建筑。在法国的长期居留（1664—1666年）更坚定了他对古典的偏爱，但他对芒萨尔圣谷大教堂的崇拜，也使他在其建筑正面增添几许巴洛克式的装饰。他重建圣保罗大教堂时，没忘记圣谷大教堂的圆顶。

他于1666年3月返回伦敦。4月，他在谢尔登主教的邀请下，拟定重修将近600年之久、摇摇欲坠的大教堂。8月27日，圣保罗教堂重修委员会采纳了雷恩的计划。两周后，这座教堂焚毁于伦敦历史性的大火中，其屋顶熔化了的铅流进街道。

这场肆虐首都2/3区域的大火，给建筑一个自火焚罗马城以来空前未有的良机。雷恩向查理二世提供重建伦敦城的宏大设计之时，余烬未熄。查理予以接受，但无法筹措资金，同时这一计划与财产权冲突。雷恩忙于其他计划。1673年，他拟就一古典设计以建造一座新的圣保罗大教堂。教堂僧会予以反对，认为这一设计具有异教殿堂风味，他们敦劝雷恩依循老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他勉强妥协，同意内部采用哥特式拱门、袖廊和歌唱队席，正面则以一座古典三角顶与两座巴洛克式高塔组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圆柱状门廊为主。结果是不同风格的不愉快地结合，但雷恩另在三角顶上冠以一座足与佛罗伦萨的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及罗马的米开朗基罗设计相匹敌的圆顶。圣保罗大教堂仍是新教徒所建的最好的教堂。

在这一计划实施的35年中，雷恩继德纳姆为工程总监，设计了其他53座教堂，其中许多以结合其美感与数学偏好的塔与塔尖闻名于世。另外，建造了伦敦的海关、格林尼治与查尔希医院（Greenwich and Chelsea Hospitals）、剑桥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和牛津三一学院小礼拜堂、剑桥三一学院的图书馆、汉普顿宫古典式的东翼、36座公会会厅及多座私家宅第。“17世纪最后40年，凡属重要的建筑，似乎无不以雷恩为建筑师。”他历任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威廉与玛丽及安妮诸朝的工程总监。他86岁时退休，但仍监督威斯敏斯特的建筑达5年之久。有些人还把该寺高塔的建造归功于他。他91岁时逝世，葬在圣保罗大教堂。

雕刻在英国仍是孤立的，但木刻已成为一种主要艺术。格林灵·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成为与雷恩相配的合作者，他雕刻圣保罗大教堂里的歌唱队坐席和宏伟的风琴盖子，温莎堡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与汉普顿宫的各项装饰。

英国绘画继续输入大师并光耀后世。有些人把约翰·赖利（John Riley）列为复辟时期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他明白一张成熟的脸庞是一本自传。他能以忍耐的心态熟读脸上的线条，而且深读细读，他还以无利可图的勇气揭露其奥秘。查理二世就赖利为他所画的画像问了一句话“那像我吗？这，奇了，我倒成了一个丑陋的家伙了！”，这几乎毁了画家的名声。待至宫里的人了解这是对这位艺术家诚实的自然而然的恭维，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赖利也以同样的虔诚描绘了愚王詹姆士二世、变节诗人爱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和虚浮贵族阿伦德尔伯爵。但他描绘雷恩与玻意耳时，他发现了天才的神韵并把握了他们脸上的刻痕和眼里的光彩。他于1691年去世，时年45岁。

荷兰人莱利（Lely）与德国人克内勒同为风行的斯图亚特王朝肖像画家。莱利之父是一个荷兰士兵，父名范·德费斯。他生于西发里亚（1618年），在哈勒姆习画，得悉查理一世具有鉴赏力与钱财之后，便搭船前往英国（1641年）。他继承凡·戴克成为英国境内最受人青睐的肖像画家，在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仍然如此。他采用凡·戴克的方法，使被画者看来高雅——即使在穿着上。宫廷佳丽围绕着他，因此在国立肖像画馆里我们看到了圆胖而俏皮的内尔·格温，艳闻频传的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又在汉普顿宫里看见卡斯尔梅因夫人与路易丝仍在墙上抚弄着双乳。更可爱的是，约翰·丘吉尔被描绘成一位小孩而跟妹妹阿拉贝拉在一起——谁会料到这位天使般的男孩跟天使般的小女孩，一位成为无敌的马尔巴勒公爵，一位成为约克公爵詹姆士撼不动的情妇。莱利即以此类画像换来爵士的职位与财富。查理二世和六位公爵坐着让他画像。佩皮斯发觉他是一位“巍巍然的得意人物”，生活在“豪华与饮食堆中”。

1674年，莱利去世前6年，一位德国人抵达伦敦，决心在绘画、财富及爵士职位上继承莱利，而且他终于完成了计划。克内勒那时28岁，查理二世任命他为御前画家。克内勒在詹姆士二世及封他为爵士的威廉三世的当政下，一直保持该职位。他画了43位具有政治势力的小猫俱乐部（Kit Cat Club）会员，威廉王朝的10位尤物，并使德莱登与洛克失去性格。就像每个人渴求不朽一样，克内勒进而把他奢华的画室变为大量生产的工厂，他率先雇用助手，每人各担负某项专长——手、衣服、花边。有时，他一天内招进14位作画者。他在乡间兴建一间大厦，坐6匹马的马车来往于别墅与城宅之间，历经政治变故，却高居其位，于77岁时（1723年）以荣宠寿终正寝。那年，雷诺兹（Reynolds）出生，贺加斯（Hogarth）26岁，而本土绘画正在形成。

清教徒几乎已抹杀了艺术，但没有封闭音乐。除了最寒微之家，其余皆备有某些乐器。在大火中，佩皮斯注意到泰晤士河上载运救济物品的每3艘船里就有一件小键琴。“不论我的行业是什么，”他写道，“我都不由得屈服于音乐与女人。”他好像提到自己的风流韵事般时时提到他的小风琴、琵琶、双头大琵琶及小提琴。他《记事》（Diary）里的每位人士都在弹奏乐器、歌唱。他认为朋友能参与歌唱是当然之举。他与太太和女仆在花园里合唱，引得邻居开窗听赏。

复辟时期，各类各式的欢乐歌曲一一绽放。查理从法国带来乐师，不久即传扬说，他不喜欢把数学当作悠扬、欢畅而可解的组曲。风琴再度制造，在国教各教堂里鼓鼓作响。为温莎宫圣乔治礼拜堂和埃克塞特教堂设计的风琴，是当时隆隆作响的奇物。但即使在教堂唱歌席里，那种庄严也已被乐器家与声乐独唱家的戏剧表演取代。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下令音乐供作歌赋和假面具舞会之用，以庆祝皇家大事，教堂赋予音乐使命，剧院则试演歌剧。英国作曲家和乐师再度受到重视。

1656年，达韦南特爵士游说护国政府，让他重开一家剧院，其理由不为演戏而为演歌剧。他的《首日娱乐》（The First Days Entertainment），与其说是歌剧，不如说是前、后、中间插以音乐的一系列对话。同年，达韦南特在自己的鲁特兰戏院（Rutland House）里排演第一出英国歌剧，剧名为《罗德斯之围》（The Siege of Rhodes）。瘟疫与大火导致剧场的关闭，干扰了这些试验。但1667年，这位有商业头脑的达韦南特，提供一出据说是其生父所著《暴风雨》（Tempest）改编而成的音乐剧。亨利·普塞尔的《狄多与埃涅阿斯》（Dido and Aeneas）则表明歌剧开始大举进军英国。

正如音乐史上常见的，亨利·普塞尔的天才源自青少年的生活环境。他父亲是威斯敏斯特合唱指挥大师，叔父是御前小提琴作曲家，兄弟皆是作曲家和戏剧家，儿子和孙子则继续担任威斯敏斯特风琴师。他本人只活了37岁（1658—1695年）。他孩童时即在皇家教堂唱歌，直到倒嗓。年轻时，他作的圣曲在英国各教堂继续奉唱达一个世纪之久。他用两把小提琴与风琴或旧式钢琴演奏的十二奏鸣曲（1683年），将奏鸣曲的形式从意大利传到英国。他的歌曲、圣歌、清唱剧与室内乐，伯尼（Burney）说道：“到目前为止都超过我们国家以前制作或从外输入的。相形之下，其他一切音乐组曲似乎立被投诸轻鄙、隐晦之林。”

普塞尔忙于风琴师和作曲家的工作，直到1689年，他才为伦敦一所女子学校的精选听众制作了一部《狄多与埃涅阿斯》歌剧。其音乐，甚至有名的序曲，今日看来似乎显得单薄。我们须记住，歌剧仍还年轻，而那时听众并不像我们爱嘈杂之音。最终的咏叹调——狄多的哀悼，“当我长埋地下”——乃是整个歌剧史上最动听的旋律。

德莱登填词普塞尔谱曲的《亚瑟王》（King Arthur，1691年），并非完全是一出歌剧，因其音乐与剧中的气氛或事件似乎无甚关联——正如我们知道的，剧本与马洛里和丁尼生（Tennyson）里的亚瑟传奇少有瓜葛。一年后，普塞尔为《仙后》进一步谱出插曲，该剧由一无名氏根据《仲夏夜之梦》改编而成。普塞尔生前未能看见该剧上演。其乐谱先是沦失，后来于1901年被发现，现在被推列为普塞尔的最佳作品之一。

1693年，他为圣西西莉亚节（St.Cecilia’s Day）谱出他许多歌赋中最具匠心的曲歌赋。但其中最优秀的是1694年谱成的、气氛欢乐的《谢恩赞美诗》（Te Deum and Jubilate）。这一歌赋到1713年为止，每年都在“僧侣之子”这一节宴上演出，同时还与亨德尔（Handel）的《乌得勒支颂歌》（Utrecht Te Deum）每年交相演出，直到1743年。普塞尔另为玛丽女王的葬礼（1695年）谱成一首著名的圣歌《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秘密》。晚年，他为德莱登的《印度女王》（Indian Queen）制作插曲。显然他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前便已卧病在床，因为歌舞剧的结尾音乐由他兄弟丹尼尔制作。他于1695年11月21日，或许因痨症而死。

尽管有复辟时期的一股活力，英国的音乐并未从被清教徒介入而割断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传统中恢复。它不再植根于英国土壤，而是遵循皇家要求，臣服于法国风格和意大利歌声。《狄多与埃涅阿斯》之后，英国的歌剧由意大利人主唱的意大利歌剧所主宰。“英国的音乐，”珀塞尔于1690年写道，“尚处于未成年阶段，一位早熟的孩子，对未来的发展抱着希望……而其大师则将寻得更多的鼓励。”

道德

这一时期，未曾记载的老百姓道德，也许高于伊丽莎白王朝下的老百姓，因为一则经济常规使他们稳定，他们并没有为恶的财富；二则他们仍然感到清教徒信仰的刺激与监督力量。但在伦敦，尤其是在宫廷，清教束缚的释放与反动，结果产生了一种放纵。脱离了英国本土文化而在法国无拘束环境中长大的年轻贵族，一则在放逐中把道德抛诸脑后，二则在归返时带来一种流动的混乱。为了报复多年的压迫与掠夺，他们尽情调侃清教徒的衣着与言谈、神学与伦理，直到他们阶级中无人敢为文雅说一句话。美德、虔诚与婚姻的忠实成了村野无知的表现形式，而最得意的通奸者——像威彻利（Wycherley）的《村妇》（Country Wife）一剧中表现的——反而成了时势下的英雄。宗教已经真正地丧失了阶级地位而附属于商人和农民。大部分传道家都被压迫成为长脸、长耳、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和讨厌人物。唯一适合绅士的宗教是一种温文有礼的英国国教会。那里，主人参加主日仪式，以支持使村民恐惧地狱及在主人桌脚下作简短感恩祈祷的牧师。与霍布斯同为一位唯物论者，比与弥尔顿这位将《创世记》认作历史的目盲的老笨蛋同为一位基督徒更为时髦。在过去20年中过分夸大的地狱，就控制阶级而言，已丧失其恐怖力量。就他们而言，天堂便在当前，在一个从社会反叛和道德抑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在以宫廷和国王为榜样的奸淫、赌博及寻欢作乐风气之下。

宫廷里尚有几位好男女。南安普敦的第四位伯爵和奥蒙德的第一位公爵，都是文雅之士。在英国国教会牧师，甚至在教阶中，还有一些诚挚的宗教之士。女王、范肖夫人、汉弥尔顿小姐（Miss Hamilton）及后来的戈多尔芬夫人，都敢当好人。

阶级越高，道德越低。王弟詹姆士·约克公爵的情妇多得数不过来。还在放逐荷兰期间，他便上了大使的女儿安·海德的床。她怀孕时央求他迎娶她，他予以拖延，但最后还是在她生产前7周（1660年10月22日），暗中使她成为合法的夫人。根据他的自传所记，克拉伦登听悉这场婚姻后，向国王抗议说他对这一结合一无所知。“他宁愿让女儿成为公爵的娼妓，而不愿她当他太太。”如果他们真正结婚，“国王该立刻下令把这个女人……投入地牢”。同时“国会该通过法案，砍下她头颅，他不但赞同，还十分愿意成为第一位这样提议之人”。查理认为是庸人自扰而不予理会。安于1671年死于癌症，时年34岁。

安怀孕之际，詹姆士复与阿拉贝拉偷情。后者的兄弟很世故地予以接受，认为对自己在陆军里的升迁有利。为帮助阿拉贝拉和安，这位公爵尚又补充一些相好。伊夫林特别讨厌他与德纳姆夫人（Lady Denham，1666年）的“无德”。詹姆士皈依天主教，在道德上并未使他有所改变。“他永远在左拥右抱中，”伯内特写道，“在选择上并不十分美好。国王对此曾经评论道，他相信他兄弟差牧师将自己的情妇送给他，作为忏悔。”在这些变化中，与阿拉贝拉的瓜葛一直以一种琴音继续存在。它见证安的死亡和詹姆士迎娶摩德纳的玛丽（1673年）。

我们该补充说，这位约克公爵尚有一些令人赞扬的品格。担当海军总司令期间（1660—1673年），他尽力克服由海军士兵低微的薪水、粮食供应和训练造成的混乱，他凭借勇气与技巧与荷兰人战斗。他能干而忠诚地照管行政的任务。他从未因犹豫而不对兄弟表现热诚，他耐心地等待25年才登上王位。他坦荡、诚挚、易于亲近，但过于看重自己的阶级与权威，因而不受欢迎。他是一位坚定的朋友，却是一位严厉的敌人。他刻苦多于敏锐，一意孤行。

宫廷里仅次于他的，是白金汉第二公爵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身为詹姆士一世被谋刺的宠臣之子，他在内战时曾为查理一世也曾为查理二世在伍斯特（Worcester）打仗。这位复位的国王任命他为掌玺大臣。既英俊又机警，既温文又慷慨，他一时以其魅力主宰了宫廷。他写过一出剧名为《预演》（The Rehearsal）的喜剧，只是他的脸庞与财富毁了他。他追逐妇女，放纵嬉戏，大肆挥霍其财产。为了得到什鲁斯伯里女伯爵，竟然与她丈夫决斗。他杀了伯爵。那位快乐的寡妇立刻拥抱着身上仍然沾满她丈夫鲜血的胜利者，继而带着胜利一同返回死难者家里。维利尔斯后遭解职（1674年），自甘堕落，结果死于贫穷和耻辱中（1688年）。

在身材、机智、狂欢与腐败上相与抗衡的是罗切斯特的第二位伯爵约翰·威尔莫特（John Wilmot）。约翰难以置信地以14岁的年龄（1661年）获得牛津的硕士学位，17岁时受召入宫，担任国王宫内的参赞。查理一再驱逐他出宫，但一再让他回来，颇为欣赏他的机智。与白金汉一样，罗切斯特也是一位模拟专家。他乐于乔装为一位门房、乞丐、商人和德国医生，他模仿得惟妙惟肖，竟连最亲密的朋友也连连受骗。充当医生时，他假装以其星象学知识来治疗疑难重症，他吸引了数百病患，还治好了其中数位。不久，宫里的贵妇也前来求医，即使那些跟他很熟的人也认不出他来。他几乎在这些乔装里追逐妇女，完全不顾她们的阶级地位，她们也在追逐他。他以写讽刺的猥亵文字以自娱，并因醇酒和女色摧毁健康，还夸口说连醉5年之久。他33岁时死于贫穷与忏悔中。

宫廷里像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因此，本人在通奸上绝非业余家的佩皮斯，也怀疑“如此多的……醉酒、赌咒与乱爱，何时得了”。或像蒲柏（Pope）在《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一文中，以对国王并非完全恰当的词句写道：

当爱情全成了一个安乐王朝的关注物，

罕在议会，从未在战争里，

荡女主政，政治家唯闹剧是写；

不，机智者享年金，年轻皇贵拥智士……

羞怯之扇不再上举，

少女对着从前羞赧之事微笑。

妻子与丈夫同样不贞，也被视为当然。这些人只要求他们的情妇忠实。安东尼·汉弥尔顿以法文所写的菲利贝尔伯爵的回忆录，读起来似乎是这位伯爵在查理宫廷的快乐放逐中，所目睹的一系列情场得意者与失意者的故事。

时光尽虚掷在跳舞、赛马、斗鸡、打弹子、打牌、下棋、室内游戏及纵情的化装舞会上。这样，伯内特说道，“国王、王后”及“宫廷上下全都戴起假面具，步入不知名的房舍，跳舞其间，大为狂欢”。游戏经常投以高额赌注。“今晚，”伊夫林说道，“按照习俗，国王陛下开启狂欢之幕……他亲在密室投下骰子……而输去了100镑（前一年，他赢了1500镑）。贵妇们也玩得十分沉迷。”宫廷在赌博与乱交方面树立的榜样，传遍了上层阶级。伊夫林提道：“英国的堕落子弟，其淫乱放荡的疯狂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国家。”

因爱情而步入婚姻之人为数日增，我们也听到一些有如多萝西（Dorothy Osborne）与威廉·坦普尔的美好例子。这被证明是快乐的婚姻，但多萝西写道：“如果我们不看千百队如此结合的夫妇，几乎罕有一例可资效法而事后不后悔，那么，为爱情而结婚便是绝无可谴责之事。”写信给一位年轻女郎谈论其婚姻的斯威夫特提道，“那个人是你父母选来当你丈夫的”，同时写道，“你不过是一个谨慎与温顺的配合者，没有那可笑情欲的任何障碍”。“我结婚的第一意向，”克拉伦登回忆道，“除了渴求一笔方便的财产外，别无其他情欲。”

理论上，丈夫可以完全控制太太，包括她带来的嫁妆。在各个阶层，丈夫的意志便是法律。在下层社会，他动用他的合法权利鞭打太太，但法律禁止他使用粗于拇指的任何棍子。除了上层阶级的伦敦，一般家规都很严；在伦敦，克拉伦登抱怨父母对子女没有权威，而子女也不顺从父母，只是“每人各做自己眼里看来对的事情”。离婚甚少，但国会法案可能准予通过。与路德和弥尔顿一样，伯内特主教认为多婚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予通融，同时向查理二世提出这一计划，因为王后不育之故。但查理拒绝进一步使其妻难堪。

犯罪继续威胁着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小偷和扒手成帮结队，夜晚大肆活动。法律禁止决斗，但仍留为绅士的特权。决斗时倘遵照规则，胜利者通常以短暂和礼貌的坐牢而脱卸因杀人而招致的死刑。法律试图以我们今日看来野蛮的惩罚来吓阻犯罪，但也许必须动用尖锐的尺度以刺透鲁钝的心灵。叛国罪的惩罚是折磨与死亡；谋杀、重罪或伪造钱币，则施以吊刑；杀害亲夫者，当被活活烧死；细微的盗窃处以鞭笞或割其一耳；在王宫前敲击任何人，断其右手；伪造、欺骗、偷减斤两尺寸，将招来枷刑，有时将两耳钉在板上，或以一根热铁穿舌。观众通常以目睹这些惩罚为乐，同时还以假日精神围观囚犯处绞。在欢乐王朝下，有1万人负债入狱。监牢污秽，但可贿赂狱卒提供一些安适之物。惩罚较近代的法国严厉，但法律较为自由。在英国没有秘密逮捕令，而且还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制度。

社会道德也普遍放纵不检。慈善事业日渐增加，但英国境内的41家贫民救济院，也可能仅仅是强者贪婪的另一面。几乎每个人玩牌时都在作弊。腐败在各阶层里都很普遍。商业行号发行新股票，伪造账目，对政府索价高昂。议决用于陆军或海军的资金，部分流入官吏和宫臣的口袋。达官显要，即使薪金丰厚，也出卖官衔、契约、委托、任命与宽赦，其规模大得使“常薪成为最小额的收入”。政府的高官像克拉伦登、丹比（Danby）、森德兰（Sunderland），几年内都成了巨富，购买或建造远非薪水所能负担的房产。国会议员将其投票权卖给阁臣，甚至外国政府。某些投票，曾有200位议员由于部长的贿赂而“放弃”反对。1675年，据估计，平民院2/3的议员受到查理二世的酬庸，其他的1/3则受雇于路易十四。每当法国国王觉得查理超越波旁王室的政策而导致麻烦时，便贿赂议员投票予以反对。至于查理，他一再从路易那里接受大笔款额，同时在政治、宗教、战争上玩玩法国游戏。这是历史上最欢乐、最腐败的社会。

礼俗

与在法国一样，礼俗试图拯救道德，同时将华丽的衣衫、猥亵的文学与亵渎的言谈赋上一种讲究仪式的文雅。查理本人是礼仪的楷模，他的礼貌与风采传遍上层社会，并深刻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男人相见时彼此行吻面礼。被介绍给一位女性时，也行吻手礼。伦敦仕女身在床上时也可接待绅士。文学、戏院与宫廷中散布着一种爽朗、轻视虚伪之风。但这种坦率在舞台和日常言谈上却泛出一股粗俗的洪流。亵渎空前罕见。查理在这里属于例外之一，他咒骂时限于用“笨蛋”这样的词。残存的清教徒除了辱骂对手外，都还言谈干净。教友派则拒绝发誓。

男人在花花绿绿的穿着上胜过女人，从涂粉的假发到丝袜、扣鞋应有尽有。假发是从法国传来的输入品之一。短头发的骑士党人及其他人士，憎恶自己被误认为是把头发剪短的清教徒圆颅党人，于是便用假发以示区分。头发转灰或变白的男人觉得假发可用以掩饰年龄，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刮脸。硬直的伊丽莎白、詹姆士时代的襞襟，已不复见。背心与外衣取代了紧身上衣与长斗篷，背心却长及小腿，并用一条腰带系在身上。裤子至膝盖而止。剑悬荡在贵族或富人的腿边。天鹅绒与蕾丝、丝带与毛皮，帮助完成宫廷人士的装扮：冬天，他可能把双手摆在从颈项垂下来的暖手筒里取暖。

时髦的仕女在头发上施粉或洒以香水，在前额上卷成小发圈，并补充以镶在密线上的假发。她们用稀奇的羽毛装饰帽边。她们在脸颊、前额或下颌上点上黑痣，以更能引诱追逐者。她们袒露臂膀和乳房的一部分：因此，路易丝让赖利画出一边裸露的乳房，格温则更胜一筹，偏把迷人的小腿掩藏起来。高贵的化妆用品日渐紧俏。妇女的妆饰已经是如此复杂的一件工作，怪不得复辟时期的一出剧本用夸张的语气写道：

她的牙齿在黑僧店（Blackfriar）、眉毛在斯特兰德街（Strand）、头发在银街（Silver Street）订制……她上床时把自己的头发拆散，放进约20个盆子里，次日中午时分，像一座大的德国钟一样再度装在一起。

浪费蔚然成风。生活再度讲究仪式，需要精心装饰。仆人大批受雇。伊夫林的父亲有近50个仆人。佩皮斯拥有一个厨子、一个女管家、一个夫人随侍及一个佣仆。三餐浩繁，且让我们看看1660年1月26日，早在他少不更事的时候，佩皮斯的餐点：

我内人已准备好一大顿美味——一盘髓骨，一盘羊腿肉，一盘小牛腰肉，一盘鸡肉，三只小母鸡，一盘两打装的云雀，一大块糕点，一条牛舌，一盘鳀鱼，一盘对虾与干酪。

主餐约在下午1点进食，为英国式烹调。查理解释仆人弯膝侍候以表尊敬，这时，格拉蒙说道：“我感谢陛下的这种解释，我想他们是在乞求陛下原谅他们供奉如此差的一顿餐饭。”

喝酒精性的饮料已成为常态。人们，甚至小孩也罕曾饮水。啤酒比适于饮用的水还容易到手。因此，任何年龄的人都喝啤酒，而富豪之家另增加威士忌或舶来酒。大部分人每天造访酒店一次，而各阶级的人也不时喝醉。

咖啡约1650年来自土耳其，1700年以前，大部分输自也门的莫查（Mocha）一带。18世纪，荷兰人将它移植到爪哇，葡萄牙人移植到今斯里兰卡和巴西，英国人移植到牙买加。饮用咖啡能克服昏睡，因而鼓舞机智之士传播其声望。伦敦于1652年开设第一家咖啡店，1700年，伦敦共有3000家咖啡店。三教九流之人每使其中一两家成为他们经常聚会之地，那里，他可会见朋友并知悉最新的丑闻与消息。查理二世试图压制作为政治煽动与阴谋中心的咖啡店。某些咖啡店成了后来在18世纪的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俱乐部，同时也变成了免于一夫一妻制的庇护所。然而，那时的咖啡店不同于后来的俱乐部，这不但因为咖啡是受人喜爱的饮料，还因为会谈也受到鼓舞。文学巨头如德莱登、艾迪生与斯威夫特在咖啡店里各有发表场所。英国的言论自由便在那里滋长。

茶于约1650年左右来自中国，但价钱昂贵，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方才取代咖啡而成为英国的风俗。佩皮斯饮啜第一杯茶时，还认为是人生的一大经历。同时，可可豆也从墨西哥与中美洲传入。约1658年，香精和糖加到可可中，制成了一种新饮料。合成的巧克力在复辟时期成了一种流行饮料，还供应在许多咖啡店中。

各阶级人士，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都经常使用长烟筒吸食烟草。妇女认为这具有一些杀菌作用，如防止瘟疫。这一时期，人们吸闻鼻烟这一习惯，或许即起因于此。

清教徒的梦魇一经撤除，游戏和娱乐复盛极一时。穷人再次欣赏傀儡戏、马戏、斗鸡、斗熊斗牛、空中走索、摔跤、耍把戏、拳击和法术。富者喜欢狩猎和追求女色。查理二世一直打网球到53岁。伊夫林喜欢保龄球。曲棍球开始成为全国性的消遣，1661年，我们发觉人们首次提到特别保留供作比赛曲棍球的场地。同年，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在泰晤士河南岸开辟，不久即成为时髦胜地。查理二世复将圣詹姆士公园开放给大众。海德公园也已建立起来作为由国王、王后领导的社会名流在愉悦的午后驱车出游之地。上流社会也开始流行在巴思洗温泉浴。

除了最贫穷的阶级外，都用驿马车旅行。后者从1657年起开始做定期的便士邮政（penny post）服务，又在1658年开始预约为旅客服务。出租马车从1625年起，成为沟通城市的一种交通方式。最有钱人家以“六马车”旅行：用3组马拉车并非为夸示，而是用以拖过泥泞的路面。有时，地方上的牲畜须系在马前，以便将马车拖出深及轮轴的泥淖。路面泥泞或灰尘滚滚。路旁的客栈，由于车夫、旅客、演员、商贾、小偷与荡女的热闹混杂，对英国文学颇有贡献。狄更斯（Dickens）年轻时熟悉的粗犷、充沛、可爱的英国，正在成形。

宗教和政治

信仰之争依然持续，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旧冲突又起。快乐的国王哀伤地发现，平民院在百依百顺的蜜月期后，竟嫉妒他的权力，开始吝惜付他开支经费。查理内心柔和，意志却坚强，他转向法国国王私人贷款。他保证，而且显然希望，缓和英国天主教徒未能任公职之事。他支持路易十四对抗荷兰的政策，并把克伦威尔的士兵赢来的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售予法国。敦刻尔克牺牲惨重得以保护下来，查理却以它换来500万法郎（1662年），并附带波旁的秘密贿金，这使他一度可无视于现在掌握国会的地主和财主的寡头统治。

然而，这些寡头政治执政者们想用政府的经费来支付另一场为利益而对抗荷兰的战争。查理尽其可能地反对好战思潮。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上说：“在城市在乡村皆然，尤其是国会议员，我发现我自己是我的王国中唯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人。”

每件事都恶化。英国海军食物缺乏、衣不蔽体、军火不足，却作战骁勇，可胜负参半。战事进入高潮时，瘟疫和大火使伦敦残破，英国破产。1666年年底，荷兰人公开和平谈判，查理乐于获得停战协议，派遣使节团赴布雷达。他相信协议在望，也由于他本人已濒于财匮力乏，于是把部分英国船舰驶入梅德韦河（Medway）整修，而且允许水手们为商人效劳。1667年6月，勒伊特（Ruyter）率领一支荷兰特遣舰队，驶入泰晤士河和梅德韦河，把大部分无人的船只摧毁。佩皮斯说，在这个晚上，英王与卡斯尔梅因夫人在蒙茅斯公爵夫人邸寓共进晚餐，纵情寻欢作乐。荷兰人来袭的消息传抵伦敦，人们被召集起来。荷兰人也希望和平，因为法国人已侵入佛兰德斯。《布雷达和约》（1667年7月21日）结束了第二次荷兰战争，但双方对条款皆不满意。

英王的地位因这一闹剧的结果和伦敦的祸事而十分脆弱，以致有些英国人想罢黜他。国会要求政府开支应由国会监督，查理因为无钱只有让步，另一步骤即走向国会至上。因为处理外交事务不当，国会要求克拉伦登去职。查理并非不愿意他去职，因为这位大臣曾反对他的宗教宽容的行动，也非难他把精神贯注在情妇身上。平民院不满意他辞职，起草一项议案，控诉他向法国阿谀。克拉伦登接受国王的忠告，逃往大陆。在为国家长年服务后，这个结局真是既可怜又残酷。这个老人的流亡，却因而写下一本在英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最佳历史杰作，也算未虚度余生。他1674年死于鲁昂，享年65岁。

查理任命5个人接替他（1667年）：克利福德男爵、艾林顿伯爵、白金汉伯爵、艾虚里勋爵（不久后成为首任沙夫兹伯里伯爵）、劳德戴尔伯爵。他们的姓名字首组成一个“cabal”字，这个新政府即被人们称为“卡巴”。克利福德是一名公开承认的天主教徒，艾林顿则倾向于天主教，白金汉是一个浪子，艾虚里是一个宽容的怀疑派，劳德戴尔是一名不受盟约派人士，他以兵力强迫国教会制度横施于其苏格兰同胞身上。查理听他们互不相同的建议，但更加我行我素。

他的目标基本上有二，恢复绝对君主制，提高英国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他渴望能由他的信天主教的弟弟詹姆士继承他的王位，他与罗马的耶稣会首脑通信，同时秘密接见一名由布鲁塞尔来到伦敦的教廷公使。1669年1月，他告诉他弟弟、克利福德、艾林顿和阿伦德尔等说，他希望自己重皈罗马教会，而且让全英国回到天主教。他的妹妹亨利埃塔从未停止劝他大胆地宣布改变信仰。

1670年5月，路易十四把亨利埃塔送返英国，由精明的外交官伴同，以勾结查理使之遵从法国和天主教政策。1670年6月1日，克利福德、阿伦德尔、艾林顿代表英国签署了秘密的《多佛条约》。法王同意，只要查理公布改信天主教，就付他15万镑；如果需要增加，路易愿为查理装备6000名士卒，并以法国开支来维持这支精兵；查理在对方请求下，加入法国对抗荷兰的战争；战事延续时他每年可获22.5万镑；他可得到并保有某些荷属岛屿及他支持路易继承西班牙的权利主张。为了瞒骗国会和英国人民，查理派白金汉赴巴黎草定一份假条约，而于1670年12月21日签字并公之于世。它誓言英国加入反荷兰的战争，却未提到宗教。

查理花了15年时间才宣布他改信宗教。他的弟弟于1671年公开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即使在亲天主教的艾林顿警告英王，同样的承认可能激起一次革命的情况下，查理仍然步向其目标，以颁布（1672年3月15日）他的第二道《宽容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s），停止“针对任何种类非国教徒的宗教事务的刑法”。同时，他把所有因不肯承认国会的宗教立法而被下狱的人从牢里放出来。数百名反国教徒，包括布尼安和许多教友派在内获释，他们的领袖派了一个代表团向英王致谢。长老会和清教徒震惊地发现，给予他们的自由也扩及天主教和浸信会。国教会则为“天主教徒和成群的教派”公开在伦敦集会而惊惧。将近一年时间，英国的宗教宽容，几家欢乐几家愁。

1672年3月17日，英国重启第三次荷兰战争。现在，国王和国会在这件事上意见一致。国会通过125万镑军费，这笔钱付给政府却是以小额分期给付，这显然是要靠英王顺服国会及其宗教立法而定。平民院宣布“宗教事务的刑事法令只有依《国会法》（Act of Parliament）方可停止”。它又致一封请愿书给国王，说他的《宽容宣言》应予撤回。亟须英格兰助一臂之力以支持其对抗荷兰战事的法王路易十四，劝查理取消这个《宽容宣言》，直到战争成功结束。查理让步，1673年3月8日，《宽容宣言》被取消。

可能就在这时，新教派领袖听到有关秘密的《多佛条约》的风声。为了预防任何王室成员改变信仰，两院在三月底通过一个《甄试法》（Test Act）。依此法，英国一切文官和武官都需要摒弃天主教三位一体理论，而要依国教会仪式接受圣礼。克利福德激烈地反对这个法案，在它通过后，他辞去官职，归隐庄园，很快去世了。伊夫林认为他是自杀。沙夫兹伯里竭诚支持本案，他被罢黜出内阁，成为在野党领袖，反对支持英王的执政党。“卡巴”政府结束（1673年），丹比勋爵成为首相。

詹姆士辞去官职。对他的反对曾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因为大家认为他的第一任妻子虽曾接受天主教信仰，而她的孩子，即未来的女王玛丽和安妮，却成长为新教徒。但现在他再娶（1673年9月30日）一名天主教徒，引起了恶毒的非难和谴责。摩德纳的玛丽素以“教皇的长女”著称，而一般认为她将把她的子女抚养成天主教徒。国会立刻提出议案，规定所有的王室子女必须依新教徒信仰养大。

事件的转折使英国对抗荷兰的战争兴趣转变了。如果英国将有一位天主教君王，他迟早会和法国、西班牙合作，极力摧毁荷兰共和国——荷兰现在显然不仅只是商业上的敌手，也是新教信仰在欧陆的堡垒。如果荷兰应推翻，则英国新教信仰又如何坚立？查理心甘情愿地派遣威廉·坦普尔爵士为使节，与荷兰单独媾和。1674年2月9日，《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结束了第三次荷兰战争。

天主教徒阴谋

接着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查理从路易那里收到一笔额外的50万克朗，关闭了惹麻烦的国会，回到他情妇身上。政治仍然持续，沙夫兹伯里和其他反对派领袖成立（1675年）绿带社（The Green Ribbon Club），由此为核心，在野党展开攻势，支持国会和新教，反对国王与天主教的法国勾结，及立一位公然要娶一名天主教徒为妻的继承人。1680年，在野党的这批人，被称为辉格党，支持皇权者则被指为托利党。在查理眼中，沙夫兹伯里是“最无道德、最邪恶的人”，伯内特批评他是“肤浅的……出奇的虚浮……缺乏理智”。可是与沙夫兹伯里生活了15年的洛克认为他是民权、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最勇敢的卫护者。伯内特称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我们或许也可以由沙夫兹伯里“智者只有一种宗教”这句评论中推测出良多。当一位贵妇问他何者为是，他答说：“智者不言。”

1677年，宗教对立缓和不大，当时奥朗日王室的威廉娶了新教徒玛丽为妻，她是约克公爵的长女。如果詹姆士依然没有男嗣，玛丽将是詹姆士之后第二个可以继承王位的人，而英国将因婚姻而与新教的荷兰合作。但1678年8月28日，奥茨（Titus Oates）向英王御前宣称他发现了一桩“天主教徒阴谋”：教皇、法国国王、阿马大主教以及英格兰、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耶稣会正计划暗害查理，让他弟弟即位，并以武力迫英国改奉天主教；3000名凶手将屠杀伦敦的著名新教徒；而伦敦本身，这个英国新教信仰的要塞将被夷为平地。

奥茨当时29岁，是一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曾是一名国教会牧师，却因行为不检点而被开除圣职。他曾经接受或伪装改信天主教，并曾在巴利亚多利德和圣奥默耶稣会的学院攻读，而在后者则被开除。同时，他声言，他曾获悉耶稣会征服英国的秘密计划。他自称曾出席1678年4月24日伦敦的一次耶稣会聚会，会中曾讨论杀害国王的方法。他举出5个天主教贵族参与这个阴谋：阿伦德尔、波伊斯、彼得、斯塔福德和贝拉西斯。奥茨又说贝拉西斯将出任天主教军的总司令时，查理大笑，因为贝拉西斯正因痛风卧病在床。英王断定奥茨捏造事实以图获赏，把他斥退。

枢密院认为对此控诉，最好还是宁信其实。于是召奥茨在9月28日到枢密院问话。奥茨担心此去即将被捕，他先到一个名叫戈弗雷的治安官那里，交给他一份详述阴谋内容的起过誓的供证词。枢密院为其证词所动，下令逮捕数名他控告的天主教徒，其中之一是约克公爵夫人多年来的秘书科尔曼。在被捕前，科尔曼烧毁了某些信件，但他来不及烧毁的信件显示出他曾与法王路易十四的耶稣会忏悔师谢兹通信，信中表示双方皆希望英国不久将成为天主教国家。在这些信件中，科尔曼建议路易十四给他钱，以影响国会议员中为天主教利益讲话的人，又说，一旦成功将带给新教空前的大风暴且让3个王国的改变信仰，而且，或许会彻底压制流行的异端信仰。基于科尔曼曾烧毁了大部分信件这一事实，枢密院相信，他曾知悉，或可能也是参与奥茨所说的这一阴谋的一个间谍。查理本人由这些信件判断，确有这一阴谋存在。

10月12日，治安官戈弗雷失踪。5天后，他的尸体被发现弃置在郊外。他显然是被谋杀——被间谍蓄意谋杀，新教徒认定是天主教徒为了制止奥茨的供词公之于世而谋杀了戈弗雷。这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一罪名，而且在秘密的《多佛条约》留下的不信任空气中、害怕詹姆士即位的心理阴影下，很自然，新教的英国大部分现在都相信奥茨所做的控诉，因而陷入一种狂乱。保护新教就要大事逮捕（若非处死）任何涉及阴谋的天主教徒。

恐怖政治开始，持续了约4年之久。詹姆士逃亡荷兰。伦敦市民武装自己，以反抗一项预料中的侵略。白厅部署好了大炮，派兵到国会两院底下的地窖中，以预防第二次火药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天主教徒排出贵族院，并向奥茨致敬，视他为民族救星，奖赏他每年1200镑终身年金，而且给他在白厅中的一座寝室。牢狱里立即挤满了被奥茨或贝鲁控诉的耶稣会教士、俗世牧师和天主教信徒。贝鲁曾出面声言知道奥茨的控诉确实属实。

11月24日，奥茨又向枢密院揭发一项新的惊人罪案——他曾听到王后同意由她的医生下毒害死她丈夫。查理了解奥茨这个谎言毫无根据，对他的故事失去信心，并把他逮捕。平民院下令释放他，并逮捕了3名皇后的侍从，又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罢黜王后。查理出席贵族院为他妻子的忠诚辩护，并劝请贵族院拒绝同意平民院的提议。11月27日，科尔曼和其他天主教信徒初审，被处以叛国罪，应处死刑。12月17日，6名耶稣会教士和3名俗世牧师被处死。1679年2月5日，3人因谋杀戈弗雷的罪名被处以绞刑。这12个人后来被证明无辜。

攻击逐渐接近查理。1678年12月19日，国会获致巴黎的报告，显示丹比曾由路易十四那里接受大笔金钱。这位大臣拒绝解释这笔钱是法国给英王的贿款。平民院起诉他，查理害怕他这位忠心的大臣会被处死，解散了这个“骑士党国会”（Cavalier Parliament，1679年1月24日）。它们断续在职近8年，比长期国会还长。

但3月6日召开的第一个辉格党国会，比其前身更激烈地反天主教、反国王。平民院控诉丹比叛国通敌。贵族院判他囚禁伦敦塔，救了他一命。在此后动荡不安的5年中，他舒适又焦虑地住在伦敦塔。依威廉·坦普尔爵士之劝，查理任命一个30人的新枢密院。为了安抚反对派，他把沙夫兹伯里和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这两名辉格党领袖延揽入内。在英王的推荐下，沙夫兹伯里被选为枢密院院长。为了进一步平息风暴，查理向国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换取其弟弟不被排除继承王位之权：凡天主教徒皆未允准入国会或居任何要职；英王将无权指派任何宗教职位；英王提名法官应由国会同意才有效；国会可掌握陆军和海军。但国会还不放心詹姆士会尊重这种协定。5月11日，沙夫兹伯里亲自以清晰无误的条文列出第一个排除法案：“剥夺约克公爵继承国家的王位的权利。”5月26日，以扩大人身保护权的法令颁布，保证任何被捕人，除被控叛国或重罪者例外，皆有权请准保释。在这些案件中，犯人将在法定下一次庭期中出庭受审或判决。法国还要等110年才能享到对抗专断滥施逮捕的同样的这种保障。5月27日，英王担心《禁制法案》（The Exclusion Bill）将会通过，令国会休会。

人身保护权并未有助于被奥茨控诉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毫不迟滞地被审，而且若发现有叛国罪，则被愤怒地迅速处刑。整个1679年，他们走向断头台或囚房。审判处理迅捷，因为法官受到法庭外喊杀的群众的叫嚣声的恐吓，未仔细检查证据或允准复验证人，即定了许多被告有罪。鉴于奥茨受的赏格，伪证似受魔法般四起，誓言那些最狂妄的故事：有一说，一支3万人的军队正要从西班牙渡海而来；另一说，他被许以500镑及荣耀，去杀查理；另一说，他听见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徒立誓要杀查理。这些案件被告不准有律师，直到审判日，被告才获知其被控罪名为何，而且除非他可证明无辜，他便被认定有罪。为使定罪迅速，一项旧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复活了，此法曾使一名在英国的牧师被处以死刑。围观的群众对为被告辩护的证人恶言相加，极力诟骂。当被告被判有罪时则狂欢大叫。

凡此种种，都是使这位快乐的君王伤心的经历，他目击自己的所有希望破灭，权力受限、妻子受歧视、弟弟受鄙责和轻视。在风暴的高潮，他重病卧床，死期随时可至。哈利法克斯把詹姆士由布鲁塞尔召回。辉格党领袖下令军队防止他回国。沙夫兹伯里、蒙茅斯、罗素勋爵、格雷勋爵同意，若是查理驾崩，他们将领导一场起义，以制止他弟弟继位。詹姆士乔装入境，安然出现在查理的床边。查理显然痊愈了，而忧心中略带笑意，虽然他的敌人也曾预料过他的死亡。但他未曾真正复原。

反天主教的热潮持续，直到奥茨在审判王后的医师韦克曼爵士（Sir George Wakeman）时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在枢密院作证词时，他曾为这名医生开脱，在审判时他又控诉其计划毒害国王。曾经大力迫害天主教徒的斯克罗格斯大法官（Chief Justice Scroggs）指出这个矛盾。韦克曼被宣告无罪，此后奥茨的证词被人严察以闻。曾经证实他的伪证者不再支持他。阿马大主教普伦基特的处死，是反天主教恐怖的最后行动（1681年7月1日）。

当恐惧和热情消失，神志清明的人觉察出，奥茨部分是无根据的猜测，部分是因为遵守诺言，才把许多无辜的人送往监狱以至被处死。他们断定，并无暗杀国王的计划，也无屠杀新教徒或火焚伦敦的阴谋。但他们也觉得，纵使没有罗马天主教的阴谋，天主教的阴谋也曾真正有过。这就是，政府的领导分子曾计划或希望，在法国经费（如果需要，再添上士兵）的支持下，铲除英国天主教徒被剥夺任公职的机会，让国王改变宗教信仰，让他那位改教的弟弟能登基，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重建天主教为国教，最后成为全民的宗教。事实上这些全体现在1670年签署的秘密的《多佛条约》，查理曾由这一协议退让，但他的希望未变，而他依旧决定，他那位天主教的弟弟应继位为英王。

喜剧幕落

沙夫兹伯里的决定却相反。科尔曼在受审时承认，詹姆士知情也赞同他跟谢兹通讯。沙夫兹伯里觉得詹姆士一旦登基，将实现“天主教的阴谋”的第一阶段，他极力怂恿查理和未能生育的王后离异，娶一个新教徒，她可能会为他生个新教徒儿子。查理拒绝让王后凯瑟琳重蹈前王后、另一个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覆辙。沙夫兹伯里又转向支持英王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他无法宽恕其父因未娶其母，使他无权继承王位。沙夫兹伯里散播一个看法，说查理曾正式娶了露西·沃尔特，而公爵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查理宣称，他除了凯瑟琳之外，绝未娶过他人，以为驳斥。发现沙夫兹伯里无法修好，英王把他驱出枢密院（1679年10月13日）。

在这一连串危机中，查理几乎改变了他的个性。他放弃了生活上的乐趣和闲适，也抛开了他的安逸，全神贯注到行政和政治中，而且在对抗敌人时战略退却，直到他们过分骄纵而失败。在他最后的5年，他显得如此坚决和能干，甚至他的朋友都惊讶。他逐渐恢复信心后，又召开了他的第四个国会。

国会于1680年10月21日集会。11月，第二份排斥法案在平民院通过，并呈交贵族院。哈利法克斯在此以前一直支持辉格党，现在转向国王那一边，开始赢得“骑墙派”的头衔。他憎恶詹姆士，也不相信天主教信仰，但他赞同查理所谓世袭君主的原则应予维持，而且他担心沙夫兹伯里将领导英国进行另一场内战。在一次冗长的辩论中，他打动了贵族院，把这个法案否决了。平民院以拒绝拨经费给英王为报复，而且禁止任何商人或金融家把钱借给他。国会弹劾哈利法克斯、斯克罗格斯和斯塔福德子爵，后者是被关在伦敦塔中的5名天主教贵族之一。斯塔福德由于奥茨的证词而遭斩首（12月7日）。国王又一次解散国会（1681年1月18日）。

由于他极需经费，宁可牺牲其弟，查理决定再度向路易十四屈膝，以供政府开支。他同意袖手旁观，坐观法国的侵略政策，为了70万镑——足以使他没有国会的辅助也可独立3年。由此给予他力量召集了第五任国会。为使国会失去伦敦的僧侣和民团的支持，他命令国会在牛津集会。双方皆武装而来——查理率领许多卫士，辉格党领袖的随从皆携剑带枪，扬舞着“不要天主教，也不要奴役”的大旗。平民院立刻通过第三次排斥法案。在这个措施抵达贵族院之前，查理解散国会（1681年3月28日）。

许多人现在预料沙夫兹伯里会再次发动内战。同时舆论记起1642至1660年的历史，转为反对他而支持英王。国教会热心地辩论天主教徒的詹姆士有无继承王位权。沙夫兹伯里试图重组被解散了的平民院开一次革命会议时，查理下令逮捕他，陪审团宣告沙夫兹伯里无罪（11月24日）。他现在虽然病得几乎不能走路，还是加入蒙茅斯公爵的公开革命。英王把他们两人一齐下狱。沙夫兹伯里由伦敦塔中逃出，流亡到荷兰，精疲力竭，卒于当地（1683年1月21日），但他的友人洛克继续为他在政治上未能达成的目的在哲学理论上奋斗。

查理赦免蒙茅斯，但是他却饶不了对沙夫兹伯里宣告无罪的伦敦陪审团。这时他变得极端，他决定破坏城市的自治，因为在城市自治中，辉格党情绪上涨——甚至革命。查理下令检讨类似此等对皇家意旨熟视无睹的市特许状。由于它们被发现有法律漏洞被宣布为无效，随之颁布了新的特许状，规定所有市自治的选任官员，今后其任免可否应由英王决定（1683年）。言论和新闻自由现在受到新的限制。对反国教徒（不是天主教徒）的迫害又开始，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辉格党。在苏格兰，詹姆士亲自领导镇压。王室特权超过国会权利的胜利似已完成，而且大动乱的成就显然也因全国恐惧再次发生内战，转而支持保皇派的反动而被牺牲了。哈利法克斯抛弃沙夫兹伯里，转而为英王效忠，担任掌玺大臣（1682—1685年）时，即反映了全国的这种感情。

沙夫兹伯里的追随者做最后的挣扎。1683年1月，蒙茅斯公爵、埃塞克斯伯爵、卡莱尔伯爵、罗素勋爵和西德尼，在汉普登的家中密议设计要陷害詹姆士，而且若有需要，连查理也暗杀掉。西德尼希望行动进一步到建立英国共和。他是骑士党主席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侄孙。在内战时，他站在国会这边作战，在马斯顿沼泽（Marston Moor）负伤。他被任命为审问查理一世的委员会委员，但他拒绝出任，并说，这个委员会未获人民授权去审讯国王。他在欧洲大陆时发现国内已经复辟，就留在欧陆，致力于研究及阴谋反对查理二世。第二次荷兰战争时，他力劝荷兰入侵英国，而且他说，若是法国政府供给他10万克朗，他愿为法国政府效劳，在英国境内发起一次叛乱。查理允许他回到英国（1677年）参加他父亲的葬礼，他留在英国，加入了在野党。在《论政府》（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写于1681年，但1688出版）中，他提倡准共和的原则，早在洛克之前，攻击菲尔默为君权神授说辩护，而且坚决主张人民有权评断和罢黜他们的统治者。显然，他和罗素两人都接受法国政府的金钱，法国乐于让查理二世因内部麻烦手忙脚乱，无暇他顾。

这“六人委员会”决定扣押英王。他们获悉他3月要出席纽马基特（Newmarket）的赛马会，他回伦敦时，马车将通过伦敦市北边霍兹登（Hoddesdon）的麦垅厦（Rye House），另一辆干草车会把那里的路堵上。英王，或许再加上他的弟弟，将被擒，不论生死。但3月22日，赛马场内发生了一场大火，赛马比原定日程提早一周结束，查理在阴谋者未能提早发动之前已安全通过，返抵伦敦。6月12日，他们其中之一，因害怕真相暴露，希望获赦，竟把此阴谋向政府告发。卡莱尔被逮，认罪而获赦。蒙茅斯力辩无罪，虽然查理知道他儿子扯谎，却取消了逮捕的命令。罗素受审，定罪，被处死（1683年7月21日）。埃塞克斯在狱中自杀。查理说：“他无须对皇恩赦罪绝望，因为我欠他一命！”埃塞克斯的父亲曾为查理一世而死。有些较不显要的参与“麦垅厦谋反事件”的人都被吊死。西德尼在证据不足下被定有罪，他为自己极力辩护，而勇于就死有如罗马人（12月7日）。他的座右铭是“这只手是暴君的敌人”，但那是有双重意义的。他在断头台上发出名句：“上帝让各民族凭各自所好自由地建立各自的政府。”他临刑前拒绝任何宗教仪式，说他已和上帝平和相处了。

查理固然胜了，却也油尽灯枯。英国在他当政时曾经济繁荣，现在则政治安宁。詹姆士再度获胜，成为海军大臣，并积极对付其仇敌。1685年1月，詹姆士与奥茨在一场民事案中对簿公堂，获胜，获偿10万镑。奥茨付不出这笔巨款，被拘狱中。查理哀伤地说：“当我逝世，我将仔细地把我的王国和平地交给他，希望他能保其长久。我不晓得我弟弟会怎么做，可是我十分担心，他即位后，他将被迫再次流亡在外。这是我害怕出现的，但看不出有多少希望和理由会好转。”詹姆士因他不带扈从驶过伦敦而向他进言忠告时，他劝其弟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杀了我，好让你成为国王的”。

他那样说没错，但应该把庸医除外，庸医会误他。1685年2月2日，他惊风（痉挛），脸扭曲，嘴吐泡沫。金医生（Dr.King）刺破静脉放血，效果良好。侍从们找了18名其他医生来诊断、开方。一连5天的折磨，他们把他的静脉开了洞，把放血杯放在他肩头上，把他头发理光，好让头皮上的脓疱长出来，还在他脚底板上涂上沥青和鸽粪。一位医药史家说，为了从他脑子里除去幻想，他们往他鼻孔里吹蒜藜芦，让他打喷嚏；为了让他呕吐，他们把锑和硫酸锌灌进他嘴里；为了洗他的肠，他们给他喂下强烈的泻药，并多次洗肠。

垂死的国王要召见他那位长年辛苦的王后，竟未察觉她早已跪在他的床脚，摩擦他的脚。2月4日，有些主教建议他施国教会的最后仪式，他请他们停止。他弟弟问他是否要一名天主教神父时，他答说：“是，是，我至为需要。”赫德尔斯顿神父受召而来，他曾在伍斯特战役救了查理一命，而查理在“天主教阴谋的恐怖时期”中也救过他一命。查理坦承有罗马天主教信仰，忏悔罪，饶恕其敌人，请求全数赦免，并接受最后涂油式和最后圣礼。他尤其要求太太恕他之罪，但也要求他弟弟好好照顾路易丝和他的儿女，“别让可怜的内尔挨饿”。他向围在病榻旁的人致歉说，他难过的是选了这个不适当的时候去世。

2月6日中午，约克公爵即位为王。

第四章　光荣革命（1685—1714）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1685—1688）

从画家凡·戴克所绘的那幅约克公爵2岁时的美丽的金蓝色画像，谁会想到这位天真烂漫、敏感又害羞的小男孩，竟会使斯图亚特王朝倾覆，终于在“光荣革命”中，继踵其父，又把国王的权力移交给国会？但在赖利为同一个人所绘的詹姆士二世的画像中，羞怯畏生变成了昏庸糊涂，敏感也成了刚愎顽固。这种个性决定了悲剧的命运。

我们已提到他的某些优点。他服役海军时，经常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拿他和他兄长相比，人们喜欢他管理产业，他的开销耗费也较俭省，也比较信守诺言。他遵守查理二世的遗命，照弗其情妇——帮她付清债务，并为她购置别墅，使她能安度余生。登基后，他与最亲近的凯瑟琳·塞德利仍保持了一段时间。但在彼得神父的谏诤下，他付给她一笔钱，劝服她离开英国。因为他承认若是再见她一面，必将情难自禁，无以抗拒她魅力的影响。参与推翻他王位的伯内特主教评价他是“天生的公正和真挚，虽然有时也浮躁和睚眦必报，直到他的宗教信仰腐化了他原先的原则和方向之前，他一直是坚贞的友人”。他自奉甚为俭朴，保持币制诚信，对人民也轻徭薄税。麦考利费了800页的篇幅描述他在位3年的治绩，其结论是：“如果他是一个新教徒，不，他只要是一个温和的罗马天主教徒就好，具有这么多优点，他可能会有一个繁盛、光荣的治绩。”

他的过失植根于他的权力。他在登基前即傲慢自大，他接受他父亲的理论，认为国王应具有绝对权威，因此受到大多数人轻蔑，只有少数人和他亲近。他又缺乏他哥哥那份幽默，而不明白实际上的限制。我们必须尊重他对其宗教信仰的热诚及他给英国天主教徒信仰自由和政治机会平等的诚意。他热爱他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和姐姐。过去15年，他在私邸中受到天主教徒的包围，而且他对一个产生这么多善良男女的宗教竟然受到英国人如此地限制和憎恨的现实，实在惊异。英国新教徒对“火药案”的印象鲜明，他们深恐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将倾向于（或迟早会被说服）接受切莫得罪意大利教皇的政策。他对此事却没有深刻的记忆。信奉新教的英国认为其宗教、学术和政治的独立，将会受到其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的危害。

詹姆士二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稍稍祛除了这种恐惧。他任命哈利法克斯为枢密院院长、森德兰为国务大臣、第二任克拉伦登伯爵亨利·海德为掌玺大臣——3人全是新教徒。他对枢密院发表首次演讲时，保证要维持既有的教会和国家体制。他对英国议会支持他继承大统敬申谢忱，而且保证他会特别照顾国教会。加冕时，他采取近代英国国王通行的誓词——维持并保卫国教。几个月中，他享有意想不到的民心支持。

他第一桩亲天主教的措施并未直接攻击新教。他下令把拒绝宣誓效忠及接受国教至上而遭禁锢的人，全部释放。因此，数以千计的天主教徒得以自由，也有1200名教友派和其他许多不信奉国教的人士被释放。

他严禁任何宗教信仰的告发与诉讼。他赦免了丹比及被奥茨起诉而囚禁伦敦塔的贵族天主教徒。在一件新审案件中，奥茨承认犯伪证罪而使数名无辜者遭处刑。法庭对无法判处他死刑深表遗憾，仅判处他罚款2000马克，绑于马车背上，两次公开鞭刑——一次由埃尔门（Aldgate）到纽门（Newgate），两天后，再由纽门到泰邦（Tyburn）——而且终身每年要五度受枷刑示众。他受完苦刑后，幸保生命，又被押入监牢（1685年5月）。詹姆士二世拒绝赦免他第二次鞭刑的要求。

然而，和平的氛围因两次叛乱而破裂。5月，第九任阿盖尔（Argyll）伯爵坎贝尔在苏格兰登陆；6月，蒙茅斯公爵詹姆士也在英格兰西南岸登陆，欲联合推翻这位天主教徒国王。蒙茅斯檄文谴责詹姆士二世是一个篡位者、暴君、凶手，指控他纵火焚烧伦敦、信仰天主教并毒害兄长查理二世的阴谋企图。同时誓言除非他们拯救了新教信仰、国家和国会的自由，否则绝不言和。阿盖尔于6月17日被敉平，6月30日被处死，叛军北翼遂告失败。但多塞特郡的人民，大多是清教徒，都认蒙茅斯为救星，许多人投入他的叛旗之下，而他也径自僭取詹姆士二世的头衔。贵族和富人阶级没有支持他，他纪律欠佳的军队也于1685年7月6日在塞吉沼泽（Sedgemoor）被王室部队击溃——这是二战前在英国本土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蒙茅斯败亡，祈求国王宽赦，但遭拒绝，并被斩首。

玻西上校率领的皇家军队追捕叛军残部，而且不经审判即将人吊死。詹姆士二世任命杰弗里斯大法官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到西部乡区，审判参加叛乱或协助叛军者。这些被告虽有陪审团审判，陪审团却受杰弗里斯的恐吓胁迫，因此很少有被告于这段“血腥巡回裁判”（Bloody Assizes，1685年9月）期中获得幸免。 [1] 将近400人受绞刑，800人被判入西印度群岛的农场强制劳动。伊丽莎白一世于1569年、克伦威尔于1648年皆曾犯下同样残酷不仁的罪，但杰弗里斯远超过他们，他威吓胁迫证人和陪审团，将被告屈打成招，若被告想要行贿欲求脱罪，必须厚币贿赂。詹姆士二世也有一些温和措施以缓和此等暴政，但大惨案一过，他擢升杰弗里斯，授以贵族爵位，并任命他为司法大臣（1686年9月6日）。

这种报复行为使举国上下与国王疏远。他要求国会废止《甄试法》、修正《人身保护法》、设立一支直辖王室的常备军时，国会拒予通过。詹姆士二世勒令国会休会（11月20日），径行任命天主教徒出任公职。哈利法克斯反对这种侮慢国会的行为，詹姆士二世将他解职，而以森德兰取代他出任枢密院主席。森德兰此时已宣称皈依天主教（1687年）。詹姆士二世对法王路易十四废止《南特诏书》大表赞扬时，英国认定如果詹姆士二世的权力和波旁王室一样绝对至上，他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对付英国的新教徒。詹姆士二世毫不讳言其看法，他认为他的权力已经绝对至上了，而路易十四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君王。一度他接受路易十四给的津贴，但他拒绝让路易十四指令英国政府的政策，因此该津贴取消了。

路易十四明乎英国却不智于本国，他一面因迫害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而削弱法国，一面又警告詹姆士二世不要立即将英国天主教化。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也给他同样的忠告。詹姆士二世致函给他，允诺英格兰将及早归顺罗马教会。教皇劝英王抑制其措施，只要让天主教徒在英国获得容忍即可。他摒除政治野心而提此警告，命令耶稣会长老责难彼得神父竟在英国政府中居于高位。英诺森十一世未能制止其天主教信徒，但他担心路易十四的力量对他展开包围，并希望英国能摆脱开法国人的束缚，成为一位与法国人对抗的补充者。教皇派遣一名教廷大使赴英国——都铎王朝玛丽女王治下以来第一次——向詹姆士二世说明，国会和国王之间若决裂势必伤害罗马教会的利益。

詹姆士二世对此劝告未曾在意。他认为，他52岁才即位，要使他衷心珍视的宗教变革实现，已来日无多。他的子嗣已少有希望：一位信奉新教的女儿将继承他，而且除非他在死前稳固地建立其工作，不然必将被她推翻。彼得神父和教皇压制了所有深思熟虑的诤言。国王不仅驾车煊赫地去做弥撒，而且要大臣们陪他一齐去。一大群神父经常在宫廷中走动。他派任天主教徒出任军职，并说明法官（法官的任免权皆在他手中）认可其权力可以赦免这些膺受王命者免除《甄试法》课诸其身的刑罚。他建立一支1.3万人的军队，大部分由天主教徒军官统领，仅听命于他，此举显然已威胁到国会的独立。他停止法律对公开参加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刑罚的规定。他颁布一项赦令（1686年6月），严禁牧师们宣扬教义争端。夏普（John Sharp）宣传改宗信仰的动机时，詹姆士二世以英国教会法定领袖的地位，命令伦敦大主教康普顿（Henry Compton）将他在国教会中的职务停职。康普顿拒绝从命。詹姆士二世蔑视1673年的一项法律，任命一个新的教会委员法庭（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 Court），受森德兰和杰弗里斯的指挥。该法庭以康普顿违抗王命的罪名，将他免职。传扬绝对服从的英国国教会开始转向反对国王。

他曾希望赢取英国国教会与罗马修好，但现在他的轻率举动排除了这一可能。他代之以采取联合天主教和反国教会者对抗英国国教会。威廉·佩恩劝国王说，他可以废止全部禁止反国教会各宗派公开礼拜的法律，借此不费吹灰之力赢得英国国教派以外的全体英国新教徒的热烈支持。1687年8月4日，詹姆士二世颁布他第一次《宽容宣言》。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个文件在宽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该宣言停止了对宗教所加的一切刑法，废除全部的宗教誓言，允许人民自由信仰，严禁干扰和平的宗教集会。它也将因宗教上未承认信仰国教而入狱的人们释放。它的宽容度超过了查理二世的同名宣言，查理的宣言对要任官职者尚须誓证信仰国教，而且只准天主教徒在私宅中礼拜。它向英国教会保证，国王将继续保护其所有的合法权利，可惜的是这个措施是对国会宣战的暗示。国会此时已被敕令为无能而遭解散，如果国会承认国王有权废止国会立法，内战就不会再次展开。

当时英国最杰出的智者哈利法克斯发表一篇匿名的《致反国教会者一封信》（Letter to a Dissenter）——当时最成功的小册子（1687年8月）——介入争执。他向新教徒们进言，他们今天得到的宽容是来自一位向教会效忠的亲王，该教会曾声言绝对正确与明白地拒斥宽容。在良心的自由和绝对无误的教会之间，能否永葆和谐？反国教会者焉能信任他们的新友人，他昨天犹曾污蔑他们为异端！不幸的是，英国国教会就堕落的人一事与罗马取得协议，而在过去的27年中，反国教派分子即使在一位天主教国王治下，也可能无法有自由的信仰，且其身将受迫害甚至会遭绞刑。英国国教会当局急欲与长老会、清教徒、教友派等修好。它要求他们拒绝目前的宽容律令，而且保证国会与国教会即将批准采取一种容忍宽谅的态度。反国教会者致谢函给国王。大多数人对此事明哲保身，不表意见，而直到决定性的日子到来时，他们背弃了国王。

詹姆士二世继续其工作。英国各大学多年来即一再要求其教员和学生必须皈依英国国教会。不过，路德派的学位候选人的学位颁授和国教徒的荣誉学位颁授例外。但是，英国国教会当局认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以替国教会僧侣提供人选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因而它又决定，天主教徒不应准许入学。詹姆士二世打破障碍，送了一封谕令函给剑桥大学副校长，指示他免除国教会的誓言限制，允许一名本笃会僧侣获得硕士学位。这位副校长拒绝从命，被教会委员会停职。剑桥大学派遣一个代表团，牛顿也是代表之一，向国王表明其立场。该本笃会僧侣随即退出，解除了对立情势（1687年）。同年，国王又向牛津大学马达兰学院推荐一名天主教徒出任该院院长，院士们拒绝选举他。经过一段长久的争执后，詹姆士二世建议一位较不受反对的候选人，牛津出身的国教会主教派克出任该职。选举权在手的院士们又拒绝他出任。他们被国王下令去职，派克主教以强力就职。

詹姆士二世对天主教徒的顾问倚畀愈深，怨怼之情愈告滋长。他对彼得神父极其宠信，因此不断请求教皇将他擢升为主教，甚至大主教。英诺森拒绝其请。1687年7月，詹姆士二世任命能干却鲁莽的天主教耶稣会员派特为枢密院一员。许多英国的天主教徒谴责此举明显是愚蠢的措施，但詹姆士二世急欲将此问题获致结论。因此，已有6名天主教徒在枢密院中了，国王对他们宠信有加，亦使他们大权在握。1688年，4名天主教主教奉命掌理英国的天主教教会，詹姆士二世也为他们每人提供每年1000镑的津贴。事实上现在天主教与国教会已居于同样的地位，同为国家支持的教会。

1688年4月25日，詹姆士二世重新颁布已有一年的《宽容宣言》，又加上一条，以重申他保障所有英国人民“永久的良心自由”的决心。此后，升迁与派职皆视功勋而定，而非宗教信仰。他预料宗教敌视的减少将为英国贸易打开新市场，也将为国家增加财富。他要求其臣民抛开一切怨恨，不以宗教信仰来选举下届国会。为了确保增加后的新的宣言能够广为流传，枢密院训令各地主教与其神职人员安排该宣言于5月20至27日，在英国的每个教区的教堂中宣读。过去有许多先例，使用神职人员向人民宣布政令，但尚无一项谕旨使教会如此不快。5月18日，7名国教会主教向国王提出一份陈情书，说明他们的良知无法允准他们向其下属神职人员推荐，他们不愿向信徒宣读这个宣言，因为该宣言违背国会的敕令。国会敕令称国会的立法只有在国会同意之下，方得中止。詹姆士二世回答说，他们自己的神学者已经不断违抗了须向其教会领袖国王服从的要求，而且在《宽容宣言》中没有与他们的良知抵触之处。他允诺考虑其陈情书，但他们若是翌日未获其答复，他们也须听命行事。

翌晨，该陈情书有数千份抄本在伦敦街头发售。这时，王室方面尚在考虑此事。詹姆士二世认为它已与所有议定书相违。他将此陈情书提交12名法官组成的皇家法庭，他们建议国王在其法定权力范围内行事，他将此陈情书搁置不复。5月20日，伦敦4所教堂宣读这一陈情书，其余96所教堂则未曾置词。国王认为其权威受到冒犯，他命令这7名主教到枢密院。他们来到时，国王告诉他们说，他们将以刊登煽动性的毁谤文字的罪名提交审判。然而，起诉期间若欲暂免下狱，他愿接受他们的书面保证，随传随到。而这7名主教说，身为国家的贵族，他们除了口头表明外，无须提出任何书面保证。枢密院判他们下狱伦敦塔。他们的船驶经泰晤士河时，民众夹岸为其欢呼喝彩。

6月29至30日，这7名主教在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4名法官，1个陪审团——受审。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陪审团在挤满了上万名激动的伦敦居民的大厅中，判决他们无罪。英国的新教徒大为欢喜。街头上闪耀着焰火，群众簇拥着教皇、大主教和耶稣会员的蜡像游行，并在狂欢中将这些蜡像焚烧。从表面上看这一判决显示了天主教信仰不应予以容忍；但实质上它显示了国会的立法权已经不受国王左右。因此英国，即使在理论上不是，在事实上已是一个立宪君主国，而非绝对王权国家。

詹姆士二世在反思其失败中，也因王后比原定日期早了一个月，于6月10日为他生下一个婴儿而略获安慰。他要把这个珍贵的儿子养育成一名忠心耿耿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日复一日，父子俩将应对每次的反对和挫折，向神圣的目标逐渐迈进。神圣的目标即是与旧教会和谐，英国和睦太平。欧洲也后悔其变节改宗，而再度结合在一个神圣、普遍的信仰真理下，与其旧的王权至上并存。

注释

[1] 巡回法庭是定期赴各郡办案的高等法庭。

废君

或许因为这个早产的婴儿，人们对这位鲁莽的国王颇表不满。英国的新教徒与詹姆士二世的看法一样，认为这名男孩可能继续恢复天主教的信仰。他们生怕国王以这个理由钟爱他。首先，他们否认他是国王的儿子。他们控称耶稣会从某些贩卖婴孩处买下一个男孩，把他密置于王后的床上，以阴谋阻止国王那位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继承王位。新教徒逐渐将英国新教信仰的希望放在玛丽身上，而且逐渐一致认为应发动一次革命，以让玛丽登基为女王。

但玛丽现在是荷兰联邦行政长、奥朗日大公威廉三世的妻子。高贵的威廉是否愿意仅仅当女王的王夫呢？为何不让他与玛丽共治？况且，他也有英国王室的血统，他的母亲即是查理一世的女儿，也叫玛丽。无论如何，威廉是不愿仅以担任其妻的王夫为满足的。或许由威廉示意，詹姆士二世登基后即流亡到欧洲的伯内特主教劝告玛丽，不管她获授何种大权，她应誓言“任何事情”都完全听从威廉。她答说：“统治和权力都属于他，她仅希望他能信守‘丈夫，应爱你的妻子’，而她也遵守‘妻子，要事事服从你的丈夫’。”威廉接受了这个服从的誓言，但无视于对他和情妇韦烈尔夫人的暧昧的温和劝谏。最后，新教徒国王也答应对其婚姻进行干涉。

为了维护荷兰的独立和新教信仰而与法王路易十四作战的威廉，曾经一度希望他的岳丈大人能与他联盟对抗破坏欧洲均势和自由的法王。这个希望破灭时，他曾与反詹姆士的英国人谈判。他默许蒙茅斯的组织在荷兰的领土上策划反英王的行动，而且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自荷兰港口出发。他有理由担心詹姆士计划剥夺其王位继承权的资格。英王有了子嗣后，玛丽的权利显然已受罢黜。早在1687年，威廉就派遣戴克夫（Everhard van Dykvelf）到英国与新教徒领袖建立友善交往。这位使节回国时，携有哈利法克斯侯爵、沙夫兹伯里伯爵、贝德福德、克拉伦登、丹比、康普顿主教及其他人的友善信函。这些信函语焉不详，闪烁其词，以免构成确凿的叛国罪，但他们暗示忠诚支持威廉为王位的竞争者。

1687年6月，法赫尔（Kaspar Fagel）长官发表一封信，权威性地表明威廉对信仰宽容的看法：威廉希望全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也反对废止《甄试法》，该法案规定仅有英国国教会信徒才能出任公职。这一慎重的声明使他获得重要的国教徒领袖的支持。詹姆士二世喜获儿子后，显然已终止了威廉继詹姆士为英王的机会，新教徒领袖决定邀请他来争取王位。在邀请函（1688年6月30日）上具名的人有：沙夫兹伯里伯爵、德文希尔公爵、丹比和斯卡伯勒伯爵、罗素海军上将（1683年被处死的威廉·罗素堂兄弟）、亨利·西德尼及康普顿主教。哈利法克斯未署名，他说他宁可在宪政体制上反对。但其他许多人，包括当时替詹姆士二世效命的森德兰和丘吉尔都向威廉保证支持。具名者承认这一邀请即是叛国，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其命运投注在这一大事上。由天主教转信新教的沙夫兹伯里把他的产业抵押获得4万镑，渡海赴荷兰，以协助指挥入侵登陆英国。

威廉因为对其本国人民是否支持他并无把握，因此未能立刻采取行动，同时担心路易十四随时会恢复向荷兰发动攻击。德国各邦也担心会遭到法国攻击，他们对威廉进军英国不表反对，因为他们了解其最终目标仍是向法国波旁王室的国王“将一军”。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由于憎恨路易十四，而抛开原有的天主教信仰，同意废立亲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统治者。甚至教皇对此远征也默示承认，因此天主教权威允准新教徒威廉负起推翻天主教詹姆士的任务。路易十四和詹姆士二世的莽撞引发了侵略。路易十四宣称，由于英法两国“友谊和联盟”结合之故，他将对所有入侵英国的国家宣战。詹姆士担心这项声明会促成反对他的新教徒臣民加深团结，因而否认这一联盟的存在，也拒绝法国提供的援助。路易十四抑不住气愤，未顾及战略而命令法军进攻德国而非荷兰（1688年9月25日）。荷兰联邦首长为暂时免于法军攻击的威胁，同意威廉进行远征，或许此次远征可能赢得英国作为抗法盟国。

10月19日，舰队出发——5艘战舰、500艘运输船、500名骑兵、1.1万名步兵，其中许多是逃离法王路易十四迫害的法国新教徒骑兵。舰队由于强风而驶返，等待着“新教徒之风”。11月1日他们再度启碇。英国派一支特遣队截阻，却被强风刮散。11月5日（英国纪念“火药案”的法定假日），入侵者在托贝登陆，该地位于多塞特郡海岸，是海峡的一处海港。他们未遭到抵抗，但也无人夹道欢迎。人们没有忘记杰弗里斯和玻西。詹姆士二世急令其军队在丘吉尔勋爵的领导下向索尔斯堡集结，他也急驰该地与部队会师。他发现部队极为冷淡，使他无法信任他们会参战，他下令撤退。当晚（11月23日），丘吉尔和另外两位英王部队的高级军官，率领400人投向威廉。数天后，丹麦亲王乔治，即詹姆士的女儿安妮的夫婿，也投向反对者的阵营。这位不快的国王回到伦敦时，却发现安妮和丘吉尔的妻子萨拉·詹宁斯一起逃往诺丁汉。这位一度高傲的国王，在发现两个女儿都背弃、反对他时，整个精神崩溃。他派遣哈利法克斯为使节与威廉谈判。12月11日，他自己也离首都出走。哈利法克斯由前线回来，却发现国政无人、群龙无首。一群贵族推他为临时政府主席。12月13日，他们收到詹姆士的一封函件，说他已在肯特郡的法弗舍姆（Faversham）陷于敌手。他们派军拯救詹姆士，16日国王含羞带愧地回到白厅。威廉继续向伦敦进军，于12月19日抵达。一队荷兰卫兵奉命将詹姆士押往罗切斯特，并在当地纵容他逃亡。大事告成，詹姆士坠入圈套，于12月23日自英国出奔到法国。他遭罢黜后，仍苟延残喘了13年，但再也未见英国故土。

威廉以极其坚定、谨慎、温和的特性维护其胜利。他制止伦敦新教徒劫夺和焚烧天主教徒房舍的冲动。他接受临时政府之请，召集贵族、主教、前国会议员在考文垂集会。1689年2月1日，在当地集会的“会议”宣称，詹姆士二世因为弃职逃亡，已被罢黜王位。会议欲立玛丽为女王，并请威廉为其摄政。玛丽与威廉对此均表拒绝。会议又欲迎立威廉为王、玛丽为女王，他们遂表接受（2月13日）。但会议同时提出一项《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这是根据12月16日国会的《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再度立法的。虽然威廉对此并未明确地同意，它成为英国构成法的一个主要部分：

鉴于詹姆士二世……竭力破坏、铲除新教信仰，及本国的法律和自由：

一、未经国会同意，即僭取并使用废弃、中止法律，及执行法律的权力……

三、成立一个……“宗教事件委员法庭”。

四、凭借特权，征集财物为王室所用，而用在国会不认可的时间和场合。

五、未经国会同意……成立并维持了一支常备军……

七、对国会方可究问的事件和事情，径在王座法庭中予以起诉……

凡此种种皆是完全、直接地违反了国家已确立的法律、规章和自由……

基于全体的信任……奥朗日亲王将保护他们（国会）在此间已有的权力免受侵犯，而且对其宗教、权利、自由免受侵犯。神圣贵族和俗世贵族及平民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决议以奥朗日亲王及郡主威廉与玛丽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及女王……同时决定法律要求做效忠及至上誓词的一切人等，均应依下列誓词起誓……余誓以至诚衷心谴责并扬弃万恶律则，即所谓凡为教皇或教廷当局驱逐出教的王公，其子民或任何人均可将其废革或灭除……

同时，基于事实，在本新教国中，任何信奉天主的王公，或任何与天主教徒结合的国君或女王，对本王国的安全和福利均不适宜。全国上下，贵族与平民，愿进一步订定，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论现在或未来信奉天主教、或与天主教徒通婚者，均应永远取消其继承、保有本王国的王位。

这份历史性的声明文件表达出英国新教徒所谓“光荣革命”的主要结果：保证国会具有4位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同意的最高立法权，保障人民可对抗政府的专断权利，摒除任何罗马天主教徒具有或享有英国王位。重要性次于这些结果的是：依靠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稳固政府权力；由于革命由大贵族发动、进行，地主缙绅即进入众院；实际上，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专制，已变为地域性的寡头统治，其特质是统治上温和、勤勉和技巧，并以产业、商业和金融界巨子辅佐，而忽视手工业者和农民。上层的中产阶级由革命获利匪浅。英国的城市获得自由而由商业寡头统治。伦敦商人舍弃待援的詹姆士，在其抵达首都并第一度接受国会拨款时，贷款给威廉。这笔贷款附有一条未形诸文字的默契协定：商人们允许地主统治英国，但统治阶层的贵族必须指导其外交政策以符合其商业利益，并允许商人和制造厂商逐渐不受官方规章的限制。

光荣革命也有不光荣的瑕疵。遗憾的是，英国竟须邀请一支荷兰军队来矫正英国的错误；女儿竟然协助他人推翻父亲的王位；英军司令竟然投敌；国家教会竟加入推翻国王之事，而国王的神圣、绝对权威曾不许任何违叛或不从。更遗憾的是，国会的至高权竟须以反对信仰自由来加以保证。但这些即使建立一种寡头统治，他们也通过扩大选民范围而为民主政治奠立了基础。

他们使每个英国人都能以其家庭为堡垒，既安全又可免受“官府的侮慢”和“压迫者的错误”。他们提供了部分今天英国政府为人钦羡的法律和自由的基调。而且他们如此做竟未流一滴血——除了那位苦恼、无助、被弃而又不智的国王不时流着鼻血。

威廉三世治下的英国（1689—1702）

英国新君任命丹比为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为掌玺大臣，沙夫兹伯里和诺丁汉伯爵为国务大臣，波特兰（Portland）伯爵为皇家财政大臣，布涅为索尔斯堡主教。

这些新贵中最煊赫、最具影响力的是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他是被长期国会处死的斯特拉福德勋爵的侄子，他在大动乱那段时期损失了大部分财产，但他还是抢救出足够的财产，得以在克伦威尔政府时期在法国安享寓公生活。在法国，他研究蒙田的《论文集》而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说后来他是从政界中拔擢脱颖而成就治国方略，那是因为政治手腕和治国才略之间的区别即是哲学——能够知古鉴今、洞烛先机、综观全局的能力。哈利法克斯从未以一位事务人员自满。他曾写：“世界的统治（国家的治理）是一件大事。但若与纯理论知识的精妙相较，这是非常粗俗之事。”政治有时需要与群众打交道，哈利法克斯对此深为恐惧。“大多数人有一种后天累积的残酷性，虽然他们无一是性本恶……群众愤怒的嗡嗡作响之声是世上最血腥的噪音之一。”他曾经历过天主教恐怖期，那时僧侣们威吓着宫廷；目睹诸多宗教卷入贪欲冲突中，他摆脱了绝大部分的神学理论，伯内特如此说过：“他活着是一个勇敢粗鲁又坚决的无神论者，他经常向我抗辩说他绝非无神论者，但也常说他不认为世上不会有无神论者。他承认他无法囫囵吞枣地轻信加诸世上的神圣之事。他是一名谦恭的基督徒，他相信他能相信的一切。”

回到英国，他收回旧产业，财富之巨使他能过得极率性。他为查理二世服务，直到他获悉秘密的《多佛条约》。他为詹姆士继承王位的权利辩护，但他反对废除《甄试法》。经过一段短暂的天主教统治后，他寻求新教徒的统治。他主导将王权和平地由詹姆士二世手上移交给威廉三世时，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循其自己以为的正确的看法行事，而不固执于任何党派路线。他在《沉思与反省》（Thoughts and Reflexions）中写道：“无知使多数人加入党派，羞怯心却使他们不好退出党派。”被诟骂破坏党派路线时，他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骑墙者的特征》（The Character of a Trimmer）中为自己辩护：

骑墙者，这个无辜的字，意义即是：假设有一群人同在一条船上，其中一部分站到一边几乎把船弄翻，另一批人却要站到另一边把船弄翻。忽然，这里面有了第三种意见，这些人就是想把船弄平稳的人。

他偶尔也有不谨慎的地方，不过经常显露出能言善道而且伤人（锋芒毕露）的机智。威廉三世的宫廷里充斥着一大堆声称革命有功而欲获一官半职的人时，他因批评树敌。他说：“罗马被一群笨伯拯救，我却不记得那批笨伯出来执政。”

“会议”本身自动改组成为国会，进行其认为的政府首要之事——对威廉三世国家元首和国教会领袖的身份发表誓言效忠与信服，哈利法克斯一定在旁窃笑。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讽刺：一个世纪以来压迫加尔文教派（长老会、清教徒和其他未奉国教者）的英国国教会，现在竟然必须接纳一名荷兰加尔文教徒为其领袖。

400名皈依君权神授学说的英国国教会僧侣，对威廉治国的权力表示怀疑，而拒绝立新的效忠誓词。这批“拒绝立誓效忠者”（Nonjurors）被解除圣职；而形成另一派反国教会者起誓归顺的僧侣，立誓之时“心理上有所保留”。这使留在英国的少数耶稣会牧师窃喜。伯内特认为，“太多人对这一神圣之事支吾其词、敷衍搪塞，使无神论大为滋长蔓延”。威廉三世对苏格兰境内压倒性的优势意见让步，废除斯图亚特王朝以武力在当地建立的主权统辖制度时，各种国教徒不由大为震惊。同时，许多国教徒发现威廉有意宗教宽容，更是大为担心。

威廉生长于宿命论的加尔文主义家庭，他无法同情国教徒认为长老会教派应被摒除公职和国会之外的观点。他曾在荷兰鼓励宽容，交友往来也无宗教敌视。宿命论的加尔文主义使威廉自信是神圣的代表人。基于这一信念，他对不奉国教者也能不带偏见地对待，同时把他们视为神的神秘力量的工具，而不是个人，他常称呼这一神秘力量即是“幸运”“上帝”或“神”。他认为境内各派信仰若不能和睦相处，则其力量可能会毁了这个国家。

枢密院由诺丁汉领衔向国会提出《宽容法案》的议案是明智之举。诺丁汉是英国国教会虔诚、忠心的信徒。他的拥护使死硬派除却敌意。因此，新政府的第一个成就在两院中以极少的反对而通过（1689年5月24日）。它允许接受三位一体理论和《圣经》启示说，以及明确驳斥“变体论”和教皇的宗教至上权的一切团体，均有公开信仰的自由。浸信会获准接受其父母的浸信会徒思想，而且依1696年《确承法》（Affirmation Act），教友派获准以一郑重的承诺代替誓言。唯一神派教徒和天主教徒则不受宽容。威廉和他的枢密院企图在1689年提出的《包容法案》（Comprehension Bill）中，让许多反国教团体接纳国教会信仰，但这项措施未能通过。反国教徒除非依国教会的仪式接受圣礼，否则既不许入大学，也不许入国会或任公职。反亵渎神圣的一项新法律（1697年）提出，若攻击任何基督教基本理论者皆下狱。1778年止，英国境内的宗教自由再无进一层的法定延伸。不仅如此，1685年后其宽容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要大（荷兰除外）。事实上，英国逐渐强大到其实力可以不再畏惧天主教国家入侵或内部倾覆时，其宗教宽容也逐渐扩大。

在威廉治下，甚至天主教徒也享有更高的安全。国王解释说，他若在英国钳制天主教徒，则他就无法与天主教国家维持盟友关系。10年来，天主教神父可在私房中望弥撒，而且他们如在公开场合能有缜密援护，也不会受干扰。在王权将结束时（1699年），托利党和死硬派在国会中占上风，反天主教的法律即告加剧。任何神父若被判定望弥撒或负责任何祭祀仪式（除非是在一个大使家中），则可能遭到终身监禁的处罚。为了执行此法，任何人若检举告发一桩罪案，在定刑后可得100镑赏金。从事青少年天主教公共教育者也将受同样的刑罚。父母们将子女送往国外接受天主教信仰的教育也在严禁之列。宣誓王室对宗教至上及反对三位一体说者方许买卖或继承土地。凡拒绝宣誓的人，一概剥夺参政的继承权。但威廉赦免了奥茨，并给他养老金（1689年）。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由于谋反使詹姆士二世复辟而受到新的迫害，泰康伯爵杜保（Richard Talbot）召集了3.6万名士兵，并邀请詹姆士二世由法国回来领军。路易十四把这位被罢黜的英王安置在他在圣日耳曼的一处别宫里，每年给予60万法郎的赏金。路易十四现在为他装备了一支舰队，陪着他到达布列斯特，辞行时说了一句名言：“我对你最好的祝福即是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再见。”詹姆士率领1200人在爱尔兰登陆（1689年3月12日），由杜保护送到都柏林，召集一个爱尔兰国会，而且宣布全体效忠的臣民皆有信仰的自由。该国会于5月7日集会，废除1652年的《土地解决案》（Act of Settlement），并下令将1641年以来即取自爱尔兰地主的一切土地皆归返其业主。威廉派遣其法籍新教派司令雄贝格率军万名赴爱尔兰。路易十四也派遣7000名法国老兵增援詹姆士。威廉本人于1690年6月御驾渡海赴爱尔兰。敌对双方军队于7月1日在博因开战，一度骁勇的詹姆士眼见部属溃败大为恐慌，不久即潜回圣日耳曼。

威廉乐于与爱尔兰人恢复到先前和平的状态，但他属下的新教徒领袖和部队要求根除叛军，并进一步没收爱尔兰人的土地。威廉回到英格兰，把军队留给金克尔（Godert de Ginkel）用，此时由埃斯仑（Athlone）伯爵率领。雄贝格则已在博因一役胜战中阵亡。威廉训令金克尔提供自由大赦：信仰自由，免除反天主教的至上宣誓，并归返其产业给所有愿放下武器投降的叛党。金克尔即依此条件保证戈尔韦（Galway）和利麦立克（Limerick）的降者。1691年10月3日，爱尔兰叛党依《利麦立克条约》接受了威廉提议而和平停战。1692年3月，皇家赦令宣告爱尔兰战争已告结束。

爱尔兰新教徒谴责这一条约是向天主教投降，并向英国国会诉愿。国会立即于1691年10月22日通过一项法案，凡不曾宣誓至上及宣布三位一体说的人一概禁止加入爱尔兰国会。新的爱尔兰国会全是新教徒，它拒绝承认《利麦立克条约》。虽然威廉全神贯注于组织欧洲各国对抗路易十四，都柏林爱尔兰国会却课以爱尔兰天主教徒一系列的新刑法，公开蔑视威廉和玛丽签订的和约。天主教学校和学院概不合法；天主教神父被逐出境；天主教徒不许携带武器或拥有一匹价值超过5镑的马；凡是新教徒女继承人嫁给一名天主教徒，则其财产应予剥夺。对爱尔兰土地的没收充公继续进行，直到“再无土地可没收充公为止”。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想在爱尔兰法庭胜诉，几乎是不可能的。反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犯人很少受罚。爱尔兰的毛织业一度发展到足与英格兰竞争，现在却因英国国会通过法律，严禁爱尔兰羊毛出口至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而告毁灭。甚至于1696年，以巧妙的禁止性关税（prohibitive tariff）使该业窒息，因此爱尔兰完全衰落。贫穷、赤贫、饥馑和极度的混乱遍及这个大岛。在光荣革命后的65年中，将近100万的天主教人口（1688年）中的半数移民国外，使人民中最优秀的人散居国外。

英国的每个经济阶级都繁荣起来，除了劳动阶级和农民外。纺织工人受到外国竞争和发明之苦。1710年，织袜业者进行罢工反对引用织袜机及雇用廉价薪资的学徒操作机器。全国产量却激增，由此可见：16世纪政府每年平均岁入为50万镑，17世纪却升到每年750万镑。这一增加固然部分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主要还是制造业发达、国际贸易增加之故。

即使如此，费用仍旧不足，因为威廉扩充大军以对抗路易十四。税金提高到空前程度，但仍需要更多的钱。1693年1月，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即查理·蒙塔古（Charles Montagu）出任财政大臣。他革新了政府财政，即劝使国会同意发行一笔90万镑的公债，政府保证每年付息7%。1693年年底，由于开支危险得远超过收入，一群银行家同意，以年息8%贷款120万镑给政府，并以对运货加额外税为保证。这个向公司财团借款的意见是三年前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建议的。蒙塔古现在给予正式支持，国会也通过这项计划。贷方依热那亚、威尼斯和荷兰的先例，于1694年7月27日经特许组成英国银行管理公司。他们从各处以4%至6%的利息借进款额，然后以8%借给政府，而且在行使银行功能时得到其他利益。由此开始，英国银行对政府贷款越来越多，1696年由国会获得这一贷款的独占权。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自威廉和玛丽登基以来英国政府维持稳定的主要因素。早在1694年，该银行的期票若有存款支持，应存户要求即可支付黄金，这是英国最早的纸钞。

蒙塔古更以改革金属货币而确保其财政大臣的地位（1696年）。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好硬币已被人民贮藏、熔铸或出口了，而受损的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硬币却被人们大量使用，在很多地方失去其票面价值的购买力。蒙塔古召集他的挚友洛克、牛顿和萨默斯（John Somers）为英国发明一种更稳定的钱币。他们设计一种新硬币，边缘压上齿纹，可防崩缺。他们又把旧硬币依其票面价值收回，国家负担这笔损失。英国于是有了稳定的货币，成为欧洲钦羡的典范。1698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开幕，而一个金融投机的时代遂告开始，立即产生了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1711年）及其“骗案”（1720年）。1688年，劳埃德（Edward Lloyd）在一间伦敦咖啡铺里轻易地建立起现在极为闻名的劳埃德氏保险公司。1693年哈利（Edmund Halley）发表了首为人知的死亡率之表。凡此种种财政措施，不仅扩大了英国事务中的金融利益，而且提高了英国的资本家的地位。

在经济扩张之外，政治斗争也因地主阶级的托利党和商业阶级的辉格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权力斗争及阴谋行刺威廉计划使詹姆士复辟等愈发激烈。威廉对英国内政事务不感兴趣，他征服英国主要为了使它与其母国和其他国家联合对抗路易十四。正如哈利法克斯说的，他“把英国视为通往法兰西之路”。英国人民发觉这才是他全神贯注的热情目标时，他就失去了民心支持。他不是一名和蔼可亲的国王，他因为格伦科（Glencoe）的麦克唐纳德（Mac Donald）家族迟迟未提出效忠而下令将其铲除时，可以说是冷酷之至。他在众人前因讲英语结巴而“沉默、坚定”。他对女性不在意，在餐桌上礼仪也很差，因此伦敦的妇女称他是“一只下等的荷兰熊”。他四周全是荷兰卫兵和助手，而且毫不讳言地认为荷兰人的经济能力、政治判断和道德品质都比英国人高明。他知道许多贵族秘密与詹姆士二世接洽。他发觉他周围的贿赂风气如此炽热，他也加入此事。

他把内政事务交给他的大臣们，权臣时代开始了（1695年）。内阁联合负责与行动且受一人的支配，这人通常是财政大臣。1697年，威廉的敌人托利党在一次大选胜利中上台掌权，他们因此限制其权势，质询他的外交政策（1699年）。他佝偻、哮喘、患肺结核病的躯体安葬时（1702年3月8日），对内政上受挫尚可感到安慰的，是他最后终于使英国坚决地加入了大同盟（1701年）。经过12年的奋斗，这个同盟可使伟大的波旁王室屈膝，拯救了新教欧洲的独立，而且使英国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扩张势力。

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1702—1714）

玛丽女王于1695年去世，她的妹妹安妮成为王位继承人。安妮生长在危险和动荡不安的时代，她变成一个怯懦的女孩，道德纯正、思想单纯、脑筋坚定，从忠实和恭顺的童年友伴——那位活泼、愉快、多疑、积极、自信的萨拉·詹宁斯那里寻求安慰与勇气。1678年，比安妮年长5岁的萨拉嫁给丘吉尔。1683年，安妮也嫁给丹麦乔治亲王。这两桩婚事都很成功，但未能干扰这两个妇人之间的亲密友谊。安妮摒弃一切繁文缛节，戏谑地称呼她的近侍萨拉为自由人夫人（Mrs.Freeman），而且坚持萨拉要喊她“莫利夫人”（Mrs.Morley）而不是“亲王夫人”。她们的丈夫叛离詹姆士二世转向威廉时，安妮被迫在父亲和友伴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她对丈夫和朋友的爱使她决定于1698年11月26日潜赴诺丁汉。12月19日，她和萨拉伴同一名外籍英王到伦敦。

她从未喜欢威廉三世。他把她父亲的一处产业（她有部分主权）赐给他的一位朋友时，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和伤害。1691年，她就希望她父亲能重返英国复辟。威廉有理由怀疑丘吉尔和他妻子与废王串通。丘吉尔此时为马尔巴勒公爵。玛丽女王命令安妮把萨拉从她的仆从职上免职，安妮不从。次日，马尔巴勒公爵立遭免职（1692年1月），他和萨拉被逐出宫廷。安妮不欲与其挚友分离，便违背国王与王后之命，离开白厅而和萨拉同住在锡永厦（Sion House）。5月4日，马尔巴勒公爵被下入伦敦塔。萨拉常到伦敦塔探视他，并被建议与安妮断绝来往，以使女王平静（息怒）。安妮写信给她说：

上次伍斯特主教在这里时，我告诉他，你好几回希望能离开我……我再度向基督要求，你千万别再向我提此事。必然地，若是你做出离我而去这件残酷的事，从当时起，我即永无欢日。如果你未经我同意即这样做（即使我答允你，我就再见不到天主的面），我会自我禁锢，不再与世人相见，而住在世人可能淡忘我的地方。

由于马尔巴勒公爵参与詹姆士复辟阴谋的证据不足采信，急需优秀将领的威廉释放了他，并恢复了他的财产和权势。

38岁的安妮成为女王后，她对道德、忠义和秘密的喜好，改变了整个英国朝廷的特性，作威作福的人被罢黜，只好闷闷不乐地退隐山林。品行端正的艾迪生接替了行为恣纵的罗切斯特，斯梯尔（Steele）也写下《基督英雄》（The Christian Hero）一书。安妮避免到剧场看戏，而她的生活懿范对改善英国习俗颇有影响。她把王室享有教会的“第一批果实”（first fruits）和什一税颁发予英国教会的贫困教士（1704年）。她几乎每年都生一个孩子，但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她的精神由于多次葬礼而颇为幽暗。

如果她可以裁决国策，她会与法国言和，而且也愿承认她亡父的儿子自称詹姆士三世的头衔。但威廉三世的坚强意志曾使英国加入大同盟。她的顾问中的宠臣，在她登基后，立即由伯爵擢升至马尔巴勒公爵，趁她在位时教唆她进行了十多年劳民伤财的战争。她依旧受其挚友，现在的公爵夫人、王室私产检察官（女王私人收入）的影响。萨拉每年受薪5100镑，并利用她对安妮的神秘影响力，为丈夫扩增财富。马尔巴勒被任命为陆军的统帅，由他的荐举，他的友人戈多尔芬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戈多尔芬对他极其忠诚，也是一个理财能手，增加了对军事将领的拨款。戈多尔芬主理财政将近半生，死时仍两袖清风、家徒四壁，的确感人。精明的马尔巴勒公爵夫人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人”。然而，他闲时以斗鸡、赛马和赌博为乐，这是他近乎完美形象中的小瑕疵。

安妮本人智慧不足，允许大臣们僭取国会给予的大权。此后的政治斗争几乎是国会和大臣的纷争，而不是国会和王室的纷争。1704年，她的内阁加入新人：哈利出任国务大臣，圣约翰担任国防大臣。两人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哈利是笛福和斯威夫特的赞助人，圣约翰（后来受封博林布鲁克子爵）曾影响到蒲柏和伏尔泰，本人还是一度享誉的《史学论》（Letter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论贤王》（Idea of a Patriot King）等论文集的作者。这两位大臣都酗酒，但在当时的英国，这不足为奇。两人都因马尔巴勒公爵的支持而任官职，却转而反对他，指责他不必要地延长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圣约翰生于1678年，卒于1751年，代表着欧洲由英国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全部过程。他在童年时接触太多的宗教，在成年时又摆脱了大部分宗教。他告诉我们：“我还在童年即受束缚，必须阅读曼顿博士（Dr.Manton）的生平纪事，他的故事不过是根据119首赞美歌讲了119次道理而已。”他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时，即以智力卓越、怠惰粗心和好逸放纵而著名。他夸言千杯不醉，而且收纳全国最贵的妓女。他娶了一个富家女为妻，过了一段一夫一妻的生活，她不久即因他的不忠而遗弃了他，他却间断地享用着她的财产。他发现选入国会并不须耗费巨资（1701年）。在众议院里，他因英俊、机智、口若悬河、辩才无敌而获得极大的影响力。他进入内阁时，年方26岁。

该内阁的最大成就是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会合并。它们虽然是在同一国王统治之下，却各有国会及不同的经济和互相敌对的信仰。双方皆曾互相挑衅交战。他们的关税壁垒也阻碍了贸易往来。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国会接受了《联合条款》（Articles of Union），女王于3月6日批准。根据该法，两地各保有独立的宗教信仰，但在一个不列颠国会之下，成立一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其贸易也完全自由。贵族院中，苏格兰贵族居16席，平民院中则可选任45名苏格兰议员，而圣乔治和圣安德鲁的十字架则合并为一面新旗帜，称为“米字旗”（Union Jack）。苏格兰民众对此不表欢迎，旧的敌意仍维持约半个世纪，直到1750年合并才被承认是有利的。苏格兰节省了许多支出，它的智识力量也可自由地在18世纪下半叶结成一个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之果。

1707年10月，托利党因选举胜利，哈利和圣约翰去职，但哈利继续通过其表亲马沙姆夫人影响女王。马沙姆夫人由马尔巴勒公爵夫人介绍给安妮。她的镇静和彬彬有礼的脾气使女王欣慰，女王的神经在登基后即因萨拉猖獗的言语和意图而受刺激，萨拉一度高兴自己可不用时常入朝，但她立刻警觉到她对女王的影响已在迅速减退。安妮几乎天生就是一个托利党、一个虔诚教徒，也是一个爱好和平者。萨拉却是一个较不虔诚的辉格党，她公开讪笑统治者的神授权利是对大众的谎言，而且坚持要女王支持马尔巴勒对法国抵抗到底的决心。安妮在萨拉失宠时使自己的心理更强大；萨拉对她大怒失礼时，她把萨拉罢黜出宫（1710年）。女王宣称她觉得现在好像是自长期禁锢中获得自由一般。

同年，托利党又在大选中获胜，哈利和博林布鲁克重掌大权。哈利取代戈多尔芬出任财政大臣，博林布鲁克担任国防大臣，斯威夫特成为他们最得力的宣传助手。哈利在1711年受封为牛津伯爵，圣约翰被任为博林布鲁克子爵（1712年）。伦敦的娼妓们听说博林布鲁克升官了，高兴地说：“博林布鲁克每年薪俸8000几尼，却全数供给我们！”托利党使两院顺利通过一项法案（1711年），规定若要被选为国会议员，城市选出的议员每年其不动产至少须值300镑，乡村议员则须年收入在600镑以上。当时是英国地主贵族的全盛时期。

新政府决定（马尔巴勒公爵反对）与法国单独讲和以结束战争。1711年，哈利向平民院告发马尔巴勒公爵盗用公款（物），坚称公爵在担任英军统帅及任其他官职时聚敛大批私产，除了他年薪6000镑外，他又向供应其军队粮秣的商人梅迪纳收贿每年6000镑，并他把收自外国政府供给其属下外围部队的饷钱扣下2.5%自行裁用。除了他的建筑师约翰·凡布鲁外，没有人喜欢他在牛津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建造的巨宅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女王曾下令政府付建筑费。1705年动工，1711年才完成一半，而已经耗资13.4万镑，在完工前，将费资30万镑，政府就付了4/5。

马尔巴勒公爵辩称，2.5%的回扣是习惯上允许统帅在不须公开记录下，供他指挥特务和间谍之用。他提出女王签订的委托状，授权他可作此克扣。一切外国盟友都保证他们也曾授权他可如此克扣。汉诺威选帝侯更强调这笔钱用得很明智，并对“许多战役之胜，居功厥伟”。对梅迪纳的津贴，马尔巴勒的辩词未足采信。平民院以276对175票谴责他，女王于1711年12月31日免除他一切官职。他自愿流亡国外，而且在女王在位时一直居留在荷兰或德国。内阁任命巴特勒，第二代奥蒙德公爵指挥英军，并授权他可自面包供应商和外国兵薪金中收取回扣，马尔巴勒却因此获罪。但英国人认为马尔巴勒下台是走向和平的一个步骤。

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又起争执。1701年，安妮女王最后一个在世的孩子死了，国会为先发制人阻止另一个斯图亚特家族中人复位，曾通过了一项《王位继承法》。该法案未明确提出威廉三世或安妮女王，规定英王应传给“索菲亚公主或其血统的新教徒继承人”。索菲亚是汉诺威选帝侯之妻，是新教徒，带有英国王室血统，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孙女。安妮女王曾接受这一安排以保护信奉新教的英国，但现在她处暮年，她对她被弃的兄弟的同情越来越高，而且不讳言若是詹姆士三世同意放弃天主教信仰，她愿支持他的继承王位权。辉格党全力支持汉诺威王室的继承，托利党却倾向于女王的意见。博林布鲁克与詹姆士洽商，但他拒绝放弃其天主教信仰。博林布鲁克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尊严死亡的不同外衣罢了，他致力于废除《王位继承法》，该法阻止詹姆士登基。他与哈利因推进此事太迟而起争吵。在他的建议下，安妮女王勉为其难地把哈利免职，博林布鲁克似乎占据上风。

但7月29日，女王因大臣们的争执而激动和失望，病势垂危。英国的新教徒武装起来，准备反对任何使斯图亚特家族中人复辟的企图。枢密院批驳了博林布鲁克的政策，并促请迟疑未决的女王任命沙夫兹伯里公爵为首席财政大臣，即政府领袖。1714年8月1日，安妮驾崩，索菲亚也在两个月前去世，但《王位继承法》依然有效。枢密院通知索菲亚的儿子汉诺威选帝侯说，他已经是英格兰王乔治一世。

威廉和玛丽以及安妮的政府（1689—1714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代。尽管道德崩溃、政治腐败、内斗不已，他们却完成了一个朝代革命。他们宣称英国无可改变的是一个新教国家，而且他们确定地把最高统治权由王室移交给国会。他们发现了强力阁员的发展使君权的角色大为失色，也目睹1707年王室最后一次否决一个国会立法。他们建立一个相当程度的宗教宽容和新闻自由。他们和平地使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强大的不列颠。他们阻挡了当时君王中最强大的法王欲使法国成为欧洲独裁者的企图，并使英格兰主宰了海洋。他们扩张英国在美洲的产业，发现英国科学和哲学的光荣——牛顿的《数学原理》（Paincipia Mathematica）和洛克的《人类悟性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在温和的安妮女王12年的短暂统治下，文学的成就是当时其他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笛福、艾迪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和第一时期的蒲柏。

第五章　自德莱登至斯威夫特的英国文学（1660—1714）

自由出版

一位法国人写道“1712年，英国的文学创作在质与量两方面均超过法国”“学术和文化中心……不断向北移”，直到约1700年，英国人“拥有最高创作力的地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英国人会谦虚地回答：“部分刺激来自查理二世及返国的逃亡者传入的法国礼仪，部分则传自笛卡儿、帕斯卡、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斯屈代里小姐、拉费耶特夫人及住在英国的法国人，如圣·埃夫勒蒙及格拉蒙等。”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风格对复辟时代舞台上的爱情喜剧和英雄悲剧、仿自伊丽莎白王朝生气勃勃的散文片段及弥尔顿时代的迂回文章均有影响，乃至德莱登写序和蒲柏写诗所用的精致合理的散文，也见法国的影响。有一个世纪之久（1670—1770年），英国文学即使加上韵律节奏，其实质也可能为散文，但属于高雅、明畅、古典的散文。

不过，法国的影响只是一种激励而已，其根本影响在于英国本身，在于其欢欣解放的复辟运动、殖民地的扩张、商业滋润思想、海军克制荷兰以及对法的胜利（1713年），虽然法国已压服了西班牙。因而大英帝国的势力向北推进一路无阻。正如法王路易十四赐作者以养老金作为臣服的赏赐，英国政府同样也给爱国的（或忠党的）诗人或散文家——德莱登、康格里夫（Congreve）、盖伊（Gay）、普赖尔（Prior）、艾迪生、斯威夫特——各种养老金，赐予贵族盛宴、引介给王室或在政府中担任闲职，其中一位还成为国务大臣。伏尔泰极为羡慕这类政治上的优厚报偿。查理二世喜欢科学和美人胜于文学和艺术。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对文学等闲视之，但他们的大臣——发现在新闻报纸、小册子、咖啡屋及宣传流行的时代，文人颇堪大用——却补助能服务帝王、政党或军队的文人。作家可以成为小政治家，有些人，如普赖尔成为外交官；有些人，如斯威夫特和艾迪生，操纵任官、左右政权。为了崇恩报德，作家们纷纷将著作献予贵族和贵妇，赞颂他们的躯体比阿波罗和维纳斯潇洒美丽，心智则优于莎士比亚和萨福。

金钱奖励之外，自由也促成笔墨之书泛滥。弥尔顿虽用《司法者》一文呼吁，可《执照法案》（Licensing Act）仍未废止。通过该法案，都铎和斯图亚特诸王用检查来控制出版，而该法在不稳定的克伦威尔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代继续生效。但詹姆士二世政府的行动使全国惊慌之际，有更多的小册子作者违抗法律，取悦民众。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时，他本人及其辉格党支持者由于亏欠出版界太多，只好反对重订《执照法案》。该法于1694年满期后，即未续订，出版自由自动建立了起来。王室大臣仍然逮捕攻击政府过激的人物，而且1697年的《渎神法案》（Blasphemy Act）仍规定，对基督教义原理质疑者处以重刑。但此后，英国人享有文艺自由，虽然常常被滥用，但对英国人心智的成长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期刊迅速增加。1622年后，周报开始发行。克伦威尔仅准两种刊行，其余均予镇压。查理二世准许3种发行，但须受政府的监督，其中之一为《牛津公报》（Oxford Gazette），成为政府代言人。1665年后，每两周或半月出版一次。《执照法案》失效后，很快就有不少新周刊推出。1695年，托利党推出第一份英国日报《邮童》（The Post Boy），但其生命只有4天。辉格党立即推出《飞邮报》（The Flying Post）对抗。1702年，终有《英国日报》（The English Courant）出现，成为英国第一家正常每日出版的报纸——这是一份小报，只印行单页，内含新闻但无评述。就是这些断断续续的小报，终于发展为今天的广告产业。

笛福主编的《评论周刊》（The Review），建立新的标准。该刊每周出版一次，不但有新闻，还包含评论，并最先开始连载小说。斯梯尔发行《闲谈报》（The Tatler，1709—1711年），并与艾迪生两人在发行《旁观者》期刊时，达到当时期刊发展的高峰。托利党政府有鉴于日刊、周刊、月刊发行量较大（4.4万份）且影响力日增，便课以印花税（1712年），0.5便士至1便士不等，意在断绝多数期刊的生路。《旁观者》是因此停刊的杂志之一。期威夫特告诉斯泰拉（Stella）称：“穷苦文人的路已被阻绝。”博林布鲁克于1710年发行的智慧与机智。《检讨者》（Examiner）周刊，拥护托利党的政策。他发现了斯威夫特的智慧与机智。大量资本涌入这一行业。渐渐地，期刊的影响代替了圣坛讲道，为了私人目的而引导舆论倾向，一股新的世俗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复辟时代的戏剧

查理二世喜看巴黎的戏剧，因而许可两家剧院演出：一家是在杜鲁利巷的王家剧院（King’s Company），一家是林肯法学会的约克公爵剧院（The Duke of York’s Company）。1705年，女王剧院开设于干草市场（Haymarket），女王却几乎从不前往观剧。查理二世时，两家剧院通常均告客满。清教徒仍然排斥戏剧，1660年至1700年，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进入剧院的。观众多数来自宫中喧闹无度的那群人、低层社会人士及在“镇上徘徊的浪人”。严肃的约翰逊博士说：“庄重的大律师出现在放纵无德的剧院大厦会贬损其尊严，年轻律师则会因此损害其信誉。”女人只是观众中的很少数，而且她们还要戴上面具隐蔽其身份。戏剧于下午3时开演，随街灯的改善（约1690年），其开演时间渐改至下午6时。进入包厢的票价为4先令，正厅后面票价为2先令6便士，最高楼座则为1先令。舞台机关设备和换场设备均比伊丽莎白时代的精巧，虽然复辟时代的多数戏剧只要一张床和几条通道就够了。女演员已取代男孩来扮演女性的角色。多数的女演员也是别人的情妇，如玛格丽特·休斯扮演苔丝德蒙娜（Desdemona），是已知第一位在英国舞台上露面的女性（1660年12月8日），即是鲁珀特的情妇。就是在德莱登的《残暴的爱》（Tyrannic Love）中，查理二世开始思慕演维拉丽亚（Valeria）的内尔·格温。观众的个性，对清教的反感，宫廷的道德感，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特别是本·琼森的戏剧）的追忆和复兴，法国剧院和保皇派流亡者的影响，这些混合起来构成了复辟时代的戏剧。

复辟时期最重要的悲剧作者是德莱登。我们暂时将他置于一旁不论，先论托马斯·奥特韦（Thomas Otway）的《保全的威尼斯》（Venice Preserved）一剧（1682年），此剧比德莱登的戏剧还要经久不衰，1904年仍在上演。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取自1616年奥苏纳伯爵（Count de Osuna）之友企图推翻威尼斯参议院的阴谋。该剧成名，部分是以喜被妓女痛打的安东尼奥影射首任沙夫兹伯里伯爵，部分则因该剧很像近来天主教徒的阴谋，还应归因于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和巴里夫人（Mrs Elizabeth Barry）的精湛演技。喜剧的场面荒谬唐突，终场与一般歌剧一样，散布死亡的种子。但情节的构想严谨可取，角色极为突出，演出很富戏剧性。而其无韵诗除马洛和莎士比亚外，堪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任何戏剧媲美。奥特韦钟情于巴里夫人，她却垂青罗切斯特伯爵。在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以后，诗人接着有了连串的败笔，最后竟沦入贫穷的绝境，（据一项记载）死于饥饿。

复辟时代的戏剧值得现代人追念的，是其喜剧。它们的幽默机智、大胆的对话及床上的胡作非为，以及作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写照，使其大受欢迎。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或莫里哀的戏剧相比，它们的范畴要狭窄很多。它们描述的不是生活，而是城中懒人和宫中浪子的行为。它们除了把乡村的生活当作嘲弄的对象或关注丈夫窥伺妻子的私情外，其他概不关心。某些英国戏剧家曾读过莫里哀的剧本或看过其在巴黎的演出情形，有些人借用莫里哀的角色或情节，但没有一位在讨论基本观念的才能方面能与之抗衡。这些喜剧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与人通奸是生命的主要目的和最英雄的事迹。他们的理想男人就是德莱登在《假占星家》（Mock Astrologer）中描述的“绅士、徘徊城镇的男人，锦衣、吃喝、女人俱全”。在法夸尔（Farquhar）的《纨袴子弟的诡计》（Beaux Stratagem）一剧中，某绅士角色对另一位绅士说：“我爱一匹好马，但让给别人了，正像我爱娟美的妇人一般。”——意思并不是他不勾引芳邻之妻，而是他打算取得她的垂青，但让其丈夫养她。在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Way of the World）中，米拉贝尔对其朋友之妻说：“你该讨厌尊夫至某种程度，使你喜欢你的情夫。”在这些戏剧中，爱情只不过是肉体的接触、求取快感而已。我们阅读这些剧本时，急着找出一些高雅，但至多只能得到一些烦恼的伦理学。

威彻利曾左右此时戏剧的形式和发展。他的父亲是古老家庭和继承大地产的保皇派。清教徒得势时，他送儿子到法国受教育，决心不让他成为清教徒。威彻利没有成为清教徒，而是成为天主教徒，使其家庭为之震惊。返回英国后，他不久改信新教，就学于牛津，毕业时未取得学位，以写剧本为生。32岁时，他以《森林中的爱情》（Love in a Wood）一剧而名利双收（1671年），他把该剧献给卡斯尔梅因夫人。在宫中，他受到和蔼的英王的接待，英王发现丘吉尔和威彻利都在贵妇爱情剧中插入英王这个角色，他对此并不抱怨。

在1672年的荷兰战争中，他以绅士应表现的勇敢作战，终保全身而回英国，并以《村妇》（1673年）一剧二度尝到成功的滋味。

威彻利的《村妇》受莫里哀《丈夫学校》、《新娘学校》的影响颇深。其另一喜剧《行为磊落之人》（The Plain Dealer，1674年）将莫里哀《恨世者》中的艾尔西斯特一角改为曼利队长，此人对行为磊落的见解，是可用下流语言痛骂所有的人和事。意外的是伦敦城，甚至郊区各地，都喜欢把生命描绘为连串的肉欲追求，还加上渎神。在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一间书店，威彻利狂喜地听到一位贵妇访购《行为磊落之人》。她是富孀德罗伊达女伯爵夫人。他努力追求，并与之结婚，结果发现她监视他。夫人暴卒后，他自认现在已拥有她的财产了，但是遗产被重重官司缠结，竟致根本不能动用。由于无法付出他与人约定的债务，他被判决入狱，受了7年的苦。直到詹姆士二世代偿其债，并给恩俸养老。他老年颇不如意，追求女人而自不量力，曾撰写由其年轻朋友蒲柏设法诗化的韵文。75岁时，这位老浪人还娶了一位年轻妇人，10天后他即瞑目不起（1716年1月1日）。

凡布鲁爵士是这些“通奸写实者”中最和蔼可亲的作者。他是典型“约翰牛”的化身，粗鲁、愉快、善良，喜欢英国的食物和酒类，但其祖父为布鲁格（Gillis van Brugg），是来自比利时肯特一地的佛莱芒人，詹姆士一世时才移民至英国。约翰看起来聪明有前途，19岁被遣往巴黎研修艺术。21岁返国，他加入陆军，在法国加莱以英国间谍罪被捕，在巴士底监狱坐了一阵子牢，却在那里完成《激怒之妻》（The Provoked Wife）的初稿。获释后，他多才多艺之手笔尽用于写作戏剧。他自称在6周内完成《复发》（The Relapse）一剧的构想和写作，并公开上演（1696年）。这是一出关于伦敦花花公子霍平顿爵士、克朗赛爵士和淫乱的荷登小姐的热闹讽刺戏剧。自从她10多岁起，克朗赛爵士就把荷登管得很严，对她的天真无邪他甚觉高兴：“可怜的女孩，在花烛夜那天她一定会吓呆的，因为，老实说，她只能从男人的胡须和裤子来分辨男女。”但荷登小姐对自己另有不同的描述：“我希望有位即来的丈夫，哦，老天，我宁可嫁给卖面包的，我真愿那么做。没有人来敲我家的门，这样不久我就等于被关住了。但这里有一个小母精灵可以整天自由自在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她倒可以来敲门的。”汤姆·费兴前来求婚时，做父亲的希望他们两人稍等一周，她立刻抗议：“一周，我的天呀！到那时我已是个老妇人啦！”

《复发》一剧极为成功，因此凡布鲁立刻完成《激怒之妻》。这是当时最热门的戏剧之一。半世纪后，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还因扮演放纵的约翰·布鲁特爵士而轰动伦敦城，这是复辟时代的戏剧中最可纪念的角色。约翰爵士是英国乡绅最卑劣一面的讽刺描写——酗酒、自吹自擂、威胁、诅咒和抱怨“这是一个混乱无神的时代”。他以其对婚姻的意见作为开场白：

吃了过多的肉就是爱情，而婚姻就是它的调味品。两年的婚姻生活已败坏了我的感官。我看到的任何事物，我听到的任何事物，我感觉到的任何事物，我闻到的任何事物，我尝到的任何事物，里面仿佛都有我妻子在。没有男孩会这样厌倦其家教，没有女孩会这样厌倦其衣着，没有修女会这样厌倦忏悔，或许老处女会这样厌倦贞操，如我厌倦结婚一样。

其妻知道了他的见解，想施压力制服他：

布鲁特夫人：近来他待我太野蛮，令我几乎决心扮演爽直的妻子，干脆让他当龟公……

贝林达：但你知道，我们应该以德报怨。

布鲁特夫人：解释起来那可能是错的。

其邻居的幻想夫人（Lady Fanciful）与她有同好，和法国女仆讨论心中的疑惧，该女仆的法语回答可译之如下：

幻想夫人：我的名誉，我的名誉！

女仆：夫人，你一旦失去名誉后，就不必再为它不安了。

幻想夫人：呸！名誉就等于珍宝。

女仆：可那很昂贵，夫人。

幻想夫人：哦！当然，你不会为了一时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荣誉吧！

女仆：我是一个哲学家……

幻想夫人：荣誉不允许那样做（约会）。

女仆：要快乐只有那样……

幻想夫人：但理性克服天性时——

女仆：理性很烦人，因为天性是理性的姐姐。

幻想夫人：那么你宁顺天性而逆理性吗？

女仆：那当然。

幻想夫人：为什么？

女仆：因为顺乎天性使我感到很快乐，而顺乎理性只有让我疯狂而已。

或许就是本剧惹火了柯里尔（Jeremy Collier），才使他于该剧制作的次年，撰文攻击复辟时代的戏剧，尤其攻击凡布鲁。柯里尔是英国国教传教士，颇为博学，具有忠于教条的勇气。1685年宣誓对詹姆士二世效忠后，1689年他便拒绝对威廉和玛丽宣誓忠诚。他谴责光荣革命，甚至鼓动人民起来反叛。他即被捕，经朋友苦口婆心的陈情后，他才答应他们保释他。他公然给阴谋推翻他认为是篡位政府而即将被处绞刑的两个人赦罪券。虽被主教指责，并被总检察长起诉，但他拒绝法庭的传唤。他作为有罪之人，直至老死仍受法庭禁令的拘束，但政府尊崇其人格，并未进一步采取对付他的行动。而威廉三世对柯里尔历史性的攻击颇表赞许。

那是指被称为《英国舞台无德及渎神的短评》（A Short View of the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的文章。该书与多数书籍相似，内容有许多无知之论。这位热情的牧师攻击英国戏剧的很多缺点。他抗议无端提及牧师的剧情，以及有关异教先知、天主教神父及非国教会的神圣等内容。他斥责很多戏剧家，自埃斯库罗斯至莎士比亚，康格里夫和德莱登都在内。他辩称公开舞台丝毫不该以犯罪或不道德为题。

但他的某些谴责颇为合理，因为他到处可以找到明显的目标。他痛责不少复辟时代的剧作家称赞耽溺通奸者，这对观众有不良影响。在一年内，该书是伦敦的谈资。剧作家提出种种辩护。凡布鲁由戏剧转向建筑，10年苦心营建布莱尼姆宫，又以精良的帕拉底欧式风格建筑霍华德堡（Castle Howard，1714年）。德莱登承认罪过，并表示忏悔。康格里夫否认有罪，但主动改革其艺术。

威廉·康格里夫使复辟时代的戏剧发展至最高点，但也到此为止。他生于靠近利兹（Leeds）附近的家庭（1670年），在一连串胜利中，其古老的家庭一直维持尊贵的荣耀。他的父亲曾受命指挥英国在爱尔兰的一支驻军，因此康格里夫是在基尔肯尼学校（Kilkenny School）受教育的，他在该校与斯威夫特坐同一条长椅，然后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是同学，在伦敦中寺法学院（Middle Temple）还是同学。法学院一年级时，他写就《隐姓埋名》（Incognita，1692年）一书，戈斯（Edmund Gosse）赞赏“其中善意的嘲弄和幽默”，并誉为“英语最早的关于礼仪的作品”。约翰逊却说：“我宁可称赞它，而不愿读它。”康格里夫写了第一篇喜剧《老独夫》（The Old Bachelor，1693年）即一举成名。德莱登当时是英国文艺界的领袖，誓言他从未看过这样好的戏剧。不敢确定绅士是否可以写剧本，康格里夫解释该剧的写作“旨在病中自娱”。因此，柯里尔评谓：“他患何病，我不追究，但那一定是比药物更厉害的恶疾。”哈利法克斯同意德莱登的意见，他任命康格里夫担任两个政府职位，使他在作为剧作家之余，还有相当的收入保持其绅士的身份。

他的第二个剧本《两面人》（The Double Dealer，1694年）不算很受欢迎，但德莱登的颂辞将康格里夫与莎士比亚相比，才支撑了这位青年作者的热诚。1695年，25岁，他又作《为爱而爱》（Love for Love），重登舞台，其成功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柯里尔指责该剧帮助和安慰色情狂。康格里夫无以为复，因此在3年内他完全脱离剧院。他又写《如此世道》（1700年）重回到剧院时，他已成为上述谴责的得益人，已能显示机智而不一定要违反十诫。素来夸张的斯温伯恩（Swinburne）称该剧为“英国喜剧中无可比拟、难以仿效的杰作”，该剧并无邪恶失德的描述。若仅是拿来看看，会发现其谑语很是烦人，令我们想起莎士比亚早期愚拙的剧作，但若搬上舞台演出，或许我们会为其机智显露而着迷。其剧情太过复杂，要费很多时间才能了解轻浮且无足轻重的人物的阴谋和争吵，而结局简直就是荒谬。其中言辞和幽默却颇见精练，其思想的微妙（虽非深奥），足以愉悦从容欣赏的心灵。没有凡布鲁作品的粗鲁讽刺，却有自凡尔赛宫至白厅及复辟宫中轻轻泻出的优雅戏谑。而人物的创造也值得一提。其主人公米拉伯尔是一位不甚动人的遗产猎取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娶米拉曼而不是拐诱她。米拉曼是康格里夫最生动的创造，这个女人想要1000位爱人，而且只有10年的美色就要别人终生的倾慕。她答应结婚，但提出条件：

米拉曼： ……实在说，米拉伯尔，早晨我都随兴所至，躺在床上很久，很久……

米拉伯尔：还有别的条件吗？……

米拉曼：都是小事——如应有自由……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餐。当我失去兴味，可以不必提出理由，就在更衣室独自进餐。我的衣橱不可侵犯。我是茶几的唯一女皇，未经许可前你不得靠近它。最后，不管我在何处，你进房之前均须敲门。这些条件同意了，假如经较长时间的考验你仍持久不变的话，我将成为一位妻子。

米拉伯尔： ……我提出条件是不是冒昧呢？

米拉曼： ……尽管提出……

米拉伯尔：一条是，照约你必须继续跟我一样的爱惜颜面。而当我心里仿佛有股激流通过时，别使它变形凝固……另外，当你生产——

米拉曼：哦！别提这个。

米拉伯尔：可以假定会有那么一天的，那是我们努力所得的恩赐——

米拉曼：可厌的努力！

米拉伯尔：我反对鞭笞、压榨变形，而使孩子的头变得像糖条一样……

这是令人愉悦的生活琐事，好讽刺的对白，刚好安全地剥开生活的表面伪装。

康格里夫本人就代表了许多表面伪装，重形式不重实质，重变化不重统一。他从未结婚，但向许多女戏子大献殷勤。我们没听过令他烦心或令他喜欢的小孩。在咖啡屋或俱乐部，他也是一个好伙伴，而且为高贵的家庭殷勤接待。他吃得很好，双脚因为痛风常常起泡，必须涂上油膏。1726年，伏尔泰拜访康格里夫时，他驳斥法国人对其剧本的赞语，要伏尔泰仅把他看作一个绅士。伏尔泰说：“假如你只是一位绅士，那么我根本不会来拜访你。”

1728年，在赴巴思洗矿泉浴的途中，康格里夫的车子翻倒，他受了内伤而死（1729年1月19日）。他葬于威斯敏斯特，遗言留了200镑给布雷斯格德尔，她正在贫穷中度其老年。整个地产共约1万镑，都遗留给爱女处理，即非常富有的第二任马尔巴勒伯爵夫人。她将此款购买一条珍珠项链，并在桌上同一地方，永远放置诗人的蜡像和象牙质的复制像，其双脚照样因痛风而脓包隆起，涂上油膏。

早在康格里夫去世之前，英国戏院即已开始自清。威廉三世下令宫廷礼宾官发给剧本上演执照或禁演，所有剧本均应从严审查，舆论也转而支持这种检查。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法律禁止在剧院中戴面具，妇女既不得作此伪装，所以对内容不当的戏剧排斥不看。斯威夫特与一群主教的看法相同，斥责伦敦舞台充斥着英国人品性的缺点。斯梯尔提供道德剧《自觉的情人》（Conscious Lovers，1722年），而艾迪生推出《加图》（Cato，1713年），足可媲美法国悲剧。这类突变较早的征象首见于德莱登答复柯里尔的语调。他觉得神学家常常过分斥责剧作家，曾“在许多地方……将实际上并无罪过的话解为渎神和猥亵”。但他又说：

我该说柯里尔先生很少患这个毛病，因为许多方面他待我甚为公正，我对真该视为淫猥、渎神或无道德的思想及描述认罪，并要收回它们。假如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他该获胜；假如他是我的朋友，如同我私下想使他只会成为我的朋友一样，那么他会很乐意看到我表示忏悔。

约翰·德莱登（1631—1700）

约翰·德莱登之父是一名小乡绅，在北安普顿郡有一些小地产。约翰被送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学院上学，老师理查德·巴斯比（Richard Busby）教他和约翰·洛克拉丁文和训练。他凭在校时取得的奖学金赴剑桥三一学院深造。他取得学位的那年（1654年），其父逝世，约翰是14个儿子中的老大，得以继承父亲的产业，每年入息60镑。不久，他移居伦敦，写诗弥补收入的不足。1659年，约翰出版《英雄行》（Heroic Stanzas），纪念克伦威尔——对这位29岁的青年来说是空洞无味的诗篇。德莱登逐渐成熟，像辛苦越过千重难关的人，终于收入大增。一年后，他写成《归来之星》（“Astraea Redux”）一诗表达欢迎复辟之意，将查理二世这颗星比拟为伯利恒之星。几乎无人敢谴责德莱登的反复无常，因为除德莱登外，其他诗人都改旗易帜，由欢迎清教徒变为保皇派。

但查理喜欢戏剧胜过单纯的诗篇，因而剧作家收入颇丰，新诗人则穷困潦倒。德莱登自觉并无戏剧天才，但他需要生活，便尝试写作喜剧，结果《狂野的情侠》（The Wild Gallant，1663年）竟被佩皮斯贬为“几乎是我此生仅见的坏作品”。1663年12月1日，他与伯克郡伯爵之女伊丽莎白·霍华德结婚。贵族闺秀嫁给诗人，可能有人会感到惊讶，但要知道她年已25岁，有沦于孤芳自赏的危险。其兄罗伯特·霍华德爵士急求文名，曾与德莱登合作，才写成《印度女王》一剧，1664年完成，场面豪华，极为成功。

该幕悲剧放弃伊丽莎白时代的无韵诗，改采五音步双韵体作为剧本的基本体裁，因而开创文艺史上新的一页。欧拉利勋爵（Lord Orrery）对法国押韵曲调印象颇深，并在自己的剧本中使用这类体裁。1675年后，德莱登又返回无韵诗的老路，终于认识到押韵会阻碍言辞和思想的流畅。假如他对韵文较不在行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

合作编剧成功后，跟着他又独立创作《印度皇帝》（The Indian Emperor）一剧（1665年），其主人公为蒙特祖马。瘟疫使伦敦剧场关闭一年时，他恰好在英国剧界争得一席之地。瘟疫和大火过后，他写作《奇迹的年代》（“Annus Mirabilis”，1666年）一诗，庆祝英国通过这两者及战争的三重考验重又复原。全诗由304首四行诗组成，由强烈的描述（212—282节）和少年愚行（如第29节）交替写成。1666年，剧院重开时，德莱登急忙又从事戏剧写作。直到1681年，他只写戏剧。其悲剧趋向过分夸张，但时人似乎认为它们优于莎士比亚的剧作。他与达韦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一剧时，时人一致同意两人合作改编的结果比原剧更为出色。王家剧院也颇赞许，给予德莱登特许，每年可供应该剧院3部戏剧，即一年可收入约350镑。德莱登的喜剧虽与其他剧作一样淫猥，却不如其27部悲剧来得成功，因为在这些悲剧中，他引起公众对新世界和奇妙的野蛮人的兴趣。如在《征服格拉纳达》（The Conquest of Granada）一剧中，阿尔曼左说：

我与造化初创第一人一样自由，

他活在卑劣的奴役法律施行以前，

当时，高贵的野人还在森林中狂放地奔走。

或许这是该剧的成功之处，也是《奇迹的年代》这首讨人喜欢的查理二世的挽歌受人欢迎之处，该诗使德莱登于1670年赢得皇家历史学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他已每年平均收入达1000镑之多。

在《征服格拉纳达》第二部的收场白中，德莱登声称复辟时代的戏剧实优于伊丽莎白时代。其敌手虽颇欣赏这样的赞扬，却认为国内对该剧太过照顾。城里居民富于智慧，不太欣赏德莱登悲剧中过火的英雄诗体。白金汉伯爵曾与人合作，于1671年发表一部喧闹的称为《预演》的讽刺作品，取笑当时的悲剧，特别是德莱登作品的剧情失实、荒谬、过分夸张。诗人很感刺耳，但要经10年的蓄意报仇然后始在《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Absalom and Achitophel”）一诗中用许多强烈的诗句硬将白金汉套为兹姆利一角。

同时，他研修莎士比亚戏剧，这使其技巧颇多得益。在他最佳悲剧《一切为爱》（All for Love，1678年）中，他脱离拉辛和押韵诗，改采莎士比亚形式和无韵诗，在同一背景下，其技巧已可匹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他又一次述说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结合而失去帝国的故事。假如没有早期那些戏剧，德莱登或将更受赞扬。不时，该剧由全然单纯的言辞发展到简洁文辞而包含高贵的情操，如屋大维至安东尼那里，提出屋大维式的赦免条件。德莱登的戏剧更为严谨，想要遵守戏剧统合论；但将情节限为一地及在3天内发生了一件危机，难免使英雄主题变为恋情故事，因而无法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罗曼史看出动摇、改变地中海世界历史的远景。

德莱登戏剧最有趣的一面，是他在这些剧本付印时所作的序言及表达其对戏剧意见的小品文。高乃依曾提示德莱登模仿典型，但德莱登使其形式成为写作豪放散文的工具。我们浏览这些简洁的论文和栩栩如生的对白时，会看到英国文学已由创造时代逐渐转入批评时代，至蒲柏达到极峰。而看到他小心地试探戏剧的表现方式和作诗的技巧，并相当深入地比较英法戏剧时，我们不由兴起对德莱登才智的尊敬。在这些散文中，伊丽莎白时代生动漫谈的散文，弥尔顿浮夸堆积的句子，一扫而空，改用较简洁流利、更有次序的词句，不受拉丁文结构的影响，而且因其深悉法国文学而使辞藻更见生色。虽不足与法国文学的优雅相比，却遗给18世纪——散文世纪——简明和雅致的语句模型，极为流畅动人，自然有力。由此，英国小品文渐渐成形，英国文学的优秀时代从此开始。

如果说现在德莱登的小品文较优于引起其写作动机的戏剧的话，那么他的讽刺诗更风靡当时而几乎使时人感到恐怖。或许是一件意外导致他的讽刺。1679年，马尔格雷夫公爵谢菲尔德发表匿名的《论讽刺诗》（Essay on Satire）手写稿，攻击罗切斯特公爵、朴茨茅斯女公爵及查理二世宫廷。德莱登此时多数收入来自王室，却被疑为该文作者。12月18日晚上，在柯文公园（Covent Garden）玫瑰弄（Rose Alley），他为人攻击，有一群恶汉用短棍击打他，这群人似由罗切斯特雇用，但无法肯定。德莱登本性善良而慷慨，乐于助人和赞许他人，但他的成名、他的自大及引起争论的主张，使他有不少敌人。有一时，他甘忍攻击，不做公开辩护，甚至“玫瑰弄伏击”也未激起他提笔直接反击。但1681年，他终于把几个敌人置于一个大锅内，利用英语中最恶毒的讽刺诗加以蒸烤。

就是这一年，沙夫兹伯里试图组革命军推翻查理二世，改以查理的私生子代之。《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第一部出版时（11月），沙夫兹伯里已因叛国罪受审。德莱登的讽刺诗站在英王这边，也许还接受英王的很多建议。他讽嘲沙夫兹伯里为阿齐托菲尔，曾劝押沙龙（象征蒙茅斯公爵）反叛其父大卫（象征查理）。该诗开始论述多妻制的价值：

在神学时代，僧侣夺权之前，

多妻制未成罪过，

人们多妻就会多子多孙，

而可恨的一夫一妻的限制还未开始，

当天性加速而无法律限制

妻妾的功用混乱，

而以色列的君王，深获天心

其强烈的感情分别给予

妻妾与奴仆，而且，广泛如他管辖的地区，

将上帝的偶像由该地向外伸延……

大卫喜欢美丽的押沙龙，在反叛之前，蒙茅斯是欢乐英王的眼珠，犹太人就是英国人：

顽固、沉郁、多怨的民族

曾想试试上帝恩典的范围和程度；

上帝恩典的民族，因安乐而败德，

不是国王所得统治，亦非无神以为愉悦……

阿齐托菲尔是反叛的大天使，而伦敦人立刻认为是指沙夫兹伯里：

虚伪的阿齐托菲尔显然是此中罪魁，

世代受人诅咒这一名讳；

密谋暗计亦须适有

敏睿、胆气、暴烈与机警，

而其人不安于位，不拘原则，

不受不喜的权力约束，不耐任何屈辱；

一个性如烈火的人，自行其是，

折磨的是那侏儒似的身子，逐渐败坏，

过分感伤于其土屋茅房，

一个极端的勇敢船长，

海浪滔滔，反增冒险的喜悦，

彼所欲者暴风雨，而因为不适合于他的安静，

宁可靠近沙滩来航行，夸显其能。

天才几乎就是疯狂的同盟，

他们间的分际竟如此的薄；

要不然，既有财富荣誉齐集一身，

又何必不肯让这天下有一时的太平？……

为友也假，为敌也深，

他已决心不是毁灭就是统治这个国家。

跟着来的是对白金汉及其《预演》的报复：

（叛党）中名列前茅者为兹姆利，

他与众不同，似乎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而是一切人类的缩影；

他的见解生硬痴呆、毫无是处，

凡事必有始而无终，

但在衣架饭囊的行列中，

称得起一位化学家、提琴手、政治家和滑稽歌手；

他绝不效法那些因劳心而死的无数傻瓜，

一味地在声色犬马上下工夫……

挥金如土是他的拿手好戏，

不希望任何指责只希望别人的奖掖。

穷人都是傻瓜，他认为他们执迷不悟。

他有他自己的俏皮话：穷人们也是命该如此。

这样无情锐利的讽刺诗是英国前所未见的，行行都有深入的伤害，结果每页都留下许多肢解的尸体。该诗在沙夫兹伯里受审的法庭外售出几百份。沙夫兹伯里终于被判无罪，辉格党徒赠予其荣誉奖章，而12位诗人和小册子作家，在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的领导下，发布胜利的复信，致他们认定在出售机智和刻薄给英王的人。德莱登卷土重来，作另一首讽刺诗《奖章》（“The Medal”，1682年3月），并著《麦克·弗莱克诺》（Mac Flecknoe，10月），打击沙德韦尔。此处的谩骂更为粗野，不时沦为泼妇骂街，使用的是苛毒的双韵，与早期的讽刺诗同样散播开来。

经几世纪的辩论后，我们怀疑在热情洋溢当中均可发现某些真理存在，每位敌人均有可爱之处。而即使到了今日，政治仍是使用另一种武器进行的战争。当时尤其是如此，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在革命的风潮中动荡不安，而附和失败之一方势必有生命之危。无论如何，德莱登终已显露其勇气。他已赢得英王及约克公爵的感激，且已无人怀疑他在诗歌界的杰出才能。当他驾临威尔酒店（Will’s Tavern）时，如在冬天，必已为他保留了靠近炉边的座位；如在夏天，则保留靠近骑楼的位子。佩皮斯就是在这里见到他，并听了“他那非常明智及引人入胜的论述”。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富有想象力，曾描写德莱登进威尔酒店的模样：“微胖的人，头发灰黑，着深黑色整齐服装，紧紧合身就像手套一样”，且“带着我曾见过的最愉快的笑容”。“向桂冠诗人鞠躬，聆听关于拉辛最后的悲剧的评述被视为是一项特权。替他拿鼻烟盒是一项荣誉，足可使年轻的热爱者为之转头注目。”他对于朋友会非常友善，但是随时可以对其对手及敌人施以人身攻击，而在赞扬自己的诗作方面，他不希望别人超过他自己。他奉承英王、卡斯尔梅因夫人及付款求其献文的人，实已超过当代文人惯有的卑躬屈节。但是康格里夫为报答德莱登之鼓励，却将之誉为“极为仁慈及体恤他人，易忘别人加身之伤害，容易诚恳地与冒犯者妥协而不记恨”。

德莱登在健康渐走下坡之际，不像中年时那样骄傲猛烈，更倾向于宗教宽容。他的戏剧和讽刺诗偶尔会对各种教派施以攻击，现在，他既把命运赌在托利党身上，便称英国国教是英国稳定的基础，抗议借理性的名义攻击宗教圣堂的无礼行为。1682年11月，他发表卫护英国国教的诗篇《大众宗教》（Religio Laid），使其世俗朋友大吃一惊。他很了解自然神论者的主张，他的答复是，他们的怀疑愚蠢地阻挠了难以维持的社会秩序，而那是依赖宗教认可的道德法才能维持的：

只因晦暗不明的道理何必学习，

世人关心者是共同的安宁。

这种论断也可适用于天主教，德莱登据此改信天主教（1686年）。这种改教是否受一年前一位天主教徒登基为英王或受担心津贴无以为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德莱登在《牡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1687年）中，使用全部诗技解释其天主教的见解，一只“乳白色的牡鹿”卫护罗马天主教，反抗代表英国国教会的豹子——“表皮有斑点的最美丽的动物”。两只四脚兽辩论耶稣是否存在于圣餐中，这种图像成为别人讥嘲的对象，不久普赖尔和哈利法克斯爵士仿照该诗作了一首讽刺诗，称为《牡鹿与豹转化的乡鼠与城鼠的故事》（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Transversed to the Story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1687年）。

1688年，詹姆士二世逃至法国，德莱登发现又要受到一位新教国王的统治。他仍保持他的新信仰，他的三个儿子已在罗马教皇下面任职，如果，重弹旧调势必显得太不和谐。他勇敢地忍受失去桂冠诗人的头衔和津贴及历史学家的职位。不过，历史的发展更增其悲哀，那些荣衔竟都改归沙德韦尔，德莱登曾封此人为“胡诌大王”（King of Non-sense）和愚蠢的模范。他临老仍以卖文为生。他写了更多戏剧，选译忒俄克里托斯、卢克莱修、霍勒斯、奥维德及珀西乌斯的作品，并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改写为流利而松弛的英雄诗体，并在自己的诗里编入荷马、奥维德、薄伽丘、乔叟的一些“寓言”。1697年，67岁，他写成著名的抒情诗《亚历山大宴会》（Alexander’s Feast），饮誉甚隆。

1700年5月1日，德莱登逝世。其葬礼极为混乱，几个敌对的党派互争其遗体，最后他终于葬在威斯敏斯特的乔叟墓旁。

要爱此人很难。就其各种表现来看，他实在是一位骑墙的机会主义者：在护国主政体得势时代，他赞扬克伦威尔的功业，后又赞扬查理及其情妇；在新教国王的统治下，他赞扬新教；在天主教国王的统治下，他又称许天主教，又以其诗文赚取津贴。他既惹来如此多的敌人，可见他的本性中一定有其不可爱之处。他与其敌手一样，戏剧极为淫佚放纵，诗歌则极为虔诚。其讽刺诗极富吸引力，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以为他就像绑在木柱上的殉道者一样，成为牺牲品。他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其大多数诗歌是应时而写的。但其讽刺诗仍然存在，因为在以尖酸轻蔑的语气讽刺人物方面，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使英雄双行体发展至精练、易用的程度，使这种体裁独占英国诗坛达一个世纪之久。他对散文的影响更深：他清除烦人的复杂句和外来成语，并加以整顿成为干净利落和通顺的古典文辞。那个时代的人是对的：他们畏他而不爱他，但他们知道，凭借意志力和技巧，他已取得领袖的地位，成为文学的仲裁者和诗坛霸主。他是那个时代的琼森和约翰逊。

各家大全

在异教徒入主的复辟时代，最伟大的诗歌是一首清教徒史诗，但最有名的诗歌是反清教徒的讽刺史诗《休笛伯拉斯》（Hudibras，1663—1678年）。巴特勒，这位壮健的青年，曾在吕克爵士下面服务，两人相处颇不愉快。吕克本是克伦威尔军队中热心的长老派上校，其军队驻扎在清教徒政治和宗教要塞哥伯胡（Cople Hoo）。复辟时代来临时，巴特勒印行嬉闹的讽刺诗以资报复，诗里高贵的骑士休笛伯拉斯爵士领导乡绅拉尔夫（Ralpho），组成打击罪恶的十字军。从开场诗就可以判断整部诗的旨趣：

当地牢首次高筑，

人们纷纷陷入，根本不知何故；

而厉语嫉妒和恐惧交加，

贯入耳中，使人们合在一起，

于是，下令他们作战，像疯狂和醉酒，

为了宗教打仗，也是为了引发心中的火焰……

而当福音的号手，四周都是洗耳恭听的人，

吹响了号角，催动他们去作战，

于是圣坛上，宗教用的皮鼓，

用拳头敲击，而不用粗木。

而骑士远离家园，

骑马出去，威风凛凛像个上校……

因为那是许多人的主张，

有如蒙田，玩弄他手中的猫，

却埋怨它把他当作一个傻瓜，

而它还更要把休笛伯拉斯当作傻瓜……

虽然他有很多智慧，

但我们相信他很羞于用它，

只因他不愿把它用尽了，

所以就不来麻烦它，

除非是假日或节期，

才像衣着华丽的人们那样……

他的宗教最好是，

配合他的学问和智慧；

长老会教徒真该悲伤了，

因为他是游侠圣者中最坚忍的一群，

一切人都知道他们，

是真正尚武的教徒：

就这样他们要用神圣的矛与枪，

来建立他们的信仰，

要用准确的火炮，

解决无谓的纷争，

要用使徒的打击方式，

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才是正统……

这支宗派主要的努力用在

奇异的疾恶如仇上面……

他们较别的宗派更小心要维持假日，

还要使错误导向正途；

他们判那些不在乎犯罪的人死罪，

他们喜欢为了对付罪恶才团结在一起。

这些使清教徒悲痛，使英王痛快。查理拨出300镑，奖励这位作者。除佩皮斯外，其他的保皇派均称许这首诗。佩皮斯看不出“这首诗有什么智慧可言”，虽然“这本书以其诙谐而流行一时”。巴特勒迅即出版续集（1664年、1678年），但他的箭筒中已没有箭了，他的诗才也已用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取代了保皇派与清教徒之间的纷扰。于是，巴特勒不久就被人们遗忘，死时贫困、默默无闻（1680年）。40年后，威斯敏斯特为他竖起一尊纪念碑。一则警句说：“他要的是面包，得到的却是一块石头。”

比这种一味追逐韵律的打油诗较胜一筹的是克拉伦登的《大动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中庄严厚重的敌人。该书虽写于1646年至1674年，却出版于1702至1704年。人们可以看出，安妮女王统治时，这8册书是如何编写的，它们的体裁是如何恰当，其中人物描写是如何深入，及失败的旧日大臣的精神是如何的伟大，等等。同样地，伯内特著有《当代史》（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贡献也不算小，该书遵其嘱于其死后才印行（1724年）。其《英国教会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679年、1681年、1715年）内容更丰富，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该书印行于新教英国恐惧天主教死灰复燃之际，国会两院感激该书的及时出版。该书的敌人和编辑者都从里面找到上千个错误，该书仍难免有党派的成见，偶然也被无谓的谩骂玷污，但不失为这方面最伟大的著作。伯内特努力扩大宗教宽容的范围，因而引起一群暴民的敌视。

另有3人寻求以古史扩大今人的耳目：富勒（Thomas Fuller）走遍各个城镇，行千里路以观看可爱的山川，收集其《英国杰出人物史》（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的资料。这本书包含已故英雄的逸闻、警句及机智表现，使他们栩栩如生、永留青史。伍德曾述说牛津大学的历史，并编写牛津毕业生的传记字典——这部严谨之作，其后被许多作者细细地咀嚼，意在模仿剽窃。奥布里搜集约426位名家的有趣佚事，旨在将这些资料编整成为历史，但疏懒成性和早死终使他编史无成，而其《人物记》（Minutes of Lives）要到1813年才出版。其遗作在旅途中颇令我们开心。哈钦森上校（Colonel John Hutchinson），这位清教徒绅士，曾赞成查理一世受刑，后被查理二世下狱，获释后不久即告逝世，其遗孀露西著有感人颇深的《哈钦森上校的一生》（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一书纪念他。但露西时写时停，免不了有浪费笔墨的情形。斯威夫特、蒲柏、安妮女王等人的医师、良友约翰·艾布斯诺（John Arbuthnot），为了参与托利党阻止与法国作战的运动，曾发表一连串的小册子讽刺辉格党人，并创造一位想象的人物“约翰牛”，此人后来成为英国的象征。约翰称“约翰牛”是：

一位诚实、行为磊落的汉子，性急、胆大、脾气善变……假如你向他示好，你可以像带小孩一样地领导他。约翰的脾气需要看看天气，他的精神随气压表变化而有高扬和低沉之分。约翰极为机灵，深悉其工作，但没有人会像他那样，观察账目极为疏略，或更易为伙伴、学徒或仆从所欺。因为他是一位慷慨的伙伴，喜好杯中酒和自己的娱乐。说真的，没有人会比约翰更善于管家、更慷慨地花钱。

假如威廉·坦普尔爵士发现以其秘书为主题的一章中只用一段来描写他的话，他会说什么呢？也许他会说，是否他的良好举止使历史学家们把他忽略了。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辉格党就出卖笔墨给托利党大臣，也不笔墨尖刻，讽刺整个人类，而是默默地以其成功的外交手段服务于国家，并在腐化和色情泛滥的时代，供给英国一个合宜家庭生活的朴实典范。在7年中，他一直追求多萝西，他那活泼有力的情书成为英国文学的精品。她毅然接受他的求婚，不顾双方家庭的反感，而他在天花毁掉她的容颜后毅然地娶了她。他踏进政界，是第一个警告路易十四具有领土野心的人，他还是三国联盟的主要促成者，其后该联盟曾于1668年阻止了法王称霸的野心。他1674年和1677年两度升任国务大臣之职，但他宁守其在海牙的外交职位。他深具远见的谈判，促使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与未来的威廉三世结婚，光荣革命才成为可能。1681年，他从政界退出，归隐萨里自有的穆尔公园（Moor Park），从事研究与写作。斯威夫特觉得他太冷淡、不开朗，但威廉爵士的妻子和姐妹崇拜他，视他为仁慈和礼貌的典型。他最著名的小品文《论古学与今学》（Of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1690年）赞扬古学，轻视现代科学和哲学，正面攻击牛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洛克，但本特利（Bentley）抓到他一个大错误。威廉爵士乃隐退至其花园，以伊壁鸠鲁之学自娱。

伊夫林与佩皮斯

约翰·伊夫林与坦普尔都主张“一国之内如党派林立和深植其根，则它们必会以为好人参政是疯狂之举”。当内战纷扰之际，他认为即是远行之时。1641年7月伊夫林离开英国，但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又于10月返国。他在布伦特福德（Brenford）参加王军，适逢王军败退。从军1月后，他退隐萨里郡沃顿镇（Wotton）其双亲之田庄。1643年11月11日，他再次越海至欧洲大陆。他信步游历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然后又回到法国。在巴黎，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有一段日子他就在英法间来来往往。最后，内战终于结束，他才回到英国定居（1652年2月6日）。他付款给克伦威尔政府，才得保全自由。他仍与流亡的查理二世保持联系，1659年曾尽力促成复辟之举。查理登基以后，他是宫中受欢迎之人，虽然他极力谴责宫中的腐化风气。他曾任政府某些小职务，但是大致说来，他所喜欢的是栽树种花，并在乡间写下30本书。他论述甚广，包括论卢克莱修以至论泽维（Sabbatai Zevi）在内。其《除烟谈》一文虽无法澄清伦敦的空气，但是《森林》（Sylva）一书（1664年）却有效地促成英国的再造林木，他还促使政府在伦敦到处栽树，这些树木如今成为伦敦最大的光荣及讨人喜欢之处。其《戈多尔芬夫人之一生》（Life of Mrs Godolphin）是暴乱的复辟时代表现妇德的田园作品。

自1641年21岁起至1706年2月3日死前24天止，他将其在英国及欧陆所见所闻均写入日记。他自视为“品格”高超的人，故所记述的并无佩皮斯较长的日记里包含的那类罪过及内心的见解，但是他对欧洲各城的描述，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景观。他亦有某些栩栩如生的记述，如《辛普伦隘记》（on the Simplon Pass）。有时候亦会留下感人极深的文章，如记述其5岁儿子之死的文章。这些日记要到1818年才得以出版。

伊夫林的日记中曾提到佩皮斯，因而才有人检查佩皮斯遗交剑桥大学马达兰学院（Magdalene College，Cambrige）的6册手稿，这些手稿均是速记写成的。经过3年的努力，共有3012页译成普通文字。1825年，它们才出版成书，并经缩短和净化。如今它们虽仍不完整，却有4巨册之多。它们使佩皮斯成为历史上最涉及个人秘密和受人误解的作家。就涉及个人秘密这点说，他的日记如果要出版，显然要等到他死后，因为里面包含他生前本应守密的许多材料，而且其中某部分至今仍然“无法付印”。就误解来说，因该日记仅是佩皮斯一生中不超过10年（1660年1月1日至1669年5月31日）的记述，故他在海军部——英国海军大本营——的工作并未完全加以记录。实际上他自1660年至1689年曾在该部担任日益重要的职位。

佩皮斯的父亲是伦敦的裁缝师。因为只有乡绅的长子才有权独自继承全部财产，其父既非长子，只好从事商业。佩皮斯依赖奖学金进入剑桥读书，并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唯一受到公开谴责的不良记录，是一度曾“被看到酗酒”以及写下情诗《爱情是欺骗》（Love is a Cheat），后来，他又将这篇诗稿撕毁。22岁（1655年），他娶了胡格诺派教徒之女伊丽莎白。1658年，他因结石而到医院手术，手术极为顺利，故以后每年他都要感恩地庆祝手术成功。

他的远亲蒙塔古爵士召他当秘书（1660年），当蒙塔古率领舰队把流亡的查理迎回英国时，佩皮斯亦追随于左右。当年，佩皮斯即被任命为海军处的作战书记员。他于追求女人之余，亦勤勉地研读海军事务，因为他的上司也喜欢追求女人，因此不久他就比两位海军大将（蒙塔古及约克公爵）更知海军大势。在对荷兰战争中（1665—1667年），他设法供给舰队补给，一时以干练著称。而在瘟疫流行期间，政府中多数官员均已离职，但是他仍坚守岗位。当海军处受到国会攻击时（1668年），佩皮斯受命代为辩护，他在平民院中3小时的演说使海军处得到本不应得的无罪判决。然后，佩皮斯又为约克公爵撰述两本报告，揭发海军官员之颟顸无能，这些报告对于海军舰队的改革，大有功焉。他一向工作勤奋，通常早晨4时即已起床，但是他知道年俸350镑的薪水外，还有赠予、佣金、津贴等收入，足以补其不足。今日这类收入有的可称为贿赂，但是在当时，这类收入被视为合法的补助。其上司蒙塔古爵士曾说：“不是职位本身的薪水会使人致富，而是担任职位才有机会赚钱。”

佩皮斯在日记中极为坦白无伪，而且相当完整地揭露自己的全部缺点。为何他会如此坦白，我们不清楚。在世时他藏好这些日记，而且用自己的速记系统加以记述，共用了314种不同的符号，且对其死后的印行问题根本没有预作安排。显然他很高兴检讨每天的各种活动、生理烦恼、婚姻争吵、调情及与人通奸等事。在他秘密重读其日记时，可能引起类似对镜自怜的那种暗中自满。他曾说，他的妻子为他理发，“竟发现在我头上及身上共有大约20只虱……我相信那比过去20年中发现的总和还要多”。他学会爱他的妻子是经过许多争吵后的事情，有些争吵令他“发怒”至“大动肝火”。据他自己的说法，通常他对她极为卑劣。有一次“他竟拧她的鼻子往下拉”，另一次“我往她的左眼狠狠地揍了一拳，使得那个可怜的人痛极哭叫，她情绪激动得要来咬我抓我，但我对她稍假辞色她就不哭了”。他用膏药糊其眼睛，然后就到情妇那里去。回家吃晚饭后，他又出去，“找到拜威尔（Bagwell）的妻子……把她带到酒店去，尽情从她身上取乐，然后又到另一家酒店，想要拥抱她。但是，她不专心尽情，那真令我厌烦”。

此人精力之丰真令人惊奇——每几个月就有一次恋情。他追逐女人，直到她们用胸针逐退他为止。他供认“我对于美人极为奴颜婢膝”。在威斯敏斯特“我听一次讲道，因而费了一多半时间（上帝宽恕我）来注视巴特勒夫人”。他带着特别期望的神色，几乎显得高雅，看着卡斯尔梅因夫人，与她在白厅相见，“我只觉得她秀色可餐”。他看着她那悬成一线的衬裙很觉满足，“看着它们我感到很舒服”，“因而回到家里吃晚饭及上床睡觉，都会幻想自己正很舒服地和史都华夫人（卡斯尔梅因夫人）在一起玩乐”。但是他的嗜好不限于追求美人而已。邻居戴安娜夫人（Mrs.Diana）经过他的家门，他把她“带到我家的楼上，然后在那里调笑了好一段时光”。他带一位兰尼夫人（Mrs.Lane）至兰巴思区（Lambeth）去玩，但是在玩腻了她以后，他决心“终此生不再干这种事”。有一次他的妻子目击他拥抱一位少女，就威胁要与他分居。他利用誓言安抚了她，很快又到最近结交的情妇那里去。他拐诱妻子的女仆戴伯拉·威勒特（Deborah Willet），他喜欢让她梳头发。但是他的妻子又抓到了他，他又发了新誓。戴伯拉旋即被解雇，佩皮斯却每天都访问她，成为了例行事务。

即使眼力退化后，他仍然一样好色。自1664年起，他就有在烛光下读书和写作的习惯，以致损害了视力。但是在其后重要的数年中，他却用力愈勤，不顾日益严重的毛病。1669年5月31日，他记下了最后一则日记：

就这样我疑心我已无法治好我的眼睛，来继续作我的日记……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得忍受；因而决心自此以后，只有找人用一般的文字来记述，这样只能记下能让他们和世界知道的事情。或者，假如还有特别值得记的事——不会有很多了，或许我与戴伯拉的恋情已成明日黄花，而我的眼睛已不容许我再去寻欢——那么我该在书上留下一些空白，不时亲自以速记符号写下我的笔记。就这样我正在走向那条路，那几乎就等于看我自己渐渐走向坟墓。仁慈之上帝已替我安排好，随着我的失明而来的就是那条路和各种不幸——佩皮斯。

他还有34年的生命。他很小心地照顾着仅存的视力，公爵及英王赐准他一段长假，然后他又回去工作。1673年他成为海军大臣，同时，他的妻子成为天主教徒。当天主教阴谋在英国爆发时，佩皮斯立刻因参与谋刺戈弗雷之嫌疑被捕，并被送往伦敦塔（1679年5月22日）。他当庭证明控诉不实，故经9个月的监禁后终获释放。直到1684年为止，他一直没再任职。然后他又受聘为海军大臣，继续其改革海军的工作。当詹姆士二世登基为王时，佩皮斯事实上就是海军的首脑。但是当詹姆士逃到法国后，佩皮斯又遭受下狱的噩运，不久再获释放。而后14年，他退隐林下，成为“海军长老”。1703年5月26日，他终于告别人间，享年70岁，死时已完全恢复名誉，洗刷一切罪名。

此人一生有许多事令人喜爱。我们已知他热爱音乐，也研究科学，做物理实验，成为皇家协会的会员，并在1684年被选为该学会会长。他同所有男人一样爱好荣誉。他收受贿款。他毒打仆人至其手臂受伤。他对妻子很残酷，而且还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浪子。但是被人模仿、较他更无耻的王公贵族多的是，这些人又如何？何况任何人若留下这样坦白的日记，瑕疵也是值得原谅的。

丹尼尔·笛福（约1659—1731）

有一位避开佩皮斯追求的妇人，值得我们谨慎的赞许，她可被视为复辟时代的小说创作之母，并是第一位靠笔墨为生的英国妇人。贝恩（Aphra Behn）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她生于英国，在南美洲长大，18岁返回英国（1658年），与一位荷兰裔伦敦商人结婚，查理二世很赏识她的聪明机智，故遣她至尼德兰执行特殊任务。她极富技巧，能圆满完成任务，但是所得不丰，只好借写作以补不足。她编写的戏剧，与其他戏剧一样淫佚，并获得成功。1678年，她印行《欧鲁诺克》（Oroonoko）一书，述说的是一名黑人“皇家奴隶”及其爱人伊摩英达（Imoinda）的故事。这是第一篇将写实与罗曼史混合的故事。其写作方式，可谓已为《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及浪漫派小说开路。

笛福的父亲詹姆斯·佛伊（James Foe）是个铁杆长老派的伦敦屠夫。大家期望丹尼尔·笛福成为传教士，但他想要的是结婚、商业和政治上的发展。他共生下7个孩子，成为批发靴商，并加入蒙茅斯的叛军（1685年）和推翻詹姆士二世的威廉军队。1692年，他遭逢破产噩运，负债达1.7万镑，但后来他几乎完全偿清了他的债务。在这一时期，他还发表许多小册子论述包罗万象及令人称奇的新思想。其《论计划》（Essay on Projects，1698年）一书中，极有远见，看法超越时代很多，提供了银行、保险、道路、精神病院、军事学校、女子高等教育等实际可行的建议。后来他移居提伯立（Tilbury），初任秘书，后任经理，最后成为砖瓦厂老板。后经人引介给威廉三世，接受了一个政府中的小职位。他极力支持英王的战争政策，被人指控亲荷兰。他因而作一首有力的诗歌《真正的英国人》（“The True-born Englishman”，1701年），提醒英国人，英国是由血统混杂的各种民族构成的。他本人是非国教会教徒，曾在1702年发表匿名的文章《对付非国教徒最简便的方法》（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文中开斯威夫特以夸张法愚弄他人的先河，认为英国国教会主张非国教传教士传教应予问绞，以及听非国教讲道的教徒应逐离英国，是一种迫害行为。他很快被逮捕（1703年2月）、罚金、下狱并被上刑。11月，他获释，但砖瓦厂也告失败。

设法使他获释的人是国务大臣哈利。哈利早知笛福的写作才华，显然哈利已跟他谈好条件，要利用他的文笔。安妮女王在位期间，笛福一直被政府任用。等他获释不久，他开办周刊，称为《评论周刊》。该刊1713年才停刊，由笛福一人执笔。

1704年至1705年，笛福骑马游历英国各地，担任哈利的选举代理人。他收集报上的资料写成《英格兰和威尔士之旅》（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1706年至1707年，他为哈利和戈多尔芬所聘，至苏格兰担任间谍。他强劲有力的小册子深获很多读者的喜爱，但也与不少敌人结怨。1713年和1715年他两度被捕，但是在答应为政府执笔代言后，又一次被释放。

他善用各类文学技巧。1715年，他出版文集，被疑为是教友派教徒写的。同年他写成《查理十二世的战争》（The Wars of Charles XII），被报道为是“替瑞典政府服务的英国绅士写的”。1717年，他发表其通信，讥嘲基督教排除异己的作风，又被疑为是土耳其人写的。他向一家称为《迷雾》（Mist）的杂志投稿，所署之名均系笔名。他很少用笛福这个名字。除了这种善于模拟他人文笔的技巧外，他还对地理，尤其对非洲、美洲的地理有很广博的知识。显然他已为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的《新环球之旅》（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1697年）所迷。丹皮尔有一次航行，其船只曾停泊于智利以西约400英里外的费尔南德斯群岛。该船苏格兰籍航海官亚历山大·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在与船长吵架后，自请留在三岛中的一岛，只留下很少的生活必需品。他在那里度过了3年，最后才被带回英国。他把这个故事说给斯梯尔听，1713年12月3日，斯梯尔便发表在《英国人》（The Englishman）刊物上。他也将此故事告诉笛福。笛福将这段经历改编成小说，并在1719年发表。

《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紧紧攫住英国人的想象，在4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该书代表的是冒险和冲突的新观念——不是人与人冲突，也不是文明人与野蛮人间的冲突，而是人与天争。此人只有独自一个，当然很恐惧，而且在星期五（Friday）出现与他做伴前，他是丝毫无助的，必须利用自然的原始资源维生。本书实际是将人类文明史表现于一人、一书上面。许多读者把它当作历史，主要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一部作品对环境的细节描写这样逼真。笛福在文学上的训练，终于使他由新闻报道进入艺术的境界。

现在他在伦敦，颇为富有，但并不因而减低其创作力。在推出许多小册子之余，他也写完整的书籍。1720年，他出版《鲁滨孙漂流记回顾》（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和《邓肯伯爵夫人的生平冒险史》（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rs.Duncan Campbell）；一月后又出版《一位骑士党徒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a Cavalier），太逼真以至老皮特把它当作真有其事的历史；次月又著《名船长辛格顿的生活、冒险及海盗生涯》（The Life，Adventures，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该书已预期非洲会有种种惊人的发现。1722年，他发表《莫尔·弗兰德斯的幸与不幸》（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Moll Flanders）、《瘟年日记》、《杰克上校的历史》（The History of Colonel Jacque）、《宗教求爱期》（The Religious Courtship）及《彼得大帝纪》（The Impartial History of Peter Alexowitz，the Present Czar of Muscovy）。这些作品，本意只是写来谋生的，但由于他富有想象力，而且其风格以流畅见长，这些作品均成文学作品。在《莫尔·佛兰德斯》一书中，笛福构想和创造了一位妓女角色，使她自己特别坦白，以真实的方式述说其生涯，而且使她得善终，活到70岁。《瘟年日记》一书细细地写实，统计数字也很精确，使历史学家认为可等同历史。

1724年仍然是笛福的丰收之年，他出版其主要小说之一《幸运夫人》（The Fortunate Mistress），如今被称为《露莎那》（Roxana），并出版两册中的第一册报道《英国全岛之旅》（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他还著有《约翰·谢泼德的一生》（Life of John Sheppard），载明是谢泼德受刑之前致其朋友的手写稿。这是笛福记述许多著名罪犯的简史之一。其中一部传记《高地恶棍》（The Highland Rogue，1724年）已为司各特的《罗布·罗伊》（Rob Roy）预先铺路；另一部传记《乔纳森·威尔德传》（An Account of Jonathan Wild，1725年）则为菲尔丁（Fielding）小说预开先河。任何受欢迎的题材，笛福都执笔写作，而由其发行人予以出版：《魔鬼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1726年）、《魔术奇观》（The Mysteries of Magic，1720年）、《幽灵世界奇谈》（Secrets of the lnvisible World Discovered，1727—1728年）等。除此之外还有12册诗篇称为《神圣律》（Jure Divino），辩称人人都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除了这许多为了生活而屈从流行口味和喜好的作品外，另著有富于严肃思想的著作：《完美的英国商人》（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1725—1727年）、《英国商业大计》（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1728年）及未完成的《完美的英国绅士》（Complete English Gentleman），在这些书中，他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和实际的建议。

我们即使不称许其文艺道德，也应称赞他的勤勉。我们对笛福心灵的特质也感到惊奇，其心灵富有想象力和记忆力，又通过其勤勉的工作，发展成文学中最接近真实的非真实故事。在其210册书中，几乎找不到令人索然无味的一页。如果找到一点无趣的记述，那也是他故意写的，旨在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在直接、简练和令人信服及自然流畅的叙述方面，已找不到能超过他的人。著文时他没有时间加以修饰，其新闻训练和倾向使其文笔自然简练明白。他显然是那时最伟大的记者，虽然斯梯尔、艾迪生、斯威夫特也应包括在内。他的《评论周刊》已经犁好畦，将来好让《旁观者》杂志播下更好的种子。《鲁滨孙漂流记》广受欢迎，历久常新，该书对于冒险小说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于动机不同的小说，如《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也有影响。笛福称得上是英国文艺鼎盛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作家。

斯梯尔与艾迪生

狄克·斯梯尔的作品比任何人更显出自复辟时代进入安妮女王时代文艺的转变。他年轻时具有所有复辟时代喧闹嬉笑的本质：生在都柏林，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受教育于查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和牛津；敏感、激动、慷慨；他宁愿放弃取得学位而参加政府在爱尔兰的军队。他嗜酒，曾与人决斗，几乎杀死敌手。他还写了一篇小品文《基督英雄》（1701年），辩称一个人可以既为绅士又为基督徒。他描述当时腐败的情形，呼吁读者应遵守《圣经》的训示，把它当作真正信仰和纯正道德的源泉，并诉请男人尊重妇女的魅力和贞操。

此时他已29岁。在发现他所属的中产阶级人士把他当作无聊的传道士后，他决定将其立论编成戏剧。他对柯里尔谴责色情戏剧赞扬备至，在其一连串的戏剧中，他竭力拥护德行并使恶人有恶报。这些作品完全失败。它们虽然包含一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与机智，但观众对其结局大表怀疑，他们不在乎是否合乎十诫，只要有娱乐价值就行，而与他有同感的伦敦人却都很少上剧场。这样其想法怎样才能传达给广大民众呢？

他决心另寻适当的媒介，要使其主张在咖啡屋找到共鸣。1709年4月12日，他模仿笛福的《评论周刊》发布三周刊《闲谈报》创刊号，亲自编辑，多半自写，并署比克斯塔夫（Issac Bickerstaff）的笔名。他志在争取咖啡屋读者，宣称：

各种英勇、欢愉、享乐的故事可见诸依怀特巧克力屋闲谈写成的文章；诗歌见之自威尔咖啡屋的闲谈写成的论述；研究则以希腊人咖啡屋闲谈为其题目；至于国内和国外新闻，则可得自圣詹姆士咖啡屋；至于本人提供的其他题材，则按期取自本人的资料室。

这是很聪明的计划：它引起咖啡屋常客的兴趣，它从咖啡屋的讨论取得新闻和题目，而且容许斯梯尔自由发表意见，而无中断或引起争执之虞。他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年轻女士写的……信中她为爱人……的不幸而悲痛，她的爱人刚在最近因决斗而受伤”。他又说明，受害的绅士还要请冒犯者于侮辱之外再犯谋杀罪，这种习惯极为荒谬，而挑战的意义只是：

先生，昨夜你那种不正常的举动，你对我的冒犯，令我今晨要采取行动。告诉你，因为你是一只无教养的小狗，我将在一小时后与你在海德公园相见……我希望到时候你手中会有一把手枪……并设法在我头上射一枪，这样你才会懂得更多的礼貌。

这是中产阶级嘲笑贵族阶级的论调，而我们也知道在咖啡屋经常走动的主要是中产阶级。

斯梯尔进而撰文嘲笑贵族阶级的奢侈、诅咒、虚伪、装饰和衣服。他希望女人服饰简单，避开珠宝：“胸前的珠宝不会使白玉似的美丽胸脯更增其美。”他对女人的喜爱足与喜爱杯中物相比。他坚称她们不但漂亮而且具有智慧，但他特别称颂她们的谦逊和纯洁——这些特质并未被复辟时代的喜剧承认。他曾称有一女士“谁爱上了她就等于受通才教育一样”——萨克雷（Thackeray）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给予一位女士的最佳赞誉”。斯梯尔笔带感情地述说家庭生活的愉悦、小孩快乐的脚步声、丈夫对老妻的感激：

她现在每天给我的快乐，超过我年轻时占有其美丽的满足。她生命的每一刻，都令我重新感到她很顺从我的意愿，而且对我的财产一向节用。对于我来说，她的容貌较我初次见到她时更漂亮；她容颜的任何衰老，实来自对我的担心和关照……爱自己的妻子，明显较“随意留情”强得多，犹如丑角大笑较绅士优雅的欢笑实逊色甚多。

斯梯尔写这段文章时，他两度结婚了。他致其第二任夫人的信也是充满挚爱的范文，虽然其中包含不回家吃晚饭的种种借口。他不是好的中产阶级，却把中产阶级视为良好生活的模范。他饮酒过多，浪费奢侈，负债累累。为了避开借钱给他的朋友，他不敢走大道。他只会偷偷摸摸地回家，避免与债主碰头。他最后终因负债过多被捕。《闲谈报》的读者将他的行为与他的立论互相对照。约翰·丹尼斯发表无情的讽刺文章，攻击斯特尔的论调。订户纷纷退报。1711年1月2日，《闲谈报》遂告停刊。但该报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存在，因为通过该报才有新道德出现，短篇小说也因而渐成现在的形式，而艾迪生发展了——在《旁观者》杂志则是完成了——现代的小品文。

艾迪生和斯梯尔都生于1672年，自同学以来，两人友情甚笃。约瑟夫·艾迪生的父亲是英国国教会神父，曾灌输给他虔诚观念。在牛津就学时，他因擅长拉丁文得到奖学金。22岁时，他的才华震惊了哈利法克斯，公爵劝请马达兰学院设法使这位青年由热心神职转为替政府工作。哈利法克斯曾说：“我被称为教会的敌人，只因我使艾迪生先生脱离教会，这是我对教会唯一的伤害。”由于这位拉丁奇才的法文极为贫乏，而法文是外交家必需的，哈利法克斯只好替他取得每年300镑津贴维持他在欧陆的生活。在两年内，艾迪生环游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地。

他在日内瓦时，适逢安妮女王登基，哈利法克斯因而去职，津贴遂告断绝。其收入骤减至微薄程度，只好担任一位英国年轻旅行者的家教，随其至瑞士、德国、联合行省。等到结束这一职务后，他即回到英国（1703年）。一度他过的是穷人摆阔的生活。但他是一个幸运的人，马尔巴勒赢得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1704年8月13日）时，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要找人写庆祝胜利的诗篇。哈利法克斯推荐艾迪生。这位学者当即写下雷霆万钧的诗篇《战役》（“The Campaign”），赶在马尔巴勒班师凯旋回京时发表，该诗的成功促成英国继续参战。该诗是艾迪生诗才宏发的最高表现，乔治·华盛顿在众诗中独喜此诗。请看最有名的几行：

但是，诗人呀！你将以何种诗篇，

来歌颂在战役中集结而狂怒的军队？

我好像听到战鼓如雷的声音，

胜利者的呼声混合着死者的呻吟，

战炮可怖的响声掠过了天空，

于是雷动天惊的战役开始。

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伟大的马尔巴勒雄迈的灵魂，

面对成千上万的敌军，处变不惊，神志不懈，

处身慌乱、恐惧与绝望的场合，

依然故我，冷静检讨战争中可怕的场面。

探测死亡的战场，何其冷静，

为无力的骑兵队及时送上支援，

鼓动后退的连队奋勇趋前，

教以制敌取胜，化腐朽为神奇。

就像身负神命的一位天使，

在狂风四起中扫荡了有罪的国土，

（犹如最近英国越过国界的出征），

冷静、严肃，带来了狂风暴雨；

乐意地执行全能上帝的命令，

在旋风中奔驶，指挥暴风雨前进。

最后一行诗及那位天使的微笑安全地把艾迪生送入政府，之后10年他一直为政府服务。1705年，他受命为上诉委员会委员，取代约翰·洛克的位置；1706年，他任副国务大臣；1707年，他是哈利法克斯赴汉诺威代表团的团员，该团为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铺路；1708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任议员至去世；1709年，成为爱尔兰大臣的主任秘书。1711年，他家财丰足，在拉格比（Rugby）一地购置价值万镑的房屋。

他富裕时并未忘记好友斯梯尔。艾迪生叱责其罪过，但替他在政府中找了一个职位，借给他一笔数目很大的钱，有一次还诉请法院令他还债。匿名出版的《闲谈报》再次面世时，他发现里面有一篇关于维吉尔的诗评，是他说给斯梯尔听的。从比克斯塔夫的笔名，他认出了这位朋友，不久他也投稿给这本杂志。1710年，辉格党失势，斯梯尔失去政府中的职位，艾迪生除了上诉委员会委员外，也失去其他职务。《闲谈报》便停刊庆祝新年。斯梯尔和艾迪生此时是不幸中尚有希望，1711年3月1日，他们又出版了英国文艺史上最著名期刊的创刊号。

《旁观者》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出版，4至6页对折。一反从前取材自各类话题，现在匿名的编辑发明了想象的俱乐部，其会员代表了英国不同的阶级：科维利爵士代表英国乡绅；弗里伯爵士代表工商阶级；森特里上校为军队代言；亨尼康伯是时装代表人；一位中寺法学家代表学术界；而旁观者先生以温和幽默、机警有礼的态度，负责综合他们的意见，因而使他进入英国人的家庭和内心。该刊创刊号，旁观者自我介绍，使俱乐部和咖啡屋诸君猜疑其人为谁：

我过去一直住在本城，在许多公共场所都可以见到我，虽然我的知己不会超过6人以上，这几位朋友的故事，我将在下期详细叙述。我经常在大众游憩的地方露面，有时候有人会看到我跻身于威尔咖啡屋的一群政客中，洗耳倾听环坐听众的谈话。有时候我在“赤子”咖啡屋抽只烟斗，而看上去心无旁骛，径自看着《邮人报》（Postman），实际上却在窃听房中每张桌子的谈话。星期天晚上，我必登临圣詹姆士咖啡屋，有时候参与内边斗室的政治小委员会，宛如去听人谈天和改正观念。同样地，在希腊人咖啡屋、可可树咖啡屋，及在杜鲁利巷及草料集两地的戏院中，我的脸孔也是很熟悉的。有10年以上，我曾被视为买卖股票商人，有时候在乔纳森俱乐部股票商集会时，我简直被看成一名犹太人。因为，不管何地我与人群相处，总与他们混在一起，虽然我除了在自己的俱乐部外，从不开口说话。

因此我活在世界上，像是人类的旁观者，而非人类的一分子，这就是说我已使自己成为幻想中的政治家、军人、商人、艺匠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未扮演任何这类角色。我很了解为人丈夫或父亲的道理，并能透视经济商业及其他事务的毛病，较之从事其业的人更见透彻，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从不以暴力支持任何党派，而且决心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除非受了任何一方的敌视不得不表明立场。总之，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在这份报刊中，我也希望保持这种性格。

随着事业的进展，《旁观者》杂志渐渐将社会的闲话、礼俗人物的研究与文艺及戏剧评论互相混合。艾迪生曾写下一连串的小品文论述弥尔顿，令全国吃惊的是，他把《失乐园》的地位看得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要高。这些论述避开政治，唯恐因而造成敌视，但它们都强调——艾迪生则自动参与——斯梯尔改良道德的呼吁。某些清教徒精神在受了逆境的磨炼后，恢复旧观，成为复辟时代反动的反动，但现在已非严肃地以撒旦和天谴来训人的那类宗教偏见，而是乐观机智地呼吁节制和行为正当。第10期开始时这样说：

令人满意的是，听说这个伟大城市日益需要这份报刊，而且能相当严肃和专注地接受每天早晨我做的讲述。发行人告诉我现在每天发行数达3000份。所以假如每份有20位读者（这只是保守的估计），那么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就有6万名门生，我希望他们会小心地避开那群麻木不仁、无知、毫不在意的兄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已有这么多的听众，我将努力使教训悦耳，使供给消遣有益。基此理由，我设法用机智来使道德增辉，使机智与道德混合为一。假使可能的话，我的读者会在每日的沉思中发现这两点。而到头来，他们的道德和慎行或许不会那样短暂、老是停在开始的阶段。我已决定每天都刷新他们的记忆，直到我从导致时代堕落的邪恶和愚蠢的绝望中救出他们为止。除了偶有一天的清醒外，常年无用的心灵，必陷于愚蠢的状态，那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培育才可望一改旧观。有人说，苏格拉底曾把哲学带到人间。我也想让人家说我已从研究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中把哲学带出来，让其在俱乐部、各种集会、茶桌和咖啡屋内被人讨论。

因而我愿以很特别的方式把我这类冥想推荐给规矩的家庭，就是每天早晨都拨出一小时来用茶、面包和牛油的家庭，并热切地希望这些家庭为了自己的好处会订阅定期出版的这份报刊，并把它当作早餐的一部分。

《旁观者》说：“假如富有理性的女士，把本刊看成茶桌间谈话的资料，我会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光荣。”该刊邀请读者来函并加以刊载，斯梯尔还开辟刊登失恋信栏，其中部分是他写给贵妇的信，部分则由编辑虚构。该刊将宗教与爱情混合，并提供温和的神学，给开始猜疑上层阶级宗教信仰衰落对道德有何影响的人。它建议科学自扫门前雪，让教会自成明智和有经验的道德保卫者，同情的权利和秩序的需求不是幼稚的个人理性所能了解的。它号召谦逊地接受旧宗教、参加礼拜、谨守假日，并协助在每一教区建立安息日的安静虔敬和有益健康的气息，凡此均对道德和幸福有益：

我总是很喜欢乡间的星期天，并想到假如星期日成为圣日只是人类的制度，那应视为可以使人类更优雅、更文明的最佳方法。假如没有固定的时间使全村的人集合在一起，人人洗净容颜，表现最干净的习惯，彼此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听听别人解释他们的义务，并一起礼拜上帝，当然乡民不久也可能堕落为野蛮人。星期天洗尽了一周来的丑恶，不但使人们心中重温宗教的理念，而且使两性都显现最温文尔雅的面目。

《旁观者》杂志参与礼仪和风范的革命，这一革命在安妮一朝，共历经一个世纪之久，预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朝气蓬勃的精神开路，使可敬的人物真正可敬，并改变英国人对绅士的观念。中产阶级的德行在《旁观者》中找到温文和优美的辩护。

在一年内，《旁观者》杂志受到好评，为英国新闻界所难比拟。其发行量虽然很小，不超过4000份，影响却很大。其装订本每年约售出9000份，仿佛英国已经承认它是文学瑰宝。新奇感渐渐随时间而消失，“俱乐部”中的人物已开始重弹老调，疲惫的作者热情渐渐减退，他们的讲道越来越索然无味，发行量也告衰退。1712年开征的印花税使该刊支出超过收入，至1712年12月16日，《旁观者》遂告停刊。斯梯尔继以发行《卫报》（The Guardian）奋斗不屈，艾迪生则于1714年恢复《旁观者》杂志。两种期刊都很短命，因为此时，艾迪生已成为成功的剧作家，并恢复了政府中的职位与薪金。

1713年4月14日，杜鲁利巷剧院上演艾迪生的《加图》一剧。其友蒲柏为它写了充满蒲柏式警句及英国爱国主义的序言。斯梯尔试图使剧院挤满热心的辉格党人，这点他没有完全做到。但托利党与辉格党共同称许《加图》争取罗马人自由的最终立场（公元前46年），而托利党《检讨者》期刊盛赞该剧，并不比斯梯尔的《卫报》稍逊。这个悲剧整整上演了一个月，观众蜂拥而入。蒲柏说：“《加图》在当日的罗马还不如在今日的英国来得伟大。”欧洲大陆将《加图》剧誉为英语中最佳的悲剧作品。伏尔泰赞许该剧能遵守古典戏剧统合论，对英国人看了艾迪生的戏剧后，还能容忍莎士比亚的存在，颇觉惊奇。

此时艾迪生极受欢迎，斯梯尔说：“我相信要是他想做民选的英王，也不太可能为人民所拒。”但艾迪生总是温和派的典范，被任命为政府中的秘书他已感到满足了，不久又升为爱尔兰事务的主要秘书，然后任贸易专员之职。他甚受各俱乐部的欢迎，因为酗酒，他没有成为“世人永远不会喜爱的无瑕怪物”。其光荣的极致是与一位女伯爵结婚（1716年），但与这位骄傲的贵妇住在伦敦的荷兰大厦（Holland House）并不幸福。1717年，他复出任国务大臣，但能力受到质疑，不久只好去职，每年得到1500镑的退休金。纵然他有耐心而且风度良好，最后还是与其朋友闹得不欢，包括斯梯尔和蒲柏在内——蒲柏讽刺他是一个文贼，惯于“用模糊的赞许来胡骂一通”，并

像加图一样，发表无关紧要的元老院法律案，

并静静地欣赏自己的掌声。

斯梯尔的结局较不如意。1713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但托利党控以言辞具有煽动性而将他逐出国会。一年后，辉格党获胜，他在政府中谋得肥缺，一时其收支恰好能够相抵。接着其债务又超过收入，因债主追索甚急，只好退隐于妻子在威尔士的家中。在那里，他死于1729年9月1日，较其合作人晚死10年。综合而言，斯梯尔具有创作力和活力，艾迪生则具有洗练的文艺技能，二人将短篇小说和小品文提高至精良的程度，并助成当时道德的再生，且在一个世纪内引导英国文学的格调及形式。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

斯威夫特比斯梯尔和艾迪生都大5岁，但他比前者后死16年、比后者多留人间26载，就像一把不灭的火由此世纪烧过另一世纪，从德莱登至蒲柏都见其存在。他怨恨自己在都柏林出生，因为这已成为他在英国发展的阻碍。尤其悲惨的是，其担任都柏林国王法庭审判长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即已逝世。小孩交给护士看护，护士把他带到英国，直到他3岁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些遭遇可能令这个小孩缺乏安全感。而后来他改归其叔父养育，只有更加深这种不安全感，因为他6岁时，他的叔叔即把他逐往基尔肯尼一所食宿包办的学校就学。15岁时，他被遣往都柏林三一学院深造，在那里他共读了7年的书。他对神学没兴趣，勉强毕业。他的叔父遭逢逆境而精神错乱时，他经常因过失而受到处罚（1688年），濒临极端赤贫的苦况。其叔父死时（1689年），正值爱尔兰为了詹姆士二世的不当措施而动乱不安，乔纳森逃至英国他母亲那里，他的母亲此时住在莱斯特郡，每年收入只有20镑。虽然长期分离，他们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他学会爱她，直到她去世（1710年），还不时拜访她。

1689年底，他觅得一职，每年20镑兼供膳宿，即在穆尔公园担任坦普尔爵士的秘书。坦普尔当时势力如日中天，为数代英王的友人和顾问。我们不能严责他没有看出这位22岁的青年是一个天才，因为斯威夫特投奔他时，只识得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带着很浓的爱尔兰口音，对刀叉的使用还带着鬼鬼祟祟的迟疑态度。斯威夫特与主人同桌，两旁为爵士的重要仆从，但主人永远跟他保持距离。坦普尔极为仁慈，1692年他将斯威夫特送至牛津修硕士学位，还把他推荐给威廉三世，可惜没有结果。

乔纳森还写双韵诗。他将这些诗示之德莱登，德莱登却告诉他，“斯威夫特兄弟，你永远不会成为诗人”。——这项预言的正确性不是这位年轻人所能了解的。1694年，斯威夫特带着主人的介绍函离开了坦普尔。他回到爱尔兰，受任为英国国教会牧师（1695年），并出任贝尔法斯特（Belfast）附近的基尔陆小辖区的圣职。在贝尔法斯特，他爱上了他称为凡尼娜（Varina）的珍妮·韦林（Jane Waring）。他向她求婚，但在她的健康状况及他的收入获得改善以前，她不想与他结婚。由于不能忍耐乡下寂寞的隔绝状态，他于1696年逃离基尔陆，回到坦普尔身边，到坦普尔去世，他一直在其手下工作。

他在穆尔公园为坦普尔服务的第一年，曾认识埃斯特·约翰逊，之后她成为他的“斯泰拉”。有些闲话说她是坦普尔爵士偶然冲动的结果，但较可能的情形是，她是一位伦敦商人的女儿，该商人的遗孀曾为坦普尔夫人服务。斯威夫特首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位8岁的小孩，跟其他8岁小孩一样活泼可爱，但年纪太小不会惹起他的爱恋。现在她已经15岁了，而斯威夫特此时年已29岁，在担任她的家教中很快就发现，她的魅力足可激起他这位担任圣职却饥渴若狂的情感。乌黑明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丰满的胸部，“每个动作、言辞及行动的优雅精致，不似人间所有”（他这样描述她），而“其容颜极为完美”。——这位爱洛绮丝怎能避免把这位阿贝拉德震醒呢？

坦普尔去世时（1699年）留了1000镑给埃斯特，1000镑给斯威夫特。在政府中任职的希望落空后，斯威夫特答应担任贝克莱伯爵的牧师和秘书，伯爵此时适任爱尔兰司法大臣。至都柏林赴任途中，他担任伯爵的秘书，但一到都柏林他就被解雇了。他要求担任空缺出来的德里（Derry）学监一职，但是新任秘书接受1000镑的贿赂，把该缺给了他人。斯威夫特公然当面指责伯爵和秘书“是一对无赖汉”。为了封口，他们任命他为拉赖可（Laracor）村的牧师，该村距都柏林20英里，会众只有15人。此时斯威夫特的收入为230镑（1700年），珍妮·韦林认为这样已够资格结婚了。不过，从他求婚到此时，她已多长了4岁，而且他还认识了埃斯特。他写信给珍妮，称假如她愿受足够的教育成为佳侣，假如她答应接受其嗜好并容忍其缺乏幽默感，则他可以不顾她的容颜或收入与她结婚。好事终告不谐。

住在拉赖可很寂寞，斯威夫特经常到都柏林。170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邀请埃斯特及其伙伴丁利夫人（Mrs.Robert Dingley）到拉赖可定居。她们果然来了，住在他的旁边，而且在他暂离英国的时期，住进了他在都柏林租赁的公寓。“斯泰拉”预期他会娶她，但他让她一等就是15年。她烦躁地接受现在的处境，然而他强烈的个性和敏睿的智慧，使她一直处于迷糊恍惚之境。

1704年，他出版《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和《桶的故事》（The Tale of a Tub）时，就已显现出他的特质。前者只是就当时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相对优劣的争论而发表的简短、无关紧要的著述，《桶的故事》却表现了斯威夫特的宗教或非宗教哲学的主要观念。他于晚年重读该书后，大呼：“老天！我写此书时，是何等的天才呀！”因为太喜爱这本书了，在其后数版中，他以序言、前言等形式加上了50页的评论。他对该书完美的创作力颇觉自傲。虽然长久以来，一度被认为是“基督无缝的天衣”的基督教义，如今已经被宗教改革而撕成碎片，但无人——《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作者卡莱尔（Carlyle）尤其不在其内——攻击这股前所未见的改革力量。利用这股力量，斯威夫特将一切哲学和宗教贬为不同的外衣，用来掩饰世人可惊的无知或隐藏的赤裸裸的欲望：

人类本身是否只是一件微小的外衣，或整套衣服加上装饰呢？……宗教是不是一件宽外衣？……诚实是丢到垃圾堆里穿坏的一双鞋子；自爱只是男人的紧外套；虚荣是一件衬衣；良心是一条裤子，它不但用以避免裸露，还用以掩饰淫荡，然而是不是很容易就为此二者而脱了下来呢？假如某些位置配上貂皮大衣和毛衣，我们就称之为法官；若是细麻布和黑缎适当地混合，我们就给他主教的头衔了。

关于外衣的寓言，他述说得极为完整而有技巧。彼得（天主教）、马丁（路德教派和英国国教会）和杰克（加尔文教派）由其临死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三件全新而且相同的外衣（《圣经》），而其遗嘱还训以如何穿着，并禁止他们加以修改、增加或减少，哪怕一条丝线也不可以。但其三子爱上了三名贵妇：达根女公爵（财富）、格兰得斯夫人（野心）及杜奎尔女伯爵（骄傲）。为取悦三位贵妇，三兄弟只好就各自继承的外衣做某种修改，而当这些修改不符合其父亲的意愿时，他们以学院派的注释法予以重新解释。彼得希望加上一些银边（教皇的奢侈），而最具权威的解释是所谓银边这个字就是遗嘱中的帚柄，因而彼得加上了银边，而不用帚柄（可能是巫术）。新教徒很高兴地发现讽刺最厉害的那一面落到了彼得身上：讽刺他购买一大片大陆（炼狱），然后不断地分批出售（赦罪券）；讽刺其自大和对寄生虫（良心的谴责）有无痛治疗的药方（悔罪）——“三天晚上，晚餐后不吃东西……无特殊的理由绝不分开两端汇合的气流”；讽刺他发明“低语处”，“为了公共福利及使诸如患忧郁症和疝痛症之类的患者，得到发泄”；讽刺他设立“保险处”（卖更多的赦罪券）；讽刺“使用一致（天主教的）腌菜汁”（圣水）当作防腐剂。彼得因这些聪明的权宜措施日见富足，有力量使自己成为上帝的代表，他在头上戴了三顶高帽，手中则执一根钓鱼竿。大家想和他握手时，他却像“一条受过教育的走狗一样”，把他的腿伸了出去。他邀请兄弟吃饭，摆到桌上的只有面包，但他告诉他们那是羊肉，并驳斥他们的异议：“要使你们相信你们是一对盲目、积极、无知、任性、无教养的年轻人，只须用这个简单的论证即可。上帝说，这是真的、最好的、天然的羊肉，完全与李顿荷市场卖的一样，假如你们不相信，上帝会永远诅咒你们。”他的兄弟起来反叛，得到遗书的“真本”（《圣经》本国语译本），并谴责彼得是一位骗子，因此他把“他们踢出家门，自那日起以至今日永远不让他们回家”。其后不久，几位兄弟又为他们继承的外衣可以放弃或修改多少的问题互相争吵。马丁在率先发难后，变得较为温和，并回想彼得到底还是他的兄弟。不过，杰克将其外衣撕成碎片（加尔文教派），陷于狂热的情形。斯威夫特继又描绘伊欧丽教徒（Aeolists，加尔文教派派众）遇到的奇异风势（灵感），并取笑他们带鼻音的语调、宿命论及对《圣经》文字的过度崇拜。

到此为止，作者自己的教派英国国教会只露出很小的缺陷。但故事继续进行时，斯威夫特顺风势更换其外衣，不但把非国教神学，而且把一切宗教和哲学都贬为空虚的妄想。

斯威夫特以其难以引述的生理观念，提供他认为由内分泌产生雷霆万钧的思想的最佳范例，甚至亨利四世的“大计划”（Grand Design）也是其例：这位法王发动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战争，主要因为想在路中攫取一位妇人（蒙莫朗西的夏洛特），这个妇人的美丽能激起他的内分泌“进入脑中”。同样地，伟大的哲学家也受内分泌的影响，他们被当时的人视为“失去灵智”：

这类学者包括伊壁鸠鲁、第欧根尼、阿波罗尼奥、卢克莱修、巴拉塞尔士、笛卡儿等人。他们现在如尚存世上……面对这个理性的时代，会惹来放血（医药放血）、鞭打、枷锁、暗室及卧稻草等处罚……现在我乐于了解是否可能说明这种想象力……而不须提及……来自下身机能遮蔽大脑的水汽，凭以凝练成为观念。我们狭窄的土语却把这种观念称为疯狂或暴乱。

对于由下身机能向上传播的某种水汽导致大脑的困扰或变换的同类情况，斯威夫特认为就是“帝国、哲学及宗教所发生的一切剧烈的革命”。他下结论说各种思想系统是空话而已，聪明人不会想去探测事物之内部实况，而是了解表面就满足了。由此，斯威夫特使用有趣的直喻加以说明：“上周我看到一位剥去外皮的妇人，很难令你相信这样使她变得多难看。”

这本诽谤的小书共130页，立即使斯威夫特成为讽刺作家——伏尔泰称之为另一位“完美的拉伯雷”。这一寓言故事说的正好与斯威夫特英国国教会的职业相配，但许多读者觉得作者若不是无神论者，也是怀疑论者。大主教夏普禀告安妮女王，称斯威夫特只比不信教者稍好一点，而安妮的心腹马尔巴勒公爵夫人批评斯威夫特：

很久以前以一切宗教为题材曾写成一本《桶的故事》的书，并予出售以嘲弄一切宗教。但他很不高兴，因为在渎神的诙谐故事中虽已表现了宗教的最大热情，但（辉格党）政府没有晋升他为较高的圣职，因此（他）将其无神论和幽默出卖给政府的敌人。

斯梯尔也称斯威夫特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诺丁汉在平民院中把他描绘为“几乎无人疑心他是基督徒”的牧师。斯威夫特曾读过霍布斯的理论，这是一种不易遗忘的经验。霍布斯的著述开始充满了畏惧，其次转入物质主义，终则成为支持英国国教会的托利党。对于宗教界人士来说，斯威夫特后来攻击哲学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哲学家各种不同的主张散布于世上，其为散布伤害心灵的瘟疫，正如潘多拉的盒子散布伤害身体的瘟疫一样，其间唯一的不同是前者并未在盒底留下“希望”……真理犹如尼罗河源一样的隐藏难明，只有在理想国中才能找到。

或许因为他觉得人类不配找到真理，他痛恨自称为“真正宗教”的那些教派，轻视自称看到或与上帝说话的人，如布尼安和某些教友派教徒之类。他的结论与霍布斯一样，认为如果让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不啻是社会自杀的行为，结果必因荒谬邪说并行而造成混乱，整个社会就成为疯人院。因而他反对思想自由，理由是“多数人类有资格飞行，正与会思想一样”。他还驳斥宗教宽容。至其晚年，他支持《甄试法》，该法规定非国教教徒不得担任政治和军事职务。他赞同天主教和路德教派国王的主张，即一国只能容许一种教派的存在。由于他出生时英国只容许英国国教会的存在，他认为都应接受该教教会，对英国人的教化是一种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所谓《英国人只有一个教会的主张》（Sentiments of a Church of England Man），也是所谓《论证英国废止基督教的不当》（The Argument to Provethat the Abolishing of Christianity in England May Be Attended with Some Inconveniences）——两文为1708年他由辉格党转入托利党期间发表的。

离开坦普尔后，他首次参加的政党是辉格党，因为辉格党似乎是较进步的党，而且对于富于智力而鲜有财富的年轻人来说，较易从中觅得一职。1701年，他抱着希望出版了一本辉格党式的小册子。哈利法克斯、森德兰及其他辉格党领袖欢迎他入党，并允诺他们一旦掌权即升以高职。上述承诺并未履行。或许这些人畏惧斯威夫特脾气暴躁难以驾驭，其笔锋有如两边开锋的利剑，恐其两边伤人。1705年，斯威夫特由爱尔兰赴伦敦住一段时间，赢得康格里夫、艾迪生、斯梯尔的友情。艾迪生赠与一本《意大利之旅》（Travels in Italy），并亲笔题字如下：“致赠乔纳森·斯威夫特，我最好的友伴、最真诚的朋友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本书是由最谦卑的作者赠予。”但随着斯威夫特的脾气越来越大，这两人的友谊，就像乔纳森与斯梯尔和蒲柏的友谊一样，终于萎缩了。

1710年，斯威夫特再次离开拉赖可，这一次是担任爱尔兰主教密使，要求“安妮女王的恩惠”施及爱尔兰英国国教会教士。女王枢密院辉格党要员戈多尔芬和萨默斯不肯这样做，除非教士答应放宽《甄试法》。斯威夫特强烈反对这种放宽。辉格党发现在宗教上他是一个托利党，而当斯威夫特写道“我很讨厌造成财富阶级对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计划”时，实质上就等于自认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托利党了。他与托利党领袖哈利和博林布鲁克接洽，受到他们的欢迎，因而一夜之间他变为公认的托利党。斯威夫特被任为托利党杂志的编辑，他描绘的辉格党爱尔兰大臣的面目颇能表现其风格。该大臣的秘书即是艾迪生：

沃顿伯爵托马斯……由于身体结实，经数年的更年期，在身体和心灵上均未显现任何老态，虽然常会损害身体和心灵的不良行为他也断续为之，仍依然故我……他常常去教堂礼拜……而在教堂门口谈些淫猥和渎神的话。在政治上他是长老会教徒，在宗教上他却是无神论者，现在他却与一位天主教徒勾结甚紧。

托利党大臣欢迎这类攻击，又聘斯威夫特写了一篇文章，称为《盟邦的行为》（The 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年11月），想要罢黜马尔巴勒和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斯威夫特辩称，假如英国参战只限于海上的话，为长期抗拒路易十四而课征的重税可以减少很多。而且，他有力地说出地主的怨言，称战费多由地主负担，少由工商负担。关于马尔巴勒，他说：“不管战争打得好不好，很明显，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增加一个特殊家族的利益，它是将军和（辉格党）大臣的战争，而非皇室和人民的战争。”他估计马尔巴勒的报酬是54万镑——“这一数字绝非不正确”。一月后，马尔巴勒受到责难。其坦白的公爵夫人，牙尖舌利不下于斯威夫特，在其回忆录中以辉格党的看法来评述此事：

斯威夫特先生和普赖尔先生很快就愿意出卖他们自己……这两位睿智、富有才能的人，愿意完全出卖他们自己去做报酬甚昂的诽谤，这二人的特质是为了新主人的利益，可以置其无耻和错误等缺点于不顾。

新主人曾答谢他们的新仆从。普赖尔获任命为驻法外交官，在那里他颇能洁身自好。斯威夫特未接受任何职位，但现在他与托利党大臣的关系极为良好，因此能为朋友觅得一些闲职。对未冒犯他的人，他是很慷慨大方的天才。后来他自称共施惠于50人，等于坦普尔施惠于他的50倍。他劝请博林布鲁克协助诗人盖伊，他促成托利党继续给予康格里夫原来由辉格党发给的津贴。蒲柏想要预售以完成荷马诗的翻译时，斯威夫特督促其朋友和求职者踊跃订购，并誓言：“在我为他取得1000先令以前，这位作者不必急于付印。”他在俱乐部里比艾迪生名头更响亮。现在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和要人共餐，不需要忍受他们对他摆架子。他写信给斯泰拉说：“这些大官都要迁就我，我实在很自傲……我原定去艾布本汉夫人家里参加宴会，但那个女人并未如约派车亲自来接我们，而是派人请我们去，因而我就辞谢不去了。”

在英国三年（1710—1713年），他那些奇怪的信件后来被编成《致斯泰拉日记》（Journal to Stella），出版于1766年至1768年。他需要有人做他参与公爵宴会和政治胜利的心腹听众，而且，他爱这位耐心的妇人，此时她已近30岁，仍然等待他下决心娶她。他一定是爱她的，因为有时候他一天写两封信，除了不提婚事外，将每日的趣事都详告于她。对斯威夫特这样一个蛮横的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还会有这类有趣的韵事和幻想的绰号，及那类戏谑、俏皮话和天真的言语，有如他在书信中表现的，虽然他本人并未想到这些书信也会出版。这些书信充满爱抚之言，但于婚议则贫乏之至，只在1711年5月23日的书信中对斯泰拉谈及婚姻的承诺：“我不再多说，只想请你慢慢地等待，直到命运之神为我们做了适当的安排，并请相信M.D.（斯泰拉）的幸福是我追求的最大目标。”然而就是在这些通信中，他呼她为“小女孩”“笨蛋”“贱人”“美人”“顽皮的女孩”“好玩的母狗”及其他类似的宠爱名词。从他告诉斯泰拉的那些话，即可看出此人的本性：

今天上午，我与部长先生在官邸中，想要阻挡他去赦免一位因强奸罪被判死刑的人。部长很愿救他，因为他有一种古老的观念，即女人不可能被人强奸。但我告诉他，尚未收到法官有利的报告前，他不宜赦免他。而且，此人是一位浪人，必定是一个恶棍，就是为了其他理由也该处以绞刑，因而他是活该被问吊的。我要为美丽的女性请命，当然那个家伙以前曾和她睡过一百次，但我为什么要管这个呢？为什么？难道女人因为是妓女就该被人强奸吗？

斯威夫特身体的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坏脾气。早在1694年，他27岁时，就患上内耳晕眩症，偶然但随时都会引起晕眩或耳聋。一位著名的医生拉德克利夫（Dr.Radcliffe）建议斯威夫特在假发中挂上一袋混合液。年事日长，他的宿疾日益恶化，极可能导致精神不正常。1717年，他可能曾指着一棵枯萎的树对诗人杨（Edward Young）说：“我会像那棵树，我会死于头上的毛病。”这一宿疾已足可使他怀疑生命的价值，当然也会因而疑惑结婚是不是明智。他经常散步很久，以避免身体的衰落。有一次他从法纳姆（Farnham）走到伦敦——共28英里。

他官能过分敏感的痛苦，更增加他身体的不舒服，这种敏感是心智敏睿的结果。他对都市的街道和人体的气味特别敏感，他能由气味分辨他认识的男女的健康情形。

他本人好洁成癖，但这位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著作是英国文学中最粗鲁的。他对生命的愤怒使他把其缺点尽推由时代承担。他不肯取悦他人，只想努力支配他人，只因支配感可以安慰其秘密的自卑感。他说他讨厌（畏惧）他无法支配的人，不过，就其与哈利感情的笃悦，这点却不真实。他因逆境而愤怒，因成功而傲慢自大。他爱权力胜过爱金钱。当哈利嘉许其文章赠予50镑时，他退回银行本票，并要求道歉，接受道歉后写信给斯泰拉说：“我又喜欢哈利了。”他讨厌繁文缛礼，轻视伪善。世界像是要打败他，所以他很坦白地回以敌视。他写信给蒲柏说：

我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在于困扰这一世界，而非使它欢愉。假如我的计划可以顺利完成，无害于我或我的命运，那么我就是你前所未见的最不屈不挠的作家……你思及这一世界时，请依我的请求多给予鞭责。我恨一切国家、职业和社会，我爱的只是个人……我恨法学家团体，但我爱评议员某某和法官某某。对医生（我不愿提及我的本行）、军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及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根本上，我怨恨和讨厌被称为人的动物——虽然我由衷地喜欢约翰、彼得、托马斯等人。

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使他成为最不可爱的男人，但仍有两个女人爱他到极点。在伦敦那几年，他住在凡赫丽夫人寓所附近，她是一位富有的寡妇，生有二子二女。他未参与显贵宴会时，就与凡氏一家共餐。最大的女儿赫斯特（Hester）当时24岁（1711年），爱上了43岁的他，并向他表白。他却一笑置之没当作一回事，而告诉她他年纪太老已不适合她。她却抱着希望地答曰，她的书教她要爱伟人（她在厕所中读蒙田），那么她既已找到活生生的伟人，为何不能爱呢？他听了几乎立刻就软化了。他专为她写了一首诗，称为《卡迪那与凡妮莎》（“Cadenus and Vanessa”），幽默中寓有悲剧。凡妮莎是他给她起的名字，卡迪那（Cadenus）源自“dean”（教长）。

因为1713年4月，女王勉强同意任命他为都柏林帕特里克教堂教长。6月，他赴爱尔兰就职。他见到斯泰拉的同时，又写信给凡妮莎，说他悲愁和不满得要死。不久他回到伦敦（1713年10月），1714年分享了托利党失败的命运。如今他在政治上已无力量，他攻击的辉格党人在乔治一世的统治下掌握大权。他无可奈何，只有回到讨厌的爱尔兰去担任教长。在都柏林他很不受欢迎，因为执政的辉格党恨他的辱骂，非国教徒恨他，立誓驱逐他离职。人们在街上嘘之轰之，并掷以沟中脏物。

他勇于坚持立场，继续支持托利党，并表示愿意与哈利一起在伦敦塔坐牢。他尽力完成宗教上的职务，定时讲道，举行圣餐礼，生活尽量单纯，并以1/3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每个星期天，他都敞开大门，斯泰拉即来担任女主人。不久，其不受欢迎的情形慢慢获得改善。1724年，他以德拉皮耶（M.B.Drapier）的笔名出版了6封信，谴责伍德想供给爱尔兰铜币而从中取利的企图。爱尔兰人怨恨这个计划，发现德拉皮耶就是斯威夫特时，阴沉的教长几乎就成为最孚众望的人。

假如他能使爱尔兰海峡隔绝爱他的两名妇人，他可能有更多幸福的时光。1714年，凡赫丽夫人逝世，凡妮莎却渡海至爱尔兰，住在其父遗留给她的沙布里奇（Celbridge）的小房屋，位于首都以西11英里。为了接近斯威夫特，她在都柏林唐斯泰尔巷（Turnstile Alley）置一寓所，距斯泰拉的住所不远。她写信给斯威夫特，请他来访，并警告他若是不来，她会死于悲伤。他无法拒绝，此时（1714—1723年）他多次秘密造访她。他越不常去，她的信就越热情。她告诉他，她生下来就有激烈的热情，完全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无可解释的对你的激情”。她告诉他，她无法将她的爱情转为侍奉上帝，因为“我是一位热心人，而你是我所崇拜的神”。

或许他想干脆结婚，来打破三角恋爱的束缚；或许斯泰拉知道另有情敌后，要求结婚当作简单的制裁。他终于在1716年娶了斯泰拉。显然他曾要她保守结婚的秘密，他们仍然分居，可能他们之间并未完成真正的结合。斯威夫特仍访问凡妮莎，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浪子或衣冠禽兽，而是因为他不忍心让她绝望，或因深恐她会自杀。在书信中，他向凡妮莎保证，他爱她、重视她实超过一切，而且此心永生不变。此情继续至1723年。当时凡妮莎写信给斯泰拉，请其坦述她与教长的关系。斯泰拉把信交给斯威夫特。他骑马至凡妮莎的寓所，把信丢到桌上，露出令她恐惧的怒色，然后一语不发地离开，永远不再见她。

凡妮莎从恐惧中恢复正常后，终于发现他过去一直在欺骗她。绝望加上身体健康已受损，使她两月内即告病逝（1723年6月2日），年仅34岁。她在遗嘱中报复：取消较早以斯威夫特为其继承人的遗嘱，将其财产留给哲学家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和贝克莱，但请他们出版斯威夫特写给她的信和《卡迪那和凡妮莎》一诗，而不必加上任何评论。斯威夫特隐姓埋名至爱尔兰南方旅行，直到凡妮莎去世4个月后，才回到教堂。

回来后，他将闲暇时间用来编写一篇最著名、最蛮横的讽刺小说。他写信给福特（Charles Ford）说，他忙着写一本书，那会“奇妙地震动这个世界”。一年后该书完成，他亲自把原稿带到伦敦，安排匿名出版，并接受了200镑的稿费，然后住进蒲柏在翠肯汉的寓所，等着看引起的风暴。1726年10月，英国首次见到《格列佛游记》出版。公众起初的反应是喜欢这本小说里详尽的写实风尚。许多读者把它当成历史，虽然一位爱尔兰主教（斯威夫特说）认为该书充满不可能发生的事。多数的读者只看到小人国和大人国游历为止，这些好玩的故事旨在说明判断也是相对的。小人国的人只有6英寸高，使格列佛有膨胀性的优越感。那里的政党是以穿高跟鞋与低跟鞋来分辨派别的，宗教派别分为圆顶派与尖顶派，因为一派相信打蛋该打圆顶那边，一派相信打蛋应打尖顶那边。大人国的人有6英尺高，使格列佛对人类有了新的看法。那里的国王误以为他是一只昆虫，误以为欧洲是个蚁巢。而从格列佛描述的人类行为，他遽下结论：“你们国人都是自然容其横行于世的那类最可恨的小毒虫。”就他本人说，格列佛被大人国美妇的“大乳房”吓退了。

故事到了格列佛的第三次出游时就显得软弱无力。他被吊桶拉上空中浮岛拉布达（Laputa），科学家、学者、发明家、教授、哲学家住在该岛，且由他们管理该岛。该书其他地方显得逼真的情节，此处却显得有点愚蠢，如仆人用气囊打深奥的思想家的耳朵和嘴巴，在他们思想时如发生危险的失神情况，可适时加以唤醒。拉加度学院（The Academy of Lagado）有幻想的种种发明和学位，是对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和伦敦皇家协会的软弱无力的讽刺。斯威夫特不信科学可以改造或统治国家。他讥笑他们的理论，并笑这些理论很快就会消失。他还预测牛顿的宇宙论会被推翻：“自然的新系统事实上只是新流行的花样，每个时代都要不同。即使假装以数学原理加以证明（《数学原理》，1687年）的那类人，其兴隆也只限于短期而已。”

格列佛继又踏入陆格那京人（Luggnaggians）的国土，该国人不是把重刑犯处死，而是罚他们永生。这些称为斯塔德布拉格（Struldbrugs）的人：

到达该国年龄的极限80岁时，他们不仅具有其他老人的愚行和虚弱，而且更为严重，那是令人恐怖的不死的远景引起的。他们不但意见很多、脾气乖张、贪婪、忧郁、虚荣、唠叨，而且没有友情和自然的感情，对他们的孙儿也是如此。他们显现的只有嫉妒和虚弱无力享受的欲望……无论何时他们看到葬礼，就悲叹和怨恨他人得到永久的安息，他们自己却无望如此……他们是我曾看到的最可耻的人物，而女人比男人更加恐怖……从我听到和看到的情形，使我想延年益寿的欲望顿时减少很多。

到了第四部，斯威夫特放弃幽默而对人类施以讽刺性的责骂。呼以慧骃国（the land of the Houyhnhnms）被一群干净、俊逸、和蔼的马统治，他们能说、能想、具有文明的象征，而他们的贱仆，称为“耶胡”（Yahoos）的，却是一群肮脏、恶臭、贪婪、酗酒、悖理、残废的人。在这些堕落的人中（斯威夫特写于乔治一世时代）——

有一位……统治的“耶胡”（国王），他与其他人相比，躯体更为残废，性情更为乖张……这位领袖常常要找一位像他的人做其宠臣，他的任务就是舐主人的脚……并驱使女“耶胡”充其“狗舍”。为此他不时获得一片驴肉的报酬（贵族的头衔？）……而在找到更恶劣的宠臣之前，他仍然在位。

比较起来，呼以“冷群马”的较富理性，显得较愉快、有德行，因此，他们不需要医生、律师、教士或将军。这些彬彬有礼的马群，听了格列佛述说欧战的故事大为震惊，而对引起战争的纠纷尤觉惊讶——“是否肉为面包，或面包是肉（圣餐礼），或某些果汁究为血或酒”的纠纷。而格列佛夸言人类已因神奇的发明而获益匪浅时，他们马上要他别再说了。

格列佛返回欧洲时，他几乎无法忍受街道和人群的恶臭，现在人们看起来就像“耶胡”：

我的妻子和家人意外欢喜地欢迎我的归来，因为他们以为我非死不可；但我愿冒昧地承认，他们的样子令我怨恨、讨厌和轻蔑……我一进屋，内人就拥吻我；由于几年一直不曾受到恶臭的动物（人）的拥吻，一旦为之顿觉晕眩了将近一个小时……头一年我无法忍受妻子与小孩侍候一旁，因为他们的异臭极难忍受……我第一次用钱是用来购买两匹……骏马，置于好的马房内。其次我最喜欢的是马夫，因为我觉得他从马房带回的气味，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奋。

《格列佛游记》的成功超乎作者的想象，可能稍缓其嗅觉上的恨世。读者欣赏其简约清楚的英文、详尽的情节及热闹的色情描述。艾布斯诺预言该书“与布尼安的作品一样伟大”——那是指《天路历程》而言。无疑，斯威夫特的成名与该书的出版息息相关，较笛福仰赖《鲁滨孙漂流记》更甚，或许就等于西拉诺（Cyrano de Bergerac）的《月球帝国讽刺史》（Histories Comiques des États et Empire de la Lune）。该书较新奇的部分是后部可厌的讽刺，即使这部分也有它的激赏者。马尔巴勒公爵夫人，此时已垂垂老矣，宽恕斯威夫特攻击其夫，理由是他连整个人类都要攻击。她声称，斯威夫特给“国王、大臣、主教和法官最逼真的描述”“她对这本书极为欣赏，有此已可满足，不再梦想其他”。

《格列佛游记》出版的同年，《卡迪那与凡妮莎》亦告出版，使斯威夫特的胜利美中不足。赫斯特（凡妮莎）遗嘱执行人遵嘱将之付印，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该诗在伦敦、都柏林和爱丁堡都有不同的版本。这对斯泰拉是很残酷的打击，因为她看到用在她身上的许多爱的词句，续又用之于凡妮莎。该诗出版不久，她就生病了。斯威夫特越海回爱尔兰安慰她，等她身体转好，他回到英国（1727年）。不久消息传来，她濒临死亡。他立即给教堂助手训示：“斯泰拉不得死于教长官邸。”他回到都柏林，她又一次从病中复原了。1728年1月28日，她终告不治，享年47岁。斯威夫特也告崩溃，病得太厉害，无法参加她的葬礼。

此后，他住在都柏林（如他写给博林布鲁克的），“像一只洞中中毒的老鼠”。他续施慈善于人，给丁利夫人养老金，当年轻的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陷于困境时，施以援手。他虽是一个残忍的人，却也对爱尔兰人因赤贫引起的愤怒颇有所感，并为都柏林道上充满了乞丐而觉震惊不安。1729年，他发表了最猛烈的讽刺文章《免于穷人子弟成为其父母或国家负担的谦逊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我深信经过好好看护的健康的1岁小孩，是最可口、最丰盛、最合于卫生的食物，不管炖、烤、烘或煮皆好，无可置疑，它也可做成炖肉或蔬菜炖肉。因此，我愿谦逊地提请公众考虑，在估计12万名小孩中，2万名可以保留作为面包，其中只有1/4是男孩……其余1万名等到1岁，可以卖给王国中富有和高尚的人，永远得请母亲让孩子在最后一月吮饱一点，以便他们上桌时又肥又胖。招待朋友时，一个小孩可以做成两道菜。而家庭进餐时，前面和后部可以做成一道不坏的菜，如果加上胡椒或盐，会是很好的……

较节省的人……还可以剥了尸体的皮，经过人工硝制成为仕女可爱的手套，及潇洒绅士夏天的长靴……

某些丧胆的人非常关怀年老、生病或残废的广大贫民，我愿意尽力去想，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剔除我国这样可悲的累赘。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此事可悲，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了寒冷和饥馑、肮脏和害虫，已如预期的濒临死亡和老朽……

我认为我的建议的优点极为明显，而且优点特多……因为第一……它会大大地减少天主教徒的人口，而这些人每年都日益滋蔓，是本国主要的生育者，而且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第三，要养育10万名小孩，自2岁以上，每年每人花费不会少于10先令，要是采行这些建议，除了使讲求口味的……有钱的绅士饭桌上多增一道新菜外，全国每年还要增加5万镑的收入……

斯威夫特笔下奇异、时而反叛的著作，尤其是斯泰拉死后的著作，显示其脑中已埋下精神反常的种子。“爱尔兰一位名人（他愿意屈尊观察我的心灵）常常告诫我，我的心灵就像被施法的灵魂一样，假如我不加以适当的安排是会作怪的。”这位不幸的恨世者，其明显的毛病使他在玻璃房里写报复人类的讽刺文章，竟问一位朋友：“腐化和恶毒的人类是否吃了你的肉，耗尽了你的精神？”他对世界的愤怒就是他对自己愤怒的延长。他知道，纵然他是一个天才，却无补于其躯体和灵魂有病的事实。

生命最后待他的残酷，见之于其精神的日益散乱。1728年后，他的晕眩症日益严重，他不知在哪个不幸的时刻会在圣坛或街道上晕眩倒地。他拒绝戴上眼镜，现在他的眼力坏到极点，不得不放弃读书。他的一些朋友去世了，一些则避开脾气阴沉的他。他写信给博林布鲁克说“我以前常常想到死亡，但现在死亡永远不会离开我了”，他开始期望它的来临。他把自己的生日当作悲哀的日子。他写道：“聪明人都不会希望越来越年轻。”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通常这样和访客道别：“晚安，我希望不再见你。”

1738年，疯狂的确定症候出现了。1741年，已须指定监护人照顾其事务并照料他，以免他在狂暴中伤害自己。1742年，他左眼发炎，肿得像个鸡蛋那么大，使他受了很大的苦，要用5个看护人才能阻止他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他又活了一年，未曾说一句话。1745年10月19日，他的一生终告结束，享年78岁。在遗嘱中声明将财产共1.2万镑捐建一所精神病院。他葬于自己的教堂，墓志铭自撰：

其剧烈的愤慨不能再撕裂他的心。

第六章　波罗的海的争夺（1648—1721）

投机冒险的瑞典（1648—1700）

让我们再看看，在17世纪环绕波罗的海四周的国家之间引起的各种争端：北边是瑞典；东边是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立陶宛，在他们的背面是寒冷饥饿的俄国；南边是东普鲁士、波兰、西普鲁士、日耳曼；西边是丹麦，控制波罗的海到北海和大西洋的战略要地。各种势力互相争夺河流和海峡的控制权，海岸和港口的占领，商业路线的竞争，或者就是由此往陆地或海洋的通道。在这里，地理环境创造了历史。

此时，丹麦在波罗的海的舞台上扮演较小的角色。自由而专横的贵族们操控着国王的行动。1645年，它放弃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和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两地的权益。1660年，它虽然还占有挪威，却失去了瑞典南边几个省。腓特烈三世感觉到如果想抵抗外来的侵略，就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因此，借助国内教士和中产阶级的配合，他强迫贵族承认他拥有绝对、世袭的权力。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五世赏识并重用了格里芬菲尔德伯爵（Count Griffenfeld）苏马赫（Peder Schumacher）。苏马赫曾被路易十四誉为当时外交界最有能耐的人才，在他的协助下，经济改善，贸易和工业增多，陆军和海军也得以重新整编。伯爵致力于一种和平外交，这位新王却想恢复丹麦过去的强权和失地。1675年，他重揭与瑞典的旧怨，不幸失败。瑞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领主权由此确立。

此时的瑞典接连出现多位有力的君主，在半个世纪中（1654—1718年）震惊了世界，只有路易十四差可比拟。如果他们有较大的资源基础，便可与法国平分秋色，而瑞典人民，也将由两位古斯塔夫王（Gustavus）、三位卡尔王（Karls）和大臣们的功绩，引发出文化的花朵以配合、鼓舞他们的胜利。战争虽然带来权力，却也消耗了他们的财富。瑞典虽以英雄的角色出现，实际上，却外强中干。一个如此贫乏的国家，居然能够睥睨国际，是颇可惊异的。150万的人口分成许多阶层，彼此钩心斗角，不能相安。贵族们控制国王，巧立名目，霸占王国，工业生产纯粹为了战争的需要，因此，往往在战后不能配合商业的需求。国外的属地是一种骄傲的负担。为争光荣而濒临崩溃的国家，幸赖一些忠心为国的大臣们的高度政治手段方得挽回。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是勇不可当的克里斯蒂安王的堂兄、友伴、爱慕者和继承者，后者于1654年让位给他。他冒崩溃的危险，强迫贵族缴回所占的皇家庄园。借着这种“削减”政策，收回了3000座庄园，并重得偿付能力。为了补充金银货币，查理任命约翰·帕姆斯楚（Johann Palmstruh）筹建一家国家银行，发行纸币（1656年）——这是欧洲史上首次货币发行。有一段时期，聚积的流通量刺激着经济的成长，但由于滥发纸币，银行的试验不得不中止。几乎在同一时期，这位富于企业心的君主，把里加（Riga）的钢铁工业收归国有，替他的尚武政策奠下了一个更强壮的工业基础。

依其目标看，他完全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在欧陆夺得的领地，正受到反叛的威胁。波兰君主拒绝承认查理十世的瑞典王身份。不过，波兰因为哥萨克人的叛变而衰弱下去。俄国则暗中援助哥萨克人，很显然是想取得波罗的海航线。瑞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陆军，而不敢将战士复员，最好便是借光荣的胜仗来维持纪律。所有这些情形，在查理看来，都需要和波兰打上一仗。农民和教士反对，他便以保卫和扩大宗教改革的名义，鼓励他们参战。

波兰是一个容易入侵却难以打败的国家。其东境纷乱异常，如此一来，便不能对付西边的侵扰了。查理率军攻入华沙，允许原有贵族保持传统特权，接受新教徒的投诚，而且承认对立陶宛的保护权。腓特烈·威廉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想利用波兰溃败之际袭取东普鲁士（那时还为波兰所有）时，查理立刻派遣大军，快速西进。在普鲁士的首都，他降服选帝侯，强迫他立下《哥尼斯堡条约》（Treaty of Königsberg，1656年1月）。选帝侯承认东普鲁士为瑞典的宗属，将关税和地方税收的半数解交瑞典，并调配1500名士兵补充到瑞典军队。

查理引发的宗教事件打败了他。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用他们的影响力，召集一支反抗瑞典的联军，甚至信奉新教的丹麦和荷兰也加入了，因为他们害怕这位年轻的征服者，说不定下一步便会冒犯到他们的领土和贸易。查理迅速重返波兰，打败一支新的波军，重占华沙（1656年7月）。可是，此时波兰上下，都因为宗教的理由纷纷武装起来反抗他。勃兰登堡选帝侯中途变节，反而援助波兰。一向只知道如何打胜仗，而不知以实际可行的和局来巩固征服所得的查理，挥军西向丹麦，横越13公里的冰雪之地卡特加特海峡（1658年1月），打败丹麦，胁迫腓特烈三世签下《罗斯基勒和约》（The Peace of Roskilde，2月27日）。丹麦完全撤出瑞典半岛，同意关闭波罗的海的海峡，共同对付瑞典的敌人。丹麦迟迟不履行诺言时，查理便重启战事，征服哥本哈根后，他取消腓特烈三世的王权，兼领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王位。

在海上他就不如意了。当时两大海军阵营，英国和荷兰，本来相互敌对，此时却同意不允许任何国家借控制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海峡，来操纵波罗的海。10月，一支荷兰舰队强行通过海峡，解救了哥本哈根，驱逐小型的瑞典军舰回国。查理发誓要打到底，可是，出征前的冷战，早已表露了结局。在哥特堡的议会演说中，他发寒不已，随即死亡（1660年2月13日），此时正是他生命的高峰。

他的儿子查理十一此时只是一个5岁的幼童。于是，一位摄政的贵族，宣布战争结束，承认《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立下《哥本哈根条约》（1660年5—6月）。波兰声明接受瑞典宗主权。利沃尼亚归属瑞典。勃兰登堡获得全部的东普鲁士。瑞典得以保留南方的斯堪尼和本土省份，以及不来梅、凡尔登和波美拉尼亚。不过，波兰与丹麦联合保证准许外国船只进出海峡。一年后，瑞典和波兰在卡尔迪斯，和沙皇签订了一项虚情假意的和约。此后15年，波罗的海的争夺战以战争以外的方式继续进行着。

这些条约都可以算作瑞典一连串的胜利成果，不过，它很快又面临崩溃的边缘。两位摄政大臣，古斯塔夫·邦德（Gustav Bonde）和佩尔·布拉赫（Per Brahe），联合制止政府的开支。首相加尔迪（Magnus de la Gardie）胡乱花费，允许贵族、朋友和他自己支用国库行藏，而且为了取得津贴，不惜联合法国作战（1672年）。而路易十四只不过在几天前，才攻打瑞典的盟友荷兰。很快，瑞典便和丹麦、勃兰登堡和荷兰发生战事，在费尔贝林（Fehrbellin）为选帝侯所败（1675年6月18日）。欧陆上的属地，为敌人所毁。一支丹麦军队重新收复斯堪尼。瑞典海军在厄兰岛惨遭歼灭（1676年6月1日）。

在取得政权后，年轻的查理十一凭着个人的勇迈激励士卒，在一连串的战役中，解救了瑞典，并在隆德（Lund）和兰斯克鲁纳（Landskrona），打败了丹麦人。这些战绩，加上路易十四的协助，瑞典逐渐恢复了大部分失去的领土。一位新的外交英雄约翰和格里芬菲尔德伯爵合作，在隆德战后，不仅缔结了和平条约，而且使瑞丹之间，成立了一个军事和商业同盟。他们同意使用共同的币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不是约翰于1680年死去（享年45岁），很可能就联合起来了。这两个国家，保持了将近20年的和平。

约翰告诉新王说，如果瑞典要保持强国的地位，就不能让贵族继续占用王国的土地，以免使王朝日益穷困、国家显得软弱。1682年，查理十一采取行动，配合教士、农民和工商人士的支持，断然实施“削地政策”。他调查并处罚官吏的腐化，并使瑞典的财政能够维持保护领土和履行责任的水平。查理虽然不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国王，但确是一位贤君。虽然他不断增加战争，但他更喜欢不那么喧嚣的和平胜利。他建立了专制王朝，除此之外，只能选择另一种喧闹而没落的封建制度了。

在这段国泰民安的时期，瑞典的科学、文学和艺术蒸蒸日上。瑞典的建筑以泰辛（Nicödemus Tessin）设计（1693—1697年）的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巨型豪华皇宫为顶点。拉尔斯·约翰松（Lars Johansson）是诗人和剧作家，他具有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英国剧作家马洛的双重天分，经常吟唱出愤世嫉俗的诗歌，后来在一间小酒肆的争吵中，被刺而死，享年36岁。达尔斯蒂纳（Gunno Dahlstierna）按照但丁的史诗，谱成《颂诗》（Kunga Skald，1697年），歌颂查理十一。国王死于诗词谱成的那一年，他拯救和再造的瑞典，差一点便被他那个更有名气的儿子毁掉。

查理十二年方15岁，等到欧洲地图经由铁血战争而重划的时候，他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所有的举动都是按照军事训练的需要设计的；他学数学，是把它当作军事科学的分支；他读拉丁文，是为了看昆图斯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如果不是想征服世界的话，也是想从那里学习用武力征服的野心。他身材高大、英俊、体格强壮、结实匀称，他喜欢军人的生活；私生活检点有节度；面临死亡的危险仍然面带笑容；他要求军队也跟他一样严格训练。他不喜欢女色，虽然经常求爱，却不曾结过婚。他用笨重的木叉猎熊；飞骑万里，在半覆着冰雪的水中游泳，嬉戏于半真半假的打斗；他和朋友们经常因此面临死亡的危险；在他勇锐、粗豪的外表下，藏着某些性格和智慧：他有揭露诡变外交的纯净；有荣誉的意识，掺杂些野蛮的气息；他有一颗明理格物的心，却不耐烦进一步间接使用思索或策略。他对生于帝王世家深感骄傲，从来不认输。在登基典礼中，他为自己加冕。他只在权力范围内宣誓尽职。有一位教士怀疑这位15岁的幼童是否能够胜任王位，他知道后，马上判他死罪，后来改判为监禁终身。

在他登基前后，瑞典是欧陆主要的强国，统治芬兰、英格利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波美拉尼亚和不来梅；它控制波罗的海，使俄国不得由此进出；俄国、波兰、勃兰登堡和丹麦等国，利用瑞王年幼，企图扩张领土以争取商业利益。在这场混战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来自利沃尼亚的骑士。约翰·帕特库利（Johann von Patkul）本是瑞典属民，后来加入军队，升迁为军官。1689至1692年，他强烈抗议查理十一在利沃尼亚的削地政策，被控以不忠的罪名。他只好逃往波兰，要求查理十二宽恕。被拒后，他投向波兰和萨克森王奥古斯塔斯二世，组成波兰、萨克森、勃兰登堡、丹麦和俄国联军，共同对付瑞典。奥古斯塔斯二世细思此计可行，便先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缔约（1699年9月25日）。帕特库利前往莫斯科。11月22日，彼得大帝与萨克森、丹麦代表签约，同意拆散瑞典。

波兰和苏毕斯基（1648—1699）

17世纪中期，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到波兰的历史。1652年，首次出现一位议会代表，运用自由投票（此项投票准许议员借此否决多数提案）否决一项决议。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议案的通过必须由全部议员同意方可实现。有时一小撮人可以使其不合法定人数而否决掉。虽然如此，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否决大多数人的议案。1652年，55位议员中48位议员的一致投票却被1位代表的投票否定了。原来这项投票计划是保护个人，使任何多数的提案不能压倒任何少数的异议，不管它有多小。这一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按照公共的理论，而是出于封建的恶习。每一位土地拥有者都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者，结果造成大量地方性的独立状态和集体的无能。由于国王受到议会的牵制，按照“自由投票”根本不能拟定出一种稳定国家的政策。在这一事件发生9年后，卡西米尔二世国王曾对议会做出如下的预测：

上帝可能证明我是一位假的预言家！但是，我告诉你，假如你无法为现在的罪恶（自由投票）寻找解药，那么，共和国将成为外敌的战利品。莫斯科人将会分离我们的巴拉丁那人，也许就像维斯杜拉河那样的遥远。普鲁士王室……将会掠夺大波兰。奥地利将全力攻下克拉科夫（Cracow）。每个大国将宁愿来分解波兰，也不愿让它保持成一个整体，而像今天一样滥用如此的自由。

这项预言，后来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

仅次于这项投票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是乌克兰和哥萨克人的叛变（1648年）。在卢布林联合条款中（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联治，这使独立好战的哥萨克人隶属于波兰的统治下。波兰贵族在这块西乌克兰地区争购土地，想在那里建立封建体制，而且波兰天主教反对信仰东正教的自由。在这种复杂的不满下，哥萨克人起来反抗，由一位富有的酋长契米尼克（Chmielnicki）领导，背后接受克里米亚的鞑靼人（Tatar）的援助。1648年5月26日，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考森（Korsun）打败波军主力。于是，反叛的热潮传遍各处。

同时，拉迪斯拉斯四世（Ladislas Ⅳ）于5月20日去世，王位继承问题便在贵族之间辩论不休。一直到11月20日，才由议会选出约翰二世卡西米尔为王。契米尼克深恐反动力量无法挡住新兴的波军，除非得到外人的承认和协助，因此，他结好于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他把乌克兰送给亚历克西斯。沙皇俄国明白这将意味着和波兰开启战端，便欢迎他的奉献。1654年1月18日，在《佩列亚斯拉夫条款》（Act of Pereyaslav）之下，乌克兰纳入俄国的统辖。在这块地区，允许由哥萨克人选出一位领袖，经沙皇认可，实施地方性的自治。

在波兰和俄国的争战中，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比较喜欢波兰，而不愿乌克兰受到俄国的统治，因此，他们把对哥萨克人的援助转向波军。1655年8月8日，俄国取得威尔诺（Wilno），屠杀当地居民数千，把城市烧成废墟。波军在东线防守时，查理十世率领一支瑞典军队，进攻西波兰，占领华沙（9月8日），波人无法抵抗。波兰贵族，甚至军队，只得向征服者赔款、效忠。克伦威尔向他致贺，因为他替教皇夺得一个阵地。查理向这位护国主保证，波兰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拥有任何属于教皇的土地，不过，他允许波兰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他的计划被那些打胜仗的军队破坏了。由于不受约束，士兵抢掠城市、杀戮居民、毁坏教堂和修道院。靠近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的哥拉修道院（Monastery of Jasna Gora）幸运地防卫成功。这项成果被视为一项奇迹，在民众之间激起一阵宗教的热忱。天主教士请求国王驱逐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农民也武装自己。查理留在华沙的部队在喧嚣的群众面前，吓得四散奔逃。卡西米尔收回故都（1656年6月16日）。鞑靼人回过头来对付俄军。俄国宁愿以波兰为邻，而不愿和瑞典并居，于是与波兰人言归于好（1656年）。查理十世的暴死也带来《奥利瓦和约》（1660年5月3日），结束了波瑞之间的战争。1659年，波俄之间的争执重新爆发。经过8年的兵戈相见及哥萨克人的效劳，终于订立《安德鲁索夫和约》（Andrusovo，1667年1月20日），把斯摩棱斯克、基辅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割给俄国。这次的分割，一直延续到波兰的第二次瓜分（1772年）。

厌倦了战争和“自由投票”法，卡西米尔宣布退位（1668年），隐居法国，过着阅读和祈祷的晚年生活，死于1672年。他的继承者维斯尼克（Wisniowiecki）与土耳其展开一场恶战。在《巴沙兹和约》（1672年）下，波兰承认土耳其在西乌克兰的宗主权，且每年进贡22万金币给土耳其王。在那场战争中，波兰出现了一位天才军事家简·苏毕斯基（Jan Sobieski）。维斯尼克死后（1673年），议会在一段长久的延宕后，终于选出了波兰最伟大的皇帝（1674年）。

苏毕斯基——现在是约翰三世——此时是一位44岁的中年人。他是克拉科夫总督的儿子，这种出身对他甚为有利。母亲是1610年征俄大将军斯坦尼斯拉斯·茹乌托夫斯基（Stanislas Zólkiewski）的孙女。苏毕斯基本人身上流着军人的血液。他在克拉科夫大学接受教育，游学于德国、尼德兰、英国、法国之间，在巴黎几乎停留了一年时间，把自己训练成举止温雅、能文尚武的好汉。1648年，父亲受命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代表人后，不久便死去。他立即回国，加入镇压哥萨克人叛变的波兰军队。在瑞军侵略波兰而波王卡西米尔潜逃之际，他是许多接受查理十世为波王的官吏之一。他曾在瑞典服役一年。但是，波兰再次起来反抗侵略者时，他便返回祖国，奋勇作战。1665年，他升为波军统帅。同年，他娶了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后来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推创者。

玛丽亚·卡兹米耶拉（Maria Kazimiera）有法国王室的血统，1641年生于讷韦尔，而在法、波之间长大成人。13岁时，她的活泼美丽便深深印在时年25岁的苏毕斯基脑中，此时他在华沙，战争使他远离此地，等到战争结束再回来时，她已下嫁一位放荡的贵族简·扎莫伊斯基。丈夫的冷漠使她收下苏毕斯基充任侍卫。她虽然遵守着婚约，但也向他允诺，一旦取消婚约，她愿意嫁给他。后来，丈夫早死，这两位恋人立刻成婚。他们之间的浓情挚爱成为波兰史上的一段传奇故事。此时的波兰妇女堪与法国妇女相比，她们不仅讲究外表的美丽，也训练自己具备男人气概。她们尤其喜欢引导、左右皇帝。从他们结婚那天开始，玛丽便计划着如何使苏毕斯基登上宝座。

她的爱有时是毫无忌惮的。1699年，苏毕斯基接受法国贿赂，支持一位法籍主教对抗维斯尼克。等到后者上台后，他和其他贵族联合，宣称国王是一位懦夫，无能、无心带领波兰人抵抗土耳其。他身先士卒，在10天内打了4场胜仗。1673年11月11日，国王临终那天，他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高亭（Khotin）打败了土耳其军队。这项成就使他成为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因为形势显现，只有他才能抵挡住四面而来的侵袭。为了增强声势，他以6000名士兵统帅的身份，出现于议会。法国的金钱在这次的选举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这种方式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他是一位十足的皇帝。外国人把他描写为欧洲“最英俊、结实的君主之一”。他雍容高贵，两眼有神，身强体壮，专心一致，心灵活泼而有生气。他这份天赋，配上他宠爱的玛丽亚，显得先声夺人。不过，他懂得自掏腰包，发放士兵的薪饷，变卖家产来换取枪械，以抵制议会的干涉和吝啬。他应该索求，因为他解救了波兰和欧洲。

他的外交政策是单纯的：把土耳其人赶回亚洲，或者至少要阻止他们攻打维也纳附近的基督教国家。为此目的，他深受两个方面的困扰，其一是盟友法国与土王的结盟，其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土耳其战役中无端给他骚扰。利奥波德一世想借此让奥地利自由地占领多瑙河或匈牙利。这些地区，波兰和奥地利都想争取。背负着这些干扰，苏毕斯基盼望有拟定作战计划的自由，不受议会和自由投票法的限制，而由他直接颁布命令。他羡慕路易十四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无上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果决明察、当机立断。

当选不久，他便从事由土耳其人手中收复西乌克兰的工作，后者如今已经侵犯到罗佛（Lvov）地区的北境。在那里，他以5000名骑兵，打败土耳其2万大军（1675年8月24日）。在《祖雷诺条约》下，强迫土耳其中止进贡的要求，恢复西乌克兰区的宗主权。他觉得这是把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的好机会，因此，他要求利奥波德皇帝与他并肩作战。但后者拒绝，因为他不能肯定在他派兵东去之际，法军是否会乘机侵犯西境。苏毕斯基请求法国提出保证，路易拒绝了。因此，他只好委曲求全于奥地利。法国人企图收买议员来反对时，他便揭露他们的阴谋。在举国全力对付法国之下，议会通过与神圣罗马帝国合作的协定（1683年4月1日）。波兰出兵4万人马，神圣罗马帝国调派6万大军。如果维也纳或克拉科夫受到土耳其攻击，另一方必须尽全力予以解救。

7月，土耳其人移向维也纳。8月，苏毕斯基率领波兰军队从华沙出发。中古骑士的最佳精神，仿佛重现于世。波军及时抵达危城。此时，疾病与饥饿侵扰守护城市的军民。苏毕斯基指挥联军，赢取了欧洲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战争（1683年9月12日）。2.5万名波军在这场战役中死伤大半。

他带着胜利但失望的心情返回波兰。华沙以热切的心情欢迎这位欧洲英雄的归来。可是，他自己暗自纳闷，因为奥皇拒绝他儿子与其公主的婚姻。为了替儿子谋取王国地位，他不惜远征摩尔达维亚。要不是天气恶劣和一些意外，他可能全胜而归，结果他空手而返。

在政治困扰和大大小小的内战期间，他使自己的宫廷成为文化复兴的一大中心。他本人学习范围甚广，他读过伽利略和哈维、笛卡儿和加桑迪的著作，也看过帕斯卡、高乃依和莫里哀的书。一方面，他把天主教当作传统的国策；另一方面，他扩展宗教自由，保护新教徒和犹太人。他努力拯救过一位怀疑上帝的自由思想者（1689年）。这是波兰历史上首次出现异端的事件。波兰自己培养诗人，同时也引入外国名著。波托茨基（Waclaw Potocki）写过波兰胜于高亭的史诗，科卓斯基（Wespazian Kochowski）也谱过类似的诗集和一本波兰的圣诗。玛斯丁（Andrzej Morsztyn）在译过塔索的《阿敏塔》（Aminta）和高乃依的《元帅》后，写出来的散文含有浓厚的法国和意大利诗韵的气息。苏毕斯基鼓吹法国文化的输入，除了政治外，他聘请了法国、意大利的画家和雕刻家到华沙工作。他请建筑师在多处地方建造具有意大利风格的行宫。许多华丽的教堂，在他任内纷纷兴建起来：威尔诺的圣彼得教堂及华沙的圣十字架和本笃修道院。来自德国的设计师施吕特尔（Andreas Schlüter）装饰首都附近的行宫。西方影响他们的艺术，东方的影响则表现在衣着上：长宽、绣以花纹的腰带，及两边往上仰的八字胡。

苏毕斯基的晚年相当郁郁寡欢。儿子反叛，夫人趋于极端，不能建起世袭的家世。自由投票法的威胁总是萦绕心头。他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主人控制着议会。他也不能与贵族们和谐相处，因为他们拒绝给他一支常备军队。1696年6月17日，他死于尿毒症。死时，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伤心欲绝，而是一种功勋满身的英雄慢慢被人们遗忘的忧郁。

议会否决他的儿子，另选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为主，后者轻易地由新教身份转为奥古斯塔斯二世的天主教徒。他本人具有杰出的性格，历史上称他为“强人”奥古斯都，因为他在马上和床上，都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家，传说他有354个私生子。1699年1月，他与土耳其人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土耳其声明放弃对西乌克兰的要求。在南、东两方面都安全的情形下，奥古斯都听从帕特库利的话，联合丹麦和俄国，企图瓜分瑞典。

俄国的西向（1645—1699）

每一位阴谋者都可找到借口和事端。瑞典的查理十世攻下哥本哈根后，接着便想征服丹麦。他侵犯波兰，占领了它的首都。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利沃尼亚和英格利亚强化了瑞典的军队，借此攻击俄国，因为后者未经瑞典同意，任意在波罗的海航行。禁闭中的俄国熊，张牙舞爪地窥伺西边的出口，因为黑海的出口也被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占据了。只有东方——西伯利亚，才能略为吐气扬眉，然而，东方的发展却是一条艰辛而洪荒未辟的蹊径。生活的舒适与奢华吸引俄国人倾向西方，西方国家却尽力使俄国向东发展。

亚历克西斯·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Alexis Mikhailovich Romanov）成为沙皇时，俄国还停滞在中古时代，不知道罗马法、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在他任内，俄国的法律才略加改革，1649年颁布《俄法典》。不过，这只是依照绝对主义和正统原则修订原有的法律罢了。所以，看一轮新月、下盘棋或是在四旬斋期内没上教堂，都是构成犯罪的条件，所有这些和其他一百多条罪律，都要遭受鞭打的处罚。亚历克西斯本人虽然平庸、谦和，在宗教上却极为虔诚。他经常每天花5个小时在教堂，每次都行多次拜礼。他喜欢拿东西给那些围在皇宫四周的乞丐，但对政治或宗教的异端处以相当严厉的刑罚。苛捐繁重、默允官吏剥削农民和贪污，使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别是顿河四周的哥萨克人叛乱。其中一位叫拉辛（Stenka Razin）的人，组成一帮强盗，抢劫豪富，根据地为阿斯特拉汗（Astrakhan）和察里津（Tsaritsyn）两地。他在伏尔加河建立一个哥萨克共和国，有一段时期甚至威胁到莫斯科。虽然他于1671年被捕身亡，他的形象却深深印在贫农心中，成为反抗地主和政府的象征。

在中古时期，一些现代文明的影响也逐渐呈现出来。与波兰的战争加深了和西方的接触，外交人员和商人逐渐使俄国人心目中的“欧洲”增加扩大。杜味拿河及里加和阿尔汉格尔两个港口与西方的贸易也逐渐增加。由外国引进的技术人员，从事煤、工业和器械的制造开发。约1650年，莫斯科附近成立一个移民区。德国和波兰两国人民带来了西方的文学和音乐，并担任富有俄国人的拉丁文教师。亚历克西斯资助一个德国交响乐团。他允许大臣阿尔塔蒙·梅特业夫（Artamon Matveev）介绍西方的家具和法国的礼仪，甚至男女社交生活的场面。在听完俄国驻托斯卡纳公国大使描述佛罗伦萨的歌剧、戏剧和芭蕾舞后，亚历克西斯便在莫斯科建立一间剧院，排演跟宗教有关的戏剧。其中，《爱丝苔尔》曾经排演了近17年。有时，亚历克西斯深深为沉溺于这些外务而感到罪过，并向神父告罪。不过，后者反而赞许他。梅特业夫娶了一位赫赫有名的苏格兰汉弥尔顿家族的千金，他们认养了一名俄国孤儿纳塔莉娅·那留斯基纳（Natalia Naruishkina），后来成为亚历克西斯的第二位夫人。

这些西化的冒险引起了国内的反感。一些东正教徒谴责学习拉丁文，认为这会引导青年们染上邪思。老一代觉得任何习惯、信仰或宗教仪式的改变，将会动摇国家的基础，一旦社会结构松散，所有祖宗的遗产将会付诸东流。俄式的宗教依赖圣餐仪式和教条，平民虽然无法全然了解这些条规，却可以由宗教的洗礼和这种狂热的重复，维持社会、心灵上的平衡和宁静。但是，这种重复必须正确无偏，才能产生狂热的效果。习惯性反应的改变，会破坏这种诱惑。因此，每个仪式的细节、每句祈祷文，都保留原始的形态。莫斯科大主教尼孔（Nikon）读了拜占庭的仪式和内容后，想把圣餐仪式略加改变。这种举动马上引起反应，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和争执之一。那些懂得希腊文的教士，向大主教指出俄国东正教的错误细节，尼孔便下令改正内容和仪式。如，耶稣要称“Jesus”，而不是“Isus”；画十字是用三只手指，而不是两只；某些场合的跪拜次数，由12次减为4次；带有意大利风格的圣像必须摧毁，而以拜占庭的圣像代替之。总之，俄国的仪式必须紧密地与拜占庭配合。那些拒绝改变的教士被降级、驱逐或流放西伯利亚。尼孔的专制使亚历克西斯大为不悦。1667年，他终于把尼孔贬到偏远的修道院，俄国教会便分为两支：由亚历克西斯支持的官方教会，接受改革的意见；异端（Raskolniki）或旧派（Staroviertsi）发展成小支流，遭受新派的迫害。他们的领袖亚维肯（Arvakum）被沙皇费奥多尔（Feodor）绑在木柱上烧死（1681年）。许多旧派信徒宁愿自杀，也不愿付税给反上帝的政府。这些宗教上的争执后来成为彼得大帝的一大难题。

亚历克西斯的死（1676年）带给他的儿子们一场激烈的争斗。第一任夫人生下一位虚弱的儿子费奥多尔（1662年），一位跛足、半瞎、低能的伊凡（Ivan，1666年）和6个女儿，其中最能干且最富野心的，要算索菲亚（Sophia，1657年）；第二任夫人纳塔莉娅，生下一位有名的彼得（1672年）。费奥多尔继承王位，却死于1682年。贵族们鉴于伊凡的天生无能，期望彼得继位，由他的母亲代为摄政。但彼得同父异母的姐姐憎恶纳塔莉娅，害怕一旦她掌握政权对自己会不利，于是，由索菲亚领导策动莫斯科卫队骚扰克里姆林宫，声言由伊凡继位。纳塔莉娅的义父梅特业夫要求士兵撤走，他们却把他从彼得紧握的手中强行拉走，然后在这位年方十岁的孩童面前把他杀死，把纳塔莉娅的兄弟和支持者也一并杀害，强迫贵族们接受伊凡的统治，由彼得担任次一级的共主，以索菲亚为摄政。这些残暴行为影响了彼得，造成其强调暴烈的倾向。

纳塔莉娅与彼得退居莫斯科附近小村落普列奥布任斯基。索菲亚全权在握，她不戴面罩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完全由男士组成的议会，对他们粗野的言行也不以为意。她比身边的男人受过更多教育，比较倾向于改革和西方思想，即使她身边的大臣，也有明显的西化倾向。瓦西里·戈利岑亲王（Vasili Golitsyn）深通拉丁文，喜爱法国，把官邸装以壁画和戈伯林的绣帷，而且有一间满是拉丁文、波兰文和德文的大图书室。显然，由于他的表率和鼓励，在他任内，莫斯科拥有3000间石头房屋。在这以前，房子大多由木头建造。他似乎有解放农奴的计划。在他的治理下，欠债而入奴的规定取消了。杀人者也不再活活被烧死。因煽动性言论而判死刑的条件也改变了。可惜他的改革工作，受到后来的战事影响而前功尽废。他重组军队，两次对抗土耳其，却因军需配合不善而溃败。军队打败仗，回来便到处作乱。这种不满与反感恰好给予彼得掌握权力的机会。

彼得的学习

从母亲、私人教师那里以及在莫斯科街头的闲荡中，他已经学到许多东西。他不早熟，却显得机警、好奇而聪明，对西方进口的各种机器——钟、表、武器、工具和各种器具，他都很欣赏，羡慕不已。他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出现一个与西方的工业和战术抗衡的俄国。平常，他喜欢和粗野的伙伴们玩些战争的游戏——建造、攻击和防御城堡。在俄国接触不结冰的海水以前，他便梦想将来建造一支俄国的海军。因此，他不惜代价一再建造较大的船只，远走80英里外佩列斯拉夫（Pereslavl）的湖泊，试着航行他的小舰队。

等到他长得更加强壮，便对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和瓦西里·戈利岑亲王的擅权及剥夺伊凡与他的权力愈感不满。1689年7月18日，彼得与伊凡参加一年一度的庆祝莫斯科从波兰手中解放的游行。跟以往不同的是，索菲亚也走在行列中，17岁的彼得要她退后，她坚持不退，他便愤怒地跑离城市，纠集人马对付摄政者。从贵族中，他找到一些人。这些人一向就不愿接受女人的统治。在禁卫军中，有些人受到索菲亚的刁难，早已散布阴谋和骚动。首相的堂兄弟波利斯·戈利岑（Boris Golitsyn）制造了紧张变革的气氛，向彼得密告索菲亚要逮捕他的消息。彼得和母亲、妹妹、新婚夫人一齐逃到莫斯科45英里外的特罗茨科修道院，略加整顿后，他下令步兵团员到修道院听候行动。索菲亚不准他们前往，但许多人还是偷偷地跑去了。不久，贵族的领袖们一起投奔，包括莫斯科主教乔基姆在内。瓦西里·戈利岑被传讯、拷问，并流放到阿尔汉格尔附近的小村庄。许多索菲亚的支持者也一一被捕，一些人被判入狱，也有一些判处死刑。彼得写信给伊凡，要他逊位。伊凡是否同意，则不得而知了。彼得下令索菲亚隐居修道院，她抗议、反抗。后来，彼得准许她享有任何舒适的要求和侍奉的仆人，但不得离开修道院的范围。1689年10月16日，彼得开进莫斯科，接受伊凡的欢迎，掌握了最高权力。伊凡愿意退隐，安静地死于7年后。

虽然如此，彼得尚未准备治理国家。他把政府交给不自由而反动的波利斯·戈利岑、乔基姆和其他官员，自己跑到国外。到处认识新朋友，他们深深地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帕特里克·戈登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年近55岁的苏格兰军人，后来成为俄军的将领。从他那里，彼得学到更多的战术运用方法。另外一人是弗朗索瓦·勒福尔，他生于日内瓦，年仅34岁就成为俄军主要将领之一。他的英俊、敏捷、和蔼可亲，很得年轻彼得的赏识，每周总是与他共餐两三次，使俄国人大为不悦，因为他们习惯把外人看作凶恶的异端。彼得喜欢与这些外国人为伍，他们看来比较文明，虽然他们大多酗酒。他们在工业、科学和军事上的知识，远比俄国人丰富而完整。他们的谈吐和娱乐也富有水准。彼得发觉他们的宗教态度是彼此容忍——戈登是天主教徒，勒福尔是清教徒——在受洗台前，天主教和清教徒都有共同的上帝。从德国人和荷兰人那里，他学到需要的语言知识。

这些东西使俄国在未来的战争中显得强大；在后来的和平艺术上，能与西方分庭抗礼。他从荷兰人凯勒男爵那里学到荷兰人如何以坚固耐牢的船只来维持财富和权力于不坠。他期望有一个出海口，而且有一支能够航行于海面的舰队。除阿尔汉格尔港——这个港口结冰半年——外，便没有第二个出海口了。1693年，他还是照着本意去做，他买通一位荷兰军人埋伏于港口，以备不测。等到他克服海水的恐惧、能够安坐于船上时，他不禁兴高采烈。“你来率领它，”他写信给勒福尔说，“而我来做一名普通的水手。”他把自己打扮成荷兰水手的模样，与荷兰水手在港口的酒肆里狂欢共饮。冰冷的海水吹来的盐味，象征着西方吹来的气息。那个充满工业、权力、科学和艺术的国度，时时在呼唤他做更多的探测。

从俄国通往西方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是借波罗的海，接近瑞典和波兰；另一条是由黑海向南，靠近鞑靼人和土耳其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控制顿河河口亚速（Azov），他们不时侵犯俄国人的土地，掳获俄国人——有时一年2万人——把他们带到君士坦丁堡当奴隶贩卖。1695年，彼得下令军队由演习转为实战，跨过高山峻岭，顺流而下直捣亚速。全军由三位将领——戈洛温、戈登和勒福尔——率领。彼得谦逊地充任普列奥布任斯基附近的炮手。可是整个过程毫无头绪可言，军队也漫无纪律。经过14周的劳民伤财后，只好放弃。彼得回到莫斯科，发誓要重整新军，卷土重来。

在弗罗内什河（Voronezh），他建造一支混合人员和枪械的舰队。1696年5月，他率领7.5万人马沿着顿河南下，重新攻打亚速。7月，哥萨克人的勇敢上阵，终于打下这座城堡。彼得立刻下令在弗罗内什河建造大舰以供在黑海使用。所有的俄国人，包括大地主在内，都要为此事付税。工人被大量征用，外国机械也纷纷输入俄国，50多位贵族自费到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地学习造船技术。1697年3月10日，彼得也前往学习。

俄国人对沙皇到外国与异端厮混这件事，大感惊异。彼得只好组织一个使节团，包括55位贵族和200位侍从，由勒福尔率领访问“欧洲”，结盟以对付土耳其人。在这些团员中，有一位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Peter Mikhailov）的士官，穿一件造船匠的皮衣，上面刻着：“我只是一名学徒，我需要老师。”离开俄国后，彼得便随时自由地穿这件衣服到处跑。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英王威廉三世、维也纳的利奥波德一世，都以国宾之礼招待他。早在国内，他的粗鲁言词和仪态、褴褛的衣着和对刀叉使用的厌恶，便让他的左右感到吃惊不已。他仍我行我素，不以为耻。

使节团由瑞典的利沃尼亚到里加途中，曾经遭受各种刁难。彼得立即跑到柯尼希山与选帝侯签订贸易和亲善条约。在勃兰登堡，他向一位普鲁士的军事工程人员学习炮兵和防御工事。在柯本布鲁格（Koppenbrügge），汉诺威选帝侯的寡妇索菲娅和女儿索菲亚·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妻邀请他和随员们，与她们一同进餐跳舞。后来女士们这样形容他：

沙皇非常高大，相貌堂堂，雍容华贵，他有敏捷的头脑，随机应变……他的样子有点儿粗鲁……他和蔼可亲，词锋甚健，我们彼此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学习造船，他的双手粗糙而有厚茧，这都是辛苦工作的缘故……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他有慈祥的心，富于贵族的气息……在我们面前，他并不喝酒。不过，在我们还没离开之际，他的随从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对美相当敏感……不过，我发觉他有向女人献殷勤的倾向……那些俄国人跳舞时，把我们紧身裙上的鲸须当成骨头。沙皇看过后，惊奇地说：德国女人有个恶毒的硬骨头。

使节团从柯本布鲁格沿着莱茵河抵达荷兰。把大部分人员安顿在阿姆斯特丹后，彼得和一些随员跑到当时的造船中心赞丹（Zaandam，1697年8月18日）——早在国内，他已风闻此地的先进造船技术。他在街上遇到以前在国内认得的工人格里特·基斯特（Gerrit Kist），与他商妥隐姓埋名后，彼得便住进基斯特的木屋里，住了一星期。他打扮成荷兰工人的模样，白天观摩造船技术，晚间到附近小酒店里与一位女侍调情说爱。后来，约瑟夫二世和拿破仑都把这间小屋当作神祠般爱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大理石大加装饰；一位荷兰诗人在墙上刻下一首有名的句子：“对于一位伟人来说，无所谓小不小。”

赞丹的百姓总是在他后面鬼祟地跟踪，彼得只好回到阿姆斯特丹使节团。他仍改名换姓，这一次称自己为“赞丹木匠彼得”。他说服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他与奥斯坦堡的船夫生活在一起。他一共住了近4个月，与他的十位随从共同建造船只。他完全与工人混在一起，自己也像工人一样肩挑取木。在记事簿里，他记载着每天的进度。他偶尔抽出时间访问工厂、商店、博物馆、花园、剧院和医院。他结识了大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布尔哈弗（Boerhaave），跟随列文虎克（Leeuwenhoek）研究显微镜，率领随员参观布尔哈弗的解剖院。他跟范·科埃奥恩男爵（Baron Van Coehorn）学习军事工程，跟施恩沃特（Schynvoet）学建筑，跟海登（Heyden）学习机械操作。他也学习牙科，他的某些助手便受苦于他狂热的牙科手术。他走进荷兰家庭，观看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家务料理。他到处逛商店，旁观他们的交易，学剪裁和补鞋手艺。他与荷兰人共饮于沙龙酒馆里。也许，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一位能像他这样勇于吸收新知和品尝生活的人了。

尽管他在外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广，萦绕他心头的仍然是俄国的未来。他以书信指挥国内的政治。他聘请许多海军舰长、35位陆军军官、72位引航员、50位物理学家、4位厨师和345位水手到俄国服务。他分装260多箱的枪炮、水手服装、罗盘、鲸须、软木、船锚和各种器具，甚至8块大理石，以供应雕刻家使用。一直等到他的兴趣转移到仪态的改良、社会的繁荣、思想的敏捷等方面，才暂时把这些物品搁置下来。他没有时间来吸收玄学、球类运动或沙龙座谈，这些都可以稍后再谈不迟。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如何把西方的科技和实用科学引介到俄国，“以便我们学通之后，能够回过头来，胜过耶稣基督的敌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使俄国摆脱监狱般的限制，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迈向世界。

在荷兰停留4个月后，他向威廉三世表明以隐名方式访问英国。威廉不敢怠慢，派遣皇家卫队前来迎接。彼得于1698年1月间抵达英伦。时值冬季，他冒着冰冷的寒气参观码头和海军；造访皇家协会和造币厂，可能就在这里遇见了牛顿；伊夫林把他的房子大加清扫，细心铺陈，招待彼得和随从们；后来英国政府拨下350镑，作为俄人住宿后的赔偿费用。使邻居们大感奇怪的是，彼得很早上床，4点便起床，然后肩扛斧头，嘴上叼根烟斗，到牧羊的草地上散步。他与一位女演员结识，然后姘居，后者还抱怨彼得夜渡资给得太少！牛津大学授以他名誉法学博士。他在清教徒的聚会中表现热忱，使他们梦想着也许有一天，彼得会把俄国转向新教革命。伯内特主教与他一起工作，发觉他虽然好奇，却不够诚恳，他说沙皇“本性上就是一位船匠，而不该贵为天子”。

在英伦住了4个月，彼得才回阿姆斯特丹与使节团会合，然后一齐经由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到达维也纳（1698年6月26日）。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处游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合对抗土耳其，终归无效而罢。倒是他喜欢那些耶稣会教士，他们使他梦想着将来也许会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俄国。他整装预备到威尼斯时，国内来信说禁卫军叛变，莫斯科和沙皇政府存亡待决，他马上奔回俄国。不过，他刚抵达克拉科夫附近，就听说叛变已被压服了。在拉瓦（Rava），他抽空与波兰的奥古斯塔斯二世相处4天。他与这位在体能、野猎和酗酒方面能与他平分秋色的国王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讨论瑞典或土耳其哪个是他们友谊的第一个牺牲者。9月4日，经过18个月的长途奔波后，他回到莫斯科。麦考利赞誉他“不仅开启了俄国历史新的一页，也为世界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俄国发现了欧洲，欧洲也重见了俄国。莱布尼茨开始用心研究俄国人了。

然而，彼得到底只是一位17世纪的莫斯科人，他忘不了禁军谋害他的舅舅们和梅特业夫，更不能宽恕索菲亚的夺权。他的新军计划使他不能忍受禁卫军的捣蛋。他获知索菲亚蓄意与之勾结谋叛，恐吓勒福尔和其他“德国”军团，及散布彼得将使俄国宗教转向西方的流言时，他的愤怒便造成一系列的复仇行动。他下令逮捕兵团分子，要他们承认与索菲亚的非法勾结。他们忍受拷打，却不出卖她。他也下令捕捉她的随员，但仍然找不出线索。索菲亚只好被迫发誓。从此，修道院门禁森严，6年后，她死于该地。1000位禁军分子被判处死刑，彼得亲手杀死其中的5位，并强迫他的随员们照做，勒福尔拒绝。1705年，俄国禁军从此消失于历史的记载中。

此后，彼得立即兴建一支新的陆军。旧陆军是由禁军分子、外国雇佣兵和农民组成，由贵族领导。他下令每20户农家征调1人，组成21万人的常备军。这些军队都穿着“欧洲”制服，以西方的战术加以训练。任何阶级都必须服役终身。此外，彼得还召集了10万名哥萨克人。战舰很快在湖滨、河岸、海口建造起来。1705年，海军已有48艘军舰、800艘较小的兵船和2.8万名水手。

帕特库利来到莫斯科，商请彼得与丹麦的腓特烈四世和波兰的奥古斯塔斯二世共同把瑞典逐出欧陆，解除他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时，所有这些工程都还在进行，离完成阶段还相当远。所有在建造中的船只需要海洋来航行。他比较喜欢温暖的地中海——但土耳其帝国仍然非常强大，君士坦丁堡是难以攻克的瓶颈，而奥地利和法国正结好于土耳其。俄国只好转向另一道门户——打通北边的航路。不过，此时时机尚未成熟，因为瑞典大使刚来莫斯科不久，而且已取得彼得的诺言，重申维护俄、瑞和平的《卡尔迪斯条约》。尽管如此，地理与商业的考虑胜过条约的约束，何况涅瓦河和纳尔瓦河之间的波罗的海边区——如英格利亚、卡累利阿等省，不是在俄国衰弱时期被瑞典于1616年强行占领的吗？为什么以前被武力夺去的土地不能以武力收回呢？1699年11月22日，彼得加入联军，对抗瑞典，并准备阻塞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1700年8月8日，他按照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清理南部前线。就在同一天，他指挥军队攻打瑞典的利沃尼亚。

查理十二与北方大战（1700—1721）

结盟对抗瑞典的消息传到斯德哥尔摩，皇家会议马上召开，商讨应变的策略。大多数人的判断是必须和缔约同盟的一方单独订立片面的和约。查理静默地聆听议会的辩论后，突然站起来。“先生们，”他说，“我曾经决定不参加不公平的战争，但是，我也不会让敌人不受到毁灭，就结束一场正义的战争。”他弃绝所有的享乐、奢侈、女人并且禁酒。陆军与海军随时备战。1700年4月24日，他率领大军由斯德哥尔摩出发，开启了历史上征战生涯中最壮观的一页。从此，他再也没有重睹故乡的机会了。

他先指向丹麦，这是为了将来面对波、俄联军时，可以保护南方边区免受丹麦人的夹击。他的兵舰以惊人的勇敢和速度横过松德海峡的东边——这是一般人认为不能航行的线路——登陆西兰岛（Sjaelland），距离哥本哈根仅几英里之遥（1700年8月4日）。丹麦王腓特烈四世害怕首都沦陷，急忙签订《特拉芬得和约》（8月18日），赔款20万银币，并声明永远不会攻打瑞典。

1700年5月，奥古斯塔斯二世企图攻占里加，后为75岁的瑞典老将艾利克·德博（Erik Dahlberg）伯爵所败。后者擅长防御工事，早有“瑞典的沃邦”之誉。奥古斯塔斯只得求助于彼得出兵英格利亚，以解除他的压力。彼得命令4万人包围纳尔瓦。查理十二为了帮助德博将军，率军越海到达里加海湾附近的帕尔努（Pernau）。发觉胜券在握，他马上挥军北上，越过泥泞而危险的危道峻岩，突然出现于俄军背后。沙皇的反应显得懦弱，不堪一击。他避开军队（以陆军中尉身份），逃到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也许，他知道他这么一跑，将使俄军全军溃散。然而，他觉得自己活着总比死去对俄国更有价值。因此，他不能战败被俘。4万名俄军在无能的马札儿亲王卡尔克罗伊（Carl Eugene de Croy）的指挥下，被查理的8000瑞典军打败（1700年11月20日）。这是彼得成年生涯中的第一次败退。

瑞典将领们力劝查理乘胜追击，一举攻下莫斯科，擒服彼得。不过，他的军队太少，冬天又已来临，更何况还须在敌人的国境上供应军队的粮饷。其次，他能够肯定丹麦王或丹麦人不会趁他远离故土之际，举兵反攻吗？几经考虑，他重组利沃尼亚的行政组织和防御工事，然后挥军南攻波兰，不费太大力气攻下华沙（1702年），就像40年前他的祖父所做的那样。他排斥奥古斯塔斯，另派斯坦尼斯拉斯·莱什琴斯基（Stanislas Leszczynski）为波兰国王（1704年）。联军都被他打败了。不过，此时那只俄国熊才开始进行反攻呢！

彼得不仅从惊慌中安定下来，还另组一支装备齐全的军队。为了装备炮兵，他下令征集所有教会和修道院的钟，以另铸大炮。300门大炮很快铸成，他还设立一所专门训练炮兵的学校。这支新军很快打了几次胜仗。彼得亲自指挥炮兵，攻下涅瓦河口的尼斯肯斯（Nienskans，1703年）。在这里，他立即兴建彼得堡。这并不意味着他要以此地为新都，而是说，他必须有一个通往海洋的港口。查理忙于波兰的争战时，彼得再次出现在涅瓦河岸。那里只有少许的瑞典驻军，结果全城惨遭屠杀（1704年8月20日）。胜利者为了洗雪前仇，不惜大力杀戮。一直等到彼得亲手杀掉杀人如麻的12名俄军，才算终止这场血腥遍野的惨剧。

查理在波兰的胜利，眼看就要完成。黜废的奥古斯塔斯承认莱什琴斯基为新王，退出联军，并交出组成联军的祸首。帕特库利被处以磔刑，再加以砍首示众（1707年）。彼得发觉自己孤独地对抗这位年轻的瑞典恐怖者：他试图买通英国使节交涉和平谈判，后者拒绝。彼得的手下直接去求马尔巴勒，他同意了，不过，须以俄国爵位为条件。彼得允许他在基辅、弗拉基米尔、西伯利亚任选一地，而且每年有5万银元的赏金及“欧洲君王拥有的红宝石”。但这些条件都谈不成。西方的政客们同情查理，厌弃奥古斯塔斯，害怕彼得。有些人觉得如果允许俄国西向，那么，欧洲将在斯拉夫的洪水面前颤抖。

1708年1月1日，查理指挥4.4万人马横越维斯杜拉河不太安全的冰河，其中大半为骑兵。26日，抵达格罗德诺（Grodno），正好是彼得撤走后的两个小时。沙皇决定以深广的国土来抵御，他下令军队撤退，引诱查理逐步深入俄境的旷野，然后施行“焦土政策”：命令农民把谷物埋在地下或雪地里，把牛羊驱赶到附近的森林或沼泽。他委任哥萨克酋长马兹帕（Ivan Mazeppa）保卫小俄罗斯和乌克兰。马兹帕曾经在波兰宫廷当过侍从，一位被他戴绿帽子的贵族把他赤身裸体地绑在一只尚未驯服的乌克兰野马上。这匹马受到皮鞭的痛打和耳边暴烈的枪声刺激，惊慌乱闯，冲过丛林，回到老巢。马兹帕虽然全身鲜血淋漓，却活下来了，后来一跃成为札波克（Zaporogue）地区哥萨克的领袖。他对彼得假示忠心，内心里实对沙皇的专制深感不满，只是在静等机会。一听到彼得退却、查理挥军向前的消息，他觉得时机来临，不可错过，便马上向查理提出合作的请求。

也许正是因为这项请求，促使查理继续前进。“焦土政策”越来越见效果，瑞典军眼望遍野的荒土，开始受到饥饿的威胁。查理依赖里加转来的援助，途中却遭受俄人的破坏，物资损失大半。查理希望马兹帕能够带来粮秣和第聂伯河所有哥萨克人的支援。不过，彼得先得一着，提早派遣军队，由梅尼希科夫（Aleksander Danilovich Menshikov）指挥，直捣马兹帕的老巢。这位酋长来不及组军，匆忙逃往荷奇（Horki），身边只带着1300人马前去求见查理。查理只得挥军南下，攻打马兹帕的根据地白亭（Baturin）和它的补给线。可是，梅尼希科夫率先抵达，把全城烧成废墟，另外指派一名亲俄的酋长。彼得运用各种计策，避免哥萨克人加入瑞典军，宣称侵略者是破坏真神教条和撕裂圣母玛利亚的异端。现在查理只好求助于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希望他们会因彼得攻打亚速而出兵报复。

可是，援兵没有及时来临。1708年至1709年的冬天，对于瑞典军来说，真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欧洲各处遭遇严寒：波罗的海结冰数尺，辎重货车只好滑冰渡过松德海峡；德国的作物冻萎殆尽；法国莱茵河、威尼斯运河都覆盖着层层冰雪；乌克兰的雪花由10月1日飘到4月5日，鸟雀正在天空飞行即被冻死掉落，口中唾液流到地上；酒和酒精凝结成固体；柴火不得取暖；冰冷的雪风，像刀子似的横扫旷野，打在他们的脸上。查理的士卒，虽因饥寒死去2000多人，仍然坚韧不拔地效忠。“你可以看到，”一位目睹者说，“有些人缺手断脚，有些人削耳割鼻，更有许多人像四脚兽一样地爬行。”查理激发他们继续前进，鼓舞士兵说彼得的主力就在面前，只要一仗就可赢得全面的胜利。各地的敌军，在荷洛辛（Holowczyn）、撒克万（Cerkovn）、奥普雷沙（Opressa），都被他的优越指挥和上下的勇迈所败。他经常必须面对军力比他大上十倍的敌军。那年冬天一过，本来就少的军队又由4.4万人减为2.4万人。

1709年5月11日，瑞典军抵达第聂伯河岸波尔塔瓦（Poltava），距离哈尔可夫（Kharkov）西南85英里。在此地，瑞典军终于遇见了俄军主力，约有8万人。在巡视地形时，不小心腿部中了一枪，查理冷静地自己用刀子取出子弹，对伤口并不太在意，返回基地后，整个人昏倒过去。他把统率权交给卡尔·伦斯可（Carl Rehnskjoll）将军，并下令隔日必须出击（6月26日）。起初，这支在查理手下未曾吃过败仗的瑞典军，早已收拾妥当，随时应变。为了维持他们的效忠，查理不得已躺在担架上指挥，敌军的炮火震得他摇摇欲坠。彼得此时名义上虽然还是一位小中尉，却身先士卒，跑到前线作战，有颗子弹擦过帽檐，另一颗子弹正好射中他胸前的金十字架，才使他幸免于难。以前他们接受的炮兵训练和装备，现在都派上用场。他的大炮比瑞典的每次多发5枚。瑞典军的军火耗尽后，步兵便惨遭俄军炮火的袭击。眼看着败军在即，骑兵立即投降，查理自己骑着马和马兹帕的1000多人马，越过第聂伯河，投奔土耳其。瑞典伤亡近4000人。俄军死伤4635人，却掳获了18670名俘虏，包括3位将军和许多官员。彼得故意善待官员，其他战犯则必须筑城和服劳役。莱布尼茨表明他的善意，根据俄国兵团的快速壮大，下结论说上帝站在俄国的一边。彼得同意他的见解。靠“上帝的帮助”，他曾经写道，“彼得堡的基础将可稳若泰山了”。

这场战争的影响很深远。莱什琴斯基逃往阿尔萨斯，奥古斯塔斯重得王位。俄国取得波罗的海和所有乌克兰的宗主权。丹麦重新加入反瑞典的联军，攻打斯堪尼，不过被阻挡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取得斯德丁、荷尔斯泰因和部分波美拉尼亚。俄国的声势顿时水涨船高。路易十四要求与彼得合作。彼得婉拒，不过同意两国互派使臣往来。

查理并不承认自己已经一败涂地。土耳其曾经与俄国有过纠纷，因此对这位避难前来的国王礼遇有加。在靠近德涅斯特河（Dniester）附近的本德（Bender），查理有了自己的皇宫，艾哈迈德三世苏丹还补给他和8000名手下的费用。等到脚伤痊愈后，他重披战袍，开始训练军队。他戒了酒，经常出现在伊斯兰教膜拜的场合，有人谣传他将改信宗教。他软硬兼施，劝告土耳其苏丹向俄国宣战，并拒绝使用法国船只载他归国。有人想把他毒死，幸好发现得早，被及时制止。彼得要求马兹帕以反叛的罪名投降，查理并不想批准。可是，马兹帕自己以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1710年）。

每次的胜利便带来新的敌人，有时更会激起宿怨。查理终于使土耳其苏丹相信，日益扩大的俄国势力，在不久的未来将无法避免地会侵犯到土耳其的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于是，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苏丹亲率20万人马前往俄国，彼得在惊慌中，勉强以3.8万名士卒应战。盟友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背叛了俄国。两军相遇于普鲁特河的东境，悬殊太大，彼得只好放弃。在等待失败和死亡时，他指示莫斯科另选沙皇，以便安排后事。然后，他退回自己的营房，不准任何人出入。尽管如此，他的第二任夫人凯瑟琳和将军们商量的结果是投降远比大屠杀要好得多。她平息彼得的愤怒，要他签字写信求和。彼得在绝望的心情下，勉强签名。凯瑟琳搜集了她所有的财宝并向官员们借贷，由副总督彼得·沙菲洛夫（Peter Shafirov）携带23万卢布，向土耳其苏丹求和。苏丹收下珠宝和卢布，允许彼得撤军，交出亚速，毁弃该城的防御工事和船只，并要他许诺让查理安全地返回瑞典及不得干涉波兰的政治。彼得迫不及待地答应（1711年8月1日），率军离去。查理早欲一战，对这项和平深感不满。他极力鼓动苏丹再战。不过，沙菲洛夫的8.49万金币，到底买住了苏丹遵守《普鲁特条约》的诺言。

面对层层复杂的关系，苏丹厌倦已极，要求查理迅速离开土耳其。后者拒绝。因此，苏丹派出2万人来迫他就范。查理带了40人应战，打了8个小时，他自己亲手杀死10个土耳其人，最后由10余名土耳其士兵把他擒服了（1713年2月1日）。接着他被转送到阿德里安堡附近的迪莫蒂卡（Dimotika），他被允许在那里停留12个月，因为刚好有一位新的官吏正和俄国大闹纠纷。和解后，查理只得回国。土耳其送给他卫队、礼物和钱财。他离开迪莫蒂卡（1714年9月20日），游历瓦拉几亚、川索凡尼亚和奥地利。11月11日深夜，他抵达波美拉尼亚和它的港口兼堡垒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位于瑞典南方的波罗的海海岸的这个地方和西边的维斯马（Wismar），是瑞典指向欧陆的两块最后要塞。

此后，由于查理坚持由土耳其来统治瑞典及拒绝向彼得认罪，瑞典帝国濒于崩溃边缘。1714年8月1日，汉诺威选帝侯乔治成为英王乔治一世。为了使不来梅和凡尔登加入汉诺威，他使英国联合丹麦和普鲁士，成立一支反瑞典的新联军，并由英国军舰把守海峡，协助丹麦。查理发觉自己孤立在施特拉尔松德，立即向英国、汉诺威、丹麦、萨克森、普鲁士和俄国宣战。12个月之久，他只依赖3.6万人孤守阵地，偶尔也使出几次英雄式的出击。等到城墙四周都被他们的大炮击毁之后，投降似乎在所难免。查理偷偷地潜入一条小船，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航行，终于抵达瑞典西部的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1715年12月12日）。

斯德哥尔摩接纳这位失败的英雄。不过，他拒绝以失败的角色回去，除非他能够再把胜利带回来。他重新组织新军，甚至征集年仅15岁的少年。他下令收集所有的铁器，以铸造军舰。苛捐重税，无所不及，甚至包括假发在内。瑞典军民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内心不免怀疑他是疯了，虽然这些略带光荣的意味。外交大臣格奥尔格·冯·哥兹男爵（Baron Georg Von Görtz）负责把联盟个个击破。他获知乔治一世和彼得为了宗主权而互相争吵时，他便试探瑞俄和平的可能性，并协助苏格兰反抗英格兰。然而，这一切都失败了。1717年冬，查理训练完一支2万人的大军。就在这年冬天，他进攻挪威，借此补偿他在欧陆的损失。12月，他包围菲特力克斯坦（Fredrikssten）北边的要塞。12日，当他由壕坑栏杆探头之际，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太阳穴，他登时送命，享年36岁。

查理的死亡和他一生的事迹一样，始终与英勇有关。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时常出奇制胜，以寡敌众。可是，他太过于沉湎于战争的艺术中，从来不以胜利为满足。为了寻求另一场胜仗，他不惜耗费心血，设计策略，几近于疯狂。他的仁慈由于他的骄傲而破坏无遗。他付出多，要求也多。他总是拒绝以服输来保全国家和他的面子。历史宽恕他，因为他不是这场“北方大战”的始作俑者，但他是不打胜这场战争不肯罢休的。

瑞典政府很少走上极端，马上缔约媾和。《斯德哥尔摩条约》（1719年11月20日和1720年2月1日）允许不来梅和凡尔登加入汉诺威，斯德丁归并普鲁士。起初，它拒绝俄国占领瑞典在东波罗的海领地的要求，在俄国3次出兵、摧毁各地的港口和城市下，不得已签订《尼斯塔特条约》（Nystad，1721年8月30日）。俄国占有利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利亚和部分芬兰。波罗的海的争夺，使俄国跻身于强国之林。

疲惫、年迈而带着胜利归来的沙皇，抵达彼得堡时，大呼“和平，和平”！民众夹道欢呼，尊他为国父、全俄国的皇帝、彼得大帝。

第七章　彼得大帝（1698—1725）

野蛮人

伏尔泰想探究“人类由野蛮过渡到文明的阶段”，难怪他对彼得深感兴趣，因为彼得在体魄、心灵、对待人民等方面，都把这些阶段具体化了，即使不是那个过程，至少也表示着那份企图和野心。或者，让我们听听另一位“大帝”，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向伏尔泰描写的彼得形象，文中略带迷惑地说：

他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王子，他不仅是俄国的立法者，而且完全懂得所有的海军事宜。他是一位建筑师、解剖学者、外科医生……一位老于经验的军人、精打细算的商人……只要他受一点熏陶，把那股蛮气和横劲收敛起来，那么，他将是所有王子中的楷模了。

我们知道，彼得幼年遇到的流血和暴力带给他野蛮和残忍的教育，左右了他的想法，并使他习于暴力的使用。即使在他年轻时，就有神经痉挛的现象，晚年的酗酒和性病更使这种病症愈加严重。伯内特于1698年在伦敦访问他后，如此报道说：“他完全受制于体内的激情。”“大家都知道，”一位18世纪的俄国人说，“这个专制王朝受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大体上都属于暴力一类。激动的情绪紧紧地困扰着他，使他有时候甚至几个小时，不能忍受任何人出现在他眼前，即使是要好的朋友，也不例外。这种激烈冲动的发作，总是先引起左边颈部的大扭曲，然后便是脸部肌肉的一阵抽动。”虽然如此，他总是保持强健而有力的状态。听说他与奥古斯塔斯二世相遇时，他们彼此比赛，把手中的银盘扭弯。克内勒于1698年画他年轻时的像，穿着戎装，坐在宝殿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温雅圣洁。后来，我们看到有人更写实地把他描写为一位令人倾倒的巨人：身高6英尺8英寸半，圆脸、大眼宽鼻、棕色的头发卷曲向下，很少整修。他的冷峻容颜不能调和那一身褴褛的外衣、外套、补缀的短袜及粗糙而补过的皮靴，处理国事有条不紊。可是，他每到一处，总是弄得又脏又乱。他全心全意于军国大计，很少有时间来注意身边的琐碎小节。

他的礼节也像服饰一样，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他看起来像一个农夫，而不是一位人君。有时他的仪表甚至比农夫还要糟，因为他可以不受主人或律法的限制。他的言行举止，既粗又野，不止一次地用他有力的拳头痛打最亲密的朋友：他把梅尼希科夫的鼻子敲破，踢伤勒福尔。他爱好开玩笑，却经常采用残忍的方式：为此，他强迫一位随从生吃乌龟，要另一位随员喝掉一罐白醋，命令一位年轻女孩喝下一个士兵分量的白兰地酒。他把拔牙当作一项乐趣，使周围的人不敢有任何牙痛的表示。他的钳子总是带在手中。有一次，他的侍从向他抱怨情人总是以牙痛为理由，拒绝与他结婚。他就拔下她一颗好的牙齿，并忠告她，如果再坚持独身，就一直拔她的牙齿。

他这种毫无拘束性的残忍，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来说，也许可以解释为正常的或必然的。俄国人民早就习惯于残忍，比起一些神经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他们似乎更能忍受疼痛的感觉，他们生下来就有刻苦忍耐的需要。不过，从彼得亲手杀禁军的表现，多少可以显示出他有虐待狂的倾向，习惯于流血的场面：不加考虑就把两位叛徒一寸一寸地加以宰割。彼得是没有怜悯或感伤的，也缺乏路易十四或腓特烈大帝的公平感。不过，他的出尔反尔、不重承诺，又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和农夫的想法一样，彼得认为沉醉是暂时脱离现实的妙剂，他担负了全国的重任，从事于使东方人转向西化的伟大工程，过年过节的饮酒，可以暂时地从这些负担中松懈下来。他完全接受农人的看法，把喝酒看成俄国民族的乐事，豪饮成为他的特点之一。在巴黎时，他下赌注说，俄国神父可以比法国的主教喝得更多、站得更稳。这项比赛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主教围绕着桌子旋转时，他抱着神父，称赞他保持了“俄国人的荣誉”。约1690年，彼得和他的知心好友组成一个名叫“最会喝酒的笨人和小丑”大会。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Feodor Romodanovsky）亲王被选为该会主席（Czar），彼得得到较为次要的地位（与在陆军和海军一样）。在实际生活中，他经常假装称罗莫达诺夫斯基为俄国的沙皇。形式上，酗酒大会是为了纪念酒神巴克斯和维纳斯而设立，它有自己的一套仪式，可能由彼得设计。这个大会也参加了许多官方的庆典。创始人之一尼基塔·沙特夫（Nikita Zatov）在84岁娶了一位年近60岁的新娘时，彼得特别设计、监督一项华丽而淫乱的仪式（1715年）。在这项仪式中，所有宫廷显贵和仕女们必须与熊、阉牛和山羊混在一起。使节们吹笛或抚弄四弦琴，彼得自己则敲鼓助兴。

他们的幽默感是喧嚣、无节制的，往往卑躬屈节，自饰丑角。他的皇宫内满是小丑和侏儒，这些人在任何节目中都少不了。有一次，将近7尺高的沙皇大玩格列佛游历小人国的游戏，由24位侏儒用头颅顶着他走。也有一次，彼得宫中的72位侏儒被人喂以巨大的面包。当然也有些巨人穿插其间，不过，这些人大都当作礼物，送到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军中，充任军队演习四方阵的主力。后者也送来一些黑人，彼得很看重他们，把其中的几个送到巴黎接受教育，后来有一位成为俄国的将领，他就是诗人普希金（Pushkin）的曾祖父。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绘的彼得，仍然止于野蛮的一面，把他形容为带有幽默感的“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他急于走向文明，不过，他对西方的羡慕，不在于它的华丽和艺术，而是在陆军、海军、商业、工业和财富方面。他把这些目标当作文明的前奏，因此，他那种无可抑制的好奇心也朝着这一方向。对每件事，他都要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及如何改善才可以使它变得更好。在他的旅游历程中，他的随从们被迫精疲力竭地参观各方面的工程，甚至在夜晚也是如此。他脑中充满着各种观念，使莱布尼茨感到惊奇，因为这个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彼得的观念多半是功利的，他用开放的心灵来迎接任何能够使他的国家兴盛的东西。在一个充满宗教气息而且对西方物质带有敌意的国家里，他却显得一点也不偏激，好像是一位天真无知的小孩似的，脑中同时有天主教义和清教徒意识，甚至自由思想。他比较倾向于模仿而少创见。他传播观念，但没有兴趣吸收它们。但为了使国家能够达到西方的水平，最上之策便是先吸收西方能够得来的东西，然后设法传播出去。模仿得近于创造了。

他征调大批的俄国人来达成他的心愿，他自己也尽心尽力，以便建造一支现代的陆军、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更发达的工业、更广泛的商业贸易和通往世界的港口。除了人（这是俄国的一大天然资源），他使用任何事物都很精简：在他上任之初，他把宫廷中行走的仆役和官员一并裁减，他从皇家马厩中卖出3000匹马；遣散300位厨师和仆人；减少皇室餐饮支出，平常的庆典和舞会，务必节用。他把供应这些奢侈享受的预算，也一并加以省除。他的父亲亚历克西斯留给他私人产业，计有28982亩田地、5000间房屋及每年20万卢布的收入，彼得把这些财产几乎全部归于国库，只留下罗曼诺夫家族的古代遗业——在诺夫哥罗德的800农奴。结果，和路易十四恰好构成明显的对比，他把宫廷人数削减到只剩下一些必要的朋友，偶尔利用节目来调和莫斯科的单调乏味。他的精简经常流于吝啬，他对官吏欠薪，精细地计算自己的饭费。他邀请朋友，不是用餐，而是采取野炊方式，每个人要付出自己的费用。那些仆役抱怨酬金太少时，他答道他们的酬劳已经和炮兵的待遇相当，而后者远比他们有用。

女人，除了一个例外，在他的生命里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并不注重美观。他不喜欢独睡，通常跟一位仆役同床，也许这是为了预防晚上有病突发时旁边有人就近照顾。17岁时，他顺从母亲娶了一位美丽而愚笨的尤都西亚·罗普金娜（Eudoxia Lopukhina），等他发现另一个更动人的女人时，便把她丢在一旁，回到他的朋友和造船厂去。他连续有几位情妇，她们几乎都是出身卑微、境况不佳。丹麦腓特烈二世讥笑他时，他回答说：“兄弟，我的娼妓花费不多，而你的那些妖妇，却花费几千顶的王冠。这些钱，你可以投资到更有用的地方。”勒福尔和梅尼希科夫都是沙皇的媒人，梅尼希科夫把自己的情妇送给彼得充为第二任夫人。这位女士一定身怀异才，像查士丁尼皇帝所宠爱的西奥多拉（Theodora）一样，才能由贱妇爬升为皇后。

凯瑟琳一世生于1685年利沃尼亚的寒贫之家，从小失怙，由一位马尔堡（Marienburg）的路德派教士格吕克（Glück）以女仆身份加以养育。他教她教义问答书而不是算术，她从来不曾学过念书识字。1702年，谢米提夫（Sheremetiev）将军属下的一支俄军占领马尔堡，守卫司令放弃防卫，决定毁弃城堡和他自己。格吕克获知他的企图，立刻携眷逃往俄军的营地。他一路前往莫斯科，凯瑟琳则留下来慰劳士兵，后来由谢米提夫转到梅尼希科夫手中，由此转到彼得宫中。在这些满是争战的流血地区，一个单薄的女子要想活命，必须献上殷勤。有一段时间，她同时侍奉梅尼希科夫和彼得，他们喜欢她，因为她雅致、可爱、和蔼、懂事。彼得觉得她是一大慰藉，使他得以从政治或战场的烦忧里和钩心斗角的妻妾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她伴随他走进战场，生活起居像战士一般，把长发剪下，横睡野地，看到身旁有人中弹倒地也不以为意。彼得疯癫发作时，随从们都不敢接近，只有她以婉言相慰，细心体贴地照顾，让他倒头睡在胸脯上。他们暂时分开后，他写信戏称她为“小情妇”，然而语气真挚诚恳，她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人。1710年，她私下成为他的太太，为他生下许多子女。1711年，她替他解除普鲁特河战役的难题。1712年，他公开宣布她为夫人。1722年，她加冕为皇后。

她对他的影响，就许多方面来说是好的。她，一位农家女子，却改善了皇家农夫（指彼得）的态度，减少他的酒量。许多次，她走进他与朋友喧闹酗酒的房间，安详地说：“回家吧，小父亲。”他每次都遵守照做。她对他婚后的轻浮装聋作哑。她并不想在政治上有任何影响力，不过，她看出自己的未来、朋友和亲戚们都靠着沙皇的喜怒。她以慈悲天使的角色，来压抑因她的高升引起的不满。有好几次，她使那些被彼得判死的罪犯得以复生。他坚持严厉处罚时，她就设法使他软化。她卖弄和解来扩大权力，以这种方式，她拥有私房钱，多半是在汉堡或阿姆斯特丹以假冒的名义投资而得来的。当时俄国全由一人掌握，她不得不在私下里寻求一些安全，我们能加以责备吗？更何况此时的俄国，正在动荡不安！

彼得的革命

彼得继承了绝对的权力，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从来不曾怀疑过它是否必要。由贵族领袖来统治，将会形成封建的分裂，使全国吵闹不已；在一个心灵和道德意识都停留在原始阶段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由民主的议会方式来统治。彼得同意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的看法，只有集中权威和责任，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结合成一个国家，以控制人民的情绪及应对嗜土如命的强敌。他不把自己看成专制君主，而自认为是国家和未来的仆人。一般说来，这是一个真诚的信仰，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他跟俄国的农民一样辛勤工作，通常5点起床，然后工作近14个小时，晚上的睡眠时间只有6小时，不过，午后小睡片刻。这种起居生活在彼得堡的夏天，并不难做到，因为那里早上3点天就亮了，要到晚上10点才暗下去。但在冬天，大部分的作息却在晚间，约从午后3点到明晨9点，实行起来就不简单了。

圣彼得堡是他的革命象征和大本营。这里并不是国家首都的理想地点，因为它靠海，距海只有25英里。除此以外，它不是涅瓦河的分歧点。彼得在近海的小岛上，建造喀琅施塔德（Kronstadt，1710年）作为护卫。城本身建于1703年，仿照阿姆斯特丹而设。由于此地大多为泥沼，它可以说是在木桩上建立的——或者，就像一首俄国幽怨的传说所述，它建立在千百万征集而来埋土填石的工人之上。1708年，征调4万人；1709年，另调4万人；1711年，有4.6万人；1713年，多于4万人。这些工人每个月只领半薪，为求生存，只好乞食、偷盗、抢掠。数以千计的瑞典战俘调配筑城，死伤大半，没有货车时，用头颅搬运物资。石头也在征集之列，1714年下令除了圣彼得堡之外，其余任何地方都不得以石头建造房屋，每位贵族必须献上一大袋石头。贵族虽然不满，还是照做无误。他们憎恶该地的气候，也不像彼得那样渴慕海洋。彼得自己与一位荷兰工匠建造一间木屋，狭长的墙壁、石顶、小小的房间，就像他在赞丹住过的房子一样。他厌恶皇宫，不过，他在彼得霍夫（Peterhof）建造三所别宫，专供节日庆典使用。这些“夏宫”后来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附近的沙斯可镇（Tsarskoe Selo，现为普希金市），他也为他的“小情妇”建了一间别墅。

起初，他无意把圣彼得堡当作首都或港口，因为它太靠近瑞典，容易引起猜忌。不过，在波尔塔瓦大胜查理十二后，他的决定改变了：他早就想避开莫斯科阴沉的空气和狭窄的国家主义，而且，他想使保守的贵族能够呼吸到西方的进步气息。因此，1712年，他便正式以该地为国都。莫斯科人抱怨并预言上帝不久就会毁掉这个半邪的城市。“在新国都面前，”普希金写道，“莫斯科垂下她的头，就好像皇家寡妇向新任沙皇低头一般。”彼得急于有一个西化的俄国，因此，他把它带到波罗的海，并由“西方的窗口”往外眺望。 [1] 为此目的及舰队的停靠码头和西方贸易的港口，都使他牺牲其他的考虑。这个港口结冰五个月，却可以面对西方、接触海洋，就像第聂伯河使俄国拜占庭化、伏尔加河使它亚洲化一般，现在涅瓦河也将使这个国家欧洲化。

下一步是建造一支海军，作为保护俄国由波罗的海到西方的航线。彼得为此建造1000艘甲板船，不过由于建造匆促、粗枝大叶，船梁腐朽，船桅遇风即折。在他死后，俄国重新回到它的地理限制，成为远离大西洋的内陆国家，只能等待机会，借着征服空间来打破与西方的壁垒。从这方面着手，莫斯科是对的，俄国的权力和防御必须在土地上依赖陆军和广大的空间。所以，1917年，莫斯科终于平反，重新成为俄国的首都。

彼得最成功的改革是军队的重组。在他之前，军队必须依赖封建领主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只对他们效忠，缺乏训练、装备不全。彼得扬弃这些贵族，以征集的方法建立一支常备军，配以西方最新的武器，由阶级人员分级率领，灌输为国服务光荣的新观念，而不再局限于狭窄的省或是一位心怀不轨的领主。军队改革的需要，促使彼得有革命的念头。如果不打开一条通往波罗的海或地中海的商业航路，俄国便无以发展；没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便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为了维持军队，势非改变俄国的经济和政府不可；而在改变之前，必须先转换国民的态度、人生观和思想。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个时代来说，这是一项太大的工程了。

他开始以他一贯的狂热作风首先整理周围男人的颜面和服饰。1698年，刚从西方回来不久，他就把满脸的胡子剃掉，而且忠告身边那些想保恩固宠的人也照样行事，只有东正教的主教可以免除。不久，下令全国男子一律剃净他们的下巴，只留些嘴上的髭须。胡子一向是俄国宗教的象征，先知们和福音使者都留过。仅在8年前，现任主教阿德里安还谴责剃胡子是不合宗教的异端行径。彼得接受四面而来的挑战：主张没有胡子是现代化的象征，表示接受西方文化的意愿。那些想留胡子的人，农民每年要征1卢布，富商要缴100卢布。“有许多俄国百姓，”在一本古老历史书中记载，“在剃掉胡子后，把它们细心地保留起来，以便将来存放在棺材里。他们害怕没有这些陪葬，将来便不得进入天堂。”

再下一步是服装。在这一方面，彼得觉得不会引起国内太大的反感。他亲自剪掉面前几位军官的长服，“你看看，”他指向其中一位说，“这就是你们的方式，带着它，你也不见得安全，长袖有时会撞翻杯子，有时又会掉到汤里，还是把它剪了做绑带吧。”接着，他传下一道谕令（1700年1月），要求所有俄国的朝臣和官吏们都改穿西服。所有进出莫斯科的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便是让衣服齐膝而断，要不然便处以罚金。他也鼓励妇女们改穿西式洋装，她们比较顺从，妇女本来就是服装的领导者。

改变最大的要算是他的家庭，彼得结束俄国妇女孤僻、受冷落的一面。他的父亲亚历克西斯和母亲纳塔莉娅率先示范，表姐索菲亚加以扩大。现在，彼得邀请妇女参加社交活动，鼓励她们除掉面纱，学习跳舞、音乐和书本知识。他明令父母不得违背子女的心愿而随意嫁娶；在订婚和结婚之间，要相隔6个星期；在这段期间，订婚双方可以随意自由幽会；双方同意，也可以解除婚约。妇女们乐得跳出旧有的藩篱，她们开始试穿新式衣服。私生子的增加，徒然给教士口实，作为攻击彼得革命的一种利器。

宗教的抗拒是他最大的阻碍。教士们深深了解他的改革将会降低他们的声望和权利。他们抱怨他容许西方文明的传播，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宗教信仰。他们对彼得和密友在宗教仪式上的喧吵甚感诧异。对于彼得来说，他反对把人力投注在教会上，他极欲省下这大笔开支。阿德里安主教死去时（1700年10月），他故意不指派新的继承人。他自己，就像英王亨利八世一样，成为教会的领袖，并在俄国展开宗教改革。有21年之久，大主教的位置一直空缺，杜绝了反抗彼得革命的宗教领导人物的产生。1721年，彼得干脆裁并这项职务，代之以沙皇任命、由教士组成的“神圣会议”，接受世俗权利的支配。1701年，他把教会的职务转交给一个政府部门管理，宗教法庭的判决无效了。主教的任命须得到官方的同意。后来的谕令更禁止神奇鬼怪的咒语并限制奇迹展示的次数。男人在30岁之前，不得以宗教为由来宣誓。女人在50岁以前，也不得为尼。修士必须做些有用的工作。修道院的财产和经济受到官方的管制。一部分收入可归教会，其余的大半必须拿出来建造学校和医院。

大多数的教士只好顺应这次宗教改革。这项改革，又像亨利八世一样，避免触及宗教法规、禁忌等。有些不满者，宣称彼得为反基督者，呼吁老百姓拒绝服从或纳税。彼得把这些领袖一一逮捕，把他们按照下列方式加以处置：一些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被终身禁锢，一人受不了拷问中途死去，两位活活被烧死。

对付其余的人，彼得可以说是具有西方宗教容忍的胸襟，他保护抗议者，只要他们远离政治。在圣彼得堡，为了鼓励向外贸易，他允许加尔文教派、路德派和天主教的教堂建立在内文斯基波科特（Nevski Prospekt）附近，后者被誉为容忍的希望。他保护俄国的圣方济会僧侣，但驱逐耶稣会教士（1710年），因为他们为罗马教会宣传过分了。一般说来，彼得的宗教改革持续得最久，结束了俄国的中古时代。

由教士和地主的控制变为由国家直接管理，俄国人民在精神和生活上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世俗化过程。彼得如心所愿地控制贵族，使他们服务大众，然后根据服务的成果分别决定他们的地位。新的专制政体逐渐形成，由陆军、海军和官僚人员协调，政府首长由沙皇指派的9人会议（后来扩大为20人）产生，分掌9个部门，包括财经税务、支出、控制、商务、工业、外交、军事、海军、法律。对国会负责的是12省省长和管理城市的各级议会。城市人口分为三大阶级：富商和公务人员、教师和工匠、工人。只有第一阶级才可选为议员，只有前两种人员才有投票的资格。不过，所有纳税的男人都可以参加城里的会议。村社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负责税收的团体，它设于1719年。地方自治受到中央的管制，因此，并没有什么民主思想。彼得想要完成他的急速改变，只有运用他的无上权威了。

这个转变必须符合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因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在与西方工业武装的富庶国家对抗时，是不足以维持它的独立性的。彼得对农业不太注重，为了减低对其依赖性，他把它转向工业化。他亲身教导农民割谷，提倡以镰刀取代传统农具。俄国农民早就习惯焚烧林地来供给土地肥料，彼得禁止使用此种方法，因为他需要木材来建造船只。他劝他们改变桑树和葡萄的种植，试着畜养马、羊等。

不过，他的主要目的是急速的工业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原料的供应。他鼓励各处挖采煤矿，对尼基塔·德米德夫（Nikita Demidov）、阿勒科山德·斯塔罗甘诺夫（Aleksandr Stroganov）等在煤业和冶金业等有卓越成就的人，他给予特殊的奖励。他促请地主开发土地上的煤矿，如果不挖，他们的田地将有被他人煤田埋盖之虑，而只付少许的赔偿。1710年，俄国不再进口铁了，彼得去世前，还向外出口。

他从国外引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并要求每个阶级都学习工业技术。一位英国人住在莫斯科，经营了一家工厂，专门处理皮革和缝制皮靴。彼得命令全国城市推派代表学习最新的皮革和皮靴制法，而且提醒那些谨守旧法的鞋匠警惕将要面临的挑战。为了鼓励纺织工业，他只穿本国制的衣料，禁止莫斯科人购买进口衣物。不久，俄国就可以织造很好的衣料了。一位海军将领打破传统，织造织锦绸缎，获得彼得的重赏。一位农夫制成的油漆，除了威尼斯外，任何“欧洲”的产品都比不上。在他的任期未完之前，俄国已有233间工厂，有些规模宏大；莫斯科的帆布工厂，雇用1162名工人；一家纺织厂，雇用742人；另外一间有730人；有一家冶金工厂共有683名员工。在他之前，俄国也有工厂，但都比不上这些规模。许多企划都由官方发起，后来转为私人企业。不过，它们还受到国家的监督。用高关税保护新兴的工业，以与外国进出口产品竞争。

为了充实工厂的员工，彼得采取征召的方式。自由工人相当少，因此，农民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成为工厂的工人。手工业者有权从地主那里购买农奴，命他们在工厂里做工。大规模工业则由国有农田和农场转来的农民加以补充。与大多数由政府带头搞工业化国家一样，领导者等不及工人从学习而来的本能来克服习惯和传统，并由旧的手法变为新的工作和训练。于是，彼得在有意无意中，发展了一种工业的奴隶，后来由他的继承者推而广之。在1723年的一道谕令中，彼得公开致歉说：

任何事在开始，不是都用强迫的吗？没有人愿意走进工厂那是真的，因为我国人民有点像儿童，他们从来不主动地学习数学，除非是被老师所逼。开始也许很难，可是，等到他们学会后，他们是会感激的。已经有许多人对目前的成果表示感谢……所以，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必须以行动强迫他们学习。

不过，工业的发展必须先有消费市场。为了鼓励商业，彼得提高商人的地位，他强迫在阿尔汉格尔、圣彼得堡等地建立巨大的造船厂。他想建立一条海运线，以俄国商船来运送俄国商品，可惜失败了。农民早已习惯了田地的农耕生活，不愿意也不习惯于海上的活动。俄国国内的商品交流受到地理广阔和交通困难的限制。不过，河流倒是畅通无阻，这来源于地方积雪和南方雨水之利。一旦河流结冰了，在冰上也足以运输笨重的货物。所需要的，便是把这些河流和运河连接起来——使涅瓦河和杜味拿河沟通伏尔加河，再使伏尔加河与顿河汇合。如此一来，便可以使波罗的海和白海、黑海和里海沟通起来。不过，要完成这些通道，起码要经过几个王朝，成千上万的工人要埋葬在这项工程里。

战争和企业发展迫使彼得大量发行纸币，数量之多，为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部分的财源来自政府对下列物品的专卖：盐、烟叶、柏油、脂肪、树胶、胶、大黄、鱼子酱，甚至橡木制成的棺木。这些棺木可以获利四倍，盐可赚得一倍纯利。不过，沙皇也知道，专卖制度打击了工业和贸易，因此，等到与瑞典的和约一签订，他马上取消，使国内贸易得以畅通无阻。外国商品仍然受进口和出口税率的限制，不过，1700年和1725年之间，俄国的进出口扩大了近十倍。大多数的货品都由外国船只运送，留在国内俄人手中的货品时常被大量贪污。即使彼得严申禁令，仍禁止不了这股歪风。

各种税捐繁复苛重。政府机关有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分摊和征调新税。无论帽子、皮靴、蜂房、房产、地窖、烟囱、生育、结婚、蓄留胡子等等，都要扣税。房地产的捐税曾经受到所有移民的反对，彼得把它改为“人头税”，它并不适用于贵族或教士。如此一来，国家的税收由1680年的140万卢布增为1724年的850万卢布——其中的75%都用到陆军和海军上。有一半的增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在他任内货币贬值了50%——他抵不住币制贬值后获得暴利的诱惑。

上自王朝下至农民的不诚实，撼动着国家的经济、捐税的征集、法庭的判决和法律的运用。彼得下令任何官员收受“礼物”便予处死。可是，一位助手向他警告说，如果继续执行这道命令，以后没有官员可供差遣了。不过，彼得还是杀了一些人。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Prince Matvei Gagarin）突然暴富起来，他装饰处女神像花了价值将近13万卢布的珠宝。彼得想知道这些珠宝的来源，他知道底细后，便把他吊死。1714年，有几位高级官员因为贪污而被捕，包括圣彼得堡副总督、国家委员的代表、海军元帅、纳尔瓦和勒韦（Revel）的司令官和一些议员。一些人被吊死，一些人被终身监禁，一些人被削掉鼻子，也有一些人被处以鞭刑。彼得下令停止这些处罚时，那些执行命令的士兵向他哀求说：“皇上，让我们再打一下吧，这些盗贼把我们的面包也偷光了。”贪污的风气仍然无法制止。有一则俄国笑话说：如果上帝的双手不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也可能会去偷东西。

彼得也抽出一些时间来倡导一项文化的革命。他憎恶迷信，早就想用教育和科学来替代它。俄国人习惯以猜想的创世记来纪年，而且一年是从9月开始的。彼得于1699年糅合为清教徒所用的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一年由1月开始计算，并以基督诞生为纪元。人民批评反对，上帝怎么可能选择冬天为诞生日期呢？彼得我行我素，不过，他始终不敢采用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这项纪年早在1582年为欧洲的天主教徒所用。依照这项历法，一年减去10天，将会剥夺东正教圣者的许多圣日。

毫无倦意的沙皇，也在同样的困难下改革了字母。在俄国教会，通行的是古老的斯拉夫字母，商人却早已采用希腊人的文字。彼得命令所有通俗的著作必须采用新文字。他由荷兰引进了印刷术和印刷工人，他开始（1703年）发行俄国的第一份报纸《圣彼得堡公报》（Gazette of St.Petersburg）。他鼓励工艺和科学书籍的出版。他设立圣彼得堡图书馆，设立俄国档案处，把文稿、记录和朝代的纪传收集到图书馆。他开放许多工艺机构，指令王公子孙入学研究。他也想过在全国设立“数学学校”。在莫斯科，他仿照德国，设立大学预备学校，专门教授语言、文学和哲学，不过这些学校的寿命并不太长。1724年，他组成圣彼得堡学院。为此，他聘请了鼎鼎大名的德莱尔（Joseph Delisle）教天文学、贝尔努利（Daniel Bernoulli）教数学。在莱布尼茨的推荐下，他任命（1724年）丹麦航海家白令（Vitus Bering）远征探险堪察加半岛（Kamchatka），以证实亚洲与美洲是否属于同一地缘。白令在彼得去世后才进行探险。

在亚历克西斯任内，俄国剧院只提供私人的表演，彼得监造位于红场（Red Square）的一间剧院，并对外公演。他引进德国演员，排演15出喜剧，包括莫里哀的作品。外国乐师演奏交响乐，演唱团和音乐会被介绍到俄国，俄国人民也采用了欧洲的和阶和对比手法。彼得批准图画和雕刻品的买卖，大部分是意大利作品，把这些作品集中放在圣彼得堡的一家艺术馆里，免费供人参观，并供应饮料。在亚历克西斯任内，还建过不少教堂。彼得却从来不曾有过，建筑师觉得建造皇宫反而获利更多。

在这段狂飙式的革命进程中，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诗歌受彼得的刺激，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在彼得死前一年，曾经出现过一本勇敢的书，伊凡·普索可夫（Ivan Possoshkov）写的《贫富之书》（Book of Poverty and Wealth），讽刺俄国的蛮荒状态，强烈地支持沙皇的改革。“很不幸，”这本书说，“我们伟大的王朝，只有一个人，率领着十来个助手，拼命前进，而数百万的个人，却在拖着他们的后腿。”伊凡谴责农民受到压迫，要求成立一个不受阶级限制的法庭，公平处理案件。令沙皇吃惊的是，他竟然主张由所有阶级共同写一部新的俄国宪法和律典。在彼得死后的几个月，他被捕了，1726年死于狱中。

注释

[1] 这句话，显然是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Francesco Algarotti）于1739年首先使用的。

终曲

年复一年，反抗彼得改革的声浪始终不息。俄国人早已习惯于贫穷、受苦和专制，即使在“恐怖者”伊凡时代，他们也未曾负担过如此的重担，纳过这么多的税；即使在战场上，也不曾因为劳役、饥饿、寒冷、困穷、疾病而死去这么多人。“苦难与日俱增，”受彼得宠爱的勒福尔于1723年如此写道，“街道上，许多人想出卖子女来求生存……政府对军队、海军、官僚甚至任何人，都没有发放任何的薪饷。”彼得面对着这些因他的改革而使贫穷普遍增长的现象，感到非常为难。他又不屑于施舍，因此，只得组成60个团体来布施慰劳品。

哀求之声仍然不息，罪犯随之增多，农奴逃避工作，士兵和征集的工人冒着生命的危险逃离管区，横行各处。有时，他们自己组成团体，有数百人之多，攻城略地。“莫斯科，”一位将军于1718年报告说，“是土匪的温床，劫掠遍地，盗匪横行无忌，目无法纪。”一些莫斯科街道为市民阻塞，有些人家用高墙围起，以防盗贼出入。彼得想用严刑峻法来压制盗匪：逮到土匪就地吊死，破门抢掠者削鼻至骨，罪犯仍然累累不断。穷人觉得生活越来越苦，即使杀头，也不过和终身监禁或强迫劳役相差不远。因此，在他们的脑海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随时铤而走险。

彼得各处招怨，很多人怀疑为何没有人把他杀死呢？贵族们憎恨他强迫他们为国服务，给了商人各种名利；农人恨他把他们由家园中征用到劳役工程；教士把他看成启示录中的动物，因为后者曾经命令救世主变成国家的仆人。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时常与外人接触，并传播异端的思想。不过，全国上下都怕他，因为他操纵着生死大权。俄国人并不想西化，他们无疑是痛恨西方的。要保持民族精神，就必须斯拉夫化。由绝望而引起的反抗，陆续爆发于1698年的莫斯科、1705年的阿斯特拉汗、1707年的伏尔加河沿岸。其他零星的叛变，传遍了整个帝国。

彼得的两度西行更使这种冲突尖锐化。1711年秋天，他到德国托尔高（Torgau），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在那里，他接见了莱布尼茨，后者允诺为他设立一间俄国学院，并自愿为校长。沙皇原来计划于1712年1月回到圣彼得堡，不过在10月，和瑞典发生一场争战，他只得取水道到达卡尔斯巴德，兼道访问维滕贝格。有些路德派教士引导他到路德曾经向罪恶摔过墨水的房子，并指出他掷在墙上的位置，他们请求他也在墙上写几个字。他写道：“墨水颜色非常鲜明，这表示整个故事不是真的。”彼得于1713年4月回到新都。1716年2月，他再度前往西方，拜访德国和荷兰。1717年5月，他到达巴黎，想把女儿伊丽莎白嫁给路易十五，在与这位7岁的皇帝见面时，彼得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几天后，路易在皇宫前面接见他，彼得把他像小孩子一般抱起来，越过阶梯，放到他的宝座上。他在巴黎住了6周，观光、吸收这个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特色。里戈和纳捷两位画家分别为他绘像。他在圣西尔修道院访问年迈的门特隆夫人，然后由巴黎前往斯巴，住了5周，喝着当地的水，因为他这次患了不少疾病。他的太太凯瑟琳在柏林与他会合，发觉他有一位情妇，她以欧洲最良好的忠诚教养宽恕这件事。抵达圣彼得堡时（1716年10月20日），彼得面临他一生中最恶劣的危机。

他的儿子亚历克西斯——原来彼得希望他能继承王位，继续进行自己的改革工作——此时，却对许多的革新不满，也不喜欢他们的方式。就身心来说，亚历克西斯是尤都西亚的儿子，而不是彼得的儿子，矮小、怯弱、爱好书本、浸信东正教，这些都是彼得出外打仗时他在虔诚之下成人的结果。9岁时，他亲眼看着母亲被黜，进入修道院（1699年）。11岁时，他听过教士埋怨把教堂的钟拿去铸制大炮。他问过父亲，为什么俄国人必须远走异邦，为争取纳尔瓦那么远的地区打仗？彼得对这位不爱流血的儿子深感不悦。

在彼得忙着建造圣彼得堡时，亚历克西斯留在莫斯科，浸淫在教会和古老的生活方式中。他反对国家破坏教会制度和管理教会的财产。他的神父总是告诫他，要他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教会。亚历克西斯成为信徒和贵族阶级的偶像和希望。他们都痛恨彼得的世俗化和西化政策，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候这位笃信宗教的王子继承王位。彼得很少看到他，后来经常责骂他。有时，他发觉这个孩子秘密地探望修道院中的母亲时，便加以一番毒打。这位年轻人的不满几近于愤恨了。他向神父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v）告解说他希望父亲早死，伊格纳季耶夫向他说这并不算罪过。“上帝会宽恕你，”他告诉亚历克西斯说，“我们都期望他死去，因为百姓已经无端地背负太多的重担了。”

1708年，彼得把亚历克西斯送往德累斯顿学习几何和筑城术。1711年，亚历克西斯娶了布鲁斯威克·沃尔芬布托尔（Brunswick Wolfenbüttel）公主索菲亚为妻，他对她的坚持信仰路德教派而不改信东正教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他到处寻求情妇，甚至到妓院酗酒狂欢。在索菲亚生下儿子后不久，他便带着一名妓女去慰问她。一年后，索菲亚死于难产（1715年）。彼得在一封满是愤怒语气的信里要他回到圣彼得堡：“我不伤害我自己的太太，也不损害属于我的东西。你这件事，我也不例外。你好自为之，设法使自己有利于国家，否则，你只好放弃继承权利。”亚历克西斯自求免职以使父亲息怒，他说他会满意于平淡的生活。彼得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1716年1月30日，他写信给亚历克西斯说：

我不相信你的誓言……大卫说每个人都是说谎者。即使你愿意遵守，你身边的长胡子也将设法劝阻……每个人都知道你痛恨我的功业，而我是为了国家才做这些事情。为了这个理由，让你远离是不可能的。因此，你最好改变你的作风，毫无伪装地成为有用的继承者；否则，你只好到修道院去了。立刻给我答复……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把你当犯人看待。

亚历克西斯的朋友们劝他干脆去修道院算了。“一件僧衣并不限定一个人，”其中一位说，“你可以再把它摆在一旁。”亚历克西斯于是回信说，他宁愿为僧侣。彼得心怀不忍地告诉他好好考虑半年再做出答复。接着，沙皇到西方访问（1716年2月）。6月29日，彼得的妹妹纳塔莉娅（Natalia）劝亚历克西斯逃离俄国，请求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9月，彼得从哥本哈根写信回来，告诉他半年的期限已到，亚历克西斯必须准备进修道院，或是跟他到丹麦参战。亚历克西斯假装前往与父亲会合，他从梅尼希科夫和议会那里得到补助，然后跑到维也纳，而不是到哥本哈根（11月10日）。他请求副总督为他取得查理六世政治庇护的许诺。“我的父亲，”他说，“非常愤怒，急思报复，他将不会宽恕任何人。如果皇帝把我送回，那无异让我送死。”副总督把他送到蒂罗尔（Tirol）附近的埃伦伯格（Ehrenberg），在那里，他受到监视，却可以有任何舒适的要求和招待，并带着打扮成小女仆般的情妇阿夫罗西尼亚（Afrosinia）。彼得的密探跟踪而至。受到警告后，他立即逃往那不勒斯，躲在桑艾摩堡里。彼得的密探随即找上来，保证父王一定会原谅他。他同意，不过要求彼得必须允许他与情妇一同过乡村的退隐生活。彼得在1717年11月28日的信中允诺了。亚历克西斯把阿夫罗西尼亚安排到意大利待产，在他前往俄国的旅途中，不时以最亲爱的语气去信问安。

他于1月底抵达莫斯科，2月3日，彼得率领国家和教会代表组成庄严的接待会。亚历克西斯含泪跪下要求宽恕，彼得答应，但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宣布凯瑟琳年仅3岁的儿子彼得·彼得罗维奇（Peter Petrovich）为法定继承人。亚历克西斯请求与这位新沙皇联合治理国政，彼得允许。不过，他必须先承认反对他父亲改革的阴谋。亚历克西斯供出许多人员，这些人俱被逮捕，进一步拷问细节，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处死。释放的亚历克西斯，之后被安置在圣彼得堡，靠近沙皇行宫的一间房子里，每年有4万卢布。他写信给阿夫罗西尼亚说父亲待他尚好，曾经与他共餐。他盼望她能回来，一同享受农村生活的宁静。

她于4月抵达，马上被捕。她不是接受拷问，而是一项严肃的检验。中途崩溃后，她俯首承认亚历克西斯雀跃于反抗他父亲的新闻，宣称只要他掌权，他便要放弃圣彼得堡和海军，并减少陆军到守卫能力的程度。这与彼得已经知道的相差不太多。因此，他允许亚历克西斯有两个多月的自由。然后，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宣布他对亚历克西斯的宽恕是出于亚历克西斯的认罪，现在有证据证明亚历克西斯的认罪是不真的，而且不完整，他要撤销他的原意。6月14日，亚历克西斯被捕，监禁在彼得堡的保罗堡（Paul Fortress）中。

1718年6月19日，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决，亚历克西斯第一次受到拷问，鞭笞25下，他承认希望父亲早死，而且，他的神父也告诉他，“我们都期望他的逝世”。他被带去面对阿夫罗西尼亚，听她重复以前的口供。尽管如此，他还是宣誓他对她的爱至死不渝。他承认“多多少少，我不仅对父亲的一切，也对自己感到相当厌烦”。他声明曾经“想靠神圣罗马帝国的协助，运用武力来征服王朝”。6月24日，又被鞭打，不过，这次问不出什么东西了。最高法院以蒙骗为由判他死刑。亚历克西斯请求在行刑前能够抱着他的情妇，这项请求是否批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彼得没有签字。亚历克西斯再度接受拷问（6月25—26日），第二次是在彼得和朝廷官员面前举行。后来勒福尔记载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过，我敢肯定是他的父亲首先打下第一鞭的。”那天下午，亚历克西斯死于狱中，显然是笞伤致死。有个传说声称凯瑟琳曾经要求医生检验他的血管，我们不知道这个举止是出于怜悯或是为着她的儿子着想。阿夫罗西尼亚得到亚历克西斯的一份财产，嫁给禁卫军的一名军官，安静地在圣彼得堡附近度过30多年。

彼得希望凯瑟琳的儿子能够继承他，可是，这位男孩早死于1719年。凯瑟琳又生下两个儿子，彼得和保罗，不过，两位都比沙皇早死。与瑞典签订和约后，他接受人民给他的皇位尊称。1721年，议会和宗教会议加冕凯瑟琳为皇后。他向全国许诺，在他的实际统治下，俄国将会享受和平。但一年后，他就率军攻打波斯。他希望能在中亚到印度间开辟出一条商路。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一路上将可获得满载的黄金。他派先遣人员调查开采高加索和中东石油的可能性。1722年，他指挥一支舰队渡越里海，攻打波斯。这支舰队攻下了巴库（Baku）和波斯在海峡的港口，但暴风雨摧毁了大半的船只，疾病困扰着军队。彼得于1724年率军北返，疲惫近乎沮丧。

他患梅毒已有好几年了，吃药打针，不胜其苦，酗酒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战争、革命、叛变的刺激和可怕的横劲，终于打垮了他结实的躯体。1724年11月，他从靠岸的船只跳下结冰的涅瓦河，拯救受伤沉溺的水手。整个夜晚，他浸在水深及腰的冰河里，隔天他便伤风感冒，不过很快便痊愈了。接着又是一连串操心的工作。1月25日，他躺在床上，饱受膀胱膨胀的苦痛，一直到2月2日，他才肯承认死亡为期不远了。他告解了几项罪过，并接受洗礼。第6天，他下令赦免所有的罪犯，阴谋颠覆的政治犯除外。他那痛苦的哭声，吓呆了身旁的随员们。他要求在石板上写下遗嘱，不过，他只写下了“把全部”几个字，笔便由他手中掉落下来。经过36个小时的昏迷沉睡，他再也没有醒过来。1725年2月8日，官方宣布死讯，他享年52岁。

俄国终于喘了一口气，好像是一场长久而可怕的梦魇终于结束似的。瑞典与波兰重新交好，他们希望俄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从此不再威胁西方。古老的封建俄国又抬起了它的骄傲的头，祈求美好的过去重新再来。整个国家曾经饱受狂暴的压迫，它的灵魂和荣耀由于毫无选择他模仿西方而遭受严重的打击。反动势力广泛地扩展，摆着胜利的姿态。许多改革工作由于缺乏支持而自生自灭。行政官僚大量削减，不过，它的构架还是延续到1917年。贵族们重新拾回古老的传统权力，他们恢复土地中的树林和矿产。商人阶级曾经受到彼得的大力提拔，如今回到从前的附属地位。许多的新工业因缺乏机器或缺乏劳工和完善的管理而夭折。新兴的资本主义萎缩了，俄国停留在彼得革命以前的经济阶段将近有200年之久。商业上的改革算是比较成功的，与西方的贸易继续增加。随着与西方接触的频繁，某些方面的仪态进步了，但古老守旧的服饰，在凯瑟琳二世手下恢复了。长胡子在亚历山大二世任内，又成为俄国的标志。贪污继续蔓延着，道德并无多大的改进。也许，彼得的酗酒放荡和残暴，只有使道德更加败坏。只有这些改变，适时地埋下根基，因而残存下来了。

彼得是近代史上比较不受人爱戴的人物，但他的成就是广泛的。他的失败证明天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他留给俄国的种种标志，使人了解到性格作风在改变历史上的力量。他留给俄国一支陆军和海军。他开辟港口，打开与西方贸易和交换观念的门户。他建立了煤矿和冶金工业。他设置了许多学校和一家学院。他的大力一推，使俄国走出亚洲、进入欧洲，构成后来欧洲发展的一大影响力量。从此，欧洲必须更加慎重地接触那片广大的心脏地带，小心对付那些强壮、坚韧而刻苦的大众和他们那些专横而不容忽视的目标。

第八章　改变中的帝国（1648—1715）

德国的重建

“三十年战争”使德国的人口由2000万人锐减到1350万人。血腥污染过的土地，虽然在一年内复原了，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女人过剩，男人则严重缺乏。志得意满的王公贵族们面对这种人种上的危机，只得回到古老的一夫多妻制。1650年2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弗朗哥尼亚会议（Congress of Franconia），采取一项断然的措施：

未满60岁的男子不得进入修道院……教士和代理牧师（如果没有授职的话），及所有宗教机构里的信徒可以结婚……每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太太。每个男人可以经劝导和教士的告诫，来顺应这件事。

未婚妇女必须纳税。不久，新生的人口渐渐平衡了性别上的差异。太太们也想独自占有一位丈夫。人口迅速恢复，德国在1700年又回到2000万人口。马格德堡重新兴建，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也由郡主们重加整修，汉堡和不来梅比以前更显壮丽。不过，工业和商业要经过100年的调养，才能回复16世纪的水平。瑞典和荷兰控制着奥德河、易北河、莱茵河口及海洋口岸，这使内陆运输相对缓慢下来。中产阶级没落了，城市如今不再受商人的操纵，而由各地区的王公或法定人员管理。

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力。法国打垮了帝国，也打败了帝国的盟友西班牙。德国诸侯反而比皇帝更有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币制，可以自由拟定外交策略，与非德国国家结盟，甚至违反帝国的利益。此时拥有独立自主的诸侯达到200位之多，有63个教会邦由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统治，51个“自由城市”由皇帝治理，而且只限于名义上。法国眼见德国的分崩离析，不禁在旁暗自窃笑。

勃兰登堡侯爵是帝国衰微的象征，也是新帝国崛起的标志。远离皇帝，面对瑞典和排山倒海的斯拉夫人，霍亨索伦家族知道，他们这样小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求取生存。早在10世纪，“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沿着易北河建造了“萨克森的北方防线”，作为抵抗斯拉夫人侵犯的据点。他摧毁斯拉夫族的文德族（Wends）的堡垒和首都勃兰堡（勃兰登堡的名字即由此而起），把他们驱回奥德河。几个世纪以来，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领土，在德国和斯拉夫手里不停地数易其主。霍亨索伦族的腓特烈，1411年至1417年把它买下来，并在帝国议会里获得赞成票，这使选帝侯在历史上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从那时起，霍氏家族便统治着勃兰登堡，一直到它变成普鲁士，而普鲁士则延续到威廉二世于1918年退位。很少有家族能够如此长久，并和国家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或为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扩展，如此热切而有力地效命过。在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的统治下，勃兰登堡获得西方的克利夫公国和东方的东普鲁士公国，因此，选帝侯早已拥有普鲁士王国的主要轮廓。最后的一位家族成员是乔治·威廉选帝侯。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的优柔寡断，给瑞典大军攻打勃兰登堡的机会。乡野和城市被抢劫一空，柏林遍地荒芜，工业几乎毁于一旦。选帝侯统治的人口由60万减为21万。承袭了这一片荒废（1640年），腓特烈·威廉在他48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复员和扩展。这项奇迹使他赢得同代人的赞佩，尊称他为“选帝侯”。没有他，腓特烈大帝（诚如他自己承认的）的种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

他于20岁开始掌权——是一位敢于打破权威的英俊、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他在虔诚和教养下长大，在莱顿大学完成教育。在俄国彼得大帝之前，他早就钦佩荷兰民族，羡慕他们的坚忍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引进了几千个荷兰人，定居繁衍于他那片人烟稀少的国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他得到东部波美拉尼亚、明登（Minden）、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主教区及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继承权。他把1680年得到的这些权益私自留下一块，虽然分散，却足以构成一个王国的领域。早在1654年，他的首席大臣华德克的乔治腓特烈伯爵便着手使整个德国联合在霍亨索伦家族领导之下的计划。腓特烈·威廉便是继续执行这项计划的人物。萨克森“强人”奥古斯都改信天主教而变成波兰国王时，便为德国的新教领袖地位铺了路——瑞典势力除外。

1648年的和约使德国一些最主要的据点受到瑞典军队的控制，而且瑞典以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牺牲和胜利，要求领导德国的新教徒。一个半边受到压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如何才能发展强壮到与瑞典对抗，或制止萨克森的支配？腓特烈·威廉以计划和意志分头着手这件要事，而这些正是身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其次，借税捐和法国的贷款来厚植国本，这是政治家的第二个条件；然后，以金钱训练一支新军，这是他的第三步。1656年，他便拥有欧洲第一支常备军——10.8万名随时备战的军士。为了这项措施，他说服各个组成邦每年“纳贡”给柏林的中央政府。以这些财力，他在省际议会里便成为经济上的独立势力。而且，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政治和知识发展水平中最务实的政府——绝对而中央化的统治。他允许贵族免缴直接税，但要求他们的儿子必须以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军队服役或纳入官僚系统。这些“初级人员”起初拒绝这种服务，但他供给他们漂亮的制服和高尚的社会地位，把他们训练得干练、有荣耀感，并启发、养成他们的团队精神，以取代对旧王室的封建性效忠，使军队属于政府，而不再是领主私人的武装。这些军队和社会的力量使腓特烈大帝能够独自对抗近半个欧洲，也为德国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铺路。

腓特烈·威廉缺乏一项才能——瑞典国王们的军事天分。近20年之久，他在瑞典与波兰、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的冲突中，闪烁不定，纯粹只靠外交来保全自己。不过，一旦查理十一侵犯勃兰登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便能及时在费尔贝林（1675年）打败瑞军，这场胜仗使他赢得“选帝侯”的尊号。结果，虽然受到浮动政策和有限资源的限制，他仍然为国家增加了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他在经济和行政上的改革。在他的推动下，贵族改善耕作方法，扩大开垦他们的园地。他大量种植桑树，发展一种新兴的丝织工业。他要求农民在结婚以前必须种12棵树，以阻止森林的滥伐。他建造腓特烈·威廉运河，以连接奥德河和施普雷河。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后，选帝侯马上宣布《波茨坦诏令》（Edict of Potsdam，1685年11月），邀请那些被排斥的胡格诺派教徒前往勃兰登堡——普鲁士定居。他派遣工作人员资助他们的迁徙。他们一共来了2万多人，为普鲁士的工业助一臂之力，并为普鲁士军队增加了5个兵团。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子孙腓特烈大帝一样，辛勤埋首于国家行政，为后来的彼得大帝和18世纪的“开明专制”建立一项原则：统治者必须是国家的忠实仆人。他知道宗教的不宽容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大阻碍，因此，他允许老百姓信奉路德教派，而自己信守加尔文教派。这项措施使他在德国声名大噪。此外，他还给天主教、唯一神派教和犹太教信仰自由。

他死于1688年，享年68岁。他的遗嘱把全国土地割给儿子们，这将破坏统一的结合。然而，他的继承人另加修改，仍然维持中央化的权力。腓特烈三世参加抗法，深得利奥波德皇帝的欢心。为了这次行动和他的8000人马，利奥波德颁给他普鲁士王的尊荣。1701年1月18日，他在柯尼希山加冕为腓特烈一世。从此，普鲁士便迈向通往俾斯麦（Bismarck）和德国联合的路线。

腓特烈成立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这是他平生的一大荣耀，另一个值得称贺的事迹是他赞助第二位夫人推动柏林文艺活动的发展。索菲娅·夏洛特是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女伯爵的女儿，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居留甚久，后来带给柏林宫廷一种诱人的文化气息和魅力。经她和莱布尼茨的鼓励，腓特烈设立了柏林科学院，此举使他名留青史。他也为她在以她为名的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附近，建造赫赫有名的堡垒式行宫。在此地举行的沙龙座谈会，经常聚集一些科学家、哲学家、自由思想者、耶稣会教士和路德教派教士。她喜欢参加他们的辩论，经常争辩到夜晚而未见倦容。在那里，她的表姨，英国卡罗琳王后饱受熏陶，后来还把这些学问和艺术气息介绍到英国，引起当地的文化变迁。她临死之际（如果我们相信她的孙子腓特烈大帝的话），她拒绝天主教和新教的解脱仪式。她告诉教士说，她会在宁静中慢慢死去，心中充满好奇，而不是期待或恐惧。现在，她说，她将会满足于事物本源的探索，“这些源流，甚至莱布尼茨也不能向我说明”。她还劝解那位喜好排场的丈夫说，她的死“使他有机会，给我一个隆重的埋葬”。

在300多个消耗帝国财政的附属国中，柏林宫廷只有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差可比拟。“强人”奥古斯塔斯以腓特烈奥古斯塔斯一世选帝侯的身份统治萨克森（1694—1733年），留给欧洲一大群私生子，其中比较有名的要算马雷切尔·萨克斯（Maréchal de Saxe）。他使他的国都成为“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也是小型艺术的胜地。可是，萨克森人民对他改变信仰、在波兰战争中耗费的金钱和人力、宫廷的奢侈浪费等等深感不满。

汉诺威选帝侯在这段期间以保护莱布尼茨和兼领英国而留名史籍。1658年退位的夏洛特公主，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女儿索菲娅，嫁给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Ernest Augustus），后来成为汉诺威选帝侯。她的博学曾使丈夫相当难堪。她精通5种语言，很少拼错，而且比英国大使懂得更多英国历史。有一段时期，她在汉诺威主持一个由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沙龙座谈。不过，她的注意力放在为儿子乔治争取英国王位上。她身上有着王室血统，因为她永远不会忘怀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孙女。1701年，英国议会承认索菲娅的继统，并要求“她的子孙必须是清教徒”。她很乐意看到儿子成为乔治一世，却不喜欢媳妇多萝西娅成为未来的王后。因此，她盼望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乔治疑心太太与柯尼希斯马克的菲利普公爵有染，于是将他杀死，并与多萝西娅离婚，把她从1694年监禁到1726年她死去为止。索菲亚于1714年6月去世，享年84岁，正好是英国王冠落到她儿子头上的两个月之前。

德国精神

天主教和新教在争取成为德国精神感召的奋斗中，由于“三十年战争”把神学上的对立减少到荒谬程度，因而缓和了双方的敌对。在这段期间，因为耶稣会教士的劝解，一些信奉新教的王公们改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也分化了一些路德教派的信徒，慢慢形成一种严肃而带有经院哲学的教条主义。为反对这种形式主义，虔信教徒派运动迅速展开了，他们企图扬弃外在的表象而寻求与上帝灵交的内在灵魂。17世纪下半叶，福克斯、威廉·佩恩和巴克利传播教友派到德国来，也许由于这次传教运动，才掀起当地的虔诚信仰。我们发现佩恩初次访问后的第四年，便出现了菲利普·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虔诚之颂》（Piadesideria）一书（1675年）。斯宾诺是法兰克福的路德教派牧师，曾经在私下的崇拜仪式中渗入了神秘的感召。虔信派教徒这个名称，就像清教徒和遁道宗教徒一样，带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他们那种千年至福的期望，曾经在战争中抚慰了不少德国人。他们相信耶稣再生并不是一种含糊的神学教条，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温暖而有力的鼓舞。任何时刻，耶稣都可能再度来临这个国度，他将建立一所纯粹的“精神教堂”，没有组织，不要仪式，也不要教士，只是以心灵的喜悦来迎接上帝的祝福。

弗兰克（August Francke）以一种先知的热情，继续带领这次运动。许多妇女都被他那种实际的基督教言行感动，纷纷加入他的行列。这项因为英国清教徒和法国静寂主义引起的运动，反而影响到英国的遁道宗和德国的诗歌，进而扩展到美国。在那里，马瑟（Cotton Mather）满怀希望地赞美道：“世界开始由上帝的火光，感染到它的温暖，这道火光，如今也燃烧在德国人的心中。”不过，虔信教派像清教一样，也因为把虔信公开和职业化了，有时，便显得矫揉造作和伪善，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完美。18世纪，它便被从法国传来的理性主义浪潮冲垮了。

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成就，及法国宫廷日益扩大的光彩，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德国社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有一段时期，国际主义压迫着民族主义。法国的生活方式主宰了各国的语言、文学、拼音、礼仪、舞蹈、艺术、哲学、酒和假发式样。德国贵族们如今只对仆人说德语，德国作家以法文和拉丁文著述为上臻佳构。莱布尼茨大部分都以法文撰述，他坦白承认说：“德国的礼仪，多少按照法国方式而倾向于温文尔雅。”然而，他对德国语言被法文的词句替代或同化，深不以为然。

在这段时期，只有一本德文的书残存下来——格里梅尔斯豪斯（Hans von Grimmelshausen）所著的《率真教徒》（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1669年版）。形式上，它是梅尔基奥尔（Melchior von Fuchshaim）这位歹徒生活的自传。这位仁兄1/4是傻瓜，1/4是哲学家，另有一半完全是一派无赖样。在精神上，它充满幽默而略带悲观意味的讽刺，毫无隐蔽地描绘“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梅尔基奥尔是一名农夫的养子，书中悲悯地描写他的生活：

除了扈从、仆人和马夫之外，我的主人还有绵羊、山羊和几头猪，它们都养在水槽附近，只等待我去赶回家园。他的军械库中满是犁、鹤嘴锄、斧头、锹、铲、粪肥和干草耙。他每天使用这些工具，因为犁田和挖掘是他的军事训练……施肥是他的防御工事，握耙是他的战术，清理马厩是他的骑士型的娱乐和锦标。

一群强盗破门而入，威胁这位农夫交出隐藏的物品，梅尔基奥尔逃到一位年老的隐士那里，听他教授神学。问到他的名字时，他回答说：“无赖或逃犯。”因为除此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过别的名字。他的养父也在同样的情形下被称为“懦夫、独夫、醉狗”。被士兵逮捕后，梅尔基奥尔被解送到哈瑙（Hanau）总督的官邸。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一名傻瓜，受洗为率真教徒。他后来又被绑架，变成一个小偷。发现一处密藏后，他顿时成为绅士，引诱一名少女，被迫与她结婚，抛弃她之后，受洗为天主教徒，整天嬉戏红尘。失去财富后，便行骗江湖。财富失而复得，他满怀困惑，只好退隐一处，与世隔绝。这个人物比伏尔泰早一个世纪，所写的人生唯一不同的是，它的讽刺掺杂了德国的幽默，但不带高卢人的狡黠。这本书很受批评者的苛责，后来却成为一本经典之作，成为路德与莱辛之间，最有名的德国文学作品之一。

我们绝不可把它当作战后德国的写照。德国人也许善饮，但即使酒酣之际，他们仍保持着特有的幽默感。也许，在这段时期，德国的道德意识反而比法国更加浓厚。

德国的艺术

这个时代是德国建筑最富创意的时期。德国巴洛克式艺术的华美，带给卡尔斯鲁厄、曼海姆、德累斯顿、拜罗伊特、符兹堡和维也纳诸城一种迷人而华丽的前卫风格。几位建筑家，如艾拉哈、普兰道、约翰·岑霍费尔、克利安、克里斯托弗、施吕特等也都在此时出现。如果不是受到往来不便和语言的隔阂，他们也将像雷恩和琼斯一样闻名于英语国家。可惜，他们的一些作品在法军侵犯德国时被毁掉了（1689年），有些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

一些可爱的教堂在贫穷和破坏中兴建起来了。历史记录如果没有列上约翰·岑霍费尔在富尔达（Fulda）的教堂、班茨（Banz）的大主教教堂、克里斯托弗·岑霍费尔和克利安·岑霍费尔在布拉格圣尼古拉斯和圣约翰教堂的作品，那将是一种遗憾的疏忽。1663年，意大利建筑家巴雷利（Agostino Barelli）开始建造慕尼黑郊外的纽芬堡行宫（Nymphenburg Palace），埃夫纳（Joseph Effner）则成功地掺杂古典的挨墙柱（Pilaster）和巴洛克的雕刻，来设计内部结构。装饰的美一直是巴洛克形式的诱惑所在。这种形式在柏林宫的节日厅，珀佩尔曼在德累斯顿为“强人”奥古斯塔斯兴建的兹文格行宫（Z-winger Palace）的阁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巴洛克形式转入华丽的洛可可造型，反而比较适合闺房内部而不适合皇宫的前庭。这些作品大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1698年为施吕特所建的夏洛滕堡宫和柏林宫也惨遭同样的厄运。

施吕特是这一时期德国杰出的雕刻家。全德国人都震惊于他为选帝侯所作的骑马雕像，这件珍品一直屹立于战火中，现放在柏林外围的夏洛滕堡大广场。在柯尼希山，他也同样为刚加冕为普王的腓特烈一世塑像。格里斯克（Julius Glessker）在班柏教堂（Bambery）为苦难的一群人民刻出一幅圣母头像图案，木刻家将他们的技巧展现在西里西亚修道院教堂的壁画上。不过，由于赞助人的虚荣心，使他们过分地夸大了技巧。

德国绘画除了帕拉迪索（Christoph Paradiso）的《戴灰帽子的青年》（Yonng Man with a Gray Hat）外，这一时期并没有其他伟大的作品出现。贝斯（Rudolf Byss）为符兹堡设计的挂毡，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德克（Paul Decker）的铜版刻画是此类作品中的极品。“强人”奥古斯塔斯也是陶瓷之王，迈森（Meissen）出现合适的黏土后，他便叫人建造窑炉，广加炼制，成为后来欧洲瓷器的先声。

音乐领域，才是德国表现他们特有精神面貌的地方，这是巴赫出现的前夜。作曲形式和乐器都来自意大利，德国人加入自己的感受和极度的虔诚。因此，在音乐上，意大利的特色是声乐，法国是旋律的美妙，德国则开创了短歌（小调）、风琴和圣诗。在克里格（G.F.Krieger）的《第十二号小提琴奏鸣曲》（12 Suonate a due Violini）中，奏鸣曲的效果已经建立在三种形式之上：活泼的快板、慢板和快板。起于舞蹈形式的管乐也独立于舞蹈和歌谣之外。

虽然如此，德国仍然需要意大利的乐师。卡瓦利（Cavalli）风靡慕尼黑，就像以后的维瓦尔迪（Vivaldi）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影响一般。意大利歌剧首先在托高附近公开演出（1627年），其余的陆续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维也纳、慕尼黑等地演出。第一出德国歌剧是由泰里（Johann Theile）的剧本《亚当与夏娃》改编而成的《童谣》（Singspiel），曾于1678年在汉堡演出。从那时起经过半个世纪之久，汉堡便成为德国歌剧和戏剧的中心。在那里，亨德尔于1705年排出他的作品《阿尔米拉》（Almira）和《尼罗王》（Nero），1706年演出《达夫妮》（Daphne）和《佛罗林达》（Florinda），正好在他远征英伦乐坛以前。德国歌剧大师凯泽（Reinhard Keiser），曾经为汉堡的歌剧团创作出116部歌剧。

1644年后，德国作曲家在风琴和宗教音乐方面，超越了意大利人格哈特（Paul Gerhardt）的旋律，表现出那种不妥协的路德主义。赖因肯（Jan Reinken）在汉堡的凯德林教堂，从1663年到1722年，一直主导当地的风琴演奏。布克斯特护德（Dietrich Buxtehude）生于丹麦，1668年成为吕贝克圣母教堂的风琴手。他在那里的演奏，特别是风琴、交响乐和合唱曲的技巧极受推崇，当时巴赫还于1705年徒步远走50英里路，从阿恩施塔特（Arnstadt）到吕贝克来聆听他的演奏。他为风琴谱成的70首歌曲差不多都留存下来了，许多歌曲现在仍然被拿出来演奏，他的合唱曲也影响了巴赫的风格。屈瑙（Johann Kuhnau）在巴赫之前担任莱比锡附近汤玛斯教堂的风琴手，他为琴键谱成奏鸣曲，并谱成和巴赫相同形式的巴田式（Partien）舞曲。

巴赫家族此时以多产的角色进军乐坛。据我们所知，1550年至1850年，共有将近400位巴赫出现：全部都是音乐家，其中有60位是当时乐坛的执牛耳者。他们形成一种家族系统，定期约会于爱森纳赫（Eisenach）、阿恩施塔特、爱尔福特（Erfurt）等地。毫无疑问，他们在文化史上构成最广泛和最特殊的王朝。不仅在人数上受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一种德国的特殊风格灌入艺术，并在创作和影响力上，深深地左右当时的风格。不过，要到第五代的巴赫，约翰·克里斯托弗·巴赫和约翰·米切尔·巴赫，即阿思施塔特的风琴手海因里希·巴赫的儿子，他们才正式记录在音乐的青史上。约翰·克里斯托弗作为爱森纳赫的首席风琴师近38年之久，他是一位单纯、严肃、多病的人，曾经接受合唱曲的训练，他专长于风琴和交响乐谱曲。他的哥哥约翰·米切尔（Johann Michael）于1673年成为格伦（Gehren）的风琴手，一直留任到1694年为止。后来他把第五位女儿嫁给众所周知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为第一任太太。海恩里希的兄弟克里斯托弗·巴赫为魏玛的风琴手，生有两位演奏小提琴的双胞胎，其中一位名叫阿姆布罗希斯（Ambrosius），即巴赫的父亲。约翰·巴赫为海因里希和克里斯托弗的兄弟，曾经是爱尔福特1647年到1673年的风琴手，后来他的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继承此位，后者于1682年又将这一职位转给他的兄弟约翰·埃留斯·巴赫。所有的机会和灵气似乎都是专为巴赫创造、准备。

奥地利和土耳其

奥地利受到的损坏，并不像德国那样严重，但它的资源枯竭了。军队垂头丧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更加降低了皇帝的威严和权力。在这些情况下，只有一件事稍可欣慰：利奥波德一世于1658年继承其父斐迪南三世的王位，一任就是47年之久。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虽然土耳其人不时地紧逼维也纳的大门，奥地利还是快速地复原了。利奥波德对德国领属只是形式上的宗主，他实际的统治地区是波希米亚、匈牙利西部，及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拉和蒂罗尔等地。他并不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辛劳地忙于行政和政策的拟定，但他缺乏哈布斯堡传统的远见，只是继承了它们的神学观点和唠叨。他原来想当教士，他从来不曾失去对耶稣会教士的热忱或脱离他们的指引和教诲。虽然他个人在道德上无可非议，但他坚持他的子民必须信仰天主教，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严厉的专制手段推行这项政策。他虽然喜好和平，但路易十四和土耳其人的挑拨使他步入一连串的战争中。在这些杀人流血的征伐中，他仍然抽出时间来欣赏诗歌、艺术和音乐。他自己会作曲，并奖励维也纳的歌剧，在他近50年的任内，一共出现了四五部新剧。由一幅1667年的版画，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一座豪华的歌剧院，有3个包厢都坐满了人，这座古老的建筑，现在仍被传诵不已。

我们必须记住，此时的奥地利一方面为了保护西方而抵抗土耳其人的侵扰，另一方面也颇受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君主的猜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争夺，由于哈布斯堡与法国的旧怨新恨，而显得混乱不堪。匈牙利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它的国境只有1/3属于皇帝，其中一部分是新教徒的聚居地，其余大半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匈牙利人也有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文学及胡亚蒂·亚诺斯（Hunyadi János）和马特亚斯·克维那斯（Matthias Corvinus）留下来的骄傲传统。1651年，米克罗斯·泽林尼（Miklos Zrinyi）已出版一本充满爱国意识的史诗。在饱受奥地利君主和天主教的宰割之余，一旦发现他们想征服整个匈牙利，匈牙利人早在心里就投向土耳其人了。

一些干练大臣的出现，多少挽救了土耳其的日益崩溃，并重新威胁西方。复兴的迹象之一，便是土耳其大诗人纳比（Nabi）对这些大臣们的歌颂；另一个是在斯坦堡（Stamboul，1651—1680年）以土耳其的财力、风味和虔诚，建立了一座可爱的叶尼瓦利德（Yeni Validé）清真寺。穆罕默德四世苏丹指派库普里利（Mohammed Kuprili）为总理大臣，此时他年近70，由他开始立下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家族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他自己仅统治5年，不过，在这短短的任内，他处死了36000人，从盗贼到叛逆等等，他的执刑人员平均每天绞死3人。行政腐化和内部的阴谋因此重刑而暂告止歇。军队恢复训练，地方上的官僚也减少了他们的自主要求和挪用公款。特兰西瓦尼亚郡主拉可齐二世（Rákóczy Ⅱ）反抗土耳其时，库普里利亲自率军镇压，把他流放，并把每年的进贡由1.5万金币抬升到5万。

这个可怕的70岁老人的相位由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库普里利继任。特兰西瓦尼亚由约翰·凯梅尼（John Keményi）领导再度叛乱，利奥波德皇帝派出1万大军，由意大利名将雷蒙多伯爵带军前来援助，艾哈迈德派出12万人，借此行动一举攻下匈牙利，以惩罚他们的叛乱。利奥波德只得四处求援。德国不管是新教或天主教，纷纷以钱财和人马来支持。路易十四也舍弃与土耳其的盟约，派出4000名援军。即使如此，战役仍然毫无起色，维也纳的陷落为期不远，利奥波德也准备弃都而去。雷蒙多的军队虽然少，但有优良的炮兵装备。数量上的悬殊，使他不敢直接面对土耳其军队。他只好设法使两军相持于圣特哥特哈德附近的拉巴（Rāba）河，离维也纳南方约有80英里远。土耳其军逼临两岸时，他便各个击破。他的战略和法军上下的高昂斗志，终于打胜了这场战争（1664年8月1日），也再次解除伊斯兰势力对欧洲的渗透。

不过，正如一个世纪前（1517年）的莱潘托（Lepanto）的胜利仍然使土耳其维持强壮并迅速复原一般，这次战争也因为土耳其军的雄厚潜力、大量的后援及急于回防而不可依赖的利奥波德联军，造成利奥波德与土耳其苏丹的20年和约的签订（1664年8月10日）。大部分的匈牙利自然在土耳其手中，承认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并每年向苏丹进贡20万金币。艾哈迈德虽然战场失利，反倒赢得这次战争，带着战利品返回君士坦丁堡。

路易十四攻打尼德兰（1667年），表示基督徒联合抗土的结束。1699年，艾哈迈德攻占克里特，强迫威尼斯承认土耳其宗主地位，土耳其舰队重新控制了地中海。现在，只有波兰国王约翰三世苏毕斯基尚有打败土耳其的决心了。他大胆地宣布说：“对付野蛮人必须以战止战，以胜利来争取更多的胜利，要把他们赶回欧洲之外……把他们逐到荒地，要他们付出毁灭拜占庭帝国的代价：这件事本身便是基督的教诲，它也因此是高贵而聪明的。”利奥波德鼓励土耳其攻打波兰，路易则促请他们打击利奥波德皇帝。

艾哈迈德死于1676年。在他41年的生涯中，打过许多次漂亮的败仗，在“决定性的战争中”屡次失误，却反过来使土耳其最大限度扩展到欧洲。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把相位交给女婿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他与奥地利重启争端，路易十四在旁不禁大悦。这段时期，由特克利（Imre Thököly）领导的匈牙利民族开始叛乱，直接鼓励卡拉的野心，这支叛军反对奥地利残暴地压迫他们的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他们说，如果土耳其伸手协助，他们将承认土耳其对所有匈牙利领土的宗主权。利奥波德想放弃压制政策，容许宗教自由，但为时已晚。路易十四以金钱援助特克利，并向苏毕斯基保证，如果他联合法国合力对抗神圣罗马帝国，他将获得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宗主权。发展至此，利奥波德只能用笼络手段把皇女嫁给苏毕斯基的儿子，声明他们永远世袭波兰王位。

卡拉·穆斯塔法觉得哈布斯堡和波旁王室之争，及天主教和清教徒的种种纷端，给他夺取维也纳甚至全欧洲的机会。土耳其曾经吹嘘说他们在15世纪曾把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兰教的根据地，并把圣索菲亚教堂改变成一座清真寺。现在，他们声称非取下罗马并把坐骑养在圣彼得教堂的正厅不可。1682年，卡拉在阿德里安堡召集阿拉伯、叙利亚、高加索、小亚细亚和土属欧洲的各部人员，伪装攻打波兰。1683年3月31日，苏丹与大臣们开始长征维也纳的准备。随着军队的前进，土耳其各首领纷纷随路增援，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也相继附和。大军抵达德拉瓦河（Drava）附近奥西耶克（Osijek）时，人数一共有25万人，附加骆驼、大象、寺僧和宦官。在那里，特克利呼吁附近的基督徒共同协助攻打奥地利，允许他们在苏丹的保护下，拥有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许多城市便这样向侵略者轻启大门了。

利奥波德再度向德国各地求助，他们却视若无睹。他把4万人交给洛兰公爵查理五世。这个人据伏尔泰的形容，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贵族气息的王侯之一。查理在维也纳留下13万人负责守卫，自己率领主力退往杜冷，在此静待波兰大军。利奥波德逃往巴苏（Passau），人民指责他根本没有长期守卫国都的准备。那里的城堡破坏不堪，守卫人员不及对方先遣部队的1/10。6月14日，土耳其大军出现于城前。利奥波德赶紧派人请求苏毕斯基前来援救，设法配合他的前锋部队，“你的名字，就可让敌人心惊胆寒，你来必可大胜”。苏毕斯基率领3000骑兵前来支援。9月5日，他的步兵也来了，约有2.3万人。两天后，自德国增援1.8万人。基督教世界的军队，便有6万人的规模了。不过，这时的维也纳饱受饥饿之苦，它的戍卫在土军的炮火下几乎不保，只要多围上一周，整个城堡便有沦陷的可能。

9月12日清晨，基督徒军队在苏毕斯基的统帅下，反攻围城者。卡拉根本未料到波兰的兵力，而且认为基督徒根本不可能主动伸手援助，他只做围城准备，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战事。他的官员以挂毡和花瓷来装饰壕沟，他在帐营里也装设浴室、喷泉，甚至建花园且带来了妻妾。最精锐的主力因为分守壕沟而分散了。由远方召集而来的各色混杂的军队，在那些为解救欧洲和为信仰基督而战的军队面前，不战而溃。8个小时的混战后，随着黑夜来临而暂时休兵。次日一早，基督徒军队突然发现土耳其军早已逃逸四散，留下1万具死尸和大部分军械。他们顿觉大乐，相比之下，他们只损失了3000人。

苏毕斯基原想继续追击，但士兵要求班师返国，因为他们来此地的主要目的已经完成。带着胜利，这位国王来到维也纳。感谢上帝的恩典，在他回国途中，沿路都有人把他看作神明一般崇拜，触摸他的佩件，亲吻他的脚趾。他们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掩盖他的丰功伟绩了。利奥波德回到国都（9月15日），却受到冷淡的欢迎。他曾经向底下询问一位皇帝是否可以接见有功的国王、仪式又该如何，结果他一再延缓，最后才以适当的礼仪接见苏毕斯基。他很怀疑这位英雄的出征可能是为了替自己和家族打出另一个王国。为了这个缘故，他一直延到9月17日，随即再拖10天，才与战败的土耳其再度接触。在靠近多瑙河的帕克尼（Parkány）附近，苏毕斯基和查理又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此后，他的军队因为连连出伐而显得疲惫不堪。如此一来，他只得许诺他们在1683年的圣诞前夕返回克拉科夫。次日，苏丹处死卡拉。

在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协调下，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成立一支抵抗土耳其的神圣联盟（1684年）。摩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再度替威尼斯夺回摩里亚。1687年，他围攻雅典，9月28日夺下城池。在战争途中，他的炮兵毁掉了入口和万神庙。土军曾经把这里当作火药库。1688年，土军再度夺回雅典和阿提卡；1715年，收复摩里亚。同时，洛兰的查理于1685年，在格兰打败土军。同年，经过10周的奋战，终于取下布达——匈牙利的古老故都——此城自1541年即为土耳其人所占。1687年，查理指挥奥军于莫哈奇附近的哈克尼大胜土军而返。就在此地，苏莱曼大帝曾于1526年建立了他的优势地位。这场第二次莫哈奇之役，结束了土耳其在匈牙利的势力，转而使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王朝的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宣布承认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进而加入奥匈帝国（1690年）。1688年，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攻下贝尔格莱德。利奥波德于是宣布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已经开通，是时候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了。

路易十四趁机跑来调停。毕竟，波旁王室与哈布斯堡之争，对于大多数基督徒国王来说，总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争执更为重要。神圣联盟的胜利及哈布斯堡的扩张和地位的巩固，使路易十四大感眼红。1688年，他故意忽视4年前与神圣罗马皇帝签订12年和约的事实，贸然向神圣帝国开火，进占巴拉丁。利奥波德派出查理和麦西米伦共同会战于莱茵河区，如此只好中止对土耳其的进一步追击。这给了土耳其回过头来报复的机会。

新上任的苏丹苏莱曼二世任用艾哈迈德的兄弟，穆斯塔法·库普里利为新任的大臣。穆斯塔法借扩展信仰的自由来取悦欧洲土耳其的基督徒，又组成新军，重占贝尔格莱德（1690年），但一年后他便被杀。土耳其军在斯兰卡曼（Slankamen）溃不成军。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亲自指挥军队，但在塞塔（Senta）为萨伏伊亲王尤金的基督军队所败（1697年），穆斯塔法只好求和。利奥波德乐于摆脱路易的限制，分别与土耳其、波兰和威尼斯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土耳其宣布放弃对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除泰梅什堡外）的要求，割让西乌克兰给波兰，并把摩里亚和南方的达尔马提亚割给威尼斯。虽然如此，它保存了几乎全部的巴尔干半岛——包括西部达尔马提亚、波希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大部。不过，这个条约象征着土耳其威胁基督教世界的结束。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莱曼一世手中的奥斯曼帝国由高峰步入低谷？成功后的衰败是无法想象的。享受胜利和财富，到底是过分诱惑人心了。苏丹们把训练军队、官僚和大臣们需要的精力浪费在妻妾身上。帝国急速扩大，行政效率及军队的运送和补给都不能配合。那些分散各地而由酋长统治的地区，由于过分远离君士坦丁堡，造成半独立的局面。由于饥饿和侵扰暂告中止，土耳其人慢慢养成懒惰和贪财的恶习。贿赂充斥政府机构，金融和军队却饱受货币贬值之害。时常欠发薪饷的新军，一再发生叛乱的事件。他们发觉了自己的力量，为了增加这份影响力，便不惜加以滥用。如今他们也有结婚生子的权利，而且他们的儿子或其他人，都可充数到以前必须经过选择的军团中。他们不愿再接受一度使他们雄霸欧洲的严格军事训练。他们的将领变成贪污专家，无心于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究、改良。在“三十年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有较优良的武器，而且发展了优秀的军事战略和训练计划。反观此时的土耳其，这个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被誉为欧洲最佳炮兵军队的国家，不管在火力还是战略上，一如在莱潘托之役那样，显得无力、笨拙。战争，在苏丹亲自统率军队的时代，曾经强化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此时，长久沉溺于温柔乡而不再耐烦于战火之苦，反而使这个国家更加枯竭。生活和思想都被含宿命论和缺乏进步观念的宗教控制，进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中古时代，它在这方面曾经是首屈一指的领导者。西方的知识发展日益蓬勃，东方却愈加闭锁。基督教世界不仅发展了器械，也改良了造船术。他们的经济扩展全球，时时寻求新的航路，而大部分的土耳其商业仍然局限于骆驼商队的贸易。贪逸懒惰的行政官僚坐看水道和运河的阻塞，而饱受战火损害的农民只好求助于天上的雨水。向西发展一直是帝国的政策，直到有一天，他仍处西方之际，才会在东方再度发现自己。

对于西方来说，土耳其的败退只能徒然引来一系列的内战。远离伊斯兰国家的威胁后，奥地利和德国转而抵制路易十四的野心，因为他正想把势力延及荷兰、莱茵河区、巴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这些来自西方的打击，完全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帝国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已。皇帝不再以罗马为名，反而以奥地利人自居了。奥匈帝国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三顶王冠，后来集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之中（1713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自选国王的传统权利被取消了。匈牙利在拉可齐二世的领导下，再度反叛（1703—1711年），然而叛变未成，他们只好把自由的向往寄托于诗歌和民谣。

奥地利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经济纳入它的利益之下，上等阶级享受一种新的奢华。等到君主建起豪华的宫廷，美丽的教堂和庄严的寺院也被那些胜利的教士和僧侣们兴造起来了。帕尔·埃斯特哈兹诸侯重建在艾森施塔特的大堡垒，在维也纳，多米尼克·马提尼利设计了列支敦士登宫廷，同时也为萨伏依的尤金筹造贝尔卫德拉行宫。艾拉哈也为他设计了一所豪华别致的冬宫，并设计了皇室图书馆和肖布鲁恩王殿。1715年，这位奥地利最伟大的建筑师仿造圣彼得教堂形式，在维也纳的卡尔斯基赫开始筹建教堂。在多瑙河畔，维也纳西方40多英里远的地方，普兰道建造了克罗斯特·梅尔克修道院，这是日耳曼地区最壮大、最富吸引力的本笃会教团修道院。这段时期是奥地利巴洛克式艺术的顶峰时期。在战胜之后，能干而夸张的约翰·埃尼斯特·桑大主教筹建了有名的萨尔茨堡的米拉贝尔花园，雕刻部分由艾拉哈负责。奥地利带着骄傲和庄严绚丽的色彩迈进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世纪。

第九章　悠闲的南方（1648—1715）

天主教的意大利

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知道，频频种植、年年利用的土地可以借休耕或耕而不作来恢复它的肥沃。意大利经过文艺复兴的滋养，也暂时闲散下来。其丰富的活力分散到较为宁静的地方，好像是养精蓄锐为新的收获季准备一般。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意大利在此时——介于贝尔尼尼和拿破仑之间——能够出现像其黄金时代那样丰富的成果。我们再次观察它，如果能在充满光辉历史的城市中，品嗅出那种生活方式未曾远去的细微声响，我们也该感到满意了。

当然，这里还是信奉天主教，这是它的灵魂的一部分，一旦剔除，它的精神便显得贫乏无力。富人剥削穷人，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和拟定法律的当然人选。富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穷人如果多得一些，他们便到处闹事，不会听话。女人，除了美丽的外表，都要饱受男人和性别上的歧视。在这种情形下，下层阶级和女性只好在教会的服务中得到慰藉。他们借信持苍天的明判来忍受这些不人道的待遇。他们所犯的喧吵和不合教义的肉欲之罪，都能很快地被他们所供养的善心教士和僧侣们宽恕。平常的日子，他们劳累困苦，只能在庆祝保护神的假日里得到短暂的释放。这些神祇和慈悲为怀的圣母，传达上帝的福音，可以保护他们将来免受地狱的煎熬。教会的赦免将可减少他们在炼狱的期限。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将可进入一个乐园——甚至比意大利更漂亮——在那里，没有地主、税捐、什一税、苦役、战争、悲惨，也没有痛苦。

因此，他们生来便带有耐心、幽默，赞美教士的正确无误。这些教士每年至少吸收了全国1/3的收入。他们敬爱教堂，把它当作生活奋斗中的和平岛。他们以骄傲而不怨恨的眼光，观赏圣彼得教堂和梵蒂冈的壮丽，这些建筑是用他们的金钱和技术苦心建造的。它们在感情上更属于穷人，而且就第一位使徒的归宿或是基督徒的母国，上帝仆人中的仆人来说，它们并不显得过分华丽。如果圣父批评教会，那只是想阻止笨蛋破坏在宗教信仰上建立道德大厦的企图，同时想保存从劳役的散文中凝结出一首英雄史诗的信心。

此时意大利的宗教裁判可以说较合人道。最有名的受害者是一名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他生于萨拉戈萨（Saragossa），住在罗马。1675年，他出版一本《精神指引》（Guida Spirituale）。在这本书中，他说奉献上帝和教会虽然有助于走进更高的宗教境界，但崇拜者本身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不必经教士的沟通和仪式的劝诱。他进一步说，一个相信自己能够从道德的罪恶中解脱的虔信者，不必经过教士的告解就可正当地获得赦免。莫利诺斯的指引特别吸引妇女。她们有好几百人——包括布格丝公主和克里斯蒂娜皇后——纷纷前来请教，敬赠礼物。许多修女采取一种新的清修主义，抛弃念珠，带着骄傲与上帝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些意大利的主教抱怨这股运动降低了教会的服务和奉献，他们请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压制莫利诺斯。耶稣会教士和圣方济修会的修道士也纷纷起来指责他，说他重视信心甚于“工作”，这简直是清教徒的行径。教皇起初护卫他，但1685年，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下令逮捕他，顺便捉去了近100位信徒。莫利诺斯从他的书信建议中收取小笔费用，共积攒了近4000克朗。我们可以由他被捉那天所收到的邮资，共计23个克朗来判断与他通信的人数。

提讯犯人后，裁判所起草一连串的罪状：莫利诺斯鼓励对圣像和宗教意象的隔离，破坏了与上帝沟通的宁静。他阻止人们发誓或进入宗教的秩序里，而且他教导门生相信，即使与上帝合一也可能是一种罪过。也许是因为受不了监禁、拷问或附带的恐惧，他终于俯首承认破坏宗教意象的罪恶，并阻止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人以宗教的理由发誓。裁判所从莫利诺斯的著作、书信、忏悔中，找出68条罪证，并要他于1687年9月3日公开受审。群众围集过来要求烧死他，但裁判所宁愿他被终身监禁。1697年，他死于狱中。

在介于萨伏伊的皮德蒙特和法国多菲内两地之间的山谷中，住着沃杜瓦人。他们是韦尔多教派的子孙，历经宗教改革而残留下来，在法律和政府的不断骚扰中颠沛流离，保持着新教的信仰。1655年，萨伏伊大公查理·伊曼纽尔二世与路易十四组成联军来强迫这些沃杜瓦人改变信仰。他们的屠杀引起克伦威尔的愤慨，他要求马扎然下令制止。然而，等到护国主与红衣主教相继逝世后，迫害又重新掀起。《南特诏书》撤销后，法国继续全力驱逐新教徒。沃杜瓦人取得赦免的诺言后，放下武器。然后，在赤手空拳毫无防备中，一共3万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弱在内，惨遭屠杀（1686年）。残存下来的人被允许迁徙到日内瓦边界。有一位后来成为萨伏伊大公的艾玛都斯（Victor Amadeus），觉得自己处在纷乱的政治旋涡中，不仅不能联合法国，而且要反过来对抗法国。因此，他邀请沃杜瓦人重返旧居（1696年）。他们来了后，卖命为他效忠，终于被准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崇拜未知世界。

穷人，即使在教皇国，也跟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穷。教廷像其他政府一样，向它的教民课以重税，却永远感到财绌力竭、不够分配。萨凯蒂（Sacchetti）红衣主教曾经向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63年）警告说，收税员已经逼使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那些没有银钱、丝麻或家具来满足收税员的贫苦人家，将来只得出卖自己来缴纳教廷所规定的负担”。红衣主教也抱怨教廷上下的贪污现象、判决的无理、申诉案件的延宕及对那些越级申诉者所加诸的残暴行为。“这些压迫，”萨凯蒂说，“曾经迫害过埃及的犹太人。人民不是被刀剑所征服，而是屈从于罗马教廷……遭遇尚不如叙利亚或非洲的奴隶们，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惨剧，而不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呢？”漠视大众普遍的贫苦，许多与教皇或主教有关的贵族每年仍从教会的预算中得到一笔丰硕的收入。

这段时期的教皇既没有庇护五世的修道经验，也没西克斯图斯五世那样的行政能力。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些好人，软弱得无法克服周围人类的弱点，或是坐视各种陋规横行和腐化教会的行政。英诺森十世是一个生活完美而富于原则的人。他曾经设法缓和税捐，监督贪婪的贵族对教会财政的剥削，努力维持教皇国的秩序和法律，从维拉斯凯（Velázquez）的眼光看来，他具有好强的性格。不过，他允许其他人为他理政，让他那位野心勃勃而贪财如命的弟媳马伊达尔齐尼（Olimpia Maidalchini）左右他的人事和政策。大主教和大臣们在她面前垂头肃立，她也借他们的贡物暴富。然而，英诺森去世时，她抱歉地说她穷得付不起他的丧葬费。

在选举继任教皇的秘密会议上，据说有一位红衣主教大喊道：“这次我们要选一个诚实的人。”结果他们找到法比奥·齐吉（Fabio Chigi），即亚历山大七世。他尽力扫除教会行政的腐化和延宕。他把亲侄子放逐到锡耶纳。他减少公债。然而，周围过多的腐化使他不胜其烦，无法制止。后来他只好妥协，让他的侄子们重返罗马，并任以重要的职位，其中一位不久便暴富。权力于是从亚历山大疲惫的手中转交给红衣主教，后者逐渐要求掌握更大的教会法权。有一位贵族夸言说，红衣主教已取代专制君主的权力，而这项权力是特伦特会议时给予教皇的。

克莱门特九世上任时，又与族阀展开一场火并。他允许亲戚有某些特权，却拒绝给予任何职位。来自皮斯托亚（Pistoia）的上百位父老乡亲，满怀信心地前来求助。他严加拒绝，他们便加以冷嘲热讽。我们又可看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具有同样的人性弱点。新任教皇是一位和平公正之士。他的前任不堪路易十四的敦促，下令与詹森派教士为难，而克莱门特努力讲求教会内部的绥靖。可惜他在任两年后便去世。

克莱门特十世继位时已届80高龄。他把行政工作交给红衣主教（如其所愿），对自己的职责却一丝不苟。英诺森十一世，据信奉新教的兰克（Ranke）的说法，是一位“知耻知病的人……他的性情温文尔雅”，情操高尚，倾向改革。他撤销公证人“学院”，这个学院据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者说，“入学许可通常都要贿赂”。他取消许多无用的职位、特权和赦免权，首次平衡许多年来未能做到的预算，并建立财政上的信用，教廷得以按三分利息向外借债。“他是一位具有美德的人，”伏尔泰写道，“是一位聪明的教皇、差劲的神学家，一位勇敢、果决而有操守的王侯。”他徒劳协助詹姆士二世从事天主教在英伦的努力。他谴责路易十四对胡格诺派教徒的残暴行为。“人，必须被引导入神殿，”他说，“而不是用胁迫手段来达到此项目的。”他对这位在法国权逼教会的骄傲国王——一如英国亨利八世所为一般——毫无怜爱的理由。为了减少罗马的罪恶，英诺森十一世取消大使馆政治庇护的权利。路易坚持保有这项权利，争执要扩大到大使官邸附近。1687年，他的使臣率军来加强这份要求。教皇非难使节，并在圣路易教堂附近严加监视。路易要求公开会谈，把教皇囚禁在法国，占领阿维尼翁。此地从1348年来一直属于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只得协助信奉新教的奥朗日大公威廉三世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让英国加入对抗法国的联盟。他靠着莱布尼茨的协助，努力沟通使天主教和新教重合。他向德国地区的大学让步妥协。有一位英国人称他是“一位信仰新教的教皇”。

英诺森十一世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下几任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和英诺森十二世任期内，法国大使终于取消庇护权，阿维尼翁重回教廷的怀抱。法国教士由对国王的效忠改向教皇，“大同盟”也回到对抗法国的均势。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克莱门特十一世发觉自己处在欧洲两大尖锐对立的集团之间。他有时倾向这边，有时转向另一边。到后来，各国君主们各自做主——甚至是教皇属地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也不再征求他的同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以同样的态度漠视英诺森十一世的抗议。民族主义的强化导致了教皇权力的衰退。同时，科学的成长也加速了世俗化，因而降低了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意大利的艺术

艺术和政治一样，也摇撼于世俗与宗教的激荡中。教士仍然是最富有的主顾，他们筹划建筑、绘画、塑像、冶金和雕刻。不过，此时贵族官邸的发展要比教堂来得快。他们的室内挂满画像，收集艺术品。17世纪的意大利，就在这两大主顾的照应下，分别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成果。

在萨伏依大公爵的影响下，都灵的地位愈加重要。瓜里尼（Guarino Guarini）为圣乔万尼·巴蒂斯塔大教堂设计了圣休堂礼拜堂（一般相信，这是约瑟夫为耶稣遮盖尸体的地方）。圣菲利波大教堂由瓜里尼开始筹建，在快完成时便倒塌了，后来由生于1676年的尤瓦拉（Iuvara）加以修复。

此时热那亚的主要建筑是杜拉佐宫（Palazzo Durazzo），1650年由法尔肯（Falcone）和坎通（Cantone）合建，1817年由萨伏伊家族买下，从此它一直以雷亚莱宫（Palazzo Reale）闻名于世。它的内部有赫赫有名的镜厅，为后来凡尔赛的荣耀预埋铺垫（1678年），最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此时，热那亚的杰出画家是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Alessandro Magnasco），我们可以由芝加哥艺术学院（Chicago Art Institute）的《西纳戈》（Synagogue）和卢浮宫的《波希米亚劫掠》（Bohemian Repast）这两幅画中来考察他。威尼斯仍不断地滋育各种各样的英雄和艺术家们。25年之久，土耳其的士兵和水手们不断侵扰克里特岛——当时威尼斯的属地之一。10万名土耳其人在这些疯狂的战役中死伤殆尽，虽然有一支5万人的土军曾经占领该岛的一些小城，但它的首都仍然屹立近20年之久，击退了32次大小侵袭。1667年，摩罗西尼受命指挥那些忍冻挨饿的守军，最后虽然投降了（1668年），但没有人敢说威尼斯的退却是懦弱的。1693年，年届75岁高龄的摩罗西尼率领威尼斯舰队进犯，土军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撤走了。他当得起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笔下的英雄本色——勇迈、坚韧。

巴尔德萨尔·隆盖纳（Baldassare Longhena）是另一位这类耆老英雄。1632年，他设计了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47年后，他在大运河上建造了佩沙罗（Pesaro）宫，以双排的圆柱和重重飞檐来增加它的壮丽；1680年（此时他已76岁），又设计了雷佐尼科宫（Palazzo Rezzonico），后来布朗宁（Browning）就死在这里。塞巴斯蒂安诺·里奇这个老家伙几乎使威尼斯的影响遍及半个欧陆。他生于威尼斯的贝卢诺（Belluno，1659年），曾经到过佛罗伦萨马露赛利（Marucelli）雕塑宫，然后在饥饿的状态下走遍米兰、博洛尼亚、皮亚琴察、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他在英国停留十年，到过查尔希医院、伯灵顿馆、汉普顿宫等处学画，差一点没赶上新圣保罗教堂的整修。然后他到巴黎，被选入皇家艺术学院。他的作品《狄安娜》（Diana）和《那菲斯》（Nymphs）画得跟布歇（Boucher）一样鲜丽，兼具柯勒乔的明朗。里奇活到1734年，他的技巧传入18世纪，也为蒂耶波洛（Tiepolo）领导下的威尼斯画会的印第安夏季风格铺设了道路。

博洛尼亚学派（Bolognese School）并未施出全力。卡罗·西格那尼（Carlo Cignani）因为替弗利的教堂画壁画而一举成名。斯班格努罗（Spagnuolo）在他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中，将自己表现成一个忘却俗务、埋头绘画的人。乔万尼·巴蒂斯塔·萨维（Giovanni Battista Salvi）在《祈祷中的圣母》（The Madonna Praying）中，表现全然奉献的无私，而在《圣母与圣婴》（Virgin and Child）中，表现一位单纯的母亲抱着婴儿的喜悦。

有两位托斯卡纳大公带领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进入18世纪。他们是斐迪南二世和科西莫三世。1659年，锡耶纳以《帕利奥》（Palio）一画声名大振：由10队卫兵卫护着游行，制服鲜明整齐，沿街装饰着建筑物、旌旗、花朵及装扮入时的妇女，然后是卫队中的马夫疯狂的拼斗，为圣母玛利亚而拼命。佛罗伦萨目前只有几位不知名的画家。卡罗·多奇（Carlo Dolci）继续以感伤的色调描绘圣母和圭多·伦尼（Guido Reni）诸圣，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杰作《圣塞西莉亚》（St.Cecilia）。贾斯特斯（Justus Sustermans）从佛兰德迁徙到佛罗伦萨，在比蒂画廊（Pitti Gallery）以惊人的手笔绘肖像——不仅仅只是画伽利略的头部之类，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不同，他画中的摩西看起来倒像是一位立法者。

罗马的艺术从宗教改革的束缚中复原，又蓬勃起来，教皇恢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奖励文学、戏剧、建筑、雕刻和绘画。英诺森十世整建拉特兰诺（Laterano）的圣乔万尼教堂。亚历山大七世委托贝尔尼尼在圣彼得教堂广场，以四倍大的飞檐层建造花岗石雕像——包括284个圆柱和88个半壁柱，巧妙地把黄金掺入石中。同一时期，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重建圣玛利亚教堂，在这里，拉斐尔的西比尔斯仍然屹立不坠。吉罗拉莫·雷纳尔蒂（Girolamo Rainaldi）和他的儿子卡洛一同建造比萨纳沃那（Piazza Navona）的圣阿格尼丝教堂。父子又锦上添花地设计圣母祠教堂，卡洛更把坎皮特利（Campitelli）附近的圣母玛利亚神祠以圣母的幻想重加改造。据说此祠曾经扫除了1656年的一场瘟疫。大主教和贵族们竞以富丽的建筑装饰自己，便有了多利亚宫（Palazzo Doria）和科罗纳宫（Palazzo Colonna）附近巴洛克式的画廊。弗朗西斯科·卡瓦利（FrancescoCavalli）为博罗格勒蒂家族在耶稣与圣母教堂（the church of Gesù e María）刻画一座墓碑，足以使活人转而羡慕埋在地下的死者。

许多画家在罗马备受考验。卡洛·马拉提（Carlo Maratti）代表17世纪下半叶后期的巴洛克风格。他的画像《克莱门特九世》，虽然类似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表现手法却比他高明。他的另一幅画《天堂中的圣母与圣者》（Madonna with Saints in Paradise），重复这个技巧，但看起来美妙无比。克莱门特十一世想把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复原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便是马拉提，因为这项修整不仅会危害画像，也对复原者构成相当大的危险。乔万尼·巴蒂斯塔·高利被耶稣会士选为耶稣堂的绘画者，不过，他们有一位当时最能干的艺术家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他在23岁时加入他们的行列。在耶稣堂的设计中，他描绘出圣伊格纳休斯（St.Ignatius）祭坛，这是巴洛克艺术的最佳表现之一。1692年，波佐发表论文《建筑图式的回顾》（“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后来以多国语言出版。与两个世纪以前的乌切洛（Uccello）一样，安德烈亚以精彩的虚幻手法来发展他的研究，代表作便是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神庙。列支敦士登诸侯邀他到维也纳。他便在此地穷毕生之力卖命工作，卒于1709年，享年67岁。

此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集中在那不勒斯。在这里，各种文明蒸蒸日上——音乐、艺术、文学、政治、戏剧，而且总有一些激动人士，绘出动人的女性曲线来。罗萨（Salvator Rosa）深深爱上这种生活方式。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有一位教父教他绘画，他的姐夫是里贝拉（Ribera）的学生，罗萨本人正好赶上这个大场面，另一位教师把战场上的素描传授给他。罗萨便以这种构图闻名一时。这些作品都可在那不勒斯国立画廊或卢浮宫见到。后来他由战场转到风景的描绘。即使如此，他仍以粗犷手笔描绘大自然的变化，如在卢浮宫中的一幅画中，他以浓云与灰暗衬托碎石和枯叶。兰弗兰克（Lanfranco）劝他到罗马为主教效劳，他照做，果然如其所愿。但1646年，他急于赶回那不勒斯，参加马塞尼罗的革命。革命结束后，他回到罗马为高僧画像，并写一些讽刺教会奢侈的小品文。他接受吉安卡洛·美第奇红衣主教的邀请，与他同往佛罗伦萨。他在那里住了9年，忙于绘画、弹奏乐器、填写词曲，偶尔也玩些游戏。之后，他再次回罗马，住在普桑和洛兰曾经住过的平丘山（Pincian Hill）。教会知名人士对他的长篇大论报以微笑，因为他们爱他的画更甚于他的文采，纷纷前来要求其绘像。有10年之久，他一直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画家。他虽然为圣者和先哲画些传统的图片，但在版画中，他同情那些可怜的士兵和受难的农人们。这些作品才是他得意的上乘之作。

唯一威胁他名声的，是另一位那不勒斯人卢卡·焦尔达诺（Luca Giordano）。早在8岁时他便是一位画家。后来他在圣·玛利亚·拉·诺沃教堂作画，绘得如此生动，使当地总督看了后倍加赞赏，随即给他一些金币，并把他推荐给里贝拉。他跟这位大师学画近9年，他的临摹作品几可乱真，令人叹为观止。他很想到罗马观摩拉斐尔的神祠，但他那位专靠售卖卢卡作品为生的父亲，不准他前去。他只好逃跑，不久临摹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和法内尔塞宫等处的佳作。

罗马看腻之后，他跑到威尼斯，把提香和柯勒乔的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不过，他自己也略加创作，这些作品也博得很高的评价，我们可由威尼斯学院的《耶稣被钉十字架》（Crucifixion）和《耶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中得到证明。回到那不勒斯后，他以高明的技巧装饰了不少教堂和王宫，完美到使他的敌手无从找到瑕疵。后来，科西莫三世邀他到佛罗伦萨（1679年），他为科西尼教堂（Cappella Corsini）所作的壁画，博得一致的喝彩。他的朋友卡罗·多奇（Carlo Dolci）因为感觉敌不过他的成就，愤恨而死。意大利有关艺术家的传说与圣者的足迹一样多。另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高价征求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的设计，起初他对卢卡的拖延大感不满，但两天后，他看到完成品，美妙异常。“这幅画的画者，”总督兴奋地说，“如果不是天使，便是妖魔鬼怪的化身。”

这位魔道天使的声名远播到马德里，查理二世立即邀他到西班牙宫廷。此时国王虽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仍然慷慨地送给他1500个金币，并为他准备了一个皇家画廊。焦尔达诺快要抵达马德里时（1692年），早有6辆皇家马车在半路上迎接。年届67岁的他，立即在埃斯科里亚尔开始作画。他在教堂的大梯雕塑壁画，在教堂的圆顶画出天堂的“微笑”，把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画在天堂乐园——所有他们的罪恶，似乎都在哈布斯堡的三位一体下得到宽恕了。其后两年，他画了许多壁画，后来被西班牙艺术史家形容为埃斯科里亚尔的最佳代表作。他在那里及阿尔卡萨城堡（Alcazar）、马德里的皇宫、布恩·雷蒂诺（Buen Retiro）、托莱多教堂和各大都会拼命作画，产量之丰引起他的同行讥讽。他每天工作近8个小时。同行们也羡慕他的大宗财富，他自己起居简朴，把大部分的钱财用来购买昂贵的珠宝，作为一项保险的投资。人性的虚荣是无法改变的，宫廷上下都爱慕他，甚至查理二世本人有时也开玩笑说，他比国王还伟大。

查理死于1700年。焦尔达诺仍然滞留西班牙，并不因王位继承战争有所影响，后来菲利普五世接掌王位，仍然派给他许多重要的任务。1702年，他回到意大利，停留罗马，亲吻教皇的脚趾，然后带着胜利返回那不勒斯。在圣马丁诺的切尔托萨（Certosa）修道院，有一处俯览全城的圆顶，他花了48小时画出一系列的壁画，应用的技巧绝不是一位年近72岁的普通老者所能做到的（1704年）。一年后他去世，死时呼叫着：“哦，那不勒斯，我生命的源泉！”

到他死为止，同时代没有一位画家能赶上他的名声，荷兰市镇的市长、皇帝和国王们互争他的作品，远在英伦的普赖尔也唱出赞美诗。外行人为他的鲜明色彩、人物刻画的力量、景物投射的深广以及表现力而赞叹不已，艺术家们却从这股崇拜的热潮中，回过头来指出他作品中的急促，不调和地把异教和基督教的观念或主题掺杂一处，以及态度的紧张、光线的夸大、和谐和宁静的缺乏。卢卡那种迎合大众口味的形式，早为内行者所诟。评价是很难有定论的，因为美感本身缺乏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至少在主观上，可由个人在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力及其维持美誉的长短，来判断他的伟大性。焦尔达诺具有一位成功者的幸运，即使声名渐衰，也无损于他的英名。

弗朗西斯科·索利梅纳（Francesco Solimena）在卢卡死时恰好48岁。不过，在他的90年生涯中，他带领那不勒斯学派直到18世纪中期。卢卡为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本堂作画，弗朗西斯科另外负责屏障部分。这两件巨作后来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然而，博物馆里另藏有索利梅纳的作品：存于维也纳的一幅画《劫持俄瑞提亚》（The Rape of Oreithyia），描写男性的肌肉和女性的曲线美；在卢浮宫里，有一幅画足可挑战拉斐尔的作品，《赫里俄多斯被赶出神庙》（Heliodorus Driven from the Temple）；在克里莫纳的作品是《苦难圣母像》（Madonna Addolorata），他把天使画得令人愉快无比，如果天堂真的有许多这种天使，我们也将安于不朽了。

克里斯蒂娜的漫游

文学在此时罗马的文化生活中，只占了一小部分。这里也有数以百计的音乐家、诗人、戏剧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遗产，学院则鼓励文学和科学的研究。马里尼那种富于艺术效果的想象，仍然影响着意大利的韵文。塔索尼（Tassoni）讽刺体的刺激、马里尼咏叹调的烈火、塔索尼诗文中的热情，这些作品给意大利诗词的激情和灵感，自然可以从抒情诗中感受到它们的跳跃。

近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如果麦考利没弄错的话，该是菲利卡亚（Vincenzo da Filicaia）。他曾经以动人的抒情诗歌颂苏毕斯基收复维也纳。他们以狂热的奉献之词，欢迎克里斯蒂娜莅临罗马，他更为祖国的失陷而愤慨：

意大利，哦！意大利，你将永远披着

美丽的外衣，受无尽的赞美

也将忍受一切的苦难！

有谁能敌得过，你遗迹的美丽

和生动！有谁的光芒能胜过

你的一切，你愤怒时，又有谁

比你更可怕！

哈勒姆是欧洲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他认为圭迪而不是菲利卡亚，把“自己提升为意大利抒情诗中的最高峰”，且“以为他对命运的吟诵，至少可比拟任何以意大利语所作的抒情诗”。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在麦考利与哈勒姆、圭迪与彼得拉克、菲利卡亚与拜伦、雪莱与济慈中，比出高下来。

圭迪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克里斯蒂娜的罗马沙龙里吟诵诗篇的人之一。瑞典女王不仅有大国之王的头衔，还是各种学问的赞助者，索默斯和笛卡儿曾经是她的座上客。如今，她为了信仰问题放弃王位，她和她父亲拼命维护新教，她远涉重洋亲吻教皇的脚趾——所有这些，在欧洲的心灵上曾经引起一连串的战争和革命。

她离开瑞典时才28岁（1654年）。她提名的表亲查理十世继承王位，后者送给她5万克朗赞助她的远行，瑞典国会也给她一项特别的收入，并准她在扈从方面保有女王的特权。匆促地路过丹麦后，她抵达汉堡，令当地居民大为骇异的是，她竟然寄居在一位犹太商人家中，这位商人一直是她忠实的经纪人。经过信奉新教的荷兰时，她采用化名，然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安特卫普以真面目现身，受到利奥大公、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另一位逊位的皇后）及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笛卡儿的学生之一）的官方款待。然后，她前往布鲁塞尔，接受群众的礼炮、烟火和欢呼。有一段时期，她很高兴地玩玩球类、竞赛、野猎和游戏，马扎然从巴黎派遣一个剧团演员来取悦她。在除夕晚会上，她私下放弃路德派的信仰，并宣称她“不再接受任何教派的传道”。她在佛兰德斯到处游荡时，罗马大公会议早已决定以官方仪式迎接她走进教堂和意大利。离开布鲁塞尔后，她很悠闲地游玩至奥地利。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她正式接受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她在意大利的旅程可以和战胜归来的恺撒相映成趣。各地城市主动为她清扫、装饰门面。在曼图亚、博洛尼亚、法恩扎、里米尼、佩萨罗、安科纳等地，排满了欢迎她的祝宴和庆典。最后，在一片灯火辉煌中，她终于抵达罗马（1655年12月19日）。翌日，她到达梵蒂冈，接受亚历山大七世的欢迎。在那里停留3天后，她便在高级教士的卫队保护下正式入城。乘着一匹白马，她昂然地通过凯旋门和波波洛城门（Porta del Popolo），然后在士兵和群众的夹道欢呼中进入罗马。令人觉得一位女人的改变信仰，仿佛能抵消所有新教的改革似的。

所有这些活动结束后，克里斯蒂娜便自由行动，接见各地的主教、高僧和学者，造访各处的博物馆、图书馆、学院和遗址。她知道的有关意大利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知识，使她的向导黯然失色。许多大家族纷纷以宴会、礼物和赞美来款待她。50岁的科隆纳红衣主教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为她沉醉，使教会不得不把他支开，免玷圣誉。不久，她发觉自己处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内讧之中。瑞典因为和波兰交战，经济紧缩，于是停止她的津贴。她只好变卖珠宝，还向教皇借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债。

1656年7月，她起程访问法国，同样受到官方的礼遇，她骑着一匹满是锦绣的白色战马进入巴黎，1000名骑兵在前恭候，群众夹道欢呼，官员们以特选的鲜花进贡给她。马扎然派去的特使吉斯公爵形容她为：

不高，但有丰满的腰和浑圆的臀部；手臂细致，双手皎洁、美好；不过，浑身上下看起来倒像是一位男人，而不像女人所应有的……脸孔大得没有额角……鼻略弯钩，嘴部厚重，但不至于不调和……双眼清澈，炯炯有神……一顶奇怪的头饰……一头厚高的男性假发……她的穿着类似男人，声调和仪态也有大丈夫之风……她很亲切而且平易近人，能说8种语言，特别擅长法语……好像她就生在巴黎似的。她知道的比法国国家科学院和巴黎神学院的学者们还多。她以敬佩的心情来了解绘画，一如她所做的其他事情一般。她是一位超俗出众的人。

她被安置在卢浮宫国王的官邸中。不久吉兹公爵引导她到贡比涅，接受年仅18岁的路易十四的欢迎。宫廷的仕女们围绕着她，对她那身男人打扮和措辞不知所措。莫特维尔夫人说她“初见面时，好像是一位落难的吉普赛人，不过，后来我慢慢习惯她的打扮……我发觉她的眼睛清澈有神，春风满面，雍容华贵。最后，我竟然喜欢上她了”。不过，一般说来，那些浸淫在法国仪态、时装、欢场和优雅气氛里的仕女们，还是不能适应克里斯蒂娜的散漫，对她“那种狂然大笑、言词中的自由思想、对宗教和性方面的论点，持保留态度……她极力辩论妇女无知的不当，而且不分题目的好坏善恶，都能谈得津津有味，她根本是胸无城府”。伏尔泰认为法国仕女对这位粗犷、不合规范的下野女王，未免断言过早。“在法国宫廷，”他说，“没有一位女人的智力抵得过她的。”克里斯蒂娜自己认为宫廷的仕女们未免过分造作，男人则过分女人气，两者都不太真诚。在贡比涅到巴黎途中的圣里斯，她被安排去见一个女人，名叫尼侬，这位女人被认为是一个败德、恶行、懒散、妖艳而狡黠的人。全法国女人中，她只对这位表示心许。她发觉尼侬有出家为尼的倾向，便与她细谈，并赞成她抛弃结婚的念头。在访遍各处的文化机构和有名的艺术品后，她返回意大利（1656年11月）。

1657年9月，她再度造访法国。这次所受的招待不如上次隆重，却也荣幸地住在枫丹白露。她对侍从的行为令法国上下大吃一惊。她的侍从官莫纳尔代斯基（Marchese Monaldeschi）居然参加背叛她的行动，这是她从拦截他的来往信件获知的。更坏的是，他还检举另一个人也参与了这项阴谋。她把信拿给他看，指派一名教士听他忏悔并赦免他犯的罪，再由卫队施以死刑。法国朝野大为震惊，甚至那些承认瑞典国会声明的人士，也对她在法国国王宫中行刑的行为颇有不满。虽然如此，克里斯蒂娜仍然获准在巴黎过冬，也可以享受各种球类和游戏，直到1658年5月，她动身前往意大利。

由于瑞典停止供应她的收入，传说她曾经为此向利奥波德皇帝求借军队，以便由她自己指挥攻打查理十世。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以每年10.2万金币为条件，要她取消这种冒险。她再度回到瑞典（1660年、1667年），争取财源，也许是争回她的王位。最后补助还是拨下来了，但在斯德哥尔摩，她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路德派教士控告她企图使全国转奉天主教，因而禁止她在官邸中望弥撒。经过这几次返国后，她在汉堡归隐。1668年，她派人到华沙争取波兰王位，这项王冠是由卡西米尔遗留下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九世支持她，波兰议会却以许多理由反对她，其中之一便是她拒绝结婚。因此她只好于1668年11月回到意大利，直到去世。

这最后的20年是她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她在科西尼宫的住所成为全罗马最富典范的沙龙，各处的主教、学者、作曲家、贵族和外交官员，时常挤满这个地方。她在此接待过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也接受阿尔卡恩格勒·科里利（Arcangelo Corelli）为她奉献的第一首奏鸣曲。她的房间装满肖像、雕像和其他特选的艺术品。她搜集的手稿后来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珍品之一。她批评意大利散文中的空洞形式，刺激圭迪去领导净化语言的工作，精确用字遣词。她自己的传记便是简洁而有力的代表范作，她的《格言》（Aphorisms）简直成为那些不能享受生命的妇女的代言之作。她不是一位心地狭窄的人，曾经谴责法国教会在废除《南特诏书》上所使用的暴力。“我看法国，”她说，“是一位病人，她的手脚俱被砍断，因为她不能以谦谅和耐心来解决问题。”贝克以为这或许是她一度信奉过的新教留下来的余毒吧。她不满这种猜测，他只好写信致歉。她接受了，不过，附带条件是他必须送她新的或有趣的书。

她逝于1689年，享年63岁，葬在圣彼得教堂。3年后，乔万尼·马丽亚·克斯辛姆拜尼（Giovanni Maria Crescimbeni）设立阿卡迪亚学院（Arcadian Academy）来纪念她，成员大多是她以前培养的那些人。他们继续以田园诗歌相互吟诵，他们自称为牧人，故意取一些粗鄙的名字，在田地里聚会。他们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设立分会，尽管在形式上有所歧异，但总算结束了意大利诗词中的幻想与浮夸风格。

从蒙特威尔第到斯卡拉蒂

在17世纪的社会阶层中，意大利音乐一直是生活上的注解和必需品。一群伤感的人对西班牙和教皇维持的和平无可奈何，只好在歌剧上发泄，或在抒情的调子里无端地为爱情奋斗。

乐器的演奏在于出奇制胜。风琴如今成为一种装饰的伴奏乐器，手部有两个键盘，脚部也有一个，另外加上几种变换的休止符。当然，也有为路边演奏的“手提”风琴。早在1598年，我们就可看到一种键盘乐器，被称为“Piano e forte”，据记载是由阿方索二世在摩德纳首先使用的。不过，这种乐器跟大键琴和早期的小型竖式钢琴有多大不同，始终是一个谜。一直等到一个世纪后，我们才再度听到这种乐器的演奏。1709年，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meo Cristofori）——此人为佛罗伦萨大公斐迪南·美第奇家族培养出来的演奏家，演奏过一种羽管键琴乐器，它虽与大键琴大同小异，演奏起来却大异其趣。音符是由打击弦敲奏，而声音可以按照手指的轻重来调整高低——在这以前的乐器，音符是由金属琴拨打击琴弦，而声音没有变化的可能。钢琴在18世纪慢慢地取代大键琴，不仅是因为它能奏出“高低声响”，还因为键盘不像琴拨那么容易坏。

小提琴在16世纪由七弦琴演变出来，别具一格，主要发源地是布雷西亚（Brescia）。安德烈亚·阿马蒂（Andrea Amati）把小提琴的制作技术带到格里莫纳（Cremona），他的孙子尼科洛（Nicolo）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作家。后来他的学生安德烈亚·瓜尔内里（Andrea Guarneri）和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青出于蓝，迎头赶上。瓜尔内里本人也是世代相传：安德烈亚和他的儿子彼得罗和朱塞佩（Giuseppe）一世，孙子贝内西亚、孙侄朱塞佩二世——他的小提琴是大师帕格尼尼（Paganini）最喜爱的一种。最古老的小提琴，按照斯特拉迪瓦里在22岁的记录，是1666年制成的，上面有本人的记号——一个马尔泰塞（Maltese）的标志和签名，A.S.包在一个双括弧内。后来，他得意地把名字缩为“斯特拉迪瓦里”。他拼命工作，省吃俭用，活了93年。他那种超然的漂亮、精致、音质和结构，为他赚得一笔横财，而他的名字也成为克雷莫内塞（Cremonese）引以为豪并受其荫庇的符号。据说他制成了1116把小提琴、中音提琴和大提琴，其中540把存留至今，有些售价高达1万美元。

乐器的改良刺激交响乐的发展及管乐作曲和演奏的成长。作曲家和演奏家发现小提琴具有人类声调没有的华丽和变动幅度，他们能够清楚地变化音阶的伸缩性，他们也可随意变调，可以舍弃乐曲的定型，而走向新的韵律、改革和试验。把许多乐器排在一起时，作曲就可以不受舞蹈和声乐的限制，可以按照各个特色演出新的效果、调和及形式。托马索·维塔利（Tommaso Vitali）率先以无比的华丽演奏小提琴奏鸣曲，取得了敏锐、缓和而富生气的效果。阿尔卡恩格勒·科里利是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以小提琴的奏鸣，形成18世纪室内乐的风格。他和意大利的维塔利及德国屈瑙和赫恩里奇·冯·毕勃（Heinrich Von Biber）合力把奏鸣曲改成独奏的结构和形式，以异于声乐的合唱曲。科里利首先以协助曲的形式——由两把小提琴和一支大提琴引导弦乐——写下单纯而乐曲化的作品，圣诞协奏曲，这样一来他为维瓦尔迪（Vivaldi）和亨德尔的协奏曲及巴赫的组曲铺下一条宽广的大路。科里利的乐曲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流行到18世纪。伯尼于约1780年说过：“只要目前的音乐还可陶冶人类的耳朵，他们的声名便可不朽。”

诚如科里利为小提琴作曲中的高手，亚历山德罗·斯特拉德拉（Alessandro Stradella）则以独唱、二重唱、三重唱及圣乐而执当时乐团的牛耳。他的生命本身便充满戏剧色彩，曾被人编排为舞台剧和一出歌剧。以一位威尼斯声乐老师的身份，他获得一项悲剧性的成功。他的一位贵族学生奥尔腾西娅，本来与威尼斯议员阿尔维塞·孔塔里尼订有婚约，却和老师亚历山德罗私奔到罗马，这位议员派遣狙击手企图将他们谋害。可是这些略有音乐修养的职业杀手，在听过他在拉特拉诺的圣乔万尼教堂唱出《圣乔瓦尼》的主题曲时，被他优美的歌声感动（故事如是说），他们只好放弃谋杀，并警告他和他的情妇赶紧躲开。这对恋人逃往都灵，不久，亚历山德罗的美妙作曲和歌声，又使他暴露在危险中。孔塔里尼改派两名不懂音乐的凶手去杀他，他们把他打得半死。恢复过来之后，他便和奥尔腾西娅结婚，逃到日内瓦定居。可是，好景不长，这位议员派密探找到他们，终于把他们刺死（1682年）。曾经救过他一命的圣乐，在他死后仍然盛行了近一个世纪，也为亨德尔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此时歌剧早已风靡整个意大利。威尼斯在1699年已有16所歌剧院，1662年至1680年，上演着近100个不同的歌剧。那不勒斯对歌剧的爱好仅略逊于前者。在罗马，它象征着音乐进一步的世俗化，克莱门特九世在未成为教皇前，也曾经谱过几首音乐喜剧。蒙特威尔第后，意大利歌剧的格调曾经有过短暂的枯萎，歌剧的情节丧失了它的尊严和意义，反而发展了荒谬和暴力。蒙特威尔第的学生之一卡瓦利把独唱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后，听众便有延续歌剧风气的要求，并为歌剧的停顿深感不满。从前，女高音或女低音都由阉过的男孩或成人来演唱；如今，真正的女高音开始起来与这些“歌后”一较高下。弥尔顿为莱奥诺拉·巴罗尼谱成拉丁情歌，那不勒斯热烈欢迎莱奥诺拉的母亲阿德里安娜·巴西莱，她是此时的首席女歌手。舞台设备于此时也达到高峰：根据莫尔门蒂（Molmenti）的说法，在17世纪威尼斯的圣卡夏诺剧院，已经可以排出一所皇宫、一处森林、一片海洋和奥林匹克蓝空。马尔坎托尼奥·切斯蒂（Marcantonio Cesti）曾努力把歌剧由抒情的曲调中拯救出来，增加序曲的幅度和分量，使它更切合故事，而以叙唱调来转换歌曲。切斯蒂和科里利两位都是音乐使者，各自把意大利歌剧带到路易十四治下的巴黎和利奥波德治下的维也纳。就歌剧来说，阿尔卑斯北方的欧洲几乎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此时主要的剧作家是斯卡拉蒂。他的儿子德梅尼科虽然略夺他的声名，但一直到最近，斯卡拉蒂这个名字还是意指父亲，而德梅尼科只是这个盛名之下的一名琴手。斯卡拉蒂生于西西里（1659年），13岁时来到罗马，在卡里西米（Carissimi）手下学过一阵，后来受到斯特拉德拉作品和行为的影响，20岁时发表了有名的处女作《纯真》。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喜欢它，便把斯卡拉蒂收在旗下，在她私人剧院里上演另一出歌剧。1684年，他接受那不勒斯西班牙总督的委任，他在那里停留18年，产量甚为惊人，到他死时，至少已有114出剧作，多半还存留至今。也许在这个时期，萨利默纳为他画了一幅有名的画像，挂在那不勒斯的音乐学院——一张修长的脸，敏感、凝神而果决。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困扰着那不勒斯，因而拖欠了斯卡拉蒂的薪水，他只得带着眷属在斐迪南的保护下，前往佛罗伦萨继续工作。一年后，他以红衣主教特使的身份路经罗马。这位胸怀大志的主教，继克里斯蒂娜后，成为罗马艺术的中心和赞助者，并把旺盛的精力分散到文学、艺术、音乐和情妇上。1707年，斯卡拉蒂抵达威尼斯，发表了精心杰作《米特里达特·尤帕托雷》（Mitridate Eupatore），这是一出完全舍弃爱情、别出心裁的作品。那年，那不勒斯是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新任总督邀请斯卡拉蒂回到他以前的岗位。他同意，于是在此度完他生命中另一个10年，也是他声名大噪的顶峰。

他的歌剧立下的风格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斯卡拉蒂把前奏曲发展成与歌剧本身不相干的作曲，把它分为3个部分，到莫扎特为止，一直是前奏曲的典范：快板、慢板、快板。抒情曲部分为18世纪立下典型和往返（da capo）的形式，即由第三部分重复演唱第一部分。他把热情、温雅和浪漫的色彩注入其中，使歌曲充满了活力和即兴作用。不过，过分造作破坏了其中的感觉。他曾经一度拒绝群众要求的感伤风格，后来还是妥协了，使此后50多年的歌剧充满了欢欣、喧吵而毫无风格可言：歌剧要等到格鲁克（Gluck）才有新的生命和形式。在维也纳和巴黎（1762年），到处都可听到《奥菲欧与尤丽狄茜》（Orfeo ed Euridice）之类的美妙歌声。

葡萄牙（1640—1700）

布拉甘扎（Braganza）公爵加冕为约翰四世时（1640年），葡萄牙便开始开展为脱离西班牙而奋斗的28年战争。

法国在这段时期对葡萄牙大加援助，一直要到1659年马扎然与西班牙订立《比利牛斯和约》后，才中止这项援助。阿方索六世改向英国求援。布拉甘扎把凯瑟琳送到伦敦作为查理二世的王妃后（1663年），又把孟买、丹吉尔及50万镑作为陪嫁，英国回报以武器和军队。靠这些及其他的协助，葡军一再打败西班牙，《里斯本条约》订立后，西班牙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佩德罗二世以《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1703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两国同意关税互惠，葡萄牙可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而英国由葡萄牙进口酒类和水果。这样一来，18世纪的英国人也可痛饮波尔图进口的葡萄酒，而不必转手购买法国波尔多的红葡萄酒。这种经济的联合，防护了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免受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侵扰。

1693年，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发现黄金，这使佩德罗二世顷刻之间暴富，使他在1697年后，可以不要议会的拨款而在里斯本建造欧洲最豪华的宫廷。然而，美洲的黄金也在西班牙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被用来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用来资助本国的工商业，本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甚至波尔图的葡萄园也落入英国人手中。

葡萄牙的作家们一贯地秉笔直书。里斯本的梅洛在念完圣安东尼耶稣书院后，加入佛兰德斯西班牙军团，参与了好几次战争，后来还为西班牙国王在平息卡塔兰的叛乱中奋战不懈。休战后，他便写下这段历史《加泰罗尼亚战史》，这本书后来成为葡萄牙人写作西班牙文学的经典之一。葡萄牙宣布脱离西班牙后，他马上改向约翰四世效命，备受欢迎，被派去指挥一支葡萄牙舰队。不久，他与迷人的维拉女伯爵陷入情网，但被她的丈夫逮捕，监禁了9年。在同意流放巴西的条件下，他被释放到比亚，在此写下《自歉对话》（Apologos Dialogaes）。1659年，他获准回国。在残余的7年中，他发表了许多有关道德和文学的著作、出版了一些诗集，并按照莫里哀的《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架构和幽默，谱了一出戏剧《庸俗的贵族》。虽然他以西班牙文著作，葡萄牙人仍然热切地欢迎他，以他为傲。

维埃拉（Antonio Vieira）是另一个典型。他生于里斯本（1608年），童年在巴西度过，在比亚受到耶稣会士的教导，后来参加他们的组织。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以敏捷的口才和雄辩的小册子，要求由政府来带领基督教义的施行。有一次，他受命前往葡萄牙（1641年），约翰四世钦服于他的完整人格和多才多艺，邀他担任皇家会议的议员。他为祖国的独立始终奋力不懈。他鼓吹改革宗教裁判，不分阶级进行课税。他建议允许犹太商人进出葡萄牙，并提议取消旧教徒和新教徒（改信的犹太人）的区别。他是耶稣会士中，充满活力、才能和温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

回到巴西（1652年）后，他以传教士身份前往马拉尼。可是，他那种不留情地谴责奴隶的野蛮和道德的态度，激怒了当地人，把他逐回葡萄牙（1654年）。他在国王面前为受奴役的印第安人请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回到南美后（1655年），他花了6年的时间，充任“巴西的使徒”，在亚马逊河及附近地区旅行探访。每天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往于吃人的部落之间，教导土著人有关文明的艺术，并且鼓动他们反抗主人。所有这些，又使他被贬回葡萄牙（1661年）。宗教裁判所控告他散布危险的异端和放纵的思想，加以逮捕（1665年）。他着实为裁判所中的犯人遭受的虐待而感到惊骇不已——5个人被关在“9×11”尺宽的地窖里，唯一的自然光线便是来自顶上的一个小孔。两年后，他被释放了，却被禁止写书、讲道或教书。他前往罗马（1669年），受到克莱门特十世的礼遇，以他的雄辩说服了主教和一般教民。瑞典的克里斯蒂娜想请他做她的精神导师而不得其道。他在教皇面前陈述宗教裁判所的不当，认为是一种对教会的侮辱，也将是葡萄牙衰弱之源。克莱门特听后，下令把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案件一概送到罗马裁决，英诺森十一世甚至把它关闭了5年。

印第安人虽然胜利了，却颇觉孤立，维埃拉再度前往巴西（1681年），在此一直以耶稣会士和使徒身份埋头工作，直到89岁高龄去世。他的著作计有27卷，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神秘的呓语。然而，他的讲词可媲美波舒哀，成为葡萄牙语的伟大经典之一。他的爱国和改革赢得新教的桂冠诗人骚塞（Southey）的赞扬，称誉他为国家和时代里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家。

西班牙的衰败（1665—1700）

1665年的西班牙仍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帝国。她统治了荷兰南部、萨迪尼亚、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公国及美洲南北的广大领土。可是，她没有足够的海军和军力来控制这些分散地区的商业和主权。花费巨大的“无敌舰队”被英国（1588年）和荷兰（1639年）相继打败。西班牙的军队在罗克鲁瓦（1643年）和朗斯（1648年）之役中溃不成军。西班牙的外交在《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下，默认了法国的胜利。西班牙的经济主要依赖美洲的黄金和银块，然而运输时常遭受荷兰和英国舰队的阻挠。西班牙依赖进口黄金及人民对贸易的漠视，阻碍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大多数西班牙的商品都以外国船只运送。西班牙船只航行西、美之间的次数，1700年比1600年减少了将近75%。手工业品从英国和荷兰进口，一部分利用出口酒、油、铁和毛线来抵消逆差。贸易因以黄金交易，美洲黄金充其量只是经过西、葡，便又转到英、法和联合行省的手中。科尔多瓦和巴伦西亚一度以手艺闻名，如今明显而急速地枯萎了。穆斯林的叛变破坏了农耕，货币的不稳也扰乱了财政。道路奇差无比，运输条件尚在原始阶段，这使沿海或通商口岸可以购买比本土出产还要便宜的各种物资，甚至包括谷物。苛捐杂税繁重，生活水准普遍低下，使无数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家园、商店，最后连国家也抛弃不顾了。婴儿死亡率极高，限制着家庭规模，无数男女纷纷成为修士或修女，其他数以千计的人则设法逃到远方。塞维尔、托莱多、布尔戈斯和塞哥维亚丧失了部分人口。17世纪，马德里由40万人减为20万人。西班牙逐渐丧失了它的黄金之源。

在贫穷肆意横行之际，上层阶级却不断地搜刮、挥霍财富。贵族们一直靠剥削土著或进口财物致富，又以工业或商业的投资持盈保泰。他们彼此以珠宝和珍贵金属竞富，房屋力求华美，家居力求奢侈。艾瓦公爵有7200个金银器皿和9600件银器。斯蒂利亚诺亲王以黄金和珊瑚为妻子镶造金椅，重得无法使用。教会在赤贫的包围中也仍然保持富有，甚至更加富有。圣地亚哥大主教曾经想用纯银建造教堂，被否决后，退而以大理石建造。人民的血汗成为上帝的财富和荣耀的源泉。

宗教裁判所的权威仍在，甚至比政府还吃得开。公开焚烧的判决比以前少了，不过，那也是因为异端被烧得差不多的缘故。英国天主教徒的无所不为，根本不能和西班牙新教徒遭受的迫害相比。克伦威尔不能保护那里的英商。英国大使馆中信奉新教徒的仆人，于1691年遭受裁判所的逮捕。同年，大使馆的英国牧师尸体被当地人挖出后加以鞭笞。改信的犹太人仍然以非法集结犹太集会的罪名，惨遭焚烧之痛。在马略尔卡（Majorca）的裁判所，用一次简单的调查中获得的财富，建造了一所美丽的教堂。老百姓们很喜欢观看燃烧的烈火，虽然许多贵族曾多方劝阻，终归无效。1680年，查理二世表示想要亲临焚烧场时，马德里的工匠们便自动为他建造一座圆形观赏台。在工作中他们彼此敦促，尽快完成，那真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劳役。查理和年轻的太太双双穿着庄严礼服到场。120人被判刑，其中21个被判死刑，在大广场上行刑。那是西班牙史上焚烧死刑犯最壮观的一次，有一本308页的书专门描述和批评这个事件。1696年，查理组成大会议（Junta Magna）来监察裁判所的荒谬，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了许多罪恶。裁判所大主判却劝请国王推翻这份可怕的报告。1701年，菲利普五世想看时，便找不到样本了。

教会想利用赞助艺术的手段来赎回它的财富、维持信仰的力量。1677年，莫佐设计了萨拉戈萨的第二间教堂，称作柱堂，夸称它的柱子是圣母由天上传下来的。巴洛克的建筑如今也来到西班牙。几乎一夜之间，西班牙由哥特式的幽暗进展到装饰性的华丽。

此时的大师是丘里格拉（José Churriguera），丘里格拉这个名字一度成为西班牙巴洛克式艺术的代名词。1665年生于萨拉曼卡，他把旺盛的精力表现在建筑、雕刻、收藏和绘画上。他23岁时来到马德里，参加玛丽亚·路易莎王后棺架的设计比赛。他的设计结构复杂，以美妙的尖柱和混杂的蛇腹构成，配以骨架、交叉骨和头骨。这种形式为他赢得胜利。约1690年，他回到萨拉曼卡，花费10年苦功来装饰教堂，建造圣埃斯特万教堂的大祭坛和市议会的豪华大厅。晚年，他在马德里设计了圣托马斯教堂的轮廓。临死之际（1725年），他把工作交给两个儿子赫罗尼莫和尼古拉斯。可惜在施工期间，工程倒塌，压死了许多工人和朝圣者。后来有一个类似丘里格拉式的形式也传到墨西哥，建了一些北美最可爱的建筑。

雕刻是西班牙精神的一项有力的表现。有时这种力量来自一种奇异的写实，在“施洗者”约翰或其他几位严肃的圣者身上，便可嗅出这种风格。巴利亚多利德博物馆供放着两座圣·保罗头像的雕塑。禁坛仍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形式。彼得罗·罗丹（Pedro Roldan）刻过教会的大教堂和塞维尔的德拉·卡里达医院。他的女儿路易莎·罗丹（Luisa Roldan）是西班牙杰出的女雕刻家，曾经在加的斯教堂刻过一群人像。佩德罗·德·梅纳（Pedro de Mena）以他的裸体像（西班牙极少见的艺术）、圣母及马拉加教堂的正堂而闻名一时。他在塞维尔教堂的圣弗朗西斯科雕像，是雕刻的最美好的西班牙式的作品之一。17世纪末，这种艺术也随之衰落了。格子充满装饰品，机械性地装配头、眼和嘴，徒然胡乱加真的头发和衣物、色彩，是为了符合大众的想象和口味。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大师过去了，但仍有一些优秀的大师，卡雷尼奥继承委拉斯开兹为宫廷画师，几乎与他同样地受到爱戴。他是一位崇尚中庸、温文尔雅的人，全神贯注于工作，时常忘记正常的起居作息。他所作的查理二世画像及其宫廷的作品，深得新王的赞赏，他被授予骑士称号和圣地亚哥十字奖章，但卡雷尼奥拒绝这种名过于实的奖赏。

卡雷尼奥在晚年时把工作交给继承人之一科埃略（Claudio Coello），在他的敦促下，科埃略夜以继日地苦干，画出不同风格的效果。卡雷尼奥表示嘉许，推荐他临摹皇家画廊里有关提香、鲁本斯、凡·戴克等人的作品。这种经验帮助科埃略走向成熟。1684年，卡雷尼奥死前一年，科埃略被任为国王的画师。他以《圣仪》（Sagrada Forma）一画受到全国的赞赏，它表现了为查理二世的祭坛奉献的“圣饼”。在这幅画背后有个传说，充分表现了西班牙人的性情。在一场与荷兰的争战中（故事如是说），有一块圣饼被可恶的加尔文教派教徒踏碎脚下，圣饼便四下迸出血液，感化了一位异教徒。剩余的饼被小心地持往维也纳，献给菲利普二世作为礼物。此后，它总是被按时拿出来展览，总是流满鲜血，震慑朝圣者的心。科埃略的画便表现了国王和机要大臣虔诚地跪在这块圣饼面前的神情，近50个人像出现在这幅画上，而且几乎把每个人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呈现出一种壮观的深度。花费两年时间把它完成后，科埃略变成全城上下一致公认的大师。6年后（1692年），意大利来的卢卡·焦尔达诺令他黯然失色。卢卡立刻成为重塑埃斯科里亚尔的主要人物。科埃略完成他的部分后，便封笔了。焦尔达诺抵达一年后，科埃略便去世了，享年51岁。死时，他满怀落寞和羡嫉的心情。

在塞维尔出现戈雅（Goya）之前，西班牙画史上最后一位大师莱亚尔（Juan de Valdes Leal）同科埃略一样，也是葡萄牙出身而在西班牙长大。在科尔多瓦停留数年后，他前往塞维尔向牟里罗的领导地位挑战。由于他的骄傲，他不屑于为他的赞助人描述圣母玛利亚的神韵。他绘《圣母升天日》（Assumption）的圣母像，可是，他的内心和笔力使他忽视生活的快乐，直接绘出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把圣安东尼看到漂亮女人后的骇异逼真地描绘出来。在《迷茫的眼神》这幅画中，他把死亡比作扑灭生命烛火的骨架，在他的幻想中表示了在世俗的喧闹里寻求财富和荣耀的工具——书本、武器、主教的法冠、国王的王冠及一大串的金羊毛。在这个理念下，莱亚尔描绘了一处充满尸体、骨骼和头骨的停尸冢，有一双手垂放其间，一端象征一位骑士，另一端则象征着主教的标志。其中之一标着Nimas（“不再”），另一端写着Nimeuos（“不够”）——教外人士和教会人物都想知道上帝的位置。牟里罗看过这两幅画的第一部分后，向巴尔德斯说：“老兄，这幅画不掩着鼻子是不能看的。”——这可能是嘉许画家的写实，也可能是一个健康心灵对颓废艺术的反应。

颓废成为当时生活的象征，大学在荒谬和贫困中摇摇欲坠。此时，萨拉曼卡的注册学生由7800人降为2076人。在宗教裁判所和《查禁书目》的限制下，所有使教会厌恶的文学作品消失殆尽。有一个世纪之久，西班牙隐蔽地躲过了欧洲各种心灵上的运动，人们颓废的迹象却可以由王朝的衰败看出。

查理二世以4岁幼龄即位（1665年），他在位期间，国家在形式上是由他的母亲玛丽安娜王后掌管，而实质上，先后由她的耶稣会神父尼塔尔及她的情人巴伦苏埃拉接管国政，于是暴乱迭起。奥地利另一位有能力的大臣胡安也因为就任过短，不足以抵制败坏的风气。1677年，年方16岁的国王亲自掌政也抵不住这股衰败风气。也许哈布斯堡王室长期的近亲通婚，早已腐化了他的身体和心灵。查理的颚部突出得无法咬嚼，他的舌头大得无法清晰地发音。10岁以前，王室一直把他当作掌上明珠来调养。他几乎不会认字、读书，所受教育太少，迷信和传说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中。有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把他描述为“病态、低能而高度迷信”。他相信“自己被恶魔附身，是周围人物玩弄野心的对象”。他“结过两次婚”，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根本不能生育”。35岁以前，他便显出短小、癫痫、衰败，秃顶，总是徘徊在死亡边缘，却苟延残喘地挣扎下去，徒然扰乱基督教世界的视听。

西班牙的分裂如今成为欧洲的一出悲剧。除了课税、通货膨胀及美洲金矿的挖掘之外，政府几乎已到破产边缘，根本付不起债务，甚至到后来连国王本人也要设法省吃俭用。行政官僚在不发饷的情况下贪污腐败不堪。贫穷逼使穷人抢夺面包，集结的贫民到处抢掠、杀人。近2万个乞丐聚集在马德里的街头。警察因为领不到薪俸，也纷纷加入罪犯的行列。

在喧嚣、混乱和孤立下，这位衰弱、半身不遂的国王面临死亡的威胁，急于寻找另一位继承者。他的权力在理论上是绝对的。他的一行字即可传播到整个帝国，包括四大洲、奥地利或法国。他的母亲为奥地利请命，可是被拒了，也回绝了那位德国太太的提议。法国大使向他提醒，路易十四娶西班牙太太时的嫁妆尚未给付。因此，她的继承权也被取消了。路易为他自己的权利请命，并用他的权力来加强声势，如果查理忽略这些权利，欧洲便要陷入混战，而西班牙将被撕裂成碎片。查理在不堪重负之下崩溃了。他哭泣，抱怨有些巫婆把厄运带给他。在聆听一群大臣辩论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说要吃面包。

1700年9月，查理终于走到人生尽头。在围绕的人群中，只有托莱多大主教获得接近。他日以继夜地陪伴昏迷状态的国王，不断地向他提醒，只有路易十四才有保持西班牙完整的权力，而且可以把这项权力作为保护天主教会的有力保证。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在路易的催促下，劝告查理让位给法国。最后查理大叫一声，终于签字，把他的领土全部送给菲利普·安茹大公，法国国王的曾孙（1700年10月3日）。11月1日，查理逝世，享年39岁，看起来却像一个80岁的老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命数，终于在战争的阴影下走向夕阳残晖的斜暮。

第十章　封锁中的犹太人（1564—1715）

后裔 [1]

前后历经19个世纪，犹太人被剥夺家园，被迫到满怀敌意的地区找寻避难所，饱受侮辱和压迫，承受突然而来的火灾、驱逐或屠杀，手中又没有半点防御的武器，所依赖的仅有忍受、委曲求全、坚韧不拔和宗教的信仰。他们经历的种种辛酸，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他们的意志未曾崩溃过。在贫苦和厄运中，他们产生了不少诗人和哲学家，呼应着希伯来时代的立法者和先知们。这些人曾经为西方世界奠定精神上的基石。

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早已消失殆尽，仅在西班牙血液里残留一些成分而已。159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所有改信的犹太人，都因为通婚被同化，他们的祖先现在也是良好的基督徒了。”不过裁判所可不同意这种见解，1654年有10个人在昆卡（Cuenca）被烧死，在格拉纳达有12位被烧死。1660年，81个人在塞维尔被捕，其中7位被烧死，罪名是秘密举行犹太人的崇拜仪式。

葡萄牙的情形比较特殊，许多看来改信的犹太人，仍在私下继续信奉犹太教。1565年至1595年，约有100多人被裁判所逮捕。尽管有被发现并定罪的危险，秘密的犹太人仍以显赫的地位——作家、教授、商人、银行家，甚至僧侣和教士——生活在葡萄牙。最有名的几位医生都是不公开承认的犹太人。而在里斯本，孟德斯（Mendes）家族后来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企业之一。

葡萄牙归入西班牙后（1580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在其后的20年，一共举行了50次焚烧仪式，有162人被判死刑、2979人悔罪苦修。有一位圣方济会修士迭戈，年仅25岁，在承认皈依犹太教后，在里斯本被烧死（1603年）。许多改信教徒，发现葡萄牙的裁判所比西班牙的还要残酷，便设法移民到西班牙。1606年，他们以186万金币的代价贿赂菲利普三世，并以稍少的钱收买他的大臣，才劝使国王从教皇克莱门特八世那里得到一纸圣谕，命令葡萄牙宗教裁判所释放所有因为精神上的偏差而被捕的改信教徒。在一天内（1605年1月16日），有410人获得自由。但这次贿赂的效果并不长久，菲利普三世死后（1621年），葡萄牙又开始施行恐怖政策：1623年，有100位“新教徒”在新蒙德摩（Montemoro Novo）这座小城被捕；在帝国的文化中心科英布拉（Coimbra），被捕的人数在1626年有247人，1629年有218人，1631年有247人；20年中（1620—1640年），有230个葡萄牙后裔犹太人被烧死，另外逃走的161个人，其肖像也被焚烧，4995人罪状较轻，得以减刑。冒着失去生命和遗失财产的危险，成千上万的改信教徒从葡萄牙逃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就像以前逃出西班牙一般。

大部分流亡的后裔犹太人在伊斯兰国家寻找避难所。在北非萨洛尼卡、开罗、君士坦丁堡、阿德里安堡、士麦那、阿莱波、伊朗等地形成一个个犹太区。在这些地区，犹太人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不过很少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犹太人很快爬升起来，不仅在医界，更左右着国家政治。纳西（Joseph Nassi）为改信犹太人，深得塞利姆二世的宠信，受封为那克索斯公爵（1566年），每年在爱琴海约10个岛屿收税。一位德国犹太人阿什克纳济任1571年土耳其驻维也纳大使，签订和约，结束了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

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因为公爵和教皇们的需要及情势的发展，大受重用。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和那不勒斯，犹太人根本无法生存。1669年的一道谕令把他们排除在西班牙领属之外。在比萨和里窝那，多斯加大公爵给他们最大的自由，因为他急于发展这些自由港的商业。1593年的一道谕令简直是对改信犹太人的邀请：“我们相信，这里将没有宗教裁判所、调查、迫害或控告事件对你或你的家庭不利，过去基督教曾伪装成其他名义对你们加以迫害，但我们相信在这里绝对不容许有这种事。”这个计划成功了，里窝那繁荣了起来，而那里的犹太人社区仅次于罗马和威尼斯，不仅以它的财宝，更以它的文化闻名于世。

害怕犹太人与土耳其联合的威尼斯议会，一再排斥他们，也一再允许他们回来。因为他们在商业和财政上很重要，在工业上更富有无比的潜力，犹太企业家在威尼斯聘用了4000个基督徒工人。住在德国和东方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后裔，都由当地的议会采取保护政策，他们几乎全部住在“犹迪卡”（Giudecca），或叫犹太人区，但没有加以限定。在这条犹太街，住着许多有钱人家，室内堂皇富丽，并有一处设备豪华的聚会所，建于1584年，1655年在建筑大师巴达萨尔·隆盖纳（Baldassare Longhena）的监督下，再予重建。威尼斯的6000名犹太人居住区，是这段时期所有犹太人社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1560年，曾有一群改信教徒从葡萄牙移民到费拉拉，后来教皇受到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于1581年下令加以遣散。在曼图亚，贡萨加大公虽然保护犹太人，却不时地向他们敲诈和“借贷”。1610年，所有此地的犹太人被关在一处绕以围墙的社区，傍晚关门，白天才把门打开。瘟疫来临时，便责怪是犹太人把它带进来的。在曼图亚继承战中，国王的军队占据此城，把住宅抢掠一空，获得金钱和将近80万件珠宝，并命令犹太人在3天内，携带拿得动的东西尽快离开曼图亚。在罗马，习惯上，教皇保护犹太人，但1565年后的历任教皇，除了西克斯图斯五世外，都保持敌对的态度。庇护五世（1566年）动用所有天主教的力量来限制和压迫犹太人。此后，他们便被限定在犹太社区中，行动上和基督徒是隔离的，他们必须穿着表明身份的袍子，不准占有土地，在任何城市都不准有一个以上的聚会所。1569年，在一道控告他们放高利贷、贪心、施行巫术和神秘法术的谕令中，庇护五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教皇的属地，安科纳和罗马算是例外。格列高利十三世禁止基督教徒任用犹太医生，检查希伯来人的著作，并强迫他们聆听改信的讲道（1584年）。西克斯图斯五世上台后，暂时放松了一阵，他开放住宅区（1586年），允许犹太人在教皇国居住，允许他们卸下附有标志的衣服和记号，允许他们出版《塔木德》和其他希伯来人的文学作品，给他们信仰的自由，并呼吁基督徒以人道善待犹太人和他们的聚会所。但这种基督徒的容忍是短暂的。克莱门特八世重新发布排斥令（1593年），1640年几乎所有意大利的犹太人都住在限制区，一旦步出这些地区，就必须穿着特制的服装，他们被排斥在农业和行会组织之外。蒙田于1581年游历罗马，描写犹太人如何在犹太安息日尚须把60位青年送往佩斯基耶拉的赛阿特和安杰洛教堂，听取改信的讲道。伊夫林也在罗马见过类似的仪式（1645年1月7日），而且发现，改信的人相当少。许多不顺从的犹太人，在身体和人格上遭受长期的限制、侮辱，并导致贫穷。

在法国的犹太人理论上都受到庇护五世所要求的限制，但事实上，他们在工业、商业和银行上的重要性，使他们获得一种默许的容忍。柯尔伯在某次训令中，强调犹太人的商业对法国的好处。犹太裔难民在波尔多和巴约讷及法国的西南部献出的经济动力，使他们得以半公开性地举行犹太仪式。1675年某一队雇佣兵侵犯波尔多时，市议会害怕犹太人的外逃将会粉碎全城的繁荣，“没有他们，”一位副州长说，“波尔多和全省的贸易将会陷入瘫痪。”路易十四把梅斯的犹太人区纳入他的保护之下，一位地方官控告一位犹太人秘密举行残害儿童仪式而判以死刑时（1670年），这位国王反而谴责判决不公，并下令此后对犹太人的控诉改在皇家议会举行。在路易晚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弄得法国面临破产之际，一位犹太金融家伯纳德（Samuel Bernard）把他的财产献给国王。这个骄傲不可一世的王朝对这位“欧洲最伟大的银行家”的资助，真是感激肺腑。

注释

[1] 后裔（Sepharad）这个名词，首先出现在《圣经》，当时是西亚的一个地名。巴比伦人占据耶路撒冷后，犹太人便被遣送至此地，后来它成为西班牙称呼犹太人的名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后裔便称为后裔犹太人。

荷兰的“耶路撒冷”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迁移的犹太人，在荷兰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有时这份重要性被渲染了）。犹太人先至安特卫普，但1549年，查理五世下令排除所有在最近5年内迁移到低地国的后裔，安特卫普的酋长请求免除但反而被加强执行，新的移民只好另求安身之所。不过，安特卫普失去商业上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这些移民的迁出，而是在战争中城市的破坏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关闭须耳德的出海口带来的恶果。

联合行省的宗教自由虽不完整，却有渐长的趋势，这吸引了不少犹太人走向荷兰的市镇，如海牙、鹿特丹、哈勒姆，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后裔犹太人于1593年开始在各地出现。4年后，他们开辟了一处聚会所，希伯来语是他们的宗教语言，平时就说西班牙或葡萄牙语。1615年，根据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报告，城市首长正式授权承认犹太人的社区，允许信仰自由，但不准与基督徒通婚，也不准攻击基督教。因此，阿科斯塔（Uriel Acosta）和斯宾诺莎两位异端指向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时，聚会所的领袖们便不寒而栗起来。

这些犹太人中有些是通商口岸的巨商，他们经营荷兰、西班牙半岛及东西印度之间的主要贸易。1688年，威廉三世企图取得英国王位时，一位名叫苏索（Isaac Suasso）的犹太人，不附条件地送来200万金币，他说：“如果你走运，你将会偿还，如果不走运，那就算我倒霉。”这样显露财产是有点过分了。戴维·平托（David Pinto）把他的房子装饰成俗不可耐的华丽，引起市镇首长的非议。不过，我们应该附告一声，平托家族曾数以百万地送钱给犹太和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一片活跃的文化生活，学者、教师、医生、诗人、数学家、哲学家热心地寻求真理。学校提供教育场所，由梅纳西·伊思雷尔（Manasseh ben Israel）于1627年成立的一家希伯来文印刷所，先后印出许多书籍和小册子。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阿姆斯特丹成为犹太文字的中心。1671年至1675年，葡萄牙犹太人社区有4000户家庭，建造了一所漂亮的聚会所，象征着他们的繁荣。如今这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观光胜地，据说基督徒也参与了这项工程，这是现代犹太人的一段快乐时光。

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约1630年，东欧犹太人（Ashkenazi Jews） [1] 从波兰和德国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也建立了一些聚会所，他们蔓延很快，在后裔犹太人中引起了反感，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服饰和财富的优越颇觉得意，并视与东欧犹太人通婚为变节脱党的丑事。在后裔犹太人中逐渐兴起了阶级的对立，小商人和较为贫苦的人指责富人控制聚会所的政治和人事。诗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也能使废物变大官。”知识领袖——索尔·利维·莫太拉（Saul Levi Morteira）、伊萨克·阿博勃·达·方赛克（Isaac Aboab da Fonseca）、伊思雷尔——都是富有才能而人格完美的人，他们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却显得保守，变得像西班牙那些压迫者一样独裁，对政治上的异议抱着一种防范的警惕态度。

伊思雷尔因为使英国重新对犹太人开放而留名青史，他生于刚从里斯本移民到拉罗谢尔的后裔之家，童年在阿姆斯特丹度过，后来致力于希伯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和英文的研究。年仅18岁，他就被选为内夫彻·沙勒姆（Nevch Shalom）地区的牧师，他写过一本名叫《论调和》（El Conciliador）的书，极力调和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圣经》的歧见，因而博得双方的赞赏。他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如格劳秀斯、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福修斯（Dionysius Vossius，曾把他的书译成拉丁文）、伦布兰特。他于1636年画过自画像，他特别引起基督徒注意的原因，是他曾经在讲道中祈求基督救主的早日降临，以统领这个世界。

伊思雷尔是一位犹太神秘家和古怪的理想主义者，他曾梦想一个消失的以色列部族不久就会被发现，而且重新联合起来。此后，犹太人得以重新回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圣地也将在救世主的荣耀下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第五王政的清教徒在英国设立联络站，虽然他们的救世主未必是他所指的，他们还是欢迎他所谓的天国早日降临的看法。有了这种鼓励，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以色列的希望》（“Esperança de Israel”），要求犹太人能重返英国。他在拉丁文版中，写了一篇序言给英国国会，他说：“根据《圣经》的预言，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祖国之前，必须先经过散居各国的过程。”他请求英国政府协助完成这个先决条件，允许犹太人回到英伦，让他们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及兴建聚会所。他表示希望能够去往英国，为建立犹太人社区做准备。

克伦威尔对此表示心许。“我很同情这些受苦的民族，”他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也是戒律的给予者。”米德尔塞克斯勋爵（Lord Middlesex），也许是代表国会，写了一封谢信，称呼“亲爱的兄弟，希伯来哲学家，梅纳西·伊思雷尔”。驻荷英国大使拜访伊思雷尔，受到希伯来音乐和祝福的接待（1651年8月）。但10月，国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法》，显然是针对荷兰贸易而发，商业竞争导致第一次荷兰战争（1652—1654年），伊思雷尔只好等待时机。准议会（Barebone’s Parliamont，1653年）接受他的请求，允许他自由行动，和约缔结后，克伦威尔再次邀请他。1655年10月，伊思雷尔和他的儿子终于回到英国。

注释

[1] “Ashkenaz”这个名字，首先出现于《创世记》第10章第3节，为诺亚的曾孙。在《耶利米书》（Jeremiah）第27节，它是西亚某个王国的名字，中古的犹太法师们称它为“日耳曼”，原因待考。而Ashkenazim这个字后来就成为日耳曼、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代名词。

英国与犹太人

英国从1290年的排犹到克伦威尔于1649年即位这段时期，法律上是不许犹太人居留的。乡村里也许会出现一些小贩，城市里有时也有一些商人和医生滞留，可是，几乎所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都知道犹太人是在基督徒的谈话或文学之外的。基于这个背景，马洛描写了巴拉巴思，而莎士比亚也如此描写夏洛克。

有些批评家指出，莎士比亚写《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是受到朋友的提示，来迎合反犹太风潮，这个风潮是由洛佩兹（Rodrigo Lopez）于1594年企图非法毒害伊丽莎白女王而引起的。洛佩兹是生于葡萄牙的犹太后裔，1559年移往伦敦，以行医而略得名气。身为莱斯特伯爵的医生，他被控以毒药杀害伯爵的敌人。1586年，他成为女王的首席御医，他还特别照顾埃塞克斯伯爵，但因为把他的病症渲染出去而遭到忌讳。1590年，他与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串通西班牙王室以对抗安东尼奥——葡萄牙王位的觊觎者，因而得到菲利普二世赏赐的一粒钻戒，价值100镑。1593年，达伽马在洛佩兹家中以反抗安东尼奥的罪名被捕，其他的人也连带被捕，其中有人供认洛佩兹有对女王不利的企图。艾萨斯支持安东尼奥，却反过来亲自处决这位医生。洛佩兹不堪拷问，供认得款5万以毒害女王。可是，他声明他的企图，只是想诈取西班牙国王。他和其他两位同谋被绞死后，碎骨分尸。临死之际，说他爱女王如同敬爱耶稣基督。莎士比亚作为艾萨斯的朋友，在处刑两月后写成了《威尼斯商人》，许多批评者一定注意到夏洛克影射的牺牲者，便叫安东尼奥。

《圣经》的流传由于詹姆斯王的译本（King James Version）而推广，这让英国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旧约》，也因此逐渐缓和了反犹太的风潮。古代希伯来人的观念和感觉，亲切地渗入清教徒的思想和语句中。犹太人的争战似乎预示了他们与查理一世之间的争论。曾几何时，万王之王耶和华《新约》的“和平之王”（prince of peace）更适合他们的需要，许多清教徒军团以犹太之狮（Lion of Judah）印在旗帜上；克伦威尔的钢铁军唱着圣歌走进战场。把旧的文学当作上帝的语言后，清教徒更加觉悟到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特别来到世界为他们服务的。有一位牧师向教徒说，犹太人仍然必须作为上帝的选民来敬爱。一些平等主义者称自己为犹太人。许多清教徒感受到耶稣肯定摩西律法更甚于保罗的拒绝，因此要求所有的教民遵守那项戒律。清教徒领袖哈里森大统领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助手，建议把摩西戒条纳入英国法律。1649年，下院通过一项提案，把安息日自星期天改为犹太的星期六（Sabbath）。从此，清教徒说，英国人也将是上帝的选民。

詹姆士一世任内（1603—1625年），有一小群犹太裔移民来到伦敦。起初，他们参加基督徒的礼拜，后来，他们不再掩饰犹太教的信仰。像卡瓦哈尔（Antonio Carvajal）这样的犹太金融家们，共同满足了长期国会和英联邦的货币需求。克伦威尔上台之后，他利用犹太裔商人作为荷兰和西班牙经济和政治消息的主要来源，他有点羡慕荷兰由与犹太人的联络而获得的财富和繁荣。

伊思雷尔来到英国不久，克伦威尔便接待他，为他安排在伦敦的住处。伊思雷尔提出一个请求，后来经报纸以“宣言”为题刊出，表示允许犹太人入英和在宗教、经济上提供帮助。他解释为何犹太人在经历政治上的无能和身体与经济的不安后，被迫放弃农事而转向贸易的理由。他指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是靠商业投资而不是放贷而活，他们并没有剥削，而是把流通的款项放到银行，安享5分的利息。他指出犹太人杀害基督徒子女而以鲜血来祭奠是无稽之谈。他向基督徒保证，犹太人并没有改变信仰的企图。他得出结论说：在犹太人宣誓效忠王朝的条件下，允许犹太人迁到英国来，他们可以获得宗教自由，免除暴力的迫害，他们内部的争端可由他们的法律和戒律解决，而不必危害到英国法律和利益。

1655年12月4日，克伦威尔在白厅召集会议，各级法官、官吏和教士共同商讨犹太人入英的问题。他个人以声势和雄辩来维护这个观念，而且强调宗教层面而避去经济的考虑，真正的福音必须传道给犹太人，但是，“如果我们不包容他们，我们能向他们传道吗？”。

与会人士对他的论调并不表示同情，教士们强调基督教国家中不容许犹太人的存在，商人代表认为如此一来犹太商人将会侵占贸易、剥夺英国人的财富。会议结果是，除非国王个人的认可，犹太人不准定居英国。

社会舆论本来就反对犹太人入境，谣言散布说如果允许犹太人定居英国，犹太人将会把圣彼得教堂改为集会所。威廉·普宁（William Prynne）曾于27年前写了一本书，以攻击英国戏剧而引起一阵骚动，如今他又选了一篇短文，名叫《简短异议》（“Short Demurrer”），重新揭发犹太人破坏币制和谋害儿童。有一位热情的清教徒托马斯·科利尔（Thomas Collyer）站起来回击普宁，呼吁必须把犹太人当作上帝的选民来敬爱。伊思雷尔自己出版了一本书叫《辩白》（Vindication），请求英国人拿出公平的精神。

他们真的相信那种古怪而无稽的控诉——以为犹太人为了庆祝无酵饼的节日必须用基督的血液来塑造吗？他指陈历史上多的是这种假证据的控告，或者因受不了拷问而供罪，以及有多少个无辜的犹太人在他们处刑后，真理才得以大白于世。他以感人肺腑的信心和热情做结论说：

我向敬爱的英国提出卑微的请求，希望他们不带偏见地读读我的论据……我尊敬他们的荣耀和利益，而且衷心期望上帝将会尽快地使西番雅（Zephaniah）的诺言实现，然后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侍奉他，以同样的方式，也以同样的判断，既然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那么他的害怕也将如一，我们将可同见上帝的善意（永远的祝福）和天堂的慰藉。

英国民众并没有被他的请求说服，伊思雷尔也无法为犹太人取得正式入境的许可。克伦威尔为了保全他的政府和自己，只好把这个问题搁在一旁，不过他仍从国库中提出100镑的年薪奖励伊思雷尔（这笔款从来没有付过）。1657年9月，伊思雷尔的儿子死去，从护国主手中得到一笔款项后，他把尸体带回荷兰埋葬。在不堪逆旅和悲伤之下，这位驻英国圣徒于11月20日死于米德尔堡，留下的钱财还不够付自己的葬费。

他的使命并没有完全失败。在伊夫林的《日记》中，1655年12月4日的记载说：“如今犹太人终于被接纳了。”虽然护国主没有下令，国会也不承认他们的返乡，他们还是陆续不断地回来。1657年，克伦威尔允许伦敦犹太人拥有自己的葬场，用犹太人的身份埋葬而不是以基督徒身份。查理二世复位时，他并没有忘记流亡荷兰时蒙德斯·达柯斯塔和其他犹太人的经济援助。他重视伦敦犹太人带给英国商业上的利益，并希望他们多来一些。威廉三世也忘不了犹太人的帮助，继续施行容忍态度，故意忽略英国教士和商人的抱怨。梅迪纳以威廉三世和马尔巴勒军事顾问的身份成为第一位被封爵的犹太人。1715年，犹太经纪人开始出现在伦敦票据交换所，犹太银行家也逐渐在土地投资上崭露头角。1904年，英国犹太人公开庆祝伊思雷尔诞生300周年纪念日。

东欧犹太人

尽管经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千百次的变迁，1564年，在德国，特别是法兰克福、汉堡和沃尔姆斯地区，仍有不少犹太人居住。不过，宗教改革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强了基督徒对那些不信仰的陌生人的憎恨。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除了必要的商业外，不得随便离开住宅，而且未得官方允许，不得接纳城外的客人。他们的服装有一种特别的记号或颜色，他们的房屋必须涂以特别表征，经常是一些怪异的图案。有时收买官吏也许可以少受屈辱，可是一般平民的敌意对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还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因此，1614年9月，大部分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在做礼拜时，一批基督徒随便冲进他们的住宅，扰乱和破坏了一整夜，有1380个犹太人被迫离开城市，浑身上下只剩身上穿的衣服。一些基督徒收留了避难者，美因茨大主教强迫市政当局恢复他们的住房，补偿他们的损失，并绞杀乱党领袖。一年后，在沃尔姆斯，一个同样的暴动强迫犹太人出城，并破坏他们的礼拜堂和墓地。不过，沃尔姆斯大主教和赫斯·达姆斯泰特（Hesse Darmstadt）伯爵起来保护放逐者。巴拉丁选帝侯倾向于容忍，但低级教士和百姓太容易被憎恶情绪煽动，每天都可搬走犹太人的脑袋，每天都有伤亡的可能。一些激动的基督徒从犹太母亲襁褓中抢走婴儿，并给予强迫受洗。

“三十年战争”对德国的犹太人为害甚少，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激烈相斗，几乎忘了迫害犹太人，即使后者曾经借钱给他们。斐迪南一世曾经拿重税来压迫奥地利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逐出波希米亚（1559年）。不过，斐迪南二世保护、容纳他们，在天主教气息颇浓厚的维也纳建造集会所，而且允许他们返回波希米亚。波希米亚犹太人在战争时期，每年提供4万金币给国库。后来斐迪南二世（1630年）为了平息基督徒对他的容忍政策的非难，要求布拉格的犹太人必须在星期六聆听基督讲道，如果闲荡或中途睡觉便处以罚金。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在德国的希伯来人急速增长，过多的战争多少减轻了偏激和迫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1648年哥萨克人叛变的大屠杀后，从波兰涌入。1675至1720年，平均每年有648名犹太商人参加莱比锡的贸易会。德国各地觉得犹太人对财务经营和军队与法庭的补给组织甚有帮助。因此，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在16世纪末的战争中主管皇家库藏，韦特海默（Samson Wertheimer）在西班牙继承战中监督皇家的军需。虽然在玛格丽特·特蕾莎，这位西班牙出生而受耶稣会感染的女王的影响下，利奥波德一世曾经下令把犹太人逐出奥地利，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却欢迎放逐者来到勃兰登堡，而柏林的犹太人社区也变成欧洲最大的。

12世纪以来，中欧犹太人已经用自己的意第绪语（Yiddish）对话，主要由德国语再混以希伯来和斯拉夫语，以希伯来字母书写。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但一般东欧世俗的出版都以意第绪语为主。于是，意第绪语文学逐渐兴起，充满幽默和家乡情调。经过几个世纪流传和边远地区的民间传说的影响，内容上也有描写春祭野宴的短剧和古老智慧的谚语（如“一个父亲养育十个子女，但十个子女不报养一个父亲”）。1715年以前，这种文学只有一位大家波虚（Elijah Bochur），他是一位希伯来语学者，意第绪语诗人，曾以八行节诗描写热情洋溢的爱情，并把赞美诗润饰成通俗的讲词。1544年，出现了一本以意第绪语写成的《摩西王书》，只比路德的德文《圣经》晚15年。1676年至1679年，意第绪语的《旧约》也出版了，德国犹太人慢慢成为他们民族中文化界的领袖。

犹太人曾经于10世纪由德国迁到波兰，除了偶然的残害外，在政府的保护下慢慢繁荣并成长着。1501年，波兰有将近5万名犹太人，1648年有50万人。那些控制议会（Sejm）的绅士们大都保护犹太人，因为地主们发觉他们在收租缴税和经营田产上特别有用。除了某些例外，16世纪和17世纪的波兰，算是当时最富自由的王朝了。

巴陶里（Stephen Báthory）曾发布过两次保护犹太商业利益的命令，并把残害祭典的人当作野蛮的“诽谤者”看待，不准他们进入波兰法庭（1576年）。不过，一般人仍然抱有敌意，在这道谕令的一年后，便有一群乱民攻击波兹南（Poznan）的犹太人区，摧毁住屋，杀死许多犹太人。巴陶里对未能制止暴乱的官吏课以罚金。西吉斯蒙德三世继续施行容忍政策。

后来，两个因素结束了这种善意政策。波兰的德国人反对犹太人的竞争，他们鼓动波兹南和威尔诺（Wilno）暴乱，毁掉了犹太人的集会所和住宅。1592年，他们又向皇帝呈递一份请愿书《不对犹太人宽容》（1619年）。由巴陶里引进的耶稣会士，不久成为波兰天主教的首脑人物，也参加了反对容忍的阵营。此后，控告祭典的谋杀得到政府的首肯。

反犹太人的文学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1618年，克拉科夫的米京斯基（Sebastian Michiński）出版了《波兰国王的一面镜子》（A Mirror of the Polish Crown）。在这本书中，他控告犹太人是儿童杀害者、巫师、强盗、欺诈者和叛逆者，而且要求议会把所有的犹太人逐出波兰。这本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使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强加压制。一位波兰医生控告犹太医生毒害天主教徒（1623年）。国王命令地方长官保护犹太人免受暴乱的干涉，而且借限定犹太人不得与基督徒为邻、不得官方许可不得兴建新的集会所和确定新的节日，来减低国人对他们的敌意。1643年的议会规定所有基督徒商人最高可赚取70%的利润，而犹太商人只可赚30%利润，结果基督徒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基督徒心中的仇恨反而增加了。尽管受到憎恨、限制、愁苦和贫穷，波兰犹太人还是继续繁衍着，他们建立教堂和学校，传播他们稳定的传统、道德和法律，并培植于充满信心的信仰中。初级学校由私人教师组成，按照学生人数和年级，由父母付薪水，无法缴纳学费的儿童则由公共基金来维持。6岁至13岁的儿童必须接受强迫性的初级学校教育。高级教育由学院来培养，而由犹太教士管理。当时，一位教师把这个系统形容如下（1653年）：

每个犹太区维持大学学生（bahurs），每周给他们固定的金钱……每个大学生至少督导两位小孩……50户的犹太住区约要维持30名这种年轻人和小孩，每个家庭供应一个大学生和两个学生。前者坐在家庭桌上，好像是家族的一分子一般……很少有家庭不读《圣经》，不管是家长、儿子，还是女婿，或者是跟他们吃住的大学生，个个都是犹太语言专家。

以我们后来和较世俗的眼光来看波兰的教育和文学，也许会觉得他们太受限制于教师，所读的无非是《塔木德》、《圣经》、神秘学（Cabala）书籍和用希伯来文写的书籍。然而，由于《塔木德》包括了犹太法及犹太的宗教和历史，它也可以用来当作一种深刻而严肃的心灵教育。而只有通过种种深切的宗教信心及对传统和部族规范的研读，才能有力量抵抗经年累月的迫害、困苦和不安全。

1648年一直提醒着他们在基督教国家所受的待遇，随后由于哥萨克人对波兰或立陶宛地主的叛变，那些曾经充任田产收税和管理的犹太人也饱受叛变的冲击。在佩雅斯拉夫、皮尔亚廷、卢布林和其他城市，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无论他们是否为贵族效力。一些因改信希腊正教而获免，也有一些人逃到鞑靼人的地区，被当作奴隶贩卖。声势汹涌的哥萨克人叛变，激起了极大的火花。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说：

杀戮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拷问，受害者被活剥裂尸，乱棍打死。在火炭上烤，或在热水中泡，最可怕的酷刑总是轮到犹太人身上，他们注定要饱受屈辱，任何人如果略表同情，便有叛逆罪的可能。哥萨克人自犹太教堂拿出一卷卷的律法卷，他们在喝酒中蹂躏犹太人。犹太人成堆地躺在地上，无情地遭受屠杀。几千几万的犹太婴儿被丢到河井或活活烧死。

单拿尼米诺夫（Niemirov）来说，就有6000名犹太人在这次叛变中被杀。在杜城（Tulchyn）的1500名犹太人，只有两个选择，改变信仰，或者死亡，结果这1500人全部选择死亡。据说在波朗洛（Polonnoye），有1万名犹太人被哥萨克人所杀，或被鞑靼人监禁。其他乌克兰城市也有类似的屠杀。哥萨克人不能抵御波兰军队，只得修好于俄国时（1654年），俄国军队也参加驱逐或屠杀立陶宛或波兰各个城市——莫吉廖夫、维捷布斯克、威尔诺等地的犹太人。

1655年，由瑞典查理十世率领的反攻为犹太人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与许多波兰人一样，他们毫无抵抗地接受瑞典，把瑞典人当成从俄国人手中解放他们的恩人。后来，另一支新兴的波兰军赶走瑞典人后，再度屠杀波兹南、卡利什、克拉科夫和彼得库夫等省的犹太人，仅波兹南幸免于外。所有这些，1648年至1658年，在波兰、立陶宛、俄国等地的这些灾难，仍是欧洲犹太人最凄惨的一页。它造成的恐怖和流血远甚于哥萨克的屠杀和黑死病的损害。最保守的估计，共有34719名犹太人丧失生命，531个犹太人社区被毁。正是这血腥的10年，使大批的犹太人由斯拉夫迁徙到西欧和北美，极大地改变了犹太人的比例。

残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园，耐心地重建他们的社区。约翰二世卡西米尔国王宣布尽可能地补偿犹太人的损失，他给他们新的权利和保护方案，在受害最大的地区暂时免税。但民间和宗教上的敌对仍然存在，犹太人不时要看基督徒的脸色。1660年，两位拉比被控以祭杀罪。1663年，克拉科夫的一位犹太药剂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控撰文攻击圣母，结果在法庭的判决下加以残害，割下他的嘴，烧焦他的手，割掉舌头，他的身体则被放在烈火中焚烧。方济会的首脑从罗马写了一封信（1664年2月9日），呼吁克拉科夫会员保护犹太人免受无谓的干涉。在罗佛，耶稣会的学生侵犯了一处犹太人社区，杀死近百名犹太人，毁坏住宅，拆散集会所（1664年）。不过，威尔诺的耶稣会士保护犹太人免受暴民的杀害（1682年）。慈悲的苏毕斯基（1674—1696年）曾往波兰平息犹太人的愤怒，他重新申明他们的权利，使他们免受地方长官的剥削，并给予犹太人深切的同情。至少在他任内，波兰犹太人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这段惨痛的日子，即使经历几代，也无法在他们的记忆中抹去。

就法律而言，1772年以前的俄国是没有犹太人的。“恐怖者”伊凡在回答西吉斯蒙德二世请求让犹太人进入俄国的信中说（1550年）：

让犹太人带着物品前来俄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将为俄国带来各种麻烦，他们将带来有毒的香料，而且引导俄国人走出基督教。因此请你不要再提有关犹太人的问题。

俄军占据波兰边境的城市波罗兹克（Polotsk）时，伊凡下令犹太人只能在改信或死亡中选择其一。在1654年的俄波战争中，俄国人很惊奇地看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尽是犹太人的天下，他们屠杀了一些“危险的异端”，另外带了一些回到莫斯科，后来成为非法的小的犹太人区。1698年，彼得大帝在荷兰接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犹太人请求进入俄境时说：

亲爱的威森，你知道犹太人，你当然也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习惯，你也懂得俄国人，我对此都了解。相信我，联合这两个民族的时机尚未成熟，告诉犹太人我很感激他们的提案。我也了解他们的好处，但要让他们住在俄国，就非我所愿了。

这种驱逐犹太人的政治纷争，一直持续到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才有所改变（1772年）。

信心的激荡

要想知道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憎恨，我们必须先回到中古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心灵状态。他们只记得十字架，却不曾记得有大批犹太人曾经喜悦于耶稣的到来，并且欢迎他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受难者，可是犹太人却未能看到《福音书》所散布的乐园，也看不到救世主能够使他们脱离困苦，并且再度重建另一个国度。基督徒很难以兄弟般的宽容来对待这些少数的异教分子，因为后者的一神论不是如伊斯兰教似的遥远的敌对，而是一种激昂的呐喊，来自基督教世界里不断繁衍生长的犹太集会所：“听！哦，以色列，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满怀骄傲的犹太教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仿佛要挑战基督教最深的信仰基础，也就是被钉在十字架的人子，真正的上帝之子，他的牺牲是为世人承担罪恶，也为世人打开天堂之门。难道在生活中，有比这信仰更珍贵和永恒的吗？

为了保护这信心，欧洲的基督徒们设法以各种地理隔离、政治无为、智识检查和经济限制来孤立犹太人。在法国大革命的基督教欧洲——甚至是阿姆斯特丹——没有一处允许他们有公民权和各种权利，他们被摒弃在政府、军队、学校和大学之外，也不能受到基督法律的保护。他们被课以重税，强迫劳役，财产随时有被没收之虑。他们不准拥有土地，也不准存钱，逼得他们必须在流通领域投资。他们不准参加工会，因为这些是半基督教式，也为此目的而设，需要履行基督教的誓约和仪式。他们被局限在小型工业、商业和银行上，而且，即使在这些有限的领域里，也要遭受随时而来的巨变。在某些地区，他们不得成为小贩。在另外一些地区，他们不得成为店主。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不得经营皮带或木材的交易。因此，大多数的犹太人，只能成为小商人、摊贩、破铁破衣的估价者、裁缝师、仆役，或是为犹太人自己制造物品的工匠。这些职业和住宅区的屈辱，使这些较穷的犹太人慢慢形成了许多不合其他民族和较高阶级口味的衣着和言词、贸易的诡计和心灵状态。

在这些贫苦的大众之上，是一些教师、医生、商人和银行家。犹太进出口商的活动，是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繁荣的主因之一。17世纪早期，英国的外贸有1/12转入犹太人手中。犹太人控制了东方珠宝和丝织品的进口，犹太人在国际贸易里，凭着分散各地的宗教关系和较优的语言、技巧而取得了暴利。他们有自己的消息网络来引导，他们经常可以捷足先登，这些外交关系使他们发展了信用和交易规则。当然，犹太人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创始者，我们知道此项系统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而且偏重在加工品而不在银行业务。即使在商场上，他们比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热那亚的格里马尔迪（Grimaldi）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Fuggers）等家族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人们控诉犹太商人放高利贷，可是在同样冒险的情况下，基督徒的商人放得也不比他们低。

犹太人的心灵受到困苦、迫害和学习的影响，在贸易和商务上发展成一种贪心的狡黠，使同行的竞争者永远无法谅解。犹太人的伦理像清教徒一般，并不以财富为耻。教师们把它看作布施的来源，聚会所的本钱以及贿赂国王或群众的根源。的确，在荷兰、德国、波兰和土耳其等地的犹太社区，有人把赚来的钱不仅用在保护全族人的安全，而且作为灵魂洗净的功用。这些人利用诡计，而不太理会良心来赚取大钱。他们用这些财富把屋宇装饰得富丽堂皇，也布施一部分以赎罪。在住区周围，有1/3的同胞靠这些救济，才略免饥饿之苦。

犹太人的宗教像他们的性格一样，也遭受贫穷、内省和住区生活的凌辱之苦。教师们，在中古时代是勇气和智慧之士，在这个世代里，却埋首于神秘主义之中，借此躲避迫害之苦，从而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天堂之梦。中古时代的《塔木德》已经取代《圣经》而为犹太教的灵魂，如今神秘也取代了《塔木德》。17世纪的一位法兰克福作家曾经说过，他的时代里有许多教师从来不曾翻过一本《圣经》。卢里亚（Solomon Luria，1510—1572年）算是这种转变的象征，他起初学习法典，然后依此写了《所罗门之海》（Yam shel Shelomo）。可是，连这种聪明的头脑，也终于走向神秘学。这就是中古犹太神秘学的“秘密传统”（Secret Tradition），他们相信可以在数字、信和语言，特别是记载耶和华名字的信中，找到一种神圣的启示。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迷失在这种幻想里，直到最后，有一位学者宣称，若谁忽略了神秘学的智慧，谁就该出教。在16和17世纪，据现代犹太史学家说：“寄生的神秘学吞食了整个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几乎所有犹太住区的教师和领袖们都浸淫其中。”这种现象由阿姆斯特丹扩及波兰，更及于巴勒斯坦。

对于分散、经常受到凌辱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支柱便是相信不久的未来，有真的福音能够使他们脱离贫困和凌辱，走向权力和荣耀。我们满怀怜悯地看到几世纪以来，多少犹太人被冒充者或幻想所骗，以为他们是长久等待的救世主。我们也看到1524年，阿拉伯的戴维·鲁本尼（David Reubeni）如何被地中海的犹太人看成先知，虽然他本人并不以为然。在1648年，有一位士麦那犹太人，名叫沙巴泰（Sabbatai Zevi），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救赎者。

就身体说来，他可以说是一位上选：高大、俊俏、英俊、乌润的黑发和犹太后裔青年的胡子。受到卢里亚著作影响而走向神秘学，他把自己当作“秘密传统”的传播者。他改造他的身体，一年四季都在海上沐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使他的信徒也可闻到他的体香。他对女人并不感兴趣，早年虽曾按照犹太传统结婚，可是他的太太却因为他不行房事而离去。他再次结婚，结果还是一样。年轻人围绕着他，等他吟唱神秘歌曲的美妙歌声，并且时时把他当作上天派来的圣者。他的父亲也是属于相信福音将会到来的一群人之一——不晚于1666年，沙巴泰听过他们预言，这位使者是一个灵魂纯净和守身如玉的男人，专善于神秘学，并且能够带领所有的善人走向永恒。沙巴泰于是自以为是这位救赎者的替身。13世纪犹太教神秘学经典《佐哈之书》（The Zoberr）已经定下犹太历5408年（大约1648年）为救赎的开始。就在那年，年方22岁的沙巴泰宣布自己便是福音使者。

有一小群信徒相信他的话，士麦那的教士们指责他们渎神，他们坚持着，后来还是被驱散了。跑到萨洛尼卡后，沙巴泰举行了一项神秘仪式，宣布自己与律法（Torah）结合。萨洛尼卡的教师们排斥他，他只好逃到雅典，然后到开罗，在此收了一位富有的信徒切列比（Raphel Chelebi）。之后，他来到耶路撒冷，他的神秘技巧甚至使此地的教师们也深信不疑。由于乌克兰犹太人停止支援，耶路撒冷的地方人士只得请沙巴泰到开罗求援。他不仅把财富带回耶路撒冷，而且也得到了第三任太太沙娜，她的美丽更增加了他的光彩。在去往加沙（Gaza）的路程中，他收受了另一位富有的信徒加萨底（Nathan Ghazati），后者宣称自己是希伯来预言家伊莱贾（Elijah），专为福音使者开路而再生，并且相信一年之内，使者将会推倒苏丹建立天国（Kingdom of Heaven）。成千上万的信徒，借苦修禁欲来减轻他们的罪，并且以此为进入乐园之路。回到士麦那之后，沙巴泰于1665年在犹太新年进入集会所，再次宣称自己是使者。这次人们狂喜地接纳他。当时有一位老教士责骂他渎神，沙巴泰反而借此把他逐出士麦那。

福音来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西亚的犹太人区。从埃及、意大利、荷兰、德国和波兰等地来的商人，把这份喜悦带回家乡，并且传诵沙巴泰曾布施过的奇迹。有一些犹太人抱持怀疑态度，但是有几千人，非常相信神秘学的预言。甚至有一些基督教徒，也以为士麦那的先知真的是耶稣的再生。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从伦敦向斯宾诺莎报告说（1665年12月）：“这里的人，都在谈论以色列人经过2000多年的流浪，将要重返他们的家园的谣言。很少人相信它，可是，却有许多人期待着……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想来将会闹个天翻地覆。”在阿姆斯特丹的资深教师，在聚会所里为沙巴泰欢呼，以音乐和舞蹈来庆祝天国的来临。许多祈祷书教导人们准备进入乐园的手续和步骤。在汉堡的聚会所里，所有的信仰者手里都捧着戒律书。期待返回波兰的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地放弃他们的家园、财产，并且拒绝工作，声称救世主已来到，将要亲自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有时是整个社区，就像阿维尼翁一地——早就准备动身前往巴勒斯坦。士麦那的某些热心人物，为他们的领袖受到各处欢迎所刺激，居然说以后犹太人的祈祷不再对耶和华，而应说：“上帝的长子沙巴泰，福音使者救世主。”（就像基督徒对基督或圣母的祈祷比上帝还多一般。）从士麦那传出言论，以后犹太人的崇拜日将以喜悦来庆祝，而所有的戒律将改为对天国的安全和快乐的赞美。

沙巴泰本人显然也相信自己奇迹般的权力。他宣布将要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实现加萨底的预言，那就是先知将要以和平手段取代苏丹而为奥斯曼帝国（包括巴勒斯坦）的主宰。（不过，也有人说，在士麦那的土耳其的大官们曾经命令他到国都）在离开士麦那前，沙巴泰早就在最忠实的信徒中选人分掌世界和它的政府。由他训练出一批人才之后，他便于1666年1月1日动身出发，他曾经预言过他抵达的日期，可是一阵暴风雨把他延误了。他的同伴用这个失算来增加他的神圣性，说他以一句圣话便制止了暴风。当他抵达达达尼尔口岸时，便被逮捕并押往君士坦丁堡加以监禁。两个月之后，他被迁往阿比道斯（Abydos），关在较为宽大的监禁所。当局允许他的太太跟随，各处的朋友跑来安慰他，为他鼓励，也为他筹些资金。他的信徒并没有对他失去信心，他们指出，根据最佳预言，使者开始时总是先被世俗官吏拒绝，使他受苦，饱受屈辱。所有欧洲的犹太人都期望他的释放，以便早点实现快乐的预言，他的首尾字母S和E被挂在集会所里。在阿姆斯特丹、里窝那（Leghorn）和汉堡等地的犹太商业，几乎陷入停顿状况，大家都相信所有的犹太人将快要回到圣地了。那些怀疑沙巴泰的犹太人便遭受四周的唾弃。

土耳其当局注意到这份兴奋对奥斯曼地区商业所带来的混乱，然而也害怕一旦把沙巴泰以叛逆和渎神罪名加以处刑，反而使他成为烈士，从而造成更大的叛乱，于是决定和平地解决。沙巴泰被带到阿德里安堡，并且被告之，他将被押往街道示众，并被用火把加以鞭打。如果他改信伊斯兰教，就可免除这项屈辱，他同意了。1666年9月4日，他在苏丹面前除去犹太袍，穿上土耳其衣着，为促进他改变意志，苏丹给他起了新名伊芬提（Mehmed Iffendi），派他当守门员，薪水优厚。沙娜也改信伊斯兰教，同样从王后那儿收到丰盛的礼物。

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犹太人，起初对这条变节的消息不以为然，当消息被证实，那几乎伤透了所有犹太人的心。士麦那地区几经波折才转信，沙巴泰的首要教士们几乎无地自容，羞愧而死。各地的犹太人都变成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笑柄。沙巴泰的几位助手，将这解释为也许是他使穆斯林转奉犹太教的一种妙计，不久他将再度回复犹太人，并且把穆斯林带在身边。沙巴泰向阿德里安堡的犹太人宣道，并且当面表示他将尽力使他的信徒转奉伊斯兰教，同时他密遣人员通知所有的犹太人，说他仍然是先知，他们不可对他失去信心。结果不管是阿德里安堡或是任何其他地方，所有犹太人都没有转信伊斯兰教的迹象。土耳其当局失望之余，只好把沙巴泰遣往阿尔巴尼亚的乌尔齐尼（Ulcinj），一块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这位先知于1676年死于该处。有半个世纪之久，仍然有信徒继续他的运动，肯定他的神圣，并且相信他的永生不朽。

异端

克拉科夫的犹太教会领袖乔尔基斯（Joel Sirkis）曾经谴责哲学为异端之母，是所罗门所说的要命的“妓女”、“好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因此，他决定把所属教区内任何沾上哲学的犹太人开除教籍。德米地哥，这位由意大利山坡来到波兰的犹太人（1620年），向往文艺复兴，对犹太人从教学科目中除去科学感到非常不快。他写道：“看来让黑暗遮盖大地，无知也将随之而生。他们说上帝并不喜欢文学家、诗人和逻辑家的专横，也不乐于数学家的妙算和天文学家的估计。”

德米地哥是曾在美第奇家中教过希伯来文的以利亚·德米地哥（Elijah del Medigo）的曾孙。他的离经叛道始于一方面学习希腊文，一方面兼从父亲——一位克里特岛的犹太牧师，学习教义法规。而且，他在具有进步气息的博杜瓦大学接受伽利略的指导，略有科学的基础。他研究医学，这项工作使他得以维持生活并获得一个意大利名字。科学，特别是数学，继续吸引着他，在追求过程中，引发了他的一些宗教信心。这种脱胎换骨留下了一种敏锐感，有时甚至动摇性格。在无根而烦躁的状态下，德米地哥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流浪。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他偶然接触到圣经派信徒（Karaite），这是由那些反对教会传统和修正的犹太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直指《圣经》作为神学的唯一根据。在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他发现自己的医学知识远比犹太的药剂师落伍，为了生存，他只好改信正教，参加教师团，最后则为神秘学辩论。后来，他作为籍籍无名的药剂师死于布拉格（1655年）。

利奥·摩德纳（Leo ben Isaac Modena）是一位敏捷而深刻的思想者。他以避难之地作为自己的意大利名字，全家在法国驱逐犹太人时移民至此。他是一位天才，3岁时能读预言书，10岁时能讲道，13岁时写下第一本著作——一本反对赌博的对话，因为他本人是此中能手，而且终身乐此不疲。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局，便是1590年的婚姻。此时他年方19岁。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一位死于26岁，有一位在格斗中被杀，另一位到处游荡，后来消失于巴西。两位女儿中的一位，在他生前便先早死，另一位在脱离丈夫后转回依赖父亲。他自己的太太则呈疯狂状态。在这些厄运中，利奥又因为耽于纸牌而被开除教籍，他为此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教士的权利已经超过戒律的规定。这本书很快便被禁毁。

此外，他用心研究过《圣经》、教义书和教士们的著作，学习物理和哲学，并以希伯来文和意大利文写一些传诵一时的诗篇。在威尼斯获准为犹太教士后，他用意大利文撰写的文稿和流利的语词，赢得不少基督徒的心。其中一位基督教朋友是一位英国绅士，与他共同以意大利文写了犹太教仪式的书。在准备他的《希伯来礼仪史》时（1637年），他说许多传统仪式如今都已背离本意，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存在意义。在同样的一本未附作者名的书《一切卓见》（Kol Sakal）中，他说希伯来祈祷文和祭典曾被修改和净化，教规被废，而假日的次数和严肃也失色了不少。在这本书中，他又把拉比的风格批评为一团混水填进犹太戒规里，他呼吁由教义书返回《圣经》。不过，他把他的异端延伸到《圣经》之外，甚至整个《摩西律法》之外。他把这本革命性的宣言留至身后，不加出版。他死后（1648年），才从他的遗稿中找出，附带另一篇为正统犹太教辩论的论文。这两件文稿一直到1852年才出版。如果利奥敢在生前将他的《一切卓见》出版，犹太教的改革可能早在17世纪便已开始。

犹太异端中最富悲剧气氛的，是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塔。他的父亲来自犹裔家庭，定居于波尔图，完全改信天主教，加布里尔是这位年轻人在葡萄牙的名字。他曾经接受耶稣会的教导，他们对地狱的描述把他吓坏了，但他的心灵也因为经院哲学的训练而显得尖锐。在阅读《圣经》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是教会把《旧约》当作神的话，而基督和12位使徒都曾经接受摩西戒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犹太教是神圣的，他怀疑圣保罗是否有使基督教脱离犹太教的权利，如此，他便转向他祖先的信心。他说服他的母亲和两位兄弟（他的父亲此时已死）共同避开宗教裁判所，设法逃出葡萄牙。经过种种困难，终于抵达阿姆斯特丹（约1617年）。加布里尔在此把名字改为尤尼尔，而全家也成为葡萄牙公理会的一员。

可是，曾经使他脱离教会的探索和独立思维的犹太教精神，也同样蕴含着严苛的教义而使他闷闷不乐。他很惊讶于阿姆斯特丹那些有学问的教师们对幼稚、浅薄的神秘学的附和，他大胆地责骂他所附属的新的仪式和规矩，以为它们毫无《圣经》根据，而且依他的判断，有时正好和《圣经》背道而驰。由于缺乏历史意识，他以为犹太教规和信仰已经迷失了1900年，就像他以前由《新约》走回《旧约》一样，如今他极愿由《教义书》回到《圣经》。1616年，他在汉堡出版了一本葡萄牙文的小书，名叫《传统平议》——主要针对《塔木德》传统根据而发。他将此书的复本送给威尼斯的犹太天理会，后者斥责他（1618年），此时，由于身为教师的一分子，利奥·摩德纳虽然本人也是异端，却被要求来反驳阿姆斯塔所言毫无法典根据的论点。阿姆斯特丹的教师们（他称他们为法利赛教派）也警告他，如果他不撤回这种论点，将对他加以斥责。他拒绝了，并漠视聚会所的规定，于是他被开除教籍（1623年），被逐出所有犹太人的范围之外，他的亲戚也避开他。此时他尚未学习荷兰语，他简直半个知己也没有了，甚至小孩也在街上向他扔石头。

在这种孤立的煎熬中，他继续攻击（与20年后的斯宾诺莎一样）基督教。他要让世人知道，他反对灵魂的不朽说，这正好和《旧约》的信仰相反。他说灵魂只不过是生命里的重要精神，躯体死了，灵魂也完了。为了答复阿姆斯塔的论点，一位犹太医生席尔瓦出版了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灵魂永生论》（Treatise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1623年）。他攻击阿姆斯塔是一个无知、无能、瞎眼的文盲。阿姆斯塔也以一本书《法利赛教派传统的批判并答谬误中伤者席尔瓦》（An Examination of the Pharisaic Traditions and a Reply to Samuel da Silva，the False Calumniator，1624年）来反击犹太区的领袖们。阿姆斯塔否认永生说，不但侵犯了犹太教，也渎污了基督教。他马上被捕，被罚300金币，著作亦被焚毁。不过，他很快被释放出来，显然没有受到肉体的拷问。

他的处罚兼有经济和政治的性质。他的弟弟依赖他，因此，也依赖着他能自由地和其他犹太人的经济交往。如今这被禁止了。也许为了这个理由，也可能是他想再婚，阿姆斯塔决定投向聚会所，摒弃他的异端思想，而变成他所说的“猿人中的猿人”。他的申请入会被接受了（1633年），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可是，私底下他的异端思想仍然滋长着，并扩大。“我怀疑，”他后来写道，“《摩西律法》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律法，而且觉得这种怀疑是出自人类本性。”如今，他撇开所有的宗教，心中只是朦胧有着一个与自然相印的上帝（与斯宾诺莎一样），他故意无视一位正统犹太人必须承担的宗教习惯。曾有两位基督徒前来求见他，说明想改信犹太教，他却劝他们打消此意，警告他们如此一来，只不过是在他们脖子上套了一具重的枷锁。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聚会所，教师们愤怒地质询他。他们觉得他野性未驯，再度判他出教，而且永不得复会（1639年）。他的亲戚朋友们再度排斥他，连他的弟弟也加入围剿他的行列。

他忍受了这种孤立7年之久，然后，在商业和法律俱遭挫折的情况下，他再度提出妥协的要求。犹太领袖们对他的长期忍受、不加忏悔的情况非常愤怒，斥责他的悔过，并要他接受类似宗教裁判所的处罚。在公开悔罪的情况下，他站在聚会所的讲台宣读他所犯的所有错误和罪过，而且郑重宣誓此后决心遵守教区的所有规定，活得像一位犹太人。然后，他敞开胸部，接受39次笞打。最后，他必须躺在聚会所门口，接受每个聚会者，包括他那位兄弟离去之前的践踏。

他从屈辱中站起，但并未妥协，而是带着愤慨。返家后，闭门数日数夜不出，撰写那篇最后也是最严酷的对犹太教的批判。他认为犹太教为了适应客观的需要而变得太多，但是，对于在数百年来的迫害下，犹太教的内省性历史和反抗性宗旨，他从未寄以同情性的了解。在这篇讽刺性的《人性精义典范》（“Exemplar Humanae Vitae”）中，他自我剖析，是有思想者的一个例证。他认为：“遵从所谓正确理由和自然律，是一切罪恶之源。”他以自然与宗教圣规对照，自然教人爱一切，宗教则教人恨。手稿完成后，他把手枪装上子弹，坐在窗口等待，直到他弟弟约瑟夫来时。他举枪向约瑟夫射击，未中，随后举枪自杀（约1647年）。

当地犹太人希望瞒住这个悲剧，但人们都不能忘却此事。斯宾诺莎当时是一个15岁幼童，行悔改仪式时，他可能在场，也可能曾带着恐惧和异样的心情践踏过这个异端者。就是通过这个青年，清除了其中的怨愤情绪，阿姆斯塔的观念构成了一个哲学体系。

第三部　知识的探索

《牛顿》（布莱克，1790年）。布莱克在这幅画中将牛顿描绘成一位具有神性的几何学家。确实，牛顿找到了一条既能揭示真理又能保存上帝的道路。

第一章　从迷信到学术（1648—1715）

障碍

17世纪所有的欧洲人，除去极少数以外，都认为自然是神力的产物，或者是善神与恶神的战场。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就是灵魂，栖息在树木、丛林、河流或风上，就是灵气，有的进入有机体内，成为天使或恶魔，有的遨游在空气里，成为顽皮的小精灵。这些鬼魂没有一个受不可亵渎或能够衡量的法则管辖，又都能神奇地干涉石头、星星、动物或人类的行动，许多无法用身体心灵的自然或有规律的行为来解释的事件，都归之于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是它们在参与世事时所发出的神秘预言。一切自然界的东西，一切行星和它们的卫星，一切的星座和星系，都是些无法自助的岛屿，散布在超自然的大海里。

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古代的迷信了，当近代科学来临时，它们大多数仍旧残存在哥白尼、维塞利亚斯（Vesalius）和伽利略的思想里，有些连牛顿本人也深信不疑。占星术和炼金术一直在衰落。但是在路易十四的朝廷里，星相家依然不少。根据蒙塔古夫人1717年的报告，在维也纳“炼金术士出奇的多”。顽固的英国人始终相信有鬼，他们寻求预兆，花钱占星，把梦当作预言，计算幸运与不吉的日子，少数顽固的英国人乞求国王碰碰他们，以治疗腺病。《观察者》第7号描述了在一个英国家庭里，如漏出一点盐，或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里，或有13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或一起聚会，就要引起骚动不安（注意某些20世纪的旅馆没有第13层）。在法国，艾梅（Jacques Aymer）是他那时候的英雄（1692年），借着一根颤动的榛树枝，（许多人相信）他能侦查出附近的罪犯。在德国，“魔杖”被用来止血、治伤与接骨。在瑞典，斯蒂恩海厄姆（Stiernhielm）因为用放大镜烧着了一个农夫的胡子，而被控行使巫术，由于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的干涉，他才幸免于死。

怀疑巫术的人不断增加，但仍远不及信仰巫术者的人数。查理二世的朝臣们不和任何妖魔鬼怪打交道，因为这可能妨碍了他的玩乐。可是“绝大多数人”和英国教士里的名作家们始终断定，人类可以借着和魔鬼结合，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一个文采华美、笔端有力的英国国教教士，在《从哲学观点论巫师与巫术》（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Witches and Witchcraft，1666年）里说：“在其他方面机敏、灵巧的人，习惯于自负，以为世上没有巫师、幽灵这些东西。”他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怪事，他警告，这类的怀疑可能导致无神论。另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卡德沃思（Ralph Cudworth）在他的《真实理智的宇宙体系》（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1678年）里，指斥所有否定巫师的人是无神论者。剑桥的柏拉图信徒摩尔（Henry More），在他的《无神论一解》（Antidote to Atheism，1668年？）里，慷慨激昂地替某个“女巫”和撒旦结婚30年的故事辩护，他认为怀疑女巫能念咒来呼风唤雨或骑着扫帚飞行，都是亵渎神圣。

女巫受到的压迫渐渐减轻。然而苏格兰的教士们秉承他们的狂热，却和别人的作为有所不同。1652年，在利思（Leith），6名妇女被施以一连串的酷刑，要她们承认使用巫术，她们被绑住拇指吊起来鞭打，脚底下和被强力撬开的嘴里放着点燃的蜡烛，其中4个受不了痛苦而死去。1661年，苏格兰有14个审讯女巫的法庭。1664年，9名妇女在利思被一起烧死。1772年之前，这种处决散见于苏格兰各地。在英格兰，1664年有两个女巫被吊死在伯里圣爱德蒙；1682年有3个被处死；1712年杀了多少，则还不能确定。韦尔（Weir）和施佩（Spee）、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辩论，逐渐把有关巫术的错误观念从受过教育的俗人的脑海里挖空。律师和法官们对神学家的反抗增加了，他们拒绝起诉与判刑。1712年，一个全由英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决韦纳姆（Jane Wenham）行使巫术有罪，而法官拒绝判刑，地方教士告发了他。但是从那年以后，英国就再也没有因为巫术而处决人的事了。在法国，柯尔伯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一个诏书（1672年），禁止宣判巫术罪。卢昂法务院抗议这项禁令侵犯了《圣经》上的戒律“不得允许一个女巫活着”（《出埃及记》22章18节）。同时1680年到1700年之间，有些地方当局计划烧死法国境内的7个男巫，可是1718年以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这种死刑了。对巫术的信仰一直延续下来，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暂时得胜之前，巫术仍然到处存在。

检查制和不宽容的态度与迷信结合，抑制了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在法国，国王和教皇间，法国国教会和教廷间，詹森教派和耶稣会间，以及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冲突，阻止了整体一致、坚决周全的检查制度。在当时，它曾把西班牙孤立在欧洲人的心智运动以外。异端作家们找到了躲避检查人员的方法，也许这种需要过分机敏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以使政府官吏了解的情形，激发起来了法国人的智能。在信奉天主教的科隆（Cologne），大主教选帝侯（Archbishop Elector）检查一切有关宗教的演说与出版品。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为了平息宗教争执，命令实行全面检查制。在英国，政府蔑视《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1689年），继续监禁其所厌恶的作家，焚烧异端书籍。然而，新教地区各种不同宗派的检查工作，未能像天主教国家那样有效，部分原因是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在科学和哲学上比较杰出。

这些竞争的信仰正适合偏执政策，天主教会十分有力地辩称，既然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圣经》是上帝说的话，又是上帝的儿子根据《圣经》建立了教会，那么显然，教会有权利和义务去制止异端。新教各派得出一个相似但却残忍的结论，由于《圣经》是上帝的话，任何背离它教训的人（依照官方的解释）都该被杀，并且该对自己被杀掉感激涕零。《威斯特代利亚和约》承认三种宗教在德国境内合法：天主教、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每个统治者有自由选择三者中任何一个，同时强迫他的臣民信奉。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除了路德派之外，不准有任何宗教信仰。瑞士准许每一州有自己的教义。法国经由《南特诏书》（1598年），首先走向宽容的道路，但又因为废止了它（1685年）而重回旧路。英国，在1689年以后，放松了不奉国教者任公职的禁令，而仍然限制天主教徒，并且消灭了爱尔兰全部天主教徒的1/3。理性主义者霍布斯竟也同意教皇的看法，以为不宽容是必需的。

然而无论如何，宽容萌芽了。在这个时代，批评性地研究《圣经》解放了人们，使他们在怀疑其是否合乎科学的同时，把它当作文学来赞赏。又因教派的增多，如果没有相互的容忍，将增加维持社会秩序的困难。在新英格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宣布（1644年）“上帝的意愿和命令”要“准许大多数异教、犹太、土耳其或反基督教的道德意识与崇拜仪节，在所有的国家里适用于所有的人”。约翰·弥尔顿为“没有执照的印刷业”辩护（1644年）；泰勒（Jeremy Taylor）声明保护“预言的自由”（1646年）；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1656年）要求允许无限制的宗教自由：“一个人身自由齐全的地方，必定包括良心的自由。良心自由无缺的地方……一个人根据他自己良心的指挥，可以充分地实行他的宗教信仰，而不妨碍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升迁与就业。”在商业国家像荷兰，甚或信天主教的威尼斯，贸易的需要迫使他们容忍各种不同宗教的外国商人。也就是在前进的荷兰，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670年）里阐述观点，恳求对异端观念全部宽容。在荷兰，皮埃尔在他《论教义的哲学批评》（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 Text，Compel them to come in，1686年）里替宽容辩护。还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荷兰住了好些年以后，发行了他的《宽容问题书简》（Letters on Toleration）。随着时间的流逝，心智自由的要求兴起，在17世纪末叶，没有一个教会敢做出他们在1600年对布鲁诺，或1633年对伽利略所做的事了。

教育

通过报纸、杂志、小册子、书籍、图书馆、学校、学会、大学，知识正慢慢地散播着。17世纪，新闻成为一种产品，最早是面向银行家，然后是政治家，最后普及到每个人。1711年，英国日报和周报的销量共4.4万份。

创刊于1665年的《学者学报》认为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事情也能成为新闻，它很快把自己变成国际上学者、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媒介。在几年中，它有了竞争者：罗马的《学人报》（1668年）与莱比锡的《博学学刊》（1682年）。1684年，皮埃尔在鹿特丹创立了一份有名的《评论报》，两年后拉克尔克（Jean Le Clerc）开办《天下学志》月刊，洛克和莱布尼茨有些最重要的见解就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书籍的流传迅速增长。1701年，巴黎有178个书商，其中36个也是印刷与出版商，新旧图书馆都致力使它们的藏书用处更多。1610年，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从文具商公会得到一项特许，他在牛津创立的包德理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1598年）可以得到在全英国出版的书，每种一本，1930年其藏书达到125万册。1617年，路易十三的一道法令规定：任何法国新的出版物，必须有两份存放在巴黎皇家图书馆。1662年，这项搜集有6000册；1715年，由于柯尔伯的热心，有7万册；1926年有440万册。勃兰登堡选帝侯于1661年在柏林创建了一所国家图书馆，就在那年，马扎然立下遗嘱把他藏书4万册、价值高昂的图书馆送给路易十四和法国。1700年，柯顿爵士的后人把柯顿图书馆（Cottonian Library）立契移交给大英博物馆。第一个对大众开放的英国图书馆是1695年在伦敦由特尼森开放的。

教育正努力恢复它在法国宗教战争、英国内战和德国“三十年战争”中受到的损失。还没到莱辛的时代，德国的大学和文学就恢复了200年前路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和梅兰克森（Melanchthon）达到的地位。

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德文被路德如此有力地使用，它变成一项为平民使用的语言工具，拉丁文继续成为极少数文人的秘密用语。德国的作家，在整整一个世纪手足相残的战争后的长期忏悔时代中，没有一个人享有国际名望。德国的贵族看不起大学里说拉丁文的书呆子，把他们的子弟送进骑士学校或雇用私人家庭教师，来训练世袭的贵族青年熟悉诸侯朝廷的工作和仪节。而弗兰克（August Francke），一个虔敬派信徒，在哈勒组织了他的慈善学校，却被冷言冷语地讽刺为“褴褛学校”。他在那里度过了32年，给穷苦的孩子们东西吃、衣服穿，也教育他们。他很快创办了一所高校，为最聪明的孩子提供中等教育。另一所平民女校是他为最聪明的女孩子办的，所有这些学校都花一半的时间在宗教上。

德国的俗世精神在托马修斯身上找到了希望。自从他因为异端被他的家乡莱比锡驱逐后，他搬到哈勒。那里位于逐渐兴盛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1690年），他在那里发表演说领导了大学的建立。他成为那里最有名的教授，也是使其变成“近代”大学的主要推动者。他嘲笑经院哲学，以德文代替拉丁文作为教学语言，出版了一份德文杂志，把科学科目纳入课程，又为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战斗。腓特烈大帝称他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

初等教育被推广为全面、强迫性的、不分性别的运动，是从1565年符登堡公国开始的。1618年在荷兰共和国，1619年在魏玛公国，1696年在苏格兰，1698年在法国，1876年在英国也都出现该运动。英国的延误是因为自助教育由于私人宗教团体的兴办而大幅扩展，同时统治阶级感觉到，在当时通行的经济体系中，穷人的教育既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不值得推广的。1699年，增进基督教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开始为贫苦儿童建立慈善学校，以传播基督教神学和纪律为主，所有的教师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士，而且需要由主教颁发的执照。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714年的《蜜蜂寓言》（Fable of the Bees）引起一阵骚动，他指斥办这些学校是浪费金钱，如果父母实在太穷，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他说：“还希望孩子受更高的教育，简直厚颜无耻。”

在法国，每个教区必须支持一所初级学校，教师通常是世俗人士，但须由主教挑选，并受其控制，所教的都严格合乎天主教。皇家安息院的小学只招几个经过挑选的孩子。1694年，拉沙里建立了基督兄弟学校，不久就以基督兄弟会的名字为人所知。拉沙里，一个苦行僧侣，把宗教当作这些“基督兄弟”提供给穷孩子的义务教育中普遍的要素。每天有4个小时致力于宗教，虽然加入了读、写和算术，但训练忠诚的天主教徒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们发现鞭打是有效的方法，老师们都被要求尽量用“杀一儆百”做例子，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1685年，基督兄弟会开办了一所学校，以培养初级学校的师资，这可能是近代的首例。

法国的中等教育仍然握在耶稣会手中，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好的。他们的耶稣书院会是支持办巴黎大学的。1674年国王莅临学生的戏剧公演后，改名为拉德维希·马戈尼书院。由于门特隆夫人的怂恿，路易十四于1686年在圣西尔（距凡尔赛宫3英里）开办了法国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修女院为上流社会的女孩子提供较高的自费教育，都注重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当局都坚信：人性被文明的束缚安排得如此邪恶，以至只有通过畏惧上帝，它才能被陶铸得合乎道德和秩序。企图不要宗教帮助而能教出品格高尚的人，一直在试验阶段。

除荷兰共和国外，中古的大学正在衰落，胜利的学派已自成一体，暴动的学生使它们失去秩序，又被无聊的神学争执支配。在法国和德国，大学学位可以用钱买到，没有一个当时的大哲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领袖在大学里教书。霍布斯、莱布尼茨和皮埃尔谈起大学教授都很轻视，他们没有考虑到加在这些公众雇员身上的公众压力。在这段时期，一些新大学开办了：杜依斯堡办于1655年，达勒姆办于1657年，基尔办于1665年，隆德办于1666年，因斯布鲁克办于1673年，哈勒办于1694年，布雷斯劳办于1702年。这些多是小规模的学校，有时有20个教授或400个学生。几乎每一所大学的课程都因年代太久而陷于僵硬，正统的章程同样拘束着老师和学生。弥尔顿抱怨英国的大学“借着形而上学、奇迹、传统和荒诞的经典合成的某些符咒，从年轻人身上”带走了“他们理智的效用”。他感到他浪费了剑桥的岁月，试着去忍受“一顿酸蓟草、荆棘”和其他“诡辩的烂草败叶组成的喂驴大餐”。这种传统的束缚在牛津和剑桥一直延续到皇家学会的出现。牛顿在三一学院当教授（1669—1702年），才带动了剑桥大学，并赋予它科学的杰出成就。

诗人、教士、记者和哲学家们为增强教育而奋斗，我们已经摘录了弥尔顿《致哈特利布先生的信》谈理想学校的概要，他的药方并没有影响到通行的教学。在法国，最有吸引力的是费奈隆的小书《论女子教育》，布法叶夫人曾经要求他订下一些原则，以指导她女儿的教学。这位教士自然注重用宗教来加强道德律的力量，但他反对严肃遁隐的修女院式的学校教育。他觉得，“修女院不能提供任何世间生活的准备，从修女院学校毕业出来进入社会，就像一个人从洞穴中走到大白天一样”。他呼吁温和的教学方法，教育必须使它适合人性、兴趣和孩子们的敏感，而不该把所有的学童绑在一条没有弹性的规定上。费奈隆希望，如果能懂得从前的语言，女孩子要读古典作品，她们要学一些历史和足够的法律去管理一份产业，但她们不该和科学发生关系——一个年轻的女人应该显出某种“对科学的谦虚”。这位英俊的教士对女性的风韵很敏感，同时不愿意她们学代数学，他怎么也不会了解伏尔泰对那位牛顿力学教授夏特莱夫人的爱情。

费奈隆的《论女子教育》出版10年后，笛福公开呼吁要求更高层次的女子教育。除了有钱人家，17世纪的英国少女没有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像约翰逊、乔纳森·斯威夫特一样，她们不得不靠家庭教师，或者像伊夫林的爱女，不得不用她们的胆识去偷取知识。麦考利断定：“即使在最高阶层，她们那一代（1685—1715年），无疑比从文艺复兴以来任何时代的英国女人所受的教育都坏。”斯威夫特估计高贵人家的妇女接受阅读或拼字训练的，1000人中难得找到一个。在任何情况下，笛福认为忽视妇女教育是一种野蛮的不平等，“我不能想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女人这样优雅、辉煌的生物，又赋予她们许多魅力……而只把她们当作我们房屋、厨师和奴隶的管事”。他们计划为女孩子办一所学校，与英国的公共学校类似。在那里她们不但要学音乐和舞蹈，也要学“语言，特别是法语和意大利语，我也冒着教一个女人一种以上语言的险”。她们要学历史，也要学所有的交际礼节。这位对妇女殷勤的小说家做了一个结论：“一个受过良好教养与训练的女子，又有知识与品行作为附加的才艺，是无与伦比的造物……是上帝创造世界中最精美、最巧妙的部分。”同时，“一个男人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个女人，要充分享有她并感谢上帝了”。

在路易十四时代，最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是约翰·洛克的《教育管见》（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年）。此书写于洛克当了第一代沙夫兹伯里伯爵家的家庭教师几年后。从蒙泰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这位哲学家建议教师应该先以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为目的。要想有一个健全的心灵，就必须先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他的学生得吃简单的食物，习惯于单薄的衣服、硬床、冷水、新鲜空气、足够的运动、规律的睡眠、禁酒和“极少数或完全不要医药”。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一切教育，不论身体的、心智的、道德的，都必须是德行的训练。在身体因劳动而得享健康的同时，人格也经克制自己做任何不够成熟理智的事而日趋完美。“小孩子必须习惯于克制欲望，过得下希望不能满足的日子，甚至从摇篮里就开始”。克制的训练是人格的脊梁。这项训练做得越快越好，但需全面彻底坚持。它并不是只做好事就够了，学童们必须重复善行，使做好事成为“习惯”，才算陶冶成功。因此，“习惯比理智能做得更恒久、更自然，至于理智，我们最需要它时，反而从来很少能公正地顾及它，而服从它就更难得了”。洛克在亚里士多德和卢梭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教育，比一个不懂儿童癖好与性格的人好，课程应该安排得有趣而能锻炼人性，但他接受偶尔对故意捣蛋者施以体罚的要求。此外，“锻炼孩子们大大方方地忍受某种程度的痛苦，是一种使他们意志坚强的方法，也为他们将来的勇气和果决打下了基础”。

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思维方法和精密推理的训练，而不是古典作品的摘要或彼此谈谈话而已。法语和拉丁语应该很早就教给孩子，会话比语法重要。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则应该留给专门的学者。如果能花些时间在地理、数学、天文学和解剖学上更好，接下来是伦理学和法律，最后是哲学。“教育的责任并非使年轻人每门科学都精通，而是启发、安置他们的心灵，最好是做到他们决定致力于某门学问时，都有能力去做。”又因为美德由习惯训练而成，所以思考是重复的推理训练而成的：

我想，对那些有时间、有机会的人，没有比教给他们数学更好的了，我并不希望把他们都造就成数学家，而是把他们塑造成理智的人……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自认生来就是理性的创造物，但那是习惯和练习使我们如此。实际上，我们的理智不如苦干和勤勉带给我们的多……我已经提到用数学作为一种细密而有秩序的推论的方法……当他们获得了数学自然而然地带给他们的推理方法时，一旦有机会就能够把它转用到其他学问上。

洛克的论文是为设计一种通才教育而写的，它主要注重艺术、文学和礼仪，它为的是让一个绅士、一个出身名门的人，永远不必为生活而工作。它的课程虽然准许加入一些科学，但仍固守人文学科——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喜爱的学问。这些课程也包括舞蹈、骑术、角力、击剑，甚至“一种手工活计，甚或两三种”，但这是为了增进健康和声望，并不是谋生之道。艺术是教给学生作为消遣的，不是职业。年轻的绅士们并不需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他应该欣赏诗，但只须当作娱乐，不用创作；他应该懂得如何欣赏音乐，但不必精通任何一种乐器，因为可能占去太多时间。此外，这可能把年轻人推进“这样古怪的一伙人”中。所以，洛克的理论是保守和激进兼而有之。它拒绝像经院哲学一样尊重古典语言，减轻宗教和神学的压力，着重健康与个性，及努力替出身名门的青年适应社会生活和公务而做准备，从这几点上看来，它显示了未来的教育方向，尤其对英美两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对英国私人所办的“公校”里体育和道德教育的制定也有影响。《教育管见》被翻译成法文（1695年）后，在50年里突破5版，也大大影响了卢梭。洛克的学生，第三代沙夫兹伯里伯爵阐扬他老师的理论，使洛克声名大噪。

学者群像

某些热心人士值得现代人尊敬。康加（Cange）震惊了他同时代的人——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巴黎的律师——因为他出版了一本上古末期和中古拉丁文字典（1678年），这书分3册，对古典文学不厌其烦地书写，因此仍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皮埃尔发现并刊行了一部重要的奥林根手抄本。他懂得古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化学，做过800次组织解剖，也写诗和小说，而且参与博学的达西耶为了教导太子多芬而编纂的著名的60卷“皇太子”版古典拉丁文作品的工作。他被任命为阿夫朗什主教，临死时留下的一座图书馆，现在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耶稣会的博兰迪斯兹继续编纂他们的《密室教义录》。在马毕龙的领导下，巴黎的本笃派圣·莫尔学会编纂了一部20卷的本笃派圣徒历史书，他们阐明了法国中古的年鉴与文学的重要性。马毕龙本人在他的书《外交谈》（1681年）中，赋予古拉丁语一种新形式，这本书不是一本外交教科书，而是一篇有关时间、人物、古代敕书和手抄本真实性的论文。有一次，在完成一本厚厚的对开本书籍后，马毕龙写道：“这么多年以来，我研究圣徒的行为，而自己和他们相像的地方却如此之少，愿天主不要把这当作一项罪恶归之于我。”

这个时代古典学识最渊博的是本特利，40年来他一直是剑桥三一学院严格的校长。他年轻的岁月完全消耗在包德里图书馆的桌子上，29岁时，他已跻身于欧洲、希腊、拉丁、希伯来文学及古物研究的学术泰斗之林了。1691年，他发表了一封给密尔（John Mill）的信，即长达200页的《万言书》（Epistola ad Millium），这封信把古典学术讲得既精确又深奥，使他享誉欧洲。30岁时，他被选出来从事一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基金和名义是由虔诚的化学家玻意耳的遗嘱提供的。本特利的回报是有力的辩称：牛顿发表不久的《数学原理》中涉及的宇宙秩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对牛顿是一大安慰，因为他因无神论之嫌而大遭非难。本特利被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在圣詹姆士宫有一个房间，在那儿他经常见到牛顿、洛克、伊夫林和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那个根据地，他打了英国古典学术史上著名的一仗。

这次论战起因于英国人参加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孰是孰非的辩论。坦普尔爵士用《论古学与今学》一文开火，为古代文学辩护。如果这篇文章不是赞扬发拉里斯（Phalaris）可以代表希腊文学的卓越，本特利也许还会赞扬这篇文章。发拉里斯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殖民地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独裁者，历史或传说描写他在一个铜牛的肚子里烤死他的敌人，但也推崇他是文学的守护神，有148封流传后世的信被断定出于他的手笔。一个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大学生玻意耳（Charles Boyle）于1695年把这些信印出来。沃顿（William Wotton）已准备将他的书《古代与现代学术管见》（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出第二版。在书中他反对坦普尔，于是他请本特利来断定这些信的真伪。本特利回答，把它们算作发拉里斯的东西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是在2世纪写成的。他不经意地指出玻意耳的书中的几个错误。玻意耳和他的老师们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替发拉里斯是作者辩护。而坦普尔的秘书斯威夫特加入战团，站在他老板一边，用《书之战》来嘲笑本特利。学者们大多支持玻意耳。他的朋友都为之悲叹，因为很明显，本特利的名声瓦解了。他对他们的回答却值得永远记住：“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1699年，他发表了一篇经过扩充的《发拉里斯书函论》（“Dissertation 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这篇文章不仅证明了他的立场，而且在希腊语言演变的问题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使学术界为他能加入斯卡利哲、卡索邦、索默斯等名家之列欢呼。本特利认为这些信本身的风格，足以否定它们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说法，他接着说：

像活着的动物身体时常冒汗一样，每一种通用的语言都永远在动、在变，某些字被淘汰成为废字，其他的被引进，或多或少地通用起来。有时，一个同样的字会被反转过来，变成一种新意义、新说法。时间久了，会使一种语言的外貌和风格产生可见的改变，就像岁月改变了一张脸孔的线条和风采一样。所有人对他们本国语言的这种变化都可以感觉出来，因为长久不断地使用，使每个人都成了语言鉴定家。一个英国人凭着英文风格的改变，能够分辨出一篇现代的和一篇一百年前的英文作文。现在，各个时代的希腊文也确实有这种差异存在，而且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但绝少有人精通这种语言，达到分辨出它的微妙的地步。

1699年，6位主教一致同意威廉三世的推荐，本特利被擢升，以替补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的空缺。他改革学生的纪律、改善课程，又建立了一座“雅致的实验室”来上化学课、一座气象台上天文学课。但由于他喜欢华丽的排场，架子十足，而又爱钱，院里的教授都与他不和，有两次他已被决定免职，要搬出他的办公室。他也进行反击，终于保住了他的位子。在这段时期，他刊行了很多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鼓励牛顿，并出钱支持他出版《数学原理》第二版。在《评自由思想之辩》（Remarks on a Late 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一书中，打倒了安东尼·柯林斯，又冒失地卖弄学问，校订《失乐园》，改正了弥尔顿的语法和原文。他和蒲柏成了仇家，因为他说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是“一首漂亮的诗，蒲柏先生，但你不能说它是荷马写的”。“那个不出声的小崽子”，本特利宣称，永远不会原谅他。蒲柏在《笨伯》（The Dunciad，1742年4月）中，嘲笑他是——

这个伟大的古典训诂家，费力工作，永不休息。

弄笨了贺拉斯，弥尔顿的格调也被他降低。

同年7月，本特利因和蒲柏争论得肋膜炎的并发症而死。他是英国最伟大也最讨人嫌的学者。

另一个英国人斯坦利（Thomas Stanley）以他第一部英文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1655—1662年）扩展了英国人的心胸。这本书的最后4卷全部花在阿拉伯哲学上，惊呆了他的读者。古典学术研究于是越过了希腊和罗马，向近东和中东发展，并引起骚动。波科克发现并刊行了4种《新约》使徒书信的叙利亚文译本（1630年），牛津为他开了第一个叙利亚文讲座，他在那里的演讲，开启了英国人研究伊斯兰教文化的先河。在法国，埃贝洛（Herbelot）穷其毕生之力，写出一部极佳的书《东方学目录》（Bibliothèque Orientale，1697年），副题是“一切有关一般东方知识的总字典”，揭示了东方的历史与学术，使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之扩大。这种眼界的扩大，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挣脱了所有的束缚。阿拉伯诗歌、历史编纂、哲学和科学的宝藏，使学生们为之惊叹。他们注意到，希腊科学和哲学被西欧的黑暗时代遗忘时，阿拉伯人怎样保藏了它们，他们知道了穆罕默德并非只是个骗子，而是个敏锐的政治家，他们也被穆斯林的罪恶不比基督徒多、美德不比基督徒少弄糊涂了。道德与神学到底有多少关系的问题，成为基督徒心灵深处的一股溶解酵素。

东方的年代学——包括埃及和中国的——被研究后，犹太人推测世界创造于公元前3761年的说法，不知不觉地动摇了。爱尔兰阿马的英国教派主教詹姆斯·厄舍尔所计算（1650年）的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一前夕，刚开始入夜的时候”，也站不住脚了。我们不久就要谈到的斯宾诺莎，正开始着手对《圣经》的“高等批评”，那就是把它当作充满了庄严与高贵、错误和荒唐的一部人的作品来研究。

为了答复斯宾诺莎，17世纪最具学术性的《圣经》评论家不得不向波舒哀的威胁低头，最后终于承认这位哲学家宣布的许多话。西蒙，一个铁匠的儿子，参加了巴黎的司祭祈祷会，又被任命为牧师（1670年）。就在那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替麦茨的犹太人辩护，这些犹太人被控谋杀一名基督徒儿童。他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几个法学博士一起钻研，研究了好些年后，准备出版他的《旧约批评史》。他公开对斯宾诺莎所说《圣经》中神力感应的论点加以驳斥，他接受《旧约》并不是完全出于故事人物的手笔的说法，因为摩西不可能写出全部的《摩西五书》（它描写到摩西之死）：由此可想而知，《圣经》各书曾经被传抄者和出版者改变过而失去了原貌。西蒙坚持这些修订者也受到神的启示，以努力维护他的正统理论和教廷给他的出版许可。但他也承认，所有现存的《旧约》版本都被许多重复、矛盾、含糊及其他难懂的地方弄得很乱，以致它们只能为一种教条化的神学，提供一些脆弱的理论基础。他打算用这点来对付新教徒，他激烈地争辩说新教徒相信“《圣经》语言感应论”，因此他们对别人批评《圣经》原文将无法招架，而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却能借着接受罗马教会对《圣经》原文的解释，超然地站在这些古典学术的讨论之外。西蒙下结论说：“无论如何，《圣经》中的神力感应只牵涉到信仰问题。”

祈祷会的主持准许出版西蒙的书，但印刷时，一部分校样被皇家安息所的阿诺德看到了，他吓了一跳，便把这些东西拿给波舒哀看。波舒哀立刻指责这卷作品是“一套邪恶的谎话，一座自由思想的堡垒”，它会“摧毁正规经典的权威”。波舒哀向政府当局呼吁，阻止这本书出版，他们没收了全部发行的1300份，把它们打成纸浆。西蒙被贬为诺曼底偏僻地方的一个副神父，但他还是想办法在鹿特丹印出了他的原稿（1685年）。4年后，他出版了他的《旧约批评史》。他打算把《圣经》重新翻译一遍，来完成他世俗的工作。他完成了《新约》的译文，但波舒哀震惊于西蒙处理《圣经》原文的不受拘束，说动大法官查禁了这部书（1703年）。西蒙放弃了他的事业，烧掉他的稿子，不久便去世了（1712年）。

在他关于《旧约》的著作中，曾列出40种反驳来说明《旧约》为何是不能反驳的。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一起，它为近代的《圣经》研究留下一座划时代的界碑。莱布尼茨读过这些早期的评论后，警告说如果照这条线索继续追查下去，会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莱布尼茨是对是错，直到现在为止，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第二章　科学的探求（1648—1715）

科学的国际化

无论变好变坏，欧洲的气氛逐渐从超自然主义变成现世主义，从神学变成科学，从对天堂的冀望和对地狱的畏惧变成扩充知识、改善生活的计划。高层人士继续他们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对那些被拒于高门华第的乐园以外的不幸大众有益，所以对它几乎毫无异议。虽然如此，在少数几个世家大族中仍有人学科学，玩他们的平衡方程式，在实验室里烫着了指头，皱起鼻子想闻出点什么，或迷惑地凝视着夜空里的繁星。在巴黎，时髦的贵妇挤着去听莱默里（Lémery）演讲化学，去看迪韦尔内（Du Verney）解剖实物；孔德邀请莱默里到他不对外公开的沙龙，路易十四派迪韦尔内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在英国，查理二世有一间私人的化学实验室，男爵们、主教们和高级律师们设计了许多试验，高雅的夫人们坐着马车来参观磁力的奇景，伊夫林曾涉猎物理，也计划成立一所科学补习班。

就社会大众的新兴趣而言，大学显然落后了，但私立学校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很明显是那不勒斯的自然科学院（1560年）；然后有罗马的林塞学院（1603年），伽利略就属于这所学校，再后来是西蒙托学院，由伽利略的学生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在佛罗伦萨创立（1657年）。这所学校是以试验的名义建成的，从开始就采取笛卡儿的怀疑方式：跟信仰有关的事，没有一件被接受；研究每一个问题而不考虑任何现在的宗派或哲学。这种学校有些非常短命，但它们结束时，都留下了继承者：施温福特（1652年）、阿尔特多夫（1672年）、乌普萨拉（1710年）等地，都有学校设立。1700年，经过莱布尼茨30年的主张，柏林学院（Berlin Academy）建立，我们也必须把圣彼得堡学院（Academy of St.Petersburg）成立的功劳，归与莱布尼茨。

在法国，科学学院的成立，是梅森（Mersenne）、罗贝瓦尔（Roberval）、德萨内格（Desargues）和其他的科学家在巴黎帕斯卡父亲家中或在梅森的修道院小房间中聚会的结果。这所学校有系统地公布了一项计划，要“为科学和艺术的十全十美而努力，广泛追求一切对人类有用或有利的事物”，它还决定“要破除长久以来被视为真理的一切通行的谬论，以开导世人”。但它又劝告其成员避免讨论宗教和政治。1666年，学校得到一张皇家特许状和一间在皇家图书馆的房间。在凡尔赛，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张泰斯特林（Testelin）的巨幅油画，画中路易十四把这张特许状授给以惠更斯和佩罗为首的一群人。这21个人都从政府拿到一份年俸，并有一笔学校开支的基金。实际上，这个学校变成政府的一部分了。路易对天文学家特别关注，他从意大利请来了卡西内、从丹麦请来了罗默、从荷兰请来惠更斯，也为他们造了一座壮丽的天文台。但泽市以研究月球出名的海佛留斯（Johannes Hevelius）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宝贵的图书馆时，路易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礼物，以弥补他的损失。兰佩雷斯（Laplace）把法国的科学进展归功于这所学校。但它依赖一个和教会密切联系的国王，这终于证明对法国科学的进步是有害的，而英国人渐渐赶上来了。

英国的科学学院有一大特征——它们的基金都是私人的，只是偶然向政府告贷。约1645年，据沃利斯自己说，他在伦敦认识了“各种高尚人士，他们都希望了解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学问，特别是……实验哲学”。他们同意每星期见面一次，讨论数学、天文学、磁力学、航海术、物理学、机械、化学、血液循环和其他题目。像后来人们给它的称呼一样，这个“隐形学院”从培根的书《新大西岛》中“所罗门的家族”得到了灵感。沃利斯转任牛津大学教授时，这个组织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博伊尔牛津大学的宿舍见面，另一个在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雷恩和伊夫林是那里早期的成员。克伦威尔之死和查理二世复辟造成的政治混乱，打扰了这些在伦敦的集会，但查理二世即位后，很快恢复了。1662年7月15日，英王颁发一张特许状给“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该会98个最初的成员，不仅包括像玻意耳和胡克（Hooke）这些科学家，也有约翰·德莱登、沃勒等诗人，雷恩、伊夫林等建筑家，14个贵族和几个教士。1663年至1686年，约300人入会，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公爵和普通人在此谈笑风生，穷的会员免费。1673年，莱布尼茨被准许入会，他声称皇家学会是欧洲最受尊敬的学术权威。早在1667年，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就出版了他卓越的著作《皇家学会沿革》（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虽然他当了罗切斯特主教，但也被那吹遍全英国的培根式清风（Baconian breezes）感动了。

有些神学家抱怨说，这个新组织会暗中损害人们对大学和国教教会的尊敬，但学会的温和与谨慎很快平息了教会的反对。它奇异的实验逗乐了朝廷和国王，国王在听到他们秤空气的重量、策划用机器飞行后，不禁大笑。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用拉加多的大学术院来讽刺它，这个学院的成员制订从黄瓜里榨出阳光的计划，又想用先建屋顶的方法造房子。又有《休笛伯拉斯》（Hudibras）一书的作者巴特勒（Samuel Butler），叙述一个科学家的俱乐部，如何因在月亮上发现一只大象而兴奋若狂，最后发现那不过是望远镜里的一只老鼠罢了。就在皇家学会的支持下，伊夫林改良了英国的农业，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创立了统计学，英国的科学和医药获得了当时法国或德国梦想不到的进展，玻意耳几乎开创了化学，约翰·雷（John Ray）对植物学、伍德沃德对地质学、牛顿对天文学，都起了革命性的影响。皇家学会做了数以千计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它接收、解剖、研究死刑犯的尸体，成为全国医师诊断报告的贮藏所，它收集新技术的报告，和国外的科学研究保持联络并强调自然作用与规律。

1665年，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堡开始出版《皇家学会哲学汇编》（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个刊物一直发行到现在。它邀请、接受外国的投稿，是最早出版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和列文虎克的发现的刊物之一。1653年，奥尔登堡到英国来为他的家乡不来梅交涉一项商业协定，他成为弥尔顿、霍布斯、牛顿和玻意耳的朋友，他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积极通信，他说皇家学会的人“已经着手要为整个宇宙做苦工了”，他写信给斯宾诺莎说：

我们肯定地认为，事物的形式和性质可以用机械的原理来做最好的解释。同时，大自然的一切功能，都是由运动、形状、纹理及这些东西各种不同的组合造成的，实在没有必要依靠一些无法说明的形态和神秘的性质作为无知的托词。

通过《哲学汇编》、《学人学报》、《学者学报》和《博学学志》这些书刊，欧洲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有能力突破自然的疆界了。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也能互相保持联络，为发展一项伟大的事业组成一支联军。他们几乎都躲在书房、实验室和探险队，对政治上的喧嚣、军队的行动、教条的鼓噪、迷信的雾团和政府或教会特务的刺探，都不闻不问，有的还能在里面幸存下去。他们盯着试管和显微镜，细想他们的题目，好奇地混合化学物质，度量各种力量和光的亮度，计划出方程式和图形，凝视细胞的神奇，钻洞进入地层，把星球的移动制成图，直到一切事物的行动似乎都归入定理。井然有序、广大无边、不可抗拒的宇宙似乎也服从了人类心智提出的无与伦比的预言。在法国，费马、帕斯卡、罗贝瓦尔、马里奥特、佩罗和卡斯尼家族；在瑞士，贝尔努利家族；在德国，盖里克、莱布尼茨、奇思豪斯、华伦海特；在荷兰，惠更斯和列文虎克；在意大利，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在丹麦，斯泰诺；在苏格兰，詹姆士和戴维·格列高利；在英格兰，沃利斯、马丁·利斯特、玻意耳、胡克、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哈利、牛顿，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在欧洲历史上的1648年至1715年，或孤军奋斗，或协力合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创造了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些引起人类灵魂中决定性革命的学科。奥尔登堡感觉到这种科学的国际主义，他从来没有想过民族主义会使科学本身成为一种党派和灾难性的工具，在这种振奋人心的协作中，他只看到了一种美好生活的预兆。“我希望，”在写给惠更斯的信中，他写道，“有一天，所有国家，即使是不那么文明的国家，最终都能像亲密的伙伴一样彼此拥抱，并在知识和物质两方面都联合起来，消除无知，让真正的有用的哲学统领世界。”这仍然是世界的希望。

数学

国际新的科学的发展改良了科学工具。巴斯加、胡克和盖里克制成了气压计，盖里克的空气装置提供了探索真空的可能性；格列高利、牛顿和其他人制成的新望远镜比开普勒和伽利略设计的都好；牛顿发明了六分仪；胡克改进了复合显微镜，使细胞的研究为之改观；在盖里克和阿蒙顿（Amontons）的努力下，温度计变得更可靠、更准确。1714年，华氏（Fahrenheit）以水银代替酒精作为膨胀的媒介，又用0℉、32℉和96℉（这是他假定的人体标准温度）划分它的度数，产生了英美式的温度计。

一切科学最伟大的工具是数学，因为它赋予经验一种定量和标准的形式，数学提供了成千的方法，使经验能预测，甚至控制未来。玻意耳说：“大自然扮演着数学家的角色。”莱布尼茨加上一句：“自然科学不过是应用数学而已。”研究数学史的专家为17世纪喝彩。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这段时间的收获特别丰硕。因为这是笛卡儿、纳皮尔、卡瓦里尔利、费马、帕斯卡、牛顿、莱布尼茨和笛萨格的世纪。贵妇们洒上香水，参加数学演讲，她们有时开《学者学报》的玩笑，放出话说，求得和圆等面积的正方形是讨好她们唯一的方法。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霍布斯百折不挠地努力，想解决这个难题。

费马创立了近代的数学理论（研究数字的差级、特征和关系）和分析几何，这不但和笛卡儿有关系，或许还先于他单独发明概率的计算方法，而且预期到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他只担任土鲁斯法院参事，不算太有名气，只在写给他朋友的信里，才有系统地提出他对数学的大贡献，直至1679年他逝世14年后，它们才出版。我们可以在这些信中感受到他对数学的心醉神迷：“我已经发现了极大一群绝美的定理。”每一个数学的新把戏，每一项使人惊奇的数学规律，都会使他高兴。他向世界上的数学家挑战“把一个数的三次方分成二个数三次方的和”、“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等。他写道，“我已经发现了一种真实而不可思议的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费马最后定理”。1908年，一位德国教授悬赏10万马克给第一个证明费马定理的人，但一直没有人来领这份奖金，也许是被马克贬值打断了念头。

惠更斯是这个时代很突出的科学家，仅次于牛顿。他的父亲康斯坦丁·惠更斯是荷兰最有名的诗人和政治家之一。他在1629年生于海牙，22岁时开始发表数学论文。他在天文和物理学上的发现，迅速地替他赢得全欧的声誉。1663年，在伦敦，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665年应柯尔伯之邀，他参加巴黎的法国科学院。他动身去巴黎，接受了一份丰厚的奖金，在那里待到1681年。后来，法王压迫新教徒使他行动大为不便，他回到荷兰。他用6种语言和笛卡儿、罗贝瓦尔、梅塞纳、费马、帕斯卡、牛顿、玻意耳等人通信，这些信件说明了日益和睦的科学友情。他说，“世界是我的祖国”，“提倡科学是我的宗教”。他的“有多病之身就有好精神”是当时不同凡响的特质之一——他的身体时常有病，66岁去世时，他的心灵仍然富于创造力。他在数学方面的著作是他成就最少的一部分，即使如此，他对几何、对数和微积分都有贡献。1673年，他创造了“反比平方定律”（二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对于牛顿的天文学来说，太重要了。

当然，牛顿现在是英国科学界主要的荣耀来源，值得为他单写一章，可是环绕着他的还有不少卫星。他的朋友沃利斯（John Wallis），一个英国国教教士，于1649年成为牛津大学的几何教授，那时他才33岁。在这个位子上他待了54年，他的笔由科学转向语法、逻辑和神学，但仍有力地写他的数学、机械、声学、天文学、潮汐学、植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他只缺少一些桃色新闻和战争，否则他将成为一个无所不有的人。他的书《历史与实用代数》（1673年），不仅替数学提供了许多基本的观念，在英国也是第一次有人严肃地尝试去写这门科学的历史。他和霍布斯关于“与圆等积正方形作图”的论战，持续了很久，这使当时的人颇为兴奋，沃利斯占了上风，但那位老哲学家却奋战到他91年生命的最后。历史记得沃利斯，主要是因为他的《无限数学》（Arithmetica Infinitorum，1655年），这里他应用了卡瓦里尔利的求平积法（把曲线形作成等积正方形时无限小的观念），也替微积分铺下道路。

“微积分”（Calculus）原来的意思，是古罗马人用来计数的一片小石头，可是现在只有极热心于微积分的人，才能给这种学问下个适当的定义。阿基米德曾经瞥见过它，开普勒曾经接近它，费马已经发明了它，但没有公开提出。意大利的卡瓦里尔利和托里切利、法国的帕斯卡和罗贝瓦尔、英格兰的沃利斯和伊萨克·巴罗（Isaac Barrow）、苏格兰的詹姆士、戴维·格列高利，都曾经在使人惊异的全欧合作里，为这座建筑搬运过砖块。牛顿和莱布尼茨则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微积分”这个名词，是约翰·贝尔努利（Johann Bernoulli）向莱布尼茨建议用的。他出身的家族，与巴赫、布吕格和哥白尼一样，以遗传的天才而出名。尼古拉斯·贝尔努利（Nikolaus Bernoulli）与他的祖先一样，是一名商人。到了他的儿子雅各布·贝尔努利（Jakob Bernoulli）一世，则把商业变成更高深的一种计算。他把“违背了父亲的意思，我研究星星”当作座右铭。雅各布涉猎天文学，对解析几何颇有贡献，他推进了变数法的计算，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对垂链曲线（由一条吊在两点间，质量各部分平均的链子所画出来的曲线）的研究，对后代吊桥和高压输电线的设计大有助益。他的兄弟约翰也反抗他父亲的计划，开始研究药理，然后是数学，而接替雅各布成为巴塞尔的教授。他对物理学、光学、化学、天文学、潮汐的理论和航海数学都有贡献。他发明指数运算，创立积分的第一系统，又介绍了“系统”（integral）一词在这个意义上的用法。另一个兄弟尼古拉斯一世在16岁就得到哲学博士学位，20岁拿到法律学位，在波恩教法律，在圣彼得堡教数学。18世纪，我们将会找到6位贝尔努利家族的数学家，19世纪又有2位。

统计成为一门科学，也是这个时代的成就之一。格朗特（John Graunt），一名服装杂货商人，以调查和研究伦敦贫民区的葬礼为乐，通常记录一些死亡原因，包括“饿毙路中”、“拷掠而死”、“瘰疬”、“在奶妈手里饿死”、“自杀”等。1662年，格朗特出版了他的《从自然和政治观察死亡表》（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e of Mortality），这是现代统计学的开始。从他的列表中，他得到结论：36%的儿童在6岁前死亡，以后的10年中死掉24%，再下一个10年中死去15%，等等。儿童的死亡率在这里似乎太过夸张，却提醒了人们，如果不想被死亡追赶，就应该努力地工作。

格朗特说：“在这几种灾祸中，有些和死亡总数保持一个不变的比例，像慢性疾病，以及那些在城市里特别容易发生的疾病，譬如肺痨、水肿、黄疸病等等。”也就是说，虽然不能一个个地计算，但某种疾病和其他一些社会现象之间，也许可以由一个大社区的利益预先比较精确地算出来。格朗特提出的这一原则变成统计预测的基础。他注意到多年以来伦敦被埋葬的人多过受洗的人。他下结论说，在伦敦死亡的概率较大，过分担心工作及“烟雾、恶臭、空气不流通”和“暴饮暴食”，都能导致死亡。然而伦敦的人口在增加，格朗特将之归因于乡村和小城市人口的移入。他计算这个首都的人口1662年约有38.4万。

格朗特的朋友佩蒂爵士把统计学带进政治。他又是一个令人无法企及、多才多艺的例子。佩蒂曾在凯昂、乌得勒支、莱顿、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求学，然后在牛津教解剖学，在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教音乐，他在爱尔兰当皇家陆军军医时，获得了财富和爵士地位。1676年，他写了第二部英文的统计学古典作品《政治数学》（Political Arithmetic）。佩蒂坚决地认为，政治只有把结论建立在可度量的基础上，才能接近一种科学，所以他呼吁举行定期的户口调查，以记录英国每个居民的出生、性别、婚姻状况、头衔、职业、宗教等等。根据死亡调查表、房屋的数目和每年出生超过死亡的人数，他估计1682年伦敦的人口将达到69.6万人、巴黎达到48.8万人、阿姆斯特丹达到18.7万人、罗马达到12.5万人。就像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在1589年、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预测的一样，佩蒂认为人口增加的速度，有比赖以谋生的资源增加得快的趋势，这将导致战争，3682年时，这个可供居住的地球将出现危险的人口过剩，每人只能分到两亩土地。

保险公司利用统计学来计算除了吹牛皮之外的任何事情，这使他们的事业成为一种艺术和科学。根据布雷斯劳的死亡报告，哈雷做了一张表，显示出1岁到84岁之间所有人口的预期死亡数，用这个做基础，他预算出一个特定年龄层的人在一年中可能死亡的数目。世界上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在18世纪创立于伦敦，就利用哈雷的表把数学变成了钱。

天文学

天上的星星被划进科学的范围，已经有100个世纪了。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天文学家里乔利（Riccioli）发现了第一个双星（double star）——用肉眼看起来像是一颗星，用望远镜看起来却是明显地互相环绕运行的两颗星。在但泽，海佛留斯在自己家里造了一座观象台，制造他自用的仪器。他把1564颗星编入星图，发现了4颗彗星。他观测水星的运行，记录下月亮的“天平动”（可见部分周期性的变化），并将其表面制图。他为月球特征所起的几个名字，现在的月球地图上仍然沿用。他通知欧洲的星象观测家，他用一个折光器（只靠一个透镜或棱镜）测出一颗星的位置，能和用一架复合望远镜测出的同样准确。胡克对这项声明提出了挑战，哈雷从伦敦跑到但泽去查验此事的真伪，终于提出报告：海佛留斯说的是实话。

路易十四了解天文学对航海的重要，他提供基金在巴黎建造了一座天文台（1667—1672年）。以此为中心，皮卡德（Jean Picard）有时亲自领导，有时派遣他人组成远征队，从世界各个不同的地点研究天象。他到乌兰堡（Uraniborg）记下每颗星的正确位置，布拉赫（Tycho Brahe）就靠着这个完成了他的古典星图。皮卡德又根据一系列从巴黎到亚眠的观测，量出经度的单位长度，极其精确（和现在通行的计算69.5英里误差不到几码）。据说牛顿也用他的结果计算地球的质量，来证明万有引力的理论。用同样的观测方法，皮卡德算出地球的赤道直径为7801英里——离我们现在计算的7913英里相差不远。这些发现使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算出一条航行的船所在的位置。所以，欧洲商业的扩张和工业的发达固然大力推动了科学革命，却是利用这些计算成果得来的。

路易十四听从了皮卡德的建议，邀请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到法国，卡西尼因发现木星形状为一个回转椭圆体及木星和火星的自转周期，早已誉满全欧。他到巴黎（1669年）后，即被路易宣布为科学巨擘。1672年，他和里歇尔（Jean Richer）到南美洲观测火星的最大“冲”日时接近地球的情形，卡西尼则在巴黎同时记录了这次的“冲”。比较同一时间两个地方的观测后，得到了更精确的火星和太阳的视差及它们和地球距离的新值，显示太阳系的空间比从前估计的为大。从钟摆摆动得比巴黎慢的发现中，这些天文学家得到一个结论，接近赤道地方的地心吸力没有高纬度地方的强，由此可知地球并不是正圆的球体。卡西内认为赤道附近比较平，牛顿认为两极比较平，而进一步的研究支持了牛顿的理论。同时，卡西尼发现了土星的4颗新卫星和把土星光环一分为二的那条缝（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1712年卡西尼逝世后，他在巴黎天文台的工作由他的儿子雅克·卡西尼继承，雅克曾测量从敦刻尔克到佩皮尼昂子午线上的弧长，出版了第一套土星卫星表。

惠更斯在加入巴黎的世界科学家集会之前，就在海牙做出了一些对天文学很重要的贡献。他和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一起，发展出一种磨制透镜的新方法，用这种方法，他造出比任何已有望远镜更有力、更透明的望远镜，于是他发现了土星的第六颗卫星（1655年）和土星那使人迷惑的光环。一年后，他画出猎户星云里光亮区域（现在以他为名）的第一张概图，也发现了它核心星的多样性。

巴黎天文学家最强劲的对手，在英国是以哈雷和牛顿为首的一群杰出的人士。爱丁堡的詹姆士·格列高利设计出第一架返光望远镜（1663年），把目标物发出的光线，用一个曲面镜集中，而不是用透镜。牛顿于1668年对它进行了改良。1675年，弗拉姆斯蒂德和其他人向查理二世上奏陈情，要他资助建筑一座国家天文台，以利用更好的方法计算经度，来指导正在海洋上破浪前进的英国船只。国王答应支持，于是这座位于伦敦东南不远的格林尼治（Greenwich）天文台就建立起来了，它以后被用作经度的零点和世界标准时间。查理二世提供了一小笔薪水，任命弗拉姆斯蒂德做台长，但助手和仪器的费用毫无着落。体弱多病的弗拉姆斯蒂德把他毕生的精力花在天文台上，他招收学生，用自己的钱买仪器，他的朋友也资助了一些，他忍受病痛，专心测绘格林尼治所见的星图。去世之前（1719年），他已经完成了现有最广泛而准确的星图，即把1601年布拉赫留给开普勒的图做了相当大的修改。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他亲自处理那些通常留给助手的抄写工作，弗拉姆斯蒂德曾经因为哈雷和牛顿耽误计算和发表他的成果而动怒，最后哈雷没有征得弗拉姆斯蒂德同意就把它们出版了，于是这位恼怒的天文学家怒气冲天，连星星也为之震动。

无论如何，哈雷是他们这些人中最好的绅士。作为一个热诚的天文学学生，他23岁时就出版了行星轨道的论文。1676年，他出发上路，要到南半球去看看那边的天上是怎么回事。在圣赫勒那岛（St.Helena），他画图记下了341颗星的运动。21岁生日前夕，他做了一次整个水星通过天空的观察。回到英国后，他22岁时被皇家学会选为会员。他了解牛顿的天才，出钱支付《数学原理》第一版的昂贵费用，又在书前加上一些华丽的拉丁文诗作为恭维，而以这行结束：任何人都不会被允许更接近了。哈雷刊行了佩哥（Perga）阿波罗尼奥斯著的《锥线学》（Conics）希腊文原本，又学习阿拉伯文，以便翻译只有那种语言才保存的希腊论文。

经过一次历史上最成功的天文预报，他把他的名字写在天空。博雷利（Borelli）已经为发现抛物线形的彗星轨道铺下了路（1665年）。一颗彗星于1682年出现时，哈雷发现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都有类似报告；他注意到这些报告约每隔75年出现一次，于是他预言下一次出现是在1758年。他未能活到看见他的预言圆满应验，但那颗彗星又出现时，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其科学的声威也因此大振。直到17世纪晚期，彗星还被认为是上帝控制的行动，预兆人类将有大灾难，而皮埃尔和丰特内尔的文章及哈雷的预测，打破了这个迷信。哈雷认为1680年见到的另一颗彗星，和耶稣逝世那年观测到的是同一颗，他追踪它每575年一次的再现，又经过这项预测，他计算出它环绕太阳的轨道和速度，牛顿做结论说：“彗星的星体是固体的、紧密的、凝固的、耐久的，就像行星的星体一样。”而且也不是“地球、太阳和其他行星的烟雾和蒸汽”。

1691年，哈雷为牛津萨维利安天文学做讲座的提议，因为他涉嫌唯物主义而被拒绝。1698年，他受英王威廉三世的委托，深入南大西洋航行，研究罗盘的偏差和绘制南极地区的星图。和这次远征比较，伏尔泰说：“阿尔戈英雄的航行，不过是驾一艘小船横过一条河罢了。”1718年，哈雷指出：有几个曾被假设为“恒星”的星，从希腊时代以来，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位置，其中之一的天狼星，从布拉赫以来就有了变化。除去观测的误差，他认为星星在长时间中，会改变彼此的位置关系，而这些“固有运动”，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事实而加以接受了。1721年，他被任命接替弗拉姆斯蒂德管理皇家天文台，但弗拉姆斯蒂德身后萧条，债主们拿走了他的仪器，于是哈雷发现他的工作大受设备不足的妨碍，而且他自己的精神也每况愈下。但是64岁的他，开始通过完整的18年周期，观察并记录月球的现象。1742年，他自作聪明地违背医生的嘱咐，喝下一杯酒后去世了，享年86岁。生命，像酒一样，是无法过度享有的。

地球

凭着对科学的热爱，哈雷以一篇有关信风的文章（1697年）和一张第一次记录空气流动的图，向气象学的迷雾摸索。他认为这些空气的流动是气温和气压差异的结果。太阳明显地向西移动带来了热量，特别是在沿赤道地区，这些热量使空气变得稀薄，吸引了来自东方比较厚密的空气，于是造成盛行的信风，哥伦布就靠它由东向西航行。培根曾提出同样的解释，而乔治·哈德利（George Hadley）在1735年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地球向东自转速度较大，使赤道上形成一股向西的气流。

气压计和温度计的发展，使气象学成为一种科学。盖里克用气压计于1660年正确地预测出一次强烈的风暴。各式各样的湿度计都于16世纪发明出来以测量湿度。新孟多（Cimento）学院用一个有刻度的容器，承接一个内装冰块的金属圆锥体表面滴下的水珠。胡克把一根麦芒——空气里水汽增加时，就会胀大弯曲——绑在一根指针上，麦芒膨胀时，指针就会转动。胡克又发明了一个风速计、一架转轮气压计和一座气象钟。最后说的这件仪器，是由一个皇家学会的委员会设计的（1678年），用以测量和记录风的速度和方向、大气的压力和湿度、气温和雨量。为了能准确、全面地测量，标出了一天的时间。各个城市的气象站装备有改良过的仪器，开始记录并比较它们同时进行的观测，就像1649年的巴黎和斯德哥尔摩那样。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新孟多学院的赞助人，把气压计、温度计和湿度计送给巴黎、华沙、因斯布鲁克和其他各地选定的观测者，要他们逐日记录气象资料，再送一份复本到佛罗伦萨以供比较。莱布尼茨说服了汉诺威和基尔的气象站，保存了1679年至1714年每天的报告。

那位有发明天才而不得要领的胡克开辟了上百条有希望的研究大道，但因太缺乏金钱和耐心而没有到达光辉的终点。在17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科学史中，我们到处可以找到他。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父亲“自缢而死”。他画画、弹风琴，创造了20种飞行的方法，很早就预示出他游移不定的性格。在牛津念书时，他喜欢化学，当过玻意耳的助手。1662年，被皇家学会任命为实验室主任。1665年，他成为格雷沙姆学院的几何学教授。1666年伦敦大火后，他转向建筑学，设计了几幢著名的建筑——蒙塔古大厦、内科医学会和伯利恒医院。盯着显微镜一段时间后，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显微图集》（Micrographia，1665年），包含许多生物学上富于暗示性的观念。他提出，光是一种波的理论，在光学上帮助了牛顿，预料到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和引力理论。他发现了猎户座的第五颗星，又首次尝试用望远镜来测定恒星的视差。1678年，他提出一种气体动力学说。1684年，他描述出一个电报系统。他还是最先用弹簧来校准时钟的人之一，他曾经写下用六分仪来度量角的距离的原理，他做出10余种的科学仪器。皇家学会有一段时期成了欧洲科学界的和事佬，而他可能就是这天才的银河中最有创造力的人，但他阴沉而神经质的个性把他隔离在应得的欢呼之外。

甚至在地质学上，他也有和真理同在的一刻。他争辩说，化石证明了古代的地球和生命，与《创世记》上说的大不相合，又预测到有一天可以用连续的各地层中不同的化石，作为计算地球生命年代的方法。17世纪的大多数作家仍接受《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他们中有些人努力调和《创世记》和不时来到的地质学上的发现。在《地史小记》（An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1695年）中，伍德沃德长时间研究了他收集的大量化石后，恢复了达·芬奇对他们的解释，这是一度生存在地球上的动植物的遗迹。但他仍认为化石的分布是挪亚洪水的结果。托马斯·伯内特，一个国教教士为《创世记》和地质学设想出一个和解之道：把《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几天”拉长为几个时代。这种遁词被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但伯内特鼓起勇气，继续解释亚当的堕落是一种比喻时，他发觉在教会里他已经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一名耶稣会士，也是一个科学家：我们以后会发觉他在无数的场合中都非常卓越。他在《地下水》（1665年）中，画出了洋流图，认为地下的河流是从海里得到水的，又把火山和温泉的喷发归因于地下的火，这一点似乎使地狱在地球中心的信仰得到加强。佩罗拒绝喷泉和河流的水来自地下的观念，而支持现在被接受的看法：它们是雨和雪的产物。利斯特解释火山爆发是由于黄铁矿中硫黄的发热和继之而起的爆炸，又由实验显示，一种铁屑、硫黄和水的混合物埋在地下，就会变热，裂化上面的土地，爆发出火焰。

这个时代地质学最杰出的人物，是丹麦人熟知的史邓森（Niels Stensen），即闻名国际科学界的斯泰诺（Nicolaus Steno）。他出生于哥本哈根，在那里学医。在莱顿，他和斯宾诺莎成了朋友。后来，他迁居意大利，信了罗马公教，又在佛罗伦萨成为斐迪南二世的御医。1669年，他出了一本小书《土壤成分》，被一位学者誉为“该世纪最重要的地质学文献”。此书的目的在于确定对化石的新观念，但像一段序曲一样，斯泰诺第一次有系统地说明了地球表面演化的原则。他研究托斯卡纳的地质，发现了6个连续的地层。他分析它们的构造和内容、山和谷的岩层、火山和地震的原因，及比从前河、海水面较高的化石证据。这本书为他带来了名誉。又因斯泰诺在解剖学上的研究，丹麦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授请他到哥本哈根大学开解剖学讲座。他接受了，但他狂热的罗马天主教信念招致了一些摩擦，于是他回到佛罗伦萨，从科学走向宗教，最后以蒂托波利斯（Titopolis）主教和北欧天主教名誉主教之位终老。

地理学也在茁壮成长，它通常是传道士、军事或贸易的副产品。耶稣会士专心致力于科学，几乎就像对宗教或政治一样。他们有许多人属于各种学会，而这些学会欢迎他们的地理学和人种学的报告。他们到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传教，收集并传播极有用的知识，画出他们所到之处最好的地图。1651年，马丁尼（Martino Martini）出版了他的《中国地理图考》（Atlas Sinensis），空前详尽地描述中国地理。1667年，基歇尔出版了一册华丽的《中国图记》（China Illustrata）。路易十四派遣6个耶稣会的科学家，携带最新的仪器重新绘制中国地图。1718年，他们出版了一份多达120张的大地图，几乎涵盖了中国全境，成为后来两个世纪中西方绘制中国地图的基础。这个时代制图的奇迹，是卡西尼和他的助手在巴黎天文台的地板上，用墨水画成的那幅直径24公尺的地图（约1690年），它表示出地球上各个重要地方在经纬度上的准确位置。

一些伟大的旅行家也属于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过了塔韦尼耶的《从欧洲到亚洲的六次航行》（1670年）和夏尔丹的《波斯游记》（1686年）。塔韦尼耶写道：“在我的6次航行和不同路途的旅行中，我有闲暇和机会看到整个中国西藏、整个波斯和整个印度……最后3次，我越过恒河，到达爪哇岛，在40年的光阴中，我在陆地上旅行了18万英里以上。”夏尔丹的一个句子，预先提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某一个种族遇到的气候……永远是形成这些人体质和习俗的基本原因。”1670年至1671年，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出版了一部他在印度旅行和研究的故事，因为他在途中放弃了基督的信仰而大受非难。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当了海盗，在数以百计的地点和海洋出没，写了一本《新环球航行》（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1697年）。又说在他后期的几次旅行中，有一次他驾着船，把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从一个与众不同的无人岛救回来（1709年），因而给了笛福一个暗示。

在基督教神学被侵蚀的过程中，地理学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其他洲的记载愈积愈多，而欧洲的知识阶层对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宗教神话、每种宗教把它的教义当成真理的信念，以及伊斯兰教、佛教的社会里，在某些方面使信仰基督教的人对自己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宗教迫害感到汗颜的道德水准，只有惊叹的份。拉翁唐（Lahontan）男爵在1683年到加拿大旅行，报告说他难以回答印第安土著对基督教义的批评。皮埃尔批评欧洲人的信仰和作风时，引用中国或日本的习惯与观念。道德的相对性，成为18世纪哲学中的一项公理。

物理学

物理和化学与古代信条的冲突，没有地质和生物学那样显著，因为它们和各种固体、液体、气体打交道，这与神学没有明显的关系。但科学的进步扩展了定理的支配力，削弱了对奇迹的信仰。物理学的研究和哲学的利益毫无关系，却起因于工商业的需要。

是航海家们引导天文学家更精确地绘制天空，现在，他们又鼓励人们发明一种能帮助他们在海水的扰动下找到经度的时钟。只要把当地日出或正午的时间和一座对准格林尼治或巴黎时间的钟比较，就能确定海上的经度，但除非这座钟绝对准确，否则计算将会有误。1657年，惠更斯发明了一座可靠的钟，他在钟摆上加了一个齿轮，但这样的钟在一条颠簸摇晃的船上毫无作用。经过许多次试验，惠更斯用一个由两个弹簧推动的摆轮代替钟摆，造出一座成功的航海钟。惠更斯于1673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近代科学的经典作品《有摆的钟》，其中有许多启发性的意见，上述的航海钟就是其一。3年后，胡克发明钟的卡子摆擒纵机，把螺旋游丝用在表的摆轮上，又以“越紧张，弹力越大”原理来说明弹簧的运动。直到现在，仍被称为“胡克定律”。

在《钟表学》（Horologium）一书和另一篇特别的论文中，惠更斯研究离心力定律——一个旋转的物体中的每个分子，除躺在旋转轴中的以外，都受到离心力的支配，距离旋转轴越远或转速越大时，离心力也越大。他安装了一个急速旋转的黏土球，发现它成为一个在旋转轴两端变平的椭圆体。根据这个原则，他解释出木星两极扁平的现象，以此类推，他推断地球也是一样，一定在两极地方稍扁些。

惠更斯死后8年才发表的作品继续研究伽利略、笛卡儿和沃利斯的撞击问题。从打桌球到星球的碰撞，这些引人兴趣的神秘问题呈现出来。力是如何通过撞击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的？惠更斯没有解释这个奥秘，但他定下了一些基本原则：

1.若一个静止的物体被一个和它相等的物体撞击，撞击后，后者将静止下来，而刚才静止的那个物体，将获得撞击者的速度。

2.若两个相等的物体以不同的速度互撞，撞击后，它们将以互相交换的速度运动。

3.若两个物体互撞，它们的质量和相对速度平方的乘积之和，在碰撞前后保持不变。

惠更斯于1669年提出的这些假设，赋予近代物理学最熟悉的能量守衡定理以部分的外观。然而，由于它们假定物体具有完全弹性，所以只在理论上正确。因为自然界的东西，没有一样具有完全弹性，所以两个物体撞击时的相对速度，会因它们的构成物质不同而相对减小。牛顿推定了木材、软木、钢、玻璃等物质减小的比率，写在他《数学原理》（1687年）第一册的导言中。

另一条研究路线由托里切利和帕斯卡对大气压力的实验而引出。帕斯卡于1647年已经公布：“任何一个容器，不管多大，都可以由抽出自然界已知和五官感觉得出的东西，而成为真空。”几百年来，欧洲的哲学家早已宣称“自然厌恶真空”。现在，一个巴黎的教授告诉帕斯卡，天使们自己就能造成真空。笛卡儿蔑视地批评说，世上唯一的真空是在帕斯卡的脑袋里。但约1650年，盖里克在马德堡造出一台抽气机，它能制造出如此接近绝对的真空，震惊了高级僧侣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这就是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1654年）。在拉蒂斯邦（Ratisbon），当着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三世和帝国议会的面，他带来两个青铜做的半球，它们被熔接在一起，边缘并未机械地密连在一起，他抽出了里面几乎全部的空气，然后用16匹马联合起来的力量——8匹马朝一个方向拉，另外8匹反方向——也不能把这两个半球分开，但打开一个半球上的一个活塞后，空气进来，这两个半球就可以用手分开了。

盖里克有本事把物理学变成容易懂的东西给皇帝们欣赏。把一个铜球中的水和空气抽光后，他用一阵大得使人吃惊的声音，就把它弄破了，于是他证明了大气压力。他把两个相同的球平衡起来，抽掉其中一个中的空气，而使另一个坠落，因此证明了空气有重量。他坦白承认所有的真空都不是绝对的，但他显示出在并非绝对的真空里，火焰会熄灭，动物会窒息，一座正在报时的钟也不会再有声音，于是他为氧的发现和揭露空气是声音的媒介铺平了道路。他利用真空的吸力来泵水和举起重物，又在制造蒸汽引擎上走到了前面。成为马德堡市市长后，他不得不延至1672年才出版他的新发现。但他把资料送给卡斯珀·斯科特（Kaspar Schott），一位符兹堡的耶稣会物理教授，后者在165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它们的说明。正是这份刊物，鼓舞玻意耳做了那些导出大气压力定理的研究。

罗伯特·玻意耳是17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繁花中重要的一朵。他的父亲查理·玻意耳是科克伯爵，在爱尔兰得到一大份产业，玻意耳本人在17岁时就继承了大部分（1644年）。由于常去伦敦，他认识了沃利斯、胡克、雷恩和“隐身学院”中其他的人，他迷上了他们的工作和抱负，便搬到牛津，在那里造了一所实验室（1654年）。他有着激昂的热情与任何科学都不能摧毁的虔诚信仰。他知道斯宾诺莎像崇拜上帝一样信奉“本体”时，他拒绝（通过兴登堡）和这位哲学家继续深交。但他把许多财产花在科学上，帮助过不少朋友。他又高又瘦，身体虚弱多病，却靠着不屈不挠的节食和养生把死亡挡在远处。他发觉在他的实验室，“忘我河里的水使我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除去做实验的愉悦”。

玻意耳读过有关盖里克的抽气机的报道后，在胡克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个“空气引擎”来研究大气的性质。利用它和以后再造的装置，他证实气压计中水银柱的升降是被大气压力左右的，他又粗略地算出空气的密度。他的实验告诉人们，即使在不完全的真空状态下，一束羽毛和一块石头掉下来的速度同样快，因此把伽利略在比萨的实验推进了一步。他又表示，光不受真空的影响，所以它不像声音一样，是以空气为传播媒介的。他又确立了盖里克提出的证明：空气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只老鼠在真空容器中昏厥时，他停止了这实验，放进空气而救活了它）。盖里克被玻意耳的工作鼓舞，设计出一个更好的空气装置，继续科学研究。惠更斯于1661年拜访玻意耳，也被引导制造相似的仪器、做同样的试验。我们了解这些后，可以看出科学国际化正在进行中。

玻意耳把他充满创造力的研究转向折射光、晶体、比重、流体静力学和热方面，确立了以他为名的定理：空气或任何气体的压力，与其体积成反比——或者说，在固定的温度下，某一气体的压力和它体积的乘积是不变的。1662年，他首先宣布这一定律，但人们通常将之归于他的学生理查德·汤利（Richard Towneley）。胡克经过同样的试验，于1660年也得到了这条公式，但直到1665年也没有发表。一个法国教士马里奥特，约和玻意耳同时，也得到一个类似的结论——空气被压缩，是依据影响它的重量而定。他于1676年公布了这个结论，在欧洲大陆上，他的名字和大气压力定律连在一起的次数，比玻意耳多。

玻意耳和胡克遵循培根的观点，认为“热是一种膨胀的运动，并非发生于整个物体，而是它较小的部分”，而把热描述成“一种由于物体各个部分的运动或骚乱而出现的性质”。胡克以为热和火、火焰不同，火是发热物体表面空气的运动。胡克说“所有的物体都有某种程度的热在里面”，因为“物体的各个部分，虽然永远也不会很均匀，但的确都有震动”。冷只不过是其反面的观念罢了。马里奥特表演“冷”也可以燃烧来取悦他的朋友：用一块凹面的冰，他把阳光聚集在火药上，最后引爆了它。斯宾诺莎的朋友奇思豪斯伯爵利用聚合阳光投射，竟熔化了瓷器和银元。

在声学方面，英国人诺贝尔（Willam Noble）和托马斯·皮戈特（Thomas Pigot）各自发表（约1673年）：一根弦会因为另一条接近而且系在一起的弦被拉、扯或弄弯，而和后者一致地以不同的陪音振动。笛卡儿曾向梅森提过这点。约瑟夫·索弗尔（Joseph Sauveur）就这个观念继续研究下去，也独自达到了类似英国人的结果（1700年）。我们应该顺便注意一下索弗尔这位首先采用“声学”一词的人，竟从小就又聋又哑。1711年，约翰·肖尔（John shore）发明音叉。在这个时代，博雷利、维维亚尼、皮卡德、卡西尼、惠更斯、弗拉姆斯蒂德、玻意耳、哈雷和牛顿都曾尝试找出声音的速度。玻意耳的计算结果是每秒1126英尺，最为接近我们现在的估计。德勒姆（William Derham）指出（1708年），借观察闪电和雷声间隔的时间，这项知识可以用来计算一场暴风雨的距离。

17世纪下半期可能是光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首先，光本身是什么，那位永远准备钻进困难里的胡克侥幸地提出一种看法：光“只不过是发光体各个部分一种特殊的运动罢了”——光和热的区别，只在于光是物体组成分子更迅速的运动而已。第二，它移动得多快？那时的科学家都假定光的速度是无限的，甚至鲁莽的胡克也曾认为无论如何它都巨大到不可度量。1675年，罗默，一位被皮卡德带到法国的丹麦天文学家，注意到木星的一个卫星蚀的周期，依照地球正接近或远离木星的移动而改变，因而证明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他又根据卫星公转的时间和地球轨道的直径来计算，认为观测到的卫星蚀的差异，是由于光从那个卫星横过地球轨道消耗的时间而引起的。就靠这个薄弱的基础，他算出光的速度约为每秒12万英里。

可是，光如何传递呢？它是直线进行的吗？如果是这样，它又怎能避过棱角呢？格里马尔迪（Francesco Grimaldi），波伦亚地方的一位耶稣会教授，发现了折射现象，并将之命名（1665年）——一束光线经过一个小洞射进一间黑暗的屋子，会在对面的墙上扩散开来，比从光源通过小洞引出的直线涵盖的区域大；而且，许多光线经过一个不透明物体的边缘时，会轻微地偏斜出直线之外，这些和另一些发现，引导格里马尔迪接受了达·芬奇的看法，光以逐渐扩大的波动传播前进。胡克也同意了。但是，是惠根斯建立起至今仍使物理学家耳熟能详的光波理论。在另一本近代科学名著《光学论》（1690年）中，惠更斯报道了他研究12年后所得的结论：光是由一种假设的物质传导，这物质他称为“以太”（从希腊文“天空”一字而来），他认为“以太”由小、硬而有弹性的物体组成，它们从光源向外伸展，不断地做圆形的波动，而把光传导出去。基于这种理论，他建立了反射、折射和复折射的定律；他把光能绕过棱角和不透明物体的能力归之于光波包围运动；他假设“以太”的分子极为微小，可以在透明的液体和固体的分子之间自由来往，以解释半透明。但他承认，他无法解释光的偏极作用，这成为牛顿拒绝此种光波假说而宁可采取光是微粒子的理论的原因之一。

17世纪，在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和基歇尔研究磁力，以及卡比（Niccolo Cabeo）研究电荷斥力后，电力方面才有一些不显著的进展。哈雷曾研究地磁对磁针的影响，也是第一个了解地磁和北极光有关的人（1692年）。盖里克于1672年报道了一些摩擦生电的实验。一个硫黄球被他用手搓了一会儿，能吸起纸、羽毛和其他轻的东西，也能带着这些东西一起旋转，他以此比拟地球在运动时，也带着地表或接近地表的东西一起运动。他把一根羽毛放在一个带电的球和地板之间，羽毛来回地跳上跳下，证明了电的相斥性。他借着证明电荷能够在一条亚麻线上通行和物体被放在带电的球旁边时也会带电而开拓了导电的研究。霍克斯比（Francis Hauksbee），一名皇家学会会员，创造了一种较好的发电方法：急速旋转一个抽尽空气的玻璃球，然后用手按住它，接触之下，发出的火花长达一英寸，亮光足够看书。一个英国人沃尔（Wall）也造出类似的火花，而把它比作雷声和闪电（1708年）。牛顿于1716年也作了同样的比喻。富兰克林（Franklin）于1749年使这种关系更加坚定。于是，年复一年，前仆后继，那不可测知的无垠浩渺终于交出一些有趣的、自然之谜的碎片。

化学

这个杰出的世纪看着炼金术异想天开的试验发展成为化学。长久以来，经炼铁、鞣皮、调和染料、酿造啤酒等活动，工业界早已积累了许多化学知识，研究物质组织、结构和变化的工作，却大部分留给炼金术士去寻找；药物学家调和丹药，从德谟克里特到笛卡儿的哲学家，却苦思物体的构造。有些到化学的通路，安德列亚于1597年、海耳蒙特（Jan Van Helmont）于1640年已经开辟出来，不过这两个人都抱着炼金术士的希望——把“基本”的金属变成黄金。玻意耳本人也以此为目标做过试验。1689年，他设法废止一条反对“增加金银”的英国旧法令，他去世时（1691年），留给助手们一大堆红土，指令他们试着把它变成黄金。既然改变金属已是现代化学的老生常谈，我们在非难和隐瞒对黄金的渴望时，也应该为炼金术中的科学喝彩。

对炼金术最重的打击，是玻意耳发表他的《怀疑化学家》（Sceptical Chymist，1661年）——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他“看到最近从前轻视化学的学者，开始耕耘这块园地”因而感到欣慰，“它的确值得如此”。他称他的化学是怀疑论的，因为他要拒绝一切神秘的说法和超自然的性质，认为它们是“无知的庇护所”，又决定靠“实验，而不是三段论法”来解决问题。他放弃传统把物质分为空气、火、水和土四种元素的说法。他说，这些东西是混合物不是元素，真正的元素，更恰当地说，是“某些原始、简单，或完全未经混掺的物体，而不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物质组成”，它们是一切混合物的成分，所有的混合物都可以分解成它们。但他不认为元素是物质的根本要素，他以为这些“最小的自然物”是微小的粒子，肉眼看不见，形状、大小各不相同，正像留基伯（Leucippus）所说的原子一样。由于这些粒子种类繁多，时而运动，时而结合成“原子”，所以一切物体和它们的性质，如颜色、磁性、热与火，都只受单纯的机械原理支配。

以前，火对科学家的魅惑，正像对壁炉边的梦想者一样。究竟是什么使一样东西燃烧起来？如何解释这些美丽、傲慢、恐怖而又随时改变的火舌？1669年，一个德国化学家比彻（Johann Joachim Becher）把所有的元素归纳成两个——水和土。后者的某种形式他称为“油状土”，他相信它存在于一切可燃的物体中，这就是燃烧的原因。跟着这个错误的指导，18世纪时斯塔尔（Geory Stahl）用他熟悉的“燃素说”使化学界误入歧途数十年。玻意耳找到另一条线索：各种不同的可燃物中，没有一种会在真空中燃烧。他认为：“空气中有一种微小而重要的第五原质（quintessence）……它和我们生命的元气的更新与恢复有关。”和他同时代、比他年轻的梅奥（John Mayow），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他假定空气的成分中有一种物质在金属被煅烧（氧化）时，就和金属结合，以此向今天我们有关火的理论开始迈进（1647年）。他相信一种熟悉的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把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在谢勒（Scheele）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肯定氧的存在之前，还有100年的岁月要等待。

约1670年，一个德国炼金术士布兰德（Hennig Brand）发现，他可以从人尿中得到一种化学物质，不必预先曝光就能在黑暗中发亮。德累斯顿的一个化学家克拉夫特（Kraft），于1677年在伦敦查理二世面前展出这种新成品。玻意耳只在故弄玄虚的克拉夫特嘴中挖出来这么一点：他承认，这种发光的物质“是多少有点属于人体的”。这个暗示已经够了：玻意耳很快制出了磷，又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他建立了一切迄今所知有关这种物质发光的知识。

工艺

直到19世纪，工业给科学的刺激要比科学给工业的大。直到20世纪，工厂和农田中出现的发明才比实验室中得到的多。以一切工艺表面上最重要的东西——蒸汽引擎的创造为例，这两种程序也许是一直携手前进的。

3世纪或更早，亚历山大亚城的海罗做了几个蒸汽引擎，但是就我们所知，这些东西是玩具或用作取悦群众的奇物，而用作以机械代替人力的可能性很小。早在16世纪，达·芬奇绘制过一支枪的设计图，它用蒸汽推动，能把一支铁弩箭射出1200码远，但这份科学原稿直到1880年才出版。有些海罗的希腊文作品在1575年被翻成拉丁文，1589年被翻成意大利文。杰尔姆·卡登（Jerome Cardan，1550年）和波尔塔（Porta，1601年）指出，利用蒸汽的凝结，可以造成真空；波尔塔又在纸上设计了一座机器，要用蒸汽的压力激起一股水柱。蒸汽膨胀类似的应用法也于1615年由巴黎的高斯（Salomon de Caus）、1629年被罗马的布兰卡（Branca）提出。1630年，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从英王查理一世那里得到一份专利，准他制造“用火从低矿坑里抽水……不用风的协助，在静水上会继续运动的水车”。1663年，武斯特侯爵萨默塞特从国会得到一份99年的专利——一个能把水激起40英尺高的水动引擎。他打算利用这个机械来经营伦敦一大片地区的供水系统，但在他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就去世了。约1675年，查理二世的机匠领班莫兰（Samuel Morland）发明了柱塞泵；1685年，他把蒸汽扩张的力量第一次做了公开描述。1680年，惠更斯造出第一个气体引擎，有汽缸和活塞，用火药爆炸的张力推动。

惠更斯的法国助手帕潘（Denis Papin）到英国和玻意耳一起工作，于1681年出版了一份“蒸笼”——一个压力锅——的说明，就是在一个紧闭的容器中把水烧开，以煮烂骨头。为了预防爆炸，他在锅顶上加了一根管子，它能在压力达到一定限度时打开，第一个“保险阀”在蒸汽引擎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保护安全的角色。帕潘继续这项工作，显示出蒸汽膨胀的力量可以像气体一样用管子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搬到德国的马堡（Marburg）后，他第一次示范（1690年）在一个引擎表面利用蒸汽凝结造成的真空来推动一个活塞。他建议这个机器或许可以用来丢炸弹，抽矿坑里的水和推动船只。1707年，他利用他的蒸汽引擎推动一条轮船，航行在卡塞尔的富尔达河上。然而，这条船被人破坏了，而且德国当局安于现状，或许是害怕失业扩大，阻止了机械能力的发展。

一种类似的装置也曾于约1700年由托马斯·沙威里（Thomas Savery）提供给英国海军部，但被拒绝了。沙威里在《泰晤士报》上提出他的发明，海军部又拒绝了。1698年，沙威里终于替第一架蒸汽引擎取得专利——受雇去抽出矿坑的积水。1699年，他得到一张专利证书，允许他在14年中可以“独一无二地运用一种新发明……以火为动力，抽水和带动其他运动。这对矿坑排水、城市给水和运转各种磨子将有很大用处”。虽然如此，沙威里的引擎昂贵而危险：它们有示水旋塞而没有保险阀，容易发生锅炉爆炸，它们被一些矿坑用来排水，但矿场老板们不久就又用回了马。

说到这里，我们又得谈到胡克。约1702年，一个可靠的人说，他和一个达特茅斯的铁匠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合作，试着运用空气动力的原理，来产生机械动力。他写道：“如果你能在你第二个汽缸下面造成一个迅速产生的真空，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显然纽科门已经尝试过蒸汽引擎，这明白地表示科学和工业接触了。胡克却怀疑起来，停止了这件事，于是机会又错过了。纽科门又和一个铅管匠约翰·考利（John Cawley）合作，制造一个蒸汽引擎（1712年）——装有摇摆杠杆、活塞和保险阀——那样可以放心地做重工作，无爆炸之虞，又能全自动控制。纽科门直到去世（1729年）一直改进他的引擎，当时虽不理想，我们却可以用沙威里在1699年的专利和纽科门1712年的引擎来确定一个时间：从此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

生物学

带给皇家学会光荣的这群杰出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伸向生命科学。无所不在的胡克以实验证明迪格比（Kenelm Digby）爵士——伊夫林称他为那个“坏透了的江湖郎中”——已经指出的：植物需要空气以维生。他把莴苣种子播在露天的土里，同时把另一些相似的种子播在一个真空房间的土里；结果前者在8天中长了1英尺半，而后者一点也没长。胡克认为，空气在燃烧过程中，和动植物的呼吸作用中消耗的部分是相同的，又认为这部分有含氮的特性（1665年）。他证明如果用风箱向动物的肺里吹气，他们停止呼吸后仍然能活着。他发现了活组织的细胞结构，创造了“细胞”这个名词，以之称呼它的有机成分。通过他的显微镜，人们欣然地看到了软木的细胞，胡克估计，1立方英寸中有12亿个。他研究昆虫和植物的有机体组织，并在他的《显微图集》中画出它们奇怪的图案。胡克的成就接近伽利略与牛顿。

雷依，另一位皇家学会成员，对近代植物学的形成也有贡献。他是一个铁匠的儿子，靠自己的努力进了剑桥，成为三一学院的学生，又被任命为国教牧师。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宗教和科学上。由于他不愿签署《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1662年）向查理二世宣誓效忠，他辞去职务，和他的学生韦罗贝（Francis Willughby）到欧洲各地旅行，以收集动植物的资料，并有系统地叙述它们。韦罗贝负责动物部分，但在作完鸟类和鱼类后就死了。1670年，雷依出版一本《植物分析录》（Catalogus Plantarum Angliae），它成为英国植物学的奠基石。借着经过改良的术语和分类学，雷依写出《植物新论》（Methodus Plantarum Nova，1682年），根据双子叶和单子叶的不同，把所有开花的植物分为单子叶和双子叶两大类。他完成了近代科学伟大杰作之一的三卷巨著《植物通史》（Historia Generalis Plantarum，1682—1704年），书中描述了18625种植物。雷依是第一个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用“种”（species）这个词的人，“种”在此指一群生物，各个有近似的双亲，又有繁殖的能力。这个定义和以后林奈（Linnaeus）的分类（1751年），布置好了物种起源与激变论的争论舞台。雷依又出版了韦罗贝鱼类学和鸟类学的稿子，加上一篇《四脚动物论》，为近代动物学提供了第一次真正科学化的动物分类。

在上古时代，植物学家已经了解有些植物应该称为雌性，因为它们结果；其他则是雄性，因为它们不结果。公元前3世纪狄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已经观察到，只有把雄椰枣的花粉振动在雌椰枣上时，雌椰枣才会结果，但这些观念几乎被遗忘了。1682年，皇家学会的格鲁（Nehemiah Grew）肯定地断言植物的雌雄之别，因而给花增加了一种新魅力。研究显微镜底下的植物组织时，他注意到叶子正面的气孔，认为叶子是呼吸器官。他把花描述为生殖器官：大蕊是雌性的，小蕊是雄性的，花粉是精子。他错误地假定所有的植物都是雌雄同体的，雄性和雌性的构造都集中在一个个体上。1691年，图宾根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鲁道夫·卡梅拉留斯（Rudolf Camerarius）明确地证实了植物的性别。他指出，取走花粉囊——小蕊含花粉的部分，它们就不会结果了。

伦敦皇家学会接到格鲁的第一篇文章《动手解剖植物》（“The Anatomy of Vegetables Begun”）的同一天（1671年12月7日），也收到波伦亚的马尔皮吉寄来的一份手稿。学会以《植物解剖观》（Anatomes Plantarum Idea）为名将其出版，拉丁文的运用仍能助长科学。马尔皮吉和格鲁分享植物组织学的荣誉，但他主要的贡献是在动物学方面。1676年，马里奥特运用化学方法分析了植物的残渣和它们生长的土壤后，表示植物由土里吸取水分而获得养料。马里奥特、格鲁和马尔皮吉都不了解植物有能力从空气中吸收养分，这不太合乎现在发现的植物营养与生殖的过程，但和亚里士多德对植物生长含糊的解释——“植物的灵魂”不断扩张的企图使其生长——来比，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1668年，阿雷佐的雷迪（Francesco Redi）的《昆虫通论》出版，该书以实验驳斥自然发生论或生物是由无生物自然产生的主张，这种古老而普遍的观念受到第一次震撼。直到17世纪后半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威廉·哈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尘和黏土可以产生细小的动物和植物，腐败的肉更是如此，所以莎士比亚谈到“太阳在死狗身上生出了蛆”。雷迪却表示，和虫子隔离的肉上不会生蛆，暴露的肉才会。他用一个句子来说明他的结论：每个生物都由一个卵或一粒种子而来。但原生物发现后，自然发生论的议论复活，于是斯波莱查尼（Spallanzani）于1767年、帕斯特尔（Pasteur）于1861年提出了答复。

这种后来被称为原生动物的单细胞生物的发现，是这个时代对生物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列文虎克是代尔夫特的一个荷兰人，在他91年的生命中，却通过伦敦皇家学会公布他的科学发现。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酿酒之家，这使他能得到空闲，而孜孜不倦地研究显微镜底下生命的新世界。他有247架这种仪器，大多数是他自己做的。他的实验室中，419个透镜熠熠生辉，有些由斯宾诺莎亲手磨制而成，斯宾诺莎和他同一年（1632年）生在同一个地方。1689年，彼得大帝在代尔夫特时，曾把仔细观察列文虎克显微镜中的东西列为他的目标之一。有一次，这位科学家把几天前落在一个罐子里的一些雨水放在一架显微镜底下研究，他对看到的景象大为惊奇：“出现在我面前的动物，比斯瓦默丹先生说的用裸眼在水中可以看见的、他叫作水蚤或水虱的动物还小1万倍。”他又着手描述一种我们现在称为“钟形虫”（Vorticella）的生物，这是对原生动物最早的叙述。1683年，列文虎克发现了比它更小的生物——细菌。他是在自己的牙齿上首次找到它们的，他坚称“虽然我的牙齿通常是很干净的”。他又检查邻居们的唾沫，在显微镜下给他们看那里面“极多的生物”，使他们大为震惊。1667年，他在精液里发现精虫。他惊叹于自然为生殖创造的条件；极少量的人类精液中，他估计有1000个精虫；又算出单单一条鳕鱼就有1.5兆个精子。

斯瓦默丹比列文虎克小5岁，但比他早死43年。他是一个神经质、热情、病弱而又游移不定的人，36岁停止科学工作，43岁时燃尽了他的生命之火（1680年）。他父亲本来打算要他做律师，他却放弃了神学，投身医药。获得医学学位后，他致力于解剖学。他被蜜蜂迷住了，对它们的肠子特别感兴趣。他白天解剖它们，晚上为他的发现写报告、画插图。他完成关于蜜蜂的论文（1673年）时病倒了，此后他很快因为科学是一种太现世化的职业而放弃了它，回归宗教。在死去57年后，他的原稿被收集起来，以毕勃里亚·内特利的名字出版《自然曲》（Biblia Naturae）。书里有12种代表性昆虫的生活史，包括蜉蝣与蜜蜂，及在显微镜下乌贼、蜗牛、蚌和青蛙的研究报告。书中还有一些斯瓦默丹的实验报告，他证明从一个动物身体上切下来的肌肉组织，能借刺激有关的神经而使它收缩。一如雷迪，他拒绝自然发生论，但认为非但不是腐肉产生微生物，而是这些东西使有机物腐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斯瓦默丹建立了近代昆虫学，也使他跻身于科学史上最精确的观察者之林。他从科学又皈依宗教，正足以代表现代人对希望一笑置之而寻求真理，以及惊惧于真理而退回希望之间的彷徨。

解剖学与生理学

人类的身体遇到显微镜后，就开放了一些它隐藏的秘密给进展中的科学大军。1651年，巴黎的佩凯（Jean Pecquet）追寻乳糜管的行径。1653年，乌普萨拉的鲁比克（Rudbeck）发现淋巴系统，哥本哈根的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对它加以描述。1664年，斯瓦默丹发现淋巴瓣膜。那年，他的朋友赫拉夫（Regnier de Graaf）证实胰脏和胆汁的功能与作用。1661年，他的另一位朋友斯泰诺发现耳下腺的导管（仍然以他命名），一年后，又发现眼睛的泪腺导管。赫拉夫特别注意研究睾丸和卵巢的解剖。1672年，他首先描述囊状卵泡，哈勒把它命名为“赫拉夫氏滤泡”。巴托林的名字留在连接阴道的两个卵形体上。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医生，不是诗人）发现（1702年）流注进尿道的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西尔维斯（Franciscus Sylvius）则把他的名字签在脑的一条裂隙上（1663年）。沃利斯，皇家学会的创始者之一，于1664年出版《神经解剖》（Cerebri Anatome），迄今仍是神经系统最完整的叙述，他的名字因“威氏动脉环”而为人所知，那是脑基部的一个六角形动脉网。

这个时代杰出的解剖学家是马尔皮吉。他1628年生于波伦亚附近，并在那里获得医学学位。在比萨和墨西拿度过一段教授生涯后，他回到波伦亚，在那里的大学教了25年医学。做了一段在显微镜下解剖植物的工作后，他把他的镜片转到蚕身上，以一篇古典式的专论报道他的发现。这项研究几乎使他失去视力。然而，“在做这些研究时，”他写道，“这么多自然的奇景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笔墨难以形容的愉快。”他看到（1661年）蛙的肺里面，血液经过他称之为“毛细管”那样纤细的管子，从动脉流到静脉里去时，他必然有济慈（John Keats）首次看查普曼（Chapman）的《荷马传》时的感觉。他发现这些“小毛”构成一面网，动脉血在那里变成静脉血，血液循环的过程第一次被证实。

虽然这是最重要的，但这只是马尔皮吉对解剖学贡献的一部分而已：他是最早证明舌头上的味蕾是味觉器官的人、最早鉴别出血液里红血球的人（但他把它们误为脂肪球）、最早精确叙述胎儿的神经与血液循环系统的人、最早描述大脑皮质和脊髓组织的人、最早借正确描述肺的气泡结构而使一种实际可行的呼吸理论得以成立的人。他的名字被后人公正地散布在我们的肌肉上，即“马尔皮吉氏丛”或“毛细管圈”；在肾脏上，即“马尔皮吉氏小体”；在皮肤上，即“马尔皮吉氏表皮发生层”。许多他的发现和解释遭到当时人们的挑战，他有力地防卫自己，以发几场怒为代价，他打胜了这些战争。他送给伦敦皇家学会一份他的工作、发现与论战的报告，正像把这些事情送交当时科学的最高法院一样。学会以他的自传为名出版了这份报告。1691年，他受雇为教皇英诺森十二世的私人医生，1694年因一次中风发作去世。他对毛细管的探究是解剖学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有机组织学全靠他的工作得以建立。

解剖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时，它揭示出人类和动物的器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些学者受此引导，得出一种接近进化论的说法。爱德华·泰森（Edward Tyson）于1699年出版了《猩猩》一书，把猩猩说成“森林里的人”，他比较人和猴子的解剖，认为黑猩猩介于两者之间。17世纪，仅仅因为害怕产生一场神学的地震，才使当时的生物学没有占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先。

研究者从解剖学和结构走到了生理学和功能。约1660年，呼吸还被解释成一种散热的过程。现在实验者把它比作燃烧。胡克证实呼吸的本质是静脉血在肺里暴露在新鲜的空气中。理查德·洛厄（Richard Lower），也是皇家学会成员，认为（1669年）静脉血可以暴露在空气中而变成动脉血。而动脉血长期不和空气接触时，就变成静脉血。他以为静脉血变成动脉血的主要动力，是大气中的一种“含氮的元气”。跟随这些导引，洛厄的朋友梅奥把这个活动的要素说成是“空中的含氮分子”。他相信，含氮的分子从空气被吸收进血液中，由此吐出来的空气比吸进去的重量轻、体积小。动物的体温是由于含氮的分子在血液中和可燃的元素结合而产生的，运动后体温增高，则是呼吸增加后摄取了额外含氮分子的结果。这些含氮的分子，梅奥说，在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对生命过程的解释引起了近代科学史上一场永难忘怀的论战。生理学家们抱着越来越大的好奇心，努力钻研人体解剖学，人体的功能似乎屈服于一种以物理和化学来解释的说法了。呼吸似乎成为一种扩张、交换气体和收缩的组合，唾液、胆汁和胰液的作用显然是化学的，而波里利把肌肉的动作看成机械的运动（1679年），显然这套观念不断被完善。斯泰诺这个热烈的天主教徒也采取生理过程是机械的观念，而放弃了像盖仑的“动物灵魂”之类的“一派空言”。笛卡儿把人体当成一具机器的说法，现在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无论如何，大多数科学家感到这些人体机械论只是为某些超越物理和化学分析范围的生命原理找借口。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格利森（Francis Glisson）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归因于一种特有的“急躁”——对刺激敏感。就像牛顿在把宇宙贬成一部机械后以上帝为其基本的原动力一样，波里利在提出他肌肉功能的机械解释后，在人的身体中安置了一个灵魂，并说所有的动物行为莫不起源于此。佩罗，一位建筑家和医生，认为（1680年）现在看起来机械化的生理活动，从前都有自由意志并由灵魂指导，只因经常重复才成为机械的，正像习惯的形成一样，甚至心脏或许也被意志控制过。斯塔尔认为（1702年），活体组织的化学变化和实验室里看到的不同，因为他相信在活的动物体内，化学变化由一种充满各部分的“激素”（anima sensitiva）管制。斯塔尔说灵魂指挥一切生理功能，甚至消化和呼吸，它建造了每个器官作为愿望的工具，整个身体更是如此。他推测，疾病是一种灵魂尽力驱逐某些阻碍它活动的东西的过程；他想象“敏感的灵魂”受到扰乱就会引起身体上的疾病，而在某些方面，活力论的概念在19世纪后半叶找到了科学上的继承人。它们在机械物理学的声威下屈服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宇宙进化》（Creative Evolution，1906年）中，随着文学的魔力再生。这场辩论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些部分被全部了解。

医学

对生物科学最强烈的刺激来自医药的需求。在雷依之前，植物学已经是药学的仆从。据奥布雷说，有一个医生在开药方之前，“到私室里祈祷”，最后，“他的膝盖”因为祷告而“长出硬茧”。占星术始终在医学中占据一定地位，路易十四的侍医劝他只在上、下弦月时放血，“因为这时体液已回到身体的中央”。笛福认为花在庸医身上的钱可以偿付全部国债。佛拉姆斯蒂德这位皇家天文学者，走几英里路去找一个有名的江湖郎中瓦伦丁·格雷查格斯（Valentine Greatrakes）替他捶背，而这位医生也打算如此简单地治好瘰疬。弗拉姆斯蒂德也许是被查理二世碰过，以求医治瘰疬——“国王病”——的十万人之一。1682年，这位亲切的统治者触摸了8500个病人。1684年，包围过来想接近他的人群因为太拥挤，6个病人被踩死。威廉三世拒绝继续这套把戏，群众包围住他的宫殿时，他大声喊道“这是一种愚蠢的迷信”、“给那些可怜的人一些钱，打发他们走”。另一次有人再三要他把手放在一个病人身上时，他屈服了，但他说：“愿上帝赐给你更多的健康和常识。”人们因此骂他是异教徒。

个人卫生知识和公共卫生设备的缺乏，使疾病一再出现。娼妓在城市和帐篷中散播梅毒，我们可以从塞维涅夫人的一个敏感的故事中推断出，此病特别流行于男女伶人之间，“一个演员虽然受到某种危险疾病的困扰，却决定要结婚了，他的一个同伴对他说：‘他妈的！难道你连治好都等不及吗？你会把我们全部毁掉的。’”法国的旺多姆将军上朝时没有鼻子，那是梅毒螺旋菌的牺牲品。癌症正在路上前进，蒙特维尔夫人曾叙述过乳腺癌。黄热病的记载首先出现于1694年。天花在英国特别流行，当时无法救治，玛丽女王死于此病，马尔勃罗公爵的儿子也死于此病。各种流行病，特别是疟疾，在各个国家中四处传播。根据威利斯的报道，1657年，几乎全英国只有一家医院治疗疟疾的发热。鼠疫在1665年蹂躏伦敦，1679年在维也纳杀死10万人，1681年在布拉格杀死8.3万人。职业病随着工业增加而增加：帕度亚大学医学教授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于1700年发表一篇论文《人为病害》，讨论油漆中的化学物质对漆工、锑对玻璃着色工人、尘肺病对石匠和矿工、眩晕对制陶工人、用眼过度对排字工人及触摸水银对医生的损害。

在无知和贫穷的包围中，医学缓慢地发展着。赚钱心切更阻碍了医业，有些医生治好了病人，却拒绝把他们的秘方透露给其他医生。皇家学会成员不但毫不吝惜，反而更热切地把他们的发现和同伴分享。在莱顿、波伦亚、蒙彼利埃等地的率先倡导下，又新又好的医科学校成立了。一个合法的医生必须有政府承认的学校的学位，这种要求在西欧也普遍起来。教医学的老师仍然把治疗法分成两派，波里利支持“自然”疗法，假设疾病是身体机械错乱的表现。西尔维斯（Sylvius）发挥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海耳蒙特的理论，鼓吹“化学”疗法，用药制止“体液”中的混乱，他认为这种混乱大多起因于酸过多。比这些普遍性的理论更有成绩的，是发现了某些特殊疾病的原因。西尔维斯首先记载肺部的结核，并主张这些病态的东西和痨病有关。

这个时代最基本的发明之一，是福尔达的耶稣会士、数学家、物理学家、东方通、音乐家和医生基歇尔所从事的工作。他是首先用显微镜来研究疾病的人。借助于此，他发现死于疬疫者的血液里中“无数”肉眼看不见的“虫”，他在化脓的组织中也找到相似的微生物，而把化脓和许多疾病归因于它们的活动。他曾于1658年在罗马公开报道他的发现，这是继弗雷卡斯特罗（Fracastoro）于1546年提出的观点——有害的有机体从一个人或动物传给另一个，是传染病的原因——后，对这个学说第一次清楚的叙述。

治疗技术落在医学研究之后。一些中古的治疗法仍被采用。奥布雷曾记载一次阴差阳错的成功：“一个女人……竭力想毒死她丈夫（他是水肿病人），她把一只蟾蜍煮在肉汤里给他喝，却治好了他，这是发现水肿药的由来。”17世纪下半叶，一些新药出现在处方书里：吐根、美洲洋鼠李皮、洋薄荷……荷兰医生为了赞助荷兰的贸易，把茶叶开作万能药。

两个荷兰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教师：西尔维斯和布尔哈弗（Boerhaave）。两人都在莱顿，布尔哈弗教化学、物理和植物学，整个北欧的学生都到他门下求教。他每天巡视病床时，都带着几个学生，用直接的观察和对每个病例的特殊处理来教他们，因此提高了临床医学的地位。他的著作被译成欧洲主要的文字，甚至土耳其文。他的名声远播到中国。

临床医学在英国有一个最好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他两度待在牛津，中间被军中服役隔开，然后卜居伦敦，职业为全科医生。靠许许多多的经验而几乎不用理论，他得出了他的疾病哲学，他为其下定义：“自然用除去有害物的方法，尽全力奋斗，以恢复病人健康的努力。”他认为由外来物质引起的症状是“实质的”，有别于因身体的抵抗而引起的“附属的”症候。所以，发烧不是一种病，只是组织的自卫方法。医生的职责是帮助这种防卫过程。西德纳姆赞扬希波克拉底，因为这位医学之父“发现自然能单独停止身体的异状，又能借着一点简单的药物的协助把它治好，有时甚至什么药都不用”。

西德纳姆的伟大贡献在于认清每种重要的病都有很多种类。他研究每个病例的临床报告以诊断各疾病的特殊形态，他依照不同的病情对症下药。他把猩红热从麻疹中分出来，赋予它现在的名字。他因他的医术赢得“英国希波克拉底”之名，因为他把理论放在观察之下，把普遍性的观念放在特殊的个案之下，把药物放在自然医疗之下。他的作品《医学观察》（Processus Integri），一个世纪来一直是英国专业医生的疗法宝鉴。

外科手术仍然努力使人明白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科学。这门技术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医师的敌意和理发师的嫉妒——理发师们仍然从事一些小手术，包括牙科。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巴丁（Guy Patin）不能原谅外科医生冒用专业医生的服装和礼仪，他斥责所有的外科医生是“一群魔鬼，留着八字胡、挥舞着剃刀的纨绔子弟”。但1686年，外科医生费利克斯（Félix）替路易十四的瘘管开刀成功，法王大为高兴，赐给费利克斯1.5万金路易（约合20法郎）、一份乡下的产业和贵族身份。这次擢升提高了法国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1699年，外科手术被列为高级技艺之一，而从事外科的人在法国社会上开始得到较高的地位。伏尔泰称外科术为“一切技艺里最有用的”、“法国优于其他各国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英国外科术至少拥有两项光荣：1662年梅杰（J.D.Major）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人体静脉注射；1665年至1667年，洛厄成功地把血液从一个动物输到另一个动物的血管；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后一件事。从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手术通常只用轻微麻醉，甚至完全不用：佩皮斯开刀取出他的膀胱结石时，麻醉剂和防腐剂都没有用在他身上，他只喝了“一口镇静剂”。

与每个时代一样，对医生的讽刺继续存在。人们不满他们的收费，身穿长袍、头戴假发和尖帽的豪华服饰，夸大的言论和有时犯的致命的错误。玻意耳说许多人怕医生甚于怕生病。在莫里哀的漫画中，这个伟大的职业大部分是一种温和的游戏，专供随时注意和自己的医生保持亲切友谊的人玩。综上所述，17世纪在医学上有值得称赞的进展，自然不会被抹杀：有上百种解剖学、生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国际医学知识交流增进；著名教师正把能干的学生派到西欧各地，外科手术改进了它的方法和地位；专科医生在建立伟大的知识与技术的同时，对促进公众健康给予更多的考虑。城市政府立法改善卫生。1656年，瘟疫在罗马出现时，教皇国卫生官员加斯特尔蒂（Gastaldi）大主教下令清扫街道和阴沟、定期检查下水道、预备消毒设备、对每个进城的人检查健康证明。随着健康的增进，人们建筑了比较坚固的房子，能把老鼠挡在一个不受侵扰的距离之外，因此减低了黑死病的传播。更好的供水设备——水是文化的第一条件——使爱干净的身体有条件洗漱。

结论

17世纪是科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看看它高耸如拱的全景吧，从培根号召为促进学问而奋斗到笛卡儿使代数和几何结合；从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等仪器的发明和数学的进步，从开普勒的行星定律、伽利略的扩张天空说、哈维的血液图、盖里克那难以分开的两个半球、玻意耳怀疑论的化学、惠更斯五花八门的物理、胡克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哈雷的宇宙预测，到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牛顿的宇宙论。从前哪一个世纪能创造这些成绩？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现代人“是在17世纪的天才们所积聚供应的思想资本上讨生活”（包括科学、文学与哲学）。

科学的影响扩散开来。物理和化学在工艺上的新尝试，影响了工业。在教育上，它迫使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和哲学——的重要性降低，因为工业、贸易与航海的发展需要实际的知识和实干的人才。文学本身也感受到新的影响。科学家们追求秩序、精密和彻底明了的精神，并建议诗人和散文也该有同样的优点，以莫里哀、布瓦洛和拉辛、艾迪生、斯威夫特和蒲柏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诗人，正与上述情形完全一致。据皇家学会的历史编写人说，这要求它的会员“用结实的、赤裸的、自然的方法说话……尽可能把一切事情弄得像数学那样明白”。

数学和物理学的丰功伟业预测出彗星的周期、找出星球的法则，也影响了哲学和宗教。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承认几何是阐释哲学的理想模型，此后除了物质和运动外，似乎不必假设宇宙中还有什么了。除人和神以外，笛卡儿把整个世界看成一部机器。霍布斯则向上述的例外挑战，形成一种唯物论，甚至宗教在这里也成为政府操纵“人械”（human machines）的工具。新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似乎表明宇宙遵循不变的规律而运行。这个宇宙不允许奇迹发生，因此它不回应祈祷，也因此上帝不再被需要。他或许可以只当作世界机器开始运转时的动力而被保留，但此后他应该退隐为一个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派的神，不再过问人事与世事。据说哈雷曾向贝克莱的一个朋友保证：“基督教义”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了。然而玻意耳却从科学所揭露的秘密，看出另一些上帝存在的证据。他写道：“照这世界运作的情形来看，似乎有一个大智慧的人物散布在宇宙中。”在想起帕斯卡时，他又加上一句：“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比整个物质世界更高贵、更有价值的东西。”

许多科学家赞同玻意耳，许多基督徒也加入赞美科学的行列。“在过去的100年中，”朱艾顿在这个世纪落幕时说，“一个新的大自然几乎在我们面前揭露——更多的错误……被找出来，更多有用的实验被做成，更多光学、医学、解剖学与天文学上著名的秘密被发现，这些发现比从亚里士多德到我们之间这些糊涂而轻信的时代还多。”这是鲁莽却意味深长的夸张之词，揭示出“现代人”在古今文化论战中战胜了“拥古派”后给他们定的罪。无论如何，修道士们在争辩神学、政客们在打仗时，人们看到的只是科学正在增加人类的知识。现在科学在人类的事业中上升到新的光荣地位。的确，在这个时代结束时，把科学当作乌托邦的先驱和人类拯救者的呼声是最高的。丰特内尔于1702年说：“科学应用在自然上，会日益不停地增长，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烈，我们将会看到新奇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人类装上翅膀、翱翔空中的那一天将会到来。这种技术将更进步……直到有一天我们能飞向月球。”

第三章　伊萨克·牛顿（1642—1727）

数学家

1642年（旧式历法），即伽利略去世那年的12月25日，牛顿诞生于林肯郡的乌尔索（Woolsthorpe）的一个小农场上。那时文化的领导地位一如经济的领导地位，正由南北移。出生时，他小到几乎可以装进容量1夸脱的杯子里，也很孱弱，以至没有人相信他能活得长。由于他父亲于早先几个月去世，他由母亲和一位叔伯辈抚养成人。

12岁时，他被送到格兰瑟姆（Grantham）的私立学校念书。在那里，他的成绩并不出色。校方说他懒惰、不专心，疏忽必修课程，反而注意一些对他有吸引力的科目，把许多时间花费在日晷仪、水车、自制镜等机械装置上。两年后，他从学校被带到农场上帮母亲的忙，但他仍逃避工作，跑去念书和研究数学问题。他的另一位叔伯辈发现了他的才能，将他送回学校，并安排他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做助教（1661年）——以各式各样的服务赚取费用的学生。4年后，他取得学位，很快被选为该学院的教授。他主攻数学、光学、天文和星象学，对后一种学问他一直将兴趣保持到晚年。

1669年，他的数学老师伊萨克·巴罗辞职。牛顿由巴罗先生以“举世无双的天才”的名义推荐，被任命为继承人。他在三一学院执教34年。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教师。“很少人去听他的课，”他的秘书回忆说，“了解他的人更少，由于缺乏听众，有时他只好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在某些场合，他根本没有听众，只得怏怏地回房去。在他的房子里，他建立一个实验室——这是当时剑桥大学拥有的唯一的实验室。他做了许多实验，大多是关于炼金术的，“金属的变化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对“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也大感兴趣。1661年至1692年，他继续在炼金方面的研究，甚至在写《数学原理》一书时也如此。他留下为数约10万字或更多“全然没有价值”的炼金术稿件。玻意耳和皇家学会的其他会员也曾狂热地从事相似的炼金术研究。牛顿的目的不是商业性的，对物质上的收获，他一向未曾表示热衷。或许他是在寻求一个法则或过程，以解释元素是由某种基本物质变化而成，我们很难断定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除了在剑桥大学的房子外，他还有一个小花园。在那里，他做短时间的散步，一旦想到什么，便立刻赶回房里记下来。他很少坐下，整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的秘书说“你会以为他……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s）人士。他吃得也少，经常忘了就餐，反而抱怨他必须为吃饭和睡觉腾出时间。“他很少到大厅吃饭。去的时候，要是没人提醒他，就会不修边幅，鞋子压在脚根底下，袜子带不系……头发蓬松不整。”关于他的心不在焉有许多故事，其中不少是凭空杜撰的。人们说，醒来的时候，他总要在床头呆坐好几个钟头，沉浸在思考中。有客人拜访他时，他有时会跑到另一个房间，匆匆记下灵感，把客人忘得一干二净。

在剑桥大学的35年，他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怪人。他草成《哲理的规则》（Rules of Philosophizing），即科学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哲理。他驳斥笛卡儿在《对话》一书中建立起来借以推演重要真理的先决法则。牛顿说“我不发明假说”时，他的意思是说，他除了对现象的观察外，不对任何事情加以理论性的解释。所以，他不急于揣测万有引力的性质，仅止于描述其表现和规律。他并不否认假设是实验的导引，相反他的实验正是供给他试验千百观念和可能性的地方。在他所作的记录中，满是一些试验过而后被驳斥的假设。他也不曾诋毁演绎法，他仅仅坚持演绎必须以事实为起点，而后导出原理和原则。他的方法是设想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导出其数学关系式，然后用计算和实验的方法来试验。（自然）哲学的整个责任似乎包括于此：由运动的现象去研究自然的力量，然后以这种力量的作用解释其他现象。他是数学与想象的综合体，任何人若不同时具备这两者，便无法了解他。

他的声誉有两点——微积分与万有引力。他对微积分的研究始于1665年对“曲线上任意点的切线和曲率半径”的发现。他不称其方法为微积分，而称之为“流数”（fluxions），并为这个名称做了我们无法增删的解释：

线不是用部分的累积（the appositions of parts）来描述的，也不是因此而形成的，而是用点的运动来加以说明的。平面则以线的运动来说明，立体则以平面的运动来说明，乃至于其他种类的量都用同一方法……因此，设想这些在等时间内增加并因增加而形成的量，依其增加或产生速度的快慢，变得更大或更小。我找到一个由形成量的运动，或增加量的速度来定量的方法，称这些运动和增加量的速度为“流数”，而称产生的量为“流”（fluents）。1665年至1666年，我渐渐地发现“流数法”（Method of Fluxions）……

在1669年给巴罗先生的一封信中，牛顿描述他的方法，在1672年给约翰·柯林斯的信中也曾提及。他可能在导出《数学原理》一书中某些结果时就已使用这种方法，在该书中他的解释仍采用一般的几何公式（也许是为了读者方便起见）。他曾于1693年把他的流动程式论文投稿给沃利斯的《代数》（Algebra）杂志，但未使用真名。一直到1704年，在《光学》（Opticks）一书中的附录中，他才把上引的说明发表出来。牛顿一向惯于迟迟不发表理论，这可能是因为他要先解决理论上的困难的缘故。因此，他等到1676年才发表他的二项式定理（binomial theorem），虽然他可能早在1665年就把定理整理出来了。

这么一拖延，把欧洲数学家卷入一场可耻的论战，困扰了一代人之久。因为从1669年牛顿把他的“流数”告诉他的朋友，到1704年发表该新方法时，莱布尼茨在美因茨与巴黎也发展了一种可与之匹敌的体系。1671年，他把一篇酝酿微积分学种子的论文呈送给法国国家科学院。1673年1月至3月，在前往伦敦途中，莱布尼茨遇到奥尔登堡。早先他与奥尔登堡及玻意耳有信件往来，牛顿的朋友后来相信（今天的历史学家却怀疑）莱布尼茨在旅途中，曾受到牛顿流数的启示。1676年6月，在奥尔登堡和柯林斯的请求下，牛顿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的分析方法。8月，莱布尼茨回信奥尔登堡，连带寄上一些他在微积分方面的作品。1677年6月，在一封给奥尔登堡的信中，他进一步描述他的微分形式和别于牛顿的符号系统。1684年，在10月份的《博学学志》中，他进一步阐述他的微分学。1686年，他发表他的积分体系。在《数学原理》的第一版中，牛顿明确地承认莱布尼茨对微积分的单独创获：

10年前，在我与那位杰出的几何学家莱布尼茨之间互通的信中，我表示我懂得如何定最大最小值及如何划切线时，那位杰出的人物回信说他也致力于同一种方法的研究，同时告诉我他的方法，该方法与我的几乎一致，除了他的用词和符号外……

这种客气的承认本该可以遏止争端的。然而，1699年，一位瑞士数学家在给皇家学会的信中，说莱布尼茨从牛顿那里引借微积分学。1705年，莱布尼茨在一篇评牛顿《光学》一书的佚名文章中，暗示牛顿的流数观念采自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1712年，皇家学会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涉及的文件。在年底前，学会发表一篇叫《通报》（“Commercium Epistolicum”）的报告，主张牛顿发现在先，对莱布尼茨的创获与否则未置评。1716年4月9日，在一封给意大利教士的信中，莱布尼茨对牛顿的注释早已把问题解决提出抗议。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去世。牛顿旋即否认注释中“承认他（莱布尼茨）于己之外独立创获微分学”的事。在《数学原理》的第三版中（1726年），注释部分即被删去。这一纷争，对于哲学家来说甚是可耻，因为双方或许都须甘拜下风，以费马为最早发现者。

物理学家

数学尽管如此神妙，仍不过是一种计量的工具，它并未声称它可以了解或描述实体。牛顿从工具转而追求本质时，他首先注意到光的秘密。最初，他在剑桥大学的课程是光、颜色和视觉。一如其习惯，他等到35年后的1704年，才出版他的《光学》一书。对出版，他总是不急。1666年，他在斯陶尔布里奇展会（Stourbridge Fair）上买得一个三棱镜，从而开始光学实验。从1668年开始，他制造了一连串的望远镜。为求避免折射望远镜固有的某些缺点，他根据梅森（1639年）和詹姆士·格列高利（1662年）的理论，自制了一个反射望远镜，并于1671年应皇家学会之请，将其呈送给该会。1672年1月11日，他被选为学会的会员。

在制造望远镜之前（1666年），他已完成他的基本发现之一，即白色光或阳光并非是单纯、均匀的，而是红、橘红、黄、绿、蓝、紫、靛蓝等颜色的复合体。他使一小束阳光穿过透明三棱镜时，他发现看似单色的光线分成了虹的颜色，每一种颜色成分依其本身特有的角度或折射度出现，颜色自成一排光带，形成连续光谱，红、紫各在一端。后来的研究显示，各种物质经过燃烧发光后，会产生不同的光谱。将这些光谱与某一星球的光谱比较，就可能对该星球的化学成分做某种程度的分析。对星球光谱做进一步的细微观察，可显示其朝向地球或离开地球运动的近似速率，经过这些计算，星球的距离便可导出。因此，牛顿的光组合及光谱中折射性质的发现，对天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几乎未预料到这些结果，只是觉得（如他给奥尔登堡的信中所说的）自己“要不是得到自然运作中最可注意的发现，就是得到最奇怪的发现”。牛顿于1672年把一篇题为《关于光和颜色的新理论》（“New Theory about Light and Colors”）的文章送到皇家学会。该文于2月8日宣读给会员们听，激起了一场越过海峡直抵欧陆的辩论。胡克在他的《显微图集》一书中，叙述一种类似牛顿所做的三棱镜实验，他并未由此导出一系列颜色的理论，但他觉得牛顿没承认他的优先发现是一种轻视，于是加入学会会员中批评牛顿结论的行列。争论绵延3年。“在由于我的光学理论而起的讨论中……我被百般责难，”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牛顿说，“以致我几乎要责怪自己轻率地抛弃静静追逐阴影的幸福。”他一度想“除了满足自己外，要绝对、永远地告别哲学”。

与胡克之间另一个纷争是关于光传播的介质问题。胡克采取惠更斯的理论，以为光在以太波上进行。牛顿认为这一理论无法说明光为何是依直线进行的。他代之提出一种微粒理论（Corpuscular Theory），即光是由一个发亮体散发出无数每秒以19万英里的速度直线前进的小颗粒而产生的。他驳斥以太为光的介质，却承认其为重力的介质。

牛顿将他讨论光的作品收入1704年的《光学》一书中。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用英文写成，写给“具有敏锐智慧、理解力，但对光学尚不熟悉的读者”。在书后他列举了31个问题，以备进一步讨论之用。第1个问题有先见之明地提出：“物体是否在某段距离外，作用于光，因这个作用而使光弯曲，这个作用是否在最近的地方最为强烈？”第30个问题说：“自然何不将物体变为光，将光变为物质？”

万有引力

1666年对于牛顿来说是孕育的年份。那年，他开始光学方面的研究，在同年5月，他回忆说：“但我也开始反流数法的研究，同年我开始对伸展至月球轨道上的引力加以思考……由此比较使月球停留在轨道上的力量与地球表面的重力，发觉它们皆因……那些年头，我正值壮年。”

1666年，疠疫袭击剑桥，为了安全之故，牛顿返回他的故乡乌尔索，至此我们遇到一个绝妙的故事。伏尔泰在《牛顿的哲学》（Philosophie de Newton）一书中，如此写道：

他的侄女康杜特夫人告诉我，1666年牛顿回乡时，有一天，他看到树上掉下一些果子，开始思考万有引力的问题。

这是已知最早的有关苹果的故事。它不曾出现在早期牛顿传记的作品中，也不见于他对自己如何产生万有引力想法的叙述中。这个故事现在已被认为是传说。另一个故事倒是比较可能：一个陌生人问牛顿如何发现万有引力时，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索。”很显然，早在1666年，牛顿便已计算出，把星球固定于其轨道上的吸引力的大小，与该星球距太阳的远近的平方成反比。然而，他仍未能将理论与数学计算结合起来，于是将其搁置，在随后的18年中，不曾出版任何有关的东西。

星际万有引力的观念并非由牛顿所创。有些15世纪的天文学家就曾想到天际对地球有一种类似磁铁作用于铁的力，地球在各个方向平均地被吸引，这些总和的力量使它悬在空中不坠。威廉·吉尔伯特在《磁》（De Magnete，1600年）一书中，已对围绕每个物体的磁性力量有所思考，并在一本书中如此写道：

从月球散发出来的力到达地球，同样，地球的磁性作用也分布于月球各处，依运动的程度与协调，二者联合作用，因而相应，一致行动……但地球因质量较大而有较大的影响力。

伊斯玛力·布亚尔（Ismaelis Bouillard）在他的《天文学》（Astronomia Philolaica，1645年）一书中，主张星球之间的相互引力与其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阿方索·波里利（Alfonso Borelli）在《美第奇行星原理》（Theories of the Medicean Planets，1666年）一书中说：“每颗行星和卫星皆围绕宇宙中某些星体以为力量之源，该星体紧紧吸引着它们，使它们被迫不断地旋转追随其至各处，无法脱离。”他把这些行星和卫星的轨道解释为其旋转的离心力（如我们在轮子上或以绳系物旋转时所见的）与太阳的向心吸引力相抗的结果。开普勒认为引力是一切天体具有的，而且一度算出其力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很显然要早于牛顿，但是稍后他却驳斥此公式，转而推论，随着距离的增加，引力会成比率减少。这些对万有引力的探讨，受笛卡儿“原始物质产生旋涡而定各自的作用和轨道”说法的影响而走偏了方向。

皇家学会中的许多精明人士对万有引力的数学问题感到困惑。1674年，比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声明”要早11年，胡克便在他的作品《地球周年运动证明尝试》（An Attempt to Prove the Annual Motion of the Earth）中说：

我将解说一种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一些特点上有别于已知的，而把所有的道理都以力学运动来说明。此说建立在3个假设之上。第一，不论任何天体皆有一种向心的吸力或重力，借此不仅吸引其自身各部以防其飞离……也吸引在其活动范围内的各种天体……第二，任何个体只要被推动做简单而直接的运动，除非有其他有效的力量作用，个体将依直线做连续的运动……第三，此吸引力随被作用星体靠近作用星体中心而加强。

胡克在他的论文中并未算出这个引力是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假如我们相信奥布里的话，胡克曾把这个原则告知当时已独立发现同一道理的牛顿。1684年1月，胡克向当时已接受平方反比公式的雷恩和哈雷二人提出这个原则。他们向胡克指出，时下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假设，而是足以说明万有引力原则决定行星路径的数学证明。雷恩向胡克和哈雷提供40先令的奖金，要求他们中的任一人在两个月内向他提出万有引力的数学证明。就我们所知，二人皆未提出。

约1684年8月，哈雷到剑桥，问牛顿：假如一颗星球受太阳吸引的强弱程度，与其与太阳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则该星球的轨道为何？牛顿答说，是一个椭圆。一如开普勒对布拉赫的观察做数学研究后，得出相同结论说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的，天文学现在似乎被数学证实，数学也被天文学证实。牛顿补充说，他在1679年即已完成详细的演算，却将其搁置，因为计算结果与当时流行的地球直径和地月距离不尽相合，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不确定在度量引力大小时，可否把太阳、行星和月球当作个别的点来处理。但1671年，皮卡德发表他的地球直径和经度新度量，他算出后者是69.1英里。1672年，皮卡德到南美洲传教，使他有机会算出地球太阳之间的距离为8700万英里。这些新测量与牛顿的万有引力数学吻合。1685年，进一步的计算使牛顿确信一颗星球吸引一个物体时，其质量有如聚于其中心。此时他对自己的假说有更大的信心。

他拿一块坠向地球的石头之速度，与月球将落向地球的速度相比——假设地球对月球引力随地月距离的平方减少。他发觉使石头落地的力量与克服月球离心倾向而将月球吸向地球的力量是相同的。他的成就在于把这结论应用到所有太空的星体上，构想他们借万有引力之网而联结在一起，借以说明他的数学和力学预测与天文学家们，特别与开普勒的观察吻合。

牛顿将其计算结果重新做了一次，然后于1684年通知哈雷。哈雷看出其重要性，敦促他报告皇家学会。牛顿应允把一篇他对运动和万有引力看法的论文《关于运动的命题》（1685年2月）的摘要呈送给皇家学会。1686年3月，他开始进行更圆满的阐释。1686年4月28日，他把《数学的自然哲学》的第一部分“流数法”的草稿送给皇家学会。胡克当时即指出他于1674年早于牛顿发现这个规律。牛顿在一封给哈雷的信中回答说，胡克的平方反比观念得自波里利和布伊勒。争论激怒了双方。哈雷扮演和事佬，同时牛顿在他的草稿中第四命题下附了一个注释：“我们的友人雷恩、胡克和哈雷曾经推论出平方反比的法则。”争论使他极度厌烦，他对哈雷宣布（1687年6月20日）第二部分已完成，并补充道：“现在我打算把第三部分搁置。哲学是一个泼妇，一个人宁可坐牢也不可与她打交道。”哈雷说服他继续下去，于是1687年9月，整部著作在皇家学会及当时的主席佩皮斯的名义下出版。学会缺少资金，虽然不是富有的人，哈雷还是支付了出版的一切费用。终于，经过20年的经营，17世纪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出版了。该书对欧洲知识界心灵的影响程度，唯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1859年）可与比拟。这三部书的面世是欧洲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数学原理

序言如此解释书名：

既然古人，如帕普斯（Pappus）所说，曾在研究自然时，对力学有精辟的解释。今人则抛开实体（经院学派的）和玄理，试图把自然的现象归之于数学法则之下，我在此书中涉及（自然）哲学之处，开展了数学……所以，我们将此书以哲学的数学原理呈献给大家。因为所有哲学的困难似乎在此，即从运动的现象去观察自然的力量，然后以此力量去解释其他的现象。

这种观点是绝对机械式的：

我希望能利用同一种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引导出其他自然现象，因为基于许多理由，我相信它们皆源于物体内粒子的某种作用力。此等粒子因某些目前未知的缘故被迫互相接近，连接成有规则的形状或被排斥而彼此远离。这些力量不为人知，哲学家们曾探讨却无功而返，但我希望这些确立的原则会对我们在这种方法或其他更正确的哲学方法上有所启示。

得出一些定义和公式后，牛顿整理出“三大运动定律”（three laws of motion）：

一、任一物体若不受外力作用，皆维持静止状态，或者做不变的直线运动。

二、运动的改变量与所加的外力成正比，运动方向与作用力相同。

三、对每一作用力，皆存在一种反作用力。

具备这些法则和平方反比的规则后，牛顿开始将万有引力的原理公式化。目前的定律说，每个物质的粒子吸引其他任一粒子，其力量与质量成正比，而与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牛顿的《数学原理》一书中，不是这样表述的。牛顿在该书第二部分的总注释中，如此表述这个概念：引力依照它们——太阳和行星——所含的固体量……作用……向四周传播其力量……永远随着距离的平方而减少。他把这个原则和运动定律应用到行星轨道上，发现他的数学预测与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吻合。他得出结论：行星被一种倾向太阳而与距太阳中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量左右，因而在直线运动中产生偏向，也因此被固定在其轨道上。以同样的道理，他解释木星对其卫星及地球对月球的引力。他说明笛卡儿视为宇宙最初形态的旋涡理论（Theory of Vortices）是与开普勒的定律不相容的。他算出每颗行星的质量，并算出地球的密度是水的5.6倍。他又以数学方法说明地球为何在两极趋扁平，又将地球赤道部分膨胀的原因归之于太阳的引力。他导出潮汐的公式，说明它们是由于太阳和月亮同时吸引海洋造成的。他又以同一“日月”（lunisolar）作用解释岁差。他把彗星的弧形路线分解成规则的轨道，重新肯定哈雷的预测。以这种方法，把万有引力应用到所有的行星和星球上，他勾勒出一个在力学关系上远比先前构想的更为繁复的宇宙，因为现在每颗行星或星球都被视为受到其他星球的影响。但牛顿在这个复杂而众多的天体中，立下了法则，即最遥远的星球也与地球上最微细的颗粒受同一力学和数学法则的支配。

第一版的《数学原理》迅速售罄，第二版却直到1713年才出现。版本极少而且不易获得，以至一位科学家甚至亲手抄录了一部。该书被认为是最高智慧的创作，但仍不乏批评。法国人由于执着于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一直排斥牛顿的理论系统，直到1738年伏尔泰为它做了颂扬式的阐释。卡西尼和丰特内尔反驳说，万有引力不过是玄理或神秘力的又一例而已。牛顿阐明许多天体之间的关系，然而未揭示万有引力的本质，依然神秘如上帝。莱布尼茨辩称，假如牛顿无法说明万有引力经过太空而作用于千万英里外的物体时，其依赖的机制如何，万有引力只能被视为一个名词。

甚至在英国，这一新理论也未立即被接受。伏尔泰说，该书第一版问世后的40年内，对此论有好感的科学家几乎不到20人。在法国，批评家抱怨说，与笛卡儿的原始旋涡论（Primeval Whirlpools）比起来，该理论显得太缺乏力学原理。乔治·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年）一书中惋惜地表示，牛顿把空间、时间、运动视为绝对、显然永恒的、不假上帝之力而存在的。机械观充满于牛顿的系统中，致使上帝无立足之地。

牛顿经过习惯性的拖延，同意着手准备第二版时，他曾试图使批评缓和下来。他向莱布尼茨和法国人保证，他不认为某种力量可以通过虚空而作用，他相信其间有一种传递的介质。虽然他不尝试去描述它，他坦白地承认他不知道万有引力的本质为何。关于此点，他在第二版中写下最为人误解的字眼，“我不发明假说”。“引力，”他补充道，“由某种媒介依一定法则和作用而引起，至于这种媒介到底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我让读者们去思考。”

为了应付宗教性的反对意见，他在第二版书后附了一个总注，说明上帝在他的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他把机械观点的解释限制在物理学中，即使在这一世界中，他也发现神力创造的证据，因为这部大机器的运动，终究要依靠某种力量之源，那便是上帝。此外，在太阳系中，有些反常事情发生时，上帝总会定时地加以矫正。为了使这些奇迹式的干预有立足之地，牛顿放弃能量守恒的说法。他假定，如果上帝不使其能量恢复，这个世界机器在其失去力量之后，将会崩溃。“这个最优美的太阳、行星、彗星系统，只有在一睿智、有力的造物主的控制和照顾下，才能运行不已。”最后，他转而倾向一种可通过有机或机械观点来理解的哲学：

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关于一种极微妙、潜藏于各物体中的“生命力”，经过此生命力的作用，物体的近距离粒子互相吸引，如接近则结合在一起。带电的物体作用距离更大，同时吸引并排斥邻近的微粒。光因此而射出、反射、折射、弯曲，物体也因之生热。各种感觉被刺激，动物身体的四肢在意志的命令下行动，皆由于生命力的振动，然后经过神经的固体纤维互相传播，从外部感官传至脑，再由脑传到肌肉。但这些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而且我们也未完成充分的实验，以测定并证明这带电又具有弹性的生命力的运作法则。

他真正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他在剑桥所任的教职要求他对国教忠心，而且他也经常参加国教的仪式。但是，他的秘书说：“至于他私底下的祈祷词，我不能做任何评论，我颇相信他的勤奋用功剥夺了他的聪明。”然而，他有如研究宇宙般地热心研究《圣经》，一位大主教赞许他说：“你对神的认识，比我们的总和还要多。”洛克说牛顿在《圣经》方面的知识，“鲜有敌手”。他留下比所有科学性著作更多的神学作品。

他的研究将他引导至类似弥尔顿的半阿里乌斯派的结论：基督虽是神子，在时间、力量上却不及上帝。至于其他，牛顿“是”，或者可以说是“变得”十分的正统。他似乎已将《圣经》上所有的话视为上帝的圣道，认为《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和《启示录》（Revelation）是真实的。这位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却是一位喜好从雅各布·伯麦（Jakob Böhme）的作品中抄录出几段文字、要求洛克与他讨论《启示录》中的“白马”（White Horse）的神秘人物。他鼓励他的朋友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写《基督神学的数学原理》（1699年），该书以数学方法证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并求出尘世可获得的最大幸福与天堂幸福的比例。他写了一篇评《启示录》的文章，辩称其中预言的反基督者是罗马教皇。牛顿的心灵是伽利略机械观与开普勒法则加神学的混合。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晚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反常的混合：一个很显然醉心于数学和神秘理论的人，但具有实际才能与常识。1687年，他被剑桥大学选为代表，与其他人一起向詹姆士二世抗议，因为詹姆士试图让大学承认一个本笃会修士取得学位，而不必循常例立下无法为天主教接受的誓言。这项使命虽然失败，但大学当局一定赞许牛顿的做法，因为1689年他即被选为剑桥大学在国会中的代表。直到1690年议会被解散，他一直担任该职，并于1701年再度当选。但他在政治上未扮演值得纪念的角色。

他的事业于1692年一度因身心疾病而中断。他写信给佩皮斯和洛克，抱怨失眠和忧郁，表示他对被迫害的恐惧，同时哀叹他已失去“先前拥有的正常心智”。1693年9月16日，他写信给洛克——

先生：

因为我认为你曾企图以女人或其他方法来使我卷入纷争，所以你告诉我说你生病、活不了时，我很激动，回答说：“你死了更好。”我求你原谅我这种没善心的举动。因为现在我很满意，认为你所做的都是公平的，同时我求你原谅我因此而对你产生的误解，及指责你在你的思想著作的某一原则中彻底打击道德，并打算在另一本书中继续指责你，误认为你是霍布斯派（Hobbist）的人。还求你原谅我曾声言，以为有人欲以职位出卖我，使我卷入纷争。

你最卑逊、不幸的仆人

伊萨克·牛顿上

佩皮斯于1693年9月26日的一封信中，提及“头脑或心灵的不安宁”，这是他从牛顿的信中所知。惠更斯去世时（1695年）留下一本文稿，在1694年5月29日的下面，一个小注称：“科林先生告诉我，18个月前，著名的几何学家伊萨克·牛顿已精神失常。”但截至目前，“已恢复健康，并渐渐了解《数学原理》一书”。在1694年6月8日的一封信中，惠更斯报告莱布尼茨说：“牛顿先生受脑炎的打击已有18个月，但被他的朋友以猛药和关闭的方法治好了。”有人推测，这一精神衰竭使牛顿从科学转向《启示录》，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有人说：“他从未如往常般集中精神以进行任何新工作。”但1696年，他几乎在瞬间解决了一个约翰·贝尔努利拿给他的数学问题，“不逊于世界上最精确的数学家”。1716年，他同样解决了一道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他的解答以不具名的方式通过皇家学会送给贝尔努利，但贝尔努利立即揣测到作者是牛顿，他说这是因为“从脚趾甲认出了狮子”。1700年，牛顿发现六分论（the theory of sextant），他除了在一封信中告诉哈雷外，未让他人知晓，此论留到1730年才被发现。他担任国家托付给他的职位时，似乎也能胜任。

洛克、佩皮斯及其他友人有一阵子曾商定要为牛顿在政府部门中寻找一官半职，好让他从剑桥的房子和实验室中走出来。1695年，他们说动哈利法克斯伯爵给他一个铸币厂长的职位。这个指派并没有什么其他含义，也不是施舍。政府希望利用牛顿在化学、冶金方面的知识来铸造一种新币。1695年，他搬到伦敦与侄女凯瑟琳·巴顿，即哈利法克斯夫人住在一起。伏尔泰认为这位侄女的魅力影响了哈利法克斯，使他在1699年为牛顿寻得铸币厂厂长的职位，然而这点揣测不能解释牛顿为何在他晚境28年中一直担任那个职位，而且令人满意。

他的晚年应当是很幸福的。他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以前不曾有哪位科学家享受过如此大的声名。1703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主席，一直连任到去世。1705年，他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他乘着马车经过伦敦市街时，人们敬畏地凝视他那红光满面的脸庞，在一堆白发下显得庄严而仁慈，他们却不一定能见到他发福的身体与那中等身材甚是不配。他享有年薪1200镑的收入，而且善加利用。所以，尽管他很慷慨、好助人，去世时仍留下3.2万镑。在南海公司的大失败中，他安然度过。然而，他有点喜怒无常，易躁、猜疑、鬼鬼祟祟，总是胆小而自负。他喜欢独处，不易与人交友。1700年，他向一位寡妇求婚，此事一直没结果，之后他也一直未婚。他易激动，敏感到病态，痛苦地承受指责，尖锐地表达不满，在争论中总是顽强地反击。他颇自知自己的工作和能力，但他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直到他的积蓄允许他拥有6个仆人，并在伦敦享有高尚地位。

79岁时，他开始偿还大自然的债。疾病不理会任何天才，膀胱结石和遗尿困扰着他。83岁时患痛风，84岁时生痔。1727年3月19日，结石的痛苦使他丧失知觉。他未能复原，终于在次日去世，时年85岁。行完一个由政治家、王公贵族、哲学家主持的葬礼后，他被安置在由公爵、伯爵们所抬的棺中，下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们以哀悼诗覆盖他，教皇写下一段著名的诗文：

自然和自然的道理藏在黑夜中，

上帝说，让牛顿生于此！万事万物即光照万里。

伏尔泰甚至在晚年提及他流亡于英国期间，见到一位数学家被葬以国王之礼时，还是激动不已。

牛顿的声誉几乎高达荒谬的境地。莱布尼茨断定他这位敌手对数学的贡献的价值是此前所有科学成就的总和。大卫·休谟认为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不世出的点缀人类的天才”，对此伏尔泰也谦逊地赞同。拉格兰格（Lagrange）称《数学原理》一书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产品”，拉普拉斯（Laplace）说它永久“凌驾于其他人智产品之上”，还补充道：“牛顿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宇宙只有一个，最终的原理也只有一个，而牛顿发现了那个原理。”这种判断是危险的，因为即使在科学中，“真理”也会如花般凋谢。

假如我们拿最不主观的标准，即以影响的程度与时间的长短来评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唯有世界宗教和主要哲学的创始者堪与牛顿相提并论。曾经，他对英国数学界的影响是有害的，因为他的流数理论及其符号，比起莱布尼茨传播于欧陆的微积分学与符号，要不便得多。一个世纪之久，他的光微粒理论似乎阻碍了光学的进步，虽然有许多学生从他的观点中获得帮助。在力学方面，他的工作被证实具有无止境的创造性。“自他以来所有力学上的成就，”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写道，“无非是基于牛顿法则所做的演绎上、形式上及数学上的发展而已。”

神学家们最初生怕《数学原理》可能对宗教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在牛顿的鼓励之下，本特利、玻意耳的演讲（1692年）强调宇宙明显的一致性、秩序和瑰伟，是神的智慧及其力量与庄严的明证，因而把新世界观转移为对信仰的支持。然而，同样的理论系统也被自然神论者援引，以加强他们用单纯接受一神而代替基督教神学的说法，或视自然及其法则为上帝的说法。也许牛顿对宗教的最终影响是有害的，尽管他有抗辩及数以百万言计的神学著作的支持，但自由思想家总认为他曾构想一个自主存在的世界，后来才把自然神扯入作为安慰人心的想法而已。尤其是在法国，牛顿的宇宙观虽然被伏尔泰介绍成自然神论，却助长了不少哲人的机械神论。

从笛卡儿的宇宙论在法国衰微，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兴起的时期，牛顿的“世界体系”未遇见严重的挑战，并似乎因物理学和天文学上的新发现或进步而更被证实为正确无误。就一个外行人所能懂得的此中奥秘而言，现代物理学家们对牛顿力学的主要反对意见是：

1.牛顿将空间、距离、时间与运动皆看成绝对的，即不因外界任何事物而改变其量。爱因斯坦认为他们是相对的，即随观测者的时空位置和运动而变。

2.牛顿运动第一定律很明显地假定一个物体可能“继续其静止或等速的直线运动”。但“静止”也是相对的，好像一个在快速飞行的飞机中的乘客是静止一般。所有的东西永不依直线运动，因为每一运动或作用的路线总会被周围物体影响而产生偏向（牛顿也曾体会到）。

3.牛顿把质量视为是不变的。有些现代物理学家则认为他们会随观测者和物体的相对速度而改变。

4.“力”现在已被视为一种方便但非绝对需要的概念，它仅满足于描述事情的先后、关系及结果。我们不知道，也无须知道（据说）从一个运动体传到另一被打击者上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只需记下其发生先后，且假定（永不要太确定）这些在将来会恢复过去的样子。从这个观点来看，万有引力不是一种力量，而是存在于时空事件间的一个关系体系而已。

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及其余对牛顿力学的修正，仅在粒子以近乎光速运动的场合中才是重要的。在别的地方，传统物理学和新物理学之间的分歧点，则可以忽略不计。哲学家们被历史纠正他们那种凡事确定的习惯后，也许会对现代思想，包括他们自己的，保持一种谦逊的怀疑态度。他们定会从相对论公式中体会出一种凡事相对的道理。他们将提醒所有致力于原子和星球的研究者，不要忘记牛顿对其超越时代的成就的评价：

我不知道世人对我的看法如何，但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似乎只算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童，偶尔发现一颗更圆滑的小石子或一颗更漂亮的贝壳，以此自娱，而真理的大洋犹展现在我眼前，我尚未知道。

第四章　英国哲学（1648—1715）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所受的影响

他生于1588年，因为他的母亲早产，这位哲学家意外地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是他个性怯懦的原因。其实，他是当时最大胆的异端。他的父亲是维特夏（Wiltshire）的英国国教教士。他可能遗传给他的儿子一些好争好辩的个性，因为他曾在教堂门口与人大吵，而后就失踪了，留下3个儿子，由他一位哥哥抚养长大。

那位哥哥渐渐发达。托马斯在15岁时进了牛津马达兰学院。那时，他很胆怯。在此，他对所授的哲学不甚感兴趣，他被课外读物吸引，并阅读希腊和拉丁古典原著。20岁毕业时，他很幸运地被雇为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的私人教习，卡文迪什就是后来德文夏的第二任伯爵，伯爵家答应保护身为异教徒的他。后来，他陪着他的学生到欧洲游历（1610年）。回英国时，他替培根当过一阵子秘书，这段刺激的经验，也许对他经验哲学的形成有所贡献。大约就在这时，奥布雷告诉我们：“约翰逊先生和诗人劳瑞特是他喜爱而亲密的朋友。”他们比霍布斯更博学，而且都还不老。不久，他又回到卡文迪什，他与这一家一直维持了三代的关系。也许是他那些主人对他既慷慨又维护备至，使他在他的唯物形而上学中仍有保皇思想和国教会派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免于火焚。他发现欧几里得是他心路历程的一个转折点。40岁时，他在一个私人图书馆看到《几何原理》正打开在第一册的第17命题，读了它，他大叫道：“老天！简直不可能！”论证用一个早先的命题来证明，然后又用这个论证支持另一个，这样一直推出基本的定义和公理。他看了这个逻辑架构欢欣异常，并开始爱上几何学。但奥布雷说：“他更耽于音乐，喜欢弹低音提琴。”1629年，他发表修昔底德的翻译，公然宣称要使英国避免走上民主的道路。同年，他第一位学生的儿子——德文夏第三任伯爵受学于他，并与他一起游历欧洲。他们于1636年访问了伽利略，增强了他以机械论解释宇宙的倾向。

1637年，他回到英国。国会与查理一世的冲突不断发展时，霍布斯写了一篇论文《法律的自然性与政治性》（“The Elements of Law，Natural and Politique”），替国王的绝对王权辩护，认为王权与社会秩序和国家完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篇论文并未付梓，只以手稿本流传，因为如果查理没有解散国会的话，它可能使作者被捕。彼此冲突的情绪不断高涨时，霍布斯认为退隐到欧陆似较恰当（1640年），他留欧11年，多半住在巴黎。在巴黎，他得到梅森和伽桑迪二人的友谊，与笛卡儿却相处得很不好。梅森曾邀请他从事笛卡儿《沉思集》（Meditation）的注解，他很礼貌地做了，但批评的论点太多，致使笛卡儿以后一直没有原谅他。英国爆发内战时（1642年），移民在外的保皇党人在法国组织了一个聚会，霍布斯可能与他们有一些君主主义者感情上的摩擦。1646至1648，他曾任被流放在外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老师。投石党事件的爆发，就像英国的革命思想限制王权，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即只有一个绝对权力的王朝，才能维持稳定和永远的和平。

他很久后才将他的思想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常常踱步沉思，”奥布雷说，“而他的杖头上有一支笔和小墨水瓶，又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一旦有新概念闪现，他立刻将之写进笔记，否则，他可能会失掉这个灵感。”他发表了一连串的小文章，现在看来，它们是不太重要了。1651年，他将它们汇集起来，成了一本有冒险性的思想和风格的作品《利维坦》（The Leviathan，or the 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 Civil），这是他哲学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将细细讨论它。

·逻辑学与心理学

他的风格一如培根：没有很多虚幻的想象，每一句都是简洁的、惯用的、有力的、直接的，偶尔也带一些讽刺的用法，没有过多的修饰，不表现修辞的工夫，只用言辞上最经济、最清楚的方法表示出清楚的思想。霍布斯说：“文字是聪明人的弃物，它被他们批判着；却是傻瓜的金钱，借着它，他们找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为权威。”就这样，他用这新剃刀剃掉了许多矫饰而且毫无意义的言词。他讨论到阿奎那以“nunc stans”或“长存”为永恒的定义时，他不以为然地说：“说得是容易，虽然我也喜欢这么说，但我绝不能接受它，这么说的人一定比我快乐。”从这里，我们知道霍布斯是一位露骨的唯名主义者，种类或抽象的名词，如“人”或“道德”，在他看来，只是概念化观念中的一些名词而已，它们不代表任何东西，凡是东西都是单独的个体、单独的行为、单独的人……

他很谨慎地替自己的用词下定义，在他书中的第一页，他替《利维坦》下定义为：“一个共荣体或国家。”他在《约伯记》中发现该词，该章中上帝以这个海中怪物（即利维坦）作为神圣力量的想象。霍布斯企图解释国家为一个大有机体，它能吸收并指导一切人类的行为。但在他完成这个主体之前，他以无情之手遍扫逻辑学和心理学。

他用哲学的观点来了解我们现在通称的科学：“自诸原因之中得到结果或能显现的知识，或反过来说，由结果之中得知可能的原因。”他与培根一样，期望“科学”的研究将有大益于人类的生活。但他轻视培根诉诸归纳的推理，他主张根据经验以演绎求一切“真的推论”。在他对数学的赞美词中，他说，“加法和减法的推理是一样的”，亦即，观念或图像的分或合。他认为，我们不足的不是经验，而是关于经验的正确推理。如果我们能去除形式上哲学中无意义的字句及由习俗、教育、党派之见等引起的偏见，不知有多少错误将可以避免。推理是易错而且绝不能肯定的，除非是数学。“讲结果的知识，即我们所称的科学，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地，没人能靠推理绝对地知道这个或那个是如何、曾如何、将如何，只能知道，如果这个是如此则如何，如果这个曾如此则如何，如果这个将如此则如何，就是说它是有条件的被知道。”霍布斯接受了休谟的结论：我们只知影响而不知原因。因而他先洛克而提出感觉的心理学，所有知识来自感觉，“在人心中的观念，无不是全部或部分来自感觉器官”。这是一个明显的唯物心理学：在心里心外，无任何事物存在，除非有干扰或运动。“所有称为感觉的或感官的性质（如光、颜色、形式、硬、软、声音、气味、滋味、热、冷等），都是由不同种类的运用和接触刺激了器官而引起的。刺激我们内心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一种运动，因为运动才产生运动。”在改变形式中的运动与感觉有关系——常去感觉同样的事物，就会好像没有感觉一样。

依据牛顿第一运动定律，霍布斯由感觉推演下去得到想象与记忆：

一件东西静止时，除非另外有东西给予它力量，它将永远静止，这是无人怀疑的真理。但一件东西在运动时，除非有其他东西阻止了它，它将永远不停。虽然，推理是如此（没有东西能自己改变自己），但是，不能如此轻易同意它……

以水为例，风停了后，水波仍久久不息；一个人看或梦时，人心中的运动情形也与此相同。因为我们看或梦的对象已不见时，或我们闭起了我们的眼睛时，虽然，可能比看的为模糊，我们似乎仍看到一个影像，这就叫作想象……因此，想象只不过是感觉的延续……当我们说这种感觉凋去、老去，那就成了记忆……有了许多记忆，或记着的许多事情，就叫作经验。

观念，就是由感觉或记忆产生的想象。思想就是这种想象的结果，这个结果不由自由意志决定，而由观念之间机械的定律决定：

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结不是不相关的。但是，我们没有感觉时，我们就不能得到任何想象。因此，我们也不会由一种想象转移到另一种过去完全没有感觉过的想象。原因是：所有的幻觉（想象、观念）都是人心中的运动，得自于感觉，而且这些运动各与自己感觉的来源有关。在许多感觉之后，才有连续的心中的运动……但是，对一物或同类东西的感觉，每个人时同时不同。因此，在想象时，我们就不能肯定下一个想象是什么，可能有时接下去想这个，有时则接下去想另外的。

这样一辆思想的列车，可能没有一定的方向，像做梦，“或由欲念或由计划决定它的方向”。在梦中，静止在脑中的幻影因“人体内部的部分刺激”而升起。因为人体任何部分都与脑的一部分有关连。“我相信，由脑到身体各部，及由身体各部到脑有一种交互的运动。凭借着它，不仅想象（理念）会产生动作，动作也会产生想象”，“我们的梦是我们醒时的想象的另一面。这个运动，我们清醒时它从某一端开始，我们在梦中时从另一端开始。”梦中想象之所以没有逻辑的发展，是由于没有外在的感觉影响它，或没有任何目的的引导。

在霍布斯的心理学中，没有自由意志的容身之处。意志本身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思考过程中的取舍。思考就是取舍的一个选择，思考中止于行动的开始。“在思考过程中，最后的取舍与行动中的去做或不做密切相连着，因此，我们称它为意志。”“嗜好、恐惧、希望及其他的感情形式都不能自由产生，因为它不是来自意志，而是本身就是意志，意志不是自由的。”“因为每个人意志的行为或欲望、倾向都有一些原因，接下去的欲望又有另外的原因（第一个欲望的原因来自上帝），这种欲望的连续是必然的。因此，如果能掌握这些原因的关系，人们自由行为中的必然性就能轻易、明白地被获知。”

世事的运行就如机械运转的法则，人也如同机械一样。感觉使人得到想象和观念，每个观念都是运行的开始。而且，如果这观念不受另一观念的阻碍，它就很可能成为行动。观念虽然抽象，但多少影响到身体。神经系统是为了改变感官的活动成为肌肉的活动的一种机械装置。精神是有的，但只是实物的一种微妙的形式。灵魂与心智都不是非物质的，而是身体或脑子运作下的一种名称。霍布斯从不企图解释为什么意识必须要在这样一个机械的过程——感觉观念而反应——中发展。在缩减物体的感官性质而只借着心作为一切感知的方法方面，他渐渐地有点近似贝克莱反驳唯物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所知的一切实体都是知觉或心智的反应”。

·伦理学与政治学

一如前人笛卡儿和后人斯宾诺莎，霍布斯企图分析感情，因为他发现感情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根源。这三位哲学家都用感情代表一切人的基本冲动、感觉与情绪——诸如欲望、嫌恶、爱与恨、高兴与恐惧。在这些感触的背后是愉快与痛苦——心理的过程提高或压抑了有机体的生机。欲望是获得快乐的一种运动的开始，爱就是这样的欲望之一，所有的冲动（14年后拉罗什富科讨论的），都是自爱（self-love）的诸形式，而且它们是来自自我储藏的直觉和怜惜。同情，是由别人的不幸刺激，而产生对我们自己将来不幸的一种想象。仁慈，是对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一种满足。感恩的情怀中有时也包含一丝恨意。“从我们认为彼此平等的人那里接受一些恩惠，他会希望更多的报答，这种实际上是秘密的仇恨的假爱，使人陷入欠债般的绝望地步；而回报恩惠是义务，义务就是奴役。”根本的嫌恶就是恐惧，根本的欲望是权力。“我认为人类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不息地、永远地追求权力，至死方休。”我们求富有、求知识，都不过是得到权力的方法，荣誉就是权力的证明，而我们之所以追求权力，是因我们恐惧不安。笑，是优越感和权力的一种表示：

笑的感情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突然的光荣，这光荣得自突然地感觉到自己的优越，因为我们比较出了别人的缺点，或比较出我们自己过去的缺点。除非过去带给我们一些不光荣的感觉，否则我们回忆时，我们都会笑我们过去的愚笨……笑，通常是附带产生的，就是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会去注意别人的不完美。因此，在击败他人时的笑，往往是胆小的表现。因为，真正具有宽宏心地的人该做的是帮助别人免于轻视、嘲笑，以及只拿自己与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比较。

“好”与“坏”是主观的用词，不只因地而异，它的内容还因时因人而异。“人渴求或有欲望的东西……就称它是好的，为人憎恨、嫌弃的东西就称它为坏的，因为这些字眼都与用这些字的人有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或单纯的。因此，就不能从一些东西的特性中去归纳好坏的标准。”感情的力量可能是好的，而且能使人伟大。“他若没有追求权力、财富、知识或荣誉的强烈情感……就不可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有薄弱的感情是迟钝，强烈的不正常的感情是疯狂，没有欲望就是死亡：

一生的幸福，不在于有易满足的心，因为这里没有老式哲学中所说的最终目的，也没有至善境界……幸福是欲望不断地进步，由一个到另一个，前个欲望的达成，只不过是为后者铺路而已。

人们的政府如此制度化，如此贪婪、有竞争性，又充满感情的表现及容易引起不和的争斗，所以是人类工作中最复杂、最艰难的一件，对承担这项工作的人，我们必须赋予他们心理上及权力上的武器。虽然，人类的意志不是自由的，社会被安排着，借着称某种行为是道德的，并给予报酬来鼓励该种行为，及称某种行为是罪恶的，并加以惩罚来压抑它们。这与决定论不相矛盾：为了团体的利益，社会施以嘉赏与责罚，以增加动机来影响行为。“世界被舆论统治着”，政府、宗教和道德核心大部分受舆论的控制，以减少必然性和力量的范围。

政府是必要的，并不因为人性本恶——因为“欲望及其他种类的感情本身并无罪恶”——但是，人受本性影响居多，而受之于社会较少。霍布斯并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人的天性为的是与社会相反，他接受原始的“本性的存在”（因此也就接受人的原始本性）是竞争的原因，而彼此的倾轧也唯有用恐惧来压制，而不是用法律：

无论何时，国王或掌权的人，因为他们的独尊，因为他们不断地嫉妒和不断地斗争，因此，总将矛头向着别人，用眼睛看着别人——他们修筑城堡、要塞，在疆界上把枪械向外——不断地到邻邦刺探，这就是战争的情势……因此无所谓法律，无所谓不义。力量与奸诈就是战争中的美德。

因此，霍布斯相信，个人与家庭在进入社会组织以前，早已生活在无穷的战争中了，不管那是实际的战争还是潜在的战争。“每个人都与每个人敌对着”，“战争并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足以导致战争的意志存在即可。”他反对罗马法律学家和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他们主张基于人的本性是“理智的动物”，因此，一定有是非的法律观念存在于自然法则中。他说：“人不过是偶然才有理性，人实在是感情的动物——特别是追求权力的欲望——而用理性作为欲望的工具，人只受恐惧力的束缚。初民生活——有社会组织以前的生活——是无法律的、暴力的、恐惧的、鄙陋的、动物般的、短暂的。”

从这些理论上假设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的观念中，人的突出是因为他们愿臣服在一个共同的力量下。这就是卢梭众所皆知的论文题目，所谓的“社会契约”理论，但在霍布斯的时代，卢梭的这套理论不合时宜。弥尔顿在他的短论《论君主和官长职权的享有》（“On 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1649年）中，把这个契约定为国王与他的子民之间的一项协议——子民臣服于他，而他必须正当地履行他的责任。“如果他未能尽责”，弥尔顿说，人民有权免他的职。霍布斯反对这种理论形式的基础，因为这理论没有赋予契约任何力量，也没说明契约何时无效。他宁可认为社会的联络不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而在于被统治者彼此之间，这些被统治者们同意：

授出他们的权力和力量（用于彼此之间的权力）给一人，或给一群人……这样，使人群如此结合在一人之下，就称为“共荣体”，这就是利维坦的产生，或者说不朽之神的产生，在它之下我们享有和平与安全。在共荣体中的每个人所支持的人的权威下，及他接受的由他们授予的权力和力量之下，就能够实现共荣体中的共同意志。这个领导人民的人就称为元首，他所有的就是君权，而每个人是他的子民。

霍布斯的理论太粗略，前面说的“粗鄙如兽般的野蛮人”，怎么可能会理性地、谦逊地、有秩序地同意交出他们的权力？但是霍布斯很聪明地允许关于国家有不同源头的看法：

得到君权有两种方法。其一，借着自然的力量，就好像要求儿子顺从自己一样，如果不顺从就可以毁了他，或借战争使敌人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其二，人们同意臣服于一人或一群人之下时，很自然地，他们就相信他或他们能保护他们以抵抗外人，第二种情形可以称为一个政治的共荣体。

不管他的理论基础如何，君主，做一个真正的君主，一定要有绝对的权力。因为没有它，他就不能够保证个人的安全与团体的和平。反抗君主，就是违犯每个人都同意、接受并保护的那张社会契约。君主理论上的绝对权威，可以加进一些实际的限制，即如果君主命令一个人去伤害或杀害自己，或要他悔罪，或不能够保护他的子民时，他们就可以反抗他。“子民对君主的义务，不说自明的，只限于当他有权时，也就是在他能保护他们时。”革命在成功之前总被认为是罪行，它总是不合法、不义之事，因为法律与义理都由君主决定，但一个革命建立起了稳定而且有效的政府时，子民就必须去服从新的权力。

既然君主的权力得自人民，君主的统治权不是神授，而是必须受人民议会、法律或教会的控制。君主也应该承认财产权，而且为了他认为的公益，应该承认私有财产权。绝对的君权是必需的，因为权力分散时，如散于君主与国会，很快会有冲突，然后是内战、混乱及生命和财产的无保障。既然安全与和平是社会至终的需要，就不该将权力分散，政权该完全集中、统一，只要权力分散，就无所谓君主，只要没有君主，就无所谓国家。

因此，政府的唯一合理形式就是君主政体，而且应该采取继承制，因为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应该是君权中的一部分，君主的多变就是无政府。议会政府也可以保留，但它的条件是“它的权力必须不受平民不定的愿望左右”，“民主政体不同于雄辩家的贵族政体”。人民太容易受煽动，因此政府必须控制言论和出版，并严格地检查出版品、进口物和读物。个人自由、私人判断和服从良心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威胁君权或公共安全的事都该自源头阻断。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私见决定服从或不服从法律的话，如何统治一个国家？如何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呢？

·宗教与国家

君主也必须控制人民的宗教，因为宗教一旦深入人心，就成为破坏的力量。霍布斯提出了一个概括的定义：“自故事中得到一种心灵的错觉，而对无形力量产生恐惧，如果该故事被公众允许即成宗教，否则则为迷信。”他如此贬低宗教为一种恐惧、想象、假装，但在别处又称其为对事情和事件发生原因的追寻，追求事情原因的结果，使人必须相信“这里一定有（即使是异教徒中的哲学家也同意）一个第一因，一切事件发生的第一个及永久的原因，这就是一般人所称的上帝”。人们很自然地想象出这个第一因就像他们自己一样是一个人，有灵魂、有意志，只不过比他们更有能耐。他们将一切自然发生的事而不为他们了解的都归因于此，即神意的前兆：

有四件事是宗教形成的自然因素：鬼怪的意见，对第二因的无知，皈依人们所恐惧的，认为一切有原因的事都可以预知。这些宗教借着一般人不同的想象、判断、感情因素而形成不同的仪式，而某些人熟悉的仪式在他人看来，大多是荒诞可笑的。

霍布斯是自然神论者而非无神论者，他承认有一位极聪明的神，但又说“人们……熟知的上帝，并非真的上帝”，我们不该认为上帝有形象，因为一有形象就固定了，有了在此或在彼的限制，“因为不管怎样，一占有地方就被限制、被固定了”，一有形象，就既不能动又不能休，更不能表现忧伤、后悔、愤怒、慈悲、需求、嫌恶、希求及其他欲望。霍布斯总结说：“上帝的个性是不可揣测的。”他也不愿视上帝为无形的，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任何无形的东西，也许“精神”就是微妙的有形体的东西。

既已说明了何为宗教、何为上帝，霍布斯主张以宗教作为政府的工具或仆人，因为他仍强调政府的重要：

名门大族中，首先建立起共荣体的人或共荣体的立法人，他们的目的在于使人民服从及平安。果真如此，他们就须常常记住：首先，在人民心中造成一个印象，他们信仰的宗教，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受命于某个神，并使他们觉得君主们不似平民大众，而具有更多的天性，使政府的法律能较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庞皮利乌斯在罗马假装自己在埃吉丽娅女神主持的仪式下就职；古秘鲁王国的缔造者，也假装自己和妻子是太阳的儿女；其次，他们必须注意去造成另一种印象，就是凡不悦于神的都将为法律不容。

霍布斯唯恐有人会据此推论摩西以同样方法定下他的法律及他对火的敏感，因此又说，犹太人的宗教，是“上帝本身借着超自然的关系而创立的基督教”。

但是，他在历史事件中寻找支持自己视宗教为政治工具的史实。因此，宗教的理论和仪式必须受政府的控制，如果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将会有两个君主或者说没有君主，而人民也将被这两个君主撕碎：

鬼神有权力确定什么是罪恶，这就与法律的权责相冲突了（罪恶不过是违反法律罢了）……这两个势力（教会与国家）互相冲突时，共荣体如何存在？反而会陷入内战和崩溃的危险中。

在这种冲突中，教会机会较好，“因为凡有一点聪明的人，都会在相信他自己已经被定罪或拯救的情形下，绝对地服从”，当精神的力量能“借着它能惩罚的恐怖及对酬劳的希望”去影响一个人，并“借着奇怪又生硬的字眼使人们不解，以此迷惑群众，因此就能压迫共荣体使之倾覆，或者使之陷入内战”。唯一能避免这种混乱的方法，霍布斯认为，就是要让教会屈居国家之下。天主教会持有相反的方案，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四部分将之视为其哲学中最大、最顽强的敌人而反击它。

他进入对《圣经》的一些“高级批判”，怀疑摩西是否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并将该书的历史年代考订得较正教传统中的为晚。他建议基督教只应该以有“基督耶稣”的信仰为足，其余的部分则应以公意而作出改变，使之能在公共的秩序中存在。这样的限制教条，实际上不仅支持了政府，而且帮助政府宣传这种观念。他也同意教皇说的，在一个国家中只能容忍一个宗教存在。他劝告公民们不要踌躇，不要批判，接受君主信仰的宗教，把它当作对道德和国家的一项责任。因为宗教中的神秘，有如药之于疾病，如果一口吞下就能治愈病情，而如果咀嚼它，它会一点效果也没有。他这个论断使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基督教只能成为国家的法律中的基督教。

·批评与肯定

在《利维坦》的最后一段，霍布斯说：“因此，……没有偏见，没有完整、成熟的一套计划使人民一面服从，一面受到保护，这件事引起我对民事和教会政府的推论，至此结束。”

他对宗教和政治不平等的看法并未被广泛地接受。在查理二世周围的法国人，当然欢迎霍布斯的理论，为王权辩护，但他们指责他的唯物论，认为纵使不是有辱神明也是轻率之举。而且他们颇以为悔，认为这位哲学家在他们最需要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帮助的时候，居然费了偌大的篇幅攻击天主教教会。在清教徒和英国国教徒中也掀起了鼓噪声，反对霍布斯的著作，“不许霍布斯再回朝廷”。霍布斯发现自己在法国没有朋友、没有保障时，他决定从英国的克伦威尔处得到平安，因此又回到英国。伯内特大主教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放了一些字句，“以取悦革命党人”。这不能确定，但有一事可以确定，即不论如何，革命开始时一定不合法，成功时却有其地位，再胡乱杂凑以对绝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一基本原则来规范社会。最终的“检讨与结论”部分，看起来像是一种追忆，解释人民如何才能从对一个国王的效忠转为对另一个新政权的效忠。该书出版于伦敦（1651年），当时霍布斯住在巴黎。同年年底，他渡海到英伦，并在德文夏伯爵处找到安身之处。德文夏伯爵很早就属于革命议会，霍布斯也曾投身其中，而且被它接纳。这位哲学家借着由伯爵处得来的一些养老金过活，并搬到伦敦，因为在乡下，“与博学的人谈天的愿望很难达成”。此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

渐渐地，他的书有了读者，批评的人也蜂拥而至，教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替基督教辩护，并询问谁是那位反对亚里士多德、牛津国会及上帝的“怪兽”。霍布斯虽然胆子小，但仍是一个斗士。1655年，在《哲学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Philosophy）一书中，他重申唯物的、决定论的意见。德里饱学的主教约翰·布拉姆霍尔（John Bramhall）在《利维坦的感人性》（“The Catching of the Leviathan”，1658年）一文中，替霍布斯除去了钩子，因为别的教士仍认为“钩子仍然挂在霍布斯的鼻子上”，但对他的攻击几乎到他死方止。克拉伦顿伯爵失去权力后，曾出版一书名为《霍布斯先生之书：利维坦中论宗教与国家部分的危险与有害的谬误的鉴定与要点》（A Brief View and Survey of the Dangerous and Pernicious Errors，in Church and State，in Mr.Hobbes’s Book Entitled Leviathan，1676年），以掩饰他的被逐。在322页中，他行文颇有系统，以流畅而堂皇的词句逐一辩驳别人的论点。克拉伦顿的言辞表现出他在官场中有过足够的经验，他讥笑霍布斯，认为霍布斯没有负起将理论与实际政治调和的工作，而且他希望：“霍布斯先生应该到国会一趟，或到枢密院一坐，在地方法院和裁判所列席，使他因而能发现他的思虑和他的论断，不管多么深刻，或是根据哪些哲学观念，甚至根据哪些几何定理，都已经引导他走入对政治的错误观察。”并非所有对他的批评都这样温和。1666年，下院曾命令它的一个委员会收集有关无神论、死神、亵渎神明、反对神的本质、特性等的资料，特别是怀特的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奥布雷说：“有一份报告（确切真实的）……在国会中……一些主教推行一项运动，将一些老好绅士以异端之名焚死。”霍布斯毁掉这些没有出版的报告，以免使自己陷入更多的困扰，他又写了三本对话录。以学术的立场，英国没有一个法庭能判他为异端。

他得到复辟国王的救援。在他到达伦敦不久后，查理二世在街上见到霍布斯，认出他是以前的家庭教师，便迎他入宫。当时，复辟的宫廷中已经有怀疑宗教的倾向，保卫绝对王权以对抗国会，正好与霍布斯的哲学相投。他点缀着稀落白发的秃头和清教徒的装扮惹人嘲笑，查理称他为“熊”，而霍布斯凑上前去说：“让你作弄的熊来了。”查理就是喜欢霍布斯这样对答敏捷，他找画匠替霍布斯画了一张像，放在自己卧室，并给霍布斯一年100镑的养老金。虽然这不是固定地支付给他，但他从卡文迪什家族那里每年收入50镑，仍可以维持哲学家最低的生活。

奥布雷形容他年轻时多病，老来却又健康又有生气。75岁时他还玩网球，网球场不堪用时，他就走一段长路，让自己“流大汗，然后付点钱给仆人要他们擦干净”。他饮食适当，70岁以后就不食肉、不饮酒，他说：“在他生命中过度的事已经太多了。”但奥布雷继续说：“纵使他一年有几次过度的话，那也不是太过度。他一生未娶，但好像有个私生女，他常为她准备东西。晚年他很少读书，他常说‘如果我读的书跟别人一样多，我就不会知道那么多了’。晚上，他上床，门都关牢了，并肯定没人听见时，他就大声唱歌（并不是他有一副好喉咙，而是为了他的健康的缘故）。他以为大声歌唱对肺有好处，可以活得久些。”1650年初，他的手仍患了急中风。1666年，情况恶化，他写的字都令人难以辨认。

然而，他仍不停地写，由哲学到数学，他不小心陷入了与一个叫约翰·沃利斯的人的论战中，被评为不知就里。1670年，他82岁时，出版了一本叫《布希茅斯》（Behemoth）的书，是有关内战的事。另外，他写了一些对批评者的反驳，将《利维坦》译成漂亮的拉丁文。1675年，他以韵文写成自传，并翻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因为“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在他87岁那年，他从伦敦回到乡下，在德比郡的卡芬地斯封地度其晚年。此时，他的中风加剧，而且膀胱排尿的困难打击着他。伯爵要从查斯毕斯到哈威克宫（Hardwick Hall）时，他坚持与伯爵同行，这一次出行证明他的垂老与精力枯竭。一个星期后，瘫痪扩延到全身，他甚至不能说话。1679年12月4日，他接受虔诚的英国国教徒的圣餐礼时去世了，只差4个月就92岁。

·影响

霍布斯的心理学是在不适当的前提下归纳出来的，在逻辑上它的理论很松散。这个推理本可以进一步，做得更好些。决定论是推论出来的，但它决定于我们的逻辑形式，而我们的逻辑处理的事物较观念为多。霍布斯颇难接受“一切事物是不具体的”这种看法，好像视思想或意识为具体事物一样困难。霍布斯由客体到感觉到理念的讨论，都没有脱离神秘的笼罩，因此，会由具体的东西中产生不具体的思想。机械论的心理学家在面对意识时说不出话来。

但在心理学上，霍布斯仍留给我们一些遗产。他整理出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诸如经院哲学家们所谓的“才能”，因为这些形而上的精神不能以个别的心灵加以解释，只能视之为心灵的活动。他又建立起联想原则的更多证据，但他低估了目的和注意力在决定思想的选择、次序及持续方面的价值，他对深思和抉择的描述对后世也很有帮助。他对感觉的分析和辩护简短而有力，而且在这方面，他将继承自笛卡儿的又传给了斯宾诺莎。以心理学的这部分为基础，洛克发展出他更细密的理论。《人类悟性论》一文一则作为对霍布斯的回复，一则推展出自己对政治的论点。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以查理为名，再次唱出马基雅维利的论调。这种哲学出现于英国的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及法国的亨利四世、黎塞留的成功的专制王权时代，毫无疑问地得到公爵们及受君王荫护的人的支持。这种哲学最直接的结果和影响，可从大家高兴地替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及仍旧宣布无限制王权，并结束了残破的无政府这一点上得到证实。但一些读过霍布斯的书的英国人认为：如果同意那些“鄙陋”的野蛮人去建立政府，人们就必须由这个假设，更进一步地同意他们有权制衡它、动摇它。所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专制王权的理论在国会没有宣布前就没落了，而且很快就被洛克宣扬的限制王权和分散的自由主义哲学取代。19世纪后，民主政治在有海峡保护之下的英国及有两大洋隔离下的美国逐渐发展，相对的和修改式的专制政体又在集权国家中显其威力，控制人民的生命、财产、工业、宗教、教育、出版和思想。科学的发明打通了地域限制，打破了国界，进而国家的孤立和安全也不存在了。专制政治是战争的产儿，而民主政治是和平的奢侈品。

我们不知道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否曾经存在，也许是社会组织灌输给人们这个观念。部落先于国家，而风俗较法律也更为古老、广泛、深刻。家庭是生存基础上的利他集团，它扩大了自我的观念。霍布斯如果曾经亲自负担一个家庭的话，他对伦理学一定会有好一点的看法。由国家制订出的道德的标准（虽然这在集权国家中也出现），是打击国家进步的一个力量。因为道德观念有时会扩大它合作及献身的范围，而且会相对地引起法律扩大它保护的范围。

霍布斯最有力的影响就是他的唯物思想，霍布斯主义同知识分子渗入了整个职业和商业阶层。恼火的本特利在1693年的报告中说：“不但所有的酒店、咖啡屋，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厅（国会）和每个教堂，都充满了那些话。”许多在政府中做事的人私下都接受它，公开场合却表示只有傻子才会破坏教会对社会控制的益处，而不提霍布斯主义。在法国，唯物哲学也影响了皮埃尔的怀疑主义，到了拉梅特里（La Mettrie）、霍尔巴赫（Holbach）、狄德罗等人时则有了更大胆的发展。

皮埃尔称霍布斯为“17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不论别人褒或贬，他被认为是英国自培根以来最有力的哲学家，又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政治理论的英国人。他那具有逻辑形式和明晰散文形式的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后人。读了他与培根、洛克与丰特内尔、皮埃尔与伏尔泰，我们再次感到哲学不一定就是晦涩难懂的，也再次感到每一种艺术都有道德上的责任使其本身明白易懂。

哈灵顿的乌托邦

霍布斯为走向末路的君主政体辩护时，哈灵顿却主张一个民主的乌托邦。1656年，哈灵顿给伦敦咖啡屋里的人们，提出了他的著作《五洋共和》（The Common Wealth of Oceana）。

生于士绅阶级，哈灵顿很自然地倾向于对英国大地主有利的政治哲学。离开牛津后，他在欧陆广泛游历，开始羡慕荷兰共和，在荷兰军中服务过，后走访威尼斯，深为它的“共和”制度感动，晋见教皇时，他拒绝亲吻教皇的脚趾。回到英国，他对英王查理一世解释说，吻过英王的手之后，实在不敢想象去吻外国王公的足趾的情形，因此，他拒吻教皇足趾的罪完全被原谅了。查理被捕时，国会派哈灵顿去侍候他。他很喜爱这位颇不愉快的犯人，但他仍向国王解释自己对共和制度的热爱。他陪伴着查理至终，查理被处决时，他也在刑台上。人们都说，哈灵顿几乎因此事悲伤而死。他由英国共和政体的产生而渐得安慰，并开始以小说的形式说明他的共和理想。哈灵顿着手写书时，克伦威尔将新共和制改为半君主专制的护国制，但《五洋共和》正要出版时，克伦威尔却下令禁止出版。经克伦威尔最宠爱的女儿克莱普尔女士（Mrs.Claypole）为该书居中说情及哈灵顿献书于克伦威尔，该书于1656年问世。

《五洋共和》一书的作者希望克伦威尔重新塑造英国。在该书中，他写出了一项原则，这个原则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被广泛地用于以经济解释历史。哈灵顿说，政治的优势自然而正确地随着经济的优势来到，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才能享有稳定，“就如土地财产的分配，是一个帝国的本质”。如果一个人拥有全国的土地，则政府一定是绝对的君主政体；如果土地操在少数人手中，则政府将是由贵族支持和限制下的“混合君主政体”；“如果全民都是土地的拥有者，或人民中拥有土地的人不会被一人或少数人左右和控制，这个帝国（如无外力干扰）就是共荣体”。霍布斯的理论是将政府建立在武力之上，哈灵顿针对这个问题，认为军队和武力需要供养装备，因此，权力必将归之于能够出钱维持、装备他们的人。政府的形式和方针的改变依赖于财产的分配。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哈灵顿解释说，长期国会的胜利是最大地主——国王——被绅士阶级掩盖的结果。

为防止政府在最大阶级控制下形成寡头的局面，哈灵顿主张一项“平均耕地”的法令，任何人在一年中不能出让超过2000镑的土地。实际的民主政治需要财产广泛地分配，而最好的民主政治是每个有土地的人在政府中都有作为。真正的英国共和，公民都将送地主到众院或参院中服务。只有参院可以制定法律，只有众院可以通过或否决它们。参议员可以提名竞选公职，从那些提名者中公民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公职人员。每年中，1/3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及公职人员将由另一批选出的新公职人员取代。通过这样的轮流方法，所有的地主最终必将在政府中有任职的机会。人民选举可以保护公众以对抗为私利做事的律师和教士——这些“公众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需要普及教育及宗教上完全的自由。

“这些道理非常吸引人。”奥布雷说，而且很快就拥有一批热心的拥护者。哈灵顿聚集了一些拥护者（包括奥布雷），组成了轮转（Rota）俱乐部（1659年）。通过这个组织，他煽动国会实行他主张的那种轮流的共和制。他认为共荣体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没收大阶层的土地分成小块给人民，这一失败使贵族仍享有大权，人民仍然穷而且无权。根据他财产支配政府的原则，一个寡头君主制度的复辟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国会通过“土地法”。“但是，”奥布雷说，“国会中大部分的人，绝对憎恨他设计轮流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可憎的暴君，不会放权。”他们宁愿召回查理二世。因为哈灵顿在复辟后仍然鼓吹他的计划，国王将他以谋叛的罪名监于伦敦塔中（1661年）。

他理想的乌托邦比其他人的要实际些，而且他的乌托邦中的大部分理论已经实现。在他的理论中有一个缺憾，就是将土地认为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哈灵顿提到了工商业财富的力量，但他没有预见它们在政治权力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他可能也觉得工商业的财富归根结底属于土地财富的一部分。政府授予的特许权的渐渐增多，不记名投票，都符合他的希望，虽然在英国拒绝采用公职的轮流法以免经验无法累积，但美国国会采用他的方法，做定期性的选举。洛克、孟德斯鸠、美国的政治家都赞成他的政府分权之说。时间经常不会使梦想家失望，而理想的实现尤其令他们惊喜。

自然神论者

宗教战争伤害了法国人的宗教信仰，英国的内战也引起了神学上的怀疑，对清教徒统治时期的记忆，使战后胜利的保皇党不信宗教，并使复辟的查理二世宫廷中出现了无神论。沙夫兹伯里第一伯爵、白金汉第二公爵、罗切斯特第二伯爵都有无神论思想的嫌疑，尤其是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博林布鲁克两人。

历史、地理、科学知识的扩展，加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怀疑。每天都有一些旅行家或历史学家说远方国家有着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宗教与精神，却十分有美德而且不嗜杀人。提倡机械宇宙观的虔诚的笛卡儿和牛顿，更使基督的见证变得无影无踪，在自然界找出的定律也使神迹变得难以让人接受。哥白尼理论渐渐获得胜利、伽利略戏剧性地继续推展，使信仰逐渐崩溃。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大胆地用理性证明教义，反而使教义愈显脆弱。安东尼·柯林斯说：“在玻意耳试图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演说之前，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上帝的存在。”

对无神论的驳辞可以证明它本身传播之广，1672年，沃尔斯雷男爵也提到：“不信教的情形在每个时代都曾有过，但公然主张似乎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根据派克执事长1681年的话：

……我们中不学无术的人也都假冒了怀疑主义和不信教的名义……无神论和反宗教到最后，终于如邪乱、放荡一样普遍……平民或工匠们以哲学来为自己不信神辩解，并在街上和马路上大读其无神论的讲稿，也能由《利维坦》证明上帝的不存在。

知识阶层试图与一神论妥协，即“自然宗教”或自然神论。一神论者怀疑基督与教父的平等性，但他们一般相信《圣经》的神圣权威。拥护自然神论的宁愿将《圣经》孤立而限制信仰于上帝和不朽。无神论者主要的活动在英国，他们只要求单独信仰上帝，而将上帝作为自然的同义词，或笛卡儿学说和牛顿学说中宇宙大机械的原始推动者。自然神论者（deist）一词首先于1677年，由斯蒂林弗利特执事长的一封“致自然神论者的信”（“Letter to a Deist”）中提到，但自然学的文字早在1624年赫伯特爵士的《论真理》（De Veritate）即已开始。

赫伯特爵士的门徒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又写了一本《生命》（Anima Mundi，1679年），认为所有的教会组织争论不休，不过是冒着教会之名以从事政治权力和物质的争夺；天堂和地狱都是聪明人虚构的故事，用以控制和压榨人民；灵魂是随身体一起死去的，人与野兽毫无不同。在《偶像崇拜的源起》（The Origin of Idolatry，1680年）一书中，布朗特将教士看成是那些依赖人类轻信的弱点及劳苦工人而生活的特权阶级的工具。他以恶作剧的态度译出了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的《阿波罗尼奥斯传》（Life of Apollonius），并指出异教徒与基督徒所有的奇迹有相同点，又温和地指出两种奇迹同样都不可信。在《自然神论者的宗教概略》（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Deists’ Religion，1686年）一书中，布朗特主张一种没有任何祭祀和仪式的宗教，只在精神生活中做崇拜神的活动。在《理智的谕旨》（The Oracles of Reason，1693年）一书中，布朗特指出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即期望世界末日的早日来临。他嘲笑夏娃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故事、原罪、太阳因约书亚而停止运行，这一切他认为如孩子般无知，而且说：“相信我们现在的地球（宇宙中盲目而卑下的一颗微粒）是如此巨大的身体的心脏，或最高贵的或最主要的部分，是非理性的、与事物的本质相抵触的。”布朗特又匿名写了另一本书《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奇迹》（Miracles No Violations of the Laws of Nature，1683年），试图将奇迹解释为简单的心智对自然事件及其原因产生的一种诚实的错觉。他又说，《圣经》的写作不过是“激起虔诚的爱心”，而不是教授物理学，因此它要解释“无论什么，违反了自然，就是违反了理性，而一切违反了理性的都是荒谬的，该遭到反对”。如果我们相信他因为英国法律不许他与已故妻子的妹妹结婚而自杀的话，就知道布朗特自己并没有始终信仰理性。

约翰·托兰（John Toland）随后继续争论。他出生于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少年时期改信新教。他曾在格拉斯哥、莱顿和牛津求学。26岁时，他匿名出版一书，名叫《不神秘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年），他评价该书为“一篇论述，证明《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地方是与理性相违背的”。他接受了洛克所著的《人类悟性论》一文中所说的“一切知识源于感觉”后，渐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

我们认为理性是我们能确信事物的基础，并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自然现象更值得讨论……不用理性去证明或用证据来支持，就相信《圣经》的神圣性和其中的内容，那是愚妄的轻信……通常都是基于无知或一种意向的结果，或更基于对某些事的企求。

这些言辞简直就是战争的宣言。他的挑战当然不会没有反应。米德尔塞克斯郡和都柏林的大陪审团前来指控该书。该书被官方正式在爱尔兰国会门前焚毁，托兰也被判有罪。他逃往英格兰，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又移居欧陆。经过一段时期，他终于受到汉诺威的女选帝侯索菲亚及其女儿普鲁士女王夏洛特的欢迎。

后来，他写了两封“给塞莉娜的信”（“Letters to Serena”），其中一封试着去追溯他对不朽的信仰的起源和发展，这封信是他写超自然信仰的自然史的首次尝试。另外一封信驳斥“物体本身是不动的”这一看法，他说一切行动都已蕴存在物体中，没有一件东西是绝对静止的，一切客观的现象都是物体运动造成的，包括动物的行为，人也一样。然而，托兰没有公开这样的想法，因为无知的大众早已被正统思想当作道德与社会控制的工具。对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来说，自由思想应该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特有的权力。对这些少数人不应该再有检查制度，“让人们自由地发表他们想到的，不要受到任何束缚或惩罚”。显然，托兰将自由思想者与泛神论的信仰者视为一体。

他在1718年的论文《基督徒》（“Nazarenus”）中认为，基督当初并无意要使他的门徒脱离犹太教，仍遵守着摩西法典的犹太基督徒，才代表“基督教真正的原始的计划”。另一本小册子名叫《泛神教》（Pantheisticus），是解释一个虚拟的秘密团体的仪式，也许托兰就是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一个名叫“母亲之家”（Mother Grand Lodge）互助会的会员。托兰描写的那个秘密团体，拒绝一切超自然的启示。该宗教与当时的哲学吻合，而且将神与宇宙结合在一起。那个团体允许其成员按着自己的方式崇拜神，只要在政治的影响下，使人民的宗教狂热不致有所贻害就可以。

过了多年安适而多彩多姿的生活，托兰退休时又回到英国，靠着莫尔斯沃思爵士和沙夫兹伯里的支持而免于冻饿。他容忍他人对其著作的炽烈的批评（60年中54次），他仍说哲学给了他“完全的宁静”，而且使他免除了对“死亡的恐惧”。1772年，他52岁时，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侵袭，写下他颇感骄傲的墓志铭：

约翰·托兰安息于此，生于……伦敦附近。精通十种以上的语言，写作各种文体。是真理的斗士、自由的捍卫者，不曾巴结、逢迎任何人。而所有的威胁和厄运也没能影响他朝向目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始终不渝，并将自己的兴趣与对追求至善的心配合在一起。他的灵魂已与在天之父结合。毫无疑问，他愿意活到永远永远，然而，托兰将永不见于此世了……其余的事迹请参阅他的著作。

柯林斯更温和、更有技巧地说明了自然神论的原因。他颇有钱，在乡下和城里都有房子，不受饥饿的威胁。他是一个很有礼貌，性格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与他相知甚深的洛克，在给他的信中说：“为真理而爱真理，是世上人类美德的一大部分，又是其他美德的苗圃。如果我没看错，你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有这种美德的了。”柯林斯1713年的《自由思想的讨论》（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替自然神论在当时被广泛接受做了最佳的解释。

他将自由思想定义为：“利用人类的理解力，致力于寻找任何见解和看法的意义，无论什么，都考虑到自然证物对该见解是支持或反对，然后根据这些证物的有力或无力再下判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探究真理。”信条的繁芜及对《圣经》内容诸般不同的解说，使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理性的判断。我们怎样决定何种解说是正确的呢？非用武力才能解决吗？除了用理性和证据，我们怎能决定哪一本《圣经》的注疏可以信得过，哪一本我们又该弃之如伪书？仅仅是有关《新约》原文的批评，学者们就写出了3万多本书，柯林斯一一加以评价，并认为西蒙对《圣经》原文的评注最佳。

他又试图解释人们反对自由思想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自由或无害去思考根本的问题，这样的自由只会引起意见与教派的无休止分歧，导致社会陷入混乱。自由思想在宗教中会引起无神论和道德上的淫逸。他以古希腊和当时土耳其为例，说明社会秩序的维持必将损害到意见的自由和信仰的分歧，他否认自由思想会导致无神论，他赞成培根的意见并引用他的格言：若思想自由了，有一部分思想会使我们倾向无神论，但有更多的思想会使我们避免它。他继续说，无知加上表面的诚恳，“才是无神论的根本，自由思想倒是它的药石”。他又列出自由的思想家，“他们在每个时代中，都是最善良的人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普鲁塔克、瓦罗、卡托、西塞罗、塞涅卡、所罗门、先知们（the Prophets）、奥利金、伊拉斯谟、蒙泰涅、培根、霍布斯、弥尔顿、蒂洛森、洛克，加上现在提及的托兰，就可以作为孔德（Comte）编制在日历上的那些实证主义的圣人名单。而且（柯林斯主张），可以列出另一个名单，那些人是自由思想的敌人，已借荣耀神的名义用野蛮而残酷的行为玷辱人性。

各地教会和大学的反应如雨点般到来，因此，柯林斯做了一次巡回旅行。他停留在荷兰时可能受到了皮埃尔和斯宾诺莎的影响，回到英国后，他出版了另一本书，又掀起一场风暴，书名为《人类自由的探讨》（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Liberty，1715年），其中明显地充满了决定论的观念。柯林斯觉得他自己是没有自由意志下的自由思想家。9年后，他在《论基督教的理性和基础》（Discourse on Grounds and Reas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引用使徒们和帕斯卡等人以《旧约》中的预言多半已实现作为基督教明证的基础，他又说那些预言与基督教和基督都无关，当时就激起了35位神学家写了35篇宗教论文回答他。这场论战直到1726年伏尔泰访英时仍然存在，伏尔泰也以恶作剧的态度欣赏它，并将这事传入法国，也将法国带入了怀疑的启蒙时代。

自然神论的运动在英国仍被人不断推动着，诸如威廉·惠斯顿、廷德尔、托马斯·查布和米德尔顿，又通过博林布鲁克和哲士沙夫兹伯里，最后到了吉本和休谟。自然神论因被指为助长民主观念，所以不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当时的宗教信仰日趋没落。1711年，在坎特伯雷开的英国教士会议上，拟了一份正式的关于自然神论的报告，指出人民广泛的无信仰、不敬神，否认《圣经》的启发，视神迹如寓言，又嘲笑三一律，对不朽滥予怀疑，视教士为骗子。在18世纪初的英国，“宗教沦为自然神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些有知识的英国人奋起为基督教辩护。

信仰的捍卫者

这些捍卫信仰的人，都不愿意与他们的对手在理智、学术立场、历史观点上互相讨论，但是，这本身就与时代精神违背。

查尔斯·莱斯利（Charles Leslie）本来只为回答布朗特而写了一篇叫作《自然神论者的简易方法》（“A Short and Easy Method with the Deists”）的文章，却掀起了对自然神论者的对抗。他说《圣经》内容的证据，就像亚历山大或恺撒的事迹一样，而神迹的证据也如同英国法庭中的证词一样，又多又可靠，如果当初没有许多人目击红海的水因摩西而分开，教士们绝不会宣扬这个神迹。莱斯利继续说，基督的来临取代了原始形式的犹太教，异教也不过一堆寓言，对理想的信仰来说过于幼稚了，只有基督教才有证据的支持并经得起理智的考验。

精于数学和物理，而支持牛顿、反对莱布尼茨的克拉克，起而替它辩护，以证明基督教的教条如几何一样严密。1704年，他在玻意耳的演讲中，做了12个一连串的命题和推论，在这些命题和推论下，他提出了一些论点，诸如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无所不在、上帝的无所不知、上帝的慈悲。一切连续不断的独立的事件及原因，都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在一切事情中有第一个源头的存在。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因为他的全能，所以创造了万事万物，而且造物者一定比他造出来的东西更完美。上帝一定是自由的，不然他的心智将是毫无感觉的奴隶。这些言论，当然没有假借古代或中古的任何哲学。但是，在玻意耳演说的第二部分，他试图证实“基督启示的真实性和特定性”。他认为，道德的原则与自然律一样，是绝对不变的。人类已堕落了的天性只能借助宗教信仰上的谆谆教诲，才能再去遵守那些道德的规范，因此，上帝必须给我们《圣经》及天堂与地狱的教条。历史往往作弄人，克拉克后来因为有怀疑三一律的嫌疑，被安妮女王解除了他的牧师职务。根据好恶作剧的伏尔泰说，安妮之后，克拉克之所以没被允许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是因为有位主教向卡洛琳公主说，克拉克是全英国最博学的人，但他有个缺点——他不是基督徒。

另一位更博学的本特利，已于1692年至1693年在玻意耳的演说中证明了“无神论者的愚蠢和不合理智”。20年后，他针对柯林斯的书而作《自由思想后期讨论的批评》（“Remarks on a Late 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这篇批评使柯林斯在学术上的错误暴露无遗，这场辩论似乎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剑桥大学的评议会也因此一致通过对本特利的致谢。斯威夫特认为柯林斯既泄露绅士们都保守的秘密，当然就该被罚。他在一篇宗教论文中说，柯林斯先生对自由思想的讨论，用浅易的英文……给最底层的穷人们读，他用幽默的夸张法来讽刺柯林斯的论点。他又说，既然大多数人都是傻子，让他们去自由思想一定极为痛苦，“大多数的人要他们思想就如同要他们飞一样”。他赞成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独裁即使是在精神上，也是无政府的唯一选择。我们已经见到，爱尔兰的英国国教徒认为，只要信上帝，最沉郁的教区也会产生杰出的教长。

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替基督教辩护，他们用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心。他们重返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本身，找寻上帝与理智之间的桥梁，还举出他们的信仰并不如他们争辩和他们生命所付出的那样多。他们强烈地感到被一种神圣的力量包围着，这种感觉就是理智最直接的明证。因此，他们第一位领导人惠奇科特（Benjamin Whichcote）宣称“理智就是上帝的声音”。

亨利·摩尔是这个一度很出名的团体中杰出的一员，他的思想超越了欧洲的哲学。他认为知识无法使渴望得到宇宙意义的寂寞灵魂感到满足。笛卡儿的宇宙机械论不能令他满意，他发现可以求之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反而多于犹太神秘主义者和雅可布·波海米（Jakob Böhme）。他怀疑“人类对事物的知识究竟是人类真正最高的幸福，还是其他更伟大、更神圣的事。或者，假定这就是幸福，它可以来自人们吸收知识的热衷或沉思，也可以来自人们将心意中的一切罪恶洗净”。他不做自我的追寻，不涉及格物并断绝所有知识的追求以净化自己，“我对事物知识的过度追求逐渐减少时，我反而容易被心灵的简单与纯净激发，就这简单与纯净心灵激发出的认识，反而比我自己期望的要多，而且往往可以获得以往极想了解的事”。他又慢慢地告诉我们，他使他的躯体及心灵趋于纯净，因此，他的肉体在春天的时候，发出一种甜蜜的味道，而他的尿也散发出紫罗兰的芬芳。

这样的净化使他好像感觉到自己精神的实体，好像人们普遍深信的经验一样。借着对自己那种感觉的深信，他相信世界不过是自上帝以至最卑微的各种等级的精神寄托形体的地方。一切事物的运动，在他看来，都是由一些精神的行动引起的。将霍布斯对物质的解释完全以精神取代，摩尔提出一个精神的宇宙，在此，一切事物不过是精神的工具或媒介。他是一位和蔼而不自私的人，拒绝世俗给他的升任，并与唯物论的霍布斯友好地往来。霍布斯说，如果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观念不可靠了，他“会投靠到摩尔博士的哲学的怀抱中”。

剑桥柏拉图学者中最博学的卡德沃思起而希望证实霍布斯观念的不正确。1678年，他写了一本《宇宙中知识的真正系统》（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书中，他向霍布斯提出挑战，要他解释除了肌肉的活动增加则心智的活动减少之外，何以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仍能意识到这些活动。唯物的哲学中怎会容有意识及其行为呢？又问，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动的，为什么神经系统不动呢？它也是由感觉而反应，如同反射一样，可以对任何事做出反应，为什么它不会被过多的意识干扰呢？我们怎能否定意识是如实体的存在，没有意识怎能知道有什么实体存在？知识不是经感觉而被动得到的，它是由感觉主动的转变为观念而存在。在这里，我们提起卡德沃思时，已经预先说出了贝克莱和康德对霍布斯和休谟的意见了。

格兰维尔——查理二世的牧师，不是剑桥的柏拉图学者，却坚强地拥护并支持他们。1661年，他写了一本书《教条化的虚无》（The Vanity of Dogmatizing），在此书中，他将教条主义的罪状全部反归于科学和哲学，说它们将许多大的理论系统建立在薄弱不稳的根基上，因此因果观念（格兰维尔视之与科学是不可分离的）只是一个不足深信的假设，我们知道结果、关系和原因，但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对本身及其对另一件事情的影响（休谟所说的另外一个预感）。格兰维尔说：“想想看，我们对最基本的事是多么无知——灵魂的性质和源头及它与形体的关系。”“为什么一个思想必须结成……一团黏土？在北方气候冰冻的空气中的文字，其难以令人置信一如那陌生的一团（思想）……而挂重物于风的翅膀上，反而更易于了解。”他们如此处理事物，因此不再有能力去思考实体的事物，除非“回到对物质的幻想”或想象。我们的感觉是多么容易发生错误，以为地球在天空中是静止的。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的感觉没有欺骗我们，我们还是常常在正确的前提下得出错误的推论，我们的感觉一而再地错误地引导着我们，“我们太轻信我们希望的事”，我们心智所处的环境也常常影响我们的推理：

意见有它不同的季候，而且有因民族造成的差异……那些从来没有对普通信仰之外的事有过张望的人，毫无疑问地相信真理的存在，他们对那真理的接受也可说是相当有意义。但是，心灵较开阔的人们，他们对他们所做的决定越是注意，便越是谨慎。

姑且不谈这些对科学的警告，格兰维尔本人就是一个十分狂热的皇家学会会员，为它担负起一切不信宗教罪名的控诉，也替它的成就喝彩，并深切寄望由科学的研究带来一个奇异的世界：

我相信我们的子孙会发现许多我们现在尚不确定的事情，而且会有实际的证实，可能，距今不久的时代，会有一天向南方航行到无人去过的大地上；或者到月球去也会与去一趟美洲一样稀松平常。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也许买一对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也不过如同现在买一双马靴骑马出去旅行一样。白发再成少年，精髓耗竭再得以补充后也很可能实现而不再是奇迹。改变今日世上的沙漠成为以后可耕的天堂。

我们必须补充，格兰维尔和卡德沃思及亨利·摩尔一样，仍然相信巫术，他们说，如果这里有一个精神的世界，一如我们所周知的物质世界，那么，在宇宙中就一定有像躯壳一样有精神，由事情不利的一面来说，这些精神就必定是恶魔。既然虔诚的人们与上帝、圣徒以及天使们相交通，为什么坏人不该与撒旦及他的魔鬼相交通呢？魔鬼的最后战略就是传播他不曾存在的思想，“那些人不敢大胆说上帝不存在，只能以否认没有精神或巫术的存在来满足自己”，因此，为了上帝而把撒旦抬出来。

洛克（1632—1704）

·生平

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诞生于布里斯托附近的惠灵顿，与斯宾诺莎生于同年，他生长在有着血腥革命并曾杀了国王的英国，却为和平革命奔走呼吁，要求人们容忍与宽和，他代表英国当时最佳、最稳当的妥协精神。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律师，不惜牺牲以支持国会，并对他儿子详细说明主权在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政府的内容。洛克一直相信其父的教导，而且一直很感激其父训练他成为一个清醒、朴实、勤勉的人。马沙姆夫人（Lady Masham）说洛克的父亲：

用一种方法对待他年幼的儿子，而且他（儿子）事后也非常称赞那些方法。那就是严格地对待他（儿子）并使其敬畏、保持一段相当的距离。但慢慢长大时，这种管教就逐渐地放松，一直到洛克成人为止，然后与洛克如同朋友一样地相处。

洛克对他的老师们各有着不同的感激之情，在威斯敏斯特学校，他几乎被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闷死，而且不允许去看在白厅广场举行的查理一世的死刑（1649年），但那个事件对他的哲学有些影响。内战的混乱延迟了他进基督书院和牛津大学的时间，直到20岁他才得偿夙愿。在那里他以拉丁经院学派的形式学习了亚里士多德，又学了更多的希腊文、一些几何学和诗，学了逻辑学和伦理学，这些东西有许多在他以后的文章中显露出老朽的味道，并影响他形成生硬的风格。1658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留在牛津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并上课。他谈了一阵恋爱，“迫使他运用他的理智”，他保住了他的理智，却失掉了他的爱人。几乎与这段时期所有的哲学家一样——马勒布朗什、皮埃尔、丰特内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他没结婚。别人劝他到内阁做事，但他拒绝“那不能胜任的地方，而且在那里没有差错就不会辞职”。

1661年，他父亲死于结核病，留给他一点点财产。他学医，但直到1674年才取得医学学位。同时，他阅读笛卡儿的著作，了解书中所写的内容后，他才真正有了哲学上的迷惑。他帮助玻意耳做实验，并对科学方法很有好感。1667年，他接到一封邀请书，请他到埃克塞特厦（Exeter House）当库柏先生的私人医生，不久任沙夫兹伯里第一任伯爵的秘书，成为查理二世内阁中的一员。此后到1683年，他一直将牛津视为自己的家。洛克也在此时发现他久已浸淫于英国政治中，他的经历也塑造出他独特的思想。

1668年，他当医生时，在一次成功的手术中，割掉了一个瘤，救了沙夫兹伯里的命。他又帮助伯爵的儿子，为其婚事斡旋，并在其夫人临盆时，不倦地照顾她。后来又指导沙夫兹伯里孙子的教育，使之成为他哲学的衣钵传人。沙夫兹伯里的第三代伯爵说“洛克先生”：

深得我祖父的尊敬，他的伟大可以由他在医学上的经验看出，但是，他认为医学于他只是一小部分。他常自勉为他的思想找到其他的出路。他对朋友非常和善，除非在他自己家里，否则，他绝不会谈论医学上的事。后来，他致力于研究英国的宗教和内政问题，及一切有关国家行政的事务。在这方面的成功，使我祖父开始视他为这方面的朋友，并与他谈论有关于此的一切案例。

1673年至1675年，洛克成为贸易与殖民委员会的秘书，而沙夫兹伯里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帮助沙夫兹伯里起草卡罗利纳宪法，因为伯爵是该地的发现者和主要所有人。这些“基本宪法”都没有在殖民地普遍实行，但其中提到的良心的自由，被广泛地接受。

沙夫兹伯里于1675年从政坛上隐退后，洛克到法国游历、学习。他遇见贝尼耶，由此接触了伽桑迪的哲学。在这个哲学体系中，他找到理由反对“天赋观念”，他用初生婴儿作为例子。初生婴儿好比白纸或清洁的石板。而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后来他带过海峡回到英国的，那就是“观念先入为主”。

1679年，洛克回到英国，回到沙夫兹伯里身边。由于伯爵越来越趋向于革命冒险行动，洛克又回到牛津（1680年），重新过他的学者生涯。沙夫兹伯里的被捕、逃亡及渡往荷兰，使王室怀疑到他的朋友们。间谍被派到牛津，欲将洛克逮捕回去审问。洛克深感不安，并预知他的大敌詹姆士二世即将动手，因此也逃往荷兰（1683年）寻求庇护。蒙茅斯公爵不成功的革命激怒了詹姆士，他要求荷兰政府引渡85名有罪的英国人，因为他们都参与推翻新国王的阴谋计划，洛克也是其中之一。他到处躲藏，还用了假名。一年后詹姆士原谅了他，但洛克宁愿留在荷兰，在乌得勒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各地住着。他不但享受逃难至此的英国人的友谊，也深受荷兰学者们如拉克尔克、凡·林柏克（Philip van Limborch）的欢迎，拉克尔克和凡·林柏克都是自由的亚米念神学的领导人物。在那种环境下，他深受人民主权和宗教自由观念的鼓励，写下了《人类悟性论》、《论教育》和《论容忍》的初稿。

1687年，他参加了推翻詹姆士二世、拥立威廉三世的计划。威廉三世的远征军成功时，洛克搭乘后来玛丽女王所乘的同一艘船回到英国（1689年）。他离开荷兰之前，用拉丁文写了一封信给林柏克，该信充满温情，可以纠正那些认为他性格冷酷的传言：

将行的时候，我似乎感到是离开我自己的家园与自己的亲人一样，因为，在这里我得到善意、爱心及和蔼的招待，只有亲人才能有啊！而且，这些感情的联系，较之血缘的维系实在更紧密。我离开了我的朋友，但我绝忘不了他们，永远希望能再回来享受那些天才伙伴的友情。有他们在，纵使我远离家人，纵使在其他方面有不幸遭遇，我的心也绝不会忧伤。而你是我的朋友中最好、最亲近、最值得一交的人。我忆及你的学习精神、你的智慧、你的仁慈、你的率直、你的温文尔雅时，似乎发现仅在与你的交往中，我就得到了足够多的快乐，这是我之所以在你身边盘桓这么久的原因。

在他的朋友主政下的英国，洛克也开始在官方做事。1690年，他担当请愿会的委员。1696年至1700年，又担当贸易与殖民委员会的委员。他与司法总长萨默斯及从事改革币制的牛顿、第一任哈利法克斯伯爵蒙塔古都交往甚密。1691年后，他全部时间几乎都与马沙姆爵士、其夫人马沙姆夫人及卡德沃思的一个女儿一起，住在艾色克斯的燕麦庄（Oates Manor）。他把这里当作安静的避风港，从事写作，修改文章，直到去世。

·政府与财富

洛克从荷兰流亡回来时，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但他只发表了几篇短文，在拉克尔克1688年的《宇内学志》中有他《人类悟性论》一文的摘要。除了几位好朋友外，还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此后，他一口气印行了三篇作品，便在欧洲思想界中占有了重要地位。1689年3月，他的《论宽容》（Epistola de Tolerantia）出现在荷兰，到秋天已有了英译本。1690年，又续出了《论宽容的第二封信》（Second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1690年2月，他写出两篇《政府论》（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成为日后美英两国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一个月后，他又出版了《人类悟性论》，这是一本在现代心理学上极具影响力的著作。虽然这本书在他离开荷兰时就已经完成，但在此之前他先发表了《政府论》，因为他想给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提供一个哲学的基础。《政府论》的主旨在第一篇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建立起我们复辟君主威廉三世的王位，在人民的同意声中，将这个新君确立……使英国人民因爱他们自己的天赋权力和公正精神，而下决心保障这些权力，及在国家将沦于奴役或毁灭时，适时地拯救国家而得到世人的赞许”。

《关于赞成父权政治或君权神授论》（“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Asserted”）是最早但较短的一篇论文，约1642年由菲尔默爵士写来拥护查理一世的神权，但这篇文章直到1680年，查理二世的王权到达全盛时才印行。并且，它不是菲尔默爵士最好的一篇，他于1648年曾匿名出版一篇叫《一个限制的混合王权的无政府状态》（“The Anarchy of a Limited Mixed Monarchy”）的文章，这篇文章内容近于霍布斯的观念，提出时间却较早。虽然他因为得罪要人被判刑，但他于1652年仍匿名写了一篇《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的研究》（“Observations upon Aristotle’s Politiques”）续加争辩，此后一年就去世了。

菲尔默爵士将政府视为家庭的扩大，上帝把权力给了人类第一个家庭的主人亚当，由他将权力遗传后世成为父权政治，那些人若是相信《圣经》的神圣启示，一定也得接受家庭的父权，赞同父权政治是上帝的旨意。由父权政治而使君主掌权，最初的君主不过是家族的族长，再追溯则最初的族长是亚当，而亚当又来自上帝。因此，君权除非明显与上帝的旨意违背，它是绝对而神圣的，凡是反叛君权的，不仅是法律上的罪犯，也是神的罪人。

反对人类生而自由的说法，菲尔默又指出人一生下来就要受团体中法律和习俗的控制，并受父母对子女天赋的权利左右，“天赋自由”是浪漫式的神话，实际上代表们不过是选区里面少数积极分子推举出来的。所有的政府都由少数人左右。政府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因为设立立法机构，就是赋予了制定法律的权力。“如果我们希望没有另外的仲裁力量来管理我们，那都是自欺的。”又如果，政府的权力依于被治者的同意，那么就根本不会有政府存在，因为每个人或每个团体都将提出“凭良心”就可以有反叛的权利，那简直就是无政府或乱民政治，而且“没有一个暴君的暴政可以比暴民的暴政更暴虐”。

洛克觉得既然是为光荣革命辩护，他首要的工作是对付菲尔默的论点。他认为在菲尔默爵士的论述中，可以看见无数妙笔生花的满口胡诌。洛克开的玩笑很不文雅，讽刺地反问菲尔默所说的王权来自父权和亚当的理论根据。菲尔默的一些理论，在洛克的粗略批评后，仍留存下去。洛克的批评虽然在细节上有些错误，却试图从历史或是生物学中追寻政府的起源。

在《再论政府》（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中，洛克转移研究目标，欲替威廉三世在英国找到更多关于登基理论上的有力的论据，而不用詹姆士二世惯用的君权神授的理论。他认为威廉的王号来自人民的同意，不认为与历史上的事件有关。威廉来到英国并非出于人民的同意，接他回来的贵族也认为没有得到人民的同意，而只不过人民没有反抗而已。但在支持威廉政权的哲学基础上，洛克为人民主权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辩护。在他替威廉辩护时，他的代议政府的理论也陆续发展了出来，而且在提供辉格党人及其他拥有财产人士一些合理解释时，他建立起他的政治自由的论述。在英国哲学界中，由他压制住了声誉正上升的霍布斯。

继霍布斯之后，洛克也提出了国家出现以前的原始“自然状态”。正如霍布斯或菲尔默，他以历史为证，以达到他解释的目的。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他想象的原始状态下的个人是自由而平等的，他表示在自然状态下，谁也不比谁有更多的权力，这些字眼为后人杰斐逊等引用。他也同意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也有一些特殊形态的社会天性，为以后发展出的社会心理做准备。偶尔洛克也会说一些很生动的假设：“每个人……天生就是自由的，而且，除非有他的同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臣服于世俗的权力下……”自然状态，在他的理论中，不是如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都互相敌对，因为“自然律”支持人权，一如他支持人是理性的动物一样。借着理智（洛克以为），人们达成一项协议——制订一份社会契约——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不是交给君主，而是交给他们整个的团体，因此团体是真正有权力的。由其中大多数人选出一个主要的管理者，来执行团体的愿望，这个人可以称之为君主。但一如其他公民一样，他仍受该团体共同约定的法律约束，如果（如詹姆士二世）他想欺骗或压榨他们，这个团体就有权从他那里收回他们曾托付给他的权力。

洛克并不是真的支持威廉而反对詹姆士，而是支持（现在成功的）国会而反对一切君主。国家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是立法院，它应由人民经投票选出，而且法律应对以金钱贿赂选民的人严加惩罚。洛克如此主张，但他没料到威廉三世被迫去买国会议员的选票，去买那些140年以来一直控制着“衰颓市镇”（rotten boroughs）的大家族的选票。立法机构的功能，应该与行政系统严格地分开，这些政府中的各个机构应该有制衡的作用。

“政府，”洛克说，“除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当食物是自然生长出来，人们不必辛苦耕种，只靠野生的食物就可以维生的时候，才有原始的共产主义存在。但一旦有了劳工的出现，共产主义就自然地结束了，因为人的天性很自然地会要求他自己独立的财产，以及他的劳动所得。因此，所有成果“99%”都靠着工人。（在此，洛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教条。）文明因劳工而进步，因此也因劳工产生的财产制度而进步。理论上说，没有一个人应该拥有他所用不完的财产，但钱的发明使那些收获产品有剩余时，他可以卖掉它们。从这方面开始出现了彼此不均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针对财产集中的批评。但洛克不能批评它。洛克认为尽管财富分配不平均，为了文明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政府仍应该以保护财产为其首要目的。“人们在财产方面的最高权益，非经同意不可剥夺。”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洛克不同意任何革命引起的财产没收或充公。但是，作为一个“光荣革命的先知和发言人”，他不能否认人民有权推翻政府。“当人民财产自由被非法地压榨时，人民就没有听从政府的义务。”因为，政府的结束对人类有好处。可是，对人类最有好处的又是什么呢？是人民应该永远生活在无所拘束的暴君统治下，还是只要统治者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或破坏了保护人民财产的诺言时，人民就推翻他呢？洛克认为只要为了财产的安全，革命就是神圣的。世俗化的推进使关于神圣的定义和内容都改变了。

洛克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在马克思出现以前，一直都呈现巅峰状态。他的国家哲学与当时势力不断增强的辉格党相配合。它不但是1689年的光辉，也是1776年和1789年精神的先导。批评家们嘲笑洛克所说的政府由自然状态下自由人的同意而成立，一如当时洛克嘲笑菲尔默以父权亚当和上帝为政府的来源一样。“天赋人权”只是假说，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在没有法律的社会中唯一的天赋人权是过人的力量，一如今天国家之间一样。但在文明中的权力是个人以不妨害团体为原则。对自由的要求由多数党来统治，可以在小团体中适用，但通常团体都是由有组织的少数人控制，而且现在的政府也担负起保护财产外更多的责任。

洛克第二篇论文的成就仍是很大的，它扩大国会的胜利及使辉格党控制英国的君主制度，又使托利党成为代议和责任政府的理论中的一党，这种政府能激使人民不断要求自由。英国没有采用洛克主张的分权理论，没有将政府附属到立法机构之下，它的理论主要是制衡行政权力。在这方面，它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他对人类的理性和尊严的深信，及他的使理论有节制地付诸实际行为，成为英国政治的标准程序，使革命变得真实而难以察觉。

洛克的观念于1729年由伏尔泰从英国传到法国，孟德斯鸠于1729年至1731年访英时也有了那些观念。在卢梭及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的口中，都可以听到那些观念，在1789年法国立宪会议所拟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中也有充分的表现。美国殖民者向乔治三世的王朝叛变时，他们用来表示独立宣言的观念的句子，甚至所用的词，几乎采自洛克。洛克提到的那些人权，后来成为美国宪法中第一次十条修正案的《人权法案》。他的政府分权理论，加上孟德斯鸠补充的司法权，成为美国政府的形式。他最挂念的财产问题也得到美国立法的保障。他论宗教宽容的论文，使政治与宗教逐渐分离，而且逐渐有了宗教自由。在政治哲学史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影响深远。

·心与物

在心理学方面，洛克与其在政府理论方面一样影响深远。他从1670年即开始写《人类悟性论》，但经过20年的修改后才付梓，由此他赚到了30镑。1670年，他在伦敦的一次谈话中提起他写作该书的动机：

有五六个朋友在我的小屋里聚会，讨论一些离心理学很远的题目，发现他们处境相同，似乎各方面都有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惑，没有一点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我当时就想，我们选错了题目，或者，在我们开始探寻该问题的本质时，我们必须先估计是否我们的知识和能力足以胜任，并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不必知道的是哪些，然后再处理问题。我向我的朋友们提出这个看法，他们欣然同意。此后，大家同意这些就是我们首先要寻求的。为了我们下次聚会的讨论而准备的一些轻率而不成熟的思想……成了我研究心理学的开始。

他这种动机显然是站在剑桥柏拉图学派的立场——他们继经院哲学家后——认为我们关于上帝和道德的观念，是我们反省的结果，而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且，这些观念是包涵于我们身内，不须由外界赋予的。这个看法，比笛卡儿提到的“天赋观念”对洛克的影响还大，使他考虑是否真有不是自外在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观念。洛克的结论是，所有的知识——包括对上帝的观念和是非观念——都自经验而来，而且不是伴随心智与生俱来的。他知道，他这样坚持经验的立场，一定会冒犯他的许多朋友，因为他们都认为道德需要宗教的支持，如果道德与宗教的基本观念被认为不是来自尊贵的上帝，那么它们将被看轻。他要求他的读者有点耐心，他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形下进行那个危险的研究，“我假设自己不是在教而是在学”。他说起话来很平静、很缓和、很舒适。他忏悔他“太懒又太忙”，以至不能将它精简些。

但是至少他的用词都有界定，他反对一些哲学家“做作的固执”“只要一知道我们的词代表的意义，在许多情形下，就不会有争辩”。在这个方面，洛克所说的无疑要比他所做的更好。他将理解定义为“知觉的力量”，但他的知觉包括了：（1）我们的心对观念的知觉；（2）对记号（文字）意义的知觉；（3）在观念的同义与不同义之间的知觉。但是，什么是观念？洛克认为观念代表的意义是：（1）外在事物在我们感官中的印象（我们所谓的感觉）；（2）对此事物内心的注意（我们所谓的感知）；（3）与观念衔合的想象或回忆（我们所谓的观念）；（4）联结许多单独的想象。对一些相同事物产生整体而抽象的普遍的观念，洛克也并没有把他常用的那些烦人的词句弄清楚。

他开始反对有天赋的原则，那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某些人的理解中，有一些天赋的原则、一些先有的观念……深植心中，这个观念来自人类灵魂首先接触到的东西，人类以这个观念来看整个世界。他想指出这个“假定的错误”。他并不否认有天赋的倾向——后人所称的回归、反射或直觉，但这些在他看来都只是心理的习惯，而不是观念。继霍布斯之后，他也说这些过程是“动物所有的一连串动作，只要一开始就会习惯性地发展下去，这一连串的动作成了习惯，做起来因此十分轻易而自然”，就被称为天赋。他不认为那是观念的联想，仅认为那是一个心理过程而已。笛卡儿曾说过我们天生就有关于上帝的观念，洛克则不以为然——在某些部族中就找不到有这种观念，所以最好别相信天赋的观念，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建立在“它可以超乎平常的智慧与力量……从它所有的创造中”。也就是说，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建立在经验上。同样地，也不会有天赋的实际原则——没有与生俱来的是非观念，历史有太多的矛盾和不同的道德判断，因此不可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而是社会影响。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解决了天赋观念，洛克继续探究观念的产生。让我们假设心（在出生时）是我们所说的一张白纸，没有任何个性，没有任何观念，这张白纸是怎样被涂上颜色的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须用一个词“经验”，由这里才奠定了我们知识的基础，由经验而得到更多的经验。所有的观念不是来自感觉，就是来自感觉的反应。感觉本身是肉体上的，而它们造成的心理结果就是感知，这就是“心的第一件功用”。

洛克认为，我们能得到有关外在世界的真知识，是毫无理由去怀疑的，但他认为，我们察觉到的物体有原始特性和我们认为的第二特性。原始特性是“一些与我们身体不可分的”，诸如形态、大小、外观、数目、动或静。第二特性是指“不是物体本身，而是通过其本身的原始特性，让我们产生不同感觉的那一股力量”，诸如颜色、声音、重量、味道等都是由物体的动、形、体积、质地等刺激我们而产生的第二特性，它们本身是没有颜色、重量、味道、气味、声音或温度的。这种区分早在大阿尔伯图斯和阿奎那那里就知道了，并被笛卡儿、伽利略、霍布斯、玻意耳、牛顿等人广泛接受，但洛克的解释使之成为更新、更广的潮流。理论上说，科学认为外在世界是无色无声的，但物体特性的感觉，最后也被认为与物体的本身一样是真实的。浪漫主义将古典时期的那种理论推翻了，认为感觉超乎物体的本身。

分析一件物体的特性，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物体本身原始特性的本质是什么？洛克坦白承认说，除了物体的特性之外，关于它神秘的根本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拿走了那些根本的及本质——一切特性的基层——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将失去它的意义。贝克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如果我们只知道物体的特性，并只限于观念性的认识，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知觉对象；而洛克——伟大的经验论捍卫者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也只不过是一位观念主义者把一切事物都限制到观念中。而且，“心”也与本质、躯体、物一样，是假想出来的。洛克在一篇短文中表现出他的思想超过贝克莱，也较休谟更早形成：

心灵运思的同时，思想、推理、恐惧等同时发生，这些不是我们有意造成的，我们也不了解它们与身躯的关系怎样，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因此，我们往往会想到另一个本质的活动，即我们所称的精神。然而，很明显那些精神活动没有事物的观念，只有一些可感觉的特性使我们能造成感觉。因此，假设有个本质可以使人们能思想、认知、怀疑及有移动的能力，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精神就会有如对躯体一样清晰地了解。对躯体的了解被我们视为我们自无而有的观念的基础，也被我们视为在我们心中经验运用的基础。

同意了“我们观念的本质若不是暧昧，就是根本不存在”，及“我不知道什么可以支持那些我们称之为意外的观念”这两句话后，洛克下结论说，我们虽不能知道感觉背后的事物是什么，也不知道观念背后的心灵怎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仍可以相信有一个本质。

不论心是什么，它的作用千篇一律——观念的运用。洛克反对经院学派认为心有思想、感觉、意志等功能的看法。他认为，思想是观念的结合，感觉也只是观念在心理上的反射；意志只是将观念付诸行动，每个观念除非被另一个观念压制，否则都会产生行动。但是，一个观念怎样变成行动呢？精神的过程怎样一变而为心理过程和身体的行动呢？洛克很勉强地接受了身心二元论，但有时他也说“心”可能是“物”的一种形式。这是洛克的惯用句：

很可能，我们永远不会明白是不是任何事物都与思考有关。不靠任何相关事物，只借着我们自己的观念来沉思，是不可能发现是否全能的上帝没有将一些思考的力量安置在一些事物的系统中，或者已将一些思考的本质加之于一些事物中了。在我们的观念中，要我们接受上帝在事物中加入了一些思考的能力，一定不会比接受上帝在事物中加入了一些有思考能力的本质更难……认为我们思想中的感觉是很难与外在事物相互调和，及那些认为我们思想中的感觉很难存在于一些不会扩展的事物中的人，会很坦白地说他根本无法了解他的灵魂是什么。而且，一个会使自己能自由思考的人，也很难发现他的理智是赞成还是反对灵魂实体的说法。

虽然霍布斯超越了唯物主义者最易陷入的进退两难的死角，但在洛克时代的学术界，太重正统，以致成百的卫道士攻击他，认为他是一个冒险的无神论者。那些卫道士没有注意到他对《启示录》的崇敬，及他早期所说的“意识附属于一个单独而无形的东西并受它的影响，这应该是较正确的说法”。也许是他们已经预先知道了后人如拉梅特里、费尔巴哈、狄德罗等人，会在洛克的意见中找到与他们的契合之处。斯蒂林弗利特主教诅咒他这种唯物无神的态度，并警告他，说他已危害了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洛克不顾主教的警告，仍然温和地重申唯物假说的可能性，继续与斯蒂林弗利特及其他人论战至1697年。

尽管它受到批评，偶尔有矛盾、晦涩和其他缺点，《人类悟性论》每年不断扩大影响，到洛克去世的14年中，该书一共出了4版。法文版也于1700年出现，并得到了热烈的赞美。它成了英国每个会客室中谈论的话题，珊迪（Tristram Shandy）向他的学生说，只要参考了该书，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在形而上学中不致成为让人轻侮的人”。该书对贝克莱和休谟的影响极大。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他作为英国哲学由形而上进入认识论的关键。也许，洛克写到“人类研究的正当途径是由人本身下手”时，教会就已经将洛克牢记在心了。

1700年，法文版出版后，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由于许多学者的思考，终于有了精神上的浪漫，”伏尔泰说，“一位真正有智慧的人物，以最平凡的姿态出现，并给了我们有关它的真正历史。洛克先生将精神解剖呈现在眼前，正好像一些著名的身体解剖学者将身体解剖了一样。”伏尔泰又说：“洛克一个人在那本满是真理的书中，建立了人类理解的知识，而那本书的完美，也正因为它将真实的事实表现出来。”该书后来成为法国启蒙时代心理上的《圣经》。孔迪拉克（Condillac）接受并发挥了洛克的感觉主义，并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洛克之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心理学的研究可言——对于霍布斯和经院学派而言，这是极不公平的说法。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序言中赞扬洛克，认为他创造了科学的哲学，好比牛顿创造了科学的物理学一样。无论他对正统的态度如何，《人类悟性论》一书已建立了理性的经验主义，这使精神无需求的假设完全被抛弃，而且也开始对上帝运用同样的推理方法。

·宗教与宗教宽容

如果哲学将人们的信仰摧毁，人们在此不幸、痛苦的人世中，没有了一个以神力为基础对公平的信仰，那么人们又怎会有勇气和希望呢？什么能促进朝着民主理想国的方向进步呢？而且，在那个民主的理想国中，就会没有天生的贪欲，没有人们的不幸，也不会形成新的弱肉强食吗？

他首先注意的是“在信仰与理智之间，立下度量与范围”。关于这个方面，他在该书第4册第18章中讨论了，“我发现在每一种情形下，只要理性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就乐于用它，如果理性的方法失败了，他们就会大呼，那是信仰的问题，是超乎理性的事”。“上帝启示的不论是什么，都是真理”。但是，只有在确切的证据上推论，才能知道《圣经》是不是上帝的圣道。而且，“如果与我们直觉的知识有明显的冲突，神力的任何启示都不能相信”。当一件事能由我们直接观察就能决定，我们的知识就要超乎启示之上了，因为观察远比神圣的启示明确多了。然而，“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只有一些不完整的观念，甚至一些观念也没有。而其他，关于它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情形，若凭我们的能力，我们可能一无所知。这些被称为……超乎理性的，它们显现出来时，就是信仰的事了”。洛克总结说：“通常有权将与理性的明晰陈述相反或不合的事，纳入或归之于信仰之流，在此，理性毫无用武之地。”“爱真理的一个正确的标志，就是不要持有超出确切证明以外的假设”，“理性必须是我们每件事最后的判断与指导”。

因此，1695年，洛克出版了《圣经中显示的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as Delivered in the Scriptures）。他重读《新约》，好像读一本新书一样，将（他认为的）教条和注释搁置一旁。他深为基督的可爱和高贵折服，而且基督的教诲，几乎成了人类最好、最光明的希望。任何事，如果是神的启示，那么有关它的叙述或教律也就被视为神圣的。洛克同意视它为神圣的，但还是要去求证它的一切本质都与我们的理性深切吻合。

那些神启示的本质，在他看来似乎要远比一些神学理论，诸如《三十九条条款》（“Thirty-nine Articles”）、《威斯敏斯特条约》、《亚他那修信条》（“Athanasian Creed”）繁杂得多，他从《新约》中一条一条地引证，说明信仰上帝与基督的基督教是他的救世主。洛克又说，有一个宗教，适合任何一个人，并独立于所有学术和神学之外。关于上帝的存在，他感到“自然的运行及它每个部分，都足够证明有神祇的存在”。由他自己的存在，他又追溯至第一因（造物者），而且发现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也总归于神的赐予，神是“永恒的心灵”。批评洛克的人申诉说，洛克已感觉出灵魂的不朽及永恒的最后审判时，洛克回答说，在接受了基督的同时，他已接受了基督的教诲，而在基督的教诲中，灵魂与审判的说法都包括其中。因此，洛克又从他进去的那扇门里走了出来。

然而，他坚持除天主教以外的任何形式的基督教，都应该在英国享有自由。早在1666年，他曾写了一篇《论宗教宽容》的论文。他于1683年逃亡荷兰时，发现那里的信仰比英国自由多了，而且在荷兰时他也一定注意到皮埃尔对宗教宽容的有力主张（1686年）。他见到法国胡格诺教派受到的迫害和外移的情形（1685年），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林柏克。这封信后来由于林柏克的怂恿，1689年以拉丁文出版，名为《宽容书》，并在该年年底也有了英译本。一位牛津教员著文痛斥它，洛克回到英国后，在第二、第三封《论宗教宽容的信》（1690年、1692年）中，再加以反驳。1689年的《宗教宽容法》在他草拟下，很快成立，其中包括天主教、唯一神教、犹太教和异教，但规定非国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但是，洛克独对无神论者不能容忍，因为他们对神无所畏惧，又没有宗教约束他们。他觉得他们的话不可信。他公开要求长老教派、独立教派、浸信教派、亚米念教派和教友派的容忍，但他不敢把统一教派包括在内，虽然1683年死于阿姆斯特丹的沙夫兹伯里第一任伯爵曾说，他曾自他的秘书洛克那里吸收了一些阿里乌斯教义和统一教派教义。

洛克认为法律只应该注意社会秩序的维持，它有权镇压一切破坏国家的动乱，但对人类灵魂没有裁判的权利。任何教会都没有权利强迫别人信它，如果在丹麦一个人因为不属路德教派就要受罚，在日内瓦因为信加尔文教就要受罚，在维也纳不是天主教徒就要受罚，那简直荒谬。总之，哪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将人类一切生命和尊严的真理包括殆尽？洛克告诉大家说，所有宗教在它们衰弱时都需要宽容，但它们坚强时丝毫不宽容。在他看来，宗教迫害都来自权力欲，或来自冒充为宗教狂热的一种嫉妒。宗教迫害只会引起人们的虚伪，宽容却能产生知识与真理。而且，我们怎么能保证迫害一位基督徒是一种善行呢？

洛克为宗教宽容大声呼吁，不断与人争辩，至死方休。他死前正着手写《论宗教宽容》的第四封信。1704年，他安详地静听马沙姆夫人诵读《赞美诗》时，死神悄悄降临。

在他死前，他的哲学地位已经达到如牛顿在科学中的地位，人们称他为“哲学家”。他在正统的虔诚状态中结束生命时，他的书随着时代的改变，经过许多翻版和译版，传入欧洲高阶层的思想界。“西方的启蒙，”斯宾格勒（Spengler）说，“起源于英国，而欧陆的理性主义完全来自洛克。”当然不是全部来自洛克，但谁又能受得起别人如此夸大的称誉？

沙夫兹伯里（1671—1713）

洛克的学生库柏，沙夫兹伯里第三代伯爵，支撑起教育家洛克的信誉，但并不是说洛克必须替沙夫兹伯里的风格负责。洛克写的散文很朴素，一般来说也都很清晰，但很少写得优美。有钱有闲的沙夫兹伯里，文风温文而坚定，幽默而不促狭，也颇有法国式的优雅——这位标准的英国贵族自诩为一位哲学家。我们必须对他稍做讨论，因为他几乎奠定了现代哲学中审美学的基础，并自洛克和霍布斯二人无情的手中，将感觉和同情的观念解救出来，使后来卢梭具有的情感溪流得以流长。

在洛克的督导及安排之下，库柏得到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伯奇（Elizabeth Birch）的指点，使他在11岁时就能随心所欲地用这些文字。在温彻斯特学校毕业之后，库柏在外游历了3年。期间，他学会了法文和法国风格，培养了一点艺术欣赏的眼光，这是英国贵族不大具有的。他在国会中服务了一年——用来了解“两党的没有正义和腐败”是够长了。伦敦的湿雾使他的气喘加重，因此他又到了荷兰。他觉得荷兰的学术气氛很好，与斯宾诺莎和皮埃尔相互研讨。1699年，他继承爵位，此后，在乡下的封地度过了他的余年。他去世之前的4年才结婚，而且对婚后愉快如昔甚为惊讶。1711年，他将他的散文集合出版，用的总名是《人类、礼仪、观点及时间的特点》。1713年他死时，年仅42岁。

一个在一生中都极走运的人，很少会为天堂而烦恼。他不赞成“热情主义”——在当时，该词代表盲信主义——以及当时追求这种主义的英国人。任何形式的强烈的感情和言辞，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教养的。他认为嘲笑他们要比与他们纠缠更聪明。机智与幽默是他先前几篇论文讨论的题目，也是他对付一切事情最喜欢用的一种态度，甚至对神学也一样。他同意皮埃尔说的，无神论者也可能是好公民，他们对宗教和道德的破坏，甚至要比掌有权力的残酷的信仰少得多。他反对“敬爱崇拜一个上帝，他的性格是吹毛求疵、脾气大、易怒……又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与不信任，对一小部分人好，而对其余的人十分残酷”。他怀疑这样一个神怎么会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那么大的影响，他认为是人们的怯弱产生了对天堂的希望和对地狱的恐惧，只有对上帝的崇敬才是真正的美德，然而人就是那样，必须用最后审判的赏罚来教诲他们。“真正的人道与仁慈，是将强有力的真理隐藏在温和的眼光后面……对聪明人用比喻的方法告诉他们……可能是应该的。”因此，沙夫兹伯里替教会辩护，又试图用乐观的哲学来调和罪恶和有神论，认为罪恶只是人类的偏见。然而，他出版的那本集子对英国宗教的破坏，要比对英国非教徒的作品和主张的破坏更大。沙夫兹伯里同意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的看法，认为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正确目标。他为哲学下定义，说它是“对幸福的研究”。但是，他反对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都以自我为中心，或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根据分析（由霍布斯和拉罗什富科最后所做的）：

对在灾难中的人们或陌生人礼让、尊敬或仁慈，都不过是更有深度的自私心的表现。所谓诚实的心，也不过是更狡猾的心而已。诚实与天性好……是更有规律的自爱。爱小孩、爱自己的子孙，纯粹只是爱自己、爱自己的血缘……豁达与勇敢，毫无疑问也只是这无所不存的自爱的修饰！

沙夫兹伯里反对这种看法，主张人性的两面性：为个人利益的本能，能在团体中生存的本能。他相信社会与国家的起源不是社会契约的说法，而是“合群的原则与结合的倾向……在大多数人心中都自然而强烈地具有”，“在爱的基础上会自然地有感情、礼让、善意及对同类的同情……有这些自然而和善的情感，就是自我享乐最好的方法”。做一个好人，就是让一个人不断地倾向于为团体尽力，鼓励这种感觉的团体越大，人就会变得越好。这种社会同情的意识就是道德感，这是天赋的，不是后天的运用（每个团体互异），“是非感……是自然就有的，一如自然的感情一样，而且，是我们人性的一项原则”。

沙夫兹伯里借着印证它们，由伦理学讨论到审美学。善与美，是“以美为口味、以美为正道的一种精神”。因此，我们认为一些不合社会道德的行为是丑恶的，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以社会的一部分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和谐，破坏了既美又善的整体。一个人可以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件艺术品——完整而和谐的——借着审美感的发展，一个“彻头彻尾好教养的人”（我们这位贵族相信）该这么做，而且“绝不会有粗野无礼的行为”，他的良好风格会指导他的行为，如同风格指导艺术创造一样。真理也一样是美的事物，因为知识的每一部分都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沙夫兹伯里在艺术中走的是古典的路线，无论是造型还是和谐，在他看来都是诗、建筑、雕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造型后的加色琢磨，与那些原则相比就不重要了。他是将美视为哲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第一人，他开创的这种美的讨论，在18世纪末启迪了凯姆斯（Lord Kames）和伯克（Burke）。

这是沙夫兹伯里多方面影响中的一面，他强调的感觉影响了浪漫运动，特别是称沙夫兹伯里为“欧洲令人叹赏的柏拉图”的一些人，如莱辛、席勒、歌德、赫尔德等，从而影响了德国。在法国，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人身上：狄德罗和卢梭。他对宗教的解释虽然理论上较薄弱，但在精神上触动了康德的研究。他认为同情是精神的根本，这在休谟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口中再度出现。他论艺术的一些观点使温克尔曼（Winckelmann）狂喜。一开始沙夫兹伯里只是洛克知识上的学生，而未曾向洛克学习美学（也许是后人对先哲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动），他后来反而成了一位论感觉、感情和美学的哲学家。身为一个古典风格的艺术爱好者，虽然英国的诗歌和建筑都走了他的古典路线，但他是使欧陆浪漫复活的源泉。他对柏拉图的研究，后人中也只有贝克莱可以与他颉颃。

乔治·贝克莱（1685—1753）

他生于基尔肯尼郡的丹瑟（Dysert）堡，15岁进入都柏林的三一书院；20岁时他成立了一个研究“新哲学”的团体；21岁时，他着手写他“陈腔滥调的书”，他希望由它将唯物论彻底粉碎。除非被感觉，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因此，只有心才是真实的，而物都是虚假的：

……物质的理论和有形的物质，曾是怀疑论者主要的支柱。因此，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一切反宗教和无神论的理论……任何时代中，物质都是无神论者的好朋友、好理由。他们所有奇奇怪怪的理论都认为必须以物质为基础。但这个基础一旦被取消，那么它的整个架构，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倒塌在地。在这种情形下，对无神论那些拙劣的理论，也就无须多加注意了。

因此，在以后的7年，到他29岁之前，贝克莱写出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异象新论》（“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1709年）、《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年）、《三篇海拉斯与菲朗诺斯之间关于怀疑论与无神论的对话录》（“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in Opposition to Sceptics and Atheists”，1713年），第一篇对心理学和光学贡献颇多，其他两篇也深刻地激起了哲学界的一些波澜。

他论视觉的文章取材自洛克。洛克的文章中提起威廉·莫利纽克斯怎样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生来就眼盲的人，恢复他的视觉后，若仅凭他的视觉，能否分辨骰子的几个面？莫利纽克斯和洛克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不能。贝克莱的看法也一样，并加以分析。视觉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距离、形状、关系位置、物体运动等感觉。除非由我们的触觉加以辅佐修正，我们才能有那种感觉。经过视觉与触觉不断的配合，视觉才有一种直觉的判断，然后才能判断出物体的形状、距离、地点、运动，好像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它们一样：

一个天生的盲人在复明后，一开始视觉中没有距离的观念，日、星这样最遥远的东西与近物，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心中也分辨不出。进入他视线中的物体，在他看来（事实上它是）不过是一套新的思想或感觉，就像痛苦、快乐或灵魂最深处的激情等感知一样接近。因为，我们看到物体后的判断，都完全受我们经验的影响。

因此，空间是心理的结构，是一个建立在我们经验之上以配合我们视觉与触觉的关系系统。皇家学会在1709年和1728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一直看不见的人一旦被赐予光明，一开始他“不能做距离的判断，而会感到所有看到的东西好像触到他的眼睛一样……他辨认不出物体的形状，无论物体的形状、质地多么不同，他还是会将彼此弄混”。

《人类知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对于25岁的青年来说，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在此书中，贝克莱思想再度超越了洛克《人类悟性论》中表现的。如果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除非我们去感觉，否则对我们而言，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存在是感觉出来的。洛克曾提到过，感觉是外在事物压迫了我们的感官。贝克莱问，你怎么知道有客观事物存在呢？我们做梦时的观念和清醒时的观念不一样是生动的吗？洛克试图用物体的原始特性和第二特性的区别，说明物体单纯的存在。所谓第二特性是“心中的东西”，是主观的其他的特性——广延性、硬度、形状、数目、静或动——都是客观的，这些特性的根本，洛克也坦白承认对它们的无知。但就是那些东西，他与世人称之为“物”。贝克莱现在却说，物体的原始特性一如它的第二特性，是主观的：我们知道物体的广延性、硬度、形状、数目、静与动，也唯有通过感觉，才为我们所知；因此，这些原始特性也是主观的，也是观念上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不过是一大串的感觉，“是我们的心以不同的物体组成了一个可见的世界，但只要我们的感觉一旦不存在，它们也就不能存在”。将“物体的”原始特性和第二特性一并取走，则“物体”将变得空无一物或毫无意义，唯物论者就无话可辩了。

贝克莱也很注意唯物论者以外的人反对他对外部世界变为虚无的戏法。别人问他，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房中，那么房子中不被感觉的家具是否就不存在了？他没有被问倒，他并不否认世界在我们感觉之外有物质的存在。外在的物质在我们没去感觉它们的时候仍然存在，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上帝的感觉之下。而且，实在的情形（他继续说），我们的感觉不是因外在的事物而有，而是有神力加诸我们感官而产生的。只有精神能影响精神，上帝是我们有感觉、有观念的唯一泉源。

贝克莱同时代的人认为这不过是爱尔兰人的噱头，查斯特菲尔德爵士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

贝克莱博士，这位既聪明又博学的人，曾经写过一本书，证明没有物质，以及除观念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存在……他的论点，严格地说是无法驳斥的。但我一直不能接受他那种说法，因为我必须不停地吃、喝、走路、骑马等，以维持我身体这个物质，尽可能地维持这些构成我躯体的物质。

世人也都知道约翰逊博士回答贝克莱博士的故事：

我们走出教堂后，有时就聚在一起讨论贝克莱主教聪明的诡辩：物质的不存在，而宇宙中所有的只是观念而已。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愿接受他的理论就是真理，然而他不易反驳。我永远忘不了约翰逊反驳他那生动的一幕，他用脚大力踢一块巨石，痛得缩回来，说“我不承认那个理论”！

贝克莱向这位文坛巨人解说道，他知道那块巨石和脚趾的痛都是主观的东西：一连串的感觉产生石头，一连串听觉等感觉的综合产生博斯韦尔这个人，一连串有系统的观念叫作哲学，这个哲学产生了反应，从而又引起了一连串其他感觉。休谟也同意博斯韦尔和查斯特菲尔德的看法：“贝克莱的论点使人无从回答，但也不能使人相信。”

休谟觉得贝克莱的理论令人迷惑，但他仍读出一个反对的结论。他同意，我们感觉中物体的特性取消后，“物质”就要消失了；但是，他说“心”同样也是如此。我们曾提到洛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贝克莱也预见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第三篇对话录中，海拉斯向菲朗诺斯挑战说：

你曾正式说，你对自己的灵魂毫无概念！然而，你同意有精神的存在，虽然你对它没有概念。你因为对物质毫无概念，又否认了物质的存在。你这么讲公平吗？……照你这种思想的方法，按着你的逻辑产生的结果，我认为你似乎只有一些飘飘荡荡的观念，毫无事实支持它们。文字不能毫无意义地使用，说唯心不比说唯物更有意义，因为一方总会被另一方击破。

菲朗诺斯（精神的爱好者），这样回答海拉斯（物质先生）：

我要说多少遍，我知道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是我自己，不是我的观念，也不是其他东西，诸如思想、原则等，使我感觉、知道、运用我的观念。我知道，单单一个我自己，感觉到了光与音；而光不能感觉到声音，声音也不能感觉到光；因此，我是超乎于光与音之外而独立的一个东西。

休谟不为他这段话所动，他总结说，贝克莱同时将心与物一起毁了，而这位长期替教会辩护、光芒万丈的主教的著作，“却是自古至今所有怀疑论著作中最好的，连皮埃尔也比不过”。

贝克莱出版了他那3本论文后，又活了40年。1724年，他被任命为德瑞的副主教。1728年，由政府基金的支持，他航行至百慕大建立一个学院，“以求能改革西方殖民地中英国人的礼节，及将福音传播于美洲蛮人中”。到达了罗得岛的新港（Newport）后，他坐等2万镑的经济支持，但毫无结果。1732年，在他《一位深思的哲学家》（The Minute Philosopher）一书中，他将所有的宗教怀疑都做了个了断。他对爱德华有深刻的影响，曾写道：“帝国西向发展也采用它的方法。”3年空等后，他回到英国。1734年，他被任命为克洛因（Cloyne）的主教。后来，他又成为斯威夫特·凡尼莎的遗产管理人之一，并继承了她一半的遗产。1744年，他写了一篇奇怪的论文《沥青水的作用》，文中前述的美洲蛮人提到过它，认为它是天花的克星。1753年他死于牛津，时年68岁。

没有人能在证实实体不存在这方面胜过他。他努力重建的宗教信仰及对霍布斯论者唯物主义的驳斥，都在英国产生了影响。他将哲学界整体上改变了，使“天堂中的所有景物，地球上的一切东西……所有组成世界的那些物体”，对于人而言，其存在只不过是心中的观念而已。这是一个冒险的说法，而且贝克莱会惧于去看休谟和康德从他虔诚的原则中得到的一些推理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基督信仰中根本没有基本的教条存在了。我们佩服贝克莱理论结构的精密，我们也承认他是自柏拉图以来胡说乱诌最能吸引人的一位。我们可以在18世纪英、德两国中找到他的影响，法国较少。但到19世纪，在康德学派认识论的观点中，他的影响力又渐渐增强。

以上一切的一切，都是英国哲学中最佳的代表人物，培根用来召集聪明才智之士的钟声，在狂热的内战平息后，渐为人听见了。霍布斯是横跨无心旷野上的一座桥梁，牛顿是杠杆，借着他机械论也影响了神学，洛克则是现代哲学渐趋明朗的开端。由这四个人的四重奏，加上休谟的协助，英国开始在法、德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此时的思想家，不如英国这些人深刻及有开创性，却更为耀眼杰出，一则因为他们是高卢人，一则法国有更严格的检查制度，迫使他们将本质融于文体形式中，以及机智地运用他们的智慧。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国，他回到法国时，带回了牛顿、洛克、培根、霍布斯的思想及思想上的其他影响。此后半世纪的法国都用这些科学与哲学的武器扫除迷信、愚昧思想和无知。

第五章　法国的信仰与理性（1648—1715）

笛卡儿主义的兴衰

1694年，法兰西学术字典将哲学家定义为：

一位献身于诸种不同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者，及由诸科学的结果追溯其原因和原则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人过着一种安静、远离尘世繁扰的生活，它有时也指一些受过心智上良好训练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超乎一般民众的责任义务之外的。

由这个定义的第一部分，可知哲学与科学仍未分开，被认作“自然哲学”的科学，一直到19世纪仍被认为是哲学的一支。由上述定义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在路易十四时找出40位不朽的人物，他们以哲学的思想散布革命的气氛，正如同启蒙时代的先驱发表他们的开场白一样。

按照上述定义，对笛卡儿的知识遗产褒贬不一，笛卡儿的知识本身包含三个方面：其一为怀疑论，作为一切哲学的序曲；其二是外在世界的宇宙机械论主张；第三是对传统信念的欢迎。他将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的观念，从旋涡中拯救出来。笛卡儿自怀疑论始，而终于对神的虔诚，因此他的门生、继承人可以取其任何一个方面。早期沙龙中的仕女——莫里哀于1672年讽刺她们为才女——在新宇宙观的佳句中找寻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塞维尼夫人称笛卡儿哲学为茶余饭后小圈子中的话题，她和格里尼安、萨布莱、拉斐特等都是笛卡儿派哲学家。香气馥郁的人常参加笛卡儿门徒举行的讲演。贵族们也学着讲哲学性的语调。笛卡儿学派讨论会每个星期都在吕内公爵的宫宅中举行，也在孔德亲王的巴黎王府、在首都的每一个辉煌的旅店中举行。宗教的课程——奥拉托利教徒（Oratorians）、圣本笃教徒、圣奥古斯丁教徒，都在学校中教授哲学。它造成了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崇尚理智的风气。

但是，由于他们明显的转变，帕斯卡贬笛卡儿学说是无神论的基础。“我不能原谅笛卡儿，”他说，“他会很高兴在他的哲学中弃掉上帝，他不能避免允许上帝弹指使世界运行，此后他就不再用上帝这名词了。”在这个观点上，耶稣会士同意帕斯卡的看法。1650年后，他们反对笛卡儿学说中宗教信仰的不可捉摸，或根本不具有宗教信仰。巴黎神学院希望彻底禁止（放逐）笛卡儿。布瓦洛替他辩护，尼侬和其他人曾游说莫里哀写文讽刺巴黎神学院，神学院接受他们的非难。博学的于埃久已接受笛卡儿的理论，也因他对基督的信仰和拥护而反对笛卡儿。神学家们渐渐由于笛卡儿视物质为纯粹扩张的观点而警觉，1665年路易十四禁止在皇家学院教授这种好恶相克的哲学。1671年巴黎大学也公布禁止教授这一哲学，1687年波舒哀加入反对笛卡儿的阵营。

这些再度对笛卡儿学说的攻击，集中于其怀疑论的方法论，及对其暗地里发表的论文的怀疑。18世纪，几乎任何一度得胜的理论都不存在了，除了将外在事物囊括为物理和化学定理外。每项科学的新发现似乎都支持了笛卡儿的宇宙机械论，但又都在打击笛卡儿派的神学。亚伯拉罕、伊萨克、雅各布的上帝，在笛卡儿描绘的宇宙观中都毫无置喙余地，他们的基督亦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有的只是一个懒神，它是这个世界的原始推动人，然后又隐去了，这只能从笛卡儿学说的直觉中才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不是《旧约》中所称的全能而令人敬畏的上帝，也不是《新约》中慈悲的天父，而是自然神论的神，没有个性、没有功用、不太被重视，却臣属于不变定律之下的上帝。这样一个无用的上帝，谁会去向他祈祷呢？在1669年和1678年巴黎大学医学教授拉米（Guillaume Lamy）论医药能力的一些书中，提出了一个完全的机械心理学，比孔迪拉克的《感知论》（1754年）、拉梅特里的《人体机能》（1748年）要早。

西拉诺·贝热拉克（1619—1655）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他是被埃德蒙·罗斯唐（Edmund Rostand）开心玩弄的爱人。真正的西拉诺并不十分失望，他很开心地过他的日子，爱他所爱，把一切时间花在他倾心的事上。他家世良好，加上正常的教育，使他（与莫里哀）热衷伽桑迪的演说。伽桑迪是一位与伊壁鸠鲁一样的唯神论者、与卢克莱修一样的无神论者。西拉诺，这位散漫的自由思想家，后来终于成为代表精神自由的堡垒。他曾到巴黎参加一个亵渎神明的狂饮组织，并曾赢得决斗者的称誉。他曾一度负伤而自军队中退役，从事哲学的研究。他写的第一出法文歌剧，因嘲笑人类在宇宙中不熟悉的地方旅游，开创了斯威夫特写作的手法。他嘲笑神圣的圣奥古斯丁说：“虽然他的心被圣灵启发，显示出他独立的伟大人格。但在他的时代，地球只被认为像灶一样平坦，它漂浮在水上就好像切开的半个橘子。”

西拉诺试写过各种文学作品，很少是一本正经的写作，通常都有特殊的思想。他的喜剧《腐儒》（La Pédant Joué）比起莫里哀的剧作来说仍有一两幕算是很好的。他的悲剧《死亡》（La Mort d’Agrippine）于1640年演过一次，但立刻遭到当政者的禁演，一直到1960年才重新登台。此书1654年就出版了，当时巴黎叛逆的年轻人叫着剧中人塞扬（Séjan）无神论的语句：

那么，这些神又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恐惧的产物。我们不知何故就去崇拜他们……那些创造的神，绝未创造过人。

这个剧本出版后，西拉诺就遭到断梁之击，死时年仅36岁。他遗下一些稿子，后来分成两部分出版，《月球帝国笑史》（1657年）和《太阳帝国笑史》（1662年）。它们都是喜剧式的科幻小说，以笛卡儿派出发，认为行星是由远古物质剧烈的震动而造成的涡动形成的。西拉诺以为行星也一度如太阳一样曾经光耀过，但是：

在时间的冲激下，经过长时间的放射光芒，渐失掉了光明和热度，然后它们逐渐冷却、变黑，成为无活力的硬块。我们现在甚至能发现太阳黑点一天天不断扩大。谁又知道是否有一天黑点占满太阳表面，太阳失掉它的光明，又有谁知道太阳不会变成一颗像地球一样的暗淡的星球？

借着火箭的推动，西拉诺离开了地球，很快来到月亮上，他写道，“3/4的路程，他感到地球吸引他回去，然后，后面1/4路程他感到月球的吸引”，“这个，我告诉我自己，是因为月球的质量小于地球的缘故，因此，它们吸引力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令人炫目的登陆后，他发现他处在伊甸园中，然后，他开始与伊莱贾争论原罪的问题，也因此被赶出园外，到了卫星上一块荒芜的地方。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动物的家族，身长有18英尺，样子有些像人，但用四肢走路。它们之中有一个，曾在雅典替苏格拉底当过守护神，说着带有哲理的希腊语言。他告诉西拉诺说：用四肢走路是最自然又最有益健康的方式。因此这些月球上的绅士都有数百种感官，而非五六种，能知道人类不知道的无尽事物（丰特内尔、伏尔泰、狄德罗都申明过这些理论）。西拉诺的幻想如脱缰野马。月球人只以食物蒸发的雾气为生，而不吃食物本身，因此，他们不会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排泄的无礼及时代的错误。月球上的法律是由年轻人制定的，经老年人修订。独身生活和贞操观念都是受指责的。自杀、火葬及大鼻子在他们看来都是好事，前面提过的那位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解释说：世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永恒的。无中生有的创造（自经院学派那里学来的）是不可信的，因此宇宙的永恒与上帝的永恒一样容易被接受。既然世界是自己在运行、自己继续下去的一个大机械，假设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实在是十分没必要的。西拉诺说：世界上一定有上帝存在，因为他曾亲眼看见过病愈的奇迹，那位守护神嘲笑这种观念是出于想象。正教被一位有力的黑人报复，他一手捉住西拉诺，一手捉住那个守护神，把那个守护神带下地狱，并贬西拉诺回意大利。意大利的狗见了他都狂吠，因为他有月亮的味道。斯威夫特也深深地被这个故事吸引。

马勒伯朗什（1638—1715）

马勒伯朗什几乎完全与路易十四同时代，比他早生几个月，而又只晚死一个月。马勒伯朗什生活恬静，神情优雅。他的父亲做路易十三的秘书时，他的叔叔正在加拿大当总督。他难产出生，此后一直不太健康。他的身体衰弱又亏损，能享有77岁的高龄，只有用修道院生活的安详和规律来解释了。22岁时，他参加司祭祈祷会这个宗教聚会团体，加入他们的沉思。26岁时他被任命为牧师。

同年，他读了笛卡儿的《论人性》，其内容和文体对他都有影响。他成了一位理性中带有高尚信仰的笛卡儿派学者。他开始用理智证明天主教的教条，这是由帕斯卡再回到阿奎那的勇敢行为，它表现出了年轻人的超常信念，但也将信仰的堡垒暴露于理智的侵犯之下。经过10年的阅读和写作，马勒伯朗什写成了4卷《真理的探求》（1674年），成为法国哲学的经典之作。在此书中，一如法国其他哲学家，他接受了道德的责任，使哲学变成文学著作。

一位荷兰哲学家海林克斯（Arnold Geulincx），借否定这个互动研究马勒伯朗什、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物质的形体对非物质的心并无影响，反之亦然。两者之一看似对彼方有影响，那只是因为上帝在一个事物中创造两个不同的脉络——一个是形体的，一个是心灵的。它们配合的完美，好像两座钟一样，拨到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不约而同地响起来，但彼此的运行是完全独立的——除了一些有限的条件——将它们拨到同一时刻，又一齐发动。因此，上帝也就是人们形体与心灵一连串因果的唯一条件；心灵的状态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形体运动的唯一原因；而形体的运动——事件或感觉——也只是心灵状态的一项因素，而非单一条件；任何情形下，上帝都是最重要的条件。由于这个观点，海林克斯惧怕决定论，在他的理论中允许意识影响人的意志，而与上帝构成一个相互的关系，成为形体运动的真正原因。

马勒伯朗什将这个“偶然论”完成。上帝才是心灵状态和身体行为的原因。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暧昧不明的，任何一方不会被对方影响。“上帝将空气带来，并令我能呼吸，对你说话的并不是我，我只是希望与你说话。”上帝是唯一的力量，无论是运动还是思想，都是因为这神圣的力量经心灵和形体的作用而引起。运动是上帝在物质形式上的作用，思想则是上帝在我们体内的思考活动。

在明显的决定论哲学中，仍有无尽的困难，在后期的论文中，马勒伯朗什曾尝试去解决它。他努力将人的自由意志与上帝做相当程度的调和，并将罪恶、悲哀和恶行与这个独一的、大慈大悲的创造者调和。我们可以不接受他这个如迷宫似的理论，但在他绕圈子的过程中，他提供了心理学上一个有力的线索——感觉——他认为感觉是身体的事，而非心理的事。心理有观念，而知外物为结构、大小、色泽、气味、软硬、声音、温度、味觉等观念的结合体。这种复杂观念并不是仅自形体而建立的，此处所指的大多数特质，并不是形体本身，而是我们对形体的许多断定，如大、小、明、暗、重、轻、热、冷、快、慢等，所描写的更是观察者本人的地位、情况和态度，而不完全是被观察的形体。我们并不了解事物，我们所知的是有主见和变形的认知与观念（这些都在洛克和贝克莱发表学说之前30年就提出了）。

尽管他有精神上的宗教背景，马勒伯朗什继笛卡儿和霍布斯之后，提出了对习惯、记忆和观念的生理学解说。习惯是动物体内经验运行的精神表达。记忆是经验产生联想的反应。观念是与以往关系和接触有关联的。性格的强度、意志的力量，是动物脑膜中的一股力量，这个力量促成联想与构想的加深。

虽然马勒伯朗什是这样一个虔诚的人，但他的哲学中仍有深意，使波舒哀这样警觉的正统维护者不安。他巧妙地鼓动阿诺德，以他那生动的笔锋从发扬詹森教义转而来维护信仰的正统，他力促阿诺德挑出马勒伯朗什掩饰的异端邪说。这位哲学家（马勒伯朗什）写了一连串优美而令人叹服的论文来答辩。1683年至1697年，这项争执一直没有平息。波舒哀又找来费奈隆助阵。塞维尼夫人眼见闹下去终归不利，而她又是受损者，便抱怨说，她认为马勒伯朗什的罪恶观实在没有必要。

然而，马勒伯朗什也有许多热心的支持者足可与批评他的人抗衡，青年和老妇都有，认为他的上帝原则是皈依主的唯一凭借。来拜访他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很多，门前的路都为之踏穿。有个英国人说他来法国只为看两个名人：路易十四和马勒伯朗什。贝克莱也曾带着景仰的态度来和这位年迈僧侣长谈。不久，年已77岁的马勒伯朗什身体转弱，日渐消瘦，直至不能思维，于1715年10月13日在憩睡中离开人世。

他的声名随他的去世迅速消失，因为他的宗教哲学和摄政主教的那套不合。但他的影响，可在莱布尼茨企图告诉世人真实的世界是何物中，在贝克莱认为事物存在于我们或上帝的认知中，在休谟分析成因为神秘性的说法中，在康德强调知识形成的主观论点中，甚至在启蒙时代的决定论学说中都可看出。如果说所有行动、意志和观念都来自上帝，也就等于说每一心或物的变换，是当时宇宙中运作力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马勒伯朗什在他思维的无我境界里，是把人当作机械式的。

偶然论是介乎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思想之间的。笛卡儿认为物是机械论，心则是意志自由。马勒伯朗什以为只有上帝才是精神行动的唯一根源。斯宾诺莎和马勒伯朗什差不多，都推崇上帝，也同意他的说法，认为心智和物质都是由一造物力量造出的。但斯宾诺莎认为处处皆有神，而宣扬泛神思想，“上帝或自然”形成了他的哲学，也形成了启蒙时代的哲学。

皮埃尔（1647—1706）

这位“启蒙运动之父”是一个在比利牛斯山山脚弗瓦公爵属地克拉城服务的胡格诺派牧师的儿子。皮埃尔25岁前一直住在那里，接受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加尔文教的熏陶。他是一个敏感而易动情的年轻人。他的家人尽其能力所及送他到图卢兹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最优良的古典教育（1669年），他很快改信天主教，信得非常诚笃，以至于想叫他的父兄也改教。他们对他很宽容，终于在17个月后，他恢复双亲的信仰。然而，此时他已成为一个故态复萌的异教徒，时时有被罗马公教迫害的危险。他的父亲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大学（1670年），希望他成为一个抗议教派的神职人员。但皮埃尔在那里发现了笛卡儿的作品，于是开始对各类形式的基督教产生怀疑。

完成学业后，他住在日内瓦、里昂、巴黎等处，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后来跃升为色当（Sedan）胡格诺派神学院的哲学教授（1675年）。1681年，神学院被路易十四下令关闭。皮埃尔来到鹿特丹，在杰出书院（École Illustre）任历史与哲学教授以栖身。

他那个时代许多流亡知识分子把荷兰共和国当成一个独立思想的避难所，他是其避难所的中的第一人。他的薪俸微薄，但他满足于过朴实的生活，只求有机会接近书本。他不曾结婚，宁可要图书馆而不要妻子。他并非不在意女性的优雅与娇媚，有女子向他柔媚求爱时他也会衷心感激，然而他一生为头痛和忧郁症所困，不愿使别人和他一起受束缚。他也会有尖酸刻薄的时候。有一回一位法籍耶稣会教士曼堡·路易斯在《加尔文教史》（History of Calvinism）一书中辩称天主教徒之所以改信新教是为了便于结婚，皮埃尔质问说那怎么可能，“因为还有什么十字架比婚姻的十字架更难背负”？

他在一部1682年出版的书信中评论缅因姆布尔格的书。他怀疑一个深信某一信仰的人能否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对一个称路易十四对付胡格诺派教徒的方法为“公平、温和、慈善”的历史学家，我们怎么能信任呢？从当时深受法国人攻击的荷兰，他转向路易十四，问：“国王有什么权利强迫人民接受他自己的信仰？假如他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么罗马皇帝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迫害基督徒了。”皮埃尔认为良心才是人类信仰的唯一指导者。曼堡·路易斯从路易十四那儿弄来一道命令，下令行刑者焚毁法国可见的所有皮埃尔的著作作为答复。

同年，皮埃尔出版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彗星研究》，即对于1680年12月横过天际的彗星的种种思索。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这颗尾巴似乎预言着世界大火的彗星震慑了。我们只有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恐惧时——天主教与新教都将这种现象看作是神的警告，而且相信它们随时都可能为充满罪恶的地球带来神的威怒——我们才能体会人们当时看到那颗彗星时的恐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欣赏到皮埃尔言论的勇气与智慧。即如博学的弥尔顿也宣称“彗星从它可怕的毛发中掷下灾疫与战争”。皮埃尔根据他对新近天文学研究的讨论（1682年的哈雷彗星尚未出现）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彗星依一定的法则横过天际，与人类的祸福毫不相干。他慨叹人类对迷信的执迷不悟。“愿意找寻众人的谬误者便不会被灭绝”，他驳斥所有《新约》以外的神迹。“在完整的哲学中，自然不过是上帝依其自定法则而行动。因此，自然之手与神迹一样是神力的表现，即如有一力量大如神迹，要以此依照自然的世代法则来创造一个人，也如要人死而复生一般困难。”

皮埃尔勇敢地涉及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自然伦理是否可能存在？道德标准在除去超自然信仰的支持后是否能维持下去？无神论是否会败坏道德？皮埃尔说，假如是的话，则从遍布欧洲的罪行、贪污和不道德中，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秘密的无神论，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异教徒在信仰上有所不同。表面上的宗教信仰对行为绝少有影响，因为欲望和狂热要比信仰强烈。基督教的教条对欧洲人的勇敢观念和荣誉感有些什么影响？这些概念大为赞扬那些毫不迟疑对侮辱、伤害加以报复的人，以及长于战争、发明无数武器以助攻伐的人，“异教徒从我们手中学会使用更佳武器。”皮埃尔下结论说，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其道德不会比一个基督教社会差。使我们安分守己的，并非是对地狱那种虚渺、不确定的恐惧，而是对警察、法律、社会人士的指责和耻辱及吊问者的恐惧，除了这些世俗的约束外，便是一团混乱。将这些保留下来，无神论社会便能存在。我们在古代也可以发现这类典型的无神论者，如伊壁鸠鲁与两位普林尼、近代的斯宾诺莎（皮埃尔未涉及平常人的道德在法律无宗教辅助时是否会更糟的问题）。

这篇有关彗星的文章匿名出版。皮埃尔在出版最主要的期刊之一《文学界新闻》时也同样小心防范。该刊第一期页数达104页，1684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份杂志有志于把所有在文学、科学、哲学、学术、探险、历史学上的重大发展报告给读者。就我们所知，皮埃尔一月接连一月包办所有内容，达3年之久。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在这一期间的勤奋。1685年他鼓起勇气承认自己是作者。两年后他的健康崩溃，将主编的责任交予别人。

同时，皮埃尔的家人成了法国迫害胡格诺教徒的牺牲者。直接或间接地，由于龙骑兵的影响，他的母亲于1681年去世，父亲于1685年去世，他的一位兄弟被囚禁，不堪虐待而死。6天后（10月18日），《南特诏书》被撤销，皮埃尔深为此震惊。与伏尔泰一样，他除了笔之外没有别的武器。1686年，他以一篇宗教宽容的经典之作，向他的迫害者提出挑战。

宗教迫害者声称他们在一则基督所讲的寓言中找到上帝所予的行动许可。寓言说，一个人在见到一位他所邀的客人未赴宴后，对他的仆人说：“快到市内街头里巷间去，将穷人、残废者、跛子、瞎子都带来……强迫他们进来，好让我的房屋装满人。”皮埃尔可以轻易地说明这些话与强迫统一宗教信仰一事并无任何关联。相反，当时欲强使信仰趋于统一的企图使半个欧洲生灵涂炭，宗教派别分歧的状况使任何一教均无足够的力量实施禁教。再说，我们中有谁能确信自己拥有真理，可以伤害有歧见的人？皮埃尔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行为、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迫害行为都一并加以声讨。他和洛克不同，他主张把信仰自由扩展到犹太人、穆斯林及自由思想家身上。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所说的无神论者和基督徒同样是好公民的话，而提议对不信天命及惩恶的自然神的人不应施以宽容。这些不畏上帝而做伪证者会使法律难以施行。至于其余的，则唯有不宽容才不应被宽容。一个新教徒国家对自以为拥有唯一真正的信仰，因而阻止不宽容的天主教的兴起是否应该宽容？皮埃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应当被剥夺作恶的力量……但我决不赞成他们个人受到侮辱，也不赞成干涉他们信仰其宗教和享受其财产，也不赞成在他们诉诸法律时对其施以不平等的待遇”。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对这一宽容计划都很不以为然。皮埃尔在色当的友人和同事皮埃尔·朱利厄（Pierre Jurieu），那时已是鹿特丹的加尔文教公理会的牧师，他在一篇题为《宗教上两统治者——良心及王侯的权利》（“The Rights of the Two Sovereigns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the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e”，1687年）的文章中攻击皮埃尔。朱利厄主张击毁漠视宗教的教条及一本称为《一个哲学评论》（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书中的普遍宽容。他同意教皇的说法，认为一个统治者有权击毁一种假宗教，他更为宽容犹太人、穆斯林、苏塞纳斯教徒、异教徒的说法感到震惊。1691年，朱利厄向鹿特丹的市政首领们提出请愿，要求开除皮埃尔的教授籍，他们拒绝。但1693年的选举更换了政府人事，朱利厄再度出击，控诉皮埃尔是无神论者，皮埃尔终于被开除了。“上帝使我们免于新教徒的宗教裁判，”这位哲学家说，“五六年后，情况会变得更可怕，那时候人们就会期望罗马人再回来了。”

皮埃尔很快恢复他的洞察力与好性情，使自己适应当时的环境。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集中在编纂已着手的划时代的《字典》上，对于他来说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他使自己习惯于依赖积蓄和一些出版商的酬金过活。他接受法国驻荷兰大使和3位英国伯爵的资助，却婉拒沙夫兹伯里伯爵200先令的赞助费，后者要求把《字典》献给他。他有一些朋友，但很少娱乐，“一般消遣、游戏、乡间小游……及其他娱乐都不是我的正事。我不花时间在那上面，也不在家务上费心，从不刻意追求喜好的事物……我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发现甜美与安详，那便是我的快乐……我要对自己和缪斯女神欢唱”。

如此他便静静地待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4小时，一页接着一页地写那部日后将成为启蒙运动源泉的书，那两部2600页的巨大对开本书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他称它们为《历史与批判字典》，它们不是字汇的累积，而是对历史、地理、神学、道德、文学、哲学上的人名、地名、思想的研究。他把最后的试印本送给印刷商时，他叫道：“骰子已掷下去了！”这是一个生命与自由的大赌注，因为那本书比同世纪其他书含有更多的异端思想，甚至比它的孙辈作品，即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1751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皮埃尔起初只带着一个有限的目的——从正统天主教的观点为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于1674年出版的《历史大字典》做修订辑补的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的进行，他的目标也随之扩大。他从未敢让他的书做到巨细靡遗，也没有讨论西塞罗、培根、蒙泰涅、伽利略、贺拉斯、尼罗、托马斯·莫尔的文字，科学与艺术多被忽略。另一方面，它包含有一些关于鲜为人知者如阿吉巴、阿科斯塔、伊萨克·阿布拉瓦内尔的文章。所占篇幅的多寡也不依其历史重要性，而是依皮埃尔的兴趣而定。在莫雷里书中仅占1页的伊拉斯谟，在皮埃尔的书中却占及15页，阿贝拉尔也占去18页。编排按照字母顺序，重要的事实在正文中，但在许多地方，皮埃尔往往附上一个小注，在那里做“零碎的证明和讨论……有时还有一连串的哲学思考”。他就是用这种编排方式把异端思想瞒过众人耳目的。他在空白处标明出处，这些都显示出一个人在一生中几难达到的阅读和研究深度。有些注中含有不雅的掌故，皮埃尔希望如此可以增加销路，他在私底下则引以为乐。读者们很欣赏他那遒劲潇洒尖酸的风格，巧妙地暴露时下信仰的弱点，及不经意的加尔文正统口吻。第一版的1000册在4个月内即已售罄。

皮埃尔的方法是检点权威，搜寻出事实，阐明对立或矛盾的道德，按理求得结论，然后，假如这些有害正统，即虔诚地引用《圣经》和信仰来驳斥它们。朱利厄生气地质问：“对皮埃尔认为牢不可破的反对理论，人们难道就没信心来驳斥吗？”此外，字典编排不好，有些重要的讨论出现在琐碎的题目或不切题的标题下。“我没办法老是思考同一问题，我太喜好改变。我经常逸出题外，跳到令人摸不清出处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他的口气是斯文有礼、谦逊、无教条意味而风趣的，然而有时，皮埃尔变得尖酸刻薄。在论奥古斯丁的文章中，对这位伟大的加尔文教徒的历史坚贞、深沉的哲学及宗教不宽容不给予丝毫宽容。皮埃尔宣称他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但他圆滑地指出，要不是它有如此杰出的作者，他绝不会相信其中的一些奇迹故事。他把异教徒的传奇故事——海格力斯被一只鲸鱼吞食的故事，与《圣经》中类似的故事编排在一起，好让读者们去思考为何一个故事会被接受，另一个故事却要被排斥。他在他最著名的文章内重述大卫王的屠杀、险诈及奸淫故事，让读者去思索为何这么一个戴了皇冠的流氓，居然会被基督徒推崇为基督的祖先。他发觉要接受约拿和鲸鱼的故事还容易些，但是要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却难多了。一位全能的主怎么可能在已预知他们会使全人类蒙上“原罪”之耻并使他们受千百灾难的情况下创造出他们？

人假如是至善、至圣与全能的生灵，他会生病、会受寒暑、饥渴、苦痛与悲伤的打击吗？他会有这么多劣根性吗？他会犯这么多罪吗？至圣会塑造犯人吗？至善会制造不快乐的人吗？全能，加上无疆之善难道不会为它们自己的产品添置足够的好东西，使他们不至于受恶事所害吗？

《创世记》中的上帝如果不是残酷的神，便是神力有限。皮埃尔以极富同情的态度与有力之笔阐示摩尼教（Monichean）的二神观念：一为善神，一为恶神，两相争夺以控制人类。既然“拥教皇者（the Papist）以及新教徒都同意鲜有人能逃避天惩”，如此看来则恶神似正赢得对基督之战，而且他的胜利是永远的，因为神学家已向我们保证说，地狱难逃。既然有，或者说将有比在天堂更多的人在地狱，而且那些在地狱的人“永远咒骂上帝，则恨上帝的人就会比爱上帝的人更多了”。皮埃尔恶意地归结说：“我们在订下崇荣信仰、诋毁理性的学理之前，不应与摩尼教徒互相攻伐。”

论皮洛（Pyrrho）的文章显示出他对“三位一体”的怀疑。因为“与第三者没有分别的事物，彼此也不应有分别”。至于变质说，则因“物质的形态”“不能脱离其所缘饰事物的本质而存在”——因此面包与酒的外表便不能改变。至于所有继承亚当与夏娃的罪过的人们，则“一个不存在的生灵，不可能是坏事的共谋者”。这些疑点由他安排从他人口中说出，他自己仍立在信仰这边驳斥那些言论。皮埃尔引述说：“不虔敬的人妄称宗教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统治者借以维持子民忠诚的东西。”在论斯宾诺莎的文章中，他离题攻击这位犹太泛神论者，说他是无神论者，但他也发现斯宾诺莎有吸引人之处，因为这篇文章是他的《字典》中最长的一篇。皮埃尔向神学家们重提保证说，他在文章中表示的怀疑绝不会摧毁宗教——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愚夫愚妇们所能了解的。

法盖（Emile Faguet）认为皮埃尔是“无可怀疑的无神论者”，事实上他不仅是怀疑论者，他对怀疑论也有怀疑。既然次层的感觉官能多是主观的，客观的世界与显示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应大大有别。“事物的绝对性质不为我们所知，我们仅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在2600页的推理中，他承认推理的弱点。一如它所依赖的感官一样，它也会欺骗我们，因为它经常会被狂热的情绪蒙蔽。决定我们行动的，是欲望和狂热的情绪，不是理性：

怀疑的理由本身也值得怀疑，因此一个人必须怀疑他是否应该怀疑。多糟啊！对心灵是何等的折磨……我们的理性便是通向流浪之途，因为它在展现最微妙的功用时，也把我们掷进了深渊……人类的理性正是毁灭的原理，而不是启迪的原理，它只适于引起怀疑，然后便千方百计地延续争论。

因此，皮埃尔劝告哲学家们不要给哲学过高的评价，他还建议所有的改革家不要期望过多的改革。因为，既然人性在每个时代中总是一样的，它继续以其贪婪、好斗、情欲等本性，造成扰乱社会的问题，使乌托邦的理想夭折。人类不会从历史上得到教训，每个时代的人都表现了同样的情欲、妄想与罪行，因此民主越彻底，错误也更大。让那些忙碌、没有知识、易冲动的群众选择统治者和政策，等于是国家的自杀。即使是在民主的外表下，某种程度的君政也是需要的。进步也是一种妄想，我们错把运动当作进步，实际上它们可能只是前后摇摆而已。我们充其量只能希望有这么一个政府，它虽然被贪污与不完美的人掌控，却能给我们法律与秩序，好让我们安全地培植我们的园地，静静地追寻我们的学问与嗜好。

皮埃尔在他剩余的9年中却不曾获得这份宁静。他的读者们读完他那些奔放豪迈的文章后，一股愤恨之潮汹涌而起。鹿特丹华隆教会（the Walloon church）的宗教会议召令皮埃尔前去，控诉他的《字典》含有“不道德词语及许多淫秽的引文”，在论无神论、伊壁鸠鲁的文字中有冒犯性的字眼。朱利厄盛怒不减，再度攻击他，于1706年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文字《被控诉、攻击、定罪了的鹿特丹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Rotterdam Accused，Attacked，and Convicted”）。

皮埃尔在此文再版后健康崩溃，患了肺病。这些年里，他一直咳嗽，时发高烧，因头疼而变得沮丧。他心知病治不好，便向死亡投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夜以继日地针对他的批评者做答辩。1706年12月27日，他把稿子送给印刷者。次日早晨，他的友人发现他已逝于榻上。

他的影响弥漫18世纪。他的《字典》一再重印，与成千精神反叛者的内心戚戚共鸣。1750年，法文已发行9版、英文3版、德文1版。鹿特丹的崇拜者为他竖了一尊铜像，和伊拉斯谟并列。在他去世的10年中，学生们在巴黎马扎然图书馆（Mazarin Library）排长龙等候阅览《字典》。我们检视一下法国的私立图书馆，可以发现这本书比其他的书被更多的地方收藏。几乎每一位有影响的大思想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莱布尼茨的《神正论》（Theodicy）一书大部分便是用来回答皮埃尔的。莱辛的心灵的解放及他为宗教宽容所做的辩论，都源自皮埃尔。腓特烈大帝最初也许是从皮埃尔处得到他的怀疑主义，而不是得自伏尔泰，他称该《字典》是“理智的日祈书”，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4部，同时督导发行一种节缩为两册的较便宜版本，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沙夫兹伯里和洛克较少受皮埃尔的影响，他们都在荷兰与他相识，洛克的《宽容论》是按照皮埃尔的《评论》（Commentaire，1686年）的方式写成的。

然而，皮埃尔的最大影响当然是针对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他们幼年时所赖以哺育的便是《字典》，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拿亚洲做比较，以批评欧洲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技巧可能都学自皮埃尔。一如法盖所下的判断：1751年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是皮埃尔《字典》的修订、校正、稍增后的版本”，实际上它的许多立论基础和启发性的观念，都是从那两册来的。该书论宽容的文章还似乎过于慷慨，向读者指出皮埃尔的《评论》已“穷尽了这个题目”。狄德罗秉其坦诚胸怀，承认他的受惠，而敬称皮埃尔为“古今人物中最可敬畏的怀疑主义斗士”。伏尔泰是皮埃尔的学生，具有更健康的胸肺、更大的能力，更长寿、更富有、更充满机智。百科全书派的哲士们正是皮埃尔的回响。费内（Ferney）常常和皮埃尔意见相左，如：伏尔泰认为宗教助长了道德，假如皮埃尔有五六百个农民治理，他一定毫不迟疑地为他们立一惩恶劝善的上帝。他认为皮埃尔是“曾有著作者中最伟大的说理辩证家”。总括来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是皮埃尔的爆发性拓展。随着霍布斯、斯宾诺莎、皮埃尔、丰特内尔，17世纪基督教和哲学之间展开了一场历久艰苦的战斗，带来了巴士底狱的崩溃及一场理性女神的飨宴。

丰特内尔（1657—1757）

丰特内尔在百年生涯的前40年，独立于比他早些的皮埃尔，孤军进行哲学之战，皮埃尔去世后，他以小慢板式继续该战争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是享寿长久者之一，正好弥补了波舒哀与狄德罗之间的裂缝，而把17世纪较温和、较严谨的怀疑主义带到18世纪的思想混战中。

他1657年2月11日生于里昂，甚为孱弱，人们生怕他在天黑前就死去，所以立刻让他受洗。他的所有循环系统都很脆弱，肺很不健康，甚至打弹子时也会呕血。但他节省精力，避免婚姻，禁绝欲望，充分睡眠，因而比同时代的人活得更长久，而且和伏尔泰谈话时还记得莫里哀。

他时常有写作冲动。他也梦想写戏剧，但他所写的剧本和歌剧牧歌、情诗都缺乏热情，由于冷酷而毫无生趣。法国的文学正失去其艺术之光和新思想时，丰特内尔发现科学可能成为比《启示录》更骇人的启示、哲学是一种超然于所有争战之上的悲天悯人之战后，他发现了自己。他不是一个战士，他太和蔼而不宜于争论，心胸极为开朗，不会在辩论中发脾气。他深知真理的相对性，不会把他的思想系在绝对的层面。然而，他“洒下了龙齿”（sowed dragon’s teeth）。他和想象中的伯爵夫人故作交谈时，启蒙运动大军随着伏尔泰那匹风驰电掣的快马、费尔巴哈的骑兵团、百科全书派的工兵及狄德罗的炮兵蜂拥而起。

他对哲学的第一炮攻击是一篇15页的论文《寓言来源》（“L’Origine des Fables”），事实上这是一个对神的来源的社会性研究。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他的传记上所说的，这是他23岁时的作品，虽说他很世故地把原稿形式保留到1724年弛禁时，文章的精神却完全是“近代”的。它认为神话源于原始的想象，而不是僧侣的发明——最重要的是，它以为神话是因单纯心灵易于将过程人格化而产生的。这样一来，河流之所以流，是因为上帝倒了水，所有的自然作用也都成了神祇的作为。

人们看到许多超乎他们能力之上的奇迹：击雷、兴风作浪……人类想象能制造这些现象的，是比他们具有更大能力的生灵。这些能力高超的生灵必须具备人形，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出其他形象……因此神便是被赋予优越能力的人……原始人类不能想见比体力更值得崇拜的性质，他们不曾想到“智慧”、“正义”，也没有相当于此的字眼。

丰特内尔早于卢梭半个世纪驳斥卢梭对野蛮人的理想化，原始人是既笨又野蛮的，但是，他补充道：“人类是很相似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的愚昧不令我们战栗。”他还特意补充说他对神的自然解释并不适于基督教或犹太教的神。

丰特内尔一面把那篇小文章搁置以待安全时机，一面从卢奇安那里借用了一页和一个标题，于1683年1月出版了一本小书，称为《死者之语》（Dialogues des Morts）。这些想象出来的已逝大人物之间的交谈非常受欢迎，3个月中便再版，旋即又出了第三版。皮埃尔在他的《新闻》（Nouvelles）一刊中对它倍加赞赏。1683年末，该书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和英文，时年26岁的丰特内尔也赢得了全欧的声名。交谈式的体裁在一个充满查禁风气的世界中是很有用的，几乎任何想法都可以通过交谈者之一说出，而被另一人“驳斥”，然后又被作者否认。然而，丰特内尔风趣的心情大于叛逆的念头，他讨论的问题都不过于激烈，没让任何神职人员受到打击。但这位从奢侈逸乐中心来的人，也承认纵欲派的生活是枉然的，因为它会因过度而减少快乐，并增加痛苦的来源和程度。荷马赞扬伊索用寓言来教人真理，却警告他说真理是人类最不重视的东西。“人类的精神非常同情于虚伪……真理只得假虚伪之形才会被人类以愉悦的心情接受。”丰特内尔说，“假如我手里掌握着所有的真理，我一定会小心翼翼地不让人们知道。”不过，那也许是因为对人类的同情及不顾一切的追求之故。

《死者之语》中最令人愉快的地方是蒙田遇见苏格拉底，其人必在地狱无疑，他们大谈起进步的观念：

蒙：这可是您——可敬的苏格拉底吗？见到您多令人高兴啊！我从刚踏入这里起一直在找您。终于，在把您的名字和美填满于书中后，我可以与您交谈了。

苏：我很高兴看到已逝的人竟曾是个哲学家。但是既然您最近方才打从那上边来……让我向您打听打听新闻。世界如何了？它难道不曾改变许多吗？

蒙：确是改变许多，您恐怕都要认不得啦！

苏：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向相信它会变得比我在的时候更好或更具智慧。

蒙：您说什么？它比以往更疯狂、更腐败了。那才是我要与您讨论的改变。我一直都期望着从您那里得到您生活的时代，那个充满诚实与正义的时代的情形。

苏：我吗？恰好相反，一直都期望着知道一些您生活那时代的形形色色。什么？人类还没有改正古老的愚昧？……我希望事情能够转向理智那一面，也希望人类能从这许多年来得到经验。

蒙：人类从经验中得到益处？他们就好比是一再被捕捉的千万只同类鸟儿所生的小鸟。每个人开始新的生命，父母亲的错误又传给孩子了……任何时代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倾向，那是理智无法控制的。无论何时，有人类便有愚昧，甚至是相同的愚昧……

苏：因为您对您自己的时代感到愤慨，所以您把古代理想化了……我们活着的时候，对祖先的评价超过他们应得的，现在我们的后代又过度地赞美我们，然而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却是不分轩轾的。

蒙：难道不是有些时代较富道德，而有些时代较邪恶吗？

苏：不见得。衣着会改变，但这并不是说身体的形态也会改变了。文雅与鄙俗、知与无知……不过是人类外在所有的，那些都会改变，心灵却丝毫不曾改变……百年之中的无数广大愚众中，自然这里或那里会有……几十个有理性的人。

这个悲观结论得出几年后，丰特内尔在《古今别话》（1688年1月）一书中采取了较为乐观的看法。在此，他做了一个有益的区分，在诗歌和艺术方面不曾有可见的进步，因为这些是依赖情感和想象的，是世世代代几乎不会改变的。但在科学和知识上，则出于缓慢的积累之故，我们可能超越前人。丰特内尔指出，每个国家都经过类似个人的几个阶段：婴儿时代，它全心全力求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年轻时代，它加上想象力、诗歌及艺术；成熟时，它可能达到科学与哲学的境界。

丰特内尔认为他能看到真理，是因为渐渐剔除了错误的观点。“古人已将可能形成的谬误理论一一澄清，真使我们受惠不浅。”他假定笛卡儿已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好的推理模式——数学的推理，他希望科学能因此而跃进成长：

我们看看过去百年来在有偏见和障碍存在、科学界人士很少的情况下，科学取得的进步，我们几乎会受欺而对未来寄予过高的期望。我们的科学尚在襁褓之中，然而我们将见到新的科学会从空无一物中产生。

如此，丰特内尔构成了他的进步理论——《事物的进步》。一如百年后的孔多塞（Condorcet），他认为这个进步在将来是无可限量的，此处已出现“人类无可限量地臻于完美的可能”。进步的观念已全面传播开来了，经过18世纪而变成了今日思想的利器之一。

同时，想象力始终惹人注意的丰特内尔也走近了巴士底狱。约1685年，他出版了一篇简短的《婆罗洲之旅》。丰特内尔把这次航行描写得非常生动（继起者便是笛福和斯威夫特），以至皮埃尔在他的《新闻》中还把它当成真实的历史看待。它描述的伊内古和雷欧的冲突，便是对日内瓦和罗马间冲突的明显讽刺。法国政府推敲文字后，丰特内尔似乎难逃牢狱之灾了，因为这段取笑文字就是在《南特诏书》撤销令之后出现的。他于是迅速印行一首诗，高呼“路易大帝时代的宗教胜利”。他的道歉被接受了，事后丰特内尔故意让政府不懂他的哲学。

他折返科学，自承起在法国传播科学的责任。他太好安逸，不愿直接做实验或研究，但他很懂科学，一点一点地饰以文字技巧，而介绍给他智慧渐启的读者。为了普及哥白尼的科学，他创作了《世界多元性丛谈》（1686年）——虽然时距哥白尼的“地转说”之出现已有143年，但在法国很少人接受太阳中心论，即使大学生也不接受。

丰特内尔以巧妙和潇洒的笔调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设想自己和一位美丽的女侯爵讨论这个问题，6篇《谈话》写的是“黄昏”，背景是女侯爵在里昂附近的花园。目的是要使法国人（或至少是沙龙中的仕女们）了解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及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为了增加吸引力，丰特内尔提出了月球和行星上是否有人居住的问题。他相信有，但顾虑到读者恐怕会被这世界上有人不是来自亚当和夏娃的想法困扰，他很谨慎地解释说，这些月球人或行星人其实并非是人类。但他揣测说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感官，或许比我们的还要好，若是如此，他们将看到不同于我们所见的东西，这么说来，真理会不会是相对的？这个说法会引起大骚动，比哥白尼引起的骚动还大。丰特内尔为挽回事态，以手表做比较，指出宇宙的美与秩序，因而从宇宙的结构中引出一位聪明绝顶的造物者。

1688年12月，丰特内尔再度冒着进巴士底狱的危险，匿名出版最大胆的短文《神谕历史》（“L’Histoire des Oracles”）。他坦承取材自范戴尔（van Dael）的作品《神谕论》（De Oraculis），但他以简捷活泼的体裁将之改写。一位读者说“他连哄带骗地把真理告诉我们”。于是他把数学比作爱人们：“给数学家最少的原理，他便会从那里导出一个结果，你也得承认，从这个又导出另一个……”神学家早接受了一些异教圣谕，但认为其偶然的正确性来自魔鬼的灵感，他们认为这些圣谕在耶稣降生后便不再发生作用，这是教会神圣源流的明证。但是，丰特内尔证明它们直到5世纪还有作用。这篇论文和《寓言来源》，不仅是为启蒙运动所做的巧妙一击，也是研究神学问题的新历史方法——解释人类超俗信仰的来源，把超自然变成自然的。

《神谕历史》是丰特内尔的最后攻势。1691年，他当选为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提名时曾遭到拉辛和布瓦洛的反对。1697年，他出任国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担任此职达42年之久。他撰写了一部科学院的沿革史，并为去世者编撰了图文并茂的颂词，这些构成了一部50年来法国科学成就的简明史。除了从事科学工作外，丰特内尔还周旋于沙龙中，先是与朗贝尔夫人来往，继而是唐森夫人，再是若弗兰夫人沙龙中的常客。他在沙龙中颇受欢迎，人们之所以欢迎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而是他始终彬彬有礼。他谨言慎行，不做无谓争辩，机智又不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开明而不具偏见”。但热心的唐森夫人说他在心肝处多了一个头脑（理智重于感情）。而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反上帝思想的青年，对他的中庸态度的了解，不如他对他们那种偏好教条思想与暴力了解来得多。他说：“我被我周遭的必然性震慑。”年岁渐大，听觉日衰，他仍屹立如是。

约50岁时，他显然决心只和女士们进行精神上的交往，但对女士的殷勤并不减弱。90岁时，有次遇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他对她慨叹：“我现在如果是80岁多好。”近98岁时，他尚且伴着爱尔维修的一岁半女儿为新年舞会跳第一支开场舞。当和他一样大年纪的格里莫夫人对他说：“看，我们这么大把年纪还活着。”他用手指压唇轻声说：“小声点！夫人，上帝忘了把我抬回去了！”

但上苍还是找到了他。1757年1月9日，在卧病一天后，终于把他静悄悄地带走了。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因存在而感到痛苦，他可能是感到他的引力太大。他差33天就可活100年。他生于路易十四执政之前，在波舒哀主政的盛世成长，经过了废除令和龙骑兵之乱，他活着看到了百科全书派的出现，也听到了伏尔泰高呼哲学家们对罪恶作战。

第六章　斯宾诺莎（1632—1677）

年轻的异端

在近代史中，这位奇特而可爱的人物以最大胆的尝试，寻求一种哲学，以取代已失落的宗教信仰。1632年11月24日，他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利昂省（León）布尔戈斯附近的伊史宾诺沙镇（Espinosa）人。他们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移居葡萄牙。在贝雅（Beja）附近的威第哥拉居住一段日子后，这位哲学家的祖父和父亲又迁到法国的南特，又于1593年移居阿姆斯特丹。他们是最早定居于那个城市的犹太人，渴望享受乌得勒支联邦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最迟于1628年，他的祖父已是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籍犹太裔的领袖，他的父亲数次出任当地犹太学校的监督和葡萄牙犹太会堂（synagogue）慈善组织的主席。母亲汉娜·德博拉由里斯本嫁到阿姆斯特丹。巴鲁克（Baruch）6岁时，她撒手西归了，留给他家族遗传的肺病。他由父亲和第三任母亲抚养长大。“巴鲁克”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庇佑”，这个孩子后来在正式的拉丁文文件中，就称为贝尼迪克特斯（Benedictcus）。

巴鲁克在犹太会堂接受最出色的宗教教育，以《旧约》和《塔木德》为基础，也有一些研究希伯来哲学家的课程，尤其是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迈蒙（Moses ben Maimon）、克莱卡斯（Hasdai Crescas）等人，或许也涉猎过一些犹太教的《秘学》。他的老师中有两个人，莫帖拉（Saul Morteira）与梅纳西·伊思雷尔，是犹太人中杰出的有才之士。在校外，巴鲁克以西班牙文接受许多世俗事务的教导，因为他父亲希望他以商为业。除西班牙文和希伯来文以外，他还学习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及后来接触的意大利文和法文。他养成了对数学的爱好，并将几何学作为他哲学方法与思想的最高理想。

一个心智异常灵活的青年，很自然地会对犹太公学教给他的教条产生一些疑问。也许他在那里就听过希伯来人的异端之说。伊本·埃兹拉早就指出，将《摩西五经》后半部归之于摩西，很不能让人信服。迈蒙尼德对《圣经》中晦涩难解的章节，曾提出寓言式的解释，而且有些怀疑个人的不朽，怀疑《创世记》中提到的违反世界的永生。克莱卡斯将延续归之于上帝，摒斥了所有以理智来证明意志的自由、灵魂的存在、上帝的存在等尝试。除这些杰出的正统犹太人以外，斯宾诺莎可能也读过格尔森（Levi ben Gerson）的作品，他将《圣经》的奇迹降低为自然的原因，并将信仰归于理智之下。他说：“我们的理智要我们相信是真理的，《摩西五经》无法阻止我们去相信。”而此前不久，在阿姆斯特丹的宗社里，阿科斯塔曾向不朽的信仰挑战，而被处以破门律，并因此饮弹自尽（1647年）。他感到他的家人和族人所信的神学已和他绝缘时，对那个犹在眼前的悲剧的回忆，一定加深了斯宾诺莎内心的混乱。

1654年，他的父亲过世，有一个女儿要求继承所有的财产，斯宾诺莎诉之于公庭，胜诉后，再将所有的遗产转让给她，只留下一张床。现在，他自食其力，以磨眼镜、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镜片为生。除了教授几个私人学生外，他在弗朗斯·恩德（Frans van den Ende）所办的拉丁语学校任教。恩德曾是耶稣会士、自由思想家、剧作家与革命家。斯宾诺莎在那里进修拉丁文，也许因为恩德的激励而研究笛卡儿、培根和霍布斯，他这时可能已涉猎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可能因校长的女儿坠入情网，但她较垂青于另一位更阔气的求婚者。就我们所知，斯宾诺莎在婚姻上没有再进一步。

同时，他对信仰已开始失去信心，20岁以前，他已在某些刺激性的观念上冒险。这一个蜕变给他那颗敏感的心带来无比的煎熬与震栗，如思考万物或即上帝的本体，天使或即冥想的幻影。《圣经》中毫未述及不朽、灵魂与生命是合一的。在他父亲的有生之年，他还保留着这些堂皇异论，假使没有一些朋友用这类问题缠他的话，在他父亲谢世后，他还会保持沉默。犹豫了一阵后，他终于向他们表白自己信仰的动摇，于是他们上告于犹太会堂。

一般来说，阿姆斯特丹犹太宗社的领袖，在处理诘难基督教根基与犹太教教条的异端时，他们的立场十分为难。犹太人在荷兰共和国享有别的基督教国家所不许的宗教宽容。然而，如果他们容忍了那些可以动摇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宗教基础的观念，这种宗教宽容可能会被收回。根据住在荷兰的法国难民卢卡斯在斯宾诺莎去世那年所写的传记，在报告巴鲁克的怀疑时，学生们不实地加上一笔指控，指控他诋毁犹太人自视为上帝特别的选民，并诋毁他们相信上帝是《摩西法典》的作者。我们不知道这个记载有多少可信度。无论如何，犹太领袖一定痛恨任何信仰的分裂。这个信仰在犹太人历经几个世纪的苦难中，一直是力量之塔与慰藉之源。

长老们召见斯宾诺莎，申斥他辜负了他的师长对他将来在宗社中的希望。其中的一个老师伊思雷尔当时正在伦敦，另一位老师莫帖拉则恳请这位年轻人放弃他的异论。为了对长老们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注意到卢卡斯，虽然极同情斯宾诺莎，但他记载说，莫帖拉回忆起以前他教育这位爱徒所予的看顾时，巴鲁克说道，为了还报莫帖拉教他希伯来文之劳，他（斯宾诺莎）现在乐意教他的老师如何将自己逐出教会。这和我们在别处听说的斯宾诺莎的个性似乎大相径庭，而且（套用一句西塞罗的话）天下最蠢的事，只有在哲学家的生平中才找得到。

我们听说，会堂的领袖愿意赠给斯宾诺莎年薪1000金币，如果他答应不再采取任何与犹太教敌对的立场，而且愿意常常在会堂中露面的话。起初长老们只打算对他处以“轻一点的破门律”，仅仅禁止他30天里不准与犹太宗社往来。我们听说，他以轻松的心情接受此项判决，说道：“还好，他们没有逼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可能他早已住到城里的犹太区之外了，一名狂徒曾企图行刺他，好在凶器只划破了斯宾诺莎的外衣。1656年7月24日，犹太宗社的宗教与世俗当局在葡萄牙犹太会堂的讲坛，郑重宣布巴鲁克·斯宾诺莎被处以破门律，并附以其惯有的诅咒和禁绝：任何人不准和他交谈、通信，为之效劳，阅读其作品，或在4英尺之内接近他。莫帖拉在阿姆斯特丹的官员面前通知这些罪名和破门律，并要求将斯宾诺莎赶出城。他们宣判将斯宾诺莎“放逐几个月”。他住在城市附近的村子奥德克，但很快就回到阿姆斯特丹。

他对希伯来文的知识使他赢得以迈耶（Lodewijk Meyer）与德弗里斯（Simon de Vries）为首的一小圈学者朋友。迈耶曾获得哲学与医学学位，1666年他出版了《圣经注解的神圣哲学》，此书将《圣经》屈于理智之下，这可能反映或者影响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德弗里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因喜欢斯宾诺莎而要赠他2000法郎，斯宾诺莎拒绝接受。德弗里斯临死之际，有意要斯宾诺莎成为他的继承人，因为他不曾结婚。斯宾诺莎劝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位兄弟，这位感激不尽的兄弟馈赠他500法郎，斯宾诺莎收下300。另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鲍梅斯德（Johan Bouwmeester）写信给斯宾诺莎说：“爱我吧，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友谊是斯宾诺莎生活中仅次于哲学的主要支柱。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在我能力之外的一切事物中，我最珍惜的，莫过于有幸可以和真诚热爱真理的人交往。因为，在我的能力以外的事物中，我相信在这世上，除了这种人，就没有我们可以淡然爱之的了。

他不是隐士，也不是苦行者。他赞赏“佳肴美酒、美的欣赏与种花、听音乐、观戏剧”。那次未遂的谋杀，就是在他去观剧时发生的。他仍然不得不防备袭击，在他的图章戒指上有一个词——“Caute”——留心。但比起娱乐甚至友谊，他更爱隐居、读书和生活的宁静。据皮埃尔说，“由于他的朋友来访过密，打断了他的思虑”。斯宾诺莎于1660年离开阿姆斯特丹，住在莱茵河畔一个平静的村庄莱茵堡，该村距离莱顿6英里。社友会（Collegiants），类似教友派的门诺教派（Mennonite）支派，即以该地为主区，斯宾诺莎在他们其中的一个家庭很受欢迎。

这个朴素的居处，现已辟为斯宾诺莎纪念馆。在此处，这位哲学家写了几部较不重要的作品及《伦理学》（Ethics）的第1册。1662年，他完成了《概论上帝、人类及其幸福》（Short Treatise on God，Man，and His Well-Being），但此书大多反映笛卡儿的观点。更有趣的是《智力的改造》（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在同年没有写完就放弃了。在《智力的改造》中，我们可先获得斯宾诺莎哲学的见解。在开始的几个句子中，我们感觉出被驱逐的孤独：

随后经验告诉我，日常生活时常发生的事，都是徒劳无益的。我知道我害怕的及使我害怕的事，其中并无善恶存在，而心灵受到影响，最后我决心去探讨究竟有无真正是善的事物，或者能传递善的事物存在。借此可以影响心灵，以排斥其他所有的事物。

他觉得富贵不能致此，名誉（荣誉）也不能，肉体的快乐也枉然，苦难和忧伤则常混杂着这些快乐。“唯有深爱着永恒的事物，才能以快乐喂养心灵……免除所有的痛苦。”肯比斯或雅各布也可能这样写，斯宾诺莎确实一直有神秘主义的特征与心境，这可能源于犹太人的《秘学》，而在他独处时得到滋养。在他心中的“永恒的善”，可以名之为上帝，但只有在斯宾诺莎后来的定义中，上帝才包含具有创造力和法则的自然。“至善”，《智力的改造》中说：“……是心灵与整个自然结合的知识……心灵越能体会自然的秩序，就越容易从无益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这是斯宾诺莎第一句“知识上对上帝的爱”——协调了个人与事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法则。

这篇雄辩滔滔的小论文，也说出斯宾诺莎思想的目标，及他对科学和哲学的了解。“我希望把所有的科学引向一个方向或一个目标，即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完美努力，这么一来科学上每一件不能做此种努力的事物，都必须斥为无用。”这和我们听到的培根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科学的进步，如果只是增加人类对事物的控制，而不曾改善他的性格和愿望，就是一种病症。因此，这一现代哲学的经典大作要被称为《伦理学》，而不管其冗长的形而上学的开端，也因此，其中有那么多篇幅用以分析人类被愿望所桎梏，并由理性解放。

神学与政治

阿姆斯特丹的绅士学者圈听说斯宾诺莎是莱茵堡的一名学生，并开始对笛卡儿的《哲学原理》做几何学的解说，他们不断请求他写完送给他们。他照办了，他们资助出版（1663年）并名之为《笛卡儿哲学原理的几何表达》。我们只须注意此书的三点：此书显示笛卡儿的论点（如自由意志），而不是斯宾诺莎的论点；此书是斯宾诺莎生平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仅有的书；在本书的附录《形而上学思想》（“Cogitata Metaphysica”）中，他阐明时间并非客观的实物，而是思想的模式。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有不少康德的论点，这是其中之一。

在莱茵堡他交了几位新朋友。解剖学大家斯泰诺在那里和他熟识。皇家学会的奥尔登堡1661年来到莱顿，顺道去拜访斯宾诺莎，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回到伦敦后，便与这位尚未刊著即已声名大噪的哲学家长期通信。另一位在莱茵堡的朋友柯尔巴（Adriaan Koerbagh），被阿姆斯特丹法院传讯（1668年），以“暴烈地”反对时下的神学的罪名被控。一个官员想把斯宾诺莎牵涉为柯尔巴异说的来源，但柯尔巴否认，斯宾诺莎才被宽赦。但这位年轻的异端被判监禁10年，服刑15个月后便死在狱中。我们可以了解何以斯宾诺莎没有将他的论文匆忙出版的原因。

1663年6月，他搬到靠近海牙的福尔堡（Voorburg）。他在一位艺术家的家里住了6年，依然磨镜片、写《伦理学》。荷兰联邦对抗路易十四的自卫战，使荷兰政府对思想的表达采取更严厉的限制。虽然如此，斯宾诺莎仍于1670年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Treatise on Theology and Politics），成为《圣经》批评的里程碑。这本《神学政治论》的首页，就宣布其要旨：“倡导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但可以接受，且不会对虔诚和大众的和平有偏见，而一旦被禁止，会对虔诚和大众的和平有危险。”斯宾诺莎不赞同苦修，支持宗教信仰的基础，但他要显示加在《圣经》里的人为虚妄，加尔文派教士即以此虚妄为其神学和褊狭的基础。荷兰的加尔文派教士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反对维特兄弟领导的崇尚自由思想与和平谈判的党派，而斯宾诺莎热烈地倾心于那个党派和扬·维特：

我留意倾听哲学家们充斥于教会和国家中的争论、仇恨和倾轧之源……我决意重新评价《圣经》，以一种仔细、公正和毫不妥协的精神，不做任何有关《圣经》的假说。要是我没有看清其中传下的信条，决不将之归于《圣经》。这样战战兢兢，我构成了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

他特别提及理解《旧约》希伯来文的困难。马索略版本（Masoretic text）充满原作者省略的母音与重音，一部分是凭臆测而成的，难以作为定论的范本。在这论文的前几章，他颇得益于迈蒙尼德的《疑难导读》（Guide to the Perplexed）。他跟伊本·埃兹拉及其他人一样询问《摩西五经》是否为摩西所著的问题。他否认约书亚著作《约书亚记》，他把《旧约》的史书归于公元前5世纪的记事教士伊萨拉。他认为《约伯记》是由非犹太人的作品而译为希伯来文的。这些结论并没有全部被后来的研究接受，但对了解《圣经》的组成是一个大胆的进步。这些结论比起更富学术性的西蒙的《新约批评》（Critique du Vieux Testament，1678年）还早8年。斯宾诺莎指出，在好几个例子中，同样的故事或经过重复出现于《圣经》中的不同地方，有时用同样的话，有时则用改动了的句子，一方面表示是共同抄自早期的手稿，另一方面则引起何者才是上帝的圣道的问题。此外，年表也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中（第3章第20—28节）说人只能因信得救，而非靠行善。使徒雅各的《雅各书》（第2章第24节）所教的，恰巧相反。哪些才是上帝的观点和圣道呢？这位哲学家指出，这些不同的原文已经造成了神学家之间最厉害的甚至残酷的争吵，这不是一种宗教所应引发的嘉行。

《旧约》中的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吗？他们的知识显然并不曾超越当时的知识阶级。比如，约书亚认为太阳环绕地球，一直到他“停止”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先知之所以杰出，并不在于学识，而在于想象、热诚和感情的丰富，他们是伟大的诗人和演说家。他们或许曾被神启示，果真如此的话，这就是斯宾诺莎自认无法理解的一种过程。或许他们曾梦见上帝，他们可能相信了梦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读到亚比米勒（Abimelech）“神在梦中对他说”（《创世记》第20章第6节）时，先知身上的神性并不是他们的预言，而是他们崇高的生活。他们传教主要的主题是宗教赖于行善，不在于常做仪式。

载于《圣经》中的神迹，真的打断了自然普遍的运行吗？人类真的导致水火之灾？而人类的祈祷真的造福于世间？斯宾诺莎提出，这类的故事是《圣经》的作者用来使一般人了解，并感动他们向善或虔诚，我们不必相信这些：

因此，《圣经》说由于人类的罪恶，世间是邋遢之地，或说盲者因信仰而复明时，我们应留心的是何时《圣经》说上帝对人类的罪恶发怒，何时说他在悲伤，他后悔已答应过或做过的善事，或何时说他一看到征兆，就马上记起他答应过的事。这些或类似的措辞，若不是诗意地偶然说出，就是依照作者的意见和偏见叙述的。我们可以绝对肯定的是，真实地叙述于《圣经》中的每一件事，像其他的每一件事一样，都是依照自然法则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有任何一件记下的事可用确立的条件证明其违反自然的秩序，或无法从自然秩序中推论出来，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出自反宗教者之手，蒙骗入圣书之中的。因为凡是违反自然的，一定违反理性；凡是违反理性的，便是荒谬。

这可能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为理性所做的最坦率的独立宣言。迄至被接受时，这个独立宣言包含的革命作用，其意义与后果的深远要超过当时的战争与政治。

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圣经》就是上帝的圣道呢？唯有如此：《圣经》包含一种道德的法典，可以使人向善；也包含许多导致——或经改装为——人类恶行的事，对一般人（太过于担心日常的琐事，而没有闲暇或余力以从事知识上的培养）《圣经》可为道德上的恩赐。但宗教教义的强调都应侧重于行为，而非信条。信仰“一个上帝，他是一个热爱公正与慈悲的超人”，这已是很足够的信条，而其一般的礼拜“包含在公正和善待邻人的行动中”。其他的信条都不必要了。

除去教条，思想应该自由。《圣经》并不是要用来作科学或哲学的教本。这些都在自然中显示出来，这个自然的启示，就是最真实、最普遍的上帝的声音：

在信仰、神学与哲学之间……没有关联或关系……哲学在观点上，除了真理，没有终极。信仰追求的不过是服从与虔诚……信仰，因此允许在哲学思考上有最大的自由，准许我们不必受责地思考任何我们喜爱的事，而只反对诸如异端、分裂宗教者及教人倾向于产生愤恨和斗争观点的人。

如此，斯宾诺莎以其乐观的改变，更新了蓬波那齐（Pomponazzi）对神学与哲学两个真理之间的区别，它们虽然抵触，但可以允许同一个人有时作为一个市民，有时作为一个哲学家。斯宾诺莎予世俗官员以勒令服从法令之权。国家，好比个人，有自卫权。但他补充说：

在宗教方面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因为这方面包含了行之于外的行为，不如朴素老实的品格那样多，而立于法律与大众权威的范围之外。老实朴素的品格不是由法律的强迫或国家的权威产生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被迫或经立法而得到幸福。达到此境的方法需要忠实而兄弟般的劝导，健全的教育最主要的是自由运用个人的判断……运用自由判断的最高权力与权威，是在每一个人的权力之内……而且由他自己解释宗教。

大众践行宗教应受国家的管制，因为宗教虽是塑造道德的主力，国家在影响大众行为的每一件事上，都应是至高无上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一样，是伊拉斯信徒（Erastian），也跟他一样把教会置于国家之下，但他警告他的读者，“我这里说的，只限于外在的服从……无关于……内心的崇拜”。而且（可能是想到路易十四），他义愤填膺地坚决拒斥国家利用宗教以达到违反他认为的基本宗教——公正与慈善——的目的：

假如，在独裁的政策下，至高无上的神秘被用来蒙骗臣民、掩饰恐惧，以美丽的宗教外衣使之臣服，让人们可以勇敢地为奴役而战，好像为安全而战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一个暴君的虚荣，非但不以为耻，还认为是无上的光荣。那么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就不可能有这样有计划或意图的恶意手段。（那是）完全和大众的自由相悖的……当法律伸入思想的领域，观点被审判，并以同样的立足点被判有罪，那些保卫、追随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因为大众的安全而牺牲，而是因其反对者的痛恨与残酷而牺牲。如果行为本身能够作为犯罪的依据，而语言可不受约束……煽动叛乱的言行，应剥夺其外表的任何口实，并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与单纯的争论相区别。

校订《圣经》时，斯宾诺莎面临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根本争端。基督徒不奉《摩西律法》，是否背叛基督？他认为《摩西律法》是给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遵奉的，不是给别的国家，甚至也不是给住在异国的犹太人。唯有《摩西律法》中有关道德的法律（如十诫）才有永久而普遍的有效性。斯宾诺莎在讨论犹太教时，有几处地方对他被驱逐一事显示出强烈的愤恨，并急于为他被弃于犹太教会的教训之外而辩护。但他同犹太人一样，希望早日恢复一个自治的以色列，“我愿相信……他们甚至能够重新复兴自己的国家，而且上帝能再次选择他们”。

他曾数次研究《圣经》。显然，他读到《新约》时，越来越倾慕基督。他不接受基督死而复活的观念，但他十分同情耶稣的传教，并相信他已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

一个人能只凭纯粹的直觉，而体会不包含于我们自然知识基础的观念，或不能从此推论出的观念，必然拥有远超乎其同一类人的心灵。我也不相信，除了基督，有任何人能得到这样的厚赐。上帝关于永生的圣意对他直接地显示出来，不用语言或视觉。因此，上帝借着基督的心灵将他自己显示给基督的使徒，犹如他以前凭借超自然的声音把自己显示给摩西。依照这种解释，基督的声音，像摩西听到的声音，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声音，也可以说上帝的智慧（超乎人类的智慧）寄托于基督的人性中，而且基督就是永生之道。这时我必须声明，那些教条，那些某几个教会所称的有关基督的教条，我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因为老实说我实在不懂……基督与上帝用心灵沟通。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除了基督，没有人不借着想象的帮助，无论用语言还是视觉，接受上帝的启示。

这株献给基督教主教的橄榄枝瞒不过他们，《神学政治论》是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中所做的最大胆的声明。此书几乎无法问世，那时阿姆斯特丹的教会会议（1670年6月30日）向荷兰大公抗议，这样一本异端的书不应流传于一个基督教国家。海牙的一个宗教会议要求禁止并没收“这种破坏灵魂的书籍”。世俗的批评也加入攻击斯宾诺莎之列。有人称他为魔鬼的化身，拉克尔克形容他是“当时最有名的无神论者”，兰伯特（Lambert van Velthuysen）指控他“巧妙地介绍无神主义……从最根本破坏所有的崇拜与宗教”。幸好，扬·维特大公是景仰他的人，已经赐给他一小笔恩俸。只要维特能活着在位，斯宾诺莎就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仅有两年的时间。

哲学家

1670年5月，《神学政治论》出版不久，斯宾诺莎迁到海牙，这样可能比较接近维特及其他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在韦伦的家里待了一年，而后迁到亨德里克在帕维龙的家。这栋建筑于1927年被一个国际委员会购置，保存为斯宾诺莎纪念堂（Domus Spinozana）。他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在最顶楼他占有一个房间，睡在一张白天可以叠入墙中的床上。他“有时一连3个月足不出户”，皮埃尔说，也许他的病肺使他畏惧冬天的湿气。但访问他的人很多，（也是依据皮埃尔）“他时常访问要人……以谈论政治事件”。这些“他极为了解”。他继续磨镜片，惠更斯曾论及这些镜片之佳。关于他的开支，他有一本记录，使我们知道他每天花费4.5苏。他的朋友们坚持帮助他，因为他们一定看到他把自己困于屋内的情形及镜片磨出的尘埃，都在加重他得自遗传的疾病（肺病）。

一群暴徒在海牙街上刺杀了维特兄弟时，扬·维特给予斯宾诺莎的保护从此结束了（1672年8月20日）。一听到这件谋杀案，斯宾诺莎就要出去当众指责他们是低贱的蛮人，但他的房东锁上了门，以防止他离开屋子。扬·维特遗嘱中留给斯宾诺莎每年200法郎。维特死后，行政大权落入亨利亲王之手，他需要加尔文派教徒的支持。《神学政治论》第二版于1674年出版时，亲王和荷兰议会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此书出售。1675年，海牙的加尔文派地方政府发布一项文告，命令所有的市民立刻报告想要印刷斯宾诺莎任何著作的任何企图。1650年至1680年，教会一共发布50道诏令，禁止阅读或流传斯宾诺莎的作品。可这些禁令却把他的名声传入德国、英国和法国。1673年2月16日，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法布里丘斯（Johann Fabritius），以倾向自由主义的巴拉丁选帝侯、路易斯亲王的名义，写信给“极为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

亲王殿下……命我写信给你……并问你是否愿意在他那所著名的大学中，接受一个哲学教授的普通教职。你会被付以当今一般教授享受的年薪。你在别处绝找不出一位比他更能赏识杰出天才的亲王，他认为你是其中的一位天才。你将有哲学思考的极大自由，他相信你不会误用才能，以扰乱大众建立起来的宗教……

斯宾诺莎于3月30日回信：

阁下：

假如我曾想要在任何一处担任教授的职位，我只期望亲王殿下和巴拉丁选帝侯经您供给我的教职……不过，因为我无意于公开的指导，我不能被说服去拥抱这个光荣的机会……因为第一，我想假如我要找出时间以指导青年，那我必须停止发展我的哲学。第二……我不知道在哪些范围之内，哲学思考的自由应被限制，以避免发生意图扰乱大众所建的宗教之事。因为由宗教的虔诚之爱引起的宗教分裂，并不如因人不同的脾气或爱好冲突引起的那样多……我过着隐居孤独的生活时，我已经历过这些事。将来我的品格提升到这种程度后，这些事应更令人惧怕。因此您知道，至高无上的先生，我并不希望拥有某些更好的财富，而是由于爱好宁静。

幸好斯宾诺莎拒绝了，因为翌年蒂雷纳破坏了巴拉丁，大学被关闭了。

1673年5月，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荷兰联邦时，那支军队中的一名上校邀请斯宾诺莎去拜访在乌得勒支的孔德。斯宾诺莎与荷兰当局商量，后者因为亟须停战，可能已在这次邀请中看出一个打开和谈局面的机会。双方都给他发放安全通行证，这位哲学家便踏上乌得勒支之路。这时孔德已被路易十四调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留言让斯宾诺莎等候他，但几个星期后另一个消息称，他被无限地拖延住了。卢森堡显然就在这时劝他呈献一本书给路易，保证他一定会获得宽厚的回应，这个提议没有受到理会。斯宾诺莎回到海牙，发现许多市民怀疑他叛国。含有敌意的群众聚在他屋子的四周，大声污辱他，并投掷石块。“不要担心，”他告诉他的房东，“我是无辜的，有许多居高位的……他们十分明白我为什么去乌得勒支。你听到门边有骚动的声音，我就立刻出去走向群众，即使他们会像对待善良的维特那样对待我。我是忠实的国民，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目标。”他的房东不让他出去，不久群众就散了。

现在他41岁，海牙的斯宾诺莎纪念堂中有一张他的肖像，飘动的黑发、浓眉、黑亮而稍忧郁的眼睛，长直的鼻子，总之是一张相当英俊的脸，如果只和哈尔斯画的笛卡儿相比的话。“他的仪容十分整洁，”卢卡斯说，“要是没有披上使绅士异于学究的衣服，他绝不离开屋子。”他的态度严肃温和。奥尔登堡注意到他“扎实的学问交融着仁慈与高雅”。“同斯宾诺莎相识的那些人，”皮埃尔写道，“……都说他易于相处、诚实、友善，而且极有品德。”他对邻居绝口不谈异说，相反他鼓励他们继续上教堂，有时伴着他们去听一次布道。更胜于其他现代哲学家的是他因自制而获得平静。他极少答复别人的批评，他对付的是思想，而不是对人的攻击。除了他的宿命论、他与群众的隔绝、他的疾病，他绝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行由义，则善。”明白最坏的一面而相信最好的一面，可能就是他思想的座右铭。

朋友和仰慕者使他门庭若市。奇斯霍斯想要看一看《伦理学》的原稿。“我求您，”这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写道，“在我不能正确领会您的意思的地方，用您一贯的礼貌来帮助我。”可能由这位好学的学者，莱布尼茨得以接近斯宾诺莎（1676年）及我们猜想尚未出版的大作。在阿姆斯特丹，迈耶博士圈子中还在的人都来看望他或与他通信。鲍克瑟（Hugo Boxel）一再劝他承认鬼的存在。1675年，解剖学家斯泰诺从佛罗伦萨送来一个很动人的请求，要斯宾诺莎皈依天主教：

如果你要的话，我很乐意向你显示……你的教训比我们落后，虽然我希望你……会向上帝驳斥你自己的错误……这样，如有因你早先的著作而使一千个人转变了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公开撤回你的错误。由于你的示范作用，可以使100万人跟着你，犹如跟着奥古斯丁一样，一起引向上帝。我全心全意地祈祷这个恩赐是属于你的。再见。

天主教的魅力已俘虏了布尔格（Albert Burgh），他是斯宾诺莎的朋友联省财政长康拉德·布尔格之子。阿尔伯特·布尔格像斯泰诺一样，在意大利旅行时改变了他的信仰。1675年9月，他写信给斯宾诺莎，要他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挑战的意味多于请求：

你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所教的，或将来教的哲学中，以你的哲学为最佳？你有没有仔细读过所有这些哲学，古老的和现代的，这些在此地、在印度和全世界各地所教的哲学？纵使你已合适地仔细读过它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

但是，假如你不相信基督，你比我所能说的还要可怜。但规正是很容易的：从你的罪恶中回头，认清你可怜而疯狂思想的极度傲慢……难道你，你这可怜的小人物，地上卑贱的小虫……竟敢，以你那不堪言的亵渎，把自己置于“化为人的，无垠的智慧”之上？

从你的原则中，你无法圆满地解释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之间发生的惊人景象，所有这些，我都曾亲眼见过许多例子，而我也听过最确切的证据。

斯宾诺莎这样回答他（1675年12月）：

别人说到我时我几乎不相信的事，最后都从你的信中了解了，这就是你不但已成为罗马教会的一分子……而且是它的一名尖刻的斗士，还学会了暴烈地向对方诅咒和发怒。我原不想回你的信……但有几位跟我一样对你的天赋期望很大的朋友，热切地请我不能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要我看在不久以前的你，而不是现在的你的份上……我已被这些劝说说服，而写给你这些话，我热切地请求你能以平静的心情来阅读。

我不愿在此重数神父和教皇的罪行，以使你转而离开他们，像反对罗马教会者常做的那样。因为他们时常恶意出版这些东西，而且其目的在于纷扰，而不在于指导。的确，我愿意承认，罗马教会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比别的基督教会多。因为既然这个教会的信徒较多，他们的情况也较复杂……在每一个教会都有许多以公正和慈悲崇奉上帝的极老实的人……因为公正和慈悲是真正的天主教信仰最肯定的特征……无论什么地方有了这些，就有真正的基督存在，而缺乏了这些，就没有基督的存在。因为单以基督精神就能引导我们走向公正和慈悲的爱。如果你愿意把这些事实适当地在心中想一想，你就不致迷失，也不致使你的父母痛心了……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教的，或将来要教的哲学中，以我的哲学为最佳。这个，我倒有更好的权利问你呢。因为我并不以为我已发现了最佳的哲学，不过我知道我认为（它）是真正的一个……可是你，自认为你至少发现了最佳的宗教，或者说发现了最佳的人物而轻信了他们，你怎么知道，在过去曾传授别的宗教的人之中，或现在正在传教的，或将来要传教的人之中，他们是最佳的人选呢？你有没有仔细读过这些宗教，古代的与现代的，这些传授于此地及印度，及全世界各地的宗教？纵使你已合适地审过它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

因为我运用我的理性，毫无抗议地接受存在于心中，而且不能被侮辱而败坏的真正的上帝的圣道，你就认为是傲慢和骄矜吗？把这致命的迷信拿开吧。如果你不愿加入野兽群中，那就鸣谢上帝赐予你的理智且培植它吧……如果你愿仔细审查教会的历史（这方面我知道你是最不了解的），以了解许多教皇的传统是多么的错误，及罗马教皇以何种……的方法，在基督出生之后的600年，而获得独立于教会之上的权利，我不会奇怪，最后你会回到你的理智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你会如此。再见。

布尔格加入圣方济教派，死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中。

斯宾诺莎现存的书信，大部分是跟奥尔登堡往来的。我们惊奇地发现大部分谈的都是科学，是斯宾诺莎进行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他的信中画满了图样。通信中断于1665年，奥尔登堡于1667年被捕，以私通外国的罪名被关在伦敦塔。一被释放，他即转向宗教。而他继续和斯宾诺莎通信时（1675年），他也努力劝说斯宾诺莎回到某种形式的正统基督教中。他请求斯宾诺莎把基督复活的故事当作是真实的，而非象征性的。“整个基督教及其真理，”他认为，“都依赖在这个复活的事件之上。如果被推翻了，基督的使命及其天堂的教训都将崩溃。”最后他放弃了斯宾诺莎，因为他认为斯宾诺莎是一个迷失者，并中止了同斯宾诺莎的书信来往（1677年）。

1662年之后的几年，斯宾诺莎一直都在写《伦理学》。1662年4月，他写信给奥尔登堡，说他想把它出版，不过“我自然害怕把神学家……激怒，而用他们一向的愤恨攻击我，而我是最不愿争吵的”。奥尔登堡力劝他出版，“不理神学的伪道者如何咆哮”，斯宾诺莎依然犹豫着。他让几位朋友读过部分原稿，可能由于他们的批评，他一再地删改。《神学政治论》引起的叫嚣使他有理由警惕。维特的谋杀案及他拜访法军后人们对他的怀疑，更使他苦恼。一直到1675年，他才把《伦理学》出版。他曾把结果报告给奥尔登堡：

7月22日我接到你的信时，我正要前往阿姆斯特丹，想要出版我曾写信告诉你的作品。我正在着手做这件事时，一个谣言传开了，说是我有一本关于上帝的书正在付印，说是我在书中表示没有上帝的存在。许多人相信这个谣言。因此某些神学家……抓住了机会，在亲王和官员面前抱怨我的不是……我一听到所有这些事，决定暂缓正在筹备的出版。

他抛弃了原稿，转而去写一篇论国家的论文《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但在完成之前，死神已接近他了。

1677年2月6日，一位年轻的医生赫曼·舒勒写信给莱布尼茨：“我担心斯宾诺莎先生即将离开我们，因为肺病好像日甚一日。”两个星期后，其余人都不在时，这位哲学家陷入了他最后的苦痛中。这时只有舒勒一人（并没有迈耶，如以往所假想的）和他在一起。斯宾诺莎遗言指示，把他那寒酸的所有物变卖还债，把他没有焚烧的遗稿匿名出版。他死于1677年2月20日，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他葬在海牙新教会的墓地，靠近扬·维特的墓。他的手稿——主要是《政治学》（Tractatus politicus）和《智力的改造》的论文，由迈耶、舒勒和其他人筹备付梓，1677年底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因此，我们最后才获得这本斯宾诺莎注入了他的生命与孤独的灵魂的书。

上帝

他称此书为《几何实证伦理学》，一来是他认为，所有的哲学是为正确的引导和睿智的生活而备的；二来与笛卡儿一样，他醉心于知识的禁欲主义及几何学的逻辑秩序，他希望以欧几里得的模式，建立起一个每一步都有逻辑前证可循的知识架构。这些（前证）最后一定会在普遍接受的公理中发现。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无法支持这项论证以驳斥谬误，因为他用同样的方法详释他不同意的笛卡儿哲学。然而，至少几何学的演绎，足以防止因情感而使理智为之失序、因滔滔雄辩而让遁词得以藏身的情形。他主张，应当像研讨圆形、三角形和矩形一样，冷静而客观地讨论人类的行为，乃至上帝本质之类的问题。他的推论层次虽未尽严整周密，却为他建立起一座外表宏伟而协调的理智大厦。虽然所用的是令培根为之蹙额的演绎法，他却认为这与其所有的经验相谐和。

斯宾诺莎先下定义，这些定义大部分取之于中古的哲学，他使用的好多词句，在当时早已和过去的意义有别，因此其中有些部分使他的思想暧昧不明。第三定义是其基本论据：“我理解实体，生之于其内，思之由其体。”意思是说，关于（实体）的概念，不必借助另一种必须被形象化的物体的概念来了解。他所谓实体的意思，并非以近代物质组合的观念而论，我们若将此词指为本质或根本，则其意义即与他的意向相近了。再如，我们若就字面上取其拉丁语意，则指的是“处于某某统辖之下”，或为“某某的基础”，或是“扶持”等义。在他的函札中，他说“实体即存在”。就是他以存在或实物来界说实体的例子。因此，他可以说：“存在与实体的本质相关联。”在实体中，本质与存在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或可以下结论：就斯宾诺莎而言，实体的意义是指最根本的物质，即万物之基。

这一实物，我们可以用两种形式理解：像总相或物质，像思想或心灵，这两类都是实体的“属性”，并非因为其内有许多特质，而是同样的一种实物，我们以感观，外在地认知它为物质；以意识，内在地理解它为思想。斯宾诺莎完全是一个一元论者：实物的两个形态，物质和思想并不是截然分立的实存体，它们是一个实物的内外二端，诸如身体与心灵、生理活动与对应的心理状态。严格来讲，斯宾诺莎比较近似唯心论者，而离唯物论者较远。他对属性下的定义是：“凡心智，对构成其本质的实体的认知。”他认为（早在贝克莱出世之前），不论是物质或思想，我们仅凭领悟或思考了解实物。他相信，实物明示于前，是假形态，由“无限量的属性”来完成，而我们那不完善的官能，只能感觉其二。简而言之，我们所知觉到的实体或实物，是物质或心灵而已。实体与其属性本为一：实物是物质和心灵的统合，而它们的分化，也仅由我们对实体的理解的情形而定。暂且不十分斯宾诺莎式地来说：实物的外在知觉是物质，实物的内在知觉则是心灵。如果我们能用知觉自己一样的双重方式——内在地与外在地——知觉万物时，斯宾诺莎相信，我们一定会发现“天下万物均处于生气蓬勃的状态之中”。各物都有其心灵或生命的一些形式或程度。实体恒动，物质恒运不息，心灵恒以知觉、感觉、思维、欲求、遐思、回想、醒悟甚或入眠。

斯宾诺莎以为，上帝与实体一样，只是实物的基源及物质与心灵的统合。上帝并非物质（因此斯宾诺莎并非唯物论者），物质只是上帝固有的、基本的属性或形态。上帝也非心灵（因此斯宾诺莎也非唯心论者），心灵只是上帝固有的、基本的属性或形态。上帝与实体与自然为一，是宇宙万物的总体（因此，斯宾诺莎为一泛神论者）。

自然有两种形态，即身躯运动的力量和孕育滋长与知觉的力量，此即“能产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自然“创造”或赋予生命。所有个体，所有肉体、植物、动物及人类的总和，即是能产的自然——孕育或“创造”自然。斯宾诺莎将这些孕育自然的各个存在体名为模式——实体、实物、心物及上帝的瞬乎变异与化身。它们是实体的一部分。此石头、此树木、此人类、此行星、此恒星，凡此显隐生息、神妙万状的各个形式——构成了“须臾即逝的秩序”。在《智力的改造》一书中，斯宾诺莎以“永恒不息的秩序”与之相对，以较严格的观点来说，即实物与上帝的源泉：

除了一套恒向、恒常的物体之外，我不以为能以一系列的原因与实存体，去理解一连串单独易变的物体，因为以人类的孱弱，不可能追寻这一连串单独易变的物体（每块石头，每朵鲜花，每一个人）……其存在与本质并不相衔接（它们存在，但并非必须），或者……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此（本质）仅能就恒向、恒常的物体内求之，仅能就铭刻于这个物体，其全真典本（true codes）的规律中寻找，所有单一物体，也据此组合排列。不仅如此，这些单独而易变的物体，须臾不离地依附于（可以这么说）这些恒向物。倘若没有这些，它们不仅无以存在，而且无从了解。

因此，一个单独特定的三角形，即是一个模式，或者它并非一定是该存在，只要它一存在，即将全面地遵循——并会具有力量——三角形的律则。一个特定的人是一个模式，他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一旦他存在，他即拥有心物的本质与力量，并将遵循掌管躯体和思想运作的规律。这些力量与规律组成了“能产的自然”的自然律。套句神学上的术语，它们构成了上帝的旨意。物质模式的总和体就是上帝的躯体心灵，模式的总和体就是上帝的心灵，实体或实物的整个模式与属性，便是上帝：“上帝包容万物。”

斯宾诺莎与经院学派一样，认为上帝的本质与存在同一——上帝的存在融合于我们对上帝本质的概念中。他以为上帝是所有存在的本身，他同意经院学派所说的我们能理解上帝的存在，却不能就其所有的属性以熟悉他真实的本质。与阿奎那的见解相符，认为断言上帝为男性，不仅荒谬也不合适。也与迈蒙尼德的论调相合，以为我们用以描述上帝的许多特质是据人类特质而举的不实比喻：

我们将上帝形容为立法者或君王，是公正、慈悲的典型，这仅只是转用凡夫俗子的见解和世俗的市井知识……上帝既不受制于情欲，更不为任何哀乐的情愫所左右……用凡人的本性去含混神性，也将轻用凡人的情欲去归属上帝，如果他们根本不明白情欲为何产生，这会更甚。

上帝并非常人，因为那意味着特定与有限的心灵，而本质上，上帝是所有心灵和物质的总和，“人类的心灵是有限智能的一部分”。不过，“倘使智能与意志专属于上帝的永恒本质，那么有些事更该以这两种属性去了解，而不是以所谓常人的理解”。“实际的智能……包括意志、欲望、爱心等，应当视为所产的自然，而不是能产的自然。”此即，个人具有欲望、情感和意志的心灵，是模式也是变异，为万物总体的上帝所包容，却不属于作为天地生命和规律的上帝。只有在规律运作于世界的意义下，意志才存在于上帝中，他的意志就是规律。

上帝不是一位蓄着胡须、高坐云端、君临宇宙的大家长。他是“永在万物心中的本因，而不是一时性的”。除非在有限实物的意义下，否则并无所谓创造——心物——只当作新个体的形式或模式。“上帝非限于某地，而是普天之下，率从其本质。”诚然，“本因”一词用于此颇不恰当，上帝是一切宇宙的本因，而非效果是瞻的本因，除非就所有事物的行为都必须循其本质这一观点而论，上帝是所有事物的本因。同理，三角形的本质，是它特质和行为的本因。只有在他不受制于任何外在本因与压力的观点下，而且只有用他自己的本质决定时，上帝才是“自由”的。然而，他“并不是出于意志的自由而动作”。他所有的动作，由其本质来决定——也可以说，所有事件由万物的固有本质与特质决定。自然中并无所谓上帝渴望达到某目的的意向。他既无欲，也无意，只有统括全部模式和有机体的欲望和意向。自然中只有因先在原因与固有特质必然产生的结果。世间也无神迹可言，因为上帝的意志和“恒向不移的自然秩序”是合而为一的。任何“连续的自然事件”中的分裂，只是一种自我矛盾。

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份子。自然中立于人和其他形体之间，我们断不可以善恶、美丑等字加诸自然或上帝之上，那些是一种限定词，外在的力量使它们决定了我们的好恶。

万物的完美，由其本质与力量单独决定。它们完美的程度，并非因其有好、恶于人类感官，也不是因其有利、偏于人类本性……因此，我们观念中的狂诞、荒谬或罪恶，只是由于我们知之不全，并几乎全然漠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秩序并相互依存，以及欲将天下万物依人类理智的命令去排列。在实物之中，理智所认为之罪恶，并非混沌一体的自然秩序与规律方面的罪恶，而仅是我们理智规律方面的。

同样，自然中也没有美丑之分。

肉眼所见物体的美，并不足以涵盖此物体之特质，倘使我们视力远近不一，我们体质构造不同，则我们现在所认为美的，会反过来认作是丑……从显微镜下所见的玉手，会是恐怖异常的……我不将自然归为美丽或畸形、有序或混乱，只有在我们想象的关系上，万物才有美丑、严整或散乱之分。

只有当物体是附着于一个体系之下时，才有秩序，而且在该秩序中，一场毁灭性的暴风雨，就和阳光的艳丽或大海的壮阔一样自然。

有这样的“神学”论据，我们还称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这能算公正吗？我们已经明白，他并非唯物论者，因为他并不以物质来认定上帝，他很清楚地说：“凡认为《神学政治论》是基于合自然而成的上帝之体——视自然为一群特定量的物质——是大错而特错。”他认为，上帝是心也是物，他并不会缩减心灵而成为物质。心灵是唯一能探知的实物，又认为与心灵同性质的，也与物质相糅合。就这方面而言，他是泛灵论者，也是泛神论者，认为上帝无所不在。皮埃尔、休谟等人之视其为无神论者，或是就斯宾诺莎的否认上帝有感情、有欲念、有目的而下的断言。但他亲口驳斥道：“泛泛者所加诸我的批评，一直不停且错误地非难我为无神论。”显然，他觉得将上帝归于心灵与心智足以使其免于无神论的谴责。不容否认的是，他也一再地以宗教的敬畏之词，那与迈蒙尼德和阿奎那对上帝的概念甚为契合之词来称述上帝。诺瓦里斯（Novalis）因而称斯宾诺莎为“沉浸于上帝的人”。

实际上，他沉浸于整个自然秩序中。对于他而言，这一永恒的一贯与运动，似乎是心仪神往和历久弥深的。在《伦理学》卷一，他完成了神学体系与科学形而上学。他觉得，在规律的世界中，任何典籍，无论再高贵、再华美，也不及神的启示伟大。科学家研究的规律，即便是最平凡的细节，都在阐明启示，因为“我们越了解单独的物体，我们也就越了解上帝”。斯宾诺莎似乎觉得，他已接受并出迎哥白尼潜存的挑战——以宇宙有价值的措辞，再去理解神性，而今已进一步地显示。斯宾诺莎的观点是，科学与宗教已不再抗衡，它们实为一体。

心灵

科学与哲学中，次于宇宙的本质和运作的最大难题，是心灵的本质和运作。如果无法使全能的善与自然的无所为和痛苦的灾难相调和，则很难理解空间明确的外在物体何以能成为体内的活动；再如，何以观念在不可思议的意识中能达成理想。

斯宾诺莎企图否定笛卡儿心与体是两种不同实体的假定，来避开一些问题。他相信，心体为一，并同为实物，在两种不同的形态和属性之下被感知，犹如总相与思想混一于上帝一样。因此，躯体如何影响心灵，或心灵如何影响躯体，将不成其为问题，每个动作是心灵与躯体二者同时发生并协同一致的运作。斯宾诺莎界定心灵为“躯体的观念”，如心理学（不必是意识）与生理学的程序相关、相依即是一例。心灵是躯体感之于内，躯体是心灵展现于外。心理状态是肉体活动的内部或内在形态。“意志”的活动是肉体欲望的心理依属，而趋向于生理的表现。躯体中并无“意志”的活动，只有心理官能的一个单独活动。“意志”并非原因，它是活动的意识。“心灵的决定，及躯体的欲望和决断，是同一之物，就观念的属性而思考时，我们称其为决定；就全相的属性及就静与动的律则去推演时，则名其为决断。因此，我们活动的秩序和躯体的激情，其本质上与心灵的激情和秩序相同。”心与体包含的种种内在活动，其实际的过程并非两个分立实物、实体或动因的交互作用，而是一个实体的单独活动。躯体的每个过程，都与心灵的过程调和，“若不通过心灵的理解，则躯体无法发生任何作为”。但是，这一心智并不必一定要与思想发生关系，其或仅是一种感觉，但未必是意识。

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着手知识过程的一种机械化阐释，或许是依从霍布斯，他以物理词汇来界定感觉、记忆与想象。他据此作为印象中许多知识根源是成之于外界物体的证据，但他同意理想主义者的说法：“除非借其体内变化的观念，人类的心灵感觉不出外在躯体为一种实际存在。”理解和理智，知识的两个形式，得之于感觉；而第三个及较高的形式“直觉知识”，则得之于（斯宾诺莎认为）观念或事件的一种简明、分隔、直接和综合的理解。这是规律的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而不得之于感觉。

先于洛克和休谟，斯宾诺莎反对心灵为支配观的动因或存在体之说，“心灵”是为理解、记忆、想象、感觉及其他连续的普通或抽象词。“心灵的理念与心灵自身”在任何时刻，“是同一同然之物”，其间并无任何分立的“机能”，诸如智力或意志。同时，这些也是认知或意欲总量的抽象语词，“智能和意志，会以相同的态度与观念或意识相关系，犹如‘石堆’之于石，或‘人类’之于彼得或保罗”。观念和意志均不相同，“意志”的意欲或动作，仅是一己“肯定自身”的观念。

换言之，我们所谓的意志，只是欲望的总和和运动。“论及欲望……我认为，人类所有的努力、冲动、欲念和意图，并非经常与忽此忽彼、游离不定的另一者相对立。”深思熟虑是躯体和思想对于不同欲望的交叠支配，直至其中一欲望证明是强有力的，继续维持一致的心理状态，以转移至动作。显然（斯宾诺莎说）并无所谓的“自由意志”，任何实际的意志，只是最高的欲望而已。我们无外在阻碍，而得以表明本性和欲望的程度时，我们才是自由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恰如一颗飞跃于空中的石头，心想依自己的意志而运动。

可能加尔文派宿命论的“意见特殊区”在笛卡儿与斯宾诺莎所居住的荷兰，已分享了伽利略的力学（牛顿的《数学原理》尚未问世），而且塑造了笛卡儿的机械论和斯宾诺莎决定论的心理学。决定论是不含神学的宿命论，其取代了上帝的原始轮回。斯宾诺莎深深接受机械论的逻辑，他不像笛卡儿，只限定于人群与动物，他也将之用于心灵，正如他一直以心灵和躯体为“一”一样。他论定躯体为一机械，却反对决定论认为道德无效或不真。道德家的告诫、哲学家的理想、公众谴责的耻辱及法庭的处罚等，不但仍具有价值而且是必需的，它们深深嵌入到每个人的生命和经验中，也深入造成其欲望及决定其意志的原因中。

人类

斯宾诺莎明显地在这一静态的哲学中，嵌入了两项具有动力的要素：其一即一般性的，物质与心灵无处不合，并赋万物以生气，其存在类似于我们所称的心灵或意志的东西中；其二即特殊性的，这一主要要素包括在所有“自存的努力”的物体中。与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一样，他说存在即活动，上帝是纯活动。也和叔本华（Schopenhauer）一样，视万物的本质在意志中；也同于近代物理学者，把物质化为能量——斯宾诺莎指出，每一存在体的本质，与其活动力相贯，“上帝的力量与其本质同然”。在这一形态下，上帝即能量。斯宾诺莎根据其活动及影响能力的本质分类方面，是从霍布斯而来。“万物的完美，主要是由其本质和能力来判断。”不过，斯宾诺莎的完美指的是完全。

最后他指出，德行是活动或行为的力量，“我认为德行与力量同为一物”。不过，我们要明白，这一力量，其驾驭自己的意义，高于对他者的。“每个人越是寻求有益于他之物，则越拥有德行……保持自我的努力，是德行的唯一基础。”斯宾诺莎所谓的德行，是生物学方面的，和达尔文派差不多，是指促成生存的任何特质；至少，在这一意义下，德行是其自身的报酬，“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欲望，并非因为该物好或有用，使我们不得不生出德行的欲望来”。

自存的努力（存在的奋斗）是任何物体活动的本质，所有运动的本源及无止境的自我寻找。“假设，理智不与本性相违，则也可假定每人爱其自己，并寻求有益于己者——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有益于己者——因此，也时刻渴望能真正导其至完美（完全）的最伟大情况，末了，每个人即会努力保持其存在，直至其谢世。”这些欲望并不需要有意识，它们或许是存在于我们肉体中的无意识欲望，综合起来，它们便组成了人类的本质。我们用自己的欲望来审度万物，“我们不努力、期望、寻求或渴望任何东西，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此是好的。我们审度一件东西是好的，是因为我们对它有欲望”。“我以为，所谓好，是我们确知其有益于我们。”这与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如出一辙。

我们所有的欲望，以快乐或避免痛苦为目标。“快乐是人类较小的完美（完全的、全然的）状态的转渡。”快乐与任何增加具体心理活动的程序，与自我改进的经验或感觉同时发生，“快乐存在时，其人的力量也增加” [1] 。任何活力衰退的感觉是虚弱而非德行，健康的人会很快地抛却悲伤、懊恼、谦卑与怜悯等感觉。而且，他会比一个孱弱的人更迅速地提供助力，因为乐于助人是极大的自信心。如果不妨碍更大或更持久的快乐，则任何快乐都是合理的，犹如伊壁鸠鲁，斯宾诺莎也认为知识的快乐是最大的。不过，他还有一段关于各种快乐的话：

不可能有太多的欢愉……无物足以解脱忧郁……迷信阻遏了欢笑……使物尽其用，并尽量去喜爱它们（当然无以满足，否则便不是喜爱），此为智者的一部分……节慎其饮食，喜好薰香、花草、衣着、运动和戏剧。

认为快乐是欲望实现的概念，其难题是欲望有时是相冲突的，只有碰到智者时，它们才会纳入和谐的层次中。欲望，通常是一个与源于肉体的欲念相关联的意识，而于不知不觉中，对许多欲念，我们只留下它因果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斯宾诺莎称这一混淆的欲望为感应，其或借情绪而传达。他说：“体内活动力在增减躯体变化的同时，这些变化的观念也在增减。”——关于隐约的内分泌在情绪中的分量，显然先于兰格（C.G.Lange）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理论而指出：情绪的肉体表达，是原因直接和本能的结果，意识感是肉体表现和反应的副产品或结果，而非其原因。斯宾诺莎暗示研究情绪——爱、憎、怒、惧等——及加于其上的理智力，“如同我们研讨线条、平面和物体的态度一样”。不是去赞赏或非难它们，而是去了解它们，因为“我们了解情绪越多，则化为我们的力量越多，而且心灵也就少被动一些”。这一情绪分析说，继之于霍布斯者多于笛卡儿，而其进一步充实，则有待穆勒（Johannes Müller）划时代的《人类心理》（Physiologie des Menschen，1840年）的巨著，书中写道：“暂且抛开心理的条件来说，关于激情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当以斯宾诺莎所做的浅显说明为最佳。”他也进一步引述《伦理学》一书。

情绪变为激情时，由我们对它本源和意义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而使它外在的原因控制了我们的感觉和反应，如处于憎恨、愤怒、恐惧等情况时便是。“心灵受制于激情的多寡，应视其适应于观念的多寡。”一个理解力与思考力贫乏的人，特别容易受制于激情。斯宾诺莎的经典之作《人性枷锁》（Of Human Bondage），便是对这种人物的描述。一个行为暴烈的人是最激情的，外在刺激将冷静思考一扫无遗。“外在因素以许多方法来逼迫我们，就如同逆风逼迫浪花一样。我们颤抖，同时对我们的结局和命运懵然无知。”

我们能将自己由枷锁中解脱出来，或多或少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吗？

注释

[1] 尼采附和这一论点：“何者为好？加强力量的心绪……何者为乐？力量增加的感觉。”

理性

由于我们还留有一些本性，因此永不能完全控制“物性”，并因为情绪是我们运动的力量，理智只能是微光而非烈火。

然而，利用死后奖惩的想象以激励道德，不但是在鼓励迷信，也最不适合于一个成熟的社会。德行同时应该也是它自己的褒赏，如果我们欲将之界定，则它像是一个有能力、有智力、有体力的男子汉，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低声下气、畏首畏尾的懦夫。斯宾诺莎愤懑于基督教视生为泪水之谷，视死为天堂、地狱之门。他觉得，“一个自由人，绝不去想死亡之事，他的智慧是用在人生的沉思，而非死亡”。

虽然如此，斯宾诺莎当时似乎也振翅于不朽的观点上。他的心灵与躯体为一物两态的理论，若就逻辑观点去审视它们的死亡，则同样为之束缚。他很明白地肯定“心灵的存在与想象力，心灵一旦停止确认躯体的存在，便立即消失殆尽”，“除非躯体存在，否则心灵将无由想象，也无从回忆”。卷五载有一些不甚了然的区分：“如果我们注意人们的一般见解，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确意识到他们心灵的永恒，不过他们都将此混淆为持续的时间，并把它归于想象和记忆，他们相信这是死后还存在的。”可以说，心灵是和一特定体相结合的，即一系列暂时的观念、记忆和想象。躯体死亡时，它也终止存在，这是心灵的持续。不过，只要人类的心灵把永恒的万物想象成是宇宙的一部分及自然律的不变体系，则其可明视万物存于上帝之内，它不但成为神圣的永恒心灵的延展部分，本身也是永恒的：

我们以两种方式，将万物想成是实际的，或认为它们以特定的时空关系存在，或认为它们包容于上帝中（永恒的秩序与律则），并依附于必然的神性（这些律则）。然而，这些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去想象的物体，与我们想象在某一永恒物种之下的一样真实。同时，它们的观念也涵盖了上帝永恒和无限的本质。

我们不以时间的方式去观看万物时，我们会像上帝观看它们一样。在那个范畴上，我们的心灵成为神圣心灵的一部分，同时也分享了永恒：

我们将人类心灵归于非持续时，则可用时间来界定。可是，也并无一物能借上帝的本质在某一永恒的必然下去理解，此物必然会是专属于心灵的永恒部分……只有在永恒的物种下去理解万物，我们才确定心灵是永恒的。

斯宾诺莎倾其心力于作为结论的卷五《人性自由》（“Of Human Liberty”），以明确地表达自然伦理学学说。其基本观点可由此句看出：“感情者，即当激情不再为激情，这一瞬间，我们对其形成的一种明晰可辨的观念。”就是说，外在事件环绕我们的感情，可借知识将激情转为自制的感情，迨其原因和本质变得清晰，而经记忆的经验，使其活动的结果得以预见。清理我们感情状态的方式之一，是观察使其成为自然因和自然果的事件。“心灵了解到万物皆必然时，即便有更强的力量于感情之上，也比较不被动。”一个人能想到自然和必然时，其必不至于激情化。若视犯过者为不能控制其环境的结果，则恼羞之怒也将平息；若视死亡为自然事，则对双亲谢世之痛也将稍敛。“努力于求知，是美德的不二法门。”斯宾诺莎认为此语使我们少受制于外在因素，而增加我们的自制力。知识即力量，而力量的最佳最有力形式，便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因此，斯宾诺莎以欧几里得方式来塑造其理智的生活，回溯其三种知识，他形容感官上的知识，可使我们豁然开朗到不受制于外在影响。推理的知识（以理智而达到的）可使我们了然于事件的非个人与决定因素，而渐渐令我们不再囿于激情的桎梏。而直觉的知识——宇宙秩序的直接意识——可使我们自觉成为该秩序的一部分，并“与上帝契合”。“我们应当以一致的心灵，去期待与分担命运的两个方面，因为万物遵循上帝的外在命运，犹如三角形遵从其三个角之和为180度的本质一样。”唯一的真自由，是脱离缺乏思考的激情，恰如斯多葛学派常说的，凡能达到的，则将自在于任何情形、任何状态。知识的最大恩赐，在于使我们以理智去了解自己。

这个自然主义论点，使斯宾诺莎达到与基督类似的伦理学结论：

他真正地了解，万物从神祇原质的命定，而依照永恒的、自然的和规律的法则而运作，而且将发现并无一物值得憎恨、嘲笑或鄙夷，甚或为他人感伤。不过，只要人类的德行值得依赖，他自将努力去求全求乐……那些专对别人吹毛求疵，一味苛责恶德而却不谆谆善诱美德的人，对其本人和对方来说，都是无聊之举……一个坚强的人，不对人记恨，不对人大发雷霆，不对人嫉妒、怨尤及自责……依理智为导，并尽力以爱心与真情还报憎恨、狂愤、鄙夷等……而一个欲以恨以翦其耻者，则将以悔痛度日。憎恨因交相恨而增加，反之，因爱心而弃绝……依理智为引导的人……不仅对自己没有欲求，而且对他人也是。

有些人觉得，斯宾诺莎认为的，只有感情足以克制感情，是否即是借理智的抗拮以控制感情。如果理智不会被引发为感情化与狂热化，则答案是肯定的。“以知识即真理而言，善与恶的真知，并不能抑制感情，除非将其以感情视之。”此或需要由于虔诚和时间而得奉为神圣铭言的欲望来激起理智，并引导斯宾诺莎达于其思想的顶峰——理智的生活，成为被“上帝的智爱”激发的崇高的人士。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宇宙本身的基本实物与永恒律则，这一“上帝的智爱”非卑屈地邀宠于某种天神，而是明智而情愿地调适我们的观念，及引出万物的原质与世界的秩序。敬畏上帝的意志和知其然地接受自然律则，是合二为一的事。正如数学家视世界为一数学规则的部分时寻得的某种敬畏和狂喜之情一样。哲学家在默想伟大的宇宙静静地在宇宙律则的旋律中运作时，也会激起无比的乐趣。由于“爱是与外在原因的观念同在的乐趣”，因此我们由观察宇宙而获得了乐趣——也得之于我们自己——激起了对上帝的爱，并以其为一切的秩序与生命。“爱以快乐完全地充实了心灵，使之达到永恒与无限的存在。”这是对其自身原质必然结果的世界——上帝原质的——的观察，是圣者心灵的本源，它引其至于认知、明了有限性，接受并挚爱真理的平和。“心灵的至善是上帝的知识，心灵的至德是对上帝之知。”

斯宾诺莎的灵魂中融合了数学与神秘说两种成分，他仍不认为上帝精神能因人的爱而反照，或以神迹而灵验。在他孤独的哲学高空里，一直在寻找宇宙中可接受他敬爱和自信的东西。这位温文尔雅的异教徒，曾视宇宙为一个几何图解，最后终止于对蕴含上帝内万物的理解和专注，并因后裔的纷争而成为沉醉于上帝的“无神论者”。

国家

斯宾诺莎完成《伦理学》时，他也许与许多基督圣徒一样，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门为济助个人而远甚于指导一国公民的哲学。因此，1675年，基于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能将理智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这一观点，开始以一种解析激情一样的方式，以客观的、几何的、物理的方式，着手于其未完成的《政治论》：

我以我们通常应用数学时的精神自由，来审视科学的主体，我曾谨慎地不将力量花在愚弄、哀悼或詈骂人类的行为上，而在求了解他们。在此目标之上，我也曾注意到激情，诸如爱、恨、怒、妒、贪、怜及其他心灵的不安等并非人类本性的恶的一面，而是与空气本质相关的冷热、风暴、雷电等性质一样。

因为人类的本性是政治的素材，斯宾诺莎觉得，研究一个国家当始于考虑人类的基本性格，如果我们去想象在社会组织以约束力、道德力和法律陶冶之前的人类，则我们对其了解将更真切些。倘使我们记得，在全然地或勉强地顺服于社会影响的情况下，他仍然被那种不法的冲动所搅动——这种冲动在“自然状态”中只能被对敌对势力的恐惧所抑制，则我们对之了解或将更真切些。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一样，假定人类曾处于以上情况中，他对人类野性的设定，几乎与《利维坦》一样黑暗，在“罪恶之园”（Garden of Evil）中，个人的力量就是公理，并无罪可言，因为根本没有法律；也没有公正、偏私及对错可言，因为根本没有道德戒规。因此，“自然法……并无所禁……其并不反对倾轧、仇恨、愤怒、暴虐或因欲念所引发的任何东西”。依据“自然权力”——就“自然”是一种外于社会法治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存，在于其有能力自持与自保。而这仍为其同类和国家获取，所以人类会以其“自然权力”去役使或食用动物。

斯宾诺莎认为人类野性的改变，是由于其一出生便已生活在社会团体中，“由于所有人类对孤独的存在有所惧——因为在孤独下，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以自卫、获取生活必需品——因此使其自然趋向于社会组织。”所以，人类不但具有社会的，而且具有个人主义的本能，社会与国家具有人类本性的根源，一旦人类与家庭成为一体，则“自然权力”或个人的力量便会受团体的权利和力量限制。无疑，人类勉强地接受这些限制；但他们接受是因为他们明白，社会组织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至此，德行是为了“自存的努力”，可以再扩充至使团体生存的特质之中。社会组织，不约束国家，不左右文化——这是人类求其自存与发展下的一大收获。

由此，在伏尔泰回复卢梭之前，斯宾诺莎便有所论：

任讽刺家放怀狂笑世间事，任神学家去诟辱它们，任忧郁尽情去颂扬那朴野未开的孤立生活，任它们去鄙视人类而推崇野兽。莫去管它，人类会发现互助更能轻易地获其所需……一个受理智引导的人，其生活于法治国家之下，比居于法律之外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也反对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诚然，理智能抑制并转化为激情……可是我们知道……理智指出的路是非常险峻的。因此，劝自己信服群众……能导致依理智的简单指示而生活，则一定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或者是一些剧中的梦想。

国家的目的与功用，应当使其成员依理智而生活：

国家的最终目标，不在于驾驭人类或以恐惧制服他们，而是使人人无所恐惧，而且能在充分安全与不伤害自身和邻人的情况下而生活。国家的目标……并不是在使明理的人类成为粗野的兽类和机器（如在战时）。而在使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安然地运作，它们致使人类依真正的理智而生活，而活动……国家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

因此，斯宾诺莎重新争取言论自由，或至少思想的自由，但与霍布斯一样，最终屈服于神学的盲信和斗争的恐惧之下，他并未主张将教会置于国家治辖之下；而认为国家可以决定教百姓何种教义。

他着手讨论政府的传统形态，由于对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感到愤怒，他成为一个荷兰的爱国者。他不但一点也不称赞君主制，还激烈地驳斥霍布斯的绝对论：

一个人拥有一切权威时，就会假设，是经验在指导并促成和平与和谐。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系，也就一直没有显著的变化；同时，没有一个深孚众望的或民主的国家，会非常短命，而甚为动乱所扰。如果说，奴役、野蛮与摧残能算是和平的话，则和平会是降之于国家的大不幸。奴役不是和平，而是独夫揽权，因为和平并非只包括战争的离去，而是更包含了人类灵气的统一和和谐。

所谓“最佳政府”的贵族政体，如果其最佳是在于其不从属于阶级精神、派系倾轧及个人和家族的贪婪的话，则可以称是，“倘若，贵族们……不感情用事，并仅衷心依循大众福利……则无一政体堪与贵族政体媲美，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恰恰与之相反”。

因此，斯宾诺莎开始描述他民主的期望，他并不盲目附和群众，他爱那遭暴民杀害的维特。“凡对百姓性情如何转变具有经验的人，几乎都会很丧气，因为大众是受情感而非理智摆布的。它先于各个事物之前，并会轻易地被贪婪和奢侈腐化。”“我越来越相信民主是所有政府最自然的形式，也是最调和于个人自由的。基于此，没有人会将其自然权力绝对地让渡：他只将之委付多数。”斯宾诺莎主张，除未成年者、犯人与奴隶外，所有男性都应有选举权。他将女性除外，因为他判断，在策议和管理上，她们的天资和承受力不如男性。他认为，假如“国民军只由公民组成，而且无一人可免役”，则当以端良的举止与和平的政策鼓励统理官员，“因为，一个武装的人，是比一个非武装的人更来得独立”。他觉得，照应穷困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应当只有一种单一税：

田地、所有的土地及可以使用的物件和住舍等，都该是公产，就是说，拥有国产权的人每年将之租与公民……除此，各种税收，均将免除。

然而，就在他刚开始其学说最珍贵的部分时，死神将他的笔从他手中拿走了。

绵延不绝的影响

从把哲学固化为一种对人类迷茫思想的、高层次摸索的持续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体系，在他之后的20世纪，形成并分担了对近代世界的塑造。即使被逐出了教会，他仍不失其根基，仍不能忘却他熟读《旧约》、《塔木德》及诸犹太哲学家的时代。追忆异说时，埃兹拉、迈尼德斯、克莱卡斯、格尔森、阿科斯塔诸人，一定曾激起过他的注意。他在《塔木德》方面所受的训练，一定帮助他将《伦理学》塑造成为理智圣殿的逻辑观点。他说：有人从生物开始“他们的哲学”，“而有人从人类的心智开始，而我则始于上帝”。那就是犹太人的方式。

哲学家传统上大多称赞他的仔细——虽然，在区别生息万物的俗世与永恒律则的神世上，可以由柏拉图所分的各个存在体及他们在上帝的原型中找到一些痕迹。斯宾诺莎对美德的分析，也可由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溯及其源。但是，他对朋友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对我并无太多的影响。”与培根和霍布斯一样，他也喜欢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他的《伦理学》理想或传之于斯多葛学派，听来好像有些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风格，但实际上完全暗合于伊壁鸠鲁。

他得之于经院学派哲学家的，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因为他们混在笛卡儿哲学中而将之传下，像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样，他们也尝试哲学的几何化阐释，他们把“实体”、“能产的自然”、“属性”、“本质”、“至善”等词语给了他，他们对上帝内存在与本质的确认，也成为他对实体内存在与本质的确定，进一步将人类的智能和意志隐含于上帝。

或许（如皮埃尔所想的）斯宾诺莎读过布鲁诺的作品，他接受布鲁诺“能产的自然”与“所产的自然”的区分，也采用布鲁诺“自我努力”的语词和观念，他也根据这个意大利人的观点而建立起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及尘世与上帝的统合，和上知（the highest knowledge）能明见上帝内万物的概念——虽然德国神秘主义者也将这一观点完整地传入商业化的阿姆斯特丹。

笛卡儿的哲学理想更直接刺激了他，但神学的陈腔滥调令他生厌。他被笛卡儿为使哲学在组织与清晰上和欧几里得一致的雄心激励，他很可能列举笛卡儿的法则为其生活与事业的目标，他也欣然接受笛卡儿所谓的一个观念只要是“清晰可辨”便一定不假的见解。他接受并普及了笛卡儿哲学中关于世界是一种由某种初期的涡动而达于松果腺（the pineal gland）的因果机械论。他也承认在激情分析上受笛卡儿之惠。

霍布斯《利维坦》的拉丁文译本，显然影响了斯宾诺莎的思想。此处，机械论概念是在没有怜悯与畏惧的情况下完成的。心灵在笛卡儿那里是与躯体分离的，并具有自由和不朽的特征。至霍布斯时，它成为宇宙律则的附属，及非人身不朽甚或尽无不朽的唯一能力。根据《利维坦》，斯宾诺莎建立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情感、智力、记忆与观念的分析，及人性的非感情分析，出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共同出发点，两位思想家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自其保皇者的立场，趋向于君主体制；斯宾诺莎发自其荷兰的爱国心，归结于民主体制。不过，他以力量来避免权利的混淆，认为只有在“自然状态”的诸个体中间和有效国际法建立之前的各个国家中间，这才是值得谅解的。

斯宾诺莎将所有这些影响，融和与塑造出一种思想架构，其清晰可见的逻辑、和谐及统一令人敬畏。如同其朋友与敌对者指出的，他的大殿中也有裂痕：奥尔登堡巧妙地批评《伦理学》开始的说理与主张，而雨伯威格（Uberweg）则认为它们是精确的德国式分析。逻辑是令人赞赏的，但它依据个人的经验时，则是危险的推论，它是依赖内在一贯而非客观事实的思考技巧。斯宾诺莎信任理智是他唯一的不当，他表示他对人类能理解上帝或基本实存与宇宙律则拥有信心。他一再宣称他能证明其理论，可以有解决所有问题和阻碍的信念。逻辑要怎样才算是知识的利器，一种探寻心灵的启发工具，而非世界的构造体呢？因此，决定论必然的逻辑，将意识降为一种副现象——即便没有它，由于因果关系而使肢体产生的心物活动仍会继续运作。但是，也没有一物会比意识更实在、更深刻，逻辑清楚之后，神秘仍然难以说明。

斯宾诺莎死后的一个世纪内，他那曲高和寡的哲学也遇到这些难题，不过他对《圣经》、预言、神迹的批评及他可爱而非人格化、不闻不问的上帝的概念，激起的愤怒也日益猛烈。犹太人认为他是忤逆子，基督徒咒骂他是哲学家中的撒旦，甚至连异端也抨击他。皮埃尔对斯宾诺莎万物、全人类都是也仅是实体、原因或上帝的唯一模式的观点颇不以为然。皮埃尔说，假如上帝是所有行为的实际动因、所有罪行和战祸的实际引因，一个土耳其人杀戮一个匈牙利人时，即是上帝在杀戮他自己。皮埃尔反驳（不谈罪恶的主观性）说这是“最荒诞不经的假设”。莱布尼茨有10年的时间（1676—1686年）受斯宾诺莎影响甚巨，其单子（monads）是心力（psychic force）中心的理论，或得之于“天下万物均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中”。莱布尼茨曾宣称，他只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一段不表称心，即对宇宙活动中决定因素或神的意向的否认。公开反对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趋于普遍时，莱布尼茨将之纳为他自己“自存的努力”的一部分。对法国的启蒙运动，斯宾诺莎是谨慎而近乎隐匿的。热情的领袖们以斯宾诺莎的《圣经》批评意见为其与教会对垒的武器，而且他们赞颂他的决定论、他关于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及对自然先定的拒斥。不过，宗教的术语和《伦理学》中明显的神秘色彩，也够他们头疼的了。我们足以想象，伏尔泰或狄德罗、爱尔维修或费尔巴哈就“对上帝的心智爱，是一种上帝爱其自己的爱”这句话的反应。

德国对斯宾诺莎这方面的思想反应更大。据雅克比（Friedrich Jacobi）的会谈报告（1780年），莱辛不但承认斯宾诺莎思想贯穿了他整个生命，而且坚信“斯宾诺莎哲学甲天下”。泛神论对自然与上帝的严谨认知，震动了腓特烈大帝时代启蒙运动后的德国浪漫运动。雅克比，新德国哲学的宗师，是斯宾诺莎的最早护卫者之一（1785年）。另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里斯，称斯宾诺莎为“耽于上帝的人”。赫德认为他已由《伦理学》奠定了中和宗教与哲学的基础。自由主义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写道：“神圣而被教会除名的斯宾诺莎。”年轻的歌德（他告诉我们）第一次阅读《伦理学》时，便被“改变”了。因此斯宾诺莎的思想，弥漫于（非情欲的）诗词和散文之内。由于呼吸了《伦理学》的沉静气息，才使他晚年能逐渐越出其《葛兹·冯·伯里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狂野的浪漫主义，而达到气派堂堂的平衡。康德曾一度使这一影响的涓流为之中断。黑格尔则明白表示：“要做哲学家，先就要做个斯宾诺莎者。”同时，他重新将斯宾诺莎的上帝称为“绝对的理智”。也许斯宾诺莎“自存的努力”成为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有一个世纪，英格兰对斯宾诺莎的认识，主要是口耳相传，因而称他是一个冷漠可怖的人。斯蒂林弗利特（1677年）含糊地提及过他，“一个近代作家，我听说，（他）好像是时下那许多凡事都高颂为无神论的人之一”。一位苏格兰教授乔治·辛克莱（George Sinclair，1685年）写道：“一大群服膺霍布斯与斯宾诺莎主义的乱民，使宗教蒙尘，使《圣经》贬值。”伊夫林（约1690年）称《神学政治论》为“邪书”，一本“对探寻神圣真理的卑劣阻碍”。贝克莱则将斯宾诺莎由“单薄无德的作家”提升为“我们近代非宗教者的伟大领袖”。1739年，不可知论的休谟，还战栗于“该知名无神论者”的“恐怖假设”、“那简直邪恶的斯宾诺莎”。不等浪漫主义由18世纪步入19世纪，斯宾诺莎实际已深入英国人心中，因而他比其他任何哲学家更深地影响了威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与拜伦等人具有活力的形而上学。雪莱在《麦布女王》（Queen Mab）的原注中，曾引证《神学政治论》，并着手翻译，拜伦也欣然为之作序，片断的译文后来落入英国批评家的手中，以为这是雪莱的作品，评之为：“粗劣到无以出版……的学童的沉思。”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以坚强的毅力将《伦理学》翻译完成，而弗劳德（James Froude）和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两人的心路历程，即受斯宾诺莎左右。至于对人类智慧成果、宗教及哲学的影响，似将绵延无涯。伯里克利（Pericles）之所以出名，即在于其生于苏格拉底时代。

诸哲学家中，我们之所以特别钟爱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一位圣者，因为他著述并实践哲学。他拥有并包容了伟大宗教讴歌的美德，自从不许以科学之词去想象上帝以后，他找到了另一所非宗教的家。回首那奉献的生涯与缜密的思想，便感到其高洁的品质在鼓励着我们仔细地去思索人类。

第七章　莱布尼茨（1646—1716）

法律哲学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两人的性格和思想有天壤之别。前者是一个孤独的犹太人，为犹太教所不容，又不愿接受基督教，穷困地住在一个小阁楼里，只完成了两部书，慢慢地发展出一套大胆独创、离弃一切宗教的哲学，44岁就因肺病而死。后者则是一个通晓世故的德国人，忙着周旋于政治人物和宫廷之间，足迹几乎遍及整个西欧，接触到有关俄国和中国的知识，同时接受新教与旧教，欣然接受并利用了许多思想体系，写了约50篇的论文，极度乐观地拥抱上帝和这个世界，足足活了70岁。和前者唯一相同之处，是死后葬礼的冷清。就在同一个时代，世上出现了近代哲学里的两个极端。

在我们谈论此人如镶嵌细工一般多彩多姿的一切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些对德国做出比较次要的贡献的人物。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于1632年开始其职业生涯，与斯宾诺莎和洛克同年。他先在莱比锡和耶拿读书，后来前往哥本哈根，在一个瑞典外交官家中当教师。瑞典向丹麦宣战时，他与该外交官一起被捕。为了排遣烦闷，他在狱中构想了一套国际法。获释后他搬到莱顿，在那里出版了狱中所作，即《宇内法义》（Elementa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1661年）。此书极得巴拉丁选帝侯查尔斯·路易斯的赞赏，这位选帝侯于是召他到海德堡去，为他开办了一个自然与国际法讲座——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这类讲座。在此，普芬多夫写了一篇关于德国国家的专论《德意志帝国地位至上》（1669年），此文因攻击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帝而触怒了利奥波德一世。普芬多夫于是出走到了瑞典，在隆德大学（1670年）任教，并在此出版了他的杰作《自然法与国际法》（1672年）。普芬多夫企图调和霍布斯和格劳秀斯，他不把“自然律”认同为“任何一者对抗所有他者的斗争”，而把它认同为“正确理性”的指导。他把“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扩展到包括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在内，而且辩称国际法不仅在基督教国家有效，即在他们与“异教徒”的关系上也同等有效。他早于卢梭几乎一个世纪，便宣称国家的意志是，而且应该是其成员意志的总和。他又认为把奴隶制度当作减少乞丐、浪人和窃贼的方法之一是值得称道的。

有些瑞典传教士认为这些理论太不重视上帝和《圣经》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便促请把普芬多夫遣回德国。但查理十一把他召到斯德哥尔摩，让他做皇帝史官。普芬多夫写了一部国王的传记和一部瑞典史作为回报。1687年，普芬多夫也许是有意于旅行，便写了一篇关于《基督教与一般生活的关系》的论文，题献给勃兰登堡选帝侯，文中力主容忍。他很快便奉召到了柏林，在此做了腓特烈·威廉的史官，受封为男爵，于1694年逝世。此后半个世纪中，他的著作在新教欧洲一直是政治法律哲学方面的权威，它们对社会关系的实际分析有助于削弱君权神授理论。

对人类事务加以神学的解释的情形已渐走下坡路，这在贝克尔（Balthasar Bekker）和托马修斯两人身上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贝克尔是一个荷兰传教士，在弗里斯兰传教，他的信仰因笛卡儿而产生了动摇，于是他主张把理性引用到《圣经》上。他把《圣经》里的魔鬼解释为一般的惑障或隐喻，追溯了“撒旦”观念在基督教之前的历史，认为这个观念是窜改基督教教义的，并总结说魔鬼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于是，他在一篇荷兰文的宣言《中了魔的世界》（1691年）里把魔鬼剔除出去。教会对贝克尔大肆抨击，因为教会觉得对魔鬼的恐惧是智慧之始。魔鬼在声望上虽有所失，在信众方面却不受影响。

托马修斯继续了这场斗争。他一方面固然仍旧接受《圣经》为通往宗教和解脱的明灯，另一方面却要遵循理性的法则，只相信有证据的事，并鼓吹宗教上的宽容。他在莱比锡当自然法的教授时（1684—1690年），由于见解、方法和语言上的独创而开罪了执事和教团方面。对当时的一些迷信他报以德国人强力的一笑，他和贝克尔一样认为应把魔鬼从宗教里剔出去，他公开指责巫术信仰是一种可耻的无知，认为对“巫婆”的迫害是一种残暴的罪行。由于他的影响，巫术案在德国乃告结束。使事情更糟的是，他不用拉丁语而改用德语教学生，致使教学的尊严丧失了大半。1688年，他开始出版一种定期的关于书籍和思想意见的评论，我们本应称之为第一种严肃的德文期刊，但它深入浅出寄学术于幽默，并自称为“对各种各样愉快而有用的书籍和问题的诙谐而真诚、理智而傻气的想法”。他支持虔信派信徒反对正统僧侣，支持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信徒之间的通婚，这大大地震惊了当权者，于是他们禁止他写作或讲演，最后下令逮捕他（1690年）。他逃到了柏林，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让他在哈勒有了一个教授的位子。他参加了那里组织大学的工作，并很快使其成为德国最有生气的知识中心。1709年，莱比锡邀请他回去，他拒绝了。他在哈勒留了34年，直到去世。他开创了德国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产生了莱辛和腓特烈大帝。

一些狂热者把他们的革新推展到了无神论的极端。荷尔斯泰因的克努岑（Matthias Knutzen）排斥了所有的迷信，宣称否认上帝。他主张用一种实证主义的“人文宗教”来替代基督教的教堂和教士——远为孔德的先驱——并把道德纯然建立在自然主义的良知教育上（1674年）。他宣称有信徒700人，这也许是夸大之词。不过，我们可以看出，1662年至1713年，在德国至少出版了22部以传播或驳斥无神论为目的的作品。

莱布尼茨深痛于这个“明显的自由思想者的胜利”，他于约1700年写道：“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对天启……或神迹根本没有多少尊敬。”1715年，他又说：“自然宗教变得衰微多了。许多人主张说灵魂是肉体性的，另外一些人则说上帝本身便是肉体性的。洛克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怀疑灵魂是非物质性的，非自然消灭的。”莱布尼茨本人的信仰并不坚定，但身为一个周旋于上流社交场合及宫廷之间的人物，他倒想知道这与日俱长的理性主义将止于何处，将对教会、道德和君王造成何种影响。这些理性主义者是否能如愿以偿呢？是否为了子孙的健康、祖先的信仰将被解放呢？

生平

莱布尼茨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是一个2岁大的孩子，他生长在德国历史上最困难、最不愉快的时期之一。但他获得了当时可能有的任何教育机会，因为他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与哲学教授。他小时是神童，热爱知识和书本。他父亲把自己的图书室开放给他，要他“取书、念书”。他8岁开始学拉丁文，12岁学希腊文。他又潜读历史，终于成了一个“博学者”。15岁时他进了大学，在此，激励人的托马修斯便是他的老师之一。20岁时他申请法学博士学位，莱比锡大学因他的年少而拒绝了，但他很快便从阿尔特多夫的纽伦堡大学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给人很好的印象，随即被延聘为教授，但他没有接受，他说他“心目中别有他事”。在重要哲学家中很少有人站过大学的讲坛。

有了经济上的保障，又有了知识上的自由，他沉浸于所有那些冲激新生德国的运动和哲学。他在莱比锡研究了诸经院哲学体系，吸收了他们的术语和观念，如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他吸收了整个笛卡儿派哲学的传统，却又在其中溶入了伽桑迪的反对意见和原子论思想。他接着读霍布斯，称赞他“极精审”，也接触了唯物论。他在纽伦堡住了一段时间（1666—1667年），尝试了玫瑰十字架兄弟会（Fraternitas Rosae Crucis）的神秘主义，这个组织是一些炼金士、医生和僧侣于约1654年创立的。他当了这个组织的秘书，埋头钻研炼金术，很像他未来的对手牛顿当时在剑桥的作为。他把所有的观念理论都摸尽、借用尽。尚不满22岁时，他写了一些论文，格局虽小却充满自信。

其中的一篇《法律教授与学习的一个新方法》引起了当时逗留在纽伦堡的一个外交官约翰·冯·波音堡的注意，他劝莱布尼茨把这篇文章题献给大主教美因茨选帝侯，并安排让他亲自进献。这个计划成功了。1667年，莱布尼茨开始为选帝侯服务，先当修订法律的助理，后来当了顾问。莱布尼茨在美因茨逗留了5年，熟悉了天主教的僧侣、神学和仪式，并开始梦想重新统一分歧的基督教教义。然而，选帝侯对路德不如对路易十四那样关心，因为这个贪得无厌的国王正向低地国和洛林推进他的军队，这太靠近德国了，而且看来他明显地急于吞噬莱茵河。怎样才能阻止他呢？

莱布尼茨对此倒有一个计策，其实是两个。这个计策就一个24岁的小伙子而言，是够精彩的了。第一个计策是联合德国西部诸邦成立莱茵河联邦以利共同防卫（1670年）。第二个是说服路易把埃及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过来，借此把路易的注意力从德国移开。当时法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很紧张，假使路易这时派出远征军征服埃及的话，他便能控制由欧洲经埃及到远东的贸易——包括荷兰人的贸易，能使法国领土免于战祸、结束奥斯曼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从而成为欧洲崇高的救星，而不是可怕的凶神了。波音堡写信这样告诉路易，还附了莱布尼茨亲笔写的计划大纲。法国外相蓬波纳侯爵邀请莱布尼茨（1672年2月）前去把计划呈献给国王。3月，这位26岁的政治家便首次往巴黎去了。

但战将们阻挠了他，也阻挠了他们自己。莱布尼茨到达巴黎时，路易已经和土耳其修好，并决定攻打荷兰，4月6日，他正式宣战。蓬波纳告知莱布尼茨说十字军已经过时了，并拒绝让他晋谒国王。这位哲学家依然存着希望，他拟了一份陈情书给法国政府，并致送一份摘要给波音堡。假如他的建议实行成功的话，攻取印度、掌握海权的将不是英国而是法国了。马汉将军说，路易这个“害死柯尔伯、葬送法国国运的决定，后人世世代代都感受到它的影响”。

波音堡还没接到莱布尼茨的摘要便死了。莱布尼茨对这样一位无私的朋友的猝死甚感哀痛。他没有再回到美因茨，这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已被巴黎的知识潮流迷住了，他发现这些潮流甚至比环绕在自由开明的选帝侯周遭的那些更为刺激。他认识了阿诺德、马勒布朗什、惠更斯和波舒哀。惠更斯把他引进了更高深的数学，莱布尼茨开始从事那些导引他进于微积分的极小计算。

1673年1月，他横渡海峡到了英国，为美因茨选帝侯游说查理二世。在伦敦，他认识了奥尔登堡和玻意耳，感受到了正在觉醒的科学的气息。3月，回到巴黎后，他用在数学上的精力越来越多。他设计了一种计算机，除了加减外尚能作乘除运算，比帕斯卡的有所改进。4月，他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675年，他已发现了微分学。1676年，他发现微积分，而且制定了一套成功的符号系统。现在再也没有人指责莱布尼茨，说他的微积分剽窃自牛顿了。牛顿虽然于1666年已发现微积分，但他直到1692年才出版。莱布尼茨则在1684年发表了微分学，1686年发表了积分学。牛顿无疑是第一个发现者，而莱布尼茨又独立地达到他的发现，并在牛顿之前把它发表出来。再者，莱布尼茨的符号系统比牛顿的更为优越。

美因茨大主教于1673年逝世，莱布尼茨因此失去了公职。他很快便签了一个合同，为不伦瑞克-纽伦堡的约翰·腓特烈公爵服务，在位于汉诺威的公爵图书馆做主管。不过，此时莱布尼茨尚眷恋于巴黎，因此他在那里待到1676年，然后才悠闲地取道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到汉诺威去。他在阿姆斯特丹曾与斯宾诺莎的弟子、在海牙和斯宾诺莎本人有过晤谈。斯宾诺莎有点不敢信任他，因为他正主张协调天主教和新教，这可能导致两派联合压制思想自由。莱布尼茨终于消除了这些疑团，于是斯宾诺莎允许他阅读《伦理学》的手稿，甚至让他抄录其中的章句。二人有了数次长谈。斯宾诺莎死后，莱布尼茨为了掩饰他受自这位犹太圣哲的深刻影响，确实煞费苦心。

他于1676年年底抵达汉诺威。在他此生的后40年中，他一直受聘于不伦瑞克的历任君王。他曾希望能被接纳做国家顾问，但这些公爵指派他照料图书馆，为王室写历史。他在这些工作上断断续续地有些好表现。他那部卷帙浩繁的《史书》（Annales Brunsvicenses）充满了辛勤得来的原始文件，因此阐释明晰。他在意大利所作的家族谱系研究，建立了伊斯特和不伦瑞克王室的共同来源。他极力想做一个德国爱国者，他呼吁德国人在法律方面使用本土语言，但自己又用拉丁文或法文从事论著，而且是“优秀欧洲人”和世界性心灵的一个光辉典型。他警告德国各君王说，他们惹是生非的妒忌心和对皇权的刻意削弱注定要使德国沦为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牺牲品，沦为法、英、西三国无休无止的争战的战场。

他私下希望能为皇帝和帝国效劳，而不是为分崩离析的各邦效劳。他有许许多多的计划以从事政治、经济、宗教和教育上的改革。他也同意伏尔泰的看法，认为通过说服统治者以改革一个国家比慢慢教育群众要来得容易，因为吃和住就已够这些人操心了，再不用谈什么思想了。1680年，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去世时，莱布尼茨毛遂自荐，申请这个职位。但他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不让他同时加入皇帝的枢密院，他将不接受这个职位。他的申请被拒绝了。回到汉诺威后，他先从女选帝侯索菲亚，后从她的女儿索菲亚·夏洛特的友谊中得到一点慰藉。夏洛特给了他出入普鲁士宫廷的权利，帮助他创立了柏林学院（1700年），并鼓励他著述他的《神正论》（Théodicée）。他又与欧洲思想界巨子通信，对哲学做了重大贡献，而且推动了一个基督教世界宗教再统一的勇敢计划，使他的地位高贵起来。

莱布尼茨与基督教

莱布尼茨本人是不是基督徒呢？表面上当然是的。一个像他这样热衷于由哲学进于政治的人，外表当然得披上与他的时代和地位相配的神学作为外衣。“我竭尽一切努力，”他在《神正论》序中说，“考虑建设的必要。”他生前发表的著作在信仰上都是典型的，它们为三位一体、神迹、圣恩、自由意志及永生辩护，它们攻击当时的自由思想家，认为他们是在彻底毁坏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然而，“他很少上教堂……有好几年之久没领圣礼”，汉诺威的淳朴居民戏称他为“什么也不信”。有些学者认为他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哲学：一种是供一般人消遣、博取公爵夫人们高兴用的，另一种则是“对斯宾诺莎学说中所有根本原理的明白肯定”。

他调和天主教与新教的努力引起了人们的指责，说他持“信教无差别论”。他的神学中充满了对和解与统一的热诚，他虽然回避传教士，却努力把他们拉拢在一起。因为他看得很深刻，他尽量不在乎表面的差异。如果基督教是一种政府形式的话，那么在他看来，教条上的差异似乎不是获致虔敬和善意的工具，而是秩序与和平的障碍。

16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派遣克罗地亚的挂名主教斯宾诺拉到汉诺威的宫廷，建议约翰·腓特烈公爵加入一个旨在使新教徒与罗马重新结合的运动。也许这一计划有其附属的政治意义：选帝侯此时很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利奥波德则希望能有一个更坚强的德意志联邦以对抗土耳其人。有一阵子，斯宾诺拉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维也纳与汉诺威，使这件事有了进展。1682年，波舒哀制定了《加利亚宣言》（Gallican Declarations），依此，法国僧侣公然反抗教皇。此时，莱布尼茨或许已希望法国能和德国结合在一个充分独立于教皇权限的天主教下，以缓和新教徒对古老教条的敌意。1683年，土耳其人进攻维也纳之际，斯宾诺拉在汉诺威召集了一个新教与天主教神学家会议，向他们提出了“所有基督徒宗教大结合原则”。

也许是因为这个会议，莱布尼茨匿名写了一篇文章，这是他死后人们在他的遗稿中发现的最奇怪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名为《神学系统》（“Systema Theologicum”），声称它陈述的是任何怀有善意的新教徒都能接受的天主教教义。1819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编辑把它发表出来，作为莱布尼茨已私下皈依的证据。这篇文章更可能只是一个外交努力，以减少两教派之间在神学上的鸿沟。但这位编者说这篇文章天主教倾向极大，这并没错。此文以一段简短无偏的话开始：

在以长而虔诚的祈祷求请天助之后，我尽人类所能，撇开所有成见，去看宗教争端，如同我刚来自其他星球，是一个谦虚的学习者，对任何教派都一无所知，也不受任何义务羁绊一般。如此在适当的考虑后，我已获致了下面所要提出的结论。我认为我有义务执守这些结论，因为依我看来，无论是《圣经》还是古老的宗教传统，或理性的领导与事实的确切印证，都赞同让任何无偏见的人建立这些看法。

接着他公开宣示他对上帝、创世、原罪、涤罪所、化体论、修道誓愿、祈神、香料使用、宗教造像、法衣及国家对教会从属的等等信仰。这种对天主教宽大为怀的情形，或许会使人们对此文件产生怀疑，但一般都已相信这确是莱布尼茨的作品。也许他是希望借着支持天主教观点而在维也纳的天主教皇帝面前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莱布尼茨也和任何优秀的怀疑论者一样，喜欢天主教仪式的景象、声音与气氛：

音乐的旋律、优美的和声、赞美诗的诗意、祈祷文的美妙、灯光的闪烁、气味的芬芳、还有美丽的法衣、装饰着宝石的圣瓶、珍贵的献礼、引发高贵思想的雕像与图画，艺术天才的光辉创作……群众行列的宁静优美、装饰街道的华美的帏幔、钟声的旋律等，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人类的虔敬本能，催促他们慷慨奉献，以表崇拜的礼物与表征，我认为都不至于像某些人纯然天真地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引起上帝的轻视。这无论如何是理智与经验同样确认的事。

但所有这些论点都未能使新教徒动心。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诏书》，对法国新教徒发动了残酷的迫害，打破了这个局面。莱布尼茨也离开了宗教问题而专心他事。

1687年，他为了替他的《不伦瑞克王室年鉴》（Annals of House of Brunswick）搜求四散的档案，起程经历德、奥、意三国，做了一次长达3年的旅行。在罗马时，有关当局以为他会皈依，便向他提供了梵蒂冈图书馆管理者的职位，结果他谢绝了。他曾勇敢设法取消教会方面不利于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敕令。回到汉诺威后，他开始了（1691年）与波舒哀之间3年之久的通信，以期重启统一基督教世界的运动。难道罗马教会不能召开一个包括新教和天主教领袖的真正全基督教大会，以重新考虑乃至废除特伦特会议视新教徒为异教徒的苛刻烙印吗？这位主教此时正以他的《新教会的转变》（1688年）轰击这些“异教徒”，他毫不妥协地回答说：如果新教徒希望重回神圣的教会来，叫他们自己改变信仰以结束争端。莱布尼茨请求他重作考虑。波舒哀给了他一点希望，说：“我研究一下这个办法……我不久会告诉你我的想法。”1691年，莱布尼茨以其惯常的乐观写信给布里尼翁夫人，说：

国王的意思对此事甚为有利。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许多红衣主教、皇家将军……及严肃的神学家，在仔细考虑了这件事后，都做了极令人鼓舞的表示……只要法国国王和那些在这件事上得到宠顾的高级主教能采取相同的步骤，那么这件事便不只是做得到而已，简直可说是成功在望了。这话一点也不夸大。

波舒哀给了他一个毫无通融余地的答复：特伦特会议的决定不能撤回，判定新教徒为异教徒是对的，教会方面绝无错误，除非新教徒在争论中的问题上事先采取教会的决定，天主教和新教领袖之间的会议并不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的结果。莱布尼茨答复说教会曾屡次改变其观点与教诲，曾自相矛盾，曾毫无正当理由地判人罪名，驱逐人出教会。他声称他将“不管目前的分裂可能给教会带来的任何更进一步的害处”，他转而致力于表面上看来较有希望的调和新教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的工作。但他碰到了跟波舒哀一样高傲而令人难堪的顽拒。最后，他私下把所有这些敌对的神学派系都咒骂了一顿，声言只有两种书有价值，一是报告科学证明或实验的，一是包含历史、政治或地理的。到死为止他一直是个路德派信徒，但只是表面上的、马马虎虎的。

评洛克

莱布尼茨的作品有一半是“针对人身的论据”，或多或少是在讨论其他作家的观念时附带从事的。他篇幅最长的一部书多达590页，始于1696年他评论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时所作的一篇7页的文章。当时，他对洛克此论仅从《宇内学志》中的摘要略知一二。此论法译本出现时（1700年），莱布尼茨又为一家德文杂志写评论。他很快就看出了洛克的分析的重要性，并对他的风格大加赞赏。1703年，他着手逐章批评这本书，这些批评后来构成了莱布尼茨的《人类认知新论》一书。1704年，他听到了洛克的死讯，便终止了他的批评。此书直到1765年才发表，已经来不及涉及洛克对伏尔泰及其他法国启蒙运动导师的广泛影响，却影响了康德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它是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形式上，它是“爱真理者”（Philalethes）的代表洛克与“爱上帝者”（Theophilus）的代表莱布尼茨之间的对话。这部对话现在还极受好评，而且对于那些心灵敏锐、时间充裕的人而言，仍是一部好书。在序言中，莱布尼茨表现了极度的谦虚，说他的论述是附骥于“一位杰出的英国人所作的‘认知论’，当代最优美、最受尊重的作品之一”。对书中讨论的问题也陈述得清晰可喜：“要知道是否心本身如亚里士多德及此论作者（洛克）主张的，为纯然空白，如同尚未写过字的字板一般，是否所有存在于心的一切都只是来自官能，或者是否心就如本人与柏拉图相信的，原本包含许多观念与信条的‘原理’（principles），外界的事物只能不时地唤醒（使忆起）它们而已。”依莱布尼茨的观点，心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经验的容器，它是一个复杂的器官，以其结构和功能转化感觉资料（data of sensation），就像消化道并不是个空袋子，而是一个消化食物并把它转化为身体及器官需要的系统。莱布尼茨在他的文章里概述并修正了洛克的说法：“除了心本身以外，没有任何存在于心中的东西是不先存在于感官的。”如莱布尼茨指出的，洛克承认观念除了由外在的感觉获得之外，也能由“内省”获得，但把所有进入内省的成分都归源于感觉。相反，莱布尼茨认为心本身具有某些思想的“原理”或“范畴”，诸如“存在、本念、统一、认同、因、知觉、理智及其他许多感觉不能提供的观念”，而且这些认知的工具，这些心理消化的器官是“天生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天生的”并不是指我们一生下来就能意识到它们，或在使用它们时总是意识到它们，而是说它们是心的本质结构或“自然倾向”的一部分。洛克觉得这些假设的天生原理是在思想中由最初感觉得来的观念交互作用逐渐发展而成的。但莱布尼茨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这些原理，根本就不可能有观念，只能有一连串无秩序的感觉而已，就像如果没有胃中的消化液，食物便不能滋养我们，便也说不上是食物了。依此衡量标准，他大胆地认为，所有观念都是天生的，也就是说，是心施于感觉的转化作用的结果。但是，他承认这些天生的原理在初生时是混淆不清的，通过经验和使用后才变得清楚。

依莱布尼茨的判断，这些内在的原理包括所有“必然性真理（necessary truths），如我们在纯数学中可找得到的那些”，因为提供必然性原则（principle of necessity）的是心而不是感觉。任何感觉性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偶然的，最多只能给我们重复的序列（repeated sequence），而无法给我们必然的序列或原因（necessary sequence or cause，洛克曾承认这一点）。莱布尼茨认为所有我们的本能、我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有理性的规则都是天生的——虽然它们只在通过经验时才能显示。在这些天生的思维规律中，有两条是特别基本的：其一是矛盾律（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互相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如“假如A是圆形，则它不是方形”）；其一是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没有任何事物会没有理由地是如此这般而不是别个样子”。莱布尼茨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之所以高于动物，是由于他能通过天生的理性原则的应用从个别经验推出一般观念来。

充足理由律作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形而上学或自然神学的所有其他部分”。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的“上帝”的观念是先天的，虽然在某些人心中、在某些部落中，这个观念未被意识到或是混淆的，对“不朽”的观念我们也同样可以这么说。道德感也是先天的，这并不是指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的个别内容或判断，而是一种分辨对与错的意识，这种意识是普遍的。

在莱布尼茨的心理学中，心是活动的，这不仅在于心以其结构与功能参与了任何观念的构成，而且在于其活动是连续不断的。莱布尼茨同意笛卡儿派主张的心总是在“想”，无论是醒是睡，或是无意识。“心灵的无思想状态和身体的绝对静止，在我看来都违反自然，世界上也没有这种例子。”有些心理活动是下意识的：“若认为心灵除了那些它意识到的之外，就没有知觉，那是一个大错。”自莱布尼茨这种假设，现代心理学开始钻研某些学者称之的“无意识精神”，而自由思想家认为大脑或身体其他机能并不触发知觉。

莱布尼茨对身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话可说，但他离开了心理学的范围升入形而上学，要我们把整个世界看成和我们本身一样的心物单子。

单子

1714年在维也纳时，莱布尼茨遇到了萨伏依的尤金，此人和马尔巴勒一起使欧洲免于路易十四的臣服。这位亲王请莱布尼茨把他的哲学做一般人也能读懂的简单陈述，莱布尼茨便做了一篇只有90段的简洁论文，在他死后跟其他论文一起传了下来。1720年，有一个德译本出版，但其法文原本却到1839年才付梓，并由其编者命名为《单子论》。莱布尼茨可能是从布鲁诺那里取得了“单子”的名称，也可能是弗兰斯·凡·海尔蒙特（Frans van Helmont），此人用这个词描述上帝唯一直接创造的细微“种子”，这些种子再发展成为所有物质与生命的形式。英国医生格利森曾认为所有实存不仅具有“力”，而且具有本能与观念（1672年）。1686年起，在变幻不定、易于接受新观念的莱希尼兹心中也萌芽了一套相似的理论。他也许受了一些显微镜专家的作品的影响，这些人显示出即使在最小的细胞中也有着律动的生命。莱布尼茨总结说：“在最小的物质中也有一个创造物世界——活的东西，动物……心灵……”每一份物质都可被看作一个充满着鱼的水池，而这些细小的鱼中，任何一条的任一滴血，又是另一个充满着鱼的水池，如此直到无穷。他对每个扩散物的无穷可分性大为感动，如同帕斯卡为之惊讶一样。

莱布尼茨主张，如果我们把穷极真实看作“能”，把世界看作力中心组成的，则可分性的神秘便缈然无踪。因为就如思想一般，力并不涵蕴广袤性。因此，他拒斥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为宇宙终极构成者，而代之以非广袤性的力单元——单子。他不把本质界定为物质，而把它界定为能。（到此为止，莱布尼茨的看法和20世纪物理学是很一致的。）“物质”在任何地方都具有运动、行动和生命的本能。每个单子都会有感受或知觉。就其易感并反应于外界变化的意义上说，单子已有了初期的心。

如果我们“模仿我们对灵魂的想法”来想单子，将更能了解它们。灵魂是“一个单一、个别的人”，一个单独的自我，以其内在的意志抗拒任何在它之外的东西而获得它的途径。与任何单子基本上都是单独的一样，它是一个和所有其他力中心相持的个别的、独立的力中心。真实是一个由个别的力组成的宇宙，这些力经整体，即上帝的法则而统一、和谐。就如每一颗灵魂都异于所有其他灵魂，每个单子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宇宙中，没有两个存在物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异处构成了它们的个性。具有全然相同性质的两个事物只是不可分的同一的事物（“不可分辨律”）。每一颗灵魂都感受或知觉其周围的真实，对渐次较远的真实则渐不清楚，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能感觉到整个真实。每个单子也都能感觉到整个宇宙，不论如何混淆、如何无意识。如此，它可以说是一面镜子，或多或少隐约反映并代表了整个世界。没有一颗个别的心能真正洞悉另一颗心，也没有一个单子能洞悉另一个单子，它没有途径可供这种直接交换，所以它也无法直接在任何其他单子中造成任何改变。

单子的确会变异，因为变异对它们的生命是必要的，但这些变异出自它们本身的挣扎。因为，如同每个自我都是欲望和意志，每个单子也都含着，同时也是一个内在的目的和意志，一个求发展的努力，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每个生命的核心的实体，在这层意义上（如叔本华后来所说），力和意志是同一个基本真实的两种形式或程度。在自然中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在任何事物中都有一种寻求、一种欲望（appetition）、一种引导陶冶的目的，即使这一目的、这一意志在机械律的限制下活动。就我们自己而言，身体的运动只是一种内在欲求的可见的、机械的表现。同样地，在单子中，我们从外面所见的机械过程也只是一种内在力的外表而已。在我们混乱的知觉中，我们把外在的事物与“物质”同一，因为我们只见到它们的外在机制，我们不像在内省时一样看出其内在的、构成的生命力。在这套哲学中，唯物论者被动、无助的原子，被单子，即单元——活生生的个性与力的中心——取代了。世界不再是一架死机器，而成了变化、颤动的生命的舞台。

在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单子的“心”有意识的程度。就心的感性与反应的意味而言，所有的单子都有心，但并非所有的心都是有意识的。甚至我们奇妙的人类也会无意识地经历许多心理过程，如在做梦时或在我们密切注意某一情景的某些方面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正在知觉这一情景的许多其他要素——这些要素却可能被置于记忆中进入我们的睡梦，或从心的某些隐微角落中露出，进入后来的意识。又如我们意识到海浪的怒号或轻嘶时，我们知道每一个浪头及每一个浪头的每一成分都在冲击我们的耳朵，产生成百成千的个别印象，这些印象变成我们听到的海声。同样地，这些最简单的单子也感觉、知觉其周围的任何东西，不过其感觉、知觉是混沌而无意识的。在植物界，这些感觉变得较为清楚、较为专门化，并导致较特殊的反应。在成为动物的心灵的单子中，其有反应的知觉变成了记忆，记忆的交互作用产生意识。人是一个单子群，每一单子有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但这些质点在一个总摄的单子，即是人的生机与心灵的指导下，成为一个统一的活的官能整体。“心灵提升至理智的水平时，它被认为是心”，并依其知觉的必然关系和永恒真理的程度而提升其等级。知觉到宇宙的秩序与心时，它成为上帝之镜（mirror of God）。上帝，即主单子是纯净而充分意识的心，是不受结构和身体约束的。

这一哲学最困难的方面，是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理论。一单子的内在生命与外在表现，即与其物质的外壳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解释人的物理性的身体与其精神性的心之间的明显的交互作用呢？笛卡儿无可奈何地把这个问题推给松果腺，斯宾诺莎则以否定任何心物之间的分离或交互作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眼中，这两者只是同一过程与真实的外在、内在层面而已。莱布尼茨认为这两个层面是分离的、有区别的，又导致了这个问题，他否定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却把这种物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性，归之于一种上帝预先奇妙地安排好的继续不断的共谋：

心灵遵循着它自己的法则，身体也遵循着它自己的法则，它们由所有物质之间一种先定的和谐并行，因为它们都是同一宇宙的各种表现……形体运作时犹如心灵不存在，心灵也好似并无身体存在一般地活动着，而两者仿佛互相影响地活动着……曾有人问过我，上帝为何不满足于制造所有灵魂的思想和修正而仍要制造一副无用之躯体呢？——没有身体，灵魂（据说）既无法移动，也不能感知。答案很简单。因为上帝的意思是物质的数量多比少好，他发觉让这些修正与某种外在的东西相应是好的。

莱布尼茨唯恐他这种快乐地以神为思想的替代的主张不能赢得广泛的赞许，他用海林克斯的机会论（occasionalism）和时钟观念予以润饰：各自独立运作却和谐得令人困惑的身和心，就像精巧地构作、上条并调整的两个时钟，其走动和报时完全一致，却无任何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同样地，生理和心理的过程，虽然十分独立，从不互相作用，只能借着一个“神圣的、预先设定的巧妙设计，在一种先定的和谐中并行”。

我们可以认为，莱布尼茨设想却不喜说出的道理是：机械结构与生命、活动与思想之间表面上分开而却同时发生的过程，是同一的过程，从外面看来是物，从里面看来便是心。但这么说等于重复了斯宾诺莎，也将和他接受同样的命运了。

上帝是公正的吗？

在哲学的本质上披上神学外衣的需要，使莱布尼茨写了一本书，引发了伏尔泰的愤怒与机智。伏尔泰于是以为《最佳可能的世界》（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辩护的潘洛教授（Pangloss）来影射莱布尼茨，对他大加讽刺，几乎把他写成不是真正深刻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唯一完整的哲学著作是《神正论》（1710年）——这本书几乎是和笛卡儿的《第一哲学》（Principles of First Philosophy，1641年）一样令人感到安慰的一篇论述。所谓“神正论”（Theodicy）当然意指上帝的公正（justice）。

这本书与其他书一样，也是应时而发的。皮埃尔在《历史与文评汇编》的某一条中，对莱布尼茨表示极大赞赏之际，同时质问这位哲学家关于信仰与理智、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全能、人间的邪恶与神圣的善能力可以互相调和的观点。皮埃尔说我们最好放弃证明宗教信条的念头，因为那只不过使困难更清楚、更明显罢了。莱布尼茨在投给《学术工作史编》（1698年）的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皮埃尔在其《汇编》再版中，在关于罗莱留斯（Rorarius）的那一条加上了一个充实的附记，再次以“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尊称莱布尼茨，但也进一步地指出莱布尼茨的一些晦涩不明处，尤其在先定和谐理论方面。莱布尼茨直接把答复寄给了皮埃尔（1702年），而未把它刊印出来。同年，他再次写信给这位鹿特丹学者，恭维他的“惊人的反应”和“无止境的研究”。在哲学史上，没有几个插曲像这次意见交换中双方表示出的礼让那么令人愉快。普鲁士女王索菲亚·夏洛特表示想知道莱布尼茨如何回答皮埃尔的质疑。皮埃尔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莱布尼茨正准备这样一篇陈述。于是他把他的答复加以修改和扩充，并将之出版，是为《神正论》。此时他已64岁，感受到了“大可能”（great perhaps）的接近，因此可能很渴望相信上帝对人类的公正。然而究竟为什么一位全能而仁慈的神创造的世界，会如此被战争屠杀、政治腐化、人类的残酷及灾难、地震、贫穷、疾病玷污呢？

这个“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对立的初步论文”把理性与圣徒描述为二者都是神圣天启的，因此不可能互相矛盾。皮埃尔曾怀疑为何一位能预见一切的善良上帝，竟允许夏娃被诱。莱布尼茨回答说为了使人能有道德，上帝必须给人自由意志，因此也给了犯罪的自由。自由意志似乎确是与科学、神学二者无法相容的，科学在任何地方都可见不可变易的法则的支配，而在有了上帝的先知和所有事情都预定的情形下，人类的自由似乎也丧失了。但是，（莱布尼茨说）我们顽固地、直接地意识到我们是自由的。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自由，我们还是要接受它，以它为任何道德责任感的准备物（prerequisite），并以它为视人为可笑无助生理机器的唯一可选物。

关于上帝的存在，莱布尼茨对传统的经院派议论已感满意。我们设想有一完美存在，又由于存在对完美是一个必要因素，因此必有一种完美（perfect being）存在。在所有直接原因和偶然性事件后，必有一个必然的非他因的存在。若说大自然的壮丽与秩序在圣智（指上帝）之外另有其根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创造者必定在他自身中无限地包含了在其创造物中所能发现的能力、知识和意志。神的设计和宇宙机械结构并不互相矛盾。上帝用机械结构来行其神奇，又偶尔插手世界机械，制造一两个奇迹。

灵魂当然是不灭的。死亡和出生一样，只是单子聚集物的形式变化而已，固有的灵魂和精气依然存在。除了上帝外，灵魂总是附着于身体，身体也总附着于灵魂，但身体如同灵魂，也有复活。（在此莱布尼茨是一个好天主教徒。）在人以下，灵魂的不灭是自然的现象，只有人的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能享受意识得到的不灭。

善和恶是人类的词语，依我们的快乐和痛苦而定。这些词语不能应用到整个宇宙，除非假定人也有上帝才有的全知（omniscience）。“部分的不完美也许是求整体的更大完美必需的。”如此，犯罪是一种恶，但它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自由意志是一种善，甚至亚当和夏娃的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善，即是说一种有福的过错，因为它导致了基督的降临。“除了现象之外，在这个宇宙中……没有纷扰，没有混淆。”人的苦难“助成受苦者的更大的善”，甚至：

即使坚信那个确立的信条，认为应被永堕地狱的人的数目与被救的相比，大得不成比例，我们凝思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真正浩大时，我们必须说，跟善比起来，恶似乎算不得什么……既然这个宇宙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比例与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相比几乎为零……则可能与整个宇宙的善事相比，所有的恶也几乎为零……人们甚至可以不同意人世间恶比善多。因为受福佑的人的光辉与完美，与被罪罚的人的悲惨与不完美相比，可能要大得不成比例，这是可能甚至很合理的事。

虽然以我们自私的眼光看来，世界可能是不完全的，但只要上帝使人是人类而又是自由的（left men human and free），这个世界已经是他可能创造出的最佳世界了。假使还可有更好的世界，我们可以确定上帝必已把它创造出来了：

由上帝的至高完美可推出，在造宇宙时他选择了可能的最佳设计，这一设计包含了最大的变化，却又具有最大的秩序。包含了安排最佳的情况、地点和时间，及以最简单的工具所造的最大效果。在创造物中包含了宇宙所能容纳的最多力量、最多知识、最多幸福与善。一切事物依其完善程度，都有权存在于上帝的理解中，而这些要求权是最可能的真善美的人间。

尾声

尽管如此，《神正论》仍成为莱布尼茨流行最广的一本书，他也因此被后代人称为“最佳可能世界先生”（the best-of-all-possibleworlds man）。我们想起他广泛惊人的知识兴趣时，对这位作者的尊敬便恢复起来了。虽然科学只是他思想的一个角落，他为之沉迷。他告诉皮埃尔，假如他能重新过一生，他要做生物学家。在那数学家辈出的时代中，他还是最深刻的数学家之一。他改进了笛卡儿衡量力的公式。 [1] 他以物质为能的观念，在那个时代似乎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大胆尝试，但这个观念如今在物理学中已经很平常了。他把物质描述为我们对力的运作所生的混淆知觉。与当代的理论家一样，他拒斥牛顿的“绝对运动”。莱布尼茨认为运动“只是物体相对位置的改变，因此没有绝对可言，只在于关系”。他在康德之先即已把空间和时间阐述为并非客观实在，而是知觉的关系：空间是感知的共存，时间是感知的连续过程——这是相对论所取的看法。在他的最后一年（1715年），莱布尼茨与克拉克长期通信，探究重力问题。在遥远的距离，穿过表面上空虚的空间而作用的重力，对于他来说似是另一种玄秘的性质，他反对说这将成为永久的奇迹。克拉克回答说，说起奇迹，这还比不上“先定和谐”大。莱布尼茨担心牛顿的宇宙结构理论将产生许多无神论者。克拉克说，庄严宏大的宇宙秩序经过牛顿说明后，将更强化人们对神的信仰。后来证明莱布尼茨预想得对。

在生物学方面，莱布尼茨隐约认识到了进化观。与许多在他之前之后的思想家一样，他见到一个“连续律”（law of continuity）贯穿了有机世界，但他扩展这个观念到假设的无机世界。每个事物是一无穷系列的一点或一段，由无限中间形式和其他事物联络。可以说，有一微分贯穿了真实：

没有任一事物是突然被完成的。大自然不做跳跃，这是我的一大箴言……这一连续律揭示出我们经中间物由小过渡到大，由大到小，在程度与分量上皆然。“这一点现在有许多物理学家表示疑问。”……人与动物联结，动物与植物联结，植物与化石联结，而化石又和那些被我们的感觉和想象呈现为全然是死的、无机的物体联结。

在这恢宏的连续中，所有的对比都在一个从最简单的物质到最复杂的、从最低的微生物到最崇高的统治者，天才、圣人的庞大的存在物及几乎不可知觉的差异的串联中消融了。

莱布尼茨的心似乎盖满了他描述的整个连续。他涉猎任何学科。他知道各国的历史，知道哲学的历史，他接触了许多国家的俗事。他对原子和上帝一样熟悉。1693年，他印行了一篇关于地球起源的论文，悄悄地略去了《创世记》之说，他又在一篇专论《原始地球》（Protogaea）中建立了他的地理观，此论在他死后印行了出来（1749年）。他认为，我们的行星曾经是一个白炽的球体，后来逐渐冷却、收缩并形成地壳，它冷却时，环绕它的蒸汽便凝成水流海洋——海洋因溶解地壳里的矿物变咸。后来的地理变化，或是由于水流冲刷地表而留下水成岩层，或是由于地下瓦斯爆炸而留下火成岩。同篇专论对化石做了极佳的解释，并迈向进化论。在他看来，值得相信在地壳的“巨大变化过程中，甚至各种动物也被变形”。他认为可能最早的动物是水生的，两栖类和陆地动物则由它们演变而来。与某些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在这个生物演化论（evolutionary transformism）中发现了“宇宙的永久而无限制的进步……进步将永不止息”的信仰基础。

莱布尼茨由生物学转到罗马法，然后转到了中国哲学。他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aica，1697年）——“来自中国的最近消息”——热切地搜罗传教士和商贾从中国送来的报告。他相信在哲学、数学和医药方面，中国人的有些发现也许对西方文明有很大的帮助。他促进与俄罗斯的文化联系，想以之作为打开与东方文化交通的途径。他和20个国家、3种语言的许多学者、科学家和政治家通信，每年大约写300封信，有1.5万封信保存了下来。伏尔泰的信札数量尚可与之匹敌，但在知识面的广泛方面就逊色多了。莱布尼茨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易中心，让学者们借以交换意见观念。他也设计了一种国际语，在这套语言中，每一哲学或科学上的观念各有其符号或代码，如此思想家便可操作各种观念，就像数学家运用符号处理数目一样。由此，莱布尼茨近于建立起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就在这种高贵的徒劳中，他把他自己分配在这许多方面，以至于除了一些片断外，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这位博学者找不到时间来结婚。最后，50岁时，他有意结婚。但丰特内尔说：“那位女士要求给点时间把这事考虑一下，而莱布尼茨因此有空闲重新考虑这事，他决定不结婚了。”旅行和从事外交后，他开始珍视起研究的幽静。这个一度曾以其心灵触角接触到半个世界的人，现在远离朋友，把朋友看成妨害工作的人了。他沉迷于阅读和写作，时常通宵达旦，很少留心到周日或假日。他没有仆人，请人到外边给他买饭，然后独自在房间里吃。假如他外出劳动，便是出去搜求资料，或追求他推进学术、科学或和睦的计划。

他梦想在各大首都设立学院，只成功了一处。柏林学院是由他创始设立的（1700年），并选他为首任校长。他在托尔高，后来又在卡尔斯巴德和佩尔蒙特见到了彼得大帝。他建议在圣彼得堡设立一所类似的学院，沙皇厚厚地赏赐了他，而且采取了他的由行政“学院”统治俄罗斯的建议。莱布尼茨并未活着看到圣彼得学院于1724年成立。1712年他在维也纳，试图找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职位，同时设想着另一个学院。他向查理六世提出一个计划，要设立一个不仅提倡科学，同时提倡教育、农业和工业的机构，并毛遂自荐领导这个机构。皇帝把他提高到贵族阶级，让他做了帝国的顾问（1712年）。

他长期不在汉诺威，使新的选帝侯乔治感到愤怒。莱布尼茨的薪水有一阵子曾被中断，他被警告说，中断25年后，该是他完成他的不伦瑞克王室历史的时候了。安妮女王死后，乔治离开汉诺威继承英国王位。乔治离开后3日，莱布尼茨便从维也纳到了汉诺威（1714年）。他本希望能被带到伦敦，在那里享受更高的职位和薪俸，他寄了一封修好的信给国王，但乔治一世答复说，在《年鉴》完成之前，莱布尼茨最好留在汉诺威。除此之外，英国对莱布尼茨与牛顿争微积分的创始者身份，至今犹不能原谅。

在失望与孤单中，他又挣扎了两年才相信宇宙的善意。这个在18世纪被怀念为乐观主义使徒的人，1716年11月14日在汉诺威死于中风与结石。他的死并未引起柏林学院、在伦敦的德国朝臣或在国内的朋友们的注意。由于他的出国和他的深居简出，这些朋友已经和他隔阂了。没有僧侣来为这位曾经抵挡哲学、捍卫宗教的哲学家做宗教仪式。只有一个人，他的前秘书，参加了葬礼。一个当时在汉诺威的苏格兰人写道，莱布尼茨“并没被人们依他的真正地位——一国的国宝——安葬，毋宁说他是被当作强盗一般下葬的”。

批评家曾指责说莱布尼茨到处抄袭。他们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了他的心理学，在经院哲学家那里找到了他的《神正论》，在布鲁诺那里找到他的单子，在斯宾诺莎那里找到了他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心身关系。但又有多少人能在这些问题上置一言呢？独创而愚昧要比独创而智慧容易得多。每个真理都有着上千的可能错误，人类虽极尽努力，仍然尚未历尽这些可能性。莱布尼茨也许有很多无意义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究竟那是真正的无意义还是有意的粉饰。因此，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世界时，他在一道闪光中把任何将在历史上发生的事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我总在开始时是一个哲学家，而在结束时却成了一个神学家。”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哲学不导致德行与虔诚，便失去了目标。

他与洛克长期而温和的辩论，给他一种意义重大的思想主张。他也许夸大了“天生概念”的天生性，但他承认它们是能力、本能或性向，而不是概念。他成功地指明洛克的感觉论过度简化知识的过程，心本来是——即使在出生时只是粗糙的——主动接受、操作和变化感觉的器官。在此莱布尼茨像他的时空观点一样，成为康德的先驱。单子说真是困难重重，但是一个有启发性的尝试，试图借着使物质为心而非使心为物质，来沟通心与物之间的鸿沟。当然，莱布尼茨未能把机械结构和大自然的设计或身体上的机械结构跟意志的自由调和起来。而且，在斯宾诺莎把心和身联于一个两边过程后，莱布尼茨把它们再度分开，这在哲学中可说开了一步倒车。这位最有学问的哲人写神学时，仿佛自从圣奥古斯丁以来思想史上没有发生过什么一般。但尽管他有缺点，他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是伟大的。他是爱国者，而且也是“优秀欧洲人”，使德国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上恢复到极高的地位。“所有使德国显赫的人中，”腓特烈三世写道，“托马修斯和莱布尼茨是给人类精神最大服务的人。”

他的神学在人类的道德良知之前丢了面子时，他的影响减小了。在他死后的20年中，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给他的哲学做有系统的说明，经修改后他的哲学成为德国大学中的思想主流。在德国以外他的影响很小。虽然他的作品大多用法文写成，但它们都太支离破碎而不能形成一贯的或集中的力量，直到1768年还没有全集出现，而即使在那时，有些重要而非正统的内容都被摒除，必须等到1901年才敢付梓。他的微积分学的符号系统注定要取胜，但有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对手牛顿和洛克更受瞩目，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偶像人物。但即使在理性极盛时，布丰（Buffon）还是把莱布尼茨列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20世纪德国杰出的思想家施本格勒认为莱布尼茨“无疑是西方哲学最伟大的智者”。

总的说来，17世纪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多产的时期。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皮埃尔、莱布尼茨，这一系列的人物热衷于理性，他们大多愉快地相信他们能够了解宇宙，甚至对上帝形成“清晰而明白的概念”（clear and distinct ideas），从而导致——除了最后一位以外——迷人的启蒙运动，引起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宗教和政府的骚动。莱布尼茨预知那个结局，虽然他始终维护言论的自由，他力劝自由思想者考虑他们所说所写的话，对人们道德和精神产生的后果。约1700年，他在《新编》（Nouveaux Essais）中道出了引人注目的警告：

我知道优越而善意的人们坚持说这些理论上的意见对实际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而且我知道有些人有着一种优良的性情，这些意见将不至于使他们自贬身价……举个例说，伊壁鸠鲁和斯宾诺莎过着一种足为榜样的生活，但他们的弟子和模仿者经常丧失这些理性。他们相信自己从一个监视的上帝和险恶的将来的困难恐惧中得以解脱，放松了对他们的野蛮感情的驾驭，使其心转向到别人的诱惑和腐化。我从一些已过世的人的性格了解到这回事。我也发现类似的意见，纡曲地渗入到过高贵生活的统治者和决策者的心中，溜进时髦的书本中，使一切事情倾向于威胁欧洲的大众革命。

这些句子，字里行间带着真诚的精神，我们也应尊重它表达的忠诚。即或启蒙运动打倒了教条，法国大革命为世界带来骚动，但一个史学家，应回顾这现代科学与哲学的第一阶段，应视其发生是予文明以解放，而不是对文明的破坏。正如莱基（Lecky）所说：

是这些17世纪的大师……教导人们用心智去探讨客观实在。因为打破了多年的封闭，而导致了一种追求真理的狂热，最后得以将各个知识范畴革新，这种原动力造成了一场重要运动，而刷新了历史、科学、神学——深入了不易触及的各部门，打破了旧日偏见、重新调整了我们的知识而改变我们所知的范畴和本质。然而，如果不是理性精神的扩散，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无论好坏，17世纪奠定了近代思潮的初基。文艺复兴着重的是古典文物、天主教礼仪和艺术。宗教改革是在原始式的基督教和中古教条之间进行的。在此关键性时代，自伽利略到牛顿，自笛卡儿到皮埃尔，自培根到洛克，把世界带向一个未知的将来，那将来有着自由的种种威胁。17世纪，可能比称为理性时代的18世纪更可称为理性时代，因为，虽然那时的思想家只是一小群人士的呼声，但他们表现得睿智中庸，对理性和自由的界限和困难，比法国启蒙时的那种激动有更深切的了解。但不管怎么说，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戏剧已演完了第二幕，其余的正在进行，直到完成。

注释

[1] 笛卡儿的公式为F=mv——力等于质量乘以速度。根据伽利略的著作改为mv² 。现在的公式为1/2mv² 。

插图

1643年，路易十四继承父位成为法国国王，但朝政由马扎然独揽。

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大法官皮埃尔·塞吉耶，投石党运动期间，曾举棋不定。

以擅长辩论教义著称的波舒哀，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

路易十三马上图

路易十四通过吞并佛兰德斯的部分领土及占领洛林和弗朗什·孔泰，扩展了法国的疆域。

路易十四营建新的行宫。他保护新的文化艺术，在他的时代，法国的生活方式和山河面貌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法国外交大臣托尔西侯爵

法国数学家、思想家帕斯卡正在研究摆线。

19岁时，帕斯卡就发明了一种机械计算器。

根据拉封丹的寓言而来的一幅画，画中主人正在引诱女仆，却被他的邻居看在眼里。这表明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社会道德的松懈。

《舟发西苔岛》（华多，1717年）。华多的绘画反映出当时的法国正从浮华的巴洛克时代进入洛可可时代。

《弹吉他的梅兹坦》（华多，1718年）

《丑角吉尔》（华多，1718年）。华多的这幅画表现了一位喜剧人物特有的深刻情感和忧伤，及生活中矛盾的感受。

《法国喜剧演员》（华多，1720年）

莫里哀正在给他的女仆读剧本。

对尼德兰的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奥朗日家族群像，从左到右分别是威廉一世、莫里斯、腓特烈·亨利、威廉二世和威廉三世。

约翰·维特以高超的外交手腕争取了荷兰发展的外部环境、恢复了国家财政、扩展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商业优势。

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荷兰战争的海战中为荷兰取得辉煌胜利。

17世纪，荷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荷兰地图被描绘为一只咆哮的狮子，以此来象征荷兰的强权。

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工厂。荷属东印度公司为荷兰在东印度建立了强大的商业帝国。

善于创作日常生活情景画的扬·斯泰恩的《快乐的家庭》。

《绘画的比喻》（维米尔，1665年）表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巧和炼金术士般的艺术生活。

《戴耳环的女孩》（维米尔，1665—1667年）

《帮厨女工》（维米尔，1658年）

查理一世和他的家人。

特设法庭宣判将查理一世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处决。在白厅宴会厅外设立的断头台上，查理一世被斩首。

查理一世恬不知耻，临死还自称是“人民的殉难者”。但面对王权的空缺，确实有部分民众将查理一世的死看成是殉道，毕竟那时将国王处死还绝无仅有。

克伦威尔是在清教徒思想观念熏陶下的最杰出的统治者。

在英国内战时期，克伦威尔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帮助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并出任护国公。

克伦威尔决定解散旧国会，召集了他的火枪队，于1653年4月20日将议员们驱出议院；随后，建立了一个由他指定的国会。

历史学家、学者和小册子作者弥尔顿，也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

克伦威尔拜访弥尔顿。查理一世被处死后，弥尔顿发表了很多政论小册子，表明了对革命的明显同情。

1666年，伦敦发生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

伦敦大火后，英国于1667年开始重建工作，雷恩负责建造了圣保罗大教堂及其周围的教堂群。

动荡后的大多数英国人愿意回到稳定而合法的君主政体，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于1660年5月被立为国王。

1660年，流亡的查理二世到达阿姆斯特丹。

查理二世的情人内尔·格温。查理二世被人称为“快乐君主”不是没有道理，他一生寻欢作乐，身后留下至少14个私生子女。

詹姆士二世是查理一世的次子、查理二世的弟弟。

詹姆士二世是英国最后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王，他被废黜及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上台，确立了议会在英国的统治权力。

尼德兰执政、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欧洲大陆他反对法王路易十四，在大不列颠保证了新教和议会的胜利。

詹姆士二世之女、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曾与其夫威廉三世共享英国王位。

英国女王安妮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彼得大帝是俄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和改革者之一。

在推行那些有用的国内改革措施之余，彼得大帝也常常蛮横地实行一些表面的欧化，如他发布剪去胡子和穿西装的命令，还亲自动手剪掉大贵族的大胡子。

因为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彼得大帝发动了持续21年的北方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往往冒着危险亲临现场处理所有重要的事情。

彼得大帝于1725年2月8日病死于圣彼得堡，留下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帝国。

17世纪后，炼金术屡遭批判而不得不转向宗教，走上了更加神秘的道路。

正在配药的炼金术士。炼金术士除了希望将贱金属变成黄金，还希望发现一种能治百病的药方，而这种探索经历了从迷信到科学的历程。

17世纪储藏间的一角，各种艺术品、海洋生物标本和古代钱币摆放在一起。西方在全球的扩张增长了欧洲博物学家的见闻，丰富了他们的收藏。

列文虎克是17世纪最著名的显微镜专家之一，他的细致观察和精确解释导致了细菌学和原生动物学的建立。

当整个地球都留下了西方探险家的足迹，科学家们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了对这个星球的精确测量、细心观察记录以及对人文与自然特征的研究。

古代人普遍将天看成一个环绕地球的球，群星和太阳像宝石那样镶嵌在球的内表面上。

哥白尼日心说的天体模型。哥白尼日心说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天文学时代的开端。

沉思中的天文学家。继哥白尼之后，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原理，伽利略将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牛顿建立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17世纪的天文学获得了巨大成就。

《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伦勃朗，1632年）。17世纪的解剖学取得了很大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生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牛顿，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尖人物。

英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

《利维坦》一书的封面，该书写于英国内战中。在此书中，霍布斯陈述了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提出了“社会契约说”。

英国哲学家洛克为现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

17世纪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宾诺莎。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伏尔泰时代

天地出版社

•成都•

The Age of Voltairc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尔泰时代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2-8

Ⅰ. ①伏⋯ Ⅱ. ①威⋯ ②阿⋯ ③台⋯ Ⅲ. ①世界史 - 文化史 -18世纪 Ⅳ.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10503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作　　者：［美］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张旖旎　孟志成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谢词

第一部　伏尔泰与英国

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伏尔泰的年轻时代（1694—1715）

摄政之争（1715）

先盛后衰（1716—1720）

摄政者

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华多与艺术

作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红衣主教

伏尔泰与巴士底狱（1715—1726）

第二章　人民（1714—1756）

工业革命的前兆

伦敦一瞥

学校

道德风化

罪与罚

民风习俗

查斯特菲尔德

第三章　统治者

乔治一世（1714—1727）

乔治二世与卡罗琳王后

罗伯特·华尔波尔

博林布鲁克

卷入战争

爱尔兰（1714—1756）

苏格兰（1714—1756）

活泼的查理王子（1745）

威廉·皮特的崛起（1708—1756）

第四章　宗教与哲学

宗教的情势

自然神教的挑战

宗教的反驳

约翰·卫斯理（1703—1791）

蜜蜂和人类

大卫·休谟（1711—1776）

第五章　文学与戏剧（1714—1756）

文学领域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

感情的呼声

剧场

小说

玛丽女士

第六章　艺术与音乐（1714—1756）

艺术家

威廉·贺加斯（1697—1764）

音乐家

亨德尔（1685—1759）

伏尔泰在英国（1726—1728）

第二部　伏尔泰时代的欧陆

第一章　人民与国家

贵族

教士

第三等级

政府

路易十五

蓬巴杜夫人

第二章　道德与风俗

教育

道德

礼仪

音乐

沙龙

第三章　美的崇拜

洛可可式的胜利

建筑

雕刻

绘画

第四章　心智的成就

文学

戏剧

法国小说

次要的圣者

孟德斯鸠（1689—1755）

第五章　伏尔泰在法国

在巴黎（1729—1734）

论英国书札

锡雷的田园生活（1734—1744）

廷臣时代（1745—1748）

爱人之死

德尼斯夫人

第六章　巴赫与德国（1715—1756）

德国的景象

德国的生活

德国的艺术

德国的音乐

巴赫（1685—1750）

第七章　腓特烈大帝与玛丽亚·特蕾莎

皇家序曲（1711—1740）

普鲁士序曲（1713—1740）

新马基雅维利

奥地利继位战争（1740—1748）

腓特烈回国（1745—1750）

伏尔泰在德国（1750—1754）

第八章　瑞士与伏尔泰（1715—1758）

喜庐

境内诸郡

日内瓦

新史

第三部　伏尔泰的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第一章　学者

知识的环境

学者的启示

第二章　科学的进展（1715—1789）

探讨的开展

数学

物理

化学

天文学

地球

植物学

动物学

心理学

科学对文明的影响

第三章　医学（1715—1789）

解剖学与生理学

疾病的奥妙

医疗

专科医生

外科学

内科医师

第四章　无神论者（1730—1751）

哲学的狂潮

反抗的背景

让·梅利耶（1678—1733）

人是机器吗？

第五章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1713—1768）

怠惰的岁月（1713—1748）

盲者、聋者与哑巴（1749—1751）

一部书的历史（1746—1765）

百科全书

第六章　多面狄德罗（1758—1773）

泛神论者

达朗贝尔之梦

狄德罗对基督教的看法

拉摩的侄儿

狄德罗的伦理观和政治观

狄德罗论艺术

狄德罗与戏剧

狄德罗其人

第七章　扩展中的运动（1758—1774）

爱尔维修（1715—1771）

助手们

霍尔巴赫

第八章　伏尔泰与基督教（1734—1778）

伏尔泰与上帝

伏尔泰与《百科全书》

地震神学

康迪德

欧洲的良心

“打倒卑鄙”

宗教与理性

伏尔泰的执拗

第九章　哲学家的胜利（1715—1789）

僧侣的反击

哲学家的对手

耶稣会的没落

教育与进步

新道德

宗教的退却

结语

乐土收场白

插图

致读者

宗教与科学、哲学之间普遍而持续的冲突，构成18世纪一幕生动的历史剧，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世俗主义也由此滥觞。读者如嫌本卷篇幅冗长，只怪作者对这一内涵丰富、构成繁杂、体量庞大的主题太过入迷。由神学产生的天谴以及维系西方文明基础有15世纪之久的各种后天的道德规范，何以竟使大部分欧美知识阶层失去信仰呢？在道德、文学和政治上发生此种无声无息的根本的转变，会有什么结果？

每一卷处理的范围随着迄今犹有影响力和趣味性的过去的事和人的增多而增加。这一点再加上论题繁多——要讨论1715年至1756年西欧文明每一方面——也许可以为本卷的冗长找到一些辩解。所以，这一卷《伏尔泰时代》便突破了其原有的范围，连计划于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中1789年的事也论及了。这包括因“七年战争”而造成的欧洲版图的改变；1756年至1774年路易十五晚年的局面；英国约翰逊和雷诺兹的时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自莱辛至歌德的德国文学、自赫尔德至康德的德国哲学、自格鲁克至莫扎特的德国音乐的盛世；路易十六时代法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及那些边缘国家——瑞典、丹麦、波兰、俄国、土耳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历史。对这些国家，一方面为了节省篇幅，另一方面除了教皇权问题以外，这些国家也未直接介入到理性和信仰的大辩论中，所以未在本卷中多做讨论。最后一卷将讨论卢梭反抗理性主义引起那场混乱大论战的后期情形及康德以基督教伦理观挽救基督教神学所做的卓越努力。所以，伏尔泰时代的景观将在《文明的故事》第10卷中才完成。本卷的结语则为宗教做一评述；而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的结语，将综览全部10卷而面对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是历史的教训？

我们希望借历史和传记的结合以反映真实情况。这种尝试自会招致批评，但是，它实现了“整合历史”的目标。不管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事和人自古迄今一直是相偕并进的；历史叙述事件，但要透过个人来叙述。本卷不是伏尔泰的传记，它只是用他多彩多姿的一生，作为国家间和世代间联系的经纬，并把他作为自路易十四死后至巴士底狱崩溃之间这一段时期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那个动乱世纪的人物中，还有谁能比伏尔泰更活在我们记忆中，常常提到而且对今天还有影响呢？“伏尔泰，”乔治·勃兰兑斯说，“是一个世纪的缩影。”“18世纪的真正国王，”维克多·库辛说，“是伏尔泰。”让我们追随那长明的火炬去洞察他的世纪吧！

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

1963年5月

谢词

本稿幸蒙日内瓦伏尔泰博物馆暨研究所主任西奥图·贝斯特曼博士校订；我们谢谢他的耐心及向我们开放有关伏尔泰言论的大量收藏品。他在我们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处严重的错误。无疑还有一些错误存在，我们欢迎所有善意的指正。

我们感谢莎拉和哈瑞·考夫曼在资料分类上提供的帮助，及我们的外孙詹姆斯·伊斯顿就科学史一章所做的修订。我们的女儿埃塞尔不仅打印手稿，也提出了不少改正意见。我们又一次因维拉·薛奈德夫人就内文、脚注和索引所做的学术和专业性的编辑而获益。

第一部　伏尔泰与英国

凡尔赛宫中的皇家礼拜堂。凡尔赛宫是法国宫廷的中心，是欧洲专制政体最重要的舞台之一。

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伏尔泰的年轻时代（1694—1715）

一开始，他还不是伏尔泰。在1718年从巴士底狱获释以前，他是弗朗索瓦·马里耶·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他于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而于1778年作为这座城市的精英去世。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与诗人布瓦洛（Boileau）和名妓尼侬（Ninon）熟识，他们的遗嘱都是他的父亲起草或执笔的。此外，在他父亲熟识的圈子中，还有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伏尔泰描述此人是他遇到过的“最令人生厌的人”。他的母亲玛丽·玛格丽特·多马尔具有贵族血统，是最高法院官员的女儿、皇家卫队长的姐姐。通过这些亲戚，她得以进入路易十四的宫廷。她的活泼和充满活力的才智，使她的家变成一个较小的沙龙。伏尔泰认为，她拥有其家族所有的智慧；他的父亲则具备相当高明的理财才能；而他这个儿子，将这种暗藏于本性当中的商人气质，作为遗产一并继承下来。母亲在40岁，即他7岁时，就死了。在她的5个孩子当中，阿尔芒（Armand）是长子，他狂热追随詹森派。弗朗索瓦·马里耶是最小的孩子，不满一岁体弱多病，没有人相信他能活下来。事实上，他一直活到生命的第84个年头。

这个家庭的朋友中有几位神父。其实，神父这一头衔（father），是给予任何世俗神职人员的，而不论是否正式任命过。相反，许多一直穿着教士服装的神父，却是凡夫俗子和社会中的显贵；有些人特别谙熟下流圈子，简直熟门熟路；有些人名义上虽丝毫无愧于他们的头衔，却私底下干着龌龊的勾当，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德·沙托纳夫神父是尼侬的最后一位情人、伏尔泰的第一位老师。他是一个博学广识、视野开阔的人，把尼侬的异教信仰和蒙田的怀疑论传授给了他的学生。据一个古老但未能证实的故事说，他把史诗《穆瓦萨德》（La Moisade）介绍给这个男孩，当时该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着。它的主题是，宗教除了使人相信一位上帝外，便是统治者用来维持秩序并保持敬畏的一种诡计。

神父老师带他去拜访尼侬时，伏尔泰的教育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位名妓当时（1704年）已经84岁。弗朗索瓦发现她“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但妇女特有的亲切仁慈一点都不曾减少。他后来回忆说：“她把我写入她的遗嘱，这让她很高兴。她留给我2000法郎作为买书之用。”不久，她便去世了。

为了均衡饮食，10岁时，作为一名住读生，他被送进巴黎左岸（Left Bank）的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那里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在该校2000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一些能够负担教育费用的贵族子弟。在那里的7年中，伏尔泰结交了许多贵族朋友，而且终生都与他们保持轻松惬意的关系。而在古典文学，特别是戏剧方面，他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他在那里上演的戏剧中扮演角色，并在12岁时写下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他功课很好，获奖无数，使他的老师们又惊又喜。他不相信有地狱，而称天堂为“世界的大寝室”。他的一位老师悲伤地预言，这位青年才俊将成为法国自然神论——除了信仰上帝外，几乎摒弃全部神学的思想理论——的旗手。他们以一贯的耐心来容忍他，而他也对这些把他的智慧训练得明晰和有条理的耶稣会士，保持一种热烈的尊敬和感激，这超越了他所有的离经叛道。52岁时，他这样写道：

我有7年之久接受这样一些人的教育，他们不计酬劳，诲人不倦，为的是塑造年轻人的心智和品行……他们启发、激励我领略文学的滋味，培养了即便在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仍足以引为慰藉的情操。没有什么能从我心中抹去对波雷神父的记忆，他对门下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地珍爱。还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能使学习和德行变成如此令人愉快的事！……我是如此幸运，由不止一位具有波雷神父品质的耶稣会士养育成人。与耶稣会士相处的7年，我发现了什么？勤勉、朴素而有条理的生活。他们将全部时间一分为二：照料我们和培养我们的情操。我请几千名像我一样曾接受他们教育的人作证，没有人会与我所说的不同。

毕业后，弗朗索瓦打算以文学作为职业，但他的父亲警告他说，以写作为业只会陷入贫困的泥潭，坚决要求他学法律。用弗朗索瓦自己的话说，整整3年，他“学习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律，了解巴黎的情况”。他憎恨“无用的事物之v多，他们就希望把这些装进我的大脑。我的座右铭是，把握重点”。他没有埋头于法典和判例，却加入在教堂中结识的一些持怀疑论的伊壁鸠鲁的信徒——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在巴黎一座古老修道院的遗存。他们的领袖是菲利普·旺多姆公爵。旺多姆拥有庞大的教会收入，却鲜有宗教信仰。他的同党是修道院院长塞尔维安、德·比西、德·肖利厄、侯爵德·法尔、王子德·孔蒂，及其他坐享横财、过着放荡生活的贵族。修道院院长德·肖利厄宣称，美酒和女人是英明而仁慈的造物主赐予男人的最令人愉快的恩惠。伏尔泰轻而易举地让自己适应了这一摄生之道，他外出不归，与这些寻欢作乐者厮混，直到神所不容的晚上10点，使父亲大为震惊。

大概是应他父亲的请求，伏尔泰被任命为法国驻海牙大使的随员（1713年）。世人皆知这位易激动的青年如何爱上迪努瓦耶，如何用诗歌追求她，并以永恒的崇拜作为许诺。“没有谁的爱能比得上我的，”他向她写道，“也没有人比你更值得爱。”大使通知老阿鲁埃，说弗朗索瓦于外交并无助益。于是父亲召唤他回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威胁说要把他装上船，扔到西印度群岛。此时，弗朗索瓦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彭班德”，说如果她不来到他的身边，他就自杀。由于她大他2岁及性别的关系，她比他理智些，回信劝他最好与父亲融洽相处，做个好律师。他的父亲答应，假使他进律师事务所，并与律师们住在一起，便原谅他。他终于同意了，“彭班德”最终与一位伯爵结婚。那显然是伏尔泰青年时期最后的富于激情的罗曼史。他像任何诗人一样容易兴奋，神经高度过敏，只是性欲不强。他想要名垂青史，却以为心灵上的结合远比肉体的吸引重要。他的活力从笔尖涌溢如泉。25岁时，他便已写信给米默尔侯爵：“友谊比爱情珍贵千倍，看起来，我完全不适合谈情说爱。我觉得爱情有点荒谬……我已决心永远与之断绝关系。”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使新教的欧洲和崇尚天主教的法国大为释怀。那是一个王朝和时代的结束：一个延续72年的王朝，一个大世纪的时代——始于军事辉煌胜利、文学杰作灿烂、巴洛克式艺术光辉夺目，而终于艺术和文学式微、人民贫穷疲惫、法国受挫屈辱。每个人怀着希望与疑虑，转向一个即将继承这位辉煌绚烂而不受哀悼的国王的政府。

摄政之争（1715）

新王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那时年仅5岁。他自幼失去祖父、父母、兄弟、姐妹，最后是曾祖父。在这种情形下，谁将替他摄政？

两位皇太子均比太阳王（即路易十四）早死：儿子路易死于1711年，孙子勃艮第公爵也于1712年去世。另一位孙子已被承认为西班牙菲利普五世，条件是放弃法国王位的一切继承权。老国王的两位私生子尚在人世，他已经立他们为嫡生子，并留下遗训，在缺乏皇族血统的太子时，他们可以继承王位。其中年长的路易·奥古斯都，即梅因公爵，时年45岁，和蔼可亲，但身体孱弱，他因为畸形足而更加害羞和怯懦。如果不是他野心勃勃的妻子激励他攫取摄政权，他本可满足地安享在索镇（Sceaux，在巴黎城外）的90万利维尔的财产。梅因公爵夫人从未忘怀自己是大孔德的孙女，她在索镇维持几乎像王室的宫廷，在该地资助艺术家和诗人（包括伏尔泰），并聚集了诙谐而忠实的随员在她身旁，作为登上君权的先驱和跳板。她薄具姿色，体态和打扮堪称无瑕，娇小纤细得被误认为少女。她机智、聪慧，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口才敏捷，充满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她深信在她的帮助下，她的丈夫将轻易地抓住摄政权。她已完全战胜即将去世的国王周遭的势力，而从国王那里赢得了遗嘱（1715年8月12日），让梅因公爵掌握了小路易的抚养、教育及御林军的控制权并在摄政议会中有一张席位，但遗嘱附录指定议会的主席为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

菲利普是老国王的哥哥菲利普一世第二任妻子——粗鲁而现实的夏洛特·伊丽莎白，即巴拉丁公主所生。这位青年的教育已交托给一位神父——圣西蒙的《回忆录》（Memoirs）和杜卡洛的《摄政秘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均形容这位神父为罪恶渊薮。纪尧姆·迪布瓦是一位乡下药剂师的儿子，他努力求学，以作家庭教师维生，结婚后，得到妻子的同意，离开她到巴黎的圣米歇尔学院深造。他在那里刻苦打工缴付学费。毕业后，他担任圣洛朗菲利普一世的家务总管的助手。他负责僧职及其他职位，显然把妻子忘了。圣洛朗逝世后，迪布瓦成了这位未来摄政者的家庭教师。罕做公平论断的杜卡洛说：“这位神父觉得，如果不使学生堕落，则他很快就会被轻视。因此，他不惜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但很不幸，他太过成功了。”圣西蒙嫉妒名门贤才，他自得其乐地描述迪布瓦说：

他矮小、憔悴、瘦得像干扁的鲱鱼般令人怜恤，头戴浅黄色假发，脸上稍微露出智慧的光彩。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汉，罪恶的念头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使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在骚动。贪婪、放荡、野心勃勃是他的信条；不义、谄媚、阿谀奉承是他的行为方法；完全不信神是他的宗教观；而在他的意念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则，即认为正直、诚实是人们用来装饰自己的一种妄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他聪明、有学问、懂世故、渴望取悦、幸进，但都被从他身上每一孔隙散发出来的虚伪气息破坏……他邪恶……叛逆、忘恩负义，精于最恶劣的罪行，被发现时，又表现得非常无耻。他觊觎一切，嫉妒一切，并想拥有一切。

圣西蒙与菲利普家族来往亲密，他的批评当然不会被轻率地反驳。况且这位神父是优秀的学者、能干的助手、机智而卓越的外交家，菲利普二世深知其为人，直到最后都很信任他。

这位学生或许是受祖先熏习的缘故，很快吸收了他们的教导，并在心智与罪恶上更胜他们一筹。他强固的记忆力、聪明的智慧、敏锐的机智及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与鉴赏力使老师大为欢愉。迪布瓦请丰特内尔（Fontenelle）为这位青年打稳科学基础、龙伯格引导他学习化学。后来，菲利普二世像英王查理二世和在锡雷（Cirey）的伏尔泰一样，拥有私人实验室。他弹七弦琴，为书绘制插画，对艺术品的收集有很强的鉴赏力，只是在这些方面挖掘不深。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的娱乐随时而异。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即使在公众场合，他也表现出“诽谤、不敬上帝”。他在这方面和性放纵方面，给他的国家和那个世纪一种象征与推动力。

与一般人一样，他具有多重性格。若情形需要或兴致勃发，他能够轻易而狡猾地说谎；他搜刮贫民的财产，而把成千上万的法郎花费在个人的嗜好与追求上；但他也慷慨、仁慈、和蔼而容忍，“本性善良、人道而富有同情心”（圣西蒙说），而且对待朋友比对待情妇更忠实。他常常灌醉自己，以此作为晚上上床睡觉前的仪式。他的母亲谴责他时，他回答说：“自早上6点钟至晚上，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工作折磨着我，如果工作后不去寻欢作乐，我会受不了而最后抑郁而终的。”

他初恋的受挫也许是他为自己的荒淫无度寻找的一个借口。他倾慕母系为贵族、出身高尚的塞里小姐。他写诗追求她，歌颂她，每天求见她两次，并向她求婚。路易十四为此皱眉，极力推荐自己的私生女布卢瓦女公爵给他。菲利普二世表面服从（1692年），但仍对塞里小姐百般殷勤，终于让她生下一子。愤怒的路易十四把塞里逐出巴黎。菲利普给了她不少金钱，并开始试着对妻子忠实，但不久便告失败。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即未来的贝里公爵夫人，这造成了后来他最真诚的爱和最凄惨的悲剧。

他父亲的逝世（1701年）带给菲利普二世公爵头衔和家产，他除了于平时享受人生、于战时须冒点险而外，别无义务。他在对抗第一次大同盟的战役（1692—1697年）中，表现英勇，但也受到几处重伤。不久，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争夺战（1702—1713年）中出生入死，获得更高的荣誉。战后余生，他举行一次糕点宴会慰劳自己。除了不敬神外，他在一切罪恶中尚保持举止的迷人和谈吐的文雅与礼貌，而令人忆起太阳王富有朝气的年轻时代。

只有在全部王位直接继承人去世后或受条约限制不能登基时，菲利普才能争取摄政权。此时，谣言纷起，说他不惜毒害具有血统的各个王子，以清除掌握王权之路，但路易十四及其后代均对这些诽谤不予置信。一些团体开始转变态度，认为他不比梅因公爵夫妇差劲。因为他主张信仰自由，那些受压迫而低头转向天主教的法国新教徒，那些受苦于教皇训谕及皇家宗教迫害的詹森派教徒、那些乐见以一自由思想者统治法国的自由人士、那些厌倦于已故国王苛政的巴黎人民和提供他经济援助而受婉谢的英王乔治一世，都为他争夺摄政祈祷。最重要的是，那些“将领贵族”——被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削夺权利而成为朝廷寄生虫的有爵位的家族都希望借菲利普二世的力量，替受私生子统治及商人把政的王室复仇。圣西蒙身为高阶贵族，他催促菲利普二世放弃安逸放荡的生活，为争取摄政权而战。

但菲利普二世爱好玩乐甚于权力，他可能宁愿清闲享乐。现在受了朋友的激励，他驱策自己奋力不懈地展开行动。当着梅因公爵的面，他收买了皇家禁卫军，以求得他们的拥护；并以官职相许，赢得政治与军事首要人物的支持，并使议会认为他们有希望恢复以前的特权。1715年9月2日——正是路易十四去世的翌日——菲利普二世召集巴黎议会、贵族领导者及国内主要官员到法院。梅因公爵也参加，希望接受摄政权，但勇敢、聪明而雄辩的奥尔良公爵击败了他。菲利普二世宣告：“除了解除人民痛苦、重新建立财政的秩序、维持国内外和平、恢复教会的统一和安宁外，我将永无其他目的。我将接受庄严的议会明智代表们的协助，在此我预先请求他们的应允。”这就是说，他将老国王反对、忽视的“抗议权”（反对王室敕令）归还议会。这个巧妙的动议大为收效，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拥护菲利普二世摄政，并给予他完全控制议会的权力。梅因公爵抗议这违反先王遗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不能再负这位孩童国王的抚养之责，要求解除这项责任。菲利普二世和议会信以为真，狂怒而无助的梅因只好退休到索镇，受着妻子喋喋不休的指责。从那时起，42岁的菲利普二世开始了为期8年的摄政生涯。

先盛后衰（1716—1720）

菲利普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稳定。他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负债24亿利维尔，还有浮动债款5.9亿利维尔——流行于国内的王室特定票据，现在面值几乎不到原来的1/3。政府1715年的净收入为6900万利维尔，而花费则为1.47亿。1716年的大部分收入均已预先支出。

圣西蒙建议断然宣告破产，但遭诺瓦耶公爵反对。摄政当局采取节省与改革并行的折中办法，把军队减至2.5万人；退役军人免纳税6年；有8个孩子者永久免税。封建领主的租税、盐税、人口税及其他赋税均已降低；滥用积蓄皆受指责，有些甚至被矫正。很多政府冗员被解雇——仅巴黎就有2400人。当时还成立了正义法庭（1716年3月），那些资本家、商人及其他人士，均以曾经骗取政府财物的罪名，受召出庭。熟谙军事措施的诺瓦耶，开始了令人恐怖的行动：凡揭发别人没履行契约的人，被应允受宽大处理；告密者因而收回被查扣款额的1/5；凡干涉揭发者，均处以死刑；财产公告不实者，须没收财产，并放逐海外。犯罪者有些被绞死；有些加上枷刑，在欢呼的民众面前游行。少数无以自表清白的金融家，终于自杀。方法虽好，效果却差。大部分罪犯贿赂法官、摄政者的亲信或情妇，以免除审问和罪行。官方的腐败甚至到了不是罪犯行贿而是朝臣索贿的程度。一位资本家被罚款120万利维尔，一位朝臣应允以30万利维尔为他脱罪。“亲爱的大人，”这位资本家说，“你来迟了一步。我刚刚和尊夫人达成协议，费用只是你所提的一半。”解散正义法庭的敕令公布下来（1717年3月），以罕见的坦诚说道：“各种犯罪遍布使各阶级几乎都受传染，因此，政府很难对如此多的罪犯施以公正的惩处而又不致危害到商业、社会秩序和国家。”待审讯结束时，政府净利约为7000万利维尔。

不满于这些结果，摄政转向于提供新财政制度的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约翰·洛（John Law）生于1671年，是爱丁堡某位银行家的儿子，他在伦敦学习金融，亲眼目睹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幕。在一次因爱情纠纷的决斗中，他一时失手杀死了对手，因而顶着死刑的罪名，逃到欧洲大陆。他英俊、和蔼，有数学天赋；在外币汇兑方面的投机颇为成功，而且他对纸牌组合的计算与记忆能力，帮助他在各地牟取利益。他观察了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热那亚银行的运营。在阿姆斯特丹，他尤其感到信贷制度的魔力，即银行发行抵得几倍国库金价的纸币，同时以10基尔德担保，结果刺激、促进并繁殖了工商活动。他看出不必麻烦地携带或以金银交易，而仅仅转移银行票据，即可进行买卖。他不相信在法国竟然无法建立这种国家银行和信贷制度。他预想出后来被称为他的“制度”的这一学说。

他的主要构想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以使物资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的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图谋工商企业与方法的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事业，而事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逐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钱币，如此，利润便可获得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1708年，约翰·洛向法国政府提供他的意见，但路易十四不予采用。菲利普二世摄政时，约翰·洛再提出他的学说以解救法国破产的财政。他问道：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为何单独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仍未成立国家银行；土地如此富饶、人民如此聪颖的法国，为何仍然平躺在经济的停滞状态之中。于是菲利普二世的态度有所松动，允许他建立普通银行；作为私人冒险。银行接受存款，支付利息，提供贷款，发行10、100、1000法郎不等的银行票据，其稳定的价值，因有固定重量的银子作为基础，因此很快成为人所乐用的买卖媒介。这些票据首次构成正规的纸币，约翰·洛的银行及遍布各地的支行，建立了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信贷制度。1717年4月，银行票据被认可代替缴税。

同年9月，约翰·洛把他的主张带到更为冒险的阶段。他要求摄政当局把特权赋予新成立的欧洲公司，以开发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然后归法国管辖。他以每股500法郎的价格把欧洲公司的20万股卖给人民，那是很高的价格，但其中3/4的款额可由政府票据以其面值支给，3倍于其实在价值。很高兴有此机会将跌落的纸币转换成可分红的企业股份，人民很快便买光了所有的股份。越来越如意的约翰·洛指导他的银行买下皇家烟草专利权及所有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国公司；将它们与欧洲公司联合起来成为印度公司，其目的在于垄断全部对外贸易。

1718年12月4日，约翰·洛重组他的银行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它的票据被承认为合法的偿债钱币，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财政。他在印度公司以每股550法郎发行新股票，一时被抢购一空。期待高价报酬提高了人们对股份价值的估计；在一片投机潮中，人们纷纷以不断上升的价格来买卖股票，直到喊出5000法郎，9倍或10倍于其面值为止。蒙塔古女士1718年路经巴黎，对法国经济命脉竟受制于一位英国人的现象，报以微笑。约翰·洛的想象超过了他的判断。这个新的皇家银行不仅管理制币厂与所有税收，并以政府规定的5000法郎的股价交换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而接管国家债务。这样一来，被动资金就会在他各个企业中用活。他又将2400股献给摄政者作为礼物，而危害到银行偿债的能力。

虽然这般轻率地冒险，人们对他的信任毫不受损，人们对公司的热忱愈来愈高，股份买主喊着愈来愈高的价格。骗徒在市场中兜售假股证件，使行情更为狂热。银行所在的那条狭窄、肮脏的柯堪坡街，两年来变成了巴黎的华尔街。各阶层的买者、卖者，公爵夫人、娼妓、巴黎人、乡下人、外国人，群集于此，而且骚乱每天上升。有些人在拥挤中被践踏致死，有些人则被贵族的马车辗倒。马雷夏尔·维拉尔（Maréchal de Villars）乘车路过，曾驻足演说，训斥群众贪婪的狂热。小街中陋屋每月的租金，比过去20年来的总收入还多。居民抱怨嘈杂声难以忍受。买者还是竞相喊价；股份价格几乎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上涨；1719年底，有些股份已售到每股1.2万法郎；当时未出售股份的市场价格80倍于法国公认的金银总价。因为每股只需支付面值的1/10，因此周转率高，一天就可致富。一位银行家赚了1亿法郎，一位旅馆侍者赚了3000万法郎。人们首次听到“百万富翁”这个称呼。

约翰·洛一时成了风云人物。1720年，他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华丽的贵族、女士，翩临其接待室，纷纷请教他对金银财宝的高见或寻求他的支持。“我曾经亲眼，”伏尔泰回忆说，“看见他通过巴黎皇宫的走廊，后面跟着公爵、贵族、法国高级将领、教会主教。”一位公爵夫人谦逊地吻他的手。

他并未因其主张的辉煌胜利或权力的伸张而骄纵恣肆，事实上他还震惊于人们的贪婪对公司股份所喊出的高价。他也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反对这一制度的圣西蒙宣称：

他的为人既不贪婪，也不欺诈。他是一位慷慨、善良、可敬的人物。太多的债权和财富并没有宠坏他，他的举止、马车、桌子、家具，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愤慨。他一心一意，坚忍不拔地忍受事业带来的烦恼；直到最后……他变得急躁而常发脾气。

有些望族不满他是外国人和新教徒，而且发现，他虽然和其英国太太恩爱相处，他们的结合却属非法。为了减少这些敌意，约翰·洛成为法国公民和罗马天主教徒。

他运用权力去刺激法国的繁荣。他减低赋税，并结束私人代理笨拙而腐败的税敛。他对群众表现出一般财政家少有的怜恤心。为了农夫的耕种，他禁止教会或财团占有大片土地；他甚至在刚刚上任总长时就强迫教会售出自1600年以来所占有的全部财产——那几乎是法国财富的一半。他先于杜尔哥（Turgot）废除了法国境内食物和货物的运输税。他有组织地筑路、修路、造桥、开发运河，同时从国外招进技工专家以建立新工业；降低贷款税率以鼓励工业的扩张；在他上任两年内（1719—1720年），法国企业增加了60%。他重振并扩张商业舰队，使商业延伸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从事外贸的法国船只，1719年3月为16艘，1720年6月则达300艘。在约翰·洛的领导下，法国对外贸易再度达到柯尔伯（Colbert）任职时曾达到的最高峰。他说服法国贵族支援路易斯安那咖啡和烟草的生产，他自己则支援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流域的开发。1718年，新奥尔良城正式建立，取摄政者家族之名以为纪念。

尽管约翰·洛和菲利普二世多方面地努力，但在美洲的事业并不蓬勃。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带，仍是尚未征服的荒野。政府尽一切力量招揽法国移民在此区域定居。约翰·洛提供每一户移民家庭迁徙资金及450亩土地。人们发现移民不比投机诱人后，罪犯、流氓、娼妓被驱逐到路易斯安那，而青年男女则像普莱沃（Prévost）小说中的曼侬·莱斯戈被诡计或武力强迫冒险。这些牺牲品由于伙食恶劣，许多死于途中。1720年5月的诸项敕令，方才禁止这种野蛮的强迫行为。殖民地本身，由于设备不良、管理不善，加上叛逆者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密西西比公司的利润远比投机者所预测的少。虽然约翰·洛自己也曾陶醉于这个梦想，但从殖民地土壤发掘金矿或珍贵矿物的希望，终属虚幻。

这些困境必已传回法国。最聪明的投机者判断出公司的股价已达高峰，认为现在该是出售的时候了，他们迅速售出而获得暴利；其他同样贪婪、但消息较不灵通或判断较不正确的数以千计投资者，则因脱手较慢而破产。到1719年12月，卖潮压过了买潮，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波旁公爵抛售了2000万法郎的股份；孔蒂王子售得1400万；后者招来三大马车以载运用银行票据与公司股权换来的黄金，约翰·洛并不敢加以拒绝。一位普鲁士投机者卖出他所有的股权，而带着相当于3000万法郎的金条离去。其他的人则兑换股份以购买土地、房屋、珠宝和其他以人类需要或虚荣为稳定基础的有价物品。曾经遭受正义法庭惩罚过的金融家，以兑现票据并将金条运出法国，作为报复。约翰·洛努力阻止金条外流，请求摄政者下令禁止人民私藏、交易或输出珍贵金属，并要求交出所有超过皇家银行500法郎以上的金银。银行官员受权进入住宅搜索私藏的珍贵金属。“许多百姓，”据圣西蒙说，“把金钱藏得如此隐秘，以致死时无法讲出以前匿藏之处，他们的小财宝因为长埋，没能传与子孙。”

股票的市值继续下降，约翰·洛竭尽全力（提供9000万法郎的纸币），欲图支持局面，但随之而来的银行钞票之增加，降低了币值，并提高了物价。1720年5月，物价已经比1716年上涨了100%，工资则上涨了75%。7月，一双丝袜高达40利维尔。通货膨胀的恐慌开始了，人们争相以纸币和贮藏物品证券交换货物。因此，福斯公爵囤积蜡烛，马雷夏尔贮存大量咖啡和巧克力。为了防止纸币脱手转购物品，约翰·洛宣布（5月21日），银行钞票和公司股份贬值50%。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许是受到震恐的摄政者所施的压力，而后者则感到约翰·洛与其他贵族及教会仇敌所施的压力。菲利普二世把所有的公司股份投进银行，欲图挽救这一危机。

但卖潮仍然持续。7月，银行被迫对超过10法郎的票据暂停付款。票据的持有者围困银行，喧闹着要兑换纸币为金条或银条。在巴黎，涌动的人潮在混乱中踏死了10名妇女，稍后，愤怒的群众扛着其中3具尸体在摄政者的窗下游行示威。因自己疯狂的投机引起这一制度崩溃的人民，却指责约翰·洛，要求他对一切困难负责。他们设法捉他，想要杀他泄愤，不得逞后，于是将皇宫庭院内他的大马车予以捣碎。反复的骚动显示出人民觉得受经济骗术玩弄，及高阶层者以公众牺牲为代价而中饱私囊这一情绪。国会联合起来攻击约翰·洛，菲利普二世将他贬到蓬图瓦兹（Pontoise，7月20日），人民拥护国会。

8月，曾经达到1.2万法郎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现在降到2000，而银行钞票则降到原有价值的1/10。10月，消息泄漏出来——而且很快流传开来——摄政当局在皇家银行鼎盛时，从中提出总额30亿法郎，其中大部分花费在馈赠亲友或情妇的奢侈品上。大约同时，一位银行出纳员私卷大量金条，潜逃至普鲁士。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跌至200法郎。摄政当局一则废除银行（12月），解雇约翰·洛，一则重开国会。14日，约翰·洛带着儿子离开法国。他已经将私人财产全部投进印度公司，与大多数股东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未在外地存钱；现在他仅仅剩下2000利维尔和一些不珍贵的珠宝。在布鲁塞尔，彼得大帝邀请他掌管俄罗斯的财政。他予以拒绝。他退休到威尼斯，与妻子和女儿团圆，过着默默无闻、贫穷的生活。1729年，他终于在该地告别人间。

他建立银行的原则，理论健全；若不是投机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与摄政者的挥霍无度，将使法国偿清债务并繁荣强盛。约翰·洛的看法经过考验，被证为无误。法国经济一时显然停顿在颓废状况之中：股份与票据持有者要求无法兑现的付款，钱币的流通几乎瘫痪，工业滞阻，对外贸易也停顿下来，物价超过人民的支付能力；摄政者召集巴黎的首脑人物，商讨维持秩序，平息混乱之策。他们买进全部钞票，并以政府税收为抵押赎回各种不同的股权，持有者损失16%—95%不等。狂怒泄尽的民众，只好耐心地屈服于这种实际的破产。

有些事情则未受到混乱的影响。农民由于产物价格上涨与钱币贬值，反而得益。工业受到低利和高价的刺激，迅速复原；新企业纷纷成立。国内贸易因路税减低而蒙利；商业自混乱消退后，也再度扩张到海外。视求利为自然而必需的中产阶级，不但没受伤害，而且更加扩大。金融家的数目与势力均已倍增。贵族以贬值的钱币偿债而受益，但因在投机的热潮中表现出和各阶级无异的求利欲而丧失面子。摄政因无法履行财政契约，又在一片灾情中仍旧奢侈生活，而失尽光彩。一位匿名的评论家批评说：“我们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根除约翰·洛造成的恶习：纵坏人民过惯安逸、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满足现状，扬升食物及手工品的价格，使所有的商人追求暴利。”但那同样的商业精神，虽则败坏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和法国人的智慧。1722年，法国的财政已恢复到足以让摄政怀着对政府所具有的松弛良心，而回到惯有的宽仁统治与挥霍淫乱的道路上。

摄政者

他的德国母亲曾经警告、批评他的友善态度。“仁慈胜于苛刻，”她告诉他，“但是，正义存在于处罚与奖赏之间；尤其重要的是，不使法国人民畏惧他的人，则他将很快会畏惧他们，因为他们轻视那些无法使他们畏服的人。”菲利普二世由蒙田塑造而成，他崇拜英国的自由，畅谈不盲目服从他的一些臣民，但也明智得能让自己向他们解释为何要制定那些法律。为了表示其政权的精神象征，他迁出凡尔赛宫，住进巴黎心脏，热潮所在的皇宫。他讨厌宫廷生活的仪式和排场，因而将它们置于脑后。为了更安适及保有私人园地，他规定年轻的国王不得住在凡尔赛宫，而住在郊区的万塞纳城堡。一点也不像谣言诬告的那样毒害孩子，菲利普二世对待年幼的国王非常慈爱，并恪尽君臣之礼，因此，路易十五对摄政者给予他的百般照顾，终生都铭感在心。

路易十四下葬两天后，菲利普二世即下令，除了那些危害社会的重罪者外，余者从巴士底狱全部释放。其中数以百计的罪犯，都是由老国王的秘密信函拘捕入狱；他们大部分是詹森派教徒，所受的指控只是不遵奉国教；有些人下狱日久，以致无人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罪因。有个人入狱35年，却未曾受审问或告知监禁之因；到老年才被释放，反而对自己的自由迷惑不解；他在巴黎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他要求留在巴士底狱度过残年，结果获准。

老国王临终时的告解神父米歇尔·泰利耶，平日追捕詹森派教徒，结果被逐出巴黎。摄政者劝告教会里的反对党，止息他们的争论。他对秘密的新教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任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任职行政机构。他打算恢复自由主义的《南特诏书》，但耶稣会会员和詹森派教徒联合起来指责这种容忍，而他那位想要钓取红衣主教地位的牧师迪布瓦，也加以劝阻。教会里的两派拒绝施给新教徒的正义，只能由哲学加以赢取。在信仰方面，摄政者是伏尔泰的崇拜者。菲利普二世没有显而易见的宗教信仰；在虔诚信教的路易十四之下，他在教堂读过拉伯雷的作品；而现在他已允许伏尔泰、丰特内尔及孟德斯鸠出版书籍，仅在一年前，这些著作被视为危及基督信仰而遭禁止。

在政治上，虽然菲利普二世将伏尔泰送进巴士底狱，他仍是一位自由而开明的统治者。他对民众解释律令时，措辞非常温和、真诚，所以米舍莱（Michelet）看出其为1789年国民大会的先导。纵使有些人对摄政者含有敌意，政府各部门中的任职者都是能干的专才；一位曾经威胁要暗杀他的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菲利普二世是一位自然享乐主义者，在下午5点钟以前，他是一位苦行僧。直到那时，圣西蒙说：“他完全献身于公众事业，接见部长、议员等，白天从不进餐，只在下午两三点时吃点巧克力，此时任何人都可进入他的房间……他的亲善和敏捷博得人民极度的喝彩，但过于滥用。”“在亨利四世的所有后裔中”——即是所有波旁皇族——伏尔泰说，“菲利普·奥尔良在勇气、仁慈心肠、率直、欢乐气象、和蔼可亲、自由思想及良好教育各方面，最像这位君王”。他以其广泛的知识、深入的见解、明智的判断，精选大使与议员。但他也有与哲学家一样的弱点——看出一件事情的多面性的能力与意愿，将时间花费在讨论上，因而延缓了行动。

他虽然崇尚自由，但对于传统的王室权威的任何剥夺，却丝毫不容。国会运用他曾应许他们的疏谏特权，拒绝认可他的一些法令（把这些法令列入已承认的土地法规中）时，他便召集（1718年8月25日）著名的“正义之光”（lit de Justice）——国王坐在判决的“床”上，行使其王权以强制王室敕令的签署，153位法官，身着庄严的鲜红色长袍，徒步至杜伊勒里宫，年轻的国王遵照菲利普二世的指示，命令他们（他们照做了）——签署摄政者的法令。因为梅因公爵及其夫人仍在议会中反对他并施以种种阴谋，他利用这个机会剥夺皇室的私生子成为王子的权利。合法的公爵重获高官和特权，圣西蒙公爵大为欢愉，对于他而言，这是摄政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他的《回忆录》最辉煌的时刻。

梅因公爵夫人并不承认失败。1718年12月，这位公爵夫人联合西班牙大使切拉马雷、西班牙总理阿尔贝罗尼及米歇尔·波利那红衣主教，准备推翻摄政当局，而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入主法国、以梅因公爵为内阁首脑。但这个叛谋终被揭发，大使被革职，公爵夫妇则分别被送进不同的监狱，而于1721年获得释放。公爵对这项计划辩称不知。公爵夫人在索镇，重新部署她的计划。

受到这些打击和传统及本身性格的限制，菲利普二世仍然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在他当政的短短几年内，与统治半个世纪的路易十四相比开辟了更多的道路。他放弃了马尔利（Marly）和凡尔赛，因而积蓄了数百万法郎。他维持一个绝对朴素的宫廷。约翰·洛的许多改革以更经济、仁慈的税收而留存下来，那些受到贪污或浪费指控的收税官均被解雇。菲利普二世尝试施行分等级的所得税办法：他先在诺曼底、巴黎、拉罗谢尔试行，但由于他的早夭而告失败。他全力避免战争；遣散成千的部队，分发他们到未开发地区；他将残余的军人驻扎在军营，而不住在民间。他以宽大的眼界允许所有够资格的学生免费进入巴黎大学和皇家图书馆；他以国家基金资助皇家科学学院、皇家题铭及纯文学学院、皇家建筑学院；他援助学术作品的出版；在卢浮宫建立机械文艺学院，以促进发明与工业艺术。他为文艺作家、学者及博学之士发放津贴，并在皇宫给予他们居室，他很喜欢跟这些人畅谈他们在不同领域的造诣。他的方法和改革收效不明显，部分由于债务的负担和经济革命的溃败，部分由于摄政者本人生理与道德的缺陷。

那是法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如此聪明才干的俊杰，竟然由于他所处阶级与时代的淫荡而玷污、受损。他的父亲近男宠，而他本人受教于一位放浪的教士，他长大后纵欲好色，几无限制。“如果他能无原则而获有美德，”杜卡洛说，“则他已是道德之士。”他被迫与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儿结婚，却寻不到妻子的爱情、体贴，便经常酗酒，其情妇甚多。他结交了一些以金钱及昂贵艺术品追求性刺激的朋友，他称呼这些狂欢者为“浪荡子”（roués）。在皇宫或在圣克劳德的别墅里，菲利普二世招来朋友——大都是年轻的贵族，但也有一些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如斯泰尔及斯坦霍普伯爵——举行小小的晚宴，在那里，有教养的女士像杜德芳夫人，掺杂着女伶、女歌手和情妇，成为男士钩心斗角竞相追逐的对象。圣西蒙带着伪装神圣的色彩说：

在这些集会里，每个人的性格，尽收眼底。部长像其他人一样放纵恣肆。古今宫廷及朝野的风流韵事，所有古老的故事、笑话以及荒谬的事儿，都被挖掘出来；无人幸获一免；奥尔良公爵也像其他人一样秽言秽语。但这些交谈很少留在他脑海里。他们尽可能地互相灌醉，使他们更为兴奋，毫无顾忌地说出下流的话，竞相畅吐亵渎之语；他们喧噪胡闹，酩酊大醉之后，便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再开始玩同样的把戏。

菲利普二世好动轻浮的本性，在他和姘妇相处的短暂上，一览无余。他们在一起很少超过一个月，但被替换者往往在等待着良机的再临。他的男仆，甚至朋友，不停地为他带来新的候补者。高贵的女士像帕拉贝雷伯爵夫人，女冒险家像唐森夫人，歌剧里的歌手与舞蹈家，漂亮无比的模特儿像萨布朗女士，她的“高贵气质”和“举世无双的体态之美”，连清心寡欲的圣西蒙都为之震动，这些女士都献身给摄政者，以沾染皇家气派，或是求取金钱、珠宝；他从自己的收入或羸弱无力的财库里，挥霍无度地赠送她们礼物。他虽然粗心大意，但从不让这些女人从他那里私探国家秘密或讨论国事。萨布朗女士设法打听这类事情时，他便让她瞧着镜中的自己，问她：“一个人怎会和这般漂亮的脸孔谈论事情呢？我完全不喜欢那么做。”稍后不久，她就不再得宠了。

这样一个浪子，却很孝顺母亲，他每天探望她两次，温驯地忍受她伤心的申诫。他不爱发妻，但还表现出关怀与风度，他和她生下5个孩子。他很喜爱孩子，他最小的女儿进修女院时，他每日前往探望。而他住在卢森堡宫廷的长女，其生活几乎和他一样丑闻昭彰。

她和查理·贝里公爵的婚姻，很快就变成时战时休的吵架状态。他被外国军队掳获后，她答应说如果他能赦免她的不贞，她也将对他的不忠一笑置之。历史学家添油加醋地说：“他们还保证互相保护。”她是巴伐利亚人的后裔，血液里含有疯狂的成分，她自觉不能控制心智和道德上的稳定；她对自己过错的自觉，更使她高傲的脾气火上加油，震惊了所有闯进她生活圈子的人。她充分利用她的追求所得，在巴黎像个皇后驾车而过，并在卢森堡维持一个奢侈华丽的家庭。有时仆人就有800人之多。她丈夫死时（1714年），她还接待一连串的情人。她的酗酒、淫荡、猥亵的言语及轻蔑的骄傲，使每个人心惊肉跳。她偶发的虔诚与对宗教怀疑的攻击，交互消长。

她爱父亲似乎胜过其他任何人，而她父亲爱她也是如此。她继承了他的智慧、敏感、机智与品行，她年轻时的美丽与父亲最美的情妇匹敌。巴黎流传着谣言，指控他们乱伦；为了齐全起见，谣言还添说他与3个女儿都有染。或许这些谣言是由梅因夫人圈内人散布。最知悉内幕的圣西蒙予以反驳，而视之为卑鄙的残酷手段。菲利普二世则从未为之烦恼，予以否认。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女儿的情人，而她也从未对他的女人吃醋，这或许能说明问题。

只有一个人能将她从她父亲那里拉走——皇家禁卫队队长里翁，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迷住了她，使她变成他的俘虏。1719年，她将自己关在卢森堡，仅留几名侍者，为这位队长生下一个女儿。随后，她秘密地和他结婚。她要求父亲准许她宣布这桩婚姻，但遭拒绝；她对他的爱变成疯狂的愤怒。她因此病倒，寝食俱废，结果大发热病，死于她的医生配给她的泻药（1719年7月21日），仅24岁。验尸时发现她的大脑里有畸形物。没有主教愿意主持她的丧礼，圣丹尼斯的修道士允许她葬在他们大修道院的王室地下坟墓时，菲利普二世不惜卑躬感激他们。她的母亲乐于听到女儿的死讯，她的父亲则把自己埋葬在权力的空虚中。

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从《南特诏书》的颁行到撤销（1598—1685年），法国财富的增长、生活的都市化、自宗教战争与詹森教派的争端后人民对宗教信仰的减却，导致了在贵族中道德律令的松弛。国王和门特隆夫人的婚姻（1685年）、他转向于一夫一妻制及忠贞和军事灾情严重的影响，已经迫使朝廷改变对外方针；而且，牧师的自我检讨，已经阻止了这一代教会的没落。自由思想家检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享乐主义者背着公众，狂欢恣肆。但是，多疑、淫佚而容忍的摄政者上台时，这些限制又告消退，受抑制的本能愤怒地爆发成一股非宗教和自我放恣的潮流，这颇类似清教徒得势一代（1642—1660年）后，英国王权复兴时代那种恣情声色的英国社会。不道德现在成了解放和老练的象征，淫乱则成了一种礼节。

基督教远在受到《百科全书》攻击，甚至在伏尔泰第一次以尖刻的文笔予以批评以前，便已衰微。迪皮伊（Dupuy）于1717年指责巴黎的物质主义者充斥其间。“今天，”马西永（Massillon）于1718年说，“不敬神几乎声威赫赫，凡民得以接近伟人，这是一个好处……使无名之士得以和受到人民拥戴的王子熟识。”那位王子的母亲，于1722年临死前写道：“在巴黎，不管是牧师，还是普通人，我不相信会有100个人真正信仰基督教，真正相信我们的救世主。这使我不寒而栗。”少数年轻的一代想要从天主教转到新教，他们先转向比较安全的无神论。普罗科佩和格拉多特两家咖啡馆，像礼拜堂一样，是不信教者的集会地。

如果说这股风气松弛了上层社会的道德准绳，那么贫穷也助长了人们违反法律的天性，在巴黎下层社会造成道德的混乱。博学的德拉克洛瓦（de Lacroix）估计，“危险人物、乞丐、流浪汉、小偷、各式各样的欺诈者，大约占了人民总数的1/6”；而我们可以想象出都市里的穷人，像富人一样，以私通来调剂辛劳。各种各样的罪犯，纷纷出笼，从巴黎的扒手到拦路的土匪，应有尽有。巴黎有正规的警察，但管不住罪犯，有时还和土匪分取掠夺品。1721年，国防部终于成功地逮捕了卡图什（Cartouche）——法国的杰克·谢泼德（Jack Sheppard）——和他的500个徒众，他们拦路抢劫，使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只有农民和中层社会人士维持正常的法国生活。

但是，巴黎的贵族，城里流动的绅士，文学或艺术的沉迷者，资本家以及修道院院长、长老，也几乎忘却了道德箴言，基督教只被记忆为礼拜日的社交时辰。当身为妻子者到了巴黎或凡尔赛宫，那视妻子的不贞重于丈夫的不忠，并欲借以保护财产的继承的双重道德标准，一时也被置诸脑后；在那里，专情于丈夫，已被视为古板；在那里，妇女和男士竞相撮合、离异。婚姻只用以维持家庭和财产、名声；除此之外，当时该阶层社会并不限制丈夫或妻子的忠贞。在中世纪，婚姻被视为导致爱情之门；现在，婚姻导致相爱者绝少，反而是爱情导致婚姻；纵使奸情，也很少以爱为借口。尽管如此，仍有忠实的夫妇散布在普通人中，闪耀着勇敢的光芒：圣西蒙公爵夫妇、图卢兹伯爵夫妇、吕内夫妇、蓬查特兰夫妇、贝勒·艾斯勒夫妇。很多放荡的妻子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收敛其行为；而有些人，她们的魔力随着时光渐渐消逝，终于退休到舒适的女修道院，献身于慈善事业以贡献她们的才智。

摄政时期最富进取心的女性是克洛迪娜·唐森，她32岁时逃出女修道院，绯闻之多，令人头晕目眩。这也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格勒诺布尔的议会主席，是一个调情圣手；她母亲是一位轻浮、风骚的女子；而克洛迪娜明白自己的妖艳，渴望得到垂青。她的姐姐格罗莱夫人，只略比她检点。87岁时，克洛迪娜在临死告解之时说道：“我年轻、漂亮；男人如此称赞我，我也相信他们；其余的便可猜想而知。”克洛迪娜的哥哥皮埃尔·唐森谨守圣道，由于很多女人的帮助，登上里昂的主教和大主教职位。为了节省嫁妆，克洛迪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位于孟特弗列里的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于勉强的信仰中烦躁地度过了16个年头。1713年，32岁时，她逃脱出来，藏在德图什骑士家里，他是一位炮队指挥官，由于他的帮助，她成了（1717年）哲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的母亲。未能预见此位婴儿将来会编纂“百科全书”，她把他遗弃在巴黎的圣·让·兰德教堂的台阶上。她先后委身于马修·普莱尔、博林布鲁克伯爵及阿尔让松，然后投入——据说在摆出裸体的雕像姿势之后——摄政者的怀抱。她在那里为时短暂，她设法利用她的拥吻使摄政者答应给她心爱的哥哥一席牧师之职。菲利普二世回答说他不喜欢在床上讨论事业的少妇，此后便不再欢迎她。她努力振作，结果征服了迪布瓦。我们会再遇到她。

在道德变迁的潮流中，有些巴黎的妇女继续保持卓越的法国品德，集显贵、才俊、佳丽于沙龙。巴黎最著名的人士，聚集在苏利宫这一壮观的建筑中；那里，有政治家、经济学家、诗人——60多岁静默的丰特内尔与20岁朝气蓬勃的伏尔泰。一群更乐天的团体聚集在布永宫，勒萨日（Lesage）在该处曾经发过一阵脾气，使该宫长留回忆：他应邀去读他的戏剧《杜卡莱先生》（Turcaret），但由于迟到而被女公爵傲慢地训责：“你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小时。”他回答说：“我将使你们得到两倍的时间”，然后离开房间。我们已提过梅因夫人在索镇的沙龙。将成为斯塔尔男爵夫人的玛格丽特·洛奈充当公爵夫人的随侍，曾经写下灿烂的《回忆录》（1755年），描述那些闹剧、矫饰、晚宴和化装舞会。索镇娱乐之盛，使宾主几无交谈余地。

安娜·康史利，即兰伯特侯爵夫人主持的纳韦尔公馆（现为国立图书馆），则以交谈为主。富裕而苛刻的她，在恣情欢乐的摄政时代，仍旧保持路易十四晚年稳定沉着而堂皇庄严的气派。她劝阻人们玩牌、下棋，甚至欣赏音乐。她是一位全能的女才子。像夏特莱侯爵夫人一样，她对科学和哲学很有兴趣，有时（伏尔泰说）她谈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她每星期二招待科学家和贵族；每星期三则为作家、艺术家及学者，包括丰特内尔、孟德斯鸠和马里沃（Marivaux）。她聚会时，有博学之士演讲、作家朗读即将问世的作品，他们的名声也因而外扬；这位慷慨、雄心壮志的女主人，经由智囊团的运作，使她的门客跻入法国皇家学院之林。她是数百位使法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的和蔼、有教养而开明的女性之一。

华多与艺术

艺术革命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的变迁。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和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政策溃败后，法国的民心由血腥的军事耀武转向和平的安乐。新教堂已不再为人民向往，高楼大厦如马蒂诺饭店，由不规则形状和装饰丰富的形式变成几乎脆弱的文雅，再趋向戏谑的、无限制的幻想。精美的涂饰、明亮的色彩及令人吃惊的设计，变成摄政风格（Style Régence）的特征。古典样式由于讲究优雅轻佻的曲线而消失，角隅隐藏不露，壁嵌盛为雕镂。雕刻则废弃凡尔赛宫那种奥林匹斯诸神巍巍然的外观，转向表现优美的律动和情感的诱人的小巧风格。家具避免直角和直线，舒适比壮观更受重视。现在，出现了供两人用有靠背的双人椅，专为不喜欢距离的朋友或情侣设计。查理·克雷桑（Charles Cressent）是为摄政者制造精致家具的首席细木工匠，将椅子、桌子、写字台和办公室，嵌镶以珠贝之细工，满室光彩夺目，轻盈可爱，从而树立了摄政时期家具制造的风格。

菲利普二世自己的表现、态度和嗜好，都象征着趋向洛可可式这一转变。在将政府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时，他把路易十四代表的古老庄严变为巴黎较为轻快的精神，他还引导中产阶级的财富资助文艺。他是卓越的赞助者。他本人富有，慨予出钱赞助。他的兴趣既非富丽堂皇或是巨幅的展览，也非宗教、传奇或历史那种传统生动的主题，而是诱人手指、开人眼界的那种手工完美的小小杰作，像嵌珠小箱、银器、金碗、迷人的中国古玩，及鲁本斯或提香所绘的裸体迷人的妇女，或韦罗内塞所画的华丽衣袍的摇曳生姿。他将皇宫里的艺术收集品开放给可信赖者观赏；若非他把那些艺术品送给开口要求的情妇，则可匹敌任何珍藏。艺术家到他那里学习、描摹，菲利普二世则到他们的画室观赏和学习。他礼貌、温和地向他的首席刻画家安东尼·夸佩尔说：“先生，我很高兴和荣幸能接受你的忠言，同时使我能善用你的教导。”如果不是渴望女色、对女色无法控制，他早已成为一位极有教养的人士。

这个时代的特性明显地表现在绘画方面。因为不受摄政者和他们新赞助人的拘束，艺术家像华多（Watteau）、帕特尔（Pater）、朗克雷（Lancret）及让·勒穆瓦纳（Jean Lemoyne），都一一抛弃了勒布伦（Le Brun）在皇家艺术学院树立的准则。他们欣然描绘能反映出摄政者对美、乐的企盼，摄政时期女人的活泼、优雅，家具与窗帘的温和色彩，在布瓦·布洛涅欢悦的舞会，在索镇宫廷的游戏与化装舞会，男演员、女演员、首席女歌星和女舞蹈家的善变德行，以投众好。阴郁的圣人的故事已由异教徒的神话取代；来自中国、土耳其、波斯或印度的古怪传奇，让已获释的心灵自由漫游于旷远的梦幻之中；抒情的田园颂取代了英雄史迹；买主的肖像画取代了国王的功勋。

一些已在路易十四时代成名的画家，在摄政时代继续蓬勃发展。曾经在凡尔赛旧宫廷树立正确风格的夸佩尔，在皇宫画穿着令人销魂的便服的女郎。莫纳克去世时已经59岁的拉吉利埃，又活了30年。他头戴假发，神气活现，和妻子女儿住在永不枯竭的卢浮宫。德波尔特（Desportes）那时也在描画广阔的景色，他的作品，如收藏在贡比涅博物馆中的“法国岛屿风光”，使我们联想起他的学生安东尼·华多独具的风格。

安东尼是佛兰德斯人，瓦朗谢讷一位裁缝的儿子（1684年）。他首先受到佛兰德斯的影响——鲁本斯、奥斯塔德（Ostade）和泰尼耶（Teniers）的绘画及一位地方画家热兰的教导。热兰死后（1702年），华多来到巴黎，一文不名。他以帮助一位风景画家糊口。然后在一家代理店工作，生产小型人像，批量完成的画像。他的薪资是每周3法郎，加上足以让他活下去的食物。在那里，他染上肺病。另一个狂热在他的心底燃烧着——渴望成名。他将晚上的闲暇时间和假日花费于绘画人像和风景上。他的一件作品震惊了吉洛。吉洛当时正在意大利剧院绘画，他邀请华多一起工作。华多去了，他喜爱演员，将他们刺激的生活、轻率多变的爱情、玩乐与野宴，以及门特隆夫人受到他们的讽刺因而动怒，只准他们扮演哑剧，一一画出。华多表现出他们变化无常的情状，他们脸上诙谐的表情，及他们奇装异服的折角；他又画了足以引起吉洛嫉妒的一些耀眼的图画。师生终因争吵而分手，华多搬到卢森堡、奥德朗的画室。在那里，他敬畏地学习鲁本斯对美第奇的颂扬画；在花园中，他发现了令他着迷的树林和云彩。

在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法国青年奔命于各个战场，那是一段悲惨的日子，爱国游行和凄惨的祝福正是牺牲的开始。他把这些现象在《军队的开拔》（Departure of the Troops）一画中描绘出来，其情感与手笔，精巧细腻得使奥德朗震惊。华多一心一意想夺得罗马奖金，于1709年参加皇家绘画暨雕塑学院举办的竞赛，他仅得了第二名，但学院延请他为会员（1712年）。后经多次努力，终于以《舟发西苔岛》（Embarkation for Cythera，1717年）一画而达到曲折的人生最高峰。该画现为卢浮宫最珍贵的收藏之一。所有巴黎民众为它喝彩，高兴的摄政任命他为国王的御用画家，贝里公爵夫人延揽他为她的姆特城堡装饰。他非常卖力地工作，好像知道他只能再活4年似的。与菲利普二世同为艺术赞助者的克罗扎，供给华多在他宽敞的官邸吃、住；华多在那里学习研究某位隐秘市民所收集的精美珍藏。他为克罗扎画了装饰用镶板——《四季》（Seasons）。不久因不满奢侈的生活，他辗转各地，甚至到过伦敦（1719年）；但煤烟和雾又把他赶回巴黎，然后和艺术品买卖商杰尔桑度过一段日子。华多为他花了8个早晨，在一张告示牌的两面，描绘出时髦的巴黎人在一间店铺鉴赏图画的情景。在这张偶然的写实画面上，女人服装优美的衣褶，投射出华多在这方面的特色。他的咳嗽日甚一日，他迁住于靠近万塞纳的诺让，希望乡下的空气能够使他好转。在这里，他死在杰尔桑和教会的怀中（1721年7月18日），时年37岁。

长期卧病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作品。他瘦弱多病，紧张而羞怯，容易疲倦，罕见笑容，很少欢乐，作品中却不见悲伤，他照自己希望看到的来描绘可爱的演员和活泼的女人全景，也是对所渴望的欢乐的礼赞。由于虚弱得提不起对女性的兴趣，他在摄政时期放纵的潮流中，尚维持着端庄的品德，这可从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也画了几张裸体像，但并没有肉体的诱惑。他笔下其余的女人都身着华服，蹑脚穿过爱的走廊。他的作品表现出演员的盛衰、求爱的仪式和天空的千变万化。他为《冷漠》（L’Indifférent）画上他能想象出的最昂贵、最富花边的服装。他在一次戏剧布景中画下《法国的丑角》（French Comedians）一画，并将意大利演员巴勒提画成吉勒，那名坐在褐暗书房身着白裤的小丑。他出其不意地抓住《吉他手》（A Guitar Player）多情的忧郁感，他也画出以一把维忽拉惊动四座的《音乐演奏会》（A Music Party）。他把人物形象衬托在动人的喷泉、摇摆的树木流云这些梦幻的背景中，再点缀以反映普桑（Poussin）风格的异教画像，如《爱情节》（La Fte d’Amour）或《天堂》（Les Champs-Elysées）。他爱女人而不敢接近她们，没有勇气向她们求爱；他爱她们的头发光泽和她们衣服的起伏飘逸，甚于她们美丽的轮廓。他运用他的所有色彩于她们的外衣上，似乎知道，由于这些衣着，女人已经变成神秘的产物。除了凡人，世间半数的才智、诗歌和崇拜，都由这一神秘产生。

因此，他全神贯注在他最负盛名的《舟发西苔岛》这幅画上，画中优美的女郎屈服于男人的怂恿，和那些献殷勤者一同乘船前往海中的一座小岛。传说维纳斯在这里有一神殿，她从海中涌现，娇滴无比。这里，男人的衣着比女士更为灿烂，但最为学院欣赏之处，是低垂壮观的树丛、远岛微染太阳昙红及高耸云霄的雪峰。华多很喜欢这个微妙的主题，所以他以三种不同的样式作画。巴黎人民因而选择华多为摄政政治留下其特有的光彩，他袭上了盛宴画家这一官衔。他融合爱神和牧羊神，而形成那一时代的唯一宗教。如果她们尚未尝受过某种痛苦，则这些体态轻盈的少女，不可能如此娇弱且令人过目不忘。这就是华多的风格——对必定会消失的美好片刻的灵巧表现。

他去世得太早，未及享受声名。他死后，鉴赏家发现他的线条画，有些人喜爱这些线条画更甚于他的油画，因为在前者中，粉笔或铅笔，对手、头发的细腻描绘及眼睛、姿势与挥动的扇子的微妙差异，都不是油画能刻意表现的。巴黎的妇女开始幻想这位去世的艺术家渴望看到她们的身体。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穿着模仿华多，走路、闲荡模仿华多。名媛贵妇的闺房、客厅的形式、色彩等装饰，也都完全仿效华多。“华多风格”影响了家具的设计、田园的装饰图样及华丽纤巧的洛可可式的优美错综图式。艺术家，像朗克雷、帕特尔继承华多的特有风格，画就《乡村节》（Fétes Champtres）、《礼貌会谈》（Conversations Galantes）诸作，描绘公园的音乐会、草地上的舞蹈及阐扬爱的永恒。以后100年中，法国半数以上的作品都具有华多的风格。他的影响由布歇到弗拉戈纳尔、德拉克洛瓦，而一直到勒努瓦。印象派在他的技巧中发觉预示光影和心境交互作用理论的来临。正如龚古尔（Goncourts）所说，“他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诗人”。

作家

在道德松弛和宽容的摄政政治之下，文学蓬勃发展，异教也取得了再也不会丧失的基脚。受到已故国王和门特隆夫人唾弃的戏院与歌剧也恢复了；菲利普二世或他的家眷几乎每晚光临歌剧院、滑稽剧院、法兰西剧院或意大利剧院。法兰西剧院除了保存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诸人剧作以外，尚演出新剧像伏尔泰的《俄狄浦斯》（Oedipe），代表新的反叛的呼声。

除伏尔泰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均为保守分子。勒萨日生于1668年，他虽然活到1747年，但在精神和风格方面，仍属于17世纪。他在瓦纳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然后到巴黎学习法律——由他的情妇供给学费。他为一位收税员服务很久，使他厌恶资本家。他以著书来维持妻子儿女的生活，若非一位仁慈的传教士每年资助他600法郎，他可能已经饿死。他翻译了一些西班牙的戏剧和阿维亚内达（Avellaneda）的堂吉诃德续传。受格瓦拉《跛腿恶魔》的启示，他以《跛魔》（Le Diable Boiteux，1707年）这一作品来造就欢乐的气息，描写一位喜欢恶作剧的恶魔阿斯莫底斯栖息在巴黎的尖峰处，用他的魔杖随意地揭开屋顶，将看上去很正派的居民的私生活和风流韵事揭露在他朋友之前。故事的结局在于揭发人类的卑鄙、伪善、罪恶和诡计。一位贵妇与男仆在床上偷情时被丈夫发现，她马上哭号着说被强奸，因而解决了一切问题。她的丈夫杀了这个男仆，而这位夫人挽救了她的品德和生命，死人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几乎人人都去买或借这本书，乐于见到别人被揭穿秘密。“两位宫廷要员，”1707年12月发行的《凡尔登报》（Journa de Verdun）说，“他们在巴宾的店里，手里握剑争夺第二版的最后一本书。”圣伯夫在阿斯莫底斯和另一魔鬼争吵的话中，找到了几乎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们彼此拥抱，而且从那时起，我们便是死敌。”

两年后，勒萨日以一出讥刺资本家的喜剧，几与莫里哀齐名。有些资本家预先获得《杜卡莱先生》这出喜剧的消息，并设法阻止它的演出。有传闻说他们出价10万法郎要求作者收回这出戏剧。路易十四的儿子下令上演。杜卡莱是一位在战争中依然奢侈度日的放高利贷商人。他对女人慷慨，她们抽他的血，就像他不停地抽人民的血一样。“人类的生活着实让我吃惊，”他的男仆弗龙坦说，“我们敲诈风骚女郎，风骚女郎则吞噬办事人员，而后者又去剥夺别人；这一切演变成可能想象的一连串最曲折有趣的恶行。”

讽刺或许不公，而且易受报复。18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勒萨日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成功地描述更为复杂的人物。继西班牙风格之后，《吉尔奇遇记》（Adventures of Gil Blas de Santillane）以恶汉及其冒险为主题，描写土匪抢劫、醉酒、诱拐、勾引及玩弄政治手腕，他们以机智压过品格，一切以胜利为首要。吉尔开始时是一个淳朴的青年，胸中充满着理想和爱人的热情，然而轻信别人，多嘴而自负。他被强盗掳获，加入他们的行列，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然后离开他们到西班牙宫廷，当莱尔马公爵的助手和淫媒。“在我未进入宫廷前，我生性怜悯而且慈悲为怀；但仁慈的心肠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弱点，我的心肠因而比任何铁石坚硬。此地是修正人们对想象中的友谊情感最好的学校。”他对双亲不理不睬，拒绝帮助他们。他的运气不佳，被捕入狱，于是下决心改过自新；被释放后，退休到乡下，结了婚，安分守己做个好市民。但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令人厌烦的平淡，又回到了宫廷，重操旧业。他被授以爵位，再度结婚，他惊讶于妻子的忠贞和他对孩子的喜爱，“我真诚地深信我自己是他们的父亲”。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以其规模和辉煌挑战之前，《吉尔奇遇记》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勒萨日酷爱这本书，前后用去20年续写该书。第一、二册出版于1715年，第三册出版于1724年，第四册出版于1735年。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从头到尾都很精彩。他晚年以替大众化的拉·富瓦雷剧院写小型喜剧为生；1738年，他出版另一部小说《萨拉曼卡的大学生》（Le Bachelier de Salamanque），此书充塞了当时拒不承认的偷窃之风。40岁时，他几乎变聋了，仅能听到喇叭声；他能够像我们睁、闭眼睛一样，随意控制耳朵，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到了生命终点，“除了在白天”，他已丧失各官能作用，所以他的朋友说“他的心灵似乎随着太阳起落”。他死于1747年，享年80岁。

今天，勒萨日的《吉尔奇遇记》比路易·鲁弗鲁瓦（Louis de Rouvroy）和圣西蒙公爵所著的《回忆录》读者更少。但现在没人喜欢圣西蒙公爵这个人，因为他缺少有修养者的谦逊。他常自诩为法国的贵族公爵之一，其伟大仅次于皇室家族；他极力反对路易十四在政府行政方面任用能干的中产人士甚于平庸的贵族，及在宫廷王位继承人和宫廷礼仪上把王室私生子列在贵族之前。1715年9月1日，他告诉我们：

我醒时知道了国王的死讯。嗣后，我立即到新王面前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然后到奥尔良公爵那里，提醒他答应我的诺言，即允许公爵在选举投票时，可以戴帽。

圣西蒙忠爱摄政，在国家议会为他服务，告诫他戒色，在伤恸和挫败时给予他安慰和鼓励。他于1694年开始记录官场生活——以他的阶级立场——从他1675年出生到1723年摄政逝世为止。他自己活到1755年。克雷基女侯爵把他贬为“一只老而多病的乌鸦，心胸燃烧着嫉妒之火，并被贪婪吞噬”。

这位聒噪的公爵总是心存偏见，他的判断常不公平，有时根本不顾虑到年代，有时故作错误的报道。除了政治外，他一切不管，偶尔也迷失于人们对贵族社会无益的闲言闲语之中；但是，他写下的20册书是观察入微、见解深刻、文笔流畅的详细、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使我们得以看到门特隆夫人、费奈隆、奥尔良·菲利普和圣西蒙，如同布列纳（Bourrienne）使我们看到拿破仑那般栩栩如生。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偏见加以攻击，他尽量让他的回忆录保持机密，在他死后100年内禁止出书。1781年以前，没有一册出版，有许多书甚至到1830年才出现。在描述法国历史的所有回忆录中，此书独占鳌头。

令人难以置信的红衣主教

按照圣西蒙的观点，迪布瓦众恶在身，除了不受人尊敬外，其他样样成功。圣西蒙一再对他的议员同事说：

他的才智是最普通的一种；他的知识也是最平凡的；他的才能趋近于零；他外表像一个搜求者，迂阔的腐儒；他的言谈可厌、支离破碎，常常不很确定；他的虚伪就写在他的脸上……没有一样东西对他是神圣的……他很明显地藐视忠实、诺言、荣誉、廉直、信用，以嘲笑这一切为乐；既耽于逸乐，又野心勃勃……但他表现得软滑、卑躬、柔顺，是一位谄媚奉承者，视恶为善者，而且是最善变形者……他的论断本能地偏私……尽管他有这么多缺点，但令人吃惊的是，他能吸引的唯一一个人竟是那才智高超、心志健全、聪明机智、具有敏锐感觉力的奥尔良公爵。

摄政给迪布瓦权力时，他年已60岁，在几次性病中苟延残喘，身体几乎崩溃。但他尚能于唐森脱离菲利普二世的怀抱时，予以接待。无论如何，他必已表现出敏锐的机智，因为他非常理性地处理对外事务。他从大不列颠收了丰厚贿赂，转做些他认为有益于法国的事情。英国的辉格党和奥地利的查理六世欲废弃《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而重燃对法国的战火。不满足于西班牙王位的菲利普五世，也渴望统治法国，认为与英国的协定可以为他的梦想铺路。如果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奥属尼德兰（即比利时）联合成立另一个大同盟，则法国的围墙将再度竖起，而所有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政策与辉煌胜利均将宣告作废。为了防止这种联合，迪布瓦和菲利普二世于1717年1月4日和英国与荷兰签订协定。这对法国、欧洲势力均衡和英国都是一个恩赐；因为若是法国与西班牙由一个国王统治，他们的联合舰队将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它对新成立、不稳固的英国汉诺威王朝也是一个保障，因为法国已经保证不再进一步援助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王位的争夺。

西班牙政府受骗了，因此不大高兴。其总理阿尔贝罗尼参与切拉马雷与梅因女公爵推翻摄政，拥戴菲利普五世君临法国的阴谋。迪布瓦识破了这项阴谋，说服不情愿的菲利普二世继英国之后，向西班牙宣战（1718年）。《海牙条约》（Treaty of Hague）结束了这场战争（1720年）。为了稳固和平，迪布瓦安排菲利普二世的女儿嫁给路易十五。婚约在边界海岛比达索亚（Bidassoa）签订（1722年1月9日），并以火刑庆祝一番。玛丽亚·安娜·维多利亚公主那时年仅3岁，等到路易十五能和她生下王位承继者将需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幼王万一不幸去世，摄政即将成为法国国王，迪布瓦则将成为他的永久总理。

他巧妙地一步一步往上爬。1720年，他被任命为坎布雷的大主教。这是历史上的一件趣闻：一位新教徒国王乔治一世，要求多疑的摄政说服教皇将最近才由费奈隆授以权责的这一有名的大主教辖区给予迪布瓦；而且法国的主教，包括神圣的马西永，都参与把此项显职颁给这位被认为集罪恶大成者的仪式。迪布瓦认为他对法国的服务应得到更好的报酬。他用法国的金钱促使罗马教皇候选人发誓送给他红帽子的席位。英诺森十三世悲伤地履行诺言，这位大主教摇身一变而成为迪布瓦红衣主教（1721年7月16日）。一年后，他被任命为该区的大牧师，年薪10万法郎。他每年从大主教那里收入12万法郎，从7处僧院收入20.4万法郎，从邮政监督收入10万法郎，及英国的恩俸（据圣西蒙估计约有96万法郎），迪布瓦现在每年总收入已达150万法郎。他唯一的顾虑便是他的妻子，因为她还活着，若她拒绝他的行贿，被发现，他将失去教会的这些职位。

1723年2月5日，路易十五已长大成人，摄政政治结束。年轻的国王年仅13岁，在凡尔赛逍遥度日，要求菲利普二世继续统治国家，而迪布瓦仍是菲利普二世的主要助手。但是，8月1日，这位红衣主教的膀胱破裂，结果抱着满怀的英镑，突然与世长辞。菲利普二世继续执政，但他的日子也已告罄，过度地沉湎酒色使他失去视力，甚至失去良好的风度，他的傲慢态度，使他曾经获得的一致好评渐渐消失，受到民众的轻视。医生警告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将危及其生命，但他毫不在意。他继续豪饮。1723年12月2日，他死于中风，倒在他的女人怀中，时年49岁。

尽管他有诸般罪恶，菲利普·奥尔良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位坏人。他的罪恶是肉体上的，而非精神心灵上的；他是挥金如土者、醉汉与登徒子，但他并不自私、残忍或卑鄙。他是一个体恤、勇敢而仁慈的人。他孤注一掷而赢得王权，然而心情轻松，慷慨地将之转让。他的财富使他更加放纵，而他的权力使他漫无规律。那实在是很值得同情的——一位聪颖过人、见解独到的人，挣扎着去修补因国王的偏执造成的损害。让高贵的目标淹沉于无意义的陶醉中，而且在堕落荒唐的大旋涡里失去了纯真。

在道德上而言，摄政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宗教在乡村甚为淳朴亲切，但其上层因任命迪布瓦和唐森而受玷辱，因而失掉思想已解放的知识分子的尊敬。法国心灵得享相当的自由，但人们不借以传播人道、宽容的才智，以致无法从社会束缚中释放文明所需的人类本能。怀疑论者忘记了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而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政府腐败无能，但还维持长久和平，使法国能从奢靡和战争之下恢复元气。约翰·洛的“制度”因破产而溃败，但它给予法国经济很有力的刺激。在那八年中，人们看见了自由教育的普遍化，艺术和文学从皇家保护和控制之下获得解放，那是《舟发西苔岛》、《吉尔奇遇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时代。

伏尔泰与巴士底狱（1715—1726）

在圣西蒙的记载中，有段特殊的文字，描写法国摄政时代曾经名噪一时的一位发迹青年：

阿鲁埃，我父亲与我雇用的公证人之子，因为写了一些极尽讽刺与非常不礼貌的诗而被放逐到图尔（1716年）。若非这位阿鲁埃化名为伏尔泰而成为一位大诗人和学会会员，而且是文艺界的显赫人士，甚至在某些人中身居要津的话，我便不会记载这一琐事以自娱。

这位年轻新贵现年21岁，自称为“瘦、高、憔悴，没有臀部”。或许是因为这一缺陷，他一个接一个地跳换主人或女主人，他的闪烁诗篇与敏捷机智，他吸收与大事宣扬异端学说及扮演的勇敢的角色，使他在贵族圈中也大受欢迎。在索镇，他尤其得意，他以讽刺摄政而得梅因女公爵的欢心。菲利普二世将皇家马厩里的马减半时，阿鲁埃便讥讽道，他若解雇群集在摄政宫廷的半数笨驴，岂不更佳！更糟的是，他散布攻击贝里公爵夫人道德的某些诗句，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作品，但这些诗句后来刊印在他的集刊中。他几乎终生采取否认这一策略，为了抵抗带有威胁的检查。摄政能够容忍对他本人的讽刺文章，因为它们通常是不当的非难；但对他女儿的攻击则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因为那些大都是真实的。1716年5月5日，他公布一道命令：“将阿鲁埃先生，遣送至图尔。”那是位于巴黎南方300英里的一个小镇，以气味充斥的制革厂出名，后来再以精美的织布闻名。阿鲁埃的父亲说服摄政将放逐的地点从图尔改到卢瓦尔河上的苏利，后者位于巴黎南方100英里。阿鲁埃去了，受到亨利四世的大阁臣之子孙苏利公爵以家客之礼相待。

他在那里除了自由外，一切都享受得到。不久，他发表一篇诗，名为“给奥尔良公爵的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辜，要求获得释放。结果获准，并于该年年底返回巴黎。他的诗有时猥亵，经常浅易近人，但相当聪颖。因此，人们在咖啡桌上谈论的一些匿名的美妙讽刺诗，都被视为他的作品。1717年初，出现一篇针针见血的苛评，它的每一句均以“我已发现”开头，如：

我已发现巴士底狱和成千的其他监狱，

里面都是勇敢的公民和忠实的臣民。

我已发现人民在苛政奴役下痛苦度日。

我已发现军队死于饥饿、口渴……和暴力。

我已发现一位扮作女人的魔鬼……统治这个国家……

我已发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崩毁……

我已发现——

而且这个包含一切——耶稣会会员崇拜……

我已发现这些罪恶，而我尚未满20岁。

很明显，这些诗行是攻击路易十四和门特隆夫人，而且它们的作者必定是耶稣会会员的敌人詹森派教徒，而非亵渎的怀疑论者，因为后者对耶稣尚存善意。这些诗行实际的作者是勒布伦，后来他曾向伏尔泰请罪，因为他让伏尔泰无辜地为他受罪。但人们褒奖阿鲁埃写下这篇诗；文学界人士聚会时，人们不断请求他朗诵该诗，而且没人（除了作者）相信他的否认。给摄政者的报告，不但控告他这篇诗，而且包括——很明显是公正的——一篇拉丁文题字：“一个小孩（路易十五）在位；而一位歹毒、乱伦的罪恶昭彰者在行统治……人民信心已动摇（约翰·洛的银行的失败）……国家牺牲于对皇室的希望；一位继承人卑鄙地预谋王位；法国即将灭亡。”1717年5月16日，一张逮捕令公告“阿鲁埃先生受捕，并送进巴士底狱”。这位诗人在他的房间里大为吃惊，除了身上衣服外，所有的东西都不准他带。

他连向他当时的情妇苏珊·利夫里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朋友勒菲弗·热努维尔取其位代之。阿鲁埃富有哲学意味地原谅他们——“我们必须忍受这些琐事。”几年后，勒菲弗去世，伏尔泰在他的回忆诗里写下这些：

他记得你与那可爱的埃及利亚（苏珊）

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三人彼此爱着。

理智、愚昧、爱情、童稚而可爱的错误，

将我们三颗心牢系为一，

那时我们多么快乐！

甚至贫穷，那欢乐时光里的黯然伴侣，

也不能毒害我们的欢乐之流。

年轻、快乐、满足、没有顾虑、不计未来，

我们把全部意愿寄托在眼前的欢愉——

我们哪还需要无用的富裕？

我们有更好的东西——快乐。

苏珊和富裕的热努维尔侯爵结婚，伏尔泰登门拜访时，她拒绝见面。他自我安慰道：“所有她现在用以装饰的钻石和珠宝，抵不上她旧日的一吻。”他直到51年后才和她再次见面，那是他回到巴黎就死之日，时年83岁，他设法拜访这位84岁的侯爵寡妇。伏尔泰有魔鬼的一面，但也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

他在巴士底狱并不觉得难受。他获准由人送进书本、用具、亚麻布衣衫、睡帽和香水；他常和政府官员共餐，与犯人和守卫玩撞球和滚球游戏；他还写下了《亨利亚德》（La Henriade）。《伊利亚特》是他差人送进的许多本书之一。他为什么不与荷马抗衡？又为什么把史诗只限于稗史？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关于亨利四世的欢乐、鲁莽、英雄气、淫荡、宽容、慷慨，那种冒险、刺激的经历，为什么不适合作为史诗的材料？这位犯人不得用纸写字，因为他手中一旦有了纸，便能成为锐利的武器，所以他将前半部的史诗写在书行之间。

他于1718年4月11日获释，但不得在巴黎逗留。在靠近索镇的沙特奈，他写信给摄政，要求宽谅。摄政再度予以宽恕，并于10月12日允许“阿鲁埃·伏尔泰随时可以进入巴黎”。

他何时、如何使用新名字呢？很明显，大约是在他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之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名字是在刚刚提过的敕令里。有些人认为那是英文字母“AROUETL”的颠倒，而以V代U，以I代J，克雷基女侯爵将它归之于接近巴黎的小农场韦尔泰（Veautaire）；伏尔泰从一位表兄那里继承这座农场，但未得到领主权，但像巴尔扎克一样，阿鲁埃运用其智慧取得领主地位，并于他的第一出戏的题词中签名为“阿鲁埃·伏尔泰”。很快，他只用一个名字便能在欧洲各地表示身份。

《俄狄浦斯》这篇戏剧的发表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大事。高乃依已于1659年上演他的《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于公元前330年作过《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一个24岁的青年，向他们挑战简直是一种侮辱。尤有甚者，这是一篇乱伦的故事，可比喻成摄政者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阿鲁埃被捕下狱的原因。在梅因公爵夫人的宫廷里，这位诗人即如此解说，而大为得意。以他素有的胆识，伏尔泰请求摄政能否将该作题献给他。摄政踌躇了一阵，却允许题献给他母亲。此剧首次公演订于1718年11月18日。巴黎的戏剧迷形成两派——一派拥护摄政，另一派赞同梅因公爵夫人。人们认为两派将以嘘声和欢呼声互斗，而使演出大为混乱。但是，这位聪明的作者编进某些部分取悦某派，另一些部分则取悦另一派。其中以形容赖斯王（King Laius，像菲利普二世）如何解散耗费的皇宫禁卫来缓和拥护摄政者的情绪；耶稣会会员也乐于见到他们的学生从路易大帝学院上演的戏剧中获益。不过，自由思想家狂热地欢呼，第4幕第1场里的两行诗，那也是伏尔泰生命的主题曲：

我们的牧师并不像愚蠢的百姓所想象的那样；

他们全部的学问都在于我们的轻信。

两派轮流喝彩，终局则受到全体一致的赞赏。据说，伏尔泰垂死的父亲，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晚上，对他无用、声名败坏的儿子，仍然震怒异常，但当获知他诗篇的光彩和戏剧的胜利后，不禁流出光荣的眼泪。

《俄狄浦斯》史无前例地连演45天。即使高乃依的侄子，年老的丰特内尔，也予以称赞，虽然他曾向伏尔泰建议说其中某些诗行“太过强烈而且充满火药气味”。这位蛮横的青年以不礼貌的双关语回答：“要修正我的缺点，那我得先拜读你的《田园诗》。”巴黎的人民坚信乱伦的俄狄浦斯就是摄政者，而约卡斯塔就是他女儿。贝里女公爵勇敢地面对谣言，看了几场演出。摄政者也让此剧在他的皇宫戏院上演，并欢迎作者光临他的宫廷。

几个月后，一位恶意中伤的匿名诗人，发表一篇名叫《质疑菲利普》的苛评，在其中菲利普二世被控毒害幼王与篡夺王位。伏尔泰被怀疑是作者；他辩解其清白，但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他已被视为声名狼藉的说谎者，因此只有作者相信他的无辜。菲利普二世在怀疑中特示恩惠，仅劝他暂时离开巴黎。他回到苏利城堡（1719年5月）。一年后，他又获准回到巴黎。在那里，有段时间他成了贵族的贵宾。

有鉴于钱财是哲学家的宝藏，他运用敏锐的才智了解财政的问题与妙诀。他与银行家交朋友，并因帮助巴黎兄弟会而取得供应军队粮饷与军火的合约，获利颇丰。我们的英雄是发国难财者。他不采用约翰·洛的那一套方法，而是深思远虑地投资、放钱、取息。1722年，他的父亲去世，经过一些诉讼，伏尔泰继承了每年4250法郎的养老金。同一年，他从摄政那里获得2000法郎的年薪。现在他已是有钱人，不久就要成为百万富翁。除了在宗教上，我们不能够将他视为一位革命家。

很幸运地，由于教育的关系，他的第二部戏剧《阿尔泰米雷》（Artémire）失败了（1720年2月15日）。他从包厢跑上舞台，与观众争论这部作品的优点。他们赞赏他的演说，但仍不同意他的论调。经过8次上演，他就将此剧收回。那年稍后，他在一次集会中宣读他的作品《亨利亚德》的一部分，结果受到一些批评；他以一种维吉尔的姿态，将手稿投向火中；埃诺从火焰中抢回这些纸张，并自喻为抢救《埃涅阿斯纪》的奥古斯都，他还说伏尔泰现在欠他一首诗和“一双精细的袖边”。后来，摄政本人倾听这篇诗的诵读，这位诗人便又轻易地恢复了他的自豪，不论到哪里，他都要朗读一部分。1723年，他访问博林布鲁克和他的法国妻子于奥尔良附近的苏尔斯别墅，他们赞扬他的诗超越“所有出现于法国的诗作”。他佯装怀疑。

同时，他和有爵位的怀疑论者交换哲学观点，也听到破坏英国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的言论。他开始怀疑英国在科学和哲学上已经超过法国。然而在拜访博林布鲁克或览读英国自然神论者以前，他已经是博林布鲁克的异教信仰者。1722年，他接受卢比蒙德伯爵夫人的邀请，陪同她赴尼德兰。她是寡妇，34岁，聪明而美丽，他24岁。在布鲁塞尔，他遇到一位诗人敌手。卢梭 [1] 称赞《俄狄浦斯》，而指责伏尔泰不敬神。伏尔泰很少能耐心地忍受别人的批评，他反击卢梭的《后世颂》（Ode to Posterity），说：“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我认为这首诗颂将永寄不到它的地址。”他们互相攻讦，直到卢梭去世。在伏尔泰和伯爵夫人继续赴荷兰途中，她向他表明对宗教的怀疑，并询问他的观点。他在《给幽兰妮的信》那篇以潺潺的诗行写成的名作中，予以答复。这首诗直到1732年才付梓，并在40年后才为伏尔泰承认。每一位敏感的基督教青年，都能认出这是他自己发展的过程之一：

那么，可爱的幽兰妮（阿佛洛狄忒的别称），你但愿能有任你指挥的新的一位卢克莱修，那么我该在你之前，以大胆之手，撕开迷信的掩饰，而将充斥人间的神圣谎言的危险画面，呈露在你眼前，我的哲学该教你轻视坟墓的阴森和来世的恐惧。

这位诗人以“尊敬的步态”续续下去。“我希望去爱上帝，我寻求我的父亲”；但基督教神论信仰的是何种上帝呢？“一位我们应该痛恨的暴君。他以‘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仅仅使他们生性卑贱；他给予我们充满罪恶的心以便有权处罚我们；他使我们爱好欢乐，因此他得以用可怕的痛苦折磨我们……”当他想要摧毁我们时，他就不给我们生存。他命令洪水吞噬大地。他派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的罪恶；基督死了，但很明显死得徒然，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恶玷污；而且素被颂扬为仁慈的上帝之子，被认为正在等待报复机会，以将大部分的人投入地狱，其中包括所有那些未曾听到过他的平民百姓。“我在这张可耻的画面上认不出我该崇敬的上帝，我将以侮慢和尊崇来侮辱他。”然而，他也感受到救世主基督观念的高贵和生动的启发：

看这位基督，盛大辉煌……将死亡踏在胜利的脚下，光荣地从地狱之门出来。他的例证是神圣，道德也是神圣。他私下安慰他所照亮的心，给最大的不幸以支持；若他根据的教条是基于幻象，受他欺骗仍是一种恩宠。

做结论时，这位诗人劝她对宗教下定决心，完全信任上帝，他“已经将自然宗教灌入你的心中，不会悔恨单纯、坦白的精神。要相信在他的王座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正直者的灵魂永远是珍贵的；要相信虔诚的佛教徒，仁慈的穆斯林苦修僧人，在他的眼中要比无情的（宿命论者）詹森派教徒或野心的教皇，蒙获更多的恩宠”。

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定居于波奥街的贝奈利宅邸，即现在的伏尔泰沿岸街道（1723年）。11月，他前往巨厦别墅（距巴黎9英里）参加一次名人集会。在那里，当时最伟大的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准备宣读新剧《玛丽安妮》（Mariamne）。但在这次盛会举行以前，他染上天花，当时此病的致死率极高。他立下遗嘱，忏悔并等待死亡。其他的客人都远远避开，只有迈松侯爵从巴黎请来热尔韦医生。“不用一般治疗此种病的药酒，他令我喝下200品脱的柠檬水。”这200品脱，也许多出一点或少了一点，“救了我一命”。几个月后，他才恢复健康，从那时起，他一直以病人自居，养护他那脆弱的身体，那不得不容纳耗竭之火的躯壳。

1724年，《亨利亚德》开始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它是以史诗的体裁写成的政治广播。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为蓝本，从而追溯历来宗教的罪恶：母亲贡献他们的子女焚烧于火神祭坛之前；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为了换取众神的一阵微风，而准备牺牲女儿；基督徒受罗马人迫害，异教徒则受基督教迫害，狂热分子“一则屠戮同胞，一则求上帝赐恩”；献身者力图杀戮法王。这首诗歌颂伊丽莎白帮助纳瓦尔的亨利。它描写伊夫里战役，亨利的仁慈宽厚，他和加布里埃尔的爱情，及他夺取巴黎。它赞同亨利之皈依天主教，批评教皇权位是“对被克服者苛刻，对征服者顺从的一种权位，它本着己身利益，随时准备赦免或定罪”。

伏尔泰曾经希望《亨利亚德》会被收入法国国家的史诗，但天主教对法国同胞太过珍爱，以致无法让他们接受此诗为他们灵魂的史诗。而且它的弊病也无法躲过有学问者的眼光。它明显地模仿荷马和维吉尔——战争的情景，诗中英雄往访地狱，及模仿荷马众神的风格，人格化的抽象观念转化为行动——这些都破坏了发明和创作的魔力；其体裁虽为好的散文，但缺乏诗的鲜明意象。这位作者受到印刷者的蒙蔽，并未有所怀疑。他写信给塞奥特：“叙事史诗是我的专长，或许我受欺骗了。”他是大受欺骗。

虽然如此，人们的喝彩像是为他辩护。一位法国批评家指出它比《埃涅阿斯纪》优越，腓特烈大帝则认为：“一位公正的人将会喜爱《亨利亚德》甚于荷马的诗。”第一版马上被抢购一空，盗印版发行于荷兰并向法国运销。警察查禁这本书，而每个人都买它。它被翻译成7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在英国引起了骚动。它对亨利四世声望的重振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使法国惭愧于宗教战争，并造成了曾经激起人们盛怒的神学的危机。

伏尔泰一时名利双收。他被公认为法国现存的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受到接待；王后被其戏剧感动得流泪，私下赠他1500法郎（1725年）。他写了十余封信，抱怨和夸耀他的朝臣生活。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与贵族和平民交谈。他无疑谈得太多了，而那是世上最容易之事。一天晚上（1725年12月），罗昂·沙博骑士听说他在剧院休息室长篇大论，便以一种非常优越的神情问他道：“伏尔泰先生，阿鲁埃先生，您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们不晓得他当时怎样回答。两天后，他们又在法兰西剧院相遇，罗昂重复相同的问题。伏尔泰的回答有不同的记载，其中之一为，“并不追求伟大的名字，但懂得如何光大现状”；另一则反驳道，“我的名字以我开始，你的名字到你结束”。这位高贵的贵族举起他的手杖捶击；这位诗人闪开，拔出剑来。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当时在场，佯装昏倒，双方因而止战。

2月4日，伏尔泰正在苏利公爵家中享用午餐，听说有人希望在皇宫大门见他。他去了，6位凶汉一扑而上，狠狠地揍他一顿。罗昂在马车中指挥，提醒他们“不要打他的头，他的头可能产生一些好东西”。伏尔泰奔回苏利家中，要求苏利帮助他对罗昂采取法律行动。苏利予以拒绝。这位诗人回到郊区，在当地勤练剑术。然后，他出现于凡尔赛，决心要向这位骑士报复。那时的法律规定，决斗处以极刑。一纸皇室命令叫警察监视他。罗昂拒绝和他会面。那天晚上，警察逮捕了这位诗人，使有关人士松了一口气，他再度进了巴士底狱。“狱友们，”巴黎警察上尉官记载说，“全体一致地喝彩……这道明智的命令，以防止这位年轻人做出新的蠢事。”伏尔泰写信给当局，辩护他的行为，并声明若受释放，自愿流放英国。他仍像以前一样受到接待，享受一切舒适与关怀。

他的建议被采纳，15天后获得释放，但一位侍卫受命监视他前往加来。政府官员给他致英国显贵的介绍信和推荐信，王后继续给他年薪。在加来等候出航时，他受到朋友们的款待。5月10日，他登船出发，随身携带许多研究英国的书，他一定愿意看到他所听说的人身、思想都很自由的国度。且让我们瞧一瞧！

注释

[1] 杜兰特此处行文有误。1722年，卢梭年仅10岁。

第二章　人民（1714—1756）

伏尔泰时代的英国，是历经战乱后正在享受着25年相对和平的英国。这时的英国是海上的霸主，也是商业和贸易的盟主；对欧陆国家掌握着制衡的力量；她光荣地击败了斯图亚特王室阴谋把英国变成天主教国家的意图，也光荣地战胜了汉诺威君主，而使后者成为掌管国会饱满钱袋的奴仆。这时的英国，刚刚由于牛顿赢得了世界科学的杰出地位，也出现了本无心革命而竟革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时的英国，正是自然神论逐渐损毁基督教的时代，宁愿以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取代罗马教廷的所有主教。这是雕刻家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在作品里既喜爱又痛斥的英国。亨德尔（Handel）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家和知音，其光芒掩盖了其他所有的音乐家，而成为这个时代的音乐大师。在这里，这个“大自然为了本身所建，用以防止疾病传播的城堡，这块天佑的土地，这个英国”，展开了工业革命而改变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

工业革命的前兆

·民生必需品供应者

1722年游历英国的笛福，满怀爱国热情地描写英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他描写青绿的田地和丰收的农作物，他描写绵羊遍地的牧场，茂盛的青草变成肥胖的乳牛，在乡间嬉戏、闹饮的农夫，及组织农民的地主、组织地主的贵族，他也描写制定法律的庄园领主，这种庄园偶尔也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庇护所。舞文弄墨者如果没有遭到乡村生活的烦扰、虫害、劳苦和盗贼劫掠，他们往往容易把乡村生活理想化。

1715年英国的乡村生活，与一千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村庄的几乎每个家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自己栽培食物，自己裁制衣裳，并从邻近的森林里伐木建屋和做燃料；每个家庭自己烘焙面包，猎取鹿肉，做腌肉，自制牛油、果酱和干酪；自己纺纱、编织和缝纫；自己鞣皮制鞋；大部分厨具、农具、工具和狩猎用具，也要在家里制造。因此，家中的父母子女不但在夏日田野中工作，而且在漫长的冬夜里，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家庭成了工业与农业的中心。家庭主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多才多艺的女主人，要照顾丈夫、养育十几个子女，还要裁制衣服，酿造麦酒。她是家庭的药剂师，要照管花园、猪羊和家禽。婚姻就是伴侣和助手的结合，家庭即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家庭也就成了团结、繁殖、恒久不移的坚强理由和基础。

如果农民得以在田地上保留古老方式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对这种由家庭负起多种生机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们还记得从前地主允许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把家畜放在领主的公地上啃草，也还记得可以在溪流中自由捕鱼、在森林内自由伐木的光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领地被地主封闭了。这种现象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使一般农民的生活收支很难获得平衡。虽然农奴制度不存在了，也不再有正式的封建租税，但企业化的地主与投资于土地的都市商人，挟着更多的资本、更好的器具、更进步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耕种方式，这是耕耘狭小土地的自耕农办不到的事情。在1688年乔治国王时代的英国，约有18万名这种自由的不动产的所有者。伏尔泰约1730年写道：“英国有许多拥有价值20万法郎财产的农民，他们并没有不屑于继续在那块使他们富有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愿意在那块土地上自由谋生。”但这段话也可能是伏尔泰为了刺激法国人努力工作的宣传文章。无论如何，1750年，拥有田地的自由农人数已经减少了。较为富有的地主们，逐渐把小块的土地买下来；原有的小型农宅土地，渐渐变成大型的农场，可以使用改善的方法和新机器来创造利润。农民变成了佃农或受雇的“帮手”。盛行于1715年的英国耕地制度，是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把村子的土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农民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到了一块或几块小耕地。合力耕作是必然的趋势，单独的经营受到了阻碍，生产也就随之落后了。大地主辩称，联合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便羊群的放牧和增加羊毛的产量。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济的进展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变动和迁移的骚乱，但它对这项骚动至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业的技术主要在这种大农场上获得进步。创造利润的动机，把荒地变成耕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刺激了新工具、新方法的发明，助长了牲畜繁殖的试验，也完成了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做好防止土壤流失和开垦林地的工作。1696年至1795年的1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一共增加了约200万英亩的耕地。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于1730年倡行四阶段的农作物轮耕制度，可以免去每年1/3的土地休耕的浪费现象：第一年种植小麦或燕麦，第二年种植大麦或燕麦，第三年种植苜蓿、裸麦、豌豆、萝卜和甘蓝，第四年种植萝卜；然后带引羊群来吃萝卜或把萝卜踏入土中，腐化以后可以使土壤肥沃，因此下一年的小麦将会得到丰收。邻居讥笑他，并称他为“萝卜汤森德”。等到汤森德耕地上的农作物增产了30%以后，邻居不但不再讪笑他，反而纷纷模仿他的轮耕办法。由于汤森德是一名子爵，其他的贵族跟随其后，改善土地的利用方法。英国领主对农业产生兴趣，形成了一种风尚，领主的话题从打猎、养狗谈到萝卜、肥料，农业上的事情，无一不包。

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原来是一名律师，由于健康欠佳，他回到父亲的农场上。他敏锐的头脑被植物生长的奇迹与利润深深吸引，但他不愿看到浪费的耕作方法——农民把9磅或10磅的种子，随便撒播在一英亩的土地上，结果其中2/3的土地不长作物，其他1/3的土地，则因播种太密集而无法繁茂。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期间，努力研习农事技术，回去后买下一块农田。他发明了一些使生产量加倍的方法，震惊了附近的居民。约1730年，他开始使用有4把犁刀的犁田用具，不再仅把田里的杂草推开，而且可以将杂草连根挖除。他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发明（约1733年），是一种由马拉动的条播机器，经两道并行而特别宽深的条沟，把养分供给种子，然后借着条播机上的耙把种子掩入土中。条播机可以节省种子和劳力，而且可以在已播种的行间进行翻土、空气接触、灌溉及除草的工作。这项在播种与犁田方面看似平凡的改良，对所谓农业革命实有功劳，其在18世纪造成的影响，以使用土地的价值加以评估，即使把通货膨胀指数计算在内，增产的数量竟高达10倍之多。土地生产力的增加使农场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城市工人，增多了都市的人口。没有都市人口的增加，则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农民与城市工人都没有分享到日渐增加的财富，农村地主被大规模的竞争压榨得不成样子，农村工人的工资微薄，而他们唯恐失业，又不得不接受。让我们听听著名学者特里维廉（Trevelyan）以下的描述：

为了经济收益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自耕农的减少和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增多，就整个大局而言，这是必然的罪恶。如果农业方面的大收益，能够加以公平分配的话，弊端就会少一些。但地主的租金、教会的什一税、自耕农与中间人的利润不断急速上升，而劳工没有获得高薪的合理补偿。他们不再有使用公地的小小权利，家人也没有参与服役工业的机会，因此南方的州郡多半陷入依赖和贫穷的境地。

抽税和慈善捐款，稍微缓和了财富自然集中的现象。英国的富人不同于法国贵族，他们要负担支持政府的大部分税金。1536年开始实行的《济穷法案》（Poor Laws），要求每一教区负责救济濒临饿死的民众。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被送到习艺所，没有谋生能力的以及伤残者则住在济贫院。儿童可以依据契约充当学徒，住宿在主人家中习艺。实施这一制度所需的费用，来自教区民众的捐税。根据国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1763年至1765年，在习艺所诞生或由习艺所收养的婴儿，在1766年还幸存的，只有7%。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世纪。

·工业

自给自足的乡村家庭，不论是好是坏，总阻滞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新兴的资本家，当他有100个家庭在各自的屋顶下替他织布纺纱、并有一套自我约束的竞争原则时，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设置工厂？在约克郡，这种家庭工业1740年生产10万匹布，1750年生产14万匹布。迟至1856年，约克郡的棉织品只有一半是工厂生产的，仍有一半是家庭产品。这些忙碌的家庭实际上是工厂的发端：家长邀请仆人和外人参加工作，加盖房间放置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家庭作业的规模扩大后，加上道路改良和海运畅通后而拓展的广大市场，家庭工业本身产生了对更精良工具的需求。起初的发明是手工器具而非机器，一如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flying shuttle），能够安置家中。等到需要机械动力的机器发明后，工厂制度才取代家庭工业。

转变是渐进的，其时间差不多一个世纪（1730—1830年）。也许“革命”一字对于如此缓慢的变化来说，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名词。与过去脱离关系的过程，并不如从前历史记载的传奇化那么明显。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文明一样古老，从13世纪以来，各项发明即以快速的步伐进行着，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城内，工厂和诗人一样多；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境内，资本家和艺术家也一样繁多。但就蒸汽、电气、油业、电子学与原子能等方面的进展而言，过去两个世纪（1760—1960年）的工业转变和哥伦布以前的欧洲经济变迁速度比较起来，可以构成一次真正的革命。这一革命不但改变了农业、运输、通讯和工业的根本结构，而且彻底改革了政治、习俗、道德、宗教、哲学与艺术。

有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迫使工业发生变革。1742年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内阁垮台后引起的多次战争，增强了加速生产和分配合理化的呼声；食物增产后造成的人口增加，给农业和工业带来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激励了机器的改良与道路的拓筑；操作机器需要技术，因此导致劳动力的专业化与分工制度，使生产增加。从法国移住英国的胡格诺新教徒及其他移民，带来一笔逃难的存款和手艺，1738年第一部纺纱机的发明者，即为法国新教徒的后裔。英国国会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即1721年的《棉布法案》，禁止使用外国进口的印花布），减少来自国外的竞争，使英国纺织工业得以完全控制国内市场，而商人对立法日增的影响力，有利于英国经济的扩张。在中下阶层社会中，清教徒传统加以随后兴起的循道宗运动，激励民众勤奋、进取和节俭的美德，资本得以累积，财富获得保障，中产阶级似乎享受着上帝的特别恩典。

同时，矿业发展大量扩增，作为工业燃料的煤炭供应量增加。从前木材是家庭与商店的主要燃料，但森林逐渐稀疏而至于灭绝，在中世纪英国已知的69处森林中，到18世纪末，65处森林已经不知去向，木料必须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美洲进口，价格愈来愈贵，引起人们对一种更为便宜的燃料的需求。但当时的挖煤方法仍然是原始的，竖坑不深、通风不良、沼气与碳酸气使挖煤工人窒息，矿坑抽水直到萨弗里（Thomas Savery）与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两人的蒸汽引擎出现以后才获得解决，其实这一难题是发明蒸汽机的主要动机。尽管存在以上困难，煤炭产量不断扩增，1750年，家庭与工厂燃煤早已染黑伦敦的天空。

煤炭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在于除去铁中所含的其他矿物质，而使其熔化成更纯、更强韧、更具延展性的铁块。熔化需先融解，融解又需高热，14世纪以来，一直都用木炭（烧焦的木头）在鼓风炉中生火，吹送大量空气进入炉中，但由于木材供应不足，木炭也日趋昂贵。西蒙·斯特蒂文特（Simon Sturtevant）于1612年建议使用煤炭作为熔铁的燃料，达德利（Dudley）于1619年宣称他使用这种方法后，熔铁费用减少一半，但他那些使用木炭的对手，联合起来把他赶出熔铁行业。约1709年，亚伯拉罕·达尔比一世（Abraham Darby I）在煤产丰富的煤河谷（Coalbrookdale），成功而经济地用煤炭熔化铁矿石，并完全除去铁矿中的易变元素。当时所称的焦炭，人们远在1590年即已知晓。亚伯拉罕·达尔比二世继续发展以煤块或焦炭熔铁的技术，并改良鼓风炉，以水车为抽风工具，不久他成为英国铁块的最大销售商人。1728年，英国设立第一家旋转式铁工厂，铁块可连续通过滚筒，随意压铸成各种形状。1740年，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发明坩埚处理方法，把金属放入黏土钵中加热精制，炼成高级的钢料。煤炭与铁块结合的种种发展，使工业革命的各种机器得以顺利发明出来。

·发明

18世纪的前半期，与16世纪和17世纪比较，没有特别快速的发明成果。可能需要半册书的篇幅，方能完全列举过去遗留给这个时代的发明。现举科学、工业、航海不可缺少的时钟为例。时钟在17世纪几乎已经改良完成，1758年达到准确的程度，每600天才有一分钟的误差，要等到1877年才有进一步的改良。工人虽常为发明的根源，但把发明认为是技术失业的威胁，这种敌视行为在1663年迫使英国第一部锯木机不得使用，1767年才成功地开始使用。不良的道路状况进一步阻碍工业的发明，交通困难妨害市场的拓展，因此难以刺激增加生产的动机。海运日渐扩张，海外几乎全是以农业主的殖民地，非常渴望布匹等制成品，这对发明的刺激渐增。创造利润的动机也推波助澜，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拥有14年的专利权。国外贸易的竞争是另个一刺激因素，技术优良而工资低廉的印度劳工制成的纺织品，激励英国商人设法改良机器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创造发明以纺织机器为首，展开伟大的变革。

1733年约翰·凯发明的“飞梭”，是纺织界的第一项杰出发明，工业革命可以说从这里开始。除了少数情形，在飞梭发明以前的布匹宽度，不会超过织布工人两手张开的距离，因为工人在操作时，必须把梭子用一只手从织布机的一边抛过另外一边，而用另一只手接住；约翰·凯把轮子、木槌与木棒结合为机械装置后，只要用手重拍一下，梭子就可以从纺织机的一边向另一边快速移动，自动停留在任何事先决定的地方，因而节省相当多的时间。他计划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家工厂装置飞梭时，织布工人把他当作剥夺工人生计的攻击对象，他逃到里兹（1738年），把专利权交给织布商人，以换取一点费用。他们拿去了这项发明，但拒绝支付使用费，他提出控诉，却被诉讼费用拖垮。他回到家乡伯里，民众群起骚扰（1753年），进入他家抢劫，并威胁要杀害他。一个妇人热诚地欢迎他的飞梭，大叫：“棒！棒！上帝造物固然神奇，但人类的发明终于胜过上帝。”约翰·凯在法国较能受到接纳，法国政府采用其发明，并付给他一笔奖励金。1760年后，飞梭才克服一切反对势力，开始为一般人普遍采用。

纺织工业的一个障碍是织布工人织布的速度，较纺纱工人纺纱的速度快。1738年以前以人工纺纱为主，有些家庭仍有这种人工纺车，作为怀念过去的装饰品。同年，一名法国新教徒移民后裔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发明一种纺织机，显然是根据约翰·瓦特（John Wyatt）拟就的图案发展而成的：用一套滚轴将生棉或羊毛织成的丝线制成棉花卷，再由棉花卷制成精细丝线，然后在纺锤上进行纺纱，这只需要极少的人工。保罗与瓦特把专利卖给约翰逊博士的朋友爱德华·卡夫。卡夫于1742年在北安普敦的一家工厂内装设了5部纺织机，这是英国和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一连串纺织工厂的开端。

现在，铁既然可用于制造强有力的机器，而经济情况又急需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剩下的问题便在如何找到某种机械动力以廉价地替代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耐力，最早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水力。自古以来，有成百个国家利用水流，悠闲地转动大风车来推动抽水机、风箱、滚轮和铁锤，甚至15世纪以后笨重的铁制机器也以水车为动力；18世纪续以水车为机械动力的主要来源，延至20世纪，犹见水车滚动；现在的水力设施，是将水力转变为轻便的电力。风力的不定令人难以信赖，在南方平静的土地上，更很少利用风力，但在北方高纬度地带，风力可用以转动风车，风车底端的手摇辘轳可把“车帆”送入“风眼”内转动。这一粗陋而不稳固的机械，在18世纪的北部各省中，达到使用的最高峰，之后趋于没落。

同时，发明家努力使蒸汽机的用途达到经济有效的地步。这是一段历史悠久的过程：从三世纪海罗的蒸汽门、蒸汽玩具，中经杰罗姆·卡丹（1550年）、詹巴蒂斯塔·波尔塔（1601年）、所罗门·考斯（1615年）、乔万尼·布兰卡（1629年）、乌斯特侯爵（1663年）、塞缪尔·莫兰德（1675年）、惠更斯（1680年）、邓尼斯·佩平（1681年）、托马斯·萨弗里（1698年），而直到1712年纽科门的蒸汽机——这是老生常谈的故事。1712年，可能又是一个工业革命诞生的年代，因为纽科门的“火力机”装有活塞、横杆和安全瓣膜，可以有效地把深矿内的积水抽送出来，它成为未来75年间蒸汽操作抽水机的基本模型。

·资本与劳动力

随着机器外形的增大与价格的上涨及需要机械动力以推动机器，企业家觉得以工厂替代家庭工业，较为有利可图，工厂招集员工，并将机器、厂房设在有利的河流旁边，以获得动力及运输之便。如前所述，工厂并非新奇事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早已有几百家工厂。若把“工厂制度”定义为一种工业经济，其产品必须在工厂内制造，那么，在19世纪以前，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工厂制度的存在。但在约翰·凯和保罗的发明完成后，纺织工厂开始逐渐取代家庭的纺纱和织布工作。1717年，托马斯·洛姆（Thomas Lombe）在德比设立一家660英尺长的纺织工厂，300个工人操作2.6万部纺车，不久在斯托克波特、利克、伯明翰、莱姆斯特、北安普敦等地，也设立类似规模的工厂。

购置机器、获取原料、雇用劳工、管理工人、运销产品、拓展市场，皆需资本。提供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资本家，也是从前就有的现象，但在资本需求日增的时代，愿意出资冒险的资本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地位逐渐上升。在理论上仍然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工业的同业公会，抗拒资本家对生产和分配的改组，但同业公会制度注定适用于手工业，而不适于机器工业。这种制度只能供给地区市场的需要，不能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至于国际市场更不用谈了。这一制度不能满足军队、城市与殖民地日渐增高的需求，它受到传统方法和规范的阻滞，并演变恶化为一群专事剥削学徒与雇工的小集团。资本家比他们更能控制产量、分销渠道，知道以钱赚钱的技巧，而国会为了急于扩展工业力量，以应付远地商业和战争的需要，对资本家难免有所偏爱。

随着工厂与资本制度的扩张，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因而改变。工人不再拥有工作的用具，也无法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在决定工资和产品品质方面，工人仅占次要地位。商店不再是家宅的前庭，生意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工人的工作不再是一连串的过程，以制出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它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冗长、重复而又与个人无关。制造出来的成品再也显不出他自己的手艺，他从工匠变成一名“工人”。这就是令亚当·斯密（Adam Smith）印象深刻的分工制度。那些与妇女儿童争夺工作机会的男人的饥饿状况可以决定工人工资的多寡，煤矿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是1先令6便士，建筑工人是2先令，铅匠是3先令，这些价格，1700至1770年变化很小。约1750年的男性织布工人，周薪6先令，女工5先令6便士，童工2先令6便士。女性纺纱工人的周薪，在2先令到5先令之间，6岁至12岁女童工的周薪，在1先令到1先令6便士之间。1760年以前的物价，低廉而又稳定；有时工厂给工人发放一点津贴，以便供给他们在工作时间内购买食物和饮料之需，而且大部分矿工可以得到免费的煤炭。

雇主们认为工人懒惰、嗜酒、不可靠、无信仰，因此工人不能得高薪。1739年，一名雇主说，使工人勤劳工作和节制饮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睡眠与休息以外的所有时间，必须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获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1714年，一位作家写道：“需求是促使穷人奋起工作的唯一动力，舒解他们的需求是明智的，而治疗这些需求的企图则是愚昧的。”工人一星期工作6天，每个正常工作日的时间为11—13个小时，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但吃饭逾时的工人，会被扣除日薪的1/4。雇主们抱怨工人放下工作，参加定期市集、奖品争夺赛、宗教纪念宴会和前往绞刑现场参观。为了防止这些节日和其他活动影响工作的进展，雇主喜欢在工厂附近储备一批失业工人，以便在紧急情况和需要遽增的时候，调用入厂工作。在淡季，雇主可能暂时遣散工人，让他们向地方商人借贷维持生活。

具有依赖性的劳动阶级，逐渐在城市中形成。爱德华六世时代的一条古老法律，禁止工人阶级联合组织团体，国会于1720年重申这一禁令。但短期雇工不断合组团体，向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组成的“联合会”（不是同业公会），变成18世纪末期英国工会运动的先驱。1756年，下议院接受格洛斯特郡纺织工人的请求，颁布一项维持法定最低工资的命令，并禁止纺织业削减工资。但第二年下议院取消这项命令，采取由劳动力供求来决定工资的政策。自由企业制度和放任政策的时代从此开始。

·运输与贸易

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交通与运输的改良。英国有优良的海岸线和河川，一半人口居住在距离海边不远之处，可用以运送货物。河川深入内陆，具备天然的水道，但道路状况常成为英国人民生活的麻烦所在，道路土质松软，冬天的车辙坚硬而深陷。春夏降雨后，许多道路形成溪流或处处泥泞，陷入泥土中的马车，必须由另外一组备用的马匹或牛只用力拉出，行人也不得不改道由邻近的田野或森林通行。1745年，查理王子率领一群苏格兰暴民南下侵至德比时，英军为道路交通不便所阻，无法北上镇暴。这一事件后，英国政府方才基于军事目的，建筑一个收缴通行费用的道路系统，“适于军队、马匹与马车在任何时候均可通行无阻”（1751年），但仍有强盗出没路途，使运输费用高昂。

出得起钱的人可以乘坐马匹或私人马车外出旅行。如果是长途旅行，他们可以在沿途的驿站租用健壮的马匹。当时在欧洲西部，到处都有驿站。用“post”一词来代表“驿站”，是形容邮件的转递，信差利用驿站收递邮件和更换马匹，以此法送信，每日可行120英里。即使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在1749年抱怨道：“从最好的来说，我们信件如此不规则地传递，甚且经常完全误投。”他认为一封信从维罗纳寄到伦敦要8天，是“不寻常的勤奋行为”。旅行大部分依赖驿马车，由一名马车夫驾2匹或4匹马，车内可搭载6名旅客，外面有武装警卫保护。每星期有2班或3班驿马车从伦敦定期出发，开往英国南部的主要城镇，平均时速7英里，从伦敦至纽卡斯尔需时6日。

国内贸易为道路所阻，仍然相当原始。批发商人常随同负重的马匹，在城镇之间往来载送货物，小贩则挨户叫卖商品。五颜六色的招牌是商店与住宅的主要区别，货物储于店内，通常并不放列橱窗供人欣赏。商店几乎都是杂货店，出售衣服、药品和铁器。英文称杂货商人为“grocer”，因为他出售各类货品。亨利·科沃德（Henry Coward），一位杂货商人，从糖到铁钉，什么都卖。每个城镇皆有市集日，天气晴朗时，商人把货品样本展示给大众。但地区商业的主要中心，是一年一度在伦敦、林恩、波士顿、盖恩斯博罗、贝弗利、斯陶尔布里奇等地举行的定期市集，其中以在斯陶尔布里奇的市集规模最大。每年8月、9月，市集形成了真正的城镇，那儿有行政、警察和法庭，英国工业的一切产品，几乎都可发现。全国厂商聚集一处，比较彼此产品的价格与品质，也可互诉行业的苦衷。

由于握有海洋控制权，英国对外贸易日渐扩张。18世纪前半期，对外输出的价值和总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多；1700年自各港口出发的船舶总吨数为31.7万吨，1751年增至66.1万吨，1787年增至140.5万吨。利物浦及其码头每隔20年要扩大一倍，自世界百余处地区进口的物质满足富人的嗜好与胃口，同时给贵妇带来迷人的化妆品，用以摆饰其梳妆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购买廉价品，高价在欧洲各地出售，利润丰厚得引起15名公爵和伯爵、12名伯爵夫人、82名爵士、26名牧师和医生的兴趣，联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英国贵族并不如法国贵族那样蔑视商业，他们出资分享繁荣。属于中产阶级的伏尔泰，乐于见到英国贵族对贸易感兴趣，他于1734年告诉法国人：“伦敦居民比巴黎多，都市比巴黎大，只是由于英国人爱好贸易，英国也因此拥有200艘战舰，又有能力资助盟国的君主。”

大商人开始与持有土地的贵族竞争财富和权势、决定对外关系、出钱煽动战争以增加市场、资源和贸易路线。买卖食糖、烟草和奴隶的英国商人，控制布里斯托的居民生活。船主统治着利物浦。煤矿业主支配着纽卡斯尔。乔赛亚·查尔德（Josiah Child）爵士是一名拥有东印度公司5万英镑股票的大商人，他的财富足以与许多贵族媲美。他在旺斯特德建造的花园，是英国的名胜之一。休谟于1748年写道：“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祖先遗留的家财，加以君王封赐的头衔和徽章，是社会阶层的主要区别。在英国，这种区别较偏重于现有的富裕。”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之间互相沟通融合。富商的女儿嫁给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的儿子自落魄贵族手中买进地产，上流人士进入商界法界和行政界服务。贵族制度变成财阀政治，金钱取代出身，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

·货币金融

欧洲的银行家当时几乎可以提供一切财政方面的服务。他们接受存款，保护客户免受火灾与盗窃的损失；他们安排客户之间的转账付款方式；他们发行银行汇票，客户可以在需要之时以金银兑现。由于持有汇票者不会同时要求兑现，银行可以发行5倍或10倍于准备金价值的汇票。如此扩大后的货币流通，为工商企业带来额外的资本，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扩展。银行家以土地、建筑物和其他物品为抵押品，有时仅凭个人信誉，即放心把钱借贷出去，借以刺激工业的发展。交易信函和信用状促使商业流通顺畅，资本仅凭银行票据移转即可易手，甚至可以越过边界，转入敌对国家的生意对象手中。

与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联合股票公司，当时称为“projecters”，是有组织的工商业协会，发行股票，保证分红，有价证券与股票均可转让。基于这个目的，于1698年在伦敦正式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所。18世纪初期的股票投机生意相当活跃，由经纪商操纵股票价值的升降起落，笛福于1719年对这些操纵股票的商人有如下描写：

如果乔赛亚·查尔德爵士想买股票，他首先委托经纪人装出一副愁眉苦脸、摇头叹息的样子，故意暗示有坏消息从印度传过来……然后经纪人也许真正抛售一两万镑的股票，证券交易所立即挤满了抛售股票的人，大家都不买进，只想卖出，股票就开始跌价6%、7%、8%、10%，或许更多。然后奸诈的经纪人，另有一套收买的手法，他在跌价4.5%卖出1万镑的股票后，再开始小心翼翼地私下买进低于定价10%或12%的股票10万镑。再过几个星期，经纪人又采取完全相反的办法，使大家争先抢购，经纪人就把买进来的股票卖出去，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得10%—12%的利润。

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初启，企图赚取增值利益的人们就散布投机的风浪。英国南海公司的兴亡经过，与法国约翰·洛拥有的密西西比公司的情形先后呼应，异常相似；1714年，英国的国债达5200万英镑，每年须付利息350万英镑，博林布鲁克子爵、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纷纷指责这笔足以拖垮英国的年息。英国政府有鉴于此，计划把3100万镑国债过户给南海公司，欢迎大众以政府汇票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国王乔治一世兼任南海公司的总督，当局大事鼓吹南海公司的专利特权必能带来厚利，同期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成功“制度”，也刺激英国掀起一股投机热潮。在南海公司宣布接受政府汇票后的6天内，2/3的汇票持有者接受建议换取股票。还有许多人买进南海公司股票，使一个月内，由每股77镑涨至123.5镑（1719年）。南海公司的董事会为求继续得到政府的合作，决定拨出大量的赠送股，免费送给内阁阁员和乔治国王的两名情妇。当时尚未担任首相职位的罗伯特·华尔波尔警告下议院注意这一“危害国家的股票买卖行为”，他说这项计划是“煽动普遍的错觉迷雾，保证从不足基金中获致红利，用人为方式提高股票的价值”。他相当准确地预测这项计划终将失败，同时指出假使这项计划牵涉及一般民众，其失败必将惹致民众普遍而危险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南海公司股票的上涨幅度，至少应有某种限制。下议院拒绝接受他的警告。1720年4月7日，国会两院批准南海公司的提议。

4月12日，南海公司发行每股300镑的新股票，立即卖空。英国政府支付南海公司持有的政府汇票利息后，南海公司于4月21日宣布1720年的夏季股息为10%，接着利用这一热潮，于23日进一步发行每股400镑的股票，民众争先抢购，数小时内即告售罄。5月28日每股涨至550镑，6月2日再涨至890镑。7月，南海公司又发行每股1000镑的股票。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士，诸如公爵、牧师、政治家、音乐家和诗人等纷纷认购，伦敦的证券街成为热闹抢购的场所，这一景象只有在几乎同时的巴黎基萨波街才可以看到，国境两边的人类天性自然显露无遗。酒店、咖啡店、服装店内到处有人买卖股票，男男女女每晚都要计算他们究竟增加多少财富，也计算假使他们多买或快买的财富增多程度。

一般民众渴望投入投机生意，因此发行86种次要的股票。制银公司、设立医院收容私生子的慈善机构、提炼石油的公司、负责自西班牙进口驴子的公司，纷纷出售股票。一名商人宣布组织“一家收益庞大的事业，但无人知道是何种事业的公司”，不到中午就卖出1000股单价2英镑的股票，这名商人下午却潜逃无踪。

小型的股票公司开始反抗南海公司，这产生不利的影响。华尔波尔及其他人再度提出警告，并卖出他们自己的股票。6月11日，乔治国王下令除国会特许的公司外，一律不得发行股票，因此大部分的小型投机事业宣告倒闭，民众的投机热潮也冷却下来。有关西班牙政府严格限制在美洲殖民地内贸易的消息传扬出来，7月又传来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在巴黎溃败的消息。约翰·布朗特爵士与南海公司的其他董事们，秘密售出他们持有的股票，获致高利。股票价格在8月不断下降，到9月2日每股下降到700镑。

大众竞相抛售股票的风潮演变为崩溃性的态势，伦敦的证券街拥挤得令人窒息，股票价格降到570镑，到400镑，到150镑，再到135镑（9月29日）。英国的好几百个家庭在这场大乱中失去积蓄，破产与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持有南海公司股票为抵押品而对外贷款的银行纷纷宣告破产。英国各地民众集会要求制裁南海公司的董事，却宽恕公众的虚荣和贪婪。国王从汉诺威匆匆赶回伦敦召开国会会议。南海公司的会计员逃往法国，携带许多足以使董事们获罪的资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721年1月查阅南海公司的账簿，发现有“不公正与贿赂的事件”。即使在国会接受贿赂已然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的时代，这也是令人惊愕的一件事。南海公司的董事花费57.4万镑，用以买通政府官员。

部分国会议员主张严厉处罚有罪的董事，其中一人提议把他们缝在麻袋中，活活丢入泰晤士河。议员热烈争辩，甚至彼此指名挑战决斗，还有一名议员过于紧张和激动，第二天不治去世。下议院传讯董事与政府官员，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拜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包括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在内的该公司董事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每人只准许留存约10%的财物。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又首先抛售股票的约翰·布朗特爵士是一名最具有“宗教风度”的人物，他“经常痛斥当时的偷窃与贿赂腐败的风气”及富人的贪得无厌。

对南海公司事件预言准确的罗伯特·华尔波尔，劝告大家稍歇愤怨，采取温和的对策。他说服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吸收约1800万镑有问题的股票，以缓和南海公司崩溃的危机。那时南海公司尚有一笔足够的准备金，用以提前折现33%的股票。南海公司不再享有特权和往日的光彩，改以贩卖奴隶图利，但生气逐渐凋零，终于在1853年结束。

伦敦一瞥

大胆的统计学家估计1650年的欧洲人口约1亿人，1750年约1.4亿人。伏尔泰于1750年的计算，法国有2000万人，德国和奥地利共有2200万人，英格兰和爱尔兰共有1000万人，俄国在欧洲部分有1000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共有800万人，波兰有600万人，瑞典有300万人，丹麦和挪威共有300万人，土耳其在欧洲部分有300万人，联合行省有300万人。德国一位法律学家认为北欧的人口增加，大部分是由于宗教改革后，从独身转而结婚生子的僧侣与修女，这名学者还呼吁“建造一尊马丁·路德的雕像，以纪念其保存人种的功劳”，但我们最好不要夸张中世纪僧侣的性欲自制力。人口增加可能是由于农业和运输的改良，扩大了食物的供应与分配，及由于卫生医疗的进步，减少了成人与婴儿的死亡率。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500年的人口也许不超过300万，1600年增至400万，1700年增至600万，1800年增至900万。几乎所有的人口增加都集中在城镇，人口增加助长工业贸易，工业贸易促成人口增加，二者互为因果。1740年，伦敦以拥有72.5万人口自傲，在当时而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市。笛福于1722年说伦敦“生长过度”。世界人口次多的城市是巴黎（67.5万人），其次为阿姆斯特丹、维也纳、那不勒斯、巴勒莫、罗马等地。伦敦的人口是英国第二大都市布里斯托人口的10倍，是第三大都市诺威奇人口的18倍。各大都市中心地区逐渐取得全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地位，把田地、矿区和商店的劳动力与产品，变为财政方面高超的利润。

伦敦有优良的地理位置，它随着英国商业与殖民地的扩张而成长。虽然1794年以前行驶大洋的轮船还无法停泊在伦敦码头，但可以驶进泰晤士河，有成群结队的码头工人利用300艘驳船，随时准备卸货上岸或转载其他船只上。因此，伦敦成为一个生气蓬勃的货物集散地，把海外运来的进口物资，转向欧洲大陆输出。当时的泰晤士河岸不如现在干净，到处有好色的码头工人、性饥渴的船员和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他们言谈举止猥亵，居住在小茅屋和酒店，与海员一样酗酒、暴虐。泰晤士河上有形形色色的船只，从单桅渔船到巨型战舰，加上小型渡船在河上穿梭不停。国王、市长和有些显要人物备有精巧的游艇，驶往温莎堡或其他宫殿游乐。1750年以前，伦敦大桥是伦敦南北两端步行通过的唯一要道，但同年威斯敏斯特大桥建造完成，1757年伦敦大桥上的房舍与商店悉被拆除。1746年和1751年游历伦敦的威尼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莱托（Antonio Canaletto），对河上生气勃勃的景物有着深刻的印象，留下数幅名画，展示给我们蒲柏与约翰逊博士熟知与喜爱的泰晤士河。

约翰逊博士也许更喜欢伦敦的街道，虽然它们不够明亮，铺设并不理想，而且主要靠雨水来清洗。伦敦于1684年推出一项道路照明系统，每隔10家住宅装设一盏蜡烛灯笼，只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点燃到午夜12时，而且只有从9月29日的天使米迦勒节至次年3月25日的报喜节才实施这一照明系统。1736年，市政当局在全伦敦市内装设1.5万盏油灯，从日落点燃至日出。这是有关伦敦居民生活的一件大事，使夜间的道路安全大获改善。

1666年的伦敦大火以后，街道的铺设大部分是圆形的小石，这一标准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衰落。每一街道中央有一道槽沟，用以容纳废物和排泄雨水。路上没有边石，只有一排长柱隔开一道6英尺宽的人行道。街道充满着两轮马车、载重的马匹、出租马车和私用马车，马蹄走在街石上发出吵人的音响。街上还有沿途叫卖100多种食物和衣服的小贩，其中有很多是妇女。还有流动性的修理匠，嚷叫修理。马车夫在路上争吵，狗在街上吠叫，乞丐在路上要钱，卖唱者沿街吟唱民谣，风琴乐音，铮铮弹传。民众抱怨，但也喜欢这些喧闹声，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扒手和妓女才默默地工作。

1708年，房子开始编号。1750年，大部分家庭都有自来水，卫生获得改善。法律要求每个家庭负责维持房地门前走道的清洁。每一行政区内有一名清道夫从事废物搜集工作。厕所通常设在宅外的花园或庭院，用屏幕隔开。有些地方虽有沟渠，但伦敦在1865年以前尚无完整的排水系统。烟囱由清洁工人钻进砖石砌成的囱管内，以手肘和膝盖予以清除；这一毁损儿童健康的工作，1817年以前仍然存在。

相当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垃圾、下水充斥的脏乱贫民窟内，成为无数疾病的孕育场所。伦敦的沃平与莱姆豪斯，几乎有一半居民收入仅能糊口，他们依靠救济、偷窃或卖淫来获取住所和食物。身体污浊和头发蓬乱的儿童在街上赤足奔跑，他们衣着褴褛，在犯罪的环境中成长。贫民窟内的男女很少想到婚姻问题，性关系是不需要仪式与法律的买卖行为。那里几乎没有教堂，但啤酒铺和酒店林立。这里也是窃贼、扒手、强盗和职业凶手的巢穴。斯莫利特（Smollett）于1730年写道：“现在窃贼与强盗的险恶和野蛮程度，甚于人类开化以来任何时期的窃贼与强盗。”伦敦市长与市参议员于1744年向英王上奏说：“大批的各种乖戾党徒，携带大头棒、手枪、短剑及其他危险武器，不但蹂躏私人的巷弄通道，而且骚扰大街和公众平常群集的场所，对陛下的臣民施加最危险的暴行。”贺拉斯·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52年说：“即使在中午，一个人不得不以上战场的心情在外面跑动。”

当然，伦敦除了滋衍穷困与罪恶外，它还是国会与宫廷的所在地，有上千的律师、商人、记者、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牧师和朝臣。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可以看到18世纪伦敦市内的大厦、道德、知识阶级的风采、教堂的信徒、怀疑论者、科学家、哲学家、上流社会的才子佳人、沃克斯霍尔和罗纳莱兹的美丽花园、公园和林荫人行道上的行人、泰晤士河上的赛船节日和游艇、咖啡店和俱乐部内的谈话、艺品店、布店、珠宝店、家庭娱乐、野外运动，及斗鸡场、职业拳赛、木偶戏、剧场、歌剧院等场所的群众，只有将这些方面全部包括之后，我们对伦敦生活的看法，才算公平适当而完整。

学校

这个时期的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初生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出生于伦敦的儿童中，59%在5岁以前夭折，64%在10岁以前夭折。许多婴儿出生后即遭遗弃，幸存的婴儿则依赖公款养活，然后被送往习艺所工作。助产妇和母亲的疏忽，造成大量儿童的身体残废。

出身贫穷家庭的儿童，可能无法接受任何学校教育。虽然有免费提供男女儿童初等教育的“慈善学校”，但1759年的在校总人数只有2.8万名，“慈善学校”不接收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仅很少的农家子弟和几近于零的都市贫民才有机会就读。一位英国权威人士说：“大部分英国人没有受过教育就走进坟墓。”就工匠阶层而言，学徒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儿童可以就读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是由“失败、破产或从其他行业溃败的人”主持的。还有“贵妇学校”，付得起学费的男女学生，在卑微的女教师教导下，学习读书、写字、算术，接受许多的宗教教育。以上的学校教育都强调教导学生满足各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而且对较高的阶层表示顺从。

少数人在毕业后可以进入“文法学校”就读，那里的教师从适度收入中可以衡量出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学生除读书写字和算术外，还可学习一点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学校的管教相当严格，上课时间也长——上午6点至11点半，下午1点至5点半。比文法学校素质更高的是“大学预备学校”，主要的公立学校有伊顿、威斯敏斯特、温切斯特、士鲁兹伯利、哈罗、拉格比等。经过挑选的青年可以进入大学，每年大约需缴26镑，他们的前途即在此地注上阶级的标签。由于这些大学预备学校仅收容信奉英国国教的子弟，浸信会、长老会、独立教派、唯一神教、教友派、公理教派、遁道宗等异派宗教分别创设学院，以教育他们的青年。他们的教育不特别强调希腊罗马的文学，而更注意当代语言、数学、历史、地理和航海术的传授，以适合中产阶级的需要。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不得接受大学教育。大部分大学生来自富裕的家庭，但也有穷人子弟利用慈善家或慈善机构捐赠的奖学金读完大学，还有一些“工读生”和“公费生”，如牛顿，在阶级意识浓厚的课堂上，靠工读接受完教育。这一时期的牛津与剑桥，不论在课程、方法和思想方面都趋于保守，呈现一片呆滞不前的气氛。剑桥大学比较愿意减少古典文学和神学的分量，以扩大科学方面的研究，但查斯特菲尔德批评剑桥“沦入最卑微隐晦的境地”。牛津大学墨守旧神学的研究和依附崩溃的斯图亚特王朝，拒绝粗鲁的汉诺威君主前往访问。1745年，身为牛津学生的亚当·斯密说道，他在牛津所学无几。1752年在牛津就学的爱德华·吉本，公然指责牛津的教职员是一群不学无术的酒徒，后悔他在牛津浪费的时光。许多家庭宁愿自己聘请私人的家庭教师。

女孩子在乡下和慈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读书、写字、缝纫、编织、纺纱、些微的算术，大多是宗教。有些女孩由家庭教师教导，少数如玛丽·蒙塔古夫人一样，私下研究古典语言和文学。玛丽·蒙塔古说：“我辈女人通常不准研究此类学问，愚蠢通常被认为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稍过愚蠢比充装能读一点书抑或懂得些许道理，更能及早受人宽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一个有学问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普遍的嘲笑。”她推想男人不让女人获得学问的理由，是要使男人不耗力便可以勾引到女人。倘使我们从英王情妇们的丰厚收益来做判断，女人的确不需要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也不需要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教导启示，就可以操纵自如，在情场上得心应手。

道德风化

一名外国的观察家估计当时伦敦的妓女总数有5万名，在市内的酒店，在路旁的旅店，在花园、舞厅、音乐厅、戏院，都有妓女的踪迹，她们坐在埃克塞特街和斯特兰德的窗边兜拉生意。盖伊在他的《闲谈》（Trivia）一书中，描写德鲁里巷内的情景说：

她每晚在路上漫步逍遥，

委顺的身体不拥抱固定的对象；

她的俗艳丝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穿着刚洗过的宽袍，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她用谄媚的语调安慰身边轻信的人说：

“我高贵的船长！迷人者！爱人！我的爱人！”

法律并不怜悯她们，妓女拉客若被发现，要被带到监狱中，遭受鞭打和枷刑之灾，《葬街报告书》于1731年5月6日描述一名妓女的遭遇：

昨天，著名的尼达姆老妓在圣詹姆斯街道附近的公园地带受到枷刑，并遭受民众严厉的凌辱。她的病况相当严重，身体斜靠枷板，但仍然被群众投掷石块，相信她在一两天内即将死亡。

只有最穷困的娼妓才会遭受枷刑之灾，一般而言，妓女可以贿赂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她们的嫖客也可能把她们保释出来，而且有些执法人员，也许认识他们从前的女相好，因而存有一份同情之心，法律只规定处罚滥交的女人。伦敦的100名男人中，以处男之身走进结婚礼堂的，也许不到10人，大家公然指责恶行，却私下蔑视美德。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于1749年出版的《欢场女子回忆录》，详细描写勾引异性的各种技巧，是18世纪也是现在最猥亵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根据权威方面的资料，我们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伦敦市民，没有经过结婚的手续，过着一种违法的同居生活”。由恋爱而结婚的人数虽然逐渐增多，这在理查森（Richardson）和菲尔丁（Fielding）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但大部分的婚姻仍由双方家长安排，仔细衡量女方嫁妆和男方实际或未来的收入后才加以撮合。1753年制定的一条法令，规定未满21岁的男女结婚，必须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由于这一法令的实施地区仅限于英格兰一地，许多英国的私奔者越过边境进入苏格兰，苏格兰乡村的牧师采行一条较为宽大的规定。有些贪财的牧师，在伦敦舰队街附近的酒店、妓院、阁楼或其他地点，替人主持秘密的婚礼，使热恋的情侣得到进一步的方便（舰队街上有一所收押负债者的监狱）。该地区附近几乎每家酒店都有一位这样的牧师，任何人只须缴交一笔费用，便可请他主持婚礼，而不必接受询问或提出结婚许可书。据说，有一位牧师每年替6000对新人证婚。婚姻在热恋中达成，在现实中破灭，数以千计的女性被遗弃，登岸的水手在一天中结婚、恋爱而后拔营他去。为结束这项罪行，英国国会于1753年颁布法令，规定婚礼必须在教区教堂内由英国国教牧师主持者方为有效，婚礼必须在结婚预告公布于教堂门口连续3个礼拜天后，才能举行。违反这一规定者可能被强迫遣送到国外的殖民地，但教友派教徒或犹太教教徒的婚姻，不受这一法令规定的限制。

1857年以前的民众，如未获得国会特别决议的批准，一律不准离婚，欲获得这项批准须花费巨额代价，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除中产阶级外，通奸普遍存在，英王乔治一世与乔治二世即为典型人物，戏剧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于1700年写道：“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天生一对抽芽的鹿角。”盖伊于1728年在《乞丐的歌剧》一剧中，让培岑夫人问她丈夫关于女儿波丽的情形，她问道：“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波丽，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她只爱丈夫一个人而已？……所有的男人都是爱情的窃贼，他们更喜爱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的女人。”但一般而言，英国女性的道德水准比法国女性高。在中产阶层方面，由于清教徒传统思想仍很强烈，贞洁流于过分守礼，女人可能是男人梦想中的妻子——忍耐、勤劳而又忠贞。这一双重标准，是强加而又为人接受。良家妇女平时尽管听到粗俗的言语和阅读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等小说家的作品，但她们受到片刻的注目和礼遇之时，也会羞怯而脸红，甚至昏晕过去。

各阶层的女人都自然而无可挽回地被视为屈居于男人之下，骄傲反抗一如玛丽·蒙塔古夫人，虽然语带尖刻，但也承认这一事实：“我现在并不争论男女两性的平等，我不怀疑上帝和大自然把我们推入次一等的阶级，我们是天地万物中的较低部分，我们应该委身服从优越的男人。任何基于虚荣与愚昧而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女人，等于反叛上帝的法则和大自然中不可争辩的次序。”短暂的清教徒统治使女人的地位更加贬低，一名学生断定说：“1750年的女人在英国的地位达到新的低潮，比12世纪的女人地位高不了多少。”

社会道德、经济道德与政治道德达到了最低点。被安妮女王阻止的赌博风气，又被乔治一世和二世恢复而盛行于贵族之间。王宫内有一名特别掌门侍从官，主宰宫中的赌博。富人与穷人都喜欢打牌，难得不下赌注，而又经常玩弄手法骗钱。有钱的浪子在一局赌赛中输赢200金币，并不稀罕。德文郡公爵在一次赌赛中，输光一宗地产。查斯特菲尔德于对儿子说教期间不忘豪赌一番。乔治一世时代赌风盛行的程度，恐怕后世无可与之比拟，怀特俱乐部、查令十字街、莱斯特广场、黄金广场、巴斯等地都设有赌场。贺加斯在一幅名为“放荡者的行程”的画中，画着男男女女在怀特俱乐部赌博的情景，而无视于房屋失火的情况，他们决定要赌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著名的俱乐部于1733年被烧毁，旋又获得重建，恢复旧观。乔治二世禁止这类有组织的赌博，但允许政府发行的彩票（彩票首创于1569年，1826年宣告废止）。政府利用一切方法鼓励民众购买彩票，其情绪高昂得使佣仆抢劫主人，伙计抢劫老板，以夺得彩票，一赌财运。

喝酒比赌博更为普遍，啤酒或麦酒是全国性饮料。伦敦的男人每人每年消耗100加仑酒，即每天消耗1夸尔。酒比水更安全、更美味。潮湿的气候使人更需要饮用甜酒、五味酒、白兰地酒、杜松子酒、甘露酒、威士忌酒，而葡萄酒是大众喜爱的医疗用酒。到处都有酒馆和卖酒的商店，在霍尔本教区内的7066家住宅中，有1350家贩卖酒类。地主与国会很高兴看到威士忌酒的畅销。自从开启了小麦和大麦更广大的市场，种植大麦的面积几乎占全国可耕地的1/3。较高阶层的民众，渐渐有以威士忌酒代替葡萄酒的趋势，这是因为英、法两国屡次交战阻碍了英国与波尔多和波尔图之间的商业，而德国人和荷兰人趁机带来了他们喜爱的烈酒。喝酒如同赌博，由政府起带头作用：安妮女王时期的英国首相哈利，据说曾经醉醺醺地出现于女王御前；另一首相博林布鲁克有时彻夜饮酒。罗伯特·华尔波尔的父亲决心不让清醒的儿子看到他醉酒的样子，但他的儿子还是学会了饮酒买醉。

人们对杜松子酒的兴趣增加后，政府反而备受困扰。1684年英国的蒸馏酒总量为52.7万加仑，1735年增加到539.4万加仑，但人口并无相对增加。相反，医生向政府提出警告说，喝杜松子酒已经使伦敦人口的死亡率大为增高。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个大陪审团把贫穷与死刑的原因，归之于杜松子酒。贩卖杜松子酒的零售商人于门口挂一招牌，保证顾客只要花费1便士便可喝得酩酊大醉，商人还在地窖内免费提供草床。

警觉的统治者设法课税以达到禁酒的目的。国会于1736年通过议案，规定每加仑杜松子酒课征20先令的税额，而贩卖杜松子酒的商人每年须缴50镑的执照税。穷苦的嗜酒者纷纷起来暴动。正如华尔波尔预料的，禁酒令导致走私、私酿和秘密交易，贩卖杜松子酒的店铺增至1.7万家，酿造量超过700万加仑，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因此，这项议案被宣布弃置，执照税降至20镑，税额也降为每加仑1便士，人们于是开怀畅饮。1751年，一连串适当而巧妙的措施（如将法律上无法追回的小额债款转给酒商），产生温和的改良效果。哲学家贝克莱（Berkeley）谴责上流社会把恶劣风气传染给社会大众，并向贵族提出警告说：“两端同时燃烧的国家，其元气瞬必消耗殆尽。”

商业界的道德水准也相当低，商人依靠走私、剽窃和买卖奴隶以赚取大量财富。大家纷纷抱怨泰晤士河河水被商业废品和人体排泄物污染，抱怨苹果汁与麦精使葡萄酒品质变劣，抱怨面包中掺入明矾和铅粉，抱怨不新鲜的肉类有害健康。当局拟订对策旨在阻止此类商业劣行之际，商界人士却大声疾呼争取“人人不受约束而自由过活”的权利。

政府干涉自由，但主要用于强募青年从军。在多种财物诱导失败、海军乏人服役后，政府从1744年开始，派遣“征兵队”前往各地，利用诱骗、药物或其他方法，使人加入英国海军服役。用酒把人灌醉是最简便的办法，因为人们在酒醉时，能使之签下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服役期限。海军上将弗农于1746年说，这些人上船服役后，“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们永远不得上岸，只是从一条船换至另一条船上工作……从不考虑他们经历的困苦艰难”。大文豪约翰逊说：“如果有办法进入监狱的话，没有人愿意当海员，狱中囚犯比海员住得好、吃得好，而且通常还有较好的同伴。”以强迫方式得来的海员，通常身心虚弱，但经过火刑和鞭笞的粗鲁管教与无情淘汰后（斯莫利特在其《罗德利克冒险记》一书中对此有夸张的描述），那些幸存的船员就成为大海上最强壮、最得意的战士。

海上掠夺仍被大家默认为商业上的一种方式，但在海军力量强大后，海上掠夺日趋式微，奴隶的买卖开始蓬勃发展，英、法、荷、葡等国的船只竞相载运非洲黑人售予美洲的基督徒。在《乌特勒支条约》中，西班牙把每年运入4800名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权，从法国转移给英国负责。在1790年运入美洲的7.4万名奴隶中，法国载运2万名，荷兰载运4000名，丹麦载运2000名，葡萄牙载运1万名，而英国载运3.8万名——超过总数的一半。英国的一名权威人士说：“根据最低估计，1680年至1786年，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运送200多万名黑人进入美洲。”有些黑人奴隶在英国家庭中服劳役，报纸刊登捕获逃跑奴隶归还失主的酬金诺言，有一则广告刊登“出售一名约12岁黑人男孩”的启事。巴黎于1762年以前，可以买卖奴隶，甚至从16世纪至18世纪的罗马教皇，也蓄有来自土耳其的操桨奴隶。教友派教徒于1727年展开一项结束英国参与奴隶买卖的运动，结果获得斯梯尔（Steele）与蒲柏的支持。循道宗教徒进一步推展这一运动，但废除黑奴的运动，在1772年以前并没有获得实际进展。

政治风气反映出当时强烈的商业精神的胜利，没有贿赂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几乎每名官吏皆有定价，官位可以出卖，国会内的选票如同商品可以买卖，国会议员出售其免除邮费的特权，贵族贩卖其家中的职位，他们“对企图阻止金钱收买国会提名人选或下议院议员名额的努力，多方设法阻挠”。人口仅一小撮的“荒废自治市邑”在国会中所占的代表名额，与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州郡所占的名额一样多，这些自治市邑易于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控制。握有经济力量的商人，为了取得同等的政治影响力，以约每席1500镑的代价，获得提名进入国会。总而言之，这半个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残酷的时期。在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英国如何因政府与商人的完满、合作而享负盛名，这是历史学家不容易解释的一件事。

在道德水准与政治风气堕落之际，仍有许多富有人道的事迹：有一些设备不够完善用以收容老弱病残和穷困民众的救济院；另在同业公会的会员商店中，主人有如父亲一样仁慈地对待学徒；有收容孤儿、教育孤儿的家庭；也有解决生活难关的所谓“钱箱会”（box clubs）互助社团。1755年，里斯本发生地震，英国捐出10万镑给葡萄牙，作为救济难民的费用。这一感人的国际慈善例子，是现代世界的创举。英国境内在1700年至1825年，一共新设154家医院和药房。伦敦在1700年至1745年，即新设4家，大部分由私人捐款筹设。18世纪前半期最完善的医院，是由托马斯·科拉姆船长筹设的弃婴医院。贺加斯于1740年亲绘一张科拉姆的画像，送给医院留念，画中的科拉姆身体圆胖，银发飘逸，一片慈祥，右手持着钦定的特许状，脚下踏着地球。科拉姆曾是一艘商船的船长，在他赚取财富退休后，他看到伦敦婴儿的死亡率奇高，看到许多由于母亲无力养育或父亲身份不明的婴儿被遗弃的景象，而大为震惊。他因而说服高贵的仕女签署一项成立弃婴医院的请愿状，从乔治二世那里获得特许状和2000英镑。他的募捐请求得到大众意外的慷慨支持，伟大的亨德尔捐赠一架风琴和目前珍贵异常的《弥赛亚》总乐谱，他还指挥多次音乐会，募得1万镑基金。1739年，董事会委托西奥多·雅各布森（Theodore Jacobsen）设计宽敞的医院建筑与院落，成为后来伦敦市内最值得骄傲的名胜之一。

罪与罚

18世纪的英国人民具有坚毅不屈的特性，他们习惯于困苦与暴力，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们。两名伍长赤手空拳打斗直到双方气绝身亡，两名军曹决斗打到双方身负致命伤，一名士兵要求请假以便和一名军中妓女结婚而被鞭挞100下，打得背部皮开肉绽，但他第二天仍向上级要求准假，终于获得批准。一名鼓手扬言在其服役的14年中，一共被鞭打了2.6万下；1727年一年中，他又挨了4000次鞭索，精神复原后，据说不久即“身体强壮无碍，丝毫不以为意”。

于大庭广众下施加残忍的处罚，等于鼓励民众的暴行。在1790年废除的一条法律中，规定谋害亲夫的妇女，必须活活被烧死，而惯例允许她先被绞死，然后火焚；犯叛逆罪的男人，从绞刑架上解下之后，在犯人面前将其内脏取出加以焚毁，然后砍头裂身。伦敦市内的每个行政区中都有许多绞刑架，架上的尸体往往留作鸟类的食物。绞死一个犯人可能要半个小时，通常犯人在接受绞刑之前，先饮白兰地酒，使感官麻木。刽子手倘若心绪舒畅，他会把犯人悬空的双脚往下拉，以加速其死亡。

观众和罪犯的冷漠无情，给绞刑平添节日的气氛。民众在路旁列队观看死刑犯坐在两轮马车上，被送往泰伯恩刑场。摊贩在路边兜售杜松子酒、姜饼、坚果和苹果。街头卖艺者演唱民谣，不如《乞丐的歌剧》中的马切兹船长唱得好。对法律和警察并不热心的群众，把成功地表演受刑的罪犯，或被捕时以轻蔑和笑容来迎接审判与死亡的罪犯看作好汉。杰克·谢泼德、罗伯特·麦格雷戈、迪克·特平、乔纳森·怀尔德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杰克·谢泼德在伦敦及其附近几乎每日抢劫，后来由乔纳森·怀尔德向警方密告，予以捕获，后来又告逃逸，二度被捕后第三次逃逸，第三度于喝酒时被捕，终于被判绞刑，时年22岁。在场的好几千名群众甚至在绳索套在他颈上行刑时，心中还期望他会逃走，小说家笛福和安斯沃思（Ainsworth）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赚钱，詹姆斯·特恩海尔（James Thornhill）爵士绘出一幅他的画像。另一名强盗特平分发钱财给群众，让他们浩浩荡荡地跟在两轮马车后面，奔赴刑场，但最使他名噪一时的，是安斯沃思虚撰的、有关特平从伦敦骑往约克郡的亡命之旅。同样地，小说家菲尔丁写了一篇《乔纳森大帝的生平》，使这名恶棍名传后世。篇中有力的讽刺性文字虽然大部分是杜撰的，但并不比事实有趣。乔纳森像门神雅努斯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他把窃贼加以组织、管理和榨取，以自定的价格收购赃物，共犯谋反时，他就把他们出卖给法官。他还开设一间接待室，用以接待遭受抢劫的民众，经过有条件的实质考虑之后，他会保证将物品或钱财归还给受害者。他凭此收入供养好几名情妇，他过了差不多15年的时髦生活。但他的顺利腾达终于流于疏忽，结果以买卖赃物的罪名被捕，于1725年被处以绞刑，民众大悦。他可能就是《乞丐的歌剧》中培岑先生的部分原型。

温和的扒手、走私商人与有爵位的决斗者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皆无视法律的存在。数以百计的决斗事件，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有的在大街上，有的在海德公园或肯辛顿花园，但大部分的决斗地点，是在蒙塔古馆（现在的大英博物馆）后面的“四十步广场”上。很少人因决斗而丧命，由于手枪的构造简陋，很少人能在距离30步之外正确瞄准。有很多谨慎的决斗者可能故意向对方的头顶上空开火，无论如何在首遭刺伤流血之后，双方通常都接受调停和解。决斗虽然违法，但往往被幽默地解释为可以促使大家的言辞谨慎有礼。除了造成命案外，很少人因决斗被捕，假如胜利者可以证明他完全遵守决斗规则，他在短时期的入狱后即可获释。

菲尔丁于1751年出版一本书，名为《最近抢劫犯等增多的原因探讨及防治之道》。他当时是一名司法官，他把抢夺增加的原因不归咎于贫穷，而主要归咎于社会低阶层大众对奢侈享受的欲望增强。一般民众现在有足够的金钱进入酒店、游乐公园、剧院、假面舞会、歌剧院等场所，他们在这些场合结交犯罪与猥亵的老手。菲尔丁认为，抢劫日增的第二个原因是杜松子酒消费量的增多：

杜松子酒是伦敦大都会中10万多人的主要粮食，这些可怜虫，在一天中，要豪饮数品脱这种毒药。我每天都可以倒霉地看到和嗅到这种豪饮产生的可怕后果。

第三个原因是赌博，第四个原因是法律的无能，无法由巡夜的更夫执行逮捕罪犯的任务：

选上穷困、年老而衰弱的更夫，仅有一根木棒作为武器，有些人几乎连举棒都觉得吃力，由他们负起保障臣民生命、房舍安全的责任，以对抗一批年轻、勇敢、强壮、凶暴而又武装齐全的恶汉。

即使更夫无惧于盗贼的暴力，但他可以被收买；同理，接获更夫报告的警官，也可能被收买；警官把犯人移交给司法官后，司法官也有可能被收买。伦敦的治安人员包括1000名警官、474名法庭差役、747名更夫，还有在逮捕与定罪之间效劳的2214名律师，有些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廉洁的操守，有些却不然。约翰逊博士提到一个刚走出房间的人，说他“不在乎在任何人背后数说恶言，但他相信这位绅士是一名律师”。

科克认为，“假使世界上所有的聪明才智之士同时集合一处，也无法写成一部宪法，可与英国宪法的优良比拟”。菲尔丁的看法与科克不同。菲尔丁承认，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指出的，英国宪法很高明地安排有关保护个人及其财产免于遭受君王虐政侵害的规定。菲尔丁也曾赞扬人身保护法、陪审制度及伦敦四法学院中伟大的法律学校。没有拘票不得逮捕，未经审判不得拘禁，没有陪审员的判决不得处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抽税，人民在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又除涉及煽动暴乱、诽谤、猥亵、渎神者外，人民有言论的自由。以上这些特点，确为不可忽视的事实。但英国的立法者过于努力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害，却忽视如何防止个人侵害社会，犯罪事件的组织与蔓延，使法律执行机能为之解体。

司法官（又称和平裁判官）负责审理一般民法案件，不服判决的，可以向坐镇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法官提出上诉，这些法官每年有6个月在地方州镇巡回审判。法官为终身职，而且具有相当的廉洁操守。教会法庭仍然存在，但仅受理牧师的非犯罪案件、婚姻的效力问题或遗嘱的处理事项。海军裁判所单独审理海事案件。在这些法庭之上，有由大法官统辖的衡平法裁判所，全国的最高法院是国会，下议院审判平民，上议院审判贵族，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措施仍未臻完善，贵族通常可以逃避刑罚。费勒斯伯爵于1760年因杀害管家而被处死刑，但金斯顿女公爵于1776年被上议院判以重婚罪后，却仅缴交罚款获释。1730年后，英文才取代拉丁文成为法庭内的标准语言，这使威廉·布莱克斯通觉得悲痛异常。

在重大案件的审判期间，被告如果有财力可以聘请律师，向证人提出反问，但不得向法庭辩说，必须由犯人自己辩护，而犯人因为身心交瘁，常常无法提出辩词。如果犯人经宣告无罪，他仍须先回到监狱缴清狱吏榨取的服务费用后，才可获释。1774年这一规定废止之前，有数名宣告无罪的犯人在狱中死亡。如果犯人经法庭判定有罪，他将要面临法律史上最严厉的一项刑法制裁。

这项刑法禁止拷问和车裂，不得割除鼻子或耳朵，比从前的刑法和欧陆法更为进步。但除此之外，它具有一切残忍的野蛮行为，当时刚强的英国人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抑制人类不守法纪的天性。两轮马车拖着犯人驶过街道之时，刽子手有时会收到民众摊捐的额外金钱，应民众要求，以特别大的力气用皮条鞭打犯人。法律规定倘使犯人拒绝替自己的死刑指控提出辩护，犯人必须关在黑暗的房间内赤身仰卧，让石块或铁块压死或窒息而死。这条法律从1721年开始施行，于1772年废除。

18世纪，英国国会不断立法，增加判处死刑的罪名。1689年，英国有50项死刑罪；1820年，增为160项：谋杀、叛国、伪造货币、放火、强奸、鸡奸、海上掠夺、携械走私、伪造文书、破坏船舰或引火燃烧舰只、隐匿财物恶性倒闭、公路抢劫、侵入家宅抢劫、抢夺40先令以上、在商店中偷窃货品价值5先令以上、残害或窃取牛群、射杀税务官员、砍伐大道或公园树木、农田纵火、寄发恐吓信件、隐匿丈夫或孩童的死亡事件、参加暴动、射杀家兔、毁坏收税道路的关卡、逃狱、亵渎或窃取圣物——以上列举的罪行，及另外的100多项罪行，在乔治一世、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统治期间，皆为死罪。这些法条一则反映英国国会维护财物的决心，一则可能是公众暴行和不守法纪的部分结果与成因，同时这些法条也可能有助于英国人民养成目前守法的习惯。法官或陪审员经常拒绝判处死刑，因而减轻严刑峻法的效力，他们利用专门的学识，予罪犯以不起诉处分，或故意把赃物的价格裁定低于宣判死刑必需的数目。在战争期间，触犯法律的人如果愿意入伍或充当海军，则可以免除刑罚。

次于死刑的刑罚，包括监禁、枷刑、鞭打、入劳改营做苦工和流放到殖民地。根据1718年的一条法律，把判刑的犯人卖给订有契约的商人，商人多半自费把他们运送到马里兰或弗吉尼亚，通常以拍卖的方式，转售给种植烟叶的农人，犯人在农场服劳役的期限就是自己被判的刑期。犯人在船上载往殖民地途中处境凄惨，有相当高的死亡率，幸免一死的犯人也因身体疲弱而暂时无法工作。有一名契约包商计算过，每一趟运送人犯，平均要损失1/7。这项交易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后，才告结束。

犯人经常宁愿被放逐海外而不愿遭受囚禁，因为监狱内的无人性待遇与脏乱，久已恶闻昭彰。犯人入狱后，根据付给狱吏款数的多少而戴轻重不同的脚镣手铐。犯人睡稻草床，除非能从外面弄来食物，否则每天只吃一磅面包。除纽盖特监狱外，其他监狱绝少注意清洁工作，灰尘堆积，病菌丛生，几乎每一名犯人都患有“监狱热病”——常见的有发疹伤寒和天花。约翰逊博士认为25%的终身囚犯死于“腐朽伤寒”。囚徒出庭应讯时，身上发出污秽和染病的恶臭，使法官、陪审员、证人与观众必须频频吸入樟脑、醋酸或香草，以驱逐臭味。1750年5月，纽盖特监狱中的100名囚徒同时被拘提至伦敦的老贝利（Old Bailey）这一主要刑事法庭接受审判，他们的热病恶毒传染到法庭，6名主审法官中有4人因而死亡，另外有40名陪审员和法庭职员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后，法庭下令以后所有前来法庭应讯的囚徒，必须先用醋酸清洗身体，而在法庭内的被告席上应该放置香草。

由于负债，经判决有罪而没有能力偿还或不愿意偿还的人，必须入狱服刑，直到他付清债款或债主撤回诉状为止。负债者入狱期间，法律规定债主每日须付给囚犯4便士的生活费，如果债主拒绝付出这笔生活费用，负债者可以反控债权人——当然又需要一笔诉讼费用。但如负债者有能力从外界取得经济援助用以贿赂狱吏，他便可以睡得更好，吃得更好，享有较大的自由，与太太同床，甚至偶尔在城内享受一天的假期。一名身无分文的负债囚犯，假使无法缴付膳食费，可能会因为狱中供给的面包不足以果腹而饿死。约翰逊曾经统计说，在每年入狱的平均2万名破产者中，有5000人因狱中缺乏食物而在入狱后一年之内丧生。除了这个方式外，英国尚未想出一条更为温和宽大的途径，用以处罚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与恶性倒闭，以保护成长中的商业阶层。

英国刑法的严厉政策，曾经招致一些轻微的抗议。约翰逊并不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于1751年指陈死刑项目繁多的危险说：“抢劫和谋杀同样处以死刑，无异于鼓励歹徒舍小罪而犯大罪。”在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的小说及贺加斯的绘画作品中，对当时的监狱管理都加以最有力的指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促使监狱制度获得适度的改良，此人多彩多姿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涯显示出英国人的高贵德行。奥格尔索普于1714年离开大学加入萨伏依封地尤金王子的军队，先后数次参与对抗土耳其人的战役，回到英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的一个朋友因负债入狱，在狱中感染天花死亡。奥格尔索普说服下议院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伦敦市内监狱的一般情况，而他就是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调查揭露的有关监狱内脏乱、疾病、腐化和虐待的情形，一度震惊了英国人民的良心道义，一些异常恶劣的狱吏遭受开革，又制订一些新规则以减轻旧有的弊害，但大部分弊害仍然存在，而真正的监狱改革须等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展开。奥格尔索普主张借移民国外以减轻英国的穷困压力。1733年，他建立佐治亚殖民地，并一度担任总督；他禁止奴隶的进口，欢迎兄弟会教徒，循道宗教派创始人卫斯理（John Wesley）及来自奥地利的新教难民。在英国各地和国会，他再度促使通过一项法案，免除兄弟会教徒宣誓或当兵的规定，他成为约翰逊、戈德史密斯、伯克等人的密友，享年89岁。蒲柏曾经撰写两行对句褒奖他：

一个以极度仁德为怀立身行事的人，

将如奥格尔索普一般在天地间遨游飞行。

民风习俗

如同伊丽莎白时代或复辟时代，这一时期漫步于公园或林荫道上的男人衣着华丽。除工作或居家外，他们戴着倾斜的三角帽，时常卷上流苏、缎带或帽章，发辫在颈后绑以美丽的蝴蝶结，或戴着一顶搽粉的假发，美观的大衣上装饰着令人目眩的纽扣，垂到膝盖两边沙沙作响。各色的锦缎衣袖向人展示其收入或阶级，昂贵的背心有黄色、橘黄色、深红色、粉红色、蓝色等俗色，上面还悬摆着一个系在金表链上的金表袋。上好麻纱质的衬衫镶有绉边，掩蔽着法兰绒的内衣。从法国莱昂进口上等薄麻布织成的颈巾，很合适地围在脖子周围。短裤子用带钩在膝盖附近系紧，腰边有三粒扣子，裤子的横幅上也有三粒暗扣。他们经常穿着红色的长袜，在正式场合中则穿着白色的丝质长袜。1730年的男鞋，鞋尖与鞋跟部分必须是红色的。以上的装束全部齐全后，如果没有佩剑，名流绅士仍然会觉得服饰不整。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拐杖取代了刀剑，杖端通常加装贵重的金属并加以细腻的雕刻。但街上的治安仍然不够安全，因此拐杖内另藏有剑。17世纪末，才开始有人携带雨伞，但要到18世纪末才成为普遍的习尚。当然，骑马至公园游玩或与猎犬出游打猎时，又须穿着特殊的服装，纨绔子弟通常以极端的装饰和颜色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名为“名士派”（Slovens）的徒众，以行为放荡和污秽衣服为荣。他们头发蓬松杂乱，裤扣不扣，污泥溅鞋，用以标示特立独行。

女人穿着如羽毛般外散的裙子，通常由撑裙箍圈起，把裙子渐次提升，露出使人眩晕的美丽足踝与扬扬阔步的双脚。撑裙箍有时长达9码，好像城堡，而胸衣有如盾牌，需要有骑士刺胄越墙的全副热力，才可以征服女人、获取爱情；而这更是受人吟咏的诗篇。妇女的头发高高耸起，以至于必须当心碰到头上的灯架，以免被点燃起火。脸上抹着乳液、软膏、小绢片妆饰、散粉及可调整的睫毛，使真面目被遮盖无余，又以来自东方的宝石装饰头发、耳朵、颈部、手臂、衣服和鞋子。时髦女人头上的高帽子、香喷喷的头发、丝玉为质的脚饰，使周围的男人毫不犹豫地竞相追逐。1770年，妇女的妆容已经到达妖惑男人的地步，于是英国国会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下，通过一项保护鲁莽男人的法案：

此后任何妇女，不分年龄、阶级、职业或学历，不论未婚、已婚或孀居，如果以香水、脂粉、化妆水、假牙、假发、西班牙羊毛、胸衣、撑裙箍或高跟鞋等物品，欺骗、诱惑或诱陷英国男人与之结婚者，将受到与女巫和类似恶行相同的法律制裁。罪刑判决后，此种婚姻视为无效。

禁止奢侈的法律努力阻止人民在衣着方面的过度浪费，但一般的习俗要求所有忠实的臣民在卡罗琳女王生日时穿着新装，后者在加冕典礼中，穿着一套价值240万镑的服饰，服装上点缀着借来的宝石。

进入自己家宅后，一个人可以卸下那些费力炫耀的服装，换穿任何衣服或穿得少些。房内的窗户并不考究，法律规定最多只能设5扇窗户，超过者必须课征奢侈税。房间内部黑暗又不通风，令人有窒闷的感觉。人们利用烛光来照明，通常每家每次只燃一根蜡烛，有钱人家使用光亮的枝形灯架和燃油的火把。在富人的公馆内，墙壁嵌以橡木，楼梯装以大块的木料和稳固的栏杆，壁炉以壮观的大理石砌成，坐椅填满纤毛并加装皮制的椅垫；家具雕刻复杂的花纹，外层镀金闪闪发光，属于庄重的“乔治式”风格。桃花心木于约1720年从西印度群岛输入英国，由于当时的工具不够尖利，于是发明了更锐利的工具，用以削裁桃花心木，桃花心木成为英国家庭中最华美的木料。

家庭取暖的方式是在火炉或炉架中燃烧煤炭，或在宽阔的炉床上燃烧木柴。伦敦的空气因烟雾笼罩而显得阴沉，灰尘与煤烟不断对人们产生威胁，使家内清洁的工作困难而迫切。在家庭打扫上，法国人把仇敌英国人列为仅次于荷兰人那般勤奋。尼古拉·索绪尔（Nicolas de Saussure）于1726年说道：

注重清洁的家庭，每星期至少要用水从上到下清洗两次，大部分人家的厨房、楼梯和门口，甚至每天早晨都要用力擦洗。一切家具尤其是厨房用具，都用最大清洁力量来维持干净，甚至门上的大型金属锤子和锁都要擦得金光闪闪。

这项清洁工作是在不顾高价的肥皂和有限的用水情况下进行的。浴室是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大部分英国男女站着自澡盆泼水洗浴。

老百姓白天室内的生活大部分围绕在厨房周围，与大火炉颇为亲近。吃饭在此，聊天在此，有时睡眠也在此，因为厨房相当宽敞。遇有特别场合才使用饭厅。各个阶层在午后才食用一天中的主餐，中产阶级的主餐时间是下午2点或3点，富裕家庭的主餐时间在下午5点或6点。那时跟现代的情形一样，越有钱的人，等待吃正餐的时间越长久。在上流家庭，妇女吃完饭后下去休息，然后男人开始喝酒、抽烟、干杯和讲故事。正餐的食物很丰盛，也是英国城市人民在早餐与上午11点点心以后的第一次进食。法国人惊奇于英国民众一餐消耗的食物总量。中上阶层人士的食物大部分是肉类，蔬菜是可有可无的添饰品，一般人喜欢的餐后甜点心是浓腻的布丁。虽然每磅茶叶售价达10先令，但喝茶风气极为普遍。晚上9点吃晚餐，圆满完成当天的丰功伟业。

夜间，大多数的英国人在室内活动，他们的娱乐项目包括谈天、喝酒、争吵、阅读、音乐、跳舞、西洋棋、美国式象棋、弹子戏和牌戏。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说：“请不要向我谈论书本，男人和纸牌才是我唯一的书本。”主教、教区牧师，甚至拘谨的非英国国教牧师等都在玩牌，哲学家也不例外，休谟在惠司脱纸牌戏（现在的桥牌）一个回合结束之前，很少上床睡觉。埃德蒙·霍伊尔（Edmond Hoyle）于1742年写成一本名为《短篇论文》（Short Treatise）的书，把惠司脱纸牌戏的规则加以系统化。此后直到1864年，所有牌戏必须依据霍伊尔的原则和打法。受宠爱的动物是家庭中的必需品，对象不但包括狗、猫，而且很多人养猴子。几乎每个妇女都种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花园。

雨量对于英国而言，既是幸福又是苦恼。英国民众注重庭园的设计，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嗜好。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庭园，大体模仿法国式的模型——主要模仿凡尔赛宫——具有几何的图形，有直线形、长方形、辐射形或圆形，配以如画的林荫道景色和远景。还有树木、灌木丛和修剪过的栅栏及对称放置的古典雕像。沃克斯霍尔与罗纳拉泽的游乐花园即是以此方式造成。我们今日可在汉普敦宫看见这种正式风格，虽然它能够配合奥古斯丁时代的新古典文学，但当时两名最优秀的文字大师艾迪生（Addison）和蒲柏，反对拘泥形式的花园，他们温和有礼地倡导天然花园，这至少可留下一部分未经修剪整饰的大自然的繁茂景象，保存自然界的无穷的变化，让人们产生喜悦的惊奇。来自中国的影响加入反抗的行列，宝塔取代某些庭园中原有的雕像，肯特公爵在其基尤村的庭园内建造一座孔子纪念馆。天然的庭园反映出多愁善感的汤姆森与科林斯的风格，而非贞洁的艾迪生格调和细心、整洁的蒲柏作风。它与“情感诗人”汇合成流，以浪漫主义的高音掺入古典主义的低音。蒲柏与汤姆森同声赞扬科巴姆子爵理查德·坦普尔地产上的庭园设计，其形式由布里奇曼·查理依传统模型建造，后来由威廉肯特和“能手”朗斯洛·布朗重新改造成为天然的风格，这一设计成为英法两国庭园规划者谈论的题材，并赢得卢梭的喝彩。

在庭园外的溪流上，有人在划船，也有懒散的钓鱼者梦想着网获鱼群，还有人在林内射杀雉鸡、松鸡、鹧鸪或野禽，也有穿红衣的猎人在猎狗的引导下，找到被困住的狐狸或精疲力竭的野兔。经济能力稍差的英国人的娱乐活动，包括板球、网球、手球、滚木球、赛马、斗鸡、狗熊赛、牛狗赛与拳击。拳击分男子组和女子组，拳赛明星如派珀和菲格是各个阶层的偶像，能够吸引广大的群众到场观战。1743年以前的拳击手皆以赤手空拳打斗，拳击手套在发明了许多年后，才被观众接受。从前他们把拳击手套认为是女性的玩意，不配英国人使用。1729年至1730年出现在伦敦的娱乐广告有：“一头身上系有烟火的疯牛，在竞技场内放足狂奔。”“身上同样系有烟火的牡狗骑在公牛头上，一只猫绑在公牛的尾部，同时让一只熊在场内放足奔跑。”在“棒打雄鸡”的游戏中，公鸡被绑在柱子上，人们在一段距离之外投掷树枝竹棒，直到把公鸡打死为止。最流行的斗鸡方法是敌对双方各以16只公鸡为一组，把对方16只全部斗死之后，获胜的一组再以现有的公鸡分成两组打斗，其中的一组全部被消灭之后，胜利的一组又再分为两组打斗，直到产生最后一只胜利者。全国各州郡城市乡村的民众以崇高的爱国热诚，养鸡并促其相互打斗。一位可爱的作家把这项运动称赞为激发战争的道德同等物。几乎每个运动都有赌注。

对以上活动不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在沃克斯霍尔或罗纳拉泽找到更为温和的娱乐，以1先令的代价在荫凉的花园内欣赏群众的安舒与乐趣，但要谨防口袋。人们可以跳舞，参加假面舞会，或坐在吊有灯笼的树枝下休息、啜饮茶水、观赏时髦男女、坐看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明星、观看烟火或走绳表演、欣赏流行音乐、吃豪华大餐，或前往荫蔽的情人道上探险。在罗纳拉泽的圆形大厅内，人们跻身于士绅阶层之列，聆听高尚的音乐。贺拉斯·华尔波尔于1744年写道：“每天晚上我都去罗纳拉泽，那里比沃克斯霍尔全然高出一筹，没有人到别处去，每人都去罗纳拉泽。”沃克斯霍尔与罗纳拉泽在冬天关闭，但那时河川可能结冰，冬季游戏因而得势。1739年的圣诞节，连泰晤士河都结冰，伦敦市民在冰上举行狂欢节活动，兴高采烈地大吃一番。有人驾驶马跳车从兰贝斯开到伦敦大桥，享受一段惊险刺激的旅程。最后还有定期的市集，可在此遇见一切无名无姓的人物，也可以欣赏从万花筒到飞人表演等各式各样的奇观。

除一些有学问的妇女外，一般人的礼仪是粗野而渎神的。贺加斯的画使我们看出当时民众的生活情形，但听不到他们的谈吐。娼妓、放荡者、马车夫、船夫、兵士、水手等人都是骂人与口出秽言的好手，伦敦比林斯门街渔市场内渔贩无与伦比的秽言秽语，足以永垂不朽。旅馆与酒店中的言谈，虽稍不粗鲁，但也相当卑猥。家中的男人甚至以故事、诅咒和祝词惊唬妇女，而妇女的言词也比道地的咒骂和放荡的猥语高明不了多少。

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内，人们的言谈较为高尚。斯梯尔、斯威夫特、菲尔丁、考珀（Cowper）、约翰逊等人，曾经撰写文章，把言谈视为一种礼貌的艺术。我们可以想象纯由男性相聚的景象：品尝咖啡或啤酒，大口吞下酒水，抽着烟斗谈论国会中的辩论题材，罗伯特·华尔波尔的贿买选票事件，及海峡对岸那些法国人的不合理政治。他们尽情地纵声大笑，不理睬道德家如沙夫兹伯里、非道德家如查斯特菲尔德等人主张的，低层民众才大笑，高级人士应该把大笑压抑为微笑的论调。1589年首次提及的嗅鼻烟这一习惯，成为男女两性共同的仪式。像喝咖啡一样，一般人把嗅鼻烟（一种粉状的烟丝）认为同样具有医疗价值。嗅鼻烟引起的喷嚏可以畅通鼻管、消除头痛、感冒、耳聋和昏睡现象，同时缓和神经紧张、增强脑力，每位时髦男女都备有鼻烟盒才算装扮完整。金匠、珠宝商、瓷釉涂抹商人和微细画家，纷纷在鼻烟盒上表现他们最精细的手艺。

伦敦市内的3000家咖啡馆是阅览和谈话的中心，里面备有报纸和杂志让顾客传阅；同时供应笔、纸和墨水，替客人发信、收受客人的信件。有些咖啡馆或巧克力馆，如怀特（White）咖啡馆，逐渐变为一个不容外人加入的俱乐部，人们一定可在此处找到他们希望聚会的朋友，而且进行秘密的赌博行为。这种俱乐部的总数，到18世纪末，与初期的咖啡馆一样多。英国共济会（Freemasons），其历史显然是以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俱乐部“大分会”为其开端。俱乐部怂恿人们饮酒、赌博和进行政治阴谋，对谈话艺术的训练，至少也有一半的功劳。但另外一半却付诸阙如，因为俱乐部是男人的避静所，有妇女在场的谈话礼节与高巧机智的培养，在俱乐部内得不到刺激和鼓励。英国是男人的天地，在文化生活的领域中，女人所占的分量微乎其微。那里没有专供妇女聚会的场所，玛丽·蒙塔古女士准备开设一家沙龙时，人们把她视为一个不知道女人本分的怪物。

上流社会的妇女可以在宫廷或家中的接待会、舞会和音乐会，来孜孜从事其各种艺术活动。别墅内的周末活动是英国生活中一个优雅的特色，但仆人期望客人的高额赏钱使此特色稍呈晦暗：客人离开的时候，要受到侍仆、管家、跟班、账房、看门人、女佣、厨役及其他助手站在门口两旁的夹攻，而车夫与马夫又严厉地站在外面等候赏赐。以忠诚闻名的英国佣仆，到18世纪前期可说是名不副实了，有很多佣人蛮横怠忽，具有反抗性，而又随时准备跳槽以获取较高的工资。有许多仆人抢劫男女主人和宾客、喝主人的酒、穿女主人的美丽衣服。

仅次于宫廷聚会的时髦活动是到井泉胜地逗留，饮用治病的泉水，或与自己挑选的人共同洗浴，而不必在海中与陌生男女杂处。坦布里奇是有名的井泉胜地，但顾客太杂。艾普孙井泉地提供音乐、土风舞、狗类表演节目及通便的泉水，但当时尚未将水中的矿物质提炼成泻盐。查斯特菲尔德虽曾记载一些在斯卡伯勒的海中沐浴的情景，但其风气仍未普遍。1753年，理查·罗素博士出版一本书，书名为《痨病及海水治病法》，轰动一时。人潮涌向海滨，临海村镇如布赖顿，从朴素的渔村一跃而为避暑胜地。

贵族喜欢去巴斯。那里，英国最无病自扰的一群人，饮酒沐浴于有味道的泉水内，企图治好他们的富贵病。巴斯小矿泉区于1704年开放第一间以水泵抽水的浴室，1707年开设第一家剧院，一年后开放第一家菲尔丁和斯莫利特赞美的“会场”。1755年发现了古罗马大浴场，约翰·伍德父子以古典风格重建巴斯城。美男子纳什，原为一名律师和赌徒，于1705年成为巴斯社交界的霸主，他禁止人们在公共娱乐场所斗剑，成功地使决斗在巴斯成为一件不名誉的行为。他说服男人弃长靴改穿短鞋，他自己戴一顶大型白帽，穿着一件刺绣华美的大衣，马车由6匹灰马拉曳，以轻快的法国式号角声宣告他的来临。纳什致力改良街道与建筑物，辟设美丽的庭园，提供音乐环境，以其亲切和机智吸引了大多数民众，英国贵族纷纷奔向他的领域。他提供赌场和浴池，法律禁止赌博以后，纳什发明一套新的赌法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乔治二世、卡罗琳女王、路易·弗里德里希王子等人先后抵达，巴斯一度成为第二朝廷。喜爱巴斯城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无疑会以他对所有宫廷的描述，来统括说明巴斯城内的社交界精华：“你会在此地遭遇没有友谊的交往，没有仇恨的反目，没有美德的荣誉，牺牲真相以保持体面，良好风度中隐藏恶德，所有的恶行与美德都被掩饰。一个人如想在宫廷内的第一次交往中，分辨恶行与美德，他将一无所获。”

查斯特菲尔德

且让我们花费半小时来研究这位敏锐的人物。他是当时英国贵族的典型，但以写出一本好书《给儿子的信》（又名《一生的忠告》），而更突出。虽然大家故意贬低此书的价值，但此书确为以纯正散文写成的智慧宝库，是贵族阶级有关风度和理想的简洁指引，也是作者精密优雅的心思之动人剖白。

他于1694年接受浸礼时的姓名为菲利普·多默·斯坦霍普，父亲是查斯特菲尔德第三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母亲伊丽莎白是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的女儿，乔治曾经是前几朝的一名狡猾“整顿者”。查斯特菲尔德童年丧母，父亲照顾不周，他由哈利法克斯侯爵夫人抚养成人，在一名私人教师的教导下，深通古典文学和法文，因此成熟的罗马与法国文化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他在剑桥念过一年书，于1714年出发做广泛的旅行。在海牙豪赌，在巴黎有选择地与妇女厮混。1714年12月7日，他从巴黎写信说：

我将不会把我对法国人的看法说给你听，因为我常被认为是法国人，有好几个法国人以最恭维的口吻向我说过：“先生，你就像我们法国人。”我只要告诉你，我傲慢而又高谈阔论，声音洪亮而专断，一面走路一面歌舞；尤其是我花费巨资在头发、发粉、衣饰和白手套上面。

他回到英国后，被派任为当时威尔士王子（后来的乔治二世）的寝宫侍从。乔治一世宠爱的执政大臣詹姆斯·斯坦霍普是他的亲戚，因此专门为他找到一个自治市邑，使他代表该地在下议院占有一席，他以辉格党员身份坐了11年的议席。其父于1726年去世后，他成为查斯特菲尔德的第四任伯爵，然后转任上议院议员，后来他把上议院称为“不可救治的上议院”。1728年，他被派任驻海牙大使，由于表现优异，蒙英王颁发最高级的爵士勋章，并派为高级管事。1732年，他的一位情妇杜·鲍彻特替他生下一个儿子菲利普（Philip Stanhope），就是后来书信的收受者。一年后他与沃尔辛海姆女伯爵结婚，她是乔治一世和肯德尔女公爵的私生女。结婚时，女方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替他带来王室的妆奁，这场婚姻阔绰而又可怜。

查斯特菲尔德如未反对华尔波尔课征烟酒消费税的法案，他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地位。他协助推翻这一法案，因此不久即被免职（1733年）。他苦心费力地促使华尔波尔垮台，自己的健康也因而受损，于1741年到欧洲大陆休养。他在布鲁塞尔拜访伏尔泰，又在巴黎与丰特内尔和孟德斯鸠相聚。回到英国后，他继续唱反调，他以杰弗里·布罗德博顿（Jeffrey Broadbottom）为笔名，向一家名为《老英格兰》（Old England）的新报投稿，其文章使马尔伯勒女公爵萨拉大为愉悦，因而在遗嘱中留给他2万英镑。1744年，他的“广底党”（Broad Bottom）获胜，他与佩勒姆共同入阁，被派往海牙游说荷兰人与英国联合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他以机警和技巧完成任务，于1745年晋升为爱尔兰总督。他治理爱尔兰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时期。他设立学校、建立工业、扫除政府官员贪污与假公济私的行为，以能力和公平处理事务，他结束迫害天主教徒的事件，提升数名天主教徒为官，从而赢得天主教民众的尊敬。“小王位觊觎者”（Young Pretender，詹姆斯二世之子爱德华）从苏格兰入侵英国，英国认为爱尔兰民众必将同时起而叛乱，爱尔兰人却拒绝揭竿反叛查斯特菲尔德。

1746年，他回伦敦就任国务大臣，以谨慎机警闻名的他却犯下严重的错误：他朝见国王的情妇而没有觐见王后，因此卡罗琳即位后，迫使他下台。1748年，他放弃公务生活，退而“与马匹、书本和朋友为伍”，乔治二世封他为公爵，但为他婉拒。1751年，他领导一项采用格里高利新历的运动，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历法缺少11天，是“罗马教皇的偷窃行为”。1755年，他受惑于约翰逊，参与编撰字典，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个骚动事件。

同时，自1737年开始，他不断写信给儿子，这个儿子是他第一次出使荷兰的意外结果，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期，大众一直不晓得他对儿子有这一份隐秘的亲情。他告诉儿子说：“自从你出生后，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力使你达到人性的不完美允许的完美境地。”他并不计划把儿子教育成一个标准的基督徒，而是要训练他成为政治家与外交家。小孩5岁时，就开始收到父亲谈论古代神话和历史的信件，两年后，他在信中谈到以后经常重复的观点：

在我上回的信中，我谈论到上流人物的宫廷礼仪，那是人类的高尚部分。他们表现出来的礼仪既温和又自然，与劣等人士和村夫表现的抑制或烦人的殷勤不同……有教养的人经常流露一股愉悦他人的热望，而且小心注意不打扰别人。英国人很少完全知礼的，不是过于拘谨，便是轻率鲁莽，大部分法国人却态度温和有礼。你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你也算是个小小的法国人，我希望你至少要有法国人的一半礼貌，在一个不很注重礼仪的国家内，你会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菲利普14岁时，其父把他送往巴黎，作为完成礼仪培养的场所，虽然查斯特菲尔德心里明白巴黎会使儿子的道德败坏。年轻人如想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一定要先学会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研究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人类本身。对古典了如指掌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请家庭教师、并以书信教导儿子学习古典文学后，引导儿子离开书本，转而研究人类：

在所有受人称赞的谈判者中，很少人以学问见长……已故的马尔伯勒公爵，他作为谈判家，至少与身为一员大将同样能干。他胸中的学问虽然少得出奇，但他把人了解得非常透彻，而博学的荷兰政治家格劳秀斯出使瑞典和法国期间，表现得却很拙劣。

如果菲利普要进入政界，首先他就得研究统治阶级的背景、道德观念、礼仪、目标和手段；他要研读最好的文学作品以得到优秀的文笔风格，而这也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他也该兼习音乐、艺术，但上帝不准他有成为作家或音乐家的雄心；他要细心攻读欧洲现代史、各国国君和阁员、法律和宪法、财政和外交；他还要阅读拉罗什富科与拉·布吕耶尔探讨人性的著作，他们虽然愤世嫉俗，但至少就政治而言，断定人人自私自利，并非大错，因此我们应怀疑那些假装不自私的政客；别期望人们讲道理，要容忍他们的偏见；“偏见有如情妇，理智充其量不过是妻子，虽然惯常听闻，但甚少措意。”要学会谄媚，因为只有最伟大的圣贤人物才不被谄媚所惑；但越往上爬，谄媚的方式就要更加微妙和间接；要把重要人物的家谱研究一番，因为人们认为家系比美德更值得骄傲；努力向女人求爱，主要是为了获得她们的帮助；即使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也要受到柔弱女人的影响，如果这些女人不是妻子，其影响力尤其远大。

至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查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忠告使法国人觉得开怀，但使英国人为之怖栗不已。他认为，几次风流韵事是结婚与成熟的绝佳准备。他仅坚持菲利普的情妇必须有良好的风度，好让他在犯罪之际获得她们的磨炼。他向儿子推荐杜品夫人，因为她具有“良好的教养与优美的风度”。他教导儿子勾引异性的战略，不要没精打采地接受异性的拒绝，因为：

如以有礼而宜人的态度向女人表明爱意，即使最贞洁的女人，不但不会触怒，而且会洋洋自得……如果她倾听而又允许你重述爱意，而你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她会讥笑你胆小……如果她第一次不听你的示爱，再试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假使名花尚未有主，用我这套办法，可以获得成功。

婚姻不如意或未领略其中滋味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把自己对女人的看法传给了儿子：

关于这一问题，我愿意告诉你一些秘密，对你将会很有用处，但你一定要高度谨慎地掩藏在心中，假装不知道。女人只是些大体积的孩子，她们以喋喋不休为乐，偶尔带一些机智，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有理性、讲道理的女人，也未见过一个能持续一天不胡闹的女人……有见解的男人仅只敷衍女人，逗玩女人，谐谑她们，夸赞她们……但他对重要的问题，从不与女人商量，也不信任她们，虽然他总是让她们相信他既尊重也信任她们的意见，这是女人最引以为荣的事情，因为她们非常喜爱插足男人的事业（这项事业常被她们弄糟）……奉承不论高低，她们一律来者不拒，她们会贪婪地咽下最高级的谄媚，也会感激地接受最低等的阿谀。从她所了解的事情到扇子的优美格调，都可以安然成为你谄媚任何女人的话题。最美貌或最难看的女人觉得最高兴的，莫过于你称赞她们的聪明伶俐。

查斯特菲尔德说，在法国必须以勤勉与机灵来奉承女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女人可使男人在宫廷中成功或失败；第二，女人可以教导男人享受生活的优美情趣。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不在她们的美貌，而在其步履、仪态和言辞的温雅，没有温雅的美貌微不足道，而没有美貌的温雅仍能令人神往。“女人是男性价值的唯一提炼者，她们虽不能增加分量，但可以把男人的美德加以琢磨润饰。”伯爵告诫儿子不要说女人的坏话，那是陈腐、粗鄙、愚笨而又不公平的行为，因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坏事比男人少，而且向整个团体、阶级或集团发动攻击，绝非聪明之举。“个人有时会原谅你，但社会团体绝不会原谅你。”

查斯特菲尔德不停地谆谆教诲儿子培养良好的风度：

良好的风度是社交生活的基本保证，一如硬币为商业界的稳定通货，两者付出多少同样会收回多少，人们不会给一头熊过多的礼貌，有如不会把金钱继续借给破产者。

请一名优秀的舞蹈家是有益的，至少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坐立行走，以节省注意力与精力。查斯特菲尔德本人是一名贵族，他把良好的礼仪称为“良好的教养”。他在不知不觉中或直接承认，如果不生长在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中及在一个教养良好的圈子内走动，很难得到良好的风度。“有教养者的一个特质是与部下谈吐不显傲慢，而与上司交谈自然而有敬意。”一个人不应该利用偶然的优势睥睨他人：

你不要（我也相信你不会）认为自己天生比打扫房间的佣人或擦鞋的仆人优越，但你有理由高兴命运偏爱你，使你不同于佣仆。好好享受那些长处，但不要侮辱那需要它们的一群不幸者，也不要做出使他们察觉自己有欠教养的不必要举动。就我而言，我对待佣仆及其他低劣者比我对待同辈人物，更为谨慎，目的是唯恐让人怀疑我有卑鄙与小气的性格，有意让别人感觉出我们之间，由命运造成的、或许太不应得的不同身份。

良好的风度兼指身心而言，而身心的修养均可受到朋友的影响：

善朋分两类：一类称为上流朋友，由宫廷内领导人物及上流社会人士组成，另一类包括具有特殊才能或在艺术、科学方面具有特别价值之士。以我们而论，我和艾迪生或蒲柏相聚时，心中常认为他们比自己更加优越，而恍如与全欧洲的诸侯大公相聚一堂。

在与以上两类朋友交往时，最好有某种程度的含蓄，不要谈论太多或太过率直；要能“高明地隐蔽事实而不致说谎”，及在含蓄中表现出直言不讳的样子：

即使你确信无疑，也要装作疑惑不明……如欲说服他人，自己假装易于被人说服……像怀表一样把你的学问放入口袋，不要拿出来……仅为了炫耀而已。尤为重要的，可能的话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事情。

不要谈论宗教问题——如褒扬宗教，诡辩家会含笑称快；如贬斥宗教，熟虑的人会觉得伤心难过。阅读伏尔泰写的历史书籍，这将使人受益，但要小心提防哲学家攻击宗教的思想：

你绝不应赞同、鼓励或称赞同等攻击所有宗教的那些放纵思想，后者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及专务琐碎的哲学家陈腐可怜的题材，那些人即使会笨得对他们的笑话发笑，但也还有足够的智力来怀疑、痛恶这些人的品性。就算我们视道德至上、宗教至下，后者至少仍应为前者随带的担保物，任何明智者将认为两个担保物优于一个担保物。因此，无论何时你凑巧与嘲笑所有宗教以炫耀才智的放纵思想家相处时……你不要在言辞或表情方面给予他们丝毫的赞许之意，相反，你应表现一股沉默庄重的脸色，露出不悦之状，切不可进入话题，同时避开无益而不端庄的争辩。

1752年，查斯特菲尔德认为，攻讦宗教的行动是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我预知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国王与僧侣阶级将不如从前一半那么好”。1753年，即反宗教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版后两年，他写信给儿子说：

法国的国政……日趋严重，我认为将继续恶化。国王被蔑视……全国民众对宗教与政体大肆理论，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开始不具成见，政府官员也不例外。总而言之，历史上一切政府发生改革和重大变化之前的所有征兆，目前在法国都可见到，而且日渐增长。

查斯特菲尔德的800页信函，使两名读者佩服他的高超见解，虽然不苟同其道德观念。当时尚未读过这些信函的英国人，易于不假思索地把他认为是才子而非哲学家，他们在上议院领略查斯特菲尔德的评述后说：“感谢上天，我们英国还有比我们头脑更好的东西可以依赖。”英国人看到他以浪子或愚人的姿态赌博，他们也了解他并非典型的贞洁人物，他自己也向儿子坦白承认这点。性情暴躁的约翰逊博士把查斯特菲尔德的家书称为“娼妓道德与舞师风度的指南”，这一论调，与这位文学大霸主的判决一样，稍嫌偏颇。查斯特菲尔德把当时贵族阶级的道德和政治界的礼仪教导给青年，我们必须牢记他是在塑造儿子成为外交家，而没有一个外交家胆敢在疆界外施行基督教教导。

即使如此，菲利普得自其父亲的许多道德教育也相当优良：“我从前常在信中告诉你，你只要凭借最谨严和最慎重的荣誉与美德，就可使你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重视，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关于结交情妇的劝告，他的目的可能是要避免儿子随便与女人滥交，注意他的警句：“追求女人的下场，不外乎失去鼻子，完全失去健康，及并非不常见的挨刀刺穿身子。”约翰逊博士在宽恕之际曾经说：“查斯特菲尔德的《家书》可能成为一本好书；若把不道德的部分删除后，青年应该人手一册。”也许这些家书并未充分灌输荣誉、礼节、勇气和忠诚观念，但若有人说查斯特菲尔德把财富或地位错认为美德或智慧，则不正确，他称颂弥尔顿、牛顿、洛克等人，认为他们比当时的政治家更伟大。我们已经知道他结交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即使他不为字典所迷，他总还热爱杰出的文学作品。他的英文散文造诣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简洁、有力、明晰，具有足够的敏捷以持载其思想的重荷。虽然他拥有精通多种语言和古典文学的背景，却宁愿用简短有力的英语。伏尔泰把《家书》列为“自古以来最好的教育书籍”，圣伯夫称之为“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没有一页看完后不令人想起某些中肯的观察”。

我们如以实效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成败，那么《家书》一书是失败的，因为菲利普从未克服自身鲁钝的心智、粗心的习惯、笨拙的态度和含糊不清的言辞。范妮·伯尔尼（Fanny Burney）说：“在接受如许训诫之后，菲利普所表现的教养与我所遇见的任何男人表现的，同样差劲。”由于出身与环境的谑弄，重达5磅的训诲化归泡影。菲利普拥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和安定舒适的地位，这构成了他的阻碍，因为他没有饥饿的恐惧，也没有屈居人下的怨愤，用以激励其胸中大志和进取心。正如失望的查斯特菲尔德告诉儿子的，菲利普“缺乏一股生命的活力，那股力量可以鞭策青年努力得人欢心，自我发光，以求超越他人”。年老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给儿子如此多的圣贤忠劝与父爱，却收到如此微小的效验，实在令人感慨。他写信告诉14岁的儿子说：“你若值得我的爱，我便极力爱你；不然，便也不会多爱你片刻。”但在他22年以后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仍充满挂念的温情。一个月后，菲利普在巴黎去世（1768年），享年36岁，留下寡妇与二子。菲利普是瞒着父亲结婚的，但查斯特菲尔德终于原谅了他。菲利普去世后，查斯特菲尔德又寄信给丧偶的媳妇，这些信件成为礼仪与关怀函件的范本。

他那时常住巴斯，因痛风和耳聋而行动不便。“我在此地以三腿（支着一把拐杖）走路，看到同病相怜的人我才有面子混下去。希腊神话中人头狮身女怪物出谜题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来临，不久我将四肢落地而去，一如当初来到世间的样子。”晚年他以教导孙子自娱，希望春天永远活在这位垂暮之年的老者心间。回到布兰克希思的田园后，他接受伏尔泰的忠告，开始耕耘庭园，以其甜瓜与苹果自豪，颇觉安然满足，他说：“与甜瓜和苹果生根为伍。”伏尔泰写给查斯特菲尔德的慰问信函中，提醒他消化正常（这位伯爵仍有好的消化力）较耳朵健康更能增进快乐。查斯特菲尔德以不移的幽默感来面临死亡，他提到自己和一个年老而虚弱的同伴泰尔利说（也许令人想起丰特内尔）：“两年来，泰尔利与我都已死亡，但我们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于1773年3月24日逝世，享年79岁。他一直不知道被自己禁止出版的《家书》，已经由儿媳保存、捐赠出来，第二年印行问世，立即使他成为一名智慧老人与英国散文大师。

第三章　统治者

乔治一世（1714—1727）

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久发觉的那样，英国人在政务上要比法国人聪明得多。在斩首一位君主并吓得另一位君主渡过英吉利海峡逃亡后，他们现在引进一位心神留在德国的国王。他长时间在故乡汉诺威停留，而今注定要受到一个他永远无法了解其方式和语言的国会的左右。

汉诺威王朝源于中古时代的德国，其王室血统可以由不伦瑞克—吕内堡诸公爵追溯到“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1129—1195年），再由他追溯到他的韦尔夫或吉尔菲祖先。汉诺威于169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帝侯区。它的第一位选帝侯奥古斯都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孙女索菲娅。奥古斯都死后，他的遗孀根据国会的《继位法案》（Act of Settlement，1701年），成为英国王位的女继承人。

她的儿子乔治·路易是第二位汉诺威选帝侯——由于一门不愉快的亲事，这个愉快的继承权蒙上了阴影。他的妻子多罗西娅愤恨他的拈花惹草，打算跟英俊潇洒的禁卫军团长菲利普·范·柯尼希斯马克伯爵私奔。乔治洞悉了这桩密谋，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这位伯爵的消息，他极可能被处以死刑（1694年）。多罗西娅被捕受审，其婚姻宣告解除，在余下的32年中，她一直被关在阿尔登古堡中。她为丈夫生下一儿一女，女儿成为腓特烈大帝的母亲，儿子成为英王乔治二世。

汉诺威的孀居女选帝侯索菲娅死于1714年，在安妮女王去世的前两个月。她丧失了王位，但她的儿子立刻被拥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乔治一世。同年9月18日，他抵达英格兰，开启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带着儿子和媳妇、一批德国助手和两名情妇：夏洛特·范·基尔曼瑟奇，他封她为达林顿公爵夫人；梅卢西纳·范·德·舒伦堡伯爵夫人，他封她为肯德尔公爵夫人，或许也是他的妻子。根据当时的道德风气，英国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但是，对于英国人的眼光和荷包来说，这两位女郎都是丑陋而奢侈的。梅卢西纳出卖她的影响力的价格高到连贪污的总监督华尔波尔都抱怨起来。关于这一点，乔治一世问道：华尔波尔自己不是也卖官鬻爵吗？

1714年，乔治一世54岁，身材高大而英勇，是一个不屑花一文钱买书的“爽直、粗鲁的男人”，但曾在战场上显示他的勇武。玛丽·蒙塔古夫人称他是一个“老实的木头人”，不过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钝。她也承认“他是唯唯诺诺的大好人，如果他们让他安享宁静的话，他也希望全人类都如此”。在这样一个生疏的环境、这样一个不安定的地位下，显然他无法安适自在。不列颠的寡头政治雇用他来阻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对王位，他没有神授王权或个人的要求权。他明白这些控制国会的专横的英国人也一心要支配他。他简直无法宽恕他们说英语这件事。他认为他们不及他的汉诺威伙伴优越。他撤回到圣詹姆斯宫幽居，几乎每年逃回汉诺威一次，而且竭尽所能转移英国的财源和政策，以保护他所爱的选帝侯区。

更糟糕的是，他的儿子恨他有如恨一名杀人凶犯。乔治·奥古斯都现在是威尔士王子，他公开指责继续监禁他的母亲，反抗国王情妇的权势和装腔作势，跟国王的大臣们争吵，而且清楚地表示他的看法，以致他的父亲将他逐出宫外。威尔士王子和王妃卡罗琳奉敕令跟他们的子女分开，引退到莱斯特宫（1717年），另组朝廷与国王对立。牛顿、查斯特菲尔德、赫维（Hervey）、斯威夫特、蒲柏及更迷人的女士来到他们身边，都只发现威尔士王子比国王更乖戾、更愚钝。

王室的这种分裂多多少少跟执政的少数派和国会分为托利党和辉格党有关。伏尔泰估计，约有800人控制了政府、国会选举、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不再有任何像克伦威尔的独立党（Independents）与平等派（Levellers）提出的烦人的民主论调。国会的投票选举权限于财产所有人——在这个时期约有16万人——这些选举人通常圈选乡绅或地方领主推荐的候选人。政客根据他们支持有爵位的贵族或上流社会人士（财产较少的地主）和商人分别为托利党或辉格党人。英国国教信徒走的是托利党路线，非国教派人士则支持辉格党。托利党反对君主服从国会，他们和国教教会坚守君权神授的学说。在安妮女王临终前，他们曾考虑使流亡在外的斯图亚特王室复位。汉诺威王朝既然登基了，反对詹姆斯二世拥护者的辉格党自然就取代他们了。其实，在此之前，内阁通常包括两党人士，乔治一世只任命辉格党人担任高官，因此透过内阁由政党组成政府。从此，由于不懂英语，他不再主持内阁会议，最有势力的阁员成了首席大臣，接管国王的职权。

詹姆斯·斯坦霍普领导内阁有7年之久。他最受欢迎的初期行动之一，是恢复马尔伯勒公爵丘吉尔（John Churchill）——他一直遭到托利党人的弹劾——所有原职，尤其是陆军总司令的官衔。结束放逐生涯、返国后，这位公爵隐居在布莱尼姆宫，他在那里忍受长期病痛，并于1722年6月16日与世长辞。英国宽恕了他，并记取了他连续不断的胜利，接受了博林布鲁克的判决——“他是如此伟大的人，因而我不记得他是否犯过任何错误。”他的遗孀，10年来左右一位国王的萨拉·丘吉尔，花了22年的时间，珍藏并维护他死后的名望。萨默塞特公爵向她求婚时，她回答：“要是我像过去一样年轻貌美，而不是现在这样衰老憔悴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放在我的脚下，也绝无法分享一度属于约翰·丘吉尔的芳心和玉手。”1743年，在她享年84岁与世长辞的前一年，她曾打算烧毁早年的情书，但再翻阅一遍后，她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便留了下来。能够这样忠于爱情的女人，及能够获得这样一位难与相处的女人如此坚贞的男人，必然有许多可取之处。

博林布鲁克继马尔伯勒之后遭到放逐。被乔治一世撤免政府官职，因暗中与失势的王朝勾结而遭到弹劾的威胁，深受被他以才智螫刺的辉格党人和非国教派人士的痛恨，国教信徒也将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蔑视者，因而闭门不纳。他逃往法国（1715年3月），投靠詹姆斯三世，成了他的国务大臣，协助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筹划在英国的叛变，而且主张由法国进攻英国。国会宣告他犯了叛国罪，没收他的财产，判了他死刑。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运动几乎推翻了乔治一世。托利党人痛恨汉诺威人有如篡位者和乡巴佬；英格兰的老百姓忠心耿耿于旧王朝，私下渴望被放逐的王朝复辟；苏格兰的中上阶层，以出了一位苏格兰籍的英国国王而自豪，在解散苏格兰国会的合并法案（1707年）下烦躁不安——准备帮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詹姆斯·斯图亚特夺回王位而发动的入侵。

詹姆斯·斯图亚特，现年27岁（1715年），历史上说他是“老王位的觊觎者”。他在法国长大，因修道院教师和他父亲詹姆斯二世身受的苦难而深信天主教，博林布鲁克建议他应该改信新教，用以加强英国境内拥护詹姆斯二世者的情绪，他拒绝了。博林布鲁克辩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教友和托利党的英国国教徒如何能够奋起支持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物登上他们的王位？詹姆斯坚持到底，他宣称他宁可做一名没有王位的天主教徒，也不愿意当信奉新教的国王。在此同时（1714年8月），英国国会悬赏10万英镑捉拿詹姆斯三世，以防止他踏上英国本土。

一个人的出现似乎使局势转而对这位王位觊觎者有利。马尔伯爵厄斯金，在安妮女王晚年一直是苏格兰的国务大臣。被乔治一世免职后，他策划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在英格兰起义，然后乘船至苏格兰号召苏格兰人加入他的起义行列（1715年9月6日）。几位贵族加入他的队伍，使他的兵力增至6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但爱丁堡、格拉斯哥和苏格兰低地（Lowlands）南部地方支持汉诺威王朝。英国政府明令宣告叛国者死罪，并没收财产，为对付叛乱分子，英国动员了1.3万名步兵，还召集了6000多名海军，同时下令统率爱丁堡和斯特灵卫戍部队的阿盖尔公爵镇压叛徒。他在谢里夫默尔遭遇马尔伯爵的部队（1715年11月13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无法宣称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另一支2000人的苏格兰部队并未加入马尔伯爵的行列，鲁莽地推进到距离利物浦30英里以内的地区，徒然希望激起并保护英格兰城镇中的起义。在普雷斯顿，因受到一支政府军的包围，被迫无条件投降（11月14日）。

詹姆斯三世于12月27日搭船离开敦刻克尔之前，必然已知悉这些。博林布鲁克曾经警告他，英格兰境内不会有人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这位王位觊觎者由于深信他的起义是天赋的合法权利，再加上法国政府给的10万克朗和梵蒂冈的3万克朗，一时为之陶醉沉迷。在苏格兰登陆后，他在珀斯加入马尔伯爵的军队，还打算在斯昆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但他的沉默寡言和抑郁的表情，及就这次起义的声势不够大而满腹怨言，这些对苏格兰人的热心毫无助益。他们也抱怨从来没见他笑过，也难得听他讲过话。此外，他因疟疾而颤抖，几乎不能忍受北方的寒冬。马尔伯爵判断他的部队不适于作战，下令他们撤回蒙特罗斯，焚毁所有的城镇、村庄和作物，以阻止阿盖尔公爵的追击。詹姆斯对这种破坏感到遗憾，并留下钱赔偿那些财产受损者的一部分损失。接着，阿盖尔公爵大占优势的军队进逼蒙特罗斯时，詹姆斯、马尔伯爵和其他叛军的领袖仓皇逃往海滨，并搭船前往法国（1716年2月4日）。各地的叛党部队非降即散。

大多数俘虏被运往殖民地服劳役。57人遭到处决，12名逃亡法国的苏格兰贵族，如果返国即将予以处死。詹姆斯原先还指望奥尔良会派兵到苏格兰救他，但法国现在正考虑跟英国结盟，而且力劝詹姆斯离开法国。他在教皇的领地阿维尼翁停留了一段时期，然后在罗马定居。

博林布鲁克在法国停留到1723年。精通法文的他，处于沙龙和哲学家之间，怡然自得。除了政治外，他样样皆精，他买了约翰·洛的公司的股份，在骗局拆穿之前抛售，结果赚了一大笔钱。他的妻室留在英国，他和寡居的德·维莱特侯爵夫人马尔西，结下了几乎是体面的亲密关系。她40岁，而他38岁。像许许多多的法国女人一样，她甚至在美貌消逝后还保持着一股魅力。或许吸引他的是她的优雅风度、活泼性格和智慧。他成了她的情人，在博林布鲁克夫人去世后，他娶了这位侯爵夫人，和她一起住在拉·苏尔斯。正如我们知道的，伏尔泰在那里拜访了他（1721年）。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说：“我在这位杰出的英国人身上发现了英国的饱学和法国的文雅。”

对这次叛变的镇压使几名贵族丢了脑袋，但并未减弱英国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情绪。根据1641年和1694年的《三年改选法案》（Triennial Act），任何国会不得持续3年以上。因此，乔治一世的第一届国会在1717年面临托利党和拥护詹姆斯二世的多数派可能东山再起的大选局面。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国会根据1716年的《七年改选法案》（Septennial Act），投票决定它再行使职权4年，同时决定此后所有的国会都可以持续7年。马尔伯勒最显赫的后裔说：“这是英国仅见的最大胆而最完整的维护国会至高权力的行动。”乔治一世也害怕托利党获胜，他批准了这项新的法律。实际上，汉诺威王室必须让位以便统治。

为了进一步保障新的王朝，斯坦霍普与法国和荷兰（1717年）缔结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结束了法国对拥护詹姆斯二世者要求的支持及英国支持西班牙对付法国的行动。1720年，西班牙签署了一项顺从的和约，乔治一世在剩下的7年里可以更安稳地坐在外国的王位上了。1726年，他那仍被监禁的妻子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要他在一年之内在上帝的审判椅上跟她会面。不久她死于脑膜炎。传说曾有一位占卜者预言，乔治一世不会比他的妻子多活过一年。1727年，这位国王的健康情形开始恶化。6月，他离开英国前往他所爱的汉诺威。在奥斯纳布吕克市附近，一张折叠的纸条扔进他的座车，那是他妻子留给他咒他死的字条。读过后，这位国王一阵昏厥，于6月11日一命呜呼。

乔治二世与卡罗琳王后

他的儿子和敌人接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上帝过分延迟的公正行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乔治一世的遗嘱交给乔治·奥古斯都时，他把它塞进口袋里，而且从未公布它的内容。有些人说遗嘱秘而不宣，是因为他建议将汉诺威和英国分由两位君主统治；其他人则宣称，他留给孙儿路易·腓特烈、情妇或妻子肯德尔公爵夫人和他的女儿普鲁士女王大笔遗产将会使国库空虚。

与他父亲一样，乔治二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25岁时，他在尤金和马尔伯勒公爵麾下在奥登纳德英勇作战。60岁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在戴廷根获得胜利。他经常把军营里的那一套带到宫廷，火气十足地大声叫喊，随意称他的大臣为“恶棍”“臭木头人”“小丑”。但他孜孜不倦地处理国王的事务，说正确的英语，虽然带有浓重的威斯特伐利亚口音，急躁而谨慎地注意国会赋予他的权力限制和收入，13年来坚决地支持罗伯特·华尔波尔使英国人保持松懈和和平。与他父亲一样，他经常回到汉诺威，使人人皆大欢喜。与他父亲一样，他和威尔士王子口角，正如贺拉斯·华尔波尔所说的，因为“痛恨长子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与他父亲一样，他也有情妇，就像赶时髦似的；但不像他的父亲，他深爱他的妻子。

卡罗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格雷夫·约翰·腓特烈的女儿，是在乔治一世的姐姐、普鲁士第一位女王索菲娅·夏洛特的夏洛滕堡宫廷里长大的。她在那里遇到了莱布尼茨，欣赏哲学家、耶稣会教徒和新教神学家的辩论，而且扩展宗教自由主义和宽容态度到令人反感的程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向她求婚并要求她改宗，她都拒绝了，并嫁给汉诺威选帝侯“小红脸”乔治·奥古斯都（1705年）。两人历经考验，她都对他至死不渝。乔治待她苛刻，还把他的风流韵事写在长信中详细地告诉她。但他敬重她的智慧和人格，让她在他长期去国期间（在华尔波尔的协助下）统治英国，还让她在他返国时左右他的政策。

在她丰满、艳丽的青春逝去后，除了一双纤纤玉手和少许的优雅举止或谈吐外，她的身体别无吸引她丈夫的动人之处。然而，他爱慕她胸脯的挺实。她脸上满是天花的疤痕，嗓门大而低沉，热爱阴谋和权力。但逐渐地，英国人开始喜欢她由衷的幽默，他们了解到她为了做个贤惠的妻子和女王，在健康和幸福方面做了怎样的牺牲。英国的知识分子惊异地看到这个粗鲁的勃兰登堡女人对文学、科学、哲学和音乐的鉴赏力。

她的宫廷几乎成了沙龙。在那里，她接待过牛顿、克拉克、贝克莱、巴特勒、蒲柏、查斯特菲尔德、盖伊和蒙塔古夫人。她支持蒙塔古夫人在接种预防方面的创举。她曾使弥尔顿的一个女儿免于贫困。在公众和国王情绪的变化中，一直支持亨德尔。她拿出私房钱鼓励年轻而需要帮助的才能之士，她曾以一笔养老金拯救异教徒威斯顿，她保障了拥护詹姆斯二世的苏格兰人的宗教自由。她安排过英国国教主教的任命，根据他们的学识而不是由于他们信奉正教。她本人是对不朽论抱着怀疑的自然神教者，不过她认为英国国教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协助加强人民的道德和平静。伏尔泰说：“这位王后必然是为鼓励艺术、为人类谋幸福而降临人世的……她是坐在王位上的和蔼可亲的哲学家。”

即使在临终时，她也有足够的智慧来笑对死亡。她一直不让国王以外的任何人知道她染患了严重的脱肠症，她奉劝当时50岁的国王在她死后再娶。他的答复忧伤而诚挚，反映了当时的风气：“不，我将只有情妇。”她高声说道：“噢，亲爱的，那并没有什么妨碍呀！”他以非比寻常的心情悼念她的死去：“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值得替她扣鞋子的女人。”23年后，遵照他的遗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王后棺木被打开，这样他的遗体才能放在她的旁边。

罗伯特·华尔波尔

由于他勇敢奋战，对付一批求取官禄、酷嗜战争的政敌，华尔波尔才能给予英国20年的繁荣与和平。他不是圣贤，他也许是英国历史上贪污最厉害的大臣，不过他也是最有才干的大臣之一。在那个贪污腐败的时代，才智之士只有通过贪污才能掌权。

身为古老的诺福克家族（Norfolk family）的长子，华尔波尔原来打算献身宗教。他在伊顿学院念的便是宗教。在那里，他和未来的政敌博林布鲁克是同学。但他的兄弟相继死亡，他成了家产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家族控制了3个选帝侯区，他轻而易举地由神学转向政治。25岁时，他进入下议院成为辉格党的一员（1701年）。他的关系、财富、机智和善于理财的特长，使他赢得国防大臣的职位（1708年）。1712年，获胜的托利党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以贪污的罪名将他关进伦敦塔。不过，银币的味道已经无处不在，迷漫得致使嗅觉麻木，他不久即告获释，之后再度当选，入阁成为财政大臣（1715年）。政治的错综复杂使他于1717年辞职。1720年，南海公司倒闭，证明他事先的警告是正确的，甚至他的政敌也深信他是领导英国恢复财政稳定的最佳人选。正如我们见到的，再度出任财政大臣（1721年）后，他以英格兰银行支持南海公司的债务而停止了人民的惊恐。该公司欠下的700万英镑逐渐全部还清了。感激不尽的这群英国赌徒以22年的大权报答华尔波尔。

乔治二世的登基暂时中断了华尔波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这位新登位的国王曾誓言永不宽恕所有曾经为他父亲效力的人。他撤免了华尔波尔的职务，要求康普顿爵士筹组新内阁，但康普顿不久就显示并承认他才能不够。卡罗琳建议丈夫再度起用华尔波尔，华尔波尔以应允给予国王和王后更多的财富来停止这一争执。康普顿爵士感激地接受了伯爵爵位，而由华尔波尔再度掌权。“首相”的头衔首次用在他身上，最初这一称呼是滥骂之词。他也是第一位以唐宁街十号作为官邸的首相。

他只在大学念过一年，这在英国历任首相通常具有的教育背景上，显得微弱。他的举止或谈吐鲜少文雅。麦考利（Macaulay）说：“他不谈政治时，他只能谈女人，他肆无忌惮地谈他最热衷的话题，连当时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吃惊不已。”他的儿子贺拉斯并不因为他只读过几本书而反对他：“他了解人类，而不是他们的著作；他顾及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制度。”他懂得足够和乔治一世交谈的拉丁文，因为乔治一世不懂英文，而华尔波尔不懂德文和法文。他几乎具备了英国人所有的特质：果断、直率、恳切、温厚、脚踏实地；他讲究饮食，但在必要时会勤奋工作；他炫耀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佩剑，这一点或许也像英国人。

他几乎毫无道德可言。多年来他公开和人通奸，完全不顾贵族礼仪。他和卡罗琳王后取笑她丈夫的情妇，在卡罗琳死后，他建议她的女儿招来这些贵妇以分散国王的哀伤。他嘲笑宗教，在卡罗琳垂死之际，他派人召请坎特伯雷大主教。“让这出闹戏上演吧，”他提议，“大主教会演得很好。你要他演多短，他便演多短。他对王后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但会满足所有聪明而善良的傻瓜，如果我们不装得像他们一样是大傻瓜的话，他们会叫我们为无神论者。”他不相信高贵的动机或为人着想的行业。与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他利用公职大饱私囊。他为他的儿子贺拉斯和其他亲戚谋求政治利益。他耗费20万英镑在霍顿的地产建造了一幢豪华大厦，并在宅邸里装饰了据贺拉斯估计价值4万英镑的绘画。他为人慷慨，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政敌的话）他无法分清英国人和他自己的财产。

与黎塞留用钱招兵买马、亨利·夸特勒（Henri Quatre）用钱使敌人不能动弹一样，他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在一切较为温和的争辩都失败后，华尔波尔用钱作为最后的手段。自查理二世以来形成的议会腐败，已经到了只有用大笔金钱才能操纵下院（无论是好是坏）的地步。华尔波尔保留了一笔秘密准备金——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房间——用以收买议员、选票和编辑。据说，他每年花费5万英镑津贴报刊，以刊载说明他的观点。1725年，他怂恿乔治一世设立巴斯最高荣誉勋位，成员包括国君、大书记官和36位骑士。对于华尔波尔来说，一如对于拿破仑而言，用绶带统治人们似乎比用金钱经济得多。

他用这些腐败的方法保持英国的繁荣和平静。他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目的虽不正当，但这些目的也显示了他性格较好的一面。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顾一切政党政治的骚乱、阶级利益的阻挠、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要求战争的叫喊，他决心使他的国家保持平稳。他说，让睡着的狗安睡。这是他的座右铭，虽然这使人们难以区别他是以征服或以改革实行统治，但他赢得了贤明的美誉。他的政敌也承认他不是存心报复或爱记仇的人，他的友谊比一般政客更可靠，甚至更可信赖。他没有长远寻求荣耀的阴谋，但在问题发生时，他每每都能精明、宽容而老练地予以解决。因此，除了他保守的对外政策外，英国最后宽恕了他的一切过错。

他的经济立法打击了地主阶级与商业阶级之间的一项妥协。他寻求降低土地税，并支持严惩侵犯财产的行为，同时他欢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出口奖励金和进口税照顾商人和制造商，似乎对乡村没有地产的劳工和市镇中逐渐增多的无产阶级的贫困毫无感觉。他似乎觉得财富的分配不均是自然的能力分配不均无法避免的结果。除了那些奖励金和税金外，远在法国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和亚当·斯密之前，他就提倡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年内，他减轻了106种出品货品和38种进口货物的关税；他废除了许多对美洲殖民地贸易的限制。他辩称，英国的经济在国家限制最少的情况下将最为繁荣。时间证明了他的观点。无论分配如何不均，国家的财富迅速增加，政府的岁收增加了。以极度俭省而有效地运用这些收入，华尔波尔赢得了“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商务大臣”的美誉。

他最大的败笔是他的著名的《消费税法案》（1733年）。烟酒的走私者减少关税的财库收入，同时加重一般财产税，使超出应缴的数目。为了遏止这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华尔波尔计划对这些物品课征消费税（“除去”给政府的一部分），而不论其贮藏在英国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出售。税务官员（“消费税官员”）获得授权在任何时间搜索任何住家，凡经发现藏有应缴关税的货品者均将遭受罚款或监禁的处分。与进口、走私、销售或消费烟酒有关的每个人都起来抗议。下院反对华尔波尔的议员们抨击这种关税和强制执行的方式是暴君专断的行动，而且严重侵犯英国人的自由。正如腓特烈大帝对这件事的评语：“国会议员们告诉华尔波尔说，他可以赔偿他们普通的损失，但这个建议超出他们舞弊的限度。”——或许他们希望代替他控制公共资金。成千本小册子大肆谩骂这位大臣。群众涌到英国国会大厅，在几十个火堆中焚烧华尔波尔的肖像，而且企图在他离开圣斯蒂芬教堂时对他施以私刑。英国激怒到了处于革命的边缘。卡罗琳王后忧心军队的忠贞问题，也为新王朝的安危焦虑不安。华尔波尔取消了这项措施，承认失败。从那一刻起，他大权旁落。他的敌人开始在旁虎视眈眈。

博林布鲁克

他们人多势众，派系纷杂。一派仍然拥护詹姆斯二世，与“觊觎王位”者一同策划，他们不久将因年轻活泼的王子查理的罗曼史而兴奋。一派围绕在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的四周，他是国王的政敌和继承人。反对华尔波尔的有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蒲柏、菲尔丁、阿巴思诺特（Arbuthnot）、汤姆逊、埃肯赛德（Akenside）、盖伊。他们嘲笑他的举止，揭露他的德行，抨击他的政策，而且谴责他不大力奖掖使威廉三世和安妮王后统治下的政府呈放异彩的一群作者。渴望执掌政权的托利党人在幕后主使，操纵诗人，在国会里兴风作浪，一心一意准备取代在位的大亨们。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查斯特菲尔德和刚崛起的皮特（Pitt）道出了他们的目的，博林布鲁克则由他致命的笔坚定不移地予以维护。

博林布鲁克曾于1723年接获皇家赦免状，允许他返回英国，恢复他的家产。但是，由于华尔波尔的影响力，他被视为犯有多重叛国罪、忠贞可疑，而被摒弃于政府和国会之外。但他仍是一个权势人物。英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伦敦寓所，迷惑于他英俊潇洒的风采、他世故的才智和他姓氏的高贵。在那里和他的乡间别墅，他和斯威夫特交换讽刺文章，跟蒲柏交换异端邪说，与盖伊唱和民谣；在那里，他努力将饥饿的托利党人和失意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华尔波尔；在那里，他创办一份杂志——最初（1726年）称为《乡绅》（The Country Gentleman），接着改为《工匠》（The Craftsman），10年来，周复一周地抨击华尔波尔所做或打算做的每一件事。博林布鲁克本人撰写措辞严厉的攻击性文章，这是这个时代最为才气焕发的政论文章，19封信的连载（1733—1734年）——《政党论》（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是嘲弄华尔波尔的。查斯特菲尔德写信给他的儿子说：“在我读到那些文章之前，我并不晓得英语语言的渊博和威力。”

博林布鲁克的性格是他的致命伤。在他的意志受到阻挠或他的意见跟人相左时，他优雅的举止（这是他唯一的道德典范）就离他而去。1735年6月，他和反对党的名义领袖普尔特尼争执，然后愤怒地返回法国。在那里，他和他的侯爵夫人定居在枫丹白露附近，以哲学治疗他的创伤。他的《历史的研究与其用途书简》（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1735年）形容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历史事件以人、经济和国家在其中做过无数的实验。因此，历史是人性最佳的向导，也是解释目前现象和预期未来的最佳指针。“历史是以实例教授的哲学……我们在历史中彻底看透了人类。”我们应该“以一种哲学的精神潜心研究历史”，目标不只在领悟原因、结果和一定的关系，也在以迄今证明最适合人类发展和幸福的方式持身。这种研究的困难在于“很少历史不带谎言，更没有一部历史没有一些错误……虚妄的精神已经由教会的历史学家传到其他的历史学家身上”。不过，不屈不挠的学者以谎言对付谎言，或许可以在谎言之间努力寻求事实的真相。

1736年，博林布鲁克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书简》（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返回政坛。这些信函攻击华尔波尔政府的腐败，而且要求一种不顾自己、献身英国政治的新精神：

无论是蒙田撰写他的《散文选》时，笛卡儿在建立新世界时，或是……牛顿在以实验与高等几何为基础，从而发现并建立真正的自然法则时，所感觉到的知识上的喜悦，都比不上他觉得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决心尽他了解的全力，并把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花在谋求国家福祉时的喜悦。

他的希望转向年轻的一代。1738年访问英格兰时，他和现在带头反对华尔波尔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结交为友。博林布鲁克现在向腓特烈的私人秘书发表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腓特烈死于1751年，但他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三世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条。基本上，这篇短论就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将在下一个世代中梦寐以求的，以仁慈的君主政治为依归。博林布鲁克辩称，英国现在是腐败得无人能加以拯救，除非有一个超乎党派、甚至超乎国会之上的国王亲自揽权，排斥并惩处贿赂行为，在位并统治。但这位爱国的国王将不视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君权，而是公众的信托，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到子民的自由、报业自由和国内风俗习惯的限制，同时他将根据人民福祉受到的影响裁决一切的争端。他将促进贸易作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英国，他将强化海军作为国家独立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监护者。

《一个爱国国王的构想》试图联合丧失职位的托利党人和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一个服膺辉格党原则的新的托利党，抛弃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寻求调和土地与商业、自由与帝国、私人财富与公用事业。参照伯肯黑德爵士的摘记：“辉格党人去洗澡时，博林布鲁克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这篇短论的发表（1749年）成了年轻狂热者起而投效的口号。身为“国王的朋友”，他们指望君主政体能净化英国政府。它形成了约翰逊和皮特兄弟的政治哲学。它激起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自由的保守主义，他的《英国宪法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35年）赞誉博林布鲁克为托利党民主政治之父，是“彻底重组公众的心智而为未来托利党掌握政权奠下基础”的人物。博林布鲁克和迪斯雷利的影响力将挫败的托利党改造为今日英国前进的保守党。

卷入战争

同时，博林布鲁克的宣传与见钱眼开的国会的好战精神共同结束了华尔波尔长久的权贵之势。将职位任期奠基于所保有的和平之上，这位谨慎的大臣避免与外国发生纠纷，与弗勒里红衣主教——他以同样的原则治理法国——协议尽可能维持《乌特勒支条约》建立的和平，至于其他则让他能干的兄弟贺瑞修去处理。但是，英国保有直布罗陀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争夺美洲和海洋控制权的敌对，随着事态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暴力争端。乔治一世和他的大臣斯坦霍普于1721年1月和6月，曾向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保证，一旦英国的财政和国会的情绪好转，英国将尽速放弃直布罗陀，但英国民众拒绝默认这种投降。

南海公司大肆滥用西班牙赋予英国的特权，每年派遣一艘商船到新大陆（New World）的西班牙领地，“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因而展开”。这些贸易部分由南海公司经营，部分则由其默许。西班牙登上涉嫌走私的英国船只检查以资报复。罗伯特·杰金斯（Robert Jenkins）宣称，在一次这样的事件中（1721年）他失去了一只耳朵。他保存下这只耳朵，在英国公开展出，而且大声疾呼报仇。西班牙没收了几艘从事合法贸易的英国船只，并将英国囚犯予以监禁。英国的私掠船俘虏了西班牙人，把他们卖到英国殖民地当奴隶。走私活动继续进行，西班牙政府提出抗议。华尔波尔虽然严厉制裁英国沿海的走私活动，但不愿意减少挣扎中的南海公司的收入，他仅采取姑息的政策。英国商人对海军的优势深具信心，加以国土没有遭到侵略的危险，同时希望开辟新的市场与扩展贸易，因而赞成开战。一般英国人对真实的和虚构的西班牙暴行感到愤激，叫喊采取行动的英国人被誉为勇敢的爱国者，那些建议采取温和手段的人被讥为胆小的懦夫。杰金斯向国会展示了他那只装在瓶里的耳朵（1738年3月），于是普尔特尼、皮特及其他反对华尔波尔的国会议员都发表了有关英国尊严的激烈演说。据贺拉斯·华尔波尔说，杰金斯死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两只耳朵完好如初。伯克提到过“杰金斯耳朵的无稽之谈”。另一种说法认为，杰金斯丧耳是海盗的杰作，这名海盗因此遭到西班牙政府的惩罚。另一方面，西班牙民众公开抨击英国人信奉异教，轻易相信一名英国船长迫使一位西班牙贵族割掉并吃下自己的鼻子的故事。

两国政府都明智地采取行动。西班牙首相拉·夸德拉（La Quadra）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华尔波尔以向民众交代，但私下通知他说，西班牙欢迎通过谈判解决。不顾人民的鼓噪，英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巴多协定》（Convention of Pardo，1739年1月14日），双方都做了让步，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所有重大的问题。西班牙大多数民众接受了这项协议，但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愤怒地起来反对。南海公司控诉道，这项协约将大为限制它的收入和红利。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也是该公司的代理商。此外，西班牙准许英国供应黑奴至西班牙美洲领地的特权，已于1739年5月6日期满，而菲利普五世拒绝重新签订这项合约。然而，为了实行他的和平政策，华尔波尔召回驻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接着，误以为西班牙正与法国签订秘密同盟，他解除了这项命令，而且要求这支舰队保护直布罗陀。拉·夸德拉提出抗议。华尔波尔顺从了国会和人民要求作战的情绪，谈判破裂。1739年10月19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仍然称呼华尔波尔是个懦夫的民众欢欣鼓舞，英国各地的教堂钟声齐鸣。这时，汤姆逊写下了他那振奋人心的民谣《统治，大不列颠！》，保证“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

反对派觉得华尔波尔的心神不在推进中的军队上，他们把所有的军事逆转都归咎于他的处置不当，而将波托柏洛港（Portobello）的海军大捷完全归功于身为反对派的海军上将弗农的天才。1741年2月，塞缪尔·桑兹（Samuel Sandys）向国会建议奉劝国王将他的首相撤职。这项动议没有成功，不过这只是由于华尔波尔恳求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票源的结果。他在他的职位上又干了一年，然而他明白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需要一次改变。

他也已心力交瘁。他的儿子写道：“在前几年，他只要把头靠上枕头就能入睡……现在绝不会睡上一个小时而不醒过来。以前，他老是在进餐时忘了自己是大臣，而且比在座的任何人心情都要愉快而满不在乎，现在他不声不响地坐着，两眼凝望不动，整整一个小时之久。”新的大选选出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国会，并在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击败了他。1742年2月13日，他辞职了。年纪太大以致无法面对下院的喧嚣，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乔治二世封他为奥尔弗德伯爵。这样一来他转而向上打入上院，他下台之前早已营私中饱了。

在毫无怨尤地忍受长期痛苦的疾病后，他死于1745年3月18日。英国告别了和平，在皮特兄弟相继执政之下开始征服世界。

爱尔兰（1714—1756）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爱尔兰这样受到压制的民族。由于英格兰军队一再成功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叛乱，束缚爱尔兰人肉体和灵魂的一项法律制定了。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只有一小批天主教地主留有一部分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在对待农工有如奴隶的新教徒手中。查斯特菲尔德说：“爱尔兰可怜的人民遭到他们主人奴役的情形比黑人还糟。”莱基（Lecky）说：“大地主们在寓所中有固定的监狱，用以立刻惩罚卑贱阶级的人，这在爱尔兰并非罕见的事。”许多地主居住在英格兰，并在那里花费掉（斯威夫特估计）爱尔兰佃户缴纳的2/3的地租。这些佃农——负担着交给地主的佃租，付给他们痛恨的英国国教的什一税和付给自己的传教士的费用——居住在屋顶漏雨的泥造小屋里，衣不蔽体，还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斯威夫特认为：“爱尔兰佃农的生活比英国的乞丐还凄惨。”那些停留在爱尔兰的地主和身在外地的地主代理人，以佳肴美酒的狂欢宴会、奢华的款待、争吵和决斗及豪赌来麻醉自己，而对周围的野蛮状态和敌意视若无睹。

全面控制爱尔兰之后，英国国会压制任何与英格兰竞争的爱尔兰企业。我们曾在别处看到一项1699年的法案如何禁止爱尔兰毛织品输往任何国家，以摧毁成长中的毛织品制造业。以同样的方式，爱尔兰在政治混乱和军事蹂躏期间保存下来的外国毛织品贸易，也被英国法律无情地扼杀了。爱尔兰的输出品须上交出口税，这一措施使它们除了英格兰外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市场。许多爱尔兰人靠饲养家畜并将它们输往英格兰维生。1665年和1680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人进口爱尔兰的牛、羊或猪及牛肉、羊肉、咸肉和猪肉，乃至奶油或干酪。爱尔兰曾经将其产品输往英国的殖民地。1663年的一项法案规定，除了少数的例外，除非由配置英格兰船员的英格兰船只从英格兰载运，欧洲的货品不得输往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商船队无法生存了。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受到英国为爱尔兰子民制定的法律的困扰。在一个有名的例子中，他们加入天主教徒推翻英国政府的运动。上交给身在外地的地主的租金不断外流，以致1722年造成爱尔兰硬币缺乏的情形。华尔波尔建议发行铜币以消弭这种情形。计划是合理的，但仍染上习见的贪污。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铸造这种新硬币的专利权，她以1万英镑的价格把专利权卖给制铁业者伍德。为了筹措这笔款项再加上他的利润，伍德建议铸造10.08万英镑的半便士或1/4便士的铜币。由于当时爱尔兰金属货币总额只有40万英镑，爱尔兰人提出了抗议，认为在付款和找换零钱上必须使用铜币，而外国的账目，包括身在外地地主的佃租，则以银币或纸币支付。不值钱的硬币将驱使良币囤积或外流，那时除了令人困扰的铜币外，爱尔兰人将别无他物作为货币。为了消除这些抱怨，英国政府同意将新币的发行数额减少到4万英镑，还提出铸币大师伊萨克·牛顿的一份报告：伍德的半便士硬币的金属成分和专利要求的一样好，而且比过去留传下来的硬币好得多。

这时，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以德拉皮耶（M.B.Drapier）为笔名发表一连串书简加入辩论的行列。他以热烈的精神和谩骂的手法，抨击新的货币是一项欺骗爱尔兰人的企图。他坚称送给伊萨克·牛顿检验的铜币是特别铸造的，伍德绝大多数的半便士硬币的价值远不及它们的面额。确实有些经济学家证实了他的说法，他们估计，照最初的计划发行这种硬币，爱尔兰将遭受60480镑的损失。在第四篇书简中，斯威夫特进一步强有力地指控英国在爱尔兰境内的一切统治，而且下了“所有未经被治者同意的政府就是奴隶制度”的定义。爱尔兰人，包括其中大多数的新教徒，热切地回应这个大胆的注释。街头唱出力促反抗英格兰的歌谣，几个世纪来蔑视整个民族的英国政府，现在发现它在一支秃笔面前退缩不前。它悬赏300英镑捉拿这位作者，虽然有几百个人晓得作者是当地那位郁闷的主教，却没有一个人敢对他采取行动，也没有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敢接受这种新硬币而面对人们的愤怒。华尔波尔承认失败，取消新币的发行，并付给伍德2.4万英镑，以赔偿他徒劳无功的开销和化为幻影的收获。

爱尔兰的政治结构使任何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行动不可能实现，除非是群众的暴动或个人的暴力。除非皈依英国国教，没有人能够服膺公职，因此爱尔兰国会自1692年后，完全是由新教徒组成的，现在也已完全顺从了英国。1719年，英格兰国会重申其对爱尔兰立法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保障议会或个人自由的法律，像《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并不扩及爱尔兰，在英国享有的报业相对的自由也并不存在于爱尔兰。这两个议会只有在他们的选举人和议员的贪污腐败上彼此相似。英国国教主教在爱尔兰上院具有主宰力，这点却大不相同。

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包括约占总人口1/7的信徒，国教靠取自农民的什一税维持，而农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一小部分爱尔兰人信奉长老教会或其他非国教派，他们获得少许的宽容，但没有适任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不仅被摒弃于公职外，而且被排除于几乎一切需要学问的职业外，及几乎每个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财富或权势的机会之外。他们不得购买土地或以土地作为抵押投资，或持有任何长期或有价值的租约。除非是在找不到新教徒的地方，否则他们不能担任陪审员。他们也不能在学校教书，不能投票选举市政府或全国性的公职人员，或合法地与新教徒通婚。他们可以保有宗教信仰，但须由政府立案，而且做弃国宣誓（Oath of Abjuration），由不再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传教士主持仪式。其他的传教士动辄遭到监禁，但在1725年后，这项法令很少执行。1732年，爱尔兰国会一个委员会报告，爱尔兰境内有1445名传教士、229座天主教堂、549所天主教学校。1753年后，英国人的热情减弱了，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的处境获得改善。

宗教生活的杂乱、人民的穷困及社会进步的无望使爱尔兰人道德风气败坏。最能干和最勇敢的天主教徒——他们将会提高爱尔兰人能力、道德和知识的水准——纷纷迁往法国、西班牙或美洲。许多爱尔兰人为了免于饥饿而沦为乞丐或罪犯。盗匪集团藏匿在乡间，走私者和掠夺难船者潜伏在海岸附近，而有些拥有财产的人雇用多达80名的刺客干他们无法无天的勾当。数以千计的牛羊被流浪的游民宰杀，显然这是天主教徒报复信奉新教地主的行动。由于爱尔兰国会经常说占总人口3/4的天主教徒是“公敌”，人们实在难以尊重国会通过的法律。

爱尔兰人的生活也有较光明的一面。人们欢乐、逍遥自在、爱笑的性情历经一切艰难仍然存在。他们的迷信和传说使他们生活在神秘和诗意中，而没有导致像苏格兰和德国境内以巫术迫害为特征的暴动。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教士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及18世纪最初的25年中最伟大的英文作家，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1731年创立的都柏林学会（Dublin Society）努力改进农业和工业的技术，刺激发明，并鼓励艺术。新教徒个人协助穷困的天主教徒，法官宽大处理触犯刑法中的严峻条文的囚徒，其例自不在少数。

但大致说来，爱尔兰的情况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可耻的穷困、无法无天、流浪的贫民、3.4万名乞丐、无数的窃贼、上层阶级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而农民食不果腹、每一次作物歉收都带来广泛的饥荒——斯威夫特说：“年老和患病的人由于寒冷、饥馑、不洁和寄生虫而垂死、腐烂。”——这幕恐怖的景象必然在我们对人的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739年长期的严寒之后，发生了1740年至1741年严重的饥荒。根据一项估计，有20%的人丧失了生命，从而留下许多荒无人烟的村庄。在克立郡，纳税人总数由1733年的14346人减到1744年的9372人。贝克莱估计：“爱尔兰可能无法在一个世纪内复原。”他的估计错了。妇女们耐心地生育子女以填补死去的人。随着教育的普及，新教徒的宗教热诚减退了，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则随着他们的宗教与这个民族争取自由的奋斗而加强。天主教赞成高的生育率，作为她对抗一切反对派的秘密武器，这迅速抵消了饥荒、时疫和战争对人口的掠夺。1750年，爱尔兰的人口由1700年将近200万的数目增加到约237万。到头来，被压迫者的信念和多产击败了征服者的武力和贪婪。

苏格兰（1714—1756）

苏格兰的命运和爱尔兰的命运何以大不相同？

苏格兰从未被人征服过；相反，它曾给英格兰人一位苏格兰籍的国王。它的高地民族首领仍然未被征服，他们提供了一再领导苏格兰侵略英格兰的战斗部队。它的低地家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基本上和英格兰人是同一个血统。它的土地仍然在勇敢的当地人民手中。它的宗教和英国国教一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不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同时它团结而非分化了整个民族。在合并法案（1707年）之后，苏格兰根据人口的比例分享目前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国会的议席。它接受来自伦敦的统治，不过这只是在勒索商业让步使苏格兰人致富之后。苏格兰的每个教区都设法为其子弟设立一所学校，同时有4所大学提供当时不列颠群岛最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这种教育活动兴盛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ish Enlightenment）——休谟、哈奇森（Hutcheson）、里德（Reid）、罗伯逊、亚当·斯密——因而带动英国人的心灵向前迈进。

然而，辉煌的成就必须付出艰辛，在合并的果实成熟之前，已经度过了50年的光阴。1714年的苏格兰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在城市之外，每个地区都由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通过属下的地主治理，土地由忠心耿耿而目不识丁的佃农耕作。但现在和英格兰的政治合并迅速地破坏了那种结构。贵族支配着苏格兰的国会。当苏格兰国会解散时，不列颠国会的苏格兰籍议员发现他们置身在一个贸易、工业的影响力和土地的势力互争长短的环境中。他们采纳了英格兰的观念和技术。1750年，苏格兰的制造商和商人开始向阿盖尔、阿瑟、汉密尔顿和马尔诸家族的全国领导阶层挑战。1745年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事变是苏格兰封建势力闪出的最后一次火花，它失败后，苏格兰的经济与英格兰的经济合而为一，中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开始。这个合并使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放给苏格兰人。1718年，第一艘苏格兰船只自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不久，苏格兰商人变得到处都是。农业技术和都市卫生有了改进。死亡率降低，人口由1700年的100万人增至18世纪结束时的165.2万人。拥有5万居民的爱丁堡，1751年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布里斯托。

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Kirk）仍然近乎狂热地效忠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每个星期日，人们步行——有时两三英里路——到毫无装饰的教堂，聆听几个小时强调宿命论和地狱恐怖的讲道和祈祷。《圣经》是每个苏格兰家庭每天的精神食粮。1763年，休谟以戏谑夸张的口吻估计道，苏格兰境内每个男女老幼都有两本《圣经》。传教士的教育程度不高，但诚挚而虔敬感人，他们生活俭朴，他们的言传身教加强了苏格兰人特有的坚定和诚笃。每个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严格地监视教区民众的言行，他们分别对赌咒、诽谤、争吵、巫术、乱伦、通奸、任何不守安息日规定、任何违背他们严厉教规的行为加以处罚。牧师们谴责跳舞、婚宴和看戏。他们仍然对巫术举行审判，虽然由于巫术而处死的情形已越来越难得一见。1727年，一对母女就因为这样的罪名被判刑，女儿逃了，但母亲被烧死在柏油筒里。英国国会废除规定巫术处死的法律时（1736年），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抨击这项行动违反《圣经》的昭然戒律。

同时，长老教会学校由教区维持，城镇学校由城镇维持，培育准备升大学的学生。各个阶层渴望求知的年轻人来到爱丁堡、阿伯丁、圣安德鲁和格拉斯哥。他们来自农村和工厂，也来自地主和贵族之家。一种求知的热诚激发他们，他们忍受了求知过程中任何的艰难。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寒冷的阁楼里，以定期由父亲农庄运来的一袋燕麦片作为主食。教授们也都清心寡欲，年收入很少有超过60英镑的。在大学里神学是课程的核心，比教区学校几无不及，同时也教古典文学，还有一点科学的课程；苏格兰人的心灵接触到了欧洲的世俗思想。在格拉斯哥教伦理学（1729—1746年）的哈奇森，撇开教义的讨论不提，将他的伦理学建基于自然的基础上。一位苏格兰作者曾于1714年提道：“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和学生中间大受欢迎。”少数陶醉于解放的年轻人组织了俱乐部——“硫黄社”“地狱火”“龙骑兵”——自豪地宣扬无神论，或许他们已和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不满分子混在一起。因为除了那些和英格兰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商人阶级外，苏格兰仍然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记忆激动不已，而且梦想詹姆斯三世或他的儿子再度领导苏格兰人越过边界，使苏格兰王朝坐上不列颠王位这一时刻的来临。

活泼的查理王子（1745）

詹姆斯三世企图率军远征英格兰和苏格兰失败后，已经精疲力竭。1719年，他娶了波兰最著名国王的孙女玛丽亚为妻。这是一桩不愉快的婚姻，但它使詹姆斯有了一个儿子，他那可爱的脸庞和活泼的性情——或许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使他父母感到既骄傲又头痛。英格兰称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是“小王位觊觎者”，苏格兰称他为“活泼的查理王子”。在一个不谐和的家庭中长大，他的天主教和新教家庭老师教他互相矛盾的信念，查理在冷漠的教育下长大成人，但他有强壮青年所有的动人之处及渴想戴上皇冠的一切热情。利里亚公爵对这位少年的“美貌”、他那快活的棕色眼睛和淡褐色的头发感到震颤不已。一名勇敢的骑士、一位优秀的射手、一副6英尺高而适于作战的体格、一位“了不起的高尔夫选手”、一位娴熟的音乐家、一位优美的跳舞能手——这位公爵说：“这一切加在一起是我曾见过的最理想的王子。”查理注意到自己的长处，这使他经常难以驾驭。1734年，还是一个14岁的大孩子，他获准在加埃塔（Gaeta）与西班牙军队作战，一试锋芒。由于这次战火的洗礼，他几乎无法再等待攻取英格兰的机会。

英国国会压制华尔波尔的反对而与西班牙开战（1739年）时，机会似乎来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1740年）的进攻，扩大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将主力军派往欧洲大陆，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哪里还能找到再次向英国王位冲刺的更好时机？在苏格兰，他们组成“联军”（Association），誓言完成这项大业。他们派遣特务前往英国煽动叛乱，同时向法国请求金钱、武器和军队的支援。路易十五下令7艘战舰和21艘运兵船在布雷斯特集结，准备载运马雷夏尔·萨克斯麾下的1万名士兵由敦刻尔克到英格兰。在意大利，查理王子焦急等候来自巴黎邀请他参加远征的通知。邀请的通知没来，但他于1744年1月10日离开罗马，夜以继日骑马到弗拉斯凯蒂、莱里奇和热那亚，搭船到昂蒂布，然后疯狂地赶往巴黎。他那位年迈的父亲留在罗马，之后从未再见儿子一面。查理受到法王亲切的接待，获得适当的财力支援。他继续前往格拉沃利纳，急躁地等候与马雷夏尔·萨克斯起航的命令，而后者也不耐烦地在等候法国舰队的到来。

风势和浪潮跟往常一样对英国有利。法国舰队自布雷斯特启碇（2月6日），陷入了恐怖之海，而且老是碰到逆风。船只互撞，桅杆折断。52艘船只组成的英国舰队逼近的消息传来时，一切都紊乱不堪。法军逃回布雷斯特，但丧失了许多船只，其余的都受到暴风的重创。随着这一挫败的消息而来的，是法国听说英国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已经瓦解，同时精神散漫，如果法国人来了也无法指望他们帮忙。路易十五谕知萨克斯必须放弃入侵计划。当时尚未与法国正式交战的英国控诉道，查理留在法国境内是违反条约承诺的。乔装潜藏在巴黎的查理向友人发誓说，即使他一个人搭乘一艘毫无遮掩的小船，他也要攻入英国。他的父亲写信要求他别鲁莽行事，“这将招致你的毁灭，及所有和你一起行动的那些人的毁灭”。与此同时，查理的支持者争权夺利，在他面前互相攻击对方，直到他绝望地写道：“我被折磨得要死。”（1744年11月16日）

最后，不顾一切警告，也未和法国王室磋商，他决心“试试我的运气”，“不成功便成仁”。他派密探到苏格兰号召族人起义。这些族人准备不周，因此他们考虑禁止他来。苏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在博林布鲁克的领导下，正与乔治二世寻求和解。然而，查理借了18万利维尔，接受了两艘武装船的协助，进而驶往苏格兰（1745年7月15日）。在英格兰西南端的兰兹角（Land’s End）附近，这支小舰队遭到一艘英国战舰的迎击。查理乘坐的船遭到重创，因而折回布雷斯特。他搭乘另一艘战舰向北前往英格兰西部，8月3日，他在外海布里地群岛（Outer Hebrides）的艾利斯卡（Eriska)踏上苏格兰领土。一位部落首领建议他回家。这位王子答道：“我现在是回家了。”他接到警告说，英国政府已于8月1日悬赏3万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查理遣走载他来的船只，以切断了他自己的退路作为答复。8月19日，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格伦芬南（Glenfinnan）升起他的旗帜，并呼吁所有拥护詹姆斯二世的人协助他。

大多数部落首领仍然保持冷漠，有些自称追随他的人暗中图谋背叛，6位领主声明支持他；在他的2000人中有1200名麦克唐纳和卡梅伦家族的人。为避开约翰·科普爵士麾下的政府军，查理率领他的部队开往南方。9月17日，他们进入爱丁堡，攻下了哨塔和大门，在一度是王宫的霍利鲁德（Holyrood）建立了他们的指挥所。这位25岁的王子，以他苏格兰高地的习惯，用红色天鹅绒短裤、绿色天鹅绒帽和白色的帽章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画。许多苏格兰人认为国家的荣耀已经在这种英俊潇洒的化身中重现，下跪亲吻他的手，所有的女士都为他祈祷并渴望赢得他的青睐。在他获悉科普率领2000人逼近爱丁堡时，已几乎没有时间享受别人的款待。9月21日，查理率领他现有的3000人出战，在普雷斯顿潘斯迎战科普的部队，予以击溃，生擒了许多名俘虏，善予对待，随即凯旋返回霍利鲁德。苏格兰似乎赢了。

自由逍遥了一个月，查理为他的军队征募粮食和衣物，而且欢迎其他的家族加入。路易十五从法国送钱和军火给他。11月8日，这位快乐的王子徒步率领4500人越界进入英格兰。他包围占领了卡莱尔城，在曼彻斯特受到欢迎，继而推进到德比城，希望借着他戏剧性的推进唤醒英格兰接受他为合法的国王。他发表宣言，保证英国国教徒和长老教会信徒不会像信奉路德派的乔治一世统治时那样，受到他这位天主教徒的伤害。但英格兰并不相信他，而且不打算再度展开新旧信仰之间令人疲惫的斗争。苏格兰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人起来反对查理，但只有一小批英格兰新兵前来援助他。英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明哲保身，以策万全。

乔治二世已由汉诺威匆匆赶回来保护受到威胁的王位，并下令三支英国军队在德比集中。查理根本不理会他们，带着他的6000人赶往伦敦，但苏格兰的首领们拒绝追随他。他们指出，每支政府军都在1万人以上，而这些在他后方的军队会袭击并迅速打败他，同时，他所保证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起义毫无消息。他们坚持要返回苏格兰，在那里他们或许可以号召更多的族人，而且可能得到法国的援军。查理屈服了，率领军队懊丧地由德比撤至格拉斯哥。在福尔柯克附近，他以9000人击败霍利（Hawley）麾下一支1万人的英格兰军队（1746年1月17日）。但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胜利。他的军队因死伤和逃亡而实力削弱；补给逐渐耗尽，只能以燕麦片当粮饷；军队的首领们像党派般争吵不已。他们再次建议撤退。查理王子请求暂时别动，他了解再往后撤退只会导致崩溃和灭亡。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并不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呢？他又一次屈服了，但现在他知道他被击败了。苏格兰军队掉头向高地开拔。首领们的悲观主义传染到士兵身上，逃亡的人数以千计，剩下的不像一支部队，而是一批没有纪律又精神沮丧的散兵游勇。

这时，英军的主力部队在坎伯兰公爵的率领下进入苏格兰，控制了东海岸，而且在利斯获得乔治二世从奥地利买来的500名雇佣兵的增援。坎伯兰率领8800人向北开进因弗内斯郡。1746年4月16日，在卡罗登荒原（Culloden Moor），查理拥有的是7000名装备低劣、粮食不足、领导奇差的军队。他们以苏格兰人的英勇作战，但被坎伯兰占优势的炮兵发射的霰弹击溃了——（一位苏格兰诗人说）“成袋的弹丸将他们打倒，就像割草机前纷纷倒地的草一样。”查理骑着马疯狂地来回奔驰，企图集合他那支溃败的部队，但他们在仓皇中四散而逃。他的属下抓住他的马缰强迫他退出战场。他的精神崩溃了，他和少数朋友逃逸而去，由一个避难地逃到另一个避难地，荣耀尽失，重写了查理二世的故事。最后他找到了一艘船载他返回法国。

坎伯兰下令“不留活口”，追击溃败的敌人。叛变的苏格兰人一律格杀勿论，住屋一间间遭到搜索，查获带有武器的苏格兰人就当场枪决，效忠乔治二世的党派可以任意处置参加过叛乱的党派，数以百计的住屋焚毁了。坎伯兰伯爵说：“温和的措施行不通，我们所做的好事只是流了一点血，这仅减弱了疯狂，却没有予以根绝。”事实上，叛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叛变。十多年中，苏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继续在歌咏而且回味过去的败绩并梦想着即将来临的胜利，直到他们一度雄姿英发的王子在罗马老迈颓废，粉碎了他们的信念。

英法之间的《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1748年）要求将查理驱逐出法国。他拒绝服从。他被法国军队强制驱逐出境。他化装潜回巴黎，甚至1750年潜往伦敦，企图重振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运动，却毫无结果，答应放弃天主教的信仰也毫无作用。最后他承认失败，耽于酒色淫乐，使所有主要的天主教势力都遗弃了他。他于1788年死于罗马，享年68岁。30年前，伏尔泰就已经对第二次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写下了公允的墓志铭体裁的散文：

因此（随着查理于1746年返回法国）结束了一项冒险，在骑士游侠的时代，这种冒险或许会证明是幸运的，但在军纪、炮兵及最重要的金钱将决定一切的时代，无法展望其成功。

威廉·皮特的崛起（1708—1756）

华尔波尔的倒台遗留给英国一个在政治混乱、没有结果的战争中挣扎的无力内阁。维明顿爵士以财政大臣的身份（1742—1743年）在国内执政，而乔治二世以戏剧化却真实的英雄气概在戴廷根（1743年6月27日）作战。腓特烈大帝写道：“在整个战事期间，英国国王亲自率领他的汉诺威警卫营，左脚在后，宝剑在手，臂部前伸，非常像是一位击剑能手。”同样地，他以自己的勇武来激励士兵，而他谦逊地接受将领们的指挥。亨利·佩勒姆的内阁（1743—1754年）领导英格兰恢复和平，但继续采取收买城镇和国会选票的统治方式。他的弟弟纽卡斯尔公爵继续向英格兰的政客收税（卖官之意），为了预算的方便，他列出了时下每个人灵魂的市场价格。这两个内阁最为人瞩目的成就是缔造了不列颠帝国，及在动乱时期坚持到底，成为历史上最有势力的人物。

皮特由于他的祖父托马斯在印度发了大财而生来富裕（1708年）。托马斯本人是不可小看的人物。他曾在一艘商船上充当水手，在孟加拉定居，并且从事贸易，跟国会支持的东印度公司进行“非法的”竞争。他被罚款1000英镑，但继续竞争下去，终于使东印度公司与其订约，他加入了该公司，并当了12年的马德拉斯总督。1701年，他富可敌国，富有到能以2万英镑买下著名的“皮特钻石”（Pitt Diamond），而且精明到将它以1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法国摄政者菲利普二世。托马斯将他的获利投资在英格兰的不动产上，在国会购得一席位置，并于1710年至1715年出任“只有少数居民但仍有议会代表的市镇”旧萨鲁姆这一城镇的国会议员。他将他的财产遗留给他的长子罗伯特·皮特，罗伯特娶了哈丽雅特·比列尔斯，她为他生了7个子女，威廉·皮特是他们的次子。

在伊顿学院，威廉抗议校规不合理。他认为旧生差使新生的传统将使学生的精神崩溃，但并没使他精神崩溃。在牛津大学，他以18岁的年龄患上痛风病而出名。希望在较暖和的气候下根除病痛，他没有得到学位便离校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但痛风一直伴随他一生。尽管如此，他还是投入军旅，在军中服役4年，没有见过战争，但退伍时深信战争是历史的决定者和国家命运所系。1735年，平素对他很是吝啬的父亲，为他买下旧萨鲁姆市镇的选票，他开始了国会生涯。

不久他就使自己在那里出名，因为他是那个辩论的巨穴（国会）所曾见过的最打动人的演说家。他将热情融入他的演说中，野心促使他向往权势，弄垮华尔波尔，支配国会和国王，最后随心所欲地改造欧洲。为了达到那些目的，他运用逻辑、戏剧、想象力、热忱、诗歌、大话、谩骂、挖苦、讥讽，同时诉诸爱国主义、个人及国家的利益和荣耀。渐渐地，他发展雄辩的练达，直到包含了狄摩西尼或西塞罗一切的雄辩术为止。他能够降低他的声调为耳语或升高到怒吼的程度。他能够以一句话毁掉敌人。他遵守狄摩西尼的原则，使行动成为言辞的生命。每句话都有它的表情，每一种情绪都表现在他老鹰般的脸上，在他深陷的眼睛中闪耀，直到他整个身体开始活动，好像言词成了血肉一样。他是有史以来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演员。

他不是圣人。野心是他性格的主桅及帆上之风。他的野心环抱整个英国，而且不管愿意与否，总拖着英格兰横渡帝国领海成为世界的霸权，终于耗尽了野心本身。由于觉得自己是国家的喉舌，该凌驾在任何汉诺威的喉音或华尔波尔的贿赂之上，他制订出政府的道德——凡有利于国家者，则不论他运用欺骗、诽谤、恫吓、阴谋、忘恩负义、大谎、背信等手法，均属正当。这些是政治家职业的工具，而且将由国王而不是由传教士来评断是非。几乎在他崛起的每个阶段，他都抛弃了他以一切道德情感的极致来自卫的立场。他很少停下来解释或道歉。他竭心尽力朝着目标去做。他的成功——也是英格兰的成功——使他的罪恶成为正当，并使荣光罩头。同时，他的自豪也有些伟大的地方。他不屑以卑屈的态度求取功名，他在贪污的风气下洁身自爱，他也以一种毫不妥协的顽强个性的力量达到了目的。

他抨击华尔波尔是一个太胆小以致不敢冒险与西班牙开战的和平商贩，他对国王也太过臣服。皮特说，这位国王显得“对汉诺威有种荒诞、忘恩而不忠的偏爱”，并认为“英格兰只是一个卑劣的选帝侯区里的一个辖区”。这位热情的雄辩家如此热衷地追求黩武政策，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于1744年垂死之际遗留给皮特1万英镑遗产，因为这位公爵夫人继承了她那死去丈夫对战争的热爱。亨利·佩勒姆执政时，他请求国王任命皮特为国防大臣。乔治二世拒绝了这个请求。佩勒姆坚持己见，他形容皮特是“我们拥有的最能干而有用的人，真正廉洁而绝对正直”。国王屈服了，1746年皮特入阁，最初担任爱尔兰的联合副财政大臣，接着出任武装部队的军需官。这个职位一向是个肥缺，军需官可以收取国会表决给外国王子的所有津贴的0.5%，同时将留给他支付军饷的大笔流动资金投资获利，并将之纳入私囊。皮特拒绝接受公俸以外的任何津贴，萨丁尼亚国王强迫他接受一份赠礼时，他拒绝了。长久以来认为这种临时津贴是对人性的一种正常施惠的英格兰，赞誉皮特反常的廉洁，而且支持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横跨世界的不列颠。

1755年6月，英国与法国未经宣战就在美洲爆发战事。1756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条约。5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同盟条约。11月，现任国务大臣的皮特，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决定欧洲版图的七年战争期间，成了英国的喉舌和舵手。

第四章　宗教与哲学

宗教的情势

西欧18世纪的历史有两个主题：古老封建政权的崩溃，给予前者精神和社会支持的基督教近乎崩溃。国家与宗教在互相支援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衰落，似乎也使另一个卷入同样的悲剧中。

在这两个方面的重大变迁中，英国上演了第一幕戏。在政治的舞台上，她在1642年至1649年的内战中废除一个封建的贵族政治和斩下一位国王的首级而比法国大革命早了147年。在宗教方面，自然神教抨击基督教比法国的伏尔泰运动（Voltairean Campaign）早半个世纪；霍布斯的唯物论比梅特里（La Mettrie）的唯物论早一个世纪；休谟的《人性论》（1739年）和他的短论《谈奇迹》（“Of Miracles”，1748年）早于法国的知识分子在《百科全书》（1751年）中抨击基督教。伏尔泰到英国之前，已在法国学到怀疑论——部分是向英国被放逐的博林布鲁克学的；但他在英国的3年（1726—1728年），目睹正教式微、天主教蒙羞、新教瓦解为软弱的宗派，及自然神教论者除了相信上帝之外诘难基督教的每一样事情，都使他震惊不已——而这些正是伏尔泰要带到法国的挑战。伏尔泰说：“在法国，我被认为太少宗教信仰；在英国，则被认为太多宗教信仰。”

孟德斯鸠于1731年访问英国，他报道说：“英国没有宗教。”当然，这只是夸张。就在那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正在牛津建立循道宗教派运动，孟德斯鸠这位贵族则多半在贵族或文坛的圈子里活动。他告诉我们，在这些团体里，“如果提到宗教，每个人都会嘲笑”。这似乎也太极端。现在且听听几乎晓得上层阶级每个男女和异端分子的赫维爵士说的：

这种基督教的神话……现在（1728年）在英国被推翻了，因此任何一个上流社会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几乎和过去耻于承认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一样，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即使是以见解自豪的妇女，也小心地让人晓得她们不屑受到基督教的偏见限制。

在那些高贵的阶级或心灵中，宗教意味着英国国教教会的幻梦，或非国教派的“狂热”。约翰逊不久将狂热阐释为“徒然相信秘密的启示”——字面上是“内在的神”。英国国教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对抗汉诺威王朝和得胜的辉格党而丧失了荣誉和影响力。现在它已顺从了国家，它的教士也成了统治阶层卑微的扈从。乡间的教区牧师是讽刺文学或粗俗揶揄的上好笑料，菲尔丁对教区牧师亚当的尊重是例外。阶级差别在教堂中很普遍。富人拥有靠近讲坛的特别座位，商人坐在他们后面，一般老百姓坐或站在后面。礼拜仪式结束时，老百姓留在他们的位置上，身份地位高过他们的人神气十足地陆续退出。在伦敦有些教堂里，太多的穷人涌进教堂时，带着假发的教友纷纷逃出，同时锁上座位，出外呼吸更新鲜的空气。

有些英国国教的主教，像巴特勒、贝克莱和沃伯顿，都是饱学之士，其中两位品格高尚。但大多数高级教士都设法谋求升迁，与宫廷里的怀疑论者和贵妇人玩弄政治手腕，而且奢侈地浪费许多教区的收入。我们听说，钱德勒主教由利奇菲尔德升到达勒姆花了9000英镑；温切斯特的威利斯主教、坎特伯雷的波特大主教、伦敦的吉布森和舍洛克主教死时“无耻地富有”，有些人留下价值10万英镑的遗产。萨克雷（Thackeray）不喜欢他们：

我知悉雅茅斯夫人（乔治二世的情妇）以5000英镑的价格出卖主教职位给一名教士……他是那个时代唯一借这种手段担任教职的高级教士吗？我探访乔治二世的圣詹姆斯教堂时，我看到成群的教士登上宫廷贵妇的楼梯；偷偷摸摸的教士把钱包悄悄放在她们膝上。皇家礼拜堂的牧师在不信教的老国王面前用德语讲道或闲谈，老国王在蓬座下打着哈欠……声音大到牧师……在圣坛上失声痛哭，因为这位信仰的捍卫者兼主教职位的分配者不愿听他讲道！

英国国教变得大为宽容其教徒之间不同的神学和宗教仪式，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迹象。皮特形容英国国教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亚米念（Arminian）新教派的牧师”。也就是说，官式的教义是宿命论，仪式是半天主教，自由主义的精神则允许英国国教教士拒绝加尔文的宿命论，并采用荷兰异教徒亚米念自由意志的垂训。宽容程度日增，因为信仰衰落。像休谟的异端邪说，若在17世纪的英国，必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今只对英国的思想潮流激起轻微的涟漪。休谟形容英格兰“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宗教事务最是冷漠”。

法律规定所有的英国人都得信仰国教。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会遭到每次缺席罚款1先令的处罚；任何允许这种不上教堂的人与其同住者，每个月罚款20英镑。然而，这些法律难以强制执行。天主教礼拜式为非法，也只是法律规定而没有实际执行。执行任何祭司职事的天主教神父将被禁监终生。一项同样的惩罚打消了任何天主教徒兴办学校的念头：在100英镑罚款的惩罚下，任何父母都不可能将子女送到海外接受天主教教育。只有那些宣誓效忠和奉英国国王为国家主权人（承认英国国王是教会的领袖），而且宣布反对变体论的公民，才有资格购买或继承土地。任何拒绝接受这些宣誓的天主教徒不得担任文职或军职工作，不准执行法律业务，不准提起任何法律诉讼，而且不得居住在伦敦10英里范围之内。此外，这样的天主教徒可能在任何时候被逐出英国，如果返回英国，他可能会被处死。然而，实际上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代，天主教徒照样把他们的财产和教义传给他们的子女，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礼拜堂和家里望弥撒而不受妨碍，他们有许多人照规发誓而心灵则保留信仰的自由。

几乎所有虔诚的英国新教徒，现在都参加了与国教存在分歧的宗派。伏尔泰嘲笑并乐于见到他们的繁多宗派：独立会教派信徒（清教徒）、长老会教友、浸信会信徒、公理会教友、教友会信徒、苏西尼派（Socinians，唯一神教派教友）。长老会教友在丧失政治权力后，变得宽容多了。他们并未认真地相信宿命论，同时他们许多人也默然安于人身的基督。1719年，长老教会牧师大会以73票对69票决定，牧师候选人应当不必同意正统三位一体的教义。教友会信徒的财富而不是人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时，他们变得更能安于人的习性和罪恶。忧郁的倾向几乎感染了即使是在兴盛之中的所有非国教信徒。上层阶级使星期日成了狂欢的日子，中下阶层——以非国教派的人民为主干——继续过着清教徒“黯淡的星期日”（blue Sunday）。在家里的晨祷后，家人到礼拜堂参加持续两小时的礼拜式。回到家里，父亲向妻子儿女朗读圣经或虔敬信仰的书籍，他们坐在没铺地毯的地板坐垫上。下午和晚上他们通常还要去做礼拜，一起祈祷，聆听另一次宣讲，歌唱响亮的圣歌借以寻求一些乐趣。在那个神圣的日子里，不准唱凡俗亵渎的歌曲，不可以打牌，大致说来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在安息日避免外出旅行，这样好让拦路强盗休息一天。

伏尔泰回顾英国的宗教情形，发现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仍然保持不宽容的法国：

观察一下伦敦的皇家证券交易所……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里一起从事贸易。在那里，长老会教友信任再洗礼派信徒，国教徒信赖教友会信徒。在这种自由集会解散后……有些人去参加犹太人集会，其他人则去喝上一杯。这个人走了，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在一个大桶中洗礼；那个人去割除他儿子的包皮，对着这个男婴细诉一大堆希伯来话——话的意思连自己也完全不懂；其他人（教友会信徒）回到他们的教堂，在那里戴上帽子以等待天堂的神灵启示；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

如果英国境内只准许一种宗教存在，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断独行；要是只有两种宗教，人们会互相残杀；但是由于宗派众多，他们全都快乐地生活而且相安无事。

自然神教的挑战

许多因素加在一起，瓦解了英国的基督教教义。教会和政党的盛衰相联结，上层阶级财富的增加和对娱乐的要求，通过贸易和旅行引起的国际主义观念的成长，对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民族的日渐认识，繁多的宗派及其相互的批评，科学的发展，对自然主义和不变法则的信念的加强，对《圣经》所做的历史性和批评性的研究，贝尔的大字典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之类的划时代著作的输入或翻译，国家检查出版制度的摒弃（1694年），理性威望的兴起，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在哲学中对世界和人类提出自然解释的新尝试，及综合上述一切的自然神论者将基督教降为对上帝和永生的一种信仰运动。

这个运动以1624年舍伯里封地赫伯特爵士的《真实论》开始；17世纪和18世纪初经过查尔斯·布兰特、托兰和科林斯诸人而成长；现在则在威廉·惠斯顿、伍尔斯顿、廷德尔、米德尔顿、查布、安尼特和博林布鲁克身上以累积的效果向前推展。威廉·惠斯顿继牛顿之后成为剑桥卢卡斯（Lucasian）数学教授，由于发表一些怀疑三位一体的思想而被解职。他在《原始基督教辩正》（1712年）中为阿里乌教派辩护，而且苦心证明《旧约》的预言和基督无关。基督教的维护者放弃由预言而起的争辩、并将基督的神性放在《新约》中有关的奇迹上时，伍尔斯顿在《救主奇迹六论》（1727—1730年）中大放厥词。伏尔泰说：“基督教从未受到任何基督徒如此大胆的抨击。”伍尔斯顿辩称，这些奇迹有的令人难以置信，其他则荒诞不经。他发现尤其难以相信基督曾经诅咒无花果在复活节这么早的时节里不结果子。他怀疑，如果耶稣像处死加大拉的猪群（Gadarene Swine） [1] 而把英国饲羊者的一群羊处死时，这些人将如何对付他，他们会“吊死他”，因为英国法律规定这种事要处以死罪。伍尔斯顿认为，基督复活的故事是十二使徒蓄意欺骗他们的听众而编撰出来的。他以他仍然是“坚如巨石”的基督徒这项声明来掩饰这一切。然而，他的每篇论说都致力谴责一位主教的骄傲和他们的贪婪，因此他们控告他诽谤和亵渎神明（1729年）。法庭判他罚款100英镑，并要他保证将来会检点。由于无法筹措需要的款额，他进了监牢。伏尔泰捐出1/3的数目，剩余的款项筹足后，伍尔斯顿获释了。这次审判无疑为《救主奇迹六论》一书做了宣传，在几年中卖出了6万本。作者不详的《伍尔斯顿的一生》（1733年）道出了他在走进圣乔治广场时——

一位兴高采烈的年轻妇女迎接他，并以下述的态度招呼他：“你这个老家伙，你还没被人吊死？”伍尔斯顿对此回答道：“好女人，我不认得你。敢问一声，我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这个女人答道：“你写文章侮辱我的救世主。要不是我那亲爱的救世主，我这可怜有罪的灵魂将如何下场？——我那为了像我一样邪恶的罪人而死难的救世主。”

自然神论者的宣传到了廷德尔手中达到最高峰，他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学生。在一段平静而可敬的生活（主要是以皈依天主教而又改宗闻名）后，他在73岁时出版第一卷《与宇宙同老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1730年）。3年后去世时，他遗留下第二卷的手稿。后者落入一位主教手中，他把它毁了。我们或许可以从150封企图反驳的回信中，估计第一卷的影响力。巴特勒主教的《宗教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和贝克莱主教的《细心哲学家》（Alciphron），均由此而来。

廷德尔对所有神学的奇想未尝稍假颜色。他问道，为什么上帝要将他的启示给予一个小民族——犹太人，并让他们单独拥有4000年的时间，然后派遣他的儿子带给他们另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1700年后仍然只限于人类中的少数民族所有。利用这种愚蠢方法造成这种延迟和不当结果的是什么样的神？先是惩罚寻求知识的亚当和夏娃，然后仅仅因为出生而惩罚他们所有子嗣。我们听说，《圣经》里的荒唐事情是由于上帝要使他的圣道适合于他听众的语言和观念所致。胡说八道！为什么他不能明白地向他们说明简单的真理？为什么他要用传教士做他的中间人，而不直接向每一个人的灵魂说教？为什么他允许他那特别显明的宗教成为迫害、恐怖和倾轧的发动机，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反思后，人们为何在道德上不比过去更好？——实际上，反而比在异教礼拜式下更加凶暴残酷！难道苏格拉底或西塞罗没有比历史上的基督教更好的道德？真正的启示是在自然本身，在人天赋的理性中；真正的上帝是牛顿显示的上帝，根据不变的法则庄严运转的神奇世界的设计者；真正的道德是与自然谐和的理性生活。“凡能如此调节自然欲望，使最有助于合在一起考虑的理性的发挥，身体的健康和感官的快乐（因为他的幸福包含在这里），或许可以确定，他绝不会冒犯他的造物主，根据事物的本性统治万事万物的造物主，只能期望他有理性的创造物会根据它们的本性行事。”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与宇宙同其长久”。

米德尔顿从历史的角度继续予以抨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了圣职。在一而再地打击正统信仰时，他表面仍然继续信奉基督教。他写过他那个时代几篇最佳的散文，他的《西塞罗传》（Life of Cicero，1741年）虽然借重前人之作，但迄今仍是令人赞赏的传记。他把《罗马通信》（Letters from Rome，1729年）送往英国，信中以学者的态度详细揭示了天主教仪式中异教礼拜的残渣——供香、圣水、圣物、奇迹、还愿物和摆设在圣堂前的灯火，及古代的大祭司成了罗马教皇。信奉新教的英国鼓掌喝彩，但不久即发现，米德尔顿的历史倾向同样会困扰新教与天主教神学。沃特兰为《圣经》毫无错误的真理和《圣经》的启示辩护以反对廷德尔时，米德尔顿在与《沃特兰博士书》（1731年）中警告新教神学家，倘若坚称《圣经》里所有的传说均为真实的历史，是自取灭亡；知识的进步迟早会拆穿这些无稽之谈，而且迫使基督教护教者羞愧地退而采取一些较为温和的立场。接着，米德尔顿运用一种显示他的历史研究影响他的宗教信仰的辩词：即使基督教神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好公民将支持基督教和基督教教堂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屏障，用以阻止潜伏在人类内心的野蛮行为。

最后，米德尔顿发表了他最有分量的著作，《纵论据云历来存在于基督教会的神力》（A Free Inquiry into the Miraculous Pow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Existed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through Successive Ages，1748年）——休谟稍后列为优于他自己同时代的短论《谈奇迹》（1748年）一书——他先承认正宗的《新约》赋予基督或使徒的奇迹的权威力量，继则打算证明归于圣父、圣人和教会殉道者的奇迹，在基督教第一世纪后，不足采信；若仅提到那些故事，适足以证明它们的荒诞不经。有些教堂的神父明知这些故事虚构但仍予认可，米德尔顿引述饱学的教会史学家莫斯海姆（Mosheim）以暗示他的恐惧，“那些稍微仔细研究第四世纪最伟大和最神圣的学者著作的人将会发现，每当宗教利益要求这么做时，他们全都准备欺骗、撒谎，毫无例外”。

米德尔顿的著作有许多缺点。他忘了他也曾建议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欺骗来支持基督教，他也忽略了某些奇特的经验。无论如何，《纵论》一书的影响将返回到《旧约》，然后到《新约》的奇迹上，这种批评方式和米德尔顿过去用在教父时期的方法相同。而他的天主教对手说他的辩词将削弱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超自然架构，当属正确。或许米德尔顿的本意就是如此，但他保留他教会的高位直到去世。

博林布鲁克皈依自然神教，这在贵族政治圈里是一个秘密。在他一生谨慎不许发表的著作中，除了培根和洛克外，他几乎轻贱谩骂了所有的哲学家。他称柏拉图是神学的谎言之父，圣保罗是狂热的空想家，莱布尼茨是“妄想的骗子”。他称形而上学家是“博学的狂人”，还形容所有认为灵魂与肉体不同的人是“空论的疯子”。他嘲笑《旧约》是无稽之谈和谎言的混杂物。他自称信仰上帝，但拒绝接受基督教其余的教义。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而不确定的。“我们必须经常存疑……对宗教、政府和哲学，我们必须怀疑每一样已有的东西。”他留下了怀疑论的最后一个慰藉——相信进步，所有社会都经过“由新生到腐化，由腐化到新生”的轮回。

1744年，博林布鲁克继承了巴特西的家产，离开法国到那里度过他多病及绝望挣扎的余年。在他的政治势力丧失而肝火旺盛时，原来的朋友背弃了他。他第二任妻子的去世（1750年），扼杀了他对生活的兴趣。“在这个世界里我一年比一年孤立”——自私的报应。1751年，他患了由脸部开始蔓延的癌症。他口述留下虔诚的遗嘱，但拒绝任何牧师随侍。经过6个月的垂死挣扎，对他自己或人类不抱任何希望后，他终于于12月12日离开人世。

注释

[1] 加大拉的猪群，出自《马太福音》，耶稣赶鬼入猪群，结果猪群闯下山崖落海而死。

宗教的反驳

基督教的辩护者并未抱着任何默认失败的精神以迎接自然神论的攻击。相反，他们以廷德尔、米德尔顿或博林布鲁克同样充沛的精力及广泛的知识和恶毒的方式还击。比较软弱的护教论者，像利奇菲尔德的钱德勒主教和伦敦的牛顿主教，仰赖陈腐的辩词——基督来到时，犹太人正热心地期待救世主，许多犹太人的预言已由耶稣的生涯加以实现；或者，像伦敦的舍洛克和罗切斯特的皮尔斯主教，他们以多方面的证词证明基督的复活。舍洛克和其他人则坚称，基督奇迹的证据庞然不可抗拒，足以确认基督和基督教的神圣。舍洛克说，一个证据确凿的事件，只因和我们的经验相互矛盾，即予驳斥，这是非常冒险的；根据同样的理由，热带地方的居民拒绝相信冰的存在。当我们假定事情不可能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时，“我们便逾越了我们感觉知识的范围，其结论是基于偏见，而非基于理性”。

贝克莱于1709年至1713年发表哲学见解，他从罗得岛寄回他的《细心哲学家》，参与争辩。这是篇迸发豪放的思想且体裁活泼的对话录。阿尔西弗农（Alciphron）形容他自己是由自由主义到自然神论、再到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现在他驳斥所有宗教都是传教士和法官用来欺骗人们的手段，除了感觉、感情和欲求外，他拒绝相信其他任何东西。厄弗拉诺（Euphranor）道出了贝克莱的心声，他警告自然神论者说，他们的教义导致无神论，而无神论又将导致道德崩溃。也许有几位优秀的无神论者，但是如果他们的教义被大众接受了，他们的教义会不会成为自由思想，不受约束？这些宗教的怀疑论应当也是科学的怀疑论，因为许多科学家的陈述——像较高等的数学——远超出我们感官的证明或我们理解的程度。三位一体的教义当然不比负一的平方根更难于理解。

威廉·沃伯顿并不像贝克莱那样，把信心或教会收入建筑在那样脆弱的基础上。他先接受律师的训练，然后受命为英国国教牧师。他以律师所具有的一切机灵努力在神学的密林中找出自己的路。或许他做军人要比当律师或牧师更合适，他喜欢论战，如果他在白天没有制服对手，晚上便几乎无法成眠。他形容他的生活是“地球上的一场战争；那就是说，像汉尼拔攻打罗马一样，在圣坛上攻击我永远与之为敌的盲信者与放纵家”。他的标枪射程远而广，当它们结果敌人后，转而戮杀朋友。他简单扼要地形容同时代的人：约翰逊，一个恶毒而霸道的暴徒；大卫·加里克，“他偏离感觉时，他的意识更像是胡扯”；斯莫利特，一个“写胡说八道的东西比人强一万倍的浪荡苏格兰人”；伏尔泰，一个耽迷在“最龌龊的放纵思想的阴沟”里的“恶棍”。

他那两卷浩繁的杰作于1737年至1741年写出，名为《以自然神教启示的摩西的神圣使命》（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Demonstrated on the Principles of a Religious Deist）。书中的辩词崭新而独特：对来世的报偿和处罚的信仰是（一如许多自然神论者同意的）社会秩序所不可缺的；但摩西不靠这一信仰而成功地组织了犹太人的生活使之趋于繁荣和道德；这个奇迹只能以摩西和犹太人的神灵指示来说明；因此摩西的使命和律法是神圣的，《圣经》是上帝的圣道。沃伯顿觉得这种说明与“数学上的确切相差无几”。他教会的同事对他所说上帝引导犹太人历经613条律法和4000年而未让他们晓得他们的灵魂不死这一观点，不很高兴。但这位强悍的作者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些学究气的研究——谈道德的本质，谈教会和国家必要的结合，谈神秘的宗教和古代的宗教仪式，谈写作的起源，谈象形文字的意义，谈埃及年表，谈《约伯记》的日期及谈放纵思想家、考古学家、学者、历史学家、苏塞纳斯教徒、土耳其和犹太人的错误——整个英国都对他学识的广博咋舌不已。沃伯顿转战各个战场——对抗克劳萨斯、刘易斯·西奥博尔德、博林布鲁克、米德尔顿、卫斯理、休谟——结果擢升为格洛斯特赚钱而舒适的主教职位。

巴特勒脾气较不粗暴，是一个非常温文、谦逊而仁慈的人。他眼见帮助欧洲文化脱离野蛮的宗教正处于存亡关头而深感痛苦。他震惊于上层阶级普遍欢迎霍布斯的唯物论。他受命为英国教会最高的大主教职位坎特伯雷大主教时（1747年），他拒绝了，理由是“要他设法支持衰落的国教已为时太晚”。1751年，他对“这个国家宗教的普遍衰微……它对人心的影响越来越小……那些自称非教徒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虔诚也逐渐消失”，表示失望。就好像他觉得一个人放弃他的宗教和道德继承物会染上精神上的健忘症一样，他问他的朋友迪安·塔克，一个国家是否会和个人一样发疯？这使他的朋友感到惊讶。

他仍献身于寻求基督教信仰智慧的复兴。在他还是年仅34岁的年轻传教士时，他发表了《十五训诫》（1726年），而在书中修正霍布斯对人性的悲观分析，宣称人在许多方面虽然天生邪恶，但人天生也是社会和道德的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是非观念。巴特勒辩称，人类较高贵的成分来自上帝，这些成分便是他的传声筒。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了影响世界的一套神设的概括理论。卡罗琳喜欢这种说法，1736年，巴特勒被任命为卡罗琳王后的“御用教士”。

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然与神启的宗教与自然体制过程的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Natural and Revealed，to the Constitution and Course of Nature），成为一个世纪来基督徒对不信仰者所持辩词的主要支柱。序言揭露了当时的风气：

我不晓得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基督教不是探究的对象，而是现在终被发现为虚构之物，他们据此对待宗教，就像目前这是所有聪明人之间一致同意的观点。他们只将宗教视为欢笑和嘲弄的主要对象，就像是用以报复其长久中断世界的快乐一样。

有意作为对自然神论者的答复，《类比》一书承认上帝的存在。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已接受了“自然的上帝”，这个世界伟大的设计者和造物主，但它拒绝了显然不公正的《圣经》的上帝，因与那个崇高的概念势难比拟。巴特勒打算证明自然和《旧约》中的耶和华有同样多的不公正和残酷；自然的上帝和启示录的上帝之间并不冲突；那些接受一神的人在理论上应当接受其他的神。这位御用的善良教士从未想过有些大胆的怀疑论者会由他的辩词下结论说，这两个神都不值得文明人崇拜。

巴特勒根据概率辩称，这两个神都存在，而且是二而一的神。我们的心灵并不完美，容易犯错；无论是关于上帝或关于自然，我们绝无法予以肯定；有可能性就足够了，可能性支持了对上帝和不死的信仰。灵魂显然优于肉体，因为肉体的器官是灵魂的工具和仆役。灵魂显然是人的本质，无须与肉体同时毁灭；或许，在死亡时，它会寻求一个较高阶层的其他工具。一个有机体应当由较低的形式转为较佳的形式——如爬虫类变为有翅生物，如蛹变为蝴蝶——这对自然岂不自在？另一种类比或许使灵魂的生命在肉体死亡后将有报偿和处罚——经常假定上帝的存在。正如我们因为罪徒侵犯社会而施予惩罚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也因人类的恶行而惩罚他们；但由于有许多恶无显报、善无见报的例子，我们难以置信上帝将不在来世的行为与命运之间恢复较为公正的关系。我们的良知或道德意识只能由一位公正的上帝传给我们。

巴特勒的辩词现在仍然有趣，是因为它说明了现代心灵进化的一个阶段。这些论词以彼矛攻彼盾：那些接受大自然中神设计的证据者，没有理由因为《旧约》启示的残酷上帝而拒绝《圣经》，因为自然的上帝也一样残酷。这是为基督教辩护极具创见的方式。巴特勒显然并未怀疑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某些比无神论更沮丧的东西——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结论，认为宇宙内部或背后最终的力量为非道德，也和巴特勒神学主要的根据——是非观念——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如果仅以它的温和气质来说，《类比》一书标志了一项进步，这里没有神学家之间因为意见不合而生的反感，没有油滑的谩骂，只有热切企图，甚至对那些似乎摧毁人类最珍贵的希望者彬彬有礼。卡罗琳王后赞誉这本书是有史以来对基督教教义所做的最佳辩护，她垂死之际推荐巴特勒担任教职。乔治二世任命他为布里斯托主教，接着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最后担任达勒姆主教。巴特勒在那里生活俭朴，并将他大部分的收入捐赠给贫民，在同侪间立下了一个榜样。

他的《类比》一书留下如此多的疑惑之门，因而许多教士建议停止辩论，而且宁可将他们的信念建基于宗教的需要和超乎理性柱身的感情之上。因此，亨利·多德韦尔（Henry Dodwell）《非基于争辩的基督教》（1742年）一书不以理性推论精神方面的问题。理性推论不是真理的向导，更不是幸福的指南，而只是正反两派损伤元气的舞曲。从来没有人将信心建立在这种流动的根基上。多德韦尔说，塞缪尔·克拉克、沃伯顿、巴特勒和其他基督教护教者的辩词动摇的宗教信念远比他们加强的要多。如果玻意耳讲席不曾每年予以反驳一次，可能根本不会出现无神论。基督未曾争辩过，他躬行教导，恍如具有权威之士。凝视任何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会发现内心的觉悟，而不是知性的结论。因为单纯的灵魂信念必然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传统，成熟的精神必须是超自然实体的直接感觉。

威廉·劳在与自然神论者的论战中扬名后，阅读雅各布·伯梅（Jakob Böhme）的著作而深受感动，他由争辩转向神秘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犬儒主义得意的半个世纪中，他热情而自信地写出内心的存在和基督救赎之爱，就好像他是托马斯·阿·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再生。他拒绝宣誓承认乔治一世是英国国教的领袖，而牺牲了所有人世的荣华富贵。他的剑桥大学研究生资格被剥夺了，他的学位也被作废。他成了爱德华·吉本父亲的家庭教师，他在那个家庭停留很久，足以让这位历史学家记得他。这位怀疑论者说：“在我们家里，他留下高尚而虔诚的声名，他相信他承认的一切，实行他教导的一切。”塞缪尔·约翰逊称赞威廉·劳所著《对虔诚而神圣的生命的严正呼吁》（1729年）是“任何语言中最佳的忠告神学”。当然这种神秘主义要比本身迷失在天国或地狱的超自然幻想中的神秘主义健全得多。威廉·劳写道：“在我们赎罪的整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超自然的。它的每个部分在自然的运转和动力中都有它的根底，我们所有的赎罪只是摆正以后的自然。”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失调的灵魂状态，天堂也不是一个地方，它“不是外在、隔离和强加的状态”，而是处在健康及和平状态的灵魂的幸福。威廉·劳是英国国教虔诚的信徒，他却梦想一种新生的和新教的禁欲主义：

因此，如果男人或女人……想要得到完美，应当团结成小社会，宣称自愿贫困、守贞、退隐与献身，有些人可能会因其仁慈而得救，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祈祷的祝福，也会因其榜样而获益……这些人……绝不会担上任何迷信或盲目信仰的罪名……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恢复了教会最伟大的圣人在世时构成教堂荣耀的那种虔敬。

威廉·劳的理想和优美的散文，感动了吉本的姑母赫斯特，因此，她和一位富孀前往他的故居北安普敦郡的金斯克利夫镇附近定居，并将她们大部分的收入在他的监督下捐作慈善事业。他一度是热切的学者，喜与博学的彬彬君子为伍，现在则以分送食物、衣服，并以对穷人、病患和孤儿讲道为乐。他俭朴到几乎谴责所有人世欢乐的地步。他恢复了清教徒反对戏院的运动，认为戏院是“魔鬼之屋”，或者至少是“地狱走廊”。威廉·劳的神秘主义并不见容于英国人的性格和当时的习尚，当约翰·卫斯理来到他门下时，他便似乎在徒然的阴暗中结束他的生命。

约翰·卫斯理（1703—1791）

要了解约翰·卫斯理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他和胞弟查理·卫斯理在牛津发起循道宗教派运动（1729年）时，英国的宗教正陷于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低落的低潮。上教堂的下院议员不超过6个人。英国国教的教士那时都接受理性主义，他们所有的著作几乎都基于推理。他们很少提到天堂或地狱，强调社会美德而非来世。正如伏尔泰描述的，英国人的讲道是“具体但有时枯燥无味的论说，向人们宣讲时既不带手势，也不带特殊高昂的声调”。只有在中产阶级的非国教派中，宗教才是活跃而热烈的。英国国教的教士几乎完全忽略了市镇的工人，“由最低阶层组成的广大群众，他们处在教育或宗教之外，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也从来没有人劝他们信仰任何宗教”，他们被遗弃在贫困之中，只有宗教的希望略为照亮他们。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有力地恢复了清教徒的信念和伦理，并建立了循道宗教派的教堂。

卫斯理的祖先因神学和叛变而垮台。他的曾祖父巴托罗缪被免除其在多塞特的教区牧师俸禄，因为英国国教在恢复英国教会独占的地位后，他继续信仰非国教派的宗教。约翰的祖父约翰·卫斯理成了多塞特的一名牧师，他由于拒绝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而遭到监禁，被革除他的教区长职务，并成了普尔的非国教派牧师。约翰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把姓氏中的“t”字除去，靠自力读完牛津，放弃非国教派，结果受命为英国国教牧师，娶了苏珊娜·安斯利，成了林肯郡埃普沃思的教区教长。他的19个子女中有8个夭折——这充分说明了妇女的生产之苦，牧师们漫不经心的年轻活力及18世纪英国医疗卫生的水平。这位父亲在家里和在圣坛上都是严守纪律的人；他教养子女敬畏复仇心重的上帝，判决他的一个教区居民犯有通奸罪，而且强迫她穿上忏悔的长袍走过街道。他的妻子在严厉和虔诚上并不比他逊色。在她最有名的儿子29岁时，她向他说明了道德训练的哲学：

我坚持要及时驯服孩子们的意志，因为这是宗教教育唯一强大而合理的基础，如果不这样，告诫和榜样都将无效。只有在这项工作彻底完成时，一个小孩才能受他父母理性和虔诚的管束，直到他自己的悟性成熟为止……在年满1岁时，他们（她的子女）受教以畏惧责罚、低声哭泣。这样，他们便可能免去他们很可能会挨受的许多纠正。

她的长子塞缪尔·卫斯理成了诗人、学者和反对弟弟们的循道宗教派的英国国教牧师。排行第十八的是查理·卫斯理，他以6500首圣歌强有力地辅助约翰传道。约翰排行第十五，1703年出生于埃普沃思。他6岁时，教区住宅焚毁；他被遗弃迷失在火焰之中，但他出现在二楼的一个窗口，结果由邻居垫在另一位邻居的双肩上予以救下。此后他称自己是“从火中拣出来的燃木”，而且从未克服他对地狱活生生的恐惧。在他父亲家里，任何无法解释的声响都被解释为超自然的魔鬼或神的展现。

11岁时，约翰被送进沙特尔修道院的公立学校，17岁进了牛津的基督教堂。他靠不屈不挠的散步、骑马和游泳战胜了身体的羸弱，而活到88岁。他涉猎广泛，阅读时仔细做笔记和摘要。在所有的书籍中，他偏爱杰里米·泰勒的《神圣而生与神圣而死》和托马斯·阿·肯皮斯的《效仿耶稣》。甚至在大学时代，他就开始撰写——一部分是密码和速记——那本英国文学和新教虔诚信仰的名著《日志》（Journal）一书。1726年，他成了林肯学院的研究生。1728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国教牧师。

最先在牛津集合约15名学生和教师的小团体、决心有条不紊地彻底履行基督教教义的，是他的胞弟查理。他们的敌人嘲弄地称呼他们是“神圣俱乐部”和“循道宗教徒”。他们一起阅读希腊语《圣经》和古典文学；他们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斋戒；他们每周接受一次“主的晚餐”；他们拜访囚犯和病人，给予他们慰藉和宗教的希望；他们陪着死刑犯走上断头台。约翰·卫斯理由于更大的热诚和奉献成了这个团体的领袖。他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他一直维持这个习惯到老年。每天早晨，他有条不紊地计划每天每个小时要做的工作。他一年只靠24英镑过活，把其他的收入捐作慈善事业。他斋戒如此之勤，致使健康一时似乎遭到无法弥补的损伤。他步行去拜访威廉·劳，请求他给予忠告。威廉·劳的《对虔诚而严正的生命的严正呼吁》成了他精神上的指南。他的《日志》记道，从这本书里，“光如此强烈地照耀着我的灵魂，因而每件事都以崭新的景象出现”。

1735年，他和查理受奥格尔索普将军之邀，以传教士的身份陪他到佐治亚。由于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们和母亲商量。她告诉他们，“如果我有20个儿子，如果他们全都有所作为，则即使我绝不会再见他们一面，我也会为之高兴”。我们这些放弃信仰的人将如何了解这种奉献之心？10月14日，约翰和查理跟另外两位循道宗教派信徒搭乘“西蒙兹”（Simmonds）号前往萨凡纳港。在船上，他们深为一些离开德国到美洲定居的摩拉维亚教徒（Moravian Brethren）的虔诚所感动。强烈的暴风袭击这艘小船时，这些摩拉维亚教徒面无惧色，他们以不屈的圣歌对抗大风暴。卫斯理兄弟觉得这是比他们自己的宗教更坚强的信仰。

抵达佐治亚（1736年2月5日）后，俩兄弟担任不同的职务：查理成了奥格尔索普总督的秘书，约翰成了这个新社区的牧师，偶尔到邻近的印第安部落传教。起初他称赞这些人渴望接受福音，但两年后，他形容他们是“老饕、窃贼、伪君子、撒谎者、弑父的凶手、弑母的凶手、杀害自己儿女的凶手”。我们听说，他“向印第安人传教并不成功”。白种人中有几百名流放的罪犯，他们不喜欢他的牛津腔调、傲慢的精神及他坚持严格的宗教仪规和纪律。至于洗礼，他要求完全和三倍的浸礼，做父母的一人反对时，他就拒绝为孩子洗礼。由于仍是一个“狭义上的国教教徒”，他在圣餐桌上驱逐一位自认是非国教派信徒却可敬的人物；他拒绝为不肯抛弃非国教信仰的移民诵读葬礼祈祷词；他禁止他教会的妇女穿着艳丽的服装或佩戴金饰；他也说服总督禁止人们在星期日钓鱼和打猎——那是他的教区居民唯一有时间钓鱼和打猎的日子。他爱上了萨凡纳首席法官18岁的侄女索菲娅，不过他的摩拉维亚教徒朋友不赞成这个姻缘。厌倦了他的犹豫不决，她嫁给了韦尔金松先生。在她拜受圣餐时，他拒绝她领圣体，理由是她在过去3个月里只领过3次圣餐，也忘了要她的牧师公布她的结婚预告。她的丈夫控告他诽谤他太太的人格；法院谴责卫斯理的行为和身为牧师的苛刻；他驳斥法庭审判他的权力；人们反对他的情绪大增。他逃往查尔斯顿，搭船返回英国（1737年12月22日）。

在伦敦，他恢复了严肃，希望这样能恢复他的信心。但前往美洲途中的摩拉维亚教牧师彼得·博勒尔向他肯定地说，他的信心仍然不够。无论他的品德如何完美，或是他的虔诚和仪式如何热烈，在他了解基督曾为“他”而死，也赎救“他的”罪恶之前，他会继续处于永劫状态；只有在这种信仰改变后，一个人才会没有犯罪的危险，而且确能得救。卫斯理在他的《日志》里追念最后的审判日。1738年5月24日，当时这种最后的改变幡然降临：

在晚间，我十分不情愿地前往参加阿尔德斯盖特街的一个集会，那里有个人正在阅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序言。约8点45分，他正在叙述上帝透过对基督的信念引起信仰的改变，我觉得我的心奇怪地温暖起来。我觉得我确实相信基督，只有基督能够救人；我也确信，他带走了“我的”罪恶，甚至“我的东西”，也使我避开了罪恶和死亡的法则。我开始全心全力为那些曾以一种更特殊的方式轻视地利用我和迫害我的人祈祷。接着我公开向所有在场的人表明我现在心中初次感受到的一切。

简而言之，他扼要地重述了由信仰和工作获救到仅仅由信仰获救（路德）再到个人和神的启发获救（教友会）的基督教演进过程。他甚为感激博勒尔，而于1738年夏天来到德国，还在赫恩逗留几周，这是摩拉维亚教徒在琴岑多夫伯爵的领地上建立的撒克逊人村庄。

同时，查理·卫斯理在返回英国途中，也体验到类似的转变。他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开始向纽盖特的囚犯传道，从每个他获准讲道的圣坛传教。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比约翰·卫斯理较不强悍的人物即将在循道宗教派运动中成为前导。乔治·怀特菲尔德于1714年生于格洛斯特一个客栈老板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为父亲的客人打酒。他排除困难念完牛津的彭布罗克学院，也成了“神圣俱乐部”的创始会员之一。1738年，他随卫斯理兄弟前往佐治亚，但在那一年秋天返回英国，被任命为国教牧师。不满于给予他在圣坛上的机会，加以渴望唤起广大民众接受神灵的启示，他从1739年2月开始在布里斯托附近的旷野向不太敢或不太愿意进教堂的煤矿工人传道。他的声音如此清晰有力，因而它能传入2000名听道者的耳中；他热诚的演讲术如此感动这些冷酷而倦乏的人，因而他能够看到（他告诉我们）“他们夺眶而出的眼泪，滑下他们黝黑的脸庞”。这位新任牧师的声名，及他露天传教的报道激起了英国人的热情。怀特菲尔德走到哪里，哪里就聚集了广大的群众听他传教。

他的传道令人难忘。他不佯装博学多闻，但他宣称他曾与上帝亲密交谈。卫斯理说，他的言词倾向于“浓郁和热情”，利用一些骇人的意象，所以他说到基督“似乎在天父的愤怒中烤炙，因而适当地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与皮特在国会中一样，怀特菲尔德在旷野将他表演的艺术发挥在他的演说中。他能够马上哭泣，而显然带有真挚的感情，他能够让他单纯的听众立刻强烈地感到罪恶，恐惧地狱而热爱基督。像博林布鲁克和查斯特菲尔德这样的演说家，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休谟这样的怀疑论者，像加里克这样的演员，都承认他的力量。由于在各地都受欢迎，他使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美洲成为他的教区。他13次横渡大西洋，12次跋涉到苏格兰。一周演说40个小时对他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50岁时，他疲惫不堪了。他减少他的时间表到“严格限制”的地步——他平常每天讲道一次，星期日只有三次——但已为时太晚。1769年，他第七度访问殖民地，第二年，他死于马萨诸塞的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

约翰·卫斯理从赫恩归来，不太赞同怀特菲尔德忠告式的风格，也迟疑是否模仿他的露天传道。“我一生（直到最近）都执着于跟礼节和秩序有关的每一点……我应当想到：如果不在教堂里拯救灵魂，那几乎是一种罪恶。”但他克服了他的厌恶，也在田野和街头传教，“我甘愿在公路上显得低微”（1739年4月）。他的演说不及怀特菲尔德的热情，他的谈吐是学者和绅士的谈吐，不过他也诉诸听众的感情。他使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成为一出规模庞大而高贵的戏剧的一部分，他们的灵魂在这出戏里是撒旦和基督的战场。他们随着他进入一个凶兆和奇迹的世界，他们在他口中听到——就如他宣称的——上帝的声音。怀特菲尔德讲道过后就结束了，卫斯理在一个个的城镇把他的信徒组成“小团体”，还引导他们永久不变。他们的聚会唤回了早期基督徒的会餐——宗教欢乐和社群爱心的节会。他们彼此忏悔罪过，甘受道德生活的审视，参加祈祷和诵唱圣歌。约翰已经制作或翻译了一些动人心弦的圣歌，查理也开始着手他多产的赞美歌集。1740年，查理写下他许多美丽的圣歌中最有名的一首——《耶稣，我灵魂的爱人》（“Jesus，Lover of My Soul”）。

在这些虔诚的团体中，约翰·卫斯理训练凡人传道士在领袖们无法停留时继续传播新的福音。没有圣职给予，没有任何固定的教区，有或没有圣坛，这些“助手”散布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给工人阶级带来对新教神学的畏惧和希望，也预为信仰振兴论者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的来访铺路。卫斯理本人旅行——骑马、乘驿马车或步行——到英国最偏僻的角落，经常日行60英里，40年来平均一年走上4000英里路。他利用每一个机会传教：在监狱里向犯人传道，在马车上向同行乘客，在客栈向住客，也在驶往爱尔兰或来往于港口之间的船只上布道。在埃普沃思，被拒绝使用他父亲拥有过的圣坛后，他便在教堂的庭院，站在他父亲的坟墓上传道。

他传道时讲些什么？基本上是似乎受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精神暴动惨重打击的清教教义。他拒绝了（怀特菲尔德则予接受）宿命论，步英国国教的亚米念派后尘，他坚称人有足够的意志自由以选择或拒绝上帝的恩典。他放弃一切对理性的诉求。他觉得，宗教超乎人为的逻辑之上，而依赖神的启示和内在的坚信。但他避开神秘主义，理由是这会将一切委给上帝，而未鼓励人们积极向善。他具有他那个阶层和时代大部分的迷信：他相信幽灵、神奇声响源自恶魔，巫术的存在和罪行。他辩称，拒绝相信巫术就是不再相信《圣经》。他不怀疑奇迹，他认为这些奇迹每天在他的信徒中间发生。头痛、痛楚的肿疡、剧烈的脱肠、断腿都由他或循道宗教派的祷告治愈。他曾说，一个天主教女孩每当阅读天主教的《弥赛亚书》时就双眼失明，但在阅读《新约全书》时视力又告恢复。他相信宣称见过天使、基督、天堂或地狱的妇女之说词，他也在他的《日志》中记下许多循道宗教派的反对者被神奇的处罚打倒的例子。

他的传道如此生动，以致听众中有许多人感动得歇斯底里与痉挛。《日志》记载罪人在听过他的布道后，肉体痛苦得在地上打滚，其他的信徒则跪在他们身边，祈祷他们摆脱附体的撒旦。卫斯理叙述了1739年在伦敦博文街（Baldwin Street）的一次聚会：

在一些人的呻吟和其他人的叫喊声中，我的声音几乎被淹没了……站在边上的一名教友会信徒……当他自己像被雷劈一样倒下去时，一点也不气恼。他所受的痛苦更是惨不忍睹。我们恳求上帝别让他担负愚行的责任，他很快便抬起头来高声喊道：“现在我晓得你是上帝的先知了。”

卫斯理引述一位见证人形容1759年在埃弗顿（Everton）循道宗教派信徒的一次聚会：

有的人尖声叫喊，有的大声呼号……最常见的是大声呼吸，就像半被扼住脖子而喘气求救的人一样。几乎所有的叫喊声确实像是垂死挣扎中的人类的呼号。许多人默默地饮泣，其他人像死人般躺在地上……我站上教堂的板凳，就像在对面座位上的年轻人，一个强壮、精神抖擞、健康的乡下人。但是顷刻之间，在他似乎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时，突然跌了下去，其势之猛，令人难以相信……当他躺在板凳下猛烈地抽搐时，我听到他两脚就要踏破地板似的……几乎所有被上帝抓住的人，不是脸色通红就是几乎发黑……一位穿着体面，站在我对面的陌生人仰天倒向墙壁，然后双膝向前跪地，使劲扭自己的手，像公牛一样吼叫着……他起身冲向墙壁，直到科林（Keeling）先生和另一个人拉住他为止。他喊道：“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噢，要一滴耶稣的血！”当他说这话时，上帝释放了他的灵魂。他晓得他的罪恶除去了，他身受的狂乱似乎大得不是人类所能承受。

卫斯理解释这些发作是将由神治愈的撒旦附体。他认为，这些事儿有时对行为或性格并没有长久的好处，但他觉得这些往往会洗净灵魂的罪恶，并展开新的生活。

循道宗教派在穷人中最为成功。传教士是具有普通学问、情愫与言词单纯的人，他们和听众之间并没有阶级或文化的隔阂。他们向农民、矿工和罪犯传达罪恶和忏悔的神示，虽然他们传布的是基于恐惧而非爱的信念，但他们给了无知无识的人一项伦理规范，这项规范共同促成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道德重整。卫斯理几乎仇视所有的娱乐。他准许玩牌，但他认为赶庙会、穿戴珠宝或美服、看戏或跳舞是一种罪恶。在他设于金斯伍德的学校里，没有安排游戏的时间，因为“小时候玩耍的人长大后也会嬉戏”。但清教徒伦常和英国人的性格相符，强壮的男子和有耐心的妇女都能忍受，它也给了英国工人阶级一种自豪的上帝选民和使命感，用以支持他们容忍贫困，并使他们敌视任何质疑基督教的革命。保守派人士后来感激卫斯理防止英国穷人信仰自然神论和自由思想，也把他们的渴望社会暴动转变为个人的解救，由人世的乌托邦转向死后的天堂。

卫斯理本人在政治上倾向保守派。他在他的阶级中是鼓吹某些长久以来应有的改革的前进分子：他抨击“虽然衰落却仍有选举权的城镇”的制度、国会中代表的不平等、英国政治侵蚀性的腐败、奴隶制度的不人道及英国监狱的恐怖。不过，他认为社会的阶级构造自然而公正，他反对放宽任何对付天主教的法律，在美洲殖民地的暴动中，他完全支持乔治三世。

他在教义上仍然信仰英国国教，但他驳斥英国国教所说的只有使徒传统（Apostolic Succession）的主教才能有效任命牧师的看法，他自己任命了苏格兰和美洲的牧师。他说“世界是我的教区”时，他是打算在他所希望的任何地方传教，不需要教会的准许或指派。在此意义上，他和英国国教是分离的。但是他劝他的信徒参加国教的礼拜仪式，躲避非国教派的集会和教义，同时避免与国教牧师作对。起初有些国教圣坛对循道宗教派牧师开放，但卫斯理的凡俗传教士承当行圣餐礼的大权，而循道宗教派恢复中古强调地狱和清教徒的原罪说法时，国教牧师像伊拉斯谟退出路德派一样，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喜欢有条不紊的发展，把循道宗教派信徒赶出国教的圣坛。

英国国教对这种新宗教的迫害远不及无法容忍以新方式传布旧观念的一般民众。在一个接一个的城镇里，露天的传教士——像稍后传播新社会福音的人一样——遭到性好残酷而毫无畏惧的暴民的攻击。在蒙茅斯，一名凡俗教士头部被石块击中而死。在温斯伯利，一批群众砸毁循道宗教派信徒的住屋，辱骂他们的女人，同时殴打他们的男人。卫斯理出现时，群众高喊要他的血，而且称赞那些用棍棒打他的人。他大声祈祷，他们就放他走了。在博尔顿，他传道的地方遭到一批愤怒群众的侵袭。在石块、瓦片和蛋如雨般落下时，他继续讲道直到结束。在迪韦齐斯，一具抽水机对着查理·卫斯理的住宅扫射，犬狮狗冲向他的信徒。在埃克塞特，怀特菲尔德几乎被石头砸死。在霍克斯顿，一头公牛受到鞭策冲进一个循道宗教派信徒的聚会所。在彭斯福德，一头被钓饵激狂的公牛全力撞上约翰·卫斯理讲道的讲桌。这些传教士的勇气正投合英国人的性格，也为他们赢得宽容和支持。

卫斯理是个身高5英尺3英寸、体重128磅的小个子。他年老时的满头白发给人深刻的印象，但在中年时，他已经以他苦行的凹陷面庞和慑人的眼神引人注目。他自认为生来就是统治者，他神经质的精力和智力自然而然地使他居于领导地位，他无可置疑的自信有时会被斥为十分“自大的”傲慢。他不是容易相处的人，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快得其他人难以赶上。他于1751年结婚，他曾经和一位在病中照料他的护士坠入情网。有两年的时间，他的妻子随着他狂热地到处传道，然而她的身体和精神不堪负荷，她离他而去，就像一个人可能会从难以控制的马背上跳下来一样。他认为他的健康和活力得自他一年到头骑马或徒步的旅行，或许我们应当再加上一句，演讲也是一项促进呼吸的运动。1735年，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一年后，他和一位朋友决定只吃面包维生，“试验仅靠一种食物能否像靠多种食物那样好好维持生命。我们……不吃任何其他东西时感到更有精力、更健康”，不过他们很快结束了这个试验。

循道宗教派传道的结果如何？在一个世代里，在国教的尊严和自然神论的怀疑下似乎奄奄一息的宗教，成了英国人生活中一个点缀，而只臣服于政治和战争。卫斯理与世长辞时（1791年），他的信徒在英国有7.9万人，在北美洲有4万人；1957年，英国有225万循道宗教派信徒，美国有1200万，世界上有4000万。除了自身的教友之外，它还影响了其他宗派。因此，在排斥循道宗教派的国教里，循道宗教派的理想在18世纪下半叶引起了福音传道运动，或许也进入了19世纪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在政治上，其结果为工人阶级之间的保守派让位，直到1848年。在道德上，循道宗教派改善了穷人中的个人行为和家庭生活，共同减少选举和官员的腐败，使许多地主阶级羞愧地放弃轻浮和恶习，并预先为英国人之突然反对贩卖奴隶铺路。在文化上，这项运动得到了负效果，它给了人们圣歌，却继续抱持清教徒敌视艺术的态度。从知识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退步。它的教义建基于畏惧之上，仪式则依附于感情，还谴责理性是一种陷阱。在信徒与理性的重大冲突中，它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信仰上，而不相信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它忽视法国的启蒙运动。它认为生命唯一的目的和意义是逃避永劫，而达到此一目的所需要的是相信基督为救赎而死。

1790年1月，86岁的卫斯理在《日志》中写道：“我现在上了年纪，从头到脚都已衰败。我两眼黯淡，右手抖得厉害，嘴部每天早上都感到燥热，几乎每天都发烧不退……然而，感谢上帝，我未尝稍事懈怠。我仍然能够传道和写作。”两个月后，他展开了为时5个月的旅行演说，走遍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年后，他与世长辞（1791年3月2日）。如果我们以影响力来评断一个人的伟大，除了皮特外，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

蜜蜂和人类

在谈到大卫·休谟之前，我们先要谈两个小人物。

伯纳德·曼德维尔是出生于荷兰的法裔伦敦医生，1705年发行6便士的10页打油诗小册子《嗡嗡不满的蜂群》（Grumbling Hive）。它的主题是似非而是的隽语：蜂群的繁盛是由于各个蜜蜂的恶习所致——由于它们的自私贪婪、繁衍的狂迷和集体的好斗。将这种观点应用在人类的群体上，这位顽皮的医生说道，国家的富强不是依赖公民的美德，而是依赖喃喃埋怨的道德之士愚蠢地谴责的恶习。现在让我们想象，如果所有的贪得无厌、虚荣、阴险和好斗突然中止，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如果男男女女只吃他们需要的食物，只穿足以御寒的衣服，绝不彼此欺骗或伤害，绝不争吵，总是清偿债务，谴责奢侈浪费，而且忠于他们的配偶，则整个社会立刻会停顿下来：律师将会饿死，法官将无法审理案件或受贿，医生将因没有病人而消瘦，葡萄园主人将破产，酒店将因没有酒徒而倒闭，制造精美食品、装饰品、衣服或住屋的几百万技工将失业，没有人愿意当兵。不久，这个社会将被征服和奴役。

《嗡嗡不满的蜂群》的打油诗体例使它没有影响力。这位虚荣心强、贪得无厌、好斗的医生大为不平，他在1714年再度出版这本小册子。1723年又出版《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一再增添序言、注释和评论，将10页的篇幅增为两册。这一回英国和法国都注意了，因为这些附注构成有史以来对人性分析最锐利的著作之一。

曼德维尔实际是以沙夫兹伯里第三伯爵为他的抗拒对象，因为这位伯爵以乐观的辩才来解说人性，还假定人类具有内在的“是非观念……像自然的情感一样是我们天生的，也是我们人身的首要原则”。曼德维尔答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在教育和道德训练之前，人性没有美德和恶习之分，只独受自私自利的支配。他同意神学家所说人类天生“邪恶”（不法）的说法，但不用地狱来威胁人类，他夸赞他们聪明地把个人恶习用到社会公益上。因此私娼保障了公众的贞操；贪求产品和服务刺激了发明，支持了制造和贸易；而大笔财富使博爱主义和宏伟的艺术成为可能。神学家宣扬严苛，曼德维尔则为奢华辩护，而且辩称，对奢侈品的欲望是工业和文明的根基；除掉所有的奢侈品，我们将再度成为野蛮人。卫道士要谴责战争时，曼德维尔说，一个国家得以生存是靠发动战争的能力，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吃人的猛兽。

他看不出自然有任何道德可言。好坏是适用于人类的社会或反社会行为的字眼，但大自然本身并不注意我们的字眼或训诫。他认为美德是任何求生存的能力，而依我们存有偏见的解释，自然世界是贪婪、欲望、残酷、屠杀和无谓浪费的场面。但曼德维尔认为，在那个可怕的斗争之外，人类也有进化的语言、社会组织和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凝聚和集体生存的工具。自然并不必含褒贬，但以其诉诸人类的虚荣、畏惧和荣耀，可以正当地用以鼓励别人做出有利于我们自己或团体的行动方式。

几乎每个听过曼德维尔谈话的人，都斥责他是一个喜欢冷嘲热讽的唯物论者。然而，伏尔泰同意他关于奢侈有益的观点，而法国放任主义的重农主义者也赞扬他的观点，认为如果人类的贪婪听其自由发挥，工业的巨轮将嗡嗡转动。这位古怪的医生或许会承认，他那“个人的恶习是公共的利益”这一反论大体上是定义太过松散的文字游戏。像贪得无厌、好色、好斗、骄傲等“恶习”，在最初的生存斗争中一度是“美德”。它们只有在超出社会的利益下才会变成恶习，倘若通过教育、舆论、宗教和法律的控制，则可成为公众利益。

哈奇森跟这位恶名昭彰的医生截然不同。生在爱尔兰一位长老会牧师家中，他在都柏林开设了一所私立学院。在那里，意识到将无知的年轻人转变为公民这一职责，他写了一本《论道德的善恶》（Inquiry concerning Moral Good and Evil，1725年）。在文中，他认为一个好公民是促进公众利益的人，他形容公众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升为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学教授后，由于维护个人的判断权利、快乐的合法性及“音乐、雕刻、绘画的创造性艺术，甚至男人的游戏”，而困扰了长老教会。他没有曼德维尔对人性的悲观论调。他承认人的错误和罪恶，他们狂热的情欲和暴烈的罪恶，“但他们生命最伟大的部分也应用在自然感情、友谊、天真的自爱或国家爱的职分之中”。他给历史学家增加了一个有益的警告：

人们往往将他们的想象力耗费在他们曾经听到过或在历史上读到过的抢劫、谋杀、剽窃、伪证、舞弊、大屠杀和刺杀事件上，因此断定所有的人类都很邪恶，就好像一个司法法庭是估量人类道德的适当场所，或是通过医院诊断一般趋势健全与否。他们难道不该想想任何国家中的诚实市民和农民的人数远超过各种罪犯的人数……与无辜或善良的行为相比，犯罪行为正因罕有，因而引起我们注意，并在历史中予以记载。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诚实与慷慨的行为，只因其如此寻常，因而遭到疏忽。这如同在一个健康而安全的漫长生命中，一个大的危险或一个月的病痛将成为经常提到的故事一样。

大卫·休谟（1711—1776）

·年轻的哲学家

哈奇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平和部分，休谟则是它最伟大的导师。在他简单的8页自传中，他告诉我们，他于1711年4月26日出生于爱丁堡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系出名门：“我父亲是休谟伯爵的子嗣之一……我母亲是司法学院院长大卫·福尔克纳爵士的女儿。”他父亲死于1712年，将家产遗留给大卫的哥哥约翰，另留给大卫一年80英镑的津贴——在有节制的支配下足以维生。这个全是长老会教徒的家庭给予这名男孩强烈的加尔文教派神学的熏陶，这是他以后哲学里的宿命论的来源。每个星期日早晨，他参加长达3个小时的礼拜式，其中包括2个小时的讲道；每个星期日下午，他回教会1个小时；另外再加上家里的晨祷。如果大卫有任何个性的话，他势必会走入异端。

12岁时，他进入爱丁堡大学。3年后，他没得到学位就离校了，决心完全浸润在文学和哲学中。他16岁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谴责自己，因为：

我心灵的平静不能以哲学充分坚定而经得起命运的打击。这种灵魂的伟大和高尚只有在研究和沉思中才能寻得……你必须允许（我）像一位哲学家这么讲说，这是我想得很多，也能够整天谈论的题目。

不久，他的宗教信仰消失了：

我发现我渐渐养成了一种鲁莽的性情，在这些问题（哲学和文学）上不轻易臣服于任何权威……约18岁时，我似乎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景象，使我乐不自持，也使我以一种对于年轻人来说极其自然的热情放弃了其他一切娱乐或事务，而完全为之致力。

稍后他说，“自从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著作后，我再也不持任何宗教信念”。17岁时，他已经计划写一篇有关哲学的论文。

他的亲戚向他力陈，哲学和一年80英镑的收入只能给他贫乏的生活，他必须去赚钱。他不能研究法律吗？大卫为此付出了三年的时光（1726—1729年）。他的身体败坏，精神也几乎崩溃了，有一段时间他不再对概念发生兴趣。“法律令我作呕。”他于是放弃法律，转归哲学，其间或许有一旁务。1734年2月底，他自爱丁堡起程到伦敦“进行一项非常软弱的尝试，准备进入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情态”。3月5日，阿格尼斯·加尔布雷斯出现在牧师乔治·休谟（大卫的叔叔）面前，承认她已身怀六甲。在教会集会时，她宣称“大卫·休谟先生……是孩子的父亲”。宗教会议怀疑她的诚实，将她交给当地长老教会下次集会时处理。6月25日，她在集会中重申这项指控。根据邱恩塞德长老教会的详细记载：

总会主席……告诫她要说实话，坦白其他任何人是否跟她有过罪行……长老会考虑了这件事，而且获悉她所说的大卫·休谟已经离开了英国，他们将她交给邱恩塞德长老会教会大会，以遵照教会的教规。

教规规定她要穿着粗麻布长袍出现在教会前，还要在3个星期日套上枷刑。1739年，阿格尼斯再度因私通定罪。

在伦敦停留后，休谟前往布里斯托，在一个商人的公司谋得一职。“在几个月中，我觉得那个地方完全不适合我。”他渡过海峡到了法国，那里的消费比较低。有一阵子他逗留在兰斯城，接着他迁往拉弗雷彻（在巴黎西南方约150英里），因为当地的耶稣会学院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和牧师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还获准借阅他们的图书。有位神父在稍后回顾时，形容他是“太过自以为是……他的精神昂扬而非实在，他的想象灿烂而不深远，他的心胸太耽于物质个体和精神的自我崇拜而无法穿透神圣真理的奥妙”。

在耶稣会的阴影下，休谟完成了他怀疑论的杰作《人性论》的前两册。1737年9月，他带着大批手稿回到英国。他难于找到出版商，因为他曾在12月写信给亨利·休谟说：“目前我正在阉割我的作品，也就是说，删除其中卓越的部分……竭力不使它触犯当局。”主要删掉的是“关于奇迹的论辩”，这些篇幅贮藏起来以待较安全的日子使用。其余的部分保证是老朽的人难以理解的，1739年1月由伦敦的约翰·努恩以匿名发行两册。休谟以50英镑及12份复制本的代价卖断了版权—对于一个籍籍无名的27岁青年所著有关逻辑和知识理论的书籍来说，这笔买卖并不算坏。然而，这部书是现代哲学的巨著之一。

·理性萎缩

开篇的序言，显示休谟对他能力的信心，他打算研究悟性和情欲中的人性，在即将出版的第三册中，则由道德和政治研究人性。他进而分析“印象”（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想、理性和信念。“我们如何得知”这一探究是基本的，因为科学、哲学、宗教和历史的真切性决定于知识的性质、起源和可靠性。这是一个困难的锻炼，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的观念而非具体的物体，而思想是思想最后才想了解的事。

休谟以接受洛克的经验主义为起点着手：所有的观念最后都是由经验通过印象得来。这些是像光线、声音、热度、压力、气味、滋味等的外在感觉或像昏迷、饥饿、快乐、痛苦等的内在感觉。知觉是经过解释的感觉，“噪音”是一种感觉，“敲门声”则是知觉（休谟使用这些字眼并非一向正确或前后一致）。天生瞎眼或耳聋的人没有光线或声音的观念，因为他没有这些感觉。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乃由经验得来：前者是“以某一秩序散布的可以看到或触摸的点这一观念”，后者是我们印象中连续的知觉。观念和印象不同，就在前者以较少的“力量和活泼性，来敲击心灵”。信念“只是任何观念更为生动和强烈的概念……它是由心感到的某种东西，用以区别判断的观念和想象的虚构”。

在这些定义中，休谟似乎认为“心灵”是真正的实体或是经验、拥有、记忆或评断印象或观念的原动力。然而，随着他的继续前进，他否认有任何附加于心理状态的心灵存在——这些心理状态就当时盘踞意识的印象、知觉、观念、感觉或欲望而言：

我们称为“心灵”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不同知觉的堆积或集合，由不同的关系结合在一起，据说——虽属错误——具有完全的单纯和一致……就我而言，在我最密切地进入我所谓的“我自己”时，我总会踉跄碰到某些特别的冷热、明暗、爱恨、苦乐的知觉。我从未能在任何时间捕捉“我自己”而没有一个知觉，也从未能观察知觉以外的任何东西。我的知觉在任何时间消除后，就像在酣睡中一样，我就在这段时间不感觉到“我自己”，或许可以真实地说“我自己”不存在。如果我所有的知觉因为死亡而消失，我既不能思想、不能感觉、不能看、也不能爱、不能恨，在我的肉体死亡后，我应当是完全被消灭了。我也无法想象还需要什么来使我成为完完全全的不存在……撇开某些形而上学家不谈……我可能会大胆向其余的人类肯定说，他们只是一束或一群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彼此相继，而且不断流动的不同知觉……连续不断的知觉……构成了心灵。

因此，由于这位鲁莽青年的一个打击，三种哲学崩溃了：唯物论，因为（正如巴克莱证明的）我们从未觉察“物质”，同时也只知道我们的观念和感觉的心灵世界；唯心论，因为我们从未知觉除了我们特殊和流动的感觉和观念以外的“精神”存在；不朽的说法，因为没有能在暂时的心理状态后还存在的“心灵”。贝克莱将物质降为心灵而摧毁了唯物论，休谟则将心灵降为观念而调和了这一摧毁工作。“物质”和“心灵”都不存在。怪不得当时的机智之士以“没有物质，绝无精神”（no matter；never mind）这一双关语摒弃了这两位哲学家。

在这种瓦解的观点中，意志的自由为不可能；没有心灵在观念或反应之间做一抉择；心理状态的连续决定于印象的序列、观念的结合和欲望的交替；“意志”只是流为行动的一个观念。个人的认同是在一种心理状态唤回以往的心理状态，并透过原因的观念予以联结时那种连续的感觉。

不过原因也只是一个观念，我们无法证明它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我们知觉到甲（如火焰）是规则地继之以乙（热度）时，我们结论甲为乙因；但我们观察到的是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因果的作用；我们无法获知乙将永远跟随着甲。“我们有关因果关系的一切推理只由习惯得来。”我们谈到的“自然法则”只是我们经验里习惯了的系列关系，它们不是事件中一成不变而必须的关联，我们无法保证它们明天还是如此。因此，科学是会受到变化左右的或然率的累积。形而上学如果佯装是有关最后实体的一套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既无法知道系列背后的“原因”，也无法知道感觉背后的“物质”或被断定是在观念背后的“心灵”。同时，只要我们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基于据推断自“不动的原动者”（Prime Mover Unmoved）引发的一连串因果关系之上，我们便须放弃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诡辩。所有的事物都是流动的，确定的事情只是梦想。

在以亚瑟国王那把所向无敌的智力魔剑（Excalibur）大肆破坏后，休谟便停下谦逊了一阵子。“我回顾我判断的自然错误时，我对我的意见不如我考虑我推理的物体时那么自信。”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对于生命、宗教，乃至对于科学而言，确定并不必要，高的概率便足以横过街道或建造一座教堂，或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在一项附录中，他承认在观念的背后可能终究有个自我，在感觉背后有个实体，在持续的系列背后有个因果关系。在理论上，他坚持他的立场：“我还没有幸运到发现前几册的推理中有任何大错的地步。”但在事实上，他和蔼地承认，在他掷笔时他就放弃了他的怀疑论：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真诚地同意我竭心尽力传授的这种议论，并问我是否真正是主张一切都不固定的那些怀疑论者之一……我该回答……我或是任何其他人都未曾认真而不断地坚持那个意见……我吃饭，我玩双陆棋，我与朋友交谈、欢乐。在三四小时的娱乐后，我会回到这些推测上，这时，它们似乎是如此的冷酷、牵强而荒谬，因而我无法进一步地深入其中……因此怀疑论者仍然继续推理和相信，虽然他声称他无法以推理为他的推理辩护。按照同样的原理，他必须同意有关肉体存在的原则，虽然他无法借任何哲学的辩词佯装维持这一存在的真实性。

最后，休谟背弃了争辩，以为生活的指导，他转而相信基于习惯的动物信仰、信托、信念，认为实体是理性的，而且充满了因果关系。他借着宣称“信念与其说是我们本质的认知部分，不如说是一种感觉的行动更为恰当”。27岁的休谟，伸出双臂欢迎26岁的卢梭。 [1] 这位理性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不仅非难理性的因果原则，他也为即将废弃理性，转而崇拜感觉的浪漫主义，大开门户。

《人性论》第二册继续扬弃理性。休谟驳斥哲学家在理性控制感情上建立伦理的企图。休谟所谓的“激情”是指情绪的欲求。“为了证明这一套哲学所有的谬误，我将首先竭力证明，理性本身绝无法成为任何意志行动的一个动机；其次，理性在‘抗拒’意志的‘力量’这一方向上，绝不与情欲相反。”“除了相反的冲动之外，没有东西能够反抗或阻碍情欲的冲动。”更使那些中产阶级哑然无声。休谟又说：“理性是，而且必须是感情的奴隶（欲望的启发和协调工具），也绝不能在服侍和服从情欲之外，企求任何其他的功能。”

他进而精密地分析“情欲”主要是爱、恨、怜悯、愤怒、野心、嫉妒和骄傲。“财产的关系最常产生骄傲的感情。”所有的情欲都基于快乐和痛苦。最后，我们的道德特性也有同样秘密的来源。“我们易于将美德的名称赋予对我们有利而给予我们快乐的其他人身上的任何特质，另外则称呼任何给予我们痛苦的人性为邪恶。”甚至美与丑的观念也由快乐和痛苦而来：

如果我们考虑而形成的一切假说……来说明美与丑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发现，它们全都决定于此，美丽是各部分调和的一种秩序和构造，由我们本质的原始构造（正如人体的美），或由习惯（如同赞赏妇女的纤细），或由幻想（正如受阻欲望的理想化的幻想），使适于带给灵魂快乐和满足……因此，快乐和痛苦不只是美与丑不可缺少的附属品，也构成它们的真正要素……美丽只是产生快乐的一种外形，就像丑陋是用以传达痛苦的各部分的一种结构。

1739年3月，休谟回到爱丁堡。他热切地搜寻报刊上对他两册著作的评论，结果大失所望。“再没有任何著作比我的《人性论》更不幸。报上未见评论，甚至未在热心者中间引起私下的讨论。”不过，他在老年写到这一点时，或许是由于早已遗忘了不愉快的事，他忘了在他的著作出版一年内曾出现几次评论，几乎都抱怨该书难懂。同时，作者也经常提到他自己和他划时代的崭新观念，以显示他的年轻才华。一位批评者说：“最令人不快的是他陈述诡论时的自信。从来没有一个怀疑论者比他更独断……在他的眼中，洛克和克拉克之流与他相比，往往只是不足为道且一知半解的推理家。”

悲伤但不屈不挠，休谟为报界准备了第三册的《人性论》，其中包括第三篇《谈道德》（“Of Morals”）。它于1740年11月5日问世。它对道德的分析使理性主义者和神学家都大不高兴。休谟重申，道德的规律既不是超自然的启示，也不是理性的结论，因为“理性对我们的感情或行动没有影响”。我们的道德观念并非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同情——对我们同胞的同情。这种感情是社会本能的一部分，由于害怕孤独，我们借此同情与他人结合。“人的原始状态与处境可以公认为具有社会性”，人类住在其中而无社会组织的“自然状态，只是纯属虚构”，自有人类就有社会。身为团体的成员，人们很快就学会称颂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并谴责有害的行动。此外，同情的原则使他们倾向于接受或模仿他们周围听到的意见。他们在这种方式下得到他们褒贬的标准和习惯，有意或无意之间，他们应用这些标准来评断他们自己的行为；良心的起源由此而非由上帝（如卢梭和康德想象的）而来。休谟说，这种同情、社会吸引的法则在道德世界中和引力定律在物质宇宙中一样普遍灿烂。他下结论道：“因此，就整体来说，我希望这一伦理制度毫不欠缺确证。”

第三册比第一、二册卖得更少。1756年，《人性论》第一版1100本书的剩货仍然散乱地摆在出版商的书架上。休谟未能活着眼看第二版问世。

·道德和奇迹

他显然无法靠写作维生。1744年，他企图在爱丁堡大学取得教授的职位，但没有成功。无疑，他怀着些许卑屈的心情接受（1745年4月）年轻的安南戴尔侯爵年薪300英镑的家庭教师职务。这位侯爵后来发了疯，休谟发现他将成为一个疯子的监护人。其间引起了争执，结果被辞退（1746年4月），还得为他的薪水打官司。有一年的时间（1746—1747年），他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薪水很高，伙食很好。1747年7月，休谟返回爱丁堡，身上带的英镑和体重都比他离开爱丁堡时重得多。1748年，圣克莱尔将军再度聘他为秘书和副官，前往意大利的都灵，现在大卫身穿火红色的制服。詹姆斯·考尔菲尔德当时是都灵的一名学生，对休谟的智慧和性格有着深刻的印象，但对他的相貌很失望：

骨相的力量被他的容貌破坏了……他面貌的丑陋看不出些微聪明的痕迹。他的脸孔宽肥，嘴巴宽大，除了鲁钝外没有其他任何表情……他整个人的肥胖形象远比优雅的哲学家更适于传播一位吃乌龟的市议员的观念。

考尔菲尔德宣称见过休谟（37岁）跪在一位已婚的伯爵夫人（24岁）面前，表白他的热情，同时承受求爱遭到鄙视的痛苦。这位女士拒绝他的热情。这位报道者说，休谟一阵热昏，还企图自杀，可是仆人们救了他。另一位苏格兰人说，在病中，休谟从一位天主教神父那里“接受了临终涂油礼”。我们听说，休谟宽恕了风流韵事和涂油礼，其理由为“我脑子的组织受到损伤，我像疯人院里的任何人一样疯狂”。1748年12月，他归隐到伦敦和哲学中，已拥有1000英镑的财富。

决心为《人性论》的观念取得另一次发表的机会，他于1748年出版《人类理解研究》，1751年出版《论道德原则》。在这些作者死后出版的版本前面附有的序言中，他贬低《人性论》是一部“少年之作”，而且要求“下面的著作或许可以单独视为包含他的哲学情感和原则”。休谟的学生大都在他早期而非晚期的作品中发现较多的内容；这些或许以较温和收敛的风格，包括同样的范围，但都获致同样的结论。

休谟在重申他对理性的怀疑分析后，正如第一论第10节中提到的，他再提出出版商拒绝在《人性论》中刊印的《谈奇迹》这篇文章。他以平常的自信开头：“我敢说我已发现了一种立论……如果正确的话，这将成为智者和博学之士用以永久抑制各种迷信妄想的良策，因此，只要世界存在，这种立论便一直有用。”接着，他提出他最有名的几段文字：

没有任何证词足以建立一项奇迹，除非这个证词的虚假要比设法建立的事实更不可思议……任何人告诉我他看过死人复活时，我立刻自问，比较可能的是这个人会不会骗人或受骗，还是他所说的真是确有其事。我拿一个奇迹和其他的比较，根据我发现的优越性，我……驳斥较大的奇迹。在所有的历史中找不出经过许多人证实的任何奇迹，而这些人具有无可置疑的良知、教育程度和学识，使我们确信他们没有任何幻想。他们同时具有如此无疑的完整人格，因而超出企图骗人的一切怀疑之上；他们在人类的眼中又是如此负有信誉，因而如果查出有任何虚假的话，他们将有重大损失；他们还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及在如此著名的世界一角，对事实加以证明，致使查证无可避免：要我们充分保证人们的证词，必须要有所有这些条件……

我们通常在推理时服膺的准则是，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物类似于那些我们体验过的事物。而我们发现最平常的往往也是最可能的。在有异论的地方，我们该把优先权给予基于过去观察所得最多数之上的东西……这形成一种强烈的推断，用以抗拒所有超自然和不可思议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无知和野蛮的民族中，最为盛行……奇怪的是，这种奇异的事件从未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过。但是……人们在各个时代撒谎倒不足为奇。

休谟继续宣称基督教信仰的其他障碍：人类和他在地球上的敌手之间自然平稳的中立性；生活和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邪恶；上帝显然应对亚当的罪恶和所有的罪恶负责，因为依基督教假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默许，任何事都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无神论的指控，休谟假借“一位热爱怀疑诡论的朋友”之口，并以他的原则“我永远无法赞同”这一借口，而为伊壁鸠鲁认为众神存在但不理会人类的观念辩护。这位朋友疑惑为什么宗教和哲学之间不能有协议而不互相妨碍，就如他假定在希腊文明中有过的：

在头一次由于哲学家们新的诡论和原则引起的警报过后，这些在上古各时代的教师似乎与已有的迷信和谐相处，而且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划分人类：前者包括所有的博学之士和智者，后者则包括所有的粗俗百姓和文盲。

这是多奇妙的提议休战的方式！

1749年，休谟返回苏格兰和兄弟姐妹同住在他们在尼内维尔斯的领地。两年后，约翰·休谟娶了太太，大卫迁到爱丁堡。现在他把《论道德原则》送给报界，希望这将取代《人性论》第三册。他重申道德感来自同情或社会感情。他驳斥苏格拉底将美德与知识视为一体的说法，断然否认拉罗什富科的观点，拉罗什富科认为“利他的”行动是受到人们期望赢得社会尊重以获得快乐的希望这一利己的动机引起的。休谟说，我们在这种行动中感觉到的快乐不是其原因，而是其伴随物和结果，这些行动本身是我们社会本能的作用。

但第二篇《论道德原则》最著名的特色，在于其详细说明功利主义的伦理。在哈奇森之后23年，在边沁之后38年，休谟认为美德是“每一种于人于己有用或愉悦的心灵特性”。根据这一点，他认为生命的正常快乐对个人有益，道德的双重标准也对社会有用：

人类漫长而无助的幼年时代需要父母共同养育他们的子女，这种合作要求对婚姻关系贞洁、忠实的美德……这种性质的不贞在女性要比男性有害得多。因此，坚贞的法律对女性比对男性严厉得多。

·达尔文学说与基督教

1751年，他写成《自然宗教对话录》一书，这是最具破坏性、最不敬的著作。书中有三人交谈：维护正统的德梅亚（Demea）、自然神论的克莱瑟斯（Cleanthes）和显然是休谟化身的菲洛（Philo）。德梅亚辩称，除非我们在现象背后安置某一崇高之神，则世界将更为无法忍受而难以理喻；不过他承认，他的上帝难为人类理性了解。克莱瑟斯斥责德梅亚企图以另一件不可理喻之事以解释此一不可理喻之事；他宁可以自然的天造地设这一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菲洛嘲笑这两种议论，他宣称理性绝不能说明这个世界或证明上帝，“称为思想的头脑这一小小的激动，到底有什么特权使我们必须使之成为整个宇宙的模型？”器官顺应目的也许不是神明指引的结果，而是自然经过几千年缓慢而笨拙的实验的结果。（这里是卢克莱修之后1800年，查理·达尔文之前108年的“自然淘汰”。）即使我们承认超自然造物的存在，这种人类和动物世界顺应的不完全和无数的灾害，最足以显示一个权力和智力有限的神，或是一个对人类漠不关心的神。“终极而论，一个人的生命不比一只牡蛎对宇宙更为重要。”

一个人将会想象这种伟大的产物（指人），尚未得到造物者的最后一手，每一部分都只完成那么一丁点，而其借以完成的手法又是那么粗糙。因此，风……用以协助人类航行，但想一想看风如何多次升为暴风、飓风而造成灾害！雨水是滋养地球上所有植物或动物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们又如何经常形成洪涝之灾！……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经久有益，而不会经常由于过多或过少而造成灾害。自然也未以必要的精确性来防止所有的紊乱和混乱。

更糟的是，不仅在秩序（如果将世界看成上帝的创造）中有紊乱，而且在充裕的生命中，经常还有对抗死亡的无益挣扎：

一场永久的战争在所有的生物中激发。需求、饥饿、匮乏，刺激强壮和勇敢的生物，畏惧、焦虑、恐怖，摇动脆弱和残缺的生命。生命的出生使新生的婴儿和狼狈的母亲受苦。那个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伴有脆弱、无能与沮丧，而最后则在痛苦和恐怖中结束……为了使每个生物的生活受苦，再请观察……自然的奇异诡计……想想那无数种类的昆虫，它们不是靠每一动物的血液维生，就是在它们四周飞翔，并将刺刺入它们的皮肤……每个动物都被敌人包围着，这些敌人不断地寻求其苦难和毁灭……人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抑郁、不义、侮辱、傲慢、暴力、煽动、战争、中伤、诈欺，他们用这些来互相折磨……

环顾这个宇宙，赋有生命、有组织、又聪明又活跃的生物，何其繁多！你钦羡这种奇异的变化与生殖力。但只要稍微仔细检视这些生灵……它们是如何互相敌视和破坏……这个整体只令我们想到一个难于理解的自然，她受到一个伟大生动的原则的孕育，而从膝下倾出她残废而发育不全的后代，一无辨识或双亲的照料。

世界中善恶互相矛盾的证据，向菲洛暗示彼此争夺的神之双重性或繁多性，有些为“善”，有些为“恶”，或许还有不同的性别。他恶意地暗示，这个世界：

只是某一幼年之神最初的粗陋散文，他后来因耻于其文之拙劣而予扬弃……或许它是某些老朽之神老年昏聩的产品，同时自他死后，从得自于该神的最初冲动和活力，继续冒险。

正如婆罗门（Brahmins）所主张的，世界多半是由一个巨大的蜘蛛而起，它由内脏吐出这整个错综的团块……为什么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不可能由肚子和脑中吐出？致使创造成为生殖。或者在想象上“世界是个动物，而神是世界的灵魂，神驱动世界并受世界之驱动”。

在这一切嘲弄之后，菲洛把话题转回天地的创造上，他承认“宇宙中秩序的原因或许和人的智力有些类似”。他也为他声名狼藉的宇宙论致歉：

我必须承认，我对自然神论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较不谨慎……尤其是你，克莱瑟斯，我和你毫无保留地密切生活在一起，你可了解，尽管我放言无忌，喜欢独自辩论，但没有人能比我发觉自己在自然那种无法解释的天造地设中推理时，具有更深刻的宗教感，同时对神圣的造物主，更为崇敬。一个目的、一项意图或安排处处撞击着最粗心、最愚蠢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如此铁石心肠，处于荒诞的体系中，而一直拒绝这一目的或安排。

休谟的友人恳求他不要出版这本对话录。他屈服了，并把手稿锁在书桌里。这部作品直到1779年，他死后的第三年才问世。但他对宗教的沉醉仍诱使他回到这个问题上，1757年，他出版了《四大论文》，其中一篇试论《宗教的自然历史》。在出版商的坚持下，他撤出了另外两篇论著，这两篇文章在他不受畏惧与谴责之顾虑时印行了：一篇谈不朽，另一篇是辩护一个人在成为他同胞的负担时自杀的正当行为。

《宗教的自然历史》一书结合了休谟原先对宗教的兴趣和对历史的新兴趣。他不再攻击古老的信仰，而追究人类如何会接受这些宗教。不过，他无意做耐心的研究——即使当时有可以到手的有关社会起源的些许资料，他宁可以心理学的分析和演绎法来探究这个问题。原始人的心灵以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这一类比来说明一切因果关系：在自然的成品与形态——河川、海洋、山岳、暴风雨、时疫、奇物等——背后，他想象着那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隐秘人物之意志行动，因此，多神教形成最初的宗教信仰形式。由于许多力量或事件对人有害，畏惧在他的神话和宗教仪式中仍占有很大的分量，他遂将这些恶势力或魔鬼拟人化，并试图向他们邀宠。随着社会组织的范围扩大，成员的增多，及地方的统治者臣服于较高的君主，神的世界也产生了同样的变化。一神论来自多神论，但一般民众仍然膜拜地方的神或圣人，而有教养的人们则崇拜宙斯、朱庇特、上帝。

不幸的是，随着组织的更趋统一，宗教也变得更不宽容了。多神论准许繁多的宗教信仰，但一神论要求一统。迫害行动因而扩展开来，要求信奉正教的呼声成为“所有人类感情中最炽烈、最难平息的感情”。哲学在古代曾相当自由地成为优秀分子的宗教，这时也被迫成为群众信仰的仆役和护教论者。在这些一神论的教义中，功绩和“拯救”离美德愈来愈远，还附属于仪式的遵守和无可争辩的信仰之上。结果，受过教育的人不是成为殉道者，就是成了伪君子。由于他们很少人决定殉难，人类的生活在空口说白话和不敬之下黯然失色。

休谟以稍差的斗志宽宥一种伪善的举措。有人请教他，一个丧失信仰的年轻教士是否应当留在教会里并接受擢升，他答道，留下来。

文人难得找到文职……我们以取信粗俗民众为荣，这对他们及其迷信，不啻过于尊重。是否曾经有人认为向小孩或疯子说实话是荣誉攸关的问题？……教士职务只增多了我们一点无知的虚伪或伪装，倘若没有了这层伪装，教士的职务便不能行之于世。

·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治

最后厌倦于在他看来是决定于感情而非理性的问题争辩，休谟在晚年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历史上。1752年，他出版了《政治理论》。该书的广受欢迎使他感到意外。英国人喜爱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乐于忘怀他神学的破坏性。他有点同情趋向共产平等的热望：

我们确实必须承认，自然对人类是如此的宽大，因而如果她所有的赠礼在人类中间平均分配，并由艺术和工业而予改善，则人人将安享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大部分的舒适设备……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无论在哪里违背了这种平等，我们剥夺穷人的就多过我们加给富人的满足，个人琐碎的虚荣心的些微满足，对于许多家庭，乃至省份而言，往往耗费多于面包以外的代价。

但他觉得人性使平等的乌托邦无法实现：

历史学家，甚至普通常识，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无论这些完善的平等观念可能如何珍贵，它们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不然，则将对人类社会极为有害。使财产始终平等，但人类不同程度的艺术、喜好和工业也将立刻打破这种平等。或者如果抑制这些美德……则需最严厉的追究，以监视每种不平等初次出现，并予以最严峻的惩罚和纠正……如此多的权威不久势必堕落为暴政。

民主政治，与共产主义一样，也得到休谟同情的排斥。他认为，“人民是所有公正政府的起源”，这是“一项原则……本身高贵……但所有的经验都违背了这一原则”。他驳斥政府源于人民之间或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一项“社会契约”这一理论（不久又由卢梭予以复活），认为其很幼稚：

几乎所有目前存在或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录的政府，最初都是由于篡夺或征服或二者兼有而建立的，其间并没人民公正的同意或自愿的服从等任何掩饰……第一个君临万民的祖先，或许便始于战争状态……那种状态的长久持续……在野蛮部落之间非常普遍，使人们惯于服从。

在这种方式下，君主政体几乎成了世界性的、最能持久的，因而也许是最切合实际的政府形式。“一位世袭的王子，一群没有属地的贵族，及一群代表投票的人民，形成了最佳的君主政体、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

除了前于卢梭外，休谟还以易懂的艾迪生式风格，事先抛弃了孟德斯鸠所谓气候决定民族性这一理论。在《道德与政治论文集》中，休谟写道：“至于自然因素，我怀疑它们在这一特别方面的作用；我也不以为人类的性情或天赋与空气、食物或气候有任何关联。”《论文集》的第二版几乎与《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同年（1748年）问世。民族性是由国界而非由气候来区分，它主要是由法律、政府、社会结构、人民的职业，及对邻人或优越者的模仿而决定。

在地方的这些差异之下，人性基本上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样的。由于求生的要求而成为不可或缺的同样的动机和本能，在各个时代和地方，根本上造成同样的行为和结果：

野心、贪欲、自爱、虚荣、友谊、慷慨、热心公益，这些以各种程度混合并透过社会分散的感情，从有世界以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人类观察到的一切行为和精神的来源。你可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情绪、意向和生活方式吗？你只要仔细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你把对后者所做的大部分观察转移到前者，便不会犯太多的错误。人类在各个时代和地方如此的相似，因此历史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用是借显示各种不同环境和情况下的人类，以发现人性经常而普遍的原则。同时，历史供给我们资料，使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形成我们的观察，并熟悉人类所作所为的正常动机。战争、阴谋、倾轧和革命的这些记录，是许许多多实验的集合，政治或道德的哲学家由此决定他的学术原则。

在《政治论集》和《杂论集》（Essays and Treatises on Various Subjects，1753年）中，休谟对经济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驳斥法国重农主义者的一切税捐最后落到土地上的看法，他相信它们最后落在劳工头上，因为（在这里他附和洛克的说法）“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用劳动力换来”。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他已预见工人将会联合起来提高工资。他谴责政府的赤字和企业以苛征和经常发行公债加以维系的财政措施，而且预测，这种财政措施将把“自由政府”带到“和我们周围国家同样的奴役状态”。金钱并非财富。铸造多于为了商业的便利所需的货币，势将抬高物价并妨碍对外贸易。仍然领导欧洲国家强调出口、封锁进口并囤积黄金这一错误的重商主义，将剥夺原可从每个国家通过土地、气候和特殊技术，同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佳品质的特定货品这一方法获得的欧洲的国际利益。他大胆祈祷：

不只是以一个人而且是以一个英国子民的身份……为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本身的贸易繁荣。我至少确定，英国和所有那些国家的君主和阁臣如果达成这种扩大而有利的共识，他们的国家便将更为繁荣……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贸易的增加，不但无损害，通常反而会促进所有邻邦的财富和贸易。

这些观念或许是受到自由主义的重农主义者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休谟的朋友亚当·斯密，在发展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历史

1752年，休谟当选为爱丁堡神学院的图书馆馆长。撇开年俸40英镑的薄酬不说，这个任命对他的意义很大，因为这使他成为3万册书籍的主人。由于接触这个图书馆，他才能写出他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48年，他向一位朋友承认：“我久已有一个心愿，在我比较成熟的几年里，编撰一些历史。”他称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妇”，希望在历史中发现国家兴亡的原因。此外，

眼看所有的人类像接受校阅一样经过我们面前，以他们真正的色彩出现，不带任何的伪装，在他们的生命中，那些伪装很是困惑了旁观者的判断——还有什么景象能被想象成如此堂皇、如此歧异、如此有趣？什么样的娱乐，无论感官或想象的，能够和它相比？

在一个世代中产生3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伏尔泰、休谟和吉本，这是18世纪的荣耀之一。他们全都以哲学为根底，试图用非神学的词汇，及由他们的时代累积的最广泛的知识面来说明历史。吉本从未厌倦于称颂休谟及承认其影响力。他珍视休谟对《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年）首卷的赞扬而认为其高于其他任何赞扬。休谟反过来也大大得力于伏尔泰吗？他完成并有系统地陈述自己的哲学，有助于英国自然神论者而非法国怀疑论者，《人性论》的完成在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所有主要的作品之前。但休谟的《英国史》（1754—1762年）或许有一部分是引用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Age of Louis XIV，1751年），甚至有部分袭自印行于1745年和1755年的《论时风》一书。这三位历史学家都同意扬弃迷信、驳斥超自然的解释，同时认为进步与知识、风俗和艺术的发展有关。

休谟用追溯的方式撰写《英国史》。第一卷（1754年）包括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朝代——1603年至1649年；第二卷（1756年）从1649年写至1688年；第三和第四卷（1759年）从1485年写至1603年；第五和第六卷（1761年），由恺撒侵入英格兰写到1485年亨利七世登基为止。

人们对第一卷的猛烈抨击使他感到意外。他相信自1688年威廉三世入主以来辉格党统治英格兰，他们畏惧1715年和1745年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使英国的史料编纂染上了反斯图亚特王朝的色彩。他还认为，他是中立的。“我想我是唯一立即摆脱现在的权势、利益、权威及民众偏见的呼号的历史学家。”他忘了他是苏格兰人，及苏格兰仍然在暗地里哀悼其“可爱的查理王子”，苏格兰人（也许包括休谟在内）从未忘怀英格兰曾杀害有一半苏格兰血统的查理一世，并先引来一位荷兰人，然后找来一名德国人统治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因此，虽然承认查理过分伸张王室的特权而理该遭到废除，但是他认为国会也同样过分伸张权力，同样难辞引起内战之咎。他承认国家有权罢黜昏君，但他希望没有人过分极端地运用那项权利。他害怕“人民的愤怒和不义”，同时觉得处决“宽大而和蔼”的查理已威胁到人民尊重政府的习惯。他斥责清教徒是“佯装神圣的伪君子”，他们的言辞被“神秘难懂的话污染了”，同时“他们的邪恶行为与祷告交织在一起”。他驳斥共和政权是残暴的虔敬、黩武的专制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只能由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加以治愈。伏尔泰检视《英国史》后，认为休谟相当公正：

休谟先生……既非亲国会派，也非保皇派，既非国教徒，也非长老会教友，他只是公正的人……党派的愤怒使英国长久以来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一个贤明的政府。托利党人写的是辉格党人否认的，反过来，托利党人称辉格党人写的是谎言……但在这位新的历史学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一颗比他的史料卓越的心灵，他像医生谈论时疫一样谈到弱点、谬误、残暴。

英国的批评者不同意伏尔泰的说法。他们并不抱怨休谟很少参考原始来源，但（他回忆）他：

受到一种谴责、不赞同，乃至厌恶的呼号的攻击；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士和教徒、自由思想家和宗教家、爱国者和朝臣，在盛怒中联合起来对付这位被假定曾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洒下同情之泪的人物。在他们的愤怒第一次爆发过去后，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本书似乎已被人遗忘了。米勒先生告诉我，在一年之中他只卖了45本《英国史》。

他气馁得曾有一段时间考虑像年轻时那样搬到法国某一省城，在那里他能够化名定居。然而，法国与英国正在交战，而第二卷已接近完成阶段，他决心坚持到底。他的偏见由于遭到反对而产生。在修订第一卷时，他作了“100个以上的修正”，但是，他仿佛有意告诉我们，“我使它们一成不变地站在托利党这一边”。然而，接着出版的几卷销路不差。托利党人现在称颂他是他们坚强的辩护人，也有些辉格党人承认该书简朴、清晰、尖锐、直接和迷人，及其有时具有先于吉本的那种公正品德。亨利二世与大主教巴克特之间戏剧性冲突的记述足以媲美吉本对土耳其人攻击君士坦丁堡的叙述。这6卷《英国史》造成的累积印象使休谟的声名达到了巅峰。1762年，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将他列为“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但博斯韦尔是苏格兰人。1764年，伏尔泰谦逊地宣称这本书“或许是以任何语言所著的最佳历史”。而史学家吉本和麦考利却选择另辟蹊径，麦考利还平衡了该书的偏见。

·年老的哲学家

1755年，有些苏格兰牧师展开一项运动，欲在苏格兰教会大会上控诉休谟的邪异信仰。同时，“苏格兰启蒙运动”已在年轻教士之间形成一项自由主义运动，他们能防止对这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任何公开谴责。但教会继续攻击他，激使他再度考虑逃难。这时（1763年），赫特福德伯爵邀请他担任驻法国大使馆的副秘书，还保证他有200英镑一年的终身养老金。

他久已景仰法国的知识分子，曾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初期作家的影响，并曾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通信。他的作品在法国远比在英国更受到赞扬。布夫莱尔女伯爵通过著述爱上了他，讨好地写信给他，到伦敦看他，但他躲开了她。不过他抵达巴黎时，她笼络住了他，使他成为她沙龙的名人，还努力激起他胸中的男子汉热情，但发现他性情平淡不适于男女之情。他接受一个又一个集会的宴请，埃皮奈夫人说：“一个宴会没有他就不够圆满。”上流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贵妇人——甚至病中的蓬巴杜夫人环侍在他身边。他写道：“我深信路易十四在他生命的任何3个礼拜中从未受到如此多的奉承之苦。”他会晤了杜尔哥、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和狄德罗。远在费内的伏尔泰称他为“圣者大卫”。赫特福德伯爵发现他的秘书远比他自己受到更多人的追求和敬重而感到惊讶。贺拉斯·华尔波尔愤恨这一切，有些“知识分子”越来越妒忌，嘲弄休谟的肥胖。在一次宴会上，休谟进来时，达朗贝尔引述福音的话说道：“道成肉身。”据报道，有位女性仰慕者以难以置信的机智还击道：“道成可爱的东西。”无怪乎在爱丁堡遭到侵扰、在伦敦不受欢迎的休谟写道：“住在巴黎真是令人满意的，那个城市充满了许许多多聪明、博学而温文有礼的友人。”

1765年11月，新的英国大使来到，休谟的职务结束了。他返回爱丁堡，1767年，他接受了伦敦外务省助理秘书的职位。在这个时期他将卢梭带到英国，而且和他在那里发生了著名的争执。这个故事得等到后面再说。1769年8月，58岁的他终于退休回到爱丁堡，现在是“非常富有、健康，虽然有点老迈，有机会长久安享逸乐，并眼见我的声誉日隆”。

他在圣大卫街的住宅成了沙龙，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和其他的苏格兰知名之士环绕在他周围，他是他们公认的权威。他们不只是因为他的智力而喜欢他。他们明白，尽管他那破除迷信的推理令人不快，但他在谈话时和蔼可亲，心情愉快，在争论时稳健，容忍相反的意见，不让意见的分歧减低友谊的真挚。他似乎（与蒙田和伏尔泰一样）视友谊高于爱情，“友情是人生主要的乐事”。他广受女性的欢迎，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太太。他是许多家庭最受欢迎的客人。如果他的肥胖毁坏了椅子，智慧则弥补了他的体重带来的过失。他建议对过肥的人征税，但是期望某些“教士或许会伪称教会处在危险之中”。他感激恺撒偏爱胖子。亚当·斯密说：“就整体来说，我总是认为他……或许像是人类薄弱的本质承认的那样，可说是几近绝顶聪明而善良的一个人物。”

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如此可亲的人物身上寻找瑕疵，或是在如此有才能的心灵中染上污点，则最难以宽恕的是他提及“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可怕的假说”，这必然是针对保护性的变色。休谟的心理学在他那个时代最为尖锐，但并不能充分说明个人的认同感。一种心理状态不只是唤回另一种心理状态，前者或许会忆起后者是“我的东西”。以“规则的结果”取代“原因”只需要改变语法，“规则的结果”对于科学和哲学而言足够，而《英国史》仍然试图以原因解释事件。在实际生活中明白地遭到摒弃的怀疑论在理论上必然错误，因为实际运用是理论最后的考验。奇怪的是，休谟一方面将原因简化为习惯，将道德简化为同情的感情，另一方面在阐释宗教时却如此不重视习惯和感情，而且对历史中宗教永续的功能如此缺乏同情。他对信仰的慰藉、信仰带给处在神秘的浩瀚中战栗的灵魂的安慰，或忧伤的寂寞，或挫败的残酷命运，感觉非常迟钝。约翰·卫斯理的成功是历史对休谟的答复。

撇开这些苛责不说，我们再度承认休谟那具有催化作用的心灵的锐利。他本人就是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政治的观察力，基本上他在那里等于12位知识分子对法国的影响。休谟深深地感受到法国的影响之余，进而触及启蒙运动的诸多理念，在知识分子——甚至伏尔泰——张露毒牙攻击可耻的行为之前，他就发出了启蒙运动最有力的一些打击。他们亏欠他的和他亏欠他们的一样的多。狄德罗写道：“我向你致敬，我爱你，我尊敬你。”在英国，他挑战理性能否防卫宗教信仰甚至最简单的基本东西，因而结束了自然神论。他不仅把战争带到墙垣，还带到古代教义的要塞。在哲学方面，爱德华·吉本是休谟的后裔，在历史方面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门徒。在德国，《人类理解研究》通过质疑原因的客观性明显地破坏了所有的科学、形而上学和神学，使康德由他“教条的睡眠”中醒来。在阅读哈曼（Hamann）翻译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草稿后，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最后的草稿中加入了休谟对由神设而起的争辩的批评，并认为它们无从回答。

休谟写道：“为了我自己和我所有的朋友，在老年的门槛前停下，而不太过深入那个阴沉的地区，或许这是我的命运。”命运听信了他的话。他的自传中说：

1775年春天，我的肠胃有了毛病，这最初不曾使我恐慌，但从那以后，正如我忧虑的，它成了致命而无可救药的病症。我现在只有依恃迅速的解体。我的病没有给我多少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我的身体大为衰败，我的精神却从未片刻减弱。设若让我指出我愿重新度过的生命期，我可能便会指向这个较晚的时期。我拥有同样的热情进行我的研究，在人群中也同样拥有欢乐的精神。

腹泻，众神最喜欢对人类的伟人采取的报复，加上内出血，使他在1775年一年中减轻了70磅。他写信给布夫莱尔伯爵夫人道：“我看着死亡逐渐接近，心中毫无焦虑或遗憾。我以无比的爱和关心最后一次向你致敬。”他继续到巴斯城淘取圣水，但事实证明它们对长期溃烂的结肠炎毫无助益。他的心情仍然平静而开朗。

1776年7月4日，他返回爱丁堡，准备“像我的敌人——如果我有的话——所能希望的快速，及我最好的朋友所希望的安详而愉快”地死去。他在卢肯的《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中读到垂死的人向渡亡灵到冥府的船夫卡隆提出各种各样不立刻登船的借口时，他说他无法找出适合于他的任何借口，或许只有请求：“好船夫，耐心点……我一直在努力打开民众的眼睛。如果我多活几年，或许我可以满足地看到一些盛行的迷信体系的瓦解。”但船夫答道：“你这个闲荡的恶棍，这在几百年里都不会发生。你还梦想我会答应你再活那么长的时间？现在就给我上船来！”

詹姆斯·博斯韦尔无理而又缠扰不休地，坚持要问这个奄奄一息的人这样一个问题——他现在还不相信来世吗？休谟答道：“我们会永久存在，这是最不合理的幻想。”接着，詹姆斯·博斯韦尔又问他，想到来世是令人愉快的吧？休谟答道：“一点也不。那是令人沮丧的念头。”妇女们前来求他相信（宗教），他以幽默转移她们的注意力。

1776年8月25日，他安详地与世长辞，“没有多少痛苦”（他的医生说）。虽然下着大雨，但大批群众仍然参加了他的葬礼。一个人说道：“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另一个人答道：“这无关紧要，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注释

[1] 杜兰特此处行文有误。此时卢梭尚未开始哲学著作的写作。——译者注

第五章　文学与戏剧（1714—1756）

文学领域

英国如果不是因为文学，至少也因为印刷的发达而进步很快。英国不仅人口增加，而且在城镇，尤其是伦敦，读书写字的能力也已普及，这是商业、工业和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萌芽中的中产阶级嗜好书籍，视其为一种荣誉和慰藉之物。女士们喜爱书籍，览读理查森的小说，鼓励他创作。由于巡回图书馆的设立，阅读的人数大为增加。这一图书馆的设立始于1740年，不久，仅在伦敦就有20所。集体化的中产阶级代替了个人化的贵族，一跃成为文学的主顾，因此塞缪尔·约翰逊演出侮弄查斯特菲尔德的一幕。政府的补助金，不再由政要操纵而支配杰出的作家，如以前资助过艾迪生、斯威夫特和笛福。

辉格党与托利党，汉诺威党员（Hanoverians）与雅各宾党员（Jacobites）的激烈竞争，及英国日渐卷入欧洲大陆与殖民事务，使人们渴望知悉外来的消息，报纸因而在英国历史上成为一股力量。1714年，伦敦定期出版的报纸有11家，其中大部分是周刊，1733年增加到17家，1776年已经有53家。其中许多是由政治党派资助的，随着庶民提高呼声，有钱的少数人购买报纸以传播其思想。各报几乎皆刊有广告。《每日广告》（Daily Advertiser）创立于1730年，首次全部受理刊登广告；紧接着，它也增添刺激的消息以拓宽销路，并提高广告费。一些历史性的杂志也在这个时期诞生：批评博林布鲁克的《工匠》（Craftsman，1726年）、成为蒲柏评论阵地的《文丐杂志》（Grub Street Journal，1730—1737年）、庇护约翰逊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1731年）、只于1756年暂时停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755年）。许多英文报纸和刊物在创刊200年后依然存在。

所有这些期刊——日刊、周刊、月刊——赋予新闻报界一股力量，为英国人的生活平添一些活力。在禁止出版议会辩论资料时，华尔波尔却准许记者们极尽18世纪文学的刻薄来攻击他。孟德斯鸠来自言论不十分自由的法国，深深惊异于《文丐杂志》以刻毒的笔墨大肆攻击唐宁街（Downing Street）。1738年，一位议员抱怨下院：

英国人民被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中前所未闻，类似至高权威的权力统治着。该权力，诸位议员先生，并非在于王子的绝对意志中，或是在国会的决定中，或在军队的力量中，或在教士的影响中，而在政府的新闻中。充斥我们周报的文章较之国会的法令更受人们的敬爱。这些庸儒的情绪给予多数人的力量，竟然重于王国中最佳政治家的政见。

印刷界开足马力，以适应广大的需要。伦敦有150家印刷厂，全英国有300家。在该时代中有两家印刷厂——卡斯隆（William Caslon）与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留下了英名。大部分情形，印刷、出版、销售三个部门仍然合属同一个公司。有一个现存的公司“朗文”（Longmans）就是在1724年诞生的。出版者通常是指作者，售书的人称为书商。有一些书商如约翰逊的父亲，将他们的书籍带到市集，或从一城转移到另一城，而在集会日设一个摊位销售书籍。一册装订妥当的书索价2先令到5先令不等。但1750年，1先令大约等同1.25美元。国会于1710年通过版权法案，保障作者或其受让人。书籍的出版财产权14年，如果作者活逾第一个保障时期，可以将该权延长为28年。该法令仅能在英国国内受到保障，爱尔兰与荷兰的出版者可以出版翻版书，并售至英格兰（迄至1739年）与购买该版权的书商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书商严谨地与作者讨价还价。通常作者出售版权，只得一笔不大的数目。如果书籍格外畅销，书商或许会付给作者一笔额外的利润，但这种给付并非义务。一部名作家的作品可以得到100英镑到200英镑的待遇。休谟写的《英国史》是个例外，取得了每册高达500英镑的报酬。作者也可以接受预约，如蒲柏翻译《伊利亚特》便是如此。通常，在这种情形下，预约者先付议价之半，另一半则在交书时偿清。

大多数作家生活奇苦。西蒙·奥克利（Simon Ockley）以10年的时间撰写《撒拉逊人史》（History of the Saracens，1708—1757年），终因债务累累而被送进牢狱，其著作在囹圄中完成。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经常在夜里因无栖身之所而徘徊街头，塞缪尔·约翰逊在成为英国文坛霸主以前也贫困了30个年头。文丐街（现弥尔顿街）是历史上“诗文与贫困”（约翰逊之语）的栖所。在这里，受雇的文人——记者、翻译员、编辑、校对、杂志投稿者、主编等——有时三人共床，又因缺乏衣服而穿披毛毡。贫困之源与其说是书商的压榨和华尔波尔的漠不关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群庸才竞相廉售，造成空前的文学市场被庸才充斥。作家几无社会地位，而同一时期，法国的诗人、哲人、史家却被迎入了极其华美的家庭与温馨的怀抱里。在英国——除了两三个例外——文人被逐出了社交界，沦为浪荡不羁的怪异人士。或许，这正是威廉·康格里夫乞求伏尔泰不要将他列入作家之列的缘故。蒲柏抗议当时的歧见，声称自己是诗人和绅士。他所谓的绅士，意指“出身名门”的人，而非举止彬彬之士。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

塞缪尔·约翰逊轻视始于家谱而终于葬礼的传记文学。但他在使其成名的《蒲柏传记》开头告诉我们：“亚历山大·蒲柏生于1688年5月22日，其父母的名位，从来不详。”蒲柏的父亲是亚麻商，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后来退休，居住在靠近温莎森林的宾费尔德。蒲柏双亲皆是罗马天主教徒。蒲柏出生之年，正值英王詹姆斯二世被废。詹姆斯二世被废粉碎了天主教徒欲图取消反天主教法律的希望。蒲柏的母亲温馨地照顾着她唯一的孩子。蒲柏从母亲那里遗传了头疾，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佝偻症，始终长不过4.5英尺。

他早年的教育得自天主教牧师，牧师们的教育使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还有一些家庭老师教他法文和意大利文。他因为宗教被阻于大学门外，也因而很难就业时，他便在家里研读书籍。他驼背的身材和脆弱的身体使他无法从事于比较活跃的事业。他的父母听任他耽于诗歌的写作。他告诉我们：

仍是孩提，未为成名的笨瓜时，

我嗫嚅着诗韵，因为诗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2岁那年，他瞥见戏剧家德莱登在威尔咖啡屋（Will’s Coffeehouse）司祭，这种光景激起他对文学的狂热。16岁时，他写作了一些田园诗，诗的手抄本流传当时，赢得了令人沉醉的喝彩。1709年，他的田园诗被采纳出版了。1711年，年仅23岁，他以《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一诗震惊了伦敦的才子们。这篇诗甚至在警告作家们：

学浅事属危险；

深深啜饮，否则切莫体尝（缪斯的）诗泉。

他以权威的定论立下了文学艺术的规则。在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作品《诗艺》及布瓦洛的作品《诗的批评》（Art Poétique）被奇妙地消化为富于常识的744行诗章，其中时时出现单音节字，如：

思念屡屡，却从未如是完美地表达出来。

这位青年具有讽刺诗的写作才能，将丰富的智慧缩成一行，并押以韵脚。他从德莱登处学得作诗的方法，而其理论却源自布瓦洛。由于有暇整理诗文，他接受了使诗的形式完美，一如酒杯比所盛的酒更为珍贵的古典理论。他虽然表白对天主教的信心，但仍信奉布瓦洛的信条，主张文学应为理性的适宜修饰。“自然”不错，但须是被人驯服的自然；情感不错，但须是受过智识锻炼的情感。有什么东西能比古代的诗人与演说家的实例更能引导这种有节制而刻凿过的艺术？他们决心合乎理性，决心使每件作品中的每一部分，有条不紊地融入和谐的整体。这是由意大利、法国，由彼特拉克与高乃依，而今由蒲柏征服英国的古典传统，这正如伏尔泰由艾迪生《加图》而征服了莎士比亚，也如古典建筑由帕拉迪奥和塞利奥，由佩罗和雷恩而以稳健的三角顶与平静的廊柱而凌驾在哥特式的幻化与崇高之上。这便形成了这位年轻诗人在“完美的批评家”中的古典意向的概念：

何人何德，天赐禀赋，乐教而不好学？

不因好恶，而怀成见；

既不暗晦固执，也不盲目执持；

虽然饱学，有教养，虽然有教养，诚挚；

勇而不乱，威而不猛，

但能放怀指出朋友过错，

而且欣然称赞敌人功勋？

趣味严核而无限，

了然书册与人心；

谈吐慷慨，虚怀若谷；

乐于赞扬，以理为伍？

一些批评家为这首诗欢呼，从这位年方23岁的青年身上来衡量美德。艾迪生自信是这首诗歌诵的对象，他在其《旁观者》第253期中致予珍贵的喝彩，但旋即在笔战中忘得一干二净。另一位诗人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阿庇乌斯与弗吉尼亚》（Appius and Virginia）一剧的作者，自认在蒲柏不慎的字里行间遭到轻侮：

阿庇乌斯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感到赧颜，

他用威胁的眼光凝视，令人战栗，

正像在古老的锦毡上凶恶的暴君。

丹尼斯因而以《评论，批评与讽刺》（Reflections，Critical and Satirical，1711年）作为还击。他在蒲柏的思想和字眼中找出真正的瑕疵，然后作为有趣的讽刺材料。他描写蒲柏为一个丑陋的伪君子，形似爱神手持的弓或驼背的蟾蜍。他庆幸蒲柏不是生长在古典的希腊，否则将因生来畸形而被遗弃。蒲柏吮舐伤口，静候时机。

他以出版《劫发记》（Rape of the Lock，1712年）而旋告成功，这本书虽然坦率地模仿布瓦洛的《经台吟》（Le Lutrin，1674年），但一般认为，较布瓦洛的作品更为出色。罗伯特·彼得为了向阿拉贝拉·弗莫尔夫人示爱，剪走了她一缕秀发逃走。随后，劫发者与被劫者之间陷入冷战。有一位约翰·卡吕尔先生建议蒲柏假如将这段经过以幽默的诗文叙述，并将之赠送弗莫尔夫人的话，她的嗔怒必会软化。蒲柏这样做了。弗莫尔夫人原谅了罗伯特，并同意出版这首诗。随后，蒲柏不顾艾迪生的劝告，加了一些淑女、生活于火中的精灵及美艳的水神、地精，增扩而为英雄诗。这种形式迎合了当代的癖好。经过修订后的《劫发记》，除了丹尼斯外，人人都喻为成功的杰作。乔治·贝克莱曾经反对人们恭维蒲柏对女神的温柔描述，但这时也停止了反对的声音。所有蒲柏诗体的巧妙措辞，及他的意象与词句的层出不穷，使诗人有如贝琳达头发上的宝玉一般放出异彩。他以女性的知识来描写一位仙女为女主角涂脂抹粉以迎接爱情之战，他也以近似讽刺的语调描绘出那个时代的重要事端：

不论美女（贝琳达）会否违犯狄安娜贞洁的律法；

或是脆薄的瓷瓶沾有瑕疵；

或玷污她的名誉，她簇新的锦缎；

忘却她的恳求，或是迟误了化装舞会，

或是在舞会里失落了她的芳心，或项链……

贝琳达参与了在汉普顿宫廷显贵的茶会与赌博，在这个地方

一语名誉落。

诗人以他的才艺重叙牌局。贝琳达低身啜饮时，健美的男爵剪下了她的秀发，逃遁无踪（这种抑扬格的律动清新动人），她深感愤怒，进而追寻并找着了他，将一口鼻烟喷在他脸上：

忽然间，泪眼滂沱，

高耸的屋宇反响到他的鼻子。

这时，地精、体态轻盈的少女、火中的精灵，全都抢夺这缕头发，予以拉曳，留下光耀的云彩，直到苍穹，忽而变成一颗彗星，比贝拉尼斯的头发还要闪耀。

这一切欢悦了伦敦的爵爷与淑女，俱乐部与咖啡屋。蒲柏发觉自己被欢呼为英国最聪智的诗人，其他所有的诗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他以疲惫枯燥的诗描写温莎森林（1713年），丝毫没有提高名声。于1714年得胜的辉格党员，也未曾忘怀蒲柏在那首诗中为没落的前朝显露出的天主教的同情。但1717年，他重振英名，获得观众的垂青。他将埃洛伊兹和阿贝拉尔寓言似的通信用对句加以刻凿，埃洛伊兹自禁于女修道院里，恳求被阉割的阿贝拉尔蔑视教会与国家的律法而重回她的怀抱：

来吧！如果你不惧怕，像你这般娇媚！

抗辩上帝，辩驳我心；

来吧！用沉沦的眼睛一瞥，

抹去天际每一丝光明的意念，

飞奔驰骋，从圣地攫取我，

助朋友们一臂之力，并将我从我主处夺走吧！

继而，她又以另外一种语气对他说：

不，逃离我，远至天涯海角，

升起阿尔卑斯山隔离我们！深海翻滚在我们之间！

啊！不要来，不要写信，连想也不要想到我，

也无须你分担我为你悲痛情谊的万一。

但她仍然深信，在她临终之时，他会悄至身旁，并不因为他是她的爱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牧师：

愿你站立在神圣的教袍下，

庄严的蜡烛在你手中战栗，

呈现十字架于我双睁的眼前，

即刻教训我，并知悉我的死亡。

蒲柏像当时的每位诗人一样，梦想着写出史诗。他曾于12岁那年写过一篇，后来，在研读荷马的作品时，灵机一动，他认为可以将《伊利亚特》翻译成英文的双韵英雄诗。他曾询及朋友，他们赞成了他的看法。其中一位朋友乔纳森·斯威夫特，将蒲柏介绍给罗伯特·哈利、博林布鲁克及其他政府首脑，希望能帮他找个维生的闲缺。这件事没有成功，他转而争取预约，策略性地置身在谋官者与政府阁部之间，斯威夫特宣称：“英国最佳诗人是蒲柏先生，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已从事于翻译荷马的诗成英文诗，为此，他希望他们全部订阅，因为我需要有1000基尼的钱，作者才愿意将书付印。”蒲柏建议将《伊利亚特》分成4开本6册出版，每套定价6基尼。虽然价钱昂贵，仍普受追捧，订户很多，书商伯纳德·林托特同意每册付给蒲柏200英镑，而且免费供给他许多本书，用以应付向他订阅的读者。有575个订阅户共购买了654套书，蒲柏译《伊利亚特》一书赚了5320英镑。第一册书包括4篇章，于1715年出版。它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竞争，因在同期，托马斯·狄克勒（Thomas Tickell）翻译的第一章也出版了。艾迪生赞美狄克勒的诗，蒲柏认为这其实是艾迪生的诗，他认为与他同时出版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于是又将艾迪生列为敌人之一。

如果学识是唯一的考验，蒲柏的翻译便不甚值得赞美。他没有非常好的希腊文知识，而须借助学院派的帮助。他以校对早期的翻译，并以拿手的抑扬格五音步的对句，重新组织、完成大部分作品。当时尚存的希腊文学巨子本特雷（Bentley）批评得好：“蒲柏先生，这是一首好诗，但您不能称之为荷马之作。”对韵诗与其押韵的鼓音、对称的语句、子句及对照格，阻滞了希腊六音步诗快捷而澎湃的形式。然而，在那些奇妙傲立的诗句中却有一股前进的宏伟及语言的泉源。这些优点胜过了本特雷的微词，这一译作从18世纪到19世纪普受欢迎。约翰逊说：“这是世上仅见最高贵的译诗。”托马斯·格雷声称，没有别的译文可以与之比拟。直到济慈（Keats）看到查普曼译的荷马，华兹华斯（Wordsworth）将英国奥古斯丁古典时代愉悦许多人的那种繁文矫饰的格调呵为一场瘟疫之前，英国的评价，一直如此。

蒲柏的《伊利亚特》于1715年至1720年出版。其成功引起书商的注意。一个书商要求蒲柏编纂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无视于其与莎翁聪智、艺术的罅隙冲突而愚蠢地同意了。他不耐辛劳地从事于这趣味不合的工作。结果于1725年出版，不久他便被当时的莎翁研究泰斗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驳斥为不称其职。蒲柏便在《愚人志》（The Dunciad，1742年）中将他钉上了十字架。

同时，林托特怂恿他翻译5卷《奥德赛》，给他每卷100英镑的报酬，当时订约了819套书。但如今，他已缺乏热情，厌于撰砌对句诗。他将一半的工作委诸两位剑桥学者，他们不久就学会模拟蒲柏的格调。蒲柏曾预告订户他将聘用助手代劳。《奥德赛》（1725—1726年）远逊于他的《伊利亚特》，出版时他只承认24本中的5本为助手之作，其实他们已翻译了12本。他付给他们770英镑，自己净得3500英镑。这两部翻译使他经济独立。他曾说，现在要“感谢荷马”使他能“生活宽裕而不用投靠当今的诸侯王公”。1718年，他在特威肯汉购置了一栋别墅，有一座5亩的花园斜伸至泰晤士河。他将花园设计成“自然”的格调，避免他行诗作对的古典规律。他说：“一株树是比穿着冠冕礼服的王子更为可贵的东西。”他从房舍掘了一条地道穿过纷杂的公路而通入花园。这个“洞室”，他巧妙地饰以贝壳、琉璃、珊瑚、化石、镜子与方尖碑。在那个凉爽的隐庐，他款待许多知名的朋友——斯威夫特、盖伊、康格里夫、博林布鲁克、阿巴思诺特、蒙塔古夫人、卡罗琳公主、伏尔泰。蒙塔古夫人是他的邻居，住在他们所谓的特威特南。博林布鲁克就住在附近的道利，离伦敦只有2英里远，可驾轻舟摇荡于泰晤士河上，更近处则有里士满的贵族宫廷、汉普顿宫廷及科尤植物园（Kew）。

阿巴思诺特博士的《英国民族史》（History of John Bull，1712年）赋予英国人性格与“约翰牛”的英名。他加入斯威夫特、康格里夫、盖伊、蒲柏诸人有名的涂鸦社（Scriblerus Club，1713—1715年），致力于谈笑嘲弄各种大话与愚谬。他们谈笑的对象都被增添在蒲柏日渐膨胀的敌人之列。蒲柏与蒙塔古夫人有着半真实半文学的罗曼史，后来却成死敌。斯威夫特有时与蒲柏一起，如在出版《格列佛游记》时，两人互相交换厌世观及显示他们彼此维护时的一些体贴书信。蒲柏结识博林布鲁克约于1713年，他们渐渐发展成为哲学上彼此的卫士，他们全力互相恭维。蒲柏说：“我确实认为在这个伟人的身上一定孕育着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似乎被从高一等的天体错置在此。”而博林布鲁克在蒲柏临死前也曾言道：“我认识他这30个年头，因他的爱而感到自傲。”其实，他那时已哽咽难言了。

这位诗人一定有某些可爱之处，我们应该常常记住，他因他的体型缺陷而终日感到羞辱是可以原谅的。他早年有姣好的脸孔和欢愉的个性。仅仅他眼神的生机就足以吸引人。但是，随着他长大，脊背的弯曲也愈来愈甚而增加痛苦。他曾描述自己是“一双长脚与长臂的活生小巧的生物，如果说他是一只蜘蛛，一点也不代表邪恶，远处看他会误认为是一座小风车”。用餐时，他为了与人并坐，必须像孩子一样，用高椅支撑。他几乎经常需要人侍候。若没有人随侍，他不能自己上床或起床，不能自己穿卸衣服，也难以维持身体的干净。起床时，他需要仆人将他套在硬挺的帆布束身里，才能自行坐起。他的腿纤细得需要穿上3双袜子借以增加厚度并保暖。他对寒冷相当敏感，因此，他在粗暖的麻布制成的衬衫内穿上“一种毛皮束衣”。他几乎不能感受健康的热力。巴瑟斯特公爵说他一个星期有4天头疼，其他3天则害病，理查森能够绘出这么一幅精明而敏锐的蒲柏肖像真可叹为奇迹。但在鲁比亚克的雕像中，我们可以看见折磨心灵的那个弯曲的身子。

我们难以寄望这样一个人能够脾气温和、彬彬有礼、欢愉仁慈。他一如其他残疾者一般，变得容易动怒、跋扈、忧闷。他难得抿嘴一笑。他虽然没有任何身体的吸引力，却为自己的地位和知识感到骄傲。像一只软弱或伤残的动物，也像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他变得规避、诡谲而狡诈。他迅即学会撒谎，甚至欺蒙朋友。他谄媚贵人，但不屑写作欺媚的文辞。他勇于拒绝其所轻视的政府赐予他的一笔养老金。

在私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蒲柏某些可贵的气质。斯威夫特称之为“我所认识或听到的最尽职守的人”，对母亲的孝道是他困扰的精神中最为纯洁而持久的情操。他在母亲91岁高龄那年写道，母亲每天的陪伴使他无感于缺乏家庭其他成员的亲爱。他的性道德实际胜于言辩。他的身体不适于私通，但其口舌与文笔可能代为满足。他写给他心目中的两位女士的信也放荡得只有娼妓才能忍受。但其中有位马莎·布朗特，向这位羸弱的诗人表现出热情，而被误传为私通。1730年，他描述她是“这15年来，我每天与之消磨三四个小时的朋友”。在他早临的老年，他变得依赖着她的热爱而生活，也遗留给她几近全部的财产。

由于经常自觉于身体的缺陷，他对批评他性格或诗的每个字都会倍感锐利。这是一个充满着复仇火焰的文学论战的时代。蒲柏以滥骂还滥骂，有时文辞甚至不宜付梓。1728年，他将他的文敌与批评他的人齐集在他的诗栏里，然后在他最有力而难驯的作品中乱射其愤怒之箭。这部作品是匿名的，但整个伦敦文学界，却从作品的风格中看出作者的真名。步德莱登的作品《马克·弗雷诺》（Mac Flecknoe，1682年）艰苦的路途之后，蒲柏的“愚人”呼叫文丐街的文士是以西奥博尔德为国王的“笨拙宫廷”（Court of Dullness）的愚人之首。他哀悼雷恩和盖伊之死，哀悼斯威夫特过着爱尔兰式的流亡生活。斯威夫特临死前，在都柏林教堂就像“洞中被毒的老鼠”一般。至于其他诸人，他只视他们为唯利是图、毫不雅致的庸才。西奥博尔德、丹尼斯、布莱克莫尔、奥斯本、柯尔、西伯、奥尔德米克森、斯梅德利、阿诺尔等人先后受到批评、嘲骂。

由诗人萨维奇的口中吐露，在后来的版本中，蒲柏愉快地说道，在初版的那天，一群作家如何围攻书商，用暴力威胁书商不准出版这部诗。这又使大众如何更加想看这本书，又如何一版接一版地销售一空；这些受害者又如何组成俱乐部协商报复之道，及烧毁其小蜡像。丹尼斯的儿子携了棍棒准备殴打蒲柏，但被巴瑟斯特公爵劝阻。从此，蒲柏在散步时随身携带两支手枪和大犬。有好几位受害者以出版小册子应战。他和朋友们着手（1730年）创办《文丐杂志》，继续抗战。1742年，他出版《愚人志》的第4册。在书中，渴求新对手的他，对学究与自由思想家，旋复展开攻击。这些人夸口道：

我们尊贵地取道高耸的第一大道，

直至我们怀疑上帝时，理性便趋没落，

让“自然”仍旧依附他的计划；

尽我们所能远离他……

或是一跳跳出他所有的戒律；

使神成为人们的形象，而人为最后因；

发现美德褊狭，鄙视所有关系；

端凭自我，天为我生；

一切不似我理性矗然确切，

一切不似灵魂与意志的可疑。

显然，蒲柏已深入哲学，不仅只与博林布鲁克研习。休谟具有消解力的《人性论》于1739年问世，在《愚人志》第4册出版前3年。有些迹象显示这位子爵已将沙夫兹伯利的自然神论传给这位诗人，而更益之以世界的智慧。博林布鲁克说，你的讽刺文和琐屑的作品已经足够了，将你的诗才转向神圣的哲学吧！沃顿（Joseph Warton）说：“巴瑟斯特公爵一再向我保证，他已详阅了博林布鲁克手抄的整卷《论人》（“On Man”）一文，还汲取了蒲柏行将谱成诗文以阐明的一连串命题。”蒲柏似乎已经写成这些文字，甚而使用了这位贵族怀疑论者特殊的语词，但他加上了他基督教残存的一些信念。因此，他发表书信体诗集《论人》（Essay on Man），1733年2月发表第一篇。是年稍后又发表了第二篇与第三篇，1734年发表了第四篇。不久，这些作品被译成法文，许多法国人欢呼其为一部结合诗与哲学的最灿烂的作品。

今日，这些文章主要是以人人知晓的诗行而传之于世。让我们公平对待蒲柏，而在他艺术与思想的背景方面看看那些诗行。他以顿呼博林布鲁克起首写道：

觉醒吧！我的圣约翰，

将一切鄙事留给各国王低贱的野心与骄矜。

让我们（因为生命除了仅只环顾周遭，继而逝世外，

鲜能多添一些什么）自由翱翔在人类的这一切戏幕之上；

一座宏伟的迷宫，而非没有计划……

让我们一齐战胜这广阔的园地，

该笑的笑，该坦率的坦率，

但向人类辨明上帝之路。

当然，这是莱布尼茨的《神圣论》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回响。蒲柏接着警惕哲儒们不能幻想或假装了解——“能够以偏概全吗？”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理性有限，而我们的未来不可知：

你的暴乱注定了这只羔羊今日流血，

它若有你的理性，它会蹦跳游玩吗？

它欢悦至终，啃吃如花的食物，

吮舐刚刚举起流它鲜血之手。

这里蕴藏着隐秘的悲观主义，希望只能经由无知而存在：

谦恭地寄望，那么，用战栗的羽翼翱翔；

等候一代大师，崇爱死亡与上帝，

他给予你何种将来的福分，非你所能知，

但给你那丝希望成为你现下的祝福。

希望在人的胸怀里永远跳跃，

人类绝非现在，而是经常将行有福。

我们看不出生命显然不公的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大自然并非仅只为人而设。上帝的安排是万物为万物而非仅是万物为我。蒲柏描写“庞大的生物链”由最低等动物，经人类、天使而到上帝，他信守这个神圣的秩序，而不论其如何隐秘而不为人所知：

所有的自然只不过是艺术，为你所不晓；

所有的命运、方向为你所不见；

所有的不调，谐和难以了解；

所有的事物有部分邪恶，但普遍善良，

虽然骄纵，在犯错的理性之轻视中，

有个真理明晰易晓，不论什么，什么便对。

首先是知性的谦逊，而后是帕斯卡的庄严回响：

了解你自己，勿推上帝窥视，

人类的适当研究范围就是人类自己。

在这中段的地峡上摆上，

一种阴郁聪智，鲁莽伟大的生物……

真理的唯一裁判，抛入无穷的错误之中；

世界的荣耀、嘲笑与难解之谜！

在这些人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同意说“行动的源泉——自爱——支配着灵魂”，这里，理性也需要参与指挥，平衡我们的感情，以免使我们蹈入恶境，因为：

罪恶是如此骇人的怪物，

它虽为人所憎恨，却无法避免碰到；

但若经常碰到，熟悉其面目，

先而忍受，而后怜悯，最后则予拥抱。

这些情欲虽然都是自爱的模式，却是天造地设的一部分，可能会归于甚至对我们盲目的幻想有益的终结。因此肉欲延续了种族，相互的利益形成了社会。虽然国王、教条曾经用人血玷污过历史，但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显然有好处：

政府的形式且让愚人去争执，

管理最善者即是最好的政府，

信仰的各种形态，且让粗率的狂热者去争斗，

凡生命在正途者，必然不错。

《论人》一文第四篇讨论到幸福，作者极力与善相比。如果好人遭遇不幸，恶人有时腾达，这是因为：

宇宙之因，

非以部分，而以一般法则运行；

神主宰全盘，但留下部分予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中有些人埋怨财产不均是不幸的来源，但阶级的区分却为政府所需：

秩序是天上第一法则，这正说明

有些人是，而且该是比其他人伟大。

这不像6月天气一般的明朗，但对博林布鲁克子爵还能说些什么呢？虽然自然与天赋的不平等，但幸福是平均分配的。穷人有如帝王一般快乐，富有的恶人并不见得快乐，他们拥抱自己的所得，却深感世人的轻蔑。正义的人虽身处不公，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灵。

《论人》最先给我们的感触是其无比简洁的文体。蒲柏说：“我选择诗体，因为我发觉我能够比用散文更简要地把它们（观念）表达出来。”没有人——甚至莎士比亚——能比得上蒲柏，在一个小房间里搜集无限的财富——至少可观的意义。这652对句诗中有比《新约》以外的任何类似的文学更多可资纪念的诗句。蒲柏知道他的限度，他清楚地否认思想的独创。他打算用节略艺术来重新厘清自然神教与乐观哲学，结果成功了。在这首诗中，他至少暂时抛开他的天主教教义。他把上帝仅作第一因看待，上帝并未施展“特殊的神力”去帮助善人避免恶人的诈骗。在这一体系中，既没有奇迹，也没有天主赐予的《圣经》、堕落的亚当或赎罪的基督，只有一个对天堂的模糊希望，但没有言及地狱。

许多批评家攻击这首诗为诗韵化的人文主义。“人类适当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本身”，解释了人文主义某一层面的意义，而且似乎凿沉了一切神学。这篇《论人》译成法文之际，立刻受到一位瑞士籍牧师克劳萨斯的攻击，除了有影响力的威廉·沃伯顿，没有人前来为蒲柏辩护，以抗拒这种外国的攻击。为了平息教士的愤怒，蒲柏于1738年出版了一篇可爱的赞美诗《宇宙的祷者》（“The Universal Prayer”）。正统之士并不十分满意，但风暴平息了。在欧洲大陆上《论人》一文受到夸张的欢迎。“依我看来，”伏尔泰评论道，“此为以任何文字所曾写出的最卓越、最有益、最高尚的教诲诗。”

1735年，蒲柏以《致艾布斯诺特博士书》（Epistle to Dr.Arbuthnot）为一册讽刺诗作序，为其生活与作品辩护，因此树立了更多的敌人。这就是著名的描绘艾迪生为阿提库斯（Atticus），及残酷地揭发双性恋赫维爵士（Lord Hervey），后者曾称蒲柏“如其心般冷酷，如其生般卑贱”。蒲柏在显示诗人最好与最坏的诗行中将他描摹成史泼洛斯（Sporus）：

什么？那丝样的东西，

史泼洛斯，那只不过是驴奶的白乳？

讽刺或意指，啊呀！史泼洛斯可感觉到

谁在车轮上粉碎一只蝴蝶？

我来扑走这只镀金翅膀的小虫，

这着色的脏孩子，发臭又刺人……

他是否说着文饰的无助，

提词人呼吸时，傀儡尖声大叫；

又或，在夏娃耳边，亲密的蟾蜍，

半吐沫，半毒液，到处乱喷，

在双关语，或政治，或故事，或谎言上，

或怨恨，或猥亵，或脚韵，或咒骂，

他的智力一如跷跷板，在这与那间，

一下高，一下低，一下控制着，一下放弃了，

他本身就是个可厌的对比。

两栖的东西啊！扮演着任一角色，

浅陋的头，或败坏的心，

梳妆台边的花花公子，餐桌边的谄媚者，

一会绊倒一位淑女，一会傲视一位爵爷。

蒲柏颇以其敏于如此暗算为傲——

不错，我骄傲；我理当骄傲地看到

人啊，不畏上帝，却畏惧我。

他宽恕他的怨恨因为时代为愚昧的胜利威胁，需要一只毒蝎来刺激知觉。但1743年他推断自己被打败了。在《愚人志》最后的修订本中，他绘出一幅强有力的画面——多恩以弥尔顿式的语调预感宗教、道德、秩序和艺术陷入普遍的黑暗与衰颓中。鲁钝女神，高高在上，对着垂死的世界打着哈欠：

她来了！她来了！黑貂皮的宝座看着

原始的黑夜与古老的纷乱！

在她跟前，想象的镀金云朵衰退，

所有变幻不定的彩虹消逝……

一颗接着一颗，在可怕的美狄亚压力下，

令人发晕的星星消失于天上的原野……

在可觉察她的逼近中，秘密，

技巧地离去，一切便入黑了。

望着潜伏的真理逃向她古老的洞穴，

高如山的诡辩堆叠在她头上！

哲学，过去倚靠着天堂，

退缩到她另一个动机，不再存在了。

形而上学的物理（科学）乞求自卫（对抗休谟？），

而形而上学要求理性的支援（洛克？）！

望着奥秘飞向数学（牛顿？）！

徒劳啊！它们凝视着，晕眩了，叫嚣着，消隐了。

宗教赧颜着遮掩她的圣火，

不知道道德死去……

看啊，你那可怕的帝国，纷乱！恢复了；

光在你那不存在的字前消灭；

你的手，伟大的叛徒首领，降下帷幕吧，

让宇宙的黑暗埋葬一切。

也许他错把自己的颓废误为宇宙的衰败。55岁时，他已濒于垂暮之年了。水肿使他不能行走，哮喘使他难以呼吸。1744年5月6日，他陷入精神狂乱中，从此他不时发作。一次他表达了来生的信心。一位天主教友问他是否需唤来一位教士，蒲柏答道：“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但也对，谢谢你提醒我。”他死于5月30日，“那么平静”（若我们可信任约翰逊的话），“使随侍不能辨识他去世的正确时间”。身为天主教徒，他没有资格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葬在特威肯汉双亲墓旁。

他是一位绅士吗？不。他詈骂的怨恨毒化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的文学气氛。他肉体上的痛苦产生了尖酸刻薄，剥夺他被覆在仁慈上的力量。他是一位天才吗？当然。不在于思想，那是他借来的，而在于形式，他以其型格使之完美。萨克雷称他是“世上仅见的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以言词的巧妙、措辞的精练、箴言的丰富，他成为当时的典范。法国人甚至接纳他为那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伏尔泰敬重他，并在《谈人》（Discours sur l’Homme）一文中模仿他。30年来，他是英国韵诗的权威，而且是英国吟游诗人的典范，一直到华兹华斯宣示了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他的辉煌的《论人》仅在音步与押韵上是诗，它的技巧太露痕迹。这位艺术家已忘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劝告以隐藏他的技巧。他也忘了贺拉斯关于一位诗人必须在表达之前先有感情的警告。蒲柏察觉了，但多半蔑视且恶言相向。他缺乏对高贵举动或女性优雅的美感。他的想象力在对陈旧思想寻求妥协时，在尖刻、浓缩的字句中枯竭了，无法获得理想的形式以激励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唯有他的怨恨增添其翼。

他保持了英国“奥古斯都时代”主要的诗的象征——这个时代的范围可以以其一生（1688—1744年）为限。英国精神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与伟大时代的法国戏剧不断茁长的亲密关系；贵族政治——阶级统治大众——在言词、举止、文雅的词汇和自若的态度上的影响力；伊丽莎白时代的奢浮与清教徒似的与上帝交谈后理性与现实的反应；复辟时代法国规范的移转至英国；科学与哲学的新声望；所有这些在贺拉斯与布瓦洛的古典规则下共同带来英诗盛行的形式。一个批评的时代继踵了空想的时代。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侵犯而且润饰了散文；如今在文艺全盛时代的英国，散文贬降而且褪色了诗。在英国语言上“新古典”文学的征象亦好亦坏：它给予新的精确、明晰与优雅；它丧失了伊丽莎白时代语言的活气、力量与亲切。原有独特的、奔放的个性与表现屈服于添加的秩序，迫使了生活上的一致与文学上的格式。

新古典风格仅表现了英国生活的一部分；对反叛、伤感，或理想的爱情它已无余裕。甚至蒲柏全盛时，有许多英国诗人呐喊着反对造作与逻辑，从理性转向自然，并在感情、惊奇、想象、忧思、悲望中找到了发泄。正当英国古典时代的巅峰时期，浪漫运动肇始了。

感情的呼声

新古典诗除了书几乎注视不到任何事物。它看见的荷马与贺拉斯、艾迪生与蒲柏，比在街上经过的男人与女人，或每天影响人类情绪的天气与景致更为鲜明。诗人借着接触大地，感觉与回应田野、山林、海洋和天空，借着通达难以言传的秘密情感之下的意念来深入自身。他们抛弃说教，决心歌唱。抒情诗回返，叙事诗远去。渴望超自然的安慰，渴望一些奇迹扩展人生，克服了自然神教对奇迹的攻击，而且不断在中古神话、东方浪漫故事与哥特形式中寻求从冷酷的现实中逃避。

当然，感情的呼声一直不断。斯梯尔不是以《基督徒英雄》（“Christian Hero”，1701年）赞美着旧有的信念与自然的情感？沙夫兹伯利的《特征》（“Characteristics”，1711年）不是将人类生活集中在“热情”与“情爱”上？怀疑论者休谟与经济学家斯密不是将所有道德归源于同感、同情上？虽然如此，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却为“感性”发出显明的第一击。

他是苏格兰山间一位教区牧师之子。他下山至爱丁堡修习牧师神职，但教授指责他的用语为亵渎的诗化。他迁到伦敦，途中遭抢劫，濒于饿死，于是卖掉他的诗篇《冬季》（Winter，1726年）以换取一双鞋子。这首献给斯彭斯·康普顿爵士的诗，由于其赞词为他带来了20个基尼金币。英国贵族并不如约翰逊所想的那样装聋作哑或吝啬成性。汤姆森回想着靴子在雪地上嘎扎踏过，他如何：

听着风儿怒吼和深流暴涨，

或看着激腾的暴风雨酝酿

在阴森的黄昏天空……

他如何在海边望着风犁过海上，“从底部翻腾着褪色的大海”，撕裂着几艘碇泊的船只，不时将它们危险地升向一浪，又压往下一浪，抛掷它们于“尖锐的岩石或伺待的浅滩上”，打散成“碎片处处……到处飘浮”。他描绘一位农夫陷入目眩的大风雪中，他不断挣扎时，冰冻的腿沉入更深的雪堆中，直至他再也抬不起靴子，精疲力竭地倒下冻毙：

啊，很少想到愉快的，放肆的骄傲……

多少人察觉到，在这关头，死亡

与一切悲伤的不同痛苦……

多少人憔悴在匮乏中，地牢阴郁，

隔开寻常的空气与寻常运用

他们自己的四肢；多少人啜饮着

悲惨的忧伤之酒，或咀嚼着痛苦的

不幸面包，创伤被冬风割裂着；

多少人退缩到肮脏的茅屋

在凄凉的贫穷中……

另一位赞助人出版汤姆逊的《夏季》（Summer，1727年），那年他以一首著名的诗加入了向西班牙战斗的呼声中：

不列颠首先奉上天之命

崛起于蔚蓝之洋，

这是她领土的特权，

守护天使唱着此歌：

统治吧，不列颠，统治着大海；

不列颠人绝不致为奴。

从伦敦，他飘荡到乡间数周，以诗人的双重感性汲取“每一乡景，每一乡音”；喜爱来自农场制酪的气味，沉醉于雨后太阳的明媚，或盼望着济慈秋郁的心绪。他于1728年出版了《春季》（Spring），然后，增加了《秋季》（Autumn），“恶化的叶子开始蜷曲了”，再将4本诗集结合成《四季》（Seasons，1730年）。有一次他获酬陪伴查理·塔尔博特（Charles Talbot，当时大臣之子）去欧洲旅行。返回后，他过着闲适的生活，写些拙劣的诗句直至大臣去世（1737年）。再度贫困后，他被介绍给威尔士王子，王子问起他工作的情况。汤姆逊回答道：“它们处于比以前更为诗化的状态中”，而因“诡辞地接受了一笔100镑的奖金”。48岁时，汤姆逊突然因泰晤士河边的一次伤风结束了生命。

《四季》树立了英国小诗的风格，并在法国找到后继者。一位圣兰伯特侯爵从伏尔泰处偷走了埃米莉，写成了《四季》（Les Saisons，1769年）。英雄双韵体诗迈步走过19世纪时，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威廉·科林斯、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马克·埃肯赛德与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拓宽了往华兹华斯与查特顿（Chatterton）的浪漫道路。爱德华·扬直至60岁写完《快乐的凡人》后，以《夜思生、死与不朽》（Night Thoughts on Life，Death，and Immortality，1742—1744年）彰显了他天国的安息所。伏尔泰嘲讽这夜间的吐露为“一个混乱的夸言与卑微的琐屑的混合体”，但也许那是因为爱德华·扬曾以一首讽刺诗嘲笑过他：

你是那么的机敏、放荡与瘦弱，

我们立刻想到弥尔顿、死亡与罪恶。

威廉·科林斯只活了扬的一半寿命，其同样小巧秀丽的诗却多达两倍。为了逃避神职的召唤，在发疯、去世（1759年）前，他花光钱财来精心修改作成的1500行诗。比受到赞美的《黄昏颂》（“Ode to Evening”）更好的是他为1745年参战的英国战士所写的墓志铭：

沉入歇息的勇士们如何地安眠着

受着他们全国同胞的祝福！

春天，以露湿冷冽的手指，

返回装饰他们神圣的地方，

她将布置一块芳芬的草坪，

更胜于想象之足踩踏过的。

由仙女的纤手他们的丧钟鸣着，

由看不见的形式他们的挽歌唱着；

那里来了荣誉，阴郁的朝圣者，

祝福披覆他们泥土的草皮；

而自由将暂时修整一下，

以供一位哀悼的隐士住着。

在这些感性的诗人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给我们年轻的忧郁和许多温柔的隽语。托马斯·格雷是伦敦一位公证人的12个孩子之一；其余的11个都夭折了。托马斯是孩子们当中唯一度过危险时期的幸存者，因他的母亲，眼见他起痉挛，以剪刀剪开他的静脉。11岁时他去了伊顿，在那里他开始了与贺拉斯·华尔波尔和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的友谊。然后他回到剑桥，他发现那里“充斥着寂寞的生物”和倦怠的名人。他打算学习法律，然而误入了昆虫学与诗歌，最后他饱学语言、科学和历史，使他的诗充盈着学识。1739年，他与贺拉斯·华尔波尔去欧洲大陆旅行。冬季中穿越阿尔卑斯山，他写道“并非一座悬崖，一道激流，一片绝壁，却孕育了宗教与诗歌”。在1740年写自罗马的作品中，他首次使用“如画的”（picturesque）这个词——甚至1755年的《约翰逊字典》仍找不到它。在雷焦艾米利亚，他与华尔波尔发生争吵；华尔波尔过于重视他的家世，格雷过于骄傲他的贫困，一位“共同的朋友”在中间传话使结果更糟。他们分开了，格雷继续前往威尼斯、格勒诺布尔与伦敦。

他的朋友韦斯特死于26岁，使他怨恨人生。他回到斯托克波吉斯（Stoke Poges）一位舅父家中。在不断的研习中，他在那里写出了《伊顿学院远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年）。远眺这些学校景物，他想到他朋友的早死。凌越那些年轻人的运动与欢乐，他以忧郁的眼光看到他们困惑的命运：

这些人将扯开愤怒的激情，

心灵的秃鹰，

倔傲的愤怒，苍白的畏惧，

与躲闪在后的羞耻；

在焦思的爱情耗费他们青春之前，

在嫉妒以痛心的牙齿

深深地啮着秘密的心前，

虚弱了羡慕，凋零了挂念，

狰狞不安的失望，

与悲伤锐利的标枪……

瞧！迈入老境时，

看到了可怕的一群，

痛苦的死亡之家，

比他们的女王更可怕。

撕扯着关节，火烧着脉管，

每一牵动的肌腱扭曲着，

在深处的器官内翻腾；

瞧！贫穷，填入这一群，

麻痹灵魂以冰凉的手，

与渐渐耗尽的年月。

给每人各自的苦楚；所有的人，

同样无可挽回地受苦着，

善感的为别人的痛苦，

冷酷的为他自己的。

然而啊！为何他们应知晓他们的命运，

既然悲伤从不来迟，

快乐太快飞逝？

思想粉碎了他们的乐园。

不再有了；无知就是幸福

充当智者是愚蠢的。

1742年底，格雷返回剑桥继续研读。与华尔波尔和解后，他送去《写于乡间墓地的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1750年）。华尔波尔私下将它流传，一位出版商偷偷将之印行并篡改。为了保护他的诗，格雷让多兹利（Dodsley）出版一个较好但仍不完美的版本（1751年）。在这首卓越的诗篇中，格雷以刻凿的古典形式覆上浪漫的忧郁，用安静的四行歌在旋律的庄严中进行至阴郁的结束，取代了蒲柏的“铿锵的双韵”。

1753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写了一篇柔情的墓志铭，寄托哀思。在《诗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Poesy”）颂歌中，他欢呼缪斯神自希腊、罗马迁移至阿尔比恩（Albion）；他承认少年时欲与品达相抗衡的狂热，并乞求诗神“难以征服的心灵”的天赋。一篇更崇高的颂歌《吟游诗人》看到了英国生活可取的长处，揭露了恶习与专制。华尔波尔在草莓山（Strawberry Hill）印刷付梓的这两篇品达风格的颂歌，在形式上太做作，在古典与中古的引喻上太深奥，只有学者才能了解。格雷将其孤独藏于骄傲中。“我不会添加另外（说明的）注解以拯救伦敦所有猫头鹰的灵魂。它就如原样般非常优异——没人了解我，而我十分满意。”猫头鹰熟悉黑暗中的尖啸声。

在剑桥的彼得屋中抑郁不展，太过穷困又太胆小，成不了家，对人生的纷乱太过敏感，格雷成了忧郁的内向者。一些大学生痛恨他的疏远与道貌岸然，又知道他怕火，某个晚上在窗口下大喊着厅堂失火了来吓他。据说，他身着睡衣，穿过窗子顺着一条绳索而下——落入恶作剧者放置在那里的水桶中。1769年，他游历了英国湖泊，在《日记》（Journal）中他写道：他使英国了解那个地区的可爱。另一次游历时，他在莫尔文收到《遗弃的村落》（The Deserted Village）抄本。“这个人，”他喊道，“是一位诗人。”稍后，痛风结束了他的旅行，不久也结束了他的生命（1771年）。

有段时期他的声望是极盛的。1757年，他高居英国诗人之首，被授以桂冠的荣衔，但他辞谢了。考珀略过弥尔顿，称格雷为“自莎士比亚被冠以卓绝人物后唯一的诗人”。亚当·斯密略过莎士比亚，补充道：“格雷结合弥尔顿的卓越与蒲柏的优雅、和谐，撷取的素材不虞匮乏，也许他是以英国语言写诗的第一位诗人，但写得不多。”约翰逊赞赏《挽歌》一诗，但也找出不少缺点：“格雷有一种傲视的尊严，浮而不实……我承认我默想他的生活比他的诗文更觉满意。”

剧场

这半个世纪以来，伦敦的剧院做了什么？主要的剧院是特里鲁街（Drury Lane），1733年后是科芬园（Covent Garden）；在林肯郡的客栈场（Inn Fields）和善人场（Goodman’s Fields）有小型剧场；干草市场（Haymarket）有喜剧的小型戏院（Little Theatre）和歌剧的皇家戏院（His Majesty’s Theatre）。大体来说，伦敦拥有比巴黎多两倍的剧院。表演在下午6时开始。自王权复兴时代起，观众已改变了品味，“社交圈”如今已自戏剧退到歌剧。热衷的或有钱的听众仍坐在舞台边。“池座”与楼座可容纳约2000人，在那里中产阶级占优势。女人扮演着所有女性的角色，提起了男人的兴致。由此开始了著名女伶人如凯蒂·克莱夫与佩格·沃芬顿的全盛时代——贺加斯将其入画，查理·里德（Charles Reade）则将其编入小说中。

“演员的第一、重大、主要的情绪，”加里克道，“是在进食。”他们喜欢在剧中添加性爱。菲尔丁的亚当斯牧师道：“除了艾迪生的戏剧与斯蒂尔的《羞怯的爱人》（Conscious Lovers）外，我从未听说任何剧本适合基督徒阅读。”然而，菲尔丁自己创作淫秽的喜剧。伏尔泰描述英国的剧院为“不正经”。约翰·伯纳德爵士1735年诉请下院对剧院稽查，声称“英国现在过于沉溺于淫荡与懒散的消遣中……意大利阉人与女子的薪资竟与财政大臣的一样多，这震惊了全欧洲”。不道德的布景与台词依然未见改善，但当菲尔丁与盖伊将剧院当成政治讽刺诗的工具攻击罗伯特·华尔波尔与乔治二世时，一位阁员提交议会通过了《许可法案》（1737年），指示宫内大臣严格执行戏剧演出的授可。于1843年修正的此法案，一直是英国的法律，但非常宽容地实施着。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偏离其道，赞赏了1731年作于伦敦的一出剧《伦敦商人》（London Merchant）。此剧吸引了狄德罗，因为它标志中产阶级的悲剧首次引入英国剧场。法国古典剧已确立了悲剧属于贵族的原则，若降格至中产阶级的布景，将丧失社会地位与尊严。乔治·利洛（George Lillo）做了双重冒险，他将悲剧带入商人家中，并以散文写出。梭罗古（Thorowgood），这位诚实的生意人，主张“我们职业的尊严”，确信“就如商人之名绝对贬抑不了绅士，它同样也绝不排斥他”。这是一位商人的学徒因一位诱人的娼妓而堕落的故事，主题饰以道德的训诫并卷入感伤中。它得到中等阶级的喝彩，他们欣喜地看到它的高洁与理想展示在英国舞台上。狄德罗推崇这个剧，并在介绍本国悲剧与中产阶级运动中仿效它。莱辛在《莎拉·桑普森小姐》（Miss Sara Sampson，1755年）一剧中采用它的语调。中产阶级在文学正如在政治上显露了锋芒。

在苏格兰，约翰·休谟使戏剧即将盛行。他因写作出版《道格拉斯》（Douglas，1756年）——当时最成功的悲剧，触怒了他的教士同事。约翰的堂兄大卫·休谟在激情奔放中欢呼他为“索福克勒斯与拉西纳真正的门徒”，他很可能“及时为英国剧场野蛮的非难辩护”。加里克拒绝此剧时，休谟、凯姆斯爵士（即亨利·休谟），与苏格兰教士中的“稳健派”安排它在爱丁堡演出，大卫还充当售票员。此事对约翰·休谟与休谟全家，及对于苏格兰其他地方来说是一大胜利，因为约翰·休谟已将古老的苏格兰民歌改变为带给苏格兰人双眸愉悦眼泪的爱国剧。苏格兰教会的爱丁堡长老会抨击休谟为衣冠禽兽，提醒他“基督教会一直认为以舞台剧和演员供娱乐不利于宗教与道德”。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对约翰·休谟与另一位牧师参加演出正式提出控告。大卫·休谟将他的《四大论文》（Four Dissertations）献给他的堂弟，并写了一篇激烈偏激的诉状。约翰辞去牧师职到了伦敦，促成他的《道格拉斯》上演，佩格·沃芬顿出演女主角（1757年），在那里也赢了胜利。苏格兰人聚集来喝彩。伦敦首演结束时，一位苏格兰人叫嚷：“噢，呸！弟兄们，你们认为你们当今的莎士比亚如何？”这剧今日看来已如艾迪生的《加图》般沉寂了，当时却时演时辍达一个世纪之久。1784年，西登斯夫人在爱丁堡演出时，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大会不得不错开她公演的日子，以安排所有重要的事。

这段时期，伦敦剧场最令人欢欣的成功是《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约翰·盖伊刚开始时是一名商人的学徒，后来升为克拉伦登伯爵的秘书，又成为涂鸦社最有活力的会员之一。蒲柏描述他为：

举止文雅，感情温和；

机智的成人，单纯的小孩；

以自然的幽默缓和了善良的愤怒，

立即转为喜悦并讽刺了年岁。

1716年，盖伊以《琐趣》（Trivia，or 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扬名。马车车轮碾在铺石地上的轰隆声，以鞭子和腔调驱策着马的车夫，负载着鱼往比林门的少女，“帕尔马尔”街花哨的姑娘倚在情人臂弯里的宁静，街道上迂回前行的路人，以“令人不察的手指使你的口袋轻巧”的文雅小偷，“以友善的灯光教导你蹒跚的步伐正确踩踏”，并导引你回自家门口的魁梧巡夜人：《琐趣》对那些愿意了解1716年伦敦的人提供了所有这些及更多的情景。

1720年，盖伊的《诗集》（Poems）出版了，带给他预约金1000镑，这些钱他在南海公司的破产中损失了。蒲柏与其他人援助他，但1728年他以《乞丐的歌剧》重新崛起。引言介绍了乞儿，乞儿介绍了歌剧。此剧以培岑唱的一首歌谣展开，他（就像乔纳森·怀尔）揭发偷儿以装作守法（当他们拒绝供应他时），但他实际上是一个赃品掮客。他称自己为诚实的人，因为“所有职业彼此轮换”，因为贪财而变动。由于他的女儿波丽与一位勇敢、英俊的强盗马奇斯队长恋爱并结婚，他的事务被搞得一团糟。这妨碍了他利用女儿的魅力以驾驭买主、卖主与官员。培岑夫人恢复其信心：

为何我们的波丽必须，实实在在的，不同于其他女人，只爱她的丈夫，而且为何我们波丽的婚姻，不同于所有人的观察，使她较少被其他男人追求？所有男人在爱情上是小偷，更喜欢属于别人财产的女人。

然而，培岑夫人警告其女儿：

你知道，波丽，我并不抨击你以商业方式玩弄顾客，或泄露个人秘密等等；但若我发现你扮演了傻子，而且结了婚，你这个女人，我将割断你的喉咙。

波丽在歌谣中为其婚姻辩解：

爱情可被劝告所支配吗？

丘比特会服从我们母亲吗？

虽然我的心如冰般冻结，

在他热情下已溶化了。

他吻我时，抱得好亲密，

它那么甜蜜我想必已顺从；

我想最安全最妥善的

就是结婚，但唯恐你责骂。

培岑激怒了；他怕马奇斯杀他，而他的太太通过波丽继承他们的财产。他设计将马奇斯出卖，让他稳当地吊死。马奇斯出现了，以压力安慰波丽，并保证从此他将只娶一妻：

我的心无拘无束

像蜜蜂般漫游，

直至波丽回报我的热情；

我啜饮每一朵花儿，

我每小时都在转变，

但这里每朵花结成一体。

她恳求他发誓若被放逐，他将带她一起走。他发誓道：“有什么力量……能使我离开你？你很可能从朝臣处移走养老金，律师处移走诉讼费，镜子上移走美丽的人儿。”然后他们加入动人的二重奏中：

他：我若被安置在格陵兰的土地上，

以我的臂膀拥抱着我的情人，

温暖于永恒的严寒中，

半年之夜将很快度过。

她：我若被卖到印度的土地上，

火般的白昼终了后不久，

我可嘲笑闷热的辛劳，

依靠在我爱人胸膛上时。

他：我将终日爱你，

她：每日亲吻嬉戏，

他：与我在一起你将喜爱漂泊，

她：越过山丘，到遥远的地方。

她告诉他，她的父亲计划告发他，她悲伤地嘱咐他暂时逃避。他离去了，但停在一间酒馆内给他的帮手一些抢劫的指示。他们离去时他与酒馆的女人跳舞戏耍；培岑早已贿赂这个女人；她在爱抚他时偷走了他的枪，然后召来了警官；下场布景中他下入纽盖特狱中。在那里波丽与他另一位太太为了他而争论。他们释放他，但他再度被捕而且送上了绞架。途中，他以一首歌安慰他的女人：

那么再会了，吾爱——亲爱的爱人们，再会了！

我满足地死去——这对你们较好。

此刻结束了我们余年的争吵，

以此方式，很快地，我取悦了所有的妻子。

乞儿——作者现在出现了，骄傲着让罪恶遭到应得的惩罚，如在所有高尚的剧中一般。但一位演员抗议道“歌剧应快乐地结束”。乞儿屈服了，从一陷阱中将马奇斯救出，给他波丽而造成另一个陷阱。所有的人围着这对爱人跳舞，而队长不禁怀疑他是否遭到了比死更坏的命运。

盖伊幸运地得到约翰·佩普施，一位住在英国的德国作曲家的效劳。佩普施从古英国风中挑选了盖伊的民歌音乐，结果令人难以抗拒。虽有腐化与虚伪的讽刺，在林肯郡的客栈场剧院中（1728年1月29日）观看首演的观众反应热烈。此剧连演了63天，真是史无前例。它在英国主要市镇上演了很久，并拍成我们时代中最令人愉快的影片之一。扮演波丽的女演员成了放荡的纨绔子弟的目标与沙龙里的宠儿；她的自传与画像大量售出；她的歌曲被写在扇上；她与一位公爵结婚了。但一位国教牧师抨击盖伊让强盗成为英雄，而且不受惩罚地离去。盖伊试着以波丽之名制作一部续集时，宫内大臣拒绝批准。盖伊将其出版了，它销得极好，此剧使盖伊富有，使剧院经理里奇高兴。四年后，疝痛带走了诗人。

小说

这一时期，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事件是现代小说的崛起。《克拉丽莎》（Clarissa）与《汤姆·琼斯》（Tom Jones）在历史上比当时任何一首英诗或一部戏剧更加重要。1740年以来，小说取代戏剧而为英国代表。

故事如作品般古老。印度有她的传说与寓言；埃及在其文学作品中包含了路得、以斯帖与约伯的传奇；犹太人的希腊与中古的基督教王国产生了冒险与爱情的浪漫故事；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写出了成千的短篇小说，如在薄伽丘与班德洛（Bandello）的作品中；文艺复兴时代的西班牙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写出生动的歹徒恶汉事迹；17世纪的法国以比爱情更长久的爱情故事评估这个世界。勒萨日绵绵地道出《吉尔·布拉斯》（Gil Blas），笛福描述人类的勇气改进了冒险故事，斯威夫特以游记痛责了人类。

但这些作品具有我们的现代感吗？在想象的故事上它们与18世纪的小说类似；一些作品有冗长复杂的情节；刻意逼真地描绘人物；但（也许克鲁索例外）它们缺少在发展整体上统一事件与人物的情节。阿芙拉·贝恩夫人（Aphra Behn）的《奥伦诺柯》（Oroonoko，1688年）叙述一位非洲奴隶的故事，有统一的情节；笛福的《辛格顿船长》（Captain Singleton，1720年）、《摩尔·佛兰德斯》（Moll Flanders，1722年）与《罗克萨娜》（Roxana，1724年）也一样；但所有这些仍是一串插曲，而无法使每一部分推展单一主题的结构的统一。理查森与菲尔丁抓住了这一点，刻画人物经事件而成长，并使他们的小说描出了时代的特色，现代小说于此诞生。

·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

开创新小说的是德比郡一位木匠之子——塞缪尔·理查森。在理查森出生后，木匠一家搬到伦敦。家里希望他成为教士，但因太穷不能给他必要的学校教育，他设法以读书来弥补。他生长的圈子保留了清教徒的道德。他到一位印刷商那里当学徒，因书法上的名声使他为不识字、患相思病的女子写信而增加了收入。这决定了他小说中的书信体及广泛的探讨女性的心理与感情。他的勤勉与节俭得到了报酬。他成立了自己的印刷所，与前主人的女儿结婚（1721年），生下6个子女，其中5个夭折了。她也正当年轻与眷爱时去世了（1730年），这些伤恸助长了他相当忧郁的心境。他再度结婚，又生了6个子女，遭受了更多的伤恸，后来跃升为下院的印刷商。在他出书前他已年满50岁。

1739年，两位印刷商朋友约他写一本小册的范例书信，做“那些文盲的乡村读者”的指南，并充当“如何正确、谨慎地思考，处理人类生活的一般事物”的指导。准备这本书时，理查森想出一个念头，将一连串的信件编入描写一位处女聪慧道德的爱情故事。很可能受马里沃《玛丽安娜的生活》（Vie de Marianne）暗示的贞洁主题，理查森于1740年11月出了两册的《帕梅拉》（Pamela），内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写给双亲的一系列家信。因首次以培养两性青年心灵上道德与宗教为原则，而在英国文学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此书广为流传，1741年理查森增加了两册的《高贵的帕梅拉》（Pamela in Her Exalted Condition），说及她婚后的德行与智慧。

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直很吸引人，因为我们绝不致太老而对诱惑不感兴趣——1000页后诱惑甚至也变成了厌烦。然而情感的压力始于第一页，帕梅拉道：“噢，我的眼睛怎么看的！难怪看到的纸那么脏。”她是善良、温顺与谦虚的典型。16岁时出去工作，她汇寄第一次赚的钱给父母，“因为上天不会让我匮乏……若我赚得多，我相信那是我的责任，如我一直惦念着，来爱顾与抚养你俩，因为我无法为自己做任何事时，你俩爱顾且抚育我”。谨慎的双亲拒绝花这笔钱，直至他们获得保证那不是她的单身雇主为了她的欢心而给的预支款。他们警告她，她的美貌危及她的贞节。“我们担心——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我们担心，（唯恐）你过于感激，而回报他以珍珠——你的贞洁，那是财富所不能补偿给你的。”她允诺守贞，补充道：“噢，事情进行顺利多么可喜！那正是我羡慕伟人们的理由。”她的情感令人钦佩，虽然因表白而失去了一些魅力。在最后的悲剧中，她的雇主毫无准备就进入了她的房间，将她紧抱到他激动的胸前。她昏迷过去，他的安排被搅乱了。恢复意识时，“我将手放在他唇上，说道，‘哦，告诉我，还是不要告诉我的好，在这苦难中我遭到了什么？’”他向她保证他的企图失败了。感激他有意的恭维，她渐渐学着爱他。她这由怕生爱的转变，是成就理查森心理学家声名的许多微细笔触之一。虽然如此，她抗拒他一切的围攻，最后他失败了，并向她求婚。很高兴挽回她的贞洁与他的灵魂，帕梅拉决定成为一位完美的英国太太：留在家中，避免盛会，仔细记账，广施慈善，制作果酱、饼干、糖果与蜜饯，而且感激她的丈夫降下阶级之梯，不时仁惠地与她交谈。理查森以两性交往中贞德益处的说教在第2册中作结。“若它（帕梅拉的贞德）激励了任何可敬人心中令人称许的效法，他们可因而获得报偿、赞誉与祝福。”这也正使帕梅拉扬名。

一些英国人，如精力充沛的菲尔丁，讪笑着，但成千中产阶级的读者同情地融入帕梅拉的震颤中。教士赞美此书，高兴地发现似乎出卖给恶魔的训诫在文学上增强了。6个月内《帕梅拉》发行了4版，出版商自然敦促理查森以同样丰富的心绪进一步创作。但他不为金钱而工作，而且他的健康开始衰退。他慢慢地写，直至1747年发表了一部杰作，使欧洲所有的中产阶级拜倒在他脚下。

《克拉丽莎》2000页长，于1747年11月至1748年12月分7册发行。因曾被指控《帕梅拉》显示德行仅为一交易的策略，并描述一位痛改前非的浪子为一个好丈夫，理查森着手彰显德行为一神圣的禀赋，将在天国获得酬报，及一位终不悔改的浪子无可避免地走向罪恶与破灭的终结。冲动的登徒子洛弗莱斯，被认为是女人的恶魔，向克拉丽莎·哈洛威求婚。她不信任他，但不自觉地为他的声望吸引。她的家人禁止她会见这样的流氓，拒他于门外，并引见索尔摩斯先生——一个无恶行与个性的人给她。她拒绝了。为使她屈服，他们责骂她，折磨她，将她关起来。洛弗莱斯雇用一个帮手伪装她亲人，以器械对她攻击。为了逃避他们，她随他来到圣阿尔班斯。她愿意嫁给他，但他犹豫了，认为婚姻是一种束缚，他宁愿有很多情人。

他试着引诱克拉丽莎。她警告他若他碰着她，她将自杀。他卑鄙地但绅士般地禁锢她，此时她送出一封信给她的密友安娜·豪伊。他设计出一个接一个的阴谋来突破她的防卫。她抗拒他，然而认为她的荣誉不可挽回地被她半同意私奔玷污。她写了一封令人同情的信给她父亲，乞求他，无须原谅她，但请撤回他加诸其身的诅咒。她认为这永远关闭了她上天堂之门，她的父亲还是拒绝了。她患了痨病，病中她唯一的支撑是她的宗教信念。洛弗莱斯隐入法国，在决斗中被克拉丽莎的舅父所杀。最后她的双亲赶来宽恕她，却发现她已断气了。

这是一个单纯的故事，以单一调子拖得太长而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力，但在18世纪的英国它成了全国性的话题。在出版期间，成百的读者，写信给理查森哀求他不要让克拉丽莎死去。一位父亲描述他3个女儿“此时每一位手上拿着《克拉丽莎》不同的版本，她们的眸子就像4月里潮湿的花朵”。玛丽·蒙塔古夫人，正如那个时代任何一位英国女士般世故，把这书当作对中产阶级情感与流行狂热的让步，但它触犯了她贵族的品味：

我竟这样老迈愚蠢得为克拉丽莎·哈洛威哭泣，正如16岁的挤奶姑娘为“女子的堕落”（Lady’s Fall）的歌谣哭泣一般。说实话，第一卷书以极类似我的少女时代软化了我，但大体上它是悲惨的素材……克拉丽莎守着格言，向所有她见到的人表白所思所想，却没想到，在不完美的人生中，无花果叶对我们的心灵就如对我们的身体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显示我们所想的一切正如显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不适当的。

此时，英国女子不断请求春风得意的理查森为她们塑造一位理想的男性，如他在《帕梅拉》中塑造了一位理想的女性一般。他在这项工作前踌躇了，但在《约瑟夫·安德鲁》（Joseph Andrews）中帕梅拉被菲尔丁讽刺，而且受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刻画的形象刺激，1753年11月至1754年3月，他刊出分7册的《葛兰狄逊爵士史》（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我们这代厌烦享乐的心境难以理解为何第三本小说如其他两本一样成功。20世纪反对清教徒的严谨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妥协的反应排斥了理想的善，至少在男性中的描写。我们发现了好人，也有坏人。理查森试着以一些小缺点修饰葛兰狄逊爵士，但我们仍不满于他和我们之间难以越过的距离。此外，德行在炫示时丧失了魅力。葛兰狄逊仅免于封圣。

理查森太专注于训诫，他几乎缺乏幽默与智慧。企图通过信函讲述一个长的故事使他卷入许多未必发生的事件中（想想这些谈话的纸稿）。但它准许他从许多不同的观点来提示同样的事件，并给予故事一种亲密，这亲密几乎不可能以较不主观的形式来表现。写冗长与秘密的信件给信任的亲友是时代的习俗。此外，书信体给理查森发挥其长处的机会——女性品格的展示。此处也有错失：他认识男人比女人少，认识贵族比平民少，他很少抓住人物内心的变化、矛盾并加以拓展。但上千的细节显示出他仔细地观察了人类行为。在这些小说中，英国心理小说诞生了，主观论在卢梭身上成了一种狂热。

理查森谦虚地享受他的成功。他继续印刷商的工作，但他为自己筑了一座精舍。他撰写劝勉的长信给很多女人，一些女子称他“亲爹”。在他余年，他为精练的思想与冗长的技巧付出了神经质敏感与失眠的代价。1761年7月4日，他死于中风。

就影响力来说，除了卫斯理与老皮特（elder Pitt）外，他比当时任何一位英国人都要大。在英国他有助于陶铸约翰逊时代英国的道德习俗，而且提高了乔治二世后朝廷的道德。他伦理与文学上的遗产促成了戈德史密斯的《威克非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1766年）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年）。在法国，他被认为在英国小说上鲜有敌手。“无论何种语言，”卢梭说道，“没有一部曾经写出的小说可与《克拉丽莎》等量齐观，甚至接近它。”理查森经普莱沃神父翻译介绍，伏尔泰在《娜宁》（Nanine）里将帕梅拉戏剧化，卢梭在《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se）的主题、形式与道德目的上以《克拉丽莎》为典范。狄德罗在他的《理查森赞》（Éloge de Richardson，1761年）中说，若他必须卖掉他的图书馆，他会从他所有书中仅仅保留荷马、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与理查森。在德国，盖勒特（Gellert）翻译并模仿《帕梅拉》，悲叹着《葛兰狄逊》；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狂爱《克拉丽莎》；威兰（Wieland）根据《葛兰狄逊》创作剧本；德国人朝拜着理查森之家。在意大利，哥尔多尼将《帕梅拉》改编成舞台剧。

除非为了学术研究，今日没人阅读理查森。我们没有闲暇写出这样的信件，更别说读它们了，而且一个工业的与达尔文时代的道德律远离了清教徒的谨慎与节制。但我们知道这些小说，远甚于汤姆逊、科林斯与格雷的诗，代表了对智识与理性崇拜的感情上的反叛。正如表彰卢梭为浪漫运动的主将，我们表彰理查森为浪漫运动之父。这运动直至世纪末，将凌驾蒲柏的古典艺术技巧与菲尔丁的活泼写实之上。

·亨利·菲尔丁（1707—1754）

1727年他出现在伦敦时，每个人都赞赏着他高大的体格、健壮的外形、俊秀的面容、欢悦的谈吐和开朗的心灵，这是一个为自然充实以享受人生的一切甘美，并透视人生一切争议的现实的人。他除了钱财外一样不缺，自谓曾被迫驾驶过出租马车，做过受雇的文人，羁绊自己在一管笔上，并以喜剧和讽刺剧糊口度日。他的表亲玛丽·蒙塔古女士运用她的影响力使他的剧本《化装舞会之恋》（Love in Several Masques）在特鲁里街剧院上演（1728年）。她去看了两次，亲切而引人注目。1732年，她又帮助他，使《摩登丈夫》（Modern Husband）轰动起来。他不断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平庸剧本，1731年推出了具有幽默风格的讽刺剧《悲剧中的悲剧》（Trgedy of Tragedies），或称《伟大的汤姆大帝的一生》（Life and Death of Tom Thumb the Great）。

经过4年的追求，他娶了夏洛特·克拉多克。不久她继承了1500镑遗产，菲尔丁即退休与她下乡静养，过着乡绅的生活。他爱他的太太，他宠溺地形容她是美丽而害羞的索菲娅，是无限柔情的阿蜜里亚。

1736年，他又回到伦敦，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剧本，但1737年《执照法案》对戏剧设了若干限制，菲尔丁于是退出了舞台剧转而学习法律，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1740年）。他的人生在理查森的《帕梅拉》问世那年起了转变，所有菲尔丁的讽刺性格全被这位女英雄的美德及她的创作者挑拨了起来。他开始写作类似模仿《帕梅拉》的游戏文章：《约瑟夫·安德鲁及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的奇遇史》——仿塞万提斯的风格（1742年）。书中的约瑟夫纯洁俊逸，正如帕梅拉的洁白无瑕，他被介绍为帕梅拉的弟弟。像她那样，他也屡次被雇主引诱，而不断加以拒绝；跟她一样，他在信中详述了这些窥伺他贞操的阴谋，他给帕梅拉的信，几乎是但不完全是理查森式的：

亲爱的帕梅拉姐姐：

希望你一切尚好，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我的女主人爱上了我——这是那些显赫人物所谓的迷恋——她有心要毁灭我。我希望自己具有更多坚定的决心与风范，不致因世上任何一位女性而抛弃了我的操守。

亚当斯先生常告诉我，节操对男人与女人同样是重大的美德，他说他从不知晓他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我也要竭力以他为榜样。确实如此，全是由于他良好的训诫与劝说，再加上你的信，我才能抵抗那种诱惑——据亚当斯说，无人能屈从这一诱惑而不会今世为之悔恨，及在来世受到诅咒……忠告和模范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啊！但我很高兴她惯例般地把我赶出了她的卧室，因为我几乎忘却柏森·亚当斯曾告诫我的每个字了。

亲爱的姐姐，我毫不怀疑，你会有风范，能在所有的考验下仍然保持你的贞洁。我要诚挚地请求你为我祈祷，使我也能保持我的节操，因为事实上它被不止一个人严厉地攻击着。但我希望我能以你为榜样，为了我约瑟夫之名，纵使在所有的诱惑之下，仍保持我的操守……

他成功了，在娶了贞洁的芬妮为妻之前，他始终是处男。因嫁给了富有的雇主而提高了社会地位的帕梅拉，于是责备芬妮蓄意要嫁给约瑟夫，后者的社会名望因为帕梅拉的高攀也上升了。理查森抱怨菲尔丁对《帕梅拉》犯下了“浪荡而刻吝的灌输”之罪。

菲尔丁对讽刺文章的兴趣并未因模仿理查森而满足，他戏谑《伊利亚特》，其手法为召唤缪斯而将他的书变成了一部叙事诗。他的幽默感泉涌在约瑟夫和亚当斯在途中碰到的各种不同人物身上，特别是小客栈老板托乌斯。他与清理卧室的女仆蓓蒂偷情时被太太当场逮住，但他被原谅了，而且“在他的余生中每天一次到两次，安静而自足地忍受着听他太太提起他的逾轨行为”。由于菲尔丁的个性不适合从一位十全十美的年轻人中塑造英雄与整篇小说，他很快便丧失了对约瑟夫的兴趣，转而将柏森·亚当斯作为他小说的主角，这似乎是不甚恰当的选择，因为亚当斯是一位诚挚的正统神学家。他身上总带着一本他传道的手稿，随时准备寻找一位不顾一切的出版商。但他的创作者给他粗大的喉咙、刚强的胃及一对坚硬的拳头。他反对战争，但很会打架，在故事中他打垮了一群流氓。毋庸置疑，他是菲尔丁笔下最可爱的人物。作者以奇异的遭遇把他与猪、污泥和血放在一块时，我们也分享到作者的快乐。我们这些年轻时深深被基督的理想主义感动的人，对不存半点狡诈、满怀慈悲的传教士，一定感觉温暖而亲切。菲尔丁拿他与唯利是图的柏森·杜里伯做了一个对比，后者是“你应该一见的大人物之一，不须粉墨即可登场扮演约翰·福斯塔佛这一小丑的角色”。

载满盛誉的菲尔丁，于1743年出了一本3册的书，谦虚地命名为《杂集》。第三册包括了他一篇讽刺作风的杰作——《乔纳森大帝的生平》（Life of Mr.Jonathan Wild the Great）。那不是一本有关18世纪著名的费金（Fagin）的真实传记，“我的叙述着重于那些他可能会完成的壮举”。最初的版本是抨击罗伯特·华尔波尔爵士偷窃选票的勾当。华尔波尔去世后，此书的再度发行成为对一般称许的“伟大”的讥讽。菲尔丁认为，大部分“伟大人物”对人类所为之恶远多于善，就像亚历山大被称作“大帝”一样，因为“他曾以火与剑扫平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毁灭了无以数计的无辜小民，像旋风一般的，将颓废、衰败与荒芜散至每个角落，据说，他的一种仁厚表现是没有割去一位老妇人的喉咙和强暴她的几位女儿”。小偷与这位“政客”相比也会良心稍安，因为他的受害人少，劫掠的东西也少。

以一种政治传记体的方式，菲尔丁赋予乔纳森一系列高贵的家谱，将他的血统溯至“随同亨吉斯特前来的沃尔福斯坦·维尔德”。他的母亲“具有最神奇的胶着性手指头”。从她那里，乔纳森学得了扒窃的道艺，他过人的智力使他能组织一群勇敢少年，专门将多余的财产或无意义的生命从阔绰的人们那里分离开来，他吞没了大部分所得，并将不服气的部下解交给法律议处。他不能勾引被追逐的拉蒂夏，她宁可失身于他的助手费尔勃拉，后者“在几分钟内便可摧残了这位美人胚子，如果她不以适时的顺从来阻止他的话”。后来她嫁给了乔纳森，两星期以后他们陷入争吵，她解释她有天赋的权利与人乱交，他骂她是母狗。他们亲吻后再度和好。他犯下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罪恶，地位也一次比一次高升，直到他的妻子眼见他被判死刑。一位神父陪他到绞架去，途中，他还在扒窃，但只得到一个螺丝钻子，因为这个神父是鉴赏葡萄酒的行家。于是“伟大的乔纳森·怀尔德，经过一切惊人的贪诈后——绝少大人物能像他这样——终于勒死在绞架之下”。

1744年底，菲尔丁丧妻。这件事使他意志消沉，直到他开始无限怜爱地描述她——带着生离死别的凄婉——方告释然，他把她写成了索菲娅与阿蜜里亚。他妻子的女仆仍然留下来照顾他的孩子，他对她的忠心奉献觉得非常感激，因此1747年娶了她。此时他正为健康状况和经济压迫所苦。这一情景直到1748年，受命担任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和平法官方得缓解。不久，转到密德尔塞尔斯任官，那是一件艰苦而不稳定的差事，由来到弓街（Bow Street）法院的诉讼当事人付给费用。他称这年薪约300镑的所得是“世界上最肮脏的钱”。

在1744年至1748年多事的几年中，他已经着手他最伟大的著作，因为长达6卷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公之于世，是在1749年2月。他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从法律事务和其他冗务外抽出“约摸数千小时”信手涂写而完成的一部作品。从它粗鲁的幽默感、男性的道德观看来，没人会认为这些是在痛风、追怀往事及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写成的。以往的英国小说从未有人如此完整而坦率地描写过人的身体、心智、道德和性格。

汤姆出场时是一个不合法的弃婴，他在阿尔沃西先生贞洁的床上被发现。从这里开始到汤姆结尾的婚礼中，菲尔丁穿插了数以百计的插曲，尤其是不连贯的流浪汉故事。但读者若读到结尾，会吃惊地发现，所有这些偶发事件都是经巧妙编织，是整个结构不可或缺的，也是人物发展必需的。有些人物理想化了，如格兰丁松·阿尔沃西；有些太简化了，如可鄙至极的布里费或查肯先生，那迂腐的教师“冥想中充满了鞭笞”。他们中许多人表现了生命的蹉跎。韦斯特对世上所有的一切“看得最珍贵的是……他的枪、狗和马”，其次是他的酒瓶，再次是他无人可比的女儿索菲娅。一位克拉丽莎，她懂得如何在男人的陷阱中自处。一位帕梅拉，她诱捕了她的男人而不为他婚前的经历操心。

汤姆除了有点散漫外，一切再好不过。阿尔沃西先收养他，再送他上学而被查肯先生鞭挞。他逐渐长成为坚强不屈的男子汉，唯一的缺憾是被神秘的身世遗留下来的恶意的谣言困惑着。他抢劫一个果园，偷了一只鸭子，但他的养父原谅了他这些恶作剧。索菲娅在道德的距离外崇拜着他，但汤姆对自己的私生身份有着自知之明，从不妄想和一位如此高不可攀、地位财富如此悬殊的女子相恋。他满足于和猎场看守人的女儿莫莉厮守在一起，也承认可能是她孩子的父亲，后来他因得知自己只是许多可能者之一而如释重负。索菲娅得知他们两人的关系，虽然伤心，她对汤姆的热情却只冷却了短暂的时间。有一回她骑马打猎摔了下来，汤姆拉住她的手臂，她的脸红泄露了自己对他的倾心。他也不错过机会表示爱意。然而，韦斯特先生已准备好钱财要将她嫁给布里费先生，后者是无子嗣的阿尔沃西先生唯一合法的侄子和继承人。索菲娅拒绝嫁给这个年轻的伪君子，韦斯特坚持原意。接着，父亲的意愿与女儿的眼泪之间的战争使后面数卷令人神伤。汤姆羞愧地离去，并有意让人在小树林里发现他，莫莉躺在他臂弯里。索菲娅恰好撞见，气极昏倒。汤姆极不情愿地被阿尔沃西先生赶了出来，从此开始了充满插曲的游历。若非这些，菲尔丁正如塞万提斯和勒萨日一样，发现写小说的不易。汤姆的心仍然依恋着心碎的索菲娅，但认定自己永远失去了她，于是溜进了瓦德夫人的床上。经过许多磨难及赢得信心的复杂过程后，阿尔沃西终于宽赦了他，并让他代替布里费而为继承人。他与索菲娅前嫌尽释，韦斯特先生也衷心地欢迎他做女婿。一星期以前原准备要勒毙他的韦斯特，现在急着要完成他们的大事：

向着她，孩子，向着她，走向她……是不是都好了？她决定了日期没有，孩子？啊，应是明天还是后天？我不能再延迟多过后天的一分钟……她全心要在今晚完成婚礼，不是吗？苏菲？……阿尔沃西是在搞什么鬼？哈，阿尔沃西，我用一个皇冠跟你打赌5镑，再过9个月我们将有个男孩子。

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人能将英国人的生活描写得如此丰富，如此坦率。上面所提并非全部，我们省略了温柔、忠心、英雄主义、文明气质及哀怨动人之处，因为这些在任何社会里都可看到。菲尔丁宁取直觉的人而不取好思考的人。他轻视那些删除书本上猥亵字句的人，这些人在他的时代甚至想净化莎士比亚和乔叟，他也轻视那些认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应该仅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诗人和文学批评者。他解释两性的爱是生理上的爱，而将其他观点归为幻想的境界。他蔑视那些在各阶层中他见到的拜金者。他痛恨骗子和伪君子。他向牧师做短暂的忏悔，但他喜爱柏森·亚当斯，还有《阿蜜里亚》中唯一的英雄哈里森博士。身为一位英国国教的传教士，菲尔丁一遇机会就向人传教。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出版后，他转笔开始面对自己做法官的案件，这些经验使他每天与伦敦的犯罪和暴行接触，他建议加强公共秩序的保护措施和正义的仲裁。由于他的奋斗加上他兄弟约翰·菲尔丁的努力——后者继任他为弓街的法官，一个伦敦的恐怖集团被消弭殆尽，几乎所有歹徒被绞死。一位乐观人士于1757年报道说：“拦路抢劫者的邪恶时代几乎已成过去了。”

1751年12月，亨利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阿蜜里亚》（Amelia）。他无法遗忘前妻，她犯的所有过错都被他忘却了，如今他将她树立成一位粗率军人的十全十美的妻子。布施少尉善良、勇敢而慷慨，他崇拜他的阿蜜里亚，但他赌博欠债。故事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他身系囹圄。作者用上百页来诉说他与另一位同居者马修斯小姐的故事。他向她逐点详述他妻子的美丽、节俭、忠贞、温柔及其他的优点，然后接受马修斯小姐的邀请与她共享床笫之乐。他持续了“整个星期这种罪过的对话”。在这里及以后他身系囹圄的画面中，菲尔丁带点夸张地陈列了男人和女人的伪善、警官推事等的贪污及狱吏的残暴。这里，已预见了欠债者的监狱，那将延续一个世纪而引起狄更斯的愤怒。法官思拉舍可以因一个人带有爱尔兰的口音而定他的罪。“西拉，你的舌头出卖了你的罪状，你是爱尔兰人，这对我总是足够的证据。”每一章里歹徒的数目都在增加，直到阿蜜里亚对她贫困的孩子哭喊着，“原谅我带你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阿蜜里亚是菲尔丁的病人格丽塞尔达，她在前面一章中跌坏了鼻子，“整形术使它恢复了外观”，她变得更美丽，使以后的每一章中都有窥伺她贞操的企图出现。她承认自己在才智上不如丈夫。她对他百般依顺——除了拒绝参加一次化装舞会。她参加了一次亨德尔的圣乐会，对自己抛头露面在沃克斯霍尔那些好调戏女子的男子面前，感到十分犹疑。布施从一次脱逃中回到她身旁，发现在厨房中的她犹如一位淑女为了参加舞会而打扮自己那样快乐。她接到一封寄自马修斯小姐的来信，她泄露布施在狱中的私通。阿蜜里亚销毁了这封信，对丈夫只字不提。他喝酒、赌博欠债，直至入狱时，她仍然爱他。她先出售自己的饰物，接着是衣服，以供养他和孩子们。法律及其执行者对布施的苛刻给她的打击，更甚于他的过失带给她的伤害。菲尔丁与卢梭和爱尔维修一样，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后来被恶劣环境和不良法律破坏。萨克雷认为阿蜜里亚有着“英文小说中最迷人的性格”，但她可能仅仅是男人的梦想而已。结尾时，阿蜜里亚成为当然的女英雄，她与布施退隐于她的房产中，布施最后变成了一个好人。

这样的结局就逻辑而言是不合理的：一个布施永远就是布施的样子。菲尔丁试着将纠缠的网络理出一个快乐的结局，但此处他巧妙的手法太明显化了。这位伟大的作家疲倦了，和小偷、杀人犯的接触使他生了病。完成《阿蜜里亚》后，他说：“我再也不借着任何类似的文学女神而让我的孩子们来烦扰这个世界。”1752年1月，他开始写《修道院日志》（Covent Garden Journal），提供了一些活泼的角色，答复斯莫利特的批评，并浏览了一下《罗德利克冒险记》（Roderick Random）。11月，他的《修道院日志》胎死腹中。1753年至1754年12月，由于这位作家对他的法律条文太过卖力，工作、水肿、黄疸病和哮喘使他崩溃了。他试过主教乔治·贝克莱的焦油水，但水肿更加厉害。他的医生推荐他去阳光普照的地方旅行。1754年6月，他与妻子、女儿同乘葡萄牙“王后号”出发，旅途上他写了《里斯本游记》（Journal of Voyage to Lisbon），这是他最可爱的作品之一。1754年10月8日，他逝世于里斯本，葬于该地的英国公墓。

他的成就是什么？他建立了写实小说的风格。对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描述，他比历史学家更为生动。他的书展开了一个世界。对上流社会，他并不很成功；与理查森一样，他必须自足于作为一个外围的旁观者。他对自己国家生活实体的了解甚于它的精神，对爱的本质的了解甚于它的灵性。较为精致、细微部分的英国风格，他没有捕捉到。即今如此，他的影响力及于斯莫利特、施特内、狄更斯和萨克雷，而为他们的鼻祖。

·托庇亚斯·斯莫利特（1721—1771）

作为竞争者，斯莫利特不喜欢菲尔丁。这位年轻一点的苏格兰人同意休谟的意见，为英格兰阻挡了去法国的路感到遗憾。然而，他的祖父主动为英格兰推动议会联合政体（1707年），也曾是联合议会的一员。托庇亚斯2岁时失怙，但他家里在经济上支持他在敦巴顿文法学校和格拉斯哥大学接受教育。在大学里，他修医学预科课程。未及修完学位，他便喜欢上写作，带着一本毫无价值的悲剧剧本，匆匆跑到伦敦去晤见加里克，结果被拒绝。挨饿一阵子后，他毛遂自荐地当了船医的助手，登上战舰“坎伯兰号”，随其（1740年）航行，并参加了“杰金斯之耳”（Jenkins’ear）战役。在哥伦比亚湾外，他加入了卡塔赫纳的笨拙攻势。他在牙买加退除役籍，并在那里遇见了南希·拉塞尔斯。回到英国后（1744年），不久与她结婚。他在唐宁街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学习外科手术。但写作的念头常使他心痒难耐，再者，他在海军里的经验至少需要回忆一遍，于是1748年他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一本小说。

《罗德利克冒险记》是描写许多事件依附在一个角色上的老流浪汉的罗曼史。斯莫利特不从菲尔丁处取走任何东西，而从塞万提斯和勒萨日处受益良多。他对人类及其行为的兴趣比书本和谚语浓厚。他把故事填满了各样的巧合事件，赋以垃圾的腐臭和血渍的色泽，处处弥漫着个性突出、说话有力而快活的角色。这是成千本有关海洋的英国小说中最早也是最好的作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描写了英国的小客栈和伦敦的道德。我们这些没有乘过伦敦18世纪马车并在小客栈膳宿过的人，不知有多遗憾！——那是一个各色人等的汇杂处：腐化的士兵、老鸨和妓女，小贩拖曳着他们的担子把钱藏起来，男人在小屋子里踱步找寻错的铺位，女人被强奸时尖叫着，但几枚钱币使她们安静下来，每个可怜的灵魂都假装很不可一世，每个人都会发誓。简妮小姐骂一位小贩：“你这无一不脏的老家伙！”又问一位少尉：“他妈的，先生，你是谁？谁把你变成少尉的？你这可怜的老粗，拉皮条，吃软饭的家伙，嗤！像你们这种家伙在军队里干可有好看的了。”

在伦敦的罗德利克变成一个“药剂师的学徒”——助手。他逃避婚姻，因为发现自己的未婚妻与另一个男人在床上。“老天给我耐心和理智而使我立刻离开，我要向我的运气千谢万谢，因为这项愉快的发现，我放弃了所有未来结婚的念头而获益匪浅。”

由于被误控为窃贼，罗德利克丧失了工作，处境困乏。他说：“除了进陆军或海军，我找不到任何糊口之计。”正为抉择苦恼时，他却被一个拉夫队击昏后拖上一艘船——“雷声号”，因而解除了烦恼。他接受了命运，成为船医的助手。在船上仅仅待了一天，罗德利克即察觉船长奥肯是残暴而缺乏理性的人，他为了节省开支，强制船上生病的水手工作至死。在卡塔赫纳，罗德利克反抗了。后来船只遇难，他泅水至牙买加海岸登陆，成为一位年迈潦倒的女诗人的仆役，爱上了诗人的侄女娜西莎，“希望有朝一日得享这位可人儿”。斯莫利特用令人窒息的流利笔触，以充沛有力、平实、简洁的语调，长达3页的段落继续描述下去。在伦敦，罗德利克重新结交一批怪诞朋友，包括麦玲达小姐与比蒂小姐。接着到巴斯，出现更多的旅行画面。在该地，他又邂逅了甜美的娜西莎，赢得芳心，又失去了她，有一场决斗……他又加入海军作医师，该船驶向几内亚，（他的船长在该地）“购买了”400名奴隶转售至巴拉圭而“获巨利”。再访牙买加，见到了失踪已久、如今成为暴发户的父亲。回返欧洲，回到娜西莎身旁，结婚。返归英格兰，接手其祖传产业。对于罗德利克而言，娜西莎“腰围已经长得出奇的浑圆”——

若是世上有真正的快乐这回事，我享受到了。我的激情经过狂风暴雨的冲击后，如今停止了，浸润在亲切的欢愉和静谧的爱情里，原本空虚的心由于这种爱的联系、心灵的交流而根深蒂固，神圣的婚姻促使其茁壮茂盛。

《罗德利克冒险记》的销路很好。斯莫利特现在坚持要出版他的剧本《弑君者》，序文即一网打尽地数落曾经拒绝过该剧的人。由始至终，斯莫利特皆将不满宣泄于文字中而树敌。1750年，他北上阿伯丁，得到医药学位，但他的个性妨害了他悬壶济世的行业，反而使他更沉湎于文学。1751年，他出版了《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这本书的书名一如《罗德利克冒险记》，引人入胜地向读者介绍一个多彩多姿的生命，所不同的，斯莫利特将尖锐的幽默感融入人物塑造中。康莫多·杜宁被形容为一个非常怪异的绅士，他“在他的时代里曾经是一个英勇的骑士，为了恪尽职守而丧失了一只眼睛和一个足踝”。不知是第几次了，他坚持说他如何将一位法国战士赶出裴尼斯特角。他命令他的部下汤姆协助他。这时的汤姆“咧着像喘息时的鳕鱼的嘴，带着东风吹过裂隙吟出的韵律”，给予必要的援助。这一段可能启发了施特内笔下的托比叔叔和特灵下士的一些灵感。

在葛丽柔夫人向康莫多求爱的段落中，斯莫利特笑谑地注入了爆发性的喧闹，康莫多的独脚队长杰克·海契维请求康莫多不要一意让她“将康莫多制服在她的裙下”，因为“你一旦成了她的傻瓜，她一定会把你鞭挞开，使你神经紧张至崩溃”。康莫多再度向他保证“没有人曾经见到荷塞·杜宁向人甘拜下风”，各种各样的计划粉碎了他的节操。他承认被“钩住”了，那就是结婚。但他走向结合“就像重犯走向死刑……似乎每刻都在害怕这种天谴”，他坚持用一个吊床作洞房花烛夜的喜床。由于重量加倍而使床塌坏了，但不能阻止这位女士“想着她的伟大目标已完成，面对着所有命运的威胁，她保住了她的权威”。无论如何，这桩联姻没有结果而结束了，杜宁夫人再度沉湎于白兰地及“宗教的责任中，她以充满敌意的苛刻来履行后者”。

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描写斯莫利特是“外观出众、潇洒不群的人物，而且由他仅存的朋友与他接触后证明他言谈诙谐，并具有启发性”。就各方面而言，斯莫利特是一个火辣性子、谈吐生动的人，所以他形容诺尔斯爵士为“一个品行不端的将军，一个不学无术的工程师，一个没有决断力的军官，一个虚伪造作的人”。这位将军指控他毁谤，斯莫利特被判入狱3个月，罚款100镑（1757年）。除去他的火暴脾气外，斯莫利特有很多美德：他非常慷慨又有人情味，并帮助穷作家。据司各特爵士说，他变成“一位模范父亲和体贴的丈夫”。他在切尔西劳伦斯巷的住所是一些无名小作家的聚会所，他们不是去听取他的劝告就是去拿些吃的食物，其中一些人由他组织，成为他的支援者。他是最早的散文作家之一，从出版商那里争取到很好的报酬。他有时一年内赚了600镑，但是他必须为这些钱工作得很辛苦。他续写了3本小说，其中2本可以忽略。他游说加里克出版他的剧本《报复》（The Reprisa），该剧由于攻击法国而大获好评。他向许多杂志投稿笔战，并编纂《英国人》（Briton）作为英国托利党的代言人。他曾翻译过伏尔泰的一些作品如《吉尔·布拉斯》，以及《堂吉诃德》（借助于早期的译本），另外写了——或说整理出——一部9卷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57—1765年）。当然，他运用了他的“文学工厂”，以格莱伯街的一批为人捉刀的作家编纂了一部《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和一部8卷的《各国现势》（Present State of the Nations）。

1763年，斯莫利特42岁，因专注于冒险生活、工作、与人争吵及穷究文字，他付出了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他的医生劝他去请教一位专家——蒙彼利埃的菲兹博士。他去了，医生告诉他，他的气喘、咳嗽和脓痰无一不显示出肺结核的症状。因为不愿意回到湿润葱绿的英格兰，他续留在欧洲大陆两年，写了《法兰西和意大利游记》（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从而补偿了所有的开支（1766年）。本书正如他的小说，表现了他对人物独特癖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敏锐观察力，然而他还加上了不加掩饰的责难。他对马车夫、同行旅客、小酒店老板、仆役及外国爱国志士一字不留地说出他对他们的看法。他诋毁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咒骂天主教义，不屑理睬法国人，认为他们是贪婪的贼，而且不以矫饰的礼貌来遮盖其偷窃行为。且听他说：

若你允许一位法国人到你家里……他对你的礼貌款待的第一项回报是向你的妻子示爱——若是她长得俊俏的话；否则，就是向你的姐妹，或者女儿，或者甥女侄女……甚至祖母……一旦他被发现了……随即厚颜地强调他仅仅是献普通的殷勤而已。在法国，这行为被认为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人所不可少的。

斯莫利特回到英国后健康大为好转，但1768年旧病复发，他到巴斯寻求治疗。当地的水对他无效，而潮湿的空气反而有害，1769年，他转至意大利。在靠近勒格角的一间别墅中，他写了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汉弗莱探险记》（The 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萨克雷认为本书是“自有小说以来，写出的最具笑料的一个故事”。它确实是斯莫利特作品中最吸引人、最赏心悦目的一部。几乎在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L博士，他完全用主观的偏见来论述“好的”或者“坏的”味道，“因为每个人在闻到他人的排泄物时，总会做出恶心的样子，可是闻到自己的时，却异常得意地深呼吸。他以这个事实向所有在场的每位绅士和淑女展示了排泄物”。接下去一两页有更为精彩的说明。自这一小撮中松缓过来，斯莫利特继续掀起一项全面的娱乐高潮，用令人意想不到的轻快手法，借着各角色的信件向下展开叙述。首先出现的是一位“老绅士”马修·布伦勃，他是一个顽强的光棍，也是斯莫利特的代言人。他为了健康理由到巴斯，但发现水里的恶臭较其治疗力予人更深的印象。他讨厌群众，有一次被杂沓人群的混合气味袭昏过去。他无法忍受伦敦的污染空气及该地掺杂的劣等食物：

我在伦敦吃的面包简直是一团毒糨糊——用白粉、明矾和骨灰混合而成的，既淡而无味，又有损健康。善良的人对这种掺混法当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们喜欢这样甚于喜欢面包的本来面目，因为看起来白一点……于是牺牲自己的味觉和健康……面包师傅或点心师傅不得不去毒害他们……同样可怕的迂腐表现在他们做牛犊肉的方法上，因为流血不止，再加上其他邪恶的手脚，牛肉似乎被漂白过一般……以致一个人可能会舒适地大嚼一道羔皮手套做成的牛肉片……你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疯狂到用半便士的铜来烹煮青菜，只为了使其鲜美而已。

马修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他的老家，在那里他可以呼吸、进食而不必担心生命受到威胁。故事进行了1/4，马修收养了一个穷苦、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他的样子显得饥饿，他的褴褛衣衫几乎无法遮住要害部位以维持体面”。这个敝衣的流浪儿愿意替他驾驶马车，但当他登上座位时，那条旧马裤劈裂开来，布伦勃夫人（马修的妹妹）埋怨他“恬然无耻地露出他的后股，令她受到惊吓”。马修为他置衣，收他为仆役，甚至在他听过怀特菲尔德传道之后成为一位循道宗派传教士，马修仍然以耐心容忍他。

另外有关宗教的描写是布伦勃先生在斯卡伯勒遇见的H先生，他自夸曾在日内瓦与伏尔泰谈到“有关带给基督教迷信最后的打击”一事。另一位无党无派的利斯马哈格少尉——“一个高大瘦削的人，带着一匹马，正反映出堂吉诃德登上罗金纳特的姿态。”他曾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住过，津津乐道两位法国传教士如何被烤的故事，因为他们说上帝允许他的儿子“进入一位妇女的体内，又以一个罪犯被处以死刑”，他们还假装可以用一点点的面粉和水即可将上帝的力量扩展至无限大。利斯马哈格“十分注重‘理智’‘哲学’‘名义上矛盾’等逻辑字眼，敢于向炼狱的永恒之火挑战，甚至讽刺灵魂的不朽，令信仰虔诚的塔伯莎气得七窍生烟”。

斯莫利特没有看见这本书的印行，1771年9月17日他在他的意大利别墅中去世，享年50岁。与同时代的作者相比，他造就了更多栩栩如生的角色，也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虽然找不出像菲尔丁的作品那样有着善良的性格、对生命的健全体认及在结构纲领上的苦心经营。然而，斯莫利特的书中有一股充沛的活力，散发着不列颠的城市、船舶及中产阶级的强烈气息。他的简单插句式叙述法，顺畅生动而且流利自如，不为道德写作阻碍。菲尔丁对人物个性的塑造较为复杂，但不够明显；斯莫利特满足于加强人物的独特格调，却不着重探讨矛盾、怀疑、犹豫等构成人格的因素，这种个性特殊化——夸大某些特征作为每个人的主要动机——的方式传至狄更斯，他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一书续衍马修·布伦勃肇始的旅途。

将理查森、菲尔丁和斯莫利特放在一起而与任何历史学家相比，他们更完全更具地理性地将18世纪中叶的英国描绘出来，历史学家则往往迷失在特殊事件中。除了仿效法国礼仪及夺占法国殖民地的上层阶级外，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涵括在他们的书中。这几位小说家成功地将中产阶级溶入了文学著作，他们创造了现代小说，并使之留传为一项无与伦比的遗产。

玛丽女士

玛丽女士，这是那个时代英国人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英国妇人的称呼。她对妇女禁欲的传统予以抨击，写信排斥塞维涅夫人，这使她名垂青史。

她有好的家系，她是约翰·伊夫林爵士（Sir John Evelyn）的孙女、伊夫林·皮尔庞特的女儿。她父亲在她诞生的那年（1689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又继承了一笔可观的产业而成为金斯顿伯爵，他的女儿从出生就是贵族小姐。她的母亲玛丽·菲尔丁女士的父亲是伯爵，表兄是小说家。我们这位女英雄年方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伯爵将子女们送到祖母处养育，祖母去世时，孩子们又回到他在乡下的豪华宅第——诺丁汉郡的索尔斯比公园，有时他们住在皮卡第里城的寓所。父亲特别喜爱玛丽，在她8岁时，曾以她的名作为该年的祝贺词。由一位女教师的协助，她在父亲的图书馆中自修，有时一天8个小时，咀嚼法国浪漫文学和英国戏剧。她聚集了一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教她拉丁文，以奥维德的《变形记》作为教本。艾迪生、斯蒂尔和康格利夫是那里的常客，他们鼓励她学习，激起她的求知欲。据她自称，她是以拉丁古典文学的渊博知识赢得了爱德华·沃特利（Edward Wortley）的青睐。

他是爱德华·蒙塔古的孙子。他的父亲悉尼·蒙塔古（Sidney Montagu）由于娶了一位沃特利氏的后裔而跟着改了名字。1708年，爱德华初识玛丽时为30岁，稍具名望而受人瞩目。他受过大学教育，21岁开始操律师业，27岁就在国会赢得了一席之地。我们不知道她对他的追求始于何时，只知颇有进展，这从1710年3月28日她写给他的信上可以看出：

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出来（我明白，这听起来是无用的），我深知应如何使一位有理性的男士快乐，但事后这个人……自己必须为它做些许贡献……这封信……是我第一封写给你这种性别的人，同时也将是最后一封信，你绝不可再盼望会有其他的。

她的拖延政策奏效了。她出麻疹时，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她，热情得超出了他平常的态度：“即使令你不快，我也应该为你的美丽受了伤害而惊喜不已，因为你的崇拜者将要减少，还有什么事更能令我兴奋？”她的回答又将这项追求带进一步：“你以为，‘若是你嫁给我，第一个月我会深情地喜爱你，随后转爱他人’。毫无这种可能，我可以作为一个朋友，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爱人。”这种坦白的态度可能使他犹豫了，因为11月她写道：“你说你还没有决定，让我替你决定吧！也可省去你再复信的麻烦，永远再见了！不要回信。”1711年2月，她又写信告诉他：“这是我要寄的最后一封信了。”他重新上阵，她退却，诱他患得患失地追逐。经济问题的考虑构成了障碍，长辈们也反对。他们计划私奔，虽然这表示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嫁妆，她坦白地警告沃特利：“最后再想一下你必须在何种情况下带我走。我将只带一件睡衣、一件小外套来，这就是你得到我时我拥有的一切。”他们在一家小客栈碰面，1712年8月结婚。从那时起，她就是玛丽·沃特利·蒙塔古。但由于沃特利是家中次子之子，仍然只简单地叫作爱德华·沃特利。

事业和政治驱使他前往达勒姆和伦敦，留下很少的钱让她居住在几间乡下住宅里，等候孩子的降生。4月她到伦敦和沃特利相聚，5月她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然而她的快乐很短暂，丈夫又出外准备东山再起。她抱怨自己的孤独，一个浪漫的蜜月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然而他寄望于力争新议会中一席之地。花费可观的竞选失败了，但他被任命为行政委员。在靠近圣詹姆斯宫附近租赁了一间屋子，1715年1月，玛丽开始征服伦敦之旅。

她模仿社会时尚。星期一款待朋友，星期三听歌剧，星期四看戏。她邀请别人，也受邀请，出入乔治一世宫廷，赢得了卡罗琳的好感。她结交文人，与蒲柏和盖伊斗智。蒲柏为她的机智睿智着迷，竟然暂时忘却了他对女性的蔑视，反而激赏她为妇女教育所做的努力，还献给她一些即兴韵诗：

在智慧或容貌上

没有人曾经

敢于过问你的统驭；

但洞悉事理的人

自学习中认为，

向一位女士让步是困难的

不按常规的学校

以乏味发霉的教条

拒绝女性向学；

于是罗马教徒否定

《圣经》的使用

以免羊群们与他们的领导者具有同样的才智

最初有位妇女

（事实上她被诅咒过）

欢悦品尝在知识的领域；

圣人们同意

法律当判定

给了第一位拥有者这项权利。

然后勇敢的、可爱的女士

重申这项古老的权利

那是属于你们整个性别所有；

让男士们得自

第二位明智的夏娃

是非黑白的常识。

如果这第一位夏娃

得到严厉的惩罚

只因她拥有一个苹果，

何等新的处罚

将从你的身上发现

你，品尝着，已劫掠了整棵树？

这时，盖伊开始写作一首抒情诗《梳妆》，以易猜的假名来讽刺当时伦敦许多名人，玛丽也插手这个游戏。盖伊和蒲柏协助她完成了其中的两首，其华丽的对韵句和讽刺笔法堪与这两位作家媲美。她没有出版这些诗章，但她允许朋友传阅这些手抄本。她善用她的笔、韵律和伤感，赢得了“女蒲柏”之誉。

1715年12月，她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天花，她的兄弟曾因此病去世。她病得极其严重，外间谣传她的死讯，她竟撑过了，但脸上布满了疤痕，睫毛掉光了，只有她的黑眼睛明亮美丽一如往昔——她一向自恃这双眼睛，认为有帮夫运。沃特利获得额外的好处，1716年4月他得到了一份好差使，被任命为“特殊使节”，派驻土耳其宫廷。玛丽高兴极了，她一直认为东方是浪漫的，即使与丈夫在一起，她也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或前往该地的旅途中发现一些浪漫事迹。一向易感、充满遐想的蒲柏，7月1日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他在爱的悬崖边缘徘徊：

若是我认为不应该再看见你，我一定要在此告诉你一些面对你“本人”无法说得出的话。因为我不愿你至死对我有误解，也就是说，你去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明白我也运用了极度的“理智”，而且已经到了“过分”的程度。夫人。

接着签上他惯用的谦恭顺从的签名。

8月1日，沃特利、玛丽、他们3岁大的儿子和大批侍从跨海至荷兰。他们穿过科隆到达雷根斯堡，由12位摆渡船夫摇桨渡过堡垒雄踞的山头。在维也纳，她收到蒲柏寄来的信，坦陈他的心事并向她保证：

并非我认为每个人裸露在一起会是多么完美的景象，正如你和少数人一般……你不难想象我多么渴望与一个人通信。这个人很久以前教导过我，使我得知，对一位自己尊敬的人一见倾心是可能的。这个人从那时起粉碎了我对同性之间的言论，也几乎打破了我与异性的友情。书本再不能影响我，我深信——自从我遇见你以后——还有其他事比哲学更为有力，自从我听过你以后，还有一位现存的智者比任何圣人更为聪颖。

但他又加上一句，祝福他们伉俪愉快。她回信说：

或许你会笑我深深地感谢你所有关切的示意，若我乐意，当然可能将你所说的好话作为小聪明和嘲弄，我可能也会将你的话当为正确，但我一生中从未如此情愿地在诚意中相信你。

1717年2月3日，蒲柏又寄了一封备极关爱的表白书，抗议被看作“仅仅是她的朋友”，这些信玛丽自己收存起来，窃喜能引得当时最伟大的诗人颓唐。

这群人5月抵达君士坦丁堡，玛丽毅然开始学习土耳其文。她进步很快以至能了解并欣赏土耳其诗，她穿着土耳其服饰，拜访坊间仕女，发现她们比乔治一世的情妇们还有教养。她发现天花预防注射在土耳其很普遍而且很成功，于是让她的儿子也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一位英国籍外科医生梅特兰的注射。她从这里写出的信与此间塞维涅夫人与格里姆、贺拉斯·华尔波尔寄出的任何信件一样的引人入胜。不等别人告诉她那些信是文学作品，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示出这种神气：“我最后的荣幸是看到塞维涅夫人写得很美的信，但我敢断定，我的信中表现的乐趣自今起40年后依然如是，不会有一点矫饰。所以，我劝你不要任意将其中一封抛为废纸。”

她继续与蒲柏书信来往，他恳求她把他的表白当作严肃的事，然而他的语气又被这爱情和戏谑的混合困惑着，他将土耳其遐想为“一片妒忌的土地，在那里，郁闷的女人除了和阉人外不与任何其他人周旋，唯一的黄瓜是被他们买去切的”。又自怜地想到他自己的不快乐，他加上：“我可以自行追随一个我所爱的人，不仅去君士坦丁堡，甚至到印度某些地方——他们说，那里的妇女最爱丑陋的人……视这些怪物为上帝的杰作。”若是她希望，他愿意变成一个穆斯林陪她去麦加，只要有适当的鼓励他愿意在伦巴底与她相会，“在天仙般的公主和她的小矮人之间庆贺爱情的景象”。他知道她就要回国时，他便堆砌出狂喜：“我提笔振奋似乎已浸入醉乡，知悉你将归来的喜悦导致我脱离了常识和礼仪的规范……圣名在上，回来吧！玛丽，回来吧！快回来吧！”

沃特利此行失败，再度被召回伦敦。他们于1718年6月25日离开君士坦丁堡，于同年10月2日回到伦敦，一路行程使我们得知18世纪旅行的概况。到伦敦后，玛丽重拾宫廷生活，并与智者群聚。此时的蒲柏正忙着在斯坦顿·哈考特研究荷马。1719年3月，他迁居图肯汉，由于他的帮助，沃特利与玛丽于6月也在这里找到一所房子，由克内勒爵士出售。事后不久蒲柏出价20基尼，请克内勒替他描绘玛丽的像。这幅画很杰出，虽然当时克内勒已74岁。画中，那双手看起来灵巧，面庞犹如土耳其的头饰充满东方风味；嘴唇丰满性感，眼睛大而黑，看起来有些恍惚。盖伊作诗以为庆贺，蒲柏把它悬挂在他的寝室中，送给她一首诗以示贺意：

那环绕在酒窝边俏皮的笑靥，

那高贵而真切地欢乐气息……

那圣洁的心灵放出的光辉，

所有品德与优雅聚集于斯；

学习而不自傲，黠慧而不严峻，

那么悠然，又具有如此的慧心……

这一年是她的巅峰时期，也是灾难接踵而至的开始。一位法国客人图桑·雷蒙德留下2000镑作为投资，由她全权处理。她采用蒲柏的建议，买了南海公司股票，结果惨跌，2000镑减至500镑。她向雷蒙德说明此事，他竟控告她偷他的钱（1721年）。同年，天花疫疾再度威胁她1718年出生的女儿。她送她女儿到已从君士坦丁堡回来的梅特兰医生处就医，要他为这个小女孩注射疫苗。我们稍后就可发现在詹纳医生以前这个例子对英国医药的影响。

紧接着在1722年，她与蒲柏的友谊破裂。7月，他们彼此见面频繁，在图肯汉散出了谣言；但9月蒲柏开始写大胆的信给朱蒂斯，为了讨她欢喜，他在信中提及他明显地倾心于“这世界上最明亮的智慧”。玛丽声言蒲柏曾对她热情地剖白过他的情意，还有他永不原谅她轻率地接受。蒲柏维持了短暂的和平，但不时在他的文字中或隐或现地予以讽刺。她写信给斯威夫特时，蒲柏和盖伊联合作了一首民歌，但斯威夫特认为是她写的，于是给她写了一封尖刻的斥责书。在1728年出版的《杂集》中，他更狠毒地印出了这段明目张胆的谴责：

就是这个，玛丽，你的诡计；

既然你去孵，祈祷你的小鸡吧；

你放矢的技巧亟须改进，

像你的阉鸡，也不服侍你的公鸡。

在一首名为《模仿》（“Imitation”）的诗中（1733年），他提到“愤怒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被她的爱所染”，也就是说从情夫处染得梅毒。据华尔波尔所述，她威胁着要叫人鞭挞他。这猥亵的争执更增加她婚姻的狼狈。沃特利此时恢复了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地忽略她，将她留在图肯汉。父亲的去世（1727年）使沃特利成为非常有钱的人，他供给她物质的挥霍，却留下她，以她自己的方式追寻爱情。她的儿子不求上进。她的女儿正长成为聪慧、优雅的女郎，这是她唯一的慰藉。哈维爵士曾设法取代蒲柏在她生命中的地位，由于他的特殊喜好，他无法原谅她或他的妻子，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一定了解玛丽将人类分为男人、女人和哈维一类的人。

1736年，一颗意大利流星闯入并改变了她的轨道。阿尔加罗蒂（Francesco Algarotti）1712年出生于威尼斯，在科学和文学方面有些声名。1735年，他在锡雷为伏尔泰、夏特莱夫人的座上客，三人在这里共同研习牛顿。他带着伏尔泰的介绍信来到伦敦，在宫廷受到接待，遇到哈维，再经过他认识了玛丽。她深深地被迷住了，因为她心灵空虚而他又是那么英俊、出众而年轻。她一想到自己已47岁而他仅仅24岁，便不觉颤抖。她这次的罗曼史之路由于女儿与比特伯爵结缡（1736年8月）而似乎澄清。听说阿尔加罗蒂将返回意大利，她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他：

我真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来给你写信。我的感情太激动，既不应该解释也不能予以隐瞒。忍受这封信的同时，你必定感受到与我同样的热情震撼着你。我知道这一切多么可笑，但我无法控制自己。一丝见到你的意念即将我整个人溶化了，那些哲学上的漠不关心曾经使我过去的日子光辉而平静，如今都怎么了？我已经失去它们永远找不回来了。这种激情若能医好，我可以预见的除了空气外就是死寂的倦怠，请原谅这由于你而产生的逾矩行为，并请前来看我。

他来了，在他离去前夕还与她共进晚餐。哈维也邀请他，但遭拒绝。愤妒交集下，哈维写了一封刻薄的信给阿尔加罗蒂，信中毁谤玛丽，并警告阿尔加罗蒂，她正向整个伦敦宣布她对意大利人的征服，并自夸：“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vidi,vici.）这事也许是真的，但她给他的信并不像是一个征服者：

一个人在恋爱时是多么的胆小！即使我的本意要讨你喜欢，我还是生怕这封短简会触怒了你。真的，所有关于你的一切都使我疯狂着迷，我竟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唯一确定的是我要爱你到生命尽头，不顾你的善变和我的理智。

他没有回这封信，第二封、第三封也都如此，尽管她说到了要自杀。第四封信有了回复，她说：“让我稍可谅解。”她提起要追随他至意大利，他打消了她这个念头，整整3年她在孤独中自遣情怀。1739年，她游说丈夫说需要到意大利旅行一趟，既已失去了对她的爱，他大可表现如一位绅士。她离开伦敦时他去送行，答应每3个月从薪俸中寄给她245镑，另外转给她父亲遗留的年金150镑。她尽快到了威尼斯，希望在那里找到阿尔加罗蒂。然而他已经去柏林与新近加冕的腓特烈二世住在一起，腓特烈喜欢他这种样子的男色。玛丽哀伤之余，在大运河（Grand Canal）附近找到了一处房子，开设一个沙龙，招来文人和显贵们，极获威尼斯的贵族和政府方面欣悦的关照。

在威尼斯居住一年后，她再搬往佛罗伦萨。在那里，她在里多菲宫做庞弗雷特爵士及其夫人的座上客达两个月。华尔波尔见到了她，他写给康韦的信上有着细腻的描写：

我是否告诉过你玛丽·沃特利在这里？她取笑我的华尔波尔夫人，责难庞弗雷特夫人，复被全城取笑。她的服饰、她的贪婪及她的鲁莽一定会使没听过她大名的人觉得有趣。她戴了一顶帽子（一顶小帽系在颔下）。可是掩不住那松松披散着，从不梳理或烫卷的黑色油腻的头发；一件旧的……蓝色袍子敞开着，露出一件帆布小外套，她的半边脸由于梅毒的余迹而惊人地肿胀，一部分被灰泥覆盖，一部分敷着白漆……在卡龙公主处她扮演了两三次的法老王，彻头彻尾地唬倒了所有兵马。她确实是有趣的人。我看过一些她的作品，就是她借给人的手抄本，但太女性化了。我不太喜欢她的表演。

这篇讽刺事实上有一个根据：意大利妇女习惯在自己家中穿着宽松而舒适，再者，无可置疑的，玛丽的脸上麻子生得很厉害，但并非梅毒所致。一位作家将他的手抄稿借给朋友们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年轻的华尔波尔对玛丽的恶感起于她与斯凯里特的交游，后者又因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而使华尔波尔对她不悦。也可能玛丽与阿尔加罗蒂现在似乎全无希望，使她衣着比平常看起来更随便。

不久，她得知阿尔加罗蒂在都灵，急切地到那里与他相聚（1741年3月），与他同住了两个月。但他对待她粗鲁而且毫不关心。不久两人因口角而分开了，他到柏林，她去了日内瓦。华尔波尔再度遇见她，享受她的殷勤接待，写了几行恶意的句子赠给她的马车：

噢，车呵！你被诅咒要载运，

玛丽腐朽的躯壳，

驶向意大利最终的角落

祈祷你卸下她时仍活着；

祈勿翻腾、颠簸，

跌落了她仅剩的半边鼻子。

1760年，她得悉唯一的女婿获选入乔治三世枢密院。1761年1月21日，她的丈夫去世，留下大部分财产给女儿，及年金1200镑给他的遗孀。不知是他的去世排除了她返家的神秘阻碍，或女婿的高升吸引了她，离国21年的玛丽终于回到了英国（1762年1月）。

她只剩下7个月可活，而他们并不快乐。她对阿尔加罗蒂的追求及华尔波尔讽刺她的信，使她声名狼藉。她的女儿虽然牵挂着母亲的健康与舒适，却并不喜欢与她做伴。6月，玛丽被胸上的肿瘤折磨着，她平静地接受了医生的诊断（医生证实为癌症），她说她已活得够长了。几个月的痛苦后，她去世了（1762年8月21日）。

她最后的要求之一是把她的信件出版，讲出自己的故事，使她的名声留存人间。她把手稿托付给她的女儿，而她的女儿现在是首相夫人，她尽力阻止那些信函的发表。有些土耳其来的信曾被暗中复制，这些信于1763年印行，好几版一出书即售罄。约翰逊和吉本也是这些愉悦的读者，在她生前曾对她毫不留情的这些批评者，现在却大事夸赞她的通信。斯莫利特说这些信件是“任何国籍、年龄、性别的书信作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伏尔泰推崇它们，认为胜过塞维涅夫人所写的。她的女儿1794年死前焚毁了她母亲无数卷的日记，但把信件留给她的大儿子权宜处理。1803年，他准许其中一部分印行，但那些给阿尔加罗蒂的信一直是秘密的，直到拜伦劝说默里从他们的意大利主人那里买下来（1817年）。直到1861年，版本才告完整。玛丽被公认为与蒲柏、格雷、盖伊、理查森、菲尔丁、斯莫利特、休谟一起，使英国文学成为那个生气勃勃的时代中最多彩多姿、动人心弦且最有影响的文学。

第六章　艺术与音乐（1714—1756）

艺术家

英国虽然在文学和政治上有着光辉卓越的成就，但在音乐和艺术方面，却是卑微的附庸。艺术迟迟未能发达的原因很多，阴郁的天气不能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尼德兰的气候同样的阴郁，而荷兰的艺术家多如他们的风车。英吉利海峡可能是一个原因，它隔离了欧洲大陆的艺术，一如它隔离了战争一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英国人的才赋过分专注于商业（在华尔波尔长期当政后）与战争。英国艺术的迟缓发展，新教似乎也难辞其咎，因为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想象力，而新教只鼓励人们把想象力用于学问和神学方面；但是，荷兰同样在新教的势力之下。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清教徒的反叛和他们遗留的影响：喜爱艺术的查理一世被处决，他搜集的艺术品散失了，在混乱的共和政体下，英国人的心智退化——除了弥尔顿，在查理二世时代，清教徒的影响曾一度收敛起来，但在威廉三世和汉诺威王朝时期又死灰复燃，而在循道宗得势时期更是卷土重来，大行其道。于是，美再度成为罪恶。

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艺术上，英国倒还算小有成就。切尔西出产模仿梅森（Meissen）和塞夫尔（Sévres）的细软瓷器（1755年）。许多伯明翰的漆工因为制造漆器而致富，约翰·巴斯克维尔就是借此赚得足够的金钱来出版精致的英国诗集。封面装饰充满着幻想浮夸的书籍、编织的器物、家具装饰、容器、谢菲尔德的银器、沃克斯霍尔花园的圆厅，及一些查斯特菲尔德宫和草莓山的房舍，描绘出了当时纤巧浮华的洛可可风格。

雕塑家刚刚从泥匠石工中独立出来，主要的雕塑家都是有外国血统的，虽然他们后来大都成了英国公民。来自安特卫普的彼得·薜梅克与劳伦特·德尔沃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白金汉和诺曼比公爵塑像。其中最伟大的是路易斯·鲁比亚克（Louis Roubillac），他是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儿子，1744年来到英国，很快就在华尔波尔的眷顾之下飞黄腾达起来。他完成了现存大英博物馆的莎士比亚半身像和现存国家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亨德尔半身像。卡罗琳王后很赏识他，除了请他为自己塑像外，还委任他为她在里士满的避暑别墅雕塑博伊尔、牛顿、洛克和其他英国名士才俊的半身像。鉴赏家查斯特菲尔德曾称鲁比亚克为“当代的菲狄亚斯”。在终生奉献给艺术后，鲁比亚克1762年死于破产。

在建筑方面则是一股帕拉迪奥风潮。华尔波尔和平当政下，上流社会欣欣向荣的经济状况为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旅游机会，英国绅士习染了对罗马教堂和文艺复兴时代宫殿的喜好。威尼斯几乎是必经之地，途中，游客们在维琴察停留下来对帕拉迪奥的建筑顶礼膜拜，他们回国后，使古典的圆柱、楣梁和三角顶充斥于英国各地。1715至1725年，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出版了他的《罗马建筑在英国》。这部书后来成为帕拉迪奥派的经典之作。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727年）和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1728年）在他们的建筑手册中，把这种风格往前推展了一步。1716年，伯林顿伯爵三世理查·博伊尔（Richard Boyle）印行了精美的帕拉迪奥绘本。1730年，他又出版了帕拉迪奥的古代建筑的复兴。他在奇西克的乡居就包括了帕拉迪奥的维琴察乡间圆屋的复制品，里面充满着圆柱走廊和中央圆顶。伯林顿伯爵是文学、音乐和艺术仁慈而慷慨的保护者，也是贝克莱、亨德尔、蒲柏、盖伊的朋友。

1719年，伯林顿伯爵从罗马带回一个年轻的建筑家威廉·肯特，他曾以绘画赢得罗马教皇大奖，也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一直到去世，肯特住在伯林顿宫，成为英国最负盛名和最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除了雕塑威斯敏斯特教堂中的莎士比亚像外，他还在豪顿、斯托和肯新顿宫作壁画，也替时髦的仕女们设计家具、餐器、镜子、画舫和服饰，他也是提倡“自然的”英国庭园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建筑家，他建立了斯托花园的古圣庙、毕卡底里的德文群宫、白厅的骑兵宫及诺福克庞大的霍克汉厅。

1738年，伯林顿伯爵将肯特的帕拉迪奥式市长官邸大厦宫的设计图提交伦敦市议会，因为肯特是天主教徒，引起了一个议员的反对，他的设计没有被采纳。新教的长老乔治·丹斯接受了委任，而且相当称职。但是，古物发掘的工作已经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展开，这次的发现导致了庞培古城的出土（1748年秋）。1753年，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出版了《帕麦拉废墟》（Ruins of Palmyra）。1757年，又出版了《巴贝克废墟》（Ruins of Baalbek）。这些发现带给英国的古典运动一种不可抗拒的精神鼓舞，使盛行于布莱尼姆的丘吉尔家族的贝布罗宫的巴洛克风格告一段落。1748年，受伯林顿保护的伊萨克·韦尔在克桑街建造了查斯特菲尔德宫。

过度的狂热使帕拉迪奥派的建筑家们忘记了古典形式的建筑是为着适应地中海气候，而非为风起云涌的英国天气而设计的。科林·坎贝尔一成不变地采用意大利的形式，而未加以合理的修正，以适应英国的冬季气候，更应该罪加一等。他的梅尔华斯堡缺乏阳光。他替罗伯特·华尔波尔建造的豪顿厅为了庄严堂皇的大厅而牺牲了原有的空间，结果引进了冰冷之风。詹姆斯·吉布斯，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一位门徒，把古典的形式用于伦敦的圣玛利亚教堂而得到良好的效果，教堂的尖塔上是用玉石嵌成的抒情诗句。他为雷恩所建的圣克莱门特·丹教堂又加造了一座尖塔（1719年），虽然对于地基而言是过分的高耸矗立，却给人一种危然的美感。1721年，他完成了特拉法格广场的圣马丁剧院教堂的古典回廊和科林斯式圆柱。最后，他在牛津的雷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Library，1737—1747年）中，创造出圆柱和圆顶完美和谐的建筑。

巴斯在建筑上能有光辉灿烂的成就，约翰·伍德（John Wood）应居首功。他超越一切的概念而联合几个个别的住宅成为一个整体。于是，他设计并开始建造，而由他的儿子小约翰完成了富丽堂皇的皇家新月厅（Royal Crescent）——30间住宅位于由114个科林斯式圆柱联合成的前庭后面。二战期间，这里曾受到相当严重但仍可修复的破坏。不久，伍德父子建造了“圆屋”（Circus，1754—1746年），那是一栋围成圆圈的漂亮住宅，外面是连续的腰线和三层的柱廊；老皮特、盖恩斯伯勒和印度的克莱夫都在此居住过。伍德又为皇后广场（Queen Square）的三面设计了一系列的房屋，它们的正面都是文艺复兴时代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后来因故未能完工。许多都市兴建计划都是在拉尔夫·艾伦（Ralph Allen）的资助下完成的，菲尔丁认为他是阿尔沃西乡绅的典范。伍德为老艾伦在巴斯2英里外的帕莱尔公园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帕拉迪奥式宫殿（1735—1743年）。

英国宫殿的华丽足与英国大众的贫穷相埒。艾伦在帕莱尔公园的宫殿耗资达24万英镑之巨，一种竞争的狂热驱使贵族富商们大批建造琼楼华厦，而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殷勤好客和浮夸虚饰。根据赫维的记载，罗伯特·华尔波尔仅仅因为建造豪顿宫，比邻近的雷恩汉公园豪华了一点，而与汤森德结了不解之仇。利特尔顿虽然公开指责这种兴建宫殿“传染病似的狂热”，他的妻子却要求建造一座意大利式的新宫殿，在她一再央求下，他只得屈服，结果倾家荡产；而宫殿落成时，她抛弃了他，与一个意大利歌剧演唱家私奔了。很快，英格兰，甚至爱尔兰，已经充斥着这些显示富豪阔绰的展览室，参观这些气派十足的住宅、花园和画室的旅行团及一些导游的书刊也应运而生。这些琼楼玉宇的大名更远播到了俄罗斯，凯瑟琳女王曾经请乔赛亚·韦奇伍德为她制作饰有英国乡野景色的御桌。

当时英国没有可供公开展览的博物馆，大多数绘画都被搜集（也可以说大部分是藏匿）在这些贵族家中。外国艺术家之所以受到特意眷顾，几乎全是因为他们替显贵士绅画像，满足了这些人留名以垂千古的欲望。相比之下，山水风景和历史传记就显得乏人问津了。卡尔·凡罗（Carle Vanloo）于1737年到达英国时，已经有不少世系名门在等着让他画像，以致在他抵达之后的几个星期，他的寓所附近一直车水马龙，盛况空前，简直可以和戏院剧场分庭抗礼。还有人送大笔金钱贿赂他的经纪人，以提前他们约定的时间；否则，他们也许得等待6星期之久。

创立于1754年的皇家艺术学会，虽然也曾试图借展览和比赛来激励本国的天才，然而对英国艺术的要求，还是不得不寄望于下一代。克内勒的学生约瑟夫·海摩尔所画的帕美拉小说风光图没有几个顾客表示满意。托马斯·哈德森在1749年所作的绘像中，也只捕捉到亨德尔奕奕神采的片光而已。在他的学生中，哈德森曾对年轻的乔舒亚·雷诺兹作过“他将永无功成名就之日”的预言。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则较有远见，他以牛顿、本特利和斯蒂尔的绘像而获致成功，曾为圣保罗教堂的圆顶、格林威治医院和布莱尼姆宫的天花板作壁画。他又因为把女儿嫁给当时英国最伟大的艺术家，而博得不朽的声名。

威廉·贺加斯（1697—1764）

威廉·贺加斯的父亲是学校教师，靠写文章补贴家用。贺加斯幼年时，父亲就送他到一个装备齐全的雕刻家那里做学徒，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他从事铜版镌刻和插图绘画的工作。1726年，他为巴特勒的讽刺诗《哈迪布拉斯》（Hudibras）雕刻了12幅大镌版。后来他参加桑希尔的艺术班，学习油画技巧，还和老师的女儿私奔，但桑希尔不但原谅了他，还聘他做助手。

贺加斯替《暴风雨》、《亨利四世》及《乞丐歌剧》所画的插图，笔下的造型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米兰达的温柔，卡里班的粗鲁，普洛斯佩罗的仁慈，亚里尔茫然地弹着维忽拉；约翰·法斯塔夫爵士挺着大肚子；身着甲胄、口哼曲调的马奇斯队长，在他的妻妾面前仍充好汉。这个后来的讽刺画家在《昏昏入睡的听众》（The Sleeping Congregation）中，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手法，因为贺加斯憎恨任何的说教——除了他自己的之外。但在《儿童的宴会》（A Children’s Party）中，他也领会了英国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今天，这些图画使我们赏心悦目，在当时却未获喝彩。

他也试图在肖像画方面一展身手，结果反应冷淡。这方面的竞争太激烈了。不少艺术家借着对顾客曲意奉承或偷工减料的手段，发了不义之财。他们自己只画面部，而把剩下的服饰和背景交给取费低廉的手下就算了事。“他们这样潦草敷衍，”贺加斯说，“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如何在一个星期内，赚取比第一流天才3个月才能赚得的更多的钱。”他谴责这些“面孔贩子”把顾主个个画得美若天仙以满足他们的虚荣，使他们乐于打开钱包。他本人不画则已，画则一定把顾客忠实地描绘出来，连面疱麻点都不漏掉，无所遁形。有一次，贺加斯以他令人不悦的诚实态度替一个其貌不扬的贵族作画，看到那副在其他画家笔下不可能见到的尊容，这个贵族拒绝接受这幅画像。这位忠实的艺术家写了一个短笺给他：

尊敬的阁下，由于发现阁下无意接受为阁下所作的画像，贺加斯在此不得不重申钱还是要照付。倘若阁下未能于3天之内将款项付清，则阁下之画像将于加上一条尾巴和一些其他附属物后售予海尔先生，此君是一著名的野兽嗜藏家，贺加斯先生曾与此君约定以此画作为参加展览的作品……

结果，这个贵族把钱付清了。

贺加斯自信他的肖像画绝不比任何人的逊色，他为亨利·福克斯绘像时，他曾告诉贺拉斯·华尔波尔说，他向福克斯保证，只要能够依他的指示坐好，那么，他，贺加斯，可以为他绘一幅出色的画像，绝不比鲁本斯或凡·戴克逊色。这件事使贺拉斯极为震惊。许多贺加斯的男性肖像画似乎都面孔太呆板了，其中一些以“死气沉沉”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托马斯·科拉姆爵士》（Sir Thomas Coram）应该算是例外。其时科拉姆已因人们对弃儿医院（Foundling Hospital）的纪念而知名，这所医院是他一手创建的，也是他终生希望的所寄。贺加斯在他微笑的面庞中捕捉了博爱的天性，也由交握的双手中把握了坚毅的性格。一般而言，这个艺术家对女性比较笔下留情。《一个少女的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可与凯恩斯博罗一较长短；《棕衣女郎》（A Lady in Brown）强烈地刻画出成功地将一群儿女养育长大的母亲的表情；如果说《玛丽·爱德华》（Miss Mary Edwards）稍微显得失色的话，贺加斯也以他惯用的手法在上面加画一只狗，为这幅画带来了生气。他的家族肖像画更为精致，如《普莱斯家族》（Price Family）、《葛拉汉姆家的孩子们》（Graham Children）及更为出色的《贺加斯的仆役》（Hogarth’s Servants），每张面孔中，独特的性格都被怜爱地描绘出来。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杰出的当然是《卖虾女》（Shrimp Girl）——并非一幅肖像画，而是一个健硕的男子对他所见的年轻女郎的回忆。她把篮子顶在头上，沿街叫卖着鱼虾，丝毫不矫揉造作，也不以衣着的褴褛为耻，面颊泛红，目光明亮，神采奕奕地注视着外在的世界。

贺加斯至少留下了4幅自画像。1745年，他为自己和他的肥狗特仑普作了一幅画像。1758年，他再度现身于自己的画架之上：短小、健硕的身材，圆胖的面孔，宽大的狮子鼻，蓝色的眼睛似乎倦于战斗，而紧闭的双唇似乎准备再度起而奋战。根据萨克雷的观点，他是一个“快活、诚实的伦敦公民，一个心地善良、直言不讳的人，喜欢笑声、朋友、杯中物和传统英格兰烤牛肉”。他身高几乎不到5英尺，却随身佩剑，有仇必报，在他自卫性的斗志下却是一颗热诚的心，时而多愁善感，永远誓言与虚伪和残暴奋战到底。他蔑视请他作画的王公贵族，而喜欢朴实无华、不装腔作势的伦敦小市民。他将英国大众带入艺术的领域，描绘沉溺于罪恶、痛苦、麻风病院、监牢、债务和苦役中的人们。他不喜欢法国，因为法国已经以娇美的服饰和贵族专横的风尚腐化了英国。他永远不会忘记曾因素描加来门（Calais Gate）而被扣押，他以所见的衣衫褴褛的工人、迷信的下层社会、对着牛肩肉垂涎欲滴的肥胖僧侣来描绘法国，作为报复。

在他的《逸事》（Anecdotes）中，贺加斯谈道：

我不愿意堕落成为肖像匠，而仍旧希望能够单纯（独立地工作），及停止由这种方式获得利益的任何期望……由于我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和某些同行一样，使绘像成为一种在专画背景服饰的画家帮助之下进行的批量生产工作。我所获的酬劳已不足以支付家庭生计所需，于是，我使自己的思想转向绘画和雕刻一些现代道德的主题，这个范围在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尚不致完全破坏。

于是，1731年，他绘了6幅题名为《荡妇历程》（A Harlot’s Progress）的画，又把它们镌刻在铜板上，他用这些镌版印了一系列的版画，而于一年后问市求售。这些画叙述的是一个来自乡间的女郎被饶舌的淫媒介绍给一个渴求的绅士，这个少女并非初出茅庐之辈，于是很快地骄矜富厚起来。她后来被捕的原因是偷窃而非卖淫。在狱中，她服行捶打麻索的牢役。不久，她因病致死，然而值得安慰的是葬仪队中有一群娼妓随行。贺加斯可以很轻易地由生活中取材，我们可以看到尼达姆夫人因卖淫而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向她投掷石头，使她受伤致死。然而，科洛内尔·查特里斯两次被控以强奸的罪名，两次被判处死刑，却两次都获国王赦免，最后巍巍然寿终正寝于他的乡间别墅。贺加斯误以为他在这方面开拓了新局面，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法国、尼德兰和德国都已经有不少这类的作品。但是，贺加斯当时的确创作了“道德主题”的艺术和哲学。与多数的道学先生一样，他本人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他曾经肆无忌惮地支持一群酒鬼和娼妓，而他的印版画也是先着眼于赚钱，其次，如果可能的话，才是超凡入圣。

靠着1200个预约者的欣赏，《荡妇》印版画的销路颇佳，净赚了1000多英镑。虽然盗印版使艺术家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终于可以不虞饥饿了。以往对绘画无动于衷的英国公众，已经开始对这些罪恶的场面表示出兴趣。这里有的是经道德消毒但仍不失其乐趣的禁果，花费极少的代价，人们就可以没有顾虑地和罪恶打上交道，目睹其适当的惩罚，而以为赏心乐事。现在，贺加斯已经足以靠他的收入养家糊口，他在时髦的莱斯特场置屋定居，还在他的大门外挂了一个金色的名衔，表示他的职业是艺术家。后来，他又在奇西克购置了一处乡居。

随后的几年，他画了几幅大幅的画，主要是《南华克展览会》（Southwark Fair）——一个英国的勃鲁盖尔（Brueghel），及精美的家族肖像画——《爱德华家族》（The Edwards Family）。但是，1733年他又回到印版画，以一系列题为《浪子历程》（A Rake’s Progress）的作品与他的《荡妇》齐名。一个轻浮的青年突然继承了一笔丰富的遗产，离开牛津赴伦敦，吃喝嫖赌而将财产挥霍殆尽，终因债台高筑而离去，接受被他遗弃的情妇的救济。后来他娶了一个独眼但多金的老处女，因此再度具备了偿债的资力，但他又很快将新得的财富输光，再度锒铛入狱，终于在疯人院中发狂而结束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易于了解的图画道德剧，也是一个生活片断的图示。为了使《浪子》印版画免遭盗印，贺加斯为自己的权益寻求法律的保护。1735年，国会通过了“奖励图案、雕刻、蚀镂等艺术的法案”，这个通常被称为《贺加斯法案》的法律赋予他印版画的版权。1745年，他拍卖了铜版画《荡妇》和《浪子》的画稿，收入427英镑。

他心力有余而且满怀信心地在绘画方面更进一层。“我怀着自负者在书本上称赞的‘历史绘画的伟大风格’这一期望。”1735年至1745年，他绘了一些百年后才被人欣赏的杰出作品。《失意的诗人》（Distressed Poet）是一个贫苦作家的故事，他饱受债务的逼迫，妻子不时紧皱着眉头，而他们的猫冷漠地睡大觉。《伯莎斯达之渊》（Pool of Bethesda），试图采用《圣经》的故事为题材，但贺加斯在耶稣面前画了一个半裸的美女，以增添趣味。这个艺术家对女性的肉欲并非无所习染，在铜版画《在谷仓着衣的徘徊女伶》（Strolling Actresses Dressing in a Barn）中，他使她们罗裳半解而倍增诱惑。《仁人善士》（Good Samaritan）接近了《老师父》（Old Masters）的水准。更令人欣赏的是大幅画《大卫·加里克饰演理查三世》（David Garrick as Richard III），这幅画受一位邓库姆先生的委托而作，为此邓库姆付了200英镑，那是支付给英国画家的最高酬金。

然而，这些作品未博得鉴赏家的喝彩。贺加斯回到（1745年）雕刻伦敦生活讽刺画的工作，用他的雕刻刀借故事而作警世之言。在《时髦的婚礼》第1幕中，一个破产而且患痛风症的伯爵以他的头衔和他心有未甘的儿子，与一个富裕郡长不情愿的女儿缔结婚约：伯爵展示卷轴上的家谱；律师在签字上洒下吸墨粉；新郎的脸转向别处；新娘则倾听她的情夫说话；两只狗专享了家庭的和平。第2幕中，这对夫妻已经貌合神离：年轻的丈夫经过整夜在外追逐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由他口袋中露出的女人花边帽不难知道他做了什么；年轻的妻子整夜以音乐、赌博和闲谈作为消遣之后，正伸着懒腰；同样，只有狗是愉快的。第3幕中，贺加斯更是肆无忌惮：这个贵族出身的恶棍带着他的情妇到一个江湖郎中那里堕胎。第4幕显示这个妻子梳好头发正接见晨客，她的情夫和她一起，而她对客人演奏的音乐听若未闻，客人中有一个头发上戴着卷纸的变态人物。第5幕中，她的丈夫捉到她和她的情夫；两个男人拔出他们的佩剑；丈夫受了致命伤；情夫跳窗而逃；妻子悔恨不堪；一个警察出现在门口。最后一幕，这个年轻的寡妇已经奄奄一息；她的父亲正从她的手指脱下一个昂贵的指环，抢救他为她的头衔付出的最后剩余财物。

1751年，贺加斯宣布他将于某一时刻，在他的画室拍卖他为《时髦的婚礼》所作的油画，但他警告画商不得参加。结果只有一个人参加拍卖，出价126镑，贺加斯同意以这个价钱脱手，私下却视之为耻辱的失败而愤怒不已。1797年，这些画卖了1381镑。今天，它们是伦敦国家画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之一。

同时，他因为《进军苏格兰》（March of the Guards toward Scotland）这幅画而招致国王的愤怒（1745年），这是查理王子企图推翻汉诺威王朝的同年。贺加斯描绘禁卫军在伦敦郊外的芬奇利集结，一个笛手和一个鼓手召集他们；士兵们借酒醉之助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看起来面带忧戚，与其说是英雄赴死，不如说是赴宴会狂欢。这个艺术家将画呈献乔治二世，请求国王收下，结果国王拒绝了他的请求。“什么？”国王喊道，“一个画家讽刺军人？他应该为他的傲慢而被捕下狱，别让我再看到这个废物！”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贺加斯后来将这幅画献给腓特烈大帝，称颂他是“艺术和科学的鼓励者”。

他再度回到他的讽刺画，在12幅题名为《勤与惰》（Industry and Idleness）的印版上，他描绘两个学徒的生涯。法兰克·古德切尔德勤勉地工作，阅读有益的书籍，每个星期天上教堂，娶师父之女为妻，济助贫苦的人，最后成为郡长、市参议员、伦敦市长。而成天在织布机旁打鼾，阅读《摩尔·佛兰德斯》一类不道德的书籍、酗酒、赌博、扒窃的汤姆·艾铎则被带到参议员古德切尔德的面前，他流着同情的眼泪将汤姆判处绞刑。《杜松子酒巷》（Gin Lane）和《啤酒街》（Beer Street，1751年）两幅版画显示出饮杜松子酒的可怕结果和饮啤酒的有益效应从而加以对比。根据艺术家自己的说法，《残忍四部曲》（Four Stages of Cruelty，1751年）的目的是要纠正人们对动物不人道的待遇，这些残暴的景象使我们的大都会街道在每个有同情心的人看来，都是惨不忍睹的。在《四幅选举版画》（Four Prints of an Election）中，他的目标是更特殊的罪恶，在这些画中，他攻击英国政治的腐化。

如果只以绘画视之，贺加斯的版画在想象力和技巧方面的确未经精心琢磨，在一些细节上也是轻率而不完整。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甚于一个画家。他像他的朋友菲尔丁，远甚于他最喜爱的敌人威廉·肯特。他呈现一个时代的绘画，而非展示艺术的技巧。“我尽力自视为剧作家。我的画就是我的舞台，男人女人是我的演员，他们借着某种扮相和姿态表演一出哑剧。”以讽刺画视之，这些版画都经过有意的夸张。它们强调整个事态，蚀刻一个细节，充塞着琐碎细事，超过了一个艺术作品应有的程度。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狗外，每个细节都和主题有关。总而言之，这些版画使我们看清18世纪伦敦中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家庭、酒店、林荫道、柯文特公园、伦敦桥（London Bridge）、齐普赛大街、疯人院及禁闭债务人的监狱。那并不是伦敦的全貌，但表现在画面上的部分景象都特别生动。

当时的艺评家、收藏家和交易商，对贺加斯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作为讽刺画家的真相全无了解，他们指责他只画英国生活中的渣滓。他们嘲笑他不能绘成功的画像和历史情景，而转向通俗的版画。他们断定他的画是粗心而不好的作品。他反驳那些画商，斥责他们图谋颂扬他们积存的古代大师作品，却让活着的艺术家饱受饥饿：

未获得他们权威的承认和传统的保证，一幅保存完善、技巧极高的画，在公开的拍卖会上，卖不到5先令；而一张卑劣、损坏，然后加以修补的画布，经过他们的颂扬认可后，将可以任何高价被人抢购，跻身于最尊贵的收藏品之列。所有这些情形，画商们知道得很清楚。

他拒绝屈服于这些画商或鉴赏家的判断之下，对将英国画家局限在模仿凡·戴克、莱利或克内勒的桎梏中，痛加贬斥。甚至意大利的艺术巨匠，也因为他们褐色调料暗淡神秘的美，使英国绘画笼上一层阴暗的色彩，而被他呼以“黑色大师”（Black Masters）的绰号。一幅被认为是柯勒乔的画在伦敦以400镑出售时，他对这幅画的归属及其价值表示怀疑，而且表示他随时可以绘一幅毫不逊色的画。面对这种挑战，他画了《西吉斯蒙达》（Sigismunda，1759年）——一幅出色的柯勒乔仿制品，包括花边饰带、华服美饰、纤纤玉手和姣好的面庞，但忧郁的眼睛未能满足买主的期望，他拒绝付出贺加斯要求的400英镑。这幅画在贺加斯去世后以56英镑卖出。

他因一本书而给他的敌人另一个把柄。在他自己和狗的画像中（1745年），他描绘一条蜿蜒的曲线，对于他而言，这似乎是美的形式的基本要素。在一篇教育论文《美的分析》（“Analysis of Beauty”，1753年）中，他定义这线条是均匀地环绕锥体而成。他认为如此的线条不仅是优雅的奥妙所在，还是生命的一种运动。对于贺加斯的非难者而言，这些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妄想而已。

尽管常被非难，他还是飞黄腾达起来。他的版画几乎被每个有教养的家庭收藏，它们不衰的销路带给他固定的收入。1757年，《进军苏格兰》已经被忘记，他受任为“御藏艺品画家”（Serjeant Painter of All His Majesty’s Works），这为他每年增加200英镑的收入。现在他有余力来应付新的敌人。1762年，他出版了一幅版画《时代》（Times），攻击皮特、威尔克斯等人为战争贩子。威尔克斯在他的杂志《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中提出反驳，形容贺加斯是一个虚有其表、贪得无厌、全无“美的意念”的老家伙。贺加斯出版一幅将威尔克斯绘成斜眼怪物的画像，作为回报。威尔克斯的朋友丘吉尔回了一封出言不逊的《致威廉·贺加斯书》（“Epistle to William Hogarth”）。贺加斯又发表了一幅版画，将丘吉尔画成一只恶熊。“从这两幅版画所得到的乐趣及金钱的收益，”他写道，“加上适时的骑马运动，使我的健康达到生命中的最佳状态。”但是，他1764年10月26日死于动脉破裂。

他并未给当时的艺术留下显著的标记。1734年，他创办了“生活学校”（Life School），来训练艺术家，后于1768年并入皇家艺术学院。甚至于由他的画室中走出来的艺术家也放弃了他的写实主义，而转向时髦的雷诺和凯恩斯博罗的写实主义。然而，在漫画的领域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诙谐和生动，经过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传到伊萨克和乔治·克鲁克尚克（George Cruikshank），漫画成为一种艺术。贺加斯今日作为画家的盛名，是始于惠斯勒将他评论为“唯一伟大的英国画家”。惠斯勒谨慎地不将自己列入比较。“就他最佳的作品而论”，一项较不审慎的评价将贺加斯捧为“18世纪绘画中超凡绝伦的佼佼者”。我们很难将贺加斯仅仅当成画家，因为他不止于此。他是英国为自己的污秽、退化感到愤怒的呼声。他义正词严地自视为一种社会力量，菲尔丁对他的了解是：“我几可断言他所称作《浪子》和《荡妇》的两幅作品是以达到美德的目的为出发点……而不是替以往所写的道德篇章说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有史以来最英国化的英国画家。

音乐家

对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理论，对文学、科学、宗教和哲学贡献良多的英国，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在形式更为复杂的音乐创作上却相当贫乏。或许天主教以来的过渡时期可以提供部分解释：新的信仰对崇高的音乐作品比较不具诱导作用；虽然德国的路德教派礼仪和英国国教都需要音乐，但英国和荷兰严谨的新教形式对会众圣诗以外的音乐少有鼓励。经常强调信仰喜悦的天主教会的传奇和礼仪，已经被强调对地狱恐惧的宿命论忧郁教条取代。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牧歌（madrigal）在清教的冰霜之下寿终正寝。王权复兴时代自法国引进了一些愉快的气氛，但在珀赛尔（Purcell）死后，英国的音乐又笼上阴影。

歌曲可算是例外，它们的范围由合唱团（Glee Club）的合唱到莎士比亚剧中的轻快曲调或抒情曲。“glee”这个字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gleo”，意思是音乐，并不一定表示喜悦，通常是指三声部或四声部的舞伴奏歌曲。这种合唱团盛行达一个世纪之久，在这种歌曲的主要作家塞缪尔·韦布（Samuel Webbe）的黄金时代达到巅峰，一直维持到1780年。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为莎士比亚的歌词谱出的曲子更加优美——《吹，吹，冬风》、《绿荫下》及《我在蜂儿采蜜的地方采蜜》，今天这些歌曲仍可在英国听到。为汤姆森的《大不列颠统治万民！》（Rule，Britannia!）谱曲的也是以旋律知名的阿恩。此时，或许更早，某个不知名的爱国者谱写了英国的国歌《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据我们所知，这首歌的首次公开演唱是在1745年。当时消息传来，效忠乔治二世的军队已经在普雷斯顿潘斯被苏格兰人击败，汉诺威王朝似乎已危在旦夕。在已知最早的版本中，它祈求上帝帮助，战胜由苏格兰推进的斯图亚特军队，及英国政治上的二世党（Jacobite）——

天佑国王，

尊贵国王万寿无疆，

天佑国王。

赐他胜利，

幸福荣耀，

永作我民之光；

天佑国王。

国王神兴，

敌寇望风，

败亡覆倾；

移彼钟鼎，

挫彼诡衅，

众望是系；

佑我全民。

这个旋律在不同的时期被19个国家作为爱国歌曲，包括德国、瑞士、丹麦和美国。美国于1931年以取自一首难唱的古英国饮酒歌曲调的《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Spangled Banner），取代《亚美利加》（America）作为国歌。

英国优美歌曲的通俗性表示了普遍的音乐鉴赏力。除了穷人外，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架大键琴。几乎每个人都能演奏某种乐器，而演奏家的数目也多得足可供应1784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纪念亨德尔的节目所需的95只小提琴、26只中提琴、21只大提琴、15只低音大提琴、6只长笛、26只双簧管、12只小喇叭、12只法国号、6只伸缩喇叭和4个鼓，再加上一个由59个女高音、48个女低音、83个男高音和84个男低音组成的合唱团——足可使亨德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中懔然战栗。单簧管则直到18世纪末才被采用。当时也有庄严宏伟的风琴和伟大的风琴家，莫里斯·格林（Maurice Greene）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圣诗和赞美歌——加上亨德尔和波伊斯（Boyce）的同类作品——几乎是当时唯一值得纪念的英国教会音乐。

虽然年轻时听觉受到损害，威廉·波伊斯仍被提拔为御用乐队的乐长和皇家教堂的风琴师。他是第一个站着指挥的大师，亨德尔和其他同时代的人都是坐在风琴或大键琴那里指挥。他的一些圣诗——特别是《巴比伦河畔》（“By the Waters of Babylon”）——仍可在英国国教的教堂中听到，而在一般的英国家庭中至少可以听到他的两首歌曲：一首是他为加里克的一出哑剧写的《橡树心》（Hearts of Oak），另一首是清唱剧《所罗门》（Solomon）中的咏叹调《南风轻起》（Softly Rise，O Southern Breeze！）。他的交响曲对于我们饱受熏陶的耳朵而言，则嫌失之薄弱。

18世纪初，英国音乐界唯一的刺激是歌剧的引入。这类的演奏可以远溯至1674年，但歌剧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则是1702年意大利的歌手由罗马来到英国以后的事。1708年，一个出名的阉歌人尼科利尼（Nicolini）使伦敦为他女高音的声音震惊风靡。一些阉歌人接踵而至，英国人逐渐地对他们耳熟能详，并为法里内利（Farinelli）而疯狂。1710年，在伦敦的意大利歌手已足可演出第一出完全以他们的语言唱出的歌剧。许多人对这种入侵表示反对，艾迪生在《旁观者报》的第18期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提议：

将意大利歌剧的真实价值传给后代……我们的子孙将会感到诧异，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祖先在自己的国度，经常聚坐一堂，作外国人的听众，聆赏在他们面前以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演出的整出戏剧。

从这种观点，他断言在歌剧中“没有什么是适合谱写音乐的，那并不是胡说八道”。他嘲笑那些男主角以意大利语谈情说爱，而女主角以英语回答的情节——有如正面临一个语言的危机。他也反对奢侈的道具布景——反对在舞台上飞翔的真正麻雀，及在厚纸板做的海上敞篷船中颤抖的尼科利尼。

艾迪生心存怨恨，他曾经为托马斯·克莱顿（Thomas Clayton）的英文歌剧《罗莎蒙德》（Rosamond）写作剧本，结果未获成功。他的一蹶不振（1711年12月21日）或许是由2月24日一出意大利歌剧《里纳尔多》（Rinaldo）在干草市场歌剧院初演开始。使这个侮辱更甚的是，这出歌剧的剧本虽是意大利语，但音乐是由一个刚刚抵达英国的德国人所写。这出新歌剧极获成功，使艾迪生大为惊恐。一个月内，它演出了15次，而且经常座无虚席。伦敦市民用剧中的音乐选曲来跳舞，而且哼唱剧中简单的曲调。英国在音乐历史上最壮观的时期以此展开。

亨德尔（1685—1759）

·生平

约翰·巴赫时代最负盛名的作曲家是乔治·亨德尔。他崛起于德国，使精于音乐的意大利拜倒在他的脚下。18世纪前半叶，他称得上英国音乐的生命和历史。他把他的至高无上视为理所当然，也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他驾驭音乐的世界，犹如一个体重250磅、威风凛凛的巨人。

他1685年2月23日出生于德国中部的哈勒（Halle），比约翰·巴赫只早了6天，比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则早了8个月。但巴赫和斯卡拉蒂的父亲都是知名的作曲家，自幼饱受音乐的熏陶，在必要的音律训练下成长，而亨德尔诞生在父母亲对音乐都不感兴趣的家庭。父亲是萨克斯威森菲尔的约翰·阿道夫公爵的宫廷外科医师，母亲是一个路德派牧师的女儿。他们对儿子热衷于风琴和大键琴蹙额不悦。但公爵听了他的演奏，坚持他应该接受音乐的训练，他们才同意让他跟随哈勒圣玛利亚教堂的风琴师察豪学习。察豪是一个热忱而辛勤的老师。11岁时，乔治已经写了11首奏鸣曲（现存6首），而且是一个技艺精湛的风琴师。察豪和他不再坚持反对的父母将他送到柏林，在即将成为普鲁士王后、文雅的勃兰登堡女选帝侯索菲娅·夏洛特的跟前演奏。乔治回到哈勒时（1697年），发现他的父亲刚过世不久。他的母亲则一直活到1729年。

1702年，他进入哈勒大学，似乎准备以法律为业。一个月后，哈勒的加尔文教派主教堂聘他接替他们酗酒的风琴师的职位。在那里待了一年后，这个不满于现状、盼望一个更广大天地的年轻天才，摆脱在哈勒的一切羁绊——除了对他母亲永恒的爱之外——向汉堡出发，在那里音乐几乎像货币一样流行。汉堡从1678年起就拥有一座歌剧院，18岁的亨德尔在那里获得一个第二小提琴手的职位。他和22岁的歌院首席男高音，后来成为18世纪最著名音乐评论家的约翰·马特森（Johann Mattheson）交朋友。他们一起到吕贝克去听年迈的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演奏，而且探询他接替圣母院风琴师的可能性，而他们发现继任者必须娶布克斯特胡德的女儿为妻，于是，他们在观望了一会儿后离去。

他们的友谊在一次荒谬可笑的戏剧性决斗中破裂。1704年10月20日，马特森自导自演了他的歌剧《克娄巴特拉》（Cleopatra）。这出歌剧无疑是成功的，而且经常重演。上演时，亨德尔坐在大键琴旁边指挥管弦乐团和歌手。有时，马特森被胜利冲昏了头，在他饰演的安东尼身死后，由舞台上走下来代替他的朋友担任指挥和大键琴手，兴高采烈地分享最后的喝彩。12月5日，亨德尔拒绝这种替换，这两个朋友激烈的争吵使这出歌剧更加热闹。而舞台上的表演结束后，他们走向公众广场，拔出佩剑，在剧院顾客和路人的喝彩之下打斗起来，马特森的武器击中了亨德尔外衣的金属扣而弯曲折断。于是，这幕悲剧变成以喜剧收场。一直到剧团的指导采纳了亨德尔的歌剧《阿蜜拉》，而需要马特森饰唱高音一角时，他们才收起彼此的愤恨。这出歌剧的成功（1705年1月8日），使这两个仇敌再度和好如初。

包含41首德文和15首意大利文咏叹调的《阿蜜拉》极受欢迎，在7个星期中重演了20次。这样一来，招致了控制剧团并写作大多数歌剧的莱因哈德·凯泽的嫉妒。汉堡歌剧院的声望逐渐衰落，在两年中，亨德尔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这时，美第奇的乔万尼·加斯东王子经过汉堡，劝他去意大利，那里的人都为音乐着迷，就是侍者也会以美声唱法吆喝。带着200个杜卡特和一封加斯东写给他的兄弟、佛罗伦萨歌剧院的赞助者斐迪南的信，亨德尔冒着腊月的阿尔卑斯山风雪，于1706年年底到达佛罗伦萨。发现斐迪南并无解囊相助之意，他又南下到罗马。然而，罗马的歌剧院已经被教皇英诺森十二世认为是罪恶的中心，而加以关闭。亨德尔只好到圣乔万尼·拉特雷诺教堂演奏风琴，被视为大师而大受欢迎。但因为没有人肯演出他的新歌剧，他又回到佛罗伦萨。这时加斯东也在那里，替他辩解，斐迪南才打开了他的钱包，于是《罗德里戈》（Rodrigo）正式上演。每个人都很满意。斐迪南给这个年轻的作曲家100个斯昆，及用瓷制器皿进用的晚餐。佛罗伦萨没有公众的歌剧院，而威尼斯有16个，于是亨德尔又前往威尼斯。

此时是1707年秋天。亚得里亚皇后正为亚力山德罗·斯卡拉蒂着迷，赞赏他最伟大的歌剧《厄巴多雷》（Mitridate Eupatore）。那里没有这个正开始学习意大利旋律奥妙的年轻德国人的空缺，亨德尔于是学习斯卡拉蒂的歌剧，并和亚力山德罗的儿子结为知交。据说在一次威尼斯的假面舞会上，亨德尔戴着面具演奏大键琴，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大喊：“那不是神奇的撒克逊人，就是魔鬼。”这两个当时最伟大的大键琴演奏家之间深挚的友谊，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一起离开威尼斯去请教年长的大师，然后又到罗马（1708年1月）。

这次亨德尔受到较好的待遇，《罗德里戈》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首都，王公和主教都热诚相迎，使他更为自己的德国腔调和路德派的信仰而感到困扰。鲁斯波利在他的宫殿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剧院，演出亨德尔的第一出神剧《耶稣复活》。里面的音乐在力度、复性和深度上都是一个新的启示。很快地，所有有教养的罗马人都在谈论这个“高大的撒克逊人”。但他的乐谱比意大利演奏家喜欢的困难得多。红衣主教彼得罗·奥托博尼演出亨德尔的合唱剧时，这首乐曲使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和乐队指挥的阿肯吉洛·科雷利大感困扰，他有礼貌地喃喃自语：“亲爱的撒克逊人，这音乐是法国式的，我不懂。”亨德尔由科雷利手里接过小提琴，以他一贯的手法急速地演奏。科雷利原谅了他。

那不勒斯仍有待征服。一个不可靠的传说描述亨德尔、科雷利和斯卡拉蒂父子一起到这个城市（1708年6月）。另外一个可疑的传说是，亨德尔在那里有一段罗曼史。但是，令人引以为憾的、审慎的历史记载认为，除了对他的母亲和音乐之外，在亨德尔的一生中，没有曾经恋爱的明显证据。一个能够写出如此热情的咏叹调的人，会没有自己的感情，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事。或许他表达的感情乘着歌声的翅膀消散了它的热力。据我们所知，亨德尔在那不勒斯居留期间，最大的事是结识了温琴佐·格里马尼红衣主教，他是那不勒斯的总督，也是一个富有的威尼斯家族的后裔。他为这个作曲家提供了以尼禄王的母亲为古老主题的歌剧脚本。亨德尔在3个星期中完成了这部作品，格里马尼安排该作品在他威尼斯的家族剧院演出，亨德尔带着总谱匆忙赶到那里。

《亚格里平纳》（Agrippina）的首演（1709年12月26日），获得了亨德尔从未经验过的令人喜悦的成功。大方的意大利人并不嫉妒一个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竞技中击败了他们，带给他们庄严华丽的和声、大胆的转调及即使是他们喜爱的亚力山德罗·斯卡拉蒂也很少达到的技巧。他们高呼：“亲爱的撒克逊人万岁！”部分的喝彩是给出色的男低音朱塞佩·博斯基，他的声音圆润地涵盖29个全音的音域。

亨德尔现在已备受礼遇。英国驻威尼斯的大使，曼彻斯特伯爵查尔斯·蒙塔古劝他到英国。这时，选帝侯乔治·路易的弟弟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王子提供他汉诺威宫廷乐长的职位。威尼斯是可爱的，它呼吸着音乐，但是一个人能够接受一出歌剧多久？而能依赖那些神经过敏的意大利人多久？汉诺威虽然有云雾和喉音，那里也有一座理想的歌剧院、固定的薪金、丰富的德国食物，他还可以时常骑马到哈勒去探视他的母亲。1710年6月15日，25岁的亨德尔被任命为汉诺威的宫廷乐长，年俸1500克朗，而且可以偶尔请假。这年秋天，他请求访问英国，并答应不久回来，结果获得准许。

·征服英国

英国的歌剧正面临困扰。一个意大利剧团正在那里演出，男低音博斯基，他的女低音妻子，及被热心的音乐历史学家查理·伯尼（Charles Burney）评为“有史以来，在我们的歌剧院演唱的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歌手”的男声女高音尼科利尼，都在剧团之内。干草市场剧院和特鲁里街剧院都位于城市中扒窃打斗横行的地段，“上流社会”害怕钱袋被窃而裹足不前。

听说亨德尔来到伦敦，剧院总管阿伦·希尔给他一个取材自塔索（Tasso）的《耶路撒冷的解放》。亨德尔以充沛的精力开始工作，随意地借用他自己其他的作品，在两个星期中完成了《里纳尔多》。1711年2月24日推出后，直至6月22日演奏季结束，它重演了14场，而且场场客满。艾迪生和斯蒂尔攻击它，但它大受伦敦的欢迎，人们在大街小巷中哼唱它的咏叹调。特别是其中的两首，《任我流泪》和《亲爱的新娘》更是触及深情，就是时至今日也同样令我们感动。约翰·沃尔什因为出版《里纳尔多》中的歌曲选集而赚了1400基尼。亨德尔开玩笑地提议，下一出歌剧该由沃尔什作曲，由他来出版总谱。不久，这出亨德尔最好的歌剧在都柏林、汉堡和那不勒斯演出，在英国上演不辍达20年之久。

尝到成功的滋味，亨德尔延长告假到一年。然后，才勉强回到汉诺威（1711年6月）。在那里，他只是选帝侯宫廷中的仆役，不再是会客室里的名人。在那一季里，歌剧院是关闭的，他写作了一些大协奏曲和清唱剧，但他的思想仍然翱翔在歌剧中。1712年10月，他再度告假到英国去做“短期”的访问。或许是觉得英国迟早将成为汉诺威的属地，选帝侯对他相当纵容。亨德尔于12月抵达伦敦，这一次停留了46年。

他携带了一出新歌剧《忠实的牧羊人》，今天这出歌剧悦耳动听的序曲仍会使我们着迷。它于11月22日上演，但未获成功。亨德尔激奋而不气馁，立即开始写作另一个主题《特西尔》（Teseo），首演（1713年1月10日）时大获成功。但是，第二夜后，经纪人带着票房收入私自潜逃。另外一名经纪人约翰·海德格尔接管后，为《特西尔》安排了13场演出，而且让“亨德尔先生”上场演奏大键琴，作为对这个分文未得的作曲家的报酬。伯林顿伯爵——一个热心的听众——邀请亨德尔到伯林顿宫做客。亨德尔接受了邀请，在那里他受到优厚的食宿招待，而且会晤了蒲柏、盖伊、肯特及其他文学和艺术界的领导人物。

好运终于驾临亨德尔头上。安妮女王一直期望早日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乌特勒支条约》达成了她的愿望。亨德尔的《乌特勒支谢恩的赞美歌》（Utrecht Te Deum）及为安妮女王加冕周年纪念作的《生日礼赞》（Birthday Ode）使她大为高兴。在这些作品中，他表示出他对珀赛尔的合唱曲曾经详加研究。和蔼的女王赏他200英镑的年俸。他停止工作，舒畅地悠闲了一年。

1714年8月1日，安妮驾崩，汉诺威的选帝侯乔治·路易成为英国的乔治一世。亨德尔略带忧惧地注视着这个转变。事实上，他离弃了汉诺威，王室对他的冷淡似乎情有可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乔治不动声色。这时，干草市场剧院再度被命名为国王陛下剧院，国王觉得他有义务支持这个剧院，但它正在上演怠惰的《里纳尔多》。他乔装后到剧院欣赏这出歌剧的演出，却未能掩饰他的腔调。同时，亨德尔写作了另一出歌剧《葛拉》（Amadigi di Gaula）。1715年5月25日，海德格尔将它推出，乔治颇为喜欢。此后不久，应邀到宫廷演奏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弗朗西斯科·杰米尼亚尼，认为亨德尔是英国唯一适合担任伴奏的大键琴家，而向国王提出请求。他再次有了晋升之阶，他卖力地演奏，国王对他尽释前嫌，还将他的年俸提高为400英镑。卡罗琳聘请他教导她的女儿，并加给200英镑的年俸。于是，他成为欧洲收入最丰的作曲家。

乔治一世离开伦敦（1716年7月9日）到汉诺威访问时，他带亨德尔同行。这个音乐家探视了在哈勒的母亲，而且开始定期地以金钱济助他的老师察豪贫困的遗孀。国王和作曲家于1717年初回到伦敦。卡纳冯伯爵詹姆斯·布莱基，后来的坎多斯公爵，邀请亨德尔到坎农斯（Canons）的华丽宫殿中居住，并接替乐长约翰·佩普施博士的职位，后来佩普施写作《乞丐的歌剧》，作为迟来的报复。亨德尔在那里撰写《键盘小品组曲》，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和库伯兰风格的大键琴幻想曲——一些大协奏曲，12首《坎多斯的赞美歌》、盖伊的假面剧《艾西斯和嘉拉蒂》中的音乐及一出歌剧《拉达米斯多》。

但谁愿意演出歌剧？国王陛下剧院已经一蹶不振，海德格尔也已濒于破产边缘。为了对他和歌剧伸出援手，一群贵族和富有的议员组成了（1719年2月）皇家音乐院，靠鼓励公众持股以募集资金来维持开支，每股200英镑，乔治一世认购了5股。2月21日，伦敦的一份周报称：“著名的音乐大师亨德尔先生奉国王陛下之命，已经渡海到欧洲大陆，精选歌手来组织剧团，以在干草剧院演出歌剧。”亨德尔在德国的各个剧团搜寻人才，同时再度探视他的母亲。在他离开哈勒回英国的几个小时后，由约25英里外的科瑟恩徒步赶来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现在城中，询问是否可以见见这个征服英国的德国人。但为时已晚，两位大师始终缘悭一面。

1720年4月27日，《拉达米斯多》在国王、他的情妇及座无虚席的王公贵族面前演出。绅士淑女争着一睹为快。英国听众的喝彩可以和11年前威尼斯人对《亚格里平纳》的赞美相提并论。于是，亨德尔再度成为伦敦的英雄。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由亨德尔以前的赞助者伯林顿伯爵领导的一群音乐爱好者更欣赏乔万尼·巴蒂斯塔·博诺奇尼。他们说服皇家音乐院演出博诺奇尼的歌剧《亚斯塔多》（Astarto，1720年11月19日），作为第二个演奏季的开始。他们聘请一个比尼科利尼更受崇拜的男声次女高音来担任第一主角，这位样子难看、但声音迷人的塞内西诺（Senesino）使《亚斯塔多》大受欢迎，连续演出了10场。博诺奇尼的崇拜者将他捧得比亨德尔更高。此时正值南海公司泡沫（South Sea Bubble）破裂，伦敦和巴黎一样容易激动。国王和辉格党拥护亨德尔，威尔士王子和托利党则大捧博诺奇尼，一些才智之士和时事评论者也加入了嘈杂的争论。一出新歌剧《克里斯波》（Crispo）上演（1722年1月）后，博诺奇尼似乎占了上风。这出歌剧极为成功，学院接着演出他的另一出歌剧《格里赛达》（Griselda），博诺奇尼再度获得胜利。伟大的马尔伯勒去世时（6月），被选来写作葬礼赞歌的是博诺奇尼，而不是亨德尔。公爵的女儿给这个意大利人500英镑的年俸。这一年，博诺奇尼可以说是鸿运当头。

亨德尔也不甘示弱，推出了《奥多奈》（Ottone），并以空前的2000英镑的重金自意大利引进新女高音，作为反击。根据贺拉斯·华尔波尔所见，弗兰西丝卡·库佐尼“短小肥胖，面色苍白而无喜色，但面孔姣好；不是一个好演员，穿着不讲究，而且痴傻狂异”；她的确歌声鸣转，使人陶醉。预演时，她和亨德尔之间展开了意气之争。“小姐，”亨德尔告诉她，“我清楚地知道你的确是一个女魔，但我要你知道，我是毕尔泽巴布，众魔之王。”她坚持不照他的指示演唱一首咏叹调时，他抓住她，威胁要把她从窗户丢出去。看在2000英镑的分上，她还是屈服了。首演时（1723年1月12日），她唱得实在太出色，一个热情的听众在楼座上大喊：“哎呀！她的肚子里有一窝夜莺。”塞内西诺和她搭配竞唱，博斯基的低音也推波助澜。第二天晚上，票价便提高了5英镑。约翰·盖伊约在这时写给斯威夫特的信上说：

说到城里盛行的娱乐，非音乐莫属；真正的四弦提琴、低音六弦提琴和高音双簧箫，而不是诗意的竖琴、古七弦琴和横笛。除了一个阉人和一个意大利女人外，没有人敢说他会唱歌。每个人都成了伟大的音乐评论家，好像在你的时代，他们也都是诗词大家一样。五音不全的市井之辈，现在也成天谈论亨德尔、博诺奇尼和阿蒂利奥的不同风格……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教堂所有高尚的言谈中，塞内西诺被认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

亨德尔重新在伦敦买了一栋房子（1723年），而且成为英国公民（1727年）。歌剧之争一直继续到1728年。他在历史上搜寻主题，将弗拉维乌斯、恺撒、帖木儿、西庇阿、亚历山大和理查一世搬上舞台。博诺奇尼也搬出了亚斯太亚纳克斯（Astyanax）、俄明尼亚、法奈西斯和卡普尼亚，以分庭抗礼。作曲家阿廖斯蒂也将卡里奥拉那斯、维斯帕西安、阿尔塔薜西斯和大流士谱入音乐。历史上的人物似乎从未如此相安无事地共聚一堂。1726年，福斯蒂纳·博尔多尼——一个已经征服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维也纳的次女高音——的来临，使三人之间的竞争火上加油。她并没有库佐尼柔美悦耳的音色，但她能以容貌、身段和优雅的举止作为辅助。在《亚列斯桑德罗》（Alessandro）中（1726年5月5日），亨德尔安排这两个名角同台演唱，使她们担任同样多的独唱部分，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持她们在二重唱部分的平衡。开始的几个晚上，听众还为两人喝彩，不久，产生了分化，一些听众喝彩时，另一些人便发出嘘声。1727年6月6日，这个声音的较量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两个敌对的首席女歌手在博诺奇尼的《亚斯齐纳德》（Astianatte）中演出时，库佐尼的支持者爆出有失体面的嘘声、喧叫声和咆哮声来阻挠博尔多尼的演唱，打斗波及后厅，蔓延到舞台上，这两位名角也加入打斗的行列，互扯对方的头发。一些旁观者兴高采烈地割裂布景——这一切都当着威尔士公主卡罗琳的面，使她花容失色。

这种荒谬行径可能使意大利歌剧在英国自绝生路，三个作曲家被一个伦敦最高尚的人士击倒。1728年1月29日，约翰·盖伊在林肯栈场剧院推出了《乞丐的歌剧》，我们已经形容过它愉悦、诙谐、粗俗的歌词，但只有那些亲耳听到约翰·佩普施为它们谱写或借用的音乐的人，才会了解为什么出入歌剧院的公众，几乎全都由亨德尔、博诺奇尼和阿廖斯蒂转向佩普施、波里和盖伊。有9个星期之久，《乞丐的歌剧》每晚爆满，而国王陛下歌剧院却门可罗雀。而且，盖伊对意大利歌剧冷嘲热讽。他也揶揄可笑的情节、花腔的颤音和歌者的矫饰。他以窃盗、乞丐和娼妓取代王公贵族和贞女后妃，做他剧中的主角。他指出英国的叙事歌谣比意大利咏叹调更为出色。大众喜爱他们能够了解的语言，那些带点粗俗淫秽的歌词更是格外受到欢迎。亨德尔写《西罗》和《雷德吉托》（1728年），希望东山再起，但也只能昙花一现，终究入不敷出。6月5日，皇家音乐院宣告破产、解散。

亨德尔不承认失败。贵族们遗弃了他，也为了他们的损失而责怪他。于是，他和海德格尔创立（1728年6月）新音乐院，投入1万英镑——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并获得新王乔治二世每年援助1000英镑的保证。2月，他再度出发到欧洲旅行，招募新的人才，因为库佐尼、博尔多尼、塞内西诺、尼科利尼和博斯基都不再和他同舟共济，而到威尼斯颤声而歌。亨德尔聘请了男声最高音安东尼奥·贝尔纳基，男次中音安尼巴莱·法布里，女高音斯特拉达·德尔·波。在回程之中，他最后一次探视他的母亲，此时她已79岁，几乎完全瘫痪。在哈勒停留期间，威廉·弗里德曼·巴赫前往拜访，邀请他到莱比锡访问，《圣马修受难曲》刚刚在那里首演。亨德尔不得不加以拒绝。他几乎没有听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这个人的名声还驾乎自己之上。他匆忙赶回伦敦，途经汉堡时，又招揽了男低音约翰·李曼希奈德。

这群新的演员在1729年12月2日上演的《罗达里奥》（Lotario）中亮相，但未获成功。他再以2月24日的《帕登诺普》（Partenope）作为尝试，又遭失败。贝尔纳基和李曼希奈德被解聘回到欧洲大陆，塞内西诺又从意大利被召回，靠着他和斯特拉达·德尔·波以及梅塔斯塔西奥的剧本、亨德尔的《波罗》——他在剧中毫不珍惜地用了一些他最动听的咏叹调——才总算抓住了伦敦的耳朵（1731年2月2日）。国王陛下剧院再度门庭若市。接着的两出歌剧《艾西奥》和《苏莎美》也大受欢迎。

但是，依赖意大利歌剧来吸引英国听众的努力已越来越艰难，现在它似乎是一条死巷，物质和金钱上已是油尽灯枯。亨德尔曾经征服英国，但现在毫无疑问英国征服了他。他的歌剧彼此都太相像，而且失之单薄。它们华丽的咏叹调值得颂扬，但和整个情节相较又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使用什么甜言蜜语，总是言难尽意。它们之中有许多是为男高音而作，他们已日渐稀少，难以寻觅。严格的规则和艺术家的嫉妒限制了咏叹调的分配，也使情节不够自然。如果亨德尔继续这条意大利路线的话，或许今天他已为人淡忘。

·受挫

1732年2月23日，为了庆祝亨德尔的47岁生日，伯纳德·盖茨在冠锚酒店安排了一次不公开的演出，节目是这个作曲家的一出神剧《以斯帖》。它吸引了不少听众，眼见有利可图，盖茨又将它重演了两次——一次属于私人性质，另一次（4月20日）是公开演出。这是英国首次公开上演神剧。安妮公主提议《以斯帖》应该加上剧装、布景和动作，在国王陛下剧院上演，但伦敦的主教反对将《圣经》带入歌剧。这时，亨德尔做了他一生中关键性的决定，宣称他将于5月2日，在干草市场剧院将以斯帖的神圣事迹以英语神剧的形式推出，但附带声明“舞台上将没有动作”，而且宣布音乐将“按照加冕礼仪的程序安排”。于是，他使神剧和歌剧有了显著的区别。他自己提供合唱团和管弦乐团，让拉斯特拉德和其他意大利歌手以英语来演唱独唱的部分。皇室参加了《以斯帖》的公演，在第一个月中，它重演了5次。

另外一出神剧《艾西斯和嘉拉蒂》（6月10日）却未受欢迎。亨德尔再度回到歌剧的写作，《奥兰多》（1733年1月27日）卖座颇佳。即使如此，他和海德格尔的事业仍面临破产的危机。亨德尔推出他的第三出神剧《戴博拉》（3月17日）时，他试图将票价提高一倍来恢复偿还债务的能力。一封致《工匠》（Craftsman）杂志的匿名信谴责这种涨价手段，并呼吁推翻“傲慢、专横而奢侈的亨德尔先生”对英国音乐的垄断。由于亨德尔获得国王的支持，他也自然地丧失了乔治一世的儿子、也是仇人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的善意。一向是性情中人的亨德尔错误地触怒了路易·腓特烈的画师约瑟夫·高庇。高庇作了一幅漫画，将这个作曲家描绘成长着野猪鼻子的怪物，以示报复。这幅漫画的复本在伦敦流行起来，更加深了亨德尔的不幸。1733年春，威尔士王子鼓励他的朝臣组织了一个敌对的团体——贵族歌剧院。他们从那不勒斯延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声乐教师尼科洛·波尔波拉，从意大利请来库佐尼，还诱使塞内西诺从亨德尔那里跳槽过去。12月29日，他们在林肯栈场剧院推出波尔波拉的《亚里安纳》（Arianna），博得热烈的喝彩。亨德尔大胆地以类似题材的歌剧《克里塔的亚里安纳》来挑战，也同样大受欢迎。但演出季结束时，他和海德格尔的合约期满，海德格尔将国王陛下剧院租借给贵族歌剧院。亨德尔只得将剧团迁移到约翰·里奇的柯文特花园剧院。

波尔波拉由于邀请到举世闻名的阉歌人、在全欧洲以《法里内利》知名的卡洛·布罗斯基，而占了上风。关于他的歌声，在我们论及他的家乡博洛尼亚时，再详加叙述。他和塞内西诺、库佐尼一起加入（10月29日）波尔波拉的《亚塔赛尔斯》（Artaserse）的演出，这是英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毋庸赘言。在布罗斯基停留的3年中，这出歌剧重演了40次。为了和它竞争，亨德尔推出了《亚里奥丹特》（Ariodante，1735年1月8日），这是他最出色的歌剧之一，在器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醇厚之感。它在两个月中上演10次，看来亨德尔似乎达到了目的。但是，波尔波拉推出由布罗斯基领衔饰唱的《波利菲莫》时（2月1日），国王、王后和朝臣们不能再无动于衷。其上演的盛况超过了《亚塔赛尔斯》，而亨德尔的《阿尔西纳》（Alcina，4月6日）很快乏人问津——虽然乐谱中的一个组曲仍出现于今天的节目单中。有半年的时间，亨德尔从战场上隐退下来，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温泉水治疗他的风湿痛。

1736年2月19日，他带着根据德莱登的《亚历山大的飨宴》（Alexander’s Feast）谱写的神剧回到柯文特花园。当时有人报道，出席的1300位听众接受了这出神剧，并赞扬它“在伦敦难得一闻”。亨德尔对450英镑的收入感到满意。亨德尔在中场休息的时间，举行动人的管风琴演奏会，收入仍微薄得不足以维持4次以上的重演。这个沮丧的作曲家、剧院总管、指挥家和鉴赏家，不得不再度回到歌剧的创作。5月12日，他推出了《亚特兰大》（Atalanta），作为庆祝威尔士王子婚礼的田园剧。他从意大利召来了一个新的阉歌人康蒂担任女高音角色，他以一首咏叹调《自怜》（Care Selve）而崭露头角，这也是他所有的歌曲中最动人而历久不衰的一首。路易·腓特烈大为高兴，由赞助波尔波拉的剧团转而支持亨德尔的剧团。但是乐极生悲，国王听到他儿子的这个行动后，取消了对亨德尔的事业每年1000英镑的赞助。

波尔波拉终于在1736年春放弃了这场战争，亨德尔在他的剧院中轮流演出歌剧和神剧，而且在《纪尤斯蒂诺》（Giustino，1737年2月16日）的演员表中，加入“熊、怪兽和喷火龙”。但是，种种压力终于使他支持不住。4月，他遭到一次精神崩溃和一次使右臂瘫痪了一段时期的中风。5月18日，他演出为自己的剧团写作的最后一出歌剧《贝雷尼斯》（Berenice）。6月1日，他关闭了剧院，积欠下一大笔债务，他发誓要全数偿还，后来果然并未食言。10天后，敌对的贵族剧院也宣告解散，欠了1.2万英镑。英国伟大的歌剧时代就此成为过去。

亨德尔的健康已经岌岌可危，他患有风湿症、关节炎和四肢肿胀，1737年夏，还加上间歇性的神经痛。他离开英国到亚琛以那里的泉水进行治疗。约翰·霍金斯爵士记载道：

他居然愿意忍受满身淋漓的汗水，而且对蒸汽浴感到兴奋，使每个人都大表意外。经过几次这类的试验，在过度的出汗下，精神非但没有消沉，反而高涨起来，他的不适已经荡然无存。几个小时后……他跑到城里的大教堂，在风琴上弹奏。

为了偿还债务、维护名誉，他于11月回到伦敦。海德格尔再度把国王陛下剧院租借给他，付给亨德尔1000英镑，作为两出新歌剧的酬劳，其中之一的《赛尔斯》（1738年4月15日）包括著名的《徐缓曲》和《欧伯拉·麦福》。沃克斯霍尔花园的承租人以300英镑的代价，请鲁比亚克替这个作曲家塑了一座弹奏七弦琴的雕像。5月2日，这座姿态不雅、表情笨拙的肖像，在音乐的陪衬下，在花园中揭幕。令亨德尔更感高兴的一定是3月28日支付给他的一笔款项，使他收入1000英镑。现在亨德尔已经打发了更多逼他还钱的债权人，他们中的一位曾经威胁要把他送入禁闭债务人的监狱。尽管获得许多的荣誉，他的经济状况近乎一筹莫展。他无法再仰仗海德格尔，因为海德格尔已经宣布（5月24日）他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来保证1738年至1739年的歌剧演出。没有酬劳，也没有剧团，年届53、疾病缠身的亨德尔开始了他最辉煌的时代。

·神剧

这种相当近代的乐曲形式是由叙述《圣经》故事或圣者生平的中世纪赞美诗衍发出来的。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赞成罗马教堂神父用它作为祈祷堂中奉献和指导的工具，而为它取了这个名字。贾科莫·卡里西米和他的弟子亚力山德罗·斯卡拉蒂使神剧在意大利发展起来。海因里希·舒茨将它从意大利带到德国。莱因哈德·凯泽在他去世（1739年）之前，将这种形式发展到很高的境界；1741年，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h）将这个遗产发扬到巅峰。

亨德尔的成功部分是由于他在这种形式中注入了英国风格。他不断由《圣经》中选择神剧的题材，但他也不时地顾及世俗的兴趣。在《约瑟夫及其兄弟》（Joseph and His Brethren）和《杰芙莎》（Jephtha）中，他加入了恋爱的主题。他强调戏剧性甚于宗教性，《扫罗》（Saul）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Israel in Egypt）就是例证。而且，他采用完全的英语原本，只有部分按照《圣经》。在许多方面，它的确是宗教音乐，却不受教会和礼仪的束缚。在世俗的庇荫之下，在舞台上演出。亨德尔采用《圣经》上的主题，来象征英国的历史：“以色列”代表英国；在埃及（斯图亚特）桎梏和希腊（高卢）统治下犹太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之中，可以听到1642年的“大反叛”（Great Rebellion）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上帝的选民事实上是英国人，而以色列的上帝也就是领导英国度过艰苦、获致胜利的人。和清教徒一样，亨德尔认为上帝是《旧约·圣经》中全能的耶和华，而不是《新约》中慈悲的天父。英国人有感于此，对亨德尔的神剧反应热烈，而且深以为荣。

上升到《弥赛亚》的阶段由1739年1月16日在国王陛下剧院上演的《扫罗》开始。“单单是神圣庄严的‘送葬曲’就足以使这个作品不朽”，但听众还未熟悉这种乐曲形式，《扫罗》只上演了6次。凭着难以令人置信的精力，亨德尔写作并推出（4月4日）了另一出杰作《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这出剧中，他使合唱团成为主角，唱出诞生中的国家的心声，还写作了许多被认为最出类拔萃的音乐。事实证明，对于当时的欣赏能力而言，它太庞大而且厚重，以致这历史性的演奏季结束时，亨德尔又增添了新的债务。

1739年10月23日，由于杰金斯的耳朵，英国和西班牙发生了战争。在喧嚣混乱中，亨德尔租下了一间小剧院，在音乐守护神的节日那天，推出了根据德莱登的《圣西西利亚日的赞歌》（Ode for St.Cecilia’s Day）谱写的乐章（1739年11月22日）。纵使在寒冷而混乱的冬夜，伦敦也无法抵抗它生动而富旋律的序曲，第三节中轻柔美妙的女高音咏叹调，或是第五节中“低诉的横笛”和“鸣转的鲁特琴”；而“鼓声雷动”，则和弥漫在大街小巷之中的战争气息不谋而合。亨德尔再度鼓起勇气，尝试了一出歌剧《伊曼纽》（Imeneo，1740年），未获成功。他又尝试《戴达米亚》（Deidamia，1741年），也未获成功。此后，这个疲倦的巨人从伦敦的音乐舞台上隐退了近两年。

这两年却是他最丰硕的时期。1741年8月22日，他开始写作《弥赛亚》，剧本是由查理·简南斯（Charles Jennens）采自《旧约》的《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哀歌》、《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及《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保罗使徒书》和《启示录》。总谱在23天内完成。在这些日子中，他曾经告诉一个朋友：“我认为我真正地看到了天堂，全能的上帝也在我的面前。”起初他并不期望会有听众，他先根据弥尔顿的《大力参孙》（Samson Agonistes）写作另一出歌剧《参孙》（Samson）。在他沉迷于工作的某一天，他收到一个到都柏林演出他的一些作品的邀请。这个看似从天而降的邀请，实际上是来自爱尔兰的领主，德文希尔公爵威廉·卡文迪什。

他于1741年11月17日抵达都柏林，他尽可能地聘请最出色的歌手，包括托马斯·阿恩多才多艺的女儿玛丽亚·西伯。几个慈善机构为他安排了6场演奏会，都相当成功，接着举行一连串的演奏会。1742年3月27日，都柏林的两家定期刊物刊载了声明：

为了救助几个监狱中的犯人及支持麦瑟医院……4月12日星期一，菲仙波街的音乐厅将演出亨德尔先生的大型新神剧《弥赛亚》。两座教堂的唱诗班将支持此项演出，亨德尔先生还将演奏一些风琴协奏曲。

4月8日的预演也出售门票，《弗克纳》（Faulkner’s Journal）杂志报道“演奏极为精彩，它……被最伟大的鉴赏家视为前所未闻的最出色的音乐作品”，还预告星期一的演奏将顺延至星期二，同时希望女士们“不要穿戴撑裙箍，以增加更多宾客的空间”，后来的一则新闻又要求男士们不要佩剑，即使如此，音乐厅还是由600个座位加添到700个座位。

这出在所有重要音乐作品中最著名的乐曲，终于在1742年4月13日上演。4月17日，三家都柏林的报纸刊出了相同的评论：

上星期二，亨德尔先生的奉献大神剧《弥赛亚》上演了……最具权威的评论家认为它是最出色的音乐作品。座无虚席的听众，满心的赞赏，却无法以言语形容它带来的微妙的喜悦，借着最高雅、庄严、动人的字句宣叙出来的崇高、宏伟和温柔，使每个陶醉在音乐中的心灵和耳朵心旷神怡，深受感动。亨德尔先生将此次伟大演出的收益，交由囚犯救助协会、慈善疗养院和麦瑟医院均分，他的名字将永受感怀。世人应知亨德尔先生的慷慨，方属公允。

6月3日，《弥赛亚》在都柏林重演。从那时起，它重演了千余次。然而，谁会厌倦那些柔美或庄严的咏叹调及它们和缓优雅的伴奏——“他将满足他的羊群”“我知救主在世”“他将受尊崇”“他受轻蔑丢弃”？在都柏林的首演，西伯小姐唱出这首最后的曲调时，听众席上一个英国国教的牧师喊出来：“女人，你的罪将因此获得救赎！”所有宗教期望的深热之情，所有虔敬歌曲的柔和，作曲家所有的技巧和感受，融合在一起，使这些咏叹调成为近代音乐的不朽之作。

8月13日，精神和物质都获得满足的亨德尔离开都柏林，决心再度征服英国。他发现蒲柏在《愚人志》（1742年）第4卷中，不比寻常地颂扬他时，一定感到志得意满：

看！伟大的亨德尔英武挺立，

有如勇敢的布里阿洛斯千年（管弦乐团）飞腾，

他来将众人灵魂鼓舞唤醒，

有如主神的雷和战神玛斯的鼓交响齐鸣。

1743年2月18日，这个东山再起的作曲家在柯文特花园的皇家剧院推出他的神剧《参孙》。乔治二世率领伦敦的名流参加了首演。除了不赞一词的贺拉斯·华尔波尔外，每个人都喜欢它可爱的序曲。高贵的咏叹调“啊！上帝我主”几乎具有《弥赛亚》的光彩，《参孙》和参孙本人一样，“使屋宇崩坼”。但是，一个月后（3月23日），《弥赛亚》在伦敦上演时，就是国王也无法将这出神剧提拔到被大家接受的程度。僧侣们对使用剧院演出宗教音乐大加责难，对他们歌剧团失败的创痛记忆犹新的贵族更是裹足不前。此后的两年中，《弥赛亚》只上演了3次，然后一直间断到1749年。那一年，亨德尔是濒于破产的慈善家，他送了一架漂亮的钢琴给与他的朋友贺加斯关系密切的弃儿医院。1750年5月1日，亨德尔专门为不幸的人们演出《弥赛亚》，以后每年都为他们演出一次。

1743年6月27日，乔治二世率领他的军队在戴廷根大获全胜。他凯旋伦敦时，全城以游行、灯火和音乐来欢迎他，向他致敬，圣詹姆斯宫的皇家教堂回响着亨德尔为这个时庆（11月27日）所写的《戴廷根谢恩赞美歌》，这是一个有剽窃痕迹的天才产物，因为其中包括窃自早期而不著名的作曲家的乐段。它是一个拼凑的奇迹，使国王龙心大悦。

受到王室善意的鼓励，亨德尔再度努力尝试吸引伦敦的注意。1744年2月10日，他推出另一出歌剧《赛美勒》（Semele），其中包括至今仍被演唱的优美的《天涯海角》（Where’er You Walk），但只演出了4场。贵族们对他仍存敌意，许多名门仕女认为晚上安排亨德尔的演奏会是一种浪费，一些地痞流氓受雇撕毁他的广告。1745年4月23日，他取消了8场预定的演奏会，关闭了剧院，到坦布里奇韦尔斯休养。谣言说他已经发狂。“可怜的亨德尔，”追求时尚的沙夫兹伯利伯爵记载道（10月24日），“已经稍见康复。虽然他的心智已完全错乱，我希望他能痊愈。”

60岁的亨德尔振作起精神，接受了威尔士王子的邀请，庆祝王子的弟弟坎伯兰公爵在卡罗登击败斯图亚特军队，于是，谣言不攻自破。亨德尔采用朱达·马卡白奥斯击败安条克四世希腊化阴谋的凯旋作为象征性的主题，这出新神剧很受欢迎（1747年4月1日），在第一季中就重演了5场。伦敦的犹太人眼见他们的民族英雄受到如此崇高的敬仰，感激之余，也争相走告，因而大大提高了观众的人数，使这出神剧在亨德尔去世之前上演了40场。为了对这个新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以后的神剧题材大都取自犹太的传说或历史：《亚历山大·巴勒斯》、《约书亚》、《苏珊娜》、《所罗门》、《耶弗他》。相反的是，一出基督教主题的神剧《西奥多拉》（Theodora），观众少得可怜，亨德尔悲伤地述说：“空间大得足可举行一次舞会。”查斯特菲尔德在不到终场时，就借“不愿渎君清神”之故而告退。

·普罗米修斯

神剧只不过是亨德尔天才的一面，他可以与任何音乐形式取得协调。至今仍可触动人们感情的歌曲、精致优雅的键盘乐曲、奏鸣曲、组曲、四重奏、协奏曲、歌剧、神剧、芭蕾音乐、颂歌、田园歌、清唱剧、圣诗、赞美歌、受难曲——除了未成熟的交响曲外，几乎所有乐曲都已齐备，而且可以和贝多芬或巴赫的浩瀚相提并论。

《键盘小品组曲》今天仍在大键琴上演奏，听起来有如不谙历史的快乐儿童之声。另一个组曲的前奏曲很受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喜爱，曾经采用于根据亨德尔主题的变奏与赋格。

正如他由卡里西米和凯泽继承了神剧，而将其发挥至巅峰一样，亨德尔从托雷利和科雷利那里继承了大协奏曲——为两个以上的独奏和重奏乐器及室内乐团写作的乐曲。在作品中，他写下12首这类的大协奏曲，使两只小提琴、一只大提琴和全体弦乐器竞奏；其中一些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单调，一些则和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不分轩轾。亨德尔也为单一的独奏乐器——大键琴、风琴、小提琴、中提琴、双簧管或竖琴——创作了愉悦的协奏曲。那些为键盘乐器写作的乐曲，由亨德尔本人在序幕或是中场休息时演奏。有时，他在总谱上留下我们今天称作华彩乐段（cadenza）的乐曲空间，使演奏者可以凭着自由的想象，展露他的技巧。亨德尔如此开始的即兴演奏，长久以来仍令人叹服。

1717年7月，乔治一世安排了一次在泰晤士河上乘坐画舫的王室“巡行”。1717年7月19日的《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描述这个情景：

星期三晚上8时左右，国王由白厅登上一艘敞篷的画舫，同行的还有纽卡斯尔女公爵（Duchess of Newcastle）、戈多尔芬女郡主、基尔曼塞克夫人和奥克尼伯爵，画舫溯水而上，驶向切尔西区。许多上流社会人士的画舫也参加了这一盛会，船只多得使河道为之阻塞。一个城市团体的画舫被雇来供音乐演奏之用，上面载着50种乐器，从兰贝斯开始，沿途演奏……亨德尔先生为这个节庆创作的最好的交响曲。国王非常高兴，在来回的旅程中，不止3次传旨演奏。

这就是亨德尔存留的器乐作品中，技巧最艰难、但也最脍炙人口的《水上音乐》。这首乐曲原有21个乐章，毫无疑问地对于现代听众而言，实在过分冗长，通常我们所听到的都已缩减成6个乐章。其中一些在旋律的演进上，显得不够生动，但它们大都是健康、愉快、欢跃的音乐，它们像泉水般地涌出，有如皇族仕女的催眠曲。《水上音乐》也是今日演奏节目单上最古老的管弦乐曲。

一个世代后，亨德尔为第二个乔治使另一个户外节庆倍增光彩。为了庆祝《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的签订，政府在绿园（Green Park）安排了一次施放烟火的节目，委托亨德尔创作《皇家烟火音乐》。这首乐曲在沃克斯霍尔花园预演（1749年4月21日）时，1.2万名听众，每人花了当时可算高价的2先令前来欣赏，车水马龙的群众使伦敦桥附近的交通停顿了3个小时——“或许这是任何作曲家所能接受的最惊人的礼物”。4月27日，半数的伦敦市民涌向绿园。宽16码的围墙不得不推倒，让人们及时入内。在烟火闪耀的天空之下，上百位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着亨德尔的音乐。为了这个节目而建立的一栋建筑物起火燃烧，群众惊惶失措，许多人受了伤，两人不治身死。这个节目至今留下的，就是亨德尔的音乐。由于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及使远方的人能够听到，这首乐曲可说是百乐齐奏，锣鼓争鸣，对于只习惯慢板的耳朵而言，实在过分嘈杂。但最后一个徐缓的乐章调和了疲倦的神经。

英国终于开始喜爱这个一直竭力使自己成为英国人的年迈的德国人。他曾经失败，但他一再尝试，甚至用英语宣誓。伦敦已经学会容忍他肥胖的身材、宽阔的脸孔、隆起的面颊、弯曲的双腿、蹒跚的步态、他的红天鹅绒大衣、他的金头手杖、他傲慢不逊的调调。历经坎坷后，这个人有权利像征服者——或者，至少像主人——一般地昂首阔步。他粗俗无礼、恩威并济地教导他的乐师；他对在预演时讲话的听众口出恶言；他粗暴地威胁那些名角，但是，他用幽默来掩饰他的鲁直。库佐尼和博尔多尼开始在舞台上打斗时，他平静地说“让她们到外面去打”，然后他在定音鼓上，替她们的怒气敲着愉快的伴奏。有一次，一个歌手威胁要跳到大键琴上，因为亨德尔的伴奏抢尽了歌唱的光彩，亨德尔请他指定他所提议的这项表演的日期，以便预作宣传。亨德尔说：“更多的人将来看你跳，而不是来听你唱。”他的俏皮话和乔纳森·斯威夫特一样非比寻常，但一个人要会4种语言才能欣赏它们。

1752年，他的视力开始衰退。他创作《耶弗他》时，视力模糊得使他不得不停止工作。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手稿上尽是奇异而不规则的字迹——“符干画在离它们所属的音符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而音符也明显地迷失了方向。”页底出现了作曲家的一行字迹：“只进行到此，2月13日星期四。由于左眼的关系，无法继续。”10天后，他在边缘写着：“2月23日，稍有起色，继续工作。”然后，他为下面的歌词谱写音乐：“我们的欢乐没入忧伤……有如白昼隐入夜晚。”11月4日，《大众广告》（The General Advertiser）记载：“明天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先生将由威尔士公主殿下的外科医生威廉·布罗姆菲尔德先生施医（白内障）。”手术似乎很成功，但1753年1月27日，伦敦的一家报纸宣布：“亨德尔先生终于不幸地完全失明。”后来的报道指出，到他去世为止，他一直保持着模糊的视力。

他继续作曲和指挥达7年之久。1759年2月23日至4月6日，他演出了2场《所罗门》、1场《参孙》、2场《朱达·马卡白奥斯》、3场《弥赛亚》。但是，演完4月6日的《弥赛亚》，离开剧院时，他终于不支晕倒，而必须在别人的扶持之下回家。恢复知觉后，他请求再给他一个星期的生命。“我希望死在耶稣受难节，在他复活的日子，回归仁慈的上帝，我亲密的救主。”除了这个意愿外，他在遗嘱中指定，赠送1000英镑给贫困音乐家及其家属支援协会，一些实物给13个朋友，及“给我的女仆每人一年份的薪金”。他于1759年4月14日圣星期六（Holy Saturday）溘然长逝，4月20日，亨德尔入葬威斯敏斯特教堂。

他遗留下数目庞大的音乐作品，使人难以望其项背：46出歌剧，32出神剧，70首序曲，71首清唱剧，26首大协曲，18首风琴协奏曲，及许多其他作品，足可装满成百的巨册，几乎等于巴赫和贝多芬作品数目的总和。其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也有一些是盗作，亨德尔未经致谢，至少剽窃了29位作曲家的作品，来帮助他不致逾越交稿的期限。《参孙》序曲中的小步舞曲就是抄袭凯泽的歌剧《克劳狄乌斯》（Claudius）中的标记法。

要对亨德尔做一番适切的估量并非易事，因为他的作品只有少部分今天仍在上演；而他的歌剧，除了一些动人的咏叹调外，也再难有昔日的光彩，它们只适于似乎大势已去的意大利风格。现存的总谱也残缺不全，而且使用一些现在大都无法理解的符号和缩写，它们是为和现代组织完全不同的管弦乐团，及和现代歌者完全不同的阉人歌者写作的。从他的协奏曲中，仍可愉快地猎取一些被遗忘的珍藏，他的《水上音乐》和神剧也未被忘怀。但是，即使那些神剧也是为保守的英国人和心怀感激的犹太人创作的“特约”作品；那些宏大的合唱曲和繁复的字母，要对音乐学有胃口的人才能吸收——虽然我们应该高兴再度听到《耶弗他》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音乐史家告诉我们，在他被忽略了的神剧中，也有着庄严宏伟的气概、崇高的思想、强大的意念表达及写作技巧精湛变化、为同一形式的文学所望尘莫及的戏剧。《弥赛亚》的历久不衰部分是由于它蕴涵了基督教的精义，即使对那些曾使教徒流血的人，也有亲切之感，但主要还是因为它奥妙的旋律和光辉的合唱，使它成为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他去世后，英国才意识到他的伟大。他的忌辰来临时，一度敌视他的贵族和国王、平民一起，一连三天演奏他的音乐，以示追念。为经念他在英国历1684年诞生，第一场演奏会于1784年5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第二场和第三场则分别在5月27和29日。这些演奏会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6月3日和5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又加演了两场。参加演出的有274个歌手和251个管弦乐手，开创了盛大纪念亨德尔的先例。次年的亨德尔忌辰也是同样的声势浩大。1874年，演奏者的人数已高达3500人，对这些盛况已有所闻的范妮·伯尔尼认为如此的音量并未损及音质。不论如何，这是任何音乐家从未接受过的盛大纪念。这种盛况虽然已经平息，但我们仍然不断听到亨德尔的音乐。

伏尔泰在英国（1726—1728）

1726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后来事实证明，在18世纪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远比亨德尔重要。5月10日（一说11日），伏尔泰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踏上英国国土。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是热情洋溢之邦。适逢格林威治博览会（Greenwich Fair）期间，泰晤士河面上几乎覆满船只和庄严的风帆。国王乘坐装饰华丽的画舫顺流而下，乐队在前开路。在岸上，绅士淑女骑在昂首阔步的骏马上，骄傲而兴奋。三五成群、穿着假日时装的美丽少女，转移着莲步；她们窈窕优雅的身姿、端庄淑静的风度及红润的双颊，使32岁的伏尔泰有些情不自禁。但他不久便忘记了她们，因为到达伦敦后，他发现他持有的2万法郎汇票，已经由于该银行宣告破产而作废。他受到一位在法国结识的商人埃弗拉德·法肯纳的救济，在这个慷慨的英国人位于伦敦市郊万兹沃斯的乡居住了几个月。乔治一世得知伏尔泰的遭遇后，送给他100基尼。

他持有英国驻法大使华尔波尔写给许多名人的介绍信，使他几乎先后会晤了英国文学或政治上每个重要的人物。他曾受到内阁首相罗伯特·华尔波尔、纽卡斯尔公爵、马尔伯勒女公爵萨拉、威尔士王子乔治·奥古斯都及公主卡罗琳的款待。终于，国王也接见了他，并赐赠一只名贵的表，后来伏尔泰将它送给他的父亲，当作谢罪的礼物。他也拜访了“博林布鲁克大人夫妇”，而且“发现他们的感情一如往昔”。8月，他仓促地赶回法国，或许是仍热衷于和罗翰的决斗，也可能是处理财务上的问题。他在彼得伯勒伯爵那里做客3个月——部分时间也和斯威夫特在一起。另外的3个月，他在伊斯特伯里·马诺尔受到巴布·多丁顿的盛情款待，此人虽是一个腐败的政客，但也是菲尔丁、汤姆逊和爱德华·扬等人仁慈的保护者。伏尔泰在那里遇到两位诗人，但阅读他们的作品对他毫无裨益。他决心学习英语，1726年底他已经能够用英语写信。最初的几个月中，他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懂得法语的圈子里；而在英国的文学界和政治界，几乎所有重要人士都懂得法语。在他英语和法语并用的日记本里，显示他最初曾学了不少低俗的字眼。

就这样，直到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以前，法国人对英国文学的熟悉程度，无人能望其项背。他读博林布鲁克的作品，但发现这位子爵的文笔不如他的谈话精彩。然而，他可能从博林布鲁克写的《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中，获致如此的信念：社会改革的最佳机会是由一个开明的专制政体来实现。或是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得一些讽刺的伎俩，他不顾斯威夫特的忌恨，宣称自己“远比拉伯雷优越”。他读弥尔顿的作品，指出撒旦是《失乐园》中真正的英雄。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他对莎士比亚的反应——羡慕这个“温文的野蛮人”的雄辩，及在胡闹和粗鄙的“一大群贱人”中，高贵而优雅的“珍珠”。他的《恺撒之死》（La Mort de César）模仿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寨雷》（Zaïre）中模仿《奥赛罗》。同样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出现在《小美加斯游记》（Micromégas）中，而蒲柏的《论人》也出现在《谈人》中。

来到英国后，他曾立刻拜访蒲柏，为蒲柏的残疾与苦难震惊，但也被蒲柏心智与文笔的犀利所折服。他对蒲柏的《论批评》的评价在布瓦洛的《诗的批评》之上。他也拜访了年迈的康格利夫，很不愉快地发现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剧作家，竟然希望被人视为“一位绅士，而不是一位作家”。他对华尔波尔之前的英国内阁给予作家闲职和养老金的做法，羡慕不已，而且想到法国诗坛领袖般的人物，只为了愤恨一个贵族的劣行，就被关入巴士底狱。两相对照，令他不禁感慨。

他从文学走入科学的领域，结识了一些皇家学会的学员，开始研究牛顿的理论，这使他日后能在法国接替笛卡儿的地位。英国的名流为牛顿安排的隆重葬礼，给伏尔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英国国教的教士，如何欢迎一位科学家入葬威斯敏斯特教堂。虽然在访问英国之前，他已成为自然神论者——他曾经从拉伯雷、蒙田、加桑迪、丰特内尔、贝尔等人学习到怀疑的态度——现在，他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托兰、伍尔斯顿、廷德尔、查布、科林斯和博林布鲁克——获得坚定不移的信仰。后来他的藏书中，便满是他们的著作，以备随时参考。更强烈的影响来自洛克，伏尔泰赞扬他是第一位对心智做实际研究的学者。他发现很少异教徒因为观点的不同，而遭受禁锢之祸，也注意到1689年以来，宗教宽容思想的成长过程。他认为，在英国没有宗教的固执或狂热，甚至教友会也安静下来，做安分守己的商人。他访问了其中之一，兴奋地听到宾夕法尼亚是没有阶级、战争或仇恨的理想国。

“我多么热爱英国！”后来他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上说，“我多么热爱这些言所欲言的人民！”有一次，他说：

看看英国在法律上的成就吧：每个人都已恢复了几乎被所有专制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人身与财产的完全自由；公开写作的自由；由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犯罪案件；任何案件的判决均只以公正的法律为依归；撇开那些只限于英国国教徒的就业机会不谈，每个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表白他选择的信仰。

最后一行表示伏尔泰了解英国自由的限度。他知道宗教自由还谈不上完全实现，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希平先生”（Mr.Shipping）因为毁谤国王的谈话而被捕的事件。国会的两院可以因为令人不快的对国会议员的描述，而将作家传询审问；御前的侍臣可以禁止戏剧上演；笛福就曾因为一本讽刺小册子而被押受辱。伏尔泰觉得，英国政府虽然不免腐败，却给了人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极富创造力地刺激了各个阶层的生活。

例如，此地的商业就相当自由，不像在法国处处受到国内捐税的束缚，而妨碍了发展。商人在内阁中享有光荣、崇高的地位。不久，他的朋友法肯纳被派任为驻土耳其大使。站在商人的立场，伏尔泰喜欢英国人的实际，他们对事实、真相和利益的尊敬，他们富裕时举止、态度和衣着的俭朴。但是，他更喜欢英国的中产阶级。他将英国人和他们的啤酒相提并论：泡沫浮在上面，渣滓沉在底层，但中间是最好的。“如果我能随心所欲，”他于1726年8月12日写道，“我愿意留在这里，只为了学习如何运用思想。”他情不自禁地邀请塞奥特前来访问“一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王国”。

伏尔泰对英国的热爱曾经一度为疑云笼罩，蒲柏等人怀疑他在替华尔波尔内阁监视托利党的朋友。后来证明这个怀疑有失公正，事情也就很快烟消云散，而伏尔泰也在伦敦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之间广受欢迎。他决定在英国出版《亨利亚德》时，从乔治一世、卡罗琳王妃和敌对的朝臣们，以至于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送来了预约的款项。斯威夫特请求——或命令——分享一部分金额。这本诗集问世时（1728年），伏尔泰把它献给已是王后的卡罗琳，同时附赠乔治二世一个花球。乔治二世送他400英镑，并邀请他共进晚餐，作为回礼。尽管每本的定价高达3基尼，发行的三版仍在3个星期内销售一空。伏尔泰估计这个英国版本使他收益15万法郎。他从这项金额中提出一部分来帮助几个旅居英国的法国人，而将剩余的款项从事多方面的投资，后来他自认这个意外收获是他致富的开始。他也从未停止对英国的感激。

最重要的是，他自英国领受了难以衡量的心智的启发和思维的成熟。他结束流放的生涯回国时，他的行囊中携带着牛顿和洛克的著作；随后的20年中，他不时地将他们介绍给法国。他也带了英国自然神论的书籍，使他面对挑战时，有堪应用的武器。正如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学到善良和罪恶一样，路易十五的法国也向1680至1760年的英国学习。伏尔泰不是这个时代中唯一的交流媒介，孟德斯鸠、莫佩尔蒂、普莱沃、布丰（Buffon，博物学家）、雷纳尔、莫雷莱、拉朗德、爱尔维修和卢梭也都到英国访问。其他无法成行的人也学习了足够精通的英语，成为英国观念的传播者。后来，伏尔泰在一封致爱尔维修的信中，清结了这笔债务：

我们从英国借来了年金……偿债基金、船舰的建造和调遣、万有引力定律……7种原色及疫苗的接种，我们也将不知不觉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高贵的思想自由及他们对学派琐事的极端轻蔑。

然而，他非常怀念法国。英国有如清淡的麦酒，法国则是香醇的佳酿。他不断请求准许他回到法国，我们不知道他何时离开英国，或许是1728年的秋天。1729年3月，他在圣热尔曼·昂莱。4月9日，他在巴黎，此时他已饱经磨炼，但依然坚定不移意志焕发，一心渴望着改造世界。

第二部　伏尔泰时代的欧陆

路易十五是花心的，在蓬巴杜夫人得宠后，他开始玩弄其他情妇，但蓬巴杜夫人的地位比以往更加稳固。凡是想得到恩宠、提升和特权的人，非走她的门路不可。

第一章　人民与国家

伏尔泰于1728年回到法国时，为数约1900万的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如果要了解法国大革命，我们必须要对每个阶级做仔细的观察。

贵族

因拥有土地而得封为贵族的领主，自称为“刀剑贵族”。这些贵族拥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并领导军队，以保卫自己的封地、乡土、国家与君王。他们在18世纪的前半叶，约有8万户、40万人之众。他们之间也有高低之分，最高者包括当今国君的子孙及侄辈；其次是亲贵，包括前代君主的后代、7位主教与50位大公；再次依序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与骑士等。不同的仪式特权区分不同的等级，因此为了圣餐节（Corpus Christi）游行走在阳伞下，或坐在国王面前的位置而发生争执，屡见不鲜。

在封主之间，有少数追溯其封号与财产至好几世的远祖，而自称为“世袭贵族”，他们常藐视那些父祖时或自己在路易十三或路易十四时期受封的贵族。其中有些新封号是因为他们在战争、行政与财政方面的贡献而给予的酬劳；也有的是从已故的亟须钱用的大君主（Grand Monarque）处，以低至6000利维尔的价格买来。因此，伏尔泰说：“不计其数的银行家、外科医师、商人、小吏甚至于王子的仆从都得到了贵族的封号。”担当某些政府职务诸如大臣与首席法官的，自封为贵族。在路易十五时代，任何平民均可以12万利维尔的价格购得国务大臣而变成贵族；在路易十六时代，约有900个这样名义上的国务大臣；也有一些人能够由购买一座贵族庄园而变成贵族。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中约有95%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

在这些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贵族中，大部分人是借着研究法律以成为司法和行政地方官而声名鹊起。其中有许多是13个议会的成员，这些议会是分布在法国大城市中相当于法院的组织。地方官在当时的通行制度下，可将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于是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贵族世袭形态——朝服贵族。他们像教士一样，绚艳的朝服即显示了权势。议会成员在他们猩红色法衣、宽大披肩、镶边衣袖、浸粉假发与翠羽顶戴的陪衬下，权势仅次于各主教与各地封主。因为许多这种地方官吏因法定俸禄所得而比大部分世袭封主富裕得多，世袭封主与朝服贵族之间的鸿沟逐渐消弭了。1789年，这两种贵族几乎完全融合为一。由于如此组成的阶级权高人众，国王也不敢与之抗衡，一直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暴动（Jacqueries），才彻底废除他们的各种特权。

许多旧贵族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贫穷，或因经营封土不当，或因自己未亲自管理，或因农耕方法一直未能加以改进，或因土地由肥沃转为贫瘠，或因得自地租或奉献所得货币的贬值。其次，贵族在传统上不得经营工商业，他们在工商业逐渐繁荣的形势下，虽然拥有大片土地，但仍然穷困。在法国许多地方，许多贵族与一般农人一样劳动。但多数未成年的贵族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近乎奢侈，维莱特侯爵年俸15万利维尔，舍弗吕斯公爵年俸40万利维尔，而布永公爵岁入50万利维尔。尤有甚者，除非在紧急状况下，绝大多数贵族都可免除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历代君王害怕要求贵族纳税，唯恐他们会因而要求召开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在三级会议上，他们可能要求对君主权力加以控制以攫取投票赞助金。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说：“每年税务的不平等分隔了各个阶级……宽容富者，而加重贫者的负担。”虽然在1749年，对贵族阶级实施一项5%的所得税，他们都以能逃避此项税目为荣。

17世纪之前，作为封主的贵族同时承担着经济、行政与军事任务。不论其财产如何取得，各封主在封土上或借着农奴制度，或出租部分土地给佃农而主持土地的划分与耕耘；他们也制定法律和命令并承担审问、判决与惩处之责；他们也设置学校、医院与慈善机构。在数以百计的封土上，封主们是基于人们生而具有的自私心来执行上述职务，而一般农民，在体认封主的作用之余，也对封主服从与尊敬，甚至有时赋予挚爱。

黎塞留红衣主教时期及之后，在各地方任命监督官，在路易十四时将主要封主转为廷臣，这是改变上述封建关系的两个最大因素。监督官是奉王命派到当时法国因行政需要而区划成的32个地区的中层官吏。他们虽然不完全是杜尔哥派人物，多半也是干练而善意之士。他们改进了卫生设施，美化了照明与环境；他们重新整顿财政；他们在河道上设堰储水以灌溉土地，或开渠引导河水以防阻水患，也修筑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道路网，并在路边广植树木，直到今天这些树木仍然荫凉与美化法国道路。很快，这些监督官的勤劳工作与能力，取代了封主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中央集权的措施，路易十四邀请封主留在宫廷中侍奉他本人。在宫廷中，路易十四虽然给予他们低层的职位，却赐予崇高的称号与迷人的带饰，以荣耀他们。这些封主因而失去与地方事务的联系，他们仅能做的，是自其封地上提取岁收，以求维持他们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廷中的高昂开支。慢慢地，他们放弃了在封建制度下应尽的责任，仍然紧紧掌握着所享的封建权利。贵族在经济与政府两个方面行政功能的缺失，使得他们渐被指责为法国躯体上可予摒弃的寄生虫。

教士

天主教在法国政府中是一个重要而无所不在的势力。1667年，法国教士约为26万人，1715年增为42万人，1762年又回降到19.4万人。这些数目虽然出自估计，我们可以假定在18世纪，尽管法国人口增加，教士的数目减少了约30%。据拉克鲁瓦估计，法国1763年有18名大主教、109名主教、4万名神父、5万名神父助理、2.7万名牧师、1.2万名教士、2万名教会执事与10万名僧侣和修女。总共740个修道院中有625个在受托中——这些修道院仅由助理院长代替不在院内的院长，以管理修道院。这些在外的修道院院长仍可保有头衔及修道院总收入的1/2—2/3，而无须过着教士生活。

高级教士事实上是贵族的一支，所有主教往往由封主提名，经过教廷同意，再由国王任命。显贵人家为了使家产不致因为继承而闹得四分五裂，往往为他们幼子谋得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职务。1789年，法国130个主教中仅有一个是平民出身。这些世家后裔把世俗的奢侈、玩乐与傲慢带入教堂。爱德华·德·罗汉王子兼红衣主教的一件镶边僧袍价值10万利维尔，他的厨房器皿都是银制的。在禁止手下的教士狩猎后，纳博内的迪隆大主教向路易十六解释他为何继续打猎说：“陛下，我属下僧侣的罪恶是他们自己的，而我的罪恶却承自我的祖先。”博须埃、费内隆与布尔达卢等僧侣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在摄政期享乐主义的冲击下，像纪尧姆·迪布瓦与唐森这样在狩猎与逐色方面恶名昭彰的人，也能在教会里晋升高位。许多主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凡尔赛或巴黎，从而加入宫廷生活的享受与诡诈。他们在宗教与世俗方面各插一足。

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享有同封主一般的权利与责任，他们甚至要供应公牛给农夫的母牛交配。他们广阔的领地上——有些领地广大到可包容整个乡镇，与封建领地一样管理。修道院拥有雷恩城的大半与其近郊的大部分土地。在某些地区，主教任命所有的法官与官吏。所以，主宰7.5万名居民的坎布雷大主教，可以任命卡托—坎布雷齐全部及坎布雷半数的行政官吏。在修道院田庄，农奴制度留存最久，以圣克洛德的教士而言，他们在朱拉一地就有1.2万名农奴，这个修道院坚决抗拒减少封建义务的任何举动。教会的种种豁免与特权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这使教阶组织成为当时法国最保守的势力。

教会每年从地主的产物与牛群中抽取1/10所得，但这种什一税很少是实际的1/10，往往是1/12或1/20。享有这种什一税所得，再加上礼物与遗产捐赠，及教会财产的收入，使得主教奢侈享受，而一般修士却生活贫困，教会也用这项收入救济贫困及教育、训育年轻人。除了国王及其军队外，教会在法国最强最富。根据不同的估计，教会拥有6%到20%的全国土地，及约1/3的财富。森斯区主教岁入7万利维尔，博韦主教则为9万利维尔，鲁昂、纳博内与巴黎等区大主教的岁收则依序为10万、16万与20万利维尔，斯特拉斯堡大主教更高于100万利维尔。邻近拉昂的普瑞蒙崔修道院约保有4500万利维尔的财产。图卢兹区的236个多明我派修道士拥有价值数百万利维尔的财产，包括国内的地产、殖民地农场与黑奴。圣莫尔区的1672个僧侣保有价值2400万利维尔的财产，每年赚取800万利维尔。

所有教会的产业或收入均免于课税，但高级僧侣在全国教会人士定期聚会上会对国家自由认捐。1773年，这项认捐在5年中达1600万利维尔。伏尔泰认为，就教会收入来说这是适当的比例。1749年，财政部检察官马绍建议，无论对教会或俗人，一律课以5%所得税，用以代替这种认捐。教士们害怕这种行动将是掠夺教会以拯救国家的第一步，因此都以“顽固之情”相抗。他又建议，未经国家准许，遗产捐赠给教会将属违法；他还建议撤废所有自1636年以来未经国王批准的宗教建筑，并要求所有拥有教会利益者向政府列报收入。教士们在一次聚会上拒绝遵守这些敕令，他们声明：“我们绝不同意那些迄今一直由于我们敬爱君王而致送的礼物，降而应为我们屈服的贡献。”路易十五下令解散此次教士聚会，并由他的王室会议命令财政检察官，向教会财产抽取初次的750万利维尔税捐。

伏尔泰借发行《圣哲与人民之声》的小册子来鼓励马绍与路易十五。这本小册子催促政府对教会建立权威，并防止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他又表示须信赖法国的哲学家以护卫国王与执政大臣，对抗各种迷信势力。但路易十五不相信哲学在与宗教抗衡中能够获胜，他更知道自己一半的权威寄托于教会施予他的涂圣油与加冕礼之上。他不啻是上帝的副摄政，同时带着神圣的权威说话。由教士操纵，复经传统、习惯、仪式、法衣与特权力量加强的精神恐惧，取代了千条法律与10万名警察，以维持社会秩序与群众服从。可有哪个政府能无须借助超自然的希望与恐惧，以控制人们天生的无法无天？路易十五决定向主教退让，于是将马绍调职，并禁止伏尔泰小册子的发行，同时接受教会就其财产以捐助方式而非税收方式缴纳。

教会的权力建立在各教区教士的成绩之上，如果说人民害怕那些带着法冠的教会高层僧侣，至少他们是爱着那些低层教区牧师，因为这些牧师分担着人民的穷困，甚至农耕的劳苦。教区牧师征收什一税时，人民虽然喋喋抱怨，但也知道牧师是受其上级所迫使然，而2/3的什一税还归于主教或不在教区的其他受惠者，教区教堂在经年失修状况中衰败不堪。那座为人民挚爱的教区教堂就是他们的镇民聚会处，在牧师的主持下，村民群聚在那里集会。在教区登记处，登记着人民的出生、婚姻、死亡等种种记载，而成为他们累世耐心苦难的见证者。对于人民来说，教堂的钟声是最神圣的音乐，教堂的各种宗教仪式成了他们高尚的戏剧，《圣经》故事则为他们宝贵的文学，教历上的节日则是他们欢愉的假期。对于教士的劝诫或教士对孩子的教训，他们并不认作是用以支持教会权威的神秘教条，而作为父母训诫儿童或道德戒律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方法，及作为以永恒的意义救赎他们凄苦的尘世生活的神圣命令的启示。他们此种信念坚贞到能够杀死企图剥夺他们信仰的任何人。身为农人的父母欢迎宗教成为他们日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时时向孩子讲述宗教传说并在晚祷中引导他们。而热爱人民且被人们热爱的那些地方牧师，在革命时期也袒护人民。

僧侣、修士与修女在数目上日渐减少，但在德行与财富上日渐增高。他们现在很少行乞，因为他们发现诱使将死的人捐出遗产以为进入天堂之资，远比在村子乞讨几个便士聪明得多。他们的部分财富流入慈善事业，许多修道院维持医院与救济院，并每天分发食物给穷人。1789年，许多社区呼吁革命政府切勿镇压地方修道院，因为这些修道院是各地仅有的慈善机构。女修道院为寡妇、弃妇及一些厌倦尘寰的妇人（像杜德芳夫人），提供避难处所。这些修道院并不完全弃绝俗世娱乐，富有之人常利用修女院作为被弃女儿的收容所，不然她们可能因要求嫁妆而减少父产。这些被弃女儿未必都束身俭约。如奥瑞尼女修道院长即有一辆马车，并在她舒适的寓所里招待男女朋友。阿利克斯的修女穿着圆裙与貂皮镶条的丝袍。在其他女修道院，修女与附近军营的军官载舞共餐。这些消遣自然无甚罪恶可言，有关18世纪女修道院中许多不道德的逸事，大多是敌对教派宣传战中的夸大诋毁之语，违背自己意愿而在女修道院中的少女为数很少。

耶稣会在权利与威望上已经衰微。1762年以前，他们一直控制着教育，并担任听国王与王后忏悔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职位。但在他们与詹森教派的长期竞争中，因为受到帕斯卡的雄辩攻击与大摄政期亵渎的怀疑评论而逐渐失势。加尔文派天主教徒在王室迫害与教皇敕令下仍继续存在，他们在商业、工艺与法律各个阶级中为数甚多，他们在巴黎与其他地区议会中也有优势。在他们的苦行神学家弗朗索瓦死后，许多生病狂热的詹森教派信徒前往圣梅达德墓地他的墓上朝拜。但3年后，政府下令关闭这些墓园。伏尔泰曾予评论说，在国王的命令下，上帝被禁止在那里制造任何神迹。这些癫狂虽然停止了，但易受感动的巴黎人倾向于相信那些神迹。1733年，一位记者明显地带着夸张报道说：“整个美丽的巴黎城从头到尾彻底属于詹森教派。”许多下级的教士不顾1720年的王令，拒绝签署英诺森十三世谴责一百零一条声称为詹森教派教义的敕令。巴黎大主教裁决，临终圣礼将不准赐予任何未曾向接受这一敕令的教士承认罪过的人。这种争执也部分减弱了已形分裂的教会对抗哲学家攻击的力量。

胡格诺与其他法国新教徒在当时仍为法律所禁，但有些小团体暗自聚会。根据法律，新教徒的妻子只能视作姘妇，其子女则被视为私生而不能继承遗产，在路易十五统治下曾有几次迫害发生。1717年，有74位因为做新教礼拜被捕的法国人被送至战舰做划桨手，他们的妻女则遭监禁。1724年的一道敕令规定，新教牧师处以死刑；所有参加新教集会的人将被没收财产，男的送到战舰服役，女的则剃光头发，并监禁终身。在福勒里红衣主教执政时，这道敕令只是松弛地执行着，在他死后，应法国南部天主教主教们的要求，此道敕令终于恢复。1749年，波尔多地方议会命令分离46对依新教礼仪结婚的夫妇。那些有新教徒嫌疑的父母，其子女须被送到天主教徒家庭养育。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个富有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以20万利维尔贿赂官员，以求保全子女。1744年至1752年，约有600个新教徒沦为狱囚，还有800个被判处各种徒刑。1752年，一个年仅20岁的新教牧师贝内泽在蒙彼利埃被吊死。在同一年，路易十五在蓬巴杜夫人的影响下，下令停止这些迫害。此后，特别是在巴黎或巴黎郊区，新教徒如果每年参加一次天主教仪式，则可免受刑责。

尽管他们的领袖固执己见、耽于俗世、意欲掌权，仍有上百位法国教士以他们勤勉的研究与诚挚的生命而闻名。除了那些在巴黎挥霍得自农民什一税的主教外，也有主教就行政责任所及，近于神圣地步。巴黎的大主教路易·诺瓦耶，即是一个有智慧而品性崇高的长者。马西永为克莱蒙区主教，讲道时虽然引经据典，仍为人民爱戴。伏尔泰用餐时便喜欢谛听其鸿博的证道词——如果只为其讲道风格的优美。加布里埃尔·凯吕斯（Gabriel Caylus）为奥沙区主教，他把所有的财富赠予穷人，并卖了银盘子去喂养那些挨饿者，最后他对其他求告者抱歉地说：“我的孩子们，我再没有任何东西留给你们了。”贝尔桑斯主教在1720年恐怖的瘟疫期间，仍然留在马赛的岗位上，而那时已有1/3居民死亡，大部分医师与地方官吏都已逃亡。勒蒙泰在《向贝尔桑斯致敬》（“Look at Belsunce”）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拥有的一切，他都赠送了，所有效劳他的（属下）都已过世。孤独、穷困、步行，早晨，他穿入最恐怖的惨痛地域，晚上，他再度出现在遍地垂死者的地带。他解人们之渴，如同朋友一般安慰他们……更在那死亡之地，他拾取被弃置的灵魂。这位崇高的教士，他似乎刀枪不入，并以勇敢的争胜心激发了……教区僧侣、牧师及其他各级教会人士，没有一人舍弃了自己的旗帜，除了以生命相舍外，也没有人对体力的负荷给予任何限制。26位瑞考莱修士与26位耶稣会教士中的18位就这样舍命了。圣方济各派教士自其他省份征召他们的弟兄，这些弟兄也以早先基督徒乐于赴难的精神前往就义，这场疫疾杀死了55位中的43位教士。而小礼拜堂派僧侣的行径，可能的话，更为慷慨大度。

我们记载着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尖锐冲突，而且分担着哲学家对窒息的检查制度与不名誉的迷信愤怒时，我们也应记住：在教阶组织中有虔诚也有财富，在乡村教士中有贫穷也有奉献；而在一般民众中，他们那种基于信仰而遵行不移，无可破坏的热爱，也给予他们的骄傲与情欲一些尚存的纪律以及在受苦日子里聊以慰藉的憧憬。

第三等级

·农民

卡莱尔曾将“政治经济学”标示为“黯淡科学”，他不知穷人之所以穷，到底是因为无知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无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今天法国农民自傲的独立与18世纪前半期他们低贱可鄙的贫穷而得到解答。

与路易十四时期因为战争与各项勒索造成的严苛逆境相比，1723年农民的境况可以说已在改善。他们虽受到封建捐税与教会什一税的剥削，但也逐渐拥有法国较大比例的土地——自诺曼底与布列塔尼20%到朗格多克与利穆赞50%不等的土地。但每个人平均拥有的土地只有3至5英亩，致使他们必须在其他农庄做雇工来维持家庭开销。大部分土地属于贵族、教士与国王，在一个管事人的监督下由佃农、半分佃农与短工耕种。佃农付给地主金钱、产物或服役，而半分佃农则以收获之半付给地主，作为对土地、农具使用与种子的酬报。

农民自有土地者虽然逐渐增加，但仍有许多封建地主存在。只有极少数的自耕农——约2%——免于缴纳封建税捐。除了完全自主的农户外，所有农民必须对地方封主每年服许多天劳役，足以代封主耕耘其土地、收获作物与装填谷仓。农民还付给封主费用，以在他封地上的河流或湖泊捕鱼、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也必须因使用封主的磨房、烘面包房、榨酒与榨油机而付款。他们在封主领地上所有的壁炉、开掘的水井及通过的桥梁，也都须向封主付费。虽然法律禁止贵族与其随从在打猎时损伤农人的庄稼或牲畜，但这些法令通常被置之不顾，而且农民还不得射杀那些啄食谷物而为封主饲养的鸽子。总而言之，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农夫生产物或收入的14%归于封建税捐，有人估计更高。

在有些地方，农奴制度仍然存在。一个声名卓著的经济历史学家曾估计，18世纪法国农奴的总数接近100万人。这一数目虽然逐渐下降，但直到1789年，法国仍有30万名农奴。这些农夫附属于土地；未经封主同意，依法不能放弃、出卖、转让土地或改变他们的住所；如果他们死时未遗有子女承继农庄，则整个农庄与设备都转交给封主。

在付完封建税与教会的什一税后，农夫仍要筹措款项或变卖他们的生产物及部分财产，以支付国家所课的税捐，除财产税外，他还须付盐税（gabelle）与收入5%的人头税。总加起来，他们须把收入的1/3付给封主、教会与国家。税吏有权进入农户家中，以搜索隐藏的存物或抢走家具以凑足该农夫所应摊派的税捐。类似农夫对封主承担的服役与课捐，1733年后，农夫被迫每年对国家服12至15天无薪劳役，以修筑桥梁或道路。凡拒绝服役或延迟服役者，将处以拘禁之刑。

由于课税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农夫对发明或经营企业很少有兴趣。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农耕方式仍在原始状态。休耕制度使法国农民的每块地在第三年荒弃不耕，而在英国，轮耕制已逐渐推广。精耕制在当时几乎尚不为人所知。铁制犁具还是非常少见，农田上鲜少家畜，更少肥料，每户平均所有土地过小，不能有效地利用机器耕作。

当时法国农民的贫困震惊了英国旅客。蒙塔古夫人于1718年写道，在每一站，“邮车在换马匹时，所有镇里的人都赶出来乞讨，他们的面容如此饥黄，他们的衣服如此单薄与破烂，以致他们可怜的处境无须再以任何言辞来加以解说”。圣西蒙写道：“1725年，诺曼底人以野草为生。欧洲最显赫的国王，只因他是乞丐之王而显得伟大……他使得他的国家变成垂死者的大医院，他从他们身上夺取一切而未闻呻吟之声。”阿尔让松侯爵1740年估计道：“在过去两年中饿死的人已超过了在路易十四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贝纳尔也这样写道：“所有农夫几乎全都贫穷，他们的衣服真令人心酸，无论冬夏只有一件衣服。他们在结婚时得到的一双鞋，非常单薄而拴以铁钉，但终身穿用，或至少要穿到那双鞋实在无法再穿为止。”据伏尔泰估计，有200万法国人在冬天穿木鞋，夏天则赤足走路。政府对皮革所课的苛税，使鞋子成了奢侈品。农夫们以泥土筑屋，并覆以茅草为顶，每屋通常仅有一间房，无天花板，低矮不堪。在法国北部许多地方，有些农舍建得比较坚固，以防御冬季的寒冷与强风。农夫的食物有汤、蛋、乳酪制品与裸麦或燕麦面包，偶尔奢侈地享用肉类与白面包。在法国，正如世界各地一样，养活国家的人自己只能得到最少的口粮。

农夫从这种艰难的生活中发现了酗酒与宗教这一慰藉。那时酒馆林立，而自家酿制更助长其风。性格粗鲁难驯，残酷引为标准，个人与个人、家与家、村庄与村庄之间，充斥着暴力。但在家中，有一种强而沉默的爱。每家的孩子不少，但多数在成年前即已夭折，这使法国在1715年至1740年的25年中，人口几乎没有增加。

·劳动阶级

在社会地位上比农民还低的是仆役。他们太穷，以致很少有人能够结婚。比农民稍高一级的是在镇里的劳动阶级，包括店铺或工厂中的工匠、运货者、承担各类服务者及建筑或修补的工匠。大多数工业仍是家庭工业，在乡村的草屋或是镇上的家庭进行。商人供给材料、收集产品，并赚取几乎所有利润。在镇上，工业大多处于行会阶段，集技师、学徒与职工于行会制立的老法规下工作，由行会与政府规定工作时数与劳工待遇、产品的种类、品质与价钱及可准许出售的有限地区。这些规定使生产难以改良，排除外在竞争的刺激，而且连同内部通行费同为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各种行会变成了劳工中的贵族阶级；承纳技师的费用高达2000利维尔，而技师资格变为世袭制度。在店铺中，工作开始得早而歇工得迟；在凡尔赛附近，店铺工人往往自凌晨4点即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才歇工。但工作的辛苦较今天的工厂要轻一些，而且宗教节日提供许多假日。

大多数工业都属小型规模，仅在自己家人外雇用三四个人，甚至制革、玻璃、染色等厂房也是小行号。在波尔多，雇工仅仅是雇主的4倍，政府却维持一些较大的工厂，比如肥皂工厂、哥贝林的绣帷工厂及在塞夫尔的瓷器工业。煤炭代替木柴为燃料，矿业也逐渐扩大其经营规模。人们对煤烟毒染空气虽然时有抗议，但那时工业也正如现在一样有些自存之道，人民在危害健康的空气中呼吸。多菲内有钢铁厂，昂古穆瓦省有造纸厂。在北部，纺织工厂渐渐具备相当规模，范·罗白在阿布维尔一家纺织厂即雇用了1500名工人，范·德·克锐森则在里尔雇用了3000人。工人的倍增鼓励了劳工的分工与专业化，也刺激了机器的发明，以达到固定程序的目的。狄德罗《百科全书》1751年以后的版本刊有当时已在法国工业中使用的出人意料的那些多样而复杂机器的描述与图样，这些机器罕有得到劳动阶级的赞同。贾卡尔德织布机在里昂装置时，丝织工人因为害怕失业而加以捣毁。

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政府一样，法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工业的建立，准许垄断，如准许范·罗白家族专织上等的荷兰布，对其他计划也以辅助金和无息贷款的方式予以帮助。至于整个工业，政府承继柯尔伯以来的严格管理政策。这种管理政策引起制造业者与商人普遍的抗议，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不加干涉，整个经济将会扩张与繁荣。为了呼吁这一主张，古尔奈于1755年喊出“自由放任”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词。连同下一代的凯奈与杜尔哥，他们表达了重农主义者对自由企业与自由贸易的呼求。

工匠同样厌恨他们，认为会严重阻碍他们的组织以求改良工作条件与薪给的严苛规定，但他们主要的抱怨是乡下与工厂的劳工将逐渐侵占到行会的市场。1756年，制造业者已使较大城市中的工匠甚至公会技师降低到与那些依附于企业家的工人相同的条件与境况。在公会中，技师也只付工人薪金，因而形成周期性的罢工。在镇上，贫穷与乡村一样。每隔数年，谷物的歉收造成城市中劳动阶级的饥饿与暴动，如图卢兹于1747年至1752年，巴黎于1751年。早在约1729年，无神论牧师让·梅利耶即建议以自由共产主义来代替现行制度。

18世纪中叶，巴黎、鲁昂、里昂、波尔多、马赛等城聚集着劳工大众。里昂曾一度跃于巴黎之上而为制造业的中心。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曾于1739年描述里昂为：“无论就大小或重要而言，都是法国第二城市，其街道极其狭窄而脏乱，房屋则相当高大（每层25个房间，高达5层），到处聚集着住客。”巴黎是80万人骚乱的蜂窝，其中10万人为仆役、2万人为乞丐，凄惨的贫民窟衬托着华丽的宫殿；暗巷与脏街隐藏在新颖的大道之后；艺术屏障着贫穷。马车、公共马车与轿舆责骂互撞，形成交通阻塞。从1600年起，有些大街已告铺设。1742年，特瑞沙克用圆石铺路。但大部分街道还是泥土道，或撒以小石头。街灯从1745年开始代替灯笼，但仅在非月圆的夜晚点燃。街牌虽于1728年出现，在大革命之前，迄无门牌号码。只有富裕之家才有自来水，其他人用水均依赖着2万个搬水工人供应，他们挑着两只水桶，有时须爬上7层楼梯。家里有卫生设备与浴室，有冷热自来水，但这只是富豪之家的特权。数以千计的店铺，用多彩多姿的记号标志，同时维持着不稳定与令人怀疑的度量制，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制定十进制。虽然也有不少守信誉的店主，但是大多数店主都以偷斤减两、诈欺价格与赝品货物而恶名昭彰。某些商店宽敞华丽，以招揽富有的驾车购物者。穷人主要购买沿街小贩的货物，小贩辛苦地背着那些装在桶或篮子里的物件，而他们传统、直白而且受欢迎的叫卖声——从“熟马铃薯哟！”到“老鼠药哟！”——构成市街音乐。老鼠与人争夺城里的房屋设施，男人、女人、小孩也整日与鼠辈竞夺食物。孟德斯鸠的波斯访客曾这样说：

房子高得让人以为只有外星球人才会住在里面。你们可以想象，一座建在空中的城市，六七层房舍层叠而上，里面挤满了人家，他们都从屋舍里下到大街上时，只听到好一阵摇撼之声。我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从未看见一个人荡着闲步，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像法国人那样，他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奔跑、飞驰。

乞丐、流浪汉、扒手、沿街卖唱者、乐器演奏者，再加上江湖郎中，这是一群承载上百种人类罪过、永远不能互信、追逐利益、衷心而大大渎神的民众，但只要给予一点酒与食物，他们也是世界上最仁慈、最快乐、最聪明的民众。

·中产阶级

在卑下与高贵的两种人之间，中产阶级既受前者憎恨，又受后者轻蔑。中产阶级包括医生、教授、行政官吏、厂主、商人与金融界人士，他们精细而耐心地掌握了财富与权力。厂主冒着经济上的风险，要求相当的报酬，他们时时抱怨政府规定及市场与技术受制于公会所加给他们的百般阻碍。分销货物的商人则恼恨成千种阻挠商品流通的过路费，几乎在每条河流、每条运渠及要道上，都有领地上的贵族或教会的代理索要通行费。封主解释这些通行费是他们维持并修护道路、桥梁与渡船合理的补偿。1724年，一项皇家敕令废除了1200处过路费，仍有数以百计的过路费维持不改，这也使中等阶级转而支持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内陆贸易阻碍重重，对外贸易却逐步进展。马赛自由港掌握了欧洲与土耳其和东方的贸易。于1723年重组的印度公司，伸张其市场与政治影响远至加勒比海、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印度一些地方。作为大西洋贸易主要出口的波尔多，其贸易额从1724年的4000万利维尔激增到1788年的2.5亿利维尔。每年有300艘以上的船只自波尔多和南特驶向美洲，其中许多艘船只装载奴隶到安的列斯群岛与路易斯安那甘蔗园做工。法属美洲的蔗糖在欧洲市场渐渐超过了英国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岛的蔗糖。这可能是引发“七年战争”的一个原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715年的2.15亿利维尔上升到1750年的6亿利维尔。伏尔泰估计，为法国效劳的贸易船只从1715年的300艘升到1738年的1800艘。

海上贸易的锐增利益，是征服殖民地的主要激因。法国商人与传教士的热心，为法国赢取了绝大部分的加拿大与密西西比盆地及部分加勒比海岛屿。英国向这些法国殖民地挑战，认为它们包围并威胁了英国在美洲的属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一争论。在印度，英法两国也造成了相同的敌对，在马德拉斯以南，东海岸上的本地治里，法国于1683年即已建为基地，法国人还从蒙古裔皇帝处取得加尔各答北边金德纳格尔的全部控制权。在迪普莱克斯的有力领导下，以上两个港口夺取了很多贸易与财富，使在马德拉斯（1639年）、孟买（1668年）与加尔各答（1686年）有坚固基地的东印度公司感到非与法国一战不可。

英国与法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4年）中处于敌对地位时，拉布尔多奈因为曾在印度洋法属毛里求斯岛与波旁岛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即建议凡尔赛政府“摧毁英国人在印度的商业与殖民地”。在政府的同意下，他带着一小支法国舰队进攻马德拉斯，而且很快迫其投降（1746年）。他擅作主张与英国签署一项协定，以一笔42万英镑的偿金将马德拉斯岛归还英国。迪普莱克斯拒绝认可这个安排，拉布尔多奈坚持自己立场，他搭乘一艘荷兰船驶向欧洲，却被一艘英国船捕获，后经保释回到巴黎，被控以不服从与叛国的罪名送到巴士底狱。他要求审判，但经过两年的拘禁后才受审判，结果被判无罪（1751年），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当时，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围攻本地治里（1748年8月），拉布尔多奈以高昂的士气与战术防守，使围攻在10月撤离。7天后，消息传达印度，《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已将马德拉斯归还英国了。法国政府了解自己在海军方面的劣势将注定本国在印度失败，拒绝支持拉布尔多奈的征服计划。起初，只给予少量武力与款项，最后召他返国（1754年）。他亲眼目睹，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印度被英国彻底击败。

金融家在所有第三等级中地位最高。他们可能是旧式的小规模贷款者，或是全面经营储蓄、借款与投资的银行家，或是为国家向农民征税的库收代理人。天主教会禁止放利规定已逐渐无效，约翰·洛发现半数法国人热心于股票与债券交易。1724年，巴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

某些金融家比绝大多数贵族还要富有。帕里斯—蒙马特尔拥有家财1亿利维尔，勒诺蒙特·德·图内恩拥有2000万，贝尔纳有3300万。贝尔纳给每位女儿80万利维尔嫁妆，而把她们都嫁给贵族。他是一位绅士与爱国者。1715年，他决定主动课以自己财产900万利维尔的税额而表露他原可遮掩部分的财产。他于1739年去世时，检查他的账簿时发现了他秘密慈善的广大范围。帕里斯以哲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双重身份震惊了整个欧洲。

18世纪，法国最为人痛恨的金融业者是“总包税人”。这是于1697年设立用以征收间接税的组织。它主要征收津贴、各种注册登记、票据、盐与烟草税。为了在这些税额征收前予以支用，政府将这些税目征收权利以为期6年的时间承包给某些愿支付规定款项的个人。税收、财富与通货膨胀的上升情形，都可以在出让此种项目的价格上升上反映出来：1726年为8000万利维尔，1744年为9200万利维尔，1774年则为1.52亿利维尔。没有一个政府曾在花用人民金钱的招式上茫然无措。担当此种税收代理的是40名或更多的总包税人，他们每个人先拿出100万利维尔或更多的钱先充作保证金，而后在征收税时锱铢必较，计算所得。1726年至1730年，40个总包税人的利益即超过1.56亿利维尔。许多总包税人广置田产与购买头衔，建造耗费甚巨的华厦。他们生活得过于炫耀奢侈，以致引起贵族与教士的愤怒。也有一些总包税人广集艺术作品与艺术家、诗人与情妇，而且开放住所作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或聚会所。哲学家中最温和的爱尔维修本人就是总包税人中最慷慨的一个。卢梭长时期作为一位总包税人太太皮埃奈夫人的贵宾，拉摩与凡罗也都曾得到那位金融家拉波鲁利涅的殷勤款待。这些富有的金融界人士，因为渴求社会承认及报复教会人士的批评和贵族的蔑视，支持哲学家反对教会及以后反对贵族。

我们也可以说，金融家是法国大革命的财政支持者。

政府

中产阶级现在在国家中已经强大起来，除了那些需要家世显赫才能担当的部长职位外，其余的空缺皆由中产阶级填满。他们是整个官僚政治的主干，经济界的自然淘汰促使他们更加机智。他们远较那些未经驱策、懒散不堪、无所作为的贵族子孙老练与能干得多。在地方议会与政府中的朝服贵族，无论就出身与性格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治理自治村、40个行省，控制国防、供应、交通各部，照管矿场、道路、桥梁、河流、运渠与港口。贵族虽然充任军队中的将军，但他们在战场中遵照巴黎那些中产军师的策略。19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政府形态早在18世纪就已具备了雏形。

法国政府虽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政府，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它是过分的中央集权，势力弥漫而细琐，以致扼杀了地方的主动与活力，而且在命令的下达与报告的上呈之间耗费了过多的时间。与英国相比，法国政府太过于控制专利。人民聚会遭受禁止，除掉细微的地方事务，一概不举行人民投票，更没有制衡王权的议会存在。路易十五以忽视政府而改进政府。他授权各部长可以发布“封口信件”（逮捕密令），但这一权力时常被滥用。有时，这类“封口信件”也可以由于免于行政程序的琐碎（官样文章）而加速政府的行动。路易十四的一封封口信件于1680年建立了法兰西喜剧院；有些封口信件不经过可能暴露私人隐痛的公开审判，而即席下令拘禁一个卑鄙分子，以拯救一个家庭的名誉；而有些此类信件，像伏尔泰第二次留在巴士底狱，可以阻止一个可以被原谅的愚人完成他的愚行。有好几个案例，是应一位感到失望的父亲的要求，借以教训一个不驯服的儿子。这些监禁温和而短暂。但也有一些极为残酷的情形，如诗人代佛日（Desforges）因指责政府把詹姆斯二世之孙爱德华逐出法国而被禁闭在铁窗内6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格里姆的话，法国政府对莫里斯·萨克斯在战场上的胜利万分感激而居然向诗人查理·法瓦尔（Charles Favart）送了一纸封口信件，要他将太太列入萨克斯妾侍的名单。平民对贵族的任何侵犯及对政府的任何批评，都可能引来一纸封口信件，而在没有审判与明确理由下被拘禁。这些独断的命令在18世纪逐渐惹起普遍的不满。

法国法律的迟缓，一如其行政的进步。省与省之间，法律俱不相同，使人们追忆往昔各省份的独立与自主。在法国不同的地区，共有350种不相同的法律体系。柯尔伯曾试图依照1670年的刑事法来系统化并确定法国的法律，但即使他的法典也是含糊不清的，混合着中古与现代、日耳曼与罗马及宗教与民事的各种法规。新的法律经常在国王需要的时刻制定，通常经过内阁大臣的催促，而只匆匆检查其是否与现行法律一致，即可成立。处在特殊场所与情况下的公民，很难明白法律为何物。

刑法在各郡由骑马的警察执行，在大都会则由市警执行。巴黎的警察是由阿尔让松精明地加以组织与训练而成。他自1697年至1718年担任副警察总监，因为貌似恶魔而赢得了“凶神”的绰号。但不论如何，他是巴黎罪犯的克星，因为他知道罪犯的巢穴与伎俩。圣西蒙向我们肯定地说，他“充满着人性”——是《悲惨世界》之前的一位朱贝尔（Joubert）。

被捕的嫌疑犯在审判前遭受拘禁，其情况与服刑者几乎全然相同。他可能与让·卡拉斯一样，经年累月地被加以锁链，遭受精神折磨，处身污垢而日受疾病威胁。如果他想逃亡，财产将遭没收；如果被控以重罪，将不允许与律师联系。那时既无人身保护令，也无陪审团审判。证人分别私下受讯。如果法官相信嫌疑犯有罪而无足够的证据予以定罪，则法官须加拷问，迫使承认。刑讯逼供在路易十五时代，在次数与严苛上虽已降低，但直到1780年仍是法国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刑罚自罚金到肢解身体，无不具备。商业上的欺诈，通常处以枷刑；偷窃和其他小罪则要被绑在车尾游街示众时予以鞭笞；如果仆人偷窃，则可能被处以死刑，但雇主很少诉用此条法律。被处以发往战舰充任划手之刑已于1748年正式废除。依法当处死刑的有行妖术、亵渎神圣、乱伦、同性恋等。砍头与火刑已不复通用，但处死可借拖拉肢解受刑者，或把罪犯横缚在车轮上，而以一支铁棒断其四肢以加重残忍的程度。我们听说：“人们，尤其是巴黎人，总是高兴地期待着死刑的执行。”

司法机构也与法律同样复杂。在各乡区，有数以千计的封建法庭来执行地方法律，这些法院由封主任命的法官予以主持，它们仅能处理轻微案件，不能处以高过低额罚金的任何罪刑，而且还可上诉。但农民发现，与贵族对打而欲胜诉，既难且贵。在这些封主法院之上的是监护与执事法庭（庄园管家在法庭中可代表主人）。许多城镇还有社区法院，在这些较低法院之上的是主席法院（Presidial Courts），执行皇家法律，国王也可因特别目的任命特别法庭。教会在宗教法庭依宗教法审判教士。律师蜂拥围绕着各级法院，而从法国人的热衷诉讼中牟利。法国的13个主要城市都设地方议会，包括法官，充当这些城市与其邻近区域的最高法庭——巴黎的地方议会，即包括了几近法国1/3的区域。每个地方议会都声称，除非他们通过、接受并予登记国王与政府的诏令，否则不能成为法律。国家议会从不承认这一声明，却经常允许地方有抗辩权。法国历史的阴沉部分，即常牵涉到这些地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争论。

处于巴黎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是各部大臣与朝廷，所有各部大臣合起来构成国务会议，朝廷则由各部大臣加上那些贵族、教士、被国王提拔上来的杰出平民及这些朝臣的助手和仆从组成。严格的外交礼节显示每个朝臣的地位、资格、优先权、特权与责任；一项繁复而详尽的礼节法典减少了摩擦，却加重了几百位傲慢忌妒的人的负担；大事铺张的各种庆典缓和了宫廷例行公事的单调，并使得朝廷弥漫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神秘。朝廷中最受喜爱的娱乐是闲谈、吃喝、赌博、打猎与通奸。据那不勒斯大使报告，“在法国，人民9/10死于饥饿，而剩下的1/10则死于不消化”。赌博输赢之大，令人咋舌。为偿还债务，朝臣们将他们在朝廷的影响力出售给喊价最高的人。如果不用相当数目的金钱贿赂某些廷臣，则没有人能得到官职或特权。几乎每个朝臣都有情妇，而他们每个人的太太也都有情夫。没有人妒恨国王的情妇。贵族只是抱怨皇上没有奸污他们的女儿，使他们感觉荣幸，而只携那位平民女子蓬巴杜夫人同寝。

路易十五于1723年正式继位，那时他仅13岁，他将行政权交给波旁公爵。图卢兹伯爵是路易十四的合法子裔，曾被考虑担当这一执政位置，但终遭拒斥，理由是“太过于诚实而无法成为一个好大臣”。“公爵先生”本人是个好人，他尽力减缓人民的贫困，想以官方限定的价格与工资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供求关系击败他这种希望。他企图对各阶级征收2%的所得税，但遭到教士的反对而阴谋使他去位。他允许情妇杜巴利侯爵夫人享有太多的权势，她虽然精明，但其智慧远不如本身的美貌。她费心安排了路易十五与玛丽·莱什琴思卡之间的婚姻，希望这位年轻的王后受其护养，但不久王后就失去了她的影响。杜巴利夫人喜爱伏尔泰而疏远教士，而且促使公爵攻击那位曾推荐他做国王首相的主教老师，但国王崇敬与信任他的老师远胜于国内其他任何一人。

福勒里于1698年就被任命为弗雷瑞斯主教，而于1715年更充任王室教师。很快，他对这位孩童的心灵有了支配性的影响。福勒里主教高大而英俊，惟性情懦弱、慈爱，他有点懒散，从不追逐命运，然而好运自来。米什莱与圣伯夫相信身为王室教师的福勒里，以其无忧无虑的放纵，削弱了这位年轻国王的性格，并训导他偏爱耶稣会教徒。但伏尔泰对福勒里无论是作为王室教师或政府大臣，都十分予以看重：

福勒里致力于塑造他学生的心灵，以让其养成办事严密与廉洁的习性，也在宫廷的匆迫骚动和国王未成年期间，维系了大摄政期的仁慈与赢得民众的敬爱。他从未自夸任何服务国家的功绩，也从未埋怨他人，或加入宫廷里的煽动与诡诈……他致力于促使自己了解法国本身的事务与法国在海外的利益。总而言之，他行为的缜密周到与性情的温和，使全法国都盼望着他担当行政部门的首领。

福勒里发现他在政策决定方面的持续影响力激怒了波旁公爵，后者甚至建议国王解雇他，他并不企图继续在职，而只静静地退避到巴黎郊区伊西的萨尔普辛斯修道院（1725年12月18日）。然而，路易十五命令波旁公爵请求福勒里返回宫廷，福勒里也就应命回来。1726年6月11日，为回应宫廷人员、教士与公众明显的愿望，路易十五突然命令波旁公爵“退到尚蒂伊，等待其他命令”。杜巴利侯爵夫人也被遣送到她自己在诺曼底的城堡。在那里，厌世的侯爵夫人于1727年服毒自杀。

欲退反进的福勒里，没有担任政府官职；相反，他劝服国王宣布，自此以后，国王将行亲政。路易十五宁可狩猎与赌博，1726年6月11日，福勒里除了称号，实际上已成为综揽全权的首相。他那时已经73岁，许多野心勃勃的人盼望着他早死，但他治理法国达17年之久。

他并未忘记他是一位僧侣。1726年10月8日，他取消了与教士相关的2%的税额，教士则以500万利维尔捐给政府作为回报。福勒里又要求教士支持他戴上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使他在国务会议时高于各公爵之上，结果如愿以偿（11月5日），而他再也不隐瞒他统治法国的这个事实。

使朝臣震惊的是，他虽居高位，但态度仍如未掌权时一样谦虚，他过着一种近乎吝啬的简单生活。他颇满足于权力的实质，而不希图附属于权力的其他东西。伏尔泰曾这样记载：“他的擢升并未使他在态度上有任何改变，每个人都吃惊地发现，他们的首相是最奔波、又是最无心眷恋的朝臣。”亨利·马丁也曾说：“他虽是首相，却活得俭朴，死得贫穷。”“他完美无缺地诚恳，而且从不滥用他的地位。”“他也远较他的属从更能容忍。”他和蔼地处置伏尔泰，并假装没看见新教徒私自举行的仪典；只是对詹森派教徒，却不能给予任何的容忍。

他不仅以优游的方式处理政务，还以明察秋毫的判断选择助手，并以坚定与礼貌来支使他们。在福勒里之下，亨利·弗朗索瓦·达盖索继续他1727年至1751年长期改革与编纂法律的工作，菲利贝特·奥里则恢复国家财政方面的秩序与安定。他始终避免战争，直到统治王族的野心迫使他参战。他长期使法国维持和平，使法国在经济方面再度恢复活力。他如此的成就似乎事先证明了不久以后重农学派的说法，即管理愈少愈好。他保证制止物价膨胀，并实现了诺言，国内与国外的贸易迅速扩张，财税收入也日益上升。以断然的俭省花费国币，同时制止宫廷宴会的浪费，他取消各阶级2%的所得税及降低使农民负上重荷的财产税。对市镇居民，他把选举地方官吏的权力还给各个市镇。在他个人的榜样作用下，宫廷中的道德勉强地获得改进。

与这些政绩相反的是一些劣政。他让那些总包税人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继续包揽税务的征收。为了推进那些由地方监督官设想的道路修建计划，他建立强迫劳役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工作时除了食物外别无任何报酬。他又为贵族子弟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但他忽略海军的修护与发展；其过于不智的俭省，使法国的商业与殖民事业不久即受到英国舰队的摆布。他过于愚蠢地相信他自己能够使法国与英国和平相处。

罗伯特·华尔波尔主掌英国大政一日，这位红衣主教的和平政策便能畅行一日。这二人虽然在道德与性格上各走一端，却认为和平可行。然而，1733年，他的外交顾问劝说他支持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拉斯·莱什琴斯基争取波兰的王位。但莱什琴斯基正提倡修正波兰宪法，并建立一个强大政府，俄国与奥地利却宁愿见到波兰因自由否决权而残缺不振，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俄奥两国最初将莱什琴斯基从华沙赶出，而后又使之逃出但泽。福勒里不愿惹起重要冲突，劝告莱什琴斯基退避到南锡和吕纳维尔，为名义的洛林国王。幸好，莱什琴斯基同意在自己去世后，将大部分是法国居民的洛林地区转给法国。1766年，这项转交正式完成。

福勒里以88岁的高龄，犹以其逐渐衰颓的精力，努力促使法国不介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然而他的努力被一个女子破坏无遗。温蒂米尔侯爵夫人内瑟，时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她对贝勒·伊斯勒伯爵言听计从，该伯爵就是那位精于偷盗公款而最后被路易十四免职的尼古拉·富凯的孙子。贝勒·伊斯勒伯爵告诉温蒂米尔侯爵夫人说，福勒里是一个老傻瓜，又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现正进攻那位年轻的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这不啻是肢解奥帝国的天赐良机，法国一定要加入腓特烈二世的行动，而分享战利品。美丽的侯爵夫人因而向她的国王情人弹唱这些曲调，她敦促国王应从那胆怯的主教手中取回控制的缰绳，而使法国再度光荣。福勒里吁求国王勿采纳贝勒·伊斯勒的计划，因为其全不与法国的光荣和利益相符。首先，英国就不能坐视奥地利被摧毁而任凭法国具有威胁性地坐大，因此法国必然要连带地与英国作战，法国与英国一直和平相处的情势也将受到破坏。路易十五不顾福勒里的劝告，于1741年6月7日向奥地利宣战。11月25日，贝勒·伊斯勒即攻陷了布拉格。此时，整个法国几乎都同意伯爵的看法，认为福勒里的确是一个老傻瓜。

战争开始一年后，诡诈的腓特烈大帝就背弃了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一项秘密停战协定。奥地利军队开进波希米亚，并开始包围布拉格。而由贝勒·伊斯勒率领的2万人的军队已经受到怀有敌意的人民骚扰，被迫投降只是时间问题。1742年7月11日，福勒里向奥地利司令官冯·柯尼塞格伯爵提出一个屈辱的请求，祈使奥地利对法国在布拉格的守军能有较和缓的条件。他如此写着：“很多人都知道，我对我们采取的决议是如何反对，我实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同意的。”冯·柯尼塞格将这封信呈送给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女王随即将此信公布于世。法国的一支军队虽被派往拯救贝勒·伊斯勒伯爵的军队，但一直未能抵达。1742年12月，贝勒·伊斯勒伯爵抛弃了他的6000名伤残士兵，领导他的主要部队冲出布拉格到达埃格尔（Eger）边境。这一逃亡发生在严寒的冬日，须穿越绵延百余英里的山区或沼泽，处处都是冰雪覆盖，而且随时会被偷袭。1.4万名攻出布拉格的法国军士，便有1.2万名在途中丧命。整个法国对这一耻辱不幸的光荣获救者给予欢呼。福勒里放弃他的部长职位，并退休到伊西，他于1743年1月29日以90岁的高龄去世。

路易十五宣布，自此以后，他将是自己的首相。

路易十五

对于一个自5岁起就担任国王的人而言，感觉如何？那个命中注定要统治法国达59年的人，在孩童时代，几乎无人注意，他非常衰弱，大家觉得他不久便将夭折。1712年，天花突然夺去了他的父母勃艮第公爵夫妇的生命，这个男孩即成为王位继承人，3年后，他继位为法国国王。

处处小心使他不适合治理国家。他的保姆德旺塔杜尔夫人极度担心这个男孩的健康，使他躲开任何严酷的气候。一位耶稣会的听诫神父更灌输给他对教会一种敬畏的崇拜，作为他私人教师的福勒里，又对他极为和蔼、溺爱，他可能设想法国最好有一位无所作为的国王。而他的管理人马雷夏尔·维勒鲁瓦则将他导向另一个相反的有害态度，引导他到杜伊勒里王宫的一个窗子前，以接受人群的欢呼喝彩，维勒鲁瓦对他说，“看！我的主人，这所有的群众、所有的人民都是你的；一切都属于你，你是他们的主人”，全能恰好与无能密切联系。

被崇拜惯坏、专权又懒惰、独断，路易十五成为令人厌恶又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可谅解地逃避其守护人的监督——而后则是逃避宫廷中的典礼与奴役——而在木雕、针绣、挤奶与戏犬中另寻出路。在我们一般人中潜伏的残忍性，在他身上由他的胆怯而浮露于外。据说，他幼年时代常以伤害、甚至杀害动物为乐。他成年后，这种残忍性升华为爱好狩猎，而这也可能构成他对那些在帕尔斯受教育的年轻妇人加以无情的享用后即迅速予以抛弃的原因。然而，对他的朋友，他又以一种害羞的敏感性和关切之心来相待。

他好心，如果能得到性格的支持，他的好心可能胜过一切。他的好记性与随机应变的智慧让每个人感到震惊，他天生喜爱游戏甚于读书，但他也真正地吸收了一些拉丁语、数学、历史、植物学与军事艺术的知识。他生得修长宽肩，有美好的肤色和满头卷曲的金发，黎塞留称他是“法国境内最英俊的年轻人”。凡尔赛宫的博物馆仍保存凡罗在他13岁时的画像，他的佩剑与甲胄几乎难与他稚气的表情相配。阿尔让松更将他比作厄洛斯。妇人对他往往一见钟情。他生病时（1722年），整个法国在为他祈祷；他痊愈时，整个法国喜极而泣。那些深受历代帝王之苦的人民都欢愉地希望，这位青年不久将结婚生子，以维系王室。

事实上，早在他11岁时，路易十五已和两岁大的玛丽亚·维多利亚公主，西班牙王菲利普五世的女儿约定婚姻，她已被送到巴黎以待及笄之年。但杜巴利夫人认为如果她能取消这个婚约，同时使路易十五娶那个退位的波兰国王的女儿玛丽·莱什琴思卡，她将确保她对国王的持续影响力。菲利普五世的小公主因而被送回西班牙（1725年），这对于西班牙王室而言，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耻辱。波兰逊主斯坦尼拉斯在他接受法国国王请求迎娶他女儿时，正避难于阿尔沙斯的维桑堡。他步入了妻子与女儿工作的房间，说：“让我们跪下来感谢上帝。”女儿玛丽雀跃地欢呼道：“我亲爱的父亲，是否您再被召回重登波兰的王位？”斯坦尼拉斯回答说：“不，上帝赐予我更令人吃惊的恩惠，你将成为法国的王后了。”玛丽从未想到爬升至全欧洲最伟大的王座，她曾经看过路易十五的像，认为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崇高英俊、有权柄的人。法国财政部寄送衣服、衬裙、鞋子、手套和首饰给她，并承诺玛丽一旦到达凡尔赛宫，将立即得到25万利维尔及一笔为数2万金币的年金。她在兴奋中接受这一切，并为她的好运而感谢上帝。她经委托人在斯特拉斯堡嫁给法国国王（1725年8月15日）。她忍受路途的艰苦前往巴黎，内心却充满喜悦。9月5日，她与国王在枫丹白露结婚。国王年仅15岁，而她22岁，她并不美艳，只是一个好女子而已。

那时，对女人尚未表示兴趣的路易十五，在他谦卑的新娘的触摸下醒觉过来，他以无比的热力拥抱着新娘，使周围的人都为之惊讶无比。他们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像是充满爱情与快乐的田园诗。玛丽赢得人民的尊敬与忠诚，但她一直不受欢迎。她非常仁慈、亲爱、和顺，也不缺少嬉游的智慧，但她缺少凡尔赛宫中宫廷妇女所必要的机警与俏皮话。她对贵族的道德十分惊讶，但她未做任何批评，只是力求自己能作为一个贤良妻子的好范例，她尽力取悦丈夫并给他一个继承人。她在12年中，生了10个孩子，即使是在间隔的年代，她也承受着小产之苦。她对杜巴利夫人与波旁公爵的感谢是一种不幸。即使国王在场，她也太过耐心聆听公爵对福勒里的指责。因此，福勒里执掌大权时，他将王后的女儿，借口基于经济上的考虑，遣送到一座偏远的女修道院。他本人持续的影响力对王后不利。路易十五对她渐渐冷淡后，她退缩到仅包括她一些朋友的小生活圈子，玩牌、缀锦、画图及在信仰与慈善中寻求慰藉。“她在宫廷的狂热与轻浮中过着一种修道院的生活。”

国王要开心，杜巴利夫人却替国王找了一位不善于讨他喜欢的女人。但直到路易十五结婚7年后，他才找了第一个情妇，随后又连续有了4位情妇，他对她们尚还专一，因为她们都是亲姐妹。这些姐妹中，没有一个具有出众的美貌，但她们都活泼有趣，而且除了一位外，其他的姐妹都善于献媚。迈利伯爵夫人路易丝·内瑟以成为首个勾引国王的女人（1732年）而自豪。与路易丝·拉瓦利埃一样，她诚挚地爱着她的国王。她既不希求财富，也不希求权力，只想使国王快乐。路易丝的姐妹弗利西泰自修道院出来与她竞争国王的宠幸时，路易十五的烦扰就此正式开始。

这种纠杂烦扰了路易十五的良知。有一段时间，曾经听说有罪的嘴巴倘若吃下圣饼，便会立即致死，因此他避免圣餐。这第二个女妖，依据她姐妹之一说道：“有着手榴弹一般的身材、白鹤的脖子与猿猴的气味”，她设法怀孕。路易十五为她找了一个丈夫，并使她成为温蒂米尔侯爵夫人。1740年，迈利夫人隐居到一所修道院，在一年后离去，前往照顾她胜利的对手，那因难产而垂死的弗利西泰（1741年）。国王与迈利夫人一道哭泣不止，国王在迈利夫人怀中得到慰藉，迈利夫人也再度成为国王的情妇。

第三个姐妹阿德莱德·内瑟又肥又丑，却很聪敏、机智，她以她的装模作态和伶巧言辞取悦国王，路易十五也喜欢她，为她找了一个丈夫，然后脱身。第四个姐妹弗拉瓦考特夫人则拒斥国王而与王后友善。最能干的第五个姐妹拉图内梅勒却说服迈利夫人将自己献给国王，她不仅俘虏了国王（1742年），并坚持要作为他唯一的情妇，而那位温和的迈利夫人一文不名地被遣开，在一天中自王室坠落到平家。内瑟家一个姐妹赶走另一个姐妹。

这位新的内瑟家女孩是姐妹中最美丽的一位。纳迪埃替她绘的画像——美丽的脸庞，隆起的胸脯，优美的身材，与那显露纤纤玉足的舞动丝绸足可解释国王对她的鲁莽行为。除了这一切，她还拥有与她瞳仁同样闪耀的智慧。与迈利夫人不同的是，她渴求财富与权力，她认定她的曲线值得沙托鲁的公爵封地，这个封地年收8.5万法郎，她于1743年得到这个封地与女公爵的头衔。一年后，她进入历史。

宫廷中强有力的一派倾向她，因为他们想利用她的影响力赢得国王支持一项积极的军事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政府的要职将从资产阶级的官僚政治手中再转回到贵族的军官手中。路易十五有时虽然尽责地与各部会大臣一起在国务会议中工作，但他更常将其权威和职责委任给大臣，很少与大臣见面，也绝少与大臣意见相左，只是偶尔签署由主张不一致的大臣所提的相互冲突的命令。他自那些讨厌的宫廷礼节脱逃到他的爱犬、马匹和狩猎之上，他不打猎时，廷臣们会说“今天陛下无所事事”。他不缺乏勇气，但不嗜战，对于他而言，床铺远比战壕温暖。

在床上或闺房中，他耽于色欲。而性感的女公爵力劝路易十五，在对抗英国与奥地利的战争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她向国王描述路易十四率领部下在蒙斯与那慕尔得胜的光荣，然后反问路易十五，以其与曾祖父同样英俊勇敢，奈何不能同样地穿上闪闪发光的甲胄作为士兵领袖。她如愿以偿，却死在胜利中。这位懒国王似乎一度从沉迷中觉醒过来。可能由于她的敦促，那位爱好和平的福勒里终于走向生命的终点时，路易十五便向世人宣告，他将统治并君临法国。1744年4月26日，法国重新发动对奥地利的猛烈攻击；5月22日，法国与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重新缔结盟约，腓特烈专程遣人致谢沙托鲁夫人。路易十五在护拥下开往前线。一天后，国王的情妇与其他宫廷妇女也带着她们习惯的奢侈物品跟随前往。这支由国王领导但实际上由诺瓦耶公爵与莫里斯·萨克斯指挥的法国主力，在库尔特雷、梅嫩、伊普尔、弗内斯等地轻松地赢得胜利，路易十四与他伟大的时代似乎再度来临。

在欢乐庆典中，有消息传来——法国的一支军队，由于巴伐利亚盟军的支持不力，已让奥、匈军队占据了部分阿尔萨斯和洛林；那位似乎永远不能摆脱逆运的波兰逊王斯坦尼拉斯，不得不从吕纳维尔逃遁。路易十五于是离开佛兰德斯，匆匆赶往梅斯，想以他的出现来激励战败军队的斗志。然而，由于未能习惯的刺激、各种劳累、不消化与盛夏的燠热，路易十五患上恶疾，他的病况很快恶化，到了8月11日，有死亡的危险。他的情妇沙托鲁女公爵一直跟随他，并为照料总监，苏瓦松主教拒绝给国王施以最后的圣礼，除非女公爵被遣开，路易十五只得退让而把她放逐到远离王宫150英里以外的地方（1744年8月14日）。女公爵离开这座城市时，人民都轻蔑地咒骂她。

同时，玛丽·莱什琴思卡王后也已匆匆地横穿法国，赶到她丈夫的病榻边。途中，她的扈从遇上了沙托鲁夫人的车从。国王拥抱着王后说：“我给你带来太多的烦恼，我祈求你能原谅我这一切。”王后答道：“你难道不知道你永远无须我的原谅？只有上帝受到了你的冒犯。”待国王开始补偿他既往的过失时，王后给莫勒帕夫人写信说她“是世人中最快乐的”。整个法国都为路易十五的痊愈与悔改欣喜欲狂。在巴黎，市民在街道上相互拥抱，一些人甚至拥抱那位传来好消息的邮吏的马匹。一位诗人称国王为“我们挚爱的路易”，随后全国也回应着这个称呼。路易十五听到这个消息后诧异道：“我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让他们对我如此热爱？”他已为人民充任为一位父亲的意象。

腓特烈二世进攻波希米亚而为法国解救了阿尔萨斯，奥匈军队不得不撤离阿尔萨斯前往解救布拉格。仍羸弱的路易十五也加入他进攻德国的军队，并亲眼看到法军攻下布拉格。11月，他回到凡尔赛。他马上召回沙托鲁以予宠爱，同时放逐苏瓦松主教，但沙托鲁经过多日的高烧与昏迷，于12月8日去世。她的尸体在黑夜偷偷地埋葬，以避免群众的侮辱。路易十五由于愤恨教士，在圣诞节避不参加领圣礼，他还在等待另一次恋爱。

有一段时间，法国人民在军队的胜利中，忘掉了爱君路易的罪过，而一个德国新教将领变成了法国的英雄。莫里斯·萨克斯是波兰国王和撒克逊选帝侯“强者”奥古斯都之子。母亲是柯尼希斯马克女伯爵，她在奥古斯都的情妇中以美丽与智慧见称，连伏尔泰也称誉她是“两个世纪来最有名的女人”。莫里斯18岁时娶了洛埃本女伯爵约翰娜·维多利亚，他的德行与他父亲一样邪恶，他尽量挥霍女伯爵的财富，指责她通奸，最后抛弃了她（1721年）。在许多战役中表现他的骁勇后，他前往巴黎学习数学。1720年，他在法国军中谋得军官的位置。不久即在勒库夫勒赢得一位忠心的情妇，后者是当时（1721年）法国喜剧院中最著名的演员。1725年，他离开法国前往库尔兰（Kurland），企图为自己建造一个王国。那位最伟大的演员，虽然为失去她的爱人而痛苦，仍为他的事业拿出她所有的银子与珠宝，总值约4万利维尔。他的母亲也拿出7000泰勒，他带着这两笔钱到库尔兰，并被选为该地的公爵（1726年）。但俄国的凯瑟琳一世与他自己的父亲，支持波兰议会反对他登位，这位一向不为人征服的军官，被一支波兰军队赶出了库尔兰。他于1728年回到巴黎时，发现那位伟大的女伶仍然忠实地等待他，想成为莫里斯唯一的爱人。但由于他继承父亲的道德与轻浮，他只以他情妇中首位崇拜者的地位对待她。

在道德上卑鄙可耻——利用一个女人接着一个女人而不报偿她们的忠心，然而在战场上，莫里斯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略天才，他在想法上非常大胆，对每个危险与机会非常警觉。他那个时代中唯一可与之比拟的腓特烈大帝提到他“能教训欧洲任何一位将领”。1745年春天受任为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后，他奉令开赴前线。那时，他在巴黎几濒于死——一则过度劳累不堪，一则因水肿而熬受痛苦。伏尔泰曾问他，在如此情况下，怎能想到带兵打仗，莫里斯答道：“重要的不是在活不活的问题上，而是在动身出发上。”5月11日，他以5.2万人之众，在丰特努瓦与英国、荷兰的4.6万名精壮士兵作战，路易十五与太子都在邻近的一座山上观看着这场闻名的战役。莫里斯因水肿无法骑马，在一柳条编制的椅子上指挥战役。

伏尔泰告诉我们这可能已成为爱国神话的战役。双方敌对的步卒队伍面对面靠近到毛瑟枪射程距离之内时，英国队伍的指挥官查理·海因贵族大喊说：“法国卫队的绅士们！放枪吧！”而安特罗彻伯爵为法军回答道：“先生们，我们从不先开火，你们请先开火吧！”不论是礼貌或战略，这种举动代价太大，在英荷军队第一排枪击下，法方死了9名军官和434名步卒，另有30名军官和430名士兵受伤，法国步兵随之动摇而掉头奔逃。莫里斯传讯给路易十五，请往后撤，但国王在退军已抵达他立足处时，仍然拒绝后撤。也许是国王的坚定使士兵们感到羞愧。在这种情况下，莫里斯跨马上鞍，重整队伍，纵出禁卫军冲向敌阵。法军一则看到他们国王有被俘虏与杀死的危险，一则受到莫里斯·萨克斯在炮火下到处冲锋的精神的鼓舞，再奋起作战。双方的贵族与平民都在愤怒与荣耀的麻醉中变成英雄，最后英军终于溃不成队，莫里斯此时再传讯给国王，说法军已赢得了这场艰苦的战斗。英荷方面折损了7500人，而法方损失了7200人。

那些幸存者向国王欢呼时，路易十五却羞愧得低下头对太子说：“看！我的孩子，这一场胜利的代价，你要去学如何珍惜你臣民的鲜血。”国王与他的随从转回凡尔赛时，莫里斯继续攻击，占取了根特、布鲁日、奥登纳德、奥斯坦德与布鲁塞尔，曾经一段时期，整个佛兰德斯都为法国所有。

然而，丰特努瓦战役的成果却因腓特烈二世单独与奥地利订立和约（1745年12月）而取消了。自佛兰德斯以至意大利的6个战场上，法国单独留下与各国作战。1748年缔结的《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使法国放弃了佛兰德斯，而只为路易十五的新女婿、西班牙王子因方特·菲利普取得了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等公国领地。莫里斯一直活到1750年才去世，他满载着财富、荣耀与病痛，并在众情妇的簇拥中，找出时间写些富有哲学启示的幻想：

各国今天提供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以牺牲大众过着优游安乐而富裕的生活；这些大众，唯有在不断供给少数人新的享乐下才能继续生存。这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集合，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社会。

另一个向往较和善政府的高尚人士，是阿尔让松侯爵。他曾于1744年至1747年担任路易十五的外务大臣，并于1739年写了《法国政府检讨》一书，但不敢出版。耕种土地的农民，他写道，是人口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免除所有封建捐税和义务的重担。事实上，国家更应给予小农贷款，以帮助解决为未来收获所需投下的经费。贸易对国家的繁荣至为重要，应免除国内一切的过境税，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免除所有进出口关税。贵族是国家人民中最不具价值的，他们也不能胜任行政官吏；在经济上，他们好比是一座蜂巢中的雄蜂，应该退位。“如果任何人认为这些原则有利于民主，同时期望贵族的毁灭，则他就不会犯错。”立法必须谋求最大的平等，地方必须由地方自选的官吏来治理，然而中央与绝对崇高的权柄则须操在国王手里。因为唯有绝对王朝，才能保护人民免受强者的迫害。阿尔让松前于法国那群哲学家期望由开明君主进行改革，他告诉贵族，只有大革命爆发时，他们才会认清的事情。在法国历史上，他是到达卢梭与大革命的一个中间阶段。

1747年，路易十五向诺瓦耶公爵、莫勒帕与蓬巴杜夫人等人让步，辞退了阿尔让松。这位侯爵因而对君主丧失了信念。1753年，他预测道：

起自我们绝对君主政府的罪恶，使全法国以至于全欧洲都认为这是最坏的政府……这种意识将成长演变而导致全国革命……每个事件都在为内战铺路……人们的心理变为不满与不服从，每件事情，不论在宗教或政府方面，似乎都朝大革命的方向移动。

或则，如路易十五的新情妇所说的：“在我之后，将是洪水泛滥。”

蓬巴杜夫人

蓬巴杜夫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天赋的美貌与优雅，使大部分人为之目盲而看不出她的罪行，她极具智慧，曾在光辉的10年中统治法国、保护伏尔泰、拯救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并使当时一群哲学家宣称她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看过布歇为她作的画像后，极易为之神魂颠倒而丧失史家的公正。

布歇为她绘画时，她已经38岁了，她本已虚弱的健康正在衰退中，他没有因她玫瑰的胴体表现的肤浅的肉感而贬低她。相反，他画出她脸庞的古典特色，她身材的优雅，她服饰的巧具匠心，她双手的平滑纤巧与她那浅褐色“蓬巴杜”式高高的秀发。也许布歇以他的想象与技巧画活了她这些迷人之处，但他不能表达出她的快乐笑貌与温柔精神，更无法显露出她那微妙而有穿透力的智慧、安宁有力的性格及她那有时近乎无情的意志。

她天生丽质，却投错了胎。她须奋斗终生，以对抗贵族阶级轻视她的中产出身。她的父亲弗朗索瓦·普瓦松是一位粮商，他从未能革洗“鱼先生”（Mr.Fish）的恶名。他以受贿被控而判处吊刑，随后逃到汉堡，在那里设法获得赦免，于1741年回到巴黎。她的母亲，一位粮商的女儿，丈夫在汉堡憔悴之际，她却忙于交际厮混；她曾与一位富有的总包税人图内恩·勒诺曼长期交欢。这位姘夫供给鱼夫人1721年生下的漂亮女儿的教育费用。

让娜·普瓦松（即蓬巴杜夫人的闺名）享有所能聘请到的最好的家庭教师：叶里奥特这位伟大的男中音教她歌唱，克雷比永老先生教她演说。她在歌唱、舞蹈与演剧方面足与舞台明星匹敌。“她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诱惑。”她学习绘画、雕刻，并弹大键琴赢得迈利夫人的热烈赞美。让娜9岁时，就有一位老妇人（后来因她的先见之明而得赏赐）预测她终有一天会变成“国王的情妇”。15岁时，她的美丽与才艺已使她母亲称她为“国王的口福”，而且觉得如果不能让她成为王后，实为遗憾。

她20岁时，图内恩劝服她嫁给自己的侄儿，钱币铸造部部长的儿子查理·勒诺曼。这位丈夫爱上了太太，并得意地带她出入各种文艺沙龙。在唐森夫人家里，她遇到了孟德斯鸠、丰特内尔、杜卡洛、马里沃，把交谈的艺术提升至迷人的程度。不久，丰特内尔、孟德斯鸠与伏尔泰支持她，她也开始款待宾客起来。她很快乐，也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发誓“除了国王之外，世界上没有人能使她对丈夫不贞”，这是多么高明的先见。

她母亲还在为她筹划，安排她在国王经常狩猎的塞纳尔森林，乘着一辆有折篷的轻快马车。国王一再看到她那不易让人忘怀的脸庞。国王的随从接受贿赂而向国王赞美她的美貌。1745年2月28日，她参加了巴黎市政厅为太子的婚礼而举办的一个化装舞会。她与国王谈话，国王要求她除去面具，她依话除下，然后舞到别处。4月，路易十五又在一队意大利伶人在凡尔赛的喜剧表演上，看见了她。几天后，国王出函邀请她晚餐，她母亲劝她“取悦他”，让娜成功了。

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为她安排了一栋宫舍，她接受了。图内恩敦劝查理想开这件事情：“不要像一个市侩发怒或惹出事端而招致讥笑。”国王让查理做总包税人，他服从了国王的安排。她母亲为她的高升而兴奋欢乐，不久即告去世。9月，她收到了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被封为蓬巴杜女侯爵，并以此名义出现在朝廷与王后面前。她以一种谦和的羞惭来缓和王后的情绪，王后以她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邪恶而原谅她，并邀请她一道进餐。太子称她为“娼妓夫人”。朝廷中愤恨一个中产阶级女子侵入龙床与御袋，而时刻注意她表露出的资产阶级的言行习性，巴黎人称她为“国王的女工”并加以讥讽。她默默地忍受一切，直到她能够巩固她的胜利。

她鉴于路易十五是厌倦之神——他拥有一切，但对一切都已丧失趣味，她尽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位娱乐的天才。她以跳舞、喜剧、音乐会、歌剧、晚宴、旅行与狩猎各种活动吸引他，中间则以她的活泼、机敏的谈话与巧智愉悦国王。她在凡尔赛宫设立“小间剧院”，并说服宫廷，像在路易十四时一样，在舞台上扮演角色，她自己在莫里哀的喜剧中扮演角色，她演得相当好，以至国王称她是“法国最迷人的女人”。不久，贵族也竞扮角色，甚至那个倔强的王太子，也担任了与他称呼的“娼妓夫人”做对手的角色，并在其中降格向她献殷勤。路易十五沉迷于宗教时，她便以宗教音乐来慰藉国王，她唱得如此动听，一时使国王忘记了地狱的恐惧。他对生活的趣味已完全倚靠蓬巴杜夫人，他与她共食、玩乐、跳舞、骑马与狩猎，几乎夜夜与她相聚。几年中，她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

宫廷中人抱怨她诱使国王推脱掉作为一个统治者的种种责任，抱怨她成为财政上的重负。她以最昂贵的衣服与宝石打扮自己。她的化妆间闪耀着各种以水晶、银与黄金制成的盥洗用具。她的房间里装饰着各样上漆、缎木与镶上珠宝而制成的家具，也有制自德累斯顿、塞夫尔、中国与日本的上等瓷器，护贴于四壁的大镜，更反映出那些用银或玻璃制成的大灯。天花板则由布歇与凡罗绘上肉感的爱之女神。即使在这样的奢侈中，她仍有被拘禁的感觉。因此，她从国王或财库那里支出巨额款项，来建造与装潢宫廷，她把这种种奢华的设备与延伸的庭院，借口说为款待君王而设。她在德勒有一座庄园和一栋华厦；在塞夫尔与默顿之间的塞纳河岸，她又建造了一座华美的伯勒瓦山庄；更在凡尔赛、枫丹白露、贡比涅等地的森林里，建了许多美丽的“隐居处”。她接收了庞恰特雷恩旅舍，作为她在巴黎的住所，然后又搬到福堡圣霍诺雷街的宫殿居住。所有这些加起来，这位迷人的女士花了超过3600万利维尔，其中部分花费则以艺术的形式留下来成为法国的遗产。她家宅的维持费，每年高达3.3万利维尔，法国人谴责她，说她比一场战争花费更多的钱。

她收揽权力和财富，成为任命官职、恩俸、宽宥及许多其他恩赐的主要通道。她更为她的亲友寻取礼物、名衔乃至闲差。对那个她称为方方（Fanfan）的女儿亚历山德娜·埃特勒斯，她梦想着将她嫁给路易十五与温蒂米尔夫人所生的一个儿子，但方方9岁便告夭折，使她伤透了心。她的兄弟阿贝尔既英俊又举止优雅，他赢得国王的爱宠，路易十五称呼他作姻弟，并常常邀请他赴宫中晚餐。蓬巴杜夫人使他成为马里尼侯爵，任命他做建筑执行长。他勤劳不息、颇富能力地执行他的工作，几乎使每个人都满意。蓬巴杜夫人曾要封他做公爵，但为他拒绝。

部分由于她的兄弟，更主要的则由于她本人，她对整个法国甚至欧洲的艺术有普遍的影响。她虽然未能达成自己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夙愿，但她衷心喜爱艺术，她接触的每件事，都以美丽为目的。在她的鼓励下，那些小艺术也迷人地微笑起来，她说服了路易十五，认为法国不必每年花费50万利维尔从中国与德累斯顿进口，可以发展自己的陶瓷工业。她一直向国王劝说，直到政府开始资助塞夫尔的陶瓷工业。家具、餐具、时钟、风扇、长椅、花瓶、罐子、木盒、浮雕宝石、镜子等工业，都为迎合她的文雅与精确口味而制成纤弱可爱的形式。她成为洛可可风格的领导者。她的大量费用，都用以支持画家、塑像家、雕刻家、制造柜橱者、建筑师等。她对布歇、乌德里、拉图尔（La Tour）及其他上百名艺术家，都委任以特别事务。她激励凡罗与夏尔丹（Chardin）绘画有关一般生活的景象，同时终止从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中取材。拉图尔进宫为她画像时，她总以容忍的笑容，承当这位画家的抱怨与无礼。扇子、发型、服装、碟盘、沙发、床、椅与饰带都冠以她的名字，而她喜爱的陶瓷，更以“蓬巴杜玫瑰”为名。法国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是在她的时代，而不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达到最高潮。

她可能是当时最有教养、受教育最高的女人，她拥有一个藏书达3500册的图书馆，其中738本有关历史，215本有关哲学，其他很多关于艺术，有些关于政治和法律，少许与浪漫爱情有关。在她娱乐国王、隔绝仇敌并帮助治理法国以外，显然地，她总抽出时间来阅读好书，因此她能以优秀的法文写出兼富内涵与趣味的信函。她恳求她的情人在赞助艺术上与其曾祖父匹敌，但路易十五的虔诚与吝啬阻止了他。蓬巴杜夫人提起腓特烈二世曾赏给达朗贝尔一笔高达1200利维尔的赏金，欲以羞愧路易十五时，他这样回答：“在法国，我们杰出的天才远比普鲁士为多，我势非摆设一张大大的餐桌以聚集他们不可”，然后他屈指算来——莫佩尔蒂、丰特内尔、拉摩特、伏尔泰、费内隆、皮龙、戴特、孟德斯鸠、米歇尔·波利那。而他四周的人补充说道“达朗贝尔、克莱罗、小克雷比永、普莱沃，等等”，这时，国王叹一口气说：“看，在过去25年中，他们可能都和我吃过午饭或晚饭。”

因此，蓬巴杜夫人取代路易十五而为奖掖者。她将伏尔泰带进宫廷，并予赏赐，更为他的过失辩护。她也帮助孟德斯鸠、马蒙泰尔、杜克洛、布丰、卢梭等人，并使伏尔泰与杜克洛轻易地加入法国皇家学院。她听说克雷比永生活于困境中，便为他争取到一笔补助金，并在卢浮宫为他安置一座寓所，更资助克雷比永旧剧《卡蒂利纳》（Catilina）的演出，让皇家印刷局将这个老作家的剧本，发行一种精美的版本。她选重农学派的首脑奎奈做自己的医生，为他在凡尔赛宫安置直接在自己楼下的套房。在凡尔赛宫，她接待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克洛、爱尔维修、杜尔哥及让国王惊愕其思想的其他人士，根据马蒙泰尔报告说：“如果她无法请得那群哲学家到她客厅，她就亲自走到桌边而与他们面谈。”

那些教士及由太子领导的宫廷忠贞派，对这群毫无宗教信仰的狂徒受到的恩宠，自然会为之震恐战栗。尤有甚者，蓬巴杜夫人以主张征收宗教产业税捐而闻名，她甚至主张教会财产应予还俗，如果这是唯一能使国家免于破产之法。耶稣会教徒劝告路易十五的听告诫神父，在国王宠纳这位危险的情妇期间，切勿为他领受圣礼。路易十五的孩子都在护卫教士，最受他宠爱的大公主亨利埃特即利用她的影响力来离间路易十五与蓬巴杜夫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复活节对于这对情人而言，都是危机。1751年，路易十五表示愿领食圣餐的渴望。为了安抚国王及平息国王的听悔人佩鲁西神父，蓬巴杜夫人遵行种种宗教规戒，而且每日前往参加弥撒，在众目睽睽之下祈祷，并向听告诫神父保证，她与国王的关系现在已是柏拉图式的纯洁。然而，佩鲁西未被说服，他坚持蓬巴杜夫人离开宫禁，以为替国王举行圣餐礼的先决条件。佩鲁西死后，后继者德马雷神父也同样坚决。蓬巴杜夫人继续她外表的虔诚。她永远不能宽恕耶稣会教派未能重视她的“皈依”，她的这种恼怒，在耶稣会教派于1762年被逐出法国境内的事件中，也许小有影响。

在宣布她不再与路易十五有性行为这一点上，她或许是透露实情，她的对手之一阿尔让松证实了此事。她曾与亲近透露，她越来越难激起国王的热力。她服食春药，却少有效果，反而损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朝廷中的敌人体察到这一情形，重新筹划去除她的阴谋。1753年，阿尔让松安排那位肉感的舒瓦瑟尔—罗曼内特夫人溜进路易十五的怀抱，但这位夫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蓬巴杜夫人不久便予以驱除。现在正是这位深受困扰的蓬巴杜夫人自己退出，到牡鹿园里居住之时。

牡鹿园位于凡尔赛宫的边角尽头，里头有一座小房舍容纳一两位年轻女郎偕同侍从居住，路易十五常在他自己的房间召这些女郎入侍，或乔装成一位波兰伯爵模样到她们的小屋相会。传闻说，牡鹿园中有许多女郎，甚至说有些年龄不过十岁；很显然地，园中的女郎一次从不超过两个，进来一个必出去一个，进来的先要受训练以应国王恩召。如果其中一个女子怀孕，则可得到1至10万利维尔，以帮助她在国内各省寻得一位夫君，又如是而生下的子女每年可得约1.1万利维尔的养育补助金。蓬巴杜夫人知道这件事，由于不愿被一些贵族情妇取代，而被逐离王宫甚至巴黎，她宁可让国王堕落的口味由一些低下阶层与野心平平的年轻女郎加以填饱。就这点来说，蓬巴杜夫人将自己也降至最低的地位。她曾向霍塞特夫人说：“我怨愤的是他的一颗心，所有那些未曾受教育的年轻女子，都无法把他的心从我这里抢去。”

整个宫廷并未因这些新的处置而错愕，一些朝臣也在同一座牡鹿园中豢养情妇。蓬巴杜夫人的敌人假想她的统治已告结束。他们都错了，蓬巴杜夫人虽然久已不再当路易十五的妾侍，但国王仍是她忠心的朋友。1752年，路易十五正式赐予她女公爵的地位；1756年，不顾王后的抗议，国王又封她做“王后陪侍夫人”这一高位。她照应王后，陪同王后用餐和望弥撒。由于这一新职务需要蓬巴杜夫人住在宫中，耶稣会教派撤销驱除夫人出宫的要求，她长期所处的除籍处分也因之作废，她还被允许领受圣餐。那些长久敌视她的公主们也到舒瓦西拜访她。

路易十五几乎每天都与她相处很久，他仍然以她言谈的机敏及并未褪残的优雅迷人为乐。他仍然尊重甚至时时遵照蓬巴杜夫人在任命官吏、内政措施甚至外交事务方面的劝告。她命令阁臣，会晤外国使节和遴选将领。有时她提及国王与自己共治国政：“我们”“我们将看”。谋官者挤满了她的接待室，她客气地予以接待，进而文雅地予以婉拒。她的敌人也承认她政治知识的惊人广度、外交谈吐的练达及观点的时时正当。她长期以来即指出，法国军事将领的无能是法国军力没落的一大原因。1750年，她即向路易十五建议创建一所军校，以便让殉职或贫困军官的子弟得以学习战争和科技方面的知识。路易十五虽然同意这个建议，却慢于拨款。蓬巴杜夫人便捐出私款，以充当该所军校第一年的费用，并借彩票的发行与博彩业缴纳的税捐而筹募追加的款项。1758年，这所军校正式成立，成为荣军院的一个附属机构。

现在，这位迷人的女士建议法国对一项外交政策大胆修正。这一命中注定的“联盟转变”或许是由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考尼茨伯爵主动发起，更由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莎及腓特烈大帝加以促成。沙托鲁夫人与阿尔让松侯爵曾执行法国与普鲁士之间友善关系的外交政策，考尼茨伯爵与蓬巴杜夫人却指出，那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胜利而壮大的普鲁士，如今已拥有15万训练精良的士兵，并由一位能干、野心勃勃又非常大胆的将军兼国王，那位曾经两度背弃法国而单独签订和约的国王领导，它将很快超越奥地利而为法国的强敌。奥地利那时已经失去了西里西亚，再也不能指望一个在波旁王族统治下的西班牙的声援，以往哈布斯堡王族势力包围法国的情势已经过去。1756年1月16日，普鲁士与法国的宿敌英国缔结盟约时，争执更加尖锐，法国国务会议于5月1日与奥地利缔结同盟作为对前个同盟的答复。蓬巴杜夫人再度咳血，虽然年仅35岁，虽然她的生涯仅剩下8个年头，但她在布置“七年战争”的舞台上已经扮演了一个角色。

第二章　道德与风俗

教育

18世纪，法国的许多基本冲突之一，是教会仍试图控制教育。这一争执在1762年耶稣会被逐出法国，学校国有化，及在大革命期间教育俗世化的胜利而达到高潮。18世纪前叶，这一争论才开始成形。

农夫中绝大多数不能阅读。在许多乡村中，甚至直到1789年，市政当局“几乎不能书写”。然而，很多教区有小学，由教士或受任者教导阅读书写与基督教义，其对象主要是男孩子，教授者由每位孩童的双亲付小费维生。如果父母支付不出这一小笔费用，他们的孩童可申请免费就读。1694年和1724年的两道敕令，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但并未贯彻实行。许多农夫不让孩子上学，部分是因为农田工作需要他们的帮助，部分则因为农夫心里恐惧，认为注定要耕种土地的孩子，可能会因教育惹起不必要的麻烦。18世纪前叶，由于阶级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种种障碍，教育根本无法保证地位的迁升。在各个村庄和小镇，人们虽曾受过教育，很少阅读到与他们日常工作无关的任何读物。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教义，但只有在城市，才有文学、科学与历史的知识。

在中上阶级，大部分教育都在家中由女家教兼保姆、私人老师、最后由舞蹈老师加以完成。后者教导男女两性关于坐、立、行、言及姿态的优雅与礼貌。不少女子也自学有关拉丁文的课程；几乎所有非贫困的人都学习歌唱与弹奏大键琴，妇女更高的教育则在女修道院中进行，她们在那里学得宗教知识、刺绣、音乐、舞蹈及作为一个年轻妇人和太太的合适言行。

男孩的第二级教育，虽然圣乐派与本笃派的教士也参与，但几乎完全操纵在耶稣会教士手中。怀疑论者如伏尔泰与爱尔维修都是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知名的毕业生。在该学院，修辞学（包括语言学、文学与口才）教授查理·波雷神父即在受业弟子中，留下了令人爱戴的印象。这些耶稣会教会学校中的课程在整整两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教育上继续强调宗教与个性的培养，大部分教材是古典的。古罗马作者的原著仍为学生捧读着。约6年，年轻的学者与异教思想接触密切，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一些质疑，并不足为奇。此外，耶稣会教士“不遗余力地发展学生的智慧与热情”。他们鼓励参加辩论、公众前演说与演戏；学生们接受思想的组织与表达规则的教导；法国文学明晰的部分原因，是这些耶稣会学院的结果。最后，学生们部分通过亚里士多德，部分通过经院派哲学家而接受逻辑学、数学与伦理学等学科教育。这里，尽管各种结论都合乎正统，推理的习惯却被留传为——也的确变成这一特殊“理性时代”的显著标志。鞭笞也是课程的一部分，这项教育甚至施及哲学学生，而且不论阶级的高低。连阿尔让松侯爵与布夫莱尔公爵，也曾经因为向他们可敬的教授射击豆粒而当堂受到鞭笞。

人们早已抱怨这种课程甚少注意知识的进步，教学过于理论化、对实际生活无从指导、坚持不移的宗教教规的灌输，更加歪曲并关闭了心智的发展。巴黎大学校长查理·罗林，在其一度知名的《教育特性》（1726—1728年）一文中，即为古典的教学课程及教育重视宗教二者辩护。他认为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变得更好；良好的教师“并不注重各门科学，因为这些东西对个人品德无所助益；如果不与正直相配合，纵然再深的学识也终归于零。他们看重正直的人甚过饱学之士”。罗林又认为，如果未将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则道德品格很难培养。因此，他说：“我们努力的方向，乃至所有教学的目的，都必须是宗教。”当时的启蒙哲学家们很快就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到19世纪，关于道德是否须以宗教为必要条件的论辩，一直持续不衰。

道德

罗林的论点似乎可以道德上的阶级差异加以证实。依附宗教的农民，过着相当道德的生活；然而，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下列事实所致：整个农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单元，父亲兼具雇主的身份，而家法扎根于受到季节的轮转与土壤的需要左右的经济规约。在中产阶级中，宗教也是很生动地维系着，而且维持着父母亲的威权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历代各家族相组合构成的国家观念，强固了中产阶级的道德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更是兼具勤勉、虔诚与母性的典范，她轻松地生儿育女，不久又回头工作；她以家庭与邻里的来往而感到相当满足，对外在虚饰的世界，那将忠贞贻笑为过时之物的世界，鲜加接触。我们很少听到在中产阶级妇女中有淫乱之事。中产阶级的父母都以身作则，他们维持传统习惯，遵从宗教规戒，互相亲爱。夏尔丹曾喜悦地将这种生活在《祷告》中表现出来。

各个阶级都实践着慈善与好客的德行。教会募集并分配捐款。反宗教的哲学家则鼓吹行善，他们基于对人类的爱心，而非基于对上帝的爱心，现在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宗教与哲学的产物。许多修道院都供给饥饿的人们食物，修女也照顾病患，医院、赈济院、孤儿院与难民所，都靠着政府、教会以及公会的基金加以维持。虽然有些主教是尘俗的奢侈者，有些主教，如奥沙、米尔普瓦、博洛涅、马赛等地方的主教，却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政府官吏也不尽是追逐官位和坐领干薪的寄生虫。巴黎市长将食物、柴木与金钱分送给穷人；在兰斯，一个市政委员为慈善事业捐助50万利维尔。路易十五具有同情与柔怯的善心。1751年，高达60万利维尔的款额拨作庆贺新任勃艮第公爵生辰烟火的费用时，他便撤销了此项排演，并下令转拨该笔金额充作巴黎600位最贫穷少女的嫁妆，其他各地也纷纷仿效。王后也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其大部分花费也都用在慈善事业上，那位暴烈的摄政之子奥尔良公爵，也为慈善事业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这个美好的故事也有黑暗的一面：贪污与怠忽损害了慈善机构的经营。有几个医院的执事者将送来看顾贫病的金钱纳入私囊的案例。

社会道德反映着人性——自私与慷慨、野蛮与仁慈，乃至于战场上礼貌与屠杀的混杂。在下层与上层社会中，皆有不负责的赌徒，有时导致倾家荡产，诈骗更屡见不鲜。与在英国一样，在法国，政府利用人民的嗜赌发行国家彩票以获利。法国人生活最不道德的一面，是靠榨取贫穷农民的收入为生的宫廷贵族，毫不在意地过度浪费金钱。拉费尔公爵夫人的镶花边床单价值4万银币，埃格蒙特夫人的珍珠价值更高达40万。公务上的蒙骗，事属寻常。官职继续抛售，获得职位的则利用官位求取非法的补偿。相当大的税收款永远无法归入国库。在这种贪污风气中，爱国心仍振作不已；法国人永远热爱法国，巴黎人也无法长久生活在巴黎之外。几乎每个法国人都很勇敢，在马翁的围城战役中，黎塞留元帅为制止军队中士兵的酗酒，发布命令道：“再有酗酒者被发现，将剥夺其参与攻城的荣誉”，酗酒情形于是几乎遏止。决斗虽被禁止，但照行不误。查斯特菲尔德曾说：“在法国，一个人如不愤恨加于他的侮辱将是一个耻辱，他又因愤恨这个侮辱而完全被毁。”

嫖妓在贫人与富人中间一样普遍。在市镇，雇主付给女性雇工的工资，不够日常开支，她们只有晚间卖身以补足。当时的一位书记官，曾计算巴黎的娼妓在4万人左右，另一位估计在6万人左右。除了中产阶级外，大众对娼妓都还宽大。因为人们知道，许多贵族、教士及其他人物，都促成这种社会需要，因而促成了这项供应；人们与其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贫穷的卖身者，倒不如谴责那些富裕的购买者。除非是迫于公私舆论攻击这些妓女，警察不甚予以置问。在舆论攻击后，整批娼妓将会被逮捕以清除政府的外围，她们会成群地被带到法官面前，由法官分别判决进监狱或医院。她们会被剃去头发和受训戒，但很快被释放，头发又长出来。如果她们惹了太多麻烦，或冒犯了哪位贵人，则可能会被放逐到美洲的路易斯安那地区。粗俗的娼妓常在巴黎的皇后大道或在隆尚步行道展弄她们的座车与珠宝。如果她们幸被选为法兰西喜剧院或歌剧院的演员，即使是临时雇用人员，通常也可免于因为卖笑而被捕。她们有些升任为艺术家的模特，贵族或金融家的娇客；有些则捕获郎君、头衔与财富；其中一位甚至变成了圣尚莫德男爵的夫人。

未经父母同意的恋爱和婚姻逐渐增加，如果双方在公证人面前宣誓，则这种婚姻也被认为合法。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包括农村的婚姻，仍由父母安排，这种婚姻是财产与家庭的结合，而不是个人的结合。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是家庭而非个人，因此家庭的延续与财产的保持，远较兴致突发的年轻人那种一时的快乐与柔情重要得多。一个农夫同他女儿说道：“机会不像爱情一般的盲目。”

法定的结婚年龄，男孩是14岁，女孩是13岁，但他们从7岁起就可合法结婚，因为中古哲学将7岁订为“理性年龄”的开始。情欲的追猎高炽使得父母尽可能早地嫁出女儿，以免不适时的污辱。索韦伯夫侯爵夫人13岁即已成为寡妇。中、上家庭的女孩，都寄寓在女修道院，直到她们的对象选定；然后，她们赶紧从女修道院被带到婚姻的礼堂，在路上也得好好保护。唯一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在步入婚姻殿堂时仍是处女。

法国贵族蔑视工商业，而他们封地的收入又难以支付宫廷住宅与面子之需，贵族往往降而让自己没钱没地的儿子迎娶那些土地广大而且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儿。通常，在这种婚姻下，这个有爵位的贵族儿子一面动用太太的钱财，一面时时地提醒太太的低微出身，而且很快地结交一位情妇以表示他的轻视。中产阶级资助大革命时，这也没被忘怀。

在贵族社会中，通奸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瑕疵；这是作为教会禁止离婚的一种愉快的代替方式。一个在军中或地方省份服务的丈夫，可以豢养一位情妇而不成为妻子埋怨他的理由。因为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伪装着感情能够超越财产，许多贵族夫妻大部分时间都分开生活，彼此认许对方的罪过，但须优雅地遮掩起来。对于女人来说，一回只限于一个情夫。孟德斯鸠让他笔下的波斯旅客报道说：“如果一个丈夫，只单单情愿拥有一位妻子的话，将被认为是公共快乐的碍事者，而想排斥其他男人而单独享受阳光者，将被认为蠢人。”洛赞公爵曾有10年未看到他的太太，当他被问起，如果他太太通知他怀孕的话，他将说些什么话，他像一个18世纪的绅士一般回答：“我会写信告诉她，我对天作之合觉得欣喜；保重你的健康，我今晚要前往拜访并表示我的问候。”嫉妒在那个时代是恶劣的表达方式。

那个时代的通奸者首推黎塞留公爵的侄孙。十几位有爵位的贵妇，因为他的地位、财富与声名的吸引而轮流倒在他的床上。他10岁的儿子因为学习拉丁文无甚进步而被斥责时，即予反驳说：“我的父亲从来不懂拉丁文，他却拥有着全法国最美丽的女人。”公爵比伏尔泰小2岁，他这种行径并未阻止他比后者，也就是他的朋友与放贷者，早23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他充任为国王寻求妾侍的淫媒时，舆论便对他责难起来，若弗兰夫人即禁止公爵参与她的社交圈，而称他为“集罪恶之大成者”。他一直活到92岁，因为早死一年而逃过了法国大革命。

配偶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子女的命运。在贵族中，子女被坦然地认为是障碍。他们一生出来即交给乳母照料，而后则由女保姆兼教师和家庭老师教养长大，他们仅偶尔见到父母亲。塔莱朗说，他从未和父母睡在同一屋顶下。父母亲认为，与孩子保持一段可敬的距离，是明智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亲近是例外，亲密则从未听过。孩子永远称呼父亲为“大人”，而女儿只亲吻母亲的手。孩子成长后，被送入军队、教堂或女修道院。至于财产的继承。同英国一样，几乎全部归于长子。

宫廷贵族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才告结束，这在另一方面揭露了上层阶级宗教信仰的沦丧。基督教的婚姻观念，就像中古时代骑士作风的理想，被弃殆尽。从罗马帝国的衰退以来，再没有任何时期像这个时代在追逐乐趣方面更赤裸裸地走入异端。正风立俗的书籍，在18世纪的法国虽然出版不少，但更多猥亵的书本，也秘密地广为流传。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即如此写道：“法国人，尤其是巴黎的居民，现在全是被享乐与安适削弱的奢侈逸乐之徒。”阿尔让松侯爵于约1749年在这种道德意识的堕落中，看出了举国灾难的另一个恶兆：

我们每天都在剥夺我们自己天赋的爱心，因为我们并不予以使用。心智却愈锋锐。我们越来越聪明……我预测，由于爱心的沦丧，我们的王国势将败亡。我们不再有朋友，我们也不再爱护我们的妻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何能爱护我们的国家？……人们逐日失去了我们所称的感情，这种优异的品质。爱与爱人的需要都不再存在……利益的盘算，夜以继日地吸引着我们心灵，每件事都不过是阴谋诡计的交换结果……内心之火由于缺乏滋养而告熄灭，瘫痪爬覆在爱心之上。

这是帕斯卡为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发出的呼声，也是早期卢梭的呼声，更是任何智识酝酿、解放的时代中敏感的精神的呼声。

礼仪

放荡的道德从未如此镀饰着优雅的举止，高尚的谈吐与服装、五花八门的乐趣、妇女的魅力、交往时花团锦簇的礼貌及智力和机敏的光辉。“无论在过去的法国，还是同一时代的欧洲，或过去的世界，都没有18世纪的法国社会那样优雅、聪明、宜人。”休谟曾于1741年说道，“法国人已大大地使那种艺术尽善尽美，那种最有用、最宜人的社交与谈吐的艺术。”文明一词即在这一时期将近结束时为人开始使用。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编纂的字典，与1768年在巴黎出版厚达30卷的《大字典》（Grand Vocabulaire）中，均未出现这一字眼。

法国人在衣着上尤其感到文明，男士对衣着的关心也几可与妇女相比。在上流社会中，为追求时髦，他们每个人戴着一顶大三角帽，而且插着羽毛与金穗，但由于戴帽会搞乱他们的假发，他们通常都将帽子挟于腋下而不戴在头上。那时假发虽然小于大国王时代，却比较普遍，甚至一般工匠亦然。仅在巴黎一地便有1200家假发店，6000名店员。头发与假发通常都着上粉，男发一般很长，而以一条缎带或发袋束在颈后。罩在里衣之上的是一件通常以丝绒为质料、颜色绚丽的长外套，里衬则多系柔软的丝质衬衫，背心在喉咙处开襟，并打上一条宽领巾，衣袖是长的，在手腕处有着绉绉的褶边。膝裤也是多彩多姿，长袜用白丝织成，鞋子更配以银制的扣钩。宫廷中的人为醒目起见，穿着红色高跟的鞋子；有些人还用鲸鱼骨以保持燕尾长服的适度扩展；有些人在扣眼里配上钻石；所有的宫廷男士都带着一柄剑，有些人则持拐杖。仆人、学徒与乐师不得佩剑。中产阶级倒是衣着简单，其外套与长裤都以普通的黑布做成，另外穿上黑色或灰色羊毛织的长袜，鞋子则是厚底低跟。艺匠与仆役常常穿着富人施舍的衣服。老米拉波就曾咕噜着说，他分不出谁是铁匠、谁是贵族。

妇女在她们华丽的鲸鱼骨撑大的圆裙里，仍然可以自由地活动着双腿。教士们对穿着这种弹性大圆裙的妇女，指斥为“母猴”或“邪魔的伙计”。即使太过突出，但妇女们为了能在圆裙环撑着时，表现出她们身段的高贵，也喜爱不止。克雷基夫人曾经告诉我们：“我不能够和埃格蒙特夫人附耳低语，因为我们撑张着的圆裙，使我们不能靠近。”米拉第夫人的高跟鞋是用金银绣面的彩色皮做的，由于她的双足被遮盖着而更显迷人，她的鞋匠也凭着这种手艺而跻身于高等中产阶级之列；曾有关于一条美腿——通常是一只美鞋——的许多浪漫传奇。米拉第夫人平常在家中穿的绣花无跟拖鞋，也同样刺激。同样有用的是那些吸引男人游移不定的眼睛或掩藏女性款摆不定的身体的荷叶波状的裙边、缎带、扇子或其他小饰物。那些鲸鱼骨的紧身褡也撑出时髦的身段。胸部的丰满也予以舒展出来。理发的式样低塌而简单，塔状高耸的发型，一直到1763年才出现。妇女们在手、臂、脸庞与头发上都使用各种化妆品，男人在使用香水方面稍逊于妇女，每个雍容如贵妇的脸庞，都涂上或巧妙地贴上用黑绸织成并剪成心形、泪滴形、月亮形、彗星形或星形的美人斑面贴。一个显贵妇人会贴上七八个面贴在额头、太阳穴、眼旁与嘴边。她往往要随身携带一个专装面贴的盒子，以防掉落。一个有钱的妇人的梳妆台上摆满了亮闪闪的装陈各种化妆品的金盒、银盒或琉璃盒。贵妇的手臂上、脖颈上、耳上与发上闪烁着昂贵的珠宝。

受到青睐的男士可以走进闺房，并在女仆为米拉第抹胭擦粉时，与她交谈。在贵族社会中，男人是女人的奴隶，而女人是时髦的奴隶，时髦则决定在服装设计师手中。欲以节约法控制时髦或服装的尝试，在1704年后，便已放弃。一般来说，西欧追随着法国的款式，但有时也有倒流现象。路易十五与玛丽·莱什琴思卡的婚礼，带来了波兰的款式；在对抗奥地利与匈牙利战争中则引入匈牙利的款式；而太子与拉法埃拉的婚姻（1745年），又恢复了法国披肩与头纱相连的款式。

食物虽然不像服装那样讲究，但其精致与繁多，堪称一门科学，其美味则为一门艺术。当时的法国烹饪，已经是基督教世界的典范与危机，伏尔泰曾于1749年警告他的同胞说：“过量的餐食，终将麻痹心灵的一切官能。”他又举出简食的人往往有敏锐的智慧的实例。阶级愈高，则吃得愈多。路易十五一桌晚餐包括汤、一片烤牛肉、一块牛犊肉、一些鸡肉、一只鹧鸪、一只鸽子，还有水果与蜜饯。至于农夫，根据伏尔泰的叙说，一个月吃肉绝少超过一次。由于蔬菜难以保持新鲜，在城市里成为一种奢侈品。鳗鱼在当时是风行的食物。有些大诸侯每年在烹饪上即花费50万利维尔，一位封主招待君王与他的侍臣，一餐即费款7.2万利维尔。在一些大官邸，仆役领班威风凛凛，他的服饰非常华丽，腰间佩着一柄剑，指间戴着一颗炫目的大钻戒。厨师都是男的。每个厨师都渴于发明几道新菜，以使他们的主人因而名垂不朽。在法国，人们吃伯勒瓦鸡肉片；另如威勒若鸡与马纳斯酱，则是纪念黎塞留在马翁战役的胜利。每日的主餐，通常是在下午3点或4点，晚餐则在晚上9点或10点。

那时咖啡也流行起来，并为主要饮料。米什莱一定是嗜好咖啡的人，因为他认为，咖啡从阿拉伯、印度、波旁岛与加勒比海地区大量输入法国，刺激了法国启蒙时代人们的精神。每个药剂师都在柜台上卖咖啡豆或咖啡。1715年，巴黎一地即有300家咖啡馆；1750年，则有600家之多。法国其他市镇也增长得很快。在普罗科佩咖啡馆，因为馆里始终保持着黑暗——有狄德罗在撒播思想，伏尔泰乔装听人们对他最近剧作的批评。这样的咖啡馆也是平民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人们玩棋子和骨牌。更重要的，是天南地北地闲谈，因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人们也愈来愈孤寂。

俱乐部是私人的咖啡屋，会员数目有限，旨趣也各不同。阿拉里修道院长即于1721年成立了恩彻索尔俱乐部（设在他房子的第二层），那里，约有20位政治家、法官和文学家，集会讨论那时的社会问题，包括宗教与政治。博林布鲁克先创“俱乐部”这一名称，后传入法国。在那里，圣皮埃尔神父解释他的社会改革与永久和平计划，其中有些内容颇令福勒里大主教担忧，因而于1731年下令解散这一俱乐部。3年后，英国保皇党在法国的避难者又在巴黎建立第一所自由共济会。孟德斯鸠也加入这个组织，其会员还包括好几位高级贵族。这个俱乐部充作自然神教者的避难所，也作为一个政治阴谋的活动中心。它成为英国影响传入的一条孔道，也为哲学家铺开了道路。

厌倦了家事的纠缠，男女蜂拥到散步场所、舞厅、戏院、音乐会与歌剧院；富人们耽于狩猎，资产阶级则爱好参加一些乡村节日。布洛涅森林、艾丽斯宫廷广场、吐纳瑞斯宫花园、卢森堡花园与那时被人称为皇家花园的植物园，都是驾马车、散步、情人聚会及复活节游行的胜地。如果人们留在家中，他们会玩各种室内游戏、跳舞、欣赏室内音乐会与私家演舞以消遣。人人都在跳舞，芭蕾舞渐渐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皇家艺术，甚至国王本人也时而腾跃着舞步并扮演舞剧中的一角。芭蕾舞师如拉卡马戈与拉高辛往往是全镇举杯敬祝的对象，他们也是百万富豪如佳肴一般不可缺少的节目表演者。

音乐

自从吕里在路易十四面前献艺胜过莫里哀后，音乐在法国逐渐衰退。法国对音乐不像意大利对音乐那么疯狂（后者甚至可以忘记其在政治上的臣属地位），也没有德国的孜孜于作曲艺术，产生了巴赫宏大的弥撒曲和音调延长的基督受难曲。法国音乐正从古典的形式演变为巴洛克富丽的形式与洛可可优雅的格调；从复杂的对音删除法演变为适合于法国国民性的流畅节奏与温柔的主旋律。普受欢迎的作曲家仍然发表着情爱、讽刺与悲哀的曲子，来崇拜少女、抗衡国王、贬乏守贞与延误。音乐赞助者从国王到贵族、金融人士皆有。卢梭的《幽雅的女神》（Les Muses Galantes）歌剧，即是在一名叫拉·波佩林尼雷的总包税人家里写成的。有些富人拥有私人的管弦乐队。圣乐团（Concerts Spirituel）在巴黎举行定期的公开售票音乐演奏会。这个乐团于1725年组成。随后，法国的其他城市纷起效法。歌剧通常于下午晚些时候在巴黎皇宫举行，在晚上8点半结束，听众结束后，仍穿着晚礼服在吐纳瑞斯花园散步，这时，歌手与乐师则在室外款待他们，这是巴黎生活许多迷人之处的一面。

我们阅读狄德罗《拉摩的侄儿》时，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有多少名噪一时而今已被遗忘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在这段时期，只有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迄今仍然广为流传。拉摩（Rameau）酷爱音乐，他的父亲是第戎圣艾地教堂的风琴师。根据一些热情的传记家的记载，他在7岁时就能读出任何一首放在他面前的曲子。在大学里，他过度沉迷于音乐致使耶稣会的神父令他退学。此后，他几乎没有再翻过任何一本音乐以外的书籍。不久后，他已精通风琴、大键琴与小提琴，第戎再也无法教他其他任何东西。当他醉心于恋爱之际，他父亲认为这是对他天才的一种浪费，于是1701年送他到意大利研究音乐的奥妙。

拉摩回到法国后，他在克莱蒙—费朗担任风琴师，1709至1714年回到第戎继承他父亲的位置，1716年又回到克莱蒙担任风琴师，1721年在巴黎定居。第二年，即他39岁那年，他写了那篇在18世纪的法国非常杰出的乐理作品——《协音的自然原理》。拉摩认为，在任何一组调和的乐曲中，无论标出与否，都有一个基础音，所有的谐音都从基音之上产生，一切和音都可从部分音调的和谐系列中推演出来，这些和谐音组可以颠倒秩序而不丧失其同一性。拉摩所写的只有最深刻的音乐家才可以了解，他的观念却引起了数学家达朗贝尔的兴趣，后者于1752年用更浅易的方式说明出来。今天，由拉摩推想出来的和谐音组法则仍然是音乐作曲上的理论基础。

虽然受到一些批评者的反对，拉摩仍然不时地以他的乐曲与说明予以反击，直到他最后受人崇拜。他使音乐凝为法则，如牛顿将星辰凝为法则一样。1726年，以43岁的年纪，他娶了18岁的玛丽·芒戈。1727年他将伏尔泰的抒情剧《参孙》谱成乐曲，但这一剧作不准演出，理由是《圣经》故事不能降格为歌剧。为了生活，拉摩不得不在圣布雷顿教堂充任风琴师，在他征服歌剧舞台之前，已达50岁之龄。

1733年，佩尔格兰修道院院长根据拉辛的《费德尔》（Phèdre）剧本编成《希波吕托斯和阿丽西》（Hippolyte et Aricie），让拉摩谱曲。但他事先从拉摩那里取得一张价值500利维尔的支票，作为保证金以防歌剧失败。该剧排演之际，这位院长对剧中的音乐满意得在第一幕结束时，便将那张支票撕毁了。该剧在音乐学院的公演，因为与吕里以来已沿袭为神圣传统的作风大相背离，而使观众大为吃惊。评论家抗议拉摩的新节奏、怪异的变调与弦管乐的细密，甚至弦管乐队也讨厌其中的配乐。拉摩一时想整个放弃在歌剧方面的努力，但他次一出歌剧，1735年发表的《印度情郎》即以音乐的流畅而赢得观众的欢迎。他于1737年发表的《卡斯托和波利克斯》（Castor et Pollux），在整个法国歌剧史上更是伟大的胜利之一。

然而成功宠坏了他。他曾夸口能将任何剧作改写为一出好歌剧，甚至一篇报纸也可配上音乐。他完成了一长列漠无感情的歌剧。音乐学院的经理厌倦他时，他便为大风琴、小提琴与风笛谱出许多乐曲。路易十五或蓬巴杜夫人予以支援，而让他为伏尔泰的《那瓦尔公主》谱曲。该歌剧于1745年在凡尔赛宫重振声威。他重新获得音乐学院的支持，写下更多歌剧。巴黎人渐渐熟悉他的风格后，吕里也就渐被遗忘，这时，他们称誉拉摩为音乐世界中无与匹敌的国王。

1752年，拉摩再度面临新的挑战。许多乐师与作曲家从意大利前来法国，法、意两国音乐之间因而惹起了一场闹哄哄的论战。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普契尼与格鲁克两人的对抗达到高潮。一群意大利乐师在巴黎歌剧院，演出佩尔戈莱西的《拉瑟瓦·帕德罗纳》这出古典的诙谐歌剧以为剧中的穿插剧。法国音乐则以小册子与拉摩对抗。法国宫廷于是分成两派：蓬巴杜夫人支持法国音乐，王后则为意大利音乐辩护。格里姆于1752年攻击所有的法国歌剧，而卢梭甚至宣布法国音乐根本不像音乐。卢梭在他1753年出版的《论法国音乐信函》一文中的最后一段话，是他自己情绪不平的典型范例：

我相信，法国音乐既无拍又无调，我已经解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法国语言本身即无法允许这些音乐的特质存在。法国的歌唱只是一连串的狂叫与抱怨，对于任何一只不带成见的耳朵而言，可说无法忍受。法国音乐的和声粗糙而不明朗，感觉纯从老师那里学来。法国的曲调不成曲调，叙唱曲不成叙唱曲。我因而做结论说，法国人没有音乐，也无法有任何音乐。即使法国人曾经有过任何音乐，则有比没有更糟糕。

法国音乐的支持者出版了25份小册子，并将卢梭的雕像在歌剧院门口烧毁，以为报复。拉摩在此争战中很不情愿地被用作对抗的榜样。这个争战平息下来后，拉摩虽然被宣布为胜利者，但他承认法国音乐有许多尚须向意大利学习之处。他又说，如果他不是太老的话，他愿意再到意大利研究佩尔戈莱西及其他意大利音乐大师的方法。

拉摩那时声望高隆，但也有许多新旧仇敌，他更因为出版一本小册子揭露刊在《百科全书》上有关音乐的文章的错误而加深了这些旧恨新仇。卢梭即是这些文章大部分的执笔者，他对拉摩因而恨之入骨。身为《百科全书》之父的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带着礼貌的歧视驳斥这位年老的作曲家。但他出于风度而未予以刊出：

这位有名的音乐家，把我们从曾吟诵逾百年的吕里的简朴歌曲中释放出来，他写了许多有关乐理的幻想呓语及天启的真理——他与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了解的文章。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歌剧，而在这些歌剧中，我们发现了和声、不规则的歌调、不相关联的观念、撞击、翱翔、胜利的游行、枪矛、歌颂……及存在于任何时代的舞蹈旋律。

1760年，77岁的他，在自己编的歌剧《达尔达努斯》（Dardanus）重演时，出现在一个包厢上，接受热烈的欢呼。国王赐予他一张贵族的褒任状，而以他为傲的第戎城，也豁免他本人及他家的市税，直到他去世。在他荣誉的顶峰时，他染上了伤寒症，很快消瘦下来，结果病逝于1764年9月12日。巴黎为他在圣欧斯塔教堂举行安葬礼，法国许多城市也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

沙龙

巴黎在当时与其说是法国，不如说是世界的文化首都。杜克洛说：“那些住在距巴黎300英里之外的人们，他们在行为与思想上也落后了100年之久。”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具有如此多彩多姿的生活。文质彬彬的社会与高超的文学，在使人陶醉的亲密环境下结合在一起。那些受过教育的巴黎人，早已摆脱了对地狱的恐惧，变得空前的欢乐而不在乎，他们认为天上根本没有全能的巨人在窃听他们的罪行。心灵解脱后，一个没有神明与道德目标，因而在无足轻重的凛冽中颤抖的世界，并未产生灰暗的结果。谈吐活泼，机智嬉戏挑逗而噼啪有声，而且常常堕入肤浅的揶揄；思想停在事物的表面，好像害怕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丑闻的闲话从一个俱乐部很快地传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家流传到另一家。但谈话也时时胆大到论及今日罕曾冒险论及的政治、宗教与哲学方面的尖锐问题。

法国当时社会的灿烂多姿，是因为女人是那个社会的生命。她们是整个社会崇拜的神，同时决定了社会的风格。尽管有习俗与其他种种阻碍，妇女仍能得到足够的教育，以与她们喜欢款待的知识界巨擘聪明交谈。她们在参加科学家的演讲会上，与男士匹敌。随着男人在军营中时间的减少及在首都与宫廷时间的增多，他们对妇女的妩媚也就愈来愈敏感。女性行动的优雅、声音的悦耳、精神的活泼、眼睛的明亮、心智的细密、虑念的体贴、心灵的善良，使得她们成为每一文明的可人儿。但也许没有其他任何文化，能像18世纪的法国以自然、训练、衣着、首饰和化妆品，使她们成为如此迷人的巧妙佳作。然而，这一切诱人之处仍无法解释妇女的权利。操纵男人尚需智力，而女人的智力足以与男士匹敌，有时还凌驾其上。女人对男人的了解，甚至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了解，男人的鲁莽往往令其不够成熟，而适度的退缩让具有接纳力的妇女有充分时间观察、试验并谋划她们的策略。

随着男人敏感性的增强，女性的影响力也增长不已。男人在战场上的勇敢，转而在沙龙、闺房与宫廷上寻求回报。诗人也因发现美丽而有耐心的女听众而颤悦不已；哲学家如果能得到有素养、有地位的女人的聆赏，也会觉得特别荣耀；即使是最饱学的学者，也会在酥胸与沙沙舞动的丝绸中找到智慧的灵感。因此，在她们“解放”之前，妇女已经操纵着相当的威权，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色。韦泽·勒布伦夫人事后回忆道：“女人统治那个时代，大革命的到来才把她们从主座上推下来。”她们不但教男人礼仪，还在政治，甚至在学术上，操有升降之权。因此唐森夫人担保了马里沃而非担保了伏尔泰于1742年被选为不朽院的一员。追求淑女是成功的秘诀，找到某个男人所爱的女人，那也就找到了拉拢那人的途径。

唐森·克洛迪娜是继蓬巴杜夫人之后在18世纪前叶摇撼法国权力的一位有趣的女性。我们曾见她从一个修道院中逃出，并造就了达朗贝尔其人。在巴黎，她在圣安诺街安置了一个家，而在那里接待了许许多多的爱人，其中包括博林布鲁克、黎塞留、丰特内尔，几个修道院长及巴黎警察局局长。传言中甚至连她兄弟也在名单之列，但可能仅仅是出于姐妹的一种关爱之心，他即使做不成首相，至少也要变成一位红衣主教。她通过她的兄弟及其他人士而成为法国的一种权力。

首先，她广撒金钱。她投资约翰·洛创办的公司，适时地出卖股票。她作为查理·弗雷斯奈的财产监护人，后来却拒绝归还这些财产，害得他在她的房间里自杀，留下宣告她为窃贼的遗嘱（1726年）。虽然唐森夫人被送入巴士底监狱，她的朋友合力保释她出狱。她仍然保有大部分金钱，不顾巴黎城与宫廷中的闲言闲语。

约1728年，她除了床笫外另添一间客厅，作为通向权力的踏脚石。每星期二晚上，她都备下晚宴款待一群被她称作怪异的名人：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莱沃、爱尔维修、阿斯特吕克、马蒙泰尔、查理·埃诺、杜克洛、马布利、孔多塞，查斯特菲尔德伯爵偶尔也会在席中出现。参加者通常全是男性，因为唐森夫人无法忍受任何在她桌边的竞争者。她对那些男人完全放任，他们反对基督教，她也不以为意。各个阶层人物在那里都一律看待，伯爵与平民等量齐观。照传统的说法，这里有18世纪漫无限制的畅谈中最灿烂而深入的谈话。

经她的客人、情人，甚至她的告诫神父，她暗中操纵凡尔赛到罗马的权力活动，她的兄弟并无雄图大志，他向往安静而简朴的地方生活。但唐森夫人却代为安排一切，最初他被任命为大主教，再后升为红衣主教，最后迁升为国务会议中的一员。唐森夫人又帮助沙托鲁夫人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让她去鞭策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参加战役。她察觉路易十五本人的颓丧不振，是法国政治衰退的原因与恶兆。她想如果她能成为法国的首相，政府也许会比较上轨道与有活力，这点或许也对。在她的客厅里，人们大胆地讨论着王朝的堕落和革命的可能性。

她老年时忘记了她以往的罪行，与耶稣会教士结为同盟，以反对詹森教派，她与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过从甚密。为感谢唐森夫人对教会的贡献，教皇还送给她自己的肖像。孟德斯鸠于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起初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时，她几乎将第一版全部买下，然后免费赠送给她的许多朋友。她管教年轻的马蒙泰尔，并且似母亲般地加以督导——尤其让马蒙泰尔与妇女而非与男人结交以作为在现实社会里升迁的一种手段。她本人成为一位作家，而以无名氏具名，以隐匿作品的不够精密，她的两个爱情故事，曾被友善的批评者比喻为拉斐特夫人的“克利夫斯王子”。

唐森夫人于1749年去世，享年68岁。老丰特内尔疑惑地问道：“现在每个星期二晚上，我该在何处进餐？”随后，他又愉快地自我回答道：“很好，那我就到若弗兰夫人家去用饭好了。”也许，我们只好到那里与他碰头了。

与唐森夫人的沙龙几乎同样久远的，是杜德芳夫人的沙龙。杜德芳夫人6岁时即父母双亡，被送到一座稍具教育名声的修道院。她在幼年就已经问了一些极具智慧的问题，修道院的女主持茫然地将她转托给那位饱学的教士马西永，而这位传教士也无法解释那些并非理智可以解答的问题，因而认为她无药可救。21岁时，她由一门政治上的婚姻变为杜德芳侯爵夫人。然而，她不久就发现她丈夫无法忍受的平庸，于是达成协议，在得到丰厚的赡养费下，两人同意仳离。在巴黎与凡尔赛，她纵情豪赌，她以后回忆道：“那时只想到赌博一事。”然而在3个月的豪赌惨输后，“我对我自己感到恐怖，进而使我祛除了那种愚蠢”。随后，她变成大摄政的情妇，也过了一段俭省的生活，不久，她转而依靠摄政的政敌梅因公爵夫人。在索镇，她遇到了首席检察官查理·埃诺，他变成杜德芳夫人的情人，然后退隐为她终生之友。

杜德芳夫人在与她兄弟同住过一段时间后，搬进那座伏尔泰行将在那里逝世的波恩街上的一座房子。早已以美貌、闪烁的眼眸及无情的机智闻名的她，很快地在她餐桌上吸引了一群名人，组成几可与唐森夫人的沙龙齐名的沙龙（1739年后），那些名人包括埃诺、孟德斯鸠、伏尔泰、夏特莱夫人、狄德罗、达朗贝尔、马蒙泰尔与施塔尔·罗内夫人……1747年，50岁的她在圣多明尼街的圣约瑟修道院购置了非常漂亮的寓所。修道院通常允许老处女、寡妇和离婚妇女住在院里，而这些房间通常在修女院特别区域之外，但这位有钱又多疑的夫人的套房在修女院院墙之内。事实上，杜德芳夫人所住的房舍，是那位修道院有罪的创建者蒙特斯潘夫人原先住的房舍。杜德芳夫人的沙龙也随着她安置在她的新居里，也许这种环境吓阻了那些哲学家。狄德罗自此不再前来，马蒙泰尔也成了稀客，格里姆仅偶尔来来，不久，达朗贝尔也转去别处。在杜德芳夫人厅堂相聚的新客绝大多数是旧贵族的后裔，如卢森堡与米尔普瓦两位元帅及其夫人，布夫莱尔与瓦泽尔公爵夫妇，艾吉永、格拉蒙特与威勒瓦等公爵夫人，及杜德芳夫人儿时和终身之友彭德威勒。他们一般在傍晚6点钟来到杜德芳夫人的客厅，9点进晚餐。他们在那里玩牌，赌博，畅谈政治、文学与艺术，在凌晨2点左右离开。到巴黎来访的外国人，都渴望能受到这个贵族智慧团的邀请。巴斯侯爵曾于1751年报告说：“我回想有一天晚上，话题转到英国的历史时，我是多么讶异而困惑地发现那群人了解我们的历史，居然比我们自己强得多。”

杜德芳夫人在这群沙龙人士中是最聪明也是脾气最坏的一位。她不仅傲慢多疑，而且公然表现出自私。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一书中力述拉罗什富科的观点，认为凡人行为的动机无不为自己设想时，她即加评论说：“呸！他只不过表明了每个人内里的秘密而已。”就像描述夏特莱夫人的情形一样，她能够表现轻蔑的讽刺。她看到了法国生活的每一面，却未见到法国人简单而柔和的一面；她认为穷人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也与富人犯下同样的恶行。她对哲学家所提的关于乌托邦的热望，并不多过她对古昔信仰的慰藉神话的寄望，她避免结论，而宁取优秀的风范。她视狄德罗为一只笨猪，起初喜欢而后又憎恨达朗贝尔，她崇拜伏尔泰，因为他在态度与心智上同样地脱俗超群。她在1721年与伏尔泰相遇。伏尔泰逃出巴黎后，她便在1736年开始与伏尔泰通信，成为法国古典文学中的杰作。她的书信在灵巧、深入、修辞与技巧上，可与伏尔泰媲美，但在平和、安适与优美上，则较逊色。

55岁时，她开始丧失目力，她看过无数个眼科医师，又找过无数个江湖郎中。经过3个年头的挣扎而双目完全失明（1754年）后，她通知她的朋友，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出席在她寓所的聚会，他们必须要能容忍一个瞎眼的老妇人。然而，他们还是照常前来，伏尔泰甚至从日内瓦赶回，称赞她说，她的智慧甚至比她的眼睛更为明亮。他鼓励她，即使为激怒每年付她养老金的那些人士，她也要继续生活下去。她找到了莱斯皮纳斯这位美丽、活泼动人的年轻失明的女郎，帮助她接待宾客。她又活了26年，过着高贵又顽强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再次遇见她。

这是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兼具着智慧与美丽，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女人。因为这些女人的存在，法国的作家才能用情感去燃烧他们的思想，并以机智去滋润他们的哲学。如果不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伏尔泰如何能成为伏尔泰？即使是那位粗犷又郁闷的狄德罗，也承认说：“妇女使我们能够抱着趣味与清晰的态度去讨论那些最干枯无味又最棘手的论题。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同她们谈话，我们希望她们能够听得下去，更害怕使她们感到厌倦或厌烦。由于这种缘故，我们渐渐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方法，能够很容易地将我们解释清楚。而这种解释的方法，最后从谈话变为一种风格。”法国的散文由于女人而变得比诗璀璨，更因为女人，法文也变为一种娴和、高尚而又彬彬有礼的语言，读来令人愉悦又崇高无比。也因为女人，法国艺术也从古怪的巴洛克式演变为一种优美的式样与风格，进而点缀着法国生活的每个层面。

第三章　美的崇拜

洛可可式的胜利

介乎摄政时期与七年战争的路易十五的时代——女人与众神挑战，争为崇拜的对象，而美的追求也与信仰的虔诚与战争的热火，相为对峙。在艺术与音乐上，与在科学与哲学上一样，超自然的东西在自然的东西之前退却。一位妇女凌驾在一位沉迷声色而又敏感的国王之上，使纤巧与情愫一时得势起来。始自菲利普·奥尔良摄政时期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到蓬巴杜夫人达到极致。美丽不仅是单纯“触觉上的价值”，它是既可触摸，也可观赏的娱人之物，这从塞夫尔的瓷器到布歇所画的裸体画，无不如此。娱乐代替了崇高，优美取代了尊贵，雅致迷人也替换了宏伟与庄严。在一个可预期的巨变中，少数享乐主义的富豪，希望在那个脆弱的世界消失以前，享尽人间的一切乐趣，洛可可式的艺术即根源于此。在这种坦白而通俗的形式下，线条欢跃着，颜色柔和地延伸着，花儿没有了刺，所有的主题，都在逃避悲剧而强调生活中光明的潜在部分。洛可可式是巴洛克式的最后阶段，也是想象对真实的反叛，更是自由反抗秩序与法规。但洛可可式并非全无准则，这种形式下的作品仍有逻辑与架构可寻，它使形式富有意义，但厌恶直线与尖角，它也躲避着均整，而且倘若发觉任何家具，未经雕刻，便觉痛苦。尽管有其矫饰的美丽，洛可可式产生了在精致与典雅上难以超越的数以千计的产品。在半个世纪中，洛可可式让一些不被重视的艺术变成为法国的主要艺术。

在这一时期中，与在中古欧洲一样，艺术家与工匠再度合而为一，那些能够美化生活的手工艺者，同那时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一样受到礼敬。

家具从未如此精美。在这种“路易十五的风格”中，家具不再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纪念碑似的宏伟，家具主要为了舒适而非为了尊贵而设计。它更适于女性柔美的轮廓与精巧，而不适合于炫耀与宏伟。沙发为求能适合各种人的偏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伏尔泰写道：“社会行为比以前安逸，仕女可在沙发与长靠背椅上阅读，而不会让朋友和认识的人感到尴尬。”床都套上细致的床罩，床板也绘上图样或罩套，床柱漂亮地雕刻着，为迎合新的一代爱好，爱神维纳斯甚过爱好战神的需求，许多新式家具一一出现。宽大、厚垫并有罩套的有靠背椅子，缀锦沙发、长椅、写字台、书桌、橱柜、脚凳、座架、梳妆台、餐具柜，所有这些家具在实质上，已经具有保持到现在的形式，甚至名字。在路易十四时期安德烈·布勒介绍的“布勒细工”——在家具上镶上金属或贝壳——由他那些为路易十五制作楼阁的儿子流传下来。在那些上漆、镶木与涂染的木制家具上，更镶嵌以十余种不同形式的细工。伏尔泰曾将法国一些18世纪的漆器，与来自中国或日本的漆器相提并论。奥珀诺、厄尔奔、卡菲耶里、梅索尼耶等匠工，他们设计与装饰家具的技术杰出得使外国的工匠也聚集到法国拜师学艺。法国的风格从伦敦流传到圣彼得堡。加斯特·梅索尼耶（Juste Meissonier）一人娴习十余种技艺。他能造屋、装饰内部、设计新型家具、塑造烛台与银器、设计鼻烟盒与表壳，布置排场的葬礼或婚礼，还撰写了几本书传授他的技巧，他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工匠大师。

17世纪庆典式的公开社交活动渐渐被路易十五时代私人之间的亲密和交谊取代后，室内装饰从华丽转为精致。在这方面，这个时期也标示出一个顶峰状态。各种家具、地毯、套垫、艺术品、挂钟、镜子、镶板、缀锦、帘子、图画、天花板、烛台，乃至书箱，在颜色与式样上，都呈现出一种让人心满意足的调和。有时，我们甚至怀疑，人们买书是为装订的颜色式样还是书本的内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种乐趣，因为我们往往带着羡慕的眼光，去注视着私人图书室内，那些安置在镜后而嵌入墙内的美丽书柜。1750年以前，法国人家中很少有餐厅设施。餐桌通常能够容易地扩张或移动，这主要是因为在宴客时，来宾往往多到难以计数。壁炉架不再是那种自中古时期一直延传到路易十四的庞然大物，在这段时期，它们盛为装饰，女体般的柱子偶尔也用来支持壁炉架（这是这一时期一种罕见的低劣格调）。取暖几乎完全借助敞开的壁炉，这些壁炉则用装饰的屏幕遮隔着，但在法国，我们也偶尔能像在德国一样，见到一座以彩陶为面的火炉。照明是靠着蜡烛，有成百种不同的装置法，其最讲究者是那些用石料、水晶、玻璃或黄铜制成的巨大而亮闪闪的烛台。

用淡色与纤巧装饰的墙板，在18世纪逐渐取代了缀锦。在这一时期，缀锦艺术呈放出最后的异彩。几乎在各种不同的纺织品上——从锦缎、刺绣织品、织锦到巨幅的地毯与帘子，法国都可与东方最好的纺织品较量。亚眠专精于花式丝绒的生产，里昂、图尔与尼姆则以生产丝织品闻名。在里昂，让·皮勒蒙特、让·巴普蒂斯特·休特与其他工匠，将墙上的悬挂物绘上或织上中国与土耳其的图样与景色，使蓬巴杜夫人倾心不已。缀锦在巴黎与博韦的国家工厂中，或在奥比松与利维尔的私家工厂中纺织而成。这些缀锦在这个时期，已经丧失了挡风防潮的实用功效，而纯粹作为装饰之用，它们在面积上也逐渐减少，以适合较小房间之用。戈布林与博韦的纺织工人，按照当时著名的画家设计绘制的图样与颜色纺织。最漂亮的15幅缀锦，是由戈布林于1717年，按照安东尼·夸佩尔所画用以说明《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编织而成。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博韦的纺织匠按照布歇设计的图样，制造出一些很好的缀锦。原先是肥皂工厂的萨翁尼里斯厂，1712年重组为“皇家波斯近东式样地毯制造厂”。很快，该厂便推出了以精巧绘图、色彩杂异与柔软丝绒闻名的巨幅地毯。这些都是18世纪法国最好的地毯。为富人的椅子制出精细的套垫的，便是这些缀锦工厂。许多穷人的手指都织得起了厚茧，以让富人臀部免于生长厚茧。

法国陶器工人也步入快速发展时代，路易十四时代的频频战争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那位年老的国王为了发饷给他的军队，熔解了他的银器，改用彩陶代替，而且命令臣属照样遵行。不久，彩陶工厂在鲁昂、利维尔、索镇、斯特拉斯堡、穆斯捷斯特、马赛等城市，纷纷建立。路易十四逝世后，对彩陶盘碟及其他器皿的爱好，也鼓励了制陶业者制成欧洲彩陶史上最优良的一些产品。名艺术家像布歇、法尔科内、帕茹也为法国彩陶业绘图凑样。

同一时期，法国逐步发展制瓷工业。在欧洲，各类软质瓷器早已制作——可追溯至1581年的佛罗伦萨与1673年法国的鲁昂。然而，那些产品仿效中国的瓷器，但不是出自于硬质的高岭土或像远东地方以高温融合的瓷石土，而是出自软质的黏土，以低温焙制，而且盖上一层光滑的玻璃面。即使如此，这些法国的软瓷瓷器，尤其是在尚蒂伊、万塞纳与邻近巴黎的维勒瓦烧制的，都很漂亮。硬质瓷器继续从中国与德国的德累斯顿进口。1749年，蓬巴杜夫人曾从路易十五那里，哄诱出10万利维尔，又自私人方面募集25万利维尔，以扩展万塞纳软质瓷器的生产。1756年，她将万塞纳成百的瓷业工人迁移到巴黎与凡尔赛之间的塞夫尔较宽敞的建筑物中。1769年，法国便在该地开始制作真正的硬质瓷器。

金匠与银匠为法国王室将金银块制成各种美丽的奢侈器皿，以备紧急时，能够很容易地予以熔解。路易十五时代，中产阶级更需要银器作为器皿与装饰之用。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器皿，在18世纪的法国，几乎都已具形：食蚝叉、冰匙、糖匙、狩猎器具、旅行器具、可以折叠的刀与叉更加上精美雕刻或塑制的盐罐、茶壶、水罐、细颈瓶、盥洗用具、烛台，等等。在个这方面，路易十五时代的器皿用具是最纯真的法国风格。金银匠也制作一些小盒子，男女都可用以装放鼻烟、药丸、化妆品或甜食，另外制造盥洗及女人闺房中使用的成百种容器。孔蒂王子曾收藏800个盒子，各不相同，而且都是由名匠用珍贵金属制作而成。许多其他质料也与金银充作同样用途：玛瑙、珠母、璧琉璃等。珠宝的刻凿与镶饰是金银匠公会350名工匠的专利。

金属制品在精巧的形式与涂饰上，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柴架错综复杂的式样往往采自神话寓言，通常为奇形怪状的野兽。金镀的黄铜常用以制成或装饰柴架、火炬、枝状烛台与一般烛台，或是作为时钟、气压计、瓷器或玉石的框子。18世纪是现代黄铜的顶峰时期。怪物似的时钟或宝石手表都可用黄铜、珐琅、银或金子，雕镂得精美无比。某些火炬，像法尔科内为凡尔赛宫所做的火炬，都是雕塑的杰作。小型饰物与奖牌，也是那个时代的诱人之物。罗埃蒂家族在一个世纪中，制成5件金属雕制品，他们的技艺极为高超，以致皇家艺术院将他们与其他最杰出的画家与雕塑家一起延入该院。在生活的小物件上，18世纪展示了它最不在乎的财富与最精细的艺术。塔莱朗说：“那些不在1789年以前生活的人们，是无从知道甜蜜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他能选择所属的阶级，并能逃避断头台的话。

建筑

建筑几乎不受洛可可式的影响。由于居住上稳定的需要比趣味的风潮更重要，建筑风格不如装饰风格易于改变。柯尔伯于1671年组织的皇家建筑学院，仍然由具有路易十四时代传统的继承者加以领导。罗伯特·科特（Robert Cotte）继续完成凡尔赛宫的芒萨尔的工作；热尔曼·博埃法文是芒萨尔的学生；雅克·加布里埃尔（Jacques Gabriel）及其儿子雅克·安热也是芒萨尔的旁系后生。这些人以圆柱、柱头、楣梁与圆顶保存了巴洛克式，甚至半古典式的建筑外观，但其中许多建筑的内部，呈现了洛可可式的轻佻。

信仰的没落，难得激起人们建造新教堂。虽然如此，仍有两座教堂换了正面。1736年，罗伯特·科特以古典的圆柱与山形墙刷新了圣洛可教堂的正面。而1733年至1745年，让·塞瓦多尼（Jean Servandoni）为圣萨比教堂设计一个具有肃穆的勃拉底风格的古朴与柱头呈涡卷型的大块双层柱廊。真正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还是俗世的建筑物。数座王宫在这一时期完成，后成为部长与外国使节的馆舍：1721年建成的马蒂龙宾馆先变作奥地利大使馆，后成为首相的官邸；1722年至1750年完成的波旁宫，一部分并入议会大厦；1742年重新改建的苏比斯宾馆，也变作国家档案馆。

在马里尼侯爵担任建筑长官期间，许多建筑师、雕塑家、画家与室内设计师被重视起来。侯爵为他们寻找住处，并让他们拥有相当的收入。他最喜欢的建筑师是雅克·加布里埃尔，后者全心全意地拥护古典传说。1748年《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签订后，爱德蒙·布沙东忙着为路易十五雕塑一座骑在马上的雕像，加布里埃尔则受邀设计这座雕像四周的缀景。他在杜勒利公园与爱丽斯广场之间的一大块空地的四周，围上了栏杆，而且开辟了一些低洼的花园。在这块空地北端，加布里埃尔兴建了现在的纯古典式的克里龙旅舍与现在的陆战队总部。为了点缀这片广场，他又竖了四座神话主题雕像，巴黎人很快就以国王的四位情妇分别命名为迈利、温蒂米尔、沙托鲁、蓬巴杜。这片广场则被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现在人们称之为协和广场。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知道在约200年以前，这块广场也有交通拥塞的情形。1752年，加布里埃尔又建成了那在比例上非常匀称的军校，那里科林斯式的圆柱与罗马广场中的任何圆柱子一样优美。

在这个朝代，不只是巴黎改头换面，在尚蒂伊，波旁公爵雇佣让·奥波特为他的马匹与爱犬建造兽栏，其宏大壮丽可与农夫的茅舍构成对比。在洛林省，斯坦尼拉斯（Stanislas）将南锡建造成法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博埃法尔完成他的老师芒萨尔着手建造的大教堂。埃马纽埃尔更于1750年至1757年，在南锡建造了一座洛可可式的市政厅，以及斯坦尼拉斯广场。它由一座公共花园与一座凯旋拱门通往卡利维尔广场与行政大楼，更有让·拉摩以铁栏护卫着斯坦尼拉斯广场。在现代艺术上，这是同类中最杰出的作品。里昂也兴建了路易大帝广场，在南特、鲁昂、兰斯与波尔多，也建造了皇家广场。图卢兹也兴建了一座贵族议会院。鲁昂到处是可爱的喷泉，而在桑斯、南特与布卢瓦，则有宏伟的桥梁美化着城市。在蒙彼利埃，散步场所得以扩建。1730年至1760年，加布里埃尔将波尔多彻底改造成一座现代城市，有公共广场、宽阔的街道、空旷的公园、一块相当美丽的滨海区及许多具有宏伟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共建筑物。

法国式的建筑超越了国界，法国的建筑师受命在瑞士、德国、丹麦、俄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各国，承建工程。18世纪中期，法国在军备力量与政治威权上虽然渐趋衰微，在礼仪与艺术的影响上，却如日中天。

雕刻

雕刻的功用长期以来是装饰之用，在路易十四时代，它负责添饰巨大的宫殿与伸展的花园。在路易十五时，逐渐失宠，原因是皇家对建筑的狂热已使狂热本身和法国为之耗竭。富豪都躲藏在较小的屋子里，而英雄题材的雕刻，无法在画室和女人闺房中立足。雕刻家抱怨道，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将大部分奖赏全给了画家。皮加勒（Pigalle）提议，雕刻家与画家应并驾齐驱，他还亲自为圣米歇尔律令奋斗，以打破传统上只有画家才能得奖的惯例。雕刻家颇不情愿地转而以小件的雕刻、瓶饰和浮雕来装饰内室，而且与人像画家抗衡，将衰老的肉体赋以一种黄铜或石头的幻影。一些雕刻家更大胆地进行改革，采取了洛可可形式的高雅、自然与可把玩性，但仍维持对古典庄肃线条的爱好。

正如画家与其他艺匠一样，雕刻家的艺术也有家族一脉相承的趋势。尼古拉·库斯图帮助他的老师安托瓦·柯塞沃克装饰马尔利与凡尔赛的宫殿。他设计出许多大的形象，以象征法国各大河流。这些形象目前仍保存在里昂的市政厅里，他那有名的《下十字架》，仍然存于巴黎圣母院，他的《赶羊的男孩》更是仍存于图卢兹公园中，是不被时潮与气候损害的杰出雕像之一。尼古拉·库斯图的胞弟纪尧姆·库斯图一世，更以大理石将玛丽·莱什琴思卡雕为天后朱诺。他又刻成了那雄壮有力的《迈利群马》（1740—1745年），这原本是为那座宫殿雕刻的，现在则在和谐广场的东西入口处迎着马勒怒舞。纪尧姆的儿子纪尧姆二世，为多芬在桑斯大教堂建造了墓。

南锡产生了另外的一个艺术家族。雅各布·亚当（Jacob Adam）将他本人雕刻和建筑方面的技巧，传授给他三个儿子。长子朗贝尔·亚当，在罗马受过10年教导后，前往巴黎，他与弟弟尼古拉·塞巴斯蒂安合作，为凡尔赛宫的花园设计海神与王后喷泉，然后前往波茨坦，为腓特烈大帝雕刻了两组大理石作品——狩猎与垂钓，摆在无忧宫，作为路易十五送给腓特烈大帝的礼物。尼古拉·塞巴斯蒂安后来回到南锡，在圣母教堂设计凯瑟琳·奥帕林斯卡之墓。最小的儿子弗朗索瓦·加斯帕，则帮忙缀饰斯坦尼拉斯的首都。

菲利普·卡菲耶里（Filippo Caffieri）是第三个雕刻家族的始祖，他于1660年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与儿子弗朗索瓦·查理一同为路易十四服务。另外一个名叫雅克·卡菲耶里（Jacques Caffiéri）的儿子，则将这一家族的天才发挥到极致，在铜雕上，凌驾同时代所有雕刻家之上。几乎所有的王宫争相邀他前往服务。在凡尔赛，雅克与儿子菲利普点缀了太子住屋的烟囱，更为国王那座有名的天文大钟雕刻了一座洛可可式的铜塑像。现在，这座雅克所雕作为家具的塑像，远超过了那个大钟本身的价值。

那位被伏尔泰称作“我们的菲狄亚斯”的爱德蒙·布沙东（Edmen Bouchardon），完全接受他的资助人凯吕斯伯爵主张的传统路线。他与皮加勒互争长短多年，直到皮加勒自认不如。狄德罗曾引用皮加勒自己的话，说他“从未能在步出布沙东雕刻室，而不带着一种将延续数周的失望心情”。狄德罗认为布沙东的爱神丘比特一件作品，即注定要名垂不朽，但这件作品还未尽能掌握住爱情的火焰。比爱神还要好一些的作品，是他为巴黎格里内勒街雕刻的喷泉，这实在是表示传统尊贵与力量的杰作。1749年，巴黎委托他雕刻一座路易十五的骑马塑像。他为这座塑像持续工作了9年，于1758年中止，他未能活着看到这座塑像被树立起来。于1762年临终时，他要求市政当局让皮加勒来完成这件雕刻。他们长期的竞争，在一种欣慰与信任的姿态下宣告终止。这座雕像终于在路易十五广场竖立起来，却在大革命时被视为憎恨的象征而遭拆毁（1792年）。

勒穆瓦纳反对古典的限制，认为这不啻将雕刻判了死刑。为什么大理石与铜、图画与油彩，不应该表现动作、感情、欢笑与忧愁，比如希腊时代的雕刻敢于作为的？基于这种精神，勒穆瓦纳为圣若克教堂设计了福勒里红衣主教与画家皮埃尔·米尼亚尔两人的坟墓。为波尔多城雕刻的孟德斯鸠雕像，他将这位《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刻画成一位古怪且面带忧郁的怀疑者，更把一个十字架放在一位罗马元老院元老与一位对巴黎人的生活方式投以微笑的地方哲学家之间。那稍纵即逝的微笑，几乎成了勒穆瓦纳应国王之命，纪念法国各类名人而雕塑的许多半身雕像的同一特性。他这种活泼生动的表现主义，最后超越了布沙东的古典主义，而且传给皮加勒、帕茹、乌东和法尔科内。那个时期成为法国雕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

绘画

在这段时期，画家是最优秀的艺术家。布歇在绘画界的优越地位，再度地反映出女性在艺术上的影响。蓬巴杜夫人感到，画家们已经表现了罗马的英雄、基督教的殉道士及希腊的神，而今应让他们见识见识那些穿着美丽服饰或肌肤呈露着玫瑰色彩的活生生女人的可爱，让他们用线条与色彩将上层社会妇女的体态、礼貌、服装与各种附属物刻画出来，反映这一时代前未曾有的高雅。一度被视为罪恶、而在那时仍自以为是罪恶的妇女，现在益增诱惑。她们为曾经在那些恐惧的世纪中，被教会贬抑为毁灭之母与代理人，及曾被认为如要跨进天堂必须守贞如上帝之母，而在这时开始报复。没有其他任何一件事，比圣母在法国艺术上被摒弃，更能体现宗教在法国的衰微。

国王、贵族及一些金融界人士，取代了以往教会作为艺术家资助人的地位。在巴黎，培养画家的圣陆克学院对保守的皇家艺术学院起了对立、激发的作用。同样的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里昂、南锡、梅斯、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克莱蒙费朗、波城、第戎、兰斯等城市。除了罗马奖外，尚有十几种其他奖赏与竞争，使艺术世界继续前进、发展。有时，国王或其他资助人也会借着买下画家送交竞赛的作品，或资助他们前往意大利，以安慰那些落选者。

画家在街头展览他们的作品。在一些宗教节日中，在那些虔诚者游行经过的路线上，他们更把自己的作品，钉牢在从窗口伸出来的一些悬挂物上。皇家艺术学院在经过了33年的中断后，于1737年在卢浮宫的方块沙龙（Salon Carré），恢复绘画和雕刻的公开展览，这个每年一次——1751年以后每年两次——的“沙龙”，从8月末到9月底，这在当时巴黎的艺术与社交圈，乃至整个文艺世界中，都是令人兴奋的大事。学院的保守派及学院内外的反叛者之间的战争，在巴黎与性和战争同为闲谈的主题。贞洁路线与正当纪律的拥护者，侮蔑那些强调颜色、实验、改革与自由的激进分子，同时受后者的侮蔑。艺术评论逐渐变成欣欣向荣的事业。凯吕斯伯爵于1747年写的《绘画的反映》一书，更在艺术学院全体会员之前宣读出来。格里姆则将这种逐年举办的展览报告给他的读者们，狄德罗也停止了对基督教的争战，而成为当时最活跃的艺术评论家。雕刻家像雅克·勒布伦与洛朗·卡尔，也借着刊出他们优良作品的印版、插图说明书刊及创造他们自己的杰作，大事传播。雕刻配上色彩肇始于勒布伦，时在1720年。

除了宗教艺术，从未有艺术家能赢取如此有判断力的群众和如此广泛的资助。画家开始扬名于世。

·在接待室里

在这段时期，登峰造极的画家实在不计其数。我们将对布歇、夏尔丹、拉图尔三位大师做较详尽的叙述。

首先要提到的，是那位风采过人但却懒懒散散的让·特鲁瓦（Jean Troy）。每个人都喜爱他，而他也十分赞成借用他的容貌作为《花园里的折磨》这幅画中耶稣的容貌。他认为引诱女人远较描绘女人有趣，因此他遗下了许多破碎的芳心与许多有瑕疵的作品。弗朗索瓦·勒穆瓦纳——我们不要将他与雕刻家让·勒穆瓦纳混淆——曾以142幅巨大的人物点缀凡尔赛沙龙的圆屋顶。作为他的学生，布歇继承了他的艺术，以蓬巴杜夫人的玫瑰色彩来代替以往伦勃朗的酱褐色彩。父祖均为画家的夸佩尔，在类型上早于夏尔丹做过摄政者的私人画家。1747年，他成为路易十五的首席画家。腓特烈大帝高兴地见到夏尔丹为无忧宫所绘的《镜前女郎》一画。卢浮宫仍然展示他那幅戈布林缀绵《爱与心》——展示衣着与肉体的鲜艳作品。

让·纳迪埃（Jean Nattier）在当时的绘画界风靡一时，因为他懂得如何运用姿势、色彩与调光来弥补供他作画者的先天缺陷。除了一位女士，其他供他作画的女士，都很高兴见到画布上的自己与她们想象的一样诱人。在凡尔赛宫悬挂的《蓬巴杜夫人》画像，有可爱的淡色头发及那几乎看不出权力欲望的温柔眸子。

皇家争相罗致纳迪埃：他将玛丽·莱什琴思卡王后绘成准备参加乡村庆典的一位质朴的中产阶级妇人，他描绘的王后的女儿阿德莱德公主的美丽，完全允当。俄皇彼得大帝来到巴黎时，纳迪埃曾为沙皇本人和他的皇后绘像，彼得大帝邀请他到俄国，却遭纳迪埃的拒绝，沙皇带走了画像而从未想到要付酬金。雅克·阿维德（Jacques Aved）生在佛兰德斯，他将佛兰德斯照实描绘人们的部分现实主义带到巴黎。那个年长的米拉博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他看到自己就像阿维德看到他一样。那幅画是18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之一。

对于接待室里的这些绅士，甚至对于布歇和夏尔丹而言，格里姆与狄德罗还是偏爱凡罗（Carle Vanloo）。后者出生于一个世代作画的家族，自这个家族出身的画家，我们能知道名字的就有9个。他1705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尼斯，由也是画家的兄长让·巴蒂斯特带到罗马。在那里，他兼学雕刻和绘画。在巴黎，他赢得罗马奖（1724年），后来返回意大利学习一段时期，然后重返巴黎定居下来。由于遵守学院的所有规章，他赢得学院的赏识，却激怒了布歇。因为他从不把埋首于艺术的时间，虚掷在阅读与书写、学习优雅的礼仪和温文的谈吐上，蓬巴杜夫人因而带着轻微的敌意躲避着他，称他为“令人恐惧的野兽”。然而，她仍委任凡罗描绘《西班牙会话》这幅画。他有一阵子接纳那个时代的风尚，描绘穿着轮廓理想的妇女。不久，他又变得冷静，过着一种模范的家庭生活，以拥有一个富于才艺的贤内助自傲，并宠爱着他的女儿卡罗琳。1753年，他与布歇合作，装饰枫丹白露宫中那座华丽的会议厅。他享负盛名，一场几乎致命的重病后，他出现在法国喜剧院的座位时，全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向他致意。这也可以看出艺术与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让·乌德里（Jean Oudry）以雕刻、绘画与缀锦记录下皇族的狩猎场面。王后选他担任私人教师，并惊异地看他工作。他的一些雕刻作品给缀锦织工们最好的指导。不久，他被任命为博韦皇家缀锦工厂的负责人。在那里，他只见到混乱与颓废。他以铁腕重新组织起来，用他的热心来感染工人，并自行以《喷泉》寓言中可爱的动物，设计出一连串的缀锦图案。高布林的缀锦织工忌妒博韦织工的成就，而劝服国王将乌德里调到这所更古老的工厂。在那里，促使织工接受他规定的颜色之际，他也因而精疲力竭。同时，他在博韦和巴黎两地，对训练18世纪中叶的法国最突出、最光辉、但也最受责骂的艺术家的各种才艺，贡献良多。

·布歇（1703—1770）

让我们先听听狄德罗怎样想象布歇的裸体画：

多么醒目的色彩！多么变化多端！多么丰富的画题与想法！然而这个人，他拥有一切，独缺少真理……随着道德的堕落、风格、颜色、组织、性格与表达各个方面，也一步步跟着降低了品质……除了他想象的外，他究竟还会画些什么东西？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整日在街上与妓女为伍的人，他究竟又能臆想出什么东西来？……这个人的画笔能画给我们看的，只是女人的屁股与胸脯。他根本不懂优美为何物……纤美、诚实、无邪与淳朴对于他来说，简直就同陌生人一般。他连一分钟也看不到自然；至少不是我的灵魂，你的灵魂，所有教养的灵魂，乃至所有感觉的女人的灵魂能感兴趣的那种自然。他根本无格调可言……但那时，呸，他居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画师。

布歇本人可能从未看到这段狄德罗对他作品的批评，因为这是写给格里姆的外国读者看的。

他是巴黎之子，巴黎的典范与习俗之子。他的父亲是设计师，在靠近卢浮宫的地方有一家艺术店，教给布歇绘画与雕刻的基本东西。因为这个男孩表现出一学就会的天分，他首先被送到雕刻师洛朗·卡尔那里当学徒，又跟画家勒穆瓦纳习画。

他被雇去替歌剧院绘制布景，因而爱上了许多女演员和歌唱团女子。在他财力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几乎学得了大摄政所有的放荡生活。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因一个漂亮的卖水果女孩罗丝蒂体验了一次如诗如画的爱情，他简直把这个女孩当作美丽与纯洁的化身。他将这个女孩作为画圣母玛利亚的模特，而将童年余留的一切虔诚完全向她投注。但是，这幅画尚未完工时，他又移爱他人。他虽然试图完成这幅画，他的想象力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罗丝蒂也消失了。此后，他再也不能重新捕捉以往那种温柔想象的时刻。

在他受教于勒穆瓦纳的那段时间，他的技术进步得非常迅速。在勒穆瓦纳的画室里，他学到了柯勒乔对女性的古典特色与柔美的鉴赏力。在卢森堡王宫中，他研究了鲁本斯在华丽的画布上，将美第奇的一生绘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诗画。1723年，他以20岁的年龄赢得了罗马奖，而得以在巴黎享受3年食宿的全部补贴，还得到一笔为数300利维尔的赏金及在罗马4年的费用。我们知悉布歇被友伴抬在肩上、绕着卢浮广场游行时，我们可以想象出在大摄政时期，学生在巴黎的生活情形。

1727年，布歇陪伴凡罗前赴意大利。这位法国皇家学院的主持者，在罗马报道说，他为“一位名叫布歇的青年寻找到一间房子的壁洞，而我就把他安置在那里。我不认为那空间比一个洞来得大，但至少可以盖覆他”。如凡罗描写的，这位“谦逊的年轻人”并不需要时时偃卧在那里。因为在罗马，有许多人家的床铺开放给他安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那时已改变了口味，不再喜欢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而与蒂耶波洛（Tiepolo）结交。

他于1731年回到巴黎后，他从不满意任何事。不管怎样，他仍有时间画了一些杰出的图画，如《欧罗巴之劫》（The Rape of Europa）是他不计其数的女体画之一。1733年，他相信在模特让娜身上，发现了维纳斯女神，虽然他觉得“婚姻难合我业”，他仍娶她为妻。他曾短暂地对她忠实，而她也报以缕缕柔情。她可能为《里纳尔多和阿米达》这幅为他赢得艺术学院的会员资格（1734年）的名画充作模特。这时，路易十五任命他为那个仍受国王宠爱的王后的卧室里绘上一些欢乐的景致。随着1737年学院沙龙的重新开幕，他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与赞助。此后，他再也不曾陷入贫困，也再未遇到对手。

布歇的特长为裸体画。一直到他结婚，他很少与一个女人缠得够久，足以了解她皮肤以外的东西；但是，他对女人的外表有无止境的兴趣，而且决心要将女人的每一纤毫、每一类型与姿态，加以绘出。他从金黄色头发画到裸露的双脚。布歇在肉体画上属于洛可可式。

但布歇的才华还超出其上。虽然后来的批评家指责他的艺术有缺陷，但在组织、颜色与线条上，他是工艺大师。他有时也会为急需用钱而匆匆作画。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称赞他画里的生动与自然神态、他丰富的想象力与他那轻柔的线条，甚至敌视他的狄德罗，也认为“没有人能像布歇一样了解光与阴影的艺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画派能规避他的技术。像我们一般只知道他的几张画与缀锦的人，会很吃惊地知悉，布歇的声望得力于他的速写画与得力于他的绘画同样之大。在他有生之年，他的速写画即已变得非常珍贵，闻名的收藏家都竞相争取，这些画像黑板画一样被购买而挂在卧室或闺房的墙壁上。这些画是节俭的惊人杰作——以一点代表一个酒窝，一撇线代表笑容，所有丝质女裙上的光华与沙沙声，都极其神奇地从一小撮粉笔上表现出来。

当然，他作画不是为着钱财，而是由于在他体内膨胀的天才与想象力的趋使，点燃了他的双眸，催促着他的双手。布歇每天在他的画室作画十个小时，在他触摸过的每样东西上，几乎都留下了标记。除了千张画作外，他还在雨伞、鸵鸟蛋、陶器、奖章、布幕、家具、马车、舞台布景、戏院的墙与天花板上面作画。所有机敏的巴黎人，都前往观看他为诺韦尔的芭蕾舞剧《中国节日》（1754年）所作的舞台装饰。他对风景只有很少的兴趣，但他也将人们画入森林、田野、粼粼水光或阴沉的废墟边，画在蓝天白云，及鼓动血液热度的温暖太阳下，使人类的仪态神圣起来。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不适宜画风俗画，然而他画了一幅《家景》（A Family Scene）。在这幅画中，他似乎想把自己从美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他描绘农家院落、谷仓、鸽笼、手推车、后院的瓦砾堆及背负着郎当作响的锅子的驴子。以他所有的画而论，他成为那个世纪中最伟大的缀锦设计家。

1736年，乌德里邀请他前往博韦为当地的织工设计式样。他以14张意大利乡村风景画作为开始，结果收到非常成功的效果，在布歇去世前，其作品至少反复地被纺织达12次之多。此后，他更推出较有代表性的主题——“心灵的故事”，这是5幅以布歇夫人为模特完成的挂图。这些缀锦是18世纪艺术的上乘杰作。他的缀锦图样中最上乘者是以高贵“牧歌”为题的6幅缀锦，其中一幅称作《捕鸟者》，图中一对可爱的恋人由丝绸或羊毛织缀而成。评论者指责缀锦在乌德里与布歇手下，几乎丧失了缀锦本身的特性而类同绘画，但路易十五毫不介意，乌德里于1755年去世时，路易十五立刻升迁布歇为戈布林各缀锦工厂的管理者。

这个得意洋洋的艺术家还获得蓬巴杜夫人的热心赞助。布歇为她装饰了贝勒维尤宫，并设计了宫中的家具。对那座蓬巴杜夫人想用作接待国王的戏院，布歇也为之绘制布景、设计服饰。他又为夫人绘了几幅画像，美丽、优雅得使所有的评论都在那些肖像前犹豫不决。认为布歇的画从来未能超过肉体的指控者，在这些画像前哑然无声。他让我们看到这位女郎的肉体美的成分少，而她使国王亲近的那种智慧与温柔，那种使她成为哲人的女神所具有的文化趣味，及以新诱惑的服装艺术每天包覆着褪残的迷人躯体的成分多。通过这些和拉图尔的画像，蓬巴杜夫人能默默地提醒路易十五那种已经远去的美丽和仍然存在的高巧蛊惑的力量。也许，她利用布歇肉感的画像去满足国王的欲念。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不难知道她为什么恩宠布歇，为布歇在卢浮宫取得一座寓所，跟他修习雕刻，及与他讨论如何装饰王宫与促进艺术发展。1753年，布歇为夫人绘了两幅他平生最伟大的杰作《日出》与《日落》，在这两幅画中，太阳当然失色在画中人物之下。

他活得比蓬巴杜夫人长，也经历了对抗英国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67岁去世。种种委任像流水般源源而来，他也因而致富。但他仍一如往常热心地工作，而且非常慷慨地支用财富。他现在是慈善大度的金主，对肉欲有无止尽的追求，但他还是一如往昔的快乐和仁慈。他工作得太过急速，以致无法达致最高的成就，他非常自由地沉湎于自己的想象，乃至与真实脱了节。他曾对雷诺兹说过，他根本不需要模特，宁可凭着记忆作画，然而他的记忆又趋向理想化。未经真实的修正，他在绘画上变得太过轻率，而在落色上也过于夸大，他几乎招致了晚年加诸而来的严厉批评。格里姆、狄德罗及其他一些评论家，指责他将漂亮与纯美混为一谈，将艺术从尊荣降格为华丽与虚有其表的炫饰，而且由于他尽量求取体态迷人的理想化，而降低了当时的道德格调。狄德罗更指责布歇“装模作样的假笑、造作……美人斑、胭脂、小摆饰……轻浮的女人、淫荡的色情狂，及巴库斯与西莱纽斯二者的私生子”。临终前尚在画室工作，他留在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维纳斯的抹妆》——似乎是在违抗狄德罗。狄德罗听到布歇的死讯时，他不禁感到一阵懊悔。“我指责布歇的罪恶太多，”他说道，“我现在收回。”

·夏尔丹（1699—1779）

与布歇在美的观点、性格与才智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是夏尔丹。夏尔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很满意地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更终身热爱画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位制造家具的工匠，在本行的公会里颇有地位，在塞纳河左岸的塞纳街上有座房子。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想让夏尔丹来继承他的衣钵，没有让他受过多少教育，只教了他相当高明的手艺。他在后来曾经惋惜缺少教育，但这也让他不再沿袭艺术的老路子，而将眼光和画笔转到店里与家里环绕在他四周的各种物件。他喜欢涂鸦，不久即渴望习画。他父亲让他投到当时是皇家画师的皮埃尔·卡兹（Pierre Cazes）门下。

这位青年在那里并不快乐，那些要他仿照画的古典模式似乎荒谬地远离他熟悉的生活。有一次，他父亲的一个外科朋友要他画一张招贴，来描述这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店里的生意及展示其器具。他也许想起安东尼·华多为杰尔桑制作的标记，结果画了一张大广告，画上一个在决斗中受了伤的人，正由一位外科医生和一位助手在旁医治。但为了比例的缘故，他在这张广告上多画了一个挑水夫、一个警察、几个守夜人、一辆马车、一个从窗子窥视的女人及一群掉头偷看的旁观者。画上所有的人物都匆匆忙忙，指手画脚，兴奋异常。这位外科医生颇不满意这张招贴，想将它丢掉。然而这幅画却赢得行人的注意与赞赏，他因而任其自然地挂在门口。1728年，我们才听到更多的有关夏尔丹的情形。那年，他画的鱼及画有银器与水果的广告牌在太子广场的露天展览会上，赢得特别的赞美。艺术学院的一些会员邀请他入会，他以无名氏身份安排展览他的几幅作品，结果获选为杰作，被认为是佛兰德斯人的作品，他即时承认系他所作，这种做法虽然颇受指责，但终于获准入会（1728年）。

1731年，他成为玛格丽特·赛斯塔的未婚夫，这位小姐的父母答应过一份丰厚的嫁妆。但在他们订婚期间，这对父母遭受了巨大损失，并双双去世，使玛格丽特一文不名，但夏尔丹还是娶了这位小姐。他父亲将一座位于烘房街与公主街交界处新买的房子，第三楼的房间让给这对新婚夫妇。夏尔丹在那里布置了他的画室和厨房，因为他现在已决心绘画静物与生活画。堆满在他画室中的蔬菜、水果、鲜鱼、面包与肉类，轮流充作他笔下的模型和三餐中的肴点。

夏尔丹对普通东西在形式与色泽上的变化很感兴趣。他在这些东西中看到一般人无法觉察到的组织与光泽上的特质。对于他来说，一只苹果的外颊与一位少女的羞赧，同样浪漫；而在绿色餐桌布上一把小刀的锋芒，也挑动他去抓住这把刀辉的飘逸，而将之呈现在他的艺术中。他虔诚而有见识地处理这些普通的东西，娴熟地赋予颜色、轮廓、光线与阴影，有如极少数的画家所表现的那样。我们能够在他画的静寂之物中，感觉出它们的活跃，而以前从未认清它们形状的复杂与奇特，更无从了解它们在色泽上的细微差别。他不但能从一瓶花或一串葡萄中，也能在一只破锅子、一颗果核、一片橘子皮与一堆面包屑中，看出这些普通物件的美丽，这种美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或宁可说是灵魂里，但就夏尔丹来说，将家庭食物描绘成爱情故事，并将菜单变成了一段史诗的动力，源于他的强烈情感和贫穷。

他如何被鼓动去绘画人体的故事或传奇，可说家喻户晓。有一天，他听说他的朋友阿维德，拒绝了一个出价400利维尔人像画的委托，这对于经常只收到小笔报酬的夏尔丹来说，很为这种拒绝吃惊，阿维德则回复道：“你以为画一幅人像，就像你画一条腊肠般简单吗？”这虽然是一个很伤感情的讽刺，却很有用。他也的确将绘画的题材自限得太狭窄了，这很快就让他的雇主对他的盘碟与食物倒胃口。他决定画人像，结果发觉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天才。为应对挑战，他首先便将他的朋友阿维德画为一张名为《自夸者》的画像。他的《牌院》更见进步，但这张画与前张画一样，高超处在于衣着而非人脸部分。在他另一幅《玩陀螺的小孩》中，他跃进了第二阶段：虽然画中的双手有点不自然，脸部却显出一种同情的了解。这种温情的移注，更流露在他所画的女孩画像中，如在罗斯柴尔德收藏馆（Rothschild Collection）中的两幅杰作，一幅是在玩羽毛球的小女孩，另一幅则是《吃午餐吃得津津有味的小女孩》。

关于女人，他看不到那吸引布歇的桃红色诱惑，只看到使家庭成为国家的支柱与拯救者的那种贤妻慈母的德行。中产阶级妇女随着他进入法国的绘画，而取得应得的一份地位。他了解她们，也爱好她们从事日常的一切活动：自市场中购回食物、汲水、削萝卜皮、剪羊毛、照顾病患、警告孩童逃学或他最有名的那幅《祝福》，端着餐点，等着她的小女儿交叉着一只小手喃喃念完祷告。他眼中的女人永远是穿着家常便服，没有矫饰，从不懒惰，从黎明、晨祷直到他们安然入卧而一直服侍着丈夫与孩子。在夏尔丹的画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远比法国宫廷神志清醒的巴黎，它仍然依附着旧有的道德，及给予它一种神奇支持力量的宗教信仰。这是整个艺术历史上最健康的艺术。

这些现在普受称赞的绘画，在当时却只有非常窄小的市场，因而只能为他赚得仅仅足够的法郎，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他不能够与顾客讨价还价，几乎听任对方开价作画。又由于他工作得慢而费力，他在穷困中精疲力竭，布歇却潇潇洒洒地生活在富裕中。在他婚后仅第四年，他的第一个太太便告去世，他的生活陷入到那种单身汉漫无秩序的状况中。他的朋友劝他续弦——只要一双女人灵巧与耐心的手重新恢复他家务方面的一些秩序。他迟疑了9年，然后接受了一名叫玛格丽特·波奇特的寡妇，这是名副其实的权宜婚姻。这位寡妇带给他一份不算少的嫁妆，包括一座位于公主街13号的房子。他迁入这座屋子，结束了贫穷生涯。她是一个善良女人和娇妻，夏尔丹满怀感激地学着去爱她。

1752年，路易十五资助他，给了他500利维尔的补助，艺术学院也任命他做院里的度支长（1754年）。不久，院里还邀他将作品提交给院里的沙龙，他完全不适合这个工作，但他的太太帮助了他。1756年，一位友善的雕刻家查理·科尚二世，说服马里尼将卢浮宫的一座相当舒适的房子，赠给夏尔丹。也是这位雕刻家，亟欲将夏尔丹拉开，使他不再重复画着烹饪器具，并为他得到一个委托作画的机会：为马里尼公馆的几个房间绘制三幅高于门口的画。夏尔丹于1765年完成了这三幅画：《艺术的特质》（Attributs des Arts）、《科学的特质》（Attributs des Sciences）与《音乐的特质》（Attributs de la Musique）。另外一项委托是为蓬巴杜夫人在贝勒维尤宫绘两幅相似的画。不幸的是，这5幅画所答应的5000利维尔酬金，直到1771年方才兑现。

这时，这位逐渐年迈的艺术家，也渐渐在技巧上衰退。曾在1759年称赞他的作品为“自然与真理”的灵魂的狄德罗，1767年哀伤地说：“夏尔丹的确是杰出的生活画大师，然而他也渐渐成为过去了。”拉图尔的色粉画，这时正捕捉着整个巴黎的风尚。在一阵竞敌的鼓动下，他拿起粉笔与纸张，而让拉图尔大为吃惊地绘成两张自己的粉笔肖像画，这两张画同列为卢浮宫中最吸引人与最完美的画品。第一幅画显示他头上戴着双结的旧头巾，鼻端挂着幅眼镜，而颈上温暖地围绕着领巾；另一张画也表现同样的服装，带着同样惊异与个性的表情，只是在他患病的眼睛上架着一个面罩。比这两幅粉笔自画像更为出色的，是他为他第二个太太所绘的粉笔像，画中的她虽然看上去有点衰老，却有一张可爱与慈善的脸庞，这完全是因夏尔丹的技巧与对太太的爱心促成。

对于夏尔丹奇特与荣耀的一生而言，这委实是胜利的结果。我们无须描绘夏尔丹是一位全无人类瑕疵的人物。事实上，他在受到生活苦难与妒忌的刺激之下，也会以激怒与尖锐言语反击。他于1779年去世时，在巴黎艺术圈与文学圈这两个饱含妒忌与毁谤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任何一个敌对的字眼来数说他。那个逐渐堕落的王朝似乎也能了解他，以他那个时代中无人可以超越的技术，揭示出法国是一个真实且仍然健康的法国，淳朴勤劳与家庭忠诚的那个隐藏世界将能克服，也会使法国克服一个世纪的混乱与革命。正如狄德罗所说，他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魔术师”。

·拉图尔（1704—1788）

绘画风向指标的改变，就18世纪的法国绘画而言，不利于布歇和夏尔丹，而有利于拉图尔。就“性格”而言，他是三者中最有趣的一位，因为他以一种顽皮而漫不经心的态度，将他的恶行与道德混杂在一起，并将整个畏缩的世界赶到一个角落，就像第欧根尼一样，告诉一个国王，要他让路。他是一个贪财的人，轻率、唐突而傲慢；是一个难惹的敌人与一个捉摸不定的朋友，并像一个遮掩与夸耀自己年岁的老人那样虚荣。他是一个坦诚的守财奴、大方的慈善者、和蔼的农夫、激进的爱国者、蔑视头衔的人，他曾经拒绝接受皇家的封赠。但这一切都不相干，他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制图者，也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色粉画家。

坐着让拉图尔画人像的路易十五，受不住他屡屡称赞外国人，而愠怒地说：“我原先以为你是法国人。”这位艺术家却答道：“不是的，先生，我是个来自圣康坦的皮卡尔。”他生在那里一位富裕的音乐家家庭，他的音乐家父亲想把他培植成一位工程师，但这位男孩因为喜欢画画，而常遭父亲责骂。年方15的他因而逃到巴黎，然后到兰斯，再到坎布雷，到处为人画像。他在坎布雷时，一位英国外交家邀请他到伦敦做客，他应约前往，在伦敦赚钱作乐。然后，他回到巴黎，举止像一个英国画家。1721年，罗萨尔巴·卡列拉（Rosalba Carriera）正在巴黎，他的色粉画从摄政大公到新进的阔佬无不争相竞购。拉图尔随即发现，这种彩色粉笔的作画，远比那种需要耐心与细心的油画，更适合他那种奔放的性情。经过累年的尝试与摸索，他最后学到了用粉笔绘出颜色与表情的不同光度与奥妙，在当时无人可与之相比。

他于1737年在学院沙龙展出他的几张人像画时，油画家开始担心这位色粉画家的竞争。他的3张色粉画成为1740年的学院沙龙谈论的主题。而他那张穿着法官黑袍红罩的德里厄画像，成为1741年沙龙的胜利作品。他那张土耳其大使的画像，在1742年更赢得无数观众的赞叹。不久，所有时髦的世界都要求将油画转变为色粉画。他与国王的邂逅更加具有历史意义。拉图尔先是反对那间可让光线自各方投进的选定房间。他向国王埋怨道：“你到底希望我在这个灯笼里做些什么？”国王答复他说：“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打搅。”拉图尔又说：“先生，我不知道，你居然不是你自己房子的主人。”在另一个场合，他对法国缺少足够的舰队感到遗憾，国王狡黠地反驳道：“韦尔内怎么了？”——韦尔内当时在画船舶。拉图尔发现太子在某件事上听闻有误时，便平和地对他说：“你瞧，像你这样的人多么容易被骗。”

无视他那令人沮丧的坦白，学院于1746年准许他为正式会员，这是他登峰造极的证明。但1749年，在油画作家的施压下，学院决定不再接受任何色粉画的作品。1753年，一位画家埋怨道：“拉图尔先生将色粉画的艺术发挥得可能掀起人们对油画的缺乏趣味。”他拿出他的杰作，谩骂还击。

他在色粉画方面有一位对手，那就是受到勒穆瓦纳、乌德里及其他学院人士偏爱的让·佩罗诺。拉图尔曾要求佩罗诺为自己画一张肖像，佩罗诺予以首肯，结果画出一张杰作。他付给佩罗诺相当丰厚的报酬，然后自己动笔画了一张迄今所知最杰出的自画像。他与夏尔丹安排，将这两张画像并排在1751年的沙龙展览中展出，所有人一致认为他绘的自画像，要比佩罗诺为他画的像高明得多。直到今天，拉图尔的自画像仍在卢浮宫面露胜利的微笑。

还有一幅他于1755年展览出的色粉画，他用这幅画与布歇一竞高低。他几乎丧失了这个机会。当他接到邀请去为王朝中最有名的女性画像时，他回答说：“请你好心通知蓬巴杜夫人，我不能离开画室为别人作画。”这是他通常所用以退为进的诱财策略。他的朋友们恳求他让步，他遣人告知他将前往，然而必须保证没有人打断他为她画坐像。他来到宫廷画室时，立刻卸除绑腿，脱去鞋子，丢掉假发与衣领，蒙上一顶丝帽，然后开始绘画。突然，房门打开了，路易十五走了进来。拉图尔立刻提出抗议：“夫人，你曾对我许诺，在我作画时，你将关上房门。”国王不禁发笑，并要求他重新作画。拉图尔予以拒绝。“陛下，你不可能令我遵从。夫人独处时，我再来吧……我不愿意在工作时受到干扰。”国王无法，只好退出画室，而他也才完成了这幅坐画像。

就蓬巴杜夫人最有名的两幅画像来说，拉图尔所画的比布歇画的更深奥些；在色彩光泽上，拉图尔的那幅较为逊色；就精细而言，拉图尔画的也欠纤致；但在表情与释意方面，拉图尔的要比布歇的成熟。他为这位女侯爵画像，无疑是按照她自己的意思，而将她画成艺术、音乐、文学与哲学的眷顾者。在这幅画中，靠近她的沙发上，有一把吉他，在她手中，有几张音乐的乐谱，在桌子上则有一个地球仪，一个刻有她自己雕像的公事包，另外有伏尔泰的《亨利亚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狄德罗的第4卷《百科全书》。

拉图尔画成了这幅人像后，向蓬巴杜夫人索酬4.8万利维尔，虽然夫人一向奢华无度，也觉得酬报未免太高了一点，她给了他2.4万利维尔。拉图尔本来预备将这笔钱原封退还。但夏尔丹问他是否知道圣母院里，包括勒布伦与勒叙厄尔等人画作的总价。拉图尔回答说不知道。夏尔丹予以估计，约1.26万利维尔。拉图尔于是重新调整他的冀望，收下了这2.4万利维尔。一般而言，他是按照被画像人的财富来索要酬金，如果被画像人拒绝照付，他便请他们走开而不予画像。也许，他对伏尔泰、卢梭与达朗贝尔是例外，因为他衷心崇拜这些哲学家，而且公开宣布，他对宗教缺乏信仰。

也许因为他的索酬特别高，他到处被人要求作画。经过他的画笔，我们能够知道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在色粉画像上变成万神殿。他画王后、年轻的太子、娴静的公主及第一女芭蕾舞师拉卡马戈等人可爱的画像，他也特别将卢梭画得看起来温和、神志清朗。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他画了那常在军伍与女人方面屡屡得胜的莫里斯·萨克斯；他为画家朋友让·热斯陶所画的画像的双眸中，掌握住了生命的全部光彩；他为他自己绘上穿戴丝袍、链圈与假发的一张自画像，迄今仍挂在亚眠。尽管他有着粗野的态度、反复无常及不可臆测的情绪，他却受到那些贵胄之家，受到帕西的拉·波佩林涅里先生的社交圈子，及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的欢迎。他与当时最有名的作家，甚至与那些羡慕他成功的画家与雕刻家，像凡罗、夏尔丹、格勒兹、帕茹等人友善。路易十五赐给他一笔绰裕的年金及在卢浮宫的一个住所。这个人一定有他可爱的地方。

他从未结婚，但他绝未像布歇一样到处播种。他有一个情妇费尔，她的歌声帮助卢梭的歌剧《乡村牧师》（Le Devin du Village）获得成功，格里姆曾对她单思成病，但费尔全心全意地委身给拉图尔。他如此感激地惦念着以往跟她相处的日子，他80高龄时，仍然为思念她而举杯。年龄逐渐硬化了他的手指、弄钝了他的双眸时，她对他的纯情是他的慰藉之一。他以长期没落的屈辱来为他如日中天时的不拘一格付出代价，他活得太久了，以致超过了他的天才所能维持的时限。因此，他不得不听到那些说他天才已逝的批评。

接近80岁高龄时，他离开了卢浮宫的房子，搬到空气新鲜的奥特伊，最后他回到他的出生地圣康坦。该城以礼炮、钟响与大众的赞美来迎接这位载誉而归的画家、曾经的浪子。在那座静静的小镇上，他又生活了4年，他一向自引为骄傲的理性，渐渐颓变成一种温和而无害的错乱，而终日喃喃自语一种泛神信仰，向太阳与上帝祈祷，并终日梦想着革命的来临。他在大革命爆发前一年逝世，他在死神最后的折磨中，一一亲吻众仆的双手。

第四章　心智的成就

文学

在路易十五时代，法语已成为欧洲每个知识分子的第二语言和国际外交上的通用语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除了对他的军队训话外，通常也讲法语。吉本的第一本书也是用法文写的，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想用法文来写《罗马帝国衰亡史》。1784年，柏林学院设奖征文，以探究法语占有这种卓越地位的原因，同时用法语来发布该学院的出版物。法语在语言中之所以卓越，其主要理由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政治上居于主宰地位，法国军队驻守在荷兰、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帮助了法语的散播；法国文学在欧陆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英国尚有保留）；巴黎社会的风尚，被视为欧洲上层阶级的风向标；在国际商业交易上，想用一种现代而有弹性的语言代替拉丁文的愿望；及法兰西学院通过字典对法语所做的净化与标准化工作。没有哪个地方的语言，能像法语一般的精确多样，词汇如此深刻而迷人，风格如此优美而清晰，但在这种胜利中也有一些损失：法语散文牺牲了蒙田的简朴直接和拉伯雷的粗犷与真诚的活力，法语诗歌在布洛瓦的规则中萎缩。而法兰西学院本身，一直到杜克洛于1746年当选重振声威，已流入一种梦幻般的形式主义与过分小心造成的平庸。

奥尔良公爵摄政期间，在思想与言论上的相对自由，鼓励了作家、出版家乃至图书馆的倍增。画家、出版家、书商也隐藏在各地，尽管随着18世纪的进展，他们的生意愈来愈差。仅在巴黎一城，就有360位这类人物，他们相当贫穷。许多市镇上已有巡回图书馆，其中许多图书馆以40苏的收费，将馆中的阅览室开放给公众。以著作为业者往往不够维持生活，通常须以其他副业作为贴补。因此，那位老克雷比永即曾担任过公证书记，卢梭也曾抄写过乐谱。只有少数几个有名的作家能够以高价出售他们的作品，马里沃由于约翰·洛的公司崩溃而破产，后以写一些剧本与《玛丽安娜》（Marianne）一书恢复财产。总是为贫穷所困的卢梭，因著《爱弥儿》（Émile）一书得到5000利维尔。当时唯一的版权为皇家准许出版权，这一权利保障作者的书不致在法国被盗印，但不能防止海外的盗印。这一权利给予的对象，仅是某些经过检察官检查，认为并不触犯教会或国家的稿本。新观念只好将其主题或异端邪说伪装起来，以冲破障碍。这种计谋如果失败了，作者可能将他的稿本送到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或其他外国城市，以法文印刷，然后在外国发行，并秘密地在法国境内流传。

中产阶级的扩张、教育的普及与巴黎知识分子的聚集，造成了一群渴求书本的读者和一群满足这种需要的作家。而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逐渐衰弱，及宗教信仰的逐渐没落，也刺激了政治与哲学问题的口头或书面讨论。贵族一则愤恨曾经削弱他们权力的王室，一则气恼支持王室的教会，于是对那些批评政府与教条的言论发生兴趣；较高层的中产阶级也有同感，期待着一种改变，以取得与贵族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新情势下，作家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们在各个沙龙里普受欢迎，他们在那里滔滔议论，只要不触怒尊贵的人物。此外，他们受到资本家像拉·波佩林涅里的款待，有时还供住宿。他们虽然贫穷，但形成了国家的一种力量。杜克洛于1751年说道：“在所有的帝国中，无形的心灵帝国幅员最广。权力之士能发号施令，智慧之士则施统治。因到最后……公论迟早将克服或推翻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

由于受到读者的广泛赞誉，加上无数竞争者的刺激，更因为教条主义坠落所得的解放，及希望公开出版这一虚荣心的驱使，法国作家以由无数的信函、小册子、论文集、苛评、散论、回忆录、历史、小说、戏剧、诗歌、神学、哲学及色情文学构成的小舰队，向着浩瀚的笔墨之海攻击，终至冲破了检查的锁链，扫清了种种阻力，改变了人们的心智、信仰和法国政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个时代以高巧机智、优雅可悦、粗俗讽刺，乃至致命的嘲笑傲视古今。教会与国家的每一戒律，都在这有时尖锐、有时有毒而又往往不具名的文笔的攻击下，颤抖不已。

甚至个人之间的通信也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男人与女人竞相修改、重写、润饰他们的书信，以求这些书信能在众人眼前闪耀着光彩。有时，他们也能够成功，他们的书信也变成了文学。由于他们喜爱交谈，在不共一地的朋友与仇敌之间，他们以面对面一般自然的言语，及在客厅桌子上一般光辉而生动的语调，在信纸上互相交谈。这些信函不仅是个人的琐碎新闻，另有许多论述政治、文学和艺术的书函。有时还以诗表达，其词句潺潺流动着法语易于使用的韵调，而且洋溢着赞美的言辞。伏尔泰即常自他轻快的心智与敏锐的才思中，以书信体的诗句愉悦朋友。

雄辩的时代正趋结束，回忆录仍旧风行，因为留给后世的书信保留了通信时期的一些生活画面。死于1750年的施塔尔·罗内男爵的《回忆录》到了1755年付梓。这令人忆起摄政时期及索镇的晚会。格里姆说道，这里有位在散文方面与伏尔泰对峙的女士。

戏剧

就巴黎市民的生活与喜好来说，剧院超过了沙龙。伏尔泰于1745年向马蒙泰尔说道：“剧院是最迷人的，它可以使你在一天中名利双收。一出成功的演出即能使一个人同时致富而名闻朝野。”各省都有好的剧院，许多富人家里另有私人剧场，在国王面前与凡尔赛宫廷，也演出戏剧，但只有在巴黎，人们对戏剧的热衷变成一股争论与快乐的热潮。剧作与演出的最高标准，都由法兰西剧院中的法兰西喜剧维持着；但更多的观众涌向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

所有这些剧院及在皇家宫殿的歌剧院，都是很宽阔的椭圆形大厅，里面有好几排座位，专为那些最高贵的观众而设；较次要的观众，就地站着观赏，而这种站着观赏的地方，我们误称为剧场（orchestra）。实际上，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剧院里是不设置座位的。约有150位纨绔公子或热心观众，因付了特别费而坐在剧台上，分三侧环绕着表演。伏尔泰曾经指责这种恶习妨碍了台上的演员和布景。他说：“因此，我们大多数的表演，除了长长的演讲外别无他物，所有剧中的动作都无法施展，或虽然演出，也显得那样的可笑。”他又问道，在这样的舞台上与这样的布景下，一个演员如何能扮演出在恺撒被刺杀后，布鲁图斯及随后安东尼对罗马民众的慷慨演说？而《哈姆雷特》剧中那个可怜鬼魂，又如何看得出那些享有特权者的端底？在这样的条件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没有任何一出能在舞台上演出。伏尔泰的激烈抗驳，得到了狄德罗与其他人士的附和，最后终于收到效果。1759年，法国各剧院的舞台都已清理一空。

然而，伏尔泰在他为改进演员宗教地位的奋斗中，却不如此成功。在社会方面，演员们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他们在贵族之家受到接待，在许多情形下还应王室之命演出。但教会仍然指责戏院为传播丑闻的学校，并根据此种认定，将所有的演员逐出教会，而且禁止他们死后被葬在教堂墓地——包括巴黎的一处墓地。伏尔泰指出其中的矛盾：

演员由国王付薪酬，却又受到教会的驱逐出教；他们每晚应国王之命演戏，而又受到教会的禁令做任何表演。如果演员不肯表演，他们将受到入狱下监的惩罚；如果他们表演，那么在死之后，又要被贬黜到阴沟里。我们很高兴与演员一同生活，却反对与他们埋葬在一起，我们让他们与我们共餐，却不准他们进入我们的墓地。

当时最伟大的女演员勒库夫勒，以她的生死阐明了以上的各种正反对比。她1692年出生于兰斯附近，10岁时前往巴黎。由于住在法兰西剧院附近，她时常溜进戏院，待回到家里，则模仿她钦羡的那些悲剧人物的动作。14岁时，她组织了一群业余者，在一些私人舞台上从事表演。演员勒格朗教授她一些课程，并为她在斯特拉斯堡演出的一个剧团里谋得了一个位置。与莫里哀一样，她曾多年在各省扮演各种角色，也毫无疑问地一次又一次地恋爱。她渴望着恋爱，遇到的却是色情狂，有两个人相继使她怀孕，却又拒绝与她结婚。她18岁时生了一个女儿，24岁时又生了一个女儿。1715年，她回到了巴黎，而年轻的伏尔泰就在其时其地遇到她，两人曾有过一段超友谊的关系。1717年，她成为法兰西剧院的首席女演员，实现了她幼年时的梦想。

同许多其他著名的女演员一样，她并不十分漂亮。她可以说是相当结实，而五官也不寻常，但她在姿态举止上有着无法形容的优雅，声音似乎带着诱惑的音乐，她漆黑的眼眸里，更闪烁着火一般的光彩与感情，在她面庞上，更有着跳跃与华贵的表情，她的每个动作都表现着个性。她拒绝遵照法国戏剧表演传统的演说风格。她决心像实际生活那样在舞台上自然演剧、谈吐，唯一例外是字正腔圆，加大音量以让最后边的观众听到。她在短短的一生中完成了戏剧表演的划时代革命。这一革命也建立在她情感的深度、表达热情与爱的温柔的能力，及在悲剧中完全的凄恻之上。

老年人赞美她，年轻人则为她丧魂失魄，形同痴傻。年轻的伯爵费雷罗，即将成为伏尔泰代理人，他对她的狂热使他母亲警惕，怕他可能会向这位名女伶求婚，便发誓要送他到殖民地。勒库夫勒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信给费雷罗夫人（1721年3月22日），保证她将使这位年轻男爵的殷勤失望：

我将依照你任何意思写信给他，如果你想如此，我也可以再也不见他，但别威胁着送他到地球的尽头去。他对国家有用，他能够成为朋友的宠儿，也会以满足与美名来为你加冕，你需要做的，只是引导他的才分并让他的美德发挥出来。

她的判断十分正确，费雷罗伯爵后来升任为巴黎议会的一名议员。他85岁时，整理他母亲遗留下来的信件，偶尔发现了这封信，以前，他丝毫不知道有过这回事。

她随后也经历了爱的一切狂喜、沮丧与拒斥。年轻的撒克逊王子莫里斯，常常来观赏她的演出。那时，莫里斯王子虽然尚未战功彪炳，但早以其英俊与浪漫闻名，王子向她表白将对她终生爱顾时，勒库夫勒认为这正是她等待已久的英雄。1721年，她接受他为爱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生活在如此柔情蜜意的相互忠贞中，巴黎人将他们比为拉封丹故事里热恋的斑鸠。但这位已是军队元帅的年轻军人，却梦想着王国。我们已提到他赶往库尔兰寻求王位，并接受勒库夫勒的资助。

勒库夫勒借着成立一个沙龙来安慰自己，这使她得到一种智慧之赐，她学到了拉辛的文雅与莫里哀的观念，她渐渐成为法国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她的朋友并不是那些偶来的慕名者，而是一些喜爱其智慧的男女，丰特内尔、伏尔泰、费雷罗、凯吕斯伯爵经常到她家共进晚餐，不少贵族夫人也高兴地参加那个才气洋溢的团体。

1728年，那位失败的军人回到了巴黎。他现在才认清勒库夫勒较自己年长4岁，为36岁；另有十几位富裕的妇人，都愿与他同床共枕。其中一位几乎与王子一样尊贵，就是布永公爵夫人，她也是波兰贵族英雄让·索别斯基（Jan Sobieski）的孙女。公爵夫人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里非常大胆地带着莫里斯在勒库夫勒面前炫耀，勒库夫勒这时正面对着舞台上的包厢，带着加重的语调背诵拉辛《费德尔》一剧中愤怒的语句：

我绝非那些厚颜无耻的妇人，

她们能面露平和地犯着罪行，

在罪恶外表高竖着一道篱笆，

而从不会羞耻地感到脸红。

1729年7月，一个名叫西蒙·布雷的微型画画家和修道院主持，通知勒库夫勒小姐，说有两个戴着面具的宫廷夫人代表曾向他提出，如果他能给这位名女伶服下毒药丸，则他可获得6600利维尔的酬报。勒库夫勒于是通知警察，拘捕了这位修道院主持，严加询问，但这位主持坚持他说的实情，她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给警察局副局长，要求释放这位修道院主持：

我已经与他谈了很久，也使他谈了不少，而他始终是很恰当很机巧地回答着。我并不希望他说的合属实情，我有一百倍的理由希望他可能是发了疯。啊！我只须恳求上帝的赦免。但是，大人啊！如果他是无辜的，请您想想看，我将多关心他的命运，而他命运的不定，对我又将是多么残酷啊！请不要单单考虑到我干的行业与我的出身，务请体谅我的灵魂，在这封信中，您可以看出那是多么的赤诚与坦白。

布永公爵坚持这个修道院主持应该加以拘押。几个月后，这位主持被释放了，但仍然坚持那个故事是事实。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知道那究竟是否属实。

1730年2月，勒库夫勒小姐开始经受着日渐恶化的腹泻，但她仍在戏院演戏。3月初，她在一次昏倒中被人抬离。3月15日，她以最后的一股力气，演出伏尔泰《俄狄浦斯》一剧中加桑特的角色。3月17日，由于肠发炎而非常危险地流血不止，那位元帅王子不再前来，只有伏尔泰、费雷罗伯爵照料着她。3月20日，她死在伏尔泰的怀抱中。1849年，尤金·史克里布与欧内斯特·勒古韦在巴黎制作了他们成功但不十分确实的剧本，剧名就叫《勒库夫勒》。1902年，弗朗切斯科·奇莱亚（Francesco Cilèa）也以同样的主题，写了一出歌剧。

因为她拒绝过教会最后的礼仪，根据教会法，她不得埋葬在教会墓地。她的一个朋友雇了两个拿火炬的人，将她的遗体搬上一辆出租马车上，秘密地埋葬在塞纳河畔，那里现在已成为勃艮第大道。伏尔泰写了（1730年）一首诗，名为《勒库夫勒小姐之死》，激奋地指责这个葬礼的不尊重：

所有的人心皆如我心，

为这桩悲伤已极的事感动。

我从四面八方听到

那些受挫的艺术含泪喊道，

墨尔波墨涅啊！

你再也不存在了！

明日的你将做何话说？

当你知道，

那些没有心肝的人，

在这些被遗弃的艺术上，

横加日趋枯萎的伤害？

她若在希腊当赢得圣坛的荣耀，

在此却不得埋葬！

我曾目睹他们崇拜着她，

环拥着她；

而刚一逝去，即成罪犯！

她吸引这个世界，

你们却惩处着她！

不！

这两旁河岸，

将绝不亵渎；

它们护持着你的灰烬，

而这悲哀的荒丘，

对我们将是座新的神庙，

受着我们歌颂的荣耀，

更因为你的余荫得享圣名。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当然非伏尔泰莫属，然而他也有着许多对手，如克雷比永。1705年至1711年，克雷比永曾创作了好些成功的剧本，而后，由于受到《薜西斯》（1714年）与《塞尔拉尔斯》（1717年）两剧决定性的失败，他认为自己才华已尽，从撰写剧本的行业退休，陷入穷困之境。他在他的阁楼里养着10条狗、15只猫与一些乌鸦，聊以自慰。1745年，蓬巴杜夫人以一笔津贴与一份闲差事拯救了克雷比永，并安排由政府印刷厂出版他的作品集。他于是前往凡尔赛向夫人致谢，虽然卧病在榻，她仍躺在床上接见了他。正当他弯身亲吻她玉手致敬时，恰巧路易十五走了进来。这位70多岁的老翁随即叫道：“我完了，国王当场抓着我俩了。”路易十五欣赏着他的急智，也与蓬巴杜夫人一样，怂恿他完成那被放弃的有关喀特林的剧本。该剧于1748年首演时，夫人与其他宫廷贵人都加赞赏，克雷比永再度享受着美名与法郎。1754年，他80岁那一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剧本。之后，他又活了8个年头，而乐与他的那些动物为伍。

伏尔泰并不乐见这位从坟墓中现身的竞争者。在喜剧方面，他也得面对着那位多才多艺又兴致勃勃的马里沃的竞争。马里沃是在偶然情况下，变成一位讽刺作家的。有一次，他看到他那年仅17岁的情人在一座镜子前，摆弄着种种诱人的姿态。他的心脏只是短暂地悸动一下，因为他父亲在里永一地负责钱币制造，许多的年轻女郎都想变为马里沃的妻子。他是为了爱情结婚，他过着很节制的性爱生活，使巴黎人因而吃惊。他常出席唐森夫人的沙龙，可能就在夫人的沙龙里，学得了融入他剧作里的轻巧机智、优雅用词与细密情感。

马里沃第一部成功之作是《爱的闹剧》，1720年曾盛况空前地在意大利剧院连续演出12次。正当他啜饮着演出的成功时，约翰·洛的银行突然破产，使他损失了大部分钱财。据说他借着一管笔又赚回了这些钱，他写了一长列的喜剧，以他独特优雅的揶揄与聪明的情节，愉悦着整个巴黎。所有喜剧中最有名的是《爱情与机会的游戏》，剧中叙述两位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妻，他们同时但不一致地决定，去试探对方的忠实，他们主仆——男主、男仆与女主、女仆——在衣着与举止上各自易位，而发展出有如苔丝狄蒙娜的手绢一样荒谬的许多有关的巧合。巴黎的妇女对马里沃喜剧中那些爱的纠缠与温柔感触，要比男人喜爱得多。在这方面，也与凡尔赛宫和沙龙里一样，或与华多和布歇一样，女人君临一切，享有最后的决定权，情感的分析取代了政治问题与战争英雄的谈论。莫里哀以男性为主的喜剧逊位给以女性为主的喜剧，除了博马舍外，这种情形一直延长到斯克里布（Scribe）、小仲马和萨尔杜（Sardou）的时代。

法国小说

带给法国小说新面貌的，也是同一位马里沃。1731年，他出版了《玛丽安的一生》的第一部分，这本书普受欢迎。他继续出版其他部分，一直到1741年的第十一部止。该书尚未完成（虽然他活到1763年），主要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说故事，而是分析人性，尤其是妇女在爱情中的性格。书中没有任何其他情节能像开场一幕那样扣人心弦：一群强盗劫持一辆驿车，除了玛丽安外，他们杀害了车上其他所有人，而她一直到了晚年才说出这段故事。书中的女英雄也是假想中故事的叙述者，始终机诈地借用隐名，最后她将稿本交给一位朋友，并提醒道：“不要忘了你已答应永不指出我是谁，我希望只有你认得我。”

玛丽安的双亲都丧生在那次事故中，她则由一位慈善的中产阶级抚养长大。她曾在一家贩卖女人内衣的店里做过店员，因为她出落得非常迷人，引起了克利马尔先生的注意。这位先生最初送给玛丽安一些小礼物，而后一些贵重礼物，不久，他要求玛丽安本人委身与他，作为这些礼物的酬报。玛丽安拒绝了这个请求，更在一阵犹疑后，退回了所有礼物。马里沃把这些犹疑描写得非常细腻。

然而，她同时遇到了克利马尔先生的侄子瓦尔威勒先生，后者在财产上，虽较前者少些，但在年龄上也小。然而，瓦尔威勒使玛丽安悬宕达1000页书之多。最后却转向另一个女人，马里沃的故事便以这点终结。

这是法国18世纪杰出的心理小说，同时代唯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肖代洛·拉克洛（Choderlos Laclos）于1782年所著的《危险的通奸》一书。拉克洛这本书让人想起拉斐特夫人的《克利夫斯王妃》（1678年）。后者在情感的细腻与风格的美丽方面难与相比，但在动机与情愫的剖析方面，则被超过。像理查森书里的帕美拉一样，这里有一个为了实际利益而保留荣誉的女人，书中女主角知道乱交的男性对一夫一妻制的支持，只有非常脆弱与易逝的价值。这比理查森的《帕美拉》描写得更加奥妙。后者在《玛丽安的一生》出版9年方才出版（1740年），因而可能受到该书的影响。理查森于1747年出版的《克拉丽莎》，为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带来了灵感。

马里沃反映出中等阶级坚强而谨慎的道德，而小克雷比永则对贵族漫无节制的习性感兴趣。与他父亲被称为“悲剧的克雷比永”构成对比，他被绰称为“快乐的克雷比永”。小克雷比永于摄政期间，在巴黎长大，他的道德超过了他所受的耶稣会教育。他曾好几年分享着他父亲的阁楼、乌鸦、狗与猫。1734年，27岁时，即以《网罗家》一书享得美誉，这可能是他所有旧本与书中英雄的总名称，因为对于书中人物来说，爱情就像卡姆弗特引述的，只是“两层皮肤间的接触”而已。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但很明显是对法国教会和政府的讽刺，及讽刺那被福勒里大主教逐离巴黎达5年之久的梅因女公爵。

小克雷比永回到巴黎，即于1740年发表了他作品中最恶名昭彰的小说《沙发》（Le Sopha），使他被放逐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小说虽以阿格拉（Agra，印度北部一座城市）为背景，风俗习惯却属于巴黎。该地的苏丹觉得厌烦，于是征求故事。年轻的朝臣阿曼泽被强制讲述他前一世是沙发，并忆起曾经见证的一些罪行。底下一连串有关通奸的情节，愈来愈描写得露骨。小克雷比永特别津津乐道有关阿尔曼德与莫策勒的故事，他们在大事夸张自己的贞洁后，承认他们的念头与其他人的行为同样地不贞。他们终于得出结论，在行动上绝没有比念头中还要大的罪恶，基于这个观念，他们要求言行一致。然而，这只是一个例外。小克雷比永的女人通常都为她们的陪侍而要求钱财方面的报酬，因此，阿米娜非常仔细地点数给予她的报偿，在确定数目无误后，才肯满足她爱人的欲望。

《沙发》这本书达到预期的成功，并被翻译为其他文字，大家都沉溺于那些逾越常轨的结合。斯特恩即承认曾受到小克雷比永小说的影响，贺拉斯·华尔波尔喜爱小克雷比永的作品胜过亨利·菲尔丁的作品，高风亮节的托马斯·格雷有关天堂的观念，也得自不断捧读马里沃与小克雷比永的新爱情小说。亨利埃塔·斯塔弗德夫人从英格兰兼程赶来，首先变作小克雷比永的情妇，再成为他孩子的母亲，最后成为他的太太。据记载，小克雷比永因她变成一位模范丈夫。1752年，他联合亚历克西·皮龙与查理·科勒创立了“洞穴社”，这是一个以不虔敬与戏谑闻名的欢乐辩士的俱乐部。1759年，借着《反证论法》，他被任命为皇家文学检察官。1762年，老克雷比永经过了恼人的迟延而去世后，小克雷比永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俸禄。凡结局好，一切都好。

小克雷比永的书早在他去世前便已失势，但同时有一位饱学的教士写成了一部迄今仍然流行的小说。通常以普莱沃神父闻名的克勒斯一生，也像那些出自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历经庞杂、困扰的生涯。他在1697年生于阿图瓦，接受耶稣会教士的教育，随后在耶稣会教团中充当新手（1713年），继而离开教会投身军旅，逐步晋升为军官，陷入恋爱中，而后失恋变成为本笃派僧侣（1719年）和传教士（1726年）。此后，很奇妙地，他几乎全靠一支生花妙笔来维持生计。

甚至在普莱沃神父放弃僧侣生活之前，他已开始著述一篇浪漫传奇，《一位贵人的回忆录与冒险史》，前4卷1728年于巴黎出版。他在英国过了一年后，又迁往荷兰。173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英国哲学家克伦威尔之子克里夫兰先生的故事》，这本书是最早的历史小说之一，他在以后9年中写了8卷。他于173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个贵人的回忆录与冒险史》的5至7卷，第7卷则在巴黎（1731年）单独以《玛侬与格理骑士浪漫史》为书名出版。这本书在当时虽然为法国所禁，但一出版，即如现在一样风行。据说“全巴黎为这本书痴狂……人们争着去买这本书”。

玛侬的故事以笨拙而机械的假想终篇。12名妓女乘坐一辆马车，在前往勒阿弗尔港准备放逐到美洲的途中，那位无名氏，也就是那位“贵人”侯爵（在这7卷回忆录中，他充作故事的主人公），被其中一位妓女的美貌深深迷住，该女子的美貌，其后被形容为“能将全世界带回到崇拜偶像的时代”。侯爵也看到了那位处境凄凉的格理骑士，他满眶泪水地注视着他以前的情妇玛侬，悲伤地说他贫穷得无法陪同她一起放逐。侯爵加倍感动之余，给了格理四枚金路易，而使他能陪伴着她前赴路易斯安那。两年后，侯爵又在加来港遇见了格理，并带他回家，这一小卷书的剩余部分就是格理对他爱情的自白。

格理是一位出身良好、可为典范的青年，在亚眠读大学时，他各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优异。他的双亲意欲他担任马耳他骑士教团的职位，在他双亲满怀高兴的希望中，“他们已经为我穿上了大十字架服”。但玛侬闯进了他的生活中，一切也都改变了。她那时年方15岁，他则是17岁，而且“从未想到两性的差异”。然而玛侬告诉他，她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很快要被送到亚眠去做修女。他答应要解救她，他们于是私奔到巴黎。他们彼此的爱慕似乎是一个充分的婚约，“我们免除了那些宗教仪式，而心中未尝置念地结成了夫妻”。但他的哥哥找到了他，把他逮住了，并送他回到他父亲那儿。他父亲告诉他，玛侬早已是位银行家B先生的情妇，他于是去杀死B先生，但被他父亲拘押。他的一个名叫第波的朋友，也向他证实玛侬的确是B先生的情妇，也劝他担任教会职务。这位青年于是进入圣树比神学院，成为一位神父，“我想我自己已完完全全从爱的诡诈中净化过来了”。两年后，他在索邦神学院主持公众审查与讨论时，玛侬恰好也是听众之一，她走到他面前，坦承自己的不贞，但发誓她只是为他筹钱而与B先生有勾当。他们于是再度私奔。

他们在夏洛特郊区住下，很奢侈地花用着玛侬自B先生那里得来的6万法郎，钱财渐渐消耗，困顿中的格理希望赢得他父亲的原谅与金钱，并寄望在他父亲死时继承遗留下来的财产。但他们遭到抢劫，突然身无分文。“我在那时才了解，人可以爱钱而为守财奴……我知道无论玛侬在有钱时多么忠实而痴情，但在困窘中绝无法加以信赖。她把享乐与富裕看得很重，不会为了我而牺牲它们。”而他喜爱她甚于荣誉。他让玛侬的兄弟们教他如何在玩牌中施展手腕，借着这种方法，他又赚了一小笔财产，但又遭到抢劫。玛侬背弃他，转而投向一个很富有的老色狼怀中，在一张便条中解释道：“我正设法使我的骑士富有而快乐。”他与她共同设谋，想骗走那个老头的钱。他们在成功后潜逃，但遭逮捕，玛侬被视为妓女而被发往一家普通病院，而他被送到一座修道院。后来他枪杀了看门人而逃走，又借了一些钱贿赂了医院的护士，让玛侬逃出来，她向他赌咒将爱他终生。

他们的钱耗尽时，她又成为一个富有的继承人的情妇，不幸又被抓了。格理的父亲说服了管事的将她放逐，他企图在路上拯救她，但未能成功，结果乘船陪她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她也学得了怎样过着穷困的生活，并向格理表现忠贞。他们重新皈依宗教。但殖民地总督的儿子爱上了她，由于她与格理一直疏忽而未取得合法的婚姻地位，总督运用权力将她许配给任何一个殖民者，他强令她接受自己的儿子。格理在一次决斗中杀了总督的儿子，然后与玛侬从新奥尔良徒步逃入旷野。在劳苦的长途跋涉后，她昏倒而死。“整整两天两夜，我紧吻着我亲爱的玛侬的脸与手。”他用他的两只手为她挖了坟并掩埋了她，而后躺在坟上等死。但这时，他的好友第波从法国前来，刚好碰见了他，将他带回加来那位侯爵处叙述这个故事。

玛侬的死让人唏嘘不已。每个女人，即使并非“心存浪荡”，也为玛侬葬身荒丘与格理的伤心欲绝而掉泪，原谅了前者谋钱的途径与后者卑怯的罪行。普莱沃使书中的男女主角富有如许多的缺点而让人耳目一新。他让玛侬绝对地崇尚乐趣，另让她的爱人寄生于女人裙下，欺骗、偷窃与杀人而使他们真实起来。玛侬是古式的女主角，而格理绝对地是一种新型的男主角。本书如果让格理死在玛侬的坟头，那么结局会更震撼。

普莱沃以这样的感情来诉说故事，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格理的一切热情。这本书是作者的自传式小说，当然，普莱沃绝对不是一个惯于寄生于人的懒虫。他曾将理查森的三大部小说翻译成法文，他的这些翻译，使法国读者开始狂热地捧读理查森的作品，同时引起卢梭与狄德罗迥然不同的反应。另外，他翻译了米德尔顿的《西塞罗的一生》（Life of Cicero）和休谟的《英国史》。他又写了几本较次要的小说和好几卷《航行的一般历史》。他于1733年在阿姆斯特丹时，爱上某人的情妇。他知道本笃派僧侣已经得到了一纸拘捕他的令状时，他便带着这个女子逃往英国。在伦敦，他靠做家教赚钱维生。同年12月15日，他因为他的一个学生指控他伪造一张50英镑证券而被逮捕，这一罪行根据法律应处死刑，但由于某些不明的理由，他不久就被释放了。他于1734年回到法国，重新加入本笃派教团。1753年，他被任命为圣乔治修道院的主持。

10年后，关于他的死亡曾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其孙侄女向圣伯夫说：普莱沃在尚蒂伊森林散步时，突然中风，有一个医师，认为他已经死了，就开始解剖以求了解他的死因。普莱沃事实上还活着，只是尸体解剖置其于死地。不过这个故事目前被认为不足相信。

普莱沃的影响相当巨大。他对卢梭的《拉诺维勒·赫拉斯》有些影响，也使那位硬脾气、软心肠的狄德罗写了一些赚人泪水的剧本，在贝尔纳丹的《保罗与维尔日妮》（Paul et Virginie）这部小说中则一变而为完全理想的造型，在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中又再出现，直到福楼拜1857年写成《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之前，普莱沃始终在浪漫运动中扮演一个角色。

次要的圣者

另外一位神父又在我们的故事里出现，这一次我们必须分给他应有的篇幅。我们业已见过圣皮埃尔院长查理·伊雷内·卡斯特尔以他那篇《永久和平备忘录》震惊参与乌特勒支和会（1721年）的外交官，该文同样也令卢梭与康德感到着迷。我们也见过他向阁楼俱乐部提出一些观念与改革，由于太过进步，而让福勒里大主教感到必须关闭该俱乐部，以拯救国家（1731年）。他提出的到底是些什么观念呢？

与许许多多的反叛者一样，他的心智也是经受耶稣会教育的磨锐。他抛弃掉当时的流行信仰，并没有费掉太长久的时间，虽然他仍然信仰天主教，但是他的《驳伊斯兰教》（Discourse against Mohammedanism）一书却对天主教造成了一些诡诈的损害，书中的论点，就如同伏尔泰的《穆罕默德》一书中的论辩一样，明显地是指向正统的基督教义。他对于“那些由新教徒，分裂教派者与伊斯兰教徒所假造的神迹”的物理解释，显然地，也意欲对天主教中的神迹同样地提出疑问。

在1717年以及再度在1729年，他重新出版他那已经扩充篇幅的《永久和平计划》（Project de paix perpétuelle）。在这本书里，他呼吁当时欧洲的君主，包括土耳其苏丹，缔结一神圣盟约，彼此保证他们目前的所有物。并且宣布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所有争端均交由一个拥有武力可迫使会员接受裁决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加以解决。卡斯特尔更为这一联盟起草了一套模范宪章，其中包括大会的程序规则以及各成员国对联盟所应支付的财务贡献。当时他并未预期，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居然按着他和平计划里的一些纲目，组织了一个“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以求永久确保君主与封建的制度，同时压制所有的革命运动。

对这位乐观的神父而言，似乎没有困难能够动摇他的信心，他以宗教的热忱，愈来愈相信进步。在他于1737年出版的《对普遍理性继续发展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Universal Reason）一书里，早在孔多塞之前就宣称人类以科学家与各政府的理性为动力会有无穷无尽追求完善的能力。他认为，据公认的权威推断，人类不会超过七八千年历史，因此，目前仅是在“理性的襁褓时期”，我们为何不能预期6000年以后人类理性强有力的年轻时期，以及10万年以后人类理性成熟时期之开花结果？

圣皮埃尔预见到我们当代的问题：当科学与知识有着巨大的进步之时，道德与政治却未能有等量的进步，知识固然启发道德，但也同样能制造罪恶。究竟该怎样将知识的滋长导向个人与国家行为的改进？在他于1737年所写的《如何使政府趋于完美》（A Project to Perfect the Governments）里，他建议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由境内所有智慧最高的人组成，而作为该国各部长在社会与道德改革方面的顾问组织。此外，他还作了许多特别的建议：一般教育当由政府而非由教会控制，宗教宽容，僧侣婚嫁，统一法国法律，由政府推进公共福利，以及借在所得与继承方面的累进税率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他更在1725年为法语创造了一个新词——行善（bienfaisance），以区别他所喜爱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而不是在旧时制度中那种施舍式的慈善。远在爱尔维修与边沁之前，他便立下了功利主义的原则。那些哲学家的大部分基本观念，圣皮埃尔都曾预先论述过，就连对于开明君主的希望以期作为改革的使者这一观念也不例外。他以单纯、天真与啰唆成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杜克洛一定会蔑视圣皮埃尔是个幻想而不合于实际的思想家。杜克洛生在布列塔尼的迪南（Dinan），直到去世，他都保持着布列塔尼人所特有的坚定、仔细与倔强的个性。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享年101岁，在摄政时期的巴黎，他以铁一般的意志度过狂野的青年时代。他从耶稣会教士那里接受更高的教育，他更在咖啡屋里纵情玩乐并磨锐他的机智。很快地，他那敏捷应答的名气使他参与一些社团及沙龙。他又写了一部名叫《卢斯爵士史》（Histoire de la baronne de Luz，1741年）的小说，而更增加了他的名声。该小说几乎可说是对上帝的控诉，书中的男爵夫人，拒绝了所有其他企图损及她贞洁的人，而为了拯救她丈夫的性命而委身于一个贪污腐化的县官，她丈夫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反叛国王的阴谋事件而受拘禁。她曾两度遭人强奸，在难以抑制的愤怒中，她大喊道：“啊！残忍的老天爷！究竟为了什么我竟然值得你怨恨？是不是你根本就讨厌道德呢！”

尽管这本书遭到非议，杜克洛在1746年由于蓬巴杜夫人的帮忙，仍被选做学院的一分子。他很卖力地参与学院的种种活动，重组学院，并且使得学院与当时的文学及哲学很有生气地联系着。1751年，他继承伏尔泰而为国王的编史官；1754年，他帮助达朗贝尔被选入学院；次年，他被选做学院的常任秘书，其影响力直到他逝世为止。他让学院接受自由的观念，但是他又谴责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以及狄德罗等的仓皇失措，他说：“这一小群无神论者，会因将我逼迫回到忏悔室而结束。”

我们所以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那部《论本世纪的道德》（1750年）。在那本书出版后，他在1751年又出版了《论本世纪的道德备忘录》一书。杜克洛的《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两朝的秘密备忘录》，则直到1791年方才出版，后一本书的一部分以《摄政时期的秘密备忘录》为名，译为英文。这是对法国人的道德与性格予以平静且深刻分析的一部著作。

他在45岁前完成的这部书，开头以德高望重的老者那种严肃的语气说道：“我活了这许多年，我希望对那些将继我而活的人们有用。”他颇表悔懊地说：“最文明的人们并非是最道德的。”——

最快乐的时期，是道德根本不被认为是一种优点，当道德开始有了标准时，礼俗早已改变；如果道德变为一种被取笑的对象，那么，这就到了风俗败坏的最后阶段了。

依照他的评断，“法国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永远有着一种年轻的个性，因此他往往和蔼可亲，却难得稳定，法国人几乎完全没有成熟时期，而是从年轻一跨步就到了老耆时期……法国人因此可说是欧洲的儿童”。这也就像说巴黎是法国的游乐场一样。杜克洛并不完全同情那种他感觉在四周旋转的理性时代：“我并不对我所居处的世纪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以为，某种程度的理性酵素，会在世界各地发展着。”他又说：

在这一代里，我们对种种偏见已经批评了很多，也许我们过分摧毁了这些偏见。偏见在人类中间，乃是一种普通法……就此而言，我不能不谴责那些希望破除迷信的作家，如果就哲学的水平予以讨论的话，那么他们这种动机倒是值得赞许而有用的，他们破坏了道德的基础，也削弱了社会的结合默契……这些作家对他们读者所造成的影响，乃是使得年轻人变为败坏的公民和恶名昭彰的罪犯，同时更引起老年人的不快。

格里姆就愤恨那借着自己许多心腹好友为榜样，而对哲学作巧妙的诽谤——“当一个人有着一颗冷酷的心以及一个变了样的口味时，他便不应该写有关道德与艺术的东西。”格里姆曾与杜克洛竞争以赢得埃皮奈夫人的喜爱。那位温柔夫人的回忆录描述，杜克洛是个脾气粗鲁、专制而又经不起失败打击的人，但这些资料却由格里姆充任编辑。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记载，那么杜克洛曾因为被认作是一位奸诈的色情狂而遭埃皮奈夫人赶出她的屋子。这位饱学的学院院士，继续在其他女人的床上与其他土地上徘徊不定，直到67岁左右去世。

沃韦纳格（Vauvenargues）侯爵路克·德·克拉皮尔斯（Luc de Clapiers）比较受人喜爱。他18岁从军，熟读普卢塔克，怀有为国王赢取荣耀的野心。他在1741—1743年的波希米亚战争中参加了贝勒·伊斯勒（Maréchal de Belle-Isle）那一灾难般的行动，在从布拉格惨痛的撤退中，他的两条腿都冻僵了，1743年，他又参与戴廷根战役，但是因为健康愈来愈坏，不久就从军队中告退。他想转而投身于外交生涯，由于伏尔泰的帮助，几乎得手，但正值此时，他患上了天花而破坏了面容。他的眼力开始减退，而一场慢性痨咳使他不得不过着平静的生活。

书本成为他的慰藉物。他说：“最好的东西乃是最普通的，可以用一克朗去购买伏尔泰的心智。”他曾警告不要以重量来衡量书的价值。“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说得太多”，而且许许多多的作品大都模糊含混，“明晰乃是思想深刻的装饰物”。他自己在1746年出版的一卷作品，为一篇75页的《人类精神的体认入门》（Introduction à la Connoissance de l’esprit Humain），继之又有一篇115页的《六百零七句自省与格言》（607 réflexions et maximes）。一年之后，在一座脏乱的巴黎旅馆里，这位法国哲学的莫扎特与约翰·济慈，以32岁之龄与世长辞。

沃韦纳格曾说：“哲学就像服装，音乐与建筑一样，是有着不同时尚的。”不过他的观念极少染有他那时代的色彩。在卢梭将自然与平等两个观念理想化没几年前，他形容“自然”为争权的一种野蛮斗争，而平等则是人的一种幻想：

无论在帝王、民族或个人之间，强者总认为自己有凌驾弱者之权利，在动物与其他事物中，情形亦然。因此，宇宙间每一件事都受暴力支配，我们往往以近似正义加以谴责的这一秩序，乃是自然中最普通的律法，也是自然界最不易变与最重要的法则。

凡人均生而不自由与不平等：

平等是一种自然法的观念并不确实，自然并没有让任何事物平等，自然的最高法律就是臣服与依赖……生来就该服从的人，即使做了君主也要服从。

至于自由意志（free will），那也是一种神话。“意志绝不是一件行动的首要原因，它只是行动的最后动机。”如果我们用一个古典例子说明自由意志，如你可以“任意”选择奇数或偶数，他的回答是：“如果我选择了偶数，那是因为在我必须做一个抉择情形下，偶数刚好在那一刻出现在我的念头中。”至于对上帝的信仰，他认为有其必要，只有信仰上帝，生活与历史才能在那无休止的争斗与最后的失败之外，有着一点别种意义。

沃韦纳格哲学中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对于情欲的辩护。情欲绝不可被摧毁，因为它们乃是个性、天才与一切思想活力的根基：

心智是灵魂的眼睛，但不是灵魂的力量，力量存在于心里，这也就是说，存在于情欲里。最明智的理性也不能给予我们行动与意志的力量……伟大的思想发自心里……这样，所有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成就也许都要归功于情欲……理性与情感彼此相互劝告、补足。凡只咨询其中之一而放弃另外之一者，不啻愚蠢地剥夺了赋予我们行为的资源之一部分。

沃韦纳格承认人人都有自爱的毛病，但不认为这是罪恶，因为它是自然第一条法——自保（self-preservation）的第一要件。同样地，野心也不是个罪恶，而是必要的驱策力，“热爱光荣使得许多民族有着伟大的英雄”。对此他又补充说道：“如果一个人不认识时间的价值，他便不会赢取光荣。”然而，世界上也有必须由法律与道德典范加以约束的真正罪恶，而“政府之道，就在依照公益以防止这些罪恶”。世上也有真正的德行，“初春如与年轻时德行的滋长相比，也比不上后者的优雅与迷人”。

尽管他自认沿袭托马斯·霍布斯（Thomes Hobbes）与拉罗什富科的学说，以及本身的罪恶经历，沃韦纳格仍对人类存有信心，他的朋友马蒙泰尔说道：

他了解这个世界，但并不蔑视它。身为人类之友的他，将列为人类不幸的范围之内（而不列为犯罪之内），怜悯在他心里取代了愤怒与仇恨的位置……他从不侮蔑任何人……一种永不改变的平静在他朋友眼前掩盖了他的痛苦。一个人只要学到他的例子，就能克服逆境，看看他精神的安宁，我们便不敢在他面前呈现不快。

伏尔泰也形容他是“最不幸，但也是最平静的人”。

18世纪法国文学最优雅的一面，乃是理性的使徒伏尔泰施给那位帕斯卡与“心”的辩护者沃韦纳格的温暖同情与友善之帮助。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表示他对“那位荣耀了我们这一世纪的人物”之崇拜，“他不比任何前辈渺小或无名望”。而那位较年长的哲学家也在一次致沃韦纳格谦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早几年出生，那么我的作品将会更有价值。”伏尔泰所写过成百卷的作品中最动人的一篇，是他为沃韦纳格所写的葬礼赞词。

孟德斯鸠（1689—1755）

·波斯人信札

1748年写成的《论法的精神》一书，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作品。该书在作者59岁时问世，那是集作者50年的经验、40年的研究与20年的写作累积而成的一部作品。

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生于拉布雷德，在蒙田家乡波尔多附近。他幽默地夸称他是那些哥特人的后代，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后，“在各地建立王国与自由”。无论如何，就刀剑或朝服而言，他都属于贵族阶级，他父亲是吉耶纳地区的首席法官，而他母亲更带来拉布雷德的城堡及属地作为嫁妆。他出生时，一个乞丐出现在城堡门口，被带进城堡并给予食物，同时拜为这个新出生婴孩的教父，据说是希望孟德斯鸠永远不要忘记穷人。他3岁以前由村妇奶育。11岁去瑞伊的圣乐学院，该地距巴黎约20英里。16岁回到波尔多研究法律，19岁那年得到了法律学位。

他父亲的逝世（1713年）留给年仅24岁的他大笔的产业与相当的钱财，他也常常提到“我的属地”与“我的附庸”，我们也将发现，他非常坚定地支持封建制度。他父亲去世一年后，他被选入波尔多议会担任议员与郡长职务。1716年，他那位用钱买到议会议长职位的叔父，将财产与职位全都赠送给他。而后，孟德斯鸠辩护官职的出售是“王国中的一项好制度，因为它可以让一些担任该职位世家的子弟，不会单纯置身事外而承担这一职位”。他担任议长职位，但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他经常做实验，并呈给波尔多学院一些有关物理学与生理学的论文，更计划完成《地球地质史》。他从未着手写这部著作，但他搜集的许多资料促成了《论法的精神》一书。

他以著作中最出色的作品震慑了摄政时期的巴黎时，年仅32岁。1721年他写成这本《波斯人信札》，并未署名，因为书中含有一些作为法院院长不能写的东西。他也许是采取1684年乔万尼·马拉纳（Giovanni Marana）所著《大王的间谍》一书的情节。在该书中，一个想象的土耳其间谍在一些吸引人的猥亵语的穿插中，向苏丹报告欧洲基督徒的荒谬信念与行为，及他们信仰教义与实际之间的有趣或残酷的对比。另一个由东方人眼光形容西方文明的类似的手法，早已见于艾迪生的《旁观者》；查理·杜弗雷斯尼在他《严肃与轻松的娱乐》一书里也涉及巴黎的一位暹罗（今泰国）人的评论；尼古拉·古德威勒（Nicolas Gueudeville）则假借一位美洲印第安人来观察法国的习俗。加朗（Antoine Galland）于1704年至1714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使法国人增加他们对穆斯林生活的兴趣，因此有了让·夏尔丹与让·塔韦尼耶的旅行见闻。1721年3月至7月，土耳其大使把他那种异国情趣的服饰与举止介绍给巴黎。巴黎已经为《波斯人信札》一书预备好了。在短短一年内，这本书卖了8版之多。

孟德斯鸠假借两个旅行在法国的波斯人里卡（Rica）与乌斯贝克（Usbek）所写的信札，及他们在伊斯法罕（Isfahan，伊朗中西部的一座城市）的通信来描写法国。这些信件不仅暴露出法国人的缺点与偏见，也通过这些作家揭露了东方行为与信念的荒谬，讪笑这些缺点之余，读者也满怀优雅的情绪接受他们自己的可笑事实。这本书因为只是轻轻点到问题，谁会因为这些不知不觉的警句、这些包着锡箔的轻轻刺戮而动怒呢？其次，某些信描写乌斯贝克在伊斯法罕后宫的妻媵那种柔情蜜意，在这些地方，孟德斯鸠让自己尽情地描述法国大摄政期间那种放荡不羁的时尚。

只有在这段特殊期间，《波斯人信札》中政治与宗教上的异端邪说，才能逃过官方的责难。路易十四已死，新王还只是一个小孩，摄政大公又是非常大度而快乐的人，这时，孟德斯鸠可以让他的波斯人嘲笑一个魔术师君主让人民相信纸就是金钱（约翰·洛的体制刚刚崩溃）。他也揭露了宫廷的贪污情形、花费浩大的贵族的懒惰及国家财政的一塌糊涂。他也能够赞扬希腊与罗马的那些古共和国及荷兰与瑞士的现代共和国。乌斯贝克说：“王国实在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它总是会腐化到专制的制度。”

在第11到第14封信中，乌斯贝克以描述特罗格罗蒂特族（Troglodytes）的故事来阐明人性与政府的问题。就如希罗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之言，他认为他们是穴居在非洲的阿拉伯后裔。“Troglodytes”本意为“穴居人”。按字义解，是那些自己掘洞住在里面的人。

乌斯贝克的穴居人厌烦政府的干涉，杀了有思想的法官，住在一种自由放任的天堂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卖主都利用顾客的需要，而抬高产品的价格；当一个强者抢了一个弱者的妻子，也没有法律或法官可以向之申诉；谋杀、奸淫与抢劫等罪刑，除了私人武力报复外，别无制裁之道。当住在高地的居民受到旱灾之苦时，低地的居民便眼睁睁地看着前者饿死；而当低地居民受到水灾之苦时，高地的居民也反过来看着低地居民饿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部落很快死尽了。只有两家人因为移民而活下去，这两家人互相帮助，并以宗教与道德教育他们的子女，而且“自视如一家人，两家的牲畜几乎都混杂在一起”。但当他们子孙繁衍，多得无法仅凭风俗以治理他们时，他们便选择了一位国王，同时遵循法律规范。乌斯贝克的结论是：政府是必需的，但如果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根据一种道德关系，那么政府的效用将无法实现。

《波斯人信札》中有关宗教上的异端说法，较政治方面的更让人吃惊。依据里卡的观察，黑人认为上帝是黑皮肤的，魔鬼才是白颜色的。他又认为，如果以三角形来谈论神学的话，则上帝宁取三个边与三个锐角。乌斯贝克也对另外一个叫作教皇的魔术师的权力感到讶异，这个魔术师竟然劝人相信面包不是面包，酒也不是酒，而且“成千样的东西具备同一性质”。他嘲笑耶稣教派与詹森教派之间的冲突，更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感到恐惧，在那里，“苦修僧侣焚烧人就像焚烧稻草一样”。他也对玫瑰经与宗教法衣感到好笑。乌斯贝克怀疑天主教国家在与基督教国家人民竞争中，究竟能再存在多久？按照他的想法，天主教禁止离婚，修女与教士独身，都将阻碍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各国人口的增加（20世纪的爱尔兰就是一例）。依照这个速度，他估计，天主教在欧洲将不会再超过500年。1721年时，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欧洲的人民几乎只是罗马帝国时代人数的1/10，并认为欧洲人民将会继续减少，而美洲的黑奴也终将会很快地消失。尤有甚者，这些懒惰而公认为节约的教士，“他们手中几乎掌握了全国所有的财富。他们是贪吝的一群人，永远榨取而从不施舍，他们永远存积收入而贪求资本。这些钱就如瘫痪一般地无用，既不能继续流通，也不能用于商业、工业或制造业”。乌斯贝克对那些信奉基督而不信奉安拉与穆罕默德的欧洲之愚昧异教徒似乎全都注定下地狱这一思想，感到困惑。但他还有一些希望，认为这些基督徒终究会因为改变信奉伊斯兰教而得到拯救。

乌斯贝克在一个很明显的寓言里批评了1685年撤销《南特诏令》：

米尔扎，你知道苏莱曼苏丹（本处隐指路易十四）的一些阁臣，设想出强迫那些波斯的亚美利亚人（隐指法国该时期的胡格诺派教徒）出境或信仰伊斯兰教（隐指天主教），这是基于一种想法：只要我们国家内部杂有这些异教徒，我们的帝国将继续被玷污……我们那些热诚的伊斯兰教徒处斩格贝尔（Gheber）族人，使那些亚美利亚人成群结队地逃往印度群岛，而让波斯失去那些工作如此勤快的人……对于那些抱着偏激成见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继续做，就是完全摧毁了勤劳，而帝国（隐指在1713年的法国）也随之衰落，甚至那个他们想增进的宗教，也同样随之衰微不振。

如果公正的讨论被允许的话，米尔扎我不能说一个国家内有好几个宗教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历史上充满了宗教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繁多而引起的，而是人们没有宽容的精神且认为自己的宗教至上而激起的。

《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些观念，对我们现在来说，似乎是陈词滥调，但这些意见在当时被提出，是关系作者生死的问题——至少被拘禁或放逐。由于《波斯人信札》开了一个先例，在该书发表13年后，伏尔泰又发表他的《英国人信札》（Lettres sur les Anglais）一书，在法国的余烬上高竖了一把英国的火炬，这两本书揭开了启蒙时代的序幕。孟德斯鸠与他的自由之所以能不因他的书本而毁灭，主要是因为他本人是贵族以及摄政大公的宽容。即使这样，他也不敢承认是他所著，因为在普遍的称赞中，也杂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那位自己以后批评政府的阿尔让松认为“这些意见是一个聪明人所能轻易地想出，但一个谨慎的人，永远不会让它们被印出来”。那位小心的马里沃也附和道：“对这些问题，一个人必须节用他的智慧。”孟德斯鸠回忆道：“我获得一般公众某种程度的称赞时，我却失去了那些为官者的赞扬，还受到了成千的侮蔑。”

不管怎样，他到了巴黎来啜饮着他在社会上与沙龙界的美名。唐森夫人、朗贝尔侯爵夫人、杜德芳侯爵夫人都开门迎接。他的太太被留在拉布雷德老家，对于他来说，与那些巴黎的高贵妇人发生恋情是没什么困难的。不过他目标放得很高，放在那自1723年就担任首相的波旁公爵的妹妹玛丽·安妮身上。为了玛丽，我们知道他作了一首散文诗《尼德的神殿》，整篇充溢着狂热的慕爱之情。为了涂饰诗中的放荡之处，他诡称是从一首希腊诗翻译而来，因而得到皇家的允许，予以出版。他放出话来，尤其是利用杜巴利，想要进入学院，但国王以他不是个巴黎居民而加以拒绝了。于是他匆匆赶回波尔多，辞掉那里的议会主席职位（1726年），重返巴黎，于1728年加入了那四十位不朽院士（Forty Immortals）之林。

同年4月，他开始为期3年的旅行，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与英国各地。他于1729年11月到达英国，一直停留到1731年8月，为期18个月。在英国，他与查斯特菲尔德及其他一些贵族结交，并被选入伦敦皇家学会，更主动加入国际互助会。他受到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的接见，也曾出席议会，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心目中的不列颠宪法。与伏尔泰一样，他也带着一股羡慕自由的心情回到法国，然而因接触到政府的实际难题而变得冷静。他退休回到了拉布雷德老家，将他原有的围地改换为英国的花园。除了偶尔到巴黎外，他全心全力投入到研究与写作上。

·罗马为何衰亡

1734年，他发表了他承认但未署名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他首先将本书的手稿本呈给一位耶稣会的学者，而且答应删去那些足以引起教会不满的部分。这本书没有也不能再有如《波斯人信札》一书那样的成功。这本书不再含有一些亵渎的事物，它涉及一个遥远又复杂的主题，在政治与神学方面相对保守。极端分子不会喜爱强调道德堕落是国家衰亡原因的论调，而他们也不会欣赏那种表示简洁智慧的句子：“那些不再害怕权力的人，仍能够尊重权力。”这部小书被视为历史哲学方面的先驱，而且是一部古典的法语散文，让人回想起波舒哀，但在庄严体裁上加上灿烂的光辉。

这个论题之所以吸引这位历史哲学家，是因为它包括了一个伟大文明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貌，广泛而细腻地将那段历史揭示出来，这一瓦解过程在个人、宗教与国家的演进过后，似乎注定降临。在法国，已经存在着一种怀疑，即法国在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过后，就帝国、道德、文学与艺术各方面而言，将踏进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尚未开始向17世纪的知识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但是那新一代继续上升的勇气，表现在孟德斯鸠身上，他在解释历史的过程时，仅考虑到世俗的原因，除了偶尔表示虔敬外，静静地将上帝放到一边。而波舒哀于1681年发表的《论世界历史》一书中，上帝引导着所有的事件到达神命注定的结果中。孟德斯鸠像牛顿在宇宙中找寻法则一样地在历史中找寻法则出来：

如同我们从罗马人的历史中观察出来的一样，并不是命运统治着世界……有一般道德或自然的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运转，抬起、维系或推翻这个王国。所有发生的事件由这些原因支配。如果有特殊的原因，如一场战役意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灭亡，则在这个单一的战役之后必有使该国崩溃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主要的运转带动着一切特殊的事件。

因而，孟德斯鸠减低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无论一个人的才分多大，他只不过是“总体运转”中的一个工具。个人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卓越的能力，而在于他遭遇到如黑格尔所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如果恺撒与庞培抱着与小加图一样的想法（加图曾努力企求保全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则其他人也会抱有与恺撒和庞培同样的观念（降服元老院），共和制度注定要消灭（由于内里的原因），其间只是由其他野心家之手导演而已。”

但这种“命运”绝不是神奇的引导或是某种形而上的力量，那是由于一些因素的混合影响，而导致这一“总体运转”。依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哲学历史学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掘出这每个因素，予以分析，并表示其运用与相互关系。因此，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罗马的衰亡最主要的是因为从一个共和国改变为一个帝国。在共和国中，有着分权与均权；而在帝国中，虽然更适合治理属地，但由于统治权集中在一座城与一个人手里，以致摧毁了公民与各地方省份的自由和活力。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在时间的过程里，另还加上存在于一般大众间的奴隶性，穷人想由国家供养的愿望，财富、奢侈与放纵导致的个性上的削弱，未经罗马传统塑形而将选票献给出钱最高者的那些外来人民、中央与各省官吏的腐化、通货的贬值、税课的过高、农庄的荒废、由于新宗教及长久和平造成的婚姻生殖力的减退、军纪的废弛、军权超越文职、军人喜好推举或推翻罗马皇帝而不喜卫护边疆以抗拒野蛮人的入侵……诸种因素。也许是对波舒哀过分强调超自然的反击，孟德斯鸠仅对宗教的改变稍予提及，吉本则强调宗教的改变是帝国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孟德斯鸠总是回到从共和制度到君主制度的过程，这段罗马帝国衰颓期中他认为的最主要因素。借着共和制度的最高理想，罗马人征服了上百的民族，但他们完成了这种辉煌的成就后，共和政制便不能继续存在了，而新政府与以往共和政府种种相违的统治方法，促成了帝国的衰颓。但我们再翻回到这本书第六章，并检视罗马人征服所有民族凭借的那些方法时，我们便会发现各类奇奇怪怪的方法：诈欺、违约、武力、酷刑、靠个别征服以分解敌人，用强力移换各地居民，借着资助别国内部的叛乱来颠覆反抗的政府，及其他一般政客熟悉的种种程序。“罗马人利用他们的盟友摧毁敌人，再很快地摧毁这些被利用过的盟国。”孟德斯鸠显然地忘记了共和方法的这一描述，或因为对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囫囵吞枣，而在18章里认为共和是伟大的理想，并痛责帝国是导致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孟德斯鸠也承认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上的贪污，与罗马帝国时期，“在涅尔瓦大帝的智慧，图拉真大帝的荣耀，哈德良大帝的勇敢，与两位安东尼大帝的道德下”政治上的杰出表现。在这里，孟德斯鸠在吉本与勒南之前，指出前述时期是世界政府史上最高贵、最快乐的时期。在这些哲人王（Philosopher-King）中，孟德斯鸠也发觉到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他显然喜欢这一伦理学甚于基督教义。他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的偏爱，传给法国革命中的一些热心分子，而且也部分影响到法国政府的改变、军事战术与艺术等。

纯就学术而论，这本书有一些缺点，部分是由于时间的匆促，部分则由于另一个更大的任务的催促。他引用一些古典书本时，往往未加斟酌，如他把李维著作中有关罗马开国的几章认为是历史，而瓦拉、格拉雷亚努斯、维科、普伊等历史学家都已排斥那一叙述而认为只是传说而已。他低估了格拉基兄弟与恺撒政治后的经济因素。除了这些缺点外，如果我们放大眼光，我们便可发现该书的流畅、生动与风格的专注、思想上的深度与原创力，大胆地以一种看法来探讨一个完整文明的兴起与结束，及将历史自零碎记录抬高到对制度的分析和事件的推理。这是对一般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也是伏尔泰与吉本想达成的，更是孟德斯鸠本人在他经过整整一代的努力后，希望找到的一种历史哲学，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即能合乎这种理想。

·论法的精神

从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到《论法的精神》的完成，一共经过了14年。孟德斯鸠于1729年，即他40岁那年，开始写作这本代表作，论罗马的文章是一个意外结果和干扰。1747年他56岁时，他愈来愈难以忍受写作该书的苦楚，打算放弃：“我常常开始工作，也常常把工作搁置一边，我曾上千次将我写的抛弃。”他曾向职司文艺的缪斯女神祈求力量支持他：我在跑长途，忧愁与疲倦的重担已经将我压倒了，请再在我的心灵中，注入那种我曾一度熟悉而今已飞逝的善于说服人的魔力。您在带着我们通过快乐而达到智慧与真理时最为神圣。众缪斯一定做了答复，因为孟德斯鸠继续撰写《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大功告成时，他坦白说出了他的疑惑与骄傲：

我曾按着我的目标写，但没有什么计划，我既不知道什么规则，也不知道什么例外，我发现了真理，但每每再度失之。但我一旦发现了我的一些原则后，所有我想找寻的豁然呈现在我面前。在20个年头里，我看到我的著作由开始、发展、进行得几将完成，而终于大功告成……如果这件工作确实可称作成功之举，我将把这一切主要归功于这个论题的伟大与重要。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缺乏天分……我看过在法国与德国有那么多伟大人士也在我之前写过这个题目时，我便在钦羡的心情中迷失了自己，但我一直未失掉勇气，曾对柯勒乔说过：“我也是一个画家。”

孟德斯鸠将他的稿本拿给爱尔维修、埃诺与丰特内尔等人批评。丰特内尔认为这本书缺乏法国风格的优良范型；爱尔维修则要求孟德斯鸠别出版这本书，而丧失掉他是一个自由派人士的名誉，因为这本书对许多保守观念如此宽容。孟德斯鸠认为这些小心与本题无涉，因而付梓。

由于害怕法国的检查制度，他把手稿送到日内瓦于1748年印就，全书共分两卷，不具名。法国的教士们找到了书中的异端说法时，他们便对该书加以指责，法国政府也颁令禁止该书在法国境内流传。1750年，那位以后也是《百科全书》拯救者的马勒泽布，被任命为检察官，他解除了这个禁令，这本书于是大行其道。两年中一共发行了22版，很快，这本书被翻译成所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语言。

在孟德斯鸠的时代，书名一般都很诚实、冗长而带有解释性质，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论法律的精神或论存在于每个政府的法律与宪法之间，风俗、气候、宗教、商业与其他事情的必然关系》（On the Spirit of Laws，or On the Relations Which Must Exist between the Law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Each Government，the Manners，Climate，Religion，Commerce，etc.）。这本书讨论自然力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及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本书想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奠立基础，也就是说，依据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求得正确的结论，以说明当前的社会，及依条件测知未来的社会。当然，就这一大目标而言，在既有的人种学、法学与历史学知识的限制下，由一个人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完成这一工作，负担太重。

尤其特殊的是，孟德斯鸠认定的是，法意或者法律的起源、特性与演变，首先由居住地的气候与土壤决定，再次由该地人民的生理情形、经济活动、政府形态、宗教信仰、道德与礼俗决定。他用一个相当广阔的定义开始：“就法律最普通的意义而言，它是那些起自于自然事物而孕发的必要关系”。很明显，他希望将自然世界中的“自然法”（natural laws）与历史中假定的规律，归为同一个概念。

他也跟着格劳秀斯（Grotius）、普芬多夫（Pufendorf）与其他先哲之后，将法律区分为一些类别：（1）自然法，他下定义为：“统御世界所有民族的人类理性”，也就是富于理性的人类的“自然权利”；（2）国际法，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3）政法或公法，规范人民与国家的关系；（4）民法，规范人民之间的关系。

依照孟德斯鸠的想法，在人类社会初期，法律的基本决定因素是所处地域的自然特性。究竟该地是森林、沙漠或可耕之地，是属于内陆或海岸地带，是山陵或是平原，土地的土质如何，可以生长什么样的食粮？简而言之，气候是第一个，也是在初期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决定一个民族的经济活动、法律与民族性。让·博丹（Jean Bodin）于16世纪曾提过，而巴克耳（Buckle）于19世纪也加以附和这种孟德斯鸠强调的理论。如，由于北方与南方气候的不同造成的两地居民的种种差异：

在寒冷气候中的民族，体力通常比较充沛些……这种体力上的优越性，必然造成一些结果：第一是比较大胆，或者说比较勇敢；第二是有较强的优越感，较少有报复的意图；第三是有较强的安全感，而比较坦白，较少怀疑、计谋与较少诡诈……我到过英国与意大利两地的歌剧院，我看到同样的若干出戏，由同样的演员演出，但在两个国家中，同样的音乐竟然有着如此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如此的冷漠、迟滞，另一个则是如此的生动、惑人……如果我们往北方旅行，我们碰到的人们有着较少的罪恶与较多的德性……如果我们移近南方，我们会感到我们完全离开了道德边缘，南方人有着最强烈的情欲，因而较容易犯着种种罪行。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自行其是，而且放纵于他的个别欲望里……

在暖和的国家中，人们血液中的水分大部分由于出汗而消失殆尽，因此须由相同的液体加以补充。水具有大量的用途，但如果饮用酒类，则在水分渗发后，酒精会凝固血管中的血球。在寒冷的国家中，血液里的水分很少由汗水中蒸发，因此人们反而需要烈酒，否则血液将会凝结……穆罕默德禁止饮酒，因此适合阿拉伯的气候……禁止迦太基人饮酒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道气候的法律。这一道法律并不适用于寒冷的国家，气候的关系迫使这一寒冷国家的人们对酒普遍不加节制……醉酒主要与气候的寒冷与湿度成正比。

或讨论到气候与婚姻的关系：

在酷热的国家中，女人在8岁、9岁或10岁时，就可以结婚了……等到20岁时，她们也就老了；因此，她们的理性永远无法与美丽相伴。一个女子想借美丽取得在家做主的地位时，却因缺乏理性而无法如愿；而理性因年岁增加而成熟时，美丽已不再存在。因此，这些女人只有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因为如果青春与美丽还无法给予妇女们在家的权威，在老年单凭理性更无法如愿。因此，在这些地方，若无法律反对男人重婚，男人便极其自然地舍弃原配而另求新欢，重婚制度因而流行起来。

在温和的气候中，女人的美丽最容易维护，而且在成熟期时愈见妩媚，她们在较年长阶段才生育子女，她们丈夫的老年期也大概与她们自己的符合。因此，在温和气候地区的女子，比那些亚热地区的女子在婚姻时具有较多的理性与知识……因此，两性之间的平等地位是很自然的，因此有一夫一妻的制度……

就这点来说，孟德斯鸠认为他用气候代替波舒哀想法中上帝的地位，但为了上帝的缘故，匆匆地加上了谨慎的保留：“然而，人类的理性是居于为所欲为，并使一切隶属于自己意志的上帝之下。”有些耶稣会教士认为孟德斯鸠意在讥讽他们。

他很快地重复到他鲁莽的笼统概论。在“东方”（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与日本），气候强迫妇女过着隐蔽的生活，因为“热气点燃了情欲”，如果两性之间有如北方国家的自由混杂，那么无论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都将受到危害。在北方国家中，妇女的举止是自然地好，而所有的情欲也平静无波，因此爱情只要以最低程度的谨慎便可如此柔和而规则地约束心灵的波动。他说：“能住在可以允许自由交谈的气候下，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那里具有最诱惑人的性别似乎能润饰社会，妻子固然只为着丈夫的乐趣而自持，但对整个社会有相当贡献。”

相比法律，习俗是气候更直接的结果，因为法律有时会抗拒天气的种种影响。随着文明的演进，气候的种种影响因素必然会愈来愈受到道德与法律规范的控制，东方妇女的僻居即是一例。最聪明的立法家志在平衡这些“自然原因”。风俗习惯是一地一时的一种功能，其本身无所谓善、恶或最好。总体而论，由于风俗习惯是个性对情况的自然适应，因而是最好的法律，在企图改变一种风俗习惯时，我们必须慢慢行之，通常，风俗并不因法律改变。

又因为居住地决定习俗，习俗又决定民族性格，所以政府的形式将会因为这三个因素的混杂而不同。一般而言，政府的形式决定于所辖地区的广狭。一个共和国适合一块小的国土，以便其主要公民聚集于一地，共同思想与行动；如果国土扩张，则须更多的法律与战争来维持一统，这势必屈服于君主的统治之下。政府统辖更多的土地时，则君主制度将变为独裁制度，因为只有靠着独裁权力，才能让偏远省份的地方向统治者臣服。一个君主国必须以“荣誉”为基础，也就是说，人民必须按着阶级区分，而其公民也热心于名位与恩宠。一个共和国必须依赖“道德”的推广，孟德斯鸠在这里依自己的意见下定义为“对母国之爱，即对于平等的爱好”。

依照国家由一部分或全体公民统治，共和国可以是贵族政体，也可以是民主政体。孟德斯鸠崇拜威尼斯是贵族共和政体及古代城邦是民主共和政体，他虽然知道但总忽视这一事实：在这些国家中，有投票权的公民只是一小部分。他称赞由威廉·佩恩在美洲建立的统治权，又热心地称赞在巴拉圭由耶稣教派组成的神权的共产政体。在实践上，一个好的民主政体必须兼具政治与经济的平等，也就是说，该民主政府必须规范着继承与嫁妆，并采取财产的累进税率。最好的共和国是国内的人民承认自己欠缺能力很明智地决定政策，而接受那些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决定的政策：

一个民主政体必须放眼到平等问题，但这种民主政体会因过度的平等精神而遭破坏，如果每一个公民都渴望与他们选出来领导他们的人站在同一水平之上……这是道德将不再在一个共和国存在的实例。人民都想行使郡守官的职责，而郡守官也得不到民众的尊敬。元老院的深思熟虑受到轻蔑，对元老和老者的尊重都被漠视。如果对老者不加尊敬，则对双亲的尊敬也不复存在，另外，如对丈夫的敬意与对主人的服从，也会同样地被丢开。这种放纵的行为将很快地普遍起来。人们所深信不疑的人想掩饰自己的腐化，并想去腐化他们时，他们便陷入不幸之中……人们会将公帑在私人之间瓜分，并将所有行政事务任由自己的懒惰加以应付，而让自己的贫穷混合了奢侈产生的乐趣。

因此，孟德斯鸠这位男爵应和2000年前柏拉图的说法，认定民主制度最后将陷于混乱的状况，从而引入独裁制度，终归完结。

孟德斯鸠的许多段落都偏爱一种贵族共和政体，由于他深恐隐含在民主制度中的独裁制度，他认为如果在法治的情况下，他宁可忍受君主制度。《论法的精神》一书最短的一章，是论独裁制度，只包括三行：“路易斯安那的野蛮人想吃水果时，他们把果树直砍到根，然后摘取果子，这就是独裁政府的一个象征”。这也就是说，独裁者为了护卫自己的权力，而将所有最能干的家族斩除殆尽。孟德斯鸠所举的例子是比较保险的东方例子，但很明显，他害怕波旁王朝会渐渐倾向独裁政治，因为当时黎塞留红衣主教与路易十四已经摧毁了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在提到黎塞留红衣主教是受到独裁权力迷惑的人物时，身为法国的贵族，他坚决反对他所属的阶级被降为国王侍臣的地位，他认为对于一个健康的君主制度来说，起中间作用的与附属的权力是必需之物，这些权力是指他归属的封地贵族与世袭官吏。因此，他长篇大论地为封建制度辩护（长达173页），甚至不顾这本书的一贯性与平衡性。在所有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中，独独他看好中世纪，而且将“哥特式”视为一种赞美之词。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介于王权与议会权力的冲突中，那些参与冲突的一些郡守官吏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发现了一座辩论的军械库。

孟德斯鸠对于专制君主可能促成独裁制度的愤恨，引导他偏爱着一种包括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府，这个政府兼有国王、贵族与议会或三级会议，因而产生了他最有名、最富影响的建议：一个政府中，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机构应该制定法律但不执行法律；行政机构应该执行法律而不制定法律；司法机构则应该自行限制而仅解释法律。行政机构也不应该任命和控制法官。比较理想的是，立法机构可以包括两个独立的议院，一个代表上层各阶级，另一个代表平民。关于此点，孟德斯鸠说：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总是一些人由于出身、财产与赐予的荣誉而与众不同，如果他们与一般平民混杂着，只有完全相同于普通人的一票，则这种平民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形同奴役，他们也缺乏支持这种制度的兴趣，因为大多数民众的决议均将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应该享有的分量，应与他们在该国中的特殊利益成正比，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一个情况下，就是这些具有特殊利益的人们应该组成一个机构，有权制止一般人民放肆的举动，也就像一般人民对侵害他们自由的举动有权反抗一样。因此，立法权应该归由贵族团体及代表人民的团体，每个团体的集会与议事程序都不相属，因为每一团体各有其不同的利益与看法。

政府里的每一种权力机构及立法机构两院中的任一院，都应该作为针对其他机构的一种制衡力量。借着这种复杂的方法，公民的各种自由权须与政府的智慧、正义与活力相合而不相违。

混合政府的这些观念是继承自亚里士多德，但孟德斯鸠心中所孕发出的分权计划，却得自他研究哈灵顿（Harrington）、阿尔杰农·锡德尼（Algernon Sidney）、约翰·洛克等先贤的著作及他在英国停留期间的经验。他认为无论英国政府多么不完善，仍是他理想中的王权所在，这一王权借着下议院的民主制衡，而下议院的权力借着上院的贵族制衡。他认为英国的法院，是制衡立法机构与国王的一个独立单位。他把查斯特菲尔德及其他贵族统辖下的一切加以理想化。与伏尔泰一样，他利用这种理想化，来鞭策法国。他一定知道英国的法院并不完全独立在议会之外，但孟德斯鸠也认为，“贵族不该在普通法院之前遭受提审，而该由他们团体组成的立法机构加以审讯”，他们也该具有由本阶级人士加以判决的权利。而且，法国该注意到英国境内提早审讯被告、保释、由本阶级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讯、反驳原告以及免于刑讯的权利。

随着年龄的增加，孟德斯鸠愈来愈保守。他虽然大声疾呼自由是政府的真正目的，但仍将自由定义为“在法律允许下，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任意做法律禁止的事，他也不再拥有自由，因为他的同胞也都具有这一权利”。他也同意加斯孔与蒙田反对革命的论点：

政府的形式已经长久确立，而政府的事务也都达到一种固定的状况时，我们便须小心谨慎地维持着这种状况，因为常常是复杂或不可知的理由，以往既然允许这个国家存在，也就会继续维持下去。

他反对财产或是权利平等的观念，但是他与格拉基兄弟一样，感觉到土地所有权的太过集中：

虽然全国土地足够供养一个民族……平民却很少有足够的土地以养活一家……教会、王室、城市、官吏及一些重要的公民都不自觉地变成所有土地的所有人，却任由土地荒芜。那些破产的农户离开了土地，而劳动者衣食不周。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应该将土地分配给所有需要土地的家庭，而且供给他们设备以清理、耕种田地。这种土地的分配，应该一直继续到没有一个人再接受土地为止。

他谴责将农民税捐的征收委托给私人的金融家。他以道德的热心与刻薄的讥讽来诋毁奴役制度的存在。他承认偶尔需要战争，并将防御的观念伸展到认可战争的先发制人：

就国家而论，自然防卫的权利有时包含必要的攻击，举例来说，当一个国家见到持续的和平会促使其他国家来毁灭自己，这时，立刻攻击其他国家，便是避免自己毁灭的唯一方法。

但孟德斯鸠反对竞争性的增强军备：

一个新的骚动传遍了整个欧洲，感染到我们的君主，而且诱使他们维持着一支数目过多的部队。每个部队都成倍地激增着，这自然就变得具有传染性。因为只要一位君王扩编其部队，其他的君王也自然起而效尤。因此，这种扩军一则一无所得，一则遭致公众的毁灭。

尽管孟德斯鸠高估爱国心，视之与道德同属一体，但在其他时候，他也梦想着一种更大的伦理：

如果我知道一件事情对我自己有益，而对我的家庭有害，我会从心里驱除这一念头；如果我知道一件事情有益于我的家庭，但对我的国家无用，我也会想去忘掉这件事；如果我知道一件事情对我的国家有用，而对欧洲及整个人类有害时，我必须视之为一种罪行。

他的绝对伦理与秘密宗教，是古代斯多葛派的主张：

再没有任何原理原则要比人性更有价值，更合适去塑造好人……只要能一刻不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便会把芝诺派的衰亡列为那些损害到人类的不幸事件之一……是这个学派单独地塑造了公民，单独地塑造了伟人与塑造了帝王。再让我们暂且不去揭露真实，让我们找遍整个自然，我们也不会发现任何东西比安东尼更高贵，甚至连朱利安也不能比（尽管这种称赞从我心中不那么情愿地表露出来，但这并不使我成为他变节的一个帮凶）。不，自安东尼以来，再没有一个人更较他适宜治理人类。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孟德斯鸠显然很留意与基督教保持和平，他承认上帝，但他想象这种最高智慧表现在自然法中，而绝不与自然法冲突。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曾说：“对于孟德斯鸠而言，上帝也就是《论法的精神》。”他同意超自然的信念是与人性不谐的道德典范的必要支持。很适合的是每个统治都需要一些神圣的读本作为支持，如阿拉伯人的《古兰经》，波斯人的祆教经典、印度人的《吠陀经》及中国人的儒家经典。宗教的律法补充了民法，并限制其任意倾斜的程度。国家与教会应该相互制衡，更该永远相隔，“这种重要区分是民族之间安宁的基础”。孟德斯鸠曾和拜尔意见相左地为宗教辩护，但与其他事物一样，他认为宗教受制于气候和民族性：

一个温和的政府与基督教最相洽和，而一个独裁政府则与伊斯兰教相近……如果适合于某一国家气候的宗教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气候太不一致，这一宗教便无法建立，倘若予以引进，也将会被舍弃……天主教与君主政体最相符合，而新教则与共和国相投……基督教不幸地分割成天主教与新教两部分时，北方的人民拥护新教，而南方人仍然坚守着天主教。这个道理很清楚：北方的人民永远具有南方人欠缺的一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因此没有一个显见的领导地位的宗教，却更为洽和。

孟德斯鸠虽然大体上承认宗教的益处，在细节上则予指责。他责难法国教士的财富，同时写了“对西班牙与葡萄牙宗教裁判官最谦和的规劝”，以中止他们烤炙异端。孟德斯鸠警告他们：“如果在未来，有任何人敢于声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中，欧洲人民是文明人，则你们将会被提到，证明这些欧洲文明人实在是野蛮人。”

身为一个爱法兰西的高卢人，他嘲笑教皇绝无谬误的说法，并坚决主张教会应该臣属在国家权力之下。关于宗教容忍的问题，他采取一种中庸观点：“国家可以自由地接受或反对一个新的宗教时，应该反对这一宗教；但如果这一宗教已被接受，国人应该容忍这一新宗教。”尽管他对检察官全然服从，但他始终保持着理性论者的身份。“在我们所有天赋才能中，理性是最完美、最高贵、最美的一种天赋。”

·余晖

很快，《论法的精神》被认为是法国文学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却遭到右派与左派的批评。詹森教派与耶稣会虽然通常互持歧见，但对《论法的精神》一书，却联合指责本书是对基督教微妙的否认。詹森教派的教会报纸声称：“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基督徒，但这绝少保证他的天主教信仰，如果他不是而我们认为他是的话，作者将会嘲笑我们想法过于简单。”该文的作者在结尾呼吁行政当局对本书采取行动，速加制止。耶稣会指控孟德斯鸠附和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哲学，假定历史法则也如自然科学一样，而不给意志自由留下任何位置。贝尔捷神父在耶稣会的《特里武杂志》（Journal of Trévoux）中辩驳真理与正义是绝对的，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而且法律应该基于神授的普遍原则，而不是基于气候、土壤、习惯与民族性的歧异。孟德斯鸠认为刊行《为法意作辩护》（1750年）一文较为明智。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否认无神论、唯物论与宿命论，而重在肯定其基督教信仰，但教士仍未信服。

同时，日益崛起的哲学家也不高兴。他们认为《论法的精神》几乎是保守主义的一本手册，他们惋惜书中偶尔显示的虔诚、改革计划的缓和及无决心的宗教容忍观念。爱尔维修即在写给孟德斯鸠的信上，指责他太过强调社会改变的危险性与困难。正在《论道德》一文中铺陈其历史哲学的伏尔泰，对孟德斯鸠的成就并不热心，他并未忘掉这位议长先生曾以这些话反对他被选入皇家学院：“如果伏尔泰成为一个院士，这将是学院的一种耻辱，而如果他不成为一个院士，则以后他会自认为耻辱。”在这一情况下，伏尔泰的批评虽则含蓄，却受到相当的赞美。伏尔泰指出孟德斯鸠太过于夸张气候的影响，他指出基督教发源于炎热的犹太地（Judea），仍然在寒冷的挪威盛行。他认为英国之所以改奉新教，也许是由于亨利八世王后安妮·博林的美丽，要比亨利八世的冷酷更重要些。另外，如果孟德斯鸠认为自由精神主要源于山地，那对富有坚强自由信念的荷兰共和国或对波兰贵族的自由否决又该做何解说？伏尔泰在1764年出版的《哲学字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即举出好几页的例证，指出“气候具有一些影响，然而政府的影响则百倍于气候，如果宗教与政府相连，则影响更广”——

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位坚持气候决定一切的人（孟德斯鸠并没有这样说过），为什么朱利安大帝，在其所著的《厌胡者》（Misopogon）一书里谈到巴黎人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个性上的持重和态度上的严厉；为什么在气候毫无改变下，现在的巴黎人就像爱嬉戏的孩子，政府处罚他们，同时对着他们微笑，他们自己在受到处罚后，也露出微笑并且还唱着讥讽主人的歌曲。

伏尔泰觉得：

遗憾的是书中很多的引用句与格言，原与指陈的事情相反，却几乎全部被认为真理……“暖和气候国家的人民，像老人一般地胆怯；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像年轻人一般地勇敢”？我们必须要很留意那些概括的命题如何逃脱我们的注意，没有人能够将一个拉普兰人或者一个爱斯基摩人变得好战，而阿拉伯人却在短短80年间，征服了一片比整个罗马帝国更为广阔的土地。

然而，伏尔泰赞美孟德斯鸠：

我们发觉《论法的精神》一书充满错误……认为这本著作缺少方法，既无计划又无秩序后，我们应该公正地问一问：这本书的优点在哪里，及为什么获致如此高的评价？首先，本书是以极高的智慧写成的，而其他写着同一题目的其他各书的作者，笔调都冗长乏味。也就是基于此点，杜德芳夫人与孟德斯鸠具有同样的机智，她评论本书为关于法律的机智结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注解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本书列举许多卓见，攻击专制、迷信与压榨人的税制……孟德斯鸠对于饱学之士而言，几乎处处犯错，因为他本人不是饱学之士，但就他反对那些奴役制的热心赞护者与促成者，则几乎句句中肯，欧洲将永远感激他。

伏尔泰另在别处补充说：“人类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冠冕行径（对于自由而言），而孟德斯鸠再度予以恢复。”

随后，一般的批评大都附和伏尔泰的看法。就事实而言，《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组织不够紧密，论点的安排与连贯也不太合乎逻辑，更常常忘掉主题的一致性。在热心做一个科学家而搜集与解释各种事实中，他有时未能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片片断断的东西组合成一和谐的整体。他花费了大半生时间搜集资料，并费了20年时光撰写这本书，他间歇的写作破坏了整体性。他太过于轻易地从几个例证里寻找归纳，而并不去尽力找寻相反的例证。当他谈到他写书的方法时说道：“我已经铺好了最首要的一些原则，而且发现一些特殊例子都自然地符合这些原则，而所有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些原则的结果。”以一种有待历史本身证实的哲学去研究历史，实在危险至极。再论到他搜集资料的方式，他太过轻信那些旅行者未经证实的记载，有时他竟然把寓言与传说当作历史。甚至他的直接观察也可能有错，他认为他在英国政府中看出分权制度，但那里的立法机构明显地并合着行政机构。

除了这些缺点外，这本书一定有很多优点才能得到如许的称赞与影响。伏尔泰很适当地宣扬该书的体裁。然而实际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的体裁显得支离破碎。孟德斯鸠喜欢简短的章节，这也许是作为一种强调的方法，如论独裁制度一章，其结果是不愉快的断音符阻止了思路的流畅。其中部分的支离破碎，可能是因为他眼力的渐趋衰退，迫使他不能书写只能口授。他有时直说出来时，往往以明确而扼要的句子，呈露出如《波斯人信札》一般的光彩。依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论法的精神》中，其寓含真理的警句部分，要比适合于论究法律的著作所含的警句更多。然而，这无疑是一种特异的形式，语气温和而平静。其书虽然偶尔意思含糊不清，但值得一读。

孟德斯鸠谦逊而正确地将《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价值，归于该书的主题与目的。从各种法律中寻出法则，在其时、地的差异中寻出一些系统，及由国家与人民的性质与地方的观点，检讨立法方面的根源与限制，以启发君主改革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即使其中有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完成148年后，斯宾塞虽然拥有一群研究助手，但以其同样热衷于概括问题，因而在同样的事业上招致失败。但两种尝试都有益于智慧。其中孟德斯鸠的成就较为伟大。他有先驱，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域与地方》（Airs,Waters,and Places）、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Constitutions of Athens）、马基雅维利的《讲话集》（Discorsi）、博丹的《温和的人类历史论》、格鲁齐乌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维科的《新科学》、普芬多夫的《自然法》等著作。他并未创设，但他的确大大促进了制度比较研究方面的历史方法。

孟德斯鸠在伏尔泰之前创建了一套独立于超自然原因的哲学史，他所持观点的广阔与公正，更非伏尔泰所能企及。伯克称赞孟德斯鸠是“照亮了这一代最伟大的天才”，泰纳认为他“最有学养，最为睿智，也是最能平衡当代各种精神的人物”，华尔波尔则认为《论法的精神》是“人类曾写过的最好的一部书”。这或许是夸大之辞，但就那个时代而言，《论法的精神》的确是一部最伟大的书。

这本书耗尽了孟德斯鸠的心力，他在1749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道：“我承认这部书几乎杀死了我，我得歇歇，我不能再这般劳苦了。”但他继续研究，他说：“研究对于我来说，是消除生活中所有失望的至上补品，我尚未体验到任何一种经过一个小时的读书还不能驱除的烦恼。”

他偶尔也前往巴黎访问，而且享受他在当时（1748年）与伏尔泰相等的美名。雷纳尔说道：“《论法的精神》改变了所有法国人民的头脑，我们在学者的图书室中，仕女与时尚青年的梳妆桌上，都能够看到这部书。”他在沙龙中也同样受到欢迎，还在宫中受到招待与接见。但他大部分时间留在拉布雷德，他很满意他的绅士身份。他的书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他们甚至订了大批出产于他故乡的酒。他暮年时双眼几乎失明，他描述道：“我残存的视力对于我来说，是当我双目永远合上时的曙光。”1754年，他到巴黎解除他在那里房子的租约。但在巴黎期间，他染上了肺炎，于1755年2月10日逝世，享年66岁。他受到了天主教的最后仪式，但在所有文学界人士中，只有持有不可知论的狄德罗参加了他的葬礼。

孟德斯鸠的影响扩大到好几个世纪。吉本这样记载：“《论法的精神》出版后的40年中，再没有别的书能够更广泛地被人阅读、受到批评，这本书激起的质疑精神，并不是我们得力于作者最小的一部分。”在英国的作者中，吉本、布莱克斯通、伯克，都自《论法的精神》与《罗马盛衰原因论》两本书中获益不少。腓特烈大帝指出《论法的精神》仅次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俄国的卡特琳女皇认为这本书应该是“各主权帝王的每日祈祷书”，并为那些被她任命修改俄国法律的人，特别从本书摘录了一些例子。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不仅从孟德斯鸠书中采取了政府分权的理论，更接受了将内阁成员革除在国会外的办法，这些宪法起草者的作品中更穿插着孟德斯鸠书中的句子。《论法的精神》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温和领袖们几乎成了一部“圣经”，而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部分造成他们对罗马共和国的爱慕。法盖说道：“所有现代的伟大思想都源自孟德斯鸠。”在那一代，是孟德斯鸠而不是伏尔泰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呼声与英雄。

第五章　伏尔泰在法国

在巴黎（1729—1734）

1728年底或1729年初，伏尔泰从英国回到法国时，他曾在巴黎西北部约11英里的圣德门一所不太显眼的地方落居。他动员他的朋友想办法帮他免除政府对他的放逐惩罚，他们完成了这件事，甚至恢复了他的皇家恩俸。4月，他又在巴黎市内四处走动了。一次在一个聚会中，伏尔泰听到数学家拉孔达米纳的估计，任何人如果买下了由巴黎市政府发行彩票的全部奖券，都能发财。伏尔泰马上冲出去，向银行朋友借了钱买下全部的奖券，结果正如那位数学家预测的中了奖。巴黎政府主计长拒绝兑奖，伏尔泰诉诸法庭，结果胜诉，收到了奖金。1729年年底，他曾费了一天两夜的工夫，旅行150英里，从巴黎跋涉到南锡，收购洛林公爵发行的公共债券。这一冒险也让他大有斩获。作为诗人与哲学家的伏尔泰，倒是要由身为财政家的伏尔泰来养活。

1730年，他回到巴黎，非常热衷于商业。通常总是同时忙着好几个文艺工作，他从这一件忙到那一件，像是要在改变中寻找新鲜，而不浪费时间。当时，他正着手写作《英国人信札》及《查理十二史》（A History of Charles XII）、《勒库夫勒小姐之死》（The Death of Mademoiselle Lecouvreur），还有《女仆》（La Pucelle）的开头部分。1730年的一天，黎塞留公爵的一些宾客在讨论圣女贞德，他们建议伏尔泰撰写有关贞德的历史。那时，贞德还不被接受为法国非宗教的圣人，然而对于作为自由思想家的伏尔泰，贞德传说中的超自然部分，似乎可以作为幽默式的处理。黎塞留公爵激他这样做，伏尔泰当天就把序言部分写好了。那时他为勒库夫勒小姐鸣不平的诗尚未发表，他那好嚷嚷的朋友塞奥特却到处吟诵，许多教会里的教士，也就开始聚集在伏尔泰周围嗡嗡不息。就像伏尔泰渴于树敌一样，1730年12月11日，他着手撰写布鲁图斯的剧本，根据李维的记载，这人驱逐了塔克文国王，而且参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这个戏剧否认了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并宣布了人民改换统治者的权利。对这个戏剧，演员们抱怨在情节中缺少爱情主题，一般巴黎人也认为该剧实在是一出荒诞无稽的革新剧，所以在排演15次后，该剧即予撤销。62年之后，这出戏重新上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巴黎人都怀着同样的心情要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同时，他又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他那本《查理十二史》。这个题目很难攻击到路易十五与教会，同时由于该书非常偏向于王后的父亲斯坦尼拉斯，当然也可以使王后高兴。约有2600册已经印妥，但突然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皇家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外，那一版的所有其他书都遭没收。他向掌玺大臣抗议，结果被告知，由于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敌手也是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强人”奥古斯都讨好。伏尔泰决心不顾这种禁令，乔装移居到鲁昂，在那里冒充作一个英国地主住了5个月，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书。1731年10月，这本书在法国就像小说一般地自由发行与出售。

某些批评家批评这本书太过于小说化；另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称该书为“一本传奇”，叙述非常生动，而在细节方面不甚正确。然而事实上，伏尔泰的确以一位学者应有的谨慎来处理这本书。他不仅查阅了许多政府文件，甚至一反常态地咨询许多可以供给第一手资料的人：退位的国王斯坦尼拉斯本人、马雷夏尔·萨克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博林布鲁克、阿克塞尔·斯帕雷、丰塞卡与法布里斯爵士（曾做过查理的秘书）。他曾与查理最宠爱的部长冯·格尔茨爵士共住一段时期，冯·格尔茨于1719年被执行死刑这件事可能促使他研读这个“北方之狮”。1740年，曾经做过查理私人牧师的约翰·诺伯，在他所出版的回忆录中，曾指出伏尔泰叙述史实的若干不正确之处，伏尔泰在随后的版本中，立即加以修正。当然还有些其他误失处，尤其是关于战役的细致叙述上。后来的批评家辩称伏尔泰太过赞美查理，把他视为“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不平凡的人，他在他身上融合了所有祖先最伟大的德行，除了拥有过分的优点外，他几乎全无缺失或不快乐”。这或许可认为是一种夸饰。伏尔泰解释道，查理“过分拥有所有的英雄美德，以致成为缺点”。伏尔泰将这些列为浪费、轻率、残忍、独裁及欠缺宽恕的雅量，他还指出国王身上这些缺点如何伤害了瑞典。他还下结论，认为查理是“一个超常伟大的人”。无论怎样，这本书不仅是学术，也是艺术作品——就结构、形式、色彩与风格而论。很快，所有欧洲的知识分子都在读《查理十二史》，伏尔泰的名声也因而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广泛与稳固。

1731年8月5日，他从鲁昂回来后，伏尔泰成为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位于巴黎皇宫附近官邸的贵客。夫人发现他是如此快乐的伙伴，继续供他住宿，直到1733年5月。他以无比的活力主持着夫人家中充满文学气息的晚餐，同时在她的私人剧院里导演主要是自己的剧作。在停留期间，他为拉摩的桑松撰写歌剧本（1732年）。可能是在丰泰纳—马特尔伯爵夫人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中，他看到了他的《艾里菲勒》一剧（1732年）的失败及他的传奇性悲剧《扎伊尔》（Zaïre，1732年8月13日）疯狂似的成功。他写给一位朋友说：

从没有任何一出剧，能像《扎伊尔》在第四次演出时演得那么好。我当时真希望你也能在那里，你将看到，群众并不恨你的好朋友，我出现在一个包厢里时，所有观众都为我鼓掌。我感到脸红并躲了起来，但如果我不承认我那时非常感动的话，那我无疑是一个伪君子。

在他所有的戏剧中，《扎伊尔》一剧一直到他逝世，都是他最心爱的一出剧。扎伊尔是一位基督徒少女，十字军东征她尚在襁褓时，即被穆斯林俘虏，她完全是在伊斯兰教信仰中教养长大，她除了知道法国是她的出生地外，其他一概不知。剧中的她已是耶路撒冷奥斯曼苏丹后宫的一位佳丽。苏丹热恋着她，而她也爱上了苏丹，剧作开演时，她正要嫁给苏丹为妻。另外一个俘虏法蒂玛，斥责她忘掉了她曾是一个基督徒。伏尔泰借着扎伊尔的答复表示地理对宗教信仰的决定性：

我们的思想、礼俗与宗教，

都由习惯与

早年强有力的倾向塑成。

当出生在恒河岸边，

扎伊尔奉拜的是异教神祇；

在巴黎时，我曾是一个基督徒；

而在这里，

我是一个快乐的穆斯林。

我们只知道我们学得的；

那教导我们的父亲之手，

在我们细弱的心上，

刻下了这些特性，

典范深植于心，

除了神以外，

再无别人，能够将之涂抹。

伏尔泰以明显的偏爱，把奥斯曼苏丹描绘为除了耐心外，其余德行全都兼备的人物。基督徒震惊地看到，穆斯林与基督徒一样的可敬；而苏丹也惊讶地发现，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是一个好人。苏丹甚至不愿再维持他宫中的女眷，而保证他自己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伏尔泰对他的基督徒人物也一样的公正，他写了许多亲切的诗句，来赞美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一个在襁褓中被俘虏的基督徒内雷斯坦，他与扎伊尔一起成长。在他保证将带回10个基督徒俘虏所需赎金的条件下，获得释放。他先离开，然后回来，将他自己私人财产拿出来，以凑足这笔赎金。苏丹释放了100个基督徒，以为酬赏。内雷斯坦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被释放的基督徒，并未包括扎伊尔或曾于1186至1187年身为耶路撒冷基督徒国王的吕西尼昂在内。扎伊尔要求奥斯曼苏丹释放吕西尼昂，结果应准。这位年老的吕西尼昂却指认出扎伊尔原是他的女儿，内雷斯坦则是他的儿子。她在对那宽宏大度的苏丹的爱情，与对她父亲、兄弟与信仰的忠贞之间，备受折磨。吕西尼昂恳求她放弃奥斯曼苏丹与伊斯兰教：

吕西尼昂：啊！想想流在你血管里的，

那是二十个国王沿传下来的血液。

所有的基督徒皆与我一样，

他们流的是英雄的血，

信仰的卫护者与烈士的血！

你不知道，我眼看你母在生下你那一片刻，

即遭你曾拥抱过的，

可憎信仰的野蛮人的屠杀。

你兄弟们也是可敬的烈士，

已从天堂伸出了他们的手，

希望拥抱着一个妹妹。

啊！惦念着他们！

你背弃的上帝，

虽然在此地已终止，

但仍是我们与全世界的神。

看那神圣的山峰，

在那里救主洒了鲜血；

也瞧瞧救主胜利地升天所自的坟墓；

在每一条你所走过的小径上，

你要记着看那神的足迹。

你还要抛弃造物主吗？

扎伊尔：我生命的亲爱创造者，

父亲，请告诉我究竟该怎么办？

吕西尼昂：说一句肯定的话，

立刻就把我的耻辱与忧愁移开了。

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扎伊尔：那么，我的主呀！

我是一个基督徒……

吕西尼昂：发誓你会信守这桩重大的秘密。

扎伊尔：我发誓。

她的兄弟内雷斯坦知悉她仍然打算嫁给奥斯曼苏丹时，他企图杀死她。后来内雷斯坦变得温和起来，但坚持她须受洗，她也应允了。他于是托寄了一张便条，约定受洗的时间与地点。然而，奥斯曼苏丹因为不知道内雷斯坦是扎伊尔的兄弟，误会这便条涉及爱情，他以为扎伊尔竟瞒着他与别人约会，刺杀了扎伊尔。最后，他发现他所设想的情人是一对兄妹后，他自杀殉情。

剧中的情节构思巧妙，情节顺畅而富于戏剧化，诗句则流畅悦耳。在今天看来，那些感情的铺衍似是过分些，但我们可以了解巴黎人为什么喜欢扎伊尔与奥斯曼苏丹，为什么本剧在枫丹白露宫为皇家演出时，那位善良而忧郁的王后为之感动落泪。不久，本剧便在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区翻译成当地文字，并在各个地区上演。现在，伏尔泰被誉为当时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皮埃尔·高乃依与拉辛的最佳继承人选。对伏尔泰的称赞让当时逃亡在布鲁塞尔的卢梭很不高兴，他批评《扎伊尔》一剧“琐屑而平凡，是虔敬与淫荡可憎的大杂烩”。伏尔泰则以一首长的谈话式诗《趣味的庙宇》予以反驳，他在诗中耻笑卢梭而抬高莫里哀。

1732年至1733年冬天，他与未来被他伤害的莫佩尔蒂研究数学与牛顿，他重写《艾里菲勒》，又修正了《扎伊尔》与《查理十二史》，并为《路易十四时代》寻找资料，完成《英国人信札》，又新写了《阿德莱德》（Adélade）一剧，及写成了不可计数的短篇书信、赞美词、邀请书、墓志铭和许多爱情小诗，全都是以修饰平整的诗句写成的机智结晶。他那慷慨的女房东丰泰纳—马特尔夫人逝世后，伏尔泰于是迁到长点（Long-Point）街的一座房子，从事小麦出口生意。而后，在商业与爱情的纠葛中，他于1733年邂逅了夏特莱侯爵夫人，一直到侯爵夫人逝世，伏尔泰的余生便与这位独特而有事业心的妇人牵连在一起。

她当时26岁（伏尔泰38岁），在这以前，她已经有过多种经历。她是布勒特伊男爵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年仅12岁，她已经通晓拉丁文与意大利文，善于歌唱，也能弹奏小瑟（spinet）；15岁时，她开始将《埃涅阿斯纪》翻译成法文诗；以后她又学习英文，同时跟莫佩尔蒂学数学。19岁那年，她嫁给30岁的夏特莱侯爵。她为侯爵生了3个儿子，但与侯爵没有太多相处的时间，侯爵经常与他的军队在一起，而她则被留在宫廷附近，放荡豪赌，谈情说爱。她被第一个姘夫遗弃时，她曾服毒自杀，一位药剂师挽救了她。她被第二个情夫黎塞留公爵遗弃时，她已能泰然处之，因为全法国都知道他的善变。

伏尔泰第一次在晚宴遇到她时，他不但不感觉唐突，反倒欣赏她那谈论数学、天文学及拉丁诗词的能力。她体态上的诱惑，并非无法抗拒。其他的女人对她津津乐道，让我们听听杜德芳夫人之词：“一个高大而又干枯的女人，毫无臀部，低平的胸……大手大腿，巨大的双脚，非常小的头。五官相当奇特，尖尖的鼻子，一对蓝绿色的小眼，深色的皮肤……坏牙。”克雷基侯爵夫人也附和地形容着：“她是一个女巨人……健壮得不得了，而且几近奇迹般地笨拙。她的皮肤就像敲豆蔻的锉子，总体看来，与一个丑陋的军士别无二致。然而，伏尔泰提到她的美丽。”

但在她42岁的时候，潇洒的圣朗贝尔（Saint-Lambert）仍然秘密地与她做爱。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同为女性的证词。我们从她的一些画像上所得到的印象是，夏特莱夫人高大而有男性姿态，高高的额头，带着骄傲的神情，并非不吸引人的五官。而且，可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听说她有着“肉感而坚实的胸部”。

也许夏特莱夫人身上有着恰好足够的男人味以补足伏尔泰身上的女人味，她仍然动用种种女性工具，如化妆品、香水、珠宝和项链，以衬圆她瘦骨嶙峋的诱惑力。伏尔泰对她的喜爱装饰投以微笑，然而他更欣赏她对科学与哲学的热忱。即使在巴黎与凡尔赛的轻浮与空谈气氛下，夏特莱夫人仍能离开赌桌，去研究牛顿与洛克。她将牛顿的《数学原理》翻成法文。伏尔泰发现拥有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侍从弟子兼情妇，是方便之事。早在1734年，他便已认为他是她的爱人：“啊！上帝！在你的怀中，我享受到多么大的乐趣！能够敬佩我所爱的人该多幸福！”

论英国书札

1733年至1734年，经过了许多穷困后，伏尔泰出版了对启蒙运动有贡献的第一本书，其形式为自英格兰寄给塞奥特的24封信。这些信1733年译成英文而在伦敦发行，书名为《论英国书札》（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如果在法国出版原文本，则要冒着作者与出版者被限制自由的危险。伏尔泰删除一些段落，想得到政府的许可，以刊印剩余部分。结果遭到拒绝，他再度在鲁昂秘密出版。可是他警告出版者若雷，不要让任何书在那时流传，但早于1734年初，几本以《哲学通信》（Letters Philosophiques）为名的书便已流传到了巴黎。有一个盗印者得到了一本，而在伏尔泰不知道的情况下大量刊行。当时，伏尔泰正与夏特莱夫人前往距巴黎190英里的奥顿附近的蒙略堡参加黎塞留公爵的婚礼。

这本书以4篇谈论英国教友派的信开头。伏尔泰指出，虽然这些教友派信徒没有教阶组织，没有僧侣与圣礼仪式，然而这些信徒比他所见过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更能信守基督的教训。他叙述也可以说是想象去访问一位教友派信徒：

“亲爱的先生，你受过洗没有？”我这样问着他。

这位教友派信徒回答道：“不！我其他的主内弟兄也都没有受洗。”

“那么，”我喊道，“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了？”

“我子，”他用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回答说，“不需要发誓，我们是基督徒，同时想做好信徒；我们不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于那洒在人头上，渗有一点盐的冷水。”

“哎，天啊！”我抗议道，“别提这种不虔诚的话，你难道忘记耶稣是由约翰施洗吗？”

“我的朋友，别再发誓……基督固然自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但基督本人并没有再为任何人施洗礼，我们并非约翰的信徒而是基督的信徒。”

我再说道：“啊！你这可怜虫呀！怎么你情愿在那审判之地熬受火刑！”

“你受割没有？”他反问道。

我回答我没有那种荣耀。他最后说道：“那很好，你是一个未经受割的基督徒，而我是一个未受过洗的基督徒。”

依照对白中教友派信徒的说法，受洗如同受割一样，是前基督时代的习俗，而这已经被基督的新福音取代了。伏尔泰又对战争加了一段话：

我们应该再也不要从事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只是因为我们并非豺狼、老虎或牛头狗，我们是人，是基督徒。我们的上帝，嘱咐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他当然不会要我们渡过海洋，去割断我们弟兄的喉咙，只为了那些披挂着红衫的凶手，戴着两尺高的帽子，而在撑开的驴皮上用两枝棍子敲出噪音，用以募集市民。而且，得胜之后，整个伦敦夜明如画，天空漫布着烟火的火焰，空气中也回响着赞美诗、教堂钟声、风琴声及大炮的声音，实际上，我们在静静地哀悼那些造成大众欢乐的屠杀。

法国由于强迫所有法国人信奉一种信仰，几乎摧毁了自己。然而，伏尔泰也过分夸大了英国对不同教派比较宽容的作风。“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派别的国度，一个英国信徒就如同一个自由人一样，可以依循着任何他想要选择的路到天堂去。”伏尔泰又比较英国教士与法国教士两者之间的道德，因而庆幸英国没有修道院院长的存在。“英国人闻悉在法国以道德颓丧闻名的年轻人，借着种种阴谋策术晋升到大主教高位，然后作些情歌，更夜以继日地大宴宾客……并自称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之时，他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幸而生为新教徒。”

第8封信将伏尔泰式的短剑转向法国政府：

只有英国民族才设法借着抗拒国王而来节制国王的权力……最后才建立了这一明智的政府，在政府中，国王虽有权做一切善事，双手却被束缚着无法做恶事。……无疑，在英国树立自由代价也甚昂贵，专制的偶像被浩浩的血海淹毙了，英国人并不以为他们为好的法律付出过大的代价。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同样的乱世，只是他们为着争取自由洒下的鲜血，徒然使他们的奴役巩固而已。

在英国，人身保护状禁止任何未书明理由的监禁，而且要求陪审团的公开审判；而在法国，却有秘密拘捕令。伏尔泰早在孟德斯鸠14年之前，即提到并加以夸大、赞美英国政府里某种“分权”的存在，及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的调和。他又指出，在英国，没有任何税捐能在未经议会同意下课征，也“没有任何人，由于身为贵族或僧侣而免于缴纳某种课税”。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而在法国：

商人常常听到他们那一行被人轻蔑地提到，他们愚不可及地为此而腼腆。然而，我倒真不明白，一个涂粉抹彩的贵族，他知道国王确切的起卧时间，他在国王面前虽然仅担任奴仆的角色，却装扮着很伟大的神态……或者是一个商人能够使国家富裕，将货物远送到苏拉特与开罗，对整个世界的快乐具有贡献，这两类人中，谁对国家较为有用。

最后，伏尔泰在为法国奠下的一个改革计划中宣称：

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恢复了在几乎各个王朝中受到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新闻自由、由独立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利、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接受审判的权利及丝毫不受烦扰地公开表明他所愿信仰宗教的权利。

伏尔泰一定也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到这些“自然权利”；人身自由并不能避免那些新闻恶棍的毁谤，在宗教与政治方面，言论自由也有限制；非英国国教者与天主教徒都无法参与公职；而且，法官可以接受贿赂而犯法。他并没有将英国不公正的实情予以揭露，他只是利用英国作为一个鞭挞的工具，以怂恿法国人反叛国家与教会的压迫。

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伏尔泰对培根、洛克与牛顿的称道。他将博林布鲁克对马尔伯勒所下的评语转移到受人指控的培根身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人，我想不起他究竟曾否犯过任何错误。”他又补充说：“这个伟人是实验哲学之父”——这并不是因为培根做过的实验，而是基于培根对促进科学研究的有力呼声。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即因而称赞培根为那部《百科全书》的主要启导者。

伏尔泰的第13封信几乎都在谈论洛克。他在洛克身上发现的，不仅是取代灵魂神话的科学心灵，而且是一种内涵的哲学，追溯一切知识到感觉为止，将欧洲思想从神圣的启示转向人类的经验，以为真理独一无二的来源与基础。他也赞同洛克的意见，认为物质可能使之思考。这一看法尤其鲠塞在法国检查人员的喉中，而与该书受指责大有关系。这些法国检察官似乎预见到了拉梅特里与狄德罗的唯物论。伏尔泰拒不承认是唯物主义论者，但他把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修改成为“我是一个实体，所以我想，我别无所知”。

第14封信劝告法国人从笛卡儿学说中释放出来，去研究牛顿。“在英国，一般人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意见是，笛卡儿只是一位梦想者，而牛顿是一位圣人。”伏尔泰推崇笛卡儿在几何学上的贡献，但他对于笛卡儿学说中的宇宙观却无法彻底了解。他承认，在牛顿论古代的年历与《启示录》的文章中，有些事情近乎梦幻，或至少近乎催眠。伏尔泰温和地指出，牛顿之所以写这些，是为了“安慰人类，以免他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伏尔泰发觉牛顿的东西相当难于了解，但牛顿葬礼时有那么多政府与科学界的卓越人才，使他决心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而成为牛顿在法国的使徒。在这里，他也撒下了《百科全书》和启蒙运动的种子。

最后，他对帕斯卡的思想加以颇含敌意的批评，震惊了法国的宗教思想界。他本来不打算把这一批评包括在这些信札中，因为这完全与英国无关。只是伏尔泰1728年将这一批评从英国寄给塞奥特，这位盗印出版商将这些附列为第25封信。这使那些崇拜帕斯卡而且掌握着巴黎市议会的詹森教派比耶稣会（并不推崇帕斯卡）更严厉地指斥伏尔泰。伏尔泰在本质上无法与帕斯卡相容：在这个阶段中（除了他的戏剧而外），他是好斗的唯理主义者，感情在他的哲学中仍无地位。仍然年轻，生活范围很广，在屡遭非难中仍享受着生活乐趣的他，反对帕斯卡沮丧的悲观主义论调，他说：“我胆敢负起人类的角色来反对这位巧妙的恨世者。”他反对帕斯卡的赌注（打赌上帝的存在比不存在要聪明些），认为“不敬而幼稚……我必须相信一件事并不能证明这事存在”。他承认我们并不能解释宇宙的奥秘，或了解人类的命运，但他怀疑从我们这种无知中，能否推演出十二使徒的教条来。他宣称：“人为行为而生……不工作与不存在，就人类而言，是一件事的两面。”

《对帕斯卡思想的批评》并不是伏尔泰的精心杰作，他并未打算出版，也没有机会加以修正。以后的一些事件，如里斯本的地震，渐渐转变了他年轻时代的乐观看法。尽管有这一篇未经深思熟虑的附录，这些哲学上的信件仍是法国文学与思想上的一道里程碑。在法国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简短、机智的句子，无错处可挑的明晰、明朗的机智及充满讥讽的语句。此后，这些东西成为逾越一切谨慎否认作者身份的文学标帜，这本书与《波斯人信札》为大摄政时期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散文立下了文风。而且，这在法国与英国两国知识界的联系上，构成了最坚强的一环。巴克尔称赞其为“在18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种宣战与一幅战争地图。卢梭提到这些信件在他本人心智的启发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也一定还有数以千计的法国青年，同样得力于这一本书。拉斐特更赞誉这本书，使他在9岁时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海涅（Heine）认为“检察官实在不必要谴责这本书，不加指斥，人们也会览读”。

教会与国家，国王与议会觉得不能默默忍受这许多创伤。印书商人被送到巴士底狱，而且发了一张秘密逮捕状，无论在何处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1734年5月11日，一个警察官员拿着一张拘捕状在蒙略露面，但伏尔泰也许得到莫佩尔蒂与达让塔尔的警告，已经早在5天前离开了，并已在法国国境之外。议会于6月10日颁了一道令状，凡是被发现的书本，都要以“毁谤、违背宗教与良善道德，及对政府欠缺应有的尊敬”这一罪名，由执行公务的刽子手，在法院的院子里焚毁。

在获悉伏尔泰安全到达洛林之前，夏特莱侯爵夫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着：“在我晓得像他这样一个健康又有想象力的人，被拘禁在监牢里，我不能有足够的坚毅力，继续这样想下去。”侯爵夫人与黎塞留公爵夫人联合其他贵妇，请求赦免伏尔泰。掌玺大臣同意，如果伏尔泰否认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可以撤销那道拘捕状。他当然知道伏尔泰是本书的作者，但情愿以这种方式缓和检查制度。伏尔泰也轻易地答应否认是该书的作者，这自然是一个值得原谅的谎言，而且这本他否认的书，事实上也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发行，他在写给艾吉永的信中说：

他们说我必须撤回我的意见，很好，我可以公开声明帕斯卡永远是对的……所有的教士都很和蔼而公正无私……僧侣既不骄傲，也不诡诈而声名狼藉。至于宗教裁判，更是人性与容忍的一个辉煌胜利。

那道拘捕令因而撤销，但规定伏尔泰必须与巴黎保持敬意的距离。伏尔泰在边界从一个城堡穿过一个城堡，受到了许多贵族的欢迎，这些贵族并不都很虔诚，也根本不喜欢专制而中央集权式的王权。他接到一张前往荷尔斯泰因宫廷定居的邀请信，而且能够得到每年1万法郎的津贴，但他没有答应。1734年7月，他退居到香槟省锡雷夏特莱夫人的庄园，在那里成为一名付费客人，开始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锡雷的田园生活（1734—1744）

锡雷是法国西北部豪特—马尔纳区一个有230户居民的小村落，距洛林省只有几英里远。伏尔泰的侄女，德尼斯夫人1738年曾将之描述为“一块可怕的孤僻处所，距离任何一处有人住的聚落，都在12英里以上，那是一片山巅与荒地的乡野”。也许伏尔泰爱上了该地偏僻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可以研究科学、撰写历史与哲学，也可以让法国政府将他遗忘，或者，如果法国政府要干扰他的话，他能够在一个小时内逃到洛林。

伏尔泰寄住的城堡是一座13世纪残留下来的颓塌建筑，夏特莱家人很少使用，久已不适于文明人的居住。侯爵没兴趣也没钱整修，伏尔泰借给侯爵4万法郎，年利率为5分，但不用偿付，以整修这座庄园。有几间房子收拾得可以居住，伏尔泰于是迁入，增加了一间新的厢房，并督导其他房舍的重建。11月，侯爵夫人随身携带200件包裹住进这座城堡，又做了修改，以合乎她自己的趣味，她大半的成年生涯都在宫廷及其附近度过，热衷于读书，忠于重婚生活。侯爵大人时而与夫人和伏尔泰共同生活，直到1740年。侯爵文雅地独住在一个单人的房间，并在不同的时间进餐。但1740年后，侯爵大多数时间置身军伍。法国人不讶异侯爵这种成人之美的态度，而更讶异这对情人相互之间的忠贞。

1734年12月，侯爵夫人回到巴黎，以便在黎塞留公爵夫人分娩期间加以照料，并劝服政府取消禁止伏尔泰留在巴黎的禁令（1735年3月2日）。伏尔泰因而前往巴黎并与他的情妇共处了几个星期。但他的过去仍纠缠着他，他那令人不快的作品的一部分正流传着，他自己偶尔也禁不住向朋友读些有含义的段落。那时，他15年前反基督教的作品《致乌拉妮娅书》，也被一位盗印商出版了。伏尔泰当然加以否认，但书中有着他的风格与思想的特征，因此，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否认。他再次逃到洛林，从那里又悄悄地回到锡雷。他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个间接的保证，如果他对政府不再有攻击行为，他也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夏特莱夫人再度前来与他聚首，并携来了她的女儿、儿子与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她最小的儿子在那时已经死了。这时，这段哲学上的蜜月终于开始了。

这两位哲学家，每人各住一套房，分在城堡两旁。伏尔泰的，包括接待室、图书馆与卧室，墙壁上悬挂着昂贵的红丝绒缀锦画及一些画，包括一幅提香的作品和几幅泰尼耶的作品。房间里也有维纳斯、丘比特、海格力斯等塑像，悬着他与侯爵夫人的新朋友普鲁士王位继承人腓特烈王子的大幅肖像。这几个房间一尘不染，以致格拉菲尼夫人形容为“可以亲吻着地板”。侯爵夫人房间的布置有着不同风格，四壁是淡黄色与浅蓝色，悬挂着韦罗内塞与华多的作品，天花板也漆上图画，地板用大理石拼成，另外在她美丽的化妆室，放置着数以百计的盒子、瓶子、指环、宝石与梳洗用具。在这两个套房之间，是一个充作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的大房间，有各种器皿，如气泵、温度计、烘炉、坩埚、望远镜、显微镜、棱镜、罗盘针、天平等。还有几间客房，其装备较不讲究。尽管悬挂着缀锦，森林地带的强风仍然能够透过裂缝、窗子与门吹进来。在冬天，需要36个火炉，每天要烧掉6大捆（约128立方英尺）的木柴，以维持城堡的温暖。由此，我们也可想见这座城堡仆人的数量。伏尔泰又加了一座戏台，因为他喜欢演戏，尤其是他自己写的剧本。至于侯爵夫人，伏尔泰向我们保证，她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客人、家庭教师与仆人权充戏中的其他角色。有时，也演唱歌剧，因为侯爵夫人有着神妙之音。另外，排演木偶戏与魔术灯戏，伏尔泰为戏配上评语，使客人笑得喘不过气。

戏剧只是偶尔的，工作才是一天的正轨，这对爱人有时共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通常都是在隔开的部分单独地工作，除了正餐外很少在白天碰面。侯爵夫人通常在大家谈话开始前离席，伏尔泰也时时溜回书房，让其余的人自行消遣。书房中有自用的餐具，因为他有时自己单独进餐。我们很自然地想象他是一个健谈家，他能够谈起任何话题，但实际上，他讨厌漫无内容的闲聊。“我们花在谈天上的时间是可怕的，我们不应该在这上面花费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够利用的最大东西就是时间。”偶尔，他也猎鹿作为运动。

我们当然也不该将这对哲学家爱侣形容为一对天使。侯爵夫人有时很苛刻、傲慢甚至残酷。她在用钱方面抓得很紧，对待仆人相当严格与吝啬，有时伏尔泰给得多一点，她便会抗议他这样做。她完全没有身体裸露的羞怯感，即使在他们的秘书朗香面前，她也全不在乎而寸缕不着，或躺在澡盆里，任由他为她冲着温水。她还偷偷看客人寄出或收到的信件，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们唯一的证据从另外一个女人而来。至于伏尔泰，他有成百的缺点，这在以后将会适时出现。他像一个诗人一般地自负，有时也任性得像一个孩子，他很容易发怒，并与侯爵夫人频频争吵，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调剂而已。伏尔泰很快便恢复了他的心境与好脾气，而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朋友，他是何等的快乐，及以他不动情欲的方式，如何地爱着侯爵夫人。他写给她100首爱情小诗，每首都是简练艺术的浮雕宝石，一只刻有他相片的指环上附有这样一首文学小品：

巴里埃为了取悦你的双眸，刻下了这幅容貌。请快乐地注视着！

你自己的容貌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不过是由一个更伟大的雕刻家刻画而成。

而侯爵夫人也答复道：“我如果两个小时没见到他，就感觉痛苦。”

他们两人之间，夏特莱夫人更倾心于科学，她收藏起伏尔泰未完成的《路易十四时代》手稿，而且严格地指导他研究科学。格拉菲尼夫人曾于1738年来到城堡做客，叙述侯爵夫人在科学研究方面远较伏尔泰勤勉，她夜以继日地在桌边工作，有时一直工作到早上5点或7点。莫佩尔蒂偶尔也到锡雷，教夫人数学与物理。也许因为这位先生的常常拜访及夫人对他学术成就的公开敬慕，而让敏感的伏尔泰煽起一把嫉妒之火，最后酿致他与莫佩尔蒂在柏林比剑决斗。

侯爵夫人究竟是一个真学者，或只是把科学当作一件流行的衣饰穿戴着？杜德芳夫人与其他夫人认为，夏特莱夫人的研究只是做做样子，克雷基侯爵夫人则声称：“代数与几何搅得她半为疯狂，她卖弄学问则使她不可理喻。事实上，她弄乱了她所学的每一样东西。”且让我们听听格拉菲尼夫人描述在锡雷举行的一场会议：

今天上午，女主人为我们念一位英国梦想家的几何学上的计算……这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而她用法语念给我们听。她在每一句点稍停一下，我初以为她借此了解这些数学计算，但并不如此，她非常容易地翻译着数学用语，数目与夸张都无法让她停止，这岂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伏尔泰也向塞奥特保证夏特莱夫人通晓英文，而且了解西塞罗所有的哲学作品，对数学和形而上学也极感兴趣。一次，她曾在一场运动力的讨论中胜过了麦让学院的一位院士和物理学家。她读了拉丁文的西塞罗与维吉尔的作品，意大利文的阿廖斯托与塔索的作品，及英文的洛克与牛顿的作品。阿尔加罗蒂到锡雷访问时，她用意大利语与客人交谈。她写了一本曾出版、有6卷篇幅的《埃克萨曼·德·格内斯》，该书以英国神学家的作品为基础，揭露《圣经》中的矛盾、不可能、不合道德与不符合正义的部分。她的《快乐特性》是讨论快乐基础的书，她认为快乐的基础在于健康、爱情、德行、合理的自我放任与求知。她又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由拉丁文翻译成法文，由克拉鲁特编辑，于1756年她逝世后第六年出版。她写了一本《社会制度论》，于1759年出版。伏尔泰也许为了献殷勤，认为该书比他自己写的《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优秀。科学院1738年设奖征求有关火的性质与扩散这一问题的最好论文时，伏尔泰也参与竞争，夫人也秘密地写了一篇，而且不署名地递交出去。她都是在夜间写作，以不让伏尔泰知道，“因为在这篇论文中，我几乎反对他所有的意见”。他俩谁都没获得首奖，而让尤勒（Euler）入选。但他们的论文都由科学学院刊了出来，每个人都以一种智慧之爱的狂喜来赞美对方。

为了写这篇论文，伏尔泰做了许多实验，有的是在他自己的实验室中进行，有的则在邻近绍蒙特的一家铸造厂完成。他研究煅烧原理，而且差点发现了氧气。1737年5月，他曾写信给巴黎的牟斯诺神父，要求代找一位化学师前往锡雷居住，每年除了食宿外，还有100埃库的收入，但这个化学师必须明白如何在星期日和假日里，在堡里的私人教堂做弥撒。至于伏尔泰本人，他现在只相信科学，于1741年他这样写道：“那些由我们的眼睛与数学加以证明的事物，我们必须认为是真实的，所有其他未经证明的，我们只能说：‘我不知道。’”那时，哲学对于他来说，只是科学的摘要而已。

他在《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中即基于这种想法而使用这一用语。他想得到皇家特许准予出版，但遭拒绝。1738年，未经他同意，别人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行了一版，他自己发行的版本则于1741年在同一地方问世。这本书长达440页。出版商为本书加了一个副题目，名为“人人读物”；德芳丹神父则以敌对的评论，将这个副题改为“人人指出其门”。然而，几乎每个人都对本书推崇备至，连耶稣会的教士也在他们的刊物《特里武杂志》上，慷慨地给予好评。现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终于在法国人心目中代替了笛卡儿的涡旋理论。伏尔泰在本书中还列入了一篇关于牛顿光学的文章，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证实了这些实验，还设计出他自己需要的其他实验。他甚至超出了范围，强调牛顿哲学与信仰上帝并行不悖，他也强调在物理界逻辑的普遍性。

尽管伏尔泰下了这些深工夫，但他并不具备科学家的精神与自我约束。人们都说他不是成功的科学家，而我们应该说，他的个性太过丰富而广泛，以致无法全部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只是利用科学来解放心智，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便转向诗词、戏剧、最广义的哲学及人道的问题，以为日常的基本工作。“我们应该将所有可想象的模式介绍到我们生活之中，也该将我们的灵魂之门开放给各式各样的知识与感觉，只要这些东西不紊乱在一起，一切都有充裕的余地，可资容纳。”因此，他于1734年写了《论人类》，主要在回应蒲柏《论人》一文，他甚至认可那些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观念，认为一切“都对”。在这几年中，他完成了《女仆》一书的大部分，也许是作为研究牛顿过多的一种调剂。他还在《玄学的特点》一书中论述自己的哲学，但他很聪明地不让这本书刊印出来。

这本书也像他其他的作品一样独特。他首先假设他是从木星或火星来到地球的访问者，因此他无法被期望能与《圣经》的观点一致。他在南非洲的异教徒之地着陆，他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人就是一种有着黑皮肤与卷发的动物；而后他转到印度时，他发现黄皮肤、直头发的人类，他因而又下结论，认为人是含有几种显著族类的品属，而非全部源自同一始祖。他又从自然秩序与动物各种器官的巧妙设计上，认为一定有一位具有智慧的神，设计出这整个世界。他并未在人身上发现灵魂不朽的证据，只感觉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早在休谟与亚当·斯密之前，伏尔泰就从同胞之情，即同情之中发掘出人类的道德意识。又在爱尔维修与边沁之前，他给道德与罪恶下定义为“对社会有益或有害的东西”。

与这本书大相径庭的，是伏尔泰对圣女贞德那段历史的嘲弄诗文。今天，如果我们再翻开那段嘲弄史诗，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法国的言论与文学比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更为自由。我们已在那身为郡守官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见着了一个实例。狄德罗更加自由放任，这不但表现在他的作品《八卦珠宝》，也表现在《宿命论者雅克》一书中。与上述两篇作品相比，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的《女仆》一书，倒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温和作品，这本私自流通的原本显然属于较为粗俗的讽刺作品。那位严肃的孔多塞曾为这篇史诗辩护，而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马勒泽布，听说更能够背诵《女仆》。如果我们在《女仆》的21篇诗章中，耐心细找，我们会发现一些稍涉肉欲的诗句。不过这些也像阿廖斯托相似的叙述而可原谅，许多生动的描写与有力的叙述足以补偿这些描写。伏尔泰与许多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认为贞德是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乡村姑娘，也许是一个私生子，迷信而自谓听到“天音”。他怀疑，即使贞德未出生，法国是否就会从那些“天杀的”入侵者中解救过来。除了这件事及一些历史上的谬误外，他忠实地叙述这个故事，只是有时在故事中添加一些幽默：

国王转向那大无畏的贞德，

用一种令人敬畏的声调，

谁都恐惧，只是贞德除外，

国王这样说：

“贞德，你听着，

如果你是处女，就宣誓。”

她回禀着：

“啊！国王，

请陛下立刻传下谕旨，

要那精通女性一切神秘，

在鼻端架着眼镜的圣医，

与那录事者、药剂师与保姆，

立刻召来证实这桩事，

让他们仔细检查，仔细看看。”

国王查理凭贞德这一神圣的禀告中

知道贞德必然

受到甜美的贞洁的激发与祝福，

国王于是接着说道：

“既然你这样睿智，圣女，

请你立刻告诉我，

昨晚我与我的妻子在床上做些什么事？

要直言！”

贞德再回禀说：

“没发生什么事。”

惊讶之中，国王屈下双膝，高声喊道，

“神迹！”然后在胸前画十字，并一鞠躬。

伏尔泰每每为驱散那个冬夜的寒冷，为客人念上一篇或两篇《女仆》里的诗章。夏特莱夫人通常将这些愈渐增加的手稿，锁在抽屉里，但伏尔泰随意地任由部分诗稿在朋友之间流传。诗稿一部分被录了下来，在下层社会里传播得比在知识界里更广泛。唯恐法国政府起诉成为萦绕他心中的顾虑之一。值得担心的不是这篇诗的淫秽，而是诗篇中对僧侣、耶稣会教士、一般高层教士、教皇与宗教裁判所的偶尔讥讽。

在《阿尔齐雷》（Alzire）一剧中，他要严谨得多。1736年1月27日，本剧在法兰西剧院首度公演成功，这在戏剧历史上启开了一个新纪元，就是演员穿着剧中人物所处时代与地方的服饰，在本剧中是西班牙征服与掠夺秘鲁。阿尔瓦雷斯是这个已沦亡国家的西班牙总督，请求胜利者减低残酷与贪婪的程度：

我们是这个新世界的

灾疫，自大、贪婪而不公正……

只有我们

才是这里的野蛮人；那单纯的野蛮人，

他们虽然生性勇猛，与我们勇气相当，

在德行上，则比我们优越。

巴黎连续20个夜晚赞赏这出戏，剧院收入高达53640利维尔，伏尔泰将他份内的收入给了演员。

1736年8月8日，伏尔泰收到了普鲁士腓特烈的第一封信，从而展开了一段有名的交往与一段悲剧的友情。也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俗人》一诗，这首诗读起来像是预先为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1750年）做了答复。伏尔泰对一些幻想家所作的主张感到不耐，他们把那“友善而热情洋溢的野蛮人”予以理想化，或建议“回复自然”，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紧张、伪善与造作。他在种种历练中，颇为安然舒泰，而他也认为他应该为文明说一句好话。他在贫穷中找不出什么德行来，而疯狂与爱情两者之间，也无和谐存在。原始人也许实行财产共有，但只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这些人如果清醒，也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醇酒。“就我而言，我感谢这明智的大自然，为使我快乐，而让我诞生在这个饱受悲观论者责难的时代中，这一个亵渎的时代很适合我，我喜欢奢侈，甚至温柔乡的生活，爱好各种享乐与各式各样的洁净、有格调与优美的艺术。”这一切对于伏尔泰而言，都比亚当的伊甸园好得多。“我亲爱的父祖亚当，你当坦白自承，你与夏娃夫人都有满含泥土的长指甲，而你们的头发也有点凌乱……而学者徒然地试欲寻出伊甸园……人间天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宗教界人士不喜欢他对亚当与夏娃的这一形容，他们坚持《创世记》是一部无可指摘的历史，他们无法同意伏尔泰对亚当指甲与夏娃头发的观点。有传闻政府将要拘捕锡雷“那位不虔敬的恶魔”，他的朋友再度警告他，他于是决定出国旅行。1736年12月21日，他离开了锡雷与夏特莱夫人，以雷瓦尔为名乔装为一位商人，前往布鲁塞尔。他在那里的敬慕群众，嘲弄他这一假装，而且为了表示对他的仰慕，排演《阿尔齐雷》一剧。卢梭警告布鲁塞尔人，宣称伏尔泰已前来传播异教。伏尔泰继而前往莱顿，那里的群众也集合起来看他，再到阿姆斯特丹，并督导他《论牛顿》一书的出版。侯爵夫人开始担心他永远不再回到锡雷。她写信给达让塔尔：“两个星期以前，如果两个小时不见他，我便感到痛苦不堪；我常从我的房间写信到他的房间，而今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或是一直在做什么……我恐惧至极。”最后，他总算回来了（1737年3月），他宣称在这到处追捕他的国度，只有对侯爵夫人的爱情才能将他留下。

1739年5月，这对爱人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伏尔泰利用他在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机智，在一场影响到夫人财产的诉讼里为她辩护。然后，偕同侯爵，他们一起前往巴黎。在那里，伏尔泰提出《穆罕默德》与《梅罗普》两剧给法兰西喜剧院，夫人也将她那3卷《物理法则》付印。在书中，她对伏尔泰与牛顿两人的理论都不加附和，而赞同莱布尼茨的单元哲学。他们于9月回到锡雷，不久再到布鲁塞尔长居。1740年9月，伏尔泰匆匆赶到克勒维斯，以便与当时已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首度聚面，腓特烈未把夫人列入邀请的名单。11月，他经过350英里的痛苦旅程前往柏林，想为福勒里红衣主教扮演外交官的角色，此后，他常常担负着外交官的任务。夫人在同一时间前往枫丹白露，为伏尔泰居留巴黎的特许权奔波。很显然，锡雷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地方。11月23日，她写给达让塔尔说：

我在枫丹白露所做的一切，只得到了残酷的报偿。我调和了最困难的一些问题。我为伏尔泰先生谋得了他能公开回国的权利，也为他赢得当局的善意，并为他能让各学院接受他铺好了路。简而言之，在3个星期中，我为他取回了他在6年中费力失去的一切。你知道他怎样回报我这样热心的奉献？他毫无情感地通知我，他已前往柏林，而他完全知道他在戳刺着我的心，并加给我一种无可言喻的折磨……我已发了高烧，我希望不久了结我的残生……你可相信我感觉到我的哀伤将会结束我的生命时，我最萦绕于心的，是我的死亡将带给伏尔泰先生可怕的遗憾？……我不能承受他对我的记忆，有一天将会带给他不愉快这一念头。

所有曾经爱护过他的人，都不该责难他。

伏尔泰从波茨坦与普鲁士王室的眷顾中挣脱开来，重回他爱人的怀抱。在他的回程上，他给腓特烈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我抛弃了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培植、尊崇我崇拜的艺术，而去投向一个只读沃尔夫（Wolff，莱布尼茨作品的注释者）的玄学之人。我为了一件诉讼案子，与欧洲最可亲的王宫痛苦地脱离，但我不会像一个白痴伏身在一个女人膝前叹息而离开你那令人敬慕的朝廷。然而，陛下，那个女人为我放弃了一切，而其他女人会为这一切放弃她们的朋友。我欠她太多恩情……爱情通常愚蠢得可笑，但纯粹的友情有比一个君主的命令更为固有的权利。

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在布鲁塞尔重聚，由于夫人拖长的诉讼，那里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1741年5月，他们参加了《穆罕默德》一剧在利维尔的首演，并受到观众的欢呼。他们兴奋异常地回到布鲁塞尔，但很快阴沉了下来，因为他们愈来愈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恋歌即将结束。夏特莱夫人对伏尔泰的情爱，即使其本质为占有，仍然非常炽热，但伏尔泰的爱情之火，已逐渐从他的笔头下消失。1741年7月，他在一封信里向夏特莱夫人表示他为自己愈渐减弱的热情而道歉：

如果你要我仍谈爱情，

请把我带回到谈爱的年岁；

在我日子的薄暮里，

如果可能，重让黎明复活。

我们死去两次，我看得很清楚。

爱与可爱的停止，

是一次无法承受的死亡，

生命不再则不算什么。

1742年8月，他们前往巴黎帮助《穆罕默德》一剧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伏尔泰从福勒里红衣主教那里得到了官方的同意，准予上演。巴黎的首度演出（8月19日）是当年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很多官员、教士与诗人跻身于观众之列。除了一些教士，其他人都似乎满意，那些教士指控本剧是“反对基督教的一种血腥讥讽”。费内隆、德芳丹与其他人都抱怨，虽然福勒里认为这些批评者对教士自己维护的主义有损，但他仍发出私人的劝告，要伏尔泰停止该剧的演出。在第四次全场爆满的演出后，本剧终于停演了，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都在愤怒的挫折中，回到布鲁塞尔。

福勒里红衣主教以委托他（1742年9月）尽力改变腓特烈的政策而与法国友好来安慰他。伏尔泰得意地以外交官的身份与腓特烈在亚琛聚面。腓特烈看透他的目的，以诗词来应付他的政治游说。伏尔泰于是再度回到巴黎、夏特莱夫人及戏剧上。1743年2月20日，他最伟大的一出剧《梅罗普》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其成功一时缄闭了他敌人的嘴。

已有多个剧本以此为主题，欧里庇得斯早在一出只有部分留传下来的戏中予以运用。在一封序言性质的信里，伏尔泰承认他对维罗纳的《弗朗西斯科侯爵》的感激，后者于1713年就已写了《梅罗普》这出剧本。落幕时，据说大部分观众泪水盈眶。据记载，这是法国戏剧史上观众第一次要求剧作家在戏台上亮相。他接受了观众的要求，开了一个受到莱辛指责的先例。根据其他记载，尽管受到他所坐包厢中两位公爵夫人的一再怂恿，伏尔泰仍拒绝现身舞台，他只站起来一会儿，以答谢欢呼。腓特烈则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悲剧之一”。吉本认为剧中的最后一幕，可与拉辛的任何作品媲美。

《梅罗普》一剧的成功，因他不久竞选学院院士的失败而黯然褪色。他非常热心地参与竞选，甚至自称为“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及“经由宗教认可的许多册页”的作者。路易十五最初很喜欢他，但是受到新首相莫勒帕的阻挡，后者抗议道，如果让这样一位不虔敬的人来承继福勒里红衣主教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适当。这个空缺后来由米尔普瓦主教递补。腓特烈怂恿伏尔泰放弃这个对天才如此不重视的国家，前往波茨坦与他同住。夏特莱夫人反对这个建议，法国政府则劝他暂时接受这个邀请，并担任法国在柏林的秘密代表。渴望扮演政治角色的伏尔泰终于答应，再度跋涉于法国、比利时与德国的旅途上。1743年8月30日至10月12日，他费了6个星期来进行这个政治任务，腓特烈再次嘲弄他的政治任务并赞美他的诗词。伏尔泰又回到布鲁塞尔与夏特莱夫人重聚，1744年4月，他们再度回到锡雷居住，并企图重燃他们那渐渐枯萎的爱情。

夏特莱夫人在《快乐的特色》一文中认为：“在所有的情欲中，追求知识的欲望最能增加快乐，因为这种欲望最不需要依靠对方。”然而，她把爱情称为：

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最伟大的好事情，只有这一件事，即使读书的乐趣也值得为之牺牲。理想的爱情使两个人之间彼此吸引，而他们之间的热情则绝不会冷却或过量。但人们无法期望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和谐，那太过完美。一颗能拥有这般爱情的心，一个能如此恒久不变而亲热的灵魂，也许在一个世纪中才能遇见一回。

在一封动人的信中，她总结了她对这种希望的绝望心情：

我在过去10年中，很愉快地与那位征服我灵魂的人相爱，在那10年中，我们完美地相互交往联系着……岁月与病痛渐渐吞蚀掉他的热情，这待我注意到时，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爱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我这一辈子都与他在一起，我信任他的心灵享受着爱情的狂喜，及相信被爱的幻觉……如今，我已经失去这种快乐的心情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伏尔泰对夏特莱夫人的爱情变为断断续续的忠诚？他声称由于体力的衰退，似乎是真诚的；然而在他这样说过一年后，我们又会发现他“在一个女人膝前，像一个傻子般地叹息着”。事实上，他已经耗尽了在一些方面的生活与兴趣，那就是夏特莱夫人与科学。锡雷的孤立，不久便会使一般人大为乏味，只有警察追捕他、科学吸引他时，这里才是个上天恩赐的所在。而今他再度尝到了巴黎与他的一些剧本首演礼的乐趣，甚至在国家政治方面，他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即使有段距离，他也可感到朝廷的荣耀。伏尔泰的朋友阿尔让松侯爵已做了首相，他的朋友与债主黎塞留公爵，也成为国王的首席侍从大臣，甚至连国王本人也宽容他了。1745年，太子即将与玛丽亚·拉斐拉成婚，必须安排一个豪华的节庆。黎塞留任命伏尔泰为这次盛会撰写一个剧本，由拉摩配乐，诗人与作曲家须在一起工作，伏尔泰于是必须前往巴黎。1744年9月，他与夏特莱夫人告别了锡雷，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廷臣时代（1745—1748）

他现在已经50岁了，他在1735年写给塞奥特的信中说道：“我确信只有几年好活了。”那时他41岁，以后还多活了43年。他究竟怎样养生呢？1748年，他在沙隆垂危时，一位医生为他开了一些药，据他的秘书说：“伏尔泰告诉我，他不会遵照这些指示，因为他自己知道在病中如何像在平时一样照顾自己。他在未来，也将如他在过去一样自己当医师。”在这些危急中，他先绝食一段时间，然后进些肉汁、烤面包、淡茶、大麦与清水。他的秘书朗香补充说：

这便是伏尔泰先生本人治好他的恶疾的情形，如果他将自己送到沙隆的阿斯库拉皮斯病院，也许反而招致严重的后果。他的原则是我们的健康要靠我们自己。原则的三个要点是节制，对任何事要温和及缓和的运动。在几乎所有的疾病中，如果不是由于严重的事故所引起，或我们内部器官的突然恶化，他的原则足能帮助本能，而使我们复原。我们必须多多少少严格并有恒心地让自己节食，吃适当的流质食物，以及其他简易的方法。在我与他所处的日子中，他总是本着这个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处理与投资他的钱财上，他也是一位老练的银行家。他是进口商、诗人、承包商、剧作家、资本家、哲学家、放款者、受恩俸者与财产继承人。他的朋友阿尔让松甚至帮助他在军用物资补给上也赚了一笔钱。他继承了父亲部分的财富，1745年，由于他兄弟阿尔芒去世，他又继承了父亲其他部分的财产。他放了大笔款子给黎塞留公爵、马雷夏尔·维拉尔公爵、吉斯王子和其他人。在收回本金上，他常常遇到麻烦，但他用利息来补偿。1735年，黎塞留公爵欠他46417利维尔，为了这笔债款，公爵每年要付出4000利维尔。据那位不可信赖的布雷泽先生说，伏尔泰索取10%的年息。他大部分钱以年利率5%或6%投资在巴黎的公债上。他经常指示代理人向负债人催讨，他说：“朋友，你必须要催讨再催讨，去强讨，不怕麻烦地强索我的欠债人，但不是要你迫害他们，来给付欠我的利息与债款。”1749年，他的秘书估计，伏尔泰每年的收入高达8万利维尔。但他不是守财奴或吝啬鬼，他多次以金钱或其他东西资助他的年轻学生，并常出手或开口援助沃韦纳格、马蒙泰尔与拉哈尔普，我们也晓得他曾把他剧作的所得赐给演员们。他借给一位总包税人的4万利维尔，因为后者的破产而无法偿还时，他也处之泰然，并以他幼年时学得的智慧话语说：“上帝赐给，上帝又拿走，祝福上帝。”

如果他不用料理这么多钱，骨上再多长些肉，他可能不会那般敏感、神经紧张而容易恼怒。他既大方而又体谅别人，一般也很愉快、幽默而富活力。他能够温暖并坚定友情，也能很快忘掉不损及他骄傲的伤害，但他对批评或敌对很不耐烦。他的敏锐机智惹了许多敌人，费内隆、皮龙、德芳丹等人攻击他和他的观念，尤较教士严厉得多。伏尔泰也以牙还牙，不顾夏特莱侯爵夫人劝他保持缄默。他臭骂他们，更动员朋友攻击他们。侯爵夫人很难制止他奔往巴黎去批评或挑战德芳丹，他甚至想挑起检查制度来制服仇敌更为厉害的恶意攻击。他具有他品行中的一切缺点，甚至还要多些。

伏尔泰发现拉摩也与他同样傲慢而易恼怒，他们的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考验。诗文与音乐总算大功告成，演员与乐师也都试演过了，《那瓦尔公主》的演出相当成功（1745年2月23日）。本剧演出一个月后，他在王宫获赐一间房子，地点在伏尔泰非常私密的通信中描述的“凡尔赛宫中最臭的粪洞”附近。夏特莱侯爵夫人也恢复了她曾为伏尔泰牺牲的宫中地位，甚至有令人目眩的特权坐在王后面前。蓬巴杜夫人的崛起对伏尔泰很有帮助，她还是埃蒂奥勒斯夫人时，他已经认得她，还拜访过她的住所，并写小品文赞美她。在蓬巴杜夫人的怂恿之下，路易十五于4月1日任命他做皇家史官，年俸2000利维尔。

不久，他便被要求写作。1745年5月11日，法军在丰特努瓦击溃英军，阿尔让松征求一篇纪念性的颂词。伏尔泰在3天内写出了350行诗，在两周内发行了5版。路易十五一时很喜欢他，而他也成为一名战争诗人。为进一步纪念这场胜利，伏尔泰与拉摩一同受命完成一出节日性的歌剧。《光荣之殿》（Le Temple de la Gloire）于12月在皇宫上演，演出图拉真（此处指路易十五）从战场上凯旋。伏尔泰在那晚受赐与国王同桌，吃着珍美佳肴，但他过分急切地问黎塞留：“图拉真还满意吧？”问话给路易十五听到了，认为他有点过分，因而对他不发一言。

自觉已功成名就且受王室倚重，他又想成为学院会员，他使出一切力量。1745年8月17日，他寄给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一本《穆罕默德》，询问教皇是否愿予笑纳，和蔼的教皇于9月19日回复道：

今晚7点，宠获您杰出的悲剧《穆罕默德》，我已以很大的乐趣读完该剧……我对你那已为四海人士公认的才分有着最高的评价……对你的荣誉与诚挚，我也有着最深的体认。

我……在这里，赐给你我身为教皇的祝福。

伏尔泰为教皇的赠词兴奋异常，他又写给教皇一封热烈的致谢函，结尾说：“以至高无比的崇敬与感激，我亲吻着你的圣足。”他对整个巴黎宣称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忠诚和对耶稣会的敬慕之情，更加倍称赞蓬巴杜夫人与路易十五。夫人代他恳请，国王也答应了，1746年5月9日，学院容纳了这位首屈一指的诗人与剧作家。更使他志得意满的是，12月22日他被任命为御前侍从，享有随侍皇上的特别权利。

或许在这段成功与满足的日子中，他写成了《巴勃斯》这篇故事。巴勃斯是塞西亚的一位绅士，动身游历世界，尤其看看波斯的情形（隐指法国）。巴勃斯深深地震惊于屡发的战争、政治上的贪污腐化、官职的买卖、赋税的承包及教士的财富。他受到一位夫人（蓬巴杜）的接待，那位夫人的美貌、教养与礼貌，使他回到了“文明”。他随处遇到慷慨的行为与诚实的例证。他曾拜访首相（对福勒里的怀念），发现首相辛勤地工作，以拯救波斯免于骚乱与覆败。他因而下了结论，一切事物都像当时人性与教育等条件所能允许的那样好，而“像那样的世界”也不应被摧毁，改革比革命好。至于他本人，他要模仿那些“寄身退隐于宁静的真正智者”。

无论如何，他不适合做一位廷臣。他以几乎让人无法相信的不圆滑手法写了一首诗，纪念法国人在贝根·佐姆的胜利。在这首诗中，他提到路易十五从胜利之中飞向蓬巴杜夫人的怀抱，并要他俩把持住所征服的东西。王后因而大怒，她的孩子们也都如此，宫中半数的人都指责这位诗人的轻率无礼。同时，夏特莱夫人整日沉迷在赌博中，她曾在一夜之间输了8.4万法郎。伏尔泰在她背后用英文警告她说，她在跟一群骗子玩牌，有几个人懂得英文，因而抗议起来。这类丑闻很快传遍整个宫中，让这位诗人无论在凡尔赛宫或枫丹白露，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伏尔泰只好同夏特莱夫人逃到索镇（1747年），投奔还活着的梅因公爵夫人。他在索镇停留了两个月，住在一间偏僻的套房里，以躲避群众的注意。为了忘掉这种恶果，他写了一些轻松的故事。显然，他夜里在公爵夫人私家宫廷里向一些亲近的客人朗读这些故事。因此我们得知其中故事的简短、轻快的讥讽及起伏不息的机锋。

在这些1746年至1750年写成的故事中，最长的一篇名为《查第格》（Zadig）或《命运的奥秘》（Mystery of Fate）。查第格是一个温和、富有而且饱学的巴比伦青年，他“聪明绝顶，并通晓古代加尔底亚人的科学，他知道自然哲学的各种原则……也知道任何时代中已知的玄学”。在故事中，他要娶那位可爱的塞米纳为妻时，正好遭受一群匪徒的攻击，左眼受伤，更恶化为一个脓疮。一位叫赫尔梅斯的名医从孟菲斯（Memphis）被请了来，他诊察伤口后，宣布查第格将失去这只眼睛，“如果是右眼的话，我很容易地就能医好，但左眼上的伤痛无法医治”。塞米纳获悉这个结果后，声称她极端嫌恶独眼的人，因此放弃了查第格而改嫁给他的情敌。然而两天中，查第格左眼上的脓疮自行退脓了，眼睛也痊愈了。赫尔梅斯于是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查第格以睿智的进言甚得国王莫阿伯达赏识，而王后阿斯达特也因为他的潇洒外貌而情不自已。王后爱上了他，查第格只好逃往另一座遥远的城市。路上，他看到一个男人在鞭笞一个女人，他奋勇地回应这女子的求救声，上前阻止。但他受到狠狠地殴打，于是杀了这个男人，这个女人却咒骂他，说他杀死了她的爱人。查第格继续上路，而后沦为奴隶……这时查第格“意会出了一个道理，人类事实上像是一撮泥巴上的一些虫蚁，互相吞噬”。

另一个故事《哲学家默门》（Memnon the Philosopher），叙述一个人“一天突然有一个荒诞的念头，想变得完全合乎理性”。他觉得自己处在绝望而被围的一群少数人中，遭遇到上百的灾难，因而认定地球是一个疯人院，是所有其他星球上疯人的聚集地。

《史卡门达多游记》记述一个年轻的克里特人游历各国，一再领略宗教狂热、狡猾、残忍或无知等各类景象。在法国，他见到各个省份因为宗教战争而破败不堪；在英国，玛丽女王烧死了500个新教徒；在西班牙，人们都可大嗅特嗅那些烤焦了的异教徒遗体的焦味……最后，他回到了克里特岛。“我现在已经见过了地球上那些珍奇、良好与美丽的东西，我决心以后只看自己家里的东西。我娶了一个太太，不久就猜疑她不贞，虽然如此，我仍然发现在生活的所有情况中，这样的生活是最快乐的。”

《米克罗默查》（Micromégas）这篇小说将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发掘的相对观念加以演绎。“米克罗默查先生”是天狼星（Sirius）上一个合适的居民，12万英尺高，腰围达5万英尺，从鼻根到鼻尖则长达6333英尺。在他670岁那年，他想借旅行来增加见闻。翱翔在太空之间，而后驻足在土星（Saturn）上，他嘲笑土星上居民的矮小身材，仅6000英尺高。他感到疑惑的是，这些先天不良的土星人，以他们仅有的72种意识，竟能知道实体。他问一位土星人：“你们一般能活多少岁？”这位土星人回答说：“啊！这个星球上绝少绝少的人，能活过绕太阳500转的时间（如果按我们的计算方式，约等于1500年）。因此，你知道，我们出生时，就已经要去世了……我们能自经验中汲取一点益处时，死神也就来临了。”这位天狼星人邀请这位土星人一同拜访其他星球。他们被地球绊倒了，他们经过地中海时，那位天狼星人洗洗他的脚，那位土星人则差点被淹死。登陆后，他们看见一群群如蚂蚁般大的小人，非常兴奋地移动着。米克罗默查发现到有10万个戴帽子的地球小人，在一场争执里，为了一块不足他脚后跟长的鼹鼠土堆，正在跟大约同样数目带着头巾的小人互相杀戮，他愤慨地喊着：“你们这些卑鄙者！……我有个好主意，我干脆踏个三两步，将你们这些可笑的谋杀者的巢穴踏平。”

这一切还算泛泛而温和，可能激不起一点骚动。1748年，伏尔泰又由于一本《圣人与人民之音》（Voice of the Sage and the People）的小册子，惹起了巴黎的风暴。这本小册子攻击教会非常敏感的部分——教会财产。“在法国，理性日益演进，理性教导我们，教会应按照它的收入比例，负担国家的支出，而一直以来教导正义的教会，应该以身作则。”他指称修道院士的懒惰，浪费了人民的收获与土地的资源。他还提醒众君王说，从没有哲学家站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如果国王都能与理性相合而弃绝迷信的话，这个世界将多么快乐！很少有过这样短的一篇文章，会掀起这样长久的一场风暴，有15个人发表文章公开反击这位不具名的“圣人”。

在伏尔泰蛰居索镇期间，夏特莱夫人支付她所欠的赌债，并平息那些受到伏尔泰描写因而愤恨在心的人们的怒火。再后，她把他带回巴黎，在那里督导他小说的出版。尽管觉得不舒适，他还是想接受斯坦尼拉斯的邀请，到距洛林省的首府南锡约18英里之遥、坐落在吕纳维尔的宫廷拜访，这是聪明之举。在一次费神竭力的旅程后，这两位疲累的爱侣到达了该地（1748年）。两周后，他收到了达让塔尔的一封信，告诉他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已经准备好预演他的剧本《塞米拉米斯》（Sémiramis），需要他亲自指导。这出剧对他意义重大。蓬巴杜夫人以她那有罪灵魂的善良，曾将贫穷的老克雷比永带回舞台上，并带头赞赏伏尔泰。马里沃竟然将老克雷比永的戏剧抬高到伏尔泰之上，这个面皮薄的诗人，因而决心以一些老克雷比永已经写过的主题编剧，以证明他的优越。伏尔泰快马加鞭赶回巴黎。1748年8月29日，《塞米拉米斯》一剧初演成功。一演后，他化装前往普罗科普咖啡馆，谛听那些已经观赏过这出剧的人们的评论。对那些偏向他的评语，他认为是功有应得，而一些不好听的评语，使他加倍痛苦，因为他必须默默地加以承受。他以这些批评来修正这出戏，结果上演情况很好，直到今天，这部戏仍被认为是他最好的戏剧之一。

他在9月的暴风雨中，匆匆穿过半个法国回到吕纳维尔，几乎死在前往沙隆的途中。腓特烈怂恿他继续前往波茨坦时，他以患病为借口，说他已失去了一半的听力与好几颗牙齿，如果要他到柏林，他仅能带去一具尸体。腓特烈答道：“如果你无法以其他方式前来，那你就以没牙齿与没耳朵的形状来吧，只要你那无以形之的东西，如此奇异地使你思想，使你激发，若是则务请前来。”伏尔泰仍然选择与夏特莱夫人在一起。

爱人之死

那位良善的波兰逊王斯坦尼拉斯爱好文学，曾经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感染。1749年，他准备出版自己的宣言《基督徒哲学家》（Christian Philosopher），这将使他的女儿法国王后读来黯然不快。她警告她父亲说，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伏尔泰风味。这位老头儿却大大赏识自己的观念和伏尔泰的机智，而且由于他也有一位情妇，他认为将这位诗人安置在他宫中作为一个宠臣，并无不可。他还任命夏特莱夫人那位胸襟宽大的丈夫为王室的总监，年薪2000克朗。斯坦尼拉斯宫廷里的另外一位官员是侍卫队长圣朗贝尔侯爵。夏特莱夫人1747年与他初遇，其时夫人41岁，而他37岁。对于一个爱人已成为一个忠诚朋友的女人而言，41岁是个危险的年龄。1748年春天，她一直以一种几乎少女式的放纵，写情书给这位俊逸的官员。“你穿好衣服就马上过来。”“我吃完晚餐，就飞到你身旁。”而这位官员也殷勤地应答着。10月的一天，夏特莱夫人与圣朗贝尔在一个黑暗的亭子里亲热地交谈时，伏尔泰恰巧碰见，让他们吃惊。只有这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能够文雅地无视这种奸情。他没有立刻起来应付这一难局，但圣朗贝尔声言要给他一个“满意答复”——在黎明决斗前，伏尔泰只有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夏特莱夫人在凌晨2点进入伏尔泰的房间，她向他保证她的永恒之爱，但很温柔地提醒他：“你曾长时抱怨……说你的体力已经不行了……如果由你的一位朋友来代替你的位置，你是否会为之触怒？”然后她拥抱着他，轻呼着他以前的小名。伏尔泰的愤怒因而融解，他说：“啊！夫人，你永远是对的，但既然事情必须如目前这样发展，至少不要让它在我眼前发生。”第二天晚上，圣朗贝尔拜访伏尔泰，为他的挑衅致歉。伏尔泰于是拥抱他，说：“我的孩子，我已经全忘了，实在都是我的错。你正在恋爱与享乐的快乐时光，你要尽情享受这些太过短暂的时刻，像我这样不中用的老人，是不配享受这些快乐的。”翌日晚上，他们三人又在一起用餐了。

这种三角关系一直到12月，夏特莱夫人那时决定到锡雷料理财产，伏尔泰陪伴她一同前往。腓特烈再度邀请他前往，伏尔泰这次也有意接受这个邀请。但夏特莱夫人到达锡雷后不久，她告诉伏尔泰确信自己已怀孕在身，而以43岁的年龄，她并没有把握能安然渡过生产。伏尔泰于是致意腓特烈不用期待他，而且要圣朗贝尔也到锡雷。在那里，这3个恋人想出一个方法，以取得这个孩子的合法地位。夏特莱夫人要求她的丈夫回家赶办一些事务。他发现另外两个情人取代他时，并未懊恼，倒是欣赏这两位情人对他的款待。几个星期后，夫人告诉侯爵，说她有怀孕的迹象，夏特莱侯爵于是带着骄傲与快乐的心情拥抱着夫人，他又对人们宣称这件被期愿的事，众人也向他祝贺，只是伏尔泰与圣朗贝尔同意，“将这个孩子划归为夏特莱的杂作之一”。夏特莱侯爵与圣朗贝尔随后返回各自的岗位。

1749年2月，夏特莱夫人与伏尔泰迁往巴黎。在那里，她在克莱罗的帮助下着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她写给圣朗贝尔的两封信中（5月18日、5月20日），表露出她的性格：

不，我的心无法向你表示，它是怎样地崇拜你。请不要为了我的牛顿而责骂我，我为了这本书已充分地受到了惩罚。我从来没有比留在这里完成这本书，对理性做过更大的牺牲……我在9点起床，有时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喝咖啡，4点恢复工作，到10点停止工作……此时伏尔泰先生会过来与我同进晚餐，然后一直交谈到午夜，然后我继续工作，一直到早上5点……我是为了理性与荣誉而完成这本书，但我爱的只有你。

6月10日，腓特烈以为伏尔泰已被圣朗贝尔替代，而不再对夏特莱夫人负有责任，因而热切地再次发出要他前往波茨坦的邀请。伏尔泰在回函中答复：“即使腓特烈大帝……也不能阻挡我去执行一个非完成不可的任务……我不愿意离开一个可能在9月就要去世的女人。她在待产期间岌岌可危；但如果逃脱一死，陛下，我答应将在10月前往您那里献礼。”

7月，伏尔泰将夏特莱夫人带回吕纳维尔，在这里夫人可以得到特别的医疗照顾。死亡的恐惧时时烦扰着她——正值她再度寻获爱情，与正值她多年的研究将欲出版之际，她就要被死亡吞噬。9月4日，她生了一个女儿；9月10日，几经折磨，还是死了。

伏尔泰在过度忧伤下，步履踉跄地跨出夫人的房间，继而倒地，多时不省。圣朗贝尔上来帮忙催醒他。“啊！我的朋友，”伏尔泰说道，“是你杀死了她……啊！老天！先生，到底是什么东西诱使你陷她到这种境地？”在夫人死去3天后，他要朗香自那死去的夫人手中脱下的戒指，这只戒指曾经一度嵌着他的肖像，朗香却在里面发现圣朗贝尔的画像。伏尔泰喊着说：“这就是女人，我将黎塞留赶出了这只戒指，圣朗贝尔又把我赶了出来，这是自然的律法，一个钉子赶出另外一个钉子，整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进展的。”夫人以斯坦尼拉斯宫中最高的荣耀被安葬在吕纳维尔，不久，她的孩子也追随她而去。

伏尔泰与夏特莱侯爵退隐到锡雷，在那里，他回复了几封来自巴黎的慰悼信：

我亲爱的天使们，你们实在使我得到安慰，你们使我仍喜爱我不快乐的余生……我愿意向你们承认，她曾住过的一间房子，虽然让我满怀忧伤，但并非不适合我住……我不会离开让我想到她的地方，我喜爱锡雷，她布置过的这些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亲爱无比的。我并没有失掉一个情妇，我失掉了半个自己，及我所为之存在的灵魂，与我20年的朋友，自她在幼儿我就已经知道的朋友。最体贴的父亲爱其独生女，也不过如此。我爱在每个地方再度找寻她这一念头，我喜欢与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交谈。

然而，他也知道如果他在孤僻的锡雷，继续做一个鳏夫的话，他将遭废弃。于是他将他的书籍、科学器皿与艺术品寄往巴黎，并于1749年9月25日也跟随这些东西前往巴黎。10月12日，他在巴黎的特拉韦瑟雷街一座宽敞的屋子定居下来。

德尼斯夫人

伏尔泰很容易说服了他的外甥女到巴黎做他新居的女主人。玛丽·米尼奥生于1712年，是伏尔泰姐妹凯瑟琳的女儿。凯瑟琳1726年去世时，伏尔泰作为她遗孤的保护人。26岁那年，玛丽嫁给政府里的一位小官德尼斯上尉，并从她舅父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嫁妆。婚后6年，正是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搬往巴黎之时，德尼斯去世了，新寡的玛丽在伏尔泰的怀中寻找慰藉，而伏尔泰也在她身上找到新的温情。显然，他对她的舅父之爱很快变得有点不守教规。他在1745年3月23日写给玛丽的一封信中，称呼他的外甥女为“我亲爱的”。这段摘录与以下几段，是从贝斯特曼于1957年发现的一些信的原稿里选出来的，这一些原稿由纽约的皮埃蓬特·莫让图书馆从德尼斯夫人的后裔那里购得。贝斯特曼博士是日内瓦喜庐（Les Dèlices）伏尔泰研究中心与博物馆的主持人，他于1957年在巴黎出版了这些情书的法文本，书名是《伏尔泰写给外甥女的情书》，并于次年在伦敦出版英文本。所有的142封信，只有4封信是在伏尔泰手上。有些信用意大利文写成，因为德尼斯夫人也懂意大利文。虽然这些信件写成的时间是1742年至1750年，但只有3封记有日期，因此这些信件确切的先后次序无法得知。我们书上所载的日期是由贝斯特曼博士加以认定的。这一年12月，即夏特莱夫人遇到圣朗贝尔的前两年，伏尔泰写给这位快乐的寡妇一封信，这封信必须逐字地引出来，才能让人相信：

我要吻着你1000次，我的灵魂亲吻着你的灵魂，我的身体与我的心都被你迷住了，我吻着你的美臀与你整个的人。

德尼斯夫人在这封信上谦逊地删除了一些字句，但可以断定，她反应得非常热情，因为伏尔泰在1745年12月27日从凡尔赛写给她的信上这样写着：

我亲爱的……你说我的信甚至可以让你的感官快乐，我的也跟你的一样，我每次读到你写给我那些甜蜜的话，从没有不在心底感觉像在燃烧似的。我对你的信给予的赞美，就像是我给予你整个人的赞美一样的……我会爱你一直到我死去。

伏尔泰在1746年的三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能亲吻我亲爱的1000次。”“我宁愿活在你的脚下与死在你的怀里。”“我什么时候能够与你住在一起，而让世界遗忘？”而在1748年7月27日的那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完全为着你来到这里（巴黎），如果我悲惨的条件允许，我愿意投身在你的膝前，亲吻着你所有的美丽部位，同时，我也要在你丰满的胸脯上、你那令人销魂的美臀与你整个人，印上我1000个吻……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一段危险的年岁，这段年龄通常拖得较长，人们可能犯下很多难以置信的蠢事。伏尔泰是他那个世纪中最光辉灿烂的人，但我们不能将他列为智者。他曾经上百次坠入如许的愚笨、鲁莽、过分与孩子气的勃然大怒中，而让亲痛仇快。现在他竟然将自己任外甥女摆布，她虽然喜欢伏尔泰，但她更爱他的钱财。我们以后会发现她操纵着伏尔泰，增加自己的财富，一直到伏尔泰逝世。以她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评判，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但就广交情人而言，她远远走在她时代的标准之上：巴库拉尔、马蒙泰尔、西梅内斯侯爵，都一个接一个地跟随在她舅父之后向她求爱。马蒙泰尔曾于1747年这样描述她：“这位女士虽有点儿丑，但让人感觉和悦可亲。她那随和而无矫饰的个性，渗有她舅父的色彩，她有着很多与她舅父相同的鉴赏力、乐观精神与优雅的风范。因此她所到之处，人人乐于亲近并献殷勤。”

夏特莱侯爵夫人去世的那天，伏尔泰写信给他的外甥女说：

我亲爱的孩子，我刚刚失去了一位交往20年的朋友，你知道很久以来，我没有把夏特莱夫人视作一个女人，我相信你会分担这桩对我残酷的伤心事。看她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为着这样一个理由死去，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我与夏特莱侯爵的共同忧伤中，我不会让他一个人伤心……我要从锡雷到巴黎来拥抱你，并企望在你身上找到我生命里的唯一安慰与希望。

在伏尔泰停留在巴黎的8个月中，他不断接到腓特烈给他的催促信函，他那时也想接受。腓特烈答应他御前大臣的职位、免费住宿与年薪5000泰勒。兼为财政家与哲学家的伏尔泰，向这位普鲁士君主索要一笔借款，以足够支付他旅途中的费用。腓特烈答应了，但将他比喻作贺拉斯而稍予指责。贺拉斯主张“将有用的与可惬意的掺杂在一起”。伏尔泰要求路易十五准许他的赴普之行。路易十五很快就答应了他，并与亲信说：“他这一去，会让那个普鲁士宫中的疯子更疯，让凡尔赛宫中的我清醒些。”

1750年6月10日，伏尔泰终于离开巴黎，前赴柏林。

第六章　巴赫与德国（1715—1756）

德国的景象

我们不能寄望伏尔泰在路过德国之际，硬叫他那轻浮的巴黎人的心性来欣赏德国人的身材、五官、风度、谈吐、哥特式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他也许未曾听说过在1750年7月18日（即他抵达柏林18天后）去世的巴赫其人。据我们的推测，他也没有看到休谟于1748年描写的德国，说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度，满是勤劳、诚实的人民，若能统一，必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

就法国与英国而言，运气实在好，因为当时为数2000万左右的这些刚健的德国人仍然分裂为300多个实际独立的城邦，各有至尊的王子、宫廷、政策、军队、币制、宗教和服饰。这些城邦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各自不同，只有在语言、音乐和艺术方面才归为一致。公国有63个——包括科隆、希尔德斯海姆、美因茨、特利维尔、施拜尔、维尔茨堡——由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治理。有51座城市——主要有汉堡、不来梅、马格德堡、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法兰克福——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跟诸王子一样，松散地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下。

过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德国大部分土地由农奴耕作。这些农奴依法系于其所耕的农田之上，必须缴纳原来封建时代的一切租税。1750年，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辖区内8000名农夫中有4500名农奴。阶级划分极为明显，但由于久已如此，平民也少有怨言地加以接受。阶级的划分更因为封建领主有义务在农夫不幸时予以保护，在染疾、年迈时予以照顾，还须抚养孤寡，维持秩序与和平，使他们较为安全，因而冲淡了其间的隔阂。普鲁士境内年轻的贵族地主，即因能干地治理其所管辖的领域及迅速采行改良的农耕技术而闻名于世。

德国已有67年的时间来恢复“三十年战争”后的国力，因此工商业都在复兴。莱比锡博览会（Leipziger Messe）成为全欧商客最多、甚至书籍的销售也超过法兰克福的市集。后者和汉堡本世纪的商业活动的鼎盛，只有巴黎、马赛、伦敦、热那亚、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诸地足以与之抗衡。汉堡诸商业王子除了把财富用在奢侈和炫耀上外，更热心地赞助歌剧、诗歌、戏剧等方面。亨德尔在此地获得首次成功，克洛普施托克在此地得到庇护，莱辛也在此地撰写他的《论汉堡的剧院》。当时的德国诸城市和今日一样，都是全欧管理得最好的城市。

法国和英国的国王成功地把贵族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而治理德国境内诸城邦的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王子、公爵、伯爵、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剥夺了皇帝过问其统治区域的任何实权，而且把低职位的贵族也带进王宫。除了这些自由市外，这些王宫也是德国境内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主的财富属于他们，用来建造庞大的王宫、大肆挥霍及购置华丽的服饰。这些服饰往往有半个人那么重，也象征着个人的权威。符腾堡公爵埃伯哈德·路德维希任命内特和多纳托·弗里佐尼二人在路德维希堡斯图加特附近为他建造（1704—1733年）一栋备用的“王宫”，其设计和装潢至为尊贵，充斥着华丽的家具和艺术品，可见必然花费其子民钱财与劳动力不计其数。海德堡城的大“宫殿”于13世纪开工，1751年增建了一个地窖，可同时酿造4.9万加仑啤酒。查理·西奥多在他担当巴拉丁选帝侯（1733—1799年）的漫长统治期间，花费了3500万弗罗林来建造艺术与科学机构、博物院和图书馆，同时资助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演员、音乐家等。汉诺威城虽不大也不壮观，却有一栋辉煌的歌剧院，迷住了亨德尔。德国对音乐痴迷的程度一如意大利。

慕尼黑也盖了一座大歌剧院，其财源来自赌博税。巴伐利亚那些公爵选帝侯也使他们的首府的建筑闻名于世。马克西米里安·埃马努埃尔的公爵封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奥地利人夺去时，他在巴黎和凡尔赛两地找到避难所，他回到慕尼黑时（1714年）带来了艺术才华和洛可可式风格。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建筑师，名叫弗朗索瓦·居维利埃，此人为次任的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在努芬堡公园中建筑了德国洛可可式的杰作——名叫阿马林堡的小王宫（1734—1739年）。这座小王宫外观简朴，内部装潢却极为壮观：一个圆顶、炫目的“镜宫”，雕有银白色灰泥的格子细工与阿拉伯式的图饰；此外尚有一个“黄室”，其间镀金的灰泥使想一眼望尽其错综复杂图式的人感到迷惑。以同样令人炫目的风格，约瑟夫·埃夫纳开始在慕尼黑公爵的官邸里建造“帝殿”，而由居维利埃完成。居维利埃在未完全吸收法国式风格的训练前，于20岁时离开法国；而德国的艺术师未经他指点，就以放任的方式来处理灰泥，在过度渲染的情况下达到貌似的成就。“帝殿”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萨克森选帝侯“硬汉”腓特烈一世不亚于任何一位慕尼黑公爵。虽然他也到华沙（1697年）去做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他仍有时间来课征撒克逊人的税捐，有充裕的财源来使德累斯顿成为“厄尔巴河上的佛罗伦萨城”，花在艺术方面的经费冠于德国各个城市。蒙塔古夫人于1716年记载：“该城是我见过的德国城市中最整洁的一座，房屋多属新建，贵族的宫殿极为堂皇。”奥古斯都搜集图画贪婪的程度，几乎和他收纳妾室一样；其子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花钱买马、买画，温克尔曼说他“把艺术带入德国”。1743年，年轻的奥古斯都派遣阿尔加罗蒂携款到意大利购买图画，不久这位选帝侯就以10万塞奎斯的高价购得摩德纳城的公爵弗朗西斯科三世的珍藏，1754年，他又以2万杜卡特的价钱买到拉斐尔那幅《圣母玛利亚》，这个价钱在当时尚属空前。德累斯顿城伟大的艺术收藏此时已略具雏形。

1718年，德累斯顿城建立一座豪华的歌剧院，能够进该剧院一定是殊荣，因为亨德尔于1719年在那里排演他的英国试作，而风靡一时。在约翰·哈塞（Johann Hasse）的领导下，其交响乐团更是当时欧洲翘楚。迈森陶器也起源于德累斯顿城——不过得姑妄听之。在这个萨克森人的首都，最著名的建筑家是马托伊斯·丹尼尔（Matthàus Daniel）。他1711年至1722年为“硬汉”奥古斯都建造一栋著名的茨温格宫，作为王宫的庆典中心，集巴洛克式建筑的大成：廊柱、拱门、可爱的有竖框窗子、阳台、顶端的圆顶阁等，莫不充满了不规则的装饰。茨温格宫虽于1945年毁于炮火，但其壮观的大门已依原来的形式重建完成。罗马的建筑师加埃塔诺·基亚韦里也为这一位精力过人的贵族依意大利的巴洛克风格建造了那栋“宫中教堂”（1738—1751年）。这栋建筑物大部分也被摧毁，又成功地重建起来。历史本身就是艺术和战争之间的竞争，艺术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西西弗斯的角色。

德国的生活

此时，德国在初级教育方面居于欧洲领导地位。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规定，在他王国境内初级教育列入强迫性质，而在其后20年内，他又兴建1700所学校以教导与训练年轻人。这些学校通常由非教会人士教学，宗教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已日渐减小。教学重点是服从与勤奋。一个校长自己估计，在51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拿鞭子抽学生12.4万次，掴掌136715次，用棍子打过911527下，打过1105800个耳光。1747年，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人士尤利乌斯·赫克尔在柏林设立第一所“实业学校”，取名的原因是在该校的课程中，除了拉丁文、德文和法文外，还加上数学和工业课程。不久，大多数德国城市也纷纷设立类似的机构。

在各大学中，希腊文的研究又成为热门，奠定了日后德国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学术”崇高地位的基础。哥廷根（1737年）和埃朗根（1743年）也增设了大学。哥廷根由汉诺威选帝侯资助，效法哈勒大学的作风，授权给该校教授自由教学，同时增辟自然科学、社会研究、法律等方面的科目。至此大学生脱下学士服，穿起斗篷，以佩剑和刺马钉决斗，并向镇上放荡的妇女讨教（狎妓）。除了哲学与神学科目外，其他科目都以德语授课。

德语名誉不佳，贵族已逐渐接受法语。伏尔泰于1750年11月24日从柏林寄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在这里和在法国一样，人人只说法语。只有士兵和马才讲德语，只有在路上才用得着德语。”德国剧院演喜剧时用德语，演悲剧时用法语——通常抄自法国戏目。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各国中，最不像一个国家，因为德国尚未统一。

德国的文学也深受这种缺乏国家观念之害：当时德国最富影响力的作家约翰·戈特舍德（Johann Gottsched）集合了一帮文士，使莱比锡成为“小巴黎”。他用德文写作，却从布瓦洛那里抄袭原则，他指责巴洛克式的艺术是一大堆闪烁的混乱，呼吁恢复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沿用的结构和形式。有两个瑞士籍的批评家博德莫和布赖廷格攻击戈特舍德对秩序和规则的仰慕，他们认为：诗歌的力量来自深于理智的感觉与情感力，甚至在拉辛的作品中也出现涌自古典形式的感情与暴力的世界。博德莫主张，“最好的作品并非规则产生的结晶……规则衍生自作品”。

克里斯蒂安·格勒特（Christian Gellert）是最受欢迎的德国作家，他也同意博德莫、布赖廷格、帕斯卡等人认为感觉是思想的核心、诗歌的生命这一看法。他也配得上基督徒这个美名，他因生活的纯正和风度的优雅而极受景仰，以致帝王公子都到莱比锡大学去听他关于哲学和伦理学的演说，妇女也来亲吻他的手。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不歌颂腓特烈的胜利，反而为那些死人哀伤。虽然如此，当时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腓特烈依旧称他是“德国学者中最理性的一个”。不过，腓特烈可能更欣赏埃瓦尔德·克莱斯特（Ewald Kleist），这个在库内斯道夫之役（1759年）为他战死的刚健的年轻诗人。国王对德国文学的判断虽失之过苛，却寄予厚望：“我们没有好作家，或许我在极乐世界散步时就会出现……也许你们会笑我卖力地要把有格调的看法和文雅的隽语介绍给一个至今只知道吃、喝、打仗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康德、克洛普施托克、威兰德（Wieland）、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人均已出生。

这个时期，一个德国人赢得腓特烈极大的同情，他就是沃尔夫，一个制革匠的儿子，后成为哈勒大学的教授。他把一切知识当作专长，试图根据莱布尼茨的哲学把这些知识整理出一个系统来。虽然夏特莱夫人说他是“胡说八道的人”，他自诩有理智，而他也就这样蹒跚地开始“德国的启蒙”。他打破先例，以德语教授科学和哲学。他写了67本著作。他首先著述那本厚达4卷的《论一切数学科学》（1710年），然后译成拉丁文（1713年）。他又编了一本数学字典（1716年），以利于德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他写了7本著作（1712—1725年）来讨论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哲学、物理学、目的论和生物学，这7册的书名前面都大胆地加上“理智的思想”的字样，似乎有意标榜他自己的理智。为了渴望得到全欧的读者，他把这些浩瀚的知识写成8篇拉丁文论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心理经验论》（1732年）、《心理理性论》（1734年）和《自然神学》（1736年）。在渡过这重重难关后，他又开始探讨法律的哲学（1736年），而在这些巨著之上，他又撰写了一本自传。

他驳斥洛克认为一切知识得自感觉的看法，并坚持在形成观念时心智所占的分量，因而成为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桥梁。他认为躯体与心智、行动与观念是两个平行的程序，谁也不影响谁。外在的世界机械式地活动着，虽然看得出包涵目的的设计的许多证据，其中却无奇迹可言，即使心智的操作也受到因果关系决定论的影响。伦理学理应寻求一种超乎宗教信仰独立的道德规范，不可仰仗上帝，拿恐吓来使人举止合乎道德。政府的功用不统治个人，而是在拓宽个人发展的机会。孔子的伦理学特别受夸奖，因为孔子的伦理学说中，道德并非根据对超自然事物的崇敬，而是根据人类的理智。

虽然沃尔夫宣称他信仰基督教，但许多德国人仍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异端到极为危险的地步。哈勒大学有些教授向腓特烈·威廉一世警告说，若接受沃尔夫的决定论，则任何逃兵都不得加以处罚，而国家整个体制必然崩溃。吓坏了的国王命令这位哲学家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当场格杀”。他逃往马堡的大学，该校的学生尊他为理性的使徒与“殉道者”。在16年中（1721—1737年），共有200多本书刊和小册子发行，其中有攻击他的，也有为他辩护的。腓特烈大帝登基后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1740年），就有一项热忱地邀请这位被放逐者回普鲁士和哈勒大学执教。沃尔夫应邀返国，1743年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年老后，他更加保持正统思想，去世时（1754年）已充满正统基督徒的虔诚。

他的影响远比我们从他现世微不足道的名望所判断的大得多。法国授予他科学院的荣誉会员称号，圣彼得堡的帝国学术院尊他为名誉教授，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热心地翻译他的作品，那不勒斯的国王指定沃尔夫的理论为该国各大学的必修科目。年青一代的德国人称他为“圣人”，认为他已教导德国人如何思考。老式学院派的教学法衰落，学术自由增加了。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把沃尔夫的哲学带到哥尼斯堡大学，并在该校教授康德。

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及对《圣经》研究醒悟的结果，在减弱宗教对德国人的影响方面具有强有力的现世化力量。由英国移译过来，加上英国与汉诺威的联系后传入的自然神教思想，虽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甚广，但其效力若拿来和教会——天主教和清教——臣服于国家之下的结果相比，则又相去甚远。宗教改革一度强化了宗教信仰，然而“三十年战争”又将之伤害。如今，由于教会向统治的诸王子屈服，被剥夺了使其权力神圣化的那种神圣的气氛。教会职位已由王子或当地封建地主任命。如同在英国一样，德国的权贵也认为宗教是政治和社会形式之一。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教会都失去地位，天主教则逐渐抬头。萨克森、符腾堡、黑塞等清教徒邦国，在这个时期都由天主教徒统治，而不可知论者腓特烈还要安抚天主教的西里西亚。

清教徒世界里宗教运动只获得一次极大的发展——摩拉维亚兄弟会。1722年，该会有些会员在摩拉维亚受到迫害，于是移居萨克森，并在琴岑道尔夫公爵的地产中找到庇护所。这位年轻的公爵本人是“虔信派”的虔诚信徒，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些逃难者来重振“虔信派”的精神。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辟一个赫哈特（Herrnhut，主的山丘）村供“虔信派”成员居住，而且几乎把所有的家产拿来印《圣经》、《教理问答》、《圣诗》及其他文献，以供他们使用。他到美洲（1741—1742年）、英国（1750年）及其他地方的旅行，有助于他建立兄弟会。事实上，清教诸教会中发起现代这种传道行为的，还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735年，彼得·伯勒尔的约翰·卫斯理的聚会，使兄弟会对循道宗教派的运动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们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城和北卡罗莱那州塞勒姆城附近殖民。虽然纪律和服饰不断改变，他们的信仰和规律却几乎不受影响。也许会引起家庭关系的紧张，不过，连怀疑论者也一定会敬佩他们信仰的虔诚，以及该教派教友道德生活难能可贵的言行一致。

这个时期在道德方面说来，大体上德国要比法国好得多，只有那些不学法国的语言、却只学其纵欲的模仿者是例外。在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中，几乎都有极严苛的家规来约束，为父者常拿皮鞭抽打女儿，有时甚至抽打太太。虽然威廉一世以极严厉的法令来管理柏林的宫廷，他女儿还是把萨克森人在德累斯顿的宫廷描写成其淫乱的情形有如路易十五时期一般。待考的权威说：“硬汉”奥古斯都有354个“私生子”，其中有些在乱伦的床铺上忘记了共有的父母。据传，奥古斯都曾经把他自己的私生女儿奥尔泽尔斯卡女伯爵当作情妇，这位女伯爵后来还把这种“情艺”传授给腓特烈大帝。18世纪初，哈勒大学法学教授还公布过一项布告，为王子的蓄妾辩护。

这个时期的礼仪虽然定得严格，却没有号称保有高卢人的文雅与谈吐的迷人。诸贵族在被夺去政治方面的权利后，就拿制服与头衔自娱。查斯特菲尔德于1748年写道：“我知道有许多信件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原因是收信人的20个头衔中漏了一个。”奥利维·戈德斯密斯的评论更因爱国心切而显得粗野，他说：“善待德国人吧！要说他们笨嘛，当今却又没有一个国家严肃的程度比得上德国，也没有一个能像德国一样了解愚蠢的礼仪。”腓特烈大帝也同意他的看法。吃东西还是一般人打发时间的方式。虽然家具雕刻和镶嵌细工抄自当时法国流行的款式，然而在英国和法国，却找不到能够使蒙塔古夫人羡妒的那种颜色、令人觉得愉快的陶制火炉。德国的花园虽然是意大利式的，但德国人的房子正面是木架间涂以灰泥制成的，窗加竖框，加上保护用的屋檐，使德国城镇带有迷人的色彩，表现出一股虽未成形却迷人的美学观念。事实上，也是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这个德国人在其所著《美学》（Aesthetic，1750年）中首次建立美学的现代用法，同时宣布美与艺术的理论是哲学问题的一部分。

德国的艺术

陶瓷是这一时期主要的艺术品，因为这时的德国人教导全欧制造瓷器的方法。“硬汉”奥古斯都雇用了腓特烈·伯特格尔把贱金属炼成金。伯特格尔失败了，但他和斯宾诺莎的老友瓦尔特·冯·奇恩豪斯在德累斯顿城建立一座彩陶工厂，进行试验，结果成功地造出欧洲第一只硬质玻璃混合的瓷器。1710年，他把制造工厂搬至距德累斯顿14英里的迈森城，并在该地继续改良其方法与产品，直到1719年。迈森的瓷器在白色的背景上以艳丽的色泽来涂上花、鸟、风俗画、风景、海底景色，及从东方服饰与生活中捕捉得来、具有异邦风味的纤细图案。在约阿希姆·肯德勒的领导下，方式进一步改良，在上釉之前，除了图画外更在瓷器上雕刻。根据想象雕成的小塑像保存了日耳曼民俗和喜剧中的人物，如肯德勒和埃伯莱恩（Eberlein）合作的那些“天鹅的服侍”等想象杰作更说明了一件事——艺术表现出来的光艳和圆润足以和妇女各种不同的装扮抗衡。不久，全欧的贵族，连法国也不例外，都拿迈森陶瓷来装饰房间。该镇于“七年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蹂躏之前，一直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德国的制陶家从奥格斯堡、纽伦堡、拜罗伊特和其他中心，将富于巴洛克式的陶器产品注入德国家庭之内，其种类从最可爱的彩陶和瓷器到悦目的酒壶，这些酒壶使人觉得即或喝啤酒也是一种美学的享受。整个18世纪，德国不仅在瓷器方面领导着欧洲，连玻璃制品也一样。这个时期，德国的铁匠也是举世无双的，奥格斯堡、艾伯拉赫及其他各地铁匠炼制的铁门，足以和让·拉摩在南锡城所建的抗衡。只有巴黎最好的金匠才胜得过德国的金匠。德国镂刻师克诺贝尔道夫、格鲁默、鲁根达斯、里丁格、格奥尔格·基利安、格奥尔格·史密特，在铜板上刻上或铸成精致的图案。

这个时期，德国画家没有赢得华多、布歇、拉图尔、夏尔丹等人得来的国际美誉，部分原因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地域观念使然，除了德国人较少人熟悉的科斯马斯·阿萨姆、巴尔塔萨·德内、约翰·费德勒、约翰·泰勒、约翰·泽勒、格奥尔格·马里斯等人，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一个定居德国的法国艺术师安东尼·帕斯纳（Antoine Pesne），后来他还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的御用绘师。他的那幅杰作上画的是仍为3岁稚龄的天真小孩弗里德里希，旁边是6岁的姐姐威廉·明娜。这幅画要是在巴黎画成，早已闻名全世界了。

一个家族在绘画、雕刻和建筑上颇享声誉。科斯曼·阿萨姆在累根斯堡城圣艾默拉教堂画出圣本尼狄克特升入“天堂”的情形，图上有一张高大的垫子。科斯曼和他兄弟埃吉德携手设计慕尼黑圣尼波慕教堂的内部——建筑物上添加最奔放的巴洛克式雕刻。埃吉德以灰泥雕成《圣母升天》，置于巴伐利亚的罗尔城修道院的教堂。洛伦佐·马蒂利在德累斯顿城所建的《海神喷泉》，表现出意大利人精巧的手工，这在萨克森都城的荣耀中极负盛名。巴尔塔萨·佩尔莫瑟以一大堆象征性的形象糟蹋了他自己雕好的《尤金王子的崇拜》，他又用同样复杂的花式来装饰德累斯顿的亭阁。他在德累斯顿城宫中礼拜堂讲道坛周围所环列的“使徒”，几乎达到与米开朗基罗同样的庄严和力的表现，而他在该教堂菩提树所刻的《圣安布罗西》，在18世纪前半叶的雕刻中几乎名列首位。格奥尔格·埃本赫策特为桑索西城的公园所刻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妮”这座可爱的雕像中，可想象出一位身材苗条的德国美女。德国的公园和花园多的是雕像，有一位巴洛克式艺术的鉴定家估计，“德国境内优良的花园雕像，比欧洲其他地区雕像的总数还要多”。

不过，这个时期德国艺术家只有在建筑方面才引起欧洲艺术家的注意。约翰·纽曼（Johann Neumann）在十几个城市里都留有作品。他的杰作是维尔茨堡城王子和主教的官邸，虽然也有别人与他合作设计和施工（1719—1744年），但主其事者还是他本人。装饰辉煌的“威尼斯室”和“镜室”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仍有4个房间留下来证明其内部的堂皇。因其天花板由蒂耶波洛作了壁画而闻名于艺术界的堂皇楼梯，是当时杰出的同类建筑之一，也使纽曼成为当时建筑师中的翘楚。截然不同却同样精美的，是他为大主教宫室所建的楼梯。他在科隆附近为奥古斯都堡建造的双重楼梯可能比前面两个都漂亮。他特别偏爱楼梯，他在艾伯拉赫城的修道院中又大事表现了他的楼梯艺术。他又在美因河岸建造了“朝圣教堂”，他以华丽的巴洛克艺术来装饰特利尔城的波林纽斯基策和波恩附近的克鲁兹博格基策两座教堂。除在维尔茨堡大教堂外，他加盖了一座教堂，其外部已达巴洛克艺术的极致。

教会的建筑至此专门集中在庞大的修道院上。巴伐利亚的皇帝路易于1330年在上阿默高附近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创建一座本笃派修道院，名为克罗斯特·埃塔尔，1718年由恩里科·朱斯里加以修复，并在其上加盖优雅的圆顶。这座修道院的教堂1744年毁于一场大火；1752年由约瑟夫·施穆策重建，内部以金黄与白色的洛可可式花样豪华地加以装饰，并加上约翰·泽勒和马丁·克诺勒的壁画；1757年又加上堂皇的两侧祭坛，还有一架外形极为漂亮的风琴。这些供祈祷用的纪念物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梅林根城东南，奥托博伊城的本笃派修道院里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修道院教堂”。约翰·菲舍尔设计整体，约翰·克里斯蒂安贡献了镀金的雕刻，马丁·霍尔曼则提供唱诗班的台子——该世纪德国木刻的精品。菲舍尔为这项工程从1737年一直工作到1766年他去世。

统治阶级的人士和僧侣一样，都厌于等待死后天堂的出现。虽然吕纳堡和班堡等地都已盖起体面的市政厅，但俗世的建筑主要还是城堡和王宫。同巴登·杜拉策侯爵的“宫室”一样，凯尔斯里埃也有一栋扇形的奇异“宫殿”——房子的肋拱从庭院向外辐射至城市的街道。与该市大部分建筑物一样，这个宫殿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化为废墟。由安德烈·施吕特及其继承人（1699—1720年）所建的大柏林宫也在同一次悲剧中塌陷；还有一个牺牲者，即柏林斯潘道城门附近的莫比尤宫，为科隆大主教设计的布鲁尔城城堡也部分被摧毁，布鲁夏尔宫则全毁。约瑟夫·埃夫纳在慕尼黑建了安德烈·施纽特宫，而约翰·塞兹在特利维尔城为在位的大主教建造选帝侯宫——这是有含蓄美的模范作品。马克西米里安·威尔士和约翰·丁岑霍夏尔为美因茨城的主教和选帝侯在波莫尔斯菲尔登附近建了另一座大城堡威森斯特因宫，约翰·希尔德布兰德在其中装设一个著名的双重楼梯，达官显要上下其间无虞互撞。

腓特烈大帝胜过18世纪德国的俗世建筑，其方式是委任格奥尔格和其他人士在波茨坦以他本人设计的图样建起3座王宫，加起来的整体几乎可以媲美凡尔赛宫：国宫（1745—1751年）、新宫（1755年）和腓特烈的夏宫——他称之为“无忧堡”。沿着哈韦尔（Havel）河岸有一条宽广的大道逐渐往上爬，共分5段，穿过一个梯形的公园就可抵达这个“无忧堡”。该堡有竖框的窗和中央穹隆圆顶似乎有点抄袭德累斯顿城兹温格宫的迹象。一翼有条宽广的艺廊，在圆顶底下是一列漂亮的科林斯式柱廊，另有一座“图书室”装饰着洛可可式的涡形装饰，而用玻璃遮盖着，微微发光的书籍可以使他逃避政治。伏尔泰主要就是在“无忧堡”会见这位哲人王。这个哲人王既能治理国事，又能反抗教会、设计建筑物、描绘画像、写一手过得去的诗和极佳的历史论著，在战争中赢得半个欧洲的抵抗。他还能作曲，指挥交响乐团，喜欢吹笛。

德国的音乐

从1685年（亨德尔和巴赫诞生）到1897年（勃拉姆斯去世），德国的音乐极为优异。在这212年间的任何时刻，当时最伟大的作曲家，除了歌剧作者外，都是德国人。有两种音乐形式——圣乐（oratorio）和遁走曲（fugue）——在18世纪前半叶德国人的作品中达到最高峰，有人甚至还补充说，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曲在一个德国清教徒手里得到其最终完美的表达。绘画的时代已经结束，音乐的时代则刚刚开始。

在每个德国家庭中，音乐是宗教的一部分，宗教更是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最贫穷的人家外，几乎没有一家不会唱分部唱的歌曲，也几乎没有人不会弹奏一两种乐器的。好几百个叫作“崇拜者”（Liebhaber）的业余团体都能表演一些当今职业歌手都认为相当困难的那些取材自《圣经》的乐曲。音乐手册跟《圣经》一般风行。在一般中小学里，同时教授音乐和读写。音乐批评更是高于意大利外的任何国家，而18世纪最权威的音乐批评家也是德国人。

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在德国的音乐家中可能最有名，却不受欢迎。他的虚荣心掩蔽了他的成就。他兼懂古典与现代的文学用语，写过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风琴和大键琴弹得极佳，使他能够婉拒十几份担任高职位的邀请。他舞跳得很优美，可说是一个十足的才子。他的剑术极精，在某次对决中几乎刺死亨德尔。他在汉堡歌剧院演唱极为成功。他作歌剧、《圣经》乐曲、受难曲、圣乐、奏鸣曲、组曲等，而且在巴赫之前发展《圣经》乐曲。他当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合唱团音乐长前后9年，在耳聋后退隐著述。他出版过88本书，其中有8本论及音乐，还写过一篇论香烟的论文。他创办、编辑《音乐评论》（Critica Musica）——批评性地讨论过去和当时音乐作品的刊物中最早的一本（1722—1725年），并编纂一本音乐家传记字典。他在强有力地唤醒了音乐界后，以83岁高龄去世（1764年）。

虽然乐器不断演进、改变，风琴始终一枝独秀。风琴通常有三至四个键盘，加上一块两个半音阶的踏板，还有各式各样的音栓，几乎可以模仿所有其他乐器的声音。最好的风琴匠要数斯特拉斯堡城的安德烈·西尔伯曼和弗赖贝格城的戈特弗里德·西尔伯曼两人。弦乐器逐渐风行。翼琴（键加弦）使用一组键盘来操纵装有铜质的小“切线”的杠杆以敲打琴弦。这种乐器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也许更长。大键琴的琴弦（通常）是由双重键盘带动的杠杆连动的翎管或皮革制成的琴舌来“拨动”，并辅有两个踏板和三四个音栓。“clavier”这个字在德语中指任何有键盘的乐器——翼琴、大键琴、钢琴——并指风琴的键盘。大键琴的基础是弦琴，利用键、杠杆、琴拨等工具来拨动琴弦。虽然大键琴的声音极为细致迷人，但由于琴拨在撞击琴弦后立即弹回，无法使声音延续，也无法变化其强度。若要得到两度的同音，必须装设双重键盘——上面的键盘发出柔音（piano），下面的键盘发出强音（forte）。钢琴就是为了克服这种限制而努力研究后产生的一种新乐器。

约1709年，巴尔托洛梅奥·克里斯托福里在佛罗伦萨城造了4个“有刚柔两种音调的大键琴”。这些大键琴的琴拨以小皮锤取代，只要按住琴键不动，皮锤就与琴弦保持接触，音符的强弱则可以由手指弹按琴键力气的大小来决定。1711年，希皮奥内·马费（Scipione di Maffei）在其论文中描述过这种新乐器，1725年该论文的德文版在德累斯顿城出现，1726年戈特弗里德·西尔伯曼因这篇译文激发其灵感，按照克里斯托福里的原理造了两架“高低音钢琴”。约1733年，他把改良过的样本请巴赫过目，巴赫认为这种乐器高音域的声音太弱，而且需要费大力气弹奏。西尔伯曼承认这些缺点，并致力改进。结果极为成功，使腓特烈大帝一口气向他买了15架，巴赫1747年进谒腓特烈时就曾弹过其中一架。他很喜欢这种新乐器，却自认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这种新乐器。巴赫在其残余的3年中仍然喜欢风琴和大键琴。

交响乐团主要在歌剧和合唱时使用。除了以序曲的形式外，很少有单独为交响乐团写作的乐曲。当时交响乐团中的箫和低音笛子的数量比现在的交响乐团多，木管乐器支配着弦乐器。当时公开演奏会在德国少见，音乐几乎完全局限于教堂、歌剧院、家庭、街道等范围。室内乐半公开的演奏于1743年开始在莱比锡富商巨贾家中举行，范围逐渐扩大，演奏的乐师也增至16人。1746年，莱比锡出版的一本指南手册中宣布：“有一个音乐小组在崇高的‘商人社团’及其他人士的指导下，每周四下午5点到8点在‘三天鹅’旅店演奏。”该指南同时指出：“这些交响乐团吸引了很多听众前往，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与羡慕。”从这个音乐小组发展出1781年莱比锡布商厅的“大音乐会”——现存的音乐会系列中最古老的一个。

只有极少数乐曲是专为乐器演奏而写的，但这些作品竟也协助交响乐的发展。在曼汗城有一派作曲家和乐师——其中有许多来自奥地利、意大利或波希米亚——在这个发展中居领导地位。该城选帝侯巴拉丁·泰奥多尔是一名艺术的赞助者，他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当时被公认为是全欧最好的一个。小提琴名手约翰·斯塔米兹（Johann Stamitz）特地为该团写作交响乐，交响乐团演奏时分成3个或更多乐章的曲子，其中至少第一乐章须遵循“奏鸣曲的形式”——相反的主题的推展、其“自由伸展”及两者之反复。这种新形式遵循那不勒斯作曲家的领导，通常的形式是快板、慢板、快板的形式——活泼、缓慢的行板、活泼。有时从舞步中加入缓慢而庄严的舞步。因此，巴赫达到顶点的复调音乐时代，转而成为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交响乐时代。

人类的声音在诸种乐器中仍是最神奇的。菲利普·巴赫、卡尔·亨利希·格劳恩及其他人士都把约翰·根特那些感人的情诗写成乐曲，而魏玛城的约翰·巴赫更从克里斯蒂安·盖勒特的几首优美的抒情曲中得到灵感。这个时期的德国歌剧虽然极为风行，形式上仍是意大利式的，从意大利带来其乐曲与歌手。每个重要的宫廷都有自己的歌剧院，通常只开放给少数精英观赏。汉堡城则因为由该城商人控制歌剧院，成为唯一的例外。它演唱德国歌剧，开放给买票的大众观赏，并公开征募主要女歌手。雷哈德·凯塞尔负责管理汉堡城的“鹅市”（Goosemarket）剧院达4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写过116出歌剧，大部分歌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意大利式的，也有德国式的。1728年，马特松“音乐爱国”，发出抵制意大利侵略者的怒吼：“野蛮人，滚吧！下令禁止那些从东到西包围我们的（歌剧）行业，把他们再度送回荒野的阿尔卑斯山那一边，去让他们在炼狱的火炉中，自行净化吧！”然而，意大利人的声音和意大利音乐旋律的引诱力似乎难以抵挡，连汉堡城里的那不勒斯歌剧的风行都窒碍了该地作品的出现。凯塞尔承认失败，搬到哥本哈根。汉堡剧院开了60年后宣告关闭，1741年重新开张时坦然地致力意大利歌剧。腓特烈恢复柏林的歌剧时（1742年），他选定德国作曲家的作品，却由意大利人演出。他曾经声明：“要德国歌手！倒不如听听我家的马鸣之声。”

这个时期虽然也产生了一位数一数二的德国歌剧作曲家约翰·哈塞，他也一样慕恋着意大利。他在意大利跟斯卡拉蒂和尼科罗·波尔波拉学艺10年，他娶意大利女歌手福斯蒂纳·波尔多尼为妻（1730年）。他为阿波斯托罗·芝诺、梅塔斯塔西奥等人写的歌剧谱过曲。由于他早期的歌剧颇受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观众的欢迎，全意大利的人都称他为“可爱的萨克森人”。他回德国后热心地为意大利的歌剧辩护。大多数德国人向着他，把他捧得比不在国内的亨德尔还高，更不用说当时默默无闻的巴赫了。勃尔尼把他和格鲁克两人形容为德国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甚至连意大利人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那100部歌剧在旋律和戏剧方面创新之丰。1731年，他和妻子——当时最伟大的歌剧女歌手——受“硬汉”奥古斯都之邀赴德累斯顿城，福斯蒂纳以其歌声迷住了整城的人，哈塞则以所写的作品风靡全城。1760年，腓特烈大帝炮轰德累斯顿城时，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其中包括他珍藏的手稿。这个被摧毁的城市放弃了对歌剧的热衷，因此哈塞带着妻子移居维也纳，以74岁的高龄和格鲁克一较短长。1771年，斐迪南大公在米兰结婚时，他和14岁的莫扎特合作完成一个音乐节目。据说他曾说过：“这个孩子将来会使我们大家都相形失色。”其后不久，他跟福斯蒂纳同往威尼斯度其余年。夫妻两人同死于1783年，当时他84岁，她90岁。他们生活的和谐有甚于其音乐的旋律。

意大利音乐在德国各歌剧院大行其道之时，宗教音乐依旧鼎盛，虽然腓特烈讥讽宗教音乐“不合时宜”又“粗鄙”。我们马上可以看见天主教音乐在维也纳风行；而在北部，对新教的爱好也带来了一大堆独唱圣诗、赞美歌调和耶稣受难曲，仿佛上百个作曲家在为巴赫开路，为他准备圣乐形式。虽然风琴音乐居首，有许多教堂的交响乐团都已加上小提琴和大提琴。歌剧的影响力不仅见诸教堂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规模的扩大，也见诸宗教乐曲戏剧人物的增多。

巴赫时期的德国，宗教音乐方面最著名的作曲家是格奥尔格·特勒曼（Georg Telemann），比巴赫早生4年（1681年），比巴赫晚死17年（1767年）。马特松认为特勒曼在作曲方面的成就远超出和他同时期的其他德国作曲家。巴赫除了一个例外之外可能完全同意，因为他把他对手写的歌咏乐曲全部改编过。特勒曼称得上是一个神童。他很小就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小提琴和笛子；11岁开始作曲；12岁时写了一出歌剧，后来该剧在戏院上演时他自己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12岁那年，他作了一首歌咏乐曲，站在板凳上指挥，以便演奏者能看见他。

他长大后成为体格健壮、心情欢愉的条顿人，妙语如珠，乐曲也不断涌现。1701年路过哈勒时，他遇见年方16的亨德尔，二人一见如故。他继续前行，在莱比锡学法律，又担任新教堂风琴手（1704年）。一年后，他受聘为索拉乌城的音乐长，然后又到爱森纳赫城，与巴赫见面。1714年，他当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儿子卡尔·巴赫的教父。1711年，他年轻的妻子去世，他说其妻已把他的心带至坟中，但3年后他再婚。1721年，他前往汉堡，担任6座教堂的音乐长，在“体育馆”指挥音乐教学，接管汉堡歌剧院，编辑音乐杂志，组织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公开演奏会。特勒曼万事如意，只可惜其妻喜欢上一位瑞典军官。

在音乐天才云集的当时，他的作品之丰首屈一指。他为节日作了39年的曲子，包括受难曲、歌咏乐曲、圣乐、赞美歌、经文歌等。他还作歌剧、滑稽歌剧、协奏曲、三重奏和小夜曲。亨德尔曾说，特勒曼能在别人写一封信的时间写好一支8部的经文歌。与哈塞向意大利学习其风格一样，他也向法国学习其风格，但他有独特的神韵。1765年，他年已84岁，写了一首歌咏乐曲，罗曼·罗兰认为该曲可以与亨德尔、格鲁克、贝多芬等人的同类作品一较短长。特勒曼不幸成为自己多产的牺牲品，他迅速地作曲以求其圆满，却苦无耐心校正，也无勇气毁去自己那些不圆满的作品。一个批评家就指责他，说他“无节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时至今日，他几乎已被忘却，不过他偶尔也像脱离肉体的精灵，乘着空气来到我们跟前。我们也觉得他那些复活了的乐曲极为柔美。

喜爱卡尔·格劳恩（Karl Graun）而不喜欢特勒曼和巴赫的人，也不仅腓特烈一人而已。卡尔首先以其男高音博得赞誉。在高音不行后他转而作曲，15岁时写了一首曲子，该曲在德累斯顿城的克雷兹库勒演出。他在不伦瑞克城当过一段时间的音乐长后，被腓特烈请去莱茵斯贝格城指挥音乐（1735年）。在他残余的这14年岁月中，他一直为普鲁士宫廷服务，因为连他的宗教音乐都能讨这位一向多疑的国王喜欢。1755年在柏林大教堂首次公演的受难曲《耶稣之死》在德国境内获得的美誉，只有亨德尔的《弥赛亚》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得到的赞誉差可比拟。该曲在每年复活节前一周反复演奏。

同时，有50多个和巴赫一样的作曲家早已为他们最著名的继承人播种、铺路。约翰·塞巴斯蒂安本人在《音乐世家巴赫》一书中画出他的家谱，这份家谱于1917年付印。注重琐事的斯皮塔花了180页的篇幅来描绘那份令人恍惚的系谱。图林奇阿诸镇都住满了姓巴赫的人，可考的早至1509年。约翰·塞巴斯蒂安所列的家谱中最早的一个音乐家巴赫是他的曾曾祖父——维特·巴赫。从他以下有四族巴赫，其中有许多都是杰出的音乐家。由于为数极众，他们组成了公会，定期聚会交换记事。其中一个名叫约翰·安布罗西乌斯·巴赫的人，从其父习得小提琴的技巧，并将之传诸子女。1671年，他继承堂兄，任爱森纳赫城的宫廷乐师。1668年，他与伊丽莎白——转任镇议员的皮货商之女——结婚。她为他生下2个女儿和6个儿子。长子约翰·克里斯托弗·巴赫成为欧尔德鲁夫城的风琴手。另一个名叫约翰·雅各布·巴赫加入瑞典军队，当吹木箫的乐师。

巴赫（1685—1750）

·传略

他1685年3月21日生于魏玛公国里的爱森纳赫城。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幼年住在卢特普拉兹河岸的科塔夏斯城，从山丘上俯瞰该城的，就是瓦特堡（Wartburg）——路德逃避查理五世（1521年），移译《新约》的城堡。

他9岁丧母，8个月后父亲也跟着去世。约翰·塞巴斯蒂安和哥哥约翰·雅各布投奔大哥约翰·克里斯托弗。塞巴斯蒂安在爱森纳赫城的高等学校学了许多教义问答和一些拉丁文，他又在邻镇欧尔德鲁夫城的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和音乐。他在班上表现甚佳，升级快速。其父早已教过他小提琴，其兄克里斯托弗又教他键盘。他热心学习这些音乐课程，仿佛血液中有音乐奔腾着似的。他把不易得手的许多乐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抄录下来，有人认为，他就是因此失去视力的。

为了减轻其兄家庭人口越来越多的负担，塞巴斯蒂安15岁时就开始自谋生计。他在吕讷堡的圣麦可修道院的学校谋得高音歌手的职位，等他变声后留在交响乐团中担任小提琴手。他从吕讷堡到28英里外的汉堡，也许是去歌剧院，聆听凯瑟琳教堂的77岁高龄的风琴师约翰·雷肯（Johann Reinken）的独奏。歌剧虽吸引不了他，风琴艺术却使他深深向往，他感觉到那种高大的乐器在向他的精力和技术挑战。1703年，他的技术已极高明，使阿恩施塔特城的新教堂要他每周3次弹奏该城新添的大风琴，那个风琴一直用到1863年。

野心使他永远有改进自己艺术的警觉。他知道50英里外的吕贝克城有全德国最闻名的风琴手迪特里希·比特豪德（Dietrich Butehude），迪特里希将于马丁生日和圣诞节之间在玛利亚教堂表演一系列独奏。他向教堂宗教会议请假一个月，获准后他将一些事情托付给堂兄约翰·恩斯特，开始徒步（1705年10月）前往吕贝克城。我们已知亨德尔和马特松做着同样的朝圣活动。巴赫不想娶比特豪德的女儿为妻，从而继承其职位，他只想学习这位大师的风琴功夫。这个愿望或其他东西一定使他着了迷，因为他直到2月中旬才回到阿恩施塔特。1706年2月21日，宗教会议埋怨他续假太久，又在圣诗的序曲中加进“许多令人惊异的变化”。11月11日，他以无法有效地训练合唱队及偷偷地允许“陌生的少女在教堂里唱歌”而被警告（当时妇女犹未获许在教堂里唱歌）。这个陌生的少女就是他的堂妹玛丽亚·巴巴拉·巴赫。他尽可能找借口保留这份工作，但1707年6月他还是辞职了，接受了缪尔豪森城的圣布拉西教堂风琴手的职位。他的年薪在当时已算特别优厚，有85古尔登（gulden）现金、13蒲式耳（bushels）谷类、2捆木材、6捆柴枝和3磅鱼。10月17日，他正式娶玛丽亚·巴巴拉为妻。

然而，他在缪尔豪森城的生活并不比他在阿恩施塔特城好过到哪里去。该市有一部分被烧毁，受到侵袭的市民已无心来想及美好的调剂；教会的会众在喜爱唱歌的正统路德教派和认为音乐就是藐视神明的虔信派的信徒之间，被拉来拉去。唱诗班也一片混乱，巴赫把混乱化为秩序时只能凭音符，不得用人力。他应邀成为魏玛城威尔海姆·恩斯特公爵宫廷交响乐团的风琴手和指挥时，他谦虚地请求缪尔豪森雇主解雇他。1708年6月他就任新职。

他在魏玛城的待遇很好——先是每年156古尔登，1713年又提高到225古尔登，如今他已足以养活玛丽亚·巴巴拉和孩子。只是他不甚服气，因为他的职位仍在约翰·德雷泽（Johann Drese）这个音乐长之下。但他从该镇教堂的风琴手，德国第一部音乐字典（1732年）的编者，不逊于巴赫所作的圣歌调的作曲者——约翰·瓦尔特（Johann Walther）的友谊获益匪浅。也许是由于博学的瓦尔特的指导，他仔细地研究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他虽喜欢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和科雷利（Corelli），却更着迷于维瓦尔第（Vivaldi）的小提琴协奏曲，他把这些作品中的9首改编成其他乐器演奏之用。有时他也把改编后的某一小部分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感觉出威瓦尔第对他的影响力，不过我们也在该曲中感觉出更深一层的精神和更丰盛的艺术。

他在魏玛的主要工作是在“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当风琴手。他在那里可以自由使用一架虽小却又装备齐全的风琴。他曾为那架风琴写了好几首最著名的风琴曲：C小调帕萨卡里亚（Passacaglia）和赋格（Fugue）——托卡塔（toccatas）曲中最佳的一首，及大部分的序曲和遁走曲和《风琴小册》。此时，他还是以风琴手闻名，不是以作曲家著称。观察家们——包括最喜挑剔的马特松——惊讶于他处理琴键、踏板和音栓的能力，还说巴赫的双脚“飞舞于踏板上，有如添翼一般”。他被邀请到哈勒、卡塞尔和其他城市演奏。在卡塞尔城（1714年），瑞典未来的腓特烈一世深受感动，从手指上摘下一枚钻戒送给巴赫。1717年，在德累斯顿城，巴赫遇见路易十五的御用风琴手让·马尔尚，当时马尔尚已经享誉国际。有人建议他们一比高下。他们同意在冯·弗雷明伯爵家碰头，每个人必须即刻弹奏摆在面前的任何一首风琴曲。巴赫如期前往，马尔尚则因某种无法知悉的理由早于约定时间之前离开德累斯顿城，使巴赫赢得了一次对手不出场、不愉快的胜利。

他很勤奋，名气也越来越大，但魏玛城的音乐长去世时他也没能接任，该缺由死者之子递补。巴赫于是想到另一处宫廷试试。安哈尔特—科滕的王子利奥波德让他担任音乐长的职位。魏玛的新任公爵威尔海姆·奥古斯都不愿让他的风琴手离去，巴赫去意甚坚，于是公爵把他下狱（1717年4月6日）。巴赫仍旧坚持，公爵只能释放他（12月2日）。巴赫急忙携眷前往科滕城。利奥波德王子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又反对宗教音乐，因而巴赫的职责变成指挥宫廷交响乐团，王子自己在该团参加演奏。巴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1717—1723年）谱成许多室内乐，包括法国与英国组曲。1721年，他把新写的一首协奏曲送给勃兰登堡的马尔加拉韦·路德维希。

那几年是最幸福的时光，利奥波德王子喜欢他，带他一起到多个地方旅行，炫耀巴赫的才华，在他们分手后，依旧是巴赫的好友。1720年7月7日，玛丽亚·巴巴拉在为巴赫生了7个孩子后去世，留下4个孤儿。他为她哀伤了17个月，然后他又娶他的交响乐团里小喇叭手的女儿安娜·沃尔肯为妻。这时巴赫已36岁，而她20岁；不过她把交付给她的职责——成为子女的好母亲——做得很好。此外，她懂音乐，帮他作曲，抄写曲谱，为他唱所谓“明显的女高音”。她为他生了13个小孩，其中有7个在5岁之前就已夭折。在这个美好的家庭里，一些人患心脏病。随着子女的人数和年龄逐渐增加，教育问题使他极为困扰。他是一个愉快的路德教派人士，厌恶统治科滕城的那种忧戚的加尔文教派。他拒绝把子女送到当地的学校就读，因为他们教的是加尔文教派的教条。另一个原因是，他喜欢的王子（1721年）讨了一个年轻的公主为妻，这个公主对利奥波德的要求使他减少了对音乐的投入。巴赫再度认为是求变的时候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过，要是他一直留在科滕的话，也许我们可能就不知其为何人了。

1722年6月，约翰·屈瑙（Johann Kuhnau）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唱诗班担任主领者二十年后去世。这个公立学校有7级，共8名老师，课程注重拉丁文、音乐和路德派神学。该校在校学生与毕业校友在主领者指挥之下，为该市各教堂准备音乐。主领者受学校校长及支付薪水的市议会的约束。

议会请特勒曼补其缺，因为该校偏重特勒曼的作品中独具的意大利风格，特勒曼婉谢了。然后又请达姆施塔特的音乐长克里斯托弗·格劳普纳来担任，不幸格劳普纳的雇主又不准他违约前往。1723年2月7日，巴赫自荐为候选人，愿意接受对其才华的各种测验。虽然没有一个人怀疑他当风琴手的能力，但议会中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风格过于保守。其中一人建议：“由于找不到最优秀的音乐家，姑且用他这个中等之才。”巴赫终于被录用（1723年4月22日），条件是除了音乐外他还得教拉丁文，还得过贫贱、退隐的生活，接受路德教派的教义，对该议会“尽其应有的尊敬与服从”；同时，未得市长许可，不得任意离开该城。5月30日，他和家人被安顿在该校的宿舍区，开始上班。他一直到去世都在这个烦人的岗位上工作。

从那时起，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B小调弥赛亚”外，都是写给莱比锡城圣托马斯和圣尼古拉斯两个大教堂使用的。礼拜天的宗教集会在早上7点开始，来一段风琴前奏曲，接着是牧师吟诵圣餐式前的歌，唱诗班唱“启应祷告”（Kyrie），牧师和唱诗班——有时与会的信徒也一起——以德语演唱颂乐，信徒唱圣诗，再由牧师朗读福音和信条，风琴手再弹奏前奏曲，唱诗班唱一首朗诵圣乐，会众合唱《我们信仰唯一真神》这首圣诗，牧师讲1小时的道，祈祷后再赐福，然后进“圣餐”，再唱一首圣诗。这种仪式冬天在10点结束，夏天在11点结束。11点，学生和教职员在学校用膳。下午1点15分，唱诗班回到教堂做晚祷和祈祷、唱圣诗、讲道及唱德国式的圣玛利亚颂。唱诗班在每年“耶稣受难节”吟唱耶稣受难曲。为了这些仪式所需的音乐，巴赫训练了两个唱诗班的交响乐团。独唱者是唱诗班的一部分，而且在唱诗班演唱抒情调和叙唱调前后与他们同唱。

巴赫在莱比锡繁复工作的报酬是约为700泰勒的年薪。这个数字包括他分到的那份学生所缴的学费及为婚、丧所作乐曲的谢礼。他创作《根据马太所作的受难曲》的那年（1729年），巴赫说那年是荒年，因为风调雨顺，死亡的人数极少。有时他也为音乐小组担任音乐会的指挥以赚点外快。他也试过以主张对莱比锡大学附设的保林诺教堂的音乐控制权来改善自己的待遇；有些竞争者反对，使他整整和学校当局争执了两年，结果获得的妥协，彼此都不满意。

他又和指定学生到托马斯学校去的市议会发生一次长期冲突。议员们经常把通过政治影响力、而非因本身具有音乐才华的学生派给他，这些学生既练不成高音，也练不了低音，使巴赫于1730年8月23日向该会提出正式抗议。该会反驳说他是无能的教师、差劲的训练师。他在责骂学生时发了脾气，使唱诗班和学校极为混乱。求诉无门，他只有向奥古斯都三世——波兰新王——请求（1733年7月27日），请他赐他宫廷中的职位与头衔，以便作为他所受到的那些“无理的冒犯”的挡箭牌。奥古斯都三年后才答应，最后（1736年11月19日）赐巴赫一项荣衔“宫廷作曲家”。这时托马斯学校的新顾问——约翰·恩内斯蒂（Johann Ernesti）又和巴赫角逐唱诗班主领者的权利。这场争端闹了好几个月，其间巴赫两度把恩内斯蒂介绍进来的学生轰出风琴组，最后国王总算正式明确了巴赫的权威。

因此，巴赫在莱比锡担任唱诗班主领者的生活并不快乐。他的精神和体力都贯注于作曲及这些乐曲的演奏上，少有时间研究教学法和交际。他因身为作曲家和风琴手的声名日益显扬而稍感安慰。他应邀前往魏玛、卡塞尔、瑙姆堡、德累斯顿等城表演，这些临时性的表演和试用新风琴都有报酬。1740年，他的儿子卡尔被任命为腓特烈大帝的大教堂管弦乐团中的大键琴手。1741年，巴赫访问柏林。1747年，腓特烈邀请他前去试用刚从戈特弗里德·西尔伯曼购回的钢琴。国王对巴赫的即兴曲极为惊讶，他让巴赫即席作出一首六部的遁走曲改编曲，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回到莱比锡后，巴赫作了一首笛、小提琴和键盘演奏之用的三重奏曲子，并把它和其他一些作品一同当作“音乐献礼”捐赠给御用笛师，当作献给“在音乐界，有如在平时、战时其他学科方面备受景仰的泰斗”的礼物。除了这些令人兴奋的插曲外，他为唱诗班主领者的职责尽心尽力，对妻儿的爱及对自己作品中艺术和精神的表达的奉献，他更是不遗余力。

·作品

供演奏用的

我们这些对音乐并无多深造诣的人，怎么胆敢探讨巴赫作品的庄严与数量之丰？我们在这里只能带着喜爱的心情来列出他作品的目录。

风琴作品当然居首位，因为他最喜欢风琴。在这方面只有亨德尔足以与他抗衡，而亨德尔又消失于海的彼岸。巴赫有时拉出风琴的音栓，为的只是试试它的风箱和音量。他以风琴自娱时，仿佛风琴完全听他指挥、臣服于他的想象力似的。但他又蛮横地限制其他演奏者随心所欲地弹奏，限制他们只准以他指定的某些低音音符来当作和弦，这就是表现出风琴或大键琴配合其他乐器或声部时应有的“计数”或“透彻”低音。

巴赫住在魏玛时，为他的长子和其他学生准备了一本《风琴小册》（Orgelbüchlein），其中有45首赞美诗的前奏，并把它献给“荣耀至尊的上帝，及我的邻居，以便他自学”。赞美诗的前奏用来当作会众吟唱赞美诗之前乐器弹奏的前导，以衬托主题和气氛。这些序曲经安排后适用于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教会节日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巴赫风琴和歌唱音乐的重头戏。而在《人皆有死》这首赞美诗的序曲中，我们见到巴赫反复出现的主题，由于决心面对死亡，相信基督的复活作为我们许下的诺言而平息下来。我们在他几年后的作品《来吧！甜美的死亡》这首忧郁的赞美诗中，也听见同样的音符。这些前奏曲中除了这种笼罩着的虔诚外，与巴赫的一般管弦乐作品一样，也有健康的幽默。通常他很活泼地使键盘欢悦地跳跃着以求变化，这些变化使人联想起该城宗教会议的抱怨。

巴赫一共留下143首赞美诗的前奏曲，学者们公认这些作品是他最具个性、在技巧上最完美的作品。这些前奏曲可以视为他的抒情诗，而弥撒曲和受难曲是他的史诗。他遍试音乐中的每种形式，却不写歌剧，认为歌剧违背了他认为的音乐主要是对上帝的奉献这种观念，他的处境和他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喜歌剧。为了更自由地表现他的技巧，他又在前奏曲之外加上遁走曲，使低音主题跟随高音中的同一主题，或使高音主题跟着低音主题跑，这种错综复杂的游戏欢悦了他的灵魂。因此“E小调前奏曲和遁走曲”以舒畅的淳朴开始，然后变为几乎令人吃惊的浑厚有力。“D小调前奏曲遁走曲”时的巴赫，在结构和技巧上的表现、主题的演变、想象力的丰富及力量的浑厚方面，都已至炉火纯青的地步。“C小调帕萨卡里亚舞曲和遁走曲”可能更细腻。西班牙人把乐师沿街路过时弹奏的曲调称为“帕萨卡勒”（pasacalle），在意大利这种曲调成为一种舞曲，巴赫则把它拿来当作一股和谐的巨流，既淳朴、令人遐思，又深奥。

巴赫为风琴或翼琴写了十几首托卡塔曲，即让弹奏者练习“触感”的曲子。一般说来，托卡塔曲包括迅速地来回弹奏键盘、勇敢的极强、细致的极弱及遁走曲的音符开玩笑似的彼此踩在对方的脚后跟上。在这一群作品中，“D小调托卡塔遁走曲”最受欢迎，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经过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后的曲调比风琴更受现代俗世的耳朵欢迎所致。在为翼琴和大键琴所写的7首托卡塔曲中，“C小调托卡塔曲”又是巴赫对自己表现技巧最有信心的一首——对位法的嬉戏后是庄严肃穆的可爱的慢板。

我们只凭天赋不足的手指和半文盲的耳朵实在很难体会出巴赫在为键盘作曲时得到与付出的快感——在他说来，“键盘”通常是指大键琴。我们必须先理解他在把某个主题的少数几个音符化为复杂却井然有序的乐章时，他遵循的结构原则——如在波斯地毯或清真寺中指明圣地麦加方位的小室的阿拉伯式图饰，从地毯或小室底部似乎漫无秩序地随便延伸，但总是含着一种条理，使人们在享受形式上的感官美以外，还得到智力上的满足。在此，我们又得借用巴赫的指上功夫，因为他发明了一种弹奏技巧，这种技巧必须动用我们的10根手指，而先于他的作曲家所写的曲子很少使用中间3根手指以外的手指来弹奏其键盘的作品。就连手的位置这一方面，他也予以革新。过去一般乐师常喜欢在弹奏琴键时把手掌平放，巴赫则教他的学生拱起手掌，以使指尖敲击琴键时力量均匀。要是没了这种技巧，李斯特可能根本无法成名。

巴赫采用安德烈·韦尔克迈斯特（Andreas Werckmeister）于1691年提出的系统，要求乐器的弦必须调成相等的调律——每个音阶应分为12个相等的半音，以免变调时发生不谐和音。在某些场合中，他坚持自己调整所要弹奏的大键琴，因此他写了那本《调好音调的大键琴》：48首前奏曲与遁走曲——每个音的大调与小调各有两个——“供有志于音乐的年轻学子练习，并供行家自娱之用”这几个字是原标题上注明的。虽然这些曲子在技巧上引起乐师的兴趣，也有许多首使我们感受到巴赫欢愉的反复无常或沉思的感觉。古诺（Gounod）就采用“C大调前奏曲”中零碎的几个部分，当作他那首《圣母颂》的助奏。许多有深度的人，如施韦策（Schweitzer）觉得这些前奏曲和遁走曲，在人类争战的危机中可以给他们“和平的净土”。

巴赫笔耕不辍，于1731年刊印键盘练习曲的第一部分，这些作品他认为“包括前奏曲、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莎拉本舞曲、英国舞曲、小步舞曲和其他，专为爱好艺术人士休闲之用”。其后数年他又增写了3个部分，使他的“键盘练习曲”包括了他的几首最著名的作品：“创作曲”“组曲”“交响曲”“戈尔堡变奏曲”“意大利音乐会”，还有一些专供风琴演奏用的赞美诗前奏曲。原稿中说，这些“创作曲”，是供作“键盘的爱好者诚实的指南……以简朴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仅使他们抓取良好的意念，而且由他们自己做出……获得弹奏时丰富的感情表达，而且……获得一股强烈的作曲欲望”。学生们借着这些范例可以知道，一个主题在发现后可以如何加以推展，通常是用对位法，经过合理的发展而获致统一的结论。巴赫对主题的处理，有如耍把戏的一般，把它掷向空中，将里面翻转出来，使它上下颠倒，然后再把它摆得好端端的。音符与主题不仅是他的拿手好戏，更是他的消遣和休闲。

“组曲”也属于同样的变化。意大利人把“组曲”这个词用在由好几部组成的舞曲上，因此“D小调”和“B大调”组曲共用了5种舞步：德国舞、法国库朗舞、莎拉本舞、小步舞和古老的英国舞。意大利演员的影响在此出现，甚至两手交叉也成为斯卡拉蒂最偏爱的花样。这些舞曲如今看来分量不重，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曲子并不是为强悍的竖琴，而是为脆弱的翼琴写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曲子要求不苛，这些曲子还可以使我们得到特别的欢悦。

比这些作品更难了解的，是“戈尔堡变奏曲”。约翰·戈尔堡（Johann Goldberg）是俄国驻德累斯顿宫廷的公使海尔曼·凯泽林伯爵的翼琴手。伯爵造访莱比锡时，也把戈尔堡带去，以便用音乐来为自己催眠。戈尔堡设法和巴赫认识，因为他想学学巴赫的琴上功夫。凯泽林表示自己的愿望，希望巴赫能为他写些翼琴弹奏曲，“能在他失眠的夜晚使他的精神振奋一些”。巴赫为他写了一首“30个变奏的抒情调”，这首曲子听说真是失眠症的特效药。凯泽林送他一个装有100金路易的金杯作为报酬。帮巴赫找到萨克森选帝侯宫廷作曲家职位的人，也许就是凯泽林。

巴赫的艺术表现在这些变奏曲上面，他的理想则不在此。他把更多的感情和欢乐贡献在许多奏鸣曲、一首极美妙生动的“D小调半音阶幻想曲和遁走曲”与“意大利协奏曲”上。“意大利协奏曲”是他以惊人的活力与精神，想把小管弦乐队的效果转到键盘上的一个尝试。

一种乐曲形式几乎在他所有的管弦乐曲中都出现过，那就是遁走曲。与大部分乐曲形式一样，遁走曲也是来自意大利，德国人带着满腔的热情模仿它，使海顿以前的德国几乎全受其支配。巴赫以遁走曲的形式来实验他那首“遁走曲艺术”。他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做成了由14个遁走曲加上4个轮唱组成的对位迷阵，表现出每种遁走曲的手法。他去世时谱稿犹未完成，其子卡尔将之印行（1752年），只卖出30份。多声部乐曲和遁走曲就这样随一代乐圣逝去，代替对位法而起的，则是和声学。

他不太喜欢小提琴，而较喜欢风琴和翼琴。起初他也当过小提琴手，有时也在他指挥的演出当中兼任大提琴手，只是同时期的人和他的儿子都未提到过他拉小提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并不善于拉小提琴。但他一定也很精通提琴，因为他为小提琴和大提琴作了许多极难演奏的乐曲，他也曾经打算演奏这些曲子。西方音乐界都知道他拿来当作高音提琴演奏的“D小调组曲”结束使用的舒缓调，这个舒缓调是每个提琴高手认为对自己实力最大考验的“绝技”。我们当中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令人厌恶的噱头和炫耀。对于巴赫而言，则是以小提琴来达到风琴的多声部深度和力量表现的大胆的尝试。布索尼（Busoni）把这个乐曲改编成钢琴曲时，多声部的味道更自然，其效果更是绝佳（我们万万不可蔑视改编乐曲的人，因为要是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得先骂巴赫本人了）。

提到巴赫为他的管弦乐团所作的乐曲时，即使门外汉的耳朵都会发现有十多支歌很够味道。“乐章”一定以其华丽的旋律而颇受腓特烈大帝喜欢，并以默思、半东方的歌调使他震惊。除了“键盘练习”中的组曲外，巴赫还写过15个组曲供跳舞之用。其中6首为英国式，其原因不详；另外6首为法国式，则比较容易了解，因为遵循的是法国形式，用的也是法语字眼，包括“组曲”（suite）这个字。其中有些以技巧为主，就连弦乐器也大显身手。即使如此，就连最单纯的人也能感觉得出“第3号组曲”第2乐章的“G调弦乐旋律”的庄重之美。巴赫死后这些乐曲几乎全被遗忘，直到1830年门德尔松为歌德演奏其中一部分，并力劝莱比锡城的一个管弦乐队于1838年使其复活。

巴赫采用威瓦尔第使用的协奏曲形式，并把它用在十几种不同乐器的组合。对于生来心平气和的人，“D小调提琴协奏曲”庄严的缓慢行板特别有味；同样地，“E调第2号小提琴协奏曲”缓慢的拍子表现的深度和令人遐思的柔美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也许这些作品中最令人愉悦的是双提琴合奏的“D小调协奏曲”；快板是无色彩的样式，有如冬天的榆树；但是极缓的乐曲是对纯粹的美——未加装扮的美，不含智慧上的加工或安排——的轻妙捕捉。

勃兰登堡协奏曲一段趣话。1721年3月23日，巴赫把用法文写成的信寄给因为这封信而名传后世的王子，信中文句以当时视为适当的语气写成：

侯爵阁下：

数年前有幸在阁下面前演奏，据悉阁下对上天赋予在下之一些音乐天分略有欣赏之意，辱承雅爱，嘱民奉上所作乐曲数首，在下兹特奉命呈上协奏曲数首，聊表对大人之敬意于万一……万望勿以万民众知之阁下敏锐、优异之鉴赏力来评判此等不成熟之作品是幸，伏乞体察在下借这些乐曲所代表之深切敬意与谦卑顺服之心意。顺此伏请大人继续垂怜在下，在下一片心意莫非为大人做更佳之服务，增加大人之光彩而努力。在下乃大人最谦卑、最顺从之仆人。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伯爵是否收到这份礼物、是否给予报酬，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做了，因为他热爱音乐，而且组织了一个极优秀的管弦乐团。在他死后（1734年），由巴赫最细心、最华丽的手写成的6首协奏曲在施皮塔（Spitta）发现的柏林皇家档案库的清单中被列入127首协奏曲中。档案库里清单上的127首协奏曲，每一首的价值约为4格罗申（groschen）。

勃兰登堡协奏曲遵循的形式是意大利的大协奏曲——由数个乐章组成的乐曲，由一小组主要的乐器来演奏，并由一个弦乐器乐团陪同演奏，形成对比。亨德尔和意大利作曲家都用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来充当大协奏曲中的独奏，巴赫则以他平日的胆识作了一个变革。第2号协奏曲中他以一把小提琴、一管木箫、一只小喇叭和一支笛子当作主要乐器，第4号协奏曲中则以小提琴和两支笛子为主，第5号协奏曲中又用一架翼琴、一把小提琴、一根笛子为主；他又把乐曲的结构演变为极生动的小协奏曲和弦乐器齐奏：交替出现的复杂穿插——分离、对立、相互穿插，最后则趋一致——这种技巧和逻辑只有职业的乐师才能领会和欣赏。其余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音节重复得令人厌烦，使我们忆及乡下的乐队为跳舞的人打拍子的情形。不过，就连我们这些人也能感觉出这种对话的迷人和细致之处，及在这种缓慢的行板中得到安抚的宁静。这份宁静对于老年人和行动缓慢的人而言，比快板的那种活泼的转动要合适得多。即或如此，第2号协奏曲仍以震人心弦的快板开始，第4号协奏曲则以一支嬉戏的笛子而显得极为欢悦，至于第5号协奏曲，则是巴赫最拿手的一首。

供演唱用的

巴赫写作演唱用的乐曲时，无法完全抛弃他写作演奏用的乐曲时使用的技巧和手法，也无法抛弃他要求他的乐队的那种折磨人的技艺。他为演唱者写曲子时似乎把演唱者当作音域无限量的乐器一般，只有在演唱者不得不换气时他才勉强做些微的让步。他也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一个音节拉长到6拍以上（如“Kyrie ele-e-e-e-e-eison”）。这种拉长方式如今已不复流行。虽然如此，巴赫之所以获得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的殊荣，还是由于他写了一些供演唱用的乐曲。

他对路德派教义的深信不疑，使他获得的灵感和当初帕勒斯特里纳在弥撒曲中获得的一样多。他写了约24首赞美诗和6首经文歌，莫扎特之所以首度感觉出巴赫的深度，就是听到了这6首经文歌中的1首——《为上帝唱一支新歌》。他为会众和唱诗班写了具有震撼力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后来颇得路德本人的激赏：《巴比伦水溃》、《我们有亟需时》、《可爱的人儿快装扮》。最后这一首使门德尔松颇受感动，他对舒曼说：“要是生命夺去我的希望和信仰，这一首赞美诗一定有办法再把这些希望和信仰夺回来。”

巴赫为圣诞节、复活节和耶稣升天节写了许多“圣乐”——为唱诗班、独唱者，风琴或管弦乐团所写的大部头歌曲。其中他称为第一首的“圣诞节清唱剧”于1734年的圣诞节与主显节之间的6天内，分6部分在圣托马斯教堂演出。他自认为对自己创作的曲子有全权处理的权利，因此他把早期作品中的17支抒情调取出，并将之织成一部长达2个小时的基督降生的故事。这些自我剽窃的音节中有些在新曲中显得极为不调和，不过这也该加以原谅，因为这首曲子是最先出现的、唱诗班唱的《我该如何适切地见你？》

基本说来，圣乐就是独唱者所唱乐曲的组合。独唱曲本身就是和抒情歌交融的赞美诗。路德派教会仪式中经常邀请独唱者演唱，因此巴赫差不多作了300首，其中约200首流传至今。巴赫26岁（1711年）在魏玛城时，写了他的第一首突出的独唱曲《阿卡图斯·特拉吉库斯》——一部哀伤死亡的悲剧，同时欢欣着再生的幸福。1714年至1717年，他以几首最佳的独唱曲来纪念那几年教会的节日：1714年降临节第1个礼拜天写了《异教徒的救主请过来》；1715年的复活节则有《天地同庆》，这首曲子他用了3把小喇叭、1面釜状铜鼓、3根木箫、2把小提琴、2把高音提琴、2把大提琴、1支低音笛子、1个键盘来协助唱诗班，同时劝会众为基督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为1715年主显节第4个礼拜天写了《心和口与事和人生》，以熟悉的轻快赞美诗和木箫的伴奏演出《耶稣——人类渴想的喜悦》；1715年“圣三主日”后第16个礼拜天写了《来吧！死亡甜美的时刻》。他在莱比锡为基督的复活写了另一首赞美歌《基督躺在死亡的暗囚房里》。为了纪念奥格斯堡忏悔200年纪念，他把路德所写的那首赞美诗《强大的堡垒是我们的上帝》变成独唱曲，其力量的雄浑和原诗一般，不过可能把愤怒之情表现得太奔放，因而不适合用来表达信仰。

虽然巴赫信仰宗教，而且因为职责关系极为虔诚，但他对现世的欢乐有着健康的看法。他能悲伤，也能开怀大笑。有些俗世的因素也混入他的宗教作品中，因此，有些当时歌剧的风格也可以在他的“B小调弥撒曲”中发现。他不惜把他的艺术才华用在纯现世的独唱曲上，这种独唱曲有21支留存至今。他作了1首《狩猎独唱曲》、1首《咖啡独唱曲》、1首《结婚独唱曲》，还有7首用于民间庆典的独唱曲。1725年，他为莱比锡大学的奥古斯都·缪勒教授的生日写了1首很长的独唱曲，这首曲子也许是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暗喻来庆贺风气的开放。1742年，他给自己的音乐来了一次露骨的讽刺歌《农夫独唱曲》，其中有喧闹的村人一面跳舞，一面饮酒，一面做爱。1740年后，莱比锡的教会音乐不再盛行，公共音乐演奏会有关俗世的乐曲则越来越多。

在宗教音乐未式微之前，巴赫已经在新教的国度里把它带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在路德派仪式尚且保存的许多天主教礼拜仪式中，有一项是“圣母访问节”（7月2日）圣餐中“圣母颂”的吟唱。这首歌曲是纪念圣母访问表姐用的，根据《路加福音》（第1章46—55节），圣母在当时唱出无可比拟的感恩歌：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巴赫两次把这段福音谱成乐曲，也许曾于1723年以现代的形式来供莱比锡圣诞节仪式中使用。宗教、诗和音乐三者在这首曲子中都以高贵的统一的方式共臻最高峰。

6年后他一再达到这种高峰。把基督受到的折磨和去世的故事谱成音乐，早已是几个世纪来天主教仪式的一部分。德国有许多新教徒作曲家以独唱曲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有两位早已把《马太福音》当作他们的歌词。巴赫至少写了3组“受难曲”，遵照的有约翰（1723年）、马太（1729年）、马可（1731年）等人的叙述。根据马可的记载写成的那一首，如今只有一小部分留存。《圣约翰受难曲》故事情节相混，时间先后倒置，而且有条顿式大声雄辩的趋势；不过，后面几部分却有着情感上的柔和与细腻及启人尝思的深度，是极感人的作品。《大功告成》这首抒情调歌曲表现的是基督的故事中极重要的事件，对于作曲家或画家来说，都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大。

1729年4月15日“耶稣受难节”那天下午，巴赫在莱比锡的托马斯教堂写出了他最伟大的一首乐曲。在这首《圣马太受难曲》中，他有幸得到一份德语写成的歌词，是根据马太那份比较完整的叙述，再由当地文人克里斯蒂安·亨利希（Christian Henrici）——笔名皮康德（Picander）改写的歌词。巴赫似乎亲自为好多唱诗班抄录过这份歌词。有些人认为这些唱诗班把“福音”的记载做了未必妥当的删减；不过，与希腊剧本中的合唱团一样，他们也以注解和说明来补充，而他们这种忧抑的和谐既表达出我们的感情，又把它加以净化——这正是最高艺术境界的两大功用。虽说巴赫所作的乐曲大多得力于其技巧或力量，但几乎整首《圣马太受难曲》都是哀伤、感激或爱的呼声——表现为一再出现的赞美诗忧郁的反复、抒情调的纤细、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迷人笛声，伴唱者发出的虔敬的气氛环绕在字句间、歌声中，呈现有如中古的弥撒书那金银色的光彩。巴赫在这首“受难曲”中表现给我们的感情之深及意义之大，只有在原叙述当中才可以找得到。

巴赫的那首“B小调弥撒曲”几乎又使他成功地到达他那首《圣马太受难曲》获致的感情与技巧的最高境界。可惜他在这首新曲中不能像前一首一样表现出其和谐来。《福音受难曲》是新教教义的根基，而巴赫则深深地沉溺于该教义中。不过，“弥撒曲”却是罗马公教发展出来的东西，“信条”本身就说出了对神圣天主教会与使徒不容有偏的信守。虽说路德派的仪式中保留了罗马公教弥撒形式的大部分，但这一大部分早已把《羔羊经》（Agnus Dei）舍弃掉了。巴赫在世时，教堂里的弥撒已逐渐由独唱曲取代，而仪式中拉丁成分更是日渐削减。巴赫写的“受难曲”以德语演唱，在他的《圣母颂》里除了拉丁诗文外，他又加入了4首德文赞美圣诗。但弥撒具有拉丁式的传统，使任何一处德国式的篡改都很可能被指责为与原有者不协调。他也冒过这种险，写了4个部分是德文的弥撒曲，结果并不理想。他也细心研究过帕莱斯特里那和其他意大利人所写的天主教式的弥撒曲，他与德累斯顿宫廷的关系显示，他可能以撰写一首天主教式弥撒曲的方式来博取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选帝侯的欢心。他把谋求宫廷中职位与头衔的申请书送至奥古斯都三世面前时（1733年），他还附寄了一首《主啊！怜悯我们》和一首赞美诗，后来这两首曲子成为“B小调弥撒曲”的一部分。国王显然没去理会这两首曲子。巴赫在莱比锡教堂演奏这些曲子，结果颇受欢迎，于是他又加上了《信经》、《圣哉经》、《降福经》、《羔羊经》等（1733—1738年）。全曲完成后，就成为天主教形式的弥撒曲。也许巴赫希望奥古斯都三世会在波兰演奏这种弥撒曲，可惜未果，天主教堂里从未演唱过这首曲子。巴赫在各种场合零碎地演奏了其中的某些曲子，也许是在莱比锡城的托马斯教堂或尼古拉教堂。

我们在景仰这首大部头的“B小调弥撒曲”时，应否把保留在内心的那股犹豫之情表达出来呢？巴赫的表现力在好多乐曲上都远超出在对“圣神”呼唤时应该具备的谦卑态度，有时不禁使人误以为他一定认为上帝的耳朵不管用，因为好多国家里都已好久没听见他说过话。“慈悲经”这乐章一直是隆隆之声加上混杂的大响声，最后我们不禁也随着大叫一声：“饶了我吧！”“荣耀经”在有乐队伴奏时往往很美，而且转而成为可爱的赞美诗《您坐在天父右边的主》。不过，接着到《唯有您是圣洁的》时又成为有号角的沙哑之声，并以极强烈的断音来处理《与圣灵同在》，结果势必使“圣灵”因而颤抖，唯恐这位强有力的条顿人以风暴篡夺天堂。说来奇怪，“信条”——这些教条上的优异只有把基督教加以分割，并未自然地适用于音乐——居然产生了“B小调弥撒曲”中最佳的一部分《圣灵感孕》和《十字架上》，也就是巴赫再度捕捉到《圣马太受难曲》中那股静默的崇敬。然后出现的“复活”，则从小喇叭和鼓所表现的一切不耐烦强音，到基督征服了死亡而狂欢地大叫大吼。“降福经”以其柔细的次中音赞美诗和天籁似的小提琴独奏来使我们平息下来；管弦乐队伴奏“羔羊经”极为柔美；不过《垂赐平安》不是和平的礼物，而是力的证明——这些话都是无多大价值的坦诚反应。能够完全欣赏这首“B小调弥撒曲”的人，除了应该是具有未失去其感情上的寓意这一基督教教养之外，还得有洞悉及欣赏这首曲子的结构、音调和表现技巧的专门技巧才能理解，本曲采用的各种资料来源、演奏乐器的复杂性，及本曲音乐动机适应其内容观念。

巴赫在世时有些职业音乐家批评他。1737年，约翰·沙伊贝（后来出任丹麦国王的音乐长）印行了一份不署真名的信，一面夸奖巴赫说他是一个好风琴手，却同时建议：“要是这位伟人能更温和一点，要是他的作品也不因夸张而混乱的特性而变得不自然，这些作品的美不因过分的技巧而显得昏暗的话，这位伟人很可能会成为万邦景仰的伟人。”一年后，沙伊贝又攻击他：“若与特勒曼和格劳恩两人的作品一比，巴赫的宗教乐曲往往更矫揉造作，也更冗长，使人信服的程度显然不及，而智力上的反应更是不如。”沙伊贝曾经想获得莱比锡风琴手的职位，巴赫对其应试弹奏的成绩评语不佳，并在某独唱曲中讽刺过他。因此，沙伊贝的评论可能含有部分恶意的成分在内。不过，巴赫最热忱的拥戴者之一斯皮塔告诉我们，说许多沙伊贝的同辈也和他有相同的看法。批评家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代表着德国新的一代的反应，他们反抗着除了模仿之外已无人能及的巴赫表现的对位音乐。本世纪交响乐也有类似的反应。

沙伊贝可能喜欢亨德尔胜于喜欢巴赫。不过，亨德尔如此沉迷于英国，使德国人一定觉得难以拿他来和巴赫相比。要是相比的话，一定把亨德尔摆在前面。贝多芬在说出底下这句话时表现了德国人的看法，他说，“亨德尔是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过那是巴赫尚未完全被人们重新忆起之前的事。这两位巨人——18世纪前半叶，德国本身和德国音乐最大的光荣——未能相见，真是憾事；他们要是相见的话，很可能会对彼此产生有利的影响。两人的音乐生涯均起始于风琴，也同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风琴手。巴赫维持着对那种乐器的爱好；亨德尔则走动于歌剧女歌手和阉人歌手之间，把歌声列入优先位置。亨德尔把意大利式的旋律和德国的对位法合并，为未来开创新路；巴赫则是多音、遁走曲和对位法的历史集大成。就连他的儿子们也认为在那一条路上已无法再往前行。

即使如此，这种老音乐仍有健康的成分，这些成分正是后代门德尔松等人热切地回忆着的东西，因为那种音乐仍旧交融着真信，并未受到深入安抚的教条深处的怀疑的干扰。它正是“形式方面”的文化之音，有如传统与艺术的持续与累积。它反映出巴洛克式艺术在装潢方面的表现及当时无可匹敌的贵族政治。德国迄未进入其启蒙运动，也未听过有关革命的鼓吹。莱辛仍旧年幼，几乎每个德国人都认为尼西亚信条是理所当然的，只有普鲁士的腓特烈王子偏爱伏尔泰。不久，这种历代相传的信仰和风俗的庞大结构，马上就要被革新人士震荡摇撼而濒临瓦解，古老的有秩序的和平、阶级的稳定及使巴赫写出乐曲的那种奇迹而纯然的信仰，这一切都将转瞬不见。一切的一切，包括音乐在内，都将发生变化。

·尾声

巴赫在莱比锡的孤独和家居生活，使他能够继承过去。除了音乐外，宗教信仰是他的慰藉和庇护所。在他的私人藏书中，有83卷是有关神学、经典的注释或训诫的书籍。在他那雄伟的正统路德派教义之外，他又掺入了些许神秘主义，也许是从当时的虔信派人士得来——虽然他反对虔信派，认为该派对宗教音乐，除了圣诗外一概仇视。他的音乐多半是一种崇拜的形式。通常他在开始作曲之前，总先祈祷，说：“求耶稣助我。”他在几乎所有作品的序或跋都把该作品献给上帝的殊荣和荣耀。他对音乐下的定义是：“上帝的殊荣和灵魂获准取得的喜悦两者之间的和谐。”

留存至今的巴赫晚年的画像，表现了典型的德国人特征，宽肩、强壮、脸色红润、巍巍的鼻子；眼睛上面拱状的眉毛使他有一种专制，半怒半向人挑战的表情。他有一副为自己的地位和看法执拗顽抗的脾气，除此以外，他就像是一只和蔼而仁慈的熊，在反对他的情况结束后能幽默地挺直他的脊梁。他不参加莱比锡的社交活动，却也不吝待朋友，许多如哈塞和格劳恩等对手均在其列。他是一个爱家的人，既专心工作，又照顾家庭。他对10个孩子都施以音乐训练，也供给他们所需的乐器。他家里共有五个键盘、一把维忽拉、一把古大提琴、几把小提琴、大提琴和中音提琴。早于1730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过：“我们一家人便能开个包括演唱和演奏在内的音乐会。”我们可以看见日后他的儿子如何继承其衣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情形。

他老年时视力减退。1749年，他答应由那位治眼疾极为成功的医师为他开刀。但这次手术却失败了，使巴赫完全变瞎。其后他住在暗室中，因为他看不见的光会伤他的眼。与聋了后的贝多芬一样，他也不顾自己的病继续作曲。他叫他的女婿笔录他口述的赞美诗序曲。他早已为自己的死亡做了安排，包括自己在时机到来之时，把死视为神明的一项礼物。他就作了一首感人极深的诗：

来吧！仁慈的死亡，赐福的安息，

来吧！因为我的生命已甚忧郁，

而我对世间的一切已感无趣，

来吧！因为我等着你，

请快来吧！也让我安宁；

轻轻将我眼皮合闭；

来吧！赐福的安息。

1750年7月18日，他的视力似乎奇迹似的恢复了，家人欢欣地聚在一起。不幸的是，7月28日他突然中风而死。以当时乐观的说法：“他在上帝怀里安详、幸福地睡着了。”

他死后几乎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导致这种淡忘的部分原因是巴赫把自己关在莱比锡城，部分则因为他的乐曲较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对宗教音乐和对位法形式的兴致已趋没落。1789年，顶替巴赫而为托马斯教堂唱诗班的主领者，他甚至想要“激发学生们对巴赫粗糙的作品产生憎恨心理”。18世纪后半期，“巴赫”这个名字是指卡尔·埃马努埃尔——他对其父所作乐曲古板的特性表示遗憾。1800年，有关巴赫的记忆似乎已消失殆尽。

只有他的儿子们记得他的功业，其中有两个对哥廷根大学的音乐顾问——约翰·福克尔（Johann Forkel）做了叙述。福克尔研究了这些乐曲当中的一部分后，变得很热心，于1802年刊印了一份厚达89页的传记，其中宣称：

巴赫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其他民族没有的一份无价国宝……对这位伟人的记忆的保存非但表示对艺术的关心，更表示对国家的关心……这位伟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诗人和音乐理论家，可能也是绝后的伟人，是一个德国人。哦，祖国以他为荣吧！

这种爱国的呼吁使巴赫重受重视。柏林的辛加卡德米埃院长卡尔·策尔特购买了《圣马太受难曲》的原稿。策尔特的学生门德尔松请求允许他在辛加卡德米埃担任该曲第一次非教会演出（1829年3月11日）的指挥。门德尔松的一个朋友说《圣马太受难曲》在首次演出几乎整整100年后重见天日，而其复活则与一个20岁的犹太人有关。演出者一律不索报酬。门德尔松更在该曲重新演出时加入巴赫所写的其他乐曲。1830年，他一度是歌德的贵宾，因为歌德使他忙于演奏巴赫的作品。

该曲的复活正好和“浪漫运动”及拿破仑战争之后宗教信仰的再生同时出现。理性主义如日中天，它一度与谋杀性的“革命”发生关联，也和经常在战场上羞辱德国的那个“革命之子”有关联。如今德国已获胜，连黑格尔也加入宣称巴赫是国家英雄的行列。1837年，舒曼呼吁刊印巴赫的全部作品。1850年组织了巴赫总汇，从每个角落搜集巴赫的手稿。1851年第1卷问世，第46卷，也是最后1卷印于1900年。勃拉姆斯说他在世时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日耳曼帝国的成立，另一件就是巴赫作品完整的印行。时至今日，这些作品要比其他任何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演奏得更多，而称巴赫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诗人”更是西方世界的共识。

第七章　腓特烈大帝与玛丽亚·特蕾莎

皇家序曲（1711—1740）

伏尔泰早于1742年第一次称腓特烈为“大帝”。我们也应该很公正地说玛丽亚·特蕾莎伟大，因为她是现代少数几个优于多数国王，而使他们感到惭愧的皇后之一。

我们且从她的家庭背景来认识其人。在她诞生前6年，她的父亲继位（1711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六世。虽然伏尔泰不承认该帝国属于三国之一，它依旧是一个帝国，披着长达9个世纪之久的庄严外衣。他松懈地管理着以维也纳为首都的领土，疆域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蒂罗尔等地，1715年势力扩张到以前的西班牙属地尼德兰，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虽然日耳曼各公国只是形式上臣服于皇帝，日耳曼诸自由城市承认皇帝对他们涉外事务的权力。波希米亚已渐式微，因为宗教上不容忍而受干扰，又受那些经常逗留外地的地主剥削。匈牙利因身为基督徒与土耳其人纷争的主要地区而深受其害，军队十几次横渡其境并将之并吞，使人口锐减，地方政府一片混乱。原先尚武的贵族为数极众，如今只有部分马扎尔人，他们拒绝缴纳御税，而且仇恨奥地利的统治。匈牙利境内只有贵族和教会拥有土地，他们把土地分成许多份，再由农奴耕作，向农奴搜刮财产来建造大修道院、城堡和王宫，并赞助音乐和艺术。有些贵族每人拥有5万亩土地。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家族甚至拥有700万亩。

奥地利身为“帝国”的主要受惠者，所以极为繁荣。匈牙利的人口约200万人，奥地利1754年却几乎有610万人，1800年更增至850万人。奥地利的土地也归贵族或教会所有，由农奴耕作。农奴制度到1848年方行废止。与英国的情形一样，地产也依长子继承制而原封不动地遗赠给长子，其他幼子则分发到军中、教会或到行政单位任职。查理六世的宫中竟有4万人之众。奥地利境内没有有钱的中产阶级向贵族政治挑战，或冲淡其贵族气氛。婚姻是议定书的事，不成文法允许蓄妾和结欢，却仅限同阶级之间。1716年，玛丽·蒙塔古夫人从维也纳寄出一封信，该信可能含有游客过度渲染的成分。信中说：

每个淑女有两个丈夫的事已成为固定的风俗，一个是名分上的丈夫，一个则是用来履行义务的。由于这种安排方式已众所周知，因此，要是有人邀请一位贵妇进餐，而不同时邀请她的两位侍从时，一定被认为是莫大的侮辱而被公然回拒……在情人与丈夫之间她一定很端庄地坐着……妇女一旦结婚，一定急着找寻情夫，把他当作自己装备的一部分。

贵族阶级在这整个逐渐变成奥匈帝国的国家和教会携手合作。贵族们对天主教的神学可能很有限度地接受，他们中有许多是“互助会”的会员。不过对于好心帮助其农奴及未带嫁妆的女儿，借以调和他们现世的宗教，这些贵族感激地捐献财物。教义的分歧可能会因导致争辩和怀疑而混杂了这项任务，宗教容忍显然不是良好的策略。由于萨尔斯堡（Salzburg）的大主教菲尔米安使教区里的新教徒活不下去，3万人移居他处，大部分都到了普鲁士（1722—1723年），他们在那里增强了奥地利日渐强大的军力。从波希米亚迁居他处或被驱逐出境的类似行为，也使这个一度极为自负的独立公国经济萧条，同时促进了新教流行的日耳曼的发展。

人不分贫富，一律资助教会建筑。捷克最伟大的建筑师基利安·丁岑霍费尔（Kilian Dientzenhofer）在布拉格城把克里斯托弗·丁岑霍费尔动工的圣尼古拉教堂完成得极为壮观。奥地利最伟大的建筑师约翰·菲舍尔，则在萨尔斯堡、布拉格、罗马留下杰作，又和儿子约瑟夫·伊曼纽尔在维也纳的圣查理教堂建起一座巴洛克式的杰作。壮观的修道院表现出上帝的荣耀和独身生活的安适。雅各布·普兰塔尔（Jakob Prandtauer）和他的助手在多瑙河畔的梅尔克城本笃修道院建造了一个由许多建筑物、塔和圆顶构成的集合体，内部则有庄严的拱门、完整的柱子，还有极考究的装潢。杜尼斯泰因城奥古斯丁教派古老的修道院由约瑟夫·芒格纳斯特（Josef Munggenast）以华丽的巴洛克形式重建，请注意那主要的光荣之处，正门和西塔，都是马蒂阿·斯泰因德尔（Matthias Steindl）——一位78岁才接触建筑学的雕刻师的作品。阿尔泰因堡城的本笃修道院教堂和图书馆（仍是由芒格纳斯特建造）都因其奢华的装潢闻名。茨韦特尔城也有一栋12世纪西多会的修道院，芒格纳斯特和斯泰因德尔在该修道院中建了新式正面、塔，还有图书馆。然而，荣耀的唱诗班却是梅斯特·约翰（Meister Johann）1343年至1348年的成就。在这栋建筑中，古老的哥特式显示出优于新的巴洛克式的优越性。蒂罗尔也有一栋施塔姆斯寺院，由格奥尔格·贡普（Georg Gumpp）重建，以其门窗的铁栅和“院长楼梯”上灰泥的装饰而闻名。哈布斯堡诸王全都埋葬在此。黑格根堡城的修道院教堂则是约瑟夫·芒格纳斯特之子弗朗兹在其短暂的生命（1724—1748年）中的杰作。威廉因城的修道院教堂被公认为“奥地利最可爱的洛可可式建筑”。我们在走过这些教堂时会注意到其中优雅的风琴，如黑格根堡和威廉因两城。还有那气派的图书馆，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蒙特城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图书馆，在一个有巴洛克式装饰的神龛中就藏书有94万册、手稿1100份。在信仰逐渐衰退的时代，奥地利的修士正处在荣耀最高峰的时刻。

贵族和他们齐头并进。奥地利与匈牙利跟日耳曼一样，每个君主渴望着有个“凡尔赛宫”，虽然无法跟凡尔赛宫那种恣肆的华丽匹敌，但他们仍搜刮了足够的战利品来建造一栋在各方面都能显示其优越地位的皇宫。萨伏依的尤金王子在维也纳郊外地产上建了两级夏宫：“下望远楼”（Lower Belvedere，即今天的巴洛克博物馆）和“上望远楼”（Upper Belvedere），由约翰·希尔德布兰德（Johann Hildebrandt）设计，极为壮观。约翰·埃拉赫（Johann Erlach）则为他设计“冬宫”（今天的财政部）。虽然他也画成了尚伯龙（Schönbrunn）的王宫和花园的设计蓝图，以求与凡尔赛宫抗衡，但于1696年动土的实际建筑，随着工事的进行，不是放弃原有的设计，就是减少了其中的工事。菲舍尔·埃拉赫和他的儿子约瑟夫·伊曼纽尔设计了“帝国”——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这栋建筑内部的巴洛克装饰，据行家说在全世界图书馆中首屈一指。1726年，查理六世把这份珍贵的礼物开放给大众使用。1737年，他还为这座图书馆买下了萨伏依的尤金王子大量的手稿和书籍的珍藏。维也纳在日耳曼疆域内成为一枝独秀的美丽都市。

大多数奥地利建筑都以雕刻为装饰。我们看到施塔姆斯修道院里，由安德烈·塔马赫（Andrä Thamasch）刻成的木刻《耶稣被钉十字架》，及维也纳的巴洛克博物馆巴尔塔萨·莫尔（Balthasar Moll）所作的弗兰茨一世皇帝的大理石像时，不禁为自己的无知汗颜。我们可以远远地感觉出约瑟夫·施塔默尔（Josef Stammel）所做的奉献，他毕生的精力多半花在以雕像装饰阿德蒙特修道院上。然而，我们直到今天才发觉，原来格奥尔格·唐纳（Georg Donner）是这一时期诸雕刻师中仅次于贝尔尼尼的大雕刻师，又怎么说得过去呢？他生于下奥地利的埃斯林根（Esslingen，1693年），先师从乔万尼学艺。由于这位意大利名师的指点，他才获得这块古典的荒地，使他能够拿奥地利丰盛的巴洛克艺术来磨炼自己。不过，他的《查理六世的崇拜》那座大理石像仍存有巴洛克式艺术幻想的毛病：“皇帝”由一个天使用迷人的双腿和灿烂的胸部托着，把他抬到天上去。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感激艺术，因为它给六翼天使——哲学家曾经以为是无躯体的——加上了实质的东西。几乎配得上意大利文艺复兴称谓的普雷斯堡的伯拉第斯拉瓦城大教堂里那座唐纳所作的《圣马丁与乞丐》雕像，他的另外一座大理石浮雕《荒野中的赫佳》有着圆润的古典雅致美。他的最高成就是他为维也纳市内两眼大喷泉铸造的铅制人像：诺伊尔·马尔克斯的《天堂喷泉》象征着奥地利境内的河川，而安德洛墨达喷泉则足与罗马的喷泉抗衡。在1741年去世前一年，他还为古尔克的大教堂塑造一组雕像，表现出玛利亚为基督的尸体悲恸的情景，唐纳取了一个有“拉斐尔”的名字，一定使拉斐尔感到欢喜异常。

这个时期，奥地利境内或其属地的画家或诗人都未能产生足以吸引外界注意的作品，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丹尼尔·格兰（Daniel Gran）在维也纳的大图书馆屋顶内部所作的壁画。在音乐方面，维也纳却是西方世界公认的音乐中心。除了自己的女儿和王座外，查理六世最喜爱的就是音乐。他还写过一出歌剧，也为法里内利的翼琴伴奏，并在预演时担任指挥。他不惜巨资把最好的歌手、器乐家、演员和作布景画的画家带到维也纳来，根据蒙塔古夫人的估计，上演一出歌剧须费3万英镑。他的教堂合唱队共有135名歌手和乐师。音乐成为主尊，至少极为高贵，在某些歌剧中全体演出者——包括高音歌手、唱诗班、芭蕾舞蹈者、管弦乐队在内——全是贵族。在这种演出中，歌剧的重头戏由玛丽亚·特蕾莎演唱。

当时最伟大的歌剧作者都应邀前来维也纳。阿波斯托罗·泽诺（Apostolo Zeno）于1718年从威尼斯前来，担任查理六世的宫廷诗人，1730年告老退休，很诚意地推荐一位名叫皮特罗·特拉帕西（Pietro Trapassi）的那不勒斯人。其后十年皮特罗一直写着——总是用意大利文——如此具有激发性的诗剧，使西欧几位有名的作曲家都乐意将之谱成乐曲。从来没有人能在使诗适用于歌剧的要求——调整主题、动作和原文的情感以符合独唱者、二重唱者、叙唱部、合唱队、芭蕾舞蹈者及观众的要求——这一方面足以与他匹敌。不过，他也相对地要求作曲家一定要使音乐和谐地配合剧本。他极为成功，伏尔泰也担心有朝一日歌剧可能会把戏剧驱出舞台。“这个怪物，”他说，“赶走了梅尔波梅娜。”

对这一切音乐、艺术及多种语言混用的宫廷和帝国，查理六世以慷慨、仁慈及战事的忧虑加以主掌。他手下的将军却无法跟得上他的指挥，他要求对欢乐加以赞颂时，他们却给他悲剧。曾经与马尔伯勒携手击退路易十四来犯的那位萨伏依的尤金还保有心智方面的冲劲和指挥权时，奥地利在军事事务方面尚称顺利：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夺来贝尔格莱德，从萨伏依夺来萨迪尼亚，从西班牙人手中取得米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属地尼德兰。尤金不仅被提升为全奥军队的大元帅，还任外交事务的部长和顾问。结果，除了歌剧外都归他管。就在这时，随着年龄的老去，他不但身体虚弱，连心智也一样衰竭。在波兰继位战争（1733—1735年）中，奥地利与法国、西班牙和萨伏依（这时已被称为“萨迪尼亚小王国”）发生战争，结果丧失了洛林、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1735—1738年）。由于和俄国缔结了同盟，奥地利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结果又丧失了波斯尼亚、塞尔比亚、瓦拉几亚等地，贝尔格莱德再度落入土耳其人之手（1739年）。“皇帝”同样没有他的助手所缺少的才干。

查理六世天生具有成为好国民的特质，却没有得到伟人的特质。他虽慷慨，却没有判别力；他的精神有限，且无洞察力；他虽勤奋，却苦无天分；他虽卖力工作，却极少成就。他熟习德国法律、通晓数国语言，他的拉丁文最是出色。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却跟奥地利皇室里的每个君主一样，既执拗又迷信。

他内心唯一的慰藉，唯一的骄傲就是他的大女儿——玛丽亚·特蕾莎，而他也一心一意要她继承王位。然而，查理六世的父亲利奥波德一世立下了一条王位继承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只有嫡传长子才有权继位治国，男性继承人出缺时皇冠应传给他的儿子约瑟夫的女儿，然后轮到他的儿子查理的女儿。约瑟夫一世于1711年去世而无儿子继位（却有两个女儿）时，王位传给查理。1713年，查理在对“极密议会”发表的那份《国事诏令》（Pragmatic Sanction）中，正式宣布他的遗嘱，说他的王位和完整的统治领域在他死后应传给活着的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如果当时没有儿子活着，则传给活着的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独子生于1716年，也卒于同年。在为另一个儿子的诞生空等了4年后，查理向欧洲各国呼吁，要求他们接受并集体保证采用他立下的王位继承次序，以避免发生继位战争。其后8年中，他的那份《国事诏令》分别为西班牙、俄国、普鲁士、英国、荷兰、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等国家正式接受。

不过也有困难，这些困难则演成了一大部历史。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都有王子娶约瑟夫的女儿为妻，这些人如今都根据利奥波德一世立下的诏令，力争继承帝位。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接受了那份《国事诏令》，条件是查理支持他对尤里赫和伯格两个公国部分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查理显然答应过这个条件，却又很快转而支持腓特烈的竞争者。

玛丽亚·特蕾莎生于1717年，18岁那年嫁给洛林的公爵弗兰茨·斯蒂芬，也就是后来（1737年）的托斯卡纳大公。1740年10月20日，查理六世驾崩，断掉了哈布斯堡男子继位的线，玛丽亚·特蕾莎因而登上后座，成为奥地利的女大公兼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皇后。她丈夫虽然成为皇帝，由于他对国事表现得不够关心或能力不够，整个政府的重担落在这位年轻的皇后身上。1740年，她已具备女人的魅力，也具备了尊贵的吸引力：姣好的容貌，明亮的蓝眼珠，一头金色秀发，举止端庄，有健美的风味，有青年的朝气。她的智力和性格更优于这些迷人之处，但她的智力似乎仍不足以解决那些环绕着她的难题。她又怀有4个月的身孕，这个小孩就是将来会继承她成为“开明的专制君主”的约瑟夫二世。她继承王座的权利有两个挑战，一个是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另一个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而维也纳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拥护巴伐利亚选帝侯。谁也不敢保证说匈牙利肯承认她是该国的女王。她直到1741年6月24日才正式加冠，成为该国女王。皇家的财产只有10万弗罗林，而这笔钱，查理六世的遗孀又坚称是属于她的。军队毫无纪律可言，而诸将又无能。议会的成员都是早已丧失组织力和指挥能力的老头子。谣言四起，说土耳其人马上要向维也纳进军。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和萨迪尼亚国王分别以匈牙利、波希米亚和伦巴底作为承认她的后权的代价。在玛丽亚·特蕾莎登基前5个月才成为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二世派人来表示愿意承认她、保护她，并帮助她丈夫被选为皇帝，条件是她把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割让给他。她回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她记得其父一心要保持领土不被分割、不受侵犯的希望。1740年12月23日，腓特烈侵入西里西亚，使这个芳龄23岁的皇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是全德国最强大的一个势力，而这个敌国的领导者将会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将军。

普鲁士序曲（1713—1740）

·腓特烈·威廉一世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于1701年很成功地逐步把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扩张为普鲁士王国，这位选帝侯已成为腓特烈一世国王，在垂死之时把版图遗赠给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由于其妻索菲亚·多罗特娅的关系，这位新君主成为1714年登上英国王座的乔治一世的女婿。当时普鲁士的领土包括东普鲁士、下罗梅拉尼亚、勃兰登堡分界线（以柏林为中心的四周）、德国西部克莱沃区及西伐里亚的拉文斯贝格市和马克郡。其国土面积断断续续地从维斯图拉河延伸到易北河，其间仅借着“国王”的武力来联合。1740年，这个“普鲁士”的人口约有330万人，18世纪末增加到580万人。社会结构仍以封建制度为主：农夫缴纳税款和封建捐，然后是微弱的中等阶级，再上面是要求免税、而以供应国王军需为交换条件的贵族。腓特烈·威廉一世之所以要组织一支常备军，部分原因是想摆脱自己对贵族的依赖。这支军队操纵了中欧的政治史达半个世纪之久。

腓特烈·威廉与比他更著名的儿子一样，也是不平凡的领导者，他儿子的历次胜利大部分仰靠威廉的军队。父子二人的模样都不迷人，二人也不以英俊或和蔼的笑容来讨好世人，二人都以威严的命令口气来面对世人、指挥部队。父亲短小精悍，鸡冠形的帽子底下是红润的脸蛋，双眼洞察一切虚假，以震颤的嗓音宣布他的意愿，他的上、下颌更随时准备嚼烂一切反对的意见。胃口奇佳，却不暴饮暴食，后来让法国厨师卷铺盖走后，吃起农夫的饭菜。他很繁忙，所以他的庆典少、时间短，花费却很大。他自认为兼任国家的主人与仆人双重身份。他对行政工作尽职，严厉地加以处理，因为他发现很多错处，也发誓要好好整顿一番。他把争权夺利、妨碍政府事务的浮华官员裁减过半，又把遗赠给他的珠宝、马匹及上好的家具卖掉，过着淳朴的市民生活，在能够增值的地方课税，留给腓特烈二世极为充裕的财源。

他要求每个人跟他一样卖命工作。他命令政府官员检查人民的道德风气，训令勤勉节俭，以苦工来约束流浪乞讨的人。商业和制造业都由政府管制，又以运河和道路的改善来鼓励这些行业。他于1722年颁布普遍义务教育的训令，每个教区必须建立一所学校。1750年，普鲁士在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方面都领先欧陆各国，使普鲁士播下了造就康德和歌德时代的种子。

由于腓特烈·威廉发现虔诚的人远比怀疑论者更能稳定地工作，他支持“虔信派”的运动。天主教受到勉强的容忍。加尔文教派被禁止传播他们宿命论的悲观论调。路德派被要求在礼拜仪式中用德语，不得用拉丁语，还要他们放弃白色长袍、圣带、圣餐等。萨尔斯堡的大主教强迫15万名新教徒迁居时，腓特烈·威廉欢迎他们，而且给他们500英里旅程所需的路费，把土地租给他们（不是最好的土地），以贷款的方式供应农具和种子，并在未获利之前免其税捐。另有1.5万名移民从瑞士和日耳曼各公国移入，“三十年战争”中化为废墟的普鲁士如今已重振其经济生活。

这个尊贵的举动背后隐藏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在战事纷起时保障本国的安全。腓特烈·威廉掌权之初，“北部大战”仍在进行，卷入的国家有瑞典、俄国、波兰、丹麦、萨克森，不久连英国也加入了。很明显的教训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甚至在承平时，强大的军队仍是不可或缺的。为了急于得到斯德丁当作柏林商业的港口，这位普鲁士国王不惜以40万泰勒的高价付给那些从查理十二手中把该港夺去的列强。查理从土耳其回来后拒绝承认这种赃物的买卖，腓特烈·威廉提议把该港还回瑞典，以便拿回他的40万泰勒。查理筹不出现款，又坚持重获斯德丁港，普鲁士于是向他宣战（1715年），和他的敌人联合围攻施特拉尔松德城。查理见有半个世界都与他为敌，逃到瑞典。腓特烈·威廉回柏林时，口袋里装的就是斯德丁港，胜利的喜悦也爬上了他眉梢。

其后，他在行政方面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军队。他不是一个黩武的人，他的确不是一个战士，其后他未曾再启战端，却下定决心，说任何向他宣战的人绝不会不受惩罚。这个18世纪最著名的军队建立者是“诸君王中最爱和平的一个”。他说：“我的格言是‘不伤害他人，也不许别人瞧不起我’。”所以，他征兵时很用心地挑选个子最高的。若要取得他的好感，只须送他一个身高6英尺以上的大汉即可。“国王”给他们的待遇很好，而他一见士兵的高度就满意了。他并不比其他国王狂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身高方面。1713年，法国有16万正规军、俄国13万、奥地利9万。为了能在100年内使普鲁士的军队人数增加到8万人，腓特烈·威廉从国外募兵、从国内征兵。农夫和城市居民虽然抵制征兵，结果不是被诈术所骗，就是迫于武力，为国所用。有一次，某征集军官竟侵入教堂，强行把最高、最壮的男士带走，不顾他们的祈祷。男士一旦被征召后，受到的照顾极为周到，但要接受无情的纪律和累人的训练。鞭笞是对7种违纪情形较轻的行为处罚。

征兵制度也在贵族中实行。每个五官健全的贵族只要忍受得了这种肉体上的折磨，都得当军官。这些军官接受特殊训练，并特别为“国王”尊重。这些人后来成为统治阶级，瞧不起商人、教师、教会人士及中等阶级人士，认为他们是孱弱的下属，时常以虚张声势的傲慢和野蛮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训练步兵、炮兵和骑兵，其队形的精确与行动的机动化可能是当时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国王”本人也参加这些军事演习，而且很仔细地监督他军队的训练。腓特烈二世登基时，发现他指挥的这支部队已足以胜任各种计谋与劫掠的任务。

·年轻的弗里茨

腓特烈·威廉一世有10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威廉明妮。她去世（1758年）后留下来的回忆录是我们了解她弟弟早年的生活情形的第一手资料。也许她有意强调她的女管家的残忍、她母亲一味自私、她父亲粗野及对她婚姻专制的命令，而且对她深爱的、被视为她的荣耀与慰藉的弟弟的苛刻。“从来没有像我们之间彼此的爱……我爱我弟弟至深，一直设法带给他欢乐。”

腓特烈生于1712年1月24日，比威廉明妮小3岁。他的父母都不喜欢他。他们致力把他塑造成将军，塑造成国王，他却处处表现出成为诗人和音乐家的样子。且看腓特烈·威廉给他儿子的老师写的指示：

加强我儿子对上帝的爱和敬畏，当作我们短暂与永恒福祉的基础与唯一的栋梁。在他听课时不可提到假宗教、无神教派、雅利安、苏西尼派等其他一切毒害人心的东西的名字，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腐蚀年轻人的心（腓特烈兼而有之）。另一方面，该教导他对教皇制度适度的憎恨，及对其无根据和荒谬之处的洞察力……

教他学习法文与德文……不要教他拉丁文……让他学习算术、代数、炮术、经济，一切从头学起……尤其是历史……他年纪大些以后可以逐渐增加……筑堡、营区的构成，及其他兵学，以使王子从青年开始可以加以训练，使之成为军官与将领……加强我儿对从军这个行业的真爱，而且对他强调，世界上只有刀剑能给一个身为王子的人带来名誉与威望，要是他不喜欢这么做，以求取他自己唯一的荣耀，他将成为世人鄙视的可怜虫。

要是他这个当父亲的命长一点的话，他一定也会为自己的儿子当军人、当将领而自豪，可惜在学徒期间一切似乎都不太对劲。这个小孩虽然聪明，却一直不肯认真向学。他鄙视德语而喜爱法国的语言、文学、音乐和艺术；他喜欢写法文诗。老国王见自己的儿子抱着法文书时极为恼火，见他吹笛子时更是生气。萨克森王宫里的笛手约翰·奎安茨应其母之邀，到柏林来暗中教导这个孩子。听到“国王”走近的脚步声时，奎安茨便躲入衣橱中，这时腓特烈也急急忙忙地把法国衣袍换成军服大衣。老父王一看到散置的法文书，又气得跳脚，他命令仆人把那些书籍送到书商那里，卖掉总比烧掉好。还好仆人没有把书卖掉，也没把书烧掉，他们把书藏了起来，又很快拿来还给王子。

这个老头子尽可能愤怒地表现他的爱，为的是把孩子塑造成一名战士。老国王带他出去狩猎，以野外生活来磨炼他，使他习惯于面对危险、难骑的路，让他过着少食、少睡的生活，任命他管理一支部队，教他训练士兵、爬到炮位上开炮。腓特烈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而且表现出足够的勇气。他的父亲仍然极为愤怒，因为他发现这个青年已16岁，却和两位年轻军官——冯·卡特上尉和凯特中尉——发生让人起疑的亲昵之情。卡特博学而且游遍各地，虽然他生过天花，但是威廉明妮说他“心地和风度的优美”使他“成为最佳的伙伴……他自诩是个自由思想家。卡特的影响破坏了我弟弟的宗教信仰”。

腓特烈·威廉对自己长子这些非正统的发展除了愤怒和暴行外，想不出其他解决办法。他已习惯于施杖于仆人身上，他也恐吓过要拿它来打自己的儿子。另一方面，威廉明妮一直反对其父把自己许配给有潜力的友邦。儿子和女儿似乎都注定要让他的希望落空似的。“父王对弟弟和我二人的愤怒已达如此高峰，致使除了用餐时间，我们被迫不得与他碰面。”在某次会议上，

国王把碟子扔向弟弟头上，要是闪避不及，真会被打中；他把第二只碟子扔向我，幸亏我也及时躲开；接着就是大段大段的谩骂……我和弟弟经过他身边想离开房间时，他拿出拐杖打我们。每次看到弟弟，他总是威胁要拿拐杖打他。弗里茨时常对我说，除了拳打外，怎么恶劣地对待他，他都受得了。他又说，要是他也碰到这种情形的话，他一定早已溜之大吉。

我们多少体会得出老迈的国王心头的气愤。他的夙愿是把这个重组过的国家留给自己的儿子，希望儿子能继续支持军队、节俭开销、开发产业，以良知和天分来治理国家。他无法预测这个继位的儿子能否做到这些，而且表现得更好。他认为弗里茨只是一个冒犯长上却无丈夫气的青年，只会把自己的头发卷得像法国人，而不肯把头发理得像一个普鲁士军人。他眼中的弗里茨仇恨军人和狩猎、嘲笑宗教、写法文诗、吹笛子。在这么一个孱弱的君主领导下，普鲁士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连这个孩子偶尔求饶都被看作怯懦的表现。有一次，老国王在打了他儿子耳光后对其他人说：要是他自己的父亲如此对待他的话，他早自杀了。但腓特烈没有荣誉感，他宁可忍受一切。

若腓特烈向威廉明妮所做的报告值得采信的话，老国王1730年春在波茨坦曾经想杀死他：

一天早晨他叫我过去。我进房门时，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扔到地上。他先对我拳打脚踢，又把我拉到窗旁，拿窗帘上的绳子绑住我的喉咙。幸亏我来得及爬起来抓住他的双手，不过，他用力把我脖子上的绳子勒紧时，我感觉他要扼死我，因此我哭叫求救。一个随从跑过来帮我，而他还须费尽力气才让我脱险。

腓特烈如今18岁，他偷偷地告诉威廉明妮，说他打算跟卡特和凯特一道逃往英国。她求他别逃，他坚持己见。虽然她心神不宁地守住这个秘密，老王在他儿子四周安插了很多眼线，知道了这项计谋，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及卡特和凯特全部逮捕（1730年8月）。威廉明妮不久被释放，凯特也逃到了英国，腓特烈和卡特经军法审判后被判死刑（10月30日）。卡特在卡斯特林城的堡垒庭院中被执行死刑，腓特烈则依其父王之令，被迫从自己囚房窗口目击这次行刑（11月6日）。老王也想过把他长子砍头，再以次子继立为王。不过，惧怕国际上的反应不佳，结果只能让步，饶了腓特烈一命。

1730年11月至1732年2月，“王子”一直被拘禁在卡斯特林，先是完全拘禁在囚房，然后允许他在城里活动，却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威廉明妮说：“全柏林城的人都供应他东西，甚至还有最精致不过的。”1731年8月15日，在分别整整一年后，老王过来看他，痛骂他一顿后对他说，要是那次计谋成功了的话，“我一定把你姐姐永远关在一个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腓特烈跪下求饶。老王忍受不住，哭了，还拥抱了自己的儿子。腓特烈亲吻父亲的脚。他终于获释，被派往普鲁士境内各省考察经济和行政。几年中亲人之间的吵闹不但使他的个性改变，也使他更为坚强。

同时，威廉明妮也乐得离开父母的身边，接受了拜罗伊特的亨利的求婚。他们在柏林结婚后（1731年11月30日），她往南行，成为拜罗伊特的侯爵夫人（1734年），使其宫廷极具教化。她住在当地时，那王宫似的住宅成为全德国最可爱的城堡之一。

不管他自己愿意与否，腓特烈也总得结婚。他很讨厌这件事，还曾经威胁过：“要是父王非要我成婚，我会奉命结婚的；不过，结婚后，我一定把我妻子摆在一角，我自己去找乐子。”他步入婚姻殿堂（1733年6月12日），身边是克里斯蒂娜——不伦瑞克的“庄严公主”，他21岁，她18岁。腓特烈的母亲对威廉明妮说：“俏则俏矣，不过简直像一束稻草一般呆板——我不知道你弟弟怎么会跟这么一只呆头鹅成亲的。”腓特烈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懂得尊重她的方法，在目前这段时间，他还是由她自怨自艾。他们搬到柏林北部几英里外的莱茵斯堡去住。这位“光棍丈夫”在那里搭了一座避难塔，做他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召集一些科学家、学者和音乐家来，还与沃尔夫、丰特内尔、莫佩尔蒂、伏尔泰等人通信。

·王子与哲学家（1736—1740）

他和伏尔泰之间的书信往来是当时最有启发性的文献之一：两个名人在文学上有很杰出的看法，这位长者的艺术凋萎在日渐成熟的青年的现实主义中。伏尔泰已届42岁，腓特烈只有24岁。伏尔泰是举世公认、居领导地位的法国作家，但他接到下面这封由即将加冕为王的王子于1736年8月8日写成、交由私人信差送到锡雷城的信时，几乎乐昏了头：

伏尔泰先生：

虽然我至今无缘与你谋面，但通过您的那些大作，我对您的认识还是一样深刻。如果您肯接受的话，您的作品真是我内心的至宝，每次重读时，总是让读者发现新的优美之处……要是有关现代和古代优劣的比较重新开始的话，现代的伟人非君莫属，因为人们最喜爱的还是您……从来没有一位诗人能像您一般地把形而上学谱上如此有节奏的韵律，第一个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的人就是阁下。

可能因为拉丁文学得太少，腓特烈显然未曾拜读卢克莱修的作品。不过，他看过沃尔夫的作品，并寄给伏尔泰：

对《沃尔夫的控诉及答辩》一文，沃尔夫就是我们这代最有名的哲学家，这位把光明带到形而上学最黑暗处的人被残酷地控以反对宗教和无神论……我最近马上可以得到沃尔夫那本《论神、灵及世界》的译本……我会把它送给您……

您对那些有志于艺术和科学工作者给予的仁慈之心和协助，使我希望您不要把我排除在您认为尚堪造就的学生之外……

显然，腓特烈听说过一些有关《女仆》的谣言：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拥有您所有的著作。如果您有任何不肯让大众周知的手稿，我可以设法把这些作品放在最机密的地方……

大自然在兴之所至时，会让一个伟大的人充满了足以促进艺术与科学发展的天赋，而身为王子的人有责任来为这些人高贵的努力做出补偿。啊！但愿荣耀会赐予我为您的成功加冕的机会……

万一我的命运不让我有缘占有您的话，至少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得一见我素仰已久的人物。

我谨亲自向您保证：我写这封信是向那些追随真理的火炬的引导，致力于为民服务的人表达崇高的敬意。

普鲁士的腓特烈

我们可以想见，这位一生爱慕虚名的伏尔泰在看这封信时，故意在原已极为嫉妒的侯爵面前慢慢啜饮信中的甜意的那股内心满足之情。收到信后，他很快于1736年8月26日回信：

王子阁下：

拜读阁下纡尊降贵地恩赐荣耀于我的那封信而不深受感动者，必然是麻木不仁之人。信中对我的“自爱”谬奖有加。而我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冒昧地说：形成我个性基础的那种对人类的爱，已给我带来更醇厚、更洁净的快乐——因为我能够知道，毕竟世界上也有以人的立场来思考的王子，也就是“哲学家”王子，肯使人类幸福。

恕我大胆地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感激您，因为您肯用心地以健全的哲学来造化一个注定生来担当指挥大任的人。只有在开头肯设法教导自己的国王才配称好国王，他们能分辨好人与坏人，喜爱真理，唾弃迫害与迷信。一个肯坚持这些看法的王子可能给他的国家带回“黄金时代”！只有少数王子肯追寻这种荣耀，道理何在呢？……因为他们只珍视他们的尊贵，而少为人类设想。您的情况正好和他们相反，而“除非有一天事务的繁杂和喧嚣和人们的邪恶改变了像您这么神圣的个性”，您一定为子民崇拜，为世人喜爱，配得上“哲学家”的称谓的人会蜂拥到您的国度来；思想家也一定围绕在您王座四周……显赫的克里斯蒂娜皇后离开自己的王国去追寻艺术。因此，阁下只消好好治理国事，各种艺术自然会过来找寻阁下的……

对阁下慨然见赠的那本沃尔夫先生的小册，深致谢意。我尊敬形而上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像是深夜里的光芒。愚意以为，此外我们无法对形而上学另有寄望。事物最初的原理似乎不可能由我们知悉。一栋庞大的建筑物中小洞里躲着的老鼠无由知晓这栋建筑能否长久屹立不垮，也不知建筑师姓甚名谁，或该建筑师建筑这栋大厦的道理何在。我们就是这些老鼠，而据我所知，创建这个宇宙的那位“神圣的建筑师”未尝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透露过他的秘密……

所请要我寄赠未付印的作品一事，欣然遵命。阁下就是我的“大众”，您的批评就是对我的报酬，这种代价是只有极少数君主付得起的。我也相信阁下必能为我保密……若能拜见阁下，诚然是难得的荣幸……可惜造成我这次退隐的友谊不允许我离开。想必阁下跟伟大而常被中伤的朱利安有相同的看法，他说过：“朋友亲至君王。”

不管我在何处度过余生，我向阁下保证，我一定一直为您祝福——也就是说，为整个民族的幸福祝福。我会以您的子民自居，您的荣耀我会觉得弥足珍贵。我期望阁下能一直保持您的个性，也期望别的君王能跟您一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最谦卑的伏尔泰

当时最伟大的君王和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通信在时断时续的情形下维持了42年之久。几乎每句话都值得一读，我们难得有这个福分可以时常听到两位大人物之间这种秘密而且有深度的对话。我们没有刻意去引述这些信件中启发人的判断和机智的突现，不过，只需几段文字就可以帮助我们想见在兵力和笔杆方面两位巨人的形象。

他们在互相景仰中意见一致。腓特烈对法国竟不识“境内的财宝”，及让伏尔泰“孤零零地在香槟沙漠中过日子”这两件事极感惊讶。“因此锡雷城将成为我的德尔菲，而您的信就是我的预言。”“离开您那不领情的国家，到一个您会被崇拜的国度来吧！”伏尔泰也以这些恭维的话回敬：“您思考的方式有如图拉真，您的写作有如普利尼，您的法文有如我国最佳的作家……在您这有吉兆的领导之下，柏林一定会成为德国的雅典，甚至成为全欧洲的雅典。”他们也一致同意自然神论，他们肯定对上帝的信仰，他们承认对它一无所知，他们一致鄙视以冒充的登升“天国”作为其权力基础的教会人士。不过，腓特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物质主义者和宿命论者，伏尔泰却不愿放弃自由意志。腓特烈主张“对基督教的寓言三缄其口，因为这些寓言之所以被褒扬，是因为其古老，加上荒诞、没有风味的人民轻信使然”。伏尔泰抓住每个机会来指点他贵为皇族的学生对人道的爱，及对怀疑、狂热和战争的仇恨。腓特烈却不太在意人道：“大自然很自然地造了窃贼、嫉妒者、造假的人，还有谋杀者，这些人弥漫在世间，要是没有法律来约束罪恶，那么每个人都将会随自然的本能做事，而只顾他自己……人类生来就有向恶的倾向，人们的善依赖于教育和经验的引导。”

腓特烈接受教导的最后数年，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他于1738年参加“互助会”。1739年，显然受到伏尔泰的影响，他写成了一本名叫《马基雅维利王子的辩驳》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指出，那位意大利哲学家应承担责任，因为他让一个统治者为了维持并发展他的国家，而使一切手段合理化。这个新王子却加以反对。他认为政府唯一的真原则就是忠诚、公正及统治权的荣耀。腓特烈表示他鄙视那些喜欢“征服者卖命得来的荣耀，却不喜欢以仁慈、公正和宽厚换来的荣耀”的国王。他不明白到底什么使人借着小气与毁灭别人来增强自己。腓特烈接着说：

马基雅维利还不懂王权的真正本质……成为他统治下人民绝对的主人并不是真王；这种人只配称人民的领班仆人，应该是人民福祉的工具，有如人民成为他自身荣耀的工具一般。

也许是附和伏尔泰的说法，腓特烈对英国的政府结构赞不绝口：

我认为，要想找一个足堪作为现代政府形式的模范的话，应该要推英国政府。英国的议会是人民与国王最高的审判者，国王有为善的全权，但一点为恶的权利也没有。

我们找不出这些表白有何不诚实之处，这些话在这个时期腓特烈的信件中一再出现。他把手稿送给伏尔泰（1740年1月），后者请求允许他把它出版。这个自负的作者害羞地答应了。伏尔泰写了一篇序，把手稿拿到海牙，负责印刷，并校正印稿。9月底这本匿名的书公之于世，书名是《反马基雅维利》。作者隐名的秘密不久即被识破，读者与伏尔泰一齐欢呼“哲人王”的降临。

腓特烈·威廉一世一向斥责别人，公开指责别人，并以他奇特的方式立法。只有在王宫传道师告诉他，说他即将去世，若想获得上帝的原谅，必须先原谅自己的敌人时，他才很勉强和世界讲和。弥留时，他把腓特烈召来，抱住他饮泣。或许这个执拗的青年已具备了当国王的条件吧，他问围绕床缘的将军们：“我有这么一个儿子，能不高兴吗？”如今这个为人子的可能更明白老人家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必须稍有铁石心肠方可胜任的道理了。

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威廉一世疲惫地活了51年后，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和王座，与世长辞。反马基雅维利者继立为国王。

新马基雅维利

腓特烈二世登基时28岁。如安东尼·佩斯内一年前所画，他身披闪亮的胄甲，却是一个音乐家和哲学家：容貌俊俏仁慈、双眼大而蓝灰、眉毛高傲。法国大使说：“风度自然、迷人，声音柔美诱人。”他依旧是伏尔泰的弟子。他继位后6天写信给伏尔泰：

我的命运已经改变。我已亲眼见过国王咽下最后一口气、懊恼和去世时的情景。在我登上宝座之际，我想无须人叫我去厌恶人类伟大的虚荣……我请您把我当作一个热忱的国民、带着几分怀疑的哲学家、诚实的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写信给我时，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也跟我一样地来指责官衔、虚名和外观的壮丽铺张。

3周后，他又写给伏尔泰，说：

由于有无限量的工作落在我头上，使我几乎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自从家父亡故后，我应该把生命整个奉献给国家。我抱着这种看法，以我体能的极限来工作，尽速处理事务，做一些最适合公益的工作。

事实也是如此。在他继位次日，因为春天天寒，他判断收获期将会延迟而且歉收，下令打开公用谷仓，并把谷物以合理价格卖给穷人。上任第三天，他就废止普鲁士境内各地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的刑具，比贝卡利亚（Beccaria）划时代的论文早了24年。刑具在过去虽然为法令允许，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已不使用，腓特烈也只有在1752年某个案件中破例使用过一次。1757年，他任命普鲁士司法总长萨姆埃尔·科西奇，监督并大力改革普鲁士法律。

在他上任的第一个月，哲学的影响也在其他行动上表现出来。6月22日，腓特烈颁布了一道很简单的命令：“所有宗教必须加以容忍，政府应负责不使任何宗教不公正地相互攻讦，因为在本国之内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进天堂。”他虽未对出版自由发布过正式命令，实际上他是允许的。他对各部部长说：“言论是自由的。”他对成千本对他不利的诽谤刊物的印行保持轻蔑的缄默。有一次，他看见张贴在街上的讥讽嘲骂他的文章时，他把那份海报挪到更醒目的位置上。他说：“我的人民和我之间已达成彼此认为满意的协定，他们可以随便说，我也可以随便做。”不过，所谓“自由”也不完全是为所欲为，腓特烈成为大帝时，他也不许民众批评他的军事措施和税则。他还是一个独裁君主，虽然他曾想使自己的措施和法律保持一致。

他无意改变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和政府组织。行政机构和单位一仍其旧，唯一的不同是腓特烈更加密切注意，也更卖力地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成为自己贵族阶级的一员。法国大使说：“他以极为令人满意的方式开始处理国事，到处都可以看得出他对子民的善举及与子民的同心。”可惜这种福祉并不包括缓和农奴制度在内，普鲁士农人的境遇还是比法国农人差，贵族依旧保留其特权。

伏尔泰的影响和莱布尼茨的传统合力促成柏林科学院的复兴。该学院由腓特烈一世创建（1701年），又为腓特烈·威廉一世忽视，如今腓特烈二世使它成为全欧最著名的一所研究院。我们都已知道他把放逐在外的沃尔夫召回。沃尔夫想做学院院长，可惜他年龄太大了，腿力又不足，而且稍稍有一点趋向正统的趋势。腓特烈要的是一个“坚强精神”者，一个赶得上最新科学而且不受神学窒碍的人。经伏尔泰推荐之后（后来又后悔），他邀请（1740年6月）正值壮年的莫佩尔蒂前来。这位先生刚刚完成著名的赴拉普兰度量纬度的壮举回来。莫佩尔蒂来了后，得到极充裕的资助，他盖了一座大实验室，有时也在国王与宫廷人士面前进行实验。戈尔德斯密斯一定见过伦敦的皇家协会，他认为这所柏林科学院“胜过任何一所现有的研究院”。

这一切安排极令伏尔泰满意。有一次腓特烈碰巧去克勒夫，他邀请他的哲学家相见。伏尔泰当时正在布鲁塞尔，他摆脱了他那位易怒的侯爵夫人，走了150英里，来到墨兰宫。这位“新柏拉图”首次会见他的“第欧根尼”，而且畅怀地待了3天（1740年9月11—14日），只有阿尔戈罗蒂的莫佩尔蒂在场稍稍煞了一点风景。10月10日写给德·西德维勒（de Cideville）先生的信中，伏尔泰发表了对腓特烈的印象：

我就是在那里看见全世界最可亲的人之一，他成为社会的魅力，要不是他尊为国王的话，一定到处都有人追求他。他是一个没有丝毫架子、满是甜蜜、彬彬有礼、极为谦恭的哲学家，他和朋友见面时忘了他是国王……我得费点心才记起，原来我看到的、坐在我床沿的，竟是一个手下有10万大军的至尊。

腓特烈也一样高兴。9月24日，他对副官约尔丹写道：

我总算见到我一直渴望认识的伏尔泰。我见他时不巧患了四日热，而我的心跟我的身体一样懒散……他有西塞罗的辩才、普利尼的敦厚、阿格里帕的智慧，总而言之，他结合了古代3位最伟大的人的德行与天赋。他的聪明不断发挥作用，他笔尖流出的每滴墨水都是他机智的结晶……夏特莱夫人能够拥有他真是幸运，因为，任何一个除了记忆力外空无一物的人只要把他随口说出的精彩句子录下来，都可以编成一本极出色的书。

腓特烈回柏林后发现自己的军队已有10万人。查理六世于10月20日去世，率领着一支二流军队的年轻女人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领。就在这一天，腓特烈寄了一封有不祥之兆的信给伏尔泰，信中说：“奥匈帝国皇帝的去世改变了我爱好和平的意念，我看明年6月将是大炮与炮弹、军士与壕沟的时节，而不是有女演员、舞会、舞台表演的日子，所以我只能被迫取消我们原先讲好要进行的一笔交易。”

伏尔泰的心隐隐作痛。难道说他这个学生竟跟别的国王一般好战不成？趁着腓特烈邀请他去柏林的机会，他决心试试他能为和平做些什么。与此同时，他或许会重拾他在凡尔赛的地位，因为在法国掌舵的福勒里主教也希望和平。11月2日，他写信给红衣主教，自愿担任法国的密使，尽力把腓特烈拉回哲学上来。福勒里虽然接受他的建议，却温和地指责这位新外交官猛烈抨击宗教：“你一直很年轻，也许过分年轻。”在同一天（11月14日）的另一封信中，这位可亲的红衣主教承认收到夏特莱夫人寄来的那本《反马基雅维利》，而且以明智地怀疑其作者的态度来称赞该书：

不管本书作者是谁，即使他不是一个王子的话，他也配得上是一个王子。我看过的这一小部分写得很灵活、很合理，而且把原理写得极为值得称道，使我觉得只要他有勇气来操练的话，这位作者配得上指挥别人。要是他生为王子的话，那么他就和民众订下了一个极为庄严的约定。要是安东尼诺斯皇帝没有借着他政府的公正，来维持他施予所有君主那些精美的道德教训的话，安东尼诺斯皇帝也无法获致那种代代相传而不朽的荣耀……要是那位普鲁士君王能在我的行为中发现符合他的原则之处，我将深受感动。不过，至少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认为他的作品是最完美、最荣耀的政府的大纲。

伏尔泰在确定一切旅行费用都由腓特烈负担的事情后，首次横过德国国境，和国王在莱茵斯贝格、波茨坦、柏林等地共同度过14天的时光（11月20日—12月2日）。他犯了大忌，把红衣主教有关《反马基雅维利》的信拿给腓特烈看，腓特烈一眼看穿原来伏尔泰竟在扮演外交家的角色，他把福勒里那篇美丽的推荐文字解释为和法国合作的请求。他发觉受到自己所著哲学短文阻碍时，极为苦恼。他和伏尔泰彼此交换诗句并机巧应答，招待他去观赏笛子的演奏，而送他走时，也只不过感谢他送来奎宁，使腓特烈的疟疾缓和了不少。在11月28日写给约尔丹的信中，腓特烈虽未指名，实指伏尔泰：“你的小气鬼应该为他永无餍足地想充实自己这种欲望的残渣而干杯。一定要送他3000泰勒。这种报酬对于傻瓜来说，是太多了。宫中的弄臣从来没有得过这么高的工资的。”这笔钱显然包括伏尔泰的旅费——这一部分可能是腓特烈愿意给付的——及印刷《反马基雅维利》的费用——这笔钱则是伏尔泰掏腰包先行代垫的。钱一拿到手，感情就“破灭”了，腓特烈既不高兴支付一名法国情报员的费用，也不甘愿付出他乐得拿钱请人家忘掉的那本书的账。

如今，腓特烈·威廉对他的影响已胜过那位哲学家的教导。权力的夺取和统治的责任已取代了他壮年时期的音乐与诗歌，腓特烈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狠心，就连当年其父施之于他身上的那些体罚，如今似乎使他的体格和脾气都更强了。他每天看到其父留下的10万军队，每天都得填饱他们的肚皮。让这些人在升平中长锈、腐烂又有何意义？难道世间有这支军队摆不平的罪过？当然有。例如，西里西亚，隔着波希米亚就是奥地利，却离柏林近，离维也纳远；奥德河从普鲁士往南流到柏林东南183英里的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那边的奥地利人所为何事？勃兰登堡王室在西里西亚有领土主张权——亚根多尔夫、拉蒂博尔、奥珀伦、利格尼茨、布里格、沃劳等公国，这些公国不是曾经被奥地利占领，就是依据一直不让普鲁士满意的各种安排而割让给奥地利。如今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正值混乱期间，玛丽亚·特蕾莎仍然年轻力弱，俄国王座上则是一个婴儿沙皇伊凡六世——要想重申这些原有土地的宗主权，要想挽回原先犯的错误，要想使普鲁士能有地理上更大的统一、更大的基地，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时机。

11月1日，腓特烈向国策顾问之一的罗德威尔说：“我有一个难题要你解答：某人取得优势时，他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呢？我的军队枕戈待旦，万事俱备。要是现在我不用他们的话，我就等于拥有强大又无用的工具一般。要是我用兵的话，人家会说，我恃强凌弱。”罗德威尔建议说这种做法不道德。腓特烈回应一句说：从来有哪一次国王受到道德约束胁阻过的？难道他在所谓“强权”的那一窝狼群中还有时间来履行“十诫”不成？不过，腓特烈·威廉在向玛丽亚·特蕾莎保证，维持其父《国事诏令》中遗赠给她的领土完整，保证过普鲁士给她支持，但这项誓约也附带有一个条件，即奥匈帝国对普鲁士在尤里赫和伯格两地宗主权提出主张时给予帮助；而奥匈帝国当时未曾给予支持，反而与普鲁士为敌。如今这个血海深仇非报不可。

12月，腓特烈派遣特使向玛丽亚·特蕾莎说明，要是她肯承认腓特烈对西里西亚部分领土主权的话，他愿意保护她。他料到这项提议会被拒绝，因此，他派遣部分兵力——3万人——前进。这支军队于12月23日——腓特烈的特使抵达维也纳两天前——越过边界进入西里西亚。“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由此开始，这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第一阶段。

奥地利继位战争（1740—1748）

普鲁士军队似乎未遭遇一点抵抗就通过了整个西里西亚。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受到某种程度迫害的那半数人口——新教徒——以欢迎拯救者的心情欢迎腓特烈。他向天主教徒发誓，并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1741年1月3日，他和平地占领布雷斯劳，他保证：“没有一所房屋受到掠夺，没有一个居民受到侮辱，而普鲁士纪律更是光芒四射。”这一次领土占据得最为斯文。玛丽亚·特蕾莎命令内普格元帅在摩拉维亚召集一支军队开入西里西亚。4月10日，这支军队在布雷斯劳东南20英里的莫尔威兹与腓特烈驻扎在西里西亚的主力遭遇。内普格手下有骑兵8600名、步兵1.14万名、大炮18门，腓特烈的骑兵有4000名、步兵1.6万名、大炮60门。这些差异决定了此次战争的走向。奥地利的骑兵压倒普鲁士骑兵，使之抱头鼠窜。施维林元帅劝腓特烈赶快逃命，以免被抓住后又得付一大笔赎金。但国王和骑兵逃走后，普鲁士步兵抵挡了对方骑兵和步兵的攻击；普鲁士炮兵更忙着拿铁通条来装炮弹，致使内普格下令退兵。腓特烈在被请回战场时，看到战事已胜，既高兴又惭愧。他认为他做了错事，不仅表现怯懦，战术也有缺点，他在西里西亚未能巩固战果之前，3万名兵士散落各地；只有步兵的勇气与平日的训练才赢得此番战事。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深深反省自己所犯的错，并在以后设法纠正。”以后他不再怯懦，也很少不顾及战略战术。

军队战败的消息传来之时，玛丽亚·特蕾莎刚生完孩子。由于兵力和财力日渐微弱，她唯一的希望似乎只能寄托于国外的援助。她向好多当初发誓要支持她统治的强国求助。英国审慎地反应，虽然英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奥地利来制约法国，乔治二世却担心，要是他向邻近的普鲁士宣战，他的汉诺威公国的主权恐怕难保。国会通过拨款30万英镑给玛丽亚·特蕾莎，而英国特使又唆使她将“下（北）西里西亚”送给腓特烈，作为和平的代价。腓特烈愿意接受，“女皇”却拒绝。波兰、萨伏依和荷兰共和国虽然答应协助，但由于派兵极为缓慢，这些援兵的作用几近于零。

法国眼见自己的两个世敌——英国与奥地利——缔盟，急急忙忙和巴伐利亚、普鲁士及波旁系的西班牙联合。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法国也有自己的马基雅维利——贝勒·伊斯勒——这个人曾提议过政治劫掠的意见。法国在过去曾应允支持《国事诏令》，如今打算赶快利用玛丽亚·特蕾莎的誓约来占便宜。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贝特通过其妻的关系所求登上“帝国”王座的权力主张应获支持，法国答应供应金钱与军队以联合攻打奥地利。若此计得逞，玛丽亚·特蕾莎的领土将仅局限于匈牙利、下奥地利及奥属尼德兰等地；查理·阿尔贝特将被立为王，统治巴伐利亚、上奥地利、蒂罗尔、波希米亚及斯瓦比亚的一部分；西班牙国王的次子将统治米兰人。福勒里反对这项计谋。贝勒·伊斯勒被派去说服腓特烈参与此次阴谋。法国和巴伐利亚于1741年5月18日在尼姆恩堡签订同盟协约。腓特烈不愿参加，他无法眼见法国如此坐大，仍希望与玛丽亚·特蕾莎达成协议。但她只给他微不足道的让步时，他于6月5日在布雷斯劳城和法国、巴伐利亚及西班牙的同盟协约上签字，若奥地利领地瓜分的话，他也想分到战利品。每个签约国都保证本国政府不与他国单独秘密签订合约。法国保证腓特烈拥有布雷斯劳和下西里西亚，还答应促使瑞典与俄国发生战争，派遣一支法国军队，以阻止英国汉诺威王朝介入此事。

如今玛丽亚·特蕾莎已陷入孤立无援的苦境，她决心求诸匈牙利尚武的诸侯。这些诸侯及他们的祖先，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吃了很多苦头，利奥波德一世已剥夺了他们原有的政体和传统的权利，他们没有理由来喜爱或援救他的孙女。但她在普雷斯堡城联合国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时（1741年9月11日），他们被她的美貌与泪水感动。她以拉丁文向他们发表演说，承认自己被友邦遗弃，同时宣布，事到如今，她的荣誉和王座都仰仗这些匈牙利兵士的勇气与侠义精神。这些贵族高呼：“让我们为吾王而死！”（在此当然指“女王”）——这是传说中的感人故事。事实上他们讨价讨得很凶，而且要她在政治方面做了许多让步。9月21日，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来到，而且让保姆把6个月大的约瑟夫高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反应极为英勇，许多人高呼：“发誓牺牲自己的生命与鲜血。”他们投票决定“全国总动员”，召集所有的人从戎，几经拖延后，匈牙利军队总算开拔西行，准备为女王而战。

如果查理·阿尔贝特继续向维也纳进军，要想挽救可能为时已晚。不过，这时（9月19日）萨伏依也参加与奥地利为敌的联盟，查理·阿尔贝特生怕奥古斯都三世占领波希米亚，福勒里劝巴伐利亚人在萨克森人抵达之前赶紧占领波希米亚。腓特烈唆使查理继续向维也纳前进。查理因为受到法国的资助，听法国的话。腓特烈深恐法国统治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后会成为普鲁士安全上太大的威胁，与奥地利签订了秘密和约（1741年10月9日）。为了解救波希米亚，玛丽亚·特蕾莎暂时把下西里西亚割让给腓特烈。

三支军队在布拉格会师：一支由查理·阿尔贝特率领，法国军队由贝勒·伊斯勒带兵，还有2万名萨克森人。由于留守部队极为脆弱，波希米亚首府在第一次攻击中即告陷落（11月25日）。这次胜利对于查理来说真是一大不幸。他只顾及波希米亚的战事，巴伐利亚的选帝侯领地则只部署了较弱的防守，因为他做梦都想不到，玛丽亚·特蕾莎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居然还有办法采取攻势。“女王”表现出的应变力真使敌人吓坏了。她从意大利召回1万名奥军，匈牙利的兵团也即将开抵维也纳，她把这两支军队交由路德维希·克芬许勒伯爵率领，这位伯爵曾在萨伏依的尤金门下习过兵法。将领领导有方，这两支军队入侵巴伐利亚，而且几乎未遭抵抗就告攻克。1742年2月12日，他们又占领首都慕尼黑。同一天，查理·阿尔贝特在梅茵河上的法兰克福城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七世。

这时，在每次势力转移时最会见风转舵的腓特烈再度卷入战争。他曾经订过的协定是以守秘为条件的，如今玛丽亚·特蕾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法国。这时，腓特烈也风闻这次外交上的秘密私谈，他急忙再与友邦缔盟（1741年12月）。他同友邦商讨一个计划，由他率领一支军队经过摩拉维亚开进下奥地利，然后在该地与萨克森和法属巴伐利亚联军会师，然后一齐开向维也纳。不过，这次他是在极为活跃的敌对民族之间作战，而匈牙利骑兵不断切断他和西里西亚之间的通信。他调头进入波希米亚。在霍图西兹附近，他的后卫部队受到洛林王子查理·亚历山大率领的奥地利部队的袭击（1742年5月17日）。洛林王子身为玛丽亚的妹婿，年方三十，虽然他是他们家族中最聪明、最勇猛的一个，他在战术方面仍无法与腓特烈一争短长。他们两人各率领2.8万名士兵。腓特烈的先锋卫队正好及时赶回，他指挥全军攻向奥军空虚的侧翼，这些奥军有秩序地节节败退。双方损失均极惨重，不过，战争的结果使玛丽亚信服了一件事——她无法同时应付四面八方而来的敌军。她听从英国公使的劝告，与腓特烈签订了明确的和约。而这一次，根据《柏林和约》（1742年7月28日），她几乎把整个西里西亚都割让给腓特烈。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于焉结束。

于是，克芬许勒率领的奥地利部队和查理·亚历山大率领的军队开向波希米亚。法国派驻布拉格的卫戍部队面临包围和饥饿的困扰，法国命令当日在汉诺威曾经击退乔治二世部队的那支军队开入波希米亚。得救后，英国积极参战，挪出50万英镑来支援玛丽亚，同时派遣1.6万人的部队到奥属佛兰德斯。联合行省也捐出84万弗罗林。“女王”把这笔钱变成军力。这些部队中的一支挡住了马耶布瓦向波希米亚的进击。势力一再增大的奥地利部队攻向布拉格。贝勒·伊斯勒和他手下的士兵花了很大的代价逃向埃格尔。玛丽亚从维也纳北进至布拉格，她终于在当地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女王（1743年5月12日）。

如今她似乎到处获得胜利。同一个月（5月），联合行省支援她2万大军。一个月后，她的英国友军在戴廷根击溃了她的法国敌人。英国海军掌握了地中海，为她在意大利的战争提供了便利。9月13日，萨迪尼亚国王查理·依曼纽尔一世与奥地利和英国结盟，他从奥地利手中接收伦巴底，每年从英国拿20万英镑抵押金，作为出兵4.5万人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人是批发买进，国王则以零售卖出。玛丽亚在胜利时的强硬态度一如她在处于逆境时的英勇一般，如今她不只梦想重新收复西里西亚，还想把巴伐利亚、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并入她帝国的疆域。

腓特烈有一阵子也歌舞升平。他在柏林新盖一座歌剧院，还写诗、吹笛子。他重新邀请伏尔泰。伏尔泰答称自己仍然忠于夏特莱夫人。不过，就在这时，法国内阁惊觉法国正与英国、奥地利、荷兰共和国及萨伏依、萨迪尼亚交战，这才想到腓特烈的天才和勇武之士将是最佳的助力。如果他也能违背自己和奥地利所订合约，那么他当初违背自己和法国所订的条约一事也可以原谅；同时可以说服他，使他相信奥地利凭着复兴后的国力，很可能对他在西里西亚、甚至连普鲁士主权的确保都将构成威胁。谁是最佳人选呢？为何不派伏尔泰前往？他已得到腓特烈的邀请，而且他本人对政治事务一直跃跃欲试。

和平特使伏尔泰再度到德国各处走动，待了6周之久（1743年8月30日—10月12日），设法说服腓特烈参战。国王却不首肯。除了一再赞美外，什么也没有送给这位哲学家就把他送回去。不过，随着1744年战事的进行，他又开始为自己的安全和夺来的土地的永久化担心。因此，他于8月15日又展开了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他原定首先征服波希米亚。由于萨克森位于柏林和布拉格之间，他把军队开过德累斯顿，这激怒了当时不在国内的奥古斯都三世。9月2日，他的8万大军已开抵布拉格城门，9月16日奥地利卫戍部队投降。腓特烈留下5000名士兵驻守波希米亚首府，然后向南进军，再度威胁维也纳。玛丽亚勇敢反抗。她急忙赶往普雷斯堡，要求匈牙利议会再次派军支援。议会给她4.4万名士兵，很快又追加3万人。她命令查理王子放弃对阿尔萨斯的攻击，带领奥军主力东行截断普鲁士军。腓特烈估计法国军队会追击奥军，而他们按兵不动。他试着迫使查理和他一战，查理王子避过他，前往支援切断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路线。历史于是重演。腓特烈再度惊觉自己的军队被孤立于热忱的天主教徒和深怀敌视的人民之间。匈牙利军队正在前来与查理王子会师，消息传来，说萨克森已公然站在奥军的一边参战。腓特烈深恐被人切断与自己首都和补给来源的路线，于是向北撤军，一面臭骂再度背信的法国人。他命令普鲁士卫戍部队放弃布拉格。12月13日，他返抵柏林，这次不再像昔日那么自豪，因为他已晓得“骗人者人亦骗之”的道理。

局势的变化强烈地冲击着他。1745年1月8日，英国、联合行省及波兰在华沙和奥地利签订合约，要求诸签约国一律恢复各自1739年占有的领土——以此方式使玛丽亚重获西里西亚。奥古斯都三世答应以3万名部队来和英国及荷兰交换15万英镑——每名士兵以5英镑计。1月20日，短命皇帝查理七世去世，时年48岁。在他弥留之际，他对自己寄望帝国和波希米亚王座而导致整个国家败毁一事表示哀伤，他求其子约瑟夫弃绝这些口实，并与奥地利皇室讲和。这位新任选帝侯不顾法国的抗议，遵守这项忠告。4月22日，他撤回称帝的主张，并同意支持弗兰茨·斯蒂芬公爵担任帝国王位的职务。奥地利部队于是自巴伐利亚撤离。

至此，“女王”不仅想到重拾西里西亚的失土，还要瓦解普鲁士，以抵制腓特烈的野心。法国在丰特努瓦战胜英国联军（1745年5月11日）使她暂时感到困扰，不过，就在当月，她把军队的主力调往西里西亚，并令其找机会与敌作战。在得到萨克森兵力支援后，奥地利军队和腓特烈在霍恩弗雷德堡遭遇（1745年6月4日）。这次他在战略上的技巧救了他一命。他把骑兵散开，占领一座山头，作为炮兵轰击敌人步兵的据点。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杀戮后，奥军和萨克森军败退，留下4000具尸体及近千名俘虏。这次战役是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具有决定性的一仗。

英国再度以外交方式求和。1745年复辟军入侵，使英国被迫把最优秀的部队撤离佛兰德斯；马雷夏尔·萨克斯为法国攻城陷镇，甚至连英国设在奥斯坦德城的主要基地也攻占，乔治二世深恐胜战连连的法军会攻抵他最心爱的汉诺威城。曾经以“求和”的罪名把华尔波尔革职的英国议会，如今也倦于这种不仅消耗数以千计的人命，还花费了好几百万英镑的战争。英国公使努力促使玛丽亚和腓特烈言和，以使奥地利和英国的兵力能够全力对付那支由战绩几乎与其甲胄同高的将领率领的、如虎添翼的法军。女王拒绝。英国以撤销一切援助，结束所有补助金作为要挟。她还是拒绝。于是英国邀请腓特烈前往汉诺威城参加会议，英国和腓特烈的代表在会场签订单独和约（1745年8月26日）。英国接受《柏林和约》的条款，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主权。腓特烈答应支持推选斯蒂芬为皇帝。10月4日，斯蒂芬在法兰克福被加冕为皇帝，玛丽亚则成为皇后。

她命令诸将继续再战，于是他们分别在波希米亚的索尔城（9月30日）和亨纳斯多夫小城（11月24日）与普鲁士军遭遇，在人数方面占优势的奥军吃了两次败仗。安哈尔特—德苏的利奥波德率领的一支军队也进兵萨克森，并在凯瑟尔斯多夫城（12月15日）痛击了守卫德累斯顿城的驻军。腓特烈在军队战胜后赶来，未遇抵抗，对德累斯顿城很宽大。他禁止劫掠，保护奥古斯都三世的儿子，使之毫发无损地逃往布拉格。他答应自萨克森撤兵，条件是选帝侯肯和英国一样承认腓特烈占有西里西亚，并放弃一切对玛丽亚的援助。奥古斯都同意了。在被英国和萨克森背弃后，玛丽亚终于签订了《德累斯顿和约》（1745年12月25日），把西里西亚和格拉茨郡割让给普鲁士。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至此已不具意义，战事仍未了结。法国为了统治佛兰德斯，与奥地利和英国作战；法国和西班牙为了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同奥地利和萨迪尼亚作战。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果正好与法国在尼德兰的战果互相抵消。最后，争战的双方都因财源的枯竭而非因对大屠杀的厌恶而签订合约。根据《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经过从4月一直拖到11月才达成的协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悲剧结束。腓特烈对西里西亚的权利获得承认，而这是列强八年来竞相破坏之后唯一看得见的一点成果。虽然萨克森胜利，法国仍把尼德兰南部归返奥地利，承认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势力，并同意把爱德华驱出法国国境。

列强休战八年，好让妇女努力生儿育女为诸国王侯的竞赛补充另一回合所需的兵力。

腓特烈回国（1745—1750）

疲惫不堪的这位胜利者回到柏林（1745年12月28日）后发誓：“从今以后我至死维护和平！”普鲁士外（还有该国国内的一些人）全欧的人都骂他是一个阴险的窃贼，却景仰他是一个成功的小偷。伏尔泰谴责他的杀戮，却又称赞他为“大帝”。对这位诗人的抗议，腓特烈1742年这样回答：

您问我说我的同胞同意毁灭世界多久。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尽管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不过，战争是时势风气所趋，据我估计，时间可能很长。圣父修道院不以与我通信为耻，并送我一本关于重建欧洲和平，并使之垂诸无疆之休的好书……这项计划的未获实施，是只有全欧的同意及一些类似的琐事而已。

他以那本死后出版的《我们这一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作为自己向欧洲所作的辩白，他在书中采用马基雅维利的原则，认为国家的利益重于私人道德的规定：

也许后世的人看到这些备忘录中有关和约签了又毁的记载时会极感惊讶，这种举动虽然在过去也有过先例，但有先例不能作为本书作者行为正当的说辞，除非他有更好的理由。国家的利益应该当作君王遵循的规定。在下列诸原因中之一存在时，协约能够加以撕毁：（1）友邦不守约定事项时；（2）友邦准备欺骗你，而你除了抢先机外别无他法时；（3）巨大的压力施诸你身，逼你毁约时；（4）你无法继续战争时……我认为个人小心翼翼地遵守诺言是理所当然之事……要是有人欺骗他，他可以请求法律保护他……但是，要是甲君主违背了乙君主签订条约的条款时，乙君主又到哪个法庭控告呢？个人之言只涉及个人的不幸，而君主之言可能给全国人民带来普遍的灾祸。这一切的一切可以化成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民族毁灭了好还是君主毁约好？难道有哪个傻瓜会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吗？

腓特烈也同意基督教神学的看法，认为人性本恶。某学校的督察苏尔策向他表示“人类天生的趋向是向善而不向恶”的意见时，国王这样回答他：“你不懂这可恶的人类。”腓特烈不仅接受拉罗什富科认为人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分析，他更相信，要是没有警察约束的话，人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绝对无法无天。由于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而这种集体的自我为中心的看法没有法律来约束，只有其他国家的势力才足以威胁一个国家。因此，“国家的首号仆人”（腓特烈自称）的首要义务就是把国家的力量组织起来防御，这包括预先防御。因此对于腓特烈而言，就跟其父一般，军队成为国家的基础。他建立起一种细心监督、悉心规划的经济；他保障制造业与商业；他派出人马到欧洲各地网罗技艺高明的工人、发明家和工业界人士。不过，他又认为这一切到头来都将化为泡影，除非他把军队组织成全欧训练最彻底、最守纪律、最信得过的军队。

在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加上纪律后，他认为无须把宗教拿来辅助维持社会秩序。有一次，不伦瑞克的威廉王子问他，难道他不认为宗教是统治者权威最佳的支持，他回答说：“我觉得秩序和法律两者已经足够……你说的宗教不存在时，各个国家都已治理得令人称道。”不过，对维持“秩序”有贡献的那些道德观念的诱导这一方面，他还是接受宗教的协助。他保护境内各种宗教，却坚持由他指定天主教的大主教，西里西亚地区更是如此。每个人——包括希腊正教徒、穆斯林、唯一神教派、无神论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崇拜各种神明或什么也不崇拜。然而有一个限制：宗教方面的冲突被滥用或太激烈时，腓特烈就加以干涉，有如对付任何有碍于内部和平的威胁一般。到他晚年之时，他较能容忍人们对上帝的抨击，比较无法忍受人们对他的政府所做的抨击。

这位造成欧洲的恐怖、哲学家崇拜的偶像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呢？他身高5英尺6英寸，不太足以当指挥官。年轻时身体还算健硕，经过10年的治理国事与征战后，他变得消瘦、胆怯、紧张。两眼尖锐，带着看穿别人、怀疑别人的智力。他也能说笑，其机智更不亚于伏尔泰的敏锐。要是没人惹火他，他是很可亲的。他是一位极严酷的国王，很少让公正受到慈悲的影响，他在安详地看着士兵被鞭打时还能和同胞大谈哲学。他讥讽别人的利嘴有时伤害到他的朋友。他生性吝啬，偶尔也大方一下。他惯于别人服从他，逐渐变得专制，难得听人家的忠告，更不去求人提出意见，更不用说接受劝告。他忠于亲近的人，却瞧不起整个人类。他很少和妻子交谈，限制她用钱，而且把她谦卑地列出她所需物品的字条当着她的面撕毁。大致说来他对威廉明妮很好，有时候她也会觉得他太冷酷。其他妇女，除了来访的公主外，他一律和她们保持距离。他对于女性的柔美及胴体或性情的魅力毫无兴趣，他更厌弃沙龙里的那种闲谈。也许他更喜欢狗。到晚年时，他最钟爱的伴侣就是猎犬。这些猎犬在他床上睡觉，他要求在这些猎犬的坟上树碑，还下令说在他死后把他埋葬在它们附近。他觉得又要当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又要做一个可亲近的人，两者实在难能得兼。

1747年，他患了一次中风，前后半个小时不省人事。其后他以稳定的习惯和节俭的养生之道来维持不稳定的健康。他睡在单折的铺有薄席的床上，靠阅读来催眠。他中年时每天只要睡五六个小时即已足够。夏天通常三四点或5点起床，冬天则稍微晚一点。他只留一个仆人侍候他，主要是为他生火、刮脸。他瞧不起那些要别人帮他穿衣的国王。他不以身体的整洁或衣着的华丽闻名。他半天穿长袍，另外半天穿着卫兵的制服。他早餐先喝几杯水，再喝几杯咖啡，再是几块蛋糕，最后是许多水果。早餐后吹笛，一面抽烟一面思考政治与哲学。每天11点左右，他总去参加部队操练。他在中午的正餐，通常伴随各种会议。一到下午，他又成了作家，花一两个钟头来写诗或历史。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他是当时家族里面最佳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几个小时的行政事务后，他和科学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共同轻松一下。晚上7点，他也许在某个音乐会上担任笛手。8点30分就是他闻名的晚餐时刻了，通常（1747年5月后）是在无忧宫开饭。这些餐会上他邀请的是最亲近的朋友、来访的贵宾及柏林学术院的名士。他要与会者随便些，忘记他是国王，畅所欲言。与会者除了政治不谈外，真的放胆畅谈。腓特烈自己大谈特谈，话特别多，也特别博学，特别抢眼。利涅王子说：“他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一般，文艺、战争、医学、文学、宗教、哲学、道德、历史、立法等方面轮番以摘要的方式一再提及。”只要再加上一个人，这种宴会就成为心智的聚餐了。这位先生于1750年7月10日果然来了。

伏尔泰在德国（1750—1754）

连他本人都对这次接待感到满意。腓特烈以高卢式的礼节欢迎他。伏尔泰向黎塞留报告说：“他拿着我的手亲吻，我也亲吻他，把自己当作他的奴隶。”他在无忧宫得到一间极为华丽的房间，正好在皇家御宫上面。国王的马匹、车夫、马车，还有厨师，都供他使唤。十多名仆人侍候着他，上百名王子、公主、贵族，还有皇后本人都来看他。他正式担任国王的御前大臣，年俸2万法郎，主要的工作是纠正腓特烈的诗与讲话中的法文错误。他成为一人之下的权贵。一个来访的德国人认为那次交谈“胜过书本千百倍的有趣”。伏尔泰后来回忆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比那里在有关怀疑人类的言谈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他是一个易发狂喜的人。他在写给阿让塔尔的信（1750年9月）中写道：

经过30年的暴风雨吹袭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避风港。我得到国王的保护及与哲学家交谈的机会，还有易于亲近的人那些可爱的天性，这一切的一切都集合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16年来一直想安慰我的不幸，保护我免受敌人的侵害……我在这里得到永远宁静的命运。要说世界上有什么是确实的，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个性。

他写信给德尼斯夫人，请她前来同住。她却很聪明地挑了巴黎和情人。她还警告他不得在柏林久居。和国王之间的友谊（她说）总是不保险的。他却改变了主意和嗜好。人总得处处提防，不要去冒犯皇家的情绪和意愿。伏尔泰迟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仆人和囚犯，而不是什么朋友。

这位愚蠢的哲学家把信寄给腓特烈看，腓特烈为了保住这块瑰宝，这样回信（8月23日）：

我已看过令侄女从巴黎写给你的信。她对你的感情我极赞佩。如果我是德尼斯夫人的话，我也会和她有一样的看法。不过，由于事实上我还是我，我的看法与她不同。成为使我的敌人不幸的原因，我会极为失望；那么，一个我所景仰、我所爱，而且为我牺牲了他自己的国家，及对于人道来说最足珍惜的东西的人，我如何会希望他不幸呢？不会的，我亲爱的伏尔泰，要是我能预见你从法国搬来会给你带来丝毫不利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个劝你打消这种搬家的念头的人。我一定会珍惜你的幸福，胜过我能拥有你的最大快乐。但是你是哲学家，我也是哲学家；那么，除了让哲学家住在一起、研究同样的东西、以共同的兴味和相似的思想方式结合外，难道有更自然、更简单、更合乎事理的安排方式能给他们彼此更大的满足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在这里一定很快乐，你一定被当作文学和有鉴赏力的人们之父。你一定会从我这里得到有你的成就的人能从景仰他的人身上得到的一切慰藉。晚安。

这位老哲学家只花了4个月的工夫就把乐园毁了。伏尔泰虽是一个百万富翁，却无法很平静地错过广聚财富的机会。萨克森的国家银行发行过一种纸币，叫作公债证券，如今价值已惨跌至原票面额的一半。在《德累斯顿和约》中腓特烈曾经要求过，说普鲁士人购入的这种债券到期后应以面值的黄金数额偿付。有些狡诈的普鲁士人在荷兰以低价购入这种公债证券，再在普鲁士以全额换回。1748年5月，腓特烈为了表示对萨克森公平起见，下令禁止这种进口货。1750年11月23日，伏尔泰在波茨坦把一个名叫亚伯拉罕·希尔施的犹太银行家召到腓特烈跟前。根据希尔施的说法，伏尔泰曾经要他到德勒斯顿以面值35%的价格帮他购买价值18430埃库的公债证券。希尔施力称曾向伏尔泰提出过警告，说这些银行纸币无法合法带进普鲁士。伏尔泰（据希尔施称）答应过保护他，而且曾给他巴黎和莱比锡的兑换状。为了担保这笔款项，希尔施还把被估价值18430埃库的钻石交由伏尔泰保管。经纪人走后（12月2日），伏尔泰反悔，而希尔施在抵达德累斯顿后，也决定不做这笔交易。伏尔泰停止兑换状的付款，使那个银行家折返柏林。据希尔施的说法，为了让他保持沉默，伏尔泰买了价值3000埃库的钻石，想贿赂他。估价之事起了争执，伏尔泰冲着希尔施的脖子施以一拳，把他击倒。由于得不到更大的补偿，他把希尔施逮捕，并把这次纷争诉诸公审（12月30日）。希尔施揭穿了伏尔泰想要购买萨克森债券的阴谋。伏尔泰矢口否认，说他派希尔施到德累斯顿去买貂皮，但谁也不相信他。

腓特烈知悉这件事后，从波茨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给当时在柏林的伏尔泰（1751年2月24日）：

我本来很乐意接待您到我家来，我景仰您的天分、才华和成就，我也有理由认为，一个年龄像您这么大的人，在置身于暴风雨中，感到疲惫之际，到这里来是有如找一个安全的港口一般来找庇护所。

不过，您在初来这里时，您就以有点奇特的方法要求我不让费内隆从巴黎发布消息，而我竟然软弱得……答应了你，虽然您无权决定我要谁来做事。巴库德·达朗特冒犯过您，大方的人早该原谅他；有报复心理的人才会整那些他们仇恨的人……虽然达朗特没对我怎么样，却因您的关系才不得不走路……您和一个犹太人做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事。这件事已成为大街小巷物议的丑行。由于有关公债证券的事在萨克森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使人们对我抱怨不已。

在我个人说来，您未来之前我家一向宁静平和；现在我警告您，要是您有心耍计谋，想结党的话，您找错对象了。我爱的是和平、安详的人，他们不会在行为中加入悲剧色彩的情感。要是您肯决心过哲学家的生活，我很高兴能见到您。不过，要是您自甘臣服于您的感情带来的暴行，而且跟全世界争执的话，您来也对我没有好处，不如留在柏林。

审理法院判决伏尔泰胜诉。他向国王谦卑地道歉，腓特烈也原谅了他，不过劝他“不要再吵架，不要跟《旧约》吵，也不要跟《新约》吵”。其后伏尔泰不再住在无忧宫，而是附近一处名叫马奎萨特的乡间宜人的小屋。国王虽派人向他保证重新景仰他，但伏尔泰没有相信那些话。皇家诗人送来一些诗，请他润饰其中的法文。伏尔泰卖命地改，改得极不客气，结果惹火了原作者。

伏尔泰这时写成他那首名叫《论自然》的诗。该诗想在自然中找到上帝，主要按照蒲柏的诗句演绎而成。更重要的是那本《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他在这忧患的几个月里整理完成，并在柏林出版（1751年）。他急着要在时势迫他离开德国之前将之付印，因为只有在腓特烈的统治下，这本书才能逃过审查一关。他在8月31日写给黎塞留的信上说：“你也很清楚，（在巴黎）没有一个负责审查的人不以删改或扣留我的作品为乐，并以之为其职责。”法国禁止卖这本书，荷兰与英国的书商刊印盗版，连一文版税也没有给伏尔泰。只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可能更能了解他对金钱的喜爱。除了教会人士和政府机构外，他还得和这些流氓书商一决雌雄。

《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的作品中准备得最彻底、最谨严的一部。他早于1732年就已有了腹稿，却于1734年才动笔，1738年又将之搁下，然后于1750年再动笔。为了写这本书，他一共阅读了200本书及无数本未付印的回忆录，并咨询了数十位“大时代”的人物，研究了卢瓦和柯尔伯等主教留下来的原始文件，并向诺瓦耶公爵借阅路易十四留下来的手稿，还在卢浮宫的档案室找到未曾用过的重要文件。遇到互相冲突的证据时，他总是细心谨慎地衡量，达到极高的可靠性。与夏特莱夫人在一起时，他想成为科学家，结果失败了。其后，他恢复写历史的老本行，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是一大革新。

1739年1月18日，在一封信中他曾表明他的目标：“我的主要对象不是政治与军事史，而是艺术、商业、文明等方面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人类心智的历史。”更清楚的是他1736年在写给塞奥特的信中所说的：

我搜集路易十四时代的逸事时，我要的并不只是有关国王本人的，我更需要的是他在位期间发达的各种艺术。我喜欢有关拉西纳、布瓦洛、基诺、吕里、莫里哀、勒布伦、布歇、普桑、笛卡儿及其他的细节，而不喜欢有关斯滕凯尔克之役的细节。指挥兵团与舰队的人死后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赢了100次战争，对人类也没什么成果可言。而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些伟人为未降生的各世各代的后人准备好既纯洁又耐久的愉快。连接两个海的运河、普桑的一幅画、一出美好的悲剧、发现了的真理，这些东西都比宫廷的年鉴、战役的叙述珍贵1000多倍以上。你们都知道，我把伟人列在第一，所谓“英雄”则敬陪末座。我所谓的“伟人”，就是那些在“有用”与“宜人”方面有优异表现的人。专门蹂躏各个省份的人只配称为“英雄”而已。

要是军事方面的英雄自野蛮主义中挽救文明的话，也许伏尔泰会把他们的地位从最后一名提升一点。这位除了文字之外任何武器一窍不通的哲学家会乐于把同类的地位提得那么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原计划整本书都谈文化史，由于夏特莱夫人建议他谈谈各国的“通史”，他加入了谈政治、战争、宫廷诸章，使这本书成为在他笔下逐渐成形的那本更大的《通史》的同类延续。这也许就是文化史无法在该书其余各章连成一体的道理。该书前半部专谈政治史与军事史，然后有几节专谈礼仪（“特性与掌故”）、政治、商业、科学、文学、艺术与宗教。

这位被禁锢的作家很羡慕地回顾诗人（表现良好的话）受到国王礼遇的那个朝代。他之所以强调路易十四对文学和艺术的支持，目的是旁敲侧击地攻击路易十五对这种支持的漠不关心。由于前一时期的伟大在回顾中显得有如镀了金一般的突出，其专制与宗教迫害则为人淡忘，伏尔泰多少把这位“太阳王”加以神化，也津津乐道法国诸将的战绩——虽然他也非难对巴拉丁地区人民的蹂躏。不过，批评他的人在这次首度进行完整史的尝试面前销声匿迹。当时有眼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把历史当作文明的传记、当作由艺术和观点变为文学与哲学的东西。该书出版不到一年，查斯特菲尔德伯爵就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

伏尔泰从柏林寄给我一本他写的《路易十四时代》。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博林布鲁克爵士刚教我读历史的方法，伏尔泰又告诉我该怎么写历史……该书是人类的理解史，由一个天才为有智识的人所写的……他没有我见过的历史学家在宗教、哲学、政治、国家等方面的偏见，他在叙述此等事物时都极忠实、极不偏袒，只要可能的话，都带着我们必须永远保存的那份关切。

在从事文学方面的忙碌工作的同时，伏尔泰也担心自己在腓特烈宫中的不安全。1751年8月，经常读作品给国王听的欢乐物质主义者拉梅特里把他们主人的话传给伏尔泰：“我最多再留他（伏尔泰）一年（来纠正我的法文）。人在把橘子挤过后总是把橘子皮丢掉。”有人怀疑腓特烈说出这种话的真实性，腓特烈不会这么神秘兮兮的，拉梅特里希望伏尔泰下台则不无可能。伏尔泰在9月2日写给德尼斯夫人的信中说：“我尽可能想尽办法不去相信拉梅特里的话”，“不过，我还是不明白”。10月29日给她的另一封信说：“我还是梦见那块橘子皮……从钟楼掉下去的人发现自己在空中安然无事时说：‘不错，只要能维持下去。’这个人十分像我自己。”

闯入这出闹剧的还有另一位住在德国的法国人。腓特烈说，同一王宫里的两个法国人中总要有一个没命。柏林学术院院长莫佩尔蒂是无忧宫贵客中尊荣仅次于伏尔泰的上宾。也许伏尔泰未曾忘记夏特莱夫人曾经喜欢过莫佩尔蒂的往事。1751年4月，伏尔泰举行了一次餐宴，莫佩尔蒂应邀前来。伏尔泰说：“你的那本《论欢乐》一书使我欢喜异常，只有少数晦涩的文字例外，我们改天找个夜晚谈谈。”“晦涩？先生，对你来说也许是有一点。”莫佩尔蒂不悦地应声。伏尔泰把手搭在这位科学家肩上。“院长先生，”他说，“我敬仰你。你勇敢，你好斗。我们可以来一下。不过，我们且吃吃国王的烤肉吧！”他写给阿让塔尔的信（5月4日）中说：“莫佩尔蒂的风度并不讨人喜欢。我和他不合，据说他的资料中掺入羡慕的成分……他是一个有点乖戾的绅士，不太合群。”1752年7月24日，给德尼斯夫人的信中说：“莫佩尔蒂已处心积虑地散布谣言，说我觉得国王的‘作品’很糟糕。还说我向某人提到过国王交给我的诗句，说：难道他老是把脏亚麻布拿来给我洗（献丑），自己不腻吗？”我们不敢确定莫佩尔蒂是否真把这个谣言传给腓特烈，伏尔泰却认为真有其事，因而决心一斗。

莫佩尔蒂对科学的贡献之一是“最少作用原理”——世界上一切运动的效果似乎都由达到这一结果所需的最小之力气来达成。由于莫佩尔蒂的关系才成为柏林学术院一员的塞缪尔·科尼希（Samuel Koenig）发现了据称是莱布尼茨一封未付印的书信的复本，其中早已提到过这种原理。他写了一篇有关他的发现的文章，在印行之前他却把它交给莫佩尔蒂，而且答应，要是院长不同意的话可加扣留。莫佩尔蒂也许是因为匆匆看完的关系，居然同意其印行。柯尼希把这篇文章刊印在1751年3月号莱比锡的学报上。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莫佩尔蒂要柯尼希把莱布尼茨的那封信交给学术院。柯尼希答称他仅在其友亨齐的文件堆中见过该文的抄本，而他的这位朋友早于1749年被吊死。他把这份复本抄了一份，再把它交给莫佩尔蒂。莫佩尔蒂还是要见原件。柯尼希才承认说如今原本已无法找到，因为亨齐的文件在他死后早已散置各处。莫佩尔蒂把这件事交给学术院处理（1751年10月7日）。秘书交给柯尼希一份强制令，要他拿出原本。他办不到。1752年4月13日，学术院宣布莱布尼茨那封假想的信是冒牌货。莫佩尔蒂并未到会，他因痨病吐血感到不适。柯尼希向学术院提出辞呈，并发布《对大众诉愿》（1752年9月）的文章。

柯尼希有一段时间在锡雷当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的贵宾，前后住了两年。伏尔泰决定为他以前的朋友打击现在的敌人，于9月18日发表了一篇《一个柏林学术院院士对一个巴黎学术院院士的答复》的文章，为柯尼希的案子再次声明，并做结语：

莫佩尔蒂先生在科学的欧洲面前，不仅被指控剽窃与谬误的双重罪名，还被指控滥用职权来迫害自由讨论、迫害老实人……我们学术院中许多院士抗议如此露骨的行径，要不是生怕惹国王不高兴的话，真会离开学术院！

这篇文章虽未署名，腓特烈还是看穿了伏尔泰狡诈的手腕。他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写了一篇答复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伏尔泰的《答复》被描写成“怀恶意、怯懦、声名狼藉”，而其作者更被标上“无耻的骗子”“丑恶的土匪”“愚昧的中伤的捏造者”等恶名。这篇文字也不署名，标题页上却画有普鲁士兵器与鹰、权杖和皇冠。

伏尔泰因而被激怒。他从来受不了让敌人攻击自己到无语的地步，也许他已决心要与国王决裂。他写给德尼斯夫人的信（1752年10月18日）中说：“我虽然没有权杖，但我有笔杆。”他逮住了一个大好机会，原来莫佩尔蒂不久之前（1752年在德累斯顿）才刊印了一系列的“信札”，在信中提议向地底下挖掘地洞，可能的话最好挖向地球中心，以便研究地层构造；把埃及的金字塔之一炸毁，以发现金字塔的目的与结构；建立一个只许说拉丁文的城市，让学生们到那里住上一两年，用他们学习本国语言的方式来学拉丁文；医生只有在治愈病患后才收费；够量的鸦片烟可使人预见未来；适当地照料身体可使我们延年益寿。伏尔泰抓住这些“信札”的漏洞有如老鹰抓小鸡，仔细地略过其中说得对的部分及幽默的痕迹，而把其余的部分欢欣地把玩于他机智的双角上。因此，他在1752年11月写成了著名的《医师和教皇的宗教裁判官——阿卡其亚博士的议论》（Diatribe of Dr.Akakia，Physician and Ordinary to the Pope）。

“diatribe”（恶骂、诽谤）这个字在当时的意思是议论，“akakia”则是“单纯而不狡猾”的希腊文。这位所谓的医生一开头就以显然无邪的口吻怀疑像柏林学术院院长这么伟大的人竟然会写出这么荒谬的书。总归一句话：“这个年头最流行的，莫过于由年幼无知的作家来以知名之士的名字刊出配不上那些大作家水准的作品。”这些“信札”一定就是此类赝品，饱学的院长绝不可能写出这种没意义的东西。阿卡其亚博士更坚决反对病患只在病愈后才付钱给医生——这项建议一定在伏尔泰绞痛的心里激起了怜悯之情：“难道当事人在败诉之后就可以剥夺律师拿诉讼手续费的权利吗？医生答应协助，但没答应过一定治愈。他尽一切本事来医治，也就依据这项标准来收费。”要是说学术院的院士每犯一个错就从其年薪中扣除几许杜卡特，而在一年内每说一句荒谬的话，也一样扣除些许杜卡特，院士们的感受将是如何？这位医师进而详述伏尔泰指出的莫佩尔蒂的作品中他认为的错误或谬误之处。

那篇文章并不是像一般人印象中充满机智的讽刺性文章，一部分重复了又重复，而一些指责更是毫不留情地在鸡蛋里挑骨头。不过，伏尔泰对自己这一手极为得意，使他抵挡不住眼见该文印成之后的快感。他把该文的一份手稿送交海牙某印刷商。同时，他把另一份手稿呈递国王。腓特烈私底下同意莫佩尔蒂有时自负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他虽然喜欢这篇笑骂文章（至少有人这么说过），却禁止伏尔泰将之出版。显而易见，这件事涉及柏林学术院的尊严和权威。伏尔泰允许他保有那份手稿，那篇讽刺性文章却在荷兰出版。不久，有3万份流传于巴黎、布鲁塞尔、海牙、柏林等地。其中有一份传到腓特烈手中。他以极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愤怒，使伏尔泰逃往都城一个朋友的住处。1752年12月24日，他从窗口往外看去，看见国家执行官公开烧毁他那篇“议论”。1753年1月1日，他把红衣大臣的金钥，还有荣誉十字勋章，一并交还腓特烈。

这次他真的病了。丹毒烧去他的眉，赤痢折磨他的肠，伤寒侵蚀着他。2月2日开始，他整整两周卧病在床，一位探病者说他已经“完全像骷髅”。腓特烈动了怜悯之心，派遣自己的私人医生去为这位诗人看病。病况有起色后，伏尔泰写信给腓特烈，请国王允许他到普隆比耶尔，听说那里的水可能治愈他的丹毒。腓特烈命令秘书回信（3月16日）说：“他随时可以辞职不干，无须以普隆比耶尔的水为托词；不过在临行之前一定得好心地把……我委托他的那本诗集……掷还给我。”18日，国王邀请伏尔泰再度搬进无忧宫的老房子。伏尔泰搬来住了8天，显然和国王言和，却没把诗交出。3月26日，他向腓特烈辞行，两个人都假装这次分离只是临时性的。国王说：“保重贵体最要紧，别忘了我期待着你拿到仙水后能再聚会……一路顺风！”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虽然就此告一段落，但荒诞的仇视和敌对继续存在。伏尔泰带着秘书和行李，坐着自己的马车前往萨克森莱比锡这个安全的地方。他在那里以体弱为由耽搁了3个礼拜，一面增加《议论》一文的内容。4月6日他接到莫佩尔蒂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

公报登载你在莱比锡耽误了行程，因为你病了；私人的消息则向我保证，说你之所以在那里停留，目的是出版一些新的中伤文字……我素未与你为敌，未曾写过诽谤你的文章、发表过中伤你的言论。我一直以为，对你已在国外散布的那些鲁莽的文字做答辩实在不值得……不过，要是你的用意真是想再度攻击我，而且攻击我的人格……我只有郑重向你宣布……老夫身体壮得很，走到天涯海角都追得上你，还要好好向你报仇。

伏尔泰还是把润饰过后的《议论》和莫佩尔蒂的信一并出版。这份如今已增为50页厚的小册子成为德、法两地各国王宫茶余饭后的话题。威廉明妮从拜罗伊特写信给腓特烈（1753年4月24日），承认她在阅读这份小册时，自始至终都无法忍住不笑。莫佩尔蒂没有实践自己的恐吓，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因仇恨与悲愤未雪而死。他比“阿卡其亚博士”还多活了6年，1759年因肺结核死于巴塞尔城。

4月19日，伏尔泰又搬往哥达。他在该城投宿一家大众旅馆，萨克斯—哥达公爵及夫人立即赶来说服他到他们王宫去住。由于这个小王宫喜爱文化，以公爵夫人的名义召集了许多显达与文人，伏尔泰朗读他的作品给他们听，连喧闹作乐的《女仆》也念给他们听。然后再前往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报应”在那里赶上了他。

腓特烈眼看着伏尔泰继续和莫佩尔蒂斗，担心这个不负责任的人会不会把自己所作的那些诗公之于世，因为这些秘密出版的书中有一本仍在伏尔泰手上——那些诗有的很猥亵，有的是讥讽基督教的，有的是对当时的君王的叙述，调侃多于尊敬，因此很可能会惹火一些有权势的人。他对住在法兰克福的普鲁士人弗赖塔格下令拘留伏尔泰，直到这个小丑把他们友谊的蜜月期间国王送给他的诗和许多装饰物交还。虽然法兰克福是一个“自由市”，仰仗腓特烈的地方还是很多，因此该市不敢干预这些命令。而从伏尔泰的角度来说，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臣子正在向国王请事假期间。弗赖塔格6月1日到伏尔泰前一晚抵达的金狮旅店，很有礼貌地把勋章和诗集要回。伏尔泰允许他检查行李，并把装饰品带回去，至于国王写的那些诗，他说可能放在一个已经运往汉堡的箱子里。弗赖塔格下令监视他，直到那只箱子从汉堡运回来。6月9日，这位盛怒的哲学家看到德尼斯夫人的抵达而安慰不少。她见他憔悴的模样，为之一惊。“我早知道那个人（腓特烈）会把你整死！”6月18日，那只箱子运回来了，那本诗集找到后也交了出去。但就在同一天，波茨坦又来了一个新的指令，命令弗赖塔格在没有进一步的命令到来之前先维持“现状”。伏尔泰的耐心几乎已达极限，企图逃走。6月20日，他把行李留在德尼斯夫人那里，带着秘书偷偷地逃离法兰克福。

在他们还没抵达该市辖区边界之前，弗赖塔格便追上，把他们带回市区，以囚犯的身份把他们囚在山羊旅店，因为弗赖塔格称“金狮的老板不愿伏尔泰再踏足他的店，因为他吝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至此，伏尔泰的钱悉数被看管他的人夺去，还有他的手表及身上佩戴的珠宝和鼻烟盒——由于他哀求说鼻烟盒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马上退还给他。6月21日，腓特烈下令释放伏尔泰的信送到，不过弗赖塔格认为向国王报告说伏尔泰曾企图逃走之事乃职责所在，他是否应该获释？7月5日，腓特烈回信说还是照样释放。被拘禁35天之后，伏尔泰总算获释。7月7日，他离开法兰克福前往美因茨。德尼斯夫人折返巴黎，希望能为伏尔泰踏上法国国土的许可之事奔波。

他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开，事到如今，不管他走到何处，总是受到欢迎与赞美，因为除了威廉明妮外已经没有人欢迎腓特烈，伏尔泰虽然有那么多恶行，依旧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美因茨住了3周后又带着和王子一样多的随从动身前往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两地（8月15日—10月2日），他在那里想象自己已经踏上法国国土而欢欣。然后他前往科尔马（10月2日）。威廉明妮在前往蒙特利埃途中路过科尔马城，前往访问他，而且“慷慨地”安慰他。他的体力已恢复了许多，而且还给来信抱怨自己大腿越来越胖的德尼斯夫人回了许多大胆的信：

“亲爱的”，我可爱的孩儿，你的双腿和我的双腿会怎么说呢？要是四条腿能并在一起，那就好多了……你的腿不是长来吃苦的。这两条即将被亲吻的可爱大腿如今却被含羞地对待。

他以较谦卑的语气写信给蓬巴杜夫人，求她说服路易十五，准许他回巴黎。不幸的是，海牙一个盗印书籍的出版商此时出版了一本被篡改过的《通史录》，就是伏尔泰那本未完成的《通史》的删减本，书中有一些对基督教极为尖刻的非难。该书在巴黎很畅销。路易十五对蓬巴杜夫人说：“我不希望伏尔泰到巴黎来。”科尔马市耶稣会的人士要求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试过以在耶稣复活节那天吃圣餐的方式来平息教会人士的愤怒，唯一的结果是：他的朋友和耶稣会的人士联合起来，称他是伪君子。孟德斯鸠评论说：“你们留意看伏尔泰吧！他不晓得把头摆在何处。”然后又补上一句说：“好人要比美貌的人有价值得多。”

这位无家可归的哲学家绝望地想离开欧洲到费城定居，他很羡慕宾夕法尼亚州的精神和富兰克林的成就。当时富兰克林刚刚完成把闪电和电连在一起的工作。“要是海洋不使我头晕到支持不了的地步，我愿意到宾夕法尼亚州教友派信徒群中度我余年。”1754年6月8日，他离开科尔马城，在洛林郡的本笃修道院找到庇护所。博学的唐·奥古斯丁·卡尔梅特担任该修道院的院长。该院图书馆藏书1.2万册。伏尔泰在院中与修士共同生活了3周，找到安宁。7月2日，他又迁往普隆比耶尔，总算喝到了当地的水。德尼斯夫人在那里陪着他，其后一直是他的情妇。他又开始流浪，回到科尔马，发现住得不舒服，又往前行，在第戎住了一夜，再到里昂住了一个月（11月11日—12月10日）。他在老友、债务人黎塞留公爵家里做客一周。然后，也许是怕连累到他，又搬进皇宫旅社住。他到里昂学术院讲课，得到一切殊荣。他有些剧本在当地戏院中上演，他的精神也因掌声为之一振。他本想在里昂定居，无奈唐森大主教反对，伏尔泰只有离去。他知道只要他留在法国，迟早会被逮捕。

1754年底，也许是1755年初，他越过朱拉山脉，进入瑞士国境。

第八章　瑞士与伏尔泰（1715—1758）

喜庐

伏尔泰总算在日内瓦城门外、仍是该城管辖区内的里昂路上找到一处可以安全、平静地躺下休息的地方。这个宽敞的别墅名叫“圣贞”，有梯形的庭园往下通到罗讷河。由于该国法律禁止将土地售给瑞士新教徒以外的人，他准备了所需的8.7万法郎（1755年2月），经拉巴特·格朗古和让·特罗岑两个经纪人，买下这笔地产。他抱着一股久居都市的人的热情，买了小鸡和一头牛，耕了一块菜圃，还种了一些树。他花了60年的时光才体会到“自己的田园自己开垦”的道理。他认为，他总算可以把腓特烈、路易十五、巴黎议会、大主教，还有耶稣会的事抛诸脑后，可惜他的疝痛和头痛依旧存在。他很喜欢这个新居，把它命名为“喜庐”。喜庐时至今日仍在（1965年），虽然占地已小了许多，由日内瓦市加以维护，作为伏尔泰纪念馆。他写信给塞奥特时说：“我幸福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这种聪明的投资赚了一大笔钱，他也就尽情享受。他养了6匹马，有4辆四轮马车、一位马车夫、两名跟班、一名侍从、一个法国厨师、一名秘书，还有一只猴子——他喜欢拿它来和“人”这种动物比较。统理这个地产的人是德尼斯夫人，埃皮奈夫人于1757年造访喜庐时描写这位夫人，说她是：

矮胖的妇人，身体圆圆像个球，约50岁光景……丑而善良，并无恶意地不诚实。她没有智慧，却似乎有点聪明；她……也写诗，争辩时有时有理，有时无理……不会过分矫揉造作，最重要的是她不开罪别人……她崇拜她舅舅，既把他当舅舅，又把他当爱人。伏尔泰爱她，嘲笑她，又崇敬她。总而言之，这个房子可以说是各种矛盾对立的庇护所，有着旁观的人觉得好玩的景象。

另一个造访者——名气逐渐加大的诗人马蒙泰尔则描述这位庄园主：“我们抵达时他躺在床上。他伸出双手，抱抱我，喜极而泣……他说：‘你总算在我临死的时候来到，过来使我恢复生气，或是接受我最后一次的叹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一定起来陪你吃饭。’”

喜庐有一点美中不足之处——冬天太冷。骨瘦如柴的伏尔泰需要温暖。他在洛桑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隐居之处——蒙里翁——它的位置刚好避开了北风的吹袭。他把它买了下来，1755年至1757年冬天总到那里住几个月。1757年6月，他在洛桑城大橡路买了一栋在意大利称得上是王宫的房子，有15扇窗子可以俯瞰湖水。如今（1965年）已成艺廊，其中有伏尔泰少许较不重要的遗物。在那里他不会受到教会人士的抗议，他演出话剧，通常演他自己的作品。他写道：“宁静是一件极美的事，然而怠倦……也是出自宁静之家。为了驱逐这两者之间丑恶的关系，于是我开了一家戏院。”

他在日内瓦和洛桑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因而与瑞士结缘。

境内诸郡

塞缪尔·约翰逊于1742年问道：“在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社区、宗教各异的团体组成的整体，虽然人民十分好战，若要举兵，本极容易，但这个团体因何而能相安无事？到底用的是什么锦囊妙计？彼此利益又是如何协调的？”

这个由三种民族、四种语言、两种宗教构成的神妙的组合体，1515年以来即与外界相安无事。盗贼讲义气，也不去袭击它，因为它土地太小（最长处南北仅227英里，最宽处东西仅137英里），自然资源贫乏，地势多山，而且民风彪悍到令人生畏的地步。瑞士的军队之优仍冠于全欧，可惜维持费用极为高昂，只有将军队高价租予不同的政府，1748年共有6万名这种雇佣兵为外国服务。在某些国家，这种军人成为该国军事设施的常驻兵。这些军人成为教皇和法国诸王最钟爱、最信得过的侍卫，全世界都知道1792年8月10日瑞士侍卫军为了保护路易十六而英勇战死至最后一卒的事迹。

1715年，13个州组成瑞士邦联：其中，阿彭策尔、巴塞尔、格拉鲁斯、沙夫豪森、苏黎世等州以新教徒德国人为主；琉森、施维茨、索洛图恩、翁特瓦尔登、乌里、佐格等州则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伯恩则既有德国人又有法国人，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弗里堡多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该邦联于1803年允许阿尔高、圣加伦和图尔高、蒂西诺和沃德入盟。1815年，又有3个新州加入：日内瓦、瓦莱，还有一个法国人称之为格里松而德国人称为格劳宾登的地区。

瑞士虽然也是共和国，但其民主方式与目前流行的说法不同。每个州成年男子的一小部分——通常是世家——选举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普及议会”）和一个由24人至64人组成的“小议会”。“小议会”再任命一个更小的“秘密会”和一个担任主要执行官员的市长。权力并不区分，“小议会”兼充最高法院。乡间诸州将选举权限于土生的家庭，其他居民，不论移居多久，一律视为被奴役的阶级加以统治。这种寡头政治在瑞士极为普遍。琉森将任职为官的候选资格限制在29家，只有其中有一家消失时才可以另选一家加入行列。伯恩州虽有243个家庭有权被选任为官，但有68个家庭依例任官。1789年，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辛（Nikolai Karamzin）记述说苏黎世的公民“对本人荣衔自负的程度有如国王以王冠为傲”，因为“150多年来没有一个外邦人士得过该州的公民权”。

州政府似乎都倾向专制主义的家长政治。苏黎世议会颁布过命令规定三餐、饮酒、抽烟、驾车、婚礼、衣着、个人的打扮、蓄发、劳工工资、产品品质、日用品的价格等。而事实上，苏黎世州内12个公会的理事长自然而然地成为“小议会”的会员，因此这一州比较起来是极为合作的一州。18世纪末，歌德记载说苏黎世湖畔给人“一种最高、最优秀文化的迷人和理想的概念”。

在诸州中，伯恩州的是最大、最强的一州。它的领土占了瑞士的1/3，有最繁荣的经济，其政府更被公认为有远见、效率高的政府。孟德斯鸠把它拿来和共和时期黄金年代的罗马相比。英国教士、博学的历史学家威廉·科克斯（William Coxe）描写1779年9月16日他看到的该市的景象时说：

我踏进伯恩城时，被该城特有的整洁和美丽的市容震惊。几条主要道路长而宽敞，虽说道路不直，却弯得很顺眼。房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在拱廊之上以灰色的石头盖成。在街道的中央一条石制运河上流着最清澈的溪水，许多喷泉除了对居民有利外，更兼而美化了市容。阿尔河几乎环绕了整个城市，在比街道低很多的岩石河床上曲折而行……邻近的乡村开垦得很彻底，有山丘、草地、树林和水池……远方的地平线上更是一连串崎岖不平、山顶终年积雪不融的高山峻岭。

伯恩州贵族最大的错误是在处理沃德这件事上。这个人间仙境从日内瓦市郊区沿着日内瓦湖瑞士这一边一直延伸到洛桑（该州首府），而且一直朝北到纳沙泰尔湖滨为止。伏尔泰和吉本在这些可爱的湖畔及长满葡萄的山丘上享受着高度文明的生活，卢梭也在这里长大、受苦，并在沃韦附近的克拉雷斯安家。这个地区于1536年划归伯恩州治理，其公民丧失任官权，在异族遥远的统治下烦躁不已，经常起而反抗，可惜均未成功。

各州对别人的自治采取监视的嫉妒态度。每个州都自认为是最高统治者，可以自由宣战，自由与外邦缔盟，因此天主教诸州与法国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联盟。为了减少各州之间的纷争，每州派遣代表前往在苏黎世召开的瑞士国会。然而这个邦联会议的权力极为有限，它无法把该会的决议强制加诸不愿接受之州。该会的决定若想有效，必须全体同意方可。自由贸易虽在原则上被接受，又被各州之间税则冲突抵消。没有通用货币，州际的道路也没有共同管理。

虽然有自然障碍和立法上的限制，经济活动却极兴盛。农奴制度除了靠近德国或奥地利边界少数区域之外已告绝迹，几乎所有农人都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在“森林区各州”（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琉森等州）的农人因为地理因素的关系贫穷；苏黎世周围的农人则很富庶；伯恩州有许多农人因细心、坚持畜牧而聚积了大笔财富。漫长的严冬和运输的困难迫使瑞士把农业和工业加以合并，纺纱或制造手表的同时也耕作园圃或种植葡萄。弗里堡早以其格吕耶尔乳酪而闻名，苏黎世以其花边，圣加伦州以其棉花，日内瓦以其钟表，纳沙泰尔也以其花边，而全瑞士更以其酒驰名于世。瑞士的财政更是当时全欧羡慕的，瑞士商人更是到处活跃。巴塞尔推展与法国和德国的贸易，苏黎世则致力同德、奥贸易，巴塞尔、日内瓦、洛桑等地都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竞争印刷中心的地位。在哈勒和卢梭欣赏并夸赞瑞士诸湖撩人的美景和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壮观后，旅游业对邦联经济上的贡献越来越大。

瑞士的道德标准可能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欧陆各国都要高，该半岛和瑞士类似的天然条件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农人家庭可说是勤奋、节制、团结和节俭的典型。城市中也有少数政治腐败及贩卖官位的事情发生，但即使在这些地方，气候不佳及山区地形的限制、新教徒的伦理，造成道德方面的稳定。瑞士人不论贫富，衣着都很朴素。瑞士境内禁奢令规定依旧很严，而且执行得彻底。

宗教半是组成政府，半是带来纷争。百姓被强制规矩地到礼拜堂做礼拜，由于城镇太小，匪徒无法在群众中躲藏。礼拜天几乎是表现无休止的虔诚的一天，据说苏黎世诸旅店在礼拜天唱赞美诗时随着歌声的扬抑而颤动。但敌对的各教——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则示范了最恶劣的行为典型，因为这些教派解放了恨意而锁住了心。有些天主教掌政的州严禁举行天主教以外的礼拜仪式，新教徒的州则禁止新教之外的礼拜仪式。法律禁止脱离该州的教会另行组织独立教派。1747年，琉森州的雅各布·施米德林就因企图组成一个脱离教会独立的虔信派运动，受酷刑之后而死。新教诸州要求候选担任政治、教会或教育方面职位的人必须发誓是正统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教会和州政府检查得很严格。在“森林区各州”，农人的贫穷、暴风雨、山崩、雪崩、植物病虫害、水灾和周遭山陵的险峻合在一起，产生了对在怒目而视的山巅和旋风里的恶魔的恐惧之心。受到侵袭的乡下人为了吓唬那些超自然的敌人，请求教士们给予伏魔的咒语，并以庆典仪式来祈福保障其羊群。烧死从事巫术者的处罚，日内瓦早于1652年废止，伯恩于1680年、苏黎世于1701年、天主教各州于1752年也先后废止。

这种无知的情况因州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而获得启蒙。巴塞尔大学因宗教狂热而式微，该校几乎一点也不欣赏约翰·雅各布和丹尼尔·贝努里等人的成就，更使尤勒逃往较亲善的学堂。即使如此，瑞士产生了足以与其人口成比例的学者、诗人和科学家。我们前面已提过苏黎世的博学之士约翰·博德默尔和约翰·布廷格赖，他们两人因为反驳戈特舍德对布瓦洛和古典公式的偶像崇拜而对德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颂扬英国诗优于法国诗，把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介绍给德国读者；他们使古歌（1751年）和吟游诗人重新出现。他们两人的教条传给莱辛、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和年轻的歌德，打开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及对“中古时期”兴趣的再现。一个名叫萨洛蒙·格斯内（Salomon Gessner）的苏黎世诗人刊印了《牧歌》（Idyllen，1756年）——这些田园诗描写的田园极美，使欧洲各国争相抢译，威兰德和歌德等诗人更是登门造访。

除了卢梭，18世纪最值得怀念的瑞士人是伯恩州的哈勒，他是当时当地最伟大的诗人和科学家。他先后在伯恩、图宾根、莱顿、伦敦、巴黎、巴塞尔等地学习法律、医药、生理学、植物学和数学。回到伯恩后，他发现了阿尔卑斯山，发觉其美丽、壮观及线条美，而谱之入诗。他21岁时（1729年）刊印了一卷抒情诗，名叫《渴望阿尔卑斯》（Die Alpen）。热心的科克斯认为该书“有如该诗歌描述的山一样崇高与不朽”。这本书在各方面可能都领先于卢梭。该书邀请全世界的人来景仰阿尔卑斯山，使自己的灵性获得提高，也可见证上帝的存在；谴责都市是奢侈和无宗教的深渊，必然导致肉体与道德的腐败；同时赞扬农夫与居住山间的人，因为他们身体健硕、信仰笃诚、淳朴善良；更呼吁男女老少离开城市，到宽阔的野外过更淳朴、更清醒、更健康的生活。

然而，哈勒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为全欧所熟识的。英王乔治二世于1736年授予他哥廷根大学植物学、医学和测量学的教授资格。他在该校执教17年，由于名气甚大，牛津大学和哈勒大学都邀请他前往执教，腓特烈大帝更希望他继莫佩尔蒂之后担任柏林学术院的院长，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设法劝他前往圣彼得堡，而哥廷根则想请他担任大学校长。他却退隐伯恩，担任保健官、经济学家、州长，并极力筹编该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著之一《基本人类心理学》，这本书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

在研究科学的这几年中，他依旧维持着宗教方面虔诚的正统和严格的道德标准。审美观点和哈勒匹敌的卡萨诺瓦于1760年分别拜访过哈勒和伏尔泰。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卡萨诺瓦的记载：

哈勒个子高大，有6英尺高，体型宽大——在身体和智力方面都是一个巨人。他很亲切地接待我，而且毫无保留地、既精简又谦虚地答复我所有的问题……我告诉他，我还想见见伏尔泰先生时，他说我这么做很对，又一点也没有醋意地说：“伏尔泰先生是一个值得认识的朋友，虽然，跟物理学的原理刚好相反，有许多人知道他这个人远看时更伟大。”

数日后，卡萨诺瓦在喜庐见了伏尔泰——

“伏尔泰先生，”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我在您门下前后达20年，能得拜见师父真是欢喜。”

然后他问我从何处来。

“从罗歇城来。没有见过哈勒之前真不想离开瑞士……我把您留在最后造访，当作‘最佳的回忆’。”

“你对哈勒满意吗？”

“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三天就是和他在一起。”

“恭喜你。”

“我很高兴您能公平对待他。我又为他未能公平待您而感到遗憾。”

“哈！也许我们两个都搞错了。”

1775年，哈勒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书是他印行的《有关最近几次抵制“启示录”……的自由思想的尝试的信》。该书是他为抵消伏尔泰的那本《百科全书质疑》的努力之作。他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这位恐怖的异教徒，邀请他（已81岁）重新捕捉“天才一接近，马上飞走的宁静”，“然后，全欧最有名的人才会兼而身为最快乐的人”。哈勒自己从未宁静过。他生病时焦躁不安，因为他对疼痛极为敏感。“他老年抽上鸦片，鸦片虽然可暂时止痛，只增加了他天性的不耐烦。”他很害怕地狱，时常责难自己施予“骗局和其他滑稽太多”。他总算于1777年12月12日获得安息。

日内瓦

日内瓦在18世纪并非邦联的一州，而是一个分离的共和国——市区和邻近僻远之处——说法语，信加尔文教派。达朗贝尔在其所著《百科全书》中，在“日内瓦”一条中很羡慕地把他1756年所见的日内瓦描述为：

说来真难得，一个居民不到2.4万人、领土区域不到30个村庄的城市居然能够独立，而且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社区之一。因自由与商业带来财富，各地烽火四起，该市却不受波及。震荡欧洲的几次危机对于它来说只是一个奇观，该城只是隔岸观火，却不参与其事。在自由和贸易方面与法国相连，在商业和宗教方面与英国相关，日内瓦很公正地评论这些强国之间的战争，而该城极为聪明，谁也不偏袒。它评估全欧各政权时，既不奉承阿谀哪一个，也不伤害或惧怕哪一个。

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迁居给日内瓦带来繁荣。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和技艺带过来，使该市成为全世界钟表业的中心，埃皮奈夫人估计从事珠宝业者约有6000家。瑞士银行家的机智和创意极为著名，雅克·内克尔和阿尔贝特·加拉丁这两位日内瓦人后来分别成为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和杰斐逊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日内瓦政府也为特权阶级把持。只有父母和祖父母两代都是日内瓦市民，而且本人也出生于日内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遴选。在这个贵族阶级之下的是中产阶级——有从事制造业者、商人、零售商、公会头目及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为数不及1500人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人士，每年都在圣皮埃尔大教堂集会，推选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和25人组成的“小议会”。这些议会选举4位地方行政长官，每人任期一年，担任该州行政首长的职务。第三个阶级的“居民”——父母是外国人的居民——没有选举权，而第四个阶级“纳替夫”（natifs）——则是非土生的日内瓦人在该市生下来的小孩。占人口3/4的纳替夫除了纳税外，没有任何公民权。他们不准经商或就业，也不许在军中任职或担任公会理事。这个小共和国的政治史就这样随着中产阶级想参政、下层阶级争取投票权的争斗运转。1737年，中产阶级举兵反抗贵族阶级，并迫其接受新宪章：投票者均有被选入“大议会”的候选资格；“大议会”对战和、缔盟、课税有最后决定权；立法权仍属“小议会”所有。纳替夫虽然仍无选举权，却已获许从事某些职业。政府依旧是寡头政治，但办事效率提高了，贪污的陋习相对较少。

影响力之大仅次于贵族阶级的，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法庭。它掌理教育、道德与婚姻，而且不允许教外人士干预其权利。虽然不设大主教，而且也没有僧侣，哲学家达朗贝尔仍赞许日内瓦教会的道德，并把该市描写成庄重、节制的岛屿，并把它拿来和法国上层阶级道德的败坏做对照。埃皮奈夫人在经几次通信后赞赏“自由的民族、奢侈的敌人……的严格礼仪”。然而，根据教会的说法，日内瓦的年轻人是沉溺于有歌舞助兴的餐馆中的恶魔，而家庭祷告已被省略。人们在教堂里交谈自若，使有些因享乐过度而对人生感到乏味的信徒也在后座猛抽烟斗，好让讲道快点结束。宣道师总抱怨说他们只能在精神方面处罚信徒，而他们的布道越来越被忽视。

伏尔泰发现日内瓦教会人士中有些在神学理论方面较为进步时，内心极为喜悦。他们到喜庐享受主人热切的招待，同时私底下承认自己很少保留加尔文严厉的教义。其中有一个名叫雅克·维尔内的，在其著作《基督教简介》（1754年）中透露，对成年人讲道时应以理智为根据，但“对一般人来讲……以通俗的方式来说明这些真理会更有用，如用一些合适的例子来……加深大众心中的印象”。伏尔泰写给西德·埃维勒（Cid Eville，1756年4月12日）的信中说：“日内瓦已不复是加尔文在世时的日内瓦——相去甚远，如今该市已经是哲学家满街跑的都市。洛克主张的‘合理性的基督教’几乎是全部牧师的宗教；而附属在道德系统之下的那种对‘至高的圣灵’的崇拜则是几乎所有官员信奉的宗教。”在《论道德》（1756年）一书中，在排斥加尔文处死塞尔维图斯扮演的角色后，伏尔泰又说：“看来今日似乎对塞尔维图斯的骨灰有一种‘歉意’，新教各教堂那些饱学的宣道士……已爱上了他（唯一神教派）的观点。”达朗贝尔在造访日内瓦和喜庐（1756年）后，一面跟某些教士谈话，一方面又和伏尔泰对照注释，为那本《百科全书》的第7卷（1757年）写了一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他在文中对日内瓦教会的自由主义颇表赞许：

他们之中有好多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的领袖加尔文却很热心地拥护这种说法，因此把塞尔维图斯烧死……地狱——我们信仰中的要点之一——对于今日日内瓦的许多牧师而言已不再如此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把这个充满了善良与公正的上帝想象成会拿永恒的痛苦来折磨我们、来处罚我们的过失，那么这是对“圣神”的一大侮辱……他们相信来生会有报应，不过有时间性，因此，造成新教和罗马公教之间分离的主因之一——炼狱的说法——是时至今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承认死后唯一的处罚。这又使人的相互矛盾史中增加了另一章。

一言蔽之，许多日内瓦的宣道士除了苏西尼派的说法外一点也没有别的宗教，排斥一切所谓“神秘学”的一切，同时想象说真正宗教的首要原则是不找那些有违理性的事物来信……宗教真已被降格为对唯一的上帝的崇拜，至少在平民阶级以外的人士心中是如此。

日内瓦教会宣读这篇文章时，他们一致警觉——保守分子为加尔文派讲道坛上居然出现如此的异端而震惊，自由派人士则因自己私底下的异教说法居然被拿来公开而讶异。“宣道士协会”调查嫌疑分子，他们很热烈地驳复达朗贝尔的说法，又发布了一个正式确认加尔文教派为正统的声明。

加尔文本人是达朗贝尔赞许的那种不适宜的开明的部分原因，因为他先前创设的那所学院已成为全欧最佳的教育机构之一。该校虽也传授加尔文学说，却不过火。该校设有极佳的古典文学课程，也为日内瓦的各级学校培植了许多优秀的教员——经费全由政府负担。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拥有藏书2.5万册。达朗贝尔觉得“人民的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科克斯听见商人很有见解地谈论文学和政治时颇感讶异。18世纪的日内瓦在科学方面也有贡献：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有查理·伯内特（Charles Bonnet），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有贺拉斯·索绪尔（Horace de Saussure）。在艺术方面则真正把让·利奥塔尔献给全世界，他在日内瓦和巴黎两地学成之后前往罗马，为克莱门特十二世和许多红衣主教绘肖像，然后前往君士坦丁堡工作5年，再到维也纳、巴黎、英国和荷兰，以画像、色粉画、瓷釉画及玻璃上的雕刻和绘画来维生。老年时他画了一幅极为忠实的自画像，看上去比伏尔泰更像猴子。

日内瓦在文学方面表现平平。刊物严厉的审查制度使文学的创意和冲劲受到窒息。戏剧被认为是风波的温床而被排挤。伏尔泰于1755年首次把那出名叫《扎伊尔》的剧本演出时——在喜庐的起居间演出——教会就在喃喃嘟哝，却又容忍了这次“罪恶”，认为这是贵宾个人的缺点。然而，伏尔泰在日内瓦年轻人中组成一个演艺人员的公司时，“宗教法庭”（1755年7月31日）呼吁“大议会”强制执行“1732年和1739年有关严禁公、私剧本演出的条款”，并命令各本堂牧师禁止教区内的居民“在所谓‘伏尔泰’家的悲剧中演出”。伏尔泰虽声称深感内疚，却在其冬天的居处洛桑演出戏剧。也许由于他的建议，达朗贝尔才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有关日内瓦的文章中加入请求撤销禁令的文字：

并非日内瓦人自己反对戏剧（的观赏），而是因为（听说）日内瓦惧怕剧团使年轻人产生对华丽的衣着、放荡、佚乐喜爱的兴趣。不过，严格的法律若执行得彻底，难道这些缺点真补救不了吗？……文学的进步不会导致不道德的增加，日内瓦也可能把斯巴达的智慧和雅典的文化结合起来。

宗教法庭对这项请求置之不理，不过卢梭在一篇著名的《为观剧一事致达朗贝尔函》中做了答复。伏尔泰在买下费内的领地后，钻了这项禁令的漏洞，在靠近日内瓦边界不远却是法国土地上的夏特莱纳盖了一家戏院。他在那里写剧本，请巴黎的头号红演员亨利·列肯来演出开幕第一天的戏。日内瓦的各本堂牧师虽禁止前往观赏，但由于演出颇受欢迎，每当有列肯出场的当天，剧院正厅后面在节目开始前好几个小时早已座无虚席。这位沙场老将终于获得胜利，1776年“大议会”总算结束了禁止演戏的规定。

新史

一个观赏列肯在伏尔泰所著《塞米拉米斯》一剧中演出的观众，描述作者的模样：

伏尔泰本人在此次演出中不是最不重要的，他坐在头号包厢的对面，全场观众都看得见他，像一个入迷的观众那样鼓掌，有时敲拐杖，有时大叫——“无法再好了！……噢！感谢上帝，表演得太好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列肯离开舞台时……他跟着列肯跑……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得出更滑稽的场面，因为伏尔泰很像闹剧中的老头子——袜子卷至膝盖以上，穿着“美好的往日”流行的服装，除非有拐杖支撑，否则站不住脚。老态龙钟的标志都显现在他脸上，面颊深陷起皱，鼻子拉长，双眼几乎消失不见。

在戏剧、政治、接见访客和垦殖庭园之外，他还抽空写成并印行了在喜庐中完成的巨作，其中一部因谣传内容不道德而臭名远播，另一部则开创了史书写作的新纪元。

《女仆》自1730年以来一直视为一种文学娱乐而与他同在。他显然没有把它出版的念头，因为该书非但拿有英雄气概的“奥尔良贞女”开玩笑，而且讽刺了天主教堂的教义、罪恶、仪式和权贵。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流传的手稿上加上伏尔泰本人没有写上的猥亵和狂欢的描写。1755年，他正逐渐在日内瓦获得平静时，巴塞尔城出现了这首诗经窜改后的盗印本。这份刊物被教皇查禁，被巴黎议会烧毁，被日内瓦警察当局没收。一个巴黎出版商因为1757年重印该诗而被判刑。当然，伏尔泰否认该诗出自其手笔。他把几份比较正经的原诗分别送给黎塞留、蓬巴杜夫人及某些政府官员。1762年，他把这一份印行，这一次则未受到困扰。他在《论道德》中对圣女贞德设法做较公正、较不夸张的描述，以作为对她的赎罪。

他打算把这本论著当作自己的杰作，也在某种意义上当作以崇敬之心来写成纪念这位女士的文章。他已将夏特莱夫人对她认识的现代历史家所加的侮辱当作一项考验：

晓得瑞典的埃吉尔继承了哈奎因，知道奥托曼是奥托如尔之子，这对于我，一个住在自己田庄的法国女子，有何关系？我已欣喜地看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这些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一直无法看完我们现代国家中任何一国漫长的历史。除了混乱外，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大串毫无关联、毫无次序的小事，成千上万次什么也没解决的战争……我弃绝了只会弄晕头却一点也不启示我们的那种研究。

伏尔泰虽同意她的说法，不过他知道这只是“写成”的历史。他为当时的偏见对过去造成的各种变形、扭曲感到哀伤，在这层意义上“历史……只不过是我们对死者所玩的把戏而已”。“历史只不过是大家同意的寓言而已。”这句话显然是费内隆而不是伏尔泰说的。其一致性并不明显。不过，忽略历史又会无尽无休地重复其错误、大屠杀和罪行。通往宽大和容忍的看法——哲学——共有三条通道：第一种是通过经验来研究活着的人，第二种是通过科学来研究空间的事物，第三种是通过历史来研究历史中的事件。伏尔泰曾以研究牛顿的方式试过第二种方法，现在他尝试第三种方法。早于1738年，他定下一条新的定律：我们必须以哲学家的立场来写历史。因此，他向这位侯爵夫人建议：

要是在这一大堆粗糙、无定形的材料中挑选其中一部分来建造你自己居住的大厦，要是除却战事中的细节……一切沦为无用的卑鄙的协商……要是你又得保留那些形成礼仪的细节，又得从这些混沌局面中理出一幅寻常、明确而停当的图画，要是你在事件中要发现“人类心智的历史”，你信不信你已落后了很长一截？

他前后致力于这项计划达20年之久，满怀求知欲地阅读，翻阅参考资料，摘录笔记。1739年，他为夏特莱夫人勾出《史略》；1745年至1746年这篇文章的部分刊印于《法国信使报》（Le Mercure de France）上；1750年发行《十字军东征史》；1753年《史略》以两册在海牙刊印，1754年则成3册。最后，1756年在日内瓦，这本书的全文以《通史论》为书名，分7册出版，其中还包括《路易十四时代》和有关东方各国文明最初的几章。1762年，他又增加了《路易十五时代简史》。1769年的版本则确定以《关于礼仪和民族精神》为书名。其中“moeurs”一字不仅指礼仪和道德，还指风俗习惯、观念、信仰和法律在内。伏尔泰没有一直谈论这许多题目，他也没有记载学术、科学、哲学或艺术的历史。大致说来，他的这本书是对古代至他的那一代之间的历史勇敢的趋近。有关东方各国的部分只是粗枝大叶的序曲式的介绍而已，较详尽的记载则从波舒哀的那本《世界史》（1679年）结束的部分开始。伏尔泰写道：“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采取的步骤是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从“中古时期”到他所谓的“现代”的时间。

他虽然赞成波舒哀“宇宙历史”的构想，又反对这种历史是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历史的想法，及认为这种历史是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和基督教联系密切的国家的看法。他抨击大主教忽略了中国和印度。他也承认自己在历史中寻求一致的题目和程序所做的哲学方面的努力，却不同意历史可以解释为“天意的安排”，或认为每次大事的发生必有上帝介入的说法。他认为历史毋宁是人类由自然因素和人的努力造成的缓慢、蹒跚的进步，由无知进入有知识，从奇迹转为科学，由迷信升为理性。他在事件的旋涡中找不到天意的安排。

根据他这种由于探险家、布道团、商人和旅行者的报道促成的地理学的进步而造成的新的宇宙观，欧洲在历史的万花筒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伏尔泰对“巴比伦前后1900年来搜集到、后来由亚历山大传入希腊的天文学观察所得，印象深刻”，他的结论是：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定有一种传播极广、极度发展的文明存在，不幸这在波舒哀等人写的史书中往往只用三两句话轻轻带过。他更被中国古老、持续、优异的文明感动。这一方面，他认为“使中国人的地位高于任何其他民族之上……然而，现存国家中最古老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我们之前早已发明了我们未尝拥有过的艺术的国家，在我们所谓的世界历史中，时至今日，却总是被略而不提”。反基督教的战士当然乐于发现并呈现这些比基督教早得多的伟大文化，这些文化不知《圣经》为何物，却在基督降生前的好几百年产生了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圣哲。这种说法使易怒、向人借钱的反犹太人可以把犹太人降格为历史上微不足道的角色。

他也公平地对待基督徒。在他写的书中，并非所有的教皇都是坏人，僧侣也并非尽属寄生虫。对亚历山大三世等教皇他也曾有美言：“他废止采邑制度……恢复民权，责罚被加冠的主教的恶行”；他也羡慕尤利乌斯二世“十足的勇气”和“眼光的远大”。他也同情教会想建立一股道德力来监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及对国王的不公正所做的努力。他承认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的主教在那种分分合合的时代不失为最能干的治理者。此外，

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人民极为狼狈，能够找到修道院当作安全避难所可真是莫大的安慰……事实不容否认，修道院也表现出极大的美德，几乎没有一个修道院没有一些使人性增加荣耀的可敬人士。许多作家认为能在这些虔信的人的避难所中挖出玷污这种美德善行的混乱和破坏是一大乐事。

伏尔泰还是在反对法国的天主教堂这件事上和备战的《百科全书》编纂者站在一起，强调历史上基督教的缺点。他把罗马城迫害基督徒的数字减至最少，而且比吉本更早认识到这种迫害比各教会迫害异教徒的次数少得多，也没有谋杀的成分。在另一件事上他也先于吉本，即认为新宗教已削弱罗马的国力。他认为教士夺权的方式是对无知、轻信的人散布荒谬的教条，使用宗教仪式的那种催眠力来使心智变得迟钝，并强化这些幻觉。他还指控教皇拿一些现在已被公认是伪造的“君士坦丁的捐赠”等文件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增加自己的财富。他更宣布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信奉异教的阿尔比教派被集体屠杀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事件。

他认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古时期是朱利安和拉伯雷之间荒凉的间奏，但他也是率先承认欧洲思想得自阿拉伯的科学、医学与哲学甚多的人。他赞美路易九世，说他是理想的基督教君主，但看不出查理曼大帝有何伟大之处、经院哲学有何意义、哥特式的大教堂建筑有何宏伟之处，因为他认为这种建筑只是“粗俗和金银丝细工幻想式的结合体”。基于他那被束缚的心灵，我们自然无法寄望他会懂得基督教的教条和教士制度在形成特性和道德、保存社区的秩序与和平、促进艺术的发展、激发堂皇的音乐的制作灵感，及用庆典、节日、歌曲和希望等来美化穷人的人生等方面的贡献。他是一个好斗的人，然而人在没学会如何去恨之前是打不了胜仗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欣赏敌人的能力。

他记载的事实正确吗？通常是对的，他当然也犯过错误。阿贝·诺诺特（Abbé Nonnotte）印了两册《伏尔泰的谬误》，还加上自己的一些。罗伯逊本人是大历史学家，他颇为感动于伏尔泰在这么广泛的方面都多半精确。伏尔泰谈论的，是这么多世纪中在这么多国家发生的这么多事实，因此他不讳言只采信原始资料或同代的来源，至于二手的权威资料，他细心谨慎地衡量这个证据的分量后再引用。只要碰到与“常识”矛盾或不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的证言，他就开始调查。无疑，他今天如果还健在的话，可能会承认说某个时代被认为无可置信的事，到了下一代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他立下一条准则：“存疑是知识的基础。”因此，他比巴斯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更先否认李维前数章是传说的说法；他对罗慕路斯、雷穆斯和他们的“母亲女神”都置之一笑；他怀疑塔西佗描写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卡里古拉等人的罪恶时可能因为存着报复的心理而过度渲染；他也怀疑希罗多德和苏维托尼乌斯是谣言的散布者，而普卢塔克又太过喜欢轶事，使其记载未能完全采信。然而，他认为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等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他对僧侣的纪事历感到怀疑，却赞赏迪康热、“谨慎的”蒂耶蒙，还有“有深度的”马比庸。他拒绝沿袭古代想象式的演说习惯，也不接受现代对历史上“描写”的风气。他使个人臣服于意念与事件的一般潮流，他仅崇拜心智方面的英雄。

伏尔泰在《论道德》和其他作品中只暗示出他的历史哲学，却未明白列出。他写了一篇《历史哲学》，并将之置于1765年版的《论道德》之前。他嫌恶思想“系统”，也讨厌企图把宇宙硬挤入公式里；他知道“事实”是“一般化”的死对头；也许他还认为任何历史哲学应该跟在事件的叙述之后，并自事件的叙述中引申出来，而非走在其前面来决定事件。然而，有许多广泛的结论都从他的叙述中衍生。他说：文明比所谓亚当和《创世记》早了几千万年；人类的本性基本上不分年龄与国别，都是相同的，后来因不同的风俗而造成各异其趣的风格；气候、政府和宗教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决定因素，“风俗习惯的帝国远大于自然的帝国”；机会和突发事件（在自然律的一般原则下）在造成各种事件时占极重要的地位；历史与其说是由个人中的天才来写成，不如说是人群对本身环境的本能反应来得恰当；用这种方法，人类逐渐地造成文明，产生各个时代精神的那些礼仪、道德、经济、律法、科学和艺术。“我的终极目的总是在观察各个时代的精神，因为指挥世界上大事的，正是这些精神。”

总而言之，根据伏尔泰在其“揭要”所见，历史（一般方法写成的）都是辛酸的悲剧：

至此我已看遍了查理曼大帝以来世界经历过的革命大场面。这些战争有何用处？只造成了荒凉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命！每件大事总是一个大惨剧。历史并未记载和平宁静的时光，它只叙述劫掠和不幸……简言之，一切历史只不过是一长串无用的暴行的持续而已……一大堆罪恶、错误和不幸，其间偶尔也有少数美德和短暂的欢乐时光，如同我们在荒芜的沙漠中偶尔看到零落的小屋一般……由于老天在人心里深植着利益、骄傲及一切私情，难怪……我们所见，几乎就是罪恶和不幸绵延不尽。

这种描述充满了忧郁，仿佛是当初在柏林的那段烦躁的日子或在法兰克福失体面、受挫折的时光写成似的。如果伏尔泰在文学、科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历史多花点笔墨的话，笔调本可更明朗些。根据这种笔调，我们不禁怀疑为何伏尔泰肯下这么大精力来详尽地叙述。他可能会这么答复：为了把读者的良知和思想震醒，促使各国政府改换教育和立法模式，以求造就更佳的人选。我们虽然无法改变人类的本性，却可以拿更适宜的风俗习惯和更高明的法律来改善人类本性的运用。若说意念改变得了世界，那么，为什么更好的意念会无法造成更好的世界？因此，伏尔泰最后寄望理智的传播作为人类进步中有耐心的中介，来冲淡他悲观的论调。

《论道德》中的错误不久就被人指出。除了诺诺特外，拉谢尔（Larcher）、奎尼（Guénée）及其他的人都抨击该文中事实的错记，耶稣会的人更是毫不费力地揭发其扭曲事实的偏见。在这一方面，孟德斯鸠也赞成他们的看法，他说：“伏尔泰与不为自己所写的题目而写、反而为自己所属教派的荣耀而写作的那些僧侣一样，他也是为自己的修道院写作的。”伏尔泰针对那些批评做出回应，他之所以强调基督教的罪是因为旁人为那些罪辩护。他引用同一时期对阿尔比教派的讨伐、约翰·胡斯的行刑、连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都赞美的作者所说的话，这个世界当然需要一部判这些行为是违反人道与道德的罪行的史书。——也许伏尔泰虽然具有启示他人能力的史书正确写法的观念，他误解了历史学家的功能。他对每个事件、每个人都下断语，而且对之定罪，有如某“公共安全委员会”请求保障并促进学识革命一般。他下判断时，并非依据当事者所处混乱的时代及其有限的知识，而是根据当事者死后才出现的更深的知识水准。此书是在20年断断续续写成，而其间又有许多令他分心的事和忧患，因此该书既无叙述的连续性，又无形式的一致性，更未能把各部分合成连贯的整体。

然而，此书的优点不胜枚举。它涵盖的知识领域极广，也表现出其研究的不懈。该书轻快的文体，既有哲学增加其分量，又有幽默使它易读，使该书凌驾塔西佗与吉本之间大多数史书之上。此书因含有对自由、容忍、公正与理智的爱好而显得有人情味，缓和了其偏见。在此，经过这许多无生命、轻易采信的记事后，史料编纂再度成为一种艺术。在一代的时间之内另有3部历史著作把过去发生的事变成文学和哲学：休谟的《英国史》、罗伯逊的《查理五世王朝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3本书的精神和部分例证，都取材自伏尔泰的作品。米什莱感激地称这本《论道德》说：“这部‘历史’已完成了一切史料编纂，繁衍了我们这些史评和著书者。”我们在此，除了在伏尔泰开辟出来的途径上跟进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七年战争”使法国和腓特烈为敌时，伏尔泰对祖国潜伏的爱心再度激起，也许其间也混杂着昔日对法兰克福的怀念，加上新起的对日内瓦的不信任态度。在达朗贝尔的文章写出来，日内瓦的教会人士从教会对他发过誓的胆识退缩后，伏尔泰觉得在瑞士就跟在法国一样不安全。何日他才能重归故园？

仅只一次，幸运之神看上了他。舒瓦瑟尔公爵很欣赏这个逃亡者的作品，公爵于1758年调任外交部长。蓬巴杜夫人虽然体力衰竭，而其影响力正处最高峰，而且还原谅了伏尔泰笨拙的举动。国王在后宫闲荡，使法国政府对这个可怕的异教徒重入法境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758年10月，他离开瑞士国境3.5英里，成为费内的族长。他已64岁，离大去之期已不甚远，但他认为自己是在18世纪中最根本的冲突上抵抗着全欧洲最强的势力。

第三部　伏尔泰的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艺术家和作家讨论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

第一章　学者

知识的环境

知识的成长，受到了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之阻碍。这些障碍虽然较以往为弱，但仍远较工业文明中为强。在工业文明中，个体、团体及国家间的竞争使得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观念、方法与手段来达成旧有的目的。18世纪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变迁甚缓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通常传统的观念便足以满足各项生活所需。当常理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或事件发生时，一般人便将之推至所谓超自然的缘由，而不加深究。

当启蒙运动兴起之时，仍有上千的迷信残留着。出身名门的贵妇听到不吉利的占星术，会吓得战栗起来，或者相信如果一个贫妇点燃一根蜡烛，让它漂浮在一个杯子里，用来纵火焚烧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将可使一个被淹死的婴儿得以复活。孔蒂公爵夫人曾经允诺过勒鲁（Leroux）神父，若是能为她找到点金石，她将付出一套豪华的马车以为代价。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在与怀疑论的科学家达朗贝尔一起生活了几年后，相信日子有吉凶之别。算命卖卜之流靠着他们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所得到的信誉维持生计。蓬巴杜夫人、贝尼斯神父以及舒瓦瑟尔公爵都曾秘密地就教于从咖啡渣中察知未来的邦当（Bontemps）夫人。根据孟德斯鸠的说法，其时巴黎挤满了各种幻术家，以及贩卖各种权术与青春不老术的江湖骗子。塞特—热尔曼（Saint-Germain）伯爵说服路易十五，使他相信法国不景气的财政，可以借一秘术大量地制造钻石与黄金而得以复原。黎塞留公爵以法术向魔鬼撒旦求助。安哈尔特—德索（Anhalt-Dessau）的大王子，曾为普鲁士打过多次胜仗，虽然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假使他在打猎途中遇到了3个老妇人，他便会立刻掉头回府，因为这是个“不吉祥的时刻”。数以千计的人身披驱邪符与护身符来避邪，有上千种的巫术秘方被普遍地当作药方来用。宗教上的遗物可以治疗几乎所有的疾病，而耶稣与信徒们的遗物在各处均有发现。——在特里尔发现了耶稣的一片衣服，在都灵及拉昂发现了耶稣的外衣，在法国北部圣德尼斯城（Saint-Denis）的修道院中发现了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一颗钉子。在英国，斯图亚特王室皇储们的起源因一度被接受的观念而得以提高身价，即他们能借触摸而医治瘰疬腺病，而这种能力为汉诺威诸王所不具有，因为他们是“篡位者”，故不为神授王权所佑。大多数农民都认为自己确曾听到树林中的淘气鬼与小精灵的声音。相信有鬼这件事多半为一厢情愿之举，但是博学的圣本尼狄克特教团僧侣唐·奥古斯丁·卡尔梅特（Dom Augustin Calmet）曾经写了一本吸血鬼史——他认为吸血鬼是晚上自坟墓中溜出来吸吮活人血液的死尸。此书出版时得到了当时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赞同与核准。

所有迷信中最糟的一个——对巫术的信仰，在本世纪中除了一些局部的痕迹外，业已完全消失。1736年，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牧师们通过一项决议，重新肯定了他们对巫术的信仰；其后在1765年，最有名的一位英国法律学家布莱克斯通爵士在他的《注释》（Commentaries）中写道：“想要否定巫术与魔法的可能性，不，存在性，这简直与上帝所启示我们的话语相抵触……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真理，世界各国均有可自其本身得到的证据。”然而英国法律不管布莱克斯通爵士与《圣经》，于1736年确定了巫术为非法，应判以重刑。1718年以后的法国便不再有对巫术判决的记录，而苏格兰则在1722年以后；1782年在瑞士的一次判决，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后的一次记录。财富与市镇的增加、教育的普及、科学家们的实验、学者与哲学家们的呼吁，大大地减低了妖魔鬼怪在人类生命与思想上的角色，向当时盛行的迷信挑战的法官们拒绝审理任何与巫术有关的控诉。欧洲开始忘记，它曾经只为了一个迷信，而牺牲了10万男人、女人与女孩子的生命。

在这时候，教会与政府，天主教与基督教徒对于异议者的迫害是运用恐怖政策，使人民远离任何可能动摇其固有信仰与权力的思想。天主教会自称是由上帝的儿子所建立，所以是上帝真理的宝库，并且是唯一被授权来解释此真理的机构，也因此拥有镇压异端的权力。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在教会以外无人能免于永久的灭亡。难道基督没说过“凡信，且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致灭亡”吗？因此，于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全体教会会议上，将“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在此以外无人能被拯救”列为正确信仰的一部分而要求每一个天主教徒都要信守不渝。

路易十五接受了这项教义，因它是从《圣经》教本上经逻辑推论而得到的，并且对于塑造全国一致的思想非常有用。1732年，在法国，基督教的公开崇拜仪式遭受禁止。违反者将受到劳役、拷打、送到大型划船上去当苦役，甚至判以死刑的处罚。天主教人民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宽容，他们对于这些残酷的处罚纷纷加以谴责，该敕令执行松弛，使得法国的新教徒敢于在1744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宗教会议。但是，1767年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们重申了一项旧的声明：“君王接受了现世的刀剑，为的是要抑制那些切断社会联系、怂恿犯罪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自然神教，并击溃所有威胁着要动摇天主教信仰根本之教旨。”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这种政策被严格地执行着。在意大利则较为宽大些。在俄国，东正教也要求类似的一致性。

许多基督教国家都同意天主教徒认为宗教迫害为必须的看法。在丹麦及瑞典，法律要求对路德教派的忠诚；实际上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甚至天主教徒，虽然没有供职国家机关的资格，但是并未受到其他的干涉或妨害。在瑞士，每一州都可自由选择其信仰，然后予以执行。在德国，人民必须跟从君王选择其宗教的规定，逐渐地不为人民所理睬。在联合各省，基督教会组织拒绝信仰自由，因为这会招来人民对于宗教的漠不关心。僧侣教士以外的俗人却不赞成教士们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荷兰具有较多免于迫害的自由，因此荷兰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非正统思想与出版物之避难所。在英国，法律允许宗教上的异议，但是他们借社会与政治的无能为力而对异议者加以侵扰，塞缪尔·约翰逊于1763年宣称：“错误的教义在第一次出现时就应受到制止，民间力量应该与教会联合起来以惩罚那些胆敢攻击国教的人。”英国政府偶尔也会焚烧那些对基督教的信仰根本加以怀疑的书籍，并对其作者施以枷刑；1730年伍尔斯顿（Woolston）被监禁，1762年彼得·阿内（Peter Annet）也因其对基督教的攻击而被判枷刑，然后下狱做了一年苦役。在英格兰，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执行得很宽松，但在爱尔兰却被严厉地执行着。直到查斯特菲尔德于1745年任代理领主时，才拒绝再予使用；18世纪后半叶，一些苛刻的规定遭到了废除。一般来说，除了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占极小比例的地方，宗教迫害的理论一直为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教士们维持到1789年，但是迫害制度的实行随着对宗教怀疑的发展与新公意的形成而没落了。随着国家逐渐代替教会，保护者代替了全体一致和命令，物件代替了异端邪说，迫害的本性从宗教转移到了政治。

对言论与出版的检查制度，一般而言，在基督教国家较在天主教国家宽松，最温和的是在荷兰和英国。在瑞士，大多数州内都很严格，日内瓦城的市议员们曾焚毁过不少非正统书籍，但很少对作者本人采取行动。在德国，检查制度在许多州郡中都受到了阻碍，各个州郡有其自己的官方教条。一个作家可以越过边境，自一个不友好的环境到达一个友好或中立的环境。在普鲁士，检查制度实际上已被腓特烈大帝废止，但他的继承者1786年又将之恢复。在丹麦，除了施特林泽在位的短短几年外，一直维持对书籍的检查制度，直到1849年。瑞典禁止具有批评路德教派或政府的内容的出版物，1764年乌普萨拉大学发行了一份禁书目录，但1766年瑞典建立了完全自由的出版制度。

在法国，自弗兰索瓦一世开始便放宽的检查制度，在1723年的一纸敕令中恢复了：“在未得到盖有国玺的函件的批准之前，任何出版商或任何人均不得在王国内的任何地方出版或再版任何书籍。”1741年，共有76个官方检查员。在核准一本书能够出版之前，检查员必须证明这本书不具任何违反宗教、公共秩序或健全道德的内容。甚至在得到皇家出版许可而出版后，一本书也可能受到巴黎市议会或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责难。18世纪前半叶，因为皇家检查制度的执行并不严密，出现了数千本未取得特准便出版而未受到惩罚的书籍。马勒泽布任首席检察官时，作家得到默许——一项非正式的保证，即使有问题的书也可以出版而不必担心检查制度。一本未经政府同意便出版的书，可能会遭到焚毁，作者仍可保持自由之身；如果他被送到巴士底狱，那通常不过是为上流社会人士准备的一个短暂的监禁。

这个信仰比较自由的时期随着达米安谋刺路易十五（1757年1月5日）而告结束。4月，一纸残酷的敕令规定“无论何人，凡写作或出版任何蓄意打击宗教、侮辱王室权威或破坏王国秩序与安宁的，均判以死刑”。1764年，另一道敕令禁止任何讨论国家财政的文章的出版。书籍、小册子，甚至剧本的序言都要受到最严格的评审与控制。对购买或出售伏尔泰作的《拉·普西勒》（La Pucelle）或他的《哲学字典》者，分别判以枷刑、鞭笞，送到大船上服9年苦役不等。达朗贝尔于1762年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上说：“你无法想象法国的宗教裁判所愤怒到了什么程度，负责思想方面的检查员把所有书中迷信、寻欢、宗教迫害等字眼都删去了。”在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中，双方互憎之情日益紧张，原先反对迷信的运动竟转趋对基督教斗争的高潮。革命发生于法国而未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部分是因为英国检查制度相对宽松，在法国却强烈到使那些被禁锢的心智只有对此束缚加以暴烈的破坏才能得以扩展。

那些参加攻击基督教的法国哲学家，抗议检查制度使法国思想界变得毫无生气可言，但他们有时也会要求检查员对其对手的作品加以禁止。达朗贝尔就曾要求马勒泽布禁止费内隆所办的一份反哲学的刊物《文艺年鉴》（L’Année Littéraire）的发行，马勒泽布支持哲学家，但他拒绝了达朗贝尔的这项要求。伏尔泰要求王后禁止一出模仿他的剧本《塞尔拉米斯》的讽刺剧的上演，但未得到她的同意，蓬巴杜夫人帮助伏尔泰达到了目的。

在这段时期，哲学家想出了各种逃避检查制度的方法。他们把手稿送到外国出版商那里，通常都送往阿姆斯特丹、海牙或日内瓦。因此他们写的书，在法国被整批地进口；几乎每天都有船将禁书运到波尔多或法国其他海岸与边境上的几处地方。这些书名可能已被换过的书籍，在各乡镇的大街小巷中均有零售。一些不满中央集权的贵族，准许此类书籍在其领土内发售。联合了这项哲学运动的伏尔泰信札，逃过了多次的检查制度，因为他的朋友达米拉维尔有一段时间曾在财政行政机关中担任要职，可以用总主计长的印玺来连署伏尔泰及其朋友的信件。许多政府官员及一些牧师也乐于阅读被政府和教会非难的书籍。将作品拿到外国出版的法国作家，很少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本的封面上，因此被指控为某书的作者时，他们便可“昧着良心撒谎”，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伏尔泰不但否认他是自己写的几本书的作者，而且诬称那是某些过世的作家的作品。为了造成错觉，他甚至对自己的作品加以严厉的批评与公开的指责。这场游戏包括了文体的设计与措辞的技巧，这促成了法国散文机智的特性：双关语、对白、讽喻、故事、反语与夸张法，及所有其他国家文学无法与之匹敌的机智。加里亚尼神父给“口才”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不被送到巴士底狱的艺术。

在通往自由思考的路途中，仅次于检查制度的障碍是教士们对教育的控制。在法国，地方上的牧师在教区内的学校里担任教师或监督的职位，中等学校教育则操纵在耶稣会士、演说家或基督教修士手中。全欧洲都对耶稣会教士教授古典语言与文学一事大加赞扬，至于科学，他们就较无能为力了。许多哲学家受到了耶稣会士的教育而磨锐了自己的智慧。巴黎大学由一些远较耶稣会士保守的传教士把持。以法学著称的奥尔良大学与以医学闻名的蒙彼利埃大学都是比较世俗化的大学。耐人寻味的是，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莫佩尔蒂、爱尔维修、布丰等大学问家都未曾进入大学之门。这些奋力挣脱神学领导的法国伟人不选择大学，而在学院与沙龙中开花结果。

培养学问的学院在本世纪中纷纷兴起于各大都市，如柏林（1701年）、乌普萨拉（1710年）、圣彼得堡（1724年）、哥本哈根（1743年）。1739年，林奈（Linnaeus）与另外5位瑞典学者组成了珍品学院（Collegium Curiosum），1741年这个学院并入了斯温斯卡学院，即后来的瑞典皇家学院。在法国，奥尔良、波尔多、图卢兹、欧塞尔、梅斯、贝藏松、第戎、里昂、卡昂、鲁昂、蒙托邦、昂热、南锡、普罗旺斯—艾克斯，各省均有省立学院。这些学院回避异端邪说，但鼓励科学与实验，而且也能容忍并鼓励各种讨论。第戎学院于1749年和1754年提供的一项竞赛，使卢梭开始走向法国革命之途。在巴黎，属于即将灭亡诸神祇的法国学院，因杜卡洛（1746年）和达朗贝尔（1754年）的选择，从教条的昏睡中被撼醒。杜卡洛担任“长期秘书”（1755年）这个重要职位，正说明了学院已成为哲学家的战利品了。

学术性的杂志（报纸）增加了这场知识争战的刺激性。最好的是“适用于科学与艺术史的备忘录”，这是耶稣会于1701年至1762年在里昂附近特里武的出版社编辑的，因此叫作《特里武杂志》，这是一份最博学、最开放的宗教性刊物。仅在巴黎一地就有73种定期刊物，《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与《博学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执其牛耳。伏尔泰的两个最有实力、最顽固的敌人负责编辑且具影响力的杂志是：皮尔于1721年创办的《新文艺》和费内隆于1754年至1774年出版的《文艺年鉴》。在德国，包括莱辛与门德尔松经常投稿的《最新文艺简辑》也为此类刊物。在意大利，《信使日报》的内容包括了科学、文学和艺术，而《咖啡馆》（Caffé）是以《旁观者》风格出现的一份评论性杂志。在瑞典，奥洛夫·达林使《阿格斯》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几乎所有这些杂志都以本国语言出刊，而且丝毫不受教会组织的控制，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代表着一股蓬勃的朝气。

18世纪，学者的典型是一种对传播知识的渴望——严格地说即对知识的欲望，这在中世纪时被责难为愚蠢的自负之罪。作家们热心致力于使知识流传得更广泛、更易领悟。某某大纲之类的书籍到处都是。其他如《简易数学》、《贝尔精选集》、《蒙田思想集》、《丰特内尔思想集》等书均致力于使科学、文学与哲学成为家喻户晓的学问。越来越多的教授用本国语言来教导那些不懂拉丁文的听众。图书馆与博物院不断地扩建，将其珍藏品对学生开放。1753年，汉斯·斯隆爵士将他的收藏品遗赠给英国，其中包括5万册书籍，数千件手稿，大量的图画、钱币与古物。英国国会通过决议，以2万英镑赠其继承人以作为补偿。这些收藏品成了大英博物馆的核心部分。后来陆续增加了哈勒安与科托里安手稿收藏品，及英国国王们搜集的图书。1759年，这个巨大的博物馆开始对公众开放。1928年，这个博物馆一共收藏了320万册书籍和5.6万件手稿，它们被置于长达55英里的书架上。

最后百科全书形成，以汇集、整理知识，并将新知识传播给所有能读能想的人。中世纪时也有人从事过这种工作，如塞维尔的主教伊斯多、博韦的温森特。17世纪，曾有约翰·阿尔斯泰德的《百科全书》（1630年）和路易·莫雷里的《史学大字典》（1674年）出现。贝尔的《史学与评论字典》只是一个紊乱事件与深奥理论的集合体，不能算是百科全书。但对于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而言，它比狄德罗以前的任何类似作品更具影响力。1728年，在伦敦，钱伯斯出版了一部装订为两册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不含历史学、生物学与地理学，但因书内前后参照的系统及其他诸因素而把领导地位让给了狄德罗与达朗贝尔所编划时代的《百科全书》（1751年）。1771年，出现了一套装订成3册，“由一群苏格兰绅士编著，首次出版于爱丁堡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版时（1778年）竟增至10册，而且较其前身增加了历史学与生物学。两百年来它这样一版一版地成长着，我们有多少人每天十次以上地在此成果中搜寻所需的资料，并从这宝库中“偷窃珍藏”呢！

1789年以前，西欧的中层阶级已同贵族和教士一样有机会取得各种资料，印刷术大行其道，最后终于成为大革命的基础。

学者的启示

古典学术自斯卡利杰尔、加苏邦、萨尔马修斯与本特利的巅峰慢慢地走向下坡，但尼古拉·弗雷列（Nicolas Fréret）很佩服他们对学识的专心与他们所获的深远成就。26岁时，他获准在皇家文艺学院前宣读一篇论文（1714年），题为《法国人的起源》，推翻了一个堂皇的传说，即法兰克人是来自希腊或特洛伊的“自由”人，更正确地说，他们原是南日耳曼的野蛮人。韦尔托神父向政府告发说弗雷列是王国的诽谤者。这位青年学者便被送到巴士底狱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此后，他将自己的研究限于法国以外的地方。他绘了1375张图说明古代的地理，并搜集了许多有关古典科学与艺术史及有关希腊神话起源的资料。他那8册有关古代年表的巨著，纠正了斯卡利杰尔划时代的作品中的错误，而且完成了于今仍被接受的中国年表。这只是学者们将《圣经》上对历史的看法刺穿的上千个针孔中的一个。

普伊（Pouilly）在同一学院前宣读一篇论文（1722年）、责问李维关于早期罗马史所做的报告时，古典寓言也遭到了类似的打击。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曾于1440年提出他对此点的疑问：维科于1721年把它加以引申，但普伊广泛的研究明确地怀疑罗慕路斯与雷穆斯、霍拉提与库里亚提的故事是稗史而非正史。这为19世纪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的工作直接完成了铺路的工作。不全在本章所谈的时间范围内而属于18世纪的作品有：《荷马泛绪论》（1795年）——其作者沃尔夫（Friedrich Wolf）将荷马分解成完整的诗人学派与朝代，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详细出版的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及约瑟夫·埃克赫尔（Joseph Eckhel）创建货币科学的作品《货币理论》（1792—1798年）。

直到赫库兰尼姆城的发现，古典学术界对这个启示才再度感到狂喜，就像曾完成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们一样。1738年，一些工人在为那不勒斯的国王查理四世的猎屋打地基时，意外地掘出了赫库兰尼姆废墟。1748年，经过最初的挖掘，揭示了庞培城一些令人吃惊的建筑。赫库兰尼姆与庞培两城均位于意大利南方，维苏威火山山麓，公元79年遭此火山喷出的熔岩所埋葬。1752年，古希腊殖民者建造的一些庄严的神庙，被人从欧洲中世纪以来一直为荒烟蔓草掩盖的丛林地区重新发现，雕刻大师皮拉内西（Piranesi）用蚀刻图画来描摹从庞培城出土的庙宇、宫殿与雕像，这些蚀刻图画印刷出来的画册在全欧各地成为抢购的对象。这些发现带来的结果，对于古典艺术的兴趣而言，是一次热烈的复活，对于由温克尔曼领导的新古典运动而言，是一种强劲的原动力，而且大大增加了对古代情形的认识。

我们必须向许多修士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及搜集的手稿做研究、编纂案卷，对现代的心智有极大的助益。圣莫尔圣本笃教团的修士继续他们原来就专心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伯纳德在他的《希腊史补记》（1708年）一书中创立了古文字学。他在《图考古代史》（10册，1719—1724年）中用古代的绘画将古代历史图示出来。后来，他将费心的研究工作转向了自己的国家，写成了5册对折本的《法兰西王朝的遗迹》（1729—1733年）。堂·安东尼于1733年开始著述他的《法国文学史》，这本书被所有后来研究法国早期文学史的学者奉为鼻祖与宝库。这些18世纪的圣本笃教团学者中最伟大的便是唐·卡尔梅特（Dom Calmet），他在塞诺内斯的修道院于1754年时曾作为伏尔泰的避难所。伏尔泰不断从卡尔梅特的著作《逾伪经》（1707—1716年）与《新约》释注中获益和“偷窃”。虽然有一些缺点，但他这部24册的巨著获得大家一致的赞美，被誉为博学不朽之作。卡尔梅特也写了其他一些诠释《圣经》的作品，继承波舒哀完成了《世界史》（1735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清醒时刻都用来从事研究工作与祈祷。他曾以愉快而天真的口吻问伏尔泰：“谁是蓬巴杜夫人啊？”他拒绝了主教的职权，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这里躺着的是一个读过很多、写过很多、祈祷过很多的人，祝他平安，阿门！”

一些大胆的俗世人士也加入了批评《圣经》的行列。让·阿斯图卢克医生在他的《对〈创世记〉等摩西五书作者的猜度》一书中假设了旧约《圣经》开首5卷书中摩西书的作者，并对其来源加以考证。在这里他首次指出，对上帝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称呼：耶和华与埃洛因（Elohim），这表示《创世记》中有两个上帝创造天地的原始故事，不严格而且重复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些研读《圣经》的学生曾试图根据《摩西五书》计算上帝创造天地的确切日期，得到了200种不同的结果。东方学者引述埃及年表说他们有1.3万年的历史，中国人计算出其文明已延续了9万年之久。这给正教人士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是没有人相信印度婆罗门的话，他们认为世界已存在了326669纪，而每一纪等于好几百年。

18世纪对《圣经》最大胆、贡献最深远的研究，由一位在汉堡学院教授东方语言的德国教授完成。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marus）于1768年去世时，留下4000页的手稿，他曾在这些手稿上花了20年的工夫。起初没有人敢将《替有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这本书付梓，后来莱辛以“在沃丰标特（Wolfenbütel）发现的一位无名作家的部分作品”这一名义出版了其中7个部分。除了腓特烈大帝外，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群起抗议，连开明的学者约翰·塞姆勒也称莱辛主持的破坏正教信仰的批评工作太过于疯狂。因为在第七片断“论耶稣与其门徒的目的”中，赖马鲁斯不但否认了基督所行的神迹与复活的事件，更把耶稣刻画成了一个狂热的、可爱的、受欺骗的、始终信仰犹太教的犹太青年。他接受了一些犹太人对世界即将毁灭的看法，而将他的伦理原则建立在对此事件所做的准备的前提上。赖马鲁斯认为耶稣把当时犹太人之间很通行的“天国”这个词解释成即将来临、而属于从罗马解放出来的犹太王国。他在十字架上沮丧地哭号：“父啊！父啊！你为何抛弃我？”这是他向人性与失败的一项自白。在他消失后，一些门徒将他应允过的王国转变成了死亡以后的生命。由此意义来说，基督教不是耶稣而是他的门徒创立的。对赖马鲁斯的作品曾深入研究过的大哲学家施魏茨（Albert Schweitzer）评论道：“在所有对耶稣生平加以研究的工作中，当以先生的成果最为辉煌，因为他是第一个了解到耶稣生活的思想世界，根本上便是属于末世学的范围”——这是根据世界即将来临的末日而得到的理论。

学者们怯懦地从对古代犹太生活风俗的研究转向对已拒绝基督或尚未耳闻基督之名的东方各民族。加兰（Galland）的《一千零一夜》的法文译本（1704—1717年），德勒兰（de Reland）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1721年），布里格尼的《异教哲学史》（1724年），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的《穆罕默德传》（1730年）及萨莱（Sale）的《古兰经》英译本（1734年），显示出伊斯兰并不是一个野蛮世界，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敌对的教条与伦理制度的领域。这种伦理制度虽然向一夫多妻制度让步，但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而言，仍能奏效。亚伯拉罕·亚森特（Abraham Hyacinthe）借翻译祆教的圣经而开拓了另一领域。在巴黎的一家图书馆，他被一些波斯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注解》（Zend-Avesta）吸引，放弃了当传教士的准备工作，决心研究这些东方的圣书。因为缺少路费，23岁时（1754年）他加入了一支派往印度的法国远征军，成为一名士兵。部队到了本地治里后，他很快地学会了现代波斯文。在钱德拉哥，他开始学习梵文。在苏拉特（Surat），他说服了一位祆教传教士教他3世纪到8世纪的巴拉维语（Pahlavi）及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注解》。1762年，他带着180件手稿返回巴黎，全力从事他的翻译工作，每天以面包、干酪与水为生。他认为婚姻是一项无法承担的开销而加以避免。1771年他出版了《阿维斯陀经注解》及其他一些有关祆教书籍片断的法文释本——慢慢地，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以及道德规范的意识，共同削弱了欧洲信仰的教条主义。

这些来自异族的启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由欧洲传教士、旅行家及学者对中国历史与哲学所做的推介，这项工作起始于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其后因耶稣会神父门多萨写的《中国的历史》（1584年）的英文和法文译本，及哈克鲁特（R.Hakluyt）将其拉丁文写成的《游记》（Voyages）译成英文版的《中华王国》（1590年）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新的影响力出现于蒙田的散文《论经验》（1591年）一文中：“中国的政府与艺术，虽然不具有任何有关我们制度的知识，在许多美德方面却远较我们优秀。”1615年，耶稣会教士尼古拉·金尼阁出版了他的报告《基督徒探险中国记》，立刻被译成法文，又以《收买朝拜者》书名译成英文。金尼阁及许多人赞美的中国制度有：官员在担任公职以前必须接受专门、详尽的教育，所有男性均有权利参加任选公职的考试，各级地方政府定期接受上级的视察。另一个神奇博学的耶稣会教士基尔舍，于1670年出版了一本堪称百科全书的《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在这本书中，他极力赞扬中国政府由一个哲人王统治。

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给予极高的评价。金尼阁写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相信上帝是世界的灵，而世界是上帝的体。持类似看法的斯宾诺莎一定曾于164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本书中读到这种观念，他的拉丁文老师弗兰斯·恩登的图书馆中有这本书。1622年，耶稣会出版了一本孔子学说的拉丁文译本《中国的圣人》（Sapientia Sinica）。在《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中，他们称孔子的伦理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道德，可以说简直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中国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Chine，1696年）中，耶稣会教士路易·勒科姆特写道：“中国人民曾将真神的知识加以保存了两千年”，而且“欧洲仍浸在谬误与堕落中时，中国已实行最完美的道德规范了”。这本书受到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谴责。1697年，一向对政治保持谨慎而对知识环境中每一风波都加以密切留意的莱布尼茨，出版了他的《最近从中国来的消息》一书，他认为欧洲在科学与哲学方面胜过中国，但是：

谁曾相信有一个民族，其民生原则方面超过我们？然而，现在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我们从中国人的例子得到了这个经验。与别的民族相比，简直无法形容在中国的法律中每件事是如何的美好，民众安居乐业……反观我们的情况，堕落在我们中间肆无忌惮地蔓延，使我认为几乎到了需要中国人派“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教导自然宗教的应用与实行，正如我们派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导他们基督教一样。而且我相信，假如对各民族的优秀程度做一评判，金苹果一定赏给中国人——只有在上天赐予我们至高无上而且超人类的基督教，我们才胜过他们。

莱布尼茨催促欧洲各学院尽快搜集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他极力说服法国政府派遣有成就的耶稣会士学者参加在中国的传教团并做确实的报道。1735年，让·杜哈尔德把这些资料摘录于其著作《中华帝国记》一书中，一年后译成英文，在英国与法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杜哈尔德是第一个赞美孟子的欧洲人。18世纪中叶波舒哀写的《世界史》受到了来自古老、博大、开明的文化启示的责难，而这些文化几乎都被《世界史》忽视，却为伏尔泰的《文明史》更广阔的远景敞开了大门。

这些热心的夸张带来的结果，表现在欧洲习俗、艺术、礼仪、文学和哲学方面。1739年，马奎斯·达让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学》（Lettres Chinoises），以一个假想的中国人来批评欧洲的典章制度与风俗习惯。1757年，沃波尔写了《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来信》，作为英国人的消遣。1760年，戈德史密斯在他的《世界公民》中也依样画葫芦一番。约瑟夫二世皇帝躬身耕种了一片土地时，他在模仿中国皇帝的习惯。美丽的巴黎淑女们撑开她们的阳伞以遮太阳时，她们展示的是耶稣会士从中国带到巴黎的一项美丽奇巧的新发明。18世纪末，雨伞从这种阳伞中发展出来。中国瓷器与日本漆器成为17世纪欧洲家庭中名贵的摆设。1700年，由细小部分巧妙地安排以构成大图案的中国壁纸，受到了全英国的喜好。中国式的家具摆设也于1750年进入英国家庭。整个18世纪对中国物件的爱好，形成了英法装饰的特征，同时影响了洛可可式的风格，十余位讽刺家对其流行加以挑战。中国丝绸成为上流社会标示身份的记号。中国庭院广布于全西欧，中国人的鞭炮灼伤了欧洲人的大拇指。葛茨（Gozzi）的《图兰朵》（Turandot）就是一首中国幻想曲，有十余种以中国为背景的戏剧出现在英国舞台上，伏尔泰从杜哈尔德的第3册中的中国戏剧发展出了他的《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法国最为突出，把它拿来当作对付基督教的武器。他们乐于发现孔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不同于耶稣会士。他们宣称，孔子的礼教证明了一种不受超自然的宗教控制的伦理规范的可行性。贝尔于1685年指出，中国皇帝给予天主教传教士以自由发展的机会，路易十四却废除了亨利四世允许信仰自由的《南特诏书》，而且借龙骑兵的野蛮暴力来强制达成宗教的一致性。由于误以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贝尔以此来反证全世界都同意上帝的存在的说法。孟德斯鸠坚持其反东方潮流的立场，公开指责不诚实的中国商人，坚称中国皇帝是专横的暴君，暴露了中国民众的贫困，并预言中国过多的人口将带来悲剧式的后果。奎奈试图以《中国的专制制度》（1767年）来答复孟德斯鸠，他称赞这是“开明的专制”，而且推举中国作为需要改革的法国经济与政府的模范。杜尔哥对中国的大同之治深表怀疑，他派遣了两个在法国的中国籍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去为52个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他们的报告对中国人生活的长处与短处提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评价。

伏尔泰热切地博览各种有关中国的资料。在《论道德风俗》与《哲学字典》中，他用了3章的篇幅来写中国文明，称中国为“地球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阔、最多人口、最有秩序的王国”。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使他相信社会改革最佳的希望在于开明的专制，即开明的君主政体。像另外一些法国人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一样，他准备将“在基督教创立前500年，便将道德教导给中国人民”的孔子尊为圣徒。以礼节著名的伏尔泰把中国人的端庄、自制、安详当作他易激动的同胞或自己的楷模。乾隆皇帝的两首诗被译成法文时，伏尔泰便以诗句回应。中国皇帝送给他一尊瓷花瓶。

欧洲对异邦信仰和制度的认识是削弱基督教神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从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及美洲来的消息，造成了一连串无止境、使人困惑的疑问，如何才能从2000种不同的信仰中选出正确的宗教？孟德斯鸠如是问道。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便已有进步的文明，而世界怎么会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呢？另有上百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根据《圣经》，诺亚洪水遍盖了整个地球，为什么在中国却无类似的记载或传说呢？假如上帝有意要拯救全体人类，为何他只把《圣经》启示给亚洲西部的一支弱小民族呢？谁会相信，除了教会外别无救赎的说法呢？——难道那些曾居住在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现在正在地狱中受着烈火煎熬之苦吗？神学家努力以各种差异与解说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像传教士的报告引起的结果一样，这些努力徒然使教条的结构显出新的裂缝。有时好像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皈依了孔子，而不是中国人皈依基督。

那些有教养的耶稣会士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友谊，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却是他们传扬的神学导致的结果吗？

第二章　科学的进展（1715—1789）

探讨的开展

科学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科学的生长——其追求、方法、成功的预测与生产、发现、权力与威望——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正面，其反面则为人类对超自然信仰的衰落。这时有两派教士发生冲突：一派虔奉宗教以塑造人格，另一派致力于科学以教育知识分子。前一派教士主宰着贫困与灾难的时代，那时人类渴望精神上的慰藉和道德秩序；后一派教士则主宰着繁荣的时代，这时，人类一般将其希望限于尘世。在科学的成就上，一般认为18世纪不如17世纪。的确，没有高耸如伽利略或牛顿的人物，没有与已知的宇宙的增广、万有引力、微积分的组成及血液循环的发现抗衡的成就。然而，18世纪的科学景观，仍旧群星璀璨——数学方面的欧拉与拉格朗日，天文学方面的赫舍尔与拉普拉斯，物理方面的达朗贝尔、富兰克林、加尔瓦尼与博尔塔，化学方面的普利斯特里与拉瓦锡，植物学方面的林奈，生物方面的布丰与拉马克，生理学方面的哈勒，解剖学方面的约翰·亨特，心理学方面的孔狄亚克，医学方面的詹纳与波哈夫，都是光芒四射的明星。日增的学术机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金，大学也逐渐把科学引入课程中，1702年至1750年，剑桥大学创设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及物理方面的讲座。科学的方法愈发变为实验性质。曾经阻碍“国际精神”（International of the Mind）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视在牛顿与莱布尼茨的争端中消失，而且新的传教士携手超越国界、神学信仰与战争，以从事于探求未知的事物。这些新血来自各个阶层，从贫穷的普利斯特里、被人所弃的达朗贝尔，到有名望的布丰及家财万贯的拉瓦锡。国王和王子也加入了科学方面的探讨。乔治三世从事植物学的研究，约翰五世学天文学，路易十六研习物理，像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样的业余科学研究者、像夏特莱夫人和女伶克莱龙小姐，都在实验室中从事研究，博斯科维奇这种属于耶稣会的科学家则致力于将新旧信仰融合在一起。

牛顿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使欧洲到处产生科学家。他们不能成为财富的操纵者，但在1750年后的欧洲大陆，科学家受到抹粉和戴有假发（当时被认为是很高贵的装饰）的贵族公爵等的欢迎。在巴黎，科学演讲厅被渴望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戈德史密斯于1755年到巴黎访问时曾有如下报道：“在鲁勒的化学演讲里，我曾看到一群淑女华贵光艳得就像照耀着凡尔赛宫的光辉。”时髦的女性将科学书刊摆在装饰台上，而且像蓬巴杜夫人一样，在她们的画像垫脚处画上了正方形和望远镜。人们对神学失去了兴趣，他们从另一个世界中脱离出来。科学成为一种模式与时尚，在令人兴奋的变化和复杂潮流中，冲向灾祸的结局。

数学

·欧拉

在数学这一领域中，目前已无太大的改变，因为5000年以来，人类在这个领域中，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作为，牛顿的出现，使我们在数学这一方面似乎已无法另开辟新的领域。1727年，大家开始反对微积分的假设及其深奥性。一位名叫伯克利的主教，在一次激烈的评论中（《分析者》，1734年）攻击微积分，认为它与形而上学和神学一般神秘，他还嘲骂科学追随者“服从权威，对事采取信任的态度，而且相信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观点”，正好和过去宗教信仰的追随者遭受的控告相同。与唯物论者过去很难反驳他的理想主义一样，数学家也很难答复伯克利。

然而，数学建筑了桥梁，学者对数目的探求依旧继续。亚伯拉罕·德穆瓦夫尔、桑德森、泰勒、麦克劳伦等人发展了牛顿形式的微积分。德穆瓦夫尔更深入研究概率及保险方面的数学。他出生在法国，却住在英国。1712年，他被伦敦皇家学会选来仲裁牛顿和莱布尼茨，看谁创立以无限小为出发点的微积分。桑德森1岁时失明，他以心算的方式来学习研究长而复杂的数学问题，他年仅29岁（1711年）就被任命为剑桥的数学教授。他著有《代数学》（Algebra）一书，获得了举世的赞赏，以后我们将可看到他如何迷惑了狄德罗。泰勒在微积分的基本定理中留下了名字，麦克劳伦则证明出某轴在流质中旋转时会使流质形成椭圆形。

在巴塞尔，伯努利的家族一连三代产生了几个很杰出的科学家，由于家人信仰新教，为了避免阿尔瓦公爵的暴行，他由安特卫普（1583年）逃出。7位伯努利数学家中有两个属于路易十六时代。第三位约翰一世则经历了两个朝代。丹尼尔在25岁时就做了圣彼得堡地方的数学教授，但8年后回来教解剖学、植物学和物理学，最后在巴塞尔大学教哲学。他在微积分、声学和天文学方面留有著作，数学物理也可能是他创立的。他的弟弟约翰二世教修辞学和数学，他在热学和光学方面也有贡献。丹尼尔得过十次科学院的赠奖，而约翰三世则有三次。作为约翰二世的儿子，约翰三世成为柏林科学院的天文学家。雅各布二世在巴塞尔教授物理，在圣彼得堡教授数学。这个了不起的家庭成员的影响跨学科、跨世纪、跨地域。

欧拉是约翰一世的学生，也是丹尼尔的一位和善对手，为当时最具才艺、最多产的数学家。他1707年出生于巴塞尔，1783年卒于圣彼得堡。在数学、力学、光学、声学、水力学、天文学、化学和医学上，均有杰出表现，而且通晓《埃涅阿斯纪》。在微积分的3篇主要论文中，他将新的科学从旧有的几何学中解放出来，建立代数微积分学，即“数学解析”。除了这些名著外，他在代数、力学、天文和音乐方面也有著作，然而他1729年出版的《音乐新理论的尝试》，“对于音乐家而言包含了太多的几何学，对于几何学家来说则包含了太多的音乐”。尽管取得很多科学成就，他一生都保持宗教信仰。

丹尼尔·伯努利去圣彼得堡时，他答应在科学院里为莱昂哈德谋求一个职位，这位青年去世时年仅20岁。丹尼尔1733年离开俄国时，欧拉继他为数学部的领导者。用天文表须算数月的问题，他能在三天之中全部算出，令当时科学院的院士大吃一惊。由于工作太过积极，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又加上灯光暗淡，他的右眼在1735年失明了。他结婚很早，生了几个孩子，在他的13个孩子中，有8个在年轻时就去世了。在充满政治阴谋和刺杀行动的首都，他自己的生命得不到安全保障。1741年，他接受了腓特烈大帝的邀请，加入柏林科学院。1759年，他在那里继莫佩尔蒂之后主持数学部。腓特烈的母亲很宠爱他，但发现他沉默寡言。她问道：“你为什么不和我讲话？”他回答道：“夫人，我来自一个如果讲错了话就要遭绞刑的国家。”但俄国人也可成为君子。在他离开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照样发给他薪水。俄国军队进犯勃兰登堡、肆意抢掠欧拉的家园时，司令官很豪爽地赔偿了他的损失，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则添附了更多的赔偿金。

科学史上尊崇欧拉是研究微积分，特别是有系统地研究“变分微积分学”的第一人。他把几何和三角推展成为数学分析的一支。他是第一个清楚了解数学函数这一观念的人，而这正是数学的中心问题。在力学方面，他创立了一般方程式，直到如今仍用他的名字冠名。在光学方面，他首次将微积分应用在光波的振动上，而且把因弹性和密度引起的振动弧度公式化。他用分析的方法推出折射定律，而且把光散射方面的研究应用到无色透镜的制造。利用画出行星的位置关系图及月的亏盈，他参与了这份属于国际性的经度测量工作。他所做的大略值的解答，帮助了约翰·哈里逊，使英国海军部成功地制出有关月亮资料的表。

176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要求欧拉回到圣彼得堡。他答应了，而且受到她盛大的接待。到俄国不久，他的眼睛完全失明了。由于他的记忆如此准确，他的计算速度如此快，因此，他的贡献仍不减当年。这时他将《代数引言全集》（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Algebra）口授给一位年轻的裁缝，而这位裁缝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外，对数学全然无知。这本书赋予代数学的形式一直维持到现在。177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欧拉的家。这位双目失明的科学家被从巴塞尔来的一位瑞士同胞彼得·格里姆所救，他将欧拉放在肩上扛到安全地点。1783年，欧拉和孙子一起玩耍时中风逝世，享年76岁。

·拉格朗日

在欧拉所处的世纪和领域中，只有一个人的成就超过了他，那就是他的门徒。拉格朗日是都灵一对法国夫妻所生的11个孩子之一，在这11个孩子中只有他没夭折。他读了一篇哈雷致伦敦皇家学院的回忆录，因而把兴趣从古典文学转到了科学。他很快献身于数学，18岁时成功地当上了都灵炮兵学院的几何学教授。从那些几乎全比他年长的学生那里，他组成了一个研究学社。这个研究学社后来成为都灵科学院。19岁那年，他寄了一套处理“微积分变分法”的新方法给欧拉。欧拉表示这个处理过程解决了过去他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位友善的瑞士人暂不把自己的结果公开，“以不致剥夺任何你应得的光荣”。1759年，拉格朗日在都灵科学院出版的第一册出版物上发表了他的方法。欧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微积分变分法”的地方，给予这个比他年轻的人最高的评价。23岁那年（1759年），欧拉被选为柏林科学院的外籍会员。欧拉离开普鲁士时，他推荐拉格朗日为其科学院的继承人。达朗贝尔热烈地支持这项提议。1766年，拉格朗日到柏林。他恭贺腓特烈二世为“欧洲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则以“最伟大的欧洲数学家”欢迎他。这句话在当时不免言之过早，但很快就成为事实。18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间的友善关系——欧拉、拉格朗日、克莱罗、达朗贝尔、勒让德——形成了科学史上令人鼓舞的插曲。

在柏林的20年中，他逐渐地汇集了自己的杰作《分析力学》。除了这一基本工作外，他偶尔也钻研天文学，推出了有关木星卫星的一种定理，而且对月球的天平运动提出了解释——月亮可见部分中的改变。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威廉二世对科学不太关心，拉格朗日接受了路易十六的邀请而加入科学院。他在卢浮宫享有舒适的住所，成为玛丽·安托瓦妮特最宠爱的一位朋友，她曾尽力减少他的忧郁。他带着他《分析力学》的手稿，但在激沸着革命的城市中，无法找到出版商来出版。他的朋友勒让德和玛丽的神父最后说服了一个印书商来从事这份工作，但有一个条件，即在规定的时间后，这位神父必须遵守他自己的诺言把无法卖完的书全部买下来。拉格朗日收到印好的集子后，懒得一看。这时他又染上周期性的抑郁，对数学，甚至对生命，全然失去兴趣。此书放在书桌未曾打开竟达两年之久。

《分析力学》一书被大家评价为18世纪数学上登峰造极的著作，在同样的学术范围内仅次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解答和说明方面，他用“分析”——代数微积分——而不是用几何的方法，因此比牛顿进步。这书的序言中有一句话说：“此书将找不到任何图形。”拉格朗日利用这样的方法将力学问题简化成为一般性的公式——微积分的变分法——从这里我们对每个特殊问题都能导出特殊的方程式。这些一般性的方程式在力学中仍占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沿用其名。恩斯特·马赫将那些方程式描述为在“思考的节约”方面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做的最伟大贡献。这些方程式把怀特黑德推到宗教狂热的地步：“这些方程式的优美及神妙的单纯性，使这些公式能和那些神秘的象征相比。这些象征在古代一直被认为用以指示万事万物根本的至高理性。”

法国大革命随着巴士底狱的沦陷（1789年7月14日）而爆发时，拉格朗日这位王室的亲信，受劝返回柏林，但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情受到压迫的人，他不相信革命能够防止人类生来的不平等。他对1792年9月的大屠杀及他朋友拉瓦锡上断头台恐怖不已，由于他那种忧郁的安静使他免于走上断头台。当师范学校在1795年成立时，拉格朗日主管数学；当这间学校关门而众技学校于1797年成立时，他是学校里的第一位教授。拉格朗日持续不断的影响奠定了法国数学教育的基础与趋势。

1791年，法国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来设计一个新的度量衡系统。拉格朗日、拉瓦锡、拉普拉斯为其最早的会员，三个月后，三人中有两人遭受“清算”，拉格朗日于是成为创立公制的领导人物。这个委员会选定以1/4的地球长度为基础——经过两极沿着水平面度量出来的大圆圈周长的1/4。这个数的千万分之一被订为新的长度单位，称为mètre——1米。小组委员会将1克重订为新的重量单位：摄氏零度、1立方厘米的蒸馏水的重量。用这种方法，所有的长度和重量都以一个物理常数和以10为进位的基础。在英国及我们常见的时间的度量中，仍有很多拥护12进位系统的人。拉格朗日强力地赞成以10作为基础。1792年11月25日，法国政府接受了公制，除了一些变更外，这也许是法国大革命影响最久的结果。

传奇性使年岁渐长的拉格朗日增加了光彩。在他56岁那年，他的朋友，天文学家拉莫尼亚的17岁的女儿坚持要嫁给他，而且尽力帮他减轻忧郁症。结果拉格朗日答应了她的请求，为了感激她的倾慕之意，他常陪伴她去舞会和音乐演奏会。他已学会喜欢音乐——这是数学对耳朵玩弄的一个诡计——“因为它隔离了我，我只能听最初的三个拍子；在第四个拍子时我便无法辨别任何东西；我集中了精神，没有任何东西来干扰我，因而我解决了不止一个问题。”

革命的热潮消退后，法国祝贺这位举世无双的数学家得以免上断头台。1796年，塔莱朗被派往都灵，以隆重的礼节拜访拉格朗日的父亲，而且告诉他：“你的孩子，皮得蒙以产生这样的人物自豪，而法国也以拥有他而自豪，由于他的才华，整个人类都感觉光荣。”拿破仑在战役之间，也喜欢和这位由数学家变为哲学家的人物交谈。

他修订、增补第二版的《分析力学》时（1810—1813年），这位老人又对数学发生了兴趣。但和从前一样，他工作的节奏太快，令人头昏眼花的拼字使他的身体变得虚弱。一次他的妻子发现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的头部因撞到桌边而受伤流血。他知道他的精力正将用完，他将这种逐渐而来的解体认为是正常而合理的。他对蒙日及其他探望他的人说：

朋友，我昨天病得厉害，我感到自己行将就木。我的身子越来越弱，我的智力和体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我观察到我的体力正以一定的速度减弱。我到最后没有丝毫悲伤、丝毫后悔，而且非常温和地衰退。死不足惧，当它没有痛苦地来到，那是愉快的最后作用……死亡是身体完全的休息。

他死于1813年4月10日，享年75岁，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不得不留下他忠诚的妻子，一任那个时代的风险摆布。那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与法国为敌，兵戎相见。

他的朋友蒙日和勒让德将那些数学研究带进了19世纪，建立了工业进步的基础。勒让德的著作是法国大革命后期的产物。蒙日是一个小贩和磨刀匠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个贫穷的父亲供三个孩子读完大学时，我们对法国贫穷的看法，将为之改观。蒙日在学校里拿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奖。14岁那年，他建造了一台火力引擎；16岁时，他拒绝了属于耶稣会士的老师的邀请而未参加他们的教团；相反，他成了梅济耶尔军事学校的物理和数学教授。在那里，他创立了描述几何学的原理——在一描述平面上表示出三度空间的数字系统。其中的步骤在设计防御工事及其他建筑上，显得如此有用，因此法国军队禁止他泄密达15年之久。1794年，他获准在巴黎师范学校教授这一程序。拉格朗日在那里出席了他的演讲，像莫里哀的茹尔丹一样大感惊奇：“在听蒙日演说之前，我并不知道我懂得描述几何学。”蒙日为这个正在战备中的共和国做了很多事情，被提升为海军部部长。拿破仑曾将很多机密任务托付给他。波旁王室复辟后，蒙日又落入不安全和贫穷中。1818年他死后，众技学校的学生被禁止参加他的葬礼。待至翌晨，他们全体到了墓地，并在他的墓上放了一个花圈。

物理

·物质、运动、热和光

数学的成长是因为它是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将经验和实验简化为定量的公式，使准确的预测和实际的控制成为可能。它首先被应用到一般的物质上，以期发现规律性，并建立能量、运动、热、声、光、磁、电的定律。

莫佩尔蒂放弃了在法国陆军的一份职业而献身科学。他在伏尔泰之前将牛顿的学说介绍到法国，而且赞赏、指导夏特莱夫人。他于1736年率领一个探险队到拉普兰测量子午线的度数。1740年，他应邀拜访腓特烈二世。他追随腓特烈加入1741年的莫尔韦茨战役而被奥地利俘虏，但很快释放。1745年，他加入柏林科学院，一年后，他当了主席。他1744年向巴黎科学院、1746年向柏林科学院，详细说明了他的最小作用原理：“不论何时，大自然发生的改变涉及的作用量，必定是最小的。”这个原理在他的心目中，证明了大自然有一个合理的次序，因此也证明了一个有理性的上帝的存在。欧拉和拉格朗日推展了这个原理，已成为量子论中的一部分。在1750年刊出的《宇宙论》中，莫佩尔蒂重申了他破坏不了的异端：他仍承认大自然的神设之说，但也供认看出其中愚蠢或邪恶的症候，好比在宇宙的安排上，邪恶的魔鬼处处和仁慈的上帝竞争一般。莫佩尔蒂可能同意他无情的敌人伏尔泰的看法，认为圣奥古斯丁是一位摩尼教徒。

我们曾注意到，达朗贝尔的出生是一位炮兵和一位曾是修女的女子私通的结果。出生只几小时，巴黎的警察便在圣让—龙教堂（1717年）的阶梯上发现了他。他接受施洗，取名让—巴普蒂斯特·勒·龙，并被送到乡间的一名护士那里。他的父亲，一位德图什骑士，提出了领养的要求，给他达朗贝尔这名字（原因迄今未明），并让一位装玻璃工人的太太鲁索夫人抚养。她是一位合格的养母，让—勒·龙则是一位标准而早熟的孩子。他7岁那年，德图什骑士在其妻子克劳迪娜·唐森面前很骄傲地夸耀他，但她认定接受了这个孩子的养育之责会妨碍她的生活。就我们所知，她对这个孩子的养育并没有什么贡献。这位骑士1726年去世之前，留给他1200利维尔的年金。

让—勒·龙就读国家学院，然后转到巴黎大学，在那里，他得到了法学学位，并于约1738年将名字改成达朗贝尔。由于厌倦法律，他转向医学，但偶然间对数学的兴趣又变得如火如荼，他曾说：“数学是我的情妇。”他继续和鲁索夫人居住在一起，直到他48岁那年。他很感激地将她看成自己唯一的母亲。她认为一个男人一味学习而无视经济是很可耻的。“你将不会比一位哲学家更好，”她悲伤地补充道，“哲学家是什么呢？是一生折磨自己的疯子，在他死后人们可能谈论到的人。”

也许他那种具有启发性的动机不是基于对其死后名声的渴望，而是与已成名的学者做一些引以为傲的竞争，而且他本人也乐于在混乱的物质或意识中从事组织构建，并铸造出次序。他22岁开始把稿子投到科学院：一篇是关于积分学的（1739年），另一篇是关于光的折射的（1741年），这是对光线从一种液体射入另一种密度较大的液体而产生折射现象的最早解释。由于这篇论文，科学院授予他“附属”会员的身份。两年后，他发表了主要科学著作《动力论》，它将所有物体运动的问题设法简化成一些数学方程式。这部书在拉格朗日那部优秀作品《分析力学》之前42年出版。它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因为在《动力论》中，他创立了现在我们熟知的达朗贝尔原理，对于力学问题的计算帮助至大。在1744年出版的《论流体运动中的平衡》一书中，他把自己创立的原理应用上去。这一理论得到了科学院的重视，给予他500利维尔的年金。这些钱当能平息鲁索夫人的不满。

一部分得自他自己所创的原理，另一部分得自微积分中的一些原始方程式，达朗贝尔导出了一个能够说明风的运动的公式。他把自己写的《风的一般成因的回顾》（1747年）献给腓特烈大帝，后者因而邀请他在柏林定居，但遭拒绝。这表现出他在30岁时的智慧比伏尔泰在56岁的智慧为高。在1752年出版的《流体抗力新原理》一书中，他试图找出在水面上运动的物体遭受的阻力的力学公式，但失败了。1775年，在杜尔哥和一个委员会的赞助下，他与孔多塞和博苏特神父做了一些实验，有助于决定在流体表面运动的物体遭受流体阻力的定律。晚年，他致力于研究振动中弦线的运动，并于1779年出版了《音乐原理与实践导论》，遵循并改良了拉摩体系，这本书得到著名音乐研究者伯尔尼的赞赏。

莫佩尔蒂辞去柏林科学院主席的职位后，腓特烈大帝提议将职位让给达朗贝尔。这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博学家很穷，但他婉拒。他珍视他的自由、他的朋友及巴黎。腓特烈尊重他的想法，而且经过路易十五的许可，给予他1200利维尔的年金。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邀请他到圣彼得堡科学院。他拒绝了，原因是他当时正在谈恋爱。也许因为得悉这件事，叶卡捷琳娜坚持己见，吩咐他和所有的朋友一道前来，并给予他相当丰厚的年薪。她很有风度地接受了他的拒绝，继续和他保持通信，和他谈论关于她的政府的形式和问题。1763年，腓特烈促请他至少访问一下波茨坦。达朗贝尔去了，在这两个月中，他和皇帝共进餐点。他再次拒绝成为柏林科学院的主席，相反，他劝腓特烈提高欧拉的薪水，因为欧拉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家庭。

伯努利家的人在力学方面有些偶然的贡献。约翰一世于1717年创立了虚速度原理（the principle of virtual velocities）：“在所有的力的平衡中，无论这些力如何施与物体，而且不论这些力和其他诸力的作用方向如何，无论直接或间接，所有正能量的总和将与取绝对值以后的负能量的总和相等。”约翰及其子丹尼尔于1735年宣称世界上存在的力的总和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这个原理在19世纪重新改为能量贮存。丹尼尔将这个观念很有效地应用到他1738年出版的水力学中，这是一本处理这个特别难以解决的范畴的新著。在书中，他创立了瓦斯气体动力论：瓦斯气由很小的粒子组成，这些小粒子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着，而且由于其相互之间的碰撞造成了对容器壁的压力；热增加粒子的速度，也增加了气体的压力；体积的减少与压力的增加成正比（如玻意耳证明的一样）。

在热力物理学方面，18世纪出现了大名鼎鼎的布莱克（Joseph Black），他生于法国的波尔多，父亲是一个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苏格兰人。他后来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化学，26岁时（1754年）做了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氧化和腐蚀的实验。这些实验显示瓦斯气的反应与普通的空气不同，他在天平里检测到这个结果，称之为“固定气”（现在称为二氧化碳）。布莱克也几乎发现了氧。1756年，作为该大学化学、解剖学及医学讲师时，他开始观察并发明了“潜热”的学说：在一个物体在由固态变成液态或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了一些热量，这些热量不会因温度的改变而侦测得到，这些潜热在气体变成液体或液体变成固体时还给了大气。瓦特将这些理论应用到蒸汽机的改良上。布莱克几乎与普利斯特里等所有的前辈一样，将热想成一种物质“卡路里”，能随着冷热加诸物质，也能从物质扣除。直到1798年本雅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才证明热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运动的模式，现在被人称为物体组成部分的加速运动。

斯德哥尔摩的维尔克（Johan Carl Wilcke）在和布莱克毫无交集的情况下，也于1772年得到了关于潜热的相似学说。在1777年报道的一连串的实验中，这位瑞典科学家引进了“辐射热”这一名词——一种由热物质释放出来的无法见到的热；他把辐射热与光区分开来，并把辐射热运动的路径及对镜子的反射和会聚现象描述出来，为后人认识到热和光均属同一类型的辐射铺路。维尔克、布莱克、拉瓦锡、拉普拉斯及其他研究员决定了“绝对零度”的近似值（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低温度）。英国采用的热的单位是一磅水升高华氏温度一度所需的热量。法国及欧洲大陆则乐于采用重量为一千克的水，温度升高摄氏温度一度所需的热量为热的单位。

18世纪在光学方面的进步很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接受了牛顿的“微粒假设”——光是一种由物体放射出来到我们眼睛里的粒子。欧拉领导少数科学家拥护波动学说，根据惠更斯的假设，在天体及其他可见物体之间的“虚无”空间中，充满了“以太”——一种小到无法利用我们的感官或仪器测出，但又强有力地由重力、磁性及电性的现象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在欧拉看来，光是一种“以太”的波动，如声音是一种空气的波动一般。他认为，颜色的不同是由于光波的振动周期不同，而且预知了我们目前确定的“蓝光具有最短的振动周期而红光具有最长的振动周期”——由开普勒理论上提出而由布格尔以实验证实的结果，光的强度与到光源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兰伯特设计出一套量度光强度的方法，并报称太阳的亮度比月亮大出27.7万倍。

·电

18世纪物理学最显著的进展，在电学方面。摩擦而生的电早已被发现：远在公元前600年，米利都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对琥珀、煤玉及少数其他物质经过摩擦能产生出吸引力来吸引一些像羽毛或稻草之类的轻的物体，就已相当熟悉。伊丽莎白女皇的医生威廉·吉伯特将这种吸引力称为“电子”（electron，这是由希腊字“ēlektron”而来），拉丁名为“vis electrica”。下一个步骤是寻找一种方法来传导及使用这种静电。17世纪，居里克和豪斯比曾找出这种方法，决定性的发现尚有待格雷（Stephen Gray，1729年）。

格雷是伦敦养老院一位年纪大、脾气坏而且领有养老金的人。他发现经摩擦起电后，把玻璃管的两端用塞子封起来，则软木塞和玻璃管均能吸起一根羽毛。他把木棒的一端插入其中的一个木塞，木棒的另一端则插入象牙球。他摩擦玻璃管时，球、管子和木塞均能吸住一根羽毛，电子沿着木棒传递。利用绳子或强有力的麻线来代替木棒，他把电传递了765英尺远的距离。他用头发、丝、树脂或玻璃作为连接时，发现并无导电现象发生。格雷用这种方法观察到了导体和非导体的区别，他还发现了非导体能够用以储存电荷。他把666英尺的导线悬挂在一根根连接起来的斜竿子上，并使电“道”（他如此称呼）通过竿子时，他实际上已发现了电报的前身。

法国接下了这份探索的工作。让·德萨吉利埃（Jean Desaguliers）继续（1736年）格雷的实验，将物质分为导体及非导体（他称之为“电的本身”），而且发现后者用水弄湿后能变为导体。查理·杜费伊（Charles Du Fay）继续研究，1733年至1737年向科学院提出报告。在1734年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一封很谦虚的信中，他有系统地陈述了他最重要的结论：

由于机会的来临，使我得到了另一个原理……有两种极其不同的电性存在，其中的一种和另一种截然不同；前者我称之为正电，后者则称之为负电。前者是由玻璃、结晶岩、宝石、动物毛发、羊毛及其他许多物体而来；第二种则是由琥珀、岩树脂、非树脂、丝、线、纸及其他无数物质而来。这两种电都有它们的共同特性，带正电的物体会排斥同电性者，相反的却能吸引那些带负电的物体。

杜费伊发现，利用同一带电体得到的两个带电体互相接触时会互相排斥。每位学童都能回想起过去曾经感觉到的惊奇事情，看到两个相同材料做成的球，从同一点用非导体吊悬起来，并使之相互接触，接触到带电的玻璃棒时，则二球会突然互相弹开。后来的实验指出，“正”物体可用以感应“负”电性，而带“负”电性的物体，可以感应而生“正”电性。富兰克林用正与负来代替杜费伊的命名。杜费伊曾用几根不能导电的绳子将一人吊悬起来，并利用带电体将人充电，然后从他的身上引出火花，被悬吊的人则未受丝毫损伤。约1742年，博塞提出了他的主张，认为北极光的产生起源于电，因此在某些地方领先于富兰克林。1744年，鲁多尔夫（Ludolff）在柏林科学院证明了电花能使易燃性的液体燃烧。博塞利用这种方法使火药爆炸，开启了电在爆破、火炮轰击及其他方面数以百计的用途。同年，戈特利布·克拉岑施泰因开始把电使用到疾病的治疗上。1745年10月，一位波美拉尼亚的牧师范·克雷斯特发现电荷能储存在玻璃管中，他把液体填满玻璃管，管子由一枚被插进去的钉子与制造摩擦生电的机器连接。连接切断后，液体能储存其电荷达数小时之久。几个月后，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彼得·缪岑伯罗克在完全不知道克雷斯特的实验的情况下，也有了相同的发现。他触及一个带电但并未与他物连接的木球时，受到了电震，两天后才完全恢复过来。莱顿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一个内表面和外表面涂上一层锡箔的空瓶子，能够储存较多的电荷。丹尼尔·格拉拉茨设想将好多个这种“莱顿瓶”连接在一起，结果发现，它们放电时能杀死一些小动物。

1746年在巴黎的路易·纪尧姆、1747年在伦敦的威廉·瓦特松，表演了瓦特松首次提出的“电路”。瓦特松将一根长约1200英尺的电线跨置于威斯敏斯特桥（Westminster Bridge），在泰晤士河的一边，一人手持电线的一端，并接触到水；在另一边，第二人持着电线的另一端和一个莱顿瓶；第三者以一手接触到莱顿瓶，另一手握住伸入水中的电线时，“线路”即被“封闭”，这3个人同时感觉到了一阵电击。1747年，德累斯顿的格鲁梅特（Grummert）注意到由部分真空的装置，能够在很远的地方制造火花，而且放出相当强度的光。

1747年，我们谈到了富兰克林。那时，他开始了电学实验，使其名声达于科学界和政治界。他具有创造性的好奇心从对日光节约的建议、摇椅及双焦点的眼镜排列到避雷针和电的单液理论。18世纪一位权威性的科学家约瑟夫·汤姆逊爵士承认他由于“我们得到的最近研究的结果与富兰克林在这一问题上最初发表的观点的相似而感到震惊”。

富兰克林的最早发现之一是尖的物体在“排除及摆脱由电而生的火”这一方面的效应。他发现“一个细长的尖柱”能从距离它6或8英寸远的带电球吸引电流，端点很钝的物体则要带到离球1英寸处才产生相同的效应。富兰克林将电称为火，但他想这种火是由于“正”和“负”的燃烧中的流体失去平衡的结果，因他把电想象成这种流体。在他的见解中，所有的物体都含有这样的带电流体：一个“正”的物体包含了超过正常数量的流体时为带正电，而且有把多余的流体放电到一含正常数量或较少数量的带电流体去的倾向。一个“负”物体包含了比正常数量还少的流体时带负电，而且能从含正常数量或更多的流体的物体将电吸出。以此为基础，富兰克林发明了一个包含了11个被铅薄片包住的大玻璃板造成的电池，能够超额充电。这种构造物与带电较少的物体接触时，它往往释放出部分电荷，并吸引物体。这种力量富兰克林称之为“没有止境的力”，常常是超出“我们知道的普通闪电所能造出的最大效应”。

许多研究者——沃尔、牛顿、豪斯比、格雷及其他人物——都曾注意到火花放电与闪电的相似性。富兰克林证明了它们是同一种东西。1750年，他寄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些点的力量的知识，难道说不能让人类利用固定在大厦顶端的垂直尖针铁柱，镀上一层金以防锈，然后在这铁柱底用电线接到建筑物外的地上，或者沿着船的支桅索以达于水面，来防止房屋、教堂、船只等遭受到雷电的袭击吗？难道这些尖顶柱子不能在云层甚至接近足以造成雷劈程度时，将电从云层中引下来而使我们避免最常见、最可怕的不幸吗？

他接着叙述了可以测验真假的一个实验。皇家学院认为他的计划纯为空想而拒绝刊出他的书信。德洛尔和达利巴尔两位法国科学家将富兰克林提出的学说加以实验。1752年，他们在马尔利的一个花园中建立了一根高50英尺的尖顶铁棒。他们担心自己不在时，夹有雷电的乌云可能掠头而过，因此他们指令了一位守护者用绝缘的铜线接触铁棒。结果乌云来临时，这个守护者不但用电线，而且用他的手来接触铁棒；火花飞扬而起，响起了像爆竹般的声响，这个守护者遭到严重的电击。德洛尔和达利巴尔以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守护者的报告，通知科学院“富兰克林的想法不再空想而是事实”。

富兰克林并没有因此感到满足，相反，他希望将一些东西送上夹有雷电的云层中，把闪电“抽出来”以证实闪电和电完全一样。1752年6月，雷雨开始时，他把一只丝制的风筝绑在结实的麻线上送上天空，一根顶端尖锐、长约12英寸的电线系在风筝的顶端，观察者的一端的麻线用一根丝带系于一把钥匙上。在送到英国（10月19日）做同一实验的指示中，富兰克林指出下面的结果：

雨将系于风筝上的线打湿而使其自由导电时，你将会发现你指关节一接近，火花便大量从钥匙流出，而且经这把钥匙，小玻璃瓶（或莱顿瓶）可以充电，由此得到的放电火花，能点燃酒。而且，其他所有的电学实验同样可由这种火花来完成，而这些电学实验在过去多是靠摩擦过的玻璃球或管子的帮助而完成。因此，电与闪电完全一样，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1753年，这个实验在法国又做了一次，但这次用的是较大的风筝，并以780英尺的弦线围绑在一根铁线上，尾端置入观察者那里的金属管子中。作用发生时，这根金属管能喷出8英寸长的火花。圣彼得堡教授里奇曼也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不幸1753年受电击而亡。富兰克林的著作于1751年至1754年送到英国，他被选而加入了这时颇感悔恨的皇家学院，并获得了考普利勋章。那些出版物的法文版获得了路易十五的一封祝贺信和狄德罗的热烈赞赏，他将之称为科学报告的模范。富兰克林为了美国殖民地的革命而到法国请求帮忙时，他的那些译文使他获得了格外有利的接待。由于法国的帮助，革命得以成功，达朗贝尔（或杜尔哥）将富兰克林的成就以一句似乎出自维吉尔或卢克莱修的简洁诗句归纳起来：

他从天上掠取闪电，从暴君手中掠取权杖。

1750年后，整个欧洲都活跃着电学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约翰·坎顿和多才多艺的维尔克（1757年）为研究静电感应的方法铺了路，他们利用未带电的导电体放于带电体的周围而使之感应生电。维尔克证明，如果将这些东西与带电比它们少（或多）的带电体摩擦，大多数东西都能充上正（或负）电。埃皮努斯与维尔克在柏林一起做研究时，证明了两片金属板只要被一层空气分离，它们的作用就会像莱顿瓶一样。普利斯特里试图测出电荷强度及已知电荷发出的火花所能跨越的最大宽度。他报告称，火花穿过真空中两根金属棒宽达2英寸的缝隙时，在缝隙中会出现“浅绿或紫色的光”。但普利斯特里对电学原理的最辉煌贡献，是提示电的法则也许像重心的法则一样，及揭示两个被分开的带电体之间的作用力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卡文迪什经过一连串煞费苦心的实验以证实普利斯特里的建议。他做了一点很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于1878年又被麦克斯韦精细推究，成为我们今天接受的定律。库仑在对梁的张力和金属的抗扭力方面做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后，把实验报告交给了科学院（1785—1789年），这个实验是利用扭秤（一根支持在丝上的针）来测量磁的影响力和电荷的多寡。在这两个方面，他实质性地证实了平方反比定律。

两位意大利人和库仑一样在电学名词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加尔瓦尼，波伦亚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不但发现死的动物与带电体直接接触时会产生肌肉收缩（此早已为人知），而且发现死青蛙的腿与地接触而被带近一台释放电花的机器边时，也有类似的肌肉收缩现象。闪电进入屋中时，相似的痉挛也发生在蛙腿上。加尔瓦尼很惊异地发现，他不用电学仪器，仅仅将蛙的腿部神经和肌肉与两块不同的金属接触，就能使其收缩。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动物的器官中存在着自然的导电组织体。

博尔塔是帕维亚的物理学教授，重复了这些实验，先是同意其国人提出的有关动物电的理论。但他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约1750年，他重复做了舒尔泽提出的实验后，他发现如果他把一块锡放在舌尖、一块银放在舌背，两块金属以电线连接时，他感觉到一阵强烈的酸味。由这两种不同的金属用导线连接前额与颚部时，他有看到光的感觉。1792年，他宣称其结论为：金属本身而不是动物组织产生电，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它们与湿物接触，特别是盐溶液。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两块不同的金属接触时，可使之充电——一带正电，一带负电——这种直接的接触仅仅造成了电荷的交换而无电流的外流。为了产生电流，博尔塔用重叠好几层、每层均由两种不同金属连接的平板及一片由湿纸或湿木所成的平板组成的“博尔塔堆”（Voltaic Pile）。由此，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现了第一块能产生电流的电池。研究电学以重造世界的面貌与战胜黑暗的这条道路由此敞开。

化学

·氧的探求

爱德华·吉本于1761年写下一个比喻：“物理和数学现在高踞宝座，他们看见自己的妹妹拜倒在他们面前，用链子系缚在他们的车子上，至多是在装饰他们的胜利。也许他们本身的衰亡也为期不远了。”这是一个不幸的预测，物理现在是科学之后，数学为其助伴，没人知道他们的结合将会带来什么。

然而，在17世纪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的胜利中，一门年轻的科学从炼金术中脱颖而出。在它的萌芽期，几乎被一些悲剧性的错误压抑而窒息。1669年，约翰·比彻提出了一个通则后，乔治·斯塔尔，哈勒的一位医学和化学教授，将燃烧解释为把燃烧中的物体的“燃素”（phlogiston）释放到空中。1750年以前，大部分西欧化学家接受了这种理论，认为热或火是一种由燃烧中的物体释放出来的物质。但没有人能解释如果这个理论正确的话，为什么金属燃烧后反而更重的现象。

黑尔斯设计了一个“空气槽”，即可容空气的容器，它将空气收集入水面上密闭的集气瓶中，为气体的研究铺路。他指出很多固体含有瓦斯气（他称之为空气），他把空气形容为“一种精巧而具有弹性的流体，在流体中含有基本性质大不相同的各种粒子漂浮其中”。当时已将空气和水分解为各种不同的物质，因此人们不再相信由来已久的观念，认为空气、水、火、土为四大基本元素。在他之后的约瑟夫·布莱克在1756年做的实验中，证明了空气中有一种成分，他继黑尔斯之后称之为“固定空气”（fixed air），也就是存在于或可从固体或液体中排除的气体，我们现在称之为二氧化碳或“碳酸气”。经过实验，布莱克证明这种气体存在于人类呼出来的气体中，而为氧的发现开路。他们仍然相信“燃素”之说。氧、氢和氮气在当时仍是谜。

瑞典对18世纪的化学贡献卓著。柏格曼，我们将来要遇到的自然地理方面的一位拓荒者，最初是一位化学家，是乌普萨拉大学为人爱戴、颇有名望的化学教授。他是制出纯镍，也是指出碳在决定碳铁化合物物理性质的重要性的第一人。在49年中，他完成了3万个实验，进行了59种物质的化学性质的研究，而且将他的发现在1775年以论文《有择吸引论》（Elective Attractions）发表。不幸的是，他在尚未完成这些工作之前便告去世，舍勒作为他的接班人，继续他在化学方面的研究。

现在，英国研究科学史的人已勇敢地承认，瑞典化学家舍勒早于普利斯特里（1772年）发现了拉瓦锡1779年第一次所称的氧。在43年中，舍勒大部分在贫穷中度过，他最初在哥特堡一位医生那里当徒弟，在哥平一个普通城镇也只不过是药剂师。他的老师柏格曼从斯德哥尔摩科学院那里为他取得了一小笔年金，舍勒将其中的80%花费在化学实验上。这些实验大部分都在做完白天工作后的夜里完成，而且他用的是最简陋的实验设备，这是他早逝的原因。然而，他几乎触及了这门新科学的每个范畴。他以简朴的语言给化学下定义为：“化学的目的及功用是技巧地将物质分开成为各个成分，从而发现它们的性质，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予以化合。”

1775年，他将题为《空气与火的化学理论》的手稿交给印刷商，其中述及的实验几乎全在1773年之前就完成了，但被印刷商延迟到1777年方始出版。舍勒至死仍执迷于“燃素”之说，他创下了一个基本假设，认为未被污染的大气包含两种气体，一种叫作“火气”（氧），是火焰燃烧的主要支持物；另一种他称为“浊气”（氮气），是失去“火气”后的气体。他用多种方法来制备氧气，其中一种是将浓硫酸与研磨好的锰粉混合在一起置于甑中加热，然后用一只几乎将所有空气都抽光的囊袋来收集产生的气体。他发现这样制造出来的气体经过点燃的蜡烛时，“蜡烛便开始以更大的火焰燃烧，而且放出一些耀眼的亮光”。于是，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火气”是能助燃的气体。舍勒在普利斯特里之前两年发现这种气体是毫无疑问的。

这仅是舍勒成就的一小部分。他作为新物质发现者的纪录，也许无人可比。他首先分离出氯气、钡、锰及像氨气、甘油、氟化氢、鞣酸、苯甲酸、草酸、苹果酸、酒石酸这样的新化合物。他还发现，氯能漂白布料、蔬菜及花朵，法国的贝托莱和英国的詹姆斯·瓦特将之用于商业上。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舍勒分析了膀胱里的结石而于1776年发现尿酸。1777年，他制出了硫化氢；1778年，他制出了钼酸；1780年，他证明乳酸能引起牛乳发酸；1781年，他从钨化钙这种矿石中（现在常称的钙钨矿矿石）得到了钨酸；1783年，他发现了普鲁士酸（现在的氰酸），但尚不明了其毒性，他还制出了砷气（一种致命的砷化物）及现在所称的“舍勒绿”的砷颜料。他证明光能使氯化银还原成银，而且发现组成白光的各种色光对银盐有不同的作用，因而使摄影术成为可能。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丰硕成果对19世纪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

·普利斯特里

长久以来，一直享有氧的发现者荣誉之人，是普利斯特里而不是舍勒，因为他并未依靠舍勒发现了氧，而于1775年宣布他的发现，也就是在舍勒手稿因故延迟出版的前两年。我们尊崇他，因为他的研究使拉瓦锡给化学以新的形态；因为他是电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因为他在英国思想界大胆地谈论宗教和政府，以致盲信的暴徒将他在伯明翰的房子烧掉，而且使他逃亡美国。

他1733年生于约克郡，是一名反对英国国教的服饰家的儿子。他在科学、哲学、神学及语言方面的研究欲望很强，读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甚至一些叙利亚文和查德文。他最初是萨福克的一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牧师，但他说话时结结巴巴，减少了他雄辩的吸引力。25岁时，他创立了一所私立学校，并将物理和化学实验加入课程中，使之生动有趣。28岁时，他成为沃灵顿反英国国教的学院的导师。他在那里教授5种语言，但他仍能找出时间做研究，并于1766年得到皇家学院的一笔奖金。同年，他在伦敦遇到富兰克林，受到富兰克林的鼓励，于1767年写了《电学的历史和现况》（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Electricity），这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便览。1767年，他受任为里兹的米尔·希尔教堂的牧师。后来他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被吸引去做定气方面的实验是我在公立酒厂附近居住一段时期而产生的结果。”——酒厂的麦芽汁发放出碳酸气。他把这种气体溶在水中，喜欢那种起泡的气味，这就是首次问世的“苏打水”。

1772年，他被任命为谢尔本公爵的图书馆管理员，因而解除了他的经济紧张。在科恩为他准备的房子中完成的一些实验，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将黑尔斯的排水集气法改良成排汞集气法，就是让各种物质混合反应所生的气体在水银的表面收集。1772年，他分离出二氧化氮、一氧化氮（“笑气”）及氯化氢；1773年，他发现氨气（与舍勒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发现）；1774年，他发现了二氧化硫；1776年，发现了过氧化氮。1775年3月15日，他写了一封信给皇家学院，宣布他发现了氧。在他的《对各种不同气体所做的实验及观察》的第二册中，他说明了他采用的方法。他说他使用能引起强烈燃烧的透镜：

借着它的帮忙我……研究到底各种物质（当加热时）会产生什么气体，将它们放进……一个倒置于水银槽而且充满水银的集气瓶中，用这样的仪器……1774年8月1日，我努力将气体从氧化汞中抽出，而且发现，利用这透镜气体很快把水银从集气瓶中排出而收集到……使我不胜惊奇的是，一支蜡烛在这种气体中能以相当强烈的火焰燃烧。

与舍勒一样，他注意到一只老鼠在这种“缺乏燃素的气体”（他所称的氧）中比在普通的空气中活得更长久，他想他很可能已确定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气体：

在确认老鼠在这种气体中能活得特别好及上面说过的一些其他试验后，读者将不致惊奇这些事情引起了我品尝这种气体的好奇心，我曾吸入这种气体，并将它从玻璃缸中吸抽出来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还使用这种方法将充满这种气体的大瓶子压到普通空气的标准。对于我的肺部而言，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和普通空气有什么不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幻想自己的肺部感觉无比轻快。假以时日，谁又能说这种纯气体不会成为时髦的奢侈品？至今只有两只老鼠和我有呼吸它的特权。

他预测了这个“未来奢侈品”的一些形式：

从蜡烛在这种气体中能燃烧得更强烈这点来看，我们可猜测，某些重病患者吸入普通空气不足以快速带出二氧化碳时，它可能有助于这些病人肺部的健康。但我们也可从这实验中推想到，即使纯氧气可能像药一般非常有用，但对一具健康的身体却不太适合；因为蜡烛的燃烧，在纯氧中要比在普通空气中快，所以，我们能够说“活得太快”，而且在这纯气体中，动物体内的能量会很快被用尽。

由于一些有成果的假设及敏锐的观察，普利斯特里的实验工作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但他理论上的解释大都遵循传统。他与斯塔尔和舍勒一样，认为物质燃烧时，燃素会从燃烧的物体中放出来。他认为，这些物体会与大气中的一个成分结合而形成“浊气”或“燃气”（现在的氮气）；大气中的另一成分他命名为纯氧，就是拉瓦锡命名的氧。拉瓦锡主张燃烧的物质是从空气中吸附氧而不是放出燃素，普利斯特里到死仍保留旧有的观念。

1774年，他和谢尔本公爵一起到欧洲大陆旅行，并把氧的实验告诉后者。1780年他退休时，谢尔本给他150英镑的年金。普利斯特里以担任一个大的非国教会大会（以新会社闻名）副牧师的身份定居于伯明翰。他与瓦特、乔赛亚·韦奇伍德、达尔文、马修·博尔顿及其他一些人士加入了“月学社”（Lunar Society），讨论科学、技术和哲学上的最新观念。他乐观、谦虚、慷慨及“纯洁到没有污点的一生”，受到几乎所有阶层人士的爱戴，但他的一些邻居对他的基督教信仰表示怀疑。在《物质和精神的探究》这本于1777年出版的书中，他把任何东西甚至灵魂都看成物质，他坚持己见地认为这样完全合乎正统：

有学问的人深深知道……古时的人所说的那种非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所称物质中“较好的一种”。一些像空气或呼吸的东西，最先给予“灵魂”一词……因此，以前的人没有将“扩张”和局部压力这些性质从心灵上除去。在他们的观念中，它跟物质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能与它结合在一起，互相作用……因此看到……感觉或思想的力量……能够注入最巨大的物体……灵魂和肉体，事实上是同一种物质，必会一起死亡。

在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哲学必要性学说的例证》中，普利斯特里继哈特利和休谟之后，极力否认意志的自由，而且在1782年出版的《基督教的腐化史》中，他不承认有奇迹，不承认有亚当、夏娃吃禁果的堕落，或有耶稣救世人免于受难与死及三位一体之说。所有这些教义他认为是基督教在发展中演成的“堕落和败坏”，它们都不能从基督及其十二门徒的教训中找到。普利斯特里接受的基督教只剩下对上帝的信仰——基于上帝神造的一些证据。他不屈顺死亡，主张上帝会在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来临时重造所有的死者。他真正的希望不是上面的天堂而是利用科学来战胜迷信与无知，从而在地球上建立一个乌托邦。18世纪正处于进步中的宗教很少能讲出比下面的语句更热切的观点：

所有的知识将被分割成更细小的单元，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就像培根注意到的，知识是一种力量。事实上，人类的力量将会增加。大自然，包括它的资源及它遵循的法则，将更能被我们掌握。人类在世界上将过得更加舒适，他们也许会延长寿命，会越过越快乐，更能（我相信，更会倾向于）将自己的幸福传达给别人。因此，不论世界的开始怎样，结局将是光荣而像天堂一般，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之外……他们将为传播这永不磨灭的福音的纯洁之光而感觉快乐。

在普利斯特里的憧憬中，这种辉煌灿烂的进展部分是政治性的，并基于一个简单而人道的原则：“任何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是一个非常标准，凡是与该国有关系的任何东西最后都将以该标准而决定下来。”按照边沁所说，他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功利哲学的一个来源。普利斯特里曾说，唯一公正的政府以谋求其人民的幸福为目的，这与基督教认为的一个不公正的政府必会被其人民推翻相当一致。对圣保罗“现世的权力是由上帝任命”这一警告，普利斯特里回答道：“基于同样的理由，之后的权力也将会由上帝任命。”

这样的反叛自然同情殖民地人民没有代表而仍须纳税的抗议，他更热诚地替法国大革命喝彩。伯克抨击法国大革命时，普利斯特里却拥护法国大革命，伯克在国会中攻击普利斯特里是异端。普利斯特里的一些朋友也和他一样具有这种激烈的看法。1791年7月14日，“伯明翰宪法学社”（Constitutional Society of Birmingham）在皇家旅社庆祝巴士底狱陷落周年纪念日时，普利斯特里却未参加。一大群人聚集在该旅社前，倾听他们的领袖对持异端邪说者和叛徒的攻击，而且用石头袭击旅社的窗户，参加庆祝的宾客纷纷逃走。群众涌到普利斯特里居住的房子前，兴高采烈地把它烧掉，包括他的实验室与仪器，他的图书与手稿。然后在伯明翰穿梭三天，发誓杀死所有的“哲学家”。普利斯特里逃到达德利，然后又到了伦敦。7月19日，他从伦敦写了一封信给伯明翰民众：

我以前的同乡和邻居们：

我和你们在一起住了11年后，你们对我和平的行为和态度已有相当的认识，也就是我对我职业的那份默默的职责及对哲学的那份关切，我非常不希望看到最近我和我的朋友从你们那里受到的伤害……幸好英国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对“谋杀”的恐惧，因此我希望你们可能未曾想到这点……但你们做过任何事情后，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你们已毁掉了最有价值、最有用的工具仪器……你们毁掉了一个除经历长时间外无法用钱再买得回来的图书馆……但我更感觉到，你们毁灭了我多年勤奋研究而得到的一些记载结果的手稿，这些书稿我将永没有能力重做；而且，你们对一位不至于伤害或从未想到要伤害你们的人做了这些事。

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有任何可为你们宗旨效劳，或损及我们的趋势，那你们就错了……如你们毁掉我、我的房子、我的图书及我的仪器10倍的人，用相当或超过你们以前拥有的精神和能力，将能够马上开始进行你们想做的，如果那10个被毁，100个将会出现……

在这件事上，我们是羊而你们是狼，我们将坚持我们扮演的角色，而且希望你们能有所改变。无论如何，我们还以祝福来代替诅咒，并祈求你们能很快地回返到以前那种勤奋、清醒的状态，因为伯明翰的居民过去是以清醒闻名的。

我是你们诚恳的祝福者普利斯特里

虽然如此，他申诉市政府要求赔偿，这笔损失他估计为4500英镑。查理·福克斯帮助他上诉，伯明翰给了他2502镑。他想在英国兴建一所新的住宅，但牧师、保皇党及他在皇家学院的同事都规避他。通过孔多塞，法国科学院表示愿意在法国给他安置一个家和实验室。1794年4月8日，他61岁时，他迁居到美洲，在诺森伯的乡镇上建立了他的新家，在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州，也在柯勒律治和骚塞梦想的可爱的萨斯奎汉纳河畔上。他重新开始了他的实验，并发现了一氧化碳的组成。他很受一些有学术地位的学术团体的欢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化学讲座教授。1796年，他在费城的普救说信徒之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基督教的证据”的讲述，他的听众包括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及许多国会议员。这些集会形成了一个“唯一神教派的团体”。两年后，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认为他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外国人，建议将普利斯特里驱逐出境。杰斐逊1800年当选总统使普利斯特里不安全的顾虑消除，4年中平安无事。1803年，他写成最后一篇科学论文，仍为燃素说辩护。1804年，他死于诺森伯。1943年，宾州议会指定把他的家作为国家纪念物。

托马斯·佩恩以背叛的基督徒身份继承普利斯特里的战役之际，卡文迪什却在研究一些气体的化学成分。他生于贵族家庭，40岁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胆小、言词犹豫、对穿着不甚考究的他，在伦敦克拉汉姆·康芒的一个实验室孤寂地生活着。他的研究以实验前后的精密度著称，这些量度使拉瓦锡创立了物质不灭定律。

1766年，卡文迪什将他有关“虚气”——从固体得出的气体的实验报告呈送给皇家学院。他把锌或锡溶于酸中而制得他所称的“易着火气体”，他证明这就是燃素。我们现在称之为氢气，卡文迪什首先认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元素，而且测定了它的比重。1783年，他追随普利斯特里的一个实验，发现用电弧通过普通空气和“易着火气体”的混合物时，混合气体的一部分会凝结为露珠状的液体。他从这种电解实验中得出结论，水是由2.014体积的“易着火气体”和1体积的普利斯特里所谓的纯氧组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这是第一次明确地证实水为化合物而非元素（瓦特也在同年，即1783年，在不同的地方提出水的相同组成之说）。再次使用电弧于氢气和普通空气，卡文迪什得到了硝酸，而且下了结论，说明纯空气是由氧和氮组成的（爱丁堡的丹尼尔·拉瑟福德1772年曾发现氮为一特殊元素）。卡文迪什还得到了极少的他不能解释的剩余物，他计算出这种剩余物占原来数量的0.83%。这个谜到1894年才被雷利和拉姆齐解开，他们分离出这一部分，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氩，成为一新分离出的元素，并发现是普通空气的0.94倍重。卡文迪什的大略估计值被证实。

·拉瓦锡

同时，在英法海峡的对面，一群热心的研究人士使得法国在这门新科学之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并且基本上使化学具有我们今日的形态。在那群人里，有一位鲁埃勒（Guillaume Rouelle），他在盐化学上有着杰出的成就，但他却以对富者、穷者，对狄德罗与卢梭，对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化学家讲述化学，而知名。

拉瓦锡1743年生于一个富豪之家，这对他也许有利，也许有碍。他的父亲是巴黎最高法院的辩护人，他给这个孩子当时一切可能的教育，并在他23岁时赠给他30万利维尔。这样一笔财富本可使其做学问的生涯就此流产，却也为其提供了所需的昂贵仪器和足够的闲暇。他被送进法律学校就读，但他更喜欢数学和天文学，在皇家花园一个演讲厅里，他听了鲁埃勒的演讲。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法律方面的学业，然后跟随让·盖塔尔（Jean Guettard）做探求矿物的旅行完成了法国的地图。1768年，他获选加入包括布丰、奎奈、杜尔哥及孔多塞在内的科学院。一年后他做了总包税人，向农人收消费税以补偿他们预缴给政府的款额。他付了52万利维尔，以收取60股之一的1/3利益。1770年，他将此升至全股。1771年，他娶了玛丽·波尔兹——一位富有的总包税人的女儿，这时他花了一些时间周游各省、收集岁款、税表资料及一些地质样本。他的财富支持了一个大实验室和花费昂贵的实验，这些财富却使他上了断头台。

在公务上，他扮演着很活跃的角色。他被任命为火药委员会的委员，增加了炸药的生产量并改良了炸药的品质，使它能大量地外运到美洲的殖民地，同时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法国火药，”拉瓦锡于1789年说道，“已成为欧洲最好的火药……说真的，他使北美获得了自由。”他担任过很多政府职位，中央的或市区的，并以多方面的才智解决他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关于税收、货币、银行、科学化的农业及公立慈善事业的问题。1787年，他作奥尔良议会议员时，致力改善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在1788年食物短缺的危机中，他将自己的钱预付给几个城镇购买粮食。他是一位不停地赚钱而又慷慨施予的人。

在这些活动中，他没有停止做一位科学家。他的实验室是19世纪以前最复杂、规模最大的一个：包括250台仪器、1.3万个玻璃容器，几千种制好的化学药品及3架精密的天平，这些天平后来曾促成以克作为公制中重量单位的决定。称重和测量是拉瓦锡发明中的一半秘密。由此，他将化学从定性的原理变为一门定量的科学。经过细心的称重，他证明斯塔尔的燃素是令人烦扰的无稽之谈，此说曾假定一种神秘的物质的存在，这种物质在燃烧时会离开燃烧物而进入空气中。1772年11月1日，拉瓦锡在一份交给科学院的报告中写道：

约8天前我发现燃烧中的硫，不但不会失重反而增重；也就是说，在空气中水汽的存在下，从1磅重的硫中可得到比1磅多的硫酸，这种情形和磷一样。增加的重量是从大量的空气中而来，这些空气在燃烧时被燃烧物吸附而固定于其上，然后与硫酸蒸汽结合。这项发现是基于我认为重要的实验上，这使我相信燃烧硫和磷的现象同样发生在燃烧或煅烧后能增加重量的物质上。

燃烧物质不但不会有什么东西遗放到空中，反而会从空气中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1774年秋，拉瓦锡出版了一些经过进一步实验所得的报告。他将称过重的锡放进一个足以容纳很多空气而且称过重的瓶子中，他把瓶子封住，将它加热一直到锡完全氧化为止。整个系统冷却后，他发现整个系统的重量没有改变。但他将封塞除去后，结果发现外面有空气很快流进瓶中，说明瓶子在封塞没有打开前造成部分真空，这是为何？拉瓦锡除了将之解释为锡燃烧时将空气的一部分吸附到其上外，别无他种解释。

1774年10月，拉瓦锡在巴黎遇到普利斯特里。普利斯特里把他在8月做的实验告诉了拉瓦锡，在实验中，普利斯特里仍将燃烧解释成由于燃素从燃烧物中释放到空气中。1775年4月26日，在拉瓦锡给科学院的一篇研究论文中，他报告了他的实验。这个实验使他认识到燃烧为一种吸附现象，是由于燃烧物吸附空气中的一种神秘的元素，这种元素他暂时称作“空气中的存在物”。与普利斯特里一样，他发现了氧。但与普利斯特里不同的是，他推翻了燃素存在的这种无稽之谈。1779年，他才将这种空气中可供燃烧的元素称为氧，此词从希腊文而来，意为“酸的产生者”，因为拉瓦锡误以为氧是所有酸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成分。

与普利斯特里一样，拉瓦锡观察到被燃烧中的金属吸附的气体就是最能支持动物生命的气体。1777年5月3日，他把论文《论动物的呼吸》呈送给科学院。“我们吸入的气体的5/6是不支持动物的呼吸或灼热及燃烧的……大气中的空气可供呼吸者仅占所有空气的1/5的体积而已。”他补充说：“维持我们生命作用的气体和金属被氧化的那种气体有很多共同点，对这两种现象之一的过程了解的知识可自然地应用到另一个过程上。”因此，拉瓦锡将有机分析建立在“将呼吸描述成氧与有机物的结合”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燃烧时会放出热量。由燃烧糖、油与蜡这些有机物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水，更证实了呼吸作用与燃烧作用的类似性。以生理化学的名词扩大解释有机过程使生理科学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多次实验、化学知识的成长及燃素学说被人遗弃，对萌芽期的科学，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形态系统和一套新的命名法。科学院任命拉瓦锡、奎顿、贝托莱尝试完成这个工作。1787年，他们出版了一本《化学命名法》。过去像“藻类的粉末”“砒素的牛油”“锌的花”这样的旧式命名都被废弃不用，纯氧现在命名为“氧”，除氧空气后来被命名为“氮”，“易着火的气体”变成了氢，固定空气变成了“碳酸气”，“煅烧”变成了“氧化”，化合物均以其构成元素命名。在“简单物质”表里，列出了拉瓦锡知道的32种元素。在《化学命名法》一书中接受的大部分名称，仍是今日的化学术语采用的标准命名。拉瓦锡提出了这种新的命名法，并将这门新科学编纂成他的一部书《元素的特点》。此书出版于1789年，并造成了一次革命——斯塔尔的燃素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学说的完结。

拉瓦锡是法国大革命的牺牲者。他曾参与阻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亲尝其祸。他在革命爆发前的10年中接受委托，致力于研究及改正监牢和医院里的种种虐待。1787年，他给统治者劳伦特·德维尔将军的研究报告书中，列出了农民被剥削的九大原因。他的话显得特别可贵：

大胆地说……一直到路易十六的统治，法国人民一文不值。他们考虑的只有权力、权威及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快乐和自由及个人的幸福，都是我们过去的统治者听不进去的东西。他们不了解政府的目的必须是增加就业、国民的幸福及其人民的福利……不幸的农民在其茅舍呻吟，没有一个足以代表他们的人，而且无法做任何申辩，国家行政的每个部门完全不顾他们的利益。

在1787年奥尔良的省议会上，拉瓦锡被选为“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的代表，他提议废除徭役的措施，而且提议不靠被强迫的农人的劳动，而是靠从各个阶层征收的税来养护公路。贵族和传教士们否定了这个建议。他推荐采用社会安全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所有的法国人只要愿意都能够老有所养。这份提议也不能付诸实施。1785年，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他立下一个原则，即未来的议会必须具备完全的立法权，国王仅仅是它的执行人，必须按期召开会议，税收必须是普遍性的，出版则有自由。拉瓦锡无疑是法国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分子，而且他的建议很可能表露出他的政治谋略。

他也是一名总包税人的领导分子，这个组织几乎是举世怨恨的目标。1768年至1786年，他作为总包税人的收益平均每年达66667利维尔，其年利为8.28%。他考虑由于劳力和危险换得的合理报酬，也许是对的。在他的建议下，卡洛纳于1783年至1787年在巴黎的周围建立了一座哨卡，以检查规避通行税的走私者。为此花掉了3000万利维尔，并激起各方的责难，尼韦努瓦公爵甚至宣布这个计划的创立者须处以绞刑。

1789年，他处于中产阶级的控制下，支持法国大革命。一年后，拉瓦锡发现大革命已走向失控、暴力和战争时，他主张抑制革命。同年11月，一些总包税人的雇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控诉他挪用了他们的养老金。他们写道：“恐惧，你就是那位吸遭遇不幸的人的血的人。”1791年，马拉开始对拉瓦锡展开人身攻击。这位“人民之友”曾在1780年出版的《火的物理探究》一书中声言他能看见火中的秘密元素。拉瓦锡不很重视这项声明，马拉没有忘记这件事。在1791年1月27日的期刊《人民之友》中，马拉抨击这位化学和经济学家是有钱的骗子，抨击他花费3300万利维尔去建一座能隔绝新鲜空气的城墙，使巴黎如置于监牢中一般，“但愿他被高绑在路灯柱上。”1791年3月20日，立宪大会宣布废除这位总包税人。

下一个遭受攻击的目标是科学院，因为所有过去政权遗留下来的研究院都被人怀疑是同情反革命的。拉瓦锡为科学院辩护，因此成为别人攻击的主要目标。1793年8月8日，科学院奉命解散，在最后一次会议的签名册上，有拉格朗日、拉瓦锡、拉朗德、拉马克、贝托莱、蒙日等人的签名。这时各走各的，只希望不至于上断头台。

同月，拉瓦锡受到孔多塞一些想法的鼓舞，交给议会一个关于国家学校系统的计划。初等教育对男女儿童免费，“因为社会对孩童应有责任”。中等教育也开放给男人和女人，利用所有法国建立起的技术学院来推广这种中等教育。一个月后，政府的特工搜索了他的房间。在所能找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从拉瓦锡朋友那里寄来的，述及对法国大革命的责难及满怀希望地提到能很快地推翻它的外国军队；其他的信件则显示出拉瓦锡和他的妻子计划逃往苏格兰。1793年11月24日，包括拉瓦锡在内的32位从前的总包税人均遭逮捕。他的妻子运用了一切可能的影响力解救他，但失败了，只是获准去看望他。在牢里，他继续写新化学的一些著作。他被控曾收受过多的利益，而且曾将水掺入烟草中，得到1.3亿利维尔的不法利益。1794年5月5日，他和其他总包税人被大革命法庭传召，其中8位被宣告无罪，包括拉瓦锡在内的24人则被判死刑。别人以拉瓦锡及其他一些人是国家有价值的学者为理由向主持审判的法官要求减刑时，拉瓦锡曾经讲道：“这个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个故事没有明显的证据。拉瓦锡在宣判的同一天上了断头台，即1794年5月8日，死于现在所谓的康科德广场。据说拉格朗日对他的评论是这样的：“只须一下就把他的头砍下，一百年之内可能再也找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了。”

拉瓦锡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来补偿他担任总包税人期间所得的1.3亿利维尔的不法收益。拉瓦锡夫人身无分文，靠家里一位老佣人的供给维生。1795年，法国政府放弃了对拉瓦锡的控诉，他的财产全部归还给拉瓦锡夫人——拉瓦锡夫人死于1836年。1795年10月，艺术学校举行了追悼拉瓦锡的葬礼，由拉格朗日陈述颂词。在一个显露出来的半身像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暴政的牺牲者，艺术上一位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继续活下去。通过他的天才，他仍为人类效劳。”

天文学

·工具的前奏

望远镜已经改良而看得更远。“赤道望远镜”可以基于两轴——一平一直——而指向地球的轴心面旋转。这一轴心的选择可以使观察者长久地观测天体，以供仔细的研究和微细的测量。对折光望远镜的使用，牛顿颇感气馁。他相信，受到透镜折射的光，必然会分成各种颜色，因而混淆观察。于是他放弃制造无色折射这一问题，求助于反射望远镜。1733年，一位“绅士业余家”切斯特·霍尔，结合不同折射媒介的透镜，同时中和色彩的杂异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没有将发现的东西予以出版，因此约翰·多龙德只好独立设计出无色望远镜的原理与构造。1758年，他在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记录》上发表这些原理与构造。

1725年，乔治·格雷厄姆，一位教友派的表匠，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哈雷制造了一座墙座四分仪——分成度与分的机械四分仪，固定在墙上，用以捕住某颗星球通过子午线。格雷厄姆为哈雷、布拉得雷和拉莫尼亚制造了集望远镜、轴心、时钟与计时器于一体的转镜仪，而更精确地刻画出这些子午线。1730年，托马斯·戈弗雷，费城富兰克林知识圈中的一员，向朋友描述望远镜中所见。由对立透镜而来的双重反射这一原理，他制造仪器，以测量角度与高度，但直到1734年才发表。1730年，约翰·哈德里制造了一架类似的仪器八分仪——有刻度的1/8圆周弧，1757年这一仪器扩大为1/6。可使航海者从反射望远镜中同时看出海平线与太阳（或其他星体），哈德里的六分仪可以更精确地量出分隔各物体的角度。这与哈里逊的航海经线仪使航海成为一门近乎精确的科学。

航海者欲确定船只在海上的位置，须先定出其经度和纬度。欲定出经度，须凭天文观察以确定当时、当地时间，同时将地方时间与无论摆在何处都能维持标准时间（格林尼治）的时钟相比。问题是要制造一座既不受温差也不受船只影响的计时器。1714年，英国政府悬赏2万英镑，以找出在半度内确定经度的方法。约克郡的一位表匠约翰·哈里逊向格雷厄姆提出（1728年）制造航海计时器的计划。格雷厄姆将资金用于制造计时器，1735年完成。这一计时器使用两座粗重而方向相反的天平，4片平衡簧，彼此反向转动，以补偿船只的移动；及多种的铜条、钢条，热胀冷缩，与诸弹簧相连，以中和各种温差。经度委员会派遣哈里逊带着计时器搭船前往里斯本，以为试验航行。其结果鼓励该委员会提供第二次、第三次与第四次改良的基金。第四次制成的计时器，只有5英寸宽，在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试验（1759年）。在此次航行中，这一计时器的误差，不超过每30天中正常与预计的80秒时差以外5秒。经过一些争执后，哈里逊终于收到了2万镑的全部报酬。英国海军即以此计时器及其他航海仪器装备自身，以统治波涛巨浪。

·天文理论

英法两国竞相研究天文。对于他们而言，这并非是遥远或“纯粹的”科学，而是介入海洋统治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殖民与商业世界的一场斗争。德国与俄国因欧拉、意大利因博斯科维奇对这个竞争做出贡献，而没能分享其战利品。欧拉、克莱罗、达朗贝尔以研究月球，表列与太阳、地球相关的月球所处的位置及盈亏的变化，及其对潮汐的影响而有助于航海。从欧拉的记载中，知悉哥廷根大学的迈耶曾拟订太阴表而获得英国经度委员会的一项赠礼。1738年，巴黎科学院悬赏潮汐理论的提出，有4位作者获得报酬：伯努利、欧拉、麦克劳伦、卡瓦列里。除了后者，其余三人均以牛顿的理论作为解释的基础，认为除了日月的吸引外，地球的转动也是决定潮汐的一个因素。该科学院曾在多种场合邀请人写论诸球体的摄动的文章——它们越离椭圆轨道真实或表面的偏差。克莱罗于1747年、欧拉于1756年分别获得奖赏。

博斯科维奇以阐明天文学与物理学的发现而使耶稣会团与有荣焉。他生于拉古沙，14岁时进入罗马的见习修行所。他在科学上的早熟，使罗马学院的老师震惊，29岁时他即受任为那里数学部的主任。从那时起他一共出版了66种书。他参与确定各彗星的一般轨道，并首次用几何解决一颗星体的轨道与赤道问题。在《可分割的物质》（1748年）一文中，他阐扬他的物质观，认为物质由力点或力场组成，每一力点或力场各有一个交互拒斥、吸引的中心——令人忆起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功能多样的耶稣会组织实际的企业测量并绘教皇国的地图，在有淹没卢卡城威胁的湖水上建筑堤堰，抽干彭甸沼地，设计米兰的布雷拉天文台。经他催促之下，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撤销反对哥白尼体系的禁书目录敕令。他受赐为巴黎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院的会员。1761年至1762年，他先后被法国、英国、波兰与土耳其赐予荣誉。1772年，他接受路易十五的任命，担当法国海军的光学总监。1783年，他回到意大利，1787年死于米兰，享年76岁。他死后留下几卷诗集。

18世纪前半叶英国天文学家中最璀璨的导师，当推詹姆斯·布拉得雷。他叔叔詹姆斯·庞德是埃塞克斯郡的一位教区长，也是一位拥有自己的天文台的业余天文学家。这个男孩在那里知道有一门诸星体的科学和审美之学。在牛津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他即匆匆赶回旺斯特德，做一手的观察，并将所得报告给皇家学院，结果以26岁之龄获选会员（1718年）。三年后他成为牛津的天文学教授。伟大的哈雷1742年逝世时，布拉得雷继他之后成为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学家。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1762年）。

他首先决定一颗星体的周年视差，而这也是从地表上一点所见与从太阳中心的一个想象点所见外表距离的差异。像哥白尼所假设的，如果地球循轨道绕太阳运转，那么这一差异应该存在。但历来无一证例，如果这一差异能获证明，则可确证哥白尼的假设。多方冒险的罗伯特·胡克曾欲显示天龙座第三颗星辰的这一视差，结果失败。富有的业余天文学家莫里纽克斯于1725年在奎尤恢复这一尝试，布拉得雷在那里加入，他们的结果只部分地肯定哥白尼的假设。布拉得雷回到旺斯特德，雇请格雷厄姆为他制造一座“弧形天顶”望远镜，以便观察不止一颗而是200颗星体通过子午线。经过13个月的观察与计算后，布拉得雷能够指出同一颗星体的外表位置每年交互偏南或偏北的轨道。他解释这种交互性是由于地球轨道转动之故。这种“光行差”的发现（1729年）说明到那时为止数以百计令人迷惑的观察与偏差。这在观察任一星体的位置与“真正”或计算出来的位置之间，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区分。这与哥白尼的说法大为吻合，因为这一发现也依据地球绕日旋转。这对天文学的影响竟使法国的一位天文史学家约瑟夫·德朗布尔建议，使布拉得雷与开普勒，甚至与希帕恰斯并肩而立。

布拉得雷继续完成其第二个重要发现：地球转动的轴心的“章动”（nutation）——字面上为点头摆动——像一个旋转的陀螺轴心的摆动。表面移动被描写为形成周年轨道的星体，据布拉得雷的观察，由于地球的绕日旋转，在一年后，并不会回到原先确切相同的表面位置。他想这一偏差可能是月球环绕地球轨道与地球环绕太阳轨道两者之间的周期变化，造成地球轴心的轻微弯曲所致。他研究这些变化达19年之久（1728—1747年），他在第19年发现，那些星体已回到第一年开始时那个确切相同的表面位置。他现在确信，地球轴心的“章动”，是由月球轨道的移动及其对地球赤道部分的作用引起的。他的这些发现，报道在1748年皇家学院的会报上，成为一动人大事。

布拉得雷担任皇家天文学家任期内，英国屈服于一项痛苦的交易：经过170年的抗拒后，英国终于接受了格列高利日历，但仍顽固地称之为革新日历。国会的一项法案规定，1752年9月2日以后的12天从“新历体”中抹去，同时规定9月3日改称为9月14日，法定之年不该从3月25日而该从1月1日开始。此举造成了商业交易与宗教圣日的纷扰，激起了许多抗议，那群愤怒的不列颠人喊道：

“把11天还给我们！”但到最后，还是科学战胜了簿记与神学。

·赫舍尔

英国的天文学在威廉·赫舍尔将天王星添列为行星、放弃其音乐家生涯时，达到了顶峰。赫舍尔的父亲是汉诺威军队中的一名乐师。他1738年生于汉诺威，并取名为腓特烈·威廉，遵循父业，并在七年战争的头场战役中投效为乐师。1757年，他被送往英国深造音乐。在足与伦敦匹敌而为上流社会聚集中心的巴斯城，他从八角形小礼拜堂的一名吹木箫者升为指挥者，再升为风琴师。他一边组曲，一边教导音乐，有时一周上35堂课。晚上，他以研究微积分松弛身心，然后转到光学，最后改为天文学。他将弟弟雅各布从德国带来。1772年，替他们理家的妹妹卡洛琳学会了记载天文记录，她最后也成为有成就的天文学家。

赫舍尔基于绘制诸天图的雄心，复得胞弟之助，制造了自己的一架望远镜。他自己磨琢那些镜片，曾连续工作16个小时之久。卡洛琳照顾他的饮食，或将塞万提斯、菲尔丁、斯泰恩的小说读给他听，以解除烦闷。1774年，36岁的他首次展开观察。但多年来他只能在乐师工作之暇，从事天文研究。1781年3月14日，他有了世纪性的发现，但他大大低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查看巨蟹星附近的许多小星体之际，我观测到一颗显然比其余的星星大的星体。惊讶其不同寻常的外观，我将之比拟为巨蟹星与介乎御夫座、双子座之间，处于四分角里的那颗小星。我同时发觉它远大于其中任一颗星，我怀疑它是一颗彗星。

那不是一颗彗星。以后持续的检视旋即显示，它以一种近乎圆周的轨道绕日旋转，其轨道大于地球轨道的19倍，2倍于土星的轨道。它是一颗新的行星，在天文记录中属于第一颗被如此认出的行星。所有的知识界均为这一发现欢呼，因其结果形成了2倍于从前所知的太阳系的直径。皇家学院以会员资格和克卜勒奖章赠给赫舍尔，乔治三世说服他放弃乐师生涯而改任国王的天文学家。赫舍尔给这颗新行星取名为“乔治族之星”（Georgium Sidus），但天文学家后来同意称之为天王星，这是从汉诺威诸王手中夺过该星，并像该星的所有伙伴一样，转让给异教诸神。

1781年，威廉与卡洛琳搬往斯拉夫城居住。他那微薄的200镑年薪无法维持他、他胞妹及他的仪器之需。他以制售望远镜贴补所需。1785年，他造了一架40英尺长，同时兼附一面4英尺直径的镜子的望远镜。一位音乐家和史学家的女儿范妮·伯尔尼，在1786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早我父亲带我（当时她已36岁）到赫舍尔那里。这位伟大而不平凡的人物几乎张开双臂接待我们……在赫舍尔邀请下，我通过他的望远镜逡巡了一下！他那架望远镜大得可使我站直着看，而一点也不会不便：即使我穿着羽衣和钟形衬圈，也照样可行——这就是它的圆周。

1787年，赫舍尔发现了天王星的两颗卫星，他命名为奥伯伦（Oberon）与提坦尼亚（Titania）。1789年，他又发现土星的第六与第七颗卫星。1788年，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他不用再为金钱操心，但仍以未减的狂热继续其调查工作。在那些星体出来而不为过亮的月光遮晦时，他都彻夜工作。他的大部分观察都在50英尺高的梯子才可抵达的露天平台上完成。有时，天气的严寒使卡洛琳带在身边用以记载观察所得的那瓶墨水都冻结了。

赫舍尔以较好的望远镜，并更有系统地继续查理·梅西耶与尼古拉斯·拉卡耶两人的工作，以确定并列出星云和星群的位置，然后将2500座星云与星群表及848颗双星交给皇家学院（1782—1802年）。在这848颗星体中，他自己即发现了227颗。他猜想它们可因相互吸力和相互旋转而成双成对——牛顿理论大大应用于星际的相关位置。在许多情况下，过去看来像一颗星的东西，结果都是一束星群，其中有些星群以大望远镜观测，都是距离地球差别很大的个别星体。以新的倍数放大的银河，从发光的云体变为无数单一的发光体的聚集与连续。以前似乎仅为星体漫布的天空，现在呈现为被它们拥挤，其密度几乎如雨中的水滴。我们无助的肉眼过去只看到第一到第六光度的星体，而今赫舍尔的望远镜显示比最大光度微弱1342倍的额外星体。与伽利略一样，赫舍尔巨幅扩张了已熟知的宇宙。假设帕斯卡在他当时已知的宇宙无穷浩瀚前颤抖，则他置身在无法计数——据赫舍尔说距离地球约在117500000000000英里之外——的星体纵深外的无穷纵深之前，又会作何感想？许多这些星体是带有行星环绕在其周围的恒星。我们自己的太阳及其行星与卫星在一个宇宙光体中都被减为一个斑点而已。

赫舍尔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关于太阳系横过太空中的运动。先前的观察已指出，某些相关的星体在记录时，彼此的推斥曾经减少或增加。他猜疑，这一差异是由于太阳系的运离其辐合或运向其离异星体，犹如街道两侧面对面的两盏灯，我们离开或接近时，似乎在辐合或离异。他得出结论，视为一个整体的太阳系，在背向某些星体，同时朝向武仙座的一颗星体运转。他于1783年发表该学说，普莱沃（Pierre Prévost）也于数月后宣布相同的理论。英法两国相对峙的天文学家团体，处在热烈竞争与密切结合中。

一位同时代的人描写82岁的赫舍尔为“一位伟大、单纯的好老人，他的单纯、和善、轶闻及跃跃欲解释自己于宇宙的崇高观念，具有难以描写的魔力”。他的一切工作成就也有卡洛琳的一份奉献，她不但小心记载他的观察所得，完成复杂的数学计算以指引他，自己也发现3座星云和8颗彗星。威廉死后，她回到汉诺威和亲友一起居住。在那里，她继续研究，进一步表列她哥哥的发现。1828年，她获得天文学院的金奖章，1846年复从普鲁士王那里获得一枚奖章。她死于1848年，时年98岁。

·法国天文学家

环绕着巴黎天文台（1671年），聚集了一群显赫的仰视星象者。在这群人物中有卡西尼家族（Cassini）经过4代之久构成的一连串的星座。乔瓦尼·卡西尼1671—1712年主持这座天文台。去世后改由儿子雅各接掌，雅各复由儿子恺撒继承（1756年），再依次由儿子雅各·多米尼克掌管（1784年）。这位曾孙最后以卡西尼伯爵的身份去世，享年97岁。这是可与伯努利和巴赫家族相提并论的家族。

达朗贝尔则一人将诸门科学齐集于一身。他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上，结果减缩到牛顿的岁差理论和布拉得雷地轴的章动之说。“这些结果的发现，”拉普拉斯说，“在牛顿时代，均非分析与力学之法所能企及……完成此举的荣耀，应归于达朗贝尔。”在布拉得雷陈述其发现的刊物出版后一年半，达朗贝尔也提出其论文《岁差的研究》（1749年），这在天体力学与动力学的历史上是与布拉德雷在天文学年报上发表的同样杰出的一部著作。

达朗贝尔记录上的一个污点，是他并不欣赏他对手的成功。他特别热心地批评克莱罗的工作。后者10岁时即懂得微积分学，12岁时即将第一篇论文提交给科学院，18岁时出版一本包括几何学上许多重要发现的书籍，而赢得科学院连属会员的资格（1731年），这比达朗贝尔接受同一荣衔（1741年）早了6年。克莱罗是被选来伴随莫佩尔蒂远征拉普兰（1736年）以测量子午线弧的许多科学家之一。返回时，他向科学院提交关于几何、代数、锥线及微积分的备忘录。他于1743年出版了《地球形状的理论》，书中以“克莱罗定理”比牛顿和麦克劳伦更精切地计算了一个旋转的球体从其各部分的自然重心自动构成的形状。他对牛顿的兴趣使得他与夏特莱夫人有了联系，他帮助她翻译《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与伏尔泰分享将法国的科学家从笛卡儿的旋涡理论变为牛顿的重心理论这一荣誉。

1746年至1749年，欧拉、克莱罗与达朗贝尔，以微积分的新方法各自独立工作，以发现月球的远地点，即距离地球最遥远之际，欧拉与克莱罗发表了大致相同的结果，达朗贝尔则继之以更精确的计算。圣彼得堡大学为绘制月球移动图而提供的赏金，由克莱罗在《月球理论》一文（1752年）中刊出其结果而获得。他又将数学应用到地球受到金星与月球的影响而形成的干扰上。他从这些差异中估计金星的质量为地球质量的66.7%，月球为1.49%；我们通常的数目分别为81.5%和1.82%。

1757年，欧洲的天文学家开始仰看哈雷预测的那颗彗星的重临。克莱罗着手计算该彗星在通过土星与木星时将会受到的干扰，以为他们观测的引导。他计算这些及其他经验已使彗星的出现延缓618天，同时劝告科学院说，该彗星将于1759年4月13日处于近日点（其顶端最近太阳）的位置。一位业余的观测者推论出为1758年圣诞日那天。结果于1759年3月12日通过近日点，较克莱罗的计算早了32天。即使如此，这件事也是科学的一种胜利及对迷信一时的打击。克莱罗将其研究载在《彗星运动的理论》（1760年）一文中。他的成功及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各沙龙竞相拉拢的对象。他经常参与他们的聚会，直到52岁时去世（1765年）。“没有一位那个时代的法国饱学之士，比他赢得更高的名誉。”

总有更多的人物该由历史加以表扬。有研究太阳的黑子、日冕与建立圣彼得天文台的约瑟夫·德莱尔；有为科学院前往好望角、消磨10年光阴绘制南方天空而在49岁时过劳致死的尼古拉斯·拉卡耶；有于21岁时随同莫佩尔蒂前往拉普兰、继续研究月球达50年之久、分析木星与土星的运动及早在赫舍尔发现其为一颗行星（1781年）之前便已对天王星展开观察与记录（1768—1769年）的拉莫尼亚；而约瑟夫·德·拉兰德的《天文论》更逐一考察这门科学的每一部分，并在法国科学院教授天文学达46年之久，同时于1802年设拉兰德奖（Lalande Prize），该奖现在每年仍颁给对天文学最有贡献的人。还有测定天王星轨道的受洗者德朗布尔，他继承拉兰德在该学院的职位，并以苦心孤诣的6卷天文学史添列到拉兰德的概论上（1817—1827年）。

·拉普拉斯

他出生时（1749年）名为皮埃尔·拉普拉斯，是诺曼底一个中产家庭之子，后来成为皮埃尔·拉普拉斯侯爵。他以在校时发表的虔诚之神学短论而初露锋芒，后来变成拿破仑帝国最坚定的无神论者。18岁时，他怀揣拜会达朗贝尔的一封推荐书被送往巴黎。曾先后收到许多如此信函而对信中的颂辞嗤之以鼻的达朗贝尔，拒绝接见。拉普拉斯以坚定的态度写给他一封论机械学一般原理的信。达朗贝尔回应道：“阁下，你明白我甚少措意推荐书。你连一封也不用。你自我推荐得更好，这对于我就够了，我的支持是你应得之物。”不久，因达朗贝尔的影响，拉普拉斯受任为艾可军校的数学老师。在稍后写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中，他分析了对数学的热情：

我经常出于趣味、而非出于爱慕虚名来研究数学。我最大的娱乐是研究发明家的发展，坐看他们的天才与他们遭遇到并加以克服的诸般障碍搏斗厮杀。然后我设身处地，问问自己在克服这些相同的障碍时将做何对策；这一易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我的自尊虽然有所屈辱，但欣赏他们成功的乐趣，已大大补偿了我这些微小的屈辱。假若我有幸加添一点东西到他们的成绩上，则我该将这一切功劳归于他们第一次的努力上。

我们从这种谦虚中察觉一些得意之状。但无论如何，拉普拉斯的雄心显得大为粗率，因为他欲以牛顿的重心理论应用到所有的天体与现象上，而把整个宇宙减缩为一个数学体系。牛顿曾将宇宙留在一种不安的状态，他认为宇宙是受到与时俱增的不规则性的影响，因此，上帝不得不时加干涉，以予纠正。与欧拉一样，许多科学家并不相信世界是一个机械体。拉普拉斯欲以机械来证明这一假设。

他先以一篇论文开始（1773年），文中指出每个行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的差异，受到几乎精确的数学公式的左右，因而呈现周期性与机械性。科学院以这篇论文写于他24岁时选他为预备会员。此后，拉普拉斯便以伟人具有的对目标的一致、直接与坚持这些特性，奉献其生命而把宇宙的运转一个接一个地套入数学方程式中。“自然的一切作用，”他写道，“只是少数不变法则的数学产物。”

他的主要著作虽然直到大革命后才出现，但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的《宇宙体系论》（1796年）是解释其观点的通俗而非机械的引论，以明畅、流利的文体闻名，包括有关他对太阳系起源的著名假设（康德先于1755年假设）。拉普拉斯想以假设各种热瓦斯或其他微细分子的原始星云覆盖太阳，进而延伸到太阳系最远范围来解释各行星及其卫星的公转与自转。这一星云随着太阳旋转，渐渐冷却，最后凝缩成也许像我们现在在土星周围看到的许多环圈。进一层的冷却与收缩可将这些环圈浓结为各个行星，后者再以相似的过程引生出自己的卫星，同样的星云的凝缩可能产生各个星球。拉普拉斯断定，所有的行星与卫星均朝同一方向，实际上处在同一平面上旋转。他那时并不知道，天王星的卫星朝另一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一“星云理论”现多被采用以解释各个星体由星云凝缩而成。拉普拉斯只在他通俗的著作中说明这一假设，但没有过于认真。

拉普拉斯以《机械天体》5卷巍巍巨著来总括他的观察、数学方程式与理论及几乎当时所有的星体科学（1799—1825年）。傅立叶称呼其书为现代天文学之大成。拉普拉斯以崇高的单纯陈述其目的：“就太阳系已知的18个星体，及它们在任何时候的位置与运动，借……数学计算，从它们相互吸引推论出它们在其他任何时候的位置与运动，并显示这些与实际观察的那些东西一致。”为实现计划，拉普拉斯必须研究由太阳系的成员——太阳、行星及卫星——的相逆影响引起的干扰，同时将这些干扰归纳为周期而可预测的规则。他相信，这一切干扰都可由引力的数学加以解释。在证明太阳系及其余世界的稳定与自足这一尝试中，拉普拉斯抱持一种完全机械论的观点，并为决定论哲学做一番古典的表白：

我们应将宇宙的现态视为其前一状态的结果和后一状态的原因。懂得一切力量在一特定刹那在自然里的作用，及宇宙所有东西在那一刹那的位置，能够以单一的公式了解宇宙间最大的星体与最轻的原子的运动，这一智力也强大得足以控制一切资料供作分析，对于它而言，没有一事不确，未来与过去一同展现在它眼前。人类心灵一直能给予天文学的完整性为此智力勾勒出一个微弱的轮廓。机械学上与几何学上的发现，伴以宇宙引力的那些发现，已使人类心灵可以依相同的分析公式来理解宇宙体系的过去与未来状态。心灵追求真理的一切努力与我们刚刚想象的智力虽有接近的趋势，但永远保持无限遥远的距离。

拿破仑问拉普拉斯，其《机械天体》一书为何没提到上帝时，这位科学家据说这样回答：“我不用那种假设。”但拉普拉斯也有谦虚之时。在《概率的理论分析》——几乎为该领域一切著作的基础——一文中，他剥夺了科学的一切可靠性：

严格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有问题，而我们确知的少数事情，即使数学科学本身，那发现真理的主要方法归纳与类推，也以概率为基础。

除了他那个时代天文的发现与假设，那种划时代的与影响广泛的公式体系外，拉普拉斯另有特殊贡献。他以为某种“可能性”而设之“拉普拉斯方程式”，几乎照亮了物理学的每个部分。这一方程式使我们更容易确定力线场上任一点的能量强度或运动的速度。他根据月球的那些干扰计算地球的动态椭圆率，而那些干扰归因于地球的扁圆形。他发展一种分析的潮汐理论，并从潮汐的各种现象归纳出月球的质量。他发现决定彗星轨道的改进办法，并以突出的准确性计算月球平均运动的加速度。他对月球的研究为他弟子伯克哈德于1812年绘制而获改进的月球转动表提供了基础。最后，他从科学上升到哲学——从知识上升到智慧，其辩才可与布丰相媲美。

天文学，以其实物之尊严与理论之完整，乃是人类精神最美丽的纪念碑，也是人类智力最高贵的证明。由于受到自爱与五官幻觉的引诱，人类长时以来都把自己认为是各星体运动的中心，他的虚矫因而受到这些东西所激起的恐怖之惩罚。然而他看到自己处在太阳系里几乎无法察觉的一颗行星之中，其广垠的幅度本身在太空的浩瀚之中只不过是一不易被感觉到的小点而已。这一发现带给他的惊奇结果，大可安慰他以弥补地球的地位，并从而指出他那种处在极端微细的基地（他即从这一基地观测诸星）里的壮观。且让他仔细保存，并且扩大能带给有思想的东西以愉悦的这些高尚科学的结果。那些科学对于航海与地理已有重要贡献，但它们最大的祝福还在驱除天体各种现象所产生的恐惧，并且摧毁由于我们对与自然真正关系的无知所造成的错误，那些设若科学之火炬一旦熄灭便准将复现的恐惧与错误。

拉普拉斯发现，调整其生命以适应法国政治的震颤要比调整其数学以适应各星体的不规则容易。大革命来临时，他顺应形势而安然过日：他与拉格朗日一同受雇制造火药所需的硝酸钠，并计算加农炮的弹道。他受任为创建公制的重量及长度委员会的会员。1785年，他测验参加炮团的考生——16岁的拿破仑——并予以过关。1798年，拿破仑带他到埃及以从金字塔上研究星辰。1799年，第一执政官（拿破仑）任命他为内政部长，但六周后即遭解职，原因是“拉普拉斯到处探精求微……并将无限微小的精神带进行政管理”。拿破仑为了安慰他而提名他进入新议院，使他成为伯爵。现在，身着金衣缎带的这位显贵，由雅各布·内戎为他画了一张画像：一张英俊而高贵的脸庞，及似乎由于自觉死亡嘲弄着一切威严，自觉天文学是在黑暗中的一个摸索，自觉科学是黑夜之海的一小点光芒而黯然神伤的两眼。他临终之际（1827年），一切虚荣离他而去，他最后的遗言似乎是：“我们懂得的只是一件小事，而我们不懂得的却巨无涯岸。”

地球

有四门研究地球的科学：探究其大气层的气象学；估计其大小、形状、密度以及涉及其表面曲度的各种距离之测地学；发掘其成分、深度与历史的地质学；绘制其陆地、海洋的地理学。

·气象学

除了简单的雨量计外，气象学还使用4种测量仪器：测量温度的温度计、测量气压的气压计、测量风的风力计及测量空气中湿气的液体比重计。

1721年或1721年以前，阿姆斯特丹一位德国的仪器制造家法伦海特发展了一种伽利略于1603年便已发明的温度计。他使用水银以代替水作为伸缩液体，并以水的冰点（32度）与人体正常的口内温度（98.6度）为基础划分刻度。1730年，雷奥米尔向科学院提出“以可比较的等级制造温度计的量尺”的报道。他将水的冰点定为零度，沸点为80度，同时划分刻度使与温度计内液体（他使用酒精为液体）的升降等量一致。乌普萨拉的安德斯·切尔西乌斯约1742年以再使用水银，并在水的冰点与沸点间划分100刻度而改进了雷奥米尔的温度计。为了更精确地确定这些度数，日内瓦的德吕克于1772年使相对的温度计在主要方面有它们今日的样式：英语民族使用华氏度数，其他民族则使用摄氏度数。

托里策利（Torricelli）于1643年发明气压计，但气压计内气压的变化受到不可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显得不稳定：水银的品质、管子的口径、气温。以德吕克的试验与计算而达到高潮的各种不同的研究，补救了这些缺点，并使水银气压计形成今日的样式。

几种粗陋的风力计完成于17世纪。阿夫朗士的学者主教皮埃尔·于埃1721年去世时留下风力计的一种图样，将风灌入一根管子，使升起一柱的水银以测定风力。这一发明后改进为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林德的风压计（1775年）。约翰·斯米顿在约1750年设计测量风速的机械装置。18世纪测量湿度的最好仪器是多才多艺的加尔文派教徒索绪尔发明的湿度计（1783年），这是根据人的头发随着湿度的变化而伸缩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以各种液体在蒸发时的冷却作用而提供另一种湿度计的设计理论基础。

有了这些及磁针等其他仪器，科学便可迈步侦测各种游移不定的气候的规律。首先是可靠的记录。有些记录由法国科学院从1688年起一直保留下来。1717年至1727年，一位布勒斯劳的医生保留了他从德国许多地方找到的每日天气记录。1724年，伦敦皇家学院开始编集不仅从英国，而且从欧陆、印度与北美来的气候报道。一项合作性更广泛、更有系统的每日天气记录于1780年由曼海姆的亨默在巴拉丁选帝侯西奥多尔的资助下组织而成，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遭到废弃（1792年）。

一种激起许多臆测的气候现象是北极光现象。哈雷曾于1716年3月16日至17日仔细研究这些“北极光”的突发，而将之归因于受到地球发出的磁力的影响。1741年，约尔特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的观察家注意到北极光突发时磁针的不规则偏差。1793年，化学家约翰·达尔顿指出，这些北极光的光芒与磁倾针的方向平行，而它们的最高点或集中点则在磁极子午线上。因此，18世纪已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有电性，我们现在予以解释为，因太阳射出的分子引起的离子化造成的地球气层里的一种放电现象。

18世纪气象学的文献始自沃尔夫的《量气学原理》（1709年）。该书总结当时已知的资料，同时提出一些新仪器。达朗贝尔在《风的一般成因的回顾》这篇于1747年赢得柏林学院奖的文章中，试图以数学公式确定风的移动。这一时期杰出的论文是路易·科特这位蒙彼利埃的教士的巨著《气象学》一书（1774年）。科特搜集并表列自己及其他人观察的结果，描述仪器，并将发现应用到农业上。他提出各种作物的开花与成熟时间、燕子飞临与飞离之期，及夜莺何时歌唱；他把各种风认为是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他还提出天气预测的试验性公式。德吕克的《大气变化研究》（1772年）延伸了帕斯卡与哈雷在高度与气压关系方面的实验，从而制定出一种法则，认为在某一气温下（气压计内）水银高度对数的差异，在一英寻的千分之几当中，能立即指出我们观察气压计的地方在高度上的差异。使气压计附着在某一平面，德吕克能以气压法估定各种陆标的高度。因此，他计算勃朗峰的高度为14346英尺。索绪尔爬上该峰并在山顶记下其气压标记（1787年），测得高度为15700英尺。

·测地学

测地学字面上为“划分地球”之意。首先需要知道地球的形状。1700年，一般认为地球不是全球体而是椭圆体——两极有点扁平。牛顿认为两极扁平，卡西尼则认为赤道扁平。科学院为了决定这一国际争执，特别派出两支探险队。一支由孔达米纳、布格与戈登率领，开往那时的秘鲁（1735年，现为厄瓜多尔），借以测量赤道一道子午弧上天文纬度的度数。1736年，相似的一支探险队由莫佩尔蒂与克莱罗率领，开往拉普兰而在实际接近北极圈的一个地方测量一道子午弧上天文纬度的一个度数。据其报道，那里一度的长度为36.71万英尺——比69英里稍为长些。这些发现指出，天文纬度一度的长度，随着观察者从赤道向两极移动而轻微增加，这一增加被解释为地球两极扁平的缘故。科学院承认牛顿已得证明。这两次探险所做的测量，后来成为决定1米、公制及地球上各地精确的天文时间的基础。

布格在秘鲁的观察中发现该铅垂线的一些偏向，并认为是受钦博拉索山的吸力所致。他以此为基础，试图计算地球的密度。乔治三世的钦定天文学家马斯基林以一根铅垂线一次垂落在苏格兰一座花岗岩山的一边，一次落在另一边来实现这一结果（1774—1778年）。该铅垂线在两种情况下都朝那座山偏差约12角秒。马斯基林下结论道，地球密度与该座山密度的比例，将同于地球吸力与12秒偏差的比例。查理·胡顿即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地球的密度约为水的4.5倍——现在为一般人接受，这个数字牛顿于一个世纪以前即靠一种聪明的方法推算出。

·地质学

有关地球起源、年龄与成分，有关地壳、地层，有关地震、火山、火山口与化石的研究，仍然受到神学禁忌的阻碍。化石一般被解释为：在据说曾经淹没地球的诺亚洪水后，由退却的海水在陆上留下的海中有机体的遗骸。1721年，瓦利斯涅里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一场短暂的洪水无法说明如此广泛的海中构成物的蕴藏。安顿·莫罗在其著述中则认为，那些化石是海中火山爆发抛掷出来之物。地球原先为水覆盖，后为地下之火迫使底下的陆地高出退却的海洋，因而产生山脉与大陆。

马耶去世时（1738年）留下一份手稿，于1748年印行，其名为《特里艾莫》，或《一位印度哲学家与一位法国传教士的对话录》。他的观点由一位印度圣哲之口道出，但《特里艾莫》不久即显现为“马耶”拼写的颠倒。该书激起的暴风雨，也许已经调和了作者死得其时。依据他的理论，陆地、山脉与化石并非由火山爆发，而是由曾一度包覆地球的海水逐渐消退造成。他主张，陆地的一切动植物由相关的海中有机体演化而来；男人、女人的确像青蛙一般，由已经失去尾巴的雄人鱼与美人鱼演进而来。海水的退却由蒸发引起，这一蒸发每千年会使海平面降低约3英尺。马耶警告我们说，海洋到最后会完全干燥，这时，地下之火将会涌出表面，进而焚毙一切生物。

《特里艾莫》出版后一年，布丰发表他的《地球理论》（1749年），此时他42岁，这篇文章与他71岁时写的《自然世纪》（1778年）是对这一门年轻科学极具权威贡献的两篇文章。他以笛卡儿的谨慎开始，假定世界首由上帝推动。然后《地球理论》一书即对宇宙事件做一番纯粹自然的解释。布丰比最新的宇宙开创论早两个世纪，主张各行星的源起均为受到某一强大的彗星的冲击或吸力而从太阳分离的碎块。因此，各行星起初均为融化的、明亮的大块物，有如今日的太阳，但它们在太空的寒冷中渐渐冷却、变暗。《创世记》所说的创造之“日数”必须作“纪元”解释。在这些纪元中我们可以标出7个：

一、地球由于本身旋转的结果而造成球形，其表面慢慢冷却（3000年）。

二、地球凝结为一固体（3.2万年）。

三、其蒸汽层凝缩构成全球性的海洋（2.5万年）。

四、此海洋之水由于透过裂隙进入地壳，造成退却，因而留下植物在地表上，及化石在陆地上各个不同的高度（1万年）。

五、陆地动物出现（5000年）。

六、海洋的消沉使西半球与东半球分离、格陵兰与欧洲分离、纽芬兰与西班牙分离，并留下显然升起于海面的许多岛屿（5000年）。

七、人类的发展（5000年）。

布丰把这7个纪元加起来的结果为8.5万年。他对地质学家认为地球历史为4万亿年这一卓越想象，将感到惊讶。

布丰以研究化石骨骼，并从而推论出有机生物的连续纪元而建立了化石学。他的《自然世纪》开首文字表现出他的透视力与文体风格：

就像在文明史中我们审查名称，研究硬币、奖牌，译明古代碑文，以决定人类革化的纪元并确立社会史中各个事件的日期一样，在自然史中，我们更须发掘世界的档案，从地球的脏腑中抽取老旧的纪念碑，收集它们的残余物，并将可以使我们追溯到自然的各个不同纪元中的一切物理变化的象征，通通收入证据堆里。这是在太空的浩瀚中确定某些点，及在时间的永恒路线上摆放一些里程碑的唯一方法。过去好比是距离：设若历史与编年纪不在最晦暗的某些点上摆设几座灯塔与闪光信号，则我们的视域便会减却，并终告丧失。

然后，在晚年才走到化石学上的他这样写道：

我怀着遗憾离开这些迷人的东西，这些古自然的珍贵纪念碑，我这老迈之年已使我没时间充分地检查，而从中抽出我拟想，但只基于假设、在这份工作上没有地位的结论。我在结论中视为法则的，在于只提出基于事实的真理。在我之后还有其他来者。

《自然世纪》是18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布丰注重对文体的雕饰，以至（如果我们相信他）改写其中一些段落达17次之多。他同时注入一切的想象力，使他越过6000年的鸿沟，似乎在描写他思想的建构，有如展露在他眼前的许多事件。格里姆欢呼此书为“哲学敢予激发的最为壮丽的诗歌之一”，居维叶也宣布此书为“以真正壮丽的文体写成，而为布丰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其时，谦虚的学子也在试图绘制土壤中各种矿物的成分图。盖塔尔以《矿物学备忘录及其图表》（1746年）赢得科学院的赞扬。在以地质学调查法首度尝试之际，他在法国发现一些死火山；他把周遭的堆积物解释为凝固的岩浆，而热泉则是这些火山势力的最后阶段。里斯本的地震激发了约翰·米契尔草拟《论地震的原因与现象》（1760年）一文。他主张地震是由于地下火、水的突然接触，产生膨胀性的蒸发，这一蒸发经火山与裂隙而找到一些出口，但若无路可逃时，便会引起地表的颤动。这些地波，埃佩认为，可被标出而找到地震的震源。因此，仍属年轻的地质学，也顺带催生了地震科学。

地层学也成了一门学科：人们迷惑于地壳中有关地层的起源、成分与先后。斯特雷奇向皇家学院提出一篇名为《萨默塞特郡孟蒂煤矿中观察到的地层的奇异描写》的报道（1719年）。1762年，斐歇尔印行一张详细的地质图，描述图林根土壤的9种“构造”，从而建立一个地层的概念，一个连续的地层代表一个地质时代。

与之相反，在弗赖堡矿物学校执教达42年之久的沃尔诺主张“水成论”的观点：大陆、山脉、岩石与地层都由水的行动，由曾经是全球性海洋的消退——有时缓慢，有时剧变——产生。岩石是消退的海洋弄干的坠落物与沉淀物，地层则为这一消退的时期与堆积物。

詹姆斯·胡顿进一步解释地球的变迁。他1726年生于爱丁堡，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显赫人物中的一员——休谟、约翰·霍姆、凯姆斯爵士、亚当·斯密、罗伯逊、哈奇森、马斯基林、麦克劳伦、普莱费尔及约瑟夫·布莱克。他从医学转攻化学，再攻地质学，不久即得出结论，地球的历史要比神学家认为的6000年多好几倍。他观察到风与水正在慢慢侵蚀山脉，并将它们推成平原，数以千计的小溪流载运物质流入大河流，再流入海洋。倘若这一过程无限继续下去，则各海洋的贪婪之身或肆威之爪终会吞噬整个大陆。几乎所有地质的构造都可能从这些缓慢的自然运作造成，如任何崩蚀的田地或蚕食而来的海洋，或锲而不舍地挖掘自己的河床并在岩石与土壤构成的地层上留下日渐降低的平面记录的任何河流。胡顿认为，这一缓慢的变化，是地球变形的基本原因。“在解释自然时，”他主张说，“我们不能引用对地球显得不自然的任何力量，也不得承认除非我们懂得其中原理的任何行动，同时为了解释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也不得坚持任何特殊事件。”

但如果这种侵蚀一直进行数百万年之久，为何尚有大陆留下？据胡顿说，这是因为聚集在海底的侵蚀物，会受到压力与热的左右；这些侵蚀物在海底融合、凝固、扩张、堆积，然后浮出海面构成岛屿、山脉与大陆。地热的存在可由火山的爆发获得证明。这样，地质的历史是一个循环过程，一种反复将大陆投入海洋，再转而从那些海洋中升起新大陆的庞大缩伸过程。后来的学者把胡顿的理论定名为“岩石火成论”，以其依赖热的作用之故，或定名为“海神论”，以其从古代冥府之王普鲁托得名。

胡顿自己先是犹豫不敢出版他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些观点不但会受到《圣经》信仰者的反对，也会受到水成论者同样尖锐的攻击。爱丁堡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罗伯特·詹姆森是水成论者的热心辩护人。胡顿起初只将理论解释给少数朋友，后来经他们催促之下，才于1785年向刚成立的爱丁堡皇家学院宣读有关论文。1793年以前的批评，尚还温文有礼，但那年他便遭受都柏林一位矿物学家激烈的攻击。他以出版《地球理论》（1795年）这本传统的地质学著作作为回答。两年后他便告逝世。缓慢的过程造成巨大的变迁这一观念，经过普莱费尔明白晓畅的《胡顿理论的说明》一书（1802年），转而进入其他科学，并为欧洲铺路，使达尔文将这一观念应用在物种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之上。

·地理学

人类在种族、制度、道德与习俗方面繁杂的演进表现，在扩大现代心灵的界线上构成一个强大因素。探险越来越奇特而贪婪地伸入未知的领域，其目的不为科学，而是找寻原料、金、银、宝石、食物、市场、殖民地，并为和平与战争中较安全的航海绘制海洋图表。法国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这场竞争中最为积极，他们知道世界的主宰权已濒于危险。

最冒险的一个计划在彼得大帝心中产生，他于1725年逝世之前，委任俄国海军的一名丹麦船长维图斯·贝林前往探勘西伯利亚的东北海岸。圣彼得堡大学遣派一位天文学家、一位自然学家与一位历史学家一同前往。贝林越过陆地到堪察加，然后航行到北纬67°（1728年），发现以他为名的贝林海峡，最后回到圣彼得堡。第二回探险时他在鄂霍茨克海建立了一支舰队，然而向东航行，一直到北美（1741年）。一位丹麦人从西面发现北美大陆，就像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埃里克森从东面发现该大陆一样。在回航途中，贝林的船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迫使船员在堪察加附近先前无人居住的一座岛上度过6个月的时间。在那座也以他为名的岛上，这位伟大的丹麦人死于坏血病（1741年），享年60岁。另一艘探险队的船只发现了阿留申群岛。俄国占领了阿拉斯加，传教士也被派往那里，使爱斯基摩人娴习基督神学。

俄国进入美洲，也激起其他国家探测太平洋。作为与西班牙战争的一部分（1740年），英国派遣一支舰队由乔治·安森率领、前往骚扰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坏血病杀戮了他的船员，而起自合恩角的暴风雨也摧毁了他一些船只，但他奋力开入南太平洋，停留在费尔南德斯群岛上，而且发现亚历山大·塞尔珂克曾在那里的证据。然后他横越太平洋，在菲律宾群岛附近逮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夺取船上的金、银宝藏；渡过印度洋，绕经好望角，避开试图拦截他的西班牙与法国舰队，经过3年9个月的航行后，终于在1744年6月15日抵达英国。船上的金银宝物用32辆马车伴着军乐从斯彼特海德转载到伦敦。全英国都在向他欢呼，4个版本关于他的故事在一年内全部卖光。

1763年，法国政府也派遣一支相同的探险队，由布甘维尔率领，受命在福克兰群岛建立法国殖民地。该群岛位于麦哲伦海峡以东300英里，具有控制大西洋到太平洋通路的军事价值。他完成任务后返回法国。1765年，他再度出航，进入太平洋而抵达大溪地（Tahiti，1768年）——瓦利斯早在一年前发现该岛——并为法国占领该岛，后又发现萨摩亚群岛与新赫布里底群岛，然后绕过好望角，于1769年抵达法国，并从太平洋赤道地区带回来九重葛这种植物。他的航行记载了大溪地的宜人气候及当地土著的幸福健康、善良本性与道德。

1764年，英国政府委任约翰·拜伦船长占据南太平洋中一些有用的岛屿。他在福克兰群岛的埃格蒙特要塞登陆，并为英国占领该群岛，而不知道法国人已在那里了。西班牙宣称享有其主权，法国予以退让，后来西班牙让给英国（1771年），而今则由阿根廷声明为其所有。拜伦继续环绕地球，但在历史上并未留下进一步的标志。在较早的一次航行中，身为安森辖下候选军官的他，曾因船难而流落到智利海岸上（1741年）。他对这一船难的记载由其孙子拜伦在《唐璜》一诗中加以引用。

就英语民族而言，18世纪杰出的探险家是詹姆斯·库克船长。他是一位农场工人之子，12岁时为一服饰杂货商的学徒。他投效海军，充任纽芬兰与拉布拉多海岸的海军测量员，同时赢得数学家、天文学家与航海家的美名。1768年，时年40岁，他被选上率领一支探险队到南太平洋注意金星通过子午线及从事地理研究。他于8月25日在几位科学家——其中一位为班克斯爵士，自费装备所搭之船——的陪同下搭上“努力号”出航。金星通过子午线的天文现象，于1769年6月3日在大溪地被观测到。嗣后库克继续航行寻找有些科学家认为隐藏在南部海洋中的一座大陆（澳大利亚）。结果一无发现，但探究了“社会群岛”（the Society Islands）及纽芬兰各海岸，并仔细地予以绘图。他继续航行到澳大利亚（当时称新荷兰），为大英帝国占领了东部海岸地区，然后绕经非洲，于1771年6月12日抵达英国。

1772年7月13日，他以“坚决号”和“努力号”再度出航，往寻想象中的南方大陆。他朝东、朝南搜寻了好望角与新西兰之间的海面，越过南极圈到南纬71°，但迄未见着陆地，后来浮冰越来越大的危险而迫使他回航。他造访了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描述那里巨大的一群雕像。他还绘制马克萨斯群岛和汤加群岛的地图，同时把后者称为“友善”群岛，因为当地土著温和之故。他发现了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与松林岛。他朝东横过南太平洋到合恩角，继续越过南大西洋到好望角，然后朝北航行到英国，经过1107天6万英里后，于1775年7月25日抵达港口。

他的第三次探险是寻求从阿拉斯加越过北美到大西洋的一条水道。他率领着“坚决号”与“发现号”于1776年7月12日离开普利茅斯，环绕好望角，再度在大溪地歇脚，然后朝东北前进，遇上他平生最大的发现——夏威夷群岛（1778年2月）。这些岛屿曾于1555年被西班牙航海家加埃塔诺看见，但被欧洲遗忘了两个世纪以上。再朝东北航行后，库克抵达了今日的俄勒冈州，并探查北美海岸，上至贝林海峡及海峡之外，最后到阿拉斯加的北部界线。在北纬70.41°，他的前进受到升起于海面12英尺并延伸到桅楼视界所及之处的一座冰墙阻止。探寻越过美洲的一条东北通路失败后，库克回到夏威夷。他先前曾受到友善的欢迎，而这一次却遭遇杀身之祸。当地的土著虽然和善，却喜欢偷窃。他们偷了“发现号”的一艘小船，库克率领一群部下予以追回，结果成功了，坚持最后离开岸上的库克，却被那群愤怒的土著包围，被活活打死（1779年2月14日），时年51岁。英国尊称他为英国最伟大最高贵的海洋探险家、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及一位受到全体船员爱戴的大无畏船长。

与此几乎同样英勇的，是法国政府委任，由加拉普（即彼鲁兹伯爵）率领的一支探险队。他于1785年绕经南美，上达阿拉斯加，横渡到亚洲，而且成为第一位经过俄属库页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的海峡的欧洲人（该海峡即以他为名）。朝南航行后，他继续探查澳洲海岸，并抵达圣克鲁斯群岛。在那里，他显然遭遇船难（1788年），因为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陆地探查也是渴求冒险与利益的一项挑战。1716年，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抵达了中国西藏的拉萨。卡斯滕·尼布尔远征及描述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与波斯（1761年）。詹姆斯·布鲁斯旅经东非，重新发现蓝尼罗河的源头（1768年）。在北美，法国探险家建立了新奥尔良（1718年），并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推进到密苏里河。在加拿大，他们试图抵达太平洋，但落基山脉难以翻越。同时，英国的殖民者向内陆推进到俄亥俄河，西班牙修道士也从墨西哥领路经过加州到蒙特雷，然后转上科罗拉多河盆地进入犹他州。北美洲不久即将成为七年战争的奖品之一。在南美，孔达米纳在测量赤道的纬度后，也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基多附近亚马逊河的源流抵达4000英里外大西洋岸边的河口。

绘制地图者绝不能赶上这些探险家。半个世纪以来（1744—1793年），卡西尼及其子雅各在184张相连的纸上印行了一张长宽各36英尺的法国地图，图上空前详细地指示所有的道路、河流、修道院、农田、磨坊甚至路边的十字架和绞架。不以18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自满的柏格曼，也于1766年出版了一本《世界志》（Worlds Beskribning），书中摘述当时的气象学、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他主张说，许多岛屿均为现在大部分已淹没的山脉的顶部；因此，西印度群岛可能是曾经连接佛罗里达与南美洲的一座山脉的残余物。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担任哲学教授24年后，完成了攀登勃朗峰与小马特合恩峰的壮举，并写下瑞士各山脉大部头的研究书册。书中涉及各山脉的大气状况、构成、地质、化石与各种植物，形成一种包括气象学、地质学与植物学的奇妙混合。

植物学

·林奈

复杂的显微镜既已发展出来，我们便可能更详细地检查植物的构造，甚至繁殖的秘密。植物学从其医药奴仆的身份独立，林奈则以一位科学圣者的谨慎与忠诚规划着布满生命的世界。

他的父亲尼尔斯·林奈是瑞典斯登布罗胡路德教派的教区牧师。牧师之子在保存虔诚上特具困难，但林奈设法保存这份虔诚，结果，尤其在植物世界中，发觉到感谢造物主的无限理由。

尼尔斯是一位热心的园丁，他喜爱奇花异木，并种植在教宅四周，供做活生生的赞美祈祷。这些植物成了林奈儿时的玩具与密友，因此（他告诉我们）他长大后对植物具有“一种不可熄灭的爱好”。他常常逃学，在树林和田野中采集标本。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位牧师，因为这个少年具有善良的灵魂，身教比言传更能多予教导启发。但他喜爱医药，1727年20岁时，他便以医学生的身份就读于伦德大学。一年后，由于老师们的热心推荐被送往乌普萨拉大学深造。因为他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许多资助。他穷得修不起鞋子，只好将纸塞进去盖住洞口，以驱除寒冷。他以这种研究热诚很快在植物学和医学上大获进境。1731年，他受任为植物学的副讲师，并在拥有24个孩子的鲁德贝克教授家中担任家庭老师。“现在，因为上帝的恩典，”他写道，“我已有了一笔收入。”

乌普萨拉科学协会决定派遣一支探查队研究拉普兰的植物时，林奈即被选为领队。他和一群年轻的伙伴于1732年5月12日出发。他以自然绚丽的文体描写他出发时的情景：

天空灿烂和煦，柔和的西风使空气清爽沁凉……桦树的嫩芽开始焕发成叶。大部分树木的叶丛，都已相当茂盛，只有榆树、白杨，尚还光秃。云雀凌空高唱。约过一英里，我们抵达一座森林的入口。云雀飞离我们，但松树顶梢的黑鹂在倾播情歌。

这就是林奈。他永远警觉，以每种感官注意自然的情景、声音与芬芳，而绝不让植物学与诗歌之间存有任何区别。他率领手下越过拉普兰远至1440英里的地方，经过百般的危险，然后于9月10日把他们平安地带回乌普萨拉。

几乎仍然身无分文，他想以讲学维生，但有位对手以林奈尚未完成其医药课程或得到学位为由，使他不能讲学。这时，林奈爱上了莉萨——莫拉亚一位医生的女儿。她把积蓄交给他，再加上自己的，之后他动身前往荷兰（1735年）。在哈尔德韦克大学，他通过了考试，并取得医药学位。一年后，他遇到了伟大的波哈夫，而几乎忘了莉萨。得到那位科学家贵族的激励与帮助，他发表一本植物学名著《自然体系》。这本书他在世时一共发行了12版，第1版只有14张对折纸，但到第12版时达到2300页，8开本3厚卷。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他以重组和编集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董事克利福的植物收藏而大赚了一笔。他以难以置信的勤勉再度于1736年刊行了《植物学目录》，1737年出版《植物种属》。1738年，他前往巴黎研究皇家花园，未经自我介绍，他加入一群学生中，倾听朱西厄用拉丁文演讲已经绝迹的植物。一种植物困惑了这位教授，林奈冒昧建议说：“这种植物具有美洲的外貌。”朱西厄看一看他，惊讶地说道：“您是林奈。”林奈点头承认，然后朱西厄以最友爱的态度热烈欢迎他。林奈获得巴黎、莱顿、哥廷根三所大学的教授席位，但他想该是回到莉萨身边的时候了（1739年）。如此漫长的婚约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时候，这也许有利于道德的稳定与性格的成熟。他们结了婚，林奈在斯德哥尔摩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定居下来。

像任何年轻的医生一样，他有段时间空等着病人。有一天，在一家酒馆他听到一位青年抱怨没人能够治好他的淋病。林奈治好他的疾病，结果更多的患者前来就医。这位医生的执业扩张到肺病的治疗。瑞典国会贵族议院的议长特辛伯爵与他结识，并为他取得海军部医生的任命状（1739年）。1739年，林奈帮助建立皇家科学院，并担任首届主席。1741年，他受选为乌普萨拉的解剖学教授。不久，他换成植物学、药理学与自然史（地质学与生物学）的课程，他终于成为适当职位的适当人选。他把自己对植物学的热诚传给学生。他跟学生不拘形式地在一起工作，他从未如此快乐：

我们经常远足以搜寻植物、昆虫与鸟类。每星期三、六，我们从黎明到天黑采集植物。学生然后回到城里，帽上插着花朵，而且簇拥着教授到花园，其前则有乡壤的歌者。那是我们愉悦的科学最后一度的壮观。

他派遣一些学生到世界各个角落采取异地的植物，他为这些年轻的探险家（有些在探查中牺牲了生命）取得免费搭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许可。他以在他准备的命名法大系统中使用学生的名字给植物命名这一奖励来激发学生。他们注意到，他用“camellia”（山茶）来命名耶稣会士乔治·卡迈勒在菲律宾发现的开花矮树丛。

在《自然体系》、《植物种属》、《植物分类》、《植物学》与《植物品属》诸书中，他树立了他不朽的分类法。已有数位前辈涉足其间，尤其是鲍欣与图内福尔。里维纳斯早已主张采用二名法以命名植物（1690年）。尽管有这些努力，林奈仍然发觉当时的情况处在严重妨碍植物的科学研究这一状态中。他们曾发现数以百计的新种，植物学家往往给予互相矛盾的名字。林奈着手划分所有已知的植物，先以纲，次以目（族），再次以属、种，递演递分，因而达成一个国际通用的拉丁命名法。他以显著的繁殖器官的存在与特征或不存在作为分类的基础。因此，他把植物分成具有可见的繁殖器官（花朵）的显花植物与没有花朵产生种子、其繁殖器官隐蔽或不显著（像苔与羊齿类植物）的隐花植物。

有些人反对道，这样地强调繁殖将会危险地影响青年的想象。更无情的批评家在嗣后100年中则指出林奈分类法的基本缺陷。他如此致力于找寻植物的隐匿处，同时为其命名，因此有段时间，他使植物学越离了植物功能与种类的研究。由于变种会使他的体系变得混乱，并与《创世记》矛盾，他奠下这一原则说，一切品种均由上帝直接创造，而且在它们的历史中保持不变。后来（1762年），他修正这种正教态度，认为新品种可能由同类的植物杂交产生。他虽然把人（他信任地称之为“灵长类的人属”）视为动物王国的一部分，并将其与猿猴一同列入灵长类的一种，但其体系总阻碍演化观念的发展。

布丰批评林奈的分类，其理由为：类、种均非客观事物，只是为了一个复杂实体区分上方便起见的命名而已。在这一实体中，各种各类的东西在其边际均相交相融。除了个体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心灵之外。这是中古实在论与唯名论的老论战。林奈答辩道，口才好不代表结论就正确。他拒绝在布丰的画像与他自己的画像并挂在墙上的房间里进食。他在更温和的时刻承认道，他的安排并不完整，又以生殖器官区分植物，也留下许多松散不确之处。在《植物学》中，他提倡一种基于植物器官的形态与发展的“自然”体系。他那有别于分类法的命名法，在植物学与动物学上证明大为方便。这种命名法稍经修正后仍然流行于今日。

老年时林奈被全欧尊崇为植物学王子。1761年，他受国王册封为爵士而变为卡尔·冯·林奈。10年后，他从卢梭那里接到一封信：“仁慈的先生，请接受你的一个非常无知却非常热诚的弟子的尊崇吧！我享有宁静之乐大部分得力于我对您著作的沉思……我尊崇您，我全心全意爱您。”

林奈与卢梭、伏尔泰都于1778年逝世。他的图书馆与植物收藏由史密斯从林奈的遗孀手中购得。1788年，史密斯和其他人士共同建立伦敦林奈学会，以看顾“林奈的宝藏”。一长列的出版物从该中心将这位植物学家的著作散布到欧洲与美洲。歌德将莎士比亚、斯宾诺莎与林奈同列为他心灵生活上最大的影响力量。

·在葡萄园

数以百计的献身者继续这种植物学的探寻。在法国，我们发现那些富有活力的家族之一。从里昂前来巴黎的朱西厄，1708年升为皇家花园的管理者。他的胞弟伯纳德是那里的一位讲师兼“示范员”——我们见过他欢迎林奈。另一位兄弟约瑟夫与孔达米纳前往南美，并将秘鲁向日葵带回欧洲移植。侄儿安托万·劳伦特·朱西厄于1789年出版了开始取代林奈体系的著作《按照自然次序排列的植物属》。他根据子叶的有无或数目而从形态学上区分植物。他把没有子叶的植物称为无子叶植物，只有一片叶的植物称为单子叶植物，有两片者为双子叶植物。其子阿德里安把他们的工作带进19世纪。1824年，坎多勒以朱西厄家族的工作为基础，拟定今日采用的分类大纲。

植物的有性生殖由格鲁于1682年或之前发现，再由卡梅拉留斯于1691年予以确定。1716年，科顿·马修从波士顿向伦敦皇家学院报道靠风授粉杂交的实例：

我邻居在他田地里的一排土堆上种植红蓝色的玉米，其他的田地则种植黄色最通常颜色的玉米。在最上风这一面，该排玉米感染了紧邻4排的玉米……使后者着上同一颜色的花。但下风这一面，有不少于7排或8排的玉米如此染上颜色。那些更远的玉米，也留下些程度较小的印象。

1717年，布拉德利以郁金香做实验，证明授粉的需要。他从其中12株“完全健康”的郁金香抽除全部的花粉，“那年整个夏天，这些郁金香都不结子……我让其自然的400株中的每株郁金香，都一一结子”。他研究异花授粉，同时预见一些迷人的结果。“凭这些知识，我们可以改变任何水果的属性与味道，其法为使某种水果与同种不同品的花粉授粉。尤有甚者，好奇之士可以凭这些知识生产前所未闻、品种如此珍异的植物”。他还告诉我们，托马斯·费尔柴尔德如何已经从与美洲石竹花粉授粉的康乃馨的种子那里产生新品种出来。他发觉这些同种之间的杂交都不会结子，而把它们与骡子相比。

1721年，菲利普·米勒首度记载植物靠蜜蜂传播花粉授粉。他把某些花朵的“尖顶”在能“播下粉尘”之前除去，但这些显然已经阉割的花朵的种子，照常成熟。朋友质疑这一报道，他更仔细地重复相同的试验，结果仍然相同：

约两天后，我坐在花园时，我观察到我附近的郁金香花圃里一些蜜蜂在花朵中间异常忙碌。我发现这些蜜蜂出来时脚上、肚子上都有粉尘，其中一只飞进一株我已将雄花蕊拿下的郁金香里，同时还留下足够的粉尘让这株郁金香授粉。我把这件事告诉朋友，他们也就平息了下来……除非有办法不准让昆虫接近，植物也可能由比蜜蜂小得多的昆虫传粉受孕。

卡斯鲁大学的自然史教授克尔罗伊特，做过花粉杂交及其物理化学作用的研究（1760年起）。他的65种实验对几个大陆的农业，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杂交只有在紧密相关的植物里才能结果；但一旦成功，这些杂种便生长得更快，开花得更早，延续得更久，而且产生比原先的各类品种更为茂盛的嫩芽，同时不会受到正在生长的种子削弱。斯普伦格尔指出（1793年），杂交——通常由昆虫，较少由风做媒介——在同种之间颇为常见。他又以温暖的目的论的信念争辩道，许多花朵里各部分的形态与排列，来阻止自花授粉。赫尔德维希以研究隐花植物的繁殖过程（1782年）而开启了研究的一座新园地。1788年至1791年，乌滕堡的加特内以两次连载发表了他对植物果实与种子所做的广泛研究。这一著作成了19世纪植物学的基础。

1759年，沃尔夫在《世代理论》一书中宣布通常认为是歌德的植物发展理论：

整棵植物，其各部分在我们乍看之下，往往会惊异其如此异常繁复，但最后我只观察并认出其不过是叶、干而已，因为根可视为一干……除了干外，植物的整个部分都是变形的叶子。

其时，尚有18世纪科学界的一位主要人物斯蒂芬·黑尔斯探究植物营养的神秘。他是英国国教的一位教士，在他们具有弹性的神学中，找不出有碍于科学或知识追求的东西。1727年，他将研究结果出版为一本植物学名著，书名为《植物静力学》。他在前言中解释道：

约20年以前，我拿狗为对象，做了好几次出血实验，6年来，再以马及其他动物做同一实验，目的是找出动脉血的力量（我们“收缩的血压”）……那时，我希望做出同样的实验，以发现植物汁液的力量，但7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直到我正以几种方法努力阻止一棵葡萄老干的流汁时，才偶然发现。

哈维发现动物血液的循环，已使植物学家假定植物汁液也有相似的循环运动。黑尔斯以实验指出一棵树木从枝端和根部吸收水分来否定这一假定，水分从树枝到树根及从树干到树枝向里流动，他能测出这一吸收作用。然而，汁液透过在根部扩张的压力而从根到叶向上移动，叶子从空气中吸取营养。

在这一点上，天才的普利斯特里以18世纪最灿烂的发现之一——植物在阳光下由叶绿素的作用，吸取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以为养分——来阐明这一问题。他在《实验与观察》第一卷（1774年）中描述他的工作：

我取受过老鼠呼吸并垂死在里面而变成全部有毒的定量空气，然后分成两份，一份放进浸渍在水中的小瓶，另一份放入立在水中的玻璃瓶，同时插上一小枝薄荷，时间是1771年8月初。八九天后，我发现老鼠可在长有小枝薄荷的空气中大好生存，但若放进另一份原先等量而没有任何植物生长其间的空气中（两份同时开瓶），则会立刻致死。

经过几次相同的实验后，普利斯特里做出结论：

这些动物的呼气继续加于空气的伤害，及动、植物如此大量的腐败，至少部分可由植物的新生加以弥补。尽管庞大数量的空气每天受到上述诸因的腐染，但只要我们想想遍布在地表上的植物……我们便几乎不难想起这是一种足够的制衡作用，其药方足以对治恶疾。

1764年，居住在伦敦的荷兰生物学家英根豪斯结识了普利斯特里。他对植物借吸收以清洁空气，同时靠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而滋长这一理论留有印象。但英根豪斯发现，植物在黑暗中并不进行这一活动。他在《植物实验》（1779年）一书中指出，植物与动物都吐出二氧化碳，而植物的绿叶、绿芽只有在晴朗的阳光下吸收二氧化碳才吐出氧。因此，我们在晚上把花朵从医院的病房里拿走：

太阳的光，而非其热度，是使植物释放其燃素空气（氧气）的主因——倘若不是唯一之因……一棵……无能……走动以找寻自己食物的植物，在其占有的空间内……必须寻找它需要的一切东西……树木在空气中散布无数的“扇子”，设法使这些“扇子”尽少不相妨碍，借以从周遭的空气汲取所能吸收的一切东西，然后把这一物质交给太阳的直光，其目的是接受这颗伟大的照明体所能给予的好处。

当然，这只是植物营养的部分描述。日内瓦的一位教区牧师塞纳比耶指出（1800年），只有植物的绿色部分才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分解成碳气与氧气。1804年，亚平宁山脉探险家之子索绪尔研究水与土壤中的盐对植物营养的贡献。这些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土壤肥料与农业生产的纪元性发展上具有重要的贡献。科学家的眼界与耐心使基督教世界里几乎每个家庭的餐桌丰盛起来。

动物学

·布丰

18世纪最伟大的自然学家诞生于勃艮第蒙巴尔（1707年），是第戎议会一位议员之子。第戎是当时法国文化的一个独立中心。第戎学院提倡的竞争开启了卢梭的革命思想与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布丰在第戎城的耶稣学院就读，与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金斯顿过从甚密，毕业后，结伴前往意大利和英国旅行。1732年，他继承一笔相当大的财产，年收入约30万英镑。现在，他大可不顾他父亲让他读法律的想法，而一味沉迷在科学上。他在蒙巴尔距离自家花园200码的一座山丘上的称作“圣路易指针”的古塔里，建了一间书房。他从每早6点便把自己隔离在这里，从事写作。受到阿基米德如何使用一系列燃烧镜以烧毁远在叙拉古港口的敌舰这一故事的激发，他也做了8次实验，最后结合了154面镜子，使150英尺远的木板起火燃烧。有段时间他曾在自然史与天文学之间犹豫。1735年，他翻译了黑尔斯的《植物静力学》，终于把自己固定在植物学上。但1740年，他又翻译了牛顿的《流数》一书，而感到数学的诱惑力。欧几里得加入了他万神殿中阿基米德的行列。

1739年，他受任为皇家花园的总监，因而搬往巴黎。从那时起，他才把生物学当成主要事业。这所皇家植物园在他监督之下从世界各个角落增添了数以百计的新植物。布丰准许所有有兴趣的学生进入这座花园，同时使之成为一所植物学校。后来，将它交给好友后，他回到了蒙巴尔及其古塔，开始将观察所得写成该世纪最著名的科学书籍。

《自然史，普遍与特殊》的前3卷于1749年出版。巴黎当时正处在学习科学的气氛中，地质学与生物学以壮丽、简明的散文形式，又有引人的画面以供说明，布丰的这几卷书与仅一年前问世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几乎同样流行。在植物学上得到安东尼与伯纳德兄弟之助，动物学上复得多邦东、蒙贝里及其他人士之助，布丰遂得一卷一卷地加到自己著述之林。1767年一共加了12卷；1770—1783年，增加9卷有关鸟类的著作；1783—1788年，增加5卷矿物学著作；1774—1789年，增加7卷其他论题的著作。他去世（1788年）后，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由拉塞佩德加以编纂、印行，共为8卷。总而言之，这部《自然史》最后包括44卷书，而全书出版费时半个多世纪。布丰日复一日早起，徒步到古塔，然后一步一步地踏向目标。经历年轻时的几次纵情声色后，他似乎已与女人隔绝，直到1752年45岁时，娶了玛丽。玛丽1769年去世，其晚年为之黯然。

《自然史》着手描述天体、地球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已知的动植物世界。布丰想通过普遍连续与需要这些概念而把各种事实的一切荒乱简化为一种秩序与法则。我们已知悉他把诸行星视为与一颗彗星相撞而从太阳分离出来的碎体这一理论，及他视“自出各纪元”为地球演进的阶段。在植物界中，他排斥林奈以生殖器官作为分类的理论，认为太过武断、不充分、僵硬。他不情愿地接受林奈的命名法，其条件为那些名字须贴在皇家花园各个植物标签的背面。他自己的动物区分法也很荒谬，但他承认那只是暂时的。他依据它们对人类的用处而予区分，因此以马开端。后来，在多邦东的催促下，他采取以显著的特征为依据的分类法。批评家嘲笑他的分类法，同时质疑他的概括法则，但读者以他的生动描写及他观点的王者气息为乐。

他以研究人种受到气候、土壤、制度与信仰的影响呈现的差异而促进了人类学的建立。他认为这些力量已经改变了各种族的肤色和外貌，同时产生了不同的风俗、趣味与观念。他最大胆的假设之一：自然中没有固定不变的品种，某一品种融化为次一品种，如果科学已趋成熟，则可从假设为无生命的矿物一步一步地上升为人类本身。无机体与有机体之间，他认为只是一种程度的差异而已。

他注意到，动物的新品种由人为的选择构成，同样的结果也可借地理的迁徙与隔离而在自然中产生。他先于马尔萨斯观察出，动植物品种的无限繁殖会重复地使土壤的孕育力增加难以承当的负担，导致生存挣扎中许多个体与种族的灭亡。

较不完美、较为脆弱、较重、较不活动、较无武装的品种，业已或将消失……许多品种由于陆或海的巨变，由于自然的有利、不利，由于食物，由于不利或有利的气候之长期影响，已经变得完美抑或堕落……（并且）再也不是从前之模样。

他虽然承认人有灵魂，但也认为人体中有与高等动物同样的感官、神经、肌肉与骨骼。因此，他把“浪漫的爱情”还原为如动物的性吸引这一相同的生理基础。的确，他把情诗保留给他对鸟类求偶与父养母育的生动描写。“为什么，”他问，“爱情使其他一切生物快乐，却单单带给人类如此多的不快乐？这是因为这种情欲只有生理的部分是好的，其中道德的成分则一无价值。”“人类，”布丰下结论道，“完全是动物。”

倘若我们一旦承认有植物与动物之家族，则驴可能属于马这一家族，而此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的差异，可能只因从一共同祖先堕落所致……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猿猴属于人类这一家族，前者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人类而已，而且它与人类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如果我们再度认为，在动植物中，甚至……曾有单一的品种在直接世系的过程中从别的品种产生……那时再没有加诸自然力量的进一步限制，我们也可正确地假设，如有足够的时间，自然能从一种原始的形式演化出其他一切有机的形态。

继而，突然记起《创世记》与巴黎索邦神学院之余，他补充道：“啊，不！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一切动物都同仰沾直接创造的恩典，每个品种的第一对都完整地创自造物主之手。”

然而，巴黎索邦神学院的董事团和巴黎大学里的神学院通知布丰（1751年6月15日），《自然史》的某些部分与宗教教导冲突，因而必须删除——尤其是他对地球年龄、诸行星得自太阳的看法，及真理只有来自科学的主张。这位作者含笑道歉道：

我声明我无意与《圣经》的文本冲突；我最坚决相信其中有关创造——指时间的次序与事实而言——的一切。我放弃我书中有关地球的形成的一切东西，及一般可能有悖于摩西叙述的全部东西。

身为贵族的布丰或许觉得，公开与人民的信仰争吵无益，同时觉得未经抚慰的巴黎索邦神学院可能会干涉他的伟大计划。但不论如何，他的著作倘若完成，将是对他道歉的明确解释。知识阶级看出他以退为进的微笑，而且注意到他后来的卷数仍继续异端之说。然而，布丰并不会加入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行列来攻击基督教。他排斥拉梅特里及其他唯物论者把生命与思想贬抑为机械运动中的物质这一主张。

法国的哲学家把他视为有力的同盟，欢迎他。他们知道，他的热诚与突变是指向有创造性而多产的无人格的自然，而非指向有人格的神。在布丰和伏尔泰心中，上帝种下生命的种子，然后允许自然诸因素施展其余一切。布丰排斥自然中的天造地设之说，而倾向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与屠格涅夫一样，他把实体看成是一庞大的宇宙实验室，自然在其中历经宽广的世纪，以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接另一种形态、器官或品种不断实验。他提出显然与批评林奈互相冲突的结论。现在，似乎不真实的是个体，品种则是相对经久的实体。但这一矛盾可以解决：种、属、族与类，仍然只是心灵所造的观念，以使我们对混杂繁多的有机体的经验，有某一可供处理的秩序；个体仍是唯一活生生的实体。但这些个体的存在如此短暂，在哲学家看来，它们似乎只是某一较大而较经久的形体的闪动印象而已。就此义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是对的：人类为真实，人则是生命幻影中飞驰而过的片刻而已。

布丰的读者欣赏这些令人眩晕的光景，他的批评家则抱怨他太轻率地丧失在概括中，有时还以细节牺牲了准确性。伏尔泰嘲笑其接受自发的生殖；林奈轻视其有关植物的著作；雷奥米尔对他论蜜蜂之说不屑一顾；动物学家则取笑他依据对人类用途的大小以区分动物的主张。然而，很多人赞扬他的风格。

因为布丰兼顾文学与科学，绝少科学家以如此壮丽流畅的文体表达自己。身为文体大师的卢梭，提到布丰时说：“以作家而论，我知道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他的文笔是他那个世纪的代表。”这里，贤明的格里姆，虽为卢梭之敌，也同意他：“读者有理由惊读那100页的论文，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以同样高尚的文体与同样的热火写成，其间还饰以最灿烂、最自然的色彩。”布丰像是在充裕与优游的状态中从事写作。正如伏尔泰的著作时常显示的，布丰的著作也一无匆促之处，他字斟句酌犹如处理标本般谨慎。像他在事物中看出莱布尼茨的连续法则一样，他在文体上也建立了一种缓和每一转折、并把一切观念整齐地列入一连续体，使语言流动像一条深阔之流的文体。伏尔泰文体的秘密在于直接而简明地表达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布丰之道则在于优游安置其赋有情感活力的恢宏思想。他感到自然的壮观，并使其科学成为一首赞美诗。

他颇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天分，他乐于向来客捧读自己书卷的悦耳章节。他后来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受礼那天（1753年8月25日），他不是拿某些科学的神秘，而是拿他文体的分析作为论文。那篇杰出的论文，诚如居维叶所说的：“立刻把箴言与实例凸显出来。”除了法国人外，该论文被埋藏在他堆积如山的著作中不为人所知。我们知道的只是“文如其人”这一著名、简扼而含义深长的判语。因此，且让我们在这里予以展露，并悠游地来看这篇论文。其光辉因翻译而黯淡，但即使如此，即使因我们不足称道的仓促而予以无情节缩，其文仍能润饰任何页数。布丰这样写道：

人们只有在开明的时代，才能说写俱佳。真实的辩才与演说的天赋，大相径庭……后者给予所有情感强烈、想象敏捷之士……但头脑稳定、趣味微妙、理性灵敏的少数人士。先生，有若阁下者，甚少看重语调、手势与语言的空洞声音，必须在于内容、思想与理由。还须讲求陈述、界定与安排的艺术。单是撞击耳朵、吸引眼球并不足够，我们在向心灵讲述之时，须以灵魂为根，进而触及心胸……我们沉思时越是将内容与力量赋予思想，则表达时越容易予以实现。

这一切尚非文体，只是其基础；基础支持文体、指引文体、规制文体的律动，并使文体归为法则。无此基础，一流的作家也将迷失自己，其下笔时则因无向导而徘徊，漫向危险杂乱的文章与失调不协的人物抛射。他使用的色彩不论如何灿烂，他散播在细节里的东西，不论如何美丽，终将为大堆的思想窒息。他不会使我们感觉，他的著作将无结构……那些写作像说话的，不论多么能说善道，都写得糟糕，其原因即在于此。那些放纵于自己想象的热情的人，采取一种他们无法担荷的语气……

自然的作品为何如此完美？这是因为每一作品均为一整体，因为自然基于一种使之绝不会忘记的永恒计划在运转。她默默准备着生产的种子，她一笔挥就了每种生物的原始形态。她以不断的运动并按预定的时间来发展这一形态，并使臻完善……人类的心灵除了靠经验与沉思加以充实后，既不能创造，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心灵的经验是生产的种子。但倘若人类在程序与努力上模仿自然，倘若他沉思最高妙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倘若他重整这些真理，予以连接在一条锁链上，组成一个整体，为一思虑周到的体系，则他将在不可摇动的基础上建立不朽的纪念碑。

由于缺乏计划，对目标又未充分思索，甚至思想之士也会觉得困扰，而不知从何开始下笔。他同时看见许许多多的观念，又由于他既未比较也未安排，因而无从决定取舍，他仍在困扰中。但倘若他已立下计划，已将有关论题的一切主要思想搜集、安排起来，则他将立刻轻易地看出该从何处落笔；他将觉得思想已在心中成熟，而急于展露这些思想，他将在写作中发觉乐趣，他的思想也将源源而来，他的文体也会自然顺适。某种温暖也会起自这一乐趣，进而散及作品，使表达富有生命。这时，生机升起，笔调升华，物体着色，而呈放光彩的情感，也因而增扩，转从我们谈到的进到我们将行谈到的事物；这一文体也变得光辉有趣……

只有佳作才会传给后世子孙。知识的多少，事实的突兀，甚至发现的新奇，均非不朽的确证；倘若包含那些东西之著作只是卑琐之事，或非以韵味和高尚写成……该等著作也将毁灭，因为那些知识、事实与发现易遭搬离远去，甚至因操在能手之中而得其所。这些事均外在于人，但文体如其人，既不会被偷、被移，也不会改变。倘若文体超然、高贵、奥妙，则作者也会在各时代同样受到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经久、永恒。

“受到当时如此崇拜的这篇论文，”维尔曼说道，“似乎凌驾在曾经论到这一主题的一切东西之上，即使今日，我们仍提起它为一个普遍法则。”这里，也许须做某些推论。布丰的描述对散文比对诗歌更为有效，对“古典”比对“浪漫”文体更为允当。这是布瓦洛正面推崇理性的传统，但就卢梭派、夏多布里昂派与雨果的法国散文，或就拉伯雷与蒙田诱人的混乱，或《新约》的动人、朴实、单纯而言，则甚少置喙余地。这篇文章能够费力解释，卢梭那部如此贫于理性、如此富于情感的《忏悔录》，为何成为18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真理既可能是一种情感的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架构或形式的完美。

布丰的文体风格即其本身，一袭包覆贵族灵魂的尊贵外袍。只有在沉潜研究中，他才忘怀自己是一个贵族、科学家和作者。他轻易跨过加在他老年之上的众多荣衔。1771年，路易十五封他为布丰伯爵，并邀请他到枫丹白露。欧美各著名学院都授给他荣誉会员资格。他安然注视着他的儿子在皇家花园为他竖起的雕像。他在蒙巴尔的古塔在他有生之年成为足与伏尔泰的费内书房对峙而供人朝拜的目标。卢梭曾经前往那儿，跪在门槛边，俯吻地面。普鲁士王子亨利也曾造访。叶卡捷琳娜大帝虽然无法成行，也致函给他，赞扬他是仅次于牛顿的人物。

即使在年迈之际，他仍威武潇洒。“运动员的身体，”伏尔泰说，“与圣者的灵魂。”休谟则称他不像文人，而像法国的一位将军。蒙巴尔的百姓爱戴他。布丰完全自觉这一切，颇以自己的健壮和外表为荣，每天做发、施发粉两次。他直到72岁还身强体壮，然后染上结石之症，但继续工作，拒绝手术。他再活了9年之久，于1788年逝世，参加葬礼者达2万人。他死后几乎一年不到，尸体即遭革命党人挖出，迎风四散，纪念碑也被夷为平地。他们不能原谅他曾为贵族，他的儿子则被送上断头台。

·演化

由这样一位具有眼光、耐心与散文技巧的大师领导，生物学开始从17世纪羁绊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数学与物理学那里吸引来愈来愈多的学生。受到当时一切思潮影响的狄德罗，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一些消息。“在这一刻，”他于1754年写道，“我们触摸到各门科学的一场大革命。从最优秀的心灵现在似乎倾向道德哲学、文学、自然史与试验物理学观之，我敢预测不到百年之后，我们在欧洲将数不出三位伟大的数学家。”

这门新科学受挫于它一开始的问题——生命的起源。过去曾做过许多尝试，试图显示生命可从非生命的物质中自动产生。尽管雷迪（Redi）1668年的明显反证，显微镜在一滴水中发现的无数微生物，使生物自生论的旧理论，有了新活力。1748年，英国住在欧陆的一位天主教士代表约翰·尼达姆，以重复雷迪的实验获得不同的结果而复活了这一理论。他在烧瓶里煮羊肉汤，随后立加盖住、密封。几天后，开启烧瓶时发觉里面充满着有机体。尼达姆辩称肉汤中活的细菌必已煮死，而且烧瓶又都以乳香树脂密封起来，他因而主张新的有机体已自动在汤中产生。布丰为之动容，但1765年，身为摩德纳大学教授的斯帕兰扎尼重复尼达姆的实验，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他发觉肉汤煮两分钟并不能消灭所有的细菌，若煮45分钟，则可完全消灭。在这种情形下便无有机体出现。这一争论持续到施万与巴斯德在19世纪成功解决这一问题。

几乎同样迷惑的神秘也包围着繁殖的过程。洛根、邦尼特与沃尔夫都在穷索男女在生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追问这些结合起来的因素，其本身如何能——它们似乎能——包含各个部分的雏形及成熟形态的结构。邦尼特主张一种怪诞的“套装理论”（emboîtement）：女性含有所有子女的种子，这些种子又包含曾孙辈的种子，如此推演，直到想象力穷尽为止，科学也能奔向神话。名字用以装饰肾脏管（沃尔夫管）的沃尔夫，为哈维的“新生”理论辩护：每一胚胎由父母的元素重新产生。沃尔夫在《内脏的形成》（1768年）一书中预先提出冯贝尔的器官形成的胚层理论。冯贝尔描述该书为“我们所拥有的有关科学观察最伟大的杰作”。

组织的再生是否为繁殖的一种？日内瓦的特朗布莱于1744年以揭示淡水水螅再生的顽强性这一实验震惊了知识界：他把一条水螅砍成四长片，结果每一长片都长成完整而正常的有机体。他犹疑不决，不知要把水螅称为植物还是动物。它似乎着根如植物，捕捉、消化食物却如动物。玄学家为之欢呼，以为是“大锁链体”中沟通动植物之间裂缝的物体。像今日的生物学一样，特朗布莱的结论是动物。水螅那些蠕动、摸索的触角使雷奥米尔称之为“波吕普”（polyp）或多足。我们也知其还有一个名字为“许德拉”（hydra），从传说中的九头怪物得名。大力士海格力斯一旦砍其一头，原处即长出两头。文学上，“许德拉”直喻为10万性命。

雷奥米尔在生物学上仅次于布丰，但在观察的精确方面远在其上。他先习医，经济一旦独立后即放弃执业，转而致力科学研究。他似乎精通十余门学问。1710年，他受命调查并记载法国的工业与工业艺术。他杰出而透彻地完成这一工作，提出导致新工业的建立与残存工业复活的建议。他设计出现在仍然使用的以锡镀铁之法，同时研究铁与钢不同的化学元素。对冶金的这些及其他贡献，为他从政府那里赢得1.2万利维尔的年金，他把这笔钱转赠给科学院。我们已见过他在温度计上的表现。

同时，他也使生物学丰富起来。1712年，他指出龙虾能使断腿再生。1715年，他正确地描述电鱼释放出来的电击。1734年至1742年，他出版了他的杰作《昆虫史备忘录》——精美的插图，并以生动迷人之笔写成的6卷巨著，书中的昆虫与克雷比永少年浪漫史中的情人几乎同样有趣。与我们时代的法布雷（Fabre）一样，他沉迷于：

与无数小动物所谓的性格、举止及生计有关的一切东西。我曾观察它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如何取得营养，它们中有些如何施用策略、捕捉猎物，其他动物如何预防，以避免敌害……选择产卵场所，以使小动物孵出时，即能找到适合的食物。

雷奥米尔同意伏尔泰的看法，认为生物的行为与结构无须假定自然有一种神设力量，即可予以解释。狄德罗讥笑他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昆虫（臭虫）上。然而，那是奠下现代生物学事实基础的细致工作。

狄德罗听过雷奥米尔的朋友邦尼特阐释动物王国里的“处女生育”（Virgin birth）——单性生殖后，会作何感想？将新生的蚜虫（喜爱我们橘树的树蚤）隔离后，他发觉雌性蚜虫可无须接受通常需要的雄性元素而能繁殖受精的子孙；性的目的显然不仅在于繁殖，而且在于使下一代受到不同禀赋雄雌的各种特质之赐而愈形富厚。1740年他向科学院报道的这些实验，具载于邦尼特《昆虫学特征》一书（1745年）。又在《植物研究》（1754年）一书中，邦尼特主张，有些植物具有感觉力，甚至辨别与选择力，因而也具有判断力——智力的本质。

第一位将“演化”这一名词应用在生物学上的，似乎也是这位日内瓦出生的邦尼特。然而，他所说的演化是从原子到人类这一存在的连环。把演化视为从旧种属到新种属的自然发展这一观念，不断地出现在18世纪的科学与哲学中。马耶在《特雷阿米德》（Telliamed，1748年）这部遗著中主张，所有陆上动物都从亲属的海生动物因为环境的改变演化而来。这样，鸟源自飞鱼，狮子源自海狮，人则源自人鱼。3年后，莫佩尔蒂的《自然的一般体系》不但将猿猴与人归为同种，还预先勾勒出达尔文新物种的进化理论，认为进化是由有利于生存的偶然差异这一环境的选择而来。这位不久即将在伏尔泰的笔尖下倒下的不幸的科学家说：

构成胚胎的原始分子，每个都抽自亲体相关的结构，而且保存了先前形态的一种遗迹……我们因此可以平稳地解释新的种属如何构成……假定这些基本分子可能不会永久保存它们在亲体里呈现的秩序，而可能偶然产生差异，这些差异繁殖、累积，最后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无限不同的种属。

依此方式，倘予充分的时间，单一的原型（莫佩尔蒂认为）便能产生一切的生物形态——为布丰尝试性地主张、而为狄德罗热烈赞可的一道命题。

在《自然》（1761年）一书中，罗比内再度回到视演化为“生物的层级”这一较老的观念，整个自然是一连串的努力以产生甚至更为完美的生命。为与莱布尼茨的连续律一致，他认为一切形态，甚至石头，都是大自然借以从矿物、植物、野兽而上达人类的实验品。人类本身只是这其中的一个阶段：更为完美的生命将有一天取代人类。

蒙博多贵族伯内特，一位苏格兰法官，是几乎早达尔文一个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在《语言的起源与进步》一书中（1773—1792年），他把史前人类描写为没有语言、没有社会组织、在心智成就或生活方式上与猿猴完全无异的动物。人类与巨猿属于同种动物；巨猿是未能发展的人类。史前人类只有透过语言与社会组织才演进为原始人。人类的历史并不像《创世记》记载的是原始完美的堕落，而是一种缓慢而费力的上升。

诗人歌德在多处触及科学的历史。1786年，他发现了中颚骨；1790年，他主张头颅由变形的脊椎骨组成。他独立于沃尔夫而达成植物各部分均为叶的变体这一理论，他认为所有植物都以一般变形而从他所称的原始植物这一原型演化而来。

18世纪达尔文派的最后一位人物是伟大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与查理同为十分有趣的人物。他生于1731年，在剑桥和爱丁堡接受教育，然后在诺丁汉定居下来行医问世，继而在里治费尔，继而又在德比郡，最后于1802年逝世于该地。他定期从里治费尔骑马到15英里外的伯明翰，以便参加“月学社”的餐会。他是该社的灵魂人物，普利斯特里则为最著名的会员。

老达尔文在忙碌的生活中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动物生理学》（1794—1796年），其中掺杂着医药与哲学，及几卷科学诗：《植物园》（1788年）、《植物之爱》（1788年）、《自然之寺》（1802年）。最后一本书表达了他的进化观念，该书开始以肯定自然发生论为生物起源最可能的理论：

无父无母而自生

生命尘寰首现以微粒……

无边浪涛下，有机生命

出生而护育在海洋的珍珠洞里。

其始，形态微细，球镜无能见之，

挪动泥上，或穿透水块。

这些，随着相续世代的盛放，

获得新力量，长上较大的肢体。

无数植物群从而迸发，

及有鳍、有腿、有翼的气息王国。

这样，生命便缓缓地从海生形态演进为两栖类，再进而为海上、陆上与空中的无数种属。这位诗人引述布丰与爱尔维修论人类生理结构的特征，指出人类从前用四脚走路，现在仍未完全适应直立姿势。有种猿猴用前脚当手，同时发展拇指作为与手指制衡的有用力量而呈现为较高等的动物。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动物之间互相争夺食物和异性，植物之间则互相争夺土壤、水分、光线和空气。在这一争夺中（老达尔文说），为欲迎合新需要形成各种器官的发展，进而导致演化。这位医生在《动物生理学》中先于拉马克说道：“所有的动物都在变形，这部分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以回应快乐与痛苦所致。许多动物因而获得行将传给后代的形态或特性。”因此，猪的口鼻部发展做搜寻食物之用，象的鼻子用以下勾食物，牛的粗舌用以阻住叶片，鸟喙则用以啄起种子。此外，这位医生再加上保护色这一理论：“有为保护作用而发展出来的器官，使形态与体色异样，借以隐藏与战斗。”他宏伟地展望无穷的未来而下结论道：

对上述许多变化在时间的那些细微阶段发生做一冥想后，再让我们想象，在有地球存在以来这一无限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的历史也许早在人类历史开端数百万年之前——一切温血动物均来自单一的生命花丝，这是否过于大胆？那单一生命纤维由伟大的第一因灌以动物特性，赋以生长新部分的力量，佐以新性质，复受各种刺激、感觉、运动与联结所左右，因而可借内在的活动而拥有继续改进及将改进诸点靠生殖传给后代子孙的官能，如是构成一个无穷尽的世界。

“我祖父，”达尔文写道，“在他的《动物生理学》一书中，如何比拉马克预先提出有关他的大部分观点及有关意见的错误解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许这位祖父不承认自己走错了路。但无论如何，他已解释了一种尚未死亡的理论。同时，以他和蔼的方式，他已为演化敲了一击。

心理学

科学的探求从矿物到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递演递进。日渐增加的学生团体，一则以显微镜为武装，一则受到医疗的刺激，开始窥视人体内部，因而发现与较高等的动物有相似的器官与官能。但在生物的大连环体中似乎有了破绽：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人类的心灵与动物的心灵在种类与程度上都不相同。

1749年，一位改行为医生的英国牧师大卫·哈特利以建立生理心理学而跨入这一领域。他搜集资料达16年之久，后来于1749年出版了《人类的观察》。像牛顿曾经提出统治身体各种关系的原则一样，他也满怀雄心，企图发现统摄观念各种关系的原则。他把观念的联结不但像霍布斯与洛克一样，用以解释想象与记忆，也用以解释情感、理性、行动与道德意识。他描述感觉为某条神经诸部分受到外物刺激而颤动，然后这一颤动再沿神经到达脑部，犹如“声音沿水面自由伸延”。脑是神经元纤维的集合体，其颤动即为各种记忆的相互关联。这些原纤维中的一条或多条，受到过去经验中与它相关的新颤动刺激。这一反颤即为一种观念的生理伴随物。每一心理状态都有一肉体的关联，而每一身体的运作，也都有心灵或神经中枢的伴奏。观念的联结是过去经验里神经震颤的接触式连续引起的神经震颤关联的心理一面。当然，哈特利的生理描述极为简化，而且从未触及意识的神秘，但这也帮助少数英国人了解心灵死亡这一事实。

另一位教士孔狄亚克纯粹从心理方面探讨心灵的问题。他生于格勒诺布尔，就读于巴黎一所耶稣学院，然后被任命为一位教士。他获准加入克劳迪娜·唐森与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聚会，在那里见到卢梭与狄德罗，丧失了宗教热诚，放弃一切祭司职权，而耽于观念游戏。他研究哲学的历史体系，而在《体系特征》（1749年）一书中予以指斥。

在《论人类知识的起源》一文中（1746年），孔狄亚克遵循洛克对心灵作用的分析。但在他最成功的著作《感觉的特征》（1754年）一书中，他也接受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回想”本身只是各种感觉的结合，而各种感觉又是一切精神状态的唯一来源。外在的世界存在着，是因我们最基本的感觉——触觉——遭到抗拒之故。然而，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的感觉及感觉产生的观念。

孔狄亚克用一个著名的比较来阐释这一命题。他也许是取自布丰，但他将之归功于启发他灵感的已故之费朗小姐，后者留给他一份仁慈的遗产。他描述一座“内部结构如我们自己，却由除去一切观念的心灵推动”的大理石雕像，只拥有一种嗅觉，而且能够分辨快乐与痛苦。他想表示：思想的一切形态如何可从这座雕像的感觉得来。“判断、回想、欲望、情愫等只是各种变形的感觉。”第一感觉产生注意，第二感觉产生判断。记忆是由现在的感觉或由另一记忆重新激起的过去的感觉。想象是生动复活的记忆、或经过计划或结合的一群记忆。欲望或嫌恶则是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的积极记忆。回想是记忆与欲望的交替。意志为假定目的可以达成的强烈欲望。人格、自我、自己，起初并不存在，它以个人记忆与欲望的总和而成形。这样，几乎心灵的一切运作都可单单从嗅觉或其他任一感觉演绎出来。这座雕像再加上四种感觉，便可发展成复杂的心灵。

巴黎的知识界大为哗然。但批评家不难于指出，孔狄亚克的方法与哲学体系在演绎与假设上一模一样，他十分漠视意识的问题，他并未解释原始的感性如何引起。一尊具有感觉的雕像，即使只有嗅觉，并不算是雕像。

1767年，孔狄亚克受任为未来的帕尔马公爵的家庭老师。嗣后9年他在意大利居住，为他学生写成17卷1769年至1773年出版的《读书课程》一书。这些卷书异常优秀，其中论历史的两卷值得特别礼敬，包括观念、习俗、经济体制、道德、艺术、科学、娱乐与道路的历史——总合为一“文明”记录，较伏尔泰的《民俗史》尤为完备。1780年，孔狄亚克应波多基王子的请求而为立陶宛各学校撰写一本《逻辑》，这本书也同样杰出。他就在那年去世。

他的影响延续达一个世纪，迟至1870年，在泰恩的《智力》一书中出现。孔狄亚克的心理学成为1792年至1795年统治法国的国民议会建立的教育制度的标准。解剖家像维达兹、化学家像拉瓦锡、天文学家像拉普拉斯、生物学家像拉马克、神经病医生像皮内尔、心理学家像邦尼特与卡巴尼斯，都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卡巴尼斯1796年把脑描述为“一种特别的组织，其特殊功能在于产生思想，就像胃与内脏具有推进消化工作的特殊功能，肝具有过滤胆汁的特殊功能一样”。围绕孔狄亚克的这群知识分子，无视于他对上帝、自由意志与一非物质而且为不朽的灵魂信仰的表白。他们宣称，自然主义、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在逻辑上必然从他将一切知识归为感觉及将一切动机归为快乐与痛苦而来。卢梭与爱尔维修得出结论，如果人出生时的心灵只是一感受体，教育便能塑造智力、性格，而与心灵能力的遗传差异甚少关联。

物质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只在拿破仑业已剪除大革命的利爪并与教会签订1801年宗教协定后降临法国。这一批判较早在德国发生，在那里，莱布尼茨反感觉主义的传统仍然强烈。罗斯托克大学教授特滕斯，攻击孔狄亚克学派，认为他们仅是理论而非科学。“震动”与“神经液”这一切说法只是纯粹的假设。是否有人曾经看过这些东西？特滕斯争辩道，科学心理学将寻求心理过程的直接观察；它以内省法为主要工具，因而将建立以真正的归纳法为基础的心理学。这门心理学不久即将发现，霍布斯、洛克与哈特利建立的“关联法则”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并不相符；想象常常将各种观念复活或结合起来，其层次与感觉在其中形成观念的层次大相径庭；又在关连锁链中的那些链环有时以一非常稀奇的方式松脱出来。欲望似乎是一种生命体内在的实质，而难得符合机械法则。心灵是一种积极、塑造的力量，而不任凭感觉将其意志写在其上的一张“白纸”。

因此，这一舞台是为康德而设。

科学对文明的影响

如果这一章已拖得过于冗长，那不但是因为我们业已认清，科学家及其科学均属于历史，并且因为观念的演进乃是我们根本兴趣所在，以及因为观念在18世纪扮演着仅次于人类本身天性的角色。科学在这一世纪的成就，或许不如前一世纪从伽利略、笛卡儿到牛顿、莱布尼茨的成就那样惊人，却更有力量地进入到欧洲历史的几乎每一层面。经由伏尔泰等上百位诠释家的努力，研究的结果因而得以散播在中、上阶级；化学、地质学与动物学这些新科学共同促使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日渐扩张的知识，留下缓慢而深沉的印象。

说也奇怪，科学对技术的影响却最小、最晚。人类播种与收获、采矿与制造、建筑与运输的方式，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尝试与错误，终于建立而成，但传统与惰性不愿接受实验室的实验提出的改进办法。直到18世纪末，科学才加速工业革命的进展。即使如此，这一革命的起始阶段大部分仍归功于染料方面的化学研究；氯之用以漂白纺织品乃由贝托莱建立（1788年）；苏打与氯化铵的工业生产则由胡顿与吕布兰介绍而来。玻意耳与马里奥特对瓦斯及布莱克对热气的研究，共同促成了蒸汽机的发展——然而，其主要仍归因于当场的机械作用。随着这一世纪的前进，寻求生产的实际人物与寻求真理的科学家之间有了较为密切的和谐关系。巴黎科学院派遣调查家深入田野、工厂、矿场，而且刊行了20卷的《手工艺史》（1761—1781年）。蓬勃发展的工业也开始征召科学从事资料、实验的研究，以为报答。因此，库伦订下了横梁张力的可靠公式，蒸汽机的问题刺激科学从事力与热之关系这些新的研究。这些相关物在19世纪即将改变经济与物质的世界。

科学的主要影响自然落在哲学之上，因为寻求智慧的哲学必须建基在寻求知识的科学之上。科学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增扩世界的复杂与范围，新的远景也因而形成。人类心灵在发觉人类并非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令人迷惑的浩瀚时空的一原子与一片刻后，其应做的调整并不算小。科学的得意遮晦了哲学的谦虚；人们以科学为依归而怀抱新的乌托邦，而进步的观念也给现代的灵魂带来一种新的宗教。

科学对宗教——不如说对基督教——的影响，似乎是致命的。无疑，人们仍会继续塑造或赞同可能带给困扰、飞逝的生命以希望与慰藉、意义与尊严的这些观念。但创造、原罪与神圣救赎的基督史诗，在把地球贬抑为百万星辰中的一个斑点的远景中，又如何站得住脚？如此一个宇宙中之上帝竟然会注意到的，又是怎样的人类？《创世记》的诗歌如何能历经地质学的探究而幸存下来？已知的十几种或更多的宗教，其情形如何？——它们在教义或在道德典范与结果上，是否显然低于基督教？耶稣的奇迹，遑论归功于圣者与撒旦的那些奇迹，如何与宇宙法则的显然得势，相为调和？人类的灵魂或心灵看来似乎如此仰赖显然注定会腐蚀的神经与其他组织，其欲不朽，如何可能？又受到日渐在范围、成就与威望上成长扩大的科学挑战，必然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又以该一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典范之上的文明，其必然结局又会如何？

第三章　医学（1715—1789）

解剖学与生理学

科学影响了医学。显微镜和温度计的进步、化学和生物学的兴起、人体和动物的生理学和解剖学进步的知识，与医疗艺术具有密切的关系。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医生在从事。

莫尔加尼是使医学成为科学的许多医生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医师所做的就是把凡来就医者，做一个临床记录保存起来。莫尔加尼在帕杜瓦城专心致力于医学教授和行医的事业时，仔细研究了700个个案。他80岁时（1761年），提出70件有关病理解剖学的报告《由解剖发现的致病原因和部位》。在这篇报告中，他对心传导阻滞、肝脏的急性黄疸病及肾脏结核做了传统的描述，他把肺炎的临床特征与肺硬化认同一致，对心脏学也增加了有意义的发现。

奥斯勒医生说“有关主动脉血管瘤”的那一节，是医学上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有什么能比他对心肌绞痛的研究更正确呢？如今比以往更清楚地知道，每种疾病的发生，都由于特殊器官病态的改变。许多医院被莫尔加尼的工作感动——未受到教会和政府的反对情况下——供给他及其助手各种人的尸体，甚至包括贵族和教士的尸体。许多人为了使科学取得进展，表示死后希望由莫尔加尼来检查他们的遗体。他用动物做试验，同样没有受到教会的抗议。他一直教学到90岁，1764年他82岁时，别人说他“像50岁的人一样强壮，还不需用眼镜工作”。他的学生很得意地宣称他是“欧洲解剖学祖师”。1931年，他的家乡为他在广场上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了他的名字。

他的学生斯卡尔帕20岁时就在摩德纳城作解剖教授。他36岁时（1783年），升任为帕维亚城的解剖主任，他和另外两位——斯帕兰扎尼和博尔塔共事，使这所大学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大学之一。他有关鼻、耳、脚、神经等的解剖研究，扬名国际，他的著作《眼疾的观察与原理》（1801年）几十年来一直是眼科学的标准教科书。一个比他年轻一岁的学者维达兹，研究鸟类、四足兽、人类的比较解剖学，其结果显示出人和兽的四肢非常相似，因而把人类也列入动物之林。维达兹死于1794年，享年46岁，没有完成一部著作，但已将脑的解剖带到18世纪的高峰。

在英国有亨特兄弟。他们生于苏格兰，他们在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的工作，使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增加了一分光彩。当时在伦敦由于对尸体使用的限制，解剖学的发展受到阻碍。威廉·亨特的讲学，革新了伦敦的解剖教学。他的名著《妊娠子宫的解剖》（Anatomy of the Gravid Uterus，1774年）对淋巴管吸收作用的划时代发现，及他的火暴脾气，闻名于世。他自己解释那种火暴脾气的理由是：作为一个解剖家，他已习惯于“那些尸体的消极顺从”。1783年他65岁时，在演讲中因衰竭过度而死。他遗赠了大量的解剖学集本给格拉斯哥，至今仍留存在那里的亨特博物馆。

约翰·亨特比他哥哥晚10年出生，也晚10年去世。21岁时（1749年），他已获得足够的知识，来负责他哥哥威廉实地解剖学的课。他和哥哥一起工作时，解决了胎儿期内睾丸下降的问题，并已探出胎儿鼻神经和嗅神经的循环与分枝，而且发现了泪管，并在发现淋巴管的功能上，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27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由于发觉拉丁文和希腊文比死尸还死，他于是离开大学，加入军队，做了军医。从中，他学到了许多有关枪伤的知识。在他死时，他留下了有关这方面第一流的论文。回到英国时，除行医、授课外，他继续在生理和解剖学上探求。1767年，他遇到了一次意外事件，他的跟腱破裂了。在自身的观察及对狗所做的试验中，他发明了一个很成功的手术来医治畸形足及其他有关肌腱的畸形症状。漫不经心地把梅毒接种在自己身上后，他故意延迟治疗，以使用这个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个疾病。但他犯了错误，没有把梅毒和淋病分清楚。他用实验证明蛇和蜥蜴在冬眠期没有消化动作发生。在布朗普顿的家里，他为了研究收集了许多怪异的动物，包括野鸡、松鸡、蟾蜍、鱼、鹅、豪猪、蚕、蜜蜂、大黄蜂、黄蜂、鹰、豹、公牛。他因和这只公牛角力，及捕回一只逃走的豹而几乎丧命。他解剖了500种以上的动物，并研究各种不同毒素的功效，但1780年他承认，他曾“毒害了数千只动物”。

1785年，他坐着让雷诺兹替他画一幅肖像，起初静不下来。雷诺兹爵士正要放弃时，亨特突然陷入一种深沉而一动也不动的状态中，使这位画家为他画了现在存在皇家外科医生学院的画像草图。和他哥哥一样，约翰是一个易激动而专横的人。在受到心绞痛的折磨时，他说：“我的生命操在任何来惊扰我及嘲弄我的流氓手中。”一个同事的反驳，使他大为光火，几分钟后就死了（1793年）。他被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就在本·琼森墓旁。他搜集到的1.3万件标本在经过政府同意后由外科医生协会获得，于1836年建立了伦敦的亨特博物馆。英国医学界为纪念他，每年举行一次亨特演讲。

在生理学方面，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哈勒。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他年轻时是诗人，后来，他写了《人体基本生理学》一书，使他在生理学学者中居于首要地位。这本书共有8卷，1757年至1766年完成。它不但记录了所有有关解剖和生理的最新学说，也包括他自己发现的胆汁与脂肪消化的关系，肌纤维的易感性或收缩和神经无关，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在从人体分离后也能发生。狄德罗为这些理论和其他类似的实验下了一个结论：“假使生命留在从身体分割的各器官上，那么灵魂在哪里呢？生命的一贯性、不可分割性又如何呢？”他根据这一证据认为所有生理上的过程都是机械性的。但哈勒不赞同，哈勒觉得器官组织的感应性表示一种无机物欠缺的重要原则；同时，它也不能和机械性之说并立。他进一步研究，显示“四足兽的骨骼构造与鸟类的足基本上完全一样”，同时“人的骨骼和那些四足兽的骨骼在结构的任何部分上没有什么不同”。1755年，他首先记录了对血管粥样硬化的观察，所谓血管粥样硬化即血管壁上堆积的菌状脂肪。威廉·福斯特公爵说：“我们翻开哈勒的书时，我们感觉到已经进入了现代。”

另外的调查资料也可支持机械论的成立。罗伯特·怀特于1751年指出，一个反射动作，只须使一小节的脊髓受到牵连便可。普利斯特里、拉瓦锡、拉普拉斯、拉格朗日等人的研究工作似在使呼吸运动变为一种类似氧的燃烧的化学过程。雷奥米尔在1752年的实验中证明消化是胃液的化学作用的结果。斯帕兰扎尼证实了（1782年）这种消化液对食物的作用甚至于可以在胃的外部进行。同时，亨特发现人死后，这些消化液开始消化胃壁本身。

斯帕兰扎尼是18世纪生理学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曾见到他的“自然”生殖的实验。他对消化的兴趣无穷无尽。他发现唾液的消化功能。他以他自己作为实验的对象，吞咽袋子和管子，然后耐心地在粪便中找出来。他是最先说明心脏心室的收缩使血液送到最小的毛细血管内的人。他表示，出汗并不具有与呼吸相同的作用，但出汗可以代替呼吸到达某种程度。他是一个修道院院长，却成为受精学的权威。他发现，一个青蛙的雄性器官包上一层蜡质的麻布，在交配后，雌蛙没有受精。但他在这一层布上收取一些雄性的精液，并把这些精液与雌卵接触，这些卵就受精。他由此获得哺乳类动物的人工授精的方法。20世纪感激他不朽的实验及他的眼光，他是该世纪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疾病的奥妙

知识的增长是否就可以打败各种疾病呢？很难。伏尔泰在他那个时代估计人类一般平均寿命约为22岁。在发展中城市的贫民窟产生了极高的婴儿死亡率，有时甚至达到50%。在伦敦，有58%的小孩在5周岁前就死亡了。弃婴非常多，8年内（1771—1777年）有3.2万名小孩住进巴黎弃婴医院，平均每天89名。在这些婴儿中有25476名（约占80%）在不到1岁时便死亡。18世纪，造成婴儿死亡率偏高的一个原因是干哺乳（dry-nursing）的流行——用奶瓶代替奶或是湿哺乳（wet-nursing）。斯隆爵士曾计算用瓶子喂奶的婴儿死亡率3倍于母奶哺乳的婴儿死亡率。这种新的喂奶方式在法国的上层社会非常流行，直到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才使母奶哺乳流行起来。

堕胎和避孕一直继续着。法洛皮奥于1564年发明的预防性病的膜套方法，在18世纪用来避孕。阿斯特吕克医师在《性疾病》（1736年）一书中提及，那些放荡的人用一种很密很好的无洞的膜做成一种套子，在英国称之为“套子”（condum）。一位菲利普太太1776年在伦敦印了一些传单，宣称她的商店供应这种“可使顾客安全”的东西。不管他们所称的“器械”如何，性病仍然存在于每一阶层的人身上。查斯特菲尔德曾警告他的儿子要小心“因为爱上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心与尊严一起丧失……假使他掉了鼻子，他便在这场交易中丧失了人格”。

如今人们很难想象，在西方世界未有接种以前，天花是怎样一种恶疾。伏尔泰统计：“在降世的100人中，至少60人得了天花，其中20人死亡，另外20多人因此病而终身留下难看的残酷记号。”1712年至1715年之间，法国有3位王位继承人死于天花。利涅王子认为，住进修女院和寺院的20万人，都是由于患天花后，因为见不得人而逃往那里。天花1719年流行于巴黎，1749年至1765年在瑞典流行，1763年和1767年在维也纳流行，1764年在托斯卡纳流行，1766年和1770年在伦敦流行。

一般说来，时疫不如前几个世纪严重，但仍然危害人们的生命。时疫在乡村比在城市可怕——尽管城市有贫民窟——因为农夫无法负担医疗费用。伤寒、副伤寒及天花，在1741年一年中危害布列塔尼达8万人之多。1709年，普鲁士的腺鼠疫造成30万人的死亡；1737年在乌克兰、1743年在墨西拿、1789年在莫斯科又流行起来，但程度较轻。猩红热、疟疾、痢疾是很普通的疾病，特别在下层社会中，因为缺乏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容易受病菌侵犯。传染性的产褥热流行于巴黎、都柏林、阿伯丁、图尔高、伯恩等地。流行性感冒，法国人称为粘疾（la grippe），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在意大利、瑞典和德国流行。偶尔，流行性感冒会造成婴儿脊髓灰质炎，一如瓦尔特·斯各特爵士在孩提时患的病。肺炎、白喉、丹毒偶尔成为流行病。百日咳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小病，但曾经散布很广，危害性很大，特别是在北欧一带。1749年至1764年，瑞典有4万名小孩死于此病。黄热病从美洲传入，并于1723年在里斯本成为流行病。除以上所说的这些疾病及其他百余种疾病外，还加上上层阶级妇女所罹的“幻想症”——由神经疲劳、臆想、失眠、烦闷等的混合，有时还升为歇斯底里症。

为了抵抗这些公敌，政府开展了一些卫生运动，但垃圾还是大部分倒入街道。18世纪初巴黎即有抽水马桶，但仅限于少数家庭，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浴室是富人家的奢侈品。公共浴室可能比在文艺复兴时代还少。陆军和海军的卫生化程度比城市的进步还快。约翰·普林格莱促进了军队医药的供应（1774年），苏格兰的林德使海军卫生有了重大的改革（1757年）。1740年，安森的海上探险队，几乎有75%的水手患了坏血病而不能工作。1754年，林德的一篇世纪性的论文指出，荷兰人1565年时就用橘子和柠檬汁来治疗坏血病。1593年，霍金斯也使用这些东西来治疗坏血病。由于林德的影响，这种预防的方法于1757年传入英国海军。在库克将军第二次费时3年多的海上行程中，只有一人因患坏血病而亡。1795年，英国海军规定水手们必须饮用柠檬酸果汁或水果。自此以后，坏血病因而绝迹。

维克托和米拉博于1756年提出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责任这一原则，成为18世纪人道主义的里程碑。弗兰克本是一个弃婴，于1777年至1778年间完成了《近代医药卫生学统》一书，提出了一个公共医药服务的完整系统。在“终生献身于高贵纪念物”的4卷书中，他描述任何文明的社区必须采取一些方法处理废物，使水源和食物保持清洁、学校和工厂保持卫生，并保护工厂中的女工健康，医师要多为单身汉定税率，给已婚夫妇卫生指导，并要求以健康的原则教导孩童。拿破仑非常认同弗兰克的观点，他请求弗兰克到巴黎工作，但弗兰克没有答应，仍留在维也纳。

医院的硬件设施还是很差。虽然医院的数目逐渐增加，素质却降低了。英国在18世纪医院的数目激增，但所有的医院都是由私人捐款维持，没有一所由政府投资。在巴黎居领导地位的狄尔医院在11年中治疗了251178名病人，其中61091人死亡。由于患者太多，往往使三四个甚至五六个病人睡在同一床上，“垂死的病人躺在将要复原的病人旁边，空气中充满了许多病躯溢出的气味”。路易十六的德政之一，即他于1781年宣布：“从今以后，2500位病人需要有单独分开的床铺，500位病人应睡在双层床铺，并用隔板间隔，必须有特别的房间给恢复期病人使用。”然而，7年后，医院只有486张单人床给病人睡，1220张床平均每张要睡4位以上的病人，还有800人躺在稻草堆上，在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的医院中，空气臭得“医生拒绝在医院服务，因为进入医院等于判了死刑一般”。

医疗

只有少数医师胆敢冒减低治疗收入的危险传播预防医学的知识。伦敦的约翰·阿巴思诺特医生于1731年在一篇有关《疾病性质》的短文中论到节食可以达到药物所能达到的效果。在1744年的著作《保持健康的代价》中，他还预期到后来的抱怨，医科学生的教育进步得很慢，意大利的大学仍居领导地位，然后才是维也纳、巴黎、蒙彼利埃，但即使在这些学院中也只有四五个教授。每位教授就其科目收费，听课的学生必须有教授发的门票，有时票就签在扑克牌的背面。有些医院现在已开始教授临床医学。合法执业医师或助产士需要有认可机构颁发的毕业证书。

就像斯塔尔有关火的“燃素”理论在拉瓦锡之前主宰了化学界一样，斯塔尔的泛灵论也统治了医学界。斯塔尔推翻了笛卡儿的身体机械论，认为灵魂是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原理，塑造身体以为其工具。因此“自然”是生命力，是治疗疾病的主要东西，疾病是一种“灵魂”试图重建正常的张力、运转，使有病的器官协调所做的努力。体温增高和脉搏加快是一种自然用来克服疾病的方法。一个聪明的医生会主要依靠这种自动去毒的过程，而不愿使用药物。但斯塔尔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疾病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普兰西兹提出了一个答案，他于1762年复兴了基尔舍对疾病的观念，认为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感染而造成的。普兰西兹说：“每种疾病都有一种特别侵入的微生物，并有一定的潜伏期。”这个杰出的细菌学理论的先见并没有在18世纪的治疗学上留下任何影响，必须留待19世纪第二次的复兴后才能抬头。

一些诊断的新方法获得进展。黑尔斯发明了量血压的方法。奥恩布鲁格尔介绍了叩诊的方法，以测定胸腔中是否积有液体。苏格兰人马丁和居里发展出临床使用的体温计。

药物、外科手术及庸医，互相竞争以赚取病人的金钱。放血仍然是标准的万灵药，一位医生于1754年估计，法国由于失血过多而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有4万人。18世纪末抗议的人增多了，而且在渥尔斯坦的《关于静脉切开放血术注释》一文中形成一股力量。药物倍增，1746年，伦敦医药辞典中把许多如蜘蛛丝、独角兽的角、处女奶等删除了，但留下毒液、蟹眼、木虱、毒蛇、珍珠等混合制成的药物在内。1721年的药典中增订了公定的止痛药（含鸦片）、吐根碱、吐酒石、碳酸铵和其他新药物。1746年的版本，还加上拔地麻根、钳硝石精、树脂，1788年的再版本中有山金车、撒尔沙、西印度苦香碱、镁、鸦片酊……1764年，欧洲已经知道用蓖麻油作为医药，1786年又发现了砷，1763年秋水仙素被用来治疗痛风症。韦兹林这位新英格兰施罗普郡的少年，从一位老妇人那里学到了毛地黄可以治疗水肿。1783年，由于发现毛地黄对心脏病的用途，他在医学史上也占据一席地位。许多出名的医师除了制药外还销售其药物，他们收处方费而不收诊疗费。“秘方”——由秘密和专利的处方造成的——使许多人致富，所以英国输入了成吨的斯托顿的“长生不老药”、贝通的“英国油”、胡珀的“妇人丹”及清朝的“止咳咀”。

江湖医生到处行医。卡廖斯特罗“伯爵”，真名为巴沙摩，在好几个国家把长生不老药卖给有钱的笨蛋。“贵族”泰勒带着他的白内障针宣称能医治任何眼疾，就连吉本、亨德尔都对他抱有希望。乔安娜·史蒂文斯甚至说服英国国会付她5000镑，以交出医治结石的秘方。她于1739年公布秘方后，发现原来是蛋壳、蜗牛、种子、肥皂的混合物。每个她宣布治愈的病人，后来在膀胱内都发现了结石。

18世纪最有名的江湖医生是梅斯梅尔。他1766年在维也纳赢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翻新了占星学对人的影响这一说法，他用磁波来解释那些影响。有一段时间，他曾尝试使用磁铁接触罹疾部分以行医疗。后来，他遇见一位似乎仅用按摩就可医病的牧师。于是他放弃了磁石医疗，转而宣称在他体内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在神经的刺激下传给他人。他在维也纳开了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以手接触病人治病——好像国王在治疗瘰疬一般，这也很像因信仰而能治病一样。警方宣称他是一个骗子，命令他在两天内离开维也纳。于是在1778年他迁到巴黎，出版《对动物磁力的发现备忘录》。病人到他那里接受催眠，他使用一根棍子触摸他们，或正视他们的眼睛，一直到半催眠状态能接受他的暗示为止。在这催眠过程中他的丑陋正可收惊吓之效。他做了一个磁铁盒子，里面放些硫化物的混合液，盒边有铁的突出物使病人手与手相接时触摸，为了能达到催眠效果，他自己轮流接触每一个病人。他的病人有拉法特伯爵夫人、波旁公爵夫人、朗巴勒公主及其他宫廷中的名人。法王路易十六愿意以1万法郎让他公开秘密，并建立一个向大众开放的催眠机构。他婉言拒绝了，在半年中他赚进了35万法郎。1784年，科学院推举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包括拉瓦锡和富兰克林来研究催眠法。在报告中承认了他的某些论点和治疗，但否认他的动物磁力理论。法国的革命政府宣称他是骗子，没收他的财产，并将他驱逐出境。他1815年死于瑞士。

1780年，格拉汉姆在伦敦对磁力原理加以改进，开了一所“健身堂”。他给已婚夫妇一张魔术的结婚床，保证其可以得到美丽的子嗣，每晚以100镑出租。他的助手莱昂爱玛在他治疗过程中充当“健康女神”，在催眠纳尔逊爵士时便充作汉弥尔顿夫人。

由于众多江湖医生及神迹般的治疗的迷惑，一般老百姓和专业医务人员，几乎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接受预防接种这种治疗法。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把一个天花病患者身上减弱的毒素移种到另一人身上，以使其得到天花的免疫力。这与索卡西亚的妇女把针沾上了天花豆的液体然后刺在身体上是一样的道理。1714年，有一封蒂莫尼医师的书信在伦敦皇家学院前宣读，描写“用切法或接种法使人产生天花，这已经在君士坦丁堡行使很久了”。1717年4月1日，玛丽·蒙塔古夫人在一封信里写道：

天花，在我国（英国）是如此普遍、如此致命的疾病，但在此地经过发明接种后已经变得完全无害了……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接受这种手术……没有一人因接种天花而死亡，你可以相信我是多么满意这个实验的安全性，我正想让我的小儿子尝试接种。

这个6岁的小男孩由梅特兰医师于1718年3月予以接种。这位医师是一位英国医师，那时在土耳其行医。

1721年，伦敦天花流行，对孩童特别致命。玛丽·蒙塔古夫人这时刚从土耳其回来，她委托也是刚从外国回来的梅特兰医师为她4岁的女儿接种。3位著名的医生被邀请来看这位未来的比特夫人将受到接种的情形。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医生也让他儿子接种天花。蒙塔古夫人于是在宫中传播这种接种的观念。卡洛琳王妃同意让她在6个被判绞刑犯人的身上试验，如果他们在接种后不死，便免除他们的死罪而给予自由。6个犯人中的一个在接种后感染轻微的痘症，其余5人都没有反应，于是6个犯人都获释。1722年，卡洛琳使圣詹姆斯教会的孤儿都接受了这种预防接种，结果非常成功。4月，卡洛琳也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接种天花。于是，英国的贵族都普遍地接受种痘。但由于其中有2人死亡，种痘运动停止，他们并以此来反抗种痘。一个批评家抱怨说：“这种只由几个无知妇人的实验……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凭一种脆弱的经验而突然在皇宫内接受起来。”蒙塔古夫人遭到批评后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名为《一个土耳其商人接种天花的平实理由》。大部分英国医生都以不安全为由反对接种，但罗伯特和沙顿于1760年介绍了打针接种法。他们还报告说，在3万个个案中有1200个死亡，死亡率4%。迟至1772年，一位英国传教士马西发表演说，反对这种“危险和罪恶的接种”，而且顽固地坚持古老的宗教观点，认为疾病是上帝的惩罚。

其他国家接受了接种的观念。在美洲，博伊尔斯顿医生在波士顿第六度天花流行的时候为他的儿子接种天花（1721年）。同时，他不顾当时要威胁吊死他的剧烈反对，而完成了246人次的预防种痘工作。当时大部分的清教徒都护卫他，并为他分担受到的耻辱。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在费城非常有力地支持他的接种运动。在法国，奥尔良摄政也以他素有的勇气让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种，以领导这个运动。直到1763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的教员还反对接种。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人信札》中备赞蒙塔古夫人的运动。一位名为加蒂的意大利医生，把接种试验推广到法国。特龙金则将之推广到瑞士。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保罗大公爵，由于受伏尔泰的敦促，也于1768年接受了接种。同年，英根豪斯也在维也纳替三位皇族接种。

以上所说的，用人的天花浆液来做的接种试验仍有许多不够理想的地方。因接种而致死的比率虽然降到4%，但比例还是很高。一位英国外科医生詹纳发现挤牛奶的女孩，在得了牛痘（一种较轻的病）以后便很少再染上致命的天花。1778年，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能使用感染过天花的牛身上取出的痘苗接种在人身上，便可得到天花的免疫力。这个试验已由多塞特的一名农夫本杰明·杰斯提于1774年至1789年完成，但当时并未引起医学界的注意。1796年5月，詹纳用母牛的天花脓替詹姆斯·菲普斯接种；7月，他又用天花的病毒为一位小孩接种，这个小孩并没有长出天花。詹纳于是下结论，牛痘疫苗可以对天花免疫。1798年，他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书，名为《天花的原因及功效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Cause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书中报告了23个个案，个个成功。嗣后，他做的试验也都成功。1802年和1807年，议会同意他用3万英镑去扩展他的工作，并改善他的研究。几个世纪以来最夺人性命之一的天花，由于这个发明而很快地降低了危害性。

专科医生

随着医药科学的进步，医疗技术日趋复杂，许多专家也纷纷出现。妇科本来不是一个单独的分科。害羞的女性仍然比较喜欢训练有素的产婆，但有几个王室母亲在生产时也受男子的接生服务而确立了前例。威廉·斯梅利在英国以他研究的分娩机制及产钳的使用而居于领导地位，加上30年的临床经验，他写成了《接生学》（Midwifery，1752年）。

眼科由于切泽尔登和达维耶尔做了白内障手术而有了长足的进展。达维耶尔于1752年以取出眼睛内的水晶体而创立了现代化的治疗白内障手术。1760年为富兰克林最先做成把两个焦距放在一面镜片上的眼镜，这显然是受他的提议所致。我们也发现狄德罗研究盲人的心理，而且建议盲人可由触摸而学会念书。据说卢梭可能是因为受他影响，提出为盲人做浮凸印刷术的建议。

1724年利用导管清洗耳咽管，1736年出现首例成功的乳突手术，1742年发现耳朵迷路内有一种弹性液体，这些使耳科进步很快。西班牙的佩雷拉爱上了一个聋哑的女孩，因而专心研究出一种单手势的语言。埃佩修道院院长发明了两手同时使用的手语，改良了这种无声的交谈，他决定献身教育——甚至赡养——他的学生。

由于波舒哀以及卫斯理老神学观念的衰退——他们认为精神病是上帝应许的一种被凶恶势力把持以惩罚遗传本身所犯的罪恶的一种病症——使疯狂病的治疗人道多了。曾经，在维也纳的笨人塔，患者像动物一般在铁笼内供游客参观。伦敦的伯利恒疯人院也是这样一个地方，公众可以交费到那里观看那些被链子和铁项链锁在墙上的精神病患者。在巴黎的狄尔医院，精神病患者被那些待遇微薄或工作过度的管理员虐待或完全忽略。私人的精神病院情况更糟，他们可以禁锢被仇恨的亲戚送来的心智健全的人。有许多不同的药物或方法可以用来治疗或安抚患者，如鸦片、樟脑、莨菪放血、灌肠或敷在头上的一副芥末膏药。有些专家认为，把病患突然用冷水浇灌可以缓和忧郁症。有些人建议说结婚可以治愈精神病。首先探求以健全的方法来医治精神病者是宾夕法尼亚州教友派信徒。他们首先建立了精神病院，把精神病视为一种病来治疗。1774年，托斯卡纳大公爵利奥波德一世在佛罗伦萨成立了研究中心，在基亚鲁吉的指导下，创下了以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先声。1788年，法国政府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以改革精神病患的护理。主任皮内尔本是一名神学学士，后来改学哲学。他曾吸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人道主义思想。1791年，他出版了《精神病医学哲学治疗》一书，成为现代医学的里程碑。1792年，他在一家法国最大的精神病院比赛特（Bicêtre）当院长，两年后他进入了更大的沙尔卑德荷精神病院。经过了多次向革命政府的请求，终于获准将精神病患者的链子取下，使他们从地窖中出来，供给他们新鲜的空气、阳光、运动，并逐渐帮助他们恢复智力。这是最无知的世纪里，俗世人道主义的许多胜利之一。

外科学

次于预防接种的发展，18世纪医药最大的进展要算外科学了。在英国，由理发师来做外科手术一直延续到1745年。在法国则由路易十四加以终止。

1724年，路易十五批准巴黎的圣康学院设5个外科教授的席位，但巴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团抗议将外科的地位提升得如此之高。医师们穿上他们的学者式红袍，由一位差役或引导员带领，向圣康学院进军，当时在圣康学院中正在进行一项外科演讲。这些医师发现门锁着，他们设法打开它，而且大喊大叫，咒骂这些外科医生是自命不凡的理发匠，聚集在一旁的群众反对这些医生并把他们赶走。1731年，马雷夏尔和佩罗尼获得皇家的许可成立了外科学院。1743年，国王颁布一项法令，使法国的外科医生脱离了理发师公会，而且规定在开外科诊所前必须获得大学的学位。这样，外科医生便可成为正式医生了。

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发展。1745年，英国外科医生正式从理发师行会中分离，并规定未通过由杰出外科医师组成的委员会组织的考试且取得执照前，不得在伦敦或附近行医。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一直到1800年才正式获得批准。在德国，腓特烈大帝以前的时代，外科主要操在理发师、刽子手及跑江湖的无照医师的手中，他们替人接骨、排除白内障、医治突出的疝气、去除结石等。在军队中——普鲁士人感到骄傲的地方——外科医生被称为理发匠，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包括为军官们理发。德国1724年才在柏林设了一个内外科医药学院。

18世纪大部分伟大的外科医生都是法国人，佩蒂发明了螺丝状止血带，并使截肢术和疝气手术改进很多。狄德罗在《达朗贝尔之梦》（The Dream of d’Alembert）中曾令博尔德这位著名的医生描写关于佩罗尼的脑部手术。日内瓦的凡尼尔于1780年成立了骨外科。英国的切泽尔登于1727年发展出以前几乎未见改良的侧式结石手术，并狂言曾在54秒钟内完成了一例膀胱结石手术。英国的外科在亨特以生理和解剖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科学。他利用动物来试验，寻找某些代替品以免于以人为试验而常常致死。1786年，他在一只公羊的身上发现在一条主要血管血流停止后，侧边的血管可以继续循环，他因而挽救了一个腿部患血管病的病人。他将病人肿起的部位上面的动脉扎结，让身体周围的部分吸收血瘤内的血。这种手术挽救了无数人的肢体与性命。

亨特之名在牙科的发展上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17世纪的英国，齿科大部分仍然做的是拔牙的工作。拔牙的人到达时都会大叫，并展示成串的牙齿作为武器的外衣。1728年，福沙尔在其论文《牙科医生》中宣布齿科是外科的一个分支。亨特还是第一个应用科学方法研究牙齿的人。他介绍牙齿的分类有臼齿、前臼齿、门齿、犬齿，并发明矫正错位齿的器材，他也是最先提出在补牙前先把齿髓完全去除的人。他将他的一切概念写在一本1771年出版的《人类牙齿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Teeth）一书中。

大部分轻微的手术都是在没有使用麻醉下进行的。古代人曾使用各种不同的催眠药——忘忧药、鸦片、莨菪、毒芹等。《圣经》的首章《创世记》说，在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之前，使亚当先进入“深眠状态”。迪奥斯科里底斯在1世纪曾经在外科手术时用曼陀罗花酒来麻醉。印度使用印度大麻。2世纪时奥里金就曾提到使用外科睡眠素，4世纪时普瓦泰城的希拉里也提到过这种药物的使用。大部分古老的催眠药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意大利萨莱诺城著名的医学院发明了一种“催眠浴”。在近代的欧洲，最常使用的麻醉药是使病人醉酒。

1799年，戴维才发现笑气（氧化氮）的麻醉性质。1839年，佐治亚州丹尼斯维尔的朗医生才发现了乙醚麻醉的可能性。

内科医师

财富的成长，中产阶级在数目上和收入上的增加及医药科学和教育的进步，皆使医师的社会地位和报酬比以前多。本人是一位医师的梅特里欢愉地说：“医治者的伟大技艺使每样东西都得让步，医师是一个值得享受国家福祉的哲学家……只要看他一下，就能恢复我们的平静……并孕育新的希望。”伏尔泰一贯擅长批评医生，他说：“98%的医生都是骗子。”但他又说：“人如果能把技术与人道联合运用，使他人恢复健康，便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他们甚至具有神圣的能力，因为保存和更新几乎与创造一般高贵。”狄德罗也赞许巴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团，虽然巴黎大学神学院是他一生中的致命伤。他说：“我没有比读医学书刊更觉高兴的了，也没有比与医生谈话更令我感到有趣的——但这仅只当我身体健康无病时是这样。”他在《达朗贝尔之梦》一书中把博尔德医生描写为主角。医师这门专业也常遭讽刺，如哥尔多尼的戏剧、霍多维茨基的图画、斯莫利特的小说《斐迪南伯爵的冥想》及罗兰森的喜剧漫画都曾予以讽刺。

较高的收入使医师的地位更加提高。英国的大部分医师在病人问诊一次就收入一金币。有些医生每年收入6000英镑。汉斯·斯隆爵士，第一位成为男爵的医师，后来当了皇家协会的主席。奎林被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封为男爵。在伦敦，医师受到一流的俱乐部的欢迎；在巴黎，医师也受到一流沙龙的欢迎。他们不再穿着阴郁的祭司装或黑袍，而改穿了上层中等人士最流行的服饰。在英国，医师们穿着红缎子或织锦的外套，长及膝盖的马裤，有扣子的皮鞋，手持金头手杖，有时身上还佩着长剑。在法国，医师们的装束与服饰华丽的高级教士没有两样。

几位医师值得在此特别纪念。狄索是洛桑城著名的医师，他在那里提倡接种，他也是治疗癫痫病症的专家。他不但努力治愈病者，也使富者安乐。他于1760年出版的《大众健康的劝导》在6年中出了10版，同时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奥恩布鲁格尔是伟大医师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在玛丽亚·特蕾莎女王时代为维也纳带来盛名。他以谦虚、诚实、慈爱备受称道，表现了“古典德国特性的最高尚榜样与风采”。吉约坦便不像奥恩布鲁格尔一样受人欢迎，1789年，他就任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赞成使用死刑，并建议使用断头环状刀，以避免刽子手误砍。

特龙金是瑞士最著名的医师。他是波哈夫在莱顿城最得意的弟子，他在阿姆斯特丹行医20年，与维特的孙女结婚，然后回到故乡日内瓦。1749年，他把接种牛痘介绍到日内瓦，先开始为自己和小孩接种。1756年，奥尔良公爵邀请他到巴黎为他的儿子夏特尔公爵和女儿蒙庞西耶小姐接种。巴黎人对他这种勇气感到震惊，但当病人在接种后没有造成身体损害时，巴黎上等人士涌进特龙金在皇宫的住处，渴望通过接种获得免疫力。

他的成功使他对其他问题的观点一起受人看重。他先于卢梭鼓励母亲们自己哺乳。他告诉病人少吃药，多在户外运动，饮食简单。经常洗冷水浴，不要戴假发、睡帽；床铺上不要使用床幔，要早睡早起。他使宫廷震惊的是命令凡尔赛王宫的窗户每天、甚至在冬天至少部分时间打开，因为这些窗户一直都是关着的。他的这些观念变得很流行。高贵的夫人在每天清晨出来散步，更妙的是为了要通风裙子都变短了，所以短裙的名称在当时称为“特龙金裙”。

伏尔泰在日内瓦定居时，让自己由特龙金照顾。他说特龙金“有6英尺高，像罗马医神埃斯库拉皮乌斯一样聪明，如太阳神阿波罗一般英俊”。特龙金并没有回报伏尔泰的赞誉，就像伏尔泰说到他自己和哈勒一样，他们之间都有错误。埃皮奈夫人远道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接受特龙金的治疗，她对特龙金有一段奉承的描述：

我将要花两三天时间在伏尔泰那里与特龙金在一起。诚然，我发觉他每天都有新的特色，让我对他起了无限的尊敬。他的慈爱、他的高尚情趣及他对妻子的爱情和照顾，是前所未见的。现在我认识她，我向你们说，她是世上最阴郁、最难以忍受的女人。

但是谁会相信一个女人口中所说的另一个女人呢？

这并非是医学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的世纪，医学仍然为神秘主义、庸医及一些已由经验而知道错误的理论充斥而黑暗不明。但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已使医学建立在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基础上。无照行医逐渐被禁止，有关专门科目的医学知识逐渐增进，护理学也进步了，外科学也获得解放，神迹式的治疗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名声。医学的胜利在人类心智前线——信仰与理智的基本冲突中实已扮演着一个无声的角色。

第四章　无神论者（1730—1751）

哲学的狂潮

让我先来下一个定义，哲学家就是在一个大图景中，试着对任何事物探讨其存在与本质的人。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更特定地把这一名词用在那些探求宇宙、生命或人类的起源、性质、重要性与命运等合理观点的人身上。哲学不可被误以为与宗教相反，人类生命的大图景中应为宗教留下位置。但由于18世纪法国许多哲学家，按照他们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而对其怀有敌意，“哲人”这个词有暗指“反基督”的意思。通常，我们使用法文词语时，也有这种含义。所以，我们应称呼拉梅特里、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为哲人，而不应如此称呼卢梭。倘若从他为了维护感觉和信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发表过理性的言论这点上看来，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哲学家。同时，我们须容许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即一个哲人可能反对所有宗教，然而像伏尔泰那样宣称他信仰上帝。在法国，使知识分子激动的辩题并不全是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这些哲人与当时存在于法国的天主教之间的冲突。那是宗教因蒙昧主义、迫害、屠杀而玷辱其天职的几个世纪后，法国人心中的郁愤。二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刺杀亨利四世（1610年）之举，及法王路易十四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1685年），都是这种冲突演变成极端的典型范例。

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哲学家。爱尔维修指道“我们时代对哲学的嗜好”，达朗贝尔则记载着：

我们的世纪自称为卓越的哲学世纪……从凡俗的科学原理到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富有意义的问题，从音乐到伦理学，从王子的权利到一般人民的权利……每件事都受到讨论、分析、争辩……人们不能否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哲学已显示了相当的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累积了新财富……几乎所有知识的领域已演变出新的格局。

法国的哲学家是一批新鲜血液。首先，他们头脑清楚。他们并非狭隘的隐士，只是相互之间谈些与世无争、幽古僻远之事。他们是一群文人，懂得如何运用文字让思想放出光芒。他们背向形而上学，认为那是一种毫无希望的追求；他们避谈哲学制度，认为它虚饰空言。他们不写冗长繁复的论文，不费神从一个意念推演这个世界。他们写的是小品、令人开心的对话，佐以一些猥亵语、引发笑声的辛辣讽刺和一行令人信服的警句的小说。这些哲学家将他们的话语和谐地融入沙龙的日常交谈中，还在许多场合，向著名的淑女发表言论。以这些方式，哲学家行之有效地让自己的见解为人接受，而且使无神论更有魔力。哲学因而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自学校移入了社会和政府。它也卷入权势的斗争中，并在新闻中出现。由于整个有学识的欧洲视法国为时髦思想的主流，法国哲学家的作品流入了英、意、西、葡、德、瑞典和俄国而成为全欧的事件。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以能成为哲人而感骄傲。法国保守者预测法国的自由思想家正在暗伤法国的道德、统一和权力时，他们也许并未受到干扰。

印刷业创始人古登堡自有其功绩：印刷业传播了科学、历史、《圣经》评注、异教古典；哲学家如今可对较前更多、更有学养的听众讲演。他们并不认为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将知识大众化是一种屈辱。并非他们对那个时代他们认识的“普通人”有信心，而是他们自信“真理”的传播会改善人类的生活与行为。达朗贝尔认为“开导和启迪人们的艺术”是“在人类所能触及的限度里最为尊贵的部分和礼物”。“勇于认识”成为启蒙运动，这一胜利、实现的理性时代的座右铭。

17世纪，培根曾力图唤醒的理性信仰，成为“自由”思想的基石与工具，即思想逐渐从《圣经》的神话和教会的教条中释放出来。理性出现于一种新启示的全部光辉中；此后，理性在各方面皆具其权威性，并试图以其本身灿烂的形象，改革教育、宗教、伦理、文学、经济和政府。这些哲人承认理性的脆弱，如同凡属人类的每件事的脆弱一样；他们了解理性可能被错误的逻辑或对经验错误的解释欺蒙；他们无须等待叔本华去告诉他们，理性通常是欲望的仆人、意志的婢女。休谟，这位英国理性时代的领导者，可能是除了康德之外对于理性持最强批评的人。伏尔泰一再承认理性有其范围和限制，狄德罗同意卢梭的看法，认为情感比理性更为基本。几乎所有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认识到：大多数人，即使在最开化的国家，因受经济基本需要与辛劳的压迫，而无时间致力于理性的发展，而且情欲与偏见比理性影响更多人。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希望理性能够广传，而且可从狭窄的自私和不公平的教条领域中获得解放。

因而，不顾他们生活的时代的实际情况，一股乐天精神弥漫于这些哲人中间。从未有人如此自信说，他们即使不能重新塑造自己，至少也可塑造这个社会。尽管“七年战争”的祸害，尽管加拿大和印度失给英国，18世纪下半叶，一阵鼓舞人心的启蒙主义热潮使老弱的法国又变得年轻而强壮。自古希腊雄辩哲学家时代以来，再不似现在充满如许繁多的新观念或如此有活力的探求和辩论精神，无怪乎杜若觉得周围“一股理性的骚动随处发展”。巴黎如今是欧洲文化的首都，因此启蒙运动像当年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一般广泛。诚然，它似乎是早期运动的逻辑顶点。文艺复兴运动曾超越了基督教而探究异教思想。宗教改革运动也已打破了教条式权威的束缚，并几乎弃置本身的意义，而使理性能够无限制地奔驰。人类终能从中世纪的教条思想及东方的神话中获得解放。人类终能摆脱那令人迷惑、恐惧的神学而无拘无束地站立起来，自由自在地去怀疑、探求、思想、搜集并传播知识，自由自在地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于理性祭坛和人类天职周围。这是伟大的革新。

反抗的背景

然而这一切如何发生？为何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尤以法国为甚，转而反对这个终究将希望与恐怖、慈善与丑恶、美丽与罪恶混杂不清的基督教？

在英国，正如自然神论者所言，改革家曾有相对宽容的遭遇，即使来自国教的压力也不例外，也许因此革命的火花熄灭了。此外，在英国，教会臣属于国家，不再有任何借口可以成为一独立而敌对的力量。但在法国，教会是一个强权机构，拥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与土地，却绝对效忠于某一股国外力量。教会扮演了立遗嘱、定遗产的角色，使更多的财富从世俗的手中渐被吸入教士手中。它拒付超过偶尔“无报酬礼物”的税额，在其土地上拥有数以千计的农奴而造成真正的农奴制度。它拥有一群看起来既懒又无绩效的僧侣。它不止一次地从假文件和假奇迹中攫取利益。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通过学校将令人失神、昏迷的荒谬思想注入年轻人脑中。它公开指责与其相反的学说而视之为邪教，并假借国家的名义以增强其对言论与新闻的控制。它已尽其所能地阻塞了法国人民智力的发展。它促使路易十四惨无人道地迫害新教徒及无情地摧毁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它兴起反对阿尔比教派的残酷战役并认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煽动了宗教战争，几乎招致法国的灭亡。在上述反人道的无数罪恶中，它伪饰得使千千万万的下民相信，它超乎理智和疑难之上，它继承了神圣的启示，它是永不犯错、神灵感悟的上帝代理者，它的罪恶正如神的旨意的慈悲一样多。

教会对此控告做出了许多回应。同时，这些增加迅速的指控，使千万人移向愤怒和反抗，终于演成一场激昂的反对运动。持怀疑论者尤其不惧牧师，公开以难题刁难他们。约1730年，图尔内米神父在路易大帝学院邀请不信教者与他会面，“他的房间”，据说，“很快地挤满了自由思想者、自然神教者及物质主义者，他几乎无法改变任何一位的思想”。牧师惊讶于法国男女死时拒绝教会圣礼的人数。杜巴利夫人威胁要将牧师丢出窗外，因为他强求她接受涂膏。有位牧师抱怨“我们一出现即被迫加入辩论。他们要求证明，譬如：祷告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有何效用、禁食对一个终生否定灵魂不死的人有何需要等问题。这种努力是极其厌烦的，因为那些嘲笑的人并不站在我们一边”。

巴比尔于1751年记载道：“我们可在这个国家看见一场有利于新教的革命。”其实他错了。胡格诺教徒的驱逐在天主教和怀疑论之间，并没有留下妥协之地。法国自由思想超越了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一跃而至启蒙运动。因此，在法国，他们并非转向詹森派信徒，也非倾于少数余留的新教徒，而是转向了蒙田、笛卡儿、卡森迪、贝尔、孟德斯鸠等人身上。法国自由思想家倒回去探讨笛卡儿时，除了赞同他“系统的怀疑”及其对客观世界的机械论的解说外，几乎反对他所有的学说。贝尔被推崇为“智者之尊”，他的怀疑产生了成千的怀疑。其《词典》一书成为对付教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械库。

英国的例子对于法国自由思想家而言，是一助长气焰的鼓励。培根首先唤醒了归纳法的科学，这比笛卡儿由于他的存在而魔术似的削减了上帝及其不朽似乎更有效果。其后，霍布斯的物质主义从未停止对狄德罗的影响。然后论到牛顿，他似乎已将上帝贬为世界机器中一位按钮者，其实法国人尚未知晓，牛顿在神学上比在科学上更有造诣。随后是英国的自然神教者，他们为伏尔泰增添了勇气与冲力。最后是洛克对于法国的怀疑论者而言，所有的宗教都在一切观念均来自知觉这一命题之前崩溃。如果知觉是外力的产物，则思想为经验的产物，而非不可见的上帝赐予的不朽礼物。而且，如果经验造就了品格，则品格可因改变教育方法、内容和改革社会制度而获得改变。基于上述两个论题，如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都下过革命性的结论。“可曾有任何事物比以些许辩题而骚动整个世界更为辉煌吗？”伏尔泰融合了洛克的思想如此问道。

让我们再看看阿尔让松侯爵1753年所写的警语：

将法国宗教沦失的原因归于英国哲学是错误的，因为英国哲学并不比巴黎100位左右的哲人更有心得。我们应将之归诿于他们对牧师们所生的愤恨，而这又是一个极端。

在我们已引述的革命预言后，他又加注：

它（革命）与粗鲁的宗教改革运动截然不同。宗教改革运动是16世纪自德国传入我国的一种迷信与自由的混杂物。由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世纪是以如此特殊不同的方式受到启蒙，我们自会走向我们应该前往的方向：我们会驱逐牧师，废除教士职位，并挥去所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及所有的神秘……

人们不可在社交场合为牧师们说话，否则他将被嘲笑并被视为宗教裁判所的“在行人”（奸细）……

牧师们述及今年教友的数目减少了1/3以上。耶稣会学院正渐趋荒废；120位寄宿生已从这些名誉严重受损的僧侣中撤走。

中世纪教条力量的削减尚有其他智力因素存在。哲人们加入了正统的阵营来反对斯宾诺莎，因为这位伟大的犹太人被标榜为无神论者，若不加以指责地提到他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休谟和伏尔泰皆曾小心翼翼地批评过他，但仍有人秘密地阅读斯宾诺莎的作品。其《神学政治论》一书鼓动了对《圣经》的批判，布兰维利耶借反驳的名义评述了他。休谟本人受到法国的影响，也正在影响法国。国际互助会员在法国建立了住屋，并私下享受他们的自然神论。探险、历史及宗教比较研究都加剧了对基督教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在成长中的每门科学提高了对理性的尊敬、对宇宙法则的信仰及对奇迹的怀疑，其中包括最大和最常见的奇迹——5万名无知的牧师每日将面包和酒化形为基督的身和血。

社会力量促使教义腐败。每项财富的增加加速了追求欢乐的步速，相比之下，巴黎城内基督教的道德限制愈来愈令人感到厌恶。最高位的基督徒皇帝拥有一大群妻妾，圣母玛利亚已被蓬巴杜夫人取代。这个时代道德的放纵甚至也被视为对基督教的责问：经过1700年的基督教统治后，欧洲的德行为何比不上那些美国野蛮人或“异教的中国人”？

除了农夫外，每一阶级皆有一群持疑的少数人存在。政府官吏愤慨于教会的独立及其免税的特权。处于教会及国家两者之间的旧关系逐渐瓦解了。自由思想家，如工作于检查部的马勒泽布，曾主动为狄德罗和他的著作《百科全书》一书而辩护；和国王更亲近的是蓬巴杜夫人，她因为憎恨耶稣会而被伏尔泰视为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贵族认为教会支持将贵族从统治中剔除的波旁王朝，因此他们并不反对削减牧师们的权势，许多贵族为伏尔泰的不敬之举喝彩。中上阶层微笑赞成知识分子抗衡教士，他们从未原谅教会谴责利息及抬高地主的地位在有钱人之上的作风。若能挫败这些盛气凌人的主教，中产阶级声望和权力的尺度势必相对增加。资本家如波普里尼、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敞开了他们的家和钱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献身于反对教会的改革运动。律师们早已对牧师感到妒火中烧，他们期望着统治国家的时刻的到来，一如他们正统治着高等法院。1747年，一份警方报告宣称，几乎每位巴黎议会的官员都有一本反宗教的刊物或手册在家。巴黎的咖啡馆内低哼着无神论，城里才智之士以讥讽牧师的文章为乐，这批人称上帝为“人类先生”。即使在各省城，反牧师的文章也到处流行。

牧师不也染上对宗教的疑虑吗？——甚至随处染上彻底的无神论？

让·梅利耶（1678—1733）

他是香槟省埃特雷皮尼的一位教区牧师。每年他过着节制而俭省的生活，并将余下的薪水捐给穷人。经历30年安静而可为模范的任职后，他去世了，享年55岁，遗下了所有的财产给教区的人们，并留下3份他题名为《我的圣约》（My Testament）的手抄本。其中之一是给他教区的教徒，这实在是历史上最异乎寻常的遗赠。他在信中附带请求他们原谅他终生以错误和偏见服务教徒。显然，他被任命圣职之前已失去了对宗教的信心。伏尔泰于1762年发表了部分《我的圣约》，霍尔巴赫和狄德罗于1772年发表了一本总汇，名为《梅利耶神父的观点》，全文于1861年至1864年方始印出。现在早已完全绝版，罕能到手。从贝尔到宗教革命，在所有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中，从未有如这位乡村牧师一般无情和彻底的攻击。

他似乎从研读《圣经》开始持疑。教会不让一般人民研读《圣经》称不上为明智之举。教会也应将《圣经》从牧师手中拿走。约翰神父在《圣经》中发觉了许多疑问。为何《马太福音》中的基督宗谱甚异于《路加福音》叙述的，如果两者皆为上帝的旨意，为何这两份宗谱皆以约瑟为结尾，后者不久即因生下耶稣而获得宽谅。为何上帝之子应被赞誉为大卫的儿子，而大卫是一声名狼藉的奸夫？《旧约》预言指的是基督吗，或那些指称仅是神学的漫游而已？新约的神迹是出自宗教热诚的欺诈，或是被误解的天然行为？人应相信这些怪诞故事或追随理智？让·梅利耶赞成理智：

我不致牺牲我的理智，因为理智本身可以使我分辨善恶真伪……我不会放弃经验，因为它比想象更能指引我的去向，也比他们希望加诸我的引领的权威更能引领我……我不致不信任我的感觉。我不否认它们有时会导致错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他们不会一味地欺骗我……我的知觉足够修正他们诱使我形成的那些草率判断。

梅利耶认为在理智上没有正当的理由去信仰自由意志或灵魂的不朽。他认为我们应心存感激，在经历“这个世界的辛劳”后，得以永远安眠。“这个世界对你们大多数人造就的烦恼远比欢乐为多……安详地回到你们所出的宇宙之家……而没有怨言地消逝，正如所有环绕在你身边的一切东西一样。”对那些维护天堂观念以为慰藉的人们，梅利耶答辩称，在他们的主张中，仅少数人曾经达到那个目标，大多数人则去了地狱。那么，不朽的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慰藉？“对于我而言，我宁祈望能将我从压倒性的惧怕中释放出来的信仰，而不希望因信仰上帝、恩主，而被留在不安定中。它仅将恩典赐予它的选民，而容许其他人承受永远的惩罚。”任何一位受教育的人，怎能信仰这样一个将自己创造的东西判入永远地狱的神祇呢？

在天地中可有一个人残忍到如此地步，希望无情地去折磨？我不是指他的同类，而是指任何有知觉的东西。而后，喔！神学家，我下结论说，根据你们自己的原则，你们的上帝比最邪恶的人更加无限地邪恶……牧师自己使上帝成为这样一位心怀恶意而残忍的家伙……以至于世上绝少人希望上帝存在……如果我们效法这位上帝的模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德行！

伏尔泰认为这有点偏激，于是在出版这本《我的圣约》时尽力将这位牧师的无神论缓和为自然神论，但梅利耶并无妥协之意。他力辩说，这位基督上帝是所有邪恶的创始者，因为，既然他是全能者，则未经他同意万事不致产生。如果他赋予我们生命，他也造成了死亡；若他惠予我们健康和财富，那么他也给予我们贫穷、饥荒、灾难和战争以为代价。世上有许多迹象显示着巧妙的设计，但难道没有同样多的征兆显示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也能做出最邪恶的祸端吗？

所有的书籍都写满了对上帝最谄媚的赞语，它的关注受到赞扬……然而，若我们环视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每一部分，我们可见文明人或未开化人都在和上帝做不断的挣扎；人被迫着去隔开从神那儿来的打击，诸如飓风、风暴、霜、冰雹、洪水、贫瘠和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而这些经常是人力所无法挽回的。总而言之，我眼看着人类长期不断地致力于保护他们自己，免受这位神的恶作剧所害，而据说上帝还在关心人类的幸福而忙碌哩。

到底是否曾有一位比上帝更陌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呢？几千年来，他从人类中隐藏起来，接受数以亿计的人们为之祷告和赞美，却听不见任何清楚而可见的反应。他被视为无限的聪明，但他的帝国却充满着混乱与败亡。他被认为良善，但施罚却犹如一位残忍的恶魔。他被称为公正，而他却一则让坏人繁盛，一则让他的圣徒遭受折磨至死。他在不断地创造和毁灭。

不像伏尔泰认为信神是自然而普遍的，梅利耶力辩此种信仰为不自然，且需灌进少年的心灵：

所有孩童皆为无神论者，他们没有上帝的观念……人们信仰上帝仅基于那些对神并不比对他们自己有更多观念的人所说的话。我们的保姆是我们最早的神学家，她们对孩童谈有关上帝的事情，犹如他们对孩童谈狼怪一般……若非有意给予一位神的话，极少数人会相信神。

固然大多数的无神论者都声称仰慕耶稣，梅利耶也以他对宗教信心的蓄意破坏而把耶稣包括在内。首先，清醒的人“谁会相信与人类和解的上帝，竟会牺牲它自己无辜、无罪的儿子”？至于基督本身——

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宗教狂、憎恨人类者，他对不幸的人传教，劝导他们安于贫穷，和自然争斗并将之灭绝，憎恨娱乐，追寻痛苦，而且蔑视他们自己。他告诉他们远离父母和一切生命的系缚，为的是要追随他。何等美丽的道德观！那一定是神圣的，因为那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梅利耶进一步去完成物质主义。我们大可不必超出物质去问是谁创造了它。起源的困惑仅将我们带回到孩童般天真的问题：“谁创造了上帝？”“我告诉你们，物质本身推动自己……将它们的‘第一因’留给神学家去研究吧；为了产生你所看见的效果绩彰，自然不需要‘第一因’。”若你必须崇拜某样东西，你可崇拜太阳，正如许多民族所做的一样，因为太阳是我们生命、健康、光亮、温暖和喜乐的真正创造者。但是，“唉！”梅利耶悲叹道，“如果宗教是清楚的，则对于无知者而言，其吸引力将减少。他们需要的是暗昧、神秘、寓言、奇迹和不可思议的事迹……牧师和立法者，借着发明宗教和伪造神迹……已经对上了他们的胃口。借此，他们吸引了热心者、女人及文盲。”

总之，以梅利耶的观点，宗教一直是教会和国家之间阴谋的一部分。它欲图震骇人民使之顺利屈服于绝对的统治。牧师们“花费很大的心机使他们的神成为一位既恐怖又多变的暴君；对于他们（牧师们）而言，这是必需的——他（神）必须是这个样子，才能有助于达到他们各种不同的利益”。在这个阴谋中，牧师较国王更该受谴责，因为当王子处于孩提时期，他们就控制了他，然后借着忏悔室更深深抓牢了他。他们将他塑造成迷信者，他们歪曲并阻碍他的理智发展，他们领他进入宗教的偏执和残忍的迫害。这样——

神学上的争端……动摇了帝国，造成了革命，摧毁了君王，并蹂躏了全欧。这些可鄙的争斗，即使在血河之中也无法灭绝……一种传扬……怜悯、调和、平安的宗教，其热心从事者，每当他们的导师鼓舞他们去毁灭他们自己的弟兄时，其本身一直表现得比食人者或野蛮人更加残忍。人们想要取悦神灵或平息他的愤怒时，便无恶不犯……或为了一个仅存于他们幻想中的人物而容许骗子的不正当行为。

由教会与国家对抗人民与理智的巨大、不朽的阴谋，基于这一理由：一种超自然的宗教，甚或一种恐怖的宗教，对形成人类伦理道德的工程而言，是一不可缺少的助益：

但这教条（天堂和地狱）使人们的德行更为善良是真实的吗？在这虚幻建立起来的国家中，他们的道德又特别突出吗？……为了解惑……让我们想想最具宗教性人民的伦理为何，便足够说明一切了。我们眼见傲慢的暴君、朝臣、无数的勒索者、无耻的执法者、骗徒、奸夫、放荡不检者、妓女、小偷、各种流氓恶棍，而他们从未怀疑这位有报复性的上帝的存在或地狱的惩罚，或天堂的喜乐。

不，神学的观念虽然几由所有人士明言，但对他们行为的拘束力微乎其微。上帝遥远，诱惑却在身旁。“上帝的观念慑服了谁？少数个性软弱、对这个世界抱持失望与厌恶的人，一些情感已被岁月、疾病或厄运磨平的人。”制定秩序与训练人民守法的并非教会而是国家。“社会规范较宗教更能使人民自律。”最佳的道德建立于理智与聪慧之上：

欲洞悉真正的伦理原则，人们不需要神学、启示或上帝；他们只需要常识。他们只须检点他们自己、反省他们的天性，顾念他们明显的利益，考虑整个社会及其每个人的目标，他们便能很容易了解美德对人类是一种益处，邪恶则为损害……人们不快乐只因他们无知，他们无知只因每件事妨碍他们开启心窍，而他们不道德只因他们的理智没有充分获得发展。

哲学家若非惊于有权势的牧师而变得伪善固守传统的话，他们可能建立一种自然而有效的道德：

起自最遥远的时代，神学便已节制了哲学的发展。神学曾经给予它哪些助益？神学将其变为一种令人不可理解而无意义的语言或文字……用无意义的文字较适于蒙骗而不宜于启示……试想笛卡儿、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和其他人为了使他们的发现与宗教提倡为神圣的幻想与谬误趋于一致起见，而被迫发明了多少假设与遁词！每当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观念与神学不一致时，即使冒着荒诞和不可理喻之险，他们也是多么小心防范不惜刻意附和神学，而这样做却无法保卫自己！警觉的牧师们随时准备摧毁那些不能完全符合他们利益的制度……最开明的人们能做的就是以隐喻的方式从事说写；经常，真理与虚伪以一种懦弱的殷勤态度而被耻辱地牵连在一起……近代的哲学家惊骇于最残忍的迫害，如何可能受召放弃理智而屈服于信仰——即屈服于牧师的淫威之下——他们既如此受束缚，如何能让天才洋溢……或促进人类的进步？

部分哲学家有勇气接受经验和理智作为他们指引方针，并试图挣脱迷信的锁链——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斯特拉博。“但他们的系统对于喜爱幻想者而言，太简单、太理智、太缺乏神异而不得不屈服于柏拉图、苏格拉底和芝诺的神话臆测之下。近代学者之间，霍布斯、斯宾诺莎、贝尔和其他人已追随了伊壁鸠鲁的途径。”

梅利耶哀叹哲学受到神学的主宰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他请求思想自由作为基本权利，认为“单单这项自由便能给予人类仁爱与灵魂的伟大光辉”——

唯有向他们显示这个真理，他们方能知道他们的最佳利益与引导他们走向幸福的真正动机。人民的教师祈望天堂已久，让他们最后返回地上。厌倦不可理解的神学、无稽的神话、穿不透的传奇、幼稚的仪式后，让人类的心灵充满自然事物、可理解的目标、可感受的真理和有用的知识。

让思想、言论和印刷享其自由，让教育世俗化而不受拘束，人们将会日复一日地向理想国推进。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不公平的。它使一小撮人富裕而懒散、腐败而奢侈，其代价则为千万人民陷入了堕落的贫穷和无知。万恶之源在于财产制度。财产是窃物，教育、宗教和法律则随护并认可窃物。推翻这种以少数人对抗多数人的阴谋诡计是完全正当的。“然而，”梅利耶以其最终的盛怒吼叫道，“我们法国的雅克·克莱芒和拉瓦亚克（刺杀亨利四世）如今在何处？在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活人能震惊、刺杀这群可恨的恶人、人类的公敌，以借此将人民从暴政中拯救出来？让国家拥有全部的财产，让每个人有适度的工作，让生产公平分配，让男女顺意而婚、如愿仳离，让孩童们一起在公共学校里受教育。如此则国内争斗、阶级斗争以及贫穷皆将终止，然后基督教终竟成为实际！”

提到这一切之后，让·梅利耶向他意料中的会咒骂他的人挑战，在《我的圣约》中做了如下结论：

让他们照他们所要的去思想、判断、言谈、行动……我都不至于太留意……即使如今我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淡然。此刻我正要去加入死者的阵容，从此不会再有烦恼，也不再打扰自己。因此我将对此种种加以了结。纵然现在，我比没有要多一点，不久即将真正化为乌有。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如此的《我的圣约》吗？想象这位孤寂的牧师，摒弃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在某个乡村里过完他静寂的一生。也许除了他自己外，每一灵魂皆会战栗于听闻他隐秘的思想。因此，他仅对着他的手稿自由自在地说话。在手稿中，他以大部分完全反宗教的誓言，鲁莽而对人性一无所知，大行倾吐他的愤恨。伏尔泰反对败德的一切战役，拉梅特里的全部物质主义，霍尔巴赫的无神论，狄德罗令人毁灭的幻想，甚至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全都涵盖于此。让·梅利耶的《我的圣约》一书由伏尔泰迟疑地发行，再由霍尔巴赫欣悦地出版。它激起了法国民心，注定了老王朝的崩溃并掀起大革命的狂潮。

人是机器吗？

是的，拉梅特里肯定地说。他于1709年出生在圣马罗（St.Malo）一个富商的家庭里，接受高等教育。他立下志向要做一位诗人。然而拉梅特里的父亲认为从事教会事业，危险性比较小，于是把他送到普利希斯（Plessis）的一所学院，拉梅特里也因此成为一位虔诚的詹森派新教徒。然而，拉梅特里的父执中有一位医生认为（像腓特烈大帝所说的）“一个普通医生远比一个好牧师要有钱得多”。于是拉梅特里又倾力于解剖学和医学方面，并在兰斯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又在莱顿拜波哈夫为师从事研究工作，写了好几篇有关医学的论文。他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担任外科医生，在戴廷根和方泰诺（Fontenoy）两战地看见“1%的光荣与99%的腹泻”。他自己也高烧在床，康复后，他宣称自己思想的清晰随着高热幅度而不同；基于此点，他认为，思想是大脑的一项机能。他把这些及有关的观点写在《灵魂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 l’âme）一书中，并于1745年出版。

我们无法了解何为灵魂？（其辩论中说）也无法了解何为物质？然而我们确定了解，我们从未发现脱离身体的灵魂。要研究灵魂必先了解身体，而研究身体则必先了解物质定律。物质并非仅只扩张，它同时也是运动的一种能力。它包含了一种动的原则，在不同身体内有各种复杂的形状。我们不知道物质本身是否具有感觉力，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最低等动物中找到这种感觉力的证据。因此，把这种感觉力认为是某种同源潜力的发展，比归因于某种超自然媒介物将神秘的灵魂注入身体内，要更合理则。物质的这种“积极原则”由植物、动物身上发展出来，直到使人类心脏能跳、胃能消化、脑能思想。这也就是所谓的灵魂的自然历史。

拉梅特里服务的军团中的牧师听到他这种结论，大为震惊。他立刻拉动警铃，这位身为医职的哲学家因此遭到解职。事实上，拉梅特里的同事本可助他一臂之力，但他在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医生政治》（The Politics of Physicians）的小书。书中他讽刺当时医生为了争夺肥差的种种丑幕。医生们公然联合抨击拉梅特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医职和名誉双毁，他逃回莱顿又写了一本书，大大地批评医学界，然后转向哲学界。

1748年，他在莱顿出版了《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拉梅特里指出，机器一词乃是指人体的行动完全由于生理或是由于化学的原因和过程所产生的，就这种意义来说，他从上百的现象很清楚地认识到动物身体之为一部机器：动物在死后的短时间内，肌肉仍不停地跳动，内脏仍不停地蠕动，受到刺激时脱离身体的肌肉会收缩等。综合以上所说，动物便是一种机器。同理推之，人类的骨骼、肌肉、腱、神经和高等动物极为相似，难道不也是机器的一种？很明显，心灵有赖于身体的理化操作。鸦片、咖啡、酒及五花八门的药剂，不仅对身体有直接影响，甚至可以左右思潮、情绪和意志力。把丰特内尔的大脑改装一些神经纤维，便可把他变成一个白痴。生理上的疾病会使心灵削弱；“灵魂可以从身体获取元气，身体有了力量可使灵魂敏锐起来”。此外，食物也直接影响到性格，所以“那些不像我们经过烹调而吃生肉的英国人，其野蛮多少与此有关”。“那么，我们对于哲学家所说的，身体的健康是为了保持灵魂的健康这种说法应该惊奇吗？”或是应该惊讶于“毕达哥拉斯之节食规条和柏拉图之禁酒一样谨慎？”拉梅特里得出结论说：

既然灵魂所属的各项机能如此依靠头脑和全身的正常组织……这些机能显然只是这一组织本身，灵魂显然是一部文明的机器……所以无形的灵魂只是一句空话，任何人对它都没什么概念，智者该只用以强调我们身体中能思想的那一部分。

拉梅特里在1748年写的《人是植物》（L’Homme plante）一书中，把“生物的大链锁”发展成为进化论。在企图要弥补有机体和无机体间明显的裂罅时，他显然丧失了一些信心，他把机械论抛诸脑后而走向“生机说”。他认为某些种子能使物质获得生命。之后，他又很自然地追随了留克里希阿斯：“第一代一定十分不完美……犹如在艺术中一样，完美在自然中绝非一天的成绩。”为了要消除人与动物间的距离，拉梅特里反对笛卡儿的理论，认为有些动物也会推理：

让我们来看看猿猴、海狸、大象的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它们没有智力不可能会有这些活动产生，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何否认这些动物具有智力呢？如果你承认它们有灵魂，你便是神志不清……谁不知道动物的灵魂若不是短暂的便是不朽的，人类是属于前者呢，还是后者？

一个最简单的人和一个最高智力的动物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区别。“白痴就是那些仅有人的脸形的动物，正如一只聪明的猿猴，仅是另一形象的小人儿罢了。”拉梅特里以他一种特有的幽默口吻说道：“人类的整个范畴只不过是各种不同的猴子的组合，蒲柏把牛顿置于群猴之首。”人类之不再是猴子，只是在人类发明了不同的声音来表达不同的思想之时。语言使他变成了人。

拉梅特里是否承认上帝是世界机器的原动力呢？伏尔泰和狄德罗与他激烈地争论，拉梅特里却很轻蔑地指斥道：

所有基于最终原因而推理的都是很浮躁的……自然制丝犹如中产绅士谈论散文一样——从不知其为何物。赐予生命之盲目，犹如摧毁生命之一样无辜……不看一眼而把眼睛制出以后，他也不假思索地创造一部能够思想的机器。

拉梅特里并不是一位明显的无神论者。毋宁说他摒除了上帝这一问题，认为其无足轻重：“就我们心灵的和平而言，物质是永恒的或是被创造出来的，上帝是否存在，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此外，他又引述了一位很可能是“虚构的”朋友的话：“这宇宙除非变成无神论化，否则永远不会快乐。”因为无神论化以后，便不再有宗教争执、教会迫害以及宗教战争，于是人类可以不带罪恶感以表达他的自然天赋。拉梅特里本身十分醉心于“唯物论”。在他的《人是机器》一书结论中，他以一种挑衅的手笔写道：“除非是我受欺骗，否则这就是我的体系或者就是我的真理，它很简单明了，谁要争论现在就请来吧！”他把这部不可知论的宣言题献给一位虔诚的诗人兼生理学家哈勒，也许是作为一种临别笑话。哈勒怀着恐怖，极力反对拉梅特里的论调。我们从他1749年5月给《博学杂志》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人是机器》这本书的匿名作者交给我一部既危险又不平常的作品，我之所以有下列的声明，乃得自上帝、宗教以及自己。我先申明我们所谈到的这本书和我的情感完全陌生。我认为这本书之献给我乃是一种伤害。这比这位匿名作者所加在如此多有价值的人们之伤害，还要残酷。我乞求各位相信我和这位作者毫无瓜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之间的看法若有任何的协调，我将视它为平生最大的不幸。

拉梅特里在日后增版的书籍中仍然印有这一题词。

《人是机器》一书遭到广泛的评论和一致的批驳。我们很容易批评这本小而杂乱无章的书籍，或是责难该书的自信，揭穿它对事实报道的误谬。事实上“灵魂和身体睡在一起”也不是一件太明显的事，有些作者的想法未免太不着边际。如蒲柏和斯卡龙之情形，有病的身体可能具有一个优秀的心灵；而我们那些食生肉的朋友也否认他们仍停留在狩猎时期。这位喜欢戏谑的拉梅特里以匿名方式出版了一本批评自己作品的假评论——《人不仅是一部机器》（L’Homme plus qu’une machine），也许这是要引起别人对他的大作注意的一种招数。

另一方面，反机械论的辩论很可能在他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知道他对于特朗布莱证明生水中水螅的再生力（1744年）很感兴趣，虽然，这种证明和机械理论并不容易吻合。一位燃素专家斯塔尔在1707年大胆地推翻了生理学上的理论，他称身体不能支配灵魂的思想和意志力，决定各器官的生长与行动者乃是灵魂这一内在而富有生机的原则。此外，达朗贝尔的医生博尔德称，生理上的一切过程，纵然是最简单的消化，也无法以纯机械或化学理论来解释。罗比内（Jean Baptiste Robinet）又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机说，认为所有的物质都赋有生命和感官。拉梅特里显然很愿意接受物质与生命对抗这一问题的答案。

同时，他又从他的唯物论哲学归纳出享乐主义的伦理。分别在三本不同的书中——《顺境》（Discours sur le bonheur）、《愉悦》（LaVolupté）以及《享乐的艺术》（L’Art de jouir）——他宣称自爱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而感官快乐最好。他极憎恶神学对人生享乐的抹杀，也怀疑所谓的智力乐趣之优越性；他认为，所有的乐趣都是属于感官的；所以，头脑简单不运用智力的人必定比哲学家快乐。拉梅特里说道，只要你的寻乐不影响别人，不必为自己的放任行为感到懊悔。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该在道德上负起罪行上的责任；他仅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而这两项因素他都无法控制。他应该接受医治而非训诫，应接受一种维护社会的坚定力及认清宇宙决定论的人道待遇。“我们所期望的只是良医这一判官。”

这些声明标出了18世纪法国芝诺派之凌越（受误解的）伊壁鸠鲁派：在启蒙时期，路易十四古典时期的禁欲哲学屈服于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物质的普遍化以及对众神的排斥。无怪乎拉梅特里的书籍被那些对神学觉醒的人和那些厌倦于古典形式主义和道德束缚的大众所欢迎。然而，保守的社会却还是远远地避开他，认为他是个不能控制自己以致揭露太多上流社会教义的智识小儿。牧师也攻击他是撒旦的密使，莱顿的神学家也敦促荷兰政府将他驱逐出境。1748年2月，思想开放的腓特烈大帝邀请他到普鲁士，送他一笔抚恤金，并安插他在柏林科学院内工作。这时，拉梅特里遂又重新开始他的医生生涯，发表了有关哮喘病和赤痢的两篇论文，使得国王认为是最佳之作。伏尔泰在腓特烈宫廷中邂逅拉梅特里以后，特于1750年11月6日致函德尼斯夫人说：

我遇见一位太轻浮的男子，他就是拉梅特里。此人之思想老像冲天炮。与他交谈时，在开始的前7分半钟尚感有趣，以后就觉得索然无味。他新近刚出版一本劣著，自己却浑然不觉……在该书中他排斥美德和懊悔，颂扬恶习，甚至鼓励读者生活杂乱无章——即便不存恶意，他也不该这么做。书中有上千精彩的笔触，却没有半页理性的成分；它们像是夜间的闪电……但愿上帝保佑我不要让他成为我的医生！他一定会不经心地让我服用汞而非大黄根，然后敞怀大笑。这位古怪的医生是国王的读经师，目前他正为国王念《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他们已经进展到数百页，两人经常同时大笑。

拉梅特里曾说死亡为闹剧的收场。在1751年11月11日，他42岁时就死了，他自己应验了这一句名言。在一位被他治愈的重病患者的宴会中，他拼命地塞食野鸡馅饼，发了一场高烧，不幸去世。伏尔泰说这次是病人杀死了医生。国王为他的丧礼书写了一篇美丽的颂文，伏尔泰也因他的死亡而松了一口气。这位与世长辞的名家，其思想影响到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从而进入那一时代的思想巨潮。

第五章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1713—1768）

怠惰的岁月（1713—1748）

狄德罗1713年10月5日生于第戎38英里外香槟省的内朗格里，父亲迪迪埃·狄德罗是一位擅长制造外科仪器的刀匠。这个家族从事制刀业达两百年之久，丹尼斯·狄德罗没有继承其祖先对职业与信仰的那种满足安顿之感，却从未停止崇拜其父亲的朴实与静默仁慈。“我儿，我儿，”丹尼斯这样引述他父亲的话说，“上选的枕头是理性之枕，但我觉得我的头安歇在宗教与法律的枕上更为柔软。”这个句子中存有18世纪法国的两种呼声。另一个儿子成为牧师，他是丹尼斯的死敌。他的一位姐姐则进入女修道院。

丹尼斯处在僧侣生活边缘。他从8岁到15岁入朗格里一所耶稣学校就读；12岁即行受戒，穿上一袭黑色的长袍，施行苦行，决心成为一位耶稣会士。后来，他解释这一情形为他体液分泌旺盛所致：他误将“发展中性能力的刺激认为上帝的呼唤声”。迪迪埃颇高兴于儿子接受这一新的神召，因而满心欢喜地护送他到巴黎（1729年），让他就读路易勒格朗耶稣学院。这位青年于1732年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但像许多情形一样，耶稣会由于触动了一颗心灵而丧失了一位新信徒，丹尼斯发觉巴黎的妓院比教会还多。他遗弃了长袍与虔诚，成为一位律师的学徒。不久，他又放弃法律，改行从事十几种过渡性的职业，并时常陷入贫穷。他父亲经过长期的忍耐后，终于切断他的津贴，但他母亲暗中送给他补助金。丹尼斯向人借钱，有时偿还。他当男孩子的数学家庭老师，为牧师写正经的传道词，并担任书商的雇员。其间，他继续研究数学、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并偶尔学点意大利文。他散漫无纪，却贪求知识与生活。他从未学习任何教规，却几乎学习了其他的一切东西。

钱袋空空，荷尔蒙旺盛，他恋爱并结婚。安托瓦妮特比他大3岁8个月。她谴责他放荡不检的青春生活。他向她保证说，这是婚姻忠贞的前奏，他永远会是她的忠实伴侣。“我最后的情书都写给你，如果我一生中再写一封给其他任何人，则愿上天视我为最邪恶、最背信的人而予以惩罚。”他最精彩的信便违背了这一誓言。安托瓦妮特的母亲，一则屈服于女儿的眼泪，一则屈服于这位求婚者的伶俐口舌，终于同意这场婚姻，条件是他须取得他父亲的同意。狄德罗聚集足够的银币以支付到180英里外朗格里的马车费。

抵达后，迪迪埃答应支持丹尼斯选择的任何行业，但先得决定一个行业。这位青年道出他急于结婚。做父亲的斥责他是怠惰的忘恩负义者，做儿子的无礼顶撞，发誓不论有无父亲的同意或钱币都要结婚。迪迪埃把他关在一所修道院。丹尼斯设法逃出，步行90英里到特鲁瓦城，然后喊了一辆马车回到巴黎。

然而，安托瓦妮特母亲态度坚决，她女儿不能嫁给一位与父亲和父产分割的男人。狄德罗这时几乎一文不名地生活在一间肮脏的房间，而且病得厉害。安托瓦妮特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拖着母亲，匆匆赶至。她母亲的抵御遂告崩解。她们俩共同照顾这位病弱的哲学家。1743年11月6日，“喃妮”和她的“尼诺”（他俩如此相呼）于午夜在一所靠秘密婚姻而热闹起来的小教堂里幽会。9个月后，他们一同为女儿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只是这位女婴在6个礼拜后便告夭折。嗣后，其他3个孩子陆续降生，其中只有一位活过孩提时代。安托瓦妮特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却是一位不称职的友伴，不能追寻她丈夫的智力遨游，而且唠叨不满他翻译的微薄收入。他回到他大学时代的咖啡馆，以咖啡度日，并玩西洋象棋。1746年，他搭上一位情妇皮西厄夫人。他为她写下了《哲学思想》、《八卦珠宝》及《盲者书》。

他久已为哲学的迷人降服——哲学因从未回答我们永远不停在问的问题而把我们一直带向前进。像18世纪大部分自由思想家一样，他读蒙田、贝尔的著作，而直震撼到智力之根，在《论文集》与《词典》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能发现醒目的思想。也许因为书中大量引述异教古典著作，他进一步研究希腊与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与卢布莱修诸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乐观哲学家”，一位洋溢着精神的唯物主义者。他无法像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那样前往英国旅行，但他学会写英文，甚至欣赏英国的诗人与戏剧家。我们将读到他回应汤姆逊的伤感情调，并像李洛那般维护中产阶级生活的戏剧。他受到培根的鼓舞，后者呼求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来征服自然，并进而推崇实验为理性的无上工具。他在形成时期及在准备《百科全书》中，还听生物学、生理学与医学诸门功课。他听鲁埃勒讲授化学3年之久，记了1258张对折的笔记。他研究解剖学与物理学，而且跟上那个时代的数学。他从培根到霍布斯、洛克与英国自然神论者，一一涉猎。他翻译沙夫兹伯利的《德行与功勋探原》（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and Merit），然后加上自己的“思省心得”。他历经一切动荡仍相信沙夫兹伯利的说法，认为真、善、美密切关联，又基于理性而非基于宗教的道德典范，便能充分维持社会秩序。

一则由于接受这些刺激，一则加上自己扩张的想象，他于1746年匿名发表他的《哲学思想》一书。该书十足激进而归功于拉梅特里，伶俐雄辩而得力于伏尔泰。该书首先为“热情”辩护，这位勇猛的理性者同意朋友卢梭的意见而争辩道：“哲学竟会为理性的对手说句好话，那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因为只有热情才能提升灵魂到伟大的事物之上。没有热情，则在道德或作品上，都没任何高超之事。如此，艺术便会返回到婴儿时期，而美德也会只限于卑琐的行为。”但热情而无秩序，将被摧毁；各种热情之间，必须建立某一和谐；我们且须发现一种方式，借以节制另一方式。因此，我们需要理性，同时还须使它成为我们无上的向导。这是启蒙运动欲调和理性与情感、伏尔泰与卢梭的早期尝试。

与伏尔泰一样，狄德罗在他发展的第一阶段属于自然神论者。天造地设的诸般迹象不得不让人相信一位有智慧的神祇。机械论能够解释物质与运动，但不能解释生命与思想。这位未来的无神论者向无神论者挑战，要他解释新近由雷奥米尔与邦尼特的研究揭露昆虫生活的神秘：

你可曾注意，任何人的推理或行动比一只昆虫的机械作用更有智慧、秩序、机敏而一致？清晰印在一只蚊子眼中的上帝，不就是伟大的牛顿著作中的思想官能吗？……只要想想，我能以宇宙的重量压倒你时，我却只反对蝴蝶的翅膀和蚊子的眼睛。

然而，狄德罗轻蔑地指斥显露在《圣经》里的上帝。神祇在他看来似乎是残酷的怪物，而散布这一观念的教会，以其为无知、不宽容与迫害的源头被指责。可有任何东西比这位上帝更为荒谬？为了平息上帝对死了4000年的一对男女的愤怒，而让上帝死在十字架上。除了自然本身，狄德罗并未认出其他神圣启示，他请求读者要具有与科学揭示的宇宙相配的神祇的观念。“扩大并解放上帝。”他说。

巴黎议会下令焚毁这本书，其指控的理由为：将最荒谬、最罪恶的思想带给不安而放肆的心灵，这种思想一则导致人性的堕落，而一则由于矫饰的不稳而将一切宗教几乎摆在同一层面，以便借口不承认而终止任何宗教……由于受禁（1746年7月7日），这本小书反而更加畅销。它被翻译成德文和意大利文。人们窃窃私语这本书的作者为狄德罗时，他立即上升到近乎伏尔泰的位置。他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50金路易，然后转给需要新衣裳的情妇。

随着皮西厄夫人需求的扩增，狄德罗再写成另一本书（1747年）。教区牧师听到这件事情，哀求警察保护基督教，以免受到第二回攻击。他们到他家里突击检查并没收其手稿，或据有些人说，他们满意于他答应不出版该书。但无论如何，《怀疑者的漫步》一书直到1830年才出版。这不能扩大他的声名，却舒缓了他的情感。这位哲学家使用他最喜爱的手法——对话，而让一位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分别解释他们对神的观点。自然神论者从天造地设有力地重复了这一论点。狄德罗仍未深信，生命体里手段显著适应目的，可由偶然演化的盲目过程加以解释。无神论者坚持说，物质与运动，物理与化学比只将起源问题归于神祇，更能解释这一宇宙。最后发言的泛神论者主张道，心灵与物质，永恒并存，它们共同构成宇宙，而这一宇宙的结合即为上帝。狄德罗也许一直拜读斯宾诺莎的著作。

1748年令人兴奋而又艰难。安托瓦妮特生下一子，皮西厄夫人则要求作为情人的报酬。也许为了急速聚钱，狄德罗写了《八卦珠宝》这本淫荡的小说。依据他女儿、未来的汪德夫人的说法，他曾向他情妇谈道，写一本小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她质疑这一说法，他打赌说可在两星期内完成一本成功的小说。他显然模仿比较年轻的克雷比永所写的《沙发》一书（1740年）——书中的沙发娓娓道出呻吟其下的爱情——构想出一枚苏丹的魔戒。这枚戒指只要指向妇女身上的“轻荡珠宝”，便能让这些珠宝承认过去的经验。由于这枚戒指指向30位贵妇，这两卷书因而高潮迭起。作者在下流中掺杂对音乐、文学与剧院一些激动的批评，另还加上一场梦。梦里，这位苏丹看见一位称作“实验”的孩子，越长越大越壮，直到最后摧毁一座称作“假设”的古庙。尽管有这些哲学的侵入，该书毕竟达到了目的：赚钱。出版商劳伦特·杜兰德支付给狄德罗1200利维尔，这些书虽然只能“在柜台下”发售，但仍有利可图。1748年印行了6版法文版，甚至在1920—1960年间的法国出了10版。

他以写科学论文来改变格调。他珍视他写的《数学不同论题回忆录》（1748年），该书包括声学、张力、气阻及人人都能弹奏的“新风琴图”等饱学而有创见的论文。其中有些论文赢得《绅士杂志》、《博学杂志》甚至耶稣会的《特里武杂志》的高度赞美，后者欢迎更多这类的研究，“其文与狄德罗先生表现的同样聪明、能干，其文体又像其表现的活泼、天才那样，表现得高雅、锐利而无矫饰”。狄德罗终生都继续向物理科学发动这些散漫的突击，但他更倾向心理学与哲学问题。几乎在每个园地，他都是当时最有创见的思想家。

盲者、聋者与哑巴（1749—1751）

他特别沉迷于爱尔兰人莫里纽克斯（William Molyneux）约1692年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天生的盲人，在靠触摸已学得六面体与球体的区别后，如果恢复其视力，能否立刻辨别六面体与球体，或在能辨别之前，是否需要一些经验，以熟悉他触摸与他看见到的同一形式间的关系？后一答案已由莫里纽克斯与其朋友洛克予以提出。切泽尔登对一位14岁的天生盲童成功地进行手术。这位男孩在单凭视觉能够辨别形式之前，须先经过训练。狄德罗也注意到桑德森的生涯。后者一岁时便双目失明，嗣后从未恢复视力，但为他制造一种数学点字法后，他因如此精通而被任命为剑桥的数学教授。

1749年，雷奥米尔邀请了一群精英，观察一位天生目盲的妇女在进行手术后，将其绷带从双眼除去，会有什么情形发生。狄德罗气恼地说，他和其他哲学家都没在被邀之列。他以平素的轻率倡言道，雷奥米尔有意安排让那揭开工作在“无足轻重的某些眼睛”之前发生。据狄德罗的女儿说，这句话触怒了圣莫夫人，后者以一对眼睛而得意，又是得势的刊物审查长阿尔让松伯爵的宠妾。

6月9日，杜兰德出版了狄德罗的《盲者书》一书。其形式为致皮西厄夫人的一封信。书中先记述狄德罗与少数朋友拜访一位盲人酿酒者的故事。他们看到这位失明的男人表现的秩序感而大为讶异——这种感觉确切得使他太太在晚间须赖他将白天弄乱的一切东西摆回适当的位置。他一切尚存的感觉均较常人敏锐。他无法了解一个人未经触摸，怎能认识一张脸庞？他的美感局限于触感、人声的愉悦及有用与否。他不以裸露为耻，因为他认为衣服是用以御寒，而不是用以隐藏身体，不让他人眼睛看到。偷窃被认为大罪，因为他对这件事毫不通融。

狄德罗下结论：我们的是非观念并不得自上帝，而是得自我们的感觉经验。即使上帝这一观念也须加以学习，又像道德一样，上帝也是相对而矛盾百出的。上帝的存在可疑，因为天造地设这一争论已丧失它的许多力量。是的，在许多生命体与器官中，像在苍蝇与眼睛里，存有各种天造地设的证明；但在视为一体的宇宙中，却没这种天造地设的征候，因为有些部分对于其他部分而言，是障碍——倘若不是致命的敌人。几乎每个生命体都注定要为另一个生命体吞食。眼睛似乎是手段适应目的的一个绝妙例证，但其中也有重大的缺陷存在。自然中有一种创造的自发性，但这也是半为盲目，并造成许多错乱与浪费。假装是从因基里夫（Inchlif，显然是虚构的）写的《桑德森博士的生活与性格》一书中引述而来的，狄德罗让这位盲教授说道：“为什么跟我谈到那一切绝未为我而造的美观之物？……倘若你想要让我信仰上帝，你得让我触摸到他。”在这一想象的传记中，桑德森排斥了上帝，并将宇宙的秩序归因于各器官与生命体凭借适者生存所做的自然淘汰：

物质一切有缺陷的结合，均已消失，唯一留下的，是其中并不重要的矛盾，及可凭自身的手段维生并繁衍自己的那些东西……即使现在，世界的秩序也并未完美得看不见那些怪诞的产品时时出现……这是一个什么世界？一个遭受各种革命的混合物，而这些革命显示为一种不断摧毁的趋势，一种前后相继、彼此推动、最后消失的急速连续体。

狄德罗以不可知论下结论道：“唉，夫人，倘若我们将人类的知识摆在蒙田的天平上，则我们接受其箴言，也就相距不远。我们懂得什么？懂得物质的性质？一点也不。懂得心灵或思想的性质？那更在其下。我们什么也不懂得。”

总而言之，《盲者书》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著作之一。它是迷人的故事，璀璨敏锐的心理学，想象启发的哲学，只有全书的末尾令人厌烦。它还含有一些粗俗之处，这在写给女士的书信体小说中，尤其不合适。但皮西厄夫人也许习惯于狄德罗将鄙俗坦率与博学多识混而为一。这篇专论大部分包括了后来以路易·布拉耶（Louis Braille）为名的布拉耶点字法的详细计划。

当时在巴黎的伏尔泰（1749年）写信给狄德罗，对本书热烈赞美：

我极端喜悦拜读贵著。贵著谈的多，启示的更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尊敬您就如我轻视对他们不了解的东西予以谴责的那些愚蠢的野蛮人一样……

但我得承认，我一点也不苟同桑德森的意见。他因自己失明而否定上帝。我也许有错，但我该已认出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上帝以取代其位。那位上帝已给了我使我能看见的许多附属器官……

不论您想自己是上帝的成绩之一，或是永恒而必然的组织的一部分，我都热切渴望与您交谈。在我离开吕内维尔之前，但愿您赐我荣誉而与我及几位圣者在寒舍来次哲学聚餐。

狄德罗回答道（6月11日）：

亲爱的大师，接获尊函之际，乃我平生最快乐之时。

桑德森的意见，既非先生也非本人的意见……我信仰上帝，但我与无神论者相处甚善……非常重要的不把毒草误认为香菜，而毫不重要的是是否信仰上帝。这个世界，蒙田说道，是丢给哲学家击来击去的一个球……

两位大师尚未见面，狄德罗即遭逮捕。屈辱的《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受到大众的批评，因而恼怒的政府将几位批评者拘捕入狱，同时以为抑制狄德罗的时机已到。是否隐伏在书中的无神论招致教士阶级的抗议，或愤恨狄德罗所说的“无足轻重的眼睛”这一批评的圣莫夫人，促使她的情夫采取行动，我们都不得而知。无论如何，阿尔让松伯爵已发出一道逮捕令（1749年7月23日）给万塞纳的总督夏特莱侯爵：“在万塞纳接收狄德罗这人，把他关在那里等候我下一步的命令。”第二天一早，警察便敲开狄德罗的门。他们搜索他的房间，发现两三本尚未装订的《盲者书》，加上狄德罗为《百科全书》准备的一盒一盒的材料。他们把他架到万塞纳（巴黎郊外），单独被关在这座晦暗的城堡地窖中。他获准留下被捕时袋子里装有的一本书——《失乐园》。他现在有时间仔细览读。他以非正统的精神为该书注解，并在空页上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摩挲墙上的板石，和上酒来制造墨水。一根牙签当成笔来用。

他的太太赶往副警察局长贝里耶那里，央求他释放她丈夫。她否认知悉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文章一定像他的行为。他推崇荣誉比生命珍贵千倍。他的著作反映他实践的美德。”已约请狄德罗编纂一部百科全书的那些人士的请求，更为有效。他们向阿尔让松保证说，这一事业没有狄德罗便无法推进。7月31日，贝里耶派人送来狄德罗，并加以盘问。他否认身为《盲者书》、《哲学思想》、《八卦珠宝》诸书的作者。贝里耶知道他撒谎，又把他送回万塞纳。

8月——刚好在她死前一个月——夏特莱夫人显然是受到伏尔泰的敦促，从吕内维尔写封信给她的亲戚万塞纳的总督，恳求他至少减轻狄德罗狱中的折磨。8月10日，贝里耶提出条件，如果狄德罗能够坦白，则他可享有这座城堡大厅里的自由与舒适，还可以看书并接待朋友。8月13日，这位饱受折磨的哲学家寄给贝里耶下列文字：

我向你承认……《哲学思想》、《八卦珠宝》与《盲者书》均为从我这里脱逃的心灵的荒唐行为。但我能……以荣誉（我的确有之）向你保证，这些将是最后，也是仅有的著作……至于参与出版这些著作的那些人，没一事可以瞒得住我。我将在内心深处宣誓，一一指出出版者与印刷者的名字。

8月20日，他从地窖中获释，然后换到一间舒服的房间，获准接待客人，并在城堡的花园中散步。21日，他签字保证未得官方允许，不得离开该幢建筑。他太太前来安慰并谴责他，他对她的旧情复萌。达朗贝尔前来看望，继而是卢梭、皮西厄夫人。《百科全书》的策划者把手稿带来，他重新展开编纂工作。获悉胞兄弟已经把他受捕的情形告诉父亲后，他写家书给这位老迈的刀匠，声称他的下狱是由于受到一位女人的轻视，并进而要求经济援助。这位父亲回他一封信（1749年9月3日），信中揭露了宗教与当时的哲学家冲突的人性一面：

我儿：

最近你寄给我谈到你被拘禁及其原因的两封信，都已收悉。我不得不说，除了你其中一封信提到的外，一定另有其他理由……

因为没有一件事会未经上帝同意而发生，我不晓得哪一件事对你道德的福祉较为优越：是你的监禁应该结束，还是该延长数月，以便你能对你自己认真反省。记住，如果主赐给你才能，这不是要你用以削弱我们神圣宗教的教义……

我已充分地向你证示我对你的关爱。我让你受教育，只有寄望你善予利用，而不寄望教育的结果，会在获悉你的耻辱之时把我（像已经造成的那样）投入最痛苦的悲伤与懊恼中……

宽恕吧！这样我也会宽恕你。我晓得，我儿，没有人能免诽谤，我也晓得他们会将你并未参与在内的著作归咎于你……

除非你已真正而坦白地告诉我，你是否像他们从巴黎写信告诉我的那样，已经结了婚，及你是否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否则，你绝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关照。如果这场婚姻合法并已办妥，我便心满意足。我希望你不会不让你姐姐享有养育他们，及不让我享有亲眼看到他们的乐趣。

你要钱？什么话！像你这样一个在为庞大计划工作的人……还需要钱？而且你刚已在一个不需花费的地方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记住你可怜的母亲。在她对你的谴责中她已好几次告诉过你，说你盲目。给我反证吧！最重要的，在执行你的诺言中，你得再度忠实。

信中附上150利维尔的汇票一张……随你花用在你认为适合之处。

我不耐烦地在等着你已安然的好消息，而平息我的忧虑那一快乐日子的来临。这日子一旦来到，我便会前去向主感恩。

同时，我儿，我带给你我该给你的一切关爱。

挚爱你的父亲

我们没有丹尼斯的回信，他要写出与这封同样高贵的信，将是难之又难。

经过3个半月的监禁后，他终于在1749年11月3日获释。他快乐地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一时忘了皮西厄夫人。但1750年6月30日，他4岁的儿子死于高烧。不久，接着生下的孩子在受洗时被侍者无意间掉到教会的地板上而致重伤，不出一年即告死亡。3个出生，3个死亡。狄德罗回到夜晚在普罗科佩咖啡馆的生活，约1750年，卢梭将他介绍给格里姆，于是展开对文学具有一些重要性的“三位一体”的友谊。这是伏尔泰抛弃法国到柏林、卢梭写下视文明为疾病这篇得奖的论著及狄德罗宣布《百科全书》行将问世的一年。

他在从事这一计划的首卷工作时，再度岔入另一心理学的探讨上。他将探究的结果出版在《论聋哑，借能听者，能说者书简参用》一书中。由于尚未忘却万塞纳事件，他避免异端并获得审查官（现为和善的马勒泽布）的“默许”而在法国匿名出版这篇专论，无须担心受到起诉。狄德罗拟问一位聋哑者某些问题，并从而观察他借以回答的手势，进一步阐明手语的起源。伟大的演员有时用手势或脸部表情比用语言更能有效地传达某一思想或情感。最初的话也许是口头的姿势——阐明内心思想的声音。就诗人而论，他们选择的字不但具有知性的指示或意义，也具有象征的寓意或微差。这字具有视觉的含义（如比较“看见”与“注视”）或声音的弦外之音（比较“说”与“呢喃”两字）。因此，真正的诗不能翻译。

像狄德罗平常的情形一样，这篇文章游移而散乱，却富于具有启示性的旁白。“我的观念在于像一般所说的分解一个人，而且考虑他从每种感觉中获得什么。”或再以诗画对比：诗人能够叙述各个事件，画家则只表现一个片刻——他的图画是一手势，它试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表达出来。这是莱辛《拉奥孔》（1766年）一书的根源之一。

但到这时，《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呼之欲出。

一部书的历史（1746—1765）

对这部《百科全书》，天主教的批评家布吕内特里说：“是当时一件大事，任何在前的东西均用以探究随后而来的万事万物的起源这一目标，因此成为18世纪任何思想史的中心。”狄德罗说：“尝试一部《百科全书》只是属于一个哲学世纪的事。”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洛克、伯克利、斯宾诺莎、贝尔、莱布尼茨在哲学方面的著作；哥白尼、维塞利亚斯、克卜勒、伽利略、笛卡儿、惠更斯、牛顿在科学上取得的进展；航海家、传教士与旅行者的地球探险及学者与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发现；这一切日渐堆积的知识与理念，均有待整理以供大众取用。

钱伯斯的《百科全书》或《世界艺术与科学字典》（1728年），起初似乎符合这一需要。1743年，巴黎的一位出版家安德烈·布雷东曾提议加以修改、补充并翻译成法文，使之适合法国的需要。这一计划增扩到以10卷为目标。为筹措开销，布雷东还约请其他三位出版家布里松、大卫与杜兰入伙，共同承担这一事业。他们另请马尔斯主教当编纂者，同时取得以王室特权印行的执照，还发表（1745年）未确定内容说明。12月，他们或马尔斯邀请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帮助。1747年，马尔斯退出；10月16日，这几位出版家指定狄德罗为总编辑，月薪144利维尔，他们要求达朗贝尔负责有关数学的文章。

随着这一工作的进行，狄德罗越来越不满意钱伯斯的著作。他的不满，我们可从他给解剖学列下56栏以取代钱伯斯原来的一栏，给农业列14栏以取代钱伯斯原来的36行文字中看出来。最后，他建议抛开钱伯斯的书，而另准备一部全新的百科全书（马尔斯可能已有此建议）。那几位出版家予以同意，狄德罗（尚未成为《盲者书》的异教作者）说服诚挚正统的阿盖索大臣将国王特许状扩延到这一扩延的事业（1748年4月）。

但这如何获得经济援助？布雷东估计所费约200万利维尔。实际上费用少一些——约114万利维尔。即使如此，能否取得足够的订户以确保全书的付印，仍有许多疑问。狄德罗在万塞纳入狱、工作受阻之际，已将第一卷的许多文章委托他人执笔，其中有些已经取得。获释后，他把全部时间用来编辑。1750年11月，出版家散发了8000份狄德罗所写的内容说明书。（1950年，法国政府重印这一说明书，作为全国性的纪念。）该说明书宣称，一群知名的文学家、专家、学者打算将现有的艺术与科学各方面的知识搜编成有秩序的整体，并按字母排列，附以对照，利于学者和学生方便使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这个词，”内容说明书说道，“表示各门学科的相互关系。”字面上其意为指示或搜集在某一圈子里的学问。“知识不但已浩瀚成长，”狄德罗说，“而且其传播的需要也很迫切。这些知识如不由大家分享，则告无用。”这一切知识，依据这份说明书的说法，将缩成8卷文本及2卷刻图。全套订购价280利维尔，可分9期交付。全书将在两年内完成。我们事后观之，这份说明书首次声明了科学的统治已开始，一种新信仰也已显露以拯救人类。

对这一说明书的反应，尤其是来自中上阶层的反应，令人鼓舞。若弗兰夫人死后，大家才知道她与丈夫捐助了超过50万利维尔作为《百科全书》的编纂费用。以法国的这部著作及英国塞缪尔·约翰逊的《字典》，欧洲著作正式脱离贵族的附属地位而独立，转向更为广大的群众，而且声称欲为群众的眼睛与呼声。《百科全书》为知识的普及实验中最有名的一种。

第一卷于1751年6月28日问世。全书为对开本、双栏，一共914页。由科尚（Charles Cochin）刻制的卷首插画为18世纪的典型。书名颇为引人注目：《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各项手艺大字典》，附注：为有知识的人民社会参用，由狄德罗先生编辑、出版……数学部分由达朗贝尔主编……经国王许可、特准。这册书深谋远虑地献给“阿尔让松伯爵，财政兼国防大臣”。它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百科全书》：书中并未打算包含传记或历史在内；但奇怪得很，有些传记列在该名人物的出生地一项下。另一方面，该书部分算是字典，它为许多名词定义，列举同义字，并说明文法规则。

第一卷最值得纪念的部分是《绪论》。达朗贝尔受命写这篇文章，因为他以科学家领袖与法国散文大师而闻名。他虽享有殊荣，但仍然生活在贫穷坚忍中。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但他并未加入任何公开批评教会的行列。在《绪论》中，他设法解除教会的反对：

如果一个人单凭理性启蒙，人性便是刺不透的一种神秘。我们能说出我们现在与未来存在的同样东西，说出我们有所亏欠的上帝的本质，及他要求我们的崇拜的种类。因此，再没有任何事情比在这些歧异的科学中间指示我们的神启蒙宗教更为重要。

他为这些谦卑的态度而向伏尔泰道歉：“像这些词句是公证的体裁，只作为达到我们想要建立的真理的手段……时间将教导我们识别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说的东西。”

《绪论》遵照培根的设想，将一切知识依据有关的心理官能予以分类。因此，历史划归在“记忆”之下，科学在“哲学”之下，神学在“理性”之下，文学与艺术则在“想象”之下。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对这一擘划，颇为得意。他们根据这一分类制出一张知识图表，像一张折叠的附录附在《绪论》后。这张图表在当时曾经激起大大的赞美，仅次于培根的影响。《百科全书》最强大的影响来自洛克。“我们一切的思想观念均得自感觉。”《绪论》说道。在这8卷的历程中，这些编辑希望从这一陈词演绎出一套整体的哲学：将上帝还原为原始动力的自然宗教，使心灵成为身体的一种功能的自然心理学及依据人对人而非人对上帝的责任对美德予以定义的自然伦理学。这一计划小心地隐含在《绪论》中。

达朗贝尔根据这些第一原则进而审查科学与哲学的历史。他推崇古代，贬抑中世纪，而为文艺复兴欢呼雀跃：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我们得力于意大利之多，我们便有失公正。我们从她那里接受各门科学，后者今日才在欧洲产生如此丰硕的果实。尤其重要的，我们的艺术与品位全都得力于她。她供给我们如此众多无与伦比的范例。

现代思想的众英雄为得桂冠荣誉而纷至沓来：

在这些显赫的人物之上应该冠以不朽的英国贵族大臣培根。他如此受尊敬的著作值得我们研究，更甚于值得我们赞美。如果我们考虑这位伟人健全而恢宏的见解、他对多个领域的敏锐观察、他的体裁的勇锐——处处均以最严密的准确性结合了最微妙的意象——我们便会禁不住把他认为是最伟大、最广泛、最能言善辩的哲学家。

达朗贝尔进而指出，具有绝高天赋、如此饶富数学才能的笛卡儿，是如何在哲学上受到宗教迫害的阻碍：

笛卡儿至少敢向警觉的心灵表露，该如何摆脱经院主义、意见、权威——简而言之，摆脱偏见与野蛮——的桎梏。借着我们今日在采收其果实的这一反叛，他也许比有名的后继者对哲学提供了更为艰难的服务。我们可以把他认为一群死党的首领，他有勇气领导这一反叛以对抗专制、独断的权力，又凭着他那股激发人心的坚定态度，他树立了比他所能亲眼看见建立起来的任何基础更为公正、仁慈的政府的基础。假若他以思想完成每件事的解释，则他至少以怀疑一切开端；我们必须用来跟他对抗的武器，也正是他自己的武器，这是因为我们也使用这些武器转而对抗他。

讨论牛顿、洛克与莱布尼茨后，达朗贝尔以信仰知识的生长、散播将带来有益的影响这一态度下结论说：“我们这一世纪相信自己注定要改变每一种类的法则。”那股希望温暖了达朗贝尔，使他的《绪论》成为18世纪法国散文的杰作之一。布丰与孟德斯鸠也同声称赞《绪论》，雷纳尔称之为“我们语言中拥有的最富有哲学意味、最有逻辑、最灿烂、确切、紧凑、写得最好的文章”。

第一卷没有明显地反宗教。论基督教教义与仪式的文章，几乎都还正派，其中有些地方虽然指出困难所在，但均以严肃地遵从教会结尾。里面虽然不时出现异教的旁白及偶尔的攻击迷信与狂热，但这些都隐藏在像塞西亚的羔羊或老鹰这些显然无辜的论题中。由此，以《塞西亚的羔羊》为首的文章即扩张为关于证据的专文，这些证据使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处于不快之中。《老鹰》一文在讨论大众的轻信后，进而以清澈的反讽结论道：“以仅只相信真实、神圣与高超的东西，及仅只模仿美德的行动为宗教的人是快乐的。这一宗教是我们所有，哲学家在这种宗教中只须遵循理性而抵达我们祭坛之下。”神话与传奇的泡泡随处被狡猾地加以刺穿，而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时时涌现。

尽管如此，耶稣会还是很友善地接受这一卷书。《特里武杂志》的饱学编辑贝尔捷很有礼貌地反对《绪论》强调异端哲学家。他指出不确与抄袭之处，要求严予审查未来各书。但他推崇《百科全书》为“非常高尚、非常有内容的事业，当完成之日，其编辑大可如贺拉斯宣称的而为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的树立者”。他又说：“没人能轻易认识这部《百科全书》的优秀部分。我们将在未来的摘录中满意地予以审阅。”

另一位教士并不如此慈悲。米尔普瓦的前任主教博耶向国王抱怨道，作者欺骗了那些审查官员。路易于是派他到马勒泽布这位新任出版审长那里。后者答应更仔细审查未来各卷全书，但在他担任各种政府职位期间，他运用自己所有的影响力来保护这群哲学家。这位由于拜读贝尔著作而成为一位怀疑论者、同时写过《出版自由》一书的马勒泽布，他从1750年至1763年——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与卢梭生命史上最危急之时——担任出版审查长，对于这群离经叛道的哲学家而言，诚属幸运。“在每位市民都能靠印刷而向全国演说的世纪，”马勒泽布写道，“那些具有教导人们的才能或推动他们的天赋之人士——简而言之，学问之士——他们在一群分散的人民之间，就像罗马、雅典的演说家在一群聚集的人民之间一样。”他以默许的方式让哲学家的书籍印行问世而培养了知识运动。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只读政府允许的书籍的人……将比同时代的人几乎落后一个世纪”。

《百科全书》这一快乐的片刻，由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事件之一而告终止。1751年11月18日，想在巴黎索邦神学院觅取学位的普拉德斯，向院里的神学家提出一篇显然无害的论文——《上帝将生命的气息播到谁的脸上？》。在那些主试的考官散漫之际，这位年轻的神父以优异的拉丁话，披露《圣经》里年代的冲突，将耶稣的奇迹贬为与罗马医神埃斯库拉皮乌斯的奇迹相同的层面，同时以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神学取代启示录。巴黎索邦神学院接受这一论文并赐予学位。那时控制巴黎议会的詹森派教徒指斥巴黎索邦神学院，同时风闻狄德罗曾插手这篇论文。巴黎索邦神学院取消这一学位，并下令逮捕这位神父。普拉德斯逃往普鲁士，由伏尔泰予以安顿，直到他继承拉梅特里而为腓特烈大帝的诵读者。

正统的捍卫者震惊地发现，这位普拉德斯已经提供《确信》这篇文章给1752年1月出版的第二卷《百科全书》。这篇文章也充满着狄德罗的浓厚味道。反对这一事业的吼声日益增加。贝尔捷在推崇这卷书对知识的许多贡献时，也为一篇文章而谴责那些编辑。据说这篇文章认为人尊崇学识与尊崇宗教一样——“是他们既不知道、不奉行、也不敬爱的某些东西。”这样的叙述，耶稣会人士说道，值得“《百科全书》的作者与编辑最大的注意，以便自是而后，再没任何相类似的东西插入其中”。1月31日，巴黎大主教博蒙特谴责《百科全书》，认为是对宗教的一种巧妙的攻击。2月7日，国务会议的一道命令禁止再行出售或印行该书。阿尔让松侯爵那天在日志中写道：

今早出现议会的一道前所未见的禁令：禁压《百科全书》，并还附带一些骇人的辩词，像背叛上帝和皇家权威（与）败坏道德……据说由于这点，这本字典的作者……不久须予处死。

情形并没那样糟糕。狄德罗未曾受捕，但他搜集的材料几乎都被政府没收。伏尔泰从波茨坦写信，敦劝狄德罗把这一事业转移到柏林，以便在腓特烈的保护下继续工作。狄德罗因没有材料而一筹莫展，布雷东寄望政府在这场风暴消退后，会修正其禁令。马勒泽布、阿尔让松侯爵与蓬巴杜夫人都支持布雷东向议会诉愿。1752年春天，议会同意“默许”该书各卷的出版。蓬巴杜夫人劝告达朗贝尔与狄德罗恢复工作，“对一切触及宗教与权威的事情，予以必要的保留”。为了安抚教士，马勒泽布同意，以后各卷该由退职的博耶主教选出的神学家加以审查。

第三卷到第六卷从1753年至1756年，每隔一年出版一卷，书出版前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大家对这部书的热议使该书销路广泛，也成为自由思想的象征。订购量从第三卷的3100份一跃增至第四卷的4200份。

达朗贝尔有点颤抖地从这场严酷的考验中显身出来。为了取得个人的安全，他坚决要求以后只负责数学文章。狄德罗仍对抗审查。1752年10月12日，他显然在柏林以普拉德斯的名字，出版了《普拉德斯神父辩护的持续》一文。在提到主教最近谴责巴黎索邦神学院那篇诗文时，他愤怒地喊道：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比某些神学家含糊地指斥理性对宗教更为不当而有害。听过他们的言论后，我们不禁要说，除了像一群牲畜进入兽栏外，人们便进不得基督教的怀抱。我们也必须弃绝常识以拥抱宗教或坚持宗教。建立这些原则，我重复说，是把人类贬为野兽之列，而且将虚伪与真理等量齐观。

他在第三卷中继续间接地攻击基督教，其方法通常为在这些攻击之上覆以正统的表白。他的《神圣年代记》（Sacred Chronology）一文再度暴露了《旧约》中的矛盾之处，同时对《圣经》教本的确切性投下怀疑的阴影。他论迦勒底亚人的文章强调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却哀悼他们臣服于僧侣阶级。“像伽勒底亚人那样，将理性予以桎梏，是玷辱理性之举。人类天生即为自己思想。”《混沌》一文列举创造的观念中具有的种种困难，同时详述——假装反驳——物质的永恒性的辩词。他论商业、竞争、结构（绘画上）与喜剧演员的优异文章，都杂有这些论辩之词。狄德罗解释说，他既非画家，也非绘画品鉴者，他不得不写绘画评论，是因为受他委任来写绘画文章的“吹嘘业余家”提交了一篇没有价值的零碎文章。狄德罗的文章表达了后来使他的《沙龙》充满着趣味的某些观念。《喜剧家》一文继续伏尔泰争取演员的市民权利这一战役。

受到耶稣会与费内隆的《文艺年》的批评而趋缓和的第三卷书，甚受推崇。一些新的撰稿者提高了这一著作的威望：杜若开始参与第四卷，伏尔泰与杜尔哥参与第五卷，内克尔与奎奈参与第六卷。在这一事业的前4年期间，伏尔泰一直被吸引或牵连在德国境内；后来（1755年）定居在日内瓦后，他便寄来《文雅》、《雄辩》、《理智》诸篇文章——每篇都具有文雅、雄辩与理智诸特色。狄德罗自己为第六卷写了一篇题为《百科全书》的文章，有些学者评论为整个著作中最为优异的一篇文章。该文长达3.4万字，的确为最长篇幅之一。他谈及这一事业面临的种种困难：不但来自以摧毁该书为目的的各种势力，也来自不足以支付撰稿人与印刷商的有限资金，及来自作者健康受扰与时间受阻等人类的脆弱。他承认在仓促与惶恐中刊印问世的前五卷许多缺点。他进而答应改进，同时怀着某些情感立下自己的信仰行动：

一部百科全书的目的在于尽力搜集散在地球各地的知识，然后将之解释给同时代的人，并进而传给后代子孙，以往各世纪的辛劳，对于那些来者不该没有用处；又接受较好教导的后继者，可能也变得更有德行而快乐。这样，我们便不会枉为人类而死。

他把《百科全书》认为对后代的一种激励，他自信后代会为他辩护。他想象着“延缓科学的进展与（工业）技艺的生产及将部分的世界重新投入黑暗中的某种大革命”，而以“这样的一代对恐惧与预见这种蹂躏，同时庇荫历代以来累积的知识人物将表现的感激”这一希望温暖自己。“后代，”他说，“之于哲学家，犹如‘另一世界’之于宗教家。”

1757年秋出版的第七卷《百科全书》，带来比以前任何一卷更糟糕的另一次危机。奎奈与杜尔哥撰写有名的重农放任经济的文章。那时最常撰稿的人物之一路易，是《法国》这篇短得具有侮辱性的文章的作者。900字中的大部分，不在叙述法国的历史而在指陈其过错：具有危险性的财富的极端不均、农民的贫穷、巴黎的臃肿及各省区的人口的减少。又在《政府》一文中若古这样写道：“人民最大的幸福是自由……没有自由，幸福便被逐出国家之外。”伏尔泰为这卷全书写下《论通奸》这篇夸示博学的文章，《论抗拒》一文——至少为激起最多抗拒的一篇文章——是在日内瓦受到非议的那篇文章。达朗贝尔忘却了他那“公证人”的谨慎及自限于数学的决心。他代表加尔文派教士抛弃基督神性而将日内瓦与巴黎一同压在头上（指受二者压迫）。

格里姆立刻看出这篇文章犯了不圆滑的大错，因而报道说将会引起一阵骚动。一位耶稣会教士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布道会上指责这卷《百科全书》。“人家认为，”达朗贝尔写信告诉伏尔泰说，“我以对天主教会存有偏见的态度来称赞日内瓦的众牧师。”1757年1月5日发生了谋刺国王的案件。国王于是恢复一项旧法律，规定凡攻击或干扰国家的书籍作者、出版家与书商，一律处死。多位作家被捕入狱，虽然没有一位遭受死刑处分，但就敏感的达朗贝尔而言，其恐惧可想而知。他从这场骚扰中退缩下来，然后切断与《百科全书》的关系（1758年1月1日）。他一时丧失了理智，控告蓬巴杜夫人赞助那群反哲学家，要求马勒泽布压制他们的领袖费内隆。伏尔泰敦劝他不要辞职，达朗贝尔回答道（1月20日）：“您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及当局对我们的震怒……我不知道狄德罗没有我会否继续工作；但我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他便要准备受审及经历10年的艰苦岁月。”8天后，他的恐惧加深。“如果他们（那些敌人）今天凭着那些在位者的特殊命令印行这些东西，这命令不会停在那里。这意味着有堆柴摆在第七卷周围，待到第八卷时，便把我们投入火焰之中。”伏尔泰结果向达朗贝尔屈服，转劝狄德罗放弃《百科全书》，因为倘若《百科全书》继续出书，则将受到审查，因而抵消了这部著作作为抑制教会压在法国心灵之上的权力这一价值。杜尔哥、马蒙泰尔、杜若与莫雷莱拒绝再撰写任何文章。狄德罗一时也没了主意。“我几乎没一天，”他写道，“不想退隐到我香槟省的住处隐姓埋名而静静过日。”但他并不投降。“放弃这份工作，”他写信给伏尔泰（1758年2月），“即等于把一个人的背朝向裂隙，然后做迫害我们的歹徒想做的事。你若知道他们获悉达朗贝尔放弃工作后，心里有多欢乐，及他们使用什么手段以阻止他恢复工作就好了。”

法国各主教在1758年的集会中提供一笔非常庞大的自由捐赠给国王，同时请求他终止《百科全书》在法国的印行。肖梅于1758年开始发布名为《反对百科全书的合理偏见》这一连几卷的书。爱尔维修激进的《论智力》一书的出版（1758年7月27日），激起进一步的抗议。《百科全书》被卷入那场风暴中，是因大家盛传狄德罗与爱尔维修关系密切。使情况更加无望的是：过去一直为《百科全书》撰写有关音乐文章的卢梭，拒绝再参与工作；1758年10月22日，他那封《与达朗贝尔论景观书》使他公开与那群哲学家决裂。《百科全书》写作者的阵营，似乎无可挽回地破碎了。1759年1月23日，国王的律师弗勒里警告巴黎的议会说：“一个计谋在形成，有个社团在组成，以便传播物质主义，摧毁宗教，激发独立的精神及滋养道德的腐败。”最后，3月8日议会的一道命令完全视《百科全书》为非法，新书不得印行，现存各卷全书也不得发售。这道命令解释说：“在有关艺术与科学的进步方面，从这类著作得到的益处，绝不可能补偿它在道德与宗教方面造成的那种无可弥补的损害。”

这道敕令不但威胁了这群哲学家的个人安全，也威胁了出版商的偿债能力。许多订户已付出未来各卷的款额，这些贷款如何偿还？那笔钱的大部分已用在第一至七卷的出版及准备第八卷的费用上。皇家命令下达时，第八卷书已准备分送出去。狄德罗劝告出版商不要放弃。也许这道敕令将会及时修正；如果不然，余下各卷也可在国外印行。狄德罗在出版商的请求下退隐于室，并为第九卷辛劳工作。此时，马勒泽布及其他人士也费力在安抚政府。

这时——1759年夏天——巴黎出现了一本小册子《亚伯拉罕·肖梅备忘录》，文字枯燥、暴烈，以最粗野无礼的态度，不但攻击政府、议会、耶稣会、詹森教派，也攻击耶稣和圣母。狄德罗报道说：“这篇著作几乎一致被认为是我写的。”他四处奔走，向马勒泽布、警察局长、议会律师长等人宣称这篇爆炸性的文章与自己毫无关系。他的朋友们相信他，但劝他离开巴黎。他拒绝，因为他认为这种逃跑无异于承认有罪。马勒泽布警告他说，警察正计划突袭他各个房间，并没收其文章，他得立刻予以收藏。“但藏在什么地方？”狄德罗问道。他怎能在几小时之内找些地方隐藏他搜集的一切资料？“把那些东西送到我这里，”马勒泽布说，“没有人会来这里搜寻它们。”当此之际，警察已发现这篇诽谤性的小册子的几位印刷者，从而认为狄德罗与此事无关。没收他文件的命令并未发布，他一时轻松下来，但也濒临神经崩溃。他的富友霍尔巴赫带他到巴黎附近的各个场所度假。“我到处，”狄德罗写道，“都以颠簸的步伐，并怀着一颗抑郁的灵魂走路。”

回返巴黎后，他以2.5万利维尔与出版商签订新约，准备另9卷《百科全书》。达朗贝尔答应再度负责数学方面的文章，狄德罗指责他在敌人面前背弃朋友，但仍接受他的撰稿。伏尔泰也重新加入这一圈子。狄德罗希望于1760年完成第十七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百科全书》。但他于1761年9月写道：“恐怖的校正工作已经结束。我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一连工作了25天之久。”10天后，他仍然关闭在书房里检查画板。第八至十七卷很快在巴黎一连印行下来，但书上出版地记载为纳沙泰尔。巴黎警察局的新局长沙汀对这一瞒骗假装不知道。耶稣会教徒于1762年被驱逐减轻了这一局面。1762年9月，叶卡捷琳娜大帝答应在政府的保护下于圣彼得堡完成这部《百科全书》，同样的保证也通过伏尔泰而来自腓特烈大帝。这也许促使法国官员允许该书在巴黎印行。《百科全书》的尾卷于1765年问世，1765年至1772年增加了11卷的插图。1776年至1780年另增5卷补遗与2卷纲目（索引）。狄德罗受邀编辑这些东西，但由于精疲力尽而予拒绝。

18世纪最重要的出版事业已使他筋疲力尽，但也使他不朽。

百科全书

这部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被受他帮助煽动的学术革命取代。该部书引起我们兴趣，因为其在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及被哲学家在与他们知道的唯一基督教的冲突中用作武器。像我们已经见过的，这种攻击很少以直接的方式进行。《耶稣》与《基督教》这两篇由狄德罗执笔的文章，本质上属于正统思想；第二篇还受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的推崇。好几位教士曾提供文章，伊冯神父写了《无神论者》一文。《百科全书》支持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自然神论。然而，书中的前后对照有时具有诱惑性。这些对照附在正统派的文章之后，时常指向暗示怀疑的其他文章。因此，论上帝的范文与《证明》一文相比，就可以看出后者立下证据的原则，对奇迹与神话是致命的打击。有时，基督教义最不合理的成分以公然接受作为解释，但这一方面也激起质疑。可能由霍尔巴赫执笔的《教士》一文，直言无隐地怀着敌意，因为这群哲学家痛恨教士是自由思想的敌人和迫害的督促者。这位作者假装在论异教僧侣：

迷信繁殖了各种不同教派的仪式，而主持这些仪式的人不久也各形成不同的教团。人们相信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神明，因此教士也分享了赋予神明的礼敬。世俗的行业似乎在这些教士之下，而人们也相信自己负有供给他们生活的义务……视他们为神意的受托者与阐释者，及介乎神人之间的媒介者。

为更稳固地建立他们的主宰权，这群教士把神明形容为残酷、报复而难和解。他们将仪式、入教、奇迹介绍进来，这些东西的凶暴性可以在人们心中滋养对狂热的帝国大为有利的那种阴沉忧郁之感。这样，人类之血便汇聚成河流过祭坛；为恐惧所吓并为迷信弄呆的人民认为一切代价都可为神明的善意而偿付。母亲不滴一滴眼泪地将她们柔嫩的婴儿投送到吞噬性的火焰堆里，成千的牺牲品倒在牺牲的利刃之下……

如此受敬的人物很难长久留在维持社会秩序必需的臣属的界限内。为权力陶醉的教士阶级，时常争论国王的权利……狂热与迷信将利刃虚悬在王室头上，每当国王想要压服或处罚本身的利益与众神的利益相混杂的那些神圣人物之际，王座便为之震撼摇动……想要限制他们的权力即等于削弱宗教的基础。

一般而言，对旧信仰的战争大都采取称赞科学与哲学的新信仰与新方法这一形式。以科学代宗教，哲学家代教士——至少在教育阶级里——是这群哲人的梦想。各门科学都占很长的篇幅，如《解剖学》占了56栏。在《地质学》这一项下，各有长文分论矿物、金属、地层、化石、冰河、矿场、地震、火山与宝石。采取新观点的哲学完全建立在科学之上。这种哲学将不建立“体系”，避免形而上学，不武断地倡言世界的起源与命运。《学说》一文正面攻击经院派的哲学家，认为他们放弃了知识的寻求，转而屈服于神学，并安然地迷失在逻辑的蛛网与形上的云雾中。

狄德罗撰写一连串论述哲学史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虽颇倚重布吕克写的《哲学批评史》一书（1742—1744年），仍表现法国思想具有创造性的探求工作。论伊利亚特派与伊壁鸠鲁之论著阐明了唯物主义，其他文章则推崇布鲁诺与霍布斯。就狄德罗而言，哲学已变成一种宗教。“理性之于哲学家犹如恩典之于基督徒。”“让我们赶紧地哲学大众化吧。”他大声喊道。在《百科全书》一文中，他像一位使徒一样写道：“今日，当哲学大步迈进，当它把关涉到的一切东西附属在它帝国之内，当它的呼声成为主宰的呼声，及开始打破权威与传统的桎梏，并遵持理性的法则……”这里是勇迈的新信仰，具有不常显现的年轻信心。也许着眼于俄国境内的帝国女保护者，他像柏拉图似的补充说道：“结合一位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与这样的哲学家（狄德罗），你便会拥有一个完美的统治权。”

如果这样一位哲学家能够取代教士而为国王的向导听忏者，则他首先将敦劝传播自由，尤其是言论与出版自由。“没有任何人从自然取得指使他人的权利”，国王的神圣权利也同样如此。至于革命：

凭暴力取得的权力只是篡夺，其势力只延续到指挥者驾凌服从者的力量告终为止……如果这些服从者随后变得强大起来并摆脱他们的桎梏，他们也会像前者所加于他们身上的那样，以同样的权利与正义来如此行事。造成这一权威的同一法则也会废除这一权威；这是强者的法则……因此，真实而合法的权力必须具有限制……王子从他臣民那里拥有统治他们的权威，而这一权威受到自然法则与国家法律的限制……不是国家属于王子，而是王子属于国家。

这部《百科全书》既非社会主义，也非民主主义；它接受君主政治，而排斥卢梭1755年曾强烈阐明的平等这一观念。若古的《自然平等》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补充说：“对各种不同的情况、等级、荣耀、地位、特权与臣属必然行之于所有的政府，我再懂得不过。”狄德罗这时视私有财产为文明不可分离的基础。《人》这篇文章具有共产主义的色彩：“社会的净利，如果平等地分配，也许比不平等地分配及由于这一净利而将人民分成各阶级更为有利。”他还谈到救济院——“努力防止贫困比为贫困者广设庇护所，更有价值的多。”

哲人王将定期检查封建领土的所有权状，并废除对农民或国家的服务不再有功的封建特权。他会找寻人道的办法以代替强迫劳役、禁止奴隶的买卖，并就权力所及，终止王朝敌对或贪婪的战争。他也清除审判庭的腐败，禁止官职的买卖，减轻刑法的严苛，终止审讯的折磨，不会帮助迷信的确立与不朽化，而会奉献力量以促进黄金时代的来临。在那个时代，政治家将与科学结盟，以不断地对抗愚昧、疾病与贫穷。

大体而论，《百科全书》的经济观念是大部分哲学派人士所属的中产阶级的观念。这些经常是重农派的观点，这一派在奎奈与米尔普瓦的领导下主宰了法国18世纪中期的经济理论。自由企业——连带的自由商业与自由竞争——对自由人士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一切构成障碍的同业公会，遭受谴责。这些观念在杜尔哥的内阁执政期间（1774年），注定要占据历史的舞台。

《百科全书》精明而热诚地注意到开始改变英国与法国经济外貌的工业技术。机械技艺，狄德罗主张说，该受尊崇为科学的运用，而这运用也的确与理论同样宝贵。“我们的判断多么荒谬！我们一面劝诫人们做有用的工作，一面却轻视有用的人士。”他希望使《百科全书》成为技术的完备宝藏。如果这种机械技艺由于某一悲剧而遭摧毁，这时便可凭某卷残存的《百科全书》予以重建。他写下长篇而仔细的有关钢、农业、针、青铜、钻孔机、衬衫、长靴、鞋子与面包的文章。他称赞发明家的天才与工匠的技艺；他亲身或派遣代理前往农场、商店与工厂研究新的作业与产品；他监督版画几乎达1000次，使11卷的底版成为当时同类中的奇迹；政府当局颇为得意地将皇家默许权延伸给这些卷书。有55张有关纺织工业，11张有关铸造，10张有关军事技艺，5张有关火药制造及3张有关别针制造的画面；后者为亚当·斯密论述分工合作的名著的信息来源——为了制造一根别针而分成“18种显著的工作”。为了获得这种知识，狄德罗说：

我们求教于巴黎一城及整个王国境内最能干的工匠。我们不厌其烦地……问他们问题，照他们讲述的记载下来……学习他们各个行业使用的术语……与一群工人长期会谈，以纠正其他工人解释得不完整、晦涩抑或有时不确切的东西……我们已经派出雕版师到各商店画取各种机器、工具的图案，凡是能使眼睛清晰看到的东西都无遗漏。

1773年奥斯曼苏丹要求托特男爵为达达尼尔各城堡制造大炮时，这位贵族即使用《百科全书》论大炮的文章以为随身指南之一。

完成本文的工作之后，狄德罗经受一种几乎使他精神崩溃的懊丧之苦。在无意中审查一篇文章时，他发现他已改正与赞许的校样的许多部分，都省略未印。再检视其他文章也发现相同的删节出现在第九至十二卷。删除的部分通常是可能进一步激怒教士或议会的段落，而且删除并不顾虑到剩余的部分是否合乎逻辑，或显得连贯。布雷东承认他在做这一外科手术，以免《百科全书》受到进一步的困扰，并使自己免于破产。格里姆报道这些结果说：

这一发现使狄德罗陷入我绝难忘怀的狂怒中。“几年来，”他向布雷东喊道，“你一直在卑鄙地欺骗着我。你已屠杀了……20位善良人物的著作，他们由于爱好正义与真理而奉献了他们的时间、才能与祈祷、礼拜，只单纯地希望他们的观念能传播给大众，并从而收割丰盛赚来的一点关怀……你因而将被提到是犯上背叛、恶劣无耻的一位人物，世上发生的任一件事都无法与之比拟。”

他从未宽恕布雷东。

回顾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觉得从其历史与内容而言，都可算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显著成就。由于狄德罗作为这一事业的核心人物，他在18世纪法国学术全景中的地位，仅次于伏尔泰与卢梭。他担任编辑的勤勉遍及每一部分而耗心竭力。他编订前后对照，改正错误，并参与校对工作。他跑遍巴黎，寻找并督促撰稿人。如果撰稿人找不到或不称职，他便亲自撰写数以百计的文章。其他人失败时，他便成了最后的求救处。因此，我们发现他在撰写有关哲学、油画、基督教、巨蟒、美丽、玩牌、酿酒与圣礼面包方面的文章。他论《不容忍》这篇文章先于伏尔泰的论文，可能已提出其中多个观念。他的许多文章充满了错误，其中有些，如论耶稣会的文章，不分皂白地表现了敌对与不公正的态度。他是一位暴躁的战士，备战、追逐，并随手拿起任何武器反击回去。

现在，战役的刺激既已消退，我们能认识这部《百科全书》的缺点。书中有1000处事实及错误，粗心的重复与不可饶恕的删略；也有像耶稣会的学者指出的那些实质的抄袭；有些文章属于“借来的镶嵌细工”。贝尔捷在3期的《特里武杂志》中，以确切的参考与相同的引述指出第一卷中100处以上的抄袭。这些偷窃的大部分——如定义——均简短而不重要，但有几处几乎逐字抄袭，长达三四栏。

《百科全书》具有严重的学术缺点。撰稿人对人性的观点过于单纯，对理性诚实的估价过于乐观，对人性脆弱的了解过于模糊，对人们将如何利用科学赐予的知识这一远景过于乐观。这群哲学家，尤其是狄德罗，缺乏历史意识；他们很少停下来探问他们与之战斗的信仰如何兴起、人类的何种需求，而不是教士的发明，在孕育着这些思想并形成制度化。宗教对社会秩序、对道德品格、对音乐与艺术、对贫穷与痛苦的减轻所做的巨大贡献，他们完全视而不见。他们反宗教的偏见强烈得绝对无法具备一部优秀的百科全书所应具备的公平无私。与贝尔捷一样，有些耶稣会信徒虽然时有允当之批评，但这部《百科全书》的大部分批评家，仍跟这群哲学家一样偏私。

狄德罗敏锐地感到这部著作的事实错误。他于1755年写道：“一部百科全书的初版必然是编排拙劣与不完整的编纂。”他期待这部书不久即被取代。即使如此，这部庞大的著作仍然深入欧陆思想的核心。这28卷书在瑞士印行3版，在意大利印行2版，在德国、俄国各印行1版。盗印版更多。总而言之，在25年里一共印行了43版——就如此昂贵的一套书而言，可说是一项突出的纪录。许多家庭在晚上共同览读其各篇文章，热心团体也组织起来予以研究，杰斐逊劝告麦迪逊购买一部《百科全书》。现在，与神话的福音对抗的理性的福音，与独断的信条对抗的知识，与死亡的退缩冥思对抗的通过教育而至进步的福音，统统像满载花粉的风扫过欧洲，干扰了每个传统，激发了思想，最后煽动了革命。这部《百科全书》是大革命之前的革命。

第六章　多面狄德罗（1758—1773）

泛神论者

我们称狄德罗为“普洛透斯”，因为像荷马诗中的海神一样，他能“幻化成各种形状，逃避其捕捉者”。伏尔泰称他为“潘多菲勒”（Pantophilus，本意为“全爱者”），因为狄德罗爱上了科学、文学、哲学、艺术等每门学问。他每门学问都知之甚详，还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观念成为他的饮食，他收集各种观念，加上香料试验它们，然后只要他发现了一张白纸或是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他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我把我的各种想法倾倒在纸上，然后它们就随着自然演变。”——或许也会演变成他自己的敌人。他从不调和它们，而且从不去管它们是否前后一致；我们几乎在各种方向都可以发现他的说法，他的最终方向却是显而易见的。他比伏尔泰更具有创见，或许是因为他从不接受正统的规范，因而能让他自由发挥而不受制于良好的教养。他跟随每种理论，不管其是否引导他到理论的精髓，或只接触到它的残渣。除了神父和圣徒的看法外，他接触到各种观点，因为他本人并没有确信的道理：

至于我，我关心云的形成甚于它的消散，虚悬我的判断甚于达到定论……我不做结论，只是提出问题……我让我的心思随意漫游，让它自由地跟随可以成为最突出的想法，无论这些想法是明智的或疯狂的。我追求这些想法就像是年轻的浪子追求脸上垂着短短的刘海，露着微笑，眼中闪耀着火花，鼻子翘起的高级妓女一样……我的想法就是我的娼妓。

狄德罗有着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别人只能看到外表时，他却能看到思想、哲学和人的性格。在他那个时代，除了他还有谁能想象出这么无耻、不道德、不中用而又使人神迷的“拉摩之侄”？创造出一个人物后，他让其自由发展，让其引导着他，仿佛这个人物就是作者，而作者只是其傀儡。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迫去当修女的女孩，他刻画得如此逼真，使一向都抱着怀疑态度的法国人为她的命运担忧。他在他的心智中试验着各种想法，反复揣摩一段时间，想象着逻辑上和行动上的结果，然后把它们一脚踢开。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想法都曾进入他的脑中。他不仅是一个会走路的百科辞典，也是一个会移动的实验室，他的思想随着他的脚步四处漫游。

1754年，他在善意的马勒泽布的默许下，匿名出版了《自然诠释之我见》，书中他搬弄着一元论、唯物论、机械论、活力论和进化论。仍然受培根的影响，他采取他的名称及格言形式，呼吁科学家一致努力，经实验和推理以征服自然。他也受到莫佩尔蒂的《自然的一般体系》（1751年）和布丰的《自然史》（1749年）的启发，同意莫佩尔蒂的“万物皆可能有生命”及布丰的“生物学现在已经可以解释哲学”的理论。在两位作者中逐渐崭露头角的进化论，他也表示欢迎。

在他的书中，他以得意的造设之说开始：“我希望描述的是自然界，大自然是哲学家唯一的一本书。”他把大自然想象成一种半盲目、半明智的伟大力量，这个力量支配着万物，使万物生存，造成了百万种试验形式的生命，改进这个器官，抛弃那个器官，随着它的创造力，带来了出生和死亡。在那个宇宙的大实验室中，难以计数的物种出现了，然后又消失：

就像在动物和植物的国度中一样，一个个体由出生、生长、忍受一切、死亡，然后消失，难道整个物种就不能和这个个体一样的出生然后消逝？如果信仰没有教我们说，像我们所见的各种动物，来自造物主之手；又如果我们获许能对这些动物的起源和末日做最低限度的怀疑，则沉溺于推测的哲学家，难道就不会想象到，动物界自恒久以来就有着自己特殊的元素散布乱置在大堆的物质中？想象这些元素恰巧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是可能发生的？想象从这些元素组成的胚芽经过无穷次的组合和发展？想象这个胚胎在连续的移动中逐次获得了感觉、观念、思想、反射、知觉、感情、情欲、符号、姿态、清晰的声音、语言、法律、科学和艺术？想象这些进展是经过了数百万年？想象这些生物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进展，加上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想象它就像获得这些官能一样而失去它们？想象它可能从自然界中永久消失，或化成与我们现在注意到的各种官能大相径庭的另一形态，继续生存下去？

大自然对于狄德罗而言就是一切，她是他的上帝。但就大自然的本质而言，我们只知道她令人困惑的丰饶和永无休止的变化。大自然是有生命的物质。一切都是物质，而物质本身含有生命的冲劲和思想的潜能。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种无形的精灵，肉体和灵魂合成了一个生物，然后一起死亡。“万物都自我摧毁然后死亡。除了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留下来，也只有时间才能恒久地继续下去。”大自然是中立的，她并不区分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圣人与罪犯。她照顾了整个物种而不是个体，她使个体成熟、繁殖，然后又让它死亡，而每一个物种也都会死亡。大自然在无数精微细小的地方显露聪明，这似乎表现了天造地设之说。她赋予生命各种本能，使它们能够生存与求生；但她也是盲目的，以一股火焰从地壳中耸动肩膀，同样摧毁了哲学家和愚人。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大自然或找寻出她的目的和意义——即使她具有任何目的或意义——因为我们自己在一切血腥而宏伟的历史中，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短暂而无限渺小的玩笑而已。

达朗贝尔之梦

狄德罗在《达朗贝尔之梦》中继续了他对大自然的沉思。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法国文学中一件最奇异的创作。狄德罗经常喜欢用梦的方式表达他的思想，把梦混入他的朋友中，同时用两个当时著名的人物——莱斯皮纳斯和博尔德作为书中对话的主角。“我把我的想法由一个做梦的人的嘴说出来，”狄德罗对他的情妇索菲说，“经常需要把智慧加上愚笨的姿态才能促使它为人接受。”在这些伪装之下，他让他的想象奔放，而不顾及个人的危险和社会的反应，他十分满意这种结果。他对索菲描述这本书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荒唐、最深刻的一本书，有五六页的内容会使你的妹妹毛骨悚然。”然而他又向她保证其中“并不包含任一个不恰当的字眼”。他于1769年写成这本书，向朋友宣读了部分内容，并想到予以印行——显然在国外不署名印行，但遭到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抗议。其理由在下面几段中可以看出来。在遭到抗议后，他英雄似的把他的手稿投入火中（或许他知道另有抄本）。无论如何，这个作品终于在1830年问世。

这本书全文分为三段，在首段《数学家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对话》中，达朗贝尔反对狄德罗的活力物质论，认为它并不比斯库尔曼（Schoolmen）对上帝的观念更易于接受。“在你和动物之间，”狄德罗告诉他，“除了身体上器官进化程度的不同外，并没有区别。”同样地，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区别也是一样。结果，人身上每样东西，都可以在植物上找到它的种子或类似的东西。达朗贝尔于是问道：“在物质上也是一样的吗？”狄德罗回答说，是的。“你这个不懂得万物本质的人，既不明白物质，也不明白感觉的本质，你怎么会知道感觉在本质上和物质是无法共存的呢？……在宇宙中，在人、动物身上，只有一种物质。”

在这个三部曲的第二段中，博尔德医生和莱斯皮纳斯小姐坐在达朗贝尔的床边谈话，后者则在与狄德罗做了一夜辩论后，躺在床上入睡了。（莱斯皮纳斯小姐早已因其沙龙闻名，这时，她与达朗贝尔过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同居生活。）莱斯皮纳斯告诉医生说，她的朋友做了一个狂梦，在睡眠中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怪得使她将这些话记下来。例如，梦中的达朗贝尔向狄德罗说：“哲学家，停一下。我很容易就可以了解一个具有些许感觉存在的集合体，而动物呢？动物是能明白它本身自成一体的集合体吗？我看不出来，不，我看不出来。”做梦的达朗贝尔梦见了狄德罗逃避他的问题，而拿着生命自然发生的理论作挡箭牌：“当我见到被动的物质变成了一种有感觉的状态，没有别的事能比这件事更使我惊奇。”狄德罗继续说，所有现存的物种如果都告消失，则他们或其他动物的形态将在长久的岁月中经地球和空气的发酵作用而产生。博尔德和莱斯皮纳斯两人开始讨论，但他们的讨论被梦中的达朗贝尔的一阵喊叫所打断。达朗贝尔以狄德罗的口吻说：

我为什么会是今日的我呢？因为，无可避免地，我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万物都随着时光不断地变迁……则在数百万年时光的流逝和无限的变化中，还有什么不会在这里或别处产生呢？有谁能够说明土星上能够思考和感觉的动物是什么吗？……土星上能够思考和感觉的动物能够比我们具有更多的感觉吗？啊！如果如此，这些土星人是不幸的，因为感觉越多，需要也越多。

“他是对的，”博尔德以博物家拉马克的口吻说，“器官产生需要，需要也产生了器官。”

达朗贝尔醒过来一会儿，发现博尔德正在亲吻着莱斯皮纳斯，便提出抗议，然后又乖乖地听话回头再睡。现在，这位医生和这位女沙龙主人忘却了他，开始追求由梦境引起的一串观念。博尔德注意到了人类畸形儿的产生，就向这位信仰神创万物的女士挑战，要求她解释。莱斯皮纳斯很聪明地一语带过：“或许男人只是女人的畸变，或女人只是男人的畸变而已。”医生抓住这句话，以狄德罗的口气，申论着说：“男人和女人的唯一区别就是，男人有个囊袋挂在外面，而女人却将之隐藏在体内。”达朗贝尔醒过来，抗议说：“我认为你正向莱斯皮纳斯小姐说猥亵的话。”于是博尔德站起来，打算到另一个病人家去看病，达朗贝尔要求他留下来解释清楚再走。达朗贝尔问：“我一生中经过了一切的变迁，而且或许在我出生时，身上所具有的东西，到现在已经全部不见了，为什么对我自己和别人，我还是我呢？”医生回答说：“那是因为人具有记忆，而且变化得缓慢。”莱斯皮纳斯小姐接着提出了一个突出的类比：“一座修道院的精神能够保持下去，就是因为修道院持续有新的僧侣，而且一个新僧侣加入时，他就会发现100个老僧侣，引导着他和他们同样地思想和感觉。”

博尔德从那时开始就主宰着整个讨论。他区分“浪漫”的天才和“古典”的天才，前者主宰有知觉的心灵，后者则受有知觉的心灵的主宰。他认为莱斯皮纳斯就是前者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温和地告诉她：“你将会把你的时间分在啼笑和哭泣中，你从不比一个小孩子成熟多少。”接着他以生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梦：

睡眠是一种不再由知觉或目的而使各种感官调谐一致的状态。一切集中心力的动作和教条都停止了。主人（知觉本身）听任藩属（感官）的意向而行……视觉神经是否受到刺激了呢？然后神经网的中枢——脑，就可以看得到，如果听觉神经需要时，它就可以听得到。作用和反作用（感觉和反应）是存在它们之间的唯一事情。这是由于连续和习惯性法则的结果。如果感觉起自感官——大自然注定它求取爱的欢愉和种族的延续，结果在神经束的发源点——脑部，就会显露出所爱的人的影像。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影像首先向脑部显示出感官的紧张，那么感官的兴奋和精液的流出将是这个感觉的反应……在清醒的时候，神经网受着外物影像的控制。而在熟睡的时候，每个通过神经网的事物就经神经网的感觉而发散出来。在做梦时无法转移梦境，因此也无法扰乱境中的生动。

博尔德医生继续解释命定论，并把“自尊、羞耻和悔恨”描述为“建立在一个把必然发生的光荣或羞辱归罪于自己的无知和虚荣上的幼稚行为”。

狄德罗醉心于将博尔德医生作为他的代言人，所以在第三部分《续谈话》中，干脆抛弃了达朗贝尔。在无拘束的状况下，这位医生谴责贞节观念，认为它不合乎自然的道理。博尔德医生继续说：“大自然不能容忍没有用的东西。因此大自然以一种明确的预兆来要求我的协助时，难道我去帮助她就值得责备吗？我们不要激怒她，相反，有时去帮助她吧！”最后，他建议将不同的物种交合实验，或许可以由此产生一种心甘情愿地为人服务的半人半兽。莱斯皮纳斯比当时的讽刺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更早疑惑这些半人半兽能否受洗——

博尔德（即将离去）：你在动物园里曾否看到一个玻璃笼中的一只巨猿，它的长相就和正在沙漠中传教的圣约翰的外貌一样？

莱斯皮纳斯：我看过。

博尔德（正往外走）：米歇尔·波利那大主教曾经对它说“如你能说话，我就为你施洗”。

在《生理学基本原理》中，狄德罗稍稍考虑了那一“丧失的联结”而慢慢完成他的进化理论：

我们研究生理学，一开始就必须分类生物，从最不活泼的分子（如果有的话）到活泼的分子，到微生物，到……植物，到动物，到人……我们不可以因为物种外形的歧异，就认为这一串生物进化的链中间有不连接的地方。外形只是一种骗人的假面具，而遗落的环节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生物上，只是目前，比较解剖学的进展仍然无法将它安插入恰当的位置而已。

狄德罗对基督教的看法

狄德罗曾向索菲承诺《达朗贝尔之梦》中绝对不牵连到宗教。事实上，这个三部曲是表达一个十分轻视神祇的哲学思想。在公开的场合中，他摆出一个信奉自然神的姿态，认为上帝只是一切宇宙现象的推动者，而且否认所谓的天佑及神创万物的说法。在理论上，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指责对感官和科学范围之外不可知的事物的知识和兴趣。有时，他含糊其辞地提到所谓的宇宙知觉，他认为这个宇宙知觉在漫长无尽的时间中踉跄而行，做着各种实验，时而产生各种无效的变种，或幸运地产生一种新品种，可是他几乎从没有谈论到神接受祈祷的这一类问题。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也可能变成一个强烈的敌对者。他曾提到那些厌恶世人的人，为了向生命报复，传播着上帝的想法。这种思想一旦普遍传开，“人类马上就会堕入争吵、怀恨之中，互割喉头；而这种事情是从有那个可憎之名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狄德罗在狂喜之余，又谨慎地说：“如果我能永远消灭所谓上帝的观念，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位头脑昏乱的天才又感觉到宇宙令人惊叹的秩序及其宏伟，他在写给索菲小姐的一封信中说道：“无神论是近于一种迷信，和其他迷信同样的幼稚。”又说：“我因卷入魔鬼似的哲学而疯狂起来，我的理智不得不予赞同，而我的感情又不得不予反驳。”他晚年承认，要从无机物导致有机物、从感觉导致思想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与基督教的对抗中，他从未变得温和。在一封私人的函件中，有一段情绪激动的话，足以说明他对基督教的控诉：

我心里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最为荒唐、最为残酷、最令人难以理解、最抽象、最纠缠不清，结果也最容易分化成各种教派和异端。而且，由于教会的组织，对异教徒的迫害及它的纪律，基督教对公众的安宁最为有害，对王权也最危险。它的仪式最呆板、最阴沉、最不开化、最令人沮丧，它的道德观念最幼稚、最不友善……基督教在所有的宗教中，最令人难以忍受。

在《怀疑者的漫步》（1747年）中，他承认在教堂中做礼拜对性格的训练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很有贡献。晚年，他又认为基督教在抑制了微小的罪行时，却已煽动起更大的罪行。他说：“迟早，这个阻止人们偷窃1先令的观念，会造成百万人的被屠杀。真是好报酬！”然而，“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我们的道德观念没什么影响”，人类畏惧眼前的法律甚于遥远的地狱和看不见的上帝。即使一个牧师“除了对事情几乎亳不关心时，他也几乎不会信赖对上帝的祷告”。1783年，狄德罗预言，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王的臣服将会在几年之内结束。1792年，他的预言在法国似乎获得了证实，然而狄德罗也预言了“相信有上帝存在的观念将会永久留存下来”。

就像大多数对天主教教义失去信心者一样，认为基督教仪式沉闷、令人沮丧的狄德罗，对天主教仪式的美和庄严仍然非常敏感。在《1765年的沙龙》中，他袒护天主教仪式以反抗新教徒的批评：

那些荒谬的新教徒，不明白天主教外面的仪式对人的影响。他们从未看过我们在耶稣受难节时对十字架的崇拜，也未看过圣餐节游行群众的热情，我有时也会为这种热烈的场面着迷。每当我看到那成长排、穿着祭袍的牧师，那穿着白麻布僧衣的年轻侍僧……在圣体前撒布着鲜花，那默默地跟着牧师们前进的群众，如此多的人匍匐在地上；每当我听到庄严、哀伤的圣歌由牧师们唱着，而由无数的男人、女人、少女、儿童诚心地回唱着；我禁不住在内心深处受到感动，禁不住要热泪盈眶。

但抹干眼泪后，他又开始了他的攻击。在《哲学家与马夏尔夫人的谈话》中，他假想了一个名叫克鲁迪里（Crudeli，“冷酷”之意）的怀疑论者和一位贵族妇人的谈话。这位贵妇认为“凡是不信奉上帝的人，都是应该被送上绞架的恶棍”。她很惊讶地发现了这位不信神的克鲁迪里先生不仅是一个好色纵欲之徒，而且是一个贼。“我想，如果我对死后无所畏惧或无所希望的话，我就会容许自己在尘世享受许许多多的小乐趣。”克鲁迪里问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事，我只能告诉我的神父……但是，一个不信神的人，除了他疯了外，有什么动机会使他做一个好人呢？”她在辩论中退却了一下，然后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东西来吓跑那些能逃掉法律制裁的罪恶。”此外，“如果你摧毁宗教，你将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它的位置？”克鲁迪里回答说：“假使我没有用以取代它的东西，我总是少了一个可怕的偏见。”——

马夏尔夫人：如果你认为错误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就会受到诅咒。受到诅咒是很恐怖的，你将永久陷在火烧的炼狱中。

克鲁迪里：哲学家拉封丹认为我们将会如鱼得水般地舒适。

马夏尔夫人：是的，是的，但是你的拉封丹到最后变得很严肃，我希望你以后会和他一样。

克鲁迪里：我的脑袋软化后，我无能作答。

狄德罗这位最反对宗教的哲学家，认为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浪费人类的种子和精力，因而对其予以严厉的批评。他最愤怒的批评之一，是指责那些将不愿意的女儿逼迫去做修女的父母。而他在写作技巧方面最成功的一篇作品，就是对这种修女生活的想象作品。《修女》这本书于1760年完成，那是狄德罗和朋友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想要把那时正在卡昂的克洛思梅侯爵骗回巴黎时产生的结果。因为那时，狄德罗注意到一个宣称为父母所迫而不得不起誓当修女的女人，向巴黎议会请愿解除她的束缚这件事。他的朋友，仁慈的克洛思梅侯爵，为了她写了一封信给议会，可是没有收到效果。这位修女的结局如何，没有人知道，但狄德罗重新编造她的历史，他描写得很逼真。狄德罗假想这位修女已经逃离了修女院，他似乎用她的笔调，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寄给这位侯爵。信中描述逃离的经验及向侯爵求援以展开新生活，侯爵回了信，狄德罗又假借她的名字回信。他们之间的通信持续了4个月，一共写了150页。

狄德罗描述女主角苏珊受到苛刻的女修道院长的迫害，她被监禁、剥光衣服、挨饿、痛苦。她向一位牧师诉苦，这位牧师使她转移到另外一间修女院。然而在那里，女修道院长是一个同性恋者，用爱控制她，向她挑逗。狄德罗或许夸大了女修道院长的残酷和修女的悲哀，但他在故事中把所有的牧师描写成友善而仁慈。同时，他在描写女同性恋这一主题中，有着他作品中罕见的细腻手法。克洛思梅侯爵深受感动，回到巴黎。当然这个骗局就揭穿了，他原谅了狄德罗。或许受到英国作家理查逊的作品《克拉丽莎》的影响，狄德罗这种奇异的技巧使人们对心理学展开惊人的研究。从来没有像狄德罗这类的怀疑论者能够如此生动地描述一个被迫侍奉上帝的圣徒的心情。格里姆说，狄德罗在写作这些信件时，一位访客发现这位作者“沉浸在悲伤和眼泪中”。狄德罗承认为他自己创作的故事哭泣，因为他和卢梭同样爱流泪。这篇书信体的小说描写的逼真、富于感情及形式的特殊，使他颇为得意。他仔细地修订了这篇小说，而且遗留到他死后才出版。这本书于1796年出版，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1865年，在塞纳裁判所的命令下，这本书在公众前被销毁。

与《修女》同时出版又同时被销毁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在笔调上给予读者和作者的亲近感，是狄德罗自认为他最伟大的作品。或许的确如此，但它也是最荒唐的作品。由于他那时着迷于作家斯特恩在《项狄传》中写作的方式（1760—1767年），他采取了斯特恩的技巧，在故事中偶尔很古怪地插入他对人物和布局的描述，中断了故事而对读者直接说明。他直接抄袭了斯特恩在故事开始和结尾时使用的技巧，而且偶尔插入猥亵的字句以震惊读者这一手法方面，狄德罗更胜一筹。故事中的两位主角更反映出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比较主仆之间气质和哲学的差异这一技巧。主人反对，雅克则接受了宿命论。他说：“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天上都已经写好了。”他“相信人走他应走的路，向着荣耀或向着可耻，就像一个球，必须沿着他滚落的山坡”一直滚下去一样。“他知之甚熟的（从前）船长把这些斯宾诺莎的想法充满了雅克的脑袋”——好一个船长呀！

在故事的中间，狄德罗停下来以他的活力和技巧，说了一个波梅芮女侯爵的故事。她是阿奇斯侯爵的情妇。由于她怀疑侯爵厌倦了她，她假意暗示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厌烦，以探求侯爵的心意。侯爵承认他愿意恢复两人之间纯粹的友谊时，她便非常震怒。于是她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报复方法。她找了一个美丽的娼妓，出钱为她赎身，教她文法、礼貌和感人的风采，把她当作一位出身高贵的仕女介绍给侯爵，训练她去唤起侯爵的幽默感而拒绝他的进犯，教导她引诱男人求婚的艺术。在结婚几个月后，女侯爵向侯爵透露了他的伴侣的过去。女侯爵的报复却因为事情的变化而没有成功。这个被赎身出来的罪人爱上了侯爵，在羞耻和眼泪中，她向他坦承了她的欺骗，而且告诉侯爵，她愿意离开他。而在同时，她一直是个忠实而热爱丈夫的好妻子，使侯爵觉得他的婚姻生活比以前的男女私通更为幸福。他原谅了她，但拒绝让她离去，他们因此勇敢而满足地生活下去。这位女侯爵却尝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这段插曲无疑是这部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分，它的结构严谨，微妙地接触到心理写实的问题，及凝聚的感情的静静流露，但这些就整篇小说而言，尚还欠缺。德国文学家席勒认为它是文学作品中的精华，1785年将之翻译成德文。

拉摩的侄儿

歌德称《拉摩的侄儿》为“天才的代表作”。这本书于1761年写成，但没有出版，因为这本书是狄德罗作品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具创见的一部。显然，即使对他的朋友，他也认为这部作品太难以消化。直到他死后，他的一份抄本才在狂飙时代的德国造成了一阵悸动。席勒为此书感到震惊，他把这本书交给了当时声誉正隆的歌德，由歌德翻译成德文。译本流传回法国，然后又成法文（1821年）。另外一份抄本于1823年出版，但这本书是经过了狄德罗的女儿删除了部分猥亵的情节后，才交到印刷商的手里。这篇作品的手稿，直到1891年才在塞纳河码头边的书摊中发现。那份手稿现存于纽约的摩根图书馆。

因为这篇文章中的想法太过古怪，狄德罗本人也无法用第一人称表示。狄德罗选择了让·弗朗索瓦·拉摩作为他的代言人。这位男主角是那篇未出版的对话写成时还活着的作曲家吉恩·拉摩（1764年去世）的侄儿。狄德罗对音乐知道得很详细，他能很熟悉地提到当时的音乐家洛卡泰利、佩尔戈蒂西、约梅里、加卢皮、利奥、芬奇、塔尔蒂尼和哈塞，而且正确地预言到，在小提琴演奏中，演奏技巧的困难很快就会压过琴声的美妙。

拉摩的侄儿能够作曲，同时作为一个音乐教师，也有少许成就。但他深受他的名字的困扰，而且嫉妒他叔父的成就。他放弃了事业上的追求，沉迷于狄德罗所描述的狂放而不振作及自我放纵的不道德中。在对话中描写的这位侄子的很多特性，都在当时的文献中获得证实。但狄德罗把他描写成让妻子靠美色卖笑的事，历史上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他的妻子死后，弗朗索瓦便丧失了所有的自尊。他的嘲讽和下流的语气，使他被逐出了社交圈。最后，连几年来一直供他晚餐的富有的贝尔廷先生，都把他赶出家门。他只得在雷琴斯咖啡馆中找寻志同道合的人及其他思想进步而穷困的时代先锋。

狄德罗开始写道：

无论天气是好是坏，我的习惯总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走去皇宫。你经常可以看到孤独一个人，在阿尔让松长椅上做梦的，就是我。我和自己谈论政治、爱情、兴趣和哲学。我放纵我的心思，让它想入非非……天气太冷或太潮湿时，我就躲到雷琴斯咖啡馆，在那里，我看人下棋。一天下午，我正在那里四处张望，很少谈话，也很少听人说话时，一个世上最古怪的人走近我。

接着，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画像——一个喝下了人生的渣滓而苦涩地回忆着往日美好光景的人；一个以前是个很有钱、生活很舒服的人，而且有着全巴黎最美的妻子；一个每个上等家庭都接待过他一次、与法国一切文化并驾齐驱的人。现在却沉沦于贫穷和堕落中，靠着人家施舍的餐饭和不予追讨的借款过活，除了挣扎和惨败，看不出人生的一点希望，他把所有的宗教当作一种美丽而可怕的谎言而予拒绝，他把所有的道德都看成懦弱和虚伪，可是他在清醒时，则以有教养的口才和合适的衣饰来保持过去的风采。他的幽默尖刻而严酷：“某某夫人生了双胞胎，他们各有自己的父亲。”或谈到歌剧时：“歌剧中，有几段相当好；不过很糟糕的是，在以前就已经有人编写过了。”他最深刻的悲剧，就是他什么都不信。他曾听过卢梭对自然的长篇大论——自然比文明好得多；他却观察到“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物种都互相吞噬”。而每样生物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被别的生物果腹。在人类社会中，他也看到了人以适当的法律途径吃人。他认为，所有的道德只不过是聪明的人玩弄简单的人或简单的人玩弄自己的一种骗局而已。他认为，聪明人将会嘲笑十诫，而且能用自己的判断，享受所谓的罪恶。“为智慧和哲学欢呼吧！所罗门王的智慧：除了喝美酒、饮美食、戏弄美女、睡软床外，一切都是空的。”他说完这些话后，还有什么话留给尼采和波德莱尔去说呢？

狄德罗在结束这篇观念的魔舞时，称这位侄儿是一个“无所事事、贪吃、懦弱、污秽下流”的人。对于这句结语，拉摩回答说：“我相信你是对的。”或许我们会有一种卑鄙的想法：如果狄德罗没有发现在他的内心中，潜伏着像这个侄子的特质，他怎能如此生动地描述这个角色呢？狄德罗抗议这种想法。他承认他绝不是一个圣人：

我不认为追求感官的快乐是一种罪恶，我也有一个品尝美食好酒的味觉器官。我也有一颗心和一对眼睛，我喜欢看漂亮的女人，我喜欢用我的手去感觉她喉头的坚实和圆滑，喜欢把她的双唇压在我的嘴唇上，从她的眼中追寻快乐，也喜欢死在她的怀抱里。有时，我和朋友在一起时，即使我们的行为稍微误入歧途，甚至有些凶恶，我也不会感到不高兴。但是——我不会向你隐瞒——帮助那些不幸的人……给人有益的忠告，读一本好书，与一个亲近的人一同散步，抽空教导我的孩子们，写下一页好文章，完成我的职责，向我的爱人说些温柔而甜蜜的话，使她将双手环抱在我的脖子上……这一切都给我无限的甜蜜。

我有一个在卡塔赫纳致富的熟人。他故乡的习俗是将财产传给长子，所以他只得出外谋生。他的大哥是一个被惯坏了的败家子，挥霍了他那过于纵容的父母的所有财产，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庄园。他的父母不得不在一个小城里过着穷困的生活。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这位没有得到父母的善待而远走他乡谋生的儿子，他怎么做呢？他给予父母帮助，紧急地处理他的事务，然后回到他父母的身边。他使父母重返家园，而且准备嫁妆让他的姐妹出嫁。啊！我亲爱的拉摩，这个人认为他返家的这几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含着泪，告诉我他们的事。而我，我告诉你他的故事，同时我心里感到喜悦和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激荡。

狄德罗的伦理观和政治观

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狄德罗至少也具有两种性格：一个是私下的自我，秘密地保留了某种原始、野蛮，甚至在动物身上可以发现的人类本性的冲动；另一个是公开场合的自我，勉强地接受了教育、纪律和道德，好像是接受社会秩序保护必须付出的代价一般。狄德罗还有几个自我：一个是仍然不忘记他的年轻时代，他的放荡不拘的自由和爱及对警察之外，不负责任的自由的狄德罗；另一个是，如果能够有一个能了解他的言语和思想的情妇，就能间歇地作为一个好丈夫、爱子女的父亲，一头半驯服的动物和能够尊重金钱、道德、法律的一家之主。

这位具有多重性格的狄德罗，于1770年至1772年，写作了两篇对话，以显示他见解的摇摆不定。在《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的谈话》中，他描述他父亲温和地对他解释“那些漠视法律的人的危险”这幅美妙的图画。但两年后，他写出了他作品中最激进的一篇。1771年，博甘维尔刚刚出版了《世界环游记》（Voyage Autour du Monde），描述了他在大溪地岛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屿的旅游经验。狄德罗抓住了文中的部分叙述，以说明野蛮在某些地方胜于文明的例证。为了阐明这几点，他运用了他惯有的活力、想象力和偏见，写了一篇《博甘维尔游记补遗》，这篇文章直到1796年才见天日。他引用了一个博甘维尔提到的大溪地人，并幻想他对着正要离去的法国人的船队指挥官，说些道别的话：

而你，这群土匪的首领，赶紧把你们的船只驶离我们的海岸吧！我们是无辜的，是幸福的；而你们能施之于我们的，只是摧毁我们的幸福。我们依照纯洁的本能行事，而你们试图从我们的灵魂中抹杀这种性格。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每个人；而你们宣扬“你的”与“我的”这种奇怪的区分法。我们的女儿和妻子是我们每个人公有的，你们和我们分享了这个权利。又……激起了她们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狂乱……你们为她们互相屠杀，而使她们染着你们的血腥回来。

我们是自由的，你们却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了我们将来被奴役的头衔……你们在这块金属片上写着“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是为了什么？就因为你们到这里？如果有一天，一个大溪地人登上你们法国的海岸，在你们的一块石头上刻下……“这块土地属于大溪地人所有”，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你们像捕捉动物似的想要捕捉的大溪地人，就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对他们有什么权利是他们对你们所没有的呢？你们来了，我们攻击过你们吗？我们抢劫过你们的船吗？……没有，我们就像尊重自己般尊重你们。留下我们的风俗吧！它们比你们的更明智、更荣耀。我们无意将你们所谓我们的无知和你们无用的知识交换。

这位大溪地的长老继续提醒这些欧洲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如何的诚挚，他们是如何的被供以食宿，并受到爱护。因为（狄德罗认为）岛上没有像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准通奸的规矩，也没有嫉妒，所以岛上的妇女并不明白船上的牧师所说的罪恶和羞耻，她们给予水手们最热诚的招待。但得到的是什么呢？梅毒，这种岛民以前不知道的疾病，开始在岛上的女人身上出现，并且传给了土著的男人。这位长者要求这些访客离开他们的岛屿而且永远不要回来。

狄德罗又加上了一段“牧师和欧罗的对话”——欧罗是一个学过西班牙语的土著。牧师在岛上时，被指定住在欧罗的木屋里，而欧罗献出他的妻子和女儿作为牧师同床的伴侣。牧师向他解释道德规则不容许他接受这种恩惠，但一个女孩挑逗了牧师后，牧师就变成了一个凡人。接着三天，他白天向欧罗解释基督教的伦理学，夜里却和欧罗的另外两个女儿轮流睡觉。在第四夜，“牧师照荣誉所示，献身给房主的妻子”。而牧师想要把欧罗转变成基督徒的努力，成为狄德罗一页讥笑的题材：

牧师：对于你而言，婚姻究竟是什么？

欧罗：婚姻就是两人同意分享同一间茅舍，睡同一张床，只要我们希望这么去做的话。

牧师：你们不再希望这么做时，你们怎么办呢？

欧罗：我们就分手。

牧师：那么，孩子怎么办？

这不成问题，欧罗回答说：女人带着儿女回到她父亲的身边；很快地，就有一个愿意接纳她儿女的男人追求她，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儿女是一项有价值的财产——

牧师：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哥哥和妹妹，一个丈夫和另一个人的妻子，能否同床共褥呢？

欧罗：为什么不能呢？

牧师：然而，我想，即使在这里，儿子不会经常地和他的母亲共床吧！

欧罗：除非他对他母亲有极大的敬意，要不然不会这样的。

牧师几乎被“大溪地”的生活方式折服。他承认他被引诱得脱去衣服，扔进船里，而和这些“自然子女”共度余生。狄德罗的结论和他以前的朋友卢梭在《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1755年）中的论点几乎相同：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对我们的可怜状的一个浓缩的描述？底下就是了。有一个自然人存在，然后他被引进一个文明人；而这个人忍受一生的内战就此开始了……有时，自然人获胜，有时，他被道德和文明人击倒。不管是哪种情形，这个可怜虫被拉扯着，被镊子紧挟着，受到折磨，被车轮拉长他的体躯……永远不得快乐。

当然，狄德罗对大溪地人的实际情形所知有限。博甘维尔本人把大溪地人描写成受到迷信和禁忌支配、畏惧想象中的鬼灵、屈服于牧师，更不用说屈服于各种昆虫和疾病的人。狄德罗，不安于独婚制的人，并没有心情去了解为何社会秩序的这些需要，对人类的性本能加上如此多的限制。他是认为个人才智胜于种族习俗的另一个例子。

狄德罗的伦理哲学和他本人的行为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理论上，他的道德观念有时趋于无政府状态。他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好的，而根据这个假定，他提议“追随自然”——本能。他觉得，只有经过本能，个人才能摆脱宗教和社会用成千的习俗、禁令、法律施于他身上的限制。

他的生活经验逐渐增多后，他几乎改变了所有的伦理观点。他的方向从卢梭转向伏尔泰，他逐渐悲观地认为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堕落同样使人变坏。“（像在群众里）没有人需要单独负起责任时，人们很便利地同意最邪恶的行为，没有别的事更能表现出人类本质是如此的可恨。”“相信我，”宿命论者的雅克说，“我们除了自己外从不怜悯别人。”现在狄德罗用另外一句话来代替他以前的夸张：“如果不是由教育使人的理智发达，一个自然人可能会扭断他父亲的脖子而且和他的母亲睡觉。”当他的性欲消退后，狄德罗逐渐地同意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说法，认为精神的愉悦比肉体的快乐更稳定地满足人。他问：“拥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只能得到肉体的快乐吗？因为她的死或不贞而失去她也仅仅是肉体上的苦痛吗？肉体和道德的区别难道不像只能感觉的微生动物和能够推理的动物之间的区别同样坚实吗？”

他得到了美德的生物学观点，认为美德是能求生存的任何一种特质。他模模糊糊地逐渐了解最高的美德就是使群体能够生存下去的美德，因为社会组织是个体生存最主要的方法。在《拉摩的侄儿》中，狄德罗承认，那个试图保存群体而将施之于他们身上的限制抛弃的人最后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们没有信仰、食物、配偶和希望。狄德罗以一个迟缓的温和的语调结束他的大溪地之梦：“直到无情的法律改革前，我们将一直宣扬反对它们，但我们也要服从它们。授权自己去侵犯一个受不好的法律约束的人，该法律也授权他去侵犯一条好的法律。在一群疯人中装疯比一个人一直保持聪明要来得方便。”

他的女儿安杰莉克逐渐散发出女人的魅力时，狄德罗开始担忧她的道德观念。他把她的处女贞节当作一种宝贵而可以贩卖的财产，而看过她安然地结婚后，他又告诫她不能犯通奸罪。他告诉她，对她不贞的怀疑会使他悲伤而崩溃，甚至羞耻至死。在艺术评论方面，他指责布歇腐化，同时推崇谦逊及其他的基督教美德就像画家格鲁兹和夏尔丹描画的一样。在他的剧本中，他宣扬旧的美德就像稳定而繁荣的中产阶级一样。狄德罗参加霍尔巴赫的聚餐时，他以写作《博甘维尔游记补遗》这类鲁莽冲动的作品，及随意抒发他的想象力而感到愉快。但他回了家，他坚持所有中产阶级的美德，而且只要允许他和别的女人私通，他也愿意去实行这些美德。

他的政治观念和他的道德观念同样的混乱，这一点他毫不生气地坦白承认。他不同意伏尔泰“开明君主将可被证实为改革的最有用的利器”的说法，他指责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是一个暴君，他又想把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思想改变成民主思想。他接受君主立宪，但他建议选举一个国民大会——代表们从有产者中产生，因为他们和一个良好节约的政府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他想象出一个人人享受自由和平等的善良社会，但他怀疑在普及教育以提高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准之前，任何改革能否收效。

他的经济观在理论上比较激进，在实行上却比较温和。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坚持无政府状态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我相信，除了在一种没有君主、法官、牧师和法律，也没有你的和我的这一区别，没有财产拥有权，也没有善和恶的社会状态下，人类是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的。”但他又承认这种远景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我们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多么罪恶的经济！”拉摩的侄儿说，“一些人富得流油，同时一些人却十分贫穷，连填牙缝的一口饭都没有。”狄德罗知道，在他清醒的时候，只要人类工作能力的不平等存在，财产的不平等也将一直继续下去。实际改革时，他和重农主义者站在初期的资本主义的一边。他宣称财产权神圣而绝对，指责国家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而且和奎奈、杜尔哥及伏尔泰联合，要求政府解放对工商业的控制。他认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而又最受到其他各业的控制，所以他赞成政府对农业的补助。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狄德罗的年龄和收入增加后，他逐渐变得保守起来。

狄德罗论艺术

狄德罗在神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涉猎只是构成了他多方面的兴趣和活动中的少数几面。有谁会想到，在一夜之间，这个硕壮的万事通居然会变成他那个时代中的一流艺术批评家。

1759年，两年一次的绘画和雕刻展在卢浮宫展出时，他的朋友格里姆，由于正忙着战争及与埃皮奈夫人的纠葛，拜托狄德罗代他向他的《文学通讯》的读者报道。狄德罗报道了1759年至1771年、1775年至1781年间的沙龙画展（现代画家在巴黎举行，每年一次），在这些报道中，他让自己的心灵几乎漫游过每个人生阶段。在以前的艺术评论中，从没有像他如此新鲜、如此亲近。他的评论有些采取与作品的原作者交谈的方式，一些则以他和格里姆之间私人通信的方式发展，如同一篇于1761年发表的谈论：

在看了今年的沙龙画展后，在此，吾友，有一些念头经过我的脑袋。我把它们倾吐在纸上，并不在意选择和表达的方式……我现在心里的唯一念头就是为你省些时间，让你能更专心地研究。

他热情洋溢地冲向他的新工作。他感谢格里姆强迫他不以普通观众的“表面而不专心的注视”，而以一个研究每一张油画、每一座雕像直到他真正感觉到作品的才华和意义这一决心去看画展。他事先没有学会批评的技巧，但他和每位艺术家交谈——夏尔丹、拉杜、科尚、法尔科内……他研究他们构图的方法、画法及上色法。“我把我的灵魂开放给作品的效果，我想象到了明亮和阴影的神奇，我了解颜色的意义，我得到了真实躯体的感觉。”

最后，他成为一个有资格的技巧评论家。但是，他否认所有的技巧知识，只是企图说明每个作品对他的意义。首先，他仔细地描述主题或故事，因为格里姆的大部分读者都不会看到他描述的作品。然而，某些读者则会依照狄德罗的建议购买图画。经常，他会想象并细腻地描写艺术家呈现出的瞬间的活生生戏剧。有时，他把艺术变成文学。最后，他可以自夸：“夏尔丹、拉格勒内、格勒埃及其他的画家……已经向我保证，我是唯一能够连续看过一张张画，而想象它们意义的人。”

他不折不扣地坦白表示他的喜爱和偏见。在他几乎指责了当时法国文化的每个事物后，他以一种爱国的热情袒护法国画家。当时，英国艺术家贺加斯批评法国没有会上色的人，他骂贺加斯是一个骗子、一个无知的人。“夏尔丹，”他反驳说，“或许是画家中最会上色的人。”他对纳迪埃很苛刻。他奚落布歇的裸体画，但欣赏它们。他在批评了一幅裸体画的缺点后，又补充说：“完全同样地，让我就这个样子拥有她吧！我不认为我将会浪费时间来抱怨她的头发画得太黑。”他看了一幅《圣经》故事中约瑟夫拒绝了波提法的妻子求爱的图画后，很是生气。“我无法想象他想要什么，不必再问了，我经常不必问那么多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同情绘画裸体的画家，尤其是雕刻裸体像的雕刻家。总之，“你雕刻时，如果你遇到了扣子和短裤，你会怎么办呢？”他喜欢格勒埃画的纯真女孩的画，他完全分享格勒埃的感觉。尤其是，他很欣赏格勒埃妻子的画像，她是狄德罗年轻时代的情妇。他欣赏荷兰和佛兰德斯艺术中的狂野风景，而且发现，“一棵饱受岁月摧残的老树比一座宫殿更具诗意。宫殿只能在倾塌后才能引起人的兴趣”。他反对正统对理性、秩序和和谐的强调，并把创意的想象抬高到分析的理性之上。他要求“恐怖的和感觉的构图，这些构图要能把爱和恐惧带到内心深处，溶解你的感觉，洗清你的灵魂，在作品中有任何规则都无法达到的某些东西”。他轻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他认为，艺术有一个道德使命：奖掖美德，揭露罪恶。

在1765年的沙龙画展，狄德罗很自信地加上一篇《绘画论》在他的观察报道中。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发觉了美的本质在于一个整体中各个部分的和谐。但是，他又建议美的本质也在于物体与它的周围环境及其目的的和谐一致。就理想而言，他认为“美”可以定义为完全适应环境而发挥其效用的存在，因此一个健康而聪明的人应可看成是美的。在一幅情景中，艺术应当选择指出这幅情景的意义的特征，而且应除去无关的部分。它不需要卑贱地完全模仿实物、完全符合真实。然而，艺术家必须研究自然的物体而不是以前的模型或正式的规则，一个泰尼耶比一打富于想象力的安东尼·华多还好。他感觉到艺术和理性之间的某种不和谐，他承认布瓦洛的古典的印象使得法国诗坛残缺不全。在此，他抛弃了伏尔泰而袒护卢梭，他认为艺术必须是感觉的声音和产物。因此他推崇色彩，而当时的英国著名人像画家雷诺兹颂扬着构图。“构图给予生物的形，”狄德罗让步说，“但色彩给予它们生命。”歌德发现在这篇论文中，有些他认为不对的观点，他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向席勒描述这篇论文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所说的对诗人比对画家甚至更为有用，虽然对于画家而言，它也是一个明亮的照明火把”。

狄德罗与戏剧

“我年轻的时候，”狄德罗写道，“我在巴黎索邦神学院（牧师）和舞台之间犹豫着。30年来，我一直违背我的兴趣去编纂《百科全书》，而只写了两篇戏剧。”他把他的戏剧看得比他的小说重要，而且因为他的小说大部分都在他死后才出版，他的戏剧对他的名声和生活影响较大。而这些戏剧几乎在法国戏剧史上构成了一个革命。

他曾充满感情地读过英国作家理查森的小说。1761年，他写了一篇《理查森颂》，这篇抒情诗赞颂这位英国人对感情的召唤、对美德的教诲，及他对中产阶级生活勇敢的描述，认为值得严肃的艺术的关注。不仅如此，狄德罗也被英国剧作家李洛的《伦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1731年）所感动。《伦敦商人》成功地把商人阶级的感情和痛苦带上了英国的舞台。他称这出戏剧“至高无上”，甚至与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提并论。狄德罗开始写作庄严的剧本时，他便以中产阶级作为题材，并以散文为体，震动了法国剧作家的传统。1757年，他把《自然之子》搬上舞台，并印行出来。这出戏在台上并不成功。在地方上只演过两次，1771年在巴黎，只上演过一次。

故事非常有趣。一个有道德、富裕的私生子都佛发现自己爱上了朋友克莱维的未婚妻罗莎莉。他感觉到她回应他的感情，因此他决心离开以免破坏朋友的婚礼。他正要离去时，他看到克莱维受到攻击。他和匪徒搏斗，拯救了朋友的性命。而他听到罗莎莉的商人父亲破产，无法给她嫁妆时，他秘密地补偿了她的损失。这位破产的商人竟是都佛和罗莎莉的父亲。她以当他的妹妹自解，她和克莱维结婚。都佛则和克莱维的妹妹康斯坦丝结婚。戏剧结束时，每个人物都充满了喜悦的眼泪。这就是他在批评家所说的“眼泪剧”（la comédie larmoyante）方面的贡献。

使这个戏剧在法国戏剧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是与这出戏有关而另外出版的一连串对话，后来，这些对话就被加上《自然之子的谈话》这一名称。法国戏剧的传统是：严肃的剧本（以别于喜剧）应该只关系到贵族，而且应使用韵文体。狄德罗解释他的观点，认为严正的戏剧不应畏惧使用中产阶级的人物与职业，也不应畏惧于描写家庭生活，应该符合现实，而且以散文写作。他企图指明所谓的“中产阶级绅士”并不像剧作家莫里哀认为的，在字义上就令人觉得矛盾可笑，而是一个财富、地位、权利各方面均在增长中的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成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认为，剧作家不应在一个角色的实际生活情况，如在家中、在军中、在政治、在职业，甚至在工业上有太多的研究。又由于中产阶级是法国一个具有美德的主要阶层，狄德罗坚持认为新戏剧的一个功能应该“以人们对美德的爱好和对邪恶的憎恶而予激励”。他指责只求观赏之娱的艺术是闲散阶级的奢侈品，每种艺术都应有其社会功能和用途。而戏剧有什么目标能比“使美德更迷人”更好呢？

狄德罗的这出戏与随之而来的正式宣言，把巴黎的知识分子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帕利索和其他的“反哲学家”嘲笑狄德罗的新观念。费内隆不仅批评这出戏充满了沉闷的教说，被不真实的美德和感情泛滥弄湿，而且在他的《文学年鉴》期刊中，他一连好几期指出《自然之子》的前半部与哥尔多尼于1750年在威尼斯上演的《真正的朋友》有相似之嫌。狄德罗承认：

我把这个故事的情节据为己有，仿佛它就是我财产的一部分。哥尔多尼也不会更谨慎。他把莫里哀的《守财奴》的情节占用，也没有人想到过那样做不好。而我们也绝没有人想到过控诉莫里哀或高乃依默默地借用一个意大利作家或西班牙戏剧中的想法这一问题。

当然，对于高乃依的《熙德》和莫里哀《唐璜》而言，他说的确是事实。

狄德罗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与敌人抗争。在他的《百科全书》极度不顺利时，狄德罗写作并出版了另外一本剧本——《一家之主》（1758年），又附上了一篇充满刺激性的《诗剧写作论》——篇名使人回忆起90年前德莱登写过的一篇类似的作品。《一家之主》于1760年在图卢兹和马赛演出。1761年2月，《一家之主》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上演，连续演了7个晚上，可以算是一次不小的成功。伏尔泰答应将他的悲剧《坦克利》（Tancrède）延期以让《一家之主》演出，他写信给这位新对手说：“噢！我亲爱的兄弟狄德罗！我诚心地让出我的位置，我愿为你加上桂冠。”狄德罗回信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师。我知道你是多么希望你的门徒成功，我深为这件事感动。我一生热爱和尊敬你。”这出戏很成功地再次于1769年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成为哲学家的一次小胜。

这出戏描写狄德罗自家的事。剧中的主角父亲是迪迪埃·狄德罗的写照——除了这位主角比真正的狄德罗的父亲传道的时间更长。剧中的儿子圣亚宾（Saint-Albin，狄德罗自我的戏谑造型）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和女工索菲结婚。父亲同意见她，也喜欢她，但拒绝儿子和这个贫穷的女子结婚。在戏演了5幕后，如同在成千的戏剧中的巧合一样，这位年轻的女郎竟然是一个家境富裕者的女儿。父亲软化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费内隆批评它喧闹、呆板而且荒唐，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一个批评家指出，剧中对美德的赞颂是献给格里姆的，后者曾和卢梭共享一个妓女，而他是埃皮奈夫人的爱人。这位批评家又指出，狄德罗把剧中的女主角依照他的情妇索菲的名字命名。伏尔泰一方面恭维着狄德罗在剧中“温柔而具有美德的事”，另一方面在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中说：“你曾否叫人念《一家之主》的剧本给你听？你会觉得可笑呢！在信仰上，我们这个世纪比路易十四的时代贫乏得多。”

然而，狄德罗认为17世纪的法国戏剧都陷于一种完全不自然的形式——就其华丽而布告式的风格，就其时、其地和动作的一致性上过于拘谨，就其只是怠惰地模仿古代的正统作品，而不模仿活生生的真实而言。他的剧本流于情感泛滥而他不以为羞，这暗示了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时期压制感情和重视理性的反叛。在布景的渐趋真实化、演员服装的合于时代背景、演员表达时的爱国心的表现各方面，在其后的戏剧舞台上，我们都可以察觉到狄德罗的影响，这与伏尔泰清除法国舞台上的观众的努力，互为一致。古斯塔夫·朗松说：“在过去150年中，一切创作艺术的改进都源于狄德罗。”——除了在布景上，现在已经变得追求想象而非实际。德国人也对狄德罗的理论有所反应。圣伯夫曾称狄德罗为“最德国化的法国人”。莱辛翻译了《一家之主》和狄德罗的戏剧论，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人比狄德罗更将心思沉浸于戏剧之中。”

狄德罗也对演戏的艺术发言。在一篇具有挑战性的论文《论演员的矛盾》（1778年）中，他主张为了使观众感动，演员不应沉溺于他所演角色的感情，而应该完全自持。他的主张显然源自罗马诗人贺拉斯对诗人的忠告：“如果你们想要叫我哭，那么你们自己就应该先流泪。”狄德罗认为演员应当：

其本人必定是一个不为所动也不感兴趣的旁观者。他必须有透视力而没有感情……如果演员真正是充满感情，他怎么能用同样的精神，获致同样的成功来演两次同样的部分呢？如果第一次演出充满了热情之火，那么他将很疲倦或是像石头一般的冰冷，第三次演出时……把剧院的前排充满着流泪的观众，我不愿见到台子上的人流泪。

而演员很难接受他这个意见。

对于狄德罗而言，他的话也前后矛盾。因为他于1757年写道：“诗人和演员的感觉很强烈，但表达的很少。”或许是他看了加里克在巴黎成功而自如地接连演了多种互异的感情后，改变他的说法吧！或者他可能在哈姆雷特给予在爱尔西诺的演员的命令中发觉了他的矛盾：“在感情激荡之时，要获得产生使之平静的气质。”欧文爵士反对狄德罗的分析，但一位现代的批评家相信“直到今天为止，狄德罗的主张仍然是企图处理演出问题的最有意义的尝试”。演员可能在生活中富于情感，但在舞台上不会。他们必须研究剧中人的感情，然后用自己的姿态和语言表达出来，同时他们却必须“宁静地”“记住”它。狄德罗在写给若丹小姐的信中点到了这种平衡：“只有感觉和判断的演员是冷酷的，只有活力和感觉的是疯子。”

回顾狄德罗混乱心灵的杂乱无章的评论，我们可以因他的想法的繁富与兴趣的广泛而原谅他的这种混乱。除了宗教外，每个有人性的事物都不会与他陌生，如同我们看到的，即使他反对宗教，他也无法免于宗教的感情。他很奇特地从数学和物理开始，却以戏剧和音乐结束。因为他没有耐心研究和做实验，他无法成为一个大科学家。他很轻率地遽下概论，但他所下的概论经常光芒四射。他对音乐很了解，写作翼琴指导法及和声的论文对他都不成问题。他写作了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剧本、最佳的小说。他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除了伏尔泰，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代小说家。而他在给予短篇小说思想和动作的精炼方面则又超过了伏尔泰。直到今日，短篇小说的形式仍然由这种思想和动作的洗练决定。因为狄德罗沉溺于与人谈话，而且经常在沙龙中受到与人交谈的训练，他把对话发展到有史以来很难超越的光辉与活力的极致。他写出哲学思想并不是为着那些关在象牙塔里的人，使用难以被人了解的文字，而是将生活中的主题以一种愿意跟上时代潮流的人们的辩论方式，书写出来。

狄德罗其人

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心灵之后的是一个具有许多美德及几乎一切过错的人，他的美德与过错，轮流地在他的人生舞台上出现。画家米歇尔·凡罗为他作画后，狄德罗抗议画中的脸部只表明了他表情中短暂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心情下的一种表情：

我在一天中，有一百种不同的表情，随着我当天的心情而定。我平静、悲哀、好梦想、温柔、暴烈、热情、热望。我的内心繁多而纷异的状态的表征，一个紧追一个地通过我的脸，快得使画家在每刻抓住的都是不同的我，可是它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然而，逐渐地，这么多张不同的脸合并成一个人形，留给他一个粗犷的相貌——我们看到的格勒埃为他画的肖像：他与恺撒一样阴沉，而且因为和无数的观念和敌对情绪针锋相对，及企图用静态的文字表示他的“是与否”的微细差异，脸上显露出一种精疲力竭的神情。高眉毛向后倾斜在半秃的头上；耳朵肥大而粗俗，鼻子硕大而弯曲，坚定的嘴，勇于战斗的下颚，棕色的眼睛沉重而悲哀，好像是回忆着难以回想的错误，或好像认清了迷信的不可摧毁性，或注意到单纯者的高度出生率。在公共场合，他经常戴一顶假发，但他得意忘形地独自道白时，会把它拿下来在手中把玩，或把它放在大腿上。他专心于本质，而无暇顾及外表。

他赏识自己的性格，而不落于别人之后。他承认“我一下子很兴奋”，然而“过一会儿我又回复到自己，一个坦白、温和、公正、放纵、诚实、仁慈而知恩必报的人。请你继续这个颂词吧！因为它还不够完整。我还没提到我的智力呢！”他怀疑世上是否有人比他还诚实，而且他确信即使是“教堂的大柱子”也会相信他的话。“你的、我的和他的灵魂是多么美啊！”在他写给情妇的信中，他让格里姆也参与。他欣喜欲狂地说到他的书和剧本，而且自信它们能永存不朽。他自认道德高尚，而事实上他在一段时间中也只有一个情妇。他说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并自认和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他问：“只要自然和经验坚实，而虚荣也从未击垮它们，那么我可敬的特质得自于自然，或得自于经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他具有大部分自认具有的美德。他的诚实就是指坦白，虽然他在年轻时说了不少谎。他不装模作样也不作假。他除了说话外，举止都很温和，只是有时说话粗野到若弗兰夫人必须叫他自持庄重。他确实有勇气，许多朋友都背弃他、甚至伏尔泰也劝告他停下来时，他继续奋战。除了对虔诚和卢梭外，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十分赞成琴恩和雅克的感性。无疑，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他总是随时准备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人，而且赞美别人比赞美自己来得慷慨。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代格里姆替《文学通讯》写稿。他也帮助他的朋友，使他们文学方面的努力有了结果。他从自己并不丰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接济许多贫民。有一次，一个贫穷的作家拿了一篇讽刺狄德罗的文章给狄德罗看，并要求他修正。这个穷作家说他需要面包，狄德罗便为他修正，并建议他把稿子投给奥尔良公爵，“我很荣幸地被他憎恨”。这个穷作家真的这么做，公爵给了这个年轻作家25路易。他对书和画的批评非常宽大（布歇的作品除外），他说他较喜欢指出好处，而不愿渲染坏处。他是所有的哲学家中脾气最好的。卢梭直到1758年，格里姆则自始至终，证实了狄德罗对自己特性的估计。“他们提到他时，”埃皮奈夫人说，“总充满最大的敬意。”他们敬仰他的天才，但“他的性格是最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格里姆说他是他知道的最完美的人”。对于他的这些朋友而言，他的过错只是一个天真坦白的孩子的过错。他们公认他比伏尔泰更深奥。

他在观念方面确比伏尔泰丰富，因为他的才情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他较富想象而少理性，较易冲动而较不成熟。“狄德罗，”伏尔泰说，“是一个过热的炉子，在他这个炉子中烤的每样东西都烤焦了。”即使如此，很多东西还没烤熟就拿了出来。他与卢梭在感性方面同样敏锐，感情方面同样温柔，而且同样很容易为自然界的美和人生的悲剧流泪。他使《修女》中的女主角说，或许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话，“对于一个温柔的灵魂而言，流泪是一个令他感到愉快的情况”。拜访他的人有时发现他为一本书流泪或发怒。或许他与卢梭之间的友谊是基于感情方面的共通，他们同样重视感情，同样爱好自然，把天才同样浪漫地看作本能、热情和想象，同样爱好理查森的小说。他甚至希望能警告理查森作品《克拉丽莎》中的女主角克拉丽莎，以提防那个登徒子拉夫雷斯。而他读到一个暴君时，他很容易地想象他自己“很熟练地使用一柄短剑”。伏尔泰和卢梭两人无法原谅他同时包含他们两人，而同时保持独特与自我。

他的习惯表露了他性格中的矛盾。他爱好美食到了饕餮、甚至会产生胆结石的地步，但他对当时文化的奉献仍然很活跃。他讨厌并嘲弄旅行，但他横过欧洲到俄国向叶卡捷琳娜大帝示好。他为美丽的诗篇哭泣，却放纵于低级的猥亵中。他轻视金钱，说贫穷是激励哲学家的朋友，但他父亲死后，他却回到朗格里，而且很高兴地拿了1/3的遗产。因此，1760年之前，他每年的收入达到4000利维尔。“我要一辆马车，”他说，“一间舒适的二层公寓，好的亚麻衣服，一个喷香水的女人，如此我很容易地可以容忍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其他被诅咒的事。”在此，他心中的伏尔泰阻止并嘲笑他心中的那个卢梭。

他的太太忙于作一个母亲，忙于家务而无暇喷香水，因此无法作为他合适的听众。如同弥尔顿一样，他以知识程度不合为理由要求离婚。因为没有获得允许，他另外有了一些情妇。简单地说，其中有巴布蒂小姐，她后来成为格勒埃夫人；然后是皮西厄夫人，她和他的关系保持了10年。1755年，他发现了他想要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其后18年中给予他爱情、忠实和了解。露西·瓦尔（因为他把她看成智慧的灵魂，而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索菲）在与他第一次相见时38岁——未婚，丰满，近视。他描写她在一个相当干枯的脸上挂着一副眼镜，而他有时因为她匹敌他的胃口而不得不叱责她。但她收集书本而不收集爱人；她阅读很广泛，甚至涉猎政治和哲学；她会谈话，更会听话。狄德罗发现她的腿太粗，但他感谢她的耳朵，而且爱她的心灵：

啊！格里姆，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她多么温柔，多么甜蜜，多么诚实、细腻而有理性！她会思考……在习俗、道德、感情及无数的重要事物上，我们并不比她知道得多。她有她自己依照推理、真理和常识而得来的判断、看法和想法及自己的思考方式。公众的舆论或权威的说法，或其他任何事物都没办法使它屈服。

这些话不可能都是迷恋糊涂的话，因为秉性客观的特龙金博士在她身上发觉到“雾屋中老鹰似的灵魂”。那就是说，她喜爱好的衣服及智力的飞翔。

在与她交往的20年中，狄德罗写给她最好的信，这些信成了18世纪的文学宝藏之一。他能坦白地把一切事情写信告诉她，他也能把他淫秽的故事及最新的想法送给她看，他写信给她就好像他在说“好像我在你身旁，一边臂膀搁在你的椅子上”。在与她的关系中，他才认清了感觉和感情在生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现在，他几乎无法相信宿命论。他们之间忠诚与观念的复杂交流，如果说是由于某些原始星云的物理化学变化而导致的结果，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在这种心情下，他甚至也会提到上帝。他告诉索菲，他有一次和格里姆在乡间散步时，他如何拾起一穗小麦，然后陷入生长的神秘这一沉思中。“你在做什么？”格里姆问。“我正在倾听。”“谁对你说话？”“上帝。”

与索菲的关系持续了12年后，他的爱情逐渐衰退了，他的信愈来愈短，而他对爱情忠实的誓言也愈勉强。1769年，他继他死去的朋友拉米拉维尔成为德莫夫人的情人，她这时54岁。一年后，一个年轻的情人取代了狄德罗。同时，狄德罗继续向索菲保证他的“永恒之爱”。

他的心不安于室、四处游荡时，他的妻子安托瓦妮特忠心地忍耐他，不能自制地责骂他，而且在宗教和纸牌上寻求慰藉。他们几乎天天吵架，时间也没有办法在一个有千种想法的丈夫和只相信一个上帝的妻子中间搭上一个桥梁，弥补他们的裂缝。他的朋友前来拜访时，他们从没有停下来向她打招呼。而她发现他和索菲间的暧昧后，她暴怒如雷，而他认为她是小题大做。有一段时期，他叫人把他的饭送到书房。在他写给格里姆的信中，说道：“她逐渐感觉到这个小小离异的效果，她的钱花完后——我想为时不会太久——我们之间又可以和好了。”她生了病，他变得较为温和，并一面抱怨地照顾她。她的反应非常甜蜜，使狄德罗认为她必定快要死了。然而，在他写给索菲的一封信中，他开玩笑似的描写她的病。他的朋友安东尼计划结婚时，狄德罗劝告他不如去投河自杀。

如果狄德罗不是如此喜爱家居生活的舒适和他的漂亮的女儿，他或许会离家出走。安托瓦妮特生下第四个孩子时，已经43岁（1753年）。这个女儿玛丽·安杰莉克在迷人的童年时代，一直由狄德罗温情地加以照顾。他和她游戏，这位头重脚轻的哲学家和她玩跳房子的游戏，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为我的小女儿疯狂。一个多可爱的人儿啊！如果她母亲允许，我是可以将她造就成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留心地教导她基督教的一切美德，而当她到了及笄的年龄，他明白地教导她如何保护自己对抗巴黎的色狼。那些色狼的求婚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就是：‘小姐，除了你让我满足外，难道你愿意委屈自己，丧失所有的社会地位，自我放逐，锁在修道院里，而使你的父母悲伤至死吗？’”因此，如同所有的法国父亲，他节省金钱为她准备嫁妆，而且探询了无数的家庭以使她及时出嫁。他做了选择，安托瓦妮特反对，安杰莉克同意，于是她就出嫁了（1772年）。狄德罗因为丧失她而哭泣，而他看到她婚姻幸福时，他哭得更厉害。他慷慨地帮助这一对年轻人，他说：“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不是比等到他们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时才去帮助他们更好吗？”他的女婿变成一位成功的工厂厂长，而他的后人在1814年波旁王朝重掌政权后，变成谨慎的保守派。

随着狄德罗作为人父趋于成熟，他逐渐地较能了解父亲，也开始赞颂帮助男人培养一个好家庭的道德规范。但他放荡不拘的气质仍然大部分留在他身上。他爱他的家、他的旧衣服和旧拖鞋，而且喜欢在火前烤他的脚趾，他还是偶尔会离开家，如他曾花了一个月与在格朗瓦尔的霍尔巴赫在一起。他仍然常去咖啡店，而且是几家沙龙的常客。若弗兰夫人喜欢他，但轻视他粗鲁的言语，有一次，她送给他一张新桌子、舒适的皮制安乐椅、金和铜制成的大钟，还有一件奢侈的衣袍。他感谢她，而且悲伤地让人把他的旧家具搬走，他对他被弃的室内衣袍表示了温情的悔恨：

我为什么不保留它呢？它是为我而做，而我也是为它而生。它跟着我的身体弯折而不会令我感到不便。它如画般的美丽、潇洒。新的袍子，坚硬而且浆过，使我觉得像模特般生硬。不能带来好处的东西，是不必要的……如果有本书上面盖满了灰尘，用它（指旧袍）的衣角一拍，就像掸子一样好用。笔上的墨水太浓写不出来，也可以随时用衣边。你可以看到，衣服上一条条的黑线，这就是它经常为我服务的印记。这些黑条线说明了一个文豪、作家、辛苦写作的人。现在，我看起来就像懒散的富人。没有人认得我……我是旧袍子的绝对主人，却是新袍子的奴隶。

他把友谊当作生活中主要的慰藉和鼓励。他和格里姆的关系比其他人来得亲密而持久。1772年，他们结识22年时，他写信给格里姆：“我温和的、唯一的朋友，你一直是，也将会是我亲密而唯一的朋友。”有时他也会被格里姆的冷漠和表面上的不关心尖锐地伤害着。这个日耳曼人（格里姆）发掘他的好本质，经常委托他为他的《文学通讯》写稿。狄德罗不仅代他报道了沙龙画展，而且代替写新书评介。有时，他为了在格里姆指定的时间及时交稿，彻夜工作。格里姆要付稿酬，他拒绝接受。不过，令人悲哀的是，波兰国王听到狄德罗计划去俄国的圣彼得堡时，便计划邀他在华沙停留。格里姆劝告波兰国王，和这位哲学家相识并没有好处。他说：“狄德罗不利用时间去和伏尔泰分享天才的荣耀，却浪费时间为《文学通讯》写文章，或把它给那些敢向他要求的人。我敢向陛下说，他将会默默无名地死去。”

或许狄德罗最快乐的时光（他和安杰莉克在一起的时候除外）是他在霍尔巴赫或若弗兰夫人的晚餐会中发言，毫无方向地随意对任一个话题侃侃而谈之际。在一群有礼的人中，这时机智胜过概念，他也就无法发挥。若弗兰夫人惊讶于他的热心，劝告他谦逊、庄重，使他的奔放受到了阻碍。但在拜伦的餐会上，如同休谟确信的，17个无神论者集合在一起，他能尽量地发泄。（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巴黎所有光辉的谈话，没有比他的更迷人、更令人专心倾听。法国作家马蒙泰尔说：“只在作品上认得狄德罗的人，完全不了解他……除了和他在一起外，我很少享受到智力上更高的愉快。”亨利·麦斯特经常倾听狄德罗的话，曾以一种适当的比较来描述他：

我回想起狄德罗，他想法的无尽变化，知识的丰富，想象力的快速奔放、热度和冲动，他的谈话的迷人和混乱，我冒险地将他的性格比喻为大自然，就像他经常地想象大自然一样——富有、肥沃，充满各种物种的胚芽，温和又凶暴，单纯又宏伟，有价值而且神圣，他却没有一个主宰的原则，没有一个主子，也没有一个上帝。

或者，我们可以听听狄德罗对他自己的谈话的第一手报告：

对他们，我好像很突出，受神启示、神圣的。格里姆的眼睛几乎还不够注视我，他的耳朵还不够倾听我的话。每个人都很惊异，而我自己感到内心有一种难以表示的满足。这种满足就像我内心燃烧的火，它烧焦了我的心胸，它扩散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燃烧。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夜晚，而我就是那天晚上的炉床。

他在当时的声誉，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讲比那些只读过他的作品的人要大得多。当时，他的作品主要是《百科全书》和剧本。至于他最好的作品——《修女》、《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达朗贝尔之梦》、《拉摩的侄儿》——则直到他死还没有付印。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他的想法对宗教与性的嘲讽，他失败了——也从未试过——去赢得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许可。然而，对于他的朋友而言，他仍是哲学家和这群思想叛逆的人的领导者。卢梭，即使在后来暗地痛恨他时，也在他的《自白》（Confessions）中写道：“在几个世纪后，狄德罗在人的眼中将会成为一位突出的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将会以一种敬仰和惊异这种复杂的心情来看他那包罗万象的思想，如同我们在今天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

歌德、席勒、莱辛为狄德罗的著作神迷，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及画家德拉克洛瓦也加入了敬仰他的行列，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认为他是令人兴奋的世纪中的超级天才。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则称他为“真正的普洛透斯”，同时说道，我们可以百年汲取狄德罗的作品，而其宝藏仍会照样留下。或者，我们听听只熟识狄德罗而却不曾读过他的书的若弗兰夫人的话吧！“他是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她写道，“他的脑袋却充满错误的思想，而且极不平衡，甚至到了没有一样东西他不看成或听成异样的地步。他总是像一个在做梦，而且相信他的梦是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坏人，诚实又不诚实，思想歪曲也具有直觉，思想极不平衡也很突出地具有创造力，是一个做梦的人，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先知。他的时代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一步一步地增长。直到今天，有些人认为他是“法国18世纪中最令人感兴趣、最具煽动性的人”。我们暂且不必再管他，直到我们下次再见到他面对着一位女皇，然后在哲学家聚集之地面对死亡之时再谈吧。

第七章　扩展中的运动（1758—1774）

爱尔维修（1715—1771）

·发展

这一家庭的祖先是瑞士籍德国人，与今天令伯恩和苏黎世自豪与繁荣的显赫家系一样。其中一支在纳沙泰尔以施魏茨为名，意即瑞士。另一支则迁至荷兰，改名爱尔维修，其意也为瑞士。后者约1680年迁到巴黎。让·爱尔维修（Jean Helvétius）于此地成为玛丽·莱什琴思卡女王的御医。他的20个子女中，为我们关切的那个出生于1715年1月26日。克罗德·阿德里昂·爱尔维修在药草味中长大，日后他的哲学也留下这种痕迹。在耶稣会的教导下从路易大帝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税务官的学徒。这使他马上富有起来。他23岁时，每年已有36万利维尔的收入。他容貌英俊，是一位优秀的剑术家、舞蹈家与射手，而且是朝臣与娼妓的宠儿，后来被任命为王后的管家。这时他毫无准备成为哲学家——除了那种聪明得不愿写书的哲学家。

1738年，他遇到了伏尔泰，为伏尔泰的名声与智慧震惊，开始梦想成为作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和哲学家岂不是一个新奇的经历？在波尔多，他在孟德斯鸠家中做客一段时间，继而在勃艮第与布丰一起居住。这些人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又成为另一位百万富翁霍尔巴赫男爵——当时的大物质论者——的密友。在男爵的餐桌上及格拉裴妮夫人的沙龙里，他遇到了狄德罗、格里姆、卢梭、杜若、加里亚尼、马蒙泰尔、杜尔哥诸人。他于是彻底被改造了。

1751年，他做了两个重大的决定。他放弃了颇有油水的总包税人的职位，隐居在渥伦的一座庄园，专心写作一本势必震惊世界的书。同年，他36岁，娶了安·凯瑟琳，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女伯爵。她32岁，是法国最美丽、最有才艺的女人之一。他马上将她带到渥伦，深恐巴黎会玷污她——格里姆这样告诉我们。那里——也许在巴黎——丰特内尔年已近百，有一次曾误闯入可爱的女伯爵的更衣室，发现她几乎一丝不挂。“喔！夫人，”他快乐地叫道，“我真希望我只有80岁！”

这对快乐的夫妇在巴黎也拥有一幢房子。在那里，爱尔维修的好客和夫人的妩媚吸引了不少学术界的佼佼者：狄德罗、霍尔巴赫、丰特内尔、布丰、达朗贝尔、杜尔哥、加里亚尼、莫雷莱、孔多塞、休谟等人。“你应该看看，”马蒙泰尔说道，“他的家多么令文人们适意！”晚餐时，爱尔维修经常故意把话题引入他计划要写的题目上。他经常邀请别人批评他的观念，受批评时也凝神谛听、风度良好。莫雷莱就曾经抱怨爱尔维修“总是和别人集体创作‘他自己’的书”。

经过7年的孵育后，这卷可爱的书终于在1758年7月15日出版，书名为《论智力》（De l’Esprit）。曾校看过手稿的朋友们惊奇地发现此书竟然获得宝贵的皇家特权出版。马勒泽布曾把此书送给泰尔西耶审查。泰尔西耶报告说：“我不曾发现根据我的判断足以阻止此书出版的东西。”8月6日，巴黎议会却将此书归入邪说之林。8月10日，议会撤回出版许可。泰尔西耶于是失掉了他有油水的职位。这位温厚的作家抗议说，他没有攻击基督教。“他们能以什么不敬神之罪控告我呢？在此书中我一点也没否认三位一体论、耶稣的神性、灵魂的不朽、死后复活论、或其他任何一条教皇律令。因此，由任何角度看来，我都不曾攻击宗教。”伏尔泰担心爱尔维修会被送进巴士底监狱，于是劝他外出旅行。但爱尔维修太过于眷恋家里的舒适，他不愿为区区一本书做这么大的牺牲。于是他以一封写给一位教士的信为形式，发表一份撤销声明。但政府认为这还不够时，他又签署一份自白书。这份自白书谦卑得令人“宁愿受野人保护也不愿签名于其上”。他的夫人专程到凡尔赛为丈夫求情。政府于是下令他须退居庄园两年。如果不是国王记得爱尔维修的父亲，那位王后的御医曾拯救过他的生命，处罚也许会更严厉。1759年1月3日，主教克莱门特十三世宣布此书充满诽谤、标新立异的邪说，议会于2月下令将书当众焚毁。这是连锁反应的一部分，像伏尔泰所说的，如何与达朗贝尔论日内瓦的文章，导致压制《百科全书》这一举动。《论智力》以这一切宣传而成为反基督教运动中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6个月中，法国便出现了20个版本。英文和德文译本也跟着出版。

此后，爱尔维修没再出版任何东西，但仍继续写作。他从容而愤怒地将他的观点在《论人类》（De l’Homme）这篇文章中加以扩充。他又攻击教士，称他们为恐惧与希望的贪婪贩卖者、无知的护卫者和思想的谋杀者。我们可以在这两本著作中发现这个时代所有的理想：自由、平等、友爱，言论、出版、集会、崇拜的自由，性别、阶级、教育机会、法律的平等，及所谓的“福利国家”以补偿保护单纯的穷人来对抗聪明的富者。这些都附属在一个对人类无限完美的半宗教性信心之上。如果我们注意倾听，显然能听出这是革命的呼声。

·哲学

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爱尔维修由洛克开始：所有的观念都来自感觉，也来自个体经验。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是现在的感觉、或由记忆而复活的过去感觉、或通过想象而投入未来的各种感觉的结合。判断是对诸感觉之间的差异有所知觉。理性则是判断的联结。

心与灵魂并不相同：心是心理状态的总和或结果；灵魂则是有机体的感受性，即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所有感觉都是物质的，灵魂则是物质中的力量。动物也有灵魂。人类优于动物是由于他能够直立，这使他的前腿逐渐演变成能够抓取东西、操纵东西的双手。

由洛克开始，爱尔维修再以霍布斯进展下去。所有的行为都是回应眼前或过去感觉的欲望。欲望是服侍某些感觉获得的快乐的回忆。情欲是持续的欲望，其强度则依记忆或预期的痛苦与快乐而定。情感经常陷我们于错误，因为它令我们将注意力执着于某一物象或情况的特定部分，而无法面面顾及。然而，情感之于个性正如运动之于物质。它们提供动力，甚至对知识的动力。“一个人的心智成就依其情感强度而定。所谓天才，就是情感强烈的人；笨蛋则是毫无情感的人。”人最基本的情感是对权力的爱好，因为它能扩大我们满足各种欲望的能力。

到此为止，伏尔泰将爱尔维修的著作比喻为“夹心蛋卷”——哲学界各类思想的混合品，可说再恰当不过，但现在他进而前进到最特别的见解。既然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个体经验，个人与民族间观念的差异因而决定于个体或民族环境的差异。每个人出生时，对了解和判断都有同样的领悟力，没有所谓天生优秀的心灵。“所有人都赋有一种足够令其自身杰出的力量”，如果环境、教育、情况对其有利的话。“他们能力的不平等源自由机会摆布的环境。”——

从婴儿离开子宫那一刻起……他不带着任何观念、任何情感走进生命。他唯一能感觉到的便是饥饿。我们并非在摇篮里（非由遗传）接受骄傲、贪婪、野心这些情感，及对荣耀与尊崇的欲望。这些产生于社会中的情感必存在于早已建立的风俗与法律之后……一个出生即被暴风雨带至荒凉沙漠的人，像被母狼养育的罗慕路斯（相传是罗马的建国者）一样，必不会有这类情感……对荣耀的喜爱是外来的，因此教导有其结果。

甚至天才也是环境的产物——经验加上条件。天才在前人的创作上加上最后一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也是环境所赐。“每个新概念都是机会的赠礼”，机会即“我们无法获知其原因的一连串结果”——

领悟力的差异由何而来？因为没有人知觉到完全相同的客体，也没有人处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中，也没有人获得相同的教育；也因为支配我们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引导每个人至同样丰硕的地方。因此，领悟力不平等的根源的确由于教育——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也包括机会。

也许这种心理分析——对百万富翁特别慷慨——来自政治态度。保守派强调遗传的差异与影响，认为根源于自然与天生的能力、性格的不平等决定了人与人命运的不同。改革派则强调环境的差异和影响，能力、权力及财富的不平等来自机遇，来自出身和特权，而非来自内在的优越。因此，不平等可借教育的平等和环境的改造而消除。爱尔维修这种自然平等理论包括个人和种族：如果所有民族的环境和机会完全平等，他们都能达到完全相同的文化水准。因此，民族优越论与个人或阶级优越感一样，没有事实根据。“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并非他们勇气的结果，而是命运的馈赠。”——海洋与海峡。

由这些前提看来，进步之路显然以教育、社会和政府的改造为依归。“教育能改造每一件事。”所有进步，包括道德，有赖知识的传播和智力的训练。“消灭无知，那么就可以消灭所有的罪恶种子。”为达到这个目标，整个法国的教育制度必须重建。它必须摆脱教会，由国家掌控。也必须普及于每一个人，包括不同的性别和年龄。拉丁文希腊文课程必须取消，而代之以科学和技术教育。尤其必须强调强健的体魄和“智慧与美德的心灵”。

爱尔维修在这里虽不否认任何基督教教条，却激动地要求法国境内教士权力的减缩。他由社会观点攻击基督教会，而非由神学观点。他指责教士崇拜独身与穷困，却庆幸没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这样做。“有害的宗教规则经常在私下受到怀疑。”“天主教对教育的控制，”他控诉道，“不但阻碍国家的技术发展，也使教士们能把人心造成儿童一般的幼稚，以利控制。”

教士们一直渴望有权有势。他们借什么方法满足这种欲望呢？借着贩卖希望和恐惧。教士们——这些货品的贩卖者——相当清楚这门生意的盈利非常可观……教士们的权力建立在人们的迷信和愚笨之上。人民心智的开化对他毫无价值。他们知道得愈少，他们便愈易受到摆布而温驯下来……在每种宗教中，僧侣的第一要务就是遏止人们的好奇心，阻止人们怀疑那些显然无法欺骗人的荒谬教条……人生而无知，却非生而笨蛋，将他造成笨蛋也非毫不费力之事。要掩灭其自然的光彩，他们必须应用许多技巧与手段，许多错误必须累积在他身上……若不倚赖迷信的帮助，僧侣的权力就无法施行。借着迷信，他们抢劫了法官的权威和国王的合法权力，他们靠它压制人们，对其施行凌越法律的权力。也因此而败坏了每一道德规则。

爱尔维修附加8章“论容忍”：

宗教不容忍是僧侣的野心和轻信的结果……如果我相信我的家庭教师和保姆所言，则任何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只有我的才是真理。但是，它是否被普遍地承认接受呢？不！世界仍在许多崇拜错误的庙宇下呻吟……宗教史怎样告诉我们的？他们到处燃起迫害的火焰，杀人盈野，血染田野，燃烧城市，并使帝国夷为废墟……土耳其人，不是比我们更能容忍吗？……容忍使教士臣服于君王，不容忍则使君王臣服于教士之下。

爱尔维修只在一个例外下，才愿认可不容忍：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容忍才是有害的。那就是当它容忍一个不能容忍的宗教，如天主教。这个宗教在一个国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时，将会经常令它愚蠢的保护者们流血……别让天主教曲意承欢的态度加在新教徒之上吧！在普鲁士痛恨不容忍，认为其有违自然与上帝法则的教士们，在法国却会把容忍看成罪恶与邪说。什么使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中如此不同？那就是他在普鲁士的柔弱和在法国的强大。当初基督教柔弱时，他们看来像绵羊，但他们强壮起来后，就变成了老虎。

爱尔维修也曾替基督教，尤其是新教随时说几句好话。他并非无神论者，但他讨厌《圣经》将神描绘成“一个东方的暴君……以永恒的折磨惩罚轻微的过失”。他期待一个“普遍性的宗教”，一个在国家控制下，不靠死后的奖惩而能提升“自然道德”的宗教。他将人类理性之地放于神圣启示之上。“一个正直的人宁愿服从他的理性，而非神圣的启示；因此他会说，上帝是人类理性的作者……应该比他是一本书的作者更为确定。”

超自然的信仰与宗教约束对于道德而言是否是必需的？爱尔维修认为不全是：

人类的罪恶、道德、权力与幸福所系的……不是宗教，而是立法。未受法律惩罚的罪行每天都在发生。有什么证据比这个更足以说明宗教的无效？……今日巴黎的治安由何而来？来自人民的宗教信仰吗？不……来自警察的约束与巡逻……信仰基督教最深的国王并不曾是最伟大的君主。他们的道德没有几个比得上提图斯、图拉真或安东尼努斯。哪一个虔诚的君王比得上这些人呢？

因此，爱尔维修似乎认为哲学的工作在于不依靠宗教信仰来提升道德。基于此，他写了一篇称为《哲学家笔下对社会伦理最科学的探讨》的文章。他决心对人性既不贬责也不予以理想化。他挟其一切自私的人性接受他发现的，而且企图在其上建立自然伦理。自然人既非善也非恶，人其实是一个企图在每个有机体迟早都会被并吞的世界中求自保的生物。卢梭最近描述的原始社会，在爱尔维修看来，只是一个空虚的幻象。霍布斯把自然状态形容为个体对全体的战争则较接近真实。“善”“恶”这些字只有在社会中才有意义。所有的善都是社会道德，而且是社会为达到其特殊目的而训练的产物：

相信人性本善的君主必定是不快乐的。卢梭先生假定它存在，经验却予以否定。大家都知道儿童常杀死苍蝇，鞭打小狗，勒死他的麻雀——儿童……具有人类所有的邪恶。拥有权势的人（不受社会的制约）经常都是不义的。强壮的儿童也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足以与他抗衡的同伴在场，他就像暴君一样占据游伴的甜肉或玩具。

因此，天生的道德感显然不存在。所有善恶判断都是从个人、家庭、社会、政府与教会的教导与控制中发展出来的。个人摆脱了这些强制时——如在专制的统治中、战争中或群众中——他就倾向于目无法纪、败坏道德。而“在大多数国家中，所谓道德只不过是掌权者为获得权威、掩饰罪行所口授的观念的集合而已”。可是，道德应当是“人类为快乐地居住在一起发明的科学方法……如果掌权者不阻挠的话，这门科学将会因人类取得新知识而进步”。

爱尔维修是一个坦率的快乐主义者。生命的目标是此生的幸福，幸福是快乐的延续，而所有的快乐基本上都是感官的或生理的。“心灵的活动和知识的追求”是最能令人长久满足的快乐，但它们基本上也是肉体的。禁欲是愚笨的，性的快乐如果不伤害别人则是完全合法的。美德不在于对上帝律令的服从，而是给予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快乐。爱尔维修在此清晰而条理地陈述了曾由哈奇森（1725年）提出、后由边沁加以扩充的功利主义：

美德是高贵的灵魂与深邃的洞察力的结合。不论谁具有这种秉性，总是以公众利益为指南。功利是所有人类美德的最高原则，也是一切立法的基础。所有的法律都应遵守一条原则——大众的利益，即在同一政府底下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原则包括所有的道德和立法。

然而，在爱尔维修看来，所有的行为，不论如何善良与道德，都以自我为中心。它们不一定是自私的。许多行为是利他的，有时甚至要令行为者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这些行为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它们的动机是自我满足的冲动。我们之所以利他，是由于本能或训练，我们在施惠别人中获得很大的快乐。因此，母亲为子女牺牲，犹如英雄为国家牺牲一般。我们施惠别人时，我们会怀着乐趣有意或无意地记得过去同一行为得到的别人的回报或社会的赞许。许多利他的行为因此变成了习惯，如果我们不做这种行为，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或恐惧。宗教的献身与苦行看来似乎是纯粹的美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进入天堂的长期投资。“如果一个隐士或僧侣接受静修的规律，每夜鞭打自己，以豆类和白水为生，以干草为床……他以为由于痛苦而可在天堂获得一笔财富。”如果一个残忍的举动不被地方社会谴责的话，这些圣人就会毫无羞耻、毫不犹豫地去干，如烧死异教徒。甚至友情也是自利的……它是服务的交易。当这种交易终止，友情也就凋谢。“没有比永恒的友谊更奇特的事了。”“我们所爱的毕竟只是别人中的自己。”

拉罗什富科同样把所有的动机都归于自爱而视其为罪恶时，爱尔维修却认为它在自存上讲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事实，而“责备自爱就等于抱怨春天的骤雨、夏天的热气……冬天的冰霜一样”。他提议的科学道德就是确切建立在这种自爱的普遍性上。教育与立法能够陶铸性格与习惯，使它对反社会的举动感到不愉快，同时对美德感到喜悦——对群体有利的行为。哲学家应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需要，以便发现何种行为模式最有利于最大多数的人。他也应该要求教育家和立法者提供这些诉诸自爱的行为的奖励与惩罚。哲学家与国王的这种合作，对于人类而言将是何种的福祉！“人类的道德和幸福并非来自他们宗教的神圣，而是来自法律的智慧。”

因此，他哲学的顶点是研究立法与政府。在政治观点上，他是所有当时哲学家中最激进的一位。他对伏尔泰所谓的“开明专制”没有信心。这些统治者都倾向于压制异己的言论。他引用腓特烈大帝在柏林科学院的演讲：“没有比一个公正、人道与道德的君主统治下的专制政府更好的东西。但如果在平庸的君主统治下，它是最坏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是好的，一致对抗侵略的联合民主共和则更好。贵族政治在理论上是不公正的。因为优越是机会的产物，只要穷人没有受教育、没有财产，完全的民主将不可行。因此，一个睿智的立法者应该以普及教育与财产为目标。

这个百万富翁指责财富的集中及促成这种集中的金钱经济：

人类和国家几乎普遍的不幸福源自他们法律的缺陷，及财富的不平均分配。在大部分国家，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缺乏生活必需品，另一个阶级则在浪费中腐败……如果有权有势者的腐败以最奢侈的年代为盛，那是因为在那些时代中国家的财富只集中在最少数者的手里。

以金钱代替土地作为权力的象征，使人们竞相追求财富，其结果将危及社会的稳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导致毁灭性的通货膨胀：

在一个财富与金钱——尤其是纸币——逐渐增加的国家，物价与工资将逐渐上涨……当劳工在一个富有的国家里变得昂贵，这个国家的输入便将多于输出。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富国的金钱将不知不觉地流入贫国，而后者一旦变得富足，就会以同样方式毁灭自己。

财富集中与钱财争夺，能否防止？——

其一为重新分配土地以使地主的人数大增……当一个人的土地超过一定数目的面积，它们就应该被课以超过租金的税额。这种重新分配在金钱经济中几乎不可能实行……（但是）如果聪明地计划，它能够逐渐而不知不觉地予以改变。

减少某些人的财富，增加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并使穷人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就能使他们富足地供给自身与家庭的需要，然后人们就会变得人性所能容许的那样快乐。

·影响

我们可以在两本书和一个人中，发现几乎所有促成法国大革命及推动今日各国政府的思想。难怪18世纪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将爱尔维修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并列。他的第一本书流传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与伦比。“没有一本书，”吕内特里说道，“比它更显赫或包含更多势将征服世界的思想。”布里索于1775年说：“爱尔维修的体系风靡一时。反对它的杜尔哥抱怨说，它被人‘昏狂地’赞美。”另一个人则说：“在每张梳妆台上都可以发现这本书。”所有的批评家都赞美其清晰的风格、扣人心弦的隽语，及由一个大财主赞成财富重新分配而表现的人道主义。

可是，哲学家们都批评他的体系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伏尔泰拥护遗传说，所有人在心智、性格的潜在优越上并非生而平等。他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出来的。狄德罗同意伏尔泰的说法。在《对爱尔维修作品论人之批驳》一书中，他辩驳道，由于脑部天生的差异，不同人所接受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人非生而空白。是的，他生而无思想、无特定的感情。但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就被赋予感知、比较、选择和保留某些更有味的思想这一能力，及稍后导致真正感情的主要趋向。

狄德罗也由洛克出发，后来回到莱布尼茨，并向康德伸出手来。狄德罗认为环境和教育的效果，经常受到遗传的限制。“我们无法给予自然拒绝的东西，也许我们毁灭了她给予的东西……教育增进她的赐礼。”他痛恨将知性的快乐归源到感官快乐的说法，而且大肆攻击爱尔维修强调的：所有的利他行为都是无意识或隐藏的自利行为。

杜德芳夫人是在这点上赞同爱尔维修观点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个人，”她说，“泄露了每个人的秘密。”亚当·斯密追随休谟之后，坚持利他主义建立在与自我主义同样属于天赋的同情心上面。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他的经济理论建立在自爱的普遍性上。沉浸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指斥爱尔维修的理论：“我觉得我自己为一种他不曾体验过的慷慨气度驱使……我曾将他的理论与历史上不朽的英雄人物对质。”

这些争论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遗传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似乎显然能够影响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相同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个性、不同发展的人？但爱尔维修的理论也没有错。在遗传的限制内，环境、教育与立法还是可以对性格产生很大的作用，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一事实？也许我们应该对爱尔维修承认，没有人会故意受苦。但我们也必须对他说明，某些社会本能——如母爱、合群与赞美的喜好——它们在全盘力量上不及个人主义的本能那样强烈，但也强烈得足以使人在有意识地衡量快乐、痛苦或结果之前，做出利他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但有些人将其自我伸延至家庭、社会、国家或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自我是最善的。

无论如何，曾有许多人为爱尔维修的思想感动。拉夏洛泰也许受他影响才开始呼吁由国家控制的教育制度取代乡村教士学校和耶稣会学院。美国公立学校的设立也是由自称为爱尔维修的门徒孔多塞提议的。贝凯拉则说爱尔维修的作品鼓励他的刑法及刑事政策改革运动。边沁宣布说：“我思想中很大的一部分来自《论智力》——包括在道德与立法中寻求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1792年的国民会议颁给爱尔维修的女儿“国家之女”这一荣衔。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之探讨》（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一书以爱尔维修的思想为蓝图。戈德温的妻子玛丽划时代的巨著《女性的权利》（Rights of Woman，1792年），也受到爱尔维修所说的男女的不平等来自教育与机会不平等这一影响。

许多爱尔维修同时代的人，把他的普遍自爱理论与其性格的和善和生活的慈善做比较。马蒙泰尔写道：“不可能再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自由、慷慨而不夸张，真心诚意地施惠于人。”很少恭维别人的格里姆将爱尔维修描写成“一个真正的君子”，“公正、宽容、没有一切坏脾气、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好人”。爱尔维修在《论智力》一书中说的话最适合他自己：

如果我们要爱人类，我们不应对他们期望太高……每个人，只要他的情感不掩蔽其理智，将因为受教育而更宽容……如果最伟大的人常是最能宽容的……如果他在别人的罪恶里注入同情的成分，而且迟钝于发现这些罪恶，那是因为他心灵的提升不允许他不去注意别人可能有的美德，而只论及人类共同的过错。

他和妻子儿女在渥伦和巴黎过着虔诚而幸福恬静的生活。1764年，他到英国和德国旅行，拜访了休谟、吉本和腓特烈大帝。1770年，他资助让·皮加勒铸造伏尔泰的雕像。他于1771年逝世，霍尔巴赫及其他友人随侍在侧。他的遗孀因怀念他，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包括富兰克林在内。她在丈夫死后继续活了29年，安然度过大革命，于1800年去世，享年81岁。

助手们

一大群次要的哲学家在18世纪70年代曾参与对基督教的攻击。他们工作的狂热并不逊于早期传播福音的基督徒和驱逐摩尔人的西班牙基督徒。他们写了无数小册子和论文。而他们的灵感枯竭时，他们翻译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反宗教文字，从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到霍布斯。他们重新编列圣人和殉道者名册，将叛教者朱利安封为圣徒，将蓬波纳齐、布鲁诺、坎帕内拉、瓦尼尼、贝尔等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奉为偶像。他们谴责犹太人不仅在贷款上索取利息，而且产生了基督教。他们将耶和华描绘成残忍的怪物、战争之神及集体大屠杀的始祖。他们嘲笑原罪观念，嘲笑化作儿子入世被鞭笞、钉死，以平息上帝之怒的这位圣父自己。十字军是掠夺土地、垄断商业的远征队。他们蔑视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哥特式教堂则是野蛮与丑陋的建筑。达朗贝尔在周遭注意到“一种观念的提升”，一种“心灵的发酵和沸腾，正以某种强暴力量扫除途中的一切障碍”。

奈容是其中一个。圣伯夫说他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小吏”。他跟随霍尔巴赫，在其手下做翻译和编辑的工作。10年中，他们一起出版了30本大大小小、原创或承袭的攻击基督教的书刊。狄德罗说：“这就像一阵炸弹落在上帝的房子上。”霍尔巴赫另一个朋友布朗热以此为终生工作，死后（1759年）遗下一份题为《古代真面目》的手稿。霍尔巴赫将这份手稿保存到1765年，直到对这些哲学家友善的首相舒瓦瑟尔登台才加以付梓，并附录了一篇狄德罗的火热导言。宗教，布朗热写道，起源自原始人类对水灾和其他超自然灾难的恐惧。它由教士和君主组织而成，其阴谋是使专制合法，以回报专制政体强迫正教信仰。除非人类能借理性之光而向这些君主或教士挑战，否则他们将终生生活在这种可怖的阴谋之下。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莫雷莱，一个耶稣会的产物与反叛宗教的僧侣。他生于1727年，长寿得让内克尔夫人称其为一只有着耿直、廉洁及其他1000个好处的熊。他有足够的宗教情操去猜想上帝的存在。有时他还会对朋友坦白承认，而且要求他们不要泄露他的轻信。在狄德罗的指导下，他为《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在霍尔巴赫的餐桌上，他表现出无比的尖酸和机智，使伏尔泰称他为“咬人的牧师先生”。马蒙泰尔说他有“深邃的思想……与其声音同样正直的心灵”。1762年，他出版《裁判官手记》，其中几篇选自尼古拉斯·埃梅里科的《裁判官指引》。后者曾于1356年至1399年间热心地担任宗教裁判长。法国人几乎已忘了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莫雷莱引用其全盛时代的审判程序和刑罚以更新法国人的记忆。马勒泽布代表政府允许莫雷莱出版该书。因为，他说，法国的刑罚和这些宗教裁判法并无实际的分别。莫雷莱几乎不敢相信。但在出版那年，让·卡拉斯被图卢兹议会处以车磔刑。

还有一位叫雷纳尔的教士。一向冷静的格里姆在1772年的《文学通讯》上写道：“自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就不曾产生比雷纳尔的《欧洲殖民地的哲学和政治史及西印度群岛的商业》更值得流传后世、更能显出我们文明进步的纪念碑。”也许是格里姆对作者有特别的好感，因为雷纳尔于1753年开创《文学通讯》，而于1755年传给了格里姆，这对他的家用不无小补。格里姆的朋友狄德罗又曾帮忙准备这本不朽而尚未出版的书。这本书于1772年出版，立即广为流行，证实了格里姆的判断无误。1789年以前它卖出了40版，这个数字并没加上盗印版和翻译版。富兰克林、吉本和罗伯逊争相赞美。图桑在其中得到他奴隶解放运动的启示。一个博学的批评家认为它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更大的影响。

雷纳尔到巴黎时是一个穷教士，传说他能免于饿死是由于皮埃尔·普莱沃教士替临死者祈祷，每名收费20苏，他付给拉伯特15苏让其代替他做这件事。后者又把这桩生意转手给雷纳尔，但只付给他8苏。雷纳尔喜欢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家里做客，他被证明是一个愉快的伴侣。除了霍尔巴赫外，雷纳尔在收集资料，甚至部分写作中，也获得其他作家的帮忙。喜欢和人争论的卢梭发现雷纳尔是不可争论的，他在《忏悔录》中感谢他坚定的友谊和财力支持。

雷纳尔一定曾赚了不少钱，有人传说他为了让他的书得以出版而曾贿赂检察官。他曾为他的书辛辛苦苦地准备了20年。他在书中详述并谴责欧洲人对东方人和西印度群岛土著的贪婪、诈欺与暴行。同时警告殖民者，当心被殖民者在强大起来后可能施加的报复。它是法国对殖民地剥削者的第一声控诉。它也是第一本强调商业在近代历史中决定性的书籍。它也对印度土著的理想化与中国文明为欧洲自由分子接受做了不少贡献。充满此书的是几个启蒙时代的主题：对迷信与教士的敌视、对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思想和生活的愤怒。雷纳尔激动地认为天主教是教士与君主借着神话、奇迹、宣传、压制、杀戮互相支持的欺诈。他要求欧洲的君主自己解除宗教武装，允许言论和出版自由，预备民主政治。他同样没放过新教徒，因为他们也犯过宗教迫害的罪行。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狂热被他形容为塞勒姆的巫术迫害。

尽管曾经准备一段甚长的时间，这本书由于缺陷而终被遗忘。引证事实的疏忽、将传说误为历史、对日期的忽视、对权威的漠视、材料的混乱及感情的奔放，都使它不能成为一部历史著作。但这不是冷静公平的时候；一本书就是一件武器，不可能因为陈述反对面而变钝；文学就是战争。法国政府这样假定着，于是巴黎议会下令焚烧该书，同时驱逐雷纳尔出境。他于是逃到荷兰。但1784年在波旁王朝最温和的国王统治下，他认为返国是安全的。

他是少数亲眼目睹法国大革命，而且安然度过的哲学家之一。他被革命的暴力及各种老式的迫害震惊。1791年5月31日，78岁那年，他给制宪会议一封信，警告它当心超出限度。“我一直敢于告诉国王他们的职责何在，”他写道，“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人民他们的错误何在。”他指出暴民政治可以和君主专制一样残忍和不义。他护卫教士传教的权利，只要教会的反对者被允许有表明心迹的自由。他抗议将国教定为法律和暴民加诸教士的暴行。罗伯斯庇尔说服了大会让这位老头子躲过了断头台，但他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他终于在革命的胜利与恐怖中死于贫穷（1796年）。

霍尔巴赫

·和蔼的无神论者

在巴黎的哲学家中，最受爱戴的是1723年生于施派尔主教辖地埃德森姆的一位德国人。他以保罗·霍尔巴赫的名字受洗，并被教导成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祖父因从荷兰移植吐根树到凡尔赛而赚了一笔钱。保罗在莱顿学习科学和英文。他在《艾克斯—拉—沙贝条约》（1748年）后定居巴黎，成为法国公民，并入赘一个富豪家族，然后以11万利维尔和年息5%投资“国王秘书公司”而成为贵族。圈里人称他“男爵”，因为他在威斯特伐里亚拥有一块每年可收入6万利维尔的采邑。他每年总收入共计20万利维尔——“一笔从未有人运用得更高贵、更有贡献于科学与学术的财富。”莫雷莱这样说道。他扮演麦锡尼而资助马里沃及其他作家，而且收集了无数图书、绘画和自然历史标本。

他的家变成欧洲的“咖啡沙龙”。他在巴黎和乡村别墅格朗瓦勒的餐桌和客厅使他成为“哲学旅社的主人”——套用贺拉斯·沃波尔的话。每个周四和周日霍尔巴赫夫人都须准备12人的饮食。客人虽不全都一样，但大都是反基督教战争的领袖：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贝尔、雷纳尔、布朗热、莫雷莱、圣朗贝蒂、马蒙泰尔，有时布丰、杜尔哥和奎奈也会前来。卢梭也曾来过，但旋即被周遭的无神论吓得发抖。狄德罗正在大放厥词，加里亚尼主教也正以机智作践哲学理论。“男爵”把这种集会称作犹太教徒集会，它从两点开始，谈论、聚餐，再谈论到晚上七八点。在那个时代，讨论是不成文的文学，而不是琐碎、散漫的聊天。在那里，讨论毫无禁忌。“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关于宗教、哲学、政治最自由、最热烈、最有益的讨论。那里没有轻浮的笑话……最重要的，在那里狄罗德启发了我们的心智，并温暖了我们的灵魂。”莫雷莱这样说。狄德罗也曾告诉索菲小姐说，他们“讨论艺术、诗、爱的哲学……不朽的情操、人类、神祇、国王、空间与时间、生命与死亡”。马蒙泰尔说：“有时我以为我遇见了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的门徒。”或者——

遇到好天气，我们会将餐桌聚会改为哲学漫游……沿着塞纳河畔。这时鱼类常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轮流去那些以此闻名的餐厅吃饭，大多去圣克劳餐厅。接着大伙儿很早就去乘船，呼吸河上的空气。然后我们在暮色苍茫中通过布隆园回家。

霍尔巴赫的客厅声名远播。访问巴黎的外国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份请帖。休谟、斯特恩、加里克、沃波尔、富兰克林、普利斯特里、亚当·斯密、贝凯拉都曾先后拜访。那里无神论者的人数令他们有点迷惑不解。我们曾多少次听见狄德罗告诉罗米利说，休谟怀疑是否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时，“男爵”马上向他保证：“你正和17个无神论者一齐吃饭。”吉本曾报告说，巴黎的哲学家“嘲笑休谟谨慎的怀疑论，他们以独断主义者的武断宣扬无神论的教条，并讪笑、轻视、辱骂所有的信仰者”。普利斯特里也曾说过：“我在巴黎遇到的所有哲学家都是不信教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职业化的无神论者。”莫雷莱却说：“我们其中有许多是信神的，我们也不以此为耻。我们与无神论者做激烈的辩论，虽然我们喜欢他们是如此的良伴。”沃波尔觉得霍尔巴赫的“哲学家鸽舍”冒犯了他的英国风味。他厌恶地发现雷纳尔比他更了解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时，他只得装聋作哑。休谟的评论也许过于宽容：“这里（巴黎）的文人异常和气。他们生活在完全或几乎和谐的世界里，他们的道德也无可指责。你将会满意地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自然神论者。”事实上却十分混乱。

但大家都同意，“男爵”和夫人是完美的主人和可爱的人。霍尔巴赫夫人，据格里姆说，只为她丈夫活着。每次她一招待完他的客人，就拿着编织用具退隐到角落，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她死于1754年，那正是她生命的花样年华。霍尔巴赫曾一度沉浸在“极端的绝望中”。两年后，他娶了她的妹妹，一个同样忠顺的人。他为人如此和气，辩论如此谦虚，行善时如此隐蔽，以致没有人怀疑他会写出像《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这样一本对无神论提供强有力护卫的书。“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单纯的人。”若弗兰夫人说道。连几乎讨厌所有“哲学家”的卢梭也如此倾心于霍尔巴赫的人格，甚至用他作为《新爱洛漪丝》一书中善良的不可知论者沃尔曼的模型。经常对每一个人——卢梭除外——做冷静分析的格里姆写道：

霍尔巴赫男爵信仰理性的帝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他的情欲（我们经常以自己来判断别人）永远屈服于美德与正确的原则之前。对于他而言，怨恨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却无法毫不费力地隐藏他对教士们的坦白恐惧……一谈到这些人，他良善的天性就遗弃他了。

霍尔巴赫热烈地支持《百科全书》，献出金钱和文章，并在达朗贝尔和伏尔泰遗弃这件工作后，继续给予狄德罗鼓励和勇气。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讨论自然科学，因为霍尔巴赫也许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科学最内行的一位。“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格里姆于1789年写道，“而我也没见过比他更不在乎在世人眼中被认为是饱学之士的人。”在奈容的协助下，他由德文翻译了不少科学论文。由于这项工作，他被任命为柏林和圣彼得堡学会的会员。他从不申请进入法国科学院。

科学的诱惑及对其迅速改善人类生活的期望，使霍尔巴赫对控制教育和阻碍科学进展的教会怀着无比的敌意。他从不放过任何攻击教士的机会。他曾为《百科全书》写《教士》和《神权政治》两篇文章。从1766年起，他和奈容组织一个反基督教文学的“工厂”。《圣人列传》、《论教士的诈欺》、《教士的真面目》（Prêtres démasqués）、《论宗教的残忍》、《地狱的毁灭》相继迅速出版。他是传播兴奋消息的新使徒——地狱已被毁灭。

1761年，这座某些人所称的“无神论工厂”出版一本题为《基督教的真面目》的书。此书大部分由霍尔巴赫执笔，在首页却归给“已故的布朗热先生”。一个小男孩曾因贩卖此书被罚烙刑，并被送到船上充当5年的役夫。它是对教会与国家联合阵线的正面攻击。他早在卡尔·马克思之前把宗教形容为“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以狂热（此词在18世纪特指宗教狂热）麻醉人民的艺术，为的是阻止其反抗政府加诸其上的罪恶……统治的伎俩已变成只不过是从迷信造成的心智与灵魂的错误与卑微中掏取利益的伎俩……借着隐形权力的恐吓，他们（教会与国家）强迫人民默默忍受由这种有形权力所加的苦难。他们被灌输一种希望：如果在这个世界活得不愉快，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将会幸福。

霍尔巴赫认为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是法国最根本的罪恶。“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攻击宗教。因为在我看来，它有损于国家的福祉、人类的心灵，而且与健全的道德原则冲突。”——

基督徒接受的是奇迹及一些不可思议而与理性完全抵触的教条，而绝非道德。从他学习的第一天开始，教会就教他不要信任自己的感官，而且要压制理性，盲目服从老师的权威……那些企图反抗的人常常发现自己已不能纠正这些混杂在母奶里的错误观念。

霍尔巴赫坚持认为把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这些信仰会改变。而它们一旦崩溃，必定也会危及附属其上的道德规则：

任何发现宗教所依的证据的虚假与弱点的人……将会以为建立于宗教的道德和宗教一样的荒诞……这就是“非教徒”（infidel）和“放纵者”（libertine）变成同义词的原因。如果人们接受的是自然道德，而不是神学道德，就没有这个缺点。我们不应只因为上帝禁止放纵和罪行，才来照样予以禁止。我们应该说，所有的放纵对人类都有害。它使人在社会中成为卑鄙的小人。它是理性禁止的……而且要求人类为永恒的幸福而努力的自然，也禁止这样。

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一个负财务重任的人会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写这么多书。1767年，他写了一本叫《袖珍神学》（Théologie Portative）的书，对基督教义开了大大的玩笑，并将所有的神学归纳为教士的权力欲。1768年，他出版《神圣的传染病，或迷信的自然史》，佯称是译自英国人让·特伦查德的作品。同年出版《致尤金妮亚书》，则假托索镇的一位享乐派哲学家。1769年，他出版《偏见论文集》，宣称宗教罪恶的唯一解救之道是教育与哲学的传播。而1770年，这位忙碌的男爵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一本反基督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书。

·自然体系

《自然体系，或物理与道德世界的运动法则》对外宣称在伦敦印刷，其实是在阿姆斯特丹。它装订成两大册，作者名字是“米哈墨先生”，此人死于10年前。曾是法国科学院的秘书，导论中简单介绍他的生平和著作，但没有人会相信这位温和的模范好人能写出这样一本恶名昭彰的书。

1770年，每4年举行一次的教士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把一笔款项赠给国王，条件是他必须压制法国境内盛行的反基督教文学。路易十五马上下令执行，于是巴黎议会列了7本禁书，其中有霍尔巴赫的《基督教的真面目》和《自然体系》。此书被形容为“对神不敬、亵渎、有煽动性、企图毁灭所有神圣的观念，诱使人民反抗政府和教会、颠覆所有的公共安全和道德原则，而且使所有子民背叛其君主”。这些书籍必须烧毁，作者必须逮捕并严予惩处。莫雷莱告诉我们，有10个人知道作者是霍尔巴赫，他们将这个秘密守了20年。“犹太集会”继续举行。霍尔巴赫夫人有时也会邀请刚因对天主教做学术上的辩护而接受教会薪俸的贝杰尔参加聚餐。许多人怀疑那本书中某些章节是狄德罗写的。就整体而论，那本书井然、严谨而不像他的文笔，但结尾部分对自然的绚丽注释则有可能。无论如何，狄德罗在巴黎并不安全。他觉得还是去朗格里比较明智。

《自然体系》这本书最终由荷兰偷运进来，而且受到广泛的欢迎，包括“学者、不学无术者和女人”。伏尔泰这样说。狄德罗听说后不禁大悦。“我深深喜爱的是，”他说，“《自然体系》中所有的那种明了、确定、坦白的哲学。作者并非在这页上是无神论者，而在另一页上又是自然神论者。他的哲学始终一致。”这恰好与狄德罗的哲学完全相反。他真正高兴的是，霍尔巴赫在书中每一页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但书中仍充满了一种对人类幸福的宗教式信心。目击在教士与君王统治下的世界的苦难，霍尔巴赫得出结论说，如果人类舍弃教士和君王而追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话，他们会更幸福。该书在开头第一句就揭露它的精神和主题：

人类不幸的根源来自对自然的无知。他对盲目言论的固执远自孩提时代就已深植……由之而来的偏见歪曲了他的心灵，使他注定要不断地臣服于错误……他盲目地追随错误的权威，或那些借诈欺他而获利的人……拯救他脱离黑暗，引导他走出迷宫……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及不屈不挠的决心……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寻找一个方法去毁灭那些只能使我们迷失的幻象。解除这些邪恶的药方，只能在自然本身中寻求。只有在她丰富的资源中，我们才能理性地期待发现解毒剂，以对抗由权力欲的狂热招致的灾祸。这是我们寻求药方的时候了，这是我们面对邪恶、追究其根源和结构的时候了。理智及其可信赖的经验，必须开始从他的壕沟里攻击人类已久为其牺牲品的偏见……

让我们以勇气、以对理性的尊敬、以对真理的永恒的爱来鼓舞人们，使他能够学习、相信经验，并使他不再受权威的欺诈……使他学习将他的道德原则建立在他的本性上、需要上及社会利益上，使他敢于爱自己，使他成为富有德行和理性的生命。这样他就不可能不幸福。

提出了他的计划后，霍尔巴赫接着有系统地驳斥所有超自然的事物和观念。同时接受自然的一切，包括它一切的美、残忍、限制和可能性。他将所有的存在归纳为物质和运动，而企图在这种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感化野蛮人为公民、能够塑造个性和社会秩序、能够给予无法免于死亡的生命以有理性的幸福的道德体系。

他由自然开始，最后也回到自然，但他反对任何将自然人格化的企图。他将自然定义为“物质在各种不同联结之下的总和的结果”。这可以说是霍尔巴赫对宇宙的昵称。物质则小心定义为“所有不拘任何形式影响我们感官的东西”——

宇宙中的每个物体都在运动，物质的本质便是行动。如果我们谨慎地予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静止的……所有我们看来静止的东西，其实每一瞬间都在变化。所有的存在都在不断地生产、增加、减少和分裂……连最坚硬的石头也在空气的接触下逐渐腐蚀。

自然整体是“一个广大的、不间断的因果的连续”。我们的知识愈广博，宇宙纯由自然原因而变化的证据就愈明显。虽然死寂的物质如何会变得生机盎然是难以了解的，但相信生命是某一外在于物质宇宙的实体的创造物更加困难。物质如何能感受也是难以了解的，但物质的其他属性如“引力、磁力、弹性、电力”并不比感觉更容易解释。

人也是一个“纯粹物质的存在”，受同样的法则支配。一个物质性的实体怎会和一个非物质的心灵结合呢？因此“灵魂”只是躯体的全部组织和活动，它没有独立的存在。“心灵在躯体死亡后仍能感觉、思想、享乐、受苦，等于一个破碎的时钟仍能敲声报时一样。”将心灵与灵魂看作非物质的存在已耽搁了我们对心理疾病的治疗。我们把心灵当作躯体的功能之一时，我们才能探测心理错乱的物理原因，而予以医学治疗。

作为肉体的功能之一，心灵同样受普遍的自然因果律的支配。《自然体系》第6章是法国哲学中为决定论辩护最动人的文字：

人类的生命是一条自然嘱令人类在其上留下表记的道路，人须臾不能离开它。他的出生并没经过他的同意，他的肉体绝不依靠他自己。他思想的产生非由自愿，他的习惯也受别人的影响。一些他无法控制的原因，可见或不可见的，不断地改变他的生存模式，影响他的思想，并决定他的行为方式。他也许善，也许恶；也许幸福，也许悲惨；也许睿智，也许愚笨；也许理性，也许不可理喻。这些都是他的意志无法决定的。

这种决定论似乎暗含着一种宿命论。不像其他的决定论者，霍尔巴赫坦白地接受了这种宿命论。宇宙在瞬间的状况由其先前的状况决定，而先前的状况又由更前的状况决定，如此继续下去。所以，任何历史时刻都可当作以后任何时刻的决定者。霍尔巴赫并不把人类——包括每位天才和圣人——产自太初混沌的这一观念放在心上。他以斯多葛式的骄傲接受他的信念：

人是自然的产物。他生存在自然中，他臣服于她的法律。甚至在思想中，他都无法逃离这些法则，也不能超越它们。因此，不要在宇宙之外寻求能给予他自然否认的幸福的存在，让人类研究自然，让他学习她的律法、了解她的力量、观察她行动的规则。让他把这些发现应用在他的福利之上，同时默默承受她不可更改的法令。让他愉快地承认他忽略了一些由牢不可破的律则掩盖的原因，让他毫无埋怨地接受自然的判决，虽然他从不能理解它，也无法从加诸他身上的自然律中解放。

这种宿命论是否在告诉我们，一切躲避罪恶、耻辱、疾病或死亡的努力均属无效，而我们最好停止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野心和奋斗，让这些事件自然发生？霍尔巴赫的回答是我们毫无选择。遗传和环境早已决定我们对生命的挑战和需要的态度将是冷漠或热烈的。霍尔巴赫早已反对宽恕罪恶反而会使罪恶大为增加的说法。决定论并没说罪恶不应惩罚；相反，决定论将引导立法者、教师和舆论借道德或法律提供更佳的罪恶制止物及更多的社会行为鼓励物。这些奖惩物将会成为决定人类行为的环境因素。但决定论要我们将罪恶与反社会行为认作是由遗传和环境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因此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疾病处理。我们必须废弃虐待和极刑的惩罚，因为它们只会加强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并使人们习惯于暴力和残忍，而非使人们远离罪恶。

这种哲学当然没有给神祇任何地位。霍尔巴赫对一神论、自然神论和泛神论不妥协的敌视，使当时的人称他为“上帝的私敌”。“如果我们追根究底，我们就可发现无知与恐惧创造神祇。幻想、狂热及欺骗装饰或歪曲了神祇。柔弱崇拜他们，轻信使其生存，风俗尊敬他们，暴君支持他们以……遂其野心。”他重新提出以前所有攻击宗教的言论，并和爱尔维修同样激烈地攻击《圣经》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他不认为宇宙的伟大秩序和法则有至高的主宰存在，他们来自自然因果的机械性运作，实在没有必要把它们归因于一个比宇宙更难解释的神灵。秩序与混乱、善与恶、美与丑一样都是主观概念，它们来自我们知觉的适意与否。但人非“万物的尺度”，他的满足并非应用到宇宙的客观标准。从空间的最小点上，不管我们认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自然总在运作不息。由此整体的观点看来，“真正的恶并不存在。宫殿的倒塌虽能压碎人，但对于昆虫而言则将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我们必须将包括壮丽与残酷在内的自然，看成无偏的中立：

这本著作已清晰地证明了每件事都有必然性，每件事都在“自然”的秩序之中，每件事都只能遵循自然强加于其上的律则……自然公平地分配所谓的秩序与所谓的混乱、所谓的快乐与所谓的痛苦。简而言之，由于她存在的需要，她同样散播恶与善……因此，让我们不要赞扬她的仁慈或叱责她的狠毒，让我们不要幻想我们的怒吼或祈求能阻挡她遵循着不可变的法则的巨大力量……我们受苦时，我们不要以虚幻的妄想寻求救济。让我们从自然的商店中求取她应允的救济，让我们在她伟大的怀抱中求取她的乳汁。

霍尔巴赫已接近于以自然来重新介绍上帝。在呼吁勿将自然人格化的同时，他倾向于将她神化。他屡屡言及她的万能、她的意志、她的计划和她的富厚。他将她看作人类最好的指引，并让狄德罗写一段歌颂她的文字作为他那本动人著作的结尾：“哦，自然，一切存在的主宰！而你们，她可敬的儿女，美德、理性和真理是永远神圣的！人类的赞美是属于你的。尘世的礼赞也是属于你的……”这种泛神论几乎与霍尔巴赫把自然视为无私地放出善与恶的观念不能相容：“微风、暴雨、火山、战争、瘟疫、饥荒、疾病、死亡对其永恒的运行几乎和有益的阳光一样不可缺少。”这让我们想起了加尔文的上帝，吝于施舍天堂，却慨于给予地狱。

霍尔巴赫不但反对神的概念，还包括这个字眼。“上帝和创造这些字必须从一切为人所了解的语言中加以剔除。它们是无知发明的抽象字眼。它们只用来满足那些缺乏体验，及懒惰、胆小得无法研究自然和自然之道的人们。”他反对一神论，认为它与迷信妥协，同时建立了一种无神论的真实宗教：

人类之友必不能同时为上帝之友，因为后者经常是世界的灾祸。自然的使徒将不会是欺诈与妄想的工具。世界成为幻象的住所即由于这一妄想所致。真理的崇拜者将不会和虚伪妥协……他知道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立即将迷信的黑暗大厦夷为平地，并在其上建立只供奉适于和平的自然的庙宇……如果他的努力终归失败，如果他不能以勇气鼓舞习于颤抖的群众，他至少也会因敢于尝试而骄傲。然而他绝不认为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只要他曾使一个人快乐，只要他的原则曾安慰一个诚实的心灵……至少他能使自己的心灵免于迷信的恐怖……他能践踏这些曾折磨不幸者的妄想。这样，远离暴风雨的危难，他伫立于岩石之上，安详地沉思迷信造成的风暴。然后他会对这些期待帮助的人，伸出援助的手。

·道德与国家

无神论能否和道德相容？凡人的强烈自利冲动能否为没有宗教支持和宗教信仰的道德规则控制？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中，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于1776年以3卷的著作《世界道德》（Morale Universelle）重新予以讨论。首先，他怀疑宗教对道德是否有所裨益：

尽管地狱被形容得这么恐怖，放纵的罪犯仍充满我们的城市。……被定罪的盗贼和凶手是否都是无神论者、怀疑论者呢？这些邪恶之徒都信仰神……最具有宗教热忱的父亲在规劝孩子时是否提到神呢？……放荡败坏身体，赌博葬送财产并受社会的歧视——这些才是上帝的动机。

即使宗教对道德有所裨益，这些好处能否弥补宗教带来的罪恶？——

如果一个人被这个观念（地狱）约束，就有数千人对它无动于衷。它更令成千上万的人无理性，成为野蛮的迫害者，沦为邪恶者……盲从者。它扰乱成千上万人的心灵，却令他们将职责推卸给社会。

他同时考虑到宗教伪善对怀疑论者的压力：

那些企图以神学的观念禁锢哲学天才的人，让他们读读莱布尼茨、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拉尔夫·卡德沃斯等人的形而上学，然后再冷静地沉思那些才气不足、狂热有余的所谓“偶发因”的“预设的和谐”体系。

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教人将思想集中于个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中的得救，它斫丧了人在这个世界的生机，令人漠视同胞的苦难和压力及集体和政府的不义。

霍尔巴赫反对伏尔泰主张的人天生具有善恶感的观念。良心不是上帝，而是国家的声音；它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数的告诫、命令和责备的累积物。“我们可以将良心定义为：我们的行动在别人身上及自身产生的效果的知识。”这种良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指引，因为它可由错误的教育、错误的经验、错误的推理或腐败的舆论造成。没有一个罪恶不可以借规诫或邪恶的模范改装成美德，所以无论宗教如何禁止通奸，它已被认为一项骄傲的成就；谄媚在宫廷是必要的，奸杀与掠夺则是兵士出生入死的合法报酬。“我们看到剥削同胞致富的大贾，并不受良心的谴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狂热者，他们的良心被错误观念遮蔽而鼓舞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异己者”。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是一种为更佳教育、经常瞻顾我们行为对别人或自己造成的影响及更健康的舆论造成的良心。

霍尔巴赫和基督教同样认为人天性倾向罪恶——对群体有害，但他认为这种罪恶的天性源自“我们祖先之罪”的说法是荒谬的。他接受自私心为人类行为的基础，而和爱尔维修一样企图将道德规范建立在有利于个人的社会行为之上。“道德将是枉然的，如果它不能向人类证明：服从道德对他是有利益的。”教育能教导人们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也能使人们为获得社会的赞扬、报酬与荣誉感，而做出利他的行为。所以，霍尔巴赫将其伦理学称为“自然的法令”：

为你自己及你的同类们生活吧！他们不危害你及你快乐所赖的其他人时，我（自然）准许你有快乐……要公正，公正延续了人类的种族。要善良，你的善良将吸引每个心灵。要宽大，你生存于和你同样柔弱的人群中。要谦逊，你的骄傲将伤害你周围人群的自尊。宽恕罪恶，善待伤害你的人……以赢取他的友谊。要节制、克制、忠贞，因为淫荡和放纵将使你毁灭，使你卑鄙。

如果政府能更关切人民的健康、治安和教育，罪恶就会减少。人患得患失，他就不会铤而走险。如果教育训练人们习于理性，而不以不久即会丧失其力量的非理性的信仰恐吓他，人们在行动之前就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因而变得更有德行。终极而言，知识是最高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是通往幸福的最佳途径。

在《自然体系》、《社会体系》（1772年）和《自然政治》（1772年）诸书中，这位永不疲倦的百万富翁，探讨了社会和政府问题。在这些著作中，攻击的矛头从教会转向政府。霍尔巴赫和洛克、马克思同样认为劳力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但是，与洛克一样，他以为个人有权拥有私人财产，因为它是个人劳动力的产品。虽然身为贵族，他宁可推翻贵族政治：

一群人，仅靠出身就能拥有财富和尊严，必然令其他阶级的公民沮丧、不平。仅有优良祖先的人，无权获得这些报偿……遗传的贵族制度，应该被看成有毒的恶习，它仅有利于那些懒散之徒……一个阶层的无能，害了所有。……储存在中世纪城堡中的古老所有特权状和文件，有无权力将高贵的政府和教会及法院与军中的职位，授给其子孙，而毫不顾及这些子孙是否具备这些职务必需的才能？

至于教士，让他们自谋生计。教会和国家应该严格地分开。宗教团体应该被看作自愿性的结社，它们应享有自由，却不应有国家的支持，而任何聪明的政府都会防范任何一个宗教的不容忍与迫害。

虽然他是一个靠地租度日的人，霍尔巴赫激烈地批评这种懒惰的中产阶级，对商人又报以贵族式的轻视。“没有比搜寻猎物的商人更危险的了。”商业的贪婪渐渐地代替王室的野心，成为战争之因：

为了几堆沙石，国家就会割断对方的喉咙。整个国家成为奸诈商人的玩物，他希求财富以饱私囊。人口逐渐减少，税捐逐渐增加，人民逐渐穷困，以满足少数人的贪婪。

他抨击刚获得印度和加拿大的英国：

有一个民族，他们的贪婪已构成了一个剥削世界商业、称霸海洋的庞大计划——一个邪恶和疯狂的计划，它的施行必然为这个受到这种疯狂引导的民族带来灾祸……总有一天，印度人会自欧洲学到战争的技术，而将英国人赶入海里。

霍尔巴赫倾向于放任主义：

政府除了放任商人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没有一条规则比他的利益更能指引其企业……国家除了保护商业，别无所事。允许其属民有最大自由的商业国家，无疑将立即超越其他国家。

他同时劝告政府防止危险的财富集中。他乐于引用圣哲罗姆的讽语：“富人不是恶汉，就是恶汉的子孙。”——

大部分国家中，3/4的人民一无所有……少数人吸收了国家所有的财产和资源，他们就成为国家的主人……所有的政府似乎都忽略了这个真理……当公意或法律，无法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保持平衡，某些人就可以凭借武力、诈欺、引诱而剥削别人的果实。

按照霍尔巴赫的看法，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和聪明的少数人联合以剥削多数人。他似乎想到路易十四：

我们只看到不义的君主，因奢侈而虚弱，因谄媚而腐败，因淫佚而堕落，淫猥、邪恶、无能、缺德……对他们统治的政府无所作为。他们对人民的福祉鲜少关心，无视于自己的职责。被欲望激起……以喂饱无餍的野心，他们发动无用、残杀生灵的战争，对国家利益最主要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

想到法国政府，霍尔巴赫不得不攻击其私人包税制度：

这个暴君讨好一群满足其贪婪的人，而其代价是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剥削其他人……他盲目的眼睛无法看到：他子民必须缴纳双倍的税金，而流入勒索者口袋中的金钱，即是他自己的损失。同时，资助附属收税官的军队不仅全无效用，反而对他宣战……这些土匪，愈变愈富，以致引起贵族的嫉妒和同胞的仇视……财富成为唯一的动机……对金银的渴望充斥了每个人的心。

有时，这位生活舒适的贵族，谈话口气就像一个愤怒的不得志青年：“各国是否愿意不去理会一群腐败吸血者的虚荣奢侈和贪婪呢？”他以这种语调响应了一度是他朋友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人是邪恶的，并非他生来即如此，而是被造成如此。达官显要毫无顾忌地压榨贫困者与不幸者。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无时不在设法报复他们接受的罪恶，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攻击对待他们有如后母的政府，她把每样东西给予某些孩子，却剥夺其他孩子的每样东西……

人几乎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奴隶。他是低贱的、自私的、毫无荣誉的。简而言之，他既身为国家的一员，他就有国家的一切缺点。他到处受欺骗，到处被鼓励无知，到处被禁止使用理性。当然，他必须经常保持愚笨、无理性和邪恶。到处他都看到罪恶正被尊崇，他因此下结论：罪恶是好的，美德只是无谓的自我牺牲……如果政府有教化而能考虑到人民的教育与福利，如果法律公平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寻求违反人类感情与需要的来世。

如何制止这种剥削呢？第一步是推翻独裁的君主制。“绝对的权力必定在心灵中腐败，不管谁拥有它……君主的权力应该经常置于人民代表的控制下。而这些代表，应该经常对他们选民的意志负责。”这是对召开重大的1789年国民会议的一次呼吁。既然每个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社会能随时撤回这些权力，如果政府不再代表公共意志”。这是卢梭和大革命的宣言。

但是，革命为了重建另一个形式的世界，有时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毁灭过去：

并非借着危险的内乱，并非借着斗争、杀君和无谓的罪恶，国家之疾就可治愈。这些凶暴的罪恶，有时比它们所欲治疗的更为残酷……理智并不渴望暴动与流血，它提供的改革也许是缓慢的，但是更妥善的计划。

人类是不完美的，因此不能造出完美的国家。乌托邦是精神错乱与非理性的人类的妄想……政治的完美化，只能由几个世纪的经验而来，进步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长远的历程。许多年代的教育和试验，是社会疾病的发现和治疗必需的。民主是一个理想，但只在小国寡民和教育普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在路易十六的法国，实行民主是不智的。也许这个如此善良的新国王，会以极大的才能改革国家。所以，霍尔巴赫终究拥护君主立宪，将他的著作呈献给路易十六，认为他是“一个公正、人道、仁慈的国王……人民的父亲、穷人的保护者”。这位年老的“哲学家”就在这个不可能的希望中搁笔。

·霍尔巴赫及其批评者

《自然体系》是哲学史中维护唯物论和无神论最彻底、最直接的著作。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伏尔泰不停的踌躇、矛盾和诡谲，狄德罗不知所云的狂热和冲突，卢梭的困惑。相反，我们看到了思想的一致性，及有时沉重、有时灿烂、却经常具有说服力、永远清晰简洁的一种文体。然而，恐怕大众无法消化这本700页的书，他急欲以一本更简单的书：《良知，或与超自然意念相对的意念》（1772年）以普及大众。很少会有作家像他那样勤勉地普及如此艰深的信念。

他的声名远播，可以由腓特烈大帝对《自然体系》一书的反应中看出。一个一直礼遇哲学家并被他们赞美为他们的保护者及楷模的人，看到他们的领袖无情地攻击专制和基督教，便马上和他们决裂。借着这项攻击基督教运动的声势，以削弱国内的教权，当然对其有利。但是，看到这种反叛，竟然扩及对君权和上帝的侮辱，他不得不感到愤怒，或许是害怕。写出《反马基雅维利》的同一管笔，现在也写下《对自然体系的反驳》。这个叫霍尔巴赫的人，走得太快太远了。“一个人对群众说话时，”腓特烈建议道，“他应考虑这些盲从的耳朵的脆弱，他不应该令人震惊，他应该等到时机成熟。”

显然是由于腓特烈的忠告，但也可能是担心霍尔巴赫的极端激进主义，会将所有无神论者和革命分子以外的人士从哲学阵营中拉走，伏尔泰像一个责骂僭越军官的将军一般，在他的《哲学字典》“上帝”一章中，大大批评了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他开始就写道：

这个作者的好处是，受教育者和没受教育者，及妇女都读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有斯宾诺莎没有的优点。他的作品经常清晰易懂，有时甚有说服力，但是，与其他人一样，他也犯了重复、巧辩、自相矛盾等毛病。至于深度问题，在物理学和道德问题上，我们对他都不能寄予信任。这里牵涉到人类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检查他的理论是否正确而有用。

伏尔泰不同意宇宙的秩序或混乱完全是我们的主观概念和偏见。他辩称，秩序非常明显，混乱则有时令人痛苦地明显：

一个生来即盲或缺腿或可怕的畸形儿岂非与人的本质互相冲突？岂非自然的普遍规律创造秩序，而不规律构成混乱？那岂不是一个伟大的矛盾，一个可怕的混乱，自然给予一个婴孩饥饿，同时给他一个封闭的食道？每一种生物排泄都是必需的，排泄道却经常没有出口……混乱的原因有待发现，可是混乱是真实存在的。

至于物质能产生生命和心灵这个问题，虽然伏尔泰一度倾向此种观点，他还是宁愿采取温和的不可知论，而不愿相信霍尔巴赫满怀自信的假说：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静止而死寂的物质以某种方式结合，它就能产生行动、生命和心灵。”（他直接录自《自然体系》。）但这正是困难之所在。一个活生生的细菌是如何来的？作者和读者对它同样一无所知。因此，《自然体系》及其他所有的哲学理论，难道不是梦呓？“我们必须给这一重要的原则下一个定义，虽然我也认为不可能。”（霍尔巴赫这样说。）这种定义难道不是很简单吗？……生命不是具有感觉的组织吗？但是，这两种属性能单独来自活动中的物质，却是不可证明的；而如果不能证明，为什么要予以坚持呢？……许多读者都会愤慨于作者没有解释任何事物，而语调那样肯定……当你大胆地宣称没有神，或物质由于永恒的需要而自行活动，你必须像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命题一样精确无疑。否则，你只能将你的体系建立在“也许”的基础上。而对于人类的信仰而言，这是何等重要的基础！

霍尔巴赫在支持自然发生论时，曾提到英国耶稣会士约翰·尼达姆1748年的实验。由这个实验，他自信他已成功地由无生命物质造出了新有机体。留意最新科学发展的伏尔泰，根据斯帕兰扎尼的实验（1765年），指出尼达姆实验过程和结论的错误。霍尔巴赫在自然中看不出有何精心设计之处，伏尔泰则相反。他辩称人类心智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在宇宙之中或之后，有一心灵存在，最后他回到那句有名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如果没有对“全能之主”的信仰，对他的公正和智慧的信仰，带着无限神秘与凄惨的生命，将变得无法忍受。他赞同霍尔巴赫对迷信的攻击，但是，他以对一个神的单纯崇拜来维护宗教。他亲切地结论道：

我认为你大大地错误，但是，我同样认为你在自欺中还是诚实的。你希望即使没有上帝，人们仍然善良，虽然你曾不幸地说“如果罪恶予人快乐，人必会喜爱罪恶”——一句可怕的话，即使你的朋友也会要求你予以删掉。除此之外，你一直在鼓励正直。这个哲学争论将只存在于你跟其他欧洲的少数哲学家之间，世界上其余的人，甚至听都不会听到。人们不阅读我们的著作……你是错误的，我们仍然尊重你的智慧和美德。

伏尔泰这篇辩驳，我们不知道是否出于真心诚意。他听到腓特烈大帝也为文反对《自然体系》时，曾轻描淡写地评论道：“上帝的阵营中有两位欧洲最不迷信的大将——他应该大大感到高兴。”他要求黎塞留公爵使路易十五知道，费内这位不情愿的驱逐者，曾对这本成为巴黎话题的大胆著作做了答辩。

霍尔巴赫的朋友曾将伏尔泰对他的批评当作宣传这位男爵观念的一种方法，予以发行。年轻的反叛者也把唯物论当作反抗天主教的勇气标志。霍尔巴赫的哲学在罗伯斯庇尔前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髓——虽然后者比较喜欢卢梭。我们在卡米勒·德穆兰、马拉、丹东等人的著作中，听到对《自然体系》的回响。“霍尔巴赫比伏尔泰，比狄德罗，”埃米勒·法盖说，“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哲学及反宗教论战的宗师。”在五人执政团期间，一个部长为牵制天主教政敌，将霍尔巴赫的书送给政府里每一位部长级人物。在英国普利斯特里的物质论中，我们发现霍尔巴赫的影响；戈德温的《政治正义的探讨》源自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卢梭；而戈德温的女婿雪莱，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经常摘录《自然体系》一书，并翻为英文，以号召他的牛津导师们到反宗教的阵营来。在德国，则是霍尔巴赫的唯物论和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自“独断论的迷梦”（dogmatic slumber）中惊醒。也许马克思也间接地由霍尔巴赫继承了唯物论的传统。

远在拜伦写作之前，伯克利就曾提出对唯物论最严重的批评：心灵是我们直接认知的唯一实在；物质（因为霍尔巴赫定义为“凡影响我们感官的东西”）则须通过心灵间接认知；将直接的认知归于间接，似乎不合理性。我们现在对物质已不如从前那样自信。我们对原子和心灵，同样感到迷惑，两者都可分解为我们不能了解的能量形式。以机械论观点解释生命，在生理学领域中已经证明了成果丰硕。但器官（物质），像运动员的肌肉，其成为欲望（心灵）的产品和工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机械论、决定论，甚至“自然法”，也许过于简化，而在逻辑上也许也无法辩驳，因它们是心灵为处理现象、事件、东西的方便而发明的工具。这些工具已成为科学思想中无法或缺的工具。但是，应用到创造它们的心灵时，它们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第八章　伏尔泰与基督教（1734—1778）

伏尔泰与上帝

他的一些非宗教性活动、言论和兴趣，我们目前暂不讨论。现在我们只综论他对宗教的看法及他对抗基督教的战争。我们要说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以前都曾说过百遍以上；而他关于基督教的每一言论，以前也都曾说过百遍以上。只不过当他说的时候，他的话就像把火焰烧遍欧洲，然后成为铸造他的以及我们时代的一股力量。

他会怀疑基督信条，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宗教企图掩灭而非鼓舞知性，而伏尔泰就是知性的化身，不安静而且不妥协。他曾经参加殿堂怀疑论者的阵营，在英国的有神论者之间滋养怀疑的种子，在锡雷从事科学研究，在德国和腓特烈大帝交换反宗教心得。但56岁以前，他一直将反宗教看作私人运动或不经意的表现，不对教会公开宣战。相反，他继续不断公开地护卫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一个公正的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除非我们将他看作说谎者（他经常如此），他至死信仰上帝和宗教的价值。我们可以引用他的话来证明几乎每一件事，因为他和每种生物一样地生长、改变和毁灭。我们当中有谁在50岁时还保持着20岁的看法，或70岁时仍有50岁的看法？伏尔泰不停地自相矛盾，他寿命长而且著作丰富，他的言论因此与时俱变。

在锡雷，约1734年，他曾尝试将他对宇宙原始的观念表现在《形而上学论》中。在英国人较熟悉的佩利前，伏尔泰说：认为宇宙为一高超心灵的产物，就和认为钟表是钟表匠的产物一样的合乎逻辑；在两者之中，他都看到了为某个特定目的而设计特别方法的证据。但就像钟表虽然为人设计，还是必须遵循某些固定的法则，宇宙亦然。其中并无所谓奇迹。他仍不能放弃人类的意志具有某些神秘的状态及适度的自由这一想法，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自由意志对机械世界的影响，一定会推翻其机械性。心灵是物质的形式和功能。“我们必须认为，”伏尔泰跟随洛克这样说道，“上帝很可能加思想于物质之上。”物质能够思想与无形的心灵能够影响有形的肉体一样不足为奇。灵魂只是肉体的生命，而且随之而亡。除了自然，没有其他的神秘的启示。这就已足够，而且取之不竭。宗教也许有好处，但智者不必用它来支持道德。历史上，它经常被教士用来迷惑大众的心灵，国王则用它来扒窃大众的口袋。美德应有益社会而非只是对上帝的服从，更不应倚赖死后的奖赏与惩罚。

伏尔泰将这篇75页的著作宣读给夏特莱夫人听。后者显然不赞成它出版。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看法，而将原稿搁置。因此，在他有生之年，它从未出版过。他从而相信，任何理性形而上学——任何以理智解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本质、命运的企图——永远在人类的能力之外。他阅读哲学著作，却不敬佩他们的体系。“在形而上学和道德中，”他说，“古人已经说出了每件事。我们一直遭遇或重复他们的话。现代所有这类书只是重述而已。”斯宾诺莎的体系必定给他很深刻的印象，他努力予以驳斥。

虽然他否认，他实在不能将他的兴趣完全投掷在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上。1734年至1756年，他断断续续地探讨形而上学和神学。他终生信仰上帝的天造地设，虽然他斥责过度的神学理念。“我或许不相信鼻子是为戴眼镜的方便而造，我却相信它们是为嗅东西而造。”“主张眼睛非为视物而造，耳朵非为听闻，胃非为消化——这岂不是最大的荒谬？”1757年，一位年轻的作家拜访伏尔泰，自我介绍为“一个甘愿服侍他的无神论者”，伏尔泰回答说：“我有幸作为一个自然神论的雇主。我们职业如此相反，不过我今天还是可以供给你晚餐，明天给你工作；我可以利用你的四肢，虽然不能用你的头脑。”他自称是自然神论者，但他毋宁是一神论者：他的神并不是一个多多少少和自然合一的非人格的力量，而是一个设计并统治世界的有意识的神灵。1750年后，他才自称是一个一神论者。他的《哲学字典》中的《人格神论》篇，令人不得不赞同孔多塞将伏尔泰形容为“一个异常虔诚的人”：

人格神论者就是一个坚信有最高神灵存在的人，这个善良有力的神灵创造了所有的存在……他惩罚罪恶而不失残酷，奖赏美德则以仁慈。人格神论者不知上帝如何惩罚、如何奖赏、如何赦免，因为他不至于僭越得自以为能够了解上帝如何行动。但他知道上帝的确行动，而且是公正的。上帝存在的难题并不能动摇他的信心，因为它们只是难题而非证明。他臣服于上帝，虽然他只觉察到他的存在与影响，而且以他所见的推论他所不能见的，他认为上帝存在于所有的空间与时间。

对此原则及其他宇宙另外原则的信仰，使他弃绝了其他任何自相矛盾的教派。他的宗教最古老，而且流布最广，对一个上帝的单纯崇拜远在其他制度建立前就已存在……他相信宗教既非无法理解的形而上学，也非无用的装饰品，而是崇拜与公正。行善是他的崇拜，臣服于上帝之下则是他的教条……他嘲笑洛雷托和麦加，但他救济贫者、护卫弱者。

伏尔泰这些表白是否真心诚意？一些学者认为他这样做是由于谨慎，或由于渐渐走向无神论的欲望，或希望仆役的宗教信仰可以减少窃盗。伏尔泰书中的某些文字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如果你只统治一个村庄，它也必须有宗教。”）他一句最出名的语录也似乎将宗教看成公共利益，它出现在《致“三个骗子”作者》一书中：

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创造一个；但所有的自然现象，证明他的确存在。

整篇诗文都在宣扬信仰。伏尔泰一再重述一神论的论证，似乎在回答自己的疑惑。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经常攻击无神论和正教。同时他公开驳斥当时将神灵看作罚大多数人下地狱的复仇之神这一流行概念。“如果人类触犯暴行和信仰他们一样普遍，那就太不幸了。”“如果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实在没辜负他。”没有一件事能比人对上帝的观念更能泄露他对自己的观念。

伏尔泰努力使他的一神论和罪恶的存在妥协。在这种神正论的努力中，他有着近乎莱布尼茨的乐观（他的《康迪德》一书加以嘲笑）：由某个角度看来是恶的事，由整体观之也许是善，或许至少不是恶；这并不是想象中最好，但可能是最好的世界。“每件事都被计算、衡量时，”他于1738年写信给腓特烈说，“我认为生命就会有比痛苦更多的欢乐。”但他写这封信时，还是壮年。他并不相信人天性邪恶。相反，他认为人具有天赋的正义感及对别人的一种自然善意。人类的道德观念和习惯有无数的差异和冲突，但所有人都谴责弑父杀兄。

1752年，他在波茨坦作了一首诗《自然的法律》，总括他的“自然宗教”。它以怀疑现实宗教为形式，因此不可能讨好一般的善男信女，但它是伏尔泰出版过的著作中最虔诚、最正统的。它不仅坚定对神——创造者的信仰，而且认为人的道德感也是由这个至高神灵灌输。他口气有如卢梭，而比康德更早表现对良心至上的狂热。他用一句话界定他的宗教：“敬神，正义，爱你的祖国。”他研究不同的宗教信仰，谴责它们的恨意和昏狂，呼吁不同教义互相容忍，而以每位圣徒都会同意的祈祷告终。巴黎议会命令公开焚烧这首诗（1759年1月23日），也许是因为其中几行侮辱了詹森教派。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1751年以前——57岁以前——伏尔泰从没对基督教或天主教发动过公开的正面攻击。什么使他宣战，尤其是在大部分反叛者都会归于沉寂的年纪？答案是教会对《百科全书》的钳制、正教教会对里斯本地震的解释，及对让·卡拉斯和拉巴尔的残酷迫害。

伏尔泰与《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时（1751年），他住在波茨坦。达朗贝尔在序言中对伏尔泰表露的尊崇一定曾使他大为高兴：“我能够不对这位经常受到同胞、外人及敌人颂扬的稀有天才表示最大的敬意和赞美吗？而他无法再享受这些荣耀时，我们的后代必会给他最大的尊荣。”伏尔泰于1752年9月5日写信给达朗贝尔回敬其恭维：“阁下和狄德罗先生正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它将是法兰西的光荣，迫害阁下者的耻辱……说到善辩的哲学家，我只认识你们两位。”他附上他的支持，并一再称它为“一项伟大而不朽的工作，它控诉人类生活的短促”。

尽管忙于他自己的重要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道德论》，及忙于与赫什、莫佩尔蒂、腓特烈等人周旋，他还是给达朗贝尔寄了几篇短文（1753年），希望“你随意安插在你正在堆砌的不朽大厦中，增减随便。我贡献出自己的沙石，希望能在墙角占有一席之地”。他也曾恳求有影响力的朋友保护这些编者。1755年，他写信给达朗贝尔：“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永远听从《百科全书》杰出的作者们的召唤。如果能对这块国家及文学最伟大的纪念碑有所贡献，那是我的光荣。”他还附上几篇论火焰、强力、通奸、法国人、天才及品位的文章。看过前5卷后，他觉得有许多值得赞美之处，有一些值得惋惜之处。他要求编辑注意文章的简洁，而且提醒达朗贝尔（他误以为是主编）说：“你被可怜地贬低了。伟大的将军之下，竟有恶劣的兵士……我很遗憾看到‘地狱’的作者竟然宣称地狱是摩西教条的要点。可是，这大错特错。”

不久他又寄去了几篇短文和一篇历史专论。他说服了一位博学的教士德波利尔为《百科全书》写了《东方圣贤》、《巫术》、《巫师》、《弥赛亚》诸篇，却全是异端邪说。我们已看出伏尔泰对达朗贝尔论日内瓦的文章多少需要负些责任，他以邀请那些被出卖的教士晚餐而平息了跟随而来的风暴。灾难威胁到这项工作时（1758年1月），他写信给狄德罗：

继续做下去，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贝尔……攻击那些骗子，击毁他们空洞的言论、可怜的诡辩、历史的谎言、他们无数的矛盾和荒谬。别让有智慧的人成为那些白痴的奴隶。你将赋给新的一代理智和自由。

狄德罗没有回信，达朗贝尔则坚持撤退。伏尔泰失去勇气，也为狄德罗的沉默触怒，决定放弃。2月6日或7日，他再次写信给狄德罗，希望他退回尚未付印的文章。狄德罗回信说原稿在达朗贝尔处，但如果伏尔泰坚持要拿回这些稿件，他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伤害”。2月26日，伏尔泰写信给阿让塔尔：“我爱狄德罗先生，我尊敬他，但我很生气。”但在3月12日给同一个人的信中：“如果你遇见这个好人狄德罗，告诉这个可怜的奴隶，我原谅他，如同我可怜他一样。”5月，达朗贝尔把这些稿件寄给伏尔泰；6月，达朗贝尔重新开始编辑《百科全书》。伏尔泰又把这些文章寄给他，但要求不用他的名字发表。他建议将这个工作移到国外，以免由于检查或担心检查而削弱了气势。狄德罗认为不切实际。后来，伏尔泰终于对以这种庞大而昂贵的《百科全书》作为宣传自由的工具失去了信心。1758年6月26日，他通知狄德罗别的工作令他无法再提供更多的资料，何况编辑与政府、教会之间的关系“令人不得不说谎，如果我们谎言说得不够，我们就被迫害”。爱尔维修的《论智力》（7月）造成的风靡，使这位年老的反叛者惊惧得写了一篇答辩书。11月16日，他告诉狄德罗他已经在费内买了一幢房子，希望以后当一个乡村绅士，安享余年。

他是在欺骗自己，还是计划另辟战场？

地震神学

《百科全书》处于反复的死亡与复活的震颤中时，里斯本地震的震颤波及了整个欧洲哲学界。1755年11月1日，万圣节早上9点40分，在葡萄牙及北非，地球耸了一下肩膀。6分钟内在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首都中，30间教堂和1000间民房倒塌，1.5万人丧生，另外1.5万人身受重伤。这种集体屠杀并非空前，但某些特殊情况令神学家们伤脑筋。为什么上帝竟然选择这样一个天主教城市、这样一个神圣节日及这个时刻——几乎所有的教徒此刻都在望弥撒？而为何他在所有的废墟中，独独留下塞巴斯蒂安——一个全欧洲最敌视耶稣会的部长的房子？

一个葡萄牙的耶稣会员马拉格里达将此次地震及随之而来的海啸解释为上帝对滋长在里斯本城内罪恶的惩罚。但只有在这个恐怖的早晨去教堂的才是罪人吗？为什么那么多虔诚的神父和修女同样毁于地震与大火？伦敦的新教徒则将灾难归因于天主教对人道的罪恶，但同年11月19日，一次地震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清教徒和新教徒的家乡——毁坏了1500座房子。威廉·沃伯顿说，里斯本的大屠杀“以最美丽的色彩表现了上帝的荣耀”。约翰·卫斯理以“地震的原因和治愈”为题布道。他说：“不管地震的自然原因是什么，罪恶是它的道德原因……它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带来的诅咒的结果。”

伏尔泰对这些解释大为愤怒，但这个事件无法与他对公正之神的信仰妥协。莱布尼茨的“一切可能的圆满”而今安在？蒲柏的“不管什么都是对的”——或他的借口“所有的罪恶都是成就整体善的一部分”？出于对他早期乐观的愤怒反叛，伏尔泰写了一首他最伟大的诗——《论里斯本灾难，或对“一切都圆满”公理之检讨》（1756年）。在此，我们节选他的部分诗文：

啊！悲惨的生灵，伤心的世界！

啊！人类恐惧的集合！

永恒、浩繁而无谓的受苦！

你这愚笨的圣人，呼喊着“一切都是圆满的”，

来吧！沉思这些可怕的毁灭，

你的同胞的残骸和灰烬。

妇女与婴孩堆积的尸首，

这些散置在断垣底下的尸首。

十万个不幸者为地球吞噬，

流血、被撕裂而仍活着，

被埋葬在屋顶下，无助地结束，

在痛苦中，他们悲惨的日子！

对他们奄奄一息的呻吟，

及冒烟的废墟、恐怖的景象，

难道你要说，“这是永恒的法律，

遵照着上帝自由与良善的选择”？

难道你，在这堆无辜的牺牲者之前，要说，

“上帝报复了，他们的死偿还了他们的罪恶”？

这些在母亲怀里被压碎流血的婴孩犯了什么罪？伦敦或巴黎的罪行难道会比里斯本少吗？然而里斯本粉碎了，巴黎却在歌舞升平。

难道全能的上帝不能创造一个能够免于这种无意义的痛苦的世界？“我尊敬上帝，可是我爱人类。”

这位诗人巡视这个生命的世界，发现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形式的生存挣扎。每一生物迟早都会被杀。这种生物学的痛苦结论需要我们直接译出：

凶猛的兀鹰啄食弱小的牺牲品，快乐地享用血淋淋的残肢。对于它而言，看起来一切都圆满。但顷刻间，一只老鹰以其尖锐之喙吞食了兀鹰，然后人类以致命一箭射穿了高傲的老鹰。人类却躺在战场的沙石上，流血、千疮百孔、与无数的垂死之人为伴。这时他是贪婪兀鹰的佳肴。就这样，世上所有的生物都呻吟，都为受苦、为相互的死亡而生。而在这种要命的混乱中，你却说个别的不幸构成全体的幸福！幸福何在？喔！可怜而软弱的凡人！你以悲伤的语调叫着“一切都是圆满的”，宇宙却使你的呼喊成为谎言，你内心也数百遍地驳斥你自己的幻想。各种元素、动物、人类——全部都在交战中。让我们承认吧！罪恶正蹂躏着世界。

这种宇宙斗争的景象及可耻而痛苦的死亡，如何和“神”是善良而公正的观念妥协呢？他存在，但他是不可窥破的神秘。他派他的儿子下来，来替人类赎罪，尽管他的牺牲，世界和人类仍无两样：

最深邃的心灵对此有何高见呢？毫无！命运之书非我们所能窥见。人，对于他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无法了解他自己。我是何人？我在何处？我往何处去？我由何处来？无数的原子折磨这堆粪土的身躯，而死神也加以吞噬，命运加以玩弄。可是有思想的微粒，他们的眼睛为智慧导引，竟能衡量苍穹。于是，我们的心灵抛向无限，却永不能一刻认识自己。

显然，这是帕斯卡100年前在一首比伏尔泰的散文更伟大的诗篇中发出的声调。伏尔泰曾经反对帕斯卡，现在他对帕斯卡的悲观起了回响。由相同的前提，帕斯卡曾经下结论道：让我们臣服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希望。伏尔泰本来以两个消极、冷静的对句结束他的诗：

我们必须做什么呢？凡人？凡人，我们只能受苦，

沉默地屈服、崇拜及死亡。

他的朋友们反对说，这种绝望的结束令他们无法忍受。为了妥协，他更改了最后一行：

屈服、崇拜、希望及死亡。

仍没有人满意。他屈服了，于是又加了29行，内容是相信“启示”，而且信任“只有上帝是对的”。

尽管如此，这首诗令正教人士和哲学家同感吃惊。这种沮丧的变调似乎令哲学之帆无风可航。卢梭寄给伏尔泰一封长信，向他流利地解释人类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人类的过失。里斯本地震是对人类不愿归返自然而住在城市的公正惩罚。如果人类愿意散居村落，重新过淳朴的自然生活，死伤就会相对地减少。我们必须信仰上帝的善良，卢梭说，因为这是对自我毁灭的悲观的唯一选择。我们必须像莱布尼茨一样相信：既然神创造这个世界，其中每件事最终及长远看来必然都是对的。某一个出版商取得这封信的副本，而予以出版。大家马上认为这是对伏尔泰的诗的一个强有力的答辩。伏尔泰不寻常地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再度讨论乐观主义时，他产生了最完美的作品，一本在世界各处流传了整整一代，而成为伏尔泰最活生生的遗作和象征。

康迪德 [1]

它于1759年初以《康迪德》为名，并注明“译自一位德国医生拉尔夫的作品。他死于明登时，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附录”。日内瓦的大会议立即（3月5日）下令烧毁。伏尔泰当然否认他是作者。“人们一定是疯了，”他写信给一位日内瓦的牧师朋友，“竟然会认为我是那本无聊著作的作者。感谢上帝，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法国一致认为，除了伏尔泰没人能够写出《康迪德》。只有他能够写出这种哄人的简洁、流畅、轻快跳跃而带揶揄和讽刺的散文。偶尔带点淫秽，偶尔掺杂一些脏话，而书中到处充满了玩世不恭及尖锐的讥讽和致命的不敬。如果文如其人，这必定是伏尔泰无疑。

书以无辜开始，但马上就揭露了一双闪烁的眼睛：

在威斯特伐里亚特龙克最高贵的男爵城堡中，住着一个青年。自然曾赋给他一个最纯洁的性格……他最单纯的心灵伴随着最坚定的判断力。因此，我相信，他被称为康迪德。老仆人们怀疑他是男爵的妹妹跟隔壁一个善良高贵的绅士生的孩子。但这位小姐拒绝嫁给这位绅士，因为他只能拿出少得可怜的钱。

虽然她拒绝了婚姻，却没有拒绝和他上床。这个年轻的私生子便在潘格罗教授门下求学。

（潘格罗教授）能够证明每一结果必有原因，及男爵的城堡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城堡，米拉第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爵夫人（虽然她有350磅重）。一切事物都不能稍加改变，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目的，这是可以证明的。如，鼻子是为了眼镜而造的，因此我们才戴眼镜；双腿显然是为袜子而设计，所以我们才穿袜子……断言每件事物是对的人，并不表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应该说世界上每件事都是最完美的。

康迪德“凝神谛听，而且暗暗信服”。库内贡德小姐，男爵的女儿，显然是世界上可能创造出来的最完美、最美丽的女人。她邀请他一齐坠入爱河。他真的坠了下去，然后男爵重重地踢他一脚，把他赶出了城堡。

康迪德四处流浪，后来被招兵者送入保加利亚军队，被迫当兵。“在军队中，他被训练向右转、向左转、通枪膛、放枪、行军，他们还以手杖打了他30下。”他经过无数次战争，走过很多次荒漠。有一天遇见了潘格罗。潘格罗失掉了他的鼻尖，而一只眼睛、一只耳朵也正在报废。这是和一个美丽的少妇过于亲密的结果。她的病是“被一位博学的郭德利叶（圣方济各的修士）传染的，后者则被一位老女伯爵传染。女伯爵的病得自一位骑兵上尉，后者得自一位侯爵夫人，而侯爵夫人得自一位仆人，这个仆人得自一位耶稣会员，而耶稣会员又得自一位哥伦布的伙伴”。

康迪德和潘格罗在里斯本附近航行遇险，而游上岸时刚好赶上里斯本的大地震。他们劫后余生，却被宗教裁判官视为异端而加以拘禁。潘格罗被吊死，康迪德在库内贡德的帮助下逃走。库内贡德在被兵士强奸后，被卖给一个犹太人，最近才被卖给一位宗教裁判长。康迪德和库内贡德在一位老妇人的协助下一齐逃亡。他们听到老妇人的亲身经历后就不再抱怨命运了。这位老妇人在阿诺失陷后，差点被土耳其人吃掉。后来由于半盲的命运之神的慈悲，他们开始只割掉每位可用的妇女的一边屁股，他们准备再度动手时，城市又被祖国的兵士取回了。“现在停止怨天尤人吧！你们能够坐在两片屁股之上，应该感到高兴了。”

他们横渡大西洋，希望新世界不像旧的那样残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司令官将库内贡德据为己有。康迪德被驱逐出境。他潜入巴拉圭的耶稣会殖民地。在那里，他遇到库内贡德的哥哥。后者听到康迪德竟胆敢想要娶他妹妹而大为光火。康迪德在争斗中将他杀死，又开始逃亡。后来他来到秘鲁一处与世隔绝的村庄，那里到处都是金子，以致没人看重它。那里没有金钱或监狱、律师、教士或经济斗争。村里的居民快活地活到200岁，他们没有宗教，除了一个神的单纯崇拜。康迪德拾了一些金子，然后继续他的旅程。他仍不能忘怀库内贡德。他回到了欧洲，来到朴茨茅斯，刚好看见舰队司令拜恩因战败被枪决。康迪德的新朋友马丁告诉他，这个国家认为偶尔处死一两个司令以鼓舞他人的士气是明智之举。

探听到库内贡德在威尼斯后，康迪德便起程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他因娼妓的惨况而难过。后来他听到船夫们的歌唱声而下结论说，他终于找到了快乐的人。但马丁泼了他一壶冷水：

“你没有看到他们在家里跟妻子儿女是怎么过的。总督有总督的痛苦，船夫有船夫的痛苦。船夫的命运也许比总督好些，但我相信差异并不大得值得我们去探讨。”

库内贡德不在威尼斯，而在君士坦丁堡。康迪德星夜赶去，发现她已变成一个又老又丑的奴隶。他还是替她赎身并娶了她。潘格罗从裁判所的绳索中死里逃生，加入他的学生，而且重新开始护卫乐观主义。他们遇到一个几乎幸福快乐的人，他用自栽的水果和花生款待他们。“你一定拥有一块广大的土地？”康迪德问他。“只有20英亩，”这个土耳其人回答道，“我和儿女们一齐耕耘。我们的劳作使我们远离三项邪恶：游手好闲、罪恶及需求。”康迪德决定向他学习。他、库内贡德及一些朋友一起种植一块土地，收割自己的粮食。一块屁股的妇人、一个从良的妓女及她的修士朋友，大家一齐分工合作。他们劳动、疲惫，但心满意足。潘格罗说这就是最完美的世界，因为他们的苦难终于带给他们这种宁静和平。这说得不错，康迪德回答说：“但是我们还得耕耘我们的田地。”本书到此告终。

伏尔泰在这个历险和爱情的故事中，故意对莱布尼茨的神正论、蒲柏的乐观主义、宗教的滥权、修道院里的奸情、阶级偏见、政治腐败、法律的狡猾、司法的贪污、刑法的野蛮、奴隶制度的不义及战争的毁灭揶揄一番。《康迪德》在七年战争的杀戮中写成。福楼拜称伏尔泰这本杰作是他生平作品的总结。它有大部分讽刺小说的缺点：过分夸张。但伏尔泰不是不知道很少有人会像康迪德那样遭遇到这么多一连串的不幸。他也知道，虽然耕田、做好个人当前的任务是不错的，但还有比田地更好的东西。他在费内认真种田，但又因卡拉斯被处死向全欧洲发出怒吼。

注释

[1] 一般译为“老实人”，但为了便于译文流畅，音译为“康迪德”，以指人名。

欧洲的良心

让·卡拉斯隶属胡格诺新教派——在法国的加尔文新教——此派百年来受到天主教的迫害，包括处死、没收财产、强迫叛教，仍有一小部分残留在图卢兹城。法国法律不只禁止新教徒充任公务员，而且不允许他们执业律师、医生、药剂师、助产士、书商、铁匠或杂货商。如果他们不受洗，他们就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如果他们结婚不请天主教神父证婚，就只能算非法同居，孩子只能算是私生子。新教仪式也在禁止之列，如果男人参加这种礼拜被发觉，他便终生到船上当奴隶，女人则终身监禁，主持的教士则可以被判死刑。这些法律在巴黎及其附近没有被严格执行，而与巴黎相距愈远，执法就愈认真。

法国南部对异教的仇视最为强烈，此处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也最为残酷，彼此都无法忘怀敌方所施的暴行。1562年，得胜的天主教徒曾在图卢兹杀害了3000名新教徒，图卢兹议会更把另外200人判以酷刑和死刑。每年这天天主教徒举行盛大仪式和游行以庆祝这次的杀戮。工匠同业公会、各级的贵族、教士及白、黑、灰各悔罪团的队伍庄严地通过市区，还带着惊人的圣迹——图卢兹第一位主教的头颅骨、一块圣母衣服的碎片及被希律王无辜残杀的婴孩骨头，卡拉斯不幸遇上1562年大屠杀的200周年纪念。

图卢兹议会在朗格多克就像巴黎议会在法国中部一样有势力。议会的组成分子为詹森派会员——一种注入加尔文派的活力与阴郁的天主教。它并不比耶稣会更宽容。1761年3月2日，它将胡格诺教徒帕斯托尔判处死刑，因为他曾主持新教礼拜。接着又将孔德·德富瓦等3位绅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企图营救罗谢特。3月22日，它又下令处死一位胡格诺教派商店老板，后者被控杀死他希望成为天主教徒的孩子。

公平地讲，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多少使他的教徒们相信父亲有权杀死不顺从的孩子。在法律仍未成形的时代，家族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教训来源。许多社会给予父亲生杀子女的大权。这种不合时代的法令也许存在于加尔文心里：“不服从父亲者，上帝命令他死亡。”加尔文引证《申命记》21章17至21节及《马太福音》15章4至6节。然而，这些文字不过允许双亲在城市的长老面前控告儿子，而是否应该处死则由长老决定。加尔文也许意指如此。但法国南部狂热的天主教徒怀疑，胡格诺教徒既不能对“城市的长老控告”，也许就自己执行这项法律了。

这是卡拉斯事件的黑暗背景。

卡拉斯是一位亚麻商人，在图卢兹的主要街道上开一家店铺。他在那里住了40年，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一位天主教徒女管家30年来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甚至在她劝服卡拉斯的一个孩子路易改信天主教后，卡拉斯还是把她留下来。路易后来在另一条街当学徒，并从父亲那里获得一笔定期的零用钱。最小的儿子多纳则在尼姆当学徒。另外两个孩子皮埃尔和安东尼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子安东尼曾学习法律，后来他学成准备执业时，却发现只有天主教徒才有资格从事这门行业。他便隐藏他的新教徒身份，而且设法取得了一张天主教徒证明书。但事情终于泄露，他面临两个选择：放弃新教，或让数年的苦读付诸东流。他因而沉溺于苦闷、赌博与喝酒中，而且经常朗诵哈姆雷特关于自杀的独白。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家族在商店聚集。安东尼的朋友拉韦斯刚从波尔多来，卡拉斯便邀请他共进晚餐。晚餐后，安东尼下楼到店面去了一下，却许久没有回来。皮埃尔和拉韦斯便去找他，发现他已吊死在两根门柱中间。他们马上扶他下来，通知父亲，并叫人去请医生。他们设法救活他，但医生宣布他已死亡。

在这一点上，父亲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他知道，当时的法律规定自杀者的尸体必须裸身从街上拖过，而且受群众投掷石头与污泥，然后再予上吊，而他的财产则由国家没收。于是父亲要求，并说服了他的家人，对外宣称是自然死亡。然而，皮埃尔的惊叫和医生的到来已经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民众。一个官吏也来了。他听完供词后，看到绳子和死者颈上的痕迹，便命令整个家族、拉韦斯和女管家到市公所，分别拘禁在地窖里。次日每个人都被询问，每个人都推翻前供，说是自杀。警察局局长不相信他们的话，控告他们谋杀安东尼，为了阻止他改奉天主教。审判在许多百姓和图卢兹议员面前举行，复仇的狂热闭塞了人们的心灵。

现在看来，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一个父亲会为了儿子改变信仰而将他杀死，但这只是宗教信仰衰竭了两个世纪后的个人看法。白悔罪团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又大大鼓舞了这股复仇情绪。一具空棺之上，吊着一个骷髅，骷髅手中握一张字条，写着“异端的迫害”，另一手则握着一把棕榈，象征殉道者。底下的名字是“马克·安东尼·卡拉斯”。推断这位青年不是自杀，他们便将尸体隆重地葬在圣斯蒂芬教堂。一部分教士反对这种谋杀判决进入教堂，但无效。

卡拉斯家族的审判由12位图卢兹法院的法官执行。他们发出一份通知单，由各教堂在3个连续的周日宣读，以聚合这个案件的所有证人。一位理发师作证说，他当晚听到由卡拉斯房子传出的一声惊叫：“啊，上帝，他们要勒死我了。”其他人也宣称听到这个叫声。1761年11月10日，市法院宣判让·卡拉斯、其妻、皮埃尔有罪，刑罚是吊死。拉韦斯被罚上船当船夫，女管家则处有期徒刑5年，因为这位天主教徒的女管家曾宣誓他的新教徒老板是清白的。

这个判决上诉到图卢兹议会，结果指定13位法官担任审判，另外加了63名证人。所有对被告不利的证据都是传闻的。审判拖了3个月，在这期间被告都被分开禁拘。最后的判决只判父亲有罪。没有人能解释一个64岁的老人为何能够独力制服他强壮的儿子，并将他勒毙。法庭希望卡拉斯在肉刑逼迫下会招供。他起初接受“普通询问”：四肢被拉伸，直到脱臼。他一再受逼认罪，却重复地说安东尼是自杀的。半小时的休息后，他接受“特殊询问”。15品脱的水灌进他的喉咙，他仍坚持他的清白。于是另外再灌15品脱，他的身体膨胀了2倍，但他仍不认罪，抽出他肚子里的水后，他被带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他躺在十字架上，刽子手用铁棒敲打11次，结果打断了他的双腿。这个老人念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宣称自己的清白。经过两个小时的折磨后，他被吊死了。他们把尸体钉在木桩上，然后予以焚烧。那一天是1762年3月10日。

其他的被告都获释，卡拉斯的财产被没收，寡妇和皮埃尔在蒙托邦隐居，两个女儿被送入修道院。多纳发现他在尼姆也不安全，便逃到日内瓦。伏尔泰于3月22日听到这个悲剧，便邀请多纳到代利斯见他。“我问他，”伏尔泰写信给达米拉维尔，“他父母的脾气是否凶暴。他告诉我说，他们从没打过孩子。再没有更温柔、更仁慈的父母。”伏尔泰向两位曾在卡拉斯家里做客的日内瓦商人打听，他们也都证实了多纳的话。他写信告诉在朗格多克的朋友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致认为这个家族的清白不容怀疑。”伏尔泰和这位寡妇通信，她给他的答复非常真诚，使他感动得立刻采取行动。他向贝尼斯的主教、达让塔尔、登维尔女公爵、尼古拉女侯爵、马雷夏尔·维拉尔公爵、黎塞留公爵上诉，请求国王的牧师舒瓦瑟尔和圣弗洛朗坦下令重新调查。他将多纳接到家中，把皮埃尔带到日内瓦，而且说服卡拉斯夫人迁到巴黎，以便就近接受调查。他向律师咨询本案的法律细节，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册子，嗣后陆续出版其他论著。同时，他请求其他作家用他们的笔，唤醒欧洲的良心。他写信给达米拉维尔：“呼喊吧！同时也让别人呼喊。为卡拉斯家族而呼喊，为反对宗教狂热而呼喊。”而对达朗贝尔写道：“我求你为卡拉斯家族及为反对宗教狂热到处呼喊，因为沉默造成他们的不幸。”他筹募资金以应付在此以前他自行负担的有关运动的花费。援助由四面八方而来，包括英国女王、俄国皇帝、波兰国王，巴黎一个杰出的律师答应免费将案子上诉国务会议。卡拉斯的女儿也到巴黎和母亲相聚，其中一个女儿带着一封天主教修女为卡拉斯家族求情的信。1763年3月7日，母女们由国王的牧师召见。会议一致决定，此案必须重审，所有有关文件都由图卢兹送到巴黎。

但图卢兹法官想尽办法阻挠搜集文件。这年夏天，伏尔泰出版了他划时代的作品《论容忍》。为了散布其控诉，他采用了意外温和的文笔。他掩饰作者的真名，而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个信仰不朽者的语气在说话。他赞美法国的主教为“以与出身相配的高贵思考和行动的绅士”。他假装接受“教会之外没有解救”的原则。这部著作并非为哲学家而写，而是写给天主教神父看的。即使如此，它也具有无比的胆识，因为他经常忘了他的听众是天主教士。

首先他说明卡拉斯审判和受刑的情形，然后他回溯容忍的历史，将希腊和罗马的情形予以夸大。他先于吉本宣告：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与基督徒对异端的迫害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基督徒把异端“吊死、淹死、用轮子碾死或烧死，为的是敬爱上帝”。他认为，宗教改革是对教皇出售赦罪券的正当反抗。后者的名誉再度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奸情和其子的谋杀罪玷污。最近教士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护卫，使他震惊。然而，他主张新教在法国应该受到容忍，被驱逐的胡格诺教派应该容许回来：

他们只要求自然法的保护、他们婚姻的合法、他们儿女的安全、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及他们的人身保护权。他们并不要求公共教堂或担任市政官员与高级教职的权利。

不顾这一限制，伏尔泰继续阐释容忍：

那么我是否即主张每个公民应能自由地服从他的理性，信仰他的开明或虚幻理性指点的东西呢？当然，如果他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话……如果你坚持说，不信仰流行的宗教是一个罪恶，那么你确实在控告第一批基督徒，你的祖先们，而你同时认可了那些因迫害你的祖父而受你谴责的举动……人民的错误以罪行的形式出现时，政府才有权惩罚。如果他们不危害社会，他们就没有罪。他们引起宗教狂热时，他们就扰乱了社会，因此为了要容忍，人必须避免宗教狂热。

伏尔泰以一篇对神的祈祷词作为结束：

你并不曾给我们相互憎恨的心及相互残杀的手。请让我们在这个痛苦短暂的生命中相互扶持！让覆盖我们脆弱肉体的服饰、我们表现思想的方式、我们荒谬及残缺的法律的微细差异——一言以蔽之，让可在这个称作“人”的身上发现的轻微差异，不致成为互相迫害、互相憎恨的信号！……让人们都记得，他们皆是兄弟！

这篇祷告对路易十六1787年所颁的《容忍法令》有何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政府官员是否看过这篇请求，或是否会为之感动。无论如何，在审判卡拉斯家人及其辩护者的几番拖延后，政府终于在1765年3月9日宣布让·卡拉斯的判决无效，而且宣告他无罪。而卡斯拉家族也从政府获得3万利维尔以补偿财产的损失。这项判决传到费内时，伏尔泰竟高兴得流泪。

1764年3月19日，法国中南部马扎梅市的法院就席翁及其妻为阻止其女伊丽莎白皈依天主教而将她谋杀一案，判决他们死刑。同时，命令他们另外两个女儿必须到场观看父母的行刑。仪式显然必须用罪犯的雕像，因为这个家族老早就逃到日内瓦（1762年4月），同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伏尔泰。

席翁是一位新教徒，住在图卢兹以东约40英里的卡斯特。1760年3月6日，他最小的女儿伊丽莎白失踪了。家人无法找到她，后来卡斯特的主教召见他们说，在她的女儿告诉他愿意做天主教徒后，他就将她送进了修道院。路易十四曾规定天主教会有权将7岁以上的孩子送入修道院，无论他的父母赞同与否，只要孩子自愿做修士或修女。在修道院中，伊丽莎白精神开始错乱，整天对天使说话，经常撕裂自己的衣服，要求别人鞭打她。修女没法控制她，便通知了主教，主教只好将她送还给她父母。

1761年7月，这个家族迁到50英里外的圣阿比。12月的一天，伊丽莎白离开她的房间后，就没有回来。1月3日，有人在一口井里发现她的尸体。圣阿比的居民并不认为席翁谋杀他的女儿。法院传讯了45个证人。他们异口同声说，这女孩不是自杀就是失足。地方检察官特兰基耶将此案记录送到图卢兹的总检官处，后者却命令他假定席翁有罪进行审判。这似乎不合情理，因为女儿失踪那天，席翁并不在镇上，其妻则年老虚弱，一个女儿已怀孕。这些人会将一个女孩丢进井里，而又不让她叫喊，实在不可思议。但1月20日特兰基耶下令逮捕席翁。

席翁知道两个月前，图卢兹的地方法院曾以同样的罪名、同样可疑的证据而将让·卡拉斯判处死刑。如果他就范，这个案件还是会送到图卢兹。他对这些法院实在没有信心，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在隆冬越过法国和塞文逃到日内瓦，希望卡拉斯的护卫者会帮助他。

当时伏尔泰正专心致力于卡拉斯事件。他认为一次用两件案子扰乱法国人的心诚为不智。他暂时以经济支持这个财产被没收的家庭。但图卢兹当局故意拖延出示卡拉斯案的文件时，伏尔泰以席翁案件展开了另一攻击。这次他仍呼吁帮忙和资助。捐献又从各处而来：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波兰国王。马扎梅法院拒绝伏尔泰要求把审判记录寄给他。1771年，图卢兹议会终于推翻低级法院的判决，宣告席翁无罪，而将财产退还给他。“要将此人判死刑，只要两小时就够了，”伏尔泰说，“要证明他的清白，却需要9年的光阴。”

由于这些活动，伏尔泰卷入了北西海岸亚布维镇的一个惊人事件。1765年8月8日晚上，勒福桥上的一尊木制耶稣受难像被破坏，圣叶卡捷琳娜公墓的一具十字架被人用粪便污染。这些亵渎行为被发现时，镇上的教士和人们都大为震惊。亚眠的主教马上赶到亚布维，而且赤足领导几乎全镇的人参加的游行队伍乞求上帝的饶恕。一篇告诫文在所有的教堂中被宣读，警告将对知道这件事而不通风报信者处以严刑。于是，77位证人向杜瓦尔法官作证。有的说他们曾看见3个年轻人在经过十字架时，既不屈膝又不脱帽。另外一些人说他们看到一群青年包括杜瓦尔的儿子，做一些粗俗游戏的宗教仪式，而且唱着下流的歌曲。8月26日，法院发出拘捕令，逮捕加亚尔、拉巴尔及一个我们只知道叫莫斯内的17岁青年。加亚尔逃到普鲁士，莫斯内和拉巴尔则遭逮捕。莫斯内因认罪而被减刑。他同时控诉拉巴尔曾经在圣徒像上吐口水，曾经唱过一篇叫《抹大拉的玛丽亚》的淫秽祈祷文，又曾经借给他伏尔泰著的《哲学字典》和《致于哈尼书》。他又说，他看到加亚尔敲击桥上的受难像和玷污公墓的十字架。

拉巴尔是一个破产的将军的孙子。他承认自己是异端。一个证人作证说，每次别人问拉巴尔为什么经过耶稣受难像时不摘下帽子，他回答“那只是一块蜡”，并说，他不能了解为什么人们会崇拜一个面团做的神。拉巴尔承认他说过这类的话，也曾经见过别的年轻人表现出这种情绪，认为这样无伤大雅。他的藏书也被检查，其中有伏尔泰的《哲学字典》、爱尔维修的《论智力》及其他批评宗教的书。开始，他否认他知道任何关于加亚尔的亵渎行为。但他知道莫斯内已经招供时，他也承认了。最后的判决控诉拉巴尔“对神、圣餐、圣母及教会极度的不敬，而且曾唱两首充满对神的可恶及恶劣亵渎的歌……崇拜不名誉的书籍，玷辱了十字架，侮辱了教堂及基督徒通用的仪式”。

1766年2月28日，亚布维法院宣读了判决书。拉巴尔，以及如果被捕获的加亚尔，应该接受苦刑以供出同谋者，并在大教堂前面当众忏悔，然后连根割掉舌头，砍下脑袋，遗体则烧成灰烬。伏尔泰的《哲学字典》则应投入同一把火中烧掉。判决上诉到巴黎议会。有些人主张减刑。帕斯奎尔议员则主张，一个可怕的惩罚对端正危害道德和社会安定的反宗教风气是必要的。他又说，真正的罪人是伏尔泰，但因为这个祸首在议会能力所及之外，他的门徒就得代他受罪。议会以15票对2票通过这项判决。1766年7月1日，行刑如判决进行，只是没割犯人的舌头。拉巴尔宁死不说出同伴的名字。刽子手在群众的鼓掌声中，干净利落地砍下他的头颅。

伏尔泰为刑罚的严厉震惊。这种野蛮暴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恶劣的也不过如此。阿讷西的主教又命令法院把《南特诏书废止令》中所载的刑罚寄给伏尔泰。“那个流氓主教，”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说，“仍发誓要在这个世界或另外一个世界将我烧死……为了避免被烧死，我正躺在圣水之中。”担心会被召唤至第戎议会，他借机在瑞士的罗勒尝试治疗的药水，然后回到费内，重新开始席翁运动。

现在，他向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及其他哲学家建议，离开法国，搬到克勒维，求腓特烈大帝保护。他们和腓特烈都不热衷这个计划。腓特烈认为拉巴尔的处罚确实过于严厉，如果是他，他会叫拉巴尔念一念阿奎那的《神学总论》。这也许是比死更糟的命运。腓特烈也给伏尔泰一些忠告：

亚布维发生的事是一个悲剧。但被处罚的人不是也有过失吗？我们应该直接攻击一个时代深植于人心的偏见吗？而如果我们要享有思想自由，我们就必须侮辱既有的信仰吗？不兴风作浪的人很少会遭到迫害。记住丰特内尔的话：“如果我的手中充满了真理，在打开它之前，我应三思而行。”

至于哲学家们要搬到克勒维，他愿提供保护，但必须保证他们不兴风作浪并尊重人民的信仰。他又说：

一般人并不值得启蒙……如果哲学家们组成一个政府，150年后，人民就会设计出一种新迷信，而且对小偶像或对伟人的坟墓祈祷，或崇拜太阳及其他一些荒谬的事。迷信是人类心灵的弱点，它们几乎不可分离。它一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

伏尔泰坚持继续他的运动。他出版《拉巴尔之死的故事》，同时写信给他的贵族朋友，要求他们向路易十五求情，多少让这个死去的青年得以申冤。这些努力失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路易十六（1775年），题为《清白血液的呐喊》。拉巴尔一案的判决始终未能推翻。但他看到杜尔哥终于修订了这些可因轻罪而将人判死刑的刑法，他也就满足了。以一种在他那种年纪少见的精力，伏尔泰至死领导这支反对教会及政府行事过分的“十字军”。1764年，他使克劳德·肖蒙重获自由，后者因参加新教徒集会而被判到船上服劳役。拉利将军因在印度被英军打败，被控叛国和懦弱而被砍头（1766年），伏尔泰应拉利儿子的请求，写了一本300页厚的书《印度的历史片断》证明拉利无罪，而且怂恿杜巴利夫人向路易十五求情。1778年，罪名终于取消，刚好在伏尔泰死前不久。

这些活动终于令这个80多岁的斗士精疲力竭，但使他成了自由法兰西的英雄。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评论：“（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固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我较喜欢他替卡拉斯的辩护。”一个日内瓦的新教徒牧师对伏尔泰说：“你看来似在攻击基督教，但是你做的工作是基督徒应做的。”腓特烈也在一切顾虑后参加了对这个使自己成为欧洲良心的人的赞美：“一个哲学家使他的声音远播各处，使人类——他是代言人——逼使法官修正一个不公正的审判！这多么辉煌！不要谈及伏尔泰先生另外的成就，仅只这点就足以使他成为人类的造福者之一。”

“打倒卑鄙”

在这些斗争的狂热中，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敌视几乎耗竭了他10年的生命（1759—1769年）。伏尔泰开始是一个谴责安慰人心的奇迹与神话的青年。接着他怀疑、揶揄基督教教条，如三位一体论、基督是神的化身及他的死是为人类赎罪，这些都是阿奎那直接承认超出理性所能理解范围的东西。这些反叛论调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活泼心灵来说是很自然的。伏尔泰最后极可能变成一个和蔼地默许对老百姓如此亲近、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律如此有用的信仰的人。18世纪前半叶，法国教士还算比较容忍，教阶组织也参与了启蒙运动。但反叛思想风气的蔓延成长及对《百科全书》的颂扬，吓坏了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达米安暗杀国王激起的恐惧，促使国家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攻击教会者，均可处以死刑。哲学家们认为这是一项宣战。此后他们可以不顾感情、不顾传统地攻击他们认为具有谋杀性质的荒谬的事情。在宗教的美丽与诗歌下面，他们看到了对艺术的扼杀，在基督教对道德的支持的背后，他们看到了无数被活活烧死的异端，阿尔比教徒在十字军的铁蹄下被屠杀，西班牙、葡萄牙因宗教裁判所而暗无天日，法国因不同的宗教而四分五裂，人类的精神也到处臣服于迷信、教权和迫害。

1762年发生的三个事件是这种激烈冲突的转折点。让·卡拉斯在3月被处死，似乎宣布了法国回到中世纪与宗教裁判所。审判、虐待及谋杀都由“尘世之手”导演，背景则是群众被宗教教条、仪式及愤恨掀起的狂热。5月，卢梭的《爱弥儿》以“萨伏依主教信仰的表白”赠予世界。这虽然是由哲学家的敌对者所写，却将基督教的一切扫除净尽，剩下的只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基督的伦理。这本书于6月11日和19日分别在巴黎和日内瓦被焚烧。这是天主教与加尔文教共同对付人类心灵的阴谋。8月，巴黎议会对耶稣会士的定罪显然是哲学家的胜利，也是控制巴黎、图卢兹、鲁昂等处议会的詹森派教徒的胜利。而卡拉斯和拉巴尔案件更证明了詹森派教徒对知识自由的压制并不比历史上的其他敌人宽大。同时，议会与法院之间的敌视，及半伏尔泰作风的舒瓦瑟尔党在政府中的逐渐得势（1758—1770年），对于哲学家们是一个大好良机。此时，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检查制度和警察的干扰，攻击基督教的高潮已展开。

现在，伏尔泰大声呐喊，而且努力传播表示他愤怒的座右铭：“打倒卑鄙”。他1759年开始使用它，此后以各种方式重述了百遍以上。他偶尔用它代替签名。一股新鲜的活力又回到了这个68岁的老人身上。他将自己比喻为加图议员对罗马长老议会演说结束时所喊的话：“我肚痛如绞。”他写道：“我很痛苦，但我攻击这些无赖时，痛苦便消除了。”几乎以年轻人的狂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信心，他和一些犹豫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攻击人类历史上最有力量的制度。

他所谓的“卑鄙”指什么呢？他是否准备打倒迷信、狂热蒙昧及迫害？或者目的是击毁天主教会或一切形式的基督教或所有的宗教？答案似乎不是后者。因为我们发现他即使在行动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白他对神的信仰，有时也挟带着伏尔泰式的虔诚。在《哲学字典》中，他间接地界定宗教：“任何一件超过对上帝的膜拜及臣服自己心灵于其永恒秩序之外的事，都是迷信。”这似乎是反对除了一神论外其他一切形式的基督教。伏尔泰几乎否认所有的基督教教义——原罪、三位一体、耶稣为神的化身、耶稣之死为世人赎罪、圣餐等。他嘲笑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上帝的献身及教士的弥撒。因此，他也反对所有的新教派别。加尔文派就和基督教一样闭塞。他说加尔文是残忍的人，使日内瓦大为震惊。他认为在他所见的英国国教下，人民能够满意地生活着。他写信给达朗贝尔：“我希望你能摧毁卑鄙，那是最重要的。这必须压抑到如英国那种形态。只要你愿意，你必能达到这种目的。这是我们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所指的“卑鄙”并非一般的宗教，而是那种为传播迷信、神话、控制教育、提供检查制度及迫害而组织的宗教。而这就是伏尔泰在历史上和法国看到的基督教。

所以他决心背水一战，并召唤他的同伴们应战。“要摧毁这座殿堂，只要五六个互相了解的哲学家就够了……达朗贝尔、狄德罗、博林布鲁克及休谟派下早已培养了真理之藤。”可惜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一致的计划。现在他们必须团结，而他认为将军非他莫属。他以战术指导他们：“攻击然后埋伏起来……我希望每年我们弟兄中的每个人都能射中这怪物几箭，而不让它知道这箭发自何处。”让弟兄们潜伏入学院、政府，如果可能则潜入教会，他们不用改变弥撒，他们只须改变那些领导弥撒的人。瞧瞧彼得大帝如何改变俄国的灵魂和面目，伏尔泰也想把腓特烈列入他的军队名单中（1767年1月5日）：

先生，你完全正确。一个睿智果敢的王子，靠着金钱、军队和法律就可以好好统治人民，而不需要宗教的帮助，宗教的目的只是欺骗人民。陛下铲除这种卑鄙的迷信，对人类是一个永恒的贡献。我并非在一群不配受到启蒙、只配当奴隶的暴民中讲话，我在诚实的人们、思想的人们、愿意思想的人们中讲话……他们渴望你喂饱他们空虚的心灵……我死时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在这个高贵的事业上，和你并肩而战。

腓特烈听到这个老头子的天真想法，不禁微笑。但伏尔泰并不泄气，像我们以后所见的，他也多少影响了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

他也欢迎更小的援助。他写信给里昂的博尔德、格勒诺布尔的塞尔旺、布永的卢梭、马塞的渥第贝、蒙托邦的里波德、夏朗德的马奎斯、图卢兹的安德拉长老，予以使徒似的赞扬。他把这些人称作兄弟，送给他们资料并求助，激励他们，唯恐他们呼呼大睡：

攻击吧！兄弟啊！有技巧地攻击卑鄙。我感兴趣的是信仰和真理的传播、哲学的进步及卑鄙的铲除。

与柏拉图（狄德罗）一齐举杯祝福我的健康，并打倒卑鄙。

我拥抱我所有的弟兄，我的健康足堪同情。打倒卑鄙。

我将我所有的弟兄拥抱在孔子之中……在卢克莱修之中、在西塞罗之中、在苏格拉底之中、在马可·奥勒留之中、在朱利安之中及所有我们可敬的祖先之中。

我温柔地祝福所有的弟兄。祈祷，而且留意吧！弟兄们！打倒卑鄙。

现在书本成了武器，文学成了战场。不只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雷纳尔、莫雷莱及其他数十位带着他们的笔走入战场，垂死的伏尔泰自己也成了反教士战争的军械库。10年中，他出版了约30本小册子。他对大部头书的有效性已失去信心：

一部价钱1000枚金币的书（《百科全书》）能伤害什么呢？……20卷厚的书绝不能鼓动一场革命。人们惧怕的是那些30苏就可以买到，而且便于携带的小册子。如果一本《福音》定价1200塞斯特斯，基督教便永远不能建立起来。

所以，他不仅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戏剧，还写了无数的小册子、故事、训词、“指令”、教义问答、评论、对话录、书信、简短的基督教史、《圣经》批判及任何容易流传、任何能够攻击“卑鄙”的东西。人们把这些东西叫作“小点心”（petits pâtés）——容易消化。

腓特烈早就写信给他：

我想法国某处一定有一个优秀的天才组成的特选社团，他们以伏尔泰之名一起工作，同时出版他们的著作……如果我料想得不错，我将变成一个三位一体论者，而且将会看到一道曙光投射在久为基督教徒信仰而不被了解的神话上。

伏尔泰现在却不以真名写作了。他使用过上百个假名。他有时以戏谑的幽默使用“坎特伯雷主教”或“巴黎大主教”作为这些反基督著作的笔名。有时则化身为修士、牧师或长老。为了摆脱这些天堂猎犬的追踪，他在其中一本著作上题词献给自己。他认识巴黎、阿姆斯特丹、海牙、伦敦和柏林的许多印刷商。在战役中，他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好处。通过拉米拉维尔及其他人士，他令他的小册子得以自由地流通到书商手上。这些书商冒险地以极低的价格卖出，因此种子继续成长。

1762年，他出版了《五十人的布道》。此书至少在十年前写成，曾在波茨坦读给腓特烈听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基督教做正面攻击。它开篇甚为无辜：

50个受过教育、极为虔诚而有理性的人（伦敦的教友派？），每个礼拜天聚集在繁荣的商业城市。他们祈祷，每个人宣读一篇布道。然后他们聚餐，饭后他们为穷人捐献。每个人轮流当主席，领导祈祷和布道。这是其中一篇祷文和布道……

宇宙之神啊！……请你使我们远离迷信。如果我们以无价的牺牲侮辱你，请破除这些卑鄙的神秘事物。如果我们以荒谬的神话玷污了神灵，希望这些神话永远消灭……让人类在对唯一上帝的信仰中生活、死亡……一个自生而不朽的上帝。

布道词议论道，《旧约》中所载的上帝是一个夸口、嫉妒、愤怒、残忍、嗜杀的神。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崇拜这种神。大卫则是一个无赖、好色之徒，一个谋杀者。我们怎能相信这种书是上帝的圣道呢？而《福音》诸书怎会产生令人难以相信的基督教神学、无数的圣徒遗物、赦罪券的买卖及宗教战争的仇视和屠杀？——

人家告诉我们说，人们需要神秘，他们必须被蒙蔽。我的兄弟们，有谁敢犯这种不人道的暴行呢？我们的祖先们（教改家）不是已取消了秘密忏悔、赦罪、驱邪、虚假的奇迹与荒谬的雕像吗？他们不是也驳倒了天主教认为耶稣的血和肉化为最后晚餐的饼和酒这种荒谬的说法吗？人们不是已习惯于不再迷信吗？我们必须有勇气再往前走。人类的心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柔弱，他们将很容易地接受对一个上帝简单而聪明的崇拜……我们并非寻求破坏慷慨的信徒给予教士的东西，我们只希望他们——因为他们经常暗自嘲笑他们教导的虚假的东西——加入我们传播真理的行列……这种幸福的改革会带来何等的福祉啊！

这些话我们听来实在是老生常谈，却是18世纪法国的革命燃料。难怪伏尔泰以拉梅特里，一个幸好已死的人为笔名出版。

1763年，这位战士分心写作戏剧，包括一篇没有价值的故事《白与黑》及《正人君子的教义问答》，重申其“自然宗教”。1764年是甚为重要的一年，伏尔泰出版了《理性的福音》和《宗教检阅》，及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袖珍哲学字典》，使他的出版商大为忙碌。《袖珍哲学字典》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824页双栏的大部头著作或5卷、8卷的伏尔泰全集，而是一部容易携带隐藏的小书。它简短的文章、简洁而清晰的文体，立即在许多国家中获得数以百万的读者。

对于一个人而言，这真是一件杰作。里面也许有不少错误，但其资料之丰、学问之广，使它成为文献史上的奇迹之一。何等的勤勉、何等的好辩、又何等的坚持啊！他几乎谈到了每一件事，而所谈的几乎都是时代关切的问题。此书有时轻浮，有时繁琐，有时肤浅，有时则做了一些愚笨的评论。但没有一个人能在1000页的书中，聪明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保持那么久的才气。它甚至也附上了词源说明。因为伏尔泰与每个好奇的读者一样，深深地为文字受空间与时间的折磨吸引。在《文字的滥用》与《奇迹》等篇中，伏尔泰喊出了他著名的祈求：“界定你的字眼！”

此书主要的目的是为反基督教运动提供一个军火库，因此几乎每一页——不单在《矛盾》一文上——都充满了对《圣经》的攻击：荒谬、丑行、难以置信等。是谁给教会解释《圣经》之权以宣扬圣礼，及耶稣死后写成的50篇福音中由上帝启示的4篇？而声称耶稣由处女所生，同时又通过懒虫约瑟将他的家谱追溯至流氓大卫，又是何等的疏忽！为什么基督教摒弃了耶稣基督一直念念不忘的《摩西法典》呢？摒弃此法典的保罗是否比基督更有权威呢？

日内瓦的长老们不欢迎《袖珍哲学字典》。1763年9月24日，25人议会命令治安官烧毁所有他能找到的《袖珍哲学字典》。巴黎议会于1765年下达类似的判决。此书在亚布维的命运（1766年），我们已经说过了。伏尔泰向日内瓦当局保证，《袖珍哲学字典》的作者是一群他完全不认识的作家。他也准备了几篇补充文章，以为1765年底秘密付印的4个版本之用。在1778年他去世前出现的5个版本中，他也加入了新资料。他安排使日内瓦的书商们获得最大量的供应，也让销售员把书留在居民的门口。

1765年至1767年，他以极大的热情继续这场战争。1764年，他放弃了日内瓦代利斯的房子，因为那里对他的异端反应太过剧烈。3年来他没有离开过他在费内的房子。这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送一本攻击“卑鄙”的小册子给出版商。《札帕达的问题》（1767年3月）内容是一个沙拉曼卡大学的神学教授于1629年对神学委员会的一连串疑问。札帕达表示，他怀疑伯利恒的星星、奥古斯都的“全世界”人口统计、对婴儿的屠杀及耶稣在一个“能看见全世界”的山上受到撒旦的诱惑。那个奇妙的山峰在哪里？为什么耶稣不遵守他的诺言“到云层里头”，以“权力和荣耀”在这个世代消亡以前建立神的王国？什么阻挠了他呢？是不是因为雾太浓了？“对这些敢于疑问的人，我该怎么回答呢？……为了教训他们，我是不是应该用普通审讯和特别审讯（虐待）加在他们身上呢？”或“不如避免回答这些难题，专心宣扬道德？”其结论是：

札帕达没有获得任何答复，而只是单纯地宣扬上帝的福音。他宣称上帝是人类共同的父亲，也是奖励者、惩罚者、赦免者。他分别真理与谎言、宗教与狂热。他宣扬美德而且躬身力行。他仁慈、善良、节制。他于1631年底在巴利亚多利德被烧死。

1767年5月，伏尔泰以一本105页的著作《博林布鲁克先生的重要检阅》发动了更激烈的攻势。这里他借用一个已死英国人的口提出他的论点。也许博林布鲁克曾经同意这件事。同年，伏尔泰出版一本100页的轻松小说《老实人》（L’Ingénu）。书中叙述一个善良的休伦族印第安人被带到法国后，对欧洲习俗和基督教感到的困惑。1769年，《民族的呼喊》（Le Cri des Nations）出版——呼吁天主教的欧洲抛弃盖过国王与国家的教皇权力。同年又出版激烈而不失严谨的《议会史》（Histoire du Parlement），谴责议会是詹森派反动分子的阴谋。1770年至1772年，他又出版了9册《百科全书问题》，一部一人创作式的百科全书。它甚至比《袖珍哲学字典》更反基督教。

通常他的书都冠上一个易使人误会的书名：《旧约解释之道》、《致罗马人书》、《罗塞特斯布道词》、《伯恩训词》、《与法密里埃神父一席谈》。法兰西的知识分子都猜想是伏尔泰的杰作，因为他不能隐藏他的文笔。但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刺激的游戏成了巴黎和日内瓦的话题。而它的回声也传到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维也纳。历史上从没有一位作家曾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玩过这样的捉迷藏游戏，而且获得如此的成功。上百的敌手想反击他，他一一将他们击退。他粗鲁地反攻，有时则卑鄙而不公，但“这是战争啊”！他乐此不疲。他在战争的激烈中，忘记了死亡。

的确，他现在有了一种新奇的乐观，在里斯本大地震和《康迪德》之后，他曾一度认为生命中的恶是不能克服的。他现在梦想着以哲学代替宗教。如果12个无知识的渔夫能建立基督教，为什么12个哲学家不能摧毁其教条和宗教审判呢？“幸福地生活，而且打倒卑鄙，”他写信给“弟兄”之一并向他保证，“我们一定粉碎它！”不是有一位国王、一位女皇、一位皇家情妇及许多显要公开或秘密地站在他这边吗？他因为攻击巴黎议会而受宠于宫廷。他首先受到蓬巴杜夫人，继则受到杜巴利夫人的眷顾。他甚至期待路易十五的纵容。他1767年写信给达朗贝尔：“让我们祝福这个近15或20年来，产生在所有正直人士心中的快乐革命。它超过了我的希望。”他不是曾预言它的发生吗？他不是曾在1760年写信给爱尔维修说“本世纪开始看到了理性的胜利”吗？

宗教与理性

他并未单纯地相信宗教是教士创造的。相反，他在《哲学字典》中写道：

神的概念来自情感及随年代而展现的自然逻辑。它甚至在人类最古老的时代就已存在。注意到宇宙的惊人现象——丰收与饥馑、晴天与暴雨、裨益与灾难，他因此感到有一超自然的主宰的存在……这个时代的权威便利用这种观念巩固他们的权力。

每一团体各自尊奉单一的超自然力量作为他们的守护神，而且予以崇拜、奉祀，希望它能保护他们对抗其他团体的力量和神祇。教士由这些信仰产生，解释与仪式却是他们的职责。教士不断玩弄人类的恐惧以增加其权利。他们犯了所有的罪行，最后延伸到谋杀“异端”，集体屠杀，以致各民族几近灭亡。伏尔泰下结论道：“我痛恨教士，我痛恨他们，我将痛恨他们一直到世界末日。”

他在基督教外的一些信仰中，发现许多值得接受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但基督教令他满意的东西则微乎其微。“我有200多册这些书籍，而最坏的是，我读了它们。那简直就像走入疯人院一样。”他很少附加他早先对《圣经》的批评。他比前辈们更大胆地批评诺亚方舟、红海的通道、无辜婴孩的大屠杀等传说的荒谬性。他更永不倦于谴责原罪的理论。他愤怒地引述圣奥古斯丁的话：“天主教告诉我们，所有人生来即带着罪恶，甚至婴儿在洗礼以前死掉都该被诅咒。”

说到耶稣，伏尔泰则犹豫不决。由孩提时代的自然虔诚到青年时代的不敬。他也一度认为耶稣是一个“疯子”。成熟后，他开始欣赏耶稣的箴言。我们将因实行这些规则而得救，他说道，而非因相信耶稣是神。在《无神论者与圣人》（The Atheist and the Sage）一书中，他大大地开了三位一体论的玩笑。无神论者问：“你相信耶稣基督有一个本性、一个人格、一个意志，还是相信两个本性、两个人格、两个意志，还是相信他有一个意志、一个本性、两个人格，还是两个本性、两个人格、一个意志，还是——”但是圣人请他忘掉这种难题，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伏尔泰指出，基督不像圣保罗及一些后来的基督徒，他对犹太教仍怀着信心，虽然他曾批评法利赛人：

这个永恒的神，在成为一个犹太人之后，终生皈依犹太人的宗教。他遵奉其仪式，他经常去犹太教堂，他一切言论都不违犯犹太法律。他所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并遵循犹太仪式。建立基督教的显然不是他……基督教具有特色的独断教义里没有任何一条是耶稣基督所宣扬的。

由伏尔泰的观点看来，耶稣接受了在他之前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的信仰。同样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到，取代它的将是一个“天上的王国”——一个由上帝直接统治的人间王国。

伏尔泰晚年愈来愈热烈地接受基督的事迹。他开始称呼他为“我的兄弟”“我的主人”。他描述自己的梦，在梦中他被带到一个布满尸骨的沙漠里，这边是一堆堆被屠杀的30万犹太人；那边则是“因形而上的争论而被勒死”的4座基督徒坟墓，而且由无数堆的金、银为腐化的教士和国王的权杖和王冠覆盖着。然后，带路的天使引导他到一个青翠的山谷，那里住着伟大的圣人，在那里他遇到了庞皮留斯、毕达哥拉斯、索罗亚斯德、泰勒斯、苏格拉底……最后——

我随着我的引导人爬上一个比古代圣人安睡之地较高一层的树林。我看到一个年约35岁、外貌和蔼平易的人。他的手脚浮肿流血，他的肋被刺穿，他的肌肉因鞭打而裂开。这位圣人的苦难是苏格拉底比不了的。

伏尔泰问他死亡的原因，耶稣回答：“教士和法官。”他是否有意创立一种新宗教？没有。他是否须对这些骨头和金银财宝负责？不。“我孤独地生活在最卑微的贫穷中。”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敬爱神，爱邻如己。”“如果这样，”伏尔泰说道，“我认你做我唯一的主人。”“他对我做一个手势，令我充满慰藉。忽然，幻影消失了，只遗下一颗宁静的良心。”

但这只是他晚年的想法。在他持续战斗的时期，伏尔泰把基督教历史看作是人类的不幸。保罗的神秘论、经书的虚诞、殉道者的传说、神迹及教士的阴谋与穷人的妄信联结，从而建立了基督教会。然后教会的神父们，以其口才的说服力提出一些令中产阶级感到满意的教条，渐渐地，古典文明的光彩因幼稚的想象与宗教诈欺而趋黯淡，直到一团黑暗笼罩欧洲人的心灵数个世纪之久。幻想者、懒虫、不敢接受生命挑战与承担责任的人，成群结队爬入了修道院的门墙，并以关于女人、魔鬼、神的梦想相互感染。博学的官员们，集会争论哪一种荒谬信仰应该成为永无错误的教义的一部分，而以大众对安慰心灵的神话的渴求为基础的教会，变得比以组织的武力为基础的国家更有力量。刀剑的力量变成语言力量的附属物。主教罢黜国王，而且使人民不再忠心于他们的国王。

宗教改革在伏尔泰看来不过是趋向理性的迟缓步调。他固然赞赏他们反叛僧侣的独裁、出售赎罪券及捞钱——有时“搜刮一省的全部收入”，在北欧，“人民接受较为便宜的宗教”。但是，加尔文和路德的宿命论也使他大为不快。设想一个将其2/3的子民打入永恒火狱的统治者，或看看教会对圣餐的不同解释：天主教徒认为他们吃的是上帝，而非面包；路德教徒则同时吃了上帝和面包；加尔文教徒吃的只是面包，而非上帝。“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蛮族之间这种相同的夸饰或疯狂行为，我们一定会认为被愚弄了。”理性的拓展正在远离这种冲突。“如果路德和加尔文复生，他们也不会像司各脱派和托马斯派这样喧闹。”如果新教徒继续传播这种宗教，知识分子将会叛离，群众也会宁愿选择罗马天主教。伏尔泰揣测道：“加尔文派和路德派在德国正处于危险状态中，那个国家充满了主教区、修道院和僧侣。这些情况都适宜叛教。”

那么，宗教应否全部被理性的人类遗弃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除了宣扬上帝与道德外，别无教条的宗教对人类具有真正的贡献。伏尔泰早年曾经认为“这些须借助宗教才能成为好人的人是可怜的”。而一个社会能够不靠超自然的信仰，仅靠自然道德就能够生存。但他对人类的情欲有了较多的体验后，他便承认没有一条道德律令能够成功地抵御个人本能的原始冲动，除非大众相信它出于一个全知全能并在施行赏罚的上帝。在同意洛克所言，认为人无先天观念后，他继而承认莱布尼茨认为道德感是先天的说法。他将道德感定义为上帝置于我们心中的正义感。“法律看守我们可知的罪行，宗教则照管秘密的罪恶。”《无神论者与圣人》中的圣人说：

我将假设（上帝禁止它！）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我承认有某些平和的公民天性宁静，其财产足以使其诚实。他们追求荣誉，举动谨慎，设法在社会中共同生存……但一个贫穷的无神论者如果获知能够逃避惩罚而不谋财害命，他必定是一个笨蛋。如果这样，社会所有的枷锁都可撤除。秘密罪行将泛滥得像起初不被注意的蝗虫一样布满世界……谁肯约束伟大的君主呢？……一个无神论的君主远比一个狂热的教徒危险……无神论于15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结果如何呢？毒死一个人就像邀他赴宴一样平常……因此，信仰一个奖善惩恶的上帝对人类较有益处。

后来伏尔泰也渐渐看出地狱观念的某些意义——

对这些在著作中否认地狱存在的哲学家，我将说：“诸位，我们既非跟西塞罗、阿提库斯、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诸人生活在一起……也非跟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斯宾诺莎相处，后者在极度贫困时犹将大政治家维特所给的300弗罗林薪俸退还给其子，他的心灵是全荷兰人都敬佩的。换言之，诸位，并非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我们势必和一些沉溺于暴行、酒精与劫夺的人们来往。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向他们宣扬说灵魂是会死的。至于我，如果他们抢劫我，我宁可诅咒他们被打入地狱。”

我们的结论是，魔鬼也能摘录伏尔泰的话以为应用。在宣扬一个没有神话的宗教后，这位伟大的怀疑论者以一个最差劲的神话为结束。他曾经要求一个纯粹教诲道德的宗教，现在他终于承认凡人若不借天堂与地狱的观念绝不能免于罪恶。教会可以宣布伏尔泰已经忏悔了。

72岁那一年，他以一本《无知的哲学家》（1776年）重新坚定他的信心。他一开始就承认他不知物质与心灵究为何物，他也不知他为何能思想、能移动他的手臂。他问了自己一个他以前显然从不曾问过的问题：“我是否有必要知道？”但他补充道：“我不能放弃我求知的渴望，我受窒的好奇心是无厌的。”他现在才认清意志是不自由的。“这样想的无知者并不真的这样想，但至少他被强迫这样想。”“上帝存不存在？”把他当作一个在“秩序、伟大的艺术及统治宇宙的机械与几何法则”后的神灵，则他是存在的。但我们只知这个至高神灵的存在，而不知其本质。“悲惨的生物！如果我不能了解我自己的智慧，如果我不能知道我借何生存，我如何能稍微知悉这个显然统治宇宙的智慧？……但我们是他的作品。”伏尔泰倾向于相信，宇宙并无所谓创造的时刻，它自始就存在着，它“就像阳光产自太阳一样，因为那个原始而必要的原因迸出”，及“自然一直就是活生生地存在着”。他仍相信宇宙的天造地设，相信一个引导整体而让其部分——包括个体——自行变化的上帝。他下结论道：“如果你认为我不曾教导你任何东西，记着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无知的。”

这个烦恼的哲学家开始嫉妒那些从不思想而只信仰和希望的人们。然而，他又回到苏格拉底的看法，认为一个没有思想的生命不配为人。他在《一个善良婆罗门的故事》（1761年）中表现了他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飘荡：

有一次我在旅行中无意间遇到一个年老的婆罗门。他有深邃的智慧、渊博的学问……和无限的财富……

“我但愿，”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没出生。”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这40年来，我一直在求学，而我发现我这些时间都白费了。虽然我教导别人，可是我一无所知……我存在于时间的洪流中，却不知时间是什么。就像我们的哲人说的，我被放置于两个永恒之中，而我对永恒毫无概念。我由物质组成。我思想，但是我从不曾令自己满意地解答思想由何而生……我不知道我为何生存，但我每天被要求解答这道谜语。我必须回答，但我不曾令自己满意过。我谈了许多，可是我说完之后，我更为迷惑，同时为自己所说的感到难堪……”

这个好人的情况令我产生真正的关切……同一天我曾和他的邻居，一个老媪谈天。我问她是否曾因不了解她的灵魂而感到不快。她并不明白我的问题。在她的生命中，她从不曾片刻思及此类曾折磨婆罗门的问题。她从心底信仰神祇，如果她能取得恒河的圣水以涤除自己，她就认为自己是最快乐的女人了。

被这个可怜生物的快乐震惊后，我返回了哲学家的居所，这样告诉他：

“在你50码之外住着一个一无所知却满足幸福的老机械一般的人，你却这么悲惨，你不感到羞耻吗？”

“是的，”他回答道，“我曾经对自己说过一千次，如果我像我的老邻居一样无知，我就会跟她一样快乐。可是，我并不想要那种快乐。”

婆罗门的回答令我难以忘怀……得出结论：“我们也许看重幸福，可是我们更看重理性。但在成熟的反省后……我仍旧认为，宁要理性不要幸福的人一定是疯了。”

伏尔泰的执拗

帕斯卡曾以同样的心情将满是逻辑的智力委交给天主教会，后者在历经长久的经验后，发现了教条与仪式的结合有助于人类道德，及其安慰忧苦与好奇之功。伏尔泰并没走得这么远，但70岁后，他也迷惑地朝这个方向前进。

首先他对宗教的一般可行性妥协。博斯韦尔问他（1764年12月29日）：“你没有信仰吗？”伏尔泰回答：“有的，全心全意地让我们每年在大殿里聚会4次吧！同时以音乐辅佐，感谢上帝的赐礼。有一个太阳，有一个上帝，让我们也有一个宗教吧！那么全人类都可成为兄弟。”太阳对于他而言，似乎是通往上帝之路中的休憩站。1774年5月，伏尔泰已80岁，他在破晓之前起床，和一位朋友爬到山上看日出。也许他当时读过卢梭的著作。到达山顶后，他精疲力竭，但看到太阳胜利的光辉时，他跪下来喊道：“全能的上帝，我信仰你。”他起立时，内心的伏尔泰却在跳跃道：“至于圣子先生及圣母夫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愈走愈远，而且认可了教士的存在，只要他们宣扬道德和提供对上帝的祷词。他承认法国和英国的主教在社会秩序上有某些贡献。但红衣主教的维持费太贵了，应该撤除。他赞许保存乡村记录、帮助穷人、调解家庭纠纷的单纯教士。这些牧师应该受到更大的尊敬、更好的薪俸及上司更少的剥削。有时这个年老的赎罪者，愿意将每年四次的集会增加到每月一次，甚至每周一次。聚会应该包括祈祷、感恩、崇拜及道德训示，但不应涉及请愿，讲道尤应缩短。除了一个正义的上帝外，任何超自然的教条都不应有，教会组织应该臣属于国家。教士应由政府训练，薪水也由政府支付。修道院可以不必拆毁，但只能作为老人或病患的休养所。与许多怀疑论者一样，伏尔泰对走出修道院帮助病患与穷人的修女有很好的评价。看到在巴黎医院中服务的修女后，他在《道德论》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和这些出身高贵的女性，牺牲了美丽、青春而在医院里愉快地安慰人类的苦难相比……脱离了罗马教会的国家并不曾完满地学到这种高贵的仁爱。”

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伏尔泰在他费内的房子附近造了一间小教堂，在大门上面，他骄傲地刻了“狄奥莱西特·伏尔泰”。他宣称“这是世上唯一只供奉上帝的教堂。其他教堂都是供奉圣徒的”。他请求罗马赠送几件圣徒遗物给他的教堂。主教于是送他一块圣弗兰茨的毛布。在圣坛上，伏尔泰放了一具真人大小的耶稣金身像，形如圣人，而非受难者。1760年后，他每星期天早上都在那里望弥撒。而在1768年的复活节，他参加了圣餐礼。他经常遣送他的仆人进教堂，而且付钱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教义。

很多这类虔诚的举动，都是为了替村民们立下一个楷模，以鼓励他们信仰，减少其罪行、保护其财产。他确知凡尔赛宫廷一定会听到他的模范行为，也许他也希望这有助于他为卡拉斯、席翁和拉巴尔所作的运动，及他重返巴黎。而国王和王后也确实因他的改过感到喜悦。拉布莱特里的神父也因为伏尔泰参加圣餐仪式而予以称赞。但他看到这位憔悴的老人时，却说伏尔泰忘了埋葬他自己。伏尔泰只是很有礼貌地回答：“在你之后，先生。”1769年3月31日，他召集几个法定公证人，在他们面前签署一项声明，说他希望死时是一个天主教教徒。他巴黎的哲学家弟兄们嘲笑他，他幽默地接受了他们的嘲讽。

1768年后，他养成了当时教士进餐时听宗教书籍的习惯。在餐桌上，他较喜欢马西永的传道，他对文学的欣赏力没有因作者是教士而破坏。他曾攻击过耶稣会，但1770年，他参加了圣方济各教派的俗世组织，而且获得了“杰克斯圣方济各世俗神父”的头衔。“杰克斯”是伏尔泰的领地下的一个小郡名。他对这个荣衔十分骄傲，写了十数封以上的信报告这件事，并署名“忝为圣方济各教士的伏尔泰”。腓特烈称他为教会的新圣徒，但同时通知他，罗马教廷在同一年下令烧毁了这位圣方济各会员的某些书籍。我们现在很难断定他和教会的妥协是真心诚意，还是为了凡尔赛而休战，或是担心死无其所，因为法国公墓全部属于教会所有。也许这三个动机都在这个宗教闹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在最后几年中，1770年至1778年，他的笔都用在责难无神论上，而非攻击基督教会。在《哲学字典》的《上帝》篇中，他附加了两段文字，攻击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1772年，他写了一篇精彩的论文《我们应该表明立场》替“上帝与容忍”辩护。他对内克尔夫人、舒瓦瑟尔女公爵及腓特烈承认，他担心宗教容忍运动会被无神论消灭。他对霍尔巴赫的批评危及同志之间的团结，他为此感到遗憾，不过他坚持：“我这样说，显然必定使作者及他的三位支持者和我因说出我的思想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我已经对他们声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这样说，既不怕无神论也不怕迷信的狂热。”霍尔巴赫派反击说，这位有钱的领主这样做是在凡尔赛宫耍政治，为了利用上帝看管他费内的仆人和佃农。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那些他曾经支持，曾经为其欢呼，并将其看作“打倒卑鄙”运动的弟兄，都轻视他，把他看作一个迷失的领袖。狄德罗从来不曾喜欢过他，也不喜欢和他通信，而且因伏尔泰公开宣称达朗贝尔是《百科全书》的首脑和灵魂，而对伏尔泰感到愤怒。狄德罗为卡拉斯运动鼓掌，但无意间溜出了一行嫉妒的文字：“这个人从每个方面来看，都只是二流人物。”狄德罗倡言的革命性政治及他喜爱的资产阶级感伤剧，伏尔泰都不喜欢。变成贵族的资产阶级，不能体会满足于现状的资产阶级。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都不曾到费内拜见他。谈到伏尔泰对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批评，格里姆苛刻不公地评论道：“这个‘无知的哲学家’只能勉强地草草读过这些作品。”终于，人数和骄傲都在增长的巴黎无神论者们，遗弃了伏尔泰。早在1765年，在“打倒卑鄙”的战争中，他们其中之一曾谴责他：“他是一个教徒，一个自然神论者。”

遭受双方的攻击后，这位虚弱的首领从1770年开始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他自称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伟大毁灭者”。他怕他的“上帝与容忍”新宗教只有在统治者们接受圣毕尔主教的“永久和平计划”时才会来临。这意味着它也许永远不会来临。长久以来，他一直怀疑哲学的脆弱性和理性的无吸引力。“没有一个哲学家曾经影响过他居住的那条街上居民的行为。”因此他提供“迷信”或神学给大众。他希望在法国制造出“4万位圣人”，及一个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但即使这个希望也在他的暮年开始枯萎。“一点一点地启发年轻人”——这是他准备重访巴黎及准备死亡（84岁）时留下的唯一希望。他在巴黎受到的神奇欢迎，也许会重新带给他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心。

他是否是一个哲学家？是的，虽然他不曾创造体系，对每件事都摇摆不定，而且发表意见时常显得肤浅。如果哲学家的定义是有关人类与世界的一致体系的创造者，那么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鲁莽地从至小攻击到无限。但如果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关心自然、道德、政府、生命、命运等基本问题的心灵，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很多人觉得他不深刻，也许这是因为他思想清晰而不确定的缘故。他的思想很少是原创的，但在哲学中，几乎所有的原创思想都很愚笨。当然，他赋予他的思想的形式是原创的。毫无疑问，伏尔泰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是否如狄德罗所说的，在各方面都是二流的？在哲学方面和狄德罗相比，在戏剧方面和高乃依、拉辛相比，他诚然是第二流的。但他在史学的概念和写作、诗文的优美、散文的魔力和机智方面，在他的时代，他确是最好的，也是最早的。他的心灵像一把火焰烧遍了欧洲和18世纪，而且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激励了无数的灵魂。

也许他恨得太多，但我们必须记住他所恨者为何事。我们必须想象我们置身于那个只因背离正教就可能被放在木头上焚烧、铁轮下压碎的年代。我们今天比他更能欣赏基督教，因为他曾经成功地修正了它的教条和暴力。我们能够感到《旧约》的震撼和堂皇、《新约》的美丽和高尚，是因为我们能自由地认为它们是也会犯错的人的作品和灵感。我们能感激基督的伦理学，是因为其不再以地狱威胁我们，不再诅咒不听从上帝的人类和城市。我们能感到圣方济各的高尚，是因为我们不再被强迫去相信他说一种语言时，能够以各种不同语言传入听者耳中。我们能够感到宗教仪式的诗意和戏剧性，是因为容忍的暂时胜利使我们能自由崇拜或弃绝。我们能把许多传说看作深奥的象征或名著的寓言，是因为我们不再必须去接受它们字面上的意义。我们已经学会同情那些我们曾经爱过而必须离去的事物，犹如我们对年轻的爱存着甜蜜的回忆。在所有人中，是谁较诸其他任何人，给我们这个可贵而划时代的解放呢？是伏尔泰。

第九章　哲学家的胜利（1715—1789）

僧侣的反击

有许多言论替基督教辩护。辩护者振振有词，有时对时代做盲目不公的批判，有时文雅而明晰地强调法国还期待着神学。某些传教士仍旧主张：违背天主教规定的教义，应该受到国家的处罚；并称圣巴托罗缪节的大屠杀与外科手术同样合法。某些传教士则以绅士般的风度接受挑战。他们容许对手选择武器——理智。那实在是英勇的表示，因为一旦宗教同意理性，无异开启凋谢的门扉。

1715年至1789年的法国，出版了约900本为基督教辩护的作品。仅1770年一年，即印行了90件著作。狄德罗的《哲学思想》、爱尔维修的《论智力》、卢梭的《爱弥儿》，各招致10种反驳。豪特维尔神父在《基督徒对宗教的事实证明》（1722年）一书中，与一个世纪后的惠特利大主教一样，声称由奇迹证实基督教的上帝，就像尘世历史中被承认的事实一样值得采信。居永神父发表2册讽刺口吻的《新哲学家的预言》（1759—1760年）。普吕什神父所著的《自然景观》（1739—1746年），共有8册流传于世，共出版18次，所费不赀。此书道出科学的奇迹及自然界安排的证据，以证明智慧和权力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如果人类在浩瀚的环境中感到迷惑，就让他谦逊为怀。我们不可因为无法了解，便否认上帝的存在。同时让我们感谢上帝创造壮丽荣耀的万物。戈沙神父在15册《书信评论》（1755—1763年）中攻击布丰、狄德罗的进化论假设，他鲁莽地指出：“假设人曾一度为鱼……则引起两件事情中的一件：不是人类没有抽象而不朽的灵魂，就是鱼类也具备这种灵魂——二者都是对上帝不敬的推断。”哲学家高兴地同意这段话。西格内神父在《基督徒的哲学》（1765年）中，强调为支持道德，宗教不可或缺；纯粹俗世的抑制，对于不再相信上帝无所不知的罪犯而言，适足以加强其犯罪的心计。1767年，迈耶尔·尚登神父发行《反哲学字典》，一共出版7次。1770年，前耶稣会士诺诺特神父与该会几位饱学的会员，出版了他的《伏尔泰的谬见》一书。第一年即售完4版，8年里售罄6版。1857年，福楼拜把它列为他小说中的人物爱玛·包法利读物的一部分。盖纳神父在《某些犹太人的书信》（1776年）中，以灵魂、情趣、文雅、知识四点替《圣经》辩护。他声称这些信札来自有学问的犹太人。伏尔泰承认盖纳“一针见血”。拥护天主教的善男信女与教士，出版了《宗教的报复》，展开每月一次对哲学家猛烈的攻击。1771年，他们又开始出版《方法论百科全书》，本书比狄德罗著的《百科全书》还浩瀚，对疑神论者的弱点展开挞伐。

唯物论者遇到一个高明的对手，那就是尼古拉·贝尔吉耶。他是法国东部贝桑松教区的神父。他所著的《自然神教本身之辩驳》（1765年），是“一位真正的教区司祭，对卢梭想象中法国萨伏依代理主教的答复”。他的《基督教证据的确实性》（1767年），获得教皇致函赞许。他51岁时（1769年）调升为巴黎圣母院的神父，并成为听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告解的神父。同年，他出版《维护基督教反对揭穿基督教一书的作者》——吹起一阵反对霍尔巴赫的烈风。教士大会于1770年欣然通过让他获得一笔每年2000利维尔的恩俸，以便他有更多的余暇用来护教。一年中他发表2册《审查唯物论》，这是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的答复。他再次指出心灵是我们认识的真实体；为何心灵应被贬为只有经自身才知道的其他事物？他指出霍尔巴赫犯了几个矛盾：第一，这位男爵宣称上帝为不可知，然后又把无穷和永恒的特性赋给物质——但他判断对上帝的观念时，他早已发现无穷和永恒为不可知。第二，他接受决定论，却又劝人改造行为。第三，他说宗教源于：原始的无知；教士玩弄狡猾手段；制定法律者的奸诈——而这种认识又仅仅只是他自己的错误。这位神父不对《旧约》吹毛求疵。他解释道，由于笔录上帝圣道的人运用东方诸国的隐喻，因此，《圣经》不可逐字接受。《新约》是基督教精髓所在；基督的生活及其奇迹，证明了基督教上帝的存在。但教会的权威不仅在于《圣经》，也寓于自基督使徒以来由主教牢不可破的神权递嬗及信仰的传统。在《基督教的审视》（1771年）一书中，他强调不论贝尔表现的非常特质为何，无神主义必然破坏道德。

18世纪的法国，卫护天主教最卓越的教士当推纪尧姆·贝尔捷。他12岁（1714年）进入设在布尔热的耶稣会学院就读，当时即以才思敏捷闻名。他的聪明对他的宗教虔诚并无显著的影响。17岁时，他告诉父母希望加入耶稣会。双亲劝他从长考虑一年，他照做了，但一年后仍然坚持夙愿。他在巴黎见习修行期间，勤于读书、学习、祈祷，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他进步极快，19岁那年即被任命为布卢瓦学院的人文学教席。他在该校逗留7年，又见习修行1年，然后被派往雷恩，后又转赴鲁昂担任哲学教授。1745年，耶稣会任命他为《特里武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在巴黎发行。在他的领导下，这本杂志成为最受敬重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喉舌之一。

该杂志文字大都由他执笔。他住在寺院中的一个小室，室内没有炉火取暖，起床后一直工作。他的房门敞开，来者不拒。除了温暖他生命的信仰外，他思索每件事情。伏尔泰的学生拉哈尔佩形容纪尧姆为“学者诸君普遍崇敬此人的渊博知识，全欧人士敬佩他的谦逊美德”。他具有法国人礼貌的风采，在辩论时也不例外。他抨击观念，而非人身攻击，他也赞美对方的才华。但他依然赞成宗教排斥异端。他相信上帝之子基督创立了天主教会。他主张基督徒应以和平的手段，防止教会过失的传播。在基督教国家，反基督教的宣传应该制止，因为其伤害了道德行为和国家。他认为“把天主教排斥异端与狂热的宗教迫害混为一谈，实属谬误”。但他并未许诺宗教迫害不再重演。1759年，他驳斥哲学家的指控。他说：“不信教的人呀！你指控我们为宗教狂热者，但我们并没有神鬼附体的着迷样子。反过来说，仇恨宗教的人却鼓励你们反对我们的教会，煽动你们成为明目张胆、漫无节制的狂热者，那真是不可思议。”

他不承认理智的普遍目的论。甚至就洛克的“激情主义者”一词而言，理智能及的范围也仅止于感觉。超过这个限度，所有的真实对理解力有限的人类必然永远保持着神秘。所以，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在他无法凭理智彻悟的地方，便不再探讨下去”。试图促使宇宙或人类的传统及普遍信仰归属于个人理智的试验之下，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傲自大行径。一个谦虚的人将接受他同胞的信条，即他不了解那些信条也无妨。纪尧姆提示说，很多不信神者之所以否认宗教，是因为后者妨碍他们的享乐。他预言，倘使这些不信教者得势，道德信条必然荡然无存，纵情纵欲，文明将消失于自私自利、快乐主义、欺诈与犯罪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也不会有道德责任，“因为它（决定论）不承认任何约束良心的法律，唯一有罪的人将是不成功的人”。那么道德将仅仅成为权宜之计；没有公正的意识用以阻止聪明的少数人去滥用头脑较简单的大众；除了剥夺人民革命的企图外，没有统治者认为对老百姓还负有其他责任。

就我们所知，纪尧姆对《百科全书》第一卷批判和称赞兼而有之。他以无可置疑的学问揭发其不正确及抄袭之处。他指出，由伊冯神父执笔的“行动”条目，占对开纸3栏篇幅之多，“全然而逐字抄自比菲埃神父的《最初真理专题论文》”。他称赞有关阿拉伯哲学的条目，但是他对“无神论者”条目表示失望。因为在该条目中，拥护和反对无神论的文字，其长度和生动有力，可谓旗鼓相当，因而使读者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依然抱持莫大的怀疑。在《百科全书》第二卷，反基督教的倾向更为明显。他努力运用技巧攻击此点。他指出，《百科全书》称政府当局的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纪尧姆认为这一见解对世袭的君主政治构成威胁。《百科全书》被压制，他可能是促成者之一。

在1757年4月的《特里武杂志》中，他批评伏尔泰的《风俗论》一书：“我们发现一个当代作家滥用其值得尊敬的才华在重要的事物上时，真令人感到遗憾。”他认为伏尔泰的作品目的是“破坏教会和宗教，同时在他们破坏的废墟上，建立哲学的大厦——一座忠于思想自由、誓言独立于所有权威、减抑及限制崇拜与道德的纯粹人类而世俗的哲学殿堂”。他指责伏尔泰的偏见污辱了历史学家。伏尔泰几乎全然无视于基督教的美德和服务贡献，而且感情用事地专门挑剔基督教教义和教史的一切可能的过失。他表示，伏尔泰托言信仰上帝，但他的著作致力于推崇无神论。在同期的该杂志中，纪尧姆又提及伏尔泰的《女仆》，他生气地嚷道：

地狱从未喷出更致命的瘟疫……此处的色情轻率地展示其最淫荡的画面，淫秽的文字来自市井……最粗俗的笑话，正和其不恭敬上帝的言行相得益彰……这些诗篇散发的气味，足以感染社会上每一阶层、每一年龄段的人，使其腐化。

伏尔泰并不急着答复。他仍然满心喜悦地怀念他的耶稣会老师们，依然把仁慈而诚挚的波雷神父肖像挂在他在费内的书房的墙壁上。但法国政府压制《百科全书》的出版时，他响应达朗贝尔的呼吁，拿起武器反抗纪尧姆。他指责纪尧姆之所以反对《百科全书》，是因为该书和《特里武字典》分庭抗礼。伏尔泰认为后者是耶稣会的产物，而且他请求耶稣会和这位《特里武杂志》的“新闻记者”断绝来往。“这个教士干什么事情！……每月从书店出售诽谤性而轻率批评事物的文选。”1759年7月，纪尧姆答复说：《特里武杂志》的编辑们和主持字典的编辑们毫不相关；他承认身为一个“新闻记者”，“既不惬意，也难讨好”，但他主张一位教士有权利用杂志以赞美好的作品，同时谴责不良的文字。他遗憾伏尔泰自贬人格而唯利是图；最后他希望这位“具备优良才华的人”，将在“上帝给他的有生之年”，重归“那个神圣的宗教——不仅是自然教徒，也包括基督徒和天主教徒——那个他所由来的宗教”。11月，伏尔泰发表一篇庄重的《疾病、忏悔与死亡的关系、与耶稣会教士纪尧姆的幽灵》（无疑取自斯威夫特想象的埋葬约翰·帕特里奇的情节），伏尔泰在此文中告诉读者，纪尧姆如何在对着杂志打哈欠时死去。他在一封致埃皮奈夫人的信中，指出他采取这种方法辩论的原因：“我们必须促使无耻之徒及他的拥护者显得可笑。”

1762年，法国各议会下令压制耶稣会士。纪尧姆怀着喜悦的心情卸下他的编辑重担，他到达特拉皮斯特修道院，希望过安静而沉思的隐居生活。他请求耶稣会许其所求，但遭拒绝。路易十五延请他担任王室子女的家教，路易十五于1764年下诏放逐所有法国耶稣会教士时，纪尧姆移居德国，1776年他获准返国。他和他的弟兄在布尔热过着退休的日子，并于1782年在该地逝世，享年78岁。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哲学家的对手

教士被逐、礼貌被弃、杂志着眼于哲学家之际，这场大战更显得血雨腥风。1735年，皮埃尔开始发行《现代著作观察》杂志，一直到1743年。皮埃尔在该杂志中，担当所有品德尤其是贞节的护卫者角色。他愤怒地指责当时文学中种种品行不检的情事，及不够完美的正统派学说作品。他成为伏尔泰最顽强的敌手。1745年皮埃尔去世，由他的友人费内隆继续接棒。

费内隆是反对哲学家诸君中，最有能力、最勇敢、最富才学者。他是一位力能胜任撰写《玛丽·斯图亚特史》（Histoire de Marie Stuart，1742年）的学者。他于1771年完成8册厚的《日耳曼帝国史》。他也是一位足以写作《丰特努瓦战役赋》（1745年）的诗人。伏尔泰必视此诗为他自己作为皇室历史学家所写诗歌的一种挑衅。费内隆于1745年创办一份杂志，名为《当代书信》。该杂志不止一次抨击伏尔泰。费内隆在发迹之前，有一段贫苦的日子。有一次他因批评一位有地位的神父而在巴黎的巴士底狱遭监禁6个星期，然而他曾精力充沛地奋斗了30年之久。他对伏尔泰怀恨在心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伏尔泰曾劝阻腓特烈大帝聘用费内隆为驻巴黎的通讯员。1754年他创设一个新期刊，名为《文艺年鉴》，他主编该刊，刊中文字多由他自己撰写，每十天出版一期，直到1774年。

费内隆钦佩布歇的宗教保守主义及17世纪庄严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哲学家们对社会组织、道德支柱及令人感到安慰的宗教信仰的了解，实在粗浅得该受责备。他说：

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煽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攻击上帝。他们自命为人道的提倡者，从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等于伤害人民、荼毒人类、剥夺人类唯一慰藉痛苦的希望。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推翻社会秩序、促使穷人反抗富人、弱者对抗强者，而且把武器送到千百万人的手上。这些人至今不致引起暴行，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意识与法律的拘束，同样具有功劳。

费内隆预言，对宗教的攻击将动摇国家的根本。他预言了一个世代后爱德蒙·伯克的警告：

无信仰者的盲目狂热，难道不比迷信者的宗教狂热更荒谬、更危险吗？开始是容忍你祖先时代的信仰，你不说别的话，只高谈容忍，然而没有一个教派比现在更排斥异己……至于我，我主张文人不得秘密结社，而且除了宗教、道德及光荣的团体外，不许其他团体产生。

费内隆是一个敏锐的批评者。他绝不放过机会去刺戳哲学家意识上的漏洞。他嘲讽他们的独断主义及伏尔泰的领主权利，而称其为“图尔奈伯爵”。哲学家们称费内隆为流氓和顽固分子以为答复时，费内隆便回敬一拳，说狄德罗是伪君子，格里姆是阿谀外国名人的马屁精，并把全部不信教的人称为“骗子、恶棍，没有教养的自大者、无赖”。他指控《百科全书》作者偷窃雷奥米尔《论蚂蚁》一文的插图，《百科全书》作者否认此事，法国科学院支持这项否认，不久事实证明费内隆的指控正确。但他在卡拉斯一案中没有做好，他指出证据证明卡拉斯有罪，又撰文指称伏尔泰在替卡拉斯辩护时，“基于人道的立场因素较少，而基于欲引起大众注意伏尔泰存在的因素较大”，而且“希望大家谈论他”。克莱龙小姐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喜欢伏尔泰，而且拜访伏尔泰。费内隆殷勤地赞扬他的对手，并暗示有关某一个女演员不道德的私人生活。演员们愤慨于费内隆的推断，认为费内隆本人不正当地妨害他们的私生活。黎塞留公爵不是通奸的迫害者，他劝路易十五把费内隆再送回巴士底狱监禁。王后因费内隆“忠诚而热心地与哲学家们战斗”而赦免了他。哲学家的友人杜尔哥当权时，《文艺年鉴》的特权消失了（1774年）。费内隆以美食大饱口腹之欲，1776年因营养太足而死。他的遗孀要求伏尔泰收养费内隆的女儿，但伏尔泰认为那样做无异对女人太过殷勤了。

莫罗讽刺作品中的一个词与费内隆的30册书，对哲学家的破坏力几乎不分上下。莫罗在名为《有关卡库阿斯历史的新回忆》一文中说，卡库阿斯是一种赤裸人形的动物，他们在舌头下面含着一袋的毒素。他们说话时，毒液就混在他们的话里，污染了附近的空气。这位聪明的作者摘录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和卢梭作品中的文字，他声言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活生生的毒害者。他又控诉他们“纯为品尝作恶的乐趣”而写作。他称他们是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不讲道德者、利己主义者。“卡库阿斯”这个词把他们刺痛得最厉害，它暗示鸭子的刺耳聒叫声及疯人的喧哗不休，有时（正如此字的含义）暗示厕所的臭味难闻。伏尔泰努力反驳，然而谁能驳得倒气味呢？

保守派分子得到鼓舞，并增加他们的打击力量。1757年，他们赢得一位有朝气、野心勃勃的生力军。帕利斯于1754年曾在代利斯拜访过伏尔泰，当时他持有塞奥特的介绍信，信中说帕利斯是“由你的作品调教出来的弟子”。一年后，他在南锡演出一出喜剧，剧中温和地讽刺卢梭。帕利斯在巴黎教导年轻而热诚的罗贝克女公爵，这位女公爵是舒瓦瑟尔公爵的朋友。善于指责错误的狄德罗，曾在所著《自然之子》一书的序言中，责难过她品行不端。可能为了安慰她，帕利斯于1757年出版《大哲学小札》，严厉抨击狄德罗，但赞扬伏尔泰。1760年5月2日，在罗贝克女公爵的资助下，帕利斯创作《众哲学家》这一喜剧，在法兰西戏院演出。此剧对待爱尔维修、狄德罗和卢梭，恰如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于2183年前对待苏格拉底一样。爱尔维修被描绘成迂阔的哲学家瓦莱尔。在剧中，瓦莱尔把利己主义的利他论介绍给才女西达里瑟听。观众立刻明白，这位才女影射若弗兰夫人，她家客厅常有哲学家逗留。狄德罗被描写成多尔蒂丢斯。剧中的仆役克里斯宾爬着出场，大声咀嚼生菜，巴黎人知道这是对卢梭的讽刺性描述。卢梭曾于1750年公开指责文明，并提倡“自然国”的理想。那是粗野却合法的讽刺，除了被影射的受害人外，每个人都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场喜剧。罗贝克小姐的家里，曾经聚集过她的朋友、忠于她的人及几位和她一样的爵位世袭者。女公爵本人虽然因肺病而奄奄一息，来日无多，却坚持利用自己的影响，替这喜剧的初次公演增色。在第2幕剧结束时，她召唤帕利斯到她的座厢里去，公开拥抱他。然后，咯出血来，被送回家。《众哲学家》一剧在29天之内上演14次之多。

同时，一位卓越的人也一起来攻击非教徒，他就是法兰克侯爵。他是一位省长，擅长写诗和剧本，这种高明的才华使他膺选为法国科学院的会员之一。他在接受这项荣誉时发表演讲，公开指责说：

骗人的哲学，自命为真理的机构，却用来作诽谤的工具。它自夸本身多温和、多谦虚，实则自命不凡、骄傲自负。哲学界的人，笔下洋溢勇猛和傲慢的口气，实则生命充满了恐慌。从他们标榜的主义，找不到确定的东西；从他们的伦理思想中，找不到安慰；没有规范给当代人信守，又不能替未来揭示目标。

路易十五赞扬这篇演讲词。伏尔泰在一篇不具名的7页长的小册子《当》中，讥笑法兰克的演讲。伏尔泰的《当》小册子中，每一段均以“当”字开头。例如：

当一个人有幸被邀加入光荣的文学家社团时，是不需要在接受的演讲中讽刺文学家的，此举无异于侮辱该社团及大众……

当一个人不配当文学家，也一点没资格当哲学家，则他不适合说我们的国家只有虚伪的文学和空洞的哲学……

诸如此类，并不十分让人信服。但不久，莫雷莱用大幅的纸张，以“如果”开头，不久又以“因此”为始；伏尔泰则接下去以“到”“那个东西”“那个人”“是”“否”“为什么”等词为句首。法兰克为逃避这场暴风雨，逃回到他的故乡蒙托邦，再也没有在法国科学院出现。然而，1772年他又以《透过怀疑本身的怀疑论宗教报复》一书而参与对抗。他力陈物质主义对道德没有约束力。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可以畅所欲为，我们只要规避警察就可以了。而且假若没有天堂，“如何使人们安于国家指定给他们的隶属地位呢？”

1761年，加利亚尼神父自那不勒斯到达巴黎。他在巴黎的沙龙中，前后红了8年。他告诉喜欢他的哲学家们说，他们中有几位提倡“回归自然”，真不啻疯狂的企图，那样做将使文明人返回野蛮和暴行。他又说宇宙设计的证据势不可当，他指出怀疑论终将导致知识的空虚和精神的失望：

凭借我们所受的启迪，我们发现空虚多于充实……空虚之感，长存于我们的灵魂和想象中，是我们悲哀的真正原因……一切均已说尽做完后，怀疑论是聪明人用来反对他自己的本能和趣味的最大努力……人们需要真实的事物……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女人（她们的想象力倍于我们）……无法作为不可知论者。崇尚不可知论的人，只有在他们灵魂的青春强壮时期，才力足维系这种主张。如果灵魂渐渐老了，某个信仰又会出现……不可知论是理智上的失望。

为反击出类拔萃的加利亚尼、博学的尼古拉·贝尔吉耶、文质彬彬的纪尧姆、勤勉的费内隆、贵族法兰克侯爵、难缠的帕利斯及喋喋不休的莫罗，哲学家们在这场笔舌大战中，使出一切武器，从理性、嘲弄到批评、辱骂，一一都用上了。伏尔泰放弃他的和平，冒着危险，常以富于机智而非争辩，答复每个对哲学和理性的攻击。“把这些可怜虫的名字告诉我，”他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我将给他们恰如其分的对待。”

要作弄莫罗相当困难，因为他是王后的图书馆员和史官。但法兰克侯爵，用一点小手段就足以使他当众受辱。帕利斯也可用双关语予以刺穿。马蒙泰尔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帕利斯，那是很难翻译的：

此人一度名叫帕利，

最初人们叫他笨帕利斯。

后来叫他矮帕利斯，呆帕利斯，

然后是虚荣帕利斯，冷帕利斯。

作为长篇攻击演说的高潮

及公诸大众的讽刺诗文的结尾，

合适的词句立即出现了——

他们称呼他蠢帕利斯，

为屈就你的水准

我用此词特为欢欣。

回想吧！如果你能运用那个工具，

但是不要写；最好读，你这个傻瓜。

狄德罗等到《拉摩的侄儿》一书，转述帕利斯的淫乱，才算遂行了他的报复。身为一个哲学家，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但他可谓持重，不去出版该书。帕利斯死后，此书才在法国出版。但莫雷莱当时就发表一个讽刺作品，既攻击帕利斯，也讥讽他的保护人罗贝克小姐。她在法院的朋友把莫雷莱抓到巴士底狱监禁（1760年6月11日），她的死亡（6月26日）使事情更为严重。卢梭营救了他，但从此和哲学家群断了交情。帕利斯的放荡，使他胜利的成果受到了玷污。1778年，他投入伏尔泰之流，再置身于哲学家阵容中。

哲学家们攻击费内隆最力。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形容费内隆为受雇文丐之流，称费内隆是百万富翁贝尔廷的食客。伏尔泰把他最聪明的妙语之一献给费内隆：

有一天，在峡谷中，费内隆被一条蛇咬了一下。你以为结果如何呢？被毒死的竟是那条蛇。

伏尔泰经常在其作品中将费内隆描写为“来自皮埃尔背后的一条虫”。然而严重的攻击出现于伏尔泰的剧本《从苏格兰来的妇人》。1760年7月26日，该剧在法兰西斯剧院公演。剧中以明显的夸张口吻讽刺帕利斯的《众哲学家》，指称帕利斯应负起法军战败和法国财政崩溃的责任。费内隆则被形容为穷文人街的小文丐，专门制造丑名于字里行间。伏尔泰这个剧本用来形容费内隆的词句，计有恶汉、卑鄙者、可鄙者、间谍、沉迷于欢场者、蛇、猥亵的温床等。伏尔泰这一剧本的演出，与帕利斯的剧本同受欢迎。5个星期内演出16次之多。费内隆偕其娇妻参加伏尔泰该剧的首次公演，并引人注目地带头喝彩鼓掌，因而免于一场暴风雨的侵袭。伏尔泰认识到他的对手够勇敢。一位访客问伏尔泰，在巴黎要鉴别新书的价值，应该请教谁，伏尔泰答道：“请教费内隆这家伙吧！……他是唯一有鉴赏力的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我不喜欢他。”

耶稣会的没落

耶稣会的突然崩溃，虽然大部分由于巴黎议会而非哲学家的影响，但仍显示出时代的大势所趋。耶稣会创始人曾称其为“耶稣公司”。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命名为耶稣会，“教会执事们共同的托钵组织”（一个宗教组织，有其规定的公约，靠布施为生），这些“耶稣会士”，如同他们的批评者所说的，在一个世纪中，成为天主教会最有势力的教士团体。约1575年，他们已经在法国建立了12个学院，并迅速地主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教育。两百年来，法国每位国王都选任耶稣会士作为听忏人，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也群起效法。凭着这个方法及其他种种手段，耶稣会实质上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几乎在巴黎开始有耶稣会士时起，他们就遭受议会和巴黎索邦神学院（13世纪中叶设立）的反对。1594年议会指控耶稣会教唆让·沙泰尔企图杀害亨利四世，1610年议会又控诉耶稣会士煽动拉瓦亚克谋杀国王。议会提及一位西班牙耶稣会士马里亚纳，马里亚纳曾辩护某些情况下弑君的道德性。但无论议会的指责如何有力，耶稣会在数目和势力上愈来愈大。它左右路易十四的宗教政策，促使路易十四攻击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詹森派教徒，说他们是伪装成天主教徒的加尔文派教徒，后来由帕斯卡所执笔的《各省书简》（1656年起）仍然受到法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注意。然而，1749年耶稣会在法国仍拥有3350位成员，其中1763人为僧侣。在法国的僧侣群中，耶稣会教士以出最优秀的学者、最聪明的神学家、最雄辩的传道者、最忠诚最勤劳最成功的拥护教会者而闻名。他们促使科学进步，而且影响了多种艺术形式。他们通常被视为欧洲最好的教育者。他们的朴素德行颇为突出，而且他们运用种种诡辩策略，把基督徒的道德要求灌输给一般平民。虽然如此，他们从未宽恕贵族或皇帝的通奸行为。他们辛勤的贡献和忍耐的坚守原则，使自己成为一股影响政府决策和人民心灵的力量。有时似乎所有欧洲人都拜倒在他们团结而训练有素的坚韧的意志之下。

他们的权力几乎毁灭了他们。国王们很清楚地看出，耶稣会士的教皇至上论如果不予制止，势将使所有的俗世君主变成教皇的臣子，从而恢复罗马教皇的权威。耶稣会跟国王的关系，虽然比其他团体都要密切，但该会仍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国王。虽然在神学和道德方面，他们的主张比较自由开明，而且努力协调科学和教会之间的矛盾，但他们为了培养大众对教会的虔诚，支持玛格丽特·阿拉科克的声明，谓基督曾显现在她面前，圣心上燃烧着热爱人类的火花。耶稣会士栽培笛卡儿、莫里哀、伏尔泰与狄德罗，结果只看到这些灿烂人物回过头来反对他们，并驳斥耶稣会教育的全盘体系。

耶稣会设立的学校，被指控拉丁文课程太多，而且只传授传统的旧思想，妨碍了知识的发展；着重记忆性的资料和被动的服从；如此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较充分地利用科学及以更现实的眼光面对人生。因此，达朗贝尔在题为《学院》登于《百科全书》的文中，慨叹耶稣会学校学生浪费6年光阴在学习死的语言一事。达朗贝尔建议多多注重英文和意大利文，及历史、科学和现代哲学。他呼吁政府掌管教育，在新学校里创设新课程。1762年，卢梭印行《爱弥儿》一书，主张教育改革。

然而促使法国境内耶稣会没落的，哲学家只是次要因素而已。互相之间停止攻讦麻木了彼此的仇恨感，无信仰者敬佩耶稣会士的博学与人品。这些耶稣会士则企图使错误的怀疑论者返回正统的教会。伏尔泰发觉他很难向他从前的老师们挑战。他曾经把他的作品《亨利亚德》，呈请波雷神父改正任何有损教会的情节。在《鉴赏力之塔》一文中，伏尔泰赞扬耶稣会教士的文学欣赏能力，及他们广泛运用数学以教导年轻人。《特里武杂志》对《亨利亚德》、《查理十二史》、《牛顿的哲学》等著作，均给予好评。伏尔泰在波茨坦与腓特烈大帝结交后，这种伏尔泰与耶稣会之间半真诚的友好遂告寿终正寝。耶稣会领袖不久放弃了他，说他是迷失的灵魂。但迟至1757年，一些人还企图使伏尔泰与耶稣会化干戈为玉帛。1758年后，伏尔泰在费内与当地耶稣会士维持友好的关系，一些耶稣会教士很欣赏伏尔泰的好客。同时伏尔泰又在长达100页的《风俗论》中攻击教会，而且替《哲学字典》撰写反对基督教会的论述。他听到大牧师卡瓦洛非难葡萄牙的耶稣会士（1757年起），并烧死耶稣会士马拉格里达（1764年）时，即公开责备卡瓦洛的做法不公正，指责死刑为一种暴行。但他一直与教会斗争，而他的“弟兄”狄德罗、达朗贝尔及莫雷莱的著作，一一削弱了法国耶稣会的力量。

普遍信仰自然神教的共济会分会，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削弱耶稣会的行动。但这场悲剧的最大促成者，是个人和阶级的敌对。蓬巴杜夫人无法忘却耶稣会教士，在她飞黄腾达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在打击她，而且在国王宠爱她的时期，耶稣会士也始终拒绝赦免国王。而她突然改变信仰、皈依教会时，又拒绝接受她。贝尼斯红衣主教，一直是这位侯爵夫人的好朋友，他后来声称法国耶稣会之所以遭受压迫，主要是因为耶稣会的听告解者，不愿赦免蓬巴杜夫人的罪，无论她本人如何保证她和路易十五之间已不再有肉体上的关系。路易十五表现了他的愤怒。为什么这些对别人慈悲为怀的僧侣，却不能谅解这位照亮他孤寂、厌倦的生命的妇人？国王努力筹集资金以支援饱尝战祸的陆、海军，及供应他情妇的挥霍时，这些耶稣会士为什么不停地增加自己团体的财富？达米安曾企图刺杀国王，耶稣会士与这件企图并无足资证明的关联。然而达米安曾经向一位耶稣会士告解，难道在谢世的耶稣会士中，没有人主张弑君吗？国王开始在皇宫里，谛听舒瓦瑟尔及其他半真半假的伏尔泰主义者的话。这些人声称，国家自教会的束缚中解脱，以建设一个不受反启蒙运动者的僧侣及中古神学影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时机已来临。陷于漆黑一片的迷信气氛中的小国葡萄牙，既然敢放逐耶稣会士，这为什么又不足以构成对法国的启化作用呢？

受了这种敌意的侵袭，加上被普遍怀疑在七年战争中促使法国遭受奥地利的拘束，耶稣会会士因而遭到突如其来的排斥。1757年，法军在罗斯巴赫被腓特烈大帝打败，法国的命运显然落到最恶劣的地步，跛脚残废的士兵在巴黎街头到处可见。耶稣会士于是成为被嘲弄、造谣、诽谤的对象，甚至有关鸡奸的话题也不胫而走。他们被控为俗世化、异端邪说、贪图财富及外国势力的秘密代理人。很多俗世牧师批评耶稣会的神学太自由化，耶稣会的决疑论过于损贬道德，耶稣会的政策就是把法国出卖给罗马教皇。1759年，达朗贝尔写信给伏尔泰说：“纪尧姆弟兄及他的共犯，在这些日子里，不敢在街头露面，因为害怕群众会把葡萄牙橘子，对准他们的头扔过去。”

加于耶稣会的种种压力，以巴黎议会的敌视最为厉害。该议会的成员是一些贵族身份的法官和律师。他们穿着长长的衣服，有如教士的长袍一样令人敬畏。这个第二等贵族集团，由于组织良好、雄辩滔滔，很快就掌握大权，并急急忙忙向僧侣的权威挑战。进一步说，议会分子主要是詹森派教徒。无论詹森派教义已受到多大的压制，詹森派严肃不苟的教条、圣保罗硬化了基督所创较温和的基督教的阴郁结果，博得了大部分法国中产阶级的好感。同时，法学界人士以为詹森派教条合于逻辑，并在该派内看出反对耶稣会的力量。耶稣会曾经严厉要求路易十四追捕詹森派教徒，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为止，并呼吁路易十四迫使詹森派教徒勉强接受教皇的训令，这无异使詹森教派成为异教，而比无神论者更抬不起头来。詹森派教徒正在等待机会报复这些伤害。

耶稣会把这个机会奉送给巴黎议会。耶稣会士代代经营工商业赚钱，以维持他们神学院、学院、传教、政治活动的开支。在罗马，他们垄断了多样物品的产销。在法国的昂热，他们经营一家糖厂。他们在国外有无数贸易站，如果阿。在西班牙所属和葡萄牙所属的美洲土地，他们都是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私人企业抱怨这种竞争。甚至善良的天主教徒也不禁怀疑，为什么一个发誓安贫的教团，竟会积聚如此多的财富。耶稣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家之一瓦莱特神父，担任耶稣会驻安的列斯群岛的检察长。他利用耶稣会的名义，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广大的农场。他雇用大批黑奴，出口糖和咖啡到欧洲。1755年，他向马赛各个银行借进一笔巨款，为了还清这笔贷款，他输出一般货物到法国。这艘船，连同价值200万法郎的船货，于1755年被英国海军扣押，时为“七年战争”初期。瓦莱特希望补偿这些损失，又借进更多的钱。他终于因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万法郎。他的债权人要求给付，并要求耶稣会对瓦莱特的债务负责赔偿。耶稣会领袖予以拒绝，声称瓦莱特是以个人名义，而非教团行动。银行家因而控告耶稣会。法国耶稣会政治学专家弗赖神父，建议此事由议会解决。1761年3月，终于照弗赖神父的话去做，这一教团的命运，终于掌握在其最顽强的敌人手中。这时，一位耶稣会士呈递一封秘密信函给路易十五，请求以仇视耶稣会及教会的罪名免去舒瓦瑟尔的内阁职务。舒瓦瑟尔替自己辩护，获得成功。

巴黎议会抓住这个机会，对足以暴露耶稣会组织及活动内容的资料加以检查。5月8日，议会的判决对原告有利，该会命令耶稣会付清瓦莱特的一切债务。耶稣会着手和几个主要债权人协商。但7月8日，泰雷神父送给议会一份“有关耶稣会道德及实践信条”的报告。议会以这份报告为依据，于8月6日发布两道命令。其一是判决烧毁耶稣会前两个世纪的大批出版品，因为这些刊物“教唆谋杀的可恶”原则，有碍平民和统治者的安全。其二是禁止法国耶稣会增加成员，并下令所有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学校，除非得到议会的许可，否则都应于1762年4月1日以前关闭。其他判令，则接受大家对耶稣会滥用权力的控诉。8月29日，路易十五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议会同意4月1日之前，暂时把它们置诸高阁。为此而烦恼的路易十五，企图求得一个妥协的办法。1762年1月，他发出一个建议给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和耶稣会检察长洛伦佐·里奇，提议此后法国耶稣会会长的一切权力，应该分给五省僧侣，后者须服从法国法律，遵守1682年的加利亚教派条款（该教派为1870年以前，法国天主教会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一派）。路易十五的这一建议，实际上使法国教会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尤有甚者，法国领土内耶稣会建立的学院，必须服从各议会的视察。教皇与洛伦佐·里奇一致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的答复具有挑战性：“让耶稣会保持原状，否则干脆不让它存在。”为了帮助耶稣会，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直接向法国的僧侣呼吁，这是违背法国法律的。法国僧侣拒绝接受这个要求，并把教皇的信寄给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又把它寄回给教皇。

各省的议会现在粉墨登场了。各种报告积存起来，作为控诉耶稣会的资料。布列塔尼的雷恩议会，于1761年至1762年，接到总检察官路易斯·热内呈送的一份《耶稣会会章报告书》，大为动容。这件报告指责耶稣会为异端邪说、崇拜偶像、不法行动及教导弑君。它指出，耶稣会主张每位会士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住在罗马的教皇及该会总监。因此，根据会章的规定，耶稣会对法国和法王构成威胁；耶稣会会章又声称国家无权教育儿童。1762年2月15日，鲁昂议会命令所有住在诺曼底的耶稣会士，空出他们的房子和学院，解聘所有外国籍老师，并接受加利亚教派条款。雷恩、艾克斯、波市、图卢兹、佩皮尼昂、波尔多等地的议会也群起效尤。4月1日，巴黎议会下令强制执行其命令，将其辖区内耶稣会学校划入政府管辖。

俗世教士虽然一向嫉妒耶稣会教士，这次却试图解救他们。法国主教们于5月1日集会，呼吁法王支持耶稣会：

一个有益于吾国的团体……这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其完美的人格多么值得赞佩，他们的戒律多么严格，他们多么辛勤而博学，他们为教会提供了无数的服务……陛下！无论如何请支持耶稣会！宗教宣称他们为护教者，教会声言他们为牧师，基督徒说他们是良心的保障者。你的百姓中，有无数人是他们的学生，现在也代老师向你恳求。我国的所有年轻人，为栽培他们心智的人祈祷。陛下！请勿对我们联合的呼吁置若罔闻。

王后、她的女儿们、太子及朝廷中其他虔诚的团体，也为耶稣会求情。但舒瓦瑟尔和蓬巴杜夫人现在断然劝告国王向议会让步，关闭耶稣会学校。他们提醒法王不久他必须增加新税目，这需要事先获得议会的同意。法王为对立的建议左右为难时，议会也展开决定性的步骤。1762年8月6日，议会声称耶稣会与法国法律抵触，耶稣会士誓约拒绝忠于法王，并指出该会服从其他国家，相当于一个外国团体留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因此，议会命令耶稣会在法国解散，并命令耶稣会士所有在法国的财产，在8天中全部撤走，否则议会将没收这批财产，献给国王。

法王延迟了8个月，才完全执行这项命令。贝桑松和杜埃的议会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第戎、格勒诺布尔、梅斯三议会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但巴黎议会丝毫不让步，1764年11月，法王终于下令全部压制法国境内的耶稣会士。没收的财产达5800万法郎之巨，对法王的免于毁灭，可能有助。被放逐的耶稣会士得到一小笔养老金，并获准暂居巴黎。但1767年，巴黎议会命令所有耶稣会士离开法国。只有几个人弃绝该会，继续留住下来。

驱逐耶稣会士对于贵族、中产阶级、文学界及詹森派教徒都甚惬意，但国内其他人士不表欢迎。博蒙特身为巴黎大主教，极力责难议会的放逐行动。法国僧侣大会（1765年）对耶稣会的陨落，一致表示悲悼之意，并要求恢复该会。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下谕宣称耶稣会士无辜。教皇的这项训谕在几个城市街头被执法者烧毁，因为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哲学家们最初为放逐行动而欢呼，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思想的胜利，达朗贝尔愉快地摘记《圣经》学者让·阿斯特吕克的批评：“不是詹森派教徒，而是《百科全书》杀害了耶稣会。”数目可观的自由思想出版物急速地增加。放逐耶稣会士后10年，霍尔巴赫和他的助手把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演变为无神论运动。

然而，哲学家再度思考后，认为胜利果实绝少属于他们，而大部分属于詹森派教徒与议会，而且自由思想从此面对一个比耶稣会更排斥异端的敌人。达朗贝尔在所著《耶稣会毁灭史》（1765年）中，对耶稣会的厄运表达了一种平息了的得意：

实在说来，大部分耶稣会士对事务未有主张……这些人不应为他们领袖的过错而受苦，如果这种优待办得到的话。我们把成千的无罪者与20个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实在令人遗憾……耶稣会的覆灭将大有助于理智的启发——假如詹森派教徒的排斥异己不会继承耶稣会不容异端的余绪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教派中选择其一，我们应该比较喜欢耶稣会，因为它暴虐的成分少些。耶稣会——容纳那些不与他们为敌的人的声音——允许人们凭爱好思考。詹森派教徒要每个人的想法与他们一致。如果詹森派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将会对心灵、言论与道德施以最暴烈的宗教制裁。

似乎为了解释这些观点，詹森派的巴黎议会于1762年，即下令解散耶稣会的同年，下令当众烧毁卢梭有宗教意味的《爱弥儿》一书。图卢兹的詹森派议会也于同年把让·卡拉斯处以车磔刑。1765年，巴黎议会烧毁伏尔泰的《哲学字典》。一年后，亚布维法院判决年轻的拉巴尔骑士鞭笞与死刑，也获得巴黎议会的批准。

1762年9月25日，达朗贝尔致函伏尔泰说：“你知道昨天我听到什么有关你的话吗？人家说你开始同情耶稣会士，并试图撰文支持他们。”伏尔泰一直是富于同情心的，现在反对耶稣会的战斗似乎彻底成功，他感觉似乎听到他已谢世的恩师们发出责备的呼声。他把一位被放逐的耶稣会士亚当带回在费内的家。亚当处理伏尔泰的赈济工作，而且常常在下棋时打败伏尔泰。伏尔泰警告拉夏洛泰说：“留心呀！免得有一天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造成同样的伤害。如果他们把我从狐狸身旁送到狼爪之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担心詹森派教徒会像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那样关闭剧院，而剧院几乎是他最热爱的东西。因此，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道：“耶稣会士的存在有其必要，他们是娱乐的对象，我们开他们的玩笑。而我们正要被詹森派征服了。”他之所以有意原谅耶稣会士，只因为他们爱好古典文学和戏剧。

伏尔泰的朋友和敌人腓特烈大帝同意这些意见。1764年，腓特烈问利涅王子：

他们为何摧毁雅典与罗马仁慈的贮藏所，那些人文主义，也许是人道的卓越教授——耶稣会士？教育将遭受……但与我如弟兄的国王们、多数的天主教徒、多数的基督徒或最虔诚最听命于教皇的人，都把耶稣会士推倒在地上。而我，一个最异端的人，却尽量收容耶稣会士。我保护这些人。

达朗贝尔警告腓特烈大帝说，他对这种友善感到懊恼，并提醒腓特烈，耶稣会反对过他征占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责骂这位哲学家说：

你无须担心我的安危，我一点也不怕耶稣会士。他们能够教导国家的青年，而且教得比别人好。战时他们站在另外一边，那是真的。但身为一个哲学家的你，实不该责备一个以仁慈和人道对待全人类的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团体、什么宗教。试试使自己多像一个哲学家，少像一个玄学家吧！

1773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整个耶稣会时，腓特烈大帝拒绝将教皇的训谕刊布在他的领土。耶稣会的财产和功能，因而得以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维持下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居住于1772年并吞的一部分波兰土地上的耶稣会士，并未加以干扰。对后来迁居俄国的耶稣会士，她也加以保护。耶稣会士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他们的复兴（1814年）。

教育与进步

耶稣会既已消失，现在谁来教育法国青年？时值混乱，正需要敞开教育革新的大门。

因告发耶稣会而得意的拉夏洛泰抓住这个良机，以一册《国民教育论文》（1763年）呈献给法王。该书受到哲学家的表扬。他建议，法国学校不应由一个宗教团体手中落入另一宗教团体的掌握——如落入基督教兄弟会或祷告会的控制。他绝不是无神论者，他至少赞美教会对道德的支持。他希望道德观念深植人心，受到尊崇，但他不愿看到僧侣操纵教育。他承认许多传教士都是出色的老师，其耐心和虔诚无可匹敌。但他指出，教士控制学校，迟早会禁闭心灵，令人无法产生新观念，并使学生忠于其他国家。教导道德规范，应摆脱宗教色彩；“道德法的重要性，远胜于神和人为的一切法律，即使这些法律未曾公布，道德典范仍旧存在”。拉夏洛泰也希望以国家主义者的理想从事教育，国家主义便是新宗教。“为国家着想，我主张国家自办教育。”教师须由俗人担任，若为教士，则须住在俗界，而非属于某一教派。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怎样生活，而不是教人如何升天堂，不在教人盲目服从，而是要人努力于专业、行政及工业艺术。教学用法文，而不用拉丁文；拉丁文课应减少，英文、德文课加多。课程须包括很多科学，科学从最低年级教起。5岁到10岁的孩子也能吸收地理、物理和自然史的知识。学校应增添历史科目。拉夏洛泰在此把胜利归于伏尔泰。较高的年级应学习艺术与鉴赏力。应多做准备，让妇女受教育，但没教育穷人的必要。农夫的儿子在田里学到的东西，胜过他在学校得到的。更多的教育，仅足以使他不满意于他本人所属的阶级而已。

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都为最后的意见而震惊，伏尔泰则持赞成的立场。他在致拉夏洛泰的信中说：“谢谢你禁止劳动阶级受教育。我耕种土地，需要的是动手操作的劳工，而不是削发受戒的僧侣。把特别无知的弟兄送到我这里，让他们驾我的大马车。”他在致主张教育普及的达米拉维尔的信中说：“我怀疑那些只能靠臂力过活的人，是否有多余的时间受教育，在他们变成哲学家之前，将死于饥寒……我们必须教导的不是劳力的工人，而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在其他论著中，他迁就初等教育应普及大众的建议，但他希望中等教育要有充分的限制，以让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担当社会的劳动工作。伏尔泰认为教育的第一项工作，在于结束教会的灌输信仰，他认为后者是大众迷信和宗教狂热的起因。

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要求，狄德罗于1773年草拟《俄国政府大学计划》，他和拉夏洛泰一样公开指责传统课程：

大学的文理学院依然教授……两种死文字，这两种死文字只对少数公民有用，而且学了六七年也学不透彻。在修辞学的名义下，说话的艺术教授在先，思想的艺术施教于后。在逻辑的名义下，满脑子填满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狡辩……在形而上学的名义下，把无关紧要而使人困惑的问题拿出来讨论，铺下怀疑论和偏见的基础。在物理学的名义下，无休止地争论世界上的物质和系统，对自然的历史（地质学、生物学）却只字未提，对化学、个体的运动和重心也毫不提及。实验课极少，解剖标本几乎没有，地理学也未被列入课程中。

狄德罗呼吁教育由国家管理，聘请世俗教师，教授更多的科学知识；教育应切合实际，产生优秀的农艺学家、技术人员、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拉丁文应于17岁以后才学习；如果学生将来用不到拉丁文，则不必学；但“一个文人若没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则不足以为文人”。由于天才在任何阶层都可能出现，所以学校应为所有人开放，不收费用；穷家子弟应得到免费的书籍和食物。

法国政府在如此驱策下，努力防止因放逐耶稣会士可能引起的教育中断。耶稣会被没收的财产，用来重建法国500所学院。这些学院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路易大帝学院改为师范学校，用以训练师资；薪水合理，教师免于市税，退休后有养老金。圣本笃教团的僧侣、祈祷会会士、基督兄弟会会员可担任教师，但哲学家极力表示反对，获得一些效果。天主教教义仍列为课程的一部分，但科学与现代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一些俗界教师开始灌输哲学家的思想。学院里建立实验室，并拥有实验物理学的教授。技艺和军事学校见于巴黎及各省。有人警告说新建的课程将改善智力而非品格，将削弱道德和纪律，并导致革命。

然而，哲学家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的改革。大体说来，他们相信人性本善，一些虚伪而邪恶的教会方术和政治活动令人败坏；他应该做的是使自己不使用诡计，归于“自然”——自然一词并无令人满意的定义。正如我们将明白的，这是卢梭学说的精华。我们曾指出爱尔维修坚信“教育能改变一切”，甚至持怀疑论的伏尔泰，有时也认为“我们是猿猴的一类，能由教育做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行动”。相信扩展和改良教育能促进无限的进步，成为新宗教一贯的教条。天堂与理想国是两个相对的水桶，在命运的水井中七上八下。一个水桶沉下去，另一个上来。它们轮流成为人们希望的对象。两个水桶空空地升上来时，恐怕文明就会失去重心，趋于凋谢。

1750年12月11日，杜尔哥在巴黎索邦神学院讲演他的新信仰，题目是“人类心灵不断的进步”：

人类，从其最早的起源来看，在哲学家眼中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就像每个人一样，有其幼年期和成长期……举止逐渐温和，心智愈有教养。至今仍各自分离的国家，关系较为接近了。贸易和政治关系使地球上各角落息息相关。而人类的整体，由治乱的变迁，透过苦乐的交替，继续其前进的旅程，虽然脚步缓慢，但一步步迈向接近完美的境界。

伏尔泰表示迟疑的同意：

我们可以相信理性和工业总会一再进步。有用的艺术将获改善，使人们感到痛苦的邪恶、偏见——这些并非我们最小的祸患——将逐渐从统治者之间消失。而流传广远的哲学，将给多灾多难的世人精神安慰。

1774年，这位行将就木的哲学家，对杜尔哥的得势表示欢迎，因为伏尔泰对大众毫无信心，他殷殷期待的是国王的开明。我们不能教育下等社会的人，即他所说的普通人类社会。在他们知道思考之前，已因一天的辛苦工作而累倒了。但是我们可以教育少数人，他们位居高贵，我们也可以教导君王。这个“开明君主”为人类进步的领袖的梦想，正是大部分哲学家期望人类进步的憧憬所寄。他们屡次预感革命可能发生，但他们害怕革命，而不希望它发生。他们相信理性将战胜统治阶级，牧师和统治者将听命于哲学。同时，他们将使可以防止革命并让人类走上幸福的改革获得实现。因此他们赞扬腓特烈二世的改革，他们谅解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罪恶。若他们健在，他们将为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感到快乐。我们对政府的信仰除了只是那种复活的希望外，还有什么呢？

新道德

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宗教以超自然的希望和惧怕维持社会秩序，国家能否存在？如果大众不相信渊源于神的道德规范，不信仰无所不知、奖善惩恶的上帝，大众的道德能不能维系？哲学家们（除了伏尔泰外）声称这种动机不是道德需要的。他们承认，对于有修养的少数人说来，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而且有修养的少数人，其道德是否源于其丧失的信仰，是否由他们曾接受的宗教教养而来？

哲学家们为自然道德的效能打赌。伏尔泰对自然道德表示怀疑，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马伯利、杜尔哥及其他人主张可以脱离神学而独立的道德，因此虽历经信仰的盛衰，仍足以坚强存在。贝尔主张无神论者可能与信教者一样有品德，但他认为道德就是和理性协调的习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为何物，他并未解释。社会或个人之间，谁应该是理性的裁判者？如果社会或个人不协调，除了权力外，谁能判决是非曲直？社会秩序只是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刑罚者之间的竞争吗？道德仅仅用来计算侦知犯案的可能性吗？图桑在《道德》（1748年）一书中阐释自然道德，他也解释品德为“忠于实践由理性加诸的责任”。但有多少人是理性的呢？或者说如果他们能够理性，他们理性了吗？而且决定行动的人格，是否比理性形成得早呢？理性不是具有最强烈欲望的发泄对象吗？这些都是自然道德之前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哲学家同意，自爱的普遍性是所有意识行动的基本渊源，但他们相信教育、法律和理性足以使自爱变为互相合作和社会秩序。达朗贝尔相信自然道德寓于：

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人们的互相需要，及该需要加诸的互惠责任。由于这个道理大部分被接受，所有的道德法有秩序而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关联。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题，其解决与否，全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感情有时阻遏问题的解决，但从不能破坏问题的解决。而每个特殊问题的解决……导致基本的原则，是我们自己的自利。后者则是所有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

某些哲学家认为这假定在一般人中，理性普遍占优势——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受到充分的启迪，足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使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团体的好处调和，不发生冲突。伏尔泰对这种自私主义者的理性，不表赞同。对于他来说，理性似乎是一种很不平常的行动。他宁愿把他的道德建立在与利己主义无关的利他主义之上，他说这种利他主义源于上帝灌输给我们的公平意识。他的哲学家朋友责难他在这个论题上，无异向宗教投降。

假定利己普遍性的哲学家们，大体上认为快乐至善，所有的快乐都可以享受，只要它们无损于团体或个人自己。借用教会的方法，格里姆、霍尔巴赫、马伯利、圣朗贝蒂相继撰写问答教授法，以解释新道德。圣朗贝蒂以《一般问答教授法》为题，向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发表演讲：

问：人是什么？

答：具备感觉和理解力的生物。

问：如果这样，他应该做什么？

答：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问：这不是利己吗？

答：这是必然的结果。

问：利己欲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吗？

答：是的。因为每一个人以自卫和获得快乐为目的。

问：你认为快乐是什么？

答：一种享乐多于受苦的持续状态。

问：要获得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做什么？

答：培养我们的理性，并依此行动。

问：理性是什么？

答：认识有助于我们幸福的真理。

问：利己不是常常引导我们发现那些真理，并根据那些真理行动吗？

答：不，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利己。

问：你是什么意思？

答：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利己正确，有的人错误。

问：谁是利己正确的人？

答：那些致力于互相了解的人，那些不使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幸福脱节的人。

哲学家把道德的实践建立于回忆基督教道德之上。因为崇拜上帝、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间接有助于道德，哲学家代之以对人类的直接忠诚。圣皮埃尔曾经建议以一个新词代表旧道德——慈悲，此字我们约略翻译为慈善，但这意指在互惠的事项上互助和合作。哲学家同时强调人道，人道意为博爱主义、仁爱。这源于基督宣布的两道圣诫的第二道。雷纳尔在责备欧洲人虐待黑人及印第安人为不人道时，必然已知道一个西班牙主教拉斯·卡萨斯率先于1539年发出过同样的责难了。但帮助穷人、病人及被压迫者的新热心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引起的。法国法律的改革归功于他的长期奋斗。法国的教士以慈悲闻名，但如今他们看到的是，由于哲学家的提倡，基督教道德的实践获得可观的成就。道德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人道、同情、容忍、博爱、和平诸道德，其基础由宗教性转为世俗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前所罕见。

面对战争产生的道德问题，哲学家们在主张和平时避免提及绥靖主义。伏尔泰赞成为自卫作战，但他认为战争无异抢劫，它使胜败双方都变得贫穷，它只使少数的王子、战争缔约者及皇家的情妇富有。他在《哲学字典》的《战争》一文中，强烈抗议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及可能早就有的入侵的念头。他说明王室如何容易趋于侵略：

一个系谱家向一个王子证明，他是一个伯爵的嫡裔。这个伯爵的祖先在三四百年前与一家族签订协定。那个家族，甚至在记忆中都不复存在了。那个家族从前对一个省有管辖权……这个王子和他的顾问立即知道他的权利所在。距王子住处约有300英里的这个省，无效地抗议说不认识他，也不愿被他统治，要管理该省人民，至少要先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位王子马上召集一大群一无所有的人，让他们穿上粗糙的蓝布……训练他们向右转向左转，然后向光荣进军。

然而，伏尔泰劝告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他写过一篇爱国的挽歌，以哀悼1741年为法国战死的军官。他也赞美法军在丰特努瓦的胜利。

哲学家排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这些情感使人道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变窄，而且使国王易于驱策人民参战。《哲学字典》中《祖国》一文责备爱国主义为有组织的自我主义。伏尔泰请求法国人勿夸大法语、法国文学、法国艺术及作战的优秀，并提醒他们的错误、罪行、缺点所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就像德国的莱辛、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都是“好欧洲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与一种宗教和语言于中古时代在西欧提倡大同主义一样，大同主义的理想由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传播而弥漫整个欧洲大陆。1755年，卢梭提到“那些伟大的大同思想者，减少国与国之间的隔阂，与创造他们的上帝一样，把全人类拥抱在他们博爱的怀抱中”。另外，他以显著的夸张，写道：“再也没有法国人或德国人之分了……有的只是欧洲人。”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只适用于贵族和知识分子，在那些阶层，大同的思想从巴黎扩展到那不勒斯和圣彼得堡。甚至在战时，贵族和文人也越过国界，互相交往。休谟、贺拉斯·华尔波尔、吉本及亚当·斯密，在英法交战时，仍然在巴黎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而且利涅王子在几乎任一欧洲的首都，都感到有如在家一样自由自在。士兵们也有一点国际主义观念。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说：“每一位德籍军官，在法国旗帜下服务应该感到光荣。”一团的法国军队全由德国人组成。大革命使这种礼貌上及精神上大同思想的友谊告终。法国的优势消失了，国家主义从而抬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部分由于道德的剧变——反对神和传道者的残酷。这种背叛起初否定旧宗教的价值，终而发扬四海一家的新道德。这个新道德源于接替的信仰的最好部分。但道德信条如没有宗教支持能否维持社会秩序，这个问题仍未获得解答。

宗教的退却

同时，哲学家似乎暂时赢得对基督教之战的胜利。那位可钦佩的历史学家亨利·马丁描述1762年的法国人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代”。1770年，总检察官塞吉耶报告：

哲学家一手企图震动王座，另一手希望推翻神坛。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公众对国家和教会的观感，所谓的革命也受到了影响。历史、诗歌、侠义小说，甚至词典，都染上了怀疑的毒素。他们一出版著作，便使各省泛滥成灾。不良的影响也传播到工厂和农舍。

西尔万·马雷夏尔似乎为了说明这项报道，于1771年编辑一本《无神论者词典》。他曾略有增订，使其包含阿贝拉尔、薄伽丘和伯克利主教的言论。1775年，图卢兹大主教宣称“丑恶的无神论变成意见的控制者”。杜德芳夫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奇迹和相信希腊神话一样，都已绝迹了。魔鬼变成咒骂词，地狱成为笑话。宗教家所谓的天堂，被新兴的天文学在太空中推翻了。1856年，托克维尔谈及“普遍的怀疑，使所有宗教信仰于18世纪末崩溃”。

所有这些叙述都嫌夸张，而且可能发自巴黎上层和文人阶级。莱基的判断较有见地：“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政府部门中，成群的官吏纵容或赞成这些文章的发表。”法国大多数人民，依然坚持其中世纪的信仰，作为辛苦生活的支柱和安慰。他们不但接受古老的，也接受新的奇迹。小贩发现这是出售神话制品——圣母玛利亚小雕像的理想市场。雕像和圣徒遗物出现在人群行列中，用以防止或平息公众的灾难。每个教堂，甚至巴黎的教堂也不例外，在宗教节日门庭若市，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表示邀请前往之意。宗教团体成员众多，至少省城如此。塞尔旺从格勒诺布尔写信给达朗贝尔（1767年），向他保证道：“兄弟，你将为哲学在这些野蛮地区获得进步而吃惊。”在第戎，有60套《百科全书》。但这些情形只是例外，自各方面看来，各省的中产阶级仍对教会保持虔诚。

在巴黎，新运动达于每个阶层。工人反对宗教者愈来愈多，各咖啡馆早已摒弃上帝。一位贵族谈及他的理发师在他的头发上搽粉时这样表示：“阁下，你看，虽然我是一位不幸的小人物，但我比其他任何人没有更多的宗教。”劳动阶级的妇女信奉其古老的宗教，天真地数她们的念珠。时髦的妇女则跟随哲学的潮流，把宗教扔得一干二净。但在她们临终前，几乎都延请牧师来祈祷。大部分沙龙属于哲学家。杜德芳夫人轻视这些人，若弗兰夫人则待哲人为她款宴中的上宾。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围绕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周围主持大事，格里姆则替埃皮奈夫人管理业务。1765年，贺拉斯·华尔波尔描写沙龙的智慧气氛为：

上帝和国王被人贬低……男男女女热烈参与毁坏之举。他们因为我尚有一些宗教信仰存在而认为我太凡俗了……哲学家们是无理的、浅薄的、自大的、盲目狂热的。他们不断讲道，他们矢志不变的教条为无神论，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公开。因此，如果我重归耶稣会，你不必为之惊奇。

然而，法国科学院1760年至1770年的14次选拔中，仍然选出9位哲学家为该会会员。1772年，该会任命达朗贝尔为其永久秘书。

贵族以反对宗教的喜悦消耗了智者的贡献。“无神论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朗格说，“信仰上帝就会招致嘲笑。”“1771年后，无神论流行于贵族阶层中。”登维尔女公爵与舒瓦瑟尔女公爵、格拉蒙、马特松·泰塞等公爵夫人都是信奉自然神教者。位居高官者——舒瓦瑟尔、罗昂、莫雷帕斯、博沃、沙维林——都和蔼地与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合流。同时哲学家们告诉法国人：封建制度实行太久，已失去其存在价值；世袭特权形成僵化的不公平；一位好鞋匠比一个游手好闲的领主有用，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

甚至教士也受到这种感染。1769年，尚福推测各级教阶组织人员不虔诚的程度：“僧侣必定虔诚一些……教区牧师对反对宗教的建议报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红衣主教另还出言讥讽。”在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朋友中，有几个是怀疑宗教的神父。托尔内、富歇、莫里、德博瓦、德博洛涅等神父“是哲学家群中最直率的人”。他们据说还有“哲学牧师团体”。在这些富于机智的牧师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梅利耶复活了。普利斯特里于1774年与杜尔哥一起进餐。沙特鲁侯爵告诉普利斯特里：“对面的两位绅士，一是艾克斯主教，一是图卢兹的大主教。但‘他们跟你我一样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认，我是教徒，而哲学家勒罗伊告诉我，我是他认识的人中，唯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在修道院，无神论也有其知音。僧侣科利格侬为了免受诽谤，只有在访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时，才敢让他的两个情妇一起用膳。他不容许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乐，但他以为教会是一个维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团体。1769年，狄德罗叙述一天他和两位僧侣交游的经过：

他们中的一位朗读一篇非常新鲜而振振有词的无神论论文，内容充满了新奇而大胆的观念。我第一次获知，这是他们修道院中的教条。这两位僧侣都是他们寺院中的“大人物”。他们洋溢着智慧、欢乐、敏锐感觉，学问丰厚。

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天主教世界中，由伟大的修道院长期灌输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种轻浮、夸大而普遍的观点替代”。

容忍异端的形成，主要由于宗教信仰的式微。我们无动于衷时，是较容易忍受别人的。伏尔泰在卡拉斯和席翁两案的胜利，使几位省长向中央政府建议减轻反对新教徒的法律，结果照办了。反对异教的诏书并未撤销，但执行得很温和。法国胡格诺新教派安然地存在下去，这正是伏尔泰要求的。图卢兹议会放宽对异教的容忍到令国王为之震惊的程度，以表示其忏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如1757年苏瓦松的菲茨詹姆斯主教——发表一封主教信，呼吁所有基督徒把每个人当成兄弟一样看待。

伏尔泰以哲学为这个胜利的光荣所在。“就我而言，”他在1764年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只有哲学家使人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要是没有哲学家，每个世纪将会发生两次到三次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我们在此必须再度申明，哲学家自己有时是不宽容异己的。达朗贝尔与马蒙泰尔劝告马勒泽布禁止费内隆出版刊物（1757年），达朗贝尔又请求他检举《百科全书》的一些评论（1758年）。爱尔维修夫人请他关闭一家杂志，因为该杂志曾攻讦她丈夫出版的《论智力》（1758年）。伏尔泰几次恳求禁止讽刺和诽谤哲学家刊物的发行。就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诽谤而论——伤人的虚伪不实——他是对的。

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促进宽容异己的因素。宗教改革虽然认可排斥异教的行为，但改革的结果产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排斥异教的举动不敢超过口舌之争。教派之间必须争辩，他们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考验，同时提高理性的声威。法、英、德各国的宗教战争，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的教训，使许多经济和政治领袖由排斥变为宽容异教。商业中心，如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发现必须忍受他们顾客不同的信仰与各异的习俗。国家主义的势力抬头，使其更能摆脱教会的牵制，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对不同文化和教派的普遍认识，冲淡了某一教派对自己专有的上帝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使宗教教义无人道的做法——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对巫者执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难。哲学家为鼓吹容纳异己，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包含了这些影响的大部分，而且能合理地宣称有功于胜利。18世纪上半叶，胡格诺新教的牧师在法国仍被吊死，但1776年和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被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召唤来救国，这是哲学家成功的标志。

结语

我们的结语一如绪言，我们认为18世纪进行激烈交战的是哲学家与神学家，而非战士与外交家。我们称该时代为伏尔泰时代，也是公认恰当的。孔多塞说：“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设想……形成一个为共同目标而结合的坚强的团结人群，以对抗每一谬论、每一暴政。”这绝非团结的人群。我们将看到卢梭离开这个阶层，而康德为协调哲学和宗教的矛盾而努力。然而，那的确是一场为拯救人类灵魂的奋斗，其结果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在伏尔泰离开费内、赴巴黎求取凯旋前后（1778年），他领导的运动已经变成欧洲思想界的主流。他最热切的敌人费内隆形容这一时期为“混乱、愚蠢的世纪”。耶稣会士已经逃走，詹森派教徒也告退隐。法国社会风气彻底改观了。几乎每个法国作家都追随哲学家的步调，并寻求他们的赞许。哲学名称上百，人言言殊，“来自伏尔泰、狄德罗或达朗贝尔的一字之褒，比王子的示惠还有价值”。聚会的沙龙、法国科学院、甚至国王的内阁，都受到哲学的控制。

外国宾客以获准进入沙龙为荣。那里，他们能认识有名的哲学家，听到哲人的话语。一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传播听来的新思想。有许多观点优于伏尔泰的休谟，仍然奉伏尔泰为领袖。罗伯逊把他的杰作《查理五世》（Charles V）送到费内请伏尔泰赐教。查斯特菲尔德、贺拉斯·华尔波尔、加里克都是伏尔泰的英国笔友。斯莫利特、富兰克林及其他学者，合译伏尔泰的37册著作，出版英文版（1762年）。美国建立者均深受哲学家作品的鼓舞。至于德国，且听听歌德于1820年和1831年对埃克曼的谈话：

你茫然不知伏尔泰及他同时代人士对我的青年时期有什么影响，你也不明白他们如何掌握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心灵……获悉上世纪法国文学界有何知名人士，对于我来说颇有意义。只要稍一批阅便足以使我大吃一惊。它是百年文学的变形，从路易十四时代便已逐渐成长，及至伏尔泰则为怒放时期。

国王和王后也称颂伏尔泰，并得意地自命为他的信徒。腓特烈大帝也是意识到伏尔泰重要性的统治者之一。1767年，已经认识到伏尔泰品格缺点、智慧优点历30年之久的腓特烈大帝，高唱打倒卑鄙战役的凯歌：“迷信的大厦已腐蚀到根基”，而且“各国将在年鉴中注明伏尔泰为18世纪正在发生的革命的提倡者”。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也同声称赞，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虽然不能公开表白，但他的改革精神无疑该归功于哲学家的启迪。伏尔泰的崇拜者在信奉天主教的米兰、帕尔马、那不勒斯甚至马德里，纷纷得势。格里姆于1767年归纳道：“我高兴地宣布，一个广大的文明共和国，正在欧洲形成中。思想启蒙运动传播到每个角落。”

克服了老年自然悲观论的伏尔泰，于1771年发表胜利的声明：

如今优秀的人很多，他们是各国的杰出人才，他们影响公众的态度。年复一年，弥漫全球的宗教狂热，正逐渐减少其穷凶极恶的垄断……如果宗教不再孕育内战，厥为哲学之赐，宗教争论开始被认为酷似木偶剧里鹰鼻驼背的庞奇与其妻朱迪的频仍吵嘴。以欺骗和愚蠢为基础的可厌而害人的思想垄断，正为理性击溃。理性正兴建其领域。

让我们给他一个公道。依据我们对革命暴行和革命之后的反动这一后见之明，我们可以承认哲学家（除了伏尔泰）太信任人的本性了，他们低估那由数千年不安、野蛮、强暴所生的本能力量。他们夸言教育力能发展理性，使其充分控制本能。他们无视于想象和情感的需要，对失败者要求信仰安慰的呼声置若罔闻。他们一则太忽视历经若干世纪尝试和错误产生出来的传统和风俗，一则太重视充其量只不过为短暂生命产物的个人智慧。如果这些都是严重的判断不当，其起因不仅为知识分子的自傲，也由于改进人类的慷慨渴望以致之。今日，我们思想、言论及信仰的相对自由，学校、图书馆、大学的林立及法律、政府中无数人道的改革，以善待罪犯、病人和疯子，这些都是拜受18世纪思想家，也可能是17世纪更深刻的哲人之赐。由于他们，及卢梭的子弟，我们的智慧才能受到无尽的启发，而产生了19世纪的文学、科学、哲学及政治才能。我们的宗教多亏他们才能愈来愈摆脱愚蠢的迷信及虐待狂的神学，才能摒弃反启蒙主义和迫害，才能在我们的无知和希望的种种试验中，认识互相同情的需要。由于那些杰出的人，此时此地的我们，才能免于恐惧地写作，虽然并非免于责难。要是我们不尊敬伏尔泰，我们就不配享有自由。

乐土收场白

对话者：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伏尔泰

布景：一处人类乐于怀念的地方

本尼狄克特：阁下，在这里和你见面，我感到很高兴。虽然你对我奉命领导达18年之久的教会一再给予打击，但是，鉴于本教会的罪过，及令世人同觉汗颜的不公，你的声讨极为有益。

伏尔泰：你现在就像你过去一样，是历任教皇中最和气、最慈悲的一位。要是每个上帝的仆人的仆人都像你这样，我将承认教会的诸般罪恶为人们的本能，我也必继续尊重这个伟大的团体。你知道，50余年来我怎样尊敬耶稣会士。

本尼狄克特：我知道。但就在他们减少政治阴谋，并勇敢地反对国王的无法无天时，你却站在攻讦他们的一边，实在令我感到遗憾。

伏尔泰：在那一场争辩中，我要是把事实看清楚些，应该比一味袒护詹森派教徒来得好。

本尼狄克特：是啊！你看你照样会犯错，就像教皇一样。既然你如此谦虚，可愿意听听我忠诚地留在你舍弃的教会的原因？

伏尔泰：那该是最有意思的。

本尼狄克特：我就要滔滔不绝地说一大堆话了，恐怕你会听厌。然而，别忘了你的著作也是长篇累牍的。

伏尔泰：我常以一窥罗马教会全貌为念，但我将乐于洗耳恭听。

本尼狄克特：我也常盼望和你一谈。我必须承认我欣赏你的机智与才华。但是导致你迷途的正是你的光彩。一个飞黄腾达的人，很难同时保持谨慎的个性。活跃的人物，不屑去拥护传统和权威。人们喜欢批评事物，唯其如此，你才能感到个别和新奇的乐趣。可是依据哲学的说法，新的东西没有谬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乐意不以一位神父或神学家的身份和你说话，而是以一个哲学家对待另一位哲学家的方式交谈。

伏尔泰：谢谢你。我是否担当得起哲学家的称呼相当值得商榷。

本尼狄克特：你有不标新立异的良知，但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伏尔泰：那究竟是什么呢？

本尼狄克特：你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得到如此广博的知识与深刻的悟性，而适合坐下来判断人类的智慧——判断人类历经许多世纪形成的传统与习俗。传统之于团体，有如记忆之于个人。犹如记忆丧失会造成疯狂，传统的突然崩溃也将使整个国家精神错乱，像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一样。

伏尔泰：法国并没有疯狂，法国人只不过把几百年来所受的迫害，浓缩成十年的愤怒而已。此外，你所提到的人类，并非一个人，而是易错的个人的集合与连续。而人类的智慧，不外个人见识和错误的总称。到底在琐碎的思想中，由什么决定哪些部分将流传后世，而广远流播下去呢？

本尼狄克特：各种思想在社群或国家实验中的成败，决定了哪些思想得以存在、哪些将行灭绝。

伏尔泰：我没有这样肯定。可能当权者的偏见，在许多例子中，决定思想的取舍。检查制度可能阻碍成千的好思想汇入人类的传统。

本尼狄克特：我猜想，我的前辈们认为，检查制度是一种手段，可以防止某些思想的传播摧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以及激发人的信仰助其忍受生活的重担。我承认我们的检查员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如伽利略一案就是——虽然我以为我们对待他比你的徒众指使许多人相信他的学说，还要温和些。

伏尔泰：这样说来，传统便可能是错误和暴戾的，是悟性进步的一道障碍。如果禁止人类怀疑传统，他怎么进步得了？

本尼狄克特：或许我们也应该对进步加以质疑，但暂时把那个问题搁在一边吧！我相信我们应可质询传统与习俗。务须当心，勿使破坏超过我们所能建设的。注意勿因保留某一部分而牺牲其他部分，并常谦虚地认为：代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可能比短暂个人的理性，来得有见地些。

伏尔泰：而且理性是天赋最高贵的礼物。

本尼狄克特：不，爱才是。我无意轻视理性，但理性应为爱的仆人，勿作傲慢的奴隶。

伏尔泰：我一向供认理性有其脆弱的一环。我知道理性易于讨好我们欲望所提示的任何东西。我的朋友狄德罗一度写道，感觉出来的真理，比由逻辑证明的真理扎实。真正的怀疑论者也怀疑理性。或许我夸张理性，是因为疯人卢梭夸大了感觉。我认为让理性附于感觉，比感觉臣服于理性，还要不幸。

本尼狄克特：完整的人需要二者相互作用。现在我不知道你愿意与我进一步探讨吗？你是否同意，我们拥有的最清晰、最确实的知识，是我们知道我们存在及我们思想这一知识？

伏尔泰：哦？

本尼狄克特：所以，我们知道思想，比我们知道其他事物更为直接。

伏尔泰：对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在我们内省并知道我们在思考之前，我相信我们早就认识事物了。

本尼狄克特：但你也会承认，你内省时觉察到的那种存在，与你有时喜欢归纳一切事物得到的存在，截然不同。

伏尔泰：我怀疑此点，但请继续讲下去。

本尼狄克特：你也会承认，你内省时所感到的存在，是最美好的存在，是意志的奔放。

伏尔泰：神父，你前进得太快了。我曾经欣赏适度的自由论，可是逻辑促使我接受决定论。

本尼狄克特：那就是说，你把当下的感觉，向冗长、不确定的推理俯首称臣。

伏尔泰：我无法驳斥倔强的小透镜研磨者——斯宾诺莎。你读过斯宾诺莎的作品吗？

本尼狄克特：当然读过，教皇不受《删订索引》所限。

伏尔泰：你知道我们视他为无神论者。

本尼狄克特：我们不必互相形容人。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却非常忧闷。他到处看到上帝的存在，以致不给人类的人格留余地。他和奥古斯丁一样虔诚，和圣人一样伟大。

伏尔泰：本尼狄克特，我爱你。你对待他，比我从前待他还慈悲。

本尼狄克特：让我们继续讨论。我请你同意思想、知觉与人格的意识，是我们最确定知道的存在。

伏尔泰：很好，我同意。

本尼狄克特：所以，我认为否认物质论、无神论和决定论是合理的。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灵魂，宗教便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

伏尔泰：假定那些都对，又如何证明几个世纪来，加诸教会教条上的一大堆荒谬是正当的呢？

本尼狄克特：我知道有许多荒谬、许多不可信的事物，但人们喊着要这些事物。在几个例子中，教会为了接受这些奇异的事为教条，而向固持而众多的民众要求屈服。如果你从人们手中夺去我们允许他们保有的信仰，他们就会不受控制，采纳传奇和迷信。宗教团体并不发明迷信，只是阻止迷信；破坏了有组织的信仰，光怪陆离的迷信将像蛆虫，出现于基督教的伤口上，一一兴起。即使如此，科学界比宗教界存在更多不可置信的事物。最不可思议的，岂有过于相信原始时代的星云，决定了你剧本的每一行文字？

伏尔泰：但有些故事，像石棉圣人烧不着、断头圣人把头拿在手上，及圣母玛利亚进天堂，真令我吃不消。

本尼狄克特：你的肠胃太差。一般人接受这些故事并无困难，因为这类故事是教条的一部分，能鼓舞、安慰他们的生命。那就是他们不会长久听从你的原因，因为他们生命的气息不是凭借听你说话而获得。所以，在信仰与不信仰的斗争中，信仰恒得胜。你看，天主教如何在西日耳曼赢得人心，如何在异教的法国复兴，如何在拉丁美洲得势，并延伸力量及于北美，甚至清教徒的土地上。

伏尔泰：神父，有时我想你的宗教之所以能复兴，不是依靠教条的真理、神话的魔力，甚至不是凭借你善于运用戏剧和艺术，而是依靠你非常微妙地鼓舞你的子民多生育。我发现生殖率是哲学的头号敌人。我们出生，年老而去世，简单的生殖力击败了才智活动。

本尼狄克特：如果你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在于生殖率的话，你就错了。这与更高深的东西有关。你想不想知道全世界知识分子正重返教会，这是为什么？

伏尔泰：因为他们懒得思考。

本尼狄克特：不见得。他们已发觉，你的哲学除却无知和绝望，别无答案。聪明人发现，为你弟兄所称的自然道德所做的种种努力，全归失败。你我或许都同意：人生下来具有利己的本能，后者在几千几万年的原始环境中形成。人的合群本能比较脆弱。要驯服自然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正常和平的公民，有赖于强有力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我们宗教家称呼利己本能为原罪，源于我们的第一对祖先——源自那些侵扰人、无法无天的人、危险的猎户，他们随时准备战斗杀生，以夺取食物或保护同伴。他们必须极端贪心、好斗、残酷，因为他的社会组织不够健全，他们必须依赖自己以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伏尔泰：你不是以教皇的口吻在说话。

本尼狄克特：我说过我们应该像哲学家般谈论。教皇也能成为哲学家，他不但必须把哲学的结论清楚地告诉人们，而且必须能够影响他们的情感和行为。我们相信——而且世人正回到教会，因为人们知道——没有一样人为的道德规范足以彻底控制自然人的不合群冲动。人们的道德生活——虽然道德生活和肉体格格不入——有赖童年学得而形成部分宗教的道德规范。这一规范有如上帝的而非凡人的话语。你想保存道德、抛弃宗教，但使道德深植于人心的是宗教。我们务须使道德信条成为最珍贵的宗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唯有透过这种信仰，生命才有意义和尊严，以支持、荣耀我们的存在。

伏尔泰：摩西也是这样杜撰他与上帝的对话吗？

本尼狄克特：成熟的人不会问这种问题。

伏尔泰：你说得对。

本尼狄克特：我原谅你不成熟的讽刺。当然，汉谟拉比、莱喀古斯和庞皮留斯都是聪明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想让道德在我们最强烈的本能长期侵袭下崩溃，则须以宗教为基础。你在提到奖善惩恶的上帝时，也同意这一点。你要求你的仆人信仰宗教，却认为你的朋友们不信教也能过日子。

伏尔泰：我仍然认为哲学家能超出宗教之外。

本尼狄克特：你是多么天真呀！小孩子懂哲学吗？能推理吗？社会的根本为道德，道德的基础是品格，在理性能发挥指导作用之前，品格早已在青少年时代形成了。我们必须在一个人年轻、可锻炼的时期，把道德灌注给他。然后可以坚强得足以抵抗利己的冲动，甚至能拒斥利己的理性。我担心你考虑得太早。知识分子生来就是利己主义者，若知识不用道德控制，它能把社会撕成粉碎。

伏尔泰：当代有几位最好的人，发觉理性是一种充分的道德。

本尼狄克特：那是在利己的智力有时间摆脱宗教影响之前。少数人像斯宾诺莎与贝尔、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他们在放弃祖先信奉的宗教后，可能仍过着良善的生活。但谁知道他们的美德不是得力于宗教教育呢？

伏尔泰：无数跟我同时代的人物，像杜波依斯红衣主教和路易十五，都是卑劣可鄙的放浪形骸之徒，宗教熏陶和天主教的正统学说均归无效。

本尼狄克特：对他们，你写过言不由衷的赞美。

伏尔泰：啊，是的，我就像贵族教会的一些僧侣，我运用宗教之名而行欺诈，以获得我认为美妙的目的。

本尼狄克特：然而，无疑，无数信仰正统宗教的人——甚至于奉行所有宗教教规的人——能够变成大罪人和重罪犯。宗教无法使犯罪完全绝迹。它仅是在教化人类的伟大工作中，有所助益而已。我们相信倘使宗教付之阙如，人类将更坏更糟。

伏尔泰：可是有关地狱的可怕教义，把上帝变成凶丑残暴者，比历代任何暴君还要冷酷。

本尼狄克特：你很不满那种教义。然而你若对人性了解得彻底些，你就会知道他们必须受恐惧惊吓，同时受希望鼓舞。害怕上帝就是智慧的开始。一旦不害怕了，人们也就开始堕落了。你的不道德比较文雅。你与夏特莱夫人的长期交往，留下了美好的韵事，但你与令侄女的关系有失体面。你也从不谴责你那位好色的朋友黎塞留公爵的行为。

伏尔泰：我怎么能责备他？那将危害到我的贷款。

本尼狄克特：你不会活着看到无神论如何把人变成最可鄙的野兽。你读过萨德侯爵的文章吗？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他出版了三本小说。他在其中指出，如果没有上帝，则除执法者的侦察外，什么事情都可以畅所欲为。他指出世上有许多恶人享乐富贵，许多好人受苦受难。因此，既然没有天堂或地狱，也就不必做一些有害于我们快乐的善事了。他下结论，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就不必负道德上的责任。世上本无是非之分，只有强弱之别。善即是弱，弱便是恶。就是强者剥削弱者所得的乐趣，也是合理的。他辩称，残酷发乎自然，而且常令人感到快乐。所以，他赞同各种形式的快乐，甚至最令人作呕、卑劣的变态都行。直到最后，至高无上的善行似乎在于接受痛苦，如同一种性愉悦的形式。

伏尔泰：那个人应该被痛打个半死。

本尼狄克特：对，如果你抓得到他的话。但如果抓不到呢？想想无数的罪行夜以继日地发生，而且从未被发觉或惩罚。即使他不担心人家发觉，但也必须有一种道德规范，以防止人犯罪。你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最不道德的时代之一，这有任何怀疑吗？对你自己的《女仆》，我不愿置一词。但我记得你写的《国王在塞尔夫公园》一书，这本淫书大量印行，销售到很远的地方。人们，甚至妇女，都狂热购读。这本描写性爱的放荡书刊，成为时代淫秽的洪水和不信教者的温床。

伏尔泰：教皇陛下，你该知道性本能是很强烈的，就是有些教皇也不例外。而且不论法律如何禁止，性本能都非求得发泄不可。

本尼狄克特：正因为性本能强烈，所以它需要特别的控制，当然没有鼓励的必要。那就是我们为何用有秩序的婚姻来疏导它，而且尽力使早日结婚成为可能。在你的新社会里，你使大家——鲁莽者除外——结不成婚，若要结婚则到性成熟后很久才行。而且，你假借印刷自由和歌剧自由的名义，用作品和戏剧来刺激人们的性想象、性欲望，使大家的节欲变得困难。

伏尔泰：年轻人自由一点，对将来没有害处。

本尼狄克特：我觉得你错了。一个男人婚前喜欢乱爱杂交，很难成为忠实的丈夫；一个婚前乱七八糟的女人，要是婚后能忠于丈夫，那实在太例外、太不可能了。因此，你不得不允许越发随便的离婚。我们使婚姻成为庄严神圣的事，成为终身互谅互爱的誓言。你们却视婚姻为一项买卖的合同，任何一方由于一时的吵嘴，或由于希望物色到更年轻更富有的新对象，都可以自由中止合同。如今每个家庭门户大开，使对方远走高飞。婚姻这一组织变成暂时性、实验性的混乱结合。这是女人的悲剧，道德秩序的不幸。

伏尔泰：可是，亲爱的神父，一夫一妻制是违反自然，而且让人难以容忍的。

本尼狄克特：限制本能是不自然的。但要是没有许多此类限制，社会将无从存在。我相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拥有一个伴侣、几个儿女，总比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几个伴侣、一个儿女幸福多了。一个男人，因其太太养育儿女，以致容貌憔悴老丑，于是遗弃元配，另找美人，这样的丈夫，怎么会长久幸福呢？

伏尔泰：然而禁止离婚的话，你就必须容忍通奸。通奸在天主教国家很是普遍。

本尼狄克特：不错。这正是我们的弱点和罪过所在。不信仰的心理滋长，才产生这种弱点。因为通奸尚能替儿女维持一个表面上团聚的家，可能比离婚好，给家庭所带来的长期困扰，也没有离婚那么厉害。然而我很遗憾，我们尚未找到较完善的解决办法。

伏尔泰：神父，你是一位诚实君子。如果我能够分享你的信心与慈悲，我将付出所有的一切。

本尼狄克特：到现在你还是难以信奉宗教。有时，我真不敢希望能够赢回像你这样灿烂的人，你们的笔杆足以驱使千万人为善为恶。但在你们的同路人中，有几个正在观察可怕的现实。进步的泡沫已在无数男女被杀害、城市一个一个被毁灭、多少人孤单寂寞，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世纪都严重的一个世纪里破灭了。知识、科学、舒适及动力上的进步，只是手段上的进步而已。如果目的或欲望毫无进步，则进步无异幻想。理性用来改善工具，目的却由本能决定，本能则在生前形成，在理性发展前建立。

伏尔泰：我仍然对人类的智慧抱有信心。我们日子过得更安全时，我们将同时改善目的与手段。

本尼狄克特：你是否更有安全感了？暴力的犯罪减少了吗？战争的惨烈远逊于从前了吗？你希望武器的毁灭性将吓阻你和你的敌人从事战斗。从弓箭到炸弹这种武器的进步，可曾阻碍过国与国之间作殊死挑战？

伏尔泰：教育人类将费时许多世纪。

本尼狄克特：同时，想想你宣传的毁灭宗教，可能比城市化为废墟更悲惨。无神论不是悲观主义的先驱吗？这种悲观主义，不是比信教者知道的悲观论还灰暗吗？而你，富足又有名，难道你不经常想到自杀吗？

伏尔泰：是的，我尝试过要信仰上帝。但我向你供认，上帝对我的生活毫无意义。而我的心灵深处，我童年时期信仰所在的心灵深处，也曾感到空虚。但是这种感觉也许只属于个人和过渡时期的一代。这些悲观主义者的子孙们将自由自在地作乐，将比因恐惧地狱而惶惶不安的基督徒快乐多了。

本尼狄克特：在大多数教徒的生活中，恐惧感只扮演较次要的角色。鼓舞他们的是死亡的痛苦并非无意义的字眼，而是无限生命的前兆。人们获得无限的生命时，所有世上的不公和残酷，将获得矫正、治愈。他们将与他们从前爱过又失掉过的人共度幸福祥和的日子。

伏尔泰：那的确是真正的安慰，不论那多虚无缥缈。我感觉不到它，因为我几乎不认识我的母亲，我罕曾见过父亲，也没有儿女。

本尼狄克特：你不是一个完人，所以你的哲学也是不完整的。你可曾了解穷人的生活？

伏尔泰：只了解他们的外在。对待那些靠我的产业生活的穷人，我尽量给予公正和帮助。

本尼狄克特：你不愧为一个好领主。而你注意到你手下令人安慰的忠诚，必须以宗教指导和崇拜为支柱。同时，你令人沮丧的福音——死后一切希望成空，也传遍整个法国。你可曾回答缪塞的问题？在你和你的信徒告诉穷人，真正的天堂必须由他们自己在地球上创造后，在他们杀害了他们的统治者后，新统治者产生了，贫穷依然存在，不安和混乱尤甚于从前——那么，你能给予败北的穷人什么样的安慰呢？

伏尔泰：我未曾建议他们杀害统治者。除了态度更加恶劣外，我怀疑新统治者会和旧统治者差不多。

本尼狄克特：我不愿说革命都是不正当的。但根据我们不朽的阶级组织留给我们的经验，在每次颠覆后，立即会产生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贫户。我们每个人生来就不平等。每一样新发明，每一样附添于生活或思想上的错综之事，都增加聪明人与平庸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隔阂。乐观的革命主义者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但这些令人向往的偶像，从未同时出现过。如果你主张自由，无异让自然的不平等扩大为人为的不平等。要防止这种弊端，你必须限制自由。所以，你标榜的自由乌托邦，有时变成暴政的束缚。而在这一阵混乱中，博爱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伏尔泰：是的，正是如此。

本尼狄克特：好，那么到底是你还是我，把较大的安慰贡献给绝大多数的可怜人呢？如果你深信法国和意大利的劳苦大众，他们的教堂、十字架、宗教偶像及虔诚的奉献都是无意义的虚伪炫耀，如果你深信他们的祈祷只传到空虚的天空，那么你认为你帮得上他们的忙吗？人生最大的悲剧，岂有过于叫人相信除了奋斗谋生，生命毫无意义、生命必腐朽，其他则一切无常？

伏尔泰：神父，我同情你的感受。我收到一封塔尔蒙德夫人写给我的信，而深为感动与困扰。我清楚地记得信是这样写的：“先生，我想一位哲学家应该只为努力求得人类减少邪恶和增进幸福而写作。如今，你的作为正好相反。你总是撰文反对宗教是足以限制邪恶、足以安慰不幸者的。”然而我也有我自己的信仰——那就是真理对穷苦大众终必成为一种幸福。

本尼狄克特：除非真理经过世世代代考验仍然不失真实，否则真理就不成其为真理。前代证明你错了，后代将会谴责你。甚至在人生奋斗过程中的胜利者，也将责怪你，因为在各种不可避免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中，你剥夺了穷人安于卑陋现实的希望。

伏尔泰：我不愿站在双重欺骗穷人的一边。

本尼狄克特：我们没有欺骗他们。我们教导他们信仰、希望及慈善。这三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恩赏。你对三位一体报以凄惨的玩笑。但你是否知道，上帝自己降生到世界上，分担人类的痛苦，替世人赎罪的观念存在人心，使百万、千万的人灵魂深处感到安慰。你嘲笑“处女诞生说”，然而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是否能找到女性谦逊和母爱这一更可爱动人的象征呢？

伏尔泰：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假使你读过我所有的99册著作，你将知道我也承认神话对安慰人心有价值。

本尼狄克特：我们不认为那些事迹属于神话，而是最高深真理的一部分。它们的影响等于最真实历史的影响。我不再提及多少艺术和音乐因它们而产生。这些艺术和音乐都是人类文化遗产最辉煌的一部分。

伏尔泰：这些艺术的确高明，但你们天主教典礼中吟唱的格里高利圣歌，令人厌烦。

本尼狄克特：要是你够深度，你就会欣赏我们教会仪式和圣事的价值。我们的仪式，使崇拜者在生活的舞台及手足之情中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圣事，是上帝内在慈悲的具体象征。看到儿女经由洗礼和坚信礼而进入社会，继承这个古老的信仰，父母当会感到慰藉。所以，世世代代结合成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家庭，个人无须感到孤单。赐给罪人机会，让他供认罪过，并接受赦免。你说这样做只不过纵容他再度犯罪而已。我们则以为如此足以鼓舞他开始新生活，脱卸犯罪感的压迫。心理医生不是努力在寻觅告解的代替品吗？他们造成的神经病患者，是否和治愈的一样多呢？在圣餐圣事中，衰弱的人因与上帝结合而鼓舞，而坚强起来，那不是很美妙的事吗？有什么事比孩子们第一次领圣餐更可爱的呢？

伏尔泰：我依然为“吃上帝”这个观念而感到震颤，那真是野蛮习俗的遗产。

本尼狄克特：你再度把外在的象征和内在的慈悲混为一谈了。最浅薄的事，莫过于诡辩了。诡辩者从表面上品评事物，却自以为深刻。所有当代人士都被诡辩带入歧途了。在宗教领域里，一个成熟人必经三个阶梯：信仰、不信、了解。

伏尔泰：你可能对。但这并不能证明充满罪恶的高阶教士的虚伪，或对诚实思想的迫害是正当的。

本尼狄克特：是的，我们感到有罪。信仰宗教总是好事，但传教者却是有错有罪的男男女女。

伏尔泰：既然传教者有过错，为何又声称绝无谬误呢？

本尼狄克特：教会只有在最正式、最根本、最重大的判决中，才宣称其本身绝无过错。有时如果希望个人或社会安宁祥和，必须终止争论才是。

伏尔泰：如此我们又回到令人窒息的检查制度、与那残忍的不容异教了。这是足以毁灭我生命的东西，也是教会史上的污点。我看到宗教裁判所的大门再度开启了。

本尼狄克特：但愿事实并非如此。从前宗教裁判所如此残酷，是因为教皇的权力太小。我的前任们曾努力遏阻过裁判所的霸道。

伏尔泰：教皇们也有罪。在十字军时代，他们冷眼旁观无数犹太人被杀害；他们又和法国合谋，屠杀阿尔比派教徒。为什么我们应该回头再度信仰那个教会——那个能制造又赦免残暴的教会？

本尼狄克特：我们过去受到当时习俗的影响，现在我们分享到道德的进步。看看我们的传教士，他们不是有教养，忠诚，行为俱佳吗？

伏尔泰：据说如此。但那可能因为他们有竞争对手，一旦生殖率较高的拥护者给予他们政治上至高的权力，谁晓得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至三世纪的基督徒以道德高尚闻名，可他们得势后，你知道他们变成什么面目。他们杀害的异教徒，百倍于所有罗马帝国皇帝屠杀过的总人数。

本尼狄克特：那时我们的子民刚刚接受教育。希望下一次我们将有较好的表现。

伏尔泰：贵教会有时的确做得不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异教徒由于不曾剥夺那慰藉穷人的信仰，有几个教皇对异端表示温和的宽容。就我而言，我也不希望破坏穷苦人家的信仰。我向你保证，穷人是不看我的书的。

本尼狄克特：穷人有福了。

伏尔泰：同时，如果我和同道继续启迪少数人，让他们踊跃、勇敢地防止教会再度垄断有教养者的思想，那时你必须原谅我。如果历史未曾启示我们不断努力，以预防正统派必然的不容异端，那么历史就全无价值了。本尼狄克特，我尊敬你，但我必须依然故我。

本尼狄克特：愿上帝原谅你。

伏尔泰：原谅一词适用于任何人。

插图

年轻时的伏尔泰。法国一位显贵拿伏尔泰的名字开玩笑，伏尔泰与他吵了起来，结果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送往巴士底狱，后从那里被解往加来。伏尔泰从加来逃往英国，开始了流亡生涯。

法国画家华多的《意大利喜剧演员》。华多的画风富于抒情性，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画中人物多带有沉思忧郁之感。

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啤酒街》。

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杜松子酒巷》。贺加斯的系列版画描绘了伦敦的堕落及悲惨的社会景象。

18世纪的英国工厂。18世纪末，工业化对英国已不新鲜，1800年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贺加斯的系列油画《时髦婚姻》中的《早餐》，描绘了英国上层阶级的婚姻习俗。

英国政治家查斯特菲尔德伯爵，以著作《给儿子的信》闻名。这本书教人怎样有礼貌、怎样取悦于人、怎样在社会上获得成就。

17世纪，英国社会出现了很多弃婴和孤儿，因而大慈善家柯兰托马斯·科拉姆成立了圣巴托罗缪慈善院。

1714年，安妮女王死后乔治一世继承英国王位，他曾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奋身与法军作战，屡立奇功。

乔治一世时期的大法官法院。用以向当事人提供某些不能从普通法院获得的法律救济。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即位后，积极支持罗伯特·华尔波尔的和平与节约政策。

英国政治人物罗伯特·华尔波尔，是辉格党领袖之一，也是公认的英国首任首相。

英国托利党的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博学多才，能文善辩，是反对华尔波尔领导的辉格党的重要政治宣传家。

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威廉·皮特。“七年战争”开始时，英国损失惨重，英国人民要求皮特出马组阁，这使皮特得到治国安邦的绝好时机。

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著有《人性论》。他把哲学设想为一门关于人性归纳的和实验的科学。

福音传播者卫斯理，与其弟查理同为循道宗的创始人。

英国诗人和讽刺作家蒲柏。他是作品经常被引用的英国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为欧洲大陆赏识的英国作家。

英国小说家理查森，其代表作为《帕梅拉》和《克拉丽莎》。

英国名噪一时的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蒙塔古夫人（又称玛丽女士），她是有名的女权论者。

1703年，笛福被政府逮捕并被罚戴枷锁站立3天。笛福被称为英国小说和报刊文学之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鲁滨孙漂流记》。

《贺加斯的自画像》。贺加斯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英国艺术家，在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方面有巨大贡献。

巴洛克后期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曾任汉诺威宫廷乐长，因汉诺威宫廷与英国王室联姻，后入英国籍。

住所前的法国农民。许多法国农民的景况在18世纪中显著恶化，人口增长数目可观，贫困甚至饥饿的恐惧时时出现。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非常懒惰，又缺乏自信心，根本无法协调各部大臣的工作，对国策不能进行坚强的领导。

蓬巴杜侯爵夫人。路易十五喜欢独居深宫，与相继受宠的情妇们厮混，有些情妇左右朝政。1745年，他立蓬巴杜侯爵夫人为正式情妇，这位夫人的政治影响一直持续至1764年她去世。

在舞会上，路易十五别出心裁地和他的随从扮成紫杉树。正是在这次舞会上，路易十五邂逅了蓬巴杜侯爵夫人。

路易十五时期，参加假面舞会的两男一女。这一时期的男女情感带有道德松懈的时代特征。

花园中的舞蹈。画面中的女性舞者，正是路易十五时期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首席女舞蹈家拉卡马戈。

《沙发上的裸女》。该女子正是路易十五的情妇之一。在贵族社会里，通奸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瑕疵。许多贵族夫妻大部分的时间都分开生活，彼此认许对方的不忠，还将这种罪过优雅地遮掩起来。

法国静物和家庭景物画家夏尔丹的自画像。

《搭建扑克城堡的小男孩》（夏尔丹，1737年）。夏尔丹的作品以真切的写实、安详的气氛和明快的色调著称。

描绘路易十五时期普通家庭生活场景的《饭前祈祷》（夏尔丹，1740年）。

《丘比特》（布歇，1751年）。布歇的画作色彩精细、形式柔美、技巧熟练，主题通常优雅浮华。

《维纳斯与小爱神》（布歇，1751年）表现出了洛可可时期的典型法国趣味，充满了官能之美。

《扮成侍酒女神的贵妇人》（纳迪埃，1753年）。纳迪埃被认为是洛可可肖像画的代表画家。

优雅中呈现些许忧郁的意大利戏剧演员。莫里哀的剧本结合意大利艺术喜剧演员的喜感动作与法国人独具一格的机智诙谐脚本，使法国闹剧臻于上乘艺术的境界。

路易十五时期的求爱情景。放荡的道德镀饰着如许优雅的举止、高尚的谈吐与艳丽的服装。

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他曾在其著作中辛辣地讽刺法国文明社会。

伏案工作中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

在《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1738年）的扉页中，伏尔泰正伏案写作，希望通过《牛顿哲学的基本原理》来普及英国科学上的一些发现、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

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利亚·特蕾莎是18世纪欧洲强权政治的核心人物，被认为是哈布斯堡王室中最有人性光辉者。

1736年的腓特烈二世。18世纪30年代晚期，腓特烈二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大量地读书，吸收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各种思想，这使他终生受益。

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巴赫。事实上，去世后的约50年中，他的音乐一直无人问津。

巴赫和他的三个儿子。巴赫家族是历史上著名的音乐家家族，巴赫从三个儿子幼时起就教授他们音乐，三个儿子都成为前古典主义杰出的作曲家。

1728年，波兰国王强人奥古斯都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一起。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对奥地利和其他强国一连串的外交权谋和战争中极大扩张了领土，并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数学家拉格朗日，著有《分析力学》，他在分析和数论的各个领域及分析力学和天体力学中都有杰出贡献。

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在几何学、微积分、力学、数论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开创性贡献。

拉瓦锡和他的妻子玛丽·波尔兹。1771年拉瓦锡与波尔兹结婚后，她经常协助他工作。法国大革命期间，拉瓦锡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被判死刑。

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因研究太阳系稳定性的动力学问题被誉为“法国的牛顿”。

身穿拉普兰服饰的瑞典植物学家、探险家林奈。他曾为乌普萨拉科学院到拉普兰考察，并著有《拉普兰植物区系》。

列文虎克是17世纪最著名的显微镜专家之一，也是最早用透镜观察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人。

英国外科医师约翰·亨特，被认为是英国病理解剖学的奠基者。为了证明淋病和梅毒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现，他曾给自己接种了病原体，因而得了梅毒。

法国文学家、哲学家狄德罗，主编了《百科全书》，被称为“启蒙时期的巨人”。

《百科全书》中描绘船闸的插图。科学的发展不仅是学术和思想方面的进展，还是科学技术甚至手艺方面的进步。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目录
CONTENTS

卢梭与大革命（上）

版权信息

目录

致读者

谢词

第一部　卢梭与法国

第一章　流浪者卢梭（1712—1756）

《忏悔录》

无家可归（1712—1731）

姆妈（1729—1740）

里昂、威尼斯、巴黎（1740—1749）

文明是一种疾病吗？

巴黎与日内瓦（1750—1754）

文明的罪恶

保守成分

逃离巴黎（1756）

第二章　“七年战争”（1756—1763）

怎样发动一场战争

“不法之徒”（1756—1757）

从布拉格到罗斯巴赫

受困之狐（1757—1760）

大英帝国的建立

精疲力竭（1760—1762）

和平

第三章　国家的命运

夫人去世

法国的复兴

重农主义者

杜尔哥得势（1727—1774）

共产主义者

路易十五

杜巴利夫人

舒瓦瑟尔

议院的反叛

国王驾崩

第四章　生活的艺术

道德与美德

音乐

戏剧

马蒙泰尔

艺术

沙龙

第五章　年高德劭的伏尔泰（1758—1778）

善良的领主

作家之王

伏尔泰政治学

改革者

伏尔泰其人

第六章　浪漫派作家卢梭（1756—1762）

隐庐（1756—1757）

恋爱

费尽心机

与哲学家的破裂

《新爱洛漪丝》

第七章　哲学家卢梭

社会契约论

爱弥儿

第八章　卢梭的流浪生活（1762—1767）

逃亡

卢梭与大主教

卢梭与加尔文教派

卢梭与伏尔泰

博斯韦尔会见卢梭

《科西嘉宪法草案》

逃亡者

卢梭在英国

第二部　卢梭时代的南欧

第一章　意大利沃土（1715—1759）

自然景色

音乐

宗教

从都灵到佛罗伦萨

亚得里亚王后——威尼斯

罗马

那不勒斯

第二章　葡萄牙与蓬巴尔（1706—1782）

约翰五世（1706—1750）

蓬巴尔与耶稣会士

改革家蓬巴尔

过去的胜利

第三章　西班牙与启蒙运动（1700—1788）

背景

菲利普五世（1700—1746）

斐迪南六世（1746—1759）

启蒙运动进入西班牙

查理三世（1759—1788）

西班牙人的性格

西班牙人的心智

西班牙的艺术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第四章　再会！意大利！（1760—1789）

临别漫游

教皇、国王和耶稣会士

法律与贝卡里亚

两位冒险家

温克尔曼

艺术家们

音乐

阿尔费耶里

第五章　奥地利之启蒙运动（1756—1790）

新帝国

玛丽亚·特蕾莎

成长中的约瑟夫（1741—1765）

母与子（1765—1780）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0）

奥皇与帝国

去世

第六章　音乐改革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1714—1787）

约瑟夫·海顿（1732—1809）

第七章　莫扎特

神童（1756—1766）

青春期（1766—1777）

音乐与婚姻（1777—1778）

巴黎沧桑（1778）

萨尔斯堡与维也纳（1779—1782）

作曲家生涯

精神与肉体

巅峰时期（1782—1787）

落魄（1788—1790）

安魂曲（1791）

第三部　卢梭时代的宗教

第一章　伊斯兰教（1715—1796）

土耳其

非洲的伊斯兰教

波斯（1722—1789）

第二章　俄罗斯插曲（1725—1762）

统治与功勋

宗教和文化

俄罗斯的政治（1725—1741）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1762）

彼得与叶卡捷琳娜（1743—1761）

彼得三世（1762）

第三章　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专制君主

情夫

哲学家

政治家

经济学家

战士

女人

文学

艺术

生命之旅的终站

卢梭与大革命（下）

版权信息

目录

第四章　波兰之劫（1715—1795）

波兰一览（1715—1764）

萨克森诸王（1697—1763）

波尼亚托夫斯基

第一次瓜分（1768—1772）

波兰的启蒙时期（1773—1791）

解体（1792—1795）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德国（1756—1786）

获胜者腓特烈

重建普鲁士

诸侯国

日耳曼启蒙运动

莱辛（1728—1781）

浪漫的复古运动

狂飙运动

艺术家们

巴赫之后

“老年的”腓力兹（腓特烈）

第六章　康德（1724—1804）

绪论

《纯粹理性批判》（1781）

《实践理性批判》（1788）

《判断力批判》（1790）

宗教与理性（1793）

改革家

遗著

第七章　到魏玛之路（1733—1787）

日耳曼的雅典

维兰德（1733—1775）

“普罗米修斯”歌德（1749—1775）

赫尔德（1744—1776）

席勒的游历岁月（1759—1787）

第八章　魏玛盛世（1775—1805）

维兰德续篇

赫尔德（1777—1803）

枢密顾问官歌德（1775—1786）

歌德旅居意大利（1786—1788）

歌德的公职生涯（1788—1794）

席勒的教职生活（1787—1794）

席勒与歌德（1794—1805）

第九章　歌德的晚年（1805—1832）

歌德与拿破仑

《浮士德》：第1卷

歌德的恋情

科学家歌德

哲学家歌德

《浮士德》：第2卷

生命的终结（1825—1832）

第十章　犹太人（1715—1789）

争取生存

神秘的慰藉

门德尔松

走向自由

第十一章　从日内瓦到斯德哥尔摩

瑞士人（1754—1798）

荷兰人（1715—1795）

丹麦人（1715—1797）

瑞典人（1718—1771）

第四部　卢梭时代的英国

第一章　工业革命

原因

要素

开展

结果与影响

第二章　政坛风云（1756—1792）

政治结构

主要人物

国王与国会

国会与人民

英国与美洲

英国与印度

英国与法国大革命

英雄隐退

第三章　英国人（1756—1789）

英国习俗

英国的世风

信仰与怀疑

布莱克斯通、边沁与法律

戏院

伦敦

第四章　雷诺兹时代（1756—1790）

音乐家

建筑师

韦奇伍德

雷诺兹

凯恩斯博罗

第五章　英格兰之邻（1756—1789）

格拉顿的爱尔兰

苏格兰的文化背景

苏格兰启蒙运动

亚当·斯密

罗伯特·彭斯

博斯韦尔

第六章　文坛景象（1756—1789）

出版界

斯特恩

范尼·伯尔尼

霍勒斯·沃波尔

吉本

查特顿和考伯

奥立弗·哥尔斯密

第七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

缺憾的年代（1709—1746）

字典（1746—1755）

迷人的圈子

旷世天才（大熊星）

保守的心灵

晚年（1763—1780）

解脱（1781—1784）

博斯韦尔

第八章　最后的荣耀（1774—1783）

王位继承者（1754—1774）

法国政府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老实而懦弱的国王

杜尔哥当政（1774—1776）

内克的第一执政期（1776—1781）

法国与美国

第九章　死亡与哲学家（1774—1780）

伏尔泰晚年

卢梭晚年（1767—1778）

接踵而至的死讯

最后的哲学家

哲学家与革命

第十章　光明前夕（1774—1789）

宗教与革命

生活的边缘

沙龙名流

音乐

路易十六时代的艺术

文学

博马舍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的分析（1774—1789）

贵族与革命

农民与革命

工业与革命

中产阶级与革命

力量的聚集

第十二章　政治的溃乱（1783—1789）

钻石项链（1785）

卡洛纳（1783—1787）

布里耶纳（1787—1788）

内克再当大任（1788—1789）

米拉波

最后的预演（1789）

三级议会（1789）

冲向巴士底监狱

结语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卢梭与大革命（上）

天地出版社

•成都•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7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俊与大革命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3-5

Ⅰ. ①卢⋯ Ⅱ. ①威⋯ ②阿⋯ ③台⋯ Ⅲ. ①文化史 - 欧洲 -18世纪 Ⅳ.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10496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作　　者：［美］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张旖旎　孟志成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谢词

第一部　卢梭与法国

第一章　流浪者卢梭（1712—1756）

《忏悔录》

无家可归（1712—1731）

姆妈（1729—1740）

里昂、威尼斯、巴黎（1740—1749）

文明是一种疾病吗？

巴黎与日内瓦（1750—1754）

文明的罪恶

保守成分

逃离巴黎（1756）

第二章　“七年战争”（1756—1763）

怎样发动一场战争

“不法之徒”（1756—1757）

从布拉格到罗斯巴赫

受困之狐（1757—1760）

大英帝国的建立

精疲力竭（1760—1762）

和平

第三章　国家的命运

夫人去世

法国的复兴

重农主义者

杜尔哥得势（1727—1774）

共产主义者

路易十五

杜巴利夫人

舒瓦瑟尔

议院的反叛

国王驾崩

第四章　生活的艺术

道德与美德

音乐

戏剧

马蒙泰尔

艺术

沙龙

第五章　年高德劭的伏尔泰（1758—1778）

善良的领主

作家之王

伏尔泰政治学

改革者

伏尔泰其人

第六章　浪漫派作家卢梭（1756—1762）

隐庐（1756—1757）

恋爱

费尽心机

与哲学家的破裂

《新爱洛漪丝》

第七章　哲学家卢梭

社会契约论

爱弥儿

第八章　卢梭的流浪生活（1762—1767）

逃亡

卢梭与大主教

卢梭与加尔文教派

卢梭与伏尔泰

博斯韦尔会见卢梭

《科西嘉宪法草案》

逃亡者

卢梭在英国

第二部　卢梭时代的南欧

第一章　意大利沃土（1715—1759）

自然景色

音乐

宗教

从都灵到佛罗伦萨

亚得里亚王后——威尼斯

罗马

那不勒斯

第二章　葡萄牙与蓬巴尔（1706—1782）

约翰五世（1706—1750）

蓬巴尔与耶稣会士

改革家蓬巴尔

过去的胜利

第三章　西班牙与启蒙运动（1700—1788）

背景

菲利普五世（1700—1746）

斐迪南六世（1746—1759）

启蒙运动进入西班牙

查理三世（1759—1788）

西班牙人的性格

西班牙人的心智

西班牙的艺术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第四章　再会！意大利！（1760—1789）

临别漫游

教皇、国王和耶稣会士

法律与贝卡里亚

两位冒险家

温克尔曼

艺术家们

音乐

阿尔费耶里

第五章　奥地利之启蒙运动（1756—1790）

新帝国

玛丽亚·特蕾莎

成长中的约瑟夫（1741—1765）

母与子（1765—1780）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0）

奥皇与帝国

去世

第六章　音乐改革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1714—1787）

约瑟夫·海顿（1732—1809）

第七章　莫扎特

神童（1756—1766）

青春期（1766—1777）

音乐与婚姻（1777—1778）

巴黎沧桑（1778）

萨尔斯堡与维也纳（1779—1782）

作曲家生涯

精神与肉体

巅峰时期（1782—1787）

落魄（1788—1790）

安魂曲（1791）

第三部　卢梭时代的宗教

第一章　伊斯兰教（1715—1796）

土耳其

非洲的伊斯兰教

波斯（1722—1789）

第二章　俄罗斯插曲（1725—1762）

统治与功勋

宗教和文化

俄罗斯的政治（1725—1741）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1762）

彼得与叶卡捷琳娜（1743—1761）

彼得三世（1762）

第三章　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专制君主

情夫

哲学家

政治家

经济学家

战士

女人

文学

艺术

生命之旅的终站

致读者

这一卷是我们自1929年就专心撰述的《文明的故事》的结尾卷，从那时起，文明史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日课和安慰。

我们的目标是写一部完整的历史：发掘和记载每种文明在每个世纪中的经济、政治、精神、道德和文化的种种活动情形，这些犹如一个人可称之为生命的全部过程相互影响的因素，并要在叙述这出连续剧中每一幕中的主角时，使其人性化。虽然我们承认政府和政治人才的重要，但是我们在综述每个时期和每个国家的政治史时，就像说故事一样，原原本本而不是只叙述故事的主要部分，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是心智发展史。因此，关于经济和政治事件，我们大抵运用二手资料，而有关宗教、哲学、科学、文学、音乐和艺术，我们都尽量探本溯源：到每一信仰的发源地观察其信奉的实际情况，从主要著作中研究各种划时代的哲学思潮，到艺术品创作的本土或其收藏所参观，通常从著作的原文欣赏世界文学名著的精华，及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伟大的乐章，唯有如此，才可望领会产生这些不朽作品的神奇境界。为了这些目标，我们做了两次环球旅行，而自1912年至1966年，更跑遍欧洲无数次。高明的读者会谅解，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要把历时6000年、总计20个文明的历史中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议题，也探根求源，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很遗憾，由于太沉醉于人类史诗的每一小节中，以致发现，写到法国大革命时，我们已精力殆尽。我们知道大革命事件并不能使历史完结，它却使作者完结了。毫无疑问，我们整个的写作方法使文明史各卷的篇幅大多嫌长。倘使我们写的是断代史——以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或一个主题为单元——我们是可以节省读者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要在一本书中，把某一时期中多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都照顾到，又使每一事件、每一人物都详细论述，是需要篇幅的。每位读者或将会感到这一卷太过冗长，而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或特殊的事件却又嫌太短。

英、法两国的读者不妨先读本卷中第一章至第八章、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译本第二部第五章到第七章）和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八章（译本第三部第五章起及第四部全部），其余部分可留待他日，其他国家的读者也可选择自己喜欢的章节来读。不过，我们深信，想要了解自“七年战争”至法国大革命动荡不安的33年的欧洲全貌，就要有和我们一样，按照章节一字不遗读完全卷的傻劲。

篇幅冗长，诚非我们之过。但是，若我们还能多活一两年，我们希望以“历史的教训”为题，提出一篇总结。

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

1967年5月1日于洛杉矶

谢词

我们感谢耶鲁大学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准许节引《博斯韦尔游学德国和瑞士》（Boswell on the Grand Tour:Germany and Switzerland）和《博斯韦尔在荷兰》（Boswell in Holland）两本书上的资料。如果没有阅读到细心编辑、装帧精美的耶鲁版詹姆斯·博斯韦尔文集，要撰写关于博斯韦尔的部分就困难重重了。

我们感谢W.W.诺顿出版公司，准许我们引用马尔克·平凯莱的杰作《维瓦尔第》（Vivaldi）中的一封信。

我们感谢萨拉和哈薇·考夫曼长期和耐心地协助资料分类，及女儿埃塞尔精湛地打印手稿外，同时改正了内文的许多错误。我们也谢谢薇拉·施奈德夫人对稿件所做的繁重编辑工作。

第一部　卢梭与法国

法国画家弗拉戈纳尔的半色情的贵族游乐图《秋千》（约1766年）。

第一章　流浪者卢梭（1712—1756）

《忏悔录》

他出身寒微，在呱呱坠地之际即失去母亲，不久又遭父亲遗弃，身染一种痛苦的、不为人知的、难向人言的疾病，在陌生的城市和敌对的信仰中，流浪达12年，为社会和文明所排斥，以反抗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和理性时代为己志，被视作危险的反叛分子，被看成精神失常，被疑为图谋不轨，为人驱逐，流离失所，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方能亲眼见到最反对他的人对他表示的崇敬——如何在他死后，竟然能远胜伏尔泰，使宗教复活，使教育改变形态，使法国国民思想提高，从而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而影响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席勒的戏剧，歌德的小说，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及托尔斯泰的伦理学——诸如此类的影响，使他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中，成为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这种种影响究竟如何形成？假如有问题需要我们解答，这问题即是：天才在历史中究竟扮演何等角色？个人在面对群众和国家之际，应该如何自处？

当时的欧洲已准备迎合一种让感情凌驾于思维之上的信仰。欧洲已厌倦于法律、礼仪、习惯和风俗的压抑。当时的欧洲已听够了理性、论证和哲学。心灵束缚被解除后导致的这些放纵与混乱，似乎已使这个世界缺乏意义，使心灵空虚、毫无想象力和希望，男男女女暗自渴望再度建立起“信仰”。巴黎已厌倦于自身的骚动和忙乱，及城市生活的限制和疯狂的竞争。人们向往乡野间的从容与悠闲。乡间简单的日常生活可能会使身体健康、内心平和，在那里可能再度遇见贤淑的妇人，所有的村民每周可能都在本区教堂中做礼拜。所谓值得骄傲的“进步”和值得自诩的“心灵解放”，对人类的贡献是否抵得上其摧毁的事物的价值？其对世界与人类的命运，曾否描绘出更为清晰、更具有鼓舞性的景象？其对贫穷者的命运曾否有所改善？对孤苦无依者曾否有所慰藉？卢梭提出这些疑问，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对人民寄予关切与同情。即使他话已说完，全欧洲的人仍然都在倾听。伏尔泰在法兰西学院（1778年）被人们当作偶像崇拜，而卢梭正蛰居在巴黎一间不为人知的房子受人轻视与责难之际，卢梭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卢梭晚年完成最有名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他对所有的批评都很敏感。他怀疑格里姆、狄德罗和其他的人，在巴黎的沙龙里及在埃皮奈夫人（Mme.d’ Épinay）的回忆录中，正酝酿着一个阴谋，以破坏他的名誉。因此，他于1762年，在一位出版商的催促下，开始撰写自己的传略与品德评价。当然，他的自传有自吹自擂之嫌，不过，卢梭既遭教会责难，又被三个国家放逐，还被一些最亲近的友人背弃，纵然他的话难免啰唆唠叨，他也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当他在巴黎的几次集会中，宣读为自己辩解的某些文件时，他的敌对者要求政府下令加以制止。他心灰意冷，即使在他过世之后，仍留给后世一篇充满感情的辩解与恳求的文字：

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幅人类画像——完全依照人的本来面貌与天性来描绘，这就是人类现有的或将永远存有的模样。无论你是谁，我的命运与信心完全付托给你，让你作为这一作品的裁决者。我恳求你，基于我的不幸与你的同情，并请看在全人类分上，切勿毁损这一特殊而有价值的作品，对人的探讨，它可作为第一手比较研究的资料……请勿贬低我这一遗作的价值，这是唯一未曾被反对我的人曲解损伤而又真正足以代表我品格的不朽之作。

他的极端敏感、主观和充满感情，使他的书具有优点，也有缺点。“一颗充满感情的心，”他说，“……是我所有不幸的根由。”这却使他的著作风格温暖亲切，使他对往事的回忆充满柔情与怜爱，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常持宽容仁慈的态度。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原来对他的反感与敌意立即化解。在他的著作中，所有抽象的事物都被活生生地人格化了，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这本自我反省坦白的《忏悔录》犹如密西西比河的源流滋润了19世纪的文学。《忏悔录》并非前所未有的著作，不过，像他这样毫不保留地赤裸裸地自我坦白，或其对真理的探求，即使圣奥古斯丁也无法与之相比。本书一开始即以富有挑战性的句子理直气壮地写道：

我正着手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将来也没有人能模仿实现。我要把一个人的完全本性在世人面前展示，此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单独一个人。我了解我的心，我也对人类颇为熟悉。我跟所有存在着的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虽然不一定比旁人好，可是至少与众不同。除非对我已有了解，否则没有人能判断，大自然将我塑造成这样的形态，是好还是坏。

最后审判的号角若是要响，就让它响好了，那时，我手里就要拿着这本书，站在上帝面前。而我将大声说道：“这就是我如何行事、如何思想的忠实记录，及我曾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论好坏，我都坦白，我不隐瞒些许罪恶，也不添加些许功德……我表现了真正的自我；有时卑劣可耻，有时却高尚、慷慨、善良，一一皆如我的所作所为，我已把我的心灵深处揭露……”

卢梭一再提出这一极为恳挚的请求，不过，他承认自己对过去50年的往事所能记忆的，无非是片断的、不可靠的。一般说来，第一部分有一种毫无隐讳的坦白品质，第二部分却被他对有关阴谋陷害所作的令人厌倦的反复抱怨与控诉所损。不论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就我们所知，在心理研究的作品中它是最有启发性的一部，这是与困难而平淡无聊的世纪从事艰苦斗争所产生的一个观察敏锐并具有诗意的故事。无论如何，“《忏悔录》假如不是一本自传，则很可能成为世间一部伟大的小说” [1] 。

注释

[1] 有关《忏悔录》的真实性，欧美大陆仍然在热烈地争论着，主要着重在卢梭控诉格里姆和狄德罗等人进行阴谋活动，以提出有关卢梭与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之间关系不实的叙述。1900年以前，批评指向反对卢梭的一方。约1850年，圣伯夫用一种不常见的尖刻语调，声称“卢梭一旦牵涉自尊和病态的虚骄，每每毫不犹豫地打算说谎，而我已获得结论，那就是有关格里姆的部分，证明他是说谎的人”。而且，法国最饱学的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也同意（1894年）：“我们惊奇于卢梭所写，每一页都有明显的虚假，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谎言。但是，全书大体上焕发着热烈的挚情，是情感的真，而不是事实的真。”

无家可归（1712—1731）

“1712年，我生于日内瓦，父亲为伊萨克·卢梭，母亲为苏珊·贝尔纳，两人都是公民。”最后两个字颇有深意。因为日内瓦的2万居民中，只有1600人拥有公民的头衔和权利，卢梭个人的历史即由此说起。他的家族具有法国血统，但自1529年即已定居日内瓦。祖父是加尔文教派的牧师，而作为孙儿的他，终其一生，于信仰抉择上，始终停留在加尔文教徒的阶段。父亲是一位想象力丰富、情绪不稳定的优秀钟表匠。1704年的婚姻，为他带来一笔价值1.6万弗罗林的嫁妆。在儿子弗朗索瓦出世后，伊萨克抛妻弃子（1705年），远赴君士坦丁堡，在那里逗留6年之久。然后不知何故，骤返家园，卢梭就在这时出世。卢梭说：“我就是他这次归来所结的不幸的果实。”卢梭诞生不到一个礼拜，母亲就患产褥热去世了。“我来到这个世界，几乎毫无活下去的迹象，也未稍怀希望能有人把我抚养长大。”

一位姑妈对他悉心照顾，从而救了他，为此，卢梭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你。”这位姑妈歌唱得很好，这可能陶冶了他的性情，使他终生爱好音乐。他性格早熟，很早就学会了阅读。由于父亲伊萨克喜爱浪漫传奇的故事，父子二人于是一起埋首于苏珊遗留下来的书堆中。卢梭是在法国式爱情故事、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加尔文教派的道德观糅合而成的气氛中成长的，这使他的性格趋于不稳。他十分正确地把自己描写成“又粗鲁、又温和，而具有柔弱和刚强的性格。这一性格，游移于怯懦和勇敢、浮华和高洁之间，常使我与自己作对”。

1722年，他的父亲跟戈蒂埃上尉争吵，打伤对方，因而受到市政长官的传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伊萨克只得逃离日内瓦，定居在13英里外的尼永。数年后，伊萨克再婚。弗朗索瓦和卢梭兄弟二人，由他们的舅父加布里埃尔·贝尔纳收养。弗朗索瓦不久离开，在一个钟表匠那里做学徒，从此在卢梭所有的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于卢梭，却和他的表兄亚伯拉罕·贝尔纳一起被送到邻近的博赛村一家由牧师朗贝西耶管理的寄宿学校。“我们在这里学习拉丁文，及所有美其名曰教育的没有用的东西。”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是比较具有实际内容的课程。

卢梭喜爱他的老师，尤其是牧师的妹妹朗贝西耶小姐。她年已30岁，而卢梭才11岁，但他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私恋着她。卢梭犯了错，被她鞭打之际，他却在被她亲手鞭笞的痛楚中获得快感。“痛楚与羞辱，混合着某一程度的邪欲，使我渴望再度受到惩罚，而不感到害怕。”卢梭故意犯错惹她生气而希望在鞭笞中获得快感，由于这一企图过于明显，她决定不再鞭打他。一种性爱虐狂的因素，在他的性爱习性中一直保留到晚年：

如此，我怀着此一极端激烈的热情，度过了青春期，但是，除了朗贝西耶小姐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我如许念头之外，我并不知道，甚或并不希望有其他满足情欲的方式，而且我长大成人后，那种幼稚的嗜好，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与异性交往时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愚蠢的行为加上一种天生的胆怯，使我难以获得女性的青睐，以致面对我最喜欢的人都会惶惑终日、默然相对，而提不起勇气表露内心的爱慕企盼之情……现在我已写到《忏悔录》最隐晦迷惘情节的一段，也是最困难的一段。我们将只不过是一些荒诞可笑的事当作真正的罪状来坦白公开，总令人感到矛盾而百思莫解。

晚年他觉得自己受到世界敌对与朋友打击时，他可能找到了一种获得快感的因素。

除了朗贝西耶小姐的鞭笞外，他对四周环境的自然景象，也甚为欣赏：“乡间是如此迷人……以致我满怀着一种时间无法冲淡的、对乡村生活的热情。”在博赛的两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虽然他在此处同时发现了世界上的不义。因为无中生有的理由而受责，而使他反抗，使他持久地怨恨，也因此使他“学着去掩饰、去说谎。所有这些恶习通常在我们成年之时，即开始腐蚀我们快乐、幸福、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他从未更进一步接受正式或高等的教育。而他之所以欠缺平衡、判断和自我控制，及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下，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求学时期结束得太早。1724年，12岁的他就跟表兄一起被叫回贝尔纳的家里。他到尼永看望父亲，在这里，他爱上了伍尔滕小姐，但遭对方拒绝。其后又与柯婷小姐恋爱，卢梭说：“她对我非常亲热，却不容许我对她回报以任何亲昵的举动。”经过一年的犹豫，他成为日内瓦一位雕刻匠的学徒。他喜爱素描，同时学习如何雕刻表盖，但是主人常为一点小过错而严厉地鞭打他，而且“逼着我去做那些为自己天性所歧视的罪行，诸如欺诈、懒惰和偷窃”。昔日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孩，竟然成了一个忧郁、孤独、性格内向的人。

他以广泛阅读自附近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并以礼拜天到乡下远足的方式获得安慰。有两次，由于在田野闲逛太久，返回途中，他方才发现城门已关闭了。他只好在野外打发掉晚上的时光，以致第二天被指责为工作不力，受到毒打。发生第三次类似的情形之后，由于受罚的记忆犹新，他下定决心不回去了。此时他尚未满16岁（1728年3月15日），囊空如洗，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别无他物。他步行来到6英里外天主教萨伏依区的孔菲翁。

到了那里，卢梭敲响乡村教士佩尔·伯努瓦·德庞特韦热的大门，可能是他听信传闻，以为这位牧师急于使步入歧途的日内瓦人改信天主教，为此可能会让他饱餐一顿。无论如何，“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位教士给了卢梭一顿美好的晚餐，并叫他“到阿讷西（Annecy）去吧，在那里，你将见到一位善良而仁慈的夫人。国王给她赏金，使她能够助人逃出她自身所幸脱免的那些罪过”。卢梭指出，这人就是“华伦夫人（Mme.de Warens），是一位新近改教皈依者，教士们安排那些打算出卖信仰的可怜虫到她这儿来，为此她被迫每年从撒丁国王处接受2000法郎的津贴”。无家可归的青年卢梭，心想这份津贴的一部分足以抵得上一场弥撒。3天后，在阿讷西，他向华伦夫人毛遂自荐。

她年方29岁，是一位美丽、大方、慷慨、温柔、穿戴迷人的妇人。“没有比她的脸更可爱，颈项更好看，而手臂更优美、更匀称细致的了。”无论如何，她是卢梭有生以来所看到的、借以支持天主教信仰的最佳论证了。她生于沃韦，家世良好；年纪很轻，即已下嫁华伦先生（后为男爵）。由于多年来夫妻多有不和，她与丈夫仳离，迁居到湖的对岸萨伏依，获得了维克托·阿玛德斯国王的保护，后来又搬到艾凡（Evian）。既然定居在阿讷西，她答应改信天主教，因为她相信谨守宗教仪式，上帝就会原谅她偶然犯下的奸情。而且她不相信那么和蔼的耶稣，真的会把人打入永远不得翻身的地狱，尤其对她这样美丽的女人，自然更不忍下手。

卢梭自然乐于跟她住在一起，但她非常忙碌，宁愿给他钱，打发他到都灵，在圣心会救济院接受教育。1728年4月12日，他进入此院，并于4月21日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34年后，即他重返新教8年后，他以恐怖的笔调描写他在救济院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一位初信天主教的摩尔人，对他的德行所作的攻击，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改变宗教信仰，是因为那里的诱导、耻辱和长时间的耽搁。其实，他是为了迎合规定的条件，才有此决定，因为罗马教会准许他加入天主教后，在没有人强迫之下，仍然停留在救济院达两个月之久。

7月，他随身带26法郎，离开救济院。经过几天的游荡，受到坐在柜台后面的美妇人的吸引之后，他在这家店铺找到工作。他不但马上爱上了她，而且不久就跪在她的面前，对天发誓，决心与她白首偕老，永爱不渝。巴西莱夫人只是微笑着，然而除了准他牵手之外，仍然不准他太越轨，何况她的丈夫也随时会回到家里。卢梭认为：“由于我对女人的爱太深了，所以往往无法追求成功。”但是，他天性上对自我想象的成就而获得的狂喜，在程度上比之真实履行所获得的更深。他用“危险的、违背天性的附属品代替，而这些可以解救像我那样的性情中人，使之不至于破坏秩序，却以牺牲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活力，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生命为其代价”，作为慰藉。如此行事，可怕的禁制会使之更为激动，从而可能促进了他的易怒、他的浪漫幻想、他的不满社会及他的喜爱孤独的个性形成。关于这点，《忏悔录》有史无前例的坦诚记载：

我的思想不断地充塞女孩子和妇人，然而以我独有的方式形成。这些观念使我的感官产生一种持久而与世格格不入的动作……我的激动，已达到无法满足欲望的地步，而我又以极为放荡不羁的诡异行径使之火上添油。我专找黑暗的巷子、隐匿的处所，希望可能将自己的身体裸露在异性面前，并表现出盼望与她们亲近的姿态。她们所看到的，自然不是淫秽的东西——我不敢梦想这样做，我所暴露的，只是可笑的部分（臀部）。一旦在她们面前如此表演，我所获得的愚蠢快感，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而我之所以如此做，只是希冀获得所渴求的对待（指鞭笞）的一种过程。当然，我相信，如果我有胆量持续地表演下去，有些胆大的妇人将会给予我这方面的慰藉……

一天，我在后院的一口井边裸露自己，屋里的年轻妇人，常来这里提水……其实我对女性所显示的情状，荒唐可笑的成分多而诱惑的成分少，她们之中，最聪明的视而不见，其他一些开始大笑，另外有的则感觉自己受到侮辱，大声叫喊。

可惜没有女孩子来鞭打他，只有满脸长着吓人胡须的看守人，持着一把长剑追来，后边跟随着四五个举着扫把的老妇人，卢梭只好以他是“出身贵族的年轻异乡人因精神错乱作为说词，救了自己，而且表示如蒙宽恕，日后当有所报答”。这个可怕的汉子被这一番话打动了，放他走，但那些老妇人非常不满。

这时，他在一位甚有教养的都灵籍的妇人维尔塞利夫人（Mme.de Vercellis）处谋得身着制服的仆役一职。在那里，他犯下一件终其余生都感到内疚的罪行。他偷了一条夫人使用的彩带，可是在人家指责他时，卢梭却伪称是另外一位女仆交给他的。代罪羔羊玛丽昂（Marion）当即指责他：“啊！卢梭，我本来以为你的品性很好；然而这次你使我非常失望，但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于是，两人都被开除了。对于这件事，《忏悔录》记载如下：

我不知道自己诬告的牺牲者以后的命运如何，但是经此打击，她不太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善意对人了，因为在这次残忍的诿罪下，她的性格各方面都会受到危害……回忆这件事，实在是痛苦。直到现在，这件事仍使我深感内疚；我可以坦白地说，使我下决心写这本《忏悔录》，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稍释我良心的重负。

那6个月的仆役工作，在卢梭的性格上烙下印记；即使他天赋出众，仍始终未能重建他的自尊。他在服侍维尔塞利时，遇到一位年轻教士盖姆，盖姆鼓励他，要他相信假如自己愿意，则有可能克服这项缺陷，诚心诚意去寻求认识基督的伦理。盖姆认为，任何宗教，只要是传布基督的指引，无一不是好的，因此提出建议，如果卢梭能返回故乡皈依原来的教派，将会快乐些。这一看法属于“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所以长存在卢梭的记忆里，而对他的杰作《爱弥儿》（Émile）一书自有其启示作用。一年后，在圣拉扎尔神学院（Seminary of St.Lazare），卢梭遇见另外一位名叫加捷的教士。这是一位“有仁慈之心”的人，由于跟教区的一位未婚女子通奸并使其怀孕而失去升迁机会。卢梭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丑闻，尤其在极好的教区发生此事更被人指责，那里的教士（教规良好）一定不能有小孩——除非跟已婚女子所生。”从“这两位可敬的教士身上，我形成对萨伏依教士性格的认识”。

1729年初夏，17岁的卢梭再度感受到原野的呼唤，加上他希望到华伦夫人那里，以便找到一份比较不损自尊的工作。他跟一位快活的日内瓦少年巴克莱同行，他们从都灵步行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塞尼斯（Cenis）隘道，抵达尚贝里（Chambéry）和阿讷西。他那浪漫传奇的笔锋，把他到达华伦夫人住所时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双腿发抖，眼睛模糊；几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也认不出任何人，而且屡屡不得不停下来喘一口气，使自己从紧张慌乱中清醒过来。”无疑，他对自己能否被接纳并无多大信心。他如何才能向她说明，上次离开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遭遇呢？“她看我的第一眼，就使我大为放心。我的一颗心随着她抑扬的声调而跳动不停。我长跪在她的面前，以我的唇，把我感受到的最大快乐，传到她的手上。”她并不讨厌人家的奉承，所以就在她的住处为卢梭准备了一间卧室。一旦有人皱眉反对，她会说：“他们要说闲话，就让他们去说好了。既然上帝送他回来，我就决心不再舍弃他。”

姆妈（1729—1740）

卢梭为她神魂颠倒，有如任何青年与成年女人亲近时表现的一样。他偷偷地亲吻她睡过的床铺、她坐过的椅子，“不，还有她走过的地板”（据此，我们不禁怀疑他所记的浪漫的成分多，而事实的成分少）。另外，他极端嫉妒所有那些争着接近她的人。她有时叫他学猫叫，而昵称他为小猫，有时又叫他孩子；渐渐地，他答应称呼她为“姆妈”了。她雇他写信、记账、采集药草，并做她试炼丹药的助手。她给卢梭一些书读，诸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普芬多夫、圣埃夫勒蒙及伏尔泰的《亨利亚德》。至于她自己，则喜爱浏览贝尔（Bayle）的《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她不容神学思想束缚自己，如果她乐于跟当地神学院的院长格罗神父在一起，那可能是因为格罗神父可以替她结胸衣的纽带。“他为姆妈结纽带的时候，她常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下应付这边，一下应付那边，院长先生被纽带拖着跟在后面，喋喋不休地嚷着：‘拜托，夫人，站着别动。’这一切形成一幅非常有趣的景象。”

可能就是这位乐天教士的主意，认为虽然卢梭处处显得笨拙，但是他大概可以接受成为一位乡村牧师所需要的足够的教育。华伦夫人在高兴卢梭终于有事可做之余，同意了。如此，1729年秋天，卢梭进入圣拉扎尔神学院就读，以便担任传教工作。期间，他开始习惯于天主教的一切，甚至于欣赏它了。他喜爱天主教的庄严仪式，及它的游行、圣乐和仪式，它的钟声似乎每天在宣示上帝常在天堂关注人世，而所有这些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皆为人世间乐意接受。此外，没有任何宗教能具有这种吸引力而又能宽容华伦夫人。不过，卢梭以前接受的正规教育如此之少，以致拉丁文成为他最初必须修习的课程。对拉丁文的同源字、文法例外、动词变化等，他简直没有耐心去接受。经过5个月的努力，老师把他送回华伦夫人处，所附报告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少年”，可是不适合担任神职。

对此，她并不灰心。觉察到他具有音乐的天才，遂将他介绍给阿讷西教堂的琴师尼克劳兹。卢梭在尼克劳兹处，自1729年住到1730年冬，这段时期，值得快慰的是他离开姆妈的住所仅有20步。他参加唱诗班，并吹奏短笛；他喜爱天主教的圣诗；他吃得好，而且感到快活。除了尼克劳兹酗酒是美中不足以外，其他一切都还不错。一天，这位矮小的琴师跟他的雇主吵了一架，遂收拾行囊，离开了阿讷西。华伦夫人命卢梭陪送这位先生到里昂。在那里，尼克劳兹由于酒后狂乱症发作而昏倒在大街上，受惊的卢梭请求路人帮他送这位乐师去其要去的地方。随即，他赶回阿讷西，回到姆妈的家里。“我对她思慕的深情与忠实使内心根除了各种虚幻的念头，扫除了一切的愚妄和野心。除了跟她相处之外，我即别无幸福可言，甚至我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离她更远。”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卢梭那时不过才18岁。

他抵达阿讷西，方才发现华伦夫人已赴巴黎，而且没有人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他凄凉而孤独地、天天漫无目的地在乡间闲逛，以春日美景和恋爱中小鸟的美妙歌声来安慰自己。他最为喜爱的还是清晨早起，坐观太阳喜气洋洋地自地平线上升。在每天的漫游中，一次他见到两位少女骑着马，在驱策她们那不驯的坐骑涉越一条小河。在一股英雄式的冲劲下，卢梭抓住其中一匹马的缰绳，引导它通过小河，另外一匹也跟着走过了。他打算告别，径自离去，但两位少女坚持要他陪伴到附近的农舍，以便他可以烘干湿透的衣裳鞋袜。在她们的邀请之下，他跃上马背，坐在其中一位格拉芬里德小姐的背后。“为了使自己坐稳，我不得不抱住她，以致我的心急遽地跳动，连她也感觉到了。”这时，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思念，开始消失了。三位少年男女一起野餐而消磨了一整天。卢梭大胆地去吻其中一位少女的手，然后她们与他告别。他回到阿讷西，内心兴奋不已，几乎把姆妈离去的事全然不放在心上。后来，他设法寻找这两位少女，但没有成功。

不久，由华伦夫人的女仆陪伴，他再度上路，前往弗里堡（Fribourg）。经过日内瓦时，“我发现自己感触良深，以致几乎走不动了……对（共和国）自由的向往，使我内心激动不已”。从弗里堡动身，他步行到洛桑。历史上所有的作家中，要数卢梭最善于走路了。从日内瓦到都灵、到阿讷西、到纳沙泰尔（Neuchâtel）、到伯尔尼、到尚贝里、到里昂，他旧地重游，尽情欣赏景色、芬芳和天籁：

我爱随心所欲的步行和兴之所至的停留，步行遨游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必需的。天朗气清之日，漫步美好乡间，在适意之处歇息，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在有教养人士的圈子里感到不自在，面对美丽的妇人羞涩沉默的卢梭，一旦独自优游徜徉在林间原野、碧水蓝天之间，随即感到快活无比了。他与大自然成为莫逆之交，而以无声的言语，倾诉自己的恋爱与梦想。他想象天心与己心，有时会神秘地合而为一。虽然他不是第一位使大家感受到大自然可爱之处的作家，他却是大自然最热心的记录者和最虔诚的信徒。自卢梭以后，半数以上的自然诗篇，无一不受他的影响。哈勒早已感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伟大而加以描述，卢梭却沿着日内瓦湖北边湖滨的瑞士山坡，将其间台地的藤蔓散发的怡人芬芳，传之于几个世纪之后，从而令人向往。卢梭打算为他的小说人物朱莉娅和沃尔马找一个理想的住家所在地时，他找到这里，决定住在沃韦和蒙特勒之间的克拉伦斯——这是人间天堂：有高山，有草原，有流水，有阳光，有白雪。

卢梭在洛桑的一切不太顺利，遂迁居纳沙泰尔：“在这里……我教授音乐，无意间获得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在近郊的布德里（Boudry），他遇到一位希腊的教士，正在从事筹募基金的工作，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卢梭为其充当翻译，两人在索勒尔（Soleure）分手，卢梭独自步行越过瑞士边界，进入法国。途中，他走入一家农舍，要求买顿晚餐，一位农夫给他牛奶和黑面包，并口口声声说，他所有的全都在这里；但当他晓得卢梭并不是税务员后，马上打开一扇暗门，下到地窖，取来白面包、蛋、火腿和美酒。卢梭打算付钱，但这位农夫拒收，而且解释他之所以把较佳食物收藏起来，是为了避免负担额外的税金。“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心中播下无法消除的仇恨种子，而对这些不幸的人民忍受的困苦产生同情，对压迫他们的人在内心形成不满与反抗的情绪。”

在里昂，他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不是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就是睡在地上。有段时间，他以抄写乐谱为生。后来听说华伦夫人住在东边14英里外的尚贝里，便起程前往再去投靠她。华伦夫人为他找到地方监督官洛克尔·因滕登特的秘书一职（1732—1734年）。这时卢梭住在她家中，但当卢梭发现她的经纪人阿内也是她情人时，内心稍觉不快。这时他对华伦夫人的热情减退，《忏悔录》有一段文字足以说明：

一旦获知她跟别人维持一种比我更亲密的关系，我无法不感到痛苦……无论如何，对比我更占优势的那个人，我不但没有敌意，而且发现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事实上已爱屋及乌地扩及于这个人身上了。我希望她幸福的欲望超过其他的一切，既然他在她的幸福安排中有其地位，那么他若能同样快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时，他已完全地拥有女主人的关心。而他对我也怀着一种诚挚的友谊。如此……我们三人生活在一种彼此快乐相与的结合中，而这关系的维持，至死方休。这位可爱的妇人，性格上的优越之处，在于使所有爱她的男人彼此之间都能互爱，甚至连妒忌和敌对都在她启发的较大感情之下化为无形了。而我从未看到她周围的任何人对他们之间的其他任何人有少许嫌恶之心。在此，对他们的情形，谨请读者在阅读这些赞美之词的时候稍停片刻，回忆一下自己遇到的女子，若有这样的品德，而你又想获取幸福的话，那么你最好与她厮守，别离开她。

这种多边式的罗曼史，下一步的发展大大地违背所有奸情的原则。华伦夫人看出邻居芒东夫人渴望最先教导卢梭人伦之道时，她拒绝放弃这一优势，或是为了免使这少年堕入那并不温柔的怀抱，因此她安排以情妇身份自荐枕席于他，而又不致损及她与阿内之间同等的关系。卢梭对此深思8天之久。与她长日相处的结果，使他对她的情感已经超乎男女肉欲之情，而比较接近母子亲情之爱了：“我爱她太深，以致不敢存着占有她的欲望。”当时，他已经受到困扰终生的疾病——膀胱炎和尿道狭小——的煎熬。最后，卢梭以适度的虔诚，同意她的提议：

这一天，与其说是盼望的一天，倒不如说是可怕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心在践履许诺，并非要获得宠幸。无论如何，我终于得到了。第一次，我觉察到自己躺在一位妇人的怀里，而这位妇人正是我敬爱的。我快乐吗？没有。我尝到快感，但是我不晓得，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抗拒的悲愁把美妙的事破坏了。我觉得自己正在犯下乱伦的罪行。有两三次，当我高兴地将她紧搂在怀里，我的泪水不禁浸湿了她的乳房。而她呢，既非悲伤，也非快乐；她只是安静地爱抚我。由于她既非性感淫荡的女性，也不完全在追求肉欲的快感，所以她对这件事，既不感到狂喜，也从未觉得悔恨。

回想起这个重大事件时，卢梭将华伦夫人这种刻意的安排，归罪于她哲学概念的毒素：

我一再说，所有她的失败，全然是她的错误铸成，而非由于她的热情所致。她出身良好，心地纯良，举止高尚，欲望正常高贵。她的一切似乎专为优美率真的风范而塑造，这种风范是她内心喜爱的，却从未付诸实行，因为她不听从内心的指引，而竟听从诱她进入邪路的理论……不幸地很，她对自己的哲学甚为自负，以致她由哲学思想建立的道德，破坏了她由内心情感建立的伦理。

阿内于1734年去世。卢梭辞去秘书的职务，专心照管华伦夫人的家务。他发现她的收支杂乱不堪，濒于破产。于是他教授音乐，以增加收入。1737年，他接受了母亲的一笔遗产，总计有3000法郎；他用一部分钱买书，剩下的款项赠给华伦夫人。不久，他生病了，姆妈亲切地予以照护。因为她的住处没有花园，就租下了一处乡间茅舍——“佳美小屋”——给他居住（1736年）。在那里，“我过着最安静的生活”。虽然他“不喜爱在房间里祈祷”，可是户外的景象使他感谢上帝创造自然之美，并使他与华伦夫人在一起，他祈求上帝庇佑他们的结合，降福给他们。这时他笃信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而稍微带有詹森教派的色彩。他曾说：“地狱的恐怖，时常折磨我。”

在神经衰弱——日后很流行的一种忧郁症——的困扰之下，而且怀疑自己心脏附近生长了一颗肿瘤，他乘坐马车前往蒙彼利埃就医。为了减轻途中的忧寂，他跟一位15岁女孩的母亲拉吉夫人勾搭（1738年）。等他回到尚贝里，他发现华伦夫人试着用同样的方式来治疗他——为他介绍一位年轻的假发制造女工让·温岑里德作为他的新情人。卢梭抗议，夫人却说他孩子气太重，而且向他保证，她有的是爱，足够分予两位让（因卢梭与这女工姓名的第一个字皆为让）。他拒绝如此贬低她的身份，建议维持以往作为义子的状态。她答应了，可是由于不满意自己这么轻易地让步，她对卢梭的感情渐趋冷淡。他隐居在“佳美小屋”中，并开始研究哲学。

这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巴黎和锡雷传开的启蒙运动引起的争论（约1738年）。他阅读牛顿、莱布尼茨和蒲柏的著作，并埋首于错综的贝尔的辞典。他重新研读拉丁文，结果进步神速，比起在校接受教师的指导还要有效。因此他开始浏览维吉尔、贺拉斯和塔西佗的片断文章及柏拉图《对话录》的拉丁文译本。对他来说，蒙田、拉布吕耶尔、帕斯卡、费内隆、普雷沃、伏尔泰等人的作品，都是令人兴奋不已的启示：“举凡伏尔泰的作品，无一不为我所遍览。”事实上伏尔泰的作品“鼓励我写作优美文章的欲望，并促使我努力于模仿那位让我如此深迷的作家的风格”。不知不觉间，构成他以前思想的传统神学，而今已失去原有的形态和活力了；而他也发现自己竟然毫不畏惧地沉溺在无数的异端邪说中，他这般年轻就接触这些邪说，将会被视为可耻与羞辱。一种近乎热情的泛神论，取代了《圣经》中上帝的地位。是的，有这么一位上帝，没有他，生命就没有意义，而且不能忍受。然而，他并不是残忍、害怕的人类想象的一个具有外表形式的、具有报复性的神祇。他应该是大自然的灵魂，而大自然本质上是美的，所以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根据这项前提和帕斯卡的思想，卢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系统。

1740年，华伦夫人为他找到家庭教师一职，负责指导里昂市长格兰德·马布利的孩子。他平静地离开了她，双方毫无怨言。她为他准备好行李，并用一度使他目眩的双手，为他编织了几件外套。

里昂、威尼斯、巴黎（1740—1749）

马布利（Mably）一家对卢梭形成一种知识上的崭新刺激。市长格兰德是三位闻名遐迩的兄弟中的老大。另外两兄弟一位是近似共产主义者的加布里埃尔，一位是近似唯物论者的孔狄亚克，而卢梭与他们兄弟三人都见过面。当然，他又爱上马布利夫人了，可是，这位夫人和蔼宽大，以致对他的爱情并不在意。因此，卢梭不得不专心于自己的职责——教导她的两个孩子。他向马布利先生提出他关于教导的计划和观念，其中一部分与自由教育的原则吻合。而这一原则在22年后的《爱弥儿》一书中，有其古典的、浪漫的发挥；另外一部分却与他后来舍弃文明的立场矛盾，因为它们承认艺术和科学对人类的发展有其价值。由于时常跟里昂学院的博尔德（Bordes，伏尔泰的朋友）教授这样的人来往，卢梭吸收了很多启蒙运动的观念，因此学会了取笑一般人的无知和迷信。但是，他仍然停留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一天，卢梭向公共浴室内窥看，他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的裸体，他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返回自己房内，他立刻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给她，但是没有署名：

小姐，我几乎不敢向你承认，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看到你，这令我感到快乐，而为了爱你，又如何地令我受苦……原因不在你那轻盈的、苗条的身影，虽然赤裸着，也不失任何韵味；也不在那优美的形态，那适度的轮廓……也不完全为了散布你全身清新的百合香味……而是为了你脸上那柔和的嫣红……当我吟着诗句，恶作剧似的于你罗衣尽褪之后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时，我见到了你脸上泛起的红潮。

他现在的年纪已大到足以爱上“年轻”的妇人了。几乎所有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孩子，无一不引起他的企求和梦想，其中尤以苏珊为最：“啊！只有一次，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我的唇与你的接触了。啊！何等美的记忆，我怎能失去你呢？”他开始思及婚姻，可是他也承认：“除了奉献我的一颗心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没有钱，苏珊与别人结婚了，而卢梭只有求诸梦寐之中了。

他不但不适合扮演成功的情人角色，而且也不适合做一个好教师：

我几乎具有一位家庭教师必须具备的学识……而我生来就有的温柔性情如果不含性急的成分的话，似乎也有利于我的工作。当一切顺遂于心，而我所见的痛楚，虽为我所不能原宥，终究被克服了，那么我就是一位天使。可是一旦事与愿违，处处不顺心，我就成为魔鬼了。如果我的学生不了解我所教的，我就性急了，而一旦他们显露出执拗不驯的性格，激怒了我，以致气急之下我恨不得把他们杀掉……我决心离开我的学生，因为自知不能合适地、成功地教导他们。虽然我认为如果不自动请辞，他们也绝不至于开除我，马布利先生对这一点跟我一样的清楚。

就这样，卢梭伤心地辞去了教职，或者说被客气地解聘了，他怀着以图奋发的心情，回返尚贝里，再度回到姆妈的怀抱寻求慰藉。华伦夫人仁慈地接纳他，让卢梭与她的情夫同桌共餐。但是他对这一处境并不感到满意。他埋首书堆和音乐中，构想出一套以数字取代符号的音符系统。他决定前往巴黎将自己的发明呈献给科学院时，人人都表示赞赏。1742年7月，他返回里昂，找人写介绍信，以便将他推荐给巴黎的名流人士。马布利将他推荐给了丰特内尔和凯吕斯伯爵，而博尔德将他推荐给了黎塞留。卢梭自里昂动身，搭乘公共驿车赶赴巴黎，一路上梦想着伟大的未来。

这时，法国正在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由于战场是在外国领土，巴黎仍然继续过着富裕享乐的生活。知识界在热烈地讨论学术，戏院正在上演拉辛的剧本，沙龙里充满了异端邪说和机智诡辩，主教们在阅读伏尔泰的著作，乞丐在与娼妓竞争，小贩在叫卖物品，艺术家在为面包流汗。1742年8月，卢梭来到这个扰扰攘攘的大都会，他已经30岁，口袋里只有15利维尔。他在靠近索邦学院的卡德列斯街上的圣奎丁旅社预订了一个房间——“一条下流的街道，一家可怜的旅社，一间简陋的套房。”8月22日，他将所写的关于音乐概念的新符号递交给科学院。而科学院的学者以优雅恭维的委婉词句，否决了他的方案。拉莫（Rameau）说明如下：“你的符号非常好……其所以未被接受，在于它们仍须经过心理上的程序，如此，同样无法增进实用的效率。我们目前所用的音符，一旦出现在眼前，根本用不着再加思索。”卢梭承认这一说明所持的理由正当而无法驳倒。

同时，他所携的介绍函件使他得以接近丰特内尔，这位先生已达85岁高龄，所以过于注重精力的保持，不愿劳神，只好对卢梭无以为助了；马里沃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和戏剧作家，十分忙碌，不过，对卢梭的喜剧初稿《水仙花》（Narcisse）也曾阅读一遍，并提出若干修正意见。初到巴黎的卢梭，即与狄德罗见面了。狄德罗比他年轻1岁，那时尚未出版过重要的著作：

他喜爱音乐，在理论方面知之颇稔……而且对我讲述他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更加密切，这种关系持续了15年；可是不幸我们从事了同一行业，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永远地维持下去。

他与狄德罗不是上戏院观戏就是下棋。在棋会中，卢梭遇见菲利多尔和其他的好手，而“无疑地，到最后，我在这方面远超过他们所有的人”。嗣后，他找到门路得以进入银行家贝尔纳的女儿杜潘夫人（Mme.Dupin）的家和她所设的沙龙中，而与她的继子弗兰克伊开始了一段友谊。与此同时，卢梭在经济上已有捉襟见肘之感了。

他开始寻找职业，这样才不至于完全依赖朋友的供养。由于贝桑瓦尔夫人（Mme.de Besenval）的帮助，他获得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一职。战事迭起，路途险峻，使他费了不少心力，方于1743年春天抵达威尼斯，随即向大使蒙泰古伯爵报到。这位伯爵先生，据卢梭所记，几乎是一位不学无术的人。作为他的秘书，除了说明文件之外，尚须负责起草的工作。卢梭在出席威尼斯议会时，说明法国政府传来的消息，是用意大利语发表的——这是他在都灵学的，他没有忘记，这时刚好派上用场。他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而在访问一条商船没有受到礼炮的欢迎时有所抱怨，因为“较不重要的人，也曾有此礼遇”。他跟大使先生常为了谁应接受由秘书核发法国护照所收的费用而发生争执。卢梭分得一份，所以显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吃得好，出入歌剧院与戏院，欣赏意大利的音乐，而且与意大利的少女谈恋爱。

一天，为了“不让同事们视他为大傻瓜”，他到妓女拉帕多娜那里。他要求她高歌一曲，而她照做了；他给了一个杜卡特，然后打算离去，但是她拒绝了，因她认为无功不受禄，所以他满足了她。随即，他返回旅舍，而“自我说服地感觉到如此行为的结果不可轻视，以致我的第一步是要求医生开药给我”。但是，医生“说服我，如此行为造成的伤害，并不会太厉害”。不久，朋友为他举行一次宴会，会中最出风头的是美丽的妓女苏莉妲。她请卢梭到房间，随即将自己的衣服脱光。“突然地，我不但没有被欲火吞噬，反而感到血管中流过一阵如死一般的冷战，而觉得恶心，所以颓然坐下，随即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后来，他对自己表现的无能有所说明：因为这位妇人的一个乳房变形了。苏莉妲轻蔑地嗤之以鼻，骂他“不要再理女人好了，去研究数学算了”。

蒙泰古自己的薪水都被上级拖延不发，所以连卢梭的也一并被扣留了。他们吵了一架，结果这位秘书被解雇（1744年8月4日）。卢梭向他在巴黎的朋友抱怨，结果一纸查询性质的公文传到了威尼斯，大使的答复是：“我必须通知你，我们被卢梭先生欺骗如何之深的情形。他自视甚高，不可一世，使他的脾气、他的犯上，成为不能忍受的事，加上他的疯狂，才使我们发现他原来的真面目。我赶走他，犹如赶走一个恶仆。”卢梭只好返回巴黎（10月11日），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辩，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补偿。他请求贝桑瓦尔夫人施以援手，但她没有照做。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法国大革命的炽热：

夫人，我错了。我以为你是公正的，然而你只是在称谓上属于贵族。我应记取这项教训才对。我应察觉，像我这么一个低微的外国人，若想对一位绅士有所抱怨是多么不合适的一件事。假如命中注定，再将我置于这样一个窝囊大使的掌握之下，我将忍受下来而不发半句怨言。如果他缺少尊严，心地又不高尚，那是因为贵族的本性原来就不具备这一切；如果他在最不道德的城市里，与所有卑鄙的事物为伍，那是由于他的祖先创造了足够的荣耀，作为他的荫庇；如果他结交歹徒恶棍，如果他本人即为其中之一，如果他剥夺下级人员的薪水，啊！夫人，那么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以庆幸我生来不是凭自己才华获得提升的贵族后裔。那些祖先——他们是何许人？没有名望、没有财富的那些人，也就是我的同类。他们具有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名声。可是播种善恶种子的大自然，却为他们留下不幸的子孙。

卢梭在《忏悔录》中，针对这点又补充说：

我所做的控诉，合乎正义但不被接受，这在我心中撒下了反抗这一愚蠢社会制度的愤怒种子，在这一社会制度之下，公众的福利及真正的正义，常为我所难理解的法律秩序牺牲掉了；而此之所谓法律秩序，无非在加强对压迫弱者的公共权威的承认与加深当权者的邪恶。

蒙泰古返回巴黎时，交给卢梭“一笔款项，以清偿所欠债务”。“我接受送来的钱，用之清偿一切债务，所以，我仍然像从前一样囊空如洗。”再度搬进圣奎丁旅社，卢梭以抄写乐谱维持生活。当时，一位出版商德克·德奥丽恩斯听说他贫困的情形，便把乐谱交给他抄写，同时给他50个路易。卢梭只收下5个，而将其余的视为超支部分，悉数退还。

他赚得太少，不足以供养妻子，然而他认为若加强节俭，仍可维持一位情妇。坐在圣奎丁旅社的餐桌上与他共餐的人，有旅社女主人、一些一文不名的教士及一位在旅社打扫或缝纫的年轻妇女。泰蕾兹·勒瓦瑟尔（Thérèse Levasseur）的胆怯，一如卢梭，而对贫穷虽不如卢梭那样引以自傲，但如卢梭一样时觉羞惭。教士取笑她时，卢梭代为解围，她因此视他为保护人。不久，他们彼此相恋（1746年）。“一开始，我就对她提出声明，不会放弃她，也会娶她。”她承认自己不是处女，然而向他保证，她仅犯过一次罪行，而且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宽大地不予计较，而且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一位20岁的少女仍然保有贞操，无论如何，在巴黎是少有的。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全然没有魅力，而且绝对不会卖弄风情。她不会像一位沙龙女主人那样高谈政治、阔论哲学，但是她会煮饭、料理家务，并能耐心地忍受他的怪脾气和奇特的生活方式。通常，他称她为“管家”，而她称他为“我的男人”。他很少带她去拜访朋友，因为她的心智永远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一如他的道德感停留在未成年一样：

起初，我试图改进她的心智，但是一切的努力终归化为泡影。她的心智一如自然形成的，那是教养无能为力的。我敢于承认，虽然她能勉强写几个字，但她从未了解如何将书读好，她永远无法依序地说出一年的12个月份，或者分辨数字的不同。无论我如何不计一切麻烦，努力地教导她，她仍不知道怎样算钱，也不晓得核算任何事物的总数。她讲话时，在她心上出现的字眼，时常跟她想用的刚好相反。我从前曾以她使用的词句，编成词汇以娱卢森堡先生，而她那种颠三倒四的用语，常被我最亲近的朋友引为笑谈。

她的怀孕使卢梭“陷入最大的困境”。他怎样处置这个小孩呢？有些朋友告诉他，将不想要的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所以小孩一出世马上就被送走了，虽然泰蕾兹不赞成这样做，她的母亲却同意（1747年）。以后8年中，泰蕾兹又生下了另外4个小孩，卢梭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卢梭从未有过孩子，认为他编造这个故事，借以掩饰自己的性无能，但是他对逃避责任这件事情，曾多次表示歉疚，使这种说法无法成立。他私下对狄德罗、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都忏悔过这件事，而不齿自己的行为。他在《爱弥儿》一书中也隐约地予以承认，他对伏尔泰将此事公开的行为怒不可遏。他在《忏悔录》中坦然地承认，并为此深自悔恨。他是不适合过家庭生活的，因为他的身心属于流浪者，他是赤裸裸的神经质的人物，无论在体能上或精神上都是流浪汉。他未能以冷静认真的态度照顾自己的孩子，从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十足的男人。

这时，他的运气颇佳，终于找到收入很好的工作了。起先，他担任杜潘夫人的秘书，接着成为她侄儿的秘书。弗兰克伊就任岁入征收长官（rceiver general）时，卢梭被提升为年薪1000法郎的出纳。他身披金色彩带，脚穿白色长袜，头戴假发，腰佩长剑，一派文人装扮；他出入贵族家庭，也模仿他们的衣着。在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分裂人格造成的不协调。他受到好几家沙龙的接待，而且认识很多新朋友：雷纳尔、马蒙泰尔、杜克罗斯、埃皮奈夫人，及交往最密、影响他一生的格里姆。他参加霍尔巴赫男爵家举行的盛宴，在这种场合，狄德罗使用反对他的人对他的称呼“笨驴的颚骨”。在这个亵渎神灵的地方，卢梭的天主教信仰多已消失。

他也作曲。1743年，他开始融合芭蕾和歌剧，写成他所谓的“雅乐”（Les Muses Galantes），用以颂扬阿那克里翁、奥维德和塔索等人的恋情。这部作品于1745年，在税务官拉波普林家中发表并获得赞许。提莫却予以轻视，说它是自意大利作曲家抄袭而来的仿造品，不过，黎塞留很喜欢它，委托卢梭修改一出由提莫和伏尔泰试作的芭蕾歌剧。1754年12月11日，卢梭给法国文学界泰斗伏尔泰写了第一封信：

15年来，我努力工作，使自己能获取你的青睐与垂爱，以此你善待年轻的缪斯，并由此发现天才。但是经过为一出歌剧谱曲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乐师。不论我这微弱的努力获得的成功如何，将会为我造成足够的光荣，以获知于你，而其也会表达赞美和深邃的尊崇，使我有此荣誉，成为你谦卑的、最服从的仆人。

伏尔泰回答说：“先生，你将两种才具结合于一身，而这两项才具至今仍常被认为是分开（而不能为人皆有）的。因此有两个适当的理由，使我应该敬重你、喜欢你。”

如此友好的信件竟成为他们二人敌对关系的开端。

文明是一种疾病吗？

1749年，狄德罗因他的《论盲目》（“Letters on the Blind”）一文中几段侮辱性的句子被捕入狱，关在维辛市（Vincennes）。卢梭给蓬巴杜夫人（Mme.de Pompadour）写信，请求开释他的朋友，不然允许将他一并下狱。在那个夏季，他数度奔波于10英里外的地方，从巴黎赶到维辛市，探访狄德罗。途中，他经常随身携带一份《信徒报》，以为步行休息之际充当浏览的读物。就这样，他偶然看到第戎学院（Academy of Dijon）悬赏征文的启事。论文讨论的问题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道德可能产生污染的影响，或具有净化的作用”。他跃跃欲试，因为快37岁了，正是该为自己创立声誉的时候。然而他是否拥有关于科学或艺术或历史的足够知识来进行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同时不至于显露自身在教育程度上的缺陷呢？他在1762年1月12日写给马勒泽布（Malesherbes）的信件中，以特殊的情感描写他在这次旅途中突然获得的启示：

遽然地，我感到自己为千百道耀眼光芒弄得头昏目眩。许多生动的鲜活的观念涌上心头，其以如此的力量、如此的混乱，将我投进不可言喻的兴奋中。我感到天旋地转起来，有如喝醉酒似的。一股强烈的心悸压迫着我。呼吸的困难，竟然使我无法移动脚步，只好躺在路边树下，在如此兴奋的情况中，度过将近半小时。动身时，我发现自己胸前的背心被泪水沾湿了……啊！如果我能将自己在树下看到的、感到的写下1/4，那么我将可以把我们社会制度的所有矛盾，一一予以澄清了；我将可以简单地指明人性本善，而我们的制度使之败坏的道理了。

最后一句是他所唱的生命之歌的主题，至于那沾满背心的泪水，正是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取之不竭的源泉。现在，他能将自己的一颗心掏出，以反抗巴黎所有的矫揉造作、道德败坏、追求肉欲的艺术、势力的阶级划分、有钱人通过对穷人的剥削来过着冷酷奢华的生活，及以科学取代宗教、以逻辑取代感情而造成的干涸枯竭的心灵。一旦向这样的堕落宣战，他是能辩解自己所持的教养上的单纯、自己的村野举止、自己对社会的不快、自己对恶意中伤和不相干机智的厌恶，及自己对在友辈的无神论气氛中所持的挑战性的宗教信仰的。此时，在内心深处，他再次成为加尔文的教徒。他追随某种思想上的情绪，回想起早年灌输给他的道德观念。在回答第戎学院的信函中，他欲将自己出生地日内瓦的地位置于巴黎之上，更欲对自己与别人说明何以他在“佳美小屋”的生活是如此愉快，而在巴黎的沙龙里过着可怜的生活。

到达维辛市之后，他将自己打算显露一手的意愿告诉狄德罗，狄德罗极为赞成，并劝他以最大可能的力量攻击当代文明。几乎没有别的对手敢于采取如此的立场，而卢梭的地位将会因其独特而大为突出。 [1] 卢梭返回住宿的旅社，一心渴望摧毁当时的艺术与科学的地位，而这正是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科学、艺术、手工艺的百科辞典》中准备予以颂扬的：

我以很独特的格式，写作这部论文……我晚上难以成寐，即致力写论文。我闭着双眼，在床上思考，我的心反复地以无法令人相信的努力和注意，三番两次地改正我的修辞……一俟论文完成，我将它交给狄德罗。他对这篇论文感到满意，而且指出其中某些认为应该加以修改的错误……除了格里姆以外（我想），我没有再给别人看就送出去了。

第戎学院把他的论文评为第一，给他首奖的荣衔（1750年8月23日）——1块金牌和300法郎。狄德罗怀着特别的热心，安排这部《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 sur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的出版事务，然后通知作者：“你的论文之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从未有过这样成功的例子。”似乎巴黎已认清此时此地，正值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声地向理性时代挑战。

这篇论文的开头，似乎在赞扬理性的胜利：

观乎人自求进取，即其自身从一无所有，努力创造，实为一项高贵而瑰丽的景象，而理性之光拨开由人性笼罩的所有浓云密雾，超越了自己，而其思想，在尽善的天国翱翔，迈着巨人的步伐，有如太阳照射这广阔的寰宇。还有更伟大的、更了不起的，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与反省，研究人本身、认识人的本性、人的责任及人生目的。我们见到的这一切奇迹，在最近几代之中已重新出现。

伏尔泰对这篇论文令人出神入迷的开端，必然展露赞许的微笑；这是对理性学派注入的一股新血，其对那些意欲破除迷信的人可谓最佳伙伴。而且，这位年轻的英雄“洛金瓦”（Lochinvar），岂不是已经对百科全书派做了一项贡献吗？但是某些论证已有令人（指伏尔泰）失望的转变了。卢梭认为所有这些知识上的进步，已使政府更为有力地摧残个人的自由；它已运用世故的伪善，取代了未开化时代具有的简朴德行和直接语言：

真挚的友谊、诚恳的相互敬重及完全的信赖，已被人们抛弃。妒忌、怀疑、恐惧、冷淡、隔阂和欺诈的谎言，时常被掩盖在客套的、虚伪的外表与骗人的面具之下，而这些却为人大言不惭地视做坦白和文雅，并认为应该用以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和表率……让艺术和科学取得原有的地位，提供有益的贡献吧！

这种因知识与技艺的进步而造成的道德和品性的败坏，几乎成为一个历史定律。“埃及一俟成为哲学和文学之母，即立刻被征服了。”希腊一度充满英雄人物，曾经两度击败亚洲。其时，学问停留在初生阶段，而斯巴达的德行并非如希腊的理想一样被雅典的矫饰、诡辩学派的论证及普拉克西特列斯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取代。但是，当那“文明”达到巅峰状态之际，即为马其顿菲利普的一击所毁，然后，自动套上了罗马的枷锁。罗马在其还是一个接受斯多葛式训练的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国家时，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一俟它松懈地耽于伊壁鸠鲁的享乐，在赞美奥维德、卡图卢斯和马提雅尔的淫秽之际，便成为罪恶的渊薮，及“国家之间的笑柄，甚至是野蛮民族的俎上的肉”。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复活了，艺术和科学再次腐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力量，以致意大利积弱到无法抵抗侵略的地步了。法兰西的查理八世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统治了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而且所有他的大臣都将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归之于以下的事实：意大利的王子和贵族以最大的热忱，致力于智力的培养与探求，而不求实际行动，及军事上的研究发展。”

文学本身也为衰败的因素之一。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哲学造成的离心效果。在这些“爱智者”中，有人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物质；另外有人使我们相信，除了物质，别无其他，及除了宇宙之外，别无其他（上帝）主宰；第三派声称，德行和罪恶徒有其名，除了力量和技巧之外，其他不起作用。这些哲学家“败坏我们信仰的基础，摧毁了美德。他们轻视地谈笑‘爱国主义’和‘宗教’等老式的字眼，并将其才干贡献于摧毁和损坏那些人们视之为神圣的事物”。在古代，如此谬妄无法长期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但是现在由于印刷术的使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有害的思想，将会永远存在了。卢梭的结论是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而且“极易看出，日后的帝王将自他们的国土上尽最大的努力，以驱逐这项可怕的艺术，一如他们从前鼓励其发展”。

看看那些从来不知道哲学或科学、文学或艺术的人表现的活力和优异：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塔西佗描述下的日耳曼人，或者“我们时代的淳朴之国（瑞士），其著名的勇气几为任何灾祸无法征服，而其忠诚也无败坏的例证”。此外，这位骄傲的日内瓦人又补充说：“即使对这许多为我们难以隐瞒甚至闻所未闻的恶行，那些幸福国度里的美洲野人，采用孟德斯鸠简单而自然形式的简易政府，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柏拉图的法则，及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完美的政府远景。”那么何为结论？其为——

在一切时代中，奢华、放荡和奴役，都是由于我们傲慢的奋斗努力以图从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单纯快乐境界里强自出头所遭受到的惩罚……让人们记取教训，明白大自然亟欲保护他们以免科学的伤害，正如一位母亲从她的儿子手上夺去一件最危险的武器。

对具有学术地位的学院所提的问题，卢梭的答案是：学而无行，陷阱也；唯一真正的进步是道德的进步；学问的进展，若没有加以净化，反而会败坏人类的道德；文明并没有将人类提升到更为高贵的地位，反而使人自乡村淳朴的天真无邪和欢乐异常的天堂中坠落。

在论文的结尾，卢梭对自己的观点再加以检讨，他面对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科学、艺术、文学和哲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他记起友人狄德罗正在准备编一部百科全书，以对科学有所贡献。突然他发现某些哲学家——例如培根、笛卡儿等人——皆是“崇高的教师”，所以他提议，那些活着的、有才干的人物，如果担任国家统治者的顾问，是应该为大家欢迎的。西塞罗不是成为罗马元老了吗？而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不是被任用为英国首相了吗？狄德罗可能忽略了这些线索，但卢梭还有最后的话：

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上天没有赋予我们如此伟大的才干……让我们默默无闻算了……让我们将指导人类的责任留给别人，而将我们局限在处理自身事务上算了……美德！淳朴心灵的崇高科学……岂不是你的原则，而铭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不是需要学习更多你的律令法则，而不去倾听良心的呼唤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对此，我们必须学习满意知足。

巴黎人不知采取何种立场来对待这部论文：以严肃作品视之，或以充塞夸张、矛盾和言过其实的恶意文章视之？据某些人的说法，卢梭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卢梭自己有此记载）。狄德罗信仰科学，但对它自囿于习俗和道德的限制深为不满，所以明显地同意卢梭的夸张手法，视之为鞭笞巴黎社会的必需；而宫廷大臣对这篇论文，无不击节赞赏，而认为早应给予骄横的、行将毁灭的哲学家如此指责。当然，有很多敏感的人，一如这位笔锋犀利的作者，对巴黎那种喋喋不休和无聊的机智深感不快。卢梭在此已经指明任何文明社会遭遇的诸般问题。技术所结的果实，换来工业社会的繁忙、紧张、新奇、嘈杂和特别的气息，这是否值得？启蒙运动是在逐渐损害道德吗？如此追随科学，以致达于彼此毁灭，而跟从哲学，以致使任何坚定的希望趋于破灭，这是明智之举吗？

十几位批评家起而卫护文明：里昂学术院的博尔德，卢昂学术院的拉卡特，柏林学术院的福尔梅，及最温和的波兰前国王、现为洛林大公的斯坦尼斯拉斯。学者们指出卢梭的非难仅仅是扩大蒙田在《论野蛮》（“On Cannibals”）一文表现的怀疑而已。其他人也听过帕斯卡自科学返归宗教的呼吁，还有成百上千的“硕学之士和圣者”，世世代代地在谴责文明为一种病态、一项罪恶。神学家可以声称，在卢梭的理论中，所谓人从自然状况的“幸福”和“无邪”沦落至此，仅仅是伊甸园故事一项新瓶装老酒的玩意儿而已。“文明”取代了“原罪”的地位，是人类之所以堕落的原因——而这两项无非是寻求知识的欲望，导致福荫的结束促成。老于世故如伏尔泰者，茫然不解于一位年已37岁的人，何以会写出一篇有如幼小孩童所写的愤世文章，去反对科学的成就、优美态度的福祉及艺术所具有的启发性。艺术家如布歇，对卢梭的讽刺抨击，可能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艺术家如夏尔丹和德拉图尔，却攻击卢梭在使用无法认知的通则化概念，以为推论的根据。而士兵们对这位软心肠的音乐家，当然是大为喝彩，因为他提高了军人的品质和永远处于战事的精神的地位。

卢梭的朋友格里姆，抗议任何返回自然的举措。“魔鬼似的胡说！”他大叫着，并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然是什么呢？”贝尔注意到“很少字眼，一如‘自然’一词，使用得如此含糊……因为‘这个来自自然，所以是好的、对的’。如果你根据的前提是这样的话，那么所得的结论一定是不确的。我们从人类自身找到很多坏的事物，而这些毋庸置疑地是大自然的杰作”。卢梭抱持的有关原始自然的概念，当然将其浪漫地理想化了。自然（没有社会限制和保护的生活）是张牙舞爪的，而其间最高律法无非是杀人或被杀。卢梭喜爱的“自然”，有如在沃韦或克拉伦斯所见到的，无非是文明化的“自然”——经人修饰过、驯服过的。他事实上也不愿返归原始状态，并接受其间的肮脏、不安及暴行。他向往的是自给自足、尊重长上的农家生活。他希望解除文明社会所加的限制和规则，及理性和节度形成的古典的处世方式。他痛恨巴黎，喜爱“佳美小屋”。到了晚年，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es Rêveries d’ un Promeneur Solitaire）中，卢梭将他的感觉予以理想化了：

我天生最相信人类，而40年来，这一信念从没有一刻被蒙蔽淆惑。突然地，循着他人和事物的轨迹，一起崩溃了；我陷入成百上千的陷阱……浪费在我身上的虚伪情感，使我一度相信这些仅仅是欺瞒和曲解而已，此外并不含有其他意义。于是我又很快地陷入了另一极端……对人类，我开始厌恶……我从未真正习惯文明社会，其间全都是忧虑、义务和责任，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的独立性，使我永远无法臣服于希冀与他人相处的必要限制。

他大胆地在《忏悔录》中承认，第一篇论文“虽然充满活力和热情，在逻辑和法则方面，却是绝对欠缺。所有我写的作品中，在推理方面，这一篇算是最为薄弱的了，也是最无律则（散文韵律？）、和谐的一篇”。

无论如何，他对批评者提出了有力的答复，所以再度维护他的矛盾的论据于不坠。对斯坦尼斯拉斯，他例外地对自己的话礼貌地作了一次修正：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不再主张烧毁图书馆，或关闭大学和学术院，“所有如此的做法得到的效果，可能将欧洲再度带回野蛮世界”。而且“人类一旦腐败，最好是求知，而不是无知”。不过他根本无意撤销对巴黎社会的指责。为了表明他不参与这样的社会，他放弃了长剑、彩带和白袜，而代之以简朴的服装和中产阶级的小假发。马蒙泰尔说：“如是，自那一刻起，他选择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所戴的面具。”果真如此，那么他所戴的面具是如此之好、如此之牢靠，以致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而改变历史的面貌了。

注释

[1] 一次小的争论使这个地方的叙述模糊不清了。1782年狄德罗论及有关卢梭的拜访，其态度与卢梭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当……卢梭到来，跟我商量他应采取的立场时，我说：‘你要发挥的部分，是别人所丢弃的。’他说：‘你是对的。’马蒙泰尔约1793年引用狄德罗的话，而认为狄德罗曾经劝告卢梭不要采取肯定的立场，卢梭曾说：‘我将接受你的劝告。’”

巴黎与日内瓦（1750—1754）

1750年12月，卢梭患了很严重的膀胱炎，这使他卧床6星期之久。这次不幸，使他的退隐的意愿更为加强了。他有钱的朋友叫私人医生来诊断，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对他的病情是无能为力的。“越听从他们的指示，我越感到虚弱、消瘦。依我的想象……我面临坟墓边侧，除了由尿沙、尿石和尿潴留造成的持续性痛苦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对于别人而言减轻病情的法子——灌水药、洗浴和放血——只是增加我的痛苦而已。”

1751年初，泰蕾兹为卢梭生下第三个小孩，而这个跟从前几个一样，仍然被送到弃儿收容所。他后来对这件事有所说辞：因为他太穷了，无法抚养，若由勒瓦瑟尔家抚养，可能会毁了他们全家，而且如此去做，可能会大大妨碍他在作曲和写作方面的工作。他的病使他放弃杜潘属下的收税员职位和收入，因此他的生活主要是依赖抄写乐谱，以每页10苏计算来维持的。可能是狄德罗忽略了，或者是出版商的吝啬，他那部论文的版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这可以证明他在音乐方面的收入比哲学方面的收入更多。

1752年10月18日，由杜克罗斯力荐，卢梭的歌剧《乡村法师》（Le Devin du Village）在枫丹白露的宫廷上演，国王和大臣们都在场。这次演出是成功的，所以一个礼拜后，重演一次。在巴黎公演（1753年3月1日）时，此剧赢得广泛的好评，而这位形同退休的作家，再度发现自己闻名遐迩了。卢梭用音乐和文字所写的插戏（intermède），几乎是“对话”的伴奏（obbligato）：剧中的牧羊女柯尔蒂由于情人科林与城里的少女们调情说爱而悲伤，后来接受了乡村牧师的指导，也以自身的调情卖弄赢回科林的欢心。科林带着一颗忌妒之心归来，然后他们齐唱芭蕾舞曲，赞美乡村生活，反对城市。卢梭参加了这次初演，几乎与城市社会融洽如初了：

在国王御前，没有鼓掌声。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听到，这对作者本人和歌剧都有益处。我听到几位妇女低声地在谈论我，而这些女人无一不是美如天仙的。她们以很低的语调，交头接耳：“这多么迷人，多么勾魂；几乎没有一丝声响不打入人的心坎深处。”以如许情绪上的快感，给予如此之多的人，使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而在第一幕第二部合唱时，我按捺不住了，因为当时我观察在场诸人，不只是我自己在流泪。

那天黄昏，达克·德奥蒙（Duc d’ Aumont）捎信儿，叫他第二天早上11点到王宫晋见国王。这位信使的附言是，国王打算给他年金。但卢梭的膀胱宿疾发作，使他无法如愿：

谁能相信，如此光彩的日子对于我来说，竟会是一个痛苦的、困扰的夜晚？首先映入我脑海中的是，晋见以后，我当即打算随时退休。这使我在戏院里受到非常大的折磨，而这可能在第二天使我更为苦恼，如果我必须在套房里，或在国王的套房中，面对所有达官贵人，等待陛下离去的话。我孱弱的身体是阻止我参加社交活动及与美人交谈的主要原因……只有那几位熟悉我处境的人，方能判断我接受如此建议造成的危险和恐怖。

所以，他的回复是：不能赴约。两天后，狄德罗责备他何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尤其这个机会能改善他和泰蕾兹的处境，而使之更能适合他自身的发展。“他以较为热情的态度谈论年金这个话题，其关心的程度比一位哲学家所能企求于他的更大……虽然照道理讲，我应该感谢他的关心，但是我对他抱持的原则不感兴趣。这样，我们之间，第一次产生激烈的争执了。”卢梭不是没有从《乡村法师》一剧中获得任何益处。蓬巴杜夫人非常喜爱这出戏，所以在宫廷里的第二次演出，她竟然扮演柯尔蒂的角色；她赠予卢梭50路易，而路易给他100路易。国王本人“以法国最差劲的声音”，接着高唱柯尔蒂的悲伤独唱曲“我迷失了自己”——这是格鲁克（Gluck）的警句。

同时，卢梭为《百科全书》准备了一篇有关音乐的论文：“这些是我在狄德罗给我的3个月时间里仓促写就的，结果是一塌糊涂。”提莫在一本题为《百科全书中有关音乐方面的错误》（Erreurs sur la Musique dans l’ Encyclopédie，1755年）的小册子中严厉地批评这篇论文。卢梭把所提到的项目予以修正了，以之作为《音乐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Musique，1767年）的精华部分。除了提莫之外，当时一般人无不将他视为“最上流的音乐家”；现在我们倒应该把他归类为后进派的优秀作曲家之一了，但毫无疑问，他是当时的音乐作曲家中最有趣的一位。

1752年，一群意大利歌剧的歌手侵入巴黎时，有关法国和意大利的乐风在精神上孰优孰劣的争执，更为白热化了。卢梭因写了《关于法国音乐的信》（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1753年），而卷入了争端。格里姆说：“他在信中证明用法国文字写作乐曲是不可能的，法国语言全部是不适合音乐的。法国从未有音乐，将来也不会有。”卢梭所说的音乐指歌曲而言。他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一书中写道：“我们唱了一些古老的歌，而这些比起现在的嘈杂之声，要好得多了。”哪一个时代没有倾听这样朴素的音乐呢？在《音乐辞典》中，有一篇题为《歌剧》的文章，隐约预示了瓦格纳（Wagner）的风格，并将“歌剧”界定为“一种戏剧性的、抒情诗似的景象，以之寻求联合所有唯美艺术的魅力，而成为一项热情行动的代表……一出歌剧的组成是诗、是音乐、是装饰：诗针对心灵，音乐针对耳朵，而绘画则针对视觉……希腊戏剧庶可称之为歌剧矣！”

1752年，莫里斯——图尔的“昆廷”（Quentin de la Tour）——以颜料为卢梭画像。他将卢梭的微笑、英俊和清爽，一一予以表现，引致狄德罗责备这一幅画与真实违背。马蒙泰尔描绘的卢梭，一如在霍尔巴赫的晚餐聚会那几年所见：“他赢得首奖……在第戎……一位胆怯、有礼的人……有时……太逢迎人，几近屈辱。从他害怕的保留中，讨厌别人的情绪隐约可见。他低垂的双眼，以充满阴沉的、怀疑的眼光，注视所有的事物。他很少加入别人的谈话，也不太愿意坦诚地与我们相处。”

由于这样强烈地指责科学和哲学，卢梭在控制沙龙的理性派哲学家的圈子里，时常感到格格不入。他的论文使他不得不采取维护宗教的立场。埃皮奈夫人描述在奎诺夫人（Mme.Quinault）所办的晚宴中，女主人发现话题太过离谱之后，如何要求宾客们“至少尊重自然宗教”。达朗贝尔——此人为日后伏尔泰追求夏特莱夫人（Mme.du Châtelet）的对手，不久又是卢梭追求乌德托夫人的情敌——反唇相讥：“不可比尊重其他更多。”埃皮奈夫人继续如下的记述：

对这样的回答，卢梭发火了，口中嘀咕着一些使人讥笑他的话，他说：“如果，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谈论不在场朋友的闲话，这是懦弱的，那么允许任何人谈论在场上帝的闲话，就是罪恶的了。而且，我信仰上帝，先生。”……我转向达朗贝尔说：“先生，你是一位诗人，你将会同意我，一种永生的生命——万能而最有智慧——的存在，是最美丽的热情的源泉。”他回答说：“我承认，看到这神的脸庞面向世界，关怀芸芸众生是美丽的……然而这种想法是愚行的源泉。”卢梭插嘴了：“先生，如果你再多说一句，我要拂袖而去了。”事实上，他已离开自己的座位，而且真的打算一走了之，幸亏亲王此时到来。

这样，大家才把争执的话题置之度外。如果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所记的值得相信，那么卢梭曾对她表示过，这些无神论者，照道理讲，是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在为他创作的喜剧《水仙花》所写的序言中，卢梭再度向文明挑战。本剧在1752年12月18日由多米迪·弗朗西斯扮演。卢梭写道：“讲求享受的嗜好，是一个人腐化的开始，而不久，腐化益剧。如许嗜好在一个国家中之所以产生，其可恶的源泉有二……懒惰和出风头的欲望。”无论如何，直到1754年，他仍然继续参加霍尔巴赫的自由思想家的“集会”（synagogue）。在那里，一天，马蒙泰尔、格里姆、达朗贝尔和其他人，围着听珀蒂神父朗诵自己所写的悲剧。他们发现他写得很差劲，却还故意地大大夸奖一番。这位神父因为酒喝得太多了，所以看不出他们是在取笑，反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卢梭对这些朋友的不厚道大为反感，便毫不留情地向这位神父大声斥责：“你的作品一文不值……这几位绅士无非在笑话你。你最好离开这里，滚回老家，去当乡村教士算了。”霍尔巴赫对卢梭的粗鲁行为大表不满；而卢梭在愤恨之余，索性离去。有一年之久，他不再出席这样的聚会。

同伴们摧毁掉他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影响不了他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信仰。天主教在他心中的地位下降时，孩童时代的新教浮升到表面，取而代之了。他把年轻时代的日内瓦理想化了，而自以为住在那边，将会比住在使他灵魂厌烦的巴黎更为舒适。如果他返回日内瓦，将会重新获得公民的头衔，及其所包括的权利。1754年6月，他搭乘驿马车抵达尚贝里，发现华伦夫人又贫苦又不快乐，所以倾囊相助，然后径赴日内瓦。他被视作一位回头浪子，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似乎签署了一项支持加尔文教派的宣言。日内瓦教士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派的学者能矫正其宗教信仰，不禁雀跃三丈。他再度恢复公民的身份。此后，他就可以骄傲地用“公民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Citoyen）为其签名头衔了：

由市政府和宗教议会、市长、市府官员、市民的善待和隆重的礼仪，加在我身上的仁慈，给予我的印象，甚为深刻……除了放下家务，为勒瓦瑟尔先生及其夫人寻找住处，或为他们准备生活费用之外，我根本不想重返巴黎，而在办完事后，我跟泰蕾兹回到日内瓦，打算在此度过我的余生。

他现在已比少年时代更能淋漓尽致地欣赏湖光山色之美了：“对湖的远方尽头，我保留活生生的记忆，几年之后，在《新爱洛漪丝》一书里，我写了有关的描述。”他在这本小说中，把瑞士农夫的住处写成有如田园诗似的农舍：他们有自己的农场，而没有人口税，也没有劳役，冬日无一不忙于处理自己的家务杂事，自足地与世隔绝，几乎不涉及人间的嘈杂和争端。他在《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一书中描写他的政治理想时，心中所思所想的都是以瑞士小城邦为其蓝本。

1754年10月，他到巴黎去了，行前答应尽快回来。伏尔泰在卢梭离开两个月之后，到达日内瓦，并在代利斯定居。在巴黎，卢梭和狄德罗、格里姆的友谊恢复了，但是不如从前那样真诚。当他获知霍尔巴赫夫人去世，就写了一封亲切的哀悼信函，寄给霍尔巴赫。两人于是重归于好，而卢梭再度与这位不信教人士同席共餐了。约有3年以上的时光，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位理性派哲学家；而他新近改信的加尔文教义，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现在集中心力于出版第二篇论文。这一篇比上一篇更能震动世界。

文明的罪恶

1753年11月，第戎学院宣布举办第二次征文比赛。新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为何？其是否为自然律认可？”“受到这个大问题的冲激，”卢梭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学院竟然有此胆量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既然它有此勇气……我即刻着手探讨了。”他为自己的论文所取的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 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1754年6月12日，他在尚贝里将这第二篇论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并加上赞美词，以呈奉“最荣耀的、最伟大的、最有权力的上帝”。在此，他吐露了一些政治学讨论中最著名的意见：

在我的研究中，依循常识是一个政府的宪法准备的最佳规则，而我不禁大为讶异，发现所有这些均已在你的政府中实现。甚至，即使我不在你的城内出生，我仍旧认为将这幅人类社会的蓝图呈献给大家是必需的；因为在这里，所有人民，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拥有最大的利益，而对因此产生的弊端，也有其最佳的防止办法。

他昔日用以赞美日内瓦的词句，似乎十分适合今天的瑞士：

由于幸运地缺少权力，这个国家将它的注意力，自残酷地耽于征服转移开了。而且由于更为幸运的情势，它得以不至于害怕自身为其他国家征服：这个自由城市，位于数个无意攻打它的国家之中，而这几个国家的存在，对防止它受别国的攻击，有其作用。

这位未来法国大革命的偶像人物，认为日内瓦的某些措施对民主政治造成了独特的限制，因为这里只有占总人口8%的居民拥有选举权。但是：

为求防止自私自利和恶意设想的计划——所有诸如此类的危险性改革，使雅典最后归于毁灭——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提出新的法律。这权力应该完全属于兼理行政司法的长官（magistrates）……法律伟大的古老传统，是它令人崇敬和感到神圣的最主要原因；人们若看到法律朝令夕改，那么很快就学会轻视它们了。而一个国家若以改革为借口，使自身习惯于忽视古老习俗，那么时常会引进较其希望予以祛除更为严重的弊端。

这是不是他重新成为日内瓦公民的答辩呢？

所求目标既然达成，卢梭将他的论文提交第戎学院。他并未获奖，但在出版这一部论文（1755年6月）后，对自己再度成为巴黎沙龙里的热门话题，他还是感到满意的。他留下的自相矛盾的陈述，都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他不否认“自然的”或“生物学上的”不平等。他承认某些人在体格上或在性格上、心灵上，生来就比别人更为强壮或更为健康。但是，他认为所有其他的不平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都是不自然的。这些都是在人类离开“自然状态”，建立私有财产和设立国家，以保护财产和特权时造成的。“人性本善”，人之所以变坏，主要是经由限制或败坏人的趋向自然行为的社会制度。卢梭描绘出一幅理想的原始生活的情境：生活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强壮的手臂、快捷的双腿和清晰的视力， [1] 而其所过的，是行动的生活。思想在这里永远是工具，是行动的偶发结果，而不是使行动衰弱的代替品。他用这种自然的健康，与财富及使人懒散的职业在文明中造成的疾病相对照，以为讨论：

我们罹患的疾病，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依循自然赋予的简朴、一致而独居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几乎可以避免罹患所有这些疾病。假使自然注定使人健全，那么我有意声称，被指责的情状应该是与自然相反的那些，而有思想的人就是堕落的动物了（l’ homme qui médite est un animal dépravé）。一旦我们思及野蛮人良好的结构——至少要思及没有被我们的麻醉毒液所毁灭的那些人，而且考虑到他们几乎不受任何疾病，除了受伤和年老之外的困扰，那么我们亟欲相信，依循文明社会的历史，却可知晓人类疾病矣。

卢梭承认，理想的“自然情态……可能从未存在，而将来也可能不会存在”。但是，他不以此作为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比较的标准提出。这就是他何以有惊人提议的含义：“让我们抛开事实来讨论，因为它们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作用。我们将研究的……必定不被当作历史真理来处理，而是仅仅被视为条件及假设的推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体察现代状态的条件和行为，尚未形成其社会组织结构之前，人类生活的一些观念，因为“今日情状仍然停留在自然状态”——每个个体的主权已被知晓，实际上除了狡诈和力量之外，照旧是没有律法的。我们可以设想，先于社会之人，同样置身于个体主权的、不安全的、集体混乱的及继续暴行的环境里。卢梭的理想不是这样的一种先于社会的想象存在（因为社会可能与人同样古老），而是发展过程的晚近阶段，而人生活其中及所处的是尚未进化到建立私有财产、以父权为主的家庭及部落的团体。“所有社会最古老的，而且唯一属于自然的，是家庭。”这才是人类享有最大幸福的时代。它有其缺陷、痛苦和处罚，但是它没有父权和家庭规范之外的法律，“它全部是人所能体验的最佳情状，因此，仅能经由某些致命的偶发事件，方能予以扫弃”。如此事件，即为私有财产的建立，而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及现代生活的大部分罪恶，得以产生：

第一个人既经占有一小块土地，心中自忖，然后声称“这是我的”，并发现人们是如此轻易地相信他所说。那么，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创始人了。如果任何一人能拔掉界桩、填平界沟，然后向众人疾呼：“听这位伪君子讲话的时候要小心呀！千万别忘记地上果实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土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个体，否则你就会遭到毁灭的厄运了。”如此，始可望将人类从如许的罪恶、战争和谋杀，及不计其数的可怕不幸的事物中，解救出来。

从那最初被容许霸占开始，文明的不幸遂接踵而至：阶级区分、奴隶制度、奴役、嫉妒、抢劫、战争、法律不公、政治腐败、商业欺诈、发明、科学、文学、艺术和“进步”——总之，无非堕落而已。为求保护私有财产，力量被人类组织化了，成为国家。为使政府易于推动，于是法律发展了，以便以最少的力量和代价，使弱者习惯于服从强者。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少数特权阶级饱食终日、山珍海味，而饥饿大众却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不仅如此，除掉这些不公之外，尚有由此衍化而成的大堆邪恶事物：“可耻的方法有时被使用于阻止人的出生。”堕胎、杀婴、割除卵巢、性变态，“遗弃或谋杀为数众多的婴孩，因为他们不幸成为双亲贫苦的牺牲者了”。所有这些大不幸，无一不使道德败坏。它们为动物界所不知，它们在人类的身体上制造“文明”这个恶瘤。一旦同这种形态复杂的腐败和邪恶相比较，野蛮人的生活倒是健康的、神圣的，及合乎人性的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返回野蛮呢？“社会必须要全然地予以废弃吗？你我之分，一定要取消吗？而我们一定要返回森林中与熊为伍吗？”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不再可能。文明的毒素已深入我们的血液中，所以仅用逃回森林的方式是无法将之祛除的。结束私有财产、法律和政府，将会使人民陷入比文明更坏的混乱。“一旦人类离开天真无邪和平等的阶段，他们将永远不能返回了。”革命可能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强力是能推翻强力所建立、所持有的。但是时至今日，革命已不适合了。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是重新研究福音，并以施行基督教伦理的方式，尝试于清除我们邪恶的冲动。我们能养成对同类的自然同情心，以之作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能下决心去过一种较不复杂的生活，而对仅有必需品的生活感到满足，而且轻视奢侈、规避对“进步”的追逐和狂热。我们能接二连三地脱掉人为的假道学和文明的败坏，而将自身改造成一位老实的、自然的和真诚的人。我们能远离城市的嘈杂和喧闹，及其所有的仇恨、放纵和罪行。我们能生活在乡下，过着一种简朴的、有家庭责任的和满足的生活。我们能放弃哲学的死胡同和矫饰，并皈依一种宗教信仰，而使我们在面对苦难和死亡之际，得以支持自身于不坠。

今天，因为相似的论调我们听了已不止几百次，所以感到在这样的正当愤懑里，还含有一种矫饰意味。我们不禁怀疑：卢梭描述的罪恶，起于腐败制度的成分多呢，或起于人性的成分多？但是，制度毕竟为人性建造。他在写作第二篇论文之际，正是所谓“友善而流行的野蛮”理想化到达巅峰状态的时刻。1640年，哈蒙德（Walter Hamond）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以证明马达加斯加的居民是世界上最幸福不过的”。耶稣会教士关于休伦族和易洛魁印第安人的记载，似乎产生了笛福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一书中那位和蔼可亲的星期五（Friday）先生的形象。一般说来，伏尔泰对高贵野蛮人的传说，无不加以讥嘲，但他愉快地将它们应用在自己的作品中。狄德罗自娱地将它们用于《博甘维尔航海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但是爱尔维修讥嘲卢梭的理想化野人，而杜克罗斯虽为卢梭的忠实友人，仍然争辩：“在野蛮人中，罪行才是最常发生的。而一个国家的雏形，并非是它天真无邪的时代。”总之，当时学界风气还是比较偏爱卢梭的观点。

广受责备的卢梭，只有将这篇论文当作与第一篇论文一样是无的放矢，方能使自己对得起良心。杜德芳夫人（Mme.du Deffand）公开指责他是一位冒充内行的人。怀疑派讥笑他对基督教正统的信仰及有关《创世记》的字面解释。理性派哲学家开始不相信他了，因为他被疑为存心破坏，致力于赢取政府，以便从事社会改革的理想计划。理性派哲学家承认有剥削人的事实，但是他们看不出，以暴民取代政府的地位，究竟有何建设性。政府本身对卢梭的非难，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宫廷人士可能将他的论文当作练习朗诵之用了。卢梭对自己文章的流畅，颇为自豪。他送了一份论文的抄本给伏尔泰，而焦急地等待后者赞美之辞的到来。伏尔泰的回信堪称法国文学机智和体裁的瑰宝之一：

先生，我已接到你那篇与人类对抗的新作。多谢你了。你会使大家高兴的，尤其你在说真心话时涉及的那些人。但是你不可能令他们幡然悔改的。你以十分逼真的色彩，描绘出人类社会的惨状……从来没有人使用这样深刻的智慧来说服人，而使他相信自己是一只野兽。读完你的作品，使人真想用四只脚走路。但是，自从失去这样子的习惯已达60年之久，我不幸地感到自己无法再恢复了。

文学和科学有时是大多数罪行的原因，我的意见跟你相同……（但是），想想，不是西塞罗，也不是瓦罗、卢克莱修、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造成马略、苏拉、安东尼、列庇都斯、屋大维等人遂行的杀戮……看看，并非彼特拉克、薄伽丘引起意大利内部的纷乱！亦非马罗的嘲弄引起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发生，而高乃依的《熙德》也没有制造投石党运动。大罪大恶是那些为人歌颂，然而本身却一无所知的人犯下的。使这世界成为泪水之谷，过去是由人类顽强的骄傲及贪得无厌而促成的，将来也会如此。文学滋养、改正和安慰了灵魂。它使你荣耀，即使在你为文反对它的同时……

沙皮伊先生通知我，说你的健康坏透了。你应该到我这里，在你的故乡的空气里，使自己康复，跟我一起享受自由，共饮我们的牛所挤的奶水，而且可在我们的草地上从容一游。在很哲学的及最温柔的估计下，我是一位你很谦虚的、很顺从的仆人。

卢梭的回信，同样的客气，并答应返回瑞士时到莱斯代利斯做一次拜访。但是，他对日内瓦有关这一部论文的反应大为失望，尤其在他以讨好的赞美之词，奉献给这城市之后。统治这个共和国的小寡头政团，明显地感到这部论文有如芒刺在背，而为之坐立不安。对卢梭全盘地非难财产、政府和法律，他们感到不太高兴。“我看不出有哪一位日内瓦人，会对在这篇作品中可以发现的衷心热忱，感到欢欣。”所以，他判定这不是返回日内瓦的最佳时刻。

注释

[1] “我不是这样，那对于我来说，是上帝、是美德。”——尼采

保守成分

第二部论文即将出版的同时，即1755年，在《百科全书》第5卷可看到卢梭所撰的一篇长文《政治经济论》（Discours sur l’ Économie Politique）。这部论文需要我们做一番解释，因为它在某些重要的特别部分，跟前面所提的论文有分歧之处。文中，社会、政府和法律均被推许为人性和需求的结果，而私有财产被描写成社会繁荣和基本权利的一种。“财产权为所有公民权利最神圣的，而可说是确定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比之自由本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也是公民事业的真正保障。”其原因在于：除非人能保留剩余的产物，以为自己所有，来应付他们欲望上的消费和转移，否则他们将不会努力工作，去从事已经能满足自己最低需求以外的其他生产活动。这里，卢梭同意父传子的财产赠予，而且高兴地接受由此造成的阶级区分。“对于道德而言，没有再比公民之间时常转移财富和阶级，更具破坏性的事了，如此变迁是成千上万的骚乱的源泉和证据，并因此推翻、混杂所有的事物。”

但是他仍然责詈社会的不公和法律上的阶级徇私。正如国家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及其合法遗产，“社会成员也应贡献自己的财产，以支持国家”。有效的税制必须以财产多寡和“所有物的多余数量”，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征收。生活必需品不应征税，但是奢侈品之类，应课以重税。国家必须在财政上支持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假使孩童在平等为怀的‘国立学校’同样地被抚养长大，而灌输以国家的法律和普遍意志的规范……我们将相信，他们一定会亲如手足地彼此对待……并及时地成为国家捍卫者，成为合格的父亲。”爱国主义比国际主义或柔弱无力和虚伪的泛爱，应该更好、更佳。

同前两篇论文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不同，这篇讨论政治、经济的文章偏向于以社会为重。这是卢梭第一次宣称他的独特理论：所有社会都有“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存在，而凌驾社会组成个体表现的希望和嫌恶的总和之上。在卢梭发展中的哲学里，社会是一个有其自己灵魂的有机体：

政治团体（body politic）也是道德生命之一，而拥有它的意志，永远趋于保持全体及所有部分的利益，是为法律的源泉，也作为国家所有成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的规则而予以建构。

遵循这个概念，卢梭建立起伦理学和政治学，并以此支撑他对公共事务所持的观念。这位传统的背叛者，从前视美德为自由人和自然人的表现，现在一反常态，竟将其界定为“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配合一致的事物，别无其他”。不久前，他把法律视为文明的罪恶之一，及使被压迫群众臣服于秩序之下的便宜工具，如今竟然断言：“人的正义和自由是法律单独在维持，是这个全体意志——值得赞许的机体——在民权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平等，是对每位公民发布普遍的理性规则。”

可能是《百科全书》的编者劝告卢梭，在这篇论文中，最好将其攻击文明的步调缓和下来。7年后，在《社会契约论》中，我们将发现他在维护社会，以之对抗个体，并在神圣而崇高的普遍意志的观念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哲学。但是，他继续担任个人主义的代表和反叛的角色：痛恨巴黎，对抗朋友，维护自己。而且，他每天都在制造新的敌对者。

逃离巴黎（1756）

卢梭现在最亲近的朋友是格里姆、狄德罗和埃皮奈夫人。格里姆于1723年生于雷根斯堡（Ratisbon），较卢梭年轻11岁。他在莱比锡接受教育，并从约翰·奥古斯都·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处建立起了有关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字及文学的丰富学养。1749年，他来到巴黎，开始学习法文，然后即为《信使报》撰写文章。1750年，他成为弗里森伯爵的私人秘书。他喜爱音乐，成为卢梭的密友，而他的深切欲望，使他拜倒在歌剧演员费尔小姐的石榴裙下。她较为喜爱莫·卡休萨克而不喜欢格里姆时，卢梭说话了：

对这一件事，他的内心深为感慨，使他的痛苦悲剧性地形之于外……他一直在昏睡中度过白天晚上。他两眼睁得大大的……不说，不喝，也不兴奋……雷纳尔神父和我两人照顾着他。比我更强壮、更健康的神父负责夜晚，而我负责白天，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他。

弗里森召来一位医生，可是医生拒绝开药，只叫格里姆休息。“最后，一天早上，格里姆起来了，穿戴整齐，开始他正常的生活。以后不论何时，他提都不提这件事……何等不正常的悲苦呀！”

卢梭介绍格里姆和狄德罗见面，这样，三人开始梦想结伴赴意大利一游。格里姆急切地自狄德罗丰饶的心灵中，汲取涌出的观念之泉。他学习和他不相关的理性哲学家使用的词汇，并写了一篇关于不可知论的《教理问答》（Catéchisme pour les Enfants），并劝告弗里森应同时拥有三个情人，“以纪念三位一体”。卢梭对圣伯夫称格里姆为“最法国化的德国人”，狄德罗为“最德国化的法国人”。两人之间日渐亲密的关系慢慢变得让人厌烦起来。卢梭抱怨说：“格里姆你忽视了我，但是我会原谅你的。”格里姆信以为真：“他说我没有错……而且解除一切的限制，使我除开跟一般朋友陪伴在一起的时间之外，不再看到他了。”

1747年，雷纳尔神父开始送来一份新闻信函式的半月刊《新文学》（Nouvelles Littèraires），内容是报告法国文艺、科学、哲学和艺术界的动态，主要分送给法国和国外的捐助人。1753年，这份工作被移交给格里姆，格里姆在狄德罗和其他人的帮助之下维持到1790年。在格里姆任主编期间，这份新闻半月刊增加了很多显耀的捐助人：瑞典皇后路易莎·乌尔丽卡，前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萨克斯—哥塔公主，贺斯—达姆斯达特王子及公主，萨克斯—科堡女公爵，托斯卡纳大公爵，萨克斯—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都。腓特烈大帝在法国收到几份这样的刊物，有时不予理会。最后，他同意接受，但是从未出钱。格里姆在主编第一期（1753年5月）发表的计划是：

要求我们从事编印发行的这些通讯，对于巴黎每日在出版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不打算浪费笔墨……我们宁可寻求精确的记录、逻辑的分析那些值得大众予以注意的书籍。构成法国文学光辉部分的戏剧，将在我们的报告中占很大篇幅。一般而言，我们将不遗漏任何足以满足他人好奇心的事物。

现在，这一套《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已经是关于18世纪后期法国思想主要、宝贵的资料了。格里姆的批评尽可率性为之，因为这些为法国大众和论及的作者无从得知。他通常是公正不阿，除了后来对卢梭所做的批评之外。他做了不少有识见的判断，却误认为《康迪德》（Candide）“不值得严正地批评一顾”。无论如何，他这样做是没有偏见的，因为他将伏尔泰描写成“欧洲最迷人、最平易、最著名的作家”。伏尔泰报以一贯调皮的赞美：“这位波希米亚人的心中在盘算什么呢？自以为比我们更具机智吗？”是格里姆所编的《文学通讯》，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作品——除了伏尔泰所写——将法国启蒙运动的观念传播于全欧。然而，他对理性哲学家及其有关进步的信仰，仍然有所怀疑。他说：“世界是由荒谬构成的，其他无所施其技。而且除非是疯子，没有人打算改造它。”1757年，他写道：

对于我来说，18世纪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作风，似乎远超其他时代的人……甚至连最有智慧的人，也在说服自己，去相信温文而和平的哲学王国，将继长时期的非理性暴风雨之后，建立起永久性的人类幸福、平衡和宁静了……然而不幸的是，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较多正确的而较少抚慰性质的观念……我距离相信我们正在接近理性时代仍很遥远，而且我对欧洲势将发生某些致命性革命的说法，倒是有点相信。

在此，我们在格里姆身上，可以看到骄傲和虚荣的一些痕迹。这有时激怒了他的朋友。他的习性较近于外籍法人（Gallic），而不是纯粹法人（Gauls），所以他的时间都花在自怨自艾、修饰头发、化妆脸部及喷洒香水上，以致被人冠以“香味之熊”的绰号。《文学通讯》的发行，显示出格里姆是恭维的老手。腓特烈大帝认为若要他捐款资助《文学通讯》，格里姆首先必须“高抬贵手，不去恭维我”。这样的赞美之词，当然是属于旧王朝使用的书信体裁的一部分。

格里姆通常是冷漠的、工于心计的。他几乎为费尔牺牲，并为了埃皮奈夫人与人决斗，这吸引了巴黎的注意。路易莎·弗洛朗斯是华伦谢讷一位子爵的女儿。子爵因为为国王效忠去世了。8年后，20岁的路易莎嫁给一位富裕的收税员之子埃皮奈，他们定居在蒙莫朗西森林附近距巴黎9英里的美丽的彻沃特城堡。起初，她的幸福近乎夸张。她怀疑：“我的心是不是足以负荷如此多的幸福？”她在写给一位姑妈的信上说：“他弹着大键琴，我坐在他的椅把上，左手放在他的肩上，而右手玩弄着琴叶。只要我的手挥过他的面前，他从来不放过吻它的机会。”

她长得不美，但是娇小、迷人（据她本人所说）。她那对大而黑的眸子，后来使伏尔泰神魂颠倒。但是，“永远感觉同样的事物”很快就变为“毫无感觉”。过了一年，埃皮奈先生不再注意那对眼睛。婚前，他拈花惹草；婚后，他故态复萌了。他不但狂嫖滥赌，而且把钱财花在女友韦里埃姐妹身上，把她们藏娇在彻沃特附近的一家农舍。这一期间，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两个小孩。1748年，他从外省旅行归来，跟他的妻子同床，就将梅毒传给了她。在健康和精神均已崩溃的情况下，她合法地跟丈夫离了婚。他慷慨地给予她一大笔钱。她从伯父处继承一笔财产，并拥有彻沃特。她通过抚养小孩和帮助朋友，去尝试忘却自己所受的不幸。在其友人中，有一位朱莉夫人生了一场致命的天花，路易莎也不管这种病会不会传染，或置自己于死地，或使自己的容颜受损，而去照顾病人，一直到这个女人去世。

所有的朋友一致同意，路易莎应找一位情人。有一个人入选了（1746年），那是给卢梭工作的杜潘。他们的关系以音乐始，而以梅毒终。杜潘很快治愈了，但路易莎仍受到这种疾病的折磨。杜潘又跟她的丈夫共同拥有韦里埃。杜克罗斯粗鲁地告诉她：“杜潘和你的丈夫，有两位共同的女友。”她遂陷入精神狂乱的状态中，几达30个小时之久。杜克罗斯想取代杜潘的地位，但路易莎送走了他。继这些不幸之事后，尚有另一件，朱莉夫人临终时给路易莎一束文件，希望她烧掉它们，因为里面记载了朱莉夫人的奸情。路易莎照做不误。但是朱莉先生控诉她明知故犯地把他的妻子欠他钱的证明文件烧毁了。对如此指责，路易莎予以否认，但是从事情表面看来，这对她不利，因为大家晓得，虽然他们夫妻已分居了，但朱莉夫人在金钱上，还是依赖她丈夫的。

正当这时，格里姆上场了。1751年，经卢梭的介绍，格里姆和路易莎认识。他们三人有时演奏音乐或演唱歌曲。一天下午，在弗里森的晚宴中，有位客人公开谈论埃皮奈夫人所犯的罪过。格里姆起而为她辩护。争论到最后，竟成为面子问题。非难者和辩护者只有决斗一途。格里姆受了轻伤。不久，朱莉夫人遗失的文件找到了。夫人被开释，对格里姆的见义勇为感谢不已，并把他视作中古骑士，而两人相互的尊重，使他们的爱情成为那个不可靠时代中持久的爱情了。

1748年，卢梭在杜潘夫人处遇到埃皮奈夫人。她邀他到彻沃特。在她的《回忆录》中，对他有很公正的描述：

他一味恭维，却不太客气，至少他没有客气的态度。他对社会习俗似乎一无所知，但是很容易看出，他确实是勤勉的。他有棕色皮肤和充满火花并使他的表情有其活力的白色眼球……人家说他的健康很糟糕，并忍受他谨慎地隐藏着的痛苦……我想，正是如此，他才时时刻刻表现出阴沉的态度。

而他对她的描述，并不稍显殷勤：

她的谈吐在交际场合中虽然令人愉快，私下却索然无味……我乐于给她小小的效劳或给她小小的友爱之吻，这似乎不比她本人还来得性感……她很瘦小，很苍白，并有一个像她的手那样的胸部。单单这个缺陷，已足够使我热烈的欲望缓和下来了。

有7年之久，卢梭是埃皮奈夫人家里的座上客。她看出他在巴黎非常不快，便打算资助他。但是她知道他这个人会拒绝金钱的。一天，他们在彻沃特后面邸园一起散步时，她指给他看一座名叫“隐庐”（L’ Hermitage）的别墅，那是属于她丈夫的。它荒废了，没有修葺，位于蒙莫朗西森林边缘，这使卢梭兴奋得大叫：“啊！夫人，多么可爱的一处住家呀！这个庇护所明明是为我准备的。”夫人一句话不说，等到1755年9月，他们两人再度散步到别墅周围，卢梭惊讶地发现这间房子修理过了，六间卧室的家具都准备齐全了，地板也一概清洗过，显得很干净。他引用她说的话：“亲爱的，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的庇护所了。是你选择的，也是朋友送的礼物。我希望这样做，可以使你除掉那个想要离开我的念头。”她很清楚，卢梭希望住在瑞士。但是她可能还不知道他对日内瓦的热情已冷淡下来了。他“泪水已浸湿”这位朋友的“慈善之手”，然而对于接受她的赠予，仍然感到有所犹豫。在她赢得泰蕾兹和勒维塞夫人的支持后，“最后，她打消我的顾虑”。

1756年，复活节那天，礼物之外，她锦上添花地搭乘自己的马车远赴巴黎，去迎接这位被她昵称为“大熊”的卢梭，与他的情妇、岳母，一起来到“隐庐”。泰蕾兹不太愿意离开巴黎，但卢梭在吸进乡下空气之余，感到自从自己和华伦夫人过着那段田园诗似的生活以来，这时最为愉快了。“1756年4月9日，我算是开始生活了。”格里姆给埃皮奈夫人所做的警告，使这一件事蒙上了阴影：

你以“隐庐”赠予卢梭，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举动，而对于你本人来说，更为不好。独居让他更为敏感和偏激。以他的眼光来看，所有他的朋友都将是不公正的、不知感恩的，而一旦你在任何时刻，有不顺从他指示的去做的话，你就成为罪魁了。

如此，身为埃斯特雷秘书的格里姆粉墨登场，参与重绘世界地图的战争了。

第二章　“七年战争”（1756—1763）

怎样发动一场战争

1756年，欧洲已享有8年的和平。但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没有解决任何争执；其仅仅使奥地利在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地位不稳，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地位不稳，英国在汉诺威的地位不稳，而法国在印度、美洲和莱茵河地区的地位不稳。《亚琛条约》（1748年）有关领土的处置，所能成就的，在稳定性方面，比不上一个世纪以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达到的程度。昔日权力均衡的局面，已被普鲁士陆军和英国海军的兴起而扰乱。那支陆军可能会以崭新的面貌，倾巢而出。而那支海军只待时机成熟，尽可攫夺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由于在望的商业利益和远景，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英国高昂起来；在普鲁士是由于胜仗，在法国是由于意识到军事衰退而拥有的文化优越感。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已停顿下来了，但是双方均在等待机会的降临，可望重新进行一次“三十年战争”，而得以把持整个欧洲的信仰。

奥地利准备带头掷下第一把命运的骰子。39岁的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仍旧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美丽女皇，有哈布斯堡祖先所有的骄傲和为人嗤之以鼻的女人的狭隘。睡榻之旁，她岂能容忍西里西亚从继承而来的国土中被人分割出去！甚至令她受辱的腓特烈二世，后来都称赞她“勇敢和能干”：“一桩事件似乎在图谋使她垮台……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仍旧能掌握政府的精神所在，并使她自己成为御前会议的灵魂。”战败之余，她答应割让西里西亚，以之作为和平的代价，但是她使和平成为一项协议，并全神贯注于行政改革，赢得了强有力的同盟并恢复了近于解体的军队。她时常巡视军队受训的营地。为此，她旅行到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她用报酬、官阶，甚至更多时候以女皇的身份现身于人前，鼓励军队的士气。将军无须向她宣誓效忠，因为这在他们的血液及骑士精神中，原来就有了。所以列支敦士登王子花费20万埃库的财产，为她筹组了一支炮兵部队，并使之装备齐全。她在维也纳近郊设立了一所战争学院，用以训练年轻的贵族，并为她的参谋准备有关几何、地理、防御工事和历史的最佳教师。“在她治理之下，”腓特烈说，“奥地利的军事达到了前人未曾有的完善地步，至于将这位女人实现的计划，视作伟大的男人所为，谅不为过。”

外交是这一计划的另一方面。她派遣密使，远赴各地，以激起对腓特烈的敌意，并为奥地利争取盟友。她注意到俄国日渐壮大的力量，这力量是由彼得大帝组织起来的，而今归为伊丽莎白统率。她已看出，腓特烈对这位女皇的奸情所做的尖刻评论，已传到她耳中。玛丽亚·特蕾莎内心乐于重新与英国结盟，但是这个协议已被英国与普鲁士缔结的片面和约（1745年）破坏，尤其是这份和约使奥地利被迫割让西里西亚。如今，英国外交政策正在转移，而与俄国势力对抗，以保护波罗的海贸易，及与来自普鲁士或法国的任何威胁对抗，以保护汉诺威的据点。英国依赖俄国木材以建立海军，而英国依赖海军以求取战场的胜利。所以，1755年9月30日，英、俄签订一项协定，以作为英国补助款项的报酬，而俄国必须在立窝尼亚（Livonia）保留5.5万的驻军。英国希望这样一来，可以阻止腓特烈采取任何向西扩张的冒险行动。

但是英国对法国的态度应该如何呢？几百年来，法国一向是她的敌人。三番两次地，法国鼓动并资助苏格兰，以与英国对立。而法国又不断地准备或威胁侵入英伦本土。如今，法国是唯一能在海上、在殖民地世界向英国挑战的国家。击败法国，等于赢得她在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那将是等于摧毁她的海军，或使其无所作为，而大英帝国不仅会稳如泰山，而且将一跃而为霸主了。所以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天天以议会前所未见的最有力演说，与议员们争辩。但法国能被打倒吗？皮特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能拉拢普鲁士就行了。然而使普鲁士的势力壮大，不是也会有危险吗？皮特的回答是否定的：普鲁士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这在计划中可以协助英国保卫汉诺威，但是她没有海军，因此无法在海上与英国一争短长。令新教的普鲁士取代天主教的法国或天主教的奥地利而成为欧陆最有力的强国，似乎是较为明智之举。如果这样做，将能使“大英帝国统治海洋”，并攫夺殖民地。腓特烈在欧洲所获的任何胜利，都将加强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力量，因此皮特夸称，他在欧陆战场上可以赢得美洲和印度。英国出钱，腓特烈出力打仗，这样，英国就可以赢得半个世界了。国会同意他的提议，于是，英国向普鲁士提出共同防御的建议。

腓特烈非接受这个建议不可，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他的胜利显得黯然无光了。他知道法国和奥地利正在眉来眼去。而如果法国和奥地利——更坏的是，俄国也包括在内——联合起来对抗他的话，那么他是招架不住的。在如此的困境下，唯有英国可以施以援手。如果他在英国提出的盟约上签字，那么他可以利用英国来阻止俄国对他的攻击。而一旦俄国退缩了，奥地利可能不敢贸然挑起战争。1756年1月16日，他与英国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The Treaty of Westminster），其中明白规定英国和普鲁士两国必须共同抵抗入侵日耳曼的外国军队。他希望这样的简单词句，将可保卫普鲁士，以防止俄国的攻击，并保护汉诺威，以防止法国的入侵。

法国、奥地利和俄国都觉得这份条约的签订，等于被他们的盟国出卖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成立的同盟：英、奥一方及法、普一方，并没有正式废止。玛丽亚·特蕾莎通知英国大使，说她获知英国朋友竟然与“我个人及我家族致命的、永久的敌人”签署协定一事，深为震惊。路易十五抱怨腓特烈欺骗了他，而腓特烈回答说，这份协定纯粹是防御性的，所以对任何不采取侵犯行为的强国，当然不会贸然施行攻击。事实上，法国的首相是由蓬巴杜夫人选用控制，此时她想起腓特烈曾经指责她在英国银行有大笔存款，又谑称她为“裙子四世”（Cotillon IV，路易十五第四任情妇），“毒妞”（la demoiselle Poisson）、“荡妇”（Miss Fish）。路易忆起腓特烈曾经嘲弄法国国王的道德，并以淫秽相讥。正当法国陆军疲惫、国库空虚而海军刚从温和的海军部长弗勒里（Fleury）红衣主教的疏忽造成的损害中开始恢复之际，法国即为盟友舍弃。1756年，法国航线上可用的船只计有45艘，而英国有130艘。法国海军的补给为盗窃和腐败所破坏，至于海军纪律，则因为提升那些不称职的贵胄子弟而引人反感，及遭到接连的败仗而荡然无存了。如今，法国究竟要与哪个国家结盟才好呢？找俄国吗？——英国已将其摆平了。找奥地利吗？——上次战争中，法国曾经违背诺言，拒绝玛丽亚·特蕾莎对她的继承权所请求的保证，并加入普鲁士的阵营，对她施予攻击，而且在腓特烈跟奥地利讲和之后，继续攻打她。哈布斯堡王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和波旁王族统治下的法国，几个世纪以来，始终站在敌对的地位。他们及其人民，在长期彼此仇视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尽弃前嫌、成为朋友呢？

然而这正是奥地利政府此刻在向法国提议的“联盟的转换”（reversal of alliance）。据我们今天所知，追溯其历史轨迹之后，才晓得这个计划是在考尼茨伯爵（Count Wenzel Anton von Kaunitz）的心中构想成的，他是18世纪欧洲一位最能干、最老辣、最坚决的外交家。“七年战争”将是一场腓特烈二世与道恩（Marshal Daun）元帅之间的军事决斗，也是一场考尼茨和皮特之间的智力比赛。“考尼茨王子，”腓特烈说，“有一颗全欧洲最聪明的脑袋。”

由于考尼茨是次子，被安排担任牧师之职。然而，刚好相反，他私下成为伏尔泰的弟子之一。由于父亲担任梵蒂冈大使和摩拉维亚的总督，他继承了这一外交衣钵。31岁的他，已是奥地利派驻都灵的公使了。他向政府所做的第一份报告，对政治实际的观察如此细密，而文中的推论又是如此的合乎逻辑，乌哈费德伯爵遂将这份报告转呈给玛丽亚·特蕾莎，并说：“看看你的首相写些什么。”到了37岁，他已是艾克斯拉柴培尔会议代表奥地利的全权大使了。在此，他以非同寻常的执拗和技巧，致力维护玛丽亚·特蕾莎的利益，使这位女皇甚至在吃败仗之余，对他服务的忠心还是感激不已。因此，早在1749年，当他将计划与法国联手的小册子呈给她时，她以敞开的心胸，接受了欢迎她王族的传统敌人加入联盟的观念。她的心思放在打败腓特烈，以光复西里西亚上。考尼茨认为除非与英国联盟，否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英国的力量是在海上。至于与法国和俄国结为联盟则是必需的，因为她们的力量是在陆上。一旦这些国家和奥地利联手，则击溃腓特烈并非不可能，所以女皇命令考尼茨全力以赴。

1751年，他奉派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一职。他以壮丽的官方入觐仪式进入巴黎，使法国贵族叹为观止。他以乐善好施来取悦群众，又以华美的衣饰、适宜的化妆和精心涂上粉末的卷发，取悦沙龙里的文士。“一位最高傲的人，狂热而有些粗鲁。”卡莱尔（Thomas Carlyle）这样认为。但是，考尼茨以对事务的认识及对政策的评价，给予法王及其情妇、大臣深刻的印象。他逐渐在心中预先为自己铺了路，以作为法、奥联手的准备。他构想出俄国、波兰和萨克森集体参与对付腓特烈行动的可能性。他探究法国一旦与普鲁士联盟，将会有什么后果——唯一获得的结论是：一个陆上强国，会因此强大，而对法国的大陆霸权，会是一项挑战；而且，腓特烈二世不是常在有利于己的借口下，违背自己的诺言吗？

玛丽亚·特蕾莎召回考尼茨，随即任命他为首相，而一旦他在外交和内政事务上有充分的权力，他便努力创造一个良好而成功的开端（1753年）。他的计划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维也纳宫廷那些德高望重的贵族反对，他耐心为自己的计划加以辩护和说明。女皇支持他，1755年8月21日，联法的提议终于被帝国内阁会议正式接受了。斯达哈姆伯格伯爵——继考尼茨之后的奥地利驻法大使——接到指令，命他运用一切力量争取与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接触的机会，以促进这一庞大计划的推展。考尼茨写就一封谄媚的信函送给这位“第四任情妇”（1755年8月30日），并附上短笺一纸，要求她秘密持交法王。

她照做了，这便条是玛丽亚·特蕾莎写的，内容如下：

作为女皇和皇后的我，兹由斯达哈姆伯格伯爵以我的名义，向最虔诚的基督徒国君提出承诺，所述全部内容，决不致泄露，而其最机密部分亦将永远保守。无论此次会商成败，当然，陛下将给予同等声明和承诺，俾凭周知。

维也纳，1755年6月21日

路易指定贝尼斯主教、蓬巴杜侯爵在蓬巴杜夫人的巴比尔别馆与斯达哈姆伯格秘密磋商。在这里，大使以女皇的名义提出建议，而认为法国应该放弃与普鲁士的盟约，而且至少应该保证在战争期间给奥地利以财力上的资助。他辩称腓特烈二世是一个无助的、不可靠的同盟。他又暗示，腓特烈二世甚至现在仍旧与英国首相从事秘密交易。如果法国一旦与英国开战，那么奥地利这一方自会停止一切敌视法国的行动。如果战事发生，奥地利允许法国占领奥斯坦德和尼波特，而且，最后可能答应给予法国统治奥属尼德兰的承诺。

路易意识到，这样的协定可能使他卷入奥地利挑动的对普战争，但是不能保证奥地利在法国对抗英国的战事中会有所裨益。他有充分的理由更加畏惧腓特烈二世的军队，而不怕奥军——一支在最近战役中常被打败，而且显得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他指示贝尼斯主教回复奥使，说法国在对方没有提出证据证实腓特烈二世与英国勾结的情况下，不打算改变法国跟普鲁士的联盟关系。考尼茨因至今尚提不出此项证据，所以他的进展暂时受阻。但路易提到腓特烈二世有关《威斯敏斯特协定》的声明时，他看出自己与普鲁士的盟约，事实上已形同一纸空文了。可能是受到他所做罪愆的影响，他内心亟思联合所有天主教强国——法、奥、波和西班牙，以从事一项控制欧洲命运的计划，以便减轻上帝的愤怒。1756年5月1日，《凡尔赛协定》（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完成联盟的转换。协定的前言声称签署的唯一目的，在于维持和平与权力均势。假使签约国一方在欧陆属地为英国之外的任何强国威胁，另外一方必须以外交干涉的方式施以援手，而必要时，得以金钱援助或使用军队。奥地利在协定中，没有任何承诺支援法国反英，而另一方面，除非普鲁士有明显的侵略行为，否则法国不会支援奥地利反普。由于路易认为，普鲁士再度攻击奥地利是不可能影响法国利益的，所以他和他的情妇遂能自欺地相信，这个新盟约是为了欧洲和平签订的。

考尼茨的企图并未达成，因为法国仍然不同意反普的行动。但是，他好整以暇、耐心以待。他可能想办法刺激腓特烈二世进攻奥地利。同时，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俄国女沙皇加入这个新的联盟。伊丽莎白女皇亟思于移走俄国向西扩张途中由普鲁士造成的阻碍。她答应在1756年年底之前攻击普鲁士，如果奥地利承诺同样对普发动攻势的话。而她更答应，在战争发生后，非至奥地利完全光复西里西亚故土，否则不跟普鲁士谈和。她获知法国已在《凡尔赛协定》签字，深为愉快。另一方面，考尼茨又不得不避免她冒进，因为他知道她的军队直到1757年，还不可能准备妥当，以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

同时，英国自信其跟腓特烈二世的联盟足使奥地利无法动弹，所以早已调动海军攻打法国了，但是之前没有任何宣战的表示。自1755年6月起，英国的好战之徒，已尽可能到处捕捉法国船只了。法国准备攻击英伦本土以为报复，并派遣一支包括15艘战船的舰队，在黎塞留公爵率领下，攻打梅诺卡岛（Minorca）。这个岛屿是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9年）中取得的。为了增强该地薄弱的驻军，英国派出海军上将宾（John Byng）率领十条战船赴援。在直布罗陀又有三条战船加入。1756年5月20日，双方舰队在梅诺卡岛附近相遇。法军被击退，但英舰受损甚大，以致宾率队退回直布罗陀，并放弃登陆支援梅诺卡岛的任务。孤立无援的英国守军投降了，而法国在地中海获得了一个战略据点。黎塞留公爵在巴黎、在凡尔赛，被视为英雄人物而受到欢呼致敬，但宾在朴茨茅斯港自己旗舰的甲板上被处以死刑（1757年3月14日），因为他被控没能乘胜完成任务的罪名成立。伏尔泰和黎塞留公爵从中为他说情，然而无效。伏尔泰说，这是英国“鼓励其他”统率军队的人使用的英式办法。1756年5月17日，英国对法宣战，但是正式启开“七年战争”序幕的人，自然非腓特烈二世莫属了。

他深知，赢取西里西亚将使他成为被报复的对象。而一旦玛丽亚·特蕾莎找到新资源和新同盟之后，他肯定麻烦缠身。他自己国家的资源非常有限。他的王国是由零碎片断组合而成的：中为波兰国土切入的东普鲁士，与本土不相连属，至于普鲁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东弗雷斯特（East Fristia）的行省，为独立的日耳曼王国切入，与勃兰登堡分离。把这些零碎片断的国土和西里西亚包括在内，全部普鲁士人口，1756年是400万人，而英国有800万人，法国有2000万人。普鲁士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里西亚，其中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并与奥地利亲近。自柏林到敌对的萨克森边界，仅有7英里之遥，而其选帝侯——波兰籍的天主教徒奥古斯都国王——一向视腓特烈二世为一个粗野而贪婪的异教徒。在这样险恶的敌视下，如何求取生存的机会呢？

唯有依赖机智、经济、一支优良的军队和一群卓越的将领了。腓特烈二世自己的机智、敏锐的程度不逊他人。他是当时最有教养的统治者，他以尊贵的身份，与伏尔泰通信、谈话和讨论。但是他太像一个长舌妇了，因此不能不失言，如果他不把伊丽莎白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及蓬巴杜夫人当作“欧洲三大名妓”来讨论的话，那么他可能过得比较太平无事了。看到甚至像他这样号称大帝的人，也会糊涂一时，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对普鲁士的经济，腓特烈二世将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应战时之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敢贸然改变普鲁士社会的封建结构，唯恐这样做扰乱军队的封建式组织。这支军队是他的救世主，也是他的教皇。他的收入90%以上花在维持这支军队上。他称其为双肩掮天的巨人阿特拉斯（Atlas），有强壮的肩膀，足以担负起国家的命运。他使这支由父亲传下的10万人的军队，增加到1756年的15万人。他用严酷的惩罚训练这支军队，以求养成士兵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习惯，并使他们在敌军的射程内，能不发一弹地、坚定地向对方的阵地推进，直到命令下达，方能集体行动，改变方向。这支军队在战争初期，拥有包括腓特烈二世本人在内欧洲最优秀的将领——施威林、赛德利茨和基思。

与此同时，在他的敌国内部，他派有不计其数的间谍。无疑，这使他获知，玛丽亚·特蕾莎正在他的周围组织一个对抗他的国家联盟体系。1753年至1755年，他在德累斯顿（Dresden）和华沙的间谍，获得萨克森和奥地利内阁阁员秘密通信的副本，而使他深信，许多宫廷正在阴谋准备攻击普鲁士——如果他们侥幸成功——可望使普国解体。至于法国，他也相信，将会加入这个计划。1756年6月23日，他命令驻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普鲁士将领，准备应付来自俄国的攻击。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照会：“维也纳宫廷有三项企图，是其现下进行的步骤所希求的，在帝国内建立专制政权、毁灭新教运动和重新征服西里西亚。”他获知萨克森在这个冬季，正计划将驻军自1.7万人扩充到4万人，他猜测同盟国正在等待1757年春、秋两季的来临，以便自三个不同方向，对他发动攻击。而他下定决心，在他们动员完成之前，先下手为强。

他认为免除这次危机的唯一机会是在他的敌人能够联合行动之前，至少击溃其中任何一个，使其无法动弹。施威林点头同意，但他的阁员波德维尔斯伯爵请求他，不要授敌人以侵略者的口实，腓特烈二世竟称他为“胆小的政客先生”。很久以前，腓特烈二世已在一本秘密通行的《政治福音》（Political Testament）中，忠告他的继承人要征服萨克森，以便普鲁士在地理上能够统一，并能获得经济资源和生存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他将这个意念视为己身无从实现的目标，所以抛开不谈了。如今，对于他来说，似乎在军事上必须采取行动了。他一定要解除萨克森的军备，以确保西线的安全。甚至在他那本甚为自得的著作《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1740年）中，也曾采取制敌机先的威胁性攻击，以对付攻击性的战争。支持普鲁士的英国内阁大臣米切尔通知腓特烈二世，英国政府亟望保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然而对腓特烈二世面对的危机，也有深刻了解，因此，认为“假如他以夺人之势制敌机先，而不一味等着挨打，这当然是情有可原的”。

1756年7月，他派遣一位使者，向玛丽亚·特蕾莎请求提出保证，奥地利不在本年或下一年攻击普鲁士。奥地利有些大臣认为应该给予如此的保证，考尼茨则予以拒绝。玛丽亚·特蕾莎所能说的，只是“在现今危机中，我认为采取步骤，以确保自己和盟国的安全是必需的，而且这样才不至于受任何人的偏见左右”。腓特烈二世派遣第二位使者，向这位女皇再度要求，对他所提的建议，给予一项较为明确的答复。她回答说，她“没有签署任何攻击性的盟约，虽然欧洲的危急情势，使她不得不重整军备，她无意破坏《德累斯顿条约》（The Treaty of Dresden），这保证她与腓特烈二世的和平，但她不愿自己为承诺所束缚，以致环境一旦有所要求，反而不能自由行动”。腓特烈二世早已预料会有这样的答复，所以在接到此一答复之前，即率军进入萨克森（1756年8月29日）。“七年战争”终于爆发。

“不法之徒”（1756—1757）

腓特烈二世曾试图让萨克森选帝侯加入他的同盟，并答应把玛丽亚·特蕾莎的波希米亚地区，作为一项贿赂送给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对这种邪恶的假慈悲嗤之以鼻，命令他的将领抵抗腓特烈二世的前进，自己却逃往华沙去了。萨克森的力量太小，不足以抵抗这支欧洲最精锐的军队。萨克森军退到皮尔纳（Pirna）的城堡里，腓特烈二世遂长驱直入德累斯顿（1756年9月9日）。他马上命令军官打开萨克森的档案室，并找出那些足以透露萨克森参与对抗或可能瓦解普鲁士计划的文件原本。年事已高的选帝侯夫人亲自阻拦，不让普军接近档案，并请求腓特烈二世尊重她的皇室的不可侵犯性。但是，他下令将她拖开，文件落入腓特烈二世手中。

玛丽亚·特蕾莎从波希米亚调动一支军队以驱逐侵入的普军；腓特烈二世与这支军队遭遇了，并在德累斯顿至布拉格途中的洛布西茨（Lobositz）将之击败（10月1日）。他回师包围皮尔纳。皮尔纳守军向普军投降（10月15日），腓特烈二世设法使1.4万名萨克森士兵加入自己的军队，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比起把他们当作俘虏喂养，要划算多了。而且，日耳曼人胃口奇大是远近皆知的。他宣布萨克森为被征服的国家，并以其国家岁收，供为普鲁士所需。同年冬天，他将由萨克森获得的档案文件发表，公之于世。玛丽亚·特蕾莎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并诉诸法国、俄国和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帮她抵抗这位凶恶的侵略者、这个将欧洲再度卷入战祸的罪魁。

欧洲国家普遍同意对腓特烈二世所做的责难。日耳曼诸侯由于害怕腓特烈二世一旦获胜，会遭受有如萨克森的命运，所以一致向普鲁士宣战（1757年1月17日），并组成一支帝国军，以对抗普鲁士国王的行动。考尼茨乘机提醒路易十五，法国曾经答允，奥地利一旦遭受威胁，即可施以援手一事。萨克森选帝侯之女多芬跟她的公公一齐请求法国发兵救援她的父亲。蓬巴杜夫人虽曾盼望能平静地享受她的权力，现在却倾向参战了。玛丽亚·特蕾莎对她的帮助感激不已，送她一幅高贵的画像，上面嵌有价值77278利维尔的珠宝。蓬巴杜夫人因此更热心战争了。通常拙于决策且欠缺果断力的路易，这次竟轻举妄动，下定决心参战。依据第二次《凡尔赛协定》（1757年5月1日），法国与奥地利具有攻守同盟的关系，法国答应支付每年高达1200万弗罗林的补助，并同意装备两支日耳曼军队。协定中，又建议派出一支10.5万人的法军，以“彻底摧毁普鲁士”。法国又承诺，除非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的主权，否则永远不与普鲁士议和。一旦恢复失土的工作完成，法国可以接受奥属尼德兰五个位于边境的城市，而这些尼德兰南部之地移交西班牙的波旁王室，以作为西班牙割让意大利公国的报酬。可能法国早已晓得，几乎将她所有力量用在兼并比利时，适足以将她的殖民地移交给英国统治。而考尼茨自觉已赢取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

他发觉现在去求取俄国主动的援助易如反掌。在《圣彼得堡条约》（The Convention of St.Petersburg，1757年2月2日）中，俄、奥两国相互承诺，各派出8万人的军队参战，以支持战事的进行，直到西里西亚重新划入奥地利版图，及普鲁士的力量被削减到弱国程度。考尼茨转而拉拢瑞典加入同盟，并保证在胜利后，给予全部的波美拉尼亚——原是依《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已经让给瑞典的。瑞典负责2.5万人的军队，奥、法两国则为其筹措军费。波兰在流亡的国王奥古斯都三世的主持下，支付出为数颇少的资源，以助法奥同盟。如此，除了英国、汉诺威、丹麦、荷兰、瑞士、土耳其和黑森外，整个欧洲联合一起与腓特烈二世对抗了。

英国此时企图将腓特烈二世弃诸不顾。乔治二世惊恐地看到，他喜爱的汉诺威——他父亲登上英国王位前的选地——毫无防备地暴露在锐不可当的敌军前进途中。而且腓特烈二世的远水，根本救不了汉诺威的近火，无法给予实际援助。英国以为放弃腓特烈二世，复加上考尼茨答应英国，假使不参与欧陆战争，即可使汉诺威不受侵犯。在这种情况下，考尼茨的承诺几乎成为难以抗拒的诱惑。这时，腓特烈二世的机遇真是稍纵即逝。1756年11月19日，被任命为英国外务大臣的皮特，起初倾向于放弃普鲁士和汉诺威任其自然发展，至于英国则应该集中全部军事力量，致力于夺取殖民地的竞争。毫无疑问，深爱汉诺威的乔治二世自然讨厌皮特这个人。不久，皮特的态度改变了，认为法国一旦战胜腓特烈二世，将成为欧陆主人，也就是英国的主人了。他还认为国会应该拨款支持腓特烈二世，派军援助汉诺威，法国应该被牵制在欧陆上，而英国即可利用已被征服的海洋，占领殖民地和市场。

因此，1757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签署了一项第二次盟约，并答应给予腓特烈二世援款，派军队保卫汉诺威。但是，不久皮特突然被解职了（4月5日），政治搅乱了政策，于是，对腓特烈二世的援助也耽搁下来，几乎一年之久，他都是孤立无援，独撑大局，以14.5万人的军队，抵挡来自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敌人：西面有法军10.5万人，及日耳曼各邦的军队2万人，南面有奥军13.3万人，东面有俄军6万人，北面有瑞典军1.6万人。加上皮特下台的同一天，弗朗西斯一世——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比较温驯与平易近人——正式宣布腓特烈二世是一个不法之徒（Outlaw），并号召所有善良的人群起讨伐这个人类共同的恶敌。

从布拉格到罗斯巴赫

1月10日，腓特烈二世交给留在柏林的大臣一项秘密指示：“假如我战死了，一切事务必须丝毫不变地照常进行……假如我不幸被俘，严禁为我个人怀有丝毫顾虑，或者对在我被俘期间所写的片纸只字有些微重视。”

这样做是一种并非必要的姿态，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军事天才，普鲁士等于失去了一切。他唯一的希望是乘敌军尚未集结之时，即予各个击破。法国仍未完成备战，而英国派赴汉诺威的军团，可能使法国的行动更为迟缓。奥军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附近的军火库，储存大量武器和粮食，以便就近供应准备进攻西里西亚的军队。腓特烈二世决心先行取得这些宝贵的物资，然后与奥军决一胜负，再回师抵抗法军。他亲自率领一支军队由萨克森出发，并命令不伦瑞克—伯恩（Brunswick Bevern）公爵自东日耳曼，施威林元帅从西里西亚，一齐举兵进入波希米亚，约定在俯视布拉格的东部丘陵会师。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军火库不久便落入他的手中。5月6日，6.4万名普军和洛林的查理王子统率的6.1万人的奥军在布拉格附近终于遭遇，“七年战争”的首次大战于焉开启。

胜负的关键，不在于人数多寡，也不在于战略高下，而是系于双方的勇气。施威林军团在奥军的枪林弹雨中，渡过水深及腰、水深及肩的沼泽。他们曾经一度锐气尽失，掉头而逃，幸而73岁高龄的施威林为了使他的部队重整旗鼓，身先士卒，把全身裹在军旗中，勇往直前，对着敌人冲去，不幸身中5弹，倒地阵亡。士兵由于太敬爱他，所以不再怕死，愤怒地向敌人进攻，因而能反败为胜。这场杀戮十分惨烈：腓特烈二世这边丧失了400位军官和一位最卓越的将领。剩下的4.6万名奥军退守布拉格城堡，准备对抗普军的包围。

但是腓特烈二世发现，这次围城困难重重，因为奥军最优秀的将领道恩元帅，已从摩拉维亚率领6.4万人的大军向前推进。腓特烈二世留下一部分军队封锁城堡，自己率领3.2万人东向行军，遂与迎面而来、为数众多的奥军在科林（Kolin）遭遇（6月16日）。两军相峙，众寡悬殊，而道恩的统率能力，比之腓特烈二世犹有过之。而且，腓特烈二世麾下两位将军的抗命，更使局面大为混乱。他终于沉不住气，对着撤退回来的骑兵大喊：“你们要永远苟活下去吗？”他的步兵由于损失惨重，信心丧失，拒绝前进。腓特烈二世大为失望，只好自战场撤退，留下阵亡的、受伤的和被俘的1.4万名普鲁士官兵。他带着1.8万名残军退回布拉格，并把围城的部队撤除。

在利特莫瑞兹（Leitmeritz），他让军队扎营休息三个星期。7月2日，他在这里收到母亲索菲亚·多罗特娅（Sophia Dorothea）去世的噩耗。“七年战争”的铁人终于崩溃了，整整流了一天的眼泪，把自己关在房里。如今，他可能在怀疑17年前，对西里西亚的攻击是不是受到复仇女神的诱惑而采取的下下之策。现在他要与自己的姐姐伯雅卢斯女伯爵威廉明妮（Wilhelmine）共同哀伤，因为他爱她，远超过爱其他任何人。7月7日，他的傲慢荡然无存，他写了一封绝望求助的信给她：

我亲爱的姐姐，由于你一向坚称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和平工作，我恳求你做做好事，派米拉波先生致送50万克朗给法王的宠儿蓬巴杜夫人，也就是前之所谓的“裙子四世”，以谋求和平……一切全靠你了……敬爱的你，不仅在德行方面远比我完美，而且是另外一个我。

这个方法行不通，威廉明妮只好试试别的法子，她写信给住在瑞士的伏尔泰，请求运用他的影响力。伏尔泰将她的提议转交反对法、奥同盟的红衣主教唐森。唐森照她所说行事，但是失败了。同盟国方面已嗅到胜利的气息了。玛丽亚·特蕾莎如今已在大谈全盘瓦解腓特烈二世王国的计划。不仅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必须归还给她，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也要还给奥古斯都三世，至于波美拉尼亚则划归瑞典，克利夫和拉芬斯堡就作为巴拉丁选帝侯的酬报了。

她的愿望看来合情合理。一支法国的“太子军”（army of the Dauphine）已经进入德境。而其中一部分，在蓬巴杜夫人宠幸的将领苏比王子的统率之下，正前往与驻扎在爱尔福特的帝国军会师。另外一部分在埃斯特雷的指挥下，于前进途中，与乔治二世之子坎伯兰公爵所率的一支汉诺威军相遇，在哈斯坦贝克，法军给予这支军队以重创（7月26日），使坎伯兰公爵不得不签订《卡洛斯特泽温协定》（theConvention Kloster-Zeven，9月8日）。根据这一协定，公爵答应不再以汉诺威的军队，采取任何进一步与法国敌对的行动。

这些屈辱性的投降语句，似乎与下面的消息同时传到腓特烈二世耳中：一支瑞典军登陆波美拉尼亚；一支斯德潘·阿普拉克辛元帅率领的10万人的俄军，侵入东普鲁士，并在格罗斯—珈吉斯达弗（7月30日）以其浩大声势，击溃一支3万人的普军。接二连三的失利，加上他自己在波希米亚的挫败，几乎摧毁了他击垮敌人的信心，尤其是对方人数如此众多，而物质和人员补充、配备得如此之好。在放弃道德和基督教神学之余，他颓然采行斯多葛学派的人生观，竟然打算自杀。战争末期，他的身上带有小瓶毒药。他下了决心，敌人只能获得他的尸体，绝不能生擒他。8月24日，他写给威廉明妮一封半歇斯底里的信，对死亡发出赞美之词：

而现在，你这个神圣谎言的支持者，继续牵着懦夫的鼻子在前进……对于我来说，生之喜悦已经结束，而其迷人之处，亦已消失。我看出所有的人只不过是命运之神拨弄的玩物而已，假如有某位专司阴郁绝望与冷酷无情的神祇存在，他让一群被轻视的生物继续在这里繁衍，而在这位神祇看来，他们却微不足道、一无可取；它高高在上，眼看着法拉里瑞戴上王冠，苏格拉底却锁上手铐，他眼看着我们的善行和恶行，眼看着战争的恐怖和残忍的疫疠横扫世界，而依然漠然无动于衷。亲爱的姐姐，因此，我唯一的庇护所和唯一的避难处，就是死神的怀里。

她回复誓与腓特烈二世共死（9月15日）：

我最亲爱的弟弟，你的信和你写给伏尔泰的信……几乎使我心痛欲绝。伟大的神，这是何等要命的决定啊！唉！我亲爱的弟弟！你说爱我，然而你却将一把利刃插在我的心脏上。你的信……使我泪流成渠。此刻，我对于这种软弱，却自觉羞惭……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你可以预计这等于是我最后的决心。无论是你或者我们家的不幸，我都不会置身事外，苟且偷生。你可以把这看成我绝不改变的决定。

做了如许誓言之后，我要你回顾布拉格之役以前你使敌人陷入何等的可怜境地。那是命运之神，对双方所做的突然转变……恺撒一度是海盗的奴隶，后来终成为世界的主人。像你这样具有伟大天才的人，即使在似乎失去一切的情况下，仍然会找到转机的。我所受的痛苦千百倍于所能告于你者。无论如何，希望并没有弃我而去……我必须停笔，但是我将永远是你的威廉明妮，对你永怀最崇敬之爱。

她请求伏尔泰帮助她劝慰腓特烈二世，因此，伏尔泰于10月初写信给腓特烈二世，这是自1753年以来他写给腓特烈二世的第一封信，信中语句皆附和威廉明妮的看法：

加图（Cato）和奥托（Otho）的死，陛下认为高贵，其实，除了战斗或者就死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你必须记住，有多少朝廷看到你侵犯萨克森破坏了国际法……我们的道德观和你的处境皆无须你采取如许的行为（例如自杀）……你的生命为人所需。你知道这对于众多的家族来说，其间关系是多么密切……欧洲事务一向变化莫测，所以像你这样的人，其责任无非在于控制自己，以应付事件的发生……如果你的勇气引导你走向英雄式的另一个极端，那是大家不同意的。你的袍泽将会责备你，你的敌人即可因而获得胜利。

为了回复这封信，腓特烈二世专门写了一首散文诗，作为答报：

至于我，在沉船的威胁下，

我必须，在遭遇暴风雨之际，

思想、生活和死亡，都必须像一位王者。

写诗之余（常用法文），他的主要活动即搜索法军，这时，他渴望一次足以解决生死问题的战役。10月15日，他在莱比锡写信给约翰·克里斯托弗·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以德文撰写散文著称），试图使他相信，用德文写诗是不可能的。如此多的爆发音（Knap,Klop,Krotz,Krok），如此多的舌发音，如此多的子音——甚至连这位教授的姓，就有五个。你怎样以如此语言，去组成抑扬顿挫优美语调？戈特舍德（对这个说法）抗议了。腓特烈二世必须准备一次进军，所以无暇理会。但10天后，一回到莱比锡，他再度接见这位老诗人，并找出时间，聆听戈特舍德用德文写就的一篇诗章，并赠送戈特舍德一个金质的鼻烟盒，作为表示诚敬之意的临别纪念。

在这段风雅的插曲中，更多的坏消息传来了：一支由哈迪克伯爵所率的克罗地亚军队，正向柏林推进，而且谣传瑞军和法军同时向普鲁士的首都集结。腓特烈二世在此处原来部署了一支卫戍部队，但力量过于薄弱，根本不足以抵挡如此的攻势。一旦柏林陷落，他在那里的武器、弹药和军服之类的补给品，将会落入敌人手中。他快马加鞭，前往救援他的家人和这个城市。途中，他又接到情报，称并无法军或瑞典军向柏林移动的迹象；而哈迪克停兵城郊，在强取柏林交付的2.7万英镑后，心满意足地带兵离去了（10月16日）。另外，又有令他欣慰的消息传来：阿普拉克辛所率的俄军，在疾病和饥饿的威胁下，已自东普鲁士撤回波兰。而所传来的消息，比较不愉快的是：苏比率领的法军已开入萨克森，并劫掠西部各城，而与萨克斯·哈德伯豪森统率的帝国军会师了。心事重重的腓特烈二世改变行军路程，领着他的军队抵达莱比锡以西30英里的罗斯巴赫附近。

在这里，他那支仅剩下2.1万人而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终于面对面地跟4.1万名法军和“帝国军”遭遇。即使如此，法军将领苏比仍劝告大家少安毋躁，不可冒险。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回避腓特烈二世的主力，如此可以使其疲于奔命而把精力花费在无用的行军上面，然后人力物力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联军，可望使其就范。苏比深知自己的部队杂乱无章，而“帝国军”大多数是新教徒，对与腓特烈二世的战斗，丝毫没有热诚可言。日耳曼统帅哈德伯豪森请求出击，苏比终于答允。这位德国元帅领导他的部队绕了一大圈，去攻打普军左翼。在罗斯巴赫一座房屋顶上观战的腓特烈二世，随即命令赛德利茨所率的骑兵，执行一项反攻敌人右翼的行动。在丘陵的掩护下，以训练有素的速度前进，仅有3800人的普鲁士骑兵竟把联军冲垮了，并在其重整阵容之前，予以击溃。法军赴援不及，终为普鲁士的火力部队打得溃不成军；90分钟之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罗斯巴赫战役就此结束（1757年11月5日）。联军仓促撤退，而在战场上，遗留7700具尸体；普鲁士军队仅仅损失550人。腓特烈二世下令善待俘虏，并邀请被俘的军官与他同桌共餐，并以法式的优雅和机智，请求大家原谅菜肴的不够：“但是，绅士们，我想不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又来得这么多。”

各方军事家对双方的损失数字如此悬殊大为惊异，认为唯有卓越的统帅才可能有此战果。甚至连法国也对他大为钦赞，而法国人民由于不久前才与普鲁士联盟，自然还不能把腓特烈二世看作他们的敌人。他不是用流利的法语在交谈，用优美的法文在写作吗？哲学家对他的胜利称赞不已，声称他是他们所恃的自由思想在反抗宗教蒙昧的战斗中最突出的代表，而这些哲学家正在国内从事同样的战斗。腓特烈二世对法国表现的热情报之以如下的答词：“我不习惯将法国人视为敌人。”但是，私下里他却用法文写了一首诗，以表示他在宝座上（in the cul）踢了法国人一脚的愉快，“cul”一字，卡莱尔精确地把它译成“荣誉之座”（the seat of honor）。

英国和腓特烈二世同样感到高兴，而对这位盟友建立起新的信心。伦敦街上大放烟火，庆祝他的生日，而虔诚的循道宗教徒声称这位不信教的英雄人物是唯一真教的救主。皮特被召回重新主持政府（1757年，7月29日）。因此，他成为这位普鲁士国王坚定的支持者。腓特烈二世说：“对产生这样一位足以应付这次战争的伟大人物，英国已等待太久了。现在，这个人终于来到了。”皮特指责《卡洛斯特泽温协定》是懦弱的，也是叛国的——虽然国王之子也在上面签字。他说服国会派出较佳的军队，去保护汉诺威及帮助腓特烈二世（10月），而以前赞同只能拨款16.4万英镑给坎伯兰的“观察部队”（Army of Observation）的国会，如今终于投票通过拨出一笔高达120万英镑的款项给“作战部队”（Army of Operation）了。皮特和腓特烈二世共同选择腓特烈二世的妹夫，也就是他的学生，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作为这一支新军的统帅。斐迪南年方36岁，是一位英俊、有教养、英勇的人，他的小提琴也拉得极好。伯尔尼曾说：“他可能凭这些条件获得美好前程。”他就是仅次于腓特烈二世的第二号人物。

受困之狐（1757—1760）

腓特烈二世没有多少闲暇时间高兴了。黎塞留统率的一支法军，仍然控有汉诺威的大部。在罗斯巴赫之役的同一天，4.3万人的奥军包围了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这是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主要据点和补给中心；腓特烈二世在那里留有4.1万人防守，但是由于逃亡和死亡，已经减少到仅余2.8万人了。这些人是由指挥很差的不伦瑞克—伯温公爵统率，他置腓特烈二世的命令于不顾，而按兵不动。11月11日，他的要塞投降了，随即落入奥军手中的计有战俘7000人、33万泰勒和足供维持8.8万人两月之久的补给品。胜利者在跟查理王子和道恩元帅会师之后，数目骤增到8.3万人，继续向布雷斯劳（Breslau）推进。11月22日，他们击溃了这支普鲁士军队，布雷斯劳陷落了，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如今已重新为得胜的玛丽亚·特蕾莎收复。腓特烈二世有理由觉得，他在罗斯巴赫的胜利已经抵不上这次挫败。

不过，那次胜利使他的勇气恢复，而且他也不再提及自杀的事。他的军队也休息够了，并从一连串的行军和战斗中恢复了活力。法军在萨克森掳掠新教教堂的行为，使他的士兵感到痛恨，这似乎在提高士气方面颇为有效。腓特烈二世鼓舞他的士兵，一齐为重获西里西亚而努力。他们在严冬中用12天的时间，越过泥泞地带，行军170英里。途中，他们与施韦德尼茨和布雷斯劳败阵的普军残部会合了。12月3日，腓特烈二世的4.3万人，与驻扎在通向布雷斯劳路上的勒登（Leuthen）的奥军7.2万人遭遇。那天下午，腓特烈二世对他的军官发表的讲词，已预为勾画出日后拿破仑军事演说的轮廓：

诸位先生，你们一定知道，正当我们忙于应付法军和“帝国军”之际，在这里发生的悲惨状况。施韦德尼茨已经失去……布雷斯劳也丢了，而我们储存在那边的军需补给也已丧失，大部分西里西亚的地方已失去了……如果我对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坚毅及你们热爱祖国之心没有无限信任的话，这一困境可能无法解除。在你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人不是因为他的英勇行为而闻名遐迩……因此，我可以自豪地认为在将要来临的时机中，你们将不会逃避祖国可能要求你们去做的任何牺牲。

这个时机就近在眼前。你们应该知道，假如奥地利仍然据有西里西亚，即等于我一无所成。那么，让我告诉你们，我提议在违背所有战术原则之下，攻击三倍于我方的查理王子的部队，无论在何处相遇，立即对之攻击。问题不在他的人数多寡或他所占地形的有利与否，一切皆寄望于我军的英勇及缜密确切地执行我们的作战计划，以击败对方。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否则全盘尽失。我们必须击败敌人，否则我们将倒下，被掩埋在他们的炮火之下。所以我将计划说出，我即将按计划行事。

将我的决定转告我方所有的军官，并使大家准备将要来临的战斗，而且告诉他们，要求大家切实传达命令，完成任务。至于你们，我想到你们是普鲁士人时，我能认为你们将有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吗？但是，如果你们之中，若有一两位不敢与我去面对所有的危险（这时，腓特烈二世一一注视他们脸部的表情），那么，今天晚上，他就可以离开而不会受到些微责备……

我知道你们没有人会舍我而去。我绝对信赖你们的忠诚，也信赖我方必会获得胜利。若是我不能活着酬谢你们所做的奉献，祖国一定会给你们报偿。现在回到部队去，将我的话转告你们属下的官兵。

骑兵如果在接到我的命令，而没有立刻冲向敌人的话，那么我在战事一结束，就会亲自下马，将之调到后备队去。步兵不论遇到何种危险，如果稍显趑趄不前，那么将被剥夺彩徽、刀剑和制服上的金饰。

现在，诸位先生，再见了。不久，我们将击溃敌人，或者我们彼此将不会再见面了。

到此刻为止，奥军依循的是一种“费边政策”（Fabian Policy），避免与腓特烈二世迎面作战，不敢贸然以他们的军队和将领，与普鲁士军队的纪律和腓特烈二世的战略天才对抗。不过，如今由于受到人多势众及最近获得的几次胜利的鼓励，奥军决定不理会道恩元帅的忠告，准备与腓特烈二世在战场上一决胜负。如此，1757年12月5日，两个敌对王朝的兵卒——4.3万人对7.3万人——朝着对方，进入彼此的剑阵和火网之中，开启了“七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拿破仑说，“是一项伟大的杰作。足以使腓特烈二世列名于将帅之首。”腓特烈二世首先占领山麓地带，命他的火力部队在这里超越步兵部队上方，向敌人的阵地射击。他将部队散开，成为斜行阵式，一如古代底比斯（Thebes）的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将军使用的战术：分开的纵队，以刚好45度角的态势向前推进，以打击敌人边翼，企图冲散敌人的防卫线。腓特烈二世佯以最强大的兵力，去对付奥军右翼，查理王子抽调左翼兵力来加强右翼；腓特烈二世随即下令他的最精锐部队全部出击，冲向敌方薄弱的左翼，而将其击溃。然后，复转身攻打敌方右翼，此时，埋伏在山麓的普鲁士骑兵也突然冲出，对右翼的敌人发动攻击。有纪律的普军终于击败了混乱的敌军，奥军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其中有2万人被俘（俘虏如此之多，军事史上尚无前例），3000人以上的奥地利士兵阵亡，116门火炮落入普鲁士军手中。普鲁士的损失也很惨重——1141人阵亡，5118人受伤，85人被俘。这次大战一结束，腓特烈二世即感谢他的将军：“今天将使你们的名声及你们的国家，永远为后世子孙钦慕怀念。”

这位胜利者利用这个机会乘胜追击，并下了极大决心，想夺回西里西亚。战斗结束不到一天，他的部队就包围奥地利在布雷斯劳的守军了。守军司令施普雷歇在城内贴出公告，声明若有任何人敢于提到“投降”这个字眼，杀无赦。12天以后（12月18日），他自己却投降了。腓特烈二世在此俘虏敌人1.7万人，并获得一大批宝贵的军需品。不久，除置有重兵、防御工事良好的施韦德尼茨外，西里西亚全境再度落入普鲁士人手中。查理王子在道恩元帅沉默的责备下无地自容，只好回返他在奥地利的田庄。贝尼斯及其他几位法国首领人物，均一致劝告路易十五与普鲁士议和，但蓬巴杜夫人加以拒绝，并把贝尼斯换下，代以舒瓦瑟尔（Choiseul）担任外交部长一职（1758年）。但是，法国不禁怀疑，自己是在牺牲殖民地为奥地利打仗，所以对这次战争感到灰心之至。黎塞留对在汉诺威的利益的追求而表现的热诚和活力让人失望，被召回并予以解职（1758年2月）。

取代他的人是克莱蒙伯爵，他是一位由教皇特许，在充任将领的同时可以保有教职的教士。法军在面对不伦瑞克斐迪南公爵坚定挺进的压力下，终于撤出汉诺威。3月，他们放弃明登（Minden），不久，全部伐里亚皆从法军手中光复，而法军在这里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早已为当地人痛恨。斐迪南向西挺进，并以半数的军队打败了克莱蒙在莱茵河的克雷菲尔德（Krefeld）布置的主力（6月23日）。克莱蒙放弃他的职位，而将其给予德孔塔德公爵；而败下阵来的军队与苏比率领的法国生力军和罗斯巴赫一役残余的部队会合。面对如此一支联合部队，斐迪南只好退回明斯特和帕德博恩（Paderborn）了。

英国为一连串的胜利鼓舞，与腓特烈二世第三度签署协定（4月11日），并答应在10月间，给予他一笔67万镑的补助，而且承诺不单方媾和。同时，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普鲁士境内向人民征税，已征得无可再征了。所以，他开始向萨克森及其他被征服的地区收税。他发行成色不足的通货，而且（像伏尔泰一样）雇用犹太银行家负责兑换外币，从中为他取利。到了1758年春，他重建自己的武力，使其达到14.5万人之多。4月，他攻打施韦德尼茨，并将其占领。在瞒过奥军主力（由道恩负责，重建的一支军队）之后，腓特烈二世率领7万人向南推进，目标是摩拉维亚的奥尔米兹，如果他能拿下这个奥地利重镇，可望挥军直入维也纳了。

但是，大约与此同时，由费尔默伯爵率领的5万名俄军却横扫东普鲁士，并攻打离柏林仅有50英里之遥的克顿（Cüstrin）。腓特烈二世只好放弃围攻奥尔米兹，随即带着1.5万人赶忙往北援救。途中，他获知威廉明妮病重的消息，遂在格鲁萨（Grüssau）停下来，为她写了一张便条：“哦！你！我家最亲爱的人儿，这个世界我最关心的人——无论如何，你最重要，所以你要多自保重，使我能把眼泪洒在你胸前以为慰藉。”

在他日夜兼程的行军途中，他与一支由多纳伯爵率领的军队在克顿附近会合。1758年8月25日，他的3.6万人与费尔默率领的4.2万名俄军在左恩多夫（Zorndorf）遭遇了。他喜爱的侧翼攻击战术，由于这里的土地泥泞而无法施展，费尔默在指挥作战的天分上与腓特烈二世旗鼓相当，而俄人在战斗中表现的勇敢和坚忍，也是普鲁士人与奥军或法军作战中难以遇到的。塞德利茨和他属下的骑兵，赢得了一天战争中对阵厮杀所能获得的一切荣誉。俄军很有秩序地撤退，死伤和被俘者计有2.1万人，而普军死伤亦有1.25万人，有1000人被俘。

但是，谁能在如此多的战场上，同时不断地应战呢？腓特烈二世在北方时，道恩率军与皇家“帝国军”联合一致，正在围攻德累斯顿，腓特烈二世在此仅留下一支由亨利王子指挥的守军。一支1.6万人的瑞典军，从波美拉尼亚向前挺进，与俄军会合，横扫勃兰登堡边界的大部分地区，而因此可能再度使柏林陷于危局。一支3万人的奥、匈联军，在一名将军的指挥下，进入西里西亚，并指向布雷斯劳。在3个主要城市中，哪一个必须首先加以防守呢？在重整士气之后，腓特烈二世令他们一天之内，强行军22英里，并越过普鲁士，进入萨克森，及时赶到他被围的兄弟处，使道恩泄气，不再进攻了。腓特烈二世让他的士兵休息两周之后，开始出发将哈舍（Harsch）逐出西里西亚。在西里西亚的霍查刻斯（Hochkirch），道恩把腓特烈二世的通路封锁。腓特烈二世只好在靠近敌人的地方扎营，在此等待来自德累斯顿的补给，计有4天之久。1758年10月14日早晨5点钟，腓特烈二世认为一向不敢采取主动的道恩，突然进攻普鲁士军的右翼。奥军的行动为大雾遮蔽，而普军事实上是在睡眠中被偷袭。他们没有时间布置好腓特烈二世计划的战略阵线。腓特烈二世不顾生死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力图重整阵营，他的努力无效，因为太迟了，以致不能挽回形势。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这次是以3.7万人对抗敌军9万人，腓特烈二世下令撤退，而在战场上留下9450具尸体，而这一役，奥军损失7590人。

腓特烈二世又考虑到自杀。有道恩这样能干的一位将领领导奥军，而且有萨尔特科夫如此能干的将军在整编一支新的俄军，而自己的军队在数量、素质、训练，都在走下坡路，又加上敌军的任何损失皆能予以补充的情况下，很明显，除非奇迹出现，否则普鲁士不可能获胜。然而，腓特烈二世不相信奇迹。在霍查刻斯战役发生的第二天，他交给他的读稿人德卡特自己写的一篇《为自杀辩护》的文件，说：“一旦我选择这样做，我就能结束这场悲剧了。”就在那天（1758年10月15日），威廉明妮去世，留下遗言，叫人在她死后，把她弟弟写给她的信件放在她的胸上殉葬。腓特烈二世请求伏尔泰为她写些纪念文字。伏尔泰欣然答应，但是这首悼诗，比不上腓特烈二世在《战史》（Histoire de la Guerre）中所能表现的纯真热情：

她心地的善良，性情的慷慨仁慈，心灵的尊贵高尚，性格的甜美，再加上那才华洋溢的禀赋，形成她坚实美德的基础……最温柔、最密切的友谊，使国王（腓特烈二世用第三人称叙述）和这位可敬的姐姐合为一体了。这样的关系早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已形成。相同的教育和相同的体验，使他们彼此更加亲密，在所有的考验中，相互之间的忠诚，使这些关系密切而不可分。

春季到来，新的法军开上战场。1759年4月13日，在贝尔根（Bergen，法兰克福附近），一支由布罗格利指挥得当的法军，让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尝到败绩，但斐迪南在明登又重振声威。在那里（8月1日），以一支由日耳曼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4.3万人的部队，决定性地击败了布罗格利和德孔塔德统率的6万名法军，而自身的损失却相当轻微，使他能分出1.2万人支援腓特烈二世，以弥补国王在东部战役的惨重损失。

7月23日，萨尔特科夫统率5万名由俄国人、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组成的部队，在滋历查（Züllichau），击溃一支2.6万人的普军，这是腓特烈二世特别留下以防守自波兰到柏林的通路的。这样，在俄国人长驱直入普鲁士首都的路上，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腓特烈二世别无其他抉择，只有依赖他的兄弟守住德累斯顿，抵挡道恩统率的军队，他自己则亲身挥兵对抗俄军。经过途中补充，他的军队已有4.8万人，但由劳东（Laudon）率领的1.8万名奥军，却在这时加入俄军阵容，使萨尔特科夫的兵员多达6.8万人。1759年8月12日，这两支军队——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竞相杀戮以来，投入惨烈战争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库纳斯多夫（Kunersdorf，柏林东方60英里处）进行一场最残酷无情的战争，而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这也是一次最具悲剧性的战争。历经12小时的战斗，他似乎略占优势。接着敌方被留作预备队，由劳东所率的1.8万人，偶然与精疲力竭的普鲁士军相遇，并将普军击溃。腓特烈二世无视任何危险，去制止他的军队往后撤退。他个人领着他们冲锋三次，他的坐骑有三匹中弹倒地，放在他口袋里的一个小金盒子，阻挡了一颗可能结束他生命的子弹。他对自己这次能逃脱死亡厄运深为不满。他大喊：“为什么没有一颗天杀的子弹射中我呢？”他的士兵请求他退到安全地带，他们当中有很多也立刻中弹身亡。他恳求地叫喊着：“孩子们，现在，请不要离开你们的国王、你们的父亲——我啊！”但是，再也没有办法使他们前进。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烈日下已打斗了6小时，而且没有时间或机会喝一小杯水。他们逃走了，而他也跟着走了。留下死伤和被俘的士兵，共有2万多人，而敌方的损失也有1.57万人。在受到致命伤的官兵之中，有那时代最出色的日耳曼诗人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

腓特烈二世一找到歇脚的地方，马上就写信给他的兄弟亨利王子：“我率领的4.8万人的部队，现在仅剩下不到3000人，而我也不再是部队的统帅了……经历这次重大劫难之后，我也不愿再苟活下去。”他通告将领们，他正在把指挥权移交给亨利王子。然后，他躺在稻草堆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2.3万名逃兵已经纷纷归队，由于对他们脱逃一事感到羞耻，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因急于求食或其他缘故，方才回返，反正他们已准备好再度在他的麾下效命。如此，腓特烈二世遂把自杀一事抛诸九霄云外。反之，他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重新组成一支3.2万人的军队，并在库纳斯多夫到柏林的路上，建立了据点，希望作保卫首都的最后努力。但萨尔特科夫并未前来。萨尔特科夫的士兵也要寻找食物。因为他们是在敌人的土地上，所以有四面楚歌之感，而与其友邦波兰的交通线又是那么漫长、那么危险。萨尔特科夫认为这时应该由奥地利人负起对抗腓特烈二世的责任，所以下令撤退。

道恩同意下一步棋由他下。现在，他觉得攻下德累斯顿正是时候。亨利王子已自城中撤出部分兵力去支援腓特烈二世。他仅仅留下3700人来防守堡垒，然而它的防御工事已经加强，足以击退敌人的侵犯。德累斯顿新的首领是国王陛下一位忠实仆人库尔特·施梅托，但库纳斯多夫之役结束后，他接到腓特烈二世亲自下达的命令，感到一切似乎都已失去，所以放弃坚定抵御敌人的念头。一支为数1.5万人的皇家帝国军，自西方向德累斯顿逼近，而道恩猛烈地自东方向城内攻击。9月4日，施梅托投降。9月5日，自腓特烈二世手上传来一封信，命令他必须坚守，因为救兵已上路了。而道恩率领的7.2万人，此刻就以德累斯顿为其冬季总部，而腓特烈二世开到附近的弗赖堡（Freiberg），就在那里过冬。腓特烈二世部队的人数只有敌军的一半。

1759年至1760年的冬季出奇的寒冷。数周之后，大地雪深及膝。只有军官才能在房舍中找到掩蔽之地，腓特烈二世的一般兵士则住在临时搭盖的简陋木屋里，围在火堆旁边，忙于砍伐木材，添加火上，使之不致熄灭，而他们除了面包之外，几乎别无其他食物。他们紧靠着入睡，以彼此的体温取暖。在双方的营地中，死于疾病者几乎与死于战场的人数相等，道恩的军队在16天当中，丧命的士兵计有4000人之多。11月19日，腓特烈二世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上说：“如果这次战争继续打下去，欧洲将返回无知的黑暗时代，而我们当代的一些人，也将变成野兽一般。”

法国虽然在金钱和人员方面远较普鲁士富足，现在却已濒临破产边缘。然而，舒瓦瑟尔在这个时候武装了一支舰队，准备侵犯英国，但在基伯龙湾（Quiberon Bay）被英国人摧毁（1759年11月20日）。在政府人员和银行家的努力下，税金还是加倍征收。1759年3月4日，蓬巴杜女侯爵为艾蒂安·西卢埃特取得财政大臣的任命。这位新任大臣建议减少养老金数目，对贵族田庄课税，将他们的白银熔为钱币，甚至向农村收税员课税。富有人家抱怨说，他们被剥削得仅仅剩下赤裸裸的影子了，因此西卢埃特成为“人物剪影”的代用字。10月6日，法国国库中止债券的支付。11月5日，路易十五熔化掉自己的白银，以为大家表率。但是，当西卢埃特提议，国王应该动用平常分配给他作为赌博和玩乐的款项时，路易十五以显而易见的痛苦表情，勉予同意，以致舒瓦瑟尔不得不否决了这个建议。11月21日，西卢埃特被解职了。

几乎与每个法国人一样，国王也感到战争太多，他已在准备听取和平的提议。伏尔泰在6月已将情形告知腓特烈二世，而腓特烈二世的回答是：“我爱好和平，一如你们所能希望的，但我要的是善良的、坚定的与光荣的和平。”（7月2日）而在9月22日，他在给伏尔泰写的第二封信中加上几句话：“关于议和，有两个条件，我一定不会放弃——第一，与我的忠诚盟国一齐参加议和……第二，使和约光荣、诚实地达成。”伏尔泰将这封傲慢的复信（有一封的日期是在库纳斯多夫之役以后）转交舒瓦瑟尔，舒瓦瑟尔发现其中没有谈判的余地。而普鲁士忠诚的盟友皮特，正在忙于兼并法国殖民地，岂能在建立大英帝国前跟他谈和？

大英帝国的建立

“七年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不是在欧洲大陆进行，因为在那里只不过在列强的地图上，造成微小的变动而已。它的主要战场在大西洋、北美和印度。在那些地区，这次战争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持久的。

大英帝国形成的第一步是在17世纪实现的，那时海上霸权的通路，已由荷兰人转移到英国人手上。第二步是由《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造成，其中给予英国以垄断运送非洲奴隶到美洲、西班牙和英国殖民地的权利。奴隶用于生产稻米、烟草和蔗糖。部分蔗糖制成朗姆酒（rum），朗姆酒的贸易使英国商人（旧式的和新式的）的财富大为增加，而贸易的利润在财政上支持英国舰队的扩充。1758年，英国已有156艘远洋舰船，法国只有77艘。如此，建立帝国的第三步，就是削弱法国的海上力量。这一进展由于黎塞留在梅诺卡岛的胜利而受到阻挠，但英国海军在葡萄牙的拉古什（Lagos）海岸摧毁一支法国舰队（1759年4月13日），及在基伯龙湾取得另外一次胜利，而得以恢复。结果是法国跟她的殖民地间的贸易，从1755年的3000万利维尔，降至1760年的400万利维尔。

大西洋的霸权既已获得胜利，而英国征服法属美洲的道路也已打开。这不但包括圣劳伦斯河盆地和大湖区域（the Great Lakes），而且达到自大湖到墨西哥湾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甚至俄亥俄河谷地。法国要塞控有芝加哥、底特律和匹兹堡——其名称是由福特·迪凯纳（Fort Duquesne）改为今名的，也是这次战争的影响例证。法国属地封锁住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向西扩张，如果英国没有赢得“七年战争”的话，北美可能分成东部的新英格兰、中部的新法兰西及西部的新西班牙。而欧洲的分裂和斗争，可能会在美洲上演。持和平主义态度的富兰克林警告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在这个领域不能安全，而他们的发展也不得自由，除非法国在美洲的扩张被制止。华盛顿因为这些努力而名垂青史。

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是法属美洲的两扇门户。而比较接近英国和法国的是加拿大。当地居民的补给和保护的部队是经由圣劳伦斯湾抵达，而这扇门户是由位于大河河口的布赖顿角（Cape Breton）岛上法国建立的路易斯堡要塞来防守。1758年6月2日，要塞被一支由42条小艇组成的英国舰队包围了，舰上共有1.8万名士兵，由爱德华·博斯科恩海军上将指挥。这个要塞由6200人和10条舰只防守，自法国派来的援兵，在途中被英国舰队拦截。守军勇敢作战，但是，他们的防御很快就被英国的炮火粉碎。要塞投降（1758年7月26日）是英国征服加拿大的开端。

这一进展因蒙卡尔姆的战略和英勇而稍有耽搁。他从法国被派到加拿大，来指挥法国的正规军（1756年）。到任后，他接二连三地取得成功，直到因法国、加拿大行政上的腐败和争执，及法国无能补给他。1756年，他攻取奥斯威戈（Oswego）的英国要塞，使法国得以控制安大略湖。1757年，他围攻并夺下位于乔治湖尖端的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要塞。1758年，他以3800人打败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的由英国人和殖民地人民组成的1.5万人的军队。但是，蒙卡尔姆终于遇上了对手，他率领1.5万人防卫魁北克，与仅仅指挥9000人的英国将领伍尔夫遭遇。伍尔夫率军攀登高原，抵达阿巴哈姆（Abraham）平原。蒙卡尔姆在指挥防卫之际，受到致命伤。而伍尔夫也在胜利的战场上，受到致命伤（1759年9月12—13日）。1760年9月8日，法国驻加拿大总督沃德勒伊·卡瓦格努（Vaudreuil Cavagnal）投降了，这个广大省份落入英国的掌握中。

英国舰队掉头南行，攻打法国在加勒比海的岛屿。1759年，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被占领，而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于1762年沦陷，所有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多米尼加除外——无不落入英国手中。为求更多胜利的果实，皮特派遣舰队远赴非洲，以攻取法国在西海岸的奴隶交易站，目的虽然达到，而法国的奴隶贸易也崩溃了，法国奴隶交易的主要港口南特（Nantes）也因而衰微。西印度的奴隶价格上升，而英国的奴隶商人在供应这个需要时，赚上一大笔财富。我们应该补充说，英国在这样的帝国主义过程中表现的，并不比西班牙或法国更仁慈，只是更有效率而已。在英国本土，反奴隶运动也是最早形成。

同时，英国的企业——航海、军事、商业——均在忙于吞并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1639年）、孟买（1668年）和加尔各答（1686年）已建立了稳固据点。法国商人在马德拉斯南部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加尔各答北部的金德讷哥尔（Chandernagore，1688年）建立统治地（domination），所有这些权力中心，在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衰退之际，大为扩大了。每个集团无不使用贿赂和兵力，以求扩大其势力范围。而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期间，法、英已在印度开战。《亚琛条约》的和平仅仅使彼此间的战斗中断而已，“七年战争”使战火复起。1757年3月，一支由查尔斯·沃森海军上将率领的英国舰队，在一位出生于什罗普郡（Shropshire）名叫罗伯特·克莱武的青年率领的东印度公司军队的支援下，攻取法国的金德讷哥尔；6月23日，克莱武仅以区区3200人，在普拉瑟（Plassey，加尔各答北方80英里处）打败一支5万人的法、印混合部队，这一战役使英国在印度东北部的霸权得以巩固。1758年8月，一支由乔治·波科克海军上将统率的英国舰队，将一向保护法国在印度沿海殖民地的法国舰队驱出印度水域。从此，英国可以得心应手地补充军需和人员，而在法国后援不继的情况下，英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了。1759年，法军在拉利·土兰德的率领下，围攻马德拉斯，结果因为英国自海上获得补给和援兵而受到挫败。1760年1月22日，法军在万迪沃斯（Wandiwash）遭遇一次决定性的败仗；1761年1月16日，本地治里向英军投降；1763年，这个法军的最后据点又被法军收复。但法国之所以继续能占领此地，只是由于英国的同意而已。

精疲力竭（1760—1762）

这只被追逐捕猎的普鲁士之狐，在1759年到1760年的冬天，究竟在做些什么呢？他忙于提高和贬低币值，征调和训练人员，写作和出版诗集。1月，一位专营盗印书的巴黎出版商，印行《无忧宫中的哲学甜点》（Oeuvres du Philosophe de Sans-Souci）一书，这是伏尔泰于1753年自波茨坦带出的，也是腓特烈在法兰克福要求伏尔泰保留，禁止发表的。这几首诗会使不在位的王侯高兴，却曾使王室气得发抖，包括腓特烈的盟友乔治二世在内。腓特烈抗议这部盗印作品的内容，是经过恶意修改造成了讹误，他请求他的朋友阿尔让斯（柏林学院文学部主任）马上发行一本经过细心校订的“真本”（authentic edition）。3月，这项工作完成了，而腓特烈始放心地回返战场。2月24日，他写信给伏尔泰：

刀剑和死亡已在我们之间造成可怖的破坏，而可悲者，在于我们未能了结这场悲剧的事实向我袭来，其结果你能轻易想象，如许残酷，我将自己沉湎于斯多葛主义的苦行之中……我年老矣，我心碎矣，我志丧矣，我脸皱矣！我齿牙脱落，欢乐消逝矣！

大批士兵被投入战场，便注定其统治者要征更多的税。萨尔特科夫在4月，自俄国率领10万人返回战场。劳东在西里西亚拥有5万人，与亨利王子的3.4万人对抗。道恩在德累斯顿统领10万人，企图击败腓特烈驻扎在西里西亚附近的4万人的部队。法军12.5万人正在推进，以对抗斐迪南的7万大军。如此，共有37.5万人的敌军正向柏林进军。1760年3月21日，俄、奥重申前约，并加入秘密条文，约定在西里西亚归还奥地利的同时，将普鲁士划入俄罗斯版图。

1760年，劳东首开纪录地在兰德斯特（Landeshut，6月23日）击溃1.3万人的普军。7月10日，腓特烈以重炮围攻德累斯顿，使这个日耳曼最可爱的城市大部分顿成废墟。攻城之举，对他毫无益处。在听到劳东接近布雷斯劳之际，他放弃了围城，而以急行军，在5天内赶了百英里之路，与劳东的部队在利格尼茨（Liegnitz）遭遇（1760年8月15日），使敌方损失1万人，然后进入布雷斯劳。但到了10月9日，一支由费尔默率领的哥萨克部队攻下柏林，劫掠军事仓库，并征收一笔高达200万泰勒的赎金——腓特烈每年自英国所得援助款额的半数。他领军赴柏林解围，俄国人听到他的军队来到，便一哄而散，腓特烈率军返回萨克森。途中，他写信给伏尔泰（10月30日）：“你很幸运地接受了康迪德的劝告，使自己留在农庄安享田园生活。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好的福气；牛必须耕田，夜莺必须歌唱，海豚必须游水，而我则必须打仗。”

在易北河的托尔高（Torgau，11月3日），腓特烈4.4万人的部队遇到5万人的奥军。他派遣半数的兵力，由约翰·泽恩指挥，诱引敌人，并攻击他们后方。这个策略没有成功，因为泽恩在途中被一支敌方的特遣队耽搁了。腓特烈亲自率领直属部队加入这次激烈战斗。其间，3匹战马被射杀了，一片弹壳击中他的胸部，但已没有任何杀伤力了。他被击中后，失去了知觉，跌倒地上，然而很快就醒过来了。“没有事的。”他说，然后又回去作战。他终于赢得一场付出太多的战斗。奥军终于退却，损失了1.126万人。至于腓特烈这一边，则阵亡1.31万人。他退到如今主要的补给中心布雷斯劳。道恩仍然据有德累斯顿，在耐心地等待腓特烈的败亡。冬季到来，再度给予这位劫后幸存的人以喘息的机会。

1761年是外交年，而战争尚在其次。对英国汉诺威极度关心的乔治二世去世了（1760年10月25日），而继位的乔治三世对这个地方不太感兴趣，亲自下令制止这一耗费大量英镑而被普遍厌恶的战争。舒瓦瑟尔从法国派出使者去试探获取个别和谈的可能性，皮特予以拒绝了，并充分保持对腓特烈的忠诚。但英国在汉诺威的驻军锐减，斐迪南只有放弃不伦瑞克和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el），任法军占领。舒瓦瑟尔转向西班牙下手，在“家族条约”（Pacte de Famille）——一项波旁王朝家族间的合约——中说服西班牙加入对抗普鲁士的联盟。军事发展随着这些外交转变，再度带给腓特烈重重危机，而使其濒于崩溃边缘。劳东率领的7.2万人得以与5万名俄军会合，他们使腓特烈与普鲁士本土之间完全间断，并计划攻取与占领柏林。9月1日，奥军再度攻取施韦德尼茨，获得其补给。10月5日，皮特受到普遍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为求不背叛腓特烈，只有辞职一途了。他的继承人比特伯爵认为腓特烈的目的没有希望达到，而且看出在和平谈判之际，可望借以加强乔治三世对抗国会的实力。所以，他请求腓特烈承认失败，并至少同意把西里西亚部分地区让给奥地利，腓特烈表示异议，比特因此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几乎整个欧洲，包括许多普鲁士人在内，一致请求腓特烈让步。他的士兵已失去任何获胜的希望。他们警告军官，不想再攻击敌人。而且，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宁愿投降。1761年年底，腓特烈发现自己孤独地在对抗一打以上的敌人。他承认，唯有出现一次奇迹，方能解救他。

一次奇迹终于挽救了他。1762年1月5日，痛恨腓特烈的伊丽莎白女沙皇去世，继位的是以他为理想的征服者和国王而崇拜的彼得三世。当腓特烈接到消息，马上下令，给所有的俄国俘虏以衣服、鞋子和食物，并把他们释放。2月23日，彼得宣布结束与普鲁士的战事。5月5日，他签订一项由自己请求、由腓特烈本人起草的和约。5月22日，瑞典随而与普军议和；6月10日，俄军重新投入战场，然而这次却是以普鲁士盟国的身份参战。彼得穿着一袭普鲁士军装，并自动请求为“国王，我的主人”服务。这真是有史以来极为颠倒的情形之一。

这使腓特烈心胸舒缓，并使他的军队士气恢复，不过他也颇为同意敌人的看法：彼得是疯了。他听到彼得建议攻打丹麦，以收复荷尔斯泰因（Holstein）时，他大为吃惊。他尽最大努力说服彼得打消这一念头，但是彼得不为所动。最后，腓特烈告诉我们：“我必须保持静默，任由这位可怜的王子自负地毁掉自己。”

比特此刻积极对腓特烈采取敌对行动，并请求彼得不要将如今尚留在奥军服务的2万名俄国人调回。彼得把这个消息的副本抄送一份给腓特烈，并下令这支俄国军队加入腓特烈的阵营，为他效命。比特建议与奥地利订立片面和约，而答应支持割让普鲁士领土予奥地利，考尼茨予以拒绝，腓特烈指责比特是一个无赖汉。他对法国已停止支付对奥地利的援助，及土耳其正在攻打驻于匈牙利的奥军（1762年5月）感到欣慰。

6月28日，彼得在一次致命的政变后被黜。继之登基的是被称为“全俄罗斯女皇”的叶卡捷琳娜二世。7月6日，彼得遭到暗杀。叶卡捷琳娜女皇命令统率那支为腓特烈效命的俄军司令切尔尼科夫马上把部队调回。腓特烈正在准备攻击道恩，要求切尔尼科夫将女沙皇的指令暂时保守3天的秘密。在不能使用这些俄国预备队的情况下，腓特烈在布克斯托弗（Burkersdorf）打败道恩（7月21日）。切尔尼科夫现在撤走他的部队，而俄国从此退出战局，不再插手。一旦解除北方的压力，腓特烈驱走前面的奥军，并重新攻取施韦德尼茨。10月29日，亨利王子所率的2.4万人，在萨克森的弗赖堡打败3.9万人的奥军和“帝国军”，这是普军不在腓特烈指挥下唯一获得胜利的一次主要军事行动。而这也是“七年战争”最后一次的重要战役了。

和平

整个西欧的资源率皆耗尽。其中尤以普鲁士为最，14岁以上的孩子都被征调，农田荒芜，商人由于毫无交易而破败。奥地利现在人多钱少，而且失去俄国有力的财政支援。西班牙已将哈瓦那和马尼拉让给英国，而她的海军几乎全被摧毁。法国破产了，其殖民地失去了，海外贸易几乎皆在海上丧失无余。英国亟需和平，以便巩固其所获。

1762年9月5日，比特派遣贝德福德公爵起程赴巴黎，与舒瓦瑟尔磋商解决办法。如果法国愿意割让加拿大和印度，英国将归还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而法国可在英国的同意下，保留腓特烈在威塞尔和古德兰的西部省份。皮特用激烈的语气和声调斥责这样的提议，但由于舆论支持比特，11月5日，英、葡与法、西签订《枫丹白露和约》（The Peace of Fontainbleau）。法国放弃加拿大、印度和梅诺卡岛。法国对普、奥两国的关系，同意保持中立态度，而且从日耳曼西部的普鲁士领土上将法军撤出。进一步的《巴黎和约》（The Peace of Paris）于1763年2月10日签订，仍给予法国在纽芬兰（Newfoundland）附近捕鱼的权利，并保留在印度的一些交易站。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给英国，从法国获得路易斯安那。在技术层面上，这些协议破坏了英国口口声声在反对的片面和约，但实际对于腓特烈来说，是一件大好消息，因为他仅仅剩下两个敌对的国家——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了，而且，他现在颇为自负地相信，能用他的力量去对抗这两个灰心已极的敌人。

玛丽亚·特蕾莎为情势所迫，不得不跟她最痛恨的敌人议和。所有主要的同盟均已弃她而去，加上10万名土耳其人正向匈牙利进军。她派了一位使者向腓特烈求和。他接受了，1763年2月5日至15日，在胡贝图斯堡（Hubertusburg，靠近莱比锡），普、奥、萨克森和日耳曼诸侯签订条约，从而结束了“七年战争”。血洒遍野，而欧洲各国在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后，终于在欧陆将旧有的现状恢复了：腓特烈占有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威塞尔和格尔德兰。他从萨克森撤退，并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作为罗马帝国的王储，即未来的皇帝。最后签署的时刻到来，腓特烈的友邦祝福他，度过“你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他回答说，他生命中最愉快的日子，可能要结束了。

这次战争造成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对于奥地利来说，不仅永远失去西里西亚，而且欠下1亿埃库的战债。奥地利国王一贯拥有“帝国”封号的传统声望，至此宣告结束。腓特烈将玛丽亚·特蕾莎当作一位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在应付，而根本不把她视为是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皇。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诸侯，如今各自为政，而且很快就会臣服于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声威。哈布斯堡的权力衰微了，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的权力高涨。如此，为俾斯麦（Bismarck）做好铺路工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始以整个日耳曼为念，而不以个别而骄横的邦国为考虑。日耳曼文学也激起了“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终于达到歌德和席勒代表的巅峰。

瑞典失掉2500条人命，结果除了一身债以外，别无所获。俄国有12万人在战斗、流离和疾病中死去，不过很快即可获得补充。而她向西推进，为她的现代史打开了新纪元。瓜分波兰一事，如今成为必然。至于法国的结局，殖民地和商业大批失去，而这次几近破产，逼使她向着崩溃之路又跨前一步。而英国的收获远超过其领袖们当时所能了解的：控制海洋，控制殖民世界，建立大英帝国及开始了182年的世界霸权。而对于普鲁士来说，几为焦土一片。1.3万住家被摧毁，上百个城镇成为废墟，数千家庭破亡绝灭。18万普鲁士人（根据腓特烈的估计）死在战场上、营地中，甚至有更多的人死于药品或食物的匮乏。而某些地区，仅有老弱妇孺在耕作。1756年，普鲁士计有450万人，而到了1763年，仅剩下400万人。腓特烈如今成为日耳曼的英雄（除了萨克森）。他在离开6年之后，终于胜利地进入柏林。这个城市虽然贫困，每个家庭虽在悲伤，还是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并当作救星似的在大声欢呼。这位老战士钢铁般的精神，终于被感动了。“我亲爱的同胞万岁！”他喊道，“我的孩子们万岁！”他是一位能够谦虚的人。在受人欢呼的时刻，他没有忘记作为一位将领所犯下的错误——除了拿破仑，现代将领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数他了。而且他仍然能够看到数以千计的普鲁士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在为西里西亚捐躯的情景。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虽然才51岁，却已未老先衰了。他背已偻、脸已皱、消瘦不堪、齿牙尽落、半边头发又已白，并饱受胃痛、腹泻和痔疮的折磨。他认为，如今最适合他的地方，就是为伤残所设的养老院了。他亟思借和平的、有秩序的政府，以赎前愆。

“七年战争”政治方面的主要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兴起和普鲁士升为第一流强国。经济方面主要的影响是走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那些庞大军队无疑是批量生产下集中消费的光荣市场，而且，哪位客户能像这一位这样答应尽早摧毁所购货物，以便购买新的、更受欢迎呢？道德方面是战争使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盛行和道德沦丧。生命如草芥，死亡随时到来，受苦成为家常便饭，抢劫遍地皆是，所以唯有抱着“得乐且乐”的生活态度了。1757年，格里姆在伐里亚曾说：“使我无法想象，贫穷的可怕和人的不义，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苦难对宗教的助力，一如其阻碍：如果少数人因为罪恶的可怖实际转而支持无神论的话，大多数人却向神灵接近，以满足对于为善终必获胜的信心。一次对宗教的反动，将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发生。而德国新教在废墟中被救活了。假如腓特烈一旦失败，那么普鲁士很有可能会像1620年以后的波希米亚，经历一次天主教信仰和权力的复辟，而且是强迫性的。想象得以战胜实际，实为历史的一大幽默。

第三章　国家的命运

夫人去世

蓬巴杜夫人是战争的牺牲者之一。国家受难期间，国王曾一度被她的魅力迷惑。但在达米安试图行刺国王（1757年1月5日）之后，国王突蒙神启，下令她必须立即离去。不过，国王碍于人情以致失策，又去向她告别。当时他发现蓬巴杜夫人哀伤地悄然收拾着行李，他的心又被往日的柔情蜜意所系，难分难舍，终于又把她留了下来。不久，蓬巴杜夫人重获昔日的种种权势。她与外务大臣和使节们取得妥协，任意升迁贬降大臣和将领。只有阿尔让松的伯爵瓦耶处处跟她作对。她曾设法向他寻求和解，却遭到拒绝，于是她设法撤去他的外务大臣之职，而以贝尼斯神父代之，不久又换上舒瓦瑟尔（1758年）。虽然她对待亲戚和国王仍很柔顺，对待其他的人却相当冷酷无情。一些跟她作对的人被她送进了巴士底监狱（1758年），在那里饱尝了数年的铁窗滋味。同时她不断地营私中饱，粉饰宫廷，更下令在旺多姆宫（Place Vendôme）下面，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

法军在战争中受挫时，她是众矢之的，获胜时她却得不到任何功绩。在与奥地利那个有失民心的联盟中，虽然她只不过扮演次要角色，却备受指责。她的亲信苏比领导的法军在罗斯巴赫吃了败仗，也使她受到不少责难。批评者不知道——或者根本不考虑到——苏比曾反对这次战役，他被迫从事战役完全是日耳曼将领的鲁莽促成的。假如苏比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假如当局能采取他以进军和弃守的策略来消耗腓特烈的兵力的建议，假如伊丽莎白不是恰好在这时去世，而把俄国交给年轻的彼得掌理，则普鲁士的防线可能瓦解，而法国也可获取奥地利的荷兰，蓬巴杜夫人也一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拥护与爱戴。遗憾的是她未能求得机会之神的眷顾。

她因怂恿路易十五忽视国会，而遭到国会的怨恨，又因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友而为牧师痛恨。巴黎的主教博蒙特甚至说“真乐意看到她被焚”。巴黎的人民因物价高涨而怨声载道时，人们喊道：“那个把持政权的娼妇会把这个国家毁掉。”图尔尼的一位暴民说：“如果她在这里，我们会让她死无葬身之地。”她不敢在巴黎街道上露面。在凡尔赛，她四面受敌。在写给丰特尼耶侯爵夫人的信上，她说：“处在这群小贵族之间我孤独极了，他们讨厌我，而我瞧不起他们。至于大多数妇女，她们的谈吐真令我头痛欲裂。她们的虚荣、高傲、卑鄙和奸诈，实在令人受不了。”

战火愈来愈炽，法国眼看着加拿大和印度被夺。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把法军围困在海湾里，而巴黎街头出现的军人非伤即残，这时国王才知道他因听信考尼茨和蓬巴杜夫人的话铸成大错。1761年，路易十五另结新欢罗曼斯小姐，她为国王生下一子，即后来的阿贝·布隆（Abbé de Bourlon）。谣传蓬巴杜夫人为了报复而纳舒瓦瑟尔为情人，但事实上她的身体太弱，而舒瓦瑟尔也聪明得不至于会惹上这层关系。她给予舒瓦瑟尔的是权势而非爱情。可能就在这时她沮丧地预言道：“紧随我而来的将是洪荒。”

她的身体一向孱弱，在很年轻时就曾咯血。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她得了肺结核，但我们知道她那痛入肺腑的咳嗽到了40岁时更加剧烈。一度曾感动国王与朝廷人士心弦的美丽歌喉，如今变得既粗又哑。友人们皆为她的憔悴枯槁而大感惊讶。1764年2月，她因高烧和肺炎卧病在床。到了4月，她的病况更加恶化，于是她召来了公证人立下遗嘱。她将所有的遗物分赠给亲戚、朋友与仆人，并附言：“遗嘱中若遗漏了任何亲戚，请我的兄弟代为补偿。”她将她巴黎的爱丽舍宫（Elyseé）遗赠给路易十五。有很长一段时间，路易十五一直陪伴在她床侧，在她临终前那段日子，他几乎寸步不离她的卧室。一向与她作对的太子在给凡尔登主教的信中写道：“她正以人类鲜有的勇气面对死神。她的肺部充满了脓水，心脏扩大并充血。那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的死法。”即使在临终与死神的搏斗中，她也一直盛装，深陷的双颊依然搽得嫣红。几乎到最后一刻，她还掌握着政权。朝臣们群集在她的卧榻周围，她分赠赏赐，擢升官员，而路易十五多照她的意见行事。

最后她终于撒手了。4月14日，她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弥撒，以期平静地离开人世。一直探求哲理的她，如今竟希望能重获儿时的信仰。她如赤子般祷告着：

我将灵魂交付给上帝，祈求他的怜悯，原谅我的罪行，赐我忏悔以赢取他的荣宠，祈能借着我救主耶稣基督圣血的荣耀、荷承圣母玛丽亚与天国诸贤的推许，而能获得上帝的垂怜。

她进入弥留状态之际，她向正要离去的牧师低声说道：“等一下，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间屋子。”1764年4月15日，她因肺部充血窒息而逝，享年42岁。

若说路易十五对她的死漠不关心，那是不对的，他只是把心中的哀伤掩饰了而已。太子叙述道：“国王极为悲痛，尽管他当着我们及每一个人，尽量克制自己。”4月17日，这位半辈子（20年）陪伴着他的夫人在凄风苦雨中被抬出凡尔赛宫时，他走出走廊送别。当时他对侍从尚普罗斯说：“夫人遭到了恶劣的天气。”那并非戏言，据尚普罗斯说：“国王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接着说：‘这竟是我能向她表达敬意的唯一方法。’”依照她的遗嘱，将她葬在她的爱子亚历山大的墓旁，墓在旺多姆宫地区的圣方济教堂里，现今已不存在了。

朝廷人士因不必再受她驾驭而欣喜异常。未曾觉察到她的魅力的人民，痛斥过她的奢侈后，很快地就把她遗忘了。曾经受过她帮助的艺术家与作家则因丧失了一位优雅解人的朋友而哀悼。狄德罗则非常刻薄，他说：“那花费了我们如此多人力、物力，而未曾给我们些许荣耀与国力，倾覆了整个欧洲政治系统的女人留下了什么？尘土一把。”伏尔泰却这样记述：

对蓬巴杜夫人的去世，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受过她的恩惠，故因感激而哀悼，一个老迈得举步维艰的摇笔杆者仍然活着，而一个事业辉煌的美貌妇女竟然在四十年华去世，这未免太荒谬了。也许，如果她过的是我这种恬淡的日子，她今天还会活着……她有一颗公平正直的心……那真是一场梦的结局。

法国的复兴

一直到拿破仑掌权，法国才完全从“七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在路易十四治下，苛税摧毁了农业，到了路易十五时情况依然如此。17世纪时耕作的许多农田，1760年被弃置而成了一片荒芜。田里没有操持耕作的牛马，肥料缺乏，土地贫瘠。农民们仍采用旧式笨拙的耕作方法，因为每种农作方法的改善使农人的财富增加，而税也随之提高。许多农人冬日里除了从与他们共处的牲口身上获取温暖外，没有余裕在屋内生火。1760年与1767年异常的风霜破坏了成长中的谷物与葡萄园。一次歉收就会导致一村的饥馑，引起人们对潜伏四处的饥饿狼群的恐惧。

不过和平来到时，经济也随之复原。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仍有不少协助农民的措施。政府官员分发种子，修筑道路。农会发行农业报告，举办种种比赛活动，予优胜者以奖励。有些税务员因宽厚而受到普遍爱戴。受了重农主义的影响，许多人开始对改良农耕方法和农产品产生了兴趣。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1774年，法国人民中具有农奴身份的只有6%。不过，作物的增产也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土地肥沃了，但农民的平均所得还是很少，贫穷依然存在。

由于农村人口过剩，许多人涌向成长中的城市，去增大工业的阵容。除少数例外，工业仍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大规模的资本家组织垄断了冶金业、矿业、肥皂制造和纺织业。1760年，马赛有35家肥皂工厂，雇用1000名工人。里昂则早已因生产织布机而成为转运市场，变得非常繁荣。英国的棉毛纤维梳理机在1750年被介绍到法国，而到了1770年，一次可以转动48个纺锤的纺纱机开始在法国代替了纺纱轮。法国人发明比应用快，因为他们不像英国那样有来自商业贸易的资金，可用于投资工业方面机械技术的改良。1681年，法国就有了蒸汽引擎，约瑟夫·库纽（Joseph Cugnot）1769年用其推动最新问世的汽车，一年之后就被用来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运送重物。可是机件失去控制，撞毁了一堵墙，而且每15分钟必须停下来换一次水。

除了这种怪物外，运输工具有马、两轮马车、四轮马车和船。道路和运河沟渠都比英国的好，但旅馆比较差。正规的邮政服务于1760年成立，不过，通信秘密尚无保障，因路易十五下令邮政局长拆开信件，任何内容可疑的信件都要向政府报告。对内贸易的发展被路税所阻，对外贸易则受战争和殖民地的丧失所碍。然而，法国在这世纪内对欧洲各国的贸易大为增加，从1716年的1.766亿利维尔增加到1787年的8.043亿利维尔。不过，有些贸易额的增加只显示出通货膨胀。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在糖和贩卖奴隶方面非常旺盛。

渐次的通货膨胀，一方面因为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因为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加，对工商企业产生了刺激。商人通常能以比他所花劳力与材料成本更高的价钱卖出产品，所以中产阶级的财富暴增，而低层阶级只有量入为出。通货膨胀使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国家岁入减少，所以币值低落时税额也提高了。国王竟须依赖像帕里斯兄弟等银行家的资助，尤其是依赖帕里斯·迪韦尔内，他在战争期间以他的财政手腕取悦蓬巴杜夫人，而能左右大臣和将军们的升迁或贬降。

18世纪法国基本的经济发展，是巨额财富由地主手里转移到控制工商业或财政的人手里的一个过程。1755年，伏尔泰这样写道：“由于贸易收益的增加……上层社会的财富比以前减少，而中层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其结果是阶级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像拉·波普利尼埃（La Popelinière）之类的商人有能力建造贵族们羡慕的宫殿，可以同最杰出的诗人和哲人往来以增光彩。如今是中产阶级在护卫文学和艺术。贵族们则以紧握住他们的特权和展示他们的样子来自慰。他们坚称高贵的出身是任军职和主教职的必备条件，他们炫耀他们的徽章和家谱，他们试图把平民赶出高级行政机构和法庭，但常不得逞。富有的中产阶级要求让出身任何阶层、有才智的人从事任何适合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要求不被采纳时，革命便产生了。

除了农民之外，所有阶级争战的情状在纷乱喧嚣、五光十色的巴黎都很明显地表露出来。法国半数的财富被吸入了首都，而法国半数的贫穷也在那里腐蚀。卢梭说：“巴黎也许是世界上贫富最不均的都市，昂首阔步的富豪与一无所有的穷汉都住在这里。”太子的长子1761年去世时，送葬的行列里，官方护从中有60名是穷人。1770年，2200万法国人中巴黎占了60万人。那里居住着全欧洲最活跃、最精明、最堕落的人。那里铺设有最佳的街道，最豪华的大道和散步场所，繁忙的交通，最好的商店，最巍峨的宫阙，最高尚的住宅，及一些世界上最漂亮的教堂。1762年，哥尔多尼（Goldoni）从威尼斯来到巴黎时，惊讶道：

这么多的人！聚集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走近杜伊勒里（Tuileries）皇宫时，我的感觉和内心被这奇异的景象慑住了！我看到那广阔花园的全景，那真是举世无匹，花园的长度非肉眼所能尽览……滔滔大河，上架无数往来方便的桥梁；巨大的码头，拥挤的车群，还有那如过江之鲫的人潮。

成千的商店吸引了有钱和没钱的人，成千的小贩沿街叫卖，成百家餐馆（restaurant一词于1765年首次出现）提供人们填充饥肠的场所，成千的商人收集、铸造或贩卖古董，成千的理发师为一般人甚至工匠理发或做假发。在窄巷里，艺术家、工匠为有钱人作画、制造家具和饰物。成百家印刷厂有时冒很大的风险出版书籍，1774年巴黎的书籍贸易额据估计有4500万利维尔——是伦敦的4倍。加里克（Garrick）说：“伦敦适合英国人，但巴黎适合每个人。”伏尔泰1768年说道：“在巴黎有3万以上的人对艺术感兴趣。”巴黎真是世界文明的首都，其他都市望尘莫及。

重农主义者

在蓬巴杜夫人的庇护下，激起法国大革命、产生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凡尔赛的一栋公寓里形成了。

虽然有同业公会和柯尔伯特（Colbert）的规定，及误以黄金为财富的重商主义者点物成金的迈达斯（Midas）神话的严格束缚，法国的经济还是奋力成长着。为了增加输出、减少输入，并对金和银采取“有利的平衡”，以保持政治和军事的实力，法国和英国的国家经济都采用了有助于维持经济秩序的一些规定，却妨害了革新、投资和竞争，以致损及生产。古尔奈、凯奈、米拉波、杜蓬等人士说，这一切规定和限制完全违反了自然。人类有获取和竞争的本性，而假如人的本性能免于不必要的束缚，则他生产的产品的数量、种类和品质的优越将会震惊全世界。因此，这些重农主义者说，让本性统驭，让人们依据他们天生的才能去发明、制造和交易。或者如古尔奈曾说过的“让他自己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这句名言由来已久。约1664年，柯尔伯特问商人勒让德尔“我们（政府）该如何帮助你们”时，他回答：“随我们自己去做，别管我们”。

古尔奈是法国第一个坚定的重农主义者。毫无疑问，他知道布瓦吉耶贝和沃邦对路易十四在封建政度下加诸农业的严苛限制所做的抗议。他深为蔡尔德爵士的著作《贸易和利润概览》（Brief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est，1668年）感动而把它译成法文（1754年），他可能还读过康蒂永（Richard Cantillon）的《商业本质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1734年）的法文版（1755年）。一些人把这本书的问世视作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端——对财富的来源、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合理的分析。康蒂永说：“土地是获取财富的资源（来源或资产）。”但是“人的劳力是生产财富的工具”。他不是以黄金或钱来为财富下定义，而认为财富是“生活的维持、便利与舒适”。这个定义本身就是经济理论的革命。

古尔奈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最初在加的斯（Cadiz）经商。他把业务扩展到英国、德国和荷兰之后，定居巴黎，并被任命为商务总督（1751年）。他旅行法国各地、巡行一番之后，首先观察到同业公会和政府的一些规章对经济投资和交易限制的情况。对自己的见解，他没留下任何成文而有系统的陈述和说明，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杜尔哥（Turgot）把他的意见归纳编写出来（1759年）。他力言即使不把当时的经济规条删除，至少也要削减。任何人都比政府更了解何种程序有利于他的工作，当每个人都能随意追求自己的利益，则货品将能增产，财富也将增加：

一些仅以自然为基础的、独特而原始的法则，依据这些法则，所有商业中存在着的价值，彼此都能维持均衡，而且有决定性的一定价值。就好像人的身体以其特有的重力维持其本身的重量一样。

也就是说，价值和价格是根据供求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这个关系由人的本性来决定。古尔奈下结论说，政府只有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及以荣誉和奖励来刺激产品的质与量时，才能干涉经济。主持商业的特吕代纳先生接受了这套说法，杜尔哥则给予言论上的支持，并承认它的正直性。

凯奈采取的重农主义路线则稍微不同。身为地主的儿子，他虽然学的是医科，却从未对土地失去兴趣。他以医药和手术的技巧赚了一大笔财富，并成为蓬巴杜夫人和国王的御医（1749年）。在他凡尔赛的寓所里，他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异端人物，包括杜克洛、狄德罗、布丰、爱尔维修、杜尔哥等。在那里，他们除国王之外无所不谈，他们异想天开，想把国王变成“开明的暴君”，作为和平改革的力量。沉浸在理性的时代里，凯奈觉得把理智应用到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来到。在工作上他是一个颇有自信的专断者，却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在世风日下的环境里以廉洁著称。

1750年，他认识了古尔奈，不久对经济比对医学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很谨慎地以笔名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了数篇文章。《农场》（“Farms”）一文中把农场的荒芜归之于苛税和政府的征集。《谷物》（“Grains”）一文则叙说小农场无法有效地使用最富生产力的方法耕作的情形，而赞成由企业家来经营的大规模农耕——我们现在对庞大农业的展望。政府应该修筑道路、河流和运河，免除所有的运输税，并免除所有农作物的贸易限制。

1758年，凯奈出版了一本《经济实况》（Tableau Économique），这本书成为重农主义者的宣言。虽然此书是在国王监督下，于凡尔赛宫中由政府印制，它仍指责奢华是对财富的浪费，而用这种财富本可创造更大的财富。根据凯奈的看法，只有大地的生产才能构成财富。他把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一、生产阶级，指农民、矿工和渔夫。二、随意阶级，指可以从军或经营管理事务的人。三、不生产阶级，指将大地的产物制成有用物品的匠人，及将产品转交给消费者的商人。因为加诸第二或第三等级的税终究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依照凯奈的看法），因此最科学、最方便的税制是加于每块土地每年所获净益的单税制。赋税应由国家直接收取，而不应假手私人金融业者。政府应该是绝对世袭的君主政体。

由于他们低估了劳力、工业、商业和艺术，凯奈的建议在今天似乎失效了，但当时的一些人认为那是极富启发性的启示。他的信徒中最让人信服的米拉波认为，《经济实况》一书是历史上最崇高的发明之一，其价值远超过金钱所能估计。米拉波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生活得像一个王公贵族，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从事写作，他将第一部书取名为《人类之友》（L’ Ami des Hommes）或《人口协定》（Traitéde la Population，1756年），从而赢得了“人类之友”的盛名。在出版了这部大作之后，他才受到凯奈的影响，于是他根据所受的影响修订此书，并增订为一部六册的巨著，发行了40版，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与心理上曾产生重大影响。

米拉波并不像马尔萨斯（Malthus）1798年一样受到人口增加的困扰，他认为国家的伟大决定于人口的多寡，而这必须要“他们获得生存的方法时，则人类增加得有如谷仓中老鼠的繁殖”——这种现象我们在现在仍可见到。他下结论说，对食物增产者应给予种种鼓励。他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阻碍了食物的生产，因为富人们占去了可能是肥沃农场的土地。在序言中，米拉波对国王说，农民是：

最富有生产力的阶层，他们看到的只有脚下抚育他们和你的保姆——大地。他们永无休止地做着最累人的工作，每天祝福你，但除了和平与保护外对你别无他求。你用的是他们的汗和血（但你毫不知觉）来赏予那一群百无一用的人，这批人却总告诉你，一个君王是否伟大，在于他所能分给他的群臣的赏赐的价值和多寡而定。我曾亲眼看见一位穷苦的妇人因抗拒强制执行而紧握住家中所剩的最后一件器皿——一只锅——时，一个税吏砍断了她的手。伟大的君主，你作何感想？

在《税理》（Théorie de L’ Impôt）一书中，革命性的米拉波攻击向农民收税的人是攫食国家要害的寄生虫。愤怒的财税官员们于是谏请路易十五把他监禁在万塞讷堡（1760年12月16日）。凯奈请来了蓬巴杜夫人调停，路易十五于是将他释放（12月25日），但禁止他离开勒比农的宅邸。米拉波首先适时地研究了农业，然后于1763年印行了《乡村哲学》（Philosophie Rurale），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最精博的经济论文”。格里姆称之为“重农主义派的《摩西五书》”。

他的儿子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在绝望之余，为了双方的安全把儿子送进了监狱。但到他死的那一年，他一共写了40本书。像他那个儿子一样，他既蛮横又放荡，为钱而结婚，控告他的妻子不贞，把她送回娘家，然后找了个情妇。他曾指责专制的拘捕状（lettres de cachet）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后来又力劝内阁发了50份以助他训诫他的家人。

处在这一时代，我们很难了解重农主义者的出版物引起的骚动，及他们活动的热诚。凯奈的门徒敬重凯奈有如经济学中的苏格拉底，他们的著作付印之前都要先呈给他审阅，而凯奈对他们的著作贡献意见。1767年，一度为马提尼克岛总督的里维埃发表了亚当·斯密所谓的“最清晰、与学理关系最密切的论述”——《社会政策的自然和基本法则》（L’ 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中说），有些法则与牛顿在宇宙中发现的法则一致，由于忽视或违反了这些法则，才产生了经济的弊病：

你希望一个社会能获取最高度的财富、人口和权力吗？那么，把它的利益委之于自由，并使之普遍化。凭借这种自由（那是勤勉的基本因素）和享受这种自由的愿望——由于竞争的刺激及经验和先例的启迪——你可以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而努力，结果，也就会以他特有的利益致其全力于公众的利益，不仅为统治者的利益，也为社会每一份子的利益贡献出他的特殊才能。

杜蓬概述了给予这个学派以历史名称的“重农主义”（Physiocratie，1768年）的主张。杜蓬同时把这个学说刊登在两种期刊上，其影响遍及瑞典和托斯卡纳。他在杜尔哥手下担任制造业者的总督察一职，杜尔哥下台时他也跟着下台（1776年）。在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上，他曾帮助美国与英国进行商谈（1783年）。他被选为“名人会议和国民大会”的会员（1789年）。为了区别他和会中另一位名叫杜蓬的会员，人们以他代表的市镇地名称之为“内穆尔杜蓬”（Du Pont de Nemours）。因为反对雅各宾党人（Jacobins），在对方得势时他即遭受迫害。1799年他流亡美国，1802年返回法国，但1815年他终于在美国定居，从而建立了美国最有声望的家族。

表面上重农主义的学说有利于封建制度，因为封建领主仍然拥有法国1/3的土地。但在1756年以前，他们几乎未曾付过任何赋税，于是地主对于将必须缴纳所有税款的意见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也无法接受封地的税转移到他们领土内货物的运输上。日渐具有新的人性尊严思想的中产阶级，在想到他们是国内一群不事生产的阶级时，感到异常愤怒。哲学家们虽然大体上同意重农主义者依赖国王为改革力量的说法，却无法和他们一起行动与基督教谋取和平。1763年拜访过凯奈的休谟，认为重农主义者是“13世纪中叶设立的索邦神学院毁灭以来，今日所能找到的最荒诞不经、最傲慢的一群人”。伏尔泰在《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L’ Homme aux Quarante Écus，1768年）一书中讥讽他们。1770年，意大利人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出版了《论货币》（Dialoghi sul Commercio dei Grani），同年狄德罗将之译成法文。伏尔泰曾谓柏拉图和莫里哀的思想对这已成为经济学“灰暗科学”的杰作，一定具有很大影响。加利亚尼与巴黎的机智者嘲笑重农主义者唯有土地才能生产出财富的观念。（他认为）免除谷物贸易的所有规章一定会毁了法国的农民，聪明的商人把谷物输出国外时，一定会在国内造成饥荒。这正是1768年和1775年发生的情形。

一则故事说，路易十五曾经问凯奈，如果他是国王的话，该怎么办。凯奈回答说：“什么也不做。”“那么谁来治理国家呢？”“法律！”于此，重农主义者所指的“法律”，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并管理供与求的法则。国王同意尝试。1754年9月17日，他的内阁废除了国内谷物——大麦、黑麦和小麦——出售和运输的所有的税赋和限制，1764年除了必须达到某一限定的价格外，这项自由扩展到谷物的输出。由于供与求的经营得法，面包的价格曾一度降低，但1765年的歉收又使它涨得远超出正常价格。谷物的缺乏在1768年至1769年达到了饥荒的程度。农民们在猪圈里挖取食物，吃瘦弱的动物和草。在一个拥有2200人的教区中，有1800人靠乞讨度日。人们抱怨他们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时，投机者却把谷物输出国外。批评家们在《饥饿协定》（Pacte de Famine）中指责政府从这些垄断者的经营中获取利润，而1761年剧烈的变相“饥饿协定”在以后几年仍持续着，以致人们竟指责仁慈的路易十五获取高价面包的利益。很显然，一些官员难辞其咎，但路易十五是无辜的。他曾传令一些商人在丰收之年收购谷物，储存起来，在荒年时再拿出在市场出售。可是出售时的价格往往使赤贫者负担不起，政府的补救措施行动太慢，它进口谷物，再转售给最缺乏的省份。群众要求政府恢复管制谷物的贸易，国会也参与这项请求。就在这时，伏尔泰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政府终于让步了，1770年12月23日，准许谷物自由贸易的御令被废弃。

虽然遭受了这次挫折，重农主义的概念在国内外仍然流行着。1758年的一道敕令，确立了羊毛和羊毛产品的自由贸易。亚当·斯密1765年拜访凯奈时，深深地被他的“谦和与简朴”吸引，也更加强了他自己对经济自由的偏好。他批评说：“这个制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指明手工艺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全属于不事生产的阶级。”但在结论中他说：“虽然有这些缺点，这项制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有关政治经济问题中最接近事实者。”重农主义者的见解与英国减低输出和输入税的愿望极为一致——英国当时已是各国中最大的输出者。财富在不受政府对生产和分配加以限制时增加较快一说，在古斯塔夫三世治下的瑞典、利奥波德大公治下的托斯卡纳、查理三世治下的西班牙都得到了共鸣。杰弗逊爱好最不管事的政府，一部分就是附和重农主义的原则。亨利·乔治也承认他赞成不动产单税制，是受了重农主义者的影响。自由企业和贸易的哲学给予美国的商业阶级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刺激了美国工业和财富的快速成长。在法国，重农主义者为中产阶级免除国内贸易和政治发展遭受的封建和法律的束缚阻碍，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凯奈在去世之前（1774年12月16日），有幸见到自己的一位友人当上了财政主计长。假如他能再多活15年，就可以看到，许多重农主义者的理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获得胜利。

杜尔哥得势（1727—1774）

杜尔哥是一个重农主义者吗？他的财富和特殊背景摒除了所有对他的称谓。他出身于古老的家庭——路易十五称之为“优秀的血统”（une bonne race），他们家有数代人担当了显要的职位。他的父亲是国家顾问兼商会会长。他的哥哥是掌理诉愿事件的大臣，在巴黎议会中也是领导人物。他的父母原希望这个较小的儿子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当牧师。他在路易学院、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和索邦神学院通过所有的考试而获得学位，19岁时即成为布吕克尔神父。他研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而且能说流利的意、德、英三种语言。1749年，他被选为索邦神学院的副院长，以这一身份他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两则演讲在宗教范围之外都引起了反响。

1750年7月，他用拉丁文在索邦神学院发表演说《基督教的设立所加诸人类的益处》。它使古人脱出了迷信的束缚，保存了许多艺术和科学，并给予人类以超越人类偏见和兴趣的正义法则的解放观念。“有谁能希望从宗教以外的其他任何原理中获得这个吗？……只有基督教……使人们明白人的权利。”在这种虔诚恭敬的信仰中有一种哲学上的呼应。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副院长曾经读过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以致影响了他神学方面的观念。

1750年12月，他在索邦神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人类心智历史发展里程”。这对于一个23岁的青年来说，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在孔德（Comte）之先——也许是在维科之后——他把人类心智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

在人尚未了解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之前，很自然地，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由睿智的、非肉眼所能见但形体类似人的神创造的……哲学家们认识了有关神的这些寓言传说的荒诞后，但还无法洞悉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就想以诸如本质和功能等抽象的措辞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期，借着观察人体交互的机械动作时，才形成了可以用数学来发展、以经验来证实的学说。

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说兽类并不知道所谓进步，它们世世代代相衍不变。但是人类，由于学会积累和传播知识，已能改善他们应付环境和充实生命的工具。虽然有时可能会有自然的灾难和国家变化的阻挠，但只要这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及人类的工艺技术持续着，就免不了会有进步。进步并非一致，也不是普遍的。某些国家进步时，有些国家可能在退步。科学往前推动时，艺术可能停滞不前，整体上却是向前推进的。杜尔哥颇有依据地预言了美国的革命：“殖民地就像水果一样，只有未成熟时才会依附树木；一旦自足了，总有一天美国会步迦太基的后尘。”

受了进步思想的启发，杜尔哥在索邦神学院时就计划写一部文明史，然而他只遗留下一些有关部分的笔记。从写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他曾打算除了国家的兴亡外，把语言、宗教、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历史也写进去。他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一笔可观的收入。1750年底，他决定结束教会的神职。一位修道院长加以反对，并答应他很快可以升职，但杜尔哥根据杜蓬所说的话回答：“我不能判定自己戴一辈子面具。”

他只接受次要的职务，而自由从事政治事业。1752年1月，他成为代理首席检察官，同年12月当了国会顾问。1753年，他捐得诉愿主管官员的职位，居此职时赢得了勤勉和公正的声誉。1755年至1756年他与古尔奈到各省巡行，这期间他从和农人、商人及制造业者的直接接触中学习了经济学。由于古尔奈的关系他认识了凯奈，又由凯奈认识了米拉波、杜蓬和亚当·斯密。他从未把自己列入重农学派中，但他的钱财和文章是《星历表》（Ephémérides）杂志的主要支持力量。

同时（1751年），他的心智和优雅的态度使他在若弗兰夫人（Mme.Geoffrin）、格拉菲尼夫人（Mme.de Graffigny）、杜德芳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Mlle.de Lespinasse）等人的沙龙中大受欢迎。就是在这些沙龙，他认识了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格里姆。与这些人交往的早期结果是，他于1753年出版了两部《容忍论集》（Lettres sur la Tolérance），他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提供了《存在》、《语言学》、《市集》、《市场》等论文，可是这一计划受到政府的责难时，他以投稿人的身份引退。在瑞典和法国旅行时，他拜访了伏尔泰（1760年），这段友谊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伏尔泰去世。这位“费内圣人”（The sage of Ferney） [1] 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说：“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可爱、更有见识的人。”哲人们宣称他是他们的同派人物，并希望借他以影响国王。

1766年，他为两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学者写了一本100页的《经济学大纲》（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在《星历表》（1769—1770年）上发表后，被认为是重农主义学说中最简明、最有力的阐释之一。杜尔哥说，土地是财富独一无二的根源，除了土地耕作者外，各个阶层都依赖耕作者生产超出他们自己所需的剩余。这些剩余构成了付给匠人阶层的“工资资金”。下面是我们知道的“工资铁则”（the iron law of wages）的早期说明：

在与同行竞争之余，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一个工人除了他的双臂和勤劳外一无所有，除非他能把劳力卖给别人……雇主尽可能付给他最低的工资，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所以他喜欢请那要价最低的工人。工人们因此不得不降低工资以与他人竞争。每项工作都难免如此（而事实上也都是如此），工人的工资所得仅限于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

杜尔哥继续强调资源的重要性。有些人在能雇用工人之前必须以他自己的储蓄来供应生产的工具和材料，而在卖出产品补充资金之前，他必须让工人能活下去。因为没有一种企业有绝对成功的把握，因此，利润必须要能平衡丧失资金的风险。“这种资金的不断流转构成了金钱的循环——那种维持社会上所有劳工生命的有用和有利的循环。”这种循环不能受到干扰。收获和利益，像工资一样必须按照供求的情形达到正常的标准。资本家、制造业者、商人和工人都应该免税。税应只加于土地所有者，他们可以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以获取补偿。消费物品的运输和售卖都不应交税。

在这些“评论”中，杜尔哥在劳工的有效组织之前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立下了理论根据。他是那个时代最仁慈、最诚实的人之一，能够看出工人们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要的工资外没有前途。这也是他成为忠实的公仆的原因。1761年8月，他被任命为利摩日——全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地方首长，为国王钦命的监督官。他估计土地收入的48%至50%缴纳了税款，10%归入教会。地方上的农民面有愠色，贵族则显得很古怪。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当了地方官对于我来说实在很不幸。我说不幸，因为在这个充满了争吵和抗议声的时代，只有在书堆和朋友之间过冷静的生活才可能得到快乐。”伏尔泰回答说：“你将赢得利摩日人民的人心和荷包……我相信地方首长是唯一有用的人。修复公路，耕种田地，排干沼泽，鼓励制造业者，不全都靠他吗？”

这一切杜尔哥全做到了。他在利摩日热心地操劳了13年，赢得了平民的爱戴，也换取了贵族的怨恨。他不断地——也是徒然地——向国家议会请求减低税率。他改善了税的摊派，补救了不公正，组织了一个民众服务站，开放谷物贸易，修筑了450英里长的路，那是全国性道路修筑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政府从1732年开始的一项计划），由于这项计划我们才有今天法国可爱的林荫大道。在杜尔哥就任地方首长之前，道路是强迫劳役修筑的——农民被迫做没有报酬的劳役。他废除了利摩日的强迫劳役，并以从一般人身上所收的税来偿付工资。他劝导居民种植马铃薯作为民食，而不要只种给动物吃。在1768年至1772年的饥荒中，他有力的赈济赢得了普遍的敬仰。

1774年7月20日，新登基的国王邀请他加入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为之欢腾，都仰仗他来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

注释

[1] 费内位于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市镇，伏尔泰晚年居此，很多重要著作于此完成。

共产主义者

重农主义者为资本主义立下理论根据时，莫雷利、加布里埃尔·马布利和兰盖则在鼓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知识阶级由于放弃了对天堂的希望，以尘世的代用品来自我安慰。富者无视于宗教的禁忌，沉湎于财势、酒色和艺术中。平民则憧憬着无论聪明才智者、平庸者、弱者、强者均能分享世上益处的一个理想国度，聊以自慰。

18世纪并没有社会主义者的运动，没有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平等主义者，或耶稣会那样的固定团体。依“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Babeuf）所说，只有个别的到处叫嚣，成为将来法国大革命的因素之一。我们记得让·梅利耶（Jean Meslier）这位身为牧师的怀疑论者，在他1733年的遗嘱中，呼吁一个国家的财产能被平均分享，男女可以任意结合与分离的共产社会。同时，他建议杀掉一些国王以利社会。在这篇宣言付梓前7年，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指责私有财产为文明所有邪恶的根源。虽然如此，他否认曾有任何社会主义计划，而且1762年以前他书中的主角们还拥有相当的财产。

在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同年出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激进分子写的《自然法则》（Code de la Nature），对这个人我们除了他的书和名叫莫雷利外，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切勿把他和另一位《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莫雷莱（André Morellet）混为一谈。莫雷利首先以描绘共产主义的国王的一本书《一位伟大国王的素质》（Traité des Qualités d’ un Grand-Roi，1751年）惊动了知识界。1753年，他把梦想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浮岛的破碎》（Naufrage des îles Flottantes）。在诗中，这位好国王也许是读了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又引导他的臣民恢复简朴而自然的生活。莫雷利的《自然法则》（1755—1760年）是共产主义理想最完善的解说。许多人认为那是狄德罗所作，阿尔让松公爵则宣称这部著作比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好。和卢梭一样，莫雷利认为人性本善，他的社会本能使他倾向于行善，而法律的成立与保护私有财产破坏了他的本性。他赞扬基督教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成分，而为教会认可财产感到惋惜。私有财产的设立造成了“虚荣、昏庸、骄傲、野心、卑鄙、虚伪、邪恶……一切的邪恶都出于这些微妙而毒恶的因素，即占有的欲望”。而诡辩家们断言是人的天性使共产主义无法存在，而且就真正的因果来说，是共产主义的干扰败坏了人的天然美德。假如不是私有财产酿成了贪婪、自私、敌对和怨恨，人类必可以像兄弟一样和平相处、合作无间。

重建的途径必须以清除一切自由讨论道德和政治的障碍开始，“给予智者充分的自由以攻击主张拥有私有财产的错误和偏见”。小孩子该在6岁时离开父母，由国家予以抚养，直到16岁再归还他们的父母。同时，学校将训练他们只为公益着想，而不营求私利。私有财物应只限于属于个人的绝对必需品。“所有的产品都将收集到公家仓房，再分配给所有的国民，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每个身体健全者必须工作。21岁到25岁的人必须在农场上从事耕作。没有所谓的清闲阶级，但每个人到了40岁都可以自由退休，而国家将负责妥善地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国家将划分为有商业中心和公共住宅区的花园城市。每个社区由50岁以上的长老议会管理，而这些议会将选出一个高级元老以管理和联合所有的议会。

也许莫雷利低估了人的天生利己主义、占有的本能力量和因暴政而维持不近人情的平等产生的渴望自由的对立。虽然如此，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小。巴贝夫声称他的共产主义取法于莫雷利的《自然法则》，而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可能也是从这同一来源构成了他合作的“共同生活团体”（phalansteries）的计划（1808年），而这个计划又导致诸如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1841年）之类的共产试验。从莫雷利的法则产生了著名的理论，后来激发并影响了俄国革命，从“各尽所能”到“各取所需”。

哲学家们通常认为莫雷利的制度不可行而予以排拒，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天性造成的必然结果。但1763年莫雷利找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兰盖——他是一位律师，抨击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兰盖在被取消执行律师业务的资格后出版了一本《政治年刊》（Annales Politiques，1777—1792年），在这本刊物中，他猛烈抨击社会的陋习。他认为，法律已经成为维护并使最初由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得来的财物合法化的一种工具：

法律首先是注定保护财产的。因为我们从有产者手中取得的比从无产者手中取得的多，因此，很显然，法律是有钱人对付大多数人的一项保证。我们很难相信却可以清楚地证明，在某些方面法律是对付大多数人的一项阴谋。

因此，在有产者或资本家与必须竞相出卖劳力给予有产雇主的工人之间，必然会有阶级斗争。兰盖蔑视重农主义者所谓的“经济若能免于国家的控制，自然而然地就会繁荣”的说法。相反，那会加速财富的积聚。物价将会上涨，而工资更加低。即使在奴隶制度被法律“废止”后，“富人控制物价仍将使工资赚取者永无脱离奴隶境况的一日；所有他们（先前的奴隶）获得的会不断地受到恐惧饥饿的折磨，处于人类最低阶级的这些人的祖先至少曾免于这种不幸”；奴隶终年被豢养着。但在经济不受控制之下，雇主只要从工人处得不到任何好处，便随时陷他们于困境。这样，他使乞讨成为一种罪恶。兰盖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采取革命外，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但他并未建议当时就采取革命，因为那可能产生不了公平，反而造成混乱，不过他觉得构成这种改革的环境正在迅速形成：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从不必如此普遍、残酷。欧洲在表面的繁荣中可能从未曾面临这一全面的大变局……然而，我们由一条全然相反的途径到达了这一地步，正犹如意大利发生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血腥弥漫了意大利，纵火屠杀已迫近世界统治者的大门时，面临的那种境况一样。

尽管他发出了忠告，法国大革命还是在他的时代里爆发了，因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

加布里埃尔·马布利神父在革命爆发前4年去世，因而保住了他的头颅。他出生于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显赫家庭。一位兄弟名叫让·马布利，卢梭在1740年曾和他在一起；另一位兄弟名叫孔狄亚克，从事心理学的研究。还有一位著名的亲戚唐森主教，试着使他成为一名神父，但马布利只短期从事于一些次要的职务，即参加了唐森夫人在巴黎的沙龙，而倾心于哲学。1748年，他和主教发生了争执，终于引退，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一生中唯一的事是著书，而他所有的书都曾名噪一时。

在巴黎和凡尔赛的7年，他汲取了政治、国际关系和人性方面的知识，其结果是造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望与悲观的怀疑主义的独特混合物（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马布利主张用之于个体的道德基准也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基准，不过他承认这需要一种可行的国际法的系统。与伏尔泰和莫雷利一样，他也是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格神论者，不过他相信，除非有超自然的宗教的惩罚和报酬，道德无法被维持，因为大多数人的理性永远停滞于幼稚期。他喜欢斯多葛学派的伦常胜于基督教的伦常，喜欢希腊的共和胜于现代的君主政体。他同意莫雷利所说的人的邪恶非自天生而是因财物而起的说法。这是“危害社会的一切罪恶源头”。“致富的情绪在人的内心中不断地滋长，以致正义和公理被扼杀。”而“每当财富不公平的情况增加，这种情绪也随着强化”。嫉妒、贪婪及阶级的分化毒害了人类的友善天性。富有的人更加奢靡，穷人则受尽羞辱，堕落下去。经济奴隶的状态持续时，政治的自由又有什么好处？“每个欧洲人认为享受的自由，事实上只不过是换个主人的自由而已。”

如果没有所谓“你的”“我的”之分，人类将会多么快乐！多么完美！马布利认为在耶稣会生活下的印第安人比他那个时代的法国人要快乐。放弃了寻求荣耀与金钱，对适度的繁荣感到满足的当时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比征服殖民地和独霸贸易的英国人生活得快乐。他力言在瑞典，品格比名声更受重视，而谦和比巨富受到更高的评价。唯有不渴望致富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重农主义者提倡的那种社会将不会有快乐，因为人们总想与那些比他们富裕的人争平等，而且内心一直被这种欲望骚扰。

因此，马布利下结论说，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促进美德和快乐的社会形式。“共有财产制建立之后，地位的平等自然很容易建立，而基于这两种根基之上，人类的幸福自然而然就确立了。”但人类现在腐败到这等地步，这种共产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于此马布利产生了怀疑，并沮丧地承认：“在今天没有任何人力可以重建平等，而不造成混乱，而这种混乱比原来希望要避免的还要大。”民主制度在理论上很好，可是由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利己欲的关系而无法实行。我们所能做的，是把共产制度当作一个理想，文明应该渐渐地、谨慎地朝着这个理想推进，慢慢地把现代人的习惯由竞争变为合作。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是财富的增加，也不是快乐的增加，而是品德的增进，因为唯有品德才能带来快乐。寻求较好政府的第一步是召集一个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应该起草一部宪法，给予立法的议会以最高的权力。（这项工作在1789年至1791年成为事实。）任何人拥有的土地英亩数均应受限制，大的房地产应该分割，分配其所有权给农民，财产的继承应予以严格限制，像绘画和雕刻等“没有用的艺术”应予以禁止。

这些建议有许多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采用了。马布利的《论文集》于1789年出版，1792年再版，1793年第三版问世。而大革命后随即出版的一本书中把爱尔维修、马布利、卢梭、伏尔泰和富兰克林依次列为影响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和形成新秩序的真正圣者。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根据他知道的，认为共产主义者只是无足轻重的寻梦者，他一笑置之，仍纵情娱乐。朝廷仍毫无顾忌地继续他们的豪赌和奢侈的排场，苏比王子一天花20万利维尔来款待国王。而国王陛下的一个乡村别墅，修缮费用就要花纳税者10万银币。约50个显要人物在巴黎或凡尔赛都拥有府邸或华丽的大厦，有1万名仆役为迎合贵族、高级教士、贵妇人及皇家的需要与享乐而提供劳务。路易十五本人则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戴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于1751年一年中共计耗费了6800万银币——几乎是政府总税收的1/4。民怨沸腾，不过大部分都是匿名抗议。每年有成百的小册子、海报、讽刺歌谣描绘国王的不受爱戴。在一本小册子中说：“路易，如果你曾是我们爱戴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的恶德还没被我们知晓。在这个王国里，因为你的缘故，人民不断地减少，人民都牺牲在你们这些江湖郎中式的统治者手里。如果还有法国人存在着，那也是因为需要有人来恨你。”

是什么使得这位“被喜爱者”路易变成了可憎可咒的国王？除了奢侈、不务国政和淫乱外，他本人并不如报复性的历史描绘的那么坏。他外表英俊、高大、强壮，能一整个下午狩猎，而夜晚与女士们纵情作乐。是教育他的人纵坏了他。维勒鲁瓦（Villeroi）使他懂得，依据世袭与神权，整个法国都是属于他的。国王的尊荣已被路易十四的阴影和作风减少、扰乱。这位年轻的国王，由于自觉无法达到帝王具有的伟大与坚强的显赫程度，感到困惑与胆怯。他变得优柔寡断，欣然由大臣们去做各种决定。他少年时代阅读的知识和坚强的记忆使他熟谙历史，并适时地对欧洲事务有了相当的认识。有好几年，他一直保持着他自己的秘密外交书信来往。他颇有才智，同时能很正确、无情地判断他周遭男女的性格。在谈话和机智方面，他能与朝廷中最富机智者相比。但很显然，他在年轻时接受了弗勒里（Fleury）灌输给他的荒谬绝伦的宗教教理。宗教对他成了一种间歇热，因为他时而虔敬，时而荒淫。他对死亡和地狱怀着无限的恐惧，却冒险希望在濒死时（articulo mortis）能得到赦免。他停止对詹森派教徒的迫害，而且我们回顾时，还可以发现哲学家们在他的统治下，有时能享受到充分的活动自由。

他有时很残忍，但通常很仁慈。蓬巴杜和杜巴利因为爱他，也因为他赐予她们权势而学着去喜欢他。他的冷漠和沉默寡言是他害羞和缺乏自信的部分表现。在他冷漠的背后还有温和的一面，这一点在他对女儿们的感情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她们也爱这位除了好榜样以外什么都给她们的父亲。他的态度通常很和蔼，有时也很无情，对朝臣们的疾病或遭受死亡的威胁无动于衷。在他突然免除阿尔让松、莫尔帕和舒瓦瑟尔的职位时，他完全忘了要表现得像一个可敬的君王，不过那也可能是他害羞的结果。当着一个人的面，他觉得很难开口说个“不”字。可是他也能很勇敢地面对危险，像在打猎或在丰特努瓦时他就表现得很勇敢。

在民众面前他显得很尊贵，可是和知己的朋友们在一起，他显得既愉悦又友善，甚至用他那双尊贵的手为他们调制咖啡。他遵从路易十四为王室所立的繁文缛节，但对加诸他生活的拘泥虚礼感到非常懊恼。他常常在朝见会前起床，自己洗漱以免惊醒仆人，平时则常在床上逗留到11时才起身。夜晚，在被送上床之后，他可能再溜出去会见情妇，或者微服出游凡尔赛城。他以出猎来避开宫中那些人工雕琢的东西，在他没有出猎时，朝臣们就会说：“国王今天无所事事。”相比于朝臣，他对他的猎狗知道得更详细。他认为朝臣们处理事务比他更能干。有人警告他法国正面临经济崩溃及革命即将爆发时，他自我安慰道：“我在位期间，事情不会有什么变动。”

在性欲上他是一个荒淫的恶汉。我们可以原谅他以男子气压服了王后而另找情妇；我们可以谅解他迷恋蓬巴杜夫人，及对女性的美、优雅和明朗活泼个性的喜爱。但在王室的历史上极少有像他那么卑鄙的，竟一连欺凌那么多在瑟弗为他铺设卧室的女孩子。比较而言，杜巴利夫人的出现在一段时期内才让他较为收敛。

杜巴利夫人

约1743年，她以让娜·贝屈（Marie-Jeanne Bécu）之名出现在沃库勒尔的香槟地区，母亲为阿内·贝屈，但始终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一类谜在当时的低层社会里是很常见的事。1748年，阿内·贝屈搬到巴黎，受雇为迪蒙索的厨娘，而她把当时年仅7岁的让娜·贝屈安排住进圣安妮修女院。在这里，这位漂亮的女孩子住了9年，而且对这秩序井然的修女院，似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印象。她接受阅读、写作和刺绣的指导，同时终其一生保有一种清纯和不容怀疑的虔敬，对修女和教士一直都很崇敬。大革命期间她隐匿被追捕的教士，是她后来上断头台的部分原因。

她离开修女院时，她用了母亲新姘夫朗松的姓氏。首先，她被送到一家美容院习艺，但这还包括勾引的勾当，让娜·贝屈不知该如何抗拒。她的母亲于是把她送去陪伴拉加尔德夫人，但是，夫人的访客把注意力全转移到她身上，以致她不久便被辞退。她服务的一家女帽店竟吸引了难以计数的男性顾客。她成为许多无赖的情妇。1763年，她落入杜巴利手中，他是专为贵族中的花花公子找女人的赌徒。她以沃贝叶（Jeanne de Vaubernier）这个优雅的名字，在这位皮条客的宴会上以女主人的姿态出现了5年，这期间更增添了娇媚。杜巴利认为他和普瓦松夫人一样，找到了“国王的一口美食”。

1766年，斯坦尼斯拉斯这位仁慈的君王在洛林去世，自此之后，洛林成为法国的一省。他死后，他的女儿莱什琴斯卡，即那温和、虔诚的法国王后，身体也随之很快地衰弱下去，因为是父女之间彼此的爱支持着她，使她能在异域忍受不忠实国王的长期虐待。1768年6月24日，她与世长辞，甚至国王也为之哀悼。国王曾答应女儿们不再另找情妇。但是，7月他看见了让娜·贝屈。

他被她的妖艳、愉悦的精神和顽皮所动，心想他又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取悦他，安慰他那冷漠的心。他派了侍从勒贝尔去找她。杜巴利“伯爵”立刻同意，为了王室的缘故与她分手。为了面子问题，路易认为她应该有个丈夫。于是“伯爵”在短期内安排她嫁给他的兄弟纪尧姆伯爵，这位真正但赤贫的伯爵为了这个目的，才从加斯科涅的莱维尼亚克到凡尔赛来的。结婚典礼（1768年9月1日）之后，让娜·贝屈随即和他告别，而且再也没见过他。纪尧姆则得到了5000利维尔的补偿金。他另找了一位情妇，和她在莱维尼亚克共同生活了25年，在获悉他的妻子已被送上断头台之后，才与这个女人正式结婚。

让娜·贝屈，新名杜巴利伯爵夫人，先是在贡比涅秘密陪伴国王，继之公然出现在枫丹白露。黎塞留问路易，在这个新玩物身上有何新发现。陛下回答道：“就这一点，她使我忘了我行将六十岁。”朝臣们都吓坏了。他们可以理解一个男人需要情妇，但是，国王找来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经认识的一名娼妓，而且居然一夕之间把她捧得高过于侯爵夫人和公爵夫人！舒瓦瑟尔曾希望把他的妹妹献给国王做情妇。这位被拒的小姐使她那一向谨慎的哥哥公然对国王的新情妇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而杜巴利夫人也一直没饶过他。

国王这位新情妇很快沉湎在金银珠宝中。国王给了她130万法郎的恩俸，加上每年由巴黎城和勃艮第所征收来的年金15万法郎。珠宝商立刻趋前为她铸造戒指、项链、手环、头饰及其他金光闪闪的饰物，这一切在4年内使国王付出了200万法郎。在那4年内，她一共花了国库600余万利维尔。巴黎的人们知道了她的显赫，他们为出现一个吞噬他们税款的新蓬巴杜夫人感到无限哀伤。

1769年4月22日，她珠光宝气地由黎塞留挽着，正式出现在宫廷上。男士们倾心于她的美色，女士们则尽可能冷落她。她对这些蔑视毫不在意，她以谦和的态度和迷住国王的悦耳笑声来平息一些朝臣的激动。即使对她的敌人（除舒瓦瑟尔外）她也不怀恶意，她使国王较前发布了更多赦免的命令因而广结善缘，渐渐在她身边聚集了一群高官厚爵的男女，利用她向国王说项。与蓬巴杜夫人一样，她很照顾自己的亲戚，她为母亲购置房产和头衔，为姨母和表兄弟们争取了年金，为杜巴利偿还债务，给了他一笔财富，并为他在茹尔丹岛置了一栋华丽的别墅。她从国王那里为自己赢得了原属于朗巴勒王子和公主的卢沃森斯城堡，这城堡坐落于马尔利的皇家公园旁边。她延聘了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加布里埃尔来重新设计这座城堡，以适合她的兴趣，又请了手艺精细的高级工匠古蒂埃，以价值75.6万银币的华贵家具和艺术品来装饰城堡。

她缺乏蓬巴杜夫人那种维护和鉴赏文学、哲学及艺术的教育背景和关系。但她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从荷马的史诗以至色情文学，从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到弗拉戈纳尔（Fragonard）下流淫秽的图集，无所不包。1773年，她送了一幅画像给伏尔泰，以表示敬慕之意，并随附“每边面颊上一个香吻”一句话。而伏尔泰像往常一样机智，回赠她一首诗：

什么！在我临终前给我两个吻！

你竟屈尊赐我这项殊荣！

两个吻！一个就已太多了，可敬的伊吉利亚女神（Egeria）

在第一吻时，我就将乐得死去。

她要求路易十五让伏尔泰返回巴黎，但为国王拒绝，于是她从费内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手表来发泄这份不满。1778年，这位年迈的大师来到巴黎颐养天年之时，她是许多登上波奥街（Rue de Beaune）的楼阁来向他致敬的人之一。伏尔泰深感高兴，临别时特地下病榻送她到门口。在下楼时她遇到了后来的革命者布里索，他希望把刑法的草案呈给伏尔泰，他曾要求谒见，但遭拒绝。这一天，他再度尝试谒见。她带他回到伏尔泰的门口，为他安排晋见伏尔泰。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写她“笑得那么亲切，那么慈祥”。

毫无疑问，她的脾气很好，而且慷慨。她忍受王室的歧视而不加反抗，也默默忍受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拒绝跟她交谈。唯有舒瓦瑟尔她无法原谅，那是因为他不断试图把她驱逐出宫。不久，他们之中总有一人不得不走。

舒瓦瑟尔

他出生于洛林的一个古老家族，早年时就被封了斯坦维尔伯爵的称号。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以勇敢闻名。1750年，31岁时，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而使自己更为富有。他的聪明和机智使他很快在朝廷中显得非常出众，但由于反对蓬巴杜夫人而阻碍了晋升之路。1752年，他改变了态度，由于透露了一项要谋害她的计谋而赢得了她的感激。她为他获取出任罗马和维也纳大使的职位。1758年，他奉召返回巴黎，取代贝尼斯任外交大臣的职位，并成为公爵和法国的贵族。1761年，他把内阁的职务转交给他的兄弟塞萨尔，但仍主导外交政策。他自己则担任国防大臣和海军大臣。他权倾一时，有时甚至支配并威吓国王。他重建陆海军，减轻了军事支出和供应的投机与腐败。他重整军队的纪律，以军队中无权但有能力者取代应退休的高级军官。他拓展了西印度群岛的法属殖民地，为法国王室夺得了科西嘉岛。他同情哲学家，维护《百科全书》的出版，支持驱逐耶稣会会员（1764年），对胡格诺教徒在法国的重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保护伏尔泰在费内的安全，为卡拉斯家族积极活动，并赢得了狄德罗的赞誉：“伟大的舒瓦瑟尔，你不眠不休地守住了祖国的财富。”

他的一切政策是把法国从与奥地利的不幸联姻而导致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他减少了法国一向给予瑞典、瑞士、丹麦和一些日耳曼王公的补助金。他鼓励查理三世努力使西班牙赶上18世纪的潮流，并借着波旁皇族之间的“家族协定”（1761年），以加强法、西两国的关系。这个计划失败了，但舒瓦瑟尔以比军事情况所能支持的更好的条件与英国取得了和平妥协。他预知美洲英国殖民地的向背，而加强法国在圣多米尼克、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属圭亚那的地位，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以补偿法国失去的加拿大。两位拿破仑在1803年和1863年也采取了这种政策。

在提过他的成就后，我们也必须看看他的另一面。他阻止俄国进犯波兰和主张法、西再度与英国敌对均告失败。路易已疲于战争，因此给设法倾覆舒瓦瑟尔的那批人机会。这位富于机智的大臣施恩于臣僚，慷慨地接待朋友，以竭智尽力为国辛劳赢得了许多人心。可是由于他公然批评别人和出言不慎也招致不少怨怼，他对杜巴利夫人有增无减的敌对态度使反对他的人获得接近国王的机会。辛勤不倦的黎塞留支持杜巴利夫人，而他的外甥德艾吉永公爵一心想要取代舒瓦瑟尔掌理朝政。王室成员不满舒瓦瑟尔排斥耶稣会会员的举动，而不惜利用他们瞧不起的杜巴利夫人作为革除这位自负大臣的工具。

路易一再要他避免与英国作战，避免与杜巴利夫人发生冲突。而舒瓦瑟尔仍秘密地筹划战争，公然地蔑视夫人，终于使她联合所有的力量来对抗他。1770年12月24日，愤怒的国王下了一道简短的御令给舒瓦瑟尔：“兄弟，我对你工作的不满迫使我把你放逐到尚特卢（Chanteloupe），并限你于24小时之内离去。”朝中大部分人士，对曾为法国做了这么多大事的人物突然遭受解职大感惊讶，因此，不顾国王的愤怒，表示他们对这位没落大臣的同情。许多贵族人士都到尚特卢安慰被放逐的舒瓦瑟尔。然而他过得也相当舒适，因为公爵的宅邸包括一栋在法国最华丽的别墅和一个最宽敞的私人花园。尚特卢坐落在距巴黎不远的都兰（Touraine）。在那里，舒瓦瑟尔过得非常悠闲舒适，因为杜巴利夫人说服国王立刻送给他30万银币，并保证每年给他6万银币。哲人们因他的陨落而觉悲痛，在霍尔巴赫家的用膳者都哀伤地说：“一切都完了。”狄德罗描述说，这些人个个泪流满面。

议院的反叛

舒瓦瑟尔被解职之后，“三人政治”继之，在“三人政治”中，德艾吉永是外交大臣，莫普任首相，泰雷则任财政大臣。泰雷供应杜巴利夫人要求的一切费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果敢地减低经费，停付偿还金，减低政府契约所有权的税。他订正新税则，核定期税和各项规费，加倍征收国内运送费。他总共节省了3600万银币，并增加了1500万银币的收入。实际上，他以让部分企业倒闭来延缓经济的崩溃，但许多人因政府拖欠债务而受苦，他们不满的情绪更加激昂。不久，赤字再度增加，而在他当政的最后一年（1774年），更高达4000万银币。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财政稳定的国家来说，这似乎只是一笔极为普通的债务，对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却是忧虑的原因，这些人现在听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高时，也不再反对了。

路易十五在位最后10年不断增加的危机，是因为他的大臣们为了维护国王的绝对权力而努力奋斗，对抗正积极从事反叛的议院而引发的。就我们所见，这些议院并不像英国的国会一样是代表或立法的机构，它们是在法国的13个城市中作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团体。此外，像英国国会对抗查理一世，他们为防止王室的专制，要求制定他们地区内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或设立关税。而且因为摄政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曾认可他们有抗辩皇室和大臣们敕令的“谏疏权”（right of remonstrance），他们进一步要求，这类敕令除非经他们接受和认可，不得成为法律。

假如议院是由人民或由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等少数人士选出来的（像英国一样），那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过渡，而多少也能对中央政府产生有益的制约作用。因此，他们与政府发生冲突时，人民通常会支持他们。然而，几乎全部是富有的律师组成的议会，事实上是法国最保守的势力之一。这些出身贵族的律师，变得和贵族武士同样地排外；“议院相继宣称，出任显要新职者必须出身于贵族家庭”。巴黎议院更是最保守的，在反对思想和出版自由一事上，它不断与牧师发生争执。它禁止哲学家们的书籍出版，有时甚至予以焚毁。它曾受制于耶稣教会，这个教会把加尔文的神学带进了天主教会。伏尔泰说图卢兹詹森教派的议院虐待并杀死了卡拉斯（Jean Calas），而巴黎议院签署了拉巴尔（La Barre）的死刑执行，而舒瓦瑟尔内阁取消了卡拉斯的判决，并维护《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巴黎的主教博蒙命令他管辖下的教士，只为那些曾向非耶稣会教士忏悔过的人士主持圣礼，更加重了耶稣会会员和正统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巴黎议院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意，禁止教士们服从这项命令。它控告主教以煽动分裂教会的罪名，并扣押了他的部分财产。国王的国家议会称这是不合法的没收行径，而命令议院退出宗教的纷争。议院不但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相反，它起草了“严重抗议文”（Grandes Remontrances，1753年5月4日），这多少预示了革命的来临。他们声称效忠于国王，但告诉他：“如果臣民必须服从国王，那么国王必须服从法律。”这暗示着，身为法律的保护和阐释者的议院，应位居国王之上。5月9日，国会发布了一道御令，把巴黎议院中的大部分议员放逐出国都。各省的议院和巴黎的人民群起支持被放逐者。阿尔让松侯爵于12月称：“巴黎的人们处于一种被抑制的激昂状态。”政府唯恐群起作乱，命令军队巡行街道，并保护主教的住宅。1754年3月，阿尔让松写道：“内战正在酝酿中。”红衣主教拉罗什富科（Cardinal de La Rochefoucauld）想出了一个不失面子的妥协办法。政府召回了被放逐者（9月7日），但命令议院和教士不可再起争端。这项命令并未被接受。巴黎的主教继续反耶稣教会的活动，他的行为过分激烈，以致路易把他放逐到孔夫朗（Conflans，12月3日）。议院宣称，天主教教皇反耶稣会的训谕不合信仰之道，所以吩咐教士不必予以理会。政府犹豫不决，最后由于需要向教士贷款以进行“七年战争”，只好命令议院接受天主教教皇的敕令（1756年12月13日）。

激烈的争论四起。1757年1月5日，达米安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袭击国王，以一把大的削铅笔刀行刺，然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路易吩咐他失职的侍卫：“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国王仅受极轻微的伤，而攻击者宣称：“我无意杀死国王。如果我存心杀他，那么我很可能已杀死他。我那样做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他能把一切事物恢复旧观。”在他从监狱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他反复说：“由于拒绝行圣礼，巴黎的主教是一切圣礼纷争的原因。”他说他曾被在议院中听到的演说唤醒。“如果我未曾进入正义的法庭……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那些演说令他如此激动，以致他请求医生来为他放血，但没有医生肯来。（他说）假如他被放了血，他就不会袭击国王了。议院的大法官执行审判，宣告他有罪，他的父母、姐妹被判终生放逐。依据法律所定的弑君罪，达米安遭受了种种苦刑。他的肌肤遭火热的钳子撕裂，身上被溅以滚烫的铅液，并遭四马分尸的死刑（1757年3月28日）。出身高贵的小姐们争看刑罚的执行。国王则表示对这种刑罚感到恶心，而致送被放逐的家人补偿金。

这件事为国王赢得了一些同情：犹太人和新教徒也为国王的早日康复祷告；但是当大家知道了国王的伤如伏尔泰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针孔”而已，群众的支持又转向了议院。人们开始讨论以代议的政府来对抗绝对的君主专制。阿尔让松写道：“他们看出议院可以解救他们遭受的烦忧……反叛的怒火正在内心燃烧。”1763年6月，巴黎的议院再度确定：“国王依据而得以存在的法律不容违反时，则议院通过的法律确认的事项也属不能违反的法律的一种。”图卢兹议院进一步宣称，法律必须获得“国家的欣然同意”。但所谓“国家”，指议院而言。1763年7月23日，一个重要的司法机构——税务法院（the Cour des Aides），在勇敢而诚实的马勒泽布（Malesherbs）的领导下，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报告，说明国家的贫困和国家财政管理的不当与腐败。要求国王“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国民大会议，听取由人民代表表达的人民的心声”。自1614年第一次有人直接公开请求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以来，这一会议一直未曾召开。

在把耶稣会逐出法国（1764年）的这项艰苦的斗争中，巴黎议院展开了攻势，并迫使国王采取行动。6月和11月，布列塔尼的最高法院，即雷恩议院，向路易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反对当时的省长德艾吉永所征收的苛税。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议院停止了开会，而且大部分议员辞职（1765年5月）。议院的首席检察官沙洛泰发布了对中央政府的一项攻击。他的儿子、三位律师和他本人被控以散布煽动暴乱的言论而遭逮捕。国王命令雷恩议院审判他们，但议院拒绝，而且以全民为后盾的所有法国的议院都支持这项抗议。1766年3月3日，路易出现在巴黎议院上，警告不得纵容煽动叛变的言行，并声明他要以绝对君主专制治国的决心：

至高无上的权力只系于我一身……立法权，只属于我一人，无任何条件而且不容分割。所有的命令由我发出。我的人民和我一样，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必须与我的权力和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且只存在于我的掌握之中，而有人竟敢将之与君王分离自成一体。

他接着说，他的誓约并非如议院主张的对国家而发，他只是对上帝宣誓。巴黎议院继续维护雷恩的抗拒，但3月20日，它正式承认这个原则为“必然的真言”，即“最高的权力仅属于国王。而国王只对上帝负责……立法权完全存在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舒瓦瑟尔和其他人力劝国王做一点让步。沙洛泰和同时被捕的人获释，但被放逐至拉罗谢尔附近的瑟特斯（Saintes）。德艾吉永被从布列塔尼召回，而加入了舒瓦瑟尔的敌对阵营中。雷恩议院重开院会（1769年7月）。

伏尔泰由于在1769年出版了一本《巴黎议院史》（Historie du Parlement de Paris，par M.l’Abbé Big）而陷入了冲突。他否认是该书的作者，并为文批评此书为“错误和愚笨的大作，是对语言的亵渎”。即使这样，仍被认为是他的作品。虽然是仓促写成的，这本书显示出作者研究历史下过相当的工夫，只是欠公正而已。那是长篇控诉，指责议院为保守的机构，每次都反对进步的措施——例如，法国学院的设立、天花疫苗的接种和公平的自由经营。伏尔泰指责议院的阶级立法、迷信和宗教的偏执。他们宣告法国早期的印刷业者有罪。他们曾赞许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他们曾判决安克尔（Maréchal d’ Ancre）为女巫而处以火刑。伏尔泰说，议院被设立，纯粹是为了司法，而无权立法。如果他们获得立法权，那么他们将以多数律师组成的寡头政治取代国王的独裁政治，而且不受任何民众的控制。伏尔泰这篇冗长的纲要是在舒瓦瑟尔当政时期写的，他宽厚的品性使人们相信国王在这位开明大臣的开导下，可以达到许多进步。狄德罗不同意伏尔泰的说法，他极力主张，不管议会有多么保守，他们拥有监督立法的权力可以更好地控制君主暴政。

德艾吉永返回巴黎，带来了新的危机。雷恩议院控诉公爵渎职，于是他受到巴黎议院针对这些控诉的审判。事实显示他将被判有罪时，杜巴利夫人请求国王出面干涉，莫普首相也支持她。于是，1770年6月27日，国王宣称，这项审讯会泄露国家机密，必须即刻停止。他取消双方相互的控诉，宣布德艾吉永和沙洛泰无罪，并命令各派不可再有更多的争端。由于认为这些命令是对公正法律过程的专制干涉，议院宣称证言已严重危及德艾吉永的荣誉，而建议他废弃所有贵族的名分，直到适当的法律程序澄清一切为止。9月6日，议院公布了一项决定，给予国王一个判断的准则：

施之于各处的专制权力的种种行为，若违反了君主政治基本法律的精神和含义，就是预谋要改变政体的显明证据，而且要以专制权力的不合法行为来取代一向平等的法律的力量。

然后议院停会至12月3日。

莫普利用这段时间为皇室的权力准备了一项坚定的防卫。11月27日，经国王签署后，莫普发布了一道敕令，声明政府认可谏疏的权力，但谏疏之后再行发布的敕令，禁止任何抗辩。议院要求国王将朝中邪恶的顾问交付法律制裁以为回答。12月7日，路易将议院召至凡尔赛，在正式的议会上，他命令他们接受并通过11月27日的敕令。回返巴黎之后，这些官员决定自动停止议院一切活动，直到11月的敕令被撤销为止。路易命令他们复会，议院不予理会。舒瓦瑟尔试着使国内保持和平，以便对外的战争更顺利，路易把他革职了。现在莫普支配着国会，杜巴利夫人则烦扰国王。她拿凡·戴克所绘的英国查理一世的画像给他看，警告他将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你的议院也会砍掉你的头。”

1771年1月3日，路易再度命令他们接受11月的敕令。议院回复说这项敕令违反了法国的基本法律。1月20日，在凌晨1时至4时之间，国王的步兵送给每位议员一份专制的下狱令，让他们选择服从或自巴黎被放逐。他们大多数人都郑重声明对国王的忠心，但态度仍然强硬。随后两天内，巴黎议院的165人被放逐到法国各地。他们离开法院时，人们夹道为他们欢呼。

莫普现在正筹划以一个新的司法组织来取代议院，借着一道国王的敕令，他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由国会和一些顺从的法学家组成的最高法庭，并在阿拉斯、布卢瓦、沙隆、克莱蒙费朗、里昂和普瓦提埃设立各省的高等法院。一些司法的恶习被改革了，贪污也被遏止，从此正义不必有控诉也能得到伸张。伏尔泰为这一番改革欢呼，并轻率地预言：“我绝对相信首相会取得完全的胜利，而人民也将为之欢欣。”但像议院这样一个古老的机构一旦被毁，人民无法满意地接受。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比议院更加受到谴责，也更为人喜爱。大多数民众蔑视新的法庭，认为那是为皇家的独裁增添的羽翼。狄德罗对议院虽然没有什么妄念，仍惋惜它的消逝：“法治政府告终……一刹那间我们从君主政治的状态陷入了完全专制的状态。”有11个贵族，甚至还有一些王室成员，表示不赞成莫普废弃议院的企图。人民没有明显的暴动，但近来在议院中常听到的自由、法律、合法等字眼传播开来。对好色的国王的讥讽愈来愈大胆，也更苛刻。普拉卡拜访了奥尔良公爵，希望他出面领导革命。

议会虽然很保守，也几乎未曾希望会有这种事发生，其中也酝酿着革命的思潮。卢梭的论文，莫雷利的共产主义，马布利的建议，兄弟会的秘密会议，《百科全书》编纂者对政府和教会恶习的揭发，巴黎和各省中到处可见的无数小册子：这一切猛烈地反对一个好色淫乱的国王声称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权利。“民意”，在历史上已形成一股力量。

一直到1750年，批评的对象都是教会，可是从那以后，由于《百科全书》受抑制的刺激，猛烈地转向了国家。1765年10月，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自巴黎写来的报道中说：

嘲笑已经过时……好人已经没有时间嘲笑。首先他们要倾覆上帝和国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热心地从事于破坏工作……你知道谁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这名词是什么含义？首先，它包括的几乎是每一个人。其次，它指的是向罗马天主教宣战的人，同时大部分都意在毁灭所有宗教，更有许多人意在摧毁王权。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大部分的哲学家（狄德罗尤其不包括在内）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他们都设法避免革命。他们攻击贵族和一切传统的特权，他们指出无数的恶习，而且要求改革，但想到要把所有的权利给予人民时不禁不寒而栗。虽然如此，格里姆在1768年1月的《文学通讯》中写道：

在各地，尤其是天主教国家，已明白显示出对基督教普遍感到厌倦，隐约地激动着人心，引致他们攻击宗教和政治的腐化——（这一切）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现象，好像改革的精神是16世纪的特色一样。它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而无法避免的革命。

国王驾崩

如同路易十四一样，路易十五也缺乏死得其时的技巧。他知道法国期待他去世，然而他无法忍受死的念头存在。1773年，奥地利的大使报道说：“不止一次，国王提到了他的年龄、健康和终有一日他必须降服于上帝的可怕情景。”路易由于他的女儿退隐到圣衣会修女院，声称要为她的父亲赎罪而稍觉感动。据说，她在修女院擦地板、洗床单。他去探望她时，她谴责他的生活方式，求他遣走杜巴利夫人，与德朗巴勒公主结婚，并与上帝和解。

他的几位朋友在他当政的末年去世。其中有两位，由于心脏病发死在他面前。然而，在提到一些老臣面临死亡时，他似乎有一种恐怖的快感。他曾问他的一位将军：“苏夫雷，你已经上了年纪，你死后希望埋葬在哪里？”苏夫雷回答说：“陛下，就葬在您的脚下。”据说这个回答“使国王忧郁而哀伤”。豪斯特夫人认为：“世上没有人比他更忧伤。”

死亡是他喜爱也是他蔑视的异性，在不知不觉中对他的迟缓报复。他发觉杜巴利夫人也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他竟召来了一位年方及笄的少女。她感染了天花，并传染给国王。1774年4月29日，他的病发了。他的三个女儿，虽然没有免疫性，却坚持照顾他（她们都感染了此病，但又恢复了）。到了晚上，她们离去，而由杜巴利夫人接着看顾。但5月5日，国王希望接受临终礼，他很和蔼地遣走她：“我知道我已经病得很严重。梅斯城的丑闻不能再重演。我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我的人民。所以我们必须分离。你到德艾吉永在卢艾尔的城堡去，等候进一步的命令。请相信，我一向最关爱你。”

5月7日，国王在朝廷的一个正式仪式上宣称，他很后悔以丑闻玷辱了他的臣民，但他又坚持“除了上帝以外，（他的）行为不必向任何人负责”。最后他欢欣地迎接了死亡。他告诉他的女儿阿代拉伊德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他于1774年5月10日去世，享年64岁，在位59年。他的尸体可能传散细菌于空气中，于是在夹道群众的讥讽中，毫不铺张地匆匆葬于圣丹尼斯（St.-Denis）的皇家墓园。与1715年的情形一样，法国又一次为国王的去世而感到欢欣。

第四章　生活的艺术

道德与美德

塔列朗（Talleyrand）曾说：“不是活在1780年的人，不懂得生活的乐趣。”当然，他还必须属于上层阶级，而且是对道德没有偏见的人。

我们很难为道德下定义，因为各个时代均从当时的习性与好恶出发给道德下定义。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以私通来缓和一夫一妻制，好像美国人以离婚来挽救一夫一妻制一样。而高卢人认为明智的私通对家庭的害处——至少对儿女的害处——小于离婚。总之，私通的行为在18世纪的法国非常盛行，而且通常都能得到谅解。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区别“束缚”（bind）和“牵系”（attach）两词时，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对妻子是有义务的束缚，对情妇却是情感的牵系。”（One is bound to one’s wife,attached to one’s mistress.）据当时的报道，“当朝权贵20人中即有15人是与未曾和他们结婚的妇女生活在一起”。拥有情妇和有钱同样是必要的。爱显然是肉欲的：画家布歇将之绘成粉红色，弗拉戈纳尔则给它加上花边并增添光彩。布丰则露骨地说：“爱除了肉体之外没什么好处。”

然而，处处还有美好的爱情存在，克雷比永的儿子就是一例，哲学家当中的爱尔维修也一直迷恋他的妻子，而达朗贝尔不管莱斯皮纳斯的兴趣如何变化，一直对她很忠实。卢梭则在这个时代里从事个人的道德改革。我们是否还要表扬一下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有些妇女把伪装美德当作一种时尚，但有些妇女欣然接受恢复婚前守贞和婚后重视贞节的道德信仰，以免自己受辱而成为那些登徒子的晋身之阶。至少一夫一妻制已不再是羞耻的标志。那批登徒子也结婚了，他们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们宁愿寻求二人结为一体的深长情趣，而不愿永远只是触摸变化多端、华而不实的爱恋。许多刚开始显得很轻浮的妇女，在儿女出生后也就安定下来了。有些人甚至在卢梭的劝诫之前，就开始亲自抚育她们的子女。而通常在母爱抚育下成长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很孝顺。卢森堡夫人在经历年轻时期一段惊险刺激的生活后，成为一位模范妻子，忠于丈夫，并温柔地照顾卢梭。莫雷帕伯爵曾臣侍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曾被长期流放，他去世时，他的妻子回忆说，他们“共同生活了50年，而未尝一日分离”。我们听了太多——我们自己也谈了不少——违背婚姻誓言，而得以晋身历史的女人。至于坚守忠贞、至死不渝的，则听得很少。克罗扎小姐12岁时就许配给后来的舒瓦瑟尔公爵，对他迷恋她野心勃勃的妹妹，她一直耐心地忍受着。在他被放逐后，她仍然陪伴着他，即使是颇通世故的沃波尔也称誉她为圣人。黎塞留伯爵夫人始终不渝地爱着她的丈夫，即使在他拈花惹草期间也不例外，她感激命运惠予她死在他的怀里。

变态、色情和卖淫仍然持续着。法国的法律要求对鸡奸惩以死刑。1750年，在格雷韦确有两位鸡奸者被焚死，但法律通常对成人之间的自愿和私下的同性恋行为视若无睹。经济的道德则昔今不变。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中有一段记载食物和酒的掺杂伪造。当时的政治道德也和今天一样，有很多热心的人民公仆，如马勒泽布、杜尔哥和内克尔，但也有很多人靠金钱和关系获取职位，然后利用职权做违法的勾当，假公济私。许多闲荡的贵族吸取农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公私的慈善机构也有不少。

大体说来，18世纪的法国人是温和的，虽然他们性伦理的法则违反了基督教规的公正。就看卢梭的一生吧，虽然取悦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仍有那么多人来援助他、安慰他。通常这些同情他的人又都是他曾辱骂过的贵族。男女关系的骑士精神已经没落，但在法国军官对待和他们同阶级的战俘的行为中继续存在着。暴躁而且充满敌意的斯莫利特（Smollett），1764年在法国旅行时写道：“我很敬佩法国的军官，特别是他们的豪侠和勇气，尤其是他们对敌人的慷慨和仁慈，甚至在可怕的战争中他们也是如此。”戈雅（Goya）也许太夸张了一些，他用画笔绘出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军对待西班牙的残酷情形。法国人的确可能很无情、残忍，不过那是因为战争和刑罚把他们锻炼得如此。他们都很狂烈，在大学中动辄挥刀打架，常以街头暴动代替选举。他们都很冲动，常常不加考虑就决定事情的好坏。他们是盲目的排他主义者，他们无法了解为何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那么野蛮，不说法语而说其他语言。德尼斯夫人拒绝学习英文的“面包”（bread）一词：“为什么他们不都说‘pain’（面包）？”也许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更爱荣耀。不久，就会有数千人高呼着“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而死去。

当然，法国人的礼貌风度很卓越。路易十四时设立的礼仪习俗被虚伪、讥诮和肤浅玷污了，但本质上它们还存在着，因此他们的知识阶级拥有今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与之匹敌的美德。卡萨诺瓦（Casanova）说：“法国人是那么有礼，那么谦恭，以致你不知不觉中很快被他们吸引。”不过，他接着说他从来无法信任他们。

他们爱好清洁也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在法国妇女中，这成为她们主要的美德之一，而且终生不变。穿着整洁也是良好礼仪的一部分。宫廷中的男男女女，有时由于华丽的衣饰或繁复的发型破坏了文雅的韵味。男人所留的辫子发型，萨克斯曾加以反对，认为在战争中给敌人以把柄，太危险。他们像法国妇女一样，头发勤加抹油擦粉。妇女们把头发梳得太高，以致不敢跳舞，唯恐触到烛架而着火。一位德国来的访客量出某位法国女士的下巴正在她的脚和头发顶端的正中间。美容师们以不断变换发型致富。整洁并不沿用到妇女的头发上，因为她们整理一次头发需时太久，除少数特殊人物外，所有妇女都为了维持同样的发型不变而数日不用梳子。有些女士则随身带着象牙、银或金制的刮刀（grattoirs），以便优雅而痛快地搔头。

脸部的化妆和现代同样复杂。莫扎特1763年从巴黎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你问我巴黎的女人美不美。我该怎么说呢？她们涂抹得像纽伦堡的娃娃，她们用那令人厌恶的手法把姿容破坏无遗，一个诚实的德国人看到这样的女人能分辨得出她本来是不是美女吗？”妇女们随身携带化妆品，和今天的妇女一样，在大庭广众前重施脂粉，而不觉得难为情。德莫纳科夫人在临上断头台前还涂抹胭脂。女性的衣服式样既诱惑又不方便：低领，花边的紧身胸衣，令人着迷的珠宝，大篷裙和通常用亚麻或丝绸做的高跟鞋。布丰、卢梭和其他人反对妇女的紧身裙，但它们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废弃。

多彩多姿和充满欢乐气氛的社交生活，也是巴黎吸引人的地方。波蔻（Procope）、雷让（La Régence）、格拉多（Gradot）三处咖啡馆款待知识分子和叛逆者，那也是城中游手好闲的人打发时间、和情人幽会的所在。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先知们则在沙龙大放光彩。门阀或财阀们使凡尔赛和巴黎在宴会、招待会和舞会的衬托下显得一片欢欣。在上流社会中，所谓艺术还包括饮食和说话在内。法国的烹调是全欧洲人羡慕向往的。法国人的机智精练使所有的话题显得贫乏，使厌倦掩蔽了光辉。18世纪后半期，说话的艺术衰退了；雄辩的激昂压倒了说话的艺术，说者胜过听者，机智由于过多和常不慎伤人而贬损了身价。自己也会刺痛人的伏尔泰提醒巴黎人说：机智而无礼会变成粗野。沙洛泰也认为“对机智的爱好……把科学和真正的学问”驱出了沙龙。

在打扫得极为整洁并点缀着许多雕像的公园里，人们悠闲地漫步，也有人带着小孩或牵着爱犬，伶俐的少年追逐着灵巧地装作无处可躲的少女。杜伊勒里的花园在当时可能比现在还美。且听维基·勒布朗夫人的叙述：

当时，歌剧院很近，就毗连着皇家歌剧院。夏天，表演在8点半结束，所有的高雅人士全出来了，甚至在未结束前就出来，在园地上散步。当时，女人流行戴很大的花束，花香，加上她们头发上散发出的脂粉香味，很自然地使空气中充满了芬芳……据我所知，在大革命爆发以前，这类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在露天的月光下，有各种音乐演奏……经常有大批人聚集着。

音乐

法国把音乐当作巴黎人欢乐的一部分，它无意在弥撒曲或庄严的合唱曲上与德国一争短长。莫扎特来到巴黎时，他几乎未加理会；可是，意大利的优美旋律令他着迷时，却也浑然忘了原来对异国情调的排斥。他从自己的音乐中谱制宴会节庆的曲子，尤其擅长谱制适合舞蹈的旋律或令人跃然欲动的舞曲——克兰多舞、莎拉本舞、捷格舞、甘伐舞及17世纪中叶一种缓慢而庄严的舞步。法国的音乐，就像它的道德、它的礼仪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离不开女人，而常冠以女孩子气的名字，诸如L’Enchanteresse、L’Ingénue、Mimi、Carillon de Cythère。

在法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在格鲁克出现以前，布法歌剧比瑟里阿歌剧更为盛行。一个自称奥皮阿—库米齐（Opéra-Comique）的歌剧团于1714年在巴黎成立。创立者菲利多尔（Philidor）曾以棋王的身份旅行欧洲各地，制作了25部歌剧，几乎全都含有幽默的风格，比如《萨查·潘卡》（Sancho Pança）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不过格调很好，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他的歌剧至今已全被遗忘，但在棋界，人们还记得“菲利多尔防守”（Philidor’s defense）和“菲利多尔遗风”（Philidor’s legacy）是古典的棋步。芭蕾舞在法国的歌剧中是令人喜爱的穿插；于此法国人的优雅找到了另一个表现机会，而动作也变成了诗。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这位巴黎歌剧芭蕾大师，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有关舞蹈的论文——《论舞蹈与芭蕾》（1760年）——为格鲁克的改革铺了路。他提倡恢复希腊的舞蹈理想，即动作自然、服饰简朴，重点在于强调戏剧的意义，而不在于抽象的外形或美术技巧的表现。

在法国所有主要城市中，公开的音乐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巴黎，圣乐乐团（1725年成立于杜伊勒里花园）为器乐立下了高水准。轻喜剧歌剧团演出波格瑟（Pergolesi）制作的《女佣做主妇》（La Serva Padrona）时，音乐乐团则演奏他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此演奏颇获好评。因此，一直到1800年，每年都演出。音乐乐团把亨德尔、海顿、莫扎特、约梅里、皮奇尼和巴赫的乐曲介绍给法国听众，由当时音乐名家表演。

演奏者们同意的一点是：在音乐方面，法国远不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哲学家们也同意这一看法。格里姆（一位日耳曼人）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对音乐知道得这么少，实在很遗憾。”他把有美丽歌喉的费尔小姐排除在外。他也和卢梭、狄德罗一样，主张歌剧要“重返自然”。这三人在那次“丑角论战”（Guerre des Bouffons）中都是意大利派的领导人。这次论战是从巴黎的一个意大利剧团演出一出布法歌剧开始的。在其他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一关于法国和意大利音乐风格的论争并未就此结束，因为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一书中，继续“丑角论战”；在他的《关于〈私生子〉一剧的谈话》（Troisiéme Entretien sur Le Fils Naturel，1757年）中，呼吁把法国的歌剧从夸大的言辞和怪异的技巧中挽救出来：“来吧，请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搬到歌唱的（歌剧的）舞台上！”——同时他举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原文《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为例。当时，在维也纳的格鲁克可曾听到他的呼吁？伏尔泰于1761年一再预言道：

总有天才会出现，他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恶习（技巧的），并将现正缺少的庄严和道德精神注入舞台的表演中。低级趣味的风潮正在高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对国家往昔光荣的记忆。但是我仍然要重复一遍：歌剧必须重新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以免贻笑于所有欧洲其他国家。

1773年，格鲁克抵达巴黎。1774年4月19日，他指导了《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Iphigenia in Aulide）在法国的首次公演。不过成熟尚得等待良机到来。

戏剧

法国在这段时期没有什么值得令人怀念的剧作出现——也许我们该把伏尔泰从代利斯或费内送来的少数几部除外。但法国尽量给予戏剧上演的机会，并尽量予以嘉许。1773年，维克托·路易斯（Victor Louis）在波尔多建造了一座当地最好的剧院，有科林斯式圆柱的华丽回廊、典雅的栏杆和许多雕饰。法国喜剧剧院剧团，以拥有名角加里克及欧洲最佳演员阵容闻名，驻演于1683年建筑在弗斯大道上的法兰西剧院：狭长椭圆形的三层楼座加强了台词的效果，也为法国戏剧树立了台词派的风格。另有数百家庭剧场的私人的演出，从费内的伏尔泰到特里亚农的王后——彼处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卢梭所写的《乡村法师》一剧中扮演库勒特的地方——利涅·查理亲王认为：“有十余位有地位的淑女可以演唱得比剧院中的任何一个人还好。”“短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各地出现。深隐于伯瑞斯林中的贝纳丁修道院，也为它的教士们设立了一个短剧院，（教士中有人说）“没有心地狭窄和顽固的见识”。

虽然有业余者的竞争，法国喜剧剧院的明星仍然在法国各地熠熠发光。我们看到了列肯在沙特拉为伏尔泰演出时，日内瓦和费内的人们是如何的为他疯狂。他的本名是亨利·路易·卡安，但这是一个可憎的绰号，所以他才改名。他的面貌也并未使他得幸。克莱龙小姐也对他很热情。伏尔泰是在一次业余演出中发现他的演技，再加以训练后，为他在法兰西剧院剧团中觅得一个职位。1750年9月14日，列肯在伏尔泰写的《布鲁图斯》（Brutus）一剧中第一次扮演提图斯这一角色；那以后有一代之久（约30年）他在伏尔泰的剧中一直扮演男主角。这位暴躁易怒的创办人自始至终都很喜爱他。

但是，伏尔泰的舞台宠儿是克莱龙小姐（这时莱科芙勒尔已经去世），她的正式称呼是克莱尔。1723年，她在不合法的婚姻状态下出世，她的母亲以为她活不了，然而她活到80岁——作为一个女演员，那并不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她的家庭认为没有必要让她受教育，但她偷偷地溜进了法兰西剧院剧团。她深深地为舞台布景和台词吸引，以至于即使处于爱的狂喜中，也克制不了想要发表意见。她声称要当一个女演员。她的母亲威胁她，如果她坚持这种罪恶的决定，就打断她的手和腿。然而她坚持己意而加入了一个巡回剧团，不久她培养了这个新行业通常所需具备的品性：“还好我有这个天分，有姣好的容貌和平易近人的天性，看到那么多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生就一付软心肠的我，要不陷入情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巴黎，她迷住了波波利尼埃。他很欣赏她，于是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在歌剧院谋得了一个职位；4个月之后，当时国王的情妇沙托鲁设法让她进了法国喜剧剧院剧团。剧团让她选择第一次扮演的角色，原希望她像惯例一样，选择一个次要的角色，但她要求扮演费德尔（Phèdre）。剧团虽然反对，但只好迁就她。她的冒险非常成功，从此以后她专演悲剧角色。其间她唯一的劲敌是杜梅斯尼尔小姐。克莱尔以贪图利益、滥于交际闻名。她接待一大群贵族，让他们尽量花费，她不断地积聚所得，然后把大部分积蓄的钱供给她心爱的情人，即为《百科全书》撰写经济论文的贵族约若古。她也为招待马蒙泰尔花了一笔钱，在下面一节里我们将会谈到这位《道德故事》（Moral Tales）一书的作者。从她写给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方的情形：“难道说你竟不知道你给了我什么麻烦（你是无意的，而我遭受到了），而这些麻烦让我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卧病6周？我不能相信你知道此事，否则你不会在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情况时出入于社交场合。”虽然如此，她和马蒙泰尔仍然维持了30年的忠实的朋友关系。

正是他的批评和建议，使她在表演上有了重大的突破。直到1748年，她遵循着法兰西剧院剧团的传统方法——强而有力、激昂的台词，夸大的手势和震颤的强烈感情。马蒙泰尔发觉这样的表演既不自然又令人生厌。在和他交往期间，克莱龙小姐读了不少书，成为当时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她的名声和精神使她得以进入知识阶层的圈子；她发现场所愈空，共鸣愈大。1752年，梅毒的侵袭使她不得不暂时离开舞台。复原后，她接受了在波尔多演出35场的合约。第一个晚上的演出，据她告诉我们，她以“当时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充满了嘈杂、愤怒和不合理的传统方式扮演费德拉一角”。她大受赞赏。但第二天晚上，她以沉着的声调、含蓄的手势扮演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布里塔尼居斯》（Britannicus）中的角色阿格丽品娜，让情感一直郁积到最后一幕。她得到热烈的鼓掌喝彩。回到巴黎后，她的老观众也接受了她的新式表演。狄德罗也大表赞许，他写作《演员的矛盾》（The Paradox of the Actor）一书时，是依据她而写的——那是说明一个演员，即使扮演的角色是处于最热情的情况时，他的内心仍必须保持平静而能自持。同时，他问道：“还有谁的演技比克莱龙的更完美？”她喜欢告诉仰慕她的人说，她以哀怜动人的力量使观众感动得流泪时，其实她的内心里想着她每个月该付的账单，而使仰慕她的人们大感惊讶。伏尔泰并不欢迎这样新的方法，但仍有力地支持她，而她也在改革舞台的服饰和布景道具方面迎合他。在这以前，所有的女演员都穿着18世纪的巴黎服装扮演她们的戏——不管是哪个国家或时代，她们穿着藤圈的裙子，头发则擦粉。克莱龙的穿着和打扮完全配合剧中人物的时代，使观众大为惊讶。她扮演伏尔泰的作品《中国孤儿》（Orphan of China）一剧中的艾达米一角时，服装和道具完全是中国式的。

1763年，克莱龙到日内瓦请教特罗尚医生。伏尔泰要求她和他一起留在代利斯。“德尼斯夫人病了，我也一样。特罗尚先生将到医院来看我们三个人。”她终于来了，这位老圣人如此爱她，设法诱使她在费内做更久的逗留，并说服她参加他的剧院的许多次演出。一张古画中画着他70岁时，跪在她面前做热情的倾诉状。

1766年，她从舞台上隐退了，43岁时健康情形就已不佳，甚至口齿也不清晰了。与莱科芙勒尔一样，她和一位活跃的年轻贵族坠入情网，她几乎卖尽她所有的财产来替他还债，他则将自己的爱情和她的金钱给予其他的女人作为回报。49岁时，她收到了安斯巴赫与拜律特侯爵——时年36岁的卡尔——的邀请，到安斯巴赫与他同居，做他的顾问兼情妇。她接受了（1773年），从此她依附了他13年。在法国，他吸取了启蒙运动的一些理想；在她的鼓励之下，他在统治的侯国中实施了数项改革——废弃刑讯并确立了宗教自由。她最后的成就是劝服他每晚和他的妻子共眠。终于她厌倦了当地的生活，渴望回返巴黎。侯爵偶尔也带她去巴黎。在一次旅行中，他有了一位新情妇，于是把克莱龙留在巴黎，很慷慨地给了她一笔钱。这时她已63岁。

她在沙龙里很受欢迎，甚至贞洁的内克尔夫人也不排斥她。她教导日后的斯塔尔夫人演说的技巧和风度。她又有了新欢，包括后来斯塔尔夫人的丈夫，而斯塔尔夫人也正乐于摆脱她这位丈夫。他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过得很舒适，但大革命使她的钱大为贬值，于是她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直到1801年，拿破仑使她的年金币值又膨胀。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迪普瓦里耶（Dupoirier）的市民又向她表示最后一次同居的要求。她以一封凄楚哀怜的短笺道尽了许多年迈女演员的悲剧以劝阻对方：“在你的脑海中，大概仍以为我是一个辉煌灿烂、年轻而充满声誉的女演员。你必须改变你的看法。目前，我眼已不明，耳已失聪，齿牙脱落，满脸皱纹，只剩下一张干燥的皮包着嶙峋的瘦骨。”虽然如此，此人仍然不顾一切，来到她的身边，他们以回忆年轻时的往事彼此安慰。她于1803年由床上跌下去世。

她活得比古典的悲剧还长久，18世纪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代表伏尔泰称赞她是最优秀的悲剧传释者。巴黎的观众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对王子、公主、教士和国王之类的押韵戏词已感到非常厌烦。高乃依和拉辛那些富丽堂皇的亚历山大诗法（抑扬格，六韵步，十二音节为一行的诗法），那种浮夸不实的六韵步，似乎成了贵族生活的象征。但是，历史上除了贵族外，难道没有别的人物吗？当然有！莫里哀就曾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过其他的人物。不过他写的都是一些喜剧。在没有头衔的人们心里，在他们的家里，难道就没有悲剧、没有苦难的折磨和高级的情感产生吗？狄德罗认为，制作属于中产阶级的戏剧时机已经成熟了。既然贵族避免感伤，而让感情总戴着庄严肃穆的面具，狄德罗说，新的戏剧中应该让情感得到解放，不必羞于感动观众，怕他们掏手帕擦眼泪。因此，他和继他之后的一些戏剧家就写作“哭剧”（drames Larmoyants）。而且，有些新的剧作家不仅刻画、赞扬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还攻击贵族、教士，最后连政府也不放过——政府的腐败、苛捐杂税、奢靡和浪费。他们不仅公开指责专制政治和偏颇的行为（这一点伏尔泰做得很好），他们赞扬共和国和民主政治。其奋斗经过更受到特别热烈的赞扬。法国的舞台也加入了形成革命的其他上百种力量。

马蒙泰尔

沃波尔1765年在巴黎时写道，“作家比比皆是”，而他们“比他们的作品还要恶劣，我这样说并非赞美作品或作家”。当然，在文学方面不能与莫里哀和拉辛的时代相提并论，也比不上雨果、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时代。1757年至1774年这一短期内，值得我们记住的作家只有卢梭和马蒙泰尔，以及伏尔泰仍然燃烧着的火灰余烬，再就是狄德罗那秘密、尚未公之于世的狂热。不分男女，人们都热衷于谈话，以致在着笔前他们的才智就全已用尽。贵族式的优雅已经绝版。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登上了舞台，现在是内容支配形式。甚至诗也有传道倾向，达朗贝尔的《季节》（Les Saisons，1769年）一诗是模仿詹姆士·托马斯（James Thomson）的，但很不合时宜地指责狂热和奢侈，而且与李尔（Lear）一样，以凛冽的疾风刮过穷苦人家茅舍的手法来描述冬天。

马蒙泰尔的声名鹊起是因为他的精明、女人和伏尔泰。他出生于1723年，在晚年他写了一部悦人的《父亲的回忆》（Mémoires d’un Père，1804年），使我们对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微妙经历有了认识。虽然他后来变成了怀疑论者，并几乎把伏尔泰当作偶像崇拜，但他对抚养他长大的虔诚的人们，和教育他的那些仁慈而又热心的耶稣会教士，除了好以外没有别的话说。他热爱这些耶稣会教士，因此也和他们一样削发，渴望参加他们的仪式，并在克莱蒙和图卢兹两地他们创办的学院中任教。但是，与其他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耶稣会教士一样，他风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使他至少失去了聪慧的本性。1743年，他把自己写的诗送给伏尔泰，对这些诗篇爱不释手的伏尔泰也赠予马蒙泰尔一套他亲笔修正过的自己的作品。这位年轻的诗人把这套作品视作神圣的传家之宝，而且舍弃了教士生活的一切观念。两年后，伏尔泰为他在巴黎觅得一职，得以无条件地进入法兰西剧院剧团。的确，以他潜在的父亲似的好心肠，伏尔泰卖掉了马蒙泰尔的诗篇，并把所得之款全部送给他。1747年，马蒙泰尔的剧作《迪尼特安》（Denys le Tyran）——献给伏尔泰——被接受并编排上演。此剧出乎意料地成功。“一日间我名利双收。”不久，他成了沙龙里又一位名人。他凭机智来支付餐点费用，而且找到了与克莱龙同床共枕的门路。

他的第二部戏剧《阿里斯托梅内》（Aristomène）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金钱、朋友和女人。在唐森夫人主持的聚会中，他认识了丰特内尔、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马里沃。在霍尔巴赫男爵的餐桌上，他闻知了狄罗德、卢梭、格里姆。由于女人的关系，他平步青云。因为在一些诗作里赞扬过路易十五，他获准入宫。蓬巴杜夫人倾心于他英俊的面孔和奕奕的神采，怂恿她的兄弟起用他为秘书，1758年她任用他做《信使报》的编辑。他为拉摩写了一部歌剧剧本，也为《百科全书》撰文。若弗兰夫人太喜欢他了，因此在自己家里为他准备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套房，他就寄此膳宿达10年之久。

他为《信使报》写了一套《道德故事》丛书（1753—1760年），使这一杂志得以登列文学之门。如《珈底斯·奥梅内斯》（Ex uno Judice Omnes）叙说苏利曼二世，由于对土耳其的种种娱乐已感到厌倦，因此要来了3名欧洲美女。第一位美女抗拒了一个月，屈从了一个星期后，国王就不再予以理会。第二位的歌喉非常美妙，但说起话来令人昏昏欲睡。罗克萨拉娜则不仅抗拒，她还厉责苏丹为好色之徒和罪人。苏丹斥道：“你难道忘了你我各是什么身份？”罗克萨拉娜回道：“你有权势，而我有美色，所以我们扯平了。”她的美貌并非超群，但她有一个微翘的鼻子，而就是这个鼻子使苏丹为之着迷。他用尽办法要她屈服，却总不得逞。他威胁杀死她，她却提议让她自杀省得他麻烦。他侮辱她，而她更苛刻地以牙还牙。她同时告诉他说他很英俊，如果有她的指引，他可以变得像法国人一样文雅。他又气又喜，最后娶了她，并封她为皇后。在典礼中他自问：“一个微翘的鼻子可能改变一个帝国的法律吗？”马蒙泰尔的寓意是：造成大事件的都是一些小事物，而假如我们能预知这些不易被发现的细微事物，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历史。

一直到出版《贝丽萨留》（Bélisaire）这部小说（1767年），马蒙泰尔几乎事事如意。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但它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怀疑“武力是否有权消灭异教，反宗教不敬上帝，而使全世界臣服于真正的信仰之下”。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指责此书中含有应受谴责的学说。马蒙泰尔于是跑到索邦神学院的董事面前抗议道：“先生，你们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我，你不认为你们是在指责时代的精神吗？”这一时代精神在他的勇敢和对处分的宽容中显示出来。如果是在10年前，他一定会被送进巴士底监狱，而他的书也一定会遭到被禁的命运。事实上，这本小说的销售也人尽皆知，因为它仍有“国王的允许和恩典”，政府则由于劝服他对此事保持沉默而颇感满意。然而若弗兰夫人受到很大的困扰，因为索邦禁止《贝丽萨留》一书的敕令不仅在教堂中宣读，还张贴在她的大门上。她于是很委婉地建议马蒙泰尔另觅住处。

他仍像往常一样屹立不倒。1771年，他受命为皇家史官，待遇优渥。1783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1786年，他在公立高中（里瑟大学预科）任历史学教授。1792年69岁时，由于对革命的暴行感到痛心疾首，他隐退到埃夫勒，然后转到阿布罗维耶，在那里他从事编写回忆录，其中他甚至没有提到索邦的事。他最后几年在贫困中度过，而毫无怨尤，他感激曾有过那么充实而多彩多姿的生活。他死于1799年的最后一天。

艺术

·雕刻

国王非常爱好艺术，朝廷中的王公、仕女，还有那些正渴望控制全国的百万富豪也有此好。1769年，蓬巴杜夫人设立的塞夫尔工厂开始制造硬瓷器，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虽然早在60年前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和迈森两地已开始制造这种瓷器，塞夫尔的产品还是很快地在欧洲开拓了市场。伟大的艺术家如布歇、卡菲耶里、帕茹、皮加勒、法尔康涅、克洛迪翁也都为塞夫尔的瓷器做设计工作。同时，彩陶和精巧设计的软土瓷器也不断地由塞夫尔、圣克劳德、香蒂利、樊尚等厂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

陶瓷工人、金属工人、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锦画织工等，群策群力为王室、贵族、财阀们设计和布置住宅。像由布瓦佐（Boizot）设计，而由古蒂埃以铜铸成的钟是当时特殊的一种饰物。古蒂埃和卡菲耶里两人擅长“奥莫卢”（ormolu），字面上是“镀金物”的意思，事实上是主要用铜和锌组合而成的合金，经过雕镂，再加以镶嵌，制成家具。精致家具的木工大师组成了一个得意而有力的公会，会员们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上印上名字，作为负责任的标志。在法国，最有名的精致家具木匠是来自德国的弗朗索瓦·欧本及他的门徒亨利·里塞纳。二人参加了为路易十五制作一张“御用书桌”的工作（1769年），在设计、雕刻、镶嵌和镀金上都是用的洛可可式，国王为这张书桌花了6.3万银币。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都曾享用过，1870年存入卢浮宫博物馆，现在价值5万英镑。

在重视触觉价值的时代，雕刻几乎是以其最高的评价受到尊重，因为它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法国了解，艺术的灵魂在于形式，不在于色彩。于此女人又占了神祇的上风。表现出来的不是原形的自然残缺，而是敏感的雕刻家所能凝聚、构想而表现出的理想的形体和衣饰。雕像不仅装饰皇宫和教堂，还装饰了花园和公园。因此，在杜伊勒里花园里的雕像是巴黎最著名的雕像之一。而在赤土陶器、大理石器和青铜器方面，波尔多、南锡、雷恩、兰斯等地都不亚于巴黎。

库斯图二世（Coustou Ⅱ）这时制作了他最精美的作品。1764年，腓特烈二世委托他制作维纳斯和战神玛斯的雕像。1769年，库斯图制作完成后即送往波茨坦的萨斯克宫。同年他又开始为森斯大教堂制作多芬的庄严坟墓，为此他一直工作到去世（1777年）。在临终前十年他目睹了法国所有的4位显赫雕刻家的出现：皮加勒、法尔康涅、卡菲耶里和帕茹。

由于未能得到在罗马进修艺术的奖学金（grand prix），皮加勒在库斯图的帮助下自费前往。回到巴黎后，他以第一件杰作《天神信使墨丘里系缚鞋带雕像》（Mercure Attachânt Ses Talonnières）获准进入艺术学院。老雕刻家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安（Jean-Baptiste Lemoyne）看到这件作品时惊呼道：“但愿那是我的作品！”路易十五也很喜欢这一雕像，于1749年送给同盟国的腓特烈二世。不过，它终于又回到了卢浮宫，现在在那里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位年轻艺术家表现奥林匹亚众神使者的那份不耐神色的非凡技巧。蓬巴杜夫人非常中意皮加勒的作品，因此请他制作了许多雕像。他替她雕塑了一座半身像，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她和国王的恋情变为一般的友情时，他又以她的容貌雕刻了一座《迪瑟·阿米蒂耶》（Déesse de l’Amitié，1753年）。他制作了一座路易的雕像放在兰斯城的皇家广场（Place Royale）。他又为现在所谓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完成了路易十五像。他为狄德罗铸了一座铜像，刻画出他因矛盾的哲理而感到困惑的形象。他又雕刻了斯特拉斯堡的圣路易教堂埋葬萨克西遗体的墓穴塑像，使自己在历史上留名，那是热情的战士慷慨赴死以博取胜利的英勇姿态。

这一时期最受大家关注和谈论的雕像，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选中皮加勒制作伏尔泰的雕像。内克夫人于1770年4月17日在她举办的晚会上提了这项建议。她的17位客人（包括达朗贝尔、莫雷莱、雷纳尔神父、格里姆、马蒙泰尔在内）一致拥护这个意见，而且群起捐助一切费用。但消息传出后，有人表示反对，因为除王室外，为活着的人立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何况高乃依和拉辛在他们生前也未立过像。虽然如此，捐款仍源源而来，甚至欧洲半数的君王也参与捐助。腓特烈致送了200金路易来纪念这位老友与敌对者。卢梭也要求准予参加捐献。伏尔泰本人极力反对，达朗贝尔则劝他接受。弗雷隆、帕利索——反对他的人也表示要共襄此一盛举，但不幸遭到婉拒，哲学家的宽恕没有反对者转变得那么快。伏尔泰告诉内克夫人，他并不是雕塑的适当对象：

我年已76岁，而且身心刚遭受严重的病魔侵袭了6个星期，几乎至今仍未恢复。据说皮加勒先生要来为我塑像。但是，夫人，塑像必须有个预期。我的双眼深陷达3英寸，而双颊就像旧羊皮纸一样紧贴着嶙峋瘦骨，仅有的数颗齿牙也脱落无遗。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在装腔作势，那是确确实实的事实。一个可怜的人绝不在那样的情况下接受塑像，皮加勒一定会认为他是被玩弄了。至于我，我有自爱之德，而羞于与他见面。假如他希望停止做这件怪异的事，我会劝他略作改变，拿塞夫尔瓷器的小像作他的模特儿。

皮加勒建议为这个著名的小老头塑造裸体像，这使问题更加麻烦，但他终被劝阻了。他在6月到达费内，这位害羞的哲学家断断续续地为他坐了8天，但很不安分——要秘书为他笔录，扮鬼脸，拿室内各式各样的东西玩——使这位雕刻家大伤脑筋。他带了一尊模型回到巴黎，工作了两个月后，于9月4日公开展示他的杰作。有半数的上流社会人士前来观赏，对之大为惊讶和赞叹。该像现陈列于学院图书馆的大厅上。

这一时期，皮加勒在雕刻上唯一的劲敌是艾蒂安—莫里斯·法尔孔内（Étienne-Maurice Falconet），狄德罗曾说过一则他们之间互相仇视的有趣故事。小两岁的法尔孔内最初以制作瓷像来避免与他直接竞争。尤其是迪吕依照法尔孔内创意的设计仿塑而成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更为可爱，它显示出这位希腊雕刻家的《加勒蒂亚》（Galatea）大理石像意欲对他说话时感到的惊讶状。那座雕像可以象征几被忘怀的一个真理：一件艺术作品必须要能传神达意，否则就不称其为艺术。皮加勒看到这个由一小块黏土塑成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时，他说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对另一位伟大艺术家经常表示的传统的赞美：“但愿这件作品出自我手！”可是，法尔孔内看到皮加勒的路易十五的像时，并未报以同样的赞美。他说：“皮加勒先生，我不喜欢你，相信你对我的感觉也一样。我看过你雕塑的那座像。要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并非不可能，因为你已完成了这一件。但是我相信是艺术就脱不了这一范畴。这并不妨害我们保持原有的作风与面目。”

在获得普遍的赞誉以前，40年的考验使法尔孔内变得很乖戾。他变得很孤僻，过“狄奥尼索斯”（Diogenic）式的简朴生活，易与人争执，贬视自己的作品，对生前或死后的名声都表示不屑一顾。《伯吉纽斯》（Baigneuse，1757年）一像使他终于成名——那是一位美丽的浴女以她的脚趾试水温的像。这时，蓬巴杜夫人对他热心起来了。他为她雕塑了《阿莫尔·梅纳森特》——爱神丘比特威胁要射出一支爱之箭的样子。他在一段时期成了雕刻界中的布歇和弗拉戈纳尔，制作出如《维纳斯与丘比特》和《维纳斯面对巴利斯的裸露像》等迷人的可爱作品。他在设计大烛台、小喷泉和小塑像方面独具匠心。他用大理石雕刻了现存于卢浮宫的“三美时钟”（Clock of the Three Graces），他以音乐代表蓬巴杜夫人，使她芳心大悦。1766年，他接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前往俄国。在圣彼得堡，他雕塑出他的杰作——彼得大帝的马上雄姿。他与狄德罗和格里姆共享女王的荣宠。为她工作了12年后，他与女王及她的大臣们发生了争执，愤然离开俄国，回到巴黎。1783年，他遭麻痹症的侵袭，其后的8年中，一直待在屋内，这更加强了他忧郁的人生观。

卡菲耶里可算是比较愉悦的一位，他的父亲雅各是前一时期中主要的铜像铸造者之一，为他铺陈了成功之路。他以一座留着胡须的老人像，在早年就获准进入艺术学院，该像取名为《河》（Le Fleuve）。法国喜剧剧院请他以法国戏剧家的半身像来装饰厅廊。每个人对他那理想化的高乃依、莫里哀、伏尔泰等人的雕像都感到很满意。他的杰作是一尊剧作家让·罗特鲁的半身像，那是中年的阿塔格南——垂发、鹰眼、狮子鼻、卷卷的胡须，这是雕刻史上最佳的半身像之一。皇家歌剧团由于羡慕法国喜剧剧院，因此怂恿卡菲耶里为他们的主角作像。他为卢丽和瑞米塑了像，但如今都已佚失。一座可爱的《少女》（Portrait of a Young Girl）仍保留着，那可能是歌剧中的一位芭蕾舞女，一对羞怯的眼睛和高耸的胸部构成了美妙动人的组合。

杜巴利夫人喜爱的雕刻家是帕茹。帕茹在罗马做过例行的见习后，因为接受了皇家的委任和国外的订货而成名甚早。他为这位国王的新妇作了12座像，藏在卢浮宫的那座穿着典雅的雕像栩栩如生。应国王的要求，他为国王的花园塑造了布丰的像，然后加上笛卡儿、蒂雷纳、帕斯卡和波舒哀的像作为纪念。他的最佳作品是他用来装饰凡尔赛歌剧院包厢最底层的浮雕。他的寿命很长，活到为路易十六雕像，哀悼他被送上断头台，而且目睹拿破仑横扫欧陆。

·建筑

在这18年中，法国可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建筑物？不多。教堂对于这残存的信仰而言已经太宽敞了，而宫殿已激起那些受饥馑侵袭的群众的嫉恨。由于在赫拉库兰尼姆（Herculaneum，1738年）和庞培（Pompeii，1748—1763年）的发掘物，而对罗马式建筑重新燃起的兴趣是古典式建筑复兴的开端——简朴而庄严的线条，圆柱和山形柱的面，有时再加上宽敞的圆顶。皇家建筑学院的教授雅克—弗朗索瓦·布隆代尔极度推崇这种古典的形式，而他的继承人朱利恩—戴维·莱洛于175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更加速了对这种建筑的推广与爱好。凯吕斯伯爵在遍游意大利、希腊和近东之后，出版了一册7卷划时代的书，并附有一些他自己的插图详加解说。整个法国艺术界，甚至法国的礼仪，都受到此书有力的影响，而反对巴洛克式奇形怪状的建筑和洛可可式的繁复建筑，进而寻求古典式的纯线条。因此，1763年，格里姆告诉他的追随者说：

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极力寻求古的纪念物和形式。这种偏好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现在每样东西都是希腊式的，从建筑物到女帽皆然。我们女士们的发型是希腊式的，我们的绅士们如果手上不提一个小小的希腊式箱子，那是很不体面的事。

而狄德罗，这位中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倡导者，突然也屈服于新潮流（1765年），读了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的译本。他记述道：“我觉得似乎为了能懂得如何观察自然，我们必须先研究古物。”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大变革。

1757年，苏夫洛（Soufflot）开始建造圣吉娜维芙修道院，这是路易十五在梅斯城卧病时，即立誓一俟他恢复健康就要为巴黎的守护神建造的。国王亲自奠立第一块基石，而这座大厦的建造，在法国“成为18世纪后半期的伟大建筑事件”。苏夫洛把它设计成罗马寺庙的样式，有雕刻山形的回廊和科林斯式的圆柱，与4个突出部分在三重圆顶下中央唱诗班席位上的一个希腊式十字形交会。建造中每个阶段几乎都有争论产生。由于设计受到攻击而烦恼泄气的苏夫洛，在建筑未完成时就去世了（1780年）。他设计的用来支持圆顶的四支脚柱的确太弱，因此夏尔—艾蒂尼·屈维利耶以更美的一圈圆柱来取代脚柱。这个古典复兴的杰作由于大革命而通俗化了。为了纪念阿格里帕在罗马的杰作，它被改名为帕特农万神殿，在新的社会下成为“众神”的葬身处，甚至伏尔泰、卢梭和马拉也埋葬在这里。它不再是基督教的教堂，而成为异教徒的坟场。它的建筑和命运象征着异教压倒基督教的胜利。

古典形式在1764年开始建造的第一座抹大拉教堂赢得另一次胜利，柱廊和平顶甬道代替了拱门和圆顶，而有一座圆顶加盖于唱诗班座位之上。拿破仑在它未完成时予以废弃，成为今日该处更古典的抹大拉教堂。

经过路易十四时巴洛克式的繁盛、路易十五时洛可可式的优雅，如今在路易十五治下又返归庄严的古典形式，正是转移到路易十六形式的一部分——建筑、家具和装饰品都以这位上断头台国王的名字为名。艺术本身已试着从无以计数的曲线和过多的装饰变为直线建筑形式的简朴式样。就好像基督的衰亡夺走了哥特式的狂喜，而使艺术除了转向没有神祇、紧附俗世的斯多葛的冷漠外，别无他途。

这一代最伟大的建筑师是加布里埃尔，他生于建筑世家。路易十五于1752年授命他重建贡比涅的一个古堡。他在入口处设计了一个具有古希腊最古朴的圆柱、齿状装饰的飞檐和未经装饰的栏杆的希腊门廊。他以同样的建筑形状重建了凡尔赛宫殿的右翼（1770年）。在同一座宫殿内，他加建了一座精致的歌剧院（1753—1770年）。泛红的圆柱、精心雕刻的飞檐和漂亮的门廊使这座歌剧院的内部建筑与装饰成为法国歌剧院中最美的一座。路易国王厌倦了宫廷的公开场面和形式化的繁文缛节，要求加布里埃尔在隐蔽的树林里为他建一座小型宫殿。加布里埃尔选择距皇宫1英里的地点，盖了一座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小特里阿农宫（1762—1768年）。蓬巴杜夫人曾希望于此享受私人生活和安逸，杜巴利夫人也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在凡尔赛鼎盛时期快乐无忧的日子里，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把这里当作她理想的静养处。

·格勒兹

在贵族家庭里，绘画是很受人喜爱的装饰品。雕像冷淡而缺乏色彩，它们仅能满足视觉和心智的喜好，而不能满足心与灵的需求。绘画可以反映情绪和趣味的变化，而且人的躯体维持蛰居不动时，它能导引其精神至旷野、树荫下或观赏远处的景物。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画了许多行驶于法国河海上的船只。一则很有名的讽言上记载：路易十五认为法国无须再建造船只。法国政府雇请韦尔内去参观各个港口，并画下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他的画使法国为自己拥有的舰队感到无限骄傲。狄德罗获得了一张韦尔内的海景和风景画，他给予这幅画的评价非常高，他向上帝祈求道：“我愿舍弃一切，请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回，是的，全部，只除了韦尔内以外！”此外还有罗贝尔，他被称为“废墟中的罗贝尔”，因为他画的风景中几乎都有罗马的古迹，像尼姆的加尔河桥。勒布朗夫人说，在巴黎的沙龙里他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他嗜吃如命。还有弗朗索瓦—于贝尔·德鲁埃（François-Hubert Drouais），他以敏感的肖像画法为我们留下了瑟诺女侯爵可爱的影像，及查理十世和他妹妹玛丽·阿代拉伊德天真无邪的童年。但是，且来仔细瞧瞧格勒兹和弗拉戈纳尔。

格勒兹是画坛的卢梭和狄德罗，他以感情润色，使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阿佩莱斯（Apelles，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画家）。感情比矫饰更令人愉悦，而且也不会像矫饰那么肤浅。我们要宽谅格勒兹只见到和画到生命中愉快的一面，宽谅他喜爱孩子们快乐的冒险、美丽少女易逝的天真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谦和满足。如果没有格勒兹和夏尔丹，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整个法国都已衰颓腐败，认为杜巴利夫人是法国的典型，而维纳斯女神和战神玛斯是它唯一的神祇。但衰颓的是那些贵族，腐败的是路易十五，陷入革命的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除了乡村和城市里的暴民外，大部分人保留着借以挽救国运的德行，而格勒兹画的就是他们。狄德罗呼之为“法国的声音和健康”的是夏尔丹和格勒兹，而不是布歇和弗拉戈纳尔。

关于这位画家的青年时代，我们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想要作画，他的父亲认为那是偷懒的托词而加以禁止。这个孩子在深夜里起床画画，这位父亲在得知实情后，动了怜悯之心，送他到里昂师从一位画家学画。但不久格勒兹对里昂能学到的渐感不满，于是他前往巴黎进修。一段时期，这位年轻的天才遭受到贫穷的考验。不过，后来他在画中表现人生较好的一面是很有原因的，因为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发现这繁忙冷漠的社会中也掺杂着浓厚的温情。约1754年，有位艺术品收藏家拉利弗·朱利买了格勒兹的一幅画《弗米尔》（Père de Famille，1758年），狄德罗采用这个名称作为他第二部戏剧的标题，并鼓励他继续作画。皇家的艺术教师在看过他的一幅画后，推荐他为学院候选人。但是，每位候选人必须在6个月内作出一幅描写历史景物的画。而这种“历史画”并非格勒兹作画的风格，因此，他放弃了候选权，接受了阿贝·古若的资助，前往罗马旅行（1755年）。

这时他已30岁，该早已感到女性的吸引力。不是有一半的艺术品都是这种不可抗力的副产品吗？他的这种经验在罗马时达到了极致。他在罗马从事教导一位公爵的女儿拉蒂娜绘画的工作，她正值双十年华，年轻貌美，坠入情网不是很自然的吗？他长得很英俊，一头卷发，脸色红润而又愉快，他的同学弗拉戈纳尔称他为“多情的天使”（amorous cherub）。到卢浮宫看看他晚年的自画像，再想象他30岁时的容貌；拉蒂娜无可避免地以其显赫的家世而与格勒兹串演阿贝拉尔与爱洛漪丝的师生之恋，但他没有欺骗她。她提议结婚，他也渴望得到她，但是他了解一个穷画家若娶了公爵的后裔，对于她而言将是一件悲惨的事。因为无法把握是否能够自持，他决心不再见她。她因之病倒，他去看她，安慰她，但仍未改变他的决心。我们确知他因发烧和精神狂乱而卧病3个月。1756年，他回到巴黎，对古典艺术或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无动于衷。

他告诉我们说：“在我抵达巴黎后数日，不知是什么命运作祟，我路过圣雅克大道时，恰好看到巴布蒂小姐正在她的柜台边。”布里埃尔·巴布蒂在一家书店里工作，狄德罗曾买过她的书，而且好几年前“非常喜爱她”（他自己这样说）。如今（1756—1757年）她已“30出头”（格勒兹的估计），而且对老处女的生活感到恐惧。她发觉格勒兹虽不富有，但很讨人喜欢，在他去看过她几次后，她便问道：“格勒兹先生，如果我愿意，你愿不愿娶我？”与其他所有可敬的绅士一样，他回答道：“小姐，任何人如果能和像你这样迷人的妇女共度一生，不都会觉得太幸福吗？”事后他没再想到这件事，她却让所有邻近的人知道他们有了婚约。他无心加以否认，而终于娶了她，有7年之久，他们过得的确相当快乐。她长得颇为甜美，自愿充当他的模特儿，为他摆出表面上毫无意义但寓意深远的姿态。那几年内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有2个活着，并承继了他的艺术禀赋。

他以儿童画闻名于世。我们不能期望他有委拉斯开兹的《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或凡·戴克的《詹姆士像》那样卓越的技巧。对格勒兹画的女孩，有时我们会因他的夸张和感伤而感到不快，在柏林的《少女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iden）即为一例。可是我们又何必排斥《天真》（Innocence）一画中的卷发、红颊和充满渴望与信任的眼神，或那未经着色的淳朴的《农家少女》（A Young Peasant Girl）及《拿着课本的男孩》（Boy with a Lesson Book）？在现存的133幅格勒兹的作品中，有36幅是少女的画像。一位住在巴黎的德国雕刻家约翰·吉尔格·维尔（Johann Georg Wille），倾囊买了许多这些将童年时期理想化的画，而且珍视它们甚过“当时最好的画”。格勒兹则把不讨人喜欢的萨克森人画作男子汉模范以为回报。这些女孩长大时，她们在格勒兹的画中变得更不自然。《挤牛奶的少女》（La Laitière）一画中的盛装打扮好像要去参加舞会，《破水罐》（La Cruche Cassée）（除了美以外）实在没有理由在水井汲水的归途中暴露出她的一边胸部。不过，在索菲·阿诺尔德（Sophie Arnould）的画像中，插着羽毛的帽子、俊俏的姿态和深红色的嘴唇似乎都很恰当。

格勒兹是夏尔丹和布歇的综合体。他确实崇尚美德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是他偶尔会加上夏尔丹所欲避免的感觉的魅力而再予以润饰。格勒兹抛开妇女的肉体时，他可以画出像《乡村新娘》（L’Accordée de Village）一画中表现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田园风光。此画于1761年沙龙的最后一周展出，赢得了最高的荣誉，并成为当时巴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狄德罗颂扬它充满了感情，意大利的歌剧院给予它空前的赞誉而在舞台上的一幅“活画”中描叙出来。鉴定家则在画中发现了一些瑕疵——光度处理不当，色彩不调和，用笔和技巧不够完美。贵族们嘲笑它太感伤，不过长期沉浸在肉欲中的巴黎群众，就在这一年深受卢梭的“朱莉”的感动，对从画中似可听得见父亲对准新娘的道德劝诫充满了敬意。每位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都能体会到母亲们让女儿冒险接受婚姻的考验时的感觉；而任何农夫对农舍中母鸡和它的小鸡们啄食，安稳地在父亲脚边的碗里喝水的那种情景，都有熟悉与亲切的感觉。马里尼侯爵立刻买下这幅画，后来国王又以1.665万枚银币买了下来，以防此画被卖出国。目前此画存放于卢浮宫中一个较偏僻的房间内，由于表面色泽的减退而损坏，在写实主义和讥诮主义的反乐观主义的情绪中被忽视。

几乎所有巴黎的艺术家都觉得格勒兹没有以深入和公正的手法表现真理和特性，而以浪漫的手法加以描绘，因此贬低了艺术的价值。狄德罗则卫护他说：“他是第一位赋予艺术以伦理道德，并以画来叙说故事的艺术家。”他对格勒兹描绘的感伤的悲剧赞不绝口，他看到《为小鸟之死而哭泣的小女孩》（The Young Girl Weeping for Her Dead Bird）一画时，他大喊：“太好了！太好了！”（Délicieux!Délicieux!）他本人也在戏剧中表现中产阶级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感情。他视格勒兹为不可多得的同志，给他的赞誉甚至高于夏尔丹。格勒兹对他说的话太当真了，他把自己当作德行和感情的倡导者，把自己制作的一连串含有道德教训的画送到巴黎杂志上发表，甚至在他感情还方兴未艾时，艺术界对他已开始感到厌倦。

从他被接受为学院的候选人以后12年内，一直未能拿出作为会员所需要的一幅历史画。根据学院的判断，描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需要的才具不如历史画需要的更为成熟的构思和表达手法；因此，只原则上接受风俗画家，但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得到学院的荣誉或教授的职称。1767年，学院宣称除非格勒兹能拿出一幅历史画，否则他的画将不能于两年一次的沙龙中继续展出。

1769年7月29日，格勒兹拿出了一幅瑟普特米乌斯·塞维奴斯责备他的儿子卡瑞卡拉计划行刺他的画。学院的每位会员都看过此画。一小时后主席宣称他已被承认为会员，却补充道：“先生，你已获准入学院，但是以风俗画家的身份获准的。学院此次所做的决议是因你以往的优越作品而定的。对目前这作品则未予重视，因为此画本身的作者不值得获取此项殊荣。”震惊之余，格勒兹起而护卫此画，但会员之一指出了画中的瑕疵。格勒兹在给《前卫派》（AvantCourier，1769年9月25日）的一封信中求取群众的同情。他的解说未能令鉴赏家感到满意，狄德罗也认为学院的批评很公正。

狄德罗之所以认为此画不够完美，是由于这位艺术家的心灵因婚姻失败受到干扰所致。他指出布里埃尔·巴布蒂已堕落为一个傲慢不驯的悍妇，由于奢侈而耗尽她丈夫的资产，使他因烦恼而精疲力竭，更由于一再地不忠而使他的尊严扫地。格勒兹本人也向警察局长提出了证据（1785年12月11日），控诉他的妻子不顾他的抗议，屡次邀引情人上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指控她窃取他一大笔钱，并企图“以一只水壶击破我的头”。他争取到合法的离婚，获得两个女儿的监护权，留给她一半的财产和1350银币的养老金。

他的脾气在这些打击下变坏了。对任何批评他都会感到气愤，作品受到赞扬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不过群众附和他的自我评价。大批人涌向他的画室，购取他的画和复制品，使他获得不少财富。他将盈余投资在政府债券中。大革命使这些债券变成了废纸，格勒兹也一贫如洗。法国各地蔓延的阶级暴乱、政治狂热和新古典主义运动，摧毁了他以家庭幸福和平为题材的绘画市场。新政府以1537银币的年金来解除他的困境（1792年），但不久这个数目就已不敷使用，他要求政府再增加数目。一位名叫安提戈涅的娼妓来与他同居，照顾他衰弱的身体。他去世时（1805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已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两位艺术家护送他的灵柩前往墓场。

·弗拉戈纳尔

弗拉戈纳尔比格勒兹更经得起考验、更成功，因为无论在色调或技巧上，他都高格勒兹一筹。他优雅的艺术是18世纪法国妇女最后狂热喜爱的对象。

1732年，他出生于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在他的画中渗入了出生地的芬芳和花朵及抒情诗人浪漫式的爱情，同时加上巴黎人的欢跃和哲学的疑惑。15岁到巴黎时，他要求布歇收他做学生。布歇委婉地告诉他，他只收从事深入研究的学生。弗拉戈纳尔于是进入夏尔丹门下工作。余暇时，他模拟所有他可能找到的巨画。他把一些模拟的作品拿给布歇看，布歇感动之余，终于收他做门生，并利用他年轻活泼的想象来设计绣帷的图案。这个孩子进步神速，所以布歇劝他争取“罗马奖”（Prix de Rome）。弗拉戈纳尔创作了一幅历史画《耶罗波安向偶像献祭》（Jeroboam Sacrificing to the Idols）。就一位20岁的青年来说，那真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豪华的罗马圆柱，飘拂的长袍，长满了胡子、包着头巾或光头的老人的面孔。弗拉戈纳尔学得很快，以至于表现于老人面孔上的特性比未经世事风霜浸染的面孔更丰富。学院把奖给了他。他在旺洛（Carle Vanloo）的画室中研究了3年，然后欣然前往罗马（1765年）。

最初他看到当地有那么多杰作时，心中觉得非常气馁：

米开朗基罗的精力令人震惊——我那种感受非言语所能表达。看到拉斐尔完美的形象时，我感动得流泪，画笔不禁从我手中滑落。最后我竟心灰意冷，也无力克服这种心境。然后，我全心全意致力研究那些也许有一天我有希望与他们一争短长的画家们。也因此巴罗齐奥、彼得罗·科尔托纳、索利梅纳和提埃坡罗才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时，他不再模拟那些伟大的老画家，而着手画宫殿、拱门、教堂、风景、葡萄园及其他事物的草图。因为他已深深了解铅笔画的技巧，这使他在这个艺术人才济济的时代里成为最灵巧、最完美的图案画家之一。 [1] 少数画获取了比弗拉戈纳尔在蒂沃利看到的维拉·伊斯特（Villa d’Este）的绿树更多的自然生命力。

回到巴黎后，他以参加学院不可或缺的历史画《接待的片段》博取学院的好感。与格勒兹一样，他发觉历史题材不合己意。在当时的巴黎，到处是迷人的妇女，比过去更富吸引力，布歇的影响在他心中仍颇有分量。经过长久的踌躇，他创作了《牧师和小姐》。我们且不要追究牧师和小姐是谁，学院认为这幅画很生动，画得很好，于是承认他为预备会员。狄德罗狂言道：“我不相信欧洲有其他的艺术家能创作出此画。”路易十五将它买下作为绣帷的图案。但弗拉戈纳尔随即终止了以历史的题材作画，事实上，1767年以后他即拒绝在沙龙展出，他所作的画几乎全是私人委托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作画，而不必受学院的种种约束。早在法国的浪漫主义者之前，他就反抗了文艺复兴的风格，而愉悦地进入没有领域限制的境地。

没有领域限制一说或许并不确切。华多曾以穿着鲜艳的妇女悠然前往维纳斯岛开拓他的画路，布歇跟着加上喧闹的感觉予以润饰，格勒兹综合了色情与纯真。弗拉戈纳尔则兼有以上各种特点：精致柔美的衣服在微风中飘荡，堂皇的小姐们以长衣裙的沙沙声或薄软的上衣，或有韵味的优雅、甜美的笑来迷惑男人。还有圆圆胖胖、苹果脸、头发蓬松、不知人生会有尽头的儿童。在他的图画和小画像中，他几乎描绘了儿童生活的各种动态——婴儿抚摸着母亲，小女孩玩弄洋娃娃，男孩子骑驴或逗狗玩的样子……

弗拉戈纳尔表现的高卢人的情爱适切地应了年老的官员和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夫人们要求的——享乐的和动人的人体的画像。他的画题还远及异教的神学中躯体不朽的女神。这时，被推崇而捧上天的不是圣母玛丽亚，而是维纳斯女神。他采用宗教中大半的礼节作为爱的礼节：《吻》是一种祷告，《爱的誓言》是一种神圣的保证，《贡献玫瑰》是最大的奉献。在弗拉戈纳尔为杜巴利夫人坐落于洛弗森尼的别墅所作的5幅画中，一幅画的标题道尽了这位画家半数的作品：《使世界燃烧的爱情》（L’Amour Qui Embrasse I’Univers）。他试画出吉瑞萨米·里伯塔找寻水上女神在贞洁的里纳尔多面前炫耀美色的景象。他成了床上的布歇，展现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如《睡美人》（La Dormeuse）、《脱去了上衣的》（La Chemise Enlevée）或《熟睡中的荡妇》（La Bacchante Endormie）。不久，由于发现裸体会消除人的迷梦，他又从完全暴露的展现恢复到暗示的手法，绘出了他最有名的作品《秋千上的冒险》（Les Hasards de l’Escarpolette）。一位情人愉悦地凝视着他的女友在秋千上高荡时露出的神秘的内衣，她边笑边将一只拖鞋踢向空中。最后，弗拉戈纳尔也与格勒兹，甚至像夏尔丹一样描绘庄重的妇女，如《作研究的女人》（L’Etude）、《阅读的女人》（La Lecture）和《母爱》（Les Baisers Maternels）。而在《纯洁的少女》（Mademoiselle Colombe）中，他发现女人也有灵魂。

1769年，37岁的他踏上了婚礼的圣坛。热拉尔小姐从格拉斯到巴黎来研究艺术时，她只道出了出生地即获准进入弗拉戈纳尔的画室。她长得并不美，却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人。而弗拉格（他的自称）像伯瓦瑞夫人一样，认为一夫一妻不会比私通更令人感到厌倦。在与她共同制作如《孩子的初步》（The Child’s First Steps）之类的画时，他发现了新的乐趣，并与她同在画上具名。她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要求让她那住在格拉斯的14岁的妹妹来帮忙照顾婴儿和料理家务。他同意了，有好几年这个家庭在不稳定的和平中度过。

如今他在描绘家庭生活方面胜过了格勒兹，而在表现宁静的乡村景色上与布歇争胜。他画了一些宗教画，也画了一些朋友的人像。他作为朋友比作为情人更具持久性，他对格勒兹、罗贝尔和大卫的喜爱不因他们的成功而有所改变。大革命爆发时，他献给祖国一幅爱国画《母亲》（La Bonne Mère）。他的储蓄大部分都因通货膨胀和政府的拖欠债务而告消失，但新时代的得宠画家大卫为他觅得了一份不太重要的闲差。大约就在此时，他画了如今悬挂在卢浮宫的赫赫名画——自画像：强壮而魁梧的头，头上密生白发，两眼仍然安宁而充满了信心。暴徒吓坏了他，也令他觉得恶心，于是他逃回家乡格拉斯，在友人莫贝尔（Maubert）处得到避身之所。他以总名为《爱情和年轻的故事》（Roman d’Amour et de la Jeunesse）的版画来装饰墙壁。这些原是他为杜巴利夫人画的，可是此时她已不富裕，因此拒绝了。现在它们成为纽约弗里克画廊的珍藏。

一个夏日，他满身大汗从巴黎走回家，在一家餐厅休息时，突然脑溢血，随即去世（1806年8月22日）。格拉斯为他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纪念碑，脚边有一个裸体的顽童，背后则是一位旋转着裙子做愉快跳舞状的少女像。

一个艺术家必须为代表一个时代而付出代价。他的声名随着热情而消退，只有异域推崇他或诸种潮流使现代的趣味回复到过去的风尚时才可能恢复。弗拉戈纳尔的成名是因为他的画。裸体的或穿衣的女像为那个时代的人所喜爱，缓和了衰败并加以美化。可是革命的严厉法则，在抗拒欧洲所有其他的国家以求取生存之战时，除维纳斯之外需要其他的神祇来启发它，而在古代罗马共和国坚忍英雄群中找到了他们。女人的统治结束了，恢复到战士统治的时期。温克尔曼所再度推崇的希腊罗马的典型成为艺术家的一个新世代，而在古典形式的运动中，新古典主义的形态拂去了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的艺术作风。

注释

[1] 这个时代的雕刻和铜版巨匠有查尔斯·尼古拉斯·科尚、圣多班、布瓦秀和查尔斯·埃森。

沙龙

·若弗兰夫人

女人统治的时期随沙龙全盛时期的到来而趋于结束。这种独特的机构在若弗兰夫人时达到了极致，而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传奇中平息。大革命之后，它随着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而重受重视，但没有以往那种风味，也没有那么充实。全盛时期，政界名流于周六在杜德芳夫人的沙龙聚会；艺术家于周一，而哲学家和诗人于周三在若弗兰夫人处相聚；哲学家和科学家周二聚于爱尔维修夫人处，而周日和周四聚于霍尔巴赫处；文学和政界名人周二聚会于内克夫人处，而其中任何团体都可能随时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聚会。除此以外，尚有许多次要的沙龙：卢森堡夫人、瓦利埃夫人、弗卡渠夫人、塔尔蒙夫人、布罗伊夫人、比西夫人、克吕索尔夫人、舒瓦瑟尔夫人、卡伯斯夫人、米尔普瓦夫人、比沃安夫人、安维尔夫人、德艾吉永夫人、乌德托夫人、玛查斯夫人、杜潘夫人及埃皮奈夫人。

沙龙里的这些高贵庄严的女人并非以美丽著称。她们大部分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妇女，是智慧、机智、优雅、影响力和万能的金钱使女主人能招聚到妩媚的女人和有才智的男人，他们能以机敏或智慧使聚会闲谈生色，而不受感情或偏见所扰。这种沙龙不是调情、谈色情或双关语的地方。每个男人在沙龙里都可能有个情妇，每个女人也都可能有个情人，但这在开化的礼节与思想的取予上被很恰当地遮掩。在沙龙里，人们可以找到柏拉图式的友谊，就像杜德芳夫人和霍勒斯·沃波尔或莱斯皮纳斯小姐之与达朗贝尔。革命来临时，沙龙渐渐失去了其公正的风格，成为叛乱的中心。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获得最高的评价，因为在经营沙龙者中她是最有技巧的驯狮者，她允许大家有更多讨论的自由，并不使人觉察到受压迫，知道如何使他们享受的自由不逾越礼仪和高尚的情趣。她是出身中产阶级而经营出色沙龙的妇女之一。她的父亲是玛丽安妮的侍从，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安妮出生于1699年，即日后的若弗兰夫人。她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具有绘画天分的女人，为了女儿的教养曾立下了一套伟大计划，却因一个儿子的难产死于1700年。这两个孩子被送往圣霍诺热与他们的祖母一起生活。半个世纪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她写一份简短的自传时，若弗兰夫人说明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多：

我的祖母……所受的教育极少，但是她很善于观察，而且聪慧、敏捷……这些弥补了她知识的不足。她对一无所知的事也说得头头是道，没有人认为她必须要知道得更详细……她很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她认为教育对于女人而言是多余的。她说：“我一切都处理得这么好，我从不觉得有受教育的必要。如果我的孙女是一个傻瓜，知识会使她自恃而让人受不了。如果她聪明懂事，她会和我一样，会用机智和理解力来补足缺陷。因此，在我童年时期，她只教我如何研读，不过她让我读了很多作品。她教我思考，教我探求理性；她教我认识男人时要我说出对他们的看法，然后告诉我她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她无法忍受舞蹈家所教的优美姿势。她只希望我具有自然赋予的一个完美的人应具有的优雅。”

这位祖母认为宗教比教育重要。因此，这两个孤儿每天都被带去做弥撒。

祖母也参加了玛丽的婚礼。弗朗索瓦·若弗兰，一个富裕的商人，时年48岁，要求娶这个13岁的女孩子。祖母认为这是一段好姻缘，而玛丽所受的教养也使她没有反抗的余地。但是她坚持要带弟弟一起住到坐落于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的舒适的家，这即是她管理了一辈子的家。17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717年产下一个儿子——此子不幸于10岁时夭折。

同住在这条时髦街上的唐森夫人开了一家著名的沙龙。她邀请若弗兰夫人参加，但若弗兰夫人拒绝了。关于唐森的过去曾有一些谣言，而她的座上客又都是一些危险的自由思想家，如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雷沃、爱尔维修、马蒙泰尔等人。虽然如此，若弗兰夫人还是去了。她深深地喜爱这些毫无拘束的思想家。相形之下，来拜访她那年迈丈夫的商人是多么令人厌烦！这时他已65岁，而她是巴尔扎克所称的30年华的少妇（femme de trenteans）。她开始享乐。丈夫反对，然而她的威势凌驾丈夫之上。最后他同意为她主持宴会，他通常保持缄默，但总是彬彬有礼。他84岁（1749年）去世时，她的客人几乎没注意到他已不存在了。一位自旅行中回来的客人问道，那位经常很谨慎地坐在桌首的老绅士哪里去了。若弗兰夫人淡淡地回答道：“那是我丈夫。他去世了。”

唐森夫人也使她的常客们黯然神伤，1749年她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我们该再记下92岁的丰特内尔说的话：“这么一个好女人（她曾是一个十足的罪恶的综合体）！真是遗憾！如今我每周二要到哪里吃饭？”不过他又欣然说道：“好吧，此后每周二我可要到若弗兰夫人那里去吃了。”她很高兴能有他这位客人，因为他曾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前的哲学家，他的记忆可回溯至马扎然（1602—1661年，法国政治家），他还有7年的岁月可活，能忍受他人的奚落而不以为忤，因为听力不好。曾是唐森夫人的座上名人的大部分效法他的做法，不久若弗兰夫人周三中午的餐桌上时而聚集了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格里姆、莫雷莱、雷纳尔神父、达朗贝尔和睿智的那不勒斯人加利亚尼——驻巴黎的那不勒斯大使的秘书。

她丈夫死后，不顾她女儿无理的反对，若弗兰夫人容许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马蒙泰尔在她周三的餐会上安排思想与风格的讨论。她是爱国者，也是基督徒，但是她钦慕哲学家们的勇气和活力。《百科全书》筹划组成时，她贡献了50余万银币的费用。她的家成了“《百科全书》沙龙”。而帕利索（Palissot）在他的喜剧《哲学家》（Les Philosophes，1760年）中讽刺这些反叛者时，把她当作这个小团体的教母仙子加以取笑。此后，她要求她的座上名人出语谦恭一些，而以泄气的补充来抑制狂辞——“啊，那真不错！”最后她停止邀请她的常客狄德罗，但送给他一套新的家具和一件大得吓人的长袍。

她发现艺术家、哲学家和官员们并不能相处得很融洽。哲人们好谈论，官员们讲究谨慎和礼仪。艺术家属于不稳定的一派，唯有他们自己能相互了解。因此，收集艺术品的若弗兰夫人，因凯吕斯伯爵的影响而激发她审美的热情。她邀请主要的艺术家和巴黎的鉴赏家参加她每周一晚上的特别宴会。参加者有布歇、拉图尔、韦尔内、夏尔丹、旺洛、科尚、德鲁埃、罗贝尔、乌德里、纳捷、苏夫洛、凯吕斯、布沙东和格勒兹，马蒙泰尔是参加这种宴会的唯一一位哲学家，因为他住在若弗兰夫人家里。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不只是招待这些客人，她购买他们的作品，他们替她画肖像时，为他们摆姿势，并付给优厚的报酬。其中夏尔丹所画的肖像最好，画中的她是一位戴着花边帽、结实而和蔼的夫人。旺洛死后，她以4000银币买下他的两幅画，之后再以5万银币转卖给一位俄罗斯亲王，而将所获的利润赠给旺洛的遗孀。

为了使接待圆满，若弗兰夫人也邀请她的女界友人参加小宴会。可是没有妇女被邀参加周一的晚宴，而莱斯皮纳斯小姐（也许因为她是达朗贝尔的密友）是参加周三晚宴的少数妇女之一。夫人是有一些占有欲，不过她也发现女性在场常妨碍她的贵宾谈论哲学和艺术。而在她家的聚会中能有妙趣横生而饶有意义的讨论，这一美誉的赢得，似乎证明了她的隔离政策是正确的。在巴黎的外国人都渴望获得她的邀请。可以说，在他们回国时，曾参加过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是仅次于被国王召见的一项殊荣。休谟、沃波尔和富兰克林是甚受欢迎的客人中的几位。驻凡尔赛的大使——甚至那不可一世的考尼茨伯爵——也认为出席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夫人府上的宴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758年，俄国大使坎泰米尔亲王带来了安哈尔特·泽布斯特公主，她谈到她女儿的才华。4年后，这位女儿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以后数年，所有俄国的女皇都与这位中产阶层的沙龙主人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往来。一位曾数次参加夫人晚宴、英俊而聪明的瑞典人，回国后成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这位更英俊的青年是常客，几乎可以说是若弗兰夫人的一位献身者（她有时为他清偿债务），不久他即称她为“姆妈”（Maman）。他成为波兰国王（1764）时，他邀请夫人到华沙，待为上宾。虽然这时她已64岁，但仍接受了邀请。途中，她在维也纳做凯旋式的停留。她记载道：“我在此更为出名。”有一阵子，她在华沙的皇宫里（1766年）像母亲似的进谏国王。她寄回巴黎的信就像伏尔泰寄自费内的信一样到处被传阅。格里姆记载说：“没有读过若弗兰夫人的信件者不配进入高尚的社交圈。”她回到巴黎继续主持晚宴时，百位名人为之欣狂；皮龙和德利莱二人还作诗庆祝她的归来。

这趟旅程相当辛苦——乘坐马车来回行走了半个欧洲。若弗兰夫人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活泼愉快了。她一度表示不相信死后天堂，并将宗教贬为慈善，如今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马蒙泰尔曾记述她那种特殊的虔诚：

为了与天主交好而不妨碍她主持的社交圈，她实行一种秘密的信仰方式。她偷偷地去做弥撒，就像别人偷偷幽会一样。她在一座女修道院中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在方济各教堂内有一席特别座位，一切就像当时一些活跃的妇女有供她们的情人使用的小楼房一样的神秘。

1776年，天主教会宣布了一个大赦日，凡在规定的时刻到某些教堂赴会者，将得到特赦。3月11日，若弗兰夫人参加了圣母天主堂的一长串仪式，返家后她突然中风。哲学家们对她在崇拜天主的仪式后竟然得病一事感到异常愤怒，刻薄的莫雷莱主教评论道：“她以自己为例，证实了她常说的一句格言‘一个人只有行为愚蠢时才去世’。”她的女儿弗尔泰·安博照料生病的她，并警告那些哲学家远离她。直到去世，夫人没有再见到达朗贝尔和雷利特。但是她吩咐，在她死后她所给予他们的年金要增加。她又活了一年，虽然瘫痪需要别人照顾，但至死都在布施。

·杜德芳夫人

在欧洲，只有一个沙龙在名声和支持者方面能与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媲美。我们曾于别处读到过玛丽·德维希的生涯和个性：她还是一个女孩时，她的自由思想如何使修女和牧师们感到头痛；她如何嫁给了杜德芳侯爵，如何地离开他，而以经营沙龙来慰藉自己的孤寂（1739年起在伯恩街，1747年改在圣多明尼哥大道的圣约瑟夫修道院）。她的新址吓走了所有人，只剩下一位从前曾来享受过她的美酒、欣赏她的机智的哲学家。达朗贝尔仍留了下来，因为他是哲人中最不好对付的；其余的常客都是贵族社会中的男女，这些人因若弗兰夫人是中产阶级人士而对其加以冷落。这位侯爵夫人在57岁（1754年）失明时，她的朋友仍来参加她的宴会。但每星期宴会以外的日子，她因有增无减的消沉而感到无限寂寞，后来她终于说服她的侄女来与她同住，并在晚宴上当女主人的帮手。

朱莉娅·莱斯皮纳斯是女伯爵德阿尔邦和杜德芳夫人的兄弟加斯帕·德维希的私生女。女伯爵收养了她，把她和自己其他的子女一起抚养长大，让她受特别好的教育，并设法使她成为合法的女儿，但她的一个女儿反对，因此终未实现。1739年，朱莉娅一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嫁给了德维希，而偕其夫婿住到勃艮第的尚翁堡。1748年，女伯爵去世，遗留给当时16岁的朱莉娅300银币的年金。德维希夫人把朱莉娅带到尚翁堡，但仍以私生的孤儿看待她，让她当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杜德芳夫人到尚翁堡去时，她为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优越才华和风仪深深感动。她赢得了这个女孩子的信任，并得知她因目前处境不如意而决定进修道院。这位侯爵夫人建议朱莉娅到巴黎去与她同住。家人群起反对，他们唯恐杜德芳夫人设法使朱莉娅的身份合法，而让她承袭德阿尔邦的一份家产。侯爵夫人保证她不会这样惹她亲戚的麻烦。这时，朱莉娅已进入修道院（1752年10月），不过不是当见习修女（novice），而只是寄膳宿。侯爵夫人旧议重提。经过一年的犹豫后，朱莉娅答应了。1754年2月13日，侯爵夫人寄给她一封很奇特的信，这封信在我们判断因果时不能不提出：

我将把你介绍给大家，说你是来自我的家乡、打算进修道院的年轻小姐，而且声明让你住在我家里，直到你找到一位如意的人。你将受到礼遇，甚至获得敬重，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自尊绝不会受到侵犯。

不过……还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明。假如你的行为中有任何诡诈，即使微不足道的小小花招，我都无法忍受。我本性多疑，而我若怀疑到某些人奸诈，我会一直怀疑，直到对他们完全失去信心。我有两位亲密的朋友——福尔蒙和达朗贝尔——我非常喜爱他们，可是主要的不是因为他们可爱的性格和他们的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绝对诚挚。因此，我亲爱的小姐，你必须决心以最高的诚挚与我共同生活……也许你认为我是在说教，但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在谈到诚挚时我才会这样。对这一点我是很无情的。

1754年4月，朱莉娅搬来与杜德芳夫人同住，先是住在马车棚屋上，然后搬到圣约瑟夫修道院内侯爵夫人居处上面的房间。也许是出于夫人的建议，奥尔良公爵给了她一笔692银币的恩俸。她帮助失明的女主人接待和安置参加沙龙聚会的客人。她以悦人的风度、反应快速的机智和清新、青春的活力，使所有聚会进行得非常愉快。她算不上美女，但那明亮乌黑的眼睛和满头棕色的秀发配合得极其诱人。有半数到会的先生都爱上了她，甚至包括夫人老迈而忠实的护卫骑士夏尔—让—弗朗索瓦·埃诺。这个人是调查庭的庭长，已70岁，总是生病，老是喝得满脸通红。朱莉娅颇有分寸地接受他们的恭维，虽然如此，由于失明而敏感倍增的侯爵夫人，一定觉察到以往一些对她的崇拜如今已经转移了对象。也许还有一个因素掺杂在内：这位年长的妇人对这位年轻的小姐开始产生一种不容分享的感情。

朱莉娅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情网。最初是和一位我们只知其名为塔弗的爱尔兰青年相恋。他一经获允参加沙龙以后，几乎每天都到，侯爵夫人很快就觉察到，他不是来看她，而是来看小姐的。她发觉朱莉娅对这位青年的追求欣然接纳。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警告朱莉娅勿轻易妥协。这位傲慢的小姐对母亲似的忠告竟然感到愤懑。侯爵夫人担心失去她，另一方面又切望能保护她，免得她陷入那没有永恒保证的冲动情感。于是命令朱莉娅，塔弗来访时不可走出她的房门。朱莉娅服从了，但由于争吵时过分激动开始吸食鸦片以镇静情绪。18世纪，许多人都用鸦片当镇静剂。莱斯皮纳斯小姐每有一次新的罗曼史便增加一次药剂的分量。

她尝试忘记塔弗，但她的第二次恋爱上了历史，这次的对象是达朗贝尔。杜德芳夫人对他有一份像母亲却具有占有性的情感。1754年，达朗贝尔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百科全书》的合编者，《百科全书》是巴黎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伏尔泰在谦虚时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不过他没有伏尔泰具有的任何一点优势。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而且他自童年起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像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生长在一个玻璃工人家庭，鲁索夫人收养了他。他长得很英俊，干净、有礼，有时也很活泼快乐，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专家谈论任何问题，但他也会以故事的表面情节、以矫饰的行为和机智隐藏自己的才华。其他方面他与这个世界毫不妥协。他喜欢特立独行而不愿仰赖国王和王后的恩典。杜德芳夫人为他争取进入法国学院时，他拒绝赞扬埃诺所撰的《法国编年史》以争取他的赞成票。他的好讽刺的个性使他常常出口伤人，他会很没有耐性，“有时向他的对手大发雷霆”。他与妇女独处时总是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然而他的羞涩吸引了她们，好像在与她们迷人的魅力争胜。

杜德芳夫人第一次遇到他时（1743年），她深为他广博的见识和明晰的判断力吸引。当时她已46岁，而他仅26岁。她把他当作自己的“野猫”接纳下来。她不但邀请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沙龙，同时邀他参加私下的晚餐和聚谈。她曾誓言表示愿意“睡掉24小时中的22小时，只要其余两小时我们能厮守在一起”。这份甜蜜的友情持续了11年后，朱莉娅介入了他们的生活中。

在私生子和私生女之间，有着一份自然的关系。达朗贝尔在回忆中说：

我们两人都没有父母和家庭，我们出生时就被遗弃，不幸和不快乐的折磨，自然似乎是让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寻找彼此，以弥补彼此失去的，让我们像两株杨柳似的生长着，被暴风雨吹折了腰，但未被连根拔起，因为它们脆弱时，它们已将枝条交缠在一起了。

他几乎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这种“选择的密切关系”（elective affinity）。1771年，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时间和习俗使一切变得陈腐，却无以改变我对你的感情，这是你17年前激发起的感情。”但是，他等了9年才宣布这份爱意，而且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的。1763年，他从波茨坦写信给她，说明他拒绝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担任柏林科学学院的院长，具有“一千个理由，其中之一你是无论如何都猜不着的”。这是达朗贝尔奇怪地糊涂一时，因为有男人爱上自己时，一个女人不会不知道吧？

杜德芳夫人感觉出她的特殊客人和她监护的侄女之间的感情慢慢地增长着，她也注意到朱莉娅成为沙龙的话题和兴趣所在。有一段时间她没有任何责难表示，但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1760年），她对达朗贝尔有了苛刻的批评。她让一位友人在达朗贝尔尚未来到前，向她的客人公开宣读伏尔泰关于这次批评的回信。开始读信后不多久达朗贝尔就到了，因而听到了恶意揭发隐私的一段。他和其他人一起纵声大笑，内心却受到了伤害。侯爵夫人设法补偿，但这次伤害仍留下了创痕。他于1763年谒访腓特烈二世时，几乎每天写信给莱斯皮纳斯小姐，但很少写给夫人。他回到巴黎后，在她们下来参加沙龙以前，他习惯上总是先到朱莉娅的房间看她。而有时杜尔哥、沙特吕或马蒙泰尔也陪他参加这私下的拜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发觉到那些她帮助和喜爱的人背叛了她。如今她视朱莉娅如仇人，而以种种激怒的方法来表露她的不满情绪——冷言冷语、琐碎的要求，并常说起朱莉娅依赖她。朱莉娅对这位“失明而好幻想的老妪”及对随时随地要听从侯爵夫人的使唤日渐感到不耐烦，内心的不快也与日俱增，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刺痛。她后来记叙道：“一切痛苦都很深刻，而快乐却是一掠即过的飞鸟。”在最后一次争吵中，夫人指责她在家里和开支方面有所欺骗。朱莉娅回答说，对这样对待她的人实在无法忍受再与她共同生活下去，于是，1764年5月初的一天，她离开了这里，出去另觅住处。侯爵夫人坚持达朗贝尔必须在她们二人中做一选择，使破裂无法挽回。达朗贝尔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回来。

有一段时间，这个老沙龙似乎因他们关系的断绝而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大部分常客仍来找侯爵夫人，但有好些人——卢森堡夫人、沙蒂永公爵夫人、布夫菲尔伯爵夫人、杜尔哥、沙特吕，甚至埃诺——都去找朱莉娅，表示他们的同情和对她的爱顾。沙龙里只剩下年迈而忠实的朋友，及寻求声名和美食的新客。杜德芳夫人描述1768年发生的这次转变：

昨天有12个人在这里，而我欣赏了各式各样、各种程度的无聊事，我们都是十足的傻瓜，各人有各人的形态……我们疲惫不堪。12个人都在1点钟离去，但没有一个人觉得些许遗憾……蓬德韦勒（Pont-de-Veyle）是我唯一的朋友，却有3/4的时间简直把我烦死了。

自从失明后，她就不再热爱生命，而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更陷入无望和对人生的价值表示怀疑的绝望中。与约伯一样，她诅咒自己的出生：“一切的悲哀中，我的失明和年老是最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件不幸的事……那便是生于此世。”她嘲笑浪漫主义者和哲学家们的梦想——不只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萨瓦牧师，她也嘲笑伏尔泰长期追求“真理”。“而你，伏尔泰先生，真理的热爱者，老实告诉我，你找到没有？你改正、毁弃谬误，但你以什么取代它们？”她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她喜欢温和的怀疑论者如蒙田和圣埃夫勒蒙，胜于激进的叛逆者如伏尔泰和狄德罗。

她认为她的生命已经告终，但生命对她仍未完全了结。她的沙龙在舒瓦瑟尔当政期间恢复了一段时期，当时政府的要员们在老侯爵夫人家里聚集，而和蔼的舒瓦瑟尔的友谊又给这黑暗的日子带来一些光明。1765年，沃波尔开始来参加她的聚会，她慢慢地对他产生了一份情感，那成为她对生命的最后执着。我们希望在那最后的惊人的化身中再见到原来的她。

·莱斯皮纳斯小姐

朱莉娅选择了在伯勒查斯大道和圣多明尼哥大道交叉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作为她的新居——距侯爵夫人女修道院的家仅百米远。她并未因此变得贫困，除了数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外，她还自“国王的税收”（1758年、1763年）中获取2600银币的年金。显然，那是由于舒瓦瑟尔为她说项的关系。而在达朗贝尔的建议下，若弗兰夫人资助她一笔2000利维尔的年金和一笔1000克朗的年金。卢森堡夫人给了她全套家具。

在这个新居中安定下来没多久，朱莉娅便感染了天花。休谟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说：“莱斯皮纳斯小姐病得非常危险，我很高兴看到达朗贝尔在这时放下了他的哲学。”的确，这位哲学家每天早晨步行很远的路到她床侧看顾她直到深夜，然后再回到鲁索夫人家自己的房子里。朱莉娅病愈了，却一直很虚弱和神经质，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而且满脸红斑。我们可以想象，对一个32岁未婚的女人，这是什么滋味。

她及时痊愈以照顾达朗贝尔。1765年春，他因胃疾卧病在床几至死去。马蒙泰尔惊讶地发现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光线不足，空气污浊，一张床窄得像棺材”。另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瓦特莱让达朗贝尔住到他在特姆普附近宽敞的家里。如今这位哲学家黯然同意离开自小供养他的家庭。杜克洛喊道：“喔，真是不可思议的日子！达朗贝尔断乳了！”朱莉娅每天到这个新住处，尽心尽力回报他近日对她的照顾。他恢复到可以走动时，她要求他住到她家的楼上。他于1765年秋搬了进去，但付给她适量的租金。他并未忘了鲁索夫人，常常去看她，与她分享他的收入，而且一直为他的离去而道歉：“可怜的养母，你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孩子。”

一度，巴黎人认为朱莉娅是他的情妇。表面的情况证实人们的这种推测，达朗贝尔与她同餐共桌，给她写信，处理她的事务，投资她的储蓄，为她收取所得。公共场合中他们总是在一起，没有人在邀请时只请其中一位。不过，慢慢地，说闲语的人也开始明白朱莉娅既不是达朗贝尔的情妇，也不是他的妻子或情人，而只是妹妹兼朋友而已。她似乎从未了解他对她的爱是完整的，虽然他无法以言语表达。若弗兰夫人和内克夫人，这两位标准的道德家，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精神上的恋爱。这两位年长的沙龙主持人邀请他们参加她们的聚会。

莱斯皮纳斯小姐自己成立了一个沙龙时，若弗兰夫人未加以公然反对，这对她母亲似的慈蔼是严厉的考验。朱莉娅和达朗贝尔早已交了许多的朋友，所以几个月之后，她的客厅每天从下午5点到9点这段时间几乎高朋满座，男男女女精挑细选的客人几乎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达朗贝尔主持讨论交谈，朱莉娅则发挥出女性所有一切悦人的能力，尽量使客人感到温暖亲切、宾至如归。沙龙中不举行宴会式晚餐，却被誉为全巴黎最富刺激的沙龙。出现在沙龙的有不久即在政界任高官的杜尔哥和布里耶纳，贵族如沙特吕和孔多塞（Condorcet），主教如布瓦门特和布瓦热兰，怀疑论者如休谟、莫雷莱，作家如马布利、孔狄亚克、马蒙泰尔和达朗贝尔。最初他们是来看达朗贝尔和听他的高论，后来他们开始欣赏朱莉娅用来引发每个客人表现出他或她的特殊才华的恰如其分的技巧。在这里，人们无所不谈而不会遭受禁止，人们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中最细微的问题；但是，受过若弗兰夫人这种训练的朱莉娅知道如何缓和大家激动的情绪，使争论恢复为讨论。大家都不希望令这位虚弱的女主人不快，这一默契形成了这个沙龙中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根据圣伯夫的判断，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是路易十五末期“最时髦、最为大家向往的，虽然这时有许多有名的沙龙”。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沙龙具有这种双重吸引力。朱莉娅虽是麻脸，又是无父的私生女，却是成打名人的第二情人。而达朗贝尔的声誉正达顶峰，格里姆报道说：

他的谈话对人的心智均具有教导启发作用而且能娱人心怀。他参与畅谈任何悦人的一般话题，并以此显示他具有无穷尽的思想、对逸闻趣事的知识及奇特的记忆。不管话题本身多么枯燥乏味，他都有秘诀使其变得生机盎然……他所有的幽默的话都有细微和深刻的创造性。

再看休谟写给沃波尔的信：

达朗贝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朋友，具有无可非议的品德。就拒受俄国女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赠予而言，他显示出无视于私利和虚浮自负……他有5笔年金：一得自普鲁士国王，二得自法兰西国王，第三笔是科学学院院士年金，另一笔是法国学院院士年金，最后一笔则取自他自己的家族。其总数每年未超过6000银币，以其中半额他过着小康的生活，另一半资助与他有关系的穷人。总而言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很少见到比他更有德行、更贤明的人。

除了说话的灵巧和言词的优雅略为逊色外，在其他任何方面朱莉娅和达朗贝尔都搭配得很好。然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启蒙运动中最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寻求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和尺度。在卢梭之后，朱莉娅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第一个有力的提倡者，马蒙泰尔描写她“是自萨福以来，想象力最丰富、最热情、最容易激起幻想的人物”。无论真实人物或作家的虚构人物——卢梭的爱洛漪丝或卢梭本人，或理查森的克拉丽莎或普雷沃的曼侬——没有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感觉的敏锐或内心的热情上能胜过她。达朗贝尔是客观的，或者说，他尝试表现得客观。朱莉娅则主观到有时只重一己的利益或事务。不过她有“人溺己溺的精神”。她鞠躬尽瘁地安慰生病或受了委屈的人，她狂热地为沙特吕和拉阿尔普获选入学院而奔走。但她坠入情网时，她忘了一切事务和所有其他的人——被她遗忘的人第一次是杜德芳夫人，第二和第三次则是达朗贝尔本人。

1766年，一位年轻的贵族莫拉——西班牙大使的儿子——进了沙龙。他年方22岁，朱莉娅34岁。他12岁时曾与一位11岁的女孩结婚，女孩于1764年去世。朱莉娅不久即为他的年轻迷人所惑，也许受惑于他的财富。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发展到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地步。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父亲即命他回西班牙服兵役。莫拉入营了，但不久即辞去军职。1771年1月，他开始咳血，前往瓦伦西亚，希望能休养恢复，病未痊愈他又奔回巴黎找朱莉娅。在她精致小寓的欢乐声中和达朗贝尔暗地里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1772年，大使奉召回西班牙，并坚持要他的儿子一同回国。他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和朱莉娅的婚事。莫拉于是弃家出走，北上与朱莉娅重聚。但1774年5月27日，他因肺结核死于波尔多。那天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正前来与你重聚，而今我却面临死神的召唤。多么可怕的命运！……但你曾爱过我，想到你的时候我仍感到非常快乐。我为你而死。”从他手上退下了两个戒指，其中一枚镶有朱莉娅的青丝，另一枚刻着几个字：“一切逝去，爱情永存。”心地高尚的达朗贝尔如此记述莫拉：“我为那仁慈、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感到遗憾……他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人……我将永远记得这么纯洁、高尚、强健而又温和的人与我自己的灵魂交融的时刻。”

朱莉娅得到莫拉的死讯时心都碎了，尤其因为正在这时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1772年9月，她遇到了29岁的吉贝尔，他曾在“七年战争”中立下显赫的战功。而且他那部《战术的全面研究》（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ctics）被将领和知识分子公认为一部巨著，后来拿破仑在他所有的战役中一直随身带着他曾亲加注释的一部。其中指责所有君主政体的《初论》（Preliminary Discourse），在大革命前的20年就系统地道出了1789年的基本原则。从一个重要的沙龙中讨论他时人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对吉贝尔的倾慕：“吉贝尔的母亲、姐妹或情妇最受人妒羡吧？”当然，他有一位情妇——蒙特莎夫人，这是他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恋情。朱莉娅在对他不满时，曾严苛地批评他：

他对待女人轻浮，甚至无情，是因为他小看了她们……他认为她们喜欢调情、虚荣、脆弱、虚伪和轻浮。那些他最钟爱的，在他认为就是最浪漫的。虽然他也承认有些女人有很好的品德，但他并不因此提高对她们的评价，只是认为她们的缺点比优点少而已。

然而，他长得很英俊，待人处世的态度毫无瑕疵，他的言词既有内容又富有感情，既博学，思想又清晰。斯塔尔夫人说：“他的谈话是我所听过的最富变化、最有生气、内容最丰富的。”

朱莉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吉贝尔对她主持的聚会表示出喜爱。他们为彼此的声誉吸引，他一时的征服心理与她炽烈的热情，促成了他们的爱恋。就是这炽热的爱情使她写给吉贝尔的情书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文学之一。法国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她的情书中比在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中更能找到生动的表现。

现存她最早写给吉贝尔的情书（1773年5月15日），显示她已坠入他的情网，却因违背了对莫拉的忠贞誓言而懊悔不已。她写信给正动身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吉贝尔，说：

老天爷！是什么魔力，是什么天命，你竟把我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何我没有在9月死去？当时我若死去就可以不必……有现在的自责。天哪，我觉得，我仍可为他而死；我的任何利益无一不能为他牺牲……啊，他会原谅我的！我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我的心身都因这长时期的悲哀而疲惫不堪。得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我陷入了狂乱。就在当时我第一次遇见你；那时你接受了我的心，并使我心快慰。我不知该怎样做比较好——是心领呢，还是接受？

8天后她卸除了所有的防卫：“假如我仍年轻、漂亮而又迷人，则我可以说你对我的态度、行为有很多做作。可是因为我未具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你对我的行为包含了亲切与敬重，使你永远赢得我的心。”有时她以爱洛漪丝对阿贝拉尔似的放纵态度写道：

世界上唯有你能拥有并占有我。今后只有你能填补我的心灵……今天，我的门每开一次，我的心也随着怦跳一次。有一阵子我真怕听到你的名字，可是听不到你的名字时我又觉得心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互相抵触的情绪，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只有三个字能加以解释：我爱你。

两份爱情的矛盾增加了她的不安，也许由于渴望或女性愿望的满足及染上肺病的一种倾向，1773年6月6日她在给吉贝尔的信中写道：

虽然你的心灵受到激荡，却不和我的情形一样，我的心灵不停地自震荡趋于沮丧。我吸毒（鸦片）来镇定自己。你看我已无法自持，开导我，给我力量。我会相信你，你将是我的支柱。

吉贝尔在10月回到巴黎，断绝了他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而把爱情献给朱莉娅。她感激地接受了，并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在歌剧院中她包厢的前座里（1774年2月10日）。嗣后，她声称这一次，在她42岁时，是她所谓的“荣誉”与“美德”的第一次瑕疵。但她并未自责：

你记否你使我陷入何种处境，你信否你置我于何种境地？我要告诉你，在很快恢复镇定之后，我又站起来了（这几个字是用斜体写的），而且我发现自己较此之前并未有毫发差别……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也许在所有使我的心趋向于你的冲动中，最后一个是唯一我不觉得后悔的……在那种放肆下，在自制和所有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下，我可以向你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件不幸的事是我无法忍受的——冒犯你和失去你。那种恐惧会使我舍弃我的生命。

有一段时期她终于体验到了令人心神恍惚的幸福。她在写给他的情书中说（因为他们的关系保持秘密而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惦念着你。我迷恋你到这种程度，因此我可以了解献身于上帝者的感觉。”无可避免地，对这种毫无保留全部倾泻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爱情，吉贝尔感到厌倦。不久，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弗莱伯爵夫人，而且恢复了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1774年5月）。朱莉娅责怪他，他却表现得很冷淡。6月2日，她获知莫拉在前来与她相会的途中去世，临终时对她犹念念不忘。她因悔恨显得精神错乱，并企图饮毒自尽，吉贝尔阻止了她。如今在她给他的信中谈的全是莫拉的事，说这位年轻的西班牙贵族比她认识的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都优秀。吉贝尔更少去看她了，蒙特莎夫人希望自己至少仍是他的情妇之一。朱莉娅为他筹划婚事，他则拒绝她所做的安排，于1775年6月1日与17岁富有的库塞尔小姐结婚。朱莉娅在给他的信中充满了怨恨和鄙视，以对不灭爱情的抗议作为结束。

这段热恋的过程她竟能瞒过达朗贝尔，他一直认为莫拉的离去，以及后来他的死亡是朱莉娅神思恍惚的原因。他欢迎吉贝尔来参加她的沙龙，给他一份极为诚挚的友情，并亲自寄送她已封好的写给吉贝尔的情书。不过，达朗贝尔发现她对自己已失去了兴趣，有时还因他在场而感到不悦。事实上，她在写给吉贝尔的信中也曾说：“那样是否算太忘恩，我敢说达朗贝尔若离去，我将会感到很快慰，他在场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他使我觉得全身不适，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友情与仁慈。”她去世时，他写给她的“悼魂词”中有这样的语句：

我既想象不出，也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一度）对我那么亲切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又觉得我可憎？是我做了什么令你不高兴的事吗？如果你有什么怨言，为什么不向我抱怨……或者，亲爱的朱莉娅……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把我蒙在鼓里，而如果我知道了的话，我会宽宥？……有20次我几乎要投入你怀里，问问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我恐怕你的双臂拒纳我……9个月来，我一直伺机想告诉你，我遭受的痛苦和我的感受，可是那几个月我一直觉得你柔弱得承担不起我对你苛细的指责。唯一能毫无隐瞒地向你展示我沮丧而泄气的心的，竟是那可怕的时刻，就在你去世前的数小时，你伤心地要求我原谅时……可是以后你再也没力气跟我说话或听我说话了……而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我失去了在我生命中将是最珍贵的一个时刻——再次告诉你，你对我是如何的珍贵，我分担了多少你的哀伤，而我如何深愿和你在一起终止我的哀伤。我愿以我全部的余生换取那我再也不可得到的一刹那，有那一刹那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情爱，也许能使你恢复对我的柔情。

朱莉娅梦想的破碎加速了肺病夺取她的生命。博尔德乌医生被请来诊治她的病，他宣布她的情况已经无望。1776年4月起她一直未能离床。吉贝尔每天早晚来看她，达朗贝尔则除睡觉外不离开她的病榻。沙龙停止了，但孔多塞、叙阿尔及好心的若弗兰夫人——虽然她也将辞世——仍然到沙龙来。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朱莉娅不愿吉贝尔来，因为她不希望他看到她那因痉挛而变了样子的脸，但她经常写短笺给他。此时他也郑重声明：“我一直爱着你，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爱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而言你比其他任何一切都要珍贵。”这个声明加上达朗贝尔默默的忠诚及朋友们的关怀，是她痛苦中仅有的慰藉。她立了遗嘱，其中指定达朗贝尔为遗嘱执行人，并把所有的文件和财物托付给他。 [1]

她的弟弟德维希侯爵从勃艮第来看她，并力劝她与教会妥协。他在写给德阿尔邦伯爵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终于劝服她当着百科全书派，不顾其反对立场而接受了圣礼。”她给吉贝尔的遗言：“朋友，我爱你……永诀了。”她向达朗贝尔表示对他长期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原谅她的忘恩负义。她于1776年5月23日清晨去世，并于同一天在圣萨皮斯教堂下葬，一切遵照她的遗嘱——“像穷人一样”收殓。

注释

[1] 她给吉贝尔的信由他的妻子收存，于1811年出版。

第五章　年高德劭的伏尔泰（1758—1778）

善良的领主

1758年10月，伏尔泰在费内买了一幢古老的宅邸，这里位于瑞士边境的热克斯（Gex）郡区。此后不久，他又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邻近的图尔奈的领地，如今他成了名正言顺的领主（lord），而在法律文件上的签署为“图尔奈伯爵”（Comte de Tournay），他把纹章饰于大门和银盘上。

1755年以来他一直在日内瓦的代利斯过着逍遥的生活，并以百万富豪哲学家自居。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有关日内瓦的论文，暴露了当地牧师私下的异端邪说，使伏尔泰被指控向他的朋友出卖了这些牧师。他在瑞士土地上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而另觅住处。费内在法国境内，但距日内瓦只有3英里，在那里他的藐视仍能及于加尔文教派的领袖们；而假如远在250英里外的巴黎天主教领袖旧账重算，要拘捕他，他可以在一小时内跨越国界，当时（1758—1770年）他的友人舒瓦瑟尔正执掌法国的内阁。也许担心政治的风向转变时遭到没收的厄运，他以侄女德尼斯夫人的名义买下了费内的地产，但与她约定，只要他活着，她必须承认他为地产的主人。一直到1764年，他一直主要居住在代利斯，他从容地重新设计在费内的房子，同年搬了进去。

新厦是用石头砌成的，大部分是伏尔泰设计的。新厦还包括14间卧室，是这位领主为他的朝臣准备的。他说：“那不是宫殿，而是个宽敞的乡间住屋，毗连着一大片粮草、小麦、稻和燕麦的田地。我有一些像苍松般挺立着的橡树，耸入云霄。”图尔奈增加了一个古城堡、一个农场、一个谷仓，还有一些马厩、田园和树林。他的马厩容纳了马、公牛和50头母牛。他的谷仓宽敞得除了收藏他土地上的收获外，还可容纳制酒的压榨机，鸡窝和羊栏。400个蜂窝使耕地上嗡嗡声不绝于耳，树则供应木柴让主人取暖，使他免于严冬受刺骨寒风的侵袭。他买来幼苗并加以种植，并在温室内培育幼苗。他扩大屋子周围的花圃和土地直达3平方英里，其中包括果树、葡萄园和各式各样的花卉。所有这些建筑、植物和田园，及30个管理员，他都亲自监督管理。与他进入代利斯时一样，他再度满足得不知老之将至。他在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上说：“我的生命和健康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而得来的。我敢说我很聪明，我真幸福。”

对住在大厦里的30余名仆人及客人，德尼斯夫人管理得不甚恰当。她天性不错，但有点脾气，爱金钱甚于其他任何东西。她说她叔叔吝啬，他则加以否认，无论如何他“慢慢地把财产的大部分都转让给她”。在她孩提时代他就爱她，长大成人后他爱她如故，如今他很高兴有她来当这大厦的女主人。她在他所编的戏剧中担任角色，而他认为她的演技可以与克莱龙小姐媲美。这个赞美使她颇为自负，于是她自己也写戏剧。伏尔泰力劝她不要把那些剧本公之于世。她对乡间生活感到厌倦，渴望前往巴黎。为了取悦她，伏尔泰长期邀请并容忍一连串的客人。她不喜欢他的秘书瓦吉尼，而喜欢亚当，他是伏尔泰邀请到家里来作为下棋对手的一位老耶稣会员，一天，他经过仆人芭芭拉身边时被伏尔泰吓了一大跳。一次，也许是因为她任拉阿尔普舍弃了这位大师的一部原稿，而把伏尔泰激怒了，他将她遣往巴黎——给她年金2万法郎。18个月之后他后悔了，又恳求她回来。

费内成为那些有能力旅行并欣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人士朝圣的目的地。到这里来的有统治者如维滕贝格公爵、选帝侯巴拉丁伯爵，王公如查理亲王、黎塞留和维拉尔，名人贵族如福克斯，传记作家如伯尔尼与博斯韦尔，江湖客如卡萨诺瓦及上千的次要人士。不速之客来访时，他穷于应付地托词道：“告诉他们，我生病。”“告诉他们，我死了。”但是没有人肯相信。他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曾说：“老天！把我从朋友手中救出来吧，我倒愿意亲自照顾我的敌人。”

博斯韦尔来访时（1764年12月24日），他在费内并未完全安定下来，此时他正勤于与卢梭叙晤。伏尔泰叫家人传话下去说他仍未起床，不可以打扰他。对于这位热心的苏格兰作家而言，这只不过是些微的失望而已，他固执地一直等到伏尔泰出来。他们做了极简短的谈话，然后伏尔泰即退回书房。第二天，博斯韦尔从日内瓦的一个小旅馆中写信给德尼斯夫人：

夫人，我必须请求你为我在伏尔泰面前求个情。我打算星期三或星期四再返费内。这个庄严之城的大门竟然在最……荒谬的时刻关闭了，以至于在这位著名的领主有时间接见客人以前，我们却不得不于餐后住在他处……

夫人，可否许我在伏尔泰大师府上借宿一宵？我是一个强壮而有力的苏格兰人。你让我住到最高最冷的阁楼上，我也不会拒绝，即使睡在你女仆卧室的两把椅子上也行。

伏尔泰吩咐他的侄女叫这位苏格兰人来，并告诉他已为他留了一张床。12月27日他来了，伏尔泰一面下棋一面跟他讲话，他深为这位大师流利的英语与犀利的言词吸引，然后被“很有礼貌地留宿”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第二天，他设法要改变伏尔泰，使他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不久，伏尔泰觉得头昏脑涨而要求中止。一天后博斯韦尔与教士亚当谈起大师的宗教信仰，亚当告诉他说：“我每天为伏尔泰先生祈祷……很遗憾他不是基督徒。他具有许多基督徒的美德。他有最美的灵魂。他慈悲、宽厚，但对基督教怀有极强烈的偏见。”

伏尔泰供给食物、智慧、机智和戏剧，以款待他的宾客。他在住家附近建了一座剧院。英国历史学家吉本于1763年见到时，形容它“很精巧，设计得很好，就坐落在他的小教堂旁边，而教堂比它逊色多了”。这位哲学家嘲笑卢梭和加尔文教派的传教士，他们责难他的舞台是魔鬼的演讲台。他不但训练德尼斯夫人，还训练他的仆人和客人，参加演出他自己及其他人编写的戏剧，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职业演员也随时能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演出。

访客们发现他的外表和他的谈话同样迷人。利涅亲王描述他裹着一件以花为图案的长袍，巨大的假发上戴一顶黑丝绒的小帽，上等棉制的外套长及双膝，红色马裤，灰长袜，白布鞋子。据说，他的眼睛“明亮而充满了热情”。他那位忠心耿耿的秘书还报道说，他的主人“常用纯净的凉水洗眼睛”，而且“从不用眼镜”，到了晚年，由于懒得刮胡子，他用钳子拔掉。瓦吉尼接着说：“他酷嗜干净整齐，他本人就非常洁净。”他经常使用化妆品、香水和发油，他敏锐的嗅觉经不起怪味的侵扰。他“枯瘦得令人难以相信”，简直到了皮包骨的程度。伯尔尼博士于1770年拜访过他之后写道：“很难想象在这样只有皮和骨构成的躯壳中能有生命存在……他以为我急着要想象……一个人死后行走的样子。”他自己说：“没有死去实在很滑稽。”

他半生都病着。他的皮肤非常敏感。他常抱怨周身奇痒，也许是因为神经质，也许是过分的洁癖所致。他有时因小便淋沥——排尿慢且痛——而痛苦异常。他与卢梭经常意见相左，在这方面却同病相怜。他每天喝咖啡，据腓特烈二世说，一天喝50次。瓦吉尼则说一天喝3次。他嘲笑医生，说路易十五比他的40个医生还长寿，又说“有谁听说过有活到100岁的医生？”不过，他自己则使用许多种药。他同意莫里哀参加博士候选的论文中所说的任何重症的最佳救药为灌肠剂。他每星期以肉桂溶液或油滑的灌肠剂清肠3次。他认为最佳的药剂是预防疾病的药物，而最好的预防药物是清洗内部的器官和外部的皮肤。虽然他一大把年纪、多病，又有那么多访客，他仍以孱弱的身体尽力工作。瓦吉尼计算他的主人每天的睡眠“不过五六个小时”。他工作到深夜，有时还把亚当神父从睡梦中叫醒帮他查考一个希腊字。

他认为活动是冷静和保持健康的良剂，而户外的活动更好。伏尔泰确实亲自栽培自己的园圃，有时他亲手犁地或播种。杜德芳夫人在他的信中发觉他看到自己种的包心菜长大时而获得的喜悦。他希望他的子孙至少由他种植的数千株树而记得他。他开垦荒地和干涸的沼泽地。他设立了一个养马场，弄来了10匹牝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德瓦耶侯爵所送的一匹种马。他写道：“我的后宫已准备妥当，只缺苏丹王……近年来大家热烈地谈到人口问题，我希望至少我能以马来增加热克斯这块地的生物密度，因为我没有繁殖自己种族的荣幸。”他在写给生理学家海勒的信中说：“在这世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是耕种，其他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相形之下都是儿戏。向那些耕种田地的人们致敬，为那些糟蹋大地的人——官吏、军人或僧侣教士——感到悲哀！”

由于没有那么多土地让他附近的居民从事农耕，他在费内和图尔奈开设制表店和织袜厂——他种的桑树供给袜子所用的丝。他雇用所有向他求职的人，直到他拥有800个人为他工作。他为工人盖了100栋房子，以4分利贷款给他们，并协助他们寻求产品经销的市场。不久，君主们购买在费内制造的手表，而高贵的仕女们受了他书信的引诱，穿着他工厂出品的长袜，因为他宣称有些袜子是他亲手织成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买了价值3.9万银币的费内手表，并答应替他在亚洲寻觅销路。3年之内在费内所制的手表、时钟和珠宝定期输往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俄国、中国和北美。在伏尔泰居住期间，费内由于新工业的发展，从一个仅有40个农民的村落扩展为1200人口的地区。他在写给黎塞留的信上说：“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我就能建立一个城市。”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在无宗教信仰者的土地上和平相处。

他和他的从属者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好好先生”（bon seigneur）式的。他本着良心，慈和有礼地对待他们所有的人。莱恩亲王说：“他和农民们讲话，就像对待外国大使一样。”他免除他们的盐和烟税（1775年）。虽然徒劳无功，他继续为这个地方的全体农民争取免除农奴的身份。这个地区遭受饥荒的威胁时，他从锡雷进口小麦，而以低于成本很多的价格卖出。他从事反邪恶的战争时——反迷信、反蒙眛、反迫害——他花了许多时间从事实际的工作。他找借口不离开费内：“我有800个人需要指导和养活……我不能离开而使一切陷于混乱。”他经营的成功使所有看到成果的人大感惊讶。对他批评最厉害的人士中的一位说：“他判断清晰，而且很有见识。他管理的人也都热爱他。一次他路过时，人们把月桂树的叶子抛入他的马车里。”年轻人尤其喜欢他，因为他每个星期日开放大厦以供舞会和其他娱乐。他鼓励他们参加，并与他们同乐。加勒廷夫人曾说：“他很快乐，一点都看不出已82岁。”他自觉年事已高，但非常满足。他写道：“我已成为年老的族长。”

作家之王

同时，他继续写作各式各样的历史、论文、戏剧、故事、诗歌、短论、小册子、书信和评论，以惊人的数量呈现在迫切等着阅读他作品的国际人士面前。1768年他写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巴比伦公主》（La Princesse de Babylone，他的最佳故事之一）、《布瓦洛书札》（Epître à Boileau），及两部喜剧的歌剧剧本和一部悲剧。几乎每天都写一些“即兴诗”——简短、轻松、优美的讽刺短诗。在这方面他没有敌手，即使精美的《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y）也比不上他的作品。

他还有许多有关宗教哲学的著作。我们且看一下他在费内时所写的剧本——《坦克雷德》（Tancrède）、《纳尼纳》（Nanine）、《一个苏格兰女人或自由之家》（L’Écossaise）、《瑟克瑞特》（Socrate）、《扫罗》（Saul）、《伊雷娜》（Irène）——这些是他最不活跃的作品，虽然当时它们是巴黎人的话题。《坦克雷德》一剧于1759年9月3日在法兰西剧院演出时获得普遍的赞赏，甚至伏尔泰的一位刻薄的敌人弗雷隆也表赞赏。扮演德博拉的克莱龙小姐和扮演坦克雷德的列肯在此剧中的演技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舞台上没有观众，场地变得很宽敞又有极为动人的舞台布置，中世纪和骑士的题材取自古典题材而受欢迎的一支。的确，这位布瓦洛的门徒于此写的是一个很浪漫的戏剧。《纳尼纳》一剧则显示出伏尔泰与狄德罗一样，也受到英国小说家理查德森的影响。卢梭本人对此剧也表激赏。《瑟克瑞特》一剧含有一句名言：“一无所有而生活得很好，那是理性的胜利。”

伏尔泰在当时被称为高乃依和拉辛的对手，他不断研究这两个人，很难判定他究竟更喜欢哪一个。最后他选择了拉辛。他大胆地将这两人排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之上，他评道：“莫里哀，就其最佳作品而言，优于纯美而冷淡的泰伦提乌斯，也胜过小丑阿里斯托芬。”

他得知戏剧家高乃依的侄孙女玛丽·高乃依贫困地住在埃夫勒附近时，他感到很激动。他决定收养她，并供给她受教育；他获知她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时，他向她保证，她可以利用一切机会从事她的宗教信仰工作。她于1760年12月来找他。他收留了她，教她写美好的法文，矫正她的发音，并陪她一起去做弥撒。为了筹措她的嫁妆，他向法兰西学院建议授权让他编纂高乃依的作品，学院同意了。他于是即刻着手重读这位前辈的戏剧，并加入序言和注释。而且，由于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发布这一出版计划的广告并请人捐款。路易十五、俄国伊丽莎白女皇、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各捐助200册，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各50册，其他的捐助金则取自查斯特菲尔德和其他外国贵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人来向玛丽·高乃依求婚。她结婚两次，于1768年成为夏洛特·科黛的母亲。

伏尔泰不仅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757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请他写一部她父亲彼得大帝的传记。她邀请伏尔泰到圣彼得堡，并答应给他许多荣誉。他回答说他年纪太大无法跋涉这么遥远的旅程，不过，假如她的大臣舒瓦洛夫伯爵能提供有关彼得大帝的生平和这位沙皇改革政治新貌的文献资料，他愿意写这部传记。他年轻时曾在巴黎见过彼得（1716年），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仍是一个蛮人。为了避免过分冒险谈论他的观点，他决定不写传记，而写那段值得纪念的统治时期的历史——一项远较传记更艰巨的工作。他从事相当的研究，从1757年到1763年一直为这个工作操劳，而于1759年至1763年出版，名之为《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史》（Histoire d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这真是当时令人赞赏的一举，一直到19世纪以前，此书是处理这个题材的最佳作品。但是，直率的米什莱（Michelet，法国历史学家）认为那是一部“令人生厌的书”。伊丽莎白女皇看了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作品赠送伏尔泰一些“大钻石”，但这些钻石于途中被窃，这位女皇则于此书完成前去世。

“七年战争”在他周遭激烈进行时，有时他又从事把他的《世界史》（Histoire Générale）或名为《各国风格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增补一段《路易十五阶段》（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文字的工作，以使其内容更接近时代。那实在是一个很微妙的举动，因为形式上他仍受法国政府的放逐。假如他谨慎地略过在位国王的缺点，我们应该原谅他。即使如此，那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简单明了。在记述君主爱德华（后来的查理王）的故事时，几乎力求胜过他自己以前所写的《查理十二史》（Charles XII）。在记叙人类心智的发展时，为了忠于他对历史的认知，他加入了一个结论——“论路易十五时代理解力的进步”（“On the Progr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Age of Louis XV”），而记下他认为的成长的标志：

整个秩序（耶稣会会员）被非宗教的力量革除，其他秩序的纪律被这种力量改革了，法官和主教之间（司法权）的划分，这一切显示出偏见已如何被驱散，有关政府的知识已达到什么程度，及我们的心智被启迪到什么地步。知识的种子是在最近这个世纪播种的；现在它们已在各地萌芽，即使在最边远的地区亦然……纯科学已开启了有用的艺术，而这些已开始治愈这个国家由于历经两次致命战争留下的创伤……对大自然的认识，及对一度被称为历史的古代奇谈的怀疑；正确的形而上学脱出了经院学派荒谬的樊笼：这些是这个时代的产品，人类的理性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清偿了历史的债务后，伏尔泰又回到哲学及他与天主教会的论战。他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了一连串我们前已看过的小书，这些反邪恶的书有如战争中的轻炮：《幼稚的哲学家》（The Ignorant Philosopher）、《关于博林布鲁克绅士的审视》（Important Examination of Milord Bolingbroke）等，在写作这些著作的过程中，他不断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数量惊人的书信。

意大利画家卡萨诺瓦于1760年拜访他时，伏尔泰让他看到那年为止收集的约5万封信件，此后收到的大概也有那么多。因为是由收信者付邮资，所以伏尔泰有时要为一天收到的信件付出100银币。成千的崇拜者，成千反对他的人，上百位年轻作家，上百位业余哲学家送给他礼物、花束、侮辱、咒骂、质问和手稿。性急的来信者附上回信信封要他立刻回答是否有神的存在，或提出人的灵魂是否不朽等问题，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最后他在《信使报》登了一则警告：“许多人抱怨对送到费内、图尔奈或代利斯的包裹没有收到收条，请注意，由于包裹太多，我不得不拒收那些与主人无缘相识者送来的包裹。”

在希奥多尔·柏斯特曼所编的定本中，伏尔泰的书信多达98卷。布吕内蒂埃认为那是“他整个作品中最生动的部分”。而事实上，在这么多书信中没有一页是枯燥无味的，因为，在这些信件里我们仍能听到当时最出色的健谈者，以朋友最亲切的口吻谈话。像他这样以一支流畅的笔含蕴的礼貌、活力、魅力和优雅的作家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信不只是机智和流利口才的荟萃，也是温暖的友谊、高尚的感情及敏锐思想的一种享受。与他相比，塞维涅夫人的书函虽然悦人，但似乎都是随便浅谈一些琐碎或暂时性的事情而已。在伏尔泰书信的华丽文体中无疑有某种目标存在，但他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似乎故意如此：“我全力拥抱你，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竟相隔这么远。”（而达朗贝尔的回信中说：“再见了，我亲爱又杰出的朋友，我亲切地拥抱你，而我较以前更成为你忠实的朋友。”）再听伏尔泰给杜德芳夫人的信：“再见，夫人……在我追寻的所有真理中，最真确的似乎是你具有与我意气相投的心灵，而在我仅有的短促余生中我将会深爱它。”

他写给巴黎友人的信，收信者都极为珍视，而且字字珠玑似的被传阅。因为在书信中伏尔泰的文体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他的历史著作中显示的文体并非是最好的，因为其中注重的不是口才或机智，而是平而流畅的叙述，他的戏剧则流于夸大的演说形式。但在书信中，他可以让他那生花妙笔发生隽永的光辉，或以无可比拟的精确和简洁说明一个话题。他以拜尔的学识加上丰特内尔的高雅，再润以帕斯卡的《省区书简》中具有的讽刺笔调。在他70年的写作生涯中难免自相矛盾，可是他从不含糊。我们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那么明快简捷。他常一针见血，直入思想核心。他尽量少使用形容词和明喻，以免使思绪变得复杂，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是一道见解。有时一篇文章有太多的见解，太多的机智；有时读者被这些见解之光照花了眼，而错过了伏尔泰敏锐的隽语。他知道这过于绚烂的光芒是一种缺点，就像长袍再镶上珠宝一样。他谦虚地承认说：“法文在路易十四时代已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当时半数的贵族名士都是他的朋友——不只是所有的哲学家，法、英两国所有的主要作家，还有红衣主教、教皇、国王和女王。克里斯蒂安七世因没有在丹麦立刻施行伏尔泰所有的改革而向他道歉；波兰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因为在前往费内的途中被召登王位而觉得很难过；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感谢伏尔泰能偶尔瞥见寒冷的北方，并为他祈祷“愿上帝使你长寿，你的生命对人类是如此珍贵”。腓特烈二世责备他对莫佩尔蒂的残酷及对国王的无礼，但一个月后他写道：“愿这位在世上前无古人或可能后无来者的最恶毒、最吸引人的天才健康、成功。”而1760年5月12日，他又说：

就我而言，我将到那里（地狱）去告诉维吉尔说，有一个法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超越了他。我也要这样告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说有一个法国人在戏剧上的成就超越了他们；告诉修昔底德，说一部法国的历史著作超越了他的历史作品；告诉昆图斯，说一个法国人所写的《查理十二史》胜过他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也许我会遭这些嫉妒的已逝作者投石攻击，因为一个人居然能集他们各人所有不同的杰出特长于一身。

1774年9月19日，腓特烈二世继续他的赞美：“你死后将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在法国，美好的文学将终结。”（当然，这个说法是错的，法国美好的文学没有终止的时候。）最后，1775年7月24日，腓特烈二世的王权终屈居于伏尔泰笔杆之下：“就我而言，能活在伏尔泰的时代就觉得欣慰，感到满足。”

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给伏尔泰时的态度犹如一个君王对另一个君王——事实上，犹如学生写给老师。在登上俄国王座以前，她已欣赏他的作品16年了。然后，1763年10月，她以第一人称答复他以韵文写给她的一名外交使节的信，由此开始，他们有书信往来。伏尔泰称她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Semiramis），很技巧地略过她的罪行，而成为她在法国的辩护者。她要求他不要这样赞美她，他却说得更多。她珍视他的偏袒，因为她知道主要是由于他——然后是由于格里姆和狄德罗——她才能在法国获得“舆论的好评”。法国的哲学竟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伏尔泰向叶卡捷琳娜推荐使用亚述式大镰刀的武装战车以抗拒土耳其人，她只得解释，不合作的土耳其人攻击时不肯靠近得让他们能很方便地用镰刀砍倒。他对叶卡捷琳娜的大军可能将希腊人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显得热心，而忘了他最痛恨战争。他呼吁“法国、英国、意大利”支持这支新十字军。“塞米拉米斯”突然停止她的目标时，他感到非常悲伤。拜伦继续了他呼吁的工作。

许多法国人痛骂伏尔泰对皇室的轻浮，他们觉得他谄媚王室而加以赞美，无异贬损了自己。这种谄媚无疑也令他感到昏眩，但他也是在玩一种外交游戏。他从未奢望共和，他一再主张由“开明的君主”主持国政，比交权给易变、未受教育、迷信的群众能获得更多的进步。他与之争战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主教会，而在这场战争中，统治者的支持是难得的帮助。在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做的胜利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支持是多么珍贵。在他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战役中有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做后盾，那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没有放弃赢取路易十五的希望。他赢得了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他向杜巴利夫人求爱。他使用策略一向不踌躇，而事实上，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末期，他已获得法国政府半数的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一战已经获胜。

伏尔泰政治学

在政治学与经济学方面他希望有什么成就？他同时着眼于高处和低处。他的伟大目标是将人们从神学的神话和牧师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此外他只要求一些改革，而未冀求乌托邦的实现。他嘲笑“那些宰制世界的立法者……在他们的阁楼内向国王发号施令”。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他反对革命。他可能已被革命震骇——可能就是断头台吓倒了他。 [1] 此外，他富有得几乎让人反感，而他的财富无疑使他的观点染上了色彩。

1758年，他计划在洛林投资50万法郎。1759年3月17日，他写信给腓特烈二世：“我从法国获取6万法郎的收入（年金）……我承认我很富有。”他的财富是从资本家朋友如巴黎兄弟处获得的“小费”、从在法国和洛林赢得的彩票、从分享他父亲的田产、从买政府债券、从分享商业上投机的红利及从放贷给私人所获的利息积聚而成的。对6%的利息他觉得很满足，不过想到其中所冒的风险和损失，这个利率并不算高。由于在加的斯的斯历特厂的破产，他曾损失了1000银币。1768年，在提到伏尔泰借给黎塞留的8万法郎时，吉本说：“公爵惨了，那保证毫无价值，他的钱是完了。”伏尔泰去世时，1/4的贷款收回了。伏尔泰每年的养老金有4000法郎。1777年，他的收入总计达22.6万法郎。他以同等的慷慨使他的财富增辉，但他觉得必须做得符合一个哲学家的身份：

我看到这么多文人贫穷而受歧视，因而我下决心不让他们的人数增加。在法国一个人若非铁砧即为铁锤，我就是铁砧。微薄的家产一天天变少，因为长时期下来每样东西都在涨价，而政府又常扣收入和钱财的税……你必须在年轻时节省，老年时你会意外地发现你拥有一笔财产，那就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

早在1736年，在他的《俗世之人》（Le Mondain）一诗中他就承认：“我爱奢侈、舒适的生活，一切享乐，一切艺术。”他认为有钱人对奢侈品的需求使他们的钱得以在工匠之间循环。同时，他怀疑如果没有财富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伏尔泰出版梅利耶（Meslier）无神论色彩的《我的圣约》时，他删除了反对财产的一节。他相信若没有所有权的刺激，任何经济制度都不可能成功：“财产的影响使一个人的力气加倍。”他希望看到每个人都是财产的所有人，卢梭在波兰认可农奴制度时，伏尔泰写道：“假如农民不是奴隶，则波兰有3倍于现在的人口和财富。”不过，他并不赞成农民变成富人。到那时，谁来充当国家强有力的军人呢？

他并不像卢梭一样对平等论异常热忱。他知道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他抨击爱尔维修的看法。爱尔维修认为假如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不久所有的人就能有同等的教养和能力。“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牛顿，那真是荒唐的想法！”任何时代都同时有强者与弱者、智者与平庸者，因此，也会有富者与贫者：

在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里，要让一个人生活在不分为两个阶级——一为发号施令的富人阶级，一为服从的贫穷阶级——的社会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每个人都有权以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想法自娱，但那并不意味着主教的厨子可以命令他的主人替他准备餐点。不过这个厨子可以说：“我和我的主人一样是个人，我和他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也将像他一样在挣扎中死去……我们具有同样的动物的本能。假如土耳其人占有了罗马，而我成为主教，我的主人成为厨子，那么我也会要他来服侍我。”这些话完全合理、公正。但是，在壮大的土耳其人未占领罗马之前，这个厨子就不得不尽他的责，否则人类社会只有灭亡。

生为公证人之子，而在晚年才成为领主的他，对贵族政治有着复杂的看法。很显然，他比较喜欢英国式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一种自然的政体。“为何几乎全世界都是由帝王统治？……真实的答案是：因为人差不多都不值得拥有自治权。”他嘲笑国王们的神权，而追溯国王和国家征战的历史。“一个种族，为了侵略征伐，选出了一位领袖，而让自己服从他，他则统率这些族人。我相信这就是君主政体的由来。”那究竟是否自然？且看农家庭院的情形：

农家庭院的情形是君主政体最完美的代表。没有哪个国王能与公鸡相比。他雄赳赳、凶猛地在他那一群中行进时，并非由于虚荣。敌人来袭时，他并不以命令臣民出去为他争战而觉得满足……他亲自出马，身后统率大军，而奋战到最后一口气。假如他战胜，那么唱赞诗的就是他自己……假如蜜蜂真的是由一位女王来统治，她与所有的臣民做爱，这会是一个更完美的政体。

住过柏林，然后住在日内瓦，他可以在看到实例的情况下研究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与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因为有些帝王——腓特烈二世、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一些大臣——舒瓦瑟尔、阿兰达、塔努奇、庞巴尔，曾听取改革的请愿，或给哲学家们年金，而有了偏见。俄国的农民都很幼稚，民众大部分都没受过教育而又疲于思想时，倡导民治的法规似乎太荒谬。事实上，瑞典和荷兰的民主政治是寡头政治。喜爱古老神话和宗教仪式，像大军似的屹立在智力的自由与发展的道路上的是那些老百姓。只要一个力量就足以抗拒法国天主教会，因为它很成功地抗拒了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教派，那就是政府。只有借助现在的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君主政府，哲学家们才有希望赢得反迷信、反偏颇、反迫害及幼稚神学的斗争。他们不能期望获得议院的支持，因为这些议院与教会争胜，其黑暗、检查制度和偏执甚于国王。另一方面，再看看航海家亨利为葡萄牙所做的，亨利四世为法国所做的，或彼得大帝为俄国所做的，或腓特烈二世为普鲁士所做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伟大的事不是由一个人的天才和决心与群众的偏见相对抗而成就的”。因此哲学家祈求有开明的国王，伏尔泰在《梅罗珀》（Mérope）上写着：“国王具有美德，这是上天最杰出的成就。” [2]

伏尔泰的政治学，部分是出于一种怀疑，认为许多人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加以消化吸收。他指的是“人类的思考部分，也就是十万分之一的那一部分”。他担心的是一般人心智的不成熟和情绪的过分激动，“老百姓有理性时，一切都失去了”。因此，一直到他达到较成熟的年龄，他都不太赞成民主政治。卡萨诺瓦问他：“你愿看到人们拥有统治权吗？”他回答说：“但愿上帝不要容许这事发生！”“天禁之！”他又告诉腓特烈说，“我要求你主持恢复希腊的精美艺术时，我的请求并未要求你重建雅典的民主政治。我不喜欢暴民组成的政府。”他同意卢梭所说的：“民主政治似乎只适用于小国家。”不过他又加上更多的限制：“只适用于位置适中的国家……他们的自由是由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及那些采用这一政体而对邻国有利的国家。”他欣赏荷兰和瑞士的共和政体，不过对这两国他仍有疑惑：

如果你还记得荷兰人把德威特两兄弟的肉烤着吃，假如你……记得那个赞成共和的约翰·加尔文在倡导我们不应迫害任何人，甚至那些否认三位一体的人也不可加以迫害，却把一个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与他不同的西班牙人用绿色（燃烧很慢的）木柴活活烧死。那么，依事实而言，你会获得结论，承认共和政体并不比君主政体更有德行。

在发表了这些反民主的论调后，我们发现他积极支持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反对贵族（1763年），又支持没有选举权的日内瓦居民反对贵族和中产阶级（1766年），现在且不谈这些事件。

事实上，伏尔泰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激进。1768年，他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第一年此书出了10版，但被巴黎的议院焚毁，出版商被送入监牢。这样严厉的处置并不是因为故事中对重农主义者滥予嘲讽，而是对农民因苛税而陷入赤贫的生动描写，及教士们依靠从农奴身上收聚财物而过着闲散而奢侈生活的描述。在他1768年的另一部小册《A先生、B先生和C先生》（L’A，B，C，伏尔泰极力否认是他的作品）中，他让“B先生”说：

我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民主政府……在同一块土地上拥有财物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维护那个地区的秩序。我愿看到自由人士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自己制定法律……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帮我建造房子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我的农民邻居，我的朋友制造商，将使他们自己超越他们的行业，对大宗的利益了解得比最侮慢的土耳其官员还清楚。在民主政体下，劳动者或工匠都不需要担心干扰或轻蔑……自由、平等是人真实而自然的生活。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是卑鄙的策略，是一个扮演主人、另一个扮演奴仆，一个扮演寄生者、另一个扮演生产者的恶劣喜剧。

1769年或这年过后不久，在《哲学字典》的一个版本中，75岁的伏尔泰对法国的虐政和弊端有严苛的描述，而相较之下对英国加以赞扬：

英国的法令事实上已达到所有人都获得天赋人权的绝佳地步，在几乎所有的君主制国家中，人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出版自由，所有的犯罪案件都能接受由自由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只依据严格的成文法而受审判的权利，每个人放弃只有国教的信徒才奉行的仪式时，都有公开宣称他选择的宗教而不受到妨害的权利。这些是……无价的特权……在躺下时，你可以确信起来时拥有的财物将会与躺下休息时一样，你不会在深夜时被迫离妻别子，被关进牢狱或遭放逐于沙漠客死他乡……你有权利公开发表你的思想……这些特权属于每位踏上英国领土的人……我们不得不相信没有根据这些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将会有革命产生。

与许多观察家一样，他预见了法国的革命。1764年4月2日，他写信给德肖夫兰侯爵：

我到处预见到那无法避免的革命的种子，不过我将没有荣幸目睹。法国人什么事都做得晚，不过他们终于还是做到了。启蒙运动已普遍展开，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爆发；而那一爆发将非同小可。年轻人有幸了，他们将能看到大事件的发生。

然而，他想到因自己居住在波茨坦，而曾冒犯的国王如今宽容他住在法国，他看到蓬巴杜夫人、舒瓦瑟尔和杜尔哥已使法国政府朝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时，或许他渴望能获准回到巴黎，他常以更为爱国的语调和反对激烈革命的主张发表意见：

穷人感到极度穷困时，战争就跟着来临了。大众反抗罗马的议院，及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农民的反叛，所有这些战争早晚都会因人民被征服而结束，因为大人物有钱，而在一国之内金钱是万能的。

由下层阶级引发的动乱，破坏之后不会有重建的能力出现，而头脑简单的多数人又将臣服于少数的聪明人，因此，伏尔泰愿为非暴力革命而工作，让启蒙思想从思想家传递到统治者，到传教士和法官，到商人和制造商，以迄工匠和农民。“领导者的内心，首先必须存有理性，然后理性渐渐下传，终而能治理人民。人民不知有理性的存在，但看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时，也学着模仿他们。”他认为唯一真正的解放是教育，唯一真正的自由是才智。“人愈有知识就愈自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是革面洗心的工作，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贤者与智者。

注释

[1] 参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百科全书》编纂者的描述：“只要是有关政治，这一派就在人权上画出界限……它的领导人物有时反对专制政治，却由专制君主供养；有时他们对国王论长论短，有时却对他们歌功颂德。他们还为朝臣写讲词，为娼妓写情歌。”

[2] 关于这种“王权论”，米什莱有一段动人的记叙：“那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像伏尔泰和杜尔哥之辈——的妄想，要完成这种革命，达成人类的幸福，想借着国王的力量。没有比看这两派争夺这个偶像更奇怪的事了。哲学家们把他拉到右边，教士们把他拉到左边。结果谁将获得他？女人。”

改革者

伏尔泰并未激发激进的政治革命，他从事的是法国社会内部温和的、零散的改革。而在这个范畴内，他比当时任何其他人的成就都要大。

他最根本的请求是法国法律的彻底修正，法国法律自1670年以来从未修正过。1765年，他读了米兰的法律学家贝卡里亚（Beccaria）用意大利文所写的划时代的著作《罪与罚》（Trattato dei Delittie delle Pene），而贝卡里亚的思想受哲学家的影响。1766年，伏尔泰出版了《罪行及罚则》（Commentaire sur le Livr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坦白地接受贝卡里亚的指示。一直到1777年，他不断地抨击法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野蛮，这时他年已82岁，他又出版了《人性公正的奖赏》（Prix de la Justice l’Humanité）。

首先，他要求教会组织附属于民法，要求检讨那些腐败的惩罚或强化宗教祭日的牧师的权力。他要求减轻亵渎圣物的处罚，并取消对自杀者侮辱身体、没收财物的法律。他坚持要区别“原罪”（sin）与“罪”（crime），并终止所谓犯罪的处分是为被冒犯的上帝复仇的观念：

任何教会的法律在未受到政府的认可以前，不发生效力……与婚姻有关的一切事物只取决于法官，牧师只有祝福新夫妇的高尚功能……贷款取利纯粹是民法事件……所有的教士，无论在什么案件中，都应受到政府绝对的控制，因为他们是臣属于国家的……任何教士都不能借口一个国民是罪人，就夺取他所有的权利……法官、耕种者和教士对国家的开支同样都要负责。

他把法国的法律比喻成巴黎——零碎的建筑物、机会和环境的产品，矛盾组成的混乱状态。伏尔泰说，一个在法国的旅行者，每到一地面对不同的法律几乎就像他换驿马一样。各省的所有法律应统一，取得一致。每则法律都应清晰、明确，并尽量免除漏洞。法律之下人人都应平等。死刑的处分应因野蛮、无益而予以废除。对欺骗、窃盗、走私或纵火处以死刑确实太野蛮。假如窃盗不免于死刑的处分，则小偷将没有理由对谋杀有所顾忌，所以在意大利强盗常有行刺的行为。“假如你把一个偷了女主人一打餐巾的女仆在公众绞刑架上施以吊刑（如1772年在里昂发生的），她将不能为你的国民添增12个小孩……一打餐巾和一条人命不成比例。”没收死刑犯的财物，显然是国家对无辜者的抢劫。假如说伏尔泰有时是只从功利主义的立场提出争论，那是因为他知道，对于大部分立法者而言，这样的论点胜于任何人道主义者的要求。

但在谈到法庭的刑讯问题时，他却极富有人道主义者的精神。法国的法律允许法官在审判前施以刑讯以逼问口供，假如有线索指明疑犯有罪时。伏尔泰提出在所谓野蛮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刑讯的敕令来羞辱法国。“法国人，被我认为是——不知为什么——非常仁慈的民族，对那极尽残暴、自我们手中夺走加拿大的英国，居然放弃使用刑讯感到非常惊讶。”

他控诉有些法官欺凌弱小，他们所作所为像是原告，而不似法官。显然，他们一直认为被告有罪，直到他们被证明无罪为止。他抗议被告在接受审判之前被关在污秽的牢里好几个月，有时还加上手铐脚镣。他发现一个人被控以较大的罪时则被禁止与任何人交谈，甚至不能与律师交谈。他一再提及对卡拉斯和瑟温斯的处置来说明对无辜者的草率定罪。他力辩只有两个人的作证，即使目睹，也不足以判定一个人谋杀的罪名。他引证一些伪证的案件，而极力主张废止死刑，以防万一处决了无辜者。在法国，死刑只要有两位法官通过即可成立。让·卡拉斯是在八对五的票数下被处死的。伏尔泰主张死刑的判决要大多数，最好是全体的同意。“以六比四，或五比三，或四比二，或三对一的比例来玩弄一个人的生与死，那是多么荒谬恐怖！”

从各个方面看来，伏尔泰倡议的改革是他中产阶级的传统，他对教令的怨恨，他作为商人和地主的经验和投资，及他人道主义者具有的诚挚情感的折中处理法。他的要求很适度，但在许多情况下都很有力。他为出版的自由力争，而在他死前已放宽了很多——即使那只是政府的宽容。他要求终止宗教迫害，而1787年法国确实停止了宗教迫害。他建议异教徒也应获准建立教堂，遗传或继承财产，并享受法律的完全保护。这几点在大革命前都做到了。他要求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的婚姻应被视为合法。他公开指责官职的买卖、必需品的上税、国内贸易的限制、农奴制和永代让渡的存在。他劝政府从教会接管遗嘱的处理和年轻人的教育问题，而在这些事情上，他说的话都有影响力。他率先倡导把观众逐下法兰西剧院的舞台，这一点在1759年办到了。他建议税应加诸各阶级人士，并依照他们财富的多寡征收，这一点《拿破仑法典》（The Code Napoléon）做到了（1807年）。政治斗士最大的成就是他们决定了到现在为止的法国法律程序，而这是由法律学家和哲学家促成的。

伏尔泰其人

对这位18世纪最为显赫惊人的人物，我们该如何加以归结论定呢？关于他的心智我们不必多说——本书已有很多记述表明了。他思想的敏锐与清晰，才智之高与丰富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非常小心地为才智下定义：

所谓才智，有时是一种惊人的比较，有时则是一种精美的描述。也可能是舞文弄墨——你以某一含义使用一个字，而且知道对方（最初）会想成另一种意思。或者以巧妙的方式把不常联想在一起的想法并列在一起……那是找出两个不同者之间的关联或相同者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艺术。那是把你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一半，而将其余一半留待别人想象的艺术。如果我自己能有更多才智的话，我会说得更详尽些。

没有人会有更多才智了，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他的幽默感有时如脱缰之马，常常很粗俗，偶尔会流于滑稽。

他的感觉力、联想、比较的快捷使他没有取得和谐的余暇，而他思维的迅速使他不能总是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到人力可能达到的深度。也许他早已把群众视为“愚民”。他知道限度，也有谦虚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你以为我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够清楚，我就像小溪流一样——晶莹透彻，溪水清浅不深邃。”1766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12岁以来，我就预言出许许多多我不具有天分的事物。我知道我的能力对数学不会有什么造诣。对音乐我没有什么喜好。相信一位老哲学家的想法，他愚蠢得……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农夫，而不会自以为具有一切天分。

对一个处理这么多事务的人，你若要他在执笔以前用尽对每个问题可能采用的材料，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并非完全是学者。他是战士、是文人，他使文字成为行动的一种方式，成为变形的武器。然而从他藏书6210册的图书室，及书上所加的旁注、评论，我们可以得知他是多么迫切与用心地在研究这么多科目，而对政治、历史、哲学、神学和《圣经》的批评，他又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他的好奇与兴趣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他思想之丰富与记忆力之强也是如此。他从不认为传统是理所当然，什么都必亲加研究分析。他有适度的怀疑，使他毫不犹豫地以常识去对抗荒谬的科学和众人所信的传奇。一位公正的学者称他为“亚里士多德以来，具有最多对宇宙各方面正确知识的思想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中把这么多广泛的材料纳入文学并化为行动。

我们须把他描绘成一个情绪变化无常而且有想象力与能力的奇特混合体。他神经容易紧张，使他总是处于动态中。除非专心于文学著作他是静坐不了的。一位只有一边臀部的小姐问道：“被黑人强盗抢劫多次，被割伤臀部……被剁成碎片，战之于长船上……或静坐着什么也不做，这两样哪一样比较不好？”他深沉地回答说：“那是一个大问题。”伏尔泰有过快乐的时光，但他很少能体味到心身的平和。他不得不忙碌、活跃、买、卖、种植、写作、活动、朗吟。他对厌倦比对死亡还害怕，一次他感到厌烦时，把生命骂成“无聊或搅拌过的奶油”。

假如我们描述他的外貌而未注意他的眼睛，或叙说他的缺点和愚态而未提及他的美德和吸引人之处，我们会把他画成一个丑陋的人。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绅士，他觉得像他的拖债的债务人一样，他也可以有权利有头衔。他态度与言词的优雅不下于最高贵的君主，但对一个小数目他也会讨价还价，为了14堆（Cord，一堆相当于128立方英尺）木材，他连珠炮似的向布罗斯首相提出质问，并加以谩骂——这批货他坚持要当作礼物接受，而不以之为一宗买卖。他把钱看成安全保障的根本。德尼斯夫人毫不留口德地指责他的吝啬：“嗜钱如命使你痛苦……内心里，你是最卑下的人，我将尽可能地隐藏你内心的邪恶。”但她说这话时（1754年），她仰仗着他的腰包在巴黎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而与他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她在费内也过着很豪华的生活。

在成为百万富翁前后，他以一种有时几近于阿谀的谄媚手段来培养他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在《红衣主教杜布瓦传略》中，他认为那一身恶习的人比黎塞留主教还伟大。他寻求获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门路时，他向有影响力的托尔神父保证他生与死都希望服膺于神圣天主教会。他已出版的欺人之谈可以编成一本书。但有许多著作未经付印，有些则无法付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战争中并无不妥，他觉得和他与教会之间的“三十年战争”相比，“七年战争”只不过是国王们的游戏而已，而一个能将说实话的人下狱的政府，假如他说谎，也不能很正当地控告他。1764年9月19日，在他与教会的战争最激烈时，他写信给达朗贝尔说：“只要有最轻微的危险产生，请立即通知我，以便我以一向具有的坦诚率直在公众报刊上否认我的著作。”除了《亨利亚德》与有关丰特努瓦战役的诗外，他否认了几乎所有的作品。“将真理显示给子孙时需要勇气，显示给同时代的人则需要谨慎。这两个职责很难取得一致。”

不用说，他很自负，自负是发展的激素，是作者的秘诀。通常，伏尔泰抑制住自己的自负，他常常接受善意的建议和批评而修改作品。对那些不与他竞争的作家——马蒙泰尔、拉阿尔普、博马舍——他都不吝加以赞扬。但对和他竞争的人，他曾像小孩子似的嫉妒，就像他在“赞美克雷比永神父”中诡谲的批评。狄德罗认为他“对每座塑像都会嫉妒”。他的嫉妒心使他对卢梭嘲弄辱骂：他称卢梭为“钟表匠的孩子”“背叛哲学的犹大”“看到人就咬的疯狗”“是第欧根尼的狗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狗偶然地结合生下的疯子”。他认为《新爱洛漪丝》一书的前半部是在妓院写的，后半部则是在疯人院写的。他预言《爱弥儿》一书一个月后就会被人遗忘。他觉得卢梭背弃法国的文明，尽管法国文明有错误和罪恶，他自己却视之为历史的醇酒。

神经过敏而骨瘦如柴的伏尔泰比卢梭还要敏感。人对痛苦的感觉总是比对欢乐的感觉敏锐，所以他能轻易接受赞扬，但对相反的批评“陷于失望”。他很少会聪明地约束自己的事，每一位反对者，不论其多么渺小，他都给予回复。休谟说他“从不原谅别人，也从不认为哪个敌对者不值得予以理会”。对像杜德芳丹和弗雷隆之类固执的敌人，他不停地、毫无节制地与他们奋战；他使用各种讽刺、讥笑和谩骂，甚至狡猾地歪曲事实。他的怨恨震惊了老友，也树立了新敌。他说：“我知道怎么恨，因为我知道怎么爱。”“按照我的星座，（我）有些恶毒的倾向。”所以，他能很成功地领导他的全体人员击败布罗斯的法兰西学院候选资格（1770年）。他以阿特格安（d’Artagnan）和拉伯雷的混合口气对这件事加以概述：

至于微小的我，我作战到底——詹森派教徒，摩里纳派教徒（Molinists），弗雷隆，蓬皮格南（Pompignan）之辈，传教士，及卢梭。我被刺一百下则反击以两百刀，我啊……美哉上帝！我认为整个世界是一出笑剧，它有时会变成悲剧。在一日结束时一切都一样，就是到死时也仍一样。

他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与少数人之间产生的怨恨转而怨恨整个民族。他从那些怨毒的立场来解说犹太人的历史，他注意到其中最细微的缺点，而很少加以怀疑。他认为：“我看到基督徒诅咒犹太人时，我觉得像是看到儿子在殴打父亲。”在《旧约》中他看到的除了谋杀、淫荡、大屠杀的记录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旧约》中的《箴言篇》在他看来似是“一些琐碎、卑贱、无条理的格言集，没有味道，未经过选择，没有经过计划”。而《雅歌》在他看来是“可笑的诗文”。然而，他赞扬犹太人自古以来不相信不朽，赞扬他们的禁止变节和相互容忍。撒都该派信徒（Sadducees，犹太教一派）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但未因异端而遭受迫害。

他的美德是否超过他的缺陷？是的，即使我们没把他的智慧与道德品质放在天平上衡量。与他的小气相对的，我们该想到他的慷慨，与他的爱钱如命相对的是他能欣然接受损失和与人共享所获的利益。曾当过他多年秘书的科利尼应该知道他的缺点，我们且听他怎么说：

再没有比责备他贪婪更无稽了……在他家里从没有吝啬这回事。我不知还有哪个人能让仆人如此轻易地占用家产。对他的时间，他是一个小气鬼……对金钱他持着和对时间同样的原则：他说：“为了能慷慨，必须要节俭。”

从他的信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送的许多礼物通常都不具名，而且不只是给朋友和熟人，也送给他从未见过面的人。他允许书商从他的书获取利益。我们曾看到他帮助高乃依小姐。我们也将看到他帮助沃里科特小姐。他帮助过沃韦那格和马蒙泰尔。同样，他也帮过拉阿尔普。在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前，拉阿尔普尝试当剧作家，但失败了。伏尔泰请求把政府给他的2000镑年金拨一半给拉阿尔普，而不让他知道谁是捐赠者。马蒙泰尔记述道：“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善待所有具备写诗才能的年轻人。”

假如说伏尔泰身躯矮小，没有体力（让自己接受包利革上尉1722年的一击），他却有惊人的道德力量（攻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如果说他与人争论时刻薄激烈，可是对手寻求和解时，他也会很快地原谅——“他的怒气随着第一个恳求消逝。”对所有要求他付出感情的，他都慨然施予，而且忠于朋友。他与交往了24年的瓦吉尼分别时，“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子”。至于他的性道德，与夏特莱夫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标准之上，与他侄女之间则在标准以下。对性的不道德他能容忍，但对不公正、盲从、宗教迫害、虚伪、刑法的残忍愤恨不平。他给道德下的定义是“对人类行善”。其余的他嘲笑禁令，他以恬静而有节制的态度欣赏酒、女人和歌。在一则称为《巴巴贝克》（“Bababec”）的小故事中，他以特有的刻薄方法讽刺禁欲主义。奥姆尼问婆罗门他最后是否有机会抵达第十九重天：

婆罗门回答说：“那要看你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试着做个好国民、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有时我把钱借给富人而不取利息，我施舍穷人，我与邻居和睦相处。”

“但是，”婆罗门问道，“你是否偶尔在臀部钉上钉子？”

“从来没有，可敬的教父。”

“那真遗憾，”婆罗门答道，“你是一定达不到第十九重天的。”

伏尔泰最高和最济人的美德是仁慈。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做的努力，唤醒了欧洲人的良心。他指责战争为“大幻象”：“战胜国从被征服者处得来的掠夺品中得不到好处，它要为一切付出代价，打胜仗和打败仗者遭受同样的苦难。”任何一方赢了即失去人性。他恳求那些有多种需求和身份各异的人们记住大家都是兄弟，他的这个恳求让深入非洲（探险）的人也感激地听从了。卢梭攻击那些倡导人类爱者，认为他们太博爱而忽略了邻居。对这项指控伏尔泰也没有屈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周遭最卑下的人是何等慈蔼有礼。他尊重每个自我，由于知道自己的感受而知道每个自我的感受。他的好客让人吃惊，若弗兰夫人写道：“我太感动了，你总是那么伟大又那么完美，你善待所有周遭的人，若可能，你对全人类也会如此。”他可能暴躁而易发脾气，但是，另一位访客写道：“你想象不出他的内心有多么可爱。”

由于他帮助受迫害者的声名传遍欧洲，及他个人的慈善行为的报道遍及法国各地，伏尔泰的新形象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来了。他不再是反基督、反对穷人们信仰的斗士。他是卡拉斯的救主，是费内的好好先生，是成百的为无理的教条和不公平的法律而牺牲的人的维护者。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怀疑在最后审判时，他们的信心是否能抵得过这位不敬者的成就。有教养的人原谅他的不敬、他的争吵、他的自负，甚至他的怨毒。他们看着他由敌对产生出了慈善。他们认为他是法国文学界的泰斗，在世界学者中他是法国的荣耀。他回到巴黎并在那里逝世时，一般民众对他都加以赞扬。

第六章　浪漫派作家卢梭（1756—1762）

隐庐（1756—1757）

卢梭和他的合法妻子泰蕾兹及岳母，于1756年4月9日迁入埃皮奈夫人的别墅。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快乐，他欣赏鸟儿的歌唱与啁啾、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和树叶的芳香，享受林间独自漫步的静谧。散步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笔，以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

但他生就不是一个能享受清静的人。他的敏感使每件麻烦加倍地复杂，甚至制造出更多的麻烦。泰蕾兹是一个忠实的家庭主妇，但不是他心气相投的伴侣。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应该娶一个不能与他共同思想的妻子。”可怜的泰蕾兹没有什么头脑，对文章更是一窍不通，她将身心全委之于他，她容忍他发脾气，也许还和颜悦色相对，她允许他和乌德托夫人之间近乎越轨的行为。而据我们所知，除了博斯韦尔报道的一段插曲外，她一直都很忠实。但这么单纯的妇人如何能应付激荡了半个大陆、心智范围这么广阔、变化这么多的一个人？我们且听卢梭本人说：

当我告诉读者……从看到她的第一刻开始，直到我现在下笔为止，对她，我一丝爱意都没有，我从不曾希望拥有她……在她感到很满足的生理需求，在我只是性而已，而且绝非发自个人的意愿，读者不知将有如何想法？……我的第一个需求，最大、最强烈，也是最得不到满足的完全在我的内心：希望有一个近亲（精神上的），尽可能亲密。这种奇特的需求，是最亲密的肉体结合无法满足的，那需要两颗心灵的结合。

泰蕾兹可能有相对的抱怨，因为卢梭这时已停止履行夫妇之间的义务。1754年，他曾向一位日内瓦的医生述说：“我遭受最残忍的痛苦为时已久，由于无法治愈的闭尿症的侵扰，那是尿道阻塞引起的，通道阻塞以致连名医达朗的导管都伸不进去的程度。”他声称1755年以后就停止了与泰蕾兹之间的一切房事。他又说：“直到那时我都很好，从那时起我变得很有品德，或至少热衷于德行。”

他的岳母勒维塞夫人与他们住在一起，使三角关系极为敏锐。他以抄写乐谱和出售作品的收入，尽力维持她们的生活。然而勒维塞夫人还有其他的女儿，她们需要嫁妆。格里姆、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为卢梭的妻子和岳母筹措了一笔400镑的年金，并约定不让卢梭知道，以免伤害他的自尊（根据卢梭所说的）。勒维塞夫人把大部分的钱留给自己及其他的女儿，又以泰蕾兹的名义举债。泰蕾兹偿还债务，将年金的事保密很久，最后卢梭发现了，对他的朋友如此羞辱他，他大发雷霆。他们则力劝他在冬季来临之前搬离这处隐居之地，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他们力争这个别墅不适于寒冷的天气，即使他的妻子受得了，他的岳母忍受得了吗？狄德罗在《私生子》一剧中写道：“好人生活在团体中，只有坏人孤独地生活着。”卢梭认为这话是针对他说的，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一连串的争吵，而和解只不过是休战而已。卢梭认为格里姆和狄德罗是嫉妒他在森林中寻觅到的宁静，而试图把他诱回腐败的城市。在写给他的恩人埃皮奈夫人（当时在巴黎）的一封信中，他坦白而有见识地透露了他的个性：

我希望我的朋友是朋友而不是我的主人；劝告我但别试图左右我；对我的心意思想可以有所要求，但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以友谊之名，人们干涉我的事情而并未让我知道他们的事，我认为这很特殊……他们迫切地需要为我做成千的事，令人感到厌烦。其中含有的恩惠的意味令人不耐。何况，任何人都能做得到……

作为一个隐士，我比其他的人更要敏感。假设我和一个住在群众当中的人吵架，对这件事他会略为介意，然后许许多多分心的事很快地就会让他忘了吵架的事。可是没有什么事会分我的心。辗转反侧，我整夜想着这件事；独自走着，我从日出想到日落。我的心没有喘息的时候，而一位朋友一天对我不好，会使我忍受几年的忧伤。作为一个病人，我有权享有一个病人因孱弱和情绪不佳所能得自朋友处的纵容……我穷，而我的穷困（对于我而言，似乎是如此）使我有权利思考……

因此，假如我愈来愈痛恨巴黎，你不必感到惊讶。除了你的信，我不要来自巴黎的任何东西。我也将不再在那里露面。假如你对这件事有意见，你可以畅所欲言，你有权表达你的看法。你的意见会受到善意的对待，却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她的确畅所欲言地回复了他：“把这些琐屑的怨言留给那些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人去听吧！”同时，她经常探询他的健康和生活情形，替他购物，送他小礼物：

一天，天气冷得不得了，在打开一个包裹，检视数件我请她替我买的东西时，我发现了一件英国法兰绒制的小衬裙，她告诉我那是她穿过的，而要我改做背心。这种超乎友善的关切对于我而言显得如此亲切——仿佛她剥下自己的衣物来温暖我——我激动得不停地亲吻那张字条和那件裙子，我泪流满面。泰蕾兹认为我疯了。

在隐庐的第一年，他编纂了一部《音乐字典》（Dictionnaire de Musique），并用自己的话节录圣皮埃尔神父的23部论战争与和平、论教育、论政治改革的书。1756年夏天，他收到不知是谁送来的伏尔泰谈地震的一首诗。这次地震于1755年11月1日万圣节发生在里斯本，有1.5万人丧生、1.5万余人受伤。像世界上非基督徒一样，伏尔泰不解：为什么被认为慈悲的上帝，会选择一个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国家首都，施行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而且是在早上9时40分，所有虔诚的人们在教堂祷告时。以一种全然悲观的心境，伏尔泰描述生命与自然在善与恶之间不稳定到残忍的地步。《忏悔录》中的一段说明了卢梭对这首伟大诗篇所做的反应：

惊异于看到这位被名与利压倒（恕我直言）的可怜的人，声称生命悲惨，并认为一切都不对时，我有了一个似乎狂妄的念头，要让他看看他自己，并证明给他看，一切都是对的。伏尔泰，他看上去信仰上帝时，事实上除了魔鬼以外什么都没有信，因为就他来说，他那伪装的虔诚，其恶毒除非在邪恶中，他得不到快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享尽荣华富贵者的口中，其显著的荒谬性尤其可厌。他沉浸在幸福中，却以他自己全都免除了的灾难的恐怖和残忍的意象，来陷他的同胞于绝望的境地。我比他更有权利数计和衡量人生一切的邪恶，我公正无私地审视过这些邪恶后，可以向他证明，所有可能的邪恶没有一件该归属于上帝，而其来源与其说是在于自然，毋宁说是由于人类滥用他自己的能力。

因此，1756年8月18日，卢梭寄给伏尔泰一篇长达25页的《天命》。开头是很漂亮的谢词：

先生，我在独居时收到你最近的一首诗。虽然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喜爱你的作品，而我认为除了你本人，没有别人会送给我这本书。我觉得此书既有娱乐性又富教育性，并从中认识了大师的手笔……为了此书及你的著作，我决心立刻向你致谢。

他劝伏尔泰勿因人类的不幸而责备上帝。大部分邪恶是由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罪恶造成的：

要知道大自然并没有把2万栋六七层楼的房子聚集在一起，如果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分散得均匀些，灾害可能会轻得多，也许就没事了。大家可以在第一次震动时就逃避，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60英里外的地方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那么快乐。

伏尔泰曾说过，极少人愿意在同样的情况中再生。卢梭回答说对那些欢乐过度、对生活感到厌倦、没有信仰的富人确是如此。或者是那些四体不勤、不健康、好沉思、不满足的文人也是如此。可是，像法国的中产阶级或瑞士的村人之类朴素的人，情形就不是这样了。那只因为滥用生命才使生活成问题。何况，部分的不善可能对整体有好处。个体的死亡才可能造成种族生命的复活。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并不特居于某处，它守住整体，而把特殊事件留给第二因或自然法则处置。夭折，像里斯本的儿童遭遇的，也许是恩泽。总之，上帝是否存在对这件事并不重要，因为对不当的痛苦，他会给予补偿。上帝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信与不信，任我们自由选择。而对有启发性、能给我们慰藉的信仰为什么要拒绝呢？至于卢梭自己：“这一辈子我已受够了，我不想有另一辈子。任何形而上学的论点都不会使我对慈悲的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稍有怀疑。我觉得如此，我相信它，我需要它……至死我都维护这些信仰。”

这封信很和善地结束——卢梭表明他赞同伏尔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并告诉他：“我愿意像你那样做基督徒，而不喜欢数世纪前索邦神学院的那种形式。”他请求伏尔泰以他诗文的笔力与优美来编写一部民众教义问答，灌输人们道德法则，为他们在混乱的时代中指点迷津。伏尔泰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谢函，并邀请卢梭到莱斯代利斯做客。他没有正式反驳卢梭的论点，但间接地在《康迪德》一书中给予了回复（1759年）。

恋爱

1756年底至1757年初，对于卢梭而言，是多事之冬。在那几个月中，有一段时间，他开始写作18世纪最著名的小说《新爱洛漪丝》。最初这部小说的构想是对友谊和爱情的研究：表姐妹朱莉娅和克莱两人都爱上了圣蒲雷克斯，但在他诱拐了朱莉娅后，克莱仍然是他们的忠实朋友。由于不好意思只写一个爱情故事，卢梭打算把这个小说提升成带有哲学意味的故事，让朱莉娅变得很虔诚，而和华尔莫共度典型的一夫一妻生活。华尔莫是一个屈服于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不可知论者。根据卢梭的《忏悔录》：

由《百科全书》引起的风暴……此时已达高潮。基督徒和哲学家两派彼此激怒到极点，像被惹火了的狼……而不是相互希望启发并说服对方而引导其同胞走入真理之途……由于生性反对党派精神，我曾向双方严正地谈到真理，可是他们都不听。我想到了另一个权宜之计，以我的单纯个性，它显得令人惊奇：这个方法是以消除他们的偏见，以减轻他们之间的仇恨，而让彼此看到对方那些值得大众敬重的美德。这个计划……其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它拉拢并联合了敌对的党派，除了抑制自己外别无目的……满意于……我的计划，我回到细节上……而构成了《新爱洛漪丝》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每个晚上，在火炉边他念几页给泰蕾兹和勒维塞夫人听。由于泰蕾兹泪眼的鼓励，埃皮奈夫人回到离隐居处1英里外的别墅查沃尔特时，他把原稿呈献给她。她在回忆录中记述：“我们抵达时……发现卢梭等着我们。他很平静，而且脾气好得不能再好。他带给我他着手所写的爱情故事的一部……他昨天又回到隐居处继续这一工作，他说这个工作构成他快乐的生活。”不久之后，她写信给格里姆：

晚餐后，我们读卢梭的原稿。我不知我是否怀有敌意，但我对这本书不满意。他写得非常好，但太复杂了，似乎缺乏真实感和温暖。故事中的人物没有说一句他们该说的话，总是作者在讲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我不想欺骗卢梭，又下不了决心使他难过。

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冬天卢梭倾全心力于朱莉娅。难道是因为他的生命中出现了真实的爱情故事？约1757年1月30日，他在巴黎见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位姻妹来拜访他。她叫伊丽莎白·索菲亚，曾嫁给乌德托伯爵，而后又离开了他，最近数年以来一直是兰伯特侯爵的情妇，这位伯爵一度是伏尔泰争取夏特莱夫人的对手。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出征了。1756年夏，这位伯爵夫人租下了离卢梭隐居处约两英里半的艾伯尼别墅。兰伯特写信告诉她卢梭就住在她骑马可到的范围内，建议她不妨去拜访这位维护一切文明的著名作家以解寂寞。她乘马车去了，马车陷入泥沼后她继续步行前往，到达时她的衣鞋沾满了泥土。“她使这里充满了笑声，而我也开怀大笑。”泰蕾兹拿了衣服让她换，她就留下来用了一顿“乡村便餐”。她27岁，卢梭45岁。她的脸庞和身材都不出色，但她的亲切、温柔和愉快的精神使他严肃的生活开朗起来。第二天下午，她送了一封可爱的信给他，并以他在日内瓦遣返后的头衔称呼他：

亲爱的公民，我将你善意借给我的衣物送还。回来时我发现一条较好的路径，我禁不住要告诉你我发现时的喜悦，因为那样再见你就更容易了。很遗憾我只见到你那么短暂的时间……如果我能更自由一些并确信没打扰你，我会觉得好受些。再见，亲爱的公民，并请代我谢谢勒维塞夫人善意的款待。

几天后，兰伯特自前线回来；4月，他又奉召回营。不久后，这位活泼的伯爵夫人骑马到隐庐，穿着像男士。卢梭被这身装扮吓了一跳，但很快就认出裹在衣服里的可爱女人。他把泰蕾兹留在家里做家务，便和这位客人走进了树林。乌德托夫人告诉他，她是如何地热爱着兰伯特。5月，卢梭去回访，她告诉他，她“只有一个人在家”，这一段时期，卢梭经常前往艾伯尼。他说：“我经常到艾伯尼去，有时我睡在那里……那三个月里，我几乎每天见她……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莉娅，而不久我却除了乌德托夫人（朱莉娅的化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具有我内心崇拜的偶像的一切优点。”

有一段时间，他陷入了“精神狂乱”，停止了小说的写作。他写好情书，小心地藏置于艾伯尼的树上以便她能找到。他告诉她，他正在恋爱，而没说明对象是谁，当然她知道是谁。她责备他，并声明她身心皆属于兰伯特，不过她允许他继续来访，继续表达他热切的关注之情。终究，女人只有被爱时才真正存在着，而有两个人爱她时更是如此。“最亲密的友情所能允许的，她概不拒绝，然而她不允许我做任何使她不忠的事。”他提起他们时有的长谈：“在一起度过的四个月里，我们亲密的程度是异性朋友之间毫无前例的，但我们又没有逾越限度的不轨行为。”在他对这段男女关系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最活跃的浪漫主义，他的小说中没有情节能比得上这种出神入迷：

我俩都陶醉在热情中——她为她的情人，我则为我。我们的叹息夹着甜蜜的眼泪……在这种甜蜜的兴奋中，她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而我郑重声明，我未曾失去理智而试图陷她于不忠，我没有真正想到要能够……自我牺牲的责任感提升了我的心……我可能会犯罪，我的内心里曾无数次动了邪念。可是，要我玷辱我的索菲亚的名誉！啊，这怎么可能？不！我告诉过她几百次那是不可能的……我太爱她，因而不能占有她……这是一位性情最易激动的男人唯一的享乐，不过，也许是上帝所创的最胆小的生灵之一。

埃皮奈夫人发觉她的“情人”现在很少来看她，不久就知道他是去找她的姻妹。她的心受到伤害。6月，她写信给格里姆说：“一位哲学家在你最没料想到时离开了你，那到底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一天，在艾伯尼，卢梭发现索菲亚在哭。有人把她的轻浮行为告诉了兰伯特，她这样告诉卢梭：“有人说了我的坏话。他待我很好，但他被激怒了……我恐怕你的鲁莽会毁了我日后的安宁。”他们一致认为一定是埃皮奈夫人把秘密告诉了兰伯特，因为“我们俩都知道她和他有书信往来”。或者是她告诉了格里姆，而他有时会见兰伯特。根据卢梭的说法，埃皮奈夫人试图从泰蕾兹那里获取乌德托夫人给他的信。卢梭在给他这位女房东（埃皮奈夫人）的一封措辞粗鲁的书信中，指责她出卖他：

那两位亲密结合并值得获取彼此爱情的情人索菲亚和兰伯特，对我都很亲切……我认为有人试图要挑拨离间他们，而利用我来激起其中一位的嫉妒。这个选择并不聪明，不过对达成这个恶毒的目的似乎很方便，而我怀疑你就是制造这种邪恶的罪魁……我最敬重的女士将负上挑拨两位情人的恶名，而我的名声也受到玷辱。假如我知道你稍存这种念头，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自己，我至死都会恨你。但我指控你的是：你不但有这念头，还说出来了。

你知道在我能留待你身边的短时间内，我将如何补偿我的错失吗？我要做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做的事：坦然地告诉你世人对你的看法，及你需要弥补的名誉上的破损。

不管是否无辜（我们不得而知），埃皮奈夫人对这些严厉的指责感到非常难过。她把这些告诉了她远方的情人格里姆。他回复说他曾警告她，让那阴沉而不可靠的卢梭住进“隐庐”，她会陷入“魔鬼似的困境”。她邀请卢梭到查沃尔特，以拥抱和眼泪欢迎他，他陪着她掉眼泪。我们不知她如何向他解释。他与她共餐，留宿在她家里，第二天早晨则友善地离去。

狄德罗把这件棘手的事弄得更复杂。他劝卢梭写信向兰伯特承认他对索菲亚很亲切，但向他保证她的贞节。（据狄德罗说）卢梭答应这样做。但乌德托夫人请求他不要写，让她以自己的方法自他的迷恋和她的荒唐造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兰伯特从前线回来时，狄德罗和他谈起这事，他以为卢梭已告诉过他了。卢梭责备狄德罗出卖了他，狄德罗责备卢梭欺骗他。只有兰伯特仍然很冷静。他和索菲亚一起来到“隐庐”，他“自己与我共进晚餐……待我很严厉但态度很友善”。除了卢梭高声朗读他给伏尔泰的长信时，兰伯特睡着而鼾声大作外，他并没有给予卢梭更糟的对待。不过，乌德托夫人断绝了与卢梭的任何聚会。由于她的要求，他将她写给他的信退还给她。但是，他要求退还他写给她的信时，她却说已把那些信烧掉了。他告诉我们：“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仍然怀疑。我写给她的信绝不会被扔进火里。爱洛漪丝写给阿贝拉尔的信被认为充满了热情。老天爷！我写的这些信，人们又将怎么说呢？”受创又感到羞愧，他躲进了他想象的世界。他恢复写作《新爱洛漪丝》，把他写信给乌德托夫人的热情注入书中。

格里姆从战场上回来时（1757年9月），卢梭又受到很大的屈辱：“我几乎认不得这就是那位格里姆了，以前我只要看他一眼，他就觉得是无上的光荣。”卢梭不了解格里姆对他的冷淡，他不知道格里姆已晓得他写给埃皮奈夫人的侮辱信。格里姆几乎像卢梭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但内心与性格正好相反——多疑、实际、耿直而无情。卢梭因一封信丧失了两位朋友。

费尽心机

1757年10月，埃皮奈夫人决定去日内瓦时，一个新的危机形成了。这是卢梭的故事：

她告诉我说：“朋友，我立刻动身前往日内瓦。我的胸部情况很不好，我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我必须去看特龙金医生。”对这样突然的决定，我感到异常惊讶，尤其是在严冬即将开始的时候……我问她要和谁一起去。她说和她的儿子及（他的家庭教师）利南，然后她漫不经心地说：“亲爱的，你不一起去吗？”我认为她说这话并不认真，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季节里我几乎很少能到我的房间去（也就是旅行于查沃尔特和“隐庐”之间），我取笑说一个病人对另外一个病人会有什么作用。她自己似乎也不是很认真地建议，因此事情就不了了之。

他有很好的理由不陪夫人去。他的病不允许他离去，而他又怎能离开泰蕾兹？何况谣传说他的女房东怀孕了，而可能是怀着格里姆的孩子。有一阵子卢梭相信人们的谣言，庆幸自己逃过了这种滑稽的处境。这个可怜的女人说的是实话：她已遭受肺病的侵袭，她似乎诚心地希望卢梭陪她，花她的钱，重游一次他以身为其公民而感到光荣的城市，又何乐而不为？狄德罗知道她的感觉后，写信劝卢梭把她的要求当真而答应她，即使只当回报她的恩惠。卢梭以当时他特具的文笔回复说：

我发觉你这个意见并非出自你自己。除了以你的名义而被第三者或第四者牵着鼻子走而令我感到有些痛苦外，我发现在这个不重要的忠告中有着与你的正直不相称的狡诈手段。为我，也为了你自己，以后你最好别再这样做。

10月22日，他把狄德罗给他的信及他自己的回信带到查沃尔特，在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面前，以“高而清晰的声音”读给他们听。25日，她前往巴黎，卢梭还愚笨地去向她告别。他告诉我们说：“还好她是在早晨出发，我还有时间到艾伯尼去和她的姻妹一起进餐。”在29日（根据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他写信给格里姆说：

告诉我，格里姆，为什么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去陪埃皮奈夫人？是我不对，还是他们都着魔了？……埃皮奈夫人搭乘漂亮的马车走了，由她的丈夫、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五六名仆人陪着……我能受得了马车的颠簸？我能希望在这么快的车上走完这么长的旅程而不出事吗？我能要它不断停车让我下去歇息，或束缚自己而加重我的痛苦和加速最后一刻的来临？……我诚挚的朋友们……（似乎）有意要烦死我。

10月30日，埃皮奈夫人离开巴黎前往日内瓦。11月5日（根据《回忆录》的记载），格里姆给卢梭回信：

我曾尽力避免明确地回答你写给我的那封可怕的辩白信。你迫使我这样做……我从未认为你应该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即使你第一个行动提议要陪她，她也有责任拒绝你的提议，并提醒你，你的地位、你的健康及与你共同隐居的女人。那就是我的意见……

多年来我每天目睹这个女人给予你如许亲切和慷慨的友情，你竟敢对我诉说你受到束缚。假如我能原谅你，那么我这种人就不值得拥有朋友。这一辈子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如果我能从脑海里驱除所有关于你的记忆，我将会很快乐。我求你忘了我，不要再打扰我。

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写信给格里姆：“由于我对待卢梭的态度，我受到共和国的感谢，也同样地因此收到制表业代表的致谢。此地的人都因此事非常敬重我。”特龙金警告她必须接受他的医疗照顾一年。她常去拜访伏尔泰在日内瓦与洛桑的家。略为耽搁之后，格里姆也去陪她，他们一起度过8个月快乐的时光。 [1]

1757年11月23日，卢梭（他告诉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她：

如果人可能因悲伤而死，我现在不该还活着……夫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消逝，但那不复存在的友谊仍有其值得敬重的理由，我对之亦为珍视。我没有忘记你对我的好处，而对一个我不能再爱的女人具有的感激之情，其深厚是你所难以预料到的……

我希望离开“隐庐”，而我也应该那么做。我的友人认为我必须住到春天。既然我的朋友们希望如此，如果你能同意，我将待到那时再离开。

12月初，狄德罗来看卢梭，发现卢梭由于朋友对待他的“暴虐”又气又伤心。狄德罗对此次造访经过的叙述，见于他12月5日写给格里姆的信中：

这人是个疯子，我见过他。对他残暴的行为，我以所有正义赋予的力量责备他。他生气地为自己辩护，那真令人难过……这个人出现于我和我的著作之间，骚扰了我的心思。就仿佛我的身旁有个被堕入地狱的灵魂……噢，那是何等的景象——一个邪恶而残暴的人的景象！我不要再见他了。他使我以为自己置身于魔鬼和地狱之间。

卢梭于12月10日收到埃皮奈夫人的回信。显然，格里姆已经告诉她卢梭觉得在“隐庐”受“束缚”的事，因为她以不轻易有的刻薄的语气回信：

几年来，尽可能对你表示各种友善之后，如今我所能做的，只有怜悯你。你非常不幸……

既然你已决心离开“隐庐”，而且人家也劝你应该离去，我很奇怪你的朋友们居然劝说你继续住下。至于我，我从不把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拿来请教朋友，对你的事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12月15日，虽然冬天已经来临，但卢梭带着泰蕾兹和所有东西离开了隐庐。他把岳母送到巴黎和她其余的女儿一起住，但答应供给她生活费。他搬到蒙莫朗西公爵的一处别墅，这是孔蒂亲王的一位经纪人租给他的。在那里，他不理睬过去的朋友，而于5年内完成了那个世纪最富影响力的三部书。

注释

[1] 他们于1759年10月回到巴黎，她在巴黎的家成为次要的沙龙之一。她有关教育的著作受到学院的嘉奖。

与哲学家的破裂

他的新居在他所谓的芒特·路易花园内：一间“单人房”面对着草坪，花园深处有一座古塔，其中有“空气通畅的小亭”。有访客时，他不得不在“狼藉的杯盘和破壶堆中”接待他们，他唯恐“腐烂而即将陷落毁损的地板”在他的客人脚下塌下而战战兢兢。他不在乎穷，他以抄写乐谱赚取足够的钱，他以成为一个能干的匠人而沾沾自喜，他不再是某个富婆的门客。好心的邻居送他礼物时，他觉得很生气，他觉得受的比给人的多，那是一种耻辱。孔蒂亲王两次送给他小母鸡，他告诉说第三次再送，他就要布弗莱伯爵夫人退还。

当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多少贵族，他们帮助启蒙运动的先锋，并不是由于赞成他们的见解，而是对适时际会的天才寄予慷慨的同情。有时，这位自负的匠人浑然忘了自己的立场，炫耀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谈到他的职位，他说：

那个房屋的平顶是我的客厅，在那里我接待过卢森堡夫妇、维勒鲁瓦公爵、廷格里王公、阿孟提尔侯爵、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女爵 [1] 、沃莱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其他有同等地位的人，他们……降尊纡贵来到芒特·路易。

卢梭的别墅不远处是卢森堡元帅夫妇的家。他抵达后不久，他们即邀请他去吃饭，他拒绝了。1758年夏，他们又邀请了一次，他再度拒绝。1759年复活节将至时，他们带着几位有地位的朋友到他的隐居处来表示抗议。他吓了一跳，卢森堡元帅夫人，即布弗莱，以迷惑太多男人而有名。但日子久了，人们已忘了她的罪过，她已成熟为有母性美的女人，不再只是性感迷人而已。不久，她即化解了卢梭的羞涩和冷漠，使他高谈阔论起来。访客们奇怪这么有才华的人居然过着如此穷困的生活。卢森堡元帅邀请卢梭和泰蕾兹去和他们一起住，等别墅修复后再回来，卢梭仍然坚持不去，最后他和泰蕾兹被说服暂时住在他们卢森堡的“小别墅”中。他们于1759年5月搬进去。有时，卢梭到卢森堡豪华的家中拜访他们，在那里，他爽快地答应读一些他完成的小说片段给他们及他们的客人听。数周后，他和泰蕾兹回到他们自己的别墅，不过，他继续拜访卢森堡家人。而他们在他心绪烦乱时，也一直对他很忠诚。格里姆责备卢梭“背弃了他的老朋友，而以一些身居高位者来取代我们”。事实上，是格里姆先拒绝卢梭的。在1762年1月28日一封给马勒泽布的信中，卢梭回答了那些指责他既责备又逢迎贵族的人：

先生，对支配别人的社会阶级，我极端厌恶。对出身名门的你，我可以毫不费事地接纳……我讨厌大人物，我讨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严苛、他们的偏见……他们的败德……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上我被拖到蒙莫朗西卢森堡别墅。然后我见到了主人，他们喜爱我，而我呢？先生，我也喜爱他们，而且终我一生，都会喜爱他们……我要给他们，我不说我的生命，因为这份礼太微薄，我要给他们那曾触动我心灵的唯一荣誉——我期望得自后世的荣誉，而我一定能获得这种荣誉，因为这该属于我，而后世总是很公正的。

一位以前的朋友是他希望继续交往的——乌德托夫人。但兰伯特因为在巴黎人们把她的名字和卢梭连在一起的闲言闲语而责备她，于是，她求卢梭别再给她写信。卢梭想起曾告诉过狄德罗说自己喜爱乌德托夫人，如今他判定是狄德罗在沙龙里把这些事张扬出去的，所以，他说“我决定永远不和他来往”。

他选择了可能是最坏的时间和方法。1758年7月27日，爱尔维修在《精神》上发表了一篇极有力的攻击天主教教士的文章。其造成的愤怒，使人们要求禁止《百科全书》（当时已出7册）和一切批评教会及国家的作品出版。第7册中有达朗贝尔论加尔文教的轻率文章，他赞美加尔文教士的秘密一神教教义，并为加尔文教请求允许设立一家剧院。1758年10月，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语气温和，却是反理性时代、反法国18世纪中期无宗教和不朽的宣战书。在序言中，他故意驳斥狄德罗，虽然没有提起他的名字，他写道：“我有一个严厉而贤明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现在没有了，我不再需要他，但是我将不断为他感到遗憾，而我的内心比我的著作更想念他。”他认定了狄德罗出卖他而讨好兰伯特，补充说：

假如你刺了朋友一剑，别失望，因为有补救还报的办法。如果由于你说了什么话而使他不高兴，别担心，因为你可能会与他和解。但是愤怒伤人的指责、透露秘密，及因出卖他而使他的心受到创伤，他的眼中没有了光彩，他将离你而去，永不回头。

这封信的译文长达135页，一部分是为在日内瓦公开宣扬的宗教辩解。就如在他的《爱弥儿》一书中不久显示出的，卢梭本人也信奉一神教——反对基督的圣权，但在申请日内瓦公民权时，他声称信仰所有的加尔文教条，在这封信中他维护正统的信仰，并相信神祇是大众道德不可或缺的助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以理性证明的只有与个人利害关系的计算。”因此，仅“自然的宗教”会比避免探究更易使道德败坏无遗。

但是，在卢梭的论述中，神学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正面的攻击是针对达朗贝尔关于戏院在日内瓦合法化的建议。于此，他真正攻击的对象不是达朗贝尔而是伏尔泰。伏尔泰作为日内瓦居民的名声超过卢梭作为日内瓦公民的荣耀，伏尔泰敢在日内瓦及其附近上演戏剧，毫无疑问，是他促使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上提出设立日内瓦戏院的请求。什么？把一种几乎在各地都强化了不道德的娱乐形式介绍到一个以清教道德闻名的城市里来？悲剧几乎全是描画罪恶。它们不能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净化情感；它们煽动情感，尤其是性和暴力。喜剧很少表现健全的夫妇爱情；它们常嘲笑美德，甚至如莫里哀《对人类的厌恶》剧中表现的一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演员们过的是目无法纪、放荡的生活。法国舞台上那些迷人的女演员大都是私生活糜烂的典型，崇拜她们的社会，则是腐败的中心和来源。也许在巴黎和伦敦之类的大城市里，这些舞台上的邪恶只影响到少数居民，但在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人口仅2.4万人），这种毒害会渗透到每个阶层，而戏剧的演出会激起新奇的概念和派系的斗争。

这时，卢梭一直是附和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对剧院的观点。1758年他在法国所说的即1579年戈森在英国所说的，也是1632年普林和1698年柯里尔所说的。但卢梭并未一味指责。他不是清教徒，他提倡由大众主持管理的舞会。他认为应该有大众的娱乐，但应该是社团性和健全的娱乐，如野餐、户外游戏、节庆、游行。于此，卢梭对日内瓦湖的赛船有很生动的描述。

他告诉我们说：这封信“非常成功”。巴黎开始对淫荡感到厌倦，人们已不再热衷于那些自成传统的非传统性而逸出正轨的事物。城市中充斥着娘娘腔的男人和渴望像男子汉的女人。对古典戏剧及其浮夸的形式，人们觉得已经受够了。人们已感觉到蓬巴杜夫人的将军和军队在抗拒腓特烈的斯巴达军队时表现得多么差劲。听哲学家高谈美德，那真是一种清新的经验。这封信的道德影响力将和卢梭其他的作品一起增长，而产生一种几乎革命性的回归，返回路易十六治下的端庄。

哲学家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对卢梭的文告，他们只觉得那是叛逆的行为：他曾在他们处境最危险时攻击他们。1759年1月，政府终于禁止《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售。卢梭指责巴黎的道德时，他的旧友们想起他追求乌德托夫人的事，指责他是一个伪君子。他指责舞台不当时，他们指出他曾为舞台写过《乡村法师》和《水仙花》两部剧本，而且常出入剧院。兰伯特对卢梭送给他的这封信的复本，写了下列一段严苛的回信（1758年10月10日）予以拒绝：

我无法接受你送给我的礼物……你也许有理由（以我所知与事实完全相反）抱怨狄德罗，但是你没有权力因此公开侮辱他。你不是不知道他忍受的被迫害的实况……我禁不住要告诉你，先生，你的可恶的行为多么令人震惊……你我之间的原则差异太大，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忘了我的存在吧！……我希望忘了你这个人，除了你的天分外，我什么都不记取。

然而，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回来后，因卢梭转寄给她复本向他致谢，并邀请他吃饭。他赴约了，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兰伯特和乌德托夫人。

他收到一二十封来自日内瓦的赞美信。受到卢梭的立场的鼓励，日内瓦的法官们禁止伏尔泰在日内瓦境内上演任何戏剧。伏尔泰将他的戏剧行头搬到图尔奈，并把住处迁到费内。他感觉到被击败的创痛。他羞辱卢梭是一个逃亡者和变节者，并为一小群哲学家陷入自我毁灭的斗争而悲伤。他说：“这个无耻的卢梭是同僚中的犹大。”卢梭在致日内瓦牧师莫尔顿的一封信中（1760年1月29日），予以反击：

你是说伏尔泰那个人？为什么那个小丑的名字玷污了你的信？那个可怜的家伙毁了我的家园（日内瓦）。如果不是轻视他，我会更恨他。在他的伟大的天赋中，我只看到了某种格外下贱的特性，由于他的加以使用而玷辱了他自己……日内瓦的公民们啊！由于你们供给了他避难所，他让你们付出好大的代价！

让卢梭感到难过的是，伏尔泰转往图尔奈制作戏剧，而日内瓦的许多人越过国境到法国去看戏剧演出——有些人甚至参加演出。他给伏尔泰谈到里斯本地震的那封信被刊登在柏林杂志上时（1760年），他的愤怒找到了宣战的理由，显然，那是由于伏尔泰粗心地把原稿借给一位朋友的缘故。现在（6月17日），卢梭写给伏尔泰一封这个动乱时代中最特殊的信。在责备伏尔泰未经许可出版他的信后，他接着说：

我不喜欢你，先生。对我，你的这位门徒和狂热者，你给予了莫大的伤害。你毁了日内瓦，作为你在那里补获庇护的报酬。你离间了我和我的同胞之间的感情，作为我在他们面前赞美你的报酬。是你使我无法忍受居住在我的国内，你迫使我死在异域，剥夺了一个垂死者的慰藉，你却在我的祖国获得一个人所能期望得到的所有的荣誉。总之，我恨你，因为你曾希望如此。但是我以仍能爱你的感情来恨你，如果你希望这个样子。在我内心具有对你的一切感情中，如今只余下对你的天才的崇拜和对你的作品的喜爱。如果我只尊重你的天赋，那并不是我的错。对那敬意应有的态度我也不会没有。

伏尔泰未予置理，但私下称卢梭为“骗子”“疯子”“小猴子”“可怜的傻瓜”。在与达朗贝尔的书信来往中，显示出他和卢梭具有同等的敏感和热情：

我收到卢梭的一封长信。他已经完全疯了……在他自己写了一出拙劣的喜剧后，他攻击舞台，他攻击抚育他的法国，他从狄奥尼索斯的桶子找到了四五片腐烂的桶木，爬了进去而对着我们咆哮，他背弃了他的朋友。他写信给我——给我！——一个狂热者曾涂写的最侮辱人的信……假如他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小人物，满心虚荣，那就不会有什么大害；但是他在这封侮辱人的信上又加上与此地索齐尼派教徒的迂阔之徒共谋的恶名，以阻止我在图尔奈设立我自己的剧院，至少阻止人们在那里和我共同演出。假如他这种卑劣的手段，其用意是准备他自己能胜利地回到他出身的微贱地区，那是流氓的行为，而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他。假如柏拉图那样玩弄我，我都会复仇。对狄奥尼索斯的卑躬屈膝者更是如此。《新爱洛漪丝》的作者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骗子而已。

在18世纪最著名的两位作家的这两封书信中，于一般认为当时流行的超个人思潮的背后，我们见到了彼此冲突之际，每次攻击显示的神经过敏及烦扰哲学家和圣人们内心的、一般凡夫俗子具有的虚荣心。

注释

[1] 在18世纪的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布弗莱中有下列诸人：后来成为卢森堡元帅夫人的杜切丝，斯坦尼斯拉斯的情妇马奎斯，休谟和赫瑞斯的友人布弗莱伯爵夫人。

《新爱洛漪丝》

这本书是卢梭费了3年时间避开他的敌对者、朋友和世人而完成的。此书开始写作于1756年，1758年9月完成后，被送到荷兰的出版商手中，于1761年2月问世，名为《新爱洛漪丝》。书信形式的小说已很陈旧，这样的决定也许是仿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一书而来的。

故事似乎不可信，但很独特。朱莉娅是巴恩·伊坦吉的女儿，约17岁。她的母亲请来年轻而英俊的圣蒲雷克斯做她的家庭教师。正如任何真实的母亲所能预料到的，这位新阿贝拉尔与新爱洛漪丝堕入了情网。不久他就写情书给他的学生，这些情书立下了整个世界浪漫传奇的格调：

我们的手一接触我就会颤抖，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不过它们常常碰触。一觉得碰到你的手指我就发作，在这些情况下我全身发烧，或者说精神陷于狂乱，我的感觉力渐渐离我而去，而我这样不能自已时，我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躲到哪里去？我的行为如何解释？

他意欲离去，却让言语代替了行动：

那么，再见了，最最可爱的朱莉娅……明天我就将永远离你而去。但请相信我，我对你强烈而纯真的热情只有在我生命告终时方会消失，我心中充满了如此圣洁的你，将不会接受第二个影像而贬损了自己，它未来的一切敬意将分属你和美德，而任何其他的情焰都不能玷污朱莉娅被尊崇的圣坛。

朱莉娅可能会嘲笑这种崇拜，但是她太女人化了，她不会自圣坛上派出这么可爱的从者。她要他慢些离去。无论如何，男女之间通电似的接触使她有着同样的激动。不久，她承认她也感受到了那种神秘的痛苦：“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就吸入了毒液，如今毒液浸染了我的感官和理智。我立刻感觉到了，而你的眼睛，你的感情，你的话，你那支犯罪的笔，每天都在增加它的毒性。”虽然如此，他并未要求比吻更罪恶的其他事物：“你将是贞洁的，或受鄙视；我将是很文雅，或又定下心来；那是我仅存的较死亡为好的希望。”圣蒲雷克斯应把兴奋和德行联系在一起，但是，他认为这需要神的帮助：

天神啊！……请赐我以能承受幸福的心灵！非凡的爱情！生存的勇气！啊，支持我吧，因为我即将因狂喜而沉沦下去了！……我怎能抵挡得了汹涌心头的幸福的狂流？如何能驱散一个畏怯、可爱的女孩子的忧虑？

——如此写了657页。在第91页的情节里，她吻了他。言语不足以表达：“一分钟之后我变成什么样子，当我觉得——我的手发抖——一阵温和的震颤——你那柔软的香唇——我的朱莉娅的双唇——贴住了我的嘴唇，而我自己置身在她的怀抱中！比闪电还快，我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道火焰。”到了第24封信时他已勾引了她，或者说是她引诱他。他沉湎于狂喜的境界，而她认为一切都完了：“不慎的一刻陷我于无穷的困境。我已坠入不名誉的深渊，再也无法回头。”

朱莉娅的母亲知道她失贞之后，忧伤而死。男爵发誓要杀掉圣蒲雷克斯，因此，他开始环航世界。懊悔之余她顺从父亲的意思，嫁给了华尔莫，一个出身贵族而年龄相当的俄罗斯人。暗地里，她继续和圣蒲雷克斯保持联络，对他的感情胜过对丈夫的忠诚。她惊奇于华尔莫虽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是一个好人，对她很忠实，并渴望得到她的抚慰，待所有的人公正而慷慨。在给圣蒲雷克斯的一封信中，朱莉娅明确告诉他，他们夫妇在和谐的婚姻中得到了满足，但她再也无法获得完美的快乐。她婚前的不轨行为给她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她向丈夫坦白承认那次的过错。实际上，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决心永不提起。他告诉她，那一点不算罪过。为了证实她已获得宥恕，他邀请圣蒲雷克斯来与他们同住，做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圣蒲雷克斯来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三人一直到死神将他们分离为止，一直生活得非常和谐。丈夫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家数日。朱莉娅和圣蒲雷克斯到日内瓦湖上泛舟，他们到萨伏依，他指给她看他在流亡期间写上她名字的岩石。他哭了，她握住了他颤抖的手，但他们清白地回到她的家里。

他们不理解华尔莫没有宗教信仰怎么会那么好。和朱莉娅一样，圣蒲雷克斯也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解释了这种反常：

住在罗马天主教国家里，就他（华尔莫）在当地见到的对宗教的传道，他对基督教教义一直没有较好的看法。他看到他们的宗教只有助于教士们的利益，它包含的完全是滑稽的鬼脸和毫无意义的术语。他发觉有见识和正直的人们的看法都和他的一致，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讲，而且，牧师们自己也在私下嘲笑他们教诲告诫大众的道理。因此，他常确告我们说，在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求之后，他找不到三个真正信仰上帝的牧师。

在一则注脚上，卢梭说：“我若同意这些严苛而轻率的主张，定遭天谴！”不管他们怎么说，由于敬重朱莉娅和他的邻居，华尔莫仍经常陪她参加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朱莉娅和圣蒲雷克斯发觉他有一种“最奇怪的荒谬”——一个“思想上像是无宗教信仰而行为像基督徒”的人。

他不应遭受那次最后的打击。朱莉娅因抢救自己溺水的儿子而染上热症去世，临死前托付华尔莫将一封开了封口的信转交圣蒲雷克斯，信中向圣蒲雷克斯声明他一直是她唯一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理解第一印象的永恒性，可是对她丈夫长期的忠诚和信赖为何在临终前报以如此残忍的冷漠？作者赋予朱莉娅的高贵特性几乎前后矛盾。

尽管如此，她仍是现代小说中伟大的人物类型之一。虽然那也许是受了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的暗示，却是卢梭自己的回忆激发的灵感。在阿讷西，卢梭牵马带领两个少女渡过溪水。在最初几年他受华伦夫人监护时留下对她的记忆。然后是乌德托夫人，她由于阻遏了他的欲望而使他感觉到爱情的泛滥。当然朱莉娅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位妇女的化身，也许是卢梭所从未遇到过的女人，而只是他的梦寐糅合而成的理想。这一描绘，由于卢梭坚持令几乎所有角色的谈吐都像他自己被破坏了。随着母性程度的加深，朱莉娅变成了一位哲人，从家庭经济以迄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对每件事她都能侃侃而谈。她说：“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论点的可靠性。”但是，哪有可爱的女人会变得如此陈腐？

当然，圣蒲雷克斯更是卢梭的写照，对女人所有的魅力都很敏感，急欲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倾诉他在孤寂时重复的动人的热爱和热情的话。卢梭笔下的他，“总是带有几分疯癫，总是开始带点聪明”。和理查德森笔下率直的恶棍、登徒子拉维勒斯比较起来，圣蒲雷克斯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自命不凡者。他也必须以卢梭的口吻讲话：他描叙巴黎为邪恶的大旋涡——巨富、赤贫、无能的政府、污浊的空气、靡靡之音、无聊的谈话、没用的哲学，及几乎完全崩溃的宗教、道德和婚姻；他重复在第一篇论文中所说的人类本来的善性和文明对腐败和堕落的影响。他还赞美朱莉娅和华尔莫喜欢克拉伦斯的那种恬静、健全的乡村生活。

在卢梭的画廊中，华尔莫是最原始的人物。谁是他的模特儿？也许是霍尔巴赫，这位“和蔼可亲的无神论者”、哲学家男爵、善良的唯物论者，一位妻子的忠诚的丈夫、妻妹的忠诚丈夫。也可能是达朗贝尔，这位倡导无神论，但原谅卢梭和他的情妇之间的不轨行为，而令卢梭感到震惊的人物。卢梭坦然承认他利用活人为典型和利用他本人的记忆：

我的心由于充满了我曾遭遇的事，而且仍受许多强烈情感的影响，而把它忍受的情绪加入了冥思激发的思维中……不知不觉间，我描述了我那时的处境，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达朗贝尔和我自己。

通过这些人物描绘，卢梭几乎说明了他全部的哲学。他描绘出幸福婚姻的理想状态，一个以高效率、公正而人道的方式治理的理想的农业社会，及自由和服从、约束和才智综合养育而成的理想子女的典型。他预为构思《爱弥儿》一书的论据，教育首先是使身体健康，然后性格训练成坚忍自制，这时才能施行教育和培养理智。朱莉娅说：“使小孩子温驯的唯一方法，不是与他们理论，而是让他们了解他们还没有达到说理的年龄。”在青春期以前谈不上理性，不应有心智教育。故事转而谈论宗教。朱莉娅的信仰成为她赎罪的工具，她的婚礼采用的宗教仪式带给她净化和奉献的感觉。但遍及全书的是一种强烈的基督教信仰。圣蒲雷克斯嘲笑巴黎那些天主教士的伪善，华尔莫指责教士的独身生活是淫乱的掩护，卢梭也说：“强迫为数如此多的罗马教士奉行独身生活，与其说是禁止他们拥有自己的女人，不如说是命令他们以别人的女人来满足他们自己。”文中卢梭的言论袒护宗教信仰自由，其义甚至延及无神论者：“真正的信仰者既不是偏执者，也不是迫害者。假如我是法官，同时假如法律判定无神论者以死刑，我会以此死刑首先烧死任何前来告发的人。”

这部小说对唤醒欧洲人认识大自然的美与壮丽，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对哲学和乡村生活的热爱，尚未激发人们对壮观的山和多彩的天空的灵敏反应。卢梭得力于出生在欧洲风景最动人的地区。他从日内瓦走到萨伏依，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都灵，从都灵进入法国，他欣赏了乡村的景致、声息和芳香，他觉得每个日出都代表神力胜过了邪恶和疑惑。他觉得他的情绪和大地及大气的变化情形有一种神秘的契合。他的爱的狂喜沾染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半山腰上，发觉一股清纯之气似乎净化了他的思想。他把这些经验描述得如此富有感情而生动，以至爬山在欧洲，尤其是在瑞士，成为主要的运动之一。

在现代文学中，人的感情、热情及浪漫的爱情从未有过如此细腻而流畅的描述和维护。因为反抗布瓦洛以迄伏尔泰对理性的崇拜，卢梭宣称感情的重要，及在生命的阐释和教条的评价上，感情都有权占一席地位。在《新爱洛漪丝》一书中，浪漫主义运动向古典时代提出了挑战。当然，即使是在古典的全盛时期也有浪漫的时刻：于尔菲曾在《阿斯特雷》（1610—1627年）一书中处理过田园式的爱情；斯屈代里在《阿塔梅纳》（1649—1653年）一书中也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恋情；拉法耶特夫人在《克莱芙王妃》（1678年）一书中把爱情和死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古典主义鼎盛时期，拉辛也在《菲德拉》（1677年）一书中处理同样的题材。我们记得卢梭曾从他母亲那里获知许多古老的爱情故事，并和他的父亲共同欣赏过。至于阿尔卑斯山，海勒曾歌颂过它的壮丽（1729年），而托马斯·詹姆士曾赞美过季节的美与惊人之处（1726—1730年）。卢梭一定读过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1731年），而且（因为他不太懂英文）也一定很熟悉普雷沃翻译的理查森的《克拉丽莎》（1747—1748年）。从那2000页（尚未完成）的诱惑情节中，他采取了书信体的叙述，认为那最适合于心理的分析。他为朱莉娅安排了一位密友克莱表姐，正如理查德森为克拉丽莎安排了霍甫小姐。卢梭很生气地发现就在此之后不久，狄德罗出版了一部《迷人的理查森颂》（Éloge de Richardson，1761年），减损了朱莉娅的光芒。

在创作力和瑕疵方面，《新爱洛漪丝》与《克拉丽莎》旗鼓相当，但在文体上远比《克拉丽莎》好。两者都充满了未必会有的事，很有说教意味。但是在文体方面，连法国都赞叹法文可以如此富有色彩、热情、文雅而有韵律。卢梭不仅是倡导感情，他也具有感情。每件他接触的东西他都注入了感受和感情，虽然我们可能会笑他的痴狂，但我们被他散发的热情所温暖。对不合时宜的长篇大论，我们也许会感到生气，很快地看过去，却继续看下去，偶尔，给人强烈感觉的一幕恢复了故事的活力。卢梭把脑海里的概念用隽语写了出来。卢梭把眼睛看见的以感情加以组织编纂出来。他的语句并非自然形成的，他承认艺术家的热情吓走了睡眠时，他在床上重复考虑这些语句。康德说：“我读卢梭的著作，必须读到他美丽的语句不再骚扰我，只有这时，我才能以理性来研究它。”

除哲学家外，每个人都认为《新爱洛漪丝》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格里姆称之为《克拉丽莎》“不成功的模仿”，并预言它不久即将被遗忘。伏尔泰抱怨说（1761年1月21日）：“求求你，别再提卢梭的爱情故事了。真遗憾我看过这本书，而如果我有时间述说我对这本蠢书的想法，他也会感到遗憾的。”一个月后，他在以笔名出版的《新爱洛漪丝篇》中叙述他的看法。他指出其中的文法错误，而且并未表示欣赏卢梭对自然的描绘——虽然他后来也模仿卢梭爬山欣赏日出。巴黎的人们熟悉伏尔泰的笔调，他们判断这位大师嫉妒了。

摒除了这些中伤，卢梭很高兴人们接受了他的第一部未经删改作品。米什莱认为：“在文学史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成功过。”《新爱洛漪丝》一版再版，但印刷总是供不应求。店里人们大排长龙争购此书，热情的读者以一小时12个苏的价钱借来看，在白天得到书的人，到了晚上就租给别人看。卢梭很开心地叙说，一位小姐盛装准备参加在歌剧院的舞会，她吩咐备马车，同时拿起《新爱洛漪丝》来看，由于觉得有趣一直看到清晨4点，她的仆人和马则一直等候着出发。他认为他的胜利是女人在读到爱情故事时获得的快乐，但也有女人厌于当情妇，她们渴望作为人妻，而自己的孩子能有父亲。卢梭在蒙莫朗西收到数百封信，感谢他著作此书，许多妇女对他表示爱意，所以他在想象中下结论说：“如果我尝试的话，没有哪个有生命力的女人我会得不到。”

像卢梭这样，通过圣蒲雷克斯和朱莉娅把自己完全表露出来，是很新奇的事，再也没有比一个人把心灵展露在大家面前更有趣的事了，即使那只是部分或下意识里做出来的。斯塔尔夫人说，于此“心灵上所有的遮拦全被扯开了”。如今内省性文学时期开始了，一长串的自我表白，以文字表达心思，“美丽的心灵”公然浸泡在悲剧里展开着。多愁善感、表露情感不但成为法国的风尚，也在英国和德国流行着。古典形态的约束、秩序、理性和形式开始衰退，哲学家的统治时期将尽。1760年以后的18世纪是属于卢梭的。

第七章　哲学家卢梭

社会契约论

卢梭在发表《新爱洛漪丝》的前两个月，即1760年12月11日，写信给勒尼普先生（M.Lenieps）说：

我已永远放弃写作的职业。著作中仍存有我们必须抵赎的原罪，放弃写作以后，人们将看不到我的著作了。我知道最快乐的人莫过于除了让知心朋友了解之外，成为默默无闻的人……此后，抄写乐曲将成为我唯一的职业。

1761年6月25日，他又写道：

直到年届40岁，我才算聪明。38岁时我从事写作，但在50岁之前我放弃了写作。我咒诅生命的每一天，那些愚蠢的、骄傲的、迫我写作的日子，及我的幸福、安静、健康等如烟云消逝而无从追回之时。

这是一种姿态吗？未必。诚然他于1762年出版了《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但这些著作都于1761年完成，这些著作就是他所指的“著作中必须抵赎的原罪”。诚然后来他曾写信答复巴黎主教和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及应科西嘉与波兰之请起草这两国的宪法。不过，这些撰著都是应景文章，均由未能预见的事件而引起。至于《忏悔录》、《对话录》与《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都在死后才发表。主要是因为他固守着新的愿望，这也难怪1761年他已有精疲力竭与大限之期将至的感觉，因为在短短5年中，他完成了3部巨著，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早在1743年，他还是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时，他观察到威尼斯的政府组织与日内瓦和法国有所不同，便已有从事政治制度实质探讨的计划。两篇论文就是从那种构想的热忱中所散发的火花，不过这两篇论文都是仓促成篇，图以夸大引起注目，因而这两篇论文对他思想的发展未能偿其夙愿。就在那时，他研究柏拉图、格劳秀斯、洛克与普芬多夫。他梦想的大著作尚未完成，卢梭并不具有井然的心思、忍耐的意志与平静的气质来写这本著作。他的确需要理智与灵感兼备，隐藏而非宣泄的热情，然而这种自我克制是卢梭做不到的。他宣布退出文坛就是承认失败。但是，1762年他将他的计划最光辉的部分给了整个世界，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25页厚的《社会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之原则》。

大家都知道卢梭以大胆的呼声，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处处都在桎梏中。”卢梭以生动的夸张作为他著作的开端，因为他知道逻辑是有力的“煽动引力”。他很正确地判断并提出如此尖锐的阐释，他这句口号成为百年来的标语。在他的论文里，他认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并无法律存在。他指控目前的国家正在摧毁这项自由，同时他为目前的国家设想而提出建议：“寻出一个结社组织，以共同的力量防卫与保护参与结社的每一分子的生命与财产，在那种情况下，每一分子报效团体时，他仍然可以服从自己，而且仍然如同以往享有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提供的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

卢梭说社会契约并不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誓言（例如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曾提出这种主张），而是每个人将其判断、权利及力量服从于社团整体的需要与判断的一项协议。每个人以接受团体法律保护时起，即默示他已签订该项契约。主权并不存在于任何统治者——个人的或集体的——而存在于社团的公共意志。而主权虽然可以部分或一时来代表，却永远不会被放弃。

但什么是“公共意志”？它是所有公民的意志或者仅是多数人的意志。它并不是全体意志，因为它可能与许多个人的意志冲突。它也并非永远是在某些特殊时刻内生存者（或投票者）的多数人的意志，它是具有生命与现实的社团的意志，加上其成员的生命与意志。（卢梭像中古的“现实主义者”，是属于集体性或一般理想，一项现实加上那些属于其特殊的成分。公共意志或“公共精神”，应该不仅属于目前正在生存的公民，而且属于那些已死或尚未出生的呼声。因此，其特征赋予其本身为不仅应指目前的意志，而且应指该社团过去的历史与未来的目标。它好像某一古老的家庭以世代相传自我期许，尊崇其祖先并保护其子孙后裔。因此，一位父亲，由于对于尚未出生的孙子负有义务，可统御目前尚存的儿子的欲望，而一位政治家可能自觉不仅必须思考竞选的措辞，而且应顾及许多后代的福利。） [1] 然而，“多数的投票恒常拘束其余”。谁可以投票呢？每位公民。谁是公民？很显然并不是指所有成年男性，卢梭在这一点上显得特别暧昧，但他赞扬达朗贝尔辨别“男人的四项定则……他们居住在我们的城市（日内瓦），其中只有两项包括公众，没有其他法国作家……已了解‘公民’这个字眼的真正含义”。

卢梭说：就理想来说，法律应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人生于世绝多性善，但他具有必须被控制而可能形成社会的天性。《社会契约论》并未将“自然状态”理想化。有一段时间，卢梭说话像洛克或孟德斯鸠，甚至像伏尔泰：

人们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在他的行为中，法律取代了他的本性，而且赋予他行动上以前欠缺的道德……虽然在这个（公民）状态内，他自己剥夺了曾经由自然界获取的某些利益，但是相对地，他的获得如此重大——他的智能如此受到刺激与发展，他的理想如此扩展，及他整个灵魂如此被提升，以致假如他对新条件的滥用并不常贬低于他残留的那些条件，他必须不断祝福永远使他从公民状态得到快乐的时刻，使他成为一个有理性的有机体与真正的一个人，而非一个愚蠢、无想象力的动物。

因此卢梭（他以前发表的言论并不完全像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现在完全站在维护法律神圣的一边，只要法律能表达公共意志。假如，像日常发生的，一个人不同意规定于法律之内的公共意志，那么国家有权强迫个人服从该法律，这并非侵犯自由，而是保护自由，甚至对难以驾驭驯服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在公民状态中，仅通过法律的途径，个人才有免于侵犯、窃盗、迫害、诽谤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意骚扰的自由。因此，强制个人服从法律，事实上是社会“强制个人享有自由”。这种情况在共和国尤其如此，因为“服从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

政府是执行机关而公共意志可以暂时由其权力的某些部分代表。国家不仅需要被考虑为政府，而且是政府、公民及公共意志的灵魂。任何国家如由法律而非由独裁君主命令统治就是共和国，在这一含义下，甚至君主政体也可被认作共和国。但是，假如君主政体是绝对的——例如国王制定并执行法律——那么就没有共和国或共和政治的存在，仅有暴君统治奴隶而已。因此，卢梭拒绝应和那些赞扬腓特烈二世或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促进文明与改革而采取的“开明专制”的哲学家。他认为居住在极带或热带气候的人民，可能需要维持生命与秩序的绝对规则。但在温带的人民，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型则较为适宜。世袭的贵族政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坏的一种”，而“由选举组成的贵族政治”是最好形式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指定期选出具有智慧与道德优越的少数人，来制定法律并领导政府。

由全民直接领导的民主政治，对于卢梭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们将字义做严格的解释，那么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多数人享有统治权，少数人却被统治，这是违背自然秩序的。人民必须一直继续集会，将他们的时间专注在公众的事物上，那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且，他们绝不可能为这一目的设立委员会，而不改变行政的形式，这一点也是极为明显的。

除此之外，这一形式的政府，很难具备的条件还有许多。首先，一个国家必须小到很容易召集人民开会，而且每个公民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其他人。其次，方式上的简化，以便防止事务变为复杂与引起棘手的问题。接着，在阶级与财产的平等上采取大规模措施，否则权利与权威的平等就无法长期存在。最后，小气或者简朴，因为奢侈立即腐化了富人与穷人——富人聚敛，穷人贪婪……这就是像孟德斯鸠这样有名气的作家，一再强调品德就是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原因，否则所有这些条件就无法存在了……假如有神的子民存在，他们的政府势必属于民主政治，但那样完整的政府不是为人们而设的。

上述这段话引起了曲解。卢梭所指的民主一词的意义很难归入政治或历史范畴。例如，一个政府的所有法律应由全体人民在国民大会中制定。实际上，他喜好的“选举的贵族政治”，即我们所称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由大众选出被假定为有优越能力的官员主持政府。但是卢梭排斥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其理由是代表极易为自己的利益而非为公共利益立法：“英国人民自认享有自由，但他们都大错特错。他们仅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享有自由，一旦议员当选，奴隶制度就控制了人民，人民也停止信赖议员了。”只有行政与司法机关可以以代议制行之，而立法机关不可以。所有法律必须由人民在国民大会中制定，而国民大会必须具有罢免其所选出的官员的权力。因此，理想的国家应该小到足以让所有的公民经常集会，“国家越大，自由越少”。

卢梭是社会主义者吗？他的第二篇论文几乎来自建立私有财产制文明的所有罪恶。甚至这篇论文认为制度一旦根深蒂固、深入社会结构后，除非发生骚动或悲惨的革命，否则无法铲除。《社会契约论》允许私有权，但隶属于社团的控制。社团必须拥有所有的基本权利，它可以为共同利益而扣押私有财产，而且它必须规定允许任何一个家庭可拥有财产的最高额。它可以处分财产的遗赠，但假如它认为财富有流于分裂性的集中的趋势时，它可以以遗产税重做分配以减少社会与经济的不平衡。“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任何事情的力量，永远要摧毁立法永远要维护的平等。”《社会契约论》目的之一即“人们在力量或智慧上可能不平等，但在社会与法律权利上必须一律平等。”对付奢侈者应课以重税。“社会福利国家只有在所有人都有某些东西，而没有任何人掌握太多东西时，对于人类才有利可言。”卢梭从未将其本人投入集体主义的阵营，也从未想到“无产阶级的独裁”；他轻视城市中初期的无产阶级，而且同意伏尔泰的观点，指责这个阶级的人是“流氓”——暴民、卑贱之人。他的理想是一个富足、独立快活而具有品德的中产阶级，构成了他写的《新爱洛漪丝》中主人公华尔莫那样的家庭。普鲁东势必控诉卢梭把中产阶级捧上天的罪过。

宗教在国家中应居于何等地位？卢梭感到某些宗教对道德是不可或缺的，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宗教基础来建立的”：

假如聪明人试图以他们自己的说法而非以通常的说法，对一般群众说话，则不可能使一般群众理解……如果欲使幼稚的国民热衷的政治理论健全原则……那就要倒果为因：原由这些社会制度产生的社会精神，反而回过头来指导社会制度了，而人们在法律产生之前就应该如法律产生之后的那种样态。因此，立法者由于不能诉诸武力或理性，必须诉诸另一种特殊的权威，该权威具有不以暴力却能约束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时代，国家的建立者都不得不借天行事，并以自己的智慧见解托之于神祇，以使人民服从国家的法律，如同服从自然的法则一样……而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并温驯地忍受公共福利的约束。

卢梭并不坚持这种宗教上古老的政治观点，但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把国家工具当作超自然的信仰，而且认为最好的牧师就是“天国警察”之类。但他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士担任这项职务，因为他们的教会主张高于国家，而这种分裂的力量，把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也分裂了。再者（他呼吁），基督徒假如把自己的神学认真考虑，集中注意力于身后事，而很少在这方面给予评价，到这种程度时，他将是一个可怜的公民。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如同一位冷漠的士兵，他可能为其本国作战，但仅在永久的压迫与督阵下始能为之。他不认为进行战争是为国家，因为他仅有一个祖国——教会。基督教文明传播苦役与温驯依赖的福音，因此，其精神对暴君颇为有利，以致暴君均乐与其合作——“真正的基督徒即被视为奴隶”。在这一点上，卢梭同意狄德罗的看法，比吉本更进一步，有时比反天主教的伏尔泰更为激烈。

然而，他觉得某些宗教是需要的，这是指某些由国家制定而对其人民可行使强制力的“国民宗教”。至于教义——

国民宗教的教条必须少、简单，文字力求准确，但用不着注解与评语。一位全能、睿智与仁慈的上帝存在，具有先见与天命。有所谓来生，正人得福、恶人遭殃，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是它实质性的内容。

因此，卢梭——至少因为政治的因素——主张信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摒弃其过分和平与国际主义的伦理部分，这正与保存基督教伦理而摒除其神学部分的一般哲学程序相反。在他想象的国家中，他容许其他宗教存在，但仅以不违反政府命令为条件。他可以“容忍那些其他教义”的宗教，但“对胆敢说‘在教堂之外根本就不能得救’的宗教，必须从国家中驱逐，除非国家就是教会，因此，君王就是主教”。否认国家宗教的条款是不允许的：

国家虽不能强迫任何人相信这些条款，却有权将他驱逐出境，不是因为他的不虔诚，而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不能真正地爱惜法律与正义，及不能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以尽义务。假如任何人公开宣称信奉这些教条，而行为与之违背，假如不信奉这些教条，则不妨处以死刑。

仅次于“人生而自由，却处处都在桎梏中”，上述这段话是《社会契约论》中最著名的名言。严格地说，任何人如不信仰上帝、天堂或地狱就应被处以死刑，如适用于当时的巴黎，巴黎的人口将锐减。卢梭喜作惊奇与绝对之言，这一喜好可能误导他言过其实。然而，他似乎重申了1555年奥格斯堡的决议——凡签字于该决议的君王，在其本国的领土可以放逐不接受该国信仰的任何人。严格说（例如在塞尔维特一案中），该法律给卢梭突如其来的残暴提供了一个先例。古代的雅典曾制定律法，否认公认的神等于犯了一项重罪，在放逐阿那克萨哥拉及毒死苏格拉底的案件中可看出来。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也类似被原谅了。而在卢梭的刑罚学内，1762年对他的逮捕令也可以被列为基督教仁慈的一项证明。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具有革命性的书吗？可以回答为是，也可以回答为否。在卢梭处处要求建立一个对公共意志负责的政府中，某些时刻的小心总使他冷静，正如他有时写道：“除了在有最重大危险之际，没有人能弥补改变公共定则的危险；除了国家面临危急时，法律的神圣力量不应该被阻挡。”他谴责私有财产为几近无恶不作，但他呼吁一旦人类积习难改的腐化有所需要时，私有财产制还是要维持。他怀疑人类的天性，经过革命之后，是否会重新产生新名词下的古老制度与奴隶。“当过主人的人决不轻易让主人的权威停止……误信解除桎梏即能获得自由，只不过以他们的革命行动获得解放后，而将自己交到煽动者的手中，更加重他们的桎梏而已。”

虽然如此，他的看法在当时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呼声。虽然他处处低估、不信赖广大群众，然而这里的呼吁是为大众而作的。他了解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对不平等做了有力而生动的谴责。他模棱两可地宣布说：一个政府总是违反公共意志，就应该被推翻。伏尔泰、狄德罗及达朗贝尔正谄媚国王或王后时，卢梭正对现存的政府发起攻击，人们一定听到由西欧到东欧的一片抗议之声。哲学家正安于现状仅呼吁零星改革特殊病状之际，卢梭却在攻击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而且以他那种彻底的个性，指出除革命别无他途可循。同时，他预言革命的来临：“欧洲诸大王朝已不可能再图长久的存续。每个王朝都有其光辉灿烂的一段时期，但经过这段辉煌期后，无可避免地一定会衰败下去。危机已经来了，我们处于革命的边缘。”此外，他预言改革的深远影响：“俄罗斯帝国将图霸欧洲，而她本身也会被征服。鞑靼人——他们的臣民或邻居——以我认为不可避免的革命，将成为俄国或我们的主人。”

《社会契约论》，只要我们彻底体认时，可以说是卢梭最具有革命性的著作；但比起《新爱洛漪丝》，其引起的反响少得太多了。法国已为情感的发泄和罗曼蒂克的爱情做好准备，但她尚未准备推翻君主政体。这是一本自卢梭写完以后一直引起争论的书，读起来并不如读伏尔泰的才情洋溢的作品那么容易。就以它日后风行一时的印象而论，我们很惊奇地察觉此书的声望与影响，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的，而非在此之前。即使如此，我们发现达朗贝尔于1762年写信给伏尔泰时说：“我们不应厉声反对卢梭或对他的作品大唱反调，因为他有几分像赫尔斯（Halles）的一位国王。”——他在巴黎中央市场粗鲁的工人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通常来说，在一般老百姓当中也如此。这种说法可能夸大其词，但我们可以把1762年划为他哲学的转折期——从攻击基督教变为批评国家。

很少有书像《社会契约论》引起这么多批评。伏尔泰在他的《社会契约论》抄本旁注了不少回答。因此，卢梭因强烈无信仰而导致死亡的方子就是：“教条上所有的逼迫都是可憎的。”学者一再提醒我们，主权存在于人民这项呼吁不知有多古老：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奥坎的威廉，甚至天主教的神学家如贝拉米尔内、玛丽安娜及苏亚雷斯都有类似的呼吁。这种论调曾出现在乔治·布坎南、格劳秀斯、弥尔顿、阿尔杰农·西德尼、洛克、普芬道夫的言论中。《社会契约论》几乎如同卢梭的政治与道德哲学一般——一位市民想把日内瓦理想化，但因为距离太远而感觉不出其权力威胁所做的回声与反应。这本书是日内瓦的斯巴达，是加尔文的《要义》与柏拉图的《法律论》的混合物。

许许多多的批评已指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论》的合法主义之间的论点并不一致。远在卢梭出生之前，费尔默在其1642年发表的《族长论》（Patriarcha）中，已提出了人生而自由，仅服从于其族长的权威以及社团的习惯法。卢梭本人，为维护自由而初作呼吁后，已渐渐由维护自由而倾向于维护秩序——个人倾向于服从公共意志。就思想观念而言，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性格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就气质、疾病及缺乏正式训练而论，卢梭是个人主义的叛徒。就以他对没有一个互助合作的社会能由无党无派的人士组成的缓慢体认而论，他是一位共有主义者（但绝非共产主义者，甚而也绝非集体主义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发展模式：一个人的理想就是他的经验与岁月的一种结果。有思想的人，很自然地在年轻时变成一位个人主义者，爱好自由及善于把握理想；而在成熟时采取中庸之道，爱好秩序而尽可能地倾向和解。情感上，卢梭永远童心未泯，憎恶习俗、禁忌、法律。但思考时，他体认出在维持社会秩序必需的限制之内，自由仍然是可以存在的。而他的结论是：在一个社团内，自由并非祭品而是法律的产物——因对集体自加的限制的一般服从，它毋宁扩大，而非缩小。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者同样能依他们的目的引用卢梭之言，但也同样的不当，因为他承认命令就是自由的第一条法律，而他所指的命令就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卢梭否认其哲学上有任何矛盾之处：“我所有的观念都是前后连贯的，但我无法立即详细叙述。”他承认他写的书“必须重写，但我既无体力也无时间来做”。他有体力时，迫害就夺走他的时间。而迫害停止时，时间是有了，但体力已被耗尽。在后来的几年，他变得怀疑自己的论点：“那些自认完全彻底了解《社会契约论》的人都比我聪明。”在实践方面，他完全忽略了自己提出的原则，他被邀为波兰和科西嘉起草宪法时，他从未试图将《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应用于该项宪法。

注释

[1] 括弧内的材料系属推论性的解释，在卢梭的原文中并未标明写出。

爱弥儿

·教育

我们必能对一位在15个月中出版了《新爱洛漪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儿》（1762年5月）的作者多加体谅。这三本著作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出版，但《爱弥儿》由于仁慈的马勒泽布的冒险奔走而取得政府许可，也得以在巴黎出版。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马克·米歇尔·雷伊也值得我们尊敬，从《新爱洛漪丝》这本书获得意外之财后，他决定给卢梭的妻子泰蕾兹300法郎的终身养老金。预见到《爱弥儿》一定比《社会契约论》（他付1000英镑买此书版权）更有销路，他为这一部新的较长的手稿，付给卢梭600法郎。

这本书部分的缘起，来自卢梭与埃皮奈夫人谈论她儿子的教育问题。最初以短篇论文的形式“为使一位具有思考能力的贤母欢心”。此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杜潘夫人的女儿。卢梭考虑把它作为《新爱洛漪丝》的续篇——如何把朱莉娅的孩子们教养成人。有一段极短的时间，他怀疑，曾把亲生小孩送到弃儿养育院及曾在马布利家当家庭教师失败过的这么一个人，是否适宜谈论亲情与教育。但一如往常，他发现以未受经验的阻碍而让自己的想象力纵情奔放，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研究蒙田的论文集、费内隆的《泰雷马克》（Télémaque）、罗兰的《条约研究》（Traitédes Études）及洛克的《教育思想论》。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反而成为自己的挑战者，因为该篇论文指出人性本善，因受文明——包括教育在内——的浸染而腐化。那份天生的善性是否能以正确的教育来保存与发展？在1758年出版的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中，对这个问题曾做了肯定的答复，但他提供的是一个大纲，而非整体方案。

卢梭一开始即排斥通常以教鞭、疲劳与腐蚀观念企图塑造儿童成为腐化社会中唯命是从的自动机械，以及防止儿童为其本身做思考与判断，丑化儿童使其平庸及促使儿童成为陈腐无味与古典的标签等的现存教学方法。这类的学校教育将压抑禀赋的冲动，儿童则每视教育为畏途而欲逃避。教育应该是属于天性禀赋自然发展，属于能从自然与经验的学习中有所收获，属于自由发展个人能力成为完美与别具风格的人生的一个愉快的过程。教育必须是“训练人类的艺术”。良知引导成长中的体格晋入健康，性格晋入道德，心灵晋入智慧，情感晋入自治、合群与幸福之境。

卢梭可能需要一套由国家制定的教育制度，因为当时的教会操纵公共教育。他为私人教育开了一帖药方：请一位未婚的教师将其多年的生命奉献给学生并给予报酬。这位私人教师应让儿童尽可能地远离其父母和亲戚，否则儿童将被文化累积的罪恶感染。卢梭将自己幻化为被授予几乎无限权威的教师，教养一位名为“爱弥儿”的可塑性小孩，将其论说予以人性化。以450页的篇幅写成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一部书，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事，但卢梭把它完成了。哲学家康德偶尔读到《爱弥儿》时，沉迷以致忘了每日必行的散步。

假如自然是教师的指引者的话，那么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教师应尽可能给予儿童自由。首先，他劝说保姆注意免让婴儿受襁褓拘束之苦，因为这将阻碍婴儿的发育与四肢适当的成长。其次，他请母亲亲自哺乳婴儿，勿将婴儿交给忙碌的保姆照料，因恐保姆求速与疏忽而伤及婴儿；而且母亲从婴儿哺乳一事必有所获，由于亲自照料，“爱”势必很自然地被输送给母亲，作为家庭安详的第一来源与家庭道德秩序的联系。在这里，卢梭曾写下对未来世代的年轻母亲具有惊人效果的几行字：

你愿意将所有的人恢复到他们原始的责任吗？——就从母亲开始吧。其结果会令你吃惊，每类坏事总是跟随在人类原罪之后……见不到自己儿女的母亲鲜能获得敬意，也无家庭生活可言。天性的联系并不能以习惯的那些行为来加强，父亲、母亲、兄弟及姐妹的情分也不存在了。他们几乎成为陌生人，每人只为自己着想。如何叫他们互爱呢？

但是，一旦母亲认为值得她养育子女，那将是一项道德上的重整，自然情感将在每个人的内心复活，国家也将不再缺少公民，这项首要步骤本身就恢复互爱。家庭的迷人之处正是罪恶最佳的解毒剂。我们认为难以容忍的儿童喧吵的游戏，将成为一项喜悦，母亲与父亲……彼此比以前更相爱。结婚的系带将比以前加强……因此，治疗这一项罪恶则需广泛的、全面的改革。自然界会重获她的权利。女人成为好母亲时，男人也将成为好丈夫、好父亲。

这几段著名的文字，使路易十五时代的最后10年，妇女们哺乳的方式上也有一些改变。布丰早在10年前也曾提出类似的呼吁，但法国妇女并未感受到这项呼吁。现在巴黎最美好的胸脯，已开始为哺乳做好了准备，如同往昔只为性感上的迷人一般。

卢梭将他学生的教育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童年12年，少年8年，及准备结婚为人父、为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需尚未决定的年纪。在第一阶段，教育几乎着重于体格与道德。书本与读书，甚至宗教，均有待于心理的发展。一直至他12岁，爱弥儿尚不知何为历史课，几乎未曾听到提及上帝。体格上的教育应列为第一。因此应安排爱弥儿在乡间受教养，因为唯有在乡间才能使生命健康与自然：

人们并非生就拥挤一堆成为蚁丘，而是散布于世界各地、耕耘于地球之上。他们越麇集在一起，就变得越腐化。疾病与犯罪是城市人口太麇集的必然结果……人类的呼吸对于其同类而言，即等于致命伤……人类已被城市吞噬。再过几代，人类将绝种或退化。人类需要更新，而且永远应从国家更新着手。让你们的小孩从其本身更新起，送他们到旷野，以恢复丧失在拥挤的城市和稀薄的空气中的活力。

鼓励孩童爱好自然与户外活动，养成朴素的习惯，以天然食物为生。有任何种类的食物比得上一个人在自己花园栽培的更使人愉快吗？素食最有益于身体，而且很少染上疾病：

儿童对肉食倒胃口，就是肉食有违自然的一个证据。他们偏食蔬菜、牛奶、面点、水果等。当心改变儿童这种天生的嗜好而使他们成为肉食者。关于此点，假如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那么就是为了他们的性格。我们如何能解释大肉食者通常较其他人孔武有力与残暴的事实呢？

吃过干净的食物后，就要养成好习惯。我们应培养爱弥儿早起的习惯：“我们看见太阳在仲夏升起，我们将看到它在圣诞节升起……我们并非懒惰的睡虫，我们享受冷天。”爱弥儿经常洗澡，而他长得强壮时就得降低水的温度，“最后冬夏均以冷水甚至冰水洗澡。为避免出乱子，这种变更是缓慢、渐进、不易看出来的”。他罕用任何头饰物，而且全年赤足，离开家与花园则例外。“儿童应习惯于冷而非热，太冷对他们并无任何伤害，假如他们能够及早暴露在冷天中。”鼓励儿童对自然喜好的活动。“他要到处跑跑时，不要强迫他一直坐着；他要安静时，也不要强迫他到处跑……让他跑、跳及让他的情绪随心所欲而大声喊。”尽可能勿让医生靠近他，让他由行动而非由书本甚至由传授的方式学到东西，让他自己做事。只给他材料与工具。聪明的教师将安排问题与工作，他会让他的学生从不小心打到自己的手指及戳到脚趾中获得教训。碰到严重的伤害时，老师会保护他，因教育而受苦则否。

自然是最佳的向导，不应朝着伤害这方面前进：

让我们先订下一条不必争论的规则，即自然界的主要刺激永远是对的。在人类内心并无原始的犯罪……请不要处罚你的学生，因为他不知犯过错的含义是什么。不要逼他说“原谅我”……他在行动上根本不知道道德是什么，他就不可能做任何违反道德的错误的事，因此，他就不应受到处罚，也可免去谴责……首先让他个性的根源得由自己表现。在任何事情上不必限制他，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他是什么。

然而，他需要道德教育，假如缺乏这项教育，他将变得危险与不幸。但不要对他说教。假如你要你的学生学到正义与仁慈，那么你本人就得先从正义与仁慈做起，而他一定会模仿你的。“实例！实例！不以举例来传授儿童任何事情，你永不会成功。”在这里你也可以发现一个自然的基础。人类本身具有善与恶（从社会观点而言）的禀赋，教育就是要鼓励从善而去恶。自爱是普遍的，但人类为保存其家庭与国家或其荣誉而迫他进入致命的毁灭时，自爱是可以被修正的。保存家庭与群体是社会的天性，正如每人欲保存其个人的自私的天性一般。同情可能来自自爱（正如我们敬爱养育与保护我们的父母时），但它能发扬光大为许多不同形式的社会行为与互助。因此，良心的某些形式是普遍与天生的：

请把你的目光投向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细读他们历史的每一卷。在所有这些信仰的残酷方式中，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仪态与习惯中，你处处可以发现善与恶同样的基本观念……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存在着天赋正义与品德的原则，不管我们的信条如何，我们以此原则来判断本身的行为或者他人的行为，到底是善或是恶。这一规则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

卢梭上述简要的见解，我们几乎可在康德的作品中逐字地发现其回音：

良心！良心！神圣的禀赋，发自天堂的不朽之声，的确是无知与能力有限的人类的指南针，但是聪明的与自由的、永远不会错的对善恶的判断力，使人类乐意接近上帝！人类天性的优越及其行动的道德观均存乎良心，离开了良心，我本人已无足使我胜过禽兽的任何所长——只不过是借不受拘束的智慧与无原则可循的理性之助，徘徊于错误之间。

因此，智育仅能在道德性格形成后为之。卢梭嘲笑洛克所谓以理性对待儿童的见解：

那些常以理性被带大的小孩，总使我感到他们格外的愚笨，就人类的天赋而论，理性……是最后也是最佳选择的成长——而你必须以此作为儿童的早期训练吗？使一个人具有理性，就是良好教育最后完成的工作，然而你主张由理性来训练儿童。你一开始就做错了。

绝不。我们必须宁可迟缓其智力教育，“尽可能让儿童保持精神（智力）上的闲散”。在12岁以前，假如儿童有意见，那么你很可能确信那些意见都是荒谬的。而切勿以科学来干扰他，这是一项无止境的追求。在追求中我们发现的每件事情，仅增加我们的无知和愚笨的骄傲。让你的儿童从生命的经验与自然界的产物学到东西，让他以天上的星星自娱而不必追寻星星的历史。

12岁时，智育可以开始了，爱弥儿也可以读些书。他可以读《鲁滨孙漂流记》，从自然转向文学，因为该书是叙述一个人在荒岛上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生活的故事，而这些阶段正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但在12岁之际，爱弥儿不必读太多的书。他将不理睬沙龙与哲学。他将不受艺术的烦扰，因为唯一真正的美就存在于自然界。他绝不成为“音乐家、演员或作家”。假如一旦有所需要，他宁可将在某些行业中获得一技之长，以便依靠他的双手谋生（很多有一技之长的移民，30年之后，正如伏尔泰所做的，将感遗憾而嘲笑卢梭的“木匠绅士”）。无论如何，爱弥儿（虽然他是一定财产的继承人）必须以手工或智力服务社会，而“无法赚取生活所需、好吃懒做的人就是贼”。

·宗教

最后，爱弥儿18岁时，我们应对他谈起有关神的事情：

我知道很多读者将会很惊奇地发现，我的学生早年的课程并未对他谈及宗教。15岁时，他还不知道他有灵魂。18岁时，他可能还没有准备研究灵魂……假如我不得不叙述最伤心的愚蠢，我必须描写一位腐儒教授儿童有关教义问答。假如我要迫使儿童发狂，我要求他能够解释他学到的教义问答……假如我们值得享有永生，毫无疑问我们将不可能放纵过一瞬的时间。但假如重复几个字就可以获得永生，我不了解为什么不在天堂安置八哥、喜鹊及儿童。

尽管这项呼吁已激怒了巴黎主教，卢梭仍将其哲学上最尖锐的矛瞄准当时的哲学家。我们看到生动描写伏尔泰或狄德罗之类的记叙：

我请教哲学家……我发现他们都有骄傲、武断与教条的脾性，甚至声称他们所谓的怀疑论知道任何事情。若无法证明任何事情，他们就互相嘲笑。这种嘲笑的特点……是使我感到他们唯一正确的一点。攻击上的自夸者，其实也是防卫上的弱者。衡量一下他们的辩论，全属于毁灭性的。比较一下他们的呼声，每个人都仅为自己说话……假如碰巧发现错误与真理之间有所不同时，他们人人都宁可喜好自己的谎言，而不喜好他人已发现的真理。为了本身的光彩而不欺骗整个世界的哲学家在哪里呢？

卢梭继续谴责不宽容之际，他与拜尔背道而驰，他排斥无神论，认为无神论较宗教狂热更具危险性。他对他的读者提供“信仰的表白”，以此他盼能转变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狄德罗的无神论趋势，回到信仰上帝、自由意志与不朽。他记起了年轻时代认识的两位神父——盖姆和加捷。他把这两位神父安置到萨伏依的幻想中的教区，而且他应用这个乡村教区的宣传工具说出了回归宗教的充分理由（卢梭的观点如此）的感触与立论。

《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就是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小教区牧师的写照。他私下对某些怀疑论者承认：他怀疑《先知篇》预言的神灵，《使徒篇》与圣人的神迹，及《福音书》的真实性。而且一如休谟，他问道：“谁敢出来告诉我，成为一项可信靠的神迹，到底需要多少证人？”他排斥恳求的祈祷，我们的祈祷必须是对上帝荣耀的赞美歌，而且是顺从上帝意志的表词。天主教教条内的许多教条，对于他而言，似乎是属于迷信或神学的。然而他感觉到，只要不提及他的怀疑，而且能对所有的人（无论信徒与非信徒）实践仁慈与善行，及忠诚地从事罗马教会的宗教仪式，他必能对他的人民提供最佳的服务。品德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信仰上帝、自由意志、天堂及地狱也是品德的必备条件。宗教，不管其罪行如何，已使男人与女人，比起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时，更具有品德，至少，也可使残忍与卑鄙降至最低限度。这些宗教传播似是而非的教条，或者以仪式来使我们厌烦时，为了团体的缘故，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怀疑归于沉寂。

甚至从哲学的观点而论，宗教本质上是正确的。卢梭提到的牧师，一开始就像笛卡儿一样说：“我存在，因而由我受到的印象，我有许多感觉；这就是使我体会的第一真理，而我也被迫接受它。”他迅速处理贝克莱的作品：“我有知觉的原因是在我本身之外的，因此他们影响我，不管我对他们是否有任何理由。他们被产生而摧毁那些独自属于我的部分……因此除了我自己之外，尚存有其他的实体。”第二步回答了休谟并启发了康德：“我发现我有力量来比较我的知觉，因为天赋予我积极性力量来处理经验。”这种心的主体不能解释为物质的一种的形式，思维行为中并没有物质或机械过程中的符号。非物质的心的主体如何加诸行为于物质的实体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但这是马上可以觉察到的一项事实，而且为了某些抽象的推理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否定它。哲学家必须学习承认某些事情可能是真的，即使他们不能了解它——而且尤其当它属于全部真理时，一个人最易马上觉察到。

第三步（牧师承认）仅是推理。我没有感觉到神，我觉察出正如在我自发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理性作为动作的原因，因此，在宇宙动作后就可能存在一项宇宙的理性。上帝是不可知的，但我感觉他是处处存在的。从我的眼睛的构造到星星的移动，我从许多例子中看到设计。我不仅不该再想着把有机活体中和世界系统中手段与目的的调节归因于偶然几率（虽然这经常以狄德罗的方式被大大增加），也不该将印刷《埃涅阿斯纪》时令人愉快的字母组合归因于意外的运气。

假如在宇宙奥秘后面有智慧之神存在，我们难以相信他会允许正义永远被击败。假如仅是为避免邪恶胜利的微弱信念，我必须深信有一位好的上帝，他保证善良终必胜利。因此，我必须信仰来世和报偿良好德行的天堂。虽然地狱的观念背叛我，但我宁可相信那些邪恶的人在他们内心中会遭受地狱般的痛苦。然而，假如为控制人类邪恶之念所需要的话，我甚至愿接受不好的教条，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祈求上帝不要使地狱的痛苦永远存在。因此炼狱的教条，作为处罚几乎是最反抗与无反悔的罪人的场所，比起永远受祝福与永远受惩二者择其一，是更具仁慈的。即使我们承认我们无法证实的天堂的存在，但若剥去人民在悲伤时获得安慰、在失败时撑得住的这个希望，将是何等的残忍啊！不信仰上帝与来世，道德观就会毁灭，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对于无神论者的哲学而言，生命就是由无数苦难到达可怕与永恒死亡的一个机械式的不幸历程。

因此，我们必须全部接受宗教是赐予人类的一项重要恩惠。我们也不必计较已使基督教分裂的各种不同教派，只要使人们的行为有所进步，希望有所维持。假如认为：我们自己以外的那些人，因为有他们自己的教规、神、神圣的雕像，“就该遭天谴”，这是荒谬与不适当的。“假如地球上只有一种宗教，而超出其界限之外，就应该被判为永远的处罚……那种宗教的上帝势必成为不公与残忍的暴君。”因此，爱弥儿将不被授以基督教的任何形式。“但我们将教导他选择的方法，使他能依其理性正确应用而择其适当的。”最好的方法是：继续信仰父母留给的或取自自己社团的宗教。而卢梭本人想象的牧师的忠告是：“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回到你祖先的宗教，内心虔诚地跟随它并永远勿抛弃它，它是最简单、最圣洁的。在宗教内没有比使道德观更纯洁，或者比它的教条更能满足我们的理性更重要的事了。”

1754年，卢梭已期望这种忠告——他曾回到日内瓦并服从该地的教条。然而，他未曾履行在解决法国事务后，他将回来并定居在那里的诺言。10年后，他在所写的《山间信简》（Letters from the Mountain）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否定了他祖先最忠诚的信仰。在他最后的10年，我们将看到他劝告别人信仰宗教时，几乎未提及宗教信仰的任何心得或他日常生活的见证。清教徒、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与耶稣会信徒群起联合攻击他。他代人受苦的“信仰的表白”大部分已非基督徒的。他为爱弥儿建议的教育，使基督教的读者因其非宗教而震惊，因为他们怀疑，一位普通的青年不以宗教来教养，而且后来也不选择一种宗教，是否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公民。除为了社会的方便，除了正式接受加尔文教义外，卢梭还抛弃了原罪与耶稣基督死亡赎罪角色的教条。他拒绝接受《旧约》中的圣道，并认为《新约》“充满了令人无法相信、违背理性的事”。但他爱好《福音书》，认为它是所有书籍中最动人与具有启发性的书：

人们能够马上写出一本如此富丽与如此雄伟的书吗？而其中叙述他的历史仅涉及一个人，这有可能吗？……他的行为是多么优美与纯洁，他的教训中含有多么感人的慈爱！他的话语何其高尚，他的说教何其深刻睿智，他的回答何其公正与清晰！何等人，何等圣哲能够在生活中、遭受痛苦时，甚至在死亡时，而无缺失与不夸张粉饰？假如苏格拉底的生死是一位哲学家的生死，那么耶稣基督的生死就是上帝的生死。

·爱情与婚姻

卢梭以50页的篇幅结束了有关萨伏依的牧师的篇章而回到爱弥儿本题时，他面临了性与结婚的种种问题。

他应该告诉他的学生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吗？不要等到学生提到性的问题，然后才告诉他实情。你只须坚持真理和健康，以便延迟有关性方面的觉醒。无论如何，不要刺激性方面的问题：

危险的年龄接近时，让年轻人认识那些可控制而非刺激的有关性的情况……将这些情况与大都市分离，因为那里有虚夸的服饰，女人的大胆正加速与期待自然的刺激，那里会给年轻人悦目的快乐，而他将一无所知，一直到他们有能力为自己选择的年龄时……假如他们的尝试是艺术，那么把他们放在乡镇，保护他们……避免危险的怠惰。小心为他们选择他们的同伴、他们的职业及他们的快乐；给他们看谦虚与感人的模样……培养他们感性而不激发他们的情感。

卢梭担心一次恶癖（自渎）导致的可怕的结果，对此，他本人似乎有第一手经验：

在白天或夜晚，不要离开你的年轻子弟，至少，应与他同居一室。除非他有睡意，否则不要让他上床，而一旦他已醒来，就要他马上起床……假如他一旦得到这一危险的习惯，那么他就完了。从那时起，身体与灵魂将大受削弱……他将被搬运到坟墓，由于……年轻人最易得的致命的坏习惯的结果。

他为他的学生制定了下列规则：

亲爱的爱弥儿，假如你不能控制你的热情，我同情你，但我将不做片刻的犹豫。我将不容许逃避自然的目的。假如你必须成为奴隶，我宁可将你送给一位暴君，而我可以从他那里把你救出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轻易地将你从女人的役使下救出来，较诸从你自我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更为容易。

但不要让你的同伴嘲弄你并因此进入妓院！“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游说你呢？因为他们要引诱你……他们唯一的动机是秘密的恶意，因为他们看到你比他们好，他们要使你降低到他们的水准。”

较好的途径就是结婚。但是与谁结婚呢？卢梭这位老师描写他理想中的女孩、妇女与妻子，而且努力将这个观念深植于爱弥儿的心中，让它成为寻找伴侣的向导与目标。卢梭担心碰到男性化、喜统御、放肆的女人。他看到文明的堕落是由于与日俱增的男性化的女人驾驭着与日俱增的女性化的男人。“在任何地方，男人都是由女人塑成……让女人恢复女人应有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会再成为真正的男人。”“巴黎的妇人滥用单方面的权利而不愿放弃异性应有的权利，因此就她们应有的整体而论，她们实际上一无所有。”在清教徒国家，她们做这些事情可能要好些，在那里谦虚并非诡辩家之间的嘲笑，而是忠贞母性的一项承诺。妇女的地位在家中，正如古代希腊人一般，她应该接受她的丈夫为一家之主，但她必须拥有最高权力。在那样的安排下，人类的健康才能赖以保存。

女子教育的目标即在创造这类的女性。她们必须在家庭而由她们的母亲来教育，从烹调到刺绣，她们必须学习所有家庭的艺术。她们必须尽早从宗教方面获得许多好处，因为宗教有助于她们谦虚、品德与服从的培养。女儿毫无疑问应接受她母亲的宗教信仰，而妻子应接受丈夫的宗教信仰。无论如何，让她远离哲学，并以整天泡在沙龙里无所事事为耻。但是，女孩不应被迫变得愚蠢而胆怯，她应该是活泼、快乐与热情的，她应能随心所欲地唱歌与跳舞，而且享有年轻人所有的纯真快乐。让她参加舞会与运动，甚至歌舞剧——在适度的辅导与良好的同伴陪伴之下行之。假如她想成为一位有思想的男人的理想妻子，她的身心应保持积极与警戒。在考验求婚者或面临择偶的终身大事时，她可被允许卖弄某种程度的风骚。适当地研究女性的工作是男人的事。

这种理想的少女与女性已深植于爱弥儿的寄望之后，他可以外出去求偶了。是他，而非他的父母或他的教师，来决定选择，但他可以此事来感激他们，及由于他们经年对他的爱护，他可以个别地向他们咨询意见。你希望到大城市去看那里的女孩吗？很好，我们将到巴黎去，你将可看到那些吸引男人的少女是怎么回事。因此爱弥儿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混在“社交世界”中。但他并未发现像他聪敏的老师描写的那一类型的女孩。“那么，巴黎，再见了！闻名的巴黎，带着喧闹、黑烟与脏乱的巴黎！在那里，妇女已不重视荣誉，男人也不重视品德。我们在寻求爱情、幸福、纯真。我们离开巴黎越远，对我们越好。”

就这样，师生二人又回到乡间。瞧呀！在离开疯狂的群众老远的小茅屋中，他们遇见了苏菲。在这里（指第5卷）卢梭的论述成为：被理想化却很令人愉快，并以成名作家的技巧来叙述的一篇爱情故事。在教育、政治及宗教方面长篇大论后，卢梭的兴趣转向爱情故事，而当时泰蕾兹正忙于家务。他开始梦想他那温柔的女人，她是他在游荡的烦乱时刻中发现的，并以他最后的爱恋热忱来为她取名。

这位新的苏菲是一位很富有的绅士的女儿，这位绅士目前已安逸地退休并过着朴素的生活。她健康、可爱、谦虚、温柔——而且很能干。她帮助她母亲做每件事情时都显得轻快、平静：“只要她带着针，事事皆可完成。”爱弥儿认为有理由再来，而她也认为有理由接受他进一步的造访。逐渐地，他领悟了苏菲具有他老师认为的理想的全部优点，这是一种多么神圣的巧合呀！几个星期后，他的热情已上升到吻她衣边的程度。再过几个星期，他们订婚了。卢梭坚持订婚应有正式与庄严的典礼；每一方式都应具备——以宗教仪式及其他——以便永志不忘，提高婚姻结合的神圣。然后，爱弥儿在幸福的顶端兴奋抖颤之时，这位难以置信的老师，却不愿自由与自然，要他的学生离开未婚妻两年出外旅行，以考验他们的爱情与忠贞。爱弥儿只有服从师命与未婚妻泣别。俟他归来之时，她仍然是处女。他发现苏菲完全信守婚约，于是他们结婚了。老师又指示他们互相履行应尽的义务。他吩咐苏菲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床笫与膳食之事则例外。“假如你示惠时稀少又珍贵，你可以爱情长期驾驭他……让爱弥儿尊重他妻子的贞操而不会埋怨她的冷淡。”《爱弥儿》这本书以三位主角合而为一的胜利来做结论：

某日早晨……爱弥儿进入我的房间并拥抱着我说：“我的老师，恭喜您的孩子吧！他希望马上就有做父亲的光荣，一份何等的责任将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是如何迫切地需要您！然而，上帝不容许您教育我的儿子一如教育他的父亲一般。除了我自己，上帝禁止任何人来完成如此甜蜜与如此圣洁的工作。但是请您继续担任我年轻教师的老师吧！给我们忠告并请约束我们，我们乐意接受您的教导。只要我活着，我就需要您……您已完成您的责任。您享受着您的丰收的休闲生活时，请指引我追随您的风范。”

经过两个世纪的颂扬、嘲笑及实验后，整个世界普遍同意：《爱弥儿》是美丽的、具有建设性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教育是一个枯燥无味的题目，因为我们总以痛苦来记忆它，我们并不介意来倾听它，而且我们常因它任何过分的苛求在离开学校以后，使我们老是感到愤愤不平。然而关于这一严肃的主题，卢梭却写了一篇吸引人的爱情故事。简单、直接、个人的体裁吸引着我们而不顾及某些浮华的夸张。我们身不由己地被这位无所不知的教师牵着鼻子走，虽然我们必须犹豫让我们的孩子们听任摆布。颂扬母爱与家庭生活后，卢梭带着爱弥儿离开他的父母，脱离他将来必须生活的社会，而在防止腐化的孤独生活中教养成人。卢梭从未带养过小孩，他不晓得一般儿童的天性就是好忌妒、贪婪、好作威作福的淘气鬼。假如我们让他一直成为学习纪律而不守规则、勤劳而不听指导的人，他会渐渐变成一个懒惰的、无能的、无政府状态的且不能适应环境的、肮脏的、蓬头垢面的、受不住环境打击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位愿意花费20年光阴来教育一个儿童的老师呢？

从著述的兴奋中清醒后，卢梭可能会承认这些与其他的困难。1765年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位热忱者来拜访他，并突然大事恭维：“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很荣幸地从您的《爱弥儿》那里学到的原则来教养他的孩子。”卢梭咆哮说：“先生，对你与你的孩子，这就糟了。”在《山间信简》第5篇中，卢梭解释说那是为圣人而非为一般父母而写的书：“我在序言中已说得很明白……我的关心的确为圣人考虑而提供教育新制度的计划，并非为一般父亲与母亲们提供一种方法。”一如他师法的柏拉图，他把小孩带离了父母的影响，希望小孩从基础教育毕业后，那时他已有能力来教养自己的小孩。也像柏拉图一样，他“在天堂贮藏了一幅完美图景”，以便“那些喜欢它的人会看到它，而看到它时，他可以照样统御自己”。他宣布他的梦想，而且深信它对某些男人和女人，会带给他们灵感并使之有所改善。这一梦想确已实现。

第八章　卢梭的流浪生活（1762—1767）

逃亡

像《爱弥儿》这样一本公开攻击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想要通过检查而在法国出版，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检查者是富有容忍与同情心的马勒泽布。在允许出版之前，他促请卢梭删去该书内可能招致教会激烈攻击的几段文字，但卢梭拒绝了。几位非基督徒以假名发表文章而避免个人遭受迫害，但卢梭勇敢地在他的书的封面使用了真名。

哲学家更指斥《爱弥儿》背叛哲学，法国大主教及巴黎与日内瓦等地的长官谴责它叛离基督教。反詹森派教徒（anti-Jansenist）的巴黎大主教于1762年8月准备好了强有力的宗教指令攻击该书。亲詹森教派的巴黎议会正忙着驱逐耶稣会教徒，然而该议会显示出其维护天主教教义的热忱，《爱弥儿》一书的出现正是其给予教会致命打击的良机。与议会斗争的贵族院，倡议逮捕卢梭。风闻这一消息的卢梭的贵族朋友，劝他马上离开法国。6月8日，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急信给卢梭：“一道逮捕你的命令已经颁下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走吧！……焚你的书，并未害及你，但是你确不可等着入狱，请与你的邻居商量。”

他的邻居就是卢森堡元帅与夫人。他们恐因卢梭被捕而受牵连，与孔蒂亲王促他早走，并给他钱财与可以跨越法国到瑞士的一辆远程马车。卢梭很勉强地接受。他委托元帅夫人照顾泰蕾兹，于6月9日离开了蒙莫朗西。就在当天，一道逮捕卢梭的命令已经颁下，但该令执行的缓慢是故意的，因为很多政府官员有意让卢梭及时逃出。就在同一天，德弗勒里手执《爱弥儿》一书的抄本，告诉巴黎议会说：

这本著作似仅以将一切回归于自然宗教，及以发展作者为教育其学生所做的计划中的犯罪系统为其主要目标……

卢梭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当的好处，就其所在地的气候、政府与人民的性格而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他敢于寻衅摧毁《圣经》的真理、先知的预言、《圣经》中描写的奇迹的真实性、天启的绝对可靠性，及教会的权威……他嘲笑与亵渎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基督教……

作者居然大胆将其姓名签于本书之上，应尽速将其逮捕归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以最严厉的处分，对付作者与那些……曾阅读或推销此书的人，以伸张正义。

议会旋即下令：

刑罚最高执行者应将该书在司法大厦正面楼梯下的广场上撕毁并焚烧，那些拥有该书抄本的人，应把那些抄本送到登记处烧焚；严禁出版商出版、贩卖、推销本书；所有贩卖者或推销者将依其所犯法条的轻重予以逮捕或判刑……而卢梭应被逮捕送到王宫的巴黎古监狱（Conciergerie）。

6月11日，《爱弥儿》一书依照命令“撕毁并焚烧”，但那天卢梭已抵达瑞士。“抵达伯尔尼的片刻，我吩咐车夫停下来，我走出马车，卧倒地上，吻着土地，而满怀着一种强烈快乐的情绪，大声喊道：‘上苍，品德的保护者，应受赞扬，我已触及自由之土！’”

他的马车继续朝着伊韦尔以东的方向走，该地靠近纳沙泰尔湖南端，属于伯尔尼。在那里，卢梭停留了一个月，与他的老朋友罗甘相聚。卢梭需要在日内瓦找个家吗？但是，6月19日，统治日内瓦的二十五议会（the Council of Twenty-five）谴责《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为：

不虔诚，可耻，狂妄，充满了反宗教的亵渎与诽谤。在怀疑的气氛下，作者集合了有意腐蚀、动摇与摧毁基督教主要基础的每件事情……这些以法文（而非以秘密的拉丁文）、以最具有引诱性的体裁，而且以“日内瓦公民”的名义来出版，尤具危险且更可谴责。

该议会下令焚毁上述两本书，禁止销售，并颁下卢梭一旦踏入共和国的领土即应逮捕的命令。日内瓦的牧师对此并未提出抗议。毫无疑问，他们担心对“萨伏依牧师虔诚的表白”，作者表示了他们的同情时，势必证实了达朗贝尔透露给他们秘密的唯一神教派的情感。雅各布·韦尔纳是卢梭多年的朋友，背叛了卢梭并要求他回避。卢梭回忆说：“假如在一般大众中有任何谣言，那是对我不利的，好管闲事者与腐儒正以鞭笞一位未能背诵教义的学生的方式公开虐待我。”

伏尔泰对他的对手（卢梭）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读了《爱弥儿》，他对该书的批注，我们今日尚可在日内瓦图书馆所存伏尔泰的抄本中看到。6月15日，在伏尔泰写的有关本书的一封信中，他说：“这是由一位愚蠢的奶妈用4卷书拼成的杂碎，以40页史无前例地大胆攻击基督教……攻击耶稣基督，正如他说出许多有害的事情以攻击哲学家一般，只不过哲学家较牧师宽容而已。”无论如何，伏尔泰很羡慕“虔诚的表白”。伏尔泰称它们为“好的50页”，但是他接着说：“它们是出于这类的骗子的手笔，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他在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中说：“我将永远敬爱《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作者，不管他已经做了什么，及他将来可能做什么。”他听到卢梭已变为无家可归时，他大声喊叫：“让他到这里（费内）来，他一定要来，我将摊开双臂迎接他，他将是我这里的主人，地位比我高，我将款待他一如我儿。”伏尔泰将这项邀请书分送7个不同的地址，卢梭必曾收到其中之一，因为卢梭后来曾表示以未能给伏尔泰回音为憾。1763年伏尔泰重邀卢梭，卢梭拒绝，并指控伏尔泰煽动二十五议会谴责《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伏尔泰否认卢梭的指控，很显然伏尔泰说的是真话。

早在1762年7月，伯尔尼的参议院通知卢梭说，该院已无法容忍他出现在伯尔尼城。他必须于15天内离开，否则将被捕入狱。同时他接到了达朗贝尔善意的短笺，劝他到纳沙泰尔领地定居，因为该地是在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管辖之下，而由基思伯爵统治。达朗贝尔说：“基思伯爵将以《旧约》族长接待有品德而被迫害的人一般来接待您。”卢梭颇为犹豫，因为他曾经严斥德皇是披着哲学家外衣的暴君。然而，1762年7月10日，他接受了罗甘外甥女拉图尔夫人之邀，迁入她在莫捷特拉弗斯（Môtier-Tavers）拥有的一间房子，在纳沙泰尔西南方15英里处，那里正如博斯韦尔描写的：“群山环绕的美妙翠谷。”约7月11日，卢梭以显著的谦虚与自豪向统治者申请，他写道：

普鲁士之王：

我曾好几次说过您的坏话，我将来可能说您更多的坏话；虽然我被驱逐而离开法国、日内瓦、伯尔尼，来到您的国土寻求庇护……陛下，我实在配不上您的恩赐。我对您无所祈求，但是我应向陛下宣称，我是在您的权力控制之下，而我也愿意如此做。陛下可随时处置我。

在“七年战争”进行中的某一天，腓特烈曾写信给基思伯爵说：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可怜的不幸者。他唯一的冒犯，就是具有许多他认为好的奇异见解，我要给他100银币，从这一款项中，烦你给他所需的一切，我想他乐意接受现成的供给，而非现款。假如我们不再进行战争，假如我们不被摧毁，我将为他建造一座有花园的隐居处所，我相信他可以像我们的祖先一般在那里生活……我相信可怜的卢梭已失业。很显然，他生来命中就注定过着著名隐士的生活，一位凄凉的父亲，以严酷和鞭笞出名……我的结论是，你野蛮的道德正如他心境那般的纯洁是不合逻辑的。

被卢梭称为憔悴、年老、心神不定的圣人基思伯爵，送食物、煤、木柴给卢梭，而且建议“为我建造一间小屋”。卢梭认为这种供给来自腓特烈，而拒绝接受，但是“从那时起，我是如此真诚地倾向于他，以至于我已与他的荣耀息息相关，就如直到那时我对他的成就认为是属于不正当那么强烈”。11月1日，战争快要结束时，他写信给腓特烈，提出了和平工作的方案：

陛下：

您是我的保护者与恩人，而我已有感激之心，假如我能够，我愿与你共尽责任。

您要给我面包，难道您的臣民中没有一个缺乏面包吗？

请您把在我眼前闪闪发亮而且会伤害我的剑拿开。

……您国王生涯的气概是伟大的，而您离属于您的时代尚远，但是时间已很急促，没有一刻容您浪费……您能决心不为人间最伟大的豪杰默然而逝吗？

能够容许我眼见公正而令人敬畏的腓特烈二世，最后，使他全国的人民幸福快乐，能使自己作为人民的保护者。那么我，卢梭，国王们的对头，愿在他的王位下欣然而逝。

腓特烈没有公开回答，但是基思到柏林时，国王告诉他说，他已从卢梭那里挨了“一顿骂”。

很显然，为了保有实际的家庭，卢梭要泰蕾兹来与他团聚，至于她是否愿意来，卢梭还是没有把握，因为他已“长期觉察到她的爱情越来越冷淡了”。他把此事归咎于已与她停止性生活，“因为与女人的性生活有害于我的健康”。可能她现在喜爱巴黎甚至瑞士，但是她毕竟来了，于是，他们含泪相聚，最后盼望至少能有几年安定的日子。

卢梭与大主教

接下来的4年是卢梭夫妇生活得最不愉快的时期。纳沙泰尔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公开指责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地方当局又严禁《爱弥儿》一书销售。可能为安抚这些人，或出自遵循他所著《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一文中观念的真诚愿望，卢梭曾向莫捷的牧师请求参加教堂礼拜（泰蕾兹一直是天主教徒）。卢梭的请求被接纳了，他参加宗教生活，“以内心真正的感动，而眼睛充满了怜悯的眼泪”来接受教会。他穿着亚美尼亚款式的服装——皮帽、长袍与腰带，长袍可以掩饰他尿道障碍的痛苦，此举成为大家的笑柄。他以这种打扮赴教堂，而且以这种打扮拜访基思爵士，基思并未批评他的服饰，只是祝福他。他继续以抄写乐谱来增加收入，现在他又加上了缝纫，及学做花边：“像妇女一般，我拜访人家时，我随身带着坐垫，或者在我家门口坐下来工作……这种方式已使我与我的女邻居消磨时间，而不感到厌倦。”

可能就在这段时间（1762年底），出版商说服他开始撰写《忏悔录》。他已断然放弃写作，但这个著作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性格与行为来反抗敌对者，尤其是反击哲学家的指控与沙龙内的言论。尤有甚者，他必须答复一大堆各方面的来信。妇女们特别给予他倾慕的安慰的温馨，不仅因为她们对遭受驱逐的著名小说作者表示同情，而且因为她们渴望恢复宗教，及看到了《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及其作者在信仰中并无真正的敌人，而是打击悲惨的无神论者的斗士。对这类的妇女及一些男人，卢梭成了他们的教父忏悔者、灵魂与良心的指导者。卢梭忠告他们保持或者回到他们年轻时代的宗教信仰，而不必考虑科学与哲学提到的难题。那些不能相信的难题并非问题的重心，我们可以不声不响地把它们搁置一边。最主要的是信仰上帝与不朽，以那种信心与盼望，任何人皆可超越自然界难理解的困扰及生命的所有痛苦与悲哀。一位背叛自己宗教的年轻天主教徒请求怜悯；忘记了自己也曾背叛过的卢梭，告诉他不要被意外事件困扰。“假如我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我愿一直保持着天主教徒，你要弄清楚你的教会在人类理性的徘徊中，曾做了有益的限制。它必须探测事理奥妙之处时，这种限制也无法寻求出其底与边。”对几乎所有这些追求智慧的人，卢梭劝告他们从城市迁到乡村，从诡计与复杂恢复到自然朴素的生活，及对婚姻与为人父母的生活要感到相当的满足。

那些遭受世俗牧师与不可知论者的神父惊动的妇女，仅由通信即已坠入了这位不受世俗欢迎而且遭所有教会排斥为异教徒的卢梭的情网。布洛夫人，这位拥有头衔而且受人尊敬的女性，曾对一群贵族与淑女大声疾呼说：“只有高尚的品德能使具有情感的妇女避免把她的生命献给卢梭，假如她确知卢梭会热情地爱着她。”拉杜尔夫人在卢梭给她的信中误解了某些恭维话而把它当成爱情，她温柔、亲切、情感流露地给卢梭回信，她将自己的画像寄给他，向他抱怨他待她甚薄；他以从来未与之谋面的男人的冷静给她回信，她愈感到沮丧。但仍然有许多信徒愿吻他走过的地面，某些人在他们自己心中给他竖起了祭坛，某些人称他为再世的基督。有时他对待他们很正经，并自认为他本人就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新信仰的创造者。

在这些颂扬中，反对声也加强了。与此对应的，一位犹太教的高级牧师煽动人民谴责卢梭为危险的革命者。1762年8月20日，巴黎大主教克里斯多夫·德博蒙对他教区所有的牧师发布教令，要他们在教堂聚会中宣读他公开指责《爱弥儿》一书的29页文告。德博蒙主教是严正的正教人士而且享誉一时，他曾大力攻击詹森教派、百科全书派及哲学家。现在他似为卢梭明显脱离无信仰的阵容后，已联合上述各派人士攻击主教心中认为的整个法国社会秩序与道德生活赖以维系的宗教信仰。他的文告便以引用圣保罗写给提摩太教会的第二封信原文为始：“被自己利益所昏迷者、狂妄与高傲的渎神者、内心吞噬傲慢的邪恶毁谤者、爱好享乐更甚于爱上帝者、精神腐化及信仰固执者，他们的毁灭日子来到了。”的确，那个时刻来临了！

无信仰、因热情而大胆将自己置于任何形式以使自己于某些途径中，适应所有的时代、性格与阶级。有时……它采取了平淡、愉快与轻浮的风格。因此有许多神话，正如它们本身具有的邪恶般的猥亵（伏尔泰的小说），以玩弄幻想作为诱惑与腐蚀心身的法宝。有时影响了其本身观点的深奥与崇高，自命要回到知识的第一个原则，与担负起神圣的权威，以使抛脱它们认为不诚实的人类枷锁。有时它像狂怒的妇人叱责宗教的热忱，然而热忱传播普遍的容忍。而且，有时结合了言辞上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它将严肃混杂了嬉戏、纯洁的名言混杂了猥亵、伟大的真理混杂了莫大的恐怖、信仰混杂了渎神。一言以蔽之，它企图在光明与黑暗之间、耶稣基督与恶魔之间从事调解。

这些——巴黎大主教说——尤其是《爱弥儿》一书的写作技巧让它成为充满哲学词汇却无哲学真髓的一本书，充满了尚未启发作者的片断的知识，而仅能混乱读者的思维，作者是将言行弄成前后矛盾，将态度的朴素与思想的虚华、将古代名句与革新的狂热、将其本人退缩的暧昧与想出风头以博名闻全世界等相混的这么一个人。他排斥科学却培植科学，他赞扬《福音书》的优点却排斥《福音书》的教训。他已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教师以欺骗人类，成为群众的导师以误导世界，用世纪的神谕以毁灭世纪。

巴黎大主教对卢梭建议爱弥儿在12岁或甚至18岁以前不要向他提及神一事感到震惊。那么“一切自然界将宣布他们创造主的荣耀归于无效”，而所有道德的教训将失去对宗教信仰的支持。正如作者假定的，人非生而性善，他是生来就有原罪的。他共享了人性共同的腐化。最聪明的教育者——所有当中最好的一位，应由神恩引导的牧师，将使用每一正当的方式培育人性中好的冲劲，并铲除其劣根性。因此，他将以“有助于朝向拯救之路的宗教精神的牛乳”来喂养儿童。只有以这种方式的教育，儿童才能发展成为一位“对真正上帝的真诚信徒，统治者忠贞的臣民”。如此多的罪与恶甚至超过这种勤勉的教训，想想看假如缺乏它时他们将变成什么。邪恶的洪流将吞噬我们。

为了这些理由，巴黎大主教估计：

经与数位具有贞德与智慧的名人磋商与祈求上帝的圣名之后，我们谴责上述该书含有败坏自然法与基督教基础的恶劣的教条，建立与《福音书》道德教育相反的原则，有意扰乱国家和平而领导反抗主权权威的叛变，包含了错误、诽谤的建议，充满了反抗教会与圣职人员的仇恨……因此我们明确依刑法严禁本教区任何人阅读或保存上述该书。

这道教令是以“国王特权”的名义颁布的，很快到达了莫捷特拉弗斯。已决心永远不再写作的卢梭，决定答复。在他搁笔之前（1762年11月18日），他的答辩竟达128页。该答辩于1763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标题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写给克里斯多夫·德博蒙，巴黎大主教》。巴黎议院及日内瓦议会很快加以谴责。遭受欧洲两种主要宗教的攻击，卢梭也以攻击它们为报复。现在，曾否认哲学的这位审慎的浪漫派作家鲁莽大胆地一再重复他的论据。

他以对手们在无休止辩论中互相提到的一个问题为开端：“为什么我必须向您提及任何事情，我的主教？我们能说哪种共同的语言，我们如何彼此了解？”他以曾写过书为遗憾，一直到38岁时他才开始写书，而他陷入这种错误是由注意到第戎学院那“可怜问题”的意外事故引起的。对他的论文的批评使他做了答复。“辩论又引至辩论……而我发现我自己，可以说，变成了一位已达退休年龄而尚未退休的作者。”从那时到现在，“安静与朋友均已消逝”。在他一生中，他强调自己曾经：

比启发更具热情……但忠心于每件事……朴素与善良，但敏感与衰弱，常做坏事却永远爱好善良。宁愿固守着自己的情感而不喜好自己的利益……敬畏上帝而不怕地狱，推理分析宗教而缺乏自由思想。既不爱不信上帝也不爱宗教狂热，但痛恨不容忍甚于自由思想者……对我的朋友承认我的错误及对全世界的人承认我的意见。

对《爱弥儿》一书所受的谴责，他为加尔文教感到悲哀甚于天主教。他曾骄傲地自命为日内瓦公民而离开法国，盼望在其故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及在故乡得到慰藉。他受尽屈辱。但“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我的心扉已关闭，我的手在发抖，我的笔从我手中掉下。我必须默不作声……我必须暗自饮啜悲哀中最辛酸的苦汁”。看那个在“这个世纪中因哲学、理性和文学而如此成名”的人，胆敢“维护上帝的主义”——看他“受辱、放逐，从一乡到另一乡被追逐，一处庇护所到另一处庇护所，从不以他的贫穷为意，从不以他的虚弱为同情”。最后在一位“杰出与开明的君主”之下，找到了庇护所，而在四周环山的瑞士小村庄中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最后为寻求隐姓埋名与和平宁静而思考，但甚至在那里也被牧师们的咒诅追逐。这位大主教，“是一位有品德的人，灵魂的高贵正如他的出生一般”。他本来应该谴责迫害者，相反他无耻地授权他们，“他本应为受压迫者的主义而辩护”。

卢梭看出德博蒙大主教特别被人性本善或者至少并非属恶的论点激怒。德博蒙了解：假如这个论点是真的，假如人不是生时就带来亚当与夏娃所犯的原罪，那么基督的赎罪教条就要崩溃了，而这一教条就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卢梭回答说，原罪的教条在《圣经》中并没有清楚的规定。他认为德博蒙大主教对迟延接受宗教教规的建议一定感到震惊，卢梭回答说由牧师或修女来教育儿童并不能减轻原罪或犯罪。那些学生长大后，已失去对地狱的恐惧，而宁愿喜欢目前的快乐而寄望于未来天堂的乐园；而那些牧师——他们是现代法国品德的模范吗？但是，“我是一位基督徒，真诚的基督徒，并遵循《福音书》的教训；我是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位基督徒，而并非牧师门徒的基督徒”。然后，朝日内瓦望了一眼，卢梭接着说：“很高兴出生在地球上最圣洁、最富理性的宗教中，我一直战战兢兢承续着祖先的信仰。与他们一样，我以《圣经》与理性作为我信仰生活的唯一准则。”他已感受到那些谴责，他说：“虽然聪明人会像你那样思考，但如整个教区也必须认为如此是不好的。”——

这就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对我的呐喊。这可能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你的书房时，你本人要告诉的一切。人们就是这样的，他们的言语随着衣着而改变，他们仅在穿上道袍时才说实话，穿着一般世俗服装时，他们仅知道如何说谎话。不仅在人类面前他们是欺诈者、骗子，而且他们厚颜无耻地处罚那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成为他们同伙的人。

我们的大众信仰与我们的传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文明腐化的本质。我们必须尊重某些偏见，但假如那偏见使教育变为对大众的诈欺而腐蚀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则否。假如那些偏见成为我们的致命伤时，难道我还要对其罪行保持缄默吗？——

我并没有说，我也不认为，没有好的宗教……但我说过……在那些居领导地位的宗教中未曾残酷伤及人性的则没有一个。所有的教派蹂躏其他教派，所有教派对上帝的奉献仅是人血的牺牲，只要属于这些矛盾的来源，他们就能够存在。想把他们铲除掉就是罪恶吗？

接近他的答复的末端，卢梭很有情感地为他的《爱弥儿》辩护，并怀疑为什么没为《爱弥儿》的作者树立雕像：

……这不是仅以和平、仁慈、忍耐、爱好秩序，及任何事情都服从法律，甚至在宗教方面亦然的一本书吗？这不是宗教的宗旨如此美好地被建立，道德如此地被尊重……邪恶被视为愚蠢，而品德被视为可爱的一本书吗？……是的，我敢说：假如欧洲有一个真正开明的政府存在的话……他会将公共的光荣送给《爱弥儿》的作者，会为作者树起雕像。我太了解人们，以至于不敢期待这种承认，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致不期待他们做过的事。

他们已为他树立了雕像。

卢梭与加尔文教派

卢梭致德博蒙主教的信仅使法国少数自由思想派与少数瑞士政治叛徒感到愉快。在23件致作者的“反驳书”中，几乎全部来自新教徒。日内瓦加尔文教派在该函中看到对神迹与《圣经》启示的攻击，宽容这种异端势必再激起像达朗贝尔曾指责他们的那种危险。由于对日内瓦自由分子为维护他而发言的失败感到愤怒，卢梭将一份放弃公民权的文书送致日内瓦大议会（1763年5月12日）。

这项行动获得某些有力的支持。6月18日，一个代表团向国家第一行政长官提出一项日内瓦市民与公民的非常谦虚与可敬的抗议，在其他冤情中，该团埋怨对卢梭的判决是非法的，而没收日内瓦书摊中《爱弥儿》一书的复印本实已侵犯了个人财产权。二十五议会摈斥了这个抗议，同年9月检察官特龙金（伏尔泰的医生的表兄弟）发表了《乡间信简》，为议会遭议论的行动做辩护。“代表们”请求卢梭答复特龙金。作为还击，卢梭于1764年12月发表了9封《山间信简》——来自他的山间的小茅屋——对日内瓦平原的寡头政治进行反驳。对牧师如同对议会的愤怒，他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地攻击加尔文教，有如攻击天主教。

他正式对代表们的领袖宣读他的书信。在开始部分他抨击反对者草率地谴责他的书及他的人格，而没有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他承认他的书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自己也发现书中有很多错误，我不怀疑别人能发现更多的错误，还有既不是我也不是别人所已觉察到的……在听过双方面的说法之后，大众将会判断……该书获胜或崩溃，而这个案件也告了结。”但该书是“有害”的吗？任何读过《新爱洛漪丝》和《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人会相信它们的作者有意摧毁宗教吗？诚然，这些著作企图摧毁如“人类最可怕的瘟疫、圣人的遗憾与暴政的工具”的迷信。但是，这些著作没有肯定宗教的必要性吗？作者被指控为不信基督。作者是信仰基督的，但以与指控者不同的方式信仰而已：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权威，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同意他的训诫是崇高的……我们承认天启是来自我们无法了解其底细的圣灵……福音中神的权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赋予这项权威，我们承认在他的行为中有超越人类的品德，及在他的教训中有超人的智慧。

第二封信（忘了《社会契约论》）否认市民议会有权判决宗教事件。新教徒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即个人有为其本人解释《圣经》的权利，已在谴责《爱弥儿》一书时被破坏无遗。“假如你今日对我证实关于信仰的事件，我不得不呈给某人做决定，明天我将成为一位天主教徒。”卢梭承认宗教改革者轮到他们本人，也变成个人解释《圣经》的迫害者，但此举并不使（若没有这一原则，新教徒反抗教皇权威是不正当的）这一原则变得无效。他指控加尔文教的牧师（除了我的牧师）继承了天主教信条不容忍的精神。假如他们关于宗教改革的精神是真诚的，他们势将维护个人发表其解释《圣经》的权利。现在他愿对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牧师所做的观点进一忠言：

一位哲学家对他们抛了急速的一眼。他看透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反耶稣的教徒，否定三位一体的教徒，他这样说，是想给他们光荣，但他并不了解他正危害他们现世的利益——唯一决定现世人们信仰的事。

在第三封信里，卢梭担当起指控他斥责神迹的挑战。假如我们将神迹下定义为破坏自然法则，那么我们不确定是否任何事情都是神迹，因为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自然法则。甚至每天看到非由违背自然法则、而由科学完成的一种新的“神迹”。“古代先知可以使火从天上掉下来，今天的儿童可用一片玻璃做得跟先知们同样好。”约书亚使太阳消失，任何年鉴的作者也能以计算日食的方式来实现同样的结果。而那些在蛮族中表演这种奇迹的欧洲人也因而被认为是神。因此过去的“神迹”——甚至耶稣的那些神迹——也可能是被民众曲解的自然结果。或许耶稣使之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并非真正的死。此外，一位教师的“神迹”怎能证明他的学院的真理？基督警告那些“以大手势作为奇迹”的“假基督”。

卢梭以帮助中产阶级代表们为主旨作为他的信的开端。他并未为民主政治方针扩大参政权而呼吁。诚然，在第四封信中，他一再强调选举性的“贵族政治”是最好的政府，同时他向日内瓦统治者保证，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理想，就日内瓦宪法而论，是很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在第七封信中他告诉他的朋友，他抗议中产阶级认为该宪法承认在总议会选举及其年会期间，可授予拥有参政权的市民无限的权力，因为一年当中其余的时间，公民毫无权力可言。在长期的中断期间，二十五议会就是“法律最高的仲裁者，因此决定所有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在总议会以主权者姿态出现的市民与中产阶级，在其休会之后，便成为“独裁者的奴隶，毫无防卫地交给25位独裁者去处置”。这几乎是革命的呼声。然而，卢梭反对这种最后的手段。在最后一封信中，他赞扬中产阶级是国家中最清醒、最爱好和平的阶级，夹在富有与暴虐的贵族社会、残酷与愚蠢的民众之间，但他忠告代表们应保持耐心、信服公理、及时改过。

《山间信简》攻击卢梭的敌对者并引起他的友人不愉快。日内瓦的牧师们对他的异端学说感到惊恐，而更为卢梭扬言说他们也同意他的学说感到震惊。现在，他对加尔文派传道者严厉抨击，骂他们为“贱民、骗子、愚蠢的谄媚者、疯狂的狼”，并表示他宁愿喜欢法国乡镇朴素的天主教牧师。代表们在为获得更多政治权利所做的斗争中并未利用卢梭的信简，他们认为卢梭是危险、靠不住的盟友。卢梭决定不再参与日内瓦未来的政治。

卢梭与伏尔泰

卢梭在其第五封信中，曾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位日内瓦议员“经常拜访”的“伏尔泰先生”，并未以他的容忍精神来启发他们？这一容忍精神是伏尔泰一直倡导、有时是他迫切需要的。而且，他声称伏尔泰曾说过赞成哲学家言论自由一类幻想的言辞，因为只有少数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卢梭模仿伏尔泰的灵性与优雅的仪态已臻佳境。这位“费内圣人”被认为是最近出版的《五十人的说教》一书的作者，但伏尔泰再三否认为该书的作者——因为该书充满了异端邪说。我们不知卢梭透露这项秘密是否经过慎重的考虑或是有意中伤，伏尔泰认为他恶意中伤，为此很愤怒，因为这件事有迫使伏尔泰重新遭受法国驱逐的可能性，恰如他搬入费内定居时一般。

他看到暴露内幕的信函时，大叫：“恶棍！这个魔鬼！我必须让他挨打——是的，我必须让他跪在他的山间保姆之前挨打！”

“请您冷静下来，”一位旁观者说，“因为我知道卢梭有意来拜访您，而且不久就要到费内来了。”

“啊，就让他来吧！”伏尔泰叫着，很显然是想报复。

“但是您准备怎么接待他呢？”

“我会给他晚餐，让他睡我的床，并说‘这里有好的晚餐，这是房中最好的床。请您让我以接待他人为乐，并请您以居此为荣’。”

卢梭没有来。不过，伏尔泰于1764年12月31日发表了匿名的小册子《市民的情感》，该书是他留下的最大的污点，我们引述下面几段证明之：

我们同情愚笨的人，但他的疯癫已达到狂怒时，我们就必须把他吊起来。容忍本来是一种美德，却变成了罪恶……我们原谅这个人的罗曼史，在他的罗曼史中假借端庄与朴素之名以博人好感……他将宗教与小说混在一起时，我们的城市官员就负有义务模仿巴黎……及伯尔尼采取的行动……他发表一本新书猛烈、疯狂攻击地基督教，他所谓的改革运动神圣《福音书》所有的牧师及国家所有的机构，那么今天，忍耐不是尽头吗？……他以自己的名义说得很清楚：“我们可逐字而不必放弃好的意思来解释《福音书》时，《福音书》并无神迹可言……”

他是喜欢与学者辩论的一位学者吗？绝不……他是人，一直带着自己放荡的悲剧记号的人……与他从这个城市拖往另一个城市及这一山拖往另一山的不幸的妇女，他使她的母亲亡故，而他把她的孩子们遗弃在医院的门口……发誓断绝自然界的所有情感，正如他放弃了光荣与宗教的事务一般……

他希望以破坏宪法来推翻我们的宪法，正如他希望推翻他主张的基督教文明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警告他，他骚扰的城市将否认他……假如他认为我们因为谴责《爱弥儿》一书必须拔剑（造成革命），那么他可将这个意念归类于他的荒谬与愚蠢中。但他应被通知：假如我们要轻罚邪恶的罗曼史，我们必须大大处罚一位可恶的背叛者。

这是最丢脸的败笔，即使考虑到伏尔泰的愤怒、烦闷及年龄（他那时是70岁）也无法原谅。毫无疑问，卢梭也从不敢相信（甚至今日我们几乎也不敢相信）这些文字出自伏尔泰的手笔。卢梭认为作者是日内瓦牧师维尼斯，后者抗议说不是，却无效。卢梭在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1765年1月），发表了他对《市民的情感》一书的答复：

借着这篇文章我愿忠实地做似乎要求我做的告白，没有任何大的或小的疾病——正如作者提到的——曾污损我的身体。我遭受的疾病与被指出的那种毫无相似之处，它是与生俱来的，正如照顾我童年时代而且目前尚存的那些人所知的。马卢昂（Malouin）、莫拉尔、蒂埃里、达朗贝尔诸先生是知悉的……假如他们发现这种疾病是腐败的最起码的信号，我请求他们来处罚我……在我不幸时照顾我的聪明的、世所敬佩的妇女……是不快乐，仅因她与我共享灾难。她的母亲事实上充满活力，甚为健康，尽管她年纪已老（她将年满93岁了）。我从来——也没有理由——遗弃任何小孩在医院的门口，或者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不愿再多加一词……除非说，在死的时候，我宁可做该文作者指控的一切，而不愿写本文这类的文章。

虽然卢梭将他的小孩们送到育幼院（但并不十分准确地符合他们指控的“遗弃”）是巴黎闲话者知道的（卢梭曾向卢森堡元帅夫人承认此事），然而伏尔泰是第一个揭露此事的人。卢梭怀疑埃皮奈夫人曾于她访问日内瓦时透露此事。现在，卢梭已深信她与格里姆和狄德罗阴谋污辱他的名誉。格里姆这时在《文艺通讯》中一再攻击卢梭，他在1765年1月15日写的信提到《山间信简》，他联合伏尔泰指控卢梭的背叛：“假如在地球上有像高度背叛罪的这种罪，那么我确可在卢梭利用武力攻击一个国家的基本宪法，以推翻他自己国家的宪法一事中发现。”

伏尔泰与卢梭之间长期的争吵是“启蒙运动”前夕最令人遗憾的污点之一。他们各自的出身与地位拉长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伏尔泰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在古籍方面。卢梭出生于穷人之家，不久连家也破碎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也没承继古典的传统。伏尔泰接受了布瓦洛提倡的文学规范：“爱好理性，让你所有的作品从理性方面得到理性应有的光彩与价值。”卢梭则是“感情支配一切”。伏尔泰像卢梭一样敏感与易激动，但通常他认为让情感冲淡他的艺术是笨拙的态度；他认为卢梭诉诸个人无政府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情感与天性，将导致以叛变为始、以宗教为终的后果。他驳斥帕斯卡，卢梭却附和帕斯卡。伏尔泰活得像一个百万富翁，卢梭则以抄写乐谱为生。伏尔泰是社交优雅的典范；卢梭在社交中是不安逸的，而且太缺乏耐性，易发怒以致难以结交朋友。伏尔泰是巴黎之子，富有巴黎愉快与奢侈的气质；卢梭是日内瓦之子，一位忧郁与清教徒的中产阶级，不满于隔绝他的阶级歧视，及他享受不到的奢侈。伏尔泰为奢侈辩护说，奢侈是把富人的钱流通起来以给穷人工作机会。卢梭谴责它，“在我们城市中供养了100个穷人，而导致上万人死于乡村”。伏尔泰认为文明的舒适与艺术胜过文明的罪恶。卢梭处处不舒适，几乎斥责每件事情。改革者倾听伏尔泰，革命分子则听到卢梭的呼声。

沃波尔提到“这个世界对能思想的人是一个喜剧，对富有感情的人是一个悲剧”时，他很不高明地把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物摆在了一起。

博斯韦尔会见卢梭

我们意外地得到一份有关博斯韦尔报道在1764年12月5次访问卢梭的资料。这位情不自禁的崇拜者庄严地发誓（10月21日）：“在访晤卢梭时，既不谈及异教徒问题，也不谈及女人。”12月3日，他从纳沙泰尔出发，往莫捷特拉弗斯。在中途的布洛（Brot），他在该地一家小旅店停留，问了店主的女儿关于他所要拜访的人，据她所知如何。她的回答使人困惑：

卢梭先生常与他的女管家勒瓦瑟尔小姐来这里停留几天。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张漂亮的面孔，但他不喜欢有人来看他、凝视他，宛如他有两个头似的。天呀！人们的好奇心是难以置信的，许许多多的人来看他，但他常常不接见他们。他目前生病，不愿受人干扰。

博斯韦尔仍然往前走，停留在莫捷的小旅店：

准备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他说，一位24岁守旧的苏格兰青年来到这里，盼望能见到他。我向他保证我是值得他一晤的……在信的末端，我向他表示我具有心灵与灵魂……这封信是精心之作。我将以它作为证明我的灵魂必然崇高。

他的法文信是仔细的天真与难以抗拒的恭维的精妙混合：

您的作品，先生，已融化了我的心灵，提升了我的灵魂，触燃了我的想象力。相信我，看到我时您一定会高兴……啊！亲爱的圣佩鲁克斯！开明的导师！优雅、和蔼可亲的卢梭！我已预感一项真正高贵的友谊将于今天诞生……我有很多话要告诉您。虽然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但我拥有使您感到惊奇的一连串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请求您，保持孤独……我不确定我是更愿意永远见不到您，还是更愿意首次与您见面，我急着等待您的回音。

卢梭托人传话说，博斯韦尔可以来拜访，如果他答应尽量缩短拜访的时间。博斯韦尔于是出发了：“穿外套和背心，镶有红色又带点金色的花边，鹿皮色的短裤，长筒靴。最主要的，我穿了一件缝狐狸皮边的绿色驼毛皮大衣。”泰蕾兹来开门，她是一位“矮小、活泼、干净的法国女孩子”。她带博斯韦尔上楼见卢梭——“一位微黑肤色，穿着亚美尼亚服装的优雅绅士……我问他身体好吗？‘很坏，我已放弃了所有的医生。’”他对腓特烈表示羡慕，嘲笑法国是“一个可轻视的国家”，但“你可在西班牙和苏格兰的山中发现伟大的灵魂”。卢梭还提到神学家是“一种绅士，对某些事情给予新的解释，但仍然留下来某些事情像以前一样令人无法了解”。他们谈起了科西嘉，卢梭说他已被邀为科西嘉起草宪法。不久，卢梭对他说，希望自己能单独散步一下。

12月4日，博斯韦尔再次到卢梭的住所。卢梭与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你令我心烦。这是我的天性，我不堪忍受。”博斯韦尔说：“不必与我拘礼。”卢梭喊着：“滚开。”泰蕾兹送他到门口。她告诉博斯韦尔：“与卢梭先生过了22年的生活，我决不将此项殊荣让给任何人，哪怕是法国王后。我将从他给我的忠告中努力获得益处。假如有一天他死了，我一定到修道院隐居。”

12月5日，博斯韦尔又出现在门口。卢梭叹气说：“我敬爱的先生，很抱歉，即使我想与你交谈，我也无法与你交谈。”博斯韦尔“无视这些推辞”，而找话题说：“我已成了罗马天主教徒，而且有意隐于修道院。”卢梭说：“那是何等的愚蠢呀！”博斯韦尔说：“请老实告诉我，你是基督徒吗？”卢梭拍胸说：“是的，我自认为我可算是其中的一位。”博斯韦尔（他患有忧郁症）说：“告诉我，你曾患过忧郁症吗？”卢梭说：“我生来就是沉着的一型，我的天性并无忧郁症，是不幸的遭遇把忧郁症传给了我。”博斯韦尔问：“你认为修道院苦修如何？及那类的治疗法如何？”卢梭答：“他们全都是戴了假面具。”博斯韦尔问：“先生，你愿意担任我精神方面的指导吗？”卢梭回答：“我不能。”博斯韦尔说：“我会再来。”卢梭说：“我不答应再见你，我现在生病。我每分钟都要用尿壶。”

那天下午，在他所租的“乡之居”，博斯韦尔写了14页长的《我生活的素描》长文，送给卢梭。该文承认他的几次通奸事件，并提出问题：“我现在仍有可能成为一位男子汉吗？”他回到纳沙泰尔，但12月14日他又来到卢梭的门口。泰蕾兹告诉他说，她的丈夫目前病情已“相当严重”。博斯韦尔坚持要见卢梭，于是卢梭接见他。“我看到他坐着，病情相当沉重。”卢梭说：“我被疾病、失望及忧伤折磨。我正接受探针（尿道的扩大器）治疗。每个人都认为我应该接受这种治疗……你下午再来。”博斯韦尔问：“谈多久？”卢梭说：“15分钟以内，不许超时。”博斯韦尔说：“20分钟如何？”卢梭说：“去你的！”——但是他忍不住笑出来。博斯韦尔于下午4点钟再来，心中想着路易十五：“道德对于我而言似是一件不稳定的东西。例如，我要拥有30个女人。我不能满足这种欲望吗？”“不！”“但想一想，假如我是一个富有的人，我能拥有这些女孩，我使她们有小孩，繁殖就增加了。我给她们嫁妆，而我把她们嫁给那些以拥有她们为幸福的善良农夫。这样她们在女大当嫁时，就为人妻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已享有一连串不同的艳福。”然后，不再提到此类高贵的假设，他问：“请告诉我，我如何根绝我已犯的罪恶？”卢梭做了标准的回答：“除了善之外，恶是无法补救的。”博斯韦尔请卢梭邀他共进晚餐，卢梭说：“明天吧。”博斯韦尔“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旅舍。

12月15日，他与卢梭共餐，泰蕾兹在厨房内，他发现厨房“干净而愉快”。卢梭极富幽默，看不出他后来显出的精神忧郁。他的狗与猫相处颇洽，与他亦然。“他把食物放在木板上，并使他的狗绕着木板跳舞。他唱歌……活泼的音色，带有甜蜜的声音，而且非常高雅。”博斯韦尔谈起宗教：“英国国教是我的选择。”卢梭说：“是的，但它不是《福音书》。”“你不喜欢圣保罗吗？”“我尊敬他，但我相信他应对使你昏头昏脑的原因负部分的责任。他可能是一位英国的牧师。”

勒瓦瑟尔小姐问：“先生，你看过伏尔泰先生吗？”博斯韦尔说：“当然！”然后他转向卢梭说：“伏尔泰先生不喜欢您。”卢梭回答说：“一个人是不喜欢那些他曾严重伤害过的人。他的谈话最令人愉快，甚至他的谈话比他所写的书还要好。”博斯韦尔逗留过久而令他厌烦，但他离开时，卢梭说：“请多吻我几次，并以最优雅的友谊来拥抱我。”博斯韦尔回到旅舍时，旅舍女主人说：“先生，我认为你刚哭过。”“这个，”他回答说，“我将永志不忘，以为我对人性真正的赞美。”

《科西嘉宪法草案》

虽经卢梭提醒，博斯韦尔访问了在费内的伏尔泰后，继续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科西嘉访问。在帕斯夸莱·迪保利的领导下，科西嘉于1755年脱离了热那亚的统治。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曾为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而欢呼：

在欧洲仍有地方尚未制定法律，那就是科西嘉岛。岛上英勇的人民已显出其具有重获与捍卫自由的能力，很值得一位贤哲的协助，以指导他们如何保卫国家。我有一种预感，将来这个小岛会惊动欧洲。

1764年8月31日，卢梭接到科西嘉派驻法国的特使马特奥·布塔福科的一封信：

先生，在您的《社会契约论》中，您以最恭维的言辞提到我们的国家科西嘉。那种赞扬出自您如此诚恳的手笔……使人联想到强烈的希望，您必是帮助这个国家维持她以无数鲜血获得的自由的最贤明者。我承认，当然，我敢劳驾您承担的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假如您俯赐接受这件工作时，我一定提供您所需的资料。而迪保利先生……将尽最大的努力从科西嘉寄给您所需的一切资料。这位杰出的领袖及拜读您的大作而获益的所有我国的爱国者，共怀我的愿望，并具有所有欧洲人尊敬您的那种情感，而您有充足的理由享有那种尊敬。

卢梭于1764年10月15日回信表示接受，并请求给他为了解科西嘉人民的性格、历史、问题等所需的资料。他表示这项工作可能“超出我的能力所及，虽然并不超出我的热忱”。但“我答应你”。1765年5月26日，他写信给布塔福科：“在我的余年中，我没有其他的兴趣，除了我自己与科西嘉，其他的一切事情已从我的思维中完全被排除。”他立即开始写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

以胸中已有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框架，卢梭提出，每个市民应签署属于本人庄严及不可撤回的宣誓——“身体、财产、意志及所有我的权利”均属于科西嘉国。他赞扬已获独立的勇敢的科西嘉人，但他警告他们，有许多罪恶——懒惰、抢劫、仇恨、残暴——大部分来自仇恨他们的外国统治者。对这些罪恶的最佳治疗是一种完全农村化的生活。法律应诱导人民定居于田地上而非麇集于城市。农业有益于个人的性格与国家的健康，贸易、商业、财政为所有狡狯之徒大开方便之门，而必须由国家来劝阻。旅行必须步行或以兽代步。早婚与大家庭生活应受补助，男子年满40岁未婚则丧失公民资格。个人的财产应减少，以增加国家的财富。“我愿看到国家是唯一的所有权人，个人依其对国家所做服务的比例，享有共同的财产。”假如需要，可征召人民耕作国家的土地。政府必须控制所有的教育和所有的公共道德。政府形式上应以瑞士为模范。

1768年，法国从热那亚购得科西嘉，派兵驻扎，处决了迪保利，并将该岛置于法国的法律之下。卢梭放弃了他的宪法草案，并谴责法国的侵略违背了“一切正义、人道、政治权利和理性”。

逃亡者

两年中，卢梭舒适、安静地定居于莫捷，读书、写作、养病——遭受了坐骨神经痛的侵袭（1764年10月），及很有礼貌地接见了经过泰蕾兹细查过的拜访者。其中一位拜访者感激地描写道：

你没有办法来描述他的社交是何等迷人，他的举止是何等有礼，他的谈吐安详与令人愉快是何等的有深度。你不构想一幅与众不同的图画，说服自己把他想象成怪物，永远严肃而有时是粗暴的吗？啊，这是何等的错误呀！以最温和的措辞来说，他把一闪一闪的火花联结起来，而且看到了眼力看不见的愉快。当你抓住只要他感兴趣的任何题目，那么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双手——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在说话。把他描写为一位爱发牢骚的人，那么你可能完全错了。他绝不像那种人，他跟大家一起笑，与小孩子们喋喋不休并说笑话，他嘲笑他的管家。

但当地牧师已发现《爱弥儿》和《山间信简》中的异端邪说，而这件事对他们似乎是一件丑闻，以至于认为像这种魔鬼势必因为他的出现而玷污了瑞士。为了安抚他们，卢梭在一项正式的文件中提出自我约束的保证（1765年3月10日）：“决不再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新著作，决不在任何其他新的著作中间接地处理宗教问题……而且，由情感与言行，将继续证明我十分重视我与教会连在一起的幸福。”纳沙泰尔的宗教法庭召他出庭并答辩异端的指控，他请求赦免：“即使我十分愿意，要求我长期出庭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很痛苦的真话。他自己的牧师背叛他，而且在公共的聚会中斥责他是反教会分子。牧师对他的攻击在教区中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某些村民在卢梭散步时向他扔石头。约9月6日至7日深夜，他和泰蕾兹被一阵石头击打在沙墙上的声音及打破窗户玻璃的声音惊醒。一块大石头打破玻璃落在他面前。一位邻居——村中的官员——召来几位守卫保护他，群众散了，但卢梭在莫捷仅有的朋友劝告他离开。

他提出某些避难的场所，“但我已如此热爱瑞士，只要有可能让我留下来，我决不离开”。一年前，他曾访问比尔湖中央的圣皮埃尔小岛，小岛上只有一个房屋——守卫的家庭。那里是酷爱安静者的理想场所。两年前驱他出境的伯尔尼，给他非正式的保证，他可迁到该小岛而免受逮捕的恐惧。

因此，约1765年9月中旬，即居住莫捷26个月后，他和泰蕾兹离开了他们钟爱的家，前往守卫的家共膳宿。那个地方如此与世隔绝，以至于“既无普通人也没有教会的人来干扰它”。“我想我必须住在该岛以与人们隔得更远，也可很快地被人们遗忘。”为了应付他的开销，他授权画家杜·佩鲁出版他所有的著作，“并由他保管论文，但在我死之前不能使用，以使我的内心在余年中安详度过，不做把我再卷入公共场合的任何事情”。基思送给他1200英镑的年金，他同意取其半数，他安排另一半年金给泰蕾兹。他与她定居岛上，对生命不再有所求，现在他已年届53岁了。

13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写了他的最佳著作之一《一位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冷静的优雅来描写他在圣皮埃尔岛上的生活。“使人愉快的懒散是首要的享受，我希望真能品尝到其中所有的甜蜜。”我们已处处看到他如何羡慕林尼厄斯。现在他手持瑞典植物学家的书，开始研究与列出他小天地中的植物。或者在好天气时，像在瓦尔登湖的梭罗：

湖水平静时，我将自己投入小舟，划到湖中央，在那里，我把全身伸直躺在舟上，我的眼睛朝向天空，我让自己随着湖水慢慢到处飘荡，有时好几个小时，投入数不清的梦乡。

但甚至在这里，他也不能再长久地停留。1765年10月17日，伯尔尼的参议院命令他于15天内离开该岛与该州。他不知所措，失去镇静。“为了获得官方的默认，为获得曾一度失去、用以安身立命的宁静，为了获得从伯尔尼来的某些人的访问，采取的措施”，使他深信目前他已摆脱迫害与驱逐而获得安全。他请求州参议院给他解释的机会并延缓期限，并对被驱逐出境做绝望的挣扎：

我有一项解决办法，尽管它可能很糟糕，我也会毫无怨言地积极接受，假如诸位先生能发善心同意的话。你们可以把我关在城堡的监牢里，或任何你们觉得恰当的地方，我将在你们指定的地方度过余年。我会自费在那个地方生活。我将保证不让你们负担任何费用。我情愿不带纸或笔，或不与外界通信……只要让我带几本书，有时可在花园散步的自由，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伯尔尼的答复是颁下一道命令：限24小时之内离开该岛及伯尔尼所有的领土。

他到哪里去？腓特烈二世邀请他到波茨坦，迪保利邀请他到科西嘉，达朗贝尔邀请他到洛林，出版家雷伊邀请他到阿姆斯特丹，休谟邀请他到英国。10月22日，已是英国驻巴黎使馆秘书的休谟，写信给卢梭：

你的乖舛与前所未闻的不幸，你的品德与才华的奇特独行，必引起同情你的每个人情感的共鸣。但我敢说，在英国你可获得免于迫害的绝对安全，不仅因为我们法律的容忍精神，而且源自那里的人们对你性格的尊敬。

10月29日，卢梭离开了圣皮埃尔岛。他安排泰蕾兹暂居瑞士，他自己搬到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停留了整整一个月，仍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接受休谟的邀请赴英国。法国政府发给他回到巴黎的签证。在巴黎，休谟第一次会晤卢梭，很快发现自己很喜欢卢梭。巴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位被放逐者的归来。休谟写着：“很难描述或想象法国对卢梭关切的热烈程度……从来没有人如此受到他们的重视……伏尔泰及其他的人全已黯然失色。”

新的友谊在其诞生时就出现了裂痕，在这里想确定事实，或者无所偏倚地把他们的内容报告出来是很困难的。1766年1月1日，格里姆把下列报告送给他的读者：

卢梭于12月17日进入巴黎，次日他穿着亚美尼亚服装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没人受到警告，也没人从这种景观中获益。孔蒂王子把他安顿在神庙，该处的亚美尼亚人每天观察他。他每天也在一定的时间在他居所附近散步 [1] ……这里有他停留巴黎期间到处流传的一封信，而那封信已获得最大的成功。

关于这一点，格里姆刊印了声称来自腓特烈二世致卢梭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沃波尔编造的信，为的是开卢梭的玩笑。沃波尔于1766年1月12日在致康韦的信中写道：

我目前由于一篇非常普通的文章出名了，但是该文引起令人难以置信的骚动。一天晚上，我在若弗兰夫人处开卢梭爱好与厌恶的玩笑，而且说某些事情将会使他们转变。回家后我就把这些事写在一封信上，第二天我把它送给爱尔维修和尼韦努瓦。他们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在他们告诉我用字上的某些错误之后……他们鼓励我把它刊印出来。正如你知道的，我一向很喜欢嘲笑政治或文学上的走方郎中，就让他们大展才华，我并不反对。这封信的复印本就像野火般传开，而我就跟着流行起来……这封信内容如下（这封信是由法文逐字翻译过来的）：

普鲁士国王致卢梭先生：

我敬爱的让—雅克，你已放弃了你的祖国日内瓦，你让你自己被瑞士这个你曾经在你的著作中大加赞扬的国家驱逐，法国已发布命令反对你。那么，来我这里吧，我仰慕你的才华，我被你的梦想愉悦。梦想（但愿如过去所说的）占去你太多的时间。你终究是明智、快乐的。你谈及太多有关怪僻的地方，那样不适合一位真正的伟人。向反对你的人展示有时你也有常识，这会使他们烦扰而不至于去做伤害你的事。我的国家将提供你和平安全的住所；我希望你健康，而且很愿意帮你的忙，只要你提出需要。但假如你继续摒弃我的帮助，请深信我绝不告诉任何人。假如你坚持再绞尽脑汁自寻灾祸，那么也请自便吧。我是国王，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愿望，当你放弃在被迫害中寻求荣耀时（在被敌人环绕时，你很难做到），我也不再强求你。

你的好友腓特烈

沃波尔从未见过卢梭。他老于世故的智慧与天生的幸运几乎与卢梭的作品相对。他在若弗兰夫人的餐会上听到卢梭的错误与愚蠢，也见到了狄德罗和格里姆。他可能不了解，由于卢梭对神经机能疾病的敏感，已被一连串的论战与忧患逼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假如沃波尔了解此点，那么他的“益智玩笑”未免可耻得残酷了。我们必须加一句话，即休谟请求他在英国为卢梭找隐居的地方以实现他对卢梭的承诺时，沃波尔即努力供给避难所需的一切协助。

休谟知道这封信吗？很显然这封信最初捏造之时，他正在若弗兰夫人那里。他被指控为“参与”这封信的撰写。1766年2月16日，他写信给布哈本德诺侯爵：“如果说我开过卢梭的玩笑，像在普鲁士国王的假信中那样，也是我在奥索里爵士的餐桌上写的。”1766年1月3日，休谟在霍尔巴赫子爵的餐会做了惜别访问。休谟盼望使卢梭免于迫害，并使他在英国快乐。霍尔巴赫是一个怀疑论者。“我很抱歉，”他说，“我不想打击你的希望与幻想，但我告诉你，不久你会悲痛地醒悟过来。你不了解你自己，我十分难过地告诉你，在你的怀中你正培养一条毒蛇。”

次晨，休谟与卢梭，让—雅克·吕兹与卢梭的爱犬苏丹，乘着两辆邮车离开了巴黎，朝着加来地区出发。在拒绝了休谟、布弗莱夫人和威德兰夫人（Mme.de Verdelin）为他提供的款项后，卢梭自费支付此行的旅费。1月10日，他们抵达多佛，卢梭拥抱着休谟，并感谢他把他带到自由之邦英国。

注释

[1] 卢梭对他的朋友吕兹说：“我希望我能去看你，但为了不在街上炫耀我的亚美尼亚帽子，我很诚恳地请你来看我。”

卢梭在英国

1766年1月13日，他们抵达伦敦。过路的人注意到卢梭的服装——皮裘的帽子、紫色的长袍及腰带。他对休谟解释说，因为疾病以致对穿裤子感到不便。休谟游说他的朋友孔威为这位杰出的外国朋友准备食宿，乔治三世同意每年付100英镑，并表示愿非正式一晤。一天晚上，国王与王后驾临德利连歌剧院时，加里克为卢梭与休谟订了皇家包厢对面的包厢。但休谟拜访卢梭时，休谟颇难劝服卢梭离开他那只被锁起来而咆哮不止的爱犬，最后“我捉着卢梭的手臂，而……使用了部分的力量，我拉他走路”。看完歌剧后，加里克请卢梭晚餐，卢梭对加里克的演出大加赞扬：“阁下，您所演的悲剧我感动得流泪，而您的喜剧使我微笑，虽然我对你们的语言一个字都不懂。”

总而言之，休谟到目前为止对卢梭的举止是感到满意的。抵达伦敦不久，他写信给布哈本德诺夫人说：

您曾问我对卢梭的看法，就各方面观察之后……我宣布我从未认识比他更和蔼与具有人格的人。他优雅，谦虚，热情，公正，非常的敏感。假如要挑出他的毛病，我还没有发现，除了过分的性急，对他最好的朋友们不公平猜忌的脾气……至于我，我将尽我的生命陪伴他，而在我与他之间绝不会产生疑云。他的举止非常单纯。在日常的琐事中，他是一个十足的小孩。这种个性使那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容易照料他。

而且，他古道热肠，谈吐充满热情。我非常喜欢他，盼望能分享他的情感……巴黎的哲学家事先对我说，我无法带他到加来地区而不与他争吵，但我相信我能够终身以互惠的友谊与尊敬同他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之间和谐相处的最大泉源是我与他皆不是好辩之徒，这个又与他们之间任何人的情况不同。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太热衷于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遭迫害的哲学家显然也是最虔诚的……看完《圣经》后他是一个虔诚者，他是一个比基督徒要好一点点的人。

但仍然困难重重。正如在巴黎，伦敦也是一样的，贵族、淑女、作家、平民云集到休谟为卢梭安排住宿的白金汉街的亚当斯夫人家。不久，卢梭就厌烦这些殷勤，请求休谟为他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找个房子。威尔士修道院愿提供照顾他的服务。他颇愿接受，但受休谟意见的影响，他寄居于离伦敦6英里的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奇斯威克的杂货店主人家。1月28日，卢梭与他的爱犬苏丹搬往该处。现在他要泰蕾兹来，使他的房东与休谟苦恼的是：他坚持应允许泰蕾兹与他同桌共餐。休谟在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抱怨说：

吕兹先生……说她的生活尽是邪恶、好争吵及喋喋不休，这被认为是卢梭离开纳沙泰尔（莫捷）最主要的原因。他自己归因于她是如此的笨拙，以致她从来搞不清楚具体的日期，而且她从不会分辨任何国家不同的币值。但是，她控制卢梭正像一位保姆管教小孩一般。她不在时，他的狗就获得这项主权。他钟爱他的狗是非言语与观念所能表达的。

其间，泰蕾兹已来到巴黎。博斯韦尔在巴黎碰见她，并答应护送她到伦敦。2月12日，休谟写信给布弗莱夫人：“我已收到一封信，获悉小姐已与我的一位极富幽默、非常令人愉快、非常狂热的年轻朋友一同出发……他是如此醉心于文学，以至于我担心某些打击我们朋友荣誉的事会发生。”博斯韦尔声称他已证实这个预言。依照他所记而目前已被毁的几页日记，他与泰蕾兹从巴黎出发的第二个夜晚就在乡间旅馆两人共眠一床，而且接连着几个夜晚都睡在一起。他们于2月11日前抵达多佛。日记这样写着：“2月12日星期三。昨晨很早上床，又发生1次关系；一共13次。我实在很喜欢她。早晨2时乘轮渡起程。”当天晚上他带泰蕾兹到伦敦休谟处，并答应她“不提及爱情，一直到她死后为止，或者于这位哲学家（卢梭）死为止”。就在13日那天，他“把她送还给”卢梭。“他看起来如此老态与衰弱，你（博斯韦尔）对他再也没有热情了。”那是很自然的。

在奇斯威克，正如在莫捷一般，卢梭收到原比他期待的还要多的来信，并抱怨他必须付出邮资。一天，休谟从伦敦带给他一件“货物”时，他拒收并命令把它退回邮局。休谟警告他说在那种情况下，邮政官员可打开被拒收的邮包而获知他的秘密。这位耐心的苏格兰人拆开了寄到伦敦给卢梭的信件，而仅将其中认为较重要的交给卢梭。卢梭同意了，但不久怀疑休谟干涉他的通讯。

伦敦上流社会邀请卢梭的餐会通常包括勒瓦瑟尔小姐，卢梭常以健康不佳为由推辞，但可能因为他厌恶介绍泰蕾兹给高尚的访客。他一再重复他要归隐乡间的愿望。从加里克处听到这个消息的理查德·达文波特，提供给他一所离伦敦150英里、位于德比郡伍顿村的房子。卢梭很高兴地接受了。达文波特派马车去接他与泰蕾兹。卢梭埋怨说他好像受到乞丐一般的对待，并对休谟说：“假如这是达文波特故意为之，一定是你同意他这样做，你不应该令我感到如此不快。”一小时后（依休谟的说法）：

他突然坐在我的膝上，将他的双手抱住我的颈部，热情地吻我，而眼泪沾湿了我的脸，大声叫着：“你能永远原谅我吗？亲爱的朋友？从你那里得到真挚的友爱后，最后我竟以这种愚蠢与恶劣的行为来报答你。但是，显然我有值得你付出友谊的一颗心；我爱你，我尊敬你；你无时无刻不对我仁慈。”……我吻他并拥抱他20次，眼泪夺眶而出。

次日（3月22日），卢梭与泰蕾兹往伍顿出发，休谟没有再见他们。不久，休谟写信给休·布莱尔，对卢梭的健康情形与个性有直觉上的分析：

很失望，他不顾我的劝告，决定奔向这种孤独。而我预料在那种情况下他将不会幸福的，正像他一直所处的情况一般。他将会完全没有职业、没有朋友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在他日常生活中，他很少读书，而目前他已放弃所有的阅读。他已变得很渺小，已没有好奇的态度去见识或注意事物……诚然，他已没有多大的创造力了，在他的全部日常生活中，他仅一直在感觉。而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已升到超越我所能看到的任何例子，但这一直是对痛苦比对快乐更具敏锐的感觉而已。他不但像一个被脱光衣服的人，而且也像一个被剥掉皮的人，因挣扎而变得粗鄙和狂暴，像底层社会的人那样。

3月29日，卢梭与泰蕾兹抵达伍顿。起先，他对他的新居感到非常满意。他给纳沙泰尔一位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描写：“一座寂静的房屋……并不太大，但很舒适，建于一座山谷旁边的半山腰。”房屋的前面有着“世界最可爱的草坪”，一幅“绿地、树木，及散布农田”的乡景，而附近，农民沿着小溪走着。“在世界最坏的天气里，我平静地外出采集植物。”达文波特一家人在他们偶尔停留时占用房间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仆人留下来照顾哲学家与他的“女管家”，卢梭坚持付给达文波特每年30英镑，作为房租和服务费。

他的幸福持续了一个星期。4月3日，伦敦一家日报《圣詹姆士纪事报》以英文和法文刊登了腓特烈二世致卢梭的假信，而没有提到真正的作者。卢梭知道这件事时深受创伤，更伤心的是该报的编辑威廉·斯特拉恩长期以来是休谟的好朋友。加之，自从卢梭离开奇斯威克以来，英国报纸的笔调对他已有显著的改变。批评这位离奇古怪的哲学家的文章有增无减，某些文章涉及的题目他认为只有休谟才知道。无论如何，他认为休谟应该为保护他以前的老友而写些文章才对。他听到这位苏格兰人在伦敦与卢梭在日内瓦时的对手之子弗朗索瓦·特龙桑同住一处，就认为后者已将卢梭的所有隐私与错处都告诉了休谟。4月24日，卢梭致函《圣詹姆士纪事报》：

先生，你已冒犯任何个人对一位君主应有的尊敬，你公开了属于普鲁士国王的一封充满夸大与恶意的信，因此你应已知道你已不可能查出该信的作者。你甚至敢模仿他的签名，宛如你已看到签名是由他的手写成的。我告诉你，先生，这封信已在巴黎被捏造，而最令我伤心落泪的是他的伪造者竟有英国的共犯在里面。你因它已对普鲁士国王、真理及我有所亏欠，也有义务把这封由我签字的信刊出，以补偿毫无疑问你所应引咎自责的过错。你知道那封信是一项恶毒的阴谋吗？我在此谨向你致以忠诚的问候。

卢梭

我们能了解现在卢梭为什么认为有个“阴谋”在打击他。除了旧日的敌对者——伏尔泰、狄德罗、格里姆及启蒙运动的其他先知外，谁能推动英国报纸由欢迎与赞扬突然变为嘲笑与轻视的语调呢？就在此时，伏尔泰匿名出版了《致潘索夫博士的一封信》，重提卢梭的著作中对英国人民所做的不利叙述——他们并不真正自由，他们太注重金钱，他们并非“生性本善”。伏尔泰小册子中最损人的一篇在伦敦的刊物《劳埃德晚报》上刊出。

5月9日，卢梭写信给孔威，请求他暂停对自己提供食宿费用。休谟劝卢梭接受，卢梭答称，他不能接受由休谟安排而获得的任何恩惠。休谟要求给他解释的机会。由于孤寂，卢梭现在似乎已进入猜疑与愤怒的疯狂状态。7月10日，他寄给休谟一封长达18张对开页的信。该文太长而不能全部引录，但对一次著名的争吵太重要，以致我们应记得其中的某些要点：

我已生病，先生，而且很不想写信。不过既然你要求解释，那就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我生活于这个世界之外，而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我仅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

你大胆地问我，谁是你的责难者？你的责难者，先生，他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人……我必须信任的人……他就是你自己本身……就第三人称来说，他的名字叫大卫·休谟，我将使你成为我对他的看法的裁判。

卢梭充分感谢休谟的恩惠，但接着说：

就对我所施的真正恩惠而言，这些待遇是无可计量且显而易见的……我并非完全不知道……假如我是单独来此，我该已在毫无帮助或忠告下离开了……假如达文波特对我足够地爱护而供给我居所，那么就不必感谢达文波特不认识的休谟先生……我在这里受到的一切优遇，就是没有休谟我也同样会充分得到。但已加诸我的灾祸，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我在英国会有敌对者呢？而为什么偏偏这些敌对者正巧又是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呢？

我也听到我的死敌江湖郎中特龙桑的儿子，不仅是休谟先生的朋友，也是他的被保护者，而且他们共同居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事实凑在一起，使我得到的印象是令人担忧的……同时我写的信无法传至收信人，我收到的信都已被打开，而这些信都经休谟先生之手……

当我看到报上刊登假造普鲁士国王的来信，我的感受将如何？……一线曙光对我透露了英国大众对我的观感突然改变的秘密原因，而我看到在巴黎的阴谋已在伦敦执行了……这封伪造的信在伦敦刊出时，知道那是虚构的。休谟先生并未为我说一句话，也没有写信给我。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假如你有罪，就不必写信给我，那是无用的。请确定你一定不会欺骗我。但假如你无辜，就降尊纡贵为自己辩护……假如你不这样做——我永远都不要见你。

1766年7月22日，休谟简单回信，但不提及卢梭指控的地方，因为他已得到结论，即卢梭已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假如我可以向你提出忠告的话，”他写给达文波特，“你必须继续你已开始的仁慈的工作，一直到他被关入疯人院。”听到卢梭在写给巴黎的信中（1766年4月9日写给布弗莱女伯爵），提到他已与自己绝交，休谟将卢梭写给他长信的复印本寄给布弗莱夫人，她给休谟的回信如下：

卢梭的信是残暴的。它已达到偏激与不可饶恕的程度……但别相信他能够应付任何错误或诡计，也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或无赖。他的发怒没有道理，却是诚挚的，关于那一点，我感觉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所写的就是我认为这件事的原因。我已听到谣传，及他已被告知在沃波尔的假造信中佳句之一出自你的手笔，你曾以普鲁士国王的名誉开玩笑说：“假如你希望被迫害，我是国王，我可依照你喜欢的方式提供给你。”而沃波尔先生说你就是上文的作者。假如上述属实，而卢梭也了解这一点，那么你还会惊奇那敏感、性急、忧郁及骄傲的卢梭……何以愤怒？

7月26日，沃波尔写信给休谟，承担了全部的责难，但未表示任何的悔过——为那封假撰的信。他还谴责卢梭的“忘恩负义和邪恶之心”。但他不否认休谟与该信有所牵连，休谟写信给霍尔巴赫说：“你完全正确，卢梭是一个怪物。”而撤销了他以前对卢梭性格的赞美之辞。他从达文波特那边获悉卢梭已开始写《忏悔录》，他认为卢梭为该事件在自我宣传。亚当·斯密、杜尔哥、基思劝休谟以沉默来忍受攻击，但由达朗贝尔领导的巴黎哲学家，促请他在两个首都公布对他有利而且久已闻名的“原因”。1766年10月，他发表了《发生于休谟先生与卢梭之间争论的简要报告》，该文由达朗贝尔和叙阿尔译成法文。一个月后英文也出刊了。格里姆将其中的要点在他10月15日的订阅信中广事流传，因此争论之声再响于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圣彼得堡。十几家刊物渲染此事。沃波尔出版了他对争论的看法，博斯韦尔攻击沃波尔，拉杜尔夫人则说卢梭先生骂休谟是叛徒。伏尔泰寄给沃波尔有关卢梭的过错与罪过的额外资料、有关他常到的“不名誉的地点”，及有关他在瑞士的煽动活动。乔治三世“以莫大的好奇心参战”。休谟将相关的文件寄到大英博物馆。

为这一阵狂怒包围的卢梭，却保持着忧郁的沉默。他现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回到法国，英国潮湿的天气和英国人保守的性格，使他憔悴。他追寻的安静超过他能忍受的范围。在决定放弃努力学习英文之后，他发现很难跟他的仆人相处。他只能与泰蕾兹交谈——她每天请求他带她回法国。为了实现她的计划，她对他证实仆人正计划毒死他。1767年4月30日，他写信给他不在场的房东达文波特：

明天，先生，我将离开你的房屋……我并不是不知道伏兵已准备突击我，我也并不是不知道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但是，先生，我仍然活着。剩下的只是我光荣地完成一项事业……再见，先生。我现在必须离开我居住的房屋，诚属遗憾。更使我遗憾的是碰到你这位如此令人愉快的主人，而我尚未使他成为我的朋友之一。

5月1日，他与泰蕾兹在匆忙与恐惧的状态下逃离。他们丢弃了行李，留下13个月的房租钱。由于不熟悉英国的地形，他们走了很多迂回路，有一段路途是步行的，约有10天他们迷路了。报纸大事刊登他们失踪的消息。5月11日，他们转到林肯郡的斯波尔丁，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通往多佛的路，而于5月22日从多佛上船往加来出发，结束了在英国16个月的生活。休谟写信给杜尔哥及其他朋友，要求他们帮助这位尚在逮捕令追捕之下、现已凄凉返抵法国的流浪汉。

第二部　卢梭时代的南欧

威尼斯以其运河、建筑和独特的浪漫气息闻名于世。而曾经的威尼斯共和国，影响遍及整个地中海世界。

第一章　意大利沃土（1715—1759）

自然景色

意大利分裂为十余个互相猜忌的邦国，不能联合以自卫。意大利这时正忙于享受生活，以致任由外邦人为了政治利益和战利品互相杀戮着，因此，黄金半岛成为西班牙波旁王朝与法国对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场。一连串的战争至1748年结束，西班牙再度拥有那不勒斯王国和帕尔马公国。教皇控制了天主教国家，萨伏依、威尼斯和圣马力诺仍保有自由，热那亚、摩德纳是法国的保护国，而奥地利拥有米兰和托斯卡纳。同时，意大利境内正阳光普照，田园、葡萄园、果园供给食物与饮料，仕女们美丽多姿、热情洋溢，悦耳的旋律四处飘送。外国的游客和学生来到这里享受美好的气候、风景、剧院、音乐、艺术及数百年来优美文化熏陶成长的社会。而今，意大利一半被征服，一半被掠夺，但至少意大利北部依然是欧洲最快乐的国土。

1700年，其人口约为1400余万人，1800年约为1800万人，而可以耕种的土地不及一半。不过，凡是可以耕种的地方，每一平方英尺都得到辛勤的耕耘和精心的照料。山坡地辟为梯田以保持水土，藤蔓攀绕着树枝，让果园缀上花环。而南部土地贫瘠，阴冷的太阳使河川干涸、田地荒废、人民愁苦，那里的封建制度仍保有中古作风。有一句略带讽刺的古语，“耶稣基督从未光临过埃博利以南”——索伦托之南。意大利中部土地肥沃，由教会统治下的佃农耕耘。北部——最重要的是波河河谷——有运河灌溉滋润，但需要大量费用和经过训练的农人疏浚河床泥沙，构筑堤岸。这里的农人也为小地主耕种土地以分取谷物。在拥挤的田庄里，即使一贫如洗，仍能保有尊严。

上千的村庄遍布在平原、丘陵与海滨之间。夏天既肮脏又多灰沙，清晨喧嚷吵闹，唠叨的工人因暑气逼人而步伐缓慢；中午时刻，却十分寂静；黄昏则充满了谈笑、音乐和爱情的追逐。意大利人喜爱午睡甚于金钱，拉巴斯曾说：“这时候街上除了狗、愚人和法国人外，什么也见不到。”上百的市镇到处有教堂、宫殿、乞丐和艺术品。五六个城市可与巴黎媲美，数千名工匠皆有第一流的技艺，在米兰、都灵、贝加莫、维琴察等城市的纺织工业再度发展，而纺织业，大部分由家庭纺织机生产，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占小部分的中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厂主、医师、律师、公务员、新闻从业员、作家、艺术家、教士）在贵族阶级（地主和教会阶级）和平民阶级（店主、艺匠和农民）之间成长发展着，可是尚缺政治权力。

除了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外，阶级差异并不难断定，意大利大多数城市里，贵族们很活跃地进入工商界和财政界。任何一个意大利农民都可能成为大主教或教皇，这一事实把民主因素注入了社会生活中。在法庭上，了不起的门阀领主与寒门教士相处，在学院和大学里，智力的优越比阶级门第更为重要。在狂欢节里，面罩后面的男女自得其乐，忘却了社会等级如同忘记他们的道德律。快乐交谈如置身于法国，唯一的例外是，他们有一种默契，即不妨害宗教，这一宗教为意大利带来国际性的贡献，这一宗教甚至是由其征服者传入意大利的。

这一宗教并不反对享乐，它配合着意大利人的个性与意大利的气候，以达到和平境界。狂欢节里，它允许适度的放纵，但它的教义极力维护婚姻与家庭制度，而且反对女人的轻信和男人的幻想。知识阶级的女孩子，年纪轻轻——有早在5岁时——即被送到修女院，主要为道德的约束监督而并非接受教育。只有在女方嫁妆筹集妥当后，这个让人企盼的结果才被宣布，受女方家长或监护人认许的求婚者才准备迎亲。假如我们相信卡萨诺瓦的话，偶尔，情欲强烈的修女可能避开女修道院院长的耳目——或女修道院院长避开其修女们的注意——在黄昏与清晨之间另寻方法去约会色欲强烈的男性。但这总是少有的，而且是危险的胡作非为，关于修道者的私德我们不宜多说。

一般未婚男性，如果尚未诱引到妻子，则去狎妓。凯吕斯伯爵估计1714年那不勒斯15万人口中妓女即占有8000人之多，在米兰，布罗塞斯发现“在公共广场里行走一步即可碰见淫媒者，能提供你希望的任一肤色或国籍的女人；但你要知道结果并不如承诺那么美妙”。在罗马，妓女被逐出教堂和公共集会所，并禁止在圣诞节、封斋节、星期日或假日里出卖色相。

已婚妇女的柔情受到抑制，这成为她们最大的苦痛，对她们在监督下消逝的青春及不能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进行的补偿，是纵容男女之间的暧昧行为，及采取侍从骑士的传统，这种情人的风俗是从西班牙传入的。在丈夫同意她和情人外出的情况下，允许已婚妇女接受“服务的绅士”（Serving Gentleman）陪伴共进晚餐，同去剧院，参加社交活动，但很少同床。有好些丈夫为他们的妻子选择这种侍从骑士，以防止发生不正当的爱情。卡萨诺瓦回忆录的广泛流传，及习惯于法国式放纵的法国旅行者的快速报道，使意大利的不道德在外国人的脑海中被夸大了。意大利虽泛滥着暴力犯罪和色情犯罪，但意大利人地地道道是孝顺的子女、善妒的丈夫、勤劳的妻子和慈爱的父母，他们过着团圆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以尊严、健谈和欢愉来面对婚姻及为人父母遭遇的难题。

妇女教育不受鼓励，许多男人认为识字危及贞操。少数年幼的女孩在修女院中接受阅读、写作、刺绣、服饰和仪态的指导。然而也听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主持沙龙，在沙龙里，她们自由自在地与作家、艺术家和企业家男士交谈。在巴勒莫，安娜·珍蒂莱（Anna Gentile）将伏尔泰的作品翻译成优美的意大利散文，出版了伏尔泰的《哲学书简》，书中勇敢地保卫着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的非宗教道德观。在米兰，布罗塞斯聆听年仅20岁的阿涅西用拉丁语演说水力学。她学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和英文，并写了圆锥面和分析几何学的论文。在博洛尼亚大学，马佐利尼夫人教授解剖学，而坦布罗尼夫人教授希腊文。在同一所大学，巴希21岁时获得了哲学博士（1732年）学位，不久因其博学而荣膺教授职位。她演说牛顿的光学，并撰写物理学论文。她还为丈夫生了12个孩子，并亲自教育他们。

大部分男女都不识字，而无社会傲气，如果一个乡村青年显出灵活而渴望的心智时，教士会想出某种方法教育他。在城市里，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开办了学校，在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员拥有许多学院，威尼斯有6所，米兰有7所，热那亚有6所，皮德蒙特有10所，西西里有29所，而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国尚有许多所。都灵、热那亚、米兰、帕维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罗马、那不勒斯、巴勒莫等地皆有大学，此等学校皆在天主教教会的控制下，但其教授阵容中有很多非教会人士，老师与学生们一样宣誓，不教、不读、不说和不做任何违反罗马教会的书籍与事情。卡萨诺瓦在帕多瓦曾说：“威尼斯政府付给名教授高薪，并给予学生绝对自由以听取他们的功课和演说，或依其喜爱而不去听讲。”

此外，意大利人的心智受到以专门研究文学、科学或艺术为宗旨，而且不受教士控制的学术机构的鼓舞，其中著名的领导机构为田园学院（Arcadian Academy），此后它衰败了。有许多公共图书馆，如米兰美丽的芬芳阁书库，或佛罗伦萨的玛格里亚图书馆。而且有很多私人图书馆，如威尼斯的皮萨尼图书馆，每星期在指定的日子里对大众开放。布罗塞斯报告说，意大利图书馆较法国图书馆更被人经常而热诚地使用。此外，尚有各种学术性的、文学的或幽默的定期刊物。泽诺和希皮奥内·马费伊在171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学季刊》（Giornale dei Letterati d’Italia）是欧洲学术水平最高、最受重视的杂志之一。

总之，意大利正享受着活跃的知识生活。诗人众多，整日吟诗题词，空气中洋溢着抒情诗，回荡着古诗人彼特拉克的韵律，即兴诗人们在促请下灵感泉涌、诗兴大发。但除了阿尔菲耶里（Alfieri）外，本世纪并无其他伟大诗人。威尼斯、维琴察、热那亚、都灵、米兰、佛罗伦萨、帕多瓦、那不勒斯、罗马等地皆有剧院。艺术精英们和一般平民走进这个秀丽的建筑物，一边交谈并互送秋波，一边观赏歌剧和戏剧。这里也有伟大学者如马费伊，勤奋历史学家如穆拉托里（Muratori），不久也将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在监督之下产生的稍嫌造作的文化，过分拘于礼仪风貌而丧失了勇敢豪迈的气概。

即使如此，仍有阵阵异端邪说之风掠过阿尔卑斯山或海洋朝着意大利吹来。一些外国人——主要是拥护英王詹姆士二世的英国人（Jacobite Englishmen），从1730年起在热那亚、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建立了趋向自然神论的兄弟会。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和本尼狄克特十四世对其加以责难，但其吸引了众多信徒，特别是贵族，偶尔也有教士。孟德斯鸠、伏尔泰、雷纳尔、马布利、孔迪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等人的著作都输入意大利，法文版的《百科全书》在卢卡、里沃纳、帕多瓦等地出版。启蒙运动以温和的程度及以适合能读法文的人的方式，到达了意大利。但意大利人深思熟虑，而且大部分很满足地抑制了哲学，其嗜好和技巧表现在艺术、诗文或音乐的创作和欣赏力上。一种可以触知或可见、可闻之美，对从未确定能够取悦人的难以理解的真理，似乎更适合诠释。其引吭高歌时，却任世界争论。

音乐

欧洲承认意大利音乐的优越，接受它的乐器和形式，欢迎其优点，为其阉歌人（castrato，幼时去势以保全其童声的歌者）加上皇冠，对格鲁克前后美妙旋律的歌剧大为折服。格鲁克、哈瑟、莫扎特，及其他千余人都来到意大利学习音乐，师从波尔波拉学习美声唱法（bel canto）的技巧或接受马蒂尼的嘉奖。

伯尔尼在威尼斯说：“如果两人手牵手并行时，彼等谈话内容似乎是歌唱问题，所有歌曲都是三重合唱曲。”另一个英国人如此报道：“在圣马可广场，人群中一人——或是鞋匠或是铁匠——开始奏起小曲调，他那一群人必和着唱出曲调的各部，唱得既准确又有韵味，即使在我们北方国家的上流社会也很难遇到。”

窗下的情人抱着吉他或曼陀林大显身手，也捉住了少女的心。街上歌唱者把他的旋律带进了咖啡室和酒店，河上平底船传出的歌声散布在空中，沙龙、学院和剧院里表演音乐演奏会，教堂里飘出了风琴和合唱的声音，歌剧院里女歌手或阉歌人的歌声，使男士沉醉，使女士为其昏厥。1758年在罗马举行的星光交响乐演奏会上，莫扎特听到这样的感叹：“上帝保佑！噢，多么愉快！人能因快乐而死！”在歌剧院里听到观众的啜泣，是很平常的事。

人们喜爱乐器胜过男女之情。大量金钱用于艺术品的制作，名贵的木料经过精工制造后，再镶以象牙、瓷釉或珠宝等，竖琴或吉他上也可能镶有钻石。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家斯特拉迪瓦里在克雷莫纳传授技艺，学生如瓜尔内里和多梅尼科·蒙塔尼亚纳，他们继承师父的技巧，赋予小提琴、中音小提琴和大提琴以灵魂。直到18世纪末期，大键琴（意大利人称之为Clavicembalo）仍是意大利人喜爱的键盘乐器，尽管克里斯托福里1709年在佛罗伦萨发明了钢琴（Pianoforte）。大键琴大师如沙尔拉提，小提琴大师如塔尔蒂尼和杰米尼亚尼此时已获得国际声誉。杰米尼亚尼是小提琴中的李斯特，或如他的对手所称“乐弓的疯子”。1714年，他抵达英格兰，在英伦三岛他如此出名，以致他在那里度过18年的余生。

这些大师的兴起鼓励了乐曲的创作，这一时期是意大利小提琴乐谱创作的黄金时期。当时主要在意大利的序乐、组曲、奏鸣曲、协奏曲和交响乐成了型，这种音乐强调旋律与和声，而非伴随巴赫达到高潮与衰退的复调对位音。组曲是由舞蹈形成的，而奏鸣曲是由组曲形成的。它是发音的东西，而奏鸣曲是被唱的东西。18世纪，它变成三个乐章的顺序——快（急速调或急速乐章）、慢（行板或慢板）、快（急速乐章或急速调），有时插入幽默剧以唤回快乐的气氛，或插入美妙的小步舞（minuet）以唤起舞蹈的兴致。1750年之前的奏鸣曲至少在其第一乐章已形成“奏鸣曲形态”——表现对比的主题——变化中求精细，在主题的反复中到达终曲。由于意大利萨马丁尼和里纳尔多、德国斯塔密茨的实验，交响乐演进到把奏鸣曲形式应用于过去的歌剧序曲或叙唱伴奏。依此方法，作曲家不但提供了心情上的愉快，也获得了感官之乐。它增加了乐器音乐结构上的特质，编曲限制于符合逻辑的次序与统一上，部分器官与整体的关系，或曲首配合曲中与曲末，其结构的不复存在是艺术上的退化。

协奏曲适用于音乐的冲突原则，是戏剧的灵魂：与管弦乐队的单独表演对比，并使二者获得和谐的对称。意大利较喜爱的形式是大协奏曲（concerto grosso）。意大利的维瓦尔第、英国的亨德尔、德国的巴赫把大协奏曲引入更为精妙的形式，而管弦音乐挑战了歌唱的优越性。

不过，意大利声乐仍是超乎一切之上、深受大众喜爱、无可比拟的音乐。其语言的母音强于子音，因而有和谐之便，也有教堂音乐的悠久传统及高度发展的声乐训练艺术之利。这里多的是诱人的首席女高音，她们占有很大的比例和财富；肥胖的阉歌人，其声势凌驾于一些国王和王后之上。这些男性的女高音和女低音，把男人的肺和声带与女人或小孩的声音组合起来。他们在七八岁时即去势而失去男性特征，并接受长期而灵巧的呼吸和唱音的训练，学得如何表演颤音和花腔、八分音符及急奏和优美的装饰乐段，使意大利听众大为狂赞，时而高呼：“小刀万岁！”由于教会反对女人受雇在舞台上表演，及17世纪女性歌手的较劣训练，产生了用小刀切断输精管的需要。一个成功的阉歌人报酬如此之大，以致某些父母发现其幼子具有好音质的第一个迹象后即送去施以阉割手术，这位牺牲者也受引诱而同意。但期望常常落空，伯尔尼说意大利任一城市都可发现许多失败成例。1750年后，这种阉歌人时尚渐渐衰退，因为首席女歌手在音调上较他们更清楚，在声量上也可与他们抗衡。

18世纪音乐界最有名的人物并非巴赫，亦非亨德尔或莫扎特，而是法里内利——但这并非他的本名。卡罗·布罗斯基很显然是使用他叔父在音乐界已享有盛誉的名字。卡罗生于1705年，其家庭是那不勒斯望族，他不至于正式被纳入去势者之列，据说是他骑马时遭遇意外，使他不得不接受手术，因而成为历史上最佳的歌者。他跟随波尔波拉学唱，并陪他前往罗马，也在波尔波拉歌剧《伊门》（Eumene）中演出。在一曲之中他曾与笛手竞争拖长或升高一个音符，使他大受赞赏，邀请的函件从十多个首都涌来。1727年，他在博洛尼亚城第一次遇到强手，他与贝尔纳基合演二重唱，坦承贝尔纳基为“歌唱家之王”，并欲拜其为师。贝尔纳基同意了。不久他便青出于蓝。法里内利如今由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威尼斯、维也纳、罗马、那不勒斯、费拉拉、卢卡、都灵、伦敦、巴黎。他的声音和技巧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呼吸艺术是他技巧的一个秘密，他比任何一位歌唱家更懂得如何深呼吸、快呼吸、微呼吸，并能维持同一声调直到乐器的声音全部消失。在咏叹调《我像一只迷航之船》（Son qual nave）中，开始时他的音调不能被人听见，渐渐扩大直至全音量，然后渐渐地减低，直到微弱模糊。听众们如醉如痴，即使在冷静的英格兰，也会为之鼓掌达5分钟之久。他动人哀感的表情、优雅温和的风度，使他赢得观众的心，这些性格上的特质如同其声音的特质。1737年，他完成了短期访问西班牙的心愿，在马德里或附近一待就是25年，在那里我们可以寻到他留下的足迹。

由于有像法里内利和塞内西诺的阉歌人，有像波唐尼和库佐妮的女歌手，歌剧变成意大利的声音。而且，除了法国外欧洲任何地方都热衷于欣赏它，甚至在那里歌剧引起了一场战争。“opera”是“opus”的复数形式，意思是“多数作品”，在意大利文里复数成为单数，意思仍为“作品”，现在我们所称的“opera”被称为“opera Per musica”（音乐作品），只在18世纪该字采用现在的意义。歌剧过去受到希腊戏剧传统的影响，原来被设计为剧本而且伴有音乐。不久，在意大利，音乐盖过剧本，独唱的曲调也盖过了音乐。歌剧被设计为阵容中首席女歌手和首席男主角独唱，在这些令人兴奋的高潮的间隔时间，听众可以交谈，在各幕之间他们玩牌或下棋、赌博、吃甜食、吃水果、用晚餐，并由一个包厢至另一个包厢去拜访和调情。在那些宴乐里，歌剧脚本常为独唱曲调、二部合唱、合唱及芭蕾舞的断续倾泻之流淹没。历史学家穆拉脱里当众指责这种淹没剧本的行为（1701年）。歌剧脚本作者泽诺也同意他的看法。作曲家马尔切洛在《时髦的剧院》（Teatro alla moda，1721年）中讽刺这种趋向。梅塔斯塔西奥有一段时期遏阻这一潮流。在奥地利而非意大利，约梅里与特雷塔曾奋力反对，但为其同胞弃绝。意大利人很坦白地喜爱音乐多于戏剧，并认为戏剧仅是歌曲的施工架而已。

或许在历史上没有其他艺术形式较歌剧更为意大利人喜爱，意大利听众欢迎名歌手的独唱曲调或装饰乐段，其热诚是无与伦比的。在演唱过程中，咳嗽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为人熟悉的歌曲结束之前开始拍手，然后用手杖击打地板或椅背，另有一些热情者将鞋子抛向空中。任何一个具有自尊的意大利城市（而哪个城市无自尊？）都有歌剧院，仅在教皇国就有40家。在德国，歌剧通常是宫廷活动，不为大众公开享受；在英格兰以高价入场券来限制听众；而在意大利，歌剧对所有衣着合适的人开放，其收费适度，有时根本不收门票。因为意大利人耽于生活享乐，他们坚持他们的歌剧即使是悲剧，都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但他们喜爱幽默如同喜爱伤感。习惯于歌剧的幕间增加插曲，这种幕间音乐，渐渐发展成为他们独具的特色，直到他们遇到了对手——正歌剧（opera seria）。佩尔戈莱西的《女佣做主妇》（La Serva Padrona）是滑稽歌剧（opera buffa），它在1752年吸引了巴黎，并为卢梭激赏，证明意大利音乐优于法国音乐。

意大利喜歌剧或正歌剧是一股历史力量，如同罗马曾以其大军征服西欧，亦如罗马教会以其教条再度将其征服，因此意大利又一次地以歌剧征服了欧洲。意大利歌剧代替了德国、丹麦、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甚至俄罗斯的本国作品。意大利歌手几乎是欧洲各国首都的偶像，当地歌手取了意大利的名字，才能赢得自己家乡的接受，只要母音能唱过子音，这种迷人的征服将会继续下去。

宗教

意大利最有势力的阶级，继歌剧第一女主角和伟大的阉歌人之后，即是教士。他们穿着特殊法衣，戴着宽边帽子，骄傲自由地在意大利昂首阔步，他们了解他们所施与人类最珍贵的恩惠——希望。在本世纪里每200个法国人才有一位教士，但在罗马每15人就有一位教士。在博洛尼亚每17人有一位，在那不勒斯和都灵每28人有一位教士。当时，一位宣称是正教徒的那不勒斯人抱怨说：

教士数目如此大，君王们如不是采取步骤限制他们，即将让他们吞噬整个国家。意大利最小的村庄难道也应该受50位或60位教士的控制吗？……大量的钟楼和修道院使阳光透不进来。在许多城市，拥有圣多明我教派的修道士和修女的修道院25座，耶稣会大学7所，戴蒂尼会（Theatines）也有7座，圣方济教派的修道院有二三十座。四五百个教堂和小聚会所不说，尚有其他50余种男女修道会。

或许这种数字在争论中被夸大了，我们听说在那不勒斯有400所教堂，米兰有260所，都灵有110所，但这些都包括小教堂。修道士比较穷，但世俗的教士一般而言比贵族还有钱。那不勒斯王国的教士接受国家总税收的1/3；在帕尔马公国约一半的土地，在都灵几乎3/4的土地，都归属于教士；威尼斯在1755年至1765年的11年，教会教产增加了价值330万镑的新的遗赠物。部分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列入意大利最富有者之林，但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原来是行政首长和政治家，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会有圣徒。下半世纪里有一部分红衣主教和大主教抛弃了他们的财富或奢侈的生活，自愿过着贫穷的日子。

意大利人民阻碍了少数政论家和讽刺家对教士的财富稍做抗议，而对他们的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们的光辉显赫却引以自傲，对宗教带给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他们似乎仅做出很少的贡献。每一家庭都有一个十字架和圣母像。父母、子女和仆人们每个傍晚都跪在圣母像前祷告膜拜，有什么东西能代替这些祷告者的道德影响力呢？每星期五禁食肉类，封斋期的星期三和星期五也是这样，这是有益于心智的意志训练，对教士和平民也是恩惠。了解女人魔力的教士对肉体上的罪不太严肃，在放纵的狂欢节里他们眨眼示意。甚至妓女在星期六也在圣母前点燃烛光，并为弥撒捐钱。布罗塞斯在维罗纳城观赏歌剧时，教堂奉告祷告钟声响起表演也随之停止，他大吃一惊，这时所有演员都跪下来祷告。一位女演员在戏剧性地晕倒后，仍旧爬起来参加祷告，之后再度晕了过去。在意大利没有别的宗教比天主教更为人热爱。

但它有另外的一面——检查制度与宗教裁判所。教会要求每位意大利人至少每年一次履行他（她）的“复活节义务”——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六去忏悔并在复活节早上接受圣餐。在所有大都市里，如不能履行这一义务，会遭到教会的谴责。私下谴责与劝诫若无效，则将违反者姓名公布于教区教会门口。如继续拒绝，则被驱逐出教会，在某些城市里还受监禁。但这种宗教裁判所已失去其大部分权力和控制力。在大都会里，教士的控制能够规避，检查制度也减少了，知识阶级正静静地散布着怀疑与异端，甚至教士本人也有此倾向——因为部分教士不顾教皇的敕书而私自成为詹森派教徒。

许多教士和修道士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且对犯罪并非全无经验之时，尚有许多人忠于他们的誓言，信守信心，为其任务效命。新的宗教团体证明了僧侣经过冲击尚能残存，贵族出身的律师圣阿方索于1732年创设了赎世主会（Redemptorists）——“最神圣救世主教会”；而“十字架的圣保罗”亦于1737年创设了“圣主蒙难会”——神圣十字架和救世主蒙的牧师。圣保罗本人曾实行最严格的制欲。

耶稣会1750年有2.3万多名会众，3622人在意大利，其中半数是教士，他们的权力与其人数很不成比例。他们因为是听国王、王后和显赫家族告解的神父，于是影响国内和国际的政策，有时他们是仅次于民众本身最急迫的力量，以迫害异教徒。但他们是天主教神学家中最自由的，我们在别处看到他们多么耐心地与法国启蒙运动寻求妥协，他们在国外传教的任务，也以弹性适应当地的情形。此等说服了本尼狄克特十四世教皇以《自从上主圣意》（1743年）敕书考核和谴责耶稣会。但他们在反对新教和不信教者上，仍是最强有力、最博学的天主教信念的护卫者，也是教皇最忠实的支持者，以对抗国王们。在民族国家与超国家的教会之间法律和权力的斗争中，耶稣会在国王们的眼中是最聪敏、最顽强的敌手，他们无心消灭耶稣会，但这场好戏的第一幕在葡萄牙上演。

从都灵到佛罗伦萨

从法国由塞尼峰（Mont Cenis）进入意大利，我们登上阿尔卑斯山来到“山麓”皮德蒙特高原，越过了葡萄园、田园、橄榄和栗树园，来到了有2000年历史的都灵。那是萨伏依家族的城堡。萨伏依家族是目前尚存最古老的王族之一，1003年由亨伯特建立，这一时期其领袖是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二世9岁继承萨伏依公爵宝座（1675年），18岁正式当政，在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中奋战法国，与萨伏依的尤金共同将法国人逐出都灵和意大利，并在《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中，把西西里岛划入他的领域。1718年，他以西西里交换撒丁岛，并获得了撒丁岛国王的头衔（1720年），但仍以都灵为其国都。他的统治唐突而有力，改善了公共教育，促成普遍繁荣，而统治55年后，即让位给他的儿子伊曼纽尔一世。

两朝统治期间，几历一个世纪。都灵成为意大利文明的中心，孟德斯鸠1728年来到这里，尽管他爱巴黎，也称都灵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1749年，英国政治家查斯特菲尔德称赞萨伏依宫廷在欧洲算是“形成最佳教养和娴雅人民的最佳宫廷”。都灵部分的光辉归功于一位建筑家菲利普·尤瓦拉，他吸收着文艺复兴灵感的气息，在高于都市2300英尺的苏柏加（Hill of Superga）高傲的山峰上，为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二世修建了一座有古典柱廊和圆顶的美妙皇宫（1717—1731年），以纪念都灵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个皇宫一个世纪以来被当作萨伏依皇族的陵寝。1718年，他又为古老的玛德玛宫，增添了堂皇的楼梯和宽敞的正厅。1729年，他设计（由阿尔菲耶里完成）斯达皮尼格城堡，它的大厅陈列着巴洛克式华丽的作品。直到他们最后一次胜利（1860年），把国都迁到罗马成为联合的意大利王国，都灵一直是萨伏依公国的首都。

米兰长时期受到西班牙的压制，重新回到了奥地利温和的统治。1703年的弗朗茨·蒂芬，1746年和1755年的弗丽斯和瑞哈·克莱里奇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纺织厂，扩大了手工艺的代替品，并建立了以资本家理财和管理的大规模生产的同业公会。米兰的文化史上，声名最响亮的是为萨马丁尼，在这种富裕的环境里我们偶尔尚可听到。在其交响乐和奏鸣曲中，德国大音乐家的和谐庄严被代以对比主题和方式的交互使用。年轻的格鲁克于1737年来到米兰（时为弗朗西斯科·梅尔齐王子的室内音乐家），成为萨马丁尼的学生与朋友，并采取了他制作歌剧的方法。1770年，波希米亚作曲家约瑟夫·米斯维克与年轻的莫扎特在米兰聆听萨马丁尼部分交响乐后，喟叹道：“我已发现海顿风格之父！”可见，他是现代交响乐的创始者之一。

热那亚有一个极坏的18世纪，贸易方面由于与地中海人竞争海洋，日趋萧条。但因其位于能够俯瞰设备良好港口而且宜于防卫的山头上，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处于邻近强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它处于强敌环伺于外，愚民与热情人民充斥于内的境况下。政府终落入古老商人家族手中，由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和顺服的总督统治，这一自存的寡头政治使人民陷入愠怒而不能忍受的贫穷中，而又轮流被班库萨·吉奥吉强夺并统治着。1746年萨伏依和奥地利联军围攻热那亚时，政府惧怕人民杀害统治者，不敢武装百姓，宁可对围攻者敞开大门。围攻者强索赔偿和赎金，使银行破产。百姓对当地固有的剥削者仍较有好感，群起攻击奥地利防卫军，他们从屋顶和街上以瓦片和石头齐攻之，并把他们驱逐出去。于是，原来的暴君再度上台了。

热那亚的贵族建立起像迪弗瑞宫一类的大厦，并与米兰共同支持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其名声即使在现代也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每张现存的马尼亚斯科的画，都具有粗野的原始风格，令人震撼。在他的《弹吉他的小丑》（Punchinello Playing the Guitar）一画中拉长的人像打了黑色和棕色的补丁。《火堆前的女孩和音乐师》（Girl and Musician before the Fire）很优雅。《理发师》（The Barber）中的理发师显然很想切断顾客的喉头。宏伟的《僧侣的餐厅》证明了教会繁华的烹调设备。以上这些画全是名作，它们憔悴的形式和光彩的变幻使人想起西班牙画家艾尔·格雷科（El Greco），他以令人骇异的手法暴露人生的残酷。不拘形式的现代化表现，使人预想到戈雅（Goya）。

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上最有名家族的结局，托斯卡纳大公爵科西莫三世漫长的统治，对于仍旧怀念早期的美第奇、延续而引以为荣的佛罗伦萨人而言是不幸的。科西莫分心于神学，允许教士督促他并从他不健全的税收里抽取大量的教会捐赠。专制统治、无能的行政效率和过重的税收，使其丧失了大众的支持，其王朝历时250年之久。

科西莫的长子斐迪南亲近娼妓而疏远朝臣，由于纵欲过度而损害健康，于1713年无子而逝。另一个儿子吉安（Gian Gastone）研究历史与植物学，并过着安静的生活，1697年，其父迫他迎娶萨克西—劳恩伯格（Saxe-Lauenburg）的安妮。她是一位心智平庸的寡妇，吉安与她共同生活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村庄里，度过了一年无趣的生活，然后在布拉格以与人私通安慰自己。斐迪南的健康恶化时，其父科西莫召吉安返回佛罗伦萨。斐迪南去世时，吉安被任命为大公王位继承人，但其妻拒绝定居于意大利。父王科西莫唯恐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中断，说服了佛罗伦萨参议院颁布法令，无子嗣的吉安去世后，应由吉安的姐姐安娜继承王位。

欧洲强国环绕这一摇摇欲坠的王朝，跃跃欲试。1718年，奥地利、法兰西、英格兰和荷兰拒绝承认科西莫的安排，并宣称吉安一世驾崩，托斯卡纳和帕尔马应给予卡洛斯——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的长子。科西莫抗议，并为时已晚地组织其在里窝那和佛罗伦萨的军事防卫武装。他逝世后留给他儿子一个穷困的国家和摇摇欲坠的王位。

吉安此时（1732年）已届52岁，他努力矫正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弊端，解散间谍人员和在其父王时代得巨利的阿谀者。他减低租税，召回放逐者，释放政治犯，协助工商业的复兴，并使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恢复安全与快乐。科西莫二世和吉安经营的沃夫兹画廊（the Uffizi Gallery）内容丰富。在弗朗西斯科·沃西尼的小提琴领导下的音乐大为兴盛，再加上化装舞会、花车游行、碎花投掷战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罗马互相争辉，吸引观光客。例如，1740年蒙塔古夫人、霍勒斯·沃波尔及托马斯·格雷，都在里多福宫中聚集在庞弗雷特夫人身边，颓废的社会有许多很吸引人的事物存在着。

吉安心力交瘁，将政府事务交给其大臣们，自己陷入肉欲荒淫的生活中。西班牙派遣3万军队以保证卡洛斯的继承。奥地利的查理六世派遣5万军队护卫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莎登上大公之位。1736年，奥地利、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协定，避免了一场战争。根据协定卡洛斯获得那不勒斯，而托斯卡纳归之于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1737年7月9日，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位统治者去世，托斯卡纳成为奥地利的属国，而佛罗伦萨再度兴盛。

亚得里亚王后——威尼斯

米兰和威尼斯之间，一些小城市懒洋洋地散布在阳光下，贝加莫城在半个世纪里，以画家如吉斯兰迪、作曲家如洛卡泰利为荣，维罗纳城的歌剧在罗马剧场里演出。另一位出众人物希皮奥内·马费伊，他如诗的戏剧《迈尔普》（Merope，1713年）为伏尔泰模仿，伏尔泰坦诚地把自己的作品《迈尔普》题献给他，称：“第一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天才，不以献殷勤的言行贸然写作悲剧的人，这一悲剧的价值比得上雅典城的光荣，在其中母爱构成了整个风流艳事，而最动人与温柔的是得之于最纯洁的美德。”更为著名的是马费伊写的具有学术性的《维罗纳美术考》（Verona Illustrata，1731—1732年），为考古学立下良好的基础。他的城市因他感到骄傲，于是他在世之年即为他竖立铜像。维琴察城建筑物为帕拉底奥所建，为复兴古典形式的建筑师朝拜的目标。帕多瓦城有一所大学，当时它以法律和医学教授阵营而闻名，而塔尔蒂尼为公认（但杰米尼亚尼除外）的欧洲小提琴之王，谁没有聆听过塔尔蒂尼的“魔鬼的颤抖”呢？

所有这些都市皆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北部有特雷维索、佛利乌里、费尔特雷、巴萨诺、乌迪内、贝卢诺、特伦托、博尔扎诺；东部有伊斯特里亚；南部有威尼斯公国，由基奥贾和罗维戈伸展到波河流域；越过亚得里亚海，它拥有卡塔诺和普雷韦扎，及今日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在亚得里亚海中，拥有科孚群岛、瑟法洛尼亚岛、桑特岛，位居世界中心的复合王国，居住着300多万人。

·威尼斯人的生活

威尼斯本身即是首都，居民有13.7万人，此时它的政治和经济处于衰退中，爱琴海帝国失落到土耳其人手中，大部分对外商业也落在亚得里亚沿海国之后。十字军的失败，1571年莱潘托战役胜利后，欧洲政府多不愿帮助抵御东方基督徒的先锋。这些政府却渴望接受土耳其施予商业优惠，而这种优惠被其最勇敢的敌人拒绝——这使威尼斯衰弱得无法维持其文艺复兴的光辉。她决定开拓自己的园地——给予意大利和亚得里亚的属国一个政府，此一政府具有严整的法律和政治检查制度及私人监督，但在行政上是有效率的，在宗教道德上是容忍的，在内地贸易是自由的。

如同18世纪欧洲其他的共和国，威尼斯被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统治，在各种不同枷锁的残骸里——安图尼斯、瑟洛克、奥瑟劳——人民很少接受教育，思想迟钝但动作敏捷，喜爱享乐而非权力，民主意识混乱。议会的资格渐渐限制在列名于金书中的600多位商界和财政界人士，甚或外国血统者，增列入当地贵族里，这是聪明的做法，最高委员会选举参议员，也选出强有力的十人委员会。大群密探散布在公民之间，将任何一个威尼斯人，甚或总督本人的值得怀疑的举动和言论，报告给宗教裁判所。总督通常是傀儡，仅用以注释爱国主义与民主政治而已。

威尼斯的经济在对抗外国竞争、进口税与公会的限制中失败。威尼斯的工业未迈入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而仅满足于其工艺的声名。毛织工业1700年有1500名工人，但到该世纪末仅有600人而已。丝织工业在同一时期也由12000名工人减少至1000人。穆拉诺（Murano）的玻璃工人，对曾经一度在欧洲大为出名的制作方法，拒绝任何改变，然而他们的制造秘密被佛罗伦萨、法国、波希米亚和英国探悉。竞争对手在化学方面更求进步，在制造过程中进行实验改良，于是穆拉诺的优势即成过去。丝带工业则屈服于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竞争者，1750年之前，威尼斯人自己都穿用法国制丝带。只有两种事业尚称发达：有3万人从事的渔业和奴隶的买卖。

宗教不许干涉商业利益和舒适生活。有关教产和教士犯罪等事务，由国家来处理。1606年被驱逐的耶稣会会员，1657年被召回，但附带一个条件，即他们对教育和政治的影响力被限制。尽管政府禁止法国哲学家的作品流入，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思想理论，由游客带入威尼斯的沙龙和威尼斯城。如同在法国一般，贵族阶级以一些毁损其权力的思想自娱。人民接受宗教，几乎是出于仪节和信仰的下意识习惯，可是他们玩乐多于祷告。一句谚语将威尼斯人的道德观形容得淋漓尽致——“清早做个小弥撒，晚饭后来场小赌博，晚上召个小妇人”。年轻人赴教堂，非为膜拜圣女，而是检视女人。尽管教士和政府严词谴责，这些女人还是穿着袒胸露背的衣裳。宗教与色情之间终年无间断地战争，胜利却属于色情。

政府允许接受管理的娼妓制度存在，将之作为一种公共安全措施。威尼斯的高等妓女，其美貌、风度、华服及大运河区的豪华公寓大为闻名。妓女的数量是惊人的，但仍供不应求。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节俭的威尼斯人，及像卢梭那种外国人，两人或三人志同道合维持一位姘妇。虽然有这种方便，但有些不满足于侍从骑士的已婚妇女沉迷于危险的私通。某些人经常光顾娱乐场所，那里提供了秘密幽会的各种方便。多名贵妇受政府公开指责其放荡行为，有些人被下令禁锢家中，有些人被放逐。中产阶级比较自制，太太忙于抚育后代，母亲们把热烈的爱施于子女身上。

威尼斯的犯罪记录少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犯罪企图被人数众多、严密监视着的警察和宪兵挡回。但赌博是合法的。1715年政府发行了彩票，第一个“瑞达图”（ridotto）或赌博游乐场，于1638年开幕，不久有许多间公开和私下的赌博游乐场出现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涌进。聪明的赌场老手如卡萨诺瓦靠赌博收入为生，其他人可在一夜之间输掉一生积蓄。有些赌博者戴着面罩，伏在桌上，安静而热衷，其程度超过爱情。政府和善地袖手旁观（直到1774年），因为政府对之课了税，每年税收多达30万镑。

来自十多个国度的有钱的游手好闲者，在松弛的道德和愉快坦白的广场和运河的气氛下，挥霍他们的积蓄和余年，把帝国抛于脑后，也降低了对政治的热情。这里无人谈论革命，因为每一阶级的人，除了乐趣外，有其固定的习惯，也专心于其工作。仆人柔顺而忠诚，但无法忍受侮辱或怠慢。威尼斯运河中驾着平底舟的船夫们诚然贫穷，但他们是湖泊的主人，站在镀金的小帆船上，对其古老的技巧充满了自信与骄傲，或在精力充沛而神秘的呼喝下转一个弯，或随着身体的摇晃和船桨的旋律哼着小曲。

广场里杂混着不同国籍的人士，各人保持着独特的装束、语言和亵渎的言语行为。上层社会仍穿着上等麻布衬衫、天鹅绒长裤、丝袜、带扣鞋子，如同文艺复兴与全盛时期的穿着。在18世纪，把土耳其穿长裤的习惯介绍到西欧去的是威尼斯人。1665年，传进了假发，年轻的纨绔子弟非常注意他们的衣饰、头发，以致男女莫辨。时尚的仕女，头上梳着高耸的塔形的直发或假发。男人跟女人一样，缺少珠宝即觉得不够体面。扇子是艺术品，绘制精巧，通常镶嵌宝石，或附装一片单眼镜。

每个阶层都有俱乐部，每条街都有咖啡座。哥尔多尼说：“在意大利，每天我们都喝上十杯咖啡。”各式各样的娱乐都很发达，从有奖争斗到化装舞会等。有一种游戏叫作“帕隆”（Pallone），用手掌抛动充气的球，于是为我们带来了气球（balloon）这个字。水上运动每年都举行。从1315年起，每年1月25日在大运河举行赛船会——50人划行平底船的竞赛，船身装饰得如同“游行花车”。节目的高潮是水球竞赛，成千的威尼斯人分成拉拉队和竞赛队。在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总督驾着装饰华丽的礼舟，从圣马可到利都，四周围绕着上千艘其他船只，以将威尼斯再度与海洋亲密结合在一起。

通常的假日使人不忘圣徒们和历史纪念日的名字，并充满回忆。元老院也发现食物和竞技场是可被人接受的竞选代替物，在这样的场合，美丽如画的游行行列由一座教堂走到另一座教堂，从一个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途经的街上窗口和阳台垂挂着多彩的毛毯、花圈和丝带，街上有清晰的音乐、虔诚而含情的歌曲和美妙的舞蹈。登上高官的贵族，以游行、拱门、战利品、庆节和慈善事业来庆祝，耗费往往高达3万镑。婚礼即是节日，而贵族葬礼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

还有狂欢节——该节日是由古罗马异教徒的农神节演变而来的基督教遗习。教会和国家希望借这个精神上的节日，松弛一年的其余日子中肉欲和第六诫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意大利的狂欢节只在封斋节前一周，18世纪的威尼斯则由12月26日或1月7日到忏悔火曜日。或许是从肉食许可日最后一日起的缘故，该节日获得它的名字——carne-vale（肉食再见）！在冬季数周之中，几乎每个夜晚，威尼斯人和从欧洲各地来的访客涌进广场，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戴着面具以隐藏其年龄、阶级和身份，化装下的男女嘲弄着法律，而妓女甚为猖獗。五彩碎纸到处飘舞，人造蛋投来投去，一破裂就洒开水珠。喜剧演员如潘塔伦、阿莱基诺、哥伦拜思，以及其他为人喜爱的人物，昂然而行并自然而天真地谈笑，以娱群众。木偶跳着舞。千百人为走钢绳的艺人屏息静观。像犀牛之类的奇兽也被带入这一盛会中，犀牛首度出现在威尼斯是在1751年的庆典里。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半夜，圣马可的钟在狂欢节结束时大鸣，精疲力竭的狂欢者迅速回到自家的床铺，并准备聆听明晨教士对他说：“记住吧，你是尘土，而你将返归尘土。”

·维瓦尔第

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音乐对抗的焦点。18世纪，威尼斯的剧院上演了1200出不同的歌剧。当时最有名的歌剧女歌手库佐妮和波唐尼互争雌雄，为旋律而斗争。他们在其方寸之地就能感动世界，库佐妮在一家剧院里与法里内利打对台，而波唐尼在另一家剧院与贝尔纳基对擂，所有威尼斯人都有崇拜对象，假如四个人在一起演唱，整个威尼斯即将融入其歌剧的沼湖之中。

与歌剧的欢乐恰成对比的地方，是四座救济院。在救济院里，威尼斯人关心孤儿和私生女。为使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的生命具有价值与意义，让他们接受声乐和乐器的训练，让他们练习合唱并给予公开演唱的机会。卢梭曾说他从没听过这般感人的少女的声音，表现出经过良好训练的完美和谐。歌德认为从未听过如此优美的女高音，或那种不可名状的美丽的音乐。一些意大利最伟大的作曲家执教于这些慈善音乐学院，为他们作曲，并指挥他们的音乐会：蒙特威尔地、卡瓦利、洛蒂、加卢皮、波尔波拉、维瓦尔第……

威尼斯剧院将他们的歌剧、管弦乐队及音乐大师的声乐和乐器演奏，带到意大利各大城市，有时访问远及奥地利和德国的城市。威尼斯是培育音乐家洛蒂之地，他是风琴家及当时圣马克唱诗班的指挥，他虽是一个平凡的歌剧作家，但是他的一首弥撒曲曾赚取了新教徒伯尔尼的眼泪。威尼斯还孕育了以喜歌剧闻名的加卢皮，产生了马尔切洛——其协奏曲在当时的作品中名列前茅，马尔切洛之弟贝内代托·玛西罗——其50首赞美诗的配乐构成“音乐文学最佳创作之一”，及杰出的音乐家维瓦尔第。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次听到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时会有一种羞耻感，为何我们对他忽视这么久呢？他的音乐很庄严地流露和谐，旋律的涟漪展露笑容，结构统一而严谨，因此，改变了我们早日对他的认识，他理应在人类音乐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

他出生于约1675年，是圣马克总督教堂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父亲教他小提琴，并在管弦乐队中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15岁时担任较低神职，25岁时变成教士，由于发色泛红被称为“红教士”。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其教职的宗教仪式冲突，其对手曾说：“一天，正当维瓦尔第祈祷弥撒时，一首遁走曲主调显现脑际，他立刻离开祭坛……赴圣器收藏室，写出这一组曲，然后再回去做完弥撒。”一位教廷大使指控他养了好几位女人，（据说）最后宗教裁判所禁止他主持弥撒，对此，他在晚年提出了不同的描述：

25年前我主持了最后一次弥撒，那不是由于停止圣职的缘故，而是出自我自己的决定，因为自出生我即遭受病魔的重压。被指派担任圣职后，我主持了一年或一年多的弥撒，然后我停止主持弥撒，曾有三次在弥撒进行中，病痛使我在未完成仪式之前即离开了圣坛。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几乎一直待在家里，仅偶尔乘上平底船或马车外出，因为我胸部的状况，或可说为胸部的压迫（可能是哮喘症），我已不能走动，贵族们不邀请我到他们家，甚至我们的君主亦然，因为他们对我的疾病甚为了然。我旅行时花费甚大，因为在旅途中我需要四五位女人来帮助照料。

他补充说这些女人的声誉毫无瑕疵，“她们的谦逊到处都受赞许，她们每日都祷告”。

他绝不是一个纵情声色之人，因为在慈善音乐学院的37年时间使他成为提琴家、教师、作曲家及唱诗班指挥。他为其女学生写作了大量不属歌剧性的作品，因为需要量很大，他写作迅速，尽量找空闲的时间加以修正。他曾对布罗塞斯说他能“写协奏曲较缮写员缮写更为快速”。他写歌剧也同样快速，他曾在其中一剧本的目录页上写下豪语——5日完成。他像亨德尔一样自求节省时间，采取过去的演出作品以应目前的需要。

在写作《奥斯本达勒》（The Ospedale）的空隙里，他另外制作了40出歌剧，许多当时的人物同意塔尔蒂尼的看法，认为维瓦尔第的这些作品很平凡。马尔切诺·贝内代托在他的《时髦的剧院》中嘲弄了维瓦尔第的作品，但威尼斯、维琴察、曼图亚、佛罗伦萨、米兰和维也纳的听众欢迎他，而维瓦尔第时常弃下他的女学生们，陪伴女人穿过意大利北部，甚至到达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旅行演出，他表演小提琴或指挥他的歌剧，还监督演出及全套布景。他的歌剧现已不流行，但似仅限于格鲁克以前的作品，其风格、态度、男主角、声音、性别全都改变。

维瓦尔第的作品在历史上已发现554件之多，其中454件是协奏曲。一位聪明的讽刺作家曾说维瓦尔第写了不到600首协奏曲，但同一首协奏曲曾写过600次，有时情况似乎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弦乐器使用得太多，几乎是节奏拍打的摇弦琴也太多，甚至在闻名的《四季》（The Seasons，1725年）连续曲里，也嫌太多单音而缺少变化。但它有热情生动和冷漠吹奏的高潮，独唱者与管弦乐队之间戏剧性对比冲突的优良表现和悦人的旋律，他的作品中以大协奏曲的优越史无前例，仅有巴赫和亨德尔可以凌驾其上。

维瓦尔第像多数艺术家一样，为其天才的敏感性所苦，他的音乐力量反映出他的暴躁脾性，他曲调的柔和即反映了他的虔敬。他年老时，沉溺于对宗教的虔诚中，因此有一则奇异记载，描述他只有在作曲时才会放下《玫瑰经》。1740年，他失去或辞去在慈善音乐学院的工作。他离开威尼斯到维也纳去的理由，至今不为人知。我们仅知他在一年后去世，其葬礼草率如贫民。

维瓦尔第去世的消息，在意大利新闻界并未引起注意，因为威尼斯已不再关心他的音乐了，也没有人把他列入国家和当时的最伟大艺术家之林。他作的曲在德国受到欢迎，克万茨——腓特烈大帝的吹笛者和作曲家——引入了维瓦尔第的协奏曲，而且很坦率地承认其曲为典范。当时，巴赫至少改写了他的9首乐曲以适合大键琴演奏，4首风琴演奏曲及另一曲适合四大键琴和弦乐器的合奏曲，他对维瓦尔第很是推许。很显然，巴赫协奏曲的三部结构得之于维瓦尔第和科雷利。

除了学者们在追溯巴赫的发展史外，整个19世纪中维瓦尔第几乎被人遗忘，直到1905年谢林（Arnold Schering）的《德国音乐史》（Geschichte des Instrumentalkonzerts）才恢复维瓦尔第的优越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托斯卡尼尼把他的热爱音乐和威望，归功于维瓦尔第。

红衣主教雷德把他列入18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作曲家之列。

·怀古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十几位画家寻求对往昔的怀念，我们仅向皮托尼（威尼斯把他仅列于提埃波罗和皮亚泽塔之后）、阿米戈尼（他耽于逸乐的风格传给了法国画家布歇）、佩莱格里尼等人致敬。佩莱格里尼把他的色彩带到英国、法国和德国，他装饰了金博尔顿城堡、霍华德城堡及法国银行。里奇（Marco Ricci）更是突出人物，因为他杀了一位评论家，最后选择了自杀。1699年，他23岁时，一位船夫轻视了他的画，他便刺杀了他，随即逃到达尔马堤亚，爱上了当地的景色，用颜料很技巧地捕捉了它，于是博得威尼斯的原谅，称赞他为丁托列托再世。他的叔父瑟巴斯迪诺·里奇带他到伦敦，两人在德文郡公爵墓上共同工作。他像17世纪和18世纪的多数艺术家一样，喜爱描绘实际和想象的古迹，而且不忘其本身。1729年，经过数次尝试后，他终于自杀。1733年，他的一张画卖了500美元，1963年价格已高达9万美元。这不仅表示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也表示钱币的贬值。

卡丽亚拉的经历较为愉快，她以设计花边开始她的生涯，然后画鼻烟盒（如同年轻的雷诺兹），后又画象牙或牛皮纸上的画像，最后她发现她的特长是色粉画。1709年以前，她已赢得好的名声，丹麦的腓特烈四世选她为威尼斯最美丽和最著名的女人作色粉画像。1720年，百万富翁的艺术收藏家克罗扎邀请她去巴黎，在那里她受到的欢迎和款待是贝尔尼尼以来外国艺术家从未享有过的。诗人们为她写十四行诗。摄政奥尔良·菲利普拜访她。画家华多与她相互为对方画像。路易十五坐着让她作画。她被选入美术学院，名作《艺术女神》（The Muse）悬挂在卢浮宫，如同她的文凭。对于她而言，纤巧华丽的洛可可式灵魂似乎又加上肉体了。

1730年，她赴维也纳。在那里，她为查理六世绘色粉画像，也为玛丽亚·特蕾莎作画。回到威尼斯，她因专心贯注于艺术而忘了结婚。研究机构有满屋她的画像，德国德累斯顿的美术馆有157幅，每幅画的特色几乎都是粉红色脸庞、蓝色背景、愉快的天真、带有笑靥的柔美。甚至为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作画时，也使他看来像一个女孩子。除了她本人，她奉承每个为她而坐着的模特儿。在温莎堡里她的自画像是她晚年的画像，白头发，神情中有些微忧郁，似乎预见她将失明。她82年的生命中，最后12年失去了她曾经享有过的充满生命精美的年华，过着缺少光和色的生活。她对当时的艺术留下了影响：拉图瓦可能由她获取热情，格勒兹牢记她年轻时的理想，她玫瑰的色度传给了布歇和雷诺兹。

皮亚泽塔是一位较伟大的艺术家，不为情感影响，不修边幅，致力于克服困难而不费尽心思地向大众取宠，并尊重他最高的专业传统。他的艺术同仁承认这一事实，虽然提埃波罗在1750年领导创立威尼斯研究院，皮亚泽塔被选为第一任院长。他的《井边的利百加》（Rebecca at the Well）媲美提香，并对传统的美的观念做了最少的让步；利百加有着丰满的天然乳房，但她的荷兰面庞和狮子鼻，却不为意大利人喜爱。一张具有强烈个性的脸，一撮带有讽刺性的胡髭，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眼中放射着顽皮诱人的光芒。它不但令人感动，也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感动，是色彩、结构和设计上的杰作。这即是皮亚泽塔的特征，他是当时威尼斯最受尊敬的画家，死时却极为穷困潦倒。

卡纳雷，又称为卡纳莱托，半个世界因他的风景画而知道威尼斯，而英国更认识他本人。他曾一度追随父亲的职业，绘画舞台布景。他在罗马学习建筑学，回到威尼斯，他用圆规和T字尺作画，以建筑的理念构图。这些风景画让我们了解亚得里亚王后威尼斯在18世纪前半叶的风貌。我们由于他所绘《圣马可之吻》（Baccino di San Marco）一画知道大礁湖当时船只的拥挤；我们看了《大运河的赛船会》（A Regatta on the Grand Canal）一画，即知当时的生活如同往昔多彩与热烈。我们高兴地发现，除了再建的钟楼外，里奥多桥、圣马可广场、民意表决广场、首领府、八角形拯救圣母堂等几乎与今日我们所见的相似。这类绘画十分逼真，正好迎合北方游客的需要，借以回忆威尼斯共和国的阳光和神秘之美。他们付钱购买，并把此地的纪念品带回故乡，而不久英国即对卡纳莱托本人发出邀请。他于1746年到达那里，并描绘英国王宫及从里士满宫展望的泰晤士河的开阔景色。此画空间、透视和细节的组合皆有惊人之笔，确为卡纳莱托的杰作。直到1755年后他才返回威尼斯。1766年69岁时，他仍勤于作画，并在《圣马克教堂内部》一画中，很骄傲地写着“不戴眼镜绘制完成”。他将其简洁量度法的技巧传授给他的侄儿卡纳莱托，把他风景画的本领传授给他的“优秀弟子”弗朗西斯科·瓜尔迪，下面我们会谈到此人。

卡纳莱托表现绚丽都市的外观，而隆吉使用绘画表现中产阶级圈子狭窄的生活情景。吃早餐的少女、修道院院长教幼儿、小女儿抚弄玩具狗、裁缝师展示一袭长袍、舞师教授少女舞步、儿童张目注视樊笼中的野兽、少女嬉弄盲人的软牛皮革、店铺中的商人、狂欢节中的化装舞蹈者、剧院、咖啡馆、文人小集团、诗人吟诗、庸医、卜相者、卖香肠和梅子的小贩、广场漫步者、狩猎队、一群钓者、假日家庭等有关中产阶级活动的集锦，尽入画中，比其友哥尔多尼的喜剧更为充实。这不仅是伟大的艺术，也是赏心悦目的作品，其表现的是一个较我们所能想象的贵族赌场俱乐部和叫骂的码头工人群体更为有条不紊、更为精美的社会。

·提埃波罗

使欧洲人一度相信已重返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人是提埃波罗。任何一个夏日都可以见到学生和游客进入符兹堡大主教住宅，观赏楼梯与天花板的壁画，此为提埃波罗于1750年至1753年所作，是18世纪意大利绘画的巅峰。他们观赏伦敦国家画廊里的圣克莱门特的三位一体显圣，欣赏其富有技巧的构图，其简洁描绘，其微妙的光度处理，其辉煌的色泽。这真是提香的作品吗？也许是，假如提埃波罗不是如此漫无目标的话，他可能已进入巨匠之列。

他可能因大量的财富而受阻碍，他是一位威尼斯富商的幼子，其父死时留下可观的遗产。英俊、爽朗、玩世不恭的提埃波罗“对任何低俗的事物立刻加以贵族式的嘲笑”。1719年，他23岁，娶弗朗西斯科·瓜尔迪的妹妹西西里娅为妻。她为他生了4女5男，后来其中2人也成为画家。他们住在萨塔·瑞恩塔教区一所精致的房子里。

他的天才大为发挥。1716年，他展示他的《以撒的献祭》（Sacrifice of Isaac），虽然残酷但雄浑有力。在此时期，他显然受到皮亚泽塔的影响。他研究过韦罗内塞的风格。1726年，乌迪内的总主教邀请他装饰其教堂和宫殿，提埃波罗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选出他的主题，但其处理并非完全圣经化，莎拉（即亚伯拉罕之妻）的形象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纸牌，皱纹之间显现两颗退化的牙齿，天使却是个有一双诱人喜爱的美腿的意大利运动员。提埃波罗似已感到这是一个可以嘲笑天使和奇迹的世纪，他可以开传统的玩笑，而和蔼可亲的大主教纵容了他。但这位艺术家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在天主教世界教会仍为绘画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另外一个来源是为教会之外的俗人装饰宫室。1731年，在米兰的卡萨里·达格那尼宫，提埃波罗以壁画道出西庇阿将军的故事。这些并非典型的提埃波罗风格，因为他还未形成其人物的特殊风格，而在未确定的空间里毫无束缚、轻易地活动，但它们表现出一种技巧，在意大利北部引起一阵骚动。1740年，他施展天才，完成米兰的克莱瑞奇宫的天花板和宴会厅的装饰，有些人认为那是他的杰作。他又选取《世界的四部分》（The Four Parts of the World）、《太阳的轨迹》（The Course of the Sun）及《阿波罗与众异教神祇》（Apollo with the Pagan Gods）等。他愉快地离开了基督教传说中的忧郁世界，在奥林匹亚山的高峰嬉戏。他可以使用希腊罗马诸神作为画中人物，在无法律约束、无严厉禁锢甚至没有预为设计的学术规则的领域中逍遥自在。如同多数艺术家，他们的道德法则已溶入感情的炽热之中，他内心是一个异教徒。更有甚者，一个健全的躯体即可能具有坚毅完美的心灵。因此，它本身可能是精神的实体。提埃波罗推出的男神女神们，穿着薄纱，满不在乎地裸露着，在天空中嬉戏，在星球间追逐或在云端做爱。

回到威尼斯，他再度皈依基督教，他的神话意识在宗教画中消失，他为圣罗科学校作了一幅油画《夏甲和以实玛利》（Hagar and Ishmael），甜睡中的小孩体态优美，甚为著名。在格萨蒂教堂——后改称为多明我教派的罗萨里奥，他以《玫瑰经》的内容作画。为了卡米尼信众会（Scuola dei Carmini）或圣衣派教士，他描画《卡尔玫山的圣母玛丽亚》（The Madonna of Mount Carmel），此画几乎与提香的《天使报喜图》（Annunciation）匹敌。他为圣阿尔维斯教堂描绘三幅图，其中《背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一图，充满强壮人物，肖像描绘极为生动，提埃波罗将之归功于其原始信仰。

他的想象力在宫墙上自由奔驰，在巴巴罗宫中他展示了《弗朗西斯科·巴巴罗的鼎盛时期》（The Apotheosis of Francesco Barbaro），此画现存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为总督府画了一幅《海神献与维纳斯海洋的富源》。他为帕帕多波里宫奉献了两张令人愉快的速写，描绘狂欢节的威尼斯——《小步舞》和《江湖浪子》。他为拉比阿宫装修壁画，绘述安东尼和克丽奥帕特拉的故事，场面雄伟，光辉夺目。一位画友高龙纳用帕拉底奥式的光艳描绘建筑物的背景，一道墙上是两位统治者举行会议，对面墙上是他们的盛宴，天花板上一群野蛮的飞人代表着天马、时间、美感及阵阵微风——此等飞人被愉快的小矮人吹得团团转。在会议中，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穿着鲜艳的服饰，显露出冠上双珠，打算诱使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疲惫的罗马执政官，停下来愉快地休息。在灿烂的盛宴中，她把一颗无价的明珠投入酒杯中，安东尼为这粗心大意的财富大为感动，一间包厢里的乐师漫不经心地奏着七弦琴，使欲焰倍炽更令人迷醉。这一杰作，令人回想起画家韦罗内塞，并足以与其作品媲美，这也是1752年雷诺兹临摹的作品之一。

这种大题材的作品，使提埃波罗的地位大为提高，声名飞越于阿尔卑斯山之外，腓特烈和伏尔泰之友阿尔加罗蒂伯爵在欧洲为提埃波罗大为宣扬。早于1736年，瑞典驻威尼斯公使报告其本国政府称，提埃波罗即是装饰斯德哥尔摩王宫的适当人选，“他充满机智和热忱，易于相处，洋溢着理想；他是夺目的天才，而且制作奇速；他作一幅画比别的画家调色还要快”。斯德哥尔摩已够美了，但似乎还差得远。

1750年，一个较亲切的邀请到来——符兹堡的君主主教格赖芬克劳邀请提埃波罗到他新建的行政宫殿，为皇家大厅作画，提供的费用使这位年老大师为之心动。他带着24岁的儿子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和14岁的儿子洛伦佐于12月抵达该地。在巴塔萨·纽曼设计的光辉绚丽的王宫中，他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什么绘画在灿烂夺目的建筑中，能引人注意呢？提埃波罗在此地的成功，是其一生事业的顶点。墙壁上他描绘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故事——他1156年于符兹堡与勃艮第的贝亚特丽斯约会过——并在天花板上展示了《带引新娘的阿波罗》（Apollo Bringing the Bride），画中的阿波罗沉迷在骑着白马愉快的群神的欢乐之间，柔和的光芒投射在活跃的有翼天使身上及淡淡的云朵上。在天花板的倾斜面，他绘上一幅题名《婚礼》（The Wedding）的作品，那些俊美的面貌，威严显赫的人物，花团锦簇的帏幔和衣袍，更使人忆起意大利画家韦罗内塞的威尼斯而非中古遗风。主教甚为愉快，把约定好的工作范围扩大，包括大楼梯的天花板及教堂祭坛后方和上方的两片饰物。他在堂皇的楼梯上面，绘上了大陆和奥林匹亚山——他想象中的快乐的猎场——及庄严的主角太阳神阿波罗正在天空中绕行。

富有而疲乏的提埃波罗于1753年返回威尼斯，符兹堡的剩余工作则留给他的儿子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去完成。不久，他被选为学院院长，其性格和蔼可亲，甚至他的敌人也喜爱他，并称呼他为本·提埃波罗。在其晚年，他仍不能拒绝所有的要求。我们发现他在威尼斯、特雷维索、维罗纳、帕尔马等地作画，并受俄国宫廷委托制作大油画。我们几乎不能再期望他有另外的伟大作品，但1757年他61岁高龄时，他从事装饰维琴察附近维拉别墅。高龙纳勾勒背景，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在住处设计部分图画，提埃波罗则在别墅亲自挥动画笔。他从《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疯狂的罗兰》、《解放的耶路撒冷》等史诗中选取题材，他任灵敏的想象纵情奔放，在光辉中失去色彩，在无穷中失去空间，让他的男女群神自由自在地漂流于最高的天际，超乎一切忧虑与时间之上。歌德对其壁画惊讶叹道“真是欢愉与勇敢”。那是提埃波罗在意大利引起的最后一次骚动。

1761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邀请他到马德里新建的王宫中作画，这位疲惫的巨人以年龄作为借口，但国王求助于威尼斯参院使用其影响力。时年已66岁的他，很勉强地再度带着他那几个虔诚的儿子与模特儿克丽丝汀娜，再次离别他的妻子。因为她喜爱威尼斯的娱乐场所，未同他前往西班牙。我们在西班牙的一座鹰架上又将见到他。

·哥尔多尼与戈齐

在当时的威尼斯文学界，成对的四个人物甚为突出：泽诺与梅塔斯塔西奥，此两人写歌剧诗；卡洛·哥尔多尼与卡洛·戈齐，他们为威尼斯的喜剧而奋斗。喜剧终成为哥尔多尼的悲剧。哥尔多尼对前述第一对人物曾有如下描述：

这两位显赫的作家，影响了意大利歌剧的改革。在他们之前，这种和谐的娱乐除了神、魔鬼、机械和奇迹外，内容空无一物。泽诺是第一个考虑到以抒情诗句表现悲剧的可能性，它非但不降低格调，而且演唱起来不会令人感到乏味。他施行这一构想，深获大众满意，为其本人和国家赢得最大的光荣。

泽诺于1718年为维也纳带来改革，1730年温和地退休了，退休后支持梅塔斯塔西奥，后来返回威尼斯平静地度过了20年。哥尔多尼所述梅塔斯塔西奥演奏拉辛甚至泽诺、高乃依的作品，他为刚强有力的作品增加了优雅的气质，也把歌剧诗带到最高境界。伏尔泰把他列入法国最伟大诗人之林，卢梭认为他是当时能够打动人心的唯一的诗人，他的真名是特拉巴西。戏剧评论家格拉维纳在街道上听到他的歌声，收养他，并改其名为梅塔斯塔西奥（特拉巴西的希腊语），供他上学，死后留给他一笔遗产。他很快将遗产花光后，到一位律师那里当学徒，条件是不许再读或写任何诗韵，他只好代以笔名。

驻那不勒斯的奥地利使节，请他提供抒情诗为独唱或歌咏队演唱，波尔波拉作曲，玛丽亚纳·布尔加雷里主唱，一切进行得很圆满。女歌手邀请这位诗人前往她的沙龙，在那里他遇上利奥、芬奇、佩尔戈莱西、法里内利、哈瑟、亚历山德罗及沙尔拉提，梅塔斯塔西奥在这群快乐的伙伴里迅速找到了友人，35岁的玛丽亚纳更是爱上了23岁的他。她曾救助他，使他免蹈法网，并与她依顺的丈夫组成三人家庭，激励他写出最为闻名的歌剧《被抛弃的狄多》，1724年至1823年，共有12位作曲家为这一剧本配乐。1726年，他为情妇写出剧本《瑟若》（Siroe），芬奇、哈瑟及亨德尔都曾把它写成歌剧。

1730年，他受人邀请前往维也纳，把玛丽亚纳丢在脑后。她试图跟随前往，但遭拒绝。她以刀刺胸部以图自杀，自杀失败，但4年后她终于离开人间。她死后将全部财产留给这位不忠实的情人，但梅塔斯塔西奥把遗产退还给她的丈夫。他写道：“我对能否安慰自己已不存希望，我相信我的残年将是乏味而可悲的。”他在悲哀中享受着连续成功的果实，一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使维也纳歌剧中止演出。1750年后他无目的地重复以前的主题，耗尽了最后的30余年，终于在1782年与世长辞。

正如伏尔泰预言的，歌剧在意大利舞台，去悲剧而存喜剧。但意大利喜剧主要是即席说白与具有特色的面具人物。大多数的剧中人物早已定型：老丑角是富有幽默感、穿着长裤的中产阶级，塔塔格里亚是口吃的那不勒斯大骗子，布里格拉是愚蠢的阴谋家并常作茧自缚，杜鲁法迪诺过着愉快的世俗生活，阿雷奇诺是剧中的滑稽角色，布辛纳洛则是一个驼背木偶。不同地域和时间，又添加了不同的人物。大部分对白和剧中插曲，都是即席的即兴创作，根据卡萨诺瓦的说法，“这些即席创作的喜剧，如果演员稍一停顿，就会受到观众的嘘声”。

维也纳通常有7家剧院在营业，这些戏院皆以圣人之名命名，而院内观众的行为却极为可耻，包厢中的贵族，对于把东西抛到下面的平民头上并不在意。不同意见的群众有的鼓掌，有的报之以嘘声，又夹杂着口哨声、打哈欠声、打喷嚏声、咳嗽声及鸡猫叫声。在巴黎，剧院观众大多是上流社会人士、职业人士及文人。而威尼斯的观众主要是中产阶级，间杂着俗艳的娼妓、低级船夫、化装的修道士和传教士、穿长袍戴假发而且态度傲慢的议员。很难有一出戏剧能讨好他们全体。因此，意大利喜剧倾向于讽刺、闹剧、粗俗笑话和双关语的大混合，训练演员扮演愚蠢角色，缺乏变化和机敏。因为观众，哥尔多尼致力于提高合乎标准的文明喜剧：

他的回忆录一开始即愉快地写着：我1707年出生于威尼斯……母亲生我时很少痛苦，因此对我更加喜爱。我出生时不同于一般婴儿一出生即啼哭，这种温和的态度显示我日后的平和个性。

那是夸大，但并不失真。在文学史上，哥尔多尼是最可爱的人物之一。尽管有这样的开始，他谦逊的优点不太适合作家的特性。我们可相信他这样的说法——“我是家中的偶像”。他父亲前往罗马学医，再到佩鲁贾悬壶济世，母亲则留在威尼斯抚养三个儿女长大成人。

卡洛·哥尔多尼早熟，4岁即能读又能写，8岁编写喜剧。父亲说服母亲让卡洛与他同住在佩鲁贾，在那里这个孩子很顺利地与耶稣会会员们一同读书。邀他入会时，却未被接受。嗣后母亲带着另一个儿子也来与父亲住在一起，但由于佩鲁贾寒冷的山中气候不适合她，于是，全家迁往里米尼，然后搬到基奥贾，卡洛进入里米尼的多米尼加学院，每日接受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的神学功课。他发现在理性主义化的一些杰作中并无戏剧，于是，他再研读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米南德，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特伦斯等人的作品。每有大群演员来到里米尼，即与他相聚，其时间之久令在基奥贾的父母亲感到吃惊，并责备他，拥抱他，再把他送到帕维亚学法律。1731年，他获得学位，而后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嗣后结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除了新婚之夜他出天花以外。

回到威尼斯后，他因法律事业上的成功担任热那亚驻当地的领事。但剧院一直吸引着他，因对写作剧本甚为向往，于是开始创作。他的新作《贝丽萨瑞斯》（Belisarius）于1734年11月24日上演，相当成功，自开始直到12月14日每日都有演出。他年迈的母亲因他感到骄傲，更令他倍加愉快。可是，威尼斯毕竟对悲剧没有胃口，他对悲剧的创作终告失败，只好忧伤地再回到喜剧的领域来。他不乐意编写闹剧，而以莫里哀传统的态度和思想编写喜剧，在其舞台上并无戴面具的丑角，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情况。他从威尼斯喜剧团中挑选演员加以训练，1740年编写了《弄臣莫莫洛》（Momolo the Courtier）。“这个剧本惊人地成功，我甚为满意。”其实并不尽然，因他曾妥协，除开场白与重要部分外，其他的对白皆未写出，而且剧中仍然用了4个传统的戴面具的角色。

他一步步地进行改革，在《宫女》（The Woman of Honor）一剧中，他第一次完整地写出动作和对白，敌对的剧团或与其竞争，或对他的剧本加以嘲笑。他讽刺的上层人士如情夫之类，阴谋反对他。他力抗所有的反对者，而且节节获胜，但再无第二位作家能供给他的剧团适合的喜剧。他自己的作品常重复老套，因而丧失观众的喜爱。由于竞争，他被迫在一年中写出16个剧本。

1752年，他的事业达到巅峰，伏尔泰誉之为“意大利的莫里哀”。当年《客栈女主人》（The Mistress of the Inn）一剧“甚为辉煌成功，在喜剧中最为人喜爱”，他自诩曾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但他评判他的戏剧为“好，但尚非莫里哀境界”。他写得太快，以致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其结构优良，情节轻松，大致而言也能忠于现实生活，但它们缺少莫里哀的意境、说词及表现力；仅保持住人物和情节的表面特征，观众本性决定了他不去尝试情感、哲学或格调的高潮发挥；自然而然，他也因安于现状，不去探寻莫里哀所受折磨的深度。

曾有一次，卡洛·戈齐向他在威尼斯戏剧的优势地位挑战，而他获胜时，他为自己的愉快幽默感震惊，也深为感动。

这一时期，有两位戈齐卷入了文学骚动里，加斯帕罗·戈齐曾改编法文剧本，主编两份著名期刊，并开始恢复但丁风格。其兄弟卡洛·戈齐，高大、英俊、自负，并时时准备打架，不很和蔼。他是当地文学协会的会员，该会鼓吹文学界使用托斯卡纳意大利文，对哥尔多尼常用以编剧之威尼斯方言弃之不用。他一如特奥多拉·里奇的爱人，哥尔多尼讽刺“情夫”时，他或已感到痛苦，他也写了回忆录——他的斗争的白皮书。他对哥尔多尼的判断，如同一位作者对另一位作者的看法：

我从哥尔多尼的作品中觉察出充满了喜剧的动机、真理与自然。不过我也发现其风流喜剧内容的贫乏与粗俗……美德与罪恶陪衬配合不太适当，罪恶反而常常获得胜利，低级双关语的庸俗词句……片断俳语以及剧本台词的尾语只有天晓得他剽窃自何处，并用以欺骗那群无知之徒。因此，身为一位意大利作家（除以威尼斯方言写作显出他精通之外），将他置于使用我们语言写作的最愚笨、最低劣、最不正确的作家之列，似无不妥之处……同时我必须补充说明，他写作的每出喜剧无不具有几分卓越的喜剧特点。依我看来，他生来就具有编写喜剧的才华，只是由于教育缺陷，调查力欠缺，为满足大众以及赶写新剧本以供那些赚取生活费的可怜喜剧演员之需，及为维护其声誉每年在匆促忙碌中写出如此的作品，使其永远无法写出一部不充满缺点的剧本。

1757年，戈齐写了一册诗集，表达其对“优秀古老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名家的体裁”之类的评论。哥尔多尼即以简明节韵的方式（但丁的手法）提出答复，指出戈齐“无异疯狗吠月”。戈齐对哥尔多尼关于他的共同艺术手法媒介的严厉批评立即予以驳斥。他反驳说哥尔多尼的戏剧较面具喜剧“更有百倍的猥亵、卑下及有损道德”，同时他从哥尔多尼的作品中搜集了含混词句、污秽双关语和其他猥亵的词汇。莫尔门蒂告诉我们，此项争论将整个城市卷入一种狂乱状态之中，在剧院、家庭、店铺、咖啡店及街头巷尾，人们都在纷纷谈论这件事。

受戈齐攻击的另一位创作家亚贝特·基亚里，即提出一项挑战，要求他写出一部较之攻击的作品更好的剧本来。戈齐满口答应下来，表示他甚至以最琐细的主题为题材，而且仅运用传统的面具喜剧方式也能很轻易地予以完成。1761年1月，圣撒母耳剧院一个剧团演出了他编写的《三个橘子之爱的寓言》。这一出“寓言”演出的成功是确定无疑的。专门以嬉笑为生的威尼斯市民大众，特别喜好这一故事的想象力，及对基亚里与哥尔多尼的情节含蕴讽刺意味。戈齐在接下来的5年里，连续完成了其他几出“寓言”喜剧。不过，他在这些作品中加上了诗歌体裁的对白，因此，部分地承认了哥尔多尼对“共同艺术媒介”的批评。从任何一方面看来，戈齐的胜利似乎是完全而毫无疑问的了。圣撒母耳剧院的演出仍然盛况不衰，但哥尔多尼的圣安琪洛剧院几乎濒临破产。基亚里于是搬到布雷西亚，哥尔多尼则应邀前往巴黎。 [1]

哥尔多尼于1762年写了一部《嘉年华会最后一夜》，作为他向威尼斯的告别礼。这个故事叙述一位纺织设计人塞尔·安佐雷托正心情沉重地与他过去一直长期合作的那些威尼斯织布工人告别时发生的事。观众从这个故事中立即看出，这正是这位剧作家十分感伤地别离他长久以来一直为其编写戏剧的那些演员的一个讽喻。剧中主角安佐雷托在最后一幕出现时，整座剧院（哥尔多尼告诉我们）“响起了如雷掌声，欢呼声中还可听见……‘祝旅途愉快！’‘要回来哟！’‘千万别一去不回！’”他于1762年4月15日离开了威尼斯，之后不曾再回去过。

在巴黎他有两年的时间写作喜剧以供意大利剧院的演出。1763年，他被控以引诱罪，但一年之后，他受雇为路易十五的女儿们教授意大利文。他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未来的路易十六的婚礼以法文写了他的最佳创作之一《乐善好施但举止粗鲁的人》。他获赠一笔1200法郎的年金，却在他81岁时因法国大革命而取消。他以向其妻口授《回忆录》（1792年）的方式来缓解贫困——虽未见正确，但颇具想象力，阐明清晰又饶富趣味，吉本认为此回忆录“较其意大利喜剧更为真实的戏剧化”。他于1793年2月6日去世。同年2月7日，即他去世后第二天，全国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通过了诗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提议，恢复了他的年金。但他已去世无法接受此项年金，全国大会只好决定减额给予他的遗孀。

戈齐在威尼斯城的胜利颇为短暂。早在他去世（1806年）之前，他的《寓言》一剧已从剧坛上销声匿迹了，而哥尔多尼的喜剧早已在意大利的剧院中再度盛大演出。其受欢迎的程度几乎与莫里哀的戏剧在法国上演的情形一样。他的纪念铜像矗立于威尼斯的圣巴托罗缪广场，及佛罗伦萨的哥尔多尼广场。正如其《回忆录》所说的：“人性放之四海而皆备，嫉妒也处处显现，而无论何处，冷静而且心性安宁者终必获得众人的喜爱，并能战胜其敌人。”

注释

[1] 戈齐所作的“寓言”喜剧，其中两篇已改编成歌剧：其一为《图兰朵》（Turandot），由韦伯、布索尼与普契尼改编；另一出《三个橘子之爱》，由普罗科菲耶夫改编。

罗马

在波河以南，沿着亚得里亚海及横跨亚平宁山脉地带是基督教城邦——费拉拉、博洛尼亚、弗利、拉韦纳、佩鲁贾、贝那芬托、罗马——构成了“魔靴”（Magic Boot）的中心及其最大部分。

费拉拉被并入罗马教皇城邦时（Papal States，1598年），其埃斯滕泽公爵们即以摩德纳为家，并将档案文件、书籍、艺术品等集存于此。1700年，教士、学者、法学博士穆拉脱里成为这些珍藏的主人。经过15年的心血，他从上述珍藏中汇编成28卷的《意大利史实作家》（Rerum Italicarun Scriptores，1723—1738年），后来他增加了10卷意大利古迹与古碑。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古董专家，而他12卷的《意大利年鉴》（Annali d’Italia），不久即被取代。不过，他在文件与碑文方面研究的成就，使他成为意大利近代历史著作之父。

除了罗马之外，这些城邦中最繁盛的当推博洛尼亚。当地著名的绘画学校继续在克雷斯皮的主持下。此地的大学仍是欧洲最著名者之一。贝维拉瓜宫殿（1749年）曾是18世纪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以博洛尼亚为中心的一个显赫家族，使剧院建筑与布景绘画进入了现代的最高境界。斐迪南多·贾利·毕比恩纳在曼图亚建了一座里尔剧院（1731年），并撰写了一些有关建筑技术的名著。他生了三个儿子，继承了他浮夸奢华的装潢雕饰的技艺。其兄弗朗西斯科在维也纳、南锡、罗马等地设计剧院，而且设计了维罗纳的费拉莫尼柯剧院——成为意大利第一流的剧院。斐迪南多之子亚历山德罗成为巴拉丁选帝侯的首席建筑师。他的另一个儿子朱塞佩设计了拜罗伊特的一座歌剧院内部（1748年），“这是现存此类工程最壮丽的一个”。其三子安托尼奥则为博洛尼亚的大众剧院绘制建造蓝图。

那间剧院及巨大古老的圣彼得罗尼欧教堂（Church of San Petronio）是意大利乐器演奏的场所，因为博洛尼亚是当时意大利音乐教育与理论的主要中心。马蒂尼在该地以适度而严峻的态度主持音乐，是欧洲最受推崇的音乐教师。他拥有一座1.7万册书籍的音乐图书馆，曾撰写一些关于旋律、对位法、音乐史等各方面的高水准教科书，与十余个地方的百余名人保有联系。多年来，他曾任院长的费拉莫尼学院的爵位授予师，这个位置备受所有音乐家的钦羡垂涎。孩提时代的莫扎特曾于1770年来此接受指定的测验，罗西尼与多尼泽蒂也曾在这里执教。由成百件乐器组成的学院管弦乐队，每年的新作品演奏会，即为意大利音乐年最重大的事情。

吉本曾估计1740年罗马的人口有15.6万人之多。在回忆罗马帝国往日的光辉、忘却罗马的乞丐与奴隶之余，他发现这种天主教首都的魔力特质，并不合他的兴致：

在奥勒留王朝城墙内的广大区域中，七座山丘的最大部分满布着葡萄园与古迹废墟。这一现代都市的优美与华丽当可归因于政府的恶习弊端及迷信的影响。每个王朝（几乎鲜有例外）都具有一个新家族暴发兴起的特征，无子嗣的教皇以牺牲教会与国家的利益而使其财富增多。教皇这些幸运子侄的宫殿是高雅与劳役最昂贵的纪念碑，完美的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已因其用途而受到玷污。他们私有的画廊与花园装饰点缀着最珍贵的古画与古董，这种兴致或者虚荣心，驱使他们大肆搜集。

这一时期的教皇，以具有崇高的道德而显赫一时。其权势衰落时，他们的道德训诲却高升了。他们都是意大利人，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王朝愿意让其他任何人攫取罗马教皇的职位。克莱门特十一世（约1700—1721年）因改革罗马的监狱而得以名正言顺。英诺森十三世（1721—1724年），依据新教徒兰克的评判：

具有令人钦羡的精神上、世俗上统治的资格，唯有身体极端纤弱：罗马皇室跟他联合，曾想借他而获提升，却发现他们完全受骗，甚至连他的侄子也不能毫无困难就获得享受每年1.2万杜卡特，虽然这笔钱早已成为一个侄子的通常收入。

本尼狄克特十三世（1724—1730年）是“一位伟大的个人虔诚者”，不过（据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他“给予卑贱的心腹们过多的权力”。克莱门特十二世（1730—1740年）使他的佛罗伦萨友人布满整个罗马城，他老迈眼瞎之际，竟让其侄子们掌握大权，统治一切。他对统治的厌倦，进一步加深了法国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徒之间的冲突。

麦考利认为本尼狄克特十四世（1740—1758年）是“圣彼得的250位继位者中最优秀、最贤明的一位”。这是一种将其统治的各方面概括无遗的评断，不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称赞本尼狄克特博学、可爱的性格及完美的道德。身为一个博洛尼亚的大主教，他觉得每周到歌剧院三次与严谨认真执行其主教职务两者之间并无矛盾抵触之处。同时，他以教皇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的纯洁、幽默和欢愉、言论自由及甚至几近异端的对文学与艺术的欣赏方面获得协调。他的才智可与伏尔泰媲美，但是，这并未阻止他成为一位谨慎的治理者和有远见的外交家。

他发现教廷的财政颇为混乱：有半数的税收竟在运送途中遗失，罗马人口的1/3由教士构成，远较教会事务所需者为多，而且耗费繁巨实非教会所能负担。本尼狄克特裁减自己的职员，解散大部分的教皇军队，结束教皇的族阀主义作风，降低税金，推广农业改革，鼓励工业。其刚直诚正，对经济与效率采取的有效措施立即为教皇的财政带来了盈余。他的外交政策对狂暴的国王做了温和友善的让步，他与撒丁岛、葡萄牙、那不勒斯、西班牙签订了协定，允许他们天主教的统治者向主教辖区提名人选。他以松弛地执行反詹森教派的《唯一诏书》的方式，奋力平息法国的教条狂热。他这样写道：“既然不诚实的现象天天发展着，我们首先必须问明人们是否信仰上帝，再问他们是否接受该项敕令。”

我们已注意到他诚挚地接受伏尔泰《穆罕默德》（Mahomet）一书的奉献，虽然这部戏剧在巴黎曾遭受基督教士的攻击（1746年）。他指派一个委员会修订每日祈祷书，并删除其中较不可信的传说。然而，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并未付诸实施。他靠个人的活动获得了达朗贝尔的支持而进入了博洛尼亚协会。他劝阻轻率的禁书行动。他的一些助手劝其指责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时，他答复说：“难道你们不该避免告诉我愚人的胆大无耻吗？”他还说：“你们知道，教皇仅有祈福的自由。”他在1758年修订颁布的《禁书索引》（Index Expurgatorius）即避免涉及非天主教文学。除了少数例外，这一指示仅限于禁止天主教徒作家所写的某些书。除非发现作者获有为其自身辩护的机会，否则决不应予以谴责；有关学术性题目的书籍，除非事先与专家商议，否则不应受到批评谴责，科学家与学者应随时允准阅览禁书。这些规则在其后各版的指示表里也均予以遵守，同时也经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900年予以确认。

教皇发现治理罗马与统治整个天主教世界同样困难。罗马民众可能是意大利，也可能是全欧洲最粗鲁、最狂暴的。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贵族之间的决斗，甚至造成圣城分裂地区爱国帮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剧院，观众的批评可能苛酷而毫不仁慈，尤以在批评错误时更甚，我们可以举作曲家佩尔戈莱西作为例子。教会企图以节庆、游行、放纵与嘉年华会来平和民众的情绪。在基督教四旬斋期之前的8天中，人民获准穿着色彩鲜艳夺目、富于幻想的服饰与装扮在广场上嬉戏。贵族们更以装饰得美丽堂皇的马匹或马车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美女及技术熟练的骑师参加游行行列以取悦民众，妓女们抬高价格，戴着假面具的男女调戏嬉闹使一夫一妻制的紧张暂时得到数小时的松弛。待嘉年华会一过，罗马城又恢复其虔诚与犯罪的不平衡状态。

信仰衰退之时，艺术也不再兴盛。建筑方面仅有微小的贡献：伽利莱为拉特拉诺的圣乔瓦尼古老教堂建造了一个值得骄傲的教堂正面，斐迪南多·富加给予圣玛利亚神像一个新的面貌，弗朗西斯科将庄严、宽敞的西班牙阶梯的形式，自西班牙广场移升至圣第西玛的孟第神庙里。雕刻也为其增添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碑——特雷维之泉。这座“三道出水口之泉”具有一段长远的历史。贝尔尼尼可能留下这一建筑的蓝图，克莱门特十二世曾为此展开了一场竞争。巴黎的艾德姆·布沙东、南锡的亚当提出了构筑计划，迈尼被选为工程设计人。彼德罗·布拉奇则雕刻海神（Neptune）及其同伴的中央部分（1732年）。菲利普·瓦勒塑造肥沃之神与医疗之神，沙尔维提供建筑的背景。潘尼尼终于于1762年完成这一杰作，这种由无数心血与双手历经30年合力营造的情形，也许可以表示意志的动摇或资金的短缺。不过，这阻止了任何认为罗马艺术业已逝去的想法。布拉奇因雕塑詹姆士三世的郁郁寡欢的王后玛丽·克莱门蒂娜（Maria Clementina Sobieska）的陵墓，而声誉卓著。菲利普·瓦尔遗留在圣伊格那修大教堂内一件刻得极为精巧的《报喜图》浮雕，堪比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杰作。

绘画在这一阶段的罗马没有任何突出成就，但皮拉内西使雕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他出生在威尼斯附近的一个石匠家庭，曾阅读过建筑家帕拉底奥写的书。因此，他憧憬着宫殿与神庙。威尼斯有比金钱更多的艺术家，罗马则有比艺术家更多的金钱。因此，皮拉内西迁居罗马并在那里开辟建筑家的天地。但建筑物并非当时所需。他还是进行设计，甚至绘出他知道无人愿意建造的想象中的构图。他于1750年出版了《建筑作品种类》（Opere Varie di Architettura）、《监狱》等绘图，人们抢购这些作品的热烈程度有如争购谜语与神秘故事一般。皮拉内西以更高尚的情操将其技巧转向雕刻古迹名胜的蓝图方面。他对此颇为爱好，如普桑一般。他眼见这些古典遗迹由于掠夺或疏忽而日渐腐蚀碎裂，颇为感伤。25年来，他几乎从未间断地每天外出将这些遗迹描绘下来，还因此废寝忘食。甚至他即将死于癌症之际，仍不停地描绘、雕塑和镌刻。他的《罗马古迹》（Roman Antiquities）与《罗马风光》（Views of Rome）印成画片风行全欧，并分享了建筑方面古典风格复兴的荣耀。

这种复兴强烈地受到赫库兰尼姆和庞培两座古城的发掘的刺激——这两座城镇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埋没于地下。1719年，有些农民报称他们曾经发现许多雕像深藏在赫库兰尼姆城的地下。但经过19年后，才筹备了资金以供有系统地发掘这一古迹。1748年，类似的发掘工作也开始，并揭开了异教之城庞培的奇观。1752年，巨大而庄严的古希腊培斯顿神庙自丛林中被发掘出来。于是，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考古学者们纷纷涌来研究并描述这项发现，他们的绘画激起了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不久，罗马和那不勒斯云集了特别是来自德国热衷于研究古典艺术的专家们。门斯于1740年到来，温克尔曼则于1755年来此地。莱辛渴望前往罗马：“在那里至少停留一年，如可能的话，永远留在那里。”还有歌德——不过，详情经过留待以后再叙。

安东·拉菲尔·门斯的籍贯真不易确定，他出生于波希米亚（1728年），主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作，但他又选择以罗马为家。他父亲是德累斯顿一位画小型人像的画家，以柯勒乔和拉斐尔两人的名字为他命名，而且决定帮助他从事艺术工作。这个孩子显露出艺术天才，父亲在他12岁那年就带他到罗马。据悉，他父亲在那里天天把他禁闭于梵蒂冈，让他以面包和酒充当午餐，还告诉他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及古典世界的遗迹作为其余两餐的食物。在德累斯顿做了短暂停留之后，安东即回到罗马，并以一幅《神圣家庭》的油画赢得人们的注意。他为了画这一幅画把玛格丽塔·瓜齐——“一位可怜、善良、美丽的少女”——当作他的模特儿。他终于在1749年跟她结婚，并一起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他又在德累斯顿被指定为奥古斯都三世的宫廷画家，每年有1000泰勒的薪俸。他同意为德累斯顿的一座教堂绘两幅画，但他请求这位选帝侯允其在罗马作画。1752年，他24岁时，就在那里定居。26岁时，他担任梵蒂冈美术学校的校长。1755年，他遇见了温克尔曼，并同意他的看法，认为怪异的巴洛克式是错误的，艺术须以新古典形式来自我炼洗。大约就在此时，他完成了色粉自画像，目前为德累斯顿美术馆收藏——少女的脸与发型，眼中却射出男人的自信，这已能预示他的成就将震撼世界。

腓特烈大帝将奥古斯都逐出萨克森之际（1756年），门斯的皇家薪金也被停止了，必须靠着意大利提供的少量费用过活，他试图赴那不勒斯发展，但当地艺术家依照古老的那不勒斯习俗，视之为外国入侵者因而威胁其生命安全。门斯立即回返罗马，他以一度闻名的壁画装饰阿尔巴尼别墅。尚可见到的有《巴纳撒斯灵山》（Parnassus，1761年），体现出其技巧的高超、冷静的高雅及情感的木然。但驻罗马的西班牙公使感觉他正是装饰马德里皇宫的适当人选。查理三世派人召请门斯，每年允付2000金镑，外加房屋和马车，并免费从那不勒斯搭乘西班牙战舰。1761年9月，门斯抵达马德里。

那不勒斯

·国王与人民

那不勒斯王国包括教皇国南部所有意大利的国土，是奥地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大国斗争的缓冲国，它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胜利与失败血淋淋的跷跷板。我们只须看看，1707年奥地利获取那不勒斯；1734年卡洛斯——帕尔马的波旁公爵和西班牙菲利普五世之子——复驱逐奥地利人；而那不勒斯由西西里国王查理四世统治至1759年。其首都拥有30万人口，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

查理使皇家艺术慢慢地成熟。首先，他取得王位以作为享受奢侈的一种特许：他疏忽政府事务，半数时间花费在行猎上，而且吃得肥肥胖胖，直到1755年，他受到司法部长兼外交部长坦努奇的鼓舞，从事缓和严酷的封建制度，这一制度置那不勒斯人于辛劳与狂喜的生活中。

三个相关的组织长久统治这个王国，贵族几乎拥有2/3的土地，其500万黎民中4/5生活在其枷锁之下，贵族控制国会，管制税收，并打击各种改革。教士拥有1/3的土地，他们以恐怖的神学、传奇的文学、迷玄的仪式及假造奇迹——那不勒斯守护神凝固的血液每半年液化一次的奇迹，来使人民精神上臣服。行政权操在一些法律专家手里，他们对贵族和主教负责，因此，宣誓维持中古世纪的现状。卑微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农民与贫民过着困苦的生活，部分人抢劫度日，大部分沦为乞丐，单在那不勒斯一地就有3万名乞丐。布罗塞斯称呼首都的群众为“最可憎的贱民、最可恶的歹徒”——这是责难结果而不非议原因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褴褛、迷信并受教士支配的那不勒斯人似乎比其他欧洲人享有更多的生活情趣。

查理为了制衡贵族势力，吸引他们到皇廷受皇家监视，并产生支持他的新贵族，而劝阻年轻人流入修道院，他把教士人数从10万人减少至8100人，课教产2%的税，并限制教士的合法豁免权。坦努奇限制贵族的司法权，与司法腐败斗争，改革法律程序，并修改严厉的刑法为温和刑法。对犹太人许以宗教自由，但修道士们向查理明白宣告，说他没有儿子，是上帝对这一有罪的宽容所加的惩罚，于是赦免被撤销了。

国王对建筑的热爱，使那不勒斯增加了两幢闻名的建筑物，庞大的圣卡洛剧院建立于1737年，直到现在它仍是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剧院之一。1752年，首都东北21英里的卡瑟塔开始建立凡维特尔宫，这是庞大的皇宫，可与凡尔赛宫媲美，可为皇族、侍从皇族及大部分行政职员居家之用，黑奴与白奴辛劳工作了22年，弯形建筑物建在通向中央大厦的通道旁，大厦正面伸出830英尺宽，其内部有一座小教堂、一家剧院、无数的房间和一座宽大双组的楼梯，每个台阶都由一整块大理石板铺成，皇宫后面半英里有正式的花园，多组的石像和华丽的喷水池，有一条27英里长的水道供应水流。

除了卡瑟塔宫（此宫如同爱丝可利亚宫和凡尔赛宫因其所在城市而得名）之外，那不勒斯在这个时代中并无其他出众的艺术作品，在戏剧和诗歌方面也乏善可陈。1723年，曾有一人勇敢地写出《那不勒斯王国内政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不停地攻击教士的贪婪、宗教法庭的滥权、教堂的世俗权力、教皇提出那不勒斯为教皇采邑的要求等。其作者詹农被那不勒斯大主教逐出教会，后流亡到维也纳，复遭撒丁岛国王监禁12年，于1748年死于都灵。一名叫杰诺韦西的教士因为阅读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书籍，对教会失去信心，并尝试将洛克的心理学介绍到意大利。1754年，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立第一个欧洲式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并设定两个条件：不得给予教士，其第一任人选应是杰诺韦西。杰诺韦西于1756年以意大利文写了第一篇有系统的经济论文作为回报，其论文反映了商人和制造商要求自由企业和从封建、教会及其他限制里解放的呼声。同一年，法国经济学家凯奈在他的论文中，为法国中产阶级提出同样的要求。

或许由加利亚尼，那不勒斯的杰诺韦西和巴黎的凯奈已建立了某种联系。加里亚尼于1750年出版了他的《论货币》，由于这位22岁年轻经济学家的天真，竟以产品的成本决定产品的价格。其较为可取的是《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是批评凯奈的。他必须离开巴黎刺激的生活返回老家时，他为那不勒斯没有沙龙、没有若弗兰夫人供他吃喝并激发其心智而哀伤。但是，他是一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家。

·维科

他的自传里说他7岁时从梯子上跌下来，头先着地倒栽跟头，昏迷了5个小时之久，头盖骨破碎了。一团大瘤长了出来，经过多次刺破才渐渐减小，但由于失血过多，外科医生认定他将早死，“由于上帝的慈悲”，他幸存了，“但由于这个不幸的结果，他长大后带有忧郁和急躁的脾气”。他得了肺结核病，如果天才是依靠某些身体缺陷的话，那么维科的禀赋特多。

他17岁时（1685年），在瓦多拉（Vatolla，靠近萨莱诺港）充任伊斯基亚岛主教外甥的家庭教师以赚取生活费。他在那里待了9年，同时勤奋地研究法理学、语言学、历史和哲学。他对柏拉图、伊壁鸠鲁、卢克莱修、马基雅维利、培根、笛卡儿、格劳秀斯等人的著作特别着迷，对他的教义问答教学有些损害。1697年，他获得那不勒斯大学的教职，年薪仅100镑，他尚担任家教，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其一女夭逝，另一男孩有邪恶倾向，不得不送入感化院，他的妻子不认识字而且无能力，因此维科必须身兼父亲、母亲和教师。在种种分心之下，他撰写他的历史哲学。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提供了“有关万国通性的新科学原则”，并建议在历史的领域发现能够启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规律，维科认为他能够辨明各民族历史的三个主要时期：

一、神的时代：在此时期非犹太人的异教徒（同一民族的人）相信他们生活在神的治理之下，每件事都受神的吉兆和神谕控制、指挥……

二、英雄的时代：英雄统治着贵族政治的整体国民，由于他们的天性有某种程度的优异，因此他们处于万民之上。

三、人的时代：在此时代人类天性被承认是平等的，于是第一个有名的国家机构建立了，然后又有王室。

维科把第一个时期仅应用于“异教徒的”和“世俗的”（非圣经的）历史。他不触犯神圣传统，即不能谈论《旧约》犹太人仅相信他们“生活在神的治理下”。由于宗教裁判所（在那不勒斯比意大利北部更为严厉）已指控那不勒斯的学者谈论亚当之前的人类。维科很艰难地把他的说法跟《创世记》配合起来，认为亚当的后代，除了犹太人外，经过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后，已回复到几乎野蛮的状况，他们居住洞穴，女人共有，并杂乱交配。文明是从“自然状态”第二阶段，由家庭、农业、财产、道德和宗教发展而成。有时，维科谈到宗教是原始时候解释事物、信仰灵魂学说的方法，有时他赞扬宗教是进化过程中的高峰。

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个“自然之道”或解释世界的方法吻合，即神学的、传奇的和理智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自然之道，在幻象（它在理智力最薄弱时显得最强）下，它是富有诗意和创造力的自然之道。我们人类也可称之为属神的，因为它将事实的东西，欺之为神的赋予物。由于同一幻象错误，人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畏惧无比……第二个自然之道是属于英雄的，英雄们自认出身非凡……第三个是人类自然之道，此自然之道是智慧的，因此是适应的、慈祥温和的、理性的，它承认良知、理智和义务是法律。

维科努力将语言史、文学、法律和政府，列入这个三元体系中。在第一阶段，人类用记号和姿势表达意思。在第二阶段用“徽章、比喻和意象”。第三阶段用的是“经人民同意的文字……由此他们可能确定法律的意义”。法律本身也历经相同的发展：首先是属神的，神授的，例如《摩西律法》；其次为英雄式的，例如莱喀古斯；再次是人类的——“完全发展的人类理智指挥一切”。政府也同样历经三个阶段：僧侣阶段，在此阶段的统治者自称是上帝的代言人；贵族政治阶段，在此阶段中的“民权”仅限于“英雄们”的统治命令里；人类政治阶段，在此阶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是在自由的民治城市里的事例……也是在这些君主国，置百姓于其法律下平等的事例”。维科很清楚地忆起柏拉图的政治演化的要义——由君主政治到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再至极权政治。但他把该程式修改为：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政治。他同意柏拉图民主政治导致混乱的说法，而且认为一人专政是民主混乱的良方，“君主政体是最终的政府……在该政府里国家导致安宁”。

社会混乱可能来自道德败坏、奢侈、懦弱、缺乏勇武特质、贪污腐化、财富的分裂再集中或穷人的侵略性的嫉妒心等，这种混乱通常导致极权，如同奥古斯都的统治治愈了罗马共和国的混乱。如果连极权都无法遏止腐化衰败，较为强盛的国家将把它征服：

由于如此腐化的人民已成为他们毫无自制的情感奴隶，上帝作万国自然法敕令他们成为奴隶……他们成为较强国家的百姓。强国征服了他们，并把他们置于属下的省份。因此产生两道自然秩序的火光。第一为：不能自治者必为能自治的第三者统治。第二为：世界总为最能适应者统治。

在这些事例中，被征服的百姓退回到征服者所及的发展阶段。因此，罗马帝国的人民在蛮族入侵后，又回到野蛮时代，而且不得不又回到神权政治——受教士和神学的统治，那即是“黑暗时代”。十字军带来另一个英雄时代。封建酋长相当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而但丁相当于这个时代的荷马。

我们听到维科的理论，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即马基雅维利的“发展与回复定律”。进步的想法在这种分析里受到损害，进步仅循环动作的一半而已，而其另一半是衰退。历史如同生命，是进化也是毁灭，其结果和天数是不能避免的。

维科提出一些惊人的建议，他将古典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贬抑为名称的始祖（eponyms），以先有之名为名者（aftrenames），或事后经过长期不具人格或复性人格过程的人格化。因此，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是许多原始音乐家想象的组合，莱喀古斯是综合斯巴达的一系列法律与习惯的化身，罗慕路斯是建立罗马国之人。因此，维科把荷马看成一团谜，在德国古典学者沃尔夫1795年出版《荷马引论》（Prolegomena to Homer）的前半个世纪，维科辩称荷马史诗是由数群和数代史诗创作慢慢累积和合并而成，史诗即是在希腊各邦城为游吟诗人所唱的特洛伊和奥德修斯英勇的冒险故事。而且几乎在德国历史、政治、语言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的《罗马历史》（History of Rome，1811—1832年）之前一个世纪，维科反对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第一章，称之为“野史”，“凡是异教徒的历史，其开始部分都如同神话”（维科再度谨慎地避免责难《创世记》的历史真实性）。

划时代的书籍显现了一种强有力但受困扰的心境，致力形成基本观念而免陷入异教徒裁判的禁锢。维科时常言不由衷地声称对教会的忠诚，他感到他应受到教士的赞扬，因为他解释法理学的原则与方法符合天主教理论。我们听到他对宗教的真诚论调如同对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绝对需要的支持：“仅宗教有力量促使人民从事道德工作……”尽管他经常使用“上帝”这一字眼，但他似乎将上帝从历史上剔除了，并将发生的事件贬为自然因果不受阻碍的表演。一位多明我教派学者攻击维科的哲学为非基督教的，而是卢克莱修的。

维科的分析显现出世俗主义，或许与他在意大利不能赢得一桩诉讼有关。而无疑，他工作散乱无秩序和思想的混淆，注定了他的“新科学”胎死腹中。他相信他已写出了一本高深而有启发性的书，但无人同意他的看法。他呼吁让·克勒克（Jean Le Clerc）至少在《共和通信》期刊上提它一笔，但徒劳无功。《新科学》（Scienza Nuova）出现10年后，查理四世帮助了维科，指派他为史官，年薪为100里拉。1741年，维科很满意地看到他的儿子热纳罗继承他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职位。他晚年（1743—1744年）心智退化，堕入神秘主义中，濒临疯狂的边缘。

他的一本著作存放于孟德斯鸠图书馆里，这位法国哲学家在其私人记录里，承认他得益于维科的发展与衰退循环理论。而那种得自维科的理论，虽未指明，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Greatness and Decadence of the Romans，1734年）一书中出现。此外，维科在法国仍不为人所知，直至1827年米什莱出版一本《新科学》的简译本，米什莱形容意大利“为其第二母亲与保姆，年轻时从维吉尔吸取乳水，年长时维科供以营养”。1826年，孔德开始演讲，这些演讲成为他的实体哲学的教材，其作品各个段落都可感觉出维科的影响，那不勒斯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给维科应得的全面评价，再度建议历史应有其地位，除了科学外，历史是哲学的基础与途径。

·音乐

那不勒斯颠覆了毕达哥拉斯的看法，判定音乐为最高哲学。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Lalande）1765年至1766年访问意大利后说：

那不勒斯人的特殊胜利在于音乐。在那个国度，耳鼓膜似乎比欧洲各地的更为拉紧，更为和谐，更为敏锐。整个民族都在歌唱。姿态、音调、音色、韵律与节拍，连交谈的语言——都是音乐……因此，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音乐、伟大的作曲家及杰出歌剧的主要源头；科雷利、芬奇、里纳尔多、约梅里、杜兰特、利奥、佩尔戈莱及其他著名作曲家，都在此地写出不朽的名作。

尽管如此，那不勒斯只是在歌剧和音乐上占鳌头。在管弦乐方面威尼斯领先，音乐爱好者曾抱怨那不勒斯人喜爱声音的技巧，更甚于精妙的和谐和对位法。波尔波拉大受欢迎，“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唱教师”。所有意大利美声歌唱者都乐于拜他为师，一旦被接纳，在其蛮横的怪癖下，都得举止谦卑。因此，有这样一个传说，他让卡法雷利一页作业练习了5年，然后将他开除时保证他是欧洲最伟大歌唱家。仅次于波尔波拉的音乐教师是杜兰特，他是芬奇、约梅里、佩尔戈莱西、乔瓦尼·帕伊谢洛、普契尼的老师。

芬奇似乎受盛名之累，但他早期为梅塔斯塔西奥的《狄多的遗弃》配乐，即获得喝彩。阿尔加罗蒂感觉“维吉尔听到如此生动，如此悲凄，心与灵立刻为其力量所冲击的音乐，定大为喜悦”。更为出名者当推利奥，有时那不勒斯为他的喜剧而欢笑，有时为他的祷告曲而悲泣，那是于1744年为封斋礼而编写的。

约1735年，利奥听到约梅里为歌咏队演唱所作的乐曲，惊呼：“这个年轻小伙子很快会成为欧洲令人惊奇羡慕的奇才。”约梅里几乎证实了这一预言。23岁，其第一部歌剧即赢得了那不勒斯的欢呼，26岁在罗马获得同样的成功。在博洛尼亚他拜师于马蒂尼，但受尊敬的教师听完其即席演奏遁走曲后，惊呼：“你是何许人物，你存心嘲弄我吗？应该是我跟你学习。”他的歌剧在维也纳引起很大的热潮，十人委员会委派他为恩卡拉伯列音乐学院院长，在该学院，他写了一些当时最佳的圣乐。1748年，他移居维也纳时与梅塔斯塔西奥建立了亲密友谊。在威尼斯和罗马进一步获得成功后，他在斯图加特和路德维希堡定居下来（1753—1768年），担任符滕堡公爵的第一乐师。在那里他修饰的歌剧形态略带德国风味，为他的和谐带来了更多的变化，管弦乐也更加坚实有力量，他摒除重复奏抒情调，为叙唱调提供管弦伴奏。或许由于斯图加特法国芭蕾舞大师诺韦尔的影响，在其歌剧中担当芭蕾舞的重要角色，约梅里在音乐方面的某些发展正为格鲁克的音乐改革铺路。

这位年老作曲家于1768年回到那不勒斯，其条顿式风格不为听众所喜，他的歌剧也因此被拒绝接受。莫扎特聆听其作品之一后评论为“它是华美的，但其格调太高，对于剧院而言，太陈旧过时”。约梅里的教堂圣乐处境较佳，他的祷告曲和《为死者弥撒曲》（Mass For the Dead）在天主教堂流行。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于1787年在里斯本聆听弥撒曲后写道：“我从没听过如此令人敬畏、令人感动的音乐，也可能再也听不到了。”约梅里以条顿人的谨慎方式，储蓄其赚来的钱，然后退隐家乡阿沃萨（Aversa）富裕安逸地度其余年。1774年，那不勒斯所有显赫的音乐名家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不勒斯笑的比唱的多。佩尔戈莱西以一出喜歌剧征服了巴黎，这是在欧洲大都会中，唯独这个傲慢的城市拒绝接受意大利的正歌剧之后的事。佩尔戈莱西并没亲身参与此次战斗，因他于1736年享年26岁便告去世。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安科纳港，16岁来到那不勒斯，22岁之前就写了好几部歌剧、30首奏鸣曲及2首较为人称赞的弥撒曲。1733年，他制作一部歌剧《囚犯》（Il Prigioniero），编写了供场间穿插表演的短剧《由女婢到主妇》（La Serva Padrona）。这一歌剧剧本描写女仆莎比娜如何设计使她的主人娶她为妻的轻松故事，音乐也是轻快的曲调。1752年，在巴黎歌剧院演出100场；1753年，在法兰西剧院又再演出96场。我们可以见到法国人对这一佳作如何狂热。同时，佩尔戈莱西在罗马指挥他的歌剧演出。这一次却得到满堂的嘘声与叫嚣，一只橘子被掷在作曲者的头上。一年之后他到波佐利治疗肺病，其放荡的生活已使病情更为恶化。他的早逝抵偿了他的罪过，最后一段日子曾经与他相处的一些圣方济教士把他安葬于当地天主教堂中。悔恨的罗马重将他的遗作《奥林匹亚》（L’Olimpiade）演出，获得了疯狂的掌声。意大利对其轻快的插曲感到兴奋，对其《圣母哀悼基督的圣歌》表现的微妙情感更觉荣耀，这一圣歌直到他去世之际尚未完成，佩尔戈莱西本人也被用作两个歌剧的主题。

沙尔拉提如同佩尔戈莱西一样，甚少因自己的作品风行一时而自鸣得意，但谁能抵挡得住他巧妙手法的光芒四射？他生于1685年，与亨德尔和巴赫同年，是亚历山德罗的第六子。沙尔拉提是当时意大利歌剧界的威尔第（Verdi），从小即受音乐的熏陶，其兄彼得罗，堂兄弟朱塞佩，叔父弗朗西斯科、托马索皆为音乐家。朱塞佩之歌剧作品完成于那不勒斯、罗马、都灵、威尼斯、维也纳等地。沙尔拉提的父亲唯恐儿子的天才无法发挥，在他20岁时把他送到威尼斯，他说：“我儿已是翅膀长硬的飞鹰，他再也不能继续留在窝里，我必须任他展翅翱翔了。”

在威尼斯继续求学时，他邂逅了亨德尔，他俩结伴前往罗马，在奥多波尼红衣主教的鼓励下，他们进行大键琴的友谊比赛，然后比赛风琴。沙尔拉提已是意大利最佳的大键琴家，但据说亨德尔不亚于他。至于风琴，沙尔拉提的确占优势。两人成为忠实的朋友，这种情况对从事同类艺术的佼佼者而言，难于见到，但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称：“沙尔拉提脾气最为温和，举止最为文雅。”而且亨德尔的心胸宽大一如其名声浩大。意大利人的谦逊羞怯性格使他未能公开展示大键琴的造诣，我们仅从非公开的演奏会的报告中得知一二。罗马一位听众（1714年）“以为有千万魔怪附着乐器”，因为他从没有听过“如此富有技巧与印象的音乐”。发展左手键盘潜力及超越右手的技巧，沙尔拉提是第一人，他说：“上帝赋予我十根指头，而我的乐器需要所有的手指工作，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去利用它们。”

1709年，他接受波兰前皇后卡济米耶拉指派为唱诗班的首席音乐教师。丈夫索别斯基去世之际，卡济米耶拉被认为是引起麻烦的阴谋者而遭放逐。1699年，她来到罗马，决心设立一间沙龙，媲美10年前去世的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设立的。在三圣广场的宫殿里，她聚集了克丽斯蒂娜的朋友，包括多位田园学院的会员。1709年至1714年，沙尔拉提在那里创作多部歌剧。在成功的鼓舞下，他在卡布拉尼科剧院演出《哈姆雷特》。此次演出并不太受欢迎，此后沙尔拉提再也未向意大利观众演出过歌剧。他父亲为他设立的标准太高，他无法达到。

他在梵蒂冈指挥朱莉亚教堂歌唱班4年（1715—1719年），并在圣彼得教堂弹奏风琴。这时他所作《圣母哀悼基督的圣歌》被认为是“天才的杰作”。1719年，他在伦敦指挥他的歌剧《那西索》（Narciso）的演出。两年后，我们发现他在里斯本当约翰五世的教堂主持，兼任公主玛丽亚·芭芭拉的教师。在他的教导下，公主成为一位杰出的大键琴家，他大部分现存的奏鸣曲都是供她演奏而作。42岁（1725年），他回到那不勒斯，与16岁的玛丽亚·珍蒂莱结婚，1729年又带她到马德里。就在那年，玛丽亚·芭芭拉公主嫁给了西班牙王储斐迪南。她与其夫迁往塞维利亚时沙尔拉提陪伴着她，并为她服务直到她去世。

沙尔拉提夫人于1739年去世，遗下5个子女。他再婚后，不久子女增加为9人，玛丽亚·芭芭拉成为西班牙王后时（1746年），她携同沙尔拉提家人同往马德里。法里内利是皇宫中受喜爱的两位音乐家之一，但这位歌唱家与这位音乐巨匠成为好朋友，沙尔拉提的职位是为西班牙宫廷提供音乐的特权侍臣。1740年，他请假获准前往都柏林，1741年再前往伦敦，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居住于马德里或其城郊的宁静地区，几乎与世隔离。毫无疑问，他将成为20世纪钢琴家喜爱的人物。

555首奏鸣曲不很稳定地支持着沙尔拉提在声调技巧方面的声名，他一生只发表了30首。它们温和的标题显示其有限的目标——利用大键琴的技巧以探寻的可能性。其之所以为奏鸣曲，实为这一名词的古老观念，在乐谱中是奏出“乐声”而不是唱出来的歌，有一部分衬托主题，另有一部分以大小调被配成对，但它们皆为单一节奏，不要求主旋律的精致与反复。其显示出大键琴音乐从风琴的影响中被解救出来，也表示由键盘作曲而接受歌剧的影响。女高音的活泼、优美、颤音及妙诀却逊于戏谑而富有想象的轻快手指。沙尔拉提很实在地玩弄着大键琴，他说：“别期望深入地学习，倒不如机巧地玩弄艺术。”西班牙舞蹈中的跃步、旋裙和打响板等，都处于起伏的旋律中，而在奏鸣曲中，演奏者精通乐器，处处都能痛快地发泄。

享受乐器之乐，是沙尔拉提服务于西班牙多年的安慰的源泉。另一享乐是赌博，他大部分的退休金也花在此，王后屡次为他偿还赌债。1751年后，他健康日差，他的虔敬怜悯之情却日增。1754年，他返回那不勒斯，三年后在此去世，法里内利供养这位朋友的穷困家庭。

法里内利在西班牙的奇异生涯留到下章述说，他与沙尔拉提、提埃波罗及多米尼柯·提埃波罗皆为意大利天才人物，他们带入意大利的音乐与艺术，使西班牙复活。1759年，那不勒斯国王与他们为伍。这一年斐迪南六世去世而未宣布继承人，其兄弟那不勒斯的查理四世，继承西班牙王位为查理三世。那不勒斯人难过地看他离开故土。当天，16艘船组成的舰队护随他离去，这正是那不勒斯人悲伤的日子。沿岸聚集着大群人为他送别，据闻多人为其送行而哭泣，因为他们是为“一位爱民如子的君主”送行。他入主西班牙也使西班牙再度现出活力。

第二章　葡萄牙与蓬巴尔（1706—1782）

约翰五世（1706—1750）

葡萄牙历经数个伟大的成就，如麦哲伦、达·伽马和卡摩伊斯（Luiz Camoes，诗人）。在这以后，何以一蹶不振而衰落呢？其力量与气势曾经一度遍布了半个地球，遗留有著名的殖民地于马德拉群岛（Madeira）、亚速尔群岛、南美洲、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印度、马六甲和苏门答腊等地方。18世纪，葡萄牙则处于欧洲大陆岬的小地方，与英国更有贸易与战争的关联，且受到英国皇家海军送其巴西金矿与钻石矿的资助而繁荣。其活力难道经过许多英勇先驱的拓展繁盛的事业后竭尽，而使其宁静地处于世界的角落里吗？难道黄金的流入冲洗了气质中的勇敢成分，而松弛了统治阶级的冒险犯难精神？

确实如此，这些使葡萄牙人的工业能力衰落了。对于葡萄牙人而言，在其进口的黄金足以支付购买舶来的衣服、食物和奢侈品的情况下，他又何必在手工艺品或工业产品方面与英国、荷兰或法国的工匠技师和企业家们一争高下呢？富人手上握有黄金，日益富有，更为豪华、奢侈。穷人则远离黄金，仍旧一文不名，只有饥饿困乏。黑奴被送到许多农场里，乞丐的号啕声使城市喧嚣骚扰。1787年，贝克福德对所闻所见报告说：“没有别国的乞丐像葡萄牙乞丐那样粗壮，满怀伤心苦痛，浑身虱蚤，穿着各式各样的褴褛衣衫，却有不屈不挠的毅力，更有无以计数的瞎子、聋子和瘸子。”

昔日的里斯本，并非如今天这样可爱。教堂和修道院相当壮观，贵族们的宫殿则富丽堂皇，但是，其总人口的1/10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曲折的巷弄里弥漫着垃圾和污物的臭味。然而，这里与南方其他各地一样，穷人们也享有阳光普照的日子、星光灿烂的夜晚、优美的音乐、令人崇仰的宗教和具有诱惑力的虔诚妇女。人们在炎热平息后，不顾跳蚤的威胁和蚊子的侵袭，男女老幼拥入街道，他们围着唱歌、跳舞、弹着吉他，争相博取少女们的微笑。

1654年、1661年和1703年的几次条约，已使葡萄牙囿拘于与英国处于一种共栖的关系，他们的联盟是关于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他们仍处于态度上的歧异和信仰上的敌对状态。英国允诺保护葡萄牙的独立，而且特别以降低关税这样的优惠自葡萄牙的波尔图港进口葡萄牙酒。葡萄牙也准许英国的纺织品免税输入，而且约定在任何战争中与英国站在同一阵线。葡萄牙人认为英国人是拥有强大海军的令人诅咒的异端，而英国人视葡萄牙人为据有战略港口的愚昧顽固者（盲目崇拜宗教信仰者）。英国资本已支配了葡萄牙人的工业与贸易。蓬巴尔（Pombal）以夸大其词的口气抱怨道：

1754年，葡萄牙很少以自有资金来生产东西。有2/3的必需品是由英国供给的。英国已成为我们整个贸易的主妇了，而且，所有我们的对外贸易都由英国代理商来经管……整个由里斯本运到巴西的船舰上的货物，和因交换所得的财富皆属英国人所有，除了名义之外，一切皆非葡萄牙人所有。

虽然如此，但有足够的殖民地的金、银与各种珠宝，供作葡萄牙政府财政支付和开销的来源，使其国会（Cortes）能独立而且有征税能力。所以，约翰五世在其王朝统治中甚易统御，酝酿了一夫多妻制的文化与虔诚传统。他赠送或借贷给教皇巨款，而获得教皇赠予的“最忠实的国王陛下”的头衔，并拥有做弥撒的权利——虽然不是将酒与面包变成基督的血和肉的权利。腓特烈大帝更说：“他的乐趣在教士们的各种职能中；他的建筑物都是修道院，他的军队是修道士，他的女仆是修女。”

葡萄牙教会在国王的庇佑下繁荣发展，而这位国王受到教会许多赦免的恩情。教会拥有半数的土地，其信徒充满了900间教堂。全国200万人口中，约20万人是各种阶级的教士或附属于宗教组织的人。耶稣会教士尤为著名，国内如此，殖民地亦然；他们共享葡萄牙战胜巴西的光荣，甚至以巴拉圭的行政管理来取悦伏尔泰。一些耶稣会教士被邀至宫廷，他们当中的几个人获得较国王更为优渥的礼遇。在基督教圣体节（Corpus Christi，圣餐主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四）的盛大游行中，国王一手执着天棚的四根柱子中的一根，而在天棚之下就是里斯本的教长携带着虔诚祝福的圣餐。英国人惊异地看到游行的行列中有军队和信徒，所有的人皆是光头，跪在地上，此时英国人解释为：这种仪式和昂贵的军舰及神奇古物的展示，是维持穷人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

同时，罗马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监视全国的信仰和血统的纯净。约翰五世凭着从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三世处取得的教皇敕书，可以使宗教裁判所中的人犯受到法律顾问的保护，并要求宗教裁判所的所有判决要经过国王的审查，以牵制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即使如此，宗教裁判所的权力足以于11年中（1732—1742年）在里斯本活活烧死66人。在这些人当中，有当时葡萄牙首要的戏剧作家席尔瓦·约瑟·安东尼奥，他被控以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罪名。在他被处决当日（1739年10月19日），他的一个剧本正在里斯本的一家戏院上演。

约翰五世喜爱音乐、文学和艺术。他带了法国演员和意大利音乐家到首都来。他创设皇家历史学院。他建造供水给里斯本的大导水管。他花了5000万法郎建筑马弗拉修道院（1717—1732年）。这一修道院比爱斯科利亚宫还要大，是一个巨大的花岗石的建筑，靠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6世纪为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所建，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堂皇壮观的建筑物之一。他从西班牙召回该世纪最伟大的葡萄牙画家来装饰马弗拉修道院内部。

84岁高龄的弗朗西斯科·维埃拉将爱情与艺术掺入罗曼史中，激发了整个葡萄牙人的热情。他1699年生于里斯本，与利马的伊格妮兹·爱莲娜在孩提时代即坠入情网。他迷恋于绘画，9岁时即远赴罗马，在那里学了7年，15岁时在圣路克艺术学院举办的一次绘画竞赛中获得第一名。他1715年归国，葡王约翰五世挑选他来画一幅《圣餐的奥秘》（Mystery of the Eucharist）。据说他在6天内完成这幅画，然后他出发寻找伊格妮兹。她授有官衔的父亲将他支使开，而且将这个少女幽禁于一座修道院中。弗朗西斯科恳求国王，而国王拒绝干预此事。随即他赶赴罗马，获得教皇的一道敕令，取消伊格妮兹的修道院入院誓言，并核准此次婚姻。这一教皇敕令被葡萄牙政府当局忽视。弗朗西斯科回到里斯本，假扮为一个砖瓦匠，进入修道院，带走他的爱人而娶了她。她的兄弟射伤他，他恢复健康并原谅袭击他的那个人。约翰五世使他成为宫廷画家，并委任他不仅装饰马弗拉修道院，而且装饰皇宫。在伊格妮兹死后（1775年），弗朗西斯科将其晚年贯注于宗教收容所和布施的工作中。不知有多少这类灵魂和肉体的罗曼史，消逝于历史的陈迹中！

蓬巴尔与耶稣会士

约翰五世在罹患8年之久的麻痹症和虚弱中，死于1750年。他的儿子约瑟夫一世开始其有声有色的统治。他任命梅洛为其内阁中的国防和外交大臣，此人以蓬巴尔侯爵闻名青史，他是曾经统治过葡萄牙的大臣中最伟大、最显赫的一位。

约瑟夫登上王位时，蓬巴尔已经51岁了。在科因布拉大学受教于耶稣会会士时，他首先以一个运动员和横行里斯本市具有旺盛精力的魔福克帮（Mohock，魔福克帮是18世纪初夜间骚扰伦敦、里斯本等欧洲大城市的盗匪集团，多是贵族子弟）领袖而赢得首次声誉。1733年，他怂恿出身高贵的多娜·特蕾莎女士和他私奔。她的家人起初指责他，后来认识到他的才能并促进其政治生涯。他的妻子为他带来一笔小财富，他又从他的叔叔处继承一笔财富。他靠着影响力、魄力和出色的才能自闯天下。1739年，他被任命为驻伦敦全权公使。他的妻子隐栖于一座修道院，于1745年死于该修道院。在伦敦的6年中，蓬巴尔研究英国经济和政府，注意到英国国教服从于国家之下，或许在此时他流露出对天主教的信仰。他回到里斯本（1744年），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公使（1745年），在那里娶了道恩元帅的侄女，蓬巴尔与她同甘共苦终生不渝。道恩元帅曾一度击败腓特烈大帝而获得不朽的声名。

约翰五世因蓬巴尔具有“铁石般心肠”并“来自一个残忍的、仇念深重的家族”，而且具有能力向一位国王挑衅，已经不信任他。1749年，蓬巴尔被召回国，得到耶稣会的帮助而擢升至大臣职位。约瑟夫一世批准这一任命。智慧加上勤奋立刻使蓬巴尔在新阁中取得优越地位。一位法国的助理大使报道说：蓬巴尔将被视为首任大臣。他是无法被击败的、积极的、行动敏捷的。他已经赢得国王的信任，而且在所有的政事处理上，无人能比他具有更大的权力。

他的能力在1755年11月1日的大地震中表现得甚为明显。万圣节上午9点40分，大部分人正在教堂中做礼拜时，四次地震使半个里斯本城成为废墟，1.5万多人死亡，大部分教堂被破坏，大多数妓院和蓬巴尔的房子皆未能幸免。许多居民于惊恐中飞奔至塔古斯河（Tagus）河岸，但一个15英尺高的浪潮淹死了数千人，并毁坏了停泊在河中的船舰。里斯本城的每个角落都起了大火，夺走了更多的生命。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下等社会中的人们开始毫无顾虑地抢劫、杀戮。葡萄牙国王自己也间不容发地想要逃难，并问其大臣们应该怎么办。据说蓬巴尔回答道：“掩埋死者，拯救生还者。”约瑟夫一世给予他全权，而蓬巴尔以特有的活力和迅捷来运用这一权力。他用军队来维持秩序，建立帐篷和营房以容纳无家可归者，而且下令对抢劫死者的人格杀勿论。他将供应品的价格固定在地震前通行的价格，还强迫进口的船舶卸下它们的食品货物，并以同等价格售卖这些食品货物。受到不折不扣的巴西黄金流入的帮助，他监督建造宽敞的林荫大道和铺设照明设备良好的街道，以迅速重建里斯本城。如同今日所见，该城的中央部分是在蓬巴尔的监督下由那些土木建筑师和工程师完成的建筑。

他在处理这次大灾难时的成功使他在内阁中的权力根深蒂固。现在，他从事两项远大的工作：使政府免于教会的统治，并使该国的经济免于英国的控制。这些事业需要一个刚毅、富爱国心、铁面无私和孤傲的人。

如果说他的反教士主义特别以耶稣会士为攻击对象，主要是由于他怀疑他们煽动反抗，以反对葡萄牙占领他们的巴拉圭领土。在那里，耶稣会士自1605年来已经将10万印第安人组成31个印第安人保留区（Settlements，专供印第安人居住，禁止他人前往居住）或殖民地，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区或殖民地以半共产的方式建立，并正式服从西班牙的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家们已经听过（十分传奇的）在巴拉圭土地中有黄金，而且商人抱怨耶稣会的神父们一直垄断巴拉圭的出口贸易，并将所得利润纳入他们教团的基金中。1750年由蓬巴尔协议达成一项条约，依据该条约，葡萄牙让给西班牙富庶的圣萨克拉门托殖民地（San Sacramento，在拉普拉塔河河口，乌拉圭与阿根廷之间）而换回毗邻巴西边界的7个耶稣会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专区）。该条约约定这些社区的3万印第安人应移至别处居住，并放弃其土地而转入新来的葡萄牙人之手。西班牙的斐迪南六世命令巴拉圭的耶稣会士离开这些殖民地，并授意他们的臣民和平地离开。耶稣会士宣称已经服从这些命令，但印第安人以炽热而猛烈的顽固态度反抗，葡萄牙军队花了3年时间才加以平息。蓬巴尔指控耶稣会秘密鼓励这种反抗行动。他决心终止任何耶稣会士干预葡萄牙的工商业和政府。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察觉到这一点，参与推翻他的行列中。

推翻蓬巴尔运动的领袖为马拉格里达（Gabriel Malagrida），1689年生于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梅纳焦。他在学校求学时即以咬自己的手直到流血而出名，所以他说他准备让自己忍受殉道的苦痛。他加入耶稣会，并远赴巴西去当传教士。1724年至1735年，他在热带丛林中向印第安人布施福音。好几次，他从人食人的惨剧、鳄鱼、船毁和疾病中逃过死亡的厄运。刚迈入中年他的胡子已经变白了。别人相信他具有神奇的力量，而且无论何时，只要他出现在巴西诸城中，期待的群众总会跟随在他的背后。他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并设立神学院。1747年，他到里斯本请求约翰五世给予资金。他得到这些资金，航回巴西，建造更多的修道院，更时常参与建造工作。1753年，他再度居于里斯本，因为他已经答应为太后安排后事。他将1755年的大地震归罪于人民的罪恶，呼唤道德重整，而且和他教团中的其他教友预言，假使道德未能改善的话，必将有另外的地震产生。他宗教收容所的房子变成反抗蓬巴尔的阴谋中心。

一些贵族家族被牵扯进这些阴谋中，他们反对一个无重要地位的乡绅之子（指蓬巴尔）居然做了葡萄牙的统治者，掌握葡萄牙人的生命和财产。这些人中的一派由马斯卡伦哈斯·何塞（阿维耶若公爵）领导；另外一派以公爵之妻舅阿希兹·弗朗西斯科为首。塔沃拉之妻利奥诺侯爵夫人是葡萄牙耶稣会的领导人之一，为马拉格里达神父的狂热信徒和常客。她的长子，路易斯先生，这位“年轻的侯爵”娶他自己的姑母为妻。路易斯离家远赴印度当兵时，这个可爱而美丽的“年轻的侯爵夫人”成为约瑟夫一世的夫人；这也是阿维耶若公爵家人和塔沃拉侯爵家人不能宽恕的。他们衷心地表示赞成耶稣会士的看法，认为只有蓬巴尔被革职后，形势才能稳定。

蓬巴尔还以颜色，游说约瑟夫一世，告之耶稣会正在巴拉圭秘密地煽动另一次叛变，不仅阴谋反抗内阁，而且正在阴谋反抗葡萄牙国王。1757年9月19日，国王发布一道命令，将耶稣会为皇室家族听告解的神父驱逐于宫廷之外。蓬巴尔授意其堂兄弟阿尔马达·弗朗西斯科，当时任葡萄牙驻梵蒂冈公使，募集资金以促进并供应在罗马的反耶稣会团体。10月，阿尔马达致送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一封控告耶稣会士的信，说：“在盲目地希求使他们自己成为政府的统治者的梦幻中，他们牺牲了所有基督教的、宗教的、自然的和政治的义务，而且，耶稣会被一种希求获得并积存外国财富、甚至篡取君王们的统治权的无餍的奢欲怂动。”1758年4月1日，教皇命令萨尔达尼亚红衣主教里斯本教区的教长，调查这些控告案件。5月15日，萨尔达尼亚发布一道敕令，宣称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违反所有的宗教法和世俗法进行商业交易。他命令他们停止交易。6月7日，可能由于蓬巴尔的敦促，他命令他们解除听告解和布道的工作。7月，里斯本耶稣会士的最高长官被逐出宫廷120英里外。同时（1758年5月3日），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去世。他的继任者，克莱门特十三世任命另一个审问团，该团报告说：在蓬巴尔对耶稣会士所提的控告案件中，他们是无罪的。约瑟夫一世是否将会支持其大臣以攻击耶稣会士，令人产生一些怀疑。但是一些事件的戏剧性转变，迫使国王完全倾向于蓬巴尔这边。1758年9月3日晚上，可能是约瑟夫一世正从一次秘密约会中（靠近贝伦，与年轻的塔沃拉侯爵夫人）返回皇宫，快到午夜时分，三个蒙面人从一个导水沟渠的拱桥中出现，而且射击马车，但是没有奏效。御车的车夫驾起马车飞驰，但过了一会儿，另一支伏兵又射来两弹，一次射伤马车夫，另一次射伤了国王的右肩和手臂。根据随后的一次法庭审问报告，第三支伏兵出于塔沃拉族人，他们远远地在通往贝伦的大路上等待这辆马车。但是约瑟夫命令他的车夫驶离大道而驾到皇室的外科医生家里，国王的御医为其包扎伤口。这些凑在一起的事件使整个欧洲起了大骚动，但假使第三支伏兵在其暗杀行动中成功的话，情况将可能大大地改观。

蓬巴尔把巧妙的筹划付诸行动。这次袭击的谣传被官方正式否认，并宣布国王的卧病是由于跌倒。三个月来他的密探们收集各种证据。一个人被找出来，他作证说安东尼奥·弗雷拉于8月3日从他那里借去一支毛瑟枪，而9月8日才归还。另外一人根据报道，说弗雷拉于9月3日向他借去一把手枪而于数天之后归还。这两个证人都说弗雷拉受雇于阿维耶若公爵。在贝伦的一个仆人萨尔瓦多·杜朗作证说，在袭击国王的当天晚上，他在阿维耶若公爵家里执行被分派的室外工作时，偷听到阿维耶若家族的一些族人刚结束一次夜间大行动归来。

蓬巴尔以谨慎和大胆的态度准备他的讼案。他舍弃法律规定的程序，若依据该程序，这些贵族嫌犯将由他们贵族组成的法庭来审判，这种法庭将永不会判他们的罪。相反，此次犯罪行为首次揭露于公众后，国王于12月9日发布两道命令：一道命令任命佩德罗·贡萨尔维·佩雷拉博士为法官，以主持这一“高度叛国行为特别刑庭”（Special Tribunal of High Treason）；另一道是命令他去发掘、逮捕并处决对此次暗杀国王的企图负有罪责的那些人。佩雷拉被授予超越所有循例的法律程序的权力，而且该法庭被授命于宣判罪名之日即为处决犯人之时。在国王颁布的这些敕令之外，蓬巴尔附加一个宣言，贴遍整个里斯本城，陈述9月3日发生的事件，并悬赏任何能提供证据以逮捕暗杀犯的那些人。

12月13日，政府官员们逮捕了阿维耶若公爵、他16岁大的儿子戈维亚侯爵、他的从仆安东尼奥·弗雷拉、塔沃拉老侯爵、塔沃拉小侯爵、塔沃拉老侯爵夫人、这两个家族中的所有仆人及另外5名贵族。当天，所有耶稣会的学院皆被军队包围，马拉格里达神父和另外12位首要的耶稣会士被判下狱。为了加速这些事件的发展，一道国王的命令于12月20日发布，这一命令（违反葡萄牙传统惯例）允许使用酷刑以逼供。在酷刑和胁迫之下，50个犯人被审问。几个人的招供牵连到阿维耶若公爵，他自己在酷刑之下承认其罪；安东尼奥·弗雷拉承认他对马车开火，但发誓说他不知道国王是此次袭击的对象。在酷刑逼迫之下，几个塔沃拉家族的仆人牵累整个塔沃拉家族；小侯爵承认共谋；老侯爵被逼刑至快死的地步，仍坚决否认其罪名。蓬巴尔也亲自审问证人和囚犯。他派人检查信件，宣称在这些信件中，有24封是由阿维耶若公爵、几个塔沃拉家族中人、马拉格里达神父和其他耶稣会士所写，去通知他们的巴西朋友和亲戚们，告以此次阴谋的失败，而且答应重新筹划推翻政府的努力。1759年1月4日，国王任命西奎拉·尤西比欧·塔瓦雷斯博士为这些被告辩护。西奎拉辩称，用这些由酷刑逼出的供词作为证据是无价值的，所有被告的贵族皆能提出不在犯罪现场而在他处的证明。这一辩称被判为无说服力，中途截取的这些信件显为真实无讹，并能确证这些供词。1月12日，法庭宣告被起诉的所有嫌犯有罪。

他们当中的9人于1月13日被处决于贝伦的公共广场。首先处决塔沃拉老侯爵夫人。在绞首台上，刽子手弯身去绑她的双腿，她拒斥他，说：“不要碰我，杀了我。”她被迫去看行刑具——绞轮、铁槌和熟铁块，她的丈夫和儿子们也将死于这些刑具，随后她被斩首了。她的两个儿子随后于绞轮中被杀。阿维耶若公爵和老塔沃拉侯爵跨上绞首轮时，他们的尸体正摆在绞首台上。他们熬受同样的碎尸刑罚，而阿维耶若公爵被允许在极端的痛苦中徘徊，直至最后的处刑——活烧安东尼奥·弗雷拉。所有的尸体都被焚烧，骨灰则抛入塔古斯河。葡萄牙仍在辩论：这些贵族虽然已承认反对蓬巴尔，但是否有意要杀害国王呢？

耶稣会士涉及此次阴谋吗？毋庸置疑，马拉格里达神父在其炽热的怒斥中，曾经预言蓬巴尔的垮台和葡萄牙国王的早亡，而且，他和其他耶稣会士曾经与有官衔的部长举行过多次会议。他曾写给宫廷的一位女士一封信，乞求她提醒约瑟夫一世防备一次迫在眉睫的危险，从这封信我们可知，这暗示他已经知道一个阴谋的形成。在牢狱中，他被问及如何得知这次危险，他在忏悔室中做了回答。根据一位反耶稣会的历史学者所做的言论，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耶稣会士与此次暴行有关”。蓬巴尔指控他们借着布道和传教来煽惑其同僚们产生暗杀国王的决意。他说服国王道：这种情况给君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巩固自己权力以反抗教会的良机。1月19日，约瑟夫一世发布敕令，扣押所有葡萄牙境内的耶稣会财产，而且将所有耶稣会士，在教皇处理这些控告他们的案件做出裁决之前，禁足于其屋舍或学院中。同时，蓬巴尔利用政府新闻社来印制许多小册子，以陈述这一不利于贵族和耶稣会士的案件，并由他的官员们广泛地发行于国内和国外。这显然是政府第一次利用印刷品来向其他国家解释其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印刷品可能在引导法国和西班牙驱逐其耶稣会士的行动中有些许影响。

1759年夏，蓬巴尔从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处获得允许将被捕的耶稣会士交付“高度叛国行为特别刑庭”裁判。甚至，他建议今后所有被控以叛国罪的教士均应于国家（世俗）的法庭中审判，而不在教会法庭中审判。在一封由约瑟夫一世致教皇的私人函件中，国王宣称其驱逐耶稣会士于葡萄牙国境之外的决心，而且表示希望教皇核准他们行动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而且是基于保护君主制度所必要的。克莱门特对国王的这些咨文感到震惊，但他害怕假如他直接反对，蓬巴尔将诱导国王中断葡萄牙教会与教皇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取消亨利八世在英国的行动和措施，而且他知道法国也正在敌对耶稣会。8月11日，他同意在国家法庭审判之前，准许先行审问耶稣会士，但明显地表露其答应耶稣会士受国家法庭的审判，仅限于目前的案件。他私下恳求葡萄牙国王对被告的僧侣们给予慈悲；他提醒约瑟夫一世过去耶稣会教团的成就，并相信所有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将不会因为少数耶稣会士的过错而遭受处罚。

教皇的恳求失败了。1759年9月3日是企图谋杀的周年纪念日，国王发布一道敕书，列述耶稣会士被断定之罪，制成一册冗长书表，并颁令：

这些教士正在腐化中，并脱节于其神圣的组织（规则），又由于这种可憎的、宿恶极深的罪行，显然他们变得无法返归天主教的信奉，必须以国王和王国的背叛者、叛国者、敌人和侵略者而适当并有效地禁止、放逐、被充军……根据命令：无论何种地位和情况的任何人，将不允许他们进入任何他的领地，或以语言、书信和他们保持联系。

那些尚未正式宣誓或请求解除他们初步誓言的耶稣会士，被免于受到国王敕令的约束。所有耶稣会的财产被国家没收；被放逐者，除了私人衣服外，被禁止随身携带任何东西。他们乘车或徒步，从葡萄牙的各个区域被引导上运送他们去往意大利的船只。同样的放逐也在巴西和其他葡萄牙领地进行着。第一批船运的被放逐者于10月24日到达奇维塔韦基亚，甚至在那里的蓬巴尔的代表也被他们的情况感动而怜悯他们。一些人由于年龄大的关系，身体孱弱，一些人濒临饿死的边缘，一些人在中途死掉。洛伦佐·里奇，作为耶稣会会长，安排幸存者进入意大利的耶稣会的房舍中，多明我教派的修道士也给予他们厚待。1760年6月17日，葡萄牙政府与梵蒂冈中断外交关系。

蓬巴尔的胜利似乎是完全的，但他知道他的胜利并不为葡萄牙全国欢迎。由于感到不安全，他扩张权力，成为完全的独裁者，并开始一种专制和恐怖的统治，直到1777年。他的密探向他报告每件被打探出来的、反对他的政策或方法。很快，里斯本的监狱中便充塞了政治犯。许多贵族或教士被控以反抗国王的新阴谋或与旧阴谋牵连的罪名，而遭受逮捕。在里斯本和贝伦中间的胡恩奎拉发城堡（the Junqueira Fort）成为贵族们的特别监牢，许多贵族陷身在那里直到死亡。其他监狱禁闭从殖民地运来的被控以反政府罪名的耶稣会士——有些已历19年之久了。马拉格里达神父在送交审判之前，已经在监狱中禁闭了32个月之久而憔悴苍老了。这个老人靠着写作《圣安妮英雄式的一生，玛丽之母、圣安妮口授马拉格里达神父笔录》（The Heroic Life of St.Anne,the Mother of Mary,Dictated to the Reverend Father Malagrida by St.Anne Herself）一书来慰藉其禁锢。蓬巴尔夺得此书的原稿，而且发现其中有几处可以被指为异端邪说的谬论。马拉格里达神父说道：像玛丽一样，圣安妮被假想未沾上原罪的污点，而且她已经在她母亲的子宫中说话和哭泣。在使自己的兄弟卡瓦略·保罗成为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裁判长之后，蓬巴尔将马拉格里达传唤至法庭面前，并亲自草拟一份起诉书，控告该耶稣会士以贪婪、伪君子、欺诈、亵渎神圣和三番两次以死亡预言威胁国王的罪名。时年72岁、被苦痛折磨成半神经病的马拉格里达对宗教裁判所的裁判们说，他曾经与罗耀拉（St.Ignatius Loyola）和圣·特蕾莎谈过话。一位法官受感动而生怜悯心，希望停止审判，蓬巴尔便将他革职。1761年1月12日，宗教裁判所宣布马拉格里达犯有异教、诽谤、不敬神和假造神的启示欺骗人民的罪名。他被允许再多活8个多月。9月20日，他被引导到普拉加·罗西欧的一个绞首台上被绞杀，其尸体被当场焚烧。路易十五闻及这一处决时评论道：“那好像我在精神病院中焚烧一个说他自己是天父的老疯子一样。”伏尔泰宣称这件事为“与最恐怖的邪恶结合一气的愚行和荒诞”。

法国哲学家们曾于1758年视蓬巴尔为“开明专制者”，现在却不悦他的行为。他们欢迎他推翻耶稣会士，却反对这种独裁者专断独裁的做事方法，反对他小册子中暴戾的语调和野蛮的处罚。他们耶稣会士放逐期间遭受的处置，震惊于古代家族的集体被处决及马拉格里达神父遭受的非人道处置。然而，我们没有他们因反对科因布拉主教诅咒蓬巴尔的审查委员会并允许像伏尔泰的《哲学字典》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激进的作品刊行而受到8年监禁的记载。

蓬巴尔自己不传播异端邪说，而且按时前往教堂做弥撒。他不以摧毁教会为目标，而以教会屈服于国王之下为目标。1770年，克莱门特十四世赞成让政府提名主教人选时，他与梵蒂冈媾和。约瑟夫一世临死之时，因想到毕竟他可以在死后享受教士的完整服务而感到高兴。教皇送给蓬巴尔的兄弟保罗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并送给蓬巴尔本人一枚刻有教皇画像的戒指，一副钻石框成的小画像和四位圣徒的全身塑像。

改革家蓬巴尔

同时，这个独裁者在葡萄牙的经济、行政和文化生活方面都遗有显赫的功名。得到英国和德国军官们的帮助，他重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击退了西班牙的一次入侵。与法国17世纪的政治家黎塞留一样，他减低了贵族政治的分裂力量，而集中政府的力量使葡萄牙获得政治上的统一、教育上的发展，及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国家免于处在教士统治的君主制度中。在塔沃拉侯爵家族被处决后，贵族们停止反抗国王的阴谋；在驱逐耶稣会士后，教士臣服于国家之下。与梵蒂冈脱离关系期间，蓬巴尔任命主教，而他的主教们任命牧师不必征求罗马教廷的意见。一纸国王敕书缩减教会所能获得的土地，并抑制葡萄牙臣民的房地产对教会作遗赠。许多修道院被关闭，其余未被关闭的修道院则被禁止收受25岁以下的人为修道士。宗教裁判所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它的法庭成为公共法庭，与国家的法庭受同样法规的约束；它被剥夺检查权；它使旧基督徒和新基督徒（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摩尔人和其后嗣们）之间的差别待遇被废止了，因为蓬巴尔认为大多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他们的血统中现在已有了闪族（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等种族，今特指犹太人）的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1773年5月25日的国王敕令使所有葡萄牙臣民能膺选文职、武职和教士职位。1761年活烧马拉格里达后，宗教裁判所再也没有活烧任何人。

在那一年，蓬巴尔废除3/4妨碍司法行政的琐细职位。法庭变得更易为人民接近，诉讼费用减低。1761年，他重整国库，要求它平衡每星期的财政收支，命令城市税收和支出要作每年的财务审核，并在所有改革中最艰难的方面有所进展——人员和宫廷奢侈浪费的减少。80位曾填饱约翰五世和其随从肚皮的厨师被解聘了，约瑟夫一世必须仅以20个厨师来满足其欲望。1773年5月25日的国王敕令有效地废除葡萄牙境内的奴隶制度，然而允许该制度在殖民地继续存在。

这位改革者的手涉及各个领域。在农业和渔业方面政府给予资助，而且介绍蚕丝业进入北方诸省。他建立许多陶器厂、玻璃厂、榨棉坊、制毛工厂和造纸厂，以终止葡萄牙依赖从外国进口这些物品的局面。他废止国内货物运输的通行税，并建立葡萄牙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他创立一所商业学院，来训练企业管理人员。他组织并以金钱补助许多公司，以从外国商人和运输商手中接管葡萄牙的贸易。在这方面，他或者说葡萄牙人失败了，因为1780年葡萄牙的商业大部分仍在外国尤其是英国手中。

驱逐耶稣会士之后，需要全面的教育整顿。新的初级学校和中级学校总数达到837所，散布于葡萄牙境内。里斯本的耶稣会学院被改成国家管理下的一所贵族学院。科因布拉大学的课程表中增加额外的科学课程。蓬巴尔劝说国王建造一座歌剧院，并邀请意大利歌星们来领衔主演。1757年，他为了促进文学而建立了里斯本学院。

在令人兴奋的半个世纪中（1755—1805年），葡萄牙文学在观念和形式方面，享有相对的自由。从意大利模式中解放出来的葡萄牙文学承认法国文学的魔力，而且感觉到文学上开明的和风。安东尼·迪尼因在讽刺诗《希索普》（O Hissope，1772年）的八节诗中描绘一位主教与他的教堂主事争吵的情形而誉满国内。库尼亚称两人为教皇和伏尔泰，为此，他于蓬巴尔垮台后不久被宗教裁判所定罪（1778年）。弗朗西斯科·纳西门托，一个码头装卸工人之子，热烈地沉迷于书本，成为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该团体因反叛田园学院成为国内文学发展的障碍物。1778年（再度利用蓬巴尔垮台的良机）宗教裁判所命令以“沉迷于崇奉自然理性的近代哲学家”的罪名而逮捕他。他逃到法国，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的41年岁月。在那里，他写出他的洋溢着自由和民主热情的大部分诗文，包括一首抒情诗，歌颂“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与独立”。他的徒众们将他列为在葡萄牙诗人中仅次于卡摩伊斯的大诗人。当时最文雅、最富韵律的诗文是在一篇叫作《阿·马瑞拉》（A Marilia）的爱情诗中，此册诗集由贡萨加（Tomaz Antônio Gonzaga）遗下，他于1785年至1788年由于政治阴谋而受到禁锢，并死于流亡中。约瑟是一位由于浪漫生活而被解除僧职的奥古斯丁会的修道士，大胆地用《啊，东方》（O Oriente）作为他抒情诗的主题。他评价他的诗文较《卢西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和《伊利亚特》为优，但我们确信那是一篇令人厌烦的作品。更为有趣的是六篇章的长诗文《啊，驴子们》（Os Burros），在此诗文中，他指名侮辱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他的敌人是可爱的博卡热，他于1797年被宗教裁判所控以在诗文和剧本中传播伏尔泰思想的罪名而被监禁。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决使他在宗教和政治方面返归于保守；他重获他青年时期的虔敬，并在蚊子身上发觉上帝存在的证明。

蓬巴尔当权时代，艺术史上最大的事件是约瑟夫一世铜像的铸立，该铸像迄今仍屹立于里斯本的黑马广场（Black Horse Square）。由卡斯特罗设计，由科斯塔用青铜铸造。国王骑着一匹骏马，以胜利的姿态越过象征着在其统治王朝时期征服的邪恶力量的许多蛇。蓬巴尔使这一纪念像的落成典礼（1775年6月6日）成为庆祝其内阁的庆祝会。军队在广场上排列着，外交使团、司法人员、参议院和其他贵人，以全副装饰齐集该处。接着而来的是宫廷中人，然后是国王和王后。最后蓬巴尔趋向前来，揭开铜像及宽大宏伟的半身塑像座，在塑像座的上面，有一个大的奖牌画着这位大臣戴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徽。除了国王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次庆祝会的真正主角是蓬巴尔本人。

落成典礼后数日，他送给约瑟夫一世一份描述自1750年以来葡萄牙所有进步的令人欢愉的描述书。教育和识字的推广，制造业和贸易的成长，文学和艺术之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实际情形必须从他的记述中大打折扣：工商业正在成长中，却甚为缓慢，而且产生许多财政上的困难；艺术在停滞阶段，而且半个里斯本城（于1774年）仍然处于因1755年的地震形成的废墟中；人民对宗教的自然虔敬，使教士的权力开始恢复。蓬巴尔趾高气扬的官架子和独裁的处事方法，正在每天为他树立新敌人。他已经使他和他的亲戚们成为富豪，他为自己建造了奢华、昂贵的宫殿。在葡萄牙，几乎每个贵族家族皆有其心爱的家人身陷囹圄。在葡萄牙，处处有人暗地祈求蓬巴尔的垮台。

过去的胜利

1775年，葡萄牙国王已60岁了，疾病和后妃们使他比实际的年龄更苍老。他花了许多时间沉思罪恶和死亡。他不知道他的许多政策是否做对了。他对耶稣会士公平合理吗？他其实已经宽恕了那些身陷囹圄的贵族和教士，而今他设法宽恕他自己，但他如何向毫不动怜的蓬巴尔提起这种念头呢？若他没有蓬巴尔将怎么办呢？1776年11月12日，他得了一次中风，宫廷上下几乎明显因期待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内阁而喜形于色。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女儿玛丽亚·弗朗西丝卡，她嫁给他的兄弟佩德罗。她是一位好妇人、好妻子和好母亲，一位仁慈而慈爱的人，但也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她对蓬巴尔反教士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曾经离开宫廷，和佩德罗安静地住在离首都数英里远的克卢什市（Queluz）。外国的外交官们说他们的政府期待着葡萄牙的政策早日改弦更张。

11月18日，国王受领圣体。11月29日，玛丽亚成为摄政。其初期的措施之一是终止科因布拉主教的长期监禁。这位74岁高龄的高级教士，在几乎举国同欢的情况下恢复其重见光明的自由。蓬巴尔见其权力日渐减弱，在郁闷的预感中注意到新近卑屈于其下的朝臣，已经视他为政治上的末途。在一个最后的专制行动中，他对特伐利亚村（Trefaria）采取野蛮的报复，该村的渔民曾反对他们的孩子们被征召入伍。他命令一排士兵将该村焚毁，他们在黑暗中投掷火把穿破木屋的窗户而完成任务（1777年1月23日）。

2月24日，约瑟夫一世逝世。摄政王变成女皇玛丽亚一世（1777—1816年），而其丈夫成为国王佩德罗三世（1777—1786年）。佩德罗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玛丽亚专心致力于宗教的虔信和布施，迅速地恢复了葡萄牙人民的宗教力量。宗教裁判所恢复其检查和镇压异端邪说的活动。玛丽亚女皇赠送教皇4万英镑，以部分补偿教皇照料被放逐的耶稣会士所负担的费用。老国王的葬礼完毕后，玛丽亚女皇命令释放800名囚犯，他们大多数因在政治上反对蓬巴尔而下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在地牢中监禁20年之久，出狱时，他们的眼睛几乎不能在阳光下睁开，几乎所有人都是衣衫褴褛，许多人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苍老两倍。数百名犯人已死于狱中。18年前被禁锢的124位耶稣会士中，仅残存45名。被断定为共谋企图杀害约瑟夫一世而被定罪的5位贵族拒绝出狱，直至官方正式宣布他们无罪。

看到被释放出来的蓬巴尔敌对者的凄惨景象，及听到特伐利亚村被焚烧的信息，使蓬巴尔的不受欢迎到了他不敢在公众前露面的地步。3月1日，他致送女皇玛丽亚一封信以辞去所有官职，并请求准许他隐居于蓬巴尔城的私人房舍中。围绕在女皇四周的贵族们要求将他监禁和处罚。但她发觉贵族们感到愤怒的所有措施都是由已故国王签准时，她发现若处罚蓬巴尔势必在公众中对先王的印象造成污点。她接受这位大臣的辞职，并准许他隐居在蓬巴尔城，但命令他必须停留在那里。3月5日，他乘坐一辆租来的单马双轮的轻马车离开里斯本，期望能逃避注意。一些人认出他，用石头投掷他的马车，但他逃脱了。在奥埃拉什城（Oeiras），他的妻子与他会合。他年已77岁。

既然他现在仅为一平民身份，他受到各方面诉讼的攻击，计有：未偿付债务的诉讼、曾经造成伤害的诉讼和夺取财产而未能适当补偿的诉讼。法庭监守官们以一连串的法院令状贴满蓬巴尔城的每扇房门。他写道：“没有一只葡萄牙的大黄蜂或小蚊蚋不飞到此处僻壤，而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他靠着女皇批准他当大臣时领受的生活费用，及增加些许养老津贴来帮助他渡过难关。尽管如此，无数的反对者敦促女皇以渎职和叛国的罪名控告他而传唤他至法庭接受审判。她妥协而让步，允许法官们访问他并命令他接受被控罪名的审问。他们连续在三个半月中，每次审问他几个小时，直至这个老独裁者精疲力竭而恳求饶恕。女皇希望蓬巴尔之死能解除她的困扰而拖延该次审讯的进程。同时，她借着命令审查曾经企图暗杀她的父亲而被判共同犯罪的那些人，以设法绥靖他的敌人。新法庭确认阿维耶若公爵和他的三个仆人的罪名，但开释其他所有的被告人。塔沃拉侯爵家人被宣告无罪，所有他们的荣誉和财产被归还给他们家族中的残存者（1781年4月3日）。8月16日，女皇发布一道敕令，宣判蓬巴尔为一个“不名誉的罪犯”，但附带说既然他已恳求饶恕，他将被和平地放逐并和平地停留于其私有土地上。

蓬巴尔正在忍受着已入膏肓的疾病。他的身体满是流脓的痛处，显然他患了麻风病。苦痛使他一天睡不到两个小时，痢疾使他身体虚弱，而他的医生们，好像要增加他的痛楚似的，力劝他去喝一种蛇肉煮成的汤汁。他为死亡而祷告，接受了临终礼，于1782年5月8日去世，方才解脱痛苦。45年后，一群耶稣会士路过该城，停留其坟前，得意洋洋并带着怜悯之心默诵安魂弥撒曲，以使他的灵魂获得安息。

第三章　西班牙与启蒙运动（1700—1788）

背景

1700年，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在其逝世之时，将西班牙及其在全球的帝国遗留给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敌——法国波旁王朝。以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名扬于世的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勇地作战以维持其帝国不受任何减损，几乎整个欧洲以武力起而阻止波旁王朝的危险性扩张。最后，西班牙必须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割让给英国，将西西里岛割让给萨伏依公国，将那不勒斯、撒丁岛和比利时割让给奥地利。

甚至，海权的丧失使西班牙仅能岌岌可危地掌握那些滋长其商业和财富的殖民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每亩生产的小麦数量，等于西班牙本土所产小麦数量的5倍至20倍。从那些有阳光的土地，出产水银、铜、锌、砷、染料、肉类、兽皮、橡胶、胭脂（洋红）、糖、可可、咖啡、烟草、茶、奎宁及其他多种药剂。1788年，西班牙向其美洲殖民地出口价值1.58亿雷亚尔的货物。而从那里进口价值约8.4亿雷亚尔的货品。这一贸易逆差由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而消除了。菲律宾群岛输入胡椒粉、棉花、蓝靛、甘蔗等货品。18世纪末，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估计菲律宾人口有190万人，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有1690.2万人。西班牙本国1797年有1054.1万人。上述的最后一个人口统计数字两倍于1700年的570万人，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美誉所在。

地理位置仅仅有助于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在北部，土地是肥沃的，常有降雨和比利牛斯山的融雪以资灌溉；灌溉运河（大多数是由摩尔人遗留给他们征服者的）已经使瓦伦西亚、穆尔西亚和安达鲁西亚被开拓成为耕地，不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了，西班牙其他区域皆为令人沮丧的崇山峻岭或干旱之地。天然的惠赐并没有因经济事业而有所发展，大部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远赴殖民地。西班牙喜爱利用其殖民地的金子和本国的银、铜、铁、铅矿的生产所得来从国外买进工业产品。仍旧停滞于同业公会组织或国内企业阶段中的西班牙工业远远落后于勤勉的北欧国家。其许多丰产的矿区由外国经营管理，由德国或英国的投资人获取利润。羊毛的生产由美士达协会（the Mesta）垄断，该协会由政府特许，由来已久，由一群贵族和僧侣控制。竞争被遏制，改进迟缓。贫乏的无产阶级在城镇中痛苦地度日，做大官们的家仆或在行会中做工。一些黑人或摩尔族的奴隶服务于富有的家庭（当家仆，以壮富有家族奴仆众多的声色）。一小群中产阶级依靠政府、贵族和教会生活。

51.5%的农田大片大片为许多贵族家庭拥有，16.5%为教会拥有，32%为城镇或农民所有。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增长，被旧有的、限制继承财产的法律阻碍，该法要求一块房地产应该原封不动地遗留给大儿子继承，而且它的任何部分不应被抵押或出售。历经该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除了巴斯克（Basque）人居住的诸省份外，3/4的土地由佃农以纳租、缴费、服役、贡粮给极少碰面的贵族地主或教士地主的方式耕种。因为租税依照农田的生产力提高，因此佃农无发明创造或勤勉不懈的动机。地主们宣称，累进的货币贬值迫使他们提高租税，才能抵偿价格和费用的增加而维持现状。同时，诸如肉类、酒、橄榄油、蜡烛和肥皂，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销售税重重地压在那些花用其大部分所得于此的穷人身上，而在富人们那里，负担远较穷人们轻得多。这些法律手续、世袭的特权和人类能力的天然不平等产生的结果，是财富集中于上层阶级，而下层阶级一代复一代地处于忧郁苦闷的贫困中，只能靠超自然的慰藉来缓和与求助。

贵族被分成许多等级。1787年，有最上层的119位大公——西班牙大公。我们从当时英国旅行家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可能夸大其词的报道中推测出三大贵族——奥苏纳公爵、阿兰达公爵和梅迪纳塞利公爵的财富。他们三人几乎拥有了整个安达鲁西亚省，梅迪纳塞利公爵每年仅仅从他的渔业中就有100万雷亚尔的收入，奥苏纳公爵每年有840万雷亚尔的收入，阿兰达伯爵有近乎160万雷亚尔的年收入。在这些大公之下是535位提图洛斯（Titulos）——在缴付半数所得给国王的条件下，由国王授以世袭官衔的那些人。在这些人之下为卡伯勒斯（Caballeros）——由国王加衔成为西班牙的四大军事骑士团——圣地亚哥（Santiago）、阿尔坎特拉（Alcántara）、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蒙特萨（Montesa）。最低级的贵族为40万西班牙士绅（Hidalgos），他们拥有不大不小的一块土地，免服兵役并免于因债务所受的监禁，有夸示纹章的权利，而且被称为先生（Don）。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穷人，有些甚至加入街头的乞丐行列中。大部分贵族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被提名为市政府官员。

作为社会等级神圣保护人的西班牙教会，分享优厚的国民总收入。西班牙一个官方人士计算教会的每年收入，扣除税缴之外，有11.1753亿雷亚尔，而国家的收入为13.71亿雷亚尔。它的岁入当中有1/3来自土地，大额的收入来自什一税和初次收成，少量的现金来自洗礼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和为死者举行的弥撒仪式，及出售僧衣给那些虔诚信奉的民众——他们想到假如他们穿着此类道袍死去，可能毫无疑问地进入天堂。修道院的托钵僧们为教会增加了5300万雷亚尔的额外收入。一般的教士当然是贫困的，部分原因由于其人数众多。西班牙在所有的教团中共有91258人，其中16481人为教士、2943人为耶稣会士。1797年，6万名僧侣和3万名修女住在3000所僧院和修道院中。塞维利亚的大主教和235位副手享有年收入600万雷亚尔；托利多的大主教拥有600名副手，年收入900万雷亚尔。在西班牙，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一样，教士的财产并不引起人民的反抗。大教堂是他们的创造物，而且他们乐于看到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

他们的虔敬为基督教树立了楷模。18世纪，没有其他地方如此完全地信奉天主教，或如此狂热地遵守天主教的仪式。宗教的信奉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它超过了对面包的追求，可能也超越了性欲方面的追求。人民，包括妓女，一天中作十几次膜拜。信奉圣母远超过对耶稣基督的崇奉，她的画像到处都有，妇女们虔诚地为她的铸像编织衣袍，并加冠新鲜的花朵在她头上。在西班牙，更重要的是兴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将她的“纯洁无疵的观念”——她免于玷污原罪的自由作为人生信仰中确切而必需的一部分。在虔诚的信奉上，男人几乎和女人平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每天听弥撒。在宗教游行中（直到1777年被禁止），下层阶级的男人们以带刺的鞭子来鞭笞自己，他们声称这样做是证明他们对上帝、圣母玛丽亚或一位妇女的虔敬。一些人认为这种流血对健康有益，而且能使爱神永留世间。

宗教游行是频繁的、戏剧化的、多彩多姿的。有人抱怨道：在马德里，假使不参加这一庄严的仪式，就无法前进半步；而且，游行行列通过之时不跪伏在地，就有被逮捕或被伤害的危险。萨拉戈萨的人民在1766年起而叛变，到处掳夺，而一队宗教游行行列由一位主教在他们面前执圣体出现时，反叛者脱下帽子并跪在街道上。随从人员经过之后，他们才恢复对该城的抢劫。在圣体节的盛大游行中，政府各个部门都参加，有时由国王带领。复活节的前一周（Holy Week），从头到尾，西班牙的所有城市中，人们穿上黑袍，戏院和餐馆关闭，教堂挤满了人，而临时附设的祭坛在公共广场上建立起来，以适应过多的虔敬的人们。在西班牙，耶稣基督是王，玛利亚是皇后，而在任何时候，都有神存在的感觉，这构成了生活的部分实质内容。

在西班牙，两个宗教教团特别兴盛。耶稣会士通过他们的学问和传道统御教育，成为王室听告解的神父。多明我教派控制了宗教裁判所，虽然宗教裁判所的全盛时期已久逝，它的力量仍然强大得足够威吓人民和挑衅政府。一些犹太教的残留分子出现在波旁王朝的松弛时期时，宗教裁判所以公开焚烧异教徒来消灭他们。在7年中（1720—1727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判决了868人的罪，他们当中的820人被控以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罪名；75人被焚烧，其余的人被送上绞首台或接受鞭笞。1722年，菲利普五世借着主持一焚烧异教徒的盛会来表明其采行西班牙的宗教方式。在此次焚烧中，9名异教徒在庆祝一位法国公主莅临马德里的庆祝会中被活活烧死。他的继任人斐迪南六世，表现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精神；斐迪南六世在位期间（1746—1759年），仅有10个人——皆为累犯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

宗教裁判所对所有出版物行使其扼杀性的检查权力。多明我教派的一位修道士认为西班牙在18世纪的印刷品较16世纪少。大部分书籍是有关宗教的，而且人民非常喜爱它们。下层阶级的民众大都是文盲，并感到无须阅读或写字。学校在教士们的掌握中，但成千的教区根本没有学校。一些往昔曾经不错的西班牙大学，除了正统的神学外，其他方面已经沦落而远逊于意大利、法国、英国或德国的大学。医学学校是贫困的。教职员阵容不佳，设备简陋；治疗依靠放血、通大便、圣徒遗物和祈祷；西班牙内科医生的做法对人类的生命是一种危害。科学是中世纪的，历史是传说，迷信滋长，惊异的事物和奇迹甚多。巫术的迷信一直到18世纪末，并出现于戈雅所画的恐怖事迹中。

来自法国的波旁王朝诸王统治下的西班牙，即是这种情形。

菲利普五世（1700—1746）

菲利普·昆托（Felipe Quinto）是一位有智慧的好人，而其智慧被他的教育限制。作为法国太子（Dauphin）的幼子，他已受谦和、虔敬和服从诸训练，而且他从来没有足够地征服这些美德，以应付半世纪之久的政府和战争方面的挑战。他的虔敬引导他在西班牙接受一个正在法国境内垂危的宗教上的启蒙主义，他的温良驯服使他的大臣们和后妃们能够适应他。

玛丽亚·路易莎是萨伏依的维克托·阿马戴乌斯二世之女，她嫁给菲利普时年仅13岁（1701年），但她已经精熟于女人的伎俩。她的美丽和活力，她的勃然大怒和眼泪，已使菲利普屈就至精疲力竭的程度。她及其随侍操纵她们过继的土地（指西班牙）的政治时，玛丽·安妮——乌森公国的公主，这位西班牙大公的法国寡妇，已经帮助这位女孩得到婚姻和权力。雄心勃勃又富于机智的她，于20年中成为王位幕后的掌控者。安妮不能依赖美貌，因为1701年她已51岁，但她深具知识和灵巧，并于1705年之后决定国政。1714年，26岁的玛丽亚·路易莎去世，而陷于病态的忧郁中的菲利普，已经晓得专心一意地去爱她。安妮借着安排他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奥多阿尔多二世之女）的婚姻以恢复她昔日的权力。她跑去见这位新王后，但伊丽莎白粗暴地命令她离开西班牙。她退居罗马，8年后在贫困和被遗忘中去世。

伊丽莎白并不承认文艺复兴已成过去，她有意志力、敏锐的智慧、火暴的脾气，对那些统治16世纪的意大利的妇女和男人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有所轻视。她发觉菲利普是一位不能下定决心和不敢单独睡觉（胆怯）的人，他们的床铺成为她的王座，她在床上统治国家、指挥军队并赢得许多意大利公国。她对西班牙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她从不喜欢西班牙的特性，但她研究其特点，使自己熟悉该国的需要，国王因发觉她和他的大臣们一样见闻广博、殚精竭智而震惊。

在他统治的前几年内，菲利普任用吉恩·奥里和其他的法国助手依据路易十四所定的方针来重组政府，实施中央集权，以一种训练良好的公务员制度，与一些优秀的省监督官员检查行政、稽核财政，一切皆置于皇室会议——凯斯蒂拉会议（Consejo de Castilla）——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下，贪污腐化减少了，奢华浪费受到抑制。1714年，一位有才能而野心勃勃的意大利人继承这些法国大臣的地位和权力，阿尔贝罗尼的能力使西班牙人战栗。作为皮亚琴察园丁之子的他，曾以旺多姆公爵秘书的身份到过西班牙。他是推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作为菲利普第二位太太的第一人，为了感谢他的恩德，她使他顺利地走上权力之路。他们一起使国王远离政事，并远离任何法律顾问，除了他们自己的法律顾问之外。他们一起组织西班牙的武装军队，用这些军队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恢复西班牙在那不勒斯和米兰的优势，并建立公国，以便在将来的某一天由伊丽莎白诸子继任。

阿尔贝罗尼要求进行5年的准备。在重要的官职上，他替换下有官衔的怠惰者，而代以有能力的中产阶级。他向教士课税并监禁反叛的教士，他废弃破旧的船舰并建造较好的船舰，他沿着海岸和国界建立了许多碉堡和军火库。他资助工业，开辟道路，加速通讯，废止销售税和通行税。在马德里的英国大使警告他的政府说：再这样下去，不出几年西班牙将危及其他欧洲强国。为了消除各国的疑虑，阿尔贝罗尼假装他正在筹募军队帮助威尼斯和教皇抵抗土耳其人。他送给克莱门特十一世6只大船，而克莱门特十一世赠送他一顶帽子当作回报（1717年）。伏尔泰写道：“西班牙的君主制度，在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的统治下，已经恢复新生命。”

除了时间之外，一切都顺从他意。他希望赢得法国和英国同意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染指，而西班牙提供实质上的一些让步以为报答。然而，不谨慎的国王透露其废弃奥尔良的菲利普为法国统治者的企图，从而破坏了这些策略。法王菲利普转而敌对西班牙王菲利普，并参与英国和联合行省订立的一项协定以维持《乌得勒支条约》划定的领土安排。奥地利强迫萨伏依公国割让其西西里岛以换取撒丁岛，而触犯该条约。阿尔贝罗尼反对此事，这一交换行动将产生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强国，而该强国的国王仍然主张其为西班牙的国王。阿尔贝罗尼咒骂事件进展失当，听任自己陷于不成熟的战争。他新建立的舰队攫取巴勒莫（1718年），而且他的军队很快置整个西西里岛于西班牙的控制下。于是，奥地利加入英国、法国和荷兰而成四国联盟，以对抗西班牙。1718年8月11日，英国一个分遣舰队，在海军上将比恩的指挥下，在西西里海岸击溃西班牙舰队。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时，西班牙的精锐部队被封锁在西西里岛上。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乞和，乞和被批准，条件是放逐阿尔贝罗尼。他逃到热那亚，乔装通过奥地利控制下的伦巴底而到达罗马，参与红衣主教互选教皇的会议而选举英诺森十三世。他死于1752年，享年88岁。1720年2月17日，西班牙公使在伦敦签订一份条约，依据该条约，菲利普放弃主张为法王的权利，西班牙让渡西西里岛给奥地利，而英国答应归还直布罗陀给西班牙，而且同盟诸国宣誓伊丽莎白的子孙有继承帕尔马和托斯卡纳的权利。

在国际政治的万花筒中，盟国很快变成敌人，而敌人可能在形式上成为朋友。为了巩固与法国的关系，菲利普将他2岁大的女儿玛丽安娜·维多利亚许配给路易十五（1721年），而且令人惊异的是随即送她到法国（1722年）。但1725年，法国遣她回国，因为路易宁愿娶一位立刻能给他生出子嗣的妇人。受到屈辱，西班牙与奥地利联盟。查理六世答应帮助西班牙攫取直布罗陀。一支西班牙军队试着占领那座城堡时，奥地利的援助并没有到来，即将失败的西班牙不仅与英国谈和，而且将阿森托归还给英国，即售贩奴隶至西班牙殖民地的独占权。英国发誓立伊丽莎白之子卡洛斯为帕尔马公爵。1731年，卡洛斯和西班牙军队6000人由一支英国舰队护送至意大利。为了获得英国和西班牙的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登上皇帝宝座后割让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给卡洛斯。1734年，卡洛斯进而取得那不勒斯。伊丽莎白取得彻底胜利。

然而，菲利普陷入忧郁的心境，1736年后，这种忧郁转变成精神病。他畏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认为所有进入房间的人都要杀他。他因怕被毒害而厌恶进餐。有一段时期，他拒绝离开他的床铺或刮脸，伊丽莎白尝试100种方法治疗或安慰他。除了一种方法外，其余皆失败。1737年，她劝说法里内利来西班牙。一天晚上，在毗邻国王房间的一间屋子中，她安排一个音乐会，在音乐会中，这位伟大的阉人（法里内利）唱了两首由哈瑟所作的抒情歌。菲利普从他的床上起身，通过一扇门廊去看看何种力量能够产生如此迷人的声音。伊丽莎白将法里内利带到菲利普那里，这位君主赞赏他并爱抚他，命令他说出请求，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拒绝。先前受到王后之授意，这位歌手仅要求菲利普应该自己刮脸、穿衣服并应出席王室会议。国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他的恐惧消逝了，他似乎神奇地痊愈了。但第二天晚上，他召唤法里内利，并恳求他将昨日的两首歌曲再唱一次。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安静下来睡觉。这件事如此继续着，夜以继夜地持续了10年之久。法里内利每年接受20万雷亚尔的薪水，但除了在宫廷，不能在其他地方演唱。他优雅地接受这个条件，虽然他对国王的控制力较任何一位大臣都要大，他从未滥用，总是用之于有益的方面。他始终未被唯利是图污染，这使他赢得大家的崇拜。

1746年，菲利普为求超度而命令做10万次弥撒，假使不需这么多次弥撒来使他升天堂，剩余的弥撒应被应用于那些不能获得弥撒仪式的穷人身上。那一年，他去世了。

斐迪南六世（1746—1759）

菲利普的第一任太太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继承他，并给予西班牙13年的休养生息。伊丽莎白活到1766年，她受到其继子仁慈而有礼的对待，但她失去了影响政事的权力。斐迪南之妻是玛丽亚·芭芭拉，她是沙尔拉提的学生，现在是在王位之后掌握权力的妇人，虽然她逾越理性地追求食物和金钱，却是一个较伊丽莎白温和的人，而且她将大部分精力放在音乐和艺术的鼓励和培养上。法里内利继续为新的统治阶级者歌唱，沙尔拉提的大键琴演奏并不能与他匹敌。国王和王后致力于终止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他们接受《亚琛条约》（1748年）。虽然它将托斯卡纳割给奥地利，一年之后，他们付10万英镑给南海公司以补偿该公司在贩奴中损失的特权，而终止了136年之久的阿森托，即贩奴至西班牙殖民地的独占权。

斐迪南是一位好心的人，仁慈而诚实，但他先天具有一副脆弱的性情而且常发脾气，他因此感到痛苦和惭愧。意识到自己生性有许多限制，他将政事交给两位有能力的大臣管理——卡瓦雅尔·约瑟和恩塞那达侯爵。恩塞那达改良农业方法，资助工矿业，建造道路和运河，废除国内通行税，重建海军，替换令人憎恨的销售税而代以所得税和财产税，重整财政，派遣学生出国以打破西班牙知识上的隔绝和孤立。恩塞那达通过圆滑的手腕与教皇订立一份宗教事务协定，该协定专门保留国王对教士财产课税的权利，及任命西班牙主教辖区主教的权利。教会的权力被割减，宗教裁判所受到抑制，公开焚烧异教徒的行动被废止。

两位大臣在外交政策上有所分歧。卡瓦雅尔受到忠心耿耿的英国大使本杰明·基恩（Benjamin Keene）的诱惑而采取平和的联英外交路线。恩塞那达赞助法国，并准备与英国开战。斐迪南赏识他的精力和才能，长期地容忍他，但最后将他免职。几乎整个欧洲陷入七年战事的泥沼之际，斐迪南给予其人民一段比菲利普二世期间更长的休养生息和繁荣。

1758年，玛丽亚·芭芭拉去世。一直爱着她的国王陷入一种忧郁的心理状态和不刮脸的蓬头垢面情形，奇异地回复到他父亲以往的状态。在他最后的几年，他也是精神不正常。一直到去世，他拒绝上床，因为害怕将永远起不来。1759年8月10日，他死于他的坐椅中。每个人都为国王及其恋人悲悼，因为他们的统治对于西班牙而言实为罕有的幸福。

启蒙运动进入西班牙

西班牙的启蒙运动处于一种遭遇抵抗力量因而无法感动人民的状态。西班牙人的个性及其对中古的血誓信奉，使他们拒绝接受所有异教，以及所有外国的服饰、习尚和经济形式。仅有一种经济力量有利外来的思想——西班牙商人每日与陌生人交易，而且得知他们喜爱的那种力量和财富在法国和英国兴起。假使这些观念能够减弱贵族和教士们对西班牙土地、生命和心灵的世袭的控制力的话，他们愿意输入这些观念。他们知道宗教已经在英国失势了。一些人已经听过牛顿和洛克的思想，甚至吉本在西班牙也有一些读者。

当然，最强烈的启蒙微风来自法国。跟随菲利普五世至马德里的法国贵族们已经接触到反宗教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路易十四时期偃旗息鼓，而在法国摄政时期蓬勃嚣张。1714年，一些学者建立西班牙实体学院（Academia Española）。西班牙学院有两种，其中之一为教授实际应用方面的知识和课程的学院，称为实体式学院（Academy of realistic type），以抗衡法兰西学院，该学院立刻开始著述一本字典。1737年，《西班牙文人日记》开始与《法国文人日记》（Journal des Savants）相颉颃。主掌实体学院已有20年（1756—1776年）之久的阿尔巴公爵是卢梭的热烈崇拜者。1773年，他捐助8枚路易斯金币给皮加勒铸造伏尔泰的铜像。他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说：“暗中培养我的理性而被判罪，我借此良机，为我对这第一个指引我明路的伟人的感激和崇拜做公开的证词。”

1765年，在一间马德里教堂中进行的焚烧卢梭的名著《爱弥儿》的仪式为该书做了免费广告。年轻的西班牙人熟悉巴黎，与摩拉侯爵一样，他爱着莱斯皮纳斯，带着在巴黎艺术展览遭遇到钻研的怀疑论回到西班牙。许多伏尔泰、狄德罗或雷纳尔作品的抄本被走私进入西班牙，唤起一些人的心智革新。西班牙一个新闻记者于1763年写道：“通过许多已流行而有害的书本，诸如伏尔泰、卢梭和爱尔维修所著书籍的影响，在这个国家中，已感受到很多对信仰的冷漠。”巴伯罗·奥拉维德在他的马德里艺术品展览馆中，公开表现出伏尔泰的思想观念（约1766年）。在马德里的农友经济社团的书架上，有伏尔泰、卢梭、贝勒、达朗贝尔、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作品。法国修道院院长克莱门特于1768年游历西班牙时说：西班牙已普遍产生宗教的漠视，甚至不信宗教，而信奉外来的天主教仪式。1778年，宗教裁判所得知宫廷中最高级的官员阅读法国哲学书籍。

阿兰达伯爵在游历法国时，成为伏尔泰的朋友，这对于西班牙历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他作为西班牙驻凡尔赛大使的稍后活动中，判断其政治或宗教关系，他与巴黎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们自由自在地聚在一起，崇拜达朗贝尔而与之交往密切，并越过法国到费内拜访伏尔泰。在西班牙，他表明对教会忠实，但怂恿查理三世驱逐耶稣会士的人就是他。在他的指引之下，查理成为哲学家们希望的那种“开明专制君主”，做他们在教育、自由和理性传播上最合适的助手。

查理三世（1759—1788）

·新政府

查理由那不勒斯入继西班牙王时，他已43岁。除了耶稣会士外，整个西班牙都欢迎他，因为耶稣会士对西班牙1750年出售他们在巴拉圭的殖民地给葡萄牙而感到愤怒。在其他方面，他凭着豁免到期未付之税和恢复许多人在菲利普五世中央集权的政策下已经失去的某些特权，而赢得人心。他当西班牙国王的第一年，为其妻之死而悲痛。他永未再娶。18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诸王对婚姻的专诚和稳定给予欧洲诸位专制君主好榜样，这是他们的一项荣誉。

一位英国外交官画了一幅查理的画像，查理与该外交官在那不勒斯已经有过几次邂逅：

这位国王本人和服饰方面非常奇特。他身材矮小，桃花心木般的脸色。他在这30年内未做过一件衣服，以至于衣服像一只麻袋般地挂在他身上。他的背心和裤子通常是皮革制成的，双腿上穿着一双布护腿。每天，不论下雨或刮风，他都外出做一次游戏或运动。

1761年，布里斯托伯爵增加下列一段：

这位天主教的国王有良好的禀赋，令人愉快（极强）的记忆力和在所有场合的非凡自制力。时常受到欺骗使他变得多疑。他一直喜爱利用温和的方法达到目的，而且有耐心重复告诫而不假借其权力。他以这种最大的温和神态，使大臣和从仆们对他保持最大的敬畏。

他个人对神的虔敬并没有预示出他将攻击耶稣会士或从事宗教改革。他天天听弥撒。他“诚实而固执地坚守他的所有条约、原则和约定”使一位英国敌人震惊。他将每个周日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国事。他在6点钟起床，看看孩子们，吃早餐，从8点工作到11点，参与皇室会议，接待贵客，做祈祷，然后上床睡觉。他的游猎可能是一种裨益健康的措施，目的在于驱散皇室家族中产生的忧郁气氛。

他开始犯下一些严重的错误，原因可能是对西班牙不熟悉。因为他自从16岁那年起就离开了西班牙，他带回两个曾经在那不勒斯侍候他的意大利人作为他的首要助手：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以格里马尔迪侯爵为助手，在内政方面以斯奎拉奇侯爵为助手。布里斯托伯爵描述斯奎拉奇为“不聪明的，他喜爱商业，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百货公司供他所需，他从不埋怨财产太多。我相信他不可能收受贿赂，但我对他的妻子则没有同样的把握”。斯奎拉奇不喜欢马德里的犯罪、臭气和阴暗，他组织了一支颇富热心的警察和街道清除队，并以5000个灯笼使首都明亮。他使供应该城油、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专卖成为合法。一次，因干旱提高价格，民众要求斩下斯奎拉奇的头。他制定节制教士们的特权和权利的许多法令，因而触犯了他们。他因禁止私藏武器而失去了1000个支持者。最后，他鼓动一次革命，企图改变人民的服饰。他怂恿国王道：遮掩身体的长披肩，遮掩大半脸孔之下翻边的阔边帽使暗藏武器更为容易，使警察更难认出罪犯。一连串的国王敕令禁止披肩和阔边帽，官员们随身携带大剪刀以剪去违者的衣服至合法的尺寸。这种统治超过了骄傲的马德里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在圣枝主日，即1766年3月23日，他们起而反叛，攫取军火厂，腾空监狱而解放囚犯，击溃士兵和警察，攻击斯奎拉奇的家，对格里马尔迪投掷石块，杀害皇宫的瓦伦禁卫军（Wallon Guards），而且给这些被憎恨的外国人戴上阔边帽，高举于长矛上游行示众。暴民烧杀掳掠长达两日之久。查理屈服，取消敕令，并将斯奎拉奇安全送返意大利。同时，他发现了阿兰达伯爵的才能，并任命他为皇室会议的主席。阿兰达采用长披肩和阔边帽作为行刑手的官服，这一革新使旧有的服饰变得不合时尚了，大部分马德里人采用法国服饰。

阿兰达出生于阿拉贡一个古老而富裕的家族。我们已经看过他在法国灌输开明的思想。他也到过普鲁士，在那里，他学习军事组织。他返回西班牙，渴望将他的国家提升至与北部诸国并驾齐驱的境地。他的编纂《百科全书》的许多朋友过于公开地为他获得权力而欢悦，他为他们因此而使他的宦途更为困难这一点感到悲哀，而且希望他们已经学到了圆滑。他将政治上的圆滑定义为：

承认各种不同势力具有的力量、资源、利益、权利及对它们的惧怕、希望，为的是当情况证明其为合法正当权力时，我们可以基于它们如何才能对我们有利，和增加我们的安全，而去绥靖这些力量，分化它们，打败它们或联合它们的一种技术。

国王有意于作宗教上的许多改革，因为他怀疑教士们曾经秘密地对那次反抗斯奎拉奇的反叛有所鼓动。1765年，他曾经允许政府的新闻社印制一篇匿名的《论让渡财产的规则》，该论文询问教会积聚集体财产的权利，并争辩说在所有的世俗事务上，教会应服从国家。作者为坎波马内斯公爵，皇室会议会员之一。1761年，查理发布一道命令，规定教皇在西班牙发行敕书或简报需要国王的同意。后来，他废止该命令，1768年，他又恢复该项命令。现在他支持阿兰达和坎波马内斯进行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这些改革令人兴奋地重建西班牙心智上的新面目达一个世代之久。

·西班牙的宗教改革

西班牙的改革者或许除了阿兰达之外，无意在西班牙境内摧毁天主教。逐出摩尔人的长期战事（与爱尔兰的长期解放奋斗一样）已经使天主教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而且强化它成为一种信仰。由于全国的奉献而过于神圣化，不容许有任何成功的挑战或基本上的改变。改革者希望将教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使西班牙人的心智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他们以攻击耶稣会士作为行动的开始。

基于罗耀拉的心智和经验诞生于西班牙，而且它最伟大的领袖当中有一些来自西班牙，在这里，如同在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一样，耶稣会控制了中级学校，供应听告解的神父给国王和王后，并参与王室政策的形成。它的权力扩张引起世俗的天主教教士的嫉妒，有时是敌意的。世俗的天主教教士中，有一些相信全基督教教会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的权力，耶稣会会士们主张维护教皇的权力，使其高于全基督教教会会议和国王的权力。西班牙的商人们抱怨从事殖民地贸易的耶稣会会士们正以售价低于普通商人的价格出售货物——因为教会免于抽税的缘故，而且指出，这样减少了王室的岁入。查理相信耶稣会会士们仍在鼓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政府的命令。而且，阿兰达、坎波马内斯和其他人显示那些他们宣称是耶稣会士通信的函件给他看时，查理感到震惊。其中被推测是由里奇神父（耶稣会会长）所写的一封信件中，宣称查理是一个杂种，并认为应该由他的弟弟路易接替他的王位。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早已被天主教徒和其他人士驳斥，但查理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并断定耶稣会会士正阴谋罢黜他，或要将他杀害。他决定效法约瑟夫一世，驱逐该教团于王国领域外。

坎波马内斯警告他说，此事仅能通过暗中的准备，而后继之以猝然而具体的打击才能成功。否则，受到人民尊敬的耶稣会会士们能够在整个国家及其领地中煽起一系列颇为麻烦的愤怒情绪。基于阿兰达的建议，由国王签名的密封信函于1767年初寄给帝国境内各地的官员们，命令他们，仅能在3月31日于西班牙、4月2日于各殖民地中拆阅这些信函。3月31日，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醒来时发现他们的房子和学院被军队包围，他们本人也遭到逮捕。他们被命令仅能携带能够带走的东西和平地离开西班牙，所有其他的耶稣会财产均由国家没收。被放逐的每个人被核准领取一份数量微小的年金，假如有任何一位耶稣会会士反抗这次放逐，年金将被取消。他们乘坐马车，由军队护送至最近的港口，并用船运往意大利。查理传话给克莱门特十三世说他正遣送他们到教士的领土内，“为的是他们能够置身于教皇陛下贤明而直接的统治……我要求教皇陛下将此决定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国内的防范措施，而这一措施是在我以成熟的审查和深切的考虑之后而采取的”。

第一艘载着600名耶稣会会士的船只设法安置他们于奇维塔韦基亚时，托里济阿尼红衣主教，教皇的秘书，拒绝让他们登陆而辩称意大利不能突然地照顾这么多难民。绝望的乘客们忍受着糟糕天气、饥饿和疾病侵袭的痛苦，这只船徘徊于地中海上数星期之久，以寻找某一个殷勤而好客的港口。最后他们被允许在科西嘉上岸，后来，划分成几个可管理的群体，他们被容纳于几个教皇统领的国家里面。与此同时，耶稣会会士们从那不勒斯、帕尔马、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和菲律宾群岛遭受同样的驱逐。克莱门特十三世恳求查理三世取消这些必定震骇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突兀而残忍的敕令。查理回答道：“为了让整个世界免受一个极大的丑行，我将永远保守而不公开这一需要采取严酷措施的可憎的阴谋，只作为我私下的一个秘密。教皇陛下应该相信我的话：我的生命安全要求我沉默。”

国王从未充分透露他据以发布敕令的证据。详情如此自相矛盾、晦暗不明，以致审判上遭受困扰和阻挠。达朗贝尔并非耶稣会会士的朋友，也曾质问驱逐这些耶稣会会士的方式。1767年5月4日，他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件中说道：

你对查理三世如此猝然发布敕令驱逐耶稣会会士有何感想呢？我固然相信他有好而足够的理由，难道你不认为他应该透露这些理由而不是将它们锁于其“龙心”中吗？难道你不认为他应该允许耶稣会会士去证明他们是正当的吗？尤其每个人确信他们无法证明他们本身为正当之际。假使一位正在厨房中切小白菜的凡人修士（lay brother，指穿修道士衣服且发誓修道，日常从事杂役工作而不负担修道士职务的人）在某一方面说了一句有利于他们的话时，却没有申诉的机会，难道你认为这是公平的吗？难道你不觉得他应该用较多的常识去行一件合理的事情吗？

这次驱逐受到人民的欢迎吗？在它完成一年后，在圣查理节，国王从他宫殿的阳台上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依照惯例，他问他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什么礼物，他们同声地喊道：耶稣会会士们应该被准许返国，而且遵循世俗的教士们遵循的习惯。查理拒绝，并以涉嫌煽动集体请愿的罪名驱逐托利多的大主教。1769年，教皇要求西班牙的主教们对耶稣会会士被驱逐这件事做判决时，有42位主教赞成，6位反对，8位放弃。可能世俗的教士们正以他们能够解脱耶稣会的竞争为满足。西班牙的奥古斯丁教派修道士们赞成驱逐，后来更赞同查理三世要彻底解散耶稣会的要求。

如此迅捷的行动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更得民心，人民责成它保存道德和净化他们的信仰，甚至于净化他们的血液。查理三世登上王位时，宗教裁判所正以严厉和警醒的检查掌握着西班牙人的心智。涉嫌宗教异端和与道德脱节的任何书籍均被交付于有授权资格的人或称为审查者的人去审查。假使他们认为它具有危险性，则将他们的建议送交宗教裁判所会议，该会议能够下令查禁此书和处罚作者。宗教裁判所定期发行一本《禁书索引》，未得教会的允许而拥有或阅读其中的任何一本书是犯罪的行为，而且这种罪行仅能由宗教裁判所赦免。特别是封斋期，神父们询问所有的忏悔者，他们是否拥有或知道任何人有一本禁书。不报告违犯《禁书索引》的人被认为与违犯者同罪，而且没有家族关系或朋友关系能够免除其罪。

查理的大臣们在宗教裁判所方面，仅成就了次要的改革。1768年，宗教裁判所的检查权受到抑制，所有禁止书籍的敕令在付诸实施之前应得国王的准许。1770年，国王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庭仅能审判异教和叛教之罪，不能禁锢罪名尚未确定的任何人。1784年，他规定关于大公、内阁大臣和皇室家仆的宗教裁判所的诉讼程序必须交付他复核。他任命对歧义的思想能有较为自由态度的人为宗教裁判所的裁判长。

这些温和的措施有一定效果，因为1782年，宗教裁判所裁判长悲伤地报告：阅读禁书而害怕教会责难的情形“近乎绝迹”。总而言之，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在1770年后，变得较为温和，其惩罚较以前合乎人道。在查理三世时已对新教徒予以容忍，1779年对穆斯林给予容忍，虽然尚未容忍犹太教徒。在查理三世统治期内，有四次活烧异教徒，最后一次于1780年在塞维利亚，焚烧一位被控以巫术罪名的年老妇人。而且这次的行刑在整个欧洲引起很大的批评，为1813年镇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行动预为铺路。

尽管如此，在查理三世的统治下，假如表现出来思想的自由，仍可依法处以死刑。1768年，巴伯罗·奥拉维德由于在他的马德里家中有色情画而被宗教裁判所指控，这些画或许是一些布歇的裸体画的翻版，因为奥拉维德曾经游历法国，甚至到过费内。1774年，一次更严重的控告指向他——在莫雷纳山岭由他建立的模范村庄中，他不允许建立修道院，并禁止教士在周日做弥撒或恳求布施。宗教裁判所通知国王说，这些事实及其他的触犯已经得到80位证人的证词来证明。1778年，奥拉维德被传唤至法庭接受审判。他被控以支持哥白尼的天文学及与伏尔泰、卢梭通信两项罪名。他发誓改正错误，同教会和解，他所有的财产遭到没收，而且被宣判禁锢于一座修道院8年。1780年，他的身体垮了，被允许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个温泉中取水。他逃到法国，他巴黎的哲学朋友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但是经过几年的流浪，由于思念西班牙的情怀常萦绕于心而变得无法忍受寂寞。他创作了一幅虔敬的作品，称为《胜利福音》（The Gospel Triumphant），或称为《改变信仰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Converted），宗教裁判所便允许他归国。

我们注意到，奥拉维德接受审判是发生在阿兰达失去其皇室会议的主席职位之后。在他掌权的后几年内，阿兰达创立新学校，由世俗的教士教导，以填补由耶稣会会士遗留下来的空缺；他还利用品质优良的、设计较佳的钱币来替换贬值的硬币，并改革了货币流通体制（1770年）。然而，他的开明专制终究使他变得易怒、负担过重和胆大妄为。在使国王的权力绝对化之后，他设法增加大臣们的权力来限制它。他失去观察和衡量的能力，而且梦想在他这代之内使西班牙摆脱天主教教义，而转入法国哲学的潮流。他甚至对他的听告解的神父，过于大胆地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虽然许多世俗教士赞成他的某些教会方面的改革，认为有利于教会，但是他透露他希望将宗教裁判所完全解体这一点吓坏了更多的教士。他变得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没有一位保镖，他就不敢踏出他的宫殿。他常常抱怨其职务上的繁重，以至于最后查理抓住他的话柄而派他为驻法大使（1773—1787年）。在那里，他预言正在叛变中的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最后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新经济

阿兰达离开西班牙之后，有三位才干统治着内阁。何塞·莫尼诺（José Monino）——佛罗里达布兰卡公爵，接替格里马尔迪成为外交国务大臣（1776年），而且支配内阁直至1792年。与阿兰达一样，他也受到哲学家们的影响。他指引国王从事农业、商业、教育、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改良措施；但法国大革命使他惊吓而退居保守，他还领导西班牙参加反抗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联合（1792年）。坎波马内斯主持皇室会议达5年之久，并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约维拉诺斯，“当时最杰出的西班牙人”，以合乎人道而不受腐化的塞维利亚法官（1767年）和马德里法官（1778年）的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他在中央政府内的大部分活动是在1789年之后才开始的，但他在1787年提出他的《关于农业计划审慎而冷静的报告》而对经济政策做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一以近乎西塞罗的文雅手笔所写的修订农业法的建议书，使他获得全欧洲的赞誉。此三人和阿兰达为西班牙开明专制和新经济之父。总而言之，依照一位英国学者的评价，他们“永世不朽的成果，足以和其他任何国家在同样短的期间获致的成果媲美。在西班牙历史上，确实没有其他时期能够和查理三世的统治时期相比”。

西班牙在经济改革上的障碍和宗教改革上的障碍同样巨大。不可移转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受封爵位的家族中或教会团体中，及美士达协会，羊毛生产似乎是经济变革上不能征服的障碍。数百万的西班牙人以游手好闲为荣，对行乞并不感到羞耻，变革被疑为对游手好闲的一种威胁。 [1] 钱币被囤积于宫廷的国库和教会的金库中，而不投资于工商业。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便已废弃了许多农业改良和商业发展的来源。国内通讯和运输的许多困难已经使内陆地区比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和马德里落后了一个世纪之多。

不顾这些阻碍，在马德里及其他中心的人们——贵族、教士和商人们——不分性别地组成许多“农业之友的经济团体”，研究并促进教育、科学、工业、商业和艺术。他们设立学校和图书馆，翻译外国的论文，以奖赏征求论文和计策，并筹款以从事积极的经济事业和经济试验。承认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影响，他们咒骂国家的金币囤积是阻滞进步的坟墓，其中一人断言道：“一个拥有最多金币的国家是最贫困的国家……正如西班牙显示出来的一样。”约维拉诺斯高呼“平民经济学”为“真正的国家科学”。经济论文倍增。坎波马内斯的论文《关于工业普遍化的培养》激励了数千人，包括国王在内。

查理进口谷物和种子以供应农业已经衰败的地区，作为经济改革的开始。他鼓励许多城镇将它们未耕种的公有土地以最低的实际地租出租给农民。佛罗里达布兰卡公爵使用得自空缺的教会圣职的皇室岁入在瓦伦西亚和马拉加建立慈善基金，以低利息借款给农民们。为了抑制砍伐森林和土壤侵蚀，查理命令所有的自治村每年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因此，产生每年的植树节，而植树节至今仍为一个有益的风俗习惯。他鼓励对旧有的限定继承财产法的忽视，并劝阻新的限定继承财产法的产生，因而便利了大的地产瓦解成农夫们的财产。美士达绵羊生产的独占特权被大大地减少了，以前由它保留作为畜牧之用的许多大块的土地被开放农垦。外国移民被引至人口稀少的地区居住。所以，奥拉维德于1767年秋季在荒芜而为盗贼和野兽出没之所的西班牙西南部的莫雷纳山区中，建立由法国或德国移入者居住的40个村庄和11个城镇，这些开发地区以它们的繁荣而变得出名。他们广泛地开凿运河以连接许多河流，并灌溉以前荒旱不毛的许多大块土地。曾一度为欧洲最好道路网的新道路网，使许多乡村和城镇之间因获得交通运输和贸易上的便利而联系在一起。

政府对工业也有所帮助。为了消除传统上对工人的观念，一道国王敕令宣布技术性的职业可以和贵族的地位相比，而且宣布自此以后，技术人员可膺选政府职位。模范工厂被设立：设立纺织业模范工厂于瓜达拉哈拉和塞哥维亚，设立制帽业模范工厂于圣费尔南多，设立模范丝织厂于塔拉韦拉，设立模范瓷器厂于布恩·雷蒂罗，设立模范玻璃工厂于圣艾德芬索，设立玻璃、精细家具和绣帷模范工厂于马德里。国王的敕令帮助了大规模资本生产的发展，尤其在纺织业方面。瓜达拉哈拉1780年有800架织布机，雇用4000名纺织工人。巴塞罗那的一家公司经营60个工厂，拥有2162部棉纺织布机。瓦伦西亚有4000架缫丝机，而且得到其出口设备的帮助，正进入里昂的丝织业中。1792年，巴塞罗那有8万名纺织工人，在棉布生产上仅次于英国中部诸郡。

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已经长期享受与新大陆的西班牙的殖民地间受国家保护的贸易垄断。查理三世终止此项特权，并允许各个港口与殖民地贸易。他与土耳其1782年商订一份条约，该条约开放港口以允许西班牙货物进口，结果对双方皆有利。西班牙美洲属地的财富迅速增加，西班牙于查理三世时期得自美洲殖民地的收入增加了8倍，输出贸易为3倍。

政府活动的增加需要税收的增加。这些岁入中有一部分是由国家在白兰地、烟草、纸棉、火药、铅、水银、硫黄和盐的专卖中筹集的。波旁王朝初期，在加泰罗尼亚有15%的销售税，在卡斯提有14%的销售税。约维拉诺斯巧妙地描述销售税：“它们在一种产品诞生时，突袭牺牲者使之感到惊奇，在产品流通时，它们追求它并箝住它，而且永不离其监视或让它逃脱，直至它被消费时。”在查理的统治下，加泰罗尼亚的销售税被废止了，而卡斯提的销售税率减至2%、3%或4%。一项适度划分等级的税按照所得课征。为了运用人民的储蓄以获得额外基金，弗朗西斯科敦劝国库发行偿付利息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跌落至票面额的70%至80%的价值时，他于1782年创设西班牙第一家国家银行——圣卡洛斯银行——以票面额的价格赎回这些债券，而恢复国家的财政信用。

治国之才加上事业的成果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有了实质上的提高。中产阶级获惠最大，因为重建西班牙经济的是他们的组织。在马德里，有375个商人组成5个大的商会，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贸易。我们可以从1776年它们借3000万雷亚尔给政府的这个事实来判断它们的财富。

总而言之，政府支持商业阶级的发展壮大，以使西班牙脱离其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经济较为进步的国家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西班牙与别的国家一样，逐渐增加的无产阶级对新增加的国家财富的分享。工资提高了，尤其在加泰罗尼亚，富裕的人抱怨着说仆人很难找到而且很难留下。但是，大体而论，商品价格的上升较工资的提高为速，而劳工阶级在王朝末期和王朝初期一样贫困。1787年游历瓦伦西亚的一位英国人，曾批评存在着“商人、工厂主、教士、军队或有地产的绅士的富裕”和“在街头上可见的贫困、悲惨和衣衫褴褛的人们”之间的对比。所以，中产阶级欢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的曙光（Luces）——开明专制，他们的雇佣者们拥挤于教堂中吻着圣物，以神的慈悲恩典和升天堂的期望安慰他们自己时，处于新经济之下的城市膨胀了。大的海运中心——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有8万至10万人（1800年）。马德里1797年有167607人，加上3万名外国人。查理三世登上王位之际，该城有欧洲最脏的首都之称。在较为贫穷的城区中，人民仍然将垃圾倾倒于街道中，而靠着风雨去冲散它，查理禁止这样做时，他们指责他是一个暴君。他说：“西班牙是小孩子，他们洗澡时总要哭叫。”尽管如此，他的官员们建立一个聚集垃圾和排除下水道中污物的系统，而且清道夫们被组织起来聚集垃圾当作肥料。镇压行乞的一项努力失败了，人民拒绝警察逮捕乞丐们——尤其逮捕那些已经组成强而有力的同业组织的盲人乞丐。

年复一年，查理改良他的首都。水源由山上导引进入700个喷水池，利用720根输水管将水输送到城市的每个家庭。在秋季和冬季的6个月内，街道上从傍晚至午夜点着油灯。大多数街道狭窄而且弯弯曲曲，接连着旧有的偏僻小道，不见夏日阳光。但是有些良好的大街道被铺设出来，人民得以享有许多的空阔公园和具有林荫的漫步场所。尤其受到欢迎的是普拉杜公园，又称“草径”（Meadow Walk），因有许多喷泉和树木而凉爽宜人，而且成为恋人们约会的场所。1785年，比亚努埃瓦开始建造普拉杜博物馆。在那里，几乎每个白天都有400辆马车路过，而每个傍晚有3万马德里人聚集一起。他们被禁止唱下流猥亵的歌曲，或在喷泉中作裸浴，或在午夜过后演奏乐器。但他们可以享受售卖橘子、菩提果和榛果的妇女们那具有韵律的叫卖声。游客说道：“18世纪末，在普拉杜每天可见到的奇景，足以与其他城市中仅在周末和节假日才能见到的奇景媲美。”当时的马德里成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查理三世在外交政策上并不能如内政上一样成功。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叛变似乎提供给西班牙一个报复“七年战争”中遭受损失的最好机会，阿兰达力促查理帮助革命分子。国王于1776年6月暗中送100万英镑给叛变分子。英国海盗船对西班牙船运的攻击，终于导致西班牙于1779年6月23日宣战。一支西班牙武力重新攫取米诺卡，但占领直布罗陀的企图失败了。对英国的一次入侵，虽曾有准备，但由于新教徒之风暴而遭受阻遏。在凡尔赛和约中，西班牙于1783年撤销对直布罗陀的要求，但重获佛罗里达。

恢复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失败，使国王的晚年闷闷不乐。战争已经耗费了许多由新经济产生的财富。他显赫的大臣们从未征服两大保守力量——拥有大宗地产的大公们和一心使人民单纯的教士们。查理自己很少动摇其对教会的基本忠诚。他遇到宗教游行行列时，他把马车交给正抬着圣体的高级教士去乘坐，然后步行加入随员行列中。他对宗教的虔敬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这是他作为陌生人自意大利来此最初10年统治中，人民抑制而不付给他的情感。他历经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54年的统治，而死于1788年12月14日时，许多人认为他纵使不是最伟大的，也的确是统治西班牙诸王中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他临死前躺在病榻上，而主教代表询问是否他已原谅所有的敌人时，他的仁慈天性表露出来。他反问：“在宽恕他们之前，我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在触犯我之后已全被宽恕了。”

注释

[1] 阿拉贡法律规定，每位西班牙绅士必须供给他每个儿子一笔养老金。

西班牙人的性格

18世纪的这些西班牙人属于哪种人呢？根据所有的报道，他们的道德与英国或法国的同时代人相比，是优良的。他们浓厚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勇气和荣誉感，他们家庭的凝聚力和纪律，强烈地中和了他们性方面的敏感和他们好战斗勇的骄傲，甚至于认许一种狂热的种族和信仰上的盲目排他主义。女性的鼓励增进了男人的勇气，因为渴求保护的西班牙妇女们对那些在竞技场或街道上挑战的彪形大汉，或对侮辱迅速地感到愤怒而报复的人，或由战场上荣耀凯旋的人，露出她们发自内心的微笑。

性方面的道德由于法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流入已经软化下来。女孩子被密切地监护着，而且1766年后，父母的同意是婚姻上的一项法律要件；但结婚后，大城市的妇女们沉迷于调情。求宠者或随侍的骑士成为一位时髦的妇女必需的随身物，因而奸情增加了。一小群人，男嬉皮们（majos）和女嬉皮们（majas），构成西班牙人生活上独特的一面。男嬉皮们是下层阶级的男人，他们的穿着像花花公子，穿长披肩，留长头发，戴阔边帽，抽大雪茄，总是准备打斗，过着一种尽可能由他们的女嬉皮主人们供应的浪漫不羁的生活。他们的性结合无视法律。一位有妇之夫供应与他一起生活的女嬉皮，而她却供应男嬉皮的生活费用，这种情形是常有的。从戈雅的画笔下，半个世界的人皆知道女嬉皮们，或穿着衣服或裸露着身体。

社会道德相对比较高，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贪污腐化仍然存在，但其程度不如法国或英国那么重。一位法国游客如此报道：“西班牙人的刚正廉洁是天下皆知的，而且它在商业的关系上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一位西班牙绅士说过，从里斯本至圣彼得斯堡皆为道德君子（意指西班牙绅士永远遵守诺言）。在西班牙，友谊时常比爱情更持久。布施很多，单就马德里而言，宗教组织每天分发3万碗滋补汤给穷人们。宗教组织还设立了许多新的医院和赈济所，而许多旧的被扩大或改良。除了对异教徒和公牛以外，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是慷慨宽大、合乎人道的。

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热爱，可与宗教、性、荣耀和家族方面的热爱相比。与古代罗马的竞技比武游戏一样，斗牛基于两个理由受到保护：男人必须培育勇气，而公牛在被宰食之前必须死去。查理三世禁止这些争斗，然而斗牛在他死后恢复举行。富有技巧和冒险精神的斗牛士，是每个阶级人士心目中的偶像。每个斗牛士皆有其拥趸，阿尔巴公爵夫人支持科斯蒂勒雷斯，奥苏纳公爵夫人支持罗美罗，而且这些派系分割马德里，如同格鲁克和普契尼分割巴黎一样。男人和女人们将他们所赚的钱，押在斗牛或其他事情上。赌博是违法的，却很普遍，甚至在私人住所也开赌博会，而女主人们负责收取费用。

上流社会的男士服，逐渐地放弃之前所穿的阴沉的黑衣服和僵硬的领子，而追随法国人穿有颜色的外衣、丝绸长袍、及膝的裤子、丝袜、带扣子的鞋子，所有人都有戴假发和三角帽的习惯。通常，西班牙的妇女凭着有花边的紧身胸衣和长长的有时带藤圈的长裙，包裹她的迷人身体使自己成为神圣的奥秘，而且戴上妇女头纱以遮蔽眼睛，而一些西班牙人喜欢将其灵魂沉进这种视觉的黑暗深处。然而17世纪，一位女士甚少允许她的双腿被男人看到，现在她的裙子却缩短到离地有几英寸高，从前的无跟拖鞋已被尖的高跟鞋取代。传道士警告说，这种不适宜地暴露女性的双脚，增加了欲火易燃的男士们的危险性。妇女们微笑着，装饰她们的鞋子，夸示她们的裙子，甚至在冬天也挥摆着她们的扇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收集了1626把扇子，它们当中的一些由国内知名的艺术家绘上图画。

除了跳舞之外，社会生活在所有其他事情上均受限制。晚间的聚会避免严肃的讨论而喜爱游戏、跳舞和献殷勤。在西班牙，跳舞是人们非常热衷的，并以发明出各种不同的舞蹈而闻名欧洲。轻快的三步舞（fandango，西班牙一种轻快的三步舞）配合着响板以三拍来跳；3/4拍快舞步（seguidilla，西班牙一种快舞步，配合响板以3/4拍来跳）由两对或四对人，配合着响板，通常带着歌唱来演出；它的蜕变舞步，3/4拍快舞（bolero）到1780年成型，而很快风靡。在对舞（contradanza）中，一排男士面对着一排女士以交替的前进和后退来跳，这好像象征着男女之间永恒的战争（指追求爱情）的战术；或者四对舞伴跳庄严的对舞——方块舞（quadrille）。面具舞会有时引来3500个舞者，而在狂欢节上，他们跳通宵。

这些舞蹈使动作成为活的诗和性的刺激。“据说一位跳3/4拍快舞的女士如此诱惑人，一位教皇和所有的红衣主教将暂时抛弃其威严。”卡萨诺瓦在西班牙发现某些东西要去学习：

大约到了午夜之时，最狂野的、最疯狂的舞蹈开始了……那是轻快的西班牙三步舞，我以为我已见识过这种舞步，但这种舞步超乎我的狂野想象之外，我对这里的这种舞步并无任何印象……在意大利和法国，跳舞的人们小心地不使舞蹈成为最撩人的舞姿。每对跳舞的男女仅仅跳了三步，然后，以他们的响板配合着音乐的拍子，他们做各种挑逗性的舞姿。整个爱情，从它的诞生到结束，从它的第一声叹息到它的最后狂欢，都表露出来。

我在兴奋之中大声地叫喊。

他对宗教裁判所允许如此具有挑逗性的舞蹈感到惊异。他听说它被“绝对禁止，而且未得阿兰达伯爵许可，无人敢跳”。

一些最流行的西班牙音乐形式和舞蹈有关联性。所以，吉卜赛人的歌以一种哀愁而富感情的音调唱出来，而吉卜赛歌手们跳着3/4拍快舞来伴随他们的歌唱。或许，这些悲伤的歌唱反映着旧摩尔人的情绪，或西班牙宗教和艺术的沉郁特质，或令人发怒的女性外表上的不易亲近，或领悟后的觉醒。一种比较活泼快乐的气质随着意大利歌剧（1703年）和法里内利的抒情歌而进入西班牙。这位阉人歌手为两任国王服务过之后，在查理三世那里失宠，查理三世用一句话来废弃他：“阉鸡仅在食用的时候才是好的。”

意大利的影响力由沙尔拉提接续下去，而在博凯里尼时再度达到高潮，他于1768年到达西班牙，在查理三世和四世时期支配着宫廷的音乐，并留居在西班牙直至死亡（1805年）。

维森特·马提尼在西班牙成名之后，成功地在佛罗伦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相继演出意大利歌剧。安东尼·索莱尔的大键琴演奏曲与沙尔拉提的演奏曲相匹敌，路易·米逊将独唱发展成为小型喜歌剧（tonadillo），以作为戏剧两幕间的插曲。1799年，国王发布一道命令，禁止不是以西班牙文写的及不是由西班牙艺术家推出的任何作品的演出，而终止了意大利音乐在西班牙的统治。

我们不能将西班牙人的特性总括于同一的模式中，随着景物之不同，西班牙人各州与各州间皆不同，而且，集中在马德里的法国化的西班牙人，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相比，更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们。但是假使我们不考虑外来的少数民族，我们可以从西班牙人中看出其与生俱有的独特性格。西班牙人是高傲的，但具有一种甚少由盲目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导致的静默力量。那是一种个性的高傲，一种孤寂的奋斗，以对抗尘世间的伤害、个人的受辱或不停的咒骂的果决感。对于这种精神而言，外部的世界似乎是次要的，不值得去操劳、去努力奋斗。在人与人的冲突竞争和追求上帝中，除了灵魂和命运之外，其余一切皆不重要。政治问题、金钱的追求及名望和地位的显赫，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啊！甚至战争的胜利也不光彩，除非它们是屈服敌人信仰的胜利。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西班牙人能够以一种坚忍的平静的心情平和地等待最后进入天堂的宿命论来面对生活。

西班牙人的心智

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将其王位遗留给这位大君主的孙子去继承时，一位驻凡尔赛的西班牙大使兴高采烈地欢呼道：“现在再也不属于比利牛斯的统治了！”但是，那些阴暗的弥撒形成了顽固的障碍物，而且作为对抗少数热心人士将西班牙心智欧洲化的一种象征。坎波马内斯于1774年至1776年，以《技艺者的教育普及及其培养的审慎》一文，而使旧思想下的西班牙人士感到震惊，该文认为平民教育的推广是国家的活力和成长不可缺少的基础。一些高级教士和大地主觉得以不必要的知识来干扰人民，会导致宗教上的异端和社会上的叛乱，这一点是不明智的。无视任何阻碍，约维拉诺斯努力传播教育的信念。他写道：“导致社会繁荣的源流甚多，然而所有的源流有其同一的源流，即为大众教育。”他希望教育能够教导人们获得理性，而理性能使他们脱离迷信和不宽容，并希望由这些人发展而成的科学，将利用自然资源征服疾病和贫穷。一些贵族夫人接受这种挑战，组成一个妇人财团（Junta de Damas）资助初级学校。查理三世花费大量的金钱设立义务小学。许多私人参与创设研究语文、文学、历史、艺术、法律、科学或医药的学院。对耶稣会会士的驱逐，迫使并促进了中级学校的重建。查理命令在这些学院中扩增科学课程，并命令将它们的教科书现代化，允许凡俗人士作为它们的教职员。他捐助许多学院，并给予杰出教师们年金。许多大学被说服允许教授牛顿物理课程，允许教授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哲学课程。萨拉曼卡大学拒斥这种说服，其理由是“牛顿和笛卡儿学派的原理，和上帝启示的真理相像的程度，不如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但大多数西班牙大学接受国王的训令和指示。瓦伦西亚大学有2400个学生，当时（1784年）是西班牙最大、最先进的教育中心。几个教团在它们的学院中采用近代哲学。赤足的圣衣派的教长敦促圣衣派教师们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培根、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洛克、沃尔夫、孔狄拉克等人的作品，这里没有圣者的控制。奥古斯丁修道派的一个支派研究霍布斯，另一个支派研究爱尔维修。这种研究总是受到驳斥，但热心的人们已经失去其驳斥敌人的信念。

虽然花费其最后的47年（1717—1764）生活在奥维耶多的一所圣本笃教团的僧院中，著名的修道士费尤·蒙特内格罗设法研究培根、笛卡儿、伽利略、帕斯卡、伽桑狄、牛顿和莱布尼茨。他带着惊疑和惭愧发现，自塞万提斯以来，西班牙是多么地孤立于欧洲的主要思潮之外呀！从他的小密室中，他于1726年至1739年一连出版了8册书，他称之为《思想批判》（Teatro Critico）——非戏剧性的批评，而为一种思想的严谨审查。他攻击当时在西班牙被传授的逻辑学和哲学，称赞培根，恳求当时的人采用归纳科学，对许多学界的科学家们的发现作一摘要，讥讽魔术、占卜、伪造的奇迹、医药方面的无知和普遍的迷信，创下历史可信的许多法则，而毫不怜悯地刺穿国内的许多传说，要求普及各阶级的教育，并提倡妇女们在教育和社交上更为自由和大众化的生活。

一群敌人聚合起来攻击他的书，指责他没有爱国心，指责他的大胆无耻。宗教裁判所传唤他到法庭接受审判，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异端。1742年，他恢复其运动，而以5册书中的第1册《博学而好奇的信函》，指出每一作者具有使其著作清晰的道德义务。他创造出一种好的风格。大众如此迷恋他的教导和勇气，1786年，他共出版了《思想批判》和《博学而好奇的信函》两本书的15种版本。他未能将迷信驱出西班牙，巫术、鬼怪和魔鬼仍然嚣张于尘世而惊吓人们的心灵；但是已有了开头，而且这种开头是由一位居处于质朴的密室中、直至他88岁那年（1764年）去世皆免受干扰和折磨的修道士创始，实为其教团的一项荣誉。

另外一位教士写出18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正如同圣本笃教派的教友们所见到的，没有任何伤害能危及费尤，所以耶稣会会士们保护他们之中的一位教士，其主要作品为一首关于传教的讽刺小说。伊斯拉·约瑟·弗朗西斯科本人是一个雄辩的布道士，但在起初，他从一些布道士在教堂和公共广场中用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为金钱而演说的技巧、文学上的自负、演戏和滑稽当中取乐，后来却受到它们的困扰。1758年，他在一本叫作《著名的布道家佛瑞伊·吉朗的历史》的小说中，大大地嘲弄这些福音传播者。伊斯拉神父说道：

吉朗弟兄（弟兄为传教士之间的互称）总是以一些格言、酒店中的谐语开始他的布道，而这些片断的奇怪语句，乍听之下似乎矛盾、毁谤或不敬神而令人脸红，直至最后，使听众们在惊异之中等待一会儿后，他完成其语句而出现一种解释，使发生的一切减到仅为一种玩笑。因此，一天他传道中解说“三位一体”时，他开始其布道：“我否认上帝在本质上存在于一个整体，而在形体上为三位一体。”然后停了一会儿，听众当然左顾右盼地亟欲知道此种异端的毁谤将以什么来结束。最后，这位传教士认为他已经相当地控制他们的心思之后，他继续说道：

伊比奥尼教派（the Ebionite）、马吉安教派（the Marcionite）、阿里乌斯派、摩尼教（Manichean）和苏塞纳斯教派（Socinian），是如此说的。但是我从《圣经》，全基督教会议和教父们来证明这些教义所言皆非。

一天中，这本书卖了800本。布道的传教士们认为它鼓励人们对教士不尊敬而攻击它。伊斯拉被传唤于宗教裁判所之前接受审判，而他的书被定罪（1760年），但他自己未受处罚。同时，他加入到正在流浪中的耶稣会会友们的队伍中，但在途中罹患麻痹症。他在博洛尼亚靠着西班牙政府给他的微薄津贴来度过晚年。

几乎每个能写作的西班牙人都写诗文。1727年的一次诗文竞赛中，有150位竞争者参加。约维拉诺斯作为法律学者、教育家和政治家而外，还从事诗文和戏剧方面的活动。他位于马德里的住所成为文学家们的一个聚会场所。他以尤韦纳尔的文章风格来写作讽刺诗，斥责他发现的政府和法律方面的腐化。而且，与城市的其他居民一样，他唱出乡村平静的那种喜悦。莫拉廷写出一篇抒情诗来盛赞西班牙国会的丰功伟绩，据说这是“18世纪中西班牙产生的同类诗文中最高尚的一篇”。一位奥古斯丁教派的修道士，迪亚哥·冈萨雷斯写出活泼而高雅的诗文，比他所题献给约维拉诺斯的教诲性的《人类的四个时代》这首诗，更为受到欢迎。伊里阿特在他的《论音乐》（“On Music”）一诗中也有沉迷教诲的倾向。1782年，他所写的寓言尤佳，这些寓言揭露空谈家们的缺点，而为他赢得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声名。他翻译伏尔泰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他取笑统治天堂和2/3西班牙的修道士，他被宗教裁判所检举，他正式撤回其讽刺作品，1791年41岁时死于梅毒。

1780年，西班牙学院举行一次庆祝田牧生活的田园诗竞赛，并给予优胜者奖品。伊里阿特赢得第二名而心有不甘，因为胡安继续成为当时西班牙首要诗人。胡安恳求约维拉诺斯让他去萨拉曼卡大学开人文科学讲座（1781年）。在那里，他首先赢得学生们，然后赢得教职员们接受一项更为冒险的课程，甚至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授课之余，他写了一册抒情诗和田园诗——如此精致、娴雅的诗文，又生动刻画了自然景色。这种诗文，西班牙人已经一个多世纪没有阅读了。约维拉诺斯继续提升胡安成为萨拉戈萨的法官和巴利亚多利德平衡法院的法官，而其诗集随着政治变故而风格大变。约维拉诺斯于1798年被放逐时，胡安也被放逐。他转其笔锋指责侵入西班牙的法国人，尤其是约瑟夫·波拿巴。但1808年，他回到马德里，在约瑟夫·波拿巴之下接受官职，并作诗来谄媚他的外国主人们，使西班牙人震惊。在罢黜约瑟夫一世的解放战争中，这位诗人的房子被法国士兵抢劫，而他本人被一群愤怒的暴民攻击，而从西班牙逃命。在越过毕德索山脉（Bidassoa）进入法国之前，他接触到西班牙最后一块土地（1813年）。4年后，他在默默无闻和贫困中死于蒙彼利埃。

西班牙在这一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戏剧家，因为波旁王朝诸王皆倾心于戏剧。导致其衰微的因素有三：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强烈地爱好歌剧，而菲利普喜爱法里内利；戏院必然依赖大众，而大众的掌声是对滑稽剧、魔术、传奇和口技而发的；比较严谨的戏剧家们局限于创作将情节、地点和时间三者统一起来的剧本。该世纪最受欢迎的戏剧作家为克鲁兹·雷蒙，他写了大约400出小滑稽剧，讽刺中下层阶级的态度、思想和言论，但以一种宽恕的同情描述平民的罪恶和愚行。约维拉诺斯从事于喜剧的编写，而以1773年的《光荣的罪犯》一剧赢得了观众和许多批评者的称许。该剧为一个西班牙绅士一再地拒绝决斗后，终于接受一位不放弃的对手的挑战，但在一次公平的决斗中杀死他的敌人后，竟被对手的法官父亲判处死刑。始终是一位改革者的约维拉诺斯，目的是利用他的戏剧来减轻规定决斗判处死刑的法律条文。

情节、地点和时间单一性的运动由诗人莫拉廷领导，而由他的儿子莱安德罗继续领导成功。莫拉廷的早期诗文取悦了约维拉诺斯，以致他为莫拉廷在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找到一份差事。莫拉廷在那里与哥尔多尼交往，而哥尔多尼使他改写剧本。莫拉廷走了运，他以公费被送往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研究戏剧。返回西班牙时，他得到一份闲职，使他有时间创作文学作品。他的第一出喜剧于1786年提供给马德里剧院，但是由于经理们和演员们争论这一遵循亚里士多德和法国戏剧原则的戏剧，是否能赢得西班牙观众，因而迟延了4年之久。它的成功是温和的。莫拉廷发起攻击，在1792年的《新喜剧》（Comedia Nueva）中，他取笑流行的喜剧，以致观众自此接受了刻画人性和启发生命的戏剧。莫拉廷被誉为西班牙的莫里哀，而且支配马德里剧坛一直到1808年法国入侵。他同情法国和政治上的自由思想引导他像胡安和戈雅一样，去和约瑟夫·波拿巴的政府合作。约瑟夫失去政权后，莫拉廷间不容发地逃脱监禁。他避难于法国，于1828年死于巴黎。同年，自我放逐的戈雅也死于波尔多。

西班牙的艺术

西班牙在历经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蹂躏之后，还能期望它什么呢？侵入的军队掠夺教堂，抢劫坟墓，焚毁画像，将受到崇拜的神祠当作马厩。这一场战争结束之后，一次新的入侵又来临。历经半个世纪之久，西班牙艺术屈服于法国或意大利的支配之下。1752年，兴办圣佛伦多艺术学院以指引并协助年轻的艺术家们之际，西班牙努力将完全不适合于西班牙人的新古典主义的许多原则强加于他们身上。

巴洛克式的建筑艺术激烈地奋斗以保全自己，而且在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方面，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的成就，在佛伦多为康波斯特拉·圣地亚哥大教堂增建的圣塔，和1764年凡杜拉·罗德里格斯在同一建筑中（指康波斯特拉大教堂）为西班牙守护神圣詹姆士兴建的北门中，达到巅峰。为人民乐道的传奇之一说：萨拉戈萨的一根神柱上面的圣母雕像曾经复活过，而且对圣詹姆士讲话。在那个地点上面，西班牙的虔诚人士建造神柱上的圣母教堂。罗德里格斯还为该教堂设计了一座神殿和一间由大理石和银造成以供奉圣母神像的小礼拜堂。

两座著名的宫殿在菲利普五世时期建造。在靠近塞哥维亚的地方，他买下一间修道院的土地和农场。他雇用都灵的菲利普·尤瓦拉于1719年秋在该处建造圣艾德芬索宫，建造足以媲美凡尔赛宫的许多花园和26个喷水池来环绕着宫殿。全部建筑合称为格兰花园，花了一共4500万克朗。1734年圣诞节前夕，它尚未完工之际，大火焚毁了自查理五世皇帝以来即于马德里作为皇帝寝宫的阿尔卡萨宫（Alcázar）。菲利普五世迁至布恩·雷蒂罗。在那里，菲利普二世于1631年已建造了一所宫殿，这个宫殿继续成为主要的宫廷所在地达30年之久。

为了取代阿尔卡萨宫，尤瓦拉计划建造一所实际的宫殿——包括住屋、办公室、会议室、小礼拜堂、图书馆、戏院和花园——它在堂皇壮观方面，超过当时为人所知的任何皇宫，宫殿的模型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建造一间房子的木材。在开始着手建造之前，尤瓦拉去世了（1736年）。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否定了他的设计，认为所费不赀，而他的继承者、都灵的萨凯蒂，于1737年至1764年建造了一所皇宫，它今日仍屹立于马德里——470英尺长，470英尺宽，100英尺高。该皇宫的建筑是以文艺复兴末期的建筑形式替代巴洛克式，正面为多利安式和爱奥尼亚式的柱子，而上面为一条横栏，饰以西班牙早期诸王的巨大雕像。拿破仑护送其兄弟约瑟夫入主该皇宫，登上其华美的阶梯时说道：“你住的皇宫比我的好。”查理三世于1764年住进这一巨大的皇宫。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下，西班牙的雕刻失去其木制的冷肃气氛，并赋予其六翼天使（seraphim，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者）以笑容，赋予一两位圣者的雕像以文雅。雕刻的主题几乎总是属于宗教的，因为教会支付最高的报酬。托利多的大主教对纳西索·汤姆于1721年在大教堂唱诗班席位的后面建造的大教堂支付了20万杜卡特。该大教堂包括：一群由大理石刻成的天使，飞舞于大理石刻成的云雾上，在大理石雕像光辉闪烁的一个回廊入口写上祭坛屏风的名字。旧的写实主义残存于路易·卡莫纳的《耶稣受难》雕像中——一件木刻像，全身满布着鞭笞伤痕和流血的伤口，真是可怖。较为可爱的是由小弗朗西斯科·贝尔加拉于1759年为昆卡的几个大教堂雕刻的信仰、希望和慈爱诸神的雕像。被誉为西班牙的瓦萨里的塞安·贝穆德斯把这些雕像列于西班牙最好的艺术作品中。

18世纪，西班牙雕刻史上的伟大名字是弗朗西斯科。他的父亲兼老师是卡普阿的一位雕刻家，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去世时，母亲、一个姐妹和六个兄弟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由于太贫穷而付不了钱给模特，弗朗西斯科邀请过路人，甚至乞丐分享他的餐食而当他的模特。或许就是如此，他找到一些人物作为模特来创作出杰作《最后的晚餐》。现在该杰作仍在穆尔西亚的耶稣隐修院中。他得到兄弟姐妹的帮助，他的妹妹伊妮斯协助他为他当模特，他的兄弟何塞雕刻细部，他的教士兄弟派屈西帮他为人物着色和悬挂饰物。弗朗西斯科在他的74年中创作了1792个雕像和小雕像，一些雕像是索然无味的作品，如一件刺绣的法兰绒长袍穿在耶稣基督的雕像上；一些雕像却淳朴虔敬得令人感动，以至于马德里委托他去装饰皇宫。他喜欢留在家乡莫穆尔西。1781年，莫穆尔西给了他一个盛大的葬礼。

西班牙的绘画在18世纪中，是在外国人的双重压迫下奋斗着，而它未能脱离这种双重压迫，直至戈雅以他炽烈如火的、史无前例的艺术打破所有的桎梏。首先到来的是法国潮流，他们为吉恩·兰克、雷恩、米切尔·安基·豪斯和路易·米切尔·旺洛。旺洛成为菲利普五世时期最后一位宫廷画家，而且画了一张布满整个王室家族、假发、妇女衬裙摆的藤圈和所有一切东西的巨幅油画。而后来到西班牙的，是一群有生气的意大利人——凡维特里、阿米戈尼、科拉多……

提埃波罗和他的儿子们于1762年6月到达马德里。在新皇宫御殿的天花板上，他们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其名为《西班牙的颂扬》（The Apotheosis of Spain），庆贺西班牙制度下的历史、权力、美德、虔敬和各个城市。许多象征性的神话人物在空中飞舞，女海神、人头人身鱼尾的海神、风神、有翼的妖怪、圆胖的小神像（putti）、善神和恶神，飞过光亮的烟云空荡之处，而象征西班牙的女神则于其所有的领土登上王座，享有良好政府所持有的荣耀。在卫兵室的天花板上，提埃波罗描绘埃涅阿斯（特洛伊战争中之一位英雄）被维纳斯引导至“不朽殿”（Temple of Immortality）。在王后的前厅的天花板上，他再度描绘西班牙君主制度的胜利。1766年，查理任命提埃波罗为阿兰胡埃斯的圣帕斯奎尔教堂画七件祭坛上的饰物。其中的一件仍然显赫于普拉杜，利用一张西班牙美女的脸代表《圣灵怀孕》（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国王的听告解神父伊列克塔（Padre Joaquin de Electa），咒骂提埃波罗的作品中显现的异教精神和粗野的有违西班牙的精神。提埃波罗悔过并画了一张巨力万钧的《耶稣从十字架上降下来》（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的画像——冥想死亡，而由于天使们答应其复活而心情趋于开朗。这些努力使这位年老的巨人精疲力竭，他于1770年死于马德里，享年74岁。不久，阿兰胡埃斯的祭坛饰物被移除，而安东·拉菲尔·门斯被委任取代它们。

门斯于1761年到达马德里。他当时年仅33岁，强健、深具信心而技巧老练。查理三世对提埃波罗画的云雾觉得不合适，他看出这位有进取心的德国人正是可以用来重整皇宫艺术工作的人。1764年，门斯成为圣佛伦多艺术学院的主任，并在他停留于西班牙期间统治西班牙的绘画。他误释古典风格是一种无血肉、无生命的停滞不前，而激怒了年老的提埃波罗和年轻的戈雅二人。但是他不懈地努力，以终止巴洛克式装饰上的奢华浪费，及终止洛可可式想象上的狂妄。门斯说：艺术首先要借着忠实地模仿自然以追求“自然的风格”。唯有此时，才能以希腊人的“庄严风格”为目标。但是，如何获致艺术作品庄严的风格呢？须借着删除不完整和不相关的部分，须借着把分别发现的局部完美，与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孕育而成的理想形式相结合，而且规避所有的过分夸张。

门斯凭着在国王寝宫的天花板上描绘奥林匹亚山的诸神而开始其绘画工作。同样的图画装饰于王后的寝宫中。或许他觉察到国王和王后对他描绘的奥林匹亚山诸神并不很理解或感兴趣，于是为宫廷的祷告制造了一件祭坛上用的饰物《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和《耶稣从十字架上降下》。他勤奋地工作，吃得少，变得易发脾气，失去健康。他认为罗马会使他康复。查理三世准他请假，门斯将请假期延长至4年之久。在他第二度逗留西班牙期间（1773—1777年），他在马德里和阿兰胡埃斯的宫殿中画了更多的壁画。他的健康再度衰退，而他恳求国王准许他退休回罗马。这位慈善的国王批准其恳求，并赐予每年3000克朗的养老金。

但是，当时没有西班牙本土的艺术家在西班牙作画吗？有很多。我们的兴趣随着距离和时间而减弱，已经淡忘了他们而使他们的声名消敛。这些画家中包括路易·梅伦德斯，他在静物写生画方面几乎可以和夏尔丹匹敌；普拉杜有40张静物写生，波士顿博物馆有一幅令人兴奋的样本，卢浮宫保存了他的一张奇佳的自画像，该画像的价值超过保存于普拉杜和波士顿博物馆的静物写生画。而路易的城市风景画能与卡纳莱托匹敌，如他画的《马德里主要广场》。而安托尼奥·维拉达马特被门斯誉为当时西班牙最杰出的画家。仁慈、乖戾而虔诚的弗朗西斯科·贝叶于1758年在马德里艺术学院赢得绘画的第一名，他为门斯设计缀锦画，先后成为戈雅的朋友、敌人和连襟。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成长

与所有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男孩一样，弗朗西斯科采用一位守护神的名字，然后采取他父亲的名字何塞·戈雅，再采取他母亲的名字卢西恩特斯。她是一位西班牙女绅士，因此弗朗西斯科在他的名字中间插入尊称“德”。他在1746年3月30日生于丰特托多斯，阿拉贡的一个乡村，人口150人，那是一片石质土地，没有树，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杀死了许多人，残存者则冷酷而倔强。

弗朗西斯科沉迷于绘画，还是孩子时就为地方的教堂画了一幅阿拉贡女守护神的画像《女柱神，纽斯特拉女士》。1760年，他的家庭搬到萨拉戈萨。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镀金匠，赚的钱足够送他的孩子到约瑟·卢桑那里学习艺术。戈雅跟随约瑟·卢桑和胡安·拉米雷兹临摹古艺术大师们的画，模仿提埃波罗精妙的彩色技巧，而且学到足够的解剖学去画被禁止的裸体画。据说，他参加并迅速地领导一队野蛮的年轻人维护他们的教区以对抗另一个教区，而且据说在一次打斗中，有些暴徒遇害，而弗朗西斯科由于害怕被逮捕，逃到马德里。

1763年12月，他参加马德里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却失败了。传闻说他在首都过着放荡生活，我们仅仅知道戈雅不喜欢法律。他于1766年再度参加入学竞试，却再度失败。或许这些失败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他逃脱了门斯的理论上的教导，研究提埃波罗在马德里的作品，为他遍布着特性的奇特风格奠定了基础。传说中提及他在此之后，如何参加一队斗牛士，而在日期不详的一天，跟随他们游历至罗马。他一直是热心的斗牛士，而且曾经有一次签名为“斗牛士弗朗西斯科”。他在晚年写给莫拉廷的信件中说：“我年轻时是一名斗牛士，执剑在手，一无所惧。”或许他是想说他曾经是那些在街道中和彪形大汉打斗的冒险少年中的一位。无论如何，他到达了意大利，因为1770年，他在帕尔马的艺术学院举办的一次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传说中他爬上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并闯入一座修道院掳走一位修女。更为可能的传说，是他正在研究马尼亚斯科（Magnasco）的图画，而其晦暗的色彩、受难的人像和宗教裁判所的景象，比门斯在西班牙介绍的平静而具古典气息的画更使他感动。

1771年秋，他回到萨拉戈萨，装饰伊格里西亚国家大教堂的一间小礼拜堂。这张画画得很好，他在6个月的工作中赚了1.5万雷亚尔。现在他已能够供应一位妻子的生活了。即使近亲不宜通婚的观念支配着当时西班牙人的择偶观，他还是于1773年娶了约瑟法，她年轻、有金黄色的头发，而且近在咫尺。她做他的模特，他多次为她作画。悬挂于普拉杜博物馆内的画像显现出她多次怀孕后的疲乏，或显现出她对弗朗西斯科远离一夫一妻制的思想而表现出来的沮丧。

1775年他回到马德里。可能基于约瑟法的推荐，门斯于1776年委任他为菲利普五世建立的用以对抗高布林工厂的皇家绣锦画工厂作广告油画。现在，冒着被摒退的危险，戈雅做出了影响他未来生涯的决定。忽视门斯对古典神学和英雄史迹的喜爱，他以粗大的线条和生动的色彩描绘和他同一种族、同一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爱情，他们的市集和佳节，他们的斗牛和放风筝，他们的市场、野餐和游戏；他极为冒险地将他想象而未曾见过的事物妄加于这种现实的描绘之上。门斯表现出他善处难局的能力。他并不咒骂这种学术传统上的逾越，他感觉出这一新风格的活力，并给予这个背叛者更多的任命。在15年中，戈雅创作出其主要作品——45张漫画，而另一方面正以日益增加的信心转向其他方面的创作。现在他能够舒适地吃喝。他在写给他的朋友萨帕特尔的信中说道：“我一年有1.2万至1.3万雷亚尔。”

1777年4月，戈雅因患梅毒病得很严重。他逐渐复原，但我们怀疑这次疾病对他艺术上的悲观有某些影响，或许对他在1793年失去听力有某种影响。1778年，他身体已经好到可以参与查理三世通过印刷品向国外传播西班牙的艺术宝藏的计划。为达到这个目的，戈雅临摹了委拉斯开兹所作的18张画。他用这些临摹的图画去作蚀刻画，对于他而言，它是一项新技巧，而他的雕刻风格有一段时期是不稳定而且粗糙的，但从其开端之际，他成长为自伦勃朗以来最伟大的蚀刻家之一。他被允许亲自将其临摹画呈献给国王，而且在1780年，他被列为宫廷画家之一。最后，他被准许进入马德里艺术学院。约1785年，他作了著名的查理三世的画像，画中的国王穿着猎装，准备杀敌，却年老疲惫，无牙齿，弓形腿，佝偻的身体。这张画如同往常一样，戈雅画出真实的情形，而舍弃私好。

他的父亲去世之后，戈雅带了他的母亲和兄弟卡米罗去和他的妻子约瑟法及孩子们住在一起。为了供应这一扩大的家庭的生活，他接受了各种委任：在圣弗朗西斯教堂中绘一壁画，为萨拉曼卡的卡拉特拉瓦学院画一些虔敬的图画，为奥苏纳公爵的乡村房子画一些风俗画。他以人像画当作他的职业中获利的部分。他作了几张奥苏纳家族的画像：一张是公爵和他的家人——孩子们和钱币一样的僵硬，一张奥苏纳公爵夫人3/4身长的肖像——一幅从油画转变为丝和丝带的奇迹。

或许戈雅在1784年是快乐的。在那一年，他的儿子雅维耶出生，他是戈雅诸子中唯一能够活得比戈雅长久的人。圣弗朗西斯教堂中的壁画正式举行了揭幕典礼，而且被欢呼为当时最佳的绘画，国王和所有宫廷中人皆在场，人人交口称赞。约1787年，戈雅画了一张庞提约斯侯爵的肖像，现存于华盛顿国立艺术馆。一年后，戈雅在其作品《圣伊斯德罗花园》中返归自然——一张挤满了野餐者的画面，他们在曼萨纳雷斯多草的海岸上骑马、漫步、围坐、饮食、歌唱和跳舞，为庆祝马德里伟大的保护神而举行盛宴。它仅是一幅素描画，但不失为一件杰作。

查理三世死于1788年时，戈雅正值43岁，而他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在这年11月，他在写给萨帕特尔的信函中说：“我已经变老了，脸上满布着如此多的皱纹，你再也不能认出我，假使不是我有一只平坦的鼻子和一双深陷的眼睛的话。”他几乎无法预见他还能多活40年的时光，而且他最具活力的奇遇和最杰出的作品皆产生于未来。他的发展甚为缓慢，现在罗曼史和革命将迫使他加快脚步或者被湮没，他因为一些事件而崭露头角，并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罗曼史

1789年，他忙于为新王和王后画像，为的是他们要在9月21日正式进入马德里。查理三世的大儿子菲利普由于低能而被禁止继承王位。王位传给次子，一位冷漠无情的历史学家描绘他为半低能的人。查理四世质朴而不猜疑，而且好到几乎不拒邪恶。原先他自忖自己是次子，定被摒斥而不能继承王位，便致力于一种游猎、吃喝玩乐的生活。现在，身体圆胖而个性上易于顺应，他和蔼地顺从妻子，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他不管——或不知——她的私通行为，而且提拔她的情人曼努埃尔·戈多伊出掌内阁（1792—1797年）。

新王后在她获得权力之前已经实行自由思想，查理四世于即位后的第一年鼓励佛罗里达布兰卡、约维拉诺斯和坎波马内斯（这几个人都被戈雅描绘过）继续他们的改革计划。但巴士底监狱的陷落吓坏了查理四世，佛罗里达布兰卡又陷于一种政治上的反动，而使政府返归与教会合作，成为君主制度中最坚强的堡垒。查理三世时制订的许多先进的措施被批为无效，宗教裁判所重获它的某些权力，法国文学的输入被停止，除了官方的《马德里日记》（Diario de Madrid）外，所有的报纸均遭镇压；约维拉诺斯、坎波马内斯和阿兰达被逐出宫廷。人民对其所坚持的信仰的胜利欢欣鼓舞。1793年，西班牙加入了君主强国对抗革命法国的战争。

在混乱的形势中，戈雅蓬勃发展。1789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王密室的画家。他的妻子约瑟法生病，而医生规定她要多吹海风，戈雅于1790年带她到瓦伦西亚居住。在那里，他受到礼遇，而被誉为西班牙新崛起的委拉斯开兹。很显然，从西班牙这一端到那一端，他被人们争相邀请，因为在1792年，我们发现他在加的斯的塞巴斯蒂安·马丁尼兹处做客。归途中，在塞维利亚，他头晕而且身体部分麻痹，他回到加的斯的朋友处，烦躁地度过一段漫长时日，直至痊愈。

这是什么病呢？戈雅含糊其辞地提及它为“最严重的一种病”，并怀疑自己是否有康复的可能。戈雅忠实的朋友萨帕特尔于1793年3月说道：“戈雅由于缺乏反省而遭此境遇，但我们将以他的痛苦所需求的所有怜悯心来怜悯他。”许多学生解释这种疾病是梅毒的后遗症，但最新的医学分析不同意这种看法，而诊断它为内耳神经发炎。不论原因为何，戈雅于1793年7月回到马德里之际已是全聋，一直到去世。1794年2月，约维拉诺斯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我写信给戈雅，他回复说由于中风，他甚至无法写字。”但麻痹症逐渐消失，1795年戈雅已经足够健壮可以谈情说爱了。

泰瑞莎·凯特娜是著名的阿尔巴家族（Alba Line）的第十三代公爵夫人。因为她的父亲已经吸收了法国的哲学思想，她在自由意志论的思想方式下被抚养长大，而且接受一种给予她机敏的心智和不受约束的意志力的教育。13岁时，她嫁给19岁的何塞先生，即阿尔巴公爵。脆弱而多病的公爵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致力于音乐。戈雅为他作了一张面对着一本海顿的总乐谱而弹着大键琴的画。公爵夫人健硕、美丽而丰满，一位法国游客评论道：“她头上的每根秀发皆能激起欲望。”而且，她不受道德、费用或等级的限制去满足她自己的欲念。她雇用一个鲁钝的人、一个单眼修道士和一个成为她特别心宠的小黑人女子。慷慨宽大隐藏在她的大胆无耻中；她可能已经专注于戈雅身上，因为他既聋又不快乐，而且他能够利用他的画笔使她不朽。

在她站在那里给他作画之前，他必定已经见过她多次了，因为她走动于宫廷的里里外外，加上她的挑情言行和对皇后的大胆敌视，引起不少的街谈巷议。在他为她所作的第一张注明日期的图画里，她全身裸露，尖削的面貌遮掩于一大堆黑发中，她的右手指着地面上的某样东西，一看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阅读出这些题字“给阿尔巴的公爵夫人，戈雅·弗朗西斯科题于1795年”。此处暗示着一种友谊已经建立起来了。此画并非戈雅的杰作。较好的一张是在同年，他为已经去世的弗朗西斯科·贝叶所作的一张画。11月，戈雅继他成为马德里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

阿尔巴公爵死于1796年6月。公爵夫人在一短期内退居于她在塞维利亚和加的斯两地间的桑卢卡尔的乡间地产上，悲悼其亡夫。我们并不能确定戈雅是否陪伴着她，我们只知道他从1796年10月至1797年4月不在马德里，而且在他的两本笔记簿中，他记载着在桑卢卡尔所见过的一些事物。大部分的画显示这位公爵夫人：接待客人；爱抚她的黑人小女孩；于盛怒中撕扯自己的头发；一位女仆搬动房内器皿时，她正在做午后小睡；在一次舞会中晕倒，和争取她双手爱抚的戈雅的一两个对手调情。这些素描画显示出他嫉妒心正在上升，也描绘另一个女人——裸体出浴，半裸地躺在床上，调整其美腿上的袜带。与公爵夫人一样，戈雅沉迷于不专诚、不深入的爱情。然而，可能是在桑卢卡尔，他画了一张最得意的她的画像——穿着黑黄相间的衣服，像一个孟浪的女嬉皮，细腰上围着一条深红色和金黄色的饰带，头上戴着黑色的头纱。她的右手（本身为一幅精致的绘画）戴着两枚戒指，一枚上面刻着“阿尔巴”，另一枚上面刻着“戈雅”，她的食指指着画在她脚旁沙土上的日期——1797年和他的名字。他一直拒绝出售这张画像。浪漫之花在戈雅回到马德里时凋谢了。他（约1797年）所作的一些幻想画指责她任性地鬼混于各式各样的猥亵的男人中。戈多伊指责她诱惑国防大臣，并写信给皇后道：“阿尔巴公爵夫人和所有支持她的人应该被活埋于一个大坑穴中。”公爵夫人于1803年7月23日去世时，年仅40岁，马德里人窃窃私语地说她是被毒害的。人们对她表示同情，因为她遗留大量的财产给她的仆人们，也遗赠3600雷亚尔的年金给戈雅的儿子。国王命令追查她的死亡——而且以戈多伊为首。公爵夫人的内科医生和一些仆从被监禁起来。她的遗嘱被废止，她的仆人们接受的遗赠均遭剥夺，王后不久便戴上阿尔巴公爵夫人最美丽的珠宝。

·全盛时期

戈雅于1797年辞去马德里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之职。他现在太忙碌而不能教绘画。1798年，他被选任去装饰佛罗里达圣安东尼教堂的圆顶及拱和楣之间的部分。而且，虽然他画上天使们艳丽的手足而使教士们不安，但几乎所有的教士都赞同，他在一阵炽热的灵感之下，已经将其绘画的方向由马德里街道上的生活和血肉转移到天上神圣的仙境。1799年10月31日，他被任命为“宫廷首席画家”，每年薪金1.5万雷亚尔。他在1800年画出他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查理四世和他的家庭》——无情地透露出皇室家族的低能。我们想到这些臃肿的身体和发育不全的灵魂，要是没有这些具有魅力的衣服来遮掩，不知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时，甚至会不寒而栗——这一光芒四射的艺术技巧，在艺术史上是少见的，不会有人比得上他。据说这幅画中的牺牲品，也就是画中的主人公，对这件作品表示完全满意。

在那张画的一个角落里，戈雅画上了自己。我们对他的许多自画像的自我吹嘘必须予以宽恕；它们当中的一些，毫无疑问地是对着镜子所做的实验性的研究，就像一位演员在一面玻璃镜前面练习面部表情一样；而且其中的两张气势宏大。它们当中最佳的一张（幻想画中的第一张）显示他在50岁之年，耳聋而高傲，有一个喜斗好战的下巴、性感的双唇、硕大的鼻子、慧黠而乖戾的双眼、长到超过耳朵而几乎到达下巴的黑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顶高贵的丝帽戴在他硕大的头上，就像向世界上所有的世袭贵族挑战一样。过了19年，在一次革命中苟活后，他丢弃这顶帽子，在颈子部位翻开他的衬衫，表现出一种较为平易可亲的神情，但仍然是高傲的，过于自信而不向挑战低头。

画人像画是他的特长。虽然和他同时代的画家们知道他不会奉承他们，他们却很热切地服从于一种艺术的裁决，他们希望这种艺术将为他们带来若干世纪的英名或丑名。我们知道300位贵族和88位王室家族成员让他作过画，这些人像画中的200幅迄今犹存。其中最好的一张是法国大使斐迪南·基耶马德特的画像——它被斐迪南带到巴黎，1865年为卢浮宫所获，并成为激起戈雅在法国的声名的一幅重要的画。在戈雅所画的小孩子画像中，最好的一幅是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朱尼加的画像，这一画像能与委拉斯开兹所作的画像匹敌。他在妇女的画像方面再度与委拉斯开兹匹敌，这些画像的种类包括从《婴孩玛丽·约瑟》（Infanta Maria Josefa）中衣衫褴褛的人像画，到迷人心窍的葛西亚女士画像，和年华老去的女演员蒂蕾娜画像——蒂蕾娜画像已经减弱其美丽而代之以个性。

戈雅所画的女人中暴露最彻底的是一位性感的下层社会美女。约1798年戈雅为她画了一张没穿衣服的裸体画《裸体的玛哈》（Maja Desnuda），其后，她挑逗性地穿着衣服去给戈雅作《穿衣服的玛哈》（La Maja Vestida）。这两张姐妹画在普拉杜博物馆中吸引的观众几乎和《蒙娜丽莎》画像在卢浮宫中吸引的观众一样多。《裸体的玛哈》和委拉斯开兹的《镜中的维纳斯女神》（Venus in the Mirror）这两张画是西班牙绘画中仅有的两张裸体画，因为在西班牙描绘裸体画可处一年的监禁，没收作品和放逐。委拉斯开兹在菲利普四世的保护下冒险作画，戈雅同样喜爱丰满的胸脯、纤细的腰围和隆突的嘴唇。尽管有某种传说，戈雅所画的玛哈并非代表阿尔巴公爵夫人，但是这两张画卖给或送给了公爵夫人，而在她去世时遗留下来，成为戈多伊的收藏。戈雅作人像画以资助其家庭生活之时，他于1796年至1797年作蚀刻画和水彩画以自娱，这些画在1799年以《幻想画》（Los Caprichos）的总名出版——83张由雕刻刀、画笔和愤怒的心灵所作的幻想画，以阴沉的讽刺画和讽刺的插图说明来描绘他那个时代的礼仪规范、道德和风俗。这一连串的作品中最具意义的是第43号作品：许多魔鬼环绕在一个人的头部四周时，他正伏在桌上睡着了。在桌子上有一行铭文“理性的梦产生魔鬼”。戈雅解释这个表示“被理性摒弃的狂想产生了魔鬼，与理性结合的狂想是各种艺术之母和创造它们的绝佳奇作的来源”。这对沉沦西班牙人的心智于黑暗之中的迷信，不啻为一大刺戳，但是它也是对戈雅半数艺术作品的性质的一种描述。他常为噩梦所扰，这些幻想画尤其具有这些梦的恐怖。在这些幻想画中，人的外形恶化成为一百个肿胀的、憔悴的、残废的、野兽般的身形。猫头鹰和猫恶意地睨视我们，狼和兀鹰狂嗥着，妖巫飞舞于空中，遍地是头骨、胫骨和刚死去不久的新生婴孩的尸体。那好像是希罗尼摩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病态的想象力已经越过法国和几个世纪，进入并扰乱戈雅的心灵一样。

戈雅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吗？我们仅能说他倾向于理性，反对迷信。在他作的一张画中，显示一个年轻的女人，头上戴着月桂冠，手执一架天平，用一根鞭子驱赶黑色的鸟。在这张画底下，戈雅写道：“神圣的理性，不要舍弃任何人啊！”另一张描绘脱下法衣的修道士们。而对一个正在祈祷中的修道士，他画上了疯子的脸。他画出宗教裁判所中许多可怜的牺牲品接受冷酷的官吏们审判的一种阴霾的景象。他描绘一位被锁在宗教裁判所一间小室中的犹太人，而且写出底下的插图说明：“查巴塔，你的荣耀将是永存不朽的。”这是伏尔泰所著的《查巴塔问卷》（Ouestions of Zapata）一书的回响吗？他作了29张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的牺牲品忍受各种处罚的苦痛，并在它们的尾端画上一个鼓舞人心的图形说明“自由神圣”。然而，终其一生，他自己作着虔诚的合十膜拜，以求基督和圣徒们的保佑，并在信函的开头画一个十字架，或许所有这些皆是他青年时期形成的习惯的痕迹。

·革命

戈雅是一位革命分子吗？不，他甚至于连一位共和人士都不是。在他的艺术作品或言谈中，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他期望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度。他把自己和他的产业附属于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戈多伊和约瑟夫·波拿巴身上，并欢愉地和贵族们及宫廷中人结交往来。但他已经知悉贫困的存在，他也看到他周围的贫困状态，他憎恶民众的赤贫，憎恶他们的无知和迷信，及憎恶教会接受的一种看法——群众的贫困是人类天性和不平等的自然结果。他的半数艺术作品颂扬富人，另外半数作品高喊着为穷人主持正义，反对野蛮的法律、宗教裁判所和战争。就他所作的人像画而言，他是一位忠君爱国者，就其所作的水彩画而言，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就其所作的素描画而言，他是一位叛逆者；在素描画当中，他以一种近乎野蛮的力量，表现出对于反启蒙主义、不公道、愚行和残忍的厌恶。他的一张素描画描绘着一个人平身躺于拷问台上，附上插图说明：“因为他发现地球的运动。”另外一张画了一位上了手镣脚铐的女人，因为“她对自由派人士的目标显露出同情”。

这些自称为自由派人士的西班牙人是哪些人呢？显然，他们是第一个使用那个名称的政治党派。他们用它来表示象征他们对自由的期望——心智免受检查的自由，身体免于腐化堕落的自由，灵魂免于专制的自由。他们欢迎由法国启蒙运动进入西班牙的曙光。他们欢迎一股法国力量于1807年进入西班牙，的确，半数的人民将它视作一批拯救者来欢迎。查理四世退位而由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在缪拉（法国将军）的军队保护下即位时，听不到有反抗之声。戈雅为这位新的统治者画了一张人像画。

但拿破仑召唤查理四世和斐迪南七世至贝约讷，罢黜他们两个人，一个放逐意大利，另一个放逐到法国，并立他的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之时，西班牙人民和戈雅的心情转变了。一群愤怒的群众齐集皇宫之前，缪拉将军命令士兵们去肃清广场，群众逃逸，但重新聚合2万名壮汉于梅尔广场。法国军队开往广场时，他们受到来自窗户和拱廊的火器的攻击，在愤怒中，他们进入房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肆意屠杀。军队和暴民群众进入全天候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的僵持战”（Dos de Mayo）——1808年5月2日，数百名男女倒地死亡。从一处附近的有利位置，戈雅目睹部分屠杀。5月3日，30名由士兵押解的囚犯被一支射杀队处死。现在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处于反抗法国的声浪中。一次解放战争由一省蔓延到另一省，双方皆因野兽般的暴行而蒙羞。戈雅目睹一些暴行，而这些暴行的印象常萦绕其心直至死亡。1811年，因为害怕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立了遗嘱。1812年，其妻去世。1813年，威灵顿占领马德里，斐迪南七世再度成为西班牙国王。

戈雅画了两张他最杰出的画来庆祝西班牙的胜利（1814年）。一张为《五月的僵持战》，是他以对马德里人民与军队的会战所见、所闻、所想为依据，组合成的一张画。他将部队放在中央，因为他们参与其事在西班牙人的记忆中激起了最狂热的怒潮。我们无须询问这张画是否表现精确的历史，它是一幅光辉夺目而且强而有力的艺术作品，从跌倒的马匹身上的各种深浅明暗不等的闪烁色彩，到人们处于杀人或被杀的抉择下表露的惊悸而残忍的脸孔上去评价都是一样。而更为生动的是其姐妹画《五月三日的射杀》——一队法国的来福枪手处决西班牙的囚犯们。那次处决屠杀的中心表现出来的恐怖和挑衅的对比表情，给予戈雅无比深刻的印象。

仍然是一位领受年金的宫廷画家，而不再是宫廷中的宠儿的戈雅，由于失妻、沉默无言和耳聋，退居于他的艺术园地中。约1812年，他创作出最具威力的雕刻画《巨物》（The Colossus）——具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文中的丑陋、野蛮而残忍的奴隶面孔的海格力斯坐在地球的边缘，一位古罗马战神在胜利的战役之后，在旁边休息。1810年以来，他一直就在画小张的素描画，后来加以雕刻并印刷，而他赋予这些素描画的名称为《西班牙和波拿巴之间流血战争的致命结果，及其他的幻想画》。他不敢出版这85张素描画，他遗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卖给圣佛伦多艺术学院，而该学院于1863年以《战争的悲剧》（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为名，出版这些素描画。

这些素描画并非普通的宣传英雄主义和荣耀的战争景象，它们是恐怖和残忍的时刻。着火的房子倒塌在居民身上；妇女们以长矛和枪支冲锋在战场上；妇女们被强奸；男人们被绑在火刑队前面的柱子上；男人们缺了一条腿，一只手臂或一个头；一个士兵正割下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尸体被刺插于尖削的树桩上或树的分枝上；死去的妇女们仍然抓住她们幼儿的胸脯；小孩在惊恐中瞪视其父母亲被屠杀；成堆的死人被丢入坑穴中；兀鹰饱食死人的尸体。在这些图画底下，戈雅加上讽刺的插图说明——“这就是你诞生的目的”“我所见的就是如此”“它所发生的就像这样”“埋葬死者而保持缄默”。末尾，戈雅表示出他的绝望和希望：第79号素描画描绘一个处于掘坟者和牧师中间的垂死妇人，而加上“真理死亡”的插图说明；第80号素描画却显示她放出光芒，而问道：“她将再生吗？”

·衰微

1819年2月，他在曼萨纳雷斯的另一边买下一所乡间的房子。它有树木遮荫，虽然他无法听到这条界河的流水声，却能够感觉到平静的川流不息的奥义。邻居们称呼他的房子为“聋者之家”。其子结了婚并另建家庭时，戈雅雇用莱奥凯蒂亚·韦斯女士作女主人和管家而随侍其侧。她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悍妇，戈雅却无法听到她的雄辩口才。她带来两个小孩，一个叫基勒摩的男孩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罗萨里奥·玛丽，他们成为这位艺术家晚年生活的一个慰藉。

他迫切地需要如此一种健全的激励，因为他的心智正濒临疯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他何以用这些黑色画片（pinturas negras）涂在他视为栖身的室内墙壁上。仿佛反射出他心灵的忧郁，他以黑色和白色为主要颜色作画，而且好像忠于其模糊的幻觉，他并不画出事物外形的明确轮廓，而粗枝大叶地涂抹其急驰的梦幻影像在墙壁上。在一道长的侧墙上，他描绘《圣伊西德若的参谒圣地》（The Pilgrimage of San Isidro）——他在31年前的1788年已经欢愉地画过同一庆祝，但现在它成为一群野兽般迷醉的狂热信徒聚集在一起的幽暗景象。在对面的墙壁上，他聚集了更恐怖的形象在《女巫子夜的集会》一画中，这些巫师敬畏地崇奉一头巨大的黑色山羊，视其为他们的撒旦和指挥神。在房间的远端，呈现艺术史上最可怕的绘画形象，《撒旦吞噬其子孙》——一个巨物正在咬嚼一个裸体小孩，已经吃了头和一只手臂，现在正在饱餐另外一个溅血的人体。或许这是疯狂的国家将其子民消耗于战争中的一种象征。这些图画就是受到恐怖的想象萦系和困扰而画出来的，想要把它们驱出他本身外，把它们不朽地留在墙上。

1823年，由于参加了兄弟会，莱奥凯蒂亚害怕受到逮捕而携带她的孩子们逃到波尔多。戈雅决定跟随他们。但假使他不经宫廷允许而私自离开，将失去作为宫廷画家正在领受的官方薪资。他要求请假几个月去普隆比耶尔取矿泉水，被批准了。他将“聋者之屋”让给他的孙子马利亚诺，而于1824年6月，出发前往波尔多，莱奥凯蒂亚和罗萨里奥·玛丽处。

他濒临死亡之时，对孙子马利亚诺的喜爱，成为占据他整个心灵的主要感情。他为这个男孩留下年金，而且假如其子将要携带马利亚诺到波尔多来时，他将支付所有费用。他的儿子无法前来，但送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前来。他们到达时，戈雅如此激动，以致一病不起。他写信给他的儿子说：“亲爱的儿子，我只想告诉你，这个喜悦对我来讲已经过多了……望上帝准许你来带回他们，然后我的快乐将是完满的。”翌晨，他已不能讲话，而且半身不遂。他继续支撑了13天，耐心地等候儿子的到来，但终归无用。他死于1828年4月16日。1829年，他的遗体由波尔多运到马德里，在佛罗里达圣安东尼教堂的祭坛前埋葬，他曾经在该教堂的圆顶下画出西班牙人生活中的痛苦和哀愁、欢乐和情爱。

第四章　再会！意大利！（1760—1789）

临别漫游

假如我们对意大利仔细瞧一瞧，就会发现她甚至在小睡乍醒、睡眼惺忪之时，仍散发出生命的热情：都灵出了一位伟大的戏剧作家阿尔费耶里；卢卡市出版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利奥波德大公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再度欣欣向荣；贝卡里亚的法律革新让米兰瞩目，帕维亚、博洛尼亚因沃尔塔与加尔瓦尼的实验发明闻名遐迩；威尼斯有探险家卡萨诺瓦的冒险犯难；那不勒斯敢于向教皇的权力挑战；罗马正陷于耶稣会会士的悲剧，以100间音乐培育场所创作出的歌剧，驯化阿尔卑斯山北方居民的野蛮心胸。我们到处可以遇到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在意大利研究、观赏其古物珍藏，成千的游客也于诸名胜享受日光浴。在这一时期，歌德因为受到魏玛显要人物的排挤而赴意大利旅行，以重获其青春的活力，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1786年9月，歌德从阿尔卑斯山进入威尼斯—特里丹蒂纳时的第一个印象是，感觉温和与明朗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生存甚或贫穷而言，均为绝妙的享乐”。其次的印象是无拘无束的生活，“居民经常在户外，而且表现出他们衷心欢愉下的无忧无虑”，只是尽情地生活。他认为肥沃的土壤必然易于供应这些淳朴人民有节制的需要，但贫穷和小城镇里缺乏卫生，则使他感到沮丧不已。

威尼斯却正浸润于其可亲的腐化中。约1778年，卡洛·戈齐以一种适当的夸张，描述他隐约感觉到的一种道德的普遍解体：

女人变成男人的形状，男人变成女人的形状，而男人和女人则又都转变成猴子的形状；所有这些男人和女人都陷溺于时尚的旋涡；彼此之间像犬似的麇集，互相诱入歧途，在他们的欲望上和穷奢极欲上相互竞争，倾向于普里阿普斯神的顶礼膜拜。

1797年，他斥责哲学的崩溃：

对人类的强烈感情能做有益抑制的宗教却成为一个笑柄。我相信绞刑必定有益于社会，作为制裁犯罪和防止有犯罪意图者的一种工具。但是，新崛起的哲学家们指斥绞刑为一种专制的偏见，而由于此种做法，他们已使公路上的谋杀、暴力的抢劫和暴力行为增加了100倍。

将妇女们留在家里以管教她们的儿女和管理家务及经济，被宣称为一种陈腐而野蛮的偏见。顷刻间，妇女们便一涌而出，像一群醉后闹事者，尖叫着“自由！自由！”她们麇集街头……同时她们将空荡的脑子遗弃于时髦之物、不重要的新发明、娱乐、恋情、卖弄风情和各种无聊的事物上……丈夫们没有勇气来反对这种毁灭他们的名誉、资产和家庭的行径。他们害怕被加上可怕的“偏见”一词而受众辱……良好的道德、温文和贞洁却得到偏见的丑名……所有这些所谓的偏见已被驱散之际……下列许多巨大而显著的福祉于焉而生……不信仰宗教，泯灭对人的尊敬和对教士的崇敬，公道被推翻……罪犯受到鼓励而蔓延，激昂的想象、尖锐的感觉、野蛮的兽性、沉迷于所有欲望和强烈的感情、傲慢的奢华……破产……私通等。

但腐化的基本原因仍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威尼斯不再有财富以维持往昔的兵力。相反，它的对手奥地利在兵力上如此强大，控制了所有通往礁湖的陆上路线，并在这个中立而无助的共和国领土上打了几次仗。

1789年3月9日，洛得维克·马宁被选为威尼斯总督——他是自从697年以来就统治着威尼斯的120位总督中最后一位予人深刻印象的领导者。他拥有巨大财富却缺少个性，但贫困和勇气并不能防止其悲剧的发生。4个月后，巴士底监狱陷落，自由的信仰萦绕于法国人的想象中，这种信仰随着拿破仑的军队而到来时，它几乎横扫整个意大利，而使之归于它的旗帜和狂喜下。基于奥地利军队曾占领过威尼斯共和国领土，并基于有报告称威尼斯暗中协助他的敌人，这位胜利的科西嘉人（指拿破仑）以8万军队为后盾，于1797年5月12日强加于威尼斯共和国女王由他命令成立的临时政府。当天，马宁总督辞职，将其官帽传给一位随从，并命令他说：“将它丢弃，我们不再需要它了。”几天后，他去世了。5月16日，法国军队占领该城。10月17日，波拿巴在坎波佛米欧（Campoformio）签订一份条约，该条约将威尼斯几乎所有的领地移转给奥地利，而奥地利让与在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的租借地给法国以为交换。从第一任总督被选举出来统治并维护礁湖地带的威尼斯，到它被割让给奥地利，刚好是1100年。

帕尔马是西班牙的一个保护国，它的公爵菲利普先生，是菲利普五世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所生之子，娶了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路易·伊丽莎白。他承受她的奢华习惯，并将他的宫廷建造成一所小型的凡尔赛宫。帕尔马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华丽地掺和着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卡萨诺瓦说道：“我似乎不再是处身于意大利了，因为每件事物含有属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气息。我仅听到过路人说着法语和西班牙语。”开明的大臣纪尧姆给予这个公国许多鼓舞人心的改革，设立了一些最好的纺织业、水晶玻璃业和彩陶业。

米兰现正经历着工业上的扩展，这一扩展适度地预示出其在意大利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奥地利的统治很少控制地方的能力和事业。佛密恩伯爵，伦巴底的总督，与当地的领袖们合作改良行政，并减低封建男爵们和城市寡头执政者的强权。一群由彼得罗·维里、贝卡里亚和乔瓦尼·卡利所领导的经济上的自由派人士，采行重农主义者的经济原则，废除内部的贸易税，终止收税的承包，对教士的财产课税以增加收入。纺织业成长至1785年，已拥有29家厂商，操作1384部纺织机。进行土地测量，国家经援灌溉计划，农民们依其志愿去耕种。在1749年至1770年的21年中，米兰公国的人口由9万人增加到13万人。就在这个米兰人兴奋得意的时期，社会人士于1776年至1778年建造斯卡拉戏院，该戏院于富丽堂皇的装饰中可容纳3600名观众，并提供音乐、谈话、饮食、玩纸牌、住宿等设备。更值一提的是设计有一座灭火的蓄水池。

这是科西嘉岛的英雄年代。那个多山的小岛已经饱浸历史。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人（Phocaeans），于公元前560年已经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他们为伊特拉斯坎人征服，伊特拉斯坎人又为迦太基人征服，迦太基人复为罗马人征服，罗马人又为拜占庭希腊人征服，而拜占庭希腊人又为法兰克人征服，而法兰克人复为穆斯林征服，穆斯林又为托斯卡纳的意大利人征服，而托斯卡纳人又为比萨人征服，比萨人又于1347年为热那亚人征服。在那个世纪里，2/3的科西嘉岛人死于黑死病。在热那亚人统治下的科西嘉人，苦于传染病的流行和海盗的袭击，被禁止担任重要官职，不堪忍受重税，而沉沦于以暴力的冤冤相报为唯一受重视的法则的一种半野蛮状态中。定期的叛变，皆由于自相残杀而演成的家族世仇和缺乏外力援助而归于失败。与奥地利的军队作战以维护其生存的热那亚，恳求法国的帮助以维持科西嘉的秩序。法国答应其恳求，以免该岛被英国人占领，作为控制地中海的堡垒。法国军队于1739年至1748年占领阿雅克肖（Ajaccio，科西嘉岛一城）和其他科西嘉岛上的据点。局势平稳后，法国人撤退，热那亚人恢复其统治，而历史上的“保利叛变”便开始了。

保利为加里波第丰功伟业奠定了一个世纪的基础。查塔姆伯爵称他为一个除了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之外，将不再被发现的那些人们之一。1725年，他成为一位科西嘉叛变者之子，随着他的父亲被放逐，跟随那不勒斯的一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杰诺韦西研读，随后服役于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于1755年回到科西嘉而被推举为反抗热那亚的叛军首领。在两年的作战中，他成功地驱逐热那亚人于科西嘉岛之外，除了一些沿海城镇仍由热那亚人占领而外。1757年至1768年，被选为新共和国首领时，他证明自己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杰出才能如同他已经在战略和战术上显露的杰出才能一样。他建立民主宪政，镇压家族之间的血仇，废除封建贵族们的强迫性特权，普及教育，并在他的首都科尔特设立一所大学。

因为无法将之征服，热那亚于1768年5月15日将该岛以200万法郎的价格卖给法国。保利现在发觉他自己正和法国军队作战。此时，他的秘书兼助手是卡洛·波拿巴，卡洛之子拿破仑于1769年8月15日诞生于阿雅克肖。1769年5月，保利的军队在蓬泰诺沃为法国军队粉碎，他放弃这一无望的奋斗而避难于英国。在那里，他领受一笔政府的退休金，被博斯韦尔颂扬，而塞缪尔·约翰逊则为其朋友之一。革命法国的国民公会（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将他从放逐中召回，欢呼他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道者”，并于1791年立他为科西嘉岛的总督。但是法国的国民会议（French Convention）裁定他为能力不足的雅各宾派成员，发布一纸诉状将他革职。英国军队协助他，英国将军控制该岛时却将保利遣回英国（1795年）。拿破仑派遣一支法国军队驱逐英军（1796年）。科西嘉岛民众欢迎法军，因为军队是来自“这位科西嘉人”——拿破仑。英军撤退而科西嘉岛臣服于法国的统治。

在1738年继承美第奇家族的哈布斯堡大公爵们的统治下，托斯卡纳逐渐繁荣。既然它名义上的统治者，洛林的弗朗西斯居住在奥地利，且为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政府便委由当地的领袖们来摄政，这些领袖在经济改革方面足以与米兰的自由派人士媲美。杜尔哥在法国从事同样的经济改革的前7年，他们在1767年建立了国内谷物的自由贸易。弗朗西斯于1765年去世时，由他的小儿子利奥波德继承为大公爵，他成为最富进取心、最具勇气的“开明专制君主”。他监督职务上的贪污腐化，改良司法、行政和财经制度，使税收征稽平等，废除苦刑、没收、死刑，协助农民疏浚沼泽地，终止商业上的独占垄断，扩展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经营，允许自治村的自治，而且希望建立一半民主宪政的托斯卡纳公国。对托斯卡纳城市的较为清洁，道路和桥梁的良好情况，及公共工程的美丽和壮观，歌德留有深刻的印象。利奥波德的兄弟约瑟夫，在成为皇帝之际，支持利奥波德废除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封建特权，关闭许多修道院，并减弱教士的权力。

在许多教会方面的改革上，利奥波德和普拉托的主教希皮奥内曾经大力合作。托斯卡纳的风俗要求所有未婚的女人都戴上面纱，希皮奥内赞助利奥波德大公爵提高结婚年龄，并将许多女修道院改成女子学校。将耶稣会学校改为世俗的教育。希皮奥内以意大利语来做弥撒，并阻挠迷信，引起人民很大的不悦。盛传他认为在普拉托的著名的“圣母玛丽亚的腰带”为赝品而要将它除去时，人民发起暴动，并劫掠主教的宫殿。尽管如此，希皮奥内依然召开这一主教辖区的宗教会议，该会议于1786年在皮斯托亚举行，并颁布原则，以唤回1682年的《加利亚条款》（Gallican Articles，法国天主教会于1682年宣布的罗马教皇权力应有限制的原则）：尘世的权力独立于宗教的权力之外（即国家独立于教会之外），甚至在宗教信仰的事务上，教皇仍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利奥波德过着淳朴的生活，并因不摆官架的态度而赢得别人的喜爱。但是，其王权有所进展，而正统派宗教的敌对势力压迫在他身上时，他变得猜忌而疏远人们。他雇用许多密探，不仅监视他的敌人，而且监视他的助手们。约瑟夫从维也纳写信劝告他说：“有时候就让他们欺骗你吧！总比这样无用地不停地折磨自己好得多。”1790年，利奥波德离开佛罗伦萨继承约瑟夫一世的帝位时，在托斯卡纳的反动力量达于高潮。1794年，希皮奥内被教皇庇护六世判罪，而于1799年至1805年被监禁，直至他收回其异教思想。1800年，拿破仑政府的来临，才恢复了自由派人士的权势。

歌德匆匆地穿过托斯卡纳，到达罗马。他于1786年11月1日记述如下：

最后，我到达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首都……我实际上越过蒂罗尔诸山脉……我如此地急于到达罗马，以至于想要停歇于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事。甚至在佛罗伦萨，我仅停留了3个小时。现在……就像与事实相似，我将平和地安度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个人一旦用自己的双眼目睹以前他仅仅部分听到过或获悉的事物时，一个新生命便开始了。我现在可以亲眼看到年轻时的所有梦想在我的面前实现。

18世纪的罗马城，到处群集着乞丐和贵族、红衣主教和阉人、主教和妓女、修道士和商人、耶稣会会士和犹太教徒、艺术家和罪犯、受雇的凶手和圣徒，及白天寻求古董而晚上寻求高等妓女的外来客，它是一个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体啊！在这里，城墙12英里内有异教徒的圆形剧场和凯旋门，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宫殿和喷水池，300所教堂和1万名教士，17万人口，而在天主教梵蒂冈城的四周，有基督教世界中最骚乱、最目无法纪而反教会的暴民。反教会的粗野无礼的小书册被散发于街道四周，小丑们在公共广场上嘲弄最神圣的弥撒仪式。温克尔曼些许夸大其词地说道：

在白天，罗马城出奇的平静，但是到了晚上，它如魔鬼放荡般地混乱。由于这里盛行的极度自由和缺少警察，在所有街道上的打斗、射杀、施放烟火和烽火持续着整个晚上……人民不驯服，而总督却厌倦于将他们放逐和绞杀。

与巴黎相比，罗马是一个更加世界化的城市。在罗马，艺术家、学生、诗人、游客、高职位的教士和公主出入艺术展览所、艺术品陈列馆和剧院。在此处，温克尔曼和安东·拉菲尔·门斯正欢呼着古典风格的复生。也是在此处，受到困扰和包围的教皇们一直在奋斗，以利用面包和特别祝福的仪式来缓和赤贫的民众，驳斥大使们的力促废除耶稣会，并使基督教这座综合大厦免于在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攻击下粉碎。

但是，让我们继续随着歌德的足迹到达那不勒斯。他认为他未曾见过如此欢乐的生活。他说：

假如在罗马一个人能够容易地致力于研究，这里一个人除了生活以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你忘了自己和世界，去和只知享乐而不想其他的人们周旋在一起，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奇异的感觉……这里的人们彼此不相知。他们甚少观察到别人也走在他们走的道路上，和他们并肩行走。他们整天驰骋于天堂中，而不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事物。假使隔壁的地狱开始张开利口和发怒时，他们便求助于圣詹纽阿里斯。

卡洛斯先生在1759年离开那不勒斯赴西班牙之际，已经遗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给他8岁大的儿子斐迪南四世，并以坦努奇侯爵为摄政官。坦努奇继续其于卡洛斯之下即已开始从事的反教会战争。他镇压许多女修道院和修道院，而且乐意遵循西班牙王查理三世驱逐耶稣会会士的训令。1767年11月3日与4日，午夜过后不久，士兵们逮捕所有该王国内的耶稣会会士，并在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不带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护送他们到最近的港口或边境。然后从那里，他们被驱逐到教皇国。

1767年，斐迪南四世16岁时，他终止了坦努奇的摄政。一年后，他娶了玛丽亚·卡罗利娜——玛丽亚·特蕾莎的忠实女儿。她很快地支配了她的丈夫，并领导了反抗坦努奇的反教会政策的运动。这位侯爵的许多改革已经强化了那不勒斯君主制度，以对抗封建男爵们和教会，但它们在减轻人民的无望和贫困方面，少有助益。

西西里的发展曲线和那不勒斯相似。对于人民而言，1782年至1802年，巴勒莫大教堂的兴建远比卡拉乔利尝试着驯服控制土地的贵族们的努力重要得多。他已经担任那不勒斯驻伦敦和驻巴黎大使多年了，而且已经听到新教徒们和哲学家们的言论。1781年，他受命为西西里岛总督，对这些大地主缴征重税，减低他们对其农奴们行使的封建特权，并终止他们选举地方行政长官的特权。但他敢于监禁一位庇护盗匪的亲王，而且发布减少纪念巴勒莫的守护神圣罗萨里亚的两天假期的敕令时，各个阶级的人士起而反抗他，而他于1785年在战败中回到那不勒斯。哲学家们尚未证明他们比教会更能了解人们的需要和天性。

教皇、国王和耶稣会士

天主教教会的力量依靠着以下几种要素的支持：人类自然的超自然信仰、肉体上的冲动和异教残存的承认与升华、天主教丰实内容的激励、丰富诗文与希望，及有益于道德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一种神学的谆谆教诲。在意大利，教会也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于一个特别迷信异端邪说而感情炽烈的民族而言，不啻一种有价值的抑制力量。异教的信条、习俗和仪式，由于教会温和的准许而残存着。歌德写道：“我已经深切地坚信原来基督教的所有痕迹已经在罗马这里消灭了。”然而，有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停留于基督教王国中，甚至在意大利。基乌萨诺伯爵，阿斯蒂的主教，放弃其富有的财产继承，宁愿过着贫困的生活，仅以步行游历。蒙利尔的主教泰斯塔睡在稻草上面，每餐仅求饱食，仅保留他岁入的3000里拉作为私人用途，而将其余的岁入奉献于公共工程和救济穷人。

教会对启蒙运动或多或少有所反应。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和其他自由思想家的作品当然被列于《禁书索引》中，然而可以获得教皇的允许以阅读它们。卡塔尼亚主教文蒂米利奥（1757—1773年在位）的图书室中，有伏尔泰、爱尔维修和卢梭的作品的所有版本。托斯卡纳和帕尔马的宗教裁判所于1769年被废除，1782年西西里、1809年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也被废除。1783年，一位天主教教士坦比里尼以其朋友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名义，出版一篇名为《论教会和国家的容忍》（“On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Toleration”）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咒骂宗教裁判所，宣称一切良心的强制行为皆非属基督教，而且提倡除了对无神论外，应容忍其他所有的神学理论。

18世纪后期，不幸的教皇们必须面对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们所做的解散耶稣会的要求。反耶稣会会士的运动仅为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由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商业阶级的兴起而逐渐衰落的教皇制度的世界主义之间的部分权力斗争。与耶稣会敌对的天主教徒并不公开坚持反对耶稣会不断地主张教皇的权力优于国王的权力，但他们对耶稣会除了其教长和教皇外不承认有其他更高权力的一个组织，应该在每个国家中有效地组织一个外力机构，感到强烈的愤怒。他们承认耶稣会会士的学识和虔敬，包括其对科学、文学、哲学和艺术的贡献，其勤勉而有效地对年青一代的天主教徒的教育，其海外布道的英勇气概，及重新获得从前失落于新教徒手中的许多领土。但他们指控耶稣会已经三番两次地干预社会的事务，从事商业以谋取物质上的利益，教授诡辩而曲解的原则，以辩护不道德和犯罪的行为，宽恕甚至参与谋杀国王的罪行，允许异教的习俗和信仰使它成为改变教徒信仰的基础，以及由于其尖锐的争辩和侮慢的语调，而触怒其他的教团。葡萄牙、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法国的各国王的大使们坚持教皇对耶稣会的特许成立应被取消，而且该组织应普遍解体。

葡萄牙于1759年驱逐耶稣会士，法国于1764年至1767年，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于1767年，但耶稣会仍然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奥匈帝国、信奉天主教的德国、西里西亚、波兰境内保留其活动。1768年2月7日，他们被驱逐于波旁王朝的帕尔马公国之外，而增加了教皇国中拥挤的耶稣会难民。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抗议辩解说，帕尔马是教皇的一个领地。他威胁公爵斐迪南六世和他的大臣们说，假使驱逐耶稣会会士的敕令被执行，他将除去他们的教籍。他们坚持驱逐时，他发布一道教皇敕令，宣称公爵的官位和官衔被剥夺而取消了。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法国的天主教政府对教皇开战。坦努奇攫取教皇国的城市贝那芬托和蓬泰科尔沃，而法国占领阿维尼翁。1768年12月10日，法国驻罗马大使以法国、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名义，致送教皇收回对抗帕尔马的敕令和废除耶稣会的一个要求。76岁的教皇在最后通牒的逼迫之下，其抵抗的防线崩溃了。1769年2月3日，他召开一个由高阶教士和特使们组成的宗教会议讨论此事。不久，他因一条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被召唤以选举其继任人的红衣主教分成两派：一派为激进派，主张向国王们寻衅；另一派为保皇派，赞成一些平和的适应措施。因为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们几乎全是激进派，而且很快地聚集于罗马城，他们企图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保皇派的红衣主教们尚未到达之时，召开红衣主教互选教皇的秘密会议。法国大使提出抗议，而这一个互选教皇的秘密会议便被阻延下来。同时，耶稣会会长洛伦佐·里奇发行一本小册子以质问教皇，如何具有废除耶稣会的权力以妥协两派。3月，伯尔尼斯红衣主教从法国来到罗马，为了保证能够选出一位令国王陛下们满意的教皇，从而使他们支持天主教信仰，而开始去游说诸位红衣主教。后来有传闻，说他或其他人贿赂或者引诱乔瓦尼红衣主教去承诺此种举措，假使他被选上的话。而这些传闻遭到天主教和反天主教的史学家们的驳斥。甘格涅里被公认为一个学识广博、虔敬而廉正之士，然而他属于圣方济教派，该教派在传道上和神学理论上和耶稣会会士相悖。1769年5月19日，他因40位红衣主教全体一致的赞成而被选为教皇，号称克莱门特十四世。他当时63岁。

他发现自己处在几个天主教势力的支配之下。法国和那不勒斯继续掌握它们已经夺得的教皇领土，西班牙和帕尔马具有挑衅的意味，葡萄牙势将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之外的教长制度，甚至玛丽亚·特蕾莎一直狂热地效忠于教皇制度和耶稣会，而现在却失其权力于其自由思想家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回复求助的教皇，说她无法抵抗如此众多的权势君主的联合意志。统治法国的舒瓦瑟尔授意贝尼斯告诉教皇：“假使他不妥协，则他可以考虑和法国终止一切关系。”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也在4月22日发出相似的最后通牒。拖延以争取时间的克莱门特立刻答应查理：“将向贤明而有才智的国王奉上一个彻底灭绝耶稣会的计划。”他命令其属下参考档案文件而摘要耶稣会的历史成就和被指控的触犯行为。他拒绝屈就于舒瓦瑟尔对他所作的在两个月中决定该问题的要求。他拖了3年，但最后屈服了。

1773年7月21日，他在历史性的摘略《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上签字。摘略的开头是一系列的长表，列出在时光飞逝中，曾受罗马教廷压迫的宗教团体。它摘录了许多反对耶稣会会士们的抱怨，及数位教皇对这些被如此宣称的权力滥用所做的许多补救的努力。“我们以最悲痛的哀伤观察到这些补救和后来施行的其他补救，既无效也无力量终止这些麻烦、指控和抱怨。”该摘要略做结论道：

已经承认耶稣会无法再产生创立并赞许该会的各位教皇和先圣先贤所追求的丰硕成果和伟大善处，他们赋予许多最令人钦羡的特权以装饰它，而且已经看出耶稣在世时要让教会享有一份真正而坚实的和平，几乎是而且真正地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审查，由于我们知悉其中的事实，并借着教皇顶峰的权力，我们要镇压并废止耶稣会，我们取消并废除它的一切官职、职务、行政、房舍、学校、学院、收容所、避难所及其他以任何方式属于它，而在任何省、王国（kingdom）或国家（state）中被发现的组织。

该摘要继续提供养老金给那些尚未担任神职而希望恢复俗人生活的耶稣会会士。它允许耶稣会教士加入俗世的教士，或某一个由罗马教廷核准的宗教团体。它允许已经宣誓加入某教团而做过最后绝对誓言的耶稣会会士，假使他们的穿着像世俗的教士，并服从地方主教的权力，就可以居留在他们以前的房子里。

大部分的耶稣会会士顺服地接受处死他们的判决。然而，匿名的小册子传播开来为他们辩护，而希皮奥内和他的几位助手被逮捕，未经证明而被指控以和国王敕令的反对者通讯的罪名。希皮奥内于1775年11月24日死于狱中，时年72岁。

克莱门特十四世仅比他发布的敕令多活了一年多。传闻说他最后几个月心智已近崩溃。包括坏血病和痔疮这些肉体上的疾病，使他日日夜夜熬受着痛苦。1774年4月，他全身发冷，这一症状直至其死亡。8月底，红衣主教们已在讨论继承问题。9月22日，克莱门特十四世去世。

经过许多拖延和阴谋后，教皇互选会于1775年2月15日选举乔瓦尼·布雷斯齐为教皇，称为庇护六世。他是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收集艺术品，以仁慈吸引着任何人，改进罗马教廷的行政，并实现庞廷沼泽地（Pontine Marshes，罗马城东南部的一个地区，昔为沼泽地）的部分开垦。他为耶稣会会士安排了一份与腓特烈大帝订立的暂时协定。1793年，他加入反抗革命法国的联合阵线。1796年，拿破仑入侵教皇国。1798年，法国军队进驻罗马，颁布其为共和国，并要求教皇放弃所有的世俗权力。他因拒绝而遭受逮捕，并在多个地方被监禁直至死亡（1799年8月29日）。他的继任人庇护七世于1814年恢复耶稣会，而为反拿破仑联盟取得部分胜利。

法律与贝卡里亚

意大利的道德和习俗一直保留着暴力与懒散、血仇与情爱的混合状态。14岁的莫扎特于1770年在博洛尼亚写道：“意大利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国家。”他远没学到午睡的哲学。他的父亲于1775年持此种看法：“意大利人在世界各地皆为地痞流氓。”

莫扎特和歌德两人皆对意大利的犯罪情形做过评论。莫扎特在那不勒斯写道：“乞丐们有他们自己的队长或首领，这些乞丐首领只要保持乞丐们安分守己，即可按月从国王那里获得25杜卡特的银币。”歌德写道：“最使陌生人惊悸的是暗杀行为的时常发生。今天的牺牲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施文德曼……和他搏斗的刺客刺了他20刀；而警察走上前来时，这个恶棍企图自杀。在这里，事情通常不是这样，谋杀者通常逃向最近的教堂，一旦到达那里，他就非常安全。”每所教堂给予罪犯“庇护所”——只要他停留在它的屋顶下，就可免受逮捕。

法律宁可靠着严厉的制裁以阻止犯罪，而不愿意靠着警察的效率。在个性温和的本尼狄克特十四世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律，诽谤罪即处以鞭笞之刑，而且有1/3的罪犯被处在大型船舰上服5年苦役之刑。对他人人格的诽谤，即使只讲实话而不讲其他，仍可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贴于公共处所的讽刺诗文仍然众多而不曾减少）。秘密携带手枪处以同样的刑罚。在许多地区，借着逃脱到邻国或由于法官的慈悲或由于教堂的庇护，而能够规避这些处刑的敕令，但在几个实际案件中，它们被严格地执行着。一个假扮教士的人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偷走一件教士的法袍而以1.25法郎出售的人，同样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写信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勾结玛丽·克莱门蒂娜的人被处斩。直至1762年，囚犯均一个接一个地被处以车磔之刑，或被绑在马尾，而被刺的马拖着他们在地上疾驰。我们应该附加说明较为积极的一面——有些团体筹款支付罚金来保释囚犯们。在法律的程序和处刑两个方面的改革，自然成为人道主义者的启蒙运动和摆脱残酷神学理论的基督教伦理学产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部分结果。

就本世纪内最有效的法律改革的要求来自米兰的贵族们这一点而言，实为意大利的一项荣耀。贝卡里亚侯爵是耶稣会会士和哲学家们的结晶品。虽然富有到可以过着懒散的生活，他不断地致力于哲学方面的写作和实际改革的事业上。他压抑着不去攻击人民信奉的宗教，却直接地和犯罪与制裁的真实情况相遇。他对米兰诸监狱中孕育疾病的那种脏乱，及听到囚犯们讲述他们为何沉沦于犯罪、他们曾经如何受到审判的情形而感到震惊。他发现法律程序的杂乱无章，对嫌疑犯和证人施行的不人道的苦刑，在审判上的那种专断的冷酷严厉和慈悲放纵，及处刑上的野蛮和残忍等各项昭彰的恶名，他为此感到沮丧不已。约1761年，贝卡里亚加入一个他们称之为“拳头”的社团，他们发誓一方面要去行动，一方面要去思想。1764年，他们首先模仿艾迪生的《旁观者》日刊而发行一份名为《咖啡》（Il Caffè）的评论杂志。并在同年，贝卡里亚发行其历史上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

他开卷便谦逊地宣称他正追随波尔多议会“不朽的议长”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领导。法律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它们基本的理性是不要报复犯罪而要保全社会秩序，它们应该永远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目的，这是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著名原则。以其一贯的坦率，贝卡里亚承认受了爱尔维修的影响，爱尔维修于1758年出版的《论精神》（De I’Esprit）一书中提出过同样的准则。（它在1725年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著的《美和美德的观念》一书中已经出现过。）贝卡里亚说道：为了使社会获得益处，使教育普及而深入，以期减少犯罪行为，将比诉诸制裁更为明智。因为凭着观念的联想，制裁可能使一位临时做坏事的恶棍成为一名根深蒂固的罪犯。每位被告应该在宣誓公正无私而有能力的法官们面前接受一个公平而公开的审判。审判应在控告之后立刻开始。不应该按照犯人的犯罪意图来定罪刑的轻重，而应该就其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害来酌情定罪刑的轻重。残暴的制裁孕育出残暴的人格，甚至在非罪犯的大众中亦然。刑讯永不能使用，一位习惯于痛苦的罪人，可以忍受刑讯而被认为无罪；然而一位神经敏感的无辜的人，可能无法忍受刑讯而招供任何事情从而被判为有罪。教堂应该不再被允许去当作罪犯们的庇护所。死刑应被废除。

这本小书在18个月中发行了6版，并被译成22种欧洲语言。贝卡里亚称赞由莫雷莱所译的法文版本较原版好。伏尔泰对莫雷莱的译本写了一篇匿名的序言，而且反复地承认贝卡里亚对他自己在法律改革方面的努力产生了影响。大多数意大利诸小国立刻改革它们的刑法法典，几乎整个欧洲到了1789年都废除刑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其领土内废除刑讯这一点，也是受到贝卡里亚和伏尔泰的影响。腓特烈大帝已经于1740年废止刑讯，除了叛国罪之外。

1768年，贝卡里亚被任命为米兰的巴拉丁学院的法律和经济方面的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显然是为他设立的。1790年，他被提名为伦巴底的法律学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讲演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在分工、劳力和资本间的关系，及人口与食物供给的关系等几个基本观念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复活，如同启蒙运动在意大利复活一样。

两位冒险家

·卡廖斯特罗

基塞普·巴尔萨摩（Giuseppe Balsamo）1743年在巴勒莫出生于一位小商人家庭。他早熟，很快地成为一位成就可观的小偷。13岁时，他被送入本伏瑞德里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Benfratelli）。在那里，他被分派去协助一位室内药剂师，从这位药剂师的药瓶、管子和书本中，他学到足够的化学知识和炼丹术去做一个庸医。修道士们吃饭时，他需要朗读圣者们的生平给他们听，结果他将圣者们的名字代以巴勒莫最出色的妓女们的名字。受了鞭笞后，他秘密而匆忙地逃走，参加了下层社会的组织，而且研究不工作而能吃喝的技巧。他充当一个妓院老板、一个伪造文书者、一个制造赝品者、一个算命先生、一位魔术师和一个小偷，通常能够隐匿其犯罪痕迹，以致警察仅能判他侮慢之罪。

不安地发觉自己受到怀疑，他移往墨西拿，再越过墨西拿海峡到达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Calabria），然后到那不勒斯和罗马去试试运气。有一段时期，他修整印刷品，并当作他自己的作品出售以过活。他娶了罗伦扎·菲利西阿尼（Lorenza Feliciani）为妻，并且靠出卖其肉体而发迹。采用“培雷格里尼侯爵”（Marchese de Pellegrini）之名，他带着可获利的夫人到威尼斯、马赛、巴黎和伦敦。他安排其妻子在一个富裕的教友派信徒的怀中，随之而来的敲诈维持他们数个月的生活费。他改名为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伯爵，戴上假的胡髭，并穿上一位普鲁士上校的制服，而将其妻子再改名为瑟若芬娜伯爵夫人（Countess Seraphina）。他回到巴勒莫，因伪造文书罪而遭到逮捕，但由于其朋友们的营救而被释放。

瑟若芬娜的妩媚由于岁月而减损时，他开始利用他的化学技术调制并出售保证能使皱纹变平而使爱情炽烈的药物。回到伦敦后，他被控偷了一串钻石项链而在监狱中被关了一段时间。他参加共济会，迁到巴黎去住，并使自己成为埃及共济会的会员。他向100个易受骗的人保证说，他已经发现古代返老还童的秘诀，靠着40天的洗涤、流汗、节食、放血和神学的浸淫，即可获得返老还童之术。他在一个城市中被揭穿骗局后，即跑到另一个城市，并凭着他掌握共济会的大权而得以接近有钱的家族。在圣彼得堡，他行医，免费为穷人们治疗，而为波特金（Potemkin）接受。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内科医生，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分析这位医生的一些仙丹，发现它们是毫无价值的。卡廖斯特罗被迫在一天之内收拾行李离开。在华沙，他在1780年另外一位内科医生出版的一本名为《假面具被揭穿的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 démasqué）的小书中被揭穿骗术，但在此事纠缠住他而备受困扰之前，他已离开而前往维也纳、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在华沙，他令皇太子爱德华着迷，皇太子在其宫殿中放了一座他的半身雕塑像，上面刻记着一些文字“神圣的卡廖斯特罗”。这位皇太子带他到巴黎，这位大骗子却很不明智地涉入钻石项链的事件。此骗局被揭穿后，卡廖斯特罗被送到巴士底监狱里。很快，他被无罪释放，却被勒令离开法国（1786年）。他在伦敦发现了一位新的顾客。在同一时期，歌德拜访住在西西里的卡廖斯特罗的母亲，并向她保证说，她出了名的儿子已经被开释且安全了。

在伦敦的怀疑者倍增之后，这位伯爵和其夫人便从伦敦搬到巴塞尔、都灵、罗韦雷多和特伦托，但在每个地方皆受怀疑而遭排斥。瑟若芬娜恳求他带她回罗马，到她母亲的坟前祈祷，这位伯爵答允了。在罗马，他们尝试建立埃及共济会的一个支会。1789年12月29日，宗教裁判所逮捕了他们，他们供认了全部的江湖骗术。卡廖斯特罗被判终身监禁，1795年死于靠近佩萨罗的圣里欧城堡（Castle of San Leo），享年52岁。他也是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纪的一页画面。

·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加上高贵的“de Seingalt”于其名字中，这一称号是随意撷取字母而成的，作为压服修女们和反抗欧洲诸国政府的有用尊称。1725年，由威尼斯的两位演员所生的他，早期具有心智上的敏捷迹象。他被送去学习法律，而宣称在16岁时已经获得帕多瓦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他的迷人的回忆录中，每一步我们都须当心他的想象，但是他以半诅咒性的坦率来述说他的故事，以至于我们可能相信他所叙述的，虽然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他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时，首先征服的是一位名字叫作贝蒂娜（Bettina）的女子——“一位13岁的漂亮女孩”，其家庭教师和教士戈齐（Gozzi）的妹妹。她患天花而病倒时，卡萨诺瓦照顾她而染上此病。根据他自己的记载，其仁慈的行为和其恋情相当。在晚年，他最后一次到帕多瓦大学，他记载道：“我发现她老病而可怜，她死在我的怀中。”他描述几乎所有他的情人都爱他到死为止。

尽管他有法律学位，却忍受着一种令人羞辱的贫困。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正在如同圣彼得堡那么远的城市中演戏，而通常忘了他。他靠着在旅馆中或街道上拉小提琴赚些钱来维生。但他是强壮、潇洒而且勇敢的。1746年，威尼斯的参议员胡安·布拉加第诺（Bragadino）在登上楼梯时突然中风，卡萨诺瓦抓住他的两只手臂，而使他免于猝然的倾跌。此后，这位参议员在他的许多困境中保护他，并给他资金去游历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在里昂，他加入共济会。在巴黎，“我起初是共济会的成员，后来成为它的主人”。（我们多少有点震惊地注意到“在我这个时代，在法国无人知道如何去做过高的索价”。）

1753年，他回到威尼斯，而且很快地由于叫卖玄妙之学而引起政府的注意。一年后，一位官方的调查者对参议院做关于他的报告说：

他已经曲意求宠而获得高贵的胡安·布拉加第诺的垂青……并大大地骗了这位参议员……贝尼德托·皮萨诺（Benedetto Pisano）告诉我说，卡萨诺瓦凭着自己是一位玄秘之学的哲学家和谬误的推理，聪明地去迎合他接待的对象的心理，以图谋获得生计……他已经使……布拉加第诺相信他能够召唤光明天使来谋求他的利益。

报道继续说，卡萨诺瓦已经送给他的朋友们透露其为不虔敬的自由思想家的一些作品。卡萨诺瓦告诉我们说：“某一位缅诺夫人（Mme.Memno）认为我正在教她的儿子关于无神论的箴言。”他又说：

我被指控的事物关涉宗教裁判所，而宗教裁判所是一头凶猛的野兽，跟它打交道是危险的。有某些情况使他们难以将我关在宗教裁判所的教士监狱中，而因为如此，最后决定应由国家的裁判所来审判我。

布拉加第诺劝他离开威尼斯，卡萨诺瓦拒绝了他的劝告。翌晨，卡萨诺瓦遭到逮捕，他的所有论文均遭没收，他自己则未经审判即被禁锢于别名为“铅板”（the Leads）的艾皮翁比监狱（I Piombi）中——因威尼斯国家监狱屋顶上镀薄铅板而得此名。他写道：

夜晚到来时，有三个理由使我无法闭上眼睛：一是老鼠；二是圣马克教堂的时钟发出的喧吵声，它的声音像是在我的房间里发出一样；三是成千的跳蚤侵袭我的身体，咬我叮我，使我的血液中毒，致使我忍受着痉挛的抑压的痛楚，进而加剧到痉挛的痛楚。

他被判刑5年，但在15个月的监禁后，他靠着许多计谋、冒险和恐怖的综合运用而逃脱了，其叙述逃脱经过情形的小说，成为他在许多地方所作的商品买卖的一部分。

二度到达巴黎，他和一位叫拉图尔的年轻人做了一次决斗，并伤了这位年轻人。他用一种神奇的药膏将年轻人治愈，赢得年轻人的友谊，而被介绍给他的一位有钱的姑母——德欧斐夫人（Mme.d’Urfé）。她虔诚地相信玄秘的力量，而且希望凭借它们去改变她的性别。卡萨诺瓦依靠她的轻信而玩弄她于股掌之中，并发现此事是一个可以秘密致富的方法。他说：“现在身处老境之中，我不能不回顾生命中的这页历史而不面红耳赤。”但是它构成其回忆录一书中数章之多。他借着纸牌中的欺骗玩法，借着为法国政府组织人来发行彩票，及借着为法国获得来自荷兰联合省的一笔贷款，而增加了他的财富。从巴黎往布鲁塞尔的途中，他记述道：“我一路上阅读着爱尔维修的《论精神》。”每停留一处，他就挑选一位情妇。在许多次停歇的地方，他发现以前的情妇，也会偶然碰上他逢场作戏时所生的儿女。

他于1760年拜访居住在蒙莫朗西的卢梭和住在费内的伏尔泰，我们已经得知他们密谈的一部分。假使我们可以相信卡萨诺瓦的记载，他可借此良机来谴责伏尔泰展示时下正流行的神学的荒谬理论——

卡萨诺瓦：假设你真的在破除迷信这方面获得成功，试问你将利用什么来取代它呢？

伏尔泰：我喜欢那样子！当我已经将人性从吞噬它的凶猛怪物中拯救出来时，你问我将以什么来代替它呢？

卡萨诺瓦：迷信并不吞噬人性；相反，它是人性存在的必要条件。

伏尔泰：它是人性存在的必要条件！那是一种亵渎神圣的下流言词。我喜爱人类，我将高兴地看到人类如同我一样的自由和快乐。迷信和自由并不能携手同行。难道你认为奴隶制度能导致快乐吗？

卡萨诺瓦：如此说来，你希望得到的就是人民至高无上的主权吗？

伏尔泰：希望禁止这种情形！群众必须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

卡萨诺瓦：在那种情况下，迷信是必需的，因为人民将永远不给单独的一个人统治他们的权利……

伏尔泰：我希望要有一位统治一群自由的人民的君主，而且凭借相互的条件而受到他们的束缚，以避免他倾向于专制。

卡萨诺瓦：艾迪生说这样一个君主是不可能找到的。我同意霍布斯的看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解脱迷信的国家将是一个哲学家们的国家，而哲学家们却不知道如何去服从。就一个不受镇压、不屈服、不被拉着走的民族而言，并无任何幸福可言。

伏尔泰：多可怕呀！那么你这种思想就是民治思想了吗？

卡萨诺瓦：主宰你心灵的情操是人性的喜爱。此种喜爱使你盲目。喜爱人性，但要保持它原来的本质去喜爱它呀！人性并不受你希望淋在它身上的利益所影响，这些利益将仅使它更为悲惨而荒谬……

伏尔泰：我对你具有和你同类一样的此种邪恶的意见，感到非常难过。

无论他到何处去，卡萨诺瓦总是能够打进一些贵族的家庭，因为许多欧洲贵族是共济会会员或罗希克鲁西秘密会社（Rosicrucian，17与18世纪流行的一个秘密结社的会团，此秘密团体有各种秘传的知识与力量，并宣扬宗教的神秘教义）的会员，或是神秘术的不良嗜好者。他不仅主张这些方面的玄秘知识，而且还有良好的身材，一张虽非英俊却是奇特的脸孔，精通数种语言，一种诱人的自信心，心中藏着丰富的故事和机智，及具有在牌戏中赢钱的神奇力量。在每个地方，他迟早要被送往监牢或边界。时常，他必须和别人决斗，但是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中一样，他从未失败过。

最后，他屈服于思念故土的情怀。除了威尼斯而外，他获得游历意大利其他任何地方的自由。他再三地请求允许他回到威尼斯，最后被批准了。1775年，他再度居住在威尼斯了。他被政府雇为密探，他所做的报告由于包含太多的哲学和太少的情报遭到摒弃，他被解雇了。他重拾年轻时代的谋生方法，写了一首讽刺贵族格里马尔迪的讽刺诗，结果他被迫在离开威尼斯或再度被关进“铅板”监狱的两条途径中择其一。他于1782年逃到维也纳，再前往斯帕和巴黎。

在那里，他遇见一位名叫瓦尔德斯坦（Count Von Waldstein）的伯爵。这位伯爵喜爱他，并邀他到波希米亚的杜克斯（Dux）城堡当其图书馆的管理员。卡萨诺瓦的情爱和魔术技巧，及牌戏中的玩弄、欺诈手法已经开始衰退，所以他以年薪1000弗罗林接受该职位。到达杜克斯城堡被安置之后，他发现他被当作一个仆人来看待，而且为在仆人们的厅堂中进餐而感到悲伤。他在杜克斯城堡度过他最后的14年岁月。在那里，他写作一本《我的生命史》（Histoire de ma vie）的书，他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沉闷的波希米亚所正给予我慢性自杀的死寂沉闷的气氛……借着每天10或12个小时的写作，我防止悲惨的忧伤去吞噬我可怜的心和损毁我的理性。”他在他的叙述中吐露绝对的真诚，并在许多场合对过去的事大大地嘲笑一番。然而，我们时常发现他的记载并无证明。或许当他的想象力渐增之际，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我们只能说他的回忆录是18世纪最诱人的遗物之一。

卡萨诺瓦活到足够悲吊旧政权的倾覆之时。他说：

啊！我亲爱而美丽的法兰西呀！在那里的那些日子当中，事物进展得如此美好，尽管有那些逮捕人民的官方文件，尽管强迫人民服劳役而使人民忍受痛苦！……亲爱的法兰西，今天你变成什么情形了？人民成为你的君主，人民！所有统治者当中最残暴而专制的人民。

因此，在他过世的当天，1798年6月4日，他以适宜的虔敬结束其生涯。他说：“我已经生为一位哲学家，如今却死为一位基督徒。”他已经误认感觉主义为哲学，误认帕斯卡的研究成果为基督教教义。

温克尔曼

在这一代的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位学者，他的生命奉献在艺术史上，而他离奇的死亡使教育程度高深的欧洲的灵魂受到感动。温克尔曼1717年12月9日生于勃兰登堡的施滕达尔（Stendal）。他的父亲是一位补鞋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一位补鞋匠，但温克尔曼自己希望研究拉丁文。他凭着唱歌以支付其早期的教育费用。恳切而孜孜不倦的他进步神速。他当许多低能学童的家庭教师，所得收入用以买书和食物。他的老师失明后，温克尔曼念书给他听，竟然念完了他老师图书室中的所有书籍。他完全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对近代的外国语言不感兴趣。听到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已故的约翰·艾尔伯特·法布里修斯的图书室将被拍卖的消息时，他从柏林步行了178英里的路程到达汉堡，以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学作品，并把它们扛在肩膀上走回柏林。1738年，他进入哈雷大学做一位研究神学的学生。他其实并不喜爱神学，但抓住这个机会研究希伯来文。毕业后，他靠着当家教维持生活。他将贝勒的名著《历史的批判字典》（Dictionnaire Historiqne et Critique）一书完整地读了两次，可以推断这件事情对他的宗教信仰有一些影响。一年之内，他将希腊版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本书从头到尾地读了三次。

1743年，他接受阿尔特马克的塞豪森的一所学校的邀请，担任该校的副主任，年薪为250泰勒。在白天，他一边教患疥癣的孩子们“ABC”，一边热情地渴求获得一种美学方面的知识，并反复地从荷马的作品中诵读明喻。在晚上，他当家教以供膳宿，然后研究古典文学至午夜，睡到4点，再度研究古典文学，然后疲累地去教书。1748年，他欣然接受比瑙伯爵邀请他担任靠近德累斯顿的诺希尼斯庄园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的请求，年薪为50泰勒至80泰勒，并提供住宿。在那里，他沉迷于书籍中。

驻萨克森选帝侯宫廷的教廷大使阿尔钦托红衣主教是该图书室使用者之一。他对温克尔曼的学识和热诚，面容的憔悴和苍白，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温克尔曼说：“你应该到意大利去。”温克尔曼回答说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却非他能力所及。温克尔曼有几次应邀去拜访驻在德累斯顿的这位教廷大使。他对在教廷大使家中遇到的耶稣会会士们的饱学和谦恭有礼，感到欢愉。在罗马有30万册书籍的帕希奥内红衣主教提供给温克尔曼在那里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年薪70杜卡特，另加膳食。然而，这一职位仅能由一位天主教徒填补。温克尔曼同意改变信仰。他已经表明其“死后无所惧，无所希望”的信仰后，他发现改变信仰这件事，仅有社会上的而无神学上的困难。他写信回答指责他的一位朋友说：“那是对知识的爱好，而且此种知识上的爱好单独地能够引诱我听从我已经被建议的事。”

1754年7月11日，在德累斯顿的教廷大使的小礼拜堂中，他宣称他的新信仰，并被安排到罗马的旅程。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他在德累斯顿又住了一年，跟着画家兼雕刻家和蚀刻家的亚当·欧伊森一起生活、研究。1755年5月，他以50本的限量版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希腊的绘画作品和雕刻作品模仿的探究》。除了描述已经收集于德累斯顿的古典书籍之外，还争辩着说希腊对自然界的了解优于现代人，而这就是希腊人在艺术上占着优越地位的奥秘。他得出结论说：“使我们变成伟大、真正地变成无法仿效的伟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对古代人的模仿。”他认为所有近代的艺术家中，拉斐尔这一点做得最好。这本小书象征着近代艺术上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开端。它被广泛地接受，克洛普施托克和戈特谢德两人同样参与赞美该书的饱学和风格。劳奇神父（Father Rauch）和腓特烈·奥古斯都从萨克森选帝侯处为温克尔曼取得两年共400泰勒的年金，并供给他到罗马去的旅费80杜卡特。最后，1755年9月20日，温克尔曼在一位年轻的耶稣会会士陪同之下，出发前往意大利。他年已37岁。

到达罗马时，他在海关碰到了麻烦，海关没收他行李中的几本伏尔泰的书。后来，这些书又归还给他。他和5位画家同住在平希恩山（Pincian Hill）上的一所房子中，平希恩山由于受到尼古拉·普桑和克劳德·洛兰的阴灵庇护而被神圣化。他遇见了门斯，后者在各个方面协助他。红衣主教帕希奥内给他随其所兴到图书馆上班的自由。但温克尔曼希望探求罗马的艺术，仍然拒绝接受任何有时间要求的雇用。他获得准许再三地去往谒梵蒂冈城的艺术陈列馆，他花上数小时的时间在阿波罗神雕像、海格力斯神的躯干雕像和拉奥孔像之前欣赏它们。沉思于这些雕像中，他的观念具有更为清晰的形式。他游历蒂沃利、弗拉斯卡蒂和其他遗有古迹的郊区。他在古典艺术方面具备的知识，使他赢得了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阿尔巴尼的友谊。红衣主教阿尔钦托将教皇驻外使节的办公处中的一间房间给他，而温克尔曼重整办公处所在地的图书馆以为回报。现在他欣喜若狂了。他说：“上帝欠我这个，因为我在青年时期受苦太多了。”他在写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中，以如同其他100位著名的游客所写的语调写道：

与罗马相比之下，什么都是零了！以前我认为我已经完全学到了任何事物，但当我来此一看，我觉得我一无所知。在这里，我比刚踏出校门而在布诺图书馆工作时，更觉渺小。假使你希望认识人们，这里是最合适的。这里有无限才能之人，天分极高之人和具有崇高人格的美人，而此种崇高的人格早已由希腊人赋给他们的伟大人物……正因为在其他国家中享有的自由和罗马享有的自由相比仅为一团影子——罗马享有的自由，可能如同一个充满矛盾的事物打击着你的心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我相信罗马是世界的高级学校，我也已经受到它的考验和陶冶。

1757年10月，他带着介绍信函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他住在一所修道院里，却跟坦努奇和加里亚尼一类的人在一起吃饭。他造访充满古典历史气息的各个城市——如波佐利、贝亚、米塞努和库迈——并以惊欢的神情立于帕埃斯图姆庄严堂皇的诸神庙面前。1758年5月，他满载着博古的学问返回罗马。同月，他被唤至佛罗伦萨为菲利普·冯·施托希男爵遗留下来的众多珠宝、铸像、雕刻像、地图、手稿等收集物做目录并加以描述。这项工作就花了他几乎一年的时光，而且几乎戕害了他的健康。同时，阿尔钦托红衣主教去世了，而腓特烈大帝蹂躏了萨克森公国。温克尔曼失去他在教廷大使办公处中的公寓和他从不幸的萨克森选帝侯处得来的年金。阿尔巴尼供应他四个房间，并每月支给他看管图书室的10个斯库迪（scudi，意大利古银币名）的薪资而拯救了他。这位红衣主教本人是一位狂热的古物研究家。每个星期天，他和温克尔曼驾车出去寻找古董。

温克尔曼由于发表下列学术性的专题论文而声誉日隆：《论艺术作品的优雅》、《古代建筑术的评论》、《梵蒂冈城艺术品陈列馆中海格力斯神躯干雕刻像的描述》和《艺术作品的研究》。1760年，他设法安排和奥佛德女士远赴希腊的一次游历，奥佛德女士是霍勒斯·沃波尔的兄弟之妻，该项计划变成泡影。他写道：“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更令我热切期待的。”“我痛苦到想使我的一根手指被切掉；真的，假使我能在这一机会下看看这块土地的话，我愿意成为小亚细亚供奉大神母的教士。”崇奉大神母的教士必须是阉人，但这并不能阻止温克尔曼指责罗马政府要求将阿波罗神的雕像、拉奥孔像及在梵蒂冈艺术品陈列馆中其他雕像的私处遮掩起来的旧有法令。他宣称：“在罗马，几乎从未有过如此一条冥顽不灵的规定。”

美的感觉过于占据他的心灵，几乎抹杀了任何对性的知觉。假如他感觉有审美的偏好，他比较喜爱雄赳赳的男性人物的美，而较不喜爱妇女们脆弱而短暂的可爱。肌肉发达的海格力斯神躯干雕像似乎比美第奇的维纳斯女神雕像的柔和而精美的轮廓更能感动他。他郑重声明：“我从来不曾是女性的敌人，但是我的生活模式已经使我远离和女性的所有交往。假使我已经重访我的故乡，我可能结婚，而且可能应该已经结了婚，但现在我甚少想到这件事。”在塞豪森，他和他的学生兰普雷希特之间的友谊已经取代了爱情。在罗马，他和教士们住在一起，很少遇见年轻的女人。据说“有一段长时期，每个星期六，一位年轻、苗条、漂亮而身材高大的罗马女人和他一起进餐，而他和她谈到爱情”，“他促请一位美丽的阉人画了一张画”。他题献给贝格男爵一本《论对美的感觉能力》的论文，读者发现文章里面和他写给贝格的信函中充满着的不是友谊上的言词而是爱的言词，确实如此。

1762年和1764年，他两次拜访那不勒斯。在他1762年的一封《论赫库兰尼姆的古物》的信函及1764年的《最近的赫库兰尼姆发现的记载》中，第一次为欧洲学者提供了有秩序而科学化的有关在赫库兰尼姆和庞培古城出土的宝藏的知识。他现在被认为古代古典艺术的最高权威。1763年，他接受在梵蒂冈城内作为“教皇密室内的博古家”的职位。最后，1764年，他出版过去7年来一直在著述并加插图说明的巨大书册《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尽管花了长期辛苦的准备，此书仍有许多错误，其中两处错误是残酷的捏造。他的朋友门斯将两张由自己想象画出的图画，当作忠实地模仿古代名画而做的复制品骗售给他。温克尔曼将这些图画编入目录，使用木刻画，而将整个作品题献给门斯。不久出现的法文本和意大利文本的翻译几乎满是错误，这使温克尔曼蒙羞。他写信给一些朋友说：“今天的我们比昨天的我们更聪明，希望我能够将我所作的《古代艺术史》完全被改编和大大地被扩充的事实显示给你们看，我将它拿在手中时，我还不懂得如何写它：思想的联结远不够充分。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前后之间的演变经过，而最伟大的艺术往往就存在于此种变迁中。”然而，这本书已经成就了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即艺术方面的描述甚为良好。他对主题的强烈专注使他的作品别具风格。

他致力于艺术史的编写，而非从事于简易得多的艺术家们的历史的编写。对埃及人、腓尼基人、犹太人、波斯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的艺术做了匆忙草率的概括之后，温克尔曼将其热诚专注于450页的希腊古典艺术的描述。在后面几章中，他讨论罗马人统治下的希腊艺术。他强调的重心总是在希腊人身上，因为他深信他们已经发现最高形式的美：在于线条的高雅精美，而不在于色彩的光辉灿烂；在于典范的代表，而不在于个体；在于人物的正常和高贵；在于感情表现的抑制；在于神态的沉静；在于行动中表现出的面容上的舒泰，尤其在于各个相异部分在一个合理的统一整体中所处的和谐比例和关系。对于温克尔曼而言，希腊艺术是理性时代的形式表现。

他认为希腊艺术的优越和希腊人颇为重视两性外形上的优越有关。“美是一种导致声名的优越，因为我们发现希腊历史提及那些曾经因美而著名的人物”，如同现在的历史记载的大政治家、诗人和哲学家们一样。希腊人经常举行选美竞赛和运动竞赛。温克尔曼认为，希腊的政治自由和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在地中海四周的领导地位，导致一种气势和美的综合，并产生了菲狄亚斯、波利克莱塔、麦隆几位艺术家作品的“富丽堂皇的风格”。在后一阶段，“富丽壮观的”风格屈服于“美丽的”风格，或称为“高雅的风格”。菲狄亚斯为普拉克西特勒斯铺路，而衰微便开始了。艺术方面的自由是希腊人自由的一部分；艺术家们挣脱了严苛的规则，而敢于创造未尝发现于自然界中的理想形式。他们仅仅在细部方面模仿自然，而整体是在各个部分或任何自然物质中优点的合成物。温克尔曼实是传播古典形式的浪漫派艺术家。

他的书被整个欧洲普遍地接受，被认为是文学和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765年，腓特烈大帝邀请他来柏林做宫廷图书馆和古物室的管理者。温克尔曼要求年薪2000泰勒才接受这个职位，腓特烈只愿支付1000泰勒。温克尔曼坚持其立场，并讲了一位阉人对他的歌唱要求高薪的一个故事，腓特烈抱怨他要求的薪资高于自己最好的将军。这位阉人便说：那么好吧，让他的将军为他唱歌好了。

1765年，温克尔曼重访那不勒斯，与他同行的是欧洲盛传着挑衅国会和英王乔治三世事迹的约翰·威尔考斯。在收集更多的资料后，他回到罗马，并完成他的第二部主要作品《未公布于世的古代纪念建筑物》（1767年）。他的许多高级教士的朋友曾经抱怨他用德文写出他的《古代艺术史》，因为德文尚未成为学术上的主要媒介。现在他用意大利文来写以讨好他们，而且这位周旋于两位主教之间的快乐作者，因为在甘道尔夫城堡念他所著的书的一部分给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和许多显要人物听而感到狂喜。他被指控拥有异端的书籍，并做异端的评论，而他从未从教皇处得到他认为他应该得到的职位。

或许希望可能在那里获得一个了解希腊的方法，他于1768年决定游访德国。但他太沉迷于古典艺术和意大利的生活方式，他在祖国并未获得快乐。他无视它的景色，而且对它的巴洛克式建筑和装饰感到愤怒，他反复地对他的旅行同伴说了100次：“让我们回到罗马去吧！”在慕尼黑，他受到款待而享受殊荣，在那里，他被赠以一颗美丽的古宝石。在维也纳，玛丽亚·特蕾莎赠送他许多昂贵的大奖牌，皇后和太子考尼茨两人都邀请他定居下来。5月28日，在离开意大利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又要回到意大利了。

在的里雅斯特港，他因等候运送他到安科纳去的船只而迟延下来。在这些天的等候中，他和另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尔坎杰利的游客认识而熟悉。他们一起散步，在旅馆中隔房而居。不久，温克尔曼显示他在维也纳接受的大奖牌给对方看。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显示他装满金子的钱袋。1768年6月8日早晨，阿尔坎杰利进入温克尔曼的房间。温克尔曼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阿尔坎杰利想用绳索套他的颈部。温克尔曼站起来搏斗，阿尔坎杰利刺他五刀而后逃逸。一位内科医生包扎他的伤处，但宣布那是致命伤。温克尔曼受领最后的圣餐，立了遗嘱，表明他的期望，见到攻击他的人并原谅他，在当天下午4点钟，他去世了。的里雅斯特港立了一座美观的纪念碑来纪念他。

阿尔坎杰利于6月14日被捕。他招了供，于6月18日被判下述罪刑：“因为你对约翰·温克尔曼的身体犯了谋杀罪，帝国刑庭命令你将被活活地从头到脚处以轮轧之刑，直至你的灵魂和你的肉体分离为止。”7月20日，就如此实施了。

温克尔曼所受的限制和地理有密切关系。因为他未曾实现访游希腊的这个愿望，他凭着在许多博物馆、古物收藏所、德国与意大利的许多宫殿和赫库兰尼姆及庞培古城发现的遗物中思索希腊艺术。他对雕刻的喜好超过对绘画的喜好，偏好典型的代表超过个体的表现，爱好平静而反对感情的表现。爱好比例和匀称，爱好模仿古人而反对创作和试验：所有这些给予艺术创作的冲动以严厉的限制，而导致对古典形式的僵硬的推崇。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专心致力使他受到蒙蔽，而忽视了其他风格的存在和成就的可能性。与路易十四一样，他认为荷兰的绘画都是怪异作品。

即便如此，他的成果仍是令人瞩目的。他利用对希腊的颂扬以激励整个欧洲的艺术、文学和历史界。他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的半古典风格，而直接达于古典艺术自身。他唤醒现代人的心灵趋于希腊雕塑的清静完美。他将混乱成一堆的许多大理石、青铜、水彩画、珠宝和硬币变成一种科学化的考古学。他对下一世代的俊拔之秀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他鼓舞了莱辛，也有功于赫尔德和歌德的成熟。或许没有温克尔曼引发的灵感，拜伦将无法在死于希腊前完成他的诗集。这位热情的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者，有助于门斯和托瓦尔德森的新古典原则的形成，并有助于雅克·大卫的新古典绘画风格的形成。黑格尔说道：“温克尔曼在艺术领域内已经知晓如何为人类的精神创造一种新形式。”

艺术家们

意大利几乎不需要温克尔曼的训诫。因为那里崇敬众神及有着日积月累的艺术，在每个世纪中皆作为来自不同地区成千艺术家的训练学校。卡洛·马尔基翁尼于1758年设计了富丽堂皇的阿尔巴尼庄园，在庄园中，红衣主教阿尔巴尼在温克尔曼的指引下搜集了一些闻名于世的古代雕塑艺术品——历经多次的劫取之后，仍然极为丰盈。（拿破仑为法国偷了294件，或许因此当时在意大利有这样的说法：“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小偷，但大部分是。”）

威尼斯产生了几乎所有这一时期意大利的主要画家，而且他们当中的三人承继了已经出了名的名字。亚力山德罗·隆吉，皮得罗·隆吉之子，利用一些精致的人像画描述其民族的天才，这些人像画中包括两张哥尔多尼的人像画。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知道多米尼柯·提埃波罗随其父亲到达奥格斯堡和马德里，而适度地贡献其技能于社会累积的文化中。在瓦尔马拉那庄园的客房中，他独自发挥其才能，而画出描绘乡村生活的浮世绘。《休憩中的农夫们》是一张描绘掉落地上的农具和安适的休憩的田园风景画。他的父亲在西班牙去世后，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回到威尼斯，而任其幽默的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纵情奔放。

弗朗西斯科·瓜尔迪是提埃波罗的连襟，从其父亲、兄弟和卡纳莱托那里学习绘画。他在当时并未受到颂扬，但他的《观点》（Vedute）一书带着严谨的眼光发现并传导光线明暗的技巧和画面气氛的方法，而可能已经给予法国印象派艺术家一些启示。他并不期望康斯泰布尔的劝告，他说：“记住明暗不要太分明。”或许他喜爱的时辰是黎明，那时线条朦胧不清、色彩隐没，而且阴影暗淡，如同在《运河中的平底轻舟》（Gondola on the Lagoon）一画中描绘的情景一样。威尼斯的天空和水色提供了此种朦胧而柔和甜美的景象。据说，有时瓜尔迪利用一只平底轻舟充当他的绘画室，而在小运河中划着平底轻舟，以描绘不平凡的景致。他漫不经心地画出人的身形，好像他感觉到他们在坚实的建筑物和变幻不息的天空和大海之旁，是容易消散的微小物体一样。但他也能描绘在某一欢乐的“佳节”中拥挤于城市的广场上的人们，或者描绘穿着富丽堂皇的衣服在“好乐协会的音乐厅中”移动的人们。他的兄弟乔瓦尼被认为较佳的画家，而卡纳莱托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伟大。今天，弗朗西斯科·瓜尔迪却证明比他们两人更为经久、更为不朽。

门斯于1768年由西班牙返国，不久成为罗马许多画室的主人。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在同时代的艺术家中所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加冕的要人博取他的一张画，有时也不可得。温克尔曼称他为那个时代的拉斐尔，称赞他画的死寂的《帕内舍斯山》（Parnassus）是一幅杰作，而在这一杰作之前“甚至拉斐尔本人也将颔首称好”，并在《古代艺术史》一书中，注入他对他的朋友门斯至高无上的评价。

在这个时期，门斯画的水彩画中最好的一幅是1773年所作的自画像。它显示他在50岁之年仍然活力十足、英俊、黑发而高傲。第二度停留于西班牙后，门斯于1777年回到意大利度过他的晚年。他继续飞黄腾达，但妻子的去世令他失去了从前具有的活泼心灵。各种疾病使他的身体孱弱，他求助于庸医们和神奇的治疗法，使他的肉体完全崩溃。他死于1779年，享年51岁。他的学生们在伟人祠庙内拉斐尔纪念碑之旁，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兹纪念。

音乐

教堂音乐随着生活的渐趋尘世化而衰落，并苦于受到歌剧形式的感染。器乐正在蓬勃发展中，部分通过钢琴的改良，主要是由于小提琴的渐趋流行。普尼亚尼、维奥蒂、纳尔迪尼等音乐名家皆以一支小提琴的弓而风靡欧洲。从意大利来到英国住了20年的穆齐奥·克莱门蒂作为一个风琴家和钢琴家而游历欧洲大陆，在维也纳和莫扎特抗衡，而且可能由于莫扎特批评他的演奏过于机械化而获益。他是18世纪最为成功的钢琴教师，利用一连串著名的钢琴练习曲，登上缪斯庙堂的台阶，而建立19世纪钢琴技巧的风格。普尼亚尼承继其师塔尔蒂尼的小提琴指法，将它传授给他的学生维奥蒂，维奥蒂因而得以游历整个欧洲进行成功的小提琴演奏。维奥蒂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至今仍受欢迎。

与这么多的意大利人一样，路易吉·博凯里尼离开挤满音乐家的土地到国外找寻听众。1768年至1805年他去世的这段时期，他的低音大提琴风靡了西班牙，如同法里内利以他的歌喉、沙尔拉提以他的大键琴风靡西班牙一样。在国际声誉上，他的器乐作品和莫扎特的作品匹敌足有一个世代之久。普鲁士的威廉二世本人是一个大提琴家，然而其喜爱博凯里尼的四部合奏曲超过了莫扎特的四部合奏曲。在62年的生命里，博凯里尼编了95首由弦乐器演奏的四部合奏曲、54首三重奏曲、12首钢琴五重奏曲、20首交响曲、5首大提琴协奏曲、2首圣乐和一些宗教乐曲。半个世界皆知他所作的小步舞曲——从他的五重奏曲演变而成的一种节拍，但整个世界应知道他的降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管弦乐器协奏曲。

欧洲，除了巴黎之外，再度未加反抗地臣服而沉迷于意大利的美声唱法。从这只“神奇的长靴”的许多城市中而来的像加布里埃尔之类的首席女歌星们，和加斯帕罗·帕基耶罗第之类的阉歌者们皆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到维也纳、慕尼黑、莱比锡、德累斯顿、柏林、圣彼得堡、汉堡、布鲁塞尔、伦敦、巴黎和马德里。帕基耶罗第是最后一批著名的阉歌者中的一个，他风靡了伦敦达4年之久，他在那里受到的赞誉，迄今仍在范尼·伯尔尼的《日记》（Diary）和她父亲所作的《音乐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Music）一书中产生回响。

意大利的作曲家们和乐队指挥家们仿效这些歌星。彼特罗·古列尔米写了200出歌剧，而从那不勒斯巡回到德累斯顿、不伦瑞克和伦敦去导演这些歌剧。另一位那不勒斯人普契尼，已经留名到我们这一代，由于他不情愿地和格鲁克在巴黎一决雌雄而减损其价值。但加利亚尼描述他是“一位完全高尚的人”。他的滑稽歌剧在那不勒斯和罗马风行达20年之久，甚至佩尔戈莱西的歌剧《女主人的女仆》都未能像普契尼1760年所编的《好姑娘》（La Cecchina）那样风靡。约梅里、佩尔戈莱西、利奥和加卢皮已经开始从事周而复始的定期的国际音乐大会。普契尼同样致力其中，而且被公认比他们更杰出。1776年，他接受邀请到巴黎，在此次音乐大战的过程中，普契尼均能持之以礼，与他的敌手格鲁克和萨基尼维持友谊，即使他们的同伙威胁他的生命。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冲击这位滑稽歌剧作家时，普契尼回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由于同情法国的罪名而被监禁了4年。他所作的歌剧被轰出剧坛之外，而他自己过着一种有辱其祖国的贫困生活。在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后，他于1798年再度应邀前往巴黎，第一执政官（指拿破仑）给他一份适度的闲差，但一次麻痹症使他的肉体和精神崩溃，1800年死于巴黎。

安东尼·萨基尼出生于波佐利的一个渔夫家，弗朗西斯科·杜兰特听他唱歌而将他带到那不勒斯作为学生和被保护者之前，他一直接受训练以承继其父亲的捕鱼生涯。他的一出名为《塞密拉米德》（Semiramide）的歌剧在罗马的阿根蒂诺戏院大受欢迎，以至于他居留在该戏院作为歌剧作家达7年之久。在威尼斯停留一段时间后，他出发向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伦敦进军（1772年）。他的歌剧在那些地方受到激赏，但是敌视的党徒们损毁其声望，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惯毁坏了他的健康。迁居巴黎后，他于1786年写出他的杰作《圆柱上的俄狄浦斯》（Oedipe a Colone），这一杰作在以后的57年中在巴黎剧院上演583场。他采用格鲁克的许多改革，放弃将许多抒情歌杂七杂八地拼凑在一起而成为一出歌剧的意大利风格，在《圆柱上的俄狄浦斯》一剧中，故事的情节支配了抒情歌，而由亨德尔所作的圣乐激发的歌舞队，增加了音乐和歌剧主题方面的声势。

安东尼奥·萨利耶里继续进行旋律方面的征服，他是莫扎特的敌人，是年轻的贝多芬的友人。他出生于维罗纳附近，1766年16岁时，被送到维也纳。8年后，约瑟夫二世任命他为宫廷的作曲家，并于1788年任命他为管弦乐团指挥。在该职位上，他喜爱其他的作曲家超过莫扎特，他反对莫扎特，视莫扎特崩溃的故事为一种传说。莫扎特死后，萨利耶里和其子为友，而且促进其音乐上的发展。贝多芬将几首乐曲交付给萨利耶里，并以一种不寻常的谦卑接受他的建议。

18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歌剧界最光芒四射”的明星是乔瓦尼·帕伊谢洛。他是塔兰托的一位兽医之子，他的声音使耶稣会士们深受感动，他们力促他的父亲于1754年将他送到那不勒斯的杜兰特音乐学院深造。他着手去编写歌剧时，发觉那不勒斯的观众如此沉迷于普契尼，他接受了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在圣彼得堡，他于1782年编了一出名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歌剧。它的成功享誉全欧洲，以致罗西尼于1816年2月5日在罗马提供同一主题的歌剧时，被大众指责为不够君子风度地侵入帕伊谢洛的领域。1784年，从俄国返国途中，帕伊谢洛在维也纳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为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编写12首交响曲，并编写一出歌剧《泰奥多罗亲王》（Il re Teodoro），很快受到全欧洲的普遍欢迎。然后，他回到那不勒斯作为斐迪南四世的管弦乐教师。拿破仑敦促斐迪南将帕伊谢洛“借给”他。1802年，这位作曲家到达巴黎时，受到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使他树立了很多敌人。1804年，他在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将军的护佑下回到那不勒斯。

在事情的经过中，我们应注意到这些意大利人是多么耐心地为他们的生涯做准备。帕伊谢洛在圣昂诺弗利欧音乐学校学了9年之久。西玛罗沙在玛丽亚音乐学校学了11年，后来又转到那不勒斯学习。在萨基尼、普契尼和其他名师长期教导下的多梅尼科·西玛罗沙写出他的第一出歌剧《一位伯爵的奢华》。不久，在维也纳、德累斯顿、巴黎、伦敦各地均可闻及他编写的许多歌剧。1787年，他在圣彼得堡进行巡回表演，而以一出名为《埃及艳后》（Cleopatra）的歌剧赢得了一妻多夫的俄国女皇的欢心。应利奥波德二世的邀请，继萨利耶里之后作为维也纳的管弦乐团指挥，他在那里创作他最负盛名的一出歌剧《婚礼的秘密》（1792年），它赢得这位皇帝的欢心，歌剧演完时，他命令以晚餐款待所有在场的人，然后命令再将该剧重演一次。1793年，他被召回那不勒斯，担任斐迪南四世的管弦乐教师。1799年，这位国王遭受法国大革命的一支军队的罢黜时，西玛罗沙热诚地为该事件欢呼。斐迪南复辟之时，西玛罗沙被判处死刑。后来该项判决改为放逐。这位作曲家出发前往圣彼得堡，但于1801年死于往威尼斯的途中。除了许多取自《圣经》故事或剧诗而编成的乐曲、弥撒和圣乐之外，他遗留有约66出歌剧，这些歌剧较莫扎特的歌剧赢得更多好评，甚至到了今天，它们也被认为是18世纪仅次于莫扎特的喜剧作品。

假使旋律是音乐的中心，那么意大利的音乐是至高无上的了。德国人喜爱复调的谐音超过单纯的旋律，就这个意义而言，莫扎特将复调的层次归属于旋律之下时，意大利已再度胜过德国。但是意大利人给予旋律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位，他们的歌剧倾向于成为一连串音调谐美的抒情歌，而不是1600年第一批意大利剧作家企图和希腊人的戏剧艺术抗衡，而设计的那种音乐性的戏剧。在意大利的歌剧中，动作和台词具有的意义都被歌曲的光辉抹杀。这是美妙的，但假如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子，认为艺术是以秩序替代混乱以表露意义，那么在意大利人手中的歌剧未曾达到它最高成就的境界。约梅里、特雷塔等一些意大利人承认这一点，而努力塑造音乐和戏剧成为统一的整体。就其达到最清晰的形式而言，该项成就必须等到格鲁克所编的歌剧出现。所以，在生命的变化历程中，1774年格鲁克在巴黎创作一出名为《伊菲革涅娅在奥里德》的歌剧中，将音乐隶属于戏剧之下时，意大利人利用旋律来征服欧洲的时代便结束了。但是旋律与戏剧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着，瓦格纳为戏剧赢得了一次胜利，而威尔第为旋律掳获了新的战利品。希望双方无分轩轾。

阿尔费耶里

在这个时代，没有但丁，但在诗韵方面有帕里尼，在散文方面有菲兰杰里，在戏剧、散文和诗文方面有阿尔费耶里。

帕里尼从赤贫中力争上游，靠着抄写稿件过活，于1752年出版一小册的无韵诗。他担任神职以维持生活，还须当家教以填饱肚皮，因为意大利有太多的教士。他的贫困使他的笔锋指向讽刺诗。沉思着许多意大利贵族的懒散和铺张奢华，他构想着将这种贵族生活描绘成代表性的一天的念头。1763年，他以《早晨》为名出版他作品的第一部分。两年后，他以《中午》为名，写出其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完成了以《傍晚》和《晚上》为名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作品，但尚未出版前他即去世。综合这四部分而形成实质的讽刺诗，他将其命名为《一天》。佛密恩伯爵借着任命这位诗人教士为米兰政府公报的编辑和巴拉丁学院的纯文学教授，而表现出他真正的高贵。帕里尼欢迎法国革命，而拿破仑给他一个在米兰市委员会中的职位以为报偿。1757年至1795年，他所作的抒情诗列于意大利文学的次要古典作品中。在翻译作品方面，我们受到他的微弱影响，如同在这一首作为情人而写，而非作为一位教士而写的十四行诗中一样：

在柔软的翅膀上，使有益的睡眠加速，

无声无息地飞过暗淡的夜晚，

一连串的梦浮现脑际，

直至疲累而躺在床上安静地休息：

我的菲莉丝，她温柔的头到哪里去了呢？

丰腴的面颊贴在柔软的枕头上；

身体在睡觉之际，她的灵魂在驰骋着，

从你的迷人处孕育出你的倩影。

那个形影似乎印在我自己的形影上一样——客厅如此暗淡无光以致遮掩了它的面孔——

她可能会受到感情的激动而醒转过来。

假使是这样子，那么你将成就你的慈怀，

我将编织双层的罂粟花花圈，

幽默地放在你的祭坛上。

让我们在这首诗之外，节录菲兰杰里1780年至1785年受到贝卡里亚和伏尔泰的启迪而出版的《立法学》一书中的一段话，以作为意大利启蒙运动的成果：

哲学家不应是制度的创建者，而应是真理的使徒……只要影响人性的罪恶尚未被根治，只要谬误和偏见允许这些罪恶存在，只要真理局限于少数人和特权阶级中，而遮蔽于大多数人民和诸位君王之外，只要是传播真理、维护真理和阐扬真理还未成为哲学家无可旁贷的职责。纵使他散播的亮光在他自己的世纪和人民中并无任何用处，然而它们在另一国度和世纪中必然有用。每一处和每一代的公民的哲学家，都应把世界当作他的国家，把地球当作他的学校，而他的学生们将是他的后嗣。

这一代由阿尔费耶里总结为：反抗迷信，颂扬怀抱异端思想的英雄们，指斥专制，为法国革命欢呼，由于过度激烈的法国革命而撤回其欢呼，并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大声疾呼——所有这些注入于一种为法国禁止的罗曼史和贵族的忠贞中。他在《维多利亚·阿尔费耶里自撰的一生》一书中记载这一热情洋溢的生涯，连续记载到他临死前的5个月为止。这是一本伟大的自传，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暴露真相。它以一种驱除敌意的口吻开始道：“谈谈自己，进一步写写自己，无疑是非常喜爱自己的一种结果。”因此，不会有谦和的假面具，也不会有不诚实的迹象。其中记述道：

我于1749年1月17日生于皮德蒙特阿斯蒂城的一个贵族家庭，我的双亲高贵、富裕而且备受景仰。基于下列理由，我注意到这些情况是幸运的：出身贵族家庭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便利，因为它使我在不招惹诋毁基本原则和惹人怨恨的动机的情况下，能够蔑视贵族身份，能够揭露它的愚行、它的恣意妄为和它的罪恶……富裕使我不受腐化，而且保有自由的心志而为真理做贡献。

阿尔费耶里还是婴孩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这位男孩孤寂一身，暗自沉思，8岁时思索着要自杀，却想不出任何安逸的自杀办法。他的一个叔父领养他，在他9岁时，送他到都灵艺术学院受教育。在那里，他被当作仆人一样地受欺侮。他的老师们设法打破其一意孤行的意志，以作为陶冶他成为男子汉的第一阶段，但是他们的专制激发了他的高傲和争取自由的渴望。他说：“哲学课就是要送人到教室中站着直直地睡觉的时间。”他14岁时，叔父去世，遗下一大笔财产给他。

在事先获得撒丁岛国王的允许，以作为出国游历的先决条件之后，他于1766年出发做一次3年的欧洲漫游。他热爱各式各样的女人、法国文学和英国宪法。阅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使他继承的神学思想遭到破坏，而开始憎恨罗马教会，虽然他在最近吻了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的脚以示崇敬，他说克莱门特十三世是“一个值得尊敬而具威严的好老人”。在海牙，他死心塌地迷恋于一位结过婚的女人。她对他微笑，接着便走开了。他再度想到自杀。他正处于多愁善感的年龄，自杀的念头时常浮现。他再度发现期望中的念头比实际上实现的结果更美好。他回到皮德蒙特，但因陷入一种政治和宗教上的守旧和服从的气氛中而闷闷不乐，于1769年恢复了他的漫游。

现在，他游遍德国、丹麦和瑞典——他告诉我们说他喜爱那里的风景、人民，甚至冬天。然后前往俄国，他发觉叶卡捷琳娜二世仅为一个戴着皇冠的罪犯，因而轻视俄国，拒绝进觐她。他对腓特烈的普鲁士也不欣赏，他急忙地继续前往勇敢的荷兰共和国，及前往正在设法教导乔治三世处于超然地位而置身于政府之外的英国。他和一位英国女人私通，在一次决斗中受了伤。他在西班牙染上梅毒，1772年回到都灵接受治疗。

1774年，他的病情已经恢复到足以和一位比他大9岁的女人从事第二度伟大的罗曼史的地步。他们因争吵而分离，而他凭着写作一本名为《埃及艳后》的剧本已将她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什么样的剧情比具有两位执政、一位皇后、一次战争和一条小毒蛇这样的剧情更能吸引人呢？这部作品于1775年6月16日在都灵被推出，连续两日两夜赢得观众的喝彩。然后他撤回它，做了一些修改。他现在“带着一种高贵而得意洋洋的炽热心情以渴望获得声名”。他重新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并再度研究拉丁文以钻研塞涅卡所编的悲剧剧本，在阅读上述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他为他的戏剧找到了主题和形式。他将重返古代英雄们和善神们的描述，如同温克尔曼已经重返古代艺术的研究一样。1777年，他写作一篇名为《论专制》（Delia Tirannide）的论文，但它包含了对国家和教会如此炽热的指控，以致无法出版，该论文于1787年付梓。一股近乎宗教的狂热鼓舞着他：

意大利衰弱的原因不是紧迫逼人的贫困……不是奴性的懒惰，不，这些原因都不是指引我的心智，以笔尖攻击错误的帝国而达到真正崇高的荣誉的原因。一位凶猛的神，不得而知的神，从我的幼年，一直在背后鞭策着我……除非我写下严苛的文辞去摧毁那些专制者，否则我的自由意志将无法得到平静与停歇。

他为专制者所下的定义为：

所有那些人，他们靠着威迫或欺诈——甚至靠着人民或贵族们的意愿——以获取绝对的政权，而且相信他们自己将是或者超越法律之上……专制一词必须被运用于任何此类的政府，它负有执行法律之责，而可以借着免受处罚的保证，以创制、破坏、废除、解释、阻挠或暂停这些法律。

阿尔费耶里认为，除了荷兰共和国、英国和瑞典的立宪君主国外，欧洲其他各国的政府皆为专制政府。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他将罗马共和国理想化，并希望革命将很快地在欧洲建立许多共和国。他认为一位专制君主之下的大臣能够做的最好事情，是激励君主采行过分专制的措施，以使人民反叛他。在人民反叛的最初几年，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以防止专制的复活。这一解释使革命合理、正当。他说：

因为政治上的意见，像宗教上的意见一样，不使用很大的暴力，便永远无法使它们彻底改变，所以每个新政府最初总是不幸地被迫采用残忍而严厉甚至不公平的措施，为的是要说服或者可能是要强制既不期望、不了解、不喜爱革新的措施，也不赞同革新措施的那些人。

虽然他自己是一位贵族而被称为柯第米利亚伯爵，阿尔费耶里咒骂世袭的贵族制为专制的一种形式或工具。他将同样的诅咒应用于一切有组织而得势的宗教上。他承认“基督教对缓和世界风俗习惯这方面的贡献并不比别人少”，但他指出在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的统治下，“从君士坦丁到查理五世”，产生了“许多愚蠢而无知的暴行”。总而言之：

基督教与自由几乎是不相容的……教皇、宗教裁判所、赎罪券，告解（忏悔），一成不变的婚姻及教士们的独身生活——这些是系住国家这根锁链中的六把锁，这根锁链绊系着国家，比国家的锁链绊系着人民要紧密得多，以致它（这根锁链）变得越来越重而更牢不可破了。

阿尔费耶里憎恨专制，他规劝别人不要在一个专制国家中结婚或生小孩。但是他利用意大利的丰富思想，于1775年至1783年，创作了14部悲剧。所有这些悲剧皆用无韵诗编成，在结构和形式上皆属古典的性质，并以一种矫饰的热烈感情痛斥专制，而推崇自由的高贵凌驾于生命之上。因此，在名为《狂人的阴谋》（La Congiura dei Pazzi）的悲剧中，他同情阴谋者推翻洛伦佐和美第奇族的朱利亚诺的企图；在名为《布鲁托第一和布鲁托第二》（Bruto Primo and Bruto Secondo）的悲剧中，他对塔昆和恺撒受到暗杀，并不给予任何怜悯。在《菲利普》（Filippo）一剧中，他同情卡洛斯而反对西班牙王菲利普。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Maria Stuarda）一剧中，他发现苏格兰的叛军首领们比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更为专制。受到他人认为他曲解历史以屈就其戏剧主题的批评之后，他为自己辩护道：

除了这种恶意的口舌外，将听说……我从未描绘任何事物，除了描述专制者，在太多的、缺乏甜言蜜语的篇章中。我浸染毒素的血红的笔，总是写出一成不变的言辞，我鲁莽的剧作女神并未将任何人从罪恶的奴役中唤醒，却使许多人大笑。这些抱怨将不能改变我从事如此一个庄严目的的心志，也将不能阻挡我的才华，虽然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需求而言，我的才华是微弱而不合宜的。假使在我们之后能诞生一批不会掌握住维持生命必需的自由，而存在于自我之中的真实的人，那么我的言辞也将不至于散布在空中而虚无缥缈，不受人理睬了。

他热爱阿尔巴尼伯爵夫人的情操，仅次于追求自由的热情。身为斯托尔堡·捷敦的亲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之女，她于1774年嫁给查理·爱德华亲王。他现在称自己为阿尔巴尼的伯爵。从前因英勇而被昵称为查理亲王的他，现在已将其注意力移转到吃喝和妻妾们身上，以忘怀其失败。由法国宫廷安排的此次婚姻，非常不成功。对此，伯爵夫人也难辞其咎。阿尔费耶里1777年与她邂逅，因同情她而爱她。为了接近她，自由地帮助她，与她同命运，他放弃他在皮德蒙特的公民身份，移转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房地产给他的姐妹，于1778年迁居佛罗伦萨。当时，他29岁。

这位伯爵夫人以一种遵守公共礼度的谨慎的微妙感情来回报他的爱情。1780年，她的丈夫由于常常酗酒而使用暴力危及她的生命时，她隐居在一座修道院中，后来迁居她在罗马的一位亲戚家。阿尔费耶里写道：“我像一个遭受遗弃的孤儿一样停留在佛罗伦萨，就在当时，我完全相信……没有了她，我将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几乎完全无法写出好的作品。”不久，他到了罗马，被允许常常去探望他的情妇。但其情妇的亲戚在牧师的指示下，反对他为废止她的婚姻而做的努力（因此他在《论专制》一书中庄严地恳求离婚）。最后，这位亲戚禁止他再去拜访伯爵夫人。他离开罗马，设法以旅行和养马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些马就成为他的第三个宠物，仅次于文学和情妇。1784年，她赢得了合法的离婚。她迁居到阿尔萨斯的科尔马。阿尔费耶里到那里和她相聚，此后他们在一起同居，直至她丈夫的去世允许他们结婚。阿尔费耶里以一种狂喜描述他的爱情，这种狂喜令人回忆起但丁所著的《新生命》（Vita Nuova）。他写道：

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狂热爱情，是……和我最初三次的结合大不相同的。在那些结合中，我并未发觉自己受到任何理智的平衡，并掺和着意志的强烈感情的激动。这次的感情的确不大火暴和狂热，但显示出更为经久而深入心坎的力量。我的强烈感情产生这种力量，以致它……支配着我的每种情绪和想法，而且此后，它将永远存在我心中随生命而终止。我发觉她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女人，因为她不仅不像所有平凡的女人一样成为我获得文学声名的障碍物——而且她建立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使别人觉得思想比不上她而受到贬损——她的每个良好行为，使我在她身上找到勇气、安适和好榜样。承认并欣赏她为奇宝，我对她可真是心悦诚服而五体投地了。诚然，我的看法无误，因为在12年之后的今天……她具有的短暂的美貌（这些美貌并不能代表永恒的她）随着时光而消逝之际，我对她的强烈感情却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将感情专注于她身上，我的心灵是愉快的、柔和的，而且渐趋佳美。我敢斗胆地说，她的心灵也是和我一样的，她可以从我这里获得支持和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激励的他，写出了更多的悲剧和一些喜剧，及应景诗。他已经写出5首抒情诗，定名为《自由的美洲》（America Libera）。1788年，这对情侣迁居巴黎。在那里，他监督莱茵河上凯尔镇的博马歇印刷所出版他的作品。巴士底监狱陷落时，一直渴望自由的阿尔费耶里欢呼这次大革命是创造世界上较为欢乐的一代的曙光。但不久，法国大革命的过度激进使具有贵族式的自由观念而要求免于暴民和多数人统治的自由，如同免于国王和教皇统治的自由的阿尔费耶里产生厌恶的心理。1792年8月18日，他和伯爵夫人利用两辆马车载着带得走的东西离开。他们到达城门时，一群民众挡住他们，质问他们离开的权利何在。阿尔费耶里说：“跳出置于暴民之中的马车，威胁地挥动我的七张通行证，并开始咆哮和争吵……这总是震慑法国人的方法。”他们继续驰往加来和布鲁塞尔。到了那里，他们才知道在巴黎的法国革命当局已经下令逮捕伯爵夫人。他们急忙地继续驰往意大利，定居于佛罗伦萨。现在，阿尔费耶里写出一本名为《米瑟嗄洛》（Misogallo）的剧本：“充满着憎恨法国和其生性恶劣的奴性群众的气氛。”

1799年，法国革命军攻占了佛罗伦萨。阿尔费耶里和伯爵夫人避难于乡间的一所别墅中，直至入侵的军队撤离。这些年来的紧张和刺激，使他的身体衰弱并变得老迈。1802年，53岁时，他结束其自传而谈及自己已经老迈了。在将他的一切财产遗留给伯爵夫人后，他于1803年10月7日逝世于佛罗伦萨，被葬于圣塔克鲁斯教堂。1810年，伯爵夫人在那里为他建立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就在卡诺瓦纪念碑之旁。她为这位意大利的伟大人物抚坟悲悼，并于1824年追随其爱人于九泉之下。

意大利推崇阿尔费耶里是意大利的先知（Il Vate d’Italia）——使意大利解脱外国和教会的支配，而获得解放、改革和统一运动的先知。他的戏剧虽然粗糙、单调，却已经对在他之前的富有情感的意大利悲剧作了令人鼓舞的改进。从他的《菲利普》、《扫罗》、《米拉》诸剧中，这位意大利的中心人物已经为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奠定了基础。他所著的一本论文《论专制》，并不限于在国外出版，1787年出版于凯尔，1800年出版于巴黎，1800年印行于米兰，1802年、1803年、1805年、1809年、1848年、1849年、1860年分别陆续印行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它成为意大利改革、解放与统一的巨献，如同潘恩于1791年出版的《人类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一书成为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思潮的巨献一样。阿尔费耶里开启了意大利境内如火如荼的运动，可谓为拜伦之前的拜伦，传播着解放人类心智和解放国家的思想。在他之后的意大利必然是自由的了。

第五章　奥地利之启蒙运动（1756—1790）

新帝国

严格地说，“奥地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广义地说，它代表以奥地利为首的帝国。1806年以前，此帝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包括日耳曼、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及意大利和法国的一部分。但是，民族主义使各民族对帝国的忠诚逐渐减弱，1756年实际上存在的是奥匈帝国，只包括奥地利、斯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蒂罗尔、匈牙利、波希米亚、科隆、特里尔、美因茨、意大利部分；而自1713年以来，还包括前为西属、现为奥属的尼德兰——几乎等于今日的比利时全境。

匈牙利约有500万人，以其封建制度自傲。全国4/5的土地为毛焦尔贵族（Magyar Nobles）所有，由农奴耕种，税赋则仅由农民及日耳曼或斯拉夫城镇的市民负担。新帝国正式诞生于1687年，其时匈牙利贵族放弃选举国王的权利，承认哈布斯堡皇帝为其君主。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采取波旁王朝的策略，曾邀请匈牙利显贵到其宫中，授予职位、爵位、勋章，然后诱其在领地内接受帝国法律的约制，并以维也纳为首都。女皇慷慨地授令希尔德布兰特·鲁卡斯拟定在布达建立政府机构的计划。该项工程开始于1769年，嗣后于1854年重建，使这个古都拥有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皇宫建筑。富裕的匈牙利贵族不让女皇专美，沿着多瑙河或乡间僻处建立豪华的别墅。如派儿·埃斯特黑齐亲王在爱森斯塔特建立家族华邸（1663—1672年），而麦克罗斯·埃斯特黑齐亲王在约30英里外，建筑文艺复兴式的新埃斯特黑齐堡（1764—1766年）。该堡有126间客房、2间会客及舞宴用大厅，一间收集艺术品甚丰的库房，旁边还有藏书7500册的图书室及一间容纳400个座位的戏院。该堡四围本是一个广大的沼泽区，改建为庭园，其间点缀着人工洞穴、庙宇、塑像，还设有温室、橘园及游玩保留地。一位法国旅客说：“也许除了凡尔赛宫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该堡更为豪华的了。”此处时有画家、雕刻家、戏剧家、歌唱家及收藏家出入。约有一个世代之久，大音乐家海顿曾在此处指挥、编曲和展望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波希米亚在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下，并不好过。“三十年战争”以后，该国就从历史中消失，由于受了外人统治，及天主教教义强加于扬·胡斯（Jan Hus）和布拉格的哲罗姆（Jerome）的信徒，其民族精神至此已完全破灭。其800万居民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不断的兵连祸结中吃尽了苦头，玛丽亚·特蕾莎转败为胜、又由胜转败时，其都城屡易其主。波希米亚不得已只有以文化和风味独树一帜而自傲。它培育了自己的作曲家，如乔治·本达。布拉格城尤其杰出的是，能热烈地欢迎莫扎特的《唐·乔瓦尼》（Don Giovanni）的首次演出（1787年），不像其后的维也纳城只给予寥寥的喝彩。

在奥属尼德兰，当地显要设法维持其传统权力的努力远较波希米亚成功，它使“革命皇帝”的晚期笼罩着悲剧色彩。那七省君主——不拉班特（包括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及鲁汶）、卢森堡、林堡、佛兰德斯、埃诺、那慕尔、吉尔德斯——各有其古老光辉的历史，而统治当地400万人民的贵族向来维护历经几个世纪考验得来的特权，唯恐他人侵犯。“社会”显示自己的风格，冒险争取自己的利益，有时还在邻近列日主教区的矿泉区，饮用矿泉和葡萄酒。此时，该社区的英雄是1735年生于布鲁塞尔的利涅亲王（Prince Charles Joseph de Ligne）。他受教于数位神父，“其中只有一位信奉上帝”。他本人在这样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家，“信教也只是两周而已”。“七年战争”时，他战绩颇为辉煌，担任约瑟夫二世的顾问且为其密友，1787年参加俄军，随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进军克里米亚。他曾在布鲁塞尔附近建立豪华奢侈的别墅和艺术馆，写了34册的《杂集》（Mèlanges），其中风格的优美甚至令法国人印象极深，而内中含有的哲学隽语更风靡了欧洲各个都会。

这个复杂的帝国，疆域自喀尔巴阡山（the Carpathians）至莱茵河，被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妇女之一的一个女人统治了40年。

玛丽亚·特蕾莎

从战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她，在战争领域内，其军事上的杰出眼光，其坚持目标的远见和勇于面对失败等方面，仅逊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的皮特而已。腓特烈大帝1752年曾说：“除了匈牙利女皇及撒丁岛国王（伊曼纽尔一世）的天才不受教育不良的影响外，欧洲各国君王都是一群出名的蠢货。”在她之前有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在她之后则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除了在治术方面这两位较她略胜一筹外，找不到比她更优越的女皇了。腓特烈认为她“野心很大，仇心亦重”，但是他敢期望她不因为他蹂躏西里西亚而报复吗？法国小说家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认为她“头脑超群，心地仁慈，具有高贵的责任感和惊人的工作精力，风仪非凡令人慑服，并有超俗的魅力，真是人民的母仪”。对于未攻击其帝国或信仰的人来说，她是一位很仁慈的女皇，请注意1768年她曾热烈地款待莫扎特一家人。作为其子女的良母，她给他们的信件是母爱和谆谆善导的骈文。假如约瑟夫听她的话，也不会死于失败；假如玛丽·安托瓦内特遵循其忠告，就可望避开上断头台的命运。

玛丽亚·特蕾莎并不是“开明专制君主”，她绝非专制君主。伏尔泰认为“她是以其子孙很少拥有的温柔和声望来作深入人心的统治，她免除宫中的形式主义和过多的限制……她不会拒绝听人诉苦，而且任何人都能满意地离她而去”。她不具有伏尔泰了解的那种开明的特质，她曾发布反犹太人及不宽容新教徒的法令，终其一生始终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深为震惊地发现，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宗教怀疑主义竟也渗入奥地利。她以检查书籍和期刊的激烈手段来力挽狂澜，还禁止学习英语，“理由是在有关腐化的宗教和伦理原则方面，这种语言实在具有危险的特性”。

但是，她对大臣及其子的反教权主张，并非毫无所感。他们指出，由于教士暗示，临死的病患者如将财产遗留给教会即可赎免其罪，并邀宠于上帝，因此教士的土地及其他财富的增加极为迅速。长此下去，教会——已成国中之国——不久就会成为政府的主宰。修女院和修道院势必倍增，必有很多男女自动避开世俗的生活，使更多的财产免税。年轻妇女在真正了解贡献一生的意义之前，即会受诱加入修女院，誓奉上帝。教育完全受到教士的控制，成长中的心灵经其陶铸，就会给予教会而不给国家最高的效忠。玛丽亚·特蕾莎认为这些论调很有道理，因此下令做某种实质性的改革。她禁止教会参与遗嘱的订立；减少宗教组织的数目，并下令教会也须纳税；21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不得誓言加入修道院工作；教会和修女不得行使“圣殿庇护权”（right of sanctuary）来庇护罪犯；在得到皇帝同意之前，教皇令谕在奥地利境内无效；宗教裁判所须受政府的监督，而在实际上是受到政府的镇压；教育机构在斯维顿（女皇的医生）和劳滕施特劳赫的指导下进行改组，许多教授职务原由耶稣会教士担任的，现改由俗人担任。维也纳大学改由世俗当局和国家控制。该大学及其他大学的课程也经重订，扩充了科学和历史。这位虔诚的女皇多少已经预期其抱怀疑的长子会进行某种宗教改革。

当基督教各国宫廷在多妻多夫制方面，足可媲美君士坦丁堡时，她却是一位遵守道德的典型。教会应该可以利用她作为主张正统论的论据，而排除最力主多元论的波兰天主教君王奥古斯都三世和法王路易十五。维也纳贵族却未追随她。阿尔科伯爵带着他的情妇逃到瑞士；埃斯特黑齐伯爵夫人随舒伦堡伯爵私奔至法国；考尼茨亲王公然在车上偕其最近的情妇出游，而女皇规劝他检点时，他却告诉她：“陛下，我来此要谈的是你的事，而不是我的私事。”玛丽亚·特蕾莎极为嫌恶这种道德上的放纵，她发布严峻的法令，严令其人民遵守上帝的第六诫。她命令，女人的裙子下面必须加长，上衣上面则必须提高。她组成贞洁委员会，该会有权逮捕任何卖娼的疑犯。卡萨诺瓦曾埋怨：“女皇的褊狭行为和狭窄心地，使生活日益艰难，尤以外国人为甚。”

她的统治极为成功，主要应归功于驾下的能臣。她接受了他们的引导，并赢得他们的效忠。虽然“盟友倒戈”（reversal of alliances）政策已成败笔，考尼茨亲王却继续掌理奥地利外交事务，并为帝国服务，颇著绩效，达40年之久。豪格维茨（Ludwig Haugwitz）改革内政，霍泰克（Rudolf Chotek）重建奥地利的经济。这三人对奥地利的贡献等于黎塞留和柯尔伯对法国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比特蕾莎继承的老弱王国强大的多。

豪格维茨的改革自重建帝国军队开始。他相信面对纪律严整的普鲁士军队，奥军早已崩溃，不堪一击，因为奥军是由许多独立的军团联合组成，而各军团又由半独立的贵族募集，并受其指挥，现在经他策划才组成了一支统一训练和受中央控制的10.8万名常备军。为维持这支军队，他建议不仅一般人民，而且贵族和教士也应纳税。贵族和教士提出抗议，女皇不理他们的愤怒，径向他们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腓特烈赞许他这位敌人为行政能手：“她的善理财政为其前代所未曾见，不但通过适当的行政管理，弥补了割土予普鲁士和撒丁岛诸王的损失，还大为增加其收入。”豪格维茨继又重修法律，使司法免受贵族的干涉，并使封建诸侯受中央政府的控制。1768年，一部统一的新法典《豪格维茨试行法典》终于颁布施行。

同时，霍泰克努力促使不景气的经济重振。有利于贵族的专卖政策及1774年以前仍然有效的《基尔特规程》（Guild Regulation），使工业发展受到阻碍。虽然如此，林茨仍有一些羊毛工厂，共雇用了2.6万名员工；维也纳则以玻璃和瓷器的制造，驰名一时；而波希米亚的冶金制造在全国首屈一指。奥地利匈牙利均有丰富的矿产，加里西亚富有盐产。霍泰克利用关税来保护这些工业，因为经常参战的奥地利，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须力求自给自足；自由企业就像民主政治一样，是安全与和平的奢侈品。

即使如此，帝国仍是农业与封建的国家。与腓特烈一样，女皇在战时不敢攻击防范森严的贵族，以免引起社会混乱。她率先示范，在自己的土地上废止农奴制度，并强令傲慢的匈牙利显贵准许农民随意迁居、结婚、抚育自己的儿女，而且可以不理会领主的裁决，径行诉诸地方法院。纵使有这些舒缓民艰的措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农民几乎仍和俄国农民一样贫穷。在维也纳高贵的宫殿、精美的歌剧院、散布希望的豪华教堂背后，低阶级人士仍然过着传统的贫苦生活。

在宫城豪华方面，维也纳渐可以媲美巴黎及其近郊。舒伯鲁宫（Schönbrunn，意为“美好的春天”）就在该城外面，包括495英亩的花园，完全模仿凡尔赛宫而建（1753—1775年），具有挺立高耸的围篱、奇特的人工岩穴、匀称的池塘、多纳及贝叶雕就的可爱雕像、一座动物园、一座植物园。而在背面山上，还有由霍亨堡的约翰建于1775年的一座凉亭，另外加上淳朴的罗马式拱廊。舒伯鲁宫本身是拥有1441间厅房的大厦，1695年初由约翰·菲舍尔一手设计，但1705年以前，该宫并未全部完成，玛丽亚·特蕾莎又聘请帕卡锡重新设计，1744年工程又再复工，到了女皇死的那年（1780年），才全部竣工落成。内部有一条大画廊，长141英尺，天花板采用洛可可式的纤巧设置，并由古列尔米在上面作画（1761年）。从春天到秋天，舒伯鲁宫是女皇的行宫。

宫廷现在约有2400人，照顾马匹、车辆的仆从和马夫就有250人。每年维持全宫的各种费用计为430万基尔德。女皇本人崇尚节俭，除非皇家规矩势有必要外，尽量减少宫中的奢华。她以广事慈善来抵消其宫廷的奢靡。一个世纪以后，斯塔尔夫人谈到奥地利时说：“此地慈善事业的基础已经奠定，规模井然，乐善好施；私人和公共慈善业务均具有公正的良好精神……本国的一切皆显示有一个贤明、爱民如子的宗教政府。”

虽然贫穷，几乎见不到乞讨的情形，相比而言，其犯罪率也较低。人们找到了单纯的乐趣，包括互相访问，在广场上摩肩接踵，在阴凉的公园里乘凉，在普拉特游乐场的林荫道上漫步，在乡间野宴，甚或热血沸腾地安排饿兽猛烈的相斗。人们的舞步极为雅致漂亮，尤其是正式的小步舞，跳这种舞，男女之间很少会碰触，每种动作有其传统和规矩，极尽抑制和庄严之能事。在维也纳人的生活中，音乐占有很重要地位。

比较起来，奥地利文学不但平庸而且不成熟。奥地利向来尊重教权，并未参与鼓动日耳曼风潮的“狂飙运动”。玛丽亚·特蕾莎并非学术或纯文学的拥护者。维也纳也无文艺沙龙，也不像法国那样，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与妇人、贵族、政治家打成一片。这是一个沉静的社会，其古老可靠的生活方式自有其舒适可爱处，虽然没有受到革命的激荡，却也无法一尝挑战性思想的风味。维也纳的报纸经政府严密监督，反成为思想的阻碍，也许只有创刊于1780年的《维也纳新闻》（Wiener Zeitung）是唯一的例外。维也纳的剧院上演歌剧让贵族和宫廷欣赏，或演出粗劣的笑剧给一般群众看。莫扎特曾写道：“就整体说来，维也纳民众不喜欢严肃或有意义的作品，他们甚至根本不了解它。他们的戏院提供最佳的证据，可资证明他们只喜欢与跳舞、粗俗歌舞、丑剧、鬼剧、魔鬼的古怪动作这类无价值的事物为伍。”莫扎特的父亲对维也纳接待其子的情形很感失望。

位于演员、音乐家、民众、农奴、贵族、廷臣及教士的社团之上的，是伟大的女皇，母仪天下，却寂寞一身。其王夫，洛林的弗朗西斯，于1745年即已加冕为王，但其才华适于商业，而不适于政府。他曾组织制造业，供给奥军制服、马匹和武器，腓特烈与奥地利作战时（1756年），却将面粉和秣料售给腓特烈，尽将国政委予其妻。唯在婚姻上，他却坚守其权利，女皇虽然知道他与人通奸，仍然爱他，替他生了16个小孩。她以母爱和严格管教来抚育其子，经常责备他们，并过分灌输道德与智慧，致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宁愿逃避到凡尔赛宫，而约瑟夫宁愿浸淫在哲学的天地里。其技巧的安排，使其他子女得到安适的归宿。其女玛丽亚·卡罗利娜是那不勒斯皇后，其子利奥波德是托斯卡纳大公，其子斐迪南是伦巴底总督。她尽其所能预为其长子约瑟夫继承她留下的重担做准备，她焦虑地观察约瑟夫在教育、婚姻、哲学风暴及丧失所爱的种种发展，直到此时，他年已24岁，她才让他坐在帝国王座的旁边共同听政，输以感情，教以谦恭。

成长中的约瑟夫（1741—1765）

玛丽亚·特蕾莎曾把其子的教育交给耶稣会教士，但她比卢梭更早主张让他读书犹如自娱。约瑟夫4岁时，她曾抱怨“我的约瑟夫不听话”，然而听话就不是一桩娱乐了。约瑟夫6岁时，普鲁士大使在报告中说：“他已经高度了解他的地位。”玛丽亚·特蕾莎训以纪律生活，并强其敬神，但孩子发现宗教礼拜很是烦人，他厌恶过分重视超自然的世界。不久，他不喜正统论，转而为伏尔泰的学说所迷。此外，他虽不关心文学，却极热心研讨科学、经济学、历史和国际法。他永远不会因为年长就变得更傲慢，他终于成为英俊机警的青年，此时他的缺点尚不至使他与母亲疏远。在多次旅行途中，他写给母亲的信充满着孺慕之情。

到了20岁，他受任为枢密院的一员。不久（1761年），他顺应母亲的要求，屡述其政治和宗教改革思想的要旨，终其一生，这一直是其政策的本质。他劝请女皇扩大宗教宽容，减低教权，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并允许物品流通和思想交流享有更大自由。他请求女皇减少宫中和典礼的支出，尤其应减少军队的开支。每位政府成员既然领薪水就应该工作，而贵族应与一般人一样纳税。

同时，他知道了生活的另一面。路易十五为了使敌人的盟友倒戈，曾提议以其孙女伊莎贝拉许配约瑟夫大公为妻。约瑟夫看似很幸运：伊莎贝拉只有18岁，不但美丽，性情也很温柔，只是多愁善感。1760年6月，她随300匹马组成的车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抵达奥地利。为庆祝大婚曾举行奢华的盛宴，约瑟夫非常高兴有这样的美人在怀。但是，伊莎贝拉念念不忘所习的神学理论，她完全可以安享生命的一切，但是她不觉得这样有何快乐可言，反而希望早日死亡。1763年，她致书其姐妹说：“死亡是一种恩泽，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死去。我心中的每个念头都是希望早死。只有上帝知道我热切希望舍弃这种每天都在玷辱它的生活……假如容许自杀的话，我早已那么做了。”1763年11月，她遭受天花的折磨，她根本就不鼓励设法救她的医生，5天中她终告不治而死。约瑟夫爱她至深，永远无法从这次打击中复原。

几个月后，其父带他到法兰克福加冕为罗马皇帝——传统登上帝国帝位的步骤。1764年3月26日（年轻的歌德也在人群中）他在此地被选任为皇帝，4月3日即接受加冕。他不喜欢冗长的仪式、宗教礼仪和演讲。在致其母亲的一封信里，他抱怨：“我们每天都要聆听无聊而愚蠢的演说……那要令我费很大气力，才忍住没有当面告诉这些绅士，他们的言谈举止是何其愚蠢。”在典礼中，他一直想着他逝去的妻子。“由于心中充满了痛苦，我看来宛如着迷似的……我爱寂寞……可是必须活在人群里……还要天天喋喋不休，而说的都是无聊的话。”他一定很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因为其弟利奥波德报告说：“我们的罗马皇帝永远显得英俊可爱，总是富于幽默、欢欣、亲切和彬彬有礼，他已赢得人们的拥戴。”

回到维也纳后，他受劝再次结婚，因为奥地利政府要有次序地持续下去，以利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繁衍不绝。考尼茨替他找到巴伐利亚的约瑟法为妻，因为考尼茨希望巴伐利亚可以并入奥地利王国。约瑟夫签署考尼茨为他安排的婚契，将之送出后，致书帕尔马公爵（伊莎贝拉之父），将约瑟法描写为“矮矮胖胖的小女人，毫无年轻人的魅力；脸上有粉刺红斑……讨厌的牙齿……你该了解这项决定使我蒙受多大的损失……怜悯我吧，别放弃对这个女婿的爱，虽然他再娶，却永远把那个爱人的影像深深地记在心里”。1765年初，约瑟夫与约瑟法结婚。她试着做一位好妻子，但他在公开和私人场合都回避她。她默默地忍受痛苦，1767年死于天花。约瑟夫拒绝再娶。现在，约瑟夫带着冷漠与忠诚、理想主义和傲慢糅合而成的悲惨际遇，将他的余生奉献给政府。

母与子（1765—1780）

弗朗西斯一世去世时（1765年8月18日），玛丽亚·特蕾莎有一段时期可谓身心俱裂。她和他的情妇一起为他哀悼，她剪短头发，舍弃衣物，尽弃珠宝，并终身为他戴孝。她把国政交给约瑟夫，想要退隐修女院。其后，又恐其冲动的继承人无法胜任，才又过问国政，同年11月17日，发表了共同摄政宣言。她对奥地利、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内政保有最高权力。约瑟夫则继任皇帝，负责处理外交和军政，在行政和财政方面也有不完整的权力，但在外交方面，他接受考尼茨的指导，他在各方面所做的决定仍由女皇事先加以审核。他对权力的热衷已和对母亲的敬爱混为一体。她几乎死于天花之际（1767年），他很少离开她的身旁，其焦虑和悲哀之深很令宫廷惊讶。这种疾病三次袭击皇室，使奥地利医生开始为人注射天花疫苗。

其爱子的急于改革很令做母亲的困扰。1765年11月，他将令人震惊的备忘录送达枢密院：

为保有更多人才服务于邦国，我将下令——不论教皇和全世界的教士意见如何——我的子民在25岁以前……不得担任教职。太早宣誓为上帝服务，往往导致男女两性的悲惨结局。这一事实是我们自以为是，而无视于国家的利益所致。

宗教信仰自由、宽容的出版检查、道德上的过失免于追诉、不探察个人隐私，应是政府治理国家的金科玉律……无可置疑，宗教与道德的理想是统治者要达成的基本目标。但是，其不应扩大为企图改正或转变人的信仰和行为。信仰与道德需要说服，用暴力必然无效。在出版检查方面，我们固应特别注意已经出版发行的印刷品，但是检查人们的口袋及箱子，尤其是检查外国人的，未免热心过度。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纵使有了现在的严格检查，任何禁书在维也纳也都可以买到，而人人受了查禁的吸引，可能愿以双倍的高价去购买……

假如除了香料外禁止一切外国货物进口、废止垄断、设立商业学校并消除商业妨碍贵族政治的观念，深信工商业可以更发达……

我们应容许婚姻自由，甚至我们称为“mèsalliances”（指不同阶级间的通婚）的婚姻也该容许。神法或自然皆未禁止婚姻自由。只是我们的偏见才令我们深信，我的祖父为伯爵，我就比别人更有价值。或者只因为我有查理五世签署的羊皮文件就与众不同。实则我们能承继我们父母的只是躯体而已，因此，国王、伯爵、中产阶级、农民，完全是一样的。

玛丽亚·特蕾莎和枢密院大臣一定从该建议中，嗅到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的气息。年轻的奥皇本应采取渐进政策，他却急于成功。他把父王留给他的2000万基尔德——现金、股票及财产——交给财政部，并代偿国债，取费只有4%而非6%。他出售先王的皇家猎区，并下令屠杀野猪，只因那是猎人的目标，并是农田的破坏者。他不顾贵族的反对，在得到其母的支持后，开放布拉特公园及其他公园让民众进入。

令女皇和宫廷震惊的是，1769年他断然至西里西亚的尼斯与奥地利最痛恨的死敌腓特烈大帝做3天的友谊谈判（8月25—27日）。他从普鲁士王那里学到国王“就是国家第一号公仆”（the first servant of the state）的观念。他赞许腓特烈把教会置于国家之下和宽容不同教派的政策。他羡慕普鲁士完美的军队组织和法律改革。他二人觉得消除歧见，共御俄国日益增长的势力，此当其时。约瑟夫致书其母说：“晚餐以后……我们一面抽烟，一面谈伏尔泰。”普王此时57岁，对现年28岁的奥皇评价不高。他说：“这位年轻的君王素性坦白，这倒很符合他的个性……他很想多学习，但没有太多的耐心。他拥有高位只有使他更肤浅而已……无尽的野心吞噬了他……他极乐于研读伏尔泰的作品，并欣赏此人的优点。”

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惊人的成功，迫使考尼茨安排第二次与腓特烈的会晤。普王、奥皇及亲王三人于1770年9月3日至7日，会谈于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在这一年中，约瑟夫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腓特烈写信给伏尔泰说：“奥皇虽然长于褊狭的宫廷里，却能扬弃迷信；虽然生活于奢华中，却宁取简单的礼仪；虽然处身粉香钟鼎之家，仍很朴素；虽然热切地追求光荣，仍然为了孝顺而牺牲了自己的志向。”

这两次会议是约瑟夫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旋又访问其统治地，实地研究他们的问题及发展的可能性，以增加政治见识。他骑在马上并非以皇帝的身份出巡，而是以一般旅行者的身份出游。他避开一切礼仪，住的是旅舍而非别墅。1764年和1768年他曾访问匈牙利，注意到农奴极端贫穷的情况，并在发现原野中有饿死的小孩尸体时，大为震惊。1771年至1772年，他在波希米亚和缪拉维亚两地又见到同样的情况。他到处听到或看到地主残酷而农奴饥饿的报告或证据。他曾写道：“我国内部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描述，那真令人伤心至极。”回到维也纳，他怒责女皇和大臣计划的只是小节的改革而已。他说：“微小的改革无关宏旨，只有全盘的改革才有效果。”他计划第一步先没收波希米亚一些教产，设置学校、难民收容所及医院。经多次辩论后，他终于促使枢密院公布《奥伯林法》（Urbarian Law），减少并限定封建地主拥有农奴的数目。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贵族抗拒该法，波希米亚的农奴群起暴动，为军队敉平。玛丽亚·特蕾莎将暴动归咎于其子。她曾写信给其驻巴黎代表默兹说：

皇帝太急切地追求民望，在多次旅行中过分奢谈……宗教自由和农民解放问题。这类说法已经在我们的日耳曼诸省引起骚乱……不但波希米亚的农民可畏，摩拉维亚、斯蒂里亚及奥地利的农民也有可虑；甚至在本地区，他们都敢放纵嚣张，极为无礼。

约瑟夫参与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次瓜分波兰时（1772年），母子间的关系便日见紧张了。她抗议不该对友好的（天主教）国家有这种粗暴行动。约瑟夫与考尼茨强使她签署瓜分波兰一部分给奥地利的协定时，她为之流泪不止。腓特烈讽刺地批评她：“她一面哭，一面取。”我们从她写给其子斐迪南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感到遗憾乃是实情：“有多少次我希望不参与玷辱本国的这个行动；上帝会谅解，我在另一个世界，也不该负任何责任。这件事使我心理负担沉重，使我的头脑受到折磨，而且每天都感到痛苦。”

她又惧又爱地思考其子的个性。“他喜欢被人尊敬和顺从，视反抗他为可厌之事，几乎难以容忍……他常常不够体贴……其日增的活力使他强烈地希望诸事均能顺应其意……我儿心地善良。”一次，她激烈地责备他：

我死时，我希望我会活在你的心里，那样我们的家族和国家在我死后仍然没有什么损失……你的模仿（腓特烈）并非可喜之事。这位英雄……这位征服者——难道他有一位朋友吗？……一个人若无人性，生命成了什么呢？不管你有多大的才智，你不可能已经有了各种经验。注意别陷入恶毒的深渊！你的心并不邪恶，却可能变得邪恶。别再以说俏皮话来取乐，这种耍聪明的对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嘲笑他人……你是一位爱卖弄才智的人。你是一位无思想的模仿者，却自以为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

约瑟夫致书利奥波德，透露了他的处境：

此间诸事皆不能确定，已达到你不能想象的极点。工作日益累积，但一事无成。每天直到下午5点或6点，除了15分钟的独自进餐外，我都在工作，但没有效果。因为有许多不相干的理由从中作梗，而我一直是这些密谋的受骗者，万事皆有所制其者。我想把长子的地位当作礼品赠送给你。

他蔑视为其母服务的老臣。他们中只有考尼茨支持他，但带着不安的谨慎。年老的女皇听了其子的革命思想，惊恐万分。她坦白地告诉他：

你主张的最重要的根本原则是：一，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任何天主教君王都不敢不负责任地允许它。二，摧毁贵族（因为废止农奴制度）……三，不断地声称各种自由……我已经太老，难以赞同这种思想，我要祈祷上帝，别让我的继承人轻易尝试……宽容和平等主义显然是毁坏一切的手段……若无国教，还有约束吗？没有。绞架或刑轮均无约束可言……我是从政治的观点立论，而非以基督徒的立场说话。世界上找不到比宗教更有用、更有益的东西了。你是否愿意让每个人各依其幻想去行动呢？假如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服从教会的领导，我们会变得怎样呢？弱肉强食就是其后果……我唯一的愿望是，我见到祖先于地下时，能够引以为慰的，是我的儿子一如其先人一样伟大和虔信宗教，而且他会放弃虚伪的主张、邪恶的书籍，也会拒与诱导他舍弃有价值和神圣事物的人为伍。舍弃神圣事物的唯一结果是建立幻想的自由，那只会……导致全面的毁灭而已。

但是，若有一件事是约瑟夫急于想做的，那就是宗教自由。他也许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种无神论者，但他的确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1763年，已有一群奥地利知识分子组成了“启蒙党”（Aufklärungspartei）。1772年，匈牙利作家拜塞涅伊（György Bessenyei）在维也纳出版一部剧本，附和伏尔泰的思想。他为了取悦于玛丽亚·特蕾莎，愿意改信天主教，但在她死后又回到理性主义的路线。约瑟夫无疑读过《天主教主教名人传》（1763年）一书，书中一位著名的天主教主教，名为费布罗纽斯，重申“一般委员会”优于教皇的理论，并力主各国教会应有自治之权。年轻的国王认为奥地利教会的财富之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教会控制教育也成为奥人心智成熟的主要障碍。1770年1月，他致书舒瓦瑟尔说：

关于计划踢开耶稣会教士一事，我完全赞同。别太倚重我的母亲，哈布斯堡家族传统与耶稣会教士有很深的关系……不过，考尼茨是你的朋友，他在女王面前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

约瑟夫尽情使用其对罗马的影响力，敦促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教皇终于下令废止该教团时（1773年），他倍感欢欣。

玛丽亚·特蕾莎震惊地从其子的信件中发现他误陷哲学家的阵营已经很深。她尽其所能，阻止耶稣会遭到解散，但考尼茨劝她接受其他天主教强权的看法。她写信给朋友：“对耶稣会教士，我感到又难过又绝望，这一生我是又喜欢又尊敬他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教养。”她指定一个委员会从事研究，暂缓执行教皇的敕令，奥地利的耶稣会教士因而得到自该国移出现款、财宝及契约的时间。耶稣会教士的财产虽然被政府没收，但女皇设法使该会会员领取年金、衣物及各种赠品。

约瑟夫对镇压耶稣会教士的行动，显然极为满意，以致更加深了母子间的隔阂。1773年12月，他不耐烦于这种紧张的关系，请求她不要再过问国政。她对这项可惊的提议感到恐慌，因而写信给他，诚恳要求双方和解：

我该承认我的能力、颜容、听觉及能力均已江河日下，而我这一生最畏惧的弱点——举棋不定——已随胆气日衰和没有忠诚的仆从而完全暴露。你和考尼茨跟我疏远，对我忠心的大臣日渐减少，反宗教的情况、道德的堕落及大家使用的那些我听不懂的术语等——这些已够令我屈服了。我愿完全信任你，请你注意我犯的种种错误……协助你的母亲，她……活在寂寞之中，她看到她的努力和痛苦得来的成果尽遭毁坏时，她宁愿去死。告诉我你的愿望，我会照办。

他答应和解，这位曾尽全力抗拒腓特烈的妇人曾一度答应和腓特烈的赞赏者及其学生合作。他们两人共同利用耶稣会教士被没收的财产，进行教育改革。1774年，他们发表《学校管理》，重整小学与中学的组织。小学对一切学童采取义务教育的方式，允许新教徒和犹太人为其学生和教师，并不分宗教信仰，教导各种宗派的理论，并将之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这种公立小学被视为欧洲最佳的教育制度。另建师范学校以训练师资，职业学校专教科学与技术，高级中学则教学生拉丁文和人文学科。维也纳大学大致着重法律、政治学及行政学，并作为文官培养学校。教育原由教会控制，现在改由国家施以同样强有力的控制。

母子间继续合作废止刑讯（1776年）。但是，次年发生的一些大事粉碎了双方的和解。约瑟夫向往访问巴黎久矣——并非只是看看法国的哲学家和文艺沙龙的风光，而是研究法国的资源、军队及其政府，探望玛丽·安托瓦内特并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路易十五逝世时，法国似有分裂的危险，约瑟夫致书利奥波德说：“我很替我的妹妹焦虑，她要扮演很困难的角色。”1777年4月18日，他抵达巴黎，化名为“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而不公开其身份。他劝告年轻好玩的王后，弃绝奢侈、轻浮及脂粉气。她却不耐烦听他的劝告。他想和路易十六制定秘密同盟，以防止俄国的向外扩张，但没有成功。他快速游遍巴黎，“在数天之内，他就比路易十六费尽一生还了解得更多”。他拜访巴黎医院，但对医院不人道的管理方法，很难隐藏其惊讶的神色。这位高高在上的欧洲皇帝穿得有如一般市民，说起法语和法国人一样，还以最诚恳的态度接见各个阶层人士，这很令巴黎市民着迷，凡尔赛宫的廷臣却大为惊疑。他会晤文艺大家，特别是卢梭与布丰。他还参与内克夫人家里举行的晚会，并会晤吉本、马蒙泰尔及杜德芳夫人。他为她的仪态和名声感到局促不安，比她为其高位而感到不安的程度为深，然而这样反使他更受赞赏。平等主义者必定有目如盲，无视贵人的存在，因为贵人半数是衣着硬衬起来的。他曾参观巴黎议会开会，并参加法兰西学院集会。法国哲学家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一位开明君主，可以如他们所望进行和平的革命。游历一个月后，约瑟夫离开巴黎前往各省旅行，北至诺曼底，再循西海岸至贝约讷，然后至图卢兹、蒙彼利埃和马赛，又沿莱茵河向上至里昂，向东至日内瓦。经过费内，却未拜访伏尔泰。他并不想太冒犯其母，或太公开与此人结好，只因此人对于奥人和法国国王来说，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

他急于缓和其母的情绪，在出游期间，有1万缪拉维亚人放弃天主教，改信新教，而玛丽亚·特蕾莎——或枢密院——却采取仿照路易十四反胡格诺教派的龙骑兵方式来加以镇压。改信新教运动的领袖纷纷被捕，新教教会均被解散。顽固的改教者被征入军队服劳役，女人则送至监狱工厂。约瑟夫返回维也纳时，他立即向其母抗议：“为了使这些人再改信天主教，你把他们征入军队，把他们送到矿场，或罚他们去筑公共工程……我要坚决地宣告……谁负责发布这项命令，谁就是你的臣民中最无耻的人，他只会令我轻视，因为他不但是笨蛋，而且鼠目寸光。”女皇答以不是她而是枢密院发布这类命令。但她并未收回成命。缪拉维亚新教徒代表往见约瑟夫，玛丽亚·特蕾莎即下令加以逮捕。考尼茨劝她收回这些命令时，母子间的危机已经慢慢陷入僵局了。迫害行动终告停止。改教的人获允作新的膜拜，假如他们能悄悄地在家里作的话。世代间的冲突终于停止了。

1777年12月30日，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经过长治久安的统治后，终于死亡，并无子嗣，因而争执又告恢复。在继承其位的竞争中，巴拉丁选帝侯查理·特奥多尔获得约瑟夫二世的支持，条件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割予奥地利。而瑞布鲁肯公爵查理斯则得到腓特烈大帝的支持，腓特烈宣称他决不让奥地利得到任何巴伐利亚的土地。女皇警告其子，别挑衅那位无敌的普鲁士国王。约瑟夫不顾其劝告，在得到考尼茨的支持后，即派遣奥军赴巴伐利亚。腓特烈也命令其军队入侵波希米亚，想占领布拉格，只要奥军不退出巴伐利亚，就不撤军。约瑟夫率领其主力军卫护布拉格。敌对双方主力对峙，另一次奥普战争爆发，流的必是兄弟阋墙的血。腓特烈违反先例且出人预料，竟然避而不战，以其士兵蹂躏波希米亚的农作物而自满。而约瑟夫知道腓特烈是驰名的统帅，迟迟不敢进攻。他曾希望法国会出兵协助，并致书恳请其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协助。路易十六致送1500万利维尔给他，此外一无表现，因为法国早与美洲殖民地签订盟约，必须准备与英国作战。约瑟夫在营中焦虑不安，一面为痔疮所苦，一面则因心情愤怒而激动不已。

玛丽亚·特蕾莎终于又表现了坚强的意志，把事情揽在手中，暗中遣使向腓特烈提出和议（7月12日）。腓特烈同意谈判，约瑟夫服从其母的决定，法王路易十六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则从中斡旋。双方签订《特申条约》（The Treaty of Teschen，1779年5月13日）。巴伐利亚割让34平方公里的土地予奥地利，聊慰约瑟夫之心，但该国的其他土地归查理·特奥多尔，促成了巴伐利亚与巴拉丁的联合。等到拜罗伊特和安斯巴赫两地的无嗣统治者去世后，普鲁士即接收。每个人自称获得胜利。

年迈的腓特烈大帝与年老的奥地利女皇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危机，终于耗尽了女王的生命。1780年，她不过63岁，但身体肥胖，并患气喘。两次大战、16次怀孕及无尽的忧虑，已使她心脏极为衰弱。11月，她在敞篷的御辇里，适为大雨所淋，引起严重的咳嗽，第二天她仍然坚持工作。她曾表示：“睡觉费了那样多的时间，我不得不怪自己。”发觉躺下即几乎无法呼吸时，她只得坐在椅子上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约瑟夫召回其兄弟姐妹至母亲身旁，并殷勤地照料她。医生不再对她抱有希望，她遂听任为她做最后的圣礼。在弥留数小时后她站了起来，蹒跚地从椅子走到床边。约瑟夫试着安慰她说：“陛下躺错了地方。”她却答道：“是的，但死在这里已很不错了。”她逝于1780年11月29日。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0）

约瑟夫在衷心哀悼现在才认识其伟大的母亲后，自觉已无任何束缚，可以尽行其改革的思想。他是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尼德兰南部等地的专制君主。其弟利奥波德在托斯卡纳，也顺其意志，其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在法国可以协助他。他深深地感到在此生命和权力的巅峰，已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掌握。

他的外表如何呢？这时他年已40，仍是盛年，他在秃头上戴上假发时，显得特别英俊。他有一颗机警、几乎过分活跃的心灵，能够赶上时代，然其对历史和人性的知识使他一直不够稳定。他经常觉得时不我待，因此他所犯的错误都是仓促决定的结果，而非出于恶意。从许多故事中可以了解他对别人的不幸极为同情，并愿意改正可以挽回的过失。在工作许可的范围内，他尽可能接近人民。他的生活极为简单，衣着一如普通士兵，避免穿上皇帝的紫袍。他和腓特烈一样没有情妇，也无游乐而不务正业的“希腊朋友”，工作就是他专心致志的情人。与腓特烈一样，他比臣僚还勤奋工作。他对应尽的责任一向谨慎；出外旅行不是为了娱乐和炫耀，而是为了观察和学习。他曾经视察很多国家的工业、艺术、慈善事业、医院、法庭及陆海军编制。他亲自观察王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及其问题。现在他下了一个男子汉能下的决定，要实现哲学家的梦想。“自从我登上皇位，戴上世界上最贵重的皇冠，我已使哲学成为帝国的立法。”欧洲各地的哲学家热切地注视着他的大计划。

第一个困难是要找到与他抱有同样理想的助手。先朝留下的老臣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人士，而其改革会减除他们的特权。考尼茨和斯维顿支持他，两名枢密大臣奎滕伯格和格布勒，及两名维也纳大学教授马提尼和索南费尔都对他颇多鼓励。但是，这些人的下面是一群官僚，他们只知按习惯行事，以服从传统为乐，自然抵制任何革新。约瑟夫太忙而无法注重礼仪。他的待从如同奴仆，命令繁多而使他们无所适从。约瑟夫要求他们向他报告同僚的严重过失，不时诘询他们，并要他们和他一样夙夜辛劳。他承诺在服务10年后，他们或其遗孀可以领取退休金，他们虽感谢他的美意，却怨恨他的手段，仍旧保持他们的自尊。约瑟夫相信其目标绝对正确，以致根本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或讨论。他致书舒瓦瑟尔（此时舒瓦瑟尔已安享退休生活）说：“你活得比我幸福得多。我几乎不知幸福何在，而在我走完我替自己决定的路之前，我就会进入老年了。”可是，他永远没有真的活到老年。

他弃绝一切民主思想。他觉得人民尚难做成熟的政治判断；甚至立宪君主政体也无前途可言。如同英国的国会体制，只会形成由反对根本改革的地主和主教组成的封闭社会。约瑟夫认为，只有专制君主政体才能打破习惯与教条的束缚，并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的侵犯。因此，他亲自面对一切问题，并发布涉及生活各方面的命令。为使人们服从其命令，他建立一种间谍系统，致使其施惠变质。

其专制部分表现在一支强大常备军的征集，该军队完全不受地方显贵的控制，以全面征兵制的方式来补足兵源，并施以普鲁士纪律的训练。他希望那支军队会加强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使腓特烈不敢轻举妄动，或许（因为我们这位哲学家也颇有贪图领土之心）这可以使他取得巴伐利亚，并将土耳其人赶出邻近的巴尔干半岛。他任命“法学家委员会”修改并编纂法典。经过6年的努力，该委员会印行了一本民事诉讼法典。刑罚已经减轻，并废止死刑（在那个时代英国仍有100种罪名要处以死刑）。魔术、巫术及叛教不再受法律的处罚。法律禁止决斗，决斗中杀人视同谋杀。婚姻成为一种民事契约，政府允许人们离婚。地方法官须经特殊训练，并通过艰难的考试。许多宗教法庭被废止。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位贵族被施以枷刑而受人耻笑，而另一位被罚清扫街道时，全国贵族大为震惊。

1781年至1785年一连串的命令，废止了农奴制度。任何人皆有权迁移、转职、拥有财产和因互相同意而结婚，国家指派特别检察官以保障农民的新自由。贵族失去对佃农的刑事管辖权，但为避免领地荒芜，规定地主仍可要求从前的农奴提供某种惯有的劳动。

约瑟夫相信《基尔特规程》有碍经济发展，因此鼓励资本主义工业，但是他反对增加机器，唯恐“因而摧毁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他准许工人不必入伍，但他们为了休工假日的减少而牢骚不断。他对商人、制造家及银行家赐予贵族的封号和全国性的表扬。他虽废止或减少多种国内税，仍保留进口货物的保护关税。国内厂商受到保护，外商无法与之竞争，他们竞相提高价格，并生产劣等货品。怨恨奥地利的关税壁垒，普鲁士、萨克森及土耳其也紧闭门户，不准奥地利货品进入。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等流域骤然失去不少生意，约瑟夫打通一条穿过卡尼克阿尔卑斯山的新路，目的是增加与亚得里亚海各港口之间的陆上贸易。他成立东印度公司，希望经由阜姆（Fiume）及的里雅斯特港两自由港而与东方、非洲和美洲各国贸易。1784年，他和土耳其谈判，签订了通商条约，但是三年后的土奥战争，使多瑙河入黑海的出口尽行关闭，结果多瑙河的商人纷纷破产。

为了促进资本流通，他废止旧有禁止取息的立法，凡贷款取息在5%以下者即为合法，并封犹太银行家为贵族。他提供国家贷款，并准新兴企业短期垄断市场。他采取单一土地税的重农主义思想，土地税率各依其坐落地点及肥瘠而不同，并由大小地主来支付。这项计划若执行，自须先丈量帝国的土地。丈量费用共为1200万基尔德，由地方共同负担。新法规定，农民保有收获或收入的70%，国家得12%，尚余则由封建例费及宗教什一税均分。以前农民应付34%给国家、29%给地主、10%给教会，只有27%留给自己。贵族抗议新划分法会毁了他们；而在匈牙利，他们竟起来反抗。

奥地利、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人口，1780年为1870万人，1790年则增至2100万人。根据当时的报告，砖瓦建筑逐渐取代了旧日农村的茅屋，都市建筑也改用砖瓦代替木材。贫穷依然存在，1781年奥皇曾下诏成立“济贫组织”（Armeninstitute），任何无能生活者均有权向其求助，而无须损及自尊。

虽然约瑟夫的官衔包括“基督牧者”、“基督教拥护者”及“天主教信仰的保护者”，但在他获得专制大权不久，即着手减弱教会在其“承继的土地上的地位”，那是指奥地利、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而言。1781年10月12日，他发布《宽容诏令》（Ediot of Toleration），新教徒和希腊正教徒都可自由建立自己的教堂、学校，而且有权自由集会、拥有财产、进行忏悔和担任军政职务。奥皇劝其人民“避免引起有关信仰的争执……并善待不同教派的人士”。在给斯维顿的一项指令中，约瑟夫坦白说出其灵感的渊源：“我的帝国内不再容许不宽容，帝国会乐于发现它没有使卡拉斯和塞文那类人成为牺牲者……宽容是启蒙主义衍生的结果，而现在全欧洲都在传播这种启蒙主义。它是奠基哲学及建立哲学理论的伟人……只有哲学才是政府应该遵循的道理。”

宽容也有其限制，正如伏尔泰在《论宽容》（“Treatise on Toleration”）一文中定其范围一样（1763年）。某些大臣警告约瑟夫说，假如取消一切限制，各种奇怪的教派势必丛生蔓延，甚至绝对无神论也将获得成长的机会，这样会造成教派纷争、社会纷乱及粉碎一切权威的后果。因此，有人告以几百位波希米亚人自称是自然神论者时（1783年），他断然下令，任何敢如此自称者，“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即应以皮鞭在其屁股上重重地打24下，然后把他送回家”，连续公开做此声称者，将连续地受到同样处罚。某些顽固的自然神论者，被遣往军事辖区管理。

《宽容诏令》发布的结果，使王国内自称为新教徒的数目急速增加，1781年只有7.4万人，1786年竟遽增至15.7万人。自由思想渐有发展，但仍然以私人交际圈为限。兄弟会会员长久以来即已在奥地利生根，曾在维也纳建立分会（1781年），并有许多名流参加（虽则其主张暗含自然神论）而为奥皇保护。一位会员说：“本会的宗旨在于实现政府鼓励的良心和思想的自由，并打击各种教派……的迷信和盲信，这些教派就是这些罪恶的主要支持者。”兄弟会分会仅在维也纳一地就有8个之多。加入该会成为一时风尚，不分男女皆戴上兄弟会的标志，莫扎特还为兄弟会的典礼作曲。约瑟夫终于疑心该会有政治阴谋，1785年他下令维也纳各分会并而为二，各省的省会也只准设一个支会。

约瑟夫任命一个委员会来修改出版检查的法律，1782年依据其修改结果发布了一部新法。该法禁止出版故意攻击基督教的书籍，而内容有“不道德的描述或猥亵的文字者”也在禁止之列。但是，同样查禁“内含几近神话的奇迹、幽灵、神示及同类记述的书籍，只因那些书会使一般人迷信，也会惹来学者的厌烦”。批评和讥嘲的文章即使是攻击奥皇，也准其出版，但应使用作者的真名，并受“诽谤法”的拘束。《罗马禁书一览表》内的书籍置于图书馆中，任学者使用。科学著作完全免受检查。某种学术书籍假如经知名权威担保为纯学术性质，即可免受检查。外语书籍可自由进口与贩售。学术自由扩大了很多。因斯布鲁克大学的14名学生公开向政府检举其教师不该主张这一世界的存在超过6000年以上，约瑟夫很简单地处理此事，他说：“这14名学生应予开除，因为他们的头脑太愚蠢，无法从教育中获得益处。”新法导致教会组织愤怒的抗议。但约瑟夫的答复是，允许维也纳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1787年），甚至在完全获得自由之前，维也纳的出版商即因1782年的法律执行不严，而从中取利：奥地利市面充斥了半色情、透露修女生活、攻击天主教会或天主教本身的那类小册子、书籍及杂志。

约瑟夫觉得也应就宗教事务有所规定。1781年11月29日，他发布诏令，关闭许多修道院和修女院，诸如“既不开办学校，又不照顾病患，也不从事研究”之类皆予封闭。日耳曼领域内（奥地利、斯蒂里亚、卡林西亚及卡尼奥拉）共有2163所修道院，有413所被封。6.5万名修道士中，2.7万名在领取津贴后被遣散，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地也有类似的裁减。约瑟夫说：“王国又穷又落后，无法奢侈到必须养活这么多懒人。”被解散的组织的财产——共约6000万基尔德——当然为人民共有，而由国家加以没收，尚存的修道院也不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托钵教会受命停止乞讨行为，并不得再收容新信徒。又废止宗教上的兄弟结义关系。各种宗教财产应由政府加以登记，政府禁止其随意出售、转让或交换。

约瑟夫继而将天主教主教辖区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新任主教须先向世俗权责机构宣誓效忠。未得政府许可，教皇的一切规程和谕令在奥地利皆属无效。1713年的教谕，虽谴责异端或詹森派教徒，但奥地利根本置之不理。同时，约瑟夫组织新教区，建立新的教堂，并支薪给神职候选人。他开设新的神学院，其课程不但重视神学和礼拜仪式，而且特别重视科学与世俗常识。

这些措施引起全欧天主教教士的反对。许多高级教士请求约瑟夫撤销其对付教士的诏令，但约瑟夫不听。他们又以下地狱来威胁他，他一笑置之，不为所动，继续其改革。最后，那位潇洒、文雅、仁慈和自负的教皇庇护六世，采取了非常的行动，离开意大利（1782年2月27日）。是年冬天，他越过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抵达维也纳（3月22日），决心亲自吁请奥皇撤销前令，这是1414年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日耳曼人的土地。约瑟夫与也抱怀疑的考尼茨走出维也纳城，亲迎教皇至玛丽亚·特蕾莎曾住过的行宫。在教皇逗留维也纳期间，广大的群众几乎每天都聚集在宫外，希望获得教皇的祝福。约瑟夫其后这样描述他们：

宫中走道及梯廊挤满了人。纵然已增加一倍守卫，仍然不可能不被他们带来请他祝福的东西侵扰：肩衣、念珠、偶像等。而他虽然每天从骑楼上给予7次祝词，仍有一大堆群众等他施予祝词。除非你亲眼目睹，否则，你真不知到底是怎样的人山人海；一次竟然有6000多人在那里等候，这绝对是真实的。那真是最壮观的场面。农民携妻带子来自周围60英里外。昨天有一位妇女还挤破了我的窗户。

教皇滔滔雄辩的劝解，还不如宗教对人心的影响的这种明证，更能感动约瑟夫。但是，即使庇护六世为其贵宾之际，他继续关闭修道院。教皇严厉地警告他：“假如你一意孤行，毁坏信仰和教会法律，上帝一定会重重惩罚你，在你生命的旅程中，它就会处置你，它会在你面前开辟一道黑暗的深渊，而在你的盛年就会被它吞噬，你那光荣的帝国也将为之毁灭。”历经一个月的显耀和失败，庇护六世终于伤心地返回罗马。其后不久，奥皇任命罗马教廷不能同意的维斯康堤为米兰大主教，教皇拒予承认，遂致教皇与帝国几濒破裂的边缘。约瑟夫还不想采取这样剧烈的步骤，他速往罗马（1782年12月），谒见教皇，表示虔敬，因而得到教皇同意，此后可由国家指派主教的人选，甚至在伦巴底一区亦然。君王与教皇在和善的气氛中分别。约瑟夫曾经掷了3000斯库迪给罗马群众，他们欢呼：“吾皇万岁！”

返回维也纳后，他继续一人的改革。像路德一样地抗拒教皇（许多新教徒感激地拿他和路德相比），也像亨利八世一样地攻击修道院，其后他又像加尔文一样，下令移走许愿匾及多数雕像，并禁止接触圣像，吻圣迹及分发避邪符……借以净化教会。他规定宗教礼拜的时间和种类，圣女的服饰和宗教音乐的性质。此后，规定祷文只能用日耳曼语，而不能以拉丁文来诵读，朝圣和游行应须获得世俗政府的允许。最后只有一种游行获得允许，即圣餐节游行。官方通知人民，不必跪在街上迎接游行行列，即使它携有圣饼亦然。脱帽致敬就已经够了。大学教授被告以他们以后无须宣誓他们相信圣母无瑕的观念。

没有人怀疑约瑟夫的人道目标。封闭修道院省下的财富已被当作专款，用于修建学校和医院，资助慈善事业，遣散教士及用作修女的津贴和贫穷教区牧师的补助款。奥皇连续下诏，促进教育的发达：有100名适龄学童的社区即应设一个初级小学；初级教育完全为强制性，并具普遍性；另由修女院或国家设立女子学校。维也纳、布拉格、伦贝格、佩斯特、鲁汶等地均设有大学。因斯布鲁克、布伦、格拉茨、弗赖堡等地设有专科学校，教授医药、法律或工艺。帝国设有许多医学院，包括设在维也纳的一所教授军医和外科手术的约瑟夫医学院在内。维也纳开始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医学中心。

奥皇与帝国

王国的复杂情况使约瑟夫的革新措施倍加困难。他很了解奥地利，纵使经过多次辛勤的旅行，他仍然不能体会匈牙利显贵对其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有多深，更不能体会匈牙利群众的爱国主义更重于阶级利益这一事实。他承继大统之时，曾拒绝依照传统前往普雷斯堡加冕为匈牙利皇帝，因为加冕典礼中，必须宣誓遵守匈牙利宪法，而该宪法支持封建形态的社会。他曾下令将匈牙利守护神圣史蒂芬的皇冠自布达移往维也纳（1784年），此举冒犯了匈牙利人。他还以日耳曼语而不以马扎耳语代替拉丁语，作为匈牙利法律用语和训令用语。而令匈牙利商人愤怒的是，他曾利用关税阻止匈牙利产品输入奥地利。他曾干涉传统礼拜仪式，并在一年之内竟准许匈牙利的新教社区由272个增为758个（1783—1784年），使当地天主教会极为震惊。匈牙利终陷于党派、国籍、语言及信仰互相冲突的纷乱状态。

1784年，瓦拉几亚（Wallachia）爆发了反抗封建地主的剧烈的农民暴动，共有182间贵族别墅及60座村庄被付之一炬，并有4000名匈牙利人惨遭杀害，他们宣布是在奥皇的福庇之下才做这种事。约瑟夫很同情他们，认为长久受压迫自会产生此种积怨。但是他希望通过立法，和平地结束封建制度，而不能容许农民以杀人放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遂派军平息暴乱。共有150位暴动的首领被处死，暴乱才告终止。结果，贵族恨他引起暴乱，农民则恨他阻止暴乱。此时已经伏下1787年全国反对奥皇的危机。

1780年11月，约瑟夫亲自研究奥属尼德兰的问题。他曾游遍那慕尔、蒙斯、库特赖、伊普尔、敦刻尔克、奥斯坦德、布鲁日、根特、奥登那德、安特卫普、马林、鲁汶、布鲁塞尔等地。他还附带访问尼德兰联合行省——抵达鹿特丹、海牙、莱顿、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及斯帕（在该地曾和哲学家雷纳尔共餐）等地。荷兰的欣欣向荣与比利时经济显现的相对呆滞，这种明显的对比令他印象深刻。他将此归因于荷兰商人极为活跃和善于把握良机，及《明斯特条约》（1648年）封闭了斯海尔德河与海洋贸易。回到布鲁塞尔后，他迅速召开会议，企图改革贸易、行政、财政及法律。1781年1月，他指派其妹玛丽亚·克丽斯蒂娜及其夫阿尔伯特公爵为奥属尼德兰的地方首长。

此时，他第一次看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具有传统特权的上层阶级如何反对改革。其中不拉班特一省早在13世纪即已获得自由宪章，向有“乐都”之称。任何入主布鲁塞尔的君主须向宪章宣誓效忠，其中一条款规定：假如君主违反宪章规定，则佛兰德斯有权拒绝对他服务和服从。另一条款规定：国王应维持天主教会现有的特权、财产及权力，并执行特伦特宗教大会的一切决定。其他各省的贵族和教士也喜爱类似的宪法。约瑟夫却决心不让这类传统阻碍其改革。在短期的访问巴黎后（1781年7月），他又回到维也纳。

11月，他开始在这些省份实施《宽容诏令》。他下令比利时的修道院不受教皇管制，关闭几座修道院，并没收其财产。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及马林的主教纷纷提出抗议，约瑟夫继在比利时贯彻其关于还愿匾、游行及宗教礼仪的规定。他不准主教控制学校，称“利未的子孙不该再垄断人类的心灵”。他废止鲁汶大学长久以来享有的特权。他在该校建立一所不受主教管辖的神学院，并下诏比利时牧师候选人应在该院做5年的研究才行。急于改革各省的政府，他取消各省阶级会议或省议会及古老的贵族院，改设单一的一般行政委员会，该会设一由奥皇任命的全权委员。他又设置统一的世俗司法机构，取代现存封建的、地方性的、宗教的法庭。全体人民无分阶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贵族和很多中产阶级联合教士，反抗这些措施。约瑟夫重开斯海尔德河出海贸易的徒劳的努力，亦未缓和他们的敌视。而荷兰拒绝重开，法国虽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恳求，仍然表示拒绝。1787年1月，不拉班特省阶级会议通知约瑟夫，未经该会同意不得改变该省现行的宪法。事实上，他们等于告诉他，他对奥属尼德兰的统治，应是立宪君主政体，而非专制君主政体。但他置该宣言于不顾，断然下令执行其诏令。阶级会议在他们的抗议得到结果之前，拒绝通过征税案。群情激动引起广泛的暴动，玛丽亚·克丽斯蒂娜无奈，只好应允废止那些不受欢迎的改革（1787年5月31日）。

尼德兰动乱不安之际，约瑟夫在哪里呢？他正设法在外交上结好叶卡捷琳娜二世，他相信和俄国达成和解，可以孤立普鲁士，并增强奥地利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早在其母驾崩以前，约瑟夫即曾至莫吉廖夫（Mogilev）拜访女沙皇（1780年6月7日），并辗转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盘桓。1781年5月，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了攻守同盟互援协定。

自以为这项协定可使七八十岁的腓特烈陷于瘫痪而不能行动，约瑟夫再次向选帝侯查理·特奥多尔要求以奥属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1784年）。选帝侯难以抗拒其诱惑，但腓特烈再鼓余勇，设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现。他鼓动匈牙利和比利时起来反抗奥皇，怂恿瑞布鲁肯公爵——巴伐利亚继承者——反对交换，派使说服日耳曼诸侯，称他们的独立已遭到奥地利向外扩张的威胁，并于1785年7月23日成功地组成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不伦瑞克、美因茨、赫斯—卡塞尔、巴登、萨克森—魏玛、哥达、梅克伦堡、安斯巴赫、安哈德等地的诸侯联盟，保证共御奥地利牺牲日耳曼国家向外扩张的野心。约瑟夫又一次诉诸凡尔赛宫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使尽其魅力，要赢得法王路易十六对自己的支持；外交大臣韦尔热纳却警告法王路易切勿同意。约瑟夫不得已，只有承认自己不是腓特烈这个老狐狸的对手。1786年8月，他得悉腓特烈去世的消息时，他说他有双重的悲哀：“以一个军人的身份，我很遗憾，这位对战争艺术有划时代贡献的伟人终于逝世。以一名百姓的身份，我很遗憾他不早死30年。”

现在奥皇扩大其王国领土的唯一希望，就是参加叶卡捷琳娜二世瓜分土耳其在俄奥之间的欧洲属地的战役了。1787年1月，俄皇出巡并想慑服其南方的新征服领土时，曾邀请奥皇在半路上相会，一起到克里米亚去。他如期而至，但没有立刻同意联合出征的计划。他说：“我真想要的是西里西亚，与土耳其战争根本不会达到那个目的。”不过，土耳其对俄宣战时（1787年8月15日），约瑟夫不能不有所行动了，因为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盟协定使他必须助其打“自卫”的战争。而且，现在土耳其的情况岌岌可危，奥地利参战可以乘机再占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甚至可以取得黑海的港口。因此，1788年2月，约瑟夫出兵作战，并训令他们攻取贝尔格莱德一地。

但是，就在此时，瑞典人乘机攻打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召回在南方的军队以护卫其京城。土耳其人没有了俄人的压力，便能集中火力对付奥地利军队。约瑟夫亲自督军，目睹奥军因漠不关心、逃亡及疾病而日见衰弱。只好下令撤退，绝望而自觉耻辱地返回维也纳。他将统帅权交付“七年战争”的英雄劳顿，老将攻下贝尔格莱德才稍补奥军的损失（1789年）。此时瑞典攻击俄国遭到失败，叶卡捷琳娜二世军队再次大举南进，在与土耳其人交锋的杀戮中，因其兵员稍多而获胜。约瑟夫欢欣地注视长期等待现已在望的军事胜利。不料，普鲁士、英国、瑞典及荷兰因恐俄国日渐壮大，在此时出面干涉，协助土耳其人。骤然之间，约瑟夫发现，几乎所有欧洲新教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他。他再度求助于法国，但1789年的法国已因革命而自顾不暇。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统治下，与土耳其签订了同盟条约（1790年1月），并遣使煽动匈牙利及奥属尼德兰起来反叛奥皇。

匈牙利欢迎这种阴谋，因为它已经公开反抗约瑟夫征兵、征税、改变语言及宗教改革的诏令。1786年，马龙吉吁请匈牙利人自选其皇帝。1788年，佛兰尤计划立腓特烈·威廉为匈牙利国王。埃斯特黑齐和卡罗伊将此消息泄露给奥皇，佛兰尤被判60年的监禁。1789年，匈牙利阶级会议诉请普鲁士从奥人手中解放匈牙利。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匈牙利时，该国到处都可以听到独立的呼声。约瑟夫心神沮丧，已觉来日不多，再无精力坚持立场。其弟利奥波德也劝他屈服。1790年1月，他只好宣告：

我们已经决定恢复（匈牙利）王国政府……在1780年时的状况……我们所做的（改革）出于追求共同福祉的热诚，及期望你们受了经验教训之后会喜欢这些改革。现在我们已经确信你们还是较喜欢旧秩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诏书》……

及有关农奴的地位和与领主关系的诏书，均继续有效。

2月，圣史蒂芬皇冠被送回布达，沿途各站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叛变遂告平息。

奥属尼德兰的反叛却是不到产生结果决不中止，因为它能感受邻近的法国革命运动的热力。约瑟夫之妹曾向不拉班特省阶级会议承诺废止他们怨恨的改革，约瑟夫却不肯承认这项承诺的效力。他下令执行这些改革措施，并命其士兵向拒不采行的群众开火。士兵依照命令去做，结果布鲁塞尔有6名暴动者死亡（1788年1月22日），安特卫普和鲁汶两地死亡的数字不详。布鲁塞尔律师亨利呼吁人民武装起来，并加入独立志愿军。教士也热心支持这一呼吁；法国巴士底监狱陷落的消息传来，极大鼓舞了人们，不久就有1万名“爱国者”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参加战争。10月24日，《不拉班特省人民政纲》出现，宣告罢黜约瑟夫二世统治者的地位。10月26日，爱国者组成的军队击败奥军。叛军节节胜利，逐渐占领各城镇。1790年1月11日，7省均宣告独立，并成立比利时联合共和国，这一名称来自1800年前曾经困扰恺撒的比利时族。英国、荷兰及普鲁士均乐于承认这个新政府。约瑟夫诉请法国帮助，但法国正忙着罢黜自己的国王，根本无暇他顾。约瑟夫熟悉的旧世界好像已经崩溃了，而死神正在召唤他。

去世

最后这几个月是最不好过的。匈牙利和比利时发生叛乱，土耳其人节节进逼，军队群起叛离。而自己的子民，那些奥地利人本来很敬爱他，现在也反对他，视他为他们神圣传统和信仰的破坏者。教士谴责他是不信教的人，贵族因他解放农奴而对他怀恨在心，农民则向他要求更多的土地。都市的市民接近饥饿边缘，各个阶层的人士诅咒战争带来的重税和高昂的物价。1790年1月30日，约瑟夫已完全屈服，除了废止农奴制度的措施外，他宣告取消自玛丽亚·特蕾莎亡故以来发布的一切改革措施。

为什么他会失败？他诚恳接受并充分信任哲学家的主张，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怀有善意的君主，最适合推展启蒙运动与实行改革。他受过良好的教养，可是他的善意不时为他的热爱权力玷污，而最后他的热忱变为征服者的野心，并已远超乎实现哲学思想的热诚之上。他缺少哲学家具有的怀疑能力。他认为其目的和手段充满了智慧。他要立即改革太多的毛病，而且做得太仓促，人民无法尽行消化颁布的法令。在使人信服之前他就发号施令，他想在10年内，完成需经百年的教育和经济改变才可进行的改革。根本上是人民使他遭受失败。他们已深深植根于特权与傲慢、习惯和教条中，未能给他谅解和支持，而如此富有挑战性的改革，若无人民的谅解和支持，其专制权力势必陷于软弱。他们宁要教会、教士及什一税，而不要赋税、密探及战争。他们无法信任嘲笑他们喜爱的传奇故事、困扰他们的主教和羞辱他们教皇的人。

自1765年以来，经过这么多艰辛的日子，他的健康一直不能与他的意志配合。他的胃因为紧张的生活变得消化困难、不断作怪，身边的人警告他需要休息，但是无效。利涅亲王警告他，说他这样等于慢性自杀。他也知道，但他说：“不然我能怎样呢？”“只因我不能促使他人去工作，所以我才只好慢慢地杀害自己。”他的肺不好，声音又衰弱又低沉，他的静脉曲张，眼睛发炎，中了丹毒，并患痔疮……在与土耳其作战中，因受风霜打击，他和成千的士兵一样，患上了四日热。有时，他几乎不能呼吸，“我的心脏只有轻微的跳动”。1789年春，他开始吐血——他致书利奥波德说：“一次约吐三盎司。”6月，其肾脏发生剧痛。“我严行节食，不吃肉类或蔬菜，也不吃乳酪产品，肉汤和米饭是我的主食。”他终于患上肛门脓疮，脓疮和痔疮均须切割。他又染上水肿的毛病，只好召回利奥波德来接掌政府大权。他说：“我不会为了去位而感到遗憾……令我悲伤的是，只有少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致书利涅亲王说：“你的国家已将我杀害。根特之失令我痛心，布鲁塞尔之失已置我于死地……到北海沿岸即低地国家去吧！任其返回他们的君王的怀抱。假如你办不到，就留在那里。不要为我牺牲你的利益。你还有子女。”他开始立遗嘱，慷慨地把许多礼品赠给其仆从，并赠给“耐心与我交往的5位妇人”。他自撰墓志铭：“躺在这里的是约瑟夫，他毕生一事无成。”他顺从地接受天主教会给他的最后圣礼。他祈求早日结束生命，终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他享年只有48岁。他去世时维也纳欢欣，匈牙利感谢上帝。

他真的失败了吗？诚然在战争方面他是失败了。纵使劳顿连获胜利，利奥波德二世仍认为最好依据恢复战前现状原则，与土耳其谈和（1891年8月4日）。利奥波德因无法缓和匈牙利贵族的不满，只好撤销给予农奴的自由。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两地，多数改革仍然保留下来。宽容诏书并未废止，已封闭的修道院也不再恢复，教会仍然受国家法律的拘束。奥地利避免了暴力革命，而终由一个中古国家步入一个近代国家，分享了19世纪形形色色、多彩多姿的文化精神与活力。

在他最后的日子，约瑟夫曾致书考尼茨说：“本人深信我的意愿绝对是完美无瑕，所以我希望在我死后，后世之人——对此会更赞成，会更公平，因而会比时人的评价更为公正——在评论我本人之前，先估量我的行动及其目标。”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光，后世的人才会如此。不过后人终有一天会有所了解，在对其专制与急躁感到遗憾之余，也承认他是“开明专制君主”中最勇敢、最彻底及缺乏深思熟虑者。在梅特涅的反动过去以后，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措施终于一件又一件地恢复，而1848年的革命者曾在他的墓上献花，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第六章　音乐改革

我们很难想到，列阵以待准备一战的约瑟夫二世会是一位音乐家。然而，我们曾听说他接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有美妙的低音歌喉，几乎每天听一次演奏，在大提琴、小提琴和键琴方面是一位“熟练地看谱的”演奏家。许多贵族都是音乐家，音乐爱好者更多。中产阶级也照样追随，每家都有一架大键琴，每人学习弹奏某种乐器。街道上演奏三重奏和四重奏，公园里举行露天演奏会，到了圣约翰节则在多瑙河的灯船上演出。宫廷及1778年约瑟夫二世所建的国家剧院内则盛行歌剧。

维也纳在19世纪初成为全欧洲的音乐中心，因为它在18世纪末曾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乡土音乐传统融为一体。对位来自日耳曼，旋律来自意大利。日耳曼产生轻歌剧——喜剧、插话、点缀式音乐及流行歌曲的混合体。意大利则产生喜歌剧。这两种形式在维也纳混合，如莫扎特的《后宫的诱拐》。一般说来，维也纳受意大利的影响多于日耳曼。意大利以曲调征服奥地利，而奥地利以武力征服北意大利。维也纳的正歌剧在格鲁克出现以前多半是意大利式的，格鲁克仍由意大利音乐塑造而成。

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1714—1787）

克里斯托夫出生于上巴拉丁区的埃拉斯巴赫，一个天主教森林官之家，1717年迁到波希米亚的奴希洛斯。克里斯托夫在科莫陶的耶稣会学校里接受宗教、拉丁文、古典文学、歌唱、小提琴、风琴和大键琴的课程。1732年移居布拉格后，又学习大提琴，并靠在教堂里唱歌、在舞会中拉小提琴及在附近的城镇举行演奏会为生。

波希米亚每个较聪明的孩子都搬到布拉格，而更聪明的孩子会想办法到维也纳去。格鲁克的办法是在斐迪南·勒布克维兹王子的管弦乐团觅得一职。在维也纳，他听到意大利歌剧并感觉到意大利的魅力。弗朗西斯科·梅尔兹王子喜欢他的演奏，便邀请他到米兰（1737年）。格鲁克在萨马提尼门下学习作曲法，由此热爱意大利风格。他的早期歌剧（1741—1745年）遵循意大利手法，并在意大利首次公演，这些成功使他受邀为伦敦的干草市场剧院（Haymarket Theatre）编写一部歌剧。

他在那里献出《巨人的崩溃》（1746年）。他在稀疏的赞语中下台，年老暴躁的亨德尔称格鲁克“不比我的厨子更懂得对位法”。但这个厨子是一位优秀的低音歌手，而且格鲁克的声望也不全靠对位法。伯尔尼遇见格鲁克，形容他“与亨德尔一样严肃的脾气……他可怕地布满天花……他皱起眉头更丑陋”。也许为了平衡预算，格鲁克公开宣布他将“用26只盛着不等量水的杯子表演协奏曲，由完整的乐队（管弦乐）伴奏”，这是他自己发明的新乐器，“将奏出小提琴或大键琴所能演奏的曲子”。这样的一支“玻璃口琴”或“音乐杯”，两年前被介绍到都柏林。格鲁克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湿润的手指敲击玻璃边缘。这次的表演（1746年4月23日）吸引了好奇的人们，一星期后再度演出。

格鲁克于12月26日离开伦敦到巴黎。他在此学习拉莫的歌剧，已渐有改革的想法，将音乐、芭蕾舞与动作融为一体。9月，他在汉堡写歌剧，与一位意大利歌手有了暧昧的关系，而染上梅毒。他过了许久才康复，因此到哥本哈根（11月24日）时还不能写作。他回到维也纳，与一位富商的女儿玛丽安·佩吉亚结婚（1750年9月15日）。她的嫁妆使他在经济方面获得了保障。她在维也纳有一栋房子，格鲁克在此隐居以长期休息。

1754年9月，马尔塞洛·杜拉佐伯爵与他签约，请他担任管弦乐团指挥，领取2000弗罗林的年薪为宫廷作曲。杜拉佐已厌倦了传统的意大利歌剧，与格鲁克合作了一部音乐剧。剧中的故事不仅作为音乐的架子，音乐也不只是独唱曲的集合，而要反映动作，至于独唱曲——即使合唱部分——其情节也加入逻辑成分。这场初演（1755年12月8日）成为使格鲁克在历史上留名的音乐改革的先声与处女作。我们已经看到玛西罗·贝内代托、约梅里和特雷塔对这项发展的贡献，及卢梭、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等呼吁戏剧和音乐改革更密切的结合。梅塔斯塔西奥也有功劳，因为他骄傲地坚持音乐是诗的仆人。温克尔曼的喜爱将希腊式理想溶入艺术，可能曾经影响格鲁克。而且，作曲家都清楚意大利歌剧开始时是一项复兴古典戏剧，即音乐附属于剧本的尝试。同时，诺韦尔（1760年）提倡将芭蕾舞从配合哑剧有韵律地跳跃，提升至表达“全世界各民族的感情、态度、风俗、仪式及服装”。格鲁克凭借其天才，将这些因素完全融入一个新的歌剧形式。

成功的另一个要诀是把握一个有利的机遇。是什么促使格鲁克放弃梅塔斯塔西奥的剧本而选用卡尔扎比吉为《奥菲欧与欧律狄克》（Orfeo ed Euridice）写对白呢？这两个人生于同一年——1714年，却相隔甚远——卡尔扎比吉在里窝那。经历一些爱情和资金的冒险后，格鲁克又回到巴黎，在那里出版了一部梅塔斯塔西奥的诗剧（1755年），并为它作序，表示他对新歌剧的期望——“整个愉悦地混合了大合唱、舞蹈和舞台动作，同时诗与音乐以熟练的方式结合起来。”移居维也纳后，他的歌剧理想引起杜拉佐的兴趣。这位伯爵请他编写一部剧本——卡尔扎比吉为《奥菲欧与欧律狄克》写对白，杜拉佐提供诗篇给格鲁克，而他看出在简单、连贯的情节里，有一个能发挥他的力量的主题。

这个成果于1762年10月5日在维也纳展示。格鲁克请到当时首席阉人歌手瓜达尼担任奥菲欧的角色。这个故事和戏剧的历史一样悠久，1600年至1761年，十几位剧作家都采用过。听众即使听不懂意大利语也可以欣赏动作。它的音乐省略了无伴奏的朗诵、从头到尾的独唱曲和装饰的花腔，其他仍保留意大利风格，但它的纯抒情度升华至从未有过的境界。奥菲欧第二次目睹他所爱的人去世时演唱的《沮丧的哭声》——仍然是歌剧中最可爱的独唱曲，听到此调与《幸运神之舞》（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s）中短笛的哀歌，使我们惊于暴躁的波希米亚人心灵中居然能找到这样细腻的感情。

《奥菲欧与欧律狄克》在维也纳并未受到热烈欢迎，但玛丽亚·特蕾莎深为感动，而且送了一个装满金币的鼻烟盒给格鲁克。不久，他被聘教导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唱歌。同时，他和卡尔扎比吉合作那被一些人认为他们最完美的歌剧《阿尔切斯特》（Alceste）。在卡尔扎比吉为格鲁克写的出版序言中，作曲家宣扬他戏剧改革的原则：

我着手为《阿尔切斯特》作曲时，我坚决地删除所有不合理的部分……它们曾长久地破坏意大利歌剧……我曾努力限制音乐，使它凭表现手法，根据故事情节，以达成配合诗篇的真正效果。绝不截断动作，或裹挟着无用而累赘的解说。我不认为我应该很快地结束一支独唱曲的第二部分，它的歌词可能最富感情、最重要——以便规律地重复……第一部的歌词……我认为序曲应告诉观看情节本质的人们，代表性的及将为冲突点的……弦乐器应按照歌词的趣味和强度演奏，不应将强烈的对比置于独唱曲和朗诵调的对白中……任意破坏剧情的力量和高潮……我相信我应尽最大的努力寻求美丽的单纯性。

简单地说，音乐要配合并强化歌剧，而不仅是声乐和弦乐演奏的展示台。格鲁克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努力忘记自己是一位音乐家”。在创作歌剧时，他成了一位剧作家。《阿尔切斯特》的故事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格鲁克真的作了忧郁的序曲，预示并引入此剧，描述阿尔切斯特和她的儿子们之间哀伤动人的情景，创作了她对尘世神灵祈祷的独唱曲《冥河神》（Divinites du Styx），还作了庄严的合唱。从1767年12月16日此剧初演到1779年，维也纳的听众们共听了60次。然而，评论家找到许多缺点，歌手们也抱怨它不足以展现他们的才艺。

诗人和作曲家再度携手合作《巴利德与艾伦纳》（Paride ed Elena，1770年11月30日）。卡尔扎比吉从奥维德那里借用情节，而奥维德创造的帕里斯与海伦的故事是私人罗曼史而不是国际悲剧。此作品在维也纳演出20次，那不勒斯1次，其他地方则未演出。这次失败，卡尔扎比吉应负主要责任，后来他不再写剧本。格鲁克为他的理想另寻伙伴。维也纳的法国大使馆内一位朋友罗莱认为，巴黎的听众可能欢迎日耳曼作曲家赞美法国歌剧。根据狄德罗和阿尔加罗蒂的建议，拉辛的《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能提供歌剧好的情节，罗莱将这场戏改成剧本并拿给格鲁克。这位作曲家发现这个题材完全符合他的口味，立刻动手工作。

为了铺好通往巴黎的道路，罗莱写信给剧院的导演——刊载于1772年8月1日的法国《信使报》——称格鲁克先生多么为法国语言不能融于音乐的想法感到愤慨，及他如何设法改善对《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的反感。格鲁克交给《信使报》一封信（1773年2月1日）以消除卢梭可能的不满（他当时安静地住在巴黎），信中表示他希望有机会与卢梭讨论“我所用以创作适合各民族的音乐，并消除民族音乐之间可笑的分歧的途径”。除了这篇宣传杰作的信件外，玛丽·安托瓦内特想起她的老师，也向剧院施压力。经理同意制作《伊菲革涅娅》。格鲁克到了巴黎，命歌手和乐团团员进行前所罕有、辛勤而规律的排演。当时首席女歌手苏菲亚·阿诺德曾言工作艰苦得令格鲁克想放弃整个计划。约瑟夫·勒格罗病后衰弱得似乎无法扮演雄壮的阿喀琉斯。红极一时的舞后加埃唐·维斯特丽斯要求半部剧为芭蕾舞。格鲁克猛扯自己的头发（或假发）坚持下来，终于获胜。首次公演（1774年4月19日）掀起了这一年的音乐狂潮。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给她在布鲁塞尔的姐妹玛丽·克丽斯蒂娜的一封信中，我们仍可感受到这个疯狂首都的热情：

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亲爱的克丽斯蒂娜。我为它而狂欢，人们也不再能谈论别的事。所有人都被这件事冲昏了头。这么多的冲突和争辩，有如宗教分歧似的。宫廷内，虽然我公开表示我喜欢这部令人感动的作品，激昂的派别和纷争仍然存在……而城里似乎更厉害。

卢梭公开答复格鲁克的建议，说“格鲁克先生的歌剧扭转了他的想法，现在他相信法文也同其他语言一样，具有音乐的魅力，动人而感伤”。序曲如此优美，因此初演之夜，听众要求重奏。抒情调被评为过多，干扰剧情，但它们含有格鲁克音乐的复杂而且有浓烈情感的特性。阿贝·阿诺德曾赞赏其中阿伽门农所唱的：“让人寻得信仰的旋律。”

现在，格鲁克与路易十五同为巴黎人的话题。不管他走到那里，他魁梧的身材、红润的面孔和宽大的鼻子，总会被人们认出来，他傲慢的态度成为上百件轶事的题材。格勒兹为他画肖像，在纷乱有力的线条下表现出他温和的天性。他吃得像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且只比博斯韦尔喝得少些。他毫不虚伪地蔑视金钱，也愿欣赏自己的作品。他对待贵族和平民一样——如同对待他的晚辈。他希望贵族王公供给他假发、大衣和手杖，但介绍一位王子跟他见面时，格鲁克呆坐在座位上，说：“日耳曼人的传统是只为他敬爱的人起立。”

剧院的导演曾警告格鲁克，如果人们接受《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他必须在短暂的时间内再写出5部以上的剧本，因为伊菲革涅娅曾将其他的歌剧从舞台上赶下去。这并没有吓倒格鲁克，他有一种才能，摘取旧作品中的材料，融入新作品中。他将《奥菲欧与欧律狄克》翻译为法文。缺乏优秀的低音，他便将奥菲欧的部分改写为男高音，由勒格罗担任，变得温驯的苏菲亚担任欧律狄克。此次巴黎公演是一次动人心魄的成功。现已为法国王后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赏赐格鲁克一笔6000法郎的恩俸。他回到维也纳，声誉如日中天。

1776年3月，他带《阿尔切斯特》回到巴黎，但4月23日公演的失败冲淡了赞誉。习惯了赞誉的格鲁克，愤慨地对这次挫败反讥：“《阿尔切斯特》不是供给暂时快感的作品，也不以新颖讨好。时间对它是不存在的。而我声言只要法文不变，两百年内它依然能献出同样的美感。”6月，他返回维也纳，不久专心为马蒙泰尔校订的奎诺的原著《罗兰》（Roland）一剧配乐。

现在开始了歌剧史上最有名的竞赛。因为法国歌剧院的经理同时聘请那不勒斯的普契尼为相同的剧本作曲，并到巴黎制作。他于1776年12月31日抵达。听到这个消息的格鲁克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巴黎的罗莱，表示他的盛怒：

我刚收到你的信……鼓励我继续为《罗兰》歌剧剧本工作。但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听到歌剧院的经理，不晓得我正在为《罗兰》歌剧作曲，已经将同一部作品交给普契尼作曲，我好像完全被毁了般愤怒，也许这根本不值得……我已经不再是能作曲的人了，而普契尼必较我拥有更大的优势，我确信他个人的才能一定很了不起——他富有新奇性……我相信我认识的某位政客，将请3/4的巴黎人吃午餐和晚餐，为他赢取新支持者。

显然是私人的理由，这封信被刊载于1777年2月的《文学年鉴》（Année Litéraire）。无意中，它成了一份宣战书。

5月29日，格鲁克带着一部新剧《阿尔密德》（Armide）到巴黎。互相竞争的两位作曲家在一个餐会上碰面了。他们互相拥抱，并友善地交谈。普契尼到法国后仍浑然不知他是这场党派阴谋和歌剧推销术混战中被出卖的角色。他个人相当仰慕格鲁克的作品。虽然当事人已建立友谊，在沙龙和咖啡屋、街头、屋内，战争仍延续着。“任何访客都不许入内，”伯尔尼记载，“除非他已经回答了问题：‘先生，您支持普契尼还是格鲁克？’”马蒙泰尔、达朗贝尔和拉哈普赞赏普契尼及他的意大利风格。阿诺德为格鲁克信仰音乐的宣言辩护。卢梭以他的《赞扬法国音乐的意大利文人》（1753年）一文展开一场争辩，支持格鲁克。

1777年9月23日，《阿尔密德》公演，主题和音乐都返回格鲁克改革以前的形式，故事取自塔索赞颂基督徒里纳尔多和异教徒阿尔密德的作品。音乐是借自恢复浪漫式细腻的吕里，芭蕾舞采自拉莫，观众们喜欢这种混合，他们热烈地接受这部歌剧。但普契尼派的人们指责《阿尔密德》只是将吕里和拉莫改头换面。他们焦急地等待他们领袖的《罗兰》。普契尼带着歉意将它献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移居并孤立于一个陌生的国家，成千的困扰胁迫着我的作品，我需要全部的勇气，但我的勇气遗弃了我。”他经常处在放弃挑战、返回意大利的边缘。他终于坚持到底，而享受了初演成功的欣慰（1778年1月27日）。两次成功似乎消除了彼此的对立，但是群众的争辩延续下去。维基·勒布朗夫人观察到“最通常的战场是在巴黎皇家公园，争辩激烈以致发生许多决斗”。

3月，格鲁克返回维也纳，在费内逗留探望伏尔泰。他带回两部剧作：一部是吉亚尔所作，取材自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另一部为奇珂蒂子爵所作，取材自《爱珂与那西斯》的史诗。他为这两部作品而工作至1778年秋，他觉得另一场战争已经准备妥当。因此，11月我们又在巴黎发现了他。1779年5月18日，他在大歌剧院献出《伊菲革涅娅在陶里德》，大多数学者认为那是他最伟大的作品。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音乐大多平直而单调，偶尔我们会厌倦于伊菲革涅娅高调的悲歌。但表演结束，音乐和台词的魅力驱散了我们多疑的理性，于是我们才觉察到我们已经体验了一部丰富而有力的戏剧。时人认为其中有许多优美的篇章。“只有一篇，”阿诺德说，“就是整篇作品。”首演之夜，观众为它狂热地喝彩。

格鲁克向众神挑战，急切地推出他的另一部作品《爱珂与那西斯》（1779年9月21日）。此次演出却告失败，这位大师愤怒地离开巴黎（10月），宣称他已受够了法国，再也不写歌剧了。如果他留下来，便可能听到另一部《伊菲革涅娅在陶里德》——此剧是普契尼费两年的苦功之作，初演（1781年1月23日）颇受欢迎。但次夜，担任主角的拉凯尔小姐醉得很厉害，苏菲亚·阿诺德愤而毁戏，称它为《伊菲革涅娅在香槟地区》。这次不幸的意外结束了歌剧的争战，普契尼大方地承认失败。

格鲁克在维也纳梦想其他的胜利。1780年2月10日，他写信给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卡尔·奥古斯都：“我曾在法国耗尽大部分心力，现在我已衰老，但我觉得内心有一股冲动，想为自己的国家写些东西。”他正在将克洛普施托克的抒情诗配上最美的歌谣。1781年4月，他不幸中风，但维也纳市民接受《伊菲革涅娅在陶里德》、《奥菲欧与欧律狄克》及《阿尔切斯特》的东山再起，使他聊以自慰。1787年11月15日，他接待朋友时，饮了一杯烈酒，这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了的。他起了一阵痉挛，不到4小时就去世了。普契尼在那不勒斯努力筹募基金，以为纪念他的竞争者而每年举办演奏会，但未成功。追求旋律的意大利忽视格鲁克的改革。莫扎特跟随意大利风格，一定也曾惊讶于以音乐役于诗篇的观点。但出现在这个创作时代末期的赫尔德，出于对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有限的知识，称格鲁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

约瑟夫·海顿（1732—1809）

海顿很易讨人喜爱，因为他除了自己的妻子外，不与任何人争吵，对他的敌手有如朋友，他的音乐里充满了欢愉，找不出丝毫悲剧气息。

他没有良好的身世，父亲是在奥匈帝国边界上的小镇罗劳制造篷车的工人和粉刷房屋的油漆匠，他的母亲曾是哈拉赫伯爵的厨师。双亲的先祖都是斯拉夫—查罗西亚人，不是日耳曼人，而海顿的许多旋律都反映克罗地亚民歌。他是12个孩子中的次子，而其中有6个在婴儿时代就已夭折。他受洗的教名是弗朗茨·约瑟夫·海顿，但通常只用约瑟夫。

6岁时，他被送到在汉堡管理一所学校的亲戚弗兰克的家里。在那里的日子，早上从7点到10点上课，然后望弥撒，再回家午餐，下午12点到3点上课，然后学音乐。他在此所受的教养使他内心虔诚，终生不渝。他母亲渴望他成为牧师，他选择音乐家的艰难生活时，母亲非常忧伤。弗兰克鼓励这个孩子对音乐的热爱，并将他能力所及的教给他，并要求他严格而规律地学习。海顿年老时以宽容之心回忆道：“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感谢那人曾使我辛勤地工作，虽然我得到的责罚总是比食物多。”在弗兰克家中住了两年后，他被圣史蒂芬教堂的指挥乔治·鲁特带到维也纳。鲁特认为他“脆弱而甜美的声音”可以在唱诗班谋得一个小职位。因此，这位胆怯而热诚的8岁少年住进坎特雷（Kantorei）或称“歌手学校”（Singers’ School），并加入国家大教堂。他在那里接受数学、书写、拉丁文、宗教、歌咏和小提琴的课程。他在总教堂和皇家的小教堂里演唱，但他吃得太差，因此乐意被召请到私人家庭演唱，在那些地方，他除了唱歌还可填饱肚子。

1745年，他的弟弟米契尔也到坎特雷与他相聚。这时，约瑟夫的声音开始转变。人们要他阉割以保持高音部歌喉，但他的双亲拒绝同意，鲁特尽可能地长久收容他。1748年，约瑟夫已16岁，觉得自由而贫穷，而且没有出色之处，不足以赢取好的命运。他的脸上布满天花，鼻子醒目，双腿过短，衣服破旧，步履蹒跚，态度羞怯。他对任何乐器都还不熟练，但他已在脑子里打算作曲。

唱诗班的一位队员供给他一间阁楼小房住宿，布赫霍尔兹借给他150弗罗林，诚实的海顿后来偿还了。他必须每天提水到他的阁楼，他在那里放了一架旧键琴，教导学生以维持生计。大多数日子里，他工作16小时，有时更多。他在一间教堂里拉小提琴，在玛丽亚·特蕾莎的牧师豪格维茨伯爵的私人小教堂里弹风琴，偶尔也在圣史蒂芬教堂唱男高音。有名的梅塔斯塔西奥住在同楼的一个房间，请海顿教一位朋友的女儿。经过梅塔斯塔西奥的介绍，海顿认识了波尔波拉，他情愿为这位歌王做任何杂事以获得作曲指导。他一面接受宝贵的课程，一面为这位音乐大师清理鞋子、大衣和假发，并为波尔波拉和他的学生伴奏。海顿回忆道：“年轻人可以从我的例子里学到无中亦可生有的道理，我的成就都源自急切的欲望。”

经过一些新的朋友，他认识了格鲁克、迪特斯多夫和几位贵族。佛恩柏格让他长期住进靠近梅尔克的维恩兹尔乡间的房子。他在那里组织6人管弦乐团，并有闲暇创作。现在他开始写他最早的四重奏。他将采自巴赫的三个乐章奏鸣曲加上一章小步舞曲，并修改为四重奏，成为现在弦乐四重奏的形式。1756年，他回到维也纳，招收特殊学生如图恩女伯爵，并接受莫尔津伯爵的聘请，担任音乐指挥（1759年）。此12人（16人）私人管弦乐团，冬天在维也纳、夏天在波希米亚的卢卡维克伯爵的别墅演奏。海顿写下第一部交响乐（1759年），以为合奏。

现在他每年赚200弗罗林，还有房屋膳食，他认为他可以冒险结婚了。他的学生中有假发匠的两个女儿，他爱上年轻的妹妹，但她做了修女。父亲便劝他与姐姐玛丽亚·安娜结婚（1760年）。她31岁，而海顿28岁。她的行为证实她是一个爱口角、心地狭窄、浪费而粗野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关心，”海顿说，“到底她的丈夫是补鞋匠还是艺术家。”他开始注意别的女人。

莫尔津家的听众中常有一位帕恩顿·埃斯特黑齐王子。莫尔津解散管弦乐团后，王子便请海顿担任他匈牙利爱森斯塔特乡村别墅的副音乐指挥。此合约的待遇每年400弗罗林，与官员们同桌进餐，尤其是：“召集乐团公开演奏时……音乐家们得穿制服……白袜子、白色亚麻衬衫、绑辫子或系假发。”爱森斯塔特乐团指挥维尔纳热衷于宗教音乐。海顿准备演奏会，并为他们作曲。他手下有14位音乐家、7位歌手和从王子仆从中选出的合唱团。这个小规模乐团和听众的性质，决定了海顿为埃斯特黑齐写的音乐具有轻巧而愉悦的特质。他和蔼的性情使他受到音乐家的欢迎，他到爱森斯塔特不久，便被称为“海顿爸爸”，虽然他当时只有29岁。他为他们写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协奏曲、歌谣、清唱曲和将近30支交响曲。大部分作品虽依合约属于王子，但在维也纳、莱比锡、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出版，或以手稿流行，于1766年使海顿赢取了国际声誉。

帕恩顿逝世后（1762年3月18日），其弟麦克罗斯·约瑟夫继为斯塔特族的家长。他对音乐的爱正如他对那缀满宝石衣服的爱一样。他拉得一手古波尔当中音提琴（古中提琴的另一款式），而且在30年合同中，始终为海顿友善的主人。海顿说：“我的王子永远满意我的作品。我不仅因不断的赞许而有勇气，并以管弦乐团团长身份做各种尝试，注意什么能发挥力量，什么会减弱，而且在适当处改进、转变……任我大胆运用。我与世隔绝，没有人干扰我、折磨我，我只有变得更创新。”

1766年3月5日，维尔纳去世，海顿成为乐团总指挥。不久，主人迁入匈牙利西北新锡德尔湖南端的新宫——施洛斯·埃斯特黑齐。王子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从初春住到整个秋天，冬天才移往维也纳，音乐家们有些随行。演奏者和歌手都埋怨这种乡居的孤立，尤其是一年有三季与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分隔，但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因此不敢抱怨。一次，为了暗示麦克罗斯，他的音乐家们都盼望离去，海顿作《告别交响曲》（Farewell Symphony，第五号）。其中结尾时，一件件乐器连续从乐谱上消失，音乐家熄灭他的烛光，提起乐谱与乐器，离开舞台。王子看出用意，便设法让团员早些前往维也纳。

海顿被特许带妻子至埃斯特黑齐。但他不感激这个特权。1779年，他爱上路齐亚·波兹莉，她与拉小提琴的丈夫安东尼奥同被麦克罗斯聘请。海顿似乎认为既然天主教不允许他离弃厌烦的妻子，便应慈悲地让他另有一两个安慰。他并不掩饰他们的关系。安东尼奥年老多病，无法强烈抗议，而且也清楚他之所以能保住职位，是因为总指挥喜爱路齐亚。她到埃斯特黑齐时已有一个2岁大的儿子，1783年，又生了一个男孩。流言将这个男孩归于“海顿爸爸”，海顿一样疼爱这两个儿子，终生照顾他们。

那些在埃斯特黑齐忙碌的岁月里，海顿缺少外界刺激与竞争，缓慢地成长为成熟的作曲家。他直到32岁仍未写下值得永存的作品，当时莫扎特除了《魔笛》（The Magic Flute）和《安魂曲》（Requiem）外，已完成他的全部作品。海顿最好的作品在50岁以后才出现，最重要的交响乐是在近60岁时创作的。《天地创造》是在66岁时作的。他在埃斯特黑齐曾写下几部歌剧以备演奏，但布拉格邀请他提供一部歌剧与《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瓦尼》同时参与一系列演出时，他在一封谦恭的信中表示犹豫（1787年12月）：

你热切地期望我写一部轻歌剧……如果你将在布拉格演出，我便不能允诺你。我的歌剧不能与这个乐团分离，这些歌剧原为他们而作，失去其天生的环境便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我有幸受命为贵院作一部新剧，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如此，让我与伟大的莫扎特竞争仍是冒险的。如果我能激发另一位音乐喜爱者，特别是那些伟人，以如我一般深厚、欣赏、明白的感情聆听莫扎特杰出无比的作品，那么所有国家都会互相争夺，以求国境内拥有这样一颗明珠。布拉格必得奋力掌握这个财宝，但也得付出相当的报酬。缺乏这往往会使一个伟大的天才感到悲哀，而且无法鼓励他们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很为莫扎特至今仍未受任何王室或皇家宫廷资助而抱不平。原谅我扯离题了，莫扎特是我深爱的人。

海顿自己很盼望另有某个宫廷，以便更充分地施展他的才能，但他应该满足于各皇家的赏赐。礼物来自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俄罗斯女大公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1781年，西班牙查理三世赏他一盒装满钻石的金质鼻烟盒，并由驻维也纳的西班牙大使亲自将这小宝物送至埃斯特黑齐。也许当时正住在马德里的博凯里尼曾插手此事，因为他疯狂地热爱海顿的风格，被戏称为“海顿的妻子”。当加的斯的天主教分会决定聘请一位音乐家为“基督的临终七言”配乐时，便求于海顿，他交出一部圣乐（1785年），很快便在许多地方公演——美国早于1791年演出。1784年巴黎的一位制作家要求他作6首交响乐，海顿献出6部《巴黎交响乐》（Paris Symphonies）。不少人邀请他到伦敦开演奏会，海顿觉得对埃斯特黑齐有忠诚和契约的约束，但在私人的信件中透露出他愈来愈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

1790年9月28日，麦克罗斯·约瑟夫王子逝世，新王安顿·埃斯特黑齐不关心音乐。他几乎解聘所有音乐家，却留下海顿，名义上仍为他服务，每年给他1400弗罗林的恩俸，随他高兴居住在任何地方。海顿几乎是仓皇地赶赴维也纳。现在许多人邀请他，最热诚的是约翰·彼得·萨洛蒙，他表示：“我从伦敦来接你，我们明天就得达成协定。”他供酬每一部新歌剧300镑，6部交响乐300多镑，版权200多镑，在英国演奏20场200多镑，为海顿义演的一场演奏会可获利200镑以上，总共1200镑。海顿不懂英文，而且畏惧横渡海峡，莫扎特恳求他不要接受这种劳苦和冒险，“啊！爸爸！你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广阔的世界，而且你只能说有限的英语！”海顿回答：“但我的语言全世界都能了解。”他将麦克罗斯王子送给他的埃斯特黑齐的房子拍卖，以赡养他的妻子和情妇，便开始他的大冒险。离开之前，他与莫扎特一起度过最后一段时光，莫扎特挥泪送别：“我很害怕，爸爸，这将是我们诀别的时候。”

海顿和萨洛蒙在1790年12月15日离开维也纳，1791年元旦抵达伦敦。他的第一场演奏会（3月11日）成功了，《记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报道末段写道：“我们无法压抑内心最热切的希望——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能因为我们自由的欢迎而定居在英国。”所有演奏会都进行得很好，5月16日的一场义演获得了350镑，让海顿高兴异常。那日，他参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亨德尔纪念演奏会，欣赏《弥赛亚》，他感动得落泪，谦虚地说：“亨德尔，我们全民的主人。”伯尔尼建议牛津大学颁赠一项荣誉学位给这位新亨德尔，结果获得通过。海顿便在6月前往该校，成为音乐博士，并演出《G大调交响乐》（第92号）。这首曲子在3年前已完成，但自此历史上称之为《牛津交响曲》（Oxford Symphony）。它可爱而文雅的节拍令人回想起英国古老的歌谣《兰道伯爵》（Lord Randall）。

海顿认为英国的乡村有如种子和雨露的神奇化身，便在返回伦敦后很高兴地接受邀请到别墅去。他在那里和城市中，都赢得了许多朋友，因为他总是愿意在私人集会上愉快地演奏并歌唱。他收程度高的学生教导作曲，其中有位平凡而富有的寡妇约翰娜·施勒特尔。虽然这时海顿已经60岁，但他的风采令她着迷，她自愿献出她的爱意。他后来说：“如果我是单身汉，非常可能与她结婚。”同时，他的妻子不断急切地催他回家。在一封给路齐亚·波兹莉的信中他愤慨地说：“我的妻子，那个可厌的家伙，写信告诉我那么多事，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再也不回去了。”

他一方面承认并赡养3个女人，一方面勤奋工作，写出12部《伦敦交响乐》中的6部，这些作品较他在爱森斯塔特和埃斯特黑齐的作品更有显著的进步。也许是莫扎特的交响乐触发了他，或许是受英国人的激励，或许聆听亨德尔拨动了他从未被宁静的匈牙利山谷触摸过的心灵深处，或许他的恋情使他也能像处理单纯的快乐一样，将情感处理得很好。他发现很难离开英国，但他与安顿·埃斯特黑齐王子有约在先，而对方坚持要海顿回来，在为弗朗西斯二世皇帝加冕所举行的庆典上，分担演出。因此，他于1792年6月底，再度勇敢地冒着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危险，从加来港到布鲁塞尔、波恩，与当时22岁的贝多芬参加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加冕典礼，于7月29日抵达维也纳。

没有一家报纸报道他归来的消息，也不为他安排任何演奏会，宫廷拒绝他。莫扎特一定会欢迎他，但这时莫扎特已不在人世。海顿写信给他的遗孀，表示愿意义务教导莫扎特的儿子，恳求出版家大量印行莫扎特所作的乐曲。他与妻子共住一间现已保存作为海顿纪念馆的房子，妻子要求他把财产权拨归她的名下，但遭他拒绝。他与妻子争吵得更厉害。贝多芬于1792年12月起跟他学习。这两位天才相处得并不和谐，贝多芬骄傲而专横，海顿称他为“那个自大的人”，而且太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没有尽职地批改他这位学生的习作。贝多芬私下找别的老师，但仍跟海顿上课。“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东西。”这位年轻的“泰坦”说。不过，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追随海顿的风格，其中有些是为了献给这位年迈的大师的。

1792年，在奥地利尤其是罗劳镇，人们对海顿愈来愈欣赏。哈拉赫伯爵为这位已出名的该镇之子建立一座纪念碑；但英国胜利的回忆和友谊仍使他感觉温暖，因此萨洛蒙再提出赴伦敦的第二份契约，请他写作6部新的交响乐时，这位作曲家迅速地答应了。他于1794年1月19日离开维也纳，2月4日抵达伦敦。这次在伦敦18个月的逗留期间，开始时获得令人振奋的成功。第二组《伦敦交响乐》（99号—104号）非常受欢迎，海顿在一场义演中净得400镑，学生们每一课付一基尼，而休罗特夫人就住在附近。他再度成为贵族的宠儿，威尔士亲王都接纳他，王后赠他一座温莎城的住所，以便他愿留在英国再过一段时期时，供作夏天居住之所。他托辞新王子埃斯特黑齐召他回去，并以不能与妻子分离这么久为理由而拒绝接受。这时安顿王子已经去世，继任的麦克罗斯二世王子希望恢复斯塔特弦乐演奏。因此，他收拾行装，带着满满的钱袋，于1795年8月15日离开伦敦返回家园。

他探望过在罗劳的自己的雕像之后，到爱森斯塔特向麦克罗斯报到，并在那里为许多场合安排音乐演奏。1796年至1797年，拿破仑正企图将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且奥境内革命情绪高涨，震撼哈布斯堡王朝。海顿回想起《天佑国王》的歌声曾如何激起保卫英国汉诺威王朝的情操。另一首国歌不也能对弗朗西斯二世起同样作用吗？他的朋友斯维顿男爵（玛丽亚·特蕾莎的医生之子）向内政部长索罗伯爵建议，索罗指定利奥波德·哈斯卡作词，这位词人写出“上帝保佑约瑟夫皇帝，我们伟大的约瑟夫皇帝”，海顿将这些句子配上一首古老的克罗埃西亚民谣，便成为一首简单而激昂的国歌。此歌于1797年2月12日皇帝诞辰，首次公开在奥匈帝国境内所有公立剧院演唱。这首歌一直被采用，歌词中某些字句修改后即作为奥地利国歌，直至1938年。海顿将此旋律变化发展为其作品76号第四首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依旧受了亨德尔魔力的号召，海顿接着想与《弥赛亚》对抗。萨洛蒙提供他一部编自弥尔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歌剧。斯维顿将剧本译成德文，海顿作大神剧《天地创造》。1798年4月29日至30日，《天地创造》便在施瓦岑贝格亲王的皇宫，在邀请来的听众前演奏。众多的听众聚集皇宫外面，因此要50位骑马的警察（我们至今确信）维持秩序。1799年3月19日，由亲王赞助在国家剧院公开演出一场，所得之款（4万弗罗林）全归作曲家。听众们几乎以宗教狂热欢迎它，不久每个基督教国家的大城市几乎都听到那首圣乐。天主教廷指责这样庄严的史诗作曲太轻快，席勒与贝多芬都认为海顿模仿伊甸园动物很可笑，但歌德称赞此部作品，而且19世纪普鲁士演奏此曲远较任何圣乐频繁。

斯维顿提供另一部歌剧，采自汤姆森的《四季》（The Seasons），海顿为它工作近两年（1799年至1801年），而耗去许多精力。关于《四季》，他说：“已使我不堪负荷。”初演时很受欢迎（1801年4月24日），却未引起广泛而持续的热情。在指导为一所医院义演《基督临终七言》后，海顿便从活跃的生活中退休了。

他的妻子于1800年3月20日去世，这时他已衰老得无法自由活动，但他仍然拥有声望。他已被公认为音乐家的领导者，十多个城市赠予荣誉，有名的音乐家——凯鲁比尼、韦伯、伊格那兹·普莱耶尔、约翰·胡美尔都来向他表示敬意。但风湿、晕眩和其他症状使他忧郁、暴躁，而且极端虔诚地信神。卡密尔·普莱耶尔在1805年访问他，“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串念珠，我相信他整天都在祈祷。他不断地说他的末日已到……我们没有久留，因为我们看出他想要祈祷”。同年一则错误的报道称海顿已经过世。凯鲁比尼为他的去世写了一首《歌咏曲》，巴黎计划以莫扎特的《安魂曲》举行一场纪念性的演奏。然后消息传来，老人仍然活着。海顿知道后说：“若真的演奏，我一定要自己到巴黎指挥《安魂曲》。”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809年3月27日，在维也纳大学演唱《天地创造》，以庆祝他即将来临的76岁生日。埃斯特黑齐王子派他的马车去接这位衰弱的老人到会场。海顿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被抬进坐满贵族名士的大厅，公主们用她们的围巾包住他抖颤的身体，贝多芬跪下来吻他的手。这位老作曲家激动过度，不得不在中场休息时送他回家。

1809年5月12日，拿破仑的大炮开始轰击维也纳。一颗炮弹落在海顿家附近，震撼了房屋和同住的人们，但海顿向他们保证：“孩子们，不要害怕，只要海顿在，你们便不会受到伤害。”这话果真不假，但他自己被此次的轰炸震坏了神经系统。法国攻下此城之后，拿破仑派了一队卫兵守在这位作曲家门前。一个法国官员进入时，唱着《天地创造》中一首抒情调，表现“那样男性化与壮丽的风格”。因此，海顿拥抱了他。5月31日他去世，享年79岁，欧洲主要的城市都曾举行纪念他的仪式。

海顿在历史上的成就，是发展音乐的形式。他以管乐器和敲打乐器平衡弦乐器，使弦乐团产生新的活力。借着萨马提尼、斯塔密茨和小巴赫的作品，他建立了奏鸣曲的形式，使它的对比主题具有证明性、精致而扼要。他为莫扎特准备了重奏小夜曲，虽然没有组曲正式，但较易为社会大众接受。他将弦乐四重奏扩大为四乐章，而且定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形式，因此奠下弦乐四重奏的古典型式。现在海顿的后继者必须使用与海顿所用相同数量和品质的乐器。我们从贝多芬晚期四重奏的深渊中逃脱而松一口气时，不免认为海顿颇具有愉快、温柔的可爱处。

海顿的104首交响曲中有9或10首现仍存在。它们附加的名字并不是他取的，而是评论家或出版家使用的。我们在其他地方已注意到歌剧序曲（集合的声响）经过萨马提尼和斯塔密茨的实验，由序乐而演化，其他许多人观察到海顿如何塑造“古典”交响乐的结构。他从埃斯特黑齐移入一个较广阔的世界时，他仍未老化得不能向莫扎特学习如何将此结构加上重点和感觉。《牛津交响曲》显示出他已走向更丰富、有力量，《伦敦交响乐》表现他的交响乐顶点。101号《时钟交响曲》（The Clock Symphony）很快活，作品104号颇有莫扎特之风。

大致上，我们发现他的音乐有着善良、优雅的特性。它可能从未深入忧伤或爱的感受，而且使其制作过于急促。因此，概念、主题和乐句都不够圆熟。海顿太幸福了，因此不能壮丽伟大，也不够丰富。然而，在这嬉戏的乐谱中，蕴涵着珍贵纯洁而宁静的喜悦。正如他所说的：“衰弱的伤残的人们或被事务困扰的人们，都可以享受一些安慰和清爽。”

海顿逝世后不久就过时了。他的作品反映一个安定的封建世界，贵族安全而闲逸的环境。它们过于愉悦、自满，无法适应一个充满革命、危机与浪漫的狂喜和绝望的世纪。直到勃拉姆斯赞赏他，德彪西写下“向海顿致意”，海顿才重受敬爱（1909年）。人们那时才了解，追随海顿这位音乐上的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能以更精密、熟练的方法将更深刻的思想倾入他们的作曲中，那全因为海顿及他的先驱们已塑造好储藏他们的黄金的形式。“我知道上帝赋予我一项天才，”海顿说，“我为此感谢它。想来我已尽了我的职责，成为有用的人……愿他人也能如此。”

第七章　莫扎特

神童（1756—1766）

萨尔斯堡，有如布拉格、普雷斯堡和埃斯特哈查诸市镇，是维也纳的音乐前哨。此地拥有的特色，部分是由于它出产盐矿而得名，部分是由于周围环绕的群山及横亘全堡的萨尔察赫河，再由于约公元700年伏姆斯的圣鲁伯特建立而发展至今的修道院和主教区，萨尔斯堡环绕此古迹而建立发展。1278年，大主教复被奉为帝国的君主，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到1802年，他不仅是该城市民的统治者，也是教会的首领。1731年至1732年，约有3万名新教徒被迫离开萨尔斯堡向外移民，从此开始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另一方面，在大主教的治理下，竟轻而易举地控制住了这群笃信永恒真理、热衷于人间交往与其他凡俗欢乐的教徒。西吉斯蒙德·苏拉德赫，莫扎特少年时期的大主教，除了对异教徒以外，对待人都是很和蔼可亲的。

利奥波德·莫扎特于1737年从他的故乡奥格斯堡来到这个可爱的城市时，年仅18岁，本想攻读神学成为牧师。但这时的他醉心于音乐，于是，在一个贵族的官邸里做了3年的乐师和侍从。1743年，成了大主教管弦乐队的第四小提琴手。1747年，他和安娜·玛丽亚结婚时，被誉为萨尔斯堡最漂亮的一对。他曾写过协奏曲、弥撒曲、交响曲，还写有颇享盛名的《小提琴艺术》一书，1757年被委任为大主教的宫廷作曲家。他所生的7个儿女中，成年的只有生于1751年的玛丽亚·安娜和生于1756年1月27日的阿玛得乌斯，即莫扎特。利奥波德不但是一位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挚爱家人而且工作勤勉。他写给孩子们的信里总是充满着爱和不虞缺乏的智慧。莫扎特的家庭是一个由相互关爱、父母的慈爱、孩童的嬉戏及连绵不尽的音乐交织而成的安乐窝。

每个日耳曼孩子都被期望在某种乐器上能成为某种程度的音乐家。利奥波德在他的孩子们启蒙之初就教他们音乐。玛丽亚·安娜11岁已是演奏克拉维琴的音乐名手。莫扎特受了她的刺激，也渴望着弹克拉维琴。3岁时他选择了弦乐，4岁时能弹几段他记得的曲调，5岁时已能拿起父亲的五线谱纸写出自己的作品。利奥波德为了专心教导自己的孩子，而拒收其他的学生。他没有送莫扎特上学，因为他计划每件事都由自己来教。他想用日耳曼式的艰苦训练，但对于莫扎特而言并不需要。这小男孩会自愿地直立着停留在键盘边数小时，直到被迫离开。数年之后，利奥波德曾写信给他：

对于一个小孩子又是个男孩子的你来说，严肃比天真烂漫来得恰当些。你还在弹克拉维琴或热衷于其他音乐时，你不会容许甚为微小的说笑来打扰你，你特殊的表情如此严肃，以致有许多善于观察的朋友曾就你早熟的天才和认真的态度而预言你会早夭。

1762年1月，当时日耳曼仍然困于战争，利奥波德带着女儿和儿子到慕尼黑，在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御前显示了这对儿女的艺术天才。同年9月又带着他们去维也纳。他们被邀请到舒伯鲁宫。玛丽亚·特蕾莎和弗朗西斯一世都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莫扎特跳到女皇腿上，拥抱着她，亲吻着她的面颊。他接受皇帝的挑战，用一只手指拉小提琴，而且在覆着桌巾的克拉维琴上毫无错误地弹奏着。急切地想跑到公主面前去，却被身上的佩剑绊倒在地的莫扎特，被当年只有7岁大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扶起来，并安慰他。“您心肠真好，”莫扎特感激地说，“等我长大后一定娶您做妻子。”一打以上的贵族惊叹于他们听到的音乐，又欢迎莫扎特家人到他们家中，以钱和礼物奖赏他们。然而，不久莫扎特因患猩红热被迫躺在床上4星期之久——这是疾病第一次破坏了他的旅行。1763年1月，这班人马又回到萨尔斯堡。

利奥波德离开萨尔斯堡远超过原定的期限。但仁慈的主教对利奥波德逾越原定期限的事予以宽宥。稍后，大主教擢升他为指挥家。同年6月9日，利奥波德再度踏上征途，这使他失去更高的擢升机会。这次他带着妻子同行，向欧洲夸示他的家宝，毕竟他们不能永远作为这个神童的父母！在美因茨，孩子们举行了2场演奏会，法兰克福有4场。60年后，歌德回忆起他所听到的一次演奏会，他如何惊叹于这个“佩戴着假发和剑的小男孩”——因为他父亲这样打扮他的宝贝儿子。莫扎特几乎就像马戏奇观一样被他父亲利用着，1763年8月3日法兰克福报纸上一则通告，预示当晚将有一个音乐会：

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将演奏几位最伟大的名作曲家最艰难的作品。而未满7岁的小男孩将弹奏克拉维琴或大键琴。他也将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而且将用键盘上铺着桌巾的克拉维琴，有如他能目睹键盘般地伴奏交响乐，来显示出他对琴键的纯熟。他能马上念出在远处克拉维琴或任何其他乐器如钟、铃的独奏或管弦合奏的总谱。

对这小男孩的天才做这么多的要求，很可能对他的健康或神经有所损害，但他喜欢掌声喝彩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父亲喜欢金币。

他们又到科布伦茨演奏，在波恩和科隆感到失望透了，接着又在亚琛举行一场音乐会。在布鲁塞尔，他们期望着统治洛林的总督查理亲王会出现在音乐会上，并对他们的演奏加以赞赏，但这位统治者太忙了。利奥波德气愤地记载着：

我们待在布鲁塞尔将近3个星期了……什么事情都未发生……殿下除了打猎、吃喝玩乐以外不做任何事情，而且在最后我们可能发现他根本没有钱……我承认我们曾接受各色各样的礼物，但我们不希望把这些礼物变换为现金……有了这些烟盒、皮箱和诸如此类的小摆饰，我们够开一间商店了！

这位亲王最后终于同意出席，于是又举行一场音乐会，当然又赚了不少金币，莫扎特一家人动身前往巴黎。

经过3天的颠簸，1763年11月5日，他们到达了巴黎。他们有许多封给著名人士的介绍信。其中最贵重的是给格里姆的信。他为莫扎特家人安排谒见蓬巴杜夫人与王室成员，最后连路易十五和王后也召见他们。现在连最尊贵的王室也很热忱地欢迎他们，私人和公开的演奏会都富有爆炸性的成功。格里姆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给他的当事者们：

真正的奇迹是罕有的，但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个奇迹，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一位名叫莫扎特的萨尔斯堡音乐指挥家，带着他那两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来到这里。他的女儿，仅11岁大，以她那卓越和令人骇异的精确技巧，弹奏几首最长和最困难的曲子。她的弟弟，到明年2月才满7岁，是如此特殊的人物，所以你将不会相信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他的手小得几乎按不到第6个琴键……带着充满喜悦的乐思，由他自己的天才中产生丰富的灵感。他能临时作出一首长达一小时的演奏曲……就连最伟大的指挥家也不可能和这小男孩一样对和声和转调有如此深的造诣，无论你写任何不懂的乐曲请他释明，对于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不需要利用钢琴或找出他的和弦，他就能轻易地作出曲子。我曾写出一首舞曲，然后我要求他为我写上低音部，他甚至不用钢琴，抓起笔就谱上低音……如果我再多听些这个小孩的音乐，他将会改变我的思想……多么遗憾的事啊！在这个国度对音乐的领会如此浅薄！

在巴黎获得胜利后，他们又动身前往加来（1764年4月10日）。在伦敦他们接受英王乔治三世的款待。5月19日，在国王御前，莫扎特一拿到亨德尔、巴赫以及其他名家的作品，即作了长达4小时的演奏。他为夏洛特王后的独唱伴奏，当场为亨德尔歌剧的低音部配上新的旋律。J.C.巴赫从1762年起就定居在伦敦，他把莫扎特抱在腿上，两人配合演奏了一段奏鸣曲。“如此天衣无缝的合作，绝不会有人怀疑是二人合奏的！”J.C.巴赫又开始弹赋格，莫扎特接着弹，然后这二位天才又像是合二为一了。此后数年之久，莫扎特的作品显示出曾受到J.C.巴赫的影响。6月5日，孩子们又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兴奋的利奥波德又得到100多个基尼的金币。可是好景不长，父亲的喉咙发炎很严重，于是他们全家隐居在伦敦近郊切尔西，在那里休养了7个星期。那时莫扎特刚8岁，已作了两首交响曲（K.16、K.19）。 [1] 虽然大主教苏拉德赫很早就召唤利奥波德返回萨尔斯堡，1765年7月24日，他们却离开伦敦前往荷兰。可惜的是在里尔，父子二人都病倒了，旅程也因而耽误了一个月。9月11日，他们到达海牙，第二天轮到玛丽亚生病，而且病况恶化，因此，10月21日她竟接受了最后的圣餐，好不容易才得以康复。9月30日，莫扎特在没有姐姐的帮助下，单独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莫扎特发烧生病时她却复原了。因此，全家一直待到1776年1月。1月29日和2月26日在阿姆斯特丹市，他们举办过音乐会，这是莫扎特的交响乐（K.22）首次的公开表演。在这几个月，这位男孩拼命地作曲。5月他们回到巴黎，他们的行李已都被安置妥当；格里姆已为他们安排舒适的公寓；他们又在凡尔赛宫公开表演，一直到7月9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向这个迷人的花都告别。

在第戎他们嬉游数日，成了孔代王子的上宾。在里昂停留4个星期，日内瓦3个星期，洛桑1个星期，伯尔尼1个星期，苏黎世2个星期，多瑙埃兴根停留12天。然后在比伯拉赫、乌尔姆、奥格斯堡短暂地休息。在慕尼黑时，莫扎特生病了。因此，他们休息了较长的时间。经过3个半月的暌违，最后于1766年11月底，全家人又回到萨尔斯堡。老主教宽恕他们，而他们也开始可以享受家庭的温馨。一切似乎都过得很顺利，但此后莫扎特不再健康了。

注释

[1] K即克氏目录，为奥人克歇尔（Köchel）所编莫扎特全部作品的目录。

青春期（1766—1777）

利奥波德不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教师，他教导他的儿子完成对位法和数字低音（或记号低音）的艰苦课程，及在他以前的日耳曼和意大利诸音乐名家作曲的基础。大主教听说莫扎特能作曲，怀疑是否是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作成的，为了消除这个疑团，他邀请这男孩去和他住一个星期。隔绝了一切外界可能的帮助，给他纸张、铅笔和大键琴，命他为《第一诫》（First Commandment）神剧的第一部分谱曲，在将近一个星期后，莫扎特就献上成果了。有人告诉主教这个成果应该得到赞颂。接着他任命他的乐队首席米契尔（是约瑟夫·海顿的弟弟）作第二部分曲子，至于第三部分则由他的风琴师担纲，整出圣乐于1767年3月12日在大主教宫廷中演出，而且被评为有价值的音乐，在4月2日重演一次，莫扎特的一部分现收入克歇尔的目录35号。

得知玛丽亚·约瑟法公主将和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结婚的消息，利奥波德想到即将在宫廷举行的典礼，可以给他的孩子们一个新的机会。1767年9月11日，全家人动身前往维也纳。他们被带进宫廷，但出来时，莫扎特和玛丽亚·安娜二人都感染上公主的天花。失意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宝贝到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都，在那里坡塔茨基大公照料他们，并给他们居住的地方。莫扎特的眼睛失明了9天。1768年1月10日，一家人又回到维也纳，女皇和约瑟夫二世热忱地接见他们，可是当时宫里正哀悼着死去的新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音乐会了。

过了一段漫长而毫无收益的空白生活，他们又回到萨尔斯堡（1769年1月5日）。莫扎特继续跟随父亲学习音乐，在年底时利奥波德想到他已教完他所能教的东西，而现在莫扎特需要的是亲自体验意大利的音乐生活。从哈瑟和其他人那里拿到给意大利的音乐大师的介绍信后，父子两人于1769年12月13日步上征途，留下玛丽亚·安娜和母亲住在萨尔斯堡。第二天晚上在因斯布鲁克，莫扎特举行一场音乐会，他当场演奏了一首为了测验他的技巧而他不太熟悉的协奏曲。当地的新闻界人士称赞他的“惊人的音乐造诣”，在米兰，他会见了萨马提尼、哈瑟和普契尼。佛密恩大公还要求莫扎特为他写一出歌剧。这意味着莫扎特又要为家里的财产增加100杜卡特金币了。在博洛尼亚他们听到刚从西班牙凯旋的法里内利的永远神奇的歌唱。他们和马蒂尼讨论的结果，认为莫扎特应回去接受测验，以得到令人垂涎的爱乐学院的文凭。在佛罗伦萨利奥波德的宫廷，莫扎特弹奏大键琴，为纳尔迪尼的小提琴伴奏。然后父子两人匆忙赶到罗马参加神圣音乐周。

1770年4月11日，他们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抵达罗马，因此利奥波德才会记载他们受到“接见达官贵人鸣放的礼炮般的礼仪”。他们刚好及时到达西斯廷教堂，听到格雷戈里·阿莱格里的每年演唱一次的教会音乐《忏悔诗》。这部著名的圣歌是一首很难记忆的长篇大曲，以4组、5组或9组不同的声部来演唱。莫扎特听两次后，根据他记忆的，将原曲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在罗马停留的4个星期中，他们在民间和教会的贵族们家中举行了音乐会。5月8日，他们又动身前往那不勒斯。因为常有强盗出没，旅程极为危险。为了求得神的庇护，或保有危急时的旅行费用，莫扎特和4位奥古斯丁的教士一道踏上旅途。那不勒斯人民整整地挽留他们一个月，因为在那不勒斯上流社会里，自坦努奇以下，都邀请他们参加音乐晚会，并给予他们贵族们随意支配的马车。莫扎特在彼耶塔音乐学院的礼堂演奏时，一般迷信的观众认为他那不凡的技能是由于他戴在手指上的戒指的魔术。但他们看见戒指除下后照样弹奏得光彩绚烂时，他们都迷惑了！

再度遨游过罗马之后，他们穿过亚平宁山脉去膜拜洛雷托的《圣塔卡撒的圣女像》，然后往北在博洛尼亚停留3个月。莫扎特几乎每天师事马蒂尼学习作曲结构，因而得了不少教益。然后他参加一项进入爱乐学院的考试：他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室里，给他一段朴素的格里高利歌乐。 [1] 要在严谨的形式，即严格传统的形式上，加上三段高部曲式。他失败了，但善心的神父改正了他的作品，而且这种经改定的形式被评为“由于特殊的际遇”——这可能是莫扎特的幼年事迹，而被接受了。

10月18日，父子两人在米兰，在那里莫扎特作为一位作曲家得到他第一次胜利，但这是经过多少辛劳的工作和苦难而得来的！他被委任作一出歌剧，主题为“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剧本取材于拉辛。这位14岁的年轻人辛劳地作曲、弹琴和重复地改写，以致弄痛了手指。这种努力的工作转变为热狂，所以他的父亲必须严格限制他工作的时间，而且以适时的散步来平静他这种激动的状态。莫扎特觉得他的第一出正歌剧，是比在博洛尼亚的古老测验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试金石。他的歌剧作曲家生涯可能要仰赖此剧的开花结果。现在，虽然不怎么虔诚，他要求母亲和姐姐为他的成功祈祷，“如此我们全家才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最后，他经过多次的预演而濒于精疲力竭时，歌剧终于呈现在大众面前（1770年12月26日）。作曲家亲自指挥，而他的胜利是全面性的。每个重要的曲调都得到疯狂的掌声，还大喊着：“大师万岁！大师万岁！”这出歌剧重复演出20次，骄傲而虔诚的父亲写着：“如此看来，我们不埋葬我们的天才时，上帝仁慈地赠与我这股伟大的力量。”

现在他们荣耀地回返家园。1771年3月28日，他们回到萨尔斯堡，在他们刚一到达时就接到佛密恩大公的请求，以女皇之名要莫扎特写一出清唱剧（只唱不演的戏）或写出康塔塔（Cantata，一种清唱剧）。而且要他在10月来到米兰指挥他的清唱剧，作为庆祝斐迪南皇子和摩德纳公主结婚庆典的一部分。大主教允准了利奥波德的另一次请假，于是父子两人8月13日再次前往意大利。一到米兰，他们发现哈瑟也在那里为此庆典准备一出歌剧。这或许不是故意安排，但经理人已为这两位闻名的作曲家安排了一个天才的战场，一位是73岁的老者，一位是曾公开试过他的歌剧的15岁的少年。哈瑟的剧本《鲁奇洛》（Ruggiero）在10月16日演出，赢得很多的掌声，第二天莫扎特的清唱剧《阿斯卡尼奥在阿尔巴》，在他的指挥之下唱出，掌声更是惊人。利奥波德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很抱歉，莫扎特的清唱剧竟会如此完全地使哈瑟的歌剧黯然失色。”哈瑟大度地参加为莫扎特举行的盛宴，并做了一个著名的预言：“这个小男孩将会使我们的大名湮没。”

父子回到萨尔斯堡（1771年12月11日），5日以后善心的大主教西吉斯蒙德去世了。继承人克罗拉多是卢梭和伏尔泰的敬慕者，是开明的专制君主，急切地想实施自约瑟夫二世以来的改革运动，但比约瑟夫更甚的，是他的专制如同他的开化，要求纪律和服从，而且无法容忍反抗。1772年4月29日，在他的正式就职日，他迫切地要求莫扎特为他作一出歌剧。这位如今已是驰名欧洲的少年，快速地以《西庇阿的梦》来回应他的要求：此剧草草交差了事，如今已被人遗忘！克罗拉多原谅这件事，而且指派莫扎特担任乐团指挥，年薪150弗罗林。这样忙碌了好几个月作交响曲和四重奏及教音乐，但他同时制作一出歌剧《鲁乔·西拉》（Lucio Silla），这是米兰方面要他在1773年交卷的作品。

1772年11月4日，利奥波德和他的摇钱树又到了伦巴底。莫扎特很快疲于奔命地探寻如何能使他的音乐理想、歌唱家的才能及善变之间得到协调。首席女高音由于被骄纵而显得很难侍候。这位大师对她却很容忍，结果她爱上了他，宣称“被莫扎特对待她的态度所迷醉了”。首次公演（1772年2月26日）并没有像两年前的“米特达拉梯”一剧那样成功，在预演时男高音生病了，因此必须用一个毫无舞台经验的演唱者来代替他。虽然如此，这出歌剧还是重演了19次。这种音乐是难以表达的，它带着强烈的感情，抒情的旋律被拉得太高了。或许此处一些日耳曼澎湃而快速密集的主题，是不适于打入意大利歌剧的。在这次交流中，莫扎特带回清澄的意大利歌曲的美声唱法。而且他那种快乐的天性被意大利的蓝天和弦歌不辍的生活熏染得更加兴奋了。在意大利，他研究喜歌剧，听了普契尼和乔瓦尼·帕伊谢洛的作品后，认为喜歌剧是高尚艺术。他学习这种歌剧的形式，在《费加罗的婚礼》与《唐·乔瓦尼》两出戏剧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机警的心灵和灵敏的听觉，使每次的体验对他都是一种教育。

1773年3月13日，当萨尔斯堡新主教再度会见这对父子时，新主教不像西吉斯蒙德容忍他们的长期请假，他找不出理由用晋升来奖赏利奥波德，而对待莫扎特有如对待他的家仆，他希望莫扎特父子给予他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最快速最新的音乐。此后两年，他们竭尽所能地满足他的餍求。但是，利奥波德烦恼着没有额外的旅行，难以支持他的家庭。莫扎特呢？习惯了接受掌声，简直无法适应做一个音乐仆人。他写歌剧，但萨尔斯堡的舞台太小，唱诗班、管弦乐队和观众也太少，无法让这位刚生羽毛的聪明伶俐的雏鸟展开他的双翼。

机会终于来了，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委任莫扎特为慕尼黑1775年嘉年华会创作一出喜歌剧。征得大主教的同意，准许作曲家和他的父亲请假。1774年12月6日，他们离开萨尔斯堡，莫扎特染上严重的感冒，还引起牙痛并发症，音乐和哲学都无法抑制疼痛。但1775年1月13日《假园丁的女儿》一剧首次公演时，舒伯特这位著名的作曲家，曾预言：“假如莫扎特不是一朵温室的暖花（为太多的家务而操心），他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虽然脑海中萦绕着成功的思绪，莫扎特仍然回到了萨尔斯堡，服务于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家臣职位。大主教命他作一出音乐剧来欢迎他期待的女皇玛丽亚·特蕾莎的最小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来访。莫扎特采用梅塔斯塔西奥所写古老的剧本《牧羊国王》。1775年4月23日公开演出，这个故事是无意义的，但音乐是最好的。选曲至今还出现在音乐会的节目中。同时他不停地作出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歌剧清唱曲、弥撒曲。一些在这几年不愉快的岁月中的作品，例如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K.271）和B调清唱曲（K.250）皆收入于永恒的杰作中。虽然如此，大主教却说他不懂作曲的艺术，应该到那不勒斯的音乐学校研习。

无法再忍受这种情形，利奥波德请求主教允准他和儿子出去旅行，克罗拉多拒绝了，说他不准他的属下继续从事“乞讨的远征”，利奥波德再度请求时，大主教遂将他们父子解雇。莫扎特很高兴，但已56岁的父亲对被抛掷在这个紊乱的世界大感恐慌。大主教怜悯他并让他复职，但从此不准他再请假。那么，谁能伴同莫扎特呢？莫扎特已21岁，正是对探求和婚姻禁锢感到迷惑不解的年龄，比以前更需要人来指导，最后决定由母亲陪伴他旅行。玛丽亚·安娜试图忘记她也曾经是一位天才，仍然给予她父亲热爱的照顾。1777年9月23日，母子俩离别了萨尔斯堡，远征日耳曼和法国。

注释

[1] 这是一种天主教的礼拜音乐，其来源颇为复杂，部分为犹太圣乐，部分为希腊乐调。到6世纪末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将天主教堂各种歌乐加以搜集与整理，制为专书，即所谓的《格里高利歌乐》。此类歌乐包括两种主要乐曲，一为《弥撒曲》，一为《祈祷曲》。前者在特别节日歌唱，后者在平时礼拜歌唱。

音乐与婚姻（1777—1778）

9月26日，莫扎特从慕尼黑寄给他父亲一封自由的赞美歌，“我现在处于最佳的心灵状态中，自从我离开那位欺诈者后，我的头轻如鸿毛。还有，我长胖些了”。利奥波德必定很快地回了信，他的情感再度提醒我们，历史的事实是由人类的血肉之躯写出来的：

你们俩走后，我非常疲惫地沿着我们的足迹行走着，而后把我自己投掷在椅上。我们互道再见时，我用了很大的意志力努力控制着自己，免得使我们的分离增添更多的痛苦。在匆忙与激动中，我忘了作为一个父亲应给予孩子的祝福，我跑到窗边，对着你的身影遥寄祝福。但是，我看不到你了……兰妮儿（莫扎特的姐姐）……哭得很伤心，我俩向妈妈祝祷！吻你们千万遍。

在这个作曲家和演奏家供过于求的国度里，慕尼黑让莫扎特意识到他已不再是一个神童，只不过是一个音乐家而已。他曾希望在选帝侯的音乐侍从中谋个职位，但到处都无空缺。母子俩到达奥格斯堡，在利奥波德的敦促之下，忙于拜会他年轻时代的朋友。但那些尚活在人间的朋友，都变得肥胖而且庸俗不堪。莫扎特只对一位活泼的堂妹发生兴趣，她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娜·代克拉·莫扎特，而他使她不朽。比较有收获的是一位钢琴商人约翰·安德列亚斯·斯顿。过去惯于使用大键琴的莫扎特，现在第一次开始欣赏新乐器的可能性。他到巴黎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钢琴上了。在奥格斯堡举行音乐会时，他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得到很多掌声，获益却很少。

10月26日，母子俩来到曼海姆，在那里莫扎特高兴地和颇富技巧的音乐家们交际，找刺激。选帝侯卡尔·西奥多无法为他找到门路，而且只拿一块金表来酬谢莫扎特在宫廷的演出。莫扎特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10个金币对我还比较有用些……一个人在旅途中需要的是钱。而且让我告诉您，我现在已拥有5块金表……我想在裤子两旁都缝个装表的口袋。我去拜访一些达官贵人时，我可以挂两个表……那会提醒他们不要再送表给我。”利奥波德劝他赶紧到巴黎，那里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会帮助他。但莫扎特劝告母亲，在严冬的旅程是很艰难的。利奥波德假想他们会很快地往巴黎去，警告莫扎特小心那里的女人和音乐家，而且提醒莫扎特，他现在是全家命运的希望。利奥波德已负债700金币。在他的晚年生涯里，又开始教授学生，信中又写道：

而且，在这个小镇，这种繁重的工作，薪水却少得可怜……我们的将来完全依赖你丰富的见识了……我知道你爱我，不仅只因身为你的父亲，也是你最可信赖、最可靠的朋友。所以，你了解而且体会出我们的幸福与不幸福，更甚的还有我的长寿与不长寿，除了上帝以外，全部都掌握在你手中。如果我已全然地了解你的话，我将别无所求，只欢欣地期待着你，这份孤独一定会安慰我。身为父亲的我，由于你的不在而被剥夺了畅怀地倾听你声音、注视你的容颜及把你拥抱在臂弯里的喜悦。我送你为父出自心灵的祝福。

在这封利奥波德写的书信里（1778年2月9日），已经26岁、智力渐减而且面临老处女困境的兰妮儿，附加一段话语，完成这幅可爱家庭的素描：

爸爸不让我留在房里好好地写信给妈妈和你，我祈求她不要忘了我……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巴黎之行和最佳的健康，无论如何我真心希望能够快点拥抱你。可是事实上只有上帝才知道何时才能如愿！我们都渴望你能创造你的财富。唯有如此，我确知这是我们大家的幸福。我吻妈妈的手和拥抱你，相信你会永远地惦记着我们，而且想念我们，但这要在你有空时才如此做，而且不作曲不教授时，望你能祈祷一刻钟。

在充满着如许期待与挚爱的信任的心境之下，利奥波德接到莫扎特2月4日的来信，告诉他已到库比亚。在曼海姆少数的音乐家中有一位弗利德林·韦伯，他必须负担1位夫人、5个女儿和1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韦伯夫人忙于为女儿撒网捕捉丈夫，尤其是为她的大女儿约瑟法·韦伯——19岁带点神经质的大姑娘找对象。可是莫扎特喜欢阿洛伊西亚，她仅16岁，自恃天使般的嗓音和矜夸的美貌，经常做着音乐家的美梦。他几乎很少注意到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康斯坦策，当时她仅14岁。他为阿洛伊西亚作了几首最温柔、最悦耳的曲子，她唱这几首歌曲时，他忘了自己的野心，只想到为她伴奏，并想陪同她——及约瑟法·韦伯和她的父亲——到意大利去，在那里她可以得到声乐的指导和戏剧的经验，而且他可为他们举行音乐会和编写歌剧剧本。这位年轻勇敢的恋人向他父亲解释了这件事：

我现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发生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们快乐……我劝他们到意大利去。因此，我希望你能尽快地写给我们的朋友拉格蒂，而且问明维罗纳城给一个首席女高音的最高条件如何。关于阿洛伊西亚的歌唱，我以我的生命打赌，她将会为我带来声誉。如果我们的计划能成功的话，我们——韦伯先生，他的两个女儿和我——经过萨尔斯堡时，可以有两星期的时间去会见我亲爱的姐姐。为了能够使她成名，我也很高兴为维罗纳城写一部只拿50个基尼的歌剧……最大的女儿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她懂得烹饪，可以做我们的管家。顺便一提的是，你听到我原有的77个金币，现只剩下40个时，请你不要太惊讶，这仅是我喜欢与诚实而趣味相同的人为伍的结果罢了。

请你快些回复我，千万别忘了我是多么想写歌剧，我嫉羡每个会写歌剧的作曲家。我听到一首独唱曲，我真会烦恼地低泣。但意大利不喜欢正歌剧，正如日耳曼不喜欢喜歌剧……我现在所写的，已超过心灵所能负荷的了，妈妈对我的快乐甚觉满意……想帮助一个穷困的家庭，又不伤害到我自己的念头，使我的心情非常愉快。我吻你的双手1000遍至死为止。你最孝顺的儿子。

利奥波德2月11日回信：

我亲爱的儿子！带着惊讶和恐慌看完4日的来信……整晚我不曾合眼睡着……仁慈的上帝啊！……那些快乐的时光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曾是一个小男孩的你，再也不需用椅子垫脚上床和唱歌给我听，而且一再吻我的鼻尖，告诉我当我老时，要把我放进一个玻璃箱里保护我，免于微风的吹袭，可以永远地陪伴我和纪念我。因此，听我的话，耐心些吧。

接着他说希望莫扎特能延后他的婚姻，直到他能为自己在音乐界找到一个稳固的职业。到时他就能得到一个好妻子，照料一个好家庭，而且帮助父母和他的姐姐。但现已深深地迷恋着一个年轻妩媚的俏女郎的儿子已忘了他的父母了，只想做她的侍从，追随她到意大利去。这种荒唐事真叫人难以相信啊！

离开你现在的地方到巴黎去吧！而且快些！在那些著名人士中找寻自己的地位。“或是恺撒，或是虚无！”在巴黎有声望的伟大天才的大名，可以很快地扬名世界。在那里，贵族们都尊敬、殷勤地对待伟大的天才们。你也可见到一种文雅的生活方式，和在我们日耳曼，朝臣们和他们的仕女中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惊人的对照。此外，你可以精习法语。

莫扎特谦恭地回复他的父亲，说他对护送韦伯家人到意大利的计划，并不是非常认真的。他与韦伯家人悲伤地道声再见，而且保证在回家的路途中会来看望他们。1778年3月14日，母子俩人乘了一辆租来的大马车，动身往巴黎去。

巴黎沧桑（1778）

3月23日他们到达巴黎，刚好碰上伏尔泰的盛名而被淹没。他们只带了简单的行李，莫扎特开始到处谋职。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打起精神为这位14年前被巴黎激赏的神童注意消息。凡尔赛宫给他一个宫廷风琴师的职位，每年服职6个月，拿2000个利维尔金币的薪金。利奥波德劝他接受，但格里姆反对。由于薪金太少，而且对他的才能也不太适合，莫扎特拒绝了这个职位。许多人为要听他的钢琴演奏而邀请他用餐。但即使要到他们的住处，也需要昂贵的马车，才能穿过泥泞的街道。一位贵族吉尼斯看来似乎有点希望，莫扎特为他和他的女儿作了一首辉煌的C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K.299号）。而且在高薪之下，他还教这位女士作曲的课程，但不久她结婚了，而这位大公只肯为一首协奏曲付3个金路易。在莫扎特的音乐生涯中，第一次失去了勇气。“我身体非常好，”他在5月29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但我非常怀疑生命是否值得存在下去。”担任宗教音乐指挥的约瑟夫·勒格罗请求他写一首交响曲（K.297号）时，他的信心恢复了，这首交响曲在6月18日成功地演出。

7月3日，他的母亲过世了，她刚开始享受离开萨尔斯堡的主妇生活后的假期，可是不久发现萨尔斯堡每天的家务事和接触的人物，曾给予她实质而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她渴望回到自己的家。到巴黎途中，坐在颠簸的马车中，令人厌烦的旅伴和大雨已损害到她的健康。在巴黎，儿子找寻职位的失意，使她曾经愉快的心灵变得忧郁不堪。日复一日，儿子出去教学生，参加音乐会，前往歌剧院时，她独自待在陌生而语言不通的环境里……现在，眼看着她渐渐地衰弱，在最后那个星期里，莫扎特每天陪在她身旁，温柔地照料她，而且几乎不能相信她会这么快就去世。

埃皮奈夫人在她家中给莫扎特和格里姆一间屋子，就在她的餐室旁边，而且可使用她的钢琴，他不曾和格里姆如此亲密过。格里姆过分地赞赏伏尔泰，莫扎特却轻视他，并对他的主人们和朋友谈论“基督教是一种神话，在社会的管制下是有用处的说法”甚感惊讶。格里姆希望他接受一些较低的职位作为基础，以后再接受较高的职位，并为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做免费的演出。莫扎特觉得这种处事方法会损耗他的体力，与其如此，他宁愿作曲。格里姆认为他是懒惰的，所以告知利奥波德，结果连他也同意了这种说法。这种情况由于莫扎特不断地向格里姆借贷显得更糟了，总共借了15个金路易。格里姆告诉他可拖延些时候再偿还，这倒是真的。

这个危机终因莫扎特父亲的一封来信（1778年8月31日）而解除了。原来大主教克罗拉多已任命他父亲为管弦乐队指挥，如果莫扎特愿充任风琴师和音乐会指挥，每人每年可得500个弗罗林币。还有，大主教宣布，“假如你愿为他写一出歌剧的话，他准备让你随意到你愿去的地方旅行”。如此诱人的钓饵，利奥波德又附上阿洛伊西亚·韦伯可能高兴接受萨尔斯堡唱诗班的邀请，在那种情况下，“她一定会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莫扎特回信（9月11日）：“当我看完您的来信，我高兴得浑身颤抖了，因为我觉得已在您的怀抱中了。这是事实，正如您所知，就是你们对我已没指望了，但我期望见到您并拥抱我亲爱的姐姐时，我已别无所求了。”

9月26日，他搭马车到南锡，在斯特拉斯堡一间几乎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举行了艰苦的音乐会而赚了一些金路易。在曼海姆，他停留数日，希望能被委任为日耳曼歌剧院的指挥，可是这也失败了。他继续往慕尼黑去，思念着阿洛伊西亚·韦伯。但她已在选帝侯的唱诗班中找到一个职位，也可能在选帝侯的心中占有一席地位，她冷漠地接待了莫扎特，这表明她不再想当他的新娘了。莫扎特作了一首曲子，唱了一首哀伤的歌曲，然后一心一意地回到萨尔斯堡家里。

萨尔斯堡与维也纳（1779—1782）

1月中旬，莫扎特回到家乡，接受了许多欢宴，但也深深地体验到母亲去世的哀伤。不久他被任命为风琴演奏师和乐团首席，但很快他变得烦躁不安。他回忆道：

在萨尔斯堡，我的工作简直是一个负担，我几乎无法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没有快乐过……萨尔斯堡对于我来说，至少——那里没有一件是有意义的娱乐。在那里我拒绝和许多人来往——而且大多数其他的人并不认为我是优秀的。除此以外，萨尔斯堡没有新奇的事物来激发我的天才。我演奏或我的任何一首曲子演出时，所有的观众像桌子和椅子一样。但愿萨尔斯堡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剧院。

他一直渴望写歌剧，所以很高兴地接受选帝侯卡尔·西奥多要他为下一届慕尼黑节日写一出歌剧的请求。1780年10月，他开始着手作《伊多梅尼欧》，11月到慕尼黑预演。这出歌剧有它不寻常的音节，在1781年1月29日终于成功地演出了。莫扎特在慕尼黑停留了6个多星期，享受他的社交生活，一直到大主教克罗拉多召唤他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很愉快地和他的雇主住在一起，却和仆役同桌用餐。“两位男仆分别坐在桌子的两端，而我很荣幸地坐在厨师之首。”这是当时那些贵族家中的风尚，海顿以无声的愤怒忍耐了，莫扎特却大声反抗着。他很高兴在大主教朋友们家中表演他的音乐和显露他的天才，但在他向大主教要求让他接受外界合约以增加一些收入和扩大声名时，却遭大主教的拒绝。这使莫扎特非常愤怒。“我一想到离开维也纳而口袋里却连1000个弗罗林金币也没有时，我内心沉落了。”

他下定决心辞去克罗拉多的职务，1781年5月2日，他与搬到维也纳的韦伯家人住在一起，并做他们的房客。大主教传来命令要他回到萨尔斯堡时，他回复说要到5月12日才能离开维也纳。大主教再度和他约谈（如莫扎特向他父亲报告的）：

对着我叫嚷着最凌辱人的话语——哦！我真的不能全写出来！最后，我的血液在沸腾，再也不能忍受，我说：“阁下不满意我？”“什么？你居然敢威胁我？你这恶棍、流氓，门在那里，我再也不和这么一个恶劣的家伙有任何关系！”因此，最后我说：“本人颇有同感。”“滚出去吧！”我走出去时对他说：“就这样吧，明天你会收到我的辞职信。”告诉我，亲爱的父亲，我是否迟早该说这些话？

如果您高兴的话，就请秘密地写信给我吧——事实上你可能会被迫这么做——而且诚恳地公开批评我。唯有如此，才不会对您有所指责。但假如大主教对您太无礼的话，请您立刻来维也纳吧！我们三人可靠我的薪金生活。

利奥波德被儿子和韦伯家人住在一起的消息吓坏了，那家人的父亲已去世了！阿洛伊西亚已嫁给演员约瑟夫·朗吉。但那寡妇还有一个女儿，正等待着一位丈夫呢！利奥波德恳求他向大主教道歉，而且回家。莫扎特第一次拒绝服从父亲。“为要您高兴，我亲爱的父亲，我会抛弃我的幸福、我的健康、我的生命。但我的荣誉凌驾我的所有，因此，也就超越了您。我最爱、最好的父亲，任意地要求我为您做别的事吧！只要不是这件事。”6月2日，他寄了30个杜卡特给利奥波德作为未来的一种象征性的帮助。

他曾三次到大主教在维也纳的居处，向他正式提出辞呈，克罗拉多的侍从拒绝为他传达，“第三次时把莫扎特赶出去，还对着他背后踢了一脚”——莫扎特在6月9日的信中描写当时的情景。为了满足他的父亲，他终于离开韦伯家到别家住宿。他向利奥波德保证，他只是喜欢康斯坦策而已。“假如我必须与曾和我开过玩笑的人结婚，那我至少应已有200个妻子。”12月15日，他却告诉父亲，康斯坦策如此甜美、纯洁，善于处理家务，因此他希望娶她：

您对这个意念感到骇异吧！但我恳求您，我最敬爱的父亲，请您听我说罢……自然的声音在我心中，像其他人一样高歌着，大概要比许多倔强或不解风情的人更响亮。我今天不能像一般年轻人那样活着，因为：第一，信心太充裕了。第二，过分关心他人，若要我去欺骗无邪的姑娘，实在我又过于诚实。第三，我有太多的恐惧和厌恶，对疾病有着太多的惧怕，而且我过分关心自己的健康，以致不愿和那些娼妓终日浪荡无所事事……我愿以我的生命做赌注，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但我的爱情目标是谁呢？……必然不是韦伯家人啰？是的……康斯坦策……全家中最善良、最聪敏的一个！请告诉我能否得到一位更好的妻子……我迫切希望的，是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个，感谢上帝，我有极大的信心），那时我将不停地恳求您准许我保全这个可怜的女孩，并使我和她——还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全体——非常快乐。诚然，您儿子快乐时，您也是快乐的吧！而且您将可享受我固定薪水的一半……请您怜悯您儿子吧！

利奥波德不知该信仰什么，他尽了所有的力量来阻止儿子的婚姻，但莫扎特觉得已尽了26年作为人子的孝顺，现在该过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了。为了求得父亲的允准，他祈求了7个月之久，但一切都无效。最后，1782年8月4日，他不经父亲同意而结婚了。8月5日，父亲的同意书来了。现在莫扎特真正发现，以创作在人类历史上最富于变化的壮丽音乐来支持一个家庭，是多么遥远的事啊！

作曲家生涯

他自己相当自信，因为现在他不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钢琴家，还收了几个学生，也写了几部成功的歌剧。离开大主教一个月后，他从约瑟夫二世宫廷剧院的指挥奥尔西尼—罗森堡伯爵那里接到一份工作，要他写一出唱剧——配上歌唱的话剧。作品完成后，于1782年7月16日在皇帝御前演出，这就是他的歌剧《后宫的诱拐》，只有一些与莫扎特敌对的人故意贬低它，其他听众几乎都被他为这个古老故事所配的愉快音乐迷醉。故事大意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女被海盗抓去，并卖到土耳其的后宫中，她的爱人使用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谋略诡计后，终于把她救出。约瑟夫批评此剧说：“歌曲旋律太美了，但似乎太多了些，莫扎特先生！”对这些话语，这位鲁莽的作曲家立刻回答：“是的！陛下，正如必需的那样多。”这部小歌剧写成后，6年中在维也纳演出了33次。格鲁克，这位改进歌剧形式的先驱，虽然不满意莫扎特未曾采用他的观点，仍然赞赏他的作品，并邀请这位才气纵横的青年参加晚宴！

莫扎特认为从意大利音乐比从日耳曼音乐能撷取更多灵感。他喜爱美妙的旋律和简谐的和声，甚于复杂庞大的复音音乐，只有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中，他才真正体会到亨德尔和巴赫的伟大成就。1782年，他加入由斯维顿男爵赞助的一群音乐家。他们经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斯维顿家里举行音乐会，主要演奏亨德尔和巴赫的音乐。1774年男爵从柏林回维也纳，曾带了一些巴赫的著作，包括《赋格的艺术》和《谐和的克拉维琴》。巴赫排斥意大利音乐，认为它仅是用来业余消遣的。他主张真正的音乐必须严格遵循赋格、对位法和复音音乐。莫扎特恰恰相反，他从不把自己的音乐局限在结构、规格或形式上。但从斯维顿的建议和他家中举行的演奏会中，莫扎特领会到不少心得。于是仔细地对亨德尔，尤其是巴赫的音乐研究一番。1787年后，他在维也纳指挥亨德尔的音乐，不仅把亨德尔的总谱编成适合维也纳管弦乐队的演奏，同时使乐曲显得更自由活泼。此后，在他的音乐创作里，他能很和谐地把意大利式优美的旋律和日耳曼式严格的复音音乐融合起来。

关于莫扎特的作品，我们只要稍加浏览克歇尔所编的《莫氏作品目录》，就能对他的作品数目的庞大留下深刻印象。他总计有626件作品，除了海顿，没有其他作曲家能望其项背，包括：77首奏唱曲，8首三重奏，29首四重奏，5首五重奏，51首协奏曲，96首嬉游曲、小夜曲、舞曲，52首交响曲，90首艺术歌曲，60首宗教作品，22部歌剧。有些人可能觉得莫扎特的私生活太过于懒散放荡，这些人是不能了解心智劳累带给肉体的倦怠的，没有适当的松弛，天才是会发疯的。他父亲也曾对他说：“懒散将是你天生的缺点。”有好几次，莫扎特要等到最后，乐曲已在脑中完成，才愿意把它写下来。他说：“我是可以这么说，沉迷在音乐中。音乐整天在我脑中，我喜欢幻想它们、学习它们，而且表现它们。”他妻子也说：“他常漫不经心地玩弄帽子、表带、桌、椅，仿佛它们是琴键似的。”他在听歌剧的时候，甚至也曾在心中想着作曲的事。他把随时想到的曲句收集在口袋里，旅行时就放在背包中，这样收集了不少曲子，都放在一个皮袋内。他准备从事作曲时，不是坐在琴边，而是在桌子上写。“他作曲有如写信，”他的妻子说，“在写完前从不移动一下。”有时他坐在琴边数小时，最后来个即兴演奏。把他的音乐幻想自由自在地表现出来，仅用尚存的理智来决定他所将采用的形式，或是奏鸣曲，或是咏叹调、赋格。聆听莫扎特的即兴演奏，能从内心真正领悟到隐藏在他怪异的气质背后的和谐秩序。尼美兹切克（Niemetschek）曾说：“假如我能祈求一件人生最大的享受，那莫非就是欣赏莫扎特的即兴演奏？”

莫扎特几乎可以一看到总谱就立即演奏它，因为他已看出藏在音符中的某种关联和顺序，而能把它们一起当作一首曲子来看。他以老练的指法来弹奏，正如老练的读者把整句当作一个字或整段当作一句来读似的。莫扎特的记忆力加上他能把整个乐曲当作一首曲子来读的能力，使他能察知整曲中些微不协调的部分。以后几年，他几乎能在心中演奏任何协奏曲。在布拉格，他写作《唐·乔瓦尼》的倒数第二乐章，终结的鼓号部分，并不参考其他乐器的总谱，只靠记在脑海中的整个复杂的音乐来配合。一次，他只写下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的小提琴部分。第二天，没有经过预演，在演奏会中，就由斯特林纳沙吉拉小提琴，莫扎特甚至没有时间把乐曲记下，反靠他记忆中的概念，弹起钢琴部分。像他这样心神与音乐贯注为一的人，历史上可说绝无仅有。

我们常认为莫扎特的奏鸣曲轻松、富于娱乐性，与贝多芬那种热情澎湃的曲子几乎全然不同。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曲子是为程度较低的学生所写，或让共鸣效果差的大键琴与不能延长声音的钢琴演奏的缘故。我们小时最喜欢听的A大调奏鸣曲（K.331），其中包括逗人喜爱的《爱奴哀舞曲》和《土耳其进行曲》，就是为大键琴的演奏所写。

莫扎特最初没想到要作室内乐，但1773年，他看到海顿早期的四重奏，非常钦慕他优异的对位技巧，就在那年模仿写了6首四重奏，但未成功。1781年，海顿出版了另一系列的作品，莫扎特再度激起竞争之心，写了6首四重奏（K.387，K.421，K.428，K.458，K.464，K.465）。这是举世公认同类作品中出类拔萃的杰作，但当时的演奏者常抱怨其令人厌烦的艰难。批评家更是批评第465号互相冲突的不和谐的和音，及勉强地把大小调混合使用。一位意大利的音乐家认为它充斥了粗鄙的错误而把乐谱退回。另一位购买者发现到处充满了不和谐的和音，一怒之下把乐谱撕掉。然而，在莫扎特、迪特斯多夫及其他人演奏过第4号（K.458）、第5号（K.464）、第6号（K.465）之后，海顿对利奥波德·莫扎特说：“在上帝的面前，我很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儿子是我见过、听过的最伟大的一位作曲家。他不仅有很高的鉴赏力，更有深厚的作曲知识。”6首四重奏出版时（1785年），莫扎特写了一封与曲子相辉映的信，把它们献给海顿：

一个父亲决定把儿子送出去闯天下时，一定会觉得他有责任把他交托给他有地位的最好的朋友来照顾。在此情况下，特将我的6个“儿子”（指6首乐曲）送到最出色、又是我最敬爱的朋友那里。它们是我经过长期辛勤研习得来的成果。朋友们一致认为我花费的那些劳力将会带来某种报酬……并认为这些“孩子”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我慰藉的源泉。

上次您来首都（维也纳）时……曾表示赞成我作这些曲子，您的鼓励使我斗胆把它们呈现给您，并使我敢于期望您将不致认为它们不值得您的喜爱。请您耐心地接受它们吧！从今天起，您不仅是它们的父亲，也是朋友、尊师。我对它们所有的权利，现在都献给您了。我恳求您对那些基于作者偏见的错误稍加宽容，并继续施舍您高贵的友谊给我——这个一直敬爱您的朋友。

莫扎特写歌剧之前，特别喜爱他的五重奏。他认为那首降E大调钢琴、双簧管、竖笛、法国号和巴松管的五重奏（K.452），“是他最好的作品”。另一首《弦乐小夜曲》最初以五重奏的形式写成，但不久编成管弦乐，目前编在他的小夜曲中。还有一首降E大调小夜曲（K.388）更好——这是一首忧郁如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的音乐。

莫扎特也利用管弦乐作成上百的作品：序曲、小夜曲、组曲、户外演奏曲、舞曲、嬉游曲。嬉游曲通常是比较轻松消遣的作品，而非分量重大足以反映音乐历史的演进的作品。虽然如此，他的第15号（K.287）、第17号（K.334）嬉游曲却是内容充实的作品，比其他交响曲更令人愉快。

莫扎特的交响曲与海顿一样，是使用35件乐器的组合。因此对那些听惯了20世纪加倍壮丽的管弦乐的人，他们的作品常不能显出真正的价值。评论家们称赞第25号（K.183）交响曲为“令人感奋的”及“奇迹似的强烈感情的表现”。他的第一首音乐的注解是“巴黎”（31号，K.297），莫扎特把它写得精致迷人以适合法国人的口味。《哈弗纳交响曲》（35号，K.385）本是为萨尔斯堡前任市长西吉斯蒙德·哈弗纳（Sigismund Haffner）的女儿婚礼所写（1782年）。莫扎特后来再加进长笛和竖笛部分，并在维也纳约瑟夫二世御前演奏（1783年3月3日）。他说：“皇帝给我很多的掌声及25个杜卡特金币。”在这首作品与1783年11月在林茨所写的36号交响曲中，莫扎特仍流露着海顿流传下来的那种欢娱而少深刻内容的特殊风格。但对那些成熟的聆赏者，深刻而缓慢的乐章可能更令他们感动。更值得一提的是第38号交响曲，那是莫扎特在1786年为布拉格所写。第一乐章结构的严谨与对位法的精妙，使音乐家们大为惊叹。而行板旋律的优美，使专家们大为激赏，一致认为具有“不朽的完美”和“令人迷醉的世界”。

一般公认莫扎特最好的交响曲，是1788年夏，正值他最穷困落魄、负债最多的时候，以其泉涌般的灵感完成的三首作品。第一首记的日期是6月26日，第二首是7月25日，第三首是8月10日。三首交响曲在3个月内作成！就我们所知，没有一首作品在他生前演奏过，他不曾听过它们。谱上的音符对于作曲者来说，仍是无声的小曲，曲调与和声只有在他自己内心演奏过。它们仍停留在神秘无解的领域里。其中的第三首（41号C大调，K.551），被称为《朱匹特》的，一般认为是最好的作品，舒曼（Schumann）把它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相提并论。但它并非一般业余听众所能欣赏的。第40号G小调（K.550）一开始就充满了英雄的气势，接着发展到使评论家难以形容——从里面读到苏格兰英雄麦克白（Macbeth）或李尔王（Lear）那种个人悲剧的味道。但对一些听众，这首作品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欢乐。而他们也更喜欢第39号降E大调（K.543），这是一首找不到哀恸的情绪，更没有复杂的技巧，旋律与和声优美如漂流在宁静小溪上的乐曲。它甚至是使那些厌烦了天上工作的神祇，轻松愉快地欢度乡间假日的音乐。

关于交响协奏曲，这种形式是从大协奏曲演变而来，介于交响曲与协奏曲之间。两种以上的乐器借着旋律与伴奏，出现的方式与管弦乐对话辉映。莫扎特在降E大调长笛、小提琴及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中——这是一首可媲美他的交响曲的作品——把这种形式发挥到巅峰。

一般协奏曲通常较易听懂，因为独奏的部分可帮助未受训练的听众追踪主题与旋律。这些主题旋律在其他曲式中，常为了苦心经营技巧与炫耀对位法以致无法辨认。争辩是一件有趣的事，尤其是以一敌众的争辩。协奏曲中独奏乐器与全体乐器的对位演奏正是这种情形。协奏曲由巴赫最先使用，再经过莫扎特加以发展。莫扎特喜爱这种和谐的对抗，他常写一些自己弹奏的钢琴协奏曲，在第一乐章终结时加进饰奏，尽情玩弄他的种种技巧。

他最早能发挥这种曲式的优点的作品是第9号降E调钢琴协奏曲（K.271）。到目前仍受欢迎的最早的作品是20号的D小调（K.466），以天真可爱的浪漫著称。在这个优雅的乐章里，我们可以找出浪漫乐派起源的痕迹。不知由于懒惰或某种烦扰的事，莫扎特到演奏前（1785年2月11日）一小时，尚未完成此协奏曲的总谱，演奏会就要开始时，乐曲才送到团员手中，根本没有时间练习和预演。然而演出如此成功，而莫扎特弹奏钢琴部分如此熟练，使这首作品在以后几年一直受到热烈的欢迎。

莫扎特为其他乐器也写了许多高雅的作品，A大调竖笛协奏曲（K.622）比其他作品更带有这种高贵的色彩。在他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1774年），喜欢在降B大调巴松管协奏曲中加进些微玩笑的气氛。由于对各种乐器性能的深刻认识，他的《法国号协奏曲》也写得欢欣如跳跃的泡沫，乐谱上常记着指示吹奏者幽默表情的语句——如“是的！奏得好！”——而他的长笛与竖琴协奏曲（K.299）更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崇高的境界！

1775年，19岁的莫扎特写作了5首美丽非凡的小提琴协奏曲，其中3首目前仍常在演奏会的节目单中见到。在第3号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16）中，有一段令爱因斯坦着迷的慢板，第4号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音乐杰作之一，而第5号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中有一段美妙如歌的行板，几可媲美女性柔美的声音。

莫扎特写的艺术歌曲通常带有较愉快的色彩，这是无须惊讶的，尤其在他爱上阿洛伊西亚·韦伯的那几年。他写的歌曲并非如舒伯特或勃拉姆斯的作品那样具有成熟的风格，而是一些带着痴话的简单的短歌。但若有好诗的话，他也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如以歌德的诗《紫罗兰》写成的曲子“一朵紫罗兰，高兴地战栗抖颤，看到美丽的牧羊女走近时，它想能躺在这美女的胸前该是多么甜美。但她带着愉快的歌声走过，却不在意地把它践踏。”这是他对残酷的阿洛伊西亚的痛苦回忆！为了她，莫扎特曾作了一首柔情万种的歌曲。莫扎特并不十分专心写这些单独的歌曲，他把对声乐技巧的个人心得用在写歌剧与宗教歌曲上。

他的宗教歌曲在萨尔斯堡之外难得听到，因为其他天主教不喜欢他曲中的歌剧风味，而这是他的上司大主教喜爱的。莫扎特为萨尔斯堡写的大弥撒曲，是在风琴、弦乐、小号、长号及鼓声伴奏之下唱出的，并常在严肃的场合爆出欢乐的乐章。在他写的经文歌K.327和K.341b里，几乎可以说看不到丝毫的宗教精神，在K.339里，更是流露出莫扎特独具的欢畅风格。

总而言之，莫扎特的音乐是巴士底狱事件前贵族时代的音乐，而且是未受怀疑前绝对权威的天主教文化的产物。那时，人们醉心于享受悠闲的迷人的生活，根本无须忙碌追求新的感受来满足虚幻梦想。就他的作品带有较轻松逸致成分的观点而言，他的音乐可说与洛可可派装饰性的高雅、华多图画中的浪漫风格、提埃波罗所绘宁静漂浮着的奥林匹亚山及蓬巴杜夫人的长袍、微笑、诗篇一致。它是十分虔诚安详的音乐，借着这份安详，常能抚慰那些受苦与哀怨的人，却既不会使人产生过分谦卑的祈祷，也不会使人产生普罗米修斯式对神的反抗。莫扎特从小就从事音乐工作，一种天真淳朴的风格常贯穿着他的作品，直到他了解那位陌生人托他作的《安魂曲》竟是为自己所作的时刻。

精神与肉体

莫扎特的外表并不吸引人，他身材矮小，鼻子太长，上唇的厚度超过下唇，丛生的眉毛盖住了无神的眼睛，只有一头闪亮的金发还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以后几年，他一直想用华丽的衣服来弥补身体和外表上的缺陷：花边的衬衫，蓝色的燕尾服，金色的纽扣，紧身至膝的短裤，鞋上银色扣带。唯有当他坐在琴边弹奏时，外表的不足才被遗忘，这时他的双眼闪烁着内在凝聚的光芒，全身每条肌肉受着表演的支配。

小时候，他是一个性情诚恳、谦恭仁爱的男孩。但过早得来的声誉及每天不停受人赞扬，使他性格的发展受到不良的影响。他的父亲曾警告他说：“儿子啊！你太暴躁，太冲动了。一受到别人的批评就立刻以嘲笑来反击。”莫扎特自认更甚于此。“假如有人触怒了我，我一定要报复；若不加倍偿还，我并不认为已经纠正了他的谬误。”结果他的报复心使人不愿去欣赏他的天才。“考尼茨王子告诉大公说，一般人只希望我这种人100年才出现一次。”

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的信与音乐中才常常流露出幽默的意味，通常那是无害的玩笑，有时是尖锐的讽刺，在年轻时则常流于淫猥。他却能神奇地不受污染地度过这段时期。21岁时，他写给堂妹玛丽亚·安娜·代克拉·莫扎特19封粗鄙难以置信的信件。一封以炫耀散文和诗韵著称的写给母亲的信，大概未令她太过难堪，在她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上，曾要他“好好保重，我爱。你得留意你的嘴巴和屁股”。很明显，这些基本的词汇必定是莫扎特家人及其近亲常用的。这个习惯可能是从某位较不拘泥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却不致阻碍莫扎特以最温柔的感情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姐姐。

用他自己形容的来说，他是贞洁有如刚结婚的新郎，他会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吗？他太太抱怨他是“殷勤的仆人”。据他忠实的传记作家所言：

谣言在公众及书刊中到处散布，夸大地指出他参加评论他的性格缺点这件事的谬误。他的一些学生，及由他作曲的歌唱家们假装相信他，并作弄地指出他实在是唐璜（Don Juan）的化身。

他妻子常常患病，为了恢复健康一再地旅行。他为了演奏的关系与妻子分离，他对女性美的敏感，及他与那些迷人的女歌手、放荡的女演员的厮混，所有这些原因使他陷入不可避免地去从事某种危险勾当的地步。他妻子提起他如何对她承认做了那些“荒唐”的事，及她如何原谅了他，因为“他是那样地和善，简直不能对他发脾气”。但他姐姐就常爆出怨言了。莫扎特看来很爱他妻子，他耐心地忍受她不善处理家务，在分别时写给她的信，几乎像对孩子般的关照。

他在社交圈子里是十分不成功的，他苛刻地批评一些竞争者：“穆西奥克莱门蒂的奏鸣曲没什么价值……他是一个骗子，就像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或是：“昨天我很幸运地听到弗赖霍尔德先生演奏一首他自己可怜的作品，我发现没有什么可赞美的。”另一方面，他赞美那时伊格纳兹·普莱耶尔刚写成的四重奏，虽然它们与自己的作品竞争。他父亲责备他自大而被人所厌。莫扎特否认自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维也纳几乎没有朋友，他的骄傲也阻碍了他的前程。在奥地利和日耳曼，当时音乐家的命运常须依赖贵族的支援，而莫扎特拒绝把世袭的地位看得比天才更尊贵。

他由于未进学校或未受大学教育而遭受另外一种障碍。他父亲并未给他受普通教育的时间。在他寥寥的几本书中，也有一些格斯纳（Gessner）、维兰德（Wieland）及盖勒特（Gellert）的诗集。但他主要是拿他们作为写歌剧的材料。他很少关心文学，他在巴黎时正好伏尔泰逝世，他不能了解为何全市的人对这个老叛徒的来临与去世做这样无谓的纷扰。“那个无神论者，”他写信给他父亲说，“已经像一只狗、像一只野兽般的被踢出去了，这是他的报应。”他一方面从兄弟会员那里接受反对神权的思想，同时也手持蜡烛加入圣餐节日庆典的行列。

可是由于他心思的单纯，使他虽然有许多缺点，仍然令人觉得可爱。那些不是他音乐竞争者的人觉得他相当友善、欢乐、和蔼、诚恳。他的妻姐索菲亚·韦伯曾写道：“在我一生中，不曾见过莫扎特发脾气或愤怒过。”他参加许多团体，随时想玩，想开玩笑。他爱玩撞球和跳舞。有时他看起来更像一位舞蹈家而非音乐家。若说他对他的竞争者太不慷慨的话，那么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无心地大方了，乞丐很少被他拒绝，一位钢琴调音匠一再向他借钱而不曾还过。莫扎特很坦率地高谈阔论他对金钱的崇高论调，但他从没想过这是由于不曾有钱的缘故。不顾已经失去赚钱的来源，及尚须与数百嫉妒的音乐家竞争以养家庭，他仍然忽视他的经济情况，毫不在意地让金钱从指缝间溜去，而且使自己陷入贫困的绝境。所有这些正是他写出最杰出的作品——最后3首交响曲和3首歌剧时的情形。

巅峰时期（1782—1787）

他在维也纳展开了锋芒毕露的生涯，并获得令人振奋的成功。他教授学生得到很高的报酬。1782年至1784年所写的每首协奏曲都带给他约500金币。他生前虽然只印出70首作品，每首却都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出版家阿塔林为那6首献给海顿的五重奏付他100杜卡特——这在当时是相当好的报酬。另一位出版家霍夫迈斯特为了印莫扎特的G小调（K.478）及降E大调（K.493）钢琴五重奏，赔了不少钱，因为演奏者觉得它们太难了（但目前被认为十分容易）。于是，霍夫迈斯特写信警告莫扎特说：“写更通俗点的，不然的话，我将不能出版，也不愿再买你的作品了。”莫扎特的歌剧通常的报酬是100杜卡特。但他的《唐·乔瓦尼》加上演出的红利，使他赚到225杜卡特。他在这几年“有相当多的收入”，他父亲于1785年去看他后说道：“假如我儿子不必还债的话，我想他将已在银行存了2000金币了。”但莫扎特未曾把钱存进银行过，他把钱花在时髦的耗费、娱乐和漂亮的衣服上，并供给那些乞丐朋友的需要。这些花费及其他不察觉的支出，使他陷入为偿债不得不努力作曲和演奏的地步。早在1783年2月15日，他就写信给瓦德斯泰滕女爵说：一位债主威胁着要“对我采取行动……假如我不还债的话——甚至还一半也好……我恳求您，尊贵的夫人，看在老天分上，帮我保住这份名声吧！”后来他因一场演奏会的成功得到某些红利，而暂时解决了困难。这个演奏会带给他160金币，得款后，他买了一件礼物送给父亲。

1783年5月，他搬进约登布拉兹244号，这是一间较好的房子。在那里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6月17日）——“一个健康的男孩，胖得像球”。这个孩子加上先前送的礼物，使他父亲对他婚姻的不满化解不少。莫扎特与妻子利用这个时间拜访了在萨尔斯堡的利奥波德和兰妮儿，留下孩子在维也纳让人照顾。8月19日孩子死了，他们仍留在萨尔斯堡，因为莫扎特忙着安排他的C小调弥撒曲四重奏，其中他妻子也要参加歌唱。他们可能留得太久令人不耐，因为利奥波德不仅向他们收取食宿费，还抱怨三个月的访问太长了。他们回维也纳时，路过林茨，在那里接受了一份要莫扎特写交响曲的差事。

回家后，莫扎特很努力地工作，忙着教学生作曲、演奏、指挥。在两个月里（1784年2月26日—4月3日），他开了3次演奏会，并参加了其他19次演奏。12月，他成为维也纳7个秘密兄弟会（主张博爱、互助、四海之内皆兄弟）中的一员，他很高兴加入他们，并答应为他们的庆祝节日作曲。次年2月，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老父亲抱孙心切，从老远的路途来看他们。1785年，洛伦佐·庞特加入他们的生活。

这位洛伦佐过着如同另外一位朋友卡萨诺瓦那样冒险的生活。他于1749年出生，是色内达犹太人区一位皮革匠的儿子。他14岁时，这位原名伊曼纽尔·科内利亚诺的少年与他的两个兄弟被他父带到色内达主教洛伦佐·庞特处受洗为天主教徒。伊曼纽尔取用主教的名字成为一名教士。后来和威尼斯一位有夫之妇发生关系，被驱逐出境，到德累斯顿再到维也纳，并以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在国家剧院工作。

莫扎特建议他把博马舍的最近一部喜剧《费加罗的婚礼》改编成歌剧剧本。这部剧本曾被译成德文以在维也纳演出。但约瑟夫二世大加反对，因为剧中的革命思想将大大刺激他的王朝。这个自己本人就有几分叛逆色彩的皇帝，有可能准许这部忠实原著的歌剧上演吗？庞特赞赏莫扎特的音乐，他以后讲起莫扎特说：“他被赋予的天才，超过过去、目前或未来任何作曲家。但由于敌对者的阴谋，他至今尚未能在维也纳好好利用他的才能。”他删去博马舍剧中大唱高调的部分，把它编成意大利风格的歌剧，几可与梅塔斯塔西奥最好的作品媲美。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讲一些古老错综复杂的故事。有自米南德和普劳图斯以来喜剧常见的情节，比如埋名隐姓，历经惊险而恢复原来面目，及仆人以诡计欺骗主人等。莫扎特立刻着手编曲，并在剧本完成的同时谱成音乐，二者均在6个星期内完成。1786年4月29日，莫扎特写成序曲。5月1日，成功地推出首演。这次的成就部分得力于主唱“费加罗”的低音手弗朗西斯科·贝努奇的快乐洪亮的歌声，更重要的是音乐的配合成功，与歌曲的生动活泼及一些美丽隽永的曲调，如凯鲁比尼哀伤的《问君何为爱情》歌曲和女伯爵抑制不住热情而向神祈求爱情的《爱神，请听我言》（Porgi amor）之歌。由于听众不停地要求再唱，表演时间超出了原先预定的两倍。最后莫扎特更应观众要求而一再地谢幕。

从维也纳与布拉格演出的“费加罗”歌剧所得来的收入，足可使莫扎特过一年舒适的生活而绰绰有余，若非因为他自己的挥霍无度再加上妻子生病怀孕的话。1787年4月，他们搬到一处较便宜的住宅——兰兹史托拉瑟街（Landstrasse）224号。一个月后，利奥波德去世，遗留给他儿子1000基尔德的遗产。

布拉格方面要求他再写一出歌剧，庞特建议写有关唐璜的浪漫情史。这个故事曾被蒂尔索·莫里纳于1630年在马德里以《塞维拉的骗子》（Elburlador de Sevilla）的剧名搬上舞台。莫里哀也曾以《石头庆祝日》（Le Festin de Pietra）为剧名写于巴黎（1665年），哥尔多尼于1736年在威尼斯也发表了《大情人唐·乔瓦尼》歌剧，文森特·里吉尼于1777年在维也纳编成剧本《石客记》（Il Convitato di Pietra）。在威尼斯，1787年朱塞佩·加扎尼加也推出了一部同名的歌剧，而庞特从此剧中抄袭了不少，包括唐璜那份时髦的犯罪记录！

这部“所有歌剧中最伟大的作品”（正如罗西尼称誉的）于1787年10月29日在布拉格首次公演，莫扎特和妻子康斯坦策为此剧公演而来到此波希米亚的首都，他们不断受到热情的招待，以致到公演前夜，莫扎特才开始作序曲，“在度过所能想象的最快乐的夜晚后”，他写了一首瓦格纳式指示剧中悲喜剧动机的序曲。而在乐谱到达乐队手中时，刚好赶得上演出，维也纳报纸如此报道：“乐队指挥莫扎特先生盼望已久的歌剧《唐·乔瓦尼》终于在星期一演出了……音乐爱好者和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在布拉格难得一见的表演。莫扎特先生亲自指挥乐队，他的出现带来了只要他在就蓬勃焕发的欢乐。”

11月12日，这对快乐的夫妇回到维也纳。3天后格鲁克逝世，约瑟夫二世派莫扎特继任宫廷内的室内乐作家。在经过与歌手的一番讨价还价后，歌剧《唐·乔瓦尼》终于于1788年5月7日在维也纳演出，但掌声稀落。莫扎特与庞特虽然作了些许的修改，但一直不能达到在布拉格、曼海姆、汉堡等地那般的轰动。一位柏林批评家指责“这部喜剧”违反道德，却接着说：“任何国家若能以某一子民为荣的话，那日耳曼将是以此歌剧的作者莫扎特为荣了！”9年后，歌德写信给席勒：“您对歌剧的期望，完全在《唐·乔瓦尼》剧中达成了。”歌德对莫扎特不能活着为他的戏剧《浮士德》配乐，感到遗憾万分。

落魄（1788—1790）

从《唐·乔瓦尼》一剧所赚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只靠莫扎特低微的薪金甚至都不能糊口。他教了几个学生，但教音乐是一件吃力而花时间的工作。后来，他不得不搬到较便宜的郊区瓦林格史托拉瑟区居住，但欠债不停地增加。他向任何可以借到钱的人借钱，对象主要是一位好心肠的商人和兄弟会会员米歇尔·布奇贝克。这位布奇贝克，莫扎特曾在1788年6月写信给他：

我仍欠您8杜卡特的钱，虽然目前的处境不能偿还，但我对您怀着无比的信心，使我敢冒昧地恳求您再借我100基尔德以渡过难关，下星期我的演奏会在卡西诺一开始，我就可领付我的钱，那时我将带着十二万分的感激，很轻易地偿还欠您的136基尔德欠债！

布奇贝克寄了100基尔德给他。受到这次求借成功的鼓励，莫扎特于6月17日再向他借“1000或2000基尔德，在一两年内付您相当的利息”。他尚未付清前住地的房租，房东威胁要把他关进牢里，而莫扎特就是要借钱来付给他的。显然，布奇贝克并未寄来他要求的数目，这位走投无路的作曲家于6月和7月又向他恳求援助。然而，也是在这艰苦的几个月里，莫扎特完成了他那3首最伟大的交响曲。

莫扎特很高兴地接受了卡尔·利赫诺夫斯基王子的邀请，与他一同骑马到柏林。为了这次旅行，他向弗朗茨借了100基尔德。王子和穷光蛋于1789年4月8日从维也纳出发了。到德累斯顿时，莫扎特曾在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御前演奏，并得到100杜卡特的赏金。在莱比锡，他用巴赫风琴举行了一次公演，并为托马斯学生合唱团演唱的巴赫的圣歌《对上帝唱新曲》（Singet dem Herrn）深深感动。在波茨坦与柏林（4月28日—5月28日），他为腓特烈·威廉二世演奏，结果得到一件价值700弗罗林金币的礼物，及写作6首五重奏、6首奏鸣曲的工作。但他所得的钱奇异而快速地挥霍掉了。未证实的谣言称他把钱花在与柏林一位歌手亨里特·巴罗纽斯的厮混上。5月23日，在他写给他妻子的信上说：“至于我的归来，您能得到的，只有我而没有钱。”他于1789年6月4日回到家。

他妻子康斯坦策再度怀孕，她需要医生、药品及到巴登·拜文取用那里的水源的昂贵旅行。莫扎特只好再向布奇贝克借钱了：

老天！我目前的处境已经糟到我都不忍让它降临在我最痛恨的敌人身上的地步，愿您！我最敬爱的朋友及弟兄。能体谅我的困难——不论是我不幸而且无可指责的霉运或我生病的可怜太太和儿子……所有这些情形……均得靠您再借我500基尔德的援助了！等到事情安顿下来，我愿意每月付还10基尔德来把所有的欠款还清……天啊！我简直不敢把这封信寄出，然而我是非寄出不可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饶恕我、接济我吧！

布奇贝克寄来了150基尔德，然而大部分花在付他妻子在巴登的账单上。11月16日，她在家里产下一个女婴，但不久就夭折了！约瑟夫二世此时也帮上了忙，他委派莫扎特与庞特编写一部谐剧，取材自古老的故事（故事曾在1730年被马里沃在他的《爱之赌》一剧中使用过），大意是：两个男人假扮成别人来测验他们未婚妻的贞洁，竟然发现她们太易受人诱惑了，然而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天下女人皆如此，而原谅了她们。《女人皆如此》，即此剧名称的由来。这件差事实在不适合莫扎特目前悲哀的心情（特别是康斯坦策在巴登传出了一些绯闻流言），但他仍能写出使这部歌剧具体表现出的聪明机智的音乐。闹剧写得这样堂皇富丽实在是罕见的。1790年1月26日首次公演，并未得到太大的成功，但每月4次的演出，也带给莫扎特100杜卡特的报偿。不久约瑟夫二世去世（2月20日），维也纳的剧院也在4月12日关闭了！

莫扎特期待新王能给他一份工作，但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把他忽视了！庞特也未被重用，他离开维也纳到了英国、美国，最后在如今的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意大利语。莫扎特一再向布奇贝克求助（1789年12月29日，1790年1月20日，2月20日，4月1日、8日、23日），虽然不曾被拒，但很少借到他要求的数目。5月初，他求借600基尔德来付房租，而布奇贝克只送来了100基尔德。5月17日，他在信里向布奇贝克坦率地说：“我常去求助放高利贷者”，而且提到他只有两个学生，并要求他的朋友替他传出“他要教学生的消息”，但他的神经质与缺乏耐心，使他难以成为好老师，有时他甚至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去教学生。有时他和学生玩撞球而不上课，但他发现学生具有可堪造就的天分时，便毫不保留地倾囊相授。如此，他很成功地教出了约翰·胡美尔。他从8岁（1787年）起就师事莫扎特，而成为他那个时代杰出的钢琴演奏家。

严重的病情更令莫扎特的忧愁加上痛苦，一位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化脓性分泌肾脏炎，肾脏将缓慢地破坏，而最后趋于不可避免的肾机能萎缩”——也就是萎缩性发脓性的肾炎。“今天我实在痛苦已极，”他在1790年8月14日写给布奇贝克的信上说，“昨晚痛得令我不能入睡……您可稍加想象我的情形，疾病加上忧虑的煎熬……您能借助我少量的金钱吗？不论多小的数目，我都非常感激。”结果布奇贝克寄了10基尔德给他。

不顾病痛，莫扎特在绝望中仍不得不负起家庭的重担，利奥波德二世将于1790年10月9日加冕，有17位宫廷乐师被编入国王的随从中，但莫扎特未被邀请。但他不管这些，径自和他的妻舅小提琴家弗朗茨·霍弗一起去了！为了支付费用，他把家中的银盘当了。10月15日，在法兰克福，他演奏并指挥他的D大调钢琴协奏曲（K.537），这是他3年前写的，但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后人竟把此曲称为《加冕协奏曲》——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从尊严与荣耀来说，它获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但提到钱呢，却是一大失败！”他回到维也纳时，更是入不敷出了！11月，他搬到更便宜的劳斯特恩加瑟街70号的房子。那里，也就是他死亡的所在。

安魂曲（1791）

次年，他仍充满了活力，忙着三件接连而来的工作：1791年5月，专门在乡下剧院演唱日耳曼歌剧的席卡内德，提供莫扎特写作有关一支魔笛歌剧的大概计划，并要他的兄弟会的弟兄们供给音乐，莫扎特同意了！当时康斯坦策再度怀孕，6月到巴登去了。因此，他接受席卡内德的邀请，住到剧院附近的花园旅社。在那里，他可在经理的督促下写作《魔笛》，晚上他又可加入席卡内德，过镇上的夜晚活动。“蠢事及放荡，”约翰告诉我们道，“在此情形下不可避免地伴随来到，而且这些事立刻传到人们耳里去，而大量的坏名声掩盖了他应得的声誉达数月之久。”从这些玩乐中，莫扎特也拨出时间到巴登（离维也纳11英里）看望他的妻子，她在7月26日生下了沃尔夫冈·莫扎特二世。

同时，在那个月中，一位陌生人来访，愿出100杜卡特要求莫扎特为他写作一首《安魂曲》，但需要秘密地完成，不要让公众知道是他的创作。于是莫扎特从写作快乐的《魔笛》，转而写作以死亡为主题的《安魂曲》。8月，他自布拉格方面接受制作一出歌剧《狄托的仁慈》，要在即将来临的利奥波德二世加冕为波西米亚国王的典礼上演奏。他只好用仅存的一个月的时间改编梅塔斯塔西奥的老歌剧，他在偕同妻子前往布拉格的途中，在震荡的马车上和嘈杂的旅店中不停地工作。歌剧在9月6日上演时，未得到太大的赞赏。莫扎特离开这个曾对他友好的城市时，知道国王目睹他的失败，不禁热泪盈眶。他仅有的安慰是得到200杜卡特的报酬，及后来的消息——此剧于9月30日在布拉格再次上演而得到完全的成功。

《魔笛》首演那天，莫扎特一边弹钢琴一边指挥演出。此剧情节的题材部分取自神仙传说，部分则取自兄弟会会员们入会的仪式。莫扎特花了巨大的心血从事这项艺术创作，但他仍把大部分的歌曲写得尽可能的通俗，以适合普通程度的听众。他在《夜之皇后》一幕中，尽情地炫耀花腔女高音，私下却不喜欢花腔女高音，而讥笑她们有如“切断的面条”。第二幕一开始的《祭司行进》撷自兄弟会音乐，祭司们高唱“在这些神圣的殿堂，我们永不怀报复之心，同志们！互助互爱是加入本会必须的条件”——这首表现出兄弟会的号召，要求恢复过去基督传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歌德把《魔笛》比作《浮士德》第二部，它也是倡导互助互爱精神。而他本人也是兄弟会员，赞扬剧中含有“崇高的意义将永传于世”。）第一次演出没有得到太大的成功，评论家们被复杂的赋格曲与曲折离奇的情节惊骇，然而不久《魔笛》变成瓦格纳和威尔第之前最受欢迎的歌剧。

这次最后的成功到来时，莫扎特正深受着死亡的威胁，好像要强调这个讽刺似的，一群匈牙利贵族愿意供给他1000弗罗林金币的年薪。一位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愿出更高的金额购买独家出版他作品的权利。9月，莫扎特接到庞特的来信，邀请他到伦敦。他回信道：“我很愿意接受您的好意，但我如何做得到呢？……情况告诉我，死期已经逼近，我将离开这个世界了。在发挥我的天才之前，竟不得不提早结束曾经一度光辉美丽的生命！”

在最后数月中，他把残余的精力用在写作《安魂曲》上，有好几个星期他一直狂热地工作，他太太试图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比较不伤感的题目上时，他告诉她：“我是为我自己写这首安魂曲的，它将在我的葬礼上演奏！”他已写了各个片断部分——而这些片断部分都未经校对地保存下来——显示他在面对死亡前头脑混乱的情形。后来弗朗茨·卡弗·苏施梅尔以惊人的天才把此未完成的《安魂曲》写好了！

11月，莫扎特的手和脚肿大的部分已开始麻痹，他必须躺在床上。在《魔笛》演出那晚，他把表放在旁边，并幻想着每一幕的进行，有时哼着剧中的曲子。最后一天，他要求取来他的《安魂曲》总谱，他唱女低音部，沙克夫人唱女高音部，弗朗茨·卡弗唱男高音，盖尔主唱男低音，当他们唱至“Lacrimosa”时，莫扎特不禁潸然泪下。他预知当晚将死，教士们前来为他举行临终的仪式。黄昏时分，莫扎特失去了知觉；半夜后，他短暂地张开双眼，然后面向墙壁，从此脱离苦海（1791年12月5日）。

他的妻子和友人，都不能为他举行得体的葬礼，遗体供在圣史蒂芬教堂（12月6日），供人祝福，然后葬在圣马克教堂的墓地。因为他们未曾购买墓地，因此，他的遗体只能放在一般用来埋葬15至20个穷人的地下室墓穴中。没有用以标示墓址的十字架或碑石。数天后，那位寡妇去祈祷时，已经没有人能指出哪里是莫扎特埋骨的所在了！

第三部　卢梭时代的宗教

戈雅的《理性的沉睡带来怪兽》，以奇异的形式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动乱。

第一章　伊斯兰教（1715—1796）

土耳其

18世纪，基督教可以说被夹在伏尔泰和穆罕默德之间，也就是启蒙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虽然自1683年索别斯基（Sobieski）在维也纳击退土耳其人后，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力量已开始衰退，但它仍然统治着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小亚细亚、克里米亚、南俄、比萨拉比亚、摩达维亚、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蒙特尼哥罗、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希腊、克里特、爱琴海群岛、土耳其等地。除了波斯外，其他完全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的领域范围内。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他们的势力已经触及亚得里亚地区，直接面对天主教国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控制了黑海的唯一出海口。同时，可以随时封锁，使俄国无法进入地中海。

横越匈牙利后，即进入伊斯兰世界，我们觉得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并无显著不同。在此地，同样有一群淳朴而虔诚的贫民，在精明而多疑的富人阶级的监督下，翻耕土地。但是，一过了博斯普鲁斯，经济景象就不同了。在那边，可供耕种的地区还不到15%，其余都是沙漠，或是藏有矿源和长了牧草的山脉。最大的特色是那里的游牧民族皮肤黝黑，因为受到阳光的炙烤，他们总是将全身包覆着，以防风沙和热气。那些沿海的城市或稀稀拉拉的小镇上，虽有贸易和手工艺，但是比起基督教世界来，生活显得非常悠闲。妇人都留在家里，或者头顶物，面覆纱，庄严地走过街道。男人则在街道上来来往往，行色毫不匆忙。工业几乎全是手工艺，工匠的店面就是住屋的前缘。工匠们一面工作，一面吸烟闲谈，有时和闲逛的顾客共享咖啡和烟袋。

一般说来，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文明非常满意，因此，他们世代安居，无法忍受任何太大的变迁。传统，一如在罗马天主教义之下《圣经》一样的神圣。宗教在伊斯兰世界比在诸基督教世界更具有权力，影响范围更广泛。《古兰经》既是福音，又是法律。神学家是法律的公认解释者。每年有大批信徒前往麦加朝圣，沿途形成动人的景观。但是在上层阶级中，8世纪穆尔太齐赖派所持理性主义者的异端思想，经由“信仰时代”的伊斯兰诗人和哲学家的流传发扬，已秘密地得到广泛的支持力。1719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如下的报道：

受尊敬的绅士们（指士人）……不太相信穆罕默德的启示，正如不相信教皇绝无谬误。他们彼此坦承是自然神论者，或对他们信得过的人宣称他们所持的这种信仰态度，他们绝口不提他们的法律（《古兰经》的戒律、命令和一切传统），只是将它看作一种早就由政客们与狂热者倡导，目前仍适合一般明智人士遵守的政治体制。

正如西方的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也分裂成逊尼和什叶两派。18世纪，又兴起一个新教派，这一派由内志（Nejd）部落（在中部高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沙特阿拉伯）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阿伯德·阿尔·沃哈伯（Mohammed ibn-Abd-al-Wahab）所创。就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天国并非想象，而是如同他们居住的风沙和烈日的世界一样的真实。

教职人员把持教育，认为要公民良善或族人忠诚，最好是施以纪律约束而不让其有心智上的自由。中世纪，在伊斯兰世界，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一度大放异彩，但终被教职人员打败。星相学、化学、医学、历史沦为占星术、冶金术、巫术和神话。但是在许多穆斯林眼中，无言的智慧取代了教育和学识。正如睿智而能言善道的道蒂（Doughty）描写的：“对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而言，人们的面孔就是书本……他们那个东方世界中流传的一般格言和不少古老智慧箴言，就是书本的注解。以这种书本和注解，他们接近了人世间的真理。在对待年轻人的政策上，他们是道地的老人作风，而对无所学的人，更是如此。”1717年，玛丽·蒙塔古女士在给约瑟夫·艾迪生的一封信中，保证“土耳其的重要人物，就其言谈看来，实与我在意大利接触的人一样文明”。智慧是不分国籍的。

伊斯兰世界一向不缺乏诗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辽阔无际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的繁星之夜，撩起各种想象和宗教信仰，还有那受压抑的欲望使他们的心境理想化了，妇女们的面巾遮饰与羞答答的态度益增其妩媚。1774年，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阿拉伯诗评》（Commentaries on Arabic Poetry）中，提醒西欧人士认识伊斯兰教诗中具有的大众性、优雅和热情。18世纪奥斯曼最伟大的诗人是尼迪姆（Nedim），他在艾哈迈德三世那个时代，即1703年至1730年，写了下面这首诗：

恼人的爱情，我心灵的企盼终成泡影……

我一切的苦心坚忍只落得一场虚空

我乍见她那动人的酥胸，

我原有的宁静安详，

顿变为兴奋飞扬……

她那黑痣、秀发、明眸，散发出慑人的芬芳……

我敢说，她那无比美丽的胴体是一种魔咒。

她许我亲她的粉颈，吻她的酥胸，

伤心啊！因为她已许身于人，

她卸下覆发的轻纱，风姿是多么婀娜，

任谁一睹芳泽，无不瞠目惊讶……

无情的你啊，令天下男士悲绝哭泣……

你优美的胴体，比香水还浓郁，比颜料还艳丽；

仿佛你是在玫瑰芳香的蕊瓣中成长……

你一手捧着玫瑰，一手握着酒杯款款前来，多么甜美；

啊！我不知该选取何物——玫瑰，酒杯，或是你。

看啊！我目睹你轻盈的体态，

就仿佛有一股狂流自生命之泉中涌现。

女人必须尽量利用她们娇美的身段，因为有朝一日花容消逝，她们就会永远被深藏在闺房的深处。18世纪，闭锁生活仍是女人的命运，她们也许可以外出，但是必须要全身裹覆，只留一双迷人的眼睛（1754年后才可免）。除了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外，任何男人都不能踏进闺房一步。得救的女人有其乐土，不能和男人混在一起。得救的男人所前往的是有美女服侍的天堂，这些美女是天上的女神，她们能定期重获童贞。女人主动进行诱引的通奸行为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不过这种情形很少发生。阿拉伯人以“我的女人的名义”所做的发誓是最为安全可信的。玛丽女士曾报道，她会见的土耳其女人对她们受到的隔离并不抱怨。她觉得那些女人中，有些身材甚佳，面目姣美，同时举止形态都非常优雅，如同“我们最令人赞誉的英国美女”一样。玛丽女士也获准进入许多公共浴室，在其中，她发现她们甚至不着衣装时都非常美。最吸引她的是亚得里亚堡一所浴池内的女人，她们邀请她卸装与她们同浴，不过她谢绝了。“她们非常殷切而热心地鼓励我，最后我不得不打开衣衫，亮出胸衣；如此她们就非常满意了，因为她们相信我是被那副枷锁锁住，无法以己力解开它，而她们将那副枷锁归咎于我的丈夫。”其中有一位说：“你看可怜的英国女人受到丈夫如此对待，好残酷啊！”

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公共浴池非常自豪，他们总是自认为比基督徒更为洁净。许多上、中社会阶层的人，每周泡“土耳其浴”两次，大多数人也每周一次。入浴时，他们直到痛快地出了满身的汗为止，然后侍者松弛每一关节，按摩身体，用一块较粗糙的布轻揉、擦洗。因此，在土耳其，我们很难看到有人患有关节炎。但有些病症颇为流行，尤其是眼疾，因为风沙和苍蝇很容易令眼睛感染上病菌。不过教导欧洲人进行天花预防注射的，也是土耳其人。

他们承认奴隶在伊斯兰世界较为普遍，但他们认为基督教世界的农奴或仆婢如同土耳其的奴隶一样，实际上没有差别。玛丽女士同意这一点。他们喜爱花，照顾花，其热心的程度，和我们相当。艾哈迈德三世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也有狂热的郁金香栽种竞赛。郁金香、含羞草、栗花、东方水仙和毛茛显然是通过威尼斯、维也纳和尼德兰，由土耳其人将其介绍给基督教欧洲的。

艺术在大部分基督教世界渐趋没落，在土耳其也是如此。土耳其人自认他们在陶器、棉纺、地毯、装饰，甚至在建筑上都是一流的。他们相承的艺术传统，在抽象的绘画中，含有逻辑、思想的沟通和相当的意义。彩陶的光彩（正如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喷泉一样），琉璃瓦永不褪色的光芒，细致而耐用的织品，坚韧而夺目耀眼的地毯，都令他们引以为荣。这一时期，安那托利亚和高加索最负盛名的是绒毛光泽而且带有几何图案的毯子。尤其是祷告用毯，毯上所现的纹路和突起的弓状，使弯下身的祷告者自然面向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土耳其人比较喜欢圆顶、覆瓦和有尖塔的清真寺，对尖顶、拱门和肃穆而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并不感兴趣。他们仍然兴建一些雄伟的、壮观的清真寺，比如怒里奥斯曼尼清真寺（NuriOsmanieh，建于1748年）和拉勒利珈密斯清真寺（Laleli-Jamissi，建于1765年）；艾哈迈德三世在1729年建立的皇宫，就是采取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的风格。君士坦丁堡虽然街道凌乱，贫民区也很喧哗，但与欧洲诸国的首都相比，堪称最宏大、最壮观的首府。居民共有200万人，这一数字是伦敦的2倍、巴黎的3倍、罗马的8倍。玛丽女士从英国大使的官邸眺望这个城市与港埠时，她认为“若就它的一切说来，它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

日渐式微的苏丹统治这一广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涵盖了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直至大西洋沿岸。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它衰落的原因，此处再略述一下：西欧向亚洲的商业发展经非洲海岸的海路渐渐取代经埃及或西亚的内陆路线，忽视并破坏了灌溉运河的建设，帝国过度扩张使中央无法有效统治，帕夏（Pash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尊称）的相继独立和各行省的分离，中央政府为贪污、无能和因循守旧的作风腐化。禁卫军或军队不时叛变，纪律涣散，使帝国的基础为之动摇。落后而信从宿命论的宗教控制了思想，主宰了生活，耽于逸乐的苏丹沉迷于女人的诱惑而抛弃了战争的声威。

艾哈迈德三世在登基之初即允许军人有干预任免首相的权利。他带着20万土耳其军与彼得大帝3.8万人的部队在普鲁特河会战时，首相接受了23万卢布的贿赂，放走了已经陷于四面楚歌的沙皇（1711年7月21日）。威尼斯煽动黑山人（Montenegrin）叛变时，土耳其向威尼斯宣战（1715年），征服了克里特岛和希腊。于是奥地利参加了战争，土耳其向它宣战（1716年），但在皮特沃登为尤金（18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将军，萨伏依选帝侯）所败。依据《帕斯若沃蒂兹条约》（1718年）的规定，苏丹撤出匈牙利，割让贝尔格莱德和瓦拉几亚的一部分给奥地利，把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些重要据点划归威尼斯。为了弥补这些损失，土耳其人对波斯大肆蹂躏，但引起更恶劣的反效果。在兵荒马乱之间，一位浴池侍者带动一群暴民，杀死了易卜拉欣，并逼迫艾哈迈德三世退位（1730年）。

艾哈迈德三世的侄儿马哈茂德一世，和西方再起战端，为了解决税赋和神学规条的问题。其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从俄国取得奥查克沃和科普润，另一支军队则从奥地利手中收复贝尔格莱德。但在穆斯塔法三世的统治下（1757—1774年），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又衰落了。1762年，保加利亚自行宣告独立。1769年，因为俄国势力向波兰扩展，土耳其趁机向俄国开战，由此展开了两者之间的长期斗争。俄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军队在这一过程中，重创土军，挫败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殁后，其弟阿伯达尔·哈默德一世签署了丧权条约，即《凯纳甲湖条约》（1774年）。据此，土耳其在波兰、俄国南部、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影响力告终，土耳其也失去黑海的控制权。阿伯达尔·哈默德一世于1787年又兴战事，但惨遭败绩，忧郁身死。土耳其只好等待凯末尔帕夏来收拾残局、结束两个世纪的混乱，创造现代化的国家。

非洲的伊斯兰教

土耳其在征服阿拉伯埃及后（1517年），即将其统治权分给帕夏总督。自1250年开始统治埃及的梅美卢可斯（Mamelukes），仍然保有地方上的权力，而身兼分裂的12行省省长。帕夏迷恋于奢侈的浮华生活，因此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省长却训练军队，使军队效忠他个人。不久他们更威胁到不受人民爱戴的总督的权威。在这些地方统治者中，阿里省长实力最为雄厚。阿里在孩提时代曾是被贩卖的奴隶。1766年，他罢黜帕夏。1769年，他宣布埃及独立。当时为胜利冲昏了头的他，带领他的梅美卢可斯军队征服阿尔巴尼亚，攻克麦加，成为埃及的苏丹和两海（地中海和红海）的可汗。1771年，他派阿布尔—阿哈哈伯（Abul-Ahahab）带着3万名士卒去征服叙利亚。阿布尔—阿哈哈伯在目标达成后却倒戈，与土耳其政府联盟，班师南归埃及。阿里逃到阿卡（Acre，今以色列西部一个海港），另组军队，和阿布尔—阿哈哈伯及土耳其军队会战，结果他负重伤、溃败、被俘，不到一周即死亡（1773年）。埃及又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

虽然不时有权力斗争和屠杀的梦魇场面，但是商船和贸易商队、工艺工业、尼罗河沿岸定期泛滥及努力耕耘的奴隶劳工，一直带给埃及繁荣的经济力量，而其利润全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都具有能力或地位。劳工、丰富的地产和海洋供养着城市，其中尤以两大城最为突出：亚历山大城是18世纪世界最大的港口，开罗则为人口最旺的首都。街道都很窄，为了遮挡阳光，雕着花边的窗户和阳台把街道点缀得多彩多姿。躲在深闺中的妇女们，从窗子或阳台上，可以望见她们未曾见过的世界。较为宽大的街道上，充斥着喧嚷的手工艺品叫卖声，象征着对资本主义和机器生产方式的排斥。在伊斯兰世界里，每种工业都是艺术，产品的重要性在于其质地优良而不在于其数量众多，贫苦阶级替富有阶级制造精美物品，但他们从不出卖尊严。

300个清真寺是带给开罗贫苦大众的一线希望。寺院里随处可见巨大的圆顶、深荫的回廊和庄严的尖塔。其中一座叫作艾尔阿扎尔（El Azhar）的寺院是伊斯兰大学的前身。两三千名学生，其东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其西有来自摩洛哥的，聚在一起修习《古兰经》文法、修辞、神学、伦理学和法律。大学毕业生组成学者团体，或称乌勒玛（Ulema），教师和法官皆出于此。这个团体在宗教、道德和政治上是一种有力的正统力量。

由于道德世代相传，所以很少改变。很多人十二三岁结婚，有些甚至10岁就结婚，等到16岁才结婚被认为有失体面。伊斯兰教法律允许多妻制，但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淫妇之夫将犯淫乱罪的妻子处死，不但于法有据，也受到舆论的支持。伊斯兰教神学如同基督教神学一样，认为妇人是罪恶之源，唯有令她绝对顺从才能控制这一罪恶。孩子们在妇女的纪律管教下长大。他们要学会爱母亲，学会敬畏父亲，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形成自制和谦逊的性格。各阶层人士都谦恭有礼，带有某些安逸优雅的动作，这或许是学自妇人们。而妇人们之所以如此，大概由于她们常常头顶物品而自然形成这种习惯。社会风尚不容有急促匆忙的举止行径，也禁止怠惰懒散。

多妻制并不能使娼妓绝迹，因为娼妓带给人们刺激和兴奋，这在家居长久的日子中，是比较不容易有的。埃及的娼妓善于跳色情舞，在一些古老的纪念物上可看出这一诱人的情景。每个大城市都将某一特别地域划归为娼妓的风化区，以便让她们卖弄风情而无须顾忌到法律。擅长色情舞的埃及女人如同一般文明社会的舞女，在众多男客面前从事表演，全身颤动扭摆。在某些场合中，埃及女人也能观赏这类节目。

音乐既能用以示爱，也能用以激发战斗力。不管作何种用途，它都能激起攻击精神和慰解失败的心灵。职业性乐师，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从事娱乐表演。莱恩（Edward Lane）在1833年称赞道：“我曾经在开罗聆听最受欢迎的乐师演奏，对他们歌曲的欣赏超过其他任何我听过的音乐。”凯门（Kemengeh）是最受喜爱的乐器，它是一种小型的提琴，共鸣箱由椰子壳制成，上中段微开，上面覆盖紧绷着的鱼皮，还加上两条马鬃制的弦。演奏者盘腿而坐，将乐器的尖端置于地，然后在弦上拉起白杨和马鬃做成的弓来。此外，一些艺师盘腿而坐，将叫作查奴恩（Chanoon）的大古琴搁在脚上，而以套在食指上的角形物拨弦弹奏。古代的琵琶，已形同吉他。以这些乐器再加上笛子、曼陀林和羯鼓，随时都可组成一支管弦乐团，其旋律比现在风行西方的原始音乐，还要适合文明风味。

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海盗船的私掠行为，或暗杀其省长或总督的行为，登上18世纪的历史舞台。这些政府每逢节日盛会都向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进贡一些礼物，而维持其实际上的独立状况。居民主要以农民或海盗为主。用来赎回为海盗所俘的基督徒的赎金是国家相当重要的收入。海盗头子和私掠船长大多是基督教人士。工艺时兴时废，但摩洛哥的建筑工匠们仍保有相当的技巧，这使宏伟的巴勃曼梭宫（Bab-Mansur）显得辉煌无比。巴勃曼梭宫坐落在摩洛哥当时苏丹所在地梅克内斯（Meknes）内，它是17世纪穆莱·伊斯梅尔王朝恢宏巍峨的宫殿寺院，1732年曾加建了大门。穆莱·伊斯梅尔在位55年期间（1672—1727年），建立了秩序，繁衍了无数儿女。

波斯（1722—1789）

波斯人在基督教世界，甚至在土耳其帝国境内走完一段旅程，回到他们的祖国时，也会舒畅地感到“回到文明真好”！在萨非（Safavid）王朝崩溃（1736年）以前，波斯士人可能会认为伊朗文明可谓当时各种文化中的佼佼者。也许在科学、商业和战争上，基督教居于优势，但他们喜爱艺术甚于科学，喜爱手工艺甚于机器工业。

18世纪对于波斯说来是较为艰苦的时代。东南地区被阿富汗人征服，东北地区则有来自乌兹别克的成群结队的匪徒骚扰，西方则不时受到大规模的土耳其军队的侵噬，其国度本身更因蛮横的纳狄尔·萨哈（Nadir Shah，伊朗国王）在赋税上所行的暴政而愈加贫困，外加觊觎波斯王位的诸家族激烈的火拼，造成了国家的解体——在这一连串的动乱下，伊朗还能存续波斯文学和伟大的艺术传统吗？

阿富汗在16世纪由3个政府分治：印度统治喀布尔（Kabul），乌兹别克统治巴尔卡（Balkh），波斯则治有赫拉特（Herat）和坎大哈（Kandahar）地区。1706年至1708年，在弥尔·艾斯（Mir Vais）带动下的坎大哈和阿富汗兴起，波斯人被逐出。其子弥尔·马哈茂德带兵侵入波斯，罢黜萨非的统治者哈森自封为王。宗教情势加强了他的力量，因为阿富汗尊奉逊尼教派。于是马哈茂德激昂壮烈地杀死3000名哈森的侍卫、300位波斯贵族和约200名被认为抱怨其父被杀的小孩。过了一段宁静的日子后，除了哈森和他的两个小孩外，马哈茂德在一天之内（1725年2月7日）又将所有余存的皇族全部残杀。后来马哈茂德发疯，27岁时为其表兄艾什拉夫所杀（1725年4月22日），艾什拉夫紧接着自立为王，流血斗争由此展开。波斯在该世纪终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哈森之子塔哈玛斯普向俄罗斯和土耳其求援。他们应允，但双方协议瓜分波斯（1725年）。土耳其的一支军队攻入波斯，取得哈马丹、卡兹温和马拉格，但在克尔曼沙阿附近为艾什拉夫所败。土耳其军队缺乏斗志。土耳其遂和艾什拉夫议和，但仍占有他们征服（1727年）的省份。

艾什拉夫的王位目前已坐得相当安稳了。但是，一年过后，他借外力之助而篡夺来的权位又开始受到威胁。挑战者是一位出身寒微的波斯人，名叫纳迪尔·库里，本来籍籍无名，但光辉而浴血的军旅生涯使他的声望渐如日之东升。他出生在伊朗东北方的一个帐篷里（1686年），自小一直帮助他父亲看管羊群，没有上过学校，参军前一直过着艰苦而冒险的生活。他父亲去世时，18岁的他成为一家之主。后同他母亲一起被入侵卡哈瓦的乌兹别克匪徒带走，被贩卖成奴隶。他母亲死在枷锁里，他却逃走了，后成为土匪的头子，在占有喀拉特、尼沙布尔和麦什德诸城，向塔哈玛斯普王宣示他个人和这些城市的效忠。他同时驱逐了阿富汗人，使塔哈玛斯普再度成为波斯王，他如秋风扫落叶般用几次战役（1729—1730年）完成了这些大业。塔哈玛斯普复位，封他为呼罗珊、塞伊斯坦、克尔曼和马赞达兰的“苏丹”。

这位常胜将军不久即着手收复被土耳其占有的省份。在1731年哈马丹决定性的一役中，他击败了土耳其。伊拉克与阿塞拜疆也成为波斯的治域。闻及呼罗珊发生阴谋叛变，他解除了埃里温城之围，以快速行军，横越伊拉克和伊朗（距离达1400英里），包围赫拉特——此举使“七年战争”中日耳曼腓特烈大帝有名的大横越为之失色。就在此时，塔哈玛斯普亲自督阵迎战土耳其，但纳迪尔所赢得的土地尽为他所失，还割让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给土耳其，以换得土耳其协助对抗俄国的保证（1732年）。纳迪尔迅即班师“西”归，宣布条约无效，罢黜并监禁塔哈玛斯普，立塔哈玛斯普6个月大的儿子为王，即撒哈·阿巴斯三世，由他摄政，并向土耳其宣战。

他以鼓动或征兵的方式，募集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后即向土耳其进军。在萨迈拉附近，他遭遇到一支庞大的土耳其劲旅，其领队托普·奥斯曼虽双脚残废，但能在轿上指挥战事。纳迪尔的坐骑两度受伤，他的旗兵以为他已死，因而逃走了。同时，他赖以成名的一支阿拉伯军团也叛变，波斯军于是溃败（1733年7月18日）。他在哈马丹收拾残兵，重新增补武装，又招来几千人，再度迎战土耳其军，在勒兰地区大获全胜，土军全部覆没，托普·奥斯曼阵亡。但是，此时在波斯东南地区又起了叛乱，纳迪尔再度横走西东，敉平叛军，而叛将自杀。回师横渡波斯与伊拉克时，又在巴格哈瓦达城遇到土军8万人（1735年），但纳迪尔将其彻底击败，土耳其不得不签订和约，割让第比利斯和埃里温等地。

纳迪尔并未忘记彼得大帝曾于1722年至1723年进攻波斯，占有吉兰、阿斯塔拉伯地、玛兹德安等里海诸省和德本特、巴库等城。俄国由于忙于另一边界事务，于是将3个省份归还给波斯（1732年）。但是现在（1735年），纳迪尔开始以实力胁迫俄罗斯撤出德本特和巴库两地，否则声称联土抗俄。俄国置之不理，纳迪尔便包围两城，以波斯帝国光荣的重建者身份，驱部进入伊斯法罕（Isfahan）。阿巴斯三世这位小国王驾崩时（1736年），萨非王朝也告终了。纳迪尔实至名归，自封为王，是为纳迪尔沙哈（Nadir Shah）。

他认为土耳其与波斯两帝国宗教上的不同导致了不停的战争，因此他宣布，从今以后，波斯放弃什叶教派，接受逊尼派。什叶教长谴责此举时，纳迪尔不动声色地将他绞杀。他征收卡兹温的宗教财产，以供军队的需要。对此，他声称波斯得之于军队的比宗教的还多得多。他任命他的儿子里扎·库里为摄政，亲率十万大军，远征阿富汗和印度。

他包围坎大哈一年，城降时（1738年），他宽大为怀，善待守军，因此，有一支阿富汗军成为他的正规军，而至他死为止，对他忠心不贰。他进军通往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的重镇喀布尔，在该城掳获大批战利品，使他的大军军心大振。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帝王坚决不相信波斯军队会从天而降，而其帝国内的一个官员弑杀了纳迪尔的使者。纳迪尔翻越喜马拉雅山，取得白沙瓦（Peshawar，今巴基斯坦北部一城），横越印度，在穆罕默德的军队未来得及抵挡前，急速挥兵进入60英里内的德里。两军于是在卡纳尔（Karnal）平原上会战（1739年）。印军作战的主力是大象，但波斯军以火炮攻打这群笨拙的动物。象群转身遁走，使印军乱成一团，印军阵亡者有1万人之多，被俘虏的更多。纳迪尔曾记道，穆罕默德前来恳求，请他“当着上天的面”发点慈悲。这位胜利者苛求他割让德里，几乎带走所有能带走的总值8750万英镑的财富，还使约翰沙哈成为莫卧儿权位中最崇高、最受尊荣的有名的孔雀王。百姓暴乱杀死了一些纳迪尔的士兵，为了报复，他让他的军队在7个小时内，屠杀10万居民。而为了表示歉意，他让他的儿子纳撒尔拉和穆罕默德的女儿成婚。他成为自帖木儿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而后他率领大军直返波斯，未受任何阻碍。

军队是他的大难题。因为，若解甲，混乱和叛变必起；若保留，则其给养是相当大的负担。对此，他的观点是战争若能在外国境内进行，其代价必定比和平更为划算。然而谁是他攻击的下一个目标呢？他稍加思索，马上记起了乌兹别克对波斯东北部的一次袭击，他本人也因此受奴役，他母亲也因此死于枷锁中。1740年，他挥兵进入乌兹别克。布哈拉（Bokhara）的酋长既无力量又无斗志抵抗纳迪尔的进攻。他投降，付出一大笔赔款，同时，同意恢复奥克苏斯河（Oxus）为两国国界。由于卡哈瓦酋长杀害了纳迪尔的使者，纳迪尔也杀了酋长，同时释放了几千名波斯和俄罗斯奴隶（1740年）。

纳迪尔是十足的军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和平对于他而言意味着极端的无聊。丰盛不绝的战利品使他更加贪婪，而绝非慷慨。由于得到印度的大量宝藏，他曾经一度宣布波斯的税赋有3年延期支付权，但随后他又改变主意，下令如期征收。他的税收将波斯人民榨取到极点，如同波斯是他征服的国家而非他的祖国一样。他怀疑他的儿子有罢黜他的阴谋时，竟使其成为盲人。里扎·库里向他说：“你所挖出的不是我的眼睛，其实是波斯的眼睛。”如同俄国人知道要恨彼得大帝一样，波斯人终于开始恨起他们的救主了。宗教领袖激起全国人民在宗教信仰上对他的怨恨。叛变时起，于是他以整批屠杀来压制，同时那些牺牲者的头颅堆积如山。1747年6月20日，4名贴身侍卫冲入帐篷刺杀他，2名为他所杀，2名将他砍死。波斯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随后，波斯陷于比阿富汗统治时更加恶劣的混乱情况。好几位省长争继王位，因此展开了一场激战。艾哈迈德因此而成为现代阿富汗王国的创始者。鲁卡哈，这位洒脱、仁慈而和蔼的继承者，继位不久即被害目盲，因此退而治理呼罗珊之地至1796年。卡瑞姆可汗在争“位”战中，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1750年建立了赞德王朝（Zand Dynasty），一直掌权到1794年。卡瑞姆以设拉子为首府，在该地建起无数壮丽的建筑，并带给南波斯29年相当稳定的秩序与和平。他驾崩后，权位之争又造成内战，全国再度陷于混乱。

萨非王朝被阿富汗人推翻后，波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也宣告结束，只留下一些依旧闪耀着这一世纪光彩的作品。库尔尊爵士称伊斯法罕一地专门造就学者和律师的大学马德拉沙为“波斯最壮丽绚烂的废墟之一”。普尔斯·斯克斯爵士对“精致的瓦顶……和可爱动人的图案”更是赞叹不已。他们的瓦匠仍是世界上最卓越的，但上层阶级因经年累月的战争而陷于贫困后破坏了那种精制品市场，他们强迫陶工降低技艺水准而转为工业化。精彩夺目的书皮由上漆的混凝纸制成，棉纺工人编出细致而精巧的织锦和刺绣。波斯地毯虽然自撒哈·阿巴斯一世以后，即不再见到绝世佳品，但对许多国家的有能力购买者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约拾根、赫拉特、克尔曼和设拉子诸地的编织匠们产出的地毯，“仅稍逊于其古代一些前辈的成品”。

被阿富汗征服后，波斯诗的精华丧尽，在其后的痛苦年代中，诗近乎告绝。拉特韦·阿里·勃格·阿达尔在约1750年，编了一部波斯诗人的传记字典，其中包括60位当时的诗人。表面上看来，还算不错，但他进一步探究，堪称好作家的却少得很，其因他归之于当时社会的混乱与世人的惨况，“已到达没有人有读诗的心境，遑论有人作诗这个地步了”。撒伊卡哈·阿里·哈森（Shaykh Ali Hazin）的境遇是最好的例子，他写了4部诗集，在阿富汗围伊斯法罕城时被捕，除他幸存外，家人尽亡。康复后，他逃离了这一曾经绚丽一时而现在已成灰烬的城市，在印度过完33年的余生。在他的回忆录（1742年）中，他表扬当时的100位波斯诗人。最受他赞誉的是伊斯法罕的哈提夫（Sayyid Ahmad Hatif），其受到最高评价的诗篇是在怀疑和悲惨时，对上帝最为坚定的信仰：

在教堂中，我向一位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说：

“啊！能够掌握人心的你！

我的每一根发尖都系在你的网带中！

你还要背离神的道路多久？你还要亵渎神的圣洁多久？

你怎能称真正的上帝为‘圣父、圣子和圣灵’？”

这位女信徒笑着，甜言蜜语地对我说：

“如果你知道上帝的秘密，请别侮辱我说我不诚敬，

永恒的美，从她灿烂的容貌投射辉光在三面镜子上……”

我们正谈时，在我们身侧的教堂钟声唱着这首歌：

“他是唯一的神，此外别无他神！”

在最纤细的原子中，你都可发现太阳，

如果你因喜爱而付出一切，却因我使你有所损失，

我因此而被称为不诚的信徒……

你将超越空间的困窄，你将目睹圣域的广阔；

你将闻人之未能闻，见人之未能见！

直待你到达了除了上帝之外别无他人的地方。

你要献出全心的爱给上帝，直到你确信：

“他是唯一的神，此外别无他神。”

第二章　俄罗斯插曲（1725—1762）

统治与功勋

1776年，腓特烈大帝说：“在所有普鲁士的邻国中，俄罗斯最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是最危险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强大，而且邻近我们。谁将来要治理普鲁士，谁就必须同我一样，多多培养与这些蛮族之间的友谊。”

一提到俄罗斯，我们自然想起它的国土面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它的领域包括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一部分）、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18世纪中，其国土面积从68.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91.3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从1722年的1300万人增加到1790年的3600万人。1747年，伏尔泰估计日耳曼或法国的人口，比俄罗斯的人口都稍多一点。但是他提醒道，俄罗斯比两者中任何一国，在土地方面要大3倍之多。时日一久，俄罗斯人的后裔会满布这一广袤的空间。

1722年，97.7%的俄罗斯人口是农业人口。1790年，农业人口也还占全国人口的96.4%。工业化的进展非常慢。1762年，农民占90%，其中农奴占52.4%。半数土地为数十万贵族所有，其余的大部分属于国有或东正教教会，只有一些为半自由但仍须向地主服劳役和效忠的农民所有。地主的财富以农奴的多寡来评定。例如，我们说彼特·彻瑞莫特依伯爵有14万农奴的财富。99.2万名农奴是教会最主要的财富。1762年，总共有280万名农奴在俄皇的土地上耕作。

军事上的领导阶层和经济上的各种组织，都由贵族充任。贵族可以免除服役，但是他们经常自动献身，以期政府的恩惠。对农奴，贵族有司法权，可以处罚他们、出卖他们，或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但是，一般说来，贵族让农民通过村落组织或公社（Mir，革命后实施集体农场制度以前，旧有的村落组织），自行治理内部事务。依照法律，贵族要提供农奴耕作的种子，在饥荒时节，也要供养他们。一个农奴可以向他的主人购取自由，也可因从军而得到自由，但这都要经主人的同意。自由农民可以购买农奴。这些享有自由的人叫作库拉克（Kulaki），其中有些控制了当地的村落事务，而且放高利贷，他们对农奴剥削的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地主。主人和男人非常强悍，体格健壮。他们一起开垦和耕作土地，共同忍受残酷的时局。有时，生活艰苦的程度实在令人忍受不了。因此，在俄罗斯，时而闻及农奴抛弃家园大举逃亡，流落在波兰、乌拉尔山或高加索各地，成百上千的人死于沿途，或被军人追捕。反抗地主和政府的农民武装叛乱也时常发生，而且死命和军队战斗。这些事件差不多都失败了，叛乱失败的幸存者只好“爬”回他们的工作岗位，以他们的血汗灌溉土地，以他们的精力抚养妻子。

有些农奴受到各种技艺的训练，以满足他们主人的需要。在一次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举行的欢宴中（据法国的一位伯爵塞居尔的记述），所演出歌剧的作曲者和诗人，建造剧厅的巧匠，装饰它的画家，剧中的男女演员，跳芭蕾舞的名伶，管弦乐团的乐师，都是彻瑞莫特依伯爵属下的奴隶。在漫长的严冬里，农人织衣制物，以备来年所需。城市工业的发展非常迟缓，一方面由于家家户户本身就等于小工厂，另一方面因为交通困难，运输不易，交易范围通常只限于邻近地区。政府鼓励私人工业，对最有希望者给予垄断权，有时也提供资本，还允许贵族参与工商业。于是，在矿业、冶金业、军火上，在生产棉纱、木材、糖和玻璃的工厂里，呈现出一种雏形的资本主义形态。企业家们可以买进农奴，以“装配”工厂。这些“被占有的农民”的决定权落在企业家手中，不再由其主人处置。这是因为政府1736年的一道命令，规定他们和其子孙永留在他们工作的各自的工厂内，除非为官方所许，否则不准离去。在很多工作单位里，他们住在营区内，被迫与家人隔绝。每人每日的工作时间是11至15个小时不等，中间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男工工资每日只有4至8卢布，女工则仅为2至3卢布。但是有些雇主供他们膳宿，替他们纳税。1734年以后，工厂里“自由”工人（非奴隶工人）激增，因为工人受到更多的鼓励和照顾，雇主也因之获利更多。劳工廉价得很，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根本无法推行。虽然如此，1748年，普尔扎奴还是在他乌拉尔山的铁工厂里，启用了一部蒸汽机。

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一小群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可言。1725年，商人约占总人口的3%，这些人包括村镇或市场里的商贾，进口中国茶叶和丝织品的商人，进口海外的糖、咖啡、香料和药材的商人，进口西欧的精良棉纺、陶器和纸的商人，出口木材、松节油、松脂、动物脂、亚麻和大麻的商人。陆地商队经西伯利亚或里海到达中国，商船则由里加（Riga，今拉脱维亚首都）、瑞尔（Revel，爱沙尼亚首都，又名塔林）、纳尔瓦（Narva，爱沙尼亚中部沿岸一港口）和圣彼得堡出海。总而言之，河流和运河的交通或许比陆运和海路还要发达。

莫斯科是内陆商业的中心。就外表看来，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街道既宽又长，484所教堂林立各处，城内也坐落有近百宫殿，还有数不尽的棚舍。1780年，共有人口277535人。在该城，俄国人、法国人、日耳曼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亚洲人都有，他们都说他们本国语言，同时自由信奉他们的神祇。圣彼得堡是政治上的首府、法国式的贵族政体和文学艺术的重镇。但莫斯科可以说是宗教和商业的中心，生活起居带有东方和中古色彩，而且存有一股自觉的、善妒的斯拉夫爱国狂热。俄罗斯文明就在这两个相对的轴心上发展，有时整个国家形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如同细胞的分裂一样；有时，则形成一个紧紧的复合体。在该世纪结束以前，这一复合体每每成为欧洲的恐怖之源，还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

这一民族如此毫无生气，如此受尽自然煎熬，如此缺少沟通与交通，生活不安全，很少有教育的机会，也许除了在极端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子外，根本不可能享有民主的特权，更不可能担得起民主的风险。经济上，它总是免不了有几分封建色彩，就中央的统治而言，也总是带有某种君王体制的形式。它总是认为，君王会经常被控制军队的贵族集团推翻。因此，君王统治必须要绝对专制，宗教也要用来协助军队、警察和司法力量，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内部的和平。

行政上的每个系统都腐败不堪，甚至君王左右富有的贵族，也可以用“馈赠”来买通他们。卡斯泰拉曾说：“即使俄国真有人不为谄媚所动，也不会有人不为金银所诱。”贵族控制了皇宫的警卫权，可以册立或罢黜“皇上”。在军队里，他们也组成军官阶层。元老院也由他们充任，这个机构在伊丽莎白时代甚至是一个立法机构。他们操控各个部门，由此操控外交关系、法院、工业、商业和财政。他们任命推动官僚制度的公务人员。他们左右了治理分裂帝国的“格勃尼依”（guberniyas，俄国行政区域，和西方的省或州同等）的首长，1761年后，他们甚至选派各省的长官。虽然帝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中产阶级）潜伏在各个政府部门，暗中调查并处罚贪污者，但是不管这些工作人员如何卖力，其努力与工作总是受挫，因为君王若将每位受贿官员开除的话，国家这部机器就要停顿。税收人员也很刁钻，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送抵国库时，还不到原来的1/3。

宗教和文化

在俄国，宗教非常盛行，信仰也非常虔诚，因为劳苦大众贫穷得很，贩卖他们“希望”的商贾门庭若市。只有懂法文的上层阶级是怀疑论者的信徒，互助会的信徒不断地增加。乡村地区和大部分的都市居民，却生活在因畏惧而生的虔敬信仰中，在其信仰的世界里，处处充满着各种魔鬼。他们每天念祷文，双手画十字几十次，他们恳求圣人的慈悲，他们朝拜古迹，他们敬畏各种奇迹，他们在各种征兆出现时颤抖不止，他们拜倒在神像前，他们从宽阔的胸膛中吟出阴郁低沉的圣歌。教堂的钟声既洪亮又异常有力。伯尔斯·戈东诺夫曾造一座28.8万磅重的钟，但安娜·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1730—1740年的女沙皇）因造了一座43.2万磅重的钟而胜过他。教堂总是挤满人，比起罗马教廷来，这里的宗教仪式要严肃多了，但信徒们更为狂热。在俄国，每个教士等于一个教皇，他们留着慑人的长胡子和飘逸的长发，身着长触及地的黑色道袍（因为露出腿部在其眼中有碍神圣）。他们很少与贵族或宫廷人士交往，但他们的生活相当简朴，在寺院里的过着独身生活，在教区里的则可以结婚。大修道院院长与副院长统领诸修道士，女修道院长则统领修女们。入世的教士受主教统领，再上为大主教，而后为省区大主教，然后才是莫斯科大主教，整个教会承认世俗君王为最高权威。教会以外，有几十个宗教教派，在神秘说、虔诚和赎罪这几个方面，互相对抗、竞争。

宗教传播道德法典，这正可用来在初民强烈的自然冲动中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秩序。宫廷里的贵族们的道德、仪态行为和语言与法国贵族无异。他们的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但幸好其不美满能在情妇与女侍中找到慰藉。宫廷里的女人比男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在情绪冲动之际，她们口中也会迸发出泼辣的言辞，也会做出凶狠的行为来。一般百姓的话是粗鲁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残暴的程度与人们身躯的强悍相同。虽然方式不同，人人聚赌、酗酒。同时，也依各人的方便地点行窃。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慈善待人，同时在款待客人方面，小棚舍里的招待比宫殿里的招待更加热情。残酷与和善可谓普天下皆然。

服饰方面则各色各样都有，有宫廷里的巴黎款式，农民用的毛皮帽子、羊皮衣和厚厚的毛手套；有贵族的丝袜，也有奴隶用以裹足与覆腿的毛带子。炎炎夏日，村野农夫每每在溪流中沐浴，不分性别。俄罗斯浴和土耳其浴一样，形式夸张，又非常普遍和流行。在其他方面，俄罗斯人不很注重卫生，保健也是原始的。只有贵族修饰仪容，彼得大帝的敕令虽然禁止过，一般人仍然留着胡子。

一般说来，家家户户都有三弦琴（俄式三弦琴，琴身为三角形）。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圣彼得堡即有从意大利和法国两国输入的歌剧。当时有名的作曲家与指挥家，最好的歌唱家与音乐名手也都来过。音乐教育获得优厚的财政支持，而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不少音乐天才，证明这些钱没有白花。他们从全俄国挑出一些极具潜质的男性，送到首屈一指的教会中加以训练。按希腊礼俗，唱诗班和歌唱队不准有乐器伴奏，因此歌唱时可自由发挥，他们那种一致而协调的程度，全世界各地都难以和他们较量。高音部的都是男孩子们，但是令许多外国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的低音部，他们的声音可以低到非常低沉的音度，他们感应的幅度更是良好，从柔和的耳语到喉音的声浪，都可以感觉出来。

俄罗斯唱诗班唱出的动人乐曲到底是何人所作呢？非常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乐曲的大部分竟是由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教士所作。在18世纪，有两位显得较为突出。一位是索斯诺韦兹·别列佐夫斯基。他本来是乌克兰的一个少年，但天生有一副赞美上帝的嗓门。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他送到意大利接受最佳的音乐教育，所有的经费由国家支出。他在博洛尼亚过了几年，拜在巴德雷·马蒂尼门下，学习作曲。回俄罗斯后，便开始创作宗教乐曲。这些曲子中既有俄罗斯的强烈气氛，又有意大利的文雅风味。他一直想改革唱诗班的歌唱格调，但遭到正统派的反对，因此显得郁郁寡欢、落寞不群，终于在32岁自杀身亡（1777年）。另一位更有名的是迪米瑞。他仅仅7岁时，就进入宫廷教堂唱诗班。伊丽莎白女皇召请意大利的加卢皮来教他。加卢皮回意大利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命迪米瑞与他同去威尼斯。到了威尼斯，他再投师于巴德雷·马蒂尼门下，然后到罗马和那不勒斯去。在那里，他谱成了一些意大利格调的曲子。1779年，他回到俄罗斯，不久任宫廷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一直任职到去世（1825年）。他曾为了唱诗班，谱出1首希腊弥撒曲、45首赞美诗、4部合唱及8部合唱的配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的精心训练，唱诗班的水准达到最高超、最完美的境界，创造了音乐界的一个奇迹。1901年，圣彼得堡盛大庆祝他的150周年诞辰。

俄罗斯的艺术受到法国强烈的影响。但是，在俄罗斯执牛耳的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弗兰西斯科·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Rastrelli）。他父亲卡尔洛曾受彼得大帝之召到俄罗斯（1715年），替彼得铸了一尊骑在马上的青铜像，还铸了皇后安娜的全身雕像。拉斯特雷利秉承他父亲从法国带来的路易十五式的风格，又加上他自己得自日耳曼和奥地利的巴尔塔萨·纽曼和费舍·冯·埃尔拉赫的巴洛克作品的一些灵感。他将这两者巧妙和谐地与俄罗斯的需要与风味调和，成为伊丽莎白女沙皇时代最受欢迎的建筑师。1741年至1765年，几乎所有俄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都出自他或者他助手的设计。在涅瓦河左岸，他建立起有名的冬宫（1732—1754年）。冬宫虽然1837年曾遭火灾，后来还是遵照原来的设计恢复建造。这一闻名的设计由无数宏伟的窗子和圆柱组成，共分3层，最上端冠以许多雕像和城垛。此外，坐落于圣彼得堡南方15英里处小山上的特萨瑟克·瑟洛宫（Tsarskoe Selo，沙皇乡居所在地），更令伊丽莎白赞赏不已。在其左边，他也建了一座教堂。特萨瑟克·瑟洛宫的内部，正面看来是一座大典仪式用的梯阶，通往一处巨大的长廊，这个长廊白天被从恢宏大窗子射入的日光彻底照亮，夜间则被56根大烛台点缀得瑰丽辉煌。宫厅的最深处是王座所在的房间和皇后的闺房。宫内有一个中国厅，用以表示对中国艺术的敬意。琥珀厅里镶饰着琥珀饰物，这是腓特烈·威廉一世赠予彼得大帝的，因为他从彼得那里得到56名身躯高大的步兵。绘画陈列室内则陈列着皇家的艺术收藏。宫内的装饰大都是洛可可式的，有位英国旅客曾称它为“野蛮和壮丽的融合表现”。叶卡捷琳娜二世性好纯洁，因此她将宫廷正面的一切金色雕饰全部移去。

文学的发展远不及艺术快。读者出奇得少，产生不了激励作用；又受到教会与政府严格的检查制度的钳制，因此文学才华无法表现，而且俄国语言本身无论在文法上还是语词上，都尚未净化到可以作为良好文学工具的地步。虽然如此，在伊丽莎白继位（1742年）以前，还是有3位作家在青史上留了名。第一位是塔季谢夫（Vasili Tatishchev）。他不仅是思想家，还是哲学家。他热爱俄国，但也深羡西方在思想学术和经济上的发达。彼得派了一批有为青年前往国外师习思想学术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带回的是危险的思想，他直接或间接地读过培根、笛卡儿、洛克、格劳秀斯、贝尔等人的著作。他对正教的信仰减退了，他支持教会，因为他认为那是政府的一股助力。在替彼得大帝打过几次危险的战役后，他成为阿斯特拉罕城（Astrakhan）的长官，后被控盗用公款。他漫游俄罗斯时，收集了大批有关俄罗斯地理、种族和历史的资料，这是他日后写《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一书的根据。该书触怒了教会，一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早期及较自由的年代，才有人敢付印。

第二位是坎泰米尔（Antioch Cantemir）。这位才子继而起来反抗神学。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统治者的儿子，3岁时就被带到俄罗斯去，学会6种语言，后服务于伦敦和巴黎大使馆，遇到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莫佩尔蒂。回国后，他写了许多讽刺“泛斯拉夫”爱国主义者的文章，讥讽那些反对俄罗斯生活被西方观念感染的人。下面是他的诗《致我心灵》的片段：

勤研多载而仍不成熟的心灵，

静下来吧！

不要激荡自己去握笔杆……

当今的荣华并不难得，但是

九位裸足姐妹（缪斯女神）的路最是难随……

当你刻苦，你辛劳奋力时，

人们却视你为瘟疫，人们避开你、嘲骂你、讨厌你……

克里图（Crito）手持玫瑰花圈，如是怨道：

“埋首书本的人就成异教徒。”

而她又提醒，求知欲带来多大的危险啊！

我们的子孙读起了《圣经》，

教会为之悚然，

他们辩论一切，追问一切，

他们竟不信教士……

他们在圣像前竟不燃烛，

他们竟不理会仪式……

哦，我的心灵啊！

做个庸碌的凡人，免受煎熬吧……

不要抱怨你的默默无闻……

大智大慧若使你体会出个道理……

那就不要向人解说吧！

翻译了丰特内尔的《宇宙多元论》后，坎泰米尔更加触怒了教会，因为这本书被认为是哥白尼式的叛逆教徒理论，充满异教徒的思想和亵渎上帝的言论。但是，坎泰米尔36岁壮年时即死（1744年），使那些迫害所谓“异端学说”的人，无法将他“正法”。不过，直到1762年，他的讽刺书才告问世。

女沙皇伊丽莎白在位期间，俄国文学渐渐开始强调自我性，而不再只是法国文学的翻版。17世纪青史留名的第三位文学家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更是受德国的影响。他在马尔堡和弗赖堡读过书，与德国小姐结婚，并将她连同一大堆科学知识带回圣彼得堡，后成为学院名人。他博通各门学问，甚至饮酒也有相当见地，但是他不希望专精于某一门即告满足。因此，他成为冶金家、地质学家、化学家、电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演讲家。普希金称他为“俄国第一所大学”，而他更称得上是一位诗人。

在当时能和罗蒙诺索夫一样，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热烈喝彩和赞誉的，只有苏马罗科夫（Alexis Sumarokov）。他出版一本自己写的抒情诗集，也出版一本罗蒙诺索夫写的诗，以炫示他比罗蒙诺索夫更高明（但是他们两人的差别，实在微不足道）。其实苏马罗科夫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在于他建立了一座俄国的国家剧院（1756年）。为了庆祝，他也写了一些戏剧，但都是模仿拉辛和伏尔泰两人的作品。伊丽莎白强迫宫臣观剧，但他们不买票。苏马罗科夫抱怨道，他5000卢布的年薪不足以维持其本人和剧院。“由于我的细心栽培，雅典曾经有过的且现在巴黎才有的盛况，在俄国也有了……在德国一大群诗人所为的比不上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1760年，他对这个劳心又劳力的工作感到厌倦，于是迁往莫斯科。但惯于争吵的本性，使他落得身无分文。他请求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公费派遣他出国，并向她保证：“若由我这支大笔来描绘欧洲的一切，30万卢布的支出应该算不得什么。”但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在他醉死时（1777年），也没有欣赏过他。

行文至此，让我们谈谈一位公主的罗曼史，这或许更有趣味。纳塔利·勃尔斯恩·多尔格鲁卡是元帅勃瑞斯·彻瑞莫特依伯爵（也是彼得大帝的亲密战友）的女儿。17岁时（1729年），这位“美若天仙”和“俄国最伟大的女继承人之一”，被许配给沙皇彼得二世最宠爱的臣子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不幸，在他们结婚前，彼得驾崩了，他的继位者将瓦西里放逐到西伯利亚。纳塔利坚定信心和他结婚，并跟随他流亡西伯利亚。他们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住了8年，生了两个孩子。1739年，她丈夫被判死刑。经过3年的放逐生活，她获准回到俄罗斯。在她两个儿子完成学业后，她进入基辅的一所修道院。在修道院中，由于她儿子米哈伊尔的央求，她开始写回忆录（1768年），后来由她的孙子，即诗人艾温·米哈伊尔洛维奇·多尔戈鲁基于1810年出版。有3位俄国诗人曾对她的回忆录大加赞赏，俄国也因其英豪的气概和坚定的贞节，将她奉为和革命相映生辉的无数俄国女性的典型。

总之，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敬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祇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却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又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个民族无法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等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冽极风。他们从未闻及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因此，除了在刻意人为装饰的首都以外，全俄国人民仍然被禁锢在中世纪的一切束缚中，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种族的骄傲和信仰的坚持。但这并不是根植于土地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狂热的信心，他们坚信，西方沉沦于科学、财富、异端学说和信仰的失落时，“神圣的俄罗斯”对初始的基督教仍然忠心如昔，这当然会更受耶稣基督的恩宠，有朝一日他们将会统治世界、解救世界。

俄罗斯的政治（1725—1741）

从彼得大帝到伊丽莎白这一时期的俄国，是一段充满各种阴谋和宫廷政变的混乱恐怖史。

1725年彼得驾崩时，最顺理成章的继承者原本是彼得·阿列克谢，也就是彼得遭刺杀的儿子亚历克西斯的10岁大的儿子。但是，彼得目不识丁的遗孀说动了宫廷近臣（以支付他们久未发放的薪饷为手段），支持她本人为彼得指定的继承者。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她自封为叶卡捷琳娜一世，全俄国的女沙皇（1725年2月27日）。这位叶卡捷琳娜的重要性不大，她登位后即酗酒纵淫，夜夜春宵，将政事交给她的旧情夫亚历山大·丹尼尔威奇·缅什科夫亲王和一个最高会议。日耳曼裔的安德烈·奥斯特曼伯爵掌管外交，使俄国与日耳曼和奥地利交好，而与法国交恶。叶卡捷琳娜遵照彼得大帝的意旨，将她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嫁给名叫卡尔·腓特烈的哈尔斯顿·盖塔普公爵后，夫妻二人安居基尔，就在那里喜获麟儿，即后来的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本人则因游乐至极，死于1727年5月6日，但她仍举彼得·阿列克谢为继承人，篡夺的王位复归。

这位新王彼得二世年仅12岁。因此缅什科夫得以继续治理国事，而且利用他的权势营私舞弊。后来，他被一群以伊凡和瓦西里·卢克斯·多尔格鲁克兄弟为首的贵族推翻，并遭放逐至西伯利亚，1729年死在该地。然而，就在宫廷革命的次年，彼得二世得天花病故，罗曼诺夫王朝的男支因而告终，而也因为这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俄国由三位女人统治了66年。更巧的是，这三位女沙皇无论在行政才能或在政治成果上，都堪与当时大部分的欧洲国王匹敌，甚或胜过他们。在性行为的浪漫态度上也都超越他们，当然路易十五不包括在内。

在这一序列的女沙皇中，第一位是安娜，继位时35岁，是彼得大帝的弟弟、意志薄弱的伊凡五世的女儿。枢密院决定举她为女沙皇，因为她具有谦逊和顺从的声誉。枢密院的控制者是“多尔格鲁克”和“吉尔特萨”两大派系，他们草拟一篇继位的“条件书”，送给当时居于库尔兰（Kurland，位于今日立陶宛西南）的安娜，作为举她为女沙皇的先决要件。她签署了（1730年1月28日），但军队和教会都不希望专制政体为寡头政体取代。于是禁卫军的一个代表前往晋见安娜，陈请她掌握绝对权力。得到武力的支持，她更为壮胆，在枢密院上撕毁了“条件书”。

安娜不信赖俄国贵族，因此她从库尔兰带回曾取悦她的日耳曼人埃尔斯特·冯·比伦，这个人又名比尤，曾是她的情郎，现在成为她政权的头号人物。奥斯特曼也再度起而掌管外交，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伯爵重组了军队。勒文沃尔德、科尔夫、凯泽林三人更使新政权有日耳曼式的效率。课税慎重而有效，教育更加扩展并获改善，文官制度也在积极筹备中。此外，新政权对多尔格鲁克和吉尔特萨两派人士也以同样快速有效的手段，将他们监禁、放逐或处决。

安娜对她的两个情郎（比尤和勒文沃尔德）非常满意，她生活颇为规律，每天8时起床，处理3个小时的政务，对她手下的那些德国人从事俄国势力扩张，微笑地颔首表示赞同。明尼希统领一支军队侵入波兰，罢黜了亲法派的斯坦尼斯拉斯一世，而立萨克森奥古斯都三世为王，开始准备将波兰拉入俄国的怀抱。法国于是鼓动土耳其攻打俄国，但土耳其的苏丹不同意，因为他正忙于同波斯的争端。然而，俄国认为这是向土宣战的良机，于是开启了60年的黑海争夺战（1735年）。对此，安娜的外交官员是这样解释的：土耳其人及辖下俄国南部的属民，居于德涅斯特河、布格河、第聂伯河、顿河、库班河五大河的出口区，而这五大河正是俄国往南贸易的主要水道，若穆斯林仍在这些河川的下游盆地，对基督教的俄国是一种威胁。黑海北岸应是俄罗斯的自然而必须领有的疆域，而像俄国这样伟大、广袤而且一直在成长的国家，应该能自由通航黑海和地中海。于是，从该世纪起，这一目标成为俄国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克里米尼，它的形状差不多是一个岛，是土耳其在黑海北岸的坚固据点。1736年明尼希发动的战役，目标即在取得这个半岛。明尼希的主敌并非是土耳其人，而是空间和疾病。他必须横渡330英里的旷野，其间没有任何市镇可以供给他5.5万人马粮草和医药。在漫长的远征线上，随行的上千辆大篷车随时随地有遭鞑靼部落突击的可能。明尼希卓越的指挥才能，使俄军在29天内攻下了勃罗克普、库斯乌和巴赫奇萨赖，但也就在那个月中，痢疾和其他疾病侵袭了部队，惨相环生，引起了部属的叛变，他不得不放弃这次远征，班师北归乌克兰。这时，安娜的另一位大将攻下了控制顿河出海口的亚速城。

1737年4月，明尼希再度挥兵七万南下，在布格河入海口附近，掳获了敌将奥基克乌。6月，奥地利也加入攻打土耳其的战事，但是战役失利，只好单独和土耳其订立和约。因突然单独与所有的土耳其军队相抗，又考虑到可能与瑞典发生战事，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和约（1739年9月18日），将3次捷役中取得的大部分领土归还土耳其。圣彼得堡大肆庆祝这一仅丧失1万生命的战争和所签的条约，以其为光荣的胜利。

安娜在战争结束一年后即去世（1740年10月17日）。在她死前，她指定仅18周大的伊凡六世为王位继承人，这位继承人是她那带有日耳曼血统的侄女安娜·利奥波德娜和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克亲王的儿子。直到17岁，他一直要由比尤摄政。但明尼希和奥斯特曼两人因受够了这个摄政者的气，联合乌尔里克和利奥波德娜，将他送到西伯利亚（1740年11月9日）。于是改由安娜·利奥波德娜摄政，而明尼希成为“第一大臣”。由于深恐俄国完全落到条顿人的掌握中，法国和瑞典两国大使促使一批俄国贵族叛变，并愿提供他们财力支援。他们看上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为预定的王位继承人。

这位伊丽莎白虽已32岁，但正是她的美丽、勇敢和活力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她喜欢运动和任何强烈的活动，但她也深知爱情的乐趣，同时更喜爱款待一群献殷勤的勇者。她受的教育不多，法文说得很好，但不太会书写俄文。其实，要不是安娜·利奥波德娜和奥斯特曼迎来一个外国人而将她冷落，她似乎并不对王位感到好奇。摄政者下令圣彼得堡的军队进军芬兰时，军士们对这即将在严冬进行的战争感到不满，于是马上被伊丽莎白抓住了机会。她一身戎装打扮，在1741年12月6日凌晨2时前往军营，要求军队支持她。然后她率领军队，驾着雪车向冬宫前进，唤醒摄政者，将她和小沙皇监禁起来。第二天，市民醒来时，发现他们得到了一位新王，彼得的女儿，而且是道道地地的俄国女沙皇。俄国与法国皆大悦。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1762）

时代的不同和历史的成见，使我们很难了解她。174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初见到她时，的确“被她的美丽和高贵的气质震慑……虽然她看来颇为肥硕，但一切似乎丝毫不受她的体形的影响。她盛装时，穿着的是藤圈大裙，但她的举止轻快自然”。私底下，她对无神论本身极其怀疑；表面上，她是热心的正统派人士。法国一位观察家曾报道她“对酒有一股强烈的爱好”，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俄国是一块寒地，而伏特加酒是一种温暖之源。她拒绝结婚，唯恐结了婚会分化她的权力，并惹起许多争端。有人指出她曾私下和亚历克西斯·雷斯姆斯克结婚，但此事如果为真，也只能令她更特别而已。她爱慕虚荣，喜欢华丽的饰物，拥有1.5万套衣服及多如山的袜子。各式各样的鞋子，总数达2500双，其中有几双，她更将其当作争辩时攻击对方的飞镖来投射。她用军曹才说的粗鲁话叱责她的宫仆。她曾批准一些残酷的惩罚，但基本上她是仁慈的。她废止了死刑（1744年），但犯叛国罪仍须处死。除几桩重大的审判外，苦刑不能施行。鞭打仍然保留，因为她觉得必须想出办法来制止那些在街道上为非作歹的罪犯。她既勤奋又好逸乐。她天生聪明伶俐，她在俄国的教育、道德、风俗和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把俄国治好。

在将奥斯特曼和明尼希放逐到西伯利亚后，她恢复元老院旧态，用以执掌行政领导，外交事务方面则交给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赖恩。叶卡捷琳娜二世称这位外交长才为“一位大阴谋家，长于怀疑他人，对原则坚定而果敢，是一位难缠的敌人，却是她所有朋友中最为真实的一位”。他爱财，也同许多人一样，深知功高必定招忌，最后必然落个悲惨的下场。英国欲图贿赂他时，先行对他的“正直”做了一个估价，价格是10万克朗。交易是否成功，我们不得而知，但别斯图热夫在外交上通常采取英国路线。这对法国支持瑞典和土耳其对抗俄国的政策，的确是一个当头棒喝。日耳曼的腓特烈大帝见事情不妙，遂向别斯图热夫提议10万克朗以换得俄国亲普鲁士的外交路线，但是受拒。同时，这位外交家连续与奥地利（1745年）和英国（1755年）联盟。但是，英国随后紧接着与普鲁士结盟（1756年1月16日）时，别斯图热夫的外交生涯出现了转折，伊丽莎白此后不再重视他的意见。一位新的大臣将俄国与法国和奥地利结了反联盟，“七年战争”于是开始。

我们已提到俄国将军阿普克森在格尔斯·加吉斯多弗一地击败普鲁士军队（1757年），然后撤军入波兰的情形，我们且看其下一出戏。法国和奥地利的大使的说辞，使伊丽莎白相信阿普克森的撤军是因别斯图热夫的命令，其目的在于试图废弃她。因此，她下令逮捕这位外交大臣和将军（1758年）。将军死在狱中。本来其政敌想拷打他让他供认，但伊丽莎白不答应。别斯图热夫的部长职位也由密克海尔·沃龙佐夫取而代之。

充斥宫廷的尽是舞会、赌博、阴谋等活动和嫉妒、仇恨的气氛，但是伊丽莎白还是鼓励她的臣属努力提高俄国的文化。她的一位年轻的宠臣伊凡·沙瓦弗在莫斯科开创了一所大学，建立了一些中小学，派遣学生到国外研究医药，而且将法国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输入他在首都所创的艺术学院（1758年）。他结交伏尔泰，要求他写一部历史，即《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帝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under Peter the Great，1757年）。他弟弟皮特·沙瓦弗则促进经济发展，取消了国内贸易的通行税。为了安抚泛斯拉夫主义者，伊丽莎白容许宗教上不宽容的情形扩张。在鞑靼部落区，她关闭了一些清真寺，同时放逐了3.5万名犹太人。

最值得骄傲的大概是她的将士们屡次击败腓特烈二世，制止了普鲁士的前进。要不是身体状况的逆转，削弱了她维系法、奥、俄联盟的力量，她可能就打垮他了。关于她的健康，早于1755年，英国大使即报告道：“女王的健康情形不佳，她咯过血、呼吸急促、不断地咳嗽，腿肿、肺部积水。不过，她仍和我共舞了一分钟。”现在，她更喜爱浪漫式的性爱，不愿付出结婚的代价。她无子嗣，因此一直在寻求一位具有皇家血统、而且能应付俄国内外问题的继承者。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她竟选上了她妹妹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哈斯坦—盖塔普公爵卡尔·腓特烈的儿子卡尔·腓特烈·乌尔里克为其继承者。这是她为政生涯中最错误的决定，但这在她替他安排配偶之事中得到了补救。

彼得与叶卡捷琳娜（1743—1761）

伊丽莎白为她选的继承者起了一个新名，叫彼得·费得尔维斯。他1728年生于基辅。由于同是彼得大帝和查理七世之孙，俄国和瑞典的王位他都有权继承。由于体弱多病，他一直待在家中被妥善地照顾着。7岁时，突然地被指派到哈斯坦卫队去，被教养成了军人。9岁时，他成为在大队阅兵时雄赳赳地迈步向前的士官。他还学会了军官们的语言和习气。11岁时，他受教于一个德国教师，这使他在路德教派深深的信仰中长大，他还被训练得带点神经质。由于这个迂腐的教师教导方式是不时地严苛叱责，他逐渐变得胆怯而阴沉，趋于狡猾而奸诈，而成为“易怒、固执和老是惹是生非”的一个人。卢梭最是可以举他为例来说明人性本善，但受了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完全改变原来的本性。这个小彼得有一颗仁慈的心，而且内心极想做一番事业，这在他后来的敕令中看得出来，但他被铸造成另一种形态，一种就他的本性说来最不适合的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见到他时，他正好11岁，她形容他“面目清秀，风度好，彬彬有礼”。而她对要成为他的妻子这个安排，“并不感到厌恶”。

1743年，伊丽莎白派人将他接回俄国，封他为大公爵，将他的信仰改为正教，并培养他的施政才干。但是，对他本身教育的缺陷和性格上的不稳定，她吓呆了。关于如何教导他，她真是不知所措。在圣彼得堡，他又多学了一样缺点：酗酒。伊丽莎白心想在她死前，这个奇异的年轻人要是能配上一个健康而聪明的女人，或者可能会因之带来一位贤能的未来沙皇。欧洲的贵族都少有种族偏见，即使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样。伊丽莎白就凭这一特点，环顾欧洲各国，结果选上了日耳曼一位小选帝侯的公主。这是机智的腓特烈二世推荐的，他希望在这个对日耳曼感到恐惧的俄国中，有一位友善的日耳曼女沙皇。

行文至此，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即有关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回忆录的疑问。当然，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它于1859年出版，不过，叶卡捷琳娜亲笔的法文原稿仍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柜中，而它的内容是否可靠呢？一般说来，其记述的故事都可由其他的资料加以证实。因此，问题在于其公正性，而非其具有虚构的嫌疑。该书是一部充满睿智、天才横溢的故事叙述，但它也是一种对废了丈夫王位和对其丈夫被弑的消息不感惊讶不受刺激的忍受态度，有感而发的一种歉意表示。

她于1729年4月21日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叫什切青的地方。受洗时依照她的3个姑母名，综合取名为索菲亚·奥格斯特·弗雷德里卡。她母亲约翰娜·伊丽莎白是当时日耳曼的一位诸侯王国哈斯坦—盖塔普的公主。但由于叶卡捷琳娜的关系，她成为彼得大帝的表亲。叶卡捷琳娜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奥古斯都则为日耳曼中部安奥尔特—泽伯斯特选帝侯小国的王子，是腓特烈大帝大军中的一名将领。她出生时，她父母亲都颇感失望，因为她是女儿身，尤其是她母亲，对此更悲怨而痛哭，宛如怀错了胎似的。但是叶卡捷琳娜弥补了这一性别上的“弱点”，她发展出一股大将的雄劲气概和王者的政治才华，之后一直是欧洲最为人怀念、最难得一见的女性统治者。

小时候的她害过各种病，其中一次特别严重，带给她终身不去的症状，比如“脊椎骨成锯齿状”“右肩高左肩低”，结果她的“身形如Z字”。该国的刽子手，由于对脱臼或骨折之道非常精通，为她特别设计一套紧身褡，“我（叶卡捷琳娜自指）日日夜夜都紧紧套着，除了换内衣以外，永不除去”。结果“18个月后，我的身架开始有恢复挺直的迹象了”。别人也常对她说她长得不佳，因此，她决心发展她的智慧，以便替代姿色的不足。这里，我们又可见到自觉缺陷因而激发权力欲以为补偿的一个例子。不过，她渐渐长大后，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本来有点曲折的骨架一变而为曲线玲珑的体态。虽然受了不少的苦难，她仍然具有“快乐的性情”和“近乎需要加以抑制”的活力。

她受教于几位私人教师，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常被她的发问难倒的路德会牧师。她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比如，她觉得“提图斯、马可·奥勒留和所有古代的伟人，虽然德行很高，却因不知道上帝的福音而遭谴，莫非有失公平”。她精彩的应辩激怒了老师，她老师正准备向上建议要鞭打她时，一位女家教从中制止。同时，她也非常热切地想知道，根据《创世记》，上帝造物之前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他的解说我从未感到满意过”，结果“我们两人都发脾气了”。此外，她坚持要他解说“何谓割礼”，这问题更令他困扰不堪。其他的老师和女教师都来自法国，因此她语言能力极强。她读过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的作品，也准备进一步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她已经成为当时最具教养和最有学识的女人。

急于物色一位才女，以期于身心结合中，供给彼得一股智慧的俄国伊丽莎白女王，终于获知欧洲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公主。1744年1月1日，索菲亚（叶卡捷琳娜的名字）的母亲接到邀请信，要她陪同索菲亚到俄国访问。对此，她父母亲先是犹疑不决，但是索菲亚心想她可能有成为俄国大公爵夫人的机会，于是请求她父母接受邀请。1月12日，她们起程了，从柏林、斯德丁、东普鲁士、里加，经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程漫长又艰苦。在柏林，她们受到腓特烈的款待，腓特烈非常喜爱索菲亚，因为她“问了我上千个问题，热烈地谈论到歌剧、喜剧、诗、舞等——简单地说，任何人与一位14岁的少女谈话时，所能想到的各种问题”。在斯德丁，“我的父亲依依不舍地送别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我悲伤地哭了”。在52个小时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雪车行程后，母女两人连同一大批的随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是夜，她见到彼得两次。她对他印象甚佳，但他暗地里告诉她，他是一位路德派的热衷教徒，而且正和一位在内廷侍候的宫女热恋，她感到有点不快。她发觉他的日耳曼口音和举止行径，深为他的百姓厌恶。于是她决定要将俄国彻底了解一番，也要百分之百地接受东正教的信仰。对彼得，“（我）不太在乎”，但“对俄国王冠，我是非常关心的”。在那里，她有三位老师，一位教她语言，一位教她宗教，一位教她俄国舞蹈。她热切地学习，曾经一次在午夜时分，起床研习课业，结果在2月22日因肋膜炎卧病床上。“我在生死边缘挣扎了27天，其间出血16次，有时候一天竟出过4次血。”她母亲因请求召来路德教派的牧师而失宠，但索菲亚反因请求一位希腊教士而赢得宫中的许多人心。终于在4月21日，她能起身露面。“我变得骨瘦如柴……我的脸变了形，我的头发脱落，脸色苍白，憔悴不堪。”伊丽莎白于是送给她一盒胭脂。

6月28日，索菲亚带着一颗感人的虔诚之心，接受了改信东正教的仪式。从此，她的名字冠上了爱克特瑞恩·阿尔克西娜，从此，她也成为叶卡捷琳娜。第二天早晨在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大教堂，她被正式许配给彼得大公爵。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喜欢她那股机智的谦逊，甚至彼得本人也开始爱上了她。经过了14个月的见习和试行期后，他们于1745年8月21日在圣彼得堡成婚。10月10日，叶卡捷琳娜的母亲起程返国。

彼得是年17岁，他的妻子16岁。她美丽而多姿，他则因为在订婚那年感染上天花，所以外表不太漂亮。在知识上，她既贪求又敏慧，而据索尔弗报道，他却“表现出心智缺陷的各种特征，如同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他还好玩洋娃娃、木偶和玩具兵。他喜爱狗，还在他宫殿内饲养了好几条。叶卡捷琳娜只觉得又吵又臭，不知道哪一样更令人讨厌。他便改拉小提琴，但情况并未因此而改善。结果他对杯中物更加酷爱，大概“从1753年起，他几乎天天醉酒”。伊丽莎白女皇常责骂他的恶习，但她的告诫没有产生丝毫效果。同时，她更是深受他那股厌恶俄罗斯而且对此毫不加以掩饰的态度所扰，他身为俄国大公，却称俄国为“该诅咒的地方”。此外，他咒骂东正教教会和教士，毫不掩饰自己对腓特烈大帝的崇拜，甚至在普鲁士与俄国交恶和开战后还是如此，这些表现都令她非常困扰。他的警卫团几乎都是日耳曼人。在奥拉宁巴姆的休闲居所内，所有的侍者皆着日耳曼式的制服，受的操练也是普鲁士式的。1759年，俄国大将费莫和萨尔特克弗击败普军时，他们竟不敢乘胜大肆追击，唯恐这会激怒随时有可能成为沙皇的彼得。

两人的结合几乎可说是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彼得的一切言行尽是普鲁士化，而叶卡捷琳娜以研习法国文学进一步增强她自身的教育。这说来也真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年轻的一个女人，过着大公爵夫人的郁闷生活，竟博览了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佗、贝尔、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诸名家的作品，尤其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她认为是“每一位稍具常识的君王的每日必读本”。虽然她勤奋不断地观察研究东正教的仪式，她博览的这些书籍必定使她对宗教信仰在心里头下了定论。书带给她“开明专制”的观念，而这也正是一个世代以前，腓特烈大帝从伏尔泰的思想里吸收得来的。

同时（若我们相信她第一手的报道的话），“我与大公的婚姻没有成就可言”。1800年，卡斯泰拉曾替叶卡捷琳娜写了一部广博见闻却不友善的传记，他认为“彼得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虽容易去除，却每每更加显得险恶。他暴烈的爱情，他对此永不停息的追求，无法使其婚姻趋向美满而有成果”——这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形雷同。或许在较长的订婚那段时期里，叶卡捷琳娜对彼得的厌恶，已令彼得深深地察觉到，而更加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无能感。于是他很快追逐起其他的女人，一个个皆想取代叶卡捷琳娜而成为公爵的女人。在叶卡捷琳娜的记述中，新婚后几年是她最悲惨的日子。一天（据18世纪英国史学家沃波尔的记述），伊丽莎白问她何以婚姻仍无结果，她答说不应该期望有子孙——这事实上即等于宣称她丈夫的无能。“伊丽莎白回道，国家务必要有人继承，因而任凭公爵夫人的高兴与选择借他人之助去获得子女。后来的一子一女即是她服从命令的结果。”奉伊丽莎白令服侍叶卡捷琳娜的玛丽亚·乔格洛科瓦（据公爵夫人的说法）向公爵夫人解释道，婚姻的忠贞原则亦有其例外。她保证若叶卡捷琳娜有了情夫，她一定守口如瓶，而“这一羞耻的建议非得自侍女而是来自女沙皇本人，乃属少有疑问之事”。对此事，我们务必要从某一观点来评论才可，因为俄国宫廷久习有多夫的女王，而法国宫廷惯于有多妻的国王，在波兰宫廷中，奥古斯都三世更拥有150个儿女。因此，时代的风尚与需要是我们叙说历史时应参考的必要因素。

叶卡捷琳娜是否循此例呢？在她继承王位后，确是如此。在她登基前，她似乎刻意自制地限于3位情夫。第一位大约在婚后6年开始，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青年军官，名叫萨尔特克夫。叶卡捷琳娜曾记述她对此的反应：

恕我冒昧直说……我结合了一位可爱女人的所有诱人处和男人的心性于一身。我这样的形容，我祈求能获得原谅，因为我是忠实地叙说……我是颇吸引人的。结果我迈向了欲望之路，而现已达半途，在这种情境下，必须向前，无法驻足，乃是人的常情……一个人岂能控制自如地掌握其内心，为紧为松，欲伸欲缩？

1751年她怀了身孕，但不幸流产。1753年，痛苦的经历再度上演。1754年，她产下了未来的皇帝保罗一世。伊丽莎白大喜，送给她价值10万卢布的礼物，并将萨尔特克夫送到斯德哥尔摩和德累斯顿去回避一阵。据叶卡捷琳娜说，萨尔特克夫在当地“与所有他遇到的女人嬉乐”。彼得此时更加沉湎于杯中物，不断猎取更年轻的女孩，但是后来终于选定唯一，这女孩就是新首相的侄女，名叫艾丽兹沃特·沃恩特斯娃。叶卡捷琳娜和他互相动怒，她并当众取笑他和他的朋友。1756年，英国派来新大使查尔斯·汉勃尔·威廉，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波兰人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年方24岁，英俊洒脱，叶卡捷琳娜接受了他的殷勤。斯坦尼斯拉斯的自传对1755年的她，有如下的描述：

她正值大好年华……对于美丽的女人来说那正是美丽的极致时期。她有乌黑亮光的秀发，令人炫目的白皙皮肤，黑而长的睫毛，希腊人的古典鼻，甜而醇的嘴似是生而为吻，完美无缺的秀臂，身段略高而瘦，甚为苗条，体态轻盈，但是十分华贵大方。她的言语极其悦耳，她的笑声正如她的性情，快乐无比。

他一凝视着她，他即刻就“忘了有个地方叫西伯利亚”或许是他来日的去处。这一次是她诸多爱情中最深刻难忘的，对于他而言亦同。即在后来她接受其他追求者时，她的心仍属于波尼亚托夫斯基。他也从未从对她的狂爱中苏醒过来，不管她的各种策略如何考验他。她前往奥拉宁巴姆与彼得相聚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拜望她，结果被察觉，彼得下了绞死令。叶卡捷琳娜买动了彼得的女人的心，要求她代他恳求，因而安抚了彼得。结果彼得突被内心一阵善良天性的呼声感动，不但原谅了波尼亚托夫斯基，而且叫叶卡捷琳娜回到她情郎的身边，同时带着艾丽兹沃特·沃恩特斯娃与他们共度和谐的4人家居生活，共同享用过多次欢乐的晚餐。

1758年12月9日，叶卡捷琳娜产下一女。宫廷里大都认为波尼亚托夫斯基是其生父，彼得却将她记在自己的名下，他接受祝贺，并以各种欢愉的活动来庆祝他的成就。然而，4个月后小孩子夭折了，波尼亚托夫斯基被召回波兰，于是叶卡捷琳娜暂无情郎。不过，她马上又为爱情世界与战场上的大冒险家着迷了，这个人就是彼得·舒瓦洛夫的副官格里格里·格里格里耶维奇·奥尔弗，他因在措恩多夫一役中三处负伤但仍顽守而威名大振。他身材硕壮，宛如运动家，更有“天使般的脸”，但是他唯一所恪守的道德，是尽一切可能手段赢得权力和女人。艾伦·库拉金公主是宫廷里最标致、最放荡不羁的美人之一，原为舒瓦洛夫拥有的女人，竟为奥尔弗夺取。舒瓦洛夫发誓要杀死他，但在参加决斗前就死了。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很是赞赏，而她也注意到，在禁卫军中他有4个又高又壮的弟兄，这4个彪形大汉在危急时刻都可派上用场。于是她安排与奥尔弗会晤，然后也陆续与其他几位会晤，她很快代替了库拉金。1761年7月，她怀了孕，1762年4月极尽保密，替奥尔弗产下一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阿里克谢·勃伯林斯基。

1761年12月，伊丽莎白生病，她显然已濒于死亡了，好多种安排都企图促使叶卡捷琳娜加入阻止彼得继位的预谋。好多人警告她，若彼得继位沙皇，他必定废她位，而娶艾丽兹沃特·沃恩特斯娃为妻，立她为后，但是叶卡捷琳娜拒绝参与阴谋。1762年1月5日（依新历法计算），伊丽莎白女皇驾崩，彼得登基，未遭公开反对。

彼得三世（1762）

他的一切措施都非常宽容大度，令人震惊不已。他善良的天性，原本为粗野、无思想的举止玷污，但由于对他得以和平继承王位的那一阵感激，使他的本性又告浮现。他宽宥敌人，留用大多数伊丽莎白属下的大臣，尽量和蔼地对待叶卡捷琳娜。他让她住在皇宫中的一个舒适的房间，而他住在另一端。居间的大间则分给大臣们。这当然是极大的侮辱，叶卡捷琳娜暗地里却庆幸能远离他。他供给她可观的津贴，替她还大笔欠债，而从不过问其原因。在公开场合，他让她与他并肩而立，有时礼让她。他召回被前任统治者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明尼希现在也回来了，他32岁的长孙迎接他时，他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彼得恢复他野战军元帅的旧阶，他誓言效忠至死，后来的确是如此。这位快乐的皇帝更免除贵族们牺牲他们一生时光贡献国家的义务，这是彼得大帝早先加诸他们的义务，他们遂提议替他造一尊金制雕像。他嘱咐他们最好较明智、较聪明地重新考虑这种贵重金属的用处。2月21日的谕令废除了众人痛恨的秘密警察制，而且禁止以政治犯的罪名来逮捕人，除非已经经过参议院的审查与批准下令。6月25日，彼得又下一纸敕令，自此通奸罪的人可免于接受惩处，“因为耶稣并未对这事判罪”。宫廷上下乐极，商人也因为出口税赋的减低而大喜，盐价也下降，贩奴为工厂劳力的恶习也停止了。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逃离俄国以避迫害的“传统信奉者”，现在获准归国，而且享有宗教自由。但是2月16日与3月21日的谕令激怒了教士们，因为这两道命令将所有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而东正教所有教士都成为政府部门中按月领薪俸的雇员。这些从教会手中世俗化的土地上的农奴可以恢复自由身了，而在贵族采邑里的农奴也引颈以待。虽然有这许许多多的改革——由大臣们建议的，彼得照常耽于酗酒。

在所有措施中最令人惊骇、也最令他称心快意的是普鲁士战事的结束。其实早于他即位前，他曾暗中协助腓特烈王，比如曾经将伊丽莎白内阁会议的军事计划透露给腓特烈，而在即位后更以他以前的这种行为而沾沾自喜。5月5日，他代表俄罗斯与普鲁士缔结攻守联盟。他训令当时与奥地利军同在沙场的俄军的指挥官，要其部队转向，以便为“吾主国王”效力。他穿着普鲁士军服，也要求各地军队仿效他。在军中，他实行普鲁士军纪。在宫廷内，他组团每天进行军事操练，并强迫要求宫里的男性参加，不分老幼也不管其高兴与否。他给予他自己的“手枪卫队”一种未曾享有的特惠。

俄军并不是讨厌和平，但对俄罗斯猛然地背弃法国与奥地利两盟友又归还所有在战争中从普鲁士赢得的领土，感到非常震惊。而彼得宣布他准备派一支俄罗斯军队攻打丹麦，以夺回现有石勒苏益格的公爵辖地时，军队更是为之大惊。因为该领地是丹麦人从荷尔斯泰因诸公爵包括彼得的父亲手中赢得的。军方表明拒受此令的态度，在彼得下令要卡瑞尔·拉祖莫夫斯基率军攻打丹麦时，这位将军如此回答他：“陛下，您必须另拨给我一支军队来督促我军的前进。”

虽然彼得做了许许多多勇敢而非常值得称道的改革，他突然发觉自己竟不受爱戴。军人恨他这个国贼，教会也恨他这个信奉路德派的叛徒，未获自由的农奴嚷着要解放，宫廷上则嘲笑他为蠢夫。除这一连串事情外，更有一个普遍的谣传，即大家都怀疑他意图和叶卡捷琳娜离婚而和另一个女人结婚。据卡斯泰拉的说法，“那个年轻的女人各方面的表现，比如谈吐，都贫乏得可怜，她只是愚昧而一味地骄傲着……却以各种手段，有时谄媚，有时叱责，有时甚至鞭打——要彼得三番五次地重新保证……与她结合而使她登上本属于叶卡捷琳娜的俄国后座”。这时，权力与烈酒更加冲昏了他的理智，他待叶卡捷琳娜越发刻薄，甚至当众斥她愚笨。伯尔特乌尔男爵在写给舒瓦瑟尔的信中说：“皇后（叶卡捷琳娜）现况最惨，她被藐视得无以复加……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到她具有那股勇气与猛烈的习性，因此若这件事使她趋于极端，我不会感到惊讶……她的一些朋友正尽最大可能安慰她，但是若她要求他们，他们必定会冒死为她做任何事情。”

圣彼得堡及其郊区到处都是叶卡捷琳娜的党人。军队里、宫廷上下及民间，她都广受爱戴。在这些艰难的时日里，除了她的贴身侍女和奥尔弗外，达斯卡瓦的公主罗曼诺夫娜是她最亲近的友人。这位大胆而富进取心的小姐只有19岁，但由于身为首相沃恩特斯瓦的侄女和彼得宠妇的妹妹，她在宫廷里已是非常耀目的女人了。不知道是出于天真，或是耽酒的缘故，彼得竟对她透露欲行废叶卡捷琳娜位而立其宠妇的意图。达斯卡瓦公主将这个消息传给叶卡捷琳娜，而且向她恳求加入推翻彼得的计划。但是叶卡捷琳娜已经和一些人安排了一个阴谋，这些人包括她儿子保罗的教师帕宁、乌克兰的司令官拉祖莫夫斯基、警察局长科夫和奥尔弗的诸兄弟，加上首都军团的军官帕西克。

6月14日，彼得下令逮捕叶卡捷琳娜；随之又将该令取消，但嘱咐她退隐到首都西方12英里外的彼得霍夫，彼得本人和其宠妇则退居到奥拉宁巴姆宫。他留下诏令，要军队准备向丹麦进发，并保证于7月同他们会合。6月27日，帕西克中尉以诽谤皇帝的罪名被捕。由于唯恐帕西克会招供阴谋，奥尔弗和他的兄弟阿列克谢认为时局紧迫，不能再延，必须立刻行事。28日清晨，阿列克谢急驰彼得霍夫宫，唤醒睡梦中的叶卡捷琳娜，劝说她和他一道回圣彼得堡去。归途中，他们在伊斯曼洛夫斯基军营中驻足片刻，一阵鼓号紧急集合了所有的官兵。叶卡捷琳娜恳求他们解救她面临的来自皇帝的陷害计谋，他们宣誓效忠誓死保卫她。“他们一拥而上，争相吻着我的手和脚，我的衣带，称我为他们的救主。”（叶卡捷琳娜写给波尼亚托夫斯基信中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她不会派他们去丹麦，她由两个兵团和奥尔弗兄弟护卫，向喀山大教堂进发，在她被封为俄国专制君主的这座教堂附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军队又前来会合，指挥官乞求她“原谅我们最后抵达”。骑兵队也投向她，1.4万名官兵护随她到冬宫。在那里，教会会议和元老院正式宣布彼得退位，叶卡捷琳娜继位。有些元老抗议，但是军队震慑了他们，他们只好发誓效忠女皇。

她穿着骑兵队一个队长的军服，率着她的部队，向彼得霍夫宫进发。彼得那天早晨本已在那里等着见她，但一闻及叛变，即逃至克琅施塔得（Kronstadt，圣彼得堡西方一个海岛要塞）。明尼希提议与他一道前往波美拉尼亚，另号召军队，恢复王位。彼得犹疑不决，遂回奥拉宁巴姆。叶卡捷琳娜的部队迫近时，他用了一整天时间来请求妥协；而后于6月29日（新历法），他签字退位。腓特烈说：“他让自己被推翻，如同小孩被送上床去睡觉一样。”他被禁在离圣彼得堡15英里处的罗普沙。他乞求叶卡捷琳娜准他保有他的黑人奴仆、狗、小提琴和他的女人。他的这些要求，叶卡捷琳娜都一一允准，只是最后一项不准。他的女人艾丽兹沃特·沃恩特斯娃被放逐到莫斯科，从此消失。

第三章　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专制君主

叶卡捷琳娜现在得到胜利了，但是面临由各种混乱的改变可能带来的危险。为了犒赏军方护她上位之功，她下令首都中的制酒当局免费供应他们大量的啤酒和伏特加酒。其结果是军队酩酊大醉，有一阵子几乎要把她掌大权的军事基础给醉垮了。6月29日午夜，正是叶卡捷琳娜上位后第一次能安静下来大睡两天的时候，她被一个军官唤醒。这位军官紧急向她报告：“我们的军队喝得烂醉如泥时，一位轻骑兵突然向他们呐喊道：‘紧急集合！3万普军就要来劫走我们的母亲（叶卡捷琳娜）了！’因此他们全面武装，向此进发，要来看看你到底如何了。”叶卡捷琳娜着装整齐，步向室外，澄清了有关普军来袭的谣传，并劝她的战士们回营睡觉。

她8岁大的儿子保罗也给她带来几番险境。帕宁和许多贵族，及大部分的教士觉得，为了维系正统，保罗要加冠封王，而由叶卡捷琳娜摄政。但她深恐政府会因此落在寡头贵族的手中，而且如此一来，她更有被罢黜或被控制的可能，于是她在形式上正式宣布保罗为王位继承人。然而她的支持者仍不断地主张原议，她的儿子因此在对母亲骗走他的王冠的这股恨意中长大。

宫廷政变的消息传遍全俄时，都城外的民意很显然地对她不表欢迎，都城目击彼得的缺失，自然认为他不适合治理天下。但圣彼得堡之外的俄国百姓对他的了解是他行了若干慷慨大方的仁政，这给他的政权带来某种威望。莫斯科的民众因为离京城太远，无法感受到叶卡捷琳娜的魅力，因此在态度上，仍然是冷酷地对待她、反对她。叶卡捷琳娜把保罗带到莫斯科（正统派的大本营）时，保罗受到了疯狂的喝彩，而叶卡捷琳娜被冷落在一旁。许多省级的军团称圣彼得堡的军人是国家权力的篡夺者。

我们无法断言，彼得受到广泛的同情是否为其致死的原因之一。下台后，这位精神萎靡、落魄不堪的沙皇，谦卑地陈情他的妻子“怜悯我，给我唯一的安慰”——他的情妇，同时让他回到荷尔斯泰因那里的亲友身旁。然而，他的请求不但未获准，他反而被软禁在一个孤独的房间里，经常受到监视。守卫他的队长阿列克谢·奥尔弗，常和他打牌，并借给他钱。1762年7月6日（以新历法计），阿列克谢单骑急驰圣彼得堡，向叶卡捷琳娜报告道，彼得与他和其他侍从吵了一架后，在一阵混战中死亡。关于他死亡原因的记载，历史上只留下一些谣传，皆未获证实。其中，有认为他是被毒死或被扭绞致死，有认为他被拷打致死，也有认为他死于肠炎和中风。后世的历史学家则下此结论：“谋杀的真相不明，叶卡捷琳娜扮演何种角色也无从确定。”叶卡捷琳娜不太可能下令行事，但她并未惩罚任何一个人，而且事发一天后才公布，而后哭泣两天，表示哀痛，然后随即接受既成事实。几乎全欧洲都认为她铸下谋杀罪，彼得下台受损最大的腓特烈大帝却释了她的罪，他说：“女皇对这一罪行并未预知，她听到消息时，生发的那股悲伤并非是一种做作，因为她早已正确地预见了今天人人要加诸她的论断。”伏尔泰同意腓特烈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之子保罗，在读过他母亲逝世后私下留给他的信件时，也肯定阿列克谢杀彼得时，并未获得叶卡捷琳娜的任何命令或请求。

这个事件给叶卡捷琳娜带来了麻烦，但也解决了一些难题：它引起了一连串欲图罢黜她的阴谋，使她身陷于行政混乱的重重危险与困扰之中。后来，她对这一时期有如下记载：“参议院对国事不闻不问，立法机构已经腐化不堪，到了近乎解体的程度，可以说没有人认为它还存在。”俄国此时虽然刚赢得战争，但花费非常惊人，财库亏欠了1300万卢布。情况如此恶劣，荷兰的银行拒绝贷款给俄国，军饷的发放都迟了几个月。军队涣散异常，叶卡捷琳娜深恐俄国南部的鞑靼人随时有入侵乌克兰的可能。宫廷上下到处煽动着阴谋与反阴谋，人人患得患失。在彼得下台不久，普鲁士大使即认定“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当时腓特烈因彼得的去世而深感哀痛，同时叶卡捷琳娜取消了彼得救援腓特烈大帝的命令。

彼得原下令收归教会土地还给世俗社会，女皇暂缓这一谕令的执行，以安抚教会，减低其反对的热潮。她以重赏来重新鼓舞支持者的热切忠心。比如格里格里·奥尔弗受赏5万卢布，并得共寝的殊荣。遭流放厄运的贝斯特兹弗也被召回，虽未复官职，但也得以享有旧日荣华。往日和她作对的人，都受到她宽宏大量的对待。明尼希在臣服后随即获谅，被任为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总督。这些措施当然都有助于她稳定摇摇欲坠的王权，但最主要的稳定因素还是她个人的智慧与勇气。17年失宠的冷宫生涯，使她学会了与她年轻时那股跳跃之情截然不同的作风，她有了耐心，她谨慎、自制，她也有政治家们具备的掩饰手法。她蔑视帕宁的谏言，她怀疑参议院的忠心、正直和能力，现在她总揽大权于一身，面对欧洲的诸集权王室，摆出绝对集权主义的态势，可以与腓特烈大帝拥有的集军国主义与哲学为一的作风媲美。她不再挑选丈夫。贵族当时既然控制参议院，她就必须在独裁与分崩离析的集权主义两者之间做一选择，这正是17世纪的法国黎塞留面对的选择。

叶卡捷琳娜重用了许多有能力的人，也赢得他们的忠心，也经常博得他们的爱心。她令他们奋力工作，但也厚待他们，也许太过厚待了——宫中的奢侈生活与浮华场面成为政府过度开支的主因。她的宫廷真是复杂多端，根基是野蛮主义，却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而其统治者又是一个在教育与智力上皆强过其左右随从的日耳曼妇人。她对各种特殊使命予以重赏的挥霍作风，激起了朝野的争胜求功之心，但也无法制止腐化之风。她的左右随员大多收取外国政府的贿赂，其中一些更接受敌对一方的贿赂，以表示公允。1762年，叶卡捷琳娜通告全国的一篇有名的自白声明如此说：

我们认为，怀着极痛苦的心情，告诉全国人民这一件事是必要的职责。这即是我们久已闻及而现在被明显的事实证明的，我们这一帝国已受到贪污腐化的严重侵袭。因此，政府中几乎没有一个部门……其公正未遭这一恶毒传染病的抹杀。若有人想要谋得一个职位，他必须花钱买它；若有人要控诉别人的诽谤，也必须花钱；而若有人捏造事实控告邻人，他可以用贿赂来保证这一恶毒的意图能够成功。

在她的周遭酝酿的各种阴谋中，包括设法使伊凡六世取代她的王位。伊凡六世在1741年12月的政变中被黜后，已遭禁锢21年之久。1762年9月，伏尔泰即忧心地提到“伊凡可能推翻我们的女恩人”，后改写道：“我担心我们敬爱的女皇会被杀死。”叶卡捷琳娜曾去拜访伊凡，但她发现，他已成为“一具人体残骸，经多年的监禁已成白痴”。她下令卫士，若有任何非经她授权过的意图而要释放伊凡的话，务必先行杀死他，不得屈服。1764年7月5日午夜，监狱里来了一个叫瓦西里·米尔维斯的军官，他手提一纸，向狱官解释该纸为参议院之令，要将伊凡提交给他。他靠几个军人的帮忙，冲到了两位卫士与伊凡共寝的地窖，敲了门，要求入内。受拒后，他命令手下以大炮轰开大门，然而卫士一闻及此即将伊凡杀死。米尔维斯于是被捕，在他身上搜出的文件上载有“叶卡捷琳娜已遭罢黜，从此伊凡六世为俄国沙皇”的字样。他在受审时，拒绝透露同谋者，后被杀死。舆论群情无不指责叶卡捷琳娜谋杀了伊凡。

此后，又有一次阴谋。1768年，一位名叫乔格洛科夫的军官，声称受上帝之令，要报彼得三世的大仇。他身带一把长匕首，混入宫中，潜藏在叶卡捷琳娜时常经过的通道旁。格里格里·奥尔弗预先闻及这一阴谋，因此乔格洛科夫被捕，然而他骄傲地承认欲刺杀女皇的意图，后来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情夫

周围的贵族她无法依赖，困扰她的各种阴谋使行政解体，于是叶卡捷琳娜不得不更新治法。她让她的情夫们轮流处理政务。每位情夫在其受宠期间都是首相。她将肉体连同官位作为报酬，但是她严格要求受赐者须达到高效率的政务要求。梅森（叶卡捷琳娜的法国敌人之一）写道：“在所有政府的职位中，没有一个就职者如此谨慎与刻苦地尽其职责……同时，也许女皇对其他任何职位没有比对这个职位表现出如此具有自由选择的裁量大权和审慎洞察的能力。我相信没有不能胜任的人位居该职的例子。”若因此而将叶卡捷琳娜视为荡妇，将是一大错误。她的举止合乎一切正当的行仪，言谈从不猥亵，而在她面前也不准有这种话语。对大部分情夫，她给予一份忠实的情感，对其中几位更表现出女人的温柔与体贴。她写给波得姆恩的信函可说与出自少女的那种爱慕与忠心无异，而兰斯古依的死更令她忧伤断肠。

她选择新欢新宠，既有技巧又合乎理性。她先行注意那些政治与体魄兼优的能人，而后邀请有希望的候选人共同进餐，以试其举止言谈与心智能力。若这一关细查他能通过，她再召令御医对其详细检查一番。若再通过这一关，他被任命为她的助手，然后享有丰厚的待遇，并获准与她共寝的特殊荣誉。由于她的宗教信仰非常淡薄，她不许基督教的伦理规条干涉她这种选择首相的独特方法。她向尼古拉·萨尔特科夫解释道：“我以教导有竞争力、有才干的年轻人的方式来替这个帝国效劳。”虽然这种方法可能不比法国支付路易十四的情妇的费用来得高，但对她的新宠旧爱，政府财政的支出也够繁重了。卡斯泰拉认为奥尔弗家庭5位兄弟共得1700万卢布，波得姆恩得5000万卢布，兰斯古依得726万卢布。这些庞大的支出，部分以有效服务国家的形式回报俄国。波得姆恩这个最受宠幸的情夫，更给帝国加添了一块一本万利的土地。

然而，何以她的情夫如此之多，在40年内换了21个呢？这是因为，其中有些在双重职责中某一方面未能称职，有些则中途去世，有些表现不忠，而另有一些因远处的职位所需不得不调离。在情夫阵营中，一位名叫瑞姆斯基·凯萨古的男士，竟在她的房间中被发现躺在她女仆的怀中。叶卡捷琳娜只是将他开革而已，未予其他惩罚。另有一位马莫诺夫背离了她而投向另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女皇也仅开除他而已，未作任何报复。梅森说：“这是叶卡捷琳娜的性格中很值得称道的一面，虽然她的宠臣中有些人冒犯了她，却没有一个激起她的恨意与报复心，而其去职也不尽然是随她所欲，毫无原则。我们未见及‘他们之中’有被处罚的……在这方面，叶卡捷琳娜比其他的女人似乎卓越得多。”

她登基后，格里格里·奥尔弗维持了10年的长久特殊尊荣。叶卡捷琳娜爱慕他，颂扬他：

格里格里伯爵有鹰一般犀利的心智。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不管是他承担的事或你向他提起的事，他都能正确快速地抓住重点……他的诚实是对任何攻讦的最好辩驳……可惜教育没有机会提高他那实际上至高的素质与天分，而他随意的生活让他的天赋处于休闲状态。

她也曾写道：“要不是他先行感到精疲力竭，这一个必会永远是（她的情夫和宠臣）。”他卖力地解放农奴，他提议替基督徒解开奥斯曼加诸的束缚，他在许多战事中贡献良多，但他的高傲与无礼触犯宫廷上下，而他也逃离叶卡捷琳娜的掌握。1772年，他遭罢黜，退回到他的田庄安享天年。他哥哥阿列克谢则成为海军大将，率舰队战胜土耳其人，在女皇统治期间一直备受尊崇，后来曾率部对抗拿破仑。

继格里格里之后的情夫是出身寒微的美男子阿列克谢·瓦西尔奇卡。他本来是宫廷中一心一意企图诱骗叶卡捷琳娜使其心思从被罢黜的奥尔弗身上转移过来的某党派中的一员，但叶卡捷琳娜发现他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无能，随即示意格里格里·阿历克西莫德沃德·波得姆恩取其位而代之（1774年）。波得姆恩是骑兵队的军官，叶卡捷琳娜曾穿着他的制服，率军队前往对抗彼得。当时，他发现叶卡捷琳娜的佩剑缺少一条骑兵队引以为荣的饰穗，于是将他的饰物从剑柄上拔下，动作干净利落，又大胆地强行步出队伍，将其献给她。她接受了，并赦免他的鲁莽与无礼，同时极欣羡他洒脱的气质和十足的男性身躯。他的父亲是一位爵位不高的退伍上校，自小即将他教养成来日的宗教界人士。因此，他受过历史、古典文学与神学方面的教育，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时出类拔萃，但他发现他无拘无束而狂想的个性待在军中比在座谈研习会中更为合适。当然，他也为集权力与美丽于一身的叶卡捷琳娜迷醉。他说：“未燃灯火之室，因她的进入而大放光明。”在1768年的战争中，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带着骑兵团纵横沙场，叶卡捷琳娜特为此给予他私人的嘉奖。但回圣彼得堡后，他因嫉妒奥尔弗和瓦西尔奇卡等人得宠而陷于烦恼。结果与奥尔弗吵了几次架，而就在其中的一次大打出手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为了不再思念女皇——或者为要吸引女皇，他从皇宫出走，在郊区隐居，并苦读神学，平日不修边幅，声称欲出家为僧。叶卡捷琳娜深感同情，派人传话表示她对他的无比尊敬，并邀他回宫。结果他马上修面剃胡，着上军服，粲然回宫。女皇脸上深情的笑容，使他深受感动。叶卡捷琳娜发现瓦西尔奇卡不合标准时，她便转而笑迎年仅24岁、正值男性活力最盛与魅力最强之时的波得姆恩。不久，两人即深深地互相爱恋。她无限地献给他恩宠、卢布、土地和农奴，而他不在时，她赠给他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

这是多么神奇啊！我以前嘲笑的一切，现在都临到我头上来，因为我的爱，我为了你而无视一切。我本来以为爱情是愚笨的、夸张的、一点也不自然的，现在我自己经历着。我痴爱的眼离不开你……

三天后就不能相见了，因为紧接着就是封斋期的第一周了，那是祈祷和斋戒的时候，而……在那时两人会见正是大罪恶，我一想到要暂时分离就想哭。

他提议结婚。有些史学家认为他们暗地里结过婚。在几封书信中，她称他是“最喜爱的丈夫”，而称她自己为“你的妻子”——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些话语上来下断语，但这是深值考证的。后来他似乎有点厌倦她了，也许是因为她强烈的爱无法稍加限制的缘故。事实上，追求的过程比赢得胜利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对她的影响力如此长远而巨大，后来的几个继位者都要得到他的首肯后，才能上任。

此后，也是在这种状况下，彼得·扎瓦多夫斯基自1776年至1777年，在她的闺房经历过一段爱的洗礼。1777年至1778年，她同西蒙·佐里奇度过。1778年至1780年，她与瑞姆斯基·凯萨古相爱。但一直到1780年，她接受阿历克西·兰斯古依时，才真正摆脱旧日的恋情，真正恢复了内心的欢爱。他不但雄姿英发，洒脱无比，多才多艺，而且具有诗人的情感，他既有古道热肠，又是女皇文学与艺术方面的知音。“每个人都由衷地赞赏女皇对他的钟爱。”然而，一天，他突然腹痛不止，有如刀割，有如蛇咬。宫廷上下皆怀疑波得姆恩下了毒手。虽然极力挽救，叶卡捷琳娜也在旁忠心地照顾，他还是撒手人寰，在她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叶卡捷琳娜三天三夜将自己深锁在房间内，忧伤、悲痛不止。从她1784年7月2日的书信中，我们可听到统治者身影后的一个女人的心声，我们可看出历史形象的后面隐藏着的那一股爱恋：

我想我应为这永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死……我曾经深望他成为我老年的一切支持。他关怀别人，他懂得很多，学得很多，他和我有相同的嗜好。他是一个我提拔长大的年轻人，他感恩、仁慈而善良……但是他，兰斯古依却一去不回……而我的房间，往日是充满欢愉，现在都成空幻了，我在房间内拖曳着躯体宛如只剩了影子……我一看到别人，喉咙就塞住，说不出话来……长夜漫漫，无法安眠，白天食不下咽……我不知道我将会如何。

这一事件发生后，整整有一年，她未曾找过一个情夫。而后她投向阿列克谢·伊姆尔沃的怀抱。因为他非常不讨波得姆恩的喜欢，不到一年（1785—1786年），即为阿列克谢·玛姆恩沃取代。然而，玛姆恩沃不久也厌倦这位年已56岁的情妇。因此，他请求女皇准他与舍尔巴特娃公主结婚。叶卡捷琳娜在宫廷里给这一对成了婚，在送给他们成堆的礼物后，打发他们离去（1789年）。叶卡捷琳娜最后一位情夫是普拉顿·祖博夫（1789—1796年），骑兵队的一名军官，身强力壮，同时温文有礼。叶卡捷琳娜对他的各种服务，非常感激。她亲自负起教育他的职责，后更待他如亲子，他一直侍候她走完人生的旅程。

哲学家

叶卡捷琳娜这位令人喟叹的女人，不但周旋于爱情与战争之间，身负政务与外交重责，她更拨出时间来研读哲学。18世纪，两位最能干的统治者都以能与法国哲学家书信往来为荣，而且竞相博取其赞誉。从这一点，我们可想象到法国哲学家当时的崇高地位。

早在登基之前，叶卡捷琳娜就酷爱伏尔泰的风格、灵智及他那桀骜不驯的作风，并向往她自己将来成为伏尔泰梦中的“开明专制君王”。她必定也喜欢狄德罗，因为1762年她提议若法国政府继续禁印的话，她将在圣彼得堡出版他的《百科全书》。她在1765年写给伏尔泰的许多信，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封。那是1763年10月他写给她书信后，她的回信：

我第一次对我不是一个诗人而感到遗憾，而我必须用散文来函复你的诗。但是，我或许要告诉你，自1746年起，我不断地、无限地秉受你的恩惠。在那以前，我的阅读范围仅限于爱情一类。但突如其来地，我接触到你的作品，自那时起，我一直阅读你的作品，从未间断，对其他不如你写得好的，不能令人深省获益的，也没有兴趣了……所以，我不时地回到带给我爱好的源泉上，是为我的至高乐趣。先生，若我有何知识的话，那的确是得之于你的。我现在正在拜读《论通史》，我要一页页地背诵，用心研读。

她一生中，或者说到她离开人世前，一直和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若弗兰夫人、格里姆及许许多多法国的名望之士通信。伏尔泰为卡拉斯和塞尔文成立的基金会，她也曾捐过大笔款额。我们也清楚地知悉她如何向费内订购大批量的钟表，也大批订购伏尔泰的工人所织的或者有时伏尔泰本人亲自织的袜子（若我们相信老弗克斯，这位18世纪英国政治家和演说家的话）。女皇如此赞赏他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而他以作为女皇在法国的宣传员来报答她。彼得三世之死，他力言叶卡捷琳娜并未共谋。他写道：“我知道叶卡捷琳娜在一些与她丈夫之间的琐事上受到责难，但这是属于与我无关的家务事。”他请求他的朋友们帮他支持叶卡捷琳娜，阿让尔伯爵就是其中之一。伏尔泰写道：

我另想要求你一件事，这是为了我的叶卡捷琳娜的请求。我们必须在巴黎的名望之士中，建立起她的声誉。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西沙与舒瓦瑟尔诸公爵们并不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女人。然而，我知道……她与她的醉汉丈夫的死毫无关系……何况，他是所有君王中最笨的一个人……我们有义务赞誉叶卡捷琳娜，因她鼓起勇气罢黜她的丈夫，而以智慧与荣誉来治理国家。我们应该祝福一位在广及135度经度内的领域上，推行宗教上的宽容精神的王者……替叶卡捷琳娜说些好话吧！我请求你。

杜德芳夫人认为这个替女皇的辩解，实属羞耻，舒瓦瑟尔更是公开加以指责。西沙和舒瓦瑟尔负责法国的对外关系，对反对法国在波兰的影响力与挑战法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力的女皇，自然无法表示景仰。伏尔泰本人也常起疑问，他闻及伊凡六世被杀时，他伤心地承认对叶卡捷琳娜“我们不能够太过热心”。但不久，他又开始赞美她的立法计划、她对艺术的推崇、她发起的波兰宗教自由运动，他更封她为“北国的西密拉米斯”，其后（1767年5月18日），她与土耳其发生战事时，他暂停对罗马教会的攻击，以赞扬她解救基督徒免于穆斯林压迫的盛举。

狄德罗同样地为她的美艳倾倒，但是，他之所以如此，另有重大的原因。叶卡捷琳娜知悉他准备出卖图书以筹措他女儿的嫁妆时，她当即指示她在巴黎的代理人以任何狄德罗要求的价格买下它们。他开了价，得到1.6万利维尔。结果，她请狄德罗在他有生之年保有这些书籍。作为她的图书看管人，她支给他年薪1000利维尔。同时，她更先付给他25年的薪水。狄德罗摇身一变成为富人，一夜之间竟成为她的护卫者。她邀他拜访时，他几乎无法回绝。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见这位妇人一次。”

在安排他妻女的财政问题后，60岁的他于1773年6月3日踏上漫长而艰苦的圣彼得堡之旅。他在海牙蹉跎两个月，细尝盛名。然后，取道德累斯顿与莱比锡继续旅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柏林和与他有点瓜葛的腓特烈大帝。在旅途中，他两度因剧烈的疝痛而病倒。10月9日，他到达圣彼得堡。10日，受到女沙皇的接待。他记道：“她待人宾至如归，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比她懂。”她与他开怀畅谈：“正如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一样。”他确实如此为之。他言谈时一如惯常的比画作势，结果带回家一大成果：打坏了女皇的臀部。叶卡捷琳娜在写给若弗兰夫人的信上说：“你的狄德罗不是常人。在与他会晤过后，我发现我的臀部竟淤了血以致乌黑。我不得不在我们之间摆张桌子，以保护我自己和我的人。”

如同伏尔泰对腓特烈大帝一样，狄德罗一度想扩展外交，急欲使俄国脱离普奥联盟，而与法国联合，但她随即又将话题引回他的本行。他详细地告诉她，俄国如何可能转变成为一个理想国；她听得甚喜，但仍存有几分怀疑。后来，在她给菲利普·德·瑟格伯爵的信上，曾提起这段对话：

我与他频繁交谈且谈得很多，但总是好奇心多于实际用处。若我相信他的话，在我的王国内，百事都可来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那么俄国的立法、行政、财政——所有的一切都会落得一场混乱，而换来的仅是不实际的理论而已……然后，我坦白地对他说：“狄德罗先生，很高兴倾听你光芒四射的智慧孕育的言语。对所有这些高贵的原则，人们可以写出好多伟大美好的书篇，但用之于实际事业，则非常不适……你只是纸上谈兵，这当然可以容忍任何事物……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小女皇要处理的是人民的事务，比起来，那是比较不稳而棘手的”……从那时起，他只谈文学。

当她言及他曾经提过的“论皇上起草法律的重点”，她形容那些观念为“十足的胡说，在其中，我们找不出任何实际的知识，任何慎思的结论，任何远见”（此为她在他死后的评议）。然而，她欣赏他生动而愉快的谈话，而在他长长的居留期内，几乎天天与他谈话。

在过了5个月的友谊高潮时期和不舒适的宫廷生活后，狄德罗返国了。叶卡捷琳娜下令为他打造一辆特制的马车，使他可以安逸地躺在里面休息。她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回答说什么都不用，但他提醒她，她尚未履行她预先付给他旅途花费的诺言，他原估计1500卢布，但她给他3000卢布和一枚贵重的戒指，而且派了一位军官护送他到海牙。回巴黎后，他热烈地歌颂她，由衷地感激她。

叶卡捷琳娜未与在性情和观念上与她正好相反的卢梭来往。可是她缔交了格里姆，因为她知道他那本《文学通讯》极大影响了欧洲人。他抢先发动第一步，提议定期给她写信（1764年）。她同意了，同时，发给他年薪1500卢布。他第一次见她的面是在1773年，随从赫斯—达尔莫斯塔特王子，前往圣彼得堡参加王子的妹妹与保罗大公的婚礼。叶卡捷琳娜发现他比狄德罗实际多了，因此很用心地询问他有关令她深爱的文学、哲学、艺术、女人、沙龙等巴黎世界的各种情形。1773年至1774年冬天，她几乎每天都邀他闲谈。有关这些会晤，她曾写信给伏尔泰说：“格里姆先生的谈话令我非常愉快。但是我们要谈的话实在太多了，因此到目前，我们的会谈仍具有殷切的气氛，而非循序而谈或依一般进程。”在这一连串热烈的会晤中，她不时提醒自己（正如她所说的）她要回到她艰困的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要照顾政事，要劳力劳心地度日。格里姆回到巴黎后，极其热心地称赞叶卡捷琳娜为“我灵魂的滋润者，我内心的慰藉者，我精神上值得自豪的所在，俄国的荣耀，欧洲的希望”。1776年，他再度拜访圣彼得堡，她仍然几乎天天会晤他。她请他留下来督导俄国教育的重建，但是他非常思念故里巴黎和埃皮奈夫人。对此，叶卡捷琳娜并不嫉妒。她获悉埃皮奈夫人经济拮据时，她通过巧妙的间接安排，送给埃皮奈大笔款额。从1777年起，格里姆成为叶卡捷琳娜在法国的艺术品买卖和机要任务的代理人。他对她的友谊一直保持，至她死时皆未生风波。

这种专制君王与哲学家之间的互相爱慕产生了何种结果呢？就她栽培哲学家作为她在法国的宣传员产生的政治效果而言，可以说毫无成就。法国的政策，法国的史学家，仍然极端仇视制止法国觊觎东欧的俄国。但她对法国启蒙英雄们的敬仰的确出于真诚，这种崇拜与敬佩的心理在她执政前的早期即已有之。假如那股爱才之心全然出于虚饰，她必定无法维持与狄德罗、格里姆等人长久的交往。她与法国思潮的沟通，有助于俄国文人的欧化，也纠正西方视俄国为野蛮国度的观点。许多俄国人效仿叶卡捷琳娜，纷纷和法国作家们通信，因而大受法国文化、作风与艺术的影响。拜访巴黎的俄国人日渐增多，虽然其中有许多荒废时日于性生活的追求中，但也有许多人不时造访沙龙、博物院和宫廷，研读法国文学与哲学，并将一些思想带回俄国，为19世纪俄国文学开花结果的灿烂时代做了铺路工作。

政治家

叶卡捷琳娜早期执政的一切举措，全然出于善意。这一点我们是不用怀疑的。在她持有的那册费内隆所著的《忒勒玛科》（Télémaque）上，可看到表现她决心的这段看法：

深刻地研习人类，学会运用人们而不能毫无保留地对他们投降。要追求真正的成就，即使它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要努力为之，因为它总是谦逊而避不见人的。

不要使自己成为谄谀者的目标。要使他们了解到你既不在乎别人的夸赞，也不在乎别人的逢迎。对那些有勇气和你的看法冲突的人要有信心……对那些重视你的威望甚于你的赐惠的人亦同。

要有礼貌、仁慈、平易近人，有同情心和宽阔的胸怀。不能因为高贵而令你无法亲切地屈尊与下面的人接近，及阻止你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要知道，这一亲切的态度，无论如何既不会削弱你的权威，也不会灭损他们的自尊心……拒斥一切虚伪。不能让这个世界来污染你，使你失去荣誉与德行的古老原则。

我对上帝发誓铭记此话于心中。

她孜孜不倦地学习任何有关的学科，不厌其烦地做札记，其主题近乎千种，从军队训练、工业上的运作到宫廷里的洗手间和歌剧的产生都有，范围广泛至极。有一本最早出现也是最不友善的有关她的传记上说：

野心并未使叶卡捷琳娜的灵魂中那股对享乐的热切爱好消失，但她知道如何放弃享乐，而将其转换运用到最重要的事务上，运用到需要充沛的精力和不能倦乏的政府工作上。枢密院的审议大事她全力资助，她宣读大使的派遣，口述或书面指示如何回复外国的文件……她只将事情的细节交给她的大臣去做，即使如此，她仍不断地监视他们的执行。

治理这片广大的疆土，就当时那种繁多（近万）、纷乱、互相矛盾和一团糟的法律而言，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一心要当俄国查士丁尼和巩固一己权力的她，于1766年12月14日召令莫斯科行政长官和帝国各地的法律专家，聚集一堂，从事俄国法律的彻底修正和编纂。为了这项工作，她个人也准备了一篇指示，点明新法典应该依据的几大原则。这可以看出她确实对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布莱克斯通、伏尔泰诸人的作品下过了一番工夫。她开门见山地说，俄国要有一基于“欧洲诸种原则”的宪法。这一点，据她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成立一个君王隶属于民选的代议机构的“立宪政府”。因为俄国的教育水准实在无法实行如同英国当时那种有相当限制的投票选举制度。而真正的意图是一种新政府形式的成立，于其制下，统治者，也就是法律的唯一根源，必须依法治理国事。叶卡捷琳娜认为封建制度——农民与领主之间，领主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君王之间，一者效忠，另一者提供服务的互惠制度——就1766年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体制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当时俄国由于通讯与运输的困难，各个地区与中央或者各个地区之间，都显得孤立而隔绝）。然而，她主张主人对其奴仆的权利应依法而定，而且应受法律的限制，农奴应该有权拥有私有财产，对农奴的审判与惩罚权，也应从封建领主手上转交给对省法庭负责的大众法官手上，而各省法庭更要向君王负责。所有的审判应该公开为之，火刑务必取消，死刑要废除，而这些不但在法律上如是规定与遵行，实际中也要做到。此外，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在如此众多不同的信条中，最为害人类的错误是不宽容。”这篇训示在付印前，先交给她的顾问阅读。他们警告她说，任何对现行事例剧烈的改变，都会使俄国陷入一片混乱。结果，她接受他们对建议的一些修改，尤其是农奴的逐渐解放一项。

这篇1767年在荷兰出版的指示虽然被修删很多，仍然获得欧洲知识分子热烈的赞赏。女皇送给伏尔泰一本，他一如往常地对她推崇备至。“夫人，昨晚我收到的是你不朽帝业的一项证明——你的德文版的法典。今天我已将它译成法文。它将被译成中文，译成任何文字，它将成为全人类的福音。”在后来的几封信中，他又说：“立法者在人类光荣的圣殿中应居第一位；征服者居次……我认为那篇指示是本世纪最美好的纪念物。”法国政府禁止法文版的“训示”在法国发行。

1767年8月10日，“新法典起草委员会”开始聚会。修删过后的“训示”即刻被呈上。起草委员会由各个团体选出的564位代表组成，其中161位选自贵族，208位选自各城镇，79位选自自由农，54位选自哥萨克族，34位选自其他非俄罗斯的部落（包括非基督徒的部落），另外有28位选自政府行政官员。教士并未自成一阶级来选出其代表，农奴也无代表。起草委员会有些像是1789年在巴黎集会的国民大会，而正如后者这一更有名气的全民代表会一样，俄国的委员也提供政府一大堆的来自各选民团的冤情报告和改革计划。这些文件都转呈女皇本人，提供给她和她的助手们有关她王国的状况和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起草委员会并未获授权可批准法律，只备女皇咨询各个阶层及地区的需求和状况之用，并提供立法上的建议。代表们被保证有言论的自由与人身不可侵犯权。有些代表提议解放全部农奴；有些要求地主对各自所有的农奴的权利规定，应该大量放宽。1767年12月，委员会休会。1768年2月，移往圣彼得堡召开。该委员会前后共计开了203次会议，1768年12月18日因为与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很多代表赶赴前线，决定无限期休会。于是，起草建议立法的工作就转交给一些次级委员会，其中有些继续开会到1775年。但他们并未制定出任何法典。叶卡捷琳娜对这一无具体成果的会议并不全然感到不悦。她说：“委员会……已经使我对整个帝国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我知道什么事是必要的，也知道我应该开心与操劳的事情。它已经对法律的各个部分详加研讨过，也已经分派各职司一同研究采取行动。若不是与土耳其发生了战事，我会多做许多事的，但无论如何，一种在讨论的方式与原则上前所未有的合一感已经在这个国度生根了。”同时，她已经向贵族们显示过，她权力的根基是相当有深度的。起草会在休会前提议加诸她“伟大”的封号，她拒绝了，但同意他们称她为“国家之母”。

叶卡捷琳娜的建议有两项成为法律：火刑的废除和宗教宽容的建立。这可以说是极为广泛的一项发展：它既容许罗马天主教会与希腊正教竞相存在，又保护耶稣会的会员，甚至在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1773年将该会解散之后，还是如此；它也准许穆斯林建立他们的清真寺。叶卡捷琳娜虽准犹太人进入俄境，但她课赋他们特别税，而且（也许只为了他们安全的原因）限制他们在某一特定地区内活动。她让宗教上的异教徒旧礼仪派人士，自由无碍地施行其特殊礼仪。她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上说：“我们的确有一批疯癫者，别人不再压迫他们时，他们自焚而死。若其他国家的这批人也如此做的话，不会有何种明显害处的。”

那些哲学家更是欣赏叶卡捷琳娜将俄国教会隶属于国家的威权之下。虽然一些人抱怨说，她仍参加宗教仪式（伏尔泰亦然），但有些较年长的，则以为她参加宗教仪式对于获得百姓的效忠而言是必要的。1764年2月26日的一道命令，更将所有教会土地收归为国有财产。东正教教士的薪水从此由国家发给，从此可以确保他们对国家的效忠。许多修道院关闭了。余下的那些每年只能固定收受一批新人，同时宣誓为僧的法定年龄也加以提高。所有教会机构的剩余收支用来作为学校、疗养院和医院的基金。

教士和贵族反对民众教育的推广，深恐民间知识的普及会导致异端邪说的盛行、民众的不信仰和朋党主义，因此危害社会秩序。叶卡捷琳娜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对许多其他的问题一样，表现出一种自由思想的萌芽。对此她转而求助友人格里姆：

我的哲学之友，你暂时请听我言：若你有这么一种慈善之举，能替青年草拟一套从ABC到大学的完整教育计划，你将会备受人们喜爱，被人们敬爱……我未在巴黎读过书，也不曾在那里住过，对这方面既无学识又无远见……我非常关切大学、中学、小学和其管理方式这些观念……在你未接受我请求以前，我将要多多翻阅《百科全书》。而我将会设计出我需要的！

在教育方面，伊万·别茨基教学的热心令她非常感动。伊万·别茨基游踪万里，曾至瑞典、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法国，是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常客，研读过《百科全书》，也曾会见过卢梭。1763年，女皇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孤儿学校，1796年已经有4万名学生毕业。1764年，圣彼得堡的一所男子学校也成立了。1765年，又成立一所女校。1764年，斯姆尔尼修道院改为斯姆尔尼学院，专供贵族女孩读书——这是对曼特农夫人创办学院的一种响应。我们可以说叶卡捷琳娜是俄国统治者中第一位着手进行妇女教育的。由于优良师资的缺乏，计划进行得不顺，因此，她派遣大批俄国学生前往英、德、奥、意学习教学法。1786年，教师学院也随之成立。

她非常敬仰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教育改革，她请求他借聘给她几位对其改革过程深有心得的人才。他派西奥多·扬科维奇前往，替她草拟计划，她称之为“民众学校的规章”（1786年8月5日）。结果是在每县的主要城镇设立一所小学，而在26省的各个主要城市都设立了中学。学校对任何阶级的子弟开放，禁止体罚；师资与教科书都由国家供应。但这个计划无法顺利进行，主要因为父母们不愿让他们的子女上学，而宁愿将其留在家里当劳力使用。从初创到叶卡捷琳娜去世，10年之间，民众学校从40所增设至316所，速度并不算快。老师从136人增加到744人，学生则从4398人增加到17341人。1796年，俄国在民众教育方面仍远落后于西欧。

高等教育相当缺乏，只有莫斯科大学和一些专科学院而已。1772年成立了一所商业学校，1773年成立一所矿业学院。旧有的科学院加以扩大，并拥有大量的基金。1783年，在达斯克瓦亲王的敦促和主办之下，又成立了一所俄罗斯学院，主要目的是改进语言、鼓励文学和研习历史。该学院刊行各种译本，出版各类杂志，另外也编了一本大字典，1789年至1799年分6期出版。

由于深深感到俄国人口死亡率太高，公共卫生和个人保健太过简陋，叶卡捷琳娜请进一批医生，在莫斯科兴建药剂学院，并拨了一笔基金以供外科用具的制造。她也在莫斯科开设三所新医院、一家孤儿教养所和一所精神病院，在圣彼得堡开设三所医院，其中包括治疗性病的一所“秘密医院”。1768年，她将天花疫苗介绍到俄国，40岁的她身先士卒，第二个接受该疫苗注射，平息了大众对陌生治疗法的恐惧心理。后来，叶卡捷琳娜写信向伏尔泰报道说：“一个月内在这里接受注射者超过维也纳在一年内的注射人数。”1772年那不勒斯才开始接受疫苗注射，1774年路易十五因未接受预防注射死于天花。

经济学家

叶卡捷琳娜主要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将全俄国的土地进行一次全面性的调查（1765年）。此举受到地主们的反抗。在她临终时，55个省已完成了20个省，但是全部计划到19世纪中叶才告完成。这一过程令女皇有些沮丧，因为她终于明白俄国的经济深深地根植在由地主与农奴组成的封建体系和农业组织之上。1766年，她悬赏1000杜卡特征文，题目是《农奴的解放》。结果得奖人为亚琛的阿贝。他认为“普天下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君主解放农奴”，同时预言若“使农民拥有其自耕地”，农业产量一定会大量增加。然而，贵族地主们警告叶卡捷琳娜，除非农民被束缚在土地和他们的地主之下，否则一旦解放，他们会移向城镇，更会漫无限制地流徙乡间，造成一片混乱，阻碍生产，也使陆海军不能征召到壮健的农村子弟。

叶卡捷琳娜对此萦绕于心。她小心翼翼地进行一切措施，因为贵族既有钱又有军队可以推翻她，而贵族们若想这样做，更可得到那些愤恨丧失土地和农奴的教士的支持。她唯恐一旦解放，初获自由的农民，会如潮水般涌向城镇，而城镇对他们的供养和雇佣毫无准备，因此必定会造成混乱。于是，她只能逐步使解放运动推进。她再次颁发彼得三世禁止购买农奴作为工厂劳力的诏令。她要雇主们付给工人现金，指令城镇里或公社的官员，制定合理的工人工作环境标准。虽然如此，工奴的状况仍是最惨无人道、最令人惊愕的奴隶制。叶卡捷琳娜禁止她建立的城镇有奴隶制。只要付一点款额，她就将那些从教会没收来的土地上的农奴解放。然而，这些改进毫无成就，因为速度赶不上她不时地将国有土地赐给那些侍候她的将军、政治家或情夫们。也因为如此，80万自由农成为奴隶。农村人口中，在她刚掌政时奴隶的比例是52.4%，在她临终时则升至55.5%，其人数从760万升至2000万。1785年《给贵族的宽限书》（Letters of Grace to the Nobility），叶卡捷琳娜等于完全向贵族让步，她再度确认他们可以免除人头税、体罚、兵役，而且享有只受其贵族审判的权利，拥有在他们各自的土地上的采矿权，拥有工业企业，以及随时出国旅行的权利。虽然她禁止地主成为暴君，对农奴不得残酷，但她又不准农奴向她控诉申冤，这使禁令变得毫无意义。

被压榨的农民暗地里使尽逃亡、叛乱、暗杀等各种手段。1760年至1769年，就有30个地主为其农奴所杀。1762年至1773年，有40起农村暴动。但是一直要到出了一个知悉如何将怨恨转化成力量，将农民加以组织武装以博取胜利的革命分子，叛乱才能大规模有效地进行，否则其前的一切暴动很快速地被敉平。这个人就是普加乔夫，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他曾在俄国军队里服役，与普鲁士人和土耳其人打过仗。他申请退伍被拒，于是企图逃亡，但未成功，后再度逃亡，其后他过着放逐流浪的生活。1772年11月，他受到不满现状的修道士的怂恿，对外宣称自己是彼得三世，现仍存于人世，以前所有预图杀害他的阴谋，都神奇地失败了。他吸引农民与盗匪为其部属。1773年9月，他认为势力已够庞大，便公开反叛篡位者叶卡捷琳娜。乌拉山、伏尔加河和顿河三个地区的哥萨克人，成千的被判刑到乌拉山采矿与炼矿的劳工，成百的欲推翻东正教的传统信仰者，被伊丽莎白以武力弹压被迫信奉基督教的鞑靼、吉尔吉斯和巴斯噶尔三个部落的当地人，逃离其主人的奴隶，越狱的罪犯，所有这些人都投向普加乔夫的麾下，最后他统率的竟有2万人之多。他们大队人马开向各个城镇，无往不胜，打败了地方政府派来的军队，夺取了重要的市镇如喀山和萨拉多夫。他们没收一切作为补给品，杀死地主，强迫不很愿意的农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迈向伏尔加盆地，其后目标指向莫斯科。普加乔夫宣称，到达莫斯科时，将是保罗大公登基，而非他本人。但是——或许这是一种奸险的幽默——他称他那位乡村太太为皇后，并以叶卡捷琳娜皇族的姓氏封赠爵位予他的副手——奥尔弗伯爵、帕恩伯爵、沃龙佐夫伯爵等人。

叶卡捷琳娜最初还开玩笑地称他为“普加乔夫侯爵先生”，但闻悉叛军已攻下喀山市时，她马上派出大军，由皮特·伊万诺维奇·帕恩将军统领，前往镇压。贵族也深深明白整个封建结构已呈岌岌可危的状态，因此纷纷起而协助她。不久，由于与土耳其言和结束战事的关系，苏沃罗夫随即带领骑兵前来与帕恩会合。叛军在和由帝国军官统领的纪律严明的正规军相抗后，即刻瓦解，他们被迫撤出各个据点，粮弹也耗尽了，其内部饥饿继起。几个头目因为期望得到粮食和赦免，逮捕普加乔夫，将他交给官军。这位叛首被关进铁笼并押解至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结果不但被判袅首，其尸首被剖成4份，然后在城的4个地区，同时悬于竿上，示众多日，借以吓阻众人。他底下的几个队长中有5个被枪决，余者皆被鞭打，几乎致死，后放逐西伯利亚。这次叛变的结果是强化了叶卡捷琳娜与贵族的联盟关系。

在某些措施上，她也向贵族挑战，比如鼓励商业阶级的成长。她相信重农主义的论调，于是先行建立农产品自由买卖制度（1762年），后更扩及各种产品。她结束了政府管制的独占制度（1775年），容许任何人自由从事和经营工业企业。由于农村式和庄园式工业的发展，而贵族又参与工商企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增长受到阻碍，在其统治年间，工厂由984间增至3161间，但其大部分都是仅雇用一些工人的小工厂。都市人口从1724年的32.8万人增至1796年的130万人——此时仍占不到全国人口的4%。

女皇繁忙至极，但她赖着牢骚满腹的贵族的支持，还是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俄国当时的陆运恶劣不堪，但幸好水道很多可做补救；同时，运河居间联络，形成一道有利的运输网。在叶卡捷琳娜的治理之下，伏尔加河与涅瓦河间的运河，即沟通波罗的海与里海的运河开工了。她计划要开取另一条运河，用来连接里海与黑海。此外，借着谈判与战争手段的互用，她终于为俄国取得通往黑海和地中海的权利。她敦促外交官从事与英国（1766年）、波兰（1775年）、丹麦（1782年）、土耳其（1783年）、奥地利（1785年）和法国（1787年）贸易协定的签署。对外贸易由1762年的2100万卢布增长至1796年时的9600万卢布。

对这一数字的增加，我们必须考虑到政府因为战费太多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叶卡捷琳娜为支持她对土耳其的战役，从国内外借贷1.3亿卢布。她又发行纸币，其量远超过应存有的准备金。在其当政期间，卢布贬值32%。在此期间，虽然国家税收从1700万卢布增至7800万卢布，国债却累积至2.15亿卢布。这些现象主要源于她欲瓦解土耳其帝国的力量，而将俄国的边界扩展至黑海的企图，因此大兴战事，引起了财政上的大问题。

战士

叶卡捷琳娜执政初期如同其他哲学家一样，以和平为其崇高的目标。她宣称帝国的内部问题已足以吸引她的全部注意力了，因此，能相安无事的话，她要避免涉外争端。她延续彼得三世对普鲁士的和平态度，并终止与丹麦的战争。1762年，她拒绝征服库尔兰的建议，也拒绝干涉波兰事务的主张。她说：“我有足够的百姓可以共同地快乐生活在一堂，那一小撮土地对我的安适毫无助益。”她裁减军队，漠视军备，试图与土耳其谈判，订立永久性和约。

然而，她愈研判俄国地图，愈发现俄国疆界的不妥。就其东面而言，帝国本身有乌拉山与里海为屏，边界很是安全的。其北为冰所护。但是西面，因瑞典据有芬兰的一部分，从而这一输给彼得大帝大块领土心有不甘的国家，随时都有发动反攻的可能。波兰与普鲁士更封住其迈向欧洲的通路，也阻止了“欧化”的进行。其南，鞑靼人正被一个为土耳其控制的可汗统治着，而这正堵塞俄国通往黑海的出路。历史给予俄国的竟是这样一种令人懊恼的状况，如此不利的地理情势、如此不安的边界。老将明尼希和年轻的将领格里格里·奥尔弗都曾私下告诉她，黑海若能为俄国南界，将是最为完满的一件大事；而若俄国能获得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又是如何令人称心快意。纳卡塔·帕恩是她1763年到1780年的外交部长，他一直思索如何提高俄国对波兰的影响力，及如何防止那片无防卫性的土地落入普鲁士的掌握中。

叶卡捷琳娜终为他们的意见所动。她一直急切地希望这个她心爱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地位能与其地图上的地位相称。在她继位的一年内，她即刻确立了外交政策，不为其他，只为使俄国成为欧陆的中心强权。她在给俄驻华沙大使凯泽林伯爵的信上说：“我告诉你，我的目标是要与所有的强权建立友谊，建立武装的联盟，因而我经常能够投向被压迫的一边，而成为欧洲的仲裁者。”

有很多时候，她几乎完全达到目标。首先，在退出“七年战争”后，她实际上决定了那次全欧的战斗的结果，也就是让腓特烈大帝占了些上风。1764年，她与腓特烈签了一份条约，此为后来瓜分波兰的前奏。她利用丹麦需要俄罗斯支持对抗瑞典的机会，控制丹麦的外交政策。1779年，她充当腓特烈与约瑟夫《特斯岑和约》的仲裁人，俨然成为日耳曼帝国宪法的保护人。1780年，她联合丹麦、瑞典、普鲁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英国与其殖民地战争中的商船：中立国船只除非载有军火，否则一概免受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同时，主张封锁务必要实际封锁，才具有法律效力，才需要遵守，若仅为纸上封锁则否。

早在欧洲诸国联盟的第二度大改变以前，争取黑海控制权这一无法压制的冲突就已开始了。叶卡捷琳娜第一次对土耳其战役是她入侵波兰的奇异的意外结果。她那时正派军入侵波兰，帮助非天主教徒向占多数的天主教徒争取平等权。天主教徒鼓动教廷大使向土耳其解释这是土耳其进攻俄罗斯的最佳时机。法国也附议，并敦促瑞典和克里米亚加入攻击行列。伏尔泰为岌岌可危的女皇感到忧伤。这一情势几乎使他改变对天主教的看法。的确，在1768年11月的一封信上，他曾建议叶卡捷琳娜兴起神圣义战，打垮异教徒：

你不顾及教廷大使的威胁，迫使波兰人要宽容、要快乐，而你却因此与穆斯林有了瓜葛。若他们对你开战，或许彼得大帝要将君士坦丁堡收为俄罗斯帝国首都的理想就会实现……我想，若土耳其人被逐出欧洲，那将只有俄罗斯人才做得到……羞辱他们是不够的，必须要永远将他们逐退。

瑞典拒绝参与进攻俄罗斯，克里米亚的鞑靼族却大肆蹂躏俄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殖民地。一支土耳其的10万大军更向波多里亚进发，与波兰邦联军会合。叶卡捷琳娜拒绝从波兰撤军。她派出3万名士兵，由亚历山大·戈利岑和彼得·鲁缅采夫统率，前去逐退鞑靼人，制止土耳其人。有人告诉她敌人为数很多时，她答复道：“罗马人并不关心其敌人的多寡，他们只问道‘敌人在何处？’”于是鞑靼人被逐退了。顿河口的亚速和塔甘罗格为俄军攻下，1.7万人的俄军也在卡古尔一地，击败了15万人的土军（1770年）。鲁缅采夫继续往前推进，最后远至布加勒斯特，在那里，他受到东正教人民的狂热欢迎。1771年，瓦西里·密克海洛维奇·多尔戈鲁基横扫克里米亚，土耳其在那个地区的统治也因之告终了。阿历克谢·奥尔弗的战绩更是辉煌，他率舰队由英吉利海峡、大西洋，以达地中海，将土耳其在希俄斯岛的海军击溃，并将其歼灭在彻斯米附近（1770年7月）。但是俄国舰队本身的损耗也极其沉重，不能再度求取胜利之果。

然而，其他的一些事没能令叶卡捷琳娜这么称心。一场瘟疫在多瑙河岸俄军阵营中爆发了，然后扩至莫斯科，1770年夏，莫斯科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有1000人病亡。她也知道腓特烈大帝对她帝国与权力的扩大，侧目相视，大起疑心。同时，由于俄国向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疆界推进，约瑟夫二世也深受其扰。而法国对强化他的盟友土耳其更是不遗余力，英国则更激烈地反对俄国控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瑞典则在等待良机的出现。叶卡捷琳娜于是邀请土耳其人和谈解决战争，土耳其人如期赴约，但由于叶卡捷琳娜坚持克里米亚的独立，和议受阻。1773年，战事又起。

1774年1月，穆斯塔法三世驾崩，其继承者认为土耳其已达极端混乱与匮乏的阶段，而足以危害到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于是，1774年7月21日签了《库查克—卡纳基和约》（Kuchuk Kainarji），承认克里米亚独立（当时由鞑靼人统治），将亚速、刻赤、叶尼卡、卡勃姆割让给俄国；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船舶开放，并赔偿俄国战资450万卢布；对涉入反叛土耳其长官的基督徒，更给以特赦；最后承认俄国对土耳其的保护权。这可以说是俄国缔结的和约中，获益最多的一次了。俄国现在已成为黑海海权国。克里米亚和俄国南部的其他鞑靼人地区，现在也成为俄国不久要征服而占有之地，本为怀疑论者的女皇，现在大可以信仰的护卫者自居了。叶卡捷琳娜被胜利冲昏了头，更梦想着要解放或者说征服希腊，而要为她的孙儿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加冕为帝国的元首。她令伏尔泰那一年老的心灵心花怒放，因为她要令奥林匹克大赛复起的远景再度浮现，成为事实。“在雅典的（狄奥尼索）剧场上，我们将可看到希腊剧人演出的古希腊悲剧。”但是，思及军队已疲乏不堪、财库耗尽后，她又说：“我必须谨慎而有节制地行事，我要说，在世界上，和平比最好的战争都要好。”

现在她已经取代腓特烈成为欧洲最有名望的君王，她对目标的坚定追求、她权力的惊人扩张，无不令人惊讶诧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本来一直拜服腓特烈二世的天才，现在则转向女皇了。在取道前往莫基廖夫旅行后，他直往圣彼得堡奔去。他会见了女皇，恳求与她联盟。1781年5月，她与约瑟夫签约，约定在波兰联合行动，同时联合对抗土耳其。

此时，波特金也在南部扬威立名，他在那里组织、装备并给养一支30万人的海军，建立黑海舰队，以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两港为基地，以赫尔松为军火基地，拓殖鲜为人居的俄国南部。他在那里建立村落和城镇，建造工厂，供给殖民地无数的家畜、工具和种子——所有这些行为，都为基地提供补给，以便兴起战役，将克里米亚并入叶卡捷琳娜的帝国辖域内，或者替她本人戴一顶王冠。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此时正闹内讧而告分裂。波特金以贿赂的手段软化其诸族头目。最后，他攻入半岛时（1782年12月），只遭到些微的抵抗，1783年4月8日，在土耳其无效的抗议之下，克里米亚终于被归并入俄国的领域之内。波特金成为野战军元帅、战争学院院长、塔瑞斯亲王及克里米亚的将军首长，女皇额外赏赐他1万卢布。波特金将这笔赏金花在女人、酒和美食上。

叶卡捷琳娜也觉得是该缓和与轻松的时候了。她将欢乐与正事一起进行，她安排一次路上与水上的壮丽“巡礼”，来检视她征服的地方，而且使其百姓和全欧洲人对她宫廷的辉煌功勋与庞大财富留下深刻的印象。1787年1月2日，她身裹皮裘，离开冬宫，开始踏上漫长的旅程，她的交通工具是驿车，其形奇大，除了载负她发了福的身躯外，更载有她当时的情夫马莫诺夫、她的第一侍候宫女、一只哈巴狗和一座小型图书馆。随行的有14部马车和170部雪车，上载有奥地利大使、英国大使与法国大使——库本兹、弗特兹泊特、塞居尔伯爵，及利涅·查理亲王，一队军官、朝臣、乐师和仆从。波得姆恩已于几天前前往克里米亚，他在路上安排了几百只火炬，照亮了沿途，并准备晚宴和安排妥当所有人马的宿处。在主要城市，叶卡捷琳娜接见当地长官，调查该地的情况，询问诸事，赏罚一番，这时扈从就跟着休息一两天。沿途的每一城镇，受到波得姆恩的警告和指示，表现出最佳状况，大肆冲洗粉刷，以便快乐地迎接女皇的到来，其盛况实属空前。

到达基辅时，陆上行宫在波得姆恩的指挥下，转至他特别配置与装饰的87只船舰上。皇家人马一行弃车登船，直下第聂伯河。沿河，叶卡捷琳娜看到许多“波得姆恩式的村落”，这是聪明奇巧的塔瑞斯亲王下令的统一修饰，用以博女皇欢心的，可能也为了给外国使节一个美好的印象：繁华的俄国。有些繁华景象是波得姆恩的创作，但有些是真实的。“沿着河岸建造假村落，制造农业进步的幻象，这是叶卡捷琳娜外交家惊人的杰作。”利涅亲王曾几次上岸观察其幕后，知悉一切，而他记述波得姆恩虽使出一些障眼魔法，却深深地给自己留下印象，“那刚刚在发展、成长的工厂、村落，由树木隔开的整齐而标准的街道，是一种上等建筑”。叶卡捷琳娜也许未受骗，但她可能如同塞居尔一样认为，或许这些市镇的繁华与洁净只是过眼云烟，塞瓦斯托波尔的真实世界——建立在克里米亚已两年有余的商镇、堡垒和港口，也已令波得姆恩有资格享有她的奖勋了。利涅亲王认识每位欧洲名人，称他是“我们遇见过的人中最为特殊者”。

在坎弗，曾得她的爱护与受她赐位的波兰王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前来向她致敬。沿第聂伯河而下至凯达克时，约瑟夫二世也前来加入行列，然后一并上行到赫尔松港，直到克里米亚。在那里，女皇、皇帝和将军首长一道编织驱逐土耳其人出欧洲的美梦：叶卡捷琳娜欲占有君士坦丁堡，约瑟夫要吞并巴尔干，波得姆恩要成为达卡之王。这时，英国与普鲁士建议土耳其的阿伯德·哈密帝苏丹，乘俄人疏于警戒时，进攻俄国。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无礼行为，更提供另一个借口。苏丹将俄国大使逮捕下狱，开启圣战，要求归还克里米亚以为回复和平的条件。1787年8月，土军主力通过多瑙河，向乌克兰进发。

波得姆恩的庆功宴来得太早了。俄军此时对决定性的一战尚未准备妥当。他劝女皇让出克里米亚，但她对这种反常的胆怯表现，马上加以拒斥，她命令他和萨沃罗夫、鲁缅采夫三人各率其现有部队，前往应战，她个人退守圣彼得堡。萨沃罗夫在卡勃姆一地将土耳其人击垮，波得姆恩包围并控制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两河出海口的奥卡克弗城。穆斯林与基督徒两方的十字军，在俄国南部会战时，瑞典觉得收复失去山河的时机已经来到。由于受到英、普的鼓励，古斯塔夫三世重新与土耳其结盟，共同要求叶卡捷琳娜归还芬兰与卡累利阿给瑞典，而克里米亚归还土耳其。1799年7月9日，瑞典舰队在波罗的海决定性地击败了俄舰队。瑞典的隆隆炮声在冬宫都可闻及。叶卡捷琳娜也打算要撤出首都。然而，她的大臣不久即成功地说服瑞典签订和约（1790年8月15日）。

现在，她可以集中武力来对抗土耳其了，而奥地利也与俄国并肩作战。波得姆恩命令其属下，不计任何代价进行攻击，终于结束围城之役，但其胜利也付出了俄军8000人的生命，同时战斗的狂怒于一阵滥杀（1788年12月17日）后始告停息。波得姆恩继续攻打本德城，奥军则攻陷贝尔格莱德城，萨沃罗夫再度击溃土军于瑞姆尼克（1789年9月22日）。土耳其似乎已注定失败了。

此时，各国政府深觉这种情势必须要大家联合行动对抗叶卡捷琳娜才可，否则阻止不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落入她的手中，而俄国也将成为欧洲的主人。腓特烈大帝死后（1786年），其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看到俄国欲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席卷巴尔干的态势，感到极度不安。深恐夹在日趋壮大的俄奥两国之间的普鲁士，不久将会受其掌握。1790年1月31日，他与土耳其政府签了协定，向俄、奥宣战，除非土耳其收复其失去的山河，否则他不准备休兵。

政治形势对叶卡捷琳娜渐渐不利。奥属尼德兰的叛乱和匈牙利的不安，削弱了约瑟夫二世的力量。1790年2月20日，约瑟夫二世驾崩，其继承者与土耳其签订休战协定。英国与普鲁士再度敦促叶卡捷琳娜归还所有战争中取得的领土，订定和约。她拒绝了，因为奥卡克弗的攻陷已使俄国通向黑海的路线畅通。同时，她手下的大将更是连战皆捷，更因萨沃罗夫和波得姆恩攻获伊兹密尔城（1790年12月22日）而达到胜利的最顶峰。在攻取这座土耳其在多瑙河上的重要据点时，俄军损兵折将达万人之多，而土军更阵亡了3万人。在这场浴血战之后，精疲力竭的波得姆恩陷入狂放的怠惰和与他侄女放荡无耻的乱伦生活中。1791年10月15日，他死于雅士城附近的一条大路上。叶卡捷琳娜闻及其死讯的那天，一连昏倒3次。

1791年3月，小威廉·皮特向英国议会提议，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要其归还所有在这次战役中从土耳其取得的领土，而他也准备派遣英国舰队驶入波罗的海，以示作战的决心。叶卡捷琳娜并未答复。英国议会知悉英国商人对俄国贸易的损失深感伤痛后，劝皮特打消此意。此时，土耳其也已精力丧尽，于是宣布放弃奋斗，签订《雅士和约》（1792年1月9日）。该约承认俄国控有克里米亚和德涅斯特、布格两河盆地。叶卡捷琳娜并未攻达君士坦丁堡，但她已达她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她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那个世纪最不平凡的女人。

女人

她到底是女人还是一个残酷的怪物？我们知道在她治国初期，身材好，模样美。但1780年，她已显得硕壮，但体重的增加令她更加高贵与威严。利涅亲王（他是第一个称她为“伟大”的皇帝的人）曾如此殷勤地形容她：

她（1780年）仍然很美丽。每个人都看得出，与其说她是一直很漂亮，不如说她一直很美：我们用不着像一本书上所说的，在她的额头上抚摸一下，即可知悉她特别具有的那股天分：公正、勇敢、深刻、镇定、甜美、冷静和果决。她那美好的上身是牺牲她曾经弱小的腰际而换来的，但在俄国一般人总会长胖……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是短小的。

卡斯泰拉在她死后不久，曾撰文描写过她。他描绘她身着丝袍时的那种庄重的神态。“她的头发，轻轻地施过粉，飘逸地落在肩头，发顶上戴着镶满钻石的小帽子。晚年时，她常涂胭脂，因为她不想让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显露出来。这些装饰很可能是后来使她生活极其节制的原因。”

她很得意，她明白她的成就和权力。约瑟夫二世告诉考尼茨说：“虚荣浮华是她崇拜的，运气和过分被渲染的成就惯坏了她。”腓特烈大帝认为，若叶卡捷琳娜能与上帝通信，她会要求与上帝列为同等的地位。然而，她与狄德罗像“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一样交谈，同时请法尔科内特省掉礼貌上的恭维。除掉一些可能涉入的谋杀案和核准战争的屠杀不计，她同英国的查理二世和法国的亨利四世一样仁慈、和蔼。她每天从她的窗子扔出大量的面包屑，来善待那些定时来食的成千小鸟。到她晚年时，她时而沉溺于阵怒，看来与她的全能大权不很相称，但她尽量留意不在火暴脾气迸发时下令，或签署只字片纸。同时，她很快地觉得这种暴烈脾气是一种羞耻，于是竭力加以自制。至于她的勇气，欧洲没有人怀疑。

毫无疑问，也非常泰然自若，她表示深深喜好感官之乐，但她的恋情不比路易十五的更令人不快。如同当时的统治者一样，她将私情置于政治之下。每当这一方面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与扩大时，她旋即压制个人情感。而国家与私事无所冲突时，她具有女人应有的温柔与爱心的表现，比如喜爱小孩子，与他们一道欢娱，教导他们，也替他们做玩具等。在旅游时，她总是关切车夫与仆从的食宿是否安妥。她死后，在她桌上发现的一大堆文字中，有一张是她亲笔写成的墓志铭：“她善于宽恕别人，她不恨任何人。她容忍、体谅，天性快乐，有共和精神和一颗仁慈的心。”

她对待她的第一个儿子并不算好，这可能是保罗在出生后即由帕宁和一些人在伊丽莎白的监督下抚养长大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许多要罢黜她王位的阴谋都表示要奉保罗为王，而由他人加以摄政。也可能是保罗久已怀疑其母谋杀其父，也可能是因为保罗“对他的权力的被窃，总使他动起某种念头”，以便承继他名义上的父亲为王。但是，叶卡捷琳娜非常疼爱保罗惹人喜爱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她亲自照顾其教育，一心想让他们与父亲疏远，并计划由君士坦丁而非保罗来继位。保罗另娶新妻，快乐无比，但很厌恶那群讨好他母亲、浪费公帑的情夫。

在智力上，叶卡捷琳娜超过她所有的宠臣。她纵容他们，满足他们的贪婪心，但很少让他们决定她的政策。她的法文造诣深厚，能与任何文学界的领导人物通信，如同哲学家一般彼此愉悦地畅谈。的确，从她给伏尔泰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在见识上她胜过他，在文学的优雅与笔锋的机智上也是能与他匹敌的。虽然，她的信件都是在宫廷革命阴谋、国内的不安、紧张万状的外交、欲重建俄国疆土的战争等一连串的大事之间，忙中偷空写成，但她的信件如同伏尔泰的一样堪称浩瀚。她的言谈令狄德罗警觉，令格里姆感动至极：“在这些时刻，我们看到这一卓越、举世无双而由天才与美德组成的头脑，正构成燃烧般的一股理想，支配着她，也形成一束束的光芒，从她身上放射而出。大段的评语，紧迫地脱口而出……连续不断地……假如我有能力将这些话逐字地记下，那么整个世界在人类心智史上，将有珍贵甚至精彩绝伦的一章。”然而，在其观念之流中，有一股匆匆的遽乱和不稳。她在决定计划时，总是太过快速，因此她每每未予彻底考虑过。她有时也被繁杂的工作和紧急的事件给打败。虽然如此，她的成就仍是非凡。

叶卡捷琳娜在政治、军事如此高潮迭起的生涯中，竟能找出时间来撰写重大著作、诗、大事记、回忆录、戏剧、歌剧剧本、杂志文章、神话故事、有关西伯利亚的科学论文、《罗马皇帝史》、富有深度的《俄国史杂记》等，洋洋大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769年至1770年，她匿名主编了一份讽刺性的刊物，她本人更是经常撰稿。其中有一篇小品文，描写一位宗教上的伪君子，天天上教堂望弥撒，在圣像面前燃圣烛，而后口中喃喃自语，他祷告上帝是时止时为的。然而，一出教堂后，就欺骗商人，诽谤邻人，拷打仆人，大骂时下的道德破产，哀悼往昔的好时光。她创作的神话故事《卡哈尔王子》，叙说一位年轻人想前往险境拜访传说中无刺的玫瑰，结果发现世界上并无这种玫瑰花，只有这种贞德。这个故事成为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她的戏剧有两部是模仿莎士比亚的历史故事悲剧，其他的大多数则为不做矫饰、只是坦白地描写的喜剧，嘲弄江湖骗子、骗徒、守财奴、神秘主义者、挥金如土的人、互助会会员和宗教狂徒。这几部都描写得不够细腻，虽然叶卡捷琳娜不露其作者身份，却都令观众非常喜爱。她在建于隐宫的剧院幕布上，题了几个字：“Ridendo castigat mores”——“他以笑声来责骂世上的许多行径”，这正表现出她作喜剧的目的。她最好的一部剧《奥列格》（Oleg），从俄国历史上取材，包括一连串不平凡的场景，配上700个演员的欢舞、芭蕾和竞技比赛，显得无比生动与逼真。叶卡捷琳娜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经她秘书修改过，因为她未把俄国文法与文字学通，她也不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女作家，但是文学界由她这一皇家榜样得到无上的鼓舞，使叶卡捷琳娜之治再度大放灿烂的光辉——那是她治国期间的最后一幕。

文学

俄国终于渐渐知悉其在知识上的不成熟了。大批作家谦虚地翻印外国作品，或将一些在法、英或德成了名的作品翻成俄文。叶卡捷琳娜亲自拨出5000卢布，来推动这一外来文学的传入。她本人即翻译过马蒙泰尔的作品。由于俄国人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热心，坦波夫的一位地主拉克玛尼诺夫也翻译了伏尔泰的作品。喀山学院的院长韦廖夫金（Verevkin）则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译成俄文。也有人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希腊或拉丁古典文学作品、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译成俄文。

加夫里尔·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是叶卡捷琳娜为政期间最成功的诗人。他出生在东部的奥伦堡，家世寒微，身上流有鞑靼人的血液，在普罗伯拉岑斯基军团中服务10年，亲眼看到叶卡捷琳娜起而主政，当军官后参加平定普加乔夫之乱，然后力争上游，在参院占了一个席位。他发现叶卡捷琳娜在她的作品《卡哈尔王子》中，替一个善良的公主取名弗丽特娜，于是在他的一首很有名的抒情诗中，也给这位“吉尔吉斯哥萨克游牧部落天仙似的皇后”取了同样的名字，同时他恳求这位皇后：“告诉我如何找寻不带刺的玫瑰……如何追求享乐但要确切而实在地过着日子。”这位诗人称弗丽特娜是一个“从她笔下流出全人类的万般幸福”的人时，他事实上是在颂赞叶卡捷琳娜。他责难自己“昏睡至午后，吸浓烟，饮咖啡……使眼前的现实世界在我面前抖颤不已”，或者沉溺于“金银餐具，亮光闪闪的豪华宴会里”时，朝廷上下都知道这是对波得姆恩的抨击。此外，杰尔查文更是狂喜万分地赞道，弗丽特娜“女皇”“在黑暗中创造光明”，未害过任何人，宽恕小过，让百姓自由言谈，“写寓言故事教导其属民”，“教导卡哈尔学习字母”（卡哈尔暗指叶卡捷琳娜之孙亚历山大）。最后，这位诗人下了这段结论：“我祈求我伟大的先知，愿我能触摸你的足尘，愿我能享有你的言语、你的容貌的甘美泉源。我恳求天上的神祇伸展他们蔚蓝的双翼，暗地里护你……你的事迹你的声名，在子孙后代里闪耀着光辉，如同天上的星光永远灿烂。”杰尔查文曾抗议道，他这番颂赞与美言，并不是为了得到任何报酬，但叶卡捷琳娜仍提升他。不久，他能接近她而也能发现她的缺点了。他不再写任何赞言。他转向更高一级的帝位，撰写一篇“上帝颂”，赞美“三位一体”，赞美上帝将上天治理得如此美好。他常常攻读哲学，附和笛卡儿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式：“我的确是存在，因此你也是。”他的抒情诗在俄国称霸半个世纪之久，一直到普希金出现，才有人能和他媲美，并驾齐驱。

维辛的两部喜剧《旅长》（The Brigadier）和《未成年人》（TheMinor），令首都人士为之惊讶。《未成年人》十分成功，以致波得姆恩劝作者“现在即刻就死，或者以后永不要再写”，意即后来的作品会减低他的声名。维辛漠视这一忠告，结果眼睁睁地看到预言不幸言中。他在晚年旅游西欧，写了几篇精彩的信笺，其中一篇有过如此狂傲的预言：“我们（俄人）正要起步，他们（法人）却要告终了。”

在叶卡捷琳娜主政期间的文学界，最有趣的人物莫如尼克莱·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了。自从因怠惰与落伍而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后，他渐渐成为一个活跃的知识界的人物。刚满25岁（1769年），就在圣彼得堡主编杂志。杂志名《雄蜂》（The Drone），恶作剧地用来对抗苏马罗科夫的杂志《工蜂》（The Industrial Bee）。诺维科夫以生动的笔调，攻击流行于政府上下的贪污。他批评上层阶级那种伏尔泰式的非宗教作风是对道德与人格的破坏。相反，他赞颂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认为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和堪供效仿的道德典范。他说：“古老的俄国统治者似已预言过，通过艺术与科学的介绍表现的，俄国最珍贵的宝藏——他们的道德将会丧失，无可挽回。”就这点而言，卢梭与伏尔泰观点不同，他们曾互相辩驳。叶卡捷琳娜对《雄蜂》杂志投以几分怒色后不久，杂志于1770年停刊了。1775年，诺维科夫加入了“互助社”，而该社在法国的会员虽已在进行革命，在俄国却转化成神秘主义、妄信主义与神秘狂。1779年，他改往莫斯科负责大学出版业务，在他负责之下，该社出版了一大批书籍，3年内的出版总数比该社24年来出版的还要多。由于得到友人的财政支援，他又接管更多的出版业务，后更组成出版社，并在全俄开设书店，宣扬他的宗教与改革的理念。他兴学校，建医院，设诊所，创建工人的模范住宅。

法国大革命使开明君王叶卡捷琳娜一变而为惊慌的专制君主时，她担心诺维科夫的行径会颠覆现行的社会秩序。她指令莫斯科大主教普拉顿调查诺维科夫的思想。大主教报告说：“我恳求全能的慈悲上帝，不仅在这些由上帝托交给我的人民中，就是普天之下，都有如同诺维科夫这种基督徒。”然而，女皇怀疑不安，命令逮捕诺维科夫将其监禁在斯兹卢兹堡（1792年）。他就在那里被监禁到叶卡捷琳娜逝世为止。保罗一世释放他后，他隐居到他在提克文的田庄里，在虔诚的信仰与善行中度过余生。

拉季谢夫的一生却充满坎坷。叶卡捷琳娜派他到莱比锡大学留学，他阅读了一些哲学家的作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雷纳尔对欧洲剥削殖民地和奴隶买卖的残酷所做的报道，使他深受震动。他回到圣彼得堡，心中燃烧着社会理想。由于他被安排在海关工作，他必须学会英语以与英国商人交谈，因此他又博览英国文学，其中受斯特恩的《感伤之旅》影响最大。1790年他出版了一本俄国古典文学，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Journey from St.Petersburg to Moscow）。他强调正统，攻击教会欺骗民众的轻信。他不反对君主制，但主张若统治者毁弃超越一切法律的“社会契约”，则人民有权叛乱。他也描述征兵使家庭破亡及奴隶受到主子虐待的情形。他说，在某个地方，他曾听说有一位地主竟然强暴过60个处女。他也抨击出版物的检查制度，要求出版自由。他不鼓吹革命，但他要人宽大地了解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他向政府和贵族呼吁解放奴隶：“让你们生起恻隐之心吧！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打破你们兄弟同胞的镣铐吧！打开监禁奴隶的地牢吧！给我们健康和生命的农人，有权控制他们耕作的土地吧！”

奇怪的很，书竟然能通过检查而出版。但1790年，正是叶卡捷琳娜担心她的子民会效尤法国大革命之时，于是她交代属下惩罚那位强暴60位处女的地主，但她也下令拉季谢夫要依叛国罪审判。官员们在他的书中发现了许多处记载各城堡正酝酿风暴，而军士们正图起义以打倒残酷的沙皇的情形。同时，对英国人抗拒一个不公正国君的事迹，则有诸多赞词。参议院判作者死刑，女皇将罪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10年。后来保罗一世允他回来（1796年），亚历山大一世邀他到圣彼得堡（1801年）。在那里一年后，他自杀，不为任何理由，或许只是认为他将会再度被放逐吧！他与诺维科夫的命运可谓这一灿烂辉煌的执政期间的众多污点的具体体现。

艺术

叶卡捷琳娜对艺术比对文学多尽了一点心力，因为艺术是上等阶级的喜好，不会因之响起叛乱的警号。但是，流行音乐会在无意之间激起革命意识，因为那种低沉的调子和哀怨的伴奏形成的悲歌，不只倾诉出破碎的爱心，而且道出平生劳苦的凄凉情景。贵族中很少人会听这种歌曲，他们欣赏由加卢皮、帕伊谢洛、萨列里、契玛罗萨等人带到圣彼得堡的歌剧，这类享受全由国家负担费用。叶卡捷琳娜本人并不十分喜爱歌剧。她说：“就音乐而言，我只能分辨出我的9只狗的声调，它们轮流分守我的房间，而我可从远处分辨出其各自的声音。”

她也承认她对艺术并不通晓，也尽可能地发展俄国对艺术的领悟力。她提供一笔基金，由贝特斯基实际开始推动（1764年）。在伊丽莎白时代早已组成了艺术学院（1757年）。她从外国大量购进已获公认和评定的艺术品，陈列在她的艺术馆中。她花了18万卢布，买下了德累斯顿伯鲁哈尔伯爵的收藏；花了4万英镑，买下沃波尔爵士在豪格顿堡的收藏；花了44万法郎，买下舒瓦瑟尔的收藏；花了46万法郎，买下克劳萨特（Crozat）的收藏。她做了一次漂亮的交易，而她本人并不知悉。因为这些收藏包括一百多件拉斐尔、普桑、凡·戴克、伦勃朗和其他不朽人物的作品，其价值随着时代的推进与通货膨胀已大大地增加。她由狄德罗和格里姆（他们两位的沙龙，她非常注意）来指派工作给法国的艺术家们，这些人包括威纳、夏尔丹和乌东。她收有梵蒂冈拉斐尔的壁画如同人像大的复制品，同时在隐宫特设一条长廊来陈列它。

她不太重视俄国艺术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俄国的作品，在欣赏法国风味的她的眼中，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她提供艺术学院教育基金，资助学生，也派几位到西欧研习。就从这一所学院，诞生出历史画家安东·劳森克、人像画家迪米尔·里维特斯基和维拉迪米尔·伯尔维库斯基。劳森克在巴黎学习5年，又在罗马研习3年后，回到圣彼得堡学院教画（1769年）。他与“维拉迪米尔在罗根达之前”互相激励过，两人都振翅图飞，但也许是学院工作太繁忙的缘故，他没有画出众所期望的杰作，36岁即去世（1773年）。此后，叶卡捷琳娜曾雇里维特斯基替一些在斯牟尼学校就读的年轻女孩作画，结果不凡，所作的画等于替她们的美丽作了证。他替叶卡捷琳娜所作的肖像画中，叶卡捷琳娜身着柔软而下垂的长袍，掩饰了她那堪称肥硕的身材。她也曾让维基·勒布朗夫人替她作过画，这位夫人是应叶卡捷琳娜之邀，来给俄国艺术增添一些法兰西光彩的许多法国艺术家之一。

在她从外国请来的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法尔康涅。他于1766年来到俄国，一连住了12年之久。叶卡捷琳娜请他设计，并以青铜铸成彼得大帝的骑马像。他也带来一位年轻的女人玛丽—安·考特，她铸造巨像的头部模型。法尔康涅大胆地向物理定律挑战，他将马像铸成向高空腾跃的态势，而仅以后足着地，另外从卡累利阿运来一座巨大的圆石作为底盘，用以象征彼得克服的巨大的环境阻力。为了求得铜像的平衡，他在后头铸上一条正在噬咬马尾的青铜蛇——此为嫉妒的象征。这一精心杰作历久不变，无论圣彼得堡被改成彼得格勒，或被改成列宁格勒，它永远以那个态势屹立于斯。法尔康涅为这个创作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比叶卡捷琳娜预期的还要久，使叶卡捷琳娜兴趣渐减，因而冷落了雕像。后来法尔康涅返回巴黎，对她、俄国与人生都感到失望。

1758年，吉莱从法国来到艺术学院教导雕塑。他的学生中有三个在叶卡捷琳娜执政期间表现非凡，分别是丘宾、科兹洛夫斯基和斯彻顿。丘宾受波得姆恩之邀，替叶卡捷琳娜二世塑像，该塑像坐落在托里达宫的大厅里，但专家们批评其为“呆板而冷酷”的作品。丘宾替波得姆恩铸造的塑像也是如此。科兹洛夫斯基替萨沃罗夫元帅设计的英雄像同样生硬异常，甚至后来的作品《丘比特》同样呆滞。斯彻顿的主要作品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完成的，尤其是雕柱上的女像，双手擎住苍穹——意即拥有世界的女人，这是属于1812年的作品。伊凡·彼特罗维基·玛尔托斯则专精于丧葬的纪念像，圣彼得堡公墓充满他的泪痕，“他使大理石哭泣”。除模仿外国风格的作品外，俄国本土雕塑家在各方面都落后了。东正教教会反对雕塑，但贵族们对那些出自奴仆的艺术家感到非常兴奋。

建筑在叶卡捷琳娜时代辉煌灿烂，因为她下决心要在首都留下纪念。她说：“伟大的建筑道出一代治世的伟大，其势其力不亚于其他方法。”1779年，她写道：“你们知道，建筑的狂热对于我们而言应强过其他，没有任何地震摧毁过我们兴建的建筑……这股狂热是一件可怕之事。建筑浪费金钱，但是我们建得愈多，愈想再建。那简直是一种病，就像醉酒一样。”虽然她告诉法尔康涅“我甚至不会画”，但是她对艺术另有自己的看法，那种看法或者说受到从赫库兰尼姆挖掘出的罗马古迹和凯吕斯与温克尔曼诸人著作的影响。她脱离伊丽莎白时代那种巴洛克式俗丽装饰的作风和绚丽的洛可可风格，赞同朴素的新古典作风。当时有些人认为她对她的建筑师们，提供过明显的指示和初步的构图。

她发现没有一位俄国艺术家可以实现她的观念，于是，她转向西欧物色秉承有古典传统风味的人才。于是就来了一位让·巴普蒂斯·瓦林·德拉·莫瑟，她在涅瓦河畔建了艺术学院的宫阙（1765—1772年），覆砖和古典回廊的文艺复兴式的外形构成它的正面形象，其内则有一条庄严的半圆楼梯道，通往覆以圆顶的大圆厅。在冬宫的附属建筑群中，瓦林建造了有名的隐宫，那是原想逃避宫廷繁文缛节的去处，却成为她的艺术馆，在今天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博物院之一。1790年，叶卡捷琳娜曾向格里姆描述过它，隐宫可以说是“我的小避居室，它就坐落在近旁，我从我房间到那里来回超不过3000步路程。在那里，我漫步在我深爱的许多事物之中，而这种冬天漫步是我的健康之道”。

从法国也来了一位学古典装饰的艺术家，名叫斯科特·查尔斯·卡梅伦。他用纯银、亮漆、玻璃、彩色宝石、玛瑙和花色的大理石，将叶卡捷琳娜在塔萨斯库·瑟罗的大宫——这是专供自己、她的情夫和狗居住的寝宫，装饰得金碧辉煌、精巧细致，叶卡捷琳娜甚为喜爱。她写道：“我从未看过装饰如此新颖的房间，几周以来，我不停地思念它，毫不感到厌倦。”在这座华丽宫室的附近，她另有一座“自然式”和“英国式”的花园。对此，她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有过如此描写：“现在我疯狂喜爱上英国式花园、小路、曲折的幽径、缓而成阶的斜坡，水池和湖泊……我现在很嫌恶笔直线条。总之，英国狂取代了我的种植狂。”卡梅伦为她的儿子保罗和他美丽的第二任妻子，在帕勒夫斯克（首都另一处近郊）建了一座意大利别墅型的华宫。这位大公和玛拉·费德尔费娜就在这里陈列他们西欧之行收集的艺术品。

意大利方面，则来了一位安东尼奥·里纳尔迪。他替叶卡捷琳娜盖了两栋华丽的宫殿，作为她送给格里格里·奥尔弗的礼物。一栋是在涅瓦河上的大理石宫，另一栋是沙皇村（Tsarskoe Selo）附近的加特契那宫。此外，从意大利来了一位加库姆·夸伦吉。他非常神往帕埃斯图姆一地的希腊神殿建筑，和维琴察帕拉底欧的作品。1780年，经格里姆的介绍，他呈给叶卡捷琳娜一批他希望兴建的建筑计划与模型。叶卡捷琳娜深为其吸引，因此从那天起至1815年，夸伦吉在圣彼得堡城内城外，建了一连串的古典式建筑。其中有隐宫的剧场、斯牟尼学校（这是他对拉斯特雷所建斯牟尼寺院的后续建筑）、帝国银行、马耳他教会的教堂、彼得霍夫一地的英国宫和坐落在塔萨斯库·瑟罗的亚历山大宫。后者是专为叶卡捷琳娜的孙子，即为未来的亚历山大一世设计的，在其落成两年后，亚历山大于1793年即迁入新居。“它是18世纪建筑中最好的精心杰作之一。” [1]

然而，有没有一位俄国建筑师，够得上资格来花费叶卡捷琳娜的卢布呢？其实是有的。叶卡捷琳娜希望在莫斯科留下她的纪念物，她命瓦西里·巴热诺夫设计一座石块砌成的克里姆林宫，以取代伊凡大帝砖制的克里姆林宫。巴热诺夫设计得相当宏大，几乎足可以把凡尔赛宫比下去。当时，凡是看过其竹制模型的人——该模型本身即花了6000卢布，莫不对其建筑设计上的卓越与超级的形态赞叹不已。但是，莫斯科河的改道导致其地基下沉时，叶卡捷琳娜便取消了该宏伟计划的进行。她另筹了一笔基金，使伊凡·斯塔罗夫能有所表现，而在涅瓦河左岸建了托里达宫。她将这光彩献给波得姆恩，以纪念他征服克里米亚的伟大功勋。

虽然她的这些建筑代价太高，叶卡捷琳娜达到了她的目的。当时的梅森曾记道：“一个法国人在冷漠的普鲁士的边界蜿蜒而行，再越过荒凉而未开化的立窝尼亚平原后，突然之间又惊又喜地发现，在这一无垠的荒地里，赫然立着一座宽大而壮丽的城市。城里头的社会、娱乐、艺术与豪华生活是如此伟大，使他认为这是除巴黎之外没有的盛景。”利涅亲王在几乎游遍欧洲各处后，下了这个结论：“不管叶卡捷琳娜有何种缺点，她的公共与私有的宫殿与大厦，已使圣彼得堡成为世界上最精美的大城。”千万农民的血汗身躯也随之化成砖头与石块，奠基在壮丽的宫墙下。

注释

[1] 这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喜爱的居所，1917年他从这里逃到西伯利亚而死在那里。后来改成博物院。二战时受损极重，但后又修复。

生命之旅的终站

叶卡捷琳娜必然会像亘古以来的众多统治者一样，对她所作所为如此解说：“不管如何，凡是人必然要死，那何不让政治家运用天才，将这些劳碌的生灵和某些生命的牺牲化成力量，来建设强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城市呢？”经年的权力斗争，叛乱和战争的挑战，胜败兴衰，人事浮沉，已使她习于冷心硬肠地闻知他人的苦难，而不再有所畏惧，而她也不再理会弱者受到强者剥削的悲惨情形，因为她也爱莫能助啊！

受到数十次欲图推翻她的阴谋的困扰，受到普加乔夫叛乱的惊吓，她对法国大革命恐惧万分。法国大革命初期表现出来的只是人民要推翻荒淫暴虐的贵族和无能政府，她事不关己地忍受这一事实。但巴黎暴民强迫路易十六和玛丽迁出凡尔赛宫，而住在为不受管束的民众围绕下的杜伊勒里宫——这也是立宪大会自行发表声明谓其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而路易同意他只是一个行政官员时——叶卡捷琳娜对这件事可能给俄国潜在的激进分子的鼓励作用，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她准许教士们禁止伏尔泰的作品传播（1789年），而那些作品是她一度甚为喜爱的。不久，她更亲自禁止所有法国出版物的传播，她将她房间的伏尔泰的半身像移到储藏室去（1792年）。她放逐倡导理想主义的拉季谢夫（1790年），监禁热心大众事务的诺维科夫（1792年）。在文学作品与戏剧上，她也建立起类似以前宗教裁判所的检查制度。路易十六与玛丽上断头台时（1793年），她断绝与法国政府的一切关系，并呼吁欧洲王室组成联盟对抗法国。她本人并未加入联盟。她利用这个机会使西欧列强忙碌不堪，而让她完成吞并波兰之举。她告诉她的一个外交官说“我有很多大业未完成”，“柏林和维也纳宫廷必须要忙着他事，我们才能自由行动”。

她早年的自由主义之风还残留到1793年。因为在这一年，有位朝臣向她报告，她孙子的教师拉阿尔普是一个罪恶的共和主义者。她派人找他来，告诉他这一指控。他回道：“陛下，您在将几位大公交托给我以前，也知道我是一个瑞士人，因而我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请求她测验他的学生，然后从其行为来评判他的工作。但是，她早已深知他是如何好好地教导他们。她说：“先生，你要做一个雅各宾党人或共和主义者都可以，随你的高兴吧！我相信你是正直的，这点我就满足了。再和我的孙子在一起吧！好好保持我对你的完全信任，以你一向的热心来教导他们吧！”

在这一连串不安的年代里，她选上了她的最后一位情夫（1789年）。普拉顿·祖伯夫是年25岁，而她61岁了。她写信给她名分上的情夫波得姆恩说：“像一只曾被寒冷冻得麻木了的苍蝇一样，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她这位新“学生”提了一个三面进攻土耳其的计划：一支由他24岁的弟弟率领的俄军，横越高加索进入波斯，切断所有土耳其与其东方的陆上贸易；另一支军队则由萨沃罗夫统领，穿越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此外是由女皇亲自统率俄国新成立的黑海舰队，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多年的准备后，这一划时代的大业开始了（1796年）。德本特和巴库即刻被攻占，叶卡捷琳娜企盼这番胜利的来临，以完成她的计划，而使她的统治生涯达到顶峰。

1796年11月17日晨，她似乎如往常一样愉快。早餐过后，她先回她房间去。但过了一些时候，她并未复出，她的女侍前去敲门。由于一无反应，她们即刻冲入。结果发现女皇倒卧在地板上。她的脑动脉血管已经破裂。那天，她两度出血，而后有一阵子恢复了知觉，但不能说话。是夜10时，她溘然长逝。

她的敌人觉得她的死法对于这样一个女人而言，太过慈悲了。他们永远不谅解她表现的一切矛盾：她有自由的信仰，却是一个专制统治者；面对反对派毫不容忍，也未实行其俄国法律的改革计划，在奴隶制上的废除改革更是向贵族低了头。许多家庭被重税榨贫，千万子弟征战不归，更令人悲恸，对她的胜利他们并不感到高兴。但是，一般说来，对她将俄国疆土推到更宽广、更安全的界域，人民是深为她喝彩的。她替俄国增加了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打开了俄国贸易的新港埠。俄国人口更从1900万人增至3600万人。在外交上，她曾比欧洲当时其他统治者还要狂妄大胆——这一点或许由她兼并波兰之举看得出。

她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实现了彼得大帝西化的计划。不过，对此构想与努力，彼得只考虑到技术层面，叶卡捷琳娜则认为主要是文化上的问题。凭其人格的力量与勇气，她将俄国带出了中古世纪，进入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的现代思潮洪流中。在建立宗教宽容之事上，她在基督教的统治者中（除了腓特烈二世这一非基督徒外）是首屈一指的。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将她与最伟大的君王（Le Grand Monarque，指路易十四）做过如下有利于她的比较：

叶卡捷琳娜的恢弘大度，她执政的灿烂事迹，她的宫廷、制度、纪念物及战争的磅礴气概，对于俄国而言，真是如同路易十四时代之于欧洲一样。但就个人而论，叶卡捷琳娜实较这位君王更伟大。法国造就路易的光荣，叶卡捷琳娜却带来俄国光荣。她与他不同而不如他有利，因她治理的并不是已深受教化的子民，她也非自孩提起就在伟大而有成就的人物之间长大。

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叶卡捷琳娜是“唯一在能力上超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而在她勋业的永久意义上与她匹敌的女性统治者”。一位德国史学家则说：“她是彻头彻尾的一位‘政治人物’，在现代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女性能与她相比，然而，她同时是一位十足的女性和伟大的女士。”我们可以引用歌德所说的话来下结论：“她的失误是时代的感染使然，她的德业却属于她自己。”

法国哲学家、作家卢梭，其论文和小说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和欧洲的浪漫主义。

让—雅克是法国雕刻和金工世家卡菲耶里家族最著名的雕刻家。

法国雕刻家克洛迪翁的《仙女和半人半兽的野人》，其作品体现了洛可可风格的精华。

《乡村婚礼》（格勒兹，1761年）。格勒兹于1759年结识狄德罗，受其鼓励转向创作感情夸张的风俗画。

《偷吻》（弗拉戈纳尔，1788年）。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

路易十五统治期间，法国外交和军事上屡受挫折，道义和政治方面的权威日趋衰落。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成为艺术家和作家集聚的场所。在这里，百科全书派为他们庞大的计划寻求到了资金支持。

路易十五的加冕。路易十四去世后，他的曾孙路易十五成为国王，年方5岁。

18世纪起流行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一位旅行家正指着自己前往意大利的路线。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成为现代最重要的思想传播方式，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认知媒介。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扉页，这本书被认为是卢梭思辨人类学的杰作。

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在法国宫廷中具有稳固的地位，经常赞助画师、雕塑家、工匠及百科全书派。

那不勒斯介于两座火山活动频繁区之间，东为维苏威火山，西北为弗莱雷伊平原。

新航线开辟后，由于缺乏直接进入新世界的优势，威尼斯衰落了。

《皮萨尼家族的颂扬》（提埃坡罗）。提埃坡罗的众多天顶画、壁画与当时巴洛克、洛可可式的教堂和宫殿相映成辉。

意大利悲剧诗人阿尔菲耶里，希望以抒情诗和戏剧促进意大利民族精神的复兴。

查理三世即位后加强内政，立志使西班牙再度成为一等强国，国内恢复了繁荣，在外交方面却不成功。

《查理四世的家庭》。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缺乏领导才能，又引起法国的入侵，使西班牙沦落到法国的附庸国。

《狂想曲》组画中的戈雅自画像（约1798年）。

《裸体的玛哈》（戈雅，1799—1800年）。

《穿衣服的玛哈》（戈雅，1799—1800年）。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杂混着不同国籍、不同语言的人士。

18世纪，圣彼得教堂前围有柱廊的椭圆形广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虔诚的教徒在圣彼得教堂里膜拜，看得出教廷为恢复信仰而做的努力；另一些人对教堂内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艺术杰作更感兴趣。

18世纪后期罗马的画廊，这一时期的罗马艺术停滞了，没有任何兴盛的迹象，城市更是破烂不堪。

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歌德称颂他未曾发现新世界，但预示了新时代的来临。

玛丽亚·特蕾莎是18世纪欧洲强权政治的核心人物，她将哈布斯堡帝国一堆互不相干的领地聚合在一起，使之获得了一定的统一。

约瑟夫二世（右）和莱奥波尔多大公在一起。年轻的约瑟夫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浓厚的政治兴趣，但其标榜的启蒙运动“新哲学”使玛丽亚·特蕾莎感到恐惧。

18世纪末，维也纳学院的画室。约瑟夫二世是典型的启蒙运动的君主，他改革政府和教育体制，并积极支持艺术的发展。

奥地利作曲家海顿。在约瑟夫二世改革精神的推动下，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开创了维也纳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莫扎特自幼即表现出卓越的音乐天才：3岁能辨认大键琴上奏出的和弦，4岁会弹短小乐曲，5岁会作曲。

莫扎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杰出的技巧和大胆的创作，将18世纪晚期维也纳的古典风格音乐推向顶峰。

（美）威尔·杜兰特，（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卢梭与大革命（下）

天地出版社

•成都•

Rousseau and Revoluti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7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Schuster,Inc.

著作权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俊与大革命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8.10

（文明的故事）

ISBN 978-7-5455-4133-5

Ⅰ. ①卢⋯ Ⅱ. ①威⋯ ②阿⋯ ③台⋯ Ⅲ. ①文化史 - 欧洲 -18世纪 Ⅳ.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10496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作　　者：［美］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张旖旎　孟志成

版权编辑：郭淼　玉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制：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波兰之劫（1715—1795）

波兰一览（1715—1764）

萨克森诸王（1697—1763）

波尼亚托夫斯基

第一次瓜分（1768—1772）

波兰的启蒙时期（1773—1791）

解体（1792—1795）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德国（1756—1786）

获胜者腓特烈

重建普鲁士

诸侯国

日耳曼启蒙运动

莱辛（1728—1781）

浪漫的复古运动

狂飙运动

艺术家们

巴赫之后

“老年的”腓力兹（腓特烈）

第六章　康德（1724—1804）

绪论

《纯粹理性批判》（1781）

《实践理性批判》（1788）

《判断力批判》（1790）

宗教与理性（1793）

改革家

遗著

第七章　到魏玛之路（1733—1787）

日耳曼的雅典

维兰德（1733—1775）

“普罗米修斯”歌德（1749—1775）

赫尔德（1744—1776）

席勒的游历岁月（1759—1787）

第八章　魏玛盛世（1775—1805）

维兰德续篇

赫尔德（1777—1803）

枢密顾问官歌德（1775—1786）

歌德旅居意大利（1786—1788）

歌德的公职生涯（1788—1794）

席勒的教职生活（1787—1794）

席勒与歌德（1794—1805）

第九章　歌德的晚年（1805—1832）

歌德与拿破仑

《浮士德》：第1卷

歌德的恋情

科学家歌德

哲学家歌德

《浮士德》：第2卷

生命的终结（1825—1832）

第十章　犹太人（1715—1789）

争取生存

神秘的慰藉

门德尔松

走向自由

第十一章　从日内瓦到斯德哥尔摩

瑞士人（1754—1798）

荷兰人（1715—1795）

丹麦人（1715—1797）

瑞典人（1718—1771）

第四部　卢梭时代的英国

第一章　工业革命

原因

要素

开展

结果与影响

第二章　政坛风云（1756—1792）

政治结构

主要人物

国王与国会

国会与人民

英国与美洲

英国与印度

英国与法国大革命

英雄隐退

第三章　英国人（1756—1789）

英国习俗

英国的世风

信仰与怀疑

布莱克斯通、边沁与法律

戏院

伦敦

第四章　雷诺兹时代（1756—1790）

音乐家

建筑师

韦奇伍德

雷诺兹

凯恩斯博罗

第五章　英格兰之邻（1756—1789）

格拉顿的爱尔兰

苏格兰的文化背景

苏格兰启蒙运动

亚当·斯密

罗伯特·彭斯

博斯韦尔

第六章　文坛景象（1756—1789）

出版界

斯特恩

范尼·伯尔尼

霍勒斯·沃波尔

吉本

查特顿和考伯

奥立弗·哥尔斯密

第七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

缺憾的年代（1709—1746）

字典（1746—1755）

迷人的圈子

旷世天才（大熊星）

保守的心灵

晚年（1763—1780）

解脱（1781—1784）

博斯韦尔

第八章　最后的荣耀（1774—1783）

王位继承者（1754—1774）

法国政府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老实而懦弱的国王

杜尔哥当政（1774—1776）

内克的第一执政期（1776—1781）

法国与美国

第九章　死亡与哲学家（1774—1780）

伏尔泰晚年

卢梭晚年（1767—1778）

接踵而至的死讯

最后的哲学家

哲学家与革命

第十章　光明前夕（1774—1789）

宗教与革命

生活的边缘

沙龙名流

音乐

路易十六时代的艺术

文学

博马舍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的分析（1774—1789）

贵族与革命

农民与革命

工业与革命

中产阶级与革命

力量的聚集

第十二章　政治的溃乱（1783—1789）

钻石项链（1785）

卡洛纳（1783—1787）

布里耶纳（1787—1788）

内克再当大任（1788—1789）

米拉波

最后的预演（1789）

三级议会（1789）

冲向巴士底监狱

结语

第四章　波兰之劫（1715—1795）

波兰一览（1715—1764）

地理状况、种族、宗教和政治情形都是波兰先天的敌人。它的国土面积与法国相当，就1715年的疆界而言，西自奥得河起，东则一直延伸至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然而，它没有高山、大河的天然疆界在东西两界作为国防上的屏障。其国名本源自“Pole”（意即田野或可耕地），而该字正是平原之意。它本土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出海口，即但泽。另外的维斯图拉河出海处，因为太接近普鲁士，所以根本谈不上防卫。民族的构成也不单纯：占多数的波兰人有650万人之多（1715年），还有德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互相火拼，尤其是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宗教上也不统一，罗马天主教教徒占多数，统治并压迫“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本身也不团结。政治上更无团结力可言，因为最高权力掌握在完全由贵族组成的国会手中，而每位代表凭其自由否决权，可以取消其他代表的任何提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会期或任何一期国会中途夭折。国王由国会选举，同时一切遵照“约定”，这是他签了名作为选他的交换条件，其实即使有任何接替王位和获得稳固的支持力的保证，他也实行不了长期政策。贵族要求毫无限制的立法权，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完全自由地管理其土地与奴隶。然而，自由的精义就是它本身也要受限制。它不受限制时，那也就等于被宣告死亡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了。索别斯克之后的波兰史，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大事记。

几乎全国的土地都由封建体系下的农奴耕作，但农奴毫无上诉权。虽然地主有时显得非常仁慈，但他们通常更像是专制君主。农奴不但要交给他们要求的生产量，同时每周要在田庄内工作两三天，作为对主人恩德的报答。幸好，波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尚能糊口。但是，库克西形容他们“比我在旅游中见过的所有百姓还要穷困、贫贱和悲惨”。他们的主人只是低阶的贵族或乡绅（Szlachta）而已，他们还要向他们头上的几百位拥有或控制广大地区的大地主效忠，绅士阶级充任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职位。理论上他们也控制国会，事实上，波兰的政治是由大地主或其家族控制的，他们以经济上的影响力或直接以贿赂手段，操纵绅士阶级彼此明争暗斗。

在波兰，家族仍然保留其超越国家的原始优先权，拉德兹维尔、普土克斯、卡扎托斯克斯三大豪门，其个别的家族情感紧密结合的程度，胜过任何国家民族的同属感所能产生的联结力。在此意义下，爱国心的表现成为对父亲的尊重，尤其是对族中长老的尊重。家族如同机构一样地刻板，因为那是经济生产和道德纪律的单位。因而，在此制度下从来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子孙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形。一般说来，孩子们都留在祖产的事业上，而只要其父仍在，就完全听命于父亲。家族因为权威的统一而飞黄腾达，缺少这种统一性的，则势力日减。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由父辈们集中管制，很多家族由于其产物与出口的再投资利润，财富不断累积。结果，竟有一些家族在财富方面超过国王。18世纪，波兰20大家族每一家族每年在家务开支上，都要花上20万利维尔，权势赫赫的家族将自己的家当作宫廷，既有家臣、私有军队、无数的侍仆，又有类似皇家的排场。比如卡诺尔·拉德兹维尔，他的领地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在1789年一次4000名宾客的大宴中，就花了100万马克。

波兰最有名的家族是卡扎托斯克斯，家喻户晓，被直称为“大家族”。自15世纪以来，它一直占有王侯之位，同时与1384年至1572年统治波兰的乔治尔奥家族联婚。立陶宛副首相卡斯米尔兹·卡扎托斯克斯亲王与伊莎贝拉·莫施蒂因的婚姻（1741年），也使这一家族吸收了法国文化。她带给他3位有名的孩子，其一为弗雷德里·米西尔，后来成为立陶宛的首相；其二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后来成为“红俄罗斯”有王权的亲王；其三为康斯坦蒂娅，她与斯坦尼斯拉斯一世结婚后，生有一子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波兰历史上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另一渐趋明显的特色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其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衍生。他们很早以对俘虏行人道的待遇而闻名。当时一位人士说：“若我生而为奴隶，我愿意做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卡扎托斯克斯亲王的奴隶。”他们建学校给小孩子们就学，供给他们教科书，建教室、医院和模范乡村。他们召来老师与学者，在其位于普劳维（Pulawy）的田庄与别墅里，为国家教导出生于任何阶级的有为青年。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自由否决权的行使，因为他们主张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但是，许多家族反对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否决权是他们防止君主集权专制的唯一方法。其中最强硬的反对派是普土克斯家族，这一家族的领导人物弗里希·波托茨基侯爵，在乌克兰有300万英亩的领地，他巡视时，可以从任一方向行30英里，而不出其领域。

16世纪，工业与商业曾使波兰国家壮大，城镇繁荣，然而地主与受地主摆布的国会两者的敌视，导致其发展停滞不前。很多城市恰好坐落在封侯的私有领地内，而这些封侯力赞农业反对工业，因为他们唯恐独立的中产阶级会因之兴起。此外，庄园内的农奴手工业的竞争，使城镇的工业受挫。安东尼·波托茨基于1744年写道：“城市荒芜得很，我们只要一望即知，除了华沙一地外，全国第一大的城镇大概只有盗匪巢穴一般的规模而已。”利沃夫（Lvov）的街道杂草丛生，有些广场已成旷野。克拉科昔日为欧洲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沦落为只剩9000居民的寂寞小城，显赫一时的大学，也只剩下600个学生而已。

城市的荒废部分归因于叶卡捷琳娜的再度征服。许多被驱逐的新教徒以前都是商人和工艺匠人；除了波兰西部（那里无数日耳曼人留了下来），波兰新教人口的锐减使波兰土地尽归地主所有，这些地主若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居于东方的东正教徒或唯一神教派教徒（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但仍保留其东正教仪式的教徒）。占全国总人口8%的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与议会之外。所有对他们的诉讼都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法庭判决。宗教仇视已达到顶点。1724年，在多由新教徒居住的地区托伦城，民众因为愤懑一个耶稣会学生的行为，而污辱圣体，践踏圣母像。9个滋事者被判处死刑。波兰的新教徒于是向南部的普鲁士求助，希腊正教教徒则向东方的俄国求援。俄普两国都伸出援手，因此步向入侵与瓜分波兰之途。

波兰人的德行在桌上宛如德国人，在床上则一如法国人。农民因需要照顾其土地和妻子，所以长久习惯于一夫一妻制。但在首都，这一制度实难以维持，因为女人既美又富“诱惑的仪态”，而她们又不许她们的良好教育来收敛她们的魅力。据说，华沙的女人在性生活方面的放纵，堪与巴黎女人相比。波尼托夫斯基向我们保证过他到22岁时仍是处男，但他又补充说明，有这样的操守在他那个阶层里实属例外。酗酒不分阶级，普遍流行。在农民中，它可带来暂时的遗忘，忘掉贫穷、艰苦与寒冷。在贵族中，则可安慰他们的孤独与烦恼。所有阶级的男士都视酗酒为一种成就而非罪恶。潘·库玛西泽乌斯克能够一次饮尽一大桶香槟，而面不改色、神志清醒，这使他深以为荣。波尼托夫斯基更被警告说，除非他一周醉酒两次，否则将失去民心。好客的风气全国盛行，但好客程度的高低全看被款待客人的酒量而定，有时，竟需以一大片土地或以一个城镇作抵押以备盛宴之需。

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更以其服饰来点缀周围的景观。农民在夏天，随便穿着以粗亚麻做的衬衫与膝裤，既无袜子又无鞋子；在冬天，则裹着厚厚的衣服，从不讲究颜色，也没有时间修饰。为数72.5万人的绅士阶级则不然。他们脚穿马靴，头顶羽帽，身着丝制或绣花边的彩色袍子，腰际系着一条宽大有图案而且色彩鲜艳的织带。这一身神气十足的民族服饰是立陶宛人在乌克兰与土耳其人接触后而引进的打扮。这也可代表波兰人与土耳其人为对抗奥地利或俄国而行的临时结合，它也许表现出波兰人的行为举止与性格带有某种亚洲的风味。

具有文化传统的波兰在1697年至1763年，却因其萨克森诸王对斯拉夫文学与艺术的不关心和两次蹂躏全国的大战，而毫无进步。天主教会不但是首要的艺术赞助人，而且也是教育的教导者和知识与文学的主要来源。它处心积虑地将波兰带到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运动的洪流之外；不过，在这一范围内，它也推广了知识，教化了民众。基辅主教约瑟夫·扎鲁斯克在华沙替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的图书馆收集了20万册的书卷，1748年，他将该馆开放给大众使用，并送给国家。而他自己生活俭朴，在力保波兰独立的战争中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促使年轻而热切的教士斯坦尼斯拉斯·卡纳尔斯克改学历史与法律的，也正是这位基辅主教。卡纳尔斯克编纂的从卡西米尔大帝到他那个时代的波兰法典，在1732年出版了四卷中的第一卷。对于他而言，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出波兰很可悲地漂浮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之外。他深信，若要再生，必须从上层做起，因此他在华沙建立一所贵族学院（1740年），家世上等的青年可在那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学数学、古典语言与文学（耶稣会教士在这方面的教育是颇有成果的），而且研习自然科学与现代语言。这真是值得称赞的创举，因为他既无财源，又无教科书，师资与学生俱缺，然而在15年的辛劳耕耘后，贵族学院成为一所有名望而为人赞誉的学校，更成为波尼托夫斯基执政期间文化兴盛的源泉，也是1791年开明宪法诞生的主力。他呼吁改革波兰语言，剔除拉丁字句和华而不实的修辞。但全国都表示反对，仍旧照学传统语言不误。卡纳尔斯克于1760年至1763年出版了波兰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论著，标志着其事业与声名达到最顶峰。该论著虽称为《论辩论的有效行使》（On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Debates），表面上看来毫无政治色彩，其实是对自由否决权的口诛笔伐。对否决权虽然另有许许多多的抗议，但1764年后，国会还是被自由否决权瓦解了。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的波兰宪政是由于得到卡纳尔斯克的助力而开始的。

在波兰逐渐苏醒并重见光明之前，它一直要在萨克森王的统治下，痛苦地度过67年的混乱、屈辱和败亡的苦痛岁月。

萨克森诸王（1697—1763）

波兰国会通过提案，将伟大的索别斯基之子的波兰王冠，交给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这位选帝侯因与天主教和解，一夜之间成为波兰王（强者）奥古斯都二世。瑞典的查理十二被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取而代之（1704年），查理在波尔塔瓦被打败（1709年），而奥古斯都重得其王位。奥古斯都在18世纪的诸君王中，享有最少的立法权，但享有王室所有的性生活特权。由于他没有能力治理波兰，他将他的爱人送回萨克森美化德累斯顿，然后沉溺于啤酒中，在女人身上消耗他的生命力，而这些女人中只有一个是波兰美人。在他执政晚年，他打算将波兰瓜分给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但他在实现这一罪恶前就死了（1733年2月1日）。他在其临终的床上说：“我的一生真是恶贯满盈。”这真是肺腑之言。

在选举国王的会议召开期间，法国公使利用银弹攻势，赢得议员和官员们关于恢复斯坦尼斯拉斯王位的保证。自被贬之日起，斯坦尼斯拉斯一世就在阿尔萨斯静候。1725年，他女儿玛丽和法王路易十五结婚，成为法国皇后。因此，路易希望他岳父复位，而执行法国联合普、土两国以围堵奥地利的政策。但是，俄国政府唯恐这样一来会削弱俄国对抗土、普那种势难避免冲突的力量，也运送了大批卢布到华沙设法阻止法国的预谋。结果，利维尔压过卢布。1733年9月10日，斯坦尼斯拉斯成为波兰王。

但是一群少数派拒不承认该次选举，于是他们拉拢俄国，当时俄国军队已进至维斯图拉河，而且宣布萨克森选帝侯为波兰王奥古斯都三世（10月6日）。由此兴起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俄国首次决定性地干涉波兰事务。斯坦尼斯拉斯期盼有一支波兰军队护卫他，但除了纸上所载的外，看不见真的一兵一卒。他逃到但泽，乞求法国援助。法国政府当时由弗勒里大主教主政，而他不想与遥远的俄国作战，因此只派一支2400人的军队前往。对峙的结果，1.2万名俄军自然以量取胜。斯坦尼斯拉斯逃离但泽，退隐洛林。1736年1月，他签了退位书。7月，奥古斯都三世成为波兰王。

但是，他治理这个混乱不堪的君宪国家，比斯坦尼斯拉斯更加不适合。一度，他与卡扎托斯克斯合作，欲制止自由否决权的行使。波托茨基却不时地动用自由否决权来保有该制。奥古斯都终于放弃努力，而逍遥在德累斯顿，很少回波兰。贪污贿赂不但横行如常，甚至更加恶化。国王无法改善，只好与它合流，于是他也将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大地主控有军队与法庭，他们直接与外国强权谈判，而得其资助。法、奥、普、俄四国展开竞争，希望能从这即刻就要瓦解的国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奥古斯都临终与死后（1763年10月5日死亡）的一段时间，提名其后继者的竞赛，花样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外交手段竞相登场，也有“战争边缘”的运用。波托茨基号召建立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以保护波兰免受外强的宰割。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则退到俄国的荫庇下，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妥协。俄国声称有波兰境内占少数的希腊正教徒的保护权，并追溯至800年前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约956—1015年）时代，东波兰省是从俄国手中被夺走的。法国则赞同奥古斯都三世之子承继王位，因为若俄国控有波兰，整个法国对东方的外交政策都要失败。腓特烈大帝因刚结束对法奥的7年艰苦战争，需要得到助他逃过灾难的叶卡捷琳娜的友谊。因此，他同意支持她的波兰王位候选人，同时与她签了条约（1764年4月11日），秘密地约定反对任何对瑞典或波兰宪政的改变，否则王权的增大会导致这两者或其中之一危险的扩大，他们提议要以自由之名来制止混乱。卡扎托斯克斯之所以为叶卡捷琳娜的绥靖劝服，是因为她保证在情势恢复稳定后，支持他革除自由否决权，同时，她要选定受他们家族保护者之一，即他们的家臣为王位候选人。1764年9月7日，在卢布的攻势与3里外的俄军逼近之下，国会一致通过选定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为王。

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生而为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克拉科总督，后于1732年1月17日投效卡扎托斯克斯家族。他告诉若弗兰夫人说：“我在极其严厉的教养中长大，在今日你们找不到像我母亲那一类型的女人，我父亲则仅以他本身为典范来教诲我。”年方十六，他即开始出国游历。1753年，他的外貌、风度和年轻深深地令若弗兰夫人为之迷醉，也吸引了她整个沙龙的人士，他几乎风靡全巴黎。几年之后，他也跟着时尚，写了一段自画自剖的文章，其中所述与真实情形完全符合：

若我再高一英寸，若我的鼻子稍微不那么又勾又直，我的嘴再稍微小一点，则我对我的外貌身段就完全满意了……虽有这些瑕疵，我相信我的面部是高贵而富有表情的，我的外形是出众的……我的近视常令我看来有点笨拙，但这种感觉只是片刻的。的确，我容易触怒别人，因为我太走相反的极端，也就是行径太过高傲。美好的教育使我能够弥补我心智和身体上的缺陷，因此很多人对我的期望，比我能做到的还多。我的机智使我参加任何谈话，但总是无法持久和太过频繁。然而，我生性具有的同情心与友爱心总是一大助力。我天生对艺术有癖好……但是我的惰性令我无法深入艺术与科学。我不是做得太过分就是全然不做，我对事物的判断力不错……但是我特别需要好的建议，来帮我实现我自己的任何计划。我易受感动，但常为悲伤而较少为快乐所动。我很快就会懊恼……我喜爱时，我喜爱得极其狂热……我不报复别人。虽然在激动的片刻之间，我很想报复敌人，但我从未将这种意愿实施。因为同情心总是及时介入。

观察自己、表达自己如此得当，正表示波尼亚托夫斯基是生而为思考与写作，而非为计划与施行的人。他遇见过孟德斯鸠，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有法国社会那种心智上的优雅与细腻之风，并带有相当程度卢梭表现出的那种感情。他对女人很敏感，每每觉得她们给予他的，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是无价的。曾经有过谣传说，他在巴黎负债累累，而后因之被捕，但在被监禁一小时后获释，因为若弗兰夫人替他偿还了10万利维尔的债务。

在巴黎过了5个月、学会了英语之后，他到英国去。他参观了好几次国会的会议，一心想要以孟德斯鸠描述的英国情形来改造波兰的情势。旅游结束回国后（1754年），他被任命为立陶宛的高级总管。一年后，他陪同查理·威廉亲王前往俄国，此行结果令人颇为满意。1756年回国，1757年以波兰大使的名义再度前往圣彼得堡。后因参与1758年欲图推翻伊丽莎白的阴谋，被迫即刻离开俄境。叶卡捷琳娜那时的确对他的离去感到悲痛，但后来在支持他为波兰王时，已不是因为她仍喜爱他，而是因为（据她的说法）他比起别的候选人来力量最小，因此会更为感激她的支持。至于他本人，则从未从兴奋而难以忘怀的短暂结合中清醒过来。他回忆中的叶卡捷琳娜是心肠尚未被权力硬化的女人，他对她的一股迷恋即使在她利用他作为统治的工具时仍然存在。

在他被选为王时，他告诉若弗兰夫人：

我亲爱的妈妈：自从前天起，如此称呼你似乎是我更大的荣幸（他的亲生母亲现已死）。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过一次选举如此平静、如此一致……王国所有的尊贵夫人都到了，她们居于一大群的贵族之间……被所有的男士与女士的声音欢呼着时，我有一种满足感……但你为何不在场呢？你应该提名你的儿子的。

从这封信我们可“看出”他的“母亲”后来步上坎坷的欧洲大路，来造访她在华沙皇宫的“儿子”（1766年）了。她对法国与波兰文明的差距，没有一点实际的概念，因而她希望他能在一年内将落后一个世纪的波兰大肆整顿赶上他国。但她的这个建议带给他诸多麻烦，因为她使波尼亚托夫斯基紧张地表现才能，尽量地尽儿子应有的孝心。她回去时，虽然他以一番好话和用钻石镶嵌的自己的画像送给她、安慰她，其实在内心里觉得松了一口气。回国之后，她对他的爱趋于狂热，她从维也纳写给他的信中，肯定她对他的“感情是我生命中不可少的东西”。

波尼亚托夫斯基尽全力而为。第一年，他对政府上下的大小事务尽忠职守。他日日参与他的大臣们的议事，并工作至深夜，对任何问题了如指掌。他成功地施行了几项措施，训练出一批才干超群、完美无缺的文官。他使自己尽量地平易近人，以和蔼可亲而不以其对改革的热心来吸引人，但是他这一股精神被他对叶卡捷琳娜甚至对俄军的依赖感减损、冲淡。这些俄军是她派留在波兰境内，以保证他的安全并令他服从的。她的大使奥托·斯达克伯格伯爵监视他，以免他忘了后台老板俄国。

他受到远近各处的敌人的包围。当时，波兰的权贵分成两派：一派以波托茨基家族为首，要求在改革施行之前独立，同时希望保持贵族的强盛，以牵制王权；另一派以卡扎托斯克斯家族为首，主张先行改革，他们认为当时波兰的混乱情势，国力太弱，无法摆脱俄国的保护。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支持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他的放纵奢侈和眷恋女人感到十分悲痛。国会准他每年花费220万泰勒，1786年提高到614.3万基尔德——后者约等于政府年收入的1/3。他的花费比这还多，他从国内和海外银行到处借钱。国家曾两度偿还他的债务。然而，1790年他仍负债1150万基尔德。他和叶卡捷琳娜一样，想以大兴土木作为他执政的永久纪念。他自己和他的仆从来来回回地在两处富贵华丽的宫殿中过日子。他耽于昂贵的享乐，他滥施赠礼给艺术家、作家和女人。

他个人的魅力也让他有所付出。继位时年仅32岁，潇洒而有教养，大方而仍未婚，于是吸引了渴望得他青睐和他财源的大批美女。一些无法同他结婚的女人，也都乐意与他同床，而一些巴黎来的女演员同样欲得国王宠幸。卡扎托斯克斯家族抗议。他承认过错，但不改恶习。最后，一位女郎名叫帕尼·格拉伯斯卡终使他走向圣堂，秘密地结了婚。此后，他的性生活备受监督，因而较有时间参与政事、文学和艺术。

他本人对艺术家和当时作家的作品与生活非常感兴趣。如同叶卡捷琳娜一样，他收集绘画、雕像和书本，建了一座艺术陈列室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内，给了伏尔泰崇高的尊荣。他替当地的艺术家找事做，也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请来一些艺术家。皮拉内西和卡萨诺瓦两人不能来，但他们在意大利替他做了很多作品。他将王宫的一部分改为艺术学校，同时提供一大笔资金，使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能到外国进修。他在华沙附近建了一个瓷器厂，其产品优良，堪与梅森和塞夫尔的产品媲美。他鼓励富有的波兰人——如阿达姆·卡扎托斯克斯、伊丽莎白·鲁勃米斯卡、海伦·雷得兹维尔——收集艺术品，聘雇艺术家，并重新建造和装饰其华丽的居所，以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来取代萨克森时代的洛可可式样。但他本人喜爱古典与巴洛克两种风味的调和。达莫纳克·莫里尼就以这种风格来设计波兰郊区的拉兹克宫。此外，外国画家也在训练一批新生的波兰年轻艺术家，这批人在波兰失去自由后也都成熟了。

腓特烈大帝在波兰自身的改革过程中设下的障碍，是波兰走向灾难的第一步。到目前为止（1767年），叶卡捷琳娜似乎仍然不愿瓦解这个显然一切已受俄国影响的波兰。瓜分会扩大普鲁士的领域，这比一个听命于斯拉夫的波兰，更能构成俄国参与西欧事务与文化过程的重大障碍。她对能要求波兰给予非国教教徒百姓充分的民权，已感到满足。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要求不仅止于此。他永不认为西普鲁士这一大多数居民皆为日耳曼人和新教徒的地区，应该归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统治。因此，瓜分某些部分的波兰领土是他永难忘怀的目标。波兰本身所生的任何力量，无论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会阻挠这一目标的达成。因此，他在波兰的代理人赞同自由否决制度的维持，反对波兰国家军队的组成，而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也表示欢迎，因为这为其入侵提供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教士阶级的不宽容态度，与腓特烈大帝的计划恰恰不谋而合。它反对任何给予异教徒民权的措施。在白俄罗斯——当时是波兰国土的一部分，包括明斯克一带，罗马天主教当局从希腊正教会手中，接收了200所教堂，而将其交给唯一神教派教徒。东正教社区则不被获准修补他们破旧的教堂，也不准翻新或再建新教堂。波兰的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抱走，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养下长大，以服从其权威，这种情形更是很普遍。东正教教士百般受到刻薄的刁难，有些甚至被处死。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赞同宗教宽容，但是他明白国会会反对承认非天主教徒的国会代表权的任何措施；同时，一旦有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而他也认为这一提议务必暂缓实施，至少等到自由否决权部分地被限制时，他推行计划的力量才能加强。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两人都回答波兰说，他们除要求他们各自在波兰境内的少数教派教徒能受到赐惠外，对波兰是别无所求的。普、俄、丹麦与英国对1766年10月和11月开会的波兰国会，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他们在波兰境内的相同信仰者，能够享有充分的民权。

然而，代表们听完能言善辩的克拉科主教卡杰坦·索蒂克慷慨激烈的演说后，群情激愤，不但要求驳回请愿书，而且要求处死他们在波兰国内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波兰和上帝的叛徒。一位代表企图替请愿书辩护，但备受攻击，险些没命。波尼亚托夫斯基为了使激动的国会冷静下来，发行一本小册子，名为《一位好市民的深虑》（Considerations of a Good Citizen），呼吁全波兰人团结一致，并警告人民，分裂只会招来外侮。同时，他要求波兰驻圣彼得堡大使力劝俄国脱离请愿诸国的联盟。他写道：“若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结果必定是一个对非国教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及带给我一次拉维立克（Ravaillac，暗杀之意）的大成果……女皇会使我这件王服变成复仇之袍。我将不得不在放弃她的友谊和与国家为敌两者之间做一抉择。”叶卡捷琳娜通过她在华沙的大使尼克莱·列普宁，如此回答他：“我想不通何以一个国君只因支持合理正义的请求，就幻想自己成为国家的叛徒。”由于空间上的距离与教育上的不同背景，她实在觉察不出波兰人那股高昂情绪与骄傲造成的燎原之势。一群新教徒贵族在桑恩城组成一个联盟，而卡扎托斯克斯一派人士在拉多姆组联盟时，叶卡捷琳娜嘱令列普宁告诉他们俄国会出面保护。以这个借口，俄国陈兵八万于波兰国界，一些更已进入华沙。

国会于1767年10月复会。泽卢斯克和索蒂克两位主教鼓励代表们坚定立场，反对任何宪政的改变。列普宁越过波尼亚托夫斯基，以侮辱女皇为名逮捕了主教与两位俗人，将他们送到莫斯科西南90英里处的卡卢加（Kaluga）。国会抗议，列普宁警告道，若他们进一步反对，他将送40个而非4个代表出境。1768年2月24日，国会终于对战争的威胁低头，同时与俄签约，接受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条件：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非国教徒任国会代表与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的诉讼，要由混合法庭审判。国会、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对该约有关自由否决权除一些经济上的立法外仍然保留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国会谦逊地接受叶卡捷琳娜为新宪政的保护人。对此，她保证只要这种和解关系持续不变，波兰的国家领土必然完整，她对她不仅给予波兰人超过英国人享有的宗教自由，同时阻止了腓特烈瓜分的计划，感到非常欣慰与满意。波尼亚托夫斯基受到哲学家的恭贺，人民却指责他。

第一次瓜分（1768—1772）

波兰的爱国志士与教士们同意腓特烈的看法，即不接受这一情况的安排。罗马天主教教士强烈地指责波兰沦为俄国异教徒的附庸。卡米内克区的主教阿达姆·克拉辛斯基和约瑟夫·普拉斯克（即为美国独立奋斗的卡西米·普拉斯克的父亲），在各地讲道和散发各种小册子，试图唤起波兰人保护他们的政治自由与宗教独裁。在国会向列普宁屈服后的一周内，一群波兰人在波属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上的小镇巴尔城，组成巴尔联盟（1768年2月29日）。该联盟在财政上的支持者都是对叶卡捷琳娜与国王深怀怨恨的大地主。腓特烈对他的党羽原本的称呼为“白痴的群众”，现在这些群众心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为唯一真正的信仰义愤填膺。这股激情更由诗人以沉重的哀婉语调道出，他们痛感波兰所受的奇耻大辱和国王的“叛离”。于是武器与资金纷纷从土耳其和奥地利送到爱国志士手中，达姆瑞兹更从法国来到此地将民众组成战斗团体。一心一意想恢复萨克森王朝的波兰人也加入这一运动，于是这一运动在短时间内就蔓延到全国。列普宁向叶卡捷琳娜报告，“全波兰烈火将烧”。波尼亚托夫斯基想加入这一联盟，但联盟里的死硬分子吓走了他，他们警告他，即使不处死他，也要将他罢黜。若我们相信伏尔泰的报道，30个联盟在琴斯托霍瓦（Czéstochowa）会师宣誓：

我们秉着一股神圣和宗教的热心，下决心替斯坦尼斯拉斯·奥古斯都触怒的上帝、宗教和我们的国家报仇，他是神圣法和人间法的唾弃者，是异教徒和非教徒的颂赞者，在圣母神圣的圣像前，我们保证并发誓要将践踏宗教、侮辱圣母的他，从这个世界上除去……请上帝保佑我们！

列普宁下令俄军平乱。他们把巴尔联盟军民赶到土耳其边境，并烧毁一座土耳其城镇，土耳其于是对俄国宣战（1768年），土耳其要求俄国军队撤离波兰，还波兰自由。哥萨克人利用这一骚乱入侵波属乌克兰，不分青红皂白地恣意杀戮地主、犹太司务、罗马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居民。在某个镇上，就杀害了1.6万名男女和儿童。联盟方面也以牙还牙，谋杀了所有能逮得到的俄国人和非国教教徒，因此清教徒和犹太人连遭两方面的杀害。在这几年间（1768—1770年），有为数5万人的波兰居民死于战争的屠杀中。

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波兰如何被瓜分一事了。波兰内部联盟也被其敌人指控为与其外国盟友联合瓜分波兰。1769年2月，腓特烈大帝修书致圣彼得堡，提出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的建议案。叶卡捷琳娜回道，若普奥愿协助俄国将土耳其人驱出欧洲，她将同意普国占有部分波兰，即隔开普国主要本土与东普鲁士的那部分波兰土地——其余的波兰领土归俄国保护。腓特烈不以为然。法国方面的舒瓦瑟尔，则力劝奥地利务必取得紧接匈牙利边境的波兰领土。奥地利认为这是好主意，也是行事的好时机。于是1769年4月，占领了波兰的斯普兹省（Spiz）。该省1412年曾由匈牙利抵押给波兰，后一直未赎回。1770年，战争中暂时成为波兰共同防卫者的土耳其，向奥地利提出一个两国瓜分波兰的计划。

这些各色各样、不同形式的谈判不断进行着，西欧列强本身觉得波兰的瓜分是它本身政治上的混乱、宗教上的仇视、军事上的无能注定的结果，“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家都认为这一灾难无法避免”。但是在波兰内部联盟的波兰人，此时仍要求一个国会代表，前往西欧要求社会主义哲学家马布利和反派哲学家卢梭两人，替波兰人起草新生的波兰需要的临时宪法。1770年至1771年，马布利提出他的建议案。卢梭则于1772年4月，即第一次瓜分条约签字后两个月，才完成他的波兰宪法。

巴尔联盟（上文所指的波兰内部联盟）在其溃败之前，也曾制造出几回高潮。1770年3月，它在土耳其城市瓦尔纳（Varna）宣布罢黜波尼亚托夫斯基。1771年11月3日，一些联盟分子截获了他。是时，他趁夜离开他的一个叔父的家，联盟分子的声势与力量压倒了护驾者，在先行射杀了一位护卫者后，即将国王拖出马车，用刀抵住他的头，然后将他自首都绑架而出。行经贝勒尼森林时，遭到巡逻队的攻击。在一场混战中，波尼亚托夫斯基乘机逃走，他立即通知皇家警卫，他们出城护驾，一场战斗到破晓方告结束。凌晨5时，国王衣衫褴褛、血渍斑斑地回到宫中。从此，政府与联盟方面妥协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波尼亚托夫斯基倒向俄国怀里，联盟军几乎全被镇压，最后只剩一些残余分子留在土耳其——这正是新月旗护卫着十字架（1772年）的场面。

这时，俄军向黑海与多瑙河的推进，深深困扰普、奥两国，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都不乐于见到俄国控制黑海，更不希望俄国控有君士坦丁堡。根据1764年和1766年的条约，普鲁士保证俄国一旦遭受攻击，即出面援助。土耳其在名义上成为1768年俄土战争的攻击者，普鲁士现在却因援救俄国而殃及本身。奥地利则对俄国军队进入瓦拉几亚，愤愤不平，因此威胁要与土联盟对抗俄国。如此一来，俄国即可要求普国攻击奥地利了。但是腓特烈已受够了战争之苦，他为了攻下并占有西里西亚，已打过两次战争。难道要再兴战事吗？不，他希望运用外交途径。也许运用得当，三强可因瓜分波兰土地而互相妥协。而俄国大使已是波兰的真正统治者，若旷日持久，俄国准会用尽所有借口将波兰完全收归在其领域之内。现在是否来得及挽回呢？是的，假如叶卡捷琳娜答应只取得波兰的东部，从多瑙河撤军，腓特烈可取得波兰西部。倘若奥地利有机会分赃，是否会缓和它的好战心呢？

1771年1月，腓特烈的弟弟亨利亲王，在圣彼得堡向俄国外交官提出瓜分计划。帕宁反对道，俄国已保证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但他提醒，这一保证是以波兰遵守新宪和结盟俄国为重要条件的，现在众多的国会代表加入巴尔联盟，这一承诺自然失效。但即使如此，叶卡捷琳娜也不很乐意。她心想，为何要与腓特烈分享她即将全部取得的波兰呢？为何要给予普国更多的土地、资源、波罗的海港口和更多壮汉组成的军队而强化普国呢？但是，她也不想与腓特烈打仗。腓特烈有18万人的军队。她更希望用他来阻止约瑟夫与土耳其联合以对付俄国的举动。她现阶段的目标是黑海而非波兰。1771年1月8日，在一次舞会中，她突然向亨利示意她初步同意腓特烈的计划。

对如何分赃的谈判，前后共花了一年时间方达成协议。腓特烈要但泽港，叶卡捷琳娜反对。对此英国也反对，因为它与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都要依赖该港口。奥地利却为此大肆动员，暗中与土联盟。1772年2月17日，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签了瓜分波兰的“协定”。叶卡捷琳娜放弃俄国对瓦拉几亚与摩达维亚的权益要求，安抚了约瑟夫。而1771年的大歉收，也使约瑟夫不能充分给养军粮。另一方面，玛丽亚·特蕾莎劝阻她儿子不要参与波兰大劫。腓特烈与叶卡捷琳娜两人已经开始实际占领其自封的领域，情势迫他非签约不可。1772年8月5日，约瑟夫终于在该约上签字。

令人诧异的是，该条约竟允许波兰保有其2/3的国土和1/3的人口。奥地利取得瓦哈依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南波兰、加里西亚和西波多利亚三个地方，总共面积2.7万平方英里、人口270万人。俄国则取得从东波兰到杜味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总共面积3.6万平方英里、人口180万人。普鲁士取得除了但泽与桑恩两地外的“西普鲁士”，面积1.3万平方英里，人口60万人。腓特烈分得的最少，但他成就最大，因为他成功地促成几位阴谋家和平解决冲突，同时，正如他们所说的，他已将西普鲁士与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缀补起来”。爱国的特赖奇克认为，这毕竟只是使德国恢复“条顿民族原来的景观……的据点，可爱的维斯萨山谷。往昔，是日耳曼骑士与蛮族奋战过的地方”。腓特烈也提醒欧洲人，西普鲁士的居民绝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和新教徒。叶卡捷琳娜则指出，她取得的区域完全是讲俄罗斯语、信希腊正教的人民定居的地方。

三强立刻以军队占领其各自的新领域。波尼亚托夫斯基呼吁各国政府出面制止瓜分，但他们太忙了。法国正准备与英国交战，并不想阻挠其盟友奥地利；英国则应付即要发生的美洲殖民地叛乱，而法国与西班牙皆有可能介入或者构成威胁，乔治三世（当时的英王）建议波尼亚托夫斯基祈祷上帝帮忙。瓜分诸国要求波兰召开国会，确认波兰的新国界，波尼亚托夫斯基虽然拖延了一年，最后仍在格罗德诺（Grodno）召开国会。许多贵族和教士拒绝参加，有些人虽然与会但表示抗议，结果被送到西伯利亚，其他人有的接受贿赂，最后这一残余国会自己变为一个邦联式的组织（其中波兰法律规定行使多数决议），并签约放弃了被三强所夺的领土权（1773年9月18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同玛丽亚·特蕾莎一样，挥泪签署。

西欧承认了第一次瓜分，以其为阻止波兰完全落入俄国手中的唯一方法。据说有些外交家对“列强仅取得1/3波兰领土的节制作风甚感诧异，因为他们只要要求，就可得有全部”。哲学家们则感到欣慰，因为怠惰昏睡的波兰人在其开明的专制君王给鞭打后现已觉醒过来。伏尔泰称这次瓜分是残废者的历史性败退。当然，有组织的力量必定压倒反动派的无能。

波兰的启蒙时期（1773—1791）

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必须在俄、普之间选定一个保护人和主人。他选了俄国，因为它比较偏远，而且只有它方能阻止但泽与桑恩落入普国手中。叶卡捷琳娜也很急切地阻止普国的进一步扩大，普国的陆军在当时可谓俄国西向扩展的最大障碍。她训令俄国驻华沙大使就合乎俄国利益的各种措施，全力协助波兰国王。她送给波兰国王帕宁设计的更有效、更能运作的波兰宪法的建议案。该案保留君王选举制与自由否决制，但大事增强王权，因为该案设立一个由36位代表组成的永久委员会，由国王任主席，并作为他的行政大权机构，在其底下分设警察、司法、财政、外交和国防诸部。同时，该案建议设置一支3万人的正规军。贵族深恐该支武力会危及其对国王的控制，因此将其减至1.8万人。除了这一修正和其他的一些小修改外，1775年的国会批准了新宪法。波尼亚托夫斯基现在可以使国家恢复一点生机了。

贪污腐败一如往常，但无政府状态已消失了。游击队已被剿清，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河流的深掘工程使大船可以通行无阻，运河的开辟则连接了河流。1783年完工的一条“皇家运河”，连接了波罗的海和黑海。1715年至1773年，波兰人口从650万人增到750万人，国家收入增加一倍。国立学校的一套制度也建立起来，教科书有了准备，也有了供应，克拉科和维尔奴两所大学恢复旧有规模，国家更设立许多师范学院并提供一切基金。波尼亚托夫斯基喜欢与诗人、记者和哲学家为伍。据考克斯的记载，“国王每周四招待最具学识与能力的文人聚餐，而他本人当主席”，以引发对书本和许多观念的讨论。他请三位作家与他同住，并私下以津贴支持其他作家的生活。成千的波兰人虽然信从教会，但他们阅读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的作品，甚至有些为教会工作的教士亦然。波兰的启蒙或者说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启蒙已经有了基础了。

耶稣会教士阿达姆·纳鲁兹维茨的诗令国王爱不释手。因此他被提升为主教，但他不断地谱出赞美大自然的田园诗，他的《太阳颂》和《四季》两首诗，使那些能看懂波兰原文的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讽刺诗喜用一般普及的语言写成，有时是拉伯雷式的文体，有时是世俗文体。波尼亚托夫斯基要他写一部可读性高但不乏学术价值的波兰史，于是纳鲁兹维茨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一部以史料真伪辨明著称的著作，共有6卷（1780—1786年陆续出版）。波兰第二度遭瓜分时，他伤了心，自此郁郁不乐，在最后一次瓜分的那年去世。

该时期最杰出的波兰作家是爱格纳西·克拉斯克。在旅游期间，他赢得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友谊。后来成为教士，最后升为红衣主教。但波尼亚托夫斯基鼓励他发挥他的诗才。在一首仿英雄体诗（1775年）中，他讽刺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是鼠辈之间的战斗。在1778年写成的一首诗中，他取笑那些修道院内的争执——称其为通往神学坟墓的致命武器。在散文方面，他在1776年创作的一部书中，叙述一位年轻的波兰贵族，身负时下的学识与感情风尚，遭海难后流落到一个奇异的岛屿上，发现岛上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中，但男男女女又勤奋又守德。在模仿荷马、斯威夫特和笛福这方面的作品后，他采用艾迪生的体裁，出版了一系列的浮世画集（约1778年），描写一位标准绅士和市民的生活。在1779年的作品《寓言与格言》（Fables and Parables）中，他以尖酸的讽刺语，攻击在他周围横行的虚伪和残酷事实，堪与菲得洛斯和拉·封丹媲美。他最后给人类的一点建议颇有贺拉斯之风：找个安静的角落，让幸福悄悄地降临。

虽然法国启蒙思想对纳鲁兹维茨和克拉斯克的影响因为其尊重教权而减弱，但在斯坦尼斯拉斯·特伦贝茨基身上大收其效，特伦贝茨基不提宗教则已，一提则必敌视。他的诗崇拜自然，但并不常带有那种激发情感的快乐逸致。他更喜爱大自然狂野的一面——比如动植物疯狂的盛况，暴风雨和大雷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他寓言的体裁是拉封丹式的，但充满卢克莱修的精神。他的诗的气势、精致和完美，替他赢得了波兰文学界高潮时代的崇高地位。后遭审判时，波尼亚托夫斯基自始至终支持他，而国王被罢黜时，诗人陪他流亡至死。

宗教诗非常之多，因为宗教是波兰个人和国家悲惨命运的最后慰藉。卡尔平斯基的《晨歌》、《晚歌》和《基督就要降临》，既是文学作品，又是虔诚的信仰表现。卡尔平斯基很轻快地超越了宗教与性的古老对立，而在任命圣职之际，却发现了阿那克里翁和爱情。他出版《情欲》（Erotica，1770年）一书，追求人间的幸福，但又皈依宗教，后疯狂而死。由此可见，企图中和两大极端事物必导致疯狂和引发哲学思考。

在戏剧方面，主要人物是沃基斯·博古斯瓦夫斯基。波兰人誉他为“波兰戏剧之父”。我们或可称他为波兰的加里克，波兰人却宁愿称加里克为英国的博古斯瓦夫斯基。他的确是一位将一生献给舞台的波兰人，他曾为演员、剧作家和制作人，曾为华沙和利沃夫常设剧院的导演，也曾为剧团经理，将戏剧欣赏在国内外推广。他推出莎士比亚和谢里丹，而他本人也写了许多喜剧，其中一些在波兰舞台仍不时地上演。波兰这一时期的最佳剧本是朱利安所作的《代表的归来》（The Deputy’s Return），剧中那位改革派的代表将爱心献给一位其双亲护卫地主和过去生活方式的少女，戏剧性地表现出政治危机和冲突的两面。

波兰这一时期出现的繁星中，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是科翁塔伊。他的教育使他感染上浓厚的哲学思想，但他隐藏了这种异端思想，因而获得克拉科舒适的圣职。科翁塔伊年方23岁，即草创出一种当时最好的教育改革计划，因此，波尼亚托夫斯基任命他为教育委员会委员（1773年）。27岁时，他被赋以重整克拉科大学的重任。他花费几年的时间将它整顿完成，并留任为校长。在《一个匿名作家给国会议长的信》（Letters of an Anonymous Wri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Diet，1788—1789年）和《波兰国的政治法》（The Political Law of the Polish Nation，1790年）两部作品中，他提了一些建议，后成为1791年宪法的蓝本。

由于诗人与政论家的鼓吹与激励，波兰人开始振作了，他们欲图将波兰建设为一个有效率、有防卫力量的国家。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向1788年至1792年那一届“四年国会”提出结盟的建议时，他们等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强大的普鲁士竟要保证他们免于受到任何外强的干预。同时，这时的俄罗斯正忙于同瑞典和土耳其作战。因此，这正是波兰脱离它长期屈居叶卡捷琳娜之下的羞辱生活和结束俄国大兵在过去25年对波兰国土蹂躏的最好时刻。不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反对，国会解散了国会本身的常设理事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征募一支隶属于国会的10万大军；同时，下令俄军即刻撤离波兰（1789年5月）。叶卡捷琳娜由于当时无暇无力顾及波兰，不得不让步，但她发誓要报复。1790年3月29日，波兰国会与普鲁士签订联盟。

这时的波尼亚托夫斯基陶醉在自由的气氛里。在毅然弃绝他对叶卡捷琳娜的依靠时，他带头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王位世袭，但确定无子嗣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死后，萨克森家室有继承权。国王的行政权稍加扩大，因为宪法上列有他的搁置否决权——他能使国会通过的法案不能成为法律，除非下一届再次通过。国王也有权任命大臣和主教，并有军队的统率权。自治市和小城镇的居民也有了几个国会代表名额。国会分成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本身可单独立法，但要获由主教、省长和大臣组成的参议院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任意否决权改以多数表决制代之。新宪法更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国家的宗教，背叛它是一种罪过，但又保证全体人民的信仰自由。奴隶制仍然保留，但农民现在可以从世袭的法庭上诉到省级或国家法庭。美国宪法（1787—1788年）在这些建议案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曾经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兰人可谓替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一改革铺路，而他本人也未曾忘了他阅读洛克、孟德斯鸠和其他哲学家的作品时所获的心得。

为了确保他的建议案被批准，波尼亚托夫斯基动用了一点小诡计。大多数国会代表回家度1791年的复活节假日时，国王在5月3日宣布国会复会，时间上太匆促了，远道的代表都来不及参加；而能准时到会的华沙附近的代表大都是自由派人士，他们是新宪较可靠的支持者。因此，国会在皇宫复会时，波尼亚托夫斯基马上提出新宪案。代表们为新宪大加喝彩，结果以绝大多数赞成而获批准。1791年5月3日是爱国的波兰人能够骄傲地缅怀的伟大日子，波兰的文学、艺术、诗歌莫不因此大事庆祝。

解体（1792—1795）

除了俄国外，所有的强权都承认新宪。伯克认为那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中得到的最高贵的恩惠”，而且宣称斯坦尼斯拉斯二世已在历史上的伟大君王与政治家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但这种热切的看法可能是英国对叶卡捷琳娜失败的一种喜悦表现。

有一阵子，女皇对波兰的新宪事件不形愠色，事实上她不会原谅她的军队被迫撤出的举动，也对普国取代俄国之位而影响波兰事务感到非常不快。《雅西和约》结束了她与土耳其的战役，普、奥介入对法国革命政权之争时（1792年4月），她不再惧怕她的那些旧日分赃的同伴，她开始在波兰展开另一回合的进军。

保守派的波兰人替她铺了路。他们一致认为，通过波尼亚托夫斯基宪法的是一个匆忙聚会的国会，以至于有很多贵族没有办法出席，弗里西·波托茨基和一些大地主更愤懑于保护他们对抗中央权威的任意否决权的废弃，他们很不愿意丧失选举——及进一步地加以控制——国王的权利。他们拒绝对新宪章宣誓，同时在波托茨基的带领下到圣彼得堡请求女皇帮助他们恢复旧宪法（1775年宪法）。女皇曾保证过要维护这一部旧宪法。她的答复是，她并不因少数几个人的要求就来干预波兰事务，但若这要求是一种来自一些有组织的少数派，她会考虑。腓特烈·威廉二世当时正因法国的情形而忙得不可开交，不欲再与俄国之间发生战事。他一闻及波兰少数派与叶卡捷琳娜正在谈判时，即通知波兰政府（1792年 5月4日），郑重告诉他们，若为了护卫新宪法必须动用武力的话，波兰不应该有获得普国支持的打算。波托茨基回到波兰后，在（1792年5月14日）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镇上，组织了塔格维克联邦（Targowica），号召团结那些欲图恢复旧宪制的人。他的部属自称为共和党人，他们谴责波兰与普鲁士的联盟，赞誉叶卡捷琳娜，并乞求她的祝福和军队。

她两者都给了，因为援助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邦联党人一直向华沙迈进。他们扛着“自由”的大旗，看来颇吸引人，因为有几个城镇将他们当作解放者。在特瑞斯普（9月5日），波托茨基事实上已被大众欢呼为波兰的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要求国会授给他所有保卫新宪所需的权力。国会任命他为独裁者，同时召集所有波兰成年男子入伍，而国会本身休会。斯坦尼斯拉斯任命他29岁的侄儿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为军队总司令。亲王发现军队未受过训练，装备也简陋得很。他下令所有军队在斯拉兹河上的卢波城与他会师，但好几支军队被俄军包围，而无法前往。同时，那些到达预定地的军队则因力量太弱，无法抵挡俄军的前进。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只好退守到他的补给中心地柏林。撤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勇敢的后卫萨迪斯·库斯乌斯克掩护的缘故。这位老将年已46岁，早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打过正义之战，现在享有爱国主义和战争两方面的殊荣。

1792年6月17日，波兰人在泽伦斯遭遇俄军主力，在第一次会战中击败俄军，这是波兰人自索别斯基时代以来，第一次击败俄人。库斯乌斯克在战役中发挥了他的技巧，他夺得一座山丘，然后以炮兵控制战场。约瑟夫亲率后备队出战，迫使俄军撤退。他太年轻，一直得不到军队官兵的信任，这一仗使他建立起威望。这一胜利使波尼亚托夫斯基感到欣慰，但来了一则坏消息，几乎扫走胜利的气氛。在立陶宛负责波兰军队防务的普军军官符登贝格的路德维希亲王在此时弃职而去，结果军队溃散，6月12日俄军轻取了立陶宛的首都。

如此一来，约瑟夫的军队成为波兰的唯一防卫军。然而他们太缺乏给养了，有些团队竟然有24小时未曾进食，炮兵只剩下一打炮弹而已。亲王下令撤退到杜勃努。由于被人指责为懦弱的表现，他坚守杜比恩卡（7月18日），以1.25万人与2.8万人的俄军对峙，形成拉锯战。随后他又成功地撤到库尔弗，在那里等待国王答应给他的增补。

然而，斯坦尼斯拉斯放弃努力。腓特烈·威廉二世拒绝履行普、波联盟的条约义务，路德维希亲王的不忠，国王在普拉加募集的大军成百成千地脱逃，所有一切对于第一次表现果敢精神的国王来说，的确打击太大。他以个人的名义请求叶卡捷琳娜能以较为宽大的条件结束战事。她却以最后通牒来答复（7月23日），她要他加入塔格维卡邦联，而且恢复1775年的宪制。对这种毫不妥协的语调，他大感震惊，这难道是出自曾经接受他疯狂的爱的女人口中吗？

然而目前主宰他的是他温柔的性格。当然，他也想过抵抗，要武装自己亲赴前线，孤独地率自己的属民捍卫国家。他的妻子、妹妹和侄儿思及他会因此捐躯，而遗下孤零零的他们时，都痛哭流涕、悲伤万状，为此他也只有答应她们不去沙场了。何况，抵抗又有何用处呢？既然不能从普鲁士方面求得援助，既然普鲁士也可能从毫无防卫可言的西线进击，难道波兰能抵挡得住俄国吗？他不是奋力劝阻过波兰不要藐视叶卡捷琳娜而企图冒险仰赖普鲁士的空头支票吗？他不是恳求过建立一支装备良好的大军，而国会在同意招募后不是拒绝筹出资金吗？即使目前波军赢得一两次战役，难道叶卡捷琳娜在和土耳其媾和而有充裕的军备后，不会一波又一波地派出精锐部队来打击他那些凌乱四散的残余部队吗？在此情况下，总归要投降的，何以再做更大的牺牲，使人员更加伤亡，使波兰半壁国土成为焦土呢？

新上任的俄国大使雅克夫在给他妹妹的信中，曾经同情地描述此时身心都要崩溃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情形：

脸色苍白的国王仍然（年已60岁）衣着华丽，看来潇洒依旧，但是他的心灵已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言语适当，甚至非常流利，而他总是谦恭有礼，对任何人都如此。但是，他被压得紧紧的，他被人藐视、轻视和出卖。然而他却是最友善的一个人。我们搁置他的权位不谈，全然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敢说他的优点多于缺点。的确，在路易十六以后，他是最不幸的一位君主。他照顾他的亲人无微不至，而正因为这批人才导致他的一切不幸。

1792年7月24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在枢密院会议上宣读俄国的最后通牒，他促请他们相信叶卡捷琳娜的大权。许多大臣抗议，对这一干脆的态度不表赞同。其中一位名叫玛拉考斯克，提议在一小时内募集10万基尔德作为防卫基金，并激励大家若一旦华沙失守，波军即撤至克拉科，在人口较多的南部另征新军。波尼亚托夫斯基所提的投降动议在会议中以7票对20票的表决结果被取消。但他以独裁者的身份，否决了表决的结果，他命令他侄儿不要继续抵抗。约瑟夫却回道，国王不但不应该投降，反而应该急速率领任何可能募集到的军队到前线加入战斗，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国王坚持军队必须加入邦联组织时，所有军官除了一人外，全部提出辞呈，约瑟夫也退居他在维也纳的老家。8月5日，一支俄军占领了普拉加。10月，约瑟夫修书请求他叔叔在波兰的最后一丝光荣丧尽以前退位。11月，波托茨基在邦联军的护卫下，胜利攻入华沙，在那里宣布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波兰君王。但是，波托茨基的胜利马上化为灾难，因为1793年1月，普军开入波兰，占领了但泽和桑恩两地，而波托茨基的盟友俄军未曾发一枪一弹来阻止它。事态已经非常明显，俄、普同意再度瓜分波兰了。

叶卡捷琳娜与腓特烈·威廉早在1月23日即签订此约，但一直到2月28日才公开。波托茨基呼吁波兰各党派群起为国效力，换来的却是一阵嘲笑。约瑟夫称他为国家的叛徒，准备与他来一个面对面的私人决斗，但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禁止决斗。

第二次的瓜分，俄国取得8.9万平方英里的东波兰，连同维尔奴和明斯克两地，人口共计300万人。普国取得西波兰2.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连同但泽与桑恩两地，人口共计100万人。波兰保留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00万人的人口，差不多等于1773年后的一半。奥地利在第二次瓜分中未取得一寸土地，但为俄、普两国的好言慰抚，两国答应协助奥地利取得巴伐利亚。西欧各强国仍然忙着与法国革命政权竞争，无暇制止第二次波兰大劫，而叶卡捷琳娜更对他们解释，瓜分对阻止为害所有君王制的华沙革命的激流来说，是一种必要的举动。

为了确证赃物的合法权，她命令波尼亚托夫斯基在格罗德诺召开国会，而且吩咐他必须亲自前来签订与俄国的盟约。起初，他拒绝前往，但她提议要替他还债时——他的债务已高达156.6万杜卡特——他终于为了债权人的缘故，接受了另一番凌辱。此时俄国大使更有充分的资金可用来贿赂足够的国会代表与会，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收买到几个国王随从，他们向他报告他们主子的一举一动。这一“最后的国会”（Last Diet，1793年6月17日—11月24日）后来同意与俄签盟约，但好几个月一直拒绝批准第二次瓜分。有人告诉他们若不签字则无法离宫时，代表们仍然拒绝，并静坐12个小时抗议。最后，司仪提出表决，由于代表毫无反应，只好宣布默认，即表示同意（9月25日）。残存的波兰再度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775年的宪政也恢复了。

在波兰，若有人可以将国家从灾难中救回的话，只有库斯乌斯克能够做到。由于卡扎托斯克斯的资助，他前往巴黎（1793年1月），祈求法国给予援助。他保证，若援军一到，波兰农民会起而反抗奴隶制，城市居民会起而反抗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会退位而赞成共和国的成立，波兰军更会支持法国对普的战争。法国的领导人物很赞同他的计划，但法英之间战事的爆发（1793年2月），及联盟军入侵法国，使法国援助波兰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库斯乌斯克虽然远离祖国，一些市民、互助会会员和军官另组一支新军（1794年3月）。库斯乌斯克于是快马加鞭地从德累斯顿赶回克拉科会同他们。他被任以总司令一职，具有独裁式的大权。他命令波兰每户人家要出1名步兵兵员，50户出1名骑兵，而要他们携负任何可以搜罗到的武器，甚至矛和镰刀亦可。4月4日，库斯乌斯克以4000名正规军和2000名农民军，击败了克拉科附近雷克拉维斯的几千名俄军。此举部分归功于他的卓越统御，部分也要归功于农民镰刀的奇异效果。

闻及此次胜利，华沙的激进派或雅各宾派分子也掀起了一次叛乱。中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犹豫是否要加入行动。4月17日，这些起义军袭击了7500名俄军的军营，杀死了很多俄军，同时打败了一团约1650名的普军。外国占领军逃逸，结果有一段时间，华沙又归于波兰人的控制。另一次相同的起义事件收复了维尔努（4月23日），绞死了立陶宛的司令官，夺回部分波兰国土，几乎连明斯克也占领了。5月7日，库斯乌斯克答应要释放农奴，保证他们可以拥有他们耕作的土地。因此，大批的志愿军和士兵纷纷投靠到他的旗下。1794年6月，他统率的大军竟有15万人之多，但只有8万人的装备合乎标准。

为了应对这一反抗，从普、俄两方面调进的训练有素的大军，一批紧接着一批。6月6日，一支2.6万名的联军突然下至什切科齐内，令波兰人大惊。库斯乌斯克只来得及征调1.4万人应战，不幸惨败，他力战欲死，但未能如愿。而后，波兰的残军退到华沙。6月15日，普军攻下克拉科，8月11日，俄军再取维尔努。9月19日，一支5500人的波军，在特尔斯善被萨沃罗夫统领的一支长年善战的1.25万名俄军歼灭。10月10日，库斯乌斯克和7000名波军在马策约威策，因为寡不敌众，又遭败绩。事实上他并未如同传奇中描写的，嘶声呼出绝望的呐喊：“波兰亡矣！”但是，该次溃败也意味着波兰人英雄式的起义终结了。

萨沃罗夫整顿各支俄军，联合攻入波人在普拉加的坚固阵地，那支发了战斗狂的部队屠杀了守军，城镇的民众也成了牺牲品。波尼亚托夫斯基令华沙投降，以避免更大的屠杀发生。萨沃罗夫将库斯乌斯克及其他的叛将送到圣彼得堡监禁，而遣送国王到格罗德诺去等待女皇的发配。1795年11月25日，他在那里签了退位书。他恳求叶卡捷琳娜手下留情，让波兰人拥有一点他们的国土，但她决心要将问题彻底解决，一心不想让波兰存于世界。在15个月的争执后，俄、普、奥终于签订第三次瓜分条约（1797年1月26日）。俄国取得库尔兰、立陶宛、波多立亚西部和沃哈尼亚，总面积18.1万平方英里。奥地利取得“小波兰”连同克拉科和鲁得林（Ludlin）两地，总面积4.5万平方英里。普鲁士取得上述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华沙一地，总面积5.7万平方英里。若以3次瓜分来计算，俄国共归并1220万波兰人中的600万人，奥地利则并有370万人，普鲁士为250万人（人口以1797年为准）。

成千上万的波兰人逃离他们的祖国。外国人接管了大批没收的财产。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留在格罗德诺赏玩植物和写回忆录。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后，保罗一世邀他到圣彼得堡，将他安排在大理石宫中，每年给养10万杜卡特。1798年2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66岁。库斯乌斯克在1796年为保罗一世释放后转到美国，然后到法国，继续他解放波兰的奋斗，至死方休（1817年）。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逃到维也纳，加入拿破仑对俄国的战役，他在斯摩棱斯克受伤，在莱比锡勇猛奋战，后成为法军中的元帅，1813年去世。他毕生爱国，英勇过人，连敌人都敬佩他。波兰消失了，但波兰民族与文化长存，虽然沾上了宗教不宽容的污点，却出现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小说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而使其民族文化扬眉吐气于世。同时，他们永未放弃重新崛起的决心。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德国（1756—1786）

获胜者腓特烈

这位引起欧洲的敬畏，盗取西里西亚，打败联合起来对抗他的半个欧洲，嘲笑宗教，冷落自己的婚姻，给伏尔泰上了几堂哲学课，而且只为了防范俄国的并吞而把波兰拆掉一条腿的怪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打完了“七年战争”而消沉地带着胜利回来，进入柏林（1763年3月30日）接受百姓热烈的欢呼时，看起来不只像妖怪，更像鬼魂。他写信给阿尔让斯时说：“我回到一个城市，我只认得这里的城墙，我找不到一个熟人，那里有一件重责大任等待我去完成，不久，这里将是我不受战争、灾难与人们恶行骚扰的最后安息之地。”他的皮肤表面干枯而起皱，蓝灰色的眼睛阴郁而深陷，脸上刻画着征战与苦痛的痕迹，唯有鼻子还保留他帝王的威严。那时他老以为这样延续的战争会长期消耗他的体力、精神与意志，他恐怕活不久，但他那有节制的习惯使他多活了23年。他吃喝俭省，一点也不奢华。他在波茨坦新宫里的起居和服饰，好像他仍然处身军旅似的，他极不喜欢让部下来侍候。到了晚年，他放弃修脸，只是偶尔用剪刀剪一下胡子而已，传言说他不常洗澡。

战争铸成了他坚忍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始于对他父亲暴戾性格的反抗。受罚的军人在执刑鞭打的行列里跑36个来回时，他却无动于衷，静静地旁观。他的秘密特务、突然的侵扰、恶言谩骂、吝于给俸及使人透不过气的创制新规与控制，类似的各种琐碎的命令，使他的官员和将军们困扰不堪。他从未赢得他的弟弟亨利王子的爱心，这位弟弟在外交与战争方面为他提供了有力与忠诚的服务。他有过几个女性朋友，但她们怕他而不爱他，也没有一个获准进入他内部的生活圈。他尊敬他那位被冷落的王后，在战后荣归时带给她价值2.5万泰勒的礼物，使她惊喜，但他是否与她同过床值得怀疑。不过，她尽心地爱他，视他为乱世的英雄和极负责任的领导者。她称呼他为“我们亲爱的国王”，“我爱慕崇敬的君主”。他没有孩子，与他的狗群形影不离。夜间经常会有两只狗睡在他房间里，可能充当警卫。有时他抱上其中的一只与他同睡，用动物的体温来温暖自己。他的最后一只狗死去时，他“哭了一整天”。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但这一点我们也仅能臆测而已。

在他勇武的盔甲之下隐藏着不常公开显露的温柔。他母亲去世时他痛哭流涕，并以真挚的深情来回报他妹妹威廉明妮对他的忠诚。他对甥女们的慈爱无微不至。他取笑卢梭的情操，但原谅卢梭的敌视，基督教世界驱逐卢梭时，他为卢梭提供庇护所。他严格训练部队之后，接着便拿起笛子吹奏优美的曲调。他编写过奏鸣曲、协奏曲和交响乐，也参加这些曲子在他宫廷中的演出。博学的伯尔尼在那里听过他的演奏，说他吹奏得“很精确，节奏干净利落而一致，指法卓越，纯净又单纯的审美力，非常精巧的技法，他的每件作品都同样的完美”。然而，伯尔尼接着说：“在某些困难的音节里……大王不得不违规地吸口气，以便所有的音节奏完。”后来，他呼吸越来越短促，而且掉了几颗前齿，迫使他放弃了长笛的吹奏，但仍然保留了对琴键的研究。

他仅次于音乐的娱乐是哲学。他喜欢邀请一两位哲学家聚餐，借他们来苛评教区的牧师和鼓舞他的将领。他与伏尔泰讨论时，仍然保持自己的看法。而大多数哲学家倾向于教条与妄想时，他依然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是近世第一个公然主张不可知论的统治者，但他不公开攻击宗教，他认为“我们有充足的不同等级的可能，来确定死后的存在是没有的”。他反对霍尔巴赫的决定论，霍氏主张（好比说一个人是意志的化身）心灵主动地创发感觉，而且我们的生理冲动可以经过教育而为理性控制。他最喜爱的哲学家是“我的朋友卢克莱修……我的好皇帝马可·奥勒留”。他认为后世没有在他们之上增加什么重要的哲理。

他同意伏尔泰的看法，相信“大众”繁殖得太快了，而且过于劳碌，没有时间接受真正的教育。群众对宗教信仰的失望，势将把他们引向政治的暴力。腓特烈指出：“启蒙运动，对于上层人士而言，仿佛是天赐的光芒，而群众却视之为制造毁灭的火把。”这一远见，可以由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1792年“九月大屠杀”（the September Massacres）和“1793年的恐怖时代”（the Terror of 1793）的一段史实得到验证。1759年4月，他对伏尔泰说：“让我们承认这个真理：哲学与艺术只分布在少数人身上。而广大的群众……仍是停留在自然界塑造他们的老样子，是怀有恶意的动物。”他称呼人类（半幽默地）为“这个受诅咒的种族”（diese verdammte Rasse），还嘲笑仁爱与太平的乌托邦：

迷信、自私自利、复仇的习性、叛逆及忘恩负义，在世界末日前夕总会产生流血与悲剧的下场。因为我们受制于情欲而绝少为理性所治。战争、诉讼、劫掠、瘟疫、地震与破产永不休止……由于事实如此，我以为这是必然的……但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这个宇宙是一个仁慈的造物者创造的，他应该使我们比我们现在的样子更快乐些……人心是脆弱的。世上有3/4以上的人类是生来执迷不悟的。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害怕魔鬼与地狱的迷惑，而他们又嫌恶试图开导他们的智者……我在他们身上找寻神学家断定与他们有关的上帝的形象的努力是白费工夫了。每个人都带有兽性，很少有人能束缚它。若没有严厉的法律束缚他们，大多数人将为所欲为。

腓特烈的结论是，把政府让给大多数人来支配是会带来灾祸的。民主政治为了生存，就该像其他政府一样，必须由少数人来劝服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少数人的领导。与拿破仑一样，腓特烈以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革命中，贵族总是存在的”。他相信世袭的贵族能展现荣誉与忠诚的意识和牺牲个人的巨大利益以服务国家的意愿，这是不能期待于那些从财富竞赛中产生的中产阶级才子的。因而，在战争结束后，他用年轻的地主来取代大部分出生于军旅的中级军官。然而，那些骄傲的贵族很可能成为割据与纷乱的来源和剥削的工具，所以国家应由君主发挥绝对的权力，来防止分裂和防范老百姓受到阶级的不平等。

腓特烈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国家与人民的仆人。这也许是为了掩饰他权力欲望的借口，然而他的确以实际行动表现了此种想法。对于他而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他愿为它牺牲自己和别人。对于他来说，这种效劳国家的需要凌驾了个人的道德律则。十诫也不约束国家。所有的政府都同意这种实际主义的政治，有些君主还采纳君权是神职的看法。腓特烈与伏尔泰接触之后才有了后面这一概念，哲学家们也是在与腓特烈接触之后才发挥了他们的“勤王论”（thèse royale）主张——认为改革与进步的最大希望在于国君的开明。

虽然他从事许多战争，他还是成为法国哲学家的偶像，甚至也软化了善良的卢梭的敌意。达朗贝尔一直不接受腓特烈的邀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腓特烈的称赞。他写信给腓特烈说：“陛下，各地的哲学家与文人长期以来尊您为他们的领袖与楷模。”这位数学家最后屈服于不断邀请，于1763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腓特烈在波茨坦相聚。亲密（加上一笔恩俸）并没有减少达朗贝尔的敬意。他欣赏腓特烈那种不拘小节的作风，及他谈论战争、政府、文学与哲学的见解。他告诉朱丽·莱斯皮纳斯说，国王的见解谈论远胜过当时法国最优雅的言词。1776年达朗贝尔因朱丽的死去而伤心欲绝时，腓特烈寄给他一封信，表现出这位国王的睿智和温柔的感情：

对加之于你的不幸我深感难过……心灵的创痛是最令人感伤的，也……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它们……在我遭遇的不幸里，从此类的损失中我得到了太多的经验。最好的治疗法是强迫自己转移心智的方向……你当选择从事一些需经常应用的几何学研究……西塞罗为了在他所爱的都利亚死去时安慰自己而奋力写作……在你我这般年岁，应该看得开而易接受抚慰。因为，不要多久我们将与那些悲恸失去的人相会。

他敦促达朗贝尔再度到波茨坦。“我们可以一起思考关于人生的虚无……斯多葛学派的浮夸……若能消解你的哀恸，我会像打胜仗一样感到快慰。”此点显示如果他不是十足的哲学家皇帝，至少是一位喜爱哲学家的国君。

对伏尔泰的情形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柏林与波茨坦发生的争执，及在法兰克福腓特烈逮捕伏尔泰的事情，给伏尔泰留下了比悲哀更深的伤害。这位哲学家感受的苦痛比这个国君更长、更久。他告诉利涅亲王说腓特烈“不知感恩，他唯一知道感恩的是他在莫尔维茨之役战败逃亡时所乘的那匹马”。那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两位人物重新恢复通信，是在伏尔泰写信劝那个绝望的斗士不要自杀时开始的。不久，他们又互相责骂和恭维。伏尔泰提醒腓特烈自己与甥女在这位国君的部属手上失去的颜面。腓特烈回答说：“假若你不是与这样一个为你的才华着迷的人有关系，你绝不能如此安然地脱免……想想发生的一切，而别让我再听到你那位令人厌烦的甥女。”不过，这位国王接着又很令人陶醉地安抚了一下他那位哲学家的自我（philosophic ego）：

你期望听到一些恭维的话吗？很好，我这就告诉你一些真相吧。我敬佩你是因为你是多少年代来曾有过的最卓越的天才。我崇拜你的诗，我爱你的散文……在你之前没有一个作者感触像你那么深锐，风格像你那么稳固而纤细……你交谈时很吸引人，你知道如何取悦人，同时教导人。你是我认识的最具有吸引力的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出生的时代。虽然我来得太迟，但我已经无所遗憾，因为我曾经见过伏尔泰……而他常写信给我。

这位国王以实际的贡献支持伏尔泰为卡拉斯家族与塞尔丰家族而从事的宗教论争，还赞同他反对不名誉事件的战争，但他没有和那些哲学家一样信赖人类的启蒙。在理性与迷信的竞争上，他预测迷信会获得胜利。他在1766年9月13日写给伏尔泰的信上说：

你从事的伟大使命将会开启某些年轻人的眼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着多少笨瓜不愿动脑筋啊！……相信我吧，如果哲学家们创设一个政府，不出半个世纪人们又会造出新的迷信……崇拜的对象或许会变，就像你们法国式的时髦。但是，不管人们拜倒在未发酵的面包之前，在牡牛阿匹斯（Apis）之前，在藏匿摩西十诫的约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之前，或在石像之前，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值得去选择这种麻烦的。迷信依旧存在，只有理性徒劳无获。

承认宗教是一种人性的需要，腓特烈与它和平相处，而且以充分的宽容来保护它各种平和的形式。征服西里西亚之后，他容许天主教不受骚扰，只是把布雷斯劳大学开放给所有的信仰者，此前这所大学仅容纳天主教徒。他欢迎那些被天主教诸王驱逐，而在他“不可知论”的统治之下寻求庇护的耶稣会教士。他对穆斯林、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一视同仁，善加保护。而且，康德在他的统治领域内实现了他演讲、教学与写作的自由，在腓特烈死后这种自由受到尖锐的非难而终告结束。在这种宽容之下，大多数宗教组织在普鲁士衰落了。1780年，在柏林1000人中有1个教士，在慕尼黑则有30个。腓特烈认为宽容将使天主教结束。“要复兴天主教会需要奇迹，”1767年，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它受到了可怕的中风的袭击，不过你还有埋葬它和为它写墓志铭的慰藉。”这位最彻底的怀疑论者暂时忘记了对怀疑论保持怀疑。

重建普鲁士

历史上没有别的统治者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勤奋不已，也许他的学生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例外。腓特烈像训练他的部队那样训练自己，通常5点起床，有时是4点，工作到7点，吃早餐，然后与他的助手们集议到11点，接着检阅皇宫卫队，下午2点半与部长和大使们聚餐，然后工作到5点，接着在音乐、文学与会谈中放松自己。战后，他的“午夜”晚餐始于9点半，过了12点后才结束。他不允许任何家庭的束缚扰乱他，不容宫廷礼仪劳累他，也不容宗教假日来免除自己的辛劳。他监督大臣们的工作，对政策上的每项进展几乎都有指示。他留心他的财库，他在政府整体之上设立了财政部或会计局，赋予随时可以检察任何部门的权力，而且训令它们报告任何不轨的疑点。他严惩不法行为与无能，以致那时漫布欧洲其他各地的官僚腐化，在普鲁士近乎绝迹。

对以上的作为，及他饱经战乱的国家的迅速复兴，他很感自豪。他从国内的经济开始建设，皇室开支像商人家里那么节约，这件事曾受到战败的法国与奥地利奢华浪费的宫廷的嘲笑。他的战袍不过是士兵的制服，有3件陈旧外衣，背心积尘而闻得出气味，仅有的一件庆典用的外袍被他穿了一辈子。他取消了曾经扈从他父亲的猎人与猎狗，这位斗士喜爱诗歌胜过打猎。他没有建设海军，不寻求殖民地。他的官员与僚属俸给微薄，而他供给柏林朴实无华宫廷的是极度的俭省——自己却留在波茨坦。然而，查斯特菲尔德伯爵评说那是“一个年轻人在欧洲能找到的最优雅、最光耀、最有用的宫廷”。他更补充说，“你会看到此时（1752年）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艺术与智慧比起欧洲其他各国都要好”。然而20年后，英国驻普鲁士公使马姆斯伯里爵士也许为了安慰伦敦，报道说：“在那个首都（柏林）里，既无诚实的男人，也没有贞洁的女人。”

当国家安全有虑时，腓特烈检视他的开支情况。一面劝说一面募款，他很快使他的军队恢复了战前的力量。唯有掌握武力，他才能在约瑟夫二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虎视眈眈之下维护普鲁士疆域的完整。这支军队也维持了普鲁士人生活的秩序与安定。他认为，有组织的核心武力才是取代无组织、具有破坏性的私人武力的唯一途径。他希望因畏惧武力而产生的顺从会转化为因习惯法律秩序而培养的顺从——使武力转化成律则，同时藏起了它的利爪。

他更新他的命令，一再要求法学家们把各省和几个世代以来互相冲突的土地立法编成一个法律系统，即《普鲁士土地法总则》（Allgemeine Preussische Landrecht）。这个工作因塞缪尔·科克采伊的去世（1755年）与战争而中止，后来又由约翰·卡默总理与K. G.斯伐雷茨枢密顾问官恢复，并于1791年完成。这个新法条采纳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但除了这种限制之外，它试求保护个人使之免于私人与公众的压迫与不公平。它废除多余的法庭，减少并加速法律程序，缓和刑罚，制定了任命法官的条件。死刑的判决若无国王的批准则不准执行，每个公民都有权向国王申诉。他的公正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普鲁士的法庭不久也被公认为全欧洲最公正、最有效的法庭。

腓特烈于1763年颁布了《全国乡村学校规程》，批准并延长了其父1716年至1717年要求的强迫教育。普鲁士的每个小孩，从5岁到14岁，必须上学。腓特烈的教育思想正好反映了他的性格，他规定小学课程里不授拉丁文，年老的军人受命为学校教员，而且所有的学习都是半军事训练。他附加说明：“乡村的学校教师教年轻一代宗教与道德是一件好事……乡下的百姓只要学一点读和写就足够了……教学必须有计划地……来把他们留在乡间而不要促成他们离去。”

经济的重建最需要的是时间与金钱。最初原为另一次战争而收集募款，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腓特烈以财政支持城市与乡村的重建，分发食物给饥馑的社区，供应种子以利农耕播种，他从军队里拨出来6万匹马分配给各地农场。总共花了2038.9万泰勒从事公共救济。受到战乱摧残的西里西亚免税6个月。此地在3年间新建了8000户住宅，一家土地银行以宽厚的条件贷款给西里西亚农民。在各地的中心成立了许多信托会社，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沿奥得河低处的多沼泽地区得到排水处理，为5万人提供了可耕的土地。许多官员奉命到国外邀引移民，结果来了30万人。

奴隶制度使农民受到地主的束缚，所以，普鲁士的农民不像英国农民那样有迁往城市的自由，以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腓特烈试过了上百种途径克服这层障碍。他以优厚的条件贷款给工商业主，容许暂时的垄断。他引进工人，设立技术学校，在柏林开了一家瓷器工厂。他拼命地建设蚕丝工业，但桑树在寒冷的北方凋萎了。他在西里西亚奋力开矿，因为那里矿藏极丰。1777年9月5日，好像一个商人对另一个商人那样，他写信给伏尔泰：“我刚从西里西亚回来，我对此地颇感满意……我们卖给外国人价值500万克朗的亚麻布与价值120万克朗的衣料……我们发现了比雷奥米尔简易得多的程序，可以把铁炼成钢。”

为了促进贸易，这位国王废除了国内的过境费，拓宽港口，开挖运河，还辟建了3万英里的新路。对外贸易因对进口货课以高税和禁止军略物品出口，受到阻碍。国际上的乱局迫使政府保护国内工业，以便保障战时工业的负荷能力。然而，除了政府中枢之外，柏林仍然是贸易中心：1721年它的人口有6万人，1777年有14万人，柏林已准备作为德国的首府了。

为了在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贵族政治的混合制度中理财，腓特烈向他的人民收取的重税与他在社会秩序、补贴和公共工程上还给他们的一样多。他为国家保留了盐、糖、烟草和咖啡（1781年后）的专卖权，他还拥有全部可耕地的1/3。他样样课税，连街头的卖唱人也无法幸免，还任用爱尔维修设计的一套万无一失的征税制度。“新的操作（课税）计划，”一位英国大使写道，“新的课税方法实际上分离了百姓与他们君王的感情。”腓特烈去世时留给国库5100万泰勒——等于全国岁入的两倍半。

访问过柏林三次的小米拉波，在1788年出版了《论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君主政治》（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sous Frédéric le Grand），对腓特烈大肆抨击。从他父亲那里承继了重农主义的自由企业原则，他谴责腓特烈政权是警察国家，是滞碍创新和侵犯私权的官僚制度。腓特烈似乎回答说，在“七年战争”之后的混乱的普鲁士，经济无政府主义的放任政策会使他的胜利化为乌有。领导是必要的；他是唯一能有效地指挥的人；而除了采取军事的铁腕指挥方式之外，他不知道别的指挥方式。他使普鲁士免于战败和崩溃，却以失去人民的爱戴为代价。他体会到了这个结果，而以公正来安慰自己：

人类受到催促才会往前走，只要你一停止驱策，他们便会马上停下来……人们读书少，也不爱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任何事务。至于我，只做对他们有益的事，绝不做危害他们的事，然而每当我实施改革或推动革新时，他们都以为我要拿刀子搁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他们非做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依靠的是坦诚的目的、我的良心及我具有的知识，因而才能平静地坚守我的方针。

他的意志获胜了。普鲁士当他还在世时就已富强，人口倍增，教育普及，宗教歧视埋首隐匿。这个新秩序的确依赖于开明的专制，而腓特烈死后，专制依旧，却不再开明。处于像腓特烈那样坚强的意志统治下，国家的结构那时已经欲振乏力，终于崩溃。然而同样依恃一个人的意志与脑力统治的“拿破仑大厦”，也崩溃了。后来，还是腓特烈的远房继承人和受益人俾斯麦，他惩罚了拿破仑继承者统治的法国，而把普鲁士和其他上百个诸侯国联结成强而有力的德国。

诸侯国

在此，我们需要再次提醒自己，18世纪的德意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群近乎独立自主的邦国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形式上他们接受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导，并偶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或皇家议会，但其主要功能是听演讲、忍受各种仪式和推选皇帝。这些邦国有共通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但在礼节、服饰、币制、宗教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上的割据有一些好处：各式各样的亲王宫廷有益于刺激文化的多彩多姿。各国军队规模小，不致联合起来构成对欧洲的威胁。由于向外移民容易，宗教、风俗和法律上的宽容在相当程度上对邦国、教会与人民构成有力的影响。理论上，每位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因为新教的信仰准许“各国国王的神权”。不承认神圣权利而只承认他的军队力量的腓特烈，讽刺说：“大多数小君主，尤其是日耳曼的小君主，以无止境的奢华来毁灭他们自己，他们是被他们幻想的伟大导入歧途了……连一个受册封的王朝的最小王子的最小儿子都把自己幻想成路易十四那么大。他也盖起他的凡尔赛宫，养一批情妇，拥有一支军队……（自以为）强得足以在意大利维罗纳的战场上大打一仗……”

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萨克森。它的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莎联手反抗腓特烈大帝时，它的艺术与光荣的时代就结束了。1760年，狠心的腓特烈大帝炮轰德累斯顿并将之摧毁，选帝侯流亡波兰而为奥古斯都三世，后死于1763年。他的孙子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承继选帝侯之位时年仅13岁，博得了“正义王”（Der Gerechte）的美名，使萨克森成为王国（1806年），直至去世（1827年）仍保有王位。

符登堡公爵卡尔·尤金是席勒的朋友和敌人。他向他的臣民收税的机巧用之不尽，又将其部队中的1万名军人卖给法国，维持着卡萨诺瓦所说的“欧洲最富丽的宫廷”，他有一座法国式戏院、意大利式歌剧院和成群的妻妾。更重要的是卡尔·奥古斯都，他是1775年至1828年萨克森—魏玛的摄政大公。不过我们将从更有利的角度，通过那些环绕他而使他的统治光辉灿烂的巨星来了解他——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他是那时几个小“开明专制君主”之一，在受了伏尔泰的影响和腓特烈的模范带动下，对德意志的觉醒有所贡献。管辖明斯特、科隆、特里尔、美因茨、符腾堡、班贝格几个地方的大主教们也加入这一行列，他们使学校和医院倍增，查核宫廷的奢侈浪费，缓和阶级差别，改革狱政，扩展贫民救济，也改善了工业与贸易情况。伯克记载说：“很难发现、也很难想象哪个政府会比这些教会的主教更温厚、更宽大为怀。”

然而，在大多数日耳曼邦国中仍然强调阶级差别，并将其视为控制社会技巧的一部分。贵族、僧侣、军官、专业人员、商人和农民，构成差别巨大的阶级。每个阶级还分做许多等级，每一等级皆极为轻视它的下一等级。阶级外的通婚近乎无法想象，不过有些商人和资本家以金钱收买到高贵的地位。贵族把持着军队与政府的高层官位，他们中有许多是靠勇猛和竞争赢得了他们的特权。但也有许多只是寄生虫，他们身穿礼服，在宫廷里争夺社会的优先权，还在语言、哲学和奉承仕女方面追赶法国式的时髦。

西部的德意志亲王、高级教士和贵族们，1780年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因而促使了农村的普遍繁荣。赖因霍尔德·伦兹以为，比起那些斤斤计较的商人或趾高气扬的年轻贵族，农民算是较好的人类——他们单纯、真挚而又朴实。海因里希·荣格的自传（1777年）使农村生活中的日常劳动和季节性的庆典理想化。赫尔德发现农村的民歌比书本上的诗歌更真实、深邃。歌德在他的《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一书中描写葡萄收成的庆典使全区“充满了烟火、歌声与酒的快乐”。这只是日耳曼景象的一面；另一面是辛劳的工作和苛税，女人30岁而老，没受过教育的孩童穿着破烂的衣裳在街上行乞。1770年，伊娃·柯尼希告诉莱辛说：“在一个车站里有80个乞丐对我蜂拥而来……在慕尼黑，好几家人追在我后面，大声呼喊着决不要让他们饿死。”

18世纪，家庭比起邦国或学校来更为重要。日耳曼人的家庭是道德教养、社会秩序与经济活动的根源与中心。孩子们学会了服从严厉的父亲，在慈爱的母亲那里寻求安慰，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分担了各色各样的、塞满一整天的刻板的工作。席勒的《铃之歌》（Song of the Bell）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图画，“家庭主妇很温柔……聪慧地管理家务，教养女孩，管教男孩，而利用所有节省下来的时间纺纱”。妻子服从丈夫，然而她是孩子们的偶像。离开家里，除非是在宫廷，男人们不让女人参加他们的社交生活，她们的谈吐既无聊又鄙俗。宫廷里有许多有教养和仪态优雅的女士。埃克曼认为她们有些能“写出风格卓越的作品，而在这方面超出我们最有名的一些作家”。在德国，如同在法国一样，上层社会的女人必须学会昏倒的技巧，而且准备随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宫廷道德在饮酒、赌博、私通和离婚方面的老师是法国。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说法，有头衔的仕女更换丈夫“就像戏剧中安排插曲那般轻易”，而“精神上也没什么痛苦”。君主们竞相败德乱行，把他们的军人卖给他国的统治者。赫塞·卡塞尔的领主建造辉煌的宫殿，支持奢华的宫廷生活，用的都是他贩卖军人的收入。总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日耳曼诸王卖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借了”——3万军人给英国而赚得50万英镑，其中1.25万人没有回来。普鲁士以外的18世纪的日耳曼人回想起17世纪的恐怖，对战争已没有兴趣，“民族性”由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显然是会有所转变的。

比起天主教区，宗教在德意志是更附属于国家的。由于分裂为许多教团，它没有可怕的教皇来配合教义、战略和防卫。教团的领袖由君主任命，经费则依赖君主。中下阶层的信仰是强固的。只有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僧侣才会感染从英、法进入的无信仰的风潮。莱茵地区住的大多是天主教徒，而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阶段里，我们看到兴起了一种向教皇权威勇猛挑战的运动。

1763年，特里尔的助理主教约翰·尼古拉斯·洪特海姆以尤斯蒂努斯·费布罗纽斯的假名出版了《论教会国家及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利》（De Statu Ecclesiae et Legitimate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这本书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它引起的骚动传遍了全西欧。费布罗纽斯承认教皇的优越地位，但只视教廷为荣誉和执行的行政机构。教皇并非不会犯错，应该由他决定召开教会中有最高立法权威的宗教会议而使诉愿成为可能。这位作者不信任罗马教廷的秘密和保守的影响力，而暗示教权的过度集中产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分权或许会使新教徒易于返回天主教会。在非神的而是世俗的法律问题方面，诸王有权拒不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力；如果必要，他们还可以把他们的国家教会与罗马分离开来。教皇谴责了这本书（1764年2月），它却成为“各国政府每日的祷告书”。我们也看到了它对约瑟夫二世的影响。

科隆、特里尔、美因茨、萨尔斯堡等地的大主教支持费布罗纽斯的看法。他们想脱离教皇而独立的渴望，如同各诸侯国想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1786年9月25日，他们发表了《埃姆斯临时协议》（Punctation of Ems），这项协议如果付诸实现，是可能产生新的宗教改革的：

教皇是而且依然是教会中的最高权威……然而教皇的那些特权并非起源于基督教起初的几个世纪，而是以虚伪的以撒多拉的教皇教令集为依据，这对各地主教是不利的……而不能继续被认为有效。它们是罗马教廷各种掠夺行为中的一部分，主教们有权（因为和平的抗议不可得）在罗马——日耳曼的皇帝的保障下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再向罗马有所请求……教团不该再接受外国的统治者的指令，也不该出席德意志以外的任何宗教大会。不应该对罗马继续奉献……出缺的圣职不该由罗马而应从本土的候选人中依正规程序选出来递补……应由一个日耳曼民族宗教会议来处理此等及其他事务。

日耳曼的主教们因害怕教廷的财政力量而没有支持这项宣言。再者，要他们以迫近而直接的、很难闪避的日耳曼君主的权威，来取代那偏远的罗马霸权，他们就有所犹豫了。刚发难的反叛就这样崩溃了。洪特海姆取消前言（1788年），大主教们也撤销他们的“协议”（1789年），一切如故。

日耳曼启蒙运动

事情未必就此了结。除了教会统属的几个邦国之外，教育已从教会的手里交由国家监督。大学教授由政府任命，由政府支付薪金（但微薄得可怜），也具有公务人员的地位。虽然全体师生必须皈依君主的宗教，但在1789年之前，教职员已享有了与日俱增的学术自由。德文取代拉丁文成为教学用语。科学与哲学的课程逐日递增，哲学（在康德时代的科尼斯堡大学）宽大地被定义为“思维的能力，及探讨万物的本性而不带有成见或宗派立场”。腓特烈大帝麾下尽忠职守的教育大臣卡尔·冯·策德利茨（Karl von Zedlitz），请求康德指示一些方法“来把大学生从他们对奶油面包的研究引开，使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具备哲学知识，他们会更轻易地获得他们那些法律、神学和医学的知识，而且能运用自如，万无一失”。

许多穷学生获得公家或私人的援助而得以接受大学教育。埃克曼的故事读来令人愉快，那是描写在他奋发进取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如何受到邻居的帮助。学生团体是没有阶级区别的，任何有学位的人都可以在大学的赞助下举办演讲，然后从听众那里收取或多或少的费用，康德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教授生涯的。这种来自新教师的竞争，促使老学者们更脚踏实地工作。斯塔尔夫人认定日耳曼的24所大学是“全欧洲学术水准最高的。没有另一个国家，连英国在内，有这么多的教学方法，使人的能力发挥到完美的境地……从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大学无疑是优于天主教大学的。德意志文学上的光荣，凭借的就是这些学院制度”。

教育上的改革这时已漫布四方。约翰·巴泽多（Johann Basedow）从卢梭的作品里获得灵感，1774年，他出版了4卷《基础作品》（Elementarwerke），概括描述了以直接亲近自然来教育儿童的计划。他们应从游戏和体能运动中获得健康与体力，他们应从户外得到更多的教育，而不应老是被绑在书桌旁边。他们应从日常经验接触的事物与行为的名称与定义中学习语言，而不应只凭背诵死记文法规则。他们须凭借组织与管理自己的社团而学习道德。他们应学会一项职业技能以备生活之需。宗教应安排在课程里，但不像已往那般彻底。巴泽多公然怀疑“三位一体”之说。1774年，他在德绍创办一所示范的博爱自然学校，培养学生的活泼、敏捷、博学和自重，令他们的长辈感到后生可畏。这种“进取的教育”与启蒙运动取得了协调，迅速传遍全德意志。

在“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教育上的实验只是激发这个国家知识进步的一部分。书籍、报纸、杂志、巡回图书馆、读书俱乐部，都使狂热倍增。成打的文学运动萌芽了，皆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报刊和领袖人物。日耳曼的第一家日报《莱比锡时报》（Die Leipziger Zeitung）创始于1660年。1784年，德意志已经有了217家日报或周报。1751年，莱辛开始在柏林担任《福斯时报》（Vossische Zeitung）文艺部的编辑。1772年，默克、歌德和赫尔德发行了《法兰克福文艺新闻》（Die 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1773年至1789年，维兰德使《信使报》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文艺评论杂志。与此同时，文学事业日趋繁荣。1773年德国有3000名作家，1787年则达到6000人。仅莱比锡一地，就有133人。其中许多是业余作家，莱辛可能是靠文学支持生活好多年的第一个日耳曼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贫困的，因为版权只在他们自己的小邦国里有保障。盗印书严重限制了作家的收入，出版商也是一样。歌德为了《葛兹·冯·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这本书亏了钱，《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让他赚了一点点钱，而他是那个时代文学方面成就最高的人。

日耳曼文学的勃兴是18世纪下半叶许多大事件的一部分。1763年，达朗贝尔从波茨坦写来的信说，德国出版界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报道的。1790年，德意志在产生现代文学的天才方面已可与法国匹敌，甚至超过它。我们曾经注意到腓特烈嘲笑德语沙哑粗糙而且被许多子音糟蹋了，然而腓特烈自己由于戏剧性地打败了许多敌人，激起了德意志的民族骄傲，鼓舞了日耳曼作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踏步地走到了伏尔泰、卢梭等大文学家的前面。1763年，德文已纯化为文学的语言，也已经做好成为日耳曼启蒙运动的呼声的准备。

这次启蒙运动并非是新妇初度生产。它是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提供的温和理性论的基础上由英国的自然神论与法国的自由思想结合的产品。托兰、廷德尔、科林斯、惠斯顿、乌尔斯顿等自然神论的主要作品，1743年都已译成德文，而到了1755年，格里姆的《文学通讯》把近期的法国观念传遍了日耳曼的中等阶层。1756年，德意志已有了足够的自由思想家可供出版一部《自由思想家名录》。1763年至1764年，巴塞笃出版了他的《真理之爱》（Philalethie），拒绝自然本身以外的任何天启。1759年，柏林的一位书商克里斯托夫·腓特烈·尼古拉创刊《有关新近文学界的信札》，因为载有莱辛、赫尔德、摩西·门德尔松等人的文章而更加丰富。这个刊物持续到1765年，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文学指标，为反抗文学上的奢华和宗教上的权威而战斗。

互助会运动也加入这次启蒙运动。互助会的第一个分会于1733年设在汉堡，其他的分会相继设立，会员包括腓特烈大帝、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和萨克森—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公爵、莱辛、维兰德、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歌德和克莱斯特。一般来说，这些社团赞同自然神论，但都避免公开批评正统信仰。1776年，因戈尔施塔特的教会法教授亚当·魏斯豪普特组织了类似的秘密会社，他将之命名为人类完美论者（Perfektibilisten），不过后来还是采用光明派（Illuminati）的旧名。老耶稣会的创办人模仿耶稣会的模式，依入会礼将会员区分等级，要求他们服从他们的领导人来从事“联合所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使人“成为理性的杰作，而且达成统治的最完美的艺术”。1784年，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卡尔·西奥多废除了对所有秘密结社的法律保障，于是光明会教团就英年早逝了。

甚至教士也受到了这个“清理运动”（Clearing Up）的影响。哈勒的神学教授约翰·塞姆勒对《圣经》做了高等批判（Higer Criticism）：他（与沃伯顿主教正好相反）论辩说，《旧约》不可能受到上帝的灵示，因为除了最后一段外，它忽视了不朽问题。他暗示基督教从使用没见过基督的保罗神学来教导基督的教义时就已步入歧途，他还劝告神学家要把基督教当作人努力达成道德生活的一种过渡形式。卡尔·巴尔特和他的一些学生否认所有基督教教条而只相信上帝时，塞姆勒却返回正统，于1752年至1791年长期占据神学的讲坛。巴尔特把耶稣描述为：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就像摩西、孔子、苏格拉底、塞姆勒、路德和我自己一样”。约翰·埃伯哈德也将基督与苏格拉底一般看待，他被驱离了路德教的教职，但腓特烈让他在哈勒当哲学教授。另一名教士W. A.特勒把基督教变为自然神论，还邀请任何信仰上帝的人加入他的礼拜会众，犹太教徒也不例外。约翰·舒尔兹是路德教牧师，他否认耶稣的神性，还把上帝变为“现世的充足理由”。他于1792年被革除教职。

这些发表意见的异端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人，也许沉默的异端分子还多的是。因为有那么多教士欢呼理性，因为宗教在德意志比在英国或法国强得多，也因为沃尔夫的哲学已为各个大学供应了理性主义与宗教的调和，所以日耳曼的启蒙运动没有走极端。它不求毁灭宗教，只求从神话、荒诞和祭司制度中把宗教解放出来，免得像在法国那样，天主教是那样深得一般大众的欢心，而又那样激起哲学家的愤怒。日耳曼人追随卢梭甚于服从伏尔泰，他们的理性论者深深体会到宗教是诉诸人的情绪的。日耳曼的贵族比法国贵族少了公开的怀疑，他们支持宗教，并认为宗教有助于道德和政府。继起的浪漫主义运动校正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使莱辛之于德意志不至于像伏尔泰之于法国那样。

莱辛（1728—1781）

他的曾祖父是萨克森一个小城的市长；他的祖父在卡门茨当了24年市长，写过一篇宗教宽容的请愿书。他父亲是卡门茨路德教派的首席牧师，写过一篇被莱辛牢牢记在心头的教义问答。他的母亲是传教士的女儿，而他父亲继承了外祖父的牧师职位。母亲有意使他担当教职，他却因接受过太多的教条而厌烦，所以他叛教了。

他的早年教育是在家庭和梅森的文法学校里，学习日耳曼教养与古典文学、路德派神学和拉丁文喜剧。“特奥夫拉斯图斯、普劳图斯和特伦斯就是我的世界，我很愉快地研究他们。”17岁时，他得到奖学金到莱比锡，发觉这个城市比那里的大学更有趣。他表现了轻微的浪荡，爱上了剧院和一个女演员，还获准到后台去，熟悉了操纵舞台的一些机械。19岁时，他写了一出剧本，还设法出版。听说他犯了这些过错，妈妈哭了，父亲一怒之下把他召回家去。他说服他们转悲为喜，还使他们为他还债。他的妹妹偶然发现他写的诗，她发现这些诗句乖谬吓人，一把火把诗烧了。他把雪丢进她的怀里，想冷却她的热心。他被送回莱比锡学哲学，当了教授。结果他发觉哲学枯燥无味，而且欠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只好逃到柏林（1748年）。

他在那里写评论，从事翻译，与克里斯罗布·密里乌斯合编一个短命的剧场杂志。19岁时，他已经沉湎于自由思想。他读斯宾诺莎的作品，虽不喜欢几何学，却无法抗拒。他编了一出剧本名之为《自由精神》（Der Freigeist）。它以年轻而慈善的教士提奥方与粗犷而放浪不羁的自由思想家阿德拉斯特（Adrast）做对比。在这里，基督教占尽了论辩的上风。但是，莱辛在这个时候写信给他父亲说：“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人因信任他父亲就可以接受的。”接着他创作了另一出剧本《犹太人》（Die Juden），讨论基督徒与犹太人的通婚问题：一个富有而荣耀的希伯来人，名字叫作“朋友”，救了一个基督教贵族和他女儿的命。这个贵族奉出他的女儿做报答，但犹太人说出他的种族时，这个贵族收回了承诺。犹太人同意这样的婚姻会是不幸的。不到5年（1754年），莱辛在下棋时认识了摩西·门德尔松，这个人几乎就是他笔下“朋友”的化身。

早在1751年，伏尔泰或他的秘书就已委托莱辛把一些资料译成德文，那是这位脱离本国的哲学家想用来控告亚伯拉罕·希尔施的。这个秘书允许莱辛借去一部分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的手稿。那年稍晚，莱辛到维登堡，带着那些手稿。唯恐这份未修正的版本成为盗版，伏尔泰很有礼貌地写信请求莱辛把这些稿件送还。莱辛依言送还，只是埋怨那着急催促的口气。也许这影响到他此后对伏尔泰作品与性格的敌视。

1752年，莱辛获得维登堡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他回到柏林，投了很多思想积极而风格尖刻的文章给一些期刊，也许因此缘故，1753年他24岁时，即已赢得了大批读者支持出版他的六卷著作集，包括一部新剧本《萨拉·桑普桑小姐》（Miss Sara Sampson），这是日耳曼舞台剧史上的里程碑。到这时，日耳曼的剧场演过很多喜剧，但几乎没有本地生产的悲剧。莱辛催促他的剧作家友人从法国人转到英国人，并创作自己的悲剧。他称赞狄德罗保护了情感的喜剧和中产阶级的悲剧。然而，他写作《萨拉·桑普桑小姐》的灵感都是得自英国——得自乔治·利洛的《伦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1731）和理查森的《克拉丽莎》。

1755年，这个剧本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排演，甚受欢迎。它具备了戏剧的全部要素：一开始是诱惑，结局是自杀，连接它们的是成河般的泪水。恶徒梅雷丰（小白脸）是采花老手，反对一夫一妻制。他答应与萨拉结婚，与她私奔，和她同床，然后拖延婚姻。一个从前的情妇想重新赢得他的欢心，但失败了，却毒死了萨拉。萨拉的父亲准备原谅一切并接受梅雷丰为婿时，却发现女儿已死去。梅雷丰自杀，好像是为了展示莱辛的双关语，在戏剧里主角死于第五幕。

他以为现在可以靠写舞台剧谋生了。因为柏林没有剧场，他搬到莱比锡（1755年）。接着“七年战争”爆发，剧场关门，书业生意萧条，莱辛不名一文。他只好搬回柏林，写了许多文章给尼古拉的《有关新近文学界的信札》，把日耳曼的文学批评推向了新高峰。他在《19号书简》里说：“规则是艺术大师们梦寐以求的事。”1760年，奥俄联军侵入柏林，莱辛逃到布雷斯劳为某个将军做秘书。在那5年中，他常到酒馆喝酒，赌博，研究斯宾诺莎、基督教神父和温克尔曼，还写了《拉奥孔，或诗与画的界限》（Laokoon, oder ber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1765年他返回柏林，1766年把他最著名的书送去付印。

《拉奥孔，或诗与画的界限》一书得自温克尔曼的《模仿希腊画与雕刻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1755年）的直接启发。他写了半部手稿时，收到了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他暂停他的论著而写道：“温克尔曼先生的《古代艺术史》出现了。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决不进一步冒险。”他把温克尔曼认为希腊艺术的特质是清澈的尊严与崇高的概念拿来作他的起点，他还接受了温克尔曼的主张，认为梵蒂冈画廊里所存的拉奥孔雕像保留了那些性质，现世的痛苦姑且不论。（拉奥孔是特洛伊的太阳神祭司，他怀疑木马里藏有希腊人，向它掷了一根长矛。女神雅典娜支持希腊人，她蓄意说服海神波塞冬从海里派出两条巨蟒，将这位祭司及他的两个儿子绞缠起来使他们窒息而死。）温克尔曼认为拉奥孔雕像属于菲狄亚斯的古典时代——现今被认为是公元前1世纪罗得岛雕刻家的作品。温克尔曼看过并研究过那些作品，他何以把宁静的崇高赋予祭司的歪曲特性实在是一个谜。莱辛接受这种描述，因为他没亲眼见到那些雕像。他同意雕刻师把痛苦的表现缓和了，他进一步研究这种艺术限制的理由，他提议从造型艺术的内在和本身的限制中寻求答案。

他引用了希腊诗人西摩尼季斯的名言“画是无言的诗，诗是能言善道的画”。他接着说，不过，两者必须固守在他们的天然限界之内：画与雕刻应描绘空间里的物象，而不该试图讲故事。诗应叙述时间中的事件，而不该试图描绘空间中的物象。详述细节的工作应留给造型艺术，一旦它出现在诗里，就像汤姆森的《四季》或哈勒的《阿尔卑斯山》，它就干扰了叙述而隐晦了事件。“反对这种错误的鉴赏力和抵制那些没有根据的意见，是下述诸考察的主要目的。”莱辛不久就忘了这个目标而在琐碎细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中迷失了自己。在这方面他既无经验也无竞争对手，他把理想美提升为艺术的目标，对日耳曼绘画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他把画与雕刻混为一谈，把原本主要属于雕刻的规范应用到这两个方面，因而鼓舞了安东·拉斐尔·门斯的冷峻形式。不过，他对日耳曼诗的影响倒是值得庆幸。他使日耳曼脱离了冗长的描述、学院式的教诲和烦人的琐碎，也启发其走向行动与感情。歌德很感激地体认拉奥孔的舒展作用。

他迁往汉堡以每年800泰勒的薪俸作为剧作家与剧评家时（1767年4月），他觉得更自在。他在那里写出了新剧本《邦海姆的米娜》（Minna von Barnhelm）。故事中的英雄德尔翰少校从战争中带着荣誉回归故里，与富有而可爱的米娜订婚。由于倒霉的命运和敌手的阴谋暗算，他变穷了。他认为自己已不适合作为一个巨大财产女继承人的丈夫而从婚约中撤退。他消失了。她追到了他，要求与他结婚，而他拒绝了。察觉了他的理由，她设计了一个骗局把自己变成一名不文，于是少校的男性尊严出现了。突然间两个信使进来，分别宣布米娜与德尔翰少校都恢复原来的富有。结局是皆大欢喜，连佣人都被催促结婚。对白是轻松愉快的，而人物都不可信，剧情荒唐——不过剧情差不多总是荒唐的。

国家剧院在汉堡开幕的同一天（1767年4月22日），莱辛开始印行他的新著《汉堡的戏剧创作》（Hamburgische Dramaturgie）的内容预告。此后两年，这些论文定期批评德意志创作的剧本，也批评哲学家的戏剧理论。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戏剧是诗的最高级品种，他也在持续的不一致中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设下的规则：“我毫不犹豫地宣布……我认为它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那样颠扑不破。”（欧氏已不再是颠扑不破了。）他恳求他的同胞放弃阿谀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而应该研究莎士比亚表现的戏剧艺术（莎氏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规则）。他以为法国戏剧太呆板了，不能达成亚里士多德在希腊戏剧中发现的发泄情绪的作用。他认为莎士比亚在《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诸剧中，借行动的强度和语言的力与美把这种清洗的作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忘记了苔丝狄蒙娜的手帕，莱辛强调偶然性的需要：好的戏剧家应避免依赖巧合事件与细节，须塑造每个人物而使事件不能避免地随着相关人物的性格而发展。狂飙时期的戏剧家同意以莎士比亚为楷模，而很乐意地把日耳曼戏剧从法国戏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腓特烈的胜利与法国战败的民族主义精神，响应莱辛的呼吁，莎士比亚也因而支配了日耳曼舞台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汉堡的实验崩溃了，因为演员之间互相争吵，只有痛恨莱辛的批评这件事能使他们携起手来。腓特烈·施罗德抱怨说：“莱辛无法全神贯注看完一个全场演出。他会走开再回来，和熟人讲话，或陷入沉思。他会从激起他偶发兴致的特性中勾画出属于他自己的揣测而不符合现实的图像来。”这个察觉者的判断把莱辛任性的一生与心灵描述得恰如其分。

我们可以由他的上半生观察他吗？他有中等的身高，傲慢地挺立着，因规律的运动而身体强健柔软。清秀的面貌，暗蓝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至死未变。他对朋友温和，对敌人火热。他从没有像争论时那样感到快乐，他还用尖刻的笔锋对待受伤害的人。他写道：“……让批评家先找到他的争吵对象。于是他会渐渐地找到话题，其余的只须顺其发展。我坦白承认我基本上是选法国作家为目标，特别是伏尔泰。”——这是够勇敢的了。他是杰出的健谈者，对答如流，只是有点鲁莽。他对每件事都有许多看法，这些看法多而有力，使他无法有秩序地、一致地、以充分的效果表达出来。他陶醉于追求真理更甚于危险地误认真理。以下是他最著名的见解：

并非一个人已获得——或自信已获得——真理，而是他为了达到真理付出的真诚的努力，造就了人的价值。因为不是通过真理的获得，而是通过对真理的探求，使人发挥了他内在永远增长的完美的力量。占有使人呆滞、懒散和傲慢。如果上帝的右手握住真理，左手握的只是永远奔向真理的冲劲，然后对我说：“由你选！”尽管我有永远犯错的可能，我还会很谦逊地向他的左手鞠躬，说：“天父，给我吧！纯粹的真理惟你能当。”

汉堡惨败之后留下了两份珍贵的友谊。一方面是与埃莉泽·赖马鲁斯，她是汉堡学院东方语言教授赫尔曼·赖马鲁斯的女儿。她使她家成为该市最有学养的人士的社交中心。莱辛加入了她的生活圈，而门德尔松和雅各布是到城里来时才参加，我们要看看这个联系在莱辛的生平里扮演的生动部分。他与伊娃·柯尼希的关系更为亲密。她是丝业商人的妻子，有4个孩子，莱辛告诉我们说：“她聪明而活泼，有着女人的灵敏触觉与优雅”，而且“还有年轻女人的青春气息与魅力”。她也聚集一些有教养的朋友组成俱乐部，而莱辛在那里是每有活动就带头的人。1769年她丈夫起程到威尼斯时，他对莱辛说：“我把我的家庭委托给你了。”这绝非有先见之明的安排，因为这个戏剧家除了天才之外别无资产，还负了1000泰勒的债。那年10月，他接到了不伦瑞克的卡尔·威廉·斐迪南亲王的邀请，要他到沃尔芬比特尔负责公爵的图书馆。这个城市由于公爵在1753年把住处搬到7英里外的不伦瑞克而减少了将近6000人，不过，卡萨诺瓦认为那里收藏的图书和手稿是“全世界第三大图书馆”。莱辛每年可支薪水600泰勒，有两个助手和一个仆人，还可以在公爵的旧府第自由起居。1770年5月，他在他的新家安定下来。

他不是成功的图书馆人才，但他在手稿堆里发现了图尔斯的《白隆加》（Berengar of Tours）这份有名而失传的论文而颇得雇主的欢心，这篇论文怀疑神学中的变体说。在这种安定而少活动的生活中，他失去了汉堡与柏林的论战与刺激。由于在光线不足之下专注劣本书稿，他的视力衰退了，也有了头痛的毛病，他的身体开始变坏。他写了另一本剧本《艾米莉亚·加洛蒂》（Emilia Galotti）来安慰自己，表现他对贵族的特权和道德的愤慨。艾米莉亚是一个热情的共和论者的女儿，他们的国君瓜斯塔拉亲王欲对她染指，于是谋害了她的未婚夫，把她绑架到王宫里。他父亲发现了她，在她的坚决要求下把她刺死，然后他自己到亲王宫里自首，后被处死。亲王的生活腐败如故，只是受到了瞬间的骚扰。热情与雄辩弥补了此剧的结局。它成为受日耳曼舞台欢迎的一部悲剧，歌德把其首演当作日耳曼文学的苏醒。有些批评家把莱辛捧为日耳曼的莎士比亚。

1775年4月，莱辛到意大利担任不伦瑞克的利奥波德亲王的向导。8个月之中，他畅游了米兰、威尼斯、博洛尼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帕维亚、都灵、科西嘉和罗马。他在罗马谒见了教皇庇护六世，可能也看到了那些相见恨晚的拉奥孔雕刻。1776年2月，他又回到沃尔芬比特尔。他想辞职，但是因为薪俸增加了200泰勒，也因为当了曼海姆剧场的顾问而每年收受100金路易，他还是被说服留下来。这时，他已47岁，向寡居的伊娃·柯尼希求婚，她把她的孩子们一起带来。来了之后，他们于1776年10月8日结婚。他们体验了一年平静幸福的生活。1777年圣诞节前夕，她生了一个孩子，但第二天就夭折了。16天后这位母亲相继死去，使莱辛的生活乐趣全失。

争论持续着他的生命。1768年3月1日，赫尔曼·赖马鲁斯去世，留给他太太一大堆他生前不敢付印的手稿《上帝的理性崇拜者的辩白》。莱辛看过这部巨著的某些部分。他要求赖马鲁斯太太让他印行其中的一部分，她同意了。因为他是图书馆员，他有权出版收藏中的任何手稿。他把这部《辩白》放进图书馆里，于1774年印行其中的部分，名为《自然神论者的宽容》（The Toleration of Deists），无名氏著。这本书没有造成骚动，但是超自然论的专家们被赖马鲁斯手稿的第二部分震动，莱辛1777年以《无名氏论文增补，关于天启》为名，把它印了出来。它论辩说，在这个多种族与信仰的世界上，任何只对单独个人的启示，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接受。在历经1700年之后，只有少数的人类听说过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因此《圣经》实在不能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最后的一章，《耶稣与使徒的目标》（The Aims of Jesus and His Disciples，1778年），不把耶稣当作上帝之子，而仅视其为一个热情的神秘主义者，他带有一些与犹太人相同的看法，认为就那时所知的这个世界行将终结，而接着就是上帝的国度在大地上设立。使徒们（赖马鲁斯说）是这样了解他的，因为他们希望被任命为这个将来的国度的君主。这个梦随着耶稣失望地在十字架上呼喊——“天父啊，天父！你为什么舍弃我？”——而崩溃时，使徒们（赖马鲁斯设想的）杜撰了他复活的寓言来掩饰他的失败，把他描绘成对现世能赏能罚的裁判者。

受到震惊的神学家们在日耳曼的报纸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攻击这些《沃尔芬比特尔断简》。汉堡首席牧师约翰·梅尔希欧·格策指责莱辛暗地里与那位“无名氏作家”沆瀣一气，他催促教会与国家处罚这个伪君子。温和的敌对者谴责莱辛，认为此手稿如真要出版，则应该用拉丁文印行于少数人之间，而不可用清晰的德文印行。莱辛写了11本小册子予以答辩（1778年），其中表现的轻快的讽刺与极高的机智，足可与帕斯卡的《省区书简》媲美。海涅说：“任何人的脑袋碰到他都难保安稳无事。”“他敲掉许多脑袋，只出于任性，他还很淘气地把它提高了给大众看看里面是空的。”莱辛提醒攻击他的人，自由判断与自由讨论是启蒙运动计划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再者，人们有权得到可以获得的知识。否则，一个罗马教皇要比100个新教的先知好得多了。毕竟（他辩论说），基督教的价值会继续留存，即使《圣经》只是人间的文献，而它的奇迹仅是虔敬的寓言或自然事件——结果，公爵政府没收了《沃尔芬比特尔断简》和赖马鲁斯的手稿，还命令莱辛没有得到不伦瑞克那边的检查通过不得出版任何东西。

在圣坛方面他沉默了，因而转向舞台，他写出了最好的剧本。妻子的生病和去世花了许多钱，所以他又负债累累，他向汉堡一个犹太人借了300泰勒，使他有时间完成《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他把剧情的发生地点放在耶路撒冷，时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纳旦是虔诚的犹太商人，他太太和7个孩子都被战争期间风纪败坏的基督徒杀害。3天后一个修道士带给他一个基督徒婴孩，孩子的母亲刚去世，而这位母亲不久前与战斗中阵亡的父亲曾好几次解救纳旦于危难中。纳旦将她取名为蕾沙（Recha），像对自己的女儿一般把她养大，而只教她那些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能同意的宗教学说。

18年后，纳旦外出做生意时，他的房子被火烧毁。蕾沙被一个年轻的圣殿骑士（Knight Templar）救出来，他没有说明身份就消失不见了：蕾沙以为他是奇迹的天使。纳旦回来后寻找那位救助的青年，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被他打伤了，不过纳旦仍然请他去接受蕾沙的致谢。他去了，爱上了她，她也爱他。但他获悉她为基督徒所生而没有被教养为基督徒时，他怀疑自己是否需受骑士誓词的约束，他把这件事报告给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大主教。他对大主教叙述时没有指明具体的人。大主教猜想他们是纳旦与蕾沙，发誓要把纳旦处死。他派一个修道士侦察这个犹太人。凑巧那正是18年前把蕾沙带去给纳旦的那个修道士。经过这几年，他已看出了这个商人的仁慈智慧。他警示纳旦，同时哀痛那使人嗜血的宗教仇恨。

那时，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沙拉丁（Saladin）正逢财政窘困。他派人去请纳旦，希望能安排借款事宜。纳旦来了，他察觉沙拉丁的需要，没等他开口就提供了贷款。这位伊斯兰教君主知道纳旦以智慧出名，问他说三种宗教里面他认为哪个最好。纳旦把薄伽丘认为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麦基洗德（Melchizedek）所作的故事，巧妙地改变后，拿出来作答：有一枚珍贵的戒指代代相传，并用来确定一份富有家产的合法承继人。但是到了其中某一代，父亲因同样热心地爱着他的3个儿子，于是做了3枚类似的戒指，私下给每人一枚。他死后，儿子们争论哪枚戒指才是真的。他们把这件事弄到法庭上去了——但是一样无法决定。这个慈爱的父亲就是上帝。那3枚戒指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史迄今还没有确定哪种信条是上帝真正的律法。接着，纳旦给故事一个新的转折：那枚原来的戒指本来是要使戴着它的人有德行，但是因为那3个儿子中没有哪一个比其他两个更有德行，很可能原来的那一枚已经丢失了；每一枚戒指、每一种信仰都是真的，只要它使戴着它的人有德行。沙拉丁对纳旦的答复大感钦慕，他站起来拥抱他。这次哲学会谈过后不久，一份阿拉伯语的手迹翻开了，里面说那个圣殿骑士与蕾沙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他们惋惜不能结婚，但很高兴他们能以兄妹之情相爱，他们受到犹太人纳旦和穆斯林沙拉丁的祝福。

纳旦这个人物是暗指摩西·门德尔松的吗？两者之间确有相似之处。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莱辛还是可能在他朋友身上发现一些特点使他将那个耶路撒冷的商人理想化。也许，莱辛因热衷于传播宽容之道，比起基督徒来，他用了更大的同情心来描绘这个犹太人和那个穆斯林。那个圣殿骑士初遇纳旦时盲信而粗暴，而大主教（是否莱辛想起了格策？）实在对那些治理那时的特里尔、美因茨和科隆的仁慈而颖悟的主教很不公平。1779年这部剧本出版时，德意志的基督教界斥责它不公平。莱辛的一些朋友也加入批评。1783年《智者纳旦》才搬上舞台，到演出第三天的晚上剧场里就已空空无人了。1801年，席勒和歌德的改订本在魏玛大受欢迎，而且此后一个世纪，这出戏在日耳曼舞台一直受人喜爱。

在去世的前一年，莱辛印行了体现他研究心得的最后著作。他用宗教用语来表白，似乎为了缓和抵制及在新旧观念之间提供桥梁。从某些方面来看，《人类的教育》（Der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ts，1780年）肯定了旧观念，然后我们察觉他的辩白是在吁求启蒙。全部历史可看作对人类的天启、对人类的渐进教育。每种伟大的宗教，都是一步一步的启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并不是像一些法国人认为的诡计骗局，而由自私自利的教士加诸轻信的平民身上；它是一种现世论，意图教养人性、教诲德行、庄正和统整社会。在前一个阶段里（《旧约》），宗教以许诺长生中的现世财物来使人有德。在另一个阶段里（《新约》），它许诺死后的报酬而试图克服使人灰心的德行与世俗的成就之间的裂缝。在这两个阶段里，它的愿望都调整到那时的人的有限的理解范围内。如果围绕在基本信念之外，神学家还发展出来类似原罪和三位一体的难以了解的教条，这些学说也是真理的符号和教育的工具。上帝可以被想成带有许多层面和许多意义的力量。原罪的含义是，我们生来带有抵制道德和社会律法的倾向。不过，超自然的基督教只是人心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人类学会了思考，当人们足够强壮和明智到能因事情是对的而合理地择善而为，不是为了物质的或上天的报酬，那时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来临了。一些人已达到那个阶段，但整个人类还没有，不过，“这个阶段会来临的！一定会来临的……那就是一个新的、永恒的福音的时代！”好比个人在成长时重演了种族的知性与道德的发展，种族也慢慢地经历最优秀的个人的知性和道德的发展。用毕达哥拉斯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再生又再生，直到他的教育调整到理性的境界。

莱辛对宗教的最终看法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它对道德有重大助益，但恨它是一个独断的教条体系，要求人在罪、惩罚和社会的毁损上来接受它。他以为上帝是真实世界的内在精神，导致发展，自身也进步。他认为基督是人的最高理想，但只在隐喻上是上帝的肉身。他期待所有基督教神学会消失，只有能忍的仁慈和博爱的最高伦理留存的时代。在写给门德尔松的一封信的草稿里，他宣称他赞同斯宾诺莎的看法，认为身体和心灵是同一个真实的内外两面，是与上帝同一的实体的两种属性。“正统的神性概念，”他告诉雅各比说，“对我是再不能成立的了，我受不了它们。一即全体（Hen kai pan）！此外我一无所知。”1780年雅各比到沃尔芬比特尔拜访他，要求他帮忙排斥斯宾诺莎，却被莱辛的答复震惊了：“除了斯宾诺莎别无哲学……如果要我师法某人，我不晓得还有其他的名字。”

莱辛的异端和他在争论时的蛮横，使他在晚年时陷于孤独。他有朋友在不伦瑞克，他偶尔去找他们闲聊和下棋。他太太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们和他住在沃尔芬比特尔。他把她留下来的微薄遗产全部给了他们。但是，他的敌对者在德意志各地骂他是可怕的无神论者。他公然蔑视他们，还敢与付他薪俸的人对立。那时的不伦瑞克大公卡尔·威廉·斐迪南将一个使其不快的犹太青年下狱时，莱辛到狱中探望这个青年，后来还带他回家让他恢复健康。

他自己的健康却一去不回了。他的视力模糊得几乎不能看书。他患了气喘病、肺脏衰弱和动脉硬化。1781年2月3日到不伦瑞克访问时，他的严重气喘和吐血发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你们看到我就要死去时，请叫公证人来，我要在他面前宣布我死时不皈依任何宗教。”2月15日，他躺在床上，几个朋友聚在隔壁房间里。突然他的房门敞开，莱辛出现了，弯着身，很虚弱，拿起便帽打着招呼，然后，他扑倒在地板上，中风般地抽动。一家神学刊物宣布他的死讯时说：撒旦带着他到地狱去了，他像是出卖灵魂的另一个浮士德。他留下的钱太少，以致公爵还得为他支付安葬费。

他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时代的先驱。在他死去的那一年，康德出版了划时代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席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剧本。歌德尊莱辛为伟大的解放者，是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歌德对莱辛的阴魂说：“生时，我们尊你为诸神之一；死后，你的精神统治所有的灵魂。”

浪漫的复古运动

歌德只替少数人说话。大多数德国人依恋他们的基督教遗产，他们把歌颂他们信仰的诗人高呼为天纵之才。在亨德尔以《弥赛亚》的天韵之声激动了爱尔兰之后6年，腓特烈·哥特里·克劳普斯多克以他最初的热情诗篇《弥赛亚》（1748—1773年）赢得了德国人的心。

克劳普斯多克生于1724年，比莱辛大5岁，又比他多活了22年。莱辛是牧师的儿子，却变成自由思想家。克劳普斯多克是律师的儿子，却以书写基督生平的叙事诗作为他一生的主要使命。他如此热衷于他的主题，竟然在他还是24岁的小伙子时就出版了开头的前3个诗篇。这些无韵的六声部诗章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一年后他向他表妹求婚时，来自德国各地的信件催促她接受，但是她拒绝了。丹麦王腓特烈五世在他的牧师约翰·伯恩斯托夫的推荐下，邀请克劳普斯多克住在丹麦王宫里，以每年400泰勒的薪俸完成他的叙事诗。在到哥本哈根的途中，这位诗人善意地到汉堡去看一位崇拜他的女人玛格丽特·莫勒。1754年他们结了婚，但1758年她就死了。这使他伤心极了，他的诗也暗淡起来。他在《弥赛亚》第15诗篇中追忆她，在他的一些最动人的抒情诗中亦然。他在哥本哈根住了20年，伯恩斯托夫被革职后他不再受到支持，于是回到汉堡，于1773年出版了他大部头诗作的最后一个诗篇。

开始仿自弥尔顿的祷词。这20个诗篇，阐述从基督在橄榄山上的冥思到他升天的一串圣迹。在花了差不多与耶稣活了一生那么长的时间去写他的叙事诗之后，克劳普斯多克以感恩的赞美诗作结尾：

哦，我已经达到了目的！那激荡的思潮

发出颤动的声音通过了我的心灵。

唯有你那万能的臂膀

我的主，我的上帝，曾经导引我

越过数个阴暗的坟穴，在我能抵达

那遥远的目标之前！主啊，你还治愈了我，

在我下沉的心里投入了清新的勇气。

它带着死亡作它贴近的伴侣；

若我正视各种恐怖，它们的阴影

随即消逝，因为有你护佑着我！

它们迅速消失——救主，我已吟诵

唱过感谢你的誓约。我也已踏过

我害怕的路途！我的希望全在于你！

《弥赛亚》为传统的德意志欢迎，被视为用德文写得最好的诗篇。歌德谈到一个法兰克福的议员，他“在每年的受难周（Passion Week）要读一次前10个诗篇，然后使他一整年心旷神怡”。至于歌德自己，他只能“在撇开某些要务”时才能欣赏这首叙事诗，而这些要务是“一个推进中的文化拓荒者不愿舍弃的”。克劳普斯多克毫不吝惜地倾注虔诚于他的诗中，使他的诗变成抒情诗与巴赫式的赞美歌的接连续列，而不仅是叙事诗那样地平铺直叙。我们也发现，要以20个诗篇和25年的时光来跟随抒情诗的奔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同伏尔泰从卢梭的思想中衍生了相反的观点，莱辛透过他的怀疑主义、理性论和知性论，使德意志对比地体会到需要有能够认识感情、情操、幻想、神秘、浪漫、人生中超自然素质等的重要性与合理性的作家。对于这个时期的某些日耳曼人，尤其是女人来说，感性的讴歌成为他们的宗教与时尚。达姆斯塔特组成“性情中人俱乐部”（Circle of Sensitives），其成员之间订立了表达情感与情绪的原则和仪规。卢梭是此辈灵性上的弥赛亚。他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远甚于伏尔泰，赫尔德与席勒认他为活水源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充满了卢梭的影子，歌德从卢梭起程（《我们皆具性情》），经过伏尔泰（《怀念人生》），最后把他们的思想糅合在一起。这时的英国也出现了感性诗人，詹姆士·汤姆森、威廉·科林斯、爱德华·扬；也出现了感性的小说家，理查森和斯特恩。珀西的《废墟》及麦克弗森的《奥西恩的诗集》，激起了人们对中世纪诗歌、神迹和英雄美人的故事的兴趣。克劳普斯多克与海因里希·格斯滕贝格则给基督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神话注入了新的生命。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在1781年以前是反抗理性的领导者。跟康德一样，他生在多云的柯尼希山（Königsberg），被他父亲灌输了强烈的宗教情愫。他受过大学教育，因贫困而劳碌地从事家教生涯，也因发现一个新教信仰不被任何启蒙运动击倒而感到欣慰。他辩称理性仅是人的一部分，而且发展得较晚，又不是基本的。本能、直观和感情却深邃得多，真正的哲学应以完整而全部的人性作为基础。语言不是理智的产品，而是上帝供给表达感情的礼物。诗比散文更有深度。伟大的文学不是依赖规则与理性的认识和观察写出来的，而是凭天才创造的，天才是一种无法给予定义的素质，是由感情引导，是超越一切规则之上的。

腓特烈·雅各比赞同哈曼与卢梭。他说，如果你承认逻辑，斯宾诺莎的哲学的确完美地合乎逻辑，然而它是错的，因为逻辑不能抵达真实境界的核心，真实境界只能由感情和信仰揭示出来。上帝的存在不能由理性证明，但是感情知道，若不信上帝，人的一生就成为悲剧，无希望又无价值。

如此高扬感情与诗，激扬民族的心灵已经预示了想象文学的飞扬，使18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充满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热情与富饶。诗歌杂志倍增，却总是很短命。约翰·海因里希·福斯除了翻译荷马、维吉尔和莎士比亚外，还用韵文写了温柔的小说《路易丝》（Luise，1783—1795年），赢得了德国人的欢心，也激起歌德起来对抗。萨洛蒙·格斯纳以他细腻的抒情诗和田园散文诗，在各国赢得许多读者。马赛厄斯·克劳迪乌斯用田园体诗歌咏家居生活，感动了无数的母亲。下面是他所作的《月光下的摇篮曲》：

睡吧，我的小女孩！

你为什么哭泣？

月光是那么柔和，

你可安静地憩息。

睡意快快就要到来，

无声又无息。

月儿见到小孩就欢喜，

她深深地爱着你。

戈特弗里德·毕尔格是一个浪漫的天才。生为牧师之子，他被送到哈勒和哥廷根去学法律，却因生活放荡退学。1773年，因为他的歌谣《勒诺》（Lenore），他的罪过获得了普遍的宽恕。勒诺的爱人随腓特烈的大军攻夺普拉加。每日清晨她梦醒起来都要自问：“威廉，是你缺乏信心，还是死了？你到底还要耽搁多久？”战争结束了，军队也回来了，战士们的妻子、母亲、儿子兴高采烈地去欢迎他们，而且感谢上帝：

她问遍整个军队的行列，

对着每个人，呼唤他的名字，

可是没有一个人回答她，

那么多人中就是不见他。

所有的战士都已离去，

她扯住乌黑的头发，

扑倒地上，

悲恸绝望。

她的母亲对她说：“上帝所做的，必尽善而为。”勒诺回答说那是误信，而她是必求一死的。母亲与她谈到天堂，也谈到地狱。勒诺回答说：“天堂必与威廉同在，地狱里绝不会有他。”整天，她只是自言自语。夜里，一个骑士停在她的房门口，没有报出名字来，只是邀她同行，做他的新娘。她坐在他的后面，骑着他的黑马，彻夜没有停蹄。突然间骑士变成尸体，勒诺发现自己依偎的是骷髅。她徘徊生死之际，鬼魂泣诉以下的话语：

忍耐呀，忍耐！即使心伤欲碎！

不要与上帝争吵。

你的躯体已被夺去，

上帝怜悯的是你的灵魂！

狂飙运动

从克劳普斯多克的虔诚和格斯纳的温柔，浪漫主义运动推进到不敬的个人主义，展开了德国青年反抗道德和社会狂热的“狂飙运动”。宫廷里顽强的贵族政治，传教士衰颓的教条，商业阶层乏味地挖钱，官僚阶级无聊地例行公事，老学究傲慢地卖弄学问——这一切使年轻的日耳曼人注意到能力与剥夺职位的问题。他们听从卢梭自然与自由的呼唤，但是并不珍惜他神化了的“全体意志”。他们赞同卢梭，排斥唯物论、理性论和决定论，他们与莱辛一样喜欢莎士比亚的生动与不落俗套，而不喜欢高乃依与拉辛的拘束的古典主义。他们赞赏伏尔泰的睿智，然而发现他走过的地方总留下来一片荒地。他们对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感到震惊。歌德回忆说，“我们祝福美国人大获成功”“富兰克林与华盛顿的大名开始辉耀政治与战争的天空”。这些狂飙运动者（Stürmer und Dränger）陶醉于身体的青春与心灵的觉醒，而感叹老一代对年轻人的重压，也感叹国家压迫人民的心灵。他们追求原创力，追求直接体验与没有阻碍的表白，其中还有人以为他们的天分使他们免受法律的管制。他们以为时代站在他们那边，以为不久的将来就可看到他们的胜利。“噢，”歌德大呼起来，“默克和我年轻时，那真是一个可爱的时代！”

有些反叛者舍弃服饰的旧习，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习惯，借此表现他们的哲学。克里斯托夫·考夫曼不管走到哪里，都不戴帽子、不梳头发，衬衫敞开到肚脐眼上。不过这毕竟只是例外，大多数领导人物制定了禁止条令，避免这种服装上的倒行逆施，他们中有些人还过得很宽裕。歌德自己以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年）成为狂飙运动的先驱。1774年，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浪漫主义成功的标志。席勒则以《强盗》（Die Räuber，1781）这个剧本加入运动。不过，这些复杂而不断进展的主脑人物很快就把这场竞赛留给一些更热烈但是根基不厚的年轻人去干。

约翰·默克是创始人之一。他的体格健康而硕壮。他完成了大学教育，在赫塞—达姆斯达特宫廷里是受欢迎的人物，当了会计长，以敏锐聪明和能力务实出名。歌德于1771年碰到他，印象颇佳，后来与他和赫尔德合办了一份批评刊物《法兰克福文艺新闻》。从那时起，这些反叛者最初被称为“法兰克福帮”。默克熟悉商业与政治，游遍德国，还到过俄国，他看到了也讽刺了财富的浮华、宫廷的沉闷和对农民的剥削。发现自己无力改变这些情况，他变得既辛辣又善讽。歌德叫他“靡菲斯特·默克”（Mephistopheles Merck），还把他自己和默克当作《浮士德》里的主角人物的部分样本。生意上的失败加上婚姻的不幸，使默克心神不安。他深陷债窟，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应歌德的请求而接济他。他成为长期忧郁的牺牲品，在50岁时自杀身亡（1791年）。

更可悲的是赖因霍尔德·伦兹的一生。他是立窝尼亚一个路德教派牧师的儿子，他脆弱的神经和容易激动的脾气在幼年时就因受到罪与地狱学说的重压而生病。他在科尼斯堡听了一段时间康德的讲课而有些起色。康德介绍卢梭的作品给他，不久伦兹说《新爱洛漪丝》是法国出版过的最好的书。他在斯特拉斯堡遇到歌德，着迷于他的积极性格，在思想和风格上模仿他，他的抒情诗写得太像歌德，竟然被收集在某些歌德的著作集里。接着他到塞森海姆，继歌德之后爱上了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因作了一些热情的诗而得到她的赞赏。他保证说，如果她不回报他的爱，他就自杀。结果她没有回报，他也没有自杀。他应邀到魏玛去，受到歌德的善待。他嫉妒歌德的成就，嘲笑歌德与夏洛特·斯特恩的关系，被公爵强迫离开他的领地。他有相当的才具成为诗人和戏剧家。他的剧本之一《军人》（Die Soldaten）尖锐地讥讽阶级差别和资产阶级的生活。它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中产阶级女孩，想和一个军官结婚不成，变成娼妓向未被她认出的父亲招揽生意。伦兹自己不能安定地稳住脚跟，一个职位再换一个职位，一次失败再加一次失败，患了一连串的疯癫，不断寻求自杀，终于死于精神失常（1792年）。

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Maximilian von Klinger）是狂飙运动中最聪明的一位。他贬斥这个世界，却占据其中的高位。他沉浸在他剧本中的激烈言辞里，又成为多尔巴特大学的评议员。他享尽了年轻人放浪不羁的生活，而且活到79岁高龄。歌德写下了很有见地的名句：“女孩子，我们爱的是她们目前的样子；年轻的男孩，我们爱的是他们将来可能的样子。”这里指的就是他。克林格的剧本《狂飙》（Sturm und Drang，1776年）写于24岁，把名字和情调赋给了这个运动。它讲了欧洲的反叛者移居美洲，希望找到他们自己的自由出路，他的言谈是狂迈和热情的，他的信条是天才应免受所有规则的约束。克林格服务于奥俄联军，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私生女结婚，然后接受教授职位，成为那个国家的栋梁。

威廉·海因森（Wilhelm Heinse）给狂飙运动增加了一部小说《阿尔丁赫洛》（Ardinghello，1787年），它把君主专制、虚无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权力意志联合在一个荒淫而犯罪的欢宴上。这个英雄说，罪不是罪，只要是勇敢的；唯一真正的罪是懦弱，最真实的美德是身体的强健与意志的勇气。人生是基本本能的张扬，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能看成不道德的，我们就失去了标志。于是，阿尔丁赫洛只要有机会或一时兴起，就诱惑女人，谋害人命，而且把他不受拘束的热情看成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他描述汉尼拔的勋业，尊他为超人，还问道：“成千上万的人算得了什么——他们的一生加起来也不及他的一小时——比比这个唯一的人！”他设立了一个所谓共产社会，女人共有，女人参政，崇拜本能。

在狂飙运动的混乱旋风里，有些占优势的观念赋予这个运动特质和影响。它大多数的领袖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从反抗生来的特权、官方的傲慢和高级教士把得自农民的什一税用来欢宴等开展他们反对当时社会的运动。他们一致同情农民的命运，将农奴或自由农民的性格理想化。他们向妇女挑战，要她们放弃时髦和用鲸箍扩大的裙子，放弃她们的矫情、随时随地的晕倒术和柔顺的虔敬，也呼吁她们分享自由心灵和遨游四方的男性的刺激生活。他们把宗教重新定义为一些人的心灵的神圣启悟，此等心灵的才具是创造的动力与世界不可思议的一部分，他们以为自然就是上帝，而归结说，合乎自然就是神圣。他们拿中世纪的浮士德的传说作为突破所有传统障碍、习规、道德或法律的对知识的渴望与燃烧的野心的象征。马勒·穆勒（Maler Müller）早在歌德之前就写了一个剧本《浮士德的一生》（Faustus Leben），“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感觉到他的全部力量，感到命运加给他的束缚而试图摆脱它，谁有这样的勇气像他那般走完那个行程”。

狂飙运动的热情与夸张表现了它是知性上的青春期，少数人的呼声注定上扬而又冷静下来。这次运动没有获得普遍的支持，因为传统与一般人民总是互相依存的。他们发觉自己在日耳曼的生活结构里缺乏基础后，狂飙运动者与各邦君主和平相处，也像法国的哲学家们一样，相信开明的统治者会引导知性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革。赫尔德、歌德和席勒年轻时接触这个运动，在火焰衰退时撤退出来，他们剪短了他们的利爪，收敛羽翼，很感激地接受魏玛温和君主的保护。

艺术家们

这个时代的日耳曼人，在艺术方面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相似。他们从意大利带进巴洛克艺术，从法国带来洛可可艺术，他们送温克尔曼和门斯到意大利，而他们亡命国外的大卫·伦琴、里瑟诺和亚当·魏斯魏勒被法国国王和王后请去当家具设计师，法王路易十六付给伦琴身边的一个秘书8万利维尔。慕尼黑的首府、腓特烈在波茨坦的新宫及富裕的日耳曼人家里，挤满了精心雕刻而成的家具，直到这个时代的末期，才从英国输入了齐本德尔和谢里丹风格的家具——梅森的工厂在战争期间损毁了，但是宁芬布格、路德维希堡、波茨坦和其他中心继续发展瓷器与彩陶的技艺。日耳曼的衣架、壁炉架、餐桌和书桌，点缀了带有喜气的优雅地舞着、唱着和轻吻着的小人像。

也有大规模的可观的雕塑艺术。马丁·克劳尔于歌德在魏玛的早期替他塑了一个半身像——热切，眼睛明亮有神，充满信心。马丁的儿子路德维格也替席勒做了一个，但做得不太好。设置在斯图加特广场的席勒像倒是好些，那是由约翰·丹内克尔雕塑成的。在这个时代的日耳曼雕刻上获得最高成就的是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1788年他成为柏林的宫廷雕刻师。1791年，他做了一个腓特烈头像；1793年他雕出了全像；1816年他铸了一个较小的腓特烈铜像——真是令人难忘的杰作。他为勃兰登堡门铸了一个铜身的胜利的战车，而他为太子妃路易丝和她妹妹弗里德里克雕成的大理石像，近乎成了古典美的极致。

德国的画家则太多了，即使派12个人到意大利，仍然可以留有几位好的在国内。蒂施拜因家族有那么多拿画笔的兄弟，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们弄混了。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是赫塞—卡塞尔宫廷的画家，画了一幅很好的莱辛像。他的侄儿约翰·腓特烈·蒂施拜因到卡塞尔、罗马、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海牙、德绍、莱比锡和圣彼得堡各地作画，也替萨克森—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大公的孩子们画了一幅可爱的群像。1787年至1789年，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住在意大利，作了一张名画《在罗马旷野的歌德》（Goethe in the Roman Campagna），后来回国当了奥尔登堡公爵的宫廷画师。

日耳曼回奔意大利运动（Drang nach Italien）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亚当·腓特烈·奥塞（Adam Friedrich Oeser），他是雕刻家、画家、蚀刻师、教师和古典艺术改造的斗士。温克尔曼在德累斯顿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批评他的画风，欣赏他的性格，还说：“关于意大利以外的人，人家能知道的他都知道。”1764年，他当了莱比锡艺术学院的指导，歌德到那边访问他，才产生了意大利狂热。

留在德国的艺术家中，丹尼尔·乔德凯维奇是领导人。他是波兰人，生于但泽，身为孤儿，他得靠作画和木刻谋生。1743年，他到柏林，除了名字不改之外，整个人变成了德国人。他用华丽而纤巧的彩饰画来讲述基督的生平，名满全国，此后，他以更近于伏尔泰的格调画出《让·卡拉斯及其家人》（Jean Calas and His Family）。他的画供不应求，几年间普鲁士的任何巨著出版都附有他亲笔的插画。在他最美好的蚀刻画中，他勾画了他的家居生活：他自己在工作，他太太骄傲地照料她的5个孩子，墙上挂满了艺术品。他用红色笔画了那位歌德爱过又失去了的洛特·凯丝特诺。他的作品中有细腻的线条和温柔的感情，这使他和霍加斯有了区别。他有许多描绘平民生活的画，人们常拿他与后者做比较。他反对把他们两人拉在一起，这是对的。他经常受到华多的影响，《动物园中的聚会》（A Gathering in the Eoological Garden）这幅画有着华多对辽阔的天空和女性衣袍在风中飘扬的迷人心魂的嗅觉。

安东·格拉夫留下了一幅柯勒维奇的画像——满面笑容、鬈发、身体肥壮——还有一张自画像，从工作中抬头仰望，但是服饰有点像要赴舞会的样子。他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在他太太的可爱的画像上面——带有女演员科洛瑙·施勒特尔的傲气，穿着金黄色的衣服而有霍芙拉德·伯姆夫人的尊荣。

阿斯穆斯·雅各布·卡斯滕是那半个世纪这条战线上的最后一位，他吸收了温克尔曼在书信和精神上的思想，完成了德国画的古典复兴。他生于石勒苏益格，在哥本哈根和意大利上学，而主要是在吕贝克和柏林工作。1792年，他回到意大利，在古代雕刻和建筑里享乐。他不知道时间已洗去希腊艺术的色彩，只留下线条。于是，像门斯一样，他以铅笔代刷子，一心只求完美的形式。在他画室里摆姿势的模特身材上的缺陷使他受到阻挠，他决定信赖自己的想象，他喜欢把希腊诸神和希腊神话中的景致画成他和温克尔曼想象的样子。接着，他绘制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插画。他追求线条与形式的热情常常使他的画失去了色彩与生动，即使他成就了近乎米开朗基罗对神圣人物的眼力，譬如《光明的诞生》（The Birth of Light）这幅画，我们也只能称赞他精确地记住了西斯廷教堂的壁画，像莫扎特记得他的音乐一样。罗马报答了他的深情，1795年给了他一个任何近代艺术家所能得到的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画展。3年后他死在那里，只有44岁。

新古典主义的气氛支配了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波茨坦和柏林。1755年，他开始新宫的建设，而不曾让战争阻挠他的计划。3个建筑家——布林、贡塔尔和曼格尔——共同负责设计。他们在一座堂皇的大厦上混合使用了古典式与巴洛克的风格，使人想起古代的罗马宫殿。在内部装潢方面，他们真可媲美法国洛可可式的最佳样本。柏林的法国教堂有古典的柱廊，贡塔尔和他的学生格奥尔格·昂格尔为它增建了一座古典的塔（1780—1785年）。1774年至1780年，昂格尔建设皇家图书馆而益增柏林的威风。勃兰登堡门，1788年至1791年由卡尔·朗汉所建，坦率地模仿雅典卫城的入口。它有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留存下来，但是闻名的“战车”毁损了，这座四轮战车是建筑家用来作为大门的冠顶的。

其他德国城市也有各邦国君主、贵族等新建的功业。腓特烈的妹妹，威廉明妮以迷人的洛可可式的皇宫美化了拜罗伊特城（1744—1773年）。在加塞尔，西蒙·路易设计了（1769年）豪华的舞厅及赫塞·加塞尔领主官邸的蓝厅。在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畔，尼克劳斯·皮伽建筑了气派十足的本德拉宫（1755—1769年）；在靠近路德维希堡的地方，菲利浦·奎庇埃尔建筑了美丽的蒙雷坡宫（1762—1764年）。

巴赫之后

除意大利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受到音乐的祝福与激荡。家里若没有乐器是不正常的，学校里教音乐就像上宗教课与阅读课一样。教会音乐已经衰微，因为科学、哲学、都市和工业使人心世俗化了。伟大的路德派赞美诗虽然还有人唱，但已经从教堂唱诗班移转到歌谣、短剧和歌剧了。约翰·彼得·舒尔茨（Johann Peter Schulz）的《通俗歌谣集》（Lieder im Volkston，1782年）为歌曲开辟了新纪元。从这时起，德国在运用音乐到抒情诗这方面已处于无可怀疑的领导地位。

钢琴构造机件改良，刺激了演奏会的普及和乐器演奏名家的兴起，演奏家约翰·舒伯特、阿布特·沃格勒、约翰·赫梅尔等人征服了众多的城市。1789年3月10日，年仅11岁的赫梅尔在德累斯顿举行独奏会，他不知道莫扎特也在观众席中，演奏会中，他看到并认出了他从前的老师。他的作品一演奏完毕，立即穿过聚集的人群，拥抱莫扎特，表达他的敬意和喜悦。阿布特·沃格勒在曼海姆，身兼礼拜堂牧师与音乐指挥二职（1773年）。作为一个音乐作家，他是那个世纪中最有创见和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作为演奏名家，他赢得了莫扎特的钦慕；作为教师，他造就了韦伯和迈尔贝尔；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他穿蓝袜，同时进行每日的祷告与音乐演奏，有时让听众等他做完祈祷再演奏。这一切都给曼海姆城带来欢笑。

那时，曼海姆的管弦乐团由76个精选出来的音乐家组成，由身兼教师、指挥和小提琴独奏的克里斯蒂安·卡纳彼希很好地领导。福代斯爵士有名的评语说，德国领先各国有两个理由：普鲁士的军队和曼海姆的管弦乐团。莱比锡的布商公会管弦乐团名气只小一点点，演奏会的规模很庞大——节目上经常排出三四首，有时六首合奏曲；这种场面到处都有——剧场、教堂、大学、皇宫、酒店和公园皆然。这时，交响曲与合奏曲在管弦乐节目表上已并驾齐驱；1770年——甚至在海顿之前——这是公认的乐器演奏的最高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数位作曲名家来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他的前妻生了7个孩子，其中威廉·弗里德曼和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享誉国际。他的第二个妻子生了13个孩子，其中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在音乐上有杰出表现。前者生了一个小作曲家威廉·弗里德里希·厄恩斯特·巴赫，所以约翰·塞巴斯蒂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5个在音乐史上有地位的人。另一个是远亲约翰·埃伦斯特·巴赫，他在莱比锡随大师研究，成为魏玛的乐团指挥，也留下一些被人遗忘了的曲子。

威廉·弗里德曼·巴赫生于魏玛，他父亲的《优良整调键盘》（Wohltemperirte Klavier）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了教他而写的。他进步神速，16岁时就已经是作曲家了。23岁时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索芬礼拜堂的风琴师。由于在这里的职责轻松，他写了一些奏鸣曲、合奏曲和交响曲。1746年，他被选为哈勒的圣母纪念礼拜堂的风琴师，薪资与声名一并鹊起。他在那里逗留了18年，后来被称为“哈勒的巴赫”。他喜欢喝酒，仅次于音乐。1764年他辞职，此后20年，他往来于各都市之间，为人演奏或收学生，过的是仅可糊口的生活。1774年他定居柏林，1784年死于此地，穷困潦倒。

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巴赫是左撇子，因此他的演奏只能限于风琴和钢琴。1734年，他进法兰克福大学，与格奥尔格·菲利浦·特勒曼颇为要好，后者是他的教父之一，他的名字有一部分是这个教父取的。1737年，他演奏一些他的作品，听众包含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听说皇太子腓特烈喜欢音乐，他到莱茵斯贝格自荐，并没有马上得到结果。不过，1740年腓特烈已经是国王了，任命他为波茨坦的礼拜堂管弦乐团的键盘音乐演奏师，他觉得为腓特烈神经质的长笛伴奏和在音乐上接受他的帝王权威是十分恼人的事。在管弦乐团服务16年后他辞职了，专心从事教学。他的论著《演奏键盘乐器的真技巧论》，从1753年开始写，标志着近代钢琴技巧的起点，海顿根据这部手册组成了他的钢琴作品。也由于这本书，莫扎特称他为“柏林的巴赫”：“他是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之所以正确地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是跟他学的，任何人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无赖。”在作品里，伊曼纽尔有意从他父亲的对位风格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单纯的同音处理与曲调。1767年，他接受汉堡的教堂音乐的指导职位，在那里度过了最后21年的生命。1795年，海顿到汉堡去看他，结果发现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儿子中最伟大的一个，已经过世7年了。

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巴赫，在师从他的父亲和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之后，18岁时（1750年）在毕凯堡成为绍姆堡—里佩的威廉伯爵的宫廷乐师，28岁时当上了乐团指挥。他在这个宫廷28年之中的最大事件，是赫尔德来这里当教士（1771年）。赫尔德供给他一些激发灵感写作神剧、清唱剧和歌曲的题材。约翰·克里斯托夫追随他父亲的方法与精神，在岁月的变迁中失落了。

相反，最年幼的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把他的音乐归属于意大利。他父亲死时他才15岁，他被送到柏林，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威廉·弗里德曼支持他、教导他。19岁时，他到博洛尼亚，那里的卡瓦列雷·阿戈斯蒂诺·里达伯爵出钱让他就学于巴德雷·马蒂尼。这个青年整个被意大利生活和天主教音乐迷住了，因而使他的信仰改宗，6年中所作的曲子都是献给天主教会的。1760年，他成为米兰天主教堂的风琴师，因而被称为“米兰的巴赫”。同时，意大利歌剧也使他在俗世音乐方面有杰出表现的野心，就像他在教会音乐的表现一样。他在托伦和那不勒斯（1761年）制作了一些歌剧，而他的米兰雇主们认为他作品中的那些爱情艳遇与他在天主教会中的地位不相称。于是他转移阵地到伦敦（1762年），他的歌剧在那里不寻常地长期连续上演。不久，他被任命为夏洛特·索菲亚王后的音乐老师。1764年，他欢迎年仅7岁的莫扎特到伦敦，还陪他玩钢琴作曲。这个小孩喜爱这位目前已有充分成就的音乐家，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创作奏鸣曲、歌剧和交响曲的启发。1778年，巴赫到巴黎演出他的《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 des Gaules）。他在那里又遇到已经22岁的莫扎特，仍然像15年前他们相遇时那般地愉快相处。“他是老实人，对人公正，”沃尔夫冈·莫扎特写信给他父亲时说，“我衷心喜爱他。”

总而言之，这是巴赫时代，从死于1619年的威特·巴赫到死于1845年的威廉·弗里德里希·埃伦斯特·巴赫，皆是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中出名的约有60位巴赫，其中有53位是职业音乐家。有8位是他的先辈，5位是他的子孙，都具有充分的才气以致需在音乐辞典中各辟专文来介绍他们。众子之中有几位在生前得到了比约翰·塞巴斯蒂安享有的更大的名望。并非他们垄断了音乐的名声，演奏家生前通常会得到更大的喝彩，但死后不久就被遗忘了。像卡尔·弗里德里希·法施和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舒伯特等作曲家，他们的名望是足以和巴赫的孩子们对抗的。

回顾18世纪的下半叶，我们观察到音乐演进的几条特别线索。成长中的钢琴音域与力量，使音乐从字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鼓励了器乐曲的制作。音乐会听众的扩增和教会支配力的减弱，使作曲家离开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多音曲，而走向他的继承者更容易欣赏的和声。意大利歌剧的影响甚至及于器乐作品的旋律，然而另一个相对的运动，正为歌曲带来新的复杂性。反意大利歌剧运动到格鲁克时达到高峰，他提议使音乐附属于戏剧，结果仅使戏剧与音乐同样高贵。从另一条大道，这个“反动”开展了小歌剧，它的最高表现是《魔笛》。协奏大部转变为由一个独奏乐器和一支管弦乐团组成的协奏曲。奏鸣曲维持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巴赫和海顿那样的古典风格，而四重奏变成了交响乐。一切皆已备妥，等待贝多芬的到来。

“老年的”腓力兹（腓特烈）

历经了这一切政治、宗教、工业、享乐、音乐、艺术、科学、哲学、忧郁和罪过等变化无常多彩多姿的人生之后，这位老迈的英雄变得阴郁，而德国人就叫他“老年的”腓力兹（Der Alte Fritz）——并非因为爱他，而是尊他为他那个时代里最叫人吃惊的条顿人。他不因统治他的王国和管弦乐团而感到满足，他还羡慕伏尔泰的文笔，因而希望做一个诗人和历史学家让人赞美。他留给后世30卷作品：7卷历史、6卷诗、3卷军事论文、2卷哲学和12卷信札，全用法文写成。他的诗大多是“即兴随笔”那一类，已经被人遗忘了。他是那个时代一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当上国王不久，就写了他祖上的历史《勃兰登堡家族纪事》（1751）。与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一样，他声称公平无私：“我没有任何偏见，我把亲王、国王和亲族都看成平常人。”但是描述伟大的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时，他竟欢喜若狂。

他的文学巨著是《我的时代史》（L’Histoire de Mon Temps），记载他自己的统治。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开始写，中间断断续续，直到晚年。也许受到伏尔泰的影响——虽然此书大部分写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国风习与精神》之前——腓特烈在这部巨著中包容了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他歉疚地说他腾出篇幅来“使笨蛋穿上龙袍，使浪荡子戴上皇冠……但为了追随新真理的发现、为了把握道德与礼仪变化的原因、为了研究野蛮的黑暗从人心移去的过程——这些当然都是值得善于思维的人留意的”。他称赞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德国的托马修斯和沃尔夫，法国的丰特内尔和伏尔泰。“这些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门徒给宗教致命的打击。人们开始审视他们顽固崇奉的对象，理性推翻了迷信……自然神论是对最高存在的单纯崇拜，已经获得许多跟随的人。”他瞧不起法国的政府，但是喜爱法国的文学，腓特烈评判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一书高于《伊利亚特》，认为拉辛高于索福克勒斯。他认为布瓦洛与贺拉斯、波舒哀与狄摩西尼成就相等。他嘲笑德国的语言和文学，却称赞它的建筑。他努力辩解他侵略西里西亚：他认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和十诫抵触，只要是他的国家的生存利益需要的。“与其让全民毁灭，不如让君王毁弃诺言”——他希望我们相信那是因为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的危机。他承认身为将军，他做错了许多事，但是他认为他在莫尔维茨的败逃是不必记载的。总而言之，这两卷书足可与吉本以前有关近代欧洲最好的史籍并列。

远在“七年战争”还没结束时，腓特烈就已着手撰写他的《“七年战争”史记》（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Sept Ans）。与恺撒一样，他希望成为自己从事过的战役的最好史学家，也和恺撒一样，他避免用第三人称谈自己的困惑。再者，也许还有更好的理由，他试图证明他大胆发动公然的敌视是合理的。凡是与内政有关的，他赞美他的大敌玛丽亚·特蕾莎，但在对外关系方面他骂她“这傲慢的女人”，她“吞饱了野心，想从所有的途径来获得光荣的目标”。在公平不偏地记载他的战役时，他曾停下来悲悼那死于1757年的母亲和死于1758年的妹妹。他描写威廉明妮的那一页，是全书战争的荒原中唯一爱的绿洲。

他归结说，历史是杰出的教师，只是学生太少。“由于人的本性，没有人向经验学习。父亲们的愚妄失落在孩子们身上，每个世代都得犯上它自己的错误。”“读历史而又能应用的人都能看到同样的景象总是被重复着，只须把演员的名字换过来就行了。”即使我们能从经验中学习，我们还得受到不能预知的机遇的限制。“这些纪事使我越来越相信，写历史就是要编纂人们的愚妄和运气的偶然。每一件事终归变成这两项题材。”

在两篇《最后的遗言》（Last Testament，1752年、1768年）中，他企图告诉他的后人一些得自他本人经验的教训。他催促他们研究各个国家的目标和资源，及所能获得的防卫和开发普鲁士的方法。他效法他父亲强调维护军队优良纪律的需要。他警告他的子孙不要让开支超过财库，他预言疏忽财政的法国会有政治上的麻烦。他也忠告，财库不能以设置新税来增加，而须依靠刺激经济的生产力来获得。任何宗教只要能维护和平的都应加以保护——虽然“所有的宗教，只要深入考察，都是奠基于或多或少的荒谬寓言”。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他必须把自己当作国家的第一个仆人。由于普鲁士危险地以小国之身介于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国王必须抢到任何足以扩大和统一普鲁士的机会——最好是靠征服萨克森、波兰的普鲁士和瑞士的波美拉尼亚。“一邦的君主最需要关心的是维护他自己，其次是扩展领土。为此需要能屈能伸，还需要资源……隐藏秘密的野心之道是在有利的时机来临前公开平和的心情。这是所有大政治家的方法。”

国王必须使他的继承人具备治国的能力。他应让他接受开明之士的教导，而不是教会人士，因为那会使他装满了迷信、暗算，使他成为教会的温驯工具。这样的教育仅足以产生平庸的心灵，不久就会被国家的责任压碎。“这是我亲眼所见的，除了我、匈牙利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莎）和萨丁尼亚的国王（查理·艾曼努尔一世）之外，所有欧洲各国的国王都只是有名的笨瓜。”这些话写于伊丽莎白统治俄国的时候。1768年的《遗言》倒是和蔼些，因为叶卡捷琳娜已经表现了她的气质。这时，腓特烈预言俄国将是欧洲最危险的力量。

他老迈时，他开始担心他的侄儿，也是他的预定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二世——是否适合继承这个政府。“我为你劳碌，”他写道，“但你应思及延续我所做的。如果你疏懒旷废，我费了许多麻烦积聚起来的功业将会在你的手上消失。”1782年，他更是悲观，写道：“如果我死后我的侄儿变得软弱，两年内将不再有普鲁士了。”这个预言于1806年得到证验，不见得是因为腓特烈·威廉二世那么软弱，而是因为拿破仑太强大了。

腓特烈在他最后的10年中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苛严。他停止了他在1756年以前许给报纸的自由。1769年，莱辛写信给尼古拉说：“你们柏林的自由已经减少了……已经到了你愿意把反对宗教的荒谬带到市场去的自由那么少的地步……但是应该有人……提高嗓子来为臣民辩护，同时反对剥削和专制……不久你就会发现在今天的欧洲那里是最奴化的土地。”赫尔德恨他那出生地普鲁士，而温克尔曼恐惧地掉头离开那个“专制的地方”。1778年，歌德访问柏林，他惊讶于这位国王的不负众望。不过，老百姓尊重腓特烈是老人，他在45年中没有一天不为国家服务。

战争与和平一样，都使他疲惫不堪。他的头痛、气喘、疝气和痔疮，频频作痛而病势加剧，他喜欢不易消化和加了佐料的食物，这又加重了他的病情。1778年8月22日至25日，他在接近布雷斯劳的地方检阅他西里西亚的军队。24日，他穿上平常的制服，在大雨中坐在马上6个小时，回到指挥部时他全身湿透而颤抖，从此他再没有好起来。1786年6月，他从汉诺威召来齐莫尔曼医生。他禁止医生为他开药，宁可活泼地和医生谈论文学与历史。为了使他安宁，齐莫尔曼开的处方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水肿增加了麻烦，用来减轻肿胀的切开手术却变成坏疽病，肺炎终于成了致命之症。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逝世，享年74岁。他曾要求葬在桑苏花园内，邻近他的爱犬和爱马坟墓的地方。这一富有人性的临终要求被忽视了，他被葬在波茨坦的加利森教堂内他父亲的墓旁。拿破仑在打败耶拿的普鲁士人之后来到这里，站在腓特烈的墓前，对他的将军们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来不了这里。”

第六章　康德（1724—1804）

绪论

假如没有腓特烈大帝，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腓特烈的怀疑主义和宗教宽容。腓特烈死后不到两年，康德已被普鲁士政府三缄其口了。

康德像腓特烈一样，是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而且——不管他策略上的犹豫——始终依靠着理性。他也像卢梭一样，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分子，致力于调和理性与感情、哲学与宗教、道德与反叛。他承受了父母虔信教派的沐浴，却跨向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他全神贯注于哲学的异端，却投向《爱弥儿》中的“莎夫亚牧师信仰的自白”（Profession of Faith of the Savoyard Vicar）。他继承了洛克、莱布尼茨、伯克莱和休谟的神秘心理学，而试图用它救济休谟的科学和伏尔泰的宗教。他自己过着资产阶级式的规律生活，而且为法国的革命欢呼。孤独地处在东普鲁士，他对那个时代的一切精神思想有彻底了解而且加以归纳总结。

他出生在柯尼希山（1724年4月22日）多雾的海边，距离风光明媚的法国很远。有人对他的家族是苏格兰血统表示怀疑，但是康德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祖父“在前世纪末（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从苏格兰移居到普鲁士”。他的父亲约翰·乔治·康德与安娜·勒泰结婚，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意即“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他们11个子女中排行第四。他以自己生日当天圣徒的名字取为教名，为了避免德语发音成Tsant，他将姓Cant改为Kant。所有家族里的人都在虔信教派中成长，这种教派正如英国的监理会教，强迫信仰、忏悔与随时恳求上帝，而不同于正统的路德教派以居间的牧师在教堂里做礼拜。

康德从8岁到16岁参加了虔信教派一位传教士在柯尼希山建立的一所腓特烈长老会。学校作息从上午5点半做为时一个半小时的祷告开始，每节课后也要祷告。每天早晨要奉献一个小时在强调地狱之火的宗教训示上。历史课主要是讲《旧约》，而希腊史只从新希腊开始。星期日要参与一个盛大的宗教祈祷会。这种教育产生出来的毕业生一部分遵从美德，另一部分行为伪善，而大部分则带着忧郁的精神。后来康德愤恨这种虔敬与恐怖的沉重做作。他说他回想起那些时日，就会因为不安与战栗而不能自已。

1740年，他进入柯尼希山大学。在这里，他的恩师马丁·孔策虽然是一个虔信派教徒，却引导康德走向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孔策曾读过英国自然神教的教义，他谴责他们也讨论他们，而他至少留下了一些自然神教的怀疑给这个学生。在大学6年后，康德被邀请加入路德教派的牧师团，但他不顾曾经预期的舒适职位而加以拒绝。换取而来的是9年内他生活在贫困之中，当私人的家庭教师和继续研究。他的兴趣一直到1770年，可以说在科学而不是在神学方面。卢克莱修是他敬爱的作家之一。

1755年，康德接受博士学位，同时取得在大学讲课的资格，是其报酬仅凭学生决定给付学费多寡的无薪讲师（Privatdozent）或私人教师。他继续在那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度过了15个年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曾两度申请教授资格，都被拒绝。他仍然生活在潦倒之中，从一处漂泊到另一处，从不奢望结婚，直到59岁时从来没有拥有过属于他自己的家。他讲学的主题是广泛的，大概相当吸引各种程度的学生，他有自知之明，必须维持生计。当教师的康德必须绝对不同于以晦涩出名的作家康德。赫尔德，他的一个学生（1762—1764年），30年后用感激的回忆描述他说：

我得以认识一位哲学家作为我的老师非常幸运，在生命的初期里他溢满着年轻人欢欣的勇气，而且我相信，此种性情一直伴随他到老年。他舒展的颇富思想的眉睫，是无忧无虑的愉快与欢乐的所在，他的言谈充满着理想和富于暗示性。与生俱来的戏谑、妙语如珠及幽默的幻想，他的演讲既有益又有趣。他用同样的态度来批评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滕（Baumgarten）……及休谟，他研究牛顿、开普勒和其他物理学家的自然法则。他也对卢梭的著作给予一番探究……以一种声望没有结党或宗派，没有偏见或崇敬，面对真理的扩展和增进，对于他而言只是最轻微的影响，他鼓励并温和地迫使他的听众为他们自己去思想，专制与他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这个人我以最大的谢意和敬意称他就是伊曼纽尔·康德。他的影子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且对我是那么的可贵。

假如我们记得康德在他57岁（1781年）以前的主要著作，我们将认为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虽然这两个名词并不背道而驰。他的处女作《活力测定考》（1747年）是讨论在运动中物体是否被动量（mv）来决定的问题。（如笛卡儿和奥伊勒所说的）质量乘以速度，或者（如莱布尼茨所说的）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动能mv² ），是否决定了物体在运动中的能力。康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项惊人的成绩。7年以后，他写了一篇短论，讲地球每天自转的时间是否因潮汐的涨落而改变。同一年，康德出版了《地球衰老论》，对太阳每天能量的消耗及未来地球的凝结，提出了隐忧。

在1755年一篇有文采的论文《自然通史与天体论》中，这个冒险的31岁的青年给了“自然的一般史和天体的理论”。它是匿名出版，而且题献给腓特烈大帝，或许康德是唯恐引起神学家的麻烦并期望得到大帝的垂青。他将天与地的运转归之于机械的法则，但讨论结果，由于它的同位和美感，而证实了一种至高智慧（a supreme intelligence）的存在。为了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康德提出了他的“星云说”（nebular hypothesis）：

我认为我们太阳系的一切物质……是在万物之初被分解成它的基本元素，并充满整个太空……在此物体于焉形成而各自运转……在太空中如此弥漫着，一种宇宙的静止仅能维持一刹那……一种密致的分散元素，由于它们的吸引力、结合……环绕它们小比重的万物，这些元素本身与它们结合的物质相连在一起，聚集在那些更密致的分子被发现的点上，这些同样地结合更密致的分子……

但是，自然有其他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分子才互相排斥，又由于它们与引力的冲突，把自然的持续生命带向前运动……这种反斥力量可以在液体汽化的弹力、强烈气味物体的流散及一切含酒精的物质的散布中得到证明。由于这种力量，元素能够落到吸引它们的点上，从它们的直线运动中，被转到旁边……它们垂直地落在附近，绕着它们落下的中心产生一种圆周运动。

康德相信所有星球已经——或者即将——汇集成这种行星和太阳的系统。而且，他加上了一个意义深长的句子“Die Schöpfung ist niemals vollendet”——创造是从不完全的，那将永远继续下去。

这个1755年的“星云说”，与拉普拉斯（1796年）对它的校订，正如起源理论，是相当艰难的，但仍然有一个著名的现代天文学家的评价：“截至当代，我相信，康德论宇宙开辟说是科学上最佳的客观的概要。”这篇论文对我们的重要性是它指出康德不是一个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被科学迷住的人，而且为调和科学方法与宗教信仰而奋斗。这是他一生工作的本质。

1756年，有如伏尔泰被1755年里斯本的大灾祸而将其从他的哲学深渊唤醒，康德出版了3篇有关地震的论文和1篇有关风的论文。1757年他写了一本《自然地理学的讲义概要》，1758年写了《运动与静止的新学说》。然后，他的兴趣扩大了，他把他的短论《有关乐观主义》（1759年）、《三段论法》（1762年）及《头脑的疾病》（1764年）——这里建议因工作的增加和细分，可能由于单调的反复而引起精神错乱——投稿到报上。1763年，他以一篇文章《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根据》而转移到神学方面，很明显，他对他宗教信仰的动摇感到不安。1764年，伯克的类似论文发表8年后，他写出了《美感与崇高感情的观察》。

有时，他想扩大他的进化论的宇宙开辟说到生物学，他精通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旧的形式已进化为新的形式的观念，而且他接受人类解剖学上本来就适合四足运动的看法。他仍然退回到完全机械论的生物学。“我也时时不知所以，认为盲目的自然的机械论是解释的根据。我相信我能给简单而自然的概念发现一条道路。但是我不断地破坏理性，因而我情愿在观念的无垠大海中冒险。”鲁道夫·拉斯普的新近发现，及在1765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失传已久的《人类悟性新论》，被康德读到，这些新得来的认识使康德转向知识论。他没有完全放弃在科学上的兴趣。1785年，他写了一篇《论月球中的火山》（On Volcanoes in the Moon）。但是他的科学研究和继承的神学之间的内在冲突，迫使他探求一种哲学的调和。

或许他的新方向，是被聘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时（1770年）引起的。对于一个46岁的男人而言，薪金少得可怜——每年167泰勒，1786年才慢慢升到225泰勒，1789年兼任大学理事和主任又升到726泰勒。习惯上，一个新任命的教授须提出以拉丁文写的就职论文，康德选了一个艰巨的主题“感觉与睿智世界的形式及原理”。康德运用一直流行在德国大学里的繁琐的哲学术语。所谓“感觉世界”（sensible world），他定义为由感官所知觉的世界，后来他又把它称作“现象的世界”或“呈现的世界”。所谓“理智世界”（intelligible world），他定义为由理智或理性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后来称为“立体的”或可想象的世界。我们从数学和科学应用于时间与空间的主观概念上，试图去了解感觉的世界。我们由于抛弃感官，从理智和形而上学对超感性来源和感觉世界的原因，来试图了解想象的世界。这里，康德已经铺下他的基本主题：时间和空间非客观的或感觉的对象，而是传承心灵特质与构造的知觉形式。此心灵非被动的承受者和感觉的产物，而是一个主动的作用者——带有承袭的样态和运作的法则——为了将感觉变成观念。

康德把这个基本的论题看作“未来即将完成的著作”。这个声明在1771年致马克思·赫兹的信中曾经显示，这位哲学家已经计划创作《纯粹理性批判》。经过12年的工夫，他将这本巨著于1781年公之于世，题献腓特烈大帝手下的教育与教会事务部长卡尔·冯·策德利茨。他有如大帝一样，是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而且支持出版自由。他的保护诚然可贵，但神学家们仍然可以发觉，在康德神秘的用语和表面上正统结论的后面，是基督教神学曾受到的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1781）

如果世人发现这本著作难以理解，那可能是由于康德的写作方法。他在致门德尔松（1783年8月16日）的信中说，虽然这本书是“酝酿在我心中至少12年的结果，我在最为匆促的四五个月间将它完成。内容方面刻意求精，但是我只用一些解说或者使读者易于理解的微不足道的思想——这个决定我从不后悔，因为假如不如此的话，我就要长久地延搁下去，并探求给予一种更脍炙人口的形式，毕竟这部著作也许永无完成之日”。透彻了解需要时间，而康德不相信他有时间，他审慎地略去了说明的举例，免得著作的篇幅过多。“那些只有从通俗的角度才需要，而这本著作并不能适合通俗的需要。”因此，他这样写下去，而且相信别人会给他冲淡消化。虽然沃尔夫已在他之先用德文写哲学，那时的这种语言在思想的用语措辞上，一直还是很生硬粗糙的，而且它尚未建立一种技巧的术语学。几乎随时随地康德必须创造拉丁名词的德文翻译，甚至在许多场合拉丁文缺乏他想表达的特征和精微的名词。他对老字眼给予新意义，有时忘了他的再定义而使读者混淆。最初的100页还算清楚，其余的部分则是一片“哲学的火焰”（a philosophical conflagration），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而言，除了弥漫的烟雾外，将是一无所见。

题目本身必须加以厘清。谁能明白《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一种理性的批评和判断的分析检讨，而不依据经验呢？“批判”不仅是分析和解说，也是判断，正如它的希腊字源Kritik（判断）。康德打算描述感觉、知觉、观念和理性，并给它们适当的范围和审判权。还有，他希望指出理性能给我们知识，不必依据任何确定的经验，就如我们知道6乘6等于36，或者一个结果必须有一个原因。这些是“纯粹理性”的例子——一种先天的知识，也即一种无须经验证实的知识。“先天原则的知识能力可以称为纯理性，其可能性与范围的一般考察（构成）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相信这种考察包括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且他深信在这个批判里“所有形而上学问题虽未获致解决，但可说至少解决的钥匙已经找到”。他认为他的唯一危险在于“不是被驳倒，而是不被了解”。

把他引到如此英雄式的冒险中来，到底为什么？可能有人认为是由于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提升——信仰必须服从理性的“哲学”设定及如此加诸基督教神学的破坏，这是康德决定研究理性的发端、作用和界限的激因。这个动机之遂行，正如康德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但是，在该序言中很明显地他挑选的死对头却是所有的“独断论”（dogmatism）——由一种不精审的理性而展开的一切正统的或异端的思想体系。他把断言单独理性即能证明基督教义和莱布尼茨哲学的沃尔夫称为“最伟大的独断论哲学家”。凡是企图以纯粹理性证明宗教的真理与谬误，对于康德而言就是独断论的形式。而且，他谴责那些没有先通过理性自身的批判检验，任何科学、哲学或神学体系上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

直到1770年，他非难着自己的思想也蕴含这种独断论的罪愆。他告诉我们，从不精审的思索中，他觉醒了，由于读到休谟——大概是一本出现于1775年的德文译本《人类悟性的探究》。休谟主张一切推理依据原因的概念，在事实经验里我们知觉的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因此，将一切科学、哲学和神学置在一个观念——原因——其结果变成一种睿智的假设，而不是一种知觉的实在。“我坦率地承认，”康德说，“很多年前，起初因为休谟的警告，打断我独断论的睡梦，并对探究我的思辨的哲学领域给予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原因概念如何能从休谟所留下来的含糊假设的粗略状况中被拯救出来呢？康德说，只有表示它是先天的、独立于经验的、范畴中的一个，或者未必天赋而属于心灵固有的结构的思想形式。 [1] 因此，他致力于用批判论——一种批判的检验——这是即刻能描出、界定和恢复理性的权威，克服沃尔夫的“独断论”和休谟的“怀疑论”。康德观点的三阶段——独断论、怀疑论、批判论——是现代哲学发展中的三种提升的局面。

中肯的定义、特征与类别，长话短说，康德划分一切知识为经验的（依据经验）和先验的（独立并超越经验）。他认为一切知识发端于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感觉必须在先，然后唤起思维的作用。但是他相信开始经验的同时，经验已被心灵的结构从直觉（知觉）或概念的固有形式塑造成型。直觉的固有形式就是经验来自如同空间的外在感觉，来自如同时间的内在感性的普遍的形式。

同样，独立于经验和形成经验的概念或思想的固有形式，康德称之为范畴（categories），把它们区分以喜爱与怀疑对称为四种三组：量的三范畴——单一性、多数性和总体性；质的三范畴——实在性、否定性和有限性；关系的三种双重范畴——实体和性质、因和果、主动和被动；及样式的三种双重范畴——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存在和非存在、必然和偶然。每个知觉变成那些基本的形式或思想模型的一种或更多种。知觉是被时空固有形式解释的感觉，认识是被介入判断或观念的范畴转变的知觉。经验不是我们的感觉对客观印象的被动接纳，而是我们的心智在原始感觉上产生作用的结果。

康德试图反驳休谟因果关系的怀疑论，使因果关系不为客观的实在，而是一种思想的内在形式。如此因果关系则独立于经验，而非依从于经验观念的非确定性。然而，因果关系还是一切经验的必要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因果关系则不能了解经验。所以，“原因的概念包括了非经验所能取代的必然的特性”。休谟将科学贬低为不确定性，康德认为，通过这种假设，他将科学从那种颜面尽失的限制中拯救了。事实上，他认为，建立起普遍的“自然的法则”的是人类的心灵，而不是自然，因为赋予我们的概括——像那些数学——是普遍和必然的性质，而非客观地被知觉。“在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表象中，我们自己导入那种秩序和规则。没有我们自己的存在，在表象中也就永远找不到自然，因为我们自己心灵中的自然，原本就放置在那里。”“自然法则”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有效处理经验的心理结构。

一切知识都是观念的形式。按这种说法，观念论者是对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只是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仅仅能比照和由观念认识事物，唯物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使直接的认识（观念）变成不可知的或间接的认识。但是，观念论者如果认为除我们的观念外，别无存在，则是错误。因为我们知道观念可以由感觉产生，我们若没有为感觉设定一些外在原因，我们就无法解释一切感觉。当我们的知识被限定于现象或表象——外在原因被我们的知觉和概念的模式造成后的形式——我们永不能得知那种外在原因的客观性质。留给我们的是神秘的自在之物（Ding-an-sich, thing in itself），一种物自体，一种想象而永不被知觉的本体（noumenon）。外在世界的存在，只有其终极的实在才是不可知的。

心灵也是实在的但不可认知的。我们从不曾知觉它像我们知觉附于心理状态的一种实体。它也是一种本体，必须想象如同在自我个体背后的实在、道德意识及心灵的形式与过程。自我的感觉混合在每种心理的状态，并给予连续与个人的同一性。自我的意识（统觉，apperception）是一切我们经验中最为直接的，并非借想象力之助，而能使我们相信其如同物质一样。一种非物质的心灵起作用——及被起作用——于一个物体上，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物质背后不可知的实在，与内在物自体的心灵“毕竟，性质大同小异”。

我们不能以纯粹的或理论上的理性来证明（像沃尔夫曾做过的）个人的心灵是不灭的，或者意志是自由的，或者是上帝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纯粹理性来驳斥这些信仰（像一些怀疑论者想去做的），理性和范畴仅仅是预备来处理现象或表象，外在的或内在的；我们不能把它们应用在物自体——感觉背后的实在或者观念背后的心灵。我们想去证明或驳斥信仰的独断时，我们就陷入了“谬论”（paralogisms）、诡辩（fallacies）或“正反论题”（antinomies）——固有的矛盾中。假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有或者没有一个起源，意志是或者不是自由的，一种必然的或者终极的存有或者不在，其结果是一样的荒谬性。康德以他罕有的辩才表达了设计的辩论，但是他结论说：“辩论的终局能证明的是一位建筑师……他在工作中时常被材料的适应性妨碍，而不是一位创造者……对于他的观念而言，每一件事都是主题。”

然而，我们如何能满足于如此不可理喻的一种结论——自由意志、不朽和上帝，既不能被纯粹理性证明，也不能被驳斥？（康德极力主张）我们有些东西比起理性更为深奥，即我们无可辩驳的意识，这种意识、心灵与灵魂都不是物质的，其意志无论如何带有几分神秘性的和非逻辑性的自由。我们永远不能情愿思考这个世界像没有道德意义或固有心灵的发展与毁灭的意识结果。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的意志信仰呢？（康德说）多少由于信仰的理智效能——因为这种信仰在现象的解释，如同哲学的公正与宗教的和平方面，给了我们一些指导：

世上万物，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一种最高的睿智接受它们的存在。（上帝的）观念是这般真实地启发式的，而不是明白提示的（ostensive），概念（这是一种对发现与了解的假设颇有裨益，但那不是一种论证）……在神学的领域里，我们必须将每件事看作一切表象（感觉世界本身）的综合，具有超越自身的唯一的、最高的和一切充足的理由——一种自存的、原始的、创造的理性。因为在创造的理性这种观念的观点下，我们导引自己的理性后从经验的工作中获致其最大可能的范围……纯粹思辨的理性给我们关于“上帝”唯一确定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自然神论的概念。这就是说，理性不能决定这样一种概念的客观妥当性，而仅是产生某些概念、构成一切经验实在性最高的和必然的根据。

但是，以康德的观点，宗教信仰其更强制性的理由，认为这种信仰对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假如没有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原始存在，假如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作者’，假如我们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假如心灵是……像物质一样会腐朽，道德观念和原则将失去一切效力。”如果道德特性和社会秩序不是完全依靠法律的畏惧，我们必须支持宗教信仰，把它当作一种调整的原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行为视为已经知道有一个上帝，我们的心灵是不朽的，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视为思想与道德的救星，“我们可以用微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来表示世界的原因（舍此之外，我们无法思想任何关于神的问题），也即像已然了解的存在，快乐和烦恼的情感相对应于欲望与志向作用”。

因此，这个著名的批判结论，摒弃了称心的和不快的对立的思想派别。怀疑论者可以认为康德已经证实了不可知论（agnosticism），也可以嘲笑他上帝复位（reinstatement of God）的说法实为尘世统治的补述。被折磨的神学家谴责他太过于容许异教徒，而且为宗教显然已经从康德迷宫似的心灵中，涉险通过而高兴。1786年，卡尔·赖因霍尔德描述这场纷乱说：

《纯粹理性批判》已经被独断论者宣告为暗中败坏一切知识确实性的怀疑论者的一个企图；又被怀疑论者宣告为在早先瓦解的系统上，企图创立一种独断的新形式的自大假设的一部分；被超自然论者宣告为一种狡猾的阴谋策略去置换宗教的历史基础，而建立没有争端的自然主义；被自然论者宣告为濒死的信仰哲学的新的拥护者；被唯物论者宣告为对一种物质实在性的观念论者的否定；被唯心论者宣告为对物质世界一切知识的无理界限，隐藏在经验领域名下……

几乎所有这些思想学派都攻击这部书，评价它，只是一种“丑恶的成功”（succès de scandale）。正是它的艰涩难解提高了它，使它成为一种每个时代心灵面临的挑战。不久康德的“冗长词句”（sesquipedalia verba）挂在每个学者的嘴上了。

他无法明白为什么他的批评者不能了解他，他不是一再地对每个基本的用语下定义吗？（对了！多得不计其数！）1783年，他答复批评时曾重新表白他思想的批判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且他大胆地把他的答辩题为：“未来形而上学可能像科学出现的导论。”在他写下批判之前，他主张毕竟没有真正的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工具——理性，没有任何体系能作为一种批评检查它的开端。假如有些读者不能明白批判，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太精于它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可以把他的精神天赋用之于别的对象”。毕竟“每个人都研究形而上学是没有必要的”。这位老教授的话语中洋溢着幽默和骄傲，也带有一点脾气。再继续下去，序言将变得如批判般艰难了！

论战在腓特烈大帝政权的宽容下继续着，康德在批判里对理性的崇高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写下了一些雄辩的文章。一直仗恃着腓特烈和策德利茨保护，1784年他出版了一本《什么是启蒙？》（Wasist Aufklärung?）。他把启蒙下定义为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并将它作为他的座右铭和劝勉——“勇于认知”。他痛惜知识分子的自由被大众的保守主义如此地妨碍发展。“假如试问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已启蒙（aufgeklärt）的时代，其答案将是否定的。”我们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aufklärung）的时代”。他歌颂腓特烈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体现和保护者，也是那位君主曾告诉他的臣民说：“依照你的意愿去思索探讨吧。”

宽容的政策没有维持下去，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对国家的权力远比对心灵的自由有兴趣。《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即将问世时（1787年），康德修饰了一些内文，而且为了缓和他的种种异端，而以认罪的序文说：“我已然发现为了使信仰得其所，必须否认（物自体的）知识……只有批判论才能根绝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思想自由、盲从与迷信。”他有不得不谨慎的理由。1788年7月9日，路德教会的牧师约翰·克里斯蒂安·冯·沃尔纳颁布了一项宗教令，很明白地拒绝了对道德松弛要负完全责任的宗教宽容，而且威胁所有违背正统基督教的牧师或教师，要开除他们的圣职或职位。康德就在这种气氛中，出版了他的第二批判。

注释

[1] 在1798年致格拉夫的信里，康德对他的“觉醒”做了一个更新的解释：“纯理性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包括对上帝的信仰与否、自由意志或不朽的诸难题）……首先从我独断的美梦中唤醒我，并驱使我走向理性的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1788）

由于第一批判讨论到纯粹理性不能证明自由意志，又因为康德的观点，即道德要求这样的自由，理性的作用似乎已经离开了道德，正如神学缺乏合理推理的基础。更糟的是启蒙运动由于怀疑一位信赏必罚的上帝存在，而削弱了宗教的道德基础。假如这些传统的道德支柱崩溃了，文明如何能够残存？康德坦然以启蒙运动者的门徒自诩，负有为道德规范寻求某种合理根据的义务。在一篇名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1785年）的论文中，他拒绝自由思想家们把道德置于个人或种族经验基础之上的企图。这样一种后天的由来将使道德原则失去普遍性和绝对性，以他的判断是一种坚实的伦理要求。他以特有的自信宣称：“很明显，一切道德概念有它们的地位和起源，完全先天于理性之中。”他的第二本巨著《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就是打算发现和阐明这种地位和起源。它将分析道德的先天因素有如第一批判对知识先天因素的分析。

每个人（康德认为）具有一种良知和责任感，有遵从道德法则的意识。这种道德意识时常和我们的本能欲望冲突，但是我们认为比起快乐的追求，它是一种更高的因素，它不是经验的产物，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构造的一部分像范畴一样，它是赋予各种民族的心灵的裁判所。它是绝对的，它无条件地命令我们，没有例外或赦免，为自己的理由行使权利，它是以自我为目的，而不是获取快乐或奖赏或一些其他幸福的手段。它的命令是无上的。

“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具有两种形式。第一，“一切行为应遵从你意志的规律（maxim），则能永远有效地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假如其他人的一切行动也像你一样，则一切将是美满的。这种“黄金律的变异”（Variation of the Golden Rule）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本法则”，而且是“绝对至善的公式”。第二，“一切行为要合乎人道（humanity），无论对你的同胞或是任何其他人，在任何情形下总要当作目的，而不要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康德宣告了这种原则，比起美国或法国的人权宣言更具革命性。

道德责任感是某些自由意志的附加证据。倘若我们没有自由去做或者不去做，倘若我们的行动仅仅是联系在机械因果牢不可破的链锁里，则我们将如何能有这种责任意识呢？没有自由的意志，人格将是无意义的。假如人格没有意义，生命也同样无意义。因此，假如生命是无意义的，宇宙也将是同样无意义了！康德认为这种决定论的逻辑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而自由抉择如何介入（他自认的）那个很明显被机械法则支配的客观世界呢？他的答复是文字晦涩的杰作。他提醒我们，机械法则是一种心理的建构、一种计划，心灵由其因果关系的范畴，强使时空世界成为与其协调一致的组合。因此，我们对现象世界的范畴给予限制，而且因此承认我们不知道实体世界（the noumenal world）——现象后面的物自体——的性质，我们不能假定终极存在也同样地具有我们为现象建构的法则。而且，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知道的只是现象本身——只是知觉和观念的世界——而不知道内在和实体心灵的性质。我们不能假定因果法则好像是支配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行动，也同样应用于我们心理过程背后的终极精神存在的意志作用。在时间观念和空间现象世界的机械论背后，没有时空的实体世界的终极的内部或外部存在，可能会有自由。我们的行动和观念一旦进入了可感觉的肉体或心理事件的世界里，也就被决定了。在它们起源的无感觉的灵魂中，他们可能一直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由和本性……能一并存在。”我们无法证明这个，但是我们可以合法地假定它包含在我们道德意识的命令特性之中，假如没有它，我们的道德生活将化为乌有。

毕竟（康德说），为什么我们不把优位让给实践理性，让它超过思辨理性呢？科学，似乎使我们不会成为机器人，终究是一种思辨——一种结论永久有效与方法时常改变的赌博。我们有理由发现人的意志应该比智力更为根本，智力是被意志炼铸的一种工具，用来处理外部的和机械的世界，它将不会是利用智力而成为人格的主使者。

但是，假如道德意识保证我们设定一种自由意志的限度，那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相信灵魂不灭，因为我们的道德意识怂恿我们趋向于被我们的本能冲动一再挫败的“圆满”（perfection）。在我们短暂的尘世生命里，我们不能达到这个“圆满”。我们必须设定：如果这个世界有任何正义，我们被赋予的，是为了我们的道德成就，在死后持续生命。假如也同样地设定一位公正的上帝存在，这也是被实践的理性保证的。世间的幸福往往不是与美德一致，我们总觉得在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平衡，有些方面需要加以重建，只有在假设有一位将实现这一调和的神，才使之成为可能。“于是，一切自然的一种起因的存在，有别于自然本身，而且包含幸福与道德的真正调和……的原则，也同样地（为实践理性）设定。”

康德倒转通常的程序：不把道德意识和规范当作源自上帝（如神学家所说的），而从道德意识演绎出上帝。我们必须想象我们的责任不是作为“外在意志的恣意训令，而是当作每个自身自由意志的根本法则”。无论如何，因为意志和上帝同属于实体世界，我们应该当作神圣的命令来接受这些责任。“我们将不把（道德的）行为视为义务的，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将把它们当作神圣的命令来关心，因为我们对行为负有将它演绎成自由意志的义务。”

假如所有这些意志性的思想稍稍难解的话，那可能由于康德并不太热衷于对伏尔泰与卢梭的调停。《纯粹理性批判》在供认纯粹理性不能证明意志自由、不朽或上帝，比起伏尔泰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康德发现卢梭的教条理性——觉醒、感觉优位和人类道德衍生宗教——才能逃避不可知论、道德的崩溃及沃尔纳的警察。他以为卢梭将他从伦理的“独断论睡梦”中惊醒，正如休谟把他从形而上学的独断睡梦中唤醒一样。第一批判属于启蒙运动，而第二批判属于浪漫运动。企图结合这两个方面是哲学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海涅把这种企图归之于对大众需要的挂念，教授看到他的忠实仆人拉莫普为上帝的死亡悲叹：“然后，康德给予怜悯，并表示他自己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善良的人。接着他半仁慈地、半讽刺地说道‘年老的拉莫普必须有一位上帝，否则他不能快乐……至于我自己，有实践理性就能保证上帝的存在’。”

《判断力批判》（1790）

康德对他自己的讨论必定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判断力批判》里，他回归到机械论对自由意志的难题，并助长机械论与设计（design）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方面，他又对美感、崇高、天才和艺术加上复杂的论说，这不是一种促进食欲的调味。

“Urteilskraft”（判断的能力）是“包含于普遍思考事项的一般能力”。它是产生一种对象、观念或者阶级内的事件、原则或律法的活动。第一批判已经在先天普遍的范畴下产生了一切观念，第二批判则在普遍先天的道德意识下产生了一切伦理概念，第三批判企图为我们的美学判断——秩序、美感或自然里的崇高或艺术——找寻先天的原理。“我敢大胆地期待解开一个卷入其本性的问题，其困难可以作为解释某些几乎不可避免的暧昧的一种借口。”

“独断论”哲学想在美感里找出一种客观的元素，康德觉得这个格外主观的元素是卓越的。没有什么是美的或崇高的，只有感觉使它如此。我们把美感归之于给我们无私欲的快乐的任何对象的冥想——一种无一切个人欲望的快乐。因此，我们从日落、拉斐尔、大教堂、一朵花、合奏曲或者一首歌的满足，诱导出来是美学而别无其他。但是，为什么某些对象或经验能给我们这种无私欲的快乐呢？大概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局部的结合很成功地在和谐的整体中发生作用。谈到崇高，我们是被那些并不威胁我们的庄严和权力引发快乐的，因此，我们感觉天空或大海崇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扰攘不危及我们而已。

我们对美感或崇高的鉴赏因接受目的论而增进——认识在有机体里，是局部的一种固有适应性对整体的需要，而感觉在自然里，则同位于调和、庄严与权力背面的神性智慧。然而，科学的目标刚好相反——表示一切客观的自然在机械法则的操纵下，对外在的设计一点也不屈服。我们如何能够区分这两种对自然的探讨途径？接受机械论和目的论，在能帮助我们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启发式”的原则——有如使容易了解或研究的假设。机械论的原则帮助我们考察无机体的本质，目的论的原则适宜用在研究有机体。这些具有成长和再生的力量已经破坏了机械论的解释。对器官或有机体的目的局部有一种可见的适应性，如为了把握的指爪和为了视觉的眼睛。更具体地说，既不是机械论，也不是设计能表达出普遍的真理。有时，科学本身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假定有一种睿智的秩序、规则和个体在自然界中，正如神的心意使其能够维持一样。

康德认为，将人与世界视为神的设计产物是有许多困难的：

在着眼于地球上自然存在的终极整体为目的而定的秩序系统，第一件必须特别安排的事将是它们的栖息所在——其外在或内蕴的土壤或元素在此地区发展。但是，一切有机物在这种基本条件下的性质，其在更精密知识中并未显示具有任何原因的痕迹，然而那些活动全然没有经过设计，而且事实上，趋向毁灭，与其说是计划促进事物形式的形成，秩序与目的的实现，不如说是陆地和海洋不只是相当于袭击它们和一切活生生的同类的巨大的原始灾难的遗迹，而且它们的全部构造——陆地的地层和海洋的海岸线——呈现着在混淆状态中动变的大自然剧烈开辟力量的结果。

然而，假如我们放弃自然界一切设计的构想，我们把道德意识置于生命之外，那么生命则变成了一种痛苦诞生与苦恼死亡的愚蠢连续。在这里，对于个人、国家、民族而言，除了挫败之外，一切都是虚空了！我们必须相信有些神的设计仅仅是为了支持我们的公正，而且因为神学只是证明了一位苦干的工匠而不是一种神圣的全能德行，我们必须把我们生命的信仰依存于一种除了由于相信一位公正的上帝外别无保证的道德意识上。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相信——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公正的人类是创造的最后目的，也是伟大和神秘的设计的最高贵的产物。

宗教与理性（1793）

康德从不如神学家一样踌躇自满。1791年，在一本小书《论神正论一切哲学试探的失败》（On the Failure of All Philosophical Attempts at Theodicy）里，他重复说“我们的理性，对深入了解这个世界……与最高智慧之间的关系，是全然无能为力的”。他加上一种警告，或者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哲学家对这件事不可以扮演一种特殊辩论者的角色，他不会辩护任何原因，对他不能捕捉到的公正，而且也无法用思维模式，特别是哲学的方法加以证明”。

他又回到使他招致公然挑衅普鲁士政府的一连串论著的问题上，其中第一篇《根本恶论》于1792年4月发表在《柏林月刊》杂志上。出版检察当局允许他出版的理由是“仅仅有思想深度的学者才读康德的著作”，但是拒绝同意续编《人支配下的善恶原则论》。康德凭借德国大学具有批准出版书籍和论著的特权，将第二、第三及第四篇论文交付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会（当时被歌德及萨克森—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公爵控制着，席勒也在职中）。教授会给他出版许可，其全部四篇于1793年在柯尼希山以《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出版。

第一行就宣告了极具影响的主题：“就道德是以人类概念为依据而论，作为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人是自由的，从他的理性到无条件的法则蒙蔽了他自己，使他了解他的责任，既不需要一个超越他的另一种存在的观念，也不需要一个除了法则本身之外的动机使他去行动……因此，这种自我原因的道德不需要宗教。”康德保证服从官方当局，而且承认检查制度的必要，但是他力陈检查制度“将使科学的领域造成没有纷争的局面”。科学被神学侵犯，正如伽利略的案子，“可能阻挠一切人类理性的努力……哲学的神学……就其科学的范围来说，必须有完全的自由”。

康德从人类善恶倾向的双重遗传引出了道德的问题，“一种颓废的倾向必须确切地根深蒂固于人类，不需要形式上的求证，因为大众经验的显著例子……摆在我们的眼前”。他不同意卢梭主张的人生下来就是善良的或者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是善良的，但他指责“文化与文明的恶行”是“万恶之恶”，却跟卢梭的见解一致。“事实上，这一直是一个问题，是否我们在未开化的条件下更为不幸福，比起我们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自私自利、伪善、道德失调及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的真正本性，我们须观察各种情态的行为。

“人性中的根本罪恶”是如何开始的呢？不是“原罪”，“毫无疑问，这种罪恶由我们的种族所有成员和组织已经被扩张，并为了普及的缘故而变形，其最愚昧的是把它描述为像一种遗产从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大概“罪恶”的倾向根深蒂固于人类，是由于他们在原始条件下生存的需要吧！只有在文明——有组织的社会——之下他们才变得不道德，因此，他们需要的不是抑制而是控制。“自然的性向，‘他们自己认为’是‘善’，即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且想去消灭它们——不只是枉然的，如此做也将是有害的、有罪的。宁可让他们驯服，而不使他们彼此冲突，他们才能被带到一种称为幸福的整体的和谐中。”

道德的善也是与生俱来的，正如普遍的道德意识证实的，但那只是起初必须被道德教谕和刻苦训练发展的一种需要。最好的宗教不是一种胜过仪式崇拜的典礼，而是最能影响人类走向道德的生活。理性的宗教其本身不是以神的启示为根据，而是以一种被解释为人类最神圣的元素的责任感为根据。宗教可以合法地把它自己组织成一个教派，它可以从神的经典中寻求教条的定义。它可以正当地礼拜基督作为人类的最高神祇。它可以有天堂的寄望、有地狱的险恶，而且“没有宗教能被想象其不包含对未来生命的信仰”。但是，那将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坚定信仰奇迹，或者基督的神圣，或者赎罪，要面对基督的十字架；对人类的罪愆，或者灵魂的宿命，到天堂或地狱，借着神的恩典的赐予而无关善恶的行为。这“必须在孩提时代小心地谆谆教诲一些祈祷的形式（一直还有使用字母的必要）”，但是请愿式的“祈祷……作为赢得神的恩典的手段，则为迷信的妄想”。

当教会变成逼人不得不信仰或做礼拜的一种机构，当它设定本身为唯一的公理解释《圣经》和界定道德，当它形成一种教士职位要求唯我独尊的接近上帝与神的恩典，当它的礼拜形成一种魔术般的仪式具有神奇的力量，当它变成一种政府的武器和知识暴政的代理人，当它企图统治国家及运用非宗教的统治者作为教会野心的工具——自由的心意将起而反对这种教会，而且在教会之外寻找、追求道德生活的“纯粹理性宗教”。

康德这部最后的巨著，带着一些踌躇与困惑，自然是谁也不愿做阶下之囚的缘故。其中有很多卖弄学问的赘述，还有一些奇妙的逻辑和异想天开的神学。奇异的是，69岁的人会一直展现如此丰富的思想和语言，以如此巨大的勇气与教会和国家的联合权力战斗。腓特烈·威廉二世向康德下达“内阁命令”时（1794年10月1日），国王与哲学家之间的冲突终于到了紧要关头：

鉴于长久以来，你一再误用你的哲学暗伤和破坏基督教及《圣经》极其重要的根本的教条，皇帝陛下至感震怒。而且，你在你的著作《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也做上述的违犯……我们要求你即刻尽责答复，并盼望今后尽可能规避皇上的嫌弃，勿蹈前辙，宁祈善尽汝责，以汝之才智声望贡献于我们的传统目标，可获益良多。如果你继续反抗，势将使你自己招致不愉快的后果。

康德做了一个和解式的答复，他指出他的著作仅仅提供给学者和神学家，而他们的思想自由则被维持在政府本身的利益之下。他的书容许不充分的理由判断宗教信仰的最后奇迹。他以服从的誓约做结论说：“我在此，以陛下的最忠诚的臣仆的身份，郑重宣布，从此以后，无论在演讲或写作上，我将完全避开有关宗教的自然与天启两个方面，不做任何公开陈述。”大帝驾崩时（1797年），康德如释重负，而且腓特烈·威廉三世解雇了沃尔纳（1797年），废除检查制度并撤销1788年的“宗教令”。经过这番胜利，康德总集他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权能的冲突》（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1798年）。其中，他重复他的主张，学究的自由对一个社会的知识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实质上，这位身处遥远世界角落的矮小教授，对一个在欧洲拥有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已经赢得了他的战斗。这个国家不久便崩溃了，但是到1800年，康德的著作竟成了最新影响德国人知识生活的力量。

改革家

他于1797年（73岁）退出教坛，但一直到1798年继续出版主题生动的论文。虽然他是孤独的，但极度关心时事。安排德国、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和平的巴塞尔会议于1795年召开时，康德利用这个机会（有如圣皮埃尔神父参与1713年的乌特勒支会议）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永久和平》。

他先谦虚地描述“永久和平”正如给墓地做一个适当的碑铭，能令政治家高枕无忧，康德不希望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学界腐儒”。于是，取消了迎合时势的琐事，和平条款在巴塞尔签字。他参与起草，作为一位拟订维持和平首要条件的“六项初步条款”的委员。第一条款宣布一切秘密保留或追加条约的无效。第二条款禁止任何独立国家被他国并吞或统治。第三条款要求逐渐取消常备军队。第四条款保持国家不被“其他政体的暴力干涉”。第六条款要求两国交战不得“容许诸如雇用刺客或毒杀者……及在敌国煽动叛乱，这种敌对行动将在未来和平的时候，使互相信赖成为不可能”。

因为在承认无限统治权的国家之间，不能达成持久的和平，必须不断地努力发展一种国际秩序，才能为战争提供一个合法的代替品。因此，康德起草了一些能维持和平的“明确条款”：第一，“每一个国家的政体必须是共和制”，君主政体和贵族政治有造成频频战争的倾向，因为统治者和贵族们经常在战争中被保护不致丧失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欣然地当作“国王的消遣”而从事战争。在共和政体里，“一切归之于全民去决定是否宣战”，而且他们要承担其后果。所以，“一个（共和制）国家的人民不会加入如此昂贵的一种游戏”。第二，“一切国际公理必须以自由国家联盟为基础”，这将不是一种超级国家，“事实上，战争并不像一般君主政体垂死状态那么无可救药的坏”。每个人都可以决定他自己的政府，但是单独的国家（至少在欧洲）应该联合成一个同盟，授权统治他们的永久关系。这个从不被放弃的理想，在具有相同道德规范的国家中，要求他们的人民去实践。这样一种冒险可能得到的结果，会比国际诈欺和暴戾频频发生更为不幸吗？最后，康德希望马基雅维利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不相背驰是必需的，只有“道德才能解开政治不能解开的结”。

康德显然对共和政体（这已经和一切最可怕的战争连在一起）存有谬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把“共和”的意义看作与其说是一种完全的民主，不如说是立宪的政府。他不信任没有束缚的人民的野蛮冲动，而且害怕普遍投票变成不学无术群众的授权，而压倒进步的少数和不一致的个人，但是他痛恨世袭的特权、阶级的自大及围绕在柯尼希山的农奴的境遇。他欢迎美国的革命，像他所看到的，照着他已经为欧洲制订的计划，美国正在产生独立州的联盟。他以几近年轻人的满腔热情追随法国大革命，即使在9月的大屠杀和恐怖时代之后，也是如此。

但是，几乎像所有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一样，他对教育比革命更具信心。在某些方面，他感觉受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我们必须允许孩子从婴儿开始就在各方面被给予完全的自由……让他……不致被其他的自由干涉。”不久，他收回了这种完全的自由。他承认一些教训的准绳，在性格的形成上是必需的，“教训的疏忽比教养的疏忽更有害，因为教养的缺失可以在日后生活中矫正过来”。工作是最好的教训，在教育的每一阶段应该给予要求。道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应在年幼时就开始。因为人性包含了善与恶的种子，一切道德的增进基于淘汰恶的一面与培养善的一面。这种要求不是奖励和惩罚，而是强化责任的概念。

国家的教育不会比教会的教育更好，国家想造就服从的、柔顺的、爱国的人民，将教育托付由启蒙的学者与具公共精神的人领导的私人学堂那将更佳。因此，康德对巴塞笃的原则与学派倍加称赞。他对国立学校与教科书产生国家主义的偏颇感到遗憾，而期待全民平等时刻的到来。1784年，他出版了《世界主义观点的一般历史概念》，概述从迷信到启蒙的人类进步，只容许宗教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并吁请历史学家应当超越国家主义。

俨然是一个哲学家，他以进步、道德与才智的信仰来激昂他的心胸。1793年，他申斥门德尔松所谓的每个进步都被堕落勾销：

有许多证据，就全体人类及特别是我们自己与早期人类的比较，可看得到在道德向善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短暂的停顿并不能否定这种看法。种族之间持续堕落的呼声正方兴未艾，当一个人站在道德的更高层面，他看得更远些，而且他判断人类是什么，与他们应该是什么做一比较，则更为精确。

在康德一生的最后10年中，他早期的乐观主义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因为是普鲁士的反应及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权力的结盟。他过着隐居的生活，并秘密地从事忧郁的《遗著》（Opus Postumum）写作，这是他对人类的最后遗嘱。

遗著

在体形上，他是当时最矮小者之一——身高刚刚5英尺多一点，他一直长不高是脊骨向前弯曲所致。他的肺脏虚弱，他的胃有病，而他能活下去完全借着一种规律的和有节制的养生法。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在70岁时写下一篇文章《论意志力量可以避免疾病的感应》。他强调用鼻子呼吸的知识，一个人能避免感冒和其他的不适，只要保持嘴巴紧闭。因此，每日散步，他孤独地走着，避开与人言谈。他准时10点睡觉，5点起床，并在30年中（他给我们保证）从不睡过头。两次他想结婚，但都退却了！他不是不爱交际，通常他邀请一两位客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从没有一个女性——来分享他下午1点钟的午餐。他是一位地理学的教授，但是极少离开过柯尼希山，他没有看过一座山，大概——近乎可能——也没有看过海。他在贫穷与出版检查中得以支持下去，凭借着除了他自己的理性外只是外表上屈服于权威的一股傲气。他是豁达的，对自己的判断却斤斤计较，也缺乏使哲学家免于过分严肃的幽默感。他的道德意识时常泛起一种伦理的装腔作势，对一切的快乐抱着怀疑，直到证明它们是美德。

他很少关心宗教组织，只有他的学校庆典需要时，他才参加教会。他似乎在他的成熟的生命中从不祈祷。赫尔德说，康德的学生把康德所教的作为他们宗教怀疑论的基础。“那是千真万确的，”康德写信给门德尔松说，“我用最透彻的坚定信心思考许多事情，给我最大的满足，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没有思考过的我从不说出来。”

一直到他最后的一年，他还在拼命地改善他的工作。1798年，他告诉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现在忙于献身的工作应该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转变为物理学，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在批判哲学的体系里就会有一个缺陷。”但在这封信里，他描述他自己好像“无能为力于智力的工作”。他经过长期的身体衰弱，经年累月的病疴，及未婚寂寞的晚年，死于1804年的2月12日，埋葬在柯尼希山的大教堂。他的墓碑上还刻记着他的话：“在我头上的是星空苍穹，在我心中的是道德法则。”

在他死后留下了杂乱的庞大著作，1882年至1884年作为他的《遗著》出版。其中有一本他题名为《物自体》——在现象与观念背面不可知的层面——“非实在事物……非实存的存在，但只是种种感官直觉综合的先验知识的一种原理……”他称之为思维物（gedankending），一种只存在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他对上帝的观念也用同样的怀疑论：

上帝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实体，而只是一种属我的道德关系……无上命令不是假定一个我们想象为外在于我的实体，从高位发号施令，而是我自己理性的一种命令或一种禁忌……断言命令以神的命令代表人类的责任，并非在历史意义而言，恰似（神的存在）给人类下命令，而从理性的意义而言，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且假托为神人……这样一种存在的“观念”，在他面前所有的人都要屈膝，等等。因无上命令而起来，而不是反之亦然……超存在是一种理性的创造物……不是一种外在于我的实体。

因此，康德学派的哲学，在德国和以后的英国，始终与基督教纠缠不已，最后，一切寄希望在有神论，而终归于一种上帝的荒凉概念，正如一部有益的小说被人类的心灵发展为解释道德命令的显然绝对性。

康德的继承人不知道他的《遗著》，将他歌颂为基督教的救星，这位德国的英雄斩杀了伏尔泰，还夸张他的成就，认为他的影响超过任何现代的哲学家。一位学生卡尔·赖因霍尔德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康德的声望将可与基督颉颃。所有德国的新教徒（除了歌德之外），都接受了康德在心理学方面关于“哥白尼式的回转”的主张：不以心灵（太阳）绕着对象（地球）旋转，他认为对象（万物）绕着——并依据——心灵而旋转。人类的自我被过分地夸耀，以被它的知觉的内在想象作为现象世界的决定要素。费希特的结论（甚至在康德死前）说外在世界是心灵的创造物，而叔本华在着手他的大部头论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接纳康德的解析，同时宣称：“这个世界是我的观念。”——这使斯塔尔夫人大为吃惊。

观念论者对于康德指出心灵是我们直接认知的唯一实在，而使唯物论在逻辑上成为不可能，感到欢欣鼓舞；神秘论者高兴康德限定科学于现象，除去本体的和实在的真正世界，并离开这种有如神学家与哲学家的私人公园的暧昧领域（这种存在他秘密地否认）。形而上学家，其“哲学家”已被哲学驱逐出境了，而被恢复为一切科学的判断。于是，里克特把制海权让给英国，又把制地权让给法国，制空权再签给德国。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上面构筑一座形而上学的楼阁，甚至叔本华的杰作也是从康德强调的意志的根本为起点。“看吧！”谢林说，“一个独身的富人如何使一群乞丐活下去。”

德国的文学不久也受到康德的影响，因为一个时代的哲学多半将成为下个时代的文学。谢林把自己埋首在康德的册卷之中，不久，写了一封信给作者表示敬意，于是在他的散文写作上，呈现一种几乎像康德式的晦涩。晦涩变成德文著作的一种风气，古式编织工人会证实会员的徽章。“就全体而言，”歌德说，“哲学的思辨对于德国是一种伤害，促使他们的形态走向朦胧、困难和晦涩。他们越强化对某一哲学派别的执着，他们的写作也就更加恶化。”

我们将不易想到康德是浪漫的，但他讨论美感与崇高，他博学的、朦胧的文章，变成浪漫运动的泉源之一。谢林在耶拿的演讲及他的《论人类美学教育的信》（1795年）——这个运动的里程碑都是得之于对康德判断的研究。康德知识论的主观主义解释，为浪漫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在狂飙运动中飘扬着它的旗帜。康德学派的文学影响横过英国，影响到了柯勒律治与卡莱尔，也横过美洲，给爱默生与梭罗的超验主义运动一个名字。这位驼背的矮小的地理学教授，在柯尼希山踏着“哲学家的步伐”，震动了这个世界。无疑，他对哲学与心理学知识的进展，做了有史以来最为苦心的分析。

第七章　到魏玛之路（1733—1787）

日耳曼的雅典

日耳曼文学的高峰世纪何以肇端于魏玛呢？日耳曼并不如英、法一般有一个文化首都，也没有一笔资助文化发展的财富。经过“七年战争”，柏林和莱比锡已经衰落——德累斯顿几乎毁灭殆尽；汉堡起先赞助歌剧，然后赞助剧场。1774年，艾森纳黑领地的首都魏玛只是一个有6200居民的小镇，纵使它已成为名城后，歌德仍以“诚如人们喜称的，拥有上万名诗人和寥寥数位住户的这座小都城”来称呼它。它的光荣是因一大群伟人之故吗？

1758年至1775年，魏玛受制于腓特烈大帝的侄女，爽朗的安娜·阿马莉公爵夫人。她19岁时，因康斯坦丁公爵之死而成为寡妇，并成了他们1岁大的儿子卡尔·奥古斯都的摄政。借邀请维兰德前来，教导她的诸子（1772年），因而打破了政府与文学的隔阂。她是几位有教养的妇女之一，在她的领导下，直到1807年去世，她都支持并刺激一批诗人、剧作家和史学家们。1776年后，她将自己的家变成一个沙龙，并在那里——虽然人人都说着流利的法语——她鼓励使用德语从事文学创作。

1775年，魏玛宫廷约有22人，其余是他们的仆从。在歌德到来的那一年，诗人施托尔贝格伯爵在那里过着悠闲愉快的日子。“老公爵夫人那时36岁，是一位十分有趣的人物，亲切而不拘泥于形式。公爵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充满对未来的愿景，他的弟弟也是如此。还有许多杰出的人物。”1787年，席勒以“多愁善感”来描述“魏玛的仕女，那里很少有一个女人没有过桃色绯闻的。她们人人都想要去征服……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让每个人活下去，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和煦的阳光。倘使有人有心寻欢作乐，机会到处都有”。

卡尔·奥古斯都于1775年9月3日，18岁时，掌理公国内的政务。不久，在给了情妇一笔赡养费之后，他娶了海塞—达姆斯坦特的路易丝公主做妻子，也延揽了风尘仆仆的歌德。他嗜好狩猎，驾着马车狂驰过宁静的小镇，对女人朝三暮四，但是他的急躁脾气在一位学者的熏陶下，慢慢地培养出成熟的公正判断力。他研究并促进农业和工业，培育科学，协助文学，同时为他的公国及其子民谋求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听听1803年游历过日耳曼的斯塔尔夫人的证言：

在日耳曼的所有公国中，没有一个让我们感到比小小的魏玛更要繁荣的，它的主权者是一位深悉民间疾苦，并有能力致力于各阶级的幸福，而不失去他们遵从的人……公爵的军事天才普受敬重，而他生动风趣的谈吐不断令我们回想到腓特烈大帝当年的神采。由于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声望，最有学养的杰出人士聚集到魏玛。日耳曼破天荒地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文化都会了。

维兰德（1733—1775）

在使魏玛出名的4个人中，维兰德是名气最小、却可能是最受人爱戴的一位。几乎当时的一切影响都与他有关，并先后为他歌功颂德过。作为奥贝荷泽海姆的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从小就在虔诚与神学的环境下长大。他阅读诗歌时，他奉善良的克洛普施托克为其理想，之后又转依伏尔泰作为解除痛苦的慰藉。在沃昂森附近，他找到了藏书颇为丰富的伯爵体育场大图书馆。于是，他埋首于英法文学的领域中。由于对神学开始生厌，他写了一部浪漫冒险小说《罗沙瓦的堂西尔维奥历险记》（Don Sylvio von Rosalva，1764年），嘲笑他孩童时代的信仰。他出版了莎士比亚的20部戏剧的散文翻译本，因此日耳曼方能首次一窥莎士比亚全貌，同时为日耳曼剧作家们提供了一条脱离法国剧作家古典形式桎梏的道路。此外，温克尔曼及其他人到处宣扬希腊语的福音；维兰德自己印了该福音的版本，其语调模仿《滑稽故事集》（Komische Erzäblungen，1765年）一书的享乐主义语调，他甚至以一位虚构的希腊人作为其主要散文作品《阿格森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1766—1767年）的主角。莱辛称之为“唯一为有思想者而写的小说”。

在他无所不谈的书中，维兰德（当时年仅33岁）宣称要诠释他的人生哲学，而且在伯里克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位文武全能的雅典人楷模。在该书的序文里，他说：“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角将历尽沧桑，以便达到无须借助宗教的激发或支持即可教导人迈向完美智慧的效果。”阿格森（指善良）是一位年轻漂亮、抵住德尔菲女牧师的诱惑的青年。可是，他创造出另一位天真的少女塞姬（指灵魂），她虽然热情洋溢，却不是纯洁无瑕。他参与政治活动，可是对党争又觉得不胜其烦。他因诋毁选民缺乏原则，被驱逐离开雅典。正当他在希腊的山里游荡时，正好碰到了一群色雷斯妇女在大跳淫舞以庆祝酒神节。她们把阿格森误认为酒神，几乎把他拥抱得窒息死亡。后来他被一群海盗救走，但这批人又把他当成奴隶，卖给士麦拿一位公元前5世纪的诡辩家希庇阿斯。维兰德以生气的口吻诠释诡辩家的哲学：

诡辩家们的职业智慧，在性质和效果上，可以说与苏格拉底的智慧相反。诡辩家们以三寸不烂之舌教导人激发热情的艺术，苏格拉底却教人控制热情。前者向人展示什么是善，后者却展示如何去行善。前者鼓励雅典的年轻人控制城邦。后者指示年轻人说，即使单单要学会如何控制支配自己，也须浪费几乎半生的光阴。苏格拉底派的哲学以无财产为荣。诡辩家们的哲学都深谙取财之道。他们的哲学是殷勤、讨人喜欢、多才多艺。他们赞扬伟人与风月场合，而且对花钱去玩女人者大为赞赏。他们处处为家，在宫廷、闺房、贵族家里，甚至在牧师的房子里都受到欢迎。相反，苏格拉底的教条却被忙碌者视为无利可图，懒人视为无聊，虔诚者视为危险之物。

正如维兰德描绘的，希庇阿斯正好集诡辩家们的观念和罪恶于一身。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百万富翁。他决心把老实的阿格森抚养成一位思想和生活上的享乐主义者。他辩称：寻欢作乐是最聪明的策略，而且“事实上一切欢乐都是肉欲的”。他嘲笑那些克制自己的世俗之乐而欲取得天国之乐的人。“到底有谁曾经真正亲眼见过宗教上所谓的诸神及神灵呢？”这些都是教士们对我们开的玩笑。阿格森认为这种哲学忽视了人类的精神元素及其社会秩序的需求。于是希庇阿斯把富有而美丽可爱的达尼介绍给阿格森，而且鼓励她引诱他，不让他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妓女。她跳舞时的轻盈仪态、迷人的谈话和歌喉，使阿格森把他纯洁的爱完全奉献给她。达尼以同样的爱回敬阿格森，因而破坏了希庇阿斯的计谋。和无数人合欢过的她重新在阿格森的热情中找到了新的经验与乐趣。对虚情假意感到厌倦的她，渴望能与他开始另一种更纯洁的新生活。她从希庇阿斯手中买到了他，解放了他，并邀他与她分享财富。为了复仇，希庇阿斯把达尼以前曾当过妓女的事透露给阿格森，阿格森听了之后便搭船往西那库斯去。

为此，他赢得了智慧与坚强的美名，也因此当了独裁者狄奥尼索斯的首相。此时，他已经放弃了他的某一部分理想：

此时，他对人性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存有崇高的观念。换句话说，他已深知，一位思考、梦想的形而上之人，或一位自宇宙之母手中离开但仍然具有一份粗鲁纯真的自然人，与一位在社会、法律、意见、需求、依赖和其意愿不断与环境的冲突中，在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冲突中，为掩饰其真正动机而采取的掩饰、欺骗、降格、曲解、伪装及其他数以千计方式的非自然人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他已不再是一位想象执行比思考容易的热情的年轻人。他已学会不该对别人期望太多，不该太依赖他人来与他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该太信任自己……他已深知，最完美的计划往往是最糟糕的计划，在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进行的。简言之，人生就像一次航行，在旅程中驾驶者必须乘风破浪，他无法确知他的航程是否会因逆流而遭耽误或改变航道。因此一切须决定于：虽然一个人的历程可能波折无数，却必须坚韧不拔地把握最终目的地——港口。

西那库斯在阿格森的治理之下政绩斐然，先后完成了不少改革，可是后来被一位宫廷中的奸党罢黜，于是就隐退到塔伦特姆。在那里，他受到他父亲的老友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阿基塔斯（Archytas）的欢迎，阿基塔斯是一位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国王。在那里，阿格森遇到了他年轻时的爱人塞姬，可是，天啊！她已嫁给了阿基塔斯的儿子为妻，因此是阿格森的表妹了。然而（借着一位小说家的魔棒），达尼居然从士麦拿被带到塔伦特姆来。她已尽弃昔日的享乐主义，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深觉犯了遗弃她的罪，阿格森便央求她宽恕。她拥抱他，却拒绝再与他结婚。她已决心以节制的生活方式来度其余生，以弥补她过去道德上的迷失。故事就在阿格森对妹妹们的不可置信的满足下结束。

这部作品错误百出，整部作品结构松懈，巧合完全是艺术手腕的懒惰借口。文体虽然差强人意，可是非常散漫。在很多段落里，句子只有主词没有述词。一位批评家于庆贺作者之生日时表示，但愿他的寿命长如其句子。虽说如此，《阿格森的一生》（The History of Agathon）仍是腓特烈时代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的结尾说明，维兰德最后已经与其世界和解了，现在已经可以托之以教导、驯服那些轰轰烈烈的年轻人的重责。1769年，他被聘为爱尔福特的哲学教授。三年后，他出版了表达其教育概念的《金镜》（Der Goldene Spiegel）一书。安娜·阿马莉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小姐，她邀请他尝试去教她的儿子，他欣然应聘前往，此后他一直住在魏玛。1773年，他首创了《日耳曼先驱报》（Der Teutsche Merkur），该报在其领导下成为日耳曼当时（1773—1789年）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杂志。他是歌德成名以前魏玛的知识分子之星，而1775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年轻作家风靡该城时，维兰德也居然能以不嫉妒的雅量来欢迎这位年轻作家，并与他维持友谊达36年之久。

“普罗米修斯”歌德（1749—1775）

·成长

法兰克福是一座“自由之城”，城市不但到处遍布商人与市集，也被指定为日耳曼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们的加冕所在地。1749年，该城的人口共有3.3万人，几乎每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都是有教养而快乐的市民。歌德的诞生地是一幢4层楼的房子，该房子1944年毁于大火，1951年又被重建。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歌德是一位生意兴隆的裁缝师与旅店老板的儿子，由于傲气与自大，他的政治生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此后他便放弃律师的执业生涯，退隐到他那间高雅的图书室里，过着业余学问研究者的生活。1748年，他娶了卡斯瑞娜·伊丽莎白——约翰·沃夫冈·塔克思特先生之女——为妻。她的儿子绝对忘不了，由于她，他才属于一个统治该城达几代之久的无称号的贵族阶级。他78岁高龄时，他告诉埃克曼说：“我们这些法兰克福的贵族老是自视为高贵分子，我被授予贵族证书时（1782年颁发给他），据我个人的想法，我现在所有的和以前相差无几。”他觉得，“唯有流氓们是朴实无华的人”。

他在6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不过只有他和他的妹妹科妮莉亚幸存下来，活过了孩童时期。那是一个不愉快的家庭。母亲虽然和蔼可亲、有幽默感，而且会欣赏诗歌，可是他的父亲是一位学究式、守纪律的人，一位因其生性苛刻冲动而与他的孩子疏远的人。歌德回忆说：“因为我父亲那个脾气，我和他根本毫无亲密关系存在。”歌德晚年之所以变得那么执着，也许是来自他父亲及当过枢密顾问官累积而成的。从母亲那里，他承继了作诗的本性及对戏剧的爱好。她曾在家中造了一个演傀儡戏的剧台，她的儿子也因而乐此不疲。

孩子们的教育，首先是由他们的父亲启蒙，后来才请家庭教师。歌德学会了阅读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和少许的希伯来文，也会素描、油画、骑马、射箭和跳舞，他却把人生当作他最好的教师。他探险过法兰克福城的每个区域，包括尤顿格斯区。他曾对标致的犹太女孩频送秋波，参观过犹太人的学校，参加过割包皮礼，对犹太人的节日也颇为了解。充满了异国情调和货物的市集，更增广了他的见识；“七年战争”期间，在歌德家中出入的法国军官，也令他开了眼界。1764年，这位年方15岁的小孩，亲眼见过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加冕典礼。他把加冕的每个细节全部牢记在脑海中，在他的自传里，总共花了20页长的篇幅描述这次典礼。

他14岁时，就有了激发他大半诗兴与诗作的爱情史。当时他早已因会写押韵诗而闻名全市了，一些曾经偶尔与他在一起的男孩，请他模仿一位女孩子以诗写信给一位年轻人。他把这种信写得非常成功，并拿给他的同伴，送给另一位失恋的同伴当作他那位爱人寄给他的信。这位接到信的小伙子想要以同样的方式写封回信，可是缺乏才情与诗意，因此去请歌德是否愿意代他捉笔，写封回信。歌德欣然应允，为答谢他起见，这位小伙子便为他的同伴出钱，招待他们到城外的旅馆做一次郊游。那家旅馆内一位女服务生正好二八年华，名叫玛格丽特——我们且简称之为葛雷特。歌德就以这个名字给《浮士德》一剧中的女主角当名字。也许由于他读过不少传奇爱情故事和写过不少情书，他对少女的情怀也最欣赏。60岁时，他写道：“一位纯洁年轻人的初恋经验往往是他一生的精神导向。自然似乎注定，由感官一个人才可能感受到另外一位异性的善与美。因此，我初次看见这位女孩时，因为我对她的钟情，一个崭新而美丽崇高的世界便展现在我眼前。”此后这个世界即未再离开他，一个又一个少女紧接着激动着他敏感的心扉，几乎都呈现欲望与崇敬。73岁时，他爱上了一位17岁的少女。

有半晌，在这位爱人面前他惊奇地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因此我去教堂，在那漫长的讲道时间内，我的双眼一直盯住她。”他后来又在她所住的旅店内看到她，像是另一位葛雷特坐在一架纺纱机旁。这一次轮到她采取主动，而且欣然在他假造出自一位女孩之笔的第二封情书上签字。后来他同伴中的一位——他曾将其介绍给他的祖父认识——被人发现假造债券和遗嘱，歌德的双亲于是下令他不许再和其他同伴来往。葛雷特又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此歌德再也没见过她。他听说她曾说过“我一直都把他当孩子看待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此时（1765年），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法兰克福到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像任何有抱负的年轻人，除了正课外，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早在他父亲的图书室内，他已读过贝尔所著的《历史与批评辞典》，这部书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不利。“我一抵达莱比锡后，我立即设法使自己摆脱与宗教的关系。”有一阵子，他潜心于神秘主义、炼丹术和幻术的研究。这一点在《浮士德》剧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尝试去学木刻，研究在德累斯顿收藏的画，而且经常拜访住在莱比锡的画家奥塞。由奥塞的介绍，他认识了温克尔曼的著作。从这些作品中，及莱辛的《拉奥孔》，他首次对古典作品兴起了敬佩之心。温克尔曼在的里雅斯特港被杀的消息传来时（1768年），他正和他的同学筹备为温克尔曼举行一次欢迎会！

他对世界的观点充满美感。宗教中的多彩多姿及富于戏剧性的圣礼可以说是他唯一喜欢的。除掉斯宾诺沙所写的外，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他一概不理。他对逻辑感到胆战心惊，因此也远离康德的著作。他很喜欢戏剧，在莱比锡期间曾经写过一部无甚价值的剧本，他几乎每天都写诗，甚至上法律课时也不例外。他出版的《莱比锡诗集》（Das Leipziger Liederbuch），是以阿那克里翁的文体写成的，非常富于戏谑性，而且有点色情的成分：

我会心满意足，欢天喜地的，

只要她给我一个甜蜜的微笑，

或者倘若她吃饭时，

愿意利用其情人的腿当枕头的话；

把她咬过的苹果拿给我，

把她饮过的杯子递给我，

我想与她接吻时，

我可以看见她那我从未见过的酥胸。

这些话难道只是幻想吗？显然不是。他在莱比锡巧遇一位愿意进入其爱情回廊的美貌小姐，名叫安娜特·斯库克弗。她是一位酒商的女儿，其父亲负责为学生提供午餐。歌德常到那里吃饭，因此爱上了她。对他的热情，她报以有限度的保留态度，并允许其他的男孩对她的钟情，为此他吃起醋来，监视着她。他俩不时争吵，最后甚至到达破裂的边缘。即使在这些快乐的时光中，他仍然时时提醒自己出身高贵，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蕴藏着一颗渴慕自由的心灵，并充分发展其终极的目的与心愿——促使其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天才。安娜特因此接受了另一位求婚者。

歌德将这件事看成他的失败，而且试着把它当成逢场作戏而忘掉它。“我已经真正失去了她，为了报复我的过错，我以各种疯狂的方式折磨我的肉体，以便伤害我的精神，这种狂乱大大损坏了我一生中黄金时代的健康。”他陷入了忧郁，患了神经衰弱，在脖子上又长了一个痛苦不堪的瘤。有一天深夜，甚至被瘤的疼痛折磨得差点失去性命。他没取得学位就离开了莱比锡，回到法兰克福（1768年9月）去面对父亲的责备和母亲的慈爱。

在他漫长的养病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多病却很和善的摩拉维亚虔信派信徒，名叫苏萨娜·冯·克勒滕贝格的女孩。“她的心永远都是那么雅静。她把生病当作她如白驹过隙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多年之后，在他收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一书内的《一颗美好心灵的自述》（“Confessions of a Beautiful Soul”）一文中，曾经以同情的口吻描述到她，不过他欣然接受她的看法，认为他自己的神经质和忧郁，是由于他未能皈依上帝：

现在我已相信，从青年时期到今天，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还算很好，不，我甚至幻想他就站在我背后，因为我居然胆大包天，自以为我有原谅他的理由。这种假设是建立在我有一颗极善良的心。因此，他也应该助我一臂之力才对。也正因为如此，我才经常为这个问题和我的朋友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的结果却总是不欢而散。

话虽如此，他也曾体验过不少误入歧途的时光，甚至参加过摩拉维亚兄弟会的聚会。不过，终因觉得这些淳朴者的“平庸之子”不适合与自己为伍，很快又回到他那集荒唐之大成的泛神论和理性怀疑论。

1770年4月，他迈向斯特拉斯堡，希望到那里攻读法律学位。他的一位同学描述他是（当时年仅21岁）“一位英俊的人物，前额宽广，两眼炯炯有神”，不过“没有人可能跟他相处得来，因为他的神态看起来似乎狂野不定”。也许长期得病已使他失去镇定力，他的“恶魔”已烦躁得使他无法静下心来，但世界上有几位血液中燃着烈火的年轻人能有一颗安宁之心呢？他伫立于一座大教堂面前时，他不称赞它是天主教的象征，而是以爱国之心称赞它是“日耳曼人的建筑，我们的建筑，因为即使意大利人也造不出这样的教堂，遑论法国人了”。（他还没见过意大利或法国的呢！）“我独自爬上塔顶……冒险地从那高处走到一个面积仅1平方英尺的平台……我常与恐惧交战，一直到后来由于经验的累积才使我能淡然处之。”他的一位教授这么说他：“歌德先生的举止，令人觉得他是一位卖弄学问、对所有宗教教义采取敌对态度的人……所有的人一致同意，他的脑子似乎有一块板瓦松掉了。”

许多新经验的来临，更使他气焰高涨。赫尔德住在斯特拉斯堡时，他和赫尔德碰过好几次面。大他5岁的赫尔德，自然占他上风。在一篇口气还算客气的插曲里，歌德自称是绕着赫尔德这位太阳转的“行星”。他对赫尔德的独裁作风虽然稍感不快，却由于赫尔德的激励去阅读古老民歌、麦克弗森所著的《奥西安诗集》（Ossian）及维兰德所译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自己还读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作品。除掉研读法律方面的作品外，他又选修化学、解剖学、妇产科学的课程……还有，他继续修他的女人学。

他以一位诗人的尖锐敏感力、一位年轻人具有的热情去感受女人的魅力。47年后，他告诉埃克曼说，他完全相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确实具有魔力的说法，尤其是在异性之间。女人走路时的轻盈与神气的仪态、她们悦耳的说话声和笑声、她们服饰的色彩和摆动，他都为之心摇神动，他更羡慕她们有时把一朵花戴在胸前或发上放射出来的魅力。像这类具有魔力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激动他的热血和他的想象力，推动了他的笔。在此之前已有葛雷特和安娜特，紧接着要来临的有卢特和夏洛特，然后是明娜和乌尔丽克。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瑟森荷默，更有最最迷人的弗里德里克·布里翁。

她是镇上牧师的小女儿（1771年，19岁），歌德把她的父亲比成戈德斯密笔下那位善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在歌德自传中描写弗里德里克的散文，是他最佳、最美的作品。他常常骑马自斯特拉斯堡市出发去她家享受淳朴的乡村家庭生活。他带着弗里德里克去作漫长的散步，因为她一到野外似乎是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其乐无穷。她坠入了他的情网，把一切他要求的都奉献给他。“在森林中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尽情地拥抱，我们道尽了互爱的肺腑之言。”很快地，他就告诉朋友说：“能够获得我们心爱之物是世界上最快乐不过的事了。”

此时，他正以拉丁文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主题是阐述国家的主权可以脱离教会的控制。这篇论文赢得该大学所有教授的一致赞成。他于是通过了考试，并于1771年的8月6日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此时该是他离开斯特拉斯堡市的时候了，他骑马到瑟森荷默向弗里德里克道别。“我在马背上伸手去牵她的时候，她已泪盈于睫，我觉得非常难过……最后我终于挣脱了离别的激动，在平静安详的旅程中，慢慢恢复我的神智。”后来他懊悔地说：“葛雷特已被淡忘，安娜特已远我而去。如今我才首次生起内疚之心，我已深深地伤害了一位最可爱的姑娘的心。忧郁的懊悔时光——我已习惯于令人鼓舞的爱情——是最痛苦不堪的。”这完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哀伤，可是世界上有谁能在获得某人的爱之前，未曾在爱情的尝试中伤过心呢？弗里德里克未婚而逝，时间是1813年4月3日。

·葛兹与维特

在法兰克福，这位刚取得律师营业执照的青年勉强地开业了。他偶尔也去达姆施塔特参观，以感受感情崇拜的影响力。此时，他对法国有强烈的反感，讨厌法国戏剧及其严厉的规律，甚至也反对伏尔泰。他越来越喜欢莎士比亚，因为莎翁同时把合法与不合法的人类本性搬上舞台。在此心情及一股年轻人具有的热血沸腾的摆布下，他自然渴望狂飙运动。他同情反权威、本能胜于理智的理论及英雄个人超越受传统摆布的芸芸众生。因此，1772年至1773年，他写出了《铁手骑士》（Götz von Berlichingen）的剧本。

就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小伙子而言，那确是不同凡响之作：一部集战争、爱情和反叛于一个故事中的剧本，整部作品充满了对自由的热望，散发着生命的活力，自始至终令人觉得趣味盎然。葛兹（Götz）是一位24岁在一次战役中（1504年）失去右手的骑士，虽然他的这只手是用铁接合的，他仍然挥舞宝剑一如往昔。除皇帝外，任何霸王或君主他一概不承认。因此，他成为一位以自由为招牌的“强盗大王”，到处打家劫舍，与人争战。1495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颁布一道禁止互相争战的诏书，违者不但要被国王驱除出境，而且要被教会开除。铁手葛兹拒绝遵守这项禁令，认为它违反人民的传统权利。因此，该剧一开幕就是一场叛逆骑士与贝姆贝格王子兼主教的争战。喜欢爱情更甚于战争的歌德，把故事中心转移到一位美貌和财富早已引起一打以上男人的觊觎及争夺的阿迪莱德·沃德弗身上。为了这个女孩，另一位“自由骑士”阿德伯特不惜与葛兹决裂，违背了他对葛兹之妹玛丽亚的誓言，毅然加入了主教的阵营。也许从阿德伯特的情变中，歌德记起了他自己的不忠。因此，他特别托一位朋友把这部剧本的复本送给弗里德里克，而且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怜的弗里德里克读到剧中那位不贞的情人终遭毒毙时，也许心中会有一点释然的感觉。”

为了配合他的剧本，作者把历史润了色。贝利欣根并不像歌德笔下的葛兹那么高贵。可是这种修饰如同刻苦经营的诗律一般，是诗人的特权。此外，歌德给予男主角的粗野话语以表现其大丈夫气概也是值得原谅的。该剧在柏林上演时（1774年），腓特烈大帝斥之为“充满了讨厌的野蛮味”，简直与莎士比亚作品中具有的特色一样，因此他呼吁日耳曼的剧作家们到法国寻找范本。赫尔德开始时也同意腓特烈的看法，并告诉歌德“莎士比亚已毁了你”。可是，在他寄给其朋友的剧本里却给予该作品极高的评价：“我有一样东西可令你着迷几个小时。这部作品充满了极不寻常的日耳曼人的力量、深度和诚意，虽然有时它只是一种智慧的运用而已。”较年轻的一代称赞葛兹是狂飙运动的最高表现。日耳曼的读者听说有伟大的日耳曼性格象征——中古骑士——都欣喜异常。新教徒们异口同声地对马丁·路德弟兄的回响表示赞同与欢迎，因为马丁视守贫、守贞和服从为违反人性的行为，他把女人描写为“开天辟地的杰作”，他更把酒看成“怡男人心胸”之物。此外，他推翻了一句古老的谚语，说道：“快乐是一切美德之母。”即使是歌德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也许这个小伙子确有他的一套。

1772年5月，这位年轻的律师为了法律上的事务，动身到维特拉皇家上诉法院。心不在法律的他到处逛，到田里、森林里，忽而写写东西，东画画，西想想。在维特拉，他碰到了诗人与神秘主义者卡尔·威廉，被他描述为“以其举止镇静平衡，观念清晰……行动沉着，精力充沛”。也见到了早已订了婚的乔治·凯斯特尼。凯斯特尼宽大地描写歌德：

一位有钱父亲的独生子，年仅23岁。依其父亲的意思，他是要在本地开律师事务所。而依照他自己的意思则是研究荷马、品达及其他才华、志趣和心愿所欲启发出来的一切……实言之，他确实有天才，而且是一位有奇特性格的人。他的想象力极为活跃，一位说话时善于创造意象和比喻的人……他有强烈的感情，不过他大部分都还能自制。他有崇高的信仰。他没有任何偏见，而且为所欲为，不在乎那是否会讨人喜欢、是否流行或可行。他最憎恶勉强不自由。他喜欢孩子，而且能够和他们玩上几小时……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

1772年6月9日，在一次乡村舞会上，歌德碰见了凯斯特尼的未婚妻夏洛特·布夫。次日，他就去拜访她，在她身上他又发现了女人的另一种魅力。当时年仅20岁的夏洛特是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中的老大。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则忙于赚钱过日子。因此，夏洛特便像其弟妹们的母亲一般。她不但具有健康女孩的活泼，还具有少妇的魅力。她穿着虽然简单，却纤尘不染，相当能干，对待弟妹非常亲切。歌德很快地就爱上了她，因为他的想象力不能没有女人的意象去温热。凯斯特尼心里有数，不过在深知不会失去其爱人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一种可爱的容忍。歌德则几乎完全把自己看成一位情敌，不过夏洛特老是制止着他，而且提醒他说，自己已名花有主了。最后他便要她在两人之间做个抉择。她照着做了，因此自尊心暂时动摇的歌德，次日（9月11日）便离开了维特拉。不过，直至他死亡为止，凯斯特尼仍是他忠诚的朋友。

在回法兰克福的路上，歌德在埃伦赖特施泰因镇停下来，来到乔治和索菲亚的家里。索菲亚有两位女儿，“其中的老大”——玛西米莲——“很快就特别吸引住我……旧情未完全消失，新情又已开始在我心中滋长，我因激动而非常舒服。因此，太阳正在西下时，我们便希望月亮从东方出来。”不过，玛西米莲还是嫁给了彼特·布伦塔诺，生了一位可爱的女儿，名叫白蒂娜，35年之后爱上了歌德。歌德结果退隐到法兰克福从事律师行业。其实，他的心并未完全平静，因为偶尔他还是有自杀的念头：

在我搜集的武器中，有一把很漂亮、很光亮的小刀。每天晚上我把它放在枕边，而且在我吹熄蜡烛之前，我总是尝试看看刀口是否有办法插进我的胸膛一两寸深。既然我的尝试不能成功，最后我反而嘲笑自己这种自杀的念头，因此，我赶紧丢掉一切不正当念头，并决心活下去。

想开了后，我便不得不解决一个文学问题，换言之，我须把我所思所感受的以文字表达出来。为达到此目的，我开始把多年来已在我心中酝酿的加以整理。我回忆曾经使我感受最深、创痛最深的往事，然而这么做并没什么具体的结果。我只缺少使往事整体贯穿的一个事件、一个寓言。

提供这一重要事件的人，是一位住在维特拉的律师同业。1772年10月30日，从凯斯特尼借得一把手枪的卡尔·威廉，因为爱上其朋友之妻，过度忧伤而自杀了。“突然之间，我听到卡尔·威廉的死讯时，”歌德回忆道，“《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结构马上成形，整部作品的元素立即凑成。”此话虽然也许是真话，可是事实上他开始着手写此部书的时间还得等到15个月后，同时他继续和玛西米莲·布伦塔诺（已与其夫迁到法兰克福）保持往来。她的丈夫对这种暧昧关系当然表示反对，最后歌德只好打退堂鼓。

他的精力曾被许多难产的文学计划分散。他幻想重述《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不过，他命名为《永恒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的书只完成了10页。他写了不少篇讽刺雅各布、维兰德、赫尔德、伦兹、拉瓦特等人的文章，不过最后都获得了他们的友情。他也投稿到拉瓦特的《人相学断片》（Physiognomische Fragmente）杂志，允许别人替他看相，结果当然是恭维的话。“此人天生一副聪明相，而且有发挥其才智的感应力，”一位瑞士人评断道，“瞧他那充满活力的双眉……双眼活动敏捷而且有透视力，炯炯有神，令人着迷……单单看他的鼻子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凭他强而有力的下巴和宽长的耳朵——有谁敢说他不是一位天才呢？”谁能配得上如此一副相貌呢？雅各比认可这种说法，因为于1773年7月，他拜访过歌德后，在给维兰德的一封信里称赞歌德说：“从头到脚都是一副天才相，一位注定完全听命其个人意志而行事的人。”

1774年2月，歌德终于写出了使他名满全欧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由于该作品已经在他心中孕育很久，因此，他一写完便立即推出给世人，据他说：“有四星期之久的时间，我完全与世隔绝，我谢绝所有朋友的拜访。”50年后，他对埃克曼说：“这是一部我曾呕尽心血的创造。”书的结局，他把维特处死，以为他自己取得安宁。

把这部作品写得简短是明智之举。他运用的书信体部分是模仿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漪丝》，部分是取其表达分析感情时的方便。此外，也许使用书信体，他可利用他住在维特拉时写给其妹妹凯尼拉，或其朋友默克的信件。夏洛特和凯斯特尼两人对他居然以她的真名夏洛特作为维持情人之名大为惊奇，因为这显然说明了歌德对凯斯特尼的新娘怀有真情。凯斯特尼在该书中以阿尔伯特的名字出现，塑造得还算不错。即使书中的舞会相遇，及次日的拜访等也是完全与真事相符。“自那一天后，太阳、月亮和星星又恢复其平静的运行，可是我根本不知有白昼或夜晚，我周遭的整个世界在消失中……除了为她外，我已不再做祷告了。”维特并非完全是歌德的写照：维特显然较多愁善感，比较易于淌泪，宣泄感情和自怜。为了使叙述体的故事有悲剧的结局，维特的特色不得不从歌德转变成卡尔·威廉。这个最后的安排符合史实：就像卡尔·威廉一样，维特从阿尔伯特借来一把手枪以作为自杀之用，而莱辛的艾米莉亚·加洛蒂也是躺在桌上死去的。“没有牧师护送他”到坟墓去。

在文学史和德国史上，《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问世（1774年）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它表达并推进在狂飙运动中的浪漫元素，和《铁手骑士》一书表现的英雄特色，可以说相互辉映。反叛的青年们对之礼赞有加，群起效尤。有的人模仿维特穿蓝色的外衣和浅黄的背心，有的人模仿维特的啼哭方式。更有人视自杀为时髦。凯斯特尼抗议他的私人生活受到打扰，可是很快他的怒气也被平息了，而且歌德告诉夏洛特说“你的大名正被成千上万的人争相传诵”时，她并没有向他抱怨。日耳曼的牧师没有参与对他的称赞。一位住在汉堡的传教士把这部作品斥为一种自杀的辩解。莱辛的敌对者格策牧师对该书加以诋毁，可是莱辛也照样斥之为一部温情主义的作品、一部缺乏古典节制的小说。在一次公开的餐会上，哈森卡弗牧师当面诋毁歌德，说他写了一部“劳什子作品”，而且说：“但愿上帝保佑你的心肠每况愈下！”歌德却低声地回答他说：“请你记得代我祈祷。”此时这本小书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席卷整个欧洲，不多久即出现了十几种译本，法文有3种。法国首次承认，日耳曼境内也有文学作品了。

·年轻的无神论者

教会人士开始担心是有他们的理由的，因为此时歌德已公开与基督教会作对。1772年，凯斯特尼写道：“他钦佩基督教的方式与咱们的神学家们有别……他既不上教堂，也不参加宗教团体，他很少做祷告。”对基督教中强调原罪及悔悟最厌恶，他宁愿犯罪不忏悔。他写信给赫尔德（约1774年）说：“要是基督的整个教义不是一堆这样无聊的话，像我这么无大志的人怎么会为之动怒呢？”他计划写一部以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向神挑战的象征的剧本，不过写完了开场白便停笔了。为此，雅各比大感震惊，莱辛却雀跃三尺。那是歌德反宗教最激烈的一篇文章。歌德说道：

宙斯！以云雾布满你的天吧！

你自己嬉戏——就像一个砍掉蓟头的小孩，

在橡树梢上，在山顶上！

可是你可要留下我的居穴，

及我的茅屋，因为那不是你建的，

也要留下我的炉床，虽然你嫉妒里面的火焰。

哦，天啊，你是世上我所知最穷的人，

你千辛万苦才建立了你的崇高地位，

你获得了许多的祭品和无数的祷告，

你一定会饿死，

要不是有那么多傻小孩和乞丐。

我年纪还小时，我没有什么主见，

我把迷茫的双眼转向太阳，

仿佛那边有人可听我诉怨，

有一颗像我一样，怜悯

他人痛苦的心。

有谁可帮我抵抗泰坦的傲慢？

谁能救我免于一死，免于沦为奴隶？

难道这一切不是都凭

我这颗炽热的心完成的吗？可是不论男女老少，

仍感谢那位睡在天上的家伙。

尊重你，为什么？

难道你可曾为悲伤者减轻痛苦？

难道你可曾擦干那些受苦受难者的泪水？

难道我的成人不是

以万能的“时间”和永恒的“命运”——难道是

那位你我的主人吗？……

如今我高坐于此，以我的模式创造人类，

创造一群像我的人类，

一群会悲伤、会哭泣、会享受和会快乐的人，

而且和我一样，是一群会鄙视你的人。

从这一座高傲的无神论高峰，歌德渐渐转向温和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根据拉瓦特的报告：“歌德告诉我们许多斯宾诺莎及其作品的事……他是一位极为正直、公正的穷人……所有的现代神论家都以他为立论根据，他的书信……就其正直和热爱人类而言，是世界上最富于乐趣的文章。”42年后，歌德告诉卡尔·泽尔特说，影响他最深的是莎士比亚、斯宾诺莎和林尼厄斯。1785年6月9日，他收到雅各比写的《论斯宾诺莎言论》（On the Teachings of Spinoza）一书。从他讨论雅各比诠释斯宾诺沙的话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研究这位犹太籍的圣哲所下的功夫。他写道：“斯宾诺莎并不说明上帝的存在，他证明存在精神、物质的实体即是上帝。由此观之，大家都称斯氏是无神论者。我却要赞佩他，称之为最有神论者，甚至是最十足的基督徒……他给予我在思想与行为上最深刻的影响。”在他的自传里，歌德曾经提到他怎样给雅各比回信：

幸亏我早已做好准备……我的思想和精神已具有某种程度的伟人气质……对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且命定深深左右我思维模式的这个精神便是斯宾诺莎。我徒然地想在世界上为我的怪癖寻求发展之道后，我终于找到了可凭依的，这位哲学家的《伦理学》（Ethics）……在该书里我找到了可平息我激情的东西。而且一种自由广阔的感性道德世界观似乎豁然开朗在我眼前……我从未敢如此大胆地以为，我完全了解一位通过数学和犹太法学的研究，将自己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人，他的姓名即使在今天，似乎仍是一切思辨成果的最高峰。

他之所以爱好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是因为他对自然的热烈喜爱。那不只是由于他能在阳光的田野中，或在神秘的森林中，或在那些欣欣向荣的花草中找到乐趣而已；他也喜爱自然界严肃的一面，他喜欢在风雨雪中搏斗，喜好爬到危峻的山顶。他把自然视为一位可让他自其胸部吸取生命生气和乐趣的母亲。在他的一篇散文诗《自然颂》（“Die Natur”，1780年）中，他以宗教的感受表达出他对周遭的创造、破坏力是何等的谦卑顺从和欣然接受：

自然，她环绕在我们四周，包围着我们使我们走不出她的界限，也无法更深入她的内部。她不威迫也不利诱地迎接我们加入她的舞圈，与我们共飞跃，直等到我们精疲力竭，脱开她的双臂……

她不停地创造新物；现在有的，以前没有；往昔存在的，永不再来；一切都是新的，却总是旧的……

她似乎蓄意使每样东西各具其性，对每个东西却不介意。她永远在建造中、在破坏中，她的工厂永难理解……

她有思想，而且时时在沉思中。她不以人的态度出现，而是依自然而行。她具有一颗包容一切的心，无人可透视它……

她让每位小孩与她嬉戏，让每位傻瓜批判她。成千上万的人在她身上绊倒，却一无所见。她有她的一切乐趣……

她和蔼可亲，我歌颂她的一切作品。她聪明沉静，没有人可说服她说明一切，除了她自动赐给你的礼物，没有人能从她那里勒索到任何一物……

她把我留在此地，也将带我离开。我完全信赖她，我愿意听从她的指挥。她不会厌恨她的工作。

1774年12月，卡尔·奥古斯都公爵在到卡尔斯鲁厄相亲的路上，半途在法兰克福停了下来。他曾经读过而且佩服《铁手骑士》一书，于是他邀请该书的作者来见他。歌德来了，留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位公爵心想，为什么不让这位英俊而风度翩翩的天才作为他魏玛宫廷的装饰品呢？他需要赶路，不过临走时留下话，要歌德在他从卡尔斯鲁厄回来的路上再见他一次。

歌德相信命运，却不相信机会。对他能与公爵见面，而且因为这次的相识离开了可爱的莉莉·舍内曼而投身到蕴藏无数危机与机会的魏玛一事，也许他会归之于命运，而非机会。莉莉是法兰克福市内一位富贾的独生女。如今已是有为青年的歌德，有次被邀请到她家参加一个欢迎会，会中她弹了一手好钢琴。歌德俯着身体，一边听她弹，一边品啜她二八年华的天姿。“我感受到一种最美妙的吸引力……我们立即四目相接……我们现在已迫切互相需要……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望已占据了我。”——这种诗人特有的敏感性，这种名闻天下的热情居然如此迅速地爆炸了。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方公然宣布订婚（1775年4月），然后自忖已擒服歌德的莉莉又开始与他人打情卖俏。歌德看了之后颇为愤怒。

此时正好有两位要去瑞士途经法兰克福的朋友——克里斯蒂安伯爵和施托尔贝格伯爵——来看他。他们建议歌德加入他们的行列。他的父亲也逼他同往，要他直往意大利。“在通知了她，可是没说道别的情况下，我离开了莉莉。”他于1775年5月起程。在卡尔斯鲁厄，他又与那位公爵见了面，而且毅然接受他的邀请，与他同往魏玛。他继续往苏黎世迈进，在那里他见到了拉瓦特和勃德莫。他爬到圣哥特哈尔德教堂上，以渴望的眼光望着意大利。于是，莉莉的影子又在他的脑中出现了。他离开他的同伴，走上回家的路。9月，莉莉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可是一回到他的卧室后，他以前把婚姻视为监牢与呆滞的恐怖观念，不禁又油然而生。对他的摇摆不定，莉莉尤为光火，他们两人同意取消婚约。1776年，她嫁给了勃哈德·冯·蒂尔克海姆。

从卡尔斯鲁厄回来，在法兰克福停留的公爵风闻此事，立即表示愿意派一部马车去接歌德来魏玛。歌德表示同意，于是准备妥当，等待约期的降临，可是马车并没按约到达，他被愚弄欺骗了不成？在家纳闷几天后，他起程前往意大利。他抵达海德堡时，约好的马车赶上了他，公爵的特使向他说明迟到的原因，并向他道歉。歌德气消了。1775年11月7日，他抵达魏玛，正好26岁，此时他的心情就像以前一样，也是徘徊于爱神与命运之间，他渴望女人的慰藉，也决心成为一位伟人。

赫尔德（1744—1776）

到达魏玛后，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歌德就向公爵递呈了一个由维兰德所提的建议，要求把公国学校和教会总院长的职位授给赫尔德。公爵照办。

1744年8月25日诞生于东普鲁士莫哈根的赫尔德，就地理位置和波罗的海的迷雾而言，可以说是康德的同族。他的父亲是一位穷校长和虔信派教徒的合唱指挥，因此这个孩子饱尝不幸。从5岁开始，他的右眼就感染了瘘管病。为了提高家里的收入，他辍学去当塞巴斯蒂安·瑞斯豪的秘书和仆役。瑞斯豪拥有一间可让赫尔德吸收知识的图书室。18岁那年，他被送到柯尼希山施行手术，以拿掉他右眼的瘘管，并在那边的大学学医。那次的手术没成功，大学的解剖课又使这位少年大感恶心，因此他改修神学。

他结交哈曼为友，哈曼拿《哈姆雷特》作为教本教他英文。赫尔德几乎把那本剧本背了下来。他跑去听康德讲授的地理学、天文学和沃尔夫的哲学课。康德非常喜欢他，因此特别免他交学费。赫尔德以翻译和家教赚钱糊口，而且自20岁到25岁在里加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21岁时，他被任命为路德会的牧师，22岁时他成为互助会的会员，23岁时他被指派为靠近里加的两家教会的辅助牧师。22岁时，他突然出版了一部书，名为《革新的日耳曼文学》（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teratur）。一年后，他陆续推出了该书的第2卷和第3卷。康德、莱辛、尼古拉、拉瓦特等人对该书作者的学问大为钦佩，他们尤其称赞他摆脱外国文学的束缚，而建立本国文学的雄心。

赫尔德以爱上一位有夫之妇而预示了维特的风尚。他身心交瘁，教会允许他请假休养，而且答应他复职时给他加薪。他向人借钱离开里加（1769年5月23日），从此便未曾再回来过。他乘船到南特，在那边滞留4个月后，便转往巴黎。他遇到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可是他从未赢得法国启蒙思潮的青睐。

他的个性适合追求美学，不适合做学问。在巴黎期间，他开始搜集上古的诗作，他在这些诗作中发现了比法国古典文学更多的乐趣。他看过麦克弗森所著的《奥西安诗集》的德文翻译本，宣称这些诗作的技巧比起莎士比亚以后的大部分近代英文诗要高明多了。早在1769年，他即着手撰写他称为“小森林”的美学和文艺批评散文。他在世时，以《批判之林》（Kritische Wälder）的名称出版了3卷。1770年2月，他花了14天的时间，在汉堡和莱辛相聚，结果收获甚丰，然后他去当豪斯顿—高特普王子的家教和玩伴，而且陪他到西日耳曼旅行。在卡瑟尔，他遇见了考古学教授鲁道夫·拉斯佩，不久后者出版了《明希豪森男爵的俄国历险记》（Baron Mü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1785年）一书。鲁道夫·拉斯佩曾于珀西所著的《古英诗遗作》（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一书问世时（1765年），呼吁日耳曼对该书加以注意。赫尔德因此更加相信，诗人们应该放弃温克尔曼和莱辛模仿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的呼吁，而更应珍惜他们本国传统，尤其是民俗诗歌和民谣史。

离开王子后，赫尔德便前往达姆施塔特，在那里他碰见了当地的“敏感圈子”，对这批人给予多情的礼赞大为欣赏，他尤其欣赏枢密顾问安德烈斯·豪斯的成为孤儿的小姨子卡罗琳的柔情。他被邀请到一家教会去布道，她也去听道，而大受感动，于是他们相偕到森林里散步，手牵着手，他心动了！他向她求婚。她警告他说，她现在完全依赖姐姐的慷慨解囊而生活，因此不可能带给他什么嫁妆。他也告诉她，他眼下正债台高筑，前途渺茫，而且答应要陪伴王子。他们不订正式的婚约，却协议以函件互道爱意。1770年4月27日，他动身前往曼海姆。

抵达斯特拉斯堡时，赫尔德虽然对意大利心仪已久，却离开王子。他泪腺里的瘘管，此时已阻塞泪管到鼻腔的通道，因此时常引起痛楚。该地大学里的妇科医学教授劳伯斯顿向他保证，施行手术的话，在3个星期内就可医好他的病。赫尔德听了他的话，愿意在无麻醉剂的情况下，通过骨骼凿开一条通道通往鼻孔。结果病毒侵入，赫尔德被困在旅馆的房间内达6个月之久，对手术大感失望，对前途也感黯淡无光。就在这种痛苦和悲观的情绪下，他和歌德见了面（1770年9月4日）。歌德回忆道：“手术时我想办法在场，而且做很多方面的服务。”从赫尔德认为诗可激发人类的本性，而不只局限于“某些上流的知识分子才能欣赏”的看法中，歌德得到很大的鼓励。赫尔德要离开时，袋内分文皆无，歌德“便代他借了一笔钱”，不过赫尔德后来偿还了他。

日耳曼西北部的斯查姆伯格—里普小公国国王威廉·里普伯爵，邀请他到质朴的首都布克伯格当一名宫廷的布道牧师和主教法庭院长，他只好勉强接受。1771年4月，赫尔德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市，前往达姆施塔特拜访卡罗琳，到法兰克福看歌德，而于28日抵达了布克伯格。他发现这位伯爵是一位讲求严厉教条的“开明专制君主”。除了音乐之外，该城的一切设施都粗陋得很，因为音乐是在巴赫主持之下才有那么好的环境。为此，赫尔德辞职隐退，避免加入当时日耳曼思想的主流。然而，他出版的书却强烈地影响了这个主流，而且分享了构成狂飙运动的文艺思想。他向日耳曼的作家们保证，倘若他们愿意在本国内，在本国人民的生活当中寻找灵感的话，他们的光辉成就有一天必定会胜过法国人。在哲学和科学界的成就，已证明这句预言完全正确。

他的《论语言的起源》一文，于1770年赢得了由柏林科学院颁发的奖。他一方面诚恳地在文中表明其虔诚之心，一方面排拒语言是上帝创造物的观念。语言是人类的创造物，是感受与思考过程中的自然结果。追本穷源，语言与诗是感情的表达，而表现动作的动词是“八大辞类”的第一要素。另外一卷《另一种历史哲学》（1774年），则把历史看成“一连串事件的自然哲学”。每种文明便是一种生物实体，一株自行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植物，我们应就其时代去研究它，不应存有另一种环境和时代的道德偏见。与当时很多人一样，赫尔德赞赏中古时代是一个想象与感情、诗歌与艺术、淳朴与太平的时代。相反，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是一个崇拜国家、金钱、都市奢侈、虚伪和罪恶的时代。他批评启蒙时代是一个盲目崇拜理智的时代，与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所有的历史过程中，正如波舒哀一样，赫尔德望见了上帝之手，但有时这位口若悬河的牧师也会忘掉了他的神学，而且认为“整个世界的变化很少操纵于人，而是决定于不可知的命运”。

他收入微薄，在寂寞的驱使下，他仍然鼓足勇气请问卡罗琳及其姐夫，是否他可以回来娶她为妻。他们同意了，这对情人终于于1773年5月2日，在达姆施塔特结为夫妇。他们一起回到布克伯格住下来，赫尔德借了钱把他的牧师住宅整修一番，以博得妻子的欢心。她服侍了他一辈子，待他忠心耿耿。因为她的存在，原来赫尔德和歌德之间的冷淡友情缓和了。歌德推荐赫尔德接受一个收入较丰的职位时，赫尔德居然欣然接受。1776年10月1日，赫尔德偕其妻到达魏玛，住进一间歌德为他们准备好的房子。此时，使魏玛声名大噪的人员已是四缺一的局面了。

席勒的游历岁月（1759—1787）

席勒1759年11月10日诞生于符登堡的马尔巴赫。他的母亲是雄狮旅馆老板的女儿，父亲是卡尔·尤金公爵军队中的外科医生——后来升为上尉。他随着军团到处走，他的妻子大部分时间留在洛尔希或路德维希堡。席勒就在这些地方接受他的教育。他的双亲本来要他以后当牧师，可是经过公爵的游说，将年方14岁的他送到位于路德维希堡的卡尔斯学校（后来又转到斯图加特），一起和军官的孩子们接受法律、医学或任何军中职务等方面的训练。这所学校的训练和军校一样严格，而且学校的课业对一位有女人般敏感力的小孩当然不合适。席勒因此吸收了一切反叛思想，将之投入一部比《铁马骑士》更能表现狂飙运动精神的《强盗》剧本中。

1780年，席勒毕业于医科，当了驻扎于斯图加特的一个军团的外科医生。他的薪饷微薄得很，他和卡普夫中士同住一个房间。他们自己做饭，大部分是吃香肠、马铃薯、莴苣，如有节庆时喝点酒。他尝试成为一个会打仗、喝啤酒和玩女人的军人，他上军中俱乐部，可是由于他把妇女理想化为神圣的神秘物，须以颤动的崇敬心情去接近，因此他对鄙俗的嫖妓根本提不起兴趣。他的女房东路斯·维斯彻是一位年已30岁的寡妇，但她弹竖琴时，“我的心便魂飞九霄云外”。他祈望他能“永远吻住你的双唇……饮你的呼吸”——这真是自制的奇妙方法。

他尝试去找一个出版商出版他的《强盗》剧本而未果，既然找不到，他便自己筹资并向人借贷，自己付印刷费出版（1781年）。对该书的轰动，连这位年方22岁的作者都感意外。卡莱尔甚至认为“该书使世界文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可是上流的日耳曼人对在该剧本中几乎无一当时的文明能免其攻击而大为震惊。席勒在序言中指出，该剧的结局说明了良心的崇高和反叛的恶劣。

年事已高的马克西米利安·莫尔伯爵有一位较大的儿子，名叫卡尔·莫尔。他具有理想主义和一颗慷慨之心，因此特别受到其父亲的喜欢，可是他也因此受到其弟弗朗兹的嫉妒与厌恨。卡尔离家出走前往莱比锡大学，在那里他吸收了燃烧在西欧年轻人心胸中的反抗情绪。在债务催讨之下，他痛斥那些没良心的金钱追求者，他们居然“只因撒都该人没按时上教堂做礼拜便处罚他，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对宗教表示出一副虔诚之心，不过是觊觎神坛上的高利贷的利润”。他对一切社会秩序已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加入一群强盗集团，成为该集团的首领，而且当众宣誓愿意效忠该组织至死不渝，他以扮演绿林好汉的角色来慰藉他的良心：

他和我们不一样，不为掳掠而犯杀人罪，至于谈到金钱，他似乎不在乎。他把分得的战利品与孤儿们分享，或帮助大学中有前途的青年。可是倘若万一他碰到压榨其农夫如牛的乡绅，或一些随便亵渎的花花公子，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人，那么朋友们，他就会如鱼得水，变得暴跳如雷似恶魔了。

卡尔把教会的牧师们诋毁为权力的谄媚者和魔鬼的秘密崇拜者：“只要你出10块银币，这类人便会把整个三位一体出卖掉。”

另一方面，弗朗兹此时正计划编造一则假消息，以告诉公爵说卡尔已经去世了。弗朗兹因此成为其财产的继承人，并向阿梅莉亚求婚，而阿梅莉亚深深地爱着卡尔，不论他是死是活。弗朗兹毒死他的父亲，却以无神论的口吻来平息其良心的不安：“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一位亲眼看见我毒死父亲的见证人……世界上根本没有上帝存在。”卡尔闻及其弟的罪恶后，立即带领他的一伙人抵达他父亲所住的城堡，包围弗朗兹。弗朗兹此时开始拼命哀求上帝帮助他，可是在见不到援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了。阿梅莉亚愿许身于卡尔，只要他愿意放弃打家劫舍的生活。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可是他的随从提醒他说，他曾宣誓与他们厮守一起、至死不渝。尊重誓言的他离开了阿梅莉亚，她要求他杀死她，他果然答应她的要求。之后，他安排了一位穷工人可以因逮捕他而拿到奖赏，他出来投案，被套上了枷锁。

当然这个故事可以说荒唐无聊。人物和事件都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文体具有雷霆万钧之势，里面的对话令人不堪忍受，对妇女的观念完全属于浪漫式的理想。然而，这是强有力的荒唐，几乎每个人都会默默地同情那些法律的挑战者。有时，我们也会有一种被成千上万法规训令束缚了手脚，以致“动弹不得”的感觉。我们已习惯于法律给予我们的便利，因此觉得司空见惯了。我们等到无法无天的日子来临，使我们深受其害了，我们才会产生对警察的同情。因此，这部剧本一问世，广大的读者马上为之疯狂，为之喝彩，那些抱怨席勒把犯罪理想化了的布道牧师与立法者也难免要称赞他最有希望成为日耳曼的莎士比亚，甚至戏剧演员们也提出要将它搬上舞台的建议。

沃夫冈·赫尔伯特·达尔伯格男爵提议说，倘若席勒愿意将剧本的结局改写为圆满的结局，那么他愿意将它搬上位于曼海姆的国家剧院舞台。他果然照办，卡尔和阿梅莉亚结了婚，而不是杀了她。未经其军团团长卡尔·尤金公爵的允许，席勒偷偷地离开斯图加特，参加1782年1月13日的首次公演。观众从沃尔姆斯、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及其他地区蜂拥而来观看这次演出。当时最佳演员之一的奥格斯特·艾弗兰德扮演卡尔的角色，观众为之大叫，为了剧情而泣。从未有德文剧本得到如此多的喝彩，这是狂飙运动精神的最高表现。剧终后，席勒受到演员的款待，博得了曼海姆出版商的青睐。他已发觉很难再回到斯图加特去干军中的外科医生。5月，他又逃到曼海姆指导《强盗》的另一次演出，而且和达尔伯格男爵讨论写第二部剧本的事。但他再次回到军团时，受到公爵的责骂，被禁止再写剧本。

他当然无法接受这道禁令。1782年9月22日，在一位朋友安德雷斯·斯特雷彻的陪伴下，他逃到了曼海姆，把一部新剧《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阴谋》交给了达尔伯格。他把剧本读给演员们听，演员们却说这部新剧已较先前的《强盗》大为逊色。达尔伯格认为，只要席勒愿意加以修改，他还是愿意将它搬上舞台。席勒于是花了好几个星期修改，结果却令达尔伯格大为失望。席勒至此已一文不名，供养他的斯特雷彻已把一笔储蓄下来想要到汉堡学音乐的钱用光了。席勒只好应邀到亨里达·冯·沃尔措根夫人的、位于巴尔巴赫的一栋茅屋住下来。他的第三部剧本《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便是在那里完成的，而且他爱上了才16岁大的卢特·冯·沃尔措根小姐。此时，已出版的《斐爱斯柯》（Fiesko）一书，销路甚佳。达尔伯格也悔悟了，写信邀席勒为曼海姆剧院的常驻作家，年薪300弗罗林。他欣然应允而往（1783年7月）。

虽然债台高筑、重病缠身，席勒在曼海姆的生活还算差强人意，过了一年朝不保夕的快乐日子。《斐爱斯柯》一剧于1784年1月11日首次公演，由于达尔伯格坚持剧本结局应为大团圆式的，该剧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根本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可是结构较佳、长篇大论、对白较少的《阴谋与爱情》，却表现出他对戏剧逐渐增强的感受。有些人甚至站在剧院的观点说，该剧是所有日耳曼悲剧中的最佳作品。1784年4月15日首次公演后，由于观众对该剧的疯狂式喝彩，席勒不得不从他的包厢座位起立向大家鞠躬致敬。

他的欢乐极端而短暂。就其个性而言，他无法应付演员，因为他们几乎和他一样敏感兴奋。他很严厉地评判演员们的演出，有人若台词背得不熟，他就严加苛责。他无法照规定的时间交出第三部剧本《堂·卡洛斯》（Don Carlos）。他与剧院所订的合约将于9月期满时，达尔伯格拒绝续约。席勒身无分文，再度面临贫穷，被不耐烦的债主们包围。

差不多这个时候，他出版了一些信札，名为《哲学书札》（Philosophische Briefe），该书说明除了经济拮据外，他对宗教的怀疑也已产生。他无法接受古老的教条，但他的诗兴都和霍尔巴赫于《自然的体系》一书中所说的唯物无神论相违背（1770年）。他已无法再做祷告，但对那些做祈祷者感到羡慕，他以一种极惋惜的口吻描述宗教为成千上万在痛苦、悲伤和死亡边缘挣扎者带来的安慰。他信仰自由的意志、不朽和一位不可知的神祇，而且和康德一样，一切以道德良心为其根本。他以回忆的语气说明基督的伦理：“当我恨时，我便从身上损失了某些东西；当我爱时，我便因爱而更富有。宽恕可寻回已失去的财产，厌世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在潦倒的境况下，克尔纳为席勒的一生带来了文学史上最宝贵的友情。1784年6月，他从莱比锡寄给席勒一封向他致敬的信，而且附寄了他自己、他的未婚妻米娜·斯托克、她的妹妹德拉、德拉的未婚夫鲁德温·胡波等人的画像，及一个米娜绣好的钱包。克尔纳于1756年（比席勒早3年）出生在斯莫斯克尔西一位牧师家中。这位青年21岁时，即取得律师营业执照，现在是德累斯顿高等法院的顾问。为烦恼所困的席勒，迟至12月7日才回他信。克尔纳复他信说：“我们愿意以至诚向你表示最高的友谊。请阁下急速前来见我们。”

席勒踌躇不前，他在曼海姆已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也有几段恋爱史，尤其是那位刚于一年前完婚的夏洛特·卡尔伯夫人。1784年12月，他在达姆施塔特会见了魏玛的卡尔·奥古斯都公爵，他把《堂·卡洛斯》一剧的第一幕读给公爵听，因而赢得了“荣誉顾问”的头衔，但仍然没在魏玛争得一席之地。因此，他决定接受克尔纳的邀请到莱比锡。1785年2月10日，他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哀求信给那位素不相识的朋友，说他已濒临破产：

大半的曼海姆人奔向剧院时，我却趋到您身边去……自从上次接到您的信后，我一直认为我们注定会成为朋友。请不要因为我的友谊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便对我有所误会。对某些人自然免掉了客套的礼貌。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倘若你对一位有伟大思想和涵养，但成就稀微、一位我们从他的糊涂行为就可预知天将降大任于他、一位需要无边之爱、可是又不知如何去报答，然而能爱某物胜过爱他自己，因怀才不遇而内心深觉痛苦者，能够海量包涵的话，倘若你的友谊需要这样一种人的话，那么咱们之间的友情便可永远存在，因为我便是那种人。也许即使你对这位诗人席勒的钦慕之情已退时，你将仍然喜爱他。

这封信写到这里中辍，2月22日又继续写下去：

我已无法在曼海姆继续待下去了……我必须去莱比锡与你相识。我的灵魂渴望新的食物——更好的人——渴望友谊、热情和爱。我必须靠近你，并借与你的交谈和友伴，使我受创的灵魂得以吸入新鲜的血液……你必须赐我以新生命，那么我势将成为一位超越我自己的人。我将会快乐——因为我从来没快乐过……你会欢迎我去吗？

3月3日，克尔纳回信说：“我们将竭诚欢迎你来。”他还付给一位莱比锡的出版商戈申一笔钱，请他马上把这笔钱预支给席勒作为他将来写散文的稿费。这位诗人抵达莱比锡时，克尔纳却到德累斯顿去了，不过他的未婚妻、他未婚妻的妹妹、胡波等人以一顿丰盛的筵席和殷勤的招待为他洗尘。戈申马上去找他，并记载道：“席勒被进以批评的忠告时，我真不知如何描述他脸上的感激之色，以及他费了多大的力气去改进他的言行道德。”

7月1日，克尔纳和席勒首次会面于莱比锡，然后回到德累斯顿。席勒写信给他说：“上天使我们以奇妙的方式相遇，而我们的友情更是一件奇事。”不过，信内还附带说：他已又近乎破产了。克尔纳寄钱给他，安慰他，劝告他：

万一你还要的话，可来函告诉我，我会立刻把你所要的如数寄给你……即使我富有得能满足你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仍将不敢这样做。我深知只要你一动手去工作的话，你也能赚得生活所需的费用。不过，请你再让我供给你一年的生活费。我不会因此变穷的，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把钱还我。

克尔纳此时正准备结婚，因此他更慷慨，婚礼于1785年8月7日在德累斯顿举行。同年9月，席勒去看他们，和他们住在一起，由他们供养，一直到1787年7月20日。就在此时——也许沉浸于新婚夫妇的快乐气氛中——他写出他那首成为贝多芬第九首交响乐的《欢乐颂》（Ode to Joy）。贝多芬动人心弦的乐章无人不知，可是除了德国之外，很少人知道这首乐章的词是席勒的杰作。这首《欢乐颂》以呼吁世人相爱为开始，以革命为结束：

来自天国的快乐火焰；

天国仙都的女儿，

我们陶醉圣火的狂热，

闯进了你的神圣殿堂。

你具有将被可怕的世俗窒息而亡，

并使之重新恢复团结的魔力；

四海之内皆兄弟，

看你的柔翼飞翔。

合唱：我们将成千成万的人拥入怀中；

我们送给世人香吻！

兄弟们，

在那星光灿烂的苍穹里

住有一位仁慈的天父

谁曾享受伟大的幸福，

曾经是一位知己的朋友，

谁曾求得恩爱的淑女，

便请加入我们欢庆的行列。

谁曾抱着一颗自私之心，

一位闭门造车的孤独客，

一位失败者，那么便请他

离开我们啜泣着。

合唱：整个大宇宙

都向“同情”膜拜吧！

她引导我们经过群星，

走到不可知之神统治之乡……

凡是迫切需要者皆不畏缩，

援手伸向在苦难中的赤子；

真理永不坠毁，

敌友一视同仁！

帝王之相，将帅之才，

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把皇冠赐给最高贵的人，

把死亡投在说谎者的头上！

合唱：关闭神圣的圆场。

以金黄之酒宣誓！

宣誓国家这些神圣的誓言，

在星群的立法者之前宣誓！

克尔纳资助席勒两年之久，他希望这位诗人能努力把描述菲利普二世及其子卡洛斯之间冲突的剧作改编成一部可搬上舞台的剧本。但席勒丢下那部剧本的时间太久，因此失去了当初他创作该剧的心情，也许阅读更多历史的结果也已使他改变对菲利普的看法。总之，他把该剧本改得毫无连贯可言。1787年2月，他又爱上了哈丽雅特，为此，情书耗尽了他的大部分墨汁，而到后来，哈丽雅特却看中了一位比他富有的追求者。克尔纳说服席勒把自己关闭在郊外的一幢房子里，一直等到写完为止。最后，剧本终于完工（1787年6月），汉堡剧院提议要上演该剧。席勒的兴致与傲气重被点燃，也许现在他已有资格加入围绕在卡尔·奥古斯都公爵四周的灿烂银河里。心情大为开朗的克尔纳，认为席勒在德累斯顿已无前途可言。此外，在魏玛，夏洛特·卡尔伯夫人已是自由之身，正向他呼唤。7月20日，参加过许多惜别会后的席勒，才从德累斯顿驾车迈向新生活的大道。次日他抵达魏玛，于是各路英雄好汉全部聚齐。

第八章　魏玛盛世（1775—1805）

维兰德续篇

1777年，莫扎特在曼海姆与维兰德初次谋面，莫氏对维兰德的面貌有这样的评语：“丑得可怕，满脸麻子，鼻子特长……可是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禀赋极高的人……大家仰慕他，就像他是从天而降一般。”狂飙运动的好汉们对他颇为不悦，因为他对他们造反的狂热大加揶揄。不过，魏玛时代的人们倒是蛮喜欢他的，这是由于他的讽刺随笔中，总带着优雅的特质和对人类的悲悯，他也乐于见到文学的天际不时闯入新的明星，而在这片天际中，他可以说是唯我独尊的。歌德的自传中对他有不胜追念之情。席勒和他首次晤面时，认为他是一个自负而落落寡合的人。“可是他对我的友谊，显示了他的信任、爱与尊重。”席勒要比诗人维兰德稍年长些，席勒说：“不久，我们就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了。”“我们要互相帮助，”席勒也确实忠于他的诺言，“维兰德与我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总给人以适时的激励。”

维兰德在新人辈出的时代里，仍能居于不坠的地位。他于1780年发表了一部传奇故事《欧伯隆》（Oberon），描述了一名骑士如何被精灵王子的魔杖从成百个精怪与过分热情的王后的迷惑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歌德在不得不静坐个把钟点让人画像时，总是要维兰德把他这篇史诗念给他听。维兰德说：“我从来没看过有什么人对别人的作品像歌德这样感兴趣的。”约翰·亚当斯在他出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期间（1797—1801年），曾翻译此诗。普兰谢（James Planché）又以之作为韦伯歌剧（1826年）的脚本。

1798年3月，维兰德的多篇论文包含着一个课题——推测为维兰德所作，预示将要发生的事件，特别提及1789年以后法国陷入的暴乱。在共和罗马发生危机时，他建议指定一位独裁者主政。他认为嗣后埃及遭遇麻烦时，年轻的拿破仑是解决困难的最适当人物。拿破仑征服德国后，曾与维兰德在魏玛与爱尔福特两地见面（1808年），并与他谈论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与文学，对他的尊敬，在德国作家中仅次于歌德。

1813年1月25日，歌德在日记上写道：“维兰德于今日下葬。”并将此事告知一位在卡斯巴特的朋友：“老友维兰德已离我们长逝……记得9月3日我们还为他的八十大寿大大庆祝了一番。在他的一生中，宁静与活跃获得一种美妙的均衡。他以一种鲜有的慎思，不带一点热情的抗争或呐喊，对德国文化做了无限的贡献。”

赫尔德（1777—1803）

席勒于1787年7月，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我刚辞别了赫尔德……他的谈吐不俗，语句温文而有力，但他的感情为爱憎左右。”

赫尔德在魏玛的职务很是繁杂，简直没有什么时间写作。身为公爵府邸的牧师，他必须主持爵邸与宫廷里的受洗、坚信礼、婚礼、葬仪等。又身兼公爵直辖区总监，他必须监督牧师的事务与任命，出席宗教法院的会议，及在他信仰容许的范围内布道。公爵直辖区内的学校，都在他的掌理之下，这些学校也成了全德国的楷模。繁杂的职责，加上他患了颈肿的毛病，身子也不大硬朗，他暴躁易怒，他的谈话不时露出歌德所谓的“毫不留情的恶毒”。他跟歌德之间，有3年（1780—1783年）彼此避不照面。公爵本人也痛恶赫尔德的某些布道（歌德说，在听完这种讲道之后，对于一个亲王而言，除了挂冠求去之外，别无第二条正路可走）。连温和的维兰德1777年都说：“我倒是希望赫尔德跟我之间保持距离。”1783年8月28日，歌德利用他本人跟赫尔德的长子同在这一天生日的机会，邀请赫尔德一家共进晚餐，于是他跟赫尔德的宿怨一笔勾销。歌德写道：“我们之间长久以来的阴霾消散了，而我也深信再也不会有阴霾出现了。”一个月后他又写道：“他有我所见过的最高贵、最开明的心灵。”1787年，席勒也说：“赫尔德对歌德甚为心折——他几乎拿歌德当偶像看待。”维兰德与赫尔德终究还是成了相知的朋友，而且在安娜·阿马莉的沙龙里，也是他们两位，而非歌德与席勒，成为群龙之首，并赢得了窦华格公爵夫人的青睐。

赫尔德在他的行政琐事之余，从事早期诗歌的整理工作，搜集了十余国的作品，从俄尔甫斯到奥西安均在其网罗之列，他将之编纂成集出版，这部《民谣集》（1778年）即成为德国浪漫运动的滥觞。正值歌德准备重返古典的理想、形式与文体，并以理智约束感情之际，赫尔德则反抗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与17世纪的形式主义，而走向中世纪的信仰、传奇、歌谣与风尚。

1778年，《诗歌对各国风俗与道德的影响》一文获得了巴伐利亚学院的特优奖。赫尔德的这项贡献获得赏识，并于1781年由该学院出版。该文阐述希伯来、希腊与北欧诗歌的衰落，如何由早先吟游诗人将野史、感情与意念以一种自由、流畅的韵律来表现的方式，败落到一种细致造作、学院式的、牵强的韵律，洋洋洒洒的规则，并在城市生活僵化的虚伪中丧失了人的活力。赫尔德认为，文艺复兴把文学从黎民手中夺了过去，又将之禁锢于宫廷里，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本也取代了活泼的吟游诗人的地位。赫尔德在《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一文中表示，《创世记》应该拿来当诗读，而不宜视之为知识。他说这种诗透过象征揭露的真理与科学由“事实”揭露的真理，是可等量齐观的。

虽然他在科学与历史方面涉猎颇广，但他的宗教信仰仍然在他心里争得了一席之地。在初抵魏玛的头一年，他被人疑为无神论者自由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及主张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类的原罪而以理性解释犯罪与救赎的一派论者。他读过由莱辛出版的《赖玛鲁斯的浮芬布托遗稿》（Wolfenbüttel Fragments of Reimarus），因而对基督的神性起了相当的怀疑。他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接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1784年，他对雅各比表示：“我不承认有什么超物质的神祇。”他跟随莱辛研究斯宾诺莎哲学，并为斯宾诺莎作辩：“老实说，斯氏哲学使我非常快乐。”1787年《神，几段对语》一书的开头几章，都用于阐释斯宾诺莎思想。在这部论著中，神丧失了他的个体性，而成了宇宙的能或精神，除非是在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精神意识里加以体认，否则即属不可知。然而在致教士的一篇短文中，赫尔德接受了基督奇迹的超自然性和灵魂的不朽。

赫尔德把他散置的哲学论述整理成一本大部头的论著，他谦抑地题为《人类史哲学浅论》。这是18世纪的一部划时代论著，共有4卷，分别于1784年、1785年、1787年和1791年问世。在赫尔德刚毅的个性与贤内助的鼓励下，这部皇皇巨著是理该问世的。

首卷以浮世的“开创”发其端序，故事以当时的天文与地质学为基础，除了将《圣经》视为诗予以引用之外，别无用到《圣经》之处。生命并不由物质演化而来，因物质本身也是活的。肉体与心灵并非分立对峙的东西，而是一种力的两种形式，每个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以某种程度涵盖了两种形式。自然中并无可见的外在意志，却有内在意志——每颗“种子”发展成特殊有机体神秘而“完美的决心”。赫尔德并不认为人类源自低等动物，不过，他视人类为动物界的成员之一，跟其他生物一样为粮食与生存而奋斗。人类以直立的姿态而成其为人，这种状态使他发展出一套基于视与听而非嗅与味的感觉系统。前足成了手，于是人可以抓、可以操作、可以掌握、可以思维。上帝或大自然最伟大的产品，就是有理性、有自由、并注定不朽的自觉的心灵。

第2卷“观念”，以人性本善为出发前提。重启初民社会是比较美好与快乐的论战，而且不赞成康德——及稍后黑格尔——所说国家是人类发展的目标的论点。赫尔德鄙视国家。他写道：“在大国家里，多数的人饥饿，少数的人作威作福。多数的人受压迫、被驱向死亡，于是那高高在上、头戴冠冕的蠢材或聪明人，才得以实现他的奇想。”

在第3卷里，赫尔德赞扬雅典的民主政制，这种政治制度使文化得以在人民各个阶层中展开，而将富裕建立在征服与奴役的罗马帝国，则发展成一种褊狭的文化，置民众于贫穷与无知。在人类的历史中，赫尔德看不到什么上帝。与自然合一的上帝，听凭万事万物循着自然律和人类的愚蠢自由发展下去。可是，由于要争生存，在混乱中也浮现了些许进步。互助、社会秩序、道德和法律，都是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人类也就这样缓缓地走向一种人道的文明。然而，人类的进步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是独一的实体，有其固有的特质、其自身的语言、宗教、道德律、文学与艺术。因此也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每种文化——除非发生什么意外——总是完善到它自然的极致，而后衰落、死亡。后起的文化不一定胜于前者，好在每种文化的贡献都多少传递些给后继者，人类继承的文化遗产也就日益增多。

第4卷赞美基督教为西方文明之母。中世纪的教皇制对限制君主的独裁与国权的伸张有很大的效果。学院派的贤哲以高妙的文字技巧织就的网，虽无甚意义，但是却把推理的用语与工具锻炼得很锐利。中世纪的学院也汇聚、保存并传递了大部分的希腊与罗马文化，甚至阿拉伯和波斯的科学和哲学。知识界的充溢，日渐不受权力的管束。于是惯例打破了，现代的心智向世界宣告其自由。

赫尔德在他第3卷完稿、第4卷尚未开笔的这段时间，实现了他一访意大利的夙愿。特里尔大主教的枢密顾问达尔贝格，邀请赫尔德陪同他做一次为期颇长的巡游。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及卡罗琳给了他长假，赫尔德于1788年8月7日由魏玛起程上路。他在奥格斯堡与达尔贝格会合时，他发现达尔贝格的情妇是此次巡游中重要的一员。她的参与及种种的要求与身体的不适，对于赫尔德而言，都使此行难如人意。10月，安娜·阿马莉抵罗马。赫尔德辞别了达尔贝格，与阿马莉结伴同行。由于卡罗琳的关系，他很钟爱考夫曼，卡罗琳的信里经常提到歌德，也对歌德甚是怜爱。赫尔德在得知歌德在罗马的生活情形后，又嘴不饶人了起来，他写道：“我在此地的旅游，已很不幸地使歌德那自私自利的存在，一清二楚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简直是比我所能希冀的还要来得清楚。他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就由他去吧。”

赫尔德于1789年7月9日回到魏玛。5天后，法国大革命爆发，赫尔德于是变更了他的写作计划。他的第4卷完稿后，即置之一旁，而着手《人性进展尺牍》。他以谨慎的笔调赞同法国大革命，欢迎法国封建制度的瓦解。魏玛公爵与歌德在瓦尔米面对法国大革命而遭受挫败的痛苦时，赫尔德已超越了他早先谨慎的同情态度，走向歌颂真正平安的死亡。

到了老年，赫尔德对知识上的争论仍是饶有兴味。康德对他的《纯粹现象学通论》多有批评，他也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做尖刻的回敬。他称《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以玄学的暗鬼耍弄文字把戏的著作，诸如康氏“先验性综合判断”之说。他否认空间与时间的主观性。他表示，哲学可能要由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做新的尝试——这一点倒是颇有先见之明。

歌德大体上同意赫尔德对康德的批评，不过这没有管住他那张爱嘲弄的嘴。1803年在耶拿，这两个人在同一场合中碰面，其间歌德向一帮朋友朗读他的戏剧新作《自然之女》（Die Natürliche Tochter），赫尔德适巧也在座。赫尔德对在场的朋友们表示，他对该剧很是欣赏，可是等到歌德来请教他的意见时，他又忍不住一语双关地揶揄一番。歌德跟情妇生了一个儿子，这件事赫尔德是清楚的，于是赫尔德不饶人地说：“我对你的自然之子要比《自然之女》更喜欢些。”歌德听后，自是不快。这两人自此再也没有见面。此时赫尔德已退隐，休闲于魏玛的老家，1803年12月18日于宅邸长逝——此时较之席勒仙逝早两年，比维兰德早10年，比歌德早29年。奥古斯都公爵以隆重的葬礼将他葬于圣彼得暨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赫尔德生前对这位公爵是冒犯累累的。

枢密顾问官歌德（1775—1786）

除了一些搞政治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欢迎歌德来到魏玛。维兰德在1775年11月13日致拉瓦特函中说：“我得告诉你，歌德从星期二起就跟我们在一起了，3天来我对他又爱慕又佩服，这种感觉实非笔墨所能道尽，然谅你当能想见。”同月，宫廷中掌事在致歌德双亲的函牍中表示：“令郎已是公爵的挚友……此间贤淑女子对他更是爱慕至极。”

但是其间也有阴霾。公爵本人甚喜狩猎与杯中物，歌德起先也陪同行乐。克洛普施托克公然指责歌德诱使亲王玩物丧志。公爵夫人路易丝深恐歌德会导致自己的丈夫疏远了自己。其实歌德是在用他的影响力使公爵与其夫人重修旧好，虽然这个婚姻本身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有些官场里的人，将歌德当成具有异端信仰与浪漫梦想的人物，视他如洪水猛兽一般。于是，有不少人自告奋勇地要为歌德辩护或决斗。一次，歌德一时兴起，想居住城郊——在城门外，距公爵府邸并不远——奥古斯都公爵于是叫一些佃户迁了出去，不知情的人对歌德大为不满。歌德于1776年4月21日迁入。他在此摆脱了宫廷的繁文缛节，学会了种菜植花。此后有3年的时间，他一年到头都住在这个地方。1782年后，他仅在夏天来此小住，因为后来他必须迁往城内一座宽阔的大厦中，处理公务，成为政府的一员。

奥古斯都公爵视他为诗人，并邀他前往魏玛当他爵府中的文学饰品，但是他觉察到这位年方二十六的作家，可以成为有实际判断力的人。他派歌德到伊曼纽矿场视察那里的环境与工作情形。歌德勤于此职并颇有见地，使奥古斯都公爵决意让歌德成为枢密院的一员。一位老资格的枢密院顾问官提出抗议，并扬言辞职。公爵与公爵夫人出面调和，1776年6月11日，歌德出任立法枢密顾问官——年薪1200泰勒。歌德减低了他对仕女的注意。维兰德于6月24日对默克表示：“从他决定献身于公爵与爵邸的事务开始，他就以无疵的智慧与缜密心思认真干了起来。”1778年，歌德晋升为那时尚平安无事的战务部大臣，1799年晋升为枢密院的正式枢密顾问官。他颇有改革之念，然而不久即发现困难重重，在上的紧抓既得利益不放，在下的漠不关心，因而不久连他自己也变成了十足的保守分子。1781年，他被任命为公爵府总监。1782年，约瑟夫二世封他以爵位。45年后，他对埃克曼说：“那时我真是心满意足，好像我已成了亲王似的。我简直没有想到这种改变是这样可观，这样好。”

交织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是他生命中最长久、最炽烈、最痛楚的一段爱情。且让我们来听听齐莫尔曼医生1775年11月对他的一位病人所做的非医学性描述：

斯坦男爵夫人有一双大而黑亮的美目，她的声音低而柔，你一眼就能在她脸上看到……肃穆、温婉、和蔼……美德与深度的感性。她完美的宫廷风范，在她一点也不显得造作，反而成了一种罕见的单纯之美。她很虔诚，有着动人的、高雅的心灵。从她优美的姿态与舞步，使你不能不联想到那静谧的月光……她心中充满了平和。她33岁，有几个孩子，很敏感。面颊红晕，有着乌亮的头发，肤色带点意大利人的色调。

夏洛特生于1742年，1764年下嫁斯坦男爵。1772年，她已生了7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歌德遇到她时，她还不断因怀孕而不适，身体上的虚弱也在她的性情中掺入了一些节制与怯弱的特质。歌德把她理想化了，因为他有年轻人的热血与诗人的想象力，惯于将现实加以美化。不过他对夏洛特的赞美，还是比不上齐莫尔曼医生。夏洛特是歌德玫瑰园中的一株新的玫瑰：她是贵族，优雅的风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使歌德从她那里学到了她那一阶层的美好风度，泰然自若的稳重、节制与礼度。她对歌德给予的爱是感激的，因为这份爱使她对生命又有了兴味，然而她接受的态度是持着一个有教养的女子接受一个比自己年轻7岁的青年的仰慕所应具有的态度——虽然这种爱的增长使寻求体验与充实的心灵十分痛苦。

这不是一种一见钟情的爱，歌德加入魏玛社交圈6周之后，仍然写着“可爱的莉莉”的情诗。但1775年12月29日，齐莫尔曼医生注意到歌德对“夏洛特之美与善”的觉醒。1月15日，他还想摒拒这初发的情意。他对夏洛特表示“我很高兴能离开你”，但到了1月28日他已无法自持。他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上说：“亲爱的安琪儿啊，我不到宫里去了。我太快乐了，简直受不了跟那一大堆人在一起……请容下我对你的爱吧。”2月23日又写道：“我非告诉你不可，你把爱置于我心中，它使我快乐。”

夏洛特也回了许多信，不过有关这段初期的爱情，现存的仅有一封信：“我好像一直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如今我又爱恋起这个世界了，这是由于你的缘故。我的良心叱责我，我觉得是我，使你与我都受到一种磨难。半年前我愿随时死去，如今再不做此等念想了。”歌德狂喜。他对维兰德说：“这个女子之于我，是无法言传的……除非你接受轮回之说。啊，对了，我们前世一定曾是夫妻！”歌德享有了那种夫妻之间吵吵好好的特权。1776年5月，夏洛特对齐莫尔曼表示：“一个星期前，他发狂了似的离开了我，然后又满溢着爱意回来……他到底要我怎么样呢？”夏洛特显然希望维持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歌德的热情没法仅仅维持此种关系。他说：“如果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你的爱跟别人的又有什么两样呢。”可是第二天他就后悔了，说：“原谅我对你的折磨。此后就让我独自忍受吧。”

夏洛特北赴皮蒙治病的这一期间，歌德十分孤独，不过她回来后曾经伊曼纽去看歌德，这是1776年8月5日和6日的事。8月8日，歌德写道：“你的露面对我有着神奇的影响……当我想着你在我这斗室里跟我在一起，我握着你的手，你倚着我……你之于我，是既神圣又奇异的……个中感受实难以言表，人的肉眼是无法觉察得出的。”距他们初次见面5年之后，歌德仍不能忘情于她。因此，1780年9月12日，他在齐尔巴赫深感孤绝时，他写下：“每当我午夜梦回，我发觉我仍是爱你，想你。今晚，我们骑着马远远望见灯火时，我不禁想到：要是她在那里接待我们该多好。这里很破烂，但是，如果我能在此静静地跟你度一个长冬，我就心满意足了。”1781年3月12日：

一如你所知的，我的灵魂已与你的合在一起，我与你已是不可分，但高山、深海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希望有什么誓言或依什么法律的誓约，把你与我结合起来。这该多美！而我见习性的修行当容我有足够的时间深思……犹太人在祈祷时，用带子把手臂束起来。因此，我向你祈祷时，我也用你赠予的带子束起我的手臂，希望你能把你的智慧、善良、节制与耐心分给我。

有人把“修士见习期”的期满，解作夏洛特肉体上的屈服。不过，歌德在6年后写给她的信中说：“亲爱的夏洛特，你很难想象我对自己的摧残，如今我仍是这样摧残自己，每一念及我无法据有你，就有肝肠寸断之痛。”如果说歌德还真有肝肠寸断之痛，那表示他们之间的秘密还守得很好。到1793年尚未去世的斯坦男爵，对歌德与自己妻子之间的暧昧关系，始终抱着18世纪绅士的谦恭，歌德偶尔也会在信尾附笔“问候斯坦”。

他也学会了去爱夏洛特的孩子们，这一来又使他尖锐地感到没有他自己的孩子。1783年春天，他说服了夏洛特让她10岁大的男孩弗里兹，多跟他住几天，甚至陪他长途旅行。夏洛特1783年9月给儿子的信，显露了她母性的一面：

我真高兴你在外面还没把我忘了，也很高兴能收到你写得还不算太坏的信。由于你要多待几天，你的衣服怕会不够用的。要是衣服脏了，或者你自己不太干净了，就尽管央求歌德把我的小亲亲扔到水里……好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还要听话，别惹歌德叔叔生气。你父亲希望你别玩昏了头。

1785年，歌德的热情已趋于长久的沉默。1786年5月，夏洛特抱怨道：“歌德想得多，很少说话。”其时，她44岁，歌德37岁。他经常到耶拿以摆脱魏玛宫廷，而且在学生中找寻活力。他总不忘了接近自然，攀登布罗肯峰（Brocken，海拔3747英尺，是哈茨山脉的主峰，该峰与浮士德传奇颇有些渊源），并与公爵结伴畅游瑞士（1779年9月—1780年1月）。有时，在反省中，他觉得在文学或科学的领域里，“在魏玛的头10年生命中，几乎一无所成”。可是话得说回来，这位被宠坏了的、不专情的年轻诗人，能够在宫里做几年行政工作，及在爱情方面不尽如人意，对他还是有好处的。他从每个经验与每次的失败中，成长了起来：“我最觉骄傲的是，那内在的沉静使我成长而且受益良多，这些都是外在世界夺不去的东西。”他的锻炼没有一样是白费的，每次遭遇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归处，最后他成了德国知识界的集大成者。

他最伟大的两部诗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自然颂》是一部哲学与宗教、诗与散文相结合的巨构；另一部是最完美的抒情诗——第2卷叫《流浪者》（“Wanderers Nachtlied”）——1780年9月7日他将之刻在一小猎屋的墙上，也许是在一种不安的渴望情绪中刻上的：

群山之巅

已沉寂；

众树之梢

听不到

一丝声息；

鸟儿已在林间入寐。

别急：

像鸟雀一样，

你也当歇息。

歌德另一篇有名的抒情诗，也是这一阶段的产物：沉郁的《魔王》（“Erlkönig”），舒伯特曾将之谱成乐曲。这个诗篇将儿童对自然所怀的神秘感，做了极致的描写，歌德笔下那垂死的孩子幻想着“妖精王”把他从父亲的臂弯中夺走的情境，还有什么作品比这更生动的？

歌德此时还编写了3部戏：《艾格蒙》（1775年）、《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1779年）、《塔索》（1780年）。《艾格蒙》直到1788年才推出上演。《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1779年4月6日在魏玛上演。然而歌德将这出老戏做了相当大的改变，并赋予其诗的生命，我们竟可以说这是歌德在罗马期间的古典时期作品。《塔索》也写于意大利，同样也是做了相当的改变并以诗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剧隐约透出歌德对斯坦男爵夫人的倾慕与迷惘。他在1781年4月19日给夏洛特的信上说：“《塔索》的每一句都是对你说的。”按此，夏洛特视自己为剧中的勒奥阿，歌德为塔索，奥古斯都公爵就成了费拉拉公爵。 [1]

在歌德的心中，塔索在费拉拉爵邸精神崩溃，跟阿方索二世之妹的悲恋不无关系。他写塔索时，他无疑写的是自己：

他的眼睛很少瞥视凡尘；

两耳唯天籁是听。

历史与生命的赐予，

他即接纳以欢欣。

杂陈之大千，于他是合一，

易感的心灵化腐朽为神奇……

于是啊，在他若虚若幻的境界里，

我们迷惑了，

随着他徜徉，跟着他笑啼。

似若即，

实若离；偶尔

他瞧着我们，看穿了你我的心灵。

而接受了诗人的爱又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勒奥阿，很可能即是影射斯坦男爵夫人之于歌德的激情。诗人塔索的话，正道出了这两位诗人的心声——

我的歌在我心底

找到了反响，我感激他，

只他一个！在我灵魂前翱翔的

总是他的意象，

璀璨地他来了，又隐去，

而将善与娴雅留在我眼里。

阿方索公爵是奥古斯都公爵的化身，他对塔索的暴躁、热情与幻想，有着无比的耐心，他也像奥古斯都公爵一样，对这位诗人迟迟未能完成允诺下的杰作，深感忧伤：

每获些许进展，即置而他顾；

一改再改，收场乏术——

这种说法，倒是很贴切地说明了歌德那些断章残句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与《浮士德》迟迟未能付梓的情形。另一位公爵夫人赞美阿方索（奥古斯都公爵）让塔索（歌德）接触各色事物，而使他有成熟的机会：这两行名句是——

才华悄然自成；

品性于世界之流中熔铸。

不过，歌德与塔索的相关性，在该剧结尾时则隐退了去：塔索没有歌德的能耐，他不能在世俗之流中怡然自处。他沉入他梦幻的领域，把谨慎与节制都丢给了风，他搂住了大惊失色的公爵夫人，而她挣脱了他的拥抱与他的生命时，塔索疯了。或许歌德觉得他自己已濒临悬崖。

他常想到意大利，认为到意大利才能躲开这种鞭笞他心灵的环境。大约就在此时，在初版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他为迷娘（Mignon）作了一首歌，这歌倒更像是为他自己唱的：

你可知道那柠檬树花开的地方，在那里

金黄的柑橘在浓绿中闪亮，

蓝天送来软风，

桃金娘却静默着。

啊，我爱！那里，正是那里，

我要与你同往。

魏玛是美的，但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宫中琐事令歌德难以忍受：“要在不和谐的世界中建立和谐，靠这来挣饭吃，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宫廷的生活令他厌烦。“我跟这班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们跟我也是这样。”他在某些方面渐渐跟公爵疏远了，没法再亦步亦趋地随同着打猎、玩女人。他炽热的恋情，也由于时间和口角而减淡。他深觉必须摆脱这些枷锁，找寻新的方向与远景。他向公爵请假，公爵准许他停薪留职。为了多筹点钱，歌德把一部选集的版权卖给了莱比锡的出版商戈申。不过，这部选集仅售出602册，戈申赔了1720泰勒。

1786年9月1日，歌德从卡尔斯巴致函夏洛特：

这是最后的道别。我要再说一次我爱你……你说你对我的爱感到欢愉，这重启我对生命的乐趣。我一直把太多的感情藏在缄默里，我最殷切的愿望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能成为某种形式，任何外力都无法干预的形式。如果那是办不到的，我将不居于你所在的地方，而情愿单独自处，处于一个我眼下即将前往的世界。

注释

[1] 译按：歌德是1786—1788年游学意大利的，而《塔索》于1781年写成，《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在1779年前写成，均与此次意大利之行无关。杜兰特先生可能弄错了。

歌德旅居意大利（1786—1788）

歌德化名为穆勒（M. Jean-Philippe Möller）前往意大利旅游，因为他怕盛名之累。这年他37岁，却较之年轻人更具英气，也更具学养，对意大利的历史与艺术也有些认识。9月18日，他在致赫尔德的信中说：“我希望回去时也是全然再生之人。”在给奥古斯都公爵的信中说：“我希望带回去的是完全洁净的、更充实的身心。”在致友人的《意国鳞爪》中，记载着意大利生活的种种特色，他借用一则古老的题词“也在古廊里”为之序。在其他的记载里，我们也可看出他对地中海的阳光是多么的满意，在进入意大利时，他嚷着：“我又相信上帝的存在了！”他也爱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喜欢他们的坦诚、生活的自然、谈吐的热情与风趣。他既是诗人又是饱学之士，他对气象的殊异、地质的形成、矿石及各种动植物多有观察，他甚至喜欢在岩石上跳跃的蜥蜴。

他急于一睹罗马芳颜，在威尼斯、伦巴底、托斯卡纳，都只作走马观花式的过访。不过，在维琴察做了相当久的逗留，为的是欣赏帕拉迪奥建筑古典的单纯与雄健之美。此行更是大大加深了他对哥特式建筑的反感：“烟管似的屋宇，小小的尖塔，顶端繁复的虚饰……如今，感谢上帝，我已完全抛开，永不回顾……帕拉迪奥已为我启开通往各种艺术的平坦大道。”由此，他重返维特鲁维亚，他是由加利亚尼的一个版本中得知的。古典的风格如今是他最热衷的，这种风格洋溢于他的作品与思想中，他也把过去的一些作品，诸如《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与《塔索》，重新改写成古典的格局。在威尼斯，巴洛克的宫殿似乎过于浮夸，过于显出女性的雅致，他情愿看古典建筑的残垣与博物院中的雕塑。但他的热血也为韦罗内塞和提香的色彩与傲岸而沸腾。

在费拉拉，他没能找到幽禁塔索的宫殿。在博洛尼亚逗留3天，佛罗伦萨仅做3个小时的观赏后，取道佩鲁贾、特尔尼、塞特·卡斯特里，于1786年10月29日抵达罗马。他突然有一种谦抑之感：“所有的路都开向我，因为我以谦逊的心而行。”

他的意大利语还不娴熟，他找到德国人在意大利聚集的区域，尤其是艺术家群居的地方，因为他想学点东西，至少学点绘画与雕刻的原理。考夫曼爱慕他的热情与俊美，给他画了一幅像，突出他的黑发、高傲的前额、清澄的眼睛。他与蒂施拜因结为密友，而出自蒂施拜因手笔的那幅歌德肖像，其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已征服了古典的拱廊。早在歌德起程赴意大利之前，他就与这位画家联络了。他们于11月3日初次晤面，地点是圣彼得广场，歌德先认出了这位画家，于是简洁地自我介绍：“我是歌德。”在蒂施拜因致拉瓦特的信中，对歌德有一段描述：

我觉得他跟我料想的十分相近。唯一使我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深度感性的人，会如此的持重、安详，他能在任何情况下泰然自若。更令我欣喜的是他生活的单纯。他只要求我给他一间小屋，使他能不受打扰地睡觉与工作即可。他的饮食起居都是极简单的……此刻他就坐在那个小屋里，从清晨到晚上9点，写他的《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然后，出门，研习伟大的艺术作品。

蒂施拜因在艺术方面常做歌德的向导，为他画了一些画，并为他搜集名画的复制品。歌德自己也为一些特别喜欢的地方作了写生画，以便日后回忆。他也尝试雕刻，雕成海格力斯的头像。他承认自己并无造型艺术的禀赋，不过他觉得这些尝试增加了他的造型感，并有助于把他想写的东西写得更生动。他熟读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如今在这里，我感到它的无上价值……现在，起码我的心灵得以沉静地扬升出最伟大、最纯净的艺术创造。”“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展现在这里……我仿佛觉得自我来到罗马的那一天开始，我已获得真正的新生……我已脱胎换骨。”同时，他对画室里“优美的”模特提供的活艺术，似乎也很感兴趣。他的罗马之行，完成了他自出任公职以来的反浪漫主义。如今，葛兹的狂乱和维特的眼泪，对于心智成熟的歌德而言，似乎是情绪不平衡的一个标记。他说：“浪漫是病，古典是健康。”不过，在他对古典的大理石像、石柱、柱头、山形墙及希腊雕塑纯净的线条倾注的热爱上，仍然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真要一种形式，我们势必要重返古希腊去寻求，在古希腊的作品里，总呈现着人类之美。”正如温克尔曼一样，歌德在希腊的文化与艺术里，只看到了“阿波罗精神”——形式与节制的高扬。他此时几乎忽略了使希腊的宗教与生活染上丰富色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其实在歌德的爱情中，也正是满溢着狄奥尼索斯的那种奔放的狂热。

歌德就是在这种古典的狂喜中，以诗重写《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1787年），他决意与拉辛甚至欧里庇得斯分庭抗礼。由于他仍然珍视夏洛特在他内心留下的余烬，他让这位希腊公主的言谈中，也带着那位德国男爵夫人的温婉与含蓄。他把这个古老的故事说得很好，把繁杂的神话与家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他把斯基泰人（Scythian）刻意写得很好，而加强了情节。而且，他大胆地改变了结局，以人即使对“野蛮人”也有其道德上的责任来收尾——这种结局在希腊剧中是罕见的。只有精通德文的人，方能欣赏歌德的这出戏。泰纳，一位知名的法国剧评家，而且对拉辛的戏剧颇在行，他说：“歌德的《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在现代戏剧中，无人能出其右。”

在这出戏及在《塔索》一剧中对夏洛特的怀念，重燃起歌德对她的情感火焰。歌德突然前往意大利，使夏洛特受到很大的创痛，加上歌德也没把夏洛特的儿子一起带去而交给了佣人，她立刻把爱子弗里兹接回，而且要求退回所有她给歌德的信件。歌德由罗马回信道歉（1786年12月8日、13日、20日），她回信（12月18日）谴责是“痛楚的甜蜜”。歌德的答复（12月23日）是：“得知你病了，而这病竟是由我的错而起，令我万分难过，此情实非笔墨得以道尽。宽恕我，我如今是与生死相搏，内心的苦楚也是难以言表。”夏洛特终于原谅了他。歌德在1787年2月1日的信上说：“现在我可以比较快活地去工作了，因为你说觉得接读我的信是一大乐事。”

就在那年的2月，歌德与蒂施拜因远赴那不勒斯。歌德两次登上维苏威火山。在他第二次的尝试中，一场小规模的塌方使他的头与肩部挨了不少灰尘。在面对庞培城古典的废墟时，思古的幽情油然而生，见到帕埃斯图姆的希腊庙宇时，又赞叹其单纯的庄严。回程中，他取水道往巴勒莫一游，又赴陶尔米纳的希腊剧场缅怀一番，于6月重返罗马。他越来越爱那“世界上最壮观的城邑”，要求奥古斯都公爵准予他续假至1787年底。假期届满时，才依依不舍地挥别这个古城。他于1788年4月25日离开罗马，取道佛罗伦萨、米兰、科莫，于6月18日抵魏玛。每天他都在忖度，不知奥古斯都公爵、宫廷里的人及夏洛特，对脱胎换骨的歌德会是怎样的看法。

歌德的公职生涯（1788—1794）

奥古斯都公爵在征得远行中的歌德的同意后，重新任命了一位枢密院的枢密长。于是，歌德得以请辞所有的公职，仅留下教育长一职，而且此后他对枢密院仅居于顾问性质。奥古斯都公爵是一个宽厚的人，不过如今他有了其他的知己，而且对歌德重新改写的《艾格蒙》中的半共和思想，他也不大喜欢。读者几乎已经把歌德忘了。他们接纳了一位新诗人席勒。读者对席勒的《强盗》一剧极为欣赏，而该剧满溢的反叛性与激烈的感情，对于已走向古典的秩序与收敛的歌德而言，似乎已显得荒谬而欠成熟了。夏洛特给予歌德冷淡的接待。对歌德一别经年，迟迟不归，对意大利的念念不忘等，夏洛特很是厌恶。也许是她已风闻罗马画室里那些模特的事也未可知。按夏洛特的记载，歌德返国后他们第一次的晤面“简直就是虚伪，我们之间什么也没谈，谈的尽是无聊的应酬话”。其后她即前往寇克堡小住，于是歌德便想到了克丽斯汀·乌尔皮乌斯。

克丽斯汀步入歌德的生命中，起于1788年7月12日，这天她替她哥哥带个口信。她23岁，在一家工厂做人造花。歌德为她的清新、单纯及初绽的女性美所动。于是歌德雇她到别墅来当管家，不久，她就做了他的情妇。她没有读过书，而且据歌德说“根本不懂得诗”。然而她很信赖地把自己交给了歌德，而且给他以肉体上的满足，这正是夏洛特拒绝的。1789年11月，她即将临盆，歌德把她带到魏玛的家，而且对外公开，此时除了在名分上，她已是歌德的妻子。夏洛特与朝臣们对他这种有失身份的行径，大表震惊。这种反应颇令歌德与克丽斯汀痛苦。不过，原是此中老手的奥古斯都公爵，还是愿意做这个孩子的教父。孩子在1789年圣诞节出生，严峻而宽厚的赫尔德在给孩子施洗后，替他命名为奥古斯都。

一向都是情人的歌德，如今也为人父了，他在他的儿子与那个小妇人中，得到了快乐。她为他理家，满怀爱意地依顺着他，即使有时并不懂他，对他生活起居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歌德对一位朋友说：“从她第一次迈进这个门槛，我对她就只有喜爱。”在歌德眼中她唯一的缺点是，她比自己更爱酒，因此有些时候，她几乎醉到失态。她常去看戏，也常去跳舞，此时歌德则在家里把她写进他的新作《罗马挽歌》（Römische Elegien，1789—1790年）里。其实《罗马挽歌》里毫无悲切的成分，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诗中用的是六韵步和五韵步的扬抑抑格挽诗音节之故。而且其主题也跟罗马无关，是写一个快乐的寡妇，我们不难由她看到克丽斯汀的面貌：

永恒的罗马，所有你神圣的墙垛内，

都充满了生命；然而于我，则全是寂静死灭的。

啊，谁会对我低语呢？何时我才得在窗前看到

那美丽而已枯萎的形象的再生……

不要丧气吧，我爱，说什么不久你也要降服！

相信我；你并不鲁莽，我信得过；

我只尊崇我所感……

伟大的亚历山大、恺撒、亨利、腓特烈，

会欣然给我以其一半的荣耀，

而我只能给他们一晚这卧榻；

可是，天呀！他们却让阎王管住了不放。

所以啊，你活着的快活起来吧，于你充满爱的家园，

在冥河的哀浪打湿你逃亡的双脚之前。

那个俏丽的寡妇，可能是在罗马的一段情，不过这几行诗句的热力，则是得自克丽斯汀无疑，不论怎么说，歌德不是在学艺术吗？——

然而这也得十分用心，以敏感的手，

显出她柔美的胸线，并让

聪慧的手指顺着光润的股线滑下，

就这样，我探索那个古雕塑家的手艺，

思量、比较、体会，

以有感的眼观察，

以能看的手感触。

魏玛的仕女们对歌德把女性的魅力做这种贬抑的呈露，颇为不悦。端庄的夏洛特对她心中英雄的堕落，也很是痛惜。连奥古斯都公爵也有些不快，好在不久就消气了。公爵夫人自意大利返国时，他派歌德前往威尼斯护侍她。歌德在意大利的这段期间（1790年3—6月）过得很不愉快。他很思念克丽斯汀，便把怒气发在意大利的店铺老板及写《现在与永远》（Venezianische Epigramme）上，这是他作品中最差的一部。

从威尼斯返回德国后，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的青年中掀起了狂潮，也吓坏了德国的统治阶层。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维兰德与赫尔德在内，都为法国君主专制的推翻而喝彩。歌德察觉到所有的君主专制政体都已受到威胁，他的立场与奥古斯都公爵一样，并建议公爵提高警觉。他说，有那么多的人“手里拿着风箱到处煽风点火，所以我看他们最好还是备点冷水”好管住烈火。他奉奥古斯都公爵之命，参与了第一次反法的联合阵线。瓦尔米之役他亲临其阵（1792年9月20日），在炮火中沉着应战，也分尝了失败的苦果。一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记道，有人问歌德对此役的观感，歌德回答说：“从此时此地开始，将展开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关于此话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证实。不论怎么说，歌德回到魏玛后，撰文猛力抨击革命，而此时革命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1792—1794年）。

这种转变在歌德成长的自然发展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歌德已由热爱自由迈进对秩序的向往。他对民主政治制度不热心，他认为这种体制真要施行起来，必成为一个幼稚、无知、迷信而野蛮的国家。歌德在他自己的天地里是宽宏大量的，并把他的部分收入默默用作慈善工作，但是他远离群众。在群众或陌生人前，他既高傲又怯弱地不能跟别人打成一片，他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有快乐。1790年至1794年这几年里，歌德跌入一种抑郁的蛰伏状态，在此期间他觉察到席勒蓬勃的生命力与未可限量的才华。

席勒的教职生活（1787—1794）

席勒到魏玛的时候，歌德正在意大利。这位几乎一文不名的诗人，承认对歌德所享有的一切是颇为眼红的：“歌德在意大利画画的时候，一群默默无闻的文人正做着牛马。他在意大利挥霍着1800泰勒的薪俸时，我们拼了命也赚不到他一半的钱。”1787年8月12日，他的笔锋就温和多了：

此地的许多人在谈歌德时，对他总是很推崇的，他们对他的爱戴，并不因为他是作家。赫尔德说他有明晰的判断力、深邃的感受力和纯净的感情……据赫尔德说，歌德不喜欢钩心斗角。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总是光明正大，敢作敢为的……赫尔德说，歌德作为一个人要比作为一个诗人应得到更多的敬爱……他有对任何事物宽大为怀的心胸。

席勒来时，奥古斯都公爵适巧外出，不过安娜·阿马莉与斯坦男爵夫人夏洛特倒是给予他亲切的接待。维兰德告诉他，他欠缺的是“文雅、明晰的谈吐与风韵”，并愿意培养他。席勒跟卡尔伯夫人夏洛特处得很好，这位夫人跟斯坦男爵夫人一样，有一位大度的丈夫。“此间对我和夏洛特的交往，已有不少闲言闲语……卡尔伯已写信给我。他是在9月底来的，他的到来对我的安排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我的友谊仍然未变，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他爱他的妻子，但又晓得我跟他夫人的亲密关系……可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的忠实……他诚正、善良一如往昔。”

1787年8月27日，《堂·卡洛斯》在汉堡首演。席勒太舍不得魏玛，所以没去参加首演礼。这是他第一部以诗行写成的戏剧，获得的反应毁誉参半，说他抄袭法国悲剧的格局，然而欠缺亚里士多德“三一律”的戏剧统一性。此戏一展开，是菲利普二世与他的儿子之间为赢取瓦洛瓦的伊丽莎白之爱而起的冲突。而后，剧情转向荷兰争取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席勒试图将菲利普二世做公正的描写，新教读者对卜沙对菲利普二世的哀诉，大加喝彩：

陛下，

我从佛兰德斯与布拉邦经过

那富裕而欣欣向荣的省份，

尽是勇敢、善良而诚实的子民！

作为这样一个种族的祖先，

必是非凡的，我想。然而未几

我却眼见一堆烧焦的人骨！

把你剥夺的全还给我们吧，

让快乐自你“丰饶之羊角”流出； [1]

让人们的心灵在你广阔的帝国中成长……

如此，愿你成为万王之王！

让每个臣民还他本来面目——

君王的关爱以子民为主，

维系以兄弟之爱，别无其他义务。

尽管《堂·卡洛斯》获得成功，席勒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放弃了戏剧。1786年，他致函克尔纳：“历史的每一个继来的日子，对我都有新的吸引力……我真希望过去的10年我没浪费在学其他的事物上，否则我想我会完全是另一个人。你觉得我是否还有时间来补偿过去的损失？”他还没法自立，更谈不上养家糊口。偶尔推出的戏，即使是在首演时颇受赞扬，也不能历久不衰。也许一些成功的历史剧，能够给他足够的学术上的声名，而在耶拿大学谋得一个教职。耶拿大学距魏玛仅14英里，隶属奥古斯都公爵的管辖。

因此，在《堂·卡洛斯》一剧完稿后，他即着手《荷兰联合王国衰亡史》。席勒不谙荷兰文，他只能借助于二手资料，因此编纂的史剧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克尔纳对他的第1卷（1788年）做如下的批评：“这部作品，并未充分显露出你应有的才华。”席勒放弃了这部剧作，第2卷也就胎死腹中了。

1788年7月18日，歌德自意大利返国，9月在鲁多施塔特乡间与席勒晤面。席勒对克尔纳表示：“我对他颇高的评价，一点也没降低……不过我觉得我们不大可能变成很亲密的朋友……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整个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与我的背道而驰。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在某些地方，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两位诗人彼此并不投合，似乎真是一种天意。歌德39岁，已达到他的巅峰。席勒29岁，还在尝试历练的阶段。只有在自我的傲岸上，他们是相同的。席勒是一介平民，出身寒微，所写均为半革命性的作品。歌德则富有，拥有贵族的地位，做的是压抑革命的枢密院顾问官。席勒正值感情激烈的阶段，他是感情、自由与浪漫情操的代言人。而一心向往希腊的歌德，专注的则是理性、节制、秩序与古典的风格。无论如何，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原不足为怪。

歌德与席勒回到魏玛时，两人住处相距仅一箭之遥，可是彼此没有来往。席勒发表了那篇评论歌德的《艾格蒙》的充满敌意的文章后，情况变得更糟。歌德深感一山不容二虎，于是1788年12月，歌德推荐席勒往耶拿大学任教，教授历史。席勒欣然同意，还亲自拜访歌德感谢他的厚意。但1789年2月，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上说：

我不大喜欢跟歌德的社交圈有太密切的关系，那会使我很不愉快。他连对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从来不热络的。他对什么事情都是一副冷漠的态度。我真相信他是头一等的自大狂。他有一种本事，以小殷勤或是大礼相待，而让你对他感恩戴德，而他自己总能保持自由之身，不轻易受惠于他人……我觉得他就是无限自私的化身。人们是不该容忍这种人的。这就是我憎恨他的原因，虽然另一方面我还是禁不住要仰慕他，认为他是高贵的。他在我内心激起的，是一种奇特的爱与恨的交织。

1789年5月11日，席勒出任耶拿大学的教职，5月26日发表他的“首次讲座”，讲题是“何谓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的目的何在？”自由听讲，而听众拥挤得一个讲堂容不下，只好换个地方，涌到镇里另一头的一个大厅举行。这次讲演极为成功，“学生们还为我奏乐，为我欢呼”。但是选修这门课的寥寥无几，因此席勒在学校里的收入少得可怜。

席勒于是以写作增加收入。1789年至1791年，分3期出版了《“三十年战争”史》。在这部著作里，至少他在语言方面是毫无问题的，虽然在搜集原始资料方面仍是困难重重。而且，由于他喜欢加进自己的判断与哲学思想，降低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视野广阔、思想深邃成了这部历史著作的特色，但也是其缺点。维兰德对该著作的评价颇高，视之为显示席勒“有能力与休谟、罗伯森、吉本分庭抗礼”。第1卷在头一年就售出7000册。

席勒如今觉得，他可以成家了，可以要一位女子给他爱与照顾。1784年在曼海姆时，他跟夏洛特与卡罗琳·伦根弗尔德都有过一面之缘。1787年，在鲁多施塔特又跟他们见了面。夏洛特跟母亲同住，卡罗琳已结婚，而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就住在席勒的隔壁。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上说：“这两个人都不漂亮，可是都很有趣。她们对当今的文学，涉猎颇广，也显示出受过相当完美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钢琴。”卡洛琳的母亲弗劳·伦根弗尔德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穷诗人，好在奥古斯都公爵给他200泰勒一年的薪俸，萨克西·梅宁根公爵也给他弄到了贵族的特权。他对夏洛特说，他有很多缺点。夏洛特说她晓得，可是接着说：“爱就是在发现对方有缺点后，还能以爱心来接受他。”他们于1790年2月22日结婚，在耶拿城组织了一个尚称小康的家庭。夏洛特自己也有200泰勒一年，她生了4个孩子，而且在席勒困苦的一生中，她也确实是一个耐心而温柔的妻子。席勒写道：“我的心充满了快乐，并因此获得新的力量。”

席勒工作很忙，一星期要准备两门课，写文章和诗，加上编纂历史。一连几个月，一天工作14个小时。1791年1月，他患了两场重病，胃痛并吐血。在床上躺了8天，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学生们帮着夏洛特照顾他，按席勒的记载：“他们争着晚上陪我……公爵还赠以半打马德拉陈年白葡萄酒，这种酒再掺以少许匈牙利酒，对我很有帮助。”5月，“可怕的痉挛，有窒息的症状，所以我不禁想到我不久于人世了……我跟我所爱的人一一话别，准备随时死去……大量的鸦片烟、樟脑、麝香等，用来解除我的病痛”。

席勒被人误传的死讯，使朋友们大感震惊，此事甚至传到哥本哈根。于是，在两位丹麦贵族卡尔·赖因霍尔德与詹斯·柏格森的建议下，豪斯顿·奥古斯滕伯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公爵与恩斯特·冯·席姆尔曼伯爵，赠席勒以每年1000泰勒的厚礼，并连续赠予3年。席勒十分感激地接纳了。校方准他可以不开课，不过他仍然对一小部分熟悉的人授课。在赖因霍尔德的敦促下，席勒以他一部分的闲暇时间来研究康德哲学，他几乎完全接受康德的观点。为此歌德很满意，赫尔德则大不以为然，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也许多少会对席勒的诗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793年，他的《论典雅与尊严》（On Grace and Dignity）付梓，文中一开始即讨论美丽灵魂的培养。他说：“所谓美丽的灵魂即是指理性与感情、责任与意欲的和谐，并外现以优雅的形容。”哥本哈根的那几位赠款人，对席勒的回礼——薄薄的一册《论人类的美学教育》必定大感意外。康德的看法是，美感是对和谐的形象而发的一种无私的静观。席勒则说：“由美而产生的感觉，可以美化气质。”而美感也就与德行合二为一了。这是读来令人感到慰藉的作品，席勒在这本显示他在魏玛度过平静快乐时光的作品中（如同歌德一样），感觉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沉沦入“崇高道德的堕落”之中。

席勒由哲学回到诗歌时，发现他很难重新抓住“我过去拥有的奔放与那股热情……批评性的讨论对我的诗是有妨碍的”。可是他坚决认为“诗人是唯一真实的人类，最好的哲人跟诗人比起来也不过是漫画家而已”。他赞扬诗人的灵感对教化、提升人类心灵所具的功能。在《艺术家》（1789年）这篇长赋中，他说诗人与艺术家引导着人类走向真善美的合一。在另一部诗篇《希腊众神》（1788年）中，他赞美希腊人的美感与艺术创造，而且很谨慎地指出，自从基督教文明取代了希腊文明，世界才变得灰暗而丑恶。在这方面他深受了歌德的影响，正如歌德深受温克尔曼的影响一样。

也许席勒与歌德都是把希腊文明浪漫化，以作为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逃避。他认为人类还是靠理性而非神恩以得救。他对上帝采自然神教的信仰，他拒绝各派教会，不论是新教或天主教。他没法忍受讲道，即使是赫尔德的讲道。在一首短诗《我的信仰》中有这样的名句：

你信什么教？

我不信你说的任何一种教。

为什么？

为的是：这正是我的宗教。

1796年7月9日，他给歌德的信说：“健康而美丽的自然——正如你所说的——是不需要道德律、法则或政治形而上学的。你也许还愿意加上一句：也不需要上帝或什么不朽的观念来维持它本身于不坠。”不过，席勒的想象力与敏感的特质，还是把他拉回了基督教：

我觉得基督教实在含蕴了最高尚的原质。其各种外在的形式之所以看来惹人不快，实在只是由于错误的解说……从来没有人把重点充分放在这个宗教对美丽心灵产生的影响力上，或是一颗美丽的心灵能够由之得到的启发……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宗教之所以特别受到女性的欣赏。

席勒跟歌德一样，在体魄上都不是异教徒的料子。他的面目俊美而苍白，个子很高，却很瘦弱。他怕天气的多变，宁可坐在自己的屋子里抽烟。他认为自己跟歌德是对立的，正如观念对本质、想象对知识、感情对客观思维。他既怯弱又高傲，既退缩而又勇往直前。偶尔暴躁易怒，也许是由于他觉察到时不我予。他常批评别人，有时出于妒忌。他喜欢把每样事物就道德意义加以解释，而且总带着很高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早期致歌德的信中，对自己的才具做了很好的剖析：

在我必须做哲学思考时，诗人的心灵总霸占着我，而每当我想作诗时，则又反之。即使现在，也常如此，在我做抽象思维时，想象力不请自来，而我从事诗的创作时，又是满脑子的冷硬理性。如果我有能力把这两种力量分别用到极点，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可是，天哪，就在我有了这种认识而想开始善用我的潜力时，疾病抓住了我，我大概要力不从心了。

1793年12月，他病得很厉害，后来虽然康复，可是他总觉得这病是没法根治的，而有复发的危险，这种恐惧大大影响了他的心情。12月10日，他致函克尔纳说：“我以全力与此疾病搏斗……可是我总是吃败仗……我的未来很难预料。如今又完全没法跟知识界来往，交换意见，这对于我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考验。他从耶拿向着魏玛引颈而望，渴望看到令人生羡的健康的歌德。席勒觉得只有歌德能给他激励与支持，只要他们之间的冰霜能够解冻，只要他们之间相隔14英里的距离能化为乌有！

注释

[1] “丰饶之羊角”（Horn of Plenty），源自希腊神话。宙斯神酬答克里特王之女亚玛夏哺养之恩的羊角，凡有所求，均可借此羊角获得。

席勒与歌德（1794—1805）

1794年6月，席勒与歌德同出席在耶拿举行的自然科学会会议。在散会时席勒碰到歌德，席勒表示展出的生物样品没有生命，对了解自然不能提供真正的助益。歌德颇表同意，于是他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直至他们抵达席勒的住所。歌德后来回忆道：“这席谈话诱我走进了席勒的家，我对他说明《植物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歌德的一篇论文，大意是说一株植物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是叶子的变形或是由叶子演变而成的。“席勒听得很入神，也很能了解我所说的。不过等我讲完了，他摇摇头说，‘这不是实验，而是一个观念’。”换句话说，这是一项尚未经观察或试验而证实的理论。席勒的评语很使歌德不快，但也使歌德觉得席勒有其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由此增加了对席勒的敬意。歌德说，席勒的太太，“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对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不遗余力”。

1794年5月，席勒签下了一纸合同，主编一份叫作《四季女神》（Die Horen）的文学月刊。他希望邀请的撰稿人有：康德、费希特、克洛普施托克、赫尔德、雅各比、伯格森、克尔纳、赖因霍尔德、洪堡、施莱格尔，最主要的还是歌德。6月3日，他致函歌德，说明该刊的主旨，又说：“此中附函表达了一群爱戴您的后辈对您的希望，恳请惠予赐稿。我们深信您的相助当是本月刊成功的保证。”歌德回答说，他很乐于撰稿，并表示“与贵编委会作密切的联系，必能使目前滞缓的我激发出新的生命”。

于是，文学史上最足珍贵的联系就这样展开了，彼此的友谊也因此而持续了11年之久，直至席勒逝世。在现存的999封信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当推第四封信（1794年8月23日）。席勒在与歌德经过几次晤谈之后，在该信中细陈彼此的不同，笔调不卑不亢，客气而公允：

最近与您的几次谈话，启动了我封存的诸多构想……许多我没法抓牢的观念，从您处我得到了新的、预期之外的曙光（所以我称之为您的观念之于我的概括印象）。我的一些揣测性的观念，需要客体，是您使我走上发现它的正途。您沉静与明晰的洞悉力，使您不致误入歧途……而这正是我欠缺的……以致我常迷失了方向。您正确的直观掌握了一切事物，而这种直观比旁人费心费力的分析还要完美……您心灵的透视力未曾借助于哲学，而事实上一般人只有从哲学上才能学得这种能力……您寻求自然中的必要，可是……您为自然的每一部分寻求解答时，您是将自然视为整体的。您是从大自然的万象中，找寻个别现象的意义。

歌德的回信（8月27日）聪明地避免了对席勒心态的分析：

您的来信是我在生日（正是在这个星期）收到的最佳礼物，在信中，您以恳切的笔调综述了我的存在，并以您的共鸣鼓励我善用我的能力……暇时与您促膝长谈实为一大乐事；我也认为与您共处的那段日子，是我生命的新纪元；因为在我而言，在那样意外的碰面后，我们不禁共同对生命有了新的兴趣。

歌德紧接着（9月4日）邀请席勒前来魏玛共度数日。“在这里您可以不受打扰地做任何您想做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在此闲暇中交谈……我想在我们分开时是总能获些实益的。您该完全照您喜欢的方式过，尽可能地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席勒欣然接受，不过先关照歌德说：“气喘病强迫我整个早晨都得躺在床上，因为我在晚上病发得凶。”9月14日至28日，席勒即在歌德处做客，几乎是歌德的病人。年长的歌德对这位病诗人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不让人打扰他，照料他饮食，教他要爱新鲜空气。席勒返回耶拿后，于9月29日致谢函说：“我又回家了，不过我的心思还留在魏玛。我得花很长的时间来思索您唤醒的我心中观念。”而后（10月8日），以他惯常的热切，他说道：“我似乎觉得我们有必要立刻把我们对‘美’的看法加以澄清。”

其后的3个月均用于《四季女神》创刊号的准备工作中。创刊号于1795年1月24日问世，第2册于3月1日推出。其后的3年，《四季女神》月刊都能每月按时发行。歌德自魏玛的报道（3月18日）称：“大家争着看，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开始了。”4月10日，席勒对歌德表示：“康德来函，不过要求他的稿子得缓一缓……我真高兴把这个老鬼也抓了来一起干。”歌德则要求他自己的作品不要署名，因为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他的《罗马挽歌》，他觉得其中部分对肉欲的描写似乎有些不合他枢密院顾问官的身份。

在成功的兴奋下，席勒又说服了歌德加入他的另一份期刊，这份刊物《摩萨年鉴》（Der Musenalmanach）从1796年至1800年，每年出刊一次。其中的佳构当属这两位诗人合作的《讽刺诗刊》（Xenien）——飨客的警句。席勒对克尔纳解释他的这项构想说：“这份东西全由警句组合而成，每组警句是由一对句组成。主要是刁滑的讽刺，特别是针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而发，时而闪现出诗的或哲学的观念。全篇不下600个对句。”歌德表示，他们是要以这个计划作为对批评者的反击方式，取笑那些夸大的作家与中产阶级的口味，并激发德国读者大众对文学有更锐利的品尝能力。他们欲将这些“礼物”送给敌对的阵营使其“如同尾巴着火的狐狸”。这些警句式的短诗均未署名，其中有些是歌德与席勒共同的杰作。因为很多这些批评是针对作者或某些论点而言，现已无从查考，时间已经吞没了他们的怒火。其中有一节诗，为歌德所写，特别值得一提：

时时为整体而奋斗，假如你自己不能成为整体，你就得将自己归属整体之下，作为其善尽己责的一分子。

另一节诗，相信为席勒所写，扩大了这一思想：

你在死神之前害怕吗？

你希望永生吗？

做一个完人，虽死犹生。

歌德与席勒在友谊日增的几年中，写下了几篇他们最好的诗篇：歌德的《科林斯新娘》（“The Bride of Corinth”）与《上帝和拜亚德》（“The God and the Bayadere”）；席勒的《行》（“The Walk”，1795年）、《伊比克斯之鹤》（“The Cranes of Ibycus”，1797年）和《铃之歌》（“The Song of Bell”，1800年）。席勒尚有一篇论文《论质朴与感伤的诗》（1795年），歌德也来了一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所谓《论质朴与感伤的诗》，席勒的意思是指源于客观认识的诗，与由自省的感情而生发的诗，也就是影射歌德与席勒的异同。所谓“质朴”的诗人，并不是说这类诗人简单、肤浅或懵懂，而是这种诗人极能适应外在世界，致使他觉得自然与他之间毫无对立之感，他由直观来认识“实在”。席勒并举荷马与莎士比亚为例。随着文明渐趋复杂与造作，诗也渐渐丧失了其客观的直接性与主观的和谐性。冲突因之而起，诗人必须通过想象与感觉，重新掌握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和谐。于是诗即变成自省的，满布了思想的阴霾。席勒认为，希腊的诗歌大多是属于质朴式的或直接的，现代诗则多半是不和谐、不统一及怀疑的产物。最佳最理想的诗人，要能同时把单纯与繁复的探索方式，一并表现在一种诗的形式里。歌德后来指出，这篇论文成了古典与浪漫文艺论战的滥觞。

从《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孕育过程，可以看出歌德是如何创作的。这个故事的构想始自1777年，于1778年完成第1册后搁置一边，第2册直到1782年7月才完成，第3册和第4册分别于同年11月和1783年11月着手进行，第5册和第6册又拖了3年。歌德称这6册大部头的书为《威廉·迈斯特的戏剧生涯》，并将部分念给朋友们听，而后就抛诸脑后了。在赫尔德与安娜·阿马莉的敦促下，1791年再次提笔续写，1794年6月又完成第7册和第8册。这些手稿都交给了席勒，席勒即不断寄回他的批评、建议与鼓励，这情景就像是一个接生婆在协助一场难产一样。1796年全书终于付梓。这最后的产品，无疑在结构上很弱，情节混乱，只有部分写得好，不过全书也反映了歌德在冲突的兴趣与模糊的理想之间，彷徨无措的一面。席勒笔下果断而自信的歌德，实际隐藏了很多内心的震撼与挣扎。

德文“Lehrjahre”即学习阶段之意，书中指主人翁威廉·迈斯特在德国同业公会做学徒痛苦的成长过程。由书中的主角，显示了歌德在童年时就有过恋情，及他对戏剧的持续爱好。故事的进行是通过一组伶人在数十个城邑中各种各样的遭遇，反映了生活的教训和德国的生活景象。歌德忠于他本身的不忠实，将他故事里的英雄塑造成抛弃情妇的薄情郎。威廉·迈斯特不是一个迷人的角色。他顺着外在环境的变动或个性，而由一个状况或想法进入另一个状况或想法，如此而已。在他的恋情中，总是女子采取主动。生而为中产阶级，他总羡慕贵族，一心希望终有一天也能跻身贵族之列。另一个角色弗林比较有吸引力：她是一个标致的女伶，桃色事件频传，但她愉快开朗的个性非常具有感染力，而且她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恶。最突出的角色当推迷娘，她跟随着她年迈的父亲弹着竖琴吟游，以赚几个小钱糊口。歌德对她的形容是“德语说得很不好”，可是她的那首歌《你可知那地方》唱得美极了。她爱上了威廉·迈斯特，而威廉·迈斯特对她只像爱一个孩子一般。迷娘看到威廉·迈斯特在瑟瑞萨的臂弯里之后，抑郁而终。安布洛瓦斯·托马斯把她从这800页的书里挖出，为她谱成一出哀艳动人的歌剧（1866年）。

席勒赞美《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沉静的风格，及对一个闯码头戏班子的真实描写。不过也指出了时间的前后矛盾、心理上的不可能性及人物塑造上的缺失。他也提出他对剧情上的意见，及故事应如何收尾为佳的观点。歌德对他说：“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做。”可是33年后，歌德对埃克曼坦承，只有做这样的表示，才可使他的小说不致受席勒的影响。其他的书评家，态度可不这么友善了，有人批评这部书简直是一个巡回的妓院。夏洛特抱怨说：“歌德在处理高尚的感情时，总要撒点脏东西在上面，似乎要剥夺人性追求神圣的权利。”这部小说倒也不该受到这么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它也有不少美好的片段，能使人忘却世界的烦嚣。

1796年3月23日，席勒再度前往魏玛的歌德家中做客。他们携手为剧场工作。歌德自己选择上演的剧本，自己训练演员。他说：“凡是病态、荏弱、哭哭啼啼的及恐怖、可怕、非礼的，皆在摒除之列。”观众通常仅限于宫中人士，有时也邀请耶拿的学生。施莱格尔尖酸地说：“德国有两个国家剧场，一个是有5万名观众的维也纳，一个是有50名观众的魏玛。”

席勒于4月12日回到耶拿，他与剧场的再度接触促使他从历史、哲学与诗歌，又转向了戏剧。他早想就华伦斯坦写一出戏。歌德也敦促他。11月，歌德赴耶拿，在那里住了一阵子，与席勒朝夕相处。歌德返回魏玛后致函席勒：“望善用时光，着手您的新剧，以便我们得以就此加以讨论。”

在席勒着手《华伦斯坦》之际，歌德受到约翰·海因里希·福斯叙述德国的生活与感情的田园诗《路易丝》（Luise，1795年）的启发，也尝试起这种体裁来了，他于1798年出版了《赫尔曼与多萝西娅》（Hermann und Dorothea）。赫尔曼是一个强壮、健康、腼腆而安静的男孩子，他有暴躁的父亲和温柔的母亲，家里经营着一个小客栈，并在靠莱茵河的村庄里有一大片农场。由于边界的村落为法国人攻占，大批难民涌进了这个莱茵河畔的小镇，赫尔曼家人准备了一些衣物食品，让赫尔曼送了去。在救济难民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一个小姑娘，“体态丰满”“足踝玲珑”，她给难民帮助与慰藉。他爱上了她，几经周折之后，姑娘终于成了他的妻子。故事以六韵步诗行写成，充满了田园生活的风味。其中呼吁国人驱除法国侵略者的呼声，也很使德国人的爱国情怀得到满足。一般读者对他过去的两出戏《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和《塔索》总觉异国味太重，而且艰涩难懂。如今这篇叙事诗又大大受到读者的欢迎，歌德自《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他的读者几乎仅限于萨克森—魏玛地区。

1798年至1800年是席勒声誉的鼎盛时期。1796年11月28日，他致函克尔纳说：“我仍在苦苦构思《华伦斯坦》，而这出戏到目前为止仍不成形，无终无了。”他起先以散文写，而后又改用诗的形式。他研究《“三十年战争”史》，所以部分材料在他而言是颇能得心应手的，可是角色太杂、事情太繁，他原想写成一出五幕剧的，如今只好放弃此想。他决定以《华伦斯坦的军旅生涯》（Wallensteins Lager）为其序幕，而将全戏分成两部，皮柯洛米尼说明如何策划罢黜一位谋反的将领，而以华伦斯坦的女儿与一个主谋者的儿子之间的恋情展开故事。下集华伦斯坦之死是故事的重心所在。

歌德于阅毕该序幕后，深为其逼真的描写所动，其为以后的发展预埋的伏笔又处理得非常巧妙，所以，他坚决主张在上部尚未完稿之前，即先行在魏玛上演《华伦斯坦的军旅生涯》（1798年10月12日）。也许这是歌德的一着妙计，这样一来，席勒就不得不完成他的大作了。1799年初，席勒赴魏玛推出《皮柯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1月30日首演，颇受欢迎。他返回耶拿后即废寝忘食地着手《华伦斯坦之死》。1799年3月19日的一封信，显露了一位作家在充满创作热情时的状况：“我真是怕完成我工作的那一刻，而我又同样强烈地希望这一刻的到来。我觉得现在获得的自由，要比我历来所受到的束缚还要令人难受。那些束缚我的东西全消逝了，我只觉着无尽地孤悬在空中。”

《华伦斯坦之死》的彩排与首演（1799年4月20日）是很令人兴奋的，而且极为成功。连极为挑剔的魏玛观众，都认为这是戏剧界的一大杰作。席勒已达到他登峰造极的阶段。他将对白缩短，情节加强，各个要角都是鲜活而有力的。所有的伏笔都汇聚在悲剧的收场——一个伟大人物毁于其无限的野心与自负。席勒觉得他现在可以跟歌德站在平等的地位分庭抗礼了。在戏剧方面，他们也确实已不分轩轾。也许是由于歌德的建议，奥古斯都公爵给席勒的年俸增加了200泰勒，并邀请他住在魏玛。1799年12月3日，席勒举家迁往魏玛，其宅邸距歌德处仅一箭之遥，这两位诗人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

在此同时，席勒乘胜着手另一出戏。1799年5月8日给克尔纳的信说：“多谢老天爷，我又碰到题材上乘的一出悲剧了。”为《玛丽亚·斯图亚特》一剧，他翻遍史料，可是他没说他要写历史剧。他只是想以历史作为材料与背景，写一出戏就是了。他把事情与年代重新安排，以加强戏剧的连贯性与戏剧效果。他强调伊丽莎白个性中不开朗的成分，并把玛丽亚塑造成几乎完美无缺的女英雄。他又使这两位女王面对面，造成戏剧性的对峙。在正史上并无这两位女王碰面的记载，这一幕在戏剧上却是极强而有力的一场戏。此剧1800年6月14日在魏玛上演时，席勒再度获得嘉评。7月，他着手《奥尔良的圣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他再次改编历史以配合戏剧的需要：他将圣女贞德描述为逃脱了英国人的囚禁，奔往战场援救国王，并在战场上功成身殉，而并非如正史所载被焚而死。此剧在莱比锡首演时，为席勒赢得了空前的成功。

歌德对这位后起之秀是否有些妒忌呢？一点也不，他为席勒的成功而高兴，28年后他仍然对席勒的那出《华伦斯坦之死》赞不绝口：“这是一出无与伦比的戏。”不过，他并不认为席勒在诗歌方面赶得上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地位。他觉得席勒的诗哲学味太重，而且在诗的韵律方面并不到家。一些席勒迷打算在席勒剧院为席勒庆祝一番，歌德予以禁止，认为此举太过浮夸嚣张。1800年7月，歌德赴耶拿隐居静修，席勒仍留在魏玛。在席勒11月23日的谈话中，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完好无损的。他推赞歌德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有才华的作家……在我们6年来亲密的交往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正直的为人。他有高度的荣誉感与是非之心……对构成家庭快乐的错误观念，及对婚姻的恐惧，使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是他唯一的弱点。”席勒的妻子，正像魏玛的其他女士一样，不愿在她家里容纳克丽斯汀，而且在席勒与歌德现存的来往信件中，席勒也很少提到克丽斯汀。

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至少证明了一位古典派与一位浪漫派的天才，是可以和谐相处的。他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联系，他们常在一起进晚餐，歌德常将他的马车供席勒使用，他还不时送给席勒酒商刚送到的老酒。1801年4月20日，歌德的便条：“今晚一块儿散步，一直到夜阑。”6月11日：“再见了！并请代向夫人问安，希望我回来时，得以见到你的新成果。”1802年6月28日：“就此奉上我庄园的钥匙，愿你尽情享用。”席勒过世后22年，歌德还对埃克曼表示：“我能结交席勒实是大幸，尽管我们性情相异，我们的倾向却走向相同的目标，这使我们无所不谈，竟至在生活上若是少了对方，就觉得是很大的憾事。”

在他们相处的最后几年中，两人都受到病痛的折磨。1801年春天，歌德患失眠症、心绪不宁、重感冒及溃疡，有一个阶段他竟长期的不省人事，魏玛几乎在等候他的死讯了。1月12日，夏洛特·斯泰因在给她儿子弗里兹的信上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仍是这样关切着我过去的朋友歌德，他9天来严重的病情，使我寝食难安。”她曾把克丽斯汀的儿子奥古斯都接至家中小住，给以细心照顾，以减轻自己的不安。歌德的复原是缓慢而痛苦的。他致函夏洛特·斯泰因说：“重返人世，实备极艰辛。”

1802年，席勒由于剧本的演出与出版，已颇有余裕，于是在魏玛置产，以7200金币购屋一幢，歌德协助他把过去在耶拿的房子出售。1803年3月17日，席勒推出《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他坦承此剧有意与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一比高下，此剧大意是描写两兄弟同时爱上一位女子，而这位女子原来竟是他们的亲妹妹。该剧并不受欢迎。歌德于1803年推出他的《自然之女》一剧，也遭到同样的挫败。

在《自然之女》演出期间，观众中有一位女士——斯塔尔夫人，此人颇为不俗，她是在为自己的一部书《德意志论》（De L’Allemagne）搜集材料。1803年12月，她第一次与席勒晤面：

在魏玛公爵与公爵夫人的客厅里，在那充满灵气与高昂兴致的场合里，他（席勒）的法文朗诵得很好，但他并不以法文交谈。我总觉得我们的戏剧体系是要比别人优越些的，可也并不嚣张地表现出来。他并不拒绝跟我在一起，对他并不流利的法文，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从他并不顺畅的语句中，我立刻发现了极多的见地，我对他个性的单纯很是吃惊……我觉得他非常谦逊……非常和善，从那一刻起，我就给他倾慕的友谊。

席勒对她的评语是：“她是法国知识文化的化身……她唯一的缺点是太健谈了。你得集中全力才能跟得上她。”12月24日，席勒把她介绍给歌德，且看歌德的记载：“最有趣的一个钟头。我简直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她的谈吐很好，只是话太多了些。”她的记载与歌德的差不多，只是稍有变动。她说歌德的话讲得太多，她简直没机会说一个字。她的书把德国介绍成“思想的祖国”。她写道：“全欧洲见闻最广、思维最缜密的德国作家，在文学与哲学上居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简直不可思议。”

席勒的《墨西拿的新娘》一剧是失败的，为了赢回观众的好感，席勒在歌德的建议下，采用通俗的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的故事，做他下一出戏的主题，而他也立刻为这个主题吸引了。歌德于1820年回忆道：“他在收集了所有必要的材料后，就一口气地写下去……直等他写完该剧，才离开位子。疲倦的时候，他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一醒来就大嚷着要浓咖啡提神。全剧6个星期就完工了。”

席勒将威廉·退尔的传奇故事当作历史素材。威廉·退尔曾于1308年领导瑞士反抗奥地利。这一反抗活动确有其事，可恶的奥地利监督官格斯勒也确有其人。据传说格斯勒曾经答允退尔，假如他能射中自己儿子头上的苹果，以证明他“神射手”的美誉，就宽恕他的一切反叛行为。退尔将两支箭插在腰带内，用第一支箭射中了苹果，格斯勒问他这第二支箭打算做什么用的，退尔回答说：“假如第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儿子，这第二支箭就是用来对付你的。”该剧1804年3月17日在魏玛推出时，大受喝彩，不久在其他地方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该书出版后，在数周内，就销售了7000册。席勒此时所享的盛名，尤高于歌德。

可是他的生命已剩下不到一年了。1804年7月，他的疝气症已到了极严重的地步，医生几乎束手无策，席勒也希望就此了结残生。不过他又渐渐康复，并着手另一出戏《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1805年4月28日，是他与歌德最后一次晤面。其后歌德返家，席勒疝气复发，而且来势凶猛。29日，病况益危。海因里希·福斯记载道：“他的两眼深陷，每一根神经都痉挛着。”文学创作的紧张压力、肠炎加上肺疾的一齐并发，夺去了席勒的生命。歌德后来说：“席勒从不多喝酒的，他是非常有节制的人，可是在他体力日衰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借助于烈酒，以刺激起力量。”5月9日，席勒平静地面对死亡：他跟妻子、4个子女及他的朋友一一道别，尔后就此长眠。验尸的结果，显示席勒的左肺已完全为肺结核所毁，心脏不健康，肝脏、肾脏与内脏各部分都有毛病。医生对奥古斯都公爵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在不能不惊异于他怎么能够活这么久的。”

歌德此时也重病在身，所以没有人敢告诉他席勒的死讯。5月10日，克丽斯汀的饮泣，使他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给泽尔特的信上说：“我自觉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然而去世的是我的朋友——席勒，他是我一半的生命。”歌德以剩余的另一半生命，走完了他自己的历程。

第九章　歌德的晚年（1805—1832）

歌德与拿破仑

我们对歌德的敬重是否该仅限于我们叙述的范围，限于他笔下所写的《浮士德》与他在那个时代显示的智慧，或者我们应该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紧随这位永远在发展的气势非凡的伟人？他那无尽的智慧，使我们对他的敬重有增无减。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大败普鲁士于耶拿。与普鲁士站在同一阵营的奥古斯都公爵，也在该战役中率其部将与法军对阵。溃散的部队及随后胜利的法军，进入魏玛，劫掠商店，侵占民房。16名阿尔萨蒂安军人进占了歌德的房子，克丽斯汀供应他们吃的、喝的和住宿。那天夜里，又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军人闯了进来，在楼下找不到床铺可睡，于是冲到楼上歌德的卧室，挥着刀剑逼着歌德，强行要求住宿。克丽斯汀拦开了他们，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两个士兵请了出去，而后闩上大门。第二天（10月15日）拿破仑抵达魏玛，才恢复了秩序。拿破仑发布指示，不得侵扰“杰出的学者歌德，并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伟大的歌德及其家园”。拿破仑手下的几员大将拉纳、奈伊、奥格瑞乌等，向歌德道歉并致敬后才离去。歌德为克丽斯汀的勇气所感，决定与她结为夫妇。10月19日，他们正式结缡。歌德的母亲也给予祝福。她于1808年9月12日去世，歌德继承了她一半的财产。

1808年10月，拿破仑在爱尔福特主持了一个会议，与会者有6位君主和43位亲王，拿破仑还重新划定日耳曼的疆界。奥古斯都公爵也列席，他带了歌德做他的随员。拿破仑邀请歌德于10月2日晤面，歌德即应邀进谒。晤谈约一个小时，在座的尚有两位将领，塔莱朗及魏玛的司法官米勒。拿破仑恭维歌德老当益壮（其时歌德已59岁），垂询歌德的家中情形，并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大加批评。他对当时一般戏剧强调命运，颇不以为然。“为什么要相信命运呢？命运是操在自己手里的……歌德先生以为然否？”歌德作何答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米勒的记载，歌德告辞后，拿破仑曾对他的将领们说：“大丈夫当如是！”

10月6日，拿破仑复抵魏玛，并从巴黎带来了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就在歌德的剧场里演出伏尔泰写的剧本《恺撒之死》。散戏后，拿破仑把歌德请到一旁讨论悲剧。他说：“严肃的戏剧对贵族与平民都是很好的教育，因为在某些方面，它凌驾于历史之上……你该把恺撒之死写得比伏尔泰更庄严才好，而且要显示出假使人民能给恺撒充裕的时间来实现他高尚的理想，那么恺撒（言下之意指的当然是拿破仑自己）必能把这个世界治理得至善至美。”稍后，他又说：“你一定要来巴黎！请务必接受这一邀请。在那里你可获得更宽阔的眼界，也能为你的诗找到无尽的题材。”后来拿破仑从莫斯科兵败班师回朝，再度经过魏玛时，还请法国驻德大使向歌德问候。

歌德说，拿破仑是“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心灵”。他颇赞同拿破仑对日耳曼的统治（歌德于1807年曾经记述），毕竟日耳曼还不成其为国家，只是一些七零八落的邦郡，而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了。歌德似乎真觉得欧洲是应该统一的，尤其能够在像拿破仑这样杰出的领导人物的领导之下。对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他并不为之兴奋，虽然奥古斯都公爵再次率军抗法。他所受的教化是世界性的，使他没法太爱国。常有人请他写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歌词，他自觉没有这种情操。80岁时，他对埃克曼说：

在我没有恨的感觉时，怎么写得出充满仇恨的歌曲呢？虽说日耳曼摆脱法国的统治，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从来就不恨法国人。我怎么能够恨一个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个有惠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国家？不论怎么说，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原不足取。文明的水准越低，仇恨才越强烈。而文明高到某种程度，仇恨就完全消失了。此时，人有一种高于国家的情操，他对邻国人民的祸福，正如对他自己的一样关切。这种水平才合乎我的天性，在我年届花甲之前，早已有此想法。

但愿欧洲的每个大国都有上百万这种“优良的欧洲公民”！

《浮士德》：第1卷

歌德并没有接受拿破仑的邀请前往巴黎，也没有编写关于恺撒的剧本。在他的胸臆与手稿中，早就孕育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深植于他，远较最堂皇的政治生涯来得深切，即灵魂追求知识与美的挣扎，美的短暂与真知的难以掌握，及将目标缩小，自我扩大后可能获得心灵的平和。但是如何把这些观念在一出现代戏剧里展现出来？为此，歌德努力了58年。

小时候在图画书和木偶戏里，他就看过浮士德的故事，在莱比锡奥尔巴赫地下室的墙上，也看过浮士德与魔鬼的图片。他年轻时也研究过魔术和炼丹术。他自己不断求知，导致了浮士德的概念；他通过阅读伏尔泰及对赫尔德嘲讽风格的接触，演变出了魔鬼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造型；他在法兰克福爱过的格里森，及在塞森荷姆遗弃的弗里德里克·布里翁，给他玛格丽特（Margaret）的造型。

浮士德的故事感动歌德之深，它的风格在他打腹稿时一变再变，可从他于1773年开始动笔写此剧，直到1831年始完成的事实上见之。关于他于1771年与赫尔德晤面的情形，他在自传里写道：

我非常小心地不让他窥知深藏在我内心渐渐地酝酿成诗篇，而我感兴趣的某些主题。这些便是《格茨·贝利欣根》和《浮士德》……后者是意义非凡的木偶剧，以不同的声调在我的内心发出共鸣。我也涉猎各种科学知识，并过早见到了科学的虚狂。更有甚者，我探索过真实生命中的各种生活方式，却经常失望和困扰。目前，这些事情及其他许多别的事情，时常在我脑子中回旋，孤独的时光就以它们来自娱，却没有任何一点留下来。

1775年9月17日，他对一位记者表示：“今天早上我觉得很清朗，写了《浮士德》的一景。”9月下旬，齐莫尔曼问他进展如何。按齐莫尔曼的记载：“歌德拿来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上千的纸头，把它们全倒在桌上。他说，‘这就是我的《浮士德》了’。”1775年11月他赴魏玛时，此剧初稿已经完成。由于看了不满意，他搁在一旁不管了。直到1887年，所作该初稿的一份手抄本在魏玛被发现后，这份原始的《浮士德》初稿才付梓。歌德将此初稿经过15年的修改，终于在1790年出版了《浮士德残简》（Faust, ein Fragment），计63页，成为当时自《哈姆雷特》以来最享盛名的剧作。

歌德对此仍不满意，直到1797年又行执笔。6月22日，在给席勒的信中称：“我已决定重写《浮士德》……不同于已出版的，要写大部头的……要作更深一层的布局……我只希望你能在一个失眠的夜里，替我思量一下这件事，告诉我你对全剧的要求，替我把我这个梦圆一圆——就像一个先知一样。”席勒第二天就复信：“人性的双重性，灵与肉是一种永世不息的斗争……这个主题的特性将使你不得不做哲学上的处理，想象将必须受役于理性。”歌德的想象力极丰，记忆犹新的经验又极多，其中有许多他已用在《浮士德残简》里，如今他又将篇幅增加了一倍。1808年，他的《浮士德》第1卷问世。

歌德在让他的主角说话之前，先向他已故的朋友们致献辞，并来了两个小引：一个是演员、编剧与弄臣之间的“剧前开场白”；一个是“天堂序幕”——上帝跟魔鬼靡菲斯特打赌，浮士德不会永远沉沦堕落。然后，浮士德终于开腔了，操着一口歪诗：

唉，我钻研过哲学、

法理学，还有医学，

最可悲的是我也研究了神学，

还念兹在兹，孜孜不倦哩。

我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学堂，

我就执着有如一个聪明的傻瓜。

他们不但称我为先生，还叫我博士呢，

十年来，我牵着学生的鼻子

履险踏夷，

上上下下，纵横四方，

然而肚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法知晓。

原诗以四韵步写成，源自汉斯·萨克（Hans Sachs）的短剧。以这种韵律来写一出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追寻哲学的戏剧，倒是恰到好处。

浮士德当然就是歌德。他也像歌德一样，年届花甲，仍对女性的温婉与美有着极锐利的感性。他对智慧与美的双重热望，正是歌德灵魂的写照。它以放恣向报复的众神挑战，不过它是高尚的：浮士德与歌德肯定生命——精神的、肉欲的、哲学的、放浪的。而靡菲斯特（他并不是撒旦，只是撒旦哲学的代言人）怀疑并否定生命，在他而言，所有的热情都是无意义的，所有的美只不过是罩上一层皮肉的骷髅罢了。歌德就常是这副嘲弄的姿态，否则他也无法赋予靡菲斯特这样的心智与生命。靡菲斯特似乎常常成了经验、现实与理性的代言人，来抑制浮士德的浪漫愿望与幻想。歌德对埃克曼表示：“靡菲斯特的个性……确实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自然结果。”

浮士德并不是无条件地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条件是，除非靡菲斯特能够展示给他一种他欣然接受并愿永远保有的欢乐，他才同意进地狱：

倘若我竟满足于床榻的怠惰，

我就自此偃旗息鼓……

不论何时，倘若我竟说

“别走，你多艳丽！”

就给我套上枷锁；

我当欣然以赴。

浮士德就是按这个条件，以他的鲜血签下了契约。他呐喊道：“现在我们就把激情浸在欲海里吧！”

于是，靡菲斯特把他带向玛格丽特——歌德在法兰克福曾经爱过的格里森。浮士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单纯具有的魅力——非知识性却带着智慧的魅力。浮士德以珠宝向她求爱，并道出了他的人生哲学：

玛：请告诉我，你的宗教如何？

你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可是，我想，却很少注意宗教的事。

浮：得了，心肝！我爱你，你是知道的。

对我所爱的，我愿肝脑涂地，

这种信仰，这种宗教，是没人可以剥夺的。

玛：这是不对的！人总得有信仰！

你不信上帝吗？

浮： “我信上帝”意义又在哪里？

玛：那么你是不信喽？

浮：你迷人的天仙似的脸庞，别误会！

谁能为他命名？因此谁又能声称

我信仰他？

凡是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硬着心肠说

“我不信他”？

那无所不包的上帝；

你、我、他自己

能不紧拥他不放……

将这伟大，植进你的心田，

在你感到满心幸福时，

就随便怎么叫它吧！

叫它至福、心、爱、神！

我是无以名之的。

感受吧！

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声音，一缕烟，

将天堂的光辉蒙上阴霾……

玛：你的话似乎言之成理，

然而……你没有基督教的信仰。

浮：唉！

玛格丽特对浮士德的泛神论并没什么兴趣，倒是为他的漂亮身材、仪表与衣着所动，靡菲斯特以法术唤回了浮士德的青春。她在纺车前唱出热切渴望的短歌：

宁静远飘，

我心哀苦，

重觅无处，

重觅无处……

倚窗远眺，

君我所盼；

千里迢迢，

为见君颜。

器宇轩昂，

翩翩风采，

唇边笑漾，

眸中光芒……

我为卿狂，

我为卿狂……

啊！

愿我能拥抱他，

紧紧抓住他，

愿我能吻他

在他的甜吻中晕厥，

死去！

如果只从歌德自己的经历去了解，整个西方世界对以下的故事知之甚详。玛格丽特为了摆脱母亲的管束和保护以亲近浮士德，于是给她母亲服了一剂安眠药，她母亲竟就此长眠不起。浮士德在决斗中杀了玛格丽特的哥哥，尔后隐没。玛格丽特悔恨交加，于是杀了她的私生子，她被捕后处以死刑。浮士德前往探监，要求她一起逃走，两人相拥，然而玛格丽特拒绝越狱。靡菲斯特把浮士德拖了开去，此时天堂响起了声音：“她已得救。”

读者大众慢慢地才体会到1808年的《浮士德》是德国历来最好的戏剧，也是最上乘的诗。只有极少数的人先知先觉，即刻就认出了此剧可跻身世界第一流文学之列。施莱格尔将歌德与但丁相提并论，里克特认为歌德可媲美莎士比亚。维兰德推崇歌德在诗的领域中享有的尊荣与拿破仑在政界和军事上所居的地位，不相上下。

歌德的恋情

1818年至1821年，发生了两件使歌德灵魂深处为之震颤的韵事，而与白蒂娜的交往，并不算在内。1807年4月23日，22岁的白蒂娜拿着维兰德的介绍信，往见年迈的歌德。她是索菲·拉罗什的孙女，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她的祖母爱过维兰德，她母亲跟歌德卖弄过风情，所以她觉得她在歌德的心中有一种因血缘关系而衍生的较亲密的感情。进入歌德的屋子后，她就投进歌德的怀抱。歌德当孩子一样接纳她，其后的联系也一直是这种的。不过歌德在给她的信里，附上新写的情诗，虽然这些诗并不是写给她的，可是她视之为爱的宣示，而且在她1835年出版的《歌德来鸿》（Goethe’s Correspondence with a Child）也附上这种色调。

其实，这些情诗的灵感大多得自威廉明妮·海泽丽伯——歌德昵称为弥娜的女子。弥娜是耶拿城一位书商的女儿。她小时候歌德就认识她，1808年她19岁，已出落得文静温柔、亭亭玉立。她对歌德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牢记在心，无奈年龄与身份使她觉得自己不宜爱恋与拥有歌德。歌德觉察到她的这份感情，于是写了许多十四行诗给她，以她的名字影射爱情深挚的心。但是歌德并没有忘记，他跟克丽斯汀正式结为夫妻，才是最近的事。在《亲和力》（1809年）一书中，羞怯、多情而又易受感动的奥蒂莱，写的似乎就是弥娜。

这部著名的小说《亲和力》——正如歌德自己认为的，是他最好的一部，在结构方面，远比迂回曲折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紧凑得多。且看1829年2月9日歌德给埃克曼的信：“全书没有一行不是我切实感悟过的，没有人能看过一遍就得知背后隐含的意思。”的确，该书最大的缺点，就是把太多的歌德、太多的哲学，勉强塞进了不相称的角色里。（他让女孩奥蒂莱写日记，而字里行间蕴藏着他最为成熟的思想，诸如“另一方面对抗伟大的人物，因此除了恋爱以外无法防卫自己”。）可是，也正由于歌德的成分太重，才使全书充满了生命与思想。因为故事里的夏洛特仍是身为斯泰因男爵夫人的夏洛特——受诱惑但又拒绝不忠于丈夫。因为上尉就是爱着友人之妻的歌德，又因为爱德华，那个50岁的丈夫迷恋着奥蒂莱，也正是爱着弥娜的歌德，也因为通过整个故事，就是歌德企图分析自己的恋情。

他在此提议以化学词汇思考性方面的吸引力。他也许从伟大的瑞典化学家托本·奥洛夫·伯格曼（Torbern Olof Bergman）于1775年出版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一书上获得他的题目的。上尉向爱德华和夏洛特两人描述吸引力、冲动和物质分子的聚合：“你们应当亲自去看看眼前的这些物质——它看上去像是死的，实际上却充满着活力。瞧，它们彼此吸引……彼此扭抓、碰撞、吞噬甚至毁灭，接着，它们突然又以……新颖、不同和意想不到的形状重新浮现。”因此，爱德华邀请他的朋友上尉、夏洛特邀请她的侄女奥蒂莱，和他们长留在一起时，上尉和夏洛特坠入爱河，爱德华则与奥蒂莱好上了。爱德华与太太交合时，却想着奥蒂莱，夏洛特则想着上尉，完全是虐心的手法。出生的孩子看起来有点像奥蒂莱，而奥蒂莱也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接着，显然是出乎意外，她让孩子溺毙。她因悔恨而绝食自杀。爱德华伤心欲绝而死，上尉失踪，夏洛特幸存，却已是行尸走肉。一位小镇上的哲人下结论称：“婚姻是一切文明的开始，也是结束。它驯服野蛮，并给予最有教养的人表现他们温顺的最佳良机。对婚姻应无争论的余地，因为它带来如此多的愉快，而它附带的苦难在比例上就不算什么了。”不过，4页后，一人提议试婚制，试婚约的时间一次以5年为限。

1810年，歌德在卡尔斯巴德养病，与年轻妇女调情，已婚四年的克丽斯汀留在家里，与年轻的男子调情。61岁的歌德赢得了一位黑发美貌的犹太女子玛丽安娜·冯·艾本伯格热切的爱，然而跟他私奔的是金发碧眼的斯尔弗·齐格萨。他给斯尔弗的诗上，称她做“女儿、情人、情妇”。歌德的妻子克丽斯汀此时来信，要求歌德忠于她：

白蒂娜跟那个艾本伯格小姐是否已到卡尔斯巴德了？听说斯尔弗和歌德一家也在那里。好了，看你怎么办？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哩。不过，你该不会忘了我吧？也不时想想我，好吧？不论别人怎么闲言闲语的，我还是绝对信赖你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唯一关切我的人。

歌德接信后，送了一些小礼物给她。

歌德几乎每天都写些诗与散文。约1809年，他开始写自传，题为《诗与真》（Fiction and Truth from My Life）。这个标题本身，就意味着作者可能不时有意无意地在真实中掺入想象。他仅微妙地略略点到对夏洛特的爱。不过，他跟弗里德里克·布里翁的艳事则有较完整的叙述。这两位女士当时还健在。对诸如伦兹、巴塞笃、默克、赫尔德、雅各比、拉瓦特等人，他都以不少篇幅加以分析，并多作褒举。对他自己，则未用去多少笔墨，并颇为谦逊。他在笔记里说，这份自传坦承自己的过失，而非宣扬自己的德行。此书是他的心路历程，而非生活纪实。其中叙事少，反省多。这是他最伟大的一部散文著作。

1811年，他收到贝多芬一封赞美的信函，随同寄来的还有贝氏的《爱格蒙特序曲》。歌德与贝多芬1812年7月在特普立兹晤面。贝多芬亲自为歌德演奏一曲，两人又一起散步。小说家奥古斯都·弗兰克有此一说：“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散步的人们都满怀敬意地让路，并对他们行礼致敬。歌德对这种不断的打扰颇为不耐，就说：‘真是烦人！我永远都没法避免这种事情！’哪晓得贝多芬淡淡一笑回答道：‘您老倒是不用烦心，他们大概是对我致敬吧。’”1812年9月2日，歌德在给泽尔特的信中说：“贝多芬的才华是真了不起，不过他的个性可真桀骜不羁。他觉得世界讨厌，并没有错，然而这种态度对人对己都没有什么好处。他逐渐失聪，所以这种态度实在也就情有可原了。”贝多芬对歌德的评语是：“他对我真是极有耐心，极好。可惜这人官气太重。”

歌德的宫廷装束与态度，是他政治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他在政界仍然是很活跃的。他的家庭生活已没有什么情趣：他的儿子奥古斯都1812年时已22岁，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庸才，而他太太又痴肥嗜酒。这也不能怪她，因为歌德还是一直在外拈花惹草的。歌德在访法兰克福期间，经常住在约翰·维尔米的乡间别墅里，对维尔米夫人玛丽安娜大为倾倒。1815年夏天，他几乎在那里与维尔米夫妇共处了4个星期之久。玛丽安娜31岁，正值丰满圆熟的女性美的最好阶段。她荡人心魄地唱歌德的抒情诗与莫扎特的歌曲，写得一手好诗，而且跟歌德交换一系列的诗句，多半是模仿哈菲兹、菲尔多西及其他波斯短歌谣的戏作。（哈菲兹的诗1812年已有德文译本。）有些诗是直截了当的色情，诉说相拥之互悦，不过大概也只限于赋诗而已。他们三人9月在海德堡再度碰头。两位诗人一起散步，歌德把玛丽安娜的名字以阿拉伯文写在喷泉周遭的沙上。从那天以后，他们未再见面，不过在歌德17年的余生中，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至于玛丽安娜的丈夫，由于自己的妻子能使一位文名如此之盛的大诗人动情，也就更珍爱玛丽安娜了。玛丽安娜回敬的诗文，并不弱于歌德之作。歌德把玛丽安娜的诗文和自己一部分的诗，收在1819年出版的《西东诗丛》（Westöstlicher Diwan）里。

在歌德与玛丽安娜诗文往返期间，歌德的夫人克丽斯汀去世了（1816年6月6日）。歌德在日记中写道：“她去世时曾做可怕的挣扎……空虚与死寂在我体内，也在我周遭回旋。”一连几年，歌德十分沮丧。他年轻时代的恋人，如今已是凯斯勒枢密官夫人的萝特·凯斯特诺，1816年9月25日带着女儿来访时，歌德似乎没有忆起一点感情，他所谈的全是一些礼貌上的应酬话。1817年，他的儿子奥古斯都暂时放下了荒唐的生活，与奥特丽·普格维斯结婚。歌德让儿子媳妇跟自己同住。奥特丽使家里又充满了生气，不久又为歌德添了孙子孙女，于是这位年迈的诗人又有了活力。

乌尔瑞克·丽沃兹弗助了一臂之力。她是歌德在卡尔斯巴德认识的阿玛丽·丽沃兹弗三个女儿中的一位。1821年8月，他在马里恩巴德遇见了她，她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所法国供膳宿的学校已待了9年，年仅17岁，我从未听过歌德之名，更不知他是一位著名人物，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因此与这位可亲的老绅士为伴，一点也不感到羞怯……就在隔天早上，他要求我与他一块儿散步……几乎每天早上，他都带着我和他一块儿散步。”1822年，他回到马里恩巴德，“整个夏天，歌德对我非常亲切”。一年后，他们在卡尔斯巴德相遇，不久他们就在当地引起了闲言碎语。这时，诗人肯定他的爱已超越父爱。卡尔·奥古斯都公爵力劝乌尔瑞克嫁给歌德。假如她愿意，他将给她的家人一幢在魏玛的房子，而且在诗人死后，她每年将获得一笔1万泰勒的津贴。然而母亲和女儿都拒绝了。歌德孤独地回到魏玛，将自己的失望沉浸在墨水之中。乌尔瑞克活到95岁。

1821年，耶拿的音乐指挥卡尔·泽尔特带了一个人到魏玛见歌德，此人就是当时年方12岁的门德尔松。泽尔特已经引导门德尔松进入音乐的世界，甚至还教他作曲。如今这位小钢琴家的琴艺，使这位老诗人大为惊异赞赏，他还一定要留门德尔松在魏玛跟他多住几天。门德尔松于11月6日写道：“《浮士德》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每天早上都亲吻我。下午我为他弹两个钟头的琴，部分是巴赫的赋格曲，部分是我自己的即兴曲。”11月8日，歌德安排了一个欢迎会，把门德尔松介绍给魏玛文化界。11月10日，门德尔松写道：“他每天下午打开琴盖时，总说‘今天我还没听你弹过。来，弄点声音给我听听！’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听。你真没法想象他有多么好，多么热情。”泽尔特想带他的学生门德尔松回耶拿时，歌德又挽留了他几天。门德尔松自是乐不可支，他写道：“大家都感谢歌德，好多女孩子跟我都抢着亲他。奥特丽·普格维斯搂住他的脖子，由于她生得俏丽，歌德老是跟她闹着玩，这个情景真是美好极了。”在悲剧背后，也有欢乐的时刻，而这是史学家常注意不到的。

科学家歌德

且让我们话说从头，回溯到歌德的少年时代。他在少年时代，即由于悟性高、兴趣广，开始了一生对科学的追求。很少有人知道歌德在科学研究与著述上所花的时间，要超过他在文学著述上所花的时间。他在莱比锡习医学与物理学，在斯特拉斯堡攻读化学，1781年习解剖学，又以多年的时间在图林根搜集矿石与植物标本，并观察地质形成。旅游时，他并不只是注意男人、女人与艺术，他也留意一个区系的动物与植物及气象。耶拿大学实验室的建立，歌德功不可没。他对自己在科学上的成败，其重视的程度并不弱于他对自己在文学上的成败。

歌德在气象方面也有所贡献。他在萨克森—魏玛公国筹组了几个气象观测站，协助在日耳曼全境设立气象站，并给予指导。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气象论》和《温度计作用的原理》。他说服奥古斯都公爵开始搜集矿石标本，这一部分的收藏成了耶拿矿物学博物院的核心。在研究了伊尔梅瑙的地层之后，他指出由此可以证实亚伯拉罕·沃勒所说的地球表层所有岩石的形成，都是水缓慢作用的结果。他也是首批论者之一，指出地层的年代可以由其中的化石加以断定，他并为此种论点做辩：如今不规则地分散在高地的漂石，是被北极地带的冰河夹带而上的。

1791年至1792年，歌德出版了两卷的《光学概论》。他说：“我的目的是要汇集这方面所有的知识，自己做各种实验，使之易于了解，便于一般人阅读。”1790年至1810年，他做了无数的实验以说明颜色，魏玛的歌德博物馆至今仍保存了他使用的实验工具。多年的研究成果是1810年出版的两大卷《色彩论》，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主要论著。

歌德认为色彩不仅由于物体化学组成的关系，也由于眼睛的构造与作用。他分析视网膜对光与暗的适应、色盲的生理成因、视觉暂留现象及在感觉与艺术中对色跟混合色的效果。他误以为绿是黄与蓝的混合。（在调色板上确实如此，不过在光谱上蓝光与黄光相混，则产生灰与白色光。）他把牛顿1704年光学上的许多实验拿来重做，发现有几个实验的结果与该书所载不同，于是他指责牛顿所言不实。他驳斥牛顿所说的白色光是各色光的综合。他说，各色光的集合产生的并不是白色光而是灰色光。不论歌德同时代的或后来的光学家，都不接受歌德的这项结论。他们赞许歌德的实验，对他的立论则多不予理会。对歌德在诗与哲学方面颇为景仰的叔本华，1815年寄了一篇论文给歌德，为牛顿的光学做了有力的辩护，歌德终其一生对此耿耿于怀。

像歌德这样对色彩敏感的人，必定会对世间的植物产生异想的。1786年在帕多瓦，他对该地的植物园叹为观止，那是他所见过的种类最多的植物园。他见到南北植物的殊异，决意研究环境对植物的形成与生长具有的影响力。他也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深深惊异于一些看来类似的种子，在神奇的自然力之下，各自发展成其独有的结构、质地、色彩、脉络和形状。多么奇异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然而在个体的殊异之中，是否也有共同点，在各种组织的演化中，是否也有它们相同的地方？他认为植物的各科、种、属，实在是由一个基本的原型发展而成。他在给赫尔德的信上说，“同一原理可用之于所有的生物”，即适用于动物与植物，它们都是一个基本结构主题的变相。各个有机物，就其一致性而论，是原初形态的一种翻版，所以一种有机物的各个部分，也许是一个基本形态的各种变形。歌德在帕多瓦时注意到一株棕榈树，它的叶子有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研究棕榈树从最简单的叶子到形成扇状的完全成熟阶段的变形，他获致的理念为，一株植物的各种组织——树干为例外——是叶子的成长的各个阶段和变形。 [1]

歌德返回魏玛后，把他的这项理论出了一本86页的小书，名叫《歌德试解植物的变形》（1790年）。植物学家讥之为诗人的梦呓，奉劝这位诗人还是搞他的本行吧。歌德倒也听取忠言，将之改写成诗篇：《植物的变形》。渐渐地，这项理论有了更多的明证，支持者也就越来越多了。1830年，希莱尔把歌德的论文向法国科学院推荐，因为后来植物学的进展，证实了歌德的理论是缜密研究与创造性想象力的成果。

应用他的理论到解剖学上，歌德建议（1790年），颅骨是脊椎骨的变形和延长，它包容的脑子犹如脊椎中的脊髓一般。今天就这一概念看法并不一致。在解剖学上，一条明确、卓绝的成就归功于歌德——人身上的上颌间骨（这根骨头在上下两颚之间，门牙即从这里长出来）。解剖学家从动物身上已发现这样一根骨头，但是，怀疑人身上也有同样的骨头。歌德的发现缩小了人与猿之间结构上的差异。且听听诗人1784年3月27日从耶拿以情人和科学家的口吻写给夏洛特·斯泰因的一封信上声称他的成功时说：“顺便在问候时，对我的夏洛特多写上几行……我怀着难以言喻的满足感。我在解剖上的发现，既美妙又重要。你分享这份成就，但是就这种发现无须多置一词。”他在1784年送到许多科学家手中去的一篇题名为《根据比较骨学的研究，发现上颚的上颌间骨为人类和较高等动物所有》的论文上宣布了他的发现。这是“在比较解剖学领域内，有正确描述的第一篇论文，因此，它是解剖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国解剖学家达齐于同年发表了相同的发现。）

歌德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说：“人类与禽兽是非常近似的……每样生物都只是大和谐中的一种风格、一个变化。”就像许多早先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一样，歌德也认为人类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并写成一诗篇，题为《动物的变形》。不过他不持达尔文派的观点。歌德的立论并不同于跟他同时代的拉马克与达尔文，他并不认为物种的演化是按物竞天择的道理。

歌德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吗？在科学上他不能算是专家。他是一位有研究科学热诚与开放心灵的业余者，一位纵身于诗歌、小说、爱情、艺术实验与行政琐事之间的科学家。他使用不少设备，搜集成为一间大型的科学图书馆，做了有用的观察和细心的实验。赫尔姆霍茨证实歌德叙述的无论在客观过程和实验上都属正确无误。他避免目的论上的说明。专业性的科学家并不承认歌德是科学家，他们认为歌德太过信赖直觉与假设，观察不够，结论太快，在每一范畴上只点到为止，除了在光学和颜色论上以外，都无成就可言。不过倒也不乏一些理想与英雄式的执着。埃克曼于1825年说：“歌德已年近八十，仍不倦于发掘问题，进行实验。”歌德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对的：科学的主要目的，不该以新的工具满足旧的欲望，而是以知识增长智慧，以启发新的希望。

注释

[1] 卡斯巴尔·沃尔夫（Caspar Friedrich Wolff）于1768年获得相同的结论。

哲学家歌德

正如在科学方面，歌德在哲学方面也是一个爱好者，而非专家——不过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在耶拿任哲学讲座，都是由于歌德的推荐和介绍。他对各派系之间的辩论，没什么兴趣；对自然的诠释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则兴趣无穷。当年事日高，他已透过科学与诗，走入哲人的境界。他从个体、瞬间与部分，发掘整体的意义：“每个暂时的东西，都只是一个象征。”《格言录》在他死后才印行，每一页都充满了智慧之言。

在逻辑方面他没有提出什么体系，不过提出很实用的见解：“只有有效的，方为真”，而“创始是行动（不是言辞）。”他并不像席勒那样接受康德的理论。他也承认实在的最根本的本质是无法认知的，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见解使他成为正统主义者；反之，他建议弃绝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无实际价值的。”他又说，可认知的世界已足够我们俯仰其间。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在读过康德和谢林后，他写信给席勒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理解的并非是自然（本体），而是仅由根据我们的心智的某种形式和官能而使我们理解到的自然……不过，我们的有机本质对于外在世界之适切（调整）……（指出）一种从无中生有的命题，一种对事物的关系。”“许多人拒绝认知实有，只因为他们一旦接受了它，他们就会崩溃之故。”

歌德拒绝唯物论和主观的唯心论。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对于我们（指在斯特拉斯堡的学生）而言，真是艰涩乏味透了，我们看到它就头大，怕它就跟怕鬼差不多”。这是歌德年轻时讲的话，而且直到他晚年，他仍持同一观点。从1812年4月8日写给克内贝尔的一段文字中可以见之：

一个抓不到事实的人，就不会产生精神与物质，灵与肉，思想与外延……而这种对称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在它们的聚合成分中，可视之为上帝的代表：倘使他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在无所事事中混日子。

歌德通常跟随斯宾诺莎的见解而成为决定论信徒：“我们是隶属自然律的，即使我们违抗自然律时，仍是自然律的一部分。”然而，有时他也倾向于同意康德的看法：“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所属的宇宙一样，是自由与必然性的神奇组合。”他感到自身受命运的主宰——感到决定他自我发展的种种特质，他身不由己地要走向某种发展。不过他与命运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持对立的立场。

他的宗教是崇拜自然，并与大自然的创造力合作并进。他冥冥中把自然拟人化了，在自然中看到了心灵与意志，不过这种心灵并不同于人类的心灵，其意志也是一种漠然的中立。自然没有尽其本身那一部分的责任来合作的道德感，因为它自身即整体。歌德在《神圣》（“Das Göttliche”，1782年）一诗中，说自然是没有感情、不知悲悯的，她的摧毁如同她的创造一般充满活力。“你的一切理想不会阻止我（歌德）成为真实，就如同自然一般的善与恶。”自然的唯一伦理是，共荣共存。歌德承认许多人需要超自然作为心灵的支柱，而他本人直到晚年才有这种需要。他说：“凡是没有艺术或科学的人才需要宗教。”“作为一名诗人与艺术家，我是一位多神论者（将自然的个别威力加以拟人化），而我担当科学家的角色时，我则倾向于泛神论（一神在万物之中）。”

在宗教与道德方面，歌德是一个“绝对的异教徒”，他没有原罪感，也不觉得需要什么上帝代他赎罪而死。1782年8月9日他给拉瓦特的信：“我并不是反基督教，我只是断然不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接受福音，视之为神圣的真理。而天堂并没有传下双耳能闻的声音，说服我一个女子能够不靠男人而生孩子，或者死人能从坟墓里复生。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才是对神的亵渎。”歌德对人表示：拉瓦特把他往死角里逼，“于是终于逼到进退维谷的地步，也就是‘非基督徒即无神论者！’关于这一点，我宣称，如果他不能容许我持自己对基督教的观点，那么我宁愿做一个无神论者，尤其是我觉得根本没有人明确地知道到底什么是基督徒，什么又是无神论者”。歌德认为“基督教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未成功才退而求其次，转而成为一种道德主张”。在文学著作里“有成千的书页跟《四福音书》同样美丽而有用”，“不过我认为《四福音书》是十分真诚的作品，因为其中辉映着发自基督与他本性的恢弘气度……那是道德最高原则的神圣表现，我向他敬礼”。然而，他建议崇拜太阳也要跟崇拜基督一样，因为那也是神圣力量的表现。他推崇路德，赞扬其宗教改革打破了传统的镣铐，却也惋惜路德派陷于教条化。他怀疑新教将由于欠缺启示性与仪式而衰落，并认为天主教将精神关系象征化，是颇明智而有益的。

歌德对不朽的看法，随着年事的日增而渐变。1789年2月2日给弗里德里希·斯托尔贝格的信：“我多多少少服膺卢克莱修的主张，而将自身与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今生今世。”不过，1824年2月25日给埃克曼的信：“我绝不能不信仰来生的快乐；我甚至要说，对来生不寄予希望的人，今生也就跟死了差不多了。”1825年2月4日：“我坚决相信，我们的精神是一种不可毁灭的东西。”他读斯韦登伯格，接受其精神的观念，并抱转世轮回的希望。他研究犹太教的神秘哲学（Cabala）与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甚至有时也造命运图。他日趋老迈时，他承认了信仰的权利：

严格地说，除了如我从这颗仅有的行星上，从我有限的感知异象中推知的外，我没有任何有关上帝的知识。这种知识犹如凤毛麟角。我不承认这种可适用到我们对自然的观察上的限制，可适用在对信仰的实施上。反之才是事实。这么说来，我们十分不完整的知识，要求通过信仰的行为来辅助以臻于完整之境。

1820年，他后悔在年轻时写了反叛性的《普罗米修斯》一剧，因为现在激进的青年都引用里面的句子来反驳他。费希特控诉无神论时，他摒弃了费希特。歌德如今则说：“不要对别人灌输他们不能接受的观念，是我们的义务。人只能接受合乎自己需要的东西。”

正如他的宗教观一样，他的道德观也随着年岁渐增而有所改变。在充满青年的活力与傲气的时日，他认为生命纯粹是一个供自我发展与表现的舞台。“这种极欲将自我生命的金字塔尽量往高处建的渴望，驾凌了其他的一切，且不容须臾的怠惰。”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歌德寻求温柔的心灵。透过政治生涯的成长，他察觉到人生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个人的生存靠互助来维持，自我追寻的活动仍是生命的基本动力，然而必须受到群体需要的约束。在第1卷中的浮士德就是个人主义的体现；在第2卷中，他发现了以救赎来达成灵魂的“超度”。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中，其主人翁也是不断寻求自我的教育与发展，虽然在本性和后天的训练上，威廉·迈斯特经常帮助别人。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一书中，歌德试图增进社会群体整体的快乐。歌德并不拥赞“爱自己的敌人”的说法，不过在一篇极佳的诗篇里，他对高贵的人性作了界定：

愿人高尚，

有用而善良。

如此

他即

不同于万物。

大自然是

无所知 无所感者；

阳光照耀于

卑微 也照耀于伟大

月亮星辰

辉映于至卑 也

辉映于至善

疾风 狂流

雷电 雨雹

以永恒的铁则

呼啸……

唯有人得以

完成不可能者；

他分辨

选择、判断；

化瞬间

为永恒。

只有人会

报善

惩恶

救赎。

对迷途者

给以忠言

愿高尚的人

有用而善良。

要成为高尚的人，必须时时留心那些卑劣的影响力。“不要把精力全放在与同时代人的竞争上，多多钻研古往今来的伟人，他们的著作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一个真有禀赋的人，是知道怎么由先贤处获取智慧的，而这种意念正是有较高禀赋的表征。”图书馆是古圣先哲留下来的遗产，应予敬重。“图书馆就像大宗的资金，默默流出无以计数的利息。”但是，有才智而无品德，较诸有品德而无才智，远为不善。“任何虽解放心灵却不赋予我们控制我们自身力量的事物都是有害的。”计划你的生活——不过要在思想与行动之间求取平衡。只想而不做，是一大弊害。“文化是思维与行动的结合。”“工作给人的福惠，甚于一切。”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整体，或参与一个整体。“唯有人类才是真实的人。个人只有有勇气在整体中体认自己时，才能获得快乐。”

歌德对欧洲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他认为，能积极为人民谋福利的贵族政治，是当时欧洲可能拥有的最佳政体。社会上的弊端是应予革除的，但是不宜以暴力革除。革命的代价太高，常是得不偿失的。而且，通常革命的成果，是回到原来的起点。

因此，这位承袭了幸福和安全，并使斯特拉斯堡的学生们嘲笑他的奇装异服的人，从哲人、圣贤和生活的体验上学到体谅穷人，希望有钱人更慷慨地愿意与人分享他们的财富。贵族的税赋应与他们的所得成正比，而且应让他们的子孙从“知识和繁荣带来的利益”上受益。纵然名满欧洲，歌德也体会到中产阶级对贵族出身的羡慕。“在日耳曼，除贵族外，没有人有获得充实的……良好教育的机会。”人人都知道1812年7月，歌德和贝多芬在特普立兹的故事。但是，它的唯一资料来源是根据不十分可信的白蒂娜，她声称是引自贝多芬的说明：

国王和王子们固然能颁赠爵衔和勋章，但是，他们不能造就伟人，因此，伟人不得不受到礼遇。歌德和我两人碰在一起时，那么这群出身高贵的绅士一定会注意到伟大如我们者是什么情形了。昨天，我们碰见（奥地利）皇室的成员们，歌德从我身边挣脱开去垂立一旁。我压低戴在头上的帽子，垂着双手走进群众中去。王子和朝臣们成两列纵队走了过来。魏玛公爵向我脱帽致敬，而女皇首先向我问好。更令我愉快的是，我见到仪队在歌德身旁排列着，他站在一旁，手中拿着帽子，频频鞠躬为礼。之后，我为此而曾严厉地责备过他。

因此，1824年歌德给埃克曼这样一封信：“我的确不是法国革命的友人。革命的恐怖是立即就感到了……而其好处则尚未见到……然而我同样也不是集权统治的友人。我甚至觉得，革命不是人民的错，而是政府的过失。”歌德欢迎拿破仑，认为法国与欧洲在经过10年的动乱后，是拿破仑为之带来了秩序。他不信任民主政体，认为“无知当道，恶莫大焉”，又认为“智慧绝非通俗、俯拾皆是的东西”。

他讽嘲派系之间的倾轧。“玩政治，就像是病人躺在病床上，从这边翻到那边，想躺得舒服些。”他反对新闻自由，理由是思想不成熟与不负责任的执笔者，会使社会与政府经常受其困扰。在他晚年，当年争取自由的呼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无权无势的人争取权力与财富的吼声。“唯一的目的是从一边变到另一边去的权力、影响和幸福。自由是秘密的阴谋者们的密语、公然宣布革命者的呐喊，事实上，专制主义领导受它征服的群众起来反抗敌人，允诺而今而后中止一切外来压迫时，便成了专制主义本身的口号了。”

歌德尽了老年人最大的职责，以抑制年轻人的冲劲。

《浮士德》：第2卷

歌德把他老年的哲学注入《浮士德》第2卷。在第1卷结尾时，歌德使他走了样的自我，在靡菲斯特的权力下，处于一种破败、绝望而悲惨的状态——对过分欲望的一种惩罚。但是，难道这就是智慧的极致吗？浮士德还没有完全输了他的赌注；靡菲斯特还没有找到一样欢乐，能够使浮士德不再奋发向上。世上真有什么奋发向上而获致生命的完成这回事？歌德以24年的时间努力为这个故事寻求一个终结，这个终结必得包容歌德的思想，或者歌德思想的象征，而且可以给予剧中主角以高尚而且富启示性的结局。

终于，歌德在78岁时，重新面对他的工作。1827年5月24日，他给老友泽尔特的信上说：“我想平静地坦白告诉你……我已再度执笔续写《浮士德》……此事勿与外人言。”诗人拜伦为希腊自由之战而丧生的戏剧性终结，给了歌德很大的感触。如今，他可以将拜伦化身为欧福里翁，作为浮士德与海伦的儿子，来代表一颗不断追寻与受尽苦难的近代心灵，通过与古典希腊沉静之美的结合，终获痊愈。歌德一大清早即振笔疾书，一天最多只能写一页，直到1831年8月，也就是在他逝世前7个月，他向埃克曼宣称，这项耗心费神的工作终告完成——距歌德最初有作此剧的构想，已有59年之久。他曾写道：“最快乐的人，是能将其生命的终结与起始合而为一的人。”如今他说：“此生尚余的时日，我可视之为一项赠礼。我是否能再完成什么作品，我一点也不在意了。”

第2卷的开始第1幕，浮士德在春天的草原上醒来，叙述旭日东升之美，又不时地间杂以对自然的美或壮丽或残暴的赞颂。这一景美则美矣，然则太过重复。歌德一向鼓吹古典的节制，而在这里，他自己却违犯了这一戒律。在这出戏里，他几乎尽其所知地和盘托出：希腊与日耳曼神话，丽达与天鹅，海伦与她的种种，巫师与骑士，仙子与侏儒，狮身鹫嘴怪兽与小矮人，森林女神与水妖、花仙、醉汉、差童、典狱官、御夫与人面狮身兽，星象家与帝王，半人半羊的林野牧神与哲学家……这样五花八门的混杂，比热带莽林还教人昏昏然不知所以，因为它在自然之上又加以超自然，而每样东西又伴以长篇大论或颂歌。

第3幕，海伦上场，使人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海伦仍然神奇地以她优雅的风姿和流转的秋波，征服了男人。歌德在叙述海伦与浮士德晤面——古典希腊面对中古的日耳曼——的一场戏，其戏剧艺术可谓达到了顶点。让这两人结合！——这是这个故事的重荷。浮士德像所有被蛊惑的男人一样，把他从法术与战争中获得的权力与财富，全部奉献在海伦的脚下。海伦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不久墨涅拉俄斯（Menelaus）即挥军而至，打断了他的幸福。浮士德因而披甲上阵，率军往征斯巴达（13世纪，法兰克人征服摩里亚人的记忆）。

日月如梭，幕启处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儿子欧福里翁已是一位翩翩美少年，使浮士德和海伦又爱又喜。他在危岩间嬉戏，与山林水泽女神狂舞。一天，听到战争的警钟时，他一跃而起，冲将出去，坠落悬崖，在奄奄一息之际，他对他母亲说，再见于黄泉：

海伦（转向浮士德）：

伤心啊！古谚在我身上应验——

财富与美貌双全，必是过眼云烟。

生的束缚一如爱的束缚，碎裂片片，

我哀伤而痛苦地道别，

容我再一次投入你胸怀前。

珀尔塞福涅 [1] ，接纳我与我子吧。

（海伦拥抱浮士德。她的肉体消失了，长衫与面纱仍留在浮士德的臂弯里。）

于是，第3幕也是最好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幕是歌德最先写成的，一度他视之为单独的、整体的一出戏。如果他真是这样做，倒是不错的。此处，鼓起最后的勇气，歌德最后一次攀上诗艺的巅峰，如伯里克利时期一般，将戏剧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复杂的寓言故事中的人物真实的生命，以适合近代的心智状态。

第3幕的高潮过后，就走下坡了。第4幕是一位国王与一名对手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浮士德与靡菲斯特运用法术，使那位国王一战而赢得江山。浮士德邀功，获赐神圣罗马帝国北部滨海的大片疆土。在第5幕里，百岁之身的浮士德已是一位广大辖区的主子，然而还不是他自己。菲利门与巴乌希斯是一对农民夫妇，他们住在一间茅屋里，而这间茅屋却挡住了浮士德大宅院的视野。浮士德给他们一幢比较好的屋子，嘱咐他们迁移。这对夫妇拒绝了。于是浮士德要靡菲斯特跟他的那班小鬼，去赶这对夫妇出门。双方僵持不下，小鬼们即纵火焚宅。这对老农惊吓而死。浮士德不久就觉得老是有不散的阴魂缠着他——这群阴气的女鬼各有她们的名字：贪欲、罪恶、关切、需求、死亡。女鬼对着浮士德的脸吹了一口阴气，浮士德就瞎了。在万念俱灰中，他萌生了一种非自利性的念头：他命令靡菲斯特和他的那班喽啰，筑堤防、填沼泽，在新生地上建造千幢住宅。他看到这块新生地，而且觉得假如他能“与一群自由的人站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终将会说：“停一会，你是如此的美好。”他听到铁锹挖土的声音，心想他伟大的计划已在进行，其实是小鬼们在为他掘坟。精疲力竭的浮士德跌倒在地，奄奄待毙。靡菲斯特在一旁冷笑。此时一群小鬼则准备把浮士德的灵魂取往地狱，然而一群天使自天而降，正值靡菲斯特看得出神之际，他们已将浮士德的尸体带往天堂。换上新装的浮士德，在天堂受到格蕾琴的接待，格蕾琴并向圣母求情道：“让我来开导他吧！”圣母首肯，于是此剧在合唱队的合唱声中落幕：

世道无常

仅为表象；

无止无尽者

于焉完成；

罄竹难书者

于焉表尽；

上苍有好生之德

辅我助我永无尽期。

注释

[1] 珀尔塞福涅是冥王之妻。

生命的终结（1825—1832）

1823年，约翰·彼得·埃克曼年31岁，成为歌德的秘书，并开始为后世录下老人的谈话，因而产生了《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共3卷，1836—1848年）——部分经歌德修正过——包容隽语之多，是大多数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1825年9月，魏玛庆祝卡尔·奥古斯都登基50周年。歌德参加这一仪式。公爵抓起他的手，轻声对他说：“愿相偕以终。”11月7日，宫廷中庆祝歌德莅临魏玛50周年，公爵送给他一封信，信中公开宣称：

以无比愉快的心情，我要盛大庆祝这一天的第50次到来，不仅是身为国家的第一公仆，也是为了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他以不变的感情、忠贞和坚定，陪伴我历经生命中的各个变数。每次艰巨任务的愉快收场，我都归功于他的谨慎咨商、历久不衰的同情和仁慈的服务。我视他与我的长相砥砺，为本朝的最高荣誉之一。

如今已到了老友渐逝的悲哀年岁。1826年8月26日，歌德77岁诞辰的前两天，斯泰因夫人夏洛特，还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50年前的情人歌德：“今天我最大的愿望与祝福是但愿天堂议会的守护神下令赋予你一切的善和美，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在我仅存的短暂期间给我慷慨的关怀，我怀着希望而无恐惧地依然属于你。”而在1827年1月6日，她就与世长辞了。歌德闻丧，泫然落泪。1828年6月15日，奥古斯都公爵逝世，魏玛的黄金时代眼看就要终结了。歌德埋首撰写《浮士德》，以等候自己的寿终正寝之日。不过紧接着奥古斯都公爵归天的，倒还不是歌德。他唯一尚存的儿子，在经过20年的放荡生活，1830年10月27日在罗马去世。死后的检验发现，其肝脏肿胀达常人的5倍。歌德在获知儿子的死讯时说：“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是生了一个终归难免一死的凡人。”他写道：“我竭力使自己埋首于工作，我强迫自己继续写《诗与真》的第4卷。”

歌德80岁时，开始缩小自己的兴趣范围。1829年，他停止阅报。同年，他给泽尔特的信中表示，他已有6个星期未阅所有的法国与普鲁士报纸了。他说：“一个人的世界是在他大门之内，则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很满意儿媳奥特丽对他的照顾，也颇满足含饴弄孙之乐。不过，有时他也远离家人，寻求完全的独处，赞美孤独是完满心灵的保姆与考验。

他的脸上此时已表现出80年的风霜痕迹，额头和唇边满布深深的皱纹，银发疏落，两眼呆滞而疑惑。但是，他的身体硬朗，健康良好。他终身避免喝咖啡和吸烟，两者他都斥之为毒品。他得意他的相貌和书籍，乐意别人的赞赏，却吝于赞赏别人。1830年，一位年轻的诗人送给他一卷诗集时，歌德以尖酸的口气感谢说：“我已浏览毕你的小书。不过，因为霍乱肆虐，一个人不得不自行保护以抵抗虚弱的影响，我就把它搁置在一旁了。”平淡的生活使他不安。岁月不能使他有所作为时，他越来越易怒，他十分感慨地承认：“人们从我的作品上判断，认为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旦当他与一个冷峻、自持的人接触，就发现自己大大地受骗了。”访客们描写他顽固不化，稍嫌刻板和呆滞，也许是因为困窘，或是恼怒岁月不饶人之故吧。不过，他的许多信件仍表现出温婉和敬意。

歌德如今已是誉满欧陆的人物。早在歌德逝世之前，卡莱尔即赞誉他是世界文坛的卓越作家之一。拜伦的《维尔纳》（Werner）是献给歌德的，柏辽兹则以《浮士德的天谴》一曲献给他，君王大臣则赠以厚礼。可是，歌德在日耳曼拥有的读者，则为数不多，日耳曼的评论界对他颇有敌意，其他的作家则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声势显赫的枢密顾问，一心想做诗人与科学家罢了。莱辛讥其《少年维特之烦恼》为滥情的垃圾。克洛普施托克说他的《赫尔曼与多萝西娅》只是陈词滥调，《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则是一成不变的模仿希腊的戏剧。歌德一再表示轻蔑日耳曼——他不喜欢日耳曼的气候、景色、历史、语言与心智。他埋怨他“不得不以德文写作，因此……把生命与艺术浪费在最坏的材料上”。他对朋友说“这批日耳曼蠢材”实在该让拿破仑在耶拿打个落花流水的，因此联军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时，日耳曼有不少人都在心底窃笑。

在年老时，离开了主要的（浪漫主义）文学源流，他以侮蔑世界和人类以自娱。“从理性的观点上着眼，所有生命看起来如一些有毒的病菌，而世界犹如一座疯人院。”“几天前，”他于1816年3月26日写信给泽尔特，“我偶然得到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原版书，而这首长久以来沉寂的歌再度复活了。这是令我难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已见到世界的荒谬时，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熬过40年。”他看不到未来的实际美好远景。“人活着只是彼此找麻烦和杀戮。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旧如此。”就如大多数60岁以后的人们一样，他认为新生的一代，也是堕落的一代。“年轻人在其中成长的傲慢气氛，不出几年，就会表现出愚蠢的结果……不过，过分刺激，几年后，也许就成为愉悦的原因。”

1832年3月15日，歌德外出受了风寒。18日病况似乎好转，可是到了20日转向胸腔，因肋膜炎而引发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他的脸孔因痛苦而扭曲变形。22日，他注意到春天已经来临了，“也许这对我会有些助益”。卧室的帘幕深垂，以免刺激他的眼睛，他不乐意，还要求“多放点光线进来”。他仍然觉得屋里昏暗，要仆人“再打开一扇百叶窗，好使房里亮些”。这就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了。他对儿媳奥特丽说：“小妇人，把你的小手给我。”他就这样握着她的手，死在她的臂弯里，时间是1832年3月22日，享年82岁又7个月。

埃克曼翌日看到这具尸体：

躯体赤裸，只用一张白床单裹着……仆人拉开床单，见到摊开着的四肢，我愕然了。胸部结实，宽大并呈弧状。双臂和两条大腿丰满，稍现柔软的肌肉。脚掌形状优美，是最完美的形状。身体上没有一处过肥、过瘦或腐烂的痕迹。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个姿势十分优美的男人。这种情景带给我的狂喜，竟使我暂时忘却它的不朽的灵魂已弃它而去了。

从腓特烈大帝1763年君临德国，历经莱辛、康德、维兰德、赫尔德、席勒、歌德，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结束了。自路德以来，日耳曼还没有像这个时代这样积极，充满活力，并富于独立思想。日耳曼没有像英国那样扩张版图与贸易，没有像法国那样中央集权，没有像俄国那样专制，其实说来这些不能算是日耳曼的不幸。政治上，日耳曼尚未诞生；然而在文学上，它已是西方世界的佼佼者；在哲学领域里，更是已执西方哲学的牛耳。

第十章　犹太人（1715—1789）

争取生存

卢梭曾云：

犹太人提供了一项惊人的奇迹。梭伦、努马和莱喀古斯的律法皆成陈迹。摩西的律法虽远比其更为古老，却永存不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具已毁灭而中断薪传。锡安虽一度被毁，仍然保有其后裔。他们获得保护，繁衍不息，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民族混居，却未被同化，他们没有统治者，却始终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立法者该拥有何等大的力量方能造成如此奇迹呢？就我们现在所知的法律制度里，仅这一制度能历经诸般试炼，而永远屹立。

摩西律法所以能留存至今，可能并不全归因于其固有的智慧，而是由于处于敌对教条、外邦律法险象环生的社会中仍能维持秩序和稳定。在散居异邦的犹太人中，犹太教的会堂必然成为宗教与政治的中心，犹太拉比们借赋予一种深入犹太人生活各个部分的戒律宗教信仰，使他们的同胞团结在一起，历尽人世间的一切甘苦沧桑。《摩西五书》就成为这个无形国家的宪法，《塔木德》就是最高法庭，其威力远胜人嫌恶的力量。

正统教派没落时，反犹太主义者失去了他们的宗教论据，一般具有启蒙思想的人认为：仅由于少数人所犯的上古罪孽，就是那位老祭司对基督从圣殿到法庭一路上所做的迫害，他是因嫉恨一切了解基督而钦羡他的大众转而迫害基督的，若因此而一代又一代地迫害整个民族，是极其残忍而荒谬的。仔细研读《福音书》的人都还记得，耶稣是始终维护犹太教的，即使他在对那些虔诚的假冒伪善者做严厉批评的时候。任何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世界里几乎每个民族，都曾一度迫害过异教徒，而且不是仅仅将某一人钉在十字架，而是做集体屠杀或宗教裁判。

伏尔泰最清楚此种情形。他曾一再斥责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他的史诗《亨利亚德》中说：

马德里和里斯本可怖的怒火啊！

每年都有部分不幸的犹太人，

被宗教裁判送入你世俗的烈焰中！

只因他们认为：

他们祖宗的信仰为至高无上！

他赞扬犹太人“清明而正规的生活方式、禁欲、劳苦”，他很了解欧洲犹太人之所以喜欢从商，是因他们不能购置土地，“不能在一个国家长久地”——安全地——“生根”，但伏尔泰最后还是一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曾与犹太资本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来往。他到英国时，携带了一些伦敦银行家梅迪纳的汇票，然而其时他宣告破产，欠了伏尔泰2万法郎。在柏林，以前我们曾看到，他雇用希尔施，企图从萨克森购进贬值公债输入普鲁士，获得65%的利润。（这是不合法的，希尔施曾警告过他。）哲学家与金融家因此争吵，终于走进法庭，对簿公堂，弄得彼此仇恨的下场。在伏尔泰的论文《论风俗》中，他尽情发泄自己的情感，他描述古希伯来“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土匪的人民，凶暴，可恶，其法律为野蛮的法律，其整个历史是一部罪恶对抗人性的故事”。一位天主教教士摒斥这样的断案是无稽可笑的。伊萨克·品托（Isaac Pinto）是一位饱学的葡籍犹太人，1762年出版《评论》（Reflections），批评伏尔泰所编的《哲学辞典》关于“犹太”人一条中反对犹太人的文字。最后，伏尔泰承认，他错把少数人之恶归罪于整个民族，并答应再版时删除这些攻击性的文字，但事后他就把这事忘了。然而一般说来，法国作家在这一问题上都不赞成伏尔泰，卢梭是以了解而同情的口吻描述犹太人的。

在大革命以前，居于法国的犹太人没有公民权，但他们自己发展了几个富庶的社区，而且培养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领袖，其中一人购买了一块领地，包括法国北部的城市亚眠。他运用中古特权，任命教堂牧师，虽有主教反对，但巴黎国会还是支持了这位犹太籍的领主（1787年）。法国政府非常感谢犹太资本家在西班牙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所做的贡献，在收复1720年因为一名叫劳的人探险失败而陷落的因得斯城，犹太人也出力甚巨。住在波尔多的犹太人特别富有，他们的商人银行家均以廉正慷慨著名，但他们以具西、葡籍犹太人自傲，并成功地将一切中北欧犹太人赶出波尔多。

18世纪，在西班牙没有一个公开的犹太人，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的最初几年，有一些小团体对于菲利普的开明运动信以为真，恢复犹太崇拜中神秘的宗教仪式，许多案件因此被告发。1700年至1720年，宗教裁判所在巴塞罗那处死了3位、在哥多华处死了5位、在托利多处死了23位、在马德里处死了5位犹太人。由于上述案件的刺激，宗教裁判所的处分更变本加厉，1721年至1727年其法庭审判的868件案例中，有800件以上是为了犹太教的信仰，而被定罪的人中有75人被判火刑。此后这类例子就极稀少，1780年至1820年，即宗教裁判所存在的最后几年，审问了5000个被告，其中只有16人是因犹太教信仰而被控，在此16人中，10个是外国人。西班牙律法仍然禁止非林皮亚兹人（limpieza）——丝毫没有犹太血统的纯西班牙人参加军公职。某些改革家认为，这种规定使西班牙政府与军队丧失了许多能干的人才，殊为可惜。1783年，查理三世放宽了此项法律。

在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烧死了27名拒绝背叛犹太教的犹太人（1717年）。席尔瓦（Antônio da Silva）被骚塞评为最好的葡萄牙戏剧作家，1712年自里约热内卢来到里斯本。1726年，因为他和母亲都为犹太人而被捕，结果母亲被烧死，他自己因发誓放弃犹太教信仰而被释，后来他又公然恢复旧信仰，旋即在1739年被烧死，时年仅35岁。蓬巴尔在他许多改革中，废止了一切新旧（改变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法定差别待遇（1774年）。

在意大利，威尼斯开解放犹太人的风气之先，1772年，宣布威尼斯共和国内一切犹太人的自由与其他民族一律平等。罗马堪称落后，居于罗马的犹太人区在欧洲算是最差的，由于犹太拉比的鼓励，生殖率相当高，于是增加了贫穷与肮脏，一度曾有1万个犹太人挤在1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台伯河每年的泛滥，淹没了犹太区的狭窄街道，使每间住宅塞满了传染瘟疫的泥泞。罗马的犹太人遭受到各个行业的排斥，只有从事裁缝一途。1700年，3/4的成年男子都是裁缝，而且蔚为风气。1775年，教皇庇护六世颁布一项敕令重申旧禁并增加新令：“犹太人不能乘坐马车，送葬不可唱挽歌，不能为死者竖立墓碑。”罗马的犹太人还要等拿破仑的解放以获自由。

在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认为是怜悯心促使她将犹太人局限于特定的狭小地区内，并禁止他们从事工艺、公职及购置不动产。她的儿子约瑟夫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于1781年向国会提出一项“使我国境内——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所有犹太人对社会皆能有用”的计划，他认为犹太人也该学习本族语言，而且学习3年后，须在一切法律、政治、商业事务上使用国语。犹太人“在举行犹太教仪式和实践其教义时，应不受任何干扰，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和参与艺术工作——不过，他们仍不能成为同业公会中的领导分子，因为具有这种身份的人，需要宣誓信仰基督教。此后，一切屈辱犹太人的歧视和限制被废除，不留一丝痕迹”。国务院和省府官员不同意约瑟夫的计划，认为太过宽大而急促，一时不能为大众接受，约瑟夫同意让步，另于1782年1月2日公布“信教自由特许”，法令只适用于维也纳和奥地利低地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有权送儿女入公立学校和大学、享受经济自由，但不能购置不动产，不能有独立的公共组织，不能在省会建会堂，不能居住于某些特定城镇里——可能因为在那些地方反犹太人的活动非常激烈。约瑟夫要求基督徒的臣民尊重犹太人的人格和权利，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任何加诸犹太人的羞辱或暴力，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准强迫犹太人改教。不久，他也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西里西亚发布类似的敕令。皇帝赞赏犹太人对他财政上的贡献，提升数名犹太人为贵族，任命数名犹太人为财政家。

据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报告：“皇帝的改革引起普遍的不满……认为赋予犹太人许多的方便，就是注定要毁灭国家。”基督教商人敌视他们的新竞争者（指犹太人），教士们谴责皇帝的敕令是容忍公开的异端。拉比也反对犹太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唯恐他们会被引诱叛离犹太教。但是，皇帝仍然坚持，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公布对加里西亚的信教自由法令，在加里西亚一个城镇伯罗蒂，有8万名犹太居民。约瑟夫去世时（1790年），维也纳已经很习惯于新的状况，而且该地也准备迎接19世纪光辉灿烂的维也纳犹太教—基督教文化。

大体而言，犹太人的处境在伊斯兰世界比在基督教世界里还要好些，玛丽·蒙塔古夫人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张，她形容犹太人1717年居于土耳其的情形：

犹太人在这个国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他们有凌驾于土耳其本地人之上的许多特权……有自己的法律。他们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商业，其原因，部分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紧密的联合，部分由于土耳其人疏懒的个性和他们对商业的需求。每位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都有犹太人作他们的代办……犹太人是一切大人物的医生、管家、通译……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巨富。

在俄罗斯，尤其是靠近波兰边界几省少数的犹太人，在彼得大帝死时的命运与上述迥异。1742年，女皇伊丽莎白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立刻离开本国，此后不准以任何借口回来，除非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753年，有将近3.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有些俄罗斯商人上诉女皇，要求延缓执行，理由是犹太人的离境导致商业落入波兰人与德国人手中，因而使数省经济萧条，但伊丽莎白女皇拒绝延缓。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她很想让犹太人回来，但因政权尚不稳固，不敢面对教士的反对。第一次瓜分波兰带来新的困扰，即如何处置长久定居于波兰领土内的2.7万名犹太人，这一部分波兰领土已因瓜分而并入俄国版图，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72年宣布：“居住于新入俄土的犹太团体，仍然享有其目前所有的一切自由。”准许波籍犹太人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可参与市府公职，但禁止从旧属波兰省移入俄罗斯内地。1791年，犹太人才被批准居住在赫尔松、托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诸省，以迅速充实这些新征服领土的居民人数，以便利防御。然而，俄罗斯商人在经济上排斥犹太人，俄罗斯社会在宗教上反对犹太人，使居于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生活艰困而处境危险。

1766年，波兰有62.1万名犹太人。其获有保障的“特权”由前王赋予并由奥古斯都二世和三世批准，但这两位萨克森人忠于他们的两个王国与两种信仰（且不提他们的情妇），无暇镇压波兰人民对种族的仇恨。政府对犹太人课以杂税，乡绅剥削他们使其沦为农奴，地方官吏为保护本地免受暴乱，也要犹太人付重税。教士斥责犹太人为“顽固、执迷于无宗教”。1720年的宗教会议，要求政府应该禁止新会堂的建立和旧会堂的修葺。1733年的宗教会议，重申中古戒律：容忍犹太人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基督受难的提醒者，并借着他们受奴役的悲惨情形，作为上帝对不洁之民所做的合理鞭笞的明证”。

1716年，一位改教的希伯来人塞拉菲诺维奇出版《犹太教礼仪的真面目》（Exposure of the Jewish Ceremonies）一书，指责犹太人为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目的而使用基督徒的血：将血抹在基督徒门上，掺在逾越节所吃的无酵饼里，浸透附有符咒的布，目的是保护家庭或使商业发达……犹太人向塞拉菲诺维奇挑战，召开拉比和主教会议，听取他为自己的断言辩护，但塞拉菲诺维奇没有出席，只将该书再版，又控告犹太人杀孩童以获得基督徒的血，由于这些罪状，波籍犹太人于1710年、1724年、1736年、1747年、1748年、1753年、1756年、1759年、1760年数度被召受审，惨受极刑，甚至被处死，有些活生生被剥皮，有些受刺刑而慢慢死去。这些受恐怖威胁的犹太人上诉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请求停止此类控告。教皇由华沙公使下令红衣主教坎帕内利调查，他将一切赞成与反对证据处理过后，发表一篇备忘录，证实没有一件案子是有罪的。罗马的裁判法庭同意主教的备忘录，华沙公使通知波兰政府（1763年）：“教皇多方调查上述越轨行为的理由——犹太人做无酵饼需掺入人类的血，得以下的结论：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那种偏见的正确性。”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747年也做同样的声明，但此类迫害仍然存在。

波籍犹太人经常生活在惧怕被杀之中。1734年、1750年及1768年数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正教农民组成的“暴乱者”，劫掠了基辅、沃哈尼亚和波多利亚许多城镇和乡村，抢夺财产，杀害犹太人。1768年，暴徒们拿了一枚金牌，伪称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有，声称女皇要他们灭绝一切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们神圣宗教的亵渎者。”在乌曼城，他们屠杀了2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叶卡捷琳娜派一队俄军协同波兰军队扫荡暴徒。

在日耳曼，犹太人虽还忍受许多政治、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但生活还算安全、富足。大部分公国仍对犹太人课以重税。法律只允许被限制的少数犹太人居住在柏林，但没有严格执行，住在柏林的犹太人渐多且富。住在汉堡和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情形。1789年，1000多名犹太人参加在莱比锡举行的商展。日耳曼的统治者，甚至天主教的主教亲王，都雇用犹太人打理他们的财政和负责供给军队粮饷。约瑟夫·奥本海默（Joseph Oppenheimer，1692—1789年）以“Jew Süss”知名，服务于曼海姆的选帝侯巴拉丁和符登贝格公爵卡尔·亚历山大的军政及其他部门。他的才能和勤勉为自己和公爵赚得不少财富，同时树敌颇多，曾一度被控在铸币上渎职，复经调查委员会证实无罪后，被提升为公爵枢密院委员，在枢密院成为一位知名之士。他发明新的税收，建立皇家专卖制度，公开接受贿赂——然后与公爵均分。公爵建议将一切教会的金钱存放在国立中央银行，新教教士便联合贵族一齐反对公爵和他的大臣奥本海默。1737年3月3日，公爵骤然去世，军政领袖马上拘捕奥本海默和所有斯图加特的犹太人。奥本海默被审判刑，于1738年2月3日被绞死，他的尸首悬于公共广场的笼内。

我们已提过歌德曾数度来到法兰克福城的加登格斯。该城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后取名为罗斯柴尔德，其意取自区别于其他住宅的红色屏障。1755年，迈耶年方11岁，父母双亡，他成为该家族之主。当时，日耳曼境内无数的城邦，货币各自独立，仅偶尔为旅行者方便而有交易。迈耶自孩提始就学习货币互换，并从中赚取一点报酬。他还研究货币学，以收集稀有铜币作为他的业余兴趣。他又指导另一个收藏家哈鲁王子，并从他那里获得“银币经纪人”（crown agent）的头衔，大有助于他在法兰克福的商业。他于1770年结婚，育有5子，后来各自发展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分公司于维也纳、那不勒斯、巴黎和伦敦。迈耶赢得公正、完全、可靠的赞誉，哈鲁继他父亲为荷瑟—卡塞尔伯爵时，迈耶又扩充他的生意到宫廷之中，1790年他已年入3万基尔德——比他富有的父亲还要多出600。这个家族的财富在法国大革命时急速增加，迈耶也从事军队补给工作，受托保藏或投资王室资产。

犹太人在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直享有相当的自由。阿姆斯特丹的会堂非常兴盛。在丹麦，犹太人聚集区并不显著，他们可自由迁徙，可与外人通婚。阿尔托纳是一座自汉堡跨越易北河的商业城市，但仍属丹麦，是欧洲最富庶的犹太区之一。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保障犹太人安全地举行宗教仪式。

许多逃避波兰与波西米亚宗教迫害的犹太人避难至英国。流亡人数自1734年的6000人增至1800年的2.6万人，居于伦敦的有2万人。他们极其贫困，但仍照顾他们的穷人、维持他们的医院。虐待犹太人运动（Jew-baiting）曾经风行一时，但犹太人在拳击方面崭露头角，并有犹太人成为拳击国手时受到抑制。由于政府军、文职人员必须宣誓成为基督徒，犹太人无法担任军、公职务。萨普桑·吉登由于改信基督教，成为英伦银行诸部门首长之一。1745年，詹姆士二世之孙查理·爱德华带着一批苏格兰军队进攻伦敦，要求乔治二世退位并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时，民众对政府失却信赖，引起一阵恐慌，纷至银行提款。吉登领导犹太商人和大亨解救危机，他们将私有基金全倾于银行，在商业交易上，使自己能维持银行钞票的面额，银行尽其义务，信誉恢复，查理·爱德华遂被击退。

辉格党内阁为表示其谢意，特于1753年由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一切出生在外国居留英格兰或爱尔兰三年以上者，可以归化为英国人并享有公民权。（出生本地者，一出生即可入英籍。）上院贵族与主教均赞成，下院以96票对55票通过。但英国民众因不了解犹太人对解救银行危机的贡献，群起反对，送给议会的抗议书几乎来自英国的每个乡镇，教士和客栈老板联合上诉，商人阶级也控诉允许犹太人进行商业竞争将难以容忍。（那些投票赞成这一法案的主教，当街受到公众侮辱。）那久被遗忘的关于犹太人杀害基督徒祭神仪式的古老传说重新复活，数以百计的反对小册子、歌谣、漫画和讽刺嘲骂的文章充斥市面。妇女们在她们的衣服和胸襟上绘上十字架，装饰的缎带上也有“无犹太人，基督教始可永存！”的字样。辉格党的领袖们，唯恐下届选举被击败，终于取消了这一立法（1754年）。

神秘的慰藉

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在波兰境内居住的犹太人，由于他们在世间所受的苦难，就退隐到超自然的安慰里，有些人因努力研读犹太经典而损坏了眼睛，有些人耗尽智力在犹太教的神秘哲学里，有些巫士并不顾假弥赛亚、萨巴太、兹弗的叛教与死亡，仍相信他们是神。而背弃犹太教，斥其具有异教徒的盼望与仪式的色彩，詹库·雷波维茨后以土耳其人给予的名字雅各布·弗兰克知名，劝服了数百名波兰籍犹太人相信他是兹弗的化身，他的教训近似温和基督教异端派，认为三一的神是由父上帝、母玛利亚及子弥赛亚组成，最后他把他的随从带进天主教会里（1759年）。

波兰犹太教的浅陋情况，多少被哈西德运动（Hasidic Movement）挽回，这位“虔诚主义”（doctrine of piety）的创始人班以利艾萨克，以“善名之师”（Baal Shem-Tob）闻名，简称“巴沙”（Besht）。他教育儿童，到处漫游，生活清苦而愉快，祷告获致极乐，用山上药草施行医术，要求他的信徒，应多注重个人与神直接而亲密的交感。从大自然的各种表现与风景中，从岩石与树林中，从幸福与痛苦中，寻求神并爱他，而不必过分重视犹太教会堂的仪式与犹太教经典的教训。他吩咐信徒们，要享受现实人生，代替过去对犯罪的忧伤。有时他这种高明的教训，酷似基督的教训。“一位父亲向巴沙抱怨他的儿子离弃神，说道：‘先生！我该怎么办？’巴沙回答是：‘更加爱他。’”

在某些方面，哈西德运动颇似在摩拉维亚教会的教友或日耳曼的虔信派信徒和英国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同样将宗教从外在的圣殿带进人的心灵，但又摒斥苦修主义和忧郁，嘱其信徒可以跳舞，享受伴侣的拥抱，也可以喝得酩酊大醉。

巴沙去世之后，他的信徒受到其继承者的照顾，有时也受其蒙骗。正统犹太经典的信奉者，在博学但富有宗教狂热的维尔纳的领导之下，以演说布道与逐出教会的方式，攻击哈西德教派，但波兰被瓜分时（1772—1792年），这一教派的信徒骤增，在18世纪末，其会众号称有10万人。

犹太人的尘世生活如此艰难，其心灵又如此紧系于天国，因此极不可能在俗世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有大的贡献。只要任何一所大学有宣誓加入基督教方可入学的规定存在，所有的犹太学生都会被摒弃于门外。《摩西法典》限制他们从事绘画艺术，使他们的欣赏力无从产生，无论用极少数人能懂的希伯来文，还是用尚未成为文字的意第绪语（Yiddish）写作，除了宗教注释或普通琐碎事物以外，都不能刺激创作任何的文学作品。在实用艺术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波尔多发明的专为聋哑者设计的手势语言，赢得了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布丰等人的赞誉。此外，一位犹太诗人的成就，也照耀了这一暗淡无光的时代。

牟瑟斯·查依姆·拉加图1707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富有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师从罗马与意大利诗人如瓜里尼学习诗歌韵律的技巧，并能运用这一技巧在希伯来诗歌的创作上。他的诗歌韵文流畅，纤巧迷人，为耶胡达·哈勒维以后所少见。17岁就编写关于萨姆松和菲利士人的剧本，后转而研读《佐哈尔》（Zohar，约14世纪犹太教神秘经典），他的想象力完全局限于神秘虚幻的故事，将部分《佐哈尔》经典译成诗歌，自认富有神的启示，又写了第二部《佐哈尔》经典，宣称自己即是那位曾答应过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威尼斯的犹太拉比开革了他（1734年），他逃到美因河的法兰克福，该地的拉比要求他放弃做弥赛亚的幻想。他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此地的犹太人欢迎他，与斯宾诺莎一样，他借磨镜片为生，并再度从事对犹太神秘哲学经典的研究。1743年，他编写了一部希伯来文戏剧《荣耀归于至德》，除了使用一些拟人化的戏剧人物之外，还赢得了那些善批评者的称赞。譬如他说，由于权术与欺诈导致的普遍无知就产生愚昧，愚昧一再挫折智慧，剥削功德，直等到真理彰明、理性与容忍最终战胜欺诈为止，然而所谓真理就是“犹太教的神秘哲学”。1744年，他到了巴勒斯坦，希望被称为弥赛亚，但于1747年因瘟疫死于阿卡，享年39岁。他是犹太中世纪最后一个有力的声音，正如门德尔松是从保护的隔离中走进近代思想的犹太主义的第一个声音一样。

门德尔松

他与康德是朋友，也是对头；他是莱辛的朋友，也是他灵感的提供者；他是作曲家和指挥家门德尔松的祖父，18世纪的名人。他的父亲梅纳赫姆·门德尔松，是德绍犹太学校的一名老师和雇员。门德尔松1729年9月6日生于德绍，有“摩西第三”的雅誉，热衷研究，终生患背脊骨弯曲症。他14岁到柏林，深入钻研《塔木德》，严守教规：“吃面包掺盐，有限度地喝水，睡在硬地板上，过着穷困的生活，终日忙于钻研律法。”7年之久，他满足于自己的阁楼生活，将每周面包分成7份并标上记号，靠着帮人抄写文件的微薄收入维生。在柏林时，详读迈蒙尼德的作品，从这位“摩西第二”的生平事迹中获得鼓励，并从他和生活中学得如何变骄傲为谦卑、化暴戾为祥和。他在柏林的同事教他拉丁文、数学、逻辑学。他读过由洛克原著译成的拉丁文本，又读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作品，很快他就爱上了哲学。他也试着用德文写作，其文笔平实流畅，在当时日耳曼文学中诚属罕见。

21岁时，他做了艾萨克·伯哈德家族的教师，结束了贫穷的生涯。艾萨克·伯哈德在柏林拥有一间缫丝厂。4年后，他成为该厂的会计，继而为此厂的巡回代理人，终成为合伙人之一。他一直维持此业到老年，因为他不愿依靠自己出版的书籍为生。约1754年，他遇到莱辛，在一局棋赛中，从此揭开友谊之幕，虽然彼此在哲学观点上互有歧异，但友谊维持到莱辛去世。1754年10月16日，莱辛致友人函：“门德尔松，年25岁，从未受过大学教育，却能在语言、数学、哲学及诗歌的造诣上有大成就，我预见此人必成为我国的光荣，假如他能借其教友之助达到成熟的话……他的热诚和哲学精神迫使我预期他必是斯宾诺莎第二。”门德尔松也称：“莱辛友善的言语和神色，能驱尽我心中一切的忧郁和悲伤。”

1755年，莱辛着手整理出版门德尔松所写的《说话哲学》（Philosophische Gespräche）一书，该书阐释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论据。同年，门德尔松与莱辛合作写一论文《蒲柏，一位形而上学家！》，批评英国诗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完全抄袭莱布尼茨。1755年，门德尔松出版《论情感书简》（Briefe ber die Empfindungen）一书，领先康德的观点，认为美感应独立于物欲之外。这些出版，使这位犹太人得以极受欢迎地进入在柏林不太“平静的哲学家同谊会”。通过莱辛，他认识了尼古拉，二人共同研读希腊文，他很快就能阅读柏拉图的原文，他又帮尼古拉建立纯文学与美术图书馆，又为其他定期刊物写稿，对当时文学艺术批评的潮流产生极大影响。

现在，门德尔松认为自己该成立家室了，就在1762年，32岁的门德尔松与25岁的弗若米特·古根海姆小姐结婚。因为两人已达理性成熟之年，这段婚姻非常美满愉快。在他们蜜月期间，他着手撰写《形而上学可否容许如数学上的证明存在？》一文，以角逐柏林大学提供回答该问题最佳作品的奖赏。康德也是竞争者之一。门德尔松终于获奖（1763年），赢得50杜卡特和国际声誉。

一位竞争者托马斯·阿伯特，是奥得河法兰克福的教授。在他致门德尔松的一封长函中称：他怀疑灵魂不灭说，也为该信念的丧失导致的道德信条的沦丧和最终慰藉被剥夺的不幸而悲痛，门德尔松部分原因是答复这一问题，又写了他最有名的著作《论灵魂不朽》，采用柏拉图式对话录的通俗文体。他说人的灵魂（是争论的焦点），显然不同于一般事物，我们也可相信它不同于人肉体的命运，假如我们信神，我们不可能相信神会将一种没有真理基础的盼望放在我们体内来欺骗我们。甚至如康德所言，人的灵魂有一股自然力量，驱使自己圆满，但此圆满无法于有生之年来到，所以神才容许灵魂在人的肉身死亡后仍然存在以完成它。门德尔松认为：“若无上帝这位不朽者的存在，生活上的一切善行在我眼中毫无价值。而我们的一生也宛如是在风雨的夜晚中，寻不到掩蔽、庇护的慰藉，而绝望地漂泊着一般。”他的论证虽嫌脆弱，但文体优美，为所有读者喜爱。柏拉图式的对话录，似乎重为人捕获，他因而博得“日耳曼的柏拉图”之名。这本小书销行15版，几乎翻译成欧洲所有文字，包括希伯来文在内。在那个时代，该书成为日耳曼境内家喻户晓的非小说性读物。赫尔德和歌德赞扬他，拉瓦特亲自拜访他，仔细端详作者的面孔和烦恼，声称他的每一根线条和每一记脉搏都显示出苏格拉底的精神。

许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也赞扬这位雄辩的犹太人，两位圣本笃教士祈求他灵性的帮助。但1769年，虔诚的神学家和骨相专家拉瓦特突然公开吁请门德尔松改信基督教，因此引起一阵骚动。门德尔松于1770年作《致拉瓦特执事先生》答复函，他承认犹太教和犹太人生活中有若干缺点，但这些缺点在每个宗教发展史上均有，他提醒拉瓦特注意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忍受的艰辛，并说：“若是人有良心，该了解目前犹太人所处的状况，远非我所能描述。”结论说：“我是如此坚定地确信我的信仰，我可乞神作证，终我一生必坚持犹太教信仰中一切基本信条。”拉瓦特极受感动，谦卑地忏悔他所做的请求。但仍有许多攻击性文件指斥门德尔松为异教徒，一些正统犹太人更指责他容忍恶习侵入犹太教的宗教习俗中。这类争论一度引起热烈的辩论，远胜于讨论国家政策和腓特烈大帝身体状况的欠佳。

门德尔松的健康因这场骚扰受损，1771年有几个月之久须停止一切心智活动。在精力恢复后，他更将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解除同胞的痛苦。瑞士有几个州准备制定法规限制犹太人时，他请求拉瓦特加以阻止，拉瓦特照办了，效果很好。德累斯顿当局驱逐数百名犹太人时，门德尔松又凭借与当地某位官员的友谊，使犹太人获准留境。他于1783年发表《摩西五书》的德文译本，此书引起另一场论战风暴。因对原文做了一点批评，与当时远离会堂的柏林犹太人联合的洪贝格论战，数名拉比禁止这一译本，但它在犹太社会中仍很风行，年轻的犹太人从中学得德文，下一代的犹太人也积极从事日耳曼的知识活动。1779年，莱辛出版一剧《智者纳旦》，读者们皆认为该书是对他犹太籍朋友的颂扬。

正当他的声誉和影响力达到巅峰时，门德尔松又劝服马克劳斯·赫兹将马纳塞于1656年对英国人民所做的演讲——《犹太人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Jews）——译成德文。他在译文前加一篇序言，题为《犹太人的拯救》，要求拉比放弃他们破门律的权利。1783年，他又著《论宗教权利与犹太教》，极富影响力，在此他重新保证他的犹太教信仰，呼吁犹太人走出他们的生活圈子，反对宗教信仰迫害，又认为国家应依靠劝服更甚于凭借武力来治理。康德同样处于巅峰状态，曾致函门德尔松，这在友谊史上有其重要价值：

我认为此书是大改革的先锋，这一改革不仅影响你的同胞，也及于他人。你很成功地将你的宗教信仰与良知自由结合在一起，而且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同时，你如此明显而完全地证实不受限制的良知和自由在任何一种宗教中的必要性，最终使我们的教会（路德教派），也考虑到如何除去在我们中间影响与抑制良知和自由的一切事物。

此书受到许多正统犹太教与基督教领袖的攻击，却大大有助于犹太人的解放与西化。

1783年，门德尔松年已54岁，体力、健康都很衰弱，他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最后几年，他给朋友及儿女的讲话里一再阐释他的犹太教条，以后（1785年）收集起来又出版《晨光或论上帝的存在》一书。在他最后一年，读到雅各比所著的一书，极为震惊，该书说他那已逝的朋友莱辛久已笃信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不能相信，为文辩护，在手稿付梓期间染上感冒，因此并发中风而谢世，时为1786年1月4日。犹太人和基督徒联合为他在他的出生地德绍城竖立一座铜像。

他是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由于著作的鼓舞及他成功地逾越宗教藩篱，许多年轻犹太人得以走出他们狭窄的生活圈，而且很快地在文学、科学、哲学上崭露头角。马克劳斯·赫兹进入柯尼希山大学，攻读医学，选修了几门康德的课，成了这位认识论学者的助手和朋友。因此，唯有他看到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原稿，但他读了一半就放弃了，因恐自己继续读下去会发疯。他回到柏林后，自己开业行医，也对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演讲医学和哲学。他的妻子亨丽埃塔既美丽又有成就，开设一个沙龙，成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知识分子的聚集处，洪布洛特、施莱尔玛赫、施莱格尔、米拉波等都到过这里。门德尔松的几个儿女都改信了基督教，两个女儿参加了亨丽埃塔·赫兹的沙龙，其他的加入了塔珍布德（Tugenbund）道德团，赞成任意选择的男女关系胜于对婚姻的忠实，亨丽埃塔与施莱尔玛赫有暧昧行为，杜洛丝亚·门德尔松离开她丈夫，成为施莱格尔的忠实夫人，最后成了一名天主教徒，亨丽埃塔·门德尔松也接受了罗马天主教条，亚伯拉罕·门德尔松使他的孩子，包括音乐家门德尔松在内，受浸加入路德教派。那些正统的拉比宣布他们的预言都不幸被证实了，但这都是新自由的意外结果。门德尔松的影响仍长存于犹太人的知识、科学与政治解放等方面。

走向自由

就知识而言，在当时的解放是采取“哈斯卡拉”（Haskalah，意为智慧）的形式，但就上文所言的发展来看，却变成了犹太人的启蒙运动。一批新兴犹太人反抗拉比和《塔木德》的束缚，最后积极走向梦想中的现代思想。这些反动派学习德文，特别是那些出身商人或金融家家庭的子弟，大多学习法文。他们研究日耳曼的自由思想家，如莱辛、康德、维兰德、赫尔德、席勒和歌德。许多人还研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自由派和保守派犹太人有了分歧，前者追求现代化，后者致力于维护《塔木德》和会堂，认为仅此一途才能保障犹太民族宗教和种族的完整。

哈斯卡拉运动从日耳曼向南发展到加里西亚和奥地利，向东发展到波希米亚、波兰和俄国。在奥地利，这一运动因约瑟夫二世的容忍运动相助而蓬勃发展，后者准许犹太人入非犹太人学校就读。某些拉比起而反对时，一位汉堡犹太诗人拿弗他利·威斯利用希伯来文写一份宣告，要求他们批准犹太人受俗世教育，又鼓励年轻一代使用希伯来文和德文，以代替过去使用的意第绪语。除了研读《圣经》和《塔木德》外，还要学科学与哲学。他的意见被奥地利的拉比否决，但为的里雅斯特、威尼斯、费拉拉和布拉格的犹太领袖接受。自那以后直到现在，犹太人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和法律上的贡献，远超过他们在世界人口比例上应有的贡献。

知识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犹太人的解放。天主教的学者如理查德·西蒙使研究《圣经》的基督教学生了解拉比的理论，新教神学家雅克尼斯·巴斯纳吉写了一部友善的《犹太教史》（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the Jews，1707年）。贸易、财富的增进，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接触频繁，大大地消灭了种族仇恨。犹太的理财专家在许多国家的政府中，扮演重要而忠诚的角色。

现在，基督徒也开始呼吁终止宗教迫害。1781年，基督徒威廉·达哈姆，也是门德尔松之友，在他的建议下，出版了划时代的宗教论文《论改善日耳曼境内犹太人担任公职问题》，原因起于亚耳沙斯犹太人投诉于门德尔松，请为他们的无资格任公职拟一份抗议书，达哈姆就把它扩大成为解放犹太人的呼吁。他详尽地道出欧洲犹太人忍受的种种限制，并指出不能善用犹太人的智慧和才干，对于欧洲文化而言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排外的原因明显与人性和政治抵触，残存黑暗时代的烙痕，实在不值得留到今天这样开明的时代。”他建议犹太人有完全宗教自由，受教育和就业自由，享有一切公民权，但仍不能任公职，因为他们尚未准备好。

他的论文在许多国家引起争论，有些反对者认为他出卖自己的文笔给犹太人，但有些新教教士则起而护卫他。瑞士历史学家约翰尼斯·米勒支持他，并建议将迈蒙尼德的著作译成德文和法文。奥地利1782年的“容忍状”和1783年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解放，更促进了解放运动。1784年，法国政府很吝啬地解除犹太人的重负——个人税，米拉波侯爵和马勒泽布也一同维护解放运动。米拉波之子小米拉波伯爵更撰文《论门德尔松和犹太人的政治改革》（1787年）予以声援。格雷古瓦也以其得奖著作《论犹太人物质、精神与政治的革新》推进此次运动。

最后的政治解放尚有待于法国大革命。1789年8月27日，国民会议公布的《人权宣言》隐含解放之意；1791年9月27日，立宪大会正式给予法国境内一切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革命军及拿破仑军队分别于1796年、1797年、1798年、1810年、1811年为荷兰、威尼斯、美因茨、罗马、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带来自由。对于犹太人而言，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了。

第十一章　从日内瓦到斯德哥尔摩

瑞士人（1754—1798）

欣赏瑞士这个观光乐园的和平气氛，及其人民在勇气和廉正方面显现的智慧的那些人，很难了解在欧洲各国过去与现在均赞许不已的沉静个性、耐心务农和稳定工业之下，也埋伏了种族与种族、语言与语言、教派与教派、邦与邦及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相当范围内，瑞士几已实现了圣皮尔修道院院长描述的、卢梭和康德梦寐以求的理想：邦联国家，内政彼此独立，但对外事务保持一致的行动。1760年的“赫尔维希亚同盟”（the Helvetic Union），旨在促进全国而非各州的团结，并统一政治改革的各种不同的运动。

住在邻近的伏尔泰估计1767年瑞士的人口为72万人。他们多数人以农耕和栽培葡萄为生，开垦山坡地达到山巅。纺织工业日渐发展，尤以圣加仑省和苏黎世州两地为甚，格拉鲁斯、伯恩、巴塞尔等地也逐渐形成制造业中心。日内瓦和纳沙泰尔是制表工业的两大中心，自伦敦至君士坦丁堡（该城有88家代理商），欧洲各地都有日内瓦的代理商，使日内瓦外销业进展神速，很快便使这个罗讷河上的城市繁荣富庶。银行迅速增加，因为瑞士金融家向来以忠实享誉国际。

与各处一样，才智总归于少数人，以致形成了财富集中的现象。大体来说，诸邦郡由寡头政府统辖，他们的行为与其他统治阶级无异。贵族是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慷慨拥护者，但他们反对任何扩大投票权的行动。吉本此时住在洛桑，曾责备伯恩城的寡头政府打击其附属各郡的工业、压低当地的生活水准，他们的原则是“贫苦和服从的臣民总比富裕和抗命的臣民易治得多”。常有许多社团一次又一次地组成，旨在废除经济和政治特权，但是屡为国家和教会联合加以阻挠。整个18世纪，断断续续发生的阶级战争沸腾着日内瓦一地。1737年至1762年，该地得享较和平的时期。但市委员会焚烧《爱弥儿》一书（1762年），又引起扩大投票权的运动。卢梭和伏尔泰两人协助这一运动，经过太多争斗之后，贵族才肯让步，从而中产阶级始稍可参与政府事务。

但仍有3/4的人口全无投票权——生在日内瓦，但双亲非土生市民之人，也称为“二代移民”（natifs）。这些人也不得从事多数的行业，不得服兵役，也无资格为同业公会的会长。他们还被禁止向统治共和国的“大会议”（the Grand Conseil）和“小委员会”（the Petit Conseil）请愿，但他们应付重税。1766年4月4日，这些二代移民的代表至费内拜访伏尔泰，请他协助他们取得投票权。伏尔泰对他们说：

朋友们，你们是独立、勤勉的社区中人口最多的阶级，但是你们被人奴役。你们只要求享有自然的权益。你们这样小的要求是理该准许的。我将尽我所能影响的力量来协助你们……假如你们被迫离开因你们的辛勤才得以欣欣向荣的国家，则在别的地方我也愿意协助和保护你们。

贵族和中产阶级联合拒绝二代移民的要求，而伏尔泰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欢迎更多不满的技工进入他的地方（1768年）。1782年，二代移民起义，推翻贵族，建立一代议政府，但贵族诉请法国、伯恩及萨丁尼亚的协助。这些强权出面干涉，叛变被敉平，再次恢复寡头政治。二代移民要等到法国大革命，才得以自由。

瑞士诸邦在这30余年中，产生了几位国际知名人物。佩斯泰洛齐是主张以《新约》为行为指南的少数人物之一。他与卢梭一样，主张文化已经使人类腐化，但他觉得改革不能通过法律与制度，而应通过教育来改造人类的行为。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喜爱小孩，尤其是穷苦人家的小孩，更重要的是他收容无家可归的小孩，不但收容还施予教育，而在施教过程中，他应用的是卢梭《爱弥儿》一书的自由教育原则，加上自己的某种见解。他曾在书中阐述其见解。《贤伉俪》（Lionhard und Gertrud，1781—1787年）一书的女主人公为了改革全村，曾学耶稣来对待民众，并耐心地设想小孩的天分才情来施以教育。佩斯泰洛齐计划在不侵犯别人权益的范围内，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早期的教育总须提供范例，教学要依赖器材、感官和经验，而非依赖文字、思想和背诵。佩斯泰洛齐在瑞士各学校，尤其在伊韦尔东的学校，使用其教学法。塔莱朗和斯塔尔夫人及其他人曾拜访他，不久其理论即传遍欧洲。不过，歌德抱怨，佩斯泰洛齐的学校渐渐产生懒惰、傲慢及不守纪律的个人主义者。

考夫曼生于格里松省，是当时最有名的女艺术家，可与维基·勒布朗相提并论。年仅12岁，除了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绘画亦佳，一群主教和贵族都来要求画他们的肖像。年方13岁（1754年），其父把她带到意大利去，在此她继续未竟的学业，到处都有人为其成就和个人魅力而接待她。1766年，她应邀赴英国访问，以画加里克的肖像而轰动一时。雷诺兹爵士非常喜欢这位“女天使”（Miss Angel），曾替她画像，她也画他的肖像回报。她曾协助成立“皇家艺术协会”（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该会于1773年聘她与其他艺术家共同装饰圣保罗像。1781年她退隐罗马，在此（1788年）她与歌德结成好友。1807年她死于该地，卡萨诺瓦代为安排的葬礼，是当时的大事之一。整个艺术界人士送其灵柩出殡。

卢梭以后30年最杰出的瑞士人是约翰·拉瓦特。他1741年生于苏黎世，是一位新教牧师，终其一生是最热切的正统基督徒。我们已知他曾企图使歌德和门德尔松改教，但他并非教条主义者。他交友是无宗教和国籍界限的，认识他的人都尊敬他，许多人很喜欢他。他著有关于神秘敬神的著作，阐释《启示录》时，想象极为丰富。他相信祈祷及卡廖斯特罗具有奇迹的力量，又曾依梅斯梅尔的处方给予其妻催眠治疗。其最特别的主张是，每个人的个性可自脸和头的形状显露出来。其见解引起歌德和赫尔德的兴趣，他们撰文附于其《面相学》一书中（1775—1778年）。他研究贵人的颜容、头及身材，而使其头盖骨和脸部形状，与其心智和个性的特质发生关联。其分析和结论在当时被广泛接受，但是一般说来现在已为人所拒斥。其基本原则是心理特质（加上空气、环境、饮食、职业等）影响身体和面容的造型，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每个人的脸就是一部自传。

拉瓦特是瑞士名家辈出、文化鼎盛时代的一部分，这包括卢梭、诗人及科学家哈勒、诗人和画家格斯纳、历史学家米勒及霍勒斯。他经过27年的尝试，终在1787年登上勃朗峰，首开登山运动之风。同时，各州郡均感受到自法国边界吹过来的革命之风。1797年，腓特烈·拉阿尔普这位叶卡捷琳娜大帝孙子的教师，曾联合巴塞尔同业公会商人彼得·奥克斯，吁请法国革命政府协助他们在瑞士建立民主共和国。伯恩和沃州首先起事（1798年1月），为创建民主国家铺路。1月28日，一支法国军队越境入瑞，多数瑞士人民欢迎这支法军，视其为人民脱离贵族统治的解放者。3月19日，宣告成立“唯一永不可分的瑞士共和国”，废止各州郡、各阶级或个人的一切特权，瑞士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苏黎世抵抗最久，在混乱状态中，那位诚实的老拉瓦特被射伤（1799年）。由于伤口的慢慢恶化，他终于在1801年去世。

荷兰人（1715—1795）

丹麦戏剧家霍尔贝格曾于1704年访问联合行省（荷兰和比利时）。他特别热爱那里的运河，他说，河上的小船在愉悦的平静中“把我从此处渡往彼处”，“使我每天晚上都可在相当大的市镇上消遣，而在一晚之内，船一到，我就可以长驱直入歌剧院或剧院”。12年后，蒙塔古夫人也有类似的美好感受：

全国（荷兰）看来就像一座大花园。道路铺得整洁大方，两旁树木成荫，接壤之处就是许多大运河，河中到处都有小船来往穿梭……每条街（在鹿特丹）……都那样净洁……昨天我几乎独自走遍城中每一角落，而拖鞋竟一尘不染。你会看到荷兰少女清洗走道……比我们打扫寝室更专心……商船（运河上）可以直抵人家门口。商店和仓库惊人的整洁和高雅，充满了无数难以置信的精良商品。

但这些描述荷兰的愉快报道，是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路易十四，尚未发生不良经济影响之前写的。在此战争中，其人员和财力的消耗，几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公债数额极巨，运输生意多已为其军事盟邦与商业竞争者所夺，也为日耳曼所夺。荷兰东印度公司股息1715年是40%，1737年降为12.5%；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股息1700年是5%，1740年竟落到只有2%。“七年战争”带来更大的损害。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曾以高利贷款给交战强权，因而富庶一时，但1763年的和约结束了此等美景，许多荷兰银行家经营失败，各种重要企业也因之受害不浅。1763年，博斯韦尔在荷兰报道说：“许多重要城市衰败不堪……到处都可见到无事可做、食不果腹的一群可怜人。”赋税提高的结果，导致资本和人口的外移，此时荷兰和日耳曼的殖民者与南非的土著混血，渐渐形成布尔人（the Boers）。

荷兰人的本性、勤勉及正直终于使荷兰恢复旧观。这个冷静、强壮、节俭的民族，垦殖土地，给风车上油，照顾乳牛群，洗净牛奶坊，并生产风味奇特的乳酪。在科学种植方面，荷兰一直领先欧洲其他各国，德尔夫特也夺回其瓷器市场。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恢复可靠和资金充足的声名，他们冒风险放出低利贷款，接受支付和供应军队的有利契约。政府和企业向阿姆斯特丹银行申请贷款，很少落空。在一个几乎混乱不安的世纪中，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约1775年，亚当·斯密曾说：“荷兰一地……依其领土和人口的比例计算，比英国还要富庶。”

1725年，荷兰最令伏尔泰印象深刻的是，不同宗派可以和平相处。此地有正统天主教徒与詹森派天主教徒，亚美尼亚重自由意志的新教徒与加尔文派宿命论新教徒，再洗礼教徒与苏西尼派教徒，还有一群自由思想家享受着法国的启蒙主义。多数的地方法官为新教徒，但是一位荷兰历史学家说：“他们向天主教徒收取金钱，而默许他们做礼拜，并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天主教徒此时占300万人口中的1/3。上层阶级通过贸易而熟悉各种宗派，对各种宗派持怀疑态度，不允许他们干涉赌博、饮酒、饮食及法国式的开明的通奸行为。

法语是受教育的文明人的语言。此地学校林立，莱登大学以医学课程远近闻名，那是为纪念伟大的布尔哈弗（Boerhaave）而开设的。几乎各城都有艺术协会、图书馆及诗人大会，定期举行吟诗竞赛。荷兰艺术商人向来以藏品丰富和善于制造赝品而闻名欧洲。荷兰绘画的伟大时代止于霍贝玛（Hobbema），但特罗斯特至少可说是光荣的共鸣。或许这个时代最光辉灿烂的荷兰艺术产品，是精密点刻或以钻石针刻的玻璃制品。阿姆斯特丹是印刷商中心，有些印刷商是绅士，有些则为盗版专家。18世纪初，文学的创造力消沉了，但1780年的文学中兴产生了一位真正的诗人威廉·比尔德狄克（Willem Bilderdijk）。

一位朋友告诉博斯韦尔，他发现荷兰人“以自己的愚拙为乐”。但博斯韦尔在乌特勒支报道称：“每周我们有两次美妙的聚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私人舞会……在我们的圈子内有很多漂亮亲切的淑女，即使一百张纸也写不尽对她们的赞美。”博斯韦尔的《荷兰点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描述他和美女朱丽德或朱伦之间的无奈恋情——那是对伊沙贝拉而言。她生在古老的望族家庭，其父是乌特勒支省的总督。她接受超过其容纳能力的教育，成为傲慢地反正统的人，她藐视传统、道德、宗教及地位，但又以其美丽、愉悦及令人兴奋的坦诚迷惑了不少男士。她捐弃上流社会那种尽人生义务的婚姻。“假如我无父无母我决不愿结婚……我希望有一位把我当作他的情妇的丈夫。我要向他说：‘别把忠实当作义务。除了做一位爱人的权利和嫉妒外你应一无所求。’”博斯韦尔这位欧洲罗曼史最多的人，却答以：“嘿！我的朱丽德，这是什么话？”然而她坚称：“我宁愿住在阁楼上做我爱人的洗衣妇，我讨厌大家族那种索然无味的自由和礼仪。”

朱丽德历经恋情沧桑，结果孑然一身，留下了永远的伤痕。此时她年仅24岁，要靠吸食鸦片来镇定神经。30岁（1771年）时，她与一位瑞士教师圣亚森特结婚，并与他一道住在洛桑近郊。她发现他的学问不够，于是40岁时又爱上了一位比他年轻10岁的男人，这个人却在尽情利用她后将她遗弃。她为了发泄感情，写了一本小说《卡丽斯特》（Caliste，1785—1788年），该书曾使圣伯夫爱不释手，为之狂喜不已。47岁时，她在巴黎遇见了20岁的本杰明·贡斯当，竟以其智慧迷惑了他（1787年）。他曾写道：“沙里尔夫人（指朱丽德）对人生所抱的态度极为新颖活泼，她轻视偏见如此之深，才智如此敏锐有力，她对一般人具有优越感，竟然如此的激烈和带着鄙视，而致……她虽显得又怪诞又傲慢，我仍在谈话中找到前所未有的愉快……我们嘲笑人类而觉兴奋。”这种情形继续到1794年，本杰明·贡斯当为斯塔尔夫人所迷才告终止。朱丽德痛苦地隐退下来，在耗尽了空虚的生命后，终于在65岁那年去世。

在18世纪联合行省的政治史上，可以找到悲观主义的资料。自威廉三世死后（1702年），政府操纵在少数商界领袖手中，他们只留意赋税、重用亲信和耍阴谋手段。1737年，一位荷兰作家抱怨说：“人民不得参与政府大政……国事也不需要顾问或人民表决。”荷兰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1743年），该政权在军事上的腐化无能已暴露无余。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荷兰，几未遭到任何抵抗，许多城市毫无争议就向敌人投降。诺瓦耶报道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很友好的人民。”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多数市民曾呼吁找寻一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军事领袖，就像1672年威廉三世的行动那样。威廉的旁系后裔奥伦治王子威廉四世被任为7省行政长官、陆军总司令及海军上将（1747年5月3日）。10月，这些职务皆成为家族世袭。事实上，君主政体又告恢复。但是，威廉四世是善良的基督徒，而非将才，他无重建陆军纪律的才能，失败接踵而至。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1748年）中，荷兰虽幸能保存其旧有土地而无损失，但经济惨况再次出现。后威廉死于丹毒，年仅40岁，其遗孀安妮女公爵任摄政，直至去世（1759年）。在威廉五世长大之前（1766年），荷兰由路德维希亲王主政，严厉却颇有政绩。

在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发生的独立战争中，荷兰曾抗议英国干涉荷兰的轮船运输，并联合俄国于1780年宣告“武装中立”（Armed Neutrality）。英国遂对荷兰宣战，并几乎完全控制了荷兰的商船。而在巴黎条约中（1783年），荷兰的利益尽被忽视，它竟须割让奈格巴谭（Negapatam，在印度南方）给英国，并许英国可以自由航行，穿过摩洛哥群岛。从此，荷兰不再是欧陆强权之一。

这些惨剧使威廉五世失去一切众望。而且，美国革命的成功对尼德兰的民主思想颇有刺激作用，因而一群仇视皇族统治的爱国者兴起。在政府不断的转换中，少数有钱人吸收了全国渐趋减少的财富，致使一度繁荣有秩序的城镇中，竟有很多人须赖乞讨为生，许多妇人则沦为妓女。1783年，阿姆斯特丹秘密成立了许多“自由射手队”，而海牙也准备起来革命。1787年，爱国者曾经掌权一时，但很快即因普鲁士的武装干涉使威廉五世复位。法国大革命恢复了爱国者的热情，他们请求法国来援助他们。1794年，法军入侵荷兰，荷兰陆军战败，威廉五世只好逃往英国，荷兰的革命者联合法国人组成了巴特维共和国（the Batavian Republic，1795—1806年）。1815年，威廉五世之子恢复奥伦治王室的大权，即位为荷兰国王威廉一世。

丹麦人（1715—1797）

丹麦第一次人口统计（1769年）为82.5万人，其中72.76万人住在挪威，该国在1814年以前仍受丹麦国王的统治。在挪威，几乎每位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和维京人一样骄傲。然而在丹麦，半数的农民沦为农奴，另一半应支付赋税。历来丹麦诸王很想压制这种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在财政上依赖领主太深，心有余而力不足，1787年以前，该国始终保持着农奴制度。该国的商业或工业受政府的鼓励太少，因此始终没有重要的中产阶级兴起，就是基尔运河的开浚（1783年）也仅对英国和荷兰商人有利，丹麦人却无利可图。丹麦是第一个（1792年）在其领土内废止贩奴的欧洲国家。

贵族统治着这个国家，路德教派霸占了教坛、报纸，并希望统治人的心灵。1537年至1849年采行的严厉的出版检查规定，已使非路德正统论的印刷品和言论皆成非法，而且有许多非神学作品，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均被视为有害公共道德。法庭用语为德语，大学使用拉丁文，纯文艺——几乎无此类作品——则使用法语，当然更有害文学的发展。利用本地语言写作丹麦文学，并引导启蒙主义的某些光芒进入丹麦的，是一位18世纪最杰出的丹麦人。

不仅丹麦，挪威也可声称霍尔贝格为本国人，因为他生于卑尔根（1684年12月3日）。在当地的拉丁学校毕业后，越海进入哥本哈根大学读书。不久，手上的钱用罄，他回到挪威，担任一位乡间牧师家里的家庭教师。在积下60泰勒后，即出发环游世界。1704年，他在荷兰。1706年至1708年，他在牛津图书馆流连进修。回到哥本哈根后，他开始登台讲学，然而除了自我教育外几乎一无所得。同时，他以家教为生，却胸怀大志。1714年，哥本哈根大学聘他为荣誉教授，他又得到一笔私人赠礼，使他能够环游意大利和法国两年，但途中多为徒步旅行。这次最伟大的旅行归来后，他转任令其讨厌的形而上学教授，然后任拉丁文和韵文教授，最后（1730年）担任他喜爱的历史与地理学教授。

闲暇时，他创作丹麦文学。在此之前，丹麦文学几乎只限于民歌、闹剧、赞美诗及民间敬神的著作。霍尔贝格著有丹麦文论政治、法律、历史、科学及哲学的诗、讽刺文章、小说和论文，混合成为一部小丛书。他的多才多艺，只有伏尔泰差可比拟。像伏尔泰那样，他利用讥嘲来惩罚崇拜古典主义的自大的教授、用专门用语阻碍司法的律师、又爱钱又要地位的教士及置人于死地的医师。其第一部主要著作是讽刺史诗《派德·帕斯》（Peder Paars，1719年），几乎这些社会的中坚分子皆受其讥笑。有些丹麦要人觉得有如芒刺在背，要求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查禁该书，理由是该书违背道德而且讥笑教士。国王看了该史诗的第一篇后，认为该史诗“是一本无害、有趣的著作”。但是皇家会议告诉霍尔贝格，假如没有写下那篇诗会有多好。

他的兴趣又转到舞台上。1720年，法国演员加庇翁在哥本哈根开设了第一家丹麦剧院。他发现丹麦剧本皆不值得演出，便从法国和德国引进剧本。他从《派德·帕斯》中看出霍尔贝格有收集喜剧题材并写喜剧的才能，便请他提供本地语剧本给新戏院使用。在一年内，霍尔贝格写了5部，8年内写了20部，均贴近本国的社会习俗。其伟大的继承者亚当·厄伦施莱格谈到他时说：“他知道如何忠实地描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生活，即使该城已成历史陈迹，即使在200年后，霍尔贝格喜剧始再重现，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喜剧来构想那个时代的情形，正如从庞培和赫库兰尼姆两城我们可以看出古罗马时代的情况一样。”

霍尔贝格的喜剧形式和思想取自普劳图斯、特伦斯、莫里哀及艺术喜剧联盟（Commedia dell’Arte，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一群演员）的剧作，那是他在去意大利时欣赏的。其喜剧有的是轻松愉快的独幕剧，如《史加那若哲学国境之旅》（Sganarel’s Journey to the Land of the Philosophers）；也有魅力依旧的独幕剧，如《山上的杰普》（Jeppe of the Hill），由该剧我们才知道，农民一旦掌权，比贵族还要狠辣得多；有些则是完整的戏剧，如《拉斯慕斯·蒙塔努斯》（Rasmus Montanus），这是一部对学究的卖弄博学、神学的教条主义及民众的无知大事讽刺的笑闹戏剧，剧中还悄悄地点出乡下人的坦白，例如李斯伯特听说未婚妻大学放假回来，就告诉其父说：“那么我的梦是真的了……昨晚我还梦见和她睡在一起哩。”纵然有这么多生动的喜剧，但1727年哥本哈根剧院仍因缺乏公众支持而告关闭。该剧院最后演出的是霍尔贝格的《丹麦喜剧的葬礼》（The Funeral of Danish Comedy）。

他写作舞台剧本，震惊了大学的评议员。现在足能告慰他们的是，他终于推出几部历史杰作，在丹麦读者面前表现了西欧学术的成果。《丹麦挪威一瞥》（A Description of Denmark and Norway，1729年）、《丹麦史》（A History of Denmark，1732—1735年）、《教会通史》（A Universal Church History，1727—1747年）、《犹太人史》（A History of the Jews）等均系编纂的著作，但是编写颇佳。在用力甚勤中，他在其杰作《尼尔克林地底游记》中找到了慰藉（1741年）。为了获得全欧洲的读者，他用拉丁文来写这本书。该书确实赢得了广泛的欧洲读者，巴格森（Jens Baggesen）通过译文将之译为丹麦文，共印了3版。德文版则印10版，瑞典文、荷兰文及英文均印3版，法文和俄文则印2版，匈牙利文只印1版。就是这部《尼尔克林地底游记》，使霍尔贝格不但成为丹麦的伏尔泰，更成为丹麦的斯威夫特。

岩穴中的响声引起了尼尔的好奇，他决心进去探查。他的朋友们用绳索把他吊下去，没想到绳子断掉了。“带着令人惊恐的速度我就这样往深渊下掉。”在地壳里面，他发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或可说另一个天地，那里有一个太阳，有它的行星，还有许多星星。他落进其中一个行星里，成为其卫星，无助地绕着它团团转。但他终于抓住一只苍鹰，随它轻轻地落在行星“柏渡”（Potu，Utop［ia］理想国的反写）上面。此处树木才是统治者，它含有智慧的汁液。不幸，“我爬上的树是警长的妻子”。“柏渡”有一些优良的法律。“公开反对天神的特性及本质者”，“被视为有点神经不正常”。他们会被放血减热，并在“精神狂乱复原”之前，遭受禁闭。“柏渡”的母亲亲自授乳养育婴儿——这比卢梭呼吁母亲亲自授乳还要早21年。在柯克拉古省，女人治理国家，男人则负责管家或成为男妓，女王后宫有300名俊美男子。柯克拉古的哲学家试着登陆太阳，浪费了很多时间，因此对地面上的事很少加以注意。在米克拉克省，全体人民皆是无神论者，“只要避开警察什么恶事都干”。尼尔发现了一本书《塔尼安人地面世界之游》（Tanian’s Journey to the Superterranean World），该书这样描写欧洲及其奇异的习惯：头上戴着奇大的假发，帽子夹在手臂下（法国贵族就是如此），“小饼或圣饼还要带到街上游行，教士说那就是诸神的化身。烤这些饼的人……将须宣誓，就是这些圣饼创造了世界”。

《尼尔克林地底游记》对基督教教条曾有一些讽刺的描述，该书呼吁各种宗教应有礼拜的自由。但它也劝人信上帝、天堂和地狱，视为不断受到自私和肉欲打击的道德律的支柱。1747年，丹麦王腓特烈五世封这位已经自我改革的改革者为男爵。霍尔贝格年轻时享受反叛的快乐，老年却享受接受的快乐，其生命终于1754年。

有些人认为埃瓦尔德才应取得霍尔贝格的地位。埃氏在冒险、受苦及生命短暂这几点上，与拜伦、济慈和雪莱相似。1743年，他生于哥本哈根，是一位路德派牧师之子，曾反抗其老父旨意，年16岁即爱上了阿伦斯。他认为神职报酬太缓故予放弃，而加入普鲁士军队，后又加入奥地利军队，决心取得财富与光荣后与阿伦斯结婚。但贫困和疾病毁了他的健康，他只好回到哥本哈根，仍从事神学工作。阿伦斯嫁给有钱人家，埃瓦尔德只好全力写诗和散文。他曾写了第一部丹麦文悲剧《罗尔夫·卡拉格》（Rolf Krage，1770年），并在写下英雄诗剧《巴尔德之死》（Balder’s Death，1773年）后，达到18世纪丹麦诗歌的顶峰境界。他无法依靠写作为生，曾退隐乡下养病，最后得到政府一笔津贴才复原如常。为报答政府之雅意他写了《渔夫》（The Fishers）这部剧，内含爱国民谣《国王克里斯蒂安立在高墙上》（King Christian Stood by the Lofty Mast），其后这首歌成为最受喜爱的丹麦国歌。它是埃瓦尔德光荣的呼声和向生命的道别。经过长久的病魔纠缠，1781年他终于告别人间，享年38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认为他是“北欧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也许应说是最伟大的诗人”。

随着18世纪脚步的前进，丹麦的政治史成为一部传统与实验之间无休止冲突的现代戏剧。国王克里斯蒂安六世曾融合了反对派的主张。他与其大臣引进纺织工人，建立纺织工业，成立国家公司以与亚洲和美洲进行贸易，并开设哥本哈根银行（1736年），因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曾把格陵兰岛置于丹麦国王的统治之下（1744年）。他们到处设置小学和中学，并创设促进文化和学术的学院。不过，他们恢复了古老的法律，要求人们星期天参加路德教派的礼拜。他们封闭了戏院、舞厅，驱逐戏剧演员，并禁演舞剧。

克里斯蒂安之子腓特烈五世继续执行这类法律，但此人性情和蔼，生活较重肉体享受，这些法律便变得较为松弛。1751年，他重用汉诺威的伯恩斯托夫为首相，提高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恢复陆军和海军，不再参与“七年战争”，并引进教授、诗人、艺人和科学家，搅动有若一池死水的丹麦文化。我们已知克洛普施托克曾经接受这项邀请。1767年，伯恩斯托夫曾说服叶卡捷琳娜大帝签约释放荷尔斯坦因回丹麦，其绥靖外交政策达到成功的顶峰。

腓特烈五世因荒淫的生活而损害健康，43岁时即去世（1766年）。其子克里斯蒂安七世年方17就忙着和英王乔治三世之妹卡洛琳结婚。她为丹麦京城的社交生活增光不少，但其半疯的丈夫冷落了她，径自过着放荡的生活，结果卡洛琳与御医施特林泽发生了可悲的奸情。施特林泽是神学教授海尔之子，曾在当地学医，与多数医生一样，他也失去对宗教的信仰。他治愈了一些国王宠爱的情妇，因而在国王面前很有影响力，他又很成功地促使克里斯蒂安七世与王后同床，因而使王后生下一个继承大统的王子，此事也令他在王后面前很得势。丹麦国王变得冷淡阴沉时，王后在政府中的权力逐日见长，而她的御医不但得宠而且许他指导政策时，他成为国家真正的统治者（1770年）。皇宫发出的敕令，是由施特林泽以精神不健全的国王的名义签署的。伯恩斯托夫则被解职，安详地退隐到其在德国的庄园。

施特林泽曾读过许多哲学书，他想依据他们的原则来重整丹麦人的生活。他禁止滥用贵族特权，结束对报刊的检查，开设学校，清除贪污渎职的公务人员，解放农奴，禁止司法刑讯，宣告宗教宽容，鼓励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改革法律、法庭、警政、大学、财政、都市卫生……为减少公共债务，他废止多种津贴，并将宗教基金收入拨归公共用途。

贵族阴谋推翻他，并利用新闻自由来削弱他的声望。虔诚的丹麦人痛恨宗教宽容，视同无神论，并把施特林泽看作外国人，认为其权力的唯一渊源来自王后床上。1772年1月17日，一群陆军军官使国王相信，施特林泽和王后阴谋杀害他。国王下令逮捕他们两人。卡洛琳被贬入哈姆雷特堡。施特林泽被打入地牢，经过5周的苦刑，终于供认与王后有奸情。1772年4月28日，在准予参观的群众面前他在刑架上被乱刀分尸。在乔治三世力保之下，卡洛琳获允退隐于汉诺威的策勒城，1775年5月10日去世，只有24岁。

这些成功的阴谋者共拥王子腓特烈之师古尔德贝格掌政。在其12年执政期间，古尔德贝格曾领导爱国行动抵抗外国对政府、语言、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力，开放公职给人民，恢复农奴制度、司法刑讯，确立路德教会的最高地位，在各大学实施宗教教育。伯恩斯托夫伯爵之侄及其保护人安德烈亚斯·彼得·伯恩斯托夫受命主持外交事务。王子腓特烈自为摄政时（1784年），古尔德贝格即被解职。安德烈亚斯·彼得·伯恩斯托夫继任为首相，一直到老死。在其小心翼翼的主政下，农奴制度又告废止（1787年）。在丹麦，贩奴已告绝迹，经济也获得自由发展的余地。伯恩斯托夫去世后（1797年），丹麦已经稳定地走上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和平繁荣之路。

瑞典人（1718—1771）

·政治

查理十二戏剧性的一生是瑞典的悲剧。其目标皆源于好大喜功，而未先度量其国家的资源。他耗尽他们的人力和财富时，瑞典人仍然勇敢地忍耐下来，但在他死前他们就已知道他一定会失败。依据《斯德哥尔摩条约》（The Treaties of Stockholm，1719—1720年），瑞典割让不来梅和费尔登两地给汉诺威，并把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划予普鲁士。依据《尼斯达德和约》（The Peace of Nystad，1721年），它把立窝尼亚、爱沙尼亚、英格曼兰及卡累利阿东部割让给俄国。瑞典在大陆上的强权地位到此已告结束，它被迫退回半岛上，那里矿产丰富，人民坚韧，但是必须付出极大人力和持久的技术作为生存的代价。

查理的失败减弱了君主的势力，而使贵族重掌政府。1720年的宪法把国家大权交到由四级议院组成的国会手中：贵族院，由显贵家族的领袖组成；教士院，由主教加上教区教士选出的50名代表所组成；中产阶级院，约有90名代表政府官员及城中商界领袖的议员；农民院，由自由农选出的约100名代表组织。各级议院各自开会，法律通过至少应得其中三院的同意，事实上农民阶级如未得到另两个阶级的同意即无立法权可言。在国会开会期间，由50名贵族、25名教士及25名中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委员会”（Secret Committee）负责起草法案，遴选大臣，并控制外交政策。贵族可以免税，对国家高级职位还拥有绝对特权。在国会休会期间，另有由国会选出、并向之负责的16名或24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理政务。国王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一人可以投两票。除此之外，他无立法大权。俄国、普鲁士、丹麦都支持这部宪法，理由是该宪法赞成和平政策，并能抑制瑞典好战的习性。

君主不再世袭，而改为选任。查理十二死后（1718年11月30日），其王位本应由查理十二的大妹之子，荷尔斯坦因公爵卡尔·腓特烈承袭。但1719年1月召开的国会，20年来第一次改为将王位给予查理之妹埃莉诺拉，只因她同意放弃其兄的专制政治。即使如此，事实仍证明她很难领导群雄，1720年接受劝告，让位给其夫兰格拉夫·腓特烈，他成为瑞典王腓特烈一世。在伯恩哈德伯爵小心的辅佐下，瑞典享有18年的和平，战争中所损伤的元气才告恢复。

骄傲的瑞典人讥嘲其绥靖主义，并称其党人为“睡帽党人”（Nightcaps）——简称“小帽党”（Caps）——一群昏庸的老人，当瑞典已在追逐强权的队伍中落后之际，他们还昏昏欲睡哩。反对“小帽党”的是以塞伦堡伯爵、德辛及其他人为首组成的“大帽党”（Hats）。该反对党于1738年控制国会，塞伦堡取代了伯恩哈德的位置。他决心使瑞典恢复从前身为列强的地位，因此恢复早已失效的瑞法盟约。法国付给瑞典津贴，以使瑞典对抗俄国。1741年，瑞典政府对俄国宣战，希望恢复割予彼得大帝的波罗的海诸省。但其海陆军准备不够充分，海军因为痢疾而不能作战，陆军则阻止不了俄军的进攻，而致芬兰失陷。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急于得到瑞典的支持，同意将芬兰大部分还给瑞典，条件是应指定其表兄弟阿道夫·腓特烈为瑞典王位继承人。依此条件签订的《亚伯和约》（The Peace of Abo）结束了双方的战争（1743年）。腓特烈一世去世时（1751年），阿道夫·腓特烈即位为瑞典王。

阶级会议不久就令他了解，他只是名义上的国王而已。他们驳斥其任命新贵，或选择皇宫人员的权力。他们威胁他，假如他敢反对签署某些法案或文件的话，即不用其签名。国王本人极为温顺，但他有一位骄傲和希望左右一切的王后，名为乌尔丽卡，是腓特烈大帝之妹。国王与王后终于计划反抗阶级会议的专权，但是失败；国王的代表人受折磨刑讯，然后被杀；国王能保全生命，是因人民喜爱他。乌尔丽卡成为“文艺王后”（Queen of Letters），聊以自慰和自我表现。她与林尼厄斯结为好友，在其周围是诗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圈子，通过他们，她传播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国会另派人为其10岁儿子的家庭教师，并训令他要让未来的古斯塔夫三世了解，在自由国家里，国王的存在出之于人民的宽容。他们的显赫和尊荣“是为了王国的荣誉，而非为了个人，其人可能在偶然的情况下取得加冕大典中的最高地位”，而且也应让他们知道“宫中的光彩华贵”会使他们对显赫荣华有了谬想妄念，因此他们该不时去看看乡村茅屋的简朴无华，并去看看负担宫廷豪华费用的穷苦人家。

1771年2月12日，阿道夫·腓特烈去世，委员会召唤古斯塔夫三世自巴黎归来，接受登基大典。

·古斯塔夫三世

自法王亨利四世以来，他是最有吸引力的国王，英俊、潇洒、愉悦，爱好女色、艺术及权力，如同闪电一样划过瑞典的历史，使瑞典国家的生命力尽情发挥。德辛曾给他很好的教育，不幸却为其慈爱的母亲宠坏。他的智力又早熟又敏锐，富于想象力和审美感，有野心而傲慢，显得浮躁。我们毕竟不易找到谦逊的王子。其母遗传给他爱好法国文学的热情。他热爱伏尔泰的作品，曾写信向他致敬，并用心学习《亨利亚德》一书。瑞典驻法大使每册《百科全书》刚出版立即寄给他。他专心着迷地研读历史，他读到古斯塔夫·瓦萨、古斯塔夫·阿道夫及查理七世的历史，为之激动不已。在读了这些人的史实后，他不能忍受再做一个无为的君主。1766年，委员会未与他商量，也未征得其父母同意，即决定让他与丹麦的腓特烈五世之女索菲亚公主结婚。她娇羞、温柔、虔诚，并认为戏院是犯罪的地方。他却怀疑成性，喜爱戏剧，永远不原谅委员会为他安排这次意气不投合的婚姻。委员会曾拨一大笔款子让他到法国旅行，暂时借此舒缓其不满的情绪（1770—1771年）。

他曾在哥本哈根、汉堡及不伦瑞克停留，但巴黎才是他的目标。他不顾法王路易十五的愤怒，径自拜访被放逐的舒瓦瑟尔，还违背传统习惯，竟至罗维辛尼杜巴利夫人别墅拜访她。他与卢梭、达朗贝尔、马蒙泰尔和格里姆见面，但是美梦因而清醒。他写信给母亲说：“我认识了所有的哲学家，发现他们的书比人可爱得多。”他在若弗兰夫人、杜德芳夫人、莱斯皮纳斯小姐、埃皮奈夫人、内克夫人等的沙龙中，是一颗闪亮的北方之星。就在节节成名中，他得悉自己已成了瑞典国王。他并不急着回去。他在巴黎多留一段时间，尽可能从几乎破产的法国政府争取更多的津贴，还争取了30万法郎作为对付国会的自用款项。在返国途中，他曾中途停留去拜访腓特烈大帝，大帝警告他，普鲁士将保卫——必要时使用武力——严格限制王权的瑞典宪法。

6月6日，古斯塔夫抵达斯德哥尔摩。14日，他召开第一次国会。很奇怪的是，其亲切的言辞如同另一位窘困的国王乔治三世，在1760年召开第一次英国国会的讲词一样。“你们看着我出生和长大，在我少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要爱我的国家，而且我以生为瑞典人是最大的荣耀，也以身为这一自由国家的第一公民为荣。”其能言善道及爱国思想得到全国热烈的喝彩，但一群政客不为所动。“小帽党”人是宪法和俄国之友，曾得到叶卡捷琳娜二世4万镑的财政援助，因此在四级会议中的三级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古斯塔夫为了应对 ，也向荷兰银行家借款20万镑，购买选票，使其指定人为国会的典礼官。但他还要等着加冕为王，“小帽党”控制的阶级议院修改加冕宣誓条款，规定国王须保证遵守“阶级议院多数”所做的决定，而且升迁应依考绩为之。古斯塔夫反对走向民主的这个行动达半年之久，其后（1772年3月）他还是签署了修正条款。但暗中他决心机会一到立即推翻这部讨厌的宪法。

他从建立民望来打基础。他显得平易近人，愿接触一切的人，“给人恩惠时神情宛如不是给而是取”。任何人不会不满地离开他。几位陆军领袖同意其主张，即只有不为腐败国会拘束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使瑞典免受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此时，这两国（1772年8月5日）正在瓜分波兰。法国大使维尔热纳捐献50万杜卡特作为政变费用。8月18日，古斯塔夫安排让陆军军官次日晨在军械库与他相见。200名军官来临，他请他们协助推翻瑞典敌国资助的那个贪污和不稳定的政体。200人中只有一位不答应追随他，那位唯一的例外是督军吕德贝克，他游行于斯德哥尔摩街上，号召民众保卫他们的自由。他们却冷漠以待，只因他们爱戴古斯塔夫，不喜欢国会，认为国会是由贵族和商人寡头假民主之名来控制的机构。年轻的国王（此时26岁）领导军官到斯德哥尔摩护卫军的营房。他对他们的演讲极具说服力，他们都保证支持他。他似乎逐步在重弹10年前叶卡捷琳娜二世掌俄国大权的老调。

8月21日国会集会时，发现四周已为步兵所围，国会大厦也为军队占据。在一篇开创历史的演讲中，古斯塔夫责备阶级会议已因党派纠纷和外国贿赂而自贬其地位，并下令宣读其手下事先准备好的新宪法。该宪法仍然维持有限君权的体制，只是较扩大了君王的权力，它赋予他控制陆海军和外交的大权，他可以独自任免大臣，国会只由国王召集才开会，而且他可以任意加以解散，国会只能讨论他所提的议案，但是未得国会的同意任何草案皆不能成为法律，国会还可以通过瑞典银行和征税权来保住看管人民荷包的权力。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发动攻击性的战争。法官由国王任命，但一经任命后即不得随意予以解职。人身保护状的权利（the right of habeas corpus）可以使被逮捕的人民免受执法稽延之苦。古斯塔夫请求议员接受该宪法，在刺刀下他们不得不服从，只有接受并宣誓效忠一途。国王向国会致谢，然后解散了它，答应在6年内再召集国会。从此“大帽党”与“小帽党”消失于政坛上。在不流血的迅速行动下完成的政变，显然使一般人民感到满意。他们“欢呼古斯塔夫为解放者，并向他祝福……人们欢喜地流着泪，并互相拥抱”。法国乐不可支，俄国和普鲁士则威胁出兵恢复旧宪法。古斯塔夫却不为所动，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唯恐战争会危害到手的波兰赃物，只好作罢。

在其后10年中，古斯塔夫表现得像一位立宪君王——遵守宪法规定的君主。他曾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成为那个世纪“开明专制君王”之一。伏尔泰赞许他“是古斯塔夫这个伟大名字中最杰出的后裔”。杜尔哥在法国遭到挫败，当然很乐意看到其经济政策在瑞典获得成功，在该地谷物的自由贸易完全合法，工业不再受同业公会规程的拘束。波罗的海的自由港组织及内陆城镇的自由市场，处处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米拉波受命提供改良农业的意见，里维热负责草拟发展公共教育的计划。古斯塔夫送给伏尔泰一份保证出版自由的敕令副本，并写道：“人类应该向你致谢，因你摧毁了无知与狂妄用来阻止人类进步的那些障碍。”他改革法律与司法制度，废止刑讯，减轻刑罚，并稳定货币；减低农民的赋税，重组陆军和海军舰队；结束了路德教派对瑞典宗教的垄断，宽容一切基督教派，并在三个主教城市给予犹太人宗教宽容。1778年他召集国会开会时，其前6年的统治措施，受到国会无异议地拥护。古斯塔夫致书一位朋友说：“我的一生此时已达最快乐的阶段。我的人民已经深信，我只想增进他们的福利和建立他们的自由。”

·瑞典的启蒙运动

在致力于立法和行政的同时，瑞典国王全心全意推动文学和科学的蓬勃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进步令18世纪瑞典的学术足以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这是植物学家林尼厄斯、化学家谢勒和伯格曼的时代，我们已在前面给予赞誉。但是，在科学方面，我们也该述及当时最杰出的瑞典人斯韦登堡，他声名鹊起是因身为科学家时所做的贡献。他在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都有创新的著作。他曾利用水银改良空气抽水机；他对磁力和磷火做了甚佳的阐述；他在康德和拉普拉斯之前，即已对星云做了某种假定；他开启了今日对人体无管腺研究的先河。他比其后的科学家要早150年揭示头脑的震动与呼吸同时发生，而非与脉搏同时。他将心智的主要作用归功于脑下皮层，并指出脑中的特殊部分控制着身体不同的部位。他曾向贵族院演说，主张试用小数系统，改革币制和贸易平衡制度。其全部天才似乎都指向科学，但他发现其研究使自己走向心智和生命机械论，而且其理论会导致无神论时，他的反应极为激烈，竟远离科学而走入宗教领域。1745年，他开始有了天堂与地狱的幻想。他确实相信这类幻想，并在《天堂奇境与地狱》（Heaven and Its Wonders and Hell）一书中加以描述。他告诉其众多读者，说在天堂中他们并非无实体的灵魂，而是有实体、有血有肉的男女，不但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而且享有物质上的快乐。他并未登坛讲道，也未加入任何宗派，但其影响遍及全欧，影响了卫斯理、布莱克、柯勒律治、卡莱尔、爱默生、布朗宁等人。最后（1788年），其信徒还组成了“新耶路撒冷教会”（the New Jerusalem Church）。

纵使在他的反对之下，瑞典仍然日甚一日地走向启蒙运动。法、英著作的引进并译介，迅速造成文化的世俗化及文艺风格与形式的精炼化。在古斯塔夫三世及其母亲的领导下，新的自由主义广为中上层阶级接受，甚至为高级教士接受，他们开始宣扬宽容和简单的自然神论。到处看到的标语是理性、进步、科学、自由及人间的幸福生活。林尼厄斯等人曾于1739年组成瑞典皇家科学会，德辛则于1732年成立皇家艺术学会。在乌尔丽卡的赞助下，皇家纯文艺学会曾有昙花一现的存在。但其后古斯塔夫给予更多的援助，恢复了它的生命（1784年），他还指定该会每年颁发价值20杜卡特的奖章，给予瑞典最佳的历史、诗歌或哲学著作。他本人因著古斯塔夫·阿道夫最佳大将托斯滕松的颂辞，而获得第一面奖章。1786年，国王成立（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培养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以法语学会为楷模的新的学会。该学会宣告为瑞典语学会，由18名会员组成”。该学会与纯文艺学会均有一笔专款，作为瑞典学者及作者的津贴。古斯塔夫亲自协助文艺、科学及音乐界的人才，他使他们感到国王的恩助是他们应得的。他邀请他们至宫中做客，使他们有了新的社会地位，他还亲自参与著作竞争，刺激他们努力。

在他之前，瑞典已有戏剧上演，特别是受到其母亲的鼓励，但这些戏剧皆是法国剧本，并由法国演员演出。古斯塔夫解散外国剧团，要求本地人才为真正的瑞典戏剧提供剧本。他本人曾与维兰德合作写了一部歌剧。该剧于1773年1月18日首次公演，共演出达28晚之久。此后8年，国王又专心国事。1781年，他再度执笔，编写了几部戏剧，至今仍为瑞典文学的顶尖作品，第一部作品是《高贵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s Adelmod，1782年），为瑞典戏剧发展之始。

国王的戏剧题材取自历史记载，教其人民国家的历史，犹如莎士比亚教英国人英国的历史一样。1782年，曾由国库拨款建立戏剧、音乐两用的超级戏院。古斯塔夫所写的散文剧本，由凯尔格伦改写为韵文，并由本国或外国作曲家加以谱曲，如此其剧本一变而为歌剧了。这类合作编写的歌剧中最成功的是《歌颂一位伟大将领的爱情故事》（Gustaf Adolfoch Ebba Brabe）及述说第一位古斯塔夫·瓦萨驱逐丹麦人解放瑞典的故事。

受惠于皇室的领导及三家大学（艾柏沙拉大学、艾伯大学及兰德大学）的贡献，瑞典有了自己启蒙运动。达林在刊物上匿名提供作品，并定期予以出版。该刊除政治外无所不谈，其亲切的风格仿自《旁观者》杂志，可谓艾迪生式文学的先驱。几乎每位读者都很喜爱它。国会也投票奖励其作者，他也立即显露其真面目。王后乌尔丽卡立刻聘之为宫廷诗人及未来的古斯塔夫三世的家庭教师。这样反而使他的诗才受到拘束而无法发挥，但他也才有时间和闲暇来提笔写其杰作《瑞典史》（Svea Rikes Historia），这是第一部瑞典王国批判史。

在新的诗人中，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位妇人海德维格，她是瑞典的萨福、艾斯巴夏和夏洛特·勃朗特。她阅读戏剧和诗歌，使清教徒的双亲不悦。虽然他们处罚她，她仍阅读不辍，而且写了许多美妙的绝句，他们只好听之任之，但他们逼她嫁给丑陋而聪明的地产管理人。“我爱倾听像哲学家的他说话，但做一个爱人，他的样子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她学着爱他，只不过结婚3年他就死在她的怀抱里。一位英俊的年轻教士追求她，这才结束其悲悼。她再度结婚，并享受“在这一不完美的世界里，任何人所能过的最幸福的生活”。但不到一年他去世了，海德维格悲痛得几乎发疯。她独自住在小岛的茅屋里，作诗发泄其悲伤。因其诗广受欢迎，她移居斯德哥尔摩，每年（1744—1750年）都发表《北方一名牧羊妇人的格言》（Aphorisms for Women，by a Shepherdess of the North），她的家也成为社会和学术精英的聚会场所。年轻诗人如塞伦堡和克罗伊茨，皆步随其后，采用法国的古典风格创作，并拥护启蒙运动。1758年，年已40岁的她竟爱上只有23岁的约翰·菲舍斯特伦。他供称他爱的是别人，但他不忍见海德维格孤苦无依，便向她提议结婚。她拒绝接受这种牺牲，为了使事情简单化，而试图自沉于水中。后虽获救，仍在3年后去世。《北方一名牧羊妇人的格言》至今仍为瑞典文学的古典佳作。

克罗伊茨著有一套精选的诗歌《艾迪斯与卡米拉》（Atis och Camilla，1762年），浪漫情调的迸发完全取法于海德维格，该诗一直是那种语言中最受赞赏的诗歌。月神狄安娜的女祭师卡米拉誓言守贞；猎人艾迪斯见她后就想念着她，在森林中绝望的徘徊流连。卡米拉同样有了激动的情怀，并问狄安娜：“自然法是否与你的命令一样神圣呢？”她遇到一条受伤的牡鹿，曾加以照顾疗伤，它舐了她的手。艾迪斯请求许予同样的舐手特权，她却责备他。于是他自悬崖往下跳，企图寻死，爱神之子丘比特救了他。卡米拉于是服侍他并接受他的拥抱，一条毒蛇的毒牙深陷于伊人雪胸中，她死在艾迪斯的怀抱里。艾迪斯猛吸其伤口的毒液，濒临死亡关头。此时狄安娜才大动怜悯之心，设法让他们起死回生，并免却卡米拉坚守处女贞洁的誓言，一切圆满结束。这部田园诗甚受瑞典文人及伏尔泰的赞誉，但克罗伊茨旋即转入政界，并成为瑞典总理。

假如海德维格是瑞典的萨福，卡尔·贝尔曼则是瑞典的伯恩斯。他虽生长于安乐和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喜欢酒店的欢乐之歌实甚于家中严肃的赞美诗。在酒店里，生命和感情的现实情景尽情地宣泄出来，很少顾及传统和礼节的问题。在那里每人的灵魂因喝酒而赤裸裸地显露，而且在幻想和愤怒交加中竟有真理的流露。在人类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最悲剧的人物是弗雷德曼，此人一度曾为宫廷钟表匠，如今由于婚姻失败而想埋首酒杯、忘记一切。最快乐的是玛丽亚，堕落的皇后。贝尔曼和他们一道唱着他们的流行歌，编写以他们为主题的歌词，并亲自谱曲在他们面前演唱。有些歌曲有点松弛无力，那位尚未加冕的当时的桂冠诗人凯尔格伦很责备他。但贝尔曼发表《弗雷德曼·埃皮斯塔拉》（Fredmans Epirstlar，1790年），凯尔格伦却在这些韵文上面加上热情的序言，其后该文曾获瑞典皇家学会的大奖。古斯塔夫喜欢听贝尔曼的诗歌，呼之为“北方的阿那克里翁”，并给予政府中的高薪闲职。后国王被刺（1792年），诗人收入尽失，流落于贫苦绝境，并因负债过多一度入狱，但终为朋友营救。50岁时死于肺病，临终前坚持到其喜爱的酒店做最后的巡礼，在那里他引吭高歌直至声竭音哑。不久即去世，时为1795年2月11日。有些人称他为“瑞典最有创作力的诗人”，也有人说他是使王国增光的“诗人圈里最伟大的人物”。

但时人认为在学术成就方面仅次于其国王的是凯尔格伦。他是一位传教士之子，但置基督教教条于不顾，追随法国启蒙运动的风潮，他希望享受生命的种种快乐，而几乎无任何懊悔。其最早的一本书《吾之欢笑》（Mina Löjen），赞颂欢乐，包括色情的欢乐在内。凯尔格伦颂扬欢笑为“神圣之事，人性的特征”，希望它会伴随他终生不离。1778年，他27岁，与伦格伦共同创办《斯德哥尔摩邮报》（Stockholmsposten）。在17年中，其生花妙笔使该报成为瑞典学术生活的重要传声筒。该报大肆宣扬法国的启蒙运动，其古典风格被推许为最精美的标准笔法，德国的浪漫主义被嘲为非宫廷文学，而凯尔格伦的情妇在其诗中被提升至崇高地位，内地的保守派分子在这些诗中成为被羞辱的对象。其敬爱的国王的被刺，使诗人的享乐哲学蒙上伤心的阴影。1795年，其中一段恋情在失去自我控制的情形下，进而沉醉于热恋之中。凯尔格伦开始承认恋爱、理想主义和宗教权利。他收回对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责难，认为畏惧上帝即可能为智慧的开端。不过，他临终之际（1795年），年仅44岁，即要求死后别为他摇动教堂的钟声，他最后还是伏尔泰的信徒。

其个性可爱的一面是，他竟愿意在《斯德哥尔摩邮报》中刊登其敌对者的意见。在其敌对者中，最厉害的一个是托马斯·图里尔德。他曾向启蒙运动宣战，认为那是对一种肤浅理性不成熟的偶像崇拜。图里尔德23岁时，即以《热情》（Passionerna）一书震惊斯德哥尔摩。他说：《热情》一书“包括了我哲学的全部力量，及我想象的一切灿烂光辉——那是无韵节、出神入化的、奇妙绝伦的”。他宣称“其一生尽瘁于……宣泄自然的奥秘，并改革这个世界”。尤其左右是一群文艺叛徒，他们为了满足心中那股火焰，只有紧随狂飙运动的潮流，崇拜克洛普施托克更在歌德之上，崇拜莎士比亚更在拉辛之上，崇拜卢梭也在伏尔泰之上。古斯塔夫三世不同意这种见解，不得已图里尔德移居英国（1788年），以阅读汤姆森、爱德华·杨格、塞缪尔·理查森等人的作品来陶冶心灵，并与拥护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为伍。1790年，他返回瑞典，出版了许多政治宣传作品，竟使政府驱逐他出境。在德国流亡了两年后，他获允再入瑞典。在担任教授的职务后，他终于慢慢地消沉下去。

在文学的天地里，另有几颗熠熠生华的星星，值得一提。卡尔·古斯塔夫·利奥波德的诗歌采取古典形式，格调谦恭，善于颂扬，因此颇为国王喜爱。本特·林德与图里尔德一样，比较喜欢浪漫的情调。由于其人胆大妄为，曾遭兰德大学开除学籍（1776年）。后来他在罗斯托克继续研究，然其行为仍然与常人有殊，曾被置于开往东印度群岛的船上，但终得脱身，回到瑞典以一卷寓言诗引起古斯塔夫的注意。他曾担任瑞典驻巴黎大使馆克罗伊茨的秘书。在那里，他研究妇人比研究政治还多些，不久被遣回本国，年仅35岁即死于赤贫（1793年）。他著有充满拜伦烈焰的3册诗，有此死也可以瞑目了——还有那位羞怯的安娜·玛丽亚·伦格伦，是凯尔格伦创办《斯德哥尔摩邮报》的合伙人之妻。她曾在该刊中写诗，这些诗得到瑞典皇家学会的特别准许。但其诗才并不影响主妇应做的家庭杂务，她曾在一篇致其想象中的女儿的诗中，劝她勿干预政治和介入社交，而应以家事和家庭的快乐为重。

在瑞典的艺术发展方面，是否有任何足可力追文学和戏剧发展的运动呢？几乎是没有。德辛以洛可可风格（约1750年）装饰由其父尼科迪默斯·德辛1693年至1697年营建的皇宫，而且他曾搜集图画、雕像等作品甚丰，这些作品现在是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院收藏的一部分。塞格尔的维纳斯及酩酊的农牧之神范恩雕像，具有古典风格。他还以大理石镂刻约翰·帕施粗豪的外貌，借资留念。帕施家族共出了4名画家：老大洛伦茨、其弟约翰、其妹乌尔丽卡及最小的洛伦茨，都为皇室和贵族作画。他们在使本朝增光的灿烂辉煌的启蒙运动中，所占的比重仍只平平而已。

·暗杀

是国王自己使百花齐放的美景转为悲剧的终场。得到法国有力支援的北美革命，对于他来讲似是对每个君主国家的威胁。他把殖民地人民称为“叛民”，并誓言在英王解除他们对他的效忠誓言之前，决不承认美洲为一个国家。尤有甚者，在其主政的最后10年中，设法增强王权，以繁缛的典礼仪节显夸其权力，又把有独立思想能力的能臣解职，改由丝毫不犹豫、更毫无异议的服从其命令的仆从，来取代其位。他开始限制以前给予出版界的自由。在发现王后不解风情后，居然放纵地与其他妇人调笑，致舆论为之哗然，舆论原预期瑞典历朝诸王是婚姻情笃和忠实的国家楷模。他实行酒类由政府独家垄断酿造的制度，这无异于疏远其人民。农民向来就有自行酿酒的习惯，因此纷纷利用种种权宜之计，逃避政府垄断酿造的规定。他在陆海军的用度开支日见增加，而且显而易见是在准备与俄国一战。他召集第二次国会开会时（1786年5月6日），他发现阶级会议已不再像1778年的国会那样，支持他的一切措施；几乎其一切提案均为国会所拒，或为其修改至面目全非、一无所用的程度，无奈只好取消政府垄断酒类酿造的措施。7月5日，他解散国会，决心不经国会同意而独自统治。

依据1772年的宪法，除了自卫战争外，其他战争的发动应取得国会的同意，但古斯塔夫考虑出兵攻打俄国。因为他知道俄国与丹麦曾经签署秘密条约（1774年8月12日），要采取一致行动对付瑞典。1777年，他莅临圣彼得堡访问叶卡捷琳娜二世，但是他们虚与委蛇，彼此不信任。俄军渐渐在土耳其获得胜利时，古斯塔夫觉得如果不设法抵制其节节胜利，则俄皇不久可能挥军西向，即如其对波兰的行为一样，征服瑞典。有没有办法使俄皇的计划遭到挫折呢？瑞典国王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协助土耳其，从侧翼攻击圣彼得堡。土耳其苏丹答应只要瑞典出兵共同对付叶卡捷琳娜，则以后10年中每年给予瑞典100万比索。古斯塔夫做了决定。也许瑞典乘此时可以收复1721年割予彼得大帝的土地。1785年，古斯塔夫开始加强其陆海军，准备参战。1788年，他致俄国最后通牒，要求卡累利阿和立窝尼亚归返瑞典，并将克里米亚还给土耳其。6月24日，他远赴芬兰。7月2日，在赫尔辛基，亲率集结的军队开始向圣彼得堡进军。

但一切均不对劲。瑞典舰队在霍格兰岛外，一次无决定性的战役中，受到俄军的阻挠（7月17日）。在陆军方面，共有113名军官叛变，指控国王违反未经国会同意不得进行攻击性战争的保证。他们派遣代表往谒叶卡捷琳娜，愿接受其保护，并与她合作促使瑞属和俄属芬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丹麦派军攻击哥德堡，瑞典最富庶的城市。古斯塔夫希望这一入侵行动会鼓起人民应战的精神。他诉诸全国，特别是诉之矿区称为达斯的贫苦农民，希望可以募集一支更忠诚的新陆军。他穿上达斯人的服装，亲往穆拉村的教堂墓地向他们演讲，巧的是该地是1521年古斯塔夫·瓦萨向他们请求协助的地方。人民纷纷响应，几百个城市都成立了志愿军团。9月，国王为其政治生命的延续而奋斗，竟在48小时内骑马走了250英里路程，进入哥德堡，鼓舞守军继续抵抗来袭的1.2万名丹麦人。幸运之神终于转向他这边。普鲁士不愿瑞典落在俄国手中，威胁出兵对付丹麦。丹麦人只好自瑞典撤军，古斯塔夫得以凯旋返京。

如今他已有一支新军而再不胆怯了，他于1789年1月26日召集国会。贵族院的950名议员中，有700名支持叛变的军官，但另外三院——教士院、中产阶级及农民院——则绝对支持国王。古斯塔夫发动对付贵族的政治战争，向国会提出《统一与安全法案》（Act of Unity and Security），几将一切政府职位开放予人民，并授予君王立法、行政、战略及谈和全权。下层的三阶议院均接受该法案，但是贵族院斥为违宪，拒绝通过。古斯塔夫逮捕了21名贵族，包括腓特烈·费尔森伯爵和卡尔·佩克林男爵在内——前者正直但不能干，后者多智而不忠。但掌管人民荷包的大权仍在国会手中，拨款非得四级议院的同意不可。下层的三院已经票决同意拨给国王因事实需要而延长与俄作战所需的款子，但贵族院只肯供应为期两年的装备。4月17日，古斯塔夫进入贵族院，入主席位，向一群贵族询问是否接受其他三院的决定。反对人数明明较多，国王却宣称其法案已获该院多数通过。他谢谢这群贵族热烈的支持后退席，这是冒着被愤怒的贵族暗杀的危险。

此时他自觉已无任何束缚，可以从事作战。1789年底，他努力重建陆军和海军舰队。1790年7月9日，海军在芬兰湾斯文桑德海面与俄海军大战，赢得瑞典海军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俄方损失53条船舰及9500名人员。叶卡捷琳娜二世忙着对付土耳其人，愿与瑞典谈和。依《维莱拉条约》（The Treaty of Varala，1790年8月15日），她答应不再干涉瑞典内政，双方恢复战前的国境线。1791年10月19日，古斯塔夫说动她与他签订防守同盟条约。据此条约，每年瑞典可得30万卢布的津贴。

他们无疑对法国革命有相同的恐惧，旧敌竟成为新友。古斯塔夫尚记得法国在过去250年中曾是瑞典的忠实盟友，更记得1772年至1789年，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曾给他3830万利维尔的援助。因此，他提议组成君主同盟入侵法国，恢复旧王朝的大权。他曾敦请汉斯·费尔森安排让法王路易十六逃离巴黎。他本人则赴艾克斯拉沙佩勒领导联军作战，他的军营也给予法国逃亡者必要的庇护。然而，叶卡捷琳娜只肯给钱而不派军，利奥波德二世则拒绝与他合作，古斯塔夫只好黯然返回斯德哥尔摩，求自保其王位。

贵族的政治优势虽已被他一手根除，但他们不甘心接受失败。他们把古斯塔夫的专制政治看作明显违反他宣誓拥护的宪法的行为。安卡斯特伦曾思及其阶级的失败问题。“我想来想去，不知是否能找到较佳的方式，来促使国王依据法律和仁心来统治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但各种想法都碰了壁……为了国家是值得冒生命危险的。”1790年，他曾以叛乱罪受审。“这次所幸……只有使我更下定决心，宁死也不愿过这种非人的生活，因此，我那颗本是敏感多情的心，在这件可惊的行动上，变得完全冷酷无情。”佩克林、卡尔·霍恩伯爵及其他人也参与刺杀国王的阴谋。

1792年3月16日，这是一个令人记起恺撒被刺的凶险的日子，古斯塔夫收到一封信，警告他不要参加那天晚上在法国戏院举行的化装舞会。他却仍半蒙面前往参加，其胸前的勋章暴露了他的身份。安卡斯特伦认出了他，举枪射中他，然后逃之夭夭。古斯塔夫旋被送上马车，穿过激动的人群，驶抵皇宫。他流血不止，情况濒危，仍然开玩笑地指出，他就像教皇列队行经罗马一样。经过3个小时的追击，安卡斯特伦终遭逮捕。几天后，参与阴谋的领袖也被逮捕。卡尔·霍恩曾供认该阴谋共有100名帮凶。群情激动，要求处以死刑，古斯塔夫却建议慈悲宽免。安卡斯特伦受鞭笞之苦，被杀头分尸，古斯塔夫只不过多延长了10天的生命。然后，他在获悉只有数小时的生命后，即口授文件指定一名摄政来治理全国及京城。1792年3月26日，他终于去世，享年只有45岁。几乎全国的人民哀悼其死，因为尽管他有缺点，他们已经学会去爱戴他。他们更了解，在其统治下，瑞典曾经度过了一段其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

第四部　卢梭时代的英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诺森伯兰的工作场景。一切似乎都表明，世界正在被铁和煤改变。

第一章　工业革命

原因

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呢？因为英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好几次战争的胜利，而其本土却未曾遭受战争的蹂躏；因为英国巩固了海上的霸权，并借此霸权获得了供给原料及所需产品的海外殖民地；因为其陆军、海军及日增的人口，为英国工业产品提供了日渐扩大的市场；因为在上述情况之下，同业公会已无法迎合这种增加的需要；因为广泛的商业贸易利润积聚的资本正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因为英国允许其贵族们利用其所拥有的财富从事工商业；因为畜牧迅速取代了农耕，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都市，以致增加了工厂所需的人力资源；因为在英国，科学是由一群爱好实用的专家学者引导，而在欧洲大陆，科学则被引向抽象的研究；因为英国有一个立宪政府，它对商业利益极为敏感，而且隐约地觉察到工业革命的优势将使英国成为100多年来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

英国在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开始称霸海上。在英、荷战争击败荷兰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法国之后，其势力更加扩张，“七年战争”更使海上贸易几乎全为英国垄断。其强大无比的海军使英吉利海峡成为“这个免于战祸的天然堡垒”的护城河。英国的经济不仅因而免于遭受军队的破坏，反而由于英军及欧洲大陆联军的需要而刺激了发展。因此，纺织和冶金工业特别发展，而对机器的生产效率提高、对产品产量的增加也格外迫切。

海上霸权促使英国轻易地征服了许多海外殖民地。加拿大及印度最富庶的部分也落入英国手中，那是“七年战争”的成果。一些类似库克船长从事的航行（1768—1776年），为大英帝国获得了战略和商业上极具价值的岛屿。罗德尼对葛拉斯（1782年）的胜利，更巩固了英国的牙买加、巴巴多斯群岛及巴哈马群岛的统治权。新西兰在1787年，澳大利亚在1788年也相继为英国获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为英国工业提供了18世纪无可匹敌的国外市场，单是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就雇用了1078艘船只和2.9万名船员。伦敦、布里斯托尔区、利物浦及格拉斯哥也都因成为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港口而繁荣起来。这些殖民地输入了制造好的货品，又运回食物、烟草、香料、茶、丝、棉、原料、金、银和宝石。英国国会不但以重税来限制外国货品的输入，而且打击与大不列颠竞争的殖民地和爱尔兰工业的发展，同时没有国内通行税（如同阻碍法国国内贸易的一些税）来阻碍货物在英格兰、苏格兰及威尔士之间的流通，这几个地区因此构成了西欧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英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享受着最高度的繁荣与购买力，而这种购买力更加刺激了工业生产。

同业公会并不足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起初同业公会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供应都市及其郊区的需要，它们被一些阻碍发明、竞争及企业计划的陋规束缚，并未准备如何从远地获取原料，或取得资本以扩大生产，或是估计、取得并交付国外订货。于是逐渐地，同业公会领导者为企业家取代，这些企业家知道如何筹款，如何预见或创造需要，如何获取原料及组织机器与人力以生产全球各地市场所需的产品。

大批的财政收入来自商业或财政的利益、战争和私掠船的战利品、金银的进口或开采，及奴隶买卖或在海外殖民地获取的巨大财富等方面。英国人虽然身无分文地外出打天下，有些人却大发其财、衣锦还乡。早在1744年，就有15个从西印度群岛返回英国的移民，竟能有足够的钱财买进国会。到了1780年，从印度发财回来的英国人已成为下议院的一股力量。像这些从国外赚回的钱财，多数可用于投资。在法国，贵族们被禁止从事工商业，在英国则不然，植根于土地的财富可由企业投资而增长，所以布里奇沃特公爵冒险将其继承的财产悉数投资于开采煤矿。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将他们的积蓄存入银行里，这些钱都可低利出借，同时有钱出借者比比皆是。银行家也发觉帮人处理金钱即是最佳的生财之道。1750年伦敦有20家银行，1770年共50家，1800年则增至70家。另据伯克估计，1750年伦敦市外有12家银行，1793年就有400家之多。纸币更助长经济的繁荣，1750年纸币仅占货币的2%，到了1800年已达10%。工商业界宣布提高股息时，这些积聚的钱财也就纷纷冒险投资中。

不断增加的店铺与工厂需要更多的人力。为数日增而无法再在乡下谋生的农村家庭，增加了人力的来源。同时，蓬勃发展的毛纺业也急需羊毛的供应，以致越来越多的耕地变成了牧场，羊群替代了农人。像戈德史密斯奥邦这样的地方并非英国仅有的无人荒村。1702年至1760年，英国国会就曾通过246部法案，批准了400英亩耕地不再续耕；1760年至1810年，类似这样的法案更有2438件之多，影响了面积将近500万英亩的耕地。随着农业机械的进步，狭小的佃农自耕地由于无法加以利用或偿付新机器，已不再受欢迎。因此，成千的农人卖了自己的土地，然后受雇于大规模的农场、乡村或市镇的工厂。由于大农场具有较佳的经营方式、组织及机器，每英亩的产量自然要比过去的农场还多，但也几乎彻底毁灭了曾是英国经济、军事及道德中坚骨干的自耕农和佃农。同时，从爱尔兰和欧洲大陆来的移民，也加入了竞争工厂职位的男女和儿童的行列。

在18世纪英国经济的变革中，科学仅扮演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斯蒂芬·海尔斯对瓦斯及约瑟夫·布雷克对热力与蒸汽方面的研究，颇有助于瓦特改进蒸汽机。伦敦皇家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重实际的人，他们喜爱从事在工业上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英国国会虽为地主控制，但也顾虑到重大的现实因素，一些议员参与工商业。而且大多数议员，对商人请求放宽政府早期在经济上所设的一些限制和权利的要求，均为之所动。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及工资与物价随供求法则而自由波动的倡议，已赢得几位国会领袖的支持，而阻碍商务和产品流通的一些法律障碍也因此被解除。于是，英国充分具备了工业革命领先他国的一切先决条件。

要素

工业革命的物质要素是铁、煤、交通、机械、动力和工厂。大自然虽然赋予英国铁、煤和水路，但铁矿中掺有杂质，必须用火加以熔炼。煤也混合着杂质，需要加热才能提炼出焦煤。然后燃烧焦煤，把铁砂加热并提炼出各种成分不同的锻铁、铸铁或钢铁。

为此，亚伯拉罕·达比造了鼓风炉，它的一副风箱是由水轮发动的，可将额外的空气输入炉火中。1760年，约翰·斯米顿以一种部分由水力、部分由蒸汽发动的压缩空气装置代替风箱。利用如此不断输入高压热风的作用，工业用铁的产量由原来的每日每炉12吨增至40吨，于是铁便宜得足够应用于数百种新的用途上。所以，1763年理查德·雷诺兹建造了第一条为人所知的铁路——使火车厢可以取代马匹来运煤和铁矿的铁道。

从此开启了闻名的钢铁大王的新纪元。他们控制工业界，而且由于将铁用于当时似乎颇出乎人们意料的一些用途上而致富。约翰·威尔金森与亚伯拉罕·达比二世在塞文河上架设了第一座铁桥（1779年）。威尔金森曾提议建造铁船，英国人却觉得可笑，有些人说他精神失常。但是他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竟把铁板拼凑成历史上有名的第一艘铁船（1787年）。生意人从国外来考察并研究威尔金森、理查德·克劳谢或安东尼·培根建造的大工厂。伯明翰因为靠近广大煤铁矿的储藏地，成为英国钢铁工业中心。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更坚固耐用、信用可靠的器具与机器，大量地倾入英国的各大工厂。

煤铁相当沉重，除非利用水运，否则运费昂贵。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使海上交通能通达英国的各个主要城市，但为了运送原料和产品到远离海岸或通航河川的城镇，必须进行交通运输革命。陆上运输虽有赖于1751年和1771年所建的税道网，但仍使人感觉不便（这种道路是由路上满布一次只能容一人出入的旋转门关卡，必须缴税后始能通行的税道而得名）。这些税道使运输速度倍增，并加速了国内贸易的发展。同时马车取代驮马运输，人们也改乘驿马车以代替骑马旅行。税道也就留归民营企业维护，因此道路极易损坏。

在此情况下，商业交通仍喜采水路运输方式。于是，疏浚河川以利重型船只航行，而且河川与城镇之间也彼此以运河相连。詹姆士·布林德利以一个未受过正式技术教育且目不识丁的磨粉机修理匠的身份，全凭着他对机械方面的爱好，解决了运河流经水闸、隧道及输水道的种种问题，成为当时最杰出的运河工程师。1759年至1761年，他开凿了一条运河，可将沃斯雷布里奇沃特公爵矿区的煤运抵曼彻斯特。如此不但将曼彻斯特的煤价减低一半，也使该市成为英国的一个工业大城。船只沿着布林德利—布里奇沃特运河航行，行经一条高出巴顿厄维尔河99英尺的人工输水道时的情景，成了18世纪英国最生动美妙的景色之一。1766年，布林德利开始挖掘连接特林特河和默西河的大干线运河，因此开辟了从爱尔兰横越英格兰中部直通北海的水路。还有其他运河分别连接特林特河和泰晤士河，及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两大城市。在短短的30年间，数以百计的新运河大大减低了英国商业交通的费用。

有了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后，工业革命还必须大量增产货物，而最迫切需要机器以加速生产的莫过于纺织业了。输入英国的棉花数量急剧增加——1753年是300万磅，1789年已达3200万磅，可是手工无法将这些原料即时制成成品以应需要，因此在制衣业方面发展的劳力分工情形提示并促进了机器的发明。

约翰·凯（John Kay）发明飞梭，使织布开始进入机械化（1733年）。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则发明了一系列的滑轮，使纺纱机械化（1738年）。1765年，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的詹姆士·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把纺轮的位置从垂直改为水平，将轮子上下叠放，并以一个滑车和皮带转动其中8个轮子，如此一次可以纺8支纱。同时，他加动力于其他许多纺车之上，直到他的“珍妮多轴纺织机”（spinning Jenny，珍妮是他妻子的名字）能同时织8条线为止。手工纺织者唯恐这种新奇的机器将导致他们失业，砸坏了哈格里夫斯的机器。他为了保全性命逃至诺丁汉岛，由于当地劳力缺乏，他的多轴纺织机得以装置起来使用。1788年以前，英国已有2万部这种纺织机了，而纺车已逐渐成为浪漫色彩的装饰品了。

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运用不同的机械学原理，发展成一种“水架”。这种水架利用水力以推动一系列滚筒之间的棉花纤维，而这滚筒具有能够将纤维变成更坚韧绒线的作用。约1774年，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将哈格里夫斯的纺织机和阿克莱特发明的滚筒合并而成为混合的机器，英国的有智之士即称它为“克朗普顿纺织机”。这种纺织机利用一种旋转纺锤的前后交替动作，可伸展、扭转并卷缠棉线，以增加其纯度和韧度。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织机和阿克莱特的水架原先都是木头建造的，而克朗普顿的纺织机在1783年以后，即改用金属滚筒和轮子，因此坚固得足以承受操作时的速度与压力。

以曲柄和重力发动的动力织布机曾在德、法两国使用过，但爱德蒙·喀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于1787年在唐克斯特建造的一座小型工厂，厂内的20架织布机却全靠畜力推动。1789年，他以蒸汽引擎取代这种发动机。两年后，他与曼彻斯特的友人们创办了一所大工厂，厂内400架织布机全以蒸汽转动。此地的工人也加以反抗，他们烧毁工厂，并威胁要杀死蒸汽引擎的提倡者。在随后的10年内，许多动力织布机陆续建造起来，但其中有些被乱民摧毁，有些则获幸存并加以扩建，机器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英国雨量丰富，无数的河川提供了充足的水力，使英国工业得以发展。所以在18世纪，工厂建于城镇里的较少，大都建于乡间，而且沿着能够筑坝拦水形成瀑布，又有充足的水力可转动巨轮的河流两岸而建。关于此点，诗人们也许会怀疑，假使蒸汽没有取代水力成为主要动力，而且工业不聚集于都市而与乡村的农业混合在一起，那岂不更好。但是，无论如何，较有效与有利的生产方法总会取代较差的，何况蒸汽引擎极有希望生产或运输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那么多的货物和金子。

蒸汽引擎是工业革命的集大成，却不能算是工业革命的一项产品。且不必回溯到亚历山大港的数学家希罗，丹尼斯·帕潘在1690年就曾描述了实用蒸汽引擎的结构和原理。托马斯·萨弗瑞于1698年造了一部蒸汽推动的唧筒。托马斯·纽科门将其改良（约1708—1712年）成为一种机器，这种机器内由热水产生的蒸汽可凝结成一股冷水，而这种气压的改变可使活塞上下移动。这种“气压引擎”一直维持原状，直到1765年才由瓦特改造成真正的蒸汽引擎。

瓦特并不像当时大多数的发明家，他不但是一个学生，而且也是一个重实际的人。他的祖父是一个数学教师，父亲是一个建筑师、造船家，并曾任苏格兰西南部格陵诺克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地方法官。瓦特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且酷爱机器。半个世界的人都知道瓦特的姑母责备他的这则故事，她说：“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像你这般无聊的孩子……过去的半个小时，你一言不发，却只见你把壶盖掀开了又盖上，一会儿拿着瓶盖，一会儿拿银匙，注视着蒸汽如何由壶嘴升起，捕捉并数着水滴。”虽然这则故事富有传奇意味，在瓦特亲笔写的现存手稿中，有一段描述他在一次实验中把“一根管子直的一端固定在茶壶嘴上”；在他的另一部手稿中，也有“我拿了一根弯曲的玻璃管，将它倒转插入茶壶口，并把另一端浸在冷水里”的记载。

瓦特20岁时（1756年）想在格拉斯哥做一个科学仪器制造商，却被同业公会以其未完成学徒训练为由，拒绝发给执照，但格拉斯哥大学在校园里拨给他一个工厂。同时，瓦特前往该校聆听约瑟夫·布雷克讲授化学课程，并赢得他的友谊和协助，瓦特对布雷克的潜热学说尤感兴趣。他也学习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阅读包括形而上学和诗的外文书籍。当时与瓦特相识并对瓦特的博学多识颇感惊讶的詹姆士·罗宾逊爵士曾经说：“我只不过把他看成一个工人而已，不敢期望太高，没想到我发现他竟是一个哲学家。”

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请瓦特修理一部物理课使用的纽科门式引擎模型。他很惊讶地发现供应机器的热能竟有3/4浪费了：活塞每击一下，汽缸就因须用冷水凝聚新进入的蒸汽，以致散失热能。这样太多的热能散失了，使制造商认为这种引擎已无利可图。于是，瓦特建议用另一个容器来凝聚蒸汽，这个容器的低温将不致影响到有活塞在其内移动的汽缸。这个“凝聚器”依照完成工作所需燃料的比例，增加了大约300%的机器效能。更有甚者，经过瓦特的改良，活塞改由靠蒸汽而非空气的扩散而移动，至此瓦特终于制造了一个真正的蒸汽引擎。

从计划制造模型到实际应用这段过程，耗费了瓦特20年的光阴。为了连续制造引擎的样品，而且不断地加以改良，瓦特借贷1000英镑以上，这笔钱主要是来自对瓦特从不感到灰心的约瑟夫·布雷克。另外一位既是发明家又是工程师的约翰·斯米则预言瓦特的引擎“由于无法精确地制造机器零件，绝不致被普遍采用”。1765年瓦特结婚后，必须赚更多的钱养家，只好暂时抛开他的发明，从事测量和工程设计工作，或绘制港口、桥梁和运河的蓝图。同时，布雷克把瓦特介绍给约翰·罗巴克，而约翰·罗巴克那时正寻找一部比纽科门式更有效的引擎，以便从他的煤矿中抽出积水。1767年，他同意替瓦特还清债务，并出资让瓦特建造自己设计的引擎，而以将来安装或出售引擎所得2/3的利润作为交换条件。瓦特为了保障他们的投资，1769年向国会提出专利申请，让他有独家的权利制造引擎。这项专利申请直到1783年才获认可。瓦特与罗巴克在爱丁堡附近建造了一部引擎，可惜由于铁匠粗劣的技术这项计划功败垂成，有时他们为瓦特做的汽缸两端直径竟相差1/8英寸。

由于时运不济，罗巴克被迫把他的股权卖给马修·波尔顿（1773年），一项工业兼友谊史上著名的联合从此开始。波尔顿并非仅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对改进产品的方式和结构也极感兴趣，并因此丧失了一笔财富。1760年，波尔顿32岁时娶了一位富有的女子，他本来可以退休，只靠她的收入过日子的，可是他并未这么做。他在伯明翰附近的索霍建立了一座当时英国生产工业产品种类最多的工厂，专门制造包括鞋扣与吊灯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金属物品。为了操作工厂内的机器，他过去一直仰赖水力，现在却建议试用蒸汽动力。他知道瓦特已经证明了纽科门式引擎缺乏效率，也清楚瓦特引擎的失败在于汽缸凿得不够精确。因此他以上述缺点必能予以克服的决心，1774年将瓦特的引擎搬到梭河。1775年瓦特也随着他到那里，而国会也将他的专利权限从1783年延长至1800年。

1775年，一位铁厂厂长威尔金森发明了一种中空的圆筒状钻孔用柄，使波尔顿和瓦特能制造出具有空前动力与效能的引擎。不久他们就把新厂制造的这引擎卖给全英国各地的厂商与矿主。1776年，博斯韦尔访问梭河并做了如下的报道：

赫克托先生很好意地陪伴我参观了波尔顿先生的大工厂……要是詹森与我们一道来多好，因为我实在想借他的智慧来默察这里的情况。有些机械的浩大与其设计的巧妙，真能“配得上他那伟大的心灵”。我将永远忘不了波尔顿先生对我说的这番话：“先生，我这里所卖的是世人渴望拥有的动力。”波尔顿先生手下约有700个工人，我把他当作一个钢铁大王，而他似乎又是那个行业的鼻祖。

瓦特所造的引擎仍难以令人满意，所以他不断地力求改进。1781年，他申请到了另一项发明的专利权。此项新发明中，活塞由交互移动改为旋转移动，如此引擎就适于发动一般机械。1782年，瓦特的复式作用引擎也获得了专利，这种引擎的汽缸两端同时承受煮沸器和冷凝器的压力。到了1788年他又为“飞球调速机”申请到专利，这种机器可调节蒸汽的流动，以控制其在引擎内的速度。在瓦特从事实验的数年之中，其他发明家也竞相制造引擎，而瓦特出售引擎所获利润直到1783年才还清债务，并开始获利。后来瓦特的专利权期限到了，他就从实际的工作中退休下来，至于波尔顿与瓦特公司则由他们的儿子继承。从此瓦特便从事较不重要的发明以娱晚年，直到1819年才与世长辞，享年83岁。

在这一段多产的时期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发明问世，正如狄恩·塔克所说：“几乎每位主要的制造商都有一项属于自己的新发明，每天都在设法改进别人的发明。”瓦特本人发明了一种复印法，利用一种胶质墨水将书写好或印刷过的纸张压在潮湿的薄纸上（1780年）。瓦特的一位雇工威廉·默多克将瓦特的引擎应用作牵引机，制造了一个时速8英里的火车头模型（1784年）。默多克与法国的菲利浦·勒邦皆以煤气照明的独特方法共享盛名，而他以此法照亮了索霍工厂的外部（1798年）。18世纪末，英国经济的主要情景即是蒸汽引擎领导并加速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并应用于成百种工业机械上，诱使纺织工厂从水力改以蒸汽发动机器（1785年后）。它改变了乡村，侵袭了城镇，煤尘黑烟污染了天空，这种引擎装置用于船上更给英国的海上霸权增强了声势。

此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工厂与资本，使工业革命更加完整。这些要素——燃料、动力、原料、机器及人力——齐置于同一领导人之下的同一建筑或工厂、同一个机构及纪律时，就最能合作无间了。以往固然也有许多工厂，不过现在由于市场扩大，需要经常不断大规模地生产，原有的工厂数目增多，规模也增大了，因此“工厂制度”成为代表工业新秩序的一个名词。同时，随着工业机械及投资建厂的价格不断提高，一些能汇集或提供资本的人和机构因而崛起得势，而且银行势力又凌驾于工厂之上，使整个复杂的情势博得了资本主义之名——经济被资本提供者垄断的一种现象。于是，在每个刺激因素都已导致了发明与竞争，及在企业一途渐脱离了同业公会的种种限制与法律层层障碍的情形下，工业革命已随时准备改变英国的面貌、天空，甚至灵魂。

开展

雇主与工人都需要改变他们习惯的技巧与彼此之间的关系。雇主要管理比以往更多的工人，应付更快速的人事变动，因此他失去了与工人之间的亲密感，而把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必须单凭利益的眼光予以评价的一些小分子。1760年之前，大部分技工都在工会工厂或家庭里做工，他们的工作时间并非毫无伸缩性，而且也准许有间歇的休息。较早期工人们还获有假日，在这种假日里，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工作皆为当时的教会所禁。我们固不可将工业革命之前一般人的情况予以理想化，然而我们可以说，其所遭受的困苦可由传统、习惯及在很多情形下户外的工作环境等予以减轻。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人们的困苦也由于工作时数的缩短、工资的提高及能更广泛地接近从机器制造出来不断增加的产品而获得缓和。但在176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手工和家庭工业发展到工厂的这种转变，对于英国劳工而言，有时却是较奴隶制度更为悲惨的一种不人道遭遇。

当时大部分工厂要求工人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一周工作6天。雇主们辩解说：“工人们必须留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无法让人信赖他们会按时报到上班。例如很多工人在星期天酗酒过度以致星期一无法上班；还有许多工人一星期做了4天工作后，其余的3天也就待在家里休息不去工作。”亚当·斯密为此曾加以解释：“一星期4天当中过度地专心工作，往往可能加速导致身心的崩溃。”同时他认为：“一个工作适度因而能不断工作的人，不仅能保持最久的健康，而且在一年之内，能完成最多的工作。”

真正的工资当然只能按物价的高低来计算。1770年在诺丁汉岛，一条4磅重的面包约要6便士，1磅干酪或猪肉要4便士，1磅牛油要7便士。亚当·斯密在约1773年，曾统计过伦敦工人平均每天收入大约是10先令，在较小的工业中心是7先令，爱丁堡则只有5先令。约瑟夫·扬在约1770年曾报道，英国工人的周薪依地区区分，自6先令至11先令不等。若以工资与物价相较，当时的工资显然较现在低得多，但有些雇主除发给工人工资外，还增加了燃料或房屋津贴，而且有些工人还可拨出部分时间从事农耕。1793年后，英国开始与法国展开长期战争之际，物价上涨较工资为速，贫穷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

不少18世纪的经济学家建议以低薪来刺激人们从事稳定的工作。甚至曾目睹法国有些地区的贫困情况而感困扰的约瑟夫·杨也宣称：“除了白痴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较低阶层的人们必须保持贫穷的状态，否则他们绝不会勤勉工作。”或者，又如约翰·史密斯所说：

熟悉这个问题的人都了解这个事实，那就是贫乏到某一程度即可促成勤勉，同时从事制造业者（手工业者）如果工作2天就能维生，那么一星期的其他4天将会懒散、无所事事，而且酗酒……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公平地断言毛织业降低工资将是国家之福，对穷人也不致造成真正的损害。而且借着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维持贸易，提高租金（岁收），还可以改造人们。

妇女与儿童受雇于工厂内，从事不需技巧的工作。有些熟练的女织工，其工作量足可媲美她们的丈夫，但工厂女工的通常周收入平均只有3先令6便士——差不多只是男人工资的一半。1788年，单是纺织厂就雇用了5.9万名妇女和4.8万名童工。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兰开夏郡的工厂内就雇有1000多名儿童。使用童工在欧洲并非新的制度，农场或家庭工业雇用童工早已被视为当然。既然普及教育被保守人士认为将导致学者过剩及人力不足的现象，18世纪的英国人几乎没有人会将儿童不上学而去做工这种情形视为一种罪恶。如果机器简化到连小孩也能操作时，厂主当然欢迎5岁上下的男女童工。教区当局埋怨负责维持孤儿和贫困儿童的费用过巨，却很乐意把他们以数十个或上百个为单位大批地寄养在工业家那里；有时还规定雇主每收养20个小孩，就要附带收养1个白痴。这些童工通常每天的工作时数为10至14个小时，他们通常成群地住宿在一起，有些工厂还采取童工12小时轮班制，如此一来，机器就可以几乎不停地转动而床位也鲜有空着的情形发生。童工们的纪律全靠拳打脚踢来维持。这些工厂学徒成了对疾病无抵抗力的牺牲者，而且很多童工由于工作过劳而变成畸形，或由于意外而成残废，甚至自杀死亡。虽然有少数人以同情的态度谴责这种童工制度，童工制度终于逐渐被废止，却并非由于人们变得更人道，而是因机器更加复杂之故。

工厂里的孩童、妇女与男人们处于他们的环境与纪律中。厂房通常都是仓促建造结构脆弱的建筑，难免发生意外事件和招致疾病。同时，纪律十分严酷，违规常会受到扣薪的处分。雇主们辩解说：“假如要避免混乱与浪费，抵消利润或国内外市场产品的物价波动的话，在适当管理机器、协调不同工作的需要及掌控一群散漫不习惯于规律或速度的人时，的确需要严格的纪律。”这种严酷的纪律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一个失业的手工艺者不得不予以忍受，否则他个人及其家庭都将面临饥寒交迫的命运，而雇主们也深信许多失业者正渴望获得他提供的职位。因此，这点对雇主们是最有利不过了，他们有了一大群失业者可以随时填补那些能力不够、令雇主不满或被解雇工人遗下的空缺。而且，当生产过剩、产品充斥市场超过人们的购买力，或和平的到来结束了军队订购更多货物的意愿，及库存高企时，甚至连循规蹈矩和颇能胜任职位的工人同样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在同业公会制度下，工人受到同业公会或市政法令的保护，但在新的工业主义之下，他们几乎很少或甚至完全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重农主义者为了使经济脱离法律限制所做的宣传，在英国正如在法国一样，已获得成功。雇主们更使国会深信，除非工资受供求率的限制而调整，否则他们实在无法继续生产下去或与国外竞争。在乡村工厂，地方保安官员仍保有对工资的部分控制权，但在工厂里，1757年以后，工资已不再受到控制。却找不到任何拒斥工业界领袖的理由，这时如洪水般的大量出口货品为英国贸易开拓了新的市场，而具有购买力的英国人也对丰富的产品感到满意。

然而，工人们并未分享到这种繁荣。尽管他们负责管理操作的机器已大量地生产，他们自己在1800年仍和一个世纪之前的工人一样穷困。他们不再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几乎很少能参与产品的设计，他们从自己供应产品的日渐扩大的市场上也得不到丝毫利益。继续保持高度生产力以偿付土地的增值股息，更增加了他们的贫困。他们从酒与性中找寻主要的慰藉，而他们的妻子由于生育过多的子女而一直备受责难。于是穷困到处蔓延，贫民救济金从1742年的60万英镑增加到1784年的200万英镑。房屋建筑的速度跟不上移民或工人的增加，这些工人往往只能栖身在阴暗狭窄的街道上那些栉比拥挤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里。他们有些住在地下室里，而地下室的潮湿更容易致病。1800年，所有的大城镇都产生了一些贫民窟，其穷困的生活状况，远较英国史上曾有的情形更为凄惨。

工人们曾企图以暴动、罢工及组织来设法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攻击那些使他们遭受失业威胁的发明。国会于1769年通过了破坏机器须判死刑的决定。然而1779年，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们自行组成一支队伍，人数从最初的500人很快地增至8000人之众。他们一面收集武器弹药，一面熔化锡铅合金的碟子来制造子弹，而且发誓要摧毁全英国的每一部机器。在伯尔顿城，他们将一所工厂的厂房及其设备全部破坏。在奥尔萨姆，他们猛攻后占取了罗伯特·皮尔（内阁阁员罗伯特爵士之父）的纺织厂，并将昂贵的设备予以捣毁。在他们前往攻击位于克伦福德城的阿克莱特工厂的途中，碰巧从利物浦派来的军队赶上了他们，于是这群工人就此溃散了，其中有些被捕后被判绞刑。保安官为此解释说：“破坏机器在这个国家里，只是将机器运往他国的一种方法……那将有害于英国的贸易。”一位自称“穷人之友”的匿名者在呼吁工人们要更有耐心时说：“所有由机器带来的改良，起初确实给某些特殊职业的人造成了一些困难……印刷机的第一个影响不就是剥夺了许多抄写者的职业了吗？”

法律禁止以协调劳资双方对工作时间、工资等问题的争议为宗旨的劳工联盟的组织存在，然而“职工协会”一类的组织已经存在了，有些甚至早在17世纪就已成立。18世纪，这类组织为数颇多，其中尤以存在于纺织工人中为最多。最初这类组织仅属社交俱乐部或共同利益的团体性质，但随着这一世纪的演进，他们变得更为激进，有时国会拒绝他们的请愿时，他们就发动罢工。例如，1767年至1768年，就有船员、织工、制帽商、裁缝匠、磨玻璃业者的罢工事件发生。其中几次罢工还演变为双方武装的暴力事件。亚当·斯密将1776年为止的这种纠纷的结果概述如下：

劳资双方在一般情况下，到底哪一方在争论中必然居于有利地位，并能迫使对方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不难预见的。雇主们由于人数较少，很容易联合起来，同时法律……也并未禁止他们的联合，然而法律禁止工人们结合。我们虽无国会制定禁止人们结合、降低工作代价（工资）的法案，却有很多法案反对提高工资。因此，在所有这种争执中，雇主们总能坚持较久的时期……然而如果不工作，许多工人连一个星期的生活也都无法维持下去，而能维持一个月的几乎少之又少，至于能维持一年的，那简直是凤毛麟角了。

雇主们在工厂和国会都能为所欲为。1799年，下议院宣布，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改变工作时数或减少对工人要求的工作量而成立的组织均属非法。工人们加入这种联盟可能遭受牢狱之灾，告密者将受到保护。至此，雇主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结果与影响

工业革命的结果几乎影响了除文学与艺术以外此后英国发生的一切事情，其结果与影响如果不撰写一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是无法加以充分描述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持续不断的发展与尚未完成的变迁过程：

一、由于发明与机器的繁多而形成工业本身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如此繁多，以致我们目前的生产和分配货品的方式与1800年相较，两者的不同之处远比后者（1800年时）与盛行于2000年前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差别更大。

二、从合乎规定的同业公会和家庭工业制度转变到资金投资系统与自由企业。亚当·斯密即是英国这种新制度的发言人，皮特二世更于1796年对这种新制度给予政府的许可。

三、农业工业化——小农场被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取代，他们使用机械、化学和机械动力大规模地生产食物和纤维，以供国内和国际市场所需——而且持续至今。因此，家族耕种的农场遭受了与同业公会同样的命运，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

四、科学的刺激、应用与普及。起初受到鼓励重视的是实用科学的研究，但纯粹科学的研究也已导致极广大的实用价值。所以，抽象的研究工作也得到经费资助，科学变成了现代生活的显著特征，就像宗教曾是中古世纪的特征情形一样。

五、工业革命（而非皮特二世所言的拿破仑）稳固了英国在海上及在最富庶的殖民地上150年的控制权，因而重绘了世界地图。它引导英国及后来其他工业国家去征服一些能提供原料、市场或商业及设备的海外地区，由此进一步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形成。它迫使农业国家为获得或维护自由而走向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的路途。它还制造了经济、政治或军事上的相互关系，使独立成为虚幻，而相互依赖成为事实。

六、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特质与文化。大量增加英国人口，将半个英国予以工业化，并使英国人口向北、向西往那些靠近储藏煤、铁或靠近水路和海洋的城镇移动。于是产生了利兹、谢菲尔德、纽卡斯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大城市。工业革命把英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转变成满布冒着黑烟的工厂及令人窒息的煤烟与灰尘的肮脏之地，又把底层民众堆积在发臭而无望的贫民窟里。

七、工业革命使战争机械化、扩大化、非人化，还大大地增进了人类破坏、毁灭和杀伤的能力。

八、它促使通讯传达和运输交通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因此使更大规模的工业兼并和由一个首府统治较大区域的构想成为可能。

九、工业革命提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使其支配财富并进而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优势，由此产生了民主政治。为了影响并维护这个划时代的权力转移，这个阶级获得了日增的部分群众的支持，他们确信这些群众能借着控制传播媒介及灌输思想而与他们步调一致。尽管受到这些控制，工业国家的人民仍然是近代史上消息最灵通的群众。

十、既然继续发展中的工业革命需要工人与管理者双方不断接受更高深的教育，新的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方式资助学校、图书馆和大学。其目的是要培养技术方面的才智，而其副产品却是世俗知识的空前扩展。

十一、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将货物与舒适散播于远较以前任何制度更大比例的人群之中，因为它只能靠人民永远不断扩增的购买力来维持其不断上升的生产力。

十二、它使都市人的心思更为敏锐，却使他们的审美观念退化了。因此许多城市变得异常抑郁丑陋，最后艺术本身也放弃了对美的追求。贵族阶级的被废止，失去了标准与鉴赏力的贮藏所及宫廷，也贬抑了文学与艺术的水平。

十三、工业革命提高了经济学的重要性与地位，而且导致经济观的历史解说。它使人们习惯以物质的原因与结果来从事思考，并导致生物学的机械论——把生命的一切过程解释为机械活动的一种企图。

十四、这些科学方面的发展及哲学上相似的倾向，加上都市的状况与不断增加的财富，减弱了宗教信仰。

十五、工业革命改变了道德观念。它并未改变人性，但它将新的力量与机会赐予基本上有用但在社会上令人困扰的旧有天性。它强调利益动机的程度，似乎鼓励并加强人类自私的天性。以往不合于社会群体生活的本性均为父母的权威、学校的道德教育及宗教教条节制，然而工业革命削弱了所有这些控制力量。在农业制度中，家庭是经济生产，也是种族延续和社会秩序的单位。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们在双亲与季节的戒律下，共同在一块土地上工作，它也教导人们合作并把人们塑造成相同的性格。但工业主义使个人与群体成为生产的单位，双亲与家庭丧失了他们原所具有的权威与道德作用的经济基础。由于童工在城市里不再成为赚钱的工具，儿童也就不再被当作一种资产。节育运动因此流行起来，尤其在较有知识的人们当中更为普遍，知识程度较浅的很少实行节育，这样就产生了人种关系与神权政治力量的意外结果。由于家庭规模的缩小及机械工具的发明，妇女从做母亲的职责与家务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随即涌向工厂和办公室，因此妇女的解放也是工业化所产生的结果。儿子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经济自给，同时生理成熟与经济独立的间隔期延长而使婚前守贞更加困难，因此以往在农村生活中由于较早达成经济独立、早婚与宗教约束等情形形成的道德规范被破坏无余。这种工业社会已发觉它们正在一种旧道德规范逐渐没落而新道德规范仍未建立的非道德的真空期间游离浮沉着。

然而欲了解工业革命的全部层面，或对其结果加以道德批判，却远非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所能及。它已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不同的新罪恶，同时以传教士、修女般的英雄奉献精神激起了科学家们的灵感。它制造了丑陋的建筑、阴暗的街道和污秽的贫民窟，但这些并非起自其以机械力替代人力为目的的本质。工业革命已开始攻击其本身的罪恶，因为它已发现为贫民窟所花费的远较教育费用昂贵，而且贫穷的增加反而促使富人致富。实用建筑与机械的优越性——如同表现于桥梁一样——能产生一种融合科学与艺术的美。美变成有利可图，而工业设计也在艺术与生活装饰物中占了一席之地。

第二章　政坛风云（1756—1792）

政治结构

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最基本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而最富刺激的事件是政治斗争。在此期间，英国最著名的演说家——查塔姆、爱德蒙·伯克、查理·詹姆士·弗克斯、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使英国下议院成为国会与国王之间、国会与人民之间、英国与美洲之间、英国良知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之间及英国与法国革命之间激烈、严重的冲突舞台。政治结构也就成了这一幕戏剧的骨架与组织。

大英帝国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同意绝对遵守依据现有的法律和传统惯例来治理国家，而且非得国会同意不得另立新法。英国宪法是判例的总和而非一项成文法，但有两个例外：一为约翰国王于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The Magna Carta）；一为1689年威斯敏斯特会议为英王奥伦治·威廉及其妻玛丽加冕时附带提出的《宣布人权与自由及解决王位继承法案》（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i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这个简称为《人权条例》（Bill of Rights）的法案，宣称“未经国会许可，由国王宣布暂停法律效力或执行法律的权利系属违法”，及“未经国会允许而借特权为王室或供王室之用而征税……亦属违法”。同时，上述《人权条例》规定：“所以我们具有充分信心确认：奥伦治王子将……保护他们（国会），使他们自此条例中所获确认的权利不受侵犯或破坏，并使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与自由也免受其他任何侵害，不居神职和居神职的上议院议员与平民确已决定威廉和玛丽、奥伦治王子和公主是而且要被宣布为英国、法国与爱尔兰的国王及王后。”威廉三世及玛丽二世在接受王位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骄横而有权势的英国贵族借这个宣言而加诸王权的这些限制。国会根据后来颁布的《协调法案》（Act of Settlement，1701年）及某些条件加冕汉诺威“索菲亚公主及其新教徒的继承者”时，国会还认定她及其继承者在接受加冕时，也同意接受《人权条例》中有关非经国会同意，即剥夺了创制法律的所有权利的规定。直到1789年，当几乎所有其他欧洲邻邦仍被能任意创制或废止法律的极权君王统治之际，只有英国仍然是为哲学家赞美、而且受半个世界称羡的君主立宪政体。1801年英国户口调查的结果，估计大不列颠人口为900万人，分成下列阶级：

一、最高阶级为287个世俗的贵族与女贵族，他们是国家中最具权势的人，总数约为7175人。这个阶级内从上至下依序又分为：有王族血统的王子，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这些头衔由长子继承，世代相传。

二、其次为26个主教——“位居神职的上院议员”。这些主教与287个世俗的贵族都有权进入上议院。而这些总共313个家族构成了贵族的本体，其中除公爵与王子外，“贵族”这个称呼均可适当地用以称呼他们。一种较非正式而不能移转的贵族头衔，可以通过任命而由行政机关、陆军或海军中职位较高者取得，但通常这种任命都给予那些已有爵位者。

三、约有540个男爵及他们的妻子，有权在教名之前加上“爵士”或“夫人”的称呼，而且这一名衔还可传给后代。

四、另外约有350名骑士及其妻子也可在教名之前加上同样的称呼，但这一称号不能传给后代子孙。

五、约有6000个乡绅——“绅士”或为数最多的地主阶级。这些男爵、骑士、乡绅及他们的妻子构成“次贵族”，而且通常都与高于他们爵位的其他王族合称为“贵族”。

六、约2万名“绅士”与“夫人”享有俸禄，不须以劳力谋生，他们获有纹章，而且被认为出身高贵——出生于氏族或一些古老而具有名望的家族。

七、在以上6种阶级之下的其余人民为：低级神职人员、政府文官、商人、农人、店员、手工艺者、工人、军人及海员，并有约104万人依靠公众救济为生的“贫民”，此外还有约22.2万人是“游民、吉卜赛人、流氓、小偷、骗子、伪造钱币者及妓女”。

贵族阶级除了仅偶尔遭遇抵抗外，以其财势（1801年，287位贵族获得全国税收的29%）、担任文武高级官员的特殊地位、古老阶级的声望及对国会选举和立法的控制权等控制了政府。依选举划分，英国共分为40个郡（乡村地区）及203个享有君授自治权的市镇。未享有公民权的有妇女、贫民、定罪的犯人、罗马天主教徒、教友派信徒、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及其他不能对英国国教的权威和信条宣誓效忠者。在各郡，只有每年缴付40先令税金的新教徒地主才有权参加国会议员选举，这些地主的总数约为16万人。由于选举是公开举行的，很少有人敢支持任何非由该郡主要地主提名的候选人，因此很少选民愿意参加投票，很多选举由领袖们安排决定，甚至连选票也没有。大地主们认为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寄托于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命运上，所以他们在国会的代表权应该与其财产相称，大多数小地主也同意这种看法。

在享有自治权的市镇内，显出各种杂乱的选举形态。在威斯敏斯特，约有9000个选民，伦敦市依当时法律规定约有6000个选民，另外布里斯托尔有5000个，仅有22个自治市的选民超过1000个。在12个享有君授自治权的区域内，所有男性成人都有投票权，其余大多数的市镇则只有拥有财产者才能投票。有些选区候选人是由“市自治团体”选出的，此团体被解释为“确立于能自选的团体内，并借王室的特权，对市镇财产具有独享控制权的一种由律师、商人、经纪人、啤酒酿造商等组成的都市寡头政治”。有些市自治团体选举那些提名人能付出最高代价的候选人。1761年，萨德伯里自治市曾有公开登报拍卖选票的事情发生。而在下一次选举中，牛津的市自治团体竟正式提议假如辖区内的国会议员能答应为市自治团体还清债务的话，就让他们连任。有些自治市选举候选人的特权，习惯上属于某些特定的个人或家族，而这些个人或家族并不一定是居住在该市的市民。因此，难怪卡默尔福德勋爵夸称假如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使他的黑人管家进入国会。这些“袖珍自治市”有时就像商品一般出售。埃格尔蒙特勋爵也曾以4万英镑的代价购得密德赫斯特自治市的选票。在一些“腐败的自治市”中，一群选举人竟可以选出1名或1名以上的代表进入国会，而伦敦市只能有4名代表。甚至在选票几乎已普及各地时，选举一般仍由贿赂、暴行或借着使固执的选举人过于兴奋而无法行使选举权的手段来决定。总共有111个“赞助人”借种种方式与手段控制了205个自治市的选举。当时在自治市约有8.5万个选举人，伦敦则有16万人之多——合计总数为24.5万人。

1761年，从这些不同的选举中产生了558位下议院议员。其中，苏格兰选出45位，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选出94位，各自治市共选出415位，另外两所大学各选出2位。上议院当时则由224位具有神职或世俗身份的贵族组成。“国会特权”包括有权通过立法提案，享有征税权及因此掌握的“荷包控制权”——判定人民权利声明的证件。处罚——假如国会愿意的话也可拘禁——任何伤害国会议员或不遵守国会所订的法规者，也可享有包括在国会发言以免受处分的完全言论自由权等。

将国会议员区分为保守党和辉格党，1761年已几乎完全丧失其意义。真正的区分界线应存于对当时“政府”或内阁或国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综观之，保守党维护土地的权益，而辉格党有时则考虑到商人阶级的愿望。除此之外，他们两党同样保守，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为了大众利益而立法。

除非获得国会上、下两院的同意并获国王签署，否则没有任何一个法案能成为法律。国王具有“帝王特权”——依据英国习俗与法律而赋予国王的种种权力、特权及免除捐税义务的豁免权。国王具有军事大权，他是陆、海军的最高统帅，他能宣战，但须经国会拨款作战，他有权缔结条约并与敌国议和。国王也有一些立法权：他能撤销对国会通过法案的同意权——但国会仍可运用其对财政的控制权而迫使国王让步，所以1714年以后，英国从未行使该项权力。他可宣布戒严令或在会议中发布命令而增加法律条款，但他不能改变习惯法，或制造新的抵抗，他还可任意为殖民地立法。他拥有行政权：他个人有权召集、中止或解散国会，他也任命负责指导政策和施政的内阁阁员。在乔治三世60年统治的前22年（1760—1782年），造成当时部分政治狂热的就是关于选择内阁阁员及决定政策方面王权的伸张情形。

国王的立法权受到严格的限制，他的阁员们提交国会表决的法案，只有靠劝说国会两院同意（1770年，有190位以上的下议院议员在行政机构里持有任命的职位）。从事上述活动的经费，大部分由国王的“皇室费”——国王自己及其家属的费用（国王私人用度）、国王付给侍仆的薪水及授予的年金清单——之中支出。国会每年拨给乔治三世80万英镑作为“皇室费”，可是他经常超支。于是，国会1769年增加了513511英镑，1771年增加了618340英镑，以便偿付皇室债务。国王的部分经费用于收买国会各项选举的选票，另一部分则用来购买国会本身的选票。国会投票通过作为秘密用途的各项基金，在许多情况下以贿赂而送回国会重新审议。我们看到从印度发财返英的人花在选举或立法上的金钱，或寻求政府合同及避免政府干涉的商人的金钱，加上王室与国会的交易，其金额之大时，我们就可看到政府腐败的详细情形。这在奥得河以西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其相比，而且其对人性更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教训。

关于英国的制度，有些细节也应予以注意。大小地主都要缴税，也许这是当时平民尊敬贵族的理由之一。英国国会只准政府组织民兵自卫队，而不准其拥有常备军。法国、普鲁士及俄国分别拥有18万、19万及22.4万人的常备部队时，英国却拥有颇占优势的财富。然而，在战时，三军全靠征兵与强召入伍制度以补充兵源。这种制度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及陆、海军生活的残酷，都是当时英国社会的阴影。

布莱克斯通觉得（约1765年），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在当时人们的天性与教育许可下最完善的。他还引述古典的见解，认为最好的政府形态应该包含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同时他发现这些政体在英国宪法中“和谐与快乐地结合着”——

如同我们一般，由于法律的行使权操于一人之手，法律能发挥最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才能具有的力量和迅速等益处。又由于王国的立法权是委由三种彼此完全独立的不同权力操纵：第一个权力属国王；第二个属于居神职或不居神职的上议院，他们是因其虔敬、出身、智慧、英勇或财富而被选，组成贵族会议；第三个是下议院，由人民自由选出的平民代表构成。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民主政治，因为这个集合体是由于不同的动机而产生，而且分别关切不同的利益……对一切事物具有绝对控制权，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任何一个都不致造成任何不便，但是三者可以互相制衡。每一个都具有否决权，足可拒斥任何它认为不利或具危险性的改革。因此，英国君主立宪的统治权即存在于此，而且是尽可能有益于社会地存在于此。

我们或可讥嘲这位著名权威从舒适的高位来观察当时政府的爱国保守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评断一定获得在乔治三世统治下90%的英国人民的赞同。

主要人物

这些政治舞台上的角色都在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列。其中地位最高者为乔治三世，他在最具重要性的几年里（1760—1820年）统治英国，目睹英国经历了美国与法国革命及拿破仑的战争。他是第一位出生于英格兰，自认是一个英国人，而且对英国事务颇感兴趣的汉诺威国王。他是乔治二世之孙，也是死于1751年、难以驾驭的威尔士王子腓特烈·路易之子（未来的乔治三世，当时只有12岁）。他的母亲萨克森—哥达王朝的奥古斯塔公主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她对遇见的那些“没有教养而又邪恶的世家子弟”颇感震惊，所以将乔治三世与那些伙伴隔离，而且以一种使他与当时的贵族和当时风行的游戏、欢乐、骚乱、思想等完全隔绝的方式教养他。乔治三世长大后成为一个胆怯、昏庸、虔诚、欠缺教养而郁郁寡欢的人。他对吹毛求疵的母亲说：“假使我将来有一个儿子，我将不会像你对我一样使他那么不快乐。”她把她对乔治三世的祖父纵容国会权威的轻视态度传给了乔治三世，再三叮嘱他说：“乔治，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重新掌握政府的实际领导权。有一个可疑的传说，认为这位年轻的国王受了波林布洛克子爵的《爱国国王的思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1749年）一书的影响，此书劝告统治者“不但要治理而且要统治”，允许国会保留其拥有的权力的同时，要实施改进英国人生活的措施。乔治的老师之一沃尔德格雷夫勋爵1758年将他描述成“绝对诚实，但缺乏使诚实变为可亲的率直和坦白的行为……他并不缺乏决断力，却过于固执……在他的性情中存在着一种忧郁，这……将是他通常焦虑不安的来源”。这种特性一直保留到他神志不清。

自从乔治三世的父亲死后，他的寡母就与担任侍从官的比特伯爵和约翰·斯图亚特过从甚密。比特1751年正是38岁，而且已经与当时名闻一时的玛丽夫人的女儿蒙塔古结婚15年了。在乔治登基之前的最后几年，乔治将他视为首席教师和知己。他仰慕这位来自苏格兰的教师的学识和正直，十分感激地领受他的忠告，而且接受了他的鼓励，准备争取积极的政府领导权。这个王室青年向15岁的美人莎拉·莲诺克丝女士求婚时，他悲伤却诚挚地接受了比特伯爵向他提出要他娶一个外国公主以巩固政治联盟的劝告。“我把前途付托在你的双手中，甚至将避免想到我亲爱的恋人，我只有默默地悲伤着，绝不再以这令人不愉快的琐事来麻烦你。假使我必须在失去朋友或恋人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我宁可放弃后者，因为我重视你的友谊远甚于一切尘世间的欢乐。”乔治登基后，他把比特带在身边。

乔治三世在位期间是英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王朝之一，而他也受到谴责。他本人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是一个绅士。他接受英国国教的信仰，以不炫耀的虔诚心遵行它的教条，甚至还为此责备过一位在传道时赞美他宫廷的传教士。他仿效其政敌，而且变本加厉地行使贿赂，但在私生活方面，他是美德的典范。值此纵欲昭彰的时代，他却为英国树立了一个忠实丈夫的楷模，这恰与他的祖先们私通放纵的丑行及其兄弟、儿子的不法行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宗教与政治之外，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仁慈的人。虽然在赠送礼物方面有时表现得过分慷慨，但是他是一个有简朴的习惯与嗜好的君主。他禁止在宫中赌博。他勤于政事，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有时一天12次下达指令给他的助手和内阁阁员。他并非沉闷的清教徒，也喜爱剧院、音乐和舞蹈。他并不缺乏勇气，他固执地与政敌周旋达半个世纪之久。1780年，他勇敢地面对暴民，而且在两次谋刺事件中都能保持镇静。他很坦白地承认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以致一生对文学、科学和哲学相当无知。假使说他心中有些怯懦，那是由于遗传的怪癖、教师的疏忽及环绕国王的无数压力造成的。

乔治所犯错误之一是对别人的才能和独立性的猜忌。他对威廉·皮特一世具有的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理解力、深入的判断力和雄辩有力的口才耿耿于怀。从皮特进入国会（1735年）到在“七年战争”获胜期间，我们也可在别处看到这位不平凡者的功绩。他可能比乔治三世更自大与顽固，觉得自己是这个在他领导下建立的王国的监督人。所以，名义上的国王与实际上的国王相遇时，一场王权争夺战就此展开了。皮特个性耿直，不为他周围盛行的贿赂恶习所动，但他把政治视为纯粹的国家权力，而且不让人类感情改变他使英国强大的决心。他被称为“伟大的平民”，因为他是下议院中最伟大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曾考虑到改善平民的命运。然而他曾挺身而出，为美国人和印度人反抗英国的压迫而辩护。与英王一样，他也愤恨批评，而且也“不惯于遗忘或宽恕”。除非国王能统御他，否则他并不愿为国王效命。乔治三世坚持撕毁与腓特烈所订的条约而另与法国订立片面和约时，他便辞去内阁职务（1761年）。假如说最后他被打败了，不是别的敌人而是痛风击败了他。

皮特在英国政治上的影响可与爱德蒙·伯克在英国思想上的影响相比。皮特于1778年退出政坛，而伯克于1761年出现，直到1794年才断断续续地吸引了有教养的英国人的注意。他生于都柏林（1729年），是一个律师之子，这个事实也许会妨碍他为政治职位和权力的奋斗。他并非真正的英国人，只是被英国人收养而已。他也并非贵族，但他心地有如贵族一般高贵。他母亲和姐妹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使他一生同情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徒，也使他固执地强调宗教是道德与国家不可或缺的堡垒。他在波利托尔的教友派教会学校和柏林的三一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他的拉丁文程度足够使他欣赏西塞罗的演讲词，并使它们成为他自己辩论风格的基础。

1750年，他来到英格兰，在伦敦的中神殿法学院研习法律，后来他称赞法律是一种“比其他各种学问的总和更能加速并鼓励理解力的一种科学”。但是他认为法律“除了对生来快乐的人以外，不能够完全依照同样的比例来启发并解放心灵”。约1775年，他的父亲以他忽略了法律研究而从事其他的追求为由取消了他的零用钱。显然，他已养成了对文学的喜爱，而且经常出入剧院和辩论俱乐部。还有人谣传他爱上了著名的女演员佩格·沃芬顿。1757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上说：“我已破坏了所有的规则，而且疏忽了所有的礼仪。”他还描述他的“生活状况”是“由各种不同的图样交错而成，有时在伦敦，有时在遥远的乡下，有时在法国。偶尔，感谢上帝，还远在美国呢”！此外，我们除了知道伯克于1756年在一种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出版了两本不凡的书，而且结了婚，对他在这段期间的其他一切就一无所知了。

其中一本书名为《自然社会的辩证》（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或称《各种人为社会对人类产生的不幸与罪恶观》（A View of the Miseries and Evils Arising to Mankind from Every Species of Artificial Society）、《给某勋爵的一封信》（A Letter to Lord——）、《一位已故的高贵作家叩上》（By a Late Noble Writer）。这篇长达45页的文章，表面上是一本强烈谴责各种政府的书籍，比一年前卢梭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更富无政府主义色彩。伯克为“自然社会”下了这样的定义：“根据自然嗜好与本能而非由绝对的法律制度组成的社会。”他阐释道：“法律的发展是一种堕落。”历史是一部屠杀、奸诈和战争的记录，同时“政治社会应被控以毁灭社会的较大罪名”。所有的政府都遵行马基雅维利的权谋霸术原则，摒弃一切道德约束，并给人民立下贪婪、欺诈、抢劫及杀人的伤风败俗的榜样。雅典与罗马的民主政治丝毫不能改善政府的罪恶，因为它可由煽动政治家的能力而赢得容易受骗的大多数群众的仰慕，而且很快地把民主政治又变成独裁统治。法律是一种编纂而成的不公正，它保护懒散的富人对付被剥削的穷人，并加上一项新的罪恶——律师。“政治社会使多数人成为少数人的财产。”请看英国矿工的遭遇，想一想这种惨痛是否会存在于自然的社会里——在法律创制之前的社会——我们是否应该像宗教支持现状一样，由于它已成为人类的天性而必须接受这种状态？

假如我们决心放弃自己的理性与自由，屈服于社会的僭越之下，我们除了尽可能默默地顺从与之俱在的世俗（通俗）观念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还得接纳这些世俗的宗教和政治见解。但是，假使我们认为这种需要是想象而非真实的，我们将放弃他们对社会的梦想与宗教的幻想，并为完整的自由而辩护。

这项言论有年轻激进者的大胆与愤怒的真诚，这个青年在精神上是宗教的，却拒斥已建立的神学，而且对他在英格兰目睹的贫穷与堕落也非常敏感。他具有自知的才能，但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尚无地位和美名。每个机警的青年都经过这个阶段而达到地位、财富及我们将在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保守主义。我们察觉到《自然社会的辩证》一书的作者以匿名来掩护自己，而且假装自己不在人世。几乎所有读者，包括威廉·沃伯顿和查斯特菲尔德伯爵在内，都了解这篇论文是针对当时罪恶所做的真正攻击。许多人还认为此书为波林布洛克子爵所著，他死于1751年，就是所谓的“已故的高贵作家”。在这篇论文出版9年后，伯克竞选国会议员。伯克唯恐他年轻时所发的言论将对自己不利，于1765年重印此书，而且加上序文，此文的一部分如下：“下面这篇短文的目的是为了表示……用以摧毁宗教的同一‘文学’工具也可以照样成功地用来颠覆政府。”大多数为伯克写传记的学者把他的解释当作真诚的，我们虽然不敢苟同，却可了解一个政治候选人为了避免一般人的偏见所做的努力。假如我们之中哪一个人的过去被揭发，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

伯克另一本于1756年出版的书，书名为《崇高与美丽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言辞正如《自然社会的辩证》一样犀利，文笔更为熟练。此书再版时，他又加上一篇《论鉴赏力》（“A Discourse on Taste”）的论文。我们不禁对这位27岁的年轻人在莱辛的《拉奥孔》一书出版前整整10年就敢于探讨这么难懂题目的勇气钦慕之至。也许他是从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书的第2册中获得了启示。此书一开始就说：“风吹乱了大海的波浪时，从陆地遥望他人的辛劳，是多么愉快。这并非我们幸灾乐祸，而是因看见你自身能免除一切罪恶实在甜蜜。”因此，伯克写道：“自卫的强烈情感依赖痛苦与危险而定。情感的起因直接影响我们时，就会令人痛苦。当我们知道痛苦与危险并非真正存在于环境中，情感就会令人快乐……凡能引起这种快乐的，我就称之为崇高。”其次，“所有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及富丽堂皇的作品都是高贵的……所有豪华、壮丽的建筑物也都是崇高的……因为仔细观察这些伟大的作品，内心就会把产生这些作品所需的竭尽一切心力的伟大的意念专心凝神于作品本身”。阴郁、黑暗和神秘有助于提高高贵感，因此中古世纪的建筑家们，很谨慎地只允许微弱的光线进入他们的大教堂。浪漫主义的小说，如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古堡》（Castle of Otranto，1764年）和安·拉德克利夫的《乌杜尔福的神秘》（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年），都从这些见解中获益不少。

“美，”伯克说，“这个名称适用于凡是事物能引起我们产生情爱和温柔感或最类似的情感的一切特性。”他反对认为只有和谐、统一、对比、对称这些特性才是美的古典美学观念。我们认为天鹅是美的，虽然它的长颈和短尾与其身躯不成比例。通常美的事物都是细小的（这与高贵形成了对比）。“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任何不光滑柔和的事物是美的。”美的事物如果表面破裂或粗糙、有锐角或突起等情形，那将会影响并限制我们欣赏美的乐趣。“青春与活力的神态，有损美感。细致或甚至柔弱的外表，对美几乎是必要的。”色彩，特别是变化多又明亮的色彩，可以增加美，但耀眼和强烈的颜色则否——说来奇怪，伯克并未曾问过是否一个女人因为娇小、柔美、细致、多彩多姿就可以被认为美丽。

无论如何，琼·纽金特是伯克向往的。1756年，他们结婚了。她是一位爱尔兰医生的女儿，是天主教徒，但不久改信英国国教。她柔顺温和的性情缓和了她丈夫暴躁的脾气。

《自然社会的辩证》和《崇高与美丽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两书，如果不是其理论，便是其体裁造成的印象为伯克开启了成功之门。罗金厄姆侯爵不顾纽卡斯尔公爵提出的，伯克是一个狂野的爱尔兰人、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秘密的天主教徒及耶稣会会员的警告，毅然聘他为秘书。1765年底，伯克借着佛尔尼勋爵的影响，当选温多佛自治区（当时佛尔尼“拥有该自治区”）的国会议员。在下议院，这位新选议员获得了能言善道但并不善于说明的演说家的美誉。他的声音刺耳，夹着爱尔兰腔，他的动作笨拙，他说的笑话有时又显得粗鲁，他的指责也过分激烈。人们只有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才能察觉到，他是以精通英语的能力、清晰的描述、广博的知识和例证及利用哲学透视法处理当时问题的才能而创造文学。这些特性也许在上下两院里反而成了障碍。哥尔斯密告诉我们说：“有些听众喜爱看他像蟒蛇般迂回前进，慢慢进入主题。”但许多人对他过多的细节、偏于理论的枝节、装饰华丽的雄辩、繁复的掉尾句和不时流露的文雅颇感不耐。他们喜欢重实际的思考和直接地引入正题，他们赞美他的语法，却不理会他提出的忠告。因此，博斯韦尔说伯克像一只老鹰时，塞缪尔·约翰逊反驳他说：“是的，先生，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捕获到。”几乎直到他的议员生涯终了，他一直为那些令人民、内阁和国王不愉快的政策辩护。他说：“我知道，我选择的路并不是步步高升的路。”

显然，他一步步爬上事业巅峰时，他明智地博览群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描述他是一部百科全书，从他的知识贮藏库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指示。弗克斯对他推崇备至，说假使他（弗克斯）把从书本上学得的所有政治知识，从科学中获得的及世上的知识与事务教导他的一切学识放在一个天平上，而把他从正直诚恳的朋友指示和谈话中获得的进步放在另一个天平上，那么他将难以决定取舍。通常吝于赞美他人的约翰逊也同意弗克斯的说法。约翰逊说：“即使和他在同一个棚里避雨5分钟，你都会受不了，但是你会相信自己正和曾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站在一起。”

约1758年，伯克加入了约翰逊·雷诺兹集团。他很少与这位顽固的辩论家争辩，也许是怕自己和约翰逊的坏脾气。可是两人一旦争辩起来，总是这位文坛权威约翰逊先行退缩让步。约翰逊生病而有人提到伯克时，这位博士便叫道：“那个家伙会唤起我全部的力量，假如我现在见他，那我必死无疑。”但是这两个人几乎对政治、道德、宗教等所有基本问题的看法一致。虽然他们是平民，但接受英国的贵族政治法则。他们轻视民主政治，认为那是庸人当政。他们替希腊正教和英国国教辩护，以为上述两者是道德与秩序不可替换的堡垒。只有在美洲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相左。约翰逊自称为保守党员，而指责维新党员是罪犯和傻子。伯克自认为是维新党员，却为保守党的基本信条较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人提出了更强有力、更合理的辩护。

他似乎有时支持在存在状态中最可疑的要素。他反对议员选举法或对法律制定的规则的修改。他又以为“腐败的”或“由一人或一家操纵选举的”自治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些自治区选出了像他这么好的议员参加国会。他非但不主张扩大选举，而且认为应“借减少选票的方式”增加选举人的重要性及其独立性。然而，他曾赞助了成百项自由主义的主张。他在亚当·斯密之前提倡自由贸易，并在威尔伯福思之前攻击奴隶贩卖制度。他主张废除天主教徒没有参政资格的规定，支持非英国国教者提出的享有充分公民权的要求。他又设法减轻野蛮的严刑峻法和军人生活的困苦。虽然他本人曾遭受过新闻自由之害，他仍然为新闻自由辩护。他面对大多数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挺身而出为爱尔兰、美国和印度辩护。他率直而大胆地支持国会反对国王，以致失去了所有担任政府公职的机会。我们或许可对他的见解和动机提出异议，但是我们绝不能对他的勇气有所怀疑。

伯克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奋斗——反对法国大革命——使他失去了长久以来他仰慕、热爱的一位友人的友谊。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与他感情极好，并在无数次面临挑战的危险之际，与他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是除了彼此都重人道、有勇气之外，他在心性与个性方面，几乎完全与伯克相异。伯克是爱尔兰人，穷困、保守、虔诚信教，而且有道德操守。弗克斯是英格兰人，富有、急进，而他脆弱的宗教信仰不足以使他远离赌博、酗酒、女人及法国大革命。他是亨利·弗克斯的第三个、也是最宠爱的儿子。亨利·弗克斯继承了一笔财富，不过很快就被他挥霍掉。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并因此得到了另一笔钱财。他当军需官时，他又聚敛了一笔财，他还资助比特伯爵贿买国会议员的席位，结果被酬以荷兰男爵的封号，却被指为“拖欠数百万钱财的公众债务人”。他的妻子卡罗琳·伦诺克斯是查理二世与路易丝·凯鲁阿尔的孙女，所以查理·詹姆士流着稀薄的斯图亚特王朝放荡成性的国王和谦顺的法国妇女的血液。他的名字就有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回忆，定然使汉诺威王朝的臣民听来不甚悦耳。

荷兰男爵夫人设法将她的儿子们教养成诚实而有责任感的人，但是荷兰男爵非常溺爱查理，为了他而把古老的谚语改成：“明日能做的事，切勿今日做；别人能做的事，绝不自己做。”查理刚满14岁时，他的父亲把他从伊顿学院带往欧洲大陆的赌场和温泉游乐一番，而且允许他每晚花5基尼。待他回到伊顿学院时，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赌徒了，一直到他进牛津大学后，仍是积习难改。他在牛津大学时利用时间阅读了许多古典及英国文学作品，但只念了两年就离开，到各地做为期两年的旅行。他学了法文和意大利文，在那不勒斯输掉了1.6万英镑，拜访在费内的伏尔泰，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书籍，这些书启迪了查理对基督教理论的认识。1768年，他父亲为他在一个自治区里从事贿选，所以查理在19岁时，就当选了国会议员。这是十分不合法的，但是很多议员对这位年轻人的个人魅力与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两年后，查理借着他父亲的影响力，担任了诺斯勋爵首相内阁的海军大臣之职。1774年，他的父母亲及长兄相继去世，于是查理成了一笔巨额财产的主人。

查理成年以后对自己的外表与品德颇为疏忽。他的长袜松松地系着，外衣和背心皱皱的，衬衫的领口敞开，脸上则由于酒食之故显得红扑扑的，他坐下时，那圆滚滚的大肚子好像就要从两膝上滚落下来似的。他与威廉·亚当斯决斗时，他拒绝了他的助手要他采取习惯的侧立姿势的劝告，他反而说：“反正我正面或侧面站立还不是一样臃肿。”他并不费心掩饰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谣言说他是赌棍们惯常的牺牲品。一次（吉本告诉我们）查理一口气接连赌了22小时，那次他总共损失了20万英镑。查理言及，人生最大的乐趣除了“得”之外，就是“失”了。查理养了一马厩的赛马，在它们身上下了颇大的赌注，而且（我们被要求相信）他在赌马上赢得的要比输掉的多。

有时他对政治原则也如同他对衣着与道德一样疏忽。他不止一次以自己的爱憎来决定他采取的立场。他天性疏懒，并不以使伯克成名的那种谨慎与研究精神去准备他的国会演说或议案。作为一个演说家的他，几乎毫无优雅之处，他根本也不想求得这些。他的演讲总是既无一定形式，又一再重复，有时还会令文学家大为震惊。理查德·波森这位英国学者说：“他把自己投入句子中，而让万能的上帝设法再将他解救出来。”然而，由于他有天赋的敏锐头脑和极强的记忆力，一般人都认为他成了下议院最能干的辩论者。霍勒斯·沃波尔如此写道：“查理·弗克斯已把老农神（查塔姆）从雄辩的宝座上一脚踢了下来。”

与弗克斯同一时代的人对他的缺点极为宽容，因为这些缺点是许多人共有的；可是对他的优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赞扬。弗克斯在1774年以后的大部分生涯中，不惜牺牲升迁与获得人望的机会而走自由主义路线。伯克谴责罪恶，却喜爱弗克斯，因为他了解弗克斯毫不自私地献身于提倡社会正义与人类自由。伯克曾说：“他是生来要被爱的人，他有着天真烂漫、坦白、公正与慈悲为怀的性情。他为人大度，个性温和，具有对错误宽大容忍的脾气，他的心性中并没有半点毒恨。”吉本也同意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更能完全免于怨恨、虚荣或虚伪的污点。”但只有乔治三世不为弗克斯这种自然的魅力所迷。

与伯克和弗克斯共同领导维新党自由派的是一名叫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的另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祖父托马斯·谢里登出版了一些希腊和拉丁文的翻译作品及《双关语的艺术》（Art of Punning）一书，此书对谢里登也许有些影响。他的父亲托马斯·谢里登二世被列为仅次于加里克的演员和剧场经理。他与成功的剧作家和小说家弗朗西丝·张伯伦结婚。他曾获都柏林、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学位，并在剑桥讲授教育学。他协助约翰逊得到皇家的恩俸，也为他自己谋得了一份。他写了一本饶有娱乐趣味的《斯威夫特的一生》（Life of Swift），而且在约翰逊字典出版后仅25年就大胆地出了一部《普通英语字典》（Gener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80年）。他协助其子经营德鲁里巷剧院，眼见其子在罗曼史、文学方面以及国会中的作为。

因此，假如说理查德的血液中没有机智和戏剧的话，那么他的环境中也必充满这些。他生于都柏林（1751年），11岁时被送往哈罗公学，在校6年，获得了极佳的古典教育。他20岁时，就模仿其祖父，出版了希腊文学翻译的作品。1771年，他与双亲住在巴斯时，他为了17岁的伊丽莎白·安·林利的可爱面容和声音而失魂，她那时正在她父亲作曲家托马斯·林利举办的演奏会中演唱。任谁看了凯恩斯博罗为她所画的肖像，都会了解理查德除了为她心神荡漾之外，实在别无选择了。其实她也为他着迷，假如我们能相信她姐妹的话，她认为理查德真有令人不可抗拒的英俊可爱之处。“他的双颊泛着健康的红光，他有着世界上最美好的眼睛……温柔与挚爱的心……与他后来表现在写作上同样的戏谑的思想和纯洁无害的机智令其家人喜悦。我仰慕——我几乎崇拜——他。我将极愿意为他而牺牲我的生命。”

伊丽莎白·安有很多求婚者，包括理查德的哥哥查理。追求者中有一位马修上校，颇为富有，早已结婚，却缠着她，使她受不了而竟然服下鸦片企图自杀。她自杀未遂，但已了无生趣，直到遇见理查德后，他的挚爱才使她恢复生气。由于马修威胁要强迫她就范，她在恐惧与爱恋参半的心情下与谢里登私奔法国，并与他结了婚（1772年），然后在里尔附近的一所修道院避难，理查德则返回英国与双方父亲重修旧好。他曾与马修决斗两次。第一次获胜，但他饶了马修一命。第二次他喝醉了，却说服他的仇敌使其缴械，并同意把决斗降级为角力赛，然后带着一身血、酒味和泥巴回到巴斯。当时他的父亲不认他，但托马斯·林利从法国带回女儿伊丽莎白·安，还承认了她与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的婚姻（1773年）。

理查德太过骄傲，不愿让他的妻子公开演唱来维持生活，所以在22岁时就开始靠编剧赚钱谋生。1775年1月17日，他的一部喜剧《情敌》（The Rivals）在修道院广场剧院上演。但演得颇差，各方批评也极恶劣。谢里登重整旗鼓，找到一个更好的演员来饰演主角，因此从第二次演出（1月28日）起就开始获得了一连串的戏剧性成功，并为他赢得了美誉与财富。很快地，整个伦敦都谈论着该剧的剧中人物安东尼·艾布索卢特爵士、鲁西亚斯爵士、黎狄亚·兰桂丝小姐，并模仿马拉普乐夫人随意引用含意不清的字。（例如：“忘掉这个家伙！一窍不通地把这个人完全赶出记忆”，“像尼罗河畔的寓言一般顽固”）。谢里登脑子里充满着许多戏谑的题材，他将它们满布于每一页的字里行间，使男仆也有机智，并使傻瓜讲起话来，好像哲学家一般。批评家们抱怨说，他的剧中角色与对白有时并不一致，而机智幽默的对白响遍了每一幕戏，几乎塞满了每一张嘴，而且由于过分使用机智，反使原意晦涩不清。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观众喜爱剧中的欢乐气氛，而且这种喜好至今历久不衰。

《女伴》（The Duenna）一剧获得更大的成功，此剧于1775年11月2日在修道院广场剧院首演。第一季就一连上演了75个夜晚，打破了《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一剧于1728年创下一连上演63个晚上的纪录。在德鲁里巷剧院的大卫·加里克对这个激烈的竞争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只好重新上演由谢里登去世不久的母亲写的《发现》（The Discovery）一剧与之对抗。谢里登为成功而兴奋着，提议购买加里克的德鲁里巷剧院的一半股权。加里克深觉自己年华已逝，答应以3.5万英镑成交。谢里登说服他的岳父和一位朋友各捐助1万英镑，他本人投资1300英镑现金，其余部分则靠贷款筹足（1776年）。两年后，他又另筹了3.5万英镑，与他的合伙人买下该戏院的所有权，并予以接管经营。

很多人认为谢里登过于自信，但他接着又以编写《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一剧而得到另一次胜利（1777年5月8日），此剧获得了当时最大的戏剧性成功。自从5年前理查德私奔以来，他父亲一直对他不悦，可是现在也与他和解了。在这些一连串胜利之后，谢里登在成功的路上即稍有挫折。德鲁里巷剧院的演出并未大受欢迎，而且这些合伙人对破产忧惧万分。谢里登即以《批评家》（The Critic）这部讽刺悲剧及戏剧专家的闹剧解除了困境。然而，他惯常的拖延个性却阻挠着他的写作，在预定公演的前两天，他竟还未写完最后一幕戏。他的岳父及其他友人即想出了计谋，将他诱至剧院的一个房间里，给了他纸、笔、墨水和酒，要他完成这个剧本，而且把他锁在房里。后来他终于带着大家企盼已久的结局出现，经过排演后被认为相当完美。该剧的第一次公演（1779年10月29日）对于这位热情洋溢的爱尔兰人来说，是幸运之神的又一次微笑。

他向四处继续找寻供他征服的新世界，于是决定进入国会。他给斯塔福德市市民每人5基尼贿买他们的选票，1780年，他进入下议院，成为激烈的自由主义者。他与弗克斯和伯克共同检举华伦·黑斯廷斯，而其锋芒更胜过他俩。同时，他与善于社交又多才多艺的妻子一起过着愉快而奢华的生活，并以他的会话谈吐、机智、横溢的才气、仁慈及债务而闻名一时。拜伦爵士概述这些奇迹说：“不论谢里登已做了些什么，或选择做什么，那都是同样的优越，而且永远是最好的。他曾写了最佳的喜剧、最好的戏剧……最好的闹剧……做了最好的演讲（《关于加里克的独白》），尤其是他曾发表过国内能想象到或听过的最好的正式演讲。”此外，他赢得并保持着英国最可爱的妇人的钟爱。

谢里登真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很难想象他与小皮特这位只知现实、超越感情而无雄辩口才统治国家的人竟会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代。小皮特生于1759年，其父事业正呈巅峰状态之际，他的母亲是英国首相（1763—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的姐妹，他在政治的养育和国会的气氛熏陶之下长大。由于他年幼时体弱多病，他并未进入严格及与社会接触的公立学校。在他父亲严格的督导下，在家中受教，他父亲要他每日背诵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的诗以便学习演讲术。10岁时，他已是一位古典学者，还写过一部悲剧。14岁时他被送入剑桥大学，不久因病辍学返家。一年后再度前往就学，他是侯爵之子，因此未经考试于1776年从剑桥毕业并取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后来他在伦敦的林肯法学院研习法律，并曾短期地执行律师业。21岁时，他有计划地由詹姆士·劳瑟爵士控制的自治市选入国会。他的首次演讲即颇支持伯克改革经济的建议，以致伯克说他：“不仅有乃父之风，简直是青出于蓝。”

由于小皮特是家中的次子，他每年只许有300英镑的零用钱，及偶尔从他母亲和伯叔们那里获得的补贴。这些情况促使他在行为和品格方面养成了高度自律的单纯与朴实的特性。由于他发誓追求权力，他避免结婚。他不以赌博或观剧为乐。虽然后来在经历过一次政治骚乱后，他曾酗酒以麻醉他的神经，但他终究还是赢得了生活纯洁、意志廉明的美誉。他能赢取任何东西，但他绝不会被收买。他从不追求财富，也很少为了友谊而让步妥协。仅有少数他的挚友才会察觉到在他冷漠、自制的外表之后，蕴藏着一种友善的欢乐，甚至还有挚爱的温柔。

早在1782年，诺斯勋爵首相的内阁即将辞职时，“这个孩子”，正如有些议员们如此屈辱降格地称呼小皮特一样，在他的一篇演讲中包含着这篇不寻常的声明：“就我而言，我不敢期望能成为新阁的一分子，但是如果我去争取而能达到目的，我认为我必须声明，我绝不愿意接受任何附属的职位。”那就是说，他将不会接受组成所谓内阁的六七个席位以下的职位。因此，新阁要派他出任年薪5000英镑的爱尔兰副财务大臣时，他即予以婉拒，并继续靠着他每年300英镑的津贴过日子。他对升迁颇具信心，而且希望凭自己的长处获得升迁的机会。他极其勤奋，成为下议院里在内政、工业和财政方面知识最渊博者。在他骄傲的声明发表过后一年，国王这次不仅延请他加入内阁，而且任命他为政府首相。在他之前从未有任何人以24岁的年纪出任过首相之职，而且很少有首相曾经在英国历史上给人留下较其更深刻的印象。

国王与国会

乔治二世在绝对嫌恶英国政治的心情下结束了他对英国33年的统治。“我对所有这些傻事厌恶之至，而且我全心全力期望魔鬼把你的主教们、部长们、国会及整个英伦三岛一齐带走，要是我能远离此地到汉诺威去就好了。”他于1760年10月25日安息，葬于威斯敏斯特。

乔治三世在其祖父去世当天登基，除少数念念不忘斯图亚特王朝的人们之外，他受到了几乎所有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当时他22岁，英俊、勤勉又谦虚（他是自亨利六世以来第一位放弃对法国提出主权要求的英国国王）。他对国会发表第一次演讲时，他在国务大臣为他准备的原稿上加上了他的汉诺威祖先们绝不会说的话：“我在这个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我以英国之名而自豪。”霍勒斯·沃波尔曾说：“这个年轻的国王有着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有着高度的优雅美德可以缓和他的威严，他那极为善良的天性更是随时随地显露出来。”他借着“为了鼓励虔诚和美德，为了阻止并惩罚罪恶、异端与不道德”，于10月31日签署了一项文告，因此增加了他的威望。1761年，他与麦克伦堡—史特雷立兹的夏哈特·索菲亚公主结婚，他与她生下了15个孩子，因而找不出与其他女人私通的时间。这对于汉诺威国王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三世并不喜欢当时已进行4年之久的“七年战争”，他觉得可与法国达成和解。威廉·皮特、南方部门的国务大臣及纽卡斯尔公爵内阁中最有势力者，却坚持继续作战，直到法国势力衰颓，无法与这个借在加拿大与印度获胜而崛起的大英帝国抗争为止。此外，他们要求除非与英国的同盟国腓特烈大帝步调一致，否则英国不应单独与法国议和。1761年3月，比特伯爵被任命为北方部门的国务大臣，着手进行单独议和的计划。皮特力阻无效，于10月5日辞职。乔治赐给他及其继承人3000英镑的养老金，并颁赠爵位给他的妻子，使她成为查塔姆男爵夫人以示抚慰。皮特（一直到1766年）拒绝接受封爵，因为那样他会被迫离开他最喜爱的战场——下议院。由于他过去曾经轻蔑地批评养老金制度，他因自己接受了这笔津贴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这笔钱比他以前所赚的为少，而其他赚得比他少得多的人却得到更多的养老金。

1762年5月26日，纽卡斯尔公爵在其45年卓越的政治表现后解去他的职位。3天后，皮特继他出任首相。于是，这位年轻国王乔治的目的也就定型而且开始推行了。他和比特伯爵都认为决定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主要路线是王室特权的一部分。再者，他急欲打破少数富有家族对政府的控制。1761年，一个老辉格党员威廉·普尔特尼——巴斯伯爵，在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中力劝国王不要满足于做“王室的影子”，而要运用他“合法的王室特权”去匡正“党派的寡头政治的不合法要求”。

大多数的下议院议员坚持，国王应该从被认可的党魁中或在选举中获胜的小党派中挑选他的内阁阁员。乔治则坚持他的法定权利，主张挑选阁员不应有党派之分，而且认为除了重视他对国家的责任之外，不受任何限制。辉格党人曾策划让汉诺威的选举人登上英国王位，有些保守党人则曾与被放逐的斯图亚特王朝族人举行谈判，无法避免地，起初的两个乔治国王只让辉格党人参政，而大多数的保守党人都归隐山野。但1760年，他们接受了新王朝的统治，相当多的人对这位出生于英国的国王表示臣服与效忠。乔治欢迎他们，而且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指派能干的保守党人与辉格党人担任政府要职。辉格党人提出抗议，认为假使国王自由地选派阁员及决定政策而不对国会负责，那么国王就违反了1689年的《人权条例》，国王的权威也必将倒退回查理一世声言的程度，而且1642年和1688年的革命也就毫无意义了。党派政治制度固有其缺点，（各领袖们主张）它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可或缺的，它为每个内阁提供一个反对党以监视并批评内阁，（选举人要求时）能够以一些有能力改变政策方向的人来取代原来的内阁而不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新王朝最主要的权力冲突阵线就此形成了。

比特伯爵在此次冲突中首当其冲。批评多半宽恕国王，但对他的母后不肯放过。讥讽的文章指责她是比特的情妇，这种谗言使国王怒不可遏。比特与法国单独订立了和约，同时为了迫使腓特烈屈服，他终止了英国对普鲁士的援助。腓特烈骂他是一个恶棍，继续对法作战。英国人民虽然乐见战事结束，却谴责和约对战败的法国过于宽大。皮特也严词谴责，而且预言法国以其完整未受损的海军必将很快重新向英国宣战——果然不出所料，法国于1778年发动了战争。下议院以319票对65票批准了和约。乔治的母亲为王室的意愿获得优势而欣喜异常，她说：“现在我儿是名副其实的英国国王了。”

至此，这位新的统治者仍享有廉正的美誉。但他眼见辉格党人正收买国会选票，并策动新闻记者攻击他的政策时，他决定将得来的启示加以改进。他运用他的基金与赞助人的权力以诱使像斯摩莱特那样的作家为他内阁政策的目的和措施辩护。也许1762年7月比特劝说国王颁给塞缪尔·约翰逊养老金时，他已考虑过这种服务了，而国王也未令他失望。可是没有任何一个阁员的同党能挡住约翰·威尔考斯巧妙的苛评，查理·丘吉尔的野蛮讽刺或匿名的“朱尼厄斯”（Junius）的责骂。“大胆与仇恨的程度超过任何以往数年出版的宫中诽谤或讥讽的文章，现在每天更以散文与诗两种体裁层出不穷地出现。”

国会拿了国王的金钱而投他的票，但国会不喜欢国王任命的首相，因为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比特首相并未由对下议院某一党派的长期服务而取得权力。英格兰人对1745年苏格兰入侵的史实记忆犹新，反苏格兰人的情绪极为高涨。尤有甚者，比特把政治的额外红利分给他的同胞：他命罗伯特·亚当为宫廷建筑师、埃兰·拉姆齐为宫廷画家（忽视了雷诺兹），他也给苏格兰剧作家约翰·霍姆（John Home）养老金，但拒绝颁给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教授职位。伦敦市民以悬挂或焚烧长筒马靴（马靴是比特的双关语）及攻击首相的马车来发泄心中的愤恨，他前往观剧时，必须将脸遮掩起来才行。而一项加于苹果酒的税捐更使乡村的民心与政府疏远，并使比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比特无法力挽狂澜，身心交瘁，他也了解他无法适应政坛的骚动与阴谋，在他担任国王的首相不满一年之后就辞职了（1763年4月8日）。

他的继任者乔治·格伦维尔遭受三种不幸：他在新闻界受到约翰·威尔考斯（1763年后）的攻击；他经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Stamp Act，1765年3月），此举使北美殖民地与其母国开始疏远；此时乔治三世的精神病首次发作。比特的失败与辞职使国王的神经和意志崩溃了，更何况他的婚姻并未为他带来幸福，格伦维尔又是令人痛苦的独断独行，甚至几乎到了跋扈的程度。乔治三世很快就复原了，但他觉得他已不足以抗拒控制着大部分国会和新闻界的辉格党寡头政治执政者。于是他只好妥协，并邀请一位维新党人罗金厄姆侯爵另组新阁。

也许这位侯爵从他的秘书爱德蒙·伯克之处得来的建议，他在一年之内经国会通过了几项缓和性的措施。苹果酒税被废除或修改了，《印花税法》撤销了，与俄罗斯订立条约促进了贸易，由威尔考斯引起的热烈讨论与骚动也获得了缓和。显然，侯爵并未运用贿赂手段来促使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国王对税捐的撤销及内阁对威尔考斯的让步极为震怒，1766年7月12日，解散了罗金厄姆内阁，颁赠爵位给皮特，并要求他接管政事，皮特也同意了。

但这位“伟大的平民”已失去他的健康，也几乎丧失了他的心智。如今由于他接受查塔姆伯爵的封号及因此举而放弃他在下议院的地位，使他牺牲了仅存的威望。而他对此有他的借口：因为他觉得太软弱无能，无法忍受下议院的紧张与冲突情况，而在上院他必将有更多的闲暇与较少的紧张。他自任较清闲的掌玺大臣一职，而让其友格拉夫顿公爵担任名义上较为重要的首相一职。然而，他的阁员们注意到他常事先未与他们谘商或不顾他们的反对而径自决定政策。因而，他到巴斯去寻求减轻痛风之苦时，很多人反而觉得安心多了。他虽已解除痛风之苦，但服用的药物扰乱了他的心智，他返回伦敦时，已不适于参与政事。1768年10月，他辞职了，格拉夫顿正式成为首相。

就在这个无政府状态的政治混乱时期（1766—1768年），众所周知的一群“国王之友”联合起来赞助国王执行他的目标。他们引导乔治如何分配他的恩宠，以获得政治支持，同时运用各种方法选举候选人及升迁阁员，他们发誓遵从王室的意旨。格拉夫顿陷入困难和错误时，他们又加重他的困扰，直到他退休始罢（1770年1月27日）。2月10日，诺斯（就是我们所知的诺斯勋爵，虽然他到1790年才能继承此职位）开始他为期12年的首相之职时，这群“国王之友”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诺斯是一个软弱但并不坏的人。他的忠贞与同情心使他保有职位，但也因此使他在历史上占了一个如此令人不愉快的地位。他是吉尔福德伯爵之子，生来富有，占尽了教育和社交上的一切优势，他于22岁进入下议院，并一直保有该席位几达40年之久。他以谦虚、仁慈、和蔼可亲、幽默 [1] 等特点而广结良缘。但他太过于遵循保守路线，以致除了获得国王一人的欢心之外，并未讨好过任何人。他支持《印花税法》及驱逐威尔考斯，（直到最后阶段）他也支持与美国的战争。他为乔治三世的政策辩护，甚至他怀疑国王的政策是否明智时亦然。他自认是国王的，而非国会的，更非人民的代理人。而且，他似乎真诚地相信统治者具有合法的权利，可以选择他的阁员及指导国家政策。由诺斯的辅弼与他处理对下议院事务表现的机智，及由国会投票通过的款项运用。他由其代理人购买了席位和选票，贩卖养老金和官职，又给记者津贴，并设法束缚新闻界。由于他的勇气和刚愎固执，约翰·威尔考斯、朱尼厄斯、伯克、谢里登、富兰克林及华盛顿联合起来击败他。

注释

[1] 某个演讲者抱怨说，诺斯在演讲时一直打瞌睡，他回答说，抱怨一个高尚可敬的绅士服用他自己供给的药品是不公平合理的。一位愤怒的议员要他的头时，他回答说，他将很乐意放弃他的头颅，假如他不必接受这位议员的头作为交换条件的话。

国会与人民

我们在吉本1762年9月23日出版的《杂志》（Jounal）上读到：

威尔考斯上校与我们共餐……我很少遇见过比他更好的同伴。他有不倦的精神、无限的机智和幽默及广博的知识，在做人原则与实际方面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放荡者。他的人格是卑鄙无耻的，他的生命充满着罪恶，而他的谈话中则充满了亵渎淫秽之词。他却以这些德行为荣——因为羞耻心是他久已克服的弱点。他亲自告诉我，在这个众议纷争的时期，他决定设法发财。

这是一位保守党员的观点，他在当下议院议员的整整8年间，都投票赞成政府的政策，却不愿同情这位国会与国王之敌。然而，威尔考斯定会承认上述大部分指控。他早已摒弃伦理和基督教教养，而且在那些与他具有共同德行、却对他的坦白感到惊奇的国会议员面前，炫耀他的享乐主义。

约翰·威尔考斯是伦敦北方克拉肯威尔的一位麦芽蒸馏者之子。他在牛津和来登两地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及其“绅士风度”更足以让约翰逊感到惊异。他20岁时，娶了一位“年纪是我的一倍半”但“颇为富有”的女士为妻。她是一位严肃虔敬的非英国国教徒，而他耽于酗酒与女色。约1757年，他加入了弗朗西斯·达什伍德爵士、巴布·多丁顿、乔治·塞尔温、诗人查理·丘吉尔和第四位桑德维奇伯爵的“地狱火俱乐部”（Hell-Fire Club），此俱乐部聚会于靠近泰晤士河畔的迈德麦罕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

靠着同伴的影响力及7000英镑的费用，威尔考斯获选为艾尔斯伯里的国会议员（1757年）。他起初依附于皮特门下，但1760年以后，他又转而投靠比特的政敌。比特资助斯莫勒特的杂志《英国人》（The Briton），于是威尔考斯在丘吉尔的协助下，于1762年6月创办了一个与其打对台的周刊《北英国人》（The North Briton）。它富有活力与机智的风格，及对内阁的攻击充满敌意与痛恨，此刊物一时颇为风行。在该杂志某一期里，他终于否认——他所传播的——国王的母亲是比特的情妇这一谣言。在第45期（1763年4月23日）中，他猛烈抨击比特与法国单独媾和违反了英国与普鲁士签订的协定，而且在一篇以国王的名义由阁员提出的《国王的演讲》（Speech from the Throne）中诡称该和约已获得腓特烈大帝的同意：

本周给公众带来的是一例历史上最恶劣的大臣级的无耻行径……它针对的是全人类。该大臣上周二的演讲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根本是无可比拟的，我不确定是君王受到的欺骗更大，还是国家受到的欺骗更大。其国家的每一个友人一定会哀叹，为何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和蔼可亲的王子竟肯以自己的圣名去许可这可憎至极的举措，以及这些极其无理的公开宣言……我确信所有外国人，尤其是普鲁士国王，将会轻视、憎恨这位大臣。他让我们的君王宣称：“本王国的几个盟友从《最终条约》中获得了令人愉快的结果，这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与我的好兄弟——普鲁士国王——交战的那些力量已被劝诱，进而接受了那位伟大的王子所通过的这些调停条款。”这句话的无耻谬误是全人类共见的，因为众所周知，普鲁士国王……曾经被来自苏格兰的英格兰首相卑鄙地抛弃。至于他们大肆鼓吹的“议会全票通过”，其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是如何办到的。“王室年俸表”上的大量债务……清楚地展现了这个冬季的所有交易。

虽然威尔考斯把“国王的演讲”一词解释为实际上出自比特的，但乔治三世认为那篇文章显然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所以命令哈利法克斯和埃格尔蒙特两位侯爵即当时的国务大臣，逮捕所有与《北英国人》杂志第45期的出版有关的人。他们签署了一张集体逮捕令状——一种未指明被逮捕人是谁的令状。在含糊不清的说辞之下，包括威尔考斯（1763年4月30日）在内的49人被捕入狱。尽管威尔考斯声称他是国会议员，应享有豁免权，也无法幸免。该杂志的印刷者威廉斯被判枷刑，但有一群人向他喝彩，认为他是一个殉道士，还筹募了200英镑设法为他脱罪。威尔考斯则向高等民事裁判所请求人身保护令，被批准后，他即为自己的案情辩解，并赢得首席法官查理·普拉特（皮特的朋友）的释放令，理由是他的被捕已触犯了国会的特权。然后，威尔考斯控告哈利法克斯及其同伙犯了非法逮捕和损害财产之罪，因而获得了5000英镑的损失赔偿费。普拉特对集体逮捕令状的判决，终止了一项职权的滥用。这项职权的滥用令英国人觉得可憎，几如逮捕令使法国人憎恶一样。

为了考验他的命运，威尔考斯与托马斯·波特（Thomas Potter，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子）模仿蒲柏的《论人》（“Essay on Man”）一诗，共同作了一篇《论妇女》（“Essay on Women”）。那是一篇混合猥亵与渎神的文章，单调地使用一般认为是威廉·沃伯顿主教添加于蒲柏诗的注解。这篇小文章由威尔考斯自家的印刷机油印，虽未公开出版，但共印了13份给少数友人。国王的阁员得到了校样稿，即劝桑特维奇伯爵向上议院议员朗诵。伯爵果然照办（11月15日），使那些早已熟知威尔考斯放荡声名的爵爷颇以为乐。沃波尔告诉我们，桑特维奇朗诵时，他们实在“无法忍住不笑”，但他们一致认为那首诗是“可耻的、亵渎的及不敬的诽谤文章”，而且请求国王以亵渎神明的罪名控告威尔考斯。桑特维奇告诉威尔考斯他将死于绞刑或性病时，威尔考斯回答说：“我的伯爵呀！那要看我接受的是你的原则还是你的情妇了。”

1763年11月15日，威尔考斯在下议院控诉他遭受逮捕是对特权的侵犯。他的控诉被否决，国会命令绞刑吏公开焚毁《北英国人》第45期刊物。11月17日，一位曾在这期杂志中受到辱骂的塞缪尔·马丁向威尔考斯挑战。他们在海德公园决斗，威尔考斯受了重伤，卧病疗伤一个月。伦敦市民谴责塞缪尔·马丁是一个受雇的刺客。绞刑吏正要焚毁第45期杂志时，他们立即骚动起来，当时“威尔考斯与自由！”及“第45期”变成了反对国王与国会的流行口号。威尔考斯在一位暴怒的苏格兰人企图杀害他而没有成功之后，到法国去（12月26日）。1764年1月19日，他正式被逐出英国国会。2月21日，他以重印第45期杂志及《论妇女》一文而被英国高等法院宣判有罪。他被召出庭受审，他并未出庭，11月1日即被宣布为一个罪犯。

威尔考斯唯恐返回英国后将遭到终身监禁，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流浪了4年之久。在罗马时，他与温克尔曼时相过从。在那不勒斯，他见到了博斯韦尔，博斯韦尔觉得他倒是一个有趣的同伴。“他对道德生动而有活力的俏皮评语，使我的精神起了一阵并非颇为不快的激动。”在返回巴黎途中，他在费内拜访了伏尔泰，并以其机智迷住了这位当时欧洲最机智的人物。

罗金厄姆和格拉夫顿等辉格党人重新得势，使威尔考斯燃起获赦的希望。他获得了假如他保持缄默，将不致遭受骚扰的私人保证。于是，他回到英国（1768年），并宣布为伦敦市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他在竞选失败后，又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参加竞选，经过一番混乱选战后，他得到绝对多数票的支持，该郡大部分地区已都市化，并以其激进倾向及对新兴资本主义所怀的敌意而闻名。4月20日，威尔考斯向法庭投案，本来期望能取消罪名的。他的罪名虽被取消，却被判罚1000英镑，并监禁22个月。一群愤怒的民众把他从官员那里解救出来，而且凯旋似的举着他在伦敦街道上游行。他在逃避过仰慕者的包围后，即自行向圣乔治广场监狱投案。5月10日，一群暴民又在该处集会，要求再度释放他出狱，因此引起军队向骚乱者开枪射击，造成5人死亡、15人受伤的惨剧。

1769年2月4日，下议院再度驱逐他，米德尔塞克斯郡却重新选举他（2月16日），他又遭下议院驱逐，该郡再次选他（4月13日）。这次他以1143票胜了仅获得296票的亨利·勒特雷尔而复告当选。国会却基于威尔考斯已退出国会，在国会会期内他已无资格被选为议员的理由，反把议员席位给予勒特雷尔。勒特雷尔离开国会时，即受到人民的攻击，以致他不敢在街头出现。17个郡及无数自治市曾向国王请愿，抱怨地主选举下议院代表的权利已横遭侵犯。国王极力支持国会驱逐威尔考斯，并未理会上述人民的请愿，以致埃塞克·巴雷上校就此种情形在国会表示对人民请愿的漠视不理“也许会使人民想到暗杀”。 [1] 一位将自己的信仰屈服于伏尔泰魅力之下的年轻牧师约翰·霍恩·图克，脱下他的僧袍，而且声言在威尔考斯屡被取消资格后，他要将他的（牧师的）黑袍染成红色。

图克领导组织一个“支持《人权法案》会员协会”（Society of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1769年），其最迫切的目的是释放威尔考斯，代为偿清其债务，并使其再度进入国会。在公众集会中，该协会以当时的国会已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对一般民意又表现冷漠且无任何反应，因此强烈地认为国会应予以解散。它又呼吁每年国会应由成年男子普选，同时内阁的政策与开支应对国会负责。每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应宣誓不接受任何方式的贿赂，也不接受国王（任命或）颁赠的任何职务、养老金或其他津贴。每位议员应为其选民的意愿而辩护，即使该意愿违反了他自己的本意也应如此。爱尔兰的困境应设法予以补救，美洲殖民地也应拥有单独向其人民征税的权利。

1769年7月，伦敦市长威廉·贝克福德与身着制服的官员们向国王呈递请愿书，指责他的阁员们破坏了给予汉诺威家族英格兰王位所依据的宪章。1770年3月14日，他们向国王呈上一份以革命的语气写成的抗议书，指出：“各阶层政府在秘密与不良的影响下，舍善而取恶，大多数下议院议员已剥夺了你的子民们最珍贵的权利。他们做了较诸查理一世征收船税，或詹姆士二世擅用颁赠养老金的权利更具破坏性的一件事。”该抗议书中又请求国王恢复“立宪政府……将那些邪恶的阁员们永远逐出你的内阁”，并解散现在的国会。这位愤怒的国王以手按剑，大叫着说：“与其让步而解散国会，不如求助于此物。”1770年，伦敦较诸巴黎似乎更濒临革命。

在沸腾的政治漩涡中，朱尼厄斯投下了英国历史上最富煽动性的信件。他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甚至对他的出版人也不透露，以致迄今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虽然大部分人猜测他就是华伦·黑斯廷斯的残忍敌人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作者已经在某些信件上署名“卢修斯”，有些则署名“布鲁特斯”，但现在他采用了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中间的名字。根据李维的说法，此人曾经推翻一个国王（约公元前510年），并缔造了罗马共和国。这些信件中强而有力的英文运用能力显出朱尼厄斯若无绅士风度的话，也有绅士的教养。他可能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他从不为这些信件而收取分文，而这些信件的力量与刺激使自1768年11月21日至1772年1月21日刊登这些信件的《大众者广告》（The Public Advertiser）一报大大增加了销路。

在《朱尼厄斯信件选集》首篇《给英国的献礼》（“Dedication to the English Nation”）一文中，作者宣称其目的在于“维护选举自由，及辨明你们选举代表的独有权利”。他把威尔考斯一再被取消议员资格及借集体逮捕令状而把所有与《北英国人》杂志第45期有关的人员集体逮捕这两件事作为辩白的起点。“新闻自由是一个英国人的公民、政治、宗教等所有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我们宪法中一个必要的部分。”作者就是从这个观点细察英国政府的基础的：“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权力并非一种专断恣意的权力。他们是财产的受托人而非所有人，无条件继承不动产的权利是属于我们的……我相信你们不会愿意让这700个被王权腐化而声名狼藉的人来决定是否与他们立于同等地位的700万人应该是自由人或成为奴隶。”

朱尼厄斯接着控诉格拉夫顿政府（1768—1770年）贩卖官位，并以恩宠和贿赂腐化国会。此时，这项攻击转为直接并趋于激烈，以致似有为其个人遭受的伤害或侮辱提出复仇的决心：

来吧！你这有美德的部长，告诉我们海恩先生到底以何利益为代价而被推荐为具有如此特殊声望的国王恩宠，他的特权是以什么代价购得的？……你卑鄙地建立王室施恩派职的权力并予以拍卖……你以为这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不致受到指责检举而能逃之夭夭吗？你确实关心着要维持现有的下议院。他们在整批地把国家出卖后，毫无疑问地，将在细节方面保护你，因为他们袒护与赞助你的罪行时，也就是同情他们自己的罪行。

这种攻击一直到格拉夫顿辞职后很久仍然继续着，如在1771年6月22日的信件上写着：

我不能以温文有礼的态度称呼你为这个王国内最卑鄙、最下贱的家伙。我抗议，阁下，我并不认为你是如此的。你将会在那种声誉上遭遇到一个危险的敌手……只要一个活着的人认为你值得他的信任，而且能够委以政府中的任何一份职务。

这似乎在称呼乔治三世自己为“王国内最卑鄙的家伙”。朱尼厄斯在其第35封信中，已经计划要“以尊严的、坚定的，但非以尊敬的态度”攻击国王：“陛下，这真是你一生中的不幸……在你从人民的抱怨声中听到真实的话语之前，你将永远不会知道实情。然而，要改正你的教育的错误为时犹未太晚。”朱尼厄斯建议国王应罢黜他的保守党阁员，而且允许威尔考斯拥有他曾被选上的议员席位。“王子，他以其王权的安全稳固而引以为荣时，应该记得既然它是借革命而得来的，它也可能因为另一次革命而失去。”

在《大众者广告》上刊登这封信的亨利·伍德福尔，因刊登煽动性的诽谤文字被捕。反映中产阶级意见的陪审团拒绝将他定罪，因此他偿付了诉讼费后即获释。朱尼厄斯这时已达到蛮勇鲁莽与权力的顶点。但是国王毫不让步，并把首相位置给予和蔼可亲、坚定不移的诺斯勋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朱尼厄斯继续写信，直到1772年，然后离开这个战场。我们注意到在1772年，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离开英国陆军部（朱尼厄斯对该部的事务显示出具有颇为精密的知识），然后前往印度。

这些信件既属于英国政治史又属于文学史，因为它们是许多英国政治家在情绪激动而需匿名自保时，挺身而出、间接表达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些纯粹的英文掺杂着辱骂，但是辱骂本身常是一种具有巧妙的攻击与尖锐的警语的杰作。这里没有仁慈和慷慨，更没有控诉者自己的党派与被控者共同分担罪恶与犯罪的意念。我们很同情威廉·德雷珀爵士，他在1769年1月21日给朱尼厄斯的回信上写道：“这个王国内充满了如此众多有着秘密品格与德行的强盗，以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感到安全，特别是这些怯懦卑鄙的刺客在暗地里行刺，却没有勇气把他们的真名实姓签在他们的恶意与邪恶的作品上。”

英国报界在通往更大自由与影响力的过程中，因这几年内的另一次冲突而更为显著。1768年，有些报纸开始刊登国会中有关重要演讲的报道。其中大多数报道偏向于某一党派而且缺乏真实性，有些是想象的，还有些是诋毁谩骂的。1771年2月，乔治·翁斯洛上校向下议院控诉，指出某一报纸曾指他是“小无赖”及“卑鄙、无足轻重的昆虫”。3月12日，下议院下令逮捕该报的印刷者。结果只逮捕了自愿被捕者，同时这些人被带至两位市议员（其中一位是威尔考斯）和市长布拉斯·克罗斯比面前。

后者以除非由市政法官签发逮捕令状，否则禁止逮捕伦敦市民为由，认定这项有企图的逮捕印刷者无效。因此，市长被国会下令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但是民众起而支持他，并攻击国会议员的马车，威胁议员，嘘国王，同时攻入下议院。市长终于获释，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与喝彩。报纸重新刊载国会辩论的报道，国会也停止检举这些印刷者。1774年，路克·汉萨德获得国会的同意，及时且定期地出版《下议院杂志》（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一直继续到1828年他去世。

英国新闻界这次历史性的胜利，改变了国会辩论的性质，并使18世纪后半叶成为英国雄辩的黄金时代。演讲者觉得整个不列颠群岛的人正在倾听他们的演说时，他们变得更为谨慎，或许是更为戏剧化了。由于政治知识和消息传播得更为广泛，英国朝着民主政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是事所必然的。商业阶级、知识团体及新兴的激进分子，在新闻界表达心声，而这种心声越来越大胆而有效，直到它压制了君主政体。选举人现在知道，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制定或废除法律方面到底尽了多少力量，为他们及他们的利益而辩护。贿赂行为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较易受公开揭露，至少也减少了。新闻界成为有时能在国内各阶层之间或国会内各党各派之间形成制衡作用的第三种力量。于是，有能力购买或控制报纸的人也就变得像阁员一样有力量了。

这种新的自由，与大多数自由权一样，屡被滥用。有时，它成为比以往曾在国会中出现过的任何自由更自私、更偏狭、更粗俗、更凶暴的反对工具。因此，它对查塔姆为其所取的——“特许的放纵者”这个名称，足可当之无愧。轮到新闻界需要受到第四种表达意见的心声的制衡，那就是舆论，然而新闻界其实就是舆论的部分来源，也往往是舆论的诱导者，有时它可能就是这第四种表达意见的心声！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但无任何头衔的男女，开始对政府的政策与施政方法发表意见。他们聚集在公众集会里，他们的辩论对历史的影响力，有时确可与国会的辩论互争长短。现在，财富与出身已可以作为要求统治权的后盾，偶尔在这两个竞争者之间，也能听到人民的呼吁。

威尔考斯于1770年4月17日获释。当时很多人张灯结彩如同庆祝节日一般，而市长更在他的官邸前展示一块上面以三英尺高的字母写着“自由”（LIBERTY）一字的标志。不久，威尔考斯即被选为国会议员，后来他当了市长。1774年，他再度被米德尔塞克斯郡选入国会。现在下议院不敢再拒绝承认他的议员席位，而他已经历了所有选举，直到1790年还保有议员席位。他领导国会中一小群要求改革国会及给予“低阶层民众”公民权的“激进分子”：

我希望，王国内的每位自由代理人都应该在国会中获得代表。至于不名誉与无意义的自治市，如此被强调地称为“我们宪法中腐败的部分”，应该予以铲除，而富有、人口稠密的商业贸易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及其他地区——应允许其派代表参加国家的重要会议……阁下，我但愿有一个能为英国全体人民的自由及基于公正感而发言的国会。

而国会一直等待了56年之久才接受这些改革。

威尔考斯拒绝参加1790年的竞选连任，他从此退休过着平民生活。他死于1797年，时年70岁，死时正如他刚生下来时一样贫穷，因为他担任所有职务时，一向小心翼翼地保持其诚实不欺的高尚品德与操守。

注释

[1] 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考斯—巴雷城即为纪念威尔考斯和巴雷两人在国会中强烈支持殖民地的运动事迹而命名的。

英国与美洲

1750年，移居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侨民总数约为175万人，而当时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合计大约614万人。由于殖民地人口增长率高于其母国，这个子孙何时要反叛他的祖先，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孟德斯鸠于1730年已经做了这样的预言，他甚至还载明这项分裂必将肇因于英国加于美洲殖民地的商业限制。约1747年，阿尔让松侯爵也曾预言殖民地人民将起而反抗英国，组成一个共和国，而且必将成为强国之一。英国刚在“七年战争”结束而从法国取得加拿大不久，维尔热纳告诉一位英国旅客说：“英国不久就会后悔已移除这个能使她的殖民地人民畏惧的唯一阻力。他们已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她将要求他们协助减轻他们曾帮忙加于她身上的负担，而殖民地人民将会以铲除所有对她的依赖作为答复。”

英国王室宣称其对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律具有否决权。虽然王室很少使用此项权力，但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的下议院“察觉到殖民地黑人大量增加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和政治危机”，通过一项对进口奴隶课以重税的法律时，因为“奴隶买卖是英国贸易获利最多的一项”，这项法律被王室撤销了。在经济方面，英国国会擅用其为整个大英帝国立法的权力，而通常其通过的法案是牺牲殖民地而偏袒母国的利益的，其目的是使美国成为英国不易生产的物品来源地和英国商品的市场。它阻挠了将与英国竞争的殖民地工业的成长。它禁止殖民地人民制造布匹、帽子、皮革制品和钢铁产品，在其他方面对殖民地极为友善的查塔姆伯爵竟曾宣称他不准美国未经英国国会许可而制造一枚铁钉。此外，殖民地被禁止设立钢铁熔炉或碾压工厂。

许许多多的限制加在美国商人身上。他们仅能以英国轮船运送货物，而且只准将烟草、棉花、丝、咖啡、糖、米及其他各种物品卖给英国领土内各地区，同时美国商人如欲自欧洲大陆进口货物，则只有先将货物运往英国，付完港口税，并转运至英国船只后，始获允准。为了保护英国毛织品对美洲殖民地的出口，英国禁止殖民地商人在出产毛织品的殖民地以外的地区出售殖民地的毛织品。美国自英国本土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进口的糖或糖浆，均被英国国会课以重税（1733年）。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居住在马萨诸塞州一带的，通过走私秘密将美国的产品售给外国，在“七年战争”中甚至还售卖产品给法国人。在每年输入美洲殖民地的150万磅茶叶中，仅有约10%遵从货物须经过英国港口的规定。而马萨诸塞州63家酿酒厂1750年酿造的威士忌酒，大部分使用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私运进来的糖和糖浆。

为了替这些限制辩护，英国人指出其他欧洲国家为保护或酬谢其本国人民，对其殖民地也加以类似的限制，而且许多美国产品由于免缴进口税，在英国市场上享有实际的垄断权。何况，英国认为，英国海军为了保护殖民地的运输及其陆军为保卫殖民地人民免受法国人和美国的印第安人侵袭所花的费用，应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补偿。自从法国势力被逐出加拿大及西班牙势力被赶出佛罗里达之后，英国人就免除了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危险。英国认为，要求美国协助偿付其在“七年战争”中所欠的巨额债款——1.4亿英镑——是正当合理的。然而，殖民地人民答复说，他们也曾为那次战争提供了2万人的军队，还负了250万英镑的债。

无论如何，英国已决定向殖民地课税。1765年3月，格伦维尔向英国国会建议，主张所有殖民地的法律文件、发票、文凭、纸牌、债券、契据、抵押单据、保险单和报纸均须贴上一张向英国政府缴税的印花。但是，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和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劝阻此种课税的拟议，其理由是根据传统——《大宪章》、反对查理一世的大变乱及《人权条例》——英国人民只有在他们自己或他们授权的代表的同意之下，始能正当地被征税，那么，英国殖民地的人民怎能由一个他们并无代表的国会来征税呢？关于这个问题，英国人却答复说，由于旅行和交通的种种困难，美国在国会中派代表一事无法实现。他们又指出，数百万英国成年人虽然无权选举国会议员，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忠贞地接受英国国会课税的规定。他们觉得美国人民应该感觉他们在国会中实际上已有代表，因为国会议员认为他们代表整个大英帝国。

殖民地人民并未信服这一套说辞。因为英国国会保留征税权作为其对国王控制的支柱，殖民地人民也就保护他们自行课税的独有权，以作为对抗那些他们从未谋面而且未曾踏上美国土地的人施于他们的财政压迫的唯一变通办法。律师们逃避着必须使用贴有印花的文件的规定。有些报纸在应该贴上印花的地方却画上了骷髅头。美国人民开始抵制英货，商人取消购买英国产品的订单，还有的坚持在英国国会废止《印花税法》之前，他们拒绝偿付所欠英国的债务。殖民地少女更誓言不接受任何不公开指责《印花税法》的求婚者。在某些城市里，民众普遍的愤懑已达到暴乱的程度。在纽约，总督（国王所指派者）的肖像被绞缢以泄公愤。在波士顿，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住宅遭到焚毁。印花配售人在受到绞死的威胁之下，被迫辞职。英商感到殖民地人民抵制英国货品的严重性，立即要求废止《印花税法》，英国人民的请愿纷纷从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及其他各大城送达英国政府，陈述如不废止该项税法，则许多英国制造商必将破产。而由于缺乏来自美国的订单，已有数千工人遭到解雇。也许是皮特二世已认可这些请愿，他在久病之后，戏剧性地返回国会，而且宣称（1766年1月14日）：“我认为这个王国无权对其殖民地征税。”他讥评“殖民地人民在英国国会中实际上已有代表的见解”是荒谬的。乔治·格伦维尔打断他并暗示他有鼓励叛乱之嫌时，皮特大胆而挑衅地回答说：“我为美国已经起而反抗感到高兴。”

3月18日，罗金厄姆勋爵劝服国会废止《印花税法》。但他为了安抚那些“国王之友”（the King’s Friends），除了要求撤销《印花税法》之外，他要求国王制定一项《宣言法案》（Declaratory Act），重申国王经过国会同意有制定法律的权威及国会有向英国殖民地征税的权力。美国人民虽然对《印花税法》的废止表示接受，却不理会该项《宣言法案》。当时双方达到和解似有可能。可是到了7月，罗金厄姆内阁垮台了，继任的格拉夫顿内阁财政大臣查理·汤森德恢复了使殖民地人民支付用以保护他们免遭内乱外患所需的行政和军事力量经费的企图。1767年5月13日，他向国会建议输往美国的玻璃、铅、纸和茶叶应征新税，而所得的税收，将由英王用来支付他为美国指派的总督法官的薪水。如有任何盈余，则应用来维持当地英国军队的费用。英国国会终于同意了这项建议，汤森德却在几个月后去世了。

美国人民抵制这些新的关税，认为那是变相的课税。他们借着迫使皇家军队和总督强烈依赖殖民会议通过的资金以维持生活的手段，已经控制了他们。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放弃这种财政权而将其给予英王，那无异将美国政府的管辖权拱手让给英国王室当局。殖民地议会也联合起来呼吁恢复抵制英货。因此，征收新税的努力受到强烈的抗拒。诺斯勋爵只好取消所有汤森德建议的关税，仅保留每磅3便士的茶税，以寻求妥协。殖民地人民这才缓和他们对英国货物的抵制，不过他们决心只饮用走私进口的茶。东印度公司的3艘轮船企图在波士顿港卸下298箱茶叶时，50个愤怒的殖民地人民化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登船并制服了船员，同时将船货悉数倾倒入海（1773年12月16日）。在美国其他港口相继发生的骚乱，使运入该公司茶叶的企图受到挫折。

这一事件的其余部分大都直接属于美国本身，但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作家及舆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英国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在美国，有一群为数颇众、相当活跃的少数派人士呼吁殖民地人民效忠祖国及其政府，而在英国，民众普遍支持诺斯勋爵内阁采取的军事措施之际，国会内也有一些以查塔姆、伯克、弗克斯、霍勒斯·沃波尔、威尔考斯等为代表的少数人士，正致力于达成条件有利于美国的和平。在这种英国舆论的分歧中，即有部分人士认为此乃1642年保皇党及支持国会反对查理一世者之间互相对立的局面历史的重演。在这一纷争中，英国国教表示全力支持对殖民地的战争。卫理公会教徒也在卫斯理的领导下支持政府，但其他许多非英国国教者对这种冲突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记得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原是出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集团。吉本与约翰逊意见一致，谴责殖民地人民，但正濒临死亡的大卫·休谟警告英国，压迫美国的企图必将导致灾祸。英国商业界认为战争物资的订单可为他们带来利润，所以他们转而支持英王。“战争，”伯克悲哀地说，“它实在已成了商业的代替品：各种各类供需品和储藏品的大量订单……使商业界精神为之一振，而且促使他们认为美国战争并非他们的灾祸，而是一项财源。”

自由主义分子深恐战争将加深保守党与辉格党之间及英王与国会之间的对抗。一位自由主义者里士满公爵甚至想要迁往法国以逃避君主专制。乔治三世还给这些恐惧增加了某些借口。他对这次战争负完全的责任，甚至连军事的细节也不例外。经常违反他们自己判断的诺斯勋爵及其他阁员们，这次仍服从王室的领导。英王觉得如果此次美国获得成功，英国必将面临其他殖民地的反叛，而最终将被局限于它自己的本岛上。然而，查塔姆伯爵警告国会，认为对美国的强力镇压将是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原则的胜利。1777年11月20日，英军在美洲屡遭败绩，而法国也正运送补助金资助殖民地人民时，查塔姆仿佛来自墓穴一般出席上议院，聆听内阁发表“国王演说”。他越听越感不耐，终于起而发言，做了一次英国演说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历史与文学在他这项演说中结合了：

各位议员先生阁下，我起来宣布我对这个最庄严、最严重问题的观点……我无法苟同此一赞成并试图将那些已带给我们无数耻辱与不幸——并已把毁灭带至我们大门的残暴措施予以神圣化的盲从与奴隶性的演说。议员先生，这是危险及非常的时刻！这不是谄媚的时候。此时谄媚的奉承已无济于事……将事实与真相进谏国王才是目前最需要的……议员先生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这个贵族会议，在这个王族世袭会议的上议院内，坐在我们荣衔上应尽的神圣职责。有哪位阁员，若有，那又在何处？——胆敢以与今天发表的演说相反的、违宪的言辞向国王建议？国王一向就要求国会给予谏诤……但是今天，值此极端紧要关头，宪法会议已不再受到信赖，国会虽有冷静审慎和富启迪性的关怀，却也不再被要求提出忠告。只有国王，从他自己那里并由他亲自宣布一项无法更改的决定，以寻求一些措施……命令并强迫我们去执行……如此已使以往这个显赫繁荣的帝国遭受毁灭及鄙视的厄运。“然而就在昨天，英国也许可与整个世界抗衡，但是现在已没有一个国家可怜得要向她致敬。”

议员先生们，你们征服不了美国……你们也许会浪费掉更多的费用和努力，囤积与聚集你们所能购买或借到的装备，而与将自己臣民贩卖并送往屠场的每位渺小又可怜的日耳曼王子做买卖及交易……然而你们的努力将永远徒然而无功——而你们仰仗的以图利为目的的协助更是如此，因为它激怒你们的敌人，迫使他们心里的怨恨达到无法消除的程度……假使我是一个美国人，正如我是一个英国人一样，外国军队登陆我的国土时，我绝不放下武器！绝不！绝不！绝不！

伯克运用他说理辩论的能力，努力劝阻国会与内阁对美国采取武力的政策。1774年至1780年，伯克在国会中一直代表布里斯托尔地区，该市的商人初即反对与美国的战争，伯克此时也担任纽约州的支薪代理人。他如查塔姆一样，并未否认国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同时也不支持殖民地人民对享有抽象的“天赋人权”的请求。他将问题降低到主张采取行动的顽固分子能够了解的地步：向美国征税合乎实际吗？在他所作有关美国征税问题的演说中（1774年4月19日），他不仅谴责了《汤森德法案》，而且指责每磅茶叶征收3便士关税的规定。他警告说：假使在已加于美国的工商限制上再课新税，殖民地人民必将坚持革命到底，如此便将瓦解刚缔造成功的大英帝国，并将玷污国会的名誉。

此案未获通过，他于1775年3月22日再度提出调解的请求。他指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于1704年至1712年已增加10倍。他还质问：为了战争而断绝甚至牺牲此项贸易关系是否是明智之举。他深恐与殖民地作战将会导致英国门户洞开，而遭受外国敌人的攻击。不出所料，这项预测果然于1778年发生。他赞同美国在英国国会中的代表权一事由于海洋的阻隔而致不切实际这种说法，这固然是不合常理的，他只要求英国不要依靠征税，而须靠殖民地议会的自愿赠款。此项赠款在扣除强迫征税所花的代价之后，也许会远超过直接征税的收入数额。

他提出内容大意如此的动议被国会以270票对78票否决了，但是他有值得安慰之处，就是他因此赢得了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以其雄辩的口才与技巧来支持他这项运动，如此开始了一段因美国革命而巩固、又因法国革命而分裂的友谊。吉本称，弗克斯1776年10月31日发表的演说是他曾听过的最富技巧的一次演讲，霍勒斯·沃波尔也宣称那是“他（弗克斯）最好又最生动的演说之一”。沃波尔对这个问题将自己列于赞成和解这一边，他为诺斯勋爵领导下英国政治才能的崩溃深感悲痛。于是，1775年9月11日，他写信给霍勒斯·曼说：

国会将在下月20日开会投票表决2.6万名海员问题。那是多么血腥的一段！美国为维护自由必须遭受多大的痛苦啊！而在英国，又有什么方法能解救它呢？啊！疯狂的英国呀！它是何等狂乱，抛弃了它的宝藏，弃置了帝国的财富，而且牺牲了它的自由，以便让它的王子成为美国一望无垠的沙漠及因穷困、人口减少而变为无足轻重的欧洲岛屿的专制君王！

然而，并非查塔姆、伯克和弗克斯的热心，而是殖民地方面的连连胜利与外交手腕迫使英国人民及随后的政府存有和平的念头。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村的投降（1777年10月17日）是转折点，这也是英国首次体会到的“你们征服不了美国”的警告。法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并加入对英国的战争时（1778年2月6日），法国政治家的判断证实了查塔姆的见解，同时法国武器与重建的海军力量增加了英国的负担。诺斯勋爵此时惊慌失措，请求允其辞职。国王却赐给他许多礼物，并命他留任。

许多有声望、地位的英国人现在觉得只有由查塔姆伯爵领导的政府始能赢回殖民地，使其从与法国同盟转而和英国联合。但乔治国王不肯听从此项建议。他还告诉诺斯说：“我严正宣告，没有任何能使我个人与查塔姆勋爵谈判之处。”查塔姆伯爵于1778年4月7日最后一次莅临上议院，当时他靠着拐杖及其子威廉的扶持，他濒临死亡，脸色苍白，声音也几乎微弱得听不见。他再度建议和解，但仍反对因允许美国独立而使“这个古老而且最崇高伟大的君主政体瓦解”。此时里士满答复说：只有承认美国独立，始能使其脱离法国而重回英国怀抱。查塔姆曾试着再行起立发言，但是一阵中风发作使他瘫痪了。他于1778年7月11日去世。死后国会通过予以公葬，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为其建造一座坟墓和纪念碑。大众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

接二连三的事件急剧发生，他预言的灾祸竟不幸一一言中了。1779年6月，西班牙加入了法国对抗英国的战争，它围攻直布罗陀海峡，并派遣舰队参加对英国船舶的攻击行动。同年8月，一支由60艘法国与西班牙舰只组成的分遣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正当英国积极准备抵抗时，疾病使这支敌对的舰队失去作战的能力，而被迫退回布列斯特城。1780年3月，俄罗斯、丹麦和瑞典联合发表了一项《武装中立宣言》（Declaration of Armed Neutrality），誓言抗拒英国登上中立国船只进行搜查敌人货物的行为，不久其他中立国家相继签署该项宣言，但英国继续进行对荷兰船只的搜查。英国方面发现了阿姆斯特丹与美国谈判代表之间秘密协定的证据，于是要求处分阿姆斯特丹的有关官员，但为荷兰政府所拒，英国乃对荷兰宣战（1780年12月）。此时，几乎所有的波罗的海及大西洋沿岸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仅在不久之前仍然统治这两个海域的英国。

英国国会的气氛也充分反映出灾祸的频仍，因反对国王阻挠其阁员结束战争的意愿而产生的怨恨不满情绪正逐渐高涨。1780年4月6日，约翰·邓宁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动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已经增加，而且在持续增加之中，因此应该加以压抑”。此项动议终以233票对215票获得通过。1781年1月23日，年轻的皮特进入下议院，在其第二次演说中，指责对美国的战争是“最可诅咒的、邪恶的、野蛮的、残忍的、反常的、不公正的与恶毒的战争”。弗克斯不胜欣喜地欢迎皮特加入反对党的行列，却未预料到这位青年不久将成为他最顽强的敌人。

1781年10月19日，康沃利斯勋爵在约克镇向华盛顿投降。消息传来，诺斯勋爵感叹道：“啊！上帝，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国王坚持继续作战。1782年2月至3月，先后传来了梅诺卡岛被西班牙人占领及几个西印度群岛被法国人攻占的消息。英国各地的公众集会，大声疾呼要求和平。诺斯在下议院所获的票数降至22票，至19票，至1票——这是在一项“议会不再信任现任内阁阁员”的动议（1782年3月15日）中发生的情形，由此创下了在国会议程中强迫内阁改组的一个历史先例。诺斯在那年3月18日致乔治三世的上书中，即指出事实上王室对美国的政策及其拟建立国王对国会的至高无上控制权的企图皆已失败：

陛下充分料到在这个国家里居位的国王无法基于审慎而反对下议院谨慎的决议……国会已经表达了意见，而其意见无论公正合理或谬误，终将获胜。陛下……如果让步也不致丧失尊严。

1782年3月20日，诺斯在经过12年的耐心服务与屈从之后终于辞职了。乔治三世的精神已经崩溃，他写了一封让位书，但并未寄出。他只得接受一个由得胜的自由派人士：罗金厄姆、谢尔本伯爵、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伯克、谢里登等组成的内阁。罗金厄姆死后（7月1日），谢尔本即继任首相之职，但弗克斯、伯克和谢里登却因不喜谢尔本而都辞职了。谢尔本就任后，即着手安排一项和平条约（1782年11月30日于巴黎，1783年1月20日和9月3日分别于巴黎和凡尔赛），将梅诺卡岛和佛罗里达让给西班牙，把塞内加尔让给法国。同时，不仅承认美国殖民地的独立，还承认其在阿勒格尼、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及大湖区之间的全部领土主权。

英国人民久已渴望和平，但对割让如此广大的土地给予殖民地表示愤恨。谢尔本受到的批评如此激烈，他提出辞呈（1783年2月24日）。由于谢尔本和弗克斯之间的争执促使自由辉格党分裂成无数的小派系，而又没有任何一派势力足以控制国会，弗克斯只好同意与其旧敌诺斯勋爵合组联合内阁。伯克此时再度担任军需官，经常负债的谢里登则被推为财务大臣。弗克斯与伯克两人多时以来均曾研究英人在印度的活动情形，而印度此时继美国之后成为英国政治上最严重迫切的问题。

英国与印度

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于1709年改组为“英商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该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有权垄断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它是由凡持有该公司500英镑或更多股票即有一票选举权的“所有人法庭”（Court of Proprietors）每年选出的一位主席及24位董事经营的。在印度，该公司成为一项军事和商业组织，并与荷兰、法国及当地的军队为争夺面临崩溃的莫卧儿帝国的土地而时起战端。在其中一次战争中，孟加拉王子（总督）希拉—乌德—德奥拉攻取了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加尔各答，并将146名欧洲人囚禁于“加尔各答的黑洞”（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之中——一个18英尺长、14英尺宽而仅有两扇小窗的房间，囚犯中有123人由于酷热或窒息隔夜即死亡（1756年6月20—21日）。

圣大卫堡的总督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率领一支小武装为该公司夺回加尔各答。他参加了希拉—乌德—德奥拉宫廷中一位贵族米尔·雅法企图推翻总督的一项阴谋。他以900名欧洲军人和2300名当地战士的兵力，在普拉斯击败了5万名敌人（1757年6月23日）。希拉—乌德—德奥拉被处死，米尔·雅法则取代他被立为孟加拉王子。克莱夫更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首都摩夕达巴。在他看来，该城面积与伦敦不相上下，但其财富或许超过伦敦。他在王子的宝藏中见到了难以置信的大批珠宝、金、银及其他财富。米尔·雅法请他说出拥立他为王的代价时，他即为自己要求16万英镑的报酬，并为其海陆军要求50万英镑，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每位董事要求2.4万英镑，还要求100万英镑作为对该公司在加尔各答遭受的财产损失的赔款。后来克莱夫告诉下议院他对当时自己的节制并未狮子大开口而颇感惊奇时，他所指的即为此事。他从米尔·雅法处得到一笔为数总计20万英镑的款项作为赠礼，并被承认为孟加拉的英国总督。东印度公司每年仅付给米尔·雅法2.7万英镑的租金，即获得承认为加尔各答周围882平方英里土地的最高地主。1759年，为了酬谢其协助敉平叛乱，米尔·雅法同意每年将该公司所付的租金全数汇寄给克莱夫。

由于并无竞争之虞，该公司毫不同情地剥削臣服于其统治下的当地人。同时借其装备较具优势的精良武器，迫使印度统治者为接受英国的保护而付出极大的代价。该公司的高级官员由于远离英国政府的监督，又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十诫的限制，他们在贸易上获利甚巨，返回英国后均成富豪，而且能在不严重损及他们资金的情况下，贿买由一人或一家族操纵选举的自治市，或者借贿选而成为国会议员。

克莱夫于1760年（35岁）返回英国，此时他正满怀希望能享盛誉与财富。除了贿买许多自治市而使他足以指挥控制下议院内的一个政治集团外，他本人经什鲁斯伯里市推选为议员。东印度公司的某些董事，觉得他窃取剥削的实已超过其年龄，攻击他在与希拉—乌德—德奥拉和米尔·雅法交易时，使用伪造的文书。但有关印度当地人的叛乱、官吏的贪污及行政的无能正危及该公司在印度的地位的消息传抵伦敦之际，克莱夫却受敦促火速赶回加尔各答（1765年）充任孟加拉总督一职。在当地，他竭尽心力以遏止副官们的贪污腐化、镇压部队里的反叛及当地统治者反对该公司当局的一再叛乱行为。1765年8月12日，他说服无助的莫卧儿阿拉姆王将人口3000万人、税收400万镑的孟加拉、贝哈和奥里萨诸省的全部财政控制权交给该公司。这一方面及克莱夫在普拉斯的胜利，建立了在印度的大英帝国。

克莱夫在经过两年的奋斗后，健康大为受损，他于1767年1月再度返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重新恢复对他的攻击，那些曾被制止勒索的官员也加入攻击的行列。一项关于印度发生大饥荒及当地印度人攻击该公司基地的消息，引起了许多著名的英国人物的恐慌，他们担心蒙受重大损失。1772年，国会两个委员会着手调查印度事件，于是揭发了该公司如此压榨和残酷的行为，以致霍勒斯·沃波尔大声疾呼：“我们比西班牙在秘鲁的所作所为还要过分！我们已犯了谋杀、废王、抢劫、篡夺霸占的罪行。而且诸位对东印度公司官吏垄断粮食供应，以致造成300万人丧生的孟加拉大饥荒不知作何感想？”1773年，国会的调查委员会之一曾要求克莱夫就有关他在印度使用的统治方法及获得的利益向下议院作出说明。他几乎承认了所有的事实，而且辩称那些行为就当地习俗与当时情势的需要而论是正当的，他还附带说：“那些委员们审判他的荣誉时，也不应忘记他们自己的荣誉。”最后，下议院以155票对95票表决通过，认为他在统治孟加拉首任内曾接受23.4万英镑的款项，但他“同时确也为国家做出了极其重大、值得褒奖的贡献”。一年后，克莱夫自杀，死时年仅49岁（1774年11月22日）。

1773年，诺斯勋爵促使国会顺利通过一项管理法案，决定预支140万英镑的贷款给东印度公司，以解救该公司使其（及国会内的股东们）免于破产，并将该公司统治的印度领土全部归于孟加拉总督的管辖之下，但规定它必须相对地向英国政府负责。华伦·黑斯廷斯当即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

黑斯廷斯是由卑微的出身而晋升至此一职位。他的母亲生他时死于难产，随后其父出外冒险谋生而死于西印度群岛。他即由一位叔父送入威斯敏斯特学校求学，但这位叔父于1749年去世后，17岁的华伦即远渡重洋前往印度追求财富。他投入克莱夫麾下当志愿军，并参与再度夺回加尔各答的战役，充分表现出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勤勉与能力，其后被选派进入一个管理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事务的委员会。1764年，他返回英国。4年后，该公司的董事们劝其加入马德拉斯会议。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他邂逅了伊姆霍夫男爵及其夫人玛丽昂，她后来成为黑斯廷斯的情妇，又做了他的妻子。黑斯廷斯在马德拉斯表现不凡，1774年他担任孟加拉总督后，即开始进行其狂暴的统治。

他工作极其努力，使用的手段则过分独裁，其采取的某些措施为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在孟加拉会议、乃至后来伯克在英国国会内提供了攻击他的材料。玛拉沙（Maratha）诸部落在德里重新拥立阿拉姆王登上莫卧儿人建于16世纪的印度王朝王位，而阿拉姆王将克莱夫分配给他的高拉（Kora）及阿拉哈巴德这些区域转让给他们时，黑斯廷斯却以500万卢比的代价将这些地区售予奥德王子（Nawab of Oudh），并派遣公司所属的部队协助王子收复该地区。他还允许王子使用公司的军队侵略并占领罗希克罕德（Rohikhand）部族的领土，该部落首领（据王子说）曾积欠他一些金钱，公司方面也因为其部队的出借而获致巨利。黑斯廷斯的行为显然违犯了董事们赋予他的职责，然而董事们事实上以运回英国金钱的多寡来衡量总督的价值。

一位印度官员南科玛指控黑斯廷斯收受贿赂。弗兰西斯及其他议员相信这项指控，而且宣称“可敬的总督并不认为禁绝任何一项盗用公款或公物的行为是合理的”。南科玛竟因伪控罪而被捕、判刑并被处死（1775年）。黑斯廷斯涉嫌曾经设法影响首席法官依里雅·恩培（他们两人是在温彻斯特城求学时代的同学）坚持要求对南科玛判以不寻常的重刑。1780年，黑斯廷斯擢升恩培至一项年薪达6500英镑的额外职务。而黑斯廷斯与弗兰西斯两人之间的互相反控，终于导致了一场使弗兰西斯受重伤的决斗。

迈索尔的大君海达尔（Haidar Ali）认为黑斯廷斯与他的议会之间的争执，无疑提供了一个将东印度公司逐出印度的机会。所以，在法国人的支持下，他攻击公司的基地，而且赢得了几次惊人的胜利（1780年）。黑斯廷斯便从孟加拉运来军队和金钱，以抵抗他的攻击。海达尔去世（1782年）后，其子蒂普·撒希布继续作战，直至1792年最后一次战败为止。也许是为了资助这些战役，黑斯廷斯竟采取了导致他受人指责的募款计划。

他要求贝拿勒斯的王公蔡特·辛格除了上缴该地区每年应付予公司的税收之外，另须增付战争补助金。王公以无法从命向其抗辩。于是黑斯廷斯率领一小队兵力至贝拿勒斯（1781年），撤废蔡特·辛格的王位，并向蔡特·辛格的继任者征收加倍的税收——奥德王子未能履行向公司付款的责任，却解释说：假使公司方面愿协助他迫使他母亲、祖母及奥德公主们交出王子父亲遗留给她们的200万英镑中的一部分金钱，那么他就能偿付公司的款项。王子的母亲在他不再多作要求的承诺下，已作让步而给予他大批款项。公司方面不顾黑斯廷斯的抗议，也做了类似的承诺。其后黑斯廷斯劝王子撕毁诺言。他又派遣军队至法扎巴德，借严刑拷问及近乎饥饿的手段，迫使公主们的侍从宦官交出财宝（1781年），王子即从中取得一些以偿付其应付而积欠公司的款项。

同时，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在伤势复原后即返回英国（1781年），并将他认为的黑斯廷斯的罪行向公司董事及其国会中的友人详加说明。1782年，下议院谴责黑斯廷斯及公司的其他代理人“在许多不同的例子中，表现出厌恶国家荣誉和政策的态度”，而且命令董事们将他们召回英国。董事们即签署了这项命令，但是法庭也许由于迈索尔的革命方兴未艾之故，撤销了这项命令。

1783年11月，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以联合内阁外相的身份，向国会提出一项《印度改革方案》，欲将东印度公司划归内阁指派的委员控制之下。批评家们抱怨这一议案将使弗克斯—伯克的维新党获得一个大量支持的来源。这一议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但国王通知上议院，表示凡投票赞成该议案者，他将视为敌人。上议院以95票对76票，否决该案。下议院提出一项正式抗议，指出王室干预立法是对国会特权的一种可耻的破坏行为。国王却声称联合内阁已失去国会的信任，即下令将它解散（1783年12月18日），并邀请年仅24岁的威廉·皮特另组新政府。乔治三世自信能赢得全国大选，再次将国会解散（1784年3月23日），而且命令其代理人在选民中散播王室的愿望与抉择，以保证国会恢复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在5月18日组成的国会中，皮特与国王即获得了全面压倒性的支持。

皮特是一位行政和管理的能手。他对工作的细心热爱、对事务的详尽知识及谨慎考虑与审慎判断的习惯，使他异常卓越，而令几乎所有他阁员僚属很快让步臣服。自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其子于1773年曾为他使用这一名称）以来，英国首次有了“首”相，因为皮特的阁员们采取的重要行动，没有任何一项是未经皮特同意的。事实上，他建立了“内阁政体”——在一个领导权之下，主要阁员集会、审议、筹谋及共同负责任的一种制度。虽然皮特担任拥护王室权威的职务，但他辛勤的工作和广博的知识逐渐使他升至领导而非遵从国王的地位。在乔治三世精神病第二度发作后（1788年），实际上统治英国的即是皮特。

皮特对商业和财政方面的特殊认识，使他能将为一代之内因连续发生的两次大战严重拖累而险象环生的英国财政恢复旧观。皮特曾阅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听取商人和厂商的意见，降低进口税，并与法国商订一项降低关税的条约（1786年），并宣称厂商一般而论应予免税，以取悦工业界领袖们。他又将下列各项消费品——丝带、棉纱、手套、帽子、蜡烛、长椅、盐、酒、砖、瓦、纸、窗户加以课税，以弥补因降低关税等措施而造成的财政损失。此举使许多家庭将窗户以木板盖起，以求减税。1788年，预算终获平衡，英国因而逃过了一次政府破产，而这种破产引导法国走向革命之途。

在选举之前，皮特曾提出他的《印度第一议案》，却未获通过。现在他又提出第二个议案：拟将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关系交给由国王指派的管理委员会处理，其商业关系与任免权力则交由该公司负责，但须受王室否决权的限制。该议案终获通过（1784年8月9日），直到1858年，一直沿用于管理英印事务方面。

弗克斯和伯克认为这项安排是对这个以腐败与罪行而声名狼藉的公司的一项可耻的屈服。伯克对此表示不满，实有其特殊的理由。因其赞助人佛尔尼勋爵、其兄弟理查德·伯克及其亲戚威廉·伯克曾投资东印度公司，也曾在该公司的股票波动中遭受严重的损失。但威廉·伯克前往印度期间，爱德蒙将威廉·伯克以其挚爱者的身份推荐给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威廉即被任命为军需官，结果事实证明他“正如其他任何人一样腐败”。弗兰西斯返回英国后，即向伯克与弗克斯说明其认为的黑斯廷斯在印度的统治情形，他即成了伯克在有关印度事务方面具有的卓越知识的来源之一。自由维新党人对黑斯廷斯的攻击，部分可能由于对皮特内阁的不信任，而且欲将其推翻的愿望促成的。

1785年1月，黑斯廷斯辞职返回英国。他希望长年经营印度，使公司恢复其清偿债务的能力，并为英国夺回马德拉斯和孟买两地的势力等种种功劳，即使不获封爵，也应得到养老金的奖赏。1786年春，伯克向下议院索取有关黑斯廷斯统治印度的正式记录，结果其中部分资料下议院拒绝给予，另外一部分则由阁员提供。同年4月，他向下议院提出一项指控孟加拉前任总督的议案，黑斯廷斯即向下议院宣读一份详尽的答复。6月，伯克又提出有关罗希克罕德之战的指控，并要求弹劾黑斯廷斯，然而下议院拒绝予以起诉。6月13日，弗克斯讲述有关蔡特·辛格的故事，他再度要求弹劾黑斯廷斯。皮特颇令他的内阁讶异，竟投票赞成弗克斯和伯克。皮特的同党中，也有多人遵从他此项可能意图将内阁与黑斯廷斯的命运分开的领导，因而此项弹劾的动议以119票对79票获得通过。

国会休会及其他问题的压力暂时中断了这一紧张事件，但1787年2月7日，谢里登发表了一项被弗克斯、伯克及皮特誉为下议院曾听过的最佳演说时，此项控诉极其成功地再度被提出来。（曾有人出价1000英镑向谢里登购买校正过的讲稿，可是他无暇从事此项校正工作，以致我们仅能从简略的摘要中了解此次演讲。）谢里登以其出生于戏剧界的全部技巧和浪漫之士的全副热诚，详述了奥德公主们被掠夺财物的经过。他讲述了5个多小时后，即要求弹劾黑斯廷斯，而皮特再度投票赞成起诉。此项动议终于以175票对68票获得通过。2月8日，下议院指定一个20人委员会——以伯克、弗克斯和谢里登为首——拟定控诉的条文。这些条文向下议院提出后，下议院于5月9日命令“伯克先生，以下议院的名义……出席上议院法庭……以重大罪行及不法行为的罪名弹劾黑斯廷斯。”黑斯廷斯被捕，并被带往上议院，但最后获准保释。

经过长期拖延后，审判于1788年2月13日在威斯敏斯特会堂开始。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将会忆起麦考莱对这一历史性集会的华丽描述：“在上议院，议员们高坐在貂皮金椅上，象征着王国最高法院的权威，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脸色苍白而病弱、年53岁、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22磅的黑斯廷斯。法官们戴着覆耳的假发，在场的有国王的家人和下议院议员们，楼座上挤满了大使、公主和公爵夫人们。西登斯夫人（Mrs. Siddons）依然保持她庄严高贵的美，雷诺兹爵士则坐在许多他曾画过像的名人之中。在一旁，现在被称为‘经理’的委员们已准备提出弹劾案。书记官首先宣读诉状和黑斯廷斯的答辩。”整整4天中，伯克在其议员生涯中最有力的一次演说里以极其众多的罪名加之于被告身上，然后于2月15日，他以其热情激动的请求震撼了那次历史上著名的大会堂：

我以重大罪行及不轨行为的罪名，指控华伦·黑斯廷斯先生。

我以大不列颠下议院之名指控他……辜负了国会的信托……

我以印度人民之名指控他，他破坏了印度人民的法律、权利与自由，他毁坏了他们的财产，并使他们的国家废弃荒凉。

我以他违犯的正义的永久法之名并凭借着它控诉他。

我以他曾不论性别、年龄、阶级、职业与生活状况残酷地触犯、伤害及压迫人性本身之名而控诉他。

伯克、弗克斯、谢里登及其他人讲述有关黑斯廷斯统治印度的故事时，审判在受到上百次中断的情形下进行着。人们知道6月3日正午谢里登将提出有关奥德公主一案的证据时，通往威斯敏斯特会堂的几条街道从早晨8点钟就已挤满了人，其中有许多是阶级颇高者，渴望能获准进入会堂。而获得入场券的部分民众曾以每张50基尼出售。谢里登了解人们期望他有戏剧化的演出，他也果真不负众望。他在4次开会期间发表演说，在最后一天（1788年6月13日）发言5个小时后，他精疲力竭地跌入伯克的臂弯里，伯克立即将他抱住。在楼座中的吉本描述谢里登是“一位好演员”，并述及次日早晨这位历史学家访问他时，这位演说家气色如何之好。

那次演讲是审判的高潮。其后由于每项指控的事实都须经过调查，上议院议员们于是从容不迫，而且可能因为拖延致使雄辩的效力消减，而让对此案的兴趣移转到其他事件上。事情果然发生了。1788年10月，乔治国王发狂了，病情相当严重，他是受到上述审判的压力与其子不规矩行为的打击而致病的。威尔士王子乔治·奥古斯都·腓特烈是一位肥胖、心地善良、慷慨、浪费又多情的人。他相继养了许多情妇，负债累累，这些债务是由其父亲及国家代为偿付的。1785年，他私自与费兹尔伯特夫人结婚，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已经两度守寡，较王子年长6岁。辉格党人在伯克的领导下，熬夜等待着无能的王子被宣布为国王，并做好组织摄政团的准备。乔治三世时而清醒，在清醒时谈论着加里克和约翰逊两人，演唱亨德尔音乐的片段，或吹奏横笛，以致情势更加复杂混乱。1789年3月，他康复了，即脱下拘束疯人的紧身衣，并恢复原来的统治形式。

法国革命是促使人们分散对审判黑斯廷斯的注意力的另一因素。伯克因此放弃对黑斯廷斯事件的追查，转而帮助玛丽·安托瓦内特。由于伯克的演讲毫无节制，他失去了剩余的威望，他却抱怨国会议员们在他开始演讲时即纷纷溜走，而且大多数新闻界人士对他怀有敌意，他指控黑斯廷斯以2万镑收买新闻记者来攻击他并为黑斯廷斯辩护。他认为，黑斯廷斯的大部分财产就是如此花费的。最后，在提出指控的8年后，上议院宣判黑斯廷斯无罪（1795年）时，伯克一定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一般的反应认为此项判决确属公正：被告诚然在许多方面有罪，但他为英国保住了印度，而且他也已受到了惩罚，因为此次审判不仅摧残了他的健康、粉碎了他的希望，也使他身败名裂、名利俱失。

黑斯廷斯在所有控诉者死后仍然活着。东印度公司投票通过赠予他9万英镑作为礼物，使他免遭破产的厄运。他购回他家族在戴尔斯福德的祖产并加以重建，享受着东方式的奢华生活。1813年，他81岁时，应邀在下议院为印度事务作证。在那里他受到喝彩与尊敬，他的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他的罪恶却为时间冲淡。4年后，他去世了，而在骚动不安的那一代里，硕果仅存的只有既瞎又庸懦的国王。

英国与法国大革命

伯克在他对东印度公司的争议几乎使他精疲力竭，接着又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他个人之敌，而在这项新的运动中，他为政治哲学做了一项重大的贡献。

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20年即已预言它将发生。他说：“整个法国财政在如此极度窘迫及劳力分散的情况下，截至目前，在各方面需求的费用已远超过了供应的物质，以致每个人——不管他抱着何种程度的知识关注他们的事务——必将不时期待整个制度发生某些不寻常的骚动，此种骚动对法国甚至对全欧洲产生的影响则是难以臆测的。”1773年，他访问法国，在凡尔赛宫见到了当时的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他永远难忘她青春的美丽及快乐与骄傲的样子。他对法国贵族，更对法国教士的观感极佳。他对反天主教而且常是反宗教的哲学宣传感到震惊，他返回英国后，他即警告他的国人，认为无神论是“对公民社会可能施予的最可怕、最残酷的打击”。

法国革命来临之际，伯克为其友弗克斯对革命的喝彩而感惊慌，弗克斯高呼巴士底狱的倾覆是“世上曾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最精彩的事件”。由威尔考斯及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推行的运动的发展而成的激进见解，逐渐散播于英国各地。某一籍籍无名的作家曾于1761年提出共产主义，作为医治除人口过剩以外的所有社会病态的一剂良药，他深恐人口过剩可能抵消所有解除贫穷的企图与努力。1788年，一个纪念革命（1688年）的会社组织成立，其会员包括杰出的牧师和贵族。在1789年11月4日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由于受到一位唯一神教派传道者理查德·布莱斯的鼓动，其会员决定向巴黎的国民会议发出贺词，表达他们的希望，但愿“法国开创的光荣先例”，可能“鼓励其他国家起而维护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贺函由该协会主席即威廉·皮特的姐夫斯坦诺普伯爵签署。

理查德的一番说教及该协会发出的贺函引起了伯克的恐惧与愤怒。现在，他以60岁的高龄，已获有稳固的权利。他信教虔诚，而且拥有大批的地产。法国革命对于他而言似乎不仅是“至今世上曾发生过的最令人惊骇的事件”，而且是“对宗教、财产、秩序和法律最暴虐的一种攻击”。1790年2月9日，他告诉下议院，假如他的任何一位朋友居然赞成意欲将此种正在法国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英国，那么不论这份友谊已建立多久或受到如何的珍视，他将正式宣告与这位朋友断绝关系。弗克斯即以他对伯克的著名赞语恭维伯克是他最好的教育家，以安慰这位演说家，这样才延缓了两人之间的决裂。

1790年11月，伯克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此书是以写给“巴黎的一位绅士”的书信形式（长达365页）编成的。伯克在美国革命时期曾是自由党人的领袖，现在他却成为保守的英国的英雄。乔治三世对他的旧敌表达了他的欣喜，此书被朝臣与贵族们奉为圭臬，而且曾一度是哲学家之友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也向这位曾宣称要推翻他们的人发出她的贺词。

伯克以有关布莱斯博士及“纪念革命会社”开始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他为教士参与政治议论而感悲痛，他认为他们的职责在引导人们走向宗教的仁慈而非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对布莱斯请求的全体男性公民投票权也不表信任。他认为群众将会是较国王更坏的暴民，而民主政治也将衰败而变为暴民统治。智慧并不在于数目的多寡，而在于经验。自然对平等一无所知。政治平等是一个“荒诞怪异的想象，以其错误的观念与徒然的期待来激发这些注定要在艰辛生涯的偏僻幽暗的路途上旅行的人的灵感，而其结果仅仅是使它永远无法消除的真正不平等更加恶化”。贵族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它愈是长久就愈能尽到默默地建立社会秩序的职责，而如无社会秩序，也就没有稳定、安全与自由可言。世袭的君主政体是好的，因其使政府具有统一性与连贯性，而若无此二者，公民之间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将陷入一种狂热与混乱的变动中。宗教也是好的，因为其协助束缚那些不合于社会需要与规范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文明的表面下像秘密的火焰一样蔓延着，而只有国家与教会、法律与教条及恐惧与尊敬的不断合作，始能控制它们。那些破坏他们教育阶层人民宗教信仰的法国哲学家，正愚蠢地失去过去一向使人们免于沦为禽兽的控制力量。

伯克对暴民在凡尔赛宫对“一位温和又合法的君王”的胜利，及他们以“比以前曾经”起而“反抗最非法的篡位者与最残暴的暴君的任何人民使用的更狂暴、残酷及侮辱的手段以对付这位君王”一事，感到厌恶愤恨。下面就是令年轻人激动的一页著名记载：

距离我在凡尔赛宫见到法国王后即当时的公主，已经十六七年之久了。无疑，从未有更令人喜悦的景象在她那涉世未深的眼睛里出现过。我见到她正在地平线上，装饰并欢欣着她正要踏入的升起的家园——像晨星一般闪耀着，充满了生命、华丽与欢乐。哦！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心情始能不带感情地默想兴起与衰落！ [1] 我想象不到，她在狂热的、冷淡的与可爱的表象之下，不得不将抵抗手段隐藏在心中。在一个有着勇士们的国家里，在一个有着君子与骑士的国家里，我也简直梦想不到我会活着见到这样的灾祸竟降临在她身上。我想一万把剑定已从它们的剑鞘里跃出，甚至为一个侮辱或威胁她的眼神而复仇。然而骑士时代过去了，诡辩学家、经济学家与计算家的时代接踵而来，而欧洲的光荣从此永远消逝了。

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却讥笑这些，认为全是浪漫的胡言妄想，他还设法使伯克相信法国王后是一个“梅莎琳娜”（Messalina），而且是一个放荡不羁、声名狼藉的女人。许多英国的爱国者也持这样的看法。然而霍勒斯·沃波尔断言伯克曾描述玛丽·安托瓦内特“确如她当王妃时，我首次见到她的模样”。

随着革命的进行，伯克借其《致国民会议某议员的信》（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1791年1月）以继续他的攻击。在这封信里，他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应该联合起来阻止叛乱，并使法国国王恢复其传统的权力。弗克斯对这项建议颇为惊慌。5月6日在下议院，这对曾在多次战役中并肩作战的老友，终于走到了戏剧性的分歧点。弗克斯反复称赞法国革命，伯克随即起而抗议。他说：“在任何期间，尤其是在我这种年纪，去招惹敌人，或给予我的友人遗弃我的机会或理由都是轻率的，但是假使我对英国宪法坚强与稳定的忠诚竟会使我处于如此左右为难的情况，我也准备冒险如此做。”弗克斯向他保证，他们之间的歧见应不致牵连到造成友谊断绝的地步，但是伯克回答道：“当然会的，当然会的，这会失去友人的。我知道我的行为的代价……我们的友谊就此结束了。”此后，除了正式的在黑斯廷斯的审讯时曾勉强的联合外，他再也不曾和弗克斯讲过话。

在他有关法国革命的著述中，伯克给保守的哲学做了一项古典的说明。它的第一原则是个人的论据，不论如何卓越，假如与种族的传统冲突，则不予信任。正如一个小孩无法了解其父母谨慎与禁止的理由一样，个人因其与种族相较仅是一个小孩，也无法了解包含许多世代经验的习俗、传统、法律的理由。“假如所有道德职责的实行依赖与社会的基础，其理由令每个人都能了解清楚与信服的话”，则文明必将成为不可能。甚至“偏见”也有其用途，它们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预断目前的问题。

因此，保守主义的第二要素即是“惯例”：一种传统或风俗，假使已经记录或包含于社会秩序或政府结构中，那么就应该被加倍尊重与极少改变。私产仍是惯例和智慧显得不合理的例子。某一个家庭拥有如此大量的资产，而另外一个家庭仅有如此微薄的财产，似乎是不合理的，尤其更不合理的是财产所有人居然准许将其财产遗传给并未费举手之劳去赚取它的继承者。但是由经验获知，一般人除非能将其努力获得的成果视为自己的财产，并能大部分按其自己的意愿遗传下去，否则绝不愿激励自己去从事工作、研究或做费力与昂贵的准备，而经验也显示了财产的拥有是立法审慎和国家延续的最佳保证。

国家不仅是在某一指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一群人的结合，它是经过广远的时间的个人的结合。“社会事实上是一种合约……这是一种不仅介于生存者之间，也是生存者、死亡者与将出生者之间的合伙关系”，那种密切的关联就是我们的国家。在这三者合一的整体中，目前的多数将来可能成为少数，而立法者必须考虑到以往的（惯例）、未来的及现存的那些人的权利。政治是，或者应该是一种将矛盾的少数的目的与延续的集团的利益加以调整的艺术。而且并无所谓绝对的权利，这些都是自然所不知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只有欲望、权力与环境三者而已，而“环境使每个政治原则具有特殊的色彩和不同的效果”。权宜有时较权利更为重要。“政治应加以调整，使其适于人性而非（抽象的）人类推论，因为理性仅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决非最重大的部分。”“我们必须利用现存的资料。”

所有这些因素都由宗教予以阐明。宗教的教义、神话与仪式也许与目前个人的理性并不相符，但是假如它们与过去、目前及假定的未来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其是否与个人理性符合，也就成为次要的了。经验指示我们，人类感情只能借宗教的教义与仪式来控制。“假如我们竟以抛弃一向是……我们文明一大来源的基督教，以揭开我们的本来面目（释放我们的本能）……我们极为担心（由于非常了解人类心灵不能忍受空虚）一些奇怪的、有害的及堕落的迷信可能会取代它。”

许多英国人拒绝接受伯克的保守主义，认为那是对停滞不前的一种狂热崇拜。托马斯·佩恩在其《人类的权利》（1791—1792年）一书中，对他作了有力的答复。但如伯克一样年老的英国人，对他的祖先崇拜说表示欢迎。法国大革命演变成“九月大屠杀”，国王和王后被处死及“恐怖时代”（the Reign of Terror）时，大多数英国人觉得伯克已充分预言了反叛和反宗教的结果。因此整整有一个世纪之久，英国虽然淘汰了腐败的自治市镇制度并扩大了选举权，却坚决维持由国王、贵族、英国国教及一个只考虑到王权而非民权的国会构成的宪法。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则由崇拜卢梭转而信仰孟德斯鸠，约瑟夫·迈斯特更为悔恨的法国人重新撰述伯克的思想。

伯克自始至终鼓动一场神圣战争的运动，法国对英国宣战时（1793年），他深感欣慰。乔治三世欲晋封其旧敌伯克为贵族，以酬报其新近的服务与贡献，并以稍后令狄斯累利感到荣耀的毕肯斯费尔德勋爵的头衔来封赠他，却为伯克所拒，他只答应接受2500英镑的养老金（1794年）。正当英国与法国谈判的会议开始时，他出版了《论弑君和平的信》（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1797年），热烈要求继续战争。只有死亡才冷却了他的怒火（1797年7月8日）。弗克斯建议将伯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他曾留下遗言，嘱为其举行私人葬礼，并葬于毕肯斯费尔德的一个小教堂。麦考利认为伯克是自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那样也许忽略了查塔姆。而莫利勋爵较审慎地称其为“我们的语言中，最伟大的启迪民智的导师”——如此也许又忽略了洛克。无论如何，伯克是保守主义者历经理性时代所渴求而未遇的人物——他是一位能像伏尔泰为理性辩护一样，卓越地为习俗辩护的人物。

注释

[1] 即一群凡尔赛宫的暴民加于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胁迫，迫使他们从该处走回巴黎，然后在群众的监视之下居于杜伊勒里宫（1789年10月5—6日）。

英雄隐退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进展，查理·詹姆士·弗克斯发现他在国会和国内成为声势逐渐消减的少数派。原来支持他的许多盟友，此时转而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应加入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的作战。路易十六被处死后，甚至弗克斯本人也转而反对法国革命，但他仍然反对英国卷入战争漩涡。战争依然来临时，他只得愤而以饮酒、阅读古典作品并与他的（也是加文狄斯勋爵、德比勋爵、考门德雷勋爵等人的）前情妇——曾为他还债的伊丽莎白·阿姆斯特德夫人结婚（1795年），来安慰自己。他对《亚眠和约》的签订极表欢迎（1802年），其后他即前往法国旅行，在那里受到民众的欢呼，并以文明的爱国者受到拿破仑的款待。1806年，弗克斯出任“全部人才内阁”（Ministry of All the Talents）的外务大臣，他努力维持与法国的和平，并坚决支持威尔伯福斯反对奴隶买卖的运动。他获悉一项行刺拿破仑的阴谋时，即由塔里兰向这位皇帝密递警告。如果不是弗克斯的身体极度衰弱，他或许能为拿破仑的野心与英国的安全寻获达成协调的一种方法。但1806年7月，他因患了水肿病而丧失了工作能力。一连串痛苦的手术都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他在与英国国教谈和后，于同年9月13日与世长辞，他死后受到他朋友及其敌人，甚至国王的哀悼。他是当时受到最普遍爱戴的人物。

年轻的皮特却过于早衰，较弗克斯先行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坟场，长眠于九泉之下。他也发现只有不时借酒浇愁忘却烦恼，始能忍受政治生涯。乔治三世不稳定的神智是长久的问题。国王与阁员之间任何严重的歧见与冲突，都能导致国王精神失常，并演变成威尔士王子摄政的局面，而王子将会解除皮特的职务，并召请查理·詹姆士·弗克斯主持政事。所以，皮特发现国王乔治对政治改革与奴隶买卖正如对其他事情一般焦急烦躁地坚持要永久维持过去的状态时，他不惜放弃自己的政治改革计划，并撤销他反对奴隶买卖的态度。皮特将他的天才集中于经济立法方面，在此方面他为兴起的中产阶级服务。令他十分厌恶的是，他竟将英国引入一场与他所称的“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的战争之中。作为一个战时首相，他表现并不佳。皮特唯恐法国入侵爱尔兰，以一项国会联合与天主教解放计划来安抚爱尔兰人，这项计划为国王所阻，皮特因而辞职（1801年）。其后他再度复出而领导其第二任内阁（1804年）。拿破仑远胜过皮特，非其力能敌。法国在奥斯特里兹战胜的消息传来（1805年12月2日），而那次胜利使拿破仑成为欧陆的盟主之际，皮特的身心因此崩溃了。他指着一幅欧洲大地图，请求他的一位朋友：“卷起那张地图，在这10年内，我们将不再需要它了。”他死于1806年1月23日，死时两袖清风，光荣而庄重（尽管身后萧条），年仅46岁。

生命花了更长久的时间来毁灭谢里登。他在为美国辩护及对黑斯廷斯的斗争中加入伯克与弗克斯的阵营，他支持弗克斯鼓掌赞成法国革命。同时，他的妻子以魅力与温柔的天性引起他朋友们的喜爱，而且他将这种影响力运用到政坛上，以协助他在国会中赢得一席之地。不幸的是谢里登夫人38岁时死于肺病（1792年）。于是谢里登身心崩溃了。据一位与他熟识的人说：“我曾见到他夜复一夜像小孩一般哭泣着。”谢里登从她为其所生的女儿那里获得一些慰藉，然而她也在同一年去世。在他极度悲伤的那几个月里，他面对着重建德鲁里巷剧院的工作，这个剧院就安全上来说，已过于老旧与脆弱。为了负担重建的经费，他负债累累，但他已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并非他的收入所能维持，于是只得靠借贷继续。每逢债主登门讨债时，他就像对待王公一样对待他们，以美酒、殷勤的态度和机智风趣的谈吐来款待他们，并以一种几乎忘掉债务的幽默情趣将他们打发走。1812年，在竞选连任失败之前，他在国会中一直颇为活跃。当时他身为下议院议员，因而免受拘捕。然而现在他的债主们包围着他，将他的书籍、绘画和珠宝据为己有。最后他们正企图以暴力挟持他到监狱时，他的医生警告他们，谢里登也许会死于途中。后来他死于1816年7月7日，时年65岁。在他的葬礼中，谢里登再度风光，7个贵族和1位主教将他抬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半疯的国王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活得更为长久，甚至英国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后，他仍然活着，虽然他对此次胜利一无所知。1783年，他觉察出欲使其阁员向其负责而不向国会负责的企图已经失败。与下议院、美国及法国之间的长期斗争，对他似乎太难太繁重了，1801年、1804年及1810年，他的精神病一再复发。他年老时，人们才逐渐认清他的勇气与诚挚，最后他终于获得了在他与国会争斗时人们拒绝给予的拥戴与威望，其中还含着对一个曾目睹英国遭受这么多次失败，而竟无法亲睹其胜利的人的怜悯。他钟爱的女儿阿米莉亚的死（1810年）更使他完全脱离现实。1811年他既疯又瞎，而且已达到无法治愈的地步，直到他死时（1820年1月29日），他一直在监护之下过着隐居的生活。

第三章　英国人（1756—1789）

英国习俗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长相。毫无疑问，雷诺兹把他们理想化了，他只把有头有脸的幸运者介绍给我们，而且以衣袍和象征威严的徽章来为这些肥胖的人增加荣耀。不过，我们且听听歌德谈谈他在魏玛看到的英国人吧！他说：“这些人长得多么文雅，多么俊俏！”——他也担心这些自负的年轻英国人带着大帝国的威风，可能会使日耳曼女郎失去对日耳曼男子的兴趣。这些小伙子有很多到了中老年还能维持当年的容貌，不过，大多数人一从学校的运动场转入餐桌上的享受之后，肚子和颈部就随之加粗，像绽开的红玫瑰，到了夜深人静时又得和昔日欢乐的时光带来的痛风苦斗。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些雄壮之气到了宗教改革时因为闹饮而告消失。相反，英国的妇女比往昔更漂亮，至少画中的人物是如此。高尚的容貌，戴花、配上缎带的秀发，丝袍中隐现的那份神秘，真是雅致得犹如庄肃的诗篇。

由于日渐加多的纺织厂大量出产新的棉衣，在街上衣着方面的阶级区分日渐消失。不过，在正式场合里，阶级的区别仍然存在。达温特沃特爵士赴刑场时就穿着一件猩红色的大衣，背心也滚上金制的花边。假发逐渐不流行，小皮特对假发的防臭粉开始征税时，假发就正式消失。不过，医生、法官、律师等人，还有约翰逊，还是喜欢戴假发。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的头发，在后颈以缎带系成辫子。约1785年，有些人的裤长由膝盖加长到小腿。1793年，由于受到胜利的法国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影响，又把裤长加到脚踝。妇女依旧把胸部系到几乎窒息的地步，不过衬有圈子的女裙已不流行，裙子的宽度也日渐减小，女人的时装开始弄上一些使小伙子入迷的飘荡线条。

清洁是仅次于神圣的至宝，因为水仍是一种奢侈品。河川虽美，却常被污染，泰晤士河是一条排水用的运河。大多数伦敦住家每周以水管送水三次，每夸脱的价钱是3先令。有些家里有抽水马桶，少数人家才有自来水浴室。大多数厕所（当时的习惯称呼叫“耶里哥斯”，Jerichos）设在户外，盖在空旷不加盖的坑上，排泄物顺着这个坑渗入土中而流到大部分人汲取饮水的井里。即便如此，公共卫生还是日渐进步，医院逐渐增加，婴孩的死亡率也从1749年的74%降低为1809年的41%。

找得到更安全饮料的人不喝水。啤酒被视为一种食物，是任何粗重工作所必需的。酒被视为一种受欢迎的药，威士忌则是手提式的火炉，而醉酒若不算是社会习尚必要的部分，也是一种可以饶恕的罪恶。约翰逊博士说：“我还记得当年利奇菲尔德区每个正派的人每夜必醉，人们也不会瞧不起这些人。”小皮特就曾经醉着上下议院，康沃利斯爵士也醉着上歌剧院。有些驾驶出租马车的车夫每天深夜在街头巡回，把“烂醉如泥”的绅士载回家而赚取额外收入。愈接近这个世纪的尾声，醉酒的情形就愈少，茶叶承担起温暖主要器官、松弛舌头的任务。茶叶的进口量从1668年的100万磅增加到1786年的1400万磅，咖啡室里供应的茶比咖啡还要多。

三餐也很丰盛，血淋淋的，分量又多。上层社会约在下午4时进餐，后逐渐往后延，到了该世纪末已延至下午6时。赶工作的人可用三明治来果腹。这玩意儿的名字源自桑德维奇第四任伯爵，这位伯爵为了不让进餐影响自己的赌博，光吃两片中间夹了肉片的面包，蔬菜是在边抗议下边吃的。“抽烟已过时了。”约翰逊于1773年这么告诉博斯韦尔，烟叶却以闻鼻袋的形式出现。鸦片则被广泛地用来作为镇静剂或医药。

英国人在餐桌上饮酒可使自己达到醉话连篇、喋喋不休的地步，这时谈话内容的机智可以和巴黎的沙龙抗衡，至于话题的分量可能更有过之。一天（1778年4月9日），约翰逊、吉本、博斯韦尔、埃兰·拉姆齐这几个人和一些朋友在雷诺兹爵士家聚会时，约翰逊说：“我不知在巴黎像我们今天这种聚会在半年内能否召集得起来。”贵族们的聚会比较喜欢谈点机智的话，不谈学问。爱谈塞尔温，不爱谈约翰逊。乔治·塞尔温堪称18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他曾被逐出牛津大学（1745年），因为“他很不虔诚地把‘赐福的救主’比喻成凡人，还讥讽过‘圣餐’礼”，不过这没有使他在政府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闲差，也阻挠不了他从1747年开始在下议院坐着、睡着，一直到1780年。他有一大群朋友，却至死不婚。他酷嗜行刑，却错过了一个诨名叫查理·詹姆士·弗克斯的政敌的行刑，他很有把握地在伦敦行刑场等待——“我有一个原则，从不参观预演。”他和霍勒斯·沃波尔是63年的挚友，没有任何不悦或女人阻挠这份友谊。

不欣赏行刑的人也有一百多种娱乐可以挑选，从两组对打的扑克牌游戏或赏鸟到赛马或斗鸡。板球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穷人把工资浪费在旅店，有钱人则把财富拿到俱乐部或私宅中赌掉。沃波尔就这样在赫特福德小姐家“还没来得及道声‘福哉玛利亚’之前就输掉56基尼”。詹姆士·格尔瑞在著名的讽刺画中把这些女主人称为“纸牌之女”（Faro’s daughters）。输了钱不抱怨，这是英国绅士必备的基本要求，即使脑袋开花也应如此。

当时真是男人的天下，法律上如此，社会上、道德上也莫不如此。男人喜欢跟男人去享受社会上大多数的娱乐，1770年以前没有组成过一个容许男女会员的俱乐部。男人先挫了妇女的智力，又怪女人谈话智识水准不够。不过，仍有某些妇女设法发展自己的智能。伊丽莎白·卡特夫人就学过说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还研究过希伯来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等，还借希腊奖学金翻译了爱比克泰德的作品，颇获约翰逊激赏。她抗议男人拒不和妇女谈论观念，她正是那些使“才女”成为伦敦文人话题的淑女之一。

“才女”这个称呼首先出现在迈弗尔城霍特弗德街伊丽莎白·沃瑟夫人家男女混杂的聚会上。在这种夜间集会中，玩牌已被禁止，文学的讨论却受到鼓励。一天，那位一时享有诗人、植物学家和哲学家荣衔的本杰明·斯蒂林格夫里特被沃瑟夫人邀请参加她下一次的“盛大的晚会”，他以没有适合参加宴会穿着的衣服为借口推托。那天他穿了一双蓝色长筒袜，她对他说：“别管什么衣服了，就穿你这双蓝袜子来好了。”他依约前来。博斯韦尔说：“他如此健谈……使人不禁会说：‘没有蓝袜子，什么也办不成。’这个头衔就这么慢慢建立起来。”因而，沃瑟夫人的这个圈子被称为“才女会”。加里克和沃波尔也时常前往参加，一天晚上，约翰逊更在那里大谈教皇之事而语惊四座。

不过，被约翰逊称为“才女之后”（the Queen of the Blues）的，却是伊丽莎白·蒙塔古。她嫁给首任桑德维奇伯爵的孙子，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反复无常的玛丽小姐的先生——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的亲戚，名字叫爱德华·蒙塔古。伊丽莎白很机智，是一位学者兼作家。她那篇论文《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天赋》（The Writings and Genius of Shakespeare，1769年）很愤慨地为这位本国的游吟诗人辩护，反驳伏尔泰的非难。她很有钱，并保持自己的格调。她把自己在布尔克丽广场家中的那间“中国屋”布置成伦敦文人和美女喜欢光临的聚会中心。雷诺兹、约翰逊、伯克、贝克莱、哥尔斯密、加里克、沃波尔、伯尔尼、莫尔等人都曾去过。在那里，艺术家可以遇见律师，教士可以会见哲学家，诗人也碰得着大使。蒙塔古夫人的那位“优异厨师”使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却恕不供应含有酒精的饮料，酗酒更是一大忌讳。她担任初出茅庐的作家玛瑟纳斯的赞助人，而且出手极为阔绰。其他的伦敦淑女——泰罗尔夫人、布斯卡温夫人、默克顿夫人等——也欢迎才子佳人前往她们家做客。伦敦的社会逐渐两性化，而伦敦沙龙的声望和天才之多也开始和巴黎颉颃了。

英国的世风

亚当·斯密说：“在每个社会中，一旦阶级的区分完全建立之后，一定都有两个不同的道德制度同时并行。其中有一个可称之为严格的（或苛刻的），另一个可称之为自由的，要是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随便的制度。前者通常为一般人所景仰、所羡慕，而后者……则更为一般所谓‘赶时髦’的人所称道、所采用。”属于严苛派的卫斯理把1757年英国的道德描写成“走私、伪誓、政治贪污、醉酒、赌博、奸商、法院中的狡诈、教会中卑躬屈膝、教友派返俗及慈善基金饱入私囊的混合体”。这种说法已经是老调重弹了。

那个时代，有些妇女想当男人，而且几乎成功了。我们也听说过好几起妇女乔装成男人，而且至死还维持这种骗局。有些从戎当陆军或海军，也跟男人一样喝酒、抽烟，跟男人一样说粗话、参加战争，也跟男人一样忍受鞭笞。约1772年，“纨绔子弟俱乐部”在伦敦街上到处可见。这些纨绔子弟都是一些年轻人，留着髦曲的长发，衣着的布料极为高贵，颜色也很夺目，还“打扮成女孩子，一点也不在乎”。塞尔温把这些人描写成“既不男又不女，而是中性的动物”。同性恋者虽然一经查获属实可以处以死刑，但同性恋者还是自有他们的娱乐场所。

这种双重标准极为风行。虽然有上千家的妓院供好色的男人泄欲，这些男人却认为女子的不贞只有处以死刑才稍可弥补。因此，儒雅的哥尔斯密说：

可爱的女人屈服于昧行

太迟发现男人出卖了她时，

有什么魅力可以抚慰她的忧悽，

有何妙方可以洗净她的罪？

遮掩她罪孽的唯一妙方，

不让众人发现她的羞辱，

使她的情人忏悔不及

扭痛他心胸的方法，只有——去死。

为了防止这种惨剧，有人提议早婚。法律容许女子12岁结婚，男子14岁。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女子都早婚，而把越轨的时期延后。不过，这时又有这个双重标准监督着她们，且听约翰逊对通奸所发的高论（1768年）：

子孙的混淆造成这种犯罪的基因，因此，违犯了自己婚约的妇女远比男子罪责更重。男人在上帝眼中的确是罪犯，只要他不去侮辱妻子，他就不算是给妻子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例如，为了换换口味而偷偷地潜入女佣房里就是一例。诸位，为人妻者必不可为此震怒。我绝不收容因为这种理由而逃离丈夫的女儿回家。为妻者应该研究以更留意取悦她丈夫的方式来重获丈夫。列位看官，要是为妻者没有疏忽于取悦丈夫的话，100个男人之中绝不会有1个离开自己的妻子去寻花问柳。

在博斯韦尔这个圈子里，男人偶尔嫖妓被认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贵族社会中——包括王室在内——通奸之风颇盛。格拉夫顿公爵担任大臣时就公开和纳茜·帕尔森同居，而且当着王后的面带她到歌剧院。离婚的情形很少发生，除非依国会法案，否则办不到，由于离婚费用高达“数千英镑”，只有有钱人才办得到这种奢侈的事情。1670年至1800年，有案可查者只有132件获许。一般人以为平民阶级的道德可能优于贵族阶级，约翰逊却不以为然（1778年）。他说：“农民和贵族一样，通奸的情形一样普遍。”而且“据我观察所得，阶级愈高，愈有钱的妇女，受到的指点也更多，而且也较守道德”。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同在菲尔丁和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中一样，描写农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得举行庆祝酒会，把薪资的半数花在旅店里，有些花在女人身上。每个阶层都以各自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从事犯罪。

穷人拿拳头和短棍打架，有钱人则拿手枪和刀剑。决斗在贵族社会里是争面子的关键，弗克斯与威廉·亚当，谢尔本与费尔顿，小皮特与泰厄尼都曾决斗过。要想过一辈子有头衔的日子而不挨刀确实很难。

比这种性道德的堕落更坏的，是工业开发的残酷：为了抓取利润不惜无情地损害人命。要6岁大的儿童到工厂做工或扫烟囱，少用了成千上万男女工人，使这些人卖身去做无酬的劳工以便前往美国。政府保护贩奴，并视之为英国珍贵的财源。

商人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伦敦等地——正如同从荷兰和法国出发一样——航向非洲，购买并逮捕黑人，把黑人运往西印度群岛，卖掉黑人，再把一舱舱有利可图的糖、烟叶、甜酒等运回欧洲。1776年，英国商人一共把300万名奴隶运到美国，再加上25万人死在途中，被扔到海底的、遭受迫害的黑人数量之巨可想而知。英国政府每年拨出1万英镑的津贴给“非洲公司”和后来的“管理公司”，以维护这两家公司在非洲的各堡垒和驻在站，理由是这两家公司是“我国商人组成的各公司中对本岛最有贡献者”。乔治三世命弗吉尼亚总督“不得赞成任何禁止或阻碍进口奴隶的法令”（1770年）。1771年，英国境内的黑人约有1.4万人，均由其殖民地的主人带进，或逃离其主人。其中有些被用作家仆，无权要求支薪。有些则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卖出，如1766年利物浦就有过一次。然而，1772年英国某法庭裁决，奴隶在踏上英国土地后即刻自动成为自由人。

英国的良知逐渐发现这种人口贩卖与宗教或道德的训诫之间的相互矛盾。英国最优雅的人大肆攻击：乔治·弗克斯、笛福、汤姆森、理查德·斯梯尔、蒲柏、威廉·佩利、卫斯理、威廉·柯珀、哈奇森、罗伯逊、亚当·斯密、约赛亚·韦奇伍德、霍勒斯·沃波尔、约翰逊、伯克等人。首先组织起来反对贩奴的，是英美的教友派人士。1761年他们把所有参与这项贩奴工作的人的会员资格予以注销，1783年更组成了一个协会来“解放西印度群岛的黑奴，指责非洲海岸的贩奴”。1787年，格安威尔·萨普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促进黑奴制度的废止。1789年，威尔伯福斯展开他在下议院长期结束英国贩奴的运动。商人一再要求议院搁置其行动。直到1807年，国会才正式规定自1807年5月1日起，英国辖区内的任何船只皆不得自港口载运奴隶，即自1808年3月1日起不得将奴隶载运至英国的任何殖民地。

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风气达到最低点。市镇投票人少而其代表仍在议会占有若干席次的制度极为流行，大富豪远比一般人更具有斗争的能力。富兰克林以一个很奇特的理由叹惜美国的革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继续下去呢？要是他们（殖民地）把战争所花的钱给我1/4的话，我们本可以不流一滴血而获得独立。我可以拿那笔钱来买通英国整个国会和政府。”贪污之风盛行于教会、大学、司法机构、政府单位、海陆军及国王的咨政。军事纪律远比欧洲其他各国（普鲁士例外）严苛，军人被遣散后，并没有任何措施来使这些人安于现实、守法的生活。

社会风气在善与恶之间漂浮着。1765年至1780年，前后发生过9次大暴动，几乎全都发生在伦敦附近，下面我们要谈到其中的一个例子。群众跑去看绞刑有如度假一般，有时还贿赂绞刑吏，要他在鞭打某个囚犯时打得狠一点。其刑法在全欧最严酷，每个阶层的用语几乎趋于暴行和亵渎神圣。出版界也尽其诽谤、中伤之能事。几乎人人必赌，至少赌国家的彩票，而且几乎人人饮酒过量。

英国特质的毛病与其基本特性有关——热忱、活泼的精力。农民和工厂的劳工把这股精力用在劳动上，整个国家的精力则表现在处理危机中。这股精力产生了难以填满的食欲和旺盛的精神。狎妓、酒店闹事、公园决斗、议会辩论的狂热、沉默忍耐的能力，使每个英国人自傲地说他的家就是他的城堡，非经法律程序不得擅入。在这个时期，英国衰退之际，把英国人追求自由的感情移植到美洲大陆上去的，正是英国人。杜德芳夫人留意地观察了她遇见的形形色色的英国人，这些人有一大半是她过去未曾谋面的。她说：“每个人都各异其趣，没有两个完全相同。我们（指法国人）正好相反，只要你见过我国的一个朝臣，你就等于全都看过了。”沃波尔也同意，他说：“其他国家的确无法像英国这样，产生这么多特异而各不相同的角色。”试看看雷诺兹那一帮人，他们只有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那个阶级的自负是一致的，再有，就是他们那些红彤彤的脸及大胆地面对世界是一样的。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种。

信仰与怀疑

英国人大多还维持自己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教教义的信仰，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书就是教会年鉴的入门书《纳尔逊的节日与斋戒日》（Nelson’s Festivals and Fasts）。约翰逊所著，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祈祷与沉思》（Prayers and Meditations），4年内也卖了4版。在上层社会中，宗教被敬奉为维系社会功能、道德的辅助及政府的左右手，不过已失却了私人的信任和对政策的决定权。主教由国王任命，教区牧师则成为乡绅的被委任人与附属。由于对宗教自然神教的攻击早已消失，伯克才能够于1790年问道：“在过去40年内诞生的人，还有那一大群自称为‘自由思想者’的人，有哪一个读过柯林斯、托兰、廷德尔、查伯，还有摩根等人的作品？”不过，要是没有人起来应声，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反叛者已赢了这场战争，有识之士则认为这个老问题早成定案，因而不屑一顾。博斯韦尔于1765年（忽略了平民）说他活着的那个时代是“人类喜欢怀疑，似乎以尽可能缩小自己的信仰圈子为荣的时代”。我们前面已谈过塞尔温在牛津、威尔考斯在迈德门哈姆嘲笑宗教的情形。据霍斯特·斯坦豪普小姐的说法，小皮特“一生未进过教堂”。人并不一定要信神才可以布道，博斯韦尔于1763年曾这样写道：“在各教派中有不少不忠之士，这些人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与政治机构一样的东西，他们可以像担任公务员一样地支领薪俸，这才使他们肯努力进行他们的欺瞒工作。”吉本说：“对各种宗教的正统和信仰的条款，现代的教会莫不以叹息或微笑的方式来加以认可。”

私人俱乐部让人可以松弛一下符合公共要求的标准。许多贵族阶级的人加入“互助会”的组织。这些团体谴责无神论的愚昧，要求会员信仰上帝，却再三告诫会员对其他宗教教条的差异采取容忍的态度。在伯明翰“月光会”里，有些制造商，如马修·博尔顿、詹姆士·瓦特、韦奇伍德等人听到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达尔文等人的异端邪说时也面不改色。不过，对自然神论的风靡情形已经过去，几乎每个自由思想者都接受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要是教会容许某些犯罪的自由，他们也不去干涉信仰的传布。英国的上层社会，以他们那种秩序感和中庸感避开了法国启蒙运动大胆的激进主义，他们体认政府和宗教亲密的一致性，不敢轻率地以大量的警卫人员来取代这种超自然的道德约束力。

英国国教的诸位主教如今已成为国家的公仆，因此他们与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一样，认为自己才配得上享受俗世的荣华。考伯以很刻薄的字句来讥讽那些像政客一般抢夺更多或额外的圣俸的教士，不过，也有好多其他教士谨守自己岗位，有些更是博学，成为护卫自己信仰的能手。佩利的那本《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1785年）中就表现出对教义方面解说的自由与容忍的宽宏大量，而他那本《基督教教义的证据》（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1794年）更是很有劝服力地把设计好的辩词表达出来。只要自由思想者能传布宗教的要义，又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作为道德方面的表率，他都欢迎有这种倾向的人前来服圣职。

不信奉国教者——包括浸信会、长老会和独立教派（清教徒）等——只要遵守三一教会的教义，都能享受宗教上的容忍。不过，这些教派的教友不得担任政治或军事上的官职，也不得进牛津或剑桥就读，除非他们肯接受英国国教及其《39条款》。卫理公会教派依旧在下层阶级中传布。1784年，该教派脱离和国教间薄弱的关系，同时使国教的少数教士发起“新教运动”。这些人景仰卫斯理，同时赞成他认为《福音书》应该依《新约》所流传下来的样子去传道，不可对唯理主义者或批评经文中的字义者让步的看法。英国人对“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大叛乱”（the Great Rebellion）及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之事的记忆仍然存在，法令书上记载着原来反对罗马公教的法条。除非以诈术再加上缴付双倍财产税，否则天主教徒依法不得买入或继承田产。同时，他们还被排斥于陆、海军及合法的职业的门外，也不得投票选举国会议员或充任政府中的职位。即使如此，天主教徒的人数仍然逐日增加。1781年，他们中有7名贵族、22名准男爵和150名“绅士”。望弥撒都在私人住宅中举行，在乔治三世在位的60年间有记录可查的，因犯了这个规定而被捕的只有两三起。

1778年，乔治·萨维尔爵士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天主教徒赈济”方案，使天主教徒买卖、继承土地合法化，允许天主教徒不须放弃自己的宗教就可从军。这项法案获得通过，而在上议院中遭遇的英国国教主教们的反对也不激烈。虽然这个法案只适用于英国本土，但1779年诺斯爵士又提议把适用地区扩展到苏格兰。这项建议的消息传至“低地”时，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两地爆发了动乱（1779年1月），有几家天主教徒居住的民房被夷为平地，天主教徒所开的商店被劫掠后又被捣毁，新教徒的住宅——如历史学家罗伯逊——因对天主教徒表示同情也遭到同样的攻击，使动乱在爱丁堡总督正式宣布《天主教徒赈济法案》（The Act for Catholic Relief）不适用于苏格兰时方才平息。

一名苏格兰籍的国会议员——乔治·格尔顿爵士——提出英国“无教皇”案。1780年5月29日，他主持某次“新教徒联会”，会中计划举行一次弥撒游行，以便提出废止1778年《天主教徒赈济法案》的请愿。6月2日那天，6万人佩戴蓝色帽章，包围了国会大厦。有好多议员在走进大厦途中都挨了揍；曼斯菲尔德、瑟洛、斯达尔蒙特等爵士的马车也被捣毁；有些高贵的大爷坐下来时不是假发不见了，就是衣服散乱，还颤抖不已。格尔顿和8名随从一起走进下议院，提出请愿书，谣传上面有12万人签署，请求废止，同时要挟：唯一的途径是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暴民立即攻入。议员们不听，还派遣军队来搜查群众，把门全锁上。格尔顿的一名亲戚声称：只要门外有一个人硬要闯进议会，他就即刻杀死格尔顿。然后议会投票决定休会至6月6日。军队抵达后清了一条道，让诸议员回家。两座分别属于撒丁岛和巴伐利亚牧师的教堂被捣毁，教堂内的家具则拿去街上烧毁。群众作鸟兽散，不过，6月5日有5名暴徒劫掠其他外国教堂，还烧毁了几家民房。

6月6日那天群众又告聚拢，冲进新门（Newgate）牢狱，释放囚犯，占领一座军械库，然后全副武装地在首都各处游行。贵族纷纷闭户以求安全。霍勒斯·沃波尔对自己在柏克莱广场的“戍卫”中护卫了一位女伯爵之事，大加宣扬。6月7日，更多的民房被劫掠、被焚毁。群众闯入酒坊，而口渴的也喝个痛快。有许多参加暴动的人醉倒在燃烧中的房屋里而被火葬。唯一可以合法指挥首府卫戍部队的伦敦诸行政长官也拒绝下令卫兵对民众开枪。乔治三世召集民兵，命令他们在群众使用武器或以暴力恐吓时向他们射击。威尔考斯郡长虽得到国王的谅解，却失去了民望，因为他骑上一匹马，和民兵一起企图逐散集拢的群众。民兵在受到暴民攻击后开枪还击，杀死了22人，群众四散。

6月9日，暴动再度展开。房屋——不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都被抢劫后烧毁，消防队员想去扑救，也受到阻挠。军队为了平息这场暴乱，一共死亡285人，受伤173人。有135名暴徒被捕，其中有21名被处绞刑。格尔顿在逃往苏格兰途中被捕，他证实自己并未参加此次暴乱，因而获释。伯克得到众议院的同意，重申加强实施英国境内《天主教徒赈济法案》。1791年，另一部法案虽然延伸了法律上对天主教徒崇拜和教育的容忍，但天主教堂仍不得有尖塔，也不得装设钟。

布莱克斯通、边沁与法律

某法学权威认为“布莱克斯通那本《评注》的出版……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法学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这句话虽说得有点太爱国，不过，由这句话可以看出：时至今日，英语民族的学子对布莱克斯通于1765至1769年以4巨册、厚达2000页印成的那本《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的那种敬畏之心。不论是否考虑这本书的厚度，这本书当时被推举为智识和智慧的里程碑。每个贵族的图书馆里总少不了一部，乔治三世更衷心认为它是诸国君王中最崇高的理想。

布莱克斯通是伦敦一名富商之子，父亲有钱让他到牛津和中神殿法学院（伦敦两所法学院之一）学习法律。他在牛津的讲座（1753—1763年）使规章之间的矛盾和荒谬减少，整合了秩序与逻辑，使规章明确、有吸引力。1761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1763年，他被任命为夏洛特王后的副检察长。1770年，他开始担任民事诉讼法庭的法官。他嗜好钻研却讨厌旅行，致使他虽年轻却已显得未老先衰。1780年卒，时年57岁。

他的“巨著”一如他讲学时的一切优点：条理清晰，阐述详明，文体优美。他那富有感情的死对头边沁称赞他这个人“教法理学的措辞让学者和一般人都能懂，润饰了这门艰苦的学科，从满是灰尘和蜘蛛网的办公室中把它清理出来”。布莱克斯通给法律下了一个定义，说法律是“某一个居高位者制定的行为准则”。他对法律有一个理想、静态的观念，认为法律在社会上具有的功能与自然律在宇宙中一样，他似乎也把英国的法律视为与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伟大与永恒性。

他喜爱他所见的英国和基督教，几乎不承认两者有何缺点。他比威廉·沃伯顿主教更虔诚，比乔治三世更忠于英国。“英国的国王不仅是英国的首领，而且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英国独一无二的行政长官……他有权取消方案，也有权缔约……只要他高兴，还可以原谅任何过失，除非宪章上有明文规定，或是因结果明确，才能对这个权力创下例外或约束力。”布莱克斯通把国王摆在国会和法律之上。国王“不仅不会做错，还不会想错”——不过，布莱克斯通这句话的意思却是指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超乎国王之上，并可以据以审判国王。不过，他说：“每个英国人的绝对权利就是个人安全、个人自由及私有财产的权利。”这又激起了所有英国人的那股豪气。

布莱克斯通认为英国法律是一套永远有效的制度，因为归根结底，他根据的《圣经》是上帝之言的说法，显然能够迎合那个时代，不过阻碍了英国法理学的发展及典狱学和监狱的改革。即便如此，他能称赞约翰·霍华德为改善英国监狱的情况所做的努力，也是十分值得嘉许的。

霍华德并没有把基督教当作一个法律系统，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对内心的祈求。他被任命为贝德福德镇警长后（1773年），他对当地牢狱的情况颇感震惊。狱中的看守和助理人员都未支领薪水，这些人就靠向囚犯索取的费用糊口。服刑期满的人也不得获释，除非他付清他应付的款项。许多人在法庭发现他们刑满几个月后依旧被监禁。霍华德一乡一乡地考察后，发现同样滥用职权，有时更糟。欠债未还的人和初犯皆与惯犯监禁在一起。大多数囚犯都加锁链，依其所付款额来决定重铐或轻铐。每个囚犯每天只分到值1至2便士的面包。若想多得，就得付钱，或靠亲友送来。每名囚犯每天只给3品脱的水供饮用或盥洗。冬天不给炉火，夏天也没有通风设备。地窖里臭气冲天，霍华德在出来以后好久臭味都还附在他衣服上。“监狱热”和其他疾病导致了许多囚犯的死亡，有些还因饥饿慢慢死去。伦敦的新门监狱里更是15至20名囚犯挤在一个23英尺乘25英尺的小房间里。

1774年，霍华德向国会呈递他视察50所监狱后所做的报告。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各监狱进行卫生方面的改善、支付狱卒薪金，同时将大陪审团在过去无法确实定罪的人悉数释放。1775年至1776年，霍华德又考察了欧洲大陆的监狱。他发现荷兰的监狱设备最好，也较人道。最糟的几所之中有一所在汉诺威，在乔治三世的统治下。霍华德那本《英格兰与威尔士监狱的状况及一些外国监狱的记述》（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an Account of Some Foreign Prisons）的出版（1777年），唤醒了国人沉睡着的良知。国会通过拨款兴建两栋“管训所”，在那里还尝试以个别处理的方式来尊重囚犯，要他们服有人监督的劳役，也分别灌输宗教方面的教诲。霍华德四处旅行，又把新发现记载在该书新版中。1789年，他前往俄国，在赫尔松感染伤寒去世（1790年）。他要求改善的努力所收的效果并不显著。1774年的法案被大多数狱卒和法官忽视。1804年和1817年，对伦敦监狱所做的报道显示没有比约翰·霍华德在世时有任何改进之处。“也许情况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所谓改革，则有待狄更斯在他那本《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年）中对新玛斯莎瑟监狱所做报道之后出现。

边沁为法律、政府和教育诸方面改良所做的各项努力，虽然在这个时期以后大部分瓦解，但他那本《政府的碎片》（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年）属于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布莱克斯通的一项批评。他瞧不起布氏对传统的崇拜，他指出：“‘现今’已建立起来的事物在过去莫不‘曾经’是新物，目前的守旧即是对过去的激进的崇敬。因此，提倡改革的人是和那些一想到改变就颤抖的人一样爱国。在法治国家里，好国民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严格遵守，尽情责难。’”边沁排斥布莱克斯通王权至上的看法。良好的政府一定分权，鼓励每个人稽核他人，允许言论的自由、集会的自由、反对的自由。退而言之，革命对整个国家造成的损失可能小于愚昧地屈服于暴君。这本小册子正好出版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边沁在同一篇论说中阐述了约翰·密尔于1863年取了一个叫“功利主义”名字的那种“最高幸福原则”。“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幸福才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一切道德与政治上的提案和施行均应依此“功利原则”来批判，因为“政府的职责是促进社会的幸福”。

边沁是从爱尔维修、休谟、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贝卡里亚等人的理论中演绎出这个“幸福原则”的，而他的通盘见解，则是从阅读《哲学家》这本书之后才形成的。

他在1780年写成、1789年出版的《道德学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书中，把自己的意念做了更详尽、更富哲学意味的说明。他把一切意识行为简化成对快乐的追求与对痛苦的惧怕这两种，给幸福下了“享受快乐，避开痛苦”的定义。这种论调似乎使完全的自私者振振有词，边沁却把这种幸福原则应用在个人和国家：个人的行为是否为他自己造成最大的幸福？总归一句话，他认为个人以公平对待他人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

边沁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因为他一生致力于一系列的改革建议：识字成年男子的普遍选举权，秘密投票，任期一年的国会，自由贸易，公共卫生，监狱的改善，司法机构的净化，废除贵族院，将法律条文用语现代化，整理得使门外汉看得懂，扩大国际法（这个名词由边沁发明）。这些改革方案有许多在19世纪实现，主要由于詹姆士·密尔、约翰·密尔、里卡多、格罗特等“功利主义者”与“哲学激进分子”的努力。

边沁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发言人，也是18世纪开放的思想和19世纪的改革之间的桥梁。他甚至比“哲学家”更依赖理性。他是最可爱的男人之一，却至死过着独身生活。他以84岁的高龄去世时（1832年6月6日），他立下遗嘱要求将遗体在朋友面前解剖。结果遗体果真解剖了，骨骸至今犹保存在伦敦市的国家博物馆里。在他死后次日，那个实现了他许多建议的历史性《选举法修正法案》（The Reform Bill）获得国王的签署。

戏院

·演出

18世纪后半期，戏院的表现很好，戏剧的表现很差。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家，其作品能传及后世，一个是我们谈到过的谢里登，一个是哥尔斯密（他自然也会在文学界占到一个合适的地位）。也许缺乏严肃剧本正是莎士比亚复起的因与果，莎剧的复出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末。

剧作家因观众的鉴赏力而受制。谈论演员的多，谈论剧本、技巧和艺术的人少。剧作家唯一的物质报酬通常是第三次演出时的利润，这还得有第三次演出才行。然而，有些男女演员富比首相。受雇到戏院鼓掌喝彩的那一帮人也可以用仇视的声响来贬低一个好剧本，也可以使一个一无是处的剧本走红一时。一季中能够连演20个晚上的，只有那些最受欢迎的戏。通常是6点或6点半开始，演出一出3个小时长的戏，再加上一出闹剧或哑剧。票价自1至6先令不等。不卖预售票，只能派仆人提前买票、占座。座位都是无靠背的长板凳。在加里克没有把这种恶习革除（1764年）以前，有些受到优待的观众甚至可以坐在舞台上。灯光照明全赖枝形吊灯架上的蜡烛，整个戏进行时烛火通明。1782年以前，不论戏中是何时何地之事，服装皆是18世纪英国式。连加图、恺撒大帝，还有李尔王也都穿着长及膝盖的裤子，戴着假发。

虽然有教会人士的反对、歌剧与马戏团的竞争，戏院依然生意兴隆，伦敦和各省莫不如此。巴斯、布里斯托尔、利物浦、诺丁汉岛、曼彻斯特、伯明翰、约克郡、爱丁堡，还有都柏林都有很好的剧院，有些甚至还自己有班子。由于大戏班都巡回演出，几乎每个城镇都可欣赏到好戏。伦敦有两家戏院旗鼓相当，不相上下。1750年，这两家戏院在同一个时间内连续两周每晚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斯普昂勒·巴瑞和萨安哈·瑟伯在科芬园戏院演出，加里克和贝拉米（Bellamy）小姐则在德鲁里巷演出。富特在干草市场有自己的“短剧院”，专演一些具讽刺味道的模仿戏（mimicry）。他模仿了大卫·加里克的模样，使大卫在一生中过了一大段悲凉的日子。

这个时期，英国舞台上第一流演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查理·马克林于1741年以制作莎翁的戏而开创了这个时代：他是第一个把夏洛克这一角色精彩地演绎出来的演员，虽然剧中的夏洛克仍是毫无怜悯心的坏人。（在亨利·欧文之前，夏洛克这个角色从未有人怀着同情心来演。）菲利浦·克姆勃结束了这次长达一个世纪的莎翁复现的时代。他的黄金时代是1785年和他姐姐西登斯两人在德鲁里巷戏院合演《麦克白》。

这个时期一些值得怀念的女演员使舞台增色不少。佩格·沃芬顿虽然天生丽质、面庞姣好，生活却很糜烂。她在一次演戏时中风（1757年），46岁时就去世了（1760年）。凯蒂·克丽弗在加里克的戏班里待了22年，她足为楷模的私生活震惊了全伦敦。结束戏伶生活（1769年）之后，她在特维恩哈姆沃波尔送给她的住所中住了16年。普瑞查德夫人在西登斯夫人饰演麦克白夫人而演技胜过她之前是最佳悲剧演员，“她把生活融入戏里，（据说）没念过书”。约翰逊称她是一个“怀有灵感的白痴”，她却演得比好多美女都久，一直到她去世之前几个月。弗兰西丝·阿宾顿夫人演过勃瑞斯·波特·奥弗拉和蒂丝德默娜等角色，不过她最有名的一次，是演《造谣学校》中的蒂泽尔夫人。玛丽·罗宾森因为在《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中演珀迪塔一角极为成功，而得到了“珀迪塔”这个艺名。她当过威尔士亲王和几位较不著名人士的情妇，也曾坐着让雷诺兹、凯恩斯博罗、罗姆尼等人为她画肖像。

舞台上的女神是西登斯。她是一个巡回演出的演员的女儿，生在威尔士一家客栈里（1755年），18岁嫁给演员威廉·西登斯，19岁在奥特韦的《得救的威尼斯》（Venice Preserved）一戏中演出。一年后加里克聘用了她，不过批评家说“她的才华不足以在伦敦舞台上献丑”，而专为加里克演喜剧角色的亨利·伍德沃德也劝她暂时回乡间戏院演一阵子。她真的回去了，在各省城演了6年。1782年应聘重返德鲁里巷戏院时，她演技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她是第一个随着故事发生年代而选择服装的演员。不久，加里克就安排她饰演莎翁剧中的角色，伦敦人惊讶于她把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的庄严和令人凄恻的力量表露无遗。她的私生活赢得当时著名人士的尊敬和友谊。约翰逊在雷诺兹帮她画的一幅画像上的衣袍边缘签上自己的名字，说她是“悲剧诗神”（Tragic Muses），被她“极度的谦虚和举止的适切”震慑。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两个侄女使戏院中的克姆勃王朝一直延续到1893年。由于她和加里克的努力，演员的社会地位获得提高，虽然这个时期的英国把阶级区分当作政府的灵魂和器械。

·加里克

凡知道约翰逊其人的，一定记得加里克生在利奇菲尔德（1717年），就读于约翰逊设在艾迪尔的学校（1736年），还陪着他进行了历史性的迁居伦敦（1737年）。他比约翰逊小7岁，一直未能完全赢得约翰逊的友谊，因为那位老大哥不能原谅小老弟演戏赚大钱。

加里克到伦敦以后就和他弟弟经营酒类进口和贩卖的生意，这种生意必须经常出入旅店，他于是在各客栈里见了演员。演员们的谈话颇使他着迷，他跟其中几个前往伊普斯威奇，还饰演小角色。由于他演技进步迅速，不久他就在伦敦东端尽头格德曼一家地下剧院扮演《理查三世》（Richard III）一戏中的主角。他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个子小，很像戏里那个驼背的国王，他还愿意终生献身舞台。由于他的演技颇受欢迎，他放弃了卖酒的生意，这使他在利奇菲尔德家乡的亲戚感到羞恼。不过，老皮特到后台来夸奖他，而且跛足如理查的蒲柏也向另一名观众说：“那个青年在过去没人能比得上他，将来也不会遇到对手。”他是一个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他扮演的角色中的演员。他的容貌、音调、双手、驼背及诡谲的心地和不良的企图，都成了理查三世。轮到别的角色讲话时他也没有停止自己这一角色应做的动作，而且下了戏之后也很难忘记。不久，他就成了喜欢上剧院的伦敦市民的话题。很多贵族过来见他，也有高官与他共餐，格雷说：“格德曼每天晚上总有十来个公爵前往报到。”这时，利奇菲尔德的加里克一家人才骄傲地说大卫是他们家的人。

接着他又试演李尔王（1742年3月11日），结果失败了。他扮演一个80岁高龄的老头子时，动作太过于有活力，而且没有具备身为国王的威严。这次失败磨炼出来的经验，其价值似乎无法估计。他暂时放弃演艺生涯，研习剧本，练习脸部的表情，蹒跚的步态，减退的视力，不快活的李尔王那种尖锐、哀愁的腔调。4月，他再度尝试。这次他已脱胎换骨，观众又暗泣又欢笑，加里克总算又创了一个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观众都记得他的角色。大家都鼓掌了，只有约翰逊一个人不为所动，他认为演戏只不过像演哑剧一样微不足道。还有沃波尔，认为加里克的表情过分夸张。格雷也没有鼓掌，因为他哀伤古典的抑制已堕落为浪漫的情感主义。学者们抱怨说加里克所演的，并不是莎翁未被滥改前的原剧本，有时是经过加里克本人修正、改过的版本，他演的《理查三世》中有一半的剧本是由西伯（Colley Cibber）写的，而他演的《哈姆雷特》一剧，最后一幕也经修改，以造成较温和的结局。

1741年至1742年，加里克共演了18个角色——这项记录使人惊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强记能力和注意力。只要有他出场的戏，场场爆满。没有他，座位就空了一半。经过某种后台政治的谈判，格德曼的剧院被迫关闭。加里克无处演戏，只有和德鲁里巷戏院签订1742年至1743年的合同，报酬是500英镑——这个报酬是演员薪水当时的纪录。此时，他还动身前往都柏林赶春季戏。亨德尔刚以他的《弥撒曲》风靡了该城（1742年4月13日），如今加里克和佩格·沃芬顿以莎翁的作品来征服该城。回伦敦后，他们两人携手整理家务，加里克也买了一枚婚戒。她讨厌他太小气，而他也讨厌她太过奢侈。他开始怀疑佩格有过那么一段多彩多姿的过去，不知会成为哪一类型的妻子。加里克把戒指留了下来，两人自此分手（1744年）。

他在德鲁里巷剧院的演出开启了艺术上的新纪元。他扮演每个角色时都注入全副精力和持续的注意力，使他的举手投足和声调上的改变都融入那个角色中。他把麦克白的机警戒心和恐惧演得极为生动，使人们对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记忆强过他所演的其他角色。他以更自然的语调来取代老一辈悲剧演员的大声疾呼。他脸上表情的敏锐变化，使他能随剧本中思想或气氛的最轻微改变即有不同的表情。几年后，约翰逊说：“大卫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因为他的脸部工作量有别人两倍之多，他的脸部总得不到休息。”他真是多才多艺。他扮演滑稽角色时付出的注意力和努力并不亚于他演麦克白、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角色时付出的。

当了5年演员后，加里克签了一项合约（1747年4月9日），把德鲁里巷剧院的管理权和詹姆士·拉斯分开：拉斯负责业务，加里克负责挑选剧本和演员，同时指导排练。在他担任经理的29年间，他一共制作了75个不同的剧本，自己写了1个剧本（和乔治·科尔曼合编），改编了24出莎翁的剧本，撰写了许多开场白、收场语和短闹剧，还隐姓埋名地为报社写了许多文章来推展并夸赞自己的成果。他很爱钱，挑选剧本的依据是为最大多数掏腰包的人谋取最大的快乐。他也喜爱掌声有如一般演员和作家，他分配角色希望能发挥各人所长。为他演戏的人说他像暴君，小气，还埋怨说他自己越来越富，却老是不肯多给他们一点报酬。他给那些自以为是天才的嫉妒分子与神经质的演员建立起秩序和纪律。这些人虽然嘴巴上嘟囔着，却都愿意留下来，因为没有别的戏班在运营与艺术表现上能跟加里克的团队相比。

1749年，加里克和伊娃·玛丽亚·维吉尔结婚。伊娃是个威尼斯籍的舞蹈家，以“维勒特小姐”的艺名来英国，在歌剧院的芭蕾舞表演中曾赢得不少掌声。她先前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到英国后仍然一样。加里克笑她相信圣乌尔苏拉及1.1万个贞女的故事，却尊重她的信仰，因为她的举止符合道德规范。她以自己的努力和意愿来尽力维持一名演员和管理者的生活。他把自己的财富用在她一个人身上，带她到欧洲大陆旅行，为她在哈普顿村买了一栋昂贵的房子。他在这个房子和伦敦阿迪菲·特瑞斯的住所大宴宾客，许多贵族和外国贵宾很喜欢上他家去。他和伯尔尼就在那里游玩，摩尔也曾在那里住过。

1763年后，除了特殊场合之外，他放弃任何演出。他说：“今后我要坐下来读莎翁了。”1768年，他提议、筹划，也督导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区第一届莎士比亚纪念日。他继续经营德鲁里巷剧院，却觉得越来越吃不消演员们的脾气和争执。1776年初，他把属于自己的股权卖给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并在3月7日宣布自己马上要退休。其后3个月内他为自己喜爱的戏中角色做告别剧坛的演出，其演出的成功可能是空前未见的。加里克的告别舞台在伦敦被谈论之多，真可比得上英国与美国的战争。1776年6月10日，他结束了戏剧生涯，所得的利润捐给“已故演员基金会”。

他在脱离演艺圈子后又活了3年。他死于1779年1月20日，时年62岁。2月1日那天，遗体由英国最有名望的贵族运往威斯敏斯特，葬在莎翁纪念碑底下的“诗人角”。

伦敦

约翰逊第一眼看到伦敦时（1737年），心里有着贞洁者的恐惧：

这里有的是恶念、劫掠、事故杂陈，

不是来群暴民，就是来场大火；

处处埋伏着残酷的恶汉的伏兵，

凶狠的律师也踱着方步等待猎物；

倒塌的房子在你头顶隆隆作响，

还有一个女无神论者 [1] 烦死你。

当然，这种情形只不过是伦敦的某一面。3年后，约翰逊就说伦敦是“一个以财富、商业和物产闻名的城市，市民彬彬有礼，不过堆积如山的污物使野蛮人都会看得目瞪口呆”。这个时期，市政当局把街道的清洁工作交给市民，市民奉命保持自己家前面的马路或土地路况的良好。1762年的《威斯敏斯特铺路法案》（The Westminster Paving Acts）规定，由市政当局派人员清洁道路、收集垃圾、铺修交通要道，还建立地下排水系统，不久之后伦敦市各区也纷纷效法。新马路开得笔直，房舍也建得更坚固，使这个老迈的都市流露出较有朝气的气息。

当时没有公众消防队，只靠保险公司的自用救火队来减少他们自己的损失。煤烟和浓雾时常混在一起笼罩住这个城市，这个烟幕之厚使人分辨不清来人是敌是友。天空晴朗之日，街道因色彩缤纷的店铺显得极为灿烂。在斯特兰街上，全欧洲最大、货色最齐全的商店玻璃后面排列着半个世界的产品。离此不远，就是各行各业的千万家店铺，陶器场、玻璃工厂、锻冶场和酒厂都到处可见，工匠和商贩的响声充斥街道。要是想要有较为安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可以到圣詹姆士公园流连，或是到林荫道上去观赏迷人的小姐摆动她们的宽裙，展露丝鞋。早晨可以到牧场去向挤奶的女佣买鲜奶。到了夜晚，可以跟博斯韦尔一样地踱方步找妓女，或是静静地等着去瞧那被夜色覆盖的一大堆罪恶。若向西行，可以在海德公园骑马或驾马车。公园里有的是最壮观的游乐场所：瓦克西豪游客杂陈，花园占地数英亩，还有夹道的林木；兰拉格则有宽敞的一层层圆顶建筑物，莫扎特才8岁时就曾在此处表演过。

穷人有穷人的酒肆，中上阶层有他们的俱乐部，旅店则向各个阶层的人士开放。一家叫野猪头，一家叫米特的，是“文坛权威”（指约翰逊）用膳的地方。还有哥尔斯密喜爱的“环球”（Globe）。还有一家叫“魔鬼客栈”的，招待过从琼森到约翰逊等著名人物。有两家都叫塔克的商店——一家是斯特兰街上的咖啡室，另一家是吉尔德街上的客栈，这家客栈后来成为“俱乐部”的会址。妇女也跟男人一样到客栈去，不过有些是去出卖肉体的。在怀特或奥尔马克等俱乐部，富豪聚集在隐秘之处喝酒、赌博。还有的就是戏院，在那里人们各显神通，炫耀名角。

戏院附近就是妓院。布道者抱怨说：“正戏和中间插戏倒真的有很多卑贱、懒散、不务正业的人去观赏，不过，戏一散这些人就跑到妓院寻芳去了。”只要行有余力，几乎每个阶层的人都把钱花在嫖妓上，而且一致体谅这种行为对男人来说是潮流所趋、是无可避免的情事。有些黑人妓女甚至连达官显爵都成为入幕嘉宾。博斯韦尔就记载过彭布罗克爵士在“一家纯黑人妓院”过夜之后精疲力竭。

贫民窟依旧存在，下层阶级一家大小一张床是常有的事。赤贫的人住在潮湿、无暖气的地下室，或无顶的顶楼，有些睡在墙角、门旁或摊棚底下。约翰逊告诉雷诺兹小姐说：“他凌晨一两点钟回到寓所时，时常看见可怜的小孩睡在门槛和畜舍，他总是放些零钱在他们手心，好让他们买早点。”某位行政长官对约翰逊说，每个礼拜总有20个以上的伦敦居民饿死。瘟疫时常传遍整个城市。即使如此，伦敦的人口还是从1700年的67.4万人增加到1800年的90万人，其原因可能是无地农民的迁入，加之工商业发达。

泰晤士河及河上的码头挤满了商人和货物。当时一个人记载道：“整个泰晤士河河面摆满了小船、驳船、小舟、渡船等，在那3座桥下穿梭来回，船帆绵延数英里，使人以为全世界的船只都集拢到这里来了。”这个时期新增了两座桥梁：布拉克弗莱桥和巴特瑟桥。卡纳莱托从威尼斯来伦敦时（1746年、1751年）就画过这个城市、这条河川的壮丽景色，这些图画使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了解伦敦发展成为基督教世界主要港口的情况。

自古罗马以来（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广阔、富庶、复杂的城市。圣詹姆士王宫里的国王、王后及其侍从、宫廷和宫廷里的庆典；肥胖的高级教士在教堂里喃喃地说着催眠似的公式话，谦卑的信徒则从现实中获得安息、祈求圣神赐助；国会中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则以人民幸福作为他们玩政治象棋时的棋子，宅第里的市长老爷和身着制服的听差把关于教堂和妓院的训令拟定，一面为如何来控制下一次瘟疫或暴动而伤脑筋；管区里的士兵则一面嬉戏一面和少女打情骂俏，污染空气；店里的裁缝师傅则绕着针线忙碌着，修水管的忙着吸进铅质，珠宝商、钟表商、补鞋匠、理烫发业者，卖酒的人也赶着供应绅士淑女的需求；格拉伯街或舰队街上为人捉刀的作家则忙着为客户撰稿，整垮官爷们，向国王挑战；牢里的男女囚犯，不是感染流行病死去，就是即将出狱去做更大的案子；出租的民房和地窖里那些饥饿、不幸、落魄的人则卖力、永无休止地制造着跟自己一样的下一代。

虽然有这一切，约翰逊和为他写传记的人还是喜爱伦敦。博斯韦尔很景仰“那份自由和奇想……及奇奇怪怪的人，一大堆的群众与各行各业的那份匆忙和喧嚷，许多大众游乐场所，高贵的教堂和宏伟的建筑……追求自己最惬意的事物而不被发现，也没人盯着你的那份满足。”约翰逊则享受着，同时加深着“整个伦敦人谈话的洪流”，以一句极具权威性的话来总结这件事，他说：“对伦敦厌倦的人也就感到人生乏味了。”

注释

[1] 是否指玛丽·蒙塔古夫人，待考。

第四章　雷诺兹时代（1756—1790）

音乐家

英国喜爱伟大的音乐作品，自己却不能创作。

欣赏音乐的风气很盛。在佐法尼（Zoffany）的那幅《考珀与戈尔世家》中，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在书香世家所占的重要位置。我们也听说过为了举办1784年的那次“亨德尔纪念音乐会”，一共动员了数百名歌手和演奏者。其后数月，据1790年12月30日的《记事晨报》记载，有一系列的“职业音乐会”，另一种“古老的音乐会”——“淑女订座的音乐会”也在星期日晚间演出，每周另有两次圣乐演唱，还有6次交响乐演奏会，都由作曲者海顿亲自指挥，这个景象真可媲美今日伦敦的音乐盛况。有如威尼斯训练孤儿组成合唱团一般，圣保罗教堂的“慈善儿童”每年也举行定期演奏，海顿对此事有如下记载：“一生中从没有过任何音乐感动我如此之深。”各种音乐会和轻松歌剧分别在瑞拉格圆厅和玛勒本花园演出。有十余个业余音乐家组成的社团也举行公开演出。英国人对音乐的偏爱远近闻名，致使20多个音乐名手和作曲家纷纷奔向英伦本岛，其中有莫扎特、海顿、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只有巴赫留了下来。

亨德尔作品盛行过后，英国对较严肃的歌剧兴趣逐渐衰减。乔万尼·曼佐里开始1764年的音乐季时，人们的热情再度被掀起。伯尔尼描写他的音色时说，他的声音是“法里内利以来我们的舞台上听得见的男高音中最雄浑、最洪亮的一个”。这显然是18世纪意大利歌剧在英国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伦敦的意大利歌剧院被烧毁后（1789年），霍勒斯·沃波尔最为高兴，他还希望最好歌剧院永远别再重建。

如果说这个时期没有值得记忆的英伦作曲家，却至少有两位杰出的音乐史学家，他们两人的作品都出现在1776年。那一年是出版丰年，著名的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国富论》，至于美国《独立宣言》更是不在话下了。霍金斯（John Hawkins）的那部厚达5卷的《音乐理论与实务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Science and Practise of Music）是一部治学严谨的作品，他自己——律师兼推事——不是音乐家，但他的评论在一大堆批评性的意见中极为突出。伯尔尼是圣保罗教堂的风琴师，也是英国争相礼聘的音乐教师。他英俊的仪表和可亲的个性，加上他的成就，使得他赢得了约翰逊、加里克、伯克、谢里登、吉本、雷诺兹等人的友谊——这些人免费为他做了最好的宣传。他周游法国、日耳曼、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收集他那本《音乐通史》的资料，而且和当时活着的第一流作曲家交谈，获得第一手资料。约1780年，他说：“老一辈的音乐家抱怨年轻一辈的音乐家曲谱铺张，而小一辈的又责怪老一辈所写的曲子太枯燥、不壮观。”

建筑师

这时英国的建筑师在哥特式和复古式的建筑方式上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竞赛。古老大教堂的宏伟，彩色玻璃的那些萎缩的光辉，不列颠那些中古的修道院长满了常春藤的残迹，激起了想把“中世纪”理想化的意念，正符合了日渐发展的罗马式反对古典双行式阴冷的廊柱和逼人的三角墙的反应。沃波尔聘了一大堆二流建筑师以哥特式的形状及装饰重建他在特维恩哈姆镇的“草莓山冈”（Strawberry Hill，1748—1773年），他很挑剔地花了数年的时间来使他的家成为反对帕拉迪奥式建筑的典型。他一年又一年地增建房舍，最后共有22间。其中“艺廊”收藏他的艺品珍藏，屋长达56英尺。他时常以板条和灰泥来代替石头，只要瞧上一眼便可以看出：作为室内装饰的话，其脆弱情有可原，要说是外部架构的话，则又无法通融。塞尔温管草莓山冈叫“俗艳而无用的哥特式建筑”。另有一个缺德的估计，说沃波尔一定住垮过3座钝锯齿形的城垛，而且那3座城垛一定经过一修再修。

虽然有过许多尝试，但在18世纪前半叶也罢，后半叶也罢，帕拉迪奥和维特鲁维亚两位依旧是英国建筑界的守护神。这种古典的精神更因在赫库兰尼姆和庞培两地古城的挖掘而告加强，也因对雅典、帕尔米拉和巴勒贝克古废墟的描述而广布。威廉·尚贝尔在所著《民间建筑论述》（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1759年）一书中为帕拉迪奥的观点辩护，为了在告诫之外加上实例起见，他又以广阔的文艺复兴式窗的正面加上科林斯式回廊来重建萨莫赛特居（Somerset House，1776—1786年）。

在这半个世纪中，苏格兰有一个有名的家庭里出了4个兄弟——亚当家的约翰、罗伯特、詹姆士和威廉——来支配英国的建筑。罗伯特·亚当给当时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意大利住了3年，遇见了皮拉内希和温克尔曼。在他发现维特鲁维亚曾经赞许过的私人宫殿从罗马的景色中消失，后又知道其中一座——斯帕拉托镇的戴克里先王宫——还比较完整地存在时，他向古达尔马提亚首府进发，在那里花了5周时间丈量、绘图，被疑是间谍而遭逮捕，旋即获释。他写了一本谈论自己的研究的书，回英国后决心以罗马形式来建造英国的建筑物。1768年，他和兄弟获得斯特兰街和泰晤士河之间一块坡地99年的租约，在该处建起艾德菲台——这个区域内有极佳的街道，也有以硕大的罗马式拱门和穹隆支撑的路基上的漂亮房舍。许多戏剧界的名流在此住过，其中有加里克，还有萧伯纳。此外，罗伯特·亚当设计过一些著名的大厦，如比特的那栋拉顿·豪（伦敦北方30英里的拉顿镇的房子）。约翰逊说“这栋房子是我看过之后不后悔的地点之一”，而约翰逊此人是很难侍候的。

大体来说，古典式的建筑在这场与哥特式建筑的竞赛中获胜。这个时期有许多大宫殿，如伦敦城里的卡顿和约克郡的哈维德，都是以新古典的方式建设而成。沃波尔却未及见哥特式建筑在“国会议院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的建筑上（1840—1860年）重新获得胜利与光彩。

韦奇伍德

亚当兄弟并不以设计房舍和室内装潢为满足，他们还造了许多当时最出色的家具。不过，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还是奇彭代尔。1754年36岁时，他出版了《绅士与橱柜制造者的导师》（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 Maker’s Director），这本书之于家具艺术，正如雷诺兹那本《论述》（Discourses）之于绘画一样。他最拿手的产品有细长的“板条靠背”，还有美观椅腿的坐椅。而他制造的橱柜、写字桌、有抽屉的柜子、书架、镜子、饭桌和有四柱的床——都很华丽，大多数形式很新颖，却很不耐用——乔治三世在位期间达官显要和贵妇们颇为欣赏。

奇彭代尔的对手——赫普尔怀特——及这两人的徒弟谢拉顿的制品都有一致的“不耐用”的特性。他们似乎赞成伯克的论调——在艺术里就跟在生命中一样，“美”一定是脆弱的。谢拉顿使家具的轻盈和优美达到极致。他最拿手的是缎木及其他纹理柔美的木材制品。他很有耐心地磨光木材，细致地上漆，有时还在家具上嵌进金属饰物。在他那本《橱柜字典》（Cabinet Dictionary，1802年）里，他列举了在伦敦城内或附近的252个“制柜大师”。这个时期，英国上层社会的家庭家具的精美和室内装潢的雅致已足与法国抗衡。

英国上层阶级人家的花园和公园的设计更凌驾于法国之上。布朗因为能一眼看穿他的客户能拿出多少土地来让他做奇妙——又花钱——的设计，因而得了“慧眼”的绰号。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设计了伯伦哈姆和克维两地的公园。这个时期的花园朝学习外国、出人意料或栩栩如生的路子走，袖珍型哥特式庙宇和中国的宝塔都拿来当作室外装饰品。威廉·尚贝尔爵士在装饰克维花园时（1757—1762年）就曾经介绍过哥特式的殿堂、摩尔式的寺院及中国式的宝塔。骨瓮是花园中最受欢迎的荣耀之一，有时还装了去世友人的骨灰。

陶瓷的艺术更有近乎革命性的发展。英国制造的玻璃已与其他任何欧洲大陆国家制造的一般精美。切尔西与德比郡两地的陶器场在瓷器上绘制了很精美的图像，通常是沿用塞夫尔的形式。不过，最繁忙的陶瓷中心是斯塔福德郡的“五镇”——最主要的是伯斯勒姆和特伦特河畔斯托克两镇。在韦奇伍德之前，这一行业的人使用的方法笨拙，赚钱也少。陶器场工人既粗野又不识字，卫斯理初次向他们传教时，这些人竟拿泥巴投掷在他身上。这些工人住在小茅屋里，而他们的市场又因道路阻隔无法通行而极受限制。1755年，在康沃尔郡发现了极丰富的高岭土蕴藏地——这种坚硬的白黏土很接近中国人使用的那种。不过，这个蕴藏地距离“五镇”200英里的路程。

韦奇伍德早于9岁时（1739年）就开始在一家陶器工厂工作。他没受过多少教育，书却看得很多。他对凯吕斯《古代埃及、伊特鲁、希腊、罗马及高卢汇编》（1752—1767年）的研究激起他想复制的意念，并想与古典的陶瓷形式媲美。1753年，他开始他的事业，在伯斯勒姆附近的这家工厂周围建起他命名为易特拉的城镇。他以战士的冲劲和政治家的眼光抨击阻碍陶瓷业的各种条件。他安排改善将康沃尔郡的高岭土运到他工场的运输设备与程序，他发起——也协助支付——道路改善和挖掘运河的费用。他已下定决心打通“五镇”通往世界的道路。当时，优良瓷器的英国市场已由梅森、达弗特和塞夫尔把持，韦奇伍德先是控制了本国的市场，然后控制了大半对外贸易。1763年，他的陶器每年已可外销55万件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叶卡捷琳娜女皇订了一套1000件的餐具。

1785年，斯塔福德郡陶器工场已雇用1.5万名工人。韦奇伍德推广劳务的专业化，建立工厂制度，提高工资，还开办学校和图书馆。他坚持工人手艺一定要好。某位早期传记作者描述他移动着木腿在工厂四处走动，看到有任何瑕疵的，就亲手把它摔碎。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他总是在这个粗心的工匠板凳上以粉笔写下：“韦奇伍德才不制造这种劣货。”他发展出精密的工具，还购置了蒸汽引擎来带动机器。他大规模地生产商用陶器，使英国民众多半不再使用白镴器皿。他的产品下自伦敦排水道所用的陶制水管，上至供夏洛特王后使用的精致器皿。他把自己的产品分为“实用性”和“摆设用”两类。“摆设用”的，他很坦率地模仿古代的模式，他那些奢侈的玛瑙花瓶就是一例。不过，他也发展新样式，尤其是著名的碧玉器皿，在蓝色的衬底之上加饰雕刻得极为细腻的白色希腊人像。

他的兴趣和热心远超过陶器。在他进行实验想找出把泥土和化学物混合得更理想，还想找出更理想的烘烤方法时，他竟发明了量高温用的高热计。这项发明再加上其他研究，使他获准加入皇家学会（1783年）。他是“奴隶解放协会”的早期会员。他设计并制造了火漆。他发起运动，鼓吹男子普选权和国会的改革。他自始至终支持美国殖民地的革命。他拥护法国大革命，认为这次革命可望使法国步入更幸福、更繁荣的境地。

他的眼光不错，雇用了福莱克斯曼为他的陶器工厂提供更新、更好的设计。福莱克斯曼又从这些新设计中根据希腊花瓶画家的艺术画了荷马、埃斯库罗斯、但丁等人的画像在花瓶上。这些画的线条极美，却既无躯体又无色彩，有如一个极为迷人的女性少了肌肤一般。有时这种“冷”质的风格也带进福莱克斯曼的雕刻中，如那座圣保罗的纳尔逊纪念碑。不过，那座大理石刻的《丘比特和玛彭莎》（Cupid and Marpessa）是达到全身雕像仿古的极品。墓碑成为他的拿手活，他分别在布里斯托尔区给查特顿、在圣保罗给雷诺兹、在威斯敏斯特给保利立了墓碑。他在英国所做的，正和卡萨诺瓦在意大利做的一样——重新捕获普拉克西特利斯那种圆润、肉感美的新古典尝试。

我们觉得诺勒肯斯为著名的英国人所雕的半身像较少美感，却更富生气。他生于伦敦，父母都是佛兰德斯人，23岁以前在当地念书，以后到罗马去。他在罗马工作了10年，贩卖封印和冒牌古董。回英国后，他为乔治三世做了一座极成功的半身雕像，不久要他做雕像的人就很多了。斯特恩、加里克、弗克斯、小皮特、约翰逊等人曾经坐着让他雕塑，他们有时很恼火，因为诺勒肯斯没有把雕像塑得比本人美。约翰逊嘟哝说这位雕刻家把他雕得像是一个吃了泻药的人。

这个时期著名的雕刻家云集，民众对插足政治及其他舞台上的有权阶级，有极浓厚的兴趣，这些人的模样和脸型的印刷品充斥英伦各地。詹姆士·吉尔瑞的讽刺画之狠真可媲美朱尼厄斯的文字，弗克斯也承认这种画比“国会里的辩论”更使他“难堪”。托马斯·鲁兰德森的讽刺画把人画成野兽，不过他也画了很多宜人的风光，他那幅《斯塔克斯博士的旅行》更是受到好几代人的欣赏。保尔·桑德比和达耶尔两人更是把水彩画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不列颠人又带回印刷、雕刻、绘画及其他艺术作品。对艺术的欣赏风气大开，艺术家的人数激增，抬高自己的头，也抬高了价格与地位，一些人被封为爵士。“艺术、制造业与商业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1754年）颁发巨额奖金给本国的艺术家，还举办展览会。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开放馆中的珍藏，1761年又有一个独立的“艺术协会”开始了年展。不久该会分成保守派与维新派两派。保守派组成了伦敦皇家学院，还以租约向乔治三世拿了5000英镑基金，并公推雷诺兹担任23年的主席。英国绘画的黄金时代于是开始。

雷诺兹

这个大时代由理查德·威尔逊开先河。威尔逊是威尔士一个牧师的儿子，15岁时前往伦敦，靠画画维生。1749年，他前往意大利，并在当地吸取尼古拉·普桑和克劳德·劳伦的传统，同时学会将历史性和风景类的绘画估价得比人物画像高。回英国后，他所作的风景画气氛极为明晰，可惜画面上乱堆着男神、女神，还有古代的废墟。最美的一幅是《特维恩哈姆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Twickenham），画上捕捉住英国的夏天某日的情趣——沐浴者徜徉着，树枝和帆船几乎不为柔和的微风吹动。可惜英国人不肯买风景画，他们喜欢肖像画，可以把自己黄金时代的风采保存下来。威尔逊却坚守立场。他在托特恩哈姆院路一家家具不全的房子里过着潦倒的日子，每天以酒来苦中作乐。1776年，皇家学会请他当图书馆管理员，这才救了他一命。他的一个兄弟去世，使他得到威尔士境内一小块田产。他晚年隐居，各杂志对他的去世（1782年）均未刊载。

相形之下，雷诺兹的事业在一生中可算是一帆风顺，享尽了名誉与荣华。他幸运地出生于德文郡区一位办有一所拉丁文学校的牧师家中（1723年），这位牧师喜爱藏书。在这些藏书中，雷诺兹找到了一本由理查森所著的《论绘画的纯艺术》（Essay on the Whole Art of Painting，1719年）。这本书激起了他当画家的欲望，而与他有同感的双亲也极力鼓励他走这条路。他们把他送到伦敦去拜哈德森（Thomas Hudson）为师，这位老师是一个文人，娶了理查森的女儿为妻，是当时英国最走红的肖像画家。1746年他父亲去世，我们这位年轻的画家和两个姐妹在今天的普利茅斯开了一家画室。他在这个著名的海港接触到船员和指挥官，为这些人画像，建立起珍贵的友谊。奥古斯都·凯佩尔船长奉命把礼物致送阿尔及尔总督时，他让雷诺兹免费搭船到梅诺卡岛，因为他知道这位青年渴望到意大利进修。雷诺兹从梅诺卡岛前往罗马（1750年）。

他在意大利住了3年，一面创作一面模仿。他努力发现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两人达到线条、色泽、亮度、层次、结构、深度、表现方式和风格之美的方式。他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在梵蒂冈没有取暖装置的房间里描拉斐尔的作品时患上感冒，把内耳伤了。然后，他取道威尼斯，研究提香、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等人的画，研究使每一个前来被画的人身具总督威严的方法。在他回家途中，他在巴黎住了一月，觉得当时法国的绘画太柔，不合他的胃口。他回德文郡后一个月，和妹妹弗朗丝在伦敦定居下来（1753年），终其一生住在那里。

几乎是在一瞬间他又注意到凯佩尔的另一幅画像——英俊、热心、有权威感。这一幅画像有着凡·戴克的传统，使人像具有贵族那种华贵的气质。两年内雷诺兹一共接纳了120位坐着供他画像的人，被公认为是英国画人像的第一把交椅。他的设备限制了他的发展。他专注、精于画人像，使他既无时间，也无技巧来画历史性、神话性或宗教性的画。他虽然画了一些很好的，如《圣家》（The Holy Family）和《三女神》（The Three Graces），他的精神却不在其中。他的主顾也不想要这些，因为主顾多半是新教徒，不齿于这些有宗教意味的画，认为这是鼓励偶像崇拜。他们喜爱大自然，却把大自然当成他们个性或打猎时的附属物。他们希望看到画上的自己长生不老，加深后世对他们的印象。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来见雷诺兹，共有2000人之多，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时连狗都带去，没有一个是哭丧着脸离去的。因为雷诺兹那份可爱的想象力总是能把大自然没法赋予的东西补在这些人像上。

雷诺兹的画作之多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画至今犹有630幅留存。其中有政治家：比特的画像色彩艳丽；38岁的伯克显得有点忧郁；44岁的弗克斯显得大腹便便，做沉思状，极为高贵……还有这些作家，如沃波尔、斯特恩、哥尔斯密真像是“不怎么样的毕业生”，吉本那胖嘟嘟的面颊还让杜德芳侯爵夫人误以为是“小孩的屁股”，而博斯韦尔狂傲的模样仿佛约翰逊是他创造出来似的，而约翰逊这位自己画过5次可爱的画像的人也于1772年坐下来供雷诺兹画他的像，这幅画是雷氏最著名的人像画之一。然后是舞台上神明的部分：加里克“被悲剧女诗神和喜剧女诗人扯着”，玛丽·罗宾森成了皮特·珀迪塔，阿宾顿夫人成了“喜剧女诗神”，而西登斯成为悲剧女诗神。一个热心人士以700基尼的高价向雷诺兹买了这幅自负的名画。

这个无与伦比的画廊中为数最多的是贵族阶级。首先瞧瞧他们年轻时俊俏的模样，如12岁的托马斯·里斯特——这张画有如雷诺兹的那幅《棕色男孩》（Brown Boy）一样，足以媲美凯恩斯博罗的《蓝色男孩》（Blue Boy）。其中一些人在危险的年龄过后腰围渐粗，如1753年颇为像样的船长奥古斯都·凯佩尔，1780年就成为胖元帅了。要是不去看这些肥胖和便服上的丝带和花边的话，雷诺兹很成功地把这种无形的威武和傲气以色彩和线条表现了出来。如查斯特菲尔德爵士威武的模样与个性，大胆地穿着不列颠红色的军服，手持直布罗陀海峡之钥。这个海峡当初被西班牙和法国围攻时由他坚守4年，固若金汤。

接着我们就看到那些名媛，也就是妇女群中的女神，这些女神都是雷诺兹在贵族的妻室和女儿当中找到的。由于他未娶，他可以恣意地以自己的眼睛和画笔来爱她们，把她们的鼻子扭正、扭挺，把她们的脸庞美化，整梳她们的满头秀发，为她们换上一套松软、飘逸的衣服，使维纳斯都想穿上一件。且看伊丽莎白·凯佩尔夫人——塔维斯托克女侯爵穿着多年前当夏洛特王后的伴娘时所穿的那件宫廷式的衣袍。要是没有这些画上去的丝褶盖住她的腿，那么她到底又和赞西佩（Xanthippe，苏格拉底之妻，以泼辣闻名）有何区别呢？有时，雷诺兹也尝试画穿着朴素衣着的妇女。他画过里奇蒙德女伯爵玛丽·布鲁斯穿着家居的大衣，正在缝垫上的图案；这张脸真可迷住哲学家，使他做尽美梦。有一幅画，画上人物的衣着一样朴素，却是极纯洁崇高的侧面像，那就是布维尔夫人倾听克鲁夫人讲话的画像；蒙特·艾德克姆伯女伯爵艾玛·吉伯特安详温柔的脸上流露出更具深度的美，这幅讨人喜欢的人像，在二战期间毁于战火。

这些妇女几乎都有小孩，因为贵族阶级的义务之一是延续家世，而且要把家产完整地传下去。雷诺兹就这么画了伊丽莎白·斯潘塞夫人；佩姆伯罗克伯爵夫人和她6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哈伯特爵士；还有爱德华·布维尔夫人和她3岁的女儿乔治亚娜；还有这位后来成为德文郡区女公爵的女儿（这位欢乐的美女，以其亲吻为弗克斯买得了他竞选国会议员时的选票）和她3岁的女儿，这位名字也叫乔治亚娜的女孩，后来成为卡丽丝伯爵夫人。

最后，也许最具吸引力的小孩子们，几乎站满了整个画廊，而且一个个表情各异，无一雷同，而其年轻人的不稳定和好奇也是可以谅解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雷诺兹这一方面的杰作：《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这是他1788年视力未失前几年画成的。我们从他1758年所画罗伯特·斯潘塞11岁时的那幅美到无法形容的人像，就可以看出他对儿童的了解达到近乎神奇的程度。其后他各个年龄的人像都画：索菲亚·玛蒂尔达公主1岁，维恩2岁时牵着小羊，3岁的布尔丝小姐和她的狗，4岁的克鲁先生将亨利八世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有差不多同龄的“草莓女孩”、5岁的布鲁米尔男孩威廉和乔治，6岁的威廉·腓特烈王子，7岁的乔治·坎维爵士，8岁的卡洛琳·霍华德小姐，9岁的卡丽丝伯爵弗里德里希。就这么一直画到青年时期、结婚、生子。

雷诺兹也承认自己比较喜欢画拥有头衔的人。“事物进展的缓慢，自然而然地使华丽和精美成为财势最后的结果”，而只有有钱人才付得起他画“全身，带着两个小孩”画像时的索价——300英镑。总而言之，他发了财，不久每年赚1.6万英镑。1760年，他在当时伦敦的黄金地段莱斯特广场17号买了一幢房子。他把房子布置得极为考究，收集了古代名家的作品，还以一个舞厅一般大的房间作为画室。他有自用轿式马车，上有彩色镶板、镀金的车轮。他要他妹妹把那部马车开到市区去转，因为他相信这种炫耀自己财富的方式会带来更多的金钱。他于1761年被封为爵士。他到处受欢迎，自己也设宴招待天才、美女及名流。他餐桌上文士的数目远比任何英国人为多。哥尔斯密把他那本《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献给他，博斯韦尔也把《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献给他。于1764年创设“俱乐部”，使约翰逊能和他的同侪举行讨论会的正是雷诺兹。

雷诺兹一定很喜欢约翰逊，因为他为他画了许多画，雷诺兹为自己画的像可能更多。他的容貌并不出众，脸色绯红，因幼时天花而有疤痕，他的脸庞平平，上嘴唇因在米诺卡时跌了一跤而破了相。30岁时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半闭着眼睛，想要穿过光与影的迷阵而在一个人脸孔的背后去捕捉灵魂。在50岁所画的自画像上，他穿着博士袍，因为那年牛津大学刚给他民法博士学位。这类作品中最好的一幅是1775年所作的。这时他的脸孔更柔美了，不过头发已灰白，手也托着耳朵成杯形，因为他近于耳聋了。

1768年皇家艺术学院创立时，雷诺兹经一致同意任该院院长之职。前后15年，他以向学生演讲来开始那个学期的课程。博斯韦尔是第一次演说时坐在第一排的友人之一（1769年1月2日）。许多到场的人惊讶于其文辞的优美，有些人认为讲稿出自伯克或约翰逊之手。不过，雷诺兹爵士早已从其友人处学到很多，而且早已发展出一种文体及独到的见识。他自己身为院士，他自然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他驳斥天才可借上学与勤读的方式获致的看法，他嘲笑“这种灵感的空想”，坚持“勤劳是稳健名誉的唯一代价”。尤有甚者，“应该把握住每个机会来羞辱这种虚伪、粗鄙的见解，说什么规则是天才的束缚”。一个艺术家正常的发展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业时期——学习规则、技巧、着色、塑型等。第二阶段，研究已经被时间认可的大师们的作品，经过这些研究后“散见于诸大师的那些完美境界如今已结合成一个概念，这种概念今后可以指示学习者的鉴赏力，增广他的想象力”……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使学习者解除那些他自己判断为有理智支撑的权威以外诸多权威的束缚。只有到这个地步以后，学习者才可以想到创新。“在他稳固地建立自己的判断，同时储备了自己的记忆力之后，他可以大胆地尝试自己的想象力了。经过这样练过的心智大可沉浸于狂野的奔放，而且可以放胆到最接近奢华边缘的程度。”

霍加斯曾指责“老大师”是“黑色大师”，还劝人画些大自然的写实画。雷诺兹却认为这应该只是进入更理想化的艺术的准备过程。“大自然本身不容描得太近似……有创意的画家的愿望应该更广泛才是，他不应该以自己抄袭来的整齐的图案来讨好人类，他应该致力于以自己观念的广大来改良……（他）应该以迷惑想象的方式来获致令名。”以美的观点来看，自然界每件事物都不完美，各有其瑕疵或缺陷。艺术家学着在自己的创作中把这些瑕疵除去，他以一种理想来把许多不完美的形式中的优美之处结合起来。“他校正大自然，以自然界较完满的情况来校正较不完美的部分……这种艺术家称之为‘理想美’的自然界完美的境界是天才之士的作品依据的主要准则。”为了分辨缺点与完美、高贵与卑劣，同时为了教导、锻炼，并使想象力升华，艺术家应以文学和哲学来拓展自己的领域，还得和“博学、有天分的人交谈”。雷诺兹就做到了这一点。

1782年，他患了中风症，没有完全康复过来，但他又画了7年。其后他的左眼内障，旋即失去视力。1789年，右眼视力开始减退，他才搁下画笔，极为沮丧，因为他即将全盲，而他自27岁以来早已呈半耳聋状态，迫使他非用一种喇叭状的助听器不可。1790年12月10日，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他再度强调他对学院的信心，及他先前诸次演说中那些保守的训诫，而且重申学线条，再学色彩，在企图创新之前必先研习古典画家作品的看法。他以对米开朗基罗的赞词来结束他那次演讲：

要是我能从头开始的话，我一定循着那个大师的脚步前进。亲吻他的衣边，捕捉一丝他的完美，这对任何有野心的人来说已经是够光彩、够出风头的了……我回顾自己这些讲词证实我对这位真正神圣的人的景仰之意时，当然也有一点虚荣心在内。我恳切地希望我在本学院以院长的身份所说的最后这些话是以米开朗基罗的身份说出的。

这位悔恨的人像画家卒于1792年2月23日，由9位贵族光荣地把遗体抬到圣保罗教堂。

凯恩斯博罗

雷诺兹是一个世故的人，他肯做出屈膝顺从的事，以便社会一般人能接纳他。凯恩斯博罗却是一个易怒的个人主义者，他很恼火以自己人格和艺术的牺牲作为换取成功所需的代价。他的双亲都是反对国教者，他继承了他们精神的独立，却没有他们的虔诚。谣传他从家乡的学校逃课，荡到乡间去描绘树木、天空及在田野啃草或池塘边饮水的牛群。到14岁左右，因为已画完了邻近的树，他得到父亲的许可，前往伦敦学习艺术。他在伦敦研究了该地的女郎，我们从他后来给一个年轻演员的劝告中发现：“别在伦敦街头乱跑乱窜，以为自己正在捕捉‘自然’，这对你的身体有害处。这正是我的第一次上学，而且还上到衬裙深处的经历给我的教训，因此，让我提醒你。”

突如其来地，他才19岁就和一个名叫玛格瑞特·布尔的16岁苏格兰少女结了婚。据大多数记载，她是某位公爵的私生女儿，每年有200英镑的收入。1748年，他们定居于伊普斯威奇，他参加了当地一个音乐社，因为他喜欢音乐，还能吹奏几种乐器。“我以画画维生，我画风景因为我爱风景，我爱音乐则是因为情不自禁。”他在荷兰诸“风景画”画家的作品里发现了自己对自然兴趣的增强。附近兰德哈德·弗特的总督菲利普·赛克尼斯委任他画出该堡、邻近的山丘及哈威奇；其后总督又劝他到巴斯去找寻更富有、路子更广的客户。

抵达巴斯之后，凯恩斯博罗找到了音乐家，而不是艺术家，不久就把巴赫当作朋友了。他有着音乐家的灵魂和敏锐的感性，他在绘画中把音乐变成色彩的温暖和线条的柔美。巴斯城有好多珍藏，他就是在这个时期研究克劳德·劳伦和普桑两人的风景画，及凡·戴克的人像画。他成为凡·戴克的英国作风的继承人——在人像画中把艺术最高的完美境界加进人格的突出和衣着的华丽。

他在巴斯画了几幅最得意的作品。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一家人那时正好住在该地，凯恩斯博罗为谢里登那位年轻可爱的娇妻画了人像。他把自己日趋成熟的技巧大大地表现在那幅《高贵的格雷厄姆夫人》上，画上红袍的褶皱与折线使他表现出色彩与层次最细致的分层。这幅画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时（1777年），许多到场参观的人一致认为远比雷诺兹的任何作品出色。约1770年，凯恩斯博罗把某个五金商的儿子琼兰·布塔尔画成那幅《蓝色少年》，后来亨廷顿湖艺廊出了5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这幅名画。雷诺兹曾经表示过他的看法，说一幅能被接受的人像不可能用蓝色画成，他日渐抬头的对手却成功地迎接这种挑战，自此以后蓝色成为英国绘画中受偏爱的颜色。

至此，巴斯城的每个知名之士都想坐着让凯恩斯博罗画。不过，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画腻了人像，真想拿着提琴散步到可爱的村庄去画风景画，宁静安详地享受余年。”而事实上，正好相反，他搬到伦敦去，以年租金300英镑在普尔·玛尔的斯查姆堡大厦租了豪华的房间（1774年），他不愿让雷诺兹的排场比他大。他为了自己画的悬挂方式和学院吵了一架，前后4年（1773—1777年）他拒绝在学院中展出。1783年以后，他的新作只有在他每年一度画室开放时才见得着。艺术评论家展开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来比较雷诺兹和凯恩斯博罗。一般人公认雷诺兹较佳，王室却偏爱凯恩斯博罗，而凯氏曾为王室家族作画。不久，全英国的贵族有半数以上涌向斯查姆堡大厦，去找寻画彩上仅属臆断的不朽。凯恩斯博罗就是在这个时期为谢里登、伯克、约翰逊、富兰克林、布莱克斯通、小皮特、克莱夫等人作画。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也为了缴付房租，他只得让步再画人像。

他的姐妹都觉得他不好侍候，有一位老爷坐着让他画时摆了架子，凯恩斯博罗把他赶走，不为他画。加里克的面貌变来变去（这是他身为演员成功的部分原因），使我们这位画家抓不住一种可以表现这位演员的表情。对于加里克的对手——塞缪尔·弗特，他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凯恩斯博罗不禁大嚷：“这些人也真是的，他们的脸什么人都像，就是不像他们自己。”西登斯夫人则使他遇到另一种困扰：“夫人啊！你的鼻子真该死！几乎可以拉到天上去。”他最擅长画妇女，他很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的吸引力，却把这种吸引力升华成柔和的色彩和梦般的眼珠合成的诗。

在他付得起昂贵的房租之余，他也画风景画，这种画索取的人很少。他时常把自己想画的人画入农村的景色中，如《罗伯特·安德鲁斯与其妻》（1960年拍卖会时卖了36.4万美元）。由于他抽不出时间实地描绘，他时常把树桩、野草、树枝、花、动物等搬进他的画室，然后把这些——加上打扮得很漂亮的假人娃娃——整理成引人的画面。他就从这些物件，以自己记忆所及，加上想象，画出风景画。这些画多少有点假的味道，画中的拘谨和过分规律化是自然界难得一见的。虽然如此，画出来的东西却有着一股农村的芳香和宁静的气息。在他晚年，他又画了一些“想象画”，这些画不再加入伪造的真实感，而大大地发挥自己浪漫传奇的个性。其中一幅取名为《带着狗与水罐的小屋女孩》的味道很接近格勒兹的那幅《破水罐》。这两幅画都作于1785年。

只有艺术家才能估量凯恩斯博罗的价值。他在世时声誉在雷诺兹之下，他的画被批评为太粗心，构图又被说成缺乏一致性，所画的人物又被说成摆得不妥当，雷诺兹本人却称赞过他这位对手用色的技巧。凯恩斯博罗的作品中有一种诗意和音乐，是大人像画家无法亲切体认的。雷诺兹描绘男性的天分较高，画的男人也较成功。凯恩斯博罗的精神比较浪漫，比较喜欢画女人和男孩。他没有雷诺兹在意大利受过的那种古典训练，也缺乏那种使雷诺兹的心智和艺术更加充足的激发性连贯。凯恩斯博罗识字不多，也缺少知性的兴趣，也规避环绕在约翰逊四周的那个机智圈子。他虽慷慨，却很容易冲动、好批评。他一直没有耐心静听雷诺兹的演讲或约翰逊的说教。不过，他至死保持跟谢里登的友谊。

他年纪越大，越显得忧郁，因为他那种浪漫的精神，除了宗教之外，对面对死亡一无益处。在凯恩斯博罗所画的许多风景画里，一株死树突然以“暂时死亡”的姿态出现在丰盛的叶与绿嫩的草丛中。也许他臆测到癌症正侵袭着自己，也感觉到在如此漫长的焦虑中可能出现的苦处。在他去世前几天，他写了一封求和的信给雷诺兹，还请这位长者去探望他。雷诺兹应约前来，这两个人没有像先前一样为人生小事拌嘴，而是彼此友善地攀谈。他们分手时，凯恩斯博罗说：“来生再见了，希望那时有凡·戴克在场。”他于1788年8月2日去世，时年61岁。

雷诺兹和谢里登参加了葬礼。4个月后，雷诺兹在他“第十四次演讲”里很公正地称赞了他。他很坦白地细说了凯恩斯博罗作品的优劣点，不过他又补充说道：“要是我国能产生配得上‘英国学派’殊荣的天才，那么在艺术史上‘凯恩斯博罗’这个名字应该是在第一批这些传诸后世的名单中的一个。”

罗姆尼虽然试图达到雷诺兹和凯恩斯博罗的地位，但他在学识、健康和品格方面的缺点使他籍籍无名。他在12岁之后就未再受教育，在19岁之前一直在兰开夏郡乃父的木工厂中工作，他的图画使他得到当地一个有识之士的指点。22岁时他染上一场重病，复原后娶护士小姐为妻，不久就不安于室，到外面闯天下。其后37年内他只见其妻两次，却把自己所赚的钱寄一部分给她。他存够了钱去游历巴黎和罗马，受到新古典派潮流的影响。回伦敦后，因为他能使求他作画的人存有文雅或庄重的感觉而招来不少主顾。这些人中有一个就是爱玛·莱恩，也就是后来的汉密尔顿夫人。罗姆尼深为其美貌所迷，结果他把她画成女神、卡桑德拉、赛瑞丝、玛格达伦、圣女贞德、圣人等。1782年，他画了一幅萨瑟兰夫人的画，这幅画让他收入了18英镑（20世纪这幅画却卖了25万美元）。1799年，罗姆尼身心俱疲，倦鸟知返，回到其妻身边。她悉心照护他，一如她在44年前照顾他一般。他前后共瘫痪了3年，最后卒于1802年。这半个世纪里，由于他、雷诺兹和凯恩斯博罗，英国不论在绘画方面，还是在政治、文学方面，都在欧洲文明中居于领先地位。

第五章　英格兰之邻（1756—1789）

格拉顿的爱尔兰

一位英格兰旅行家于1764年造访爱尔兰后，解释当地穷人犯罪的原因时说：

在爱尔兰农人处于不幸与极度匮乏的境地时，我们如何能指望他们对正义或刑罚生畏惧之心呢？第一个遇到他的人在他头上敲一下，使他在不幸、匮乏的生活中，得到永远的解脱，也许他还会认为把他打死岂非一种友善的、功德无量的行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很有耐心地忍受……这种不幸的生活，我认为已充分证明他们的性情的确有着天生的谦恭的美德。

地主几乎全是新教徒，却并非是对几乎全为天主教徒的农人直接残酷的迫害者。地主通常住在英格兰，并没有看到向他们租地的经纪人在租地上剥削农人的惨状。经纪人向农人榨取了所能拿到的每一分钱，直到农人只能以马铃薯果腹，穿着褴褛的衣衫。

1758年，瘟疫袭击英格兰的牛群，以致爱尔兰获准5年之内可将牲口外销不列颠。爱尔兰有许多农田——包括先前由佃农使用的公地在内——都由耕作变为放牧或畜牧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穷人的问题更多一层，因为他们早婚——正如威廉·皮特爵士的说法——“初解风情”时就结婚。据推测，他们希望孩子们能迅速自谋生计，帮助家中支付地租。因此，死亡率虽高，爱尔兰的人口还是从1754年的319.1万人增加到1791年的475.3万人。

工业方面也呈现出一副有朝气的景象。许多新教徒，还有一些天主教徒，加入亚麻、羊毛、棉织品或玻璃等制品的生产行列。18世纪最后的25年，在格拉顿为爱尔兰的制造业和商业争取到减轻不列颠所施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提供了自由政治和文化发展所需的经济动力。都柏林成为不列颠诸岛主要的教育、音乐、戏剧、兼建筑中心之一。三一学院逐渐发展为一所大学，并早已有一大群杰出的毕业生。要是爱尔兰把自己造就出来的人才——如伯克、哥尔斯密和谢里登等人——留在本土，爱尔兰真可跻身人才荟萃的国家之列。1766年后爱尔兰总督把都柏林作为久居之地，不再是每年短暂地住一段时期。于是，庞大的公用建筑物和华丽的别墅纷纷建起。都柏林各剧院上演的剧目之优异直可与伦敦的大剧院抗衡。亨德尔的《弥撒曲》在都柏林首次演出，并获好评（1742年）。托马斯·谢里登也上演了许多成功的剧本，其中一部分剧本出自其妻手笔。

当然，宗教在爱尔兰最为盛行。反对英国国教者——长老会、独立教会派（清教徒）、浸信会等——根据《宣誓条例》（Test Act）皆不得任官或担任国会议员。这个条例规定：以英国国教的仪式来接受“圣餐”，是候选官职的先决条件。1689年的《异教默许条例》并未施行于爱尔兰。阿尔斯特的长老会教徒抗议这种无资格的规定，结果无效。数以千计的教友移民美国，并在革命中奋勇作战。

虽然爱尔兰人口中的80%是天主教徒，但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被选为国会议员。只有少数天主教徒拥有土地。新教徒的佃农须终身租用土地，而天主教徒的佃农所得的租约，则不超过31年，而且这些人必须缴纳利润的2/3作为租金。天主教学校不准设立，但有关当局也没有强制执行禁止爱尔兰人到国外求学的法令。虽然也有部分天主教学生获允就读三一学院，但他们不得取得学位。天主教的崇拜被许可，却没有合法的方式来产生天主教神父，神父的候选人可以到欧洲大陆的神学院就读。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在法国和意大利感染了异教徒和蔼的风度和远大的眼光，回爱尔兰担任圣职时，在受过教育的新教徒的集会上颇受欢迎，他们还协助缓和双方的偏见。格拉顿进入爱尔兰议会时（1775年），天主教解放运动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已获得数以千计的新教徒的支持。

1760年，爱尔兰由一位经英格兰国王任命、并对其负责的总督及议会——由英国国教主教领导下的贵族院（上议院）和信奉英国国教的地主与政府官吏或享年功俸等所组成的下议院——治理。被选入议会时根据的制度与英国那些“只有少数投票人而在议会仍有代表”或“一人或一家操纵国会议员选择”的自治市镇一般无二。少数被称为“包揽者”的领导家族拥有该自治市镇的选票，一如他们拥有家产一般。

天主教对英格兰统治的反抗不时发生，但并无效果。1763年，一些被称为“白衣队”（Whiteboy）的天主教行列——因为他们在衣服外面再穿上白衬衫——在乡间游荡，拆除围墙，弄跛牲口，殴打收税员。为首者被逮捕后施以绞刑，暴动于是瓦解。“国家”自由运动的命运较好些。1776年，不列颠军队大多数皆自爱尔兰征集至美国服役。为防御内部革命与外来侵略，爱尔兰的新教徒组成了一支名为“志愿军”的军队。这种军队的人数与势力日益扩大，1780年这些人在政界形成极为浩大的一股势力。弗拉德和格拉顿就是由于这4万人的支援，才赢得了他们在立法方面的胜利。

他们两人皆是“志愿军”中的军官，而且跻身一国之内最伟大的演说家之列，这个国家能够派遣伯克和谢里登这样的人才到英格兰去，而且国内仍然保有一大批能言善辩之士。弗拉德于1759年进入爱尔兰议会。他领导一次勇敢的运动，使那个半数议员欠政府债款的议院的贪污情形减少。他败于集体贪污者手中，只能认输（1775年），并接受薪水3500英镑的财务次官的职位。

同年，格拉顿由都柏林城的一个选举区选入国会。不久，他取代弗拉德的地位，担任反对派的领袖。他宣布了一项极具雄心的计划，设法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自《宣誓条例》中释放不信国教者，结束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商业限制，同时建立爱尔兰议会的独立地位。由于他追求这些目标时极富有干劲、忠诚，也极为成功，他成为全国同胞——不分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心中的偶像人物。1778年，他使某一条款获得通过，使天主教徒能够获得99年的租约，并以与新教徒相同的条件继承土地。其后一年，在他的促成下，《宣誓条例》终告废除，不信国教者获得完全的民权。他和弗拉德两人向爱尔兰议院和总督力陈：“英格兰对爱尔兰商业的继续阻挠，必然导致革命性的暴行。”当时英格兰政府的首相诺斯爵士赞成废除此等限制。英格兰制造业者以反对废除的请愿书抨击他，结果他向他们屈服。爱尔兰人开始抵制英货。“志愿军”在爱尔兰议会门口集会，手持武器，大炮上更贴有“不给自由贸易就请吃这个”的标语。英格兰制造业者受到此番抵制的影响，撤销他们的反对，英格兰政府也撤销其否决权，《自由贸易法案》（The Free Trade Act）终于得以通过（1779年）。

接着，格拉顿敦促爱尔兰议会的独立。1780年初，他提议只有英格兰国王“在爱尔兰议会的同意下”才可为爱尔兰立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只有借共同治理的环节才能联合。他的提议未能实现。“志愿军”以2.5万人的浩大声势在邓甘嫩区集会（1782年2月），宣布如立法独立不获许可，他们必然终止对英格兰的效忠。3月，诺斯爵士主持的那个老化的内阁垮台，罗金厄姆和弗克斯两人上台，同时康沃利斯已在约克镇投降（1781年），法国和西班牙也已与美国携手抵抗英国。在此情况下，不列颠无法面对爱尔兰的革命。1782年4月16日，爱尔兰议会在格拉顿的率领下宣布其立法独立权，一个月后，这项主张获得英格兰的承认。爱尔兰议会通过投票将10万英镑的款项送给相比之下是穷人的格拉顿，他接受了一半款额。

这显然是爱尔兰新教徒的胜利，而非天主教徒的胜利。格拉顿——获得英格兰国教的主教弗里德里克·赫维强烈的支持——继续发起解放天主教的运动时，他力所能及的（史学家所称“格拉顿的议会”中），就是为有财产的天主教徒争取到投票权（1792年）。这些少数天主教徒得到了投票权，却得不到被选为国会议员、市政官职或司法机构人员的权利。格拉顿到英格兰，得到被选入英格兰议院的资格，并在议院中继续奋斗。他死于1820年，比允许天主教徒被选为爱尔兰议会议员的《天主教徒赈济法案》在英国议院通过早了9年。正义不仅盲目，而且跛足。

苏格兰的文化背景

苏格兰和英格兰通过联合议会的方式于1707年合并时，伦敦方面的人士托词说“巨鱼已吞食了约拿”。等比特（1762年以后）把二十多名苏格兰人带进不列颠政府时，才智之士又抱怨说“约拿吞食了巨鱼”。政治上是巨鱼赢了，16名苏格兰贵族和45名下院议员被英格兰的108名贵族和503名下院议员吞没。苏格兰把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交付给由英格兰经济和官员操纵的立法机构。这两国并未忘却先前的仇恨，苏格兰人抱怨约拿和巨鱼之间商业方面的不平等，约翰逊则代表鲸鱼，以盲目的爱国心一再攻击约拿。

1760年，苏格兰的人口约有125万人。虽然出生率极高，死亡率也紧跟其后。约1770年，亚当·斯密曾说：“据说苏格兰高地经常有母亲生了20个孩子，结果活了不到2个的情形发生。”高地的首领几乎拥有市区以外所有的土地，却让佃农在多岩石的土地上过着赤贫的生活，夏天遭雨淋，从9月到次年5月受冰雪的侵袭。地租一再上涨——一块土地甚至在25年内从5英镑涨到20英镑。有许多农人眼见住在家乡难逃贫穷的境遇，纷纷移民美洲。因此，约翰逊说：“贪婪的地主会造成自己田产的荒芜。”地主都以货币贬值作为抬高地租的借口。煤矿区和盐田区的情况更糟，1775年之前这两种地区的工人在有生之年只能乖乖从事自己的行业。

在低地区域诸城镇，工业革命为人数日众、敬业乐群的中产阶级带来繁荣。苏格兰西南部布满了纺织工厂。格拉斯哥城由于工业和外贸的关系，人口自1707年的1.25万人增加到1800年的8万人。该城有富庶的郊区，也有破落的家屋，而且有一所大学。1768年至1790年开凿一条运河，以接连克莱德河与福斯河，使工业化的西南和政治气氛浓厚的东南建立起一条全水域的商道。爱丁堡城——1740年的人口约为5万人——成为苏格兰政治、学术、时尚的中心，每个富有的苏格兰家族希望每年至少在那里待上一段时日。博斯韦尔和罗伯特·彭斯都到过这里，休谟、罗伯逊和亨利·雷伯恩等人更是住在该城，该城更有欧斯基内斯等名律师、一所颇具盛名的大学及爱丁堡皇家协会。

罗马正教的信徒虽少，但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这个人数已足够在这块仍然响应着约翰·诺克斯的回声的土地上引起信仰的动摇。“主教派教会”（如圣公会等）在那些喜欢主教与英国国教的融通仪式的支派中拥有很多信徒。不过大部分人的忠心还是归向苏格兰教会长老会，这个教会排斥主教，简化仪式，在宗教与道德方面接受的规定只限于教区会、地区长老、省级宗教会议及教友大会规定的范围。也许在欧洲其他地区除了西班牙以外，没有一个民族如此彻底地浸染于神学中。由长老和牧师组成的教会会议对行为不检或异端课以罚金或施以刑罚，该会也判决男女私通者在开庭期间站起，并接受公开羞辱。罗伯特·彭斯和琼·阿莫尔两人就曾于1786年8月6日的那次宗教会议上被如此惩罚过。加尔文教派的来世论主宰着一般人的心理，使自由思想成为生命的一大危险。不过，有一群“温和”的教会人士——在罗伯特·华莱士、阿达姆·弗格森、罗伯逊等人的领导下——缓和了人们的不宽恕之心，使休谟得以寿终正寝。

要抵制一个因天冷而喝得烂醉如泥、因贫穷而致肉欲的追求变为唯一消遣的民族的放纵，也许必须借助于一种严苛的宗教。罗伯特·彭斯一生的事业显示出人们无视“恶魔”与教师的存在，尽情狂饮、通奸，而自愿上钩的女子也不乏其人。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内，有一种极显著的不信仰宗教的趋势，对传统道德的热爱也随之没落。爱丁堡的画家威廉·克里奇曾经记载：1763年，星期日是致力于宗教的日子；而1783年“做礼拜的人数少了很多，尤其是男人出席的更少”。一到夜晚，街头总是充满了行为不检、滋事生非的年轻人的喧闹声。“1763年只有五六所妓院……1783年妓院增加了20倍，妓女的人数则增加了100倍。该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一大堆行为放荡的妇女。”高尔夫球在礼拜天把男人从教堂引诱到球场，而在星期日之外，每天男男女女都跳舞（以前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上剧院（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罪恶）、赌马，更在旅店、俱乐部等地大赌特赌。

苏格兰（长老）教会是民主与教育的主要来源。会众选举长老，牧师（通常由“赞助人”选出）则被指定在每个教区组织学校。人们求知欲极为强烈，4所大学中，圣安德鲁已渐趋没落，但仍号称拥有全不列颠最佳的图书馆。约翰逊创建的那所阿伯顿大学，到1773年已极为发达。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师阵容包括物理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哲学家雷德（Thomas Reid）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该校还收容了詹姆士·瓦特。爱丁堡大学是4所大学中最年轻的一所，但该校因为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刺激而显得朝气蓬勃。

苏格兰启蒙运动

只有从和英国与世界贸易的发展方面及低地工业的兴起，才足以解释从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年）到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年）出版之间人才辈出，使苏格兰大放光彩的原因。在哲学方面有弗朗西斯·哈奇森、休谟、阿达姆·弗格森等人；在经济学方面有亚当·斯密；在文学方面则有约翰·霍姆、亨利·霍姆、罗伯逊、麦克弗森、罗伯特·彭斯、博斯韦尔等人；在科学方面则有布莱克、詹姆士·瓦特、内维尔·马斯卡林、詹姆士·哈顿、蒙博多爵士等人；在医学方面则有约翰·亨特和威廉·亨特。这一大群杰出的学者有如一条银河，熠熠生辉！休谟、罗伯逊和其他人在爱丁堡组织了一个“秘密会”，每周定期讨论意念。这些人和法国思想保持联系，舍弃英格兰思想，部分原因是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与苏格兰来往，部分原因则是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之间的世仇阻碍了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休谟对当时英格兰学者的评价极低，直到他死那年，他才感激地推荐那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现在且来看看休谟那位和蔼的敌人雷德。此人致力于把哲学从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带回对客观实体的接受。在阿伯丁和格拉斯哥任教期间，他写过《根据常识的原则对人性的质询》（Ing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1764年）。在付印之前，他把手稿递交休谟，还附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大加赞美，又解释说自己很抱歉，不得不对前辈的怀疑论哲学加以反对。休谟以他特具的可亲性格写了一封回信，吩咐他不必怕挨骂，放胆去出版该文。

雷德过去也曾经信服贝克莱那种认为我们只认识观念、无法认识事物的看法。不过，休谟以类似的推理方法主张我们仅知悉精神状态，无法了解外带其上的“心”时，雷德又认为这种过分讲究的分析必然破坏了真假、是非之间的界线，因而也破坏了对上帝或不朽的信仰。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崩溃起见，他必须反驳休谟，而为了反驳休谟起见，他又不能不拒绝接受贝克莱的看法。”

因此，他讥讽我们只认识我们的感觉和观念的看法。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能够直接、立即认识事物。例如，我们在分析我们对一朵玫瑰的经验时，我们才会“由于过度细腻”而将之降低为一束感觉和观念。那一束感觉虽然是真实的，但是玫瑰也是真实的，它在我们对它的感觉停止后继续其不变性。当然，基本性质——大小、形状、坚固的程度、结构、重量、运动、数量等——属于客观世界，也随主观的幻觉而附属地变化着。甚至连主观性质也有客观的来源，只要物体或环境的物理或化学条件引起嗅觉、味觉、冷热、明亮度、色泽、声音等方面的主观感觉即可。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常识，但是“常识的原则”并非未受教育的群众的偏见。相反，这些原则是本能的“原则……由我们本性的性质（即我们都有的感觉）引导我们去相信，而且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认为理所当然的”。若与这种普遍的知觉相比，则每天受试炼而且经斩钉截铁地加以确认的形而上学、虚无缥缈的推理，只不过是孤独地遁世时所耍的把戏而已。如休谟供认的，连他自己在离开书房时也放弃了这种学识上的游戏。不过，同样地折返常识也将实体储入心中。存在的不仅止于观念而已。有着这些观念的，必然也有有机体、心及自我。语言本身已证实了这种普遍的信仰。每种语言都有第一人称和单数的代名词，是“我”在感觉，在记忆，在思考，在爱。“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会认为《人性论文集》必须有作者才是，而且还是一个极聪明的作者。不过，我们已经知道那篇文章只不过是聚拢在一起，而且依某种关系和引诱力自己安排起来的一套观念而已。”

休谟很和善地接受这一切。虽然他无法接受雷德神学方面的结论，但他尊敬雷德的基督徒胸怀。也许他还暗地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总算明白了，虽然贝克莱那么说，但毕竟有一种外在的世界存在着，不管怎样，休谟还是真实的。一般人也松了一口气，并在雷德未去世之前买了第3版的《质询》。博斯韦尔也是得到慰藉的一个，他告诉我们说雷德的那本书“稳定了我的心，我的心在过去一直都因深奥难解、怀疑的见解而弄得焦躁不安”。

艺术为苏格兰的启蒙时期增色不少。在英格兰建筑方面留下杰作的亚当四兄弟就是苏格兰人。埃兰·拉姆齐（诗人埃兰·拉姆齐的儿子，与其父同名）在其故乡爱丁堡未能出人头地后，移居伦敦（1752年），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成为国王的宫廷画家，使英格兰的画家甚为恼火。他为乔治三世画了一幅极美的肖像，不过，他画他自己妻子的那一幅更美。他右臂脱臼之后结束了绘画的生涯。

亨利·雷伯恩爵士是苏格兰的雷诺兹。他是爱丁堡一家工厂主之子，自学油画。他画一位寡妇，令她极为满意，结果就嫁给了他，还把自己的财产当作嫁妆。他在意大利学画两年，然后回到爱丁堡（1787年）。不久，求他画画的人使他应接不暇：罗伯逊、约翰·霍姆、斯图尔特、司各特。还有，他画得最好的一幅——牛顿爵士的身体庞大头也大，让人感到画中人物是一个有个性、有仁慈心肠的人。与这个正好成极端对比的，是亨利·雷伯恩发现自己的太太具有的那种谦虚美。有时他画的小孩像足可与雷诺兹的作品抗衡，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珍藏的那幅《杜伦孟德幼童》（Drummond Children）。亨利·雷伯恩于1822年被封为爵士，不过他在其后一年就告去世，享年67岁。

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阿达姆·弗格森的那篇《谈民间社会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年）奠定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他在世时这篇文章共刊印了7版。历史（弗格森认为）看人，是把群居的一群人整个拿来观察；若想了解人类，我们必须将之当作群居而又彼此竞争的动物来看。人类有着群居的习性，却又有个别的欲望，个性的演变和社会组织就是由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向交替出现来决定，很少受到哲学家的理想左右。经济上的抗衡、政治上的敌对、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战争，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天性，而且会持续下去。从全面观之，这一切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弗格森在世时与亚当·斯密齐名，而他们的朋友罗伯逊的名气比他们更大。我们还记得，维兰德曾经希望席勒当历史学家时能够“起而与休谟、吉本齐名”。霍勒斯·沃波尔和罗伯逊于1759年曾这样问：“休谟先生和罗伯逊先生在世时，我们还能寄望会有别的史学家出现吗？……罗伯逊的作品文体极纯，立论尤其公正，是我读过的史书中最佳者。”吉本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罗伯逊博士的作品中完整的结构、严谨的词语、断句的高明影响了我，使我也有着一股雄心大志，希望有朝一日能步其后尘。”而他在“发现自己的地位已高居英伦历史学家三雄”——和休谟、罗伯逊两人并称时，极为喜悦。他把后二者和奎齐亚迪尼与马基雅维利列为现代史家中最伟大的，后来更尊罗伯逊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史学家”。

罗伯逊与雷德一样，也是个教会人士之子，本人也担任圣职，22岁那年（1743年）他被任命为格拉德斯米罗城牧师，两年后又被选入“教会”的大会。他就在“大会”中成为“总会”主席，而且跟休谟一样保护异教。经过6年的努力，加上对文献著作的细心研究，他于1759年刊印了一本《玛丽女王及詹姆士六世登基为英王前之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Queen Mary and of James VI until His Accession to the Crown of England），他很谦虚地只写到休谟所著的《英国史》开始的地方就打住。该书讨好了苏格兰人，因为它避过了对苏格兰玛丽女王繁重的偶像崇拜，也因其文体而讨英格兰人喜欢——约翰逊很高兴，因为他在该书中找到一些约翰逊式的字眼。该书在53年间共发行9版之多。

不过，罗伯逊的代表作还是他那本厚达三巨册的《查理五世王朝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1769年）。我们可以从出版商付给他的金额的多寡来衡量他得到的名声——这本书他得到4500英镑，而那本《苏格兰史》他仅得到600英镑。全欧洲以各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来为这本新书喝彩。叶卡捷琳娜女皇在长途旅行中随身携带该书，她说：“我从不错过读这本书的机会，尤其是第1册。”与我们大家一样，她也极喜欢那篇长长的序文，序文中摘要地说出引向查理五世的中古发展。虽然该书在日后的研究中已被更迭，但就文学作品而言，以后对这个题目的任何叙述都没有能跟这本书相比的。我们在这里很高兴提到这本书得到的殊荣，比起休谟的那本史书得到的赞誉多得多，因为这份殊荣并没有影响到这位牧师和异教徒之间的友谊。

比他们两位更有名气的是麦克弗森，歌德把他拿来和荷马相提并论，而拿破仑更称赞他优于荷马。1760年，24岁的麦克弗森宣称，在散佚的盖尔人的原稿中，有一部相当长而壮丽的史诗，要是他能得到金钱上的资助，他愿意加以收集之后予以译出。罗伯逊、弗格森和哈吉·布莱尔等人发起募捐，麦克弗森和两位研究盖尔的学者到苏格兰高地和赫布里底海游历，搜集古老的手稿。1762年，麦克弗森出版了《芬戈尔——六册组成的古老史诗，由芬戈尔之子奥西安所撰，并自盖尔语译成》（Fingal，an Ancient Epic Poem in Six Books Composed by Ossian，the Son of Fingal，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Language）。一年后他刊印另一部史诗《特莫拉》（Temora），据称也是出自奥西安的手笔。1765年他把两书合并，称为《奥西安作品》。

根据盖尔的（爱尔兰与苏格兰）传说，奥西安是战士芬恩·麦克库尔的诗人儿子。据说他活了300年，由于他的命很长，他得以对圣巴瑞克带到爱尔兰的新神学表示他异教的反对。有一些据称是他写的诗留存在3种15世纪的手稿中，主要的一本是詹姆斯·玛克吉格于1512年编成的那本《莉丝莫》（Lismore）。麦克弗森拥有这些抄本。《芬戈尔》这本书记载了这位年轻的战士在击退侵略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后，邀请他们去参加宴会及唱和平赞歌的情形。故事叙述得极为生动，更因苏格兰人欣赏爱尔兰少女而充满了温情。一位战士对科马克国王的公主莫尔纳说：“你是石楠树丛中的白雪，你的秀发有如蜷曲在山丘上的白雾，朝着西方的光芒辉映着。你的额头有如从布兰诺的溪水中望去的两块圆滑的岩石。你的玉臂有如伟大的芬戈尔王宫的两根白廊柱。”我们还见到对酥胸的描写，却没有那么硬，如“雪白的双乳”、“高耸的酥胸”、“沉甸甸的酥胸”等。这些描写有点令人分心，不过，故事很快就把题目从爱情移向对战争的厌恶。

麦克弗森的那本《奥西安》在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及日耳曼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苏格兰人把这本书当作他们英雄式的中古的一页来欢呼。英国于1765年正在欢迎珀西的那本《古代英诗拾遗》，正赶上迎接盖尔式传奇故事的热潮。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故事接近尾声时，就曾描写过男主角念了6页《奥西安》给洛塔听的情形。那6页提到的那个关于柔顺的少女——达拉——的故事，是由她父亲阿尔米叙述的：她父亲说，邪恶的艾阿丝勾引她到海中一块岩石上去，骗她说她的爱人阿尔玛一定会到岩石上会见她。艾阿丝把她弃置在岩石上，却没有爱人前来的迹象。她高声呼叫，她呼唤她的哥哥和父亲：“阿恩达！阿尔米！”阿恩达划船去救她，但一个埋伏的敌人射出一支极准确的利箭，将他射死。她的爱人阿尔玛赶到岸边，他想游到达拉身边去，“突然间山谷吹来一阵强风覆盖在海浪上，他沉了下去，就再也没有浮起来过”。老父由于年迈体衰，无法到爱女身旁去，只有惊慌、绝望地失声大叫：

我听到爱女在海浪拍击的岩石上孤独地抱怨着。她的呼叫声既急促又高亢。为父的又能如何呢？我终夜守在岸滩，透过惨淡的月光我望得见她……风声疾，山丘上雨滴重。拂晓之前她的声音已极微弱，它像岩石间草丛上的晚风一般消逝，她终于饮恨离开了人间。

我在沙场上的勇猛不复存在，我在女人圈中的那份傲气早已失落，当天际刮起暴风，北风掀起海浪十丈高，我坐在海浪冲击的岸边，望着那块致命的岩石。在月亮西沉之际，我时常看见爱儿、爱女的幽灵……诸君岂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争论随即产生：《奥西安》真的是从古代盖尔民歌译出，还是麦克弗森将自己所写的一系列的诗，冒充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诗人之作呢？日耳曼的赫尔德和歌德、法国的狄德罗、苏格兰的布莱尔和凯姆斯爵士赞同麦克弗森的说法。不过，1773年约翰逊在赫布里底海群岛调查过后，1775年在那本《苏格兰西方诸岛游记》中对《奥西安》诗集做了如下宣布，他说：“这些诗，除了我们读到的这种版本之外，并未以任何其他文字写成，编者或作者绝对无法拿出所谓‘原著’来，而且任何人也一样办不到。”麦克弗森在写给约翰逊的信上说，要不是看在这个英国佬的年纪分上，他真想向他挑战或跟他比武。约翰逊回信说：“我希望我侦查一件骗案时，不会因一个无赖汉的卑鄙而受到阻碍……我不吃你赌气的那一套。”休谟、霍勒斯·沃波尔及其他人跟约翰逊一样起疑。在他被别人要求拿出他号称译述的那份原著时，麦克弗森一拖再拖。不过他死后却把那些盖尔民歌的抄本留下，这些民歌中有些他采用来作为故事的骨架，并形成他所写的诗的韵味。他从原文中采用了许多片语和名字，不过，这两部史诗是他的著述。

骗局并没有如约翰逊想象的那般完整，那么罪不可赦。我们姑且称之为大规模的诗人特许权吧！就诗论诗，这两部散文史诗也配得上这些诗获得的某些令誉。这些诗表现出自然界的美好与恐怖、仇恨的怒火及对战争的兴趣。这些诗柔美地带点感伤，却也具备了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那篇《亚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1470年）具有的那种高贵的气质。这两部散文史诗在充塞了启蒙运动思想的那股“浪漫的”潮流中极负盛名。

亚当·斯密

除了休谟之外，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父亲是柯卡尔迪城税务署的稽核，在亚当降生数月（1723年）去世。这位经济学家一生中几乎仅有的一次冒险，就是在他3岁那年，有一群流浪汉把他绑架，由于有人在后面追赶，他们把他弃置路旁。在克卡尔地求学一段时期，并在格拉斯哥上过哈奇森的几堂课之后，他南下前往牛津（1740年），他发现该校的教授真像后来吉本1752年描写的一般懒散、无能。亚当·斯密借阅读来自修，但学校当局没收了他手上那本休谟所著的《人性论》，理由是不适宜基督徒青年阅读。他认为和这些导师相处一年已足够。他很敬爱母亲，所以他回到克卡尔地，继续埋首于书堆中。1748年，他迁往爱丁堡，独立讲授文学与修辞学的课程。他的讨论给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751年），其后一年又成为道德哲学的教授——这门学科包括伦理学、法律哲学、政治经济等学科。1759年，他印行了他的伦理学心得《论道德情操》（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巴克尔把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撇在一边，说这本书是“有史以来对这个有趣的题目所写的诸多著述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亚当·斯密演绎的伦理判断，其依据是假想我们置身于别人的地位时产生的自发的意向。我们因而和别人的感情产生共鸣，而由于这种共鸣我们才受到感动，开始赞同或谴责。道德感深植于我们的社会本能中，也就是深植于由于我们身为某团体的一分子而发展出来的精神习性。但这种道德感与自爱并不相悖。一个人道德发展的顶点是他以评判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时刻，“依据公正、自然律、谨慎和正义的客观原则来指导自己”。宗教不是我们道德感触的来源或主要依归，却因对一个主掌赏罚的上帝衍生的道德律的信仰而深受影响。

1764年，亚当·斯密41岁，应聘陪同18岁的巴克卢公爵环游欧洲，担任其私人教师兼向导。其薪资——终身300英镑的年薪——使斯密有撰述他那本杰作的安全感与闲暇。该书是他在图卢兹停留18个月期间着手著述的。他在费内拜访了伏尔泰，在巴黎会见了爱尔维修和达朗贝尔、凯奈和杜尔哥。1766年回苏格兰后，他前后和他母亲在克卡尔地很满足地住了10年之久，同时撰写他那本书。《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并接到休谟一封赞美函。其后不久休谟即告去世。

休谟自己在短论中屡次协助亚当·斯密以形成其经济与伦理观。他早已讥讽赞成保护关税及贸易专卖的“重商主义”、政府其他确保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措施，及累积珍贵的金属以作为国家基本财富的办法。休谟说，这种政策如卖力地阻止水流向其自然水平流动一般。他呼吁经济应摆脱“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格兰加在贸易方面的无数限制……与关税”而获得自由。斯密当然很熟悉凯奈及法国其他重农主义者反对同业公会和政府机构强行加诸工商业的规定的运动，还有他们要求顺其自然、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制定价格与工资的放任政策的主张。当时美国掀起对英国加于殖民地贸易限制的反抗，也是斯密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斯密有一些看法。他认为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是一种“重商主义最卑鄙、最恶劣的权宜之计”。他建议：“如果殖民地的人民拒绝缴纳税捐来支持大英帝国的支出，那么不必经进一步争吵就应该让美国独立。”“以这种方式来和老友分手的话，殖民地居民对祖国天生的情分……自然很快重燃。可能使他们自然……在战争中或贸易中站在我们这一边，不但不会是狂乱、好结党的子民，反而会成为我们最忠实……最慷慨的友邦。”他又补充说：“由于该国在财富、人口及进展方面都有如此迅速的进步，不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也许美国的产物就会超过英国所课的税收。帝国的地位到时自然转移到帝国中为整体的防御与支持出力最多的那部分。”

斯密对国家的财富所下的定义，并不是该国拥有的金或银的数量，而是土地、土地改良及其产品，加上该国人民及其劳力、服务、技术与货物等。他的理论是，除了少数例外不计，最大的物质财富是源自最大的经济自由。自我利益虽然普遍，但是我们若让这一有力的动机随着最大的经济自由来运营，则必然促成工业、企业及竞争，其衍生的财富必然大于历史上任何已知的体系。（这正是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完整地实现的。）斯密相信：市场的定律——尤其是供求法则——必可调和生产者的自由与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如若生产者获利过巨，则必有他人从事该行业，而相互的竞争必使价格与利润降至公平的限度内。犹有甚者，消费者能享受一种经济民主，借着购买或拒绝购买的方式，他大可决定应该生产何种货品，应该提供何种服务，及其数量和价格，这些事务都可不必由政府来指定。

亚当·斯密也赞成重农主义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劳动的产品和贸易的服务与土地的生产品一样，也是财富），他呼吁终止封建税制、同业公会约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规定及工商垄断，因为这些东西限制了某种自由——借着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工作、用钱、储蓄、购买或贩卖的方式——这种自由可使生产与分配的巨轮转动不已。政府应采取放任政策，顺其自然——这是人类自然的习性。政府应容许个人自己改变职业，以尝试找寻自己胜任得了的工作、担当得了的职位。在经济生活中必须听任个人奋斗：

依据这种自然自由的制度，当权者（或国家）只须履行三种义务：第一，保护整个社会，使其不遭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与入侵；第二，尽一切方法来保护本社会中每一成员，使其不遭受其他成员的不平等对待或迫害，即建立确实执行正义的机构；第三，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及公共机构，此等工程或机构绝对不准许因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利益而兴建或维护。

这正是杰斐逊政府的方案，也是一个使新资本主义极度发展、极度繁荣的国家的蓝图。

不过，这个蓝图也有其美中不足的漏洞。假如防止不公平的责任即意味着避免智者、强者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愚者、弱者时，又将如何？斯密这样回答：“这种不公平只有在限制竞争或贸易的垄断情形下才会发生，而我的理论主张的正是解除此等垄断。我们必须让雇主争取工人及工人争取职位的这两种竞争来制定工资，政府规定这些价格的企图终必为市场的规律瓦解。虽然劳动（不是重农主义者主张的‘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劳力是一种商品，正如资金一般，也受供需律的约束。”“尽管法令企图规定工人的工资，但总是想压低它，而不是想提高它。”因为，“只要立法机构想规定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时，其咨询的对象总是雇主”。这种论调写成文字时，英国法律允许雇主自己组织起来，以保障其经济利益，却不许受雇者这么做。亚当·斯密指责法律的这种偏袒，他还预见一个事实，那就是由政府的立法得不到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只有由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才能获得。

这位资本主义先锋，几乎总是站在工人这一边，反对雇主。他更警告过，不可以让商人和制造业者来决定政府的政策：

商人的利益……不管是任何一种贸易或制造业，在某些方面说来总是跟大众的利益相异，有时更是相冲突……由这种次序产生的任何一种有关立新法的建议或对商业规定的建议都得谨慎地去考察……提出这些建议的那一帮人……通常总是喜欢欺骗大众，甚至还迫害大众，而且这些人……曾经好几次确实欺骗又压迫过大众。

这到底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的论调呢？不过，斯密认为私有财产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激素，因而大力为之辩护。他同时还主张：“工作机会和支付薪水的多寡，主要还是取决于资本的累积和应用。”不过，他声称高薪资对雇主、受雇人双方皆有利，他还劝人废弃奴隶制度，所持理由是：“归根结底算起来，自由民所做工作的工资远比奴隶所做的还要便宜许多。”

我们想到斯密本人——他的容貌、习惯和个性时——我们不禁怀疑：一个如此与农业、工业和商业秩序隔离的人，对如此奥秘、复杂的事物居然能写得这么实际，有这种洞察力与胆识。他和约翰·牛顿一样心不在焉，对习俗也很不在乎。通常，他很有礼貌、性情温和，而且能以4个字的反驳来迎击约翰逊的粗野举动，使人对“文坛权威”（指约翰逊）地位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在出版那本《国富论》之后，他在伦敦待了两年，认识了吉本、雷诺兹、伯克等人。1778年，他——这位自由贸易的使徒——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兼盐税司司长。嗣后，他在爱丁堡和母亲度其余年，至死未婚。他母亲死于1784年。他也在1790年随她去世，享年67岁。

他的成就与其说在于他思想的独创，倒不如说在于他对资料的熟悉和组合。那一大堆列举出来的材料启发性极浓地将理论用于当时的情况下，文体简洁、有说服力及他宽阔的视界，使经济学从“黯淡的科学”提升为哲学的水平。他这本书之所以划时代，是因为它综合了、解释了——当然并没有制造——那些将封建主义与重商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的事实与力量。小皮特将茶税的税率从119%降低为12.5%，还尝试着普遍实施较自由的贸易时，他对《国富论》的启示怀着受惠感激之情。罗斯伯里爵士还提到过在某次皮特也参加的宴席上，斯密走进来时全体起立，皮特还说：“你不坐下我们就一直站着，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弟子。”普尔特尼爵士也预言说亚当·斯密的巨著“必定能说服我们这一代，支配下一代”。

罗伯特·彭斯

“我那古老却很卑贱的血统，”苏格兰最伟大的诗人说，“从大洪水以来一直在丑闻之间爬行。”我们在此只追溯到威廉·彭斯为止，威廉不但没有制造丑闻，反而是一个勤勉、脾气暴躁的佃农。他1757年娶了阿根斯·布朗为妻，她1759年为他生下罗伯特。6年后威廉在奥丽凡特租得一块70英亩的农场，这个人丁旺盛的家族就在山上一个孤立的家中“富裕地”过日子。罗伯特虽然也在家里接受私人老师教导，也上过教会学校，但13岁以后他开始在农场上工作。他14岁那年，“一位健美、甜蜜、悦人的少女激起我一种很微妙的感情，这种感情若不去顾虑辛酸的失望、踌躇不前及书呆子的哲学的话，我认为称得上人类诸多喜悦中最优美的一种”。15岁那年，他又遇见第二个“安琪儿”，每到夜晚就痴狂地想着她。他弟弟也记得罗伯特“（对女性）渴望的感情很强，而一直成为艳丽的奴役者裙下的败将”。

1777年，罗伯特·彭斯以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租得塔伯顿郡洛查丽130英亩的土地，他为这块土地签订的合约规定年付130英镑的租金。此时年方18岁的罗伯特，由于身为7个小孩中的老大，成为负责耕种的人，因为父亲威廉几年来辛劳耕作却得不偿失，早已未老先衰。父子两人由于一个生活日趋严谨，一个生活日渐散漫，因而差距越来越大。罗伯特不顾双亲的禁止，到舞蹈社去跳舞。我们这位诗人回想说：“父亲自从那次反抗行为之后就开始讨厌我，我相信这是我日后行为放荡的原因之一。”24岁那年，罗伯特加入了一个互助会的支会。1783年，由于田租拖欠未还，那块土地即被查封。罗伯特和弟弟吉尔伯特两人把口袋里的几个铜板凑起来租了一块118英亩的土地，租金每年90英镑。他们在土地上苦耕4年，每年每人只许有7英镑的零用钱，他们就靠这块地来养活父母、妹妹和弟弟。他们父亲于1784年死于肺结核。

在那些漫漫冬夜里，罗伯特看了很多书，其中有罗伯逊的历史、休谟的哲学，还有《失乐园》。“使我也有着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弥尔顿笔下的撒旦—— 一样的精神。”由于他愤恨长老会教会对道德的监察，他毫不费力地舍弃教会的神学，对上帝和不朽只模糊地留着一些信仰。他嘲笑“那些信奉诺克斯的正统教徒”，他更怀疑牧师在礼拜天以外的日子恐怕跟他自己一样暗地里做坏事。在《圣集》（“The Holy Fair”，有关重振宗教的集会）中，他描写了一大堆布道者严苛地指责罪恶，动辄拿地狱来要挟，而教堂门外的娼妓却很有信心地等待着信徒会众去光顾。

有一次，一个教会人士派了一位代表去责骂彭斯，还罚他钱，说他没结婚就和贝蒂·帕顿同床共枕，这使彭斯对教会人士的厌恶达到极点。那位仁慈的地主——盖温·哈米顿——因一再未出席参加教堂仪式而被牟查林城的长老教会大会非难时（1785年），这股厌恶之情即化为愤怒。于是我们的诗人就写了他那首最尖刻的讽刺诗《圣威利的祈祷》，来嘲骂牟查林城教会的长老威廉·费舍尔伪善的美德。彭斯描写他向上帝说话时的情形：

我祝福并赞美你无敌的神力，

你在夜里已留下了无数，

如今我在你跟前；

当作礼物当作善举

将燃烧发亮的光

带给这个地方……

哦！主啊！你知道，昨晚我和米格（Meg）——

我诚恳地乞求你宽恕——

哦！但愿它永不再是活生生的羞辱

来玷污我的令誉，

我保证不再以不法的方式

来玷污她。

此外，我必须另外发誓

和丽兹（Leezie）的少女来过三次，我想——

不过，主啊！那个星期五我是醉着

接近她的，

否则，你必也明察，你的忠仆

绝不会污了她……

主啊！你且数数盖温·哈米顿的功过，

他酗酒、妄用神名，还玩牌，

他有好多邪门的技巧，

不论是大是小，

从上帝自己的牧师手中把人们的心

偷走……

主啊！在你复仇之日审判他吧；

主啊！造访那些雇用过他的人吧！

请慈悲的你别走过他们身边，

也不必听他们的祈祷；

相反，为了你的子民，毁了他们吧，

万勿纵容。

不过，主啊！请记得我及

我一时或神圣的慈悲心怀，

让我的仁心和财富照耀的光芒

无人可以匹敌，

而这一切的荣耀必将尽属于你。

阿门！阿门！

彭斯不敢出版此诗，这首诗在他死后3年才拿去印行。

同时，他不断供给长老教会一大堆非难他的口实。他自称为“职业私通者”，少女们激起他的感情：有“诱人的克洛伊漫步走在珍珠般的草地”，有琼·阿莫尔、高地玛丽·卡姆伯尔、佩吉·查默斯、克拉琳达、克鲁克香克、达尔雷的珍妮、“美丽的小天仙”戴维斯、弗莱明、贾费里、绮丽的佩吉·肯尼迪、莱瓦尔、洛里默、玛丽·莫里松、帕克、斯图尔特、佩吉·汤姆森——此外还有一大堆。 只有这些少女明亮、含笑的秋波，柔嫩的玉手还有“雪白”的乳峰才安慰得了他生命中的辛劳和忧伤。他为自己性方面的曲折多变找到的借口是：既然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变，为什么人类非成为这项规律的例外不可呢？不过，他也向妇女警告过，要她们千万不要轻信男人的诺言。据我们所知，他的婚姻使他有了5个孩子，婚姻以外他另有9个孩子。他说：“我有为人父的天才。”他也臆测说，也许只有去势能治愈这个毛病。至于牧师的责难和苏格兰的律法——

教会和政府可能会联合声明说，

我绝不能做这类事情；

教会和政府可能都会步向地狱，

我却去找我的安娜（Anna）。

贝蒂·帕顿为他生下一个小孩时（1785年5月22日），彭斯答应娶她为妻，她的父母却不接受他这项建议。他转而向琼·阿莫尔进攻，而且书面承诺与她结婚，不久她也怀孕了。1786年6月25日，他到教会大会场，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他自己力称）认为自己已经和琼结了婚，答应遵守诺言。女方家长却不答应让女儿嫁给一个年方17岁、已负担着一个私生子重担的农民。7月9日那天，彭斯在自己教堂中的位置上谦卑地接受公开指责。8月3日，琼生下了一对双胞胎。8月6日，他和琼在会众面前接受谴责，结果“免于被认为丑闻”。因父亲宣誓指控罪名而获得签发彭斯的逮捕状，我们的这位诗人潜逃，并计划乘船到牙买加。逮捕状没有执行，罗伯特于是重返农场。同年夏天，他又答应娶玛丽·卡姆伯尔为妻，并带她赴美。计划未付诸行动之前，她就去世了。彭斯在《高地玛丽》（“Highland Mary”）和《给天堂的玛丽》（“To Mary in Heaven”）两首诗中深情地纪念她。

在多产的1786年，他以订阅的方式在卡玛诺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他删除了其中可能会激怒长老教会或人们道德的诗篇，他以苏格兰的方言及对熟悉的景色的描写取悦读者，由于他把农人生活的细节升格为易懂的诗句，因此颇受农民欢迎。也许其他诗人没有一个能对分担农民日常工作重负的牲口，表现出像他一样的同情；或者对那些在逼人的寒雪中迷惘的“笨羊”，或因人们犁田而把其家园拆除的老鼠，有着跟他一般浓烈的同情心：

不过，老鼠啊！并不是只有你

才证明说预见的事物可能纯属虚幻；

鼠与人再周详的计谋

都可能事与愿违。

跟这一句几乎有同等格言味道的，是一首名叫《给一只在教堂中瞧见另一只虱子藏在仕女软帽中的虱子》的诗中结尾的两行：

哦！但愿施主能给我们权利

使我们自视如他人视我一般。

为了确保自己那本小册子受欢迎，彭斯以那首叫作《柯特的星期六夜晚》（“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来配合出版。那首诗的大意是描写一个农民在辛劳一整天之后回家休息，妻子儿女都聚拢到他身边，每个人都讲一个当天发生的故事。大女儿怯生生地介绍了她那个胆小的求婚者，大家高兴地分享粗茶淡饭，父亲读《圣经》及共同祷告。在这个宜人的画面上，彭斯又加上一首爱国诗使题材转折，那首诗叫《苏格兰——我亲爱的祖国》——在印行的612份中，在4周之内卖到只剩3份，彭斯净赚20英镑。

他原先打算拿所得之钱来支付赴美的旅费，后来他却把那笔钱拿来到爱丁堡寄居。1786年11月，他骑了那匹租来的马抵达爱丁堡，和另一个乡间青年共住一室，共卧一铺，楼上则住了一大堆莺声燕语的娼妓。爱丁堡书评家们对他诗集的嘉许为彭斯敞开大门，他成为这个社会的偶像达一年之久。司各特爵士这样描写他：

彭斯于1786年至1787年首次到爱丁堡时，我还只是一个18岁的小男孩……有一天，我在已故的那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弗格森家里看到他，当时在场的有很多享誉文坛的绅士……他长得魁伟、强壮。他的苍白是乡下式的，而不是小丑般的，带着几分庄严的淳朴……他的脸庞很大……眼睛大而黝黑……他讲话时……闪闪发亮。在这一大堆当时该国最为饱学之士的圈子里，他很稳健地谈笑自若，却一点也未逾矩。

于是彭斯受到鼓励，刊印了一册诗集的增订本。为了使这本新书增添新的内容，他提议把原来那本卡玛诺克版中未收入的一部主要作品《快乐的乞丐》（The Jolly Beggars）也加以收入。该诗描写聚集在玛查林城南希·吉布森开的那家酒馆中的流浪乞儿、穷光蛋、罪犯、诗人、提琴手、娼妓及跛足、被遗弃的军人。彭斯借这些人之口来做最坦诚、毫不悔改的自白，最后再以这醉酒的合唱团来唱出这支混合曲的最后几句：

那些受到法律保障的有什么了不起！

自由才是值得炫耀的东西！

法院本来就是为懦夫而建立，

教堂的兴建，只是为了讨好牧师。

学者兼布道者哈吉·布莱尔对想印行这么一本嘲笑美德的书的念头提出警告，彭斯也让步了，以后忘记了自己曾经写过这首诗。有一位友人保存了这首诗，后来于1799年发表。

爱丁堡的那一版售出3000册左右，为彭斯赚得450英镑。他买了一头驴，骑着（1787年5月5日）上苏格兰西部与北部的高地，然后渡过特威德河到英国各地闯天下。6月9日，他拜访了莫斯格尔城的亲戚，还拜会了琼·阿莫尔，她很热忱地接待他，于是再度怀孕。回爱丁堡以后，他遇见了阿根斯·丽豪斯夫人。这位夫人17岁时曾经嫁给一位格拉斯哥城的外科医生；21岁那年（1780年）她丢下了他，带着小孩到首都来很“节俭、守妇道”地定居下来。她邀请彭斯到她家去，他毫不迟疑地爱上了她。她显然未曾献身于他，因为他仍继续爱着她。他们彼此交换信件与诗句，他署名是“赛尔温德”，她则自称“克拉琳达”。1791年，她决心到牙买加和丈夫重聚，彭斯送给她这几行柔美的诗句，作为送别的礼物：

一下亲吻，我们就得别离！

一声再见，从此两地相思！……

要是我们不曾爱得这么真心，

要是我们不曾爱得这么痴情，

永不相聚，也永不相离，

我们就不会如此心碎。

她发觉原来自己的丈夫已和一个黑人女侍同居，于是她又折返爱丁堡。

彭斯对她的一片情感未获实现，他跑到当地一家名叫卡洛查琳—芬瑟堡的俱乐部去找寻伴侣，饮宴作乐——那家俱乐部的名称含义就是“矢志卫城的人们”。俱乐部中酒和女人是“传家宝”，脏话充斥。彭斯为他们搜集了苏格兰的老歌，加上一些自己写的。这些歌中的一些于1800年以《苏格兰的快乐诗人们》（The Merry Muses of Caledonia）为书名，匿名秘密地印行。由于彭斯是该俱乐部的会员及他对阶级区分公然地指责，还有他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坦诚地说出他强硬的观点，这些因素使他在爱丁堡社会中受欢迎的情况很快结束。

他也试过找一份税员的工作，但由于人家一拖再拖，他又隐居，再度务农。1788年，他租得艾丽斯兰德农场，离邓夫里斯5英里，距卡莱尔的凯珍普托克12英里。地主很坦白地承认那块土地是“贫瘠得无法再坏”，所以先支付了300英镑给我们的诗人，要他建起农舍，还有把土地四周围起来。彭斯依约必须在起初3年每年支付50英镑，然后每年70英镑。此时琼·阿莫尔产下双胞胎（1788年3月3日），不久，这对双胞胎即告夭折。4月28日之前，彭斯娶了她，她带着他们所生的4个孩子中仅存的1个，前来艾丽斯兰德侍候他，做他忠实的妻子兼管家。她又为他生下一子，彭斯称那个小孩是“在那一类型的生产中我的‘杰作’，有如在政治方面我认为塔姆·桑特是我的典范一般。”1790年，他又成为邓夫里斯旅店的女侍安娜·帕克的情人。1791年3月，她也为他生下一子，琼把这个婴儿和自己的小孩一起养大。

在艾丽斯兰德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仍陆续写出伟大的诗篇。他就是在这里为一首题名《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老饮酒歌之后，加了很有名的两节。彭斯也跟他父亲一样，工作到鞠躬尽瘁。他很乐意被任命为税收官（1788年7月14日），可以到各处走走，量量酒桶，查验运粮船、杂货零售商、制革者等，再向爱丁堡的税务局报告。虽然他一再和约翰·勃莱科恩闹矛盾，但税务局对他似乎还算满意。1791年11月，他把土地卖了，赚了一点钱，带着琼和3个小孩搬到邓夫里斯的一栋房屋去住。

他时常光顾旅店，醉着酒回家，有好几次琼还在病中，因此惹火了镇上的显达。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在邓夫里斯5年内他写了很多作品。他发现妻子不是他精神上的伴侣，他和弗朗斯·顿劳普夫人通信——有时还去拜望她。这位夫人血管中还留有一些华莱士的血液，她尽力克制彭斯的道德和用字，有时却不是为了他诗句的益处，彭斯却更欣赏这位妇人偶尔送给他的那些5英镑的钞票。

由于他观点偏激，他那个收税官的职位差点就不保。他以15节优美的诗句要求乔治三世革除那些贪污的部长，还劝威尔士王子结束行为的放荡，要是他想继承王位的话，更应及早结束他“和查理（绰号“狐狸”）玩的那种咯咯作响的骰子游戏”。在一封投到爱丁堡某家报纸的信中，他称赞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他更是法国大革命“热心的支持者”。1795年，他对阶级区分做了抨击：

只要诚实，贫穷又何妨？

只要他能挺起胸膛，

怯懦的奴隶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他；

我们虽穷却不害怕！

尽管情形会是如此，

我们的辛劳无人知悉，

名分只是微不足道的记号，

而“人”才是值得重视的黄金。

……

诚实的人，任他有多贫穷，

他仍是万人的王。

你看到同辈的人被称为地主，

他虽高视阔步，目空一切；

虽然成百的人崇敬他的话语，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傻瓜……

我们且为未来祈祷，

因为该来的还是要来，

世间的意义和价值，

都会有它应有的奖赏，

尽管事情会是如此，

即或如此，将来

四海之内

必皆为兄弟。

有人向税务局投书，说这种偏激分子不适任查核杂货零售商、计量酒桶，但长官们却因他对苏格兰的热爱和赞美而原谅了他。他那90英镑的年薪勉强够他糊口。在性爱方面他还是继续浪荡不定，1793年玛丽亚·里德尔夫人承认他那“无可抗拒的吸引力”，为他生下一子。他一再的酗酒终于导致心智和傲气的衰竭，跟莫扎特一样，他也发出求乞的信给朋友。人们谣传他染上梅毒。1796年1月一个严寒的早晨，有人发现他醉倒在雪地里。这些谣传又有人批评是空穴来风的臆测，苏格兰的医生所述彭斯最后的病状是风湿性热损坏了心脏。他在去世前三天，写信给岳父说：“看在老天的分上，请即刻叫阿莫尔来。我的妻子每小时有一次阵痛，正在待产。慈悲的上帝啊！我可怜的弱女子啊！她没有朋友在身旁，情景多么凄凉！”然后他卧病在床，1796年7月21日与世长辞。在他下葬的同时，他的妻子产下一子。朋友们发动募捐，得了一笔基金来照料她，而她身体强壮，一直活到1843年。

博斯韦尔 [1]

·初生之犊

博斯韦尔出身名门，其父亚历山大·博斯韦尔是埃尔郡奥金莱克的地主及苏格兰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官，是苏格兰詹姆士二世的曾孙阿兰伯爵的后裔。博斯韦尔的母亲则是詹姆士六世之父达恩利爵士的曾祖父林恩奥克斯第三任伯爵的后裔。博斯韦尔1740年10月29日生于爱丁堡。由于他是三个兄弟中的老大，他就成为奥金莱克那块小地产的继承人。但是，由于他父亲一直活到1782年，博斯维尔当然对这位大地主给他的收入感到不满意。他弟弟约翰于1762年第一次神经病发作。博斯韦尔自己则身受抑郁症的侵袭，他对这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是酒精带来的健忘症加上女人胴体的温存。他母亲也教过他长老会的加尔文教派的教义，而这种教义也有其独特的温暖之处。后来他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年轻时我的心智被炼狱的恐怖撕裂，接触的宗教看法窄狭，引起我内心恐惧的那段痛苦的日子。”他的一生都在信仰与怀疑、虔诚与纵欲之间徘徊，最多也只能做到片刻的融合或满足。

在家接受私人教师教导一段时日后，他被送至爱丁堡大学，然后被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去听亚当·斯密的讲课，并研习法律。他在格拉斯哥遇见许多男女演员，有些是天主教徒。当时他认为，这些人信仰的宗教远比加尔文教派更能与欢乐的生活相和谐。他尤其喜欢炼狱的教义，允许罪人在几世的燃烧之后获救。于是博斯韦尔突然出发前往伦敦（1760年3月），加入罗马正教。

警觉的父亲向艾格里姆顿伯爵——当时住在伦敦的埃尔郡的邻居——请求抓住詹姆士·博斯韦尔。伯爵告诉年轻的詹姆士，身为天主教徒就不许学法律，不许进议会，也不得继承奥金莱克。于是詹姆士重返苏格兰，再次回归长老会，并在双亲的监视下过活。不过，由于我们这位大法官很忙，他的儿子设法去“遭遇强敌”——他几次与性病搏斗中的第一回合。父亲深恐这个鲁莽的青年一旦继承了奥金莱克，马上会把这个地产挥霍掉，于是以100英镑的年金为交换条件，要他在老博斯韦尔指定的受托人来管理这笔田产的文件上签名。

1761年10月29日，詹姆士成年，年金也随之加倍。1762年3月他使佩吉怀孕，7月他通过了法官考试。1762年11月1日，他留下10英镑给佩吉，动身前往伦敦。（数日后婴孩诞生，博斯韦尔却一直没见过那个孩子。）他在伦敦的唐宁街找了一套极舒适的房子。11月25日之前他“因为没有女人而郁郁寡欢”，不过他也记得自己的宿疾，而“这个城市的医疗费又极高昂”。因此他节欲，“直到我找到保险一点的女孩子，或是有崇尚时髦的女性看上我”。他的印象是伦敦有着各式各样的娼妓，“上自夜渡资50基尼一晚的华贵名女人，下至市井的流莺……这些流莺……只要你给她买1品脱的酒加上1先令，她就任你摆布”。他找门路与“俊美的女伶”路易莎搭上关系，这位女伶长期的拒绝似乎证实了保健法的论调。最后他总算说服了她，而且还达到5倍的狂喜：“她说我真是一个异人。”8天以后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淋病。约2月27日他觉得自己已经痊愈。3月25日他又搭上了一个街头的流莺，“与她相爱”（戴着防止染病的护套）。3月27日“我到圣顿斯坦教堂听道”。3月31日“我漫步到公园里，带走我第一个遇见的妓女”。其后4个月间博斯韦尔的那份《伦敦日报》都记载着类似的情况——在威斯敏斯特桥上、萨克斯波斯旅店、公园里、斯特兰街上某旅店、托马斯法院，还有妓女家里。

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一面，只是把这些零碎的插曲组合在一段文字里，当然无法使人对博斯韦尔的生活和个性有正确的印象。他的另一面是“对伟人的热爱”。他在这个方面的第一个目标是加里克，加里克细细品尝博斯韦尔对他的赞语，也乐得喜欢他。不过，詹姆士的目标并不是他。他在爱丁堡曾经听托马斯·谢里丹叙述过约翰逊的博学和谈话内容的丰富，要是能得拜见这位伦敦文坛的顶尖人物，应该算是“三生有幸”。

他的运气也真不错。1763年5月16日，博斯韦尔在罗素街托马斯·戴维斯的书局中喝茶时，“有一位长得最恐怖的男人”走了进来。博斯韦尔从雷诺兹所画的一幅约翰逊画像中认出这个人。他求戴维斯不要泄露他来自苏格兰的秘密，戴维斯却“淘气地”马上泄露出去，约翰逊也把握住这个机会说苏格兰是一个“出身”的好国家。博斯韦尔退缩了一下，约翰逊则抱怨说加里克曾经拒绝过帮他为安娜·威廉小姐弄一张当时上演的一出戏的招待券，博斯韦尔大胆地说：“先生，我想加里克先生不会吝啬帮你这么一点小忙。”约翰逊制止他说：“先生，我对加里克比你认识得久，我看你没资格和我谈这件事。”这个局面实在难能辟出一条终生友谊之路。博斯韦尔“愣住”，也被“羞辱”了。不过，幸亏在多谈一会儿之后，“我很满意，因为他的态度虽然有点粗野，心肠却不算坏”。

8天后，经过戴维斯的鼓励，再加上自己厚脸皮的胆识，博斯韦尔跑到内殿法学院约翰逊的办公室找他，约翰逊也很客气地接待他。6月25日，我们这只大熊和小熊一起到舰队街上的米特旅店共进晚餐。“我一想到自己和大人物在一起，就觉得很神气。”7月22日，“约翰逊先生和我到达克咖啡屋去辟室独谈”。博斯韦尔在记录上写着：“以后，我只须稍加思索就可想起约翰逊先生任何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那部伟大的传记于是开始。

博斯韦尔经父亲一再催促，到荷兰学习法律时（1763年8月6日），由于师徒两人相处得很好，当时年已53岁的约翰逊竟也陪着22岁的小伙子，到哈威奇为他送行。

·博斯韦尔出国

他在乌得勒支定居下来，研习法律，读荷兰语和法语，（他说）还读遍了伏尔泰的整本《论道德》。起初，他也深深地染上了忧郁症，责备自己是一个无用的调情者，还想自杀。他怪自己最近的放荡，缺乏宗教信仰。“我曾一度不贞，跟着行为不检，如今我已是一个信奉基督的绅士。”他订了一项自我改革的“不可违背的计划”。他立志做好担任苏格兰地主职责所必备的条件，他一定“竭诚做一个英国国教教徒”，而且他一定固守基督教的道德戒律。“万勿谈论自己”，应当“崇敬你自己……只要如此，那么整体说来，你就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

等到他应邀到有钱的荷兰人家中做客时，他又恢复了生活的乐趣。于是他“穿着猩红色配金色的衣服……白色的丝袜，漂亮的跳舞鞋……配上巴塞罗纳的手帕，还有华丽的牙签盒”。他爱上了被称为“朱伊伦”的美女，或被称为“兹丽德”的伊莎贝拉。我们曾经尊崇过她，说她是当年全荷兰最艳丽的妇女之一。不过她迟迟不愿谈及婚嫁，而博斯韦尔对自己保证过，说自己拒绝过那个女孩。他也试过吉尔温克夫人—— 一位美丽的寡妇，却发现她“极为悦人，却不受孕”。最后“我决定到阿姆斯特丹跑一趟，去找个女孩”。一到那里他就“到一处卖淫的地方……我发现自己置身于极端的淫乱之中，甚感伤心”。第二天，“我到一所大教堂去听了一次很好的布道……然后我漫步于脏乱的花街柳巷”。他接到朋友把他介绍给伏尔泰的介绍信之后，又恢复了“人性的尊严”。

由于他实现了自己对父亲许下的在乌得勒支努力求学的诺言，他也得到父母的允许，并由父母出钱让他做一次年轻的英国绅士受教育时最高的待遇——大游历。他向兹丽德告别，相信她必然热泪盈眶。1764年6月18日，他渡过边境，进入日耳曼。其后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和兹丽德保持着联系，彼此交换问候之意。7月9日，他在从柏林发出的信中写道：

兹丽德，由于你我这么合得来，我必须对你说：我实在太傻……居然以为你真爱着我……我居然让你明了实情实在太过大方了……我又不会因为娶了你就成为一国之主……我的妻子的性格必然和我亲爱的兹丽德截然不同，相同的只有感情、诚实及乐观。

她并未回信。10月1日他又写了一封信，向她保证说他爱她，她也没有回信。12月25日，他又写了一封信：

小姐，我很自负，而且会一直自负下去。我对你的情愫应该使你觉得是我在抬举你。我却不知我是否应该同样地觉得你在抬举我。天下男人像我这样的心地和见识者真是少有，天下的妇女具有多种才干者却不在少数……希望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你对我的态度。

她的回信真可在妇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很高兴接到你的来信，也怀着感激之情读完它……你收集到的那一切友谊的表示，及那些永相厮守的诺言和长相忆的誓言，此刻都由我的心加以确认，重新生效……你一再提及……说我爱你……你一定要我承认这一点，你非叫我再三地说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不爱我，却认为用最快捷、最有力的词句来告诉我是他应负的责任（出于体贴的动机）的男人的奇想……一个我曾经认为年轻、聪明的男人，居然也有愚蠢的傻瓜特具的那种稚气的虚荣心，实在令我心寒。

亲爱的博斯韦尔，我不愿回答你。说我的谈话、我的语调或我的表情从来没有挑逗你的意思，要是有过这种情形，忘了它吧！……不过，别忘记我们两个都很开朗时的那些谈话的回忆：承蒙错爱，我很满足了，而你也一样快乐地把我当作“一个有才能的女子似乎也少有的特质”的朋友来看待。请你保存这个回忆，还有，我的柔情、我的爱慕，甚至我的崇敬，永远都属于你。

这封信折磨了博斯韦尔好长一段时间。他保持心境的安宁达一年之久，然后（1766年1月16日），他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兹丽德的父亲，请他答应他的求婚。“这么幸运的连理无法结成，岂不是一大憾事？”兹丽德的父亲回信说他女儿已经在考虑另一个人的求婚。一年后博斯韦尔又直接向她求婚。她回答说：“我很高兴，含笑地看到你迟来的钟爱之言。好了，你毕竟爱过我！”——结果她拒绝了他的求婚。

这种书信游戏进行的同时，博斯韦尔早已又在好多国家试过好多妇女了。他在柏林校阅场上见过腓特烈，不过未再进一步接近。他也曾把一个怀孕的巧克力糖小贩带到床上，这个女人就像是一个安全港。他在莱比锡见了盖勒特和戈特谢德，他又在德累斯顿参观过“绘画的大画廊，人家告诉我说那是全欧洲最高贵的一处”。他又经过法兰克福、美因茨、卡尔斯鲁厄、斯特拉斯堡等地，进入瑞士。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拜访过卢梭和伏尔泰。在这些得意的日子里，天才的气氛和盛名的狂热已冲淡了年轻人的肉欲。

1765年1月1日，他离开日内瓦，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在意大利很兴奋地住了9个月，游遍每一个主要城市，而在每一站都尝试一些妇女。他在罗马找到了温克尔曼，亲吻教皇穿着拖鞋的脚，在圣彼得堡教堂祈祷，再度染上旧病。他和约翰·威尔考斯攀登维苏威火山。他在威尼斯和曼特斯图拉特爵士（比特伯爵之子）共用一个妓女，又染上了性病。在锡耶纳逗留一个月期间，他向萨赛多尼——他的朋友曼特斯图拉特之妾——求婚。他劝她不要让贞操观念影响自己的乐善好施，因为“吾主的模样使他自己也忠贞不了，而他当然也不会硬要求你忠贞”。

他在下一次寻芳中，表现出他较好的一面。他在里窝那省搭船前往科西嘉（1765年10月11日）。保利早于1757年就从热那亚手中解放了该岛，如今已是他统治这个新成立的州的第8个年头。博斯韦尔在梭拉卡罗与他见面，并递给他那封卢梭写的介绍函。起初还以为他是一个间谍，不过“我就趁机让他看一份我事先撰妥，关于大不列颠和科西嘉建交后的利益的陈情书”。以后他定期和这位将军同桌共餐。他做了许多笔记，这些笔记后来在他撰写《科西嘉纪行》（1768年）时发生效用。他11月20日那天离开科西嘉岛，然后沿着里维埃拉一带前往马赛。马赛有“一个高大、出于名门的淫媒”帮他物色到“一个老实、可靠、无私心的少女”。

到艾克斯—普罗旺斯省后，他开始向《伦敦编年史》（The London Chronicle）发送新闻稿，以便从1766年1月7日起陆续刊出，向英国民众报道詹姆斯·博斯韦尔带着有关科西嘉的第一手资料正逐渐抵达英国本土。到巴黎后（1月12日），他收到父亲告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负责护卫卢梭的妻子泰蕾兹到伦敦，要是他的话靠得住，听说她在途中曾献身于他。他在伦敦闲荡了3周，在某几次场合中会见了约翰逊，最后终于回爱丁堡（1766年3月7日）。他历经3年4个月的独立和游历总算促使他成熟了不少，虽然这段时间既未减弱他的肉欲，也未消除他的虚荣心，但还是增广了他的知识和见闻，也使他有着新的均衡与自信。如今他已是“科西嘉的博斯韦尔”—— 一个曾经和保利同桌共餐的人，他正着手撰写一本书，此书可能激起英国人去帮助那位“解放者”，而使这一岛屿成为那个具有战略地位的海上的英国据点。

·博斯韦尔返乡

1766年7月29日，博斯韦尔奉准担任苏格兰律师，其后20年内他的生活以爱丁堡为中心，有几次前往伦敦，一次去都柏林。也许父亲身为法官的关系，也许他深具雄辩之才的关系，他“业务鼎盛”，而且在出庭的第一年冬天“赚了65基尼”。极度的慷慨加上他的自负，使他为低阶层的罪犯辩护，以他口若悬河的辩才为显然有罪的人辩护，结果每件案子都告败诉，还把诉讼费拿来喝酒喝光。在意大利享度了数月多阳光的日子后，他感觉到苏格兰的寒冷，除了酒精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治疗妙方了。

这段时期，他仍没有停止性的放荡。他找了多兹夫人作为情妇，不过因为她服侍不够，他又“和一个普通女子……躺一整夜”。而现在他又“发现某种恶疾又缠上了我”。三个月后，在酒醉眩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到一家娼寮去，整夜都在一个娼妓的臂弯中度过。这个娼妓长得美丽、健康，又有灵气，要说博斯韦尔非有娼妓陪他不可的话，这个娼妓真是配得上他”。结果再一次染病。显而易见，要想挽救他身体和道德的沉沦，结婚似乎是唯一的途径。他向卡瑟瑞恩·布拉尔求过婚，她却拒绝了。他又爱上玛丽·安·伯德，这位爱尔兰少女有着希腊人的体格和容貌，其父又极富裕。他追她追到都柏林（1769年3月），在路上打消爱意，醉酒之后去找一个爱尔兰妓女，于是他再度染上了性病。

1768年2月，他把那本《科西嘉纪闻——彼岛旅游日记以及帕斯卡·保利的回忆》（An Account of Corsica, 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at Island, and Memoirs of Pascal Paoli）寄给报馆。那篇文章呼吁英国援助保利之事引起了整个英国的揣测，结果做好了民意的铺路工作，使他们赞成英国政府将秘密武器和补给品援助科西嘉人的行为。该书在英国卖出1万册，并译成4种文字，使博斯韦尔在欧陆的名气大过约翰逊。1769年9月7日，作者身着科西嘉酋长的装束出现在斯达特弗德镇的莎士比亚纪念会上，帽子上还写着“科西嘉的博斯韦尔”的字样。不过，由于这是一次化装舞会，并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还是划不来。

他的表姐玛戈特·蒙特格米曾陪他一道去爱尔兰，一直很客气地忍受他爱尔兰式的求爱和饮宴。她比他年长2岁，而她那笔1000英镑的财产使她和奥金莱克的继承人显得极不相配（老博斯韦尔的说法）。不过，博斯韦尔细想她对他的一片情意时，他才逐渐想到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得了贤妻良母。尤有甚者，他纵欲和狂饮的名气缩小了他挑选的机会。而老法官本人也在考虑结婚，父子之间就会介入一个继母，她还可能会要求分地。博斯韦尔求父亲不要结婚，为父的却坚持原意，于是父子发生争吵，博斯韦尔想到美国去。1769年7月20日，他写信给蒙特格米，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同意和他一道去美国，以他每年100英镑的年金和她那1000英镑的利息来过活。他也向她警告过，说自己有时忧郁症会发作。她的回信（7月22日）值得背诵：

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仔细想过，而……我愿意接受你的条件……对于我来说，J. B.（博斯韦尔姓名的缩写）每年有100英镑就跟拥有奥金莱克的地产一般……我没有什么奢求，我宁愿要真正的幸福也不愿选择它华丽的外表……我亲爱的詹姆士，你得相信你这个朋友愿意为你牺牲一切，她过去从未寄望过有什么财富，如今她愿意把这笔财富献给她心爱的男人。

博斯韦尔的父亲于11月19日结婚，他自己则于11月25日结婚。年轻的一对另起炉灶，1771年又向休谟租了一层楼。詹姆士尽力节制，卖力做代言人，也很喜欢他太太帮他生的小孩。显而易见，她在怀孕的末期婉拒了他的求欢。1772年10月27日，他在喝了“过量的酒”后，又找妓女去了。他为自己找台阶下，他说《圣经》上容许纳妾。他又恢复饮酒，又加上赌博。1774年10月5日，他的日志上写着：“喝得烂醉如泥。”11月3日：“我们当中有好多人从晚餐一直喝到夜里10点钟。”11月4日：“烂醉……大肆暴行之后倒地。”11月8日：“又喝了。”11月9日：“我难受得要死，约摸2点钟才爬得起来。”12月24日：“我醉得很厉害……在那家勃奥既脏又窄的楼上，两个妓女的住处，和她们消磨1个小时以上。约12点回到家。我倒下去了。”妻子原谅了他，还在他生病期间照顾他。

他喝酒的原因很多。在法庭多次辩护失败和父亲闹得不太愉快，对自己行为不检的羞愧之心，自觉未能实现虚荣心的美梦及对住在苏格兰的厌烦等。他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伦敦，半是为了出庭，半是为了欣赏约翰逊、雷诺兹、加里克、伯克等人的谈话。1773年他获许加入“俱乐部”。那年冬天，他神气十足地在爱丁堡街道上漫步，身旁是约翰逊博士，这是他们到赫布里底群岛旅游的序曲。

起初，他到伦敦时，还是忠于其妻，而且很亲热地写信给她。不过，到了1775年，他又恢复了对杂交的兴味。1776年3月底他特别忙。“我走到街上时，心头就涌现嫖妓的强烈欲望，我自己就约定只荒唐一个晚上。”他却连续荒唐了好几个晚上。“我也以最高的关切之情和最温暖的爱意来想念我那珍贵的配偶，不过心头不免又有很复杂纷乱的想法，我认为我和娼妓之间肉体的结合应该不会影响我对妻子的爱。”另一次性病又暂时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他的这些记录，加上他对约翰逊的阿谀，使霍勒斯·沃波尔等人以轻蔑的口吻来评论他，而（在他死后）麦考莱也毫无保留地抨击他。不过，这些人也没有使他陷入没有朋友的地步。“由于我颇有才能，再加上交游广阔，人们都喜欢我留意他们。”大多数伦敦的居民都和博斯韦尔有着同样的看法，认为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占有整个男人的权利。要是像约翰逊、雷诺兹等人也喜欢他，再加上有许多伦敦的住屋开放给他利用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有许多可爱之处。奈何这些有洞察力的人知道他换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一种又一种观念，就跟一个匆忙的游客一般，虽然抓遍了表面，却永远达不到事物的核心，永远感觉不出人家在那个牺牲了的肉体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被捣碎了的灵魂。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他说：“我对自己的傲气真的也有点留意，我那些优异的特质就像纱布上的花边。”“我的看法都有点不完美、有点肤浅，我没有一件事了解得很清楚、很彻底。我虽拾起了零碎之物，但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过完整的东西。”

补偿他的，正是那些琐碎片断的记忆。他对自己缺点的弥补方式，是对那些他自己无法做到的、属于别人的完美的崇敬。他很谦卑地追随这些优点，记住这些人的言行，最后以不算小的技艺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勾勒出一个伟人、一个时代至高的形象。但愿我们不管是在躯体或心智方面，都不要像这位半是跟班、半是天才的人一样，在暗地的肉欲和无止境的虚荣心方面袒露得那么率真，那么彻底，让后世子孙一览无遗。

注释

[1] 博斯韦尔所办的报纸被发现，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兴奋的事之一。他死后把他的报纸遗赠继承人，这些人却认为内容涉及太多丑闻，不方便出版。其中有一捆于1930年在阿伯丁城附近发现，包括《伦敦日报》（London Journal）；1925年至1940年又在都柏林附近的玛拉海德城堡的橱柜和密室中起出。这些报纸多半为拉尔夫（Ralph Isham）上校收购，后来由耶鲁大学取得。波特（Frederick A. Pottle）教授为麦格劳·希尔编辑这些资料，后者已取得独家版权。本书作者谨此感谢该书编者及出版商惠允引用该书中某几段文字。波特教授所著《年轻的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The Earlier Years）一书在本节文字写成后出版。

第六章　文坛景象（1756—1789）

出版界

报纸、杂志、出版商、流动性图书馆、戏院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存在日渐蓬勃，使更多的民众接触发展至派系与学说的冲突。这个时期诞生了数种刊物：1756年出现了《文学杂志》（The Literary Magazine）和《书评》（The Critical Review），1760年出现了《公众纪录报》（The Public Ledger）。约翰逊的那份《漫游》（Rambler）创刊于1750年。至于约翰逊奋斗时期阅读的那份《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则早于1731年创刊，而且一直发行到1922年。这个时期伦敦的报纸，种类和发行数都倍增。《监察》（The Monitor）始于1755年，《北英国人》始于1761年，《记事晨报》始于1769年，《先驱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始于1780年，《每日环球记录报》（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始于1785年，并于1788年改名为《泰晤士报》。其中《大众者广告》以“朱尼厄斯信箱”发了一笔财，发行数从4.75万激增为8.44万。其他日报则多仰赖有限的读者来维持。因此，1795年《泰晤士报》的发行数只有4800份。这些日报版面小，口气可不小——通常是4页，其中有一页专登广告。约翰逊1759年就认为报纸广告已至极限：

目前广告数量之多，已到了使人无法细读的地步，因此，若想引起读者注意，已非夸下海口，或以崇高或哀怜的口才莫办……贩卖美容液的商人号称自己所卖的乳液可以消除面疱、洗去雀斑、润滑皮肤，使肌肤丰润……广告业如今已接近完美的境界，因此毋庸再提出任何改良的意见。然而，由于每种艺术的运用应顾及大众利益，因此，我不得不向这些大众视听的主宰提出一个道德问题，试问这些人是否时常胡乱玩弄我们的感情？

这个时期的印刷商、书局和出版社三者大部分仍然混居于一种行业中。罗伯特·多兹利曾经出版过蒲柏和查斯特菲尔德两人的作品，如今也印刷沃波尔和哥尔斯密的作品。托马斯·戴维斯也开过一家极受欢迎的书局，允许读者悠闲地在书局里翻阅书籍，约翰逊等人就曾到该书局里翻阅图书，向那位漂亮的老板娘献殷勤。威廉·斯特拉翰因为出版了约翰逊的《字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赢得美名——其中后两本同在辉煌的1776年出版。牛津于1781年创办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书商对好书给价甚高，但也能以极微薄的津贴雇得文人来为他们撰文、编书。亨利·布鲁克的那本《上等人的愚蠢》（The Fool of Quality，1766年）中有一位书商曾说过：“我有办法找到一个文人……他的教育费用远比……名门一家人一生的生活费用为高——我有办法找到这种人来跟受雇马车的马一样从早到晚卖力工作，而其工资却要比我雇用……一个门房或鞋童工作3小时少得多。”作家的人数增加到市场需要量的饱和状态，彼此惨烈地为仅足糊口的那份待遇竞争着，彼此挥动罪恶的笔杆相互攻讦。这时又有妇女加入竞争的行列：安娜·巴勃德夫人、萨拉哈·菲尔丁、阿梅莉娅·奥波夫人、伊丽莎白·因斯巴尔德夫人、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范尼·伯尔尼、哈娜·莫尔等人。一位乡间的教区牧师也参加这一竞争，也带着收获离去。

斯特恩

他生下来就不是一个当牧师的料。他乃军人之子，10年中从这个驻地被拉到别的驻地，在那段期间及其后的日子里，他搜集了很多军事方面的传说，使托比叔叔谈起战役之时娓娓道来，有如老将军一般。后来他把自己的母亲描写成是“跟着佛兰德斯驻军一起行动的一个穷小贩……的女儿”。不过，他的曾祖父当过约克郡的大主教，而斯特恩的家人也曾经安排他以奖学金的方式进剑桥大学就读。他于1737年在该校拿到学位，不幸的是1736年的一次肺出血注定他一生和肺病搏斗的命运。被任命为英国国教的教士（1738年）之后，他在约克郡附近的萨顿镇分配到一小块教区。1741年，他娶伊丽莎白·卢姆丽为妻，随即带她和自己一同住在破烂的牧师住宅。她每年将40英镑交他保管，他把其中一部分投资在土地上，还赚了钱。

除此之外，他们生活得很困窘。夫妇两个都得了肺病，而且都神经紧张。斯特恩夫人不久就断言说，全英国最大的房子也容纳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生活一团糟，还常吵架。她的堂姐——“才女”伊丽莎白·蒙塔古——把她描写成一个易怒的豪猪，“要想不跟她吵架的唯一方法是躲开她远一点”。他们共有两个孩子：一个夭折，另一个名叫莉狄亚，和她妈妈缠得牢牢的。等斯特恩的母亲和姨妈这两个一直在爱尔兰过着贫困生活的长辈搬到约克郡来，还要他从妻子的收入中每年拿出8英镑来照顾她们时，不幸终于加深了。斯特恩给自己母亲一点钱，求她回爱尔兰去，她却赖着不走。她因流浪被逮捕时，斯特恩也不肯把她保释出来。

经过18年艰辛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这位教区牧师觉得任何一个真正信奉基督的人，都容许他有少许通奸的自由。他爱上卡瑟瑞恩·弗曼特尔，还发誓说：“我爱你爱得痴狂，而且一定永远爱你。”妻子控告他不安于室，他矢口否认。由于她已接近发疯，他把她和女儿莉狄亚交给一位“疯人院医师”照顾，自己则继续维持那种暧昧关系。

在这段骚动期间，他写了一本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巨著之一。他的朋友在看过原稿的一部分之后，求他删除掉书中“会引起攻击的那些粗鄙的叙述，尤其是出自教士的手笔”。他忍痛删去150页左右。他把其余的部分以匿名的方式送交出版商。该书于1760年1月以《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或《根特》（Gent）为书名出版。这两卷书中已有足够的秽闻和许多遐想的幽默，使该书成为该年伦敦文坛的一大盛事。老远的费内也传来称羡之语：“这是一本很难解说的书。”伏尔泰说道：“而且是一本极富创意的书，英国人为之疯狂。”休谟也称该书为“虽然很糟，却是近30年来英国人所写的著述中最好的一本”。而在约克郡，斯特恩是该书作者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书中主要角色已有许多被认出实乃当地人士。两天之内居然售出200本。

这本书很难描述，因为它既没有形式也没有主题，无头也不见其尾。该书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噱头，因为这个故事中担任叙述工作的“根特”，虽然他的“一生和看法”在书中会被提到，但是这位叙述故事的人却是到第4卷（原著有9卷）第209页才诞生。故事的主干是这位叙述者尚未出生时发生或叙述的传说，其间这位叙述者仍悠闲地在子宫里成形、长大。第1页写得最好：

我真希望父亲或母亲，当然最好是他们两个都一样，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责任方面一样重大，在生下我时曾经留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要是他们曾想及取决于他们的行为的分量有多重的话——不光是事关塑造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且可能还影响到这个人的形状和体温，也许还涉及这个人的天分和心智的模样……也许这一切都取决于当时最佳的性情和情趣——要是他们曾适切地衡量并顾及这一切，而且依此行事的话，我真的相信我可能成为世界上截然不同的大人物。

我母亲说：“亲爱的，你可没有忘了给我们的钟上发条吧？”——“老天呀！”我父亲大叫道……“自从创世纪以来，可曾有过一个妇女用这么笨的问题来打断男人的？”

在这个令人尴尬的开头之后，是一大堆题外话。斯特恩没有要讲的故事，更没有大多数小说具备的那种爱情故事。他希望借古怪言谈来讨论一切的方式，以供自己和读者消遣，却没有一定的次序。他就像马场里一匹活泼的马一样，在人生的大小问题之间跳跃不停。在写了64章之后，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给这本书写序言。于是他就在那里写上一个序，这一招使他有机会玩弄批评他那本书的人。他认为自己这种方法“最具宗教色彩，因为我以写下第一句开始，而把第二句托付给‘万能的神’”。至于其余的部分，则委托自由组合。拉伯雷曾经用这种方式写过一点，塞万提斯也曾让罗森纳特把他从一段故事带领到另一段故事。罗伯特·布尔顿在为“忧郁”解析之前，也在世界各地漂泊过。不过，斯特恩使前后不连贯升格为一种叙述法，使以后的小说家可以不必顾虑到非得有一个主题或纲要不可。

英国的有闲阶级乐得瞧瞧到底他能为无事而忙到什么程度，也希望能看看到底在约翰逊的时代，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写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好色的英国人对一个教会人士谈论性和浮夸及托比叔叔裤裆里的裂缝表现出的那种轻快的新奇颇表欢迎。1760年3月，斯特恩到伦敦去啜饮自己的成功之汁，他看到那两卷书卖光时颇为高兴，这两卷及其后的两卷他共拿了630英镑。《项狄传》出书后4个月才出版的那本《约里克先生的布道》（Sermons of Mr. Yorick），在人们知道原来约里克就是斯特恩时也都卖得很好。查斯特菲尔德、雷诺兹、罗金厄姆等人都发帖邀请作者前往，连威廉·沃伯顿主教都邀请他，并以50基尼的巨额金钱来使他惊喜，此举也许是为了避免在其后出书的诸卷中遇到美化过的讽刺文字。斯特恩买了一辆马车，还有马匹，带着欢乐的胜利回到约克郡，并在大教堂里布道。其后他又被推荐到离约克15英里的考克斯沃德城较富庶的教区，他把妻子和女儿带去和他同住，他更以前后不连贯的技巧在那里写成《项狄传》的第3和第4卷。

1760年12月，他到伦敦去看这两卷的发售情形。虽然书摘的评论对他不利，但那一版还是在4个月内卖光。这时，书中的特里斯特拉姆经医生用钳子夹住而诞生，但他的鼻子走了样。这时作者又抓住这个机会畅谈鼻子哲学，文体则与最饱学的学究一样。一位权威说，婴孩鼻子的形状完全由哺育他的那个乳房的软硬来决定：“埋入乳房之后……鼻子有如埋入跟乳房一样大的奶油一般，也觉得有人安慰，有人滋养，于是就隆起、丰满，也变得更清新，也因而再次复活。”

在伦敦住了半年之后，斯特恩回到妻子身边，妻子对他说他不在时她更快乐。于是他埋首写稿，完成了第5、6两卷。在这两卷中，特里斯特拉姆几乎全被遗忘，而托比叔叔和蒂瑞姆（Trim）下士以他们对战役的回忆和玩具城堡占据了大部分篇幅。1761年11月，我们这位牧师再度前往伦敦。那年最后一天终于看着那两卷出版。这两卷也卖得很好。他和一位“才女”——伊丽莎白·沃瑟夫人调情。他还发誓说他愿意以他担任圣职的最后一块布来送给她，以接触她那神圣的手。然后他肺出血，于是他避居法国南部。他在巴黎待了很久，因此他有机会到霍尔巴赫的“无神论会堂”参加几次聚餐。在那里，他获得狄德罗持久的喜爱。斯特恩一听说妻子病重，而莉狄亚也有点气喘病，便邀她们母女前来法国和他同住。他们三个在图卢兹附近定居下来（1762年7月）。

1764年3月，斯特恩得到妻子和女儿的同意后，离开她们前往巴黎、伦敦、考克斯沃德等地。他写了《项狄传》的第7、8两卷、还拿到了这两卷的预付款，把所得的金额寄了一部分给斯特恩夫人。这两卷于1765年1月出版，得到的赞美极少，托比叔叔的气质已渐微弱。10月，斯特恩开始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8个月的长期旅行。他北上之时在勃艮第和家人会合，他家人要求留住法国，他付了她们的费用之后回考克斯沃德（1766年7月）。在几次肺出血期间他写成了第9卷。他到伦敦去看那一卷书出版（1767年1月），还因为托比叔叔向瓦德曼夫人求爱时描写了性爱的成分，掀起了读者的狂热。愤慨的读者向报馆和约克郡大主教投书，要求把这个无耻牧师的教职除去，并驱逐他，不料这位职位高的教士拒绝了。此其同时，斯特恩还为他答应写成的《感伤之旅》收下了预约金，总共有1050英镑之多。于是他寄了更多钱给他太太，还和伊丽莎白·德拉波谈恋爱。

这位女士是当时东印度公司一位驻在印度（1767年3月）的官员的妻子。她出嫁时才14岁，而当时那位官员已经34岁了。斯特恩把自己的书送给她，还答应她说自己一定身心一致地遵照书上所写的去做。有一段时期他们天天见面，还彼此交换柔情的书信。那10封“给伊丽莎白的信”反映出一位即将死于肺病的人最后那股忧戚的情感。“虽然说我在体格的成熟方面拿95分，而你只拿了25分……不过，我在年轻时缺少的东西，我一定以机智和性情来弥补。斯威夫特也没爱过他的斯特拉这么真，斯卡龙也没爱过曼特侬那么切，连瓦勒也没这么爱过萨查瑞萨像我立志爱你、为我这准妻子歌颂得那么真诚！”——因为“我的妻子已活不了多久”。这封信发出以后10分钟他就出血出得很厉害，而且一直流到早晨4点。1767年4月，德拉波夫人在其夫吩咐之下乘船前往印度。从4月13日到8月4日，斯特恩不断地刊载“给伊丽莎白的日志”，这是一份“一个渴望和一位淑女交往的男士在跟她分手之后，那些悲切的感情的日记”。“无论何种代价我都一定要你，伊丽莎白！我一定……很公平、很仁慈地待你，今后我应该不再悲戚。”在8月21日那天的日志里，他写道：“流了12盎司的血。”一位医生告诉他说他有梅毒，他却抗议说：“不可能……因为我在……这15年中连我妻子都没碰过。”医生说：“我们不想和你理论，不过你必须施一剂水银。”其他医师也证实了这个诊断。有一个甚至还向他保证说：“感染病菌的血液的污物已潜伏了20年。”他只有让步，却又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6月他已康复，回到考克斯沃德。在撰写那本《感伤之旅》时他出血出得更厉害，同时他明白自己来日无多，将不久于人世。他到伦敦，看着那本小书出版（1768年2月），同时最后一次享受老友对他未曾稍减的友谊。正如那本《项狄传》使人忆及拉伯雷一般，这本新书也反映出理查森和卢梭对他日益加重的影响。不过，斯特恩的道德没有理查森那么无懈可击，而他的眼泪也没有卢梭的眼泪那么热、那么真。也许正是这本书和麦肯齐（Henry Mackenzie）的《感伤的男士》（The Man of Feeling，1771年）才使得“Sentiment”（伤感）和“Sentimental”（感伤的）这两个词在英国如此流行。拜伦认为斯特恩“可为一头死驴发牢骚，也不愿去救助活着的母亲”。

斯特恩最后一次到伦敦享受胜利的果实时着了凉，导致肋膜炎。他写了一封信给詹姆士夫人，在这封哀怨动人的信中拜托她，万一斯特恩夫人去世的话请她代为照顾莉狄亚。死亡之神于1768年3月18日到老伯德街上一家旅馆里找上了他，这时他身旁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享年52岁。他有几分江湖郎中的本事，他把自己扮装成“丑角”的模样。不过，我们也了解他对女人的敏感，及不幸的婚姻给一个能够很精密地观察、很微妙地表达的男人所施的压力之重。他在一生中吃了太多苦，施舍得太多，还写了一本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书。

范尼·伯尔尼

有一位女性很短暂地在小说方面和斯特恩抗衡。这位女性于1752年诞生，是音乐史家查尔斯·伯尔尼的女儿。她小时候接触的，不是文字而是音符。范尼到8岁都还不识字，谁也想不到她竟会成为作家。她9岁时母亲去世。由于当时在伦敦登台表演的音乐家几乎全涌到其父家中，还吸引了许多知名之士前往，她就借着听字和音乐的方式来接受教育。她成长得很慢，再加上个性内向兼相貌平平，到40岁才找到丈夫。她那本著名的小说出版时（1778年1月），她已25岁。因为她担心这本小说会使父亲不悦，所以没有用本名发表。《埃维莉娜，一位少女踏进社会》（Evelina, or A Young Lady’s Entrance into the World）引起了一阵骚动。这种作者不署名的方式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传闻说该书出自一个17岁少女之手。在那本书的序言里被夸奖的约翰逊也撰文嘉许，还把那本书推荐给伯尔尼博士。泰罗尔夫人则嫌该书写得太短。泰罗尔夫人知道个中秘密时，消息马上传遍伦敦。范尼一夜之间成为社会上的女名流，人人读她的书，而“我那位既仁慈又虔诚的父亲更因为我快乐而极为快乐”。

她的技巧是以绵延不绝的回忆和生动的想象来勾画出一个在乡间由一位和斯特恩截然不同的牧师带大的17岁孤女所见的伦敦社会百态。毋庸置疑，范尼也为加里克的表现着迷，而心中也感到埃维莉娜写给她的监护人信中所说的那种感觉：“多么安详，风度多么活泼！他的行为多么优雅！他的两眼又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蜜意……而他跳舞时，噢！我真羡慕卡拉林达！我真希望跳上舞台去和他们共舞。”厌倦了伦敦城罪恶的人们从这些有朝气的文字中感到这股清新之风洗净了他们的心灵。

这部一度极为风行的小说已不再风行，但范尼所写的日记仍然是英国文学和历史上极有地位的作品，因为日记里对约翰逊和乔治三世起到霍斯查尔和拿破仑时期为止的重要活动都有极亲近的描写。夏洛特王后任命范尼保管她的衣袍（1786年），而其后5年内范尼为王后穿衣、脱衣。这种不自然、生活圈子又小的生活几乎使我们这位女作家窒息。最后，她的友人终于救了她出来，而1793年青春已逝之时，她终于嫁给没落的亡命者阿伯雷将军。她以自己写稿所得和薪金来养活他。夫妇二人在法国隐居10年，因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吃紧而陷于孤立。1814年，她获许回英国接受其父临终的祝福，其父享年88岁。她自己也活到88岁，只是她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她自己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简·奥斯丁（逝于1817年）竟从她这位一直活到1840年、被遗忘了的妇女所写的那些被淡忘的小说中获得写作的灵感。

霍勒斯·沃波尔

“这个世界，”他说，“对于思考的人来说是一个喜剧，对于那些感觉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悲剧。”因此他学着对这个世界微笑，甚至还对自己的鉴赏力调侃一番。他记载他在世时的记事年表，却又拒绝对之负责。他虽贵为首相之子，却对政治提不起兴趣。他也爱过女人，从范尼到最大的女伯爵，却又不愿娶她们为妻，或（据我们所知）把她们当作情妇。他也学哲学，却又认为哲学家是那个世纪的眼中钉。他只毫无保留地景仰过一位作家，因为她——瑟维吉夫人——风度优雅，表达技巧又不做作。他只想效法她一人，即使他写给她的信没抓住她那欢欣的魅力和那份优雅的话，它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日常。虽然他把这些信称为贝德拉姆的纪年表，却又小心翼翼地写，期望其中一部分会在人类的记忆中占一席之地，因为即使一位向衰亡妥协的哲学家，也觉得难以忍受被淹没的痛苦。

哈瑞图（Horatio，1717年受洗时所取之名）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5个小孩中的老幺。其父就是那个因为喜爱和平、厌恶战争而牺牲了自己声誉的果敢首相，他却为赞成通奸、反对一夫一妻制度而差一点毁了和平。也许为了报复自己的元配妻子，有一阵子喜欢说闲话的人谣传说霍勒斯·沃波尔的生父是哈维·艾克沃斯——无大丈夫气概的约翰的亲兄弟——哈维爵士卡尔。这位无大丈夫气概的约翰则控告罗伯特爵士企图勾引哈维小姐。这些纠缠不清的事如今已难以下公断，我们只能说霍勒斯是由家世清白的亲戚带大的，并没有任何污名。首相对他漠不关心（他这么告诉我们说），他母亲则以“极度的亲昵”来“宠坏”他。他小时长得极为俊俏，衣着也俨然是一个王子，不过身体极孱弱，个性羞怯，和女孩子一般敏感。他母亲去世时（1737年），很多人担心这个20岁的年轻人会忧郁而死。罗伯特爵士则以政府中领干薪的职位来安慰他，供他儿子买好衣服，享受豪华的生活，及他花费极大的艺术品收藏所需的金钱。霍勒斯至死对其父都有潜在的敌对观念，不过他始终为其父的政治立场辩护。

10岁时，霍勒斯被送往伊顿学拉丁文和法文，还在那里和大诗人托马斯·格雷交上朋友。17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在该学院攻读意大利文，并师从库尼耶·米德顿学习自然神论。22岁时，他未获学位就和格雷携手同游意大利和法国。在流荡一段时期之后，他们在弗罗瑞顿别墅住了15个月，当英国代办霍勒斯·曼的贵宾。其后，沃波尔和曼未再谋面，不过在以后45年中（1741—1785）保持着联系。格雷和沃波尔在雷焦·艾米利亚城发生争吵，因为霍勒斯将一切账单都付了，而这位诗人无法原谅因其父当时治理着英国而使沃波尔得到的特别待遇。忆及此事时，霍勒斯谴责自己，他说：“当时我年纪太轻，只顾及自己的消遣……过分沉溺于享乐、虚荣及自己所处地位的粗野……以致对一个当时我认为是在打击我的人的感觉未加留意、未曾察觉。我实在羞于启齿说这个人对我有所亏欠。”两人于是分手，沃波尔差一点就因懊恼或扁桃腺发炎致死。他为格雷安排了回国的事宜，他们两人于1745年言归于好，而格雷大部分的诗集也都在沃波尔设在草莓山冈的出版社出版。这时，沃波尔则在威尼斯由卡列拉帮他画了一幅很好看的色粉画。

在返抵英国之前（1741年9月12日），沃波尔已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任内发表了一篇谦卑、无效的演说，抨击使他父亲久任而绩效良好的内阁垮台的反对势力。至1767年，他一直连选连任，然后在那一年结束自己活跃的政治生涯。大体来说，他支持自由的维新党计划：反对王权的扩张，赞成与威尔考斯妥协，更在威尔伯福斯诞生以前9年（1750年）公开谴责奴隶制度。他反对在政治上把英国的天主教势力削弱，所持理由是：“天主教徒和自由两者是相互对立之物。”他虽然驳斥了美国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案件，却又为美国殖民地要求自由的主张辩护，他还预言说下一个文明的高峰必然在美国。他（1786年）曾经记载：“除了玛查维尔以外，还有谁梦想过我们对印度的土地有一点名分上的主权呢？”他痛恨战争，蒙戈尔菲耶兄弟首次使气球升空时（1783年），他就恐慌地预测，说战争可能有一天会升向空中。他写道：“我真希望这些机械方面的流星只是供学者和懒人把玩之用，不要像科学方面许多改良和发现一样，成为摧毁人类的工具。”

在他发现自己总是受挫之后，他决定在乡间度过大部分的时光。1747年，他租到5英亩土地和一栋小房子。两年后他把这块地买了下来，而且把房子改建成新哥特式。他在这个中古化了的城堡中，收集各式各样艺术或历史上有名的杰作，不久，他家就成为需要有目录的博物馆。在其中一个房子里，他装上一部印刷机，印刷了34本极为华丽的书，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他主要是从草莓山冈发出了3601封信。他有上百个朋友，几乎一一跟他们吵过架，然后言归于好，又以自己微妙的暴躁脾气所能忍受的程度仁慈地对待他们。他每天摆着面包、牛奶给到他家来的松鼠吃。他尽力保住自己的干薪，又想多拿一点，他堂兄弟亨利·孔维被革职时，沃波尔却也曾经提议过和他共用自己的薪资所得。

他有上千个缺点，麦考莱一丝不苟地把这些缺点收集在自己一篇精彩而极不客气的散文里。沃波尔虚荣心重，爱挑剔，为人遮遮掩掩，反复无常，夸耀自己的祖宗，讨厌自己的亲戚。他的幽默有一点刻薄、挖苦人的味道。他把自己对那些参与使他父亲被免职的人的责骂带进自己的坟墓和自己的历史中。他时常极为偏激，描写庞弗雷特夫人就是如此，写蒙塔古也是如此。他柔弱的身体使他成为业余的艺术爱好者。正如圣伯夫那句发人深省的话所说的，狄德罗是法国人中最像日耳曼人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套一句：沃波尔是英国人中最像法国人的一个。

他毫不畏惧地公开承认自己一些不寻常的品位和看法。他觉得维吉尔令人心烦，理查森和斯特恩“犹有过之”，但丁是“疯人院里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假装瞧不起所有的作家，而跟考恩格瑞一样，也坚称自己是一个以写作为消遣的绅士，并非以鬻文糊口、卖文为生的人。他在写给休谟的信上说：“你该知道，我们英国人看书时很少、甚至不去留意作者是谁。我们认为只要作品销路好，他家的收入一定不错，当然我们不去管他的名望如何，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不受作家虚荣心和鲁莽的约束……我身为作家，但我认为这个做法很合理，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是一堆无用的人。”

不过，正如同他自己承认的，他自己也是作家，爱虚荣，又多产。他在家里住腻了以后，便开始勘探过去，仿佛希望把自己心智的根埋入最丰富的地层似的。他整理出《英国王室与贵族作家目录》（Catalogue of the Royal and Noble Authors of England，1758年）——这些人地位的尊贵足可使他们一跃而为作家，而第一流的人士如培根和克拉瑞顿更是够资格。他一共印了300份，大部分拿去送人，多兹利也冒险印了2000本，结果极为畅销，使沃波尔声名大噪，连他自己都得羞惭地低头。那本厚达5册的《英国绘画轶事》（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1762—1771年）使他更失面子，这本美丽的汇编还得到吉本的赞许。

似乎是为了在这种累人的学术性工作中得到消遣，沃波尔还写了一部中古的传奇故事《奥特兰托古堡》（1764年），这本书成为后来上千上万本志异和恐怖故事的先驱。他在《理查三世国王的一生与朝代的历史性怀疑》（Historic Doubts on the Life and Reign of King Richard III）中把神奇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他及后来的很多人认为理查被传统和莎士比亚诽谤，休谟和吉本则认为他这种论调没有使人信服的能力，沃波尔至死一直重复这个论调。他又把题材转向自己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事件，撰写了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治下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很有启示作用，只是党派心太重。由于他受到自己偏见的拘束，他对那个时代持悲观的看法：“奸诈的内阁大臣、伪爱国者、沾沾自喜的议会，再加上易于受骗的王子。”“眼看着国家濒临危亡，却没有一个有能力挽救它的人。”这些文字是1768年写成的，这一年查塔姆才刚刚创建大英帝国。14年后，国王和诺斯爵士似乎已把帝国毁了之时，沃波尔下断言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堕落，我个人认为是国家衰亡的症状。”一代过后，这个小岛击溃了拿破仑。沃波尔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兽栏里“侏儒型、短命……滑稽的动物”。他觉得宗教无法给他慰藉，但他支持英国国教，因为这个教会支撑着给他领干薪的那个政府，不过他很坦诚地称自己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开始认为‘愚蠢’是一种物质，我们无法将之摧毁。你毁了它的一种形式，它又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有一段时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到法国获得激励（1765年9月）。所有的门户为他洞开，杜德芳夫人欢迎他，视他为达朗贝尔的替代者。当时她已68岁，而沃波尔才48岁。不过，这个年龄上的差距在这两颗仁慈的心彼此深情地交换失望之时，已不复存在。她很高兴，因为她发现沃波尔已同意伏尔泰的大部分见解，不过她宁愿受火烙之刑，也要阻止他说出来。因为他担心万一基督教瓦解的话，欧洲不知如何收拾，每思及此，不禁战栗。他驳斥伏尔泰，又嘲弄卢梭。他就是在这次赴巴黎旅游的途中写这封信——据推测可能出自腓特烈的授意——邀请卢梭到柏林观赏更多的宗教迫害。“抄本如野火般传布”，而且“时髦地瞧瞧我吧！”——他继休谟之后成为沙龙中的顶尖人物。他也会喜爱巴黎那些欢悦又无情的刺激，不过他觉得很快慰，因为他发现“法国人比我们（英国人）还要卑鄙十倍以上”。

返乡（1766年4月22日）后，他与杜德芳夫人开始长期通信。以后我们还会谈到他如何折磨自己，免得她的感情使他觉得突兀。不过，他可能是为了再见她才分别于1767年、1769年、1771年、1775年再访巴黎，她的爱情使他忘却自己的年龄。格雷的去世（1771年7月30日），使他想及自己的来日无多。他居然一直活到1797年，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没有金钱方面的忧虑，1784年他的收入就有8000英镑之多，1791年他继任为牛津爵士。不过，他那起自25岁的鉴赏力自始至终成为他的苦恼。他到老年时变得枯干、僵硬，有时还得由仆人把他从一个房间带到另一个房间。但他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写作。客人来访时发现他两眼炯炯有神，礼貌周到，言谈欢乐，反应敏捷又清晰，不禁惊奇不已。几乎每天都有知名之士前来参观他闻名遐迩的住家与珍藏，莫尔于1786年前来，夏洛特王后则于1795年来访。

虽然如此，他于1797年3月2日去世的地方不是草莓山冈，而是柏克莱广场，他享年80岁。似乎是为了悔恨自己在回忆录和信函中有着太多得罪人之处，他下令将自己的手稿锁在箱内，只有在“沃尔德格雷夫第一任伯爵35岁那年需用时”才能打开。因此，这些回忆录只有在1822年、那些可能会起来辩驳的人全都死光之后才告出版。他的信函于1778年出版了一部分，于1818年、1820年、1840年、1857年又分别多印了一部分。在看得懂英文的世界里有些人曾经看遍这些信上的每一个字，而且把这些信函当作这个启蒙世纪里最足珍视、令人喜爱的遗产。

吉本

沃波尔在写给历史学家罗伯逊的信中说：“好历史学家是所有作家中最难求的。无疑，文体优雅不可多得，能掌握翔实的资料更弥足珍贵，要是两者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话，能够持平不偏真是这个巧合中锦上添花的好东西！”吉本诚然未能通过这个持平不偏的试炼，但塔西佗——唯一能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群体中和他抗衡的一个——也过不了这一关。

·准备工作

吉本写了或开始了6份自传，他的著作执行人谢菲尔德第一任伯爵把这些自传编织成一份极为优美、却净化得不恰当的《备忘录》（1796年），有时被称为吉本的《自传》。吉本还记了一份日志，这份日志起自1761年，然后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继续记录，直到1763年1月28日。他记录的这些主要来源被公认为极为正确，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系。

他用了8页的篇幅来详述他极为显赫的先世，残酷的系谱学家却将之夺去。他的祖父爱德华·吉本一世在“南海的梦”被戳穿（1721年）后，和“南海公司”的其他主管一同以渎职的罪名被捕。吉本一世的财产，据他自己估计约值106543英镑，除了其中的1万英镑悉数被充公。据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就用这笔钱“筑起一幢新财富的大厦，这个新厦……不比原先的差到哪里去”。他不赞成他儿子爱德华·吉本二世的婚事，因此他在遗嘱中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卡瑟瑞恩和霍斯特这两个女儿。卡瑟瑞恩的女儿嫁给爱德华·艾略特，艾略特后来为爱德华·吉本三世买了国会中的一个席次，霍斯特后来成为威廉·劳的有钱的拥戴者，因为她拖了很久才去世，还使她侄儿不高兴了很久。爱德华二世由威廉·劳担任其私人教师，念过温彻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娶朱迪斯·波顿为妻，生了7个小孩，只有1个没有早夭。

1737年5月8日，吉本生于萨里郡的帕特尼城。1747年，他母亲因怀第7个小孩而去世。他父亲把家搬到汉普郡的巴瑞顿乡间地产，离伦敦58英里，而把吉本交给帕特尼郡祖父家的姑母照顾。我们这位未来的学者就在那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他时常生病，使他在温彻斯特学校课业的进步不时中断，不过在他渐愈之后，他总是勤奋苦读，多半是读历史，尤其是有关近东的。“穆罕默德和他手下的信徒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本接一本地看，最后我终于转完了整个《东方史》的大圈子。16岁以前，我已经把那些用英文写成的有关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鞑鞑人与突厥人的所有史书都看遍了。”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关于穆罕默德与哈里发及君士坦丁堡的占领那几章，堪称迷人的记载。

15岁时，他被送往牛津大学的玛吉达伦学院就读。“我到校时满腹经纶的博学足可使博士惊讶不止，而无知的程度又足以使学生感到羞愧。”他身体太弱，无法上体育课，个性内向，无法很随和地与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称职老师门下的聪明学生，然而他渴望向学，却找不到热衷于教学的教授。大部分老师容许学生们有不上课的自由，还允许他们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懒散的诱惑”上面。他们还沉溺于“行为不检、择友不良、迟到早退、挥霍无度”——甚至还可以在学期中到巴斯城或伦敦去玩一趟。然而，吉本“因为年幼脸皮薄，无法像街上那些有男子汉气概的牛津人一般去考文特花园的旅社和妓院寻欢”。

该校教员清一色是教会人士，他们在学校教英国国教的《39条款》，并将之奉为圭臬。吉本生性好胜，向教授讨教。他认为从《圣经》和历史看来，天主教会配得上该教宣称的出于神圣。一位信天主教的熟人给他一些悬疑的书，主要的有波舒哀的《天主教教义的解说》（Exposition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和那本《新教演变史》（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Variations）。这些书“促成我皈依天主教，我还真正被一只高贵的手触摸”。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向一位天主教教士忏悔，被收入罗马教会（1753年6月8日）。

他将此事禀告其父，对被召回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牛津不收天主教徒学生。而且，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新教徒皈依罗马正教更是属于“极大的出卖行为”。父亲急忙迫使儿子前往洛桑，并设法要他和一位加尔文教派的本堂牧师同住。他起先在那里终日郁郁不乐，幸亏帕维丽德虽然不很宽大，却很和善，于是我们这位年轻人才逐渐对他好些。而且，这位本堂牧师还是一个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吉本阅读和写作法文的流畅才得以和英文一般，并对拉丁文有着相当的心得。不久他被介绍到有高度教养的家庭里做客，这些家庭里人的仪态和谈话，远比他在牛津学到的强得多。

他的法文日益练达，使他逐渐感到法国理性主义的清风已逐渐吹到洛桑。他20岁时（1757年）就在附近的牟瑞恩很尽兴地欣赏伏尔泰推出的戏剧。“我经常和那些艺人共进晚餐。”他和伏尔泰见面，开始拜读伏尔泰的作品，也读了伏尔泰新近出版的《论一般历史》（即《论道德》）。他熟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那本《论罗马人伟大与堕落之因》（1734年）更成为他《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点。总而言之，这些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加上他原来阅读的休谟及英国那些奉自然神教者的作品，逐渐损毁了吉本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而帕维拉尔为宗教改革争取到的胜利也因吉本私底下接受启蒙运动而抵消。

能在同一年（1757年）分别与伏尔泰、苏珊·库查德两人见面，真是一大快事。苏珊年方20岁，金发、艳丽、乐观，与她信仰新教的双亲同住在离洛桑4英里的卡拉瑟城。她是普兰当的灵魂人物。这个集会有15到20个年轻妇女会员，轮流在各个会员家中聚会：唱歌、跳舞、演喜剧，还深谋远虑地和美少年调情。吉本向我们保证说：“这些人的贞洁从未受到一丝闲话或疑心的玷污。”请看他的说法：

她几次短暂的访问洛桑地区的亲戚时，这位库查德小姐的机智、美貌和饱学是一致激赏的话题。对这样一个才女的报道唤醒了我的好奇心，我一见她就已倾心。我发现她博学而不炫耀自夸，颇为健谈，情操纯洁，风度雍华……她家道清苦，而其家人却值得尊敬……她允许我到她父亲家造访两三次。我在她家很愉快地过了几天……我不禁醉入幸福的美梦中。

他们于1757年11月正式订婚，不过苏珊答应时有一个条件，即吉本得答应和她一起住在瑞士。

此时吉本的父亲却深信自己的儿子如今定然已变成良好的新教徒，于是命他返乡聆听自己为他安排好的计划。吉本并不急于返乡，因为父亲已经再娶。不过，他还是听了话，于1758年5月5日返抵伦敦。“我马上发现父亲不同意我的婚事，而未获他的同意，我会极为潦倒、孤立无援。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我终于向命运低头。我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叹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服从。”他把自己叹息的心意于8月24日以信函传达给苏珊。他父亲为他安排了300英镑的年金。他的继母因为未生育而使他极为感激，不久他就对她表示友善。他把钱多半用来买书，而且“逐步形成一个藏书丰富、精选的图书室，这些书就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开始写，而在布尔顿（Buriton，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这本书1761年在伦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内瓦出版。由于该书以法文写成，而且主要谈及法国文学与哲学，在英国并未掀起骚动，而在欧洲大陆则被视为一个22岁青年极为杰出的成就。该书在历史的写作论上有一些极具意义的观念。“各帝国的历史是人类不幸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是人类伟大与幸福的历史……一大堆的设想使研究的最后秩序在哲学家心中变成极为珍贵之物。”因此，“要是哲学家无法永远兼而身为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也该当当哲学家才行”。在他那本《备忘录》上，吉本更说：“我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就渴望有历史学家的特性。”他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历史、哲学、文学的题目。18世纪，历史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借口；相反，历史倒宁愿成为一种艺术。吉本认为，他写历史时，能兼而身为哲学家与艺术家，以一个大规模的观点来处理几个大题目，还要使这一大堆杂乱的素材具有哲学意义和艺术形式。

他突然从学术研究开始采取行动。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一再受到法国侵略的威胁。为了防备这种紧急情况之需，英国上流社会组成了自卫队来防止侵略或暴乱。只有有产者才够资格当自卫队的军官。吉本父子于1759年6月分别被任命为少校与上尉。吉本于1760年6月加入阵营，而且时断时续地待在自卫队里直到1762年12月，从一个营地转至另一个营地。他不能适应军旅生活，而且“很烦那些既无学者的知识又无绅士风度的同胞”。在他的军旅生活中，他发现自己的阴囊因为充满液体而日见膨胀。“今天（1762年9月6日），我被迫去找安德鲁斯医官检查一项我忽略了很久的病。我的左睾丸胀大，很有闹成大事的可能。”他被放血后加以治疗，却只有短期的效果。这股“疝气”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使他致死。

1763年1月25日，他出发到欧陆旅行。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见了达朗贝尔、狄德罗、雷纳尔及其他启蒙运动的导师。“每周有4天我身为……招待亲切的若弗兰和伯卡吉夫人、著名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男爵等人餐桌上的座上客……14个星期就这么一溜烟过去了。不过，要是我既有钱又能自立，那么我会把时间延长，甚至定居在巴黎。”

1763年5月，他抵达洛桑，前后住了将近一年。他也见了库查德小姐，不过他发现向她求婚的人很多之后，他不想和她重叙旧情了。这次再度停留于瑞士时，他承认“自卫队的习惯和我同乡的榜样使我变得极为放纵。而在我离去之前，我已经罪有应得地丧失了我昔日赢得的那些光彩评价”。他赌输了一大笔钱。不过，他继续研究，准备前往意大利，仔细研究古代的徽章、铜板、行程表和地图。

1764年4月，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先在佛罗伦萨住了3个月，然后转往罗马。前后18周之久，一个亡命意大利的苏格兰人天天引导他游历古物的遗迹。“我就是在1764年10月15日那天坐在古罗马的废墟上沉思，而赤足的修道士正好在朱比特神殿中唱晚祷，那股撰写有关这个城市的衰亡情形的念头首次涌入我脑海。不过，我原先的计划是只限于这个城市的没落，而不是整个帝国。”他又想及，这次致命的崩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令人寒心的景象”。在游玩过那不勒斯、帕多瓦、威尼斯、维琴察、维罗纳诸地之后，他经过都灵、里昂、巴黎（另14个愉快的日子）等地折返伦敦（1765年6月25日）。

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布尔顿，先让自己以法文开始另写一本有关瑞士历史的书。休谟在见过他留在伦敦的手稿之后，写信给吉本（1767年10月24日），求他用英文写，还预言说英语不久一定在流行区域的广阔和影响力的深远方面超过法文。此外，他向吉本警告说：吉本使用法文语调已经带他“走进比我们本国语言在史学著作方面所能允许的文体更富诗意、更多譬喻、更富色彩的世界”。吉本后来也承认：“我对古物的习惯……促使我为欧陆读者而用法文写书。不过，我也知道我自己这种高于散文、低于诗的文体已退化为一种过分冗长、华而不实的演说。”

父亲的去世（1770年11月10日）使吉本获得一大笔财富。1772年10月，他定居伦敦。“我一把家和图书馆安顿好，就马上着手著述我这本历史书的第1卷。”他容许自己的许多消遣——晚间到维特，参加约翰逊的“俱乐部”，到布赖顿、巴斯、巴黎等地旅游。1774年，他被他亲戚控制的那个伯勒（pocket borough，议员选举为一人一家操纵的城市，即称为“伯勒”）推选为国会议员。他在下议院诸次辩论中一直保持缄默。他写道（1775年2月25日）：“我仍旧保持沉默，场面比我想象的还浩大。发言者若是伟大，则使我极为灰心；若是差劲，则使我恐惧莫名。”不过，“我在国会出席的8次会期使我学到了百姓应有的审慎态度，这种态度是身为历史学家的人首要而且最基本的美德”。在美国问题诸多相反的意见包围之下，他通常站在政府决策的一边参加投票。他向整个法国发表了一份《备忘录》（1779年），谈及英国和那些反抗的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他为此得了一份酬劳，在“贸易和农牧会”获得一个席位，年薪750英镑。弗克斯控告他，说他指出罗马式微原因之一是政界的贪污，自己却以贪污而图利。机智者说乔治三世先买通吉本，免得这个叙述罗马衰亡的作者他日也记下大英帝国的衰亡。

·衰亡史一书

1772年以后，吉本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历史上，同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对其他事物认真地思虑。“几次实验之后，我才能在乏味的纪年表和注重修辞的演讲词两者之间找到中庸之道。第1章我前后共写了3次，第2、3两章写了2次之后我才勉强满意这3章的效果。”他决定把这部历史写成一本文学著作。

1775年，吉本把前面第1章的原稿交给一个出版商，这位出版商拒绝了，所持理由是该书预期定价过高。另有两个书商——托马斯·卡德维尔和威廉·斯达翰——则冒着风险印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1776年2月17日）。虽然书价高达1基尼，但是那1000册在3月26日就售光。第2版的1.5万册于6月3日出版，也在3天内卖光。“我的著作被摆在每张书桌上及几乎每个化妆台上。”连往常派系气氛极浓的文坛也一致赞赏。罗伯逊也很大方地致送赞美词。死于这一年的休谟也写给作者吉本一封信，吉本说这封信“足足偿付了我10年来的辛劳”。霍勒斯·沃波尔在出书次日向威廉·梅森说：“看吧！一本真正配得上名著的作品诞生了。”

这本书很合逻辑，也很大胆地在书的开头以三章极富学术意味的文字来详述马可·奥勒留去世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军事组织、社会结构及法律结构（奥勒留死于公元180年）。吉本认为这一年以前的84年，帝国已达其行政效率和民心满足的最高峰：

要是有人被请来指出世界历史上人类的情况最幸福、最繁荣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人一定毫不犹疑地说是图密善去世（96年）至康茂德登基（180年）为止的时期。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广大的版图都在美德与智慧的引导下，由绝对的权力来统治。军队由一连4个虽严格却极温和的皇帝来约束，这4个君主的个性和权威博得了人们不由自主的尊敬。民间行政的形式则由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等人细心保存。这些人乐于看见自由的形象，也乐得认为自己是应该对法律负责的内阁阁员……这些君主的努力获得的效果远大于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也得到美德真正的光荣，还眼见大众对自己为他们带来普遍幸福而感到高兴，自己也有着极高的喜悦。

不过，吉本也了解“那种必须看一个人的脸色的幸福极不稳定。只要有一个淫佚的青年或善妒的暴君滥用……那种绝对权力，那么致命的时刻也许就来临了”。以往那些“贤明君主”一向都是由适于采行的君主政体来选定——每个统治者将其威权转移给他周围的人士中一个经挑定、又经训练的继承者。马可·奥勒留却容许至高的皇权传给自己不够资格的儿子康茂德，那次继位之日，吉本把它当作帝国衰落之日。

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兴起也促进了这次衰落。在这一方面他舍弃了孟德斯鸠的看法，孟氏在《罗马人的伟大与堕落》中并无这种论调，吉本在这一方面倒是学了伏尔泰。他的态度是绝对理智的，他对神秘的狂喜和寄望的信仰并无共鸣。他有一段极富伏尔泰韵味的话，足以表明他的看法：“在罗马世界里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信仰，人们都认为同样真，哲学家都认为同样假，行政长官则认为同样有用。因此，容忍产生了宗教上的协调。”吉本通常避免直接对基督教表示仇视，因为当时英国的法令全书中仍有条款视此种说法为重罪。例如：“要是有一个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人竟然以写作的方式……否认基督教是真实的，那么他……再犯时……得坐3年牢，不得保释。”为了避开这种不便，吉本把灵巧的建议和不着痕迹的讽刺变成自己文体的要素。他很谨慎地指出：他不准备谈基督教的那些初始、超自然的资料，而只想讨论其中涉及其来源和发展的次要、自然的因子。在这些次要因子中，他虽然也列出1世纪时“基督徒纯洁、朴实的道德”，不过他又加上另一个原因，说是“基督徒一成不变的（要是容许说出来的话，应该是无容忍性的）热心”。他虽然也称许“基督教的共和世界里的联合一致与纪律的良好”，却又说“它在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而且日渐扩张的城邦。”大体来说，他把基督教早期的进展从奇迹降为一种自然过程，把各种不常见的奇迹从神学搬至历史中。

到底基督教与罗马的衰落有何关系呢？腐蚀信奉国教的人民的信仰，然后借此将这个由宗教来支撑、并使之神圣化的国家逐步瓦解。（这当然正是神学家和哲学家争论的题目。）罗马政府不信任基督徒，认为他们逐渐组成与服兵役为敌的秘密结社，而从正业中将人们拉向全神贯注于天堂的拯救。（根据吉本的说法，教士就是一群觉得乞讨、祷告比工作简单的懒虫。）其他小圈子倒还可以容忍，因为他们也有容人的雅量，而且不危及举国的团结；只有基督徒排斥其余的圈子，说其他的人邪恶、理应受惩，而且公然预言“巴比伦”——意指罗马——的灭亡。吉本把这种宗教的狂热归因于基督教的犹太教来源，而他在叙述中也学塔西佗，在多处抨击犹太人。他还提议把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解释为其实是对犹太人的迫害（这种理论今天已找不到拥护者）。他跟伏尔泰一样，把罗马政府治下殉道的基督徒人数减少，据他估计最多不超过2000人。他还同意伏尔泰的看法，说“基督徒（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内部纷争引起的彼此之间的苛刻对待，远超过不忠于基督教的人加诸他们身上的……”

第1卷结尾的几章（第15—16章）有很多人反映说吉本写得不公平、不诚实。他暂时把这些评语搁在一旁，自己再到巴黎度长假（1777年5月—11月）。已经嫁给银行家兼财政部长内克的苏珊·库查德邀请吉本到他们家去。如今她的生活已经极为优裕，因此不再怨他当初“叹息如情人，服从如稚子”；而内克先生一点也没有醋意，也时常让这对老情人独处，自己去办事或睡觉。“他们有本事更残忍地侮辱我吗？”吉本这么怨艾着，“简直是毫不相干的安全措施嘛！”苏珊娜的女儿吉莫恩（后来嫁给斯塔尔先生）觉得吉本是一个很合得来的人，要是吉本他日考虑以大英帝国的衰亡为题写书的话，自己很乐于提供有关资料。

回伦敦后，吉本拟妥一份给批评他的人的答辩书《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5、16章数节的辩白》（A 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9年）。他很简短、客气地答复那些在神学方面意见与他不同的人，但一个21岁的青年——亨利·戴维斯——惹他动了一点肝火，这位青年指出吉本在248页上都有资料不确的事情。我们这位历史学家承认了其中少数，却矢口否认自己“故意曲解，粗鄙的错误，还卑屈地剽窃”。一般人公认这篇《辩白》反驳得很漂亮。其后，吉本除了偶尔在《备忘录》上答辩之外，没有再反驳过人家的批评，不过他在后来出版的各卷上找了机会对基督教做修好式的赞语。

他写作的速度随着他在国会席次的失去（1780年9月1日）而加快。《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2、3两卷于1781年3月1日出版。这次读者没什么动静，因为野蛮人入侵的故事早已流传，而对4世纪和5世纪刺激基督教会的异端邪说所做的冗长、专门的讨论引不起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兴趣。吉本把第2卷的新书样本寄了一份给霍勒斯·沃波尔，他还在柏克莱广场见了沃波尔，结果极为懊恼，因为沃波尔告诉他说：“书中你对阿里乌斯派、伊诺米派、半伯拉纠派的人谈得太多……虽然你把情形说得很清楚，但是有耐心看完的人恐怕不多。”沃波尔写道：“从那次以后直到现在，我没再见过他，过去他总是一个礼拜来一两次。”吉本后来同意了沃波尔的看法。

君士坦丁到前线去以后第2卷重获生机。吉本认为这次著名的转变是一个政治家风度的表现。“大帝”已发现“最聪明的法律的执行是不完整、不稳固的。这些法律影响不了有道德的人，又无法永远约束罪恶”。在这个碎裂的帝国道德、经济和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时，“一位谨慎的君主一定乐于看见宗教的进展在人们之间散布着一种纯洁、慈悲、普遍的伦理系统，适用于每一行业，每一种情况的生活，而且被推为至高的‘神’的意愿与理智，更以永远的报酬或处罚来加强其约束力”。换言之，君士坦丁大帝了解超自然的宗教可以协助促进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及政府的建立。接着，吉本以150页雄辩、公正的文笔来谈“变节的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

他以一个夸奖乔治三世“对科学和人类纯洁、大方的爱”的注释来结束第38章与第3卷。1781年6月，吉本由于诺斯爵士的协助，再度被选为国会议员，他在国会上重申他对政府的支持。诺斯爵士的垮台（1782年）使吉本的职位也一道告吹。“我被拿走每年750英镑的薪水。”等诺斯在联合内阁取得一职（1783年），吉本又向他要一份领干薪的闲职，这次却不能如愿。“没了这笔额外的收入，我无法长期以我习惯的花钱方式来过日子。”他估计自己在洛桑可以维持那种生活，因为那里一个钱可以当伦敦的两个钱花。他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把自己的藏书以外的一切卖了，1783年9月15日离开伦敦——还有伦敦的“浓烟、财富和喧闹”——到洛桑去。他在那里和老友乔治·迪沃顿共住一座宽敞的大厦。“我不再望着12英尺见方的铺石法庭，我可以望着一望无垠的山谷、高山和流水。”他2000册藏书在耽搁一段时日之后也运到了，于是他继续写第4卷。

他原先计划以476年罗马的征服来结束《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过，在出版了第3册后，他“开始希望着每日例行的工作——积极地追寻——使每一册书具有价值，使每一个质询都有目标”。他决心把“罗马帝国”解释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也把自己的记载延续到1453年因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引起的拜占庭王朝的崩溃。因此，他把所谈的年代延长了1000年，也承担了好几百个需要努力研究的新题目。

第4卷包括谈查士丁尼和贝利萨留的几章，有一章讨论罗马律法的，赢得了法学家的嘉许，另有忧郁的一章谈及基督教神学方面进一步的纷争。沃波尔曾写道：“我真希望吉本先生没听说过一性论教派、聂斯托利信徒（Nestorian）等这些傻瓜的事才好！”在第5卷中吉本显然大松一口气地把题目转至穆罕默德的兴起及阿拉伯人征服东罗马帝国上面来，这次他大大地细说“先知”和勇武的哈里发，其不偏不倚的理解正是他在描写基督教时没办到的。在第6卷中“十字军”又给他另一个令人兴奋的题目，而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更是带来最高潮，也是他的这部作品中最荣耀的一页。

他在最后一章以一句名言来总结自己的辛劳。他说：“我已描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他跟他不承认的老师伏尔泰一样，认为中世纪除了粗野和迷信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勾画出1430年罗马濒临崩溃的情况，还引用了波吉奥（Poggio）的挽语说：“这个世界上的奇景跌落得多厉害，变得多快，面目已全非！”——古典的纪念碑与艺术的毁坏和倒塌，集会场所弗尔姆·罗曼姆已长满野草，为牛猪所盘踞。吉本很悲伤地下结论说：“我当初就是在朱比特神殿的废墟间开始孕育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使我排遣了近20年的时光，也用去我20年的精力，虽然我自己不太满意这部作品，我总算把它交给大众去满足好奇心和诚意。”他在《备忘录》中还忆及那矛盾的搁笔时刻：

我是在……1787年6月27日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写好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文字的，地点是我花园里的夏庐。在我搁笔之后，我在……刺槐笼罩下走了几趟，这丛刺槐俯视着乡间、湖，还有高山的景色……我不想掩饰我重获自由时的喜悦之情，这也许还建立了我的名望。不过，我的自负不久即被压抑，一阵严肃的悲凄充满了我心田，因为我想到我已向一个多年深交且极宜人的伙伴永远告别。不管我写的这部历史未来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毕竟既短暂又不安定。

·吉本其人

帕维拉尔先生描写吉本16岁时的模样，说他“身体细小，头部特大”。由于他好吃懒做，不久他的身体和脸蛋长得胖嘟嘟的，细长的腿支撑着圆鼓鼓的肚子。加上卷在一边、在背后系住的一头红发，柔美有如有翼天使一般的面容，扁平的鼻子，面颊肥胖，双下巴，尤其是他那既宽又高的前额更代表着日后的“大事业”。他的胃口可与约翰逊媲美，鉴赏力又与沃波尔旗鼓相当。他的阴囊很痛苦地一年年膨大，最后使他紧身的短裤隆起得有点离谱。虽然他有许多缺陷，他对自己的外表和衣着却极自负，在第2卷以雷诺兹帮他画的像作为首页。他腰间缠着鼻烟盒，觉得不安或希望人家听见他的讲话时就掏出来闻闻。他以自我为中心，有如任何一个怀着很显著的目的的人一般。不过他也很坦白地说：“我性情乐观，感性适中（感情则不然！），还有爱好安逸的天性。”

1775年，吉本被选入“俱乐部”。他到得勤，却少发言，因为他不喜欢约翰逊谈话的观念。约翰逊过度渲染吉本的“丑”，吉本则称“大熊”为“神谕”、“不饶人的仇敌”、“热心却失之偏激、专门找借口来仇恨、迫害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博斯韦尔对不忠诚的人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这位历史学家“既丑又做作，讨人嫌”，“把我的文学俱乐部破坏了”。即使如此，吉本的朋友一定还很多，因为他每次到伦敦，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吃饭。

1787年8月，他从洛桑赶往伦敦去监督第4至6卷的出版事宜。这3卷都在他51岁生日那天——1788年5月8日——出版，他得了4000英镑，这笔稿费是18世纪诸作家所获的最高稿酬之一。“虽然我这套书的结语看的人很多，各方评价不一……但是，大体来说，《罗马帝国衰亡史》不管是在本国或在国外，都算极为成功，也许100年后还会有人谈论。”亚当·斯密已把他排在“今日欧洲文坛的首席”。1788年6月13日在威斯敏斯特会堂审讯华伦·黑斯廷斯，正巧在走廊上的吉本满怀欣喜地听见谢里登在他最富戏剧性的演说辞中提及“吉本那些明晰的文字”。据另一个不很可靠的说法，谢里登后来力辩说自己当时讲的是“浩瀚的”（voluminous）。不过“浩瀚的”这个形容词很少用来形容文字，而“明晰的”（luminous）才正巧适合。

1788年7月，吉本重返洛桑。其后一年迪沃顿去世，把自己的房子供吉本这位历史学家有生之年住用。吉本在这栋房子里雇了几个佣人，又有1200英镑的收入，优游地过日子，饮酒很多，味觉进步了，腰围也日渐加大。“1790年2月9日至7月1日，我无法走出房门，也不离椅子。”谣传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向卡鲁萨兹夫人下跪，正式示爱，她请他起来时他却站不起来，因为那个东西太重了。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让利斯夫人，圣伯夫说这位夫人是个“话中带刺的妇人”。她的亲生女儿却否认这种说法，说是人们的以讹传讹。

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吉本的宁静。瑞士各郡纷纷响应这股革命热潮，据说在英国也引起了类似的震荡。他当然非常恐惧法国君主政体的瓦解，因为他投资了1300英镑来贷款给法国政府。1788年，他早已在某篇不幸的谶语中说法国君主政体“仿佛是奠基于时间、武力和力量三者合组而成的岩石上，靠教会、贵族和国会三者形成的贵族政体来支撑”。伯克发行《法国革命感想录》时他欢喜过一阵子。他写信给谢菲尔德爵士，劝他万万不要改革英国的政治体制：“只要你容许我们的议会体系做最小而华而不实的改变，你就完了。”此时他深悔那篇《哲学家》讨伐宗教成功，“我一直想写一本死人对话录，让卢奇安、伊拉斯谟和伏尔泰彼此承认揭穿古老的迷信、蔑视既盲目又狂热的群众会带来危险”。他力劝葡萄牙领导阶级在危机威胁着各国王座之时，万勿废弃宗教裁判所。

半是为了避开逐渐进逼洛桑的法国革命军，半是为了寻觅英国的医疗，更直接的是想安慰萨弗尔德的亡妻之痛，吉本离开洛桑（1793年5月9日），急忙赶往英国。他到达后发现萨弗尔德忙于政务，早已平复忧戚的痛创。吉本说：“病患竟在医生未到之前就好了。”这时我们这位历史学家才去找大夫，因为他的疝气已经大得“几乎跟一个小婴孩一般大了……我得费点力，极下流地四处爬”。一次手术就从他染病的睾丸里弄出4夸脱“透明，水状液体”。不幸这种流质再度聚集，第二次又取出3夸脱。吉本暂时减轻了痛苦，恢复在外进膳。于是疝气再度形成，这次转化为腐败脓毒。1794年1月13日进行第三次放出液体。吉本似乎恢复得很快，医生允许他吃肉类，吉本吃了一些鸡肉，喝了3杯酒，结果引起了剧烈的胃痛。跟伏尔泰一样，他也以鸦片来减轻胃痛。1月16日吉本去世，时年56岁。

·历史学家

“吉本这个人看得见的身体、个性和事业都不算很壮观，他的伟大之处全都注入他的作品中，注入其观念的广大和勇气、其构思的耐心、技巧及整体上夺目的壮丽感。”

是的，谢里登没说错。吉本的文体已达到讽刺文字所能容许的最大的明晰程度，而且除了他个人的偏见使他的观点不清之外，不论谈什么总是投下光芒。他的用字因为学过法文和拉丁文而受其影响。他觉得单纯的英语不适于他庄严的处理方式，他时常写得像一个辩才一般——李维的文体再以塔西佗的讽刺文辞来磨利，用帕斯卡的机智来照亮伯克的文辞。他以耍把戏者的技巧和欢悦之情来使两个句子彼此平衡、对称；不过，由于他耍的次数太多，往往接近单调乏味的地步。要是说他的文体有点夸大，那么这种夸大正贴切地适合他描述的主题的地位和光彩——世界上我们见过最伟大的帝国1000年之间的崩溃。随着他叙述事物的雄壮的推展、穿插的故事的气势、栩栩如生的勾画和描写，以一段在总结一个世纪发生事件时的气派，再看到他把哲学融入历史的做法，使他文体的毛病变得微不足道。

由于吉本承担的这个题目过于广泛，他自己认为缩小其范围并不为过。他说：“战争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就是历史的首要主题。”他把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历史略而不提，因此他不谈哥特式的大教堂或清真寺，也不谈阿拉伯的科学或哲学，他盛赞彼特拉克，却不提但丁。他几乎可以说丝毫也不留意低阶层人民的情况，及中古时期君士坦丁堡和佛罗伦萨工业的兴起。他对赫拉克利乌斯死后（641年）拜占庭的历史毫无兴趣。据约翰·布瑞判断：“他未能提及一个划时代的事实，那就是（一直到）12世纪，（东罗马）帝国是欧洲抵抗东方的堡垒，同时他也未能洞悉东帝国保存希腊文明传统的重要性。”在他自己限定的范围内，吉本将影响和自然因素结合，而且将他所用的素材整理出易懂的次序及对整体有引导性的看法，因而获致其伟大之处。

他的学识既渊且博，他所做的注解更是一大堆珍贵的机智学问。他研究过古典的文物中最深奥艰涩的部分，包括道路、硬币、度量衡、法律等。他虽犯过经专家指正的错误，但指出过吉本错误的布瑞也指出：“要是我们想及他的作品涵盖的范围之广，那么他的精确程度确实惊人。”他无法专心研究未出版的原始资料。为了完成他的作品，他只能采用已出版的资料，而坦白地局部仰赖二手权威资料如奥克利（Ockley）的《撒拉逊史》或蒂耶蒙（Tillemont）的《帝王史》和《教会史》。他取材的某些权威如今已被认为不足采信而遭排斥。他很详细地宣布他引述的来源，而且对这些人表示感激。因此，一过了蒂耶蒙叙述的时期（年代）之后，他就以一条脚注说：“以后我得永远告别无可比拟的指引了。”

吉本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有时他根据哲学家接受进步的事实：“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在结论时默认一件事——这个世界在过去每个时期，包括现在，都在增加着人类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也许还包括美德。”不过，在比较不可爱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把战争和政治（及神学）当作历史的成分——他认为历史是“真的比登记下人类的罪恶、错误和不幸强不到哪里去” [1] 。他认为历史并未经任何安排，事件都是未经引导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事件是不同来源及凑集成的结果的力量而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在这些事件形成的万花筒中，人性似乎一直未变。残酷、受苦和不公一直在迫害人类，而且继续下去，因为这一切深植于人的本性中。“人类对自己同类的感情的恐惧，远超过对自然界变动的畏惧。”

身为启蒙运动之子的吉本很希望当一个哲学家，至少也写一本哲学家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明的时代都需要由历史学家给予一点哲学和批评的意味。”他喜欢以具有哲学意味的评语来打断自己对历史的叙述，不过他没有声称把历史减至法律或是拟出一种“历史哲学”。然而，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将气候的影响仅限于早期的文明，他也不承认种族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某些范围内他承认特异人物的影响。”“在人类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幕戏视一个演员的角色来决定……一个人一种性情要有着尖刻的幽默的话，也许就可以防止或延迟好多国家悲剧的发生。”

总而言之，《罗马帝国衰亡史》可称为18世纪最好的一部作品，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紧追其后。《罗马帝国衰亡史》并非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它对历史的影响无法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比。不过，要是拿它当作文艺作品来看的话，则在那个时期或那类作品中没有出其右者。探究吉本是如何来写这部杰作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那是野心、金钱、闲暇和能力诸多因素碰巧结合，我们不禁怀疑到底这种巧合何日再度出现。另一个研究罗马的历史学家尼布尔说，无法再现了，“吉本的著作将永远没有出其右者”。

注释

[1] 可参阅伏尔泰的看法：“简言之，一切的历史也只不过是……罪恶、错误愚行和不幸的集合……”

查特顿和考伯

今日有谁会认为1760年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是查理·丘吉尔呢？他是一个教会人士之子，自己也授命担任英国国教牧师，享尽伦敦的乐趣，休妻，高筑债台，还写过一首一度极有名的诗《露西亚德》（“The Rosciad”，1761年）。这首诗使他有钱还债、支付妻子的赡养费，还“使自己穿着夺目的非教会装束，有如花花公子”。他这首诗的题目来自恺撒大帝在位时掌理罗马剧院的那位罗希乌斯，内容讽刺伦敦的主要演员，也使加里克畏缩，有一个受害者“满街跑，有如受伤的小鹿”。丘吉尔在米德门哈姆修道院加入威尔克斯猥亵的宗教仪式，帮他写作《北英国人》，还到法国陪威尔考斯过放逐的生活。他因纵酒作乐而死于博洛涅（1764年），死时还“带着享乐主义的漠不关心”。

另一个教士珀西则遵守牧师的生活，成为爱尔兰德罗莫的主教，而且在欧洲文学史上留下印记。他从一个女佣人手中把即将烧毁的一份古老手稿救出，这份手稿后来成为他那本《古英诗拾遗》（1765年）的来源之一。这些中古时期不列颠留下来的歌谣激起了思古幽情，也鼓励浪漫精神——因理性主义和古典气质而久经压抑——以诗歌、小说和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华兹华斯也把这些遗诗计为英国文学的浪漫运动起始的年份。麦克弗森的《奥西安》，查特顿的诗，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和草莓山冈，贝克福德的瓦泰克和弗恩西尔，这些不一的呼声一起召唤感觉、神秘和传奇。有一阵子，“中世纪”占据了现代人的心田。

托马斯·查特顿起先拿了他叔叔在布里斯托里亚区一间教堂找到的古老羊皮纸，企图以在羊皮纸上沉思的方式使自己进入中古时期的环境。在其父死后不久诞生（1752年）于该城后，这个伤感、想象力丰富的男孩在自己的历史幻觉中成长。他研读了一本有关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字典，然后以他自认为是15世纪用语的文字写了一些诗，宣称是在圣玛利亚雷德克利夫教堂发现的，他还称这些作品是他假想的那位15世纪的僧侣托马斯·罗利所写。1769年时年17岁，他把这些罗利诗的一部分送给沃波尔——沃波尔早在5年前就把那本《奥特兰托》当作中古时期的真本出版。沃波尔对这些诗大加赞美，还请查特顿再多寄些来，查特顿果然又寄了一些，还请他帮忙找寻出版商及伦敦有报酬的工作机会。沃波尔把这些诗交付托马斯·格雷和威廉·梅森，他们两人都说这些诗是假货。沃波尔写信告诉查特顿，说这两位学者“对他号称的‘真本’一点也不满意”，还劝他说除非他的诗能站得住脚，否则劝他先把诗摆在一边。其后沃波尔动身前往巴黎，忘了把那些诗还回去。查特顿先后写了三封信去要，3个月以后这些诗才又回到他身旁。

我们这位诗人前往伦敦（1770年4月），在哈伯恩的布洛克街租了一个顶楼小屋。他写了几篇拥护威尔考斯的文章，把这些文章和少部分罗利诗分别向杂志社投稿。不过稿费太少（每首诗稿费8便士），他无法以所得过活。他试过在一艘非洲商船上找一份医生助手的工作，又失败了。8月27日那天，他写了一首向世界告别的悲凄诗：

别了！布里斯托里亚城一堆堆肮脏的砖块，

财神的情人，崇敬把戏的人们！

你们摈斥了把古歌谣带来的男孩，

他的报酬就只有你们空泛的赞美。

别了，你们这些狂饮的市议会傻瓜，

天生就是崩溃的工具！……

别了！母亲！——让我焦躁的心灵歇步吧。

也别让狂乱的浪涛卷去了我！

老天爷，请发慈悲！我不在人世时，

也请宽恕我最后这种罪恶的行为。

然后他喝下砒霜自尽。他才活了17年9个月，死后葬在贫民坟场。

今日他的诗已有两整册。要是当初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模拟中古之作，而不说是中古的原著的话，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因为罗利诗集中有些简直和大多数同一类型的原著一般精彩。在他以本名发表诗作时，他写的讽刺诗几乎可与蒲柏的作品一争雄长，如那首《卫理公会教徒》（The Methodist）或最刻薄的一首——十七行诗句鞭伐沃波尔，说他是一个没有勇气的阿谀者。查特顿存留下来的手稿付印（1777年）时，编者指控沃波尔对这位诗人的去世应该负部分责任，沃波尔则辩称自己无辜，所持理由是他没有帮助一个骗子的义务。某些有心之士，如哥尔斯密等人则坚称这些诗句是原著。约翰逊虽然嘲笑他的老友，却也说：“查特顿是我所知的少年中最突出的一个。这小子居然写得出这些作品，可也真不简单。”雪莱在《阿多尼》（Adonais）里简短地提过这个男孩，济慈也撰了《恩底弥翁》（Endymion）来追忆他。

查特顿以中古的传奇和砒霜来逃避布里斯托里亚城和伦敦坎坷的现世。考伯也逃离约翰逊喜爱的伦敦到乡间去过淳朴、有宗教信仰及周期性的疯癫的生活。考伯的祖父被控谋杀，后又被判无罪，后来成为律师。他父亲是一个英国国教的教士，他母亲则与约翰·多恩同属一个家族。考伯6岁时母亲去世，留给他亲情的忧伤回忆。53年以后，一个表兄弟把他母亲一张破旧的画像送给他时，他在一首柔情的诗里，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夜晚的黑暗发生畏惧，他母亲如何来平息他内心的恐惧。

7岁那年，考伯离开溺爱他的人，搬到寄宿学校去住。学校里有一个霸王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他，使他成为一个怯懦的低年级生。他双眼发炎，好几年需要眼科医生照料。1741年，考伯时年10岁，被送往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就读。17岁时，他先在哈伯恩某律师事务所内当了3年办事员。至此他已成长，可以谈恋爱了，由于他的表妹瑟德娜·考伯就住在附近，这个女孩成为他白日梦的偶像。21岁时他在伦敦的中神殿法学院念书，23岁时取得律师资格。由于他厌恶法律，在法庭怯场，他患了忧郁症，这种病在瑟德娜的父亲不准她进一步和表兄交往之后更加严重。考伯一直未再与她谋面，也永远忘不了她，他至死不婚。

1763年，由于他非在上议院露脸不可，他崩溃了，发疯之后还企图自杀。友人将他送往圣阿班斯城一所疗养院。18个月以后他复原了，在剑桥附近的亨廷顿镇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说，这个时期他“只渴望能跟上帝和耶稣基督交感”。他真正地接受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解救和惩罚也想了很多。事有凑巧，他遇上当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宗教没有带来恐惧，而是带来和平与安详。莫利·乌温牧师，他的妻子玛丽、儿子威廉，还有他们的女儿萨兰娜。考伯把这位父亲比作菲尔丁的作品《约瑟夫·安德鲁》（Joseph Andrews）里的阿达姆牧师，他觉得乌温夫人这位比他年长7岁的女人就是他的第二个母亲。她们母女两个待他有如自己的儿子与兄长，给他柔细的女性关切，几乎使他重新爱上生命。她们邀他和她们共住，他也就住下了（1765年），而且在他们这种淳朴的生活中把病治好了。

这种福祉在乌温先生摔下马来去世后突然中止。这位寡妇和女儿带着考伯一道搬往白金汉郡的奥尔尼，以便接近新教会的布道士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劝考伯和他一道去访问病患、写圣诗。在这些有名的《奥尔尼赞美歌》中，有这几行著名的诗句：

上帝以神奇的方式走动着

表现他的神迹；

他在海上留下足迹，

也在暴风上奔驰。

约翰·牛顿那些曾经“摔得教友站不住脚”的炼狱惩罚的布道，不但未能缓和我们这位诗人对神学的畏惧，反而使之加剧。考伯说：“上帝永远令我畏惧，唯一的例外是在我看见他的刺被拔去，藏在基督耶稣体内时。”他也向乌温夫人求过婚，可惜第二次疯病的发作（1773年）使这次婚姻受阻。经过3年的悉心照料之后，他再度复原。1779年，约翰·牛顿离开了奥尔尼城，而考伯的虔诚也就随之缓和了些。

有许多妇女帮着玛丽·乌温让这位诗人接触现世的事物。新寡却极乐观的奥丝汀夫人放弃了她在伦敦的家，迁往奥尔尼，和乌温一家人联系，并带来了欢乐。她讲了一个故事给考伯听，考伯将之改写成《约翰·吉尔平的有趣经历》（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把这首喧闹欢乐的歌谣送往一家报馆，在德鲁里巷剧院继演加里克角色的一个演员在该剧院朗读。这首民谣成为伦敦人谈论的话题，考伯也首次尝到出名的滋味。他从未正经地自认为是诗人。奥丝汀夫人这时鼓励他写些有分量的作品。不过，以什么作为主题呢？她说，什么都可以。接着，她指着一张沙发椅，命他承担起以诗的形式赞颂沙发的任务。考伯乐于受一个迷人的妇女指挥，写了那首《任务》（“The Task”）。这首诗在1785年出版，颇受那些厌倦战争、政治和市区的喧闹的人们欢迎。

除非身具小克雷比永的才华，否则要来写或看6“卷”厚、谈沙发的诗可真是一件难事。这次考伯神志非常清晰，他只拿沙发当作楔子。在他以沙发作为趣谈椅子的历史的最高潮之后，他马上掉头谈起他最喜爱的题目，这个题目可以用这首长诗中最有名的一行来总结：“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镇。”我们这位诗人承认说伦敦的艺术和辩才极为风行。他夸赞雷诺兹和查塔姆，也对“计量一个原子，而如今束缚着世界”的科学极感惊讶。不过，他也责备“城市的女皇”拿死刑来处罚某些犯了小窃案的人，却滥颁荣誉给“挪用公家金银的人”——

哦！真想在广阔的旷野找个住处，

那里有一望无垠的一串树荫，

不管是迫害或欺诈的谣言，

或是胜仗、败仗的消息，

永远传不到我耳里！我的耳痛，

我的灵魂不适，因为每天都听到

充斥在世间的错误与愤怒。

他对奴隶的贩运备感惊讶，他也在英国境内率先谴责如下一个人：

认为他的同胞有罪只因

肤色与他不同；而且因为有权

来遂行他自己的错误……

就把这个人当他合法的猎物来任意宰割……

斯时人类成了什么？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

见了此景能不汗颜，

垂下头来，认为自己是“人”呢？

不过，他的结论是：“英国啊！尽管你有这么多缺点，我仍爱你。”

他认为，只要英国能回复到宗教与乡间生活的话，这些缺失仍有缓和的一天。“我是一只离群、受伤的小鹿”——换言之，他离开过伦敦这个“妓女把挡路的路人推开”的城市——也在信仰和自然中获得创伤的治愈。到乡间去，去看“轻轻弯过平原”的乌斯河。安详的牛群、农夫的小茅屋及屋内强健的家人，乡间的塔尖指向悲伤和希望。瀑布流水的冲击，还有小鸟在晨间的啼鸣。在乡间，每个季节各有其讨人喜欢之处，春雨是一种祝福，而冬雪也很清新。能够踩过雪地，再聚拢在夜间炉火周围，是多么惬意！

考伯在《任务》之后少有够分量的作品出现。1786年，他又搬到附近的威斯顿·安德伍德，在那里疯病又发作了半年。1792年，乌温夫人突然瘫痪，她无助地当了3年病患者，考伯照料她有如当初她照料他一般，在她死前的一个月，他写成了那首《致玛丽·乌温》（“To Mary Unwin”）：

你那一度赤褐得明亮、如今却银白的秀发，

在我眼里依旧

比朝阳的金丝更可爱。

我的玛丽！

1794年，由于忧心，再加上试译荷马的作品未成，他的疯病再度发作，再次企图自尽。复原后因得了300英镑的政府养老金，从而解除了金钱上的压力。不幸玛丽·乌温于1796年12月17日去世，考伯也觉得失落、无依，虽然他早又交上了新朋友——萨德娜的妹妹哈瑞特·考伯·哈丝克思小姐。他临终前因宗教方面的恐惧而深感困扰。他于1800年4月25日去世，时年68岁。

他在文学方面属于浪漫运动时期，在宗教方面则属于福音派运动时期。在诗的方面他结束了蒲柏时期，为华兹华斯时代铺路。他为英诗带进形式的自然和感情的诚挚，挡住了拉丁文学的全盛时代在英国滥用的对句的狂澜。他的宗教为自己带来灾祸，因为他勾画出来的是一个复仇心重的上帝与不饶人的地狱。不过，使那些慈悲为怀的妇女在他忧伤失志时照拂这只“受创的小鹿”的原因，可能正是宗教加上母性的本能也说不定。

奥立弗·哥尔斯密

虽然“可怜的普通毕业生”（Poor Poll）也有他悲惨的一面，但是这些悲剧没有教条来使之加深，反而因在散文与诗及舞台上的成就而减轻。

哥尔斯密的父亲是爱尔兰某个小村庄的英国国教卑微的助理牧师，神职工作之暇从事农耕，每年共有40英镑的收入。奥立弗2岁时（1730年），其父被任命为西卡尔克尼的教区牧师，举家搬进里瑟附近一条大道上的家中，这个村庄后来改名为阿伯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后奥立弗写《荒村》时早有腹案。

奥立弗对在学校度过的时光印象颇深，他最记得由军需士官转任的一位校长，这位校长不但不会忘记他的战场往事，还会讲引人入胜的神仙、妖精、鬼怪的故事。9岁时奥立弗几乎死于天花，这种疾病把他的脸蛋毁了。15岁时他进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当工读生，穿着醒目的服装做卑贱的工作，还受一个暴君似的教师的折磨。他逃到科克，打算找路子前往美洲，他的哥哥亨利却赶上他，把他骗回学院里。奥立弗的古典文学念得很好，对科学却一筹莫展，但他还是想办法弄了张文凭。

他申请进入小教会服务，却因身着猩红色裤子而使主教大吃一惊。被拒绝后，奥立弗当起私人教师，和学生吵架，再度朝向科克与美洲。这时，一个叔父介入，借给他50英镑返回伦敦。奥立弗把这些钱拿去一家赌场输光了。亲戚们对他的慵懒不争气颇为失望，不过挺喜欢他的欢悦、笛声和歌声。他们募集了一笔钱，好让他到爱丁堡，而后到莱登去念医科。他虽稍有进步，却因为离开了莱登而拿不到学位。他在巴黎（他自称）上过鲁勒的化学课。然后，他优游地出发（1755年），步行着走过法国、日耳曼、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一路上在乡间的舞会上吹笛，赚取零星的餐费，也到修道院门口去领周济。1756年1月，他又回到英国。

他在伦敦挂牌行过医，也为理查森校过稿子，在萨尼教过书，然后在伦敦定居下来为人执笔捉刀，在文坛打过零工，也向杂志社投过几篇稿。他以4周的时间写成《伏尔泰的一生》（Life of Voltaire）。他于1759年劝多兹利出版肤浅的《欧洲古典教育的探究》（E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e Learning in Europe），其中对剧院经理的谈论使加里克恨他很久。该文辩称各个创造性文学的时代之后似乎总是紧跟着一个批评的时代，而这些评论的时代总是从创作者的实作中推演出规则，因而妨碍了新诗人的文体和想象力。哥尔斯密认为1759年的欧洲正是这种情况。

一年后，他又为纽伯里的《公诉人》（Public Ledger）杂志写了一些《中国书简》（Chinese Letters），这些作品于1762年以《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为名重新出版。架构还是原有的：假想一个来自东方的旅客以愉快和惊讶的感情来报道欧洲的风情。林恩·阿坦吉就以这种方式在写给家乡一个友人的信中说欧洲是一个由贪婪、野心和阴谋组成的杂乱舞台。哥尔斯密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了这本书，不过舰队街上的居民一看到文辞的淳朴、描写的生动及语调的可爱，就认出是他的手笔。稍有名气之后，他搬进酒局公寓去住。在《中国书简》里对约翰逊夸奖了一阵子之后，他放胆邀请这位编纂字典的大师（当时就住在他家斜对面）共进晚餐。约翰逊应邀前来，而两人长期的友谊于焉正式开始（1761年5月31日）。

1762年10月，某日约翰逊接获哥尔斯密的一个紧急留言条要他帮忙。他即刻赶去，这才知道原来哥尔斯密因为付不起房租而马上要被逮捕，问他可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或出售。哥尔斯密交给他一份题名《威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的稿子。约翰逊（据约翰逊的记载）要女房东稍候片刻，把这部小说拿去给书商约翰·纽伯瑞，卖了60英镑，把那笔钱拿去给哥尔斯密。哥尔斯密付了房租之后，还买了一瓶酒来庆祝。这位书商把那份稿子放了4年而未付印。

1764年12月，哥尔斯密送出他的第一部主要诗作《游历者，或社会景象》（The Traveller, or A Prospect of Society）。他重游欧陆各地，写出每个地方的优缺点，也注明每个国家都自认为是天下无双的一等好国。他以英国的国力（刚赢了“七年战争”）自豪，也描写国会议员，说他们：

举止有傲气，目中无人，

我望着人类的主宰路过。

不过他警告说贪婪正逐渐玷污英国的领导，四周自私的人正日益压榨农庄，把英国最壮硕的子女赶往美国。他曾先把这篇稿子交约翰逊过目，约翰逊写了9行字，其中主要的是接近结尾的部分削弱了政治对个人幸福的影响力，盛赞国内的欢欣。

这首诗的成功使约翰逊以外的人都大吃一惊，约翰逊帮这首诗讲话，他宣称：“自蒲柏以来，没有一诗优于此诗。”这句话藐视了格雷。出版商因重复地再版而大发其财，却只肯给作者20基尼。其后哥尔斯密搬进法学院较舒适的房子去住。他买了一套衣服，有紫色的裤子、猩红色的大衣、一顶假发，还有一根手杖，就拿这身庄严的打扮再度行医。这次转业成绩并不理想，而《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成功又把他带回文学界。

从约翰逊手中买下这部稿子的书商认为，哥尔斯密这次新近获致的名望可能会使人们接受这本怪小说。1766年3月27日那一版印得很少。这些书在两个月内卖光，第2版则又多了3个月才卖完。虽然如此，但是一直到1774年，卖出去的书钱才足够出版商的投资。早在1770年，赫尔德曾经把这本书推荐给歌德，歌德的评价是“有史以来最佳的小说之一”。司各特也同意这一说法。华盛顿·欧文更惊讶，说从小就无家可归的光棍居然能勾画出“家居的美德及婚后生活亲密可爱的情状”。也许因为哥尔斯密被排斥于家庭生活之外，他把家理想化，他非出于自愿的光棍生活使他把少妇理想化，而他匿名的爱使他把女性的贞洁赞美成比生命更可贵。他对其父和其兄亲情的回忆提供了普瑞莫鲁斯博士的原型，使他成为“牧师、农民、一家之主……在他身上融合了世界上三种最伟大的性格”。他自己到处旅游的情形也在小说中儿子乔治的身上再现，乔治也跟哥尔斯密一样，旅游之后，成为伦敦的一名捉刀作家。故事情节令人难以置信，却极诱人。

《游历者》和《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两书的所得不久即告花光，因为哥尔斯密在用钱方面有如一把漏勺，而且经常寅吃卯粮。他经常羡慕地期待着一部成功的剧本所能带来的名望和财源。他最终艰难地写成了《和善的人》（The Good-Natured Man），把稿子交给加里克。加里克企图忘却当初哥尔斯密诽谤他的言论，答应制作这出戏。该剧嘲笑伤感的喜剧，而这类喜剧正是加里克的赚钱路子。于是加里克要求删改，哥尔斯密不肯。加里克预付作者40英镑现款，却因拖延太久，使这个无畏的作者把原稿交给加里克的对手乔治·科尔曼，当时科尔曼正管理着加顿戏院。科尔曼的演员贬抑该剧，约翰逊尽全力协助，参加预演，还写了开场白。这出戏于1768年1月29日首演，连演了10个晚上，由于成绩不很理想即告停演。虽然如此，原作者还是拿到500英镑。

哥尔斯密挥霍了一年之后，不听约翰逊的劝告，硬搬进布瑞克的一栋豪华寓所中住，由于布置得太考究，他不得不重新为人捉刀以付账单。其后他又写了罗马、希腊、英国的通史，还有一部《生气蓬勃的自然史》（History of Animated Nature）——这些作品的学术价值都不高，却因亲切的散文而增色不少。有人问他为何写这些书时，他回答说这些书使他有的吃，诗却使他挨饿。不过，1770年5月26日那天他送出他的杰作《荒村》，这本书他拿到了100基尼的稿费，这个稿费以一首只有17页长的诗来计算的话，在当时算是很优厚的了。3个月内该诗共卖了4版之多。

这首诗的主题是农人在圈地运动之后失去了耕地，使乡间荒废的情形。那首诗描写了——

甜美的阿伯恩平原上最可爱的村庄，

健康和丰收使辛勤耕耘的年轻人极为欢欣。

诗中还添加了哥尔斯密对乡间的想象（他认为），圈地运动以前农村繁荣的玫瑰色彩。他描写了乡间的风光、各式各样的花，有遮阴的茅屋、耕耘的农田、村里的运动和舞蹈，含羞的少女，长了青春痘的青年，还有洋溢着虔诚和美德的人家。他又看见自己的父亲在西卡尔克尼布道：

他是一个受村人普遍爱戴的人，

靠每年40镑的收入舒服地过日子——

还有足够的钱养流浪汉，救济那些挥金如土的人，让受伤的军人栖身，探望病患者，安慰即将去世的人：

在教堂里，他带着谦和而不做作的风范，

他的容貌使这个令人敬仰的场所更加增色；

出自他口中的真理具有两倍的影响力，

原想来嘲弄的傻子最后却留下来祈祷。

我们这位诗人小时候曾受教于他的校长，在这个回忆中却变成一个“望之俨然”的老师：

不过他很仁慈，要是他毫无严峻之处，

他对学习的热衷是错了……

牧师在雄辩方面也有其独到的技巧，

就算他败北了，他还是争辩不休……

他以饱学的文辞和洪钟似的声音

使在座的乡巴佬目瞪口呆；

乡巴佬尽管瞧，神奇却无时了，

他那小脑袋瓜却把知识全装进了。

哥尔斯密认为这个乐园因为圈地运动而被毁了。农民的耕地变成牧场，农村的家人则逃向城镇或殖民地，乡间淳朴的美德的泉源也逐渐干枯：

农田处境不佳，成为步履迅速的“不幸”的猎物，

财富集中了，多数人却萧条了。

写过这首当时最佳的诗后，哥尔斯密开始写起剧本。1771年，他把《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这个新剧本交给科尔曼。科尔曼也学加里克的老样子一拖再拖，最后约翰逊干预此事，几乎可以说是命令这位经理演出这出戏。这回科尔曼让步了，还为这个剧本写了开场白。在几经波折，几乎泄了原作者的气之后，这出戏总算于1773年3月15日制作完成。约翰逊、雷诺兹还有其他朋友前往观赏首次公演，还率众鼓掌。此时，哥尔斯密自己却在圣詹姆士公园漫步，直到有人找到他，向他证实他的戏极为成功。这次演出时间很长，几夜之间的利润已足以让哥尔斯密享受一年的荣华。

在当时的英国作家中，他仅仅屈居约翰逊之下，甚至名扬海外。他是“俱乐部”的领导人物，经常敢与约翰逊意见相左。有一次谈到动物寓言时，他认为要使鱼说话是特别困难的。他还告诉约翰逊：“这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容易，因为假如你想使小鱼说话，那么他们说起话来将会像鲸鱼。”“大熊”有时残酷地抓撕他，不过依然爱他，于是感情恢复了。尽管哥尔斯密嫉妒约翰逊的谈话技巧，他自己从不整理他的学识，他无法在说话时迅速且适当地运用学识，加里克说他“写起文章来像一位天使，不过说起话来像一只可怜的鹦鹉”。博斯韦尔企图贬低哥尔斯密，但是许多人——雷诺兹、伯克、威尔考斯、珀西——都反对，认为不公正。我们可以观察到约翰逊不在场的集会中，哥尔斯密往往口若悬河。

他的乡音、他的态度及他的外表大大不利于他。他从未祛除他的爱尔兰腔，他太不留意他的穿着，有时还炫耀不协调、多彩饰的华丽衣服。对自己的成就，他并不自负，但也不承认约翰逊在写作上超越他。他有5英尺5英寸高，却嫉妒约翰逊的高度与体格。他的和善透过他丑陋的脸闪耀出光芒。雷诺兹的画像没有将他理想化：厚唇，微缩的前额，前伸的鼻子，忧郁的双眼。漫画家如亨利·邦伯里加宽他的嘴，拉长他的鼻子；而《伦敦信使》（London Packet）杂志则形容他为巨猿。城内流传着有关他言行的上百处错误及他对美丽的玛丽·霍内克的暗恋。

他的朋友知道他的错误只在表面，隐藏其内的是一个充满爱意、善良而且几乎招致毁灭的慷慨的灵魂。博斯韦尔也形容他是“所有生存者当中最慷慨的人，由于他的喜剧，他现已储存了一大笔钱，所有的穷人却依赖他”。他没钱给时，他借贷以应付这些有求于他的穷人所需。他求助于加里克（尚未退还40英镑给加里克）预付60英镑给他，他答应以另一个剧本偿还。加里克给了他。哥尔斯密死时共负债2000英镑。约翰逊问道：“曾经有哪位诗人得到如此的信任吗？”

1774年，正打算前往一个俱乐部时，他遭到热病的侵袭。他坚持为自己开药方，却忘了伯克勒丝的忠告：他应该只为他的敌人开药方。他服了一种专利药品，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一位医生找来时，已是回天乏术。他死于4月4日，年仅44岁。一群吊丧者群集在他尸体周围，都是一些几乎全靠他的周济而生活的朴实的男人和女人。他被安葬在教堂的墓地，不过他的朋友坚持应该在大教堂中为他设立纪念碑。诺莱肯斯刻纪念碑，约翰逊写墓志铭。作者在《和善的人》中的台词似乎更适合来纪念他：“最伟大与最好的人生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必须稍加纵容与哄诱，直到他入睡为止，而你一切的挂虑都成过去。”

第七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

缺憾的年代（1709—1746）

他有特立独行而又典型的性格，与同时代的英国人不同，兼具典型英国人的体形与心态。在文学著述方面（编纂辞典除外）虽不及同时代的人，却支配他们达30年之久，他只用自己的呼声来统治他们，而不标举任何其他的东西。

让我们约略记述一下形成他特殊风格的各种插曲。他是长子，父亲迈克尔·约翰逊是距离伦敦118英里的利奇菲尔德的书商、印刷商和文具商。母亲婚前名叫塞拉·福特，家世略为高贵些。1706年，她37岁时与50岁高龄的迈克尔成婚。

塞缪尔是一个多病的孩子，刚生下来时就虚弱得很，于是立刻受洗，以免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夭折，否则，依据神学的律法，他就得永远留在地狱的边缘，那暗淡的地狱的前廊之中。不久，他有了瘰疬病的症状。他两岁半时，母亲虽然怀着第二个儿子，仍然带着他长途驱车到伦敦，去请女王安妮用手触疗他的瘰疬病。女王尽力了，但这个病使约翰逊只能使用单眼独耳，再加上别的灾难，他的容貌变得残缺不全。他的筋肉和骨架却长得很硬朗，他的力气与身躯撑起他专制的作风，就像哥尔斯密埋怨的，把文坛的民主共和变成君主专制。塞缪尔自以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无益的感伤，使我疯癫一辈子，至少不够清醒”。也许与考伯一样，他的忧郁症有着宗教与生理的根源。约翰逊的母亲是一个笃诚的加尔文教徒，她认为永恒的责罚就在眼前，塞缪尔害怕地狱，直到临死。

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保守党的政治观和帝王神权论的倾向，而且热爱书本。他在父亲的书店里如饥似渴地研读，后来他告诉博斯韦尔说：“我在18岁所懂的几乎就和现在一样多了。”经过一些基础指导后，他获准进入利奇菲尔德的文法学校，那里的校长是“严厉无情，以致没有一个受过他教育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同一所学校”。然而，后来有人问起他如何学到那么老练的拉丁文时，约翰逊回答说：“我是在老师的棍棒下学成的。若不是那样，先生啊，我恐怕到现在仍然一事无成。”晚年，他对不使用教鞭感到惋惜。“现在较大的学校比以往少用鞭打了，因此，在那里学到的也就少得多，孩子们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1728年，他的双亲设法把他送到牛津，他在那里沉迷于古典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并因不顺从而困住了他的老师们。1729年12月，他匆匆赶回利奇菲尔德，也许是因为用尽了父母给他的积蓄，或者是由于他的忧郁症已达狂乱的边缘而急需医疗。他在伯明翰接受治疗，没有回牛津，而在他父亲的店里帮忙。他父亲过世后（1731年12月），塞缪尔到伯斯沃斯的一所学校当助理教员。不久，因为厌倦这个工作而搬到伯明翰，与一个书商住在一起。由于翻译一本和阿比西尼亚有关的书，他赚到5个基尼。这是他后来写《拉塞拉斯》（Rasselas）这部哲学小说较早的渊源。1734年，他又回到利奇菲尔德，他的母亲和弟弟在那里继续经营书店。1735年7月9日，差两个月才足26岁，他与拥有700英镑和有3个孩子的寡妇伊丽莎白·波特结婚。他用她的钱在邻近的艾迪尔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加里克，利奇菲尔德的一个男孩子，曾经是他的学生。但是他与教学之间没有足够的协调，内部的创作力呼之欲出。他写了一个剧本《艾里妮》（Irene），而且传话给《绅士杂志》的编辑爱德华·凯夫，阐释定期刊物改进之方。1737年3月2日那天，他带着他的学生加里克，两人合骑一匹马到伦敦去卖他写的悲剧剧本，而且在残酷的世界中，为自己划出一席之地。

他的长相对他不利。因他长得瘦削而高峻，露骨的体格使他凸出了许多角。瘰疬疱布满脸上，时有痉挛性的抽搐。他的身体常会惊跳起来，与人对面讲话总伴以奇异的手势。一位书商在他求职时劝导他“弄个垫肩来，然后扛皮箱去”。显然，他从凯夫那里获得了某种鼓励，因为他在7月回到利奇菲尔德，然后把妻子一起带到伦敦。

他并非没有心机。凯夫在报刊上受到攻击时，约翰逊写了一首替他辩护的诗寄给他。凯夫把这首诗发表了，也给他稿费，然后与多兹利出版（1738年5月）约翰逊的《伦敦》（London）诗册，为此他们给了他10个基尼。这首诗坦率地模仿尤韦纳尔的第三首讽刺诗，即特别强调城市令人悲叹的一面，而那时正是该诗作者学着去爱城市的时候。这首诗同时攻击罗伯特·沃波尔的施政，后来约翰逊又把他描述为“这个国家曾有过的最好的行政首长”。这首诗也是一个乡村青年在伦敦住过一年后发出的愤怒的呼声，那时他还在无法保障明天的食物的处境中，因而也就有了“晚起也值得，贫困使人愁”的名句。

在那些奋斗的日子里，约翰逊从事各种形式的写作。他写过《名人传》，而且为《绅士杂志》写各种文章，包含虚构的国会论争的报道。对这种论争的报道在当时仍是禁止的，因而凯夫想出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托称他的杂志只是记录“高级小人国参议院”中的论争。约翰逊接办这个工作是在1741年。从一般性的消息到议席上的讨论过程，他杜撰了许多议员的演讲词，而这些议员的名字，都故意拼写错误以影射当时议坛上的主要斗士。由于此等论争带有的逼真的气氛，许多读者把它们看成逐字的报道，而约翰逊也不得不警告斯霍勒特（那时他正在写一部英格兰的历史）别把这些报道当作事实而依赖它们。有一回，他听到有人称赞查塔姆的一篇演说辞时，约翰逊赶紧说：“那篇演说辞是我在艾塞特街的一间顶楼上写的。”有人赞誉他的报道公正无私时，他却供称：“我把门面照顾得倒是相当妥切，不过我还是留心不让辉格党的狗儿们占到上风。”

他的工作到底得到什么报偿呢？他一度称呼凯夫为“吝于付款的老板”，但他经常表示出对他的带有感情的回忆。1738年8月2日至1739年4月21日，凯夫付给他49镑。而1744年，约翰逊预计一年有50镑的收入，“无疑多于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然而照传统的说法，约翰逊那些年头在伦敦总被描述为生活在悲惨的贫穷之中。博斯韦尔相信：“约翰逊与理查德·萨维基有时陷入极度穷困而付不起住宿的钱，以致他们数度在街上漂泊整夜。”而麦考莱把那段岁月里缺乏栖身之所的约翰逊想象成衣衫褴褛而吃相“狼吞虎咽的贪馋”。

理查德·萨维基令人难以相信地自称是伯爵之子，1737年约翰逊与他相遇时，他却变成一个浪荡子。他们游荡街上，是因为喜爱酒店甚于他们的房间之故。博斯韦尔“以无比的敬意和体贴”，说约翰逊：

到伦敦后的行为，与萨维基和另外一些人结成一伙，从某个方面看来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不寻常的强烈而激动的好色倾向是颇负盛名的。他诿称那是由于他的许多朋友，他常带城里的女人到酒店，而且听她们讲述她们的故事——简短地说，那是无须隐瞒的事情，就像其他许多善良而虔敬的男人一般（博斯韦尔是否也把他自己想在里面？）……约翰逊也不能免除那种势必“与其内心的法则敌对的”嗜欲——而在他与这些嗜欲的战斗中，他是失败过的。

萨维基于1739年7月离开伦敦，1743年死于一个债务人的禁锢中。一年后，约翰逊出版了《理查德·萨维基的一生》（The Life of Richard Savage），这本书被亨利·菲尔丁称为“我看过的这类书籍中，写得公正、写得很好的一本”。它预示了（而且后来被纳入）《诗人列传》的出现。这本书出版时不具作者的名字，但伦敦的文艺界很快就发觉那是约翰逊写的。从那时起，书商们开始认为他是编纂英语字典的人选。

字典（1746—1755）

休谟于1741年写道：“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语言的字典，也几乎找不到一本可以接受的文法。”他说错了，因为纳撒尼尔·贝利（Nathaniel Bailey）在1721年出版了《字源学的英语及普及字典》（An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此后出现了一些半辞典性的后继者。编一部新字典的建议显然是由多兹利在约翰逊面前提出来的，而后者回答说：“我想我不至于担当这项工作。”然而，其他的书商与多兹利合伙并表示如果他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他们愿意付给约翰逊1575镑时，他还是在契约上签了字，时间是1746年6月18日。

经过一再思索后，他草拟了一本34页的《英语字典编纂计划书》（Plan fo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而且把它印出来。他把这本《计划书》送给许多人，包括后来担任国务大臣的查斯特菲尔德爵士，对这位伯爵在英文及其他方面的卓越能力给以满怀希望的颂扬。查斯特菲尔德约他见面，约翰逊真的去了，伯爵赠他10英镑及一些鼓励的话。后来约翰逊再度造访，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在那里非常生气，终于摒弃了把他的作品献给查斯特菲尔德的想法。

他闲散地着手这项工作，后来才勤奋些，因为他的稿酬是被分期给付的。他编到“辞典编纂人”（lexicographer）这个字时，他下的定义是“编写字典的人，从事一种无害的苦工……”。他原本希望以3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但实际上花去9年的光阴。1749年，他从舰队街搬往戈夫广场。他用自己的钱雇用了五六个秘书，让他们在四楼的房间里工作。他阅读1558年至1660年既有的英国作品——从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到查理二世登基。他相信英语是在这个时期达到最优秀的境地，而且提议把伊丽莎白时代到英王詹姆士时代的语法作为建立优良语法的标准。他想定了要引用某个句子来例释某个字的用法时，就在那个句子底下画一条线，然后在书页的边处注上必须界说的那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接着，他的助手们把做了记号的每个句子抄录在纸片上，然后依照字母顺序的正确位置，把这些纸片插夹在贝利的字典里面，贝利的字典被作为起点和导引。

在那9个年头里，他曾数度休假，去寻思适切的定义。有时他觉得写一首诗要比界说一个单字来得容易些。1749年1月9日，他发行了为数12页的诗集《人类愿望的虚华》（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就像10年前的《伦敦》诗集一般，这本诗集在形式上仍然模仿尤韦纳尔，但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仍然埋怨自己的贫困，也埋怨查斯特菲尔德的轻视：

那里标示种种不幸，袭击学人的一生——

劳碌、妒羡、匮乏、主顾与监牢。

而斗士的胜利是多么徒劳！请看瑞典的查理十二怎么说：

他留下英名，使全世界在他面前顿呈苍白

他昭示一种德行，或美化了一个传奇故事。

人何其愚昧，我们眼见浮华、欺骗及老年的痛苦时，却祈求长寿，此心漂泊于重复的逸事中，命运随着每天的遭遇而摇摆不定，子女为了继承遗产处心积虑而淡忘了伤亲之痛，“数不尽的各种弊病，由卑污的角落袭击，包围着人生，逼迫悲惨的绝境”。要脱离徒劳的希望和可以确定的腐败，只有唯一的路：祈祷，信仰有力救赎苍生和赏善罚恶的上帝。

不过，这位悲观论者也有过快乐的时光。1749年2月6日，加里克把《艾里妮》剧本搬上舞台。这件事对于约翰逊来说是一件大事，他沐浴洁身，穿上一件镶有金色花边的鲜红色背心，头上戴着同样装饰而很华丽的帽子，观赏他的朋友扮演穆罕默德二世与西伯夫人装扮的艾里妮配戏。这出悲剧共演了9个晚上，为约翰逊带来200英镑。后来没有重演，不过多兹利另外付给他100英镑买下版权。这时，他的名望与富裕足够他来创立一个俱乐部了。不是距此15年后的那个“俱乐部”，而是“常春藤巷俱乐部”（Ivy Lane Club），以街为名。在那里的国王大酒店（the King’s Head Tavern）里，约翰逊、霍金斯及另外7位人士，每逢星期二晚上聚会在一起，吃牛排并交换偏见。后来约翰逊曾说：“我经常去那里作乐。”

1750年3月21日至1752年3月14日，他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写一篇短论，以《漫游》为名由凯夫发表，由此他每周得到4个基尼。这些短论卖不到500份，凯夫因而亏了钱，可谓运气不佳。这些短论后来被集成单行本出版，竟然在约翰逊死前销行了12版。我们能声明其中有趣的只有编号170与171这两篇，约翰逊在此似乎把一个娼妓道德化并美化了她的故事。批评家们抱怨他的体裁与用字过于拉丁化与冗长。只有博斯韦尔发现约翰逊在描述罪恶之余还是励人向善而感到安慰。

在那几年中约翰逊显得特别紧张，因为他的心力被那些定义弄疲乏了，而他的精神也因他妻子的颓唐而沮丧。波特用酒和鸦片来排遣年老孤单的痛苦，她经常不让约翰逊靠近她的床，而他到外头吃饭时也极少带她一起。与他们两人都很熟识的泰勒医生说：“她真是约翰逊生活上的累赘，总是烂醉如泥、面目可憎，约翰逊经常埋怨跟这种妻子一起生活的痛苦。”她的死（1752年3月28日）使他忘了她的过错，而他在她身后表现的那种爱恋使他的朋友们觉得有趣。他称颂她的德行，悲叹他的孤单，而且希望她能为他向基督说情。“他告诉我，”博斯韦尔回忆道，“他通常在下午4点外出，而很少在清晨2点以前回到家……舰队街的米特酒店是他最常到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长坐达旦。”

孤独是可怕的，约翰逊在妻子去世后，把安娜·威廉姆斯带进戈夫广场的家里（1752年）。她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威尔士女诗人，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外，她留在约翰逊身边直到去世（1783年），她指挥家务和厨房工作，切烤肉片，而且用手指来判断杯子倒满了没有。约翰逊另外雇用一个黑人仆役弗兰克·巴伯料理一些私人生活，他留在他身边共达29年，约翰逊送他上学校，用尽了苦心让他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为了使这个新家庭更臻完善，约翰逊又邀请了一位不安于业的医生罗伯特·莱韦特同住（1760年）。这三人组成一个时时争论不休的家庭，但约翰逊感谢他们能够相聚。

1755年1月，他把《字典》的最后几页交给印书商。这位印书商眼看就要结束这个工作及和这个人的关联，因而大大地感谢上帝。查斯特菲尔德听到了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时，他希望成为书首的题献人。他在一本刊物上写了两篇文章，祝贺众所期待的巨著，试图弥补以前没有接见他的那次失误，又颂又捧地把约翰逊称为精良的英语用法的独家权威。而这位骄傲的作者寄给伯爵一封信（1755年2月7日），那就是卡莱尔描述的“那位声名远播的‘厄运风暴’（Blast of Doom），声明那位赞助人已不算数了”：

伯爵大人：

最近才从《世界》（The World）杂志的所有人那里得知，该杂志所刊两篇推荐拙著字典的大文，乃是大人您所写。如此承蒙抬举本是一项殊荣，然而由于本人不惯承受来自大人们的厚爱，以致不知如何接受，也不知该用什么言辞来致谢……

大人啊，从我在您的外室久候，或者说被拒于你的门外，距今已经有7年的光阴了。在此期间，我历尽万难以推进我的工作，埋怨这件事是没什么用的，而我终于也把它带到出版的边缘，没有受到任何赞助的行动，没有一句鼓励的话语，也没有一丝亲切的笑意。我并不期望如此的待遇，因为在……之前我未曾有过赞助人。

大人啊，所谓“赞助人”岂是对一个陷身水中而挣扎求生的人只有不关心的旁观，而当他到达地面，却以帮助来烦扰他的人吗？您对我的劳苦表示的欣悦与关注，若早得是时候，那就是您的仁慈。但是它毕竟延迟了那么久，以致我已淡忘而且无法消受，以致我已孤立而无法参与，以致我已成名而不再欠需。我希望不会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没有实际受惠的恩泽而显得冷嘲与刻薄，也不愿意公众认为我对一位“赞助人”有所亏欠，神意使我能够为自己做这件事。

既然我的工作已经进行了那么久，而对任何赞助人也无所亏欠，对这件事我并不失望，只是我要断然地声明绝无亏欠，如果这是可能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已觉醒，不再留恋我曾经得意洋洋的梦想与希望。

伯爵大人

您最谦卑的仆人

塞缪尔·约翰逊

查斯特菲尔德对这封信的唯一批评是“写得很好”。而它的确是18世纪散文的一篇杰作，摆脱了一直受到影响而且难以负荷的拉丁式变体。该文的作者一定经过仔细思考而且深有感触，因为在26年后他曾经依据记忆再度向博斯韦尔重述。这封信一直到约翰逊死后才出版。也许他的愤怨影响了他对查斯特菲尔德的《给儿子的信》（Letters to His Son）的责难——他说：“他们教导妓女的道德和舞蹈师的礼节。”

约翰逊早在1755年就到了牛津，一方面为了在图书馆里找参考书籍，另一方面为了暗示他的朋友托马斯·沃顿，如果《英语字典》一书的作者名字后面能放上一个学位，将有助于该书的流通。沃顿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约翰逊在三月内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字典》终于出版了，总共差不多2300页的对开本的两本巨著。约翰逊在结束他那篇前言时说：

这部《英语字典》的撰述，几乎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任何帮助，也没有得到大人们的任何支持。并非成就于四平八稳的退休生活中，也非完成于学院亭林的庇荫之下，而是造就于不便与不安、病痛与悲伤之中。它也会遏止恶意批评的扬威，观察到我们的语言若没有在这里充分地展现出来时，我也只不过是失败于一种人力从来没有达成过的企图……我拖延了我的工作，现在那些我希望去取悦的人都已埋藏到坟墓里去了，这使成功与失败都成为空洞的声音。因而我以冷淡的静默来结束它，没有对恶评的恐惧，也没有对称赞的期望。

我们不能期望批评家能够体会约翰逊的《字典》达到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顶峰与分界线，如同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1751—1772年）在法国文学里达到了顶峰与转折点一样。约翰逊作品中的一些意外的缺点受到了许多嘲笑。在所收的4万字中居然有如“gentilitious”和“sygilate”的怪字（韦伯斯特很尊敬地保留在他的字典里）。有些字的定义是带有怒意的，譬如“pension”这个字是“一种付给特殊身份者的津贴。在英格兰通常是指付给由国家雇用使之背叛自己国家的人的酬劳”。而“excise”的定义是“可恨的商品税”。也有出自个人的妙想的，就像“oats”（燕麦）这个字的定义“一种谷类，在英格兰通常是喂马的，在苏格兰却是人吃的”——这倒是真的。博斯韦尔问约翰逊“文明（civilization）是否是一个字；他说不是，彬彬有礼（civility）才是”。约翰逊的许多字源学的解释目前被否认了。拉丁文他懂得很多，希腊文则较少，但对现代各种语言就显得太不熟悉了。他坦然承认字源学是他的弱点。他定义“pastern”这个字为“马的膝盖”（应该是马脚的一部分）。一位女士问他何以错到这个地步，他说：“夫人，由于无知，完全是由于无知。”像这么大的一部著作，每页都带有成打的出错的机会，他是难免会有失误的。

约翰逊的成就得到了国外的赞赏。法兰西学院送他一部该院出版的《法语字典》（Dictionnaire），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克鲁斯卡学院送他一部他们编的《意语字典》（Vocabulario）。《英语字典》的销路够好，乐得书商们出资给约翰逊另编节本。这个大部头的原本在1828年被韦伯斯特取代前一直被视为依据的标准。它把约翰逊高高地摆在他那个时代英国作家的顶端，除了像霍勒斯·沃波尔之类的贵族外，他实际上已成为英国文学界的至尊。“文坛大可汗”（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开始行使他的权威。

迷人的圈子

然而，他没能免于因负债而被捕。从《字典》那里来的收入总是来得快去得快。1756年3月16日那天，他写信给理查森：“先生，我不得已而求你惠助。现在我因5镑18先令而被拘留……如蒙善心借我这笔数目，我将会很感激地连以前已欠的一齐奉还。”理查森寄给他6个基尼。这段时间，他靠写杂志文章、替不太会说话的牧师编写证道文、靠预付给他承诺编辑莎士比亚的稿费及用“闲者”（The Idler）为笔名给《寰宇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每周写一篇短论（1758年4月15日—1760年4月5日）来维持生活。这些工作比起《漫游》来说都是较轻松的，然而对他们的读者依然是很严肃而吃重的。有一篇指责活体解剖，另有一篇暴露债主的牢狱，第五号作品为了军人与家室的分离而悲悼，而且提议设置“女骑兵”队（Lady Hussars）来处理军需及从事护理，还兼安慰他们的男人。

1759年1月，他获悉22年没见过面的90岁的老母濒临死亡。他从一位印刷商那里借到了钱，然后在一封温柔的信里寄给她6个基尼。她死于1月23日。为了支付她葬礼的费用及为她还债，他以一个星期的所有黄昏时间写了（他是这样告诉雷诺兹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他分成几段交给印书商，总共获得100英镑。4月出版时，批评家高举其为古典巨著，而且将其与伏尔泰的《康迪德》一书媲美。后者差不多同时出版而讨论同样的问题——人生能带来幸福吗？约翰逊不加犹豫地回答说：“你们这些听信希望的幻象，期待年老时能实现青年的诺言，及今日的不足将在明日获得弥补的人呀！请注意拉塞拉斯的史事。”

约翰逊告诉我们，阿比西尼亚的国王习惯于把王位的继承人拘留在快活而富饶的山谷里，直到他继承的时间来临。什么东西都供应他：皇宫、美食、珍禽宠兽及聪颖的伴侣。但是到了第26年，拉塞拉斯已厌倦了一切欢乐。他不但失去了自由，还丧失了奋斗的力量。“如果我有了可追求的东西，我必会快乐。”他思索着他如何可以逃离这个平静的山谷，去看看人们是如何寻找和发现他们的幸福的。

一位技艺精练的机匠提议造一个能飞的机器，足以把王子和他自己提升到环绕他们的群山之上而奔向自由。他解释说：

能游泳的人无须对飞行失望。游泳就是在厚重的流体里飞行，而飞行就是在稀薄的流体里游泳。我们只须对我们经过的不同密度的物质成比例地分配我们的抵抗力。只要你在空气上面补充的任何冲力，能快于空气遁离的压力，你必然会得到空气的支撑……从地面上起飞所费的劲会是很大的……然而当我们越升越高，地球的吸力和身体的重力就会逐步消失，直到我们抵达某一领域时就会浮在空中而不会掉下来。

拉塞拉斯鼓励这位机匠，他同意造一架飞机，“不过有个条件，技巧是不能公开的，而且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你不能要我也为别人造翅膀”。“为什么？”王子问，“难道你嫉妒别人获得这么大的好处？”“如果人人都是有德行的，”机匠回答，“我会尽快地教他们飞行。然而如果坏人能尽兴地从空中进行侵略，那么好人的安全又在哪里呢？”他造了一架飞机，在试飞的时候掉到湖里了，还是王子把他救出来的呢！

拉塞拉斯更喜欢与游历广、阅人多的哲学家伊勒克交谈。他们发现一个山洞，引出一条小径通到外面的世界。他们逃离了他们的乐园，带着公主妮凯雅和她的女侍。他们带着珠宝，因为那是到处通用的货币，去访问开罗，寻欢作乐，终至厌倦。他们听到一个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讨论克服热情，数天之后，他们发现他因女儿的死去而悲乱。由于读过田园诗，他们设想牧羊人必定快乐，但是他们发现那些人的内心“受到了不满的侵袭”，而且“对位居他们之上的人怀抱恶意”。他们遇到一位隐士，获悉他暗地里也向往城市的逸乐。他们探讨家庭生活的乐趣，发现每个家庭因失和与“背叛的欲望的冲突而昏暗”。他们考察金字塔，认为那是愚昧的顶峰。他们学习有关学者与科学家的快乐的生活。他们遇上了一位天文学家，他告诉他们说：“廉正若无知识是脆弱而无用的，有知识而不廉正是危险而可怕的。”但是这位天文学家发疯了。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世间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可导致幸福快乐，伊勒克说了一篇灵魂不朽论来安慰他们。他们决定回到阿比西尼亚，怀着至福的复活的信念，宁静地接受人生的兴衰。

这是一个老故事的精美再现。使我们惊奇的是文体的优雅流畅与清晰，脱离了约翰逊在论文和对白中的冗长词汇。一个这样博学的辞典学家几乎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淳朴的故事的，更令人不能相信的是他居然在7天之内写出141页。

他又搬家了，从戈夫广场搬到斯台博客栈（Staple Inn，1759年3月23日）。不久他又搬到格雷客栈，再搬到内庙巷。这些变化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然而1762年7月，英王乔治三世接受比特爵士的建议，赠予他一年300英镑的恩俸，约翰逊突然被抬举到相对富有的境地。为什么这一优遇竟落在一个经常反对汉诺威王朝，毫不例外地嘲弄苏格兰人，而且把恩俸描述为“付给由国家雇用来背叛自己国家的人的酬劳”的人身上，已成为许多神秘故事的主题。约翰逊的敌对者指责他爱金钱甚于爱原则，而且认定比特在寻求一支强有力的笔，来回应威尔考斯、查理·丘吉尔等用墨水来玷辱他名誉的人。约翰逊声明，他接受这笔恩俸是基于一种明确的认识，并经比特两度认可，即他不接受要求撰写支持政府的文章。他私下告诉博斯韦尔说：“痛骂汉诺威王室而祝福詹姆士国王健康的那种快乐，远比一年300英镑大得多。”总之，这样的恩俸他赚了好几回，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后来几年的政治路线，而是以文笔和演讲，以智慧和纯净的机智充实了英国文学。

他有足够的朋友来应付各方的敌人。他说：“友谊是提神的强心剂，足以使欲呕欲醉的人生平静下来。”差不多他在场的每次聚会中，他总成为交谈的中心，并非他倾力以致之，而因为他是那时伦敦文艺圈最具个性的人，每当他开口时总可以确信他会说出一些名堂来。提议组织“俱乐部”的是雷诺兹，后来博斯韦尔称之为“文艺俱乐部”。约翰逊支持这个运动，1764年4月16日，这个新团体在伦敦苏荷区、格洛街的仙人掌大厦里举行第一次周一黄昏聚会。参加创立的会员包括雷诺兹、约翰逊、伯克、哥尔斯密、克里斯托夫·纽金特、托珀姆·博克莱尔、贝内特·兰顿、安东尼·夏米尔和霍金斯爵士。其他的人，像吉本、加里克、谢里登、弗克斯、亚当·斯密、伯尔尼博士等，是后来经过俱乐部的投票通过才加入的。

博斯韦尔1773年以前一直没有获许入会，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并不经常住在伦敦。从他与约翰逊相遇到约翰逊之死，他与他的偶像相处的时间总共仅有两年几个星期。他未加隐藏的热情，及约翰逊也知道博斯韦尔计划写他的传记，使这位长者原谅了他近乎阿谀的偶像崇拜。一个善于言谈，另一个是好听众，两个人形成了快乐的一对。约翰逊对博斯韦尔的才智并不高估。博斯韦尔说他们交谈中所喝的酒令他头痛时，约翰逊纠正他说：“不，先生，不是酒使你头痛，令你头痛的是我放进去的意味。”博斯韦尔好奇地回问：“先生，意味为什么会令人头痛呢？”约翰逊回答说：“会的，先生，当一个人感到不习惯于它的时候。”（从《生平》一书中的某些章节看来，博斯韦尔谈出的意味似乎比约翰逊还好。）在称赞蒲柏的《愚人记》（Dunciad）时，约翰逊表示它使一些蠢材因而获得持久的盛名，他继续他的玩笑说：“这么说当一个蠢材也值得。啊，先生，如果你活在那段日子里该多好！”不过后来“老熊”也学会喜欢他的“小熊”了。“我很少喜欢别人像喜欢你那样。”他1763年告诉他。他说：“博斯韦尔，别离开一幢房子而不留下重返的希望。”1775年，博斯韦尔在约翰逊的住处获得一个房间，当谈得太晚时就睡在那里。

1772年3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有写约翰逊先生生平的坚定决心。我还没有告诉过他，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他。”但约翰逊在1773年4月之前就知道了，也许还要早些。别人也有知道的，但对博斯韦尔以提出争论性的问题，来引出这位老师傅的话，从而获得一些写传记的珍贵资料的显著企图有所抱怨。而这位好问的苏格兰人炫耀说：“若非我开启泉口，泉水常常是阻塞不出的。”若非博斯韦尔那种可爱的挑逗和不倦的摸索，我们熟悉而津津乐道的约翰逊可能就成不了那样了。请看看在霍金斯所写的《生活史》（Life），甚至泰罗尔夫人栩栩如生的《逸事》（Anecdotes）里的约翰逊是多么不同啊！

1765年1月，约翰逊结识了泰罗尔夫妇，在他一生中，这份友谊比起他和博斯韦尔的更重要。亨利·泰罗尔是酿酒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游历广，被选为国会议员更足以证明他的地位。1763年，他与赫丝特·琳奇·赛勒丝柏利结婚，她是威尔士女郎，虽然只有5英尺高，却活泼而聪明。亨利比她年长12岁，专心于他的生意，但对她倒也宠幸备至，使她年年有孕（1764—1778年），还把他的性病传染给她。她替他生了12个孩子，其中8个死于稚龄。她以文学自娱自慰，而她的丈夫把著名的塞缪尔·约翰逊请回家时，她使出了全副的女性艺术与魅力把他俘到家里。不久，约翰逊每逢星期四都与泰罗尔夫妇在他们南渥克的家里聚餐。1766年后，他经常在他们坐落于萨里郡斯特里罕的乡间别墅里陪他们度过夏天。以约翰逊为中心，泰罗尔夫人使家里成为沙龙，请来了雷诺兹、哥尔斯密、加里克、伯克、伯尔尼夫妇，最后加入的是带着妒意的博斯韦尔——因为他获悉泰罗尔夫人正在收集约翰逊的容貌、生活方式和言论的资料，于是《生平》有了对手了。

旷世天才（大熊星）

这位高居大熊宝座的巨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博斯韦尔于他们1763年初次会面时写道：“约翰逊先生是外表最恐怖的一个人……块头很大，被生疮的眼睛、神经痉挛和瘰疬困扰着。他穿着邋遢，说话声音很古怪。”泰罗尔夫人描述稍后几年的他：“身躯显然很高，四肢尤其显得很大……他的面貌刚毅，眼睑特别绉蹙……近视眼，不然就是视力不足。然而他的两眼……如此凶猛，如此锐利，以致我相信来看他的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怖。”

他感叹说坐着让人画像是“浪费时间”。然而，他坐着让雷诺兹画了10次、让诺勒肯斯画了一次半身像。1756年约书亚爵士把他画得肥硕而懒散，1770年为他画侧面半身像而使他看来像哥尔斯密。1772年他的最有名的几张画像，留给后世的是一个身躯难看，有硕大的假发、大而肥的脸、低垂的眉毛盖住了困扰的双眼、宽厚的鼻子、厚唇和双层下巴的人。他的假发因脑袋、肩膀和两手的痉挛抽动而移歪了位置。他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他告诉博斯韦尔说：“精致的服装只有在缺乏别的手段以获取敬意时才有用。”在他成为泰罗尔夫妇的朋友之前，他已经很担心自己的健康。

他很贪吃，大肚能容，也许想起饥饿的往年。博斯韦尔说：

我没有见过像他那样喜爱美食的人。进餐时，他是那样专心一意眼前的要务。他看来全神注视他的盘子，除非是和很高贵的人会餐，他一句话不说，而对别人所说的一点也不留意，除非他已满足了胃口。他的吃相那样凶猛……以致额头的血管都鼓了起来，还常常看到他满头大汗。

他用手指头弄鱼吃，“因为我近视眼，怕吃到鱼骨头”。他一看到蔬菜就忍不住。在他比较称心如意的日子里，他“喜欢饮酒自宽，而只醉过一次”。威廉姆斯太太公然斥责醉酒：“我怀疑男人们把自己弄成禽兽样子有什么乐趣可寻。”约翰逊回答说：“夫人，我怀疑你还没洞察到这种超凡的强烈诱惑力，因为把自己弄成禽兽样子的人才能免除做人的痛苦。”但是喝酒“不能改善交谈，因为它改变了心理状态，以致你会喜欢任何交谈方式”。晚年，他摒弃任何酒类，而自足于巧克力、柠檬汁，喝茶无数。他从不抽烟。“那是可怕的事，从我们嘴里把烟喷到别人的嘴、鼻子和眼睛上，而别人也这样对待我们。”他把吸烟的习惯解释为“防范心灵的全然空虚”。他粗鲁的仪态，一部分是夜以继日深居不出的残迹，一部分是生理的激动和心理的恐惧使然。他身强力壮，也为此自傲，他能击倒一个书商而不怕报复。一个人占有他暂时离去的座位时，他能把那人抓起来抛开。他跨上一匹马参加泰罗尔的50英里越野猎狐。但他对支撑自己的体重感到困难。“他在街上走时，只看到他的脑袋起伏地摇摆，伴随着身体的移动，好像他就是靠这种移动和摇摆行进的，而不是靠他的两腿。”骑马时，“他没有命令也没有指挥他的马儿，倒像是坐在气球里被带着跑一样”。

1776年后，他患了气喘、痛风和水肿。这些毛病连同其他身体上的困难，一定强化了他的忧郁，他有时太沮丧，以致“宁可切掉一手或一脚来恢复精神”。他不相信有人是快乐的。他对一个自认为快乐的人说：“那是违心之论，连狗都知道它永远是不幸的。”一位医生告诉他忧郁症有时导致精神错乱，约翰逊于是害怕自己会发疯。他借《雷塞勒的故事》中的哲学家伊勒克之口说：“在我们现有的各种不安定中，最可怕也最令人警惕的是不能确定的理性的延续。”

由于近视眼，他在女性、自然界或艺术的美中找不到什么乐趣。他认为雕刻的价值被高估了，而“塑像的价值则在于塑造过程是困难的。你不会对雕刻在胡萝卜上的美好人头做评价”。他试过学乐器，“但我弄不出一个调子来”。他问：“先生，请问这个巴赫是怎样的人？他是吹风笛的吗？”——他问的是约翰·克里斯丁·贝奇，那时（1771年）英格兰最著名的钢琴家。他认为音乐正被简谱污染。听到一位小提琴手因为他演奏的技艺是那么困难而受称赞时，约翰逊慨叹地说：“因为困难——我真希望那是无法演奏的。”

如此强壮的男人在处理性爱问题时必定发生困扰——即使是正常的心灵都会受到骚扰。他出席《艾里妮》剧本的首演时，加里克带他进入演员们等候出场的后台，之后他拒绝再到那里去。“不，大卫，我不再回到这里来，因为那些女演员白嫩的乳房与大腿会激起我的性欲。”一天，在赫布里底群岛，博斯韦尔很惊奇地听到他说：“我常想到如果我保有一间后宫别室……”

一般而言，他的缺点比起他的美德显著得多，而他的确是有些美德的。我们很可以把霍勒斯·沃波尔的批评“他虽生性温厚，但表现出来的性情很坏”倒过来说，而不失公正。对这样的事，哥尔斯密比较谦厚地说：“约翰逊的仪态有些粗暴，但没有一个活人有比他更温柔的心肠。除了表现在外表的之外，他一点也不粗鲁。”他虽散乱、疏懒、迷信、粗鲁、独断和高傲，但他也仁厚、有人情味、慷慨、敏于求人宽恕和宽恕别人。泰罗尔夫人记得约翰逊动用了他的300英镑恩俸中的200镑。她说：

他护养一大家人……通常每周中间的几天他在我们家过，他用固定的费用来安顿舰队街的数口之家，而每逢星期六回到他们那里供应三顿美好的饭食。至于他的同事们，他在星期一晚上回到我们这里之前也给予他们同样的待遇，比起他受到上流社会的款待还要更谦恭有礼。

他为人写序文、献辞、布道辞，甚至法律上的见解，通常是免费的。他努力执笔撰文，使威廉·多德博士免受绞刑。看到一个妓女躺在马路上，他（那时已75岁）把她背在背上，带回他的房间，悉心照料直到她复原，而且努力使她过有德行的生活。与他合作编辑《莎士比亚》的乔治·斯迪文斯说：“如果他有意隐藏的许多慷慨善行，及他私下所做的许多仁慈的行为，能够（像他的缺点一样）同样被公开，那么他的缺点将在他美德的光辉之下消失无形，人们只会关心他的美德。”

在他最后的19年中，他只写了一本有分量的《诗人列传》，除此之外他只以舌代笔。他把自己描写为“喜欢盘起腿来把话说尽的人”。如果撇开吃的不谈，他大部分的生活都花在与有识之士的交谈上。关于人间世事，他由观察与阅读而收集的储量惊人而范围广阔的知识，其中许多是装在他记忆的贮藏室里。他总是希望减轻自己的负担，然而他很少发动任何严肃的讨论。有人谈起某个话题或有所挑战时，他才会高谈阔论。他经常倾向于反对别人所说的。他随时准备好为任何命题或其反面而辩护，他乐于争论，知道自己是雄辩无敌的，他决定在论辩中获胜，即使真理在他的攻击之下死亡也不怜惜。他知道这不是最好的交谈方式，但他确信这样是最有趣的。在冲突进行当中他无所礼让。“他对我们全不留情。”博斯韦尔说。他向一位争论者说：“我已经找到了与你论辩的题材，但我没有义务去得到你的理解。”“别和约翰逊辩论，”哥尔斯密说，“因为如果他的手枪打不响了，他会用枪托把你击倒。”“我第二天清早去拜访约翰逊博士，”博斯韦尔叙述说，“我发现他对自己前夜辩才的威力大感满意。（他说）‘怎么样？我们可谈得不错。’（博斯韦尔答）‘是的，先生，你摇撼、刺伤了好几个人。’”托马斯·谢里登叫他暴徒，而吉本说他顽固。蒙博多爵士称他为“我所认识的最可恶、最恶毒的人。他不称赞别人赞扬的任何作者或书（他倒称赞过范尼·伯尔尼所著的《埃维莉娜》），而且……连花极短的时间去听别人吸引众人的言谈的耐力都没有”。霍勒斯·沃波尔安于他的闲职，每当想到他时就会颤抖起来，以辉格党籍的首相之子的所见而把他总结如下：

虽博学多识而又具备某些有力的优点，约翰逊的性格讨厌而卑鄙。原则上是一个帝王神权论者，妄自尊大，自负而架子十足……他出卖他的文笔给党派，即使在字典中也如此，到后来，为了一笔恩俸而抵触自己的定义。他为人的态度卑鄙，目中无人而残酷，他的风格荒唐地夸大而恶毒，一言以蔽之，他的卖弄造作具备了一位乡下师傅所有的巨大鄙陋……后世读到我们崇拜的这样的偶像时，不知道会怎么想象我们？

当然了，理想中最好的交谈是与一小群不忙不乱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博学多识而谦恭有礼。不然，就得像约翰逊在一段可爱的插曲里所说的：“那是最令人快乐的交谈，没有竞争，没有虚夸，只是安静地交换彼此的情操心绪。”不过，他在何种时刻会有那种体验呢？他告诉似乎在眨眼睛的博斯韦尔说：“以敬意待你的对手，等于是给予他无权承受的好处。”我们这些没有与他冲击过的人，会因为他的机智、幽默和洞察力，宽恕他的所有抨击、伤害和偏见。他的真实不虚、坦诚不诈及他把智慧集中在简单语言中的能力，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有支配力的人物之一。

保守的心灵

我们应该给他发言的机会吧？他对太阳底下的每件事差不多都可以说一些有趣的话。他认为生命是没有人愿意再次遭遇的不幸，而且大多数的人是“不耐烦地持续它而又勉强地脱离它”。麦克劳德夫人问他“是否没有人是天生善良的”，他回答：“没有，夫人，并不比狼好些。”“人显然是那么腐败，所有天上和人间的律法都不足以防止他们犯罪。”“人们的恨比起他们的爱要顽强得多，一旦我说了一些话而伤害到一个人，我将无法再说许多话取悦他，而使这件事有所改善。”

他不常讨论经济学，他抨击政府对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而强烈谴责奴隶制度。有一回在牛津，他提议“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暴动”干杯，而使一些教授惊愕。不过，他认为“提高每天工作的劳工的工资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的日子好过些，反而（指那些懒散的）只会使他们更疏懒，而懒散之于人性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与布莱克斯通一样，他支持私有产权的神圣。他与思想风格迥异的伏尔泰一般，辩称富人的奢华是赋予穷人工作，而不要以施舍来腐化他们。他在亚当·斯密之前提倡自由企业，但是商人的增加惹恼了他。“我担心商业的增加与商业激起的对财富的不断竞争，产生不出一个可以从智巧与欺诈中迅即期待得到的有目的远景来……狡猾取代了暴力。”他不假装轻视金钱，虽然他有所匮乏，他认为“除了木头人之外，没有人不是为钱写作的”——这样说是低估了虚荣心。

他以为（回想他给哥尔斯密的《游历者》一诗添加的句子）我们夸大了政治的重要。“我可不愿意花半个克朗去生活在一个政府形式之下而不要别的形式。”因为“大多数的政府改革计划都是可笑的事”。然而他曾经热衷于反对“辉格党的狗儿们”，还是一笔恩俸才协调了他与汉诺威王室的关系。他称爱国主义是“恶徒的最后避难所”，但是他以爱国的热情来辩护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力（1771年），而且他对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有着一种近乎盲目排外的轻视。

1763年，他早在伯克之前为保守主义辩白。“人的经验，虽常与理论抵触，却是真理的伟大考验。基于许多心智的发现上的系统，总是比仅由一个人的心智产生的要有力得多。”1762年后，他对现状算是相当满意。他称赞英国政府为“比经验告诉我们的和历史传述给我们的更接近完善”。他称赞贵族政治、阶级区分和特权，因为那对社会秩序和精心的立法是必要的。“我是从属关系的支持者……它最有助于社会的福祉……从属是无知者的义务，也满足了穷人的美德。”他像每个时代的人一样感叹：

在这个时代里，从属关系可悲地被破坏了。没有人还有着他父亲曾有过的那种权威——除非是看守监狱的人。主人对仆人已无威权，在我们的大专院校里也没有了，在我们的文法学校里一样没有……这是有许多原因的，而主要的我想是金钱的大幅增加……金银摧毁了封建的从属关系。除此之外，敬意普遍松懈了。儿子们不再依靠他们的父亲，像从前那样……我的希望是，就像独裁产生暴政，这种极端的松懈将会收紧缰索。

静观伦敦的居民，约翰逊判断民主政治会成为灾祸。他讥笑自由与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党团用语。“人生而平等的这种想法远非真实，任何两个人无法相聚半个小时，若非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获得显著的优势。”1770年，他写了一本小书《错误的警钟》（The False Alarm），谴责过激主义，认为把威尔考斯赶出国会是合法的。

在另一本小书《爱国者》（The Patriot，1774年）中，约翰逊重新攻击威尔考斯，而且发动博斯韦尔所说的“促使我们在美国的同胞们的无条件归属的企图”。在早些时候的作品里，约翰逊对在美国的殖民地偶尔公平地说过话。这些殖民地的掠得“并非基于很公正的政策原则”，大部分是因为别的欧洲国家抢夺太多了，而英国希望防止法国和西班牙因并吞美国而危险地壮大，来保卫自己。他称赞过法国移民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并与他们通婚，他也谴责英国移民诈骗印第安人而压迫黑人。但移民谈起自由、正义和天赋人权时，约翰逊藐视他们的要求，认为是无稽之谈，他反问说：“那是什么道理，我们居然听到这些驱策黑人的人大声叫嚷着要自由？”他在《课税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1775年）这本有力的小册子里谈论反对殖民地脱离的事由。显然这是应官方的要求而写的，因为约翰逊埋怨过（博斯韦尔说）他的恩俸是以“文坛名人”的名称颁赠，而现在他居然被“行政当局要求写政治性的小册子了”。

由于接受大英帝国的保护（约翰逊论辩着），移民们曾默认英国政府的课税权利。若要课税公正，纳税人并不需要在政府里有直接的代言人。英格兰居民中的半数也没有代表人在国会里，然而他们接受课税，认为那是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法律保护的公平报酬。供应他论证资料的霍金斯以为《课税非暴政》没有得到答复，不过博斯韦尔记得站在美国立场的科西嘉曾经惋惜约翰逊在文笔上的“极端暴力”。他说：“无可怀疑地，这本小册子是依那时当权者的意图而写的。实际上他也向我承认曾受到其中某些人的删改。”被删除的其中有一段预言说美洲人“在125年后将会得到比西欧人更公平的待遇”。他的政治哲学中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他重视弗克斯过于小皮特，还被诱与威尔考斯聚餐，后者请他吃小牛肉而试图改变他的政治原则。而这个年老的保守分子居然弹起革命的论调来：

我们在抽象的思辨中考察人间福乐分配的不均时……显然许多人缺乏基本的需要而许多人过着更舒服方便的生活。懒散的人靠着勤劳者的辛劳而安适地过日子，奢华的人饱食那些供应者尝不到的山珍海味……大多数人缺乏少数人享受的、弃而不用的。如此看来，社会安宁的长存似乎无法想象，因而这种期待是很自然的，即那么多人缺乏真正的需要时，不应当有人被许以长期的占有多余的享乐。

谈起宗教，他的保守思想又劲力十足了。过完了一段怀疑论的年轻岁月之后，他与日俱增地给予英国国教强烈的支持。有时他倾向天主教：他喜欢炼狱观念，听说英国国教教士有人转皈罗马教会时，他说：“愿主福佑你！”博斯韦尔告诉我们说，“他为宗教裁判辩护，而且主张新教义初次出现时应接受检查，俗世的力量应与教会联合，来处罚胆敢攻击既经建制的宗教，而这只有借宗教裁判来处罚。”他恨透不服国教者，而赞同把卫理公会教徒逐出牛津。他拒绝和一位脱离国教而加入教友派的女士晤谈。他斥责博斯韦尔与“无神论者”休谟的温情友谊。亚当·斯密保证休谟过着为人典范的生活时，约翰逊大叫：“你说谎！”为此斯密还骂他说：“你是婊子生的。”约翰逊以为宗教对社会秩序与道德是不可免除的，也只有凭借灵魂不朽的希望，才能协调尘世的苦难。他相信有天使和魔鬼，还以为“死后我们都将住在恐怖之域或极乐之域”。他相信鬼巫之类真有其事，也相信他死去的妻子向他显过灵。

他不喜爱科学，而称赞苏格拉底试图转移研究星空为探讨人事。他害怕活体解剖，对探险了无兴趣，发现未知的陆地只会导致“争夺和抢劫”。他认为哲学是智性的迷宫，不是导向宗教的怀疑就是导向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他以踢石头来否认贝克莱的观念论，为了替自由意志辩护，他告诉博斯韦尔：“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它是有目的的……所有的理论都在反对意志的自由，所有的体验却支持它。”

他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全部哲学。不管个人的心智多么卓越，他否认它可以坐着论断一个种族在试行与错误的经验里，为了防范社会秩序受到人们的非社会本能冲动的破坏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他以为天主教会虽有许多缺点，但是在保留法国文明方面显示着活泼有力的功能，因而他谴责那些哲学家是心胸褊狭的愚人，他们正在弱化宗教对道德律的支持。伏尔泰与卢梭对于他来说近乎两种愚痴的类型：伏尔泰愚于智，卢梭愚于情。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微小得“难以确定他们的罪过的比例”。他责骂博斯韦尔在瑞士向卢梭献殷勤，也悲叹英国款待了这位《爱弥儿》的作者（1766年）。“先生，卢梭是一个很坏的人。我宁可从速宣判放逐他，而不是放逐在这几年中伦敦中央刑事法院（the Old Bailey）的重刑犯。真的，先生，我真想看到他在殖民地工作。”

约翰逊本人并不像他的意见那般保守。他轻松地破坏了上百个行为、言论和服饰上的习俗。他不是一本正经的人。他嘲笑清教徒，赞许舞蹈、玩牌和戏剧。不过，他谴责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一书，听说正正经经的莫尔读过这本书，他颇为震惊。他害怕文学中的感性，因为他在克制自己的感官冲动和幻想方面有困难。从他的学说里，我们可能以为他没有享受到人生，但在博斯韦尔的述作里，我们看到他是玩味了“人生的全潮”。他宣称人生是苦而不值得，但是，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尽可能地延长他的寿命，然后愠怒而不耐烦地面对衰老的晚年。

晚年（1763—1780）

1765年他从内庙巷搬到舰队街，约翰逊短巷（Johnson’s Court）7号，这取名于一个早期住户。博斯韦尔从欧洲大陆回来后就是在这里找到他的。1765年7月，都柏林大学送给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成为约翰逊博士，但他从来不在他的名字后面附加这个头衔。

1765年10月，他出版了他编辑的8册《莎士比亚》，距离他答应给他的预订者的期限已经晚了8年。他勇于指出这位大诗人的错处、荒谬处和孩子气的口语上的奇想。他责备莎士比亚没有道德目的，认为莎士比亚留下了“也许没有一部可以听到结论的剧本，如果像对现在作家的作品那样加以揭露的话”。不过他称赞这位大诗人把爱的兴趣附属于较大的剧本，而且使他的主角成为人而不是英雄。他反对伏尔泰，而强有力地为莎士比亚疏忽于时间与场所的统一而辩护。批评家们辩驳了许多他的评论和修改处，他的这一辑1790年被爱德蒙·马隆所编的取代了。但是马隆承认他自己的那一辑是根据约翰逊的编的，他还给予约翰逊的序言甚高的评价，认为“在我们的语言中也许以此最为佳构”。

1767年访问白金汉宫时，约翰逊遇见了英王乔治三世，他们互相问候。同时他与博斯韦尔的友谊发展到1773年接受他这位崇拜者的邀约而齐游赫布里底群岛的地步。对于64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很勇敢的行为。一开始就是搭乘漫长而费力的驿马车，从伦敦到爱丁堡。他在那里遇到罗伯逊，但拒绝与休谟会面。8月18日，他和博斯韦尔带着一个仆人搭乘可坐四人的驿马车起程向北出发，沿着东海岸向阿伯丁去。然后他们横越崎岖的苏格兰高地，从班弗到因弗内斯。然后从阿诺赫到格雷内格，他们大部分是骑马在西海岸上跑的。他们在那里搭船到斯凯岛，9月2日至10月3日他们彻底地游历了一番。他们遭遇了许多难关，而约翰逊带着阴郁的勇气来面对。他睡在谷仓里的草堆上，躲避过虫害，爬过石堆，不顾尊严地骑过并不比他高大的矮马。在某个地方停歇时，一个麦克唐纳家族的妇人坐在他膝上吻他。“再来一次，”他说，“看看是谁先疲倦了。”10月3日，他们搭无篷船以40英里的速度驶到科尔岛，然后到马耳岛。10月22日他们回到本土，然后游览了从阿盖尔郡经邓巴顿、格拉斯哥到奥金莱克的这几个地方（11月2日结束）。约翰逊在这里与博斯韦尔的父亲相会，受到了光荣的款待，但老博斯韦尔对约翰逊反苏格兰的偏见颇为感慨。他们有过极激烈的争论，博斯韦尔拒绝记录下来。老博斯韦尔后来称呼约翰逊为“大熊”，他的儿子很得体地解释说，他的父亲指的不是“大的熊”（Great Bear），而是说“天才与博学的星座”。11月9日他们返抵爱丁堡，距离上次他们离开这里已经83天。约翰逊于11月22日离开爱丁堡，26日返抵伦敦。1775年他出版了《苏格兰西方诸岛游记》，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像博斯韦尔于1785年出版的去芜存菁的报道《与塞缪尔·约翰逊游历赫布里底群岛日记》（A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 with Samuel Johnson）那样趣味盎然，因为哲学毕竟没有传记那般引人兴趣，不过有些段落带着宁静之美，显示出约翰逊仍然是英国散文的大师。

1775年4月1日，牛津大学终于授给约翰逊民法博士的荣誉学位。1776年3月，他最后一次搬到波特短巷8号，带着他繁杂的家庭随行。带着奇怪而洋溢的感情，他写信给张伯伦爵士（1776年4月11日），要求在汉普敦宫里给他一间寓所：“对像我这样一个有幸尊崇我王政权的人，我希望我的请求——在他的房产之一里过退隐生活——并非不当或不值得，而能获致慨允。”张伯伦爵士婉转谢绝，说申请的人太多了。

他还有其他成就。40个伦敦书商准备合力出版一部多卷的英国诗人集，请求约翰逊给每位诗人写一篇生平引介。他们让他开出条件，他要求200镑。马隆说：“他的大名太有价值了，倘使他要求1000甚至于1500基尼，这些书商都会毫无问题地给他的。”约翰逊原本想简约地写些“小传”，他忘记了写作的定律之一是就像牛顿第一定律里的物体一般，一支勤动的笔会持续地摇动勤写，除非受到外力的压抑而改变状态。关于小诗人，他写得令人赞美地精简，但对弥尔顿、艾迪生和蒲柏，他放笔直书，写出了为数60页、42页和102页的三篇大论文——它们都是英文文艺批评最精美的样本。

他带着厌恶清教徒的政治观和他们曾判死英王的色彩与成见，来看弥尔顿。他读了弥尔顿的散文和诗，而称他为“一个恶毒十足的共和论者”。论蒲柏的那一篇（在开始的那一集里足足写了373页），是英国散文古典文体最伟大的继承者，为英诗中的古典诗体而战的最后一击。对希腊文有很深造诣的他，认为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一书，已经修润了荷马的原著。他称赞格雷写的《哀歌》，但贬斥他的抒情诗因神话的构作而显得嘈杂。这10卷《诗人列传》出版时（1779—1781年），对约翰逊非正统却权威的判断，无感于诗中的微妙绚丽，却依据诗人的诗与生平的道德倾向来评价和斥责他们的倾向，有些读者颇为震惊。沃波尔宣称：“约翰逊博士无疑没有判断的品尝能力，既无耳朵也别无标准，只有他那老妇人的成见。”他还好笑地说：“这位踩在高跷上的巨擘，他阅读古人的作品似乎领悟不到其中的观点，只是顺手牵羊一些复音词。”然而，为什么此等《列传》比约翰逊笔下的其他作品更广泛地受到喜爱和阅读呢？也许正是他的那些偏见和他表达上的坦率使然。他使文艺批评生动而有力，几乎到了要把死人抓起来严判重罚的地步。

解脱（1781—1784）

亨利·泰罗尔的去世（1781年4月4日）是约翰逊结束一生的起点。他是这位酿酒商遗嘱中指定的四个执行人之一，但此后他减少了拜访泰罗尔家的次数。早在丈夫死去之前，泰罗尔夫人对约翰逊需要她的关切和用耳朵专心倾听已感到紧张和厌烦。泰罗尔使他俘到的这只巨熊保持适度而良好的行为，但（这位遗孀埋怨说）“没有人可以限制他的憎恶不快时，要想找个人来和他交谈而能免于争吵，则是绝顶的困难……类似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我只好隐居到巴斯城，我知道约翰逊是不会跟踪我到这里来的”。

《清晨邮报》（Morning Post）把事情弄得更糟，它发表约翰逊与泰罗尔夫人的缔婚是“近乎现成的了”。博斯韦尔撰了一篇戏谑诗，“由约翰逊著作，是准备在拟定的即将到来的婚礼上献给泰罗尔夫人的情诗”。但1782年，约翰逊已高龄73，而泰罗尔夫人才41岁。与泰罗尔结婚并非出于她自己的意愿。他老是忽视她，而她也从没有学会去爱他。现在她要求爱与被爱的权利，同时要为她的下半生找个男伴。她那时的年纪正是女人渴求生理上与情感上的伴侣的时候。在她丈夫死去之前，她已喜欢上了加布里·皮奥奇，那时他正在教她的几个女儿音乐。他生于意大利，1776年旅居英格兰，到这时差不多是42岁的年纪。她初次遇上他，是在伯尔尼举行的宴会上，她模仿着他弹奏钢琴时的风度。他高雅的风度、温柔的脾气和音乐上的成就，使他与约翰逊之间有了突出的对照。既然她已是自由身，她沉浸在浪漫爱情中。她对4个女儿坦示再度结婚的意愿。她们感到惊慌，她的再婚会影响到她们继承遗产的希望，更糟的是与音乐家、罗马天主教徒结婚，这会伤害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恳求母亲重新考虑，她试过了，但是没有成功。皮奥奇的作为像一个绅士：他回意大利（1783年4月），离开了差不多一年。他回来时（1784年3月）发现泰罗尔夫人慕情如故，于是他让步了。女儿们拒不同意，她们搬到了布赖顿。

6月30日，泰罗尔夫人通知约翰逊说她即将与皮奥奇结婚。他回答说（1784年7月2日）：

夫人：

如果你的信我理解得正确，你的结婚是没有体面的。倘若这件事还没做，让我们再聚谈一次。如果你遗弃了你的孩子和你的宗教，愿上帝原谅你的败行，倘若你丧失了你的名誉和国家，期望你的愚行不会带来更多的不幸。如果最后的决定仍是要那么做，我，一个爱过你、重视你和为你效劳过的人，我这个长久以来总认为你是妇女界第一的人，恳求在你的命运无可挽回之前能够再看你一次。

夫人，我曾是，一度是，你最真诚的

塞缪尔·约翰逊

泰罗尔夫人愤慨地认为“没有体面”是轻视她的未婚夫。7月4日，她回复约翰逊：“在你改变对皮奥奇先生的看法之前，我们没什么好谈的。”7月23日，她与皮奥奇结婚。全伦敦的人与约翰逊一样谴责她。11月11日，约翰逊告诉范尼·伯尔尼，“我不再谈起她，也不愿再听人谈起她”。

这件事一定耗费了一部分约翰逊衰退中的活力。他发现越来越睡不着，而只能借鸦片来减轻痛苦和安舒神经。1782年1月16日，他的“特约医生”罗伯特·莱韦特死了。接下去该轮到谁呢？约翰逊经常害怕死去。现在，这个事件加上他的地狱信念，使他的晚年在大量进食与神学上的恐怖中度过。“我害怕我将是受到天谴的人之一。”他告诉威廉·亚当博士，彭布罗克学院的院长。亚当问他“天谴”是什么意思，他叫嚷着说：“先生，那是被送进地狱，永远受罚。”博斯韦尔对此不得不对照一下那位没有宗教信仰的休谟在临终时的安宁。

1783年6月17日，约翰逊患了轻微的中风——“混乱与朦胧在我脑子里持续了半分钟，我想……我的言谈不受我支配了。但是我没有痛苦。”一个星期后，他复原到可以去俱乐部吃饭的地步，7月他到罗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游览，震惊了他的亲友。“我到底是何许人呀，”他感叹地告诉霍金斯，“我克服了三种病——中风、麻痹和气喘——现在居然还能享有与朋友交谈的乐趣！”但9月6日，威廉姆斯夫人死了，而他的孤寂更加无可忍受。他发现俱乐部人员不足——因为老会员中已有数人（哥尔斯密、加里克、博克莱尔）死去，而新进的会员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于是（1783年12月）他创立了“黄昏俱乐部”（Evening Club），聚会地点是埃塞克斯街。任何正派的人只要交3便士，就可以进去听他讲话，每周3回。他邀到了雷诺兹参加，而约书亚爵士拒绝。霍金斯与其他人认为这个新俱乐部“降低了曾带给许多威严的人快乐的力量”。

1784年6月3日，他与博斯韦尔一齐到利奇菲尔德和牛津玩赏。回到伦敦后，博斯韦尔说服雷诺兹及其他好友向财政大臣弄些钱来，使约翰逊能到意大利去旅行而有益健康。约翰逊说宁愿加倍获赐恩俸，财政大臣拒绝了。7月2日，博斯韦尔去苏格兰，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约翰逊。

治愈过的气喘病又回来了，水肿也加重了。1784年11月，他写信给博斯韦尔说：“我的呼吸很短促，身上的水也增多了。”雷诺兹、伯克、兰顿、范尼·伯尔尼和其他人来向他说再见。他立了遗嘱，留下来2000英镑，其中1500镑赠给他那位黑人侍仆。好几位医生诊治他，拒收费用。他要求他们用柳叶刀深刺他的腿，他们拒绝了。他们离去后，他把柳叶刀或剪刀深深地刺进小腿，希望多放出些水来减轻肿胀的苦痛；是有些水出来了，但同时流出了10盎司的血。1784年12月13日那天晚上，他去世了。一周后，葬在威斯敏斯特。

他是文学史上最奇怪的人，甚至比斯卡龙和蒲柏更奇怪。初会之下很难喜欢上他。他内心温柔而外表野蛮，他风度上的粗暴匹对着他著书上的适切。没有人受到过那么多的奉承，却给予那么少的赞美。但是我们年岁越长，我们越能在他的言论中发现智慧。他用平凡话语表现他的智慧，然而他依赖言词上的力量与色彩把平凡的话提升为醒世的警言。我们可以拿他来和苏格拉底比较，他同样用最不激动的方式谈论，而人们永远记得他讲过的话。两人都是刺激人的牛虻，只是苏格拉底提出问题而不作答，约翰逊不提问题而答复一切。苏格拉底什么也不确定，而约翰逊确定了一切。两人都诉请科学莫究天体而探讨人事。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就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一笑置之，约翰逊面对它时却带着宗教的怖栗及相对的虚弱无力的苦楚。

现今没有人会把他理想化。我们很能了解为什么英国贵族——兰顿、博克莱尔——回避他又忽视他的权威。我们深知他可以在高贵的陶瓷店里成为典型的英国人或者草莓山冈珍贵的古董之一。他不是为了美而被安排来的，他是来吓阻我们中的某些人变得虚伪、伪善和装腔作势的；他使我们在人性和自由的神往方面用较少的虚妄来看我们自己。像这样一个雷诺兹、伯克和哥尔斯密能花无数的时间听他讲话的人，必有他可爱的地方；像这样一位能鼓舞人写一部大传记而在持续的生命中填完1200页的人，必有令人倾倒之处。

博斯韦尔

巨熊死时，文艺圈的人蜂拥在他身旁，想从他的躯体上吸取一些营养。博斯韦尔一点也不急，他花了7年的时间为《生平》一书工作。不过，1785年他出版了《与塞缪尔·约翰逊游历赫布里底群岛日记》，一年之内出了3版。赫丝特·泰罗尔·皮奥奇曾经收集约翰逊的言谈和作风的资料，现在，从这些《泰罗尔家志》（Thraliana）中摘出来，她编了《已故塞缪尔·约翰逊逸事——其最后二十年的生活》（Anecdotes of the Late Samuel Johnson LL.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His Life，1786年）。这本小书不像她每天记载的日记那样给她的客人描出更亲切的形象，毫无疑问，约翰逊给她的最后那封信，留下了持续的创痕。

另一位竞争者约翰·霍金斯于1787年出版了5大卷《塞缪尔·约翰逊生活史》（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约翰·霍金斯所写而出版于1787年的5大卷。身为一个检察官，他有足够的成功而被册封为爵士（1772年），他也有足够的学养写了一部《音乐史》（History of Music，1776年）。他参与约翰逊组成的常春藤巷俱乐部（1749年），也是“俱乐部”的原始成员。后来因为与伯克争论而离去，使约翰逊称他为“不善交际的人”。约翰逊仍然是他的朋友，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还指定他做遗嘱的执行人。约翰逊死后不久，一群书商请求霍金斯出来编辑这位博士的作品，而且以传记作引介。这件事被批评为无情地泄露约翰逊的缺点，博斯韦尔后来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是“所有对它的控诉不能在一次公平的审讯中证实”。几乎所有霍金斯赋给约翰逊的缺点都被其他的当事人注意到了。

皮奥奇夫人回到这件乐事上，出版了《与已故塞缪尔·约翰逊的往返信件》（Letters to and from the Late Samuel Johnson，1788年），全都令人着迷，因为约翰逊的信（最后一函除外）比起他的言辞要有人情味得多。同时，博斯韦尔在诉讼与痛饮之际，耐心地致力于他既定的不可比拟的传记。从他们初度会面（1763年）不久时起，他就开始记录约翰逊的言谈。早于1772年，他拟订写《生平》一书的计划，这段孕育期如此漫长而劳苦，他不做当场的记载，也不会速写，他的原则是一回到他的房间后，立即记下他记在心里的发生过的事和说过的话。1786年7月9日，他在伦敦着手写《塞缪尔·约翰逊生平》。他跑遍了全市向约翰逊还在世的朋友索求资料。爱德蒙·马隆，这位莎士比亚学者，帮助他整理浩瀚而混乱的笔记，而且在博斯韦尔为浪荡、悲伤和妻子之死溃乱而置身于酒和女人中时，激励他的勇气。1789年，博斯韦尔写道：“你无法想象安排浩繁的资料、补遗和在不同的纸堆里找寻纸张时，我忍受的是怎样的劳苦、困惑和懊恼，这还没有包括编写和润饰时的费尽心力。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他从威廉·梅森写的《格雷的生平与信件》（1774年）里得到了把他的英雄的信文插缀在故事里的观念。他细心地收集细微事件，以为这样可以在充实和生动方面有所增益。所有的片断都依年谱来叙述而编成一致的整体。

他是正确无误的吗？他声言务求如此。“我是很细致的，记录他时我每件琐事都求其可信。”他报道的约翰逊的言论，每逢我们能与其他的记载核对时，看来都是正确地合乎事实的，虽然不是一字不改的。我们拿他的《笔记》与他编写的《生平》做对比时，发现他把自己摘要起来的约翰逊的言论叙述成直接引语，有时是经过他扩充的，有时是压缩过的，有时是修改过的，有时是纯净化了的，把一些四个字母的单字延伸到可观的长度。偶尔他也略去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实。他没有苛求自己说出有关约翰逊的全部真相，但莫尔企求他“减轻约翰逊外表的粗暴”时，他回答说他“可不愿意砍去约翰逊的利爪，也不愿把老虎变成猫来取悦人”。实际上，他像别人所做的那样充分暴露了他老师的缺点，只是大体看来，突出性减少了。只要性情上与威仪上过得去，他尽其可能展现出一个完整的人。他说：“我绝对相信我对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但给了约翰逊在现世上‘可见的’历程与他的出版事业一个‘史故’，而且从他的信文与言谈里提供了对他心灵的‘观察’，是所能想得到的最完善的一部，也将比任何出现过的类此作品更成其所谓生平。”

1791年5月，书终于出版了，两大卷。许多人对博斯韦尔感到愤恨不快，因为他报道了他们的私下言谈，而又不见得是美妙可赏的：狄安娜·博克莱尔夫人能够读到约翰逊叫她婊子；雷诺兹看到了约翰逊斥责他喝酒太多；伯克获知约翰逊怀疑过他政治上的真诚，还认为他可能与一个妓女来往；而皮奥奇夫人与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畏缩了。霍勒斯·沃波尔写道：“布莱格登博士说得很公允，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式的诽谤，借此你可以骂任何活人而推托这是那个过世的人如此讲的。”有人发现细节过量了，许多信文太琐屑，有些插话太乏味。英国人慢慢地才体会到博斯韦尔完成了一部杰作，才给予他一些尊荣。

他的父亲死于1782年，使他成为每年有1600镑收入的奥金莱克领主。他着实是一个好地主，但他太习惯于城市生活而无法长期留在奥金莱克。1786年，他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此后他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伦敦。这一年，雷诺兹为他画了一张像——看起来既自信又傲慢，有一个可以探出任何秘密的鼻子。他的太太有时在伦敦陪他，但她通常住在奥金莱克。她于1789年去世，享年51岁，因照顾博斯韦尔和他的孩子操劳而死。他比他的太太多活了6年——那是一段极度颓唐的岁月。他一再试图戒酒，但没有成功。1795年5月19日，他在伦敦去世，享年56岁，遗体葬在奥金莱克。他的罪过，如今是众所皆知的，但是每当我们再度读起那本所有传记中最伟大的杰作时，我们就会宽恕他。

回顾18世纪的英国文学，我们看到这主要是一个散文世纪，从艾迪生、斯威夫特和笛福到斯特恩、吉本和约翰逊，就像17世纪是诗的世纪一样，从《哈姆雷特》和约翰·多恩到德莱登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科学与哲学的振兴、宗教与神话的衰颓及古典的各种和谐与束缚，冷凝了幻想的热力而阻塞了灵感的奔放。同时，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理性的胜利等于诗的失败。但是18世纪英国散文文学的活泼生动与多彩多姿，仍然广泛地弥补了当时韵文诗的枯萎与刻板。透过理查森与菲尔丁，小说从在他们之前的用插话来联系的歹徒传奇，变成人生的描述与批评，成为对礼貌、道德与性格的研究，比起那些历史学家的记载，更能启发读者。而且，在那个时代里的文学的影响力，有什么能和理查森对普莱沃、卢梭、狄德罗与歌德的影响相比呢？

如果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不能比拟17世纪，也不能媲美伊丽莎白时代的飞跃，那么英国的全部生命必定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的国家勇气与政策败坏后，恢复了向上的冲力。在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前，英国已经预感到了经济与政治的汹涛大浪。从查塔姆到他儿子死去，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使英国在经济的发明与力量上比其对手领先了许多，也可以看到英国国会在制约几位国王的同时征服了几块陆地。现在，庞大的大英帝国建立起来了；现在，下议院的议事厅里响彻着雄辩与阔论。在欧洲，那是从西塞罗以来所没有听到过的。这时，正当法国倾囊以解放美洲，且断其首以实现其美梦时，英国使用了其心智上与意志上的全副资源，在经济与政治上从事非革命的演进，而且进入无比辉煌的19世纪。

第八章　最后的荣耀（1774—1783）

王位继承者（1754—1774）

路易十六是太子路易·斐迪南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则是路易十五唯一合法的子嗣。路易·斐迪南在当时被人称为“路易胖子”，因为他嗜于盘中之物。为了抑制日益发福的身子，他试着借打猎、游泳、伐木、锯木等一些手艺来排遣自己。终其一生，他保留着对教会的尊敬，他最好的朋友都是教士，所以他对父亲私通之事一直深以为耻。他喜于博览群书，包括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他对政治的看法是：“一国之君不过是国家财产的管理人。”他拒绝做全法国境内的旅行，为的是“民生疾苦”，这样做将会耗尽“民脂民膏”。显而易见，他这些品格、习惯和思想曾深深影响了路易十六。

路易·斐迪南的妻子玛丽亚·约瑟芙既贤惠又健壮，她为他生了8个孩子，包括勃格涅公爵路易—约瑟夫，他在1761年的意外事件中被杀；贝里公爵路易—奥古斯都，生于1754年8月23日，他继承路易十五，成为路易十六；普罗旺斯伯爵路易—斯坦尼斯拉斯（Louis-Stanislas），生于1755年，即是后来的路易十八；阿图瓦伯爵查理—菲利普，生于1757年，为后来的查理十世。1765年，路易·斐迪南逝世，路易—奥古斯都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时年11岁。

路易—奥古斯都是一个体弱多病又害羞胆怯的孩子，但早年的乡村生活和简朴的食物，使他逐渐变得骁健有力。他和父亲一样——心地善良，却称不上英明。他嫉妒弟弟们超人一等的智慧，但他虚怀若谷，即使弟弟们目无尊长，他也不会责难他们。他已将嫉妒之心转变为对运动与手艺的狂热，他学习射击之术，以使弹无虚发。他和工匠们竞技，以磨炼成万能的双手。他敬慕宫廷工匠们的作品巧夺天工，而且喜欢与他们一起闲谈和工作，甚至模仿一些工匠们的谈话和举止。虽然如此，路易—奥古斯都也好读书之乐，他逐渐培养起对费内隆的爱好。12岁时，他在凡尔赛宫设立了一个印刷厂，并得弟弟们（当时分别为9岁、11岁）之助，于1766年出版了他设计的小册子，命名为《箴言集》。对这本小册子中的格言，他的祖父路易十五并不怎么欣赏，他会说：“且瞧那个戆直而硕大的男孩吧！他终将会是法兰西和他自己衰亡的祸根，只是在我有生之年不曾看到罢了。”

如何才能使这位工匠王子变成一个国王呢？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女子潜移默化地给予他勇气与骄傲，并为他生下未来波旁王朝的子孙？路易十五终日与杜巴利伯爵夫人厮混，简直抽不出时间留心这件事。然而，当时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记起了他出使维也纳皇宫的一些日子，想起了当时年仅3岁却伶俐活泼的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许她与路易—奥古斯都的联姻会赋予奥法联盟新生命，而这个联盟已因英法私谊的发展正日渐解体。在奥地利方面，考尼特王子也将同样的意见托给弗罗里蒙德伯爵——当时驻凡尔赛的奥地利大使，一位心肠好又富甲天下的贵族。众志成城，老路易十五在左右怂恿之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正式向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提出奥法联姻的请求，适巧玛丽亚·特蕾莎对这门亲事也计划已久，于是欣然答允。而这位自始至终都未参议其事的皇太子也顺从地接受了为他所做的安排，他被告知他的未婚妻是一位美丽的公主时，他镇静地说道：“但愿她娴惠，雅淑。”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年11月2日生于维也纳。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小孩，她的前额凸起，鼻子长而尖削，齿列参差，下唇则嫌太厚。但是她很快就警觉到她体内流着的是皇族的血，她开始学习像皇后一般的步姿，而自然在青春期将她重造得醉人心弦，她有如丝般的金黄色的头发、“百合与玫瑰”般的肤色、闪闪发亮而耐人寻味的眼睛及希腊式圆润的颈项。她变成一个“即使没有攀上国王，也是公主”的名媛。她5个姐姐中的3个，在母亲的安排下已有了舒适温暖的归宿：玛丽·克里斯蒂娜嫁给了萨赫尔松的阿尔伯特王子，玛丽·阿玛拉嫁给了斐迪南即帕尔马公爵，玛丽·卡洛莱娜则贵为那不勒斯皇后，她的哥哥约瑟夫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是托斯卡纳大公爵。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安托瓦内特除了法国王后外，真是别无选择了。

年龄最小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年确曾有些被忽视。13岁时，她已学会了一些拉丁文，但她的德文与法文总写得不正确，对历史她几乎一窍不通。虽然有格鲁克为师，她在音乐方面进步甚缓。路易十五决定选她为孙媳时，他坚持她必须做天花的预防注射，并遣沃莫德牧师加速她的教育。在沃莫德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她品正心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聪明得多。”但是“她甚为慵懒，轻浮不拘，不易受教……她只有在高兴的时候才学习”。但她喜欢跳舞及在森林中与爱犬追逐嬉戏。

深思苦虑的女皇知道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脆弱的手中持有多么任重道远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对未来奥法联盟的命运又是多么重要。在婚礼举行前的两个月，她要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她同房，借着晚上益发浓郁的亲情，她教诲女儿生活的智慧与皇族的艺术。她为安托瓦内特草拟了一份规则表，以指导女儿道德与政治的行为。她还写信给路易十五，要求他宽容未来孙媳的缺点和幼稚。此外，她满心悬虑与疑惧地写了一封温情洋溢的信给太子：

因为她一直是我快乐的源泉，所以我希望她也将是你的幸福之根。我把她带到这么大，正因为我很早就看出她将与你同甘苦共荣辱。我已培养起她爱你的心和女子温柔的情怀，我也教给她取悦于你的方法……我的女儿将会深深地爱上你，我确信如此，因为我了解她……珍重吧！我亲爱的王子殿下，愿你快乐，也使她快乐……我以泪写成这封信……你亲爱的岳母。

1770年4月19日，在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这位春风满面、天真无邪的14岁女孩，嫁给了法国的路易—奥古斯都，由其兄斐迪南充当太子，代行其礼。两天后，一个由57辆马车、366匹马组成的车队，领着这位太子妃浩浩荡荡地经过舒伯鲁皇宫。她的母亲给她最后的道别，喃喃地说：“到法国去最好不过了，他们将会说我送给他们一位安琪儿。”车队包括132个随从，其中有侍女、美容师、衣工、僮仆、牧师、外科医师、药剂师、厨师、仆从及35位马夫，他们负责每天换四五次马并照料它们。16天后，车队来到了莱茵河上与斯特拉斯堡相望的卡哈尔。在河中的小岛上，她卸下奥地利的盛装，换上了法兰西的礼服。而奥地利的随从也为法国的侍女与侍仆取代，在此向她告别，返回维也纳。从此，玛丽·安托瓦内特摇身变成了法国太子妃。经过了不知多少繁文缛节，她被拥进了斯特拉斯堡，霎时礼炮齐鸣，万民欢呼，教堂的钟声响彻云霄。她眼含泪珠面露微笑，耐心地行完了漫长的礼节。斯特拉斯堡市长开始用德文演说时，她打断他说道：“不要说德语，从今天起我只懂得法语。”在斯特拉斯堡休息一天后，壮观的车队开始横跨法兰西之行。

国王和太子由文武百官伴随已预定在巴黎东北方52英里的贡比涅迎接太子妃。5月14日，光辉灿烂的日子终于来到，新娘跳下她的马车，直奔路易十五。她俯伏在地上，向老国王深深地鞠躬，直到国王扶起她，并以亲切的话语使她舒泰自如：“夫人，你已是家族的一员了，因为你的母亲具有路易十四的精神。”亲吻了新娘的双颊后，他介绍了太子。后者也行礼如仪，只是显得并不怎么热烈。5月15日，会合后的队伍开始向凡尔赛进发；5月16日，官方正式的婚礼更加确定了一个月前代行的婚式，当晚国王在新剧院设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宴会。杯盘交错中，国王特别提醒路易—奥古斯都要节制饮食，当时这位太子回答他说：“我在饱餐后，总是睡得更舒适。”正如其言，他进入洞房后不久就倒头呼呼睡去。

一连不知多少个晚上，他都在大吃大喝后睡去。日复一日，他在晨色朦胧中外出去打猎。梅尔西·阿尔让多认为路易—奥古斯都近来快速的成长可能妨害了他性方面的成熟，但是除了等待以外，他也想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不久，玛丽亚·特蕾莎也得知这种情况，她写了一封信安慰她的女儿，说道：“你们俩都还年轻，尽你所能好好保重身体，事情总会有转机的，总有一天你们将变得健壮有力。”一些太子的御医建议多运动及营养的三餐，将会刺激他性方面的能力，结果使事情愈弄愈糟，他变得愈来愈肥胖，而且昏昏好睡。1770年底，太子决心试着行房，而使婚姻变得圆满无缺，但他失败了，他首次发现性爱对于他只是一种痛苦。西班牙大使阿兰达伯爵，在呈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说道：“据云，是由于包皮下的某种东西使交合时痛楚无比。”或“由于包皮太厚，使阴茎无法正常伸缩而勃起。”一些外科医生建议由类似割包皮的手术移去性障碍，但为太子拒绝。他一试再试，但除了增加他和妻子的烦扰和羞惭外一无结果。这种情形一直拖到1777年。有缺陷的婚姻慢慢加深了皇太子的自卑，这可能是造成他后来凡事犹豫和缺乏自信的原因之一。

7年婚姻生活的挫折，可能深深影响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格与行为。她深知宫里的侍从残酷地对她的不幸加以嘲笑，而大多数不知情的国人也抱怨她的不孕，说她是不毛之地。但她无能为力，只有借欣赏歌剧或戏剧来消解郁闷，并恣意挥霍于华衣贵服。她厌倦与宫廷男女的交往，并拒绝参加所有的宫廷仪式与外交礼节。她喜欢像拉姆巴尔公主一样具有同情心的朋友，而且珍视她们之间的友谊。不知道由于看不惯杜巴利夫人的败德败行，或嫉妒她得宠于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未与杜巴利夫人讲过话。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驾崩，朝臣冲进了太子的房间，他们发现太子与太子妃双膝跪地，泪流满面。这位19岁的青年祈祷哭号着说：“呜呼！上帝！天佑吾等，治国为君之道对于年少无知的我俩来说，实在是太难胜任了，但愿天佑吾等！”他还对一位朋友说：“真是任重道远呀！我几乎一无所长，作为一国之君，对于我来说真是有如整个世界的责任都将落在我身上。”整天，由凡尔赛与巴黎，而后全法国，国王驾崩的消息所至之处，男女老少无不呼喊着：“国王死了，国王万岁！”而部分满怀希望的巴黎民众甚至在亨利四世的雕像上刻下“复活”（Resurrexit）一词，寄望这位伟大的国王从死亡中归来，拯救法国于混乱、衰颓、破产与失败之中。

法国政府

到底法国政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呢？它既不像普鲁士那样专制蛮横，也不像英国那样腐败衰颓，它的行政当局和地方政府还拥有不少有品德又能干的人。虽然如此，波旁皇朝无法赶上人民经济与知识水准的发展。法国大革命比别的地方来得早，因为其中产阶级比同时代的任何国家达到了更高的知识水准，而其觉醒与有灵活心智的人民，对政府所作的要求，比别的政府遇到的更为尖刻严峻。

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都是哲学和专制王朝的崇拜者，已经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治带入了井然有序、富庶安康的境界，这在爱好拉丁式的奢纵舒适的法国是见不到的。“纷杂与混乱遍地可拾。”在凡尔赛宫，国王的参议与各部的首长在司法权上争议不休。职责的重复、互争同一的公产及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权威来统一各部的政策，是各部互相冲突的原因。整个国家分成几个部门：司法，财政，军政，教会。每个部门的监督官与政府及地方议会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冲突，整个法国境内，乡村的生产者与都市的消费者的利害冲突，富人与穷人之间、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议会与国王之间也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诉讼程序和权威的意志，但讼事程序一直到1792年才公布，而统一的意志也直到1799年才付诸实现。

法国人民生活中最坏的一面是法律，而其最好的一面也是司法制度。南法国所行的是罗马法律，北法国所行的是普通与封建的法律。“审判，”托克维尔说道，“是复杂而迟缓的程序。”一般舆论早这样抱怨了。监狱污秽不堪，惩罚野蛮无理，苦刑1774年仍然盛行。当时的法官是坚定不移、廉正不可贿的。亨利·梅恩认为：“法国的法律权威兼具律师、法官及立法者的特质，要比当时全欧洲的同行出色得多。”他们通常都是终身职，而且可合法地将其职权传给儿子中的一个。他们中最有才能的，常进入地方议会中，而那些最有财富和影响力的则被选入巴黎的议院。1774年，这些“文职的贵族”（nobility of the robe）——即世袭的法官——在爵位和赏俸方面，仅稍逊于“武职的贵族”（nobility of the sword），此时也只有生于这两个特殊阶级中的人才有进入议会的特权。

依孟德斯鸠的论述，国王与人民之间如存在一个“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bodies），将会对脱缰之马的专制权力予以有效的控制。他已经将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司法官归类于这种专制权力。为了使这个控制功能发生显著的效果，他提议议会可根据其是否符合已订立的法律或权利规章，而批准或驳回任何王室御令。有些行省的地方议会，尤其是格勒诺布尔、鲁昂和雷恩，甚至宣布半民主律令。有的则引用卢梭的专有名词“公众意志”（the general will）、“国家赋予自由”（the free consent of the nation）等。因此，1788年雷恩的议会正式宣称“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而且“这些事实是不证自明的”。虽然如此，一般来说，议会仍是阶级权利与优遇的保障者，它们与王室权力的斗争是造成大革命的原因之一。但革命真正到来时，它们也随着旧政权而销声匿迹，随着旧王朝的崩溃而隐没了。

在法理上，王室是专制独裁的。根据波旁王朝的传统，国王是唯一的立法者、主要的执行者及崇高的法庭，他可以毫无理由或不经审判而终身监禁法国境内的任何人，即使是慈悲为怀的路易十六也曾送出如此的拘捕令状。每位国王都继承了这个代价昂贵的传统，认为它是维系政府威望和统治权的不可或缺的利器。1774年，凡尔赛的宫殿里住有王室成员，886位贵族及其妻子儿女，加上295个厨师、56位猎人、47位乐师、8位技艺师，各种秘书、牧师、医生、从仆及卫士，总共有6000余人，在他们附近还驻屯1万名军人。王室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个别的宫院，像孔德王子、孔蒂王子、奥尔良公爵、波旁公爵等地位特殊的贵族也拥有单独的宫廷。国王本人则保有其在凡尔赛、马尔利、拉穆特、梅登、查瓦西、圣胡贝、圣日耳曼、枫丹白露、贡比涅、朗贝维莱等地的几个宫殿。他和他的部分宫廷随员经常由一个宫迁至另一个宫，这些随员必须被安置和侍养，如此一来，花费不赀，1780年国王支出的账目已高达3660491银币之多。

宫廷官员的薪俸只是中等的，但额外的赏金具有极大的弹性。奥格德先生是一个部的秘书，他每年只支领900银币的正薪，但一年中职位带给他实际的净收入却高达20万银币。成百的政府官员拿了朝廷的薪金，而实际做事的是他们的僚属，像玛查尔特先生每年只要签两次名就可领到1.8万银币。每年政府必须支出成百的恩俸给那些善于游说的贵族或他们的门客，总共要耗去约2800万银币之多。在私底下，成百的密谋折冲在进行着，以决定谁应得到国王不经心的慷慨恩赐。国王还要设法帮助那些经济陷入困境的老封侯，并须在贵族女儿结婚时为她们准备妆奁。路易十五时代，每个健在的孩子每年可得到约15万银币，而政府的每位部长每年可支领约15万银币的薪金，因为他必须在生活上以大方的开销来支撑门面。所有这些恩俸、礼金、薪金及冗金都由国家的岁入来支付，而这些岁入又抽自国民身上。总共加起来，朝廷的支出每年要耗去法国5000万银币，约为政府总岁入的1/10。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宫廷里最奢侈放纵的人。嫁了一个无能的丈夫，为爱情蒙骗，而且得不到一点暧昧的男女私情，使她一直到1778年都借着穿华贵的衣服、戴贵重的珠宝、住堂皇的宫殿及观赏歌剧、游乐嬉戏和参加舞会以自娱。她在赌博中挥霍了无数钱财，又在不经意的慷慨中，赐赏钱财给那些她宠爱的人。她曾在一年中在衣物上花费了25.2万银币（1783年）。服装设计师特意为她缝制了化装舞会所需的衣服，称之为“轻浮的欢乐”“苦闷的象征”“化装的欲望”。美容师在她的头上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她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使人乍看之下，她的下颌几乎位于躯体的中间，这种发型，像几乎所有围绕她的事物一般，马上成了宫廷仕女们的风尚，然后传至巴黎及各大省城。

她渴求珠宝几乎到了癫狂的地步。1774年，她从一位皇家珠宝商伯哈姆那里，购进了价值36万银币的珠宝。而路易十六也给了她约值20万银币的红宝石、钻石、手镯等。1776年，达格道写了一封信给玛丽亚·特蕾莎，说道：

虽然国王在各种场合已给了王后约10万埃库以上的钻石，而王后本人也已有了数量相当惊人的收藏，她仍决定从伯哈姆处取得……吊灯型耳环。我曾直言不讳地劝告她，在如此经济状况下，最好避免过度的挥霍，但她无法自已——虽然她一直隐瞒着国王，极小心地进行购买。

玛丽亚·特蕾莎写了一封信给女儿，并给予她严厉的斥责。最后王后虽然同意只在正式的场合才配戴珠宝，但人们再也不会原谅她的浪费无度了，后来人们还轻易地相信她要购买著名钻石项链的传言。

国王娇纵他妻子的缺点，因为他崇拜而且爱她。他尤其因她容忍自己的无能而感激她，他掏腰包为她偿清赌债。虽然他知道她在公众场合中娱乐，有损于人们对王室的敬畏，他还是鼓励她到巴黎剧院。政府几乎每个星期要为宫廷支出三场戏、两场舞会及两场正式晚餐宴会的费用。此外，王后经常参加在巴黎或私人家中举行的化装舞会，1774年至1777年这几年是她母亲坦称的“放荡时期”。与丈夫夜晚的相处，除了激起不被满足的情爱外，她一无所得。她催促她丈夫早点就寝（有时甚至把钟拨快，以促使他的离去）好使自己可参加朋友的欢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她对文学毫无兴趣，对艺术则浅尝一二，戏剧和音乐则是她较为喜欢的。她善唱能演，偶尔也弹弹竖琴，有时则在翼琴上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

在所有这些过失中，只有一个是根本而重要的，那就是她随心所欲的挥霍习性，而这一习性实因其烦闷和挫折及从小到大只习惯于富裕生活，而对贫穷毫无所知之故。利涅王子曾经声称：“玛丽·安托瓦内特随着年岁的增长，很快就放弃了她对昂贵衣服的爱好。而且传言中她在赌博中的输款也是被夸张的，不够聪明的慷慨及不假思索的挥霍实是造成她负债累累的两个重要原因。”宫廷和沙龙里的人，把她当作奥地利人一般加以敌视。奥法联盟一直都未曾受到欢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人称作“奥地利人”，俨然成了该联盟的化身。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她被怀疑为不惜牺牲法国利益以偏袒奥地利的人。虽然如此，她青春的活力与欢乐的气息，再加上一颗仁慈的心，确曾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慕。维基·勒布朗夫人曾怀着数个月的身孕，于1779年应召为安托瓦内特画像。她正沉醉于工作时，她掉落了几支颜料筒，这位王后立刻阻止她弯身去捡，并对她说：“你离它太远了。”随后她亲自为她捡起了颜料筒。安托瓦内特经常是一个能体谅别人的人，但她尽情欢乐时，她会拿别人的怪癖或缺点来开玩笑。她几乎对所有的请愿都有求必应，“她甚至不知道心肠过于仁慈软弱的危险”。

对于一个相信“生活就是行动”的活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来说，缓慢而谨慎的宫廷生活，实在是太不适合她了。她很快就背离了它，而在凡尔赛宫约1英里外的珀蒂·特瑞安恩，寻求生活的简单与舒适。1778年，路易十六赐给王后此地无可争辩的拥有权，在那里她可以和她亲近的人安享隐居式的生活，路易十六还答应除了受到邀请外，绝不去打扰她们。又因为该建筑物只有8个房间，王后在其四周为她的朋友们建了一些别墅，她还将周围的庭园设计成一种自然的风格——里边有蜿蜒曲折的小径、各种各样的草木、千奇百怪的陈设及流水淙淙的小溪，为此她特意花了为数惊人的费用，从远处将水引来。此外，为了实现卢梭返回自然的梦幻，她还在邻接的庄园里建了8个小农庄，每个农庄各拥有农舍、农家、堆肥和母牛。玛丽·安托瓦内特穿着白色的长裙，扎着薄纱的头巾，戴着草织的帽子，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牧羊女，而且喜欢看白色的鲜奶从饱满的牛乳房里，被挤进塞夫尔的瓷盆中。在珀蒂·特瑞安恩，她和她的朋友们奏乐取乐，玩着各式的游戏，她们还常在如茵的草地上设宴款待国王或一些嘉宾。就像在王宫里一样，王后在这里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在有些戏剧里她还扮演主要角色——像在《费加罗的婚礼》里演苏珊娜，在《乡下的大卫》（Le Devin du Village）里演库里特。她以她的多才多艺和迷人的风采来娱乐国王。

为了避免与男人交往过于频繁而引起的诽谤，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某些女流维持了超乎常理的密切友谊，以致世人对她的诽谤反而偏向这方面。第一个得到她宠爱的女人是萨沃—卡瑞吉安的玛丽·特雷瑟，她是拉姆巴尔公主，纤弱、温文而带点忧郁。当时她已是守了两年寡的妇人，她的丈夫是路易十四的孙子伯瑟弗公爵，他在婚后不久就沉溺于与情妇或娼妓的交往，后来他染上了梅毒，并死于该症。在他死前，他向妻子坦承罪过，并陈述了他令人震惊的放荡生涯。玛丽·特雷瑟一直未能从那次漫长而严酷的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打击，时常失魂落魄，直到1792年大革命时代的暴徒把她杀害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初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喜欢特雷瑟，后来她慢慢学着真心去爱特雷瑟。她几乎每天都去看特雷瑟，有时甚至一天之内写两封充满关爱的信给特雷瑟。1775年10月，她让这位公主做了王后的总管家，并说服国王（不顾杜尔哥的反对），每年付给她15万银币的薪俸。更有甚者，公主的亲友们利用她对王后的影响力，要求她通过王后以求国王赐予一官半职或恩赐。一年后，安托瓦内特得到了新的朋友，她对特雷瑟的爱也就渐渐淡了。

普拉斯瑞恩的约兰德是吉尼斯·波利尼亚克伯爵的妻子，她生长于一个老式而经济困顿的家庭。她的样子长得玲珑标致，自然大方，凡是看过她的人，没有人会相信她是一位贪婪无餍的财奴。王后找到了这位狡黠的伴侣时，杜尔哥再也无法维持政府预算的平衡了。这位伯爵夫人接近分娩时，王后要她搬到离凡尔赛宫不远的王室庄园拉·米特，在那里她几乎每天都带着礼物去访候她。伯爵夫人做了母亲以后，王后什么都答应她：拨了40万银币为她偿清债务，80万银币作为她女儿的妆奁。使她父亲当了大使，给她无数的金银珠宝及大衣、艺术品等，甚至还将比查的田产和公国送给了她——为的是波利尼亚克想当公爵（1780年）。达格道实在看不过去，就将王后被利用而波利尼亚克夫人却对她不忠的事，告诉了王后。他建议王后对波利尼亚克夫人做个试验，以测验她的忠贞。王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要求波利尼亚克夫人离开她的情人沃德瑞尔伯爵的怀抱（后者甚为安托瓦内特厌恶），但夫人拒绝了，安托瓦内特重新寻求其他的友谊。由于此事，波利尼亚克家族联合了她的政敌，对王后做了很多无情的诽谤。宫廷和小册子的作者们也依照这些抨击，对王后的名声加以糟蹋。

她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替她招惹来一群敌人。朝臣不满她时常赏赐礼物给她的亲信，因为他们深知这无疑意味着赏给他们的将减少。他们抱怨她经常没有尽到她在宫廷中应尽的责任，使宫廷失尽了活力与应有的照管。很多当初指责她在衣服上花费太多的人，现在反过来批评她在穿着上树立了一种简单的新款式，如此一来，里昂的丝商和巴黎的女服设计师都要关门大吉了。她劝诱国王革除阿格里姆公爵的职权（1775年，此人曾是杜巴利夫人支持者的领导人），公爵拥有很多同情者，这些人又形成了另一个敌对的核心。1776年以后，巴黎的小册子作家们——其中很多接受朝廷人士物质和金钱上的资助——参与了对王后进行无情攻讦的运动。有些作家描述她在不同时候，曾分别是凡尔赛所有可用的男人的情妇。其中一种题名为《对王后的申诫》（A Reprimand to the Queen）的小册子问道：“到底有多少次你离开了履行婚姻义务的床及丈夫的爱抚，将自己舍与那些女酒徒和色狼，而参与了他们野兽般的狂欢？”另一种小册子则借描写她在珀蒂·特瑞安恩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宝石，来阐发她的浪费无度。流言指控她于1788年，正当粮食缺乏时，说过：“假如他们没有面包，就让他们吃面饼吧。”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同意她是无辜的，相反，她还曾私下拿出很多钱来做公众救济。当时在民间流传的更残酷的舆论则指控了她的不孕。卡姆潘夫人是第一个在王后寝室服侍王后的侍女，她曾说过：

1777年，阿图瓦伯爵的一个儿子降生时，市场里的妇人和一些渔妇，坚决要求进入王宫，她们跟着王后到了她的房间，并用最粗鲁、鄙贱的话，说道：“替法国生下王储的应是王后，而不是她的弟媳。”王后砰地关上了房门，将这些无法无天的悍妇关在门外，而她则由我陪着，在房间里为自己的命苦而悲泣。

她怎么能够向人民解释国王是性无能呢？

法国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澄清这个僵局。1777年4月，约瑟夫二世化名来到凡尔赛宫。他几乎立刻爱上了王后，他告诉她：“假如你不是我的妹妹，我将毫不迟疑地再结一次婚，以求获得如此迷人的伴侣。”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俩的兄弟利奥波德，说道：

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与她厮磨在一起，从来没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她是一个迷人而令人尊敬的女子。青春依旧，而且带点纯真的无邪。但她是绝对的正直而充满美德……她也拥有令我惊讶不已的心灵和智慧，她的第一个感应总是非常正确，假如她能依照她的第一个反应去做……并少留心一些闲言闲语……她就可达于十全十美的地步。她有寻求快乐的极强的欲望，而且因为她的嗜好为众所周知，一些投机者就利用她的弱点，来谋取利益……

但是她只考虑自己的快乐。她对国王几乎不存爱意，她还沉溺于对国库的挥霍……她威胁利诱国王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总之，她没能履行做一个妻子或王后应尽的义务。

她向约瑟夫解释为什么她和国王分房而睡，她说道，他喜欢早睡，而且他们发觉避免性刺激是明智之举。约瑟夫曾访晤了国王，非常喜欢他。约瑟夫写信告诉利奥波德：“此人有一点懦弱，但绝不是一个低能者，他有高明的见解和令人折服的判断力，但他的心和外表表现得冷漠无情。他谈起话来条理分明，却没有学习的欲望和好奇心……事实上，治世仍未来临，每件事似乎都显得杂乱无章。”这位皇帝和路易亲切地交谈，他们谈了很多没有人敢向路易谈的话题。他指出，国王包皮下的障碍，可借一很简单的手术移去，虽然这样做将会有短暂的痛苦。他还直陈国王没有生养孩子是对国家的一种亏欠。路易在他的规劝下终于答应向手术刀低头。

在离开凡尔赛宫前，约瑟夫写了一纸“训诲书”给王后，这是一份重要而有价值的文件：

你已慢慢地步入老境，再也不能拿年轻当借口了。假如你仍因循苟且，你知道你将变成什么吗？……当国王爱抚你的时候，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是否表现出愤怒甚至嫌恶的态度？你想过你对国王的亲近和友谊……将会带给人民怎样的福祉吗！……你衡量过做一个机运的赌徒得到的结果，及由此结果树立的风气是多么的可怕吗？

对她迷恋巴黎的化装舞会，约瑟夫劝道：

为什么要与那些行为放荡的娼妓和陌生人厮混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听他们胡扯卑贱的谈话，甚至有时也插上一两句呢？这是多么不正经的事呀！……国王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凡尔赛宫，而你却混在芸芸众生中，与那些巴黎的流氓打交道！……我真替你的幸福和前途担心，因为除非你现在开始预防，否则终究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还可能惹起一场残酷的革命。

王后为其谴责深深地感动，在他走后，她写了一封信给她母亲：“皇帝的离去，留给我无法弥补的缺憾。在与他相处的短暂的日子里，我是多么快乐！而现在这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然而，他给我的一些好的忠告将不会像梦一样，它们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虽然如此，真正改变她的不是约瑟夫的忠告，而是母性的发扬。1777年夏天，路易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做了一个被证实为完美无缺的手术。1777年8月23日，他以完成他的婚姻来庆祝他23岁的生日。他既骄傲又高兴，私下告诉他的一个婶母说：“我真欣赏这种快乐，而且我也为长久被剥夺这种享受而抱憾。”1778年4月来临前，王后怀孕了。路易将她拥在怀里时，她打趣地向国王宣布了这个喜讯：“陛下，我不得不抱怨你的骨肉，已在大胆地踢我的肚皮了。”从此，他比以前更加纵容她的奇想异念，并同意她所有的要求。他每天要到她房里访候她10次，只为了告诉她，官报中关于继承问题的讨论。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身体和心灵上正在进行着神秘的改变，她告诉国王：“从今以后，我将过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要做一个好母亲，抚育我的孩子，并将整个心贯注于他的教育上。”

1778年12月19日，王后在一个笨拙的产科医生的协助下，痛楚地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做父母的虽然抱憾孩子是女的，但国王喜于见到生活的大门已经敞开，并深信儿子将很快降生。而这位年轻的母亲，尤其为她理想的实现而高兴。1779年，她写信告诉她母亲（此时她母亲已步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亲爱的妈妈，你一定会对我的行为感到满意的。假如过去我常抱怨这抱怨那的话，那是因为我还太孩子气，而且过于轻佻。现在，我总算长得更成熟敏感了，我极清楚我的责任是什么。”虽然如此，朝廷或百姓已不再相信她的话了。然而“那是明显的事实”，塞居尔伯爵如此写道：“自从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后，她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她常使自己处于忙碌中。她的言行更加谨慎，以防止招惹一些不必要的诽谤。她纯取乐性质的舞会渐渐地减少了，其光彩也日褪一日……简朴取代了奢华，而富丽堂皇的外衣也为简单的亚麻长袍取代。”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自己做长期惩罚的部分事例，但法国人民对她根深蒂固的看法，已使他们再也无法了解这位从小就被宠惯的无知女子，已变成一个温柔懂事的母亲了。即使她没犯什么大过错，但她已注定要为她这一生补偿了。

她知道法国法律是不允许女子继承王位的，所以她夜以继日的祈祷，并衷心期待儿子的降生。她遭遇了一次痛苦的小产，以致她的头发几乎落尽。她一试再试，终于在1781年10月22日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路易·约瑟夫·格扎维埃。一些愤世嫉俗的攻讦者提出了孩子父源的问题，但快乐的国王根本不理睬他们，他欢呼道：“我的皇太子，我宝贝的儿子呀！”

老实而懦弱的国王

除了年龄之外，路易十六与其妻恰好相反。她举止优雅、活泼好动、游戏人间、富于刺激、热情奔放、轻浮不拘、奢侈放纵、武断自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后。而他则动作笨拙、性格内向、遇事犹疑、严肃文静、勤勉节俭、温和羞怯，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国王。他喜爱白昼，勤于工作，爱好打猎；而她则喜爱夜晚，沉溺于牌桌和跳舞。虽然如此，在早期那段不幸的日子过后，他们的婚姻并非如想象中那么不愉快。王后忠于丈夫，而国王也喜于如此，尤其忧愁到来时，他们更可以说是爱心固结的一对。

路易十六五官端正，如果他好好留心体重的话，可说是英俊潇洒的。他牛高马大，气魄逼人，但走起路来双肩摇摆而步态沉重，否则他可说是很有威严的。他的视力不佳，这可能是使他看起来拙钝不灵巧的原因之一。他的头发很少梳得整齐的，据卡姆潘夫人说：“他根本就很少注意他的外表。”他肌肉发达、强健有力，能用一只手举起一个随从。他食量惊人，但只饮适量的酒，有时他饮食过量，只好由别人搀扶上床。他感情并不强烈，很少有得意忘形的欢欣，也很少有痛不欲生的苦痛。

跟那些围绕在他四周而具有警觉心灵和伶俐口齿的法国人相处，他会感到局促不安。然而在私人的谈话中，他却能以广博的知识和精明的判断赢得约瑟夫二世那类人的钦佩。让我们且听听腓特烈大帝的弟弟亨利王子的一席话：

国王真是令我大吃一惊！……我以前听说他的教育被忽视，他几乎一无所知，只具肤浅的心灵。但我跟他深谈后，我震惊不已，我发现他的地理知识甚为丰富、他的政治观念令人叹服。而在他的思想里，时时存在着对人民幸福的关切。他还深具良知，这是做一个国王比做一个智者更需要的，但是他太不相信他自己了。

路易有一个很好的书室，而且经常利用。他阅读并翻译一部分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但他发觉它反基督的倾向后，便半途而废。他一读再读克拉伦登（Clarendon）的《叛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好像预感到他将重蹈查理一世的覆辙。“假如我处于他的地位，”他说过，“我将永不会拔剑与我的子民相对。”为了指引拉彼鲁斯的太平洋探险之行（1785年），他拟订了一个计划详尽的指示，而这本应是科学院院士们的事。他与各部之间保持了密切的接触，尤其对外交事务他更是操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都对他的判断力大加赞赏。他的软弱无能，导因于意志不坚甚于心灵的温顺，而这可能与他馋食造成的心宽体胖有关。但若要对其追根溯源，则不难发现他几乎无法抗拒别人的游说，而且无法在反应与行动之间取得适当的联系。他自己厉行节约，却因过于温柔而无法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在王后的要求下，他签发了数十万法郎。

路易几乎具有所有的美德，他没有情妇，对友谊忠实（也许对杜尔哥例外），“他可能是那个时代里——仅次于杜尔哥——最热爱他子民的人”。他登基的那天，他指示财政大臣将20万法郎施舍给穷人们，他说道：“假如你觉得这对国家财政是极大的负担，那么就从我的恩俸中支出吧！”他禁止征收“登基税”（coronation tax），因为这将使新统治的开始成为人民的负担。1784年，巴黎为洪水和瘟疫所困，他特别拨出300万法郎作为大众救济之用。严冬欠粮之时，他让穷人日复一日地进入他的厨房去取食。不论在名义上、事实上和实践上，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他小心翼翼地参加宗教仪式，并奉行教会的各种规定。虽然他嗜食如命，却遵守着封斋期的斋戒。他有宗教信仰，却非如一般人表现的盲目、狂热和炫耀。他传统而虔诚，正是他给了法国新教徒公民权。此外，他试着调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真是最棘手的问题了。

他如此喜欢简单的生活，但在表面上，他还是要做得像一个国王。他要进行正式的接见，要让随从或朝臣帮他穿衣服。在早朝上他要诵述他的祝祷，他还要接待正式的晋谒，主持会议，签发敕令，参加晚宴和舞会，虽然他不跳舞。然而，就他的地位和喜好而论，他可说仍像一个好公民。他极为赞成卢梭每个人都要学得一手好技艺的主张。他本人就学有几样，从制锁到泥瓦砌工。卡姆潘夫人告诉我们：“他允许锁匠进入他的私室，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他因工作而弄黑的手，当着我的面常成为王后劝告或严斥的目标。”他为那些结构精巧的器物深深着迷。他帮宫廷工人搬运器材和桁梁，并帮他们填平墙垣。他喜欢亲手修理他房内的装设，称得上一位完美的中产阶级的丈夫。他在宫廷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摆设着地理仪器、地球仪和地图（有些是他亲手绘制的）。此外，他放置了一些木工的器具、熔炉、铁砧及各种不同的铁匠器材。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制造了一座可以记录月份、季节、年度及月亮盈亏的大钟。他的其他一些房间则充满了图书。

法国人非常敬爱他，甚至到他死及死后都是如此。他于1793年上了断头台，那是因为他身在巴黎之故。尤其在他即位的早期，人们对他的喝彩声更是随处可闻。腓特烈大帝写信给达朗贝尔说：“你有一位好国王，我衷心地祝贺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位具有智慧和美德的国王，比一位徒有匹夫之勇的王者，更令他的政敌畏惧。”达朗贝尔回信与他道：“他喜爱美善、正义、俭约及和平……假如上苍没将他赐予我们的话，则他正是我们所将期待的国王。”伏尔泰曾赞颂道：“路易自从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都深深赢得了法国人的心。”歌德在老年时曾经怀念路易那段美好统治的开始，他说道：

在法国，一个有希望而慈善的新政权，表明他革除各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决心。他并誓言，将竭力执行高效率的经济政策，革除所有的特权，及仅依照法律与正义来统治国家。光明的希望弥漫了整个世界，年轻的国王既已做了自信的承诺，他必将带给全人类灿烂和高贵的前程。

杜尔哥当政（1774—1776）

路易十六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找一些能干而正直的各部首长，而这些首长应是可以挽救政治与财政于混乱之中的。人民的舆论要求召回被驱逐的国会议员，他照做了，他还将企图取代他们的莫普革职。他要求费利波重回凡尔赛任他的首相，此人是莫勒帕斯伯爵。1738年至1749年，他曾任政府大臣，后来因为嘲讽蓬巴杜夫人而被免职。现在他73岁高龄了，又重膺重任。然而这是一个善意而非幸运的选择，因为莫勒帕斯在过了10年的乡间生活后，早已与法国经济和思想的发展脱节了。他拥有高度的机智，却非人民需要的智慧。此外，20岁的国王选了维尔热纳伯爵查理·格拉维耶掌理外交，斯恩特·泽曼伯爵卡劳德·路易掌理国防，奥尔纳男爵杜尔哥掌理海军。

我们已经知道杜尔哥是一位对基督教与进步的问题具有创见的专家和演讲家，他还是一位重农主义者和哲学家。他在利摩日时，他是当地具有进取心及为民求利的地方首长。朝臣们曾警告国王说杜尔哥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他曾投稿给《百科全书》。虽然如此，1774年8月24日，国王还是提升他为财政大臣——当时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至于杜尔哥在海军中的遗缺，则由萨特恩的吉伯瑞尔递补，后者曾依靠杜尔哥筹集的资金建立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后来曾开往美洲，协助美国为自由作战。

杜尔哥有如路易十四时的考伯特一样，是一位尽心国事，有远大见解，孜孜不倦，无疵可驳的法国人。他长得高大英俊，却缺乏沙龙里那些刻意润饰的男士的优雅风度——虽然他确曾赢得了莱斯皮纳斯小姐的青睐。他的健康在他勤奋的工作下被牺牲了，他从事于重建法国经济时，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内，潜心而有兴趣地规划研究。因为他觉得他的政权并不稳固，他企图将1/4世纪的改革，缩短在一个任期内完成。他开始掌权时，年方47岁，49岁时失去了职位，54岁时与世长辞。

他与重农主义者相信工业和贸易应尽可能地摆脱政府与公会的限制，而自由发展。他还相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因此他认为单独对土地抽税，是增加岁入的最公平而可行的方法。至于所有的间接税，他主张都应该废除。他从哲学家中撷取了宗教互容及宗教怀疑论，他感染了他们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并对由英明君主推行改革的希望深具信心。他认为，假如国君是一个明智、有决心而肯以哲学为行政指南的人，这些改革将是一次和平的革命，比起那些不但打破谬误而且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混乱的革命，不知要好多少倍。现在伏尔泰笔下的《王者》就要付诸实现，难怪那些哲学家与重农主义者都要为杜尔哥的执政而雀跃了。

1774年8月24日，杜尔哥在贡比涅晋谒了路易十六，并感谢他的任命。他说：“我不是献身于一个国王，而是对一个诚实的人尽忠。”路易紧握住他的手，回答他：“你将不会被欺骗利用的。”就在那天晚上，他将他重要的计划呈给国王：

严防经济破产，无论是公认的或被掩饰的……

绝不提高征税，理由是人民的境况已甚为不佳……

绝不向外借款……因为其在偿还期限到来时，不是造成经济破产，就是造成税征的增加……

为了达成这三个目标，只有一途可循，即在现有岁入下减少浪费，并保证在紧缩的状况下，每年节省2000万，以偿还旧债。否则任何暴动都将使整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1]

杜尔哥在发觉国家岁入只有2.135亿，而国家岁出却高达2.35亿法郎后，宣布了一连串的经济措施，并发布指令，禁止任何没有经他过目或同意的国库支出，不管以什么名目。他循序渐进地建立了投资、生产与贸易的自由制度，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他还企图重建农业生产体系。过去通常为了预防城市消费者的不满，政府管制谷物的交易，限制农人将其农产品售给批发商，再转售给零售商，并抑制谷物的价格。如此一来，农产品的廉价使农人不再生产更多的五谷，而其他行业的人也不敢投资于农场的经营，大片的法国可耕地荒废在那里，使国家经济的潜力在一开始就遭到了遏制。这种情形，似乎迫使杜尔哥的改革一开始就以恢复农业为第一要务。农人可以任何价格出售他的谷物，这可以增加他的收入、提高他的地位及购买力，使这些人从拉布吕耶尔描写的路易十四时代原始落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因此，1774年9月13日，杜尔哥由国王内阁会议发布敕令，允许巴黎以外的地区可以自由交易谷物（巴黎因是大城，恐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仍受到限制）。内摩尔的杜邦曾为此敕令作前言，以解释它的目的。他写道：“为了刺激并扩展土地的充分垦用，其生产将是国家最真实的富源。为了借进口的谷物和谷仓的库存，维持粮食的充分供应……为了消除垄断……这些都将因自由竞争而得到预期的效果。”这样一篇解释性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它表示了民意渐渐抬头，并已形成了一股坚固的政治力量。伏尔泰将此敕令誉为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并预测它将很快增加国家的财富。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杜尔哥，说道：“身为费内的老朽，我感谢上苍让我活着见到1774年9月13日的法令，我向它的立法者致意，并祈祷他成功。”

然而在喝彩声中，有一个人极力反对他的主张。1775年春天，一个住在巴黎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带着一本名为《谷物交易法》的手册，去见杜尔哥，并询及此书是否可在不损害政府的情况下出版。内克在其手册中论及：“假如少数的高智慧者，不将财富集中于某些人而造成另一些人更加穷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即须对经济采取管制措施。”他还建议：“假如自由交易使粮食价格超过某一指数，则政府应立即恢复管制。”杜尔哥对其本人的理论深具信心，而且一向崇尚出版自由。因此，虽然内克的主张与他相左，他还是同意了内克的出版，好让人民做一个公允的判断。内克终于将之出版。

城里的人民没有读内克的书，但他们赞同他。1775年春天，粮食价格暴涨时，暴乱在几个城市发生。在巴黎近郊，人们控制粮食流入首都，并到处鼓动人民起来反抗。武装的军队将农人和商人的库藏焚毁，并将贮存的粮谷倒入塞纳河中。他们还企图阻止进口谷物从哈佛运至巴黎，5月2日他们带领一群民众来到凡尔赛宫的大门口。杜尔哥认为这些军队是受雇于那些在改革中丧失权益的地方官员，他们企图造成巴黎的粮荒，使粮食价格上涨，以逼迫政府重行管制交易。国王出现在阳台上试图有所说明，但群众的喧嚣声掩盖了他的话，他禁止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并下令降低粮价。

杜尔哥极力反对这种妨害供需原则的命令，认为它将会破坏他们的计划。他深信只要让交易自由进行，则商人与面包商之间的竞争将会很快降低粮价。国王听从杜尔哥的劝谏，终于撤销了压抑粮价的旨令。5月3日，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巴黎，开始抢劫面包店。杜尔哥命令巴黎的军队保护面包商与谷仓，并下令对任何制造暴乱的人格杀勿论。同时，他注意到外国的谷物已进入巴黎及其市场。那些贮积粮食以待高价出售的投机商，也因进口粮的竞争而抛售他们的库存。粮价终于下跌了，暴乱也因而平息。一些领导风潮的人被拘捕，其中两人由警方下令吊死。杜尔哥从事的“谷物战”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但国王对这位大臣的信心也已动摇，他对在格瑞弗被吊死的一人甚表哀悼。

虽然如此，他对杜尔哥在改革政府财政上获得的成效，仍甚为满意。在谷物敕令发布后仅一天，这位性急的大臣又开始发布一些法令，包括：“节省政府支出，提高征税的效率，加紧控制农人公会，将交通、邮务与制造弹药的私人垄断权收归政府。”他建议，却没能建立一个称作“贴现仓库”（Caisse d’Escompte）的机构，是一家能对商业证券贴现、接受存款、出借债款及发行交易纸钞的银行，后来成为拿破仑于1800年组成法兰西银行的模型。到1775年底，杜尔哥已减少了6600万银币的支出，并把国债的利息从870万银币降至300万银币。政府的信用因而大大恢复，使他能以4%的利率从荷兰财政家手中借得6000万银币的贷款，他用此贷款偿清了利率7%至12%的债务。他致力于平衡预算，但他不是靠增加赋税来达成，而是靠减少奢侈浪费及铲除腐化无能。

在这些及其他改革中，他曾得到莫斯帕些微的帮助。大力支持他的是查瑞特恩·马勒泽布，我们已知他是《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辩护者，他也是财税部部长（专司征收间接税之权）。1775年5月6日，他呈给路易十六一份备忘录，即“谏言”，解释由农人公会来征收赋税是不公平的，他还警告国王由此而生的怨恨。他还提议实行法律的简明化，他说：“除了精简的法律外，再也没有好的法律了。”国王渐渐激赏他，并任命他为皇家事务总管。年长的自由主义者激促国王支持杜尔哥，但劝告杜尔哥不要一下做得太过火，因为每项改革将招来新的反对者。杜尔哥回答他们道：“你们要我怎么办呢？人民的需要是这么多而迫切，而我的家族都在50岁死于痛风。”

1776年1月，杜尔哥以国王之名，发布了6道敕令，大大震惊了法国。其中一道敕令将谷物自由交易的制度推展到巴黎，并停办许多与该项交易有关的机构。那些因此去职的官员，加入与他敌对的阵营。另外的两道敕令废止或修改对脂肪和牛畜的税制，农人们大为欢喜。另一项命令则废止强迫劳役——过去农人每年要为政府服12或15天的义务劳役，以维护桥梁地道或公路的完整，但此后这项工作将由从非教会私产征得的税收来支付。农人们因而欣喜过望，而贵族们怨声载道，至于杜尔哥借国王之口说出的序言，更加挑起了他们的愤恨：

除了少数几个行省外……几乎所有国内的道路，都是由最穷困的人民义务建造而成的。所有这方面的负担，几乎全落在那些除了双手外一无所有的人身上，而他们只从道路中享得了最低的利益。真正的利益落在地主身上，他们几乎全是特权阶级，他们的财富因道路而日增。穷人单独地被强迫维护这些道路时，他无酬地被迫抽出时间工作时，他唯一对抗贫困和饥饿的工具，却被剥夺而为富人的利益工作。

巴黎议会宣称他们将拒绝签署该法令时，杜尔哥几乎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他说：

虽然这样做和以往一样有点不友善，但我还是要不变地告诉国王、议会甚至整个国家。因为这在根本上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纠纷，则此事之可否，应由国王做全权决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国会到底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它是由一些较富有的人和全部贵族组成，他们是一群具有官衔的特权阶级。再让我们看看大声喧嚷的朝廷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是一些大公，他们大多数拥有田产封地，而它们本都应向国库纳税的……总之，不管是国会的抗议……或是朝廷的喧嚣，都不应曲解事实……只要人民在国会中没有发言的权利，国王在听到此事后，就必须自作抉择，而且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因为他们是最不幸的一群。

6道敕令中的最后一道废除了公会。这些公会实际上已变成劳工界的特殊阶级，他们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行业。他们以高昂的入会费来限制普通人入会，甚至规定人们入会的资格。他们妨害了发明创意，并以各种税制以禁止竞争性的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来阻碍自由贸易的进行。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提供了商业的资金和组织，但要求自由雇用公会或非公会工人及自由在任何市场上销售他们的货品的人——指控公会是妨害贸易的独占机构。杜尔哥急于依靠自由创意及开放投资与贸易来推展工业，他发觉废除公会制度将会对国家经济有利。这个敕令的部分序言是：

几乎在每个市镇，交易和技术的运作操在公会几个首要人物的手中。他们可以自由地制造和出售他们的特殊工业产品，而且对这些工业拥有绝对的专断权。一个投资任何工业或贸易的人，除非他加入公会的理事会，否则他是不能自由经营发展的。而为了加入该会，他必须做冗长乏味而不必要的工作，他还会受到大量的勒索，而耗费一部分用于工厂设施或商业的资金。那些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的人，只有在公会的权势下，维持着不稳固的企业，他们除了选择贫困外，已别无选择了……或者他们将工业带至国外，而这些工业可能对本国是有利的。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杜尔哥对同业公会的指控是公正无私的。可惜的是，杜尔哥除了禁止同业公会外，进而禁止所有的雇主职工和学徒形成联盟或组织。他太过于相信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而没能预见工人的联合是团结个人力量以对抗有组织的雇主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商人如能从封建、同业公会和政府对投资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最后所有人都将获得利益。所有的法国人，即使是外国人，都被赋予自由投资工业或商业的权利。

1776年2月9日，这6道敕令正式在巴黎国会提出。国会只批准了其中的一道——撤除一些小的机构，但拒绝同意或签署其余的5道敕令，它尤其大力反对停止义务劳役，因为如此将大大地侵害封建特权。由此看来，本来是以保障人民对抗国王为职责的国会，反而成了贵族的联合或传声筒。伏尔泰写了一本小册子，以支持杜尔哥并攻击国会和强迫劳役制度，国会下令禁止此书的发行。一些国王的内阁也袒护着国会，路易表现了一种刚毅不屈的精神，他指责他们道：“我看这里除了杜尔哥和我关爱人民外，就别无他人了。”3月12日，他在凡尔赛宫召集国会，要他们返回正义之路，并下令他们签署此敕令。工人们都为杜尔哥的胜利而游行欢呼。

一再为危机所迫，杜尔哥延缓了他的改革计划。1776年4月，他将国内自由贸易扩展到酿酒工业时，只有一些垄断商发出抱怨。他催促国王早日开放宗教自由，他指示杜邦草拟一份民选议会的计划，即在每个教区内，由那些拥有价值600银币或更多土地的人，选出代表组成议会。这些地方议会将选出代表到郡议会中，而郡议会也将选出代表在省议会中，最后由省议会推举代表到国家议会。他确信法国实行民主的时机仍未成熟，所以只建议予这些议会以参议和管理之权，立法权仍保留在国王手中，但统治者可由这些议会中，得知国家的状况和需要。杜尔哥还向国王提出普及教育的蓝图，认为这是开化民智的必要步骤。他说道：“陛下，我敢确定地说，不出两年，你的国家将变得完全两样。由于文明的开化和良好的道德……它将超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可惜的是这位大臣没有机会，而国王也没有金钱实现这些进步的概念。

除了因新自由而获得兴旺的商人和制造商外，杜尔哥的敕令及其序言引起了所有受影响的人的怒焰。虽然他亟欲和平地解放商人——这本是实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一些垄断权受到破坏的商人，仍秘密地反对他。贵族反对他，因为他欲将所有的税加在土地上，并引起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国会埋怨他，因为他说服国王否决了它的决议。教会当局不信任他，因为他很少做弥撒，而且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建议。农人公会攻击他，因为他欲以政府取代他们征收间接税的权利。金融界对他感到愤恨，因为他以4%的利率借了外债。朝臣们厌恨他，因为他责难他们浪费恩俸及冗职，莫斯帕——他的顶头上司，尤其对他日益增长的权力和独立性感到不满。一位瑞典的大使写道：“杜尔哥使自己成为一些最可怕的力量联合攻击的对象。”

玛丽·安托瓦内特起先很欣赏他，并试着依他的计划来调整她的支出，但不久恢复了对衣着和赠礼的挥霍。对她浪费国库一事，杜尔哥曾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的惊慌和不满。为了取悦波利尼亚克家族，王后曾使波利尼亚克伯爵做了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在那里伯爵牵涉了一件不明不白的金钱交易，杜尔哥偕同维尔热纳进劝国王召回他，王后因而宣称要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路易十六之所以对杜尔哥失去信心，也有他个人的理由。他尊敬教会、贵族甚至国会，这些组织已为传统牢固地接受，并因时间而神圣化。如今若要破坏它们，无疑将动摇立国的基础。但是杜尔哥正从事一种疏远它们的工作。难道他全都对，而别人都是错的吗？路易暗地里抱怨他的大臣：“只有他的朋友才是可取的，只有他的想法才是对的。”几乎每天，王后和朝臣都要找机会游说国王，以转变他对杜尔哥的信任。最后杜尔哥向国王请求支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然而路易没有给他答复，杜尔哥回家后写了一封信给国王，而这封信决定了他的命运：

陛下：

不瞒您说，我的心已被您上礼拜天的缄默深深地伤害了……只要我以正确的作为，仍有获您谅解的希望，则任何事对我都不会是太难解决的。如今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陛下应很清楚，以我微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跟那些伤害我的人对抗的。他们做出各种鄙恶的事来对付我，并企图破坏我的计划，以阻挠我执行一些有益的措施；然而陛下您既没给我帮助，也没给我安慰……我冒昧地说一句：陛下，我本不应得到这些的呀！……

陛下您正以缺乏经验作为托词。我很清楚，以22岁的年龄及您所处的地位，您仍缺乏正确判断的训练，而此训练是靠日常经验累积而成的。但是，您难道不希望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内获得更多的经验吗？你的心不是靠这种缓慢的经验来塑造的吗？

陛下，由于莫斯帕，陛下给了我这个职位。对此我将永不忘怀，但我将永不会遵从他的……陛下，您知道莫斯帕的性格有多软弱吗？他常被围绕他的人的意见左右，您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莫斯帕夫人是一位毫无心灵，却有倔强性格的女人，经常影响他的意志……正是这种懦弱，才使他沦为一些宫廷人士的同道，和他们一起喧哗来对付我，并使我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职权……

陛下，您千万不要忘记，正是那种懦弱，才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使路易十三做了皇冠的奴隶……也带给路易十五的统治所有的不幸。陛下，您常被人认为是软弱的，有时我真担心您具有这个缺陷。然而在一些极紧要的关头，我见您仍能表现出真正果决的勇气来……陛下，您千万不能对自己不忠，而顺从了莫斯帕的意思呀！……

国王没有回复他这封信，他觉得他必须在莫斯帕与杜尔哥之间做一个抉择，然而杜尔哥如此苛求政府，要其完全顺从他的意思。1776年5月12日，国王命杜尔哥自动辞职。在同一天，他还顺从了王后和波利尼亚克家族的意思，擢升吉尼斯伯爵为公爵。马勒泽布在听到杜尔哥的去职后，也递上了自己的辞呈，在他离去之前，路易对他说道：“你是一个幸运的人，真希望我也能辞去我的职位。”过了不久，杜尔哥任命的人几乎全被免职了。玛丽亚·特蕾莎为情势的发展深深震愕，她与腓特烈、伏尔泰同样认为这是法国溃亡的征兆。她为女儿担任的角色而哀痛，并认为王后对此事是难辞其咎的。伏尔泰写信给拉阿尔普道：“既然杜尔哥已离去，我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杜尔哥去职后，安静地住在巴黎，并专心于数学、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他和富兰克林常常见面。他的痛风愈来愈严重，使他在1778年以后，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在经过了几年痛苦和不如意的生活后，他终于在1781年3月18日去世。在他去世前，他终未能预见他大部分的思想将在19世纪被接受或实现。马勒泽布曾为他做了一个仁慈的总结，他说：“他具有培根的头脑和霍普特尔的心肠。”

注释

[1] 法国后来曾向外贷款，结果造成1778年的战争，使法国陷入破产与混乱中。

内克的第一执政期（1776—1781）

杜尔哥的遗缺由克拉格尼·努伊斯继任，他重建了许多的公会及强迫劳役制度，而且不再实施谷物敕令。荷兰的银行家取消了他们以4%的利率借与法国6000万银币的允诺。这位新大臣认为，再没有比国家彩券的发行更能增加国库收入的了（1776年6月30日）。克拉格尼于10月去世后，巴黎的银行家说服国王任用当初对杜尔哥抨击最有力的银行家内克。

杰克·内克是一位新教徒，1732年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是日内瓦学院的法律教授，他很早就把内克送去巴黎。在那里，内克在伊萨克·沃尼特银行充当职员。伊萨克·沃尼特退休后，他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给内克筹设自己的银行。此外，内克加上了其他一些瑞士人的资金，这些人都是靠贷款给政府及做谷物投机生意而起家的。32岁的内克，现在是一个有钱、有地位，却未婚的单身汉，他现在期望的不是多赚一点钱，而是希求更高的权位——一个能获得特殊权力和国家声誉的机会。为此，他需要一个妻子和家来做根据地及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他向守寡的玛克维斯·沃门纳克斯大献殷勤，但为她所拒。后来他从日内瓦带回一位漂亮而贤能的苏珊·屈尔绍小姐——她最近刚逃离了与吉本的婚约。内克爱上了她，并于1764年与她结为夫妻。他们为共度多彩多姿的一生而做的努力，确曾在那个千变万化而多事的时代放过异彩。他们在他银行的楼上筑了一个温暖的家，她还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沙龙（1765年），以邀请一些作家或政府官员。她希望能借他们的友谊为她丈夫的前程铺路。

内克渴望自己能写作。17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对考伯特的追忆》（Ëloge de Colbert），为此，他还得了法兰西学院的赠奖。他借一篇攻击杜尔哥自由竞争政策的论文《谷物交易法》，而从商界进入了喧哗多变的政界。这本小书曾赢得狄德罗的赞誉，他可能对其中的一段特别欣赏。在这一段，这位银行家（他曾读过卢梭的作品）以社会主义者的口气议论着。他抨击道：

有权势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劳役的供应，只付与劳工尽可能低廉的工资，这些工资仅够他们起码的生活费用……几乎所有民间的法规，都是资产阶级制定的。你可以说那些自别于其他人的少数阶级，他们已使法律成为一种对抗公众的联合或保证……那些无产阶级的人也可以说：你们那些资产阶级的法律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简直毫无财产可言。你们自称为正义的法律，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简直毫无保障可言。至于自由之法又如何呢？明日我们若不工作，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1776年10月22日，经莫斯帕的推荐，路易十六任命内克为“皇家财产的管理人”，这是对莫斯帕表示道歉的一纸任命。一些权位较高的教士，极力反对让一位瑞士新教徒来治理国家财政。莫斯帕答复他们道：“假如教士肯替国家偿付债务，他也可以被选为阁员。”为了掩人耳目，一位法国的天主教徒塔布罗·雷奥被任命为内克形式上的上司——财政大臣。内克令人激赏的虔诚态度，使教会的反对浪潮日渐消失。1777年6月29日，塔布罗辞去现职，内克被任命为财政总管。他不但谢绝了任何的薪俸，还私自借了200万银币给国库。他一直拒绝接受大臣的名位，因此他没能进入国王的内阁。

以他的才能和权力所及，他可以说干得很不错。他在处理金融问题上所受的训练，比在处理国家政务上所受的更多。他募集金钱的能力，比管理人事的能力更强。在财政方面，他建立了一套更佳、更有效率而且更负责任的经济秩序。他撤除了500个闲差冗职，在对金融市场有了信心后，他发行了国家公债。此举使国库在一年之内，增加了1.48亿银币的收入。他还推展了一些小的改革措施，譬如减少税制的不公平、改进医院的设施、组成当铺以为穷人作低利贷款等。他继续杜尔哥的努力，限制朝廷和王室的开销。农人公会虽然重新获得征收间接税的权力，但内克减低了其征收的数额，并对其做更严格的审查和控制。他说服了路易十六，使伯里、格勒诺布尔、蒙托邦等行省的议会得以成立。他还创立了一个先例，让中下阶级的代表在此等议会中，能与贵族和教会代表平分秋色。对此等议会，国王有挑选议员的权力，而且不赋予其立法权。内克还成功说服了国王，使他释放了所有留在宫廷内的奴隶，他还要求所有的封建诸侯也照样做。他们拒绝这样做时，内克建议路易废除全法国境内的农奴制度，而给予地主以适当的赔偿。国王囿于其传统观念，答复他道：“这种特权制度太根深蒂固了，简直无法以一道命令撤除。”1780年，由于内克的敦促，他下令停止司法的酷刑及废除秘密监狱。他还下令将已审判过的罪犯和仍未审判的分开拘禁，并将两种罪犯和那些因债务被拘禁的分开。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内克在第一执政期获致的成就，实应得到比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更多的称许。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不改革得更快更彻底呢？我们可不要忘记，杜尔哥就是因为执行得过于性急而招惹了太多同时代的敌人。内克曾被人抨击以发行公债来代替提高税率，但他觉得目前的税征已令人民够受的了。

对所有这些戏剧性发展极为注意的卡姆潘夫人，曾为国王对其大臣们的态度做一总结：“杜尔哥、马勒泽布和内克都深知这位国王是一个温和而简朴的人，他肯为他的人民而牺牲王室的特权。他的心是倾向于改革的，然而他的锢见、畏惧，加上一些伪善者的喧嚣，逼使他放弃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计划，而这些计划是他那颗爱民的心一直希望实现的。”虽然如此，他敢于在国家文告中（可能是内克准备的）大胆地指出：“穷困人民的赋税在比率上，远比其他人增加得快。”而且他“希望那些富人，在碰到那些他们本就应负绝大部分责任的指控后，不会懊悔他们重加赋税于平民的意念是错误的”。他害怕伏尔泰的思想，他自由的心灵却受伏尔泰、卢梭及一些哲学的塑造而成形，这些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暴露旧荒谬及鼓吹源自于基督的博爱生活。在他前半期的统治中，他开始进行种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如果能继续并逐渐扩展，则他可能避免后来的革命。在这位软弱国王的领导下，一向被英国侵掠和屈辱的法国，成功而勇敢地打败了不列颠，并在此战役中，给予美国极大的帮助。

法国与美国

哲学一度与外交相辅相成。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雷纳尔及其他数百位作家，他们的作品促成了法国的知识开化，也陶冶了法国人支持殖民地的心。而且，很多美国领袖——如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是法国启蒙运动之子。因此，塞拉斯·迪恩（Silas Deane）于1776年3月到法国为反叛的殖民地募集贷款时，法国的舆论非常同情他。热血沸腾的博马舍也一再呈备忘录于维尔热纳，催促他早日帮助美国。

维尔热纳是一位贵族，他信任君主制度和封建制度。他不是民主或革新的朋友，却期望能为法国报一箭之仇。他不会批准任何对美国的公开支援，因为他觉得虽然萨特恩曾大力整顿海军，但英国的海军还是要比法国的强，真要发动战争，法国的海军将被一举歼灭。但他建议国王暗中提供援助，他论证道：假如英国镇服了革命，她将会在美国或其近邻，以其舰队轻易取得法国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权益；假如革命得以持续，法国将会日益茁壮，而英国将会日益衰弱。如此一来，法国的海军可以完成它的重建。路易害怕这种支持革命的论调，他提醒维尔热纳不要做出公然的行动，以免引起英法之间的战争。

4月，维尔热纳写了一封信给博马舍，他写道：

我们将秘密地给你100万银币，你可以试着向西班牙也要求同等的数目（后来他的确得到了此笔款项）。用这200万你将可以创办一家贸易公司，并冒着种种危险，你将供给美国武器军火、装备及其他任何他们为维持战争而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兵工厂将供给你军火和武器，但你必须付钱或以他物交换。你将无须向美国要求任何金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但是你将可以换来他们的农产品，对这些农产品我们将协助你在国内销售。

利用这笔钱，博马舍购买了加农炮、毛瑟枪、弹药、衣物及2.5万人的装备，他将这些运到一个港口，在这里迪恩已集结了一些改装的美国私掠船。法国这种援助的确定及到来，使殖民地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发表他们的《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此宣言被译成法文，并得到政府当局的默认，在法国流传着。它受到哲学家们兴奋而热烈的欢迎，那些卢梭的信徒更是欣喜若狂，他们视之为《社会契约论》的共鸣。9月，美国国会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瑟·李为特使，到法国与迪恩会合，共同寻求更多的援助，甚至公开联盟（假如可能的话）。

这并不是富兰克林第一次在欧洲出现。1724年，他未满19岁时，来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当一个印刷工，并发表了《对无神论的辩护》一文。后来他重返费城，继续高唱其理神论的论调。他结婚后参加了互助会，并成了举世闻名的发明家和科学家。1757年他代表宾夕法尼亚议会，再度到英国辩论税征问题。他留在英国5年，遇到了约翰逊和其他名人。他还到苏格兰旅游，访问了休谟和罗伯逊，接受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位，从此变成富兰克林博士。1766年至1775年，他三度居于英国，他曾在下议院中演说，反对邮税的征收，并企图达成协议。他发觉和解无望而战争迫在眉睫时，他返回美国。他也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

1776年12月，他带着两个孙子抵达法国。当时他已是70岁的人了，看起来仍然智慧不减。全世界的人都熟悉他硕大的头颅、稀疏的白发及有如满月初升的脸庞。科学家赐给他满身的荣衔，哲学家和重农学派争着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古罗马的崇拜者视其为辛辛纳图斯、西庇阿和加图的再生。巴黎的淑女为了模仿他的高礼帽，将她们的头发做成卷曲的高耸状。无疑，她们早已风闻他的许多罗曼史。朝臣们对他在衣着、谈吐和风度方面的纯简，深为惊讶。他几乎纯乡村式的装束，不但看起来不可笑，而且暴露了朝臣们的奢侈炫耀——他们那些天鹅绒、丝缎和花带已再也掩饰不了他们的真面目了。然而，他们还是接纳了他，因为他不以乌托邦为炫耀，他讲话有条理而且富于感觉，他对某些困难与事实有充分的谅解。他深深地了解他是一个新教徒、理神论者和民主主义者，被派往一个天主教国家，向一位虔诚的国王求助。

他小心翼翼地从事他的工作。他不敢触犯任何人，却使每个人都感到愉快，他不仅对维尔热纳表示敬意，也对米拉波的父亲和杜德芳夫人表示尊敬。他光秃的头在沙龙和科学院里闪闪发亮。年轻的贵族拉罗什富科公爵以做他的秘书为荣，他在街头出现时，群众尾随着他。他的著作曾被译为《富氏全集》（Oeuvres Complètes）出版，并拥有广大的读者。其中称作《理查德的科学》（La Science du Bonhomme Richard），即《理查德年鉴》的一本书，曾在3年内发行了8版之多。富兰克林参加了洛齐互助会，并当选为该会的荣誉会员，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帮他促使法国与美国联盟的人。然而他不能很快要求法国政府公开支助美国。华盛顿的军队在威廉·豪战役以前都在节节败退，其士气曾大受动摇。富兰克林为了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在巴黎近郊的帕西定居了下来。他一面研讨、交涉，并以笔名发表宣传文件，一面取悦杜尔哥、拉瓦西耶、莫雷莱、卡巴尼斯等人。他还在萨纳斯和欧特伊两地分别对乌德托夫人和爱尔维修夫人大献殷勤，因为她们具有令人感觉青春的魅力。

就在此时，博马舍和其他人正将补给品大量运往美国，有些法国军官则投效于华盛顿的麾下。塞拉斯·迪恩于1776年写道：“我几乎被那些申请到美国去的军官烦死……假如我这里有10艘船，我将可把他们一起全运到美国去。”大家都知道当时才19岁的拉斐特侯爵，曾离开他坚贞而且已怀孕的妻子，来到殖民地，为革命军无条件地效劳。他向华盛顿坦承：“我渴望的是高贵的光荣。”这次的请缨带给他无数危险与屈辱，他曾在布兰德维恩受过伤，并与殖民军共同经历了弗尔格山谷的困阻，但他赢得了冷漠的华盛顿的热情。

1777年10月17日，从加拿大南下的5000名英军和3000名日耳曼雇佣兵，在萨拉托加为2万名殖民地军队所挫，并弃械投降。胜利的消息传抵法国时，富兰克林和迪恩关于法美联盟的请求似乎更可为国王的幕僚接受了。然而，内克坚决反对，他不希望看到他近乎达到平衡的预算，因战争而再度遭到破坏。但维尔热纳和莫斯帕警告国王——英国早已知晓法国对美国的援助，而且怀恨在心，很可能与殖民地联合，转而攻击法国，路易十六于是勉强答应了他们同盟的请求。1778年2月6日，法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两项条约。一项规定两国的贸易与援助计划；另一项订立了两国的秘密军事协定，规定：假如英国向法国宣战，则签约国应联合抵抗，而且非得到另一国的同意，绝不私下与英国和解，两国将携手对抗英国直至美国得到独立为止。

3月20日，路易接见了美国特使，富兰克林特意穿上长丝袜晋谒。4月，约翰·亚当斯替代了迪恩的职位，并与富兰克林同住在帕丝。他发觉这位老哲人花了太多时间与妇人在一起，以致几乎无暇处理公务。他与富氏吵了一架，希望把他弄回国。结果他失败了，只好自己束装返美，富兰克林则被任命为驻法国全权大使（1779年9月）。1780年，74岁的富兰克林向61岁的爱尔维修夫人求婚，却有如石沉大海。

除了内克外，战争几乎为每位法国人欢迎。内氏必须筹集大笔款额，以贷给美国：1776年贷了100万银币，1778年300多万，1779年100万，1780年400万，1781年400万，1782年600万。为了寻求和平的方案，他于1779年12月1日与诺斯大公秘密私商。除了这些贷款外，他还须为法国政府、陆军、海军和宫廷筹钱，他总共向银行家和国民借了5.3亿银币。他花言巧语地从教会借到1400万，并规定以每年100万分期偿还。他仍然拒绝提高征税——虽然上层阶级的财富似乎已足以负担。他的继承者对他留给他们的赤字，曾大为抱怨。金融家大为支持他，因为他同意以他们要求的高利率向他们借款，虽然他们必须冒得不到偿还的风险。

内克对社会财政的信心日增，1781年1月，他得到国王的同意，发表了《国家收支统计表》（Compte Rendu au Roi），此表向国王和全国人民公布了政府的岁入和岁出。除了国防支出、国家债务及其他一些特殊支出外，它厘清了政府的各项会计预算。统计表在一年内销售了3万份。内克被认为财政的魔术师，他挽救法国经济于破产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向格里姆探询有关内克的事，以加强“她对他著作和才能的衷心敬佩”。然而朝廷对《国家收支统计表》大表愤怒，因为它揭发了他们过去滥用公款及从国库支领无数恩俸的事。有些人指责此文件仅是内克的自我宣扬。莫斯帕如同对待杜尔哥一般，越来越嫉妒内克，他联合了一些人，共同为促使内氏去职而努力。王后虽曾为内克的经济政策激怒，却袒护着他。维尔热纳称他为革命分子。一些地方长官害怕内克借建立更多的行省议会来削弱他们的权益，而参加了反内氏的运动。内克宣称除非给予他大臣的全衔及国王内阁的名位，否则他将辞职，此无异为其自求退路。莫斯帕要挟国王，如果内克的要求得逞，则所有的大臣都将放弃现职。路易终于屈服在他们的压力下，让内克去职。除了朝廷外，整个巴黎都为内氏的离去而惋惜，约瑟夫二世送去了他的慰问函，叶卡捷琳娜则邀他到俄国主持财政。

1779年10月12日，法国与西班牙联盟以对抗英国。两国的联合舰队拥有140艘战舰，几乎与英国海军的150艘相等，联合打破了英国横行海上的霸权，这种海军力量的平衡曾深深影响了美英战局。英国在美国的主力军约有7000人，他们在康沃利斯大公的指挥下，驻屯在邻近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约克河上的约克镇。在殖民军方面，由拉斐特所率的5000人与由华盛顿统率的1.1万人（包括由罗尚博所率的3000名法军），此时已在约克镇附近集结，并已夺下了附近的诸要地。1781年9月5日，由葛拉斯伯爵率领的舰队，在切萨皮克湾内击败了一支英国的分遣舰队，并切断了康沃利斯大军由水路方面的退路。康沃利斯的军队用尽了他们的补给后，他和他的部下终于向殖民军投降（1781年10月19日）。毫无疑问，法国人可以骄傲地说：葛拉斯、拉斐特和罗尚博在这一决定性的战役中，确已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英国要求签订和约。谢尔本派使节到法国分别与法政府及美国大使磋商，以期联合一方以对抗另一方。维尔热纳后来与英国取得妥协，双方同意由英、法、西共同瓜分北美的大部分区域。他也与西班牙取得谅解，以使密西西比河谷在欧洲的控制之下。1782年11月，他建议由英国继续保有纽芬兰的渔场。所有这些交涉都按照外交惯例进行，但美国使节已洞悉此中伎俩，也以类似的秘密手法进行协商。维尔热纳和富兰克林协议双方可分别与英国交涉，但除非得到对方同意，绝不签署任何和约。

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主要是约翰·杰伊和富兰克林，他们玩了一次漂亮的外交手法。他们不但为合众国争取到了独立，还将其领土扩展至纽芬兰渔场、大湖区的一半及由阿勒格尼山脉到密西西比之间一大片富庶的区域，他们的成就远比美国国会期望的多。1782年11月30日，约翰·杰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与英国签订了初步和约。此约原则上虽与维尔热纳的意愿相违，但其在英法和解以前并不生效。维尔热纳起先还有所抱怨，后来他终于接受了现状。1783年9月3日，正式的和约在“最神圣而且不可分的三国”的名下签署了——英、美和约在巴黎签订，英、法、西和约则在凡尔赛宫签订。直到1785年，富兰克林一直留在法国当合众国大使。1790年4月17日他于费城去世，当时的法国制宪大会还为他致哀三天。

法国的参战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而经济的崩溃引起了革命。法国政府花在战争中的费用高达10亿银币，而国债的利息使国库一天天枯竭。虽然如此，债务毕竟只是政府与富人之间的事，它极少影响到平民，有些平民甚至因战争工业的刺激而致富。王朝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国家完好如故，否则历史学家又如何解释法国能在1792年至1815年，成功地对抗了半个欧洲呢？

毫无疑问，法国的国魂被振奋了。政治家从1783年的和平中，首次看到了1763年以来的复兴之兆。哲学家称此发展为他们思想上的胜利，托克维尔曾说：“美国似乎已实现了作家们的理想。”很多法国人在殖民地的表现中预见了令人振奋的民主将传遍整个欧洲，民主的思潮甚至感染了贵族阶级与国会。1776年6月12日，由弗吉尼亚制宪会议颁布的《人权宣言》及后来加入美国宪法的《民权法案》，变成了法国《人权宣言》的部分模型，该宣言由法国制宪大会于1789年8月26日公布。

这就是封建法国最后的荣耀——其豪侠义气帮助美国建立了民主制度，而自身被牺牲了。事实上大多数的法国政治家仍为法国的复兴而努力，然而像拉斐特、罗尚博等贵族，他们以生命为赌注而效劳于他邦的热心，也是不容否认的。年轻的塞居尔伯爵写道：“我不是那种听到自由觉醒之声就感到忐忑不安的人，他们正试图奋力摆脱特权阶级的枷锁。”到现在已可以看出贵族阶级将在制宪会议中，被迫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这是一次著名而勇敢的切腹自尽——法国为美国出钱流血，却得到对自由新而有力的刺激。

第九章　死亡与哲学家（1774—1780）

伏尔泰晚年

·费内的衰落时期

1774年，伏尔泰80岁。这些年他昏迷过几次，我们称之为“轻微中风”，他则称之为“小的警告”。他已经惯于接受死亡的降临，因此能将虚弱置之度外，他的生活夹杂着谄媚国王和女皇的成分。叶卡捷琳娜女皇称伏尔泰为“本世纪最杰出的人”。腓特烈大帝于1775年在柏林称：“人们争相抢夺伏尔泰的半身像，瓷器工厂供不应求。”费内早已成为聪明的欧洲人朝圣的目标，现在它几乎是宗教的神龛。苏阿尔德夫人于1775年拜访伏尔泰之后，说：“我见到了伏尔泰。被圣德莉莎放逐的犯人，比不上我会晤这位伟大的人物时所经历的那些。似乎我站在一位神的面前，一位受到珍爱与崇敬的神，我终于能对他献出我所有的感激和尊敬。”1776年，伏尔泰经过日内瓦时，他几乎被围绕在他身边的热心群众挤得喘不过气来。

甚至80岁时，伏尔泰仍对政治和文学感兴趣。他以一篇《理性历史的证实》的文章来庆祝路易十六的即位，其中他建议一些可能为后世喜爱的新秩序的改革：

法律将趋于一致……兼差（某些圣俸被一位传教士掌握），过多的花费将被铲除……对工作认真的贫者将给予大量财富——来自某些发誓贫穷而懒惰者。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家庭妇女将不再被视作姘妇，小孩也不再被讥为私生子……未成年者犯罪将不再被认为大罪恶而严加处罚……拷问方式将不再被使用……（国家和教会）这两大势力，因为只能存在其一——君主政体国王的法律、共和国的国家……最后，我们将敢于大声要求世界两大势力须有容忍的精神。

路易十六完成了许多改革工作——教会改革除外。他真挚虔诚，而且相信教会的忠诚对他的王权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支持，他对伏尔泰的影响深感悲痛。1774年7月，他的政府下令勃艮第的监督官继续注意年老的异教徒，并在他死后立刻扣押所有他的文件。玛丽·安托瓦内特同情伏尔泰，为伏尔泰《塔克德》剧的表演而哭泣，并说她将“拥抱这位作家”，伏尔泰送给她一些美的诗句。

伏尔泰的朋友杜尔哥全面控制财政时，他有一段充满信心的乐观时期，但杜尔哥被解职，他对有关人类的事务陷入黑暗悲观的心情。他借着收养女儿以寻回快乐。1775年，一个名叫瓦里康特的少女被介绍给他，她的家庭因为太贫穷而无法使她发挥出自己的禀赋，父母正计划送她去一所修道院。她天真无邪的美貌温暖了这位老年人的心。伏尔泰使她成为家庭的一分子，称她为贝莉·保妮，并为她找了一位丈夫——年轻有钱的维莱特侯爵。他们于1777年结婚，在费内度蜜月。伏尔泰曾写道：“我的小爱女看来是那么高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想为我造出一位小哲学家。”80多岁充满稚气的伏尔泰，想及身为父亲而感到喜悦，即使仅仅是义父。

同时，伏尔泰创作了最后的剧本《艾里纳》，将它送到法兰西剧院。1778年1月，它的接受引发了一个问题。公司的惯例是依照收受的次序上演每一出戏，但另外两个剧本已经先于伏尔泰而被公司收受和批准了——一本由拉阿尔普、一本由巴特（Nicolas Barthe）所写。两位作家立刻放弃他们先前答应剧本演出的条件。巴特写了一封信给公司：

伏尔泰的新剧本您已经读过了。对您来说仅有一件事要做：不要考虑我的剧本。我知道……规定的程序，但在这种情况下哪位作家敢诉诸规章呢？先生应像一位国王站在法律一边。假如我没这份荣耀给大家提供欢乐，至少我能不妨碍大众的欣悦。我希望您尽可能快些将伏尔泰所写的剧本上演。愿伏尔泰像索福克勒斯一样继续写悲剧直到100岁，愿他死后能得到人们的喝彩，就像诸位先生活在喝彩中一般。

消息传至伏尔泰耳中，他非常高兴地计划去巴黎看他的剧本上演，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去巴黎的意念。如果牧师在讲堂上攻击他将如何呢？他习以为常了。如果他们说服国王送他入巴士底狱又将如何呢？那么他也会习以为常。能再看到现已成为文明之都的大城市，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最后一次离开巴黎，是28年前的事了，现在巴黎该改变许多了。同时，德尼斯夫人已对费内感到厌倦，她时常央求他带她回巴黎。维莱特侯爵提供了自己在波尼的舒适旅馆，并供他食宿。

他决定去，假如旅程结束了他的生命，那么它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提前到来而已。他家里的仆人、农田的管事，他拥有的领地上工作的工人、工厂里的工人，他们集体抗议和悲伤。他答应6个星期后回来，但他们内心充满忧虑，认为再也见不到他了。同时，继承他的东主对待他们是否会像伏尔泰对待他们那么友善？1778年2月5日，旅行队离开费内时，他的眷属、仆从聚集在他四周，许多人为他的离开掉下泪来，而他自己也无法抑制住眼泪。5天后，大约走了300英里，他终于见到了巴黎。

·神圣化的人物

在城门处，官员们正在检查经过的马车，看车内是否藏有私货。伏尔泰向他们担保说：“各位先生！我相信这里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私货。”伏尔泰的秘书瓦格涅尔向官员们保证他的主人“享有最好的健康状况，我从来没看过他有比此时更欣然的幽默感，他的愉快是可爱的”。

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波尼和瑟顿转角处维莱特先生的旅馆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房间。下车后，伏尔泰立刻沿着码头到附近他72岁的朋友阿让塔尔的家里。阿让塔尔伯爵当时不在家，但不久即出现在维莱特旅馆。伏尔泰对他说：“我即将与世长辞，但我必须来看你。”另一位老朋友送给他一张欢迎短简，他以平时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回答说：“我到达死亡境界，但我希望能复活，仅为能谒见杜德芳侯爵夫人一面。”这时，若古侯爵带来口信，称路易十六对伏尔泰抵达巴黎感到盛怒。但波利尼亚克夫人向他保证，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将保护他。牧师们希望他被逐出，但在记录中，没能发现官方禁止伏尔泰访问的禁令。路易十六隐藏起来以拒绝王后允许这位闻名于世的作家在宫廷中介绍自己的请求。

消息传遍巴黎，这位18世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播种者及睿智的作家，已不再有被长期放逐的威胁了。他住的维莱特旅馆的房间，立即变成真正的宫廷和王室。2月11日，据说有300多人来访，包括格鲁克、普契尼、杜尔哥、塔列朗、马蒙泰尔及内克夫人、杜巴利夫人、杜德芳夫人等。富兰克林带着他17岁的孙子到来，并为他请求这位祖师的祝福。伏尔泰举起双手放在小孩的头上，用英文对他说：“孩子！上帝和自由，要记住这两个单词。”拜访伏尔泰的人络绎不绝，特龙金医生写信给维莱特侯爵说：“伏尔泰现在最好过他的领主生活，更甚于他的兴趣，如此下去他的精力将会很快耗尽。”2月19日，《巴黎日报》将之刊登，很显然将一切好事驱走了。因为伏尔泰本人在费内时，预知这次胜利将会牺牲他的生命，他说：“假如我必须生活得像世上平常人一般，那么我将于4天内死亡。”

一些牧师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打击，以保证他会与天主教调和。他也愿能如此，因他知道只有那些为教会出力的才能被葬于奉献的土地上，而所有在法国的墓地皆是奉献的土地。因此，他乐于接受格尔特教士于2月20日寄来的一封请求接见的信函。该教士于21日到达，他们谈了一会儿，但没有得到神学上的结果。德尼斯夫人请求教士离开，伏尔泰告诉他，他可以再来。25日，伏尔泰咳嗽时嘴和鼻子喷出血。他吩咐他的秘书请格尔特来。瓦格涅尔供认：“我避不送信，因为我不希望人们说伏尔泰先生已经示弱，并使他相信找不到这位教士。”瓦格涅尔知道在巴黎的怀疑论者正希望伏尔泰在最后的时刻不致向教会屈服，或许他已听说腓特烈大帝的预言：“他将玷污我们大家。”

特龙金医生来了才止住他吐血，但此后两三天伏尔泰又吐血。26日，他写信给格尔特说：“我请求您尽可能地快来。”第二天早上格尔特来了，发现伏尔泰正睡着，于是走开。28日，伏尔泰告诉瓦格涅尔：“我死于崇拜上帝和爱我的朋友，不是恨我的敌人和嫌恶迫害。”格尔特于3月2日又来，伏尔泰请求告解，格尔特教士回答：“圣苏尔皮斯教区牧师特塞克曾要求他在听告解之前取回一项声明。”瓦格涅尔抗议。伏尔泰要了纸和笔，亲手写下：

我，签署人，过去4个月来受到吐血的打击，现年已84岁，不再能把自己拖进教堂。圣苏尔皮斯教区牧师，希望增加善行而遣来了格尔特教士。我已向他告解，并（声明）若上帝排除我，我死在出生地的天主教区，希望在神的慈悲下，原谅我所有的过错；若我曾毁谤教会，我请求上帝及他的宽恕——签名：伏尔泰，1778年3月2日，于维莱特侯爵先生住宅。

维莱特先生和米尼奥教士（伏尔泰的侄子）皆签名保证。格尔特将此带给孔夫朗斯（Conflans）的大主教和圣苏尔皮斯的牧师，两人皆宣称不充分。不过，格尔特仍然准备给予伏尔泰圣餐，伏尔泰建议应该加以延期，他说：“我经常咳血，我们必须防止我的血液与仁慈的上帝混合。”我们不知伏尔泰心灵为何——虔诚的或任性的。

3月3日，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马蒙泰尔相偕前往探望伏尔泰。格尔特奉上级之命取一份“更不暧昧、更详细”的告解书也于那天拜访时，他被告以伏尔泰情况欠佳而无法接见他。格尔特又多次欲见伏尔泰，但每次皆因瑞士籍的看护者戒备甚严而只好回去。3月4日，伏尔泰写信给圣苏尔皮斯牧师，以谦卑的态度向其道歉。3月13日，牧师接获此信，除了礼貌上的交换信函之外，无任何拜访行动。当时伏尔泰咳嗽已止，他感觉精力恢复，然虔诚之心逐渐衰退。

3月16日，《艾里纳》歌剧于法国剧院上演，几乎所有的伯爵前往观赏，包括王后在内。这出戏演出的结果并未达到伏尔泰理想中的状态，但由84人的庞大演员阵容共同合作演出，获得了全场欢呼。伏尔泰因卧病无法前往，他仍不断以各种方式探悉听众的反应。17日，法国学术团体献给他祝贺词。21日，他感觉身体痊愈，于是出外拜访63年前的情妇苏珊娜·利夫里（Suzanne de Livry），古韦尔内（Gouvernet）女侯爵。28日，他又拜访杜尔哥。

3月30日，对于伏尔泰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日午时，他前往卢浮宫参加学术团体会议。一位俄国作家维辛（Denis von Visin）在巴黎报道：“伏尔泰离开住宅，马车载着他前往学术院时，一路上受到人群不停地欢呼。所有学术团体人员出门迎接他。”达朗贝尔致演讲词以表欢迎，使这位老人眼睛充满了泪水。伏尔泰坐在主席的位置，同时被选为4月上旬的主席。会议完，他被护送上马车，然后好不容易才经过不断欢呼“伏尔泰万岁”的人潮，最后抵达法国剧院。

他进入剧院时，观众与演员起立欢迎他。他发现德尼斯夫人和维莱特侯爵正在等他，他坐在他们的后座，观众却要求他坐在更易见着之处，于是他选择了女士们中间的一个位子。一位演员屈下双膝，献上月桂花冠戴在伏尔泰头上，伏尔泰脱下花冠将它戴在侯爵头上，坚持要侯爵接受。观众赞美之声不断响着：“向伏尔泰致敬！”“向索福克勒斯致敬！”“向教人们如何思想的哲学家致敬！”“荣耀归于卡拉斯保卫者！”目击者格里姆说：“这种渴慕、发狂延续了20多分钟。”《艾里纳》演出了6幕。结束后，观众要求这位作家说几句话，伏尔泰应允了。大幕再次升起，演员们扶着伏尔泰走出休息室，到舞台上与观众见面，他们用月桂花冠为伏尔泰加冕。参加剧中演出的费斯特丽斯夫人，献给伏尔泰赞美诗：

眼花缭乱的巴黎，

今日崇拜一位伟人，

年复一年，

后代将更尊敬您。

不，您无须入地狱，

您应享不朽盛名。

伏尔泰，请接受

为您而奉献的皇冠。

当盛名留传法国，

此景必永垂千古。

观众要求重念赞美诗，在喝彩与鼓掌下伏尔泰离开座位，在一伙热心群众的护送下被引领至马车上，火炬被举起，马车夫被劝驶慢些，以使一群民众得以伴随着马车至维莱特旅馆。直至目前我们所知，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未曾有如此一幕。

维基·勒布朗曾目睹此情景而写下：“值得庆贺的老人，身体如此虚弱，我恐过分强烈激动的情绪，将给他带来致死的伤害。”特龙金劝他尽速返回费内，德尼斯夫人请求他留在巴黎。因受到招待而极度兴奋，他同意她的请求。伏尔泰赞美巴黎人民是世界上最愉快、最有礼貌、最文明、最放纵、最具文学鉴赏力、最知道如何寻找娱乐和培养艺术修养的。此时，伏尔泰忘记了巴黎的“贱民”。不久，他于4月27日在巴黎找一栋住宅。特龙金盛怒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傻的人，无人胜于他疯狂的表现，他好像寄望活至100岁似的。”

4月7日，伏尔泰参加“九姐妹”互助会社，他无须经过一般初步阶段，便被以正式仪式介绍加入会员中。月桂花冠加于伏尔泰头上，接着主席演讲：“我们发誓兄弟们必互助，然而你们已是整个群体的创办者，这群人敬爱你们而且处处传播你们的善行……你，伏尔泰，多可爱的弟兄，在你接受此资格之前，你已是具有责任感的互助会员。”伏尔泰为回礼杜德芳侯爵夫人，于11日前往圣约瑟女修道院其住所。她用手抚摸着伏尔泰的面颊，感觉仅仅剩下骨头。但12日她在写给霍勒斯·沃波尔的信上说：“伏尔泰从未如此充满活力。他已经84岁了，我真的认为他是不会死的。他心智健全，并未呈现羸弱现象。他是一位非凡人物和至高无上的卓越人物。”修女们听到伏尔泰的拜访时，公开指责侯爵夫人与一位受到教会与国家都谴责的人物见面而亵渎了她们的修道院。

4月27日，伏尔泰再次前往学术院。讨论转到德利尔教士翻译的教皇《致阿布诺特博士之信》上，伏尔泰已读过原作，称赞该教士的翻译。伏尔泰乘此机会建议学术院的《字典》加以修订，以普遍使用的上千新字来充实这一可信赖的语言。5月7日，他又回到学术院，计划新字典改进的工作。他提示从A字母起添字，并建议每人承担一个字母。散会时，伏尔泰“为字母之故”感谢工作人员。沙特吕侯爵回答：“为了文学，我们也谢谢您。”当晚，伏尔泰隐藏身份秘密观看他的剧本《阿尔泽》的演出。在第4幕终了，观众为演员拉里夫热烈鼓掌，伏尔泰也加入鼓掌行列，并叫着：“啊！演得好！”观众们认出了伏尔泰，激动狂潮长达45分钟，犹如3月30日那般的情景再度显现。

伏尔泰不愿过着退缩隐居、充满痛苦的生活，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享受如前几个星期快乐的日子。他热心地欲完成一本新字典而努力工作，一天有时喝上25杯咖啡，以致晚上无法入睡。当时他的病情恶化，排尿变得极痛苦而且不正常，理应已被除去的毒素进入血液，造成尿毒症。黎塞留公爵送伏尔泰鸦片，推荐他视之为止痛药。伏尔泰误解了黎塞留的说明，5月11日喝下整瓶，因而精神错乱达48小时之久。他的脸因痛苦而不成形，特龙金医生被召来，给伏尔泰一些减轻病痛的方法，但数天后，伏尔泰说不出话，也无法饮食。他要求将自己送回费内，但为时已晚。

5月30日，格尔特教士和圣苏尔皮斯教区牧师准备基督教的最后圣餐，只要伏尔泰在其先前的信仰告解上，加上对基督神性的信仰。但孔多塞描述有关伏尔泰未经证实的事，他狂叫：“看在上帝的名义上，不要对我谈那个！”拉阿尔普曾报道伏尔泰的反应：“让我平静地死吧！”迪龙瑞尔接受一般的看法：牧师发现伏尔泰的狂暴行为，于是不给予圣餐而离去。特龙金宣称：“哲学家在临死前最后几个小时总显现极端痛苦和狂号嗔怒。”当晚11时，伏尔泰平静地逝世了。

米尼奥教士预料他叔父的尸体将被拒绝埋葬在巴黎国家公墓，于是让尸体直立地坐在马车里，驶离巴黎。在离此110英里处，塞纳河畔罗米尼村庄的西里利斯修道院，当地一位牧师给死者举行传统宗教仪式，唱大弥撒，也允许他埋葬在教堂的地下室。

路易十六命令报刊禁止报道伏尔泰的死亡。法国学术界要求法国修道士为这位死去的人举行弥撒，但遭到拒绝。怀疑论者腓特烈大帝在柏林的天主教堂为伏尔泰举行弥撒。腓特烈大帝为他的朋友也是他的敌人的伏尔泰写了一篇热诚的颂词，于1778年11月26日在柏林学院公读。叶卡捷琳娜大帝曾写信给格里姆：

我已失去未曾谋面，但喜欢我的两位伟人——我深感荣耀的伏尔泰与查塔姆。将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始能找到与他们匹敌的人，却永远不会找到超越他们的人，尤其是前者……几周前，伏尔泰为公众尊敬，现在他们却不敢为他举行丧礼。如此一位举国之内首屈一指的人物，为什么不以我的名义取得他尸体的所有权？你应该将他的尸体加以香料药物处理后送来给我，他必将会有最富丽堂皇的坟墓……假如可能的话，买下他的丛书、论文、文件，包括他的信件，我将给予他的继承者高价。

德尼斯夫人为图书馆接收13.5万银币，将其运送到圣彼得堡的冬宫。

1791年7月，由革命立宪议会命令，伏尔泰的遗体被移出西里利斯修道院，在热闹的行列队伍护送下经过巴黎，最后被安放在圣日内维教堂。同年，法国公开地再施洗礼，将瑟顿路改为伏尔泰滨河路（Quai de Voltaire）。1814年5月，王权复兴时期，一群出于宗教热诚的盗尸人秘密地从培索将伏尔泰和卢梭的尸骸移出，放入大袋内，将其埋葬于巴黎市郊弃地，从此他们消失无踪。

·伏尔泰的影响

《俄狄浦斯王》的剧本问世时（1718年），反教士的活动也开始了。我们深知它引起了统治者的兴趣，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古斯塔夫二世及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还有阿兰达和葡萄牙约瑟夫二世，最后到蓬巴尔等。在最后200年理智的世界里，也只有卢梭和达尔文的影响才能赶得上伏尔泰。

就卢梭道德的影响而论，是充满热情与伤感的情操，婚姻上彼此忠贞与家庭生活的重建。伏尔泰的道德影响是仁慈与公正，使法国法律涤净，使法律的滥用与野蛮民族的残暴天性得以改良。他胜于别人，是人道主义运动的先锋，是19世纪最负名望的。伏尔泰在文学上的影响，我们只须忆起维兰德、凯尔格伦、歌德、拜伦、雪莱、海涅、勒南便可得知。没有伏尔泰的先导，是不可能有此成果的。历史学家们承认伏尔泰的引导与灵感的启发，促使身染罪行的人忏悔，使知识、道德、态度、文学和艺术有所发展。

由于削弱了知识阶级对教会的崇敬及贵族阶级对其封建特权的信念，伏尔泰在法国大革命的引发上担任了一个角色。1789年后，伏尔泰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力被卢梭思想压抑。因为伏尔泰似乎太过保守，太蔑视平民，重视诸侯，罗伯斯庇尔才会反对他。两年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似革命中的《圣经》般地放出了光芒。拿破仑对这两人相继而起的影响，曾回忆道：“我16岁以前支持卢梭，反对伏尔泰与他的朋友们，现在则相反……我愈读伏尔泰的作品，则愈喜欢他。他的行为永远合乎道理，从不冒充内行，不盲目。”王权复兴时期后，伏尔泰的作品成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傀儡，反对再兴的贵族与教士。1817年至1829年，伏尔泰的选集出了12版，在12年间售出300万册。革命运动自1848年起，在政治上毋宁是趋向卢梭而不采纳伏尔泰，在宗教上的主张则适得其反，是趋向伏尔泰的。

伏尔泰最深远长久的影响，在于宗教信仰方面。由于他和支持者的影响，法国才会在经过文艺复兴后又进入启蒙运动。新教运动持续不断，其转变如此剧烈，这可能为原因之一。一些人感觉到，就整体而言，启蒙运动比路德与加尔文产生的改革更深，因为它不仅反对祭司制度与过度的迷信，也反对基督教的基本规则，甚至超自然的所有信条。伏尔泰聚集了反宗教思想的各种意见，借着澄清、反复和理智加强改革，有时似乎已毁灭了养育自己的庙堂。遍及基督教国家，知识阶级由于哲学家们的动摇而趋向政治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在日耳曼，歌德一代的年轻人深受影响。歌德认为：“伏尔泰将永被认为现代文学上的巨人，或许永远如此。”在英国，少数卓越的人物——葛德文、佩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边沁、拜伦、雪莱也受其影响。但英国自然神论先行于伏尔泰，而使伏尔泰的观点黯淡，而且英国绅士以为没有一个有修养的心灵会攻击一个提供如此安详的慰藉给较弱的阶层与女性的宗教。美国的开国元勋几乎都是伏尔泰的信徒。在美国与英国，达尔文与现代生物学的影响已凌驾于伏尔泰脆弱的宗教信仰之上。在我们的时代，基督教神学理论因战争的无比残酷而蒙受其害，突飞猛进的科学又足以侵害诸神与圣者曾经据有的天国。

容许宗教自由的问题，我们受到伏尔泰的恩惠比得自其他人的还多。巴黎的人民认为伏尔泰不仅是划时代的作家，而且是卡拉斯的保卫者。由于他，欧洲无任何一个裁判所能像指控让·卡拉斯的罪行似的，将人处以车磔刑。像《爱弥儿》一书屡遭禁止与焚毁，但其灰烬却借以得散布其思想观念，直至宗教检查制度默认失败，它衰微了。假如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战场上再度为自由的思想而奋战，那么该让他们自己从伏尔泰的99卷书中去寻找灵感与勇气，他们将找不到单调枯燥的一页。

卢梭晚年（1767—1778）

·不朽的灵魂

1767年，卢梭寄居英国期间很不愉快，故于5月22日返回法国。此时他几乎神志不清，在人民的欢迎之下，他与泰蕾兹找到了一处舒适的住所，他出游时化名为让—约瑟夫·瑞奥。虽然于1762年被逐出教会，他的出行依然是合法的。虽是化了名，他还是被认出，而且受民众敬重。法国北部亚眠热烈地迎接他定居，其他城市也赠他别墅。

许多法国贵族赠卢梭住宅。首先，老米拉波将20块地产献出任他选择，卢梭选择了近巴黎的梅敦。但这位侯爵要卢梭阅读他的著作，使卢梭感到苦恼，卢梭离去另找避难所——逃到吉瑟尔斯附近的泰雷堡，波旁王朝的孔蒂王子处（1767年6月21日）。王子将整座古堡交由卢梭使用，甚至为卢梭请来乐师，为他演奏柔和的音乐。卢梭能享受于此，皆因他神志尚且清醒。他怀疑舒瓦瑟尔和布夫莱尔伯爵夫人（王子的情妇）加入伏尔泰、狄德罗与格里姆的行列阴谋破坏他。事实上，伏尔泰曾控告他于1768年1月29日纵火焚烧日内瓦剧院使其成为平地。卢梭相信古瑟尔斯民众，必误以他是罪犯。他渴望返回日内瓦，写信给舒瓦瑟尔，盼他说服日内瓦议会能让他补偿过去的失误。舒瓦瑟尔带来了官方的许可证，任他在法国任何地方活动，只要他愿意的话，可自由离开或回到此地。现在卢梭又想回英国，他写信给达文波特询问是否可收回乌东住宅，达文波特回答：“当然。”

在泰雷堡，卢梭担忧自己的生命安全。1768年6月，为顾及泰蕾兹的安全，卢梭让她留在堡中，自己逃走了。他乘坐公共马车前往里昂海岸，与亲戚丹尼·罗吉生活了一阵子，丹尼于1762年为他找到瑞士的藏身处。不久，他使自己孤立地生活在多芬的金喷泉客栈，并在他住宿房间的门上，写上自以为阴谋反对他的人的名单。他差人把泰蕾兹接来，泰蕾兹到达时，他喜极而泣，并终于决定娶她。1768年8月30日，他们在客栈中以平民的仪式举行婚礼。

1769年1月，他们搬至格勒诺布尔的牟昆农庄。在这里，他写了带有半疯狂状态的《忏悔录》，并以植物学的研究来缓和他的神经过敏。泰蕾兹发现他的脾气变本加厉，然而泰蕾兹本人也受风湿症之苦，加上各种模糊含混的疾病，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这对新婚夫妇发生严重的口角，卢梭离家到野外研究并采集植物标本，临行送与泰蕾兹一封信，劝她入女修道院（1769年8月12日）。卢梭转回家中，发现泰蕾兹仍等着他，两人的爱情因而恢复。现在他懊悔绝了后代，他觉得：“能在自己眼前抚育儿女的是最快乐的人。”他写给一位年轻的母亲：“家庭生活是生命中最甜蜜的一段过程……唯有我们的家庭与儿女才是最强烈、最持久地和我们融为一体的……但谈及家庭、儿女的我……夫人，为那些因无情的命运而被剥夺了这种快乐的人们怜悯吧！为不幸的人们怜悯，为有罪的人们怜悯吧！”

冬天，强劲的风吹拂着牟昆农庄，泰蕾兹要求回巴黎。1770年4月10日，夫妇俩重新开始他们长期的冒险旅行。在里昂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卢梭的小歌剧《乡下的大卫》在此地演出，受到敬重与庆祝。他们不慌不忙地经过第戎、蒙巴尔、欧塞尔。1770年6月24日，他们终于到达巴黎，寄宿于喧嚣的城市的一角圣依斯普里特旅馆4楼，这时将原来的化名卢·普拉特，改为卢·让—雅克·卢梭。

卢梭生活质朴安静，以抄写乐谱赚取收入，并研究植物学。1771年9月21日，他写信给林奈表明自己的尊敬之心。他住在巴黎之事为人所知，老朋友和新的崇拜者前来拜访他，包括利涅王子（供给卢梭布鲁塞尔附近的别墅）、格雷特里与格鲁克（与卢梭讨论音乐）、剧作家哥尔多尼、歌唱家索菲亚·阿诺德、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年轻作家约瑟夫与贝尔纳丹·圣皮尔。1777年，他获知伏尔泰曾盼望拜访约瑟夫二世皇帝，但失去机会。卢梭再度加入歌剧院（当作曲家），偶尔去那里，特别是去听格鲁克所谱的曲子。圣皮尔描述卢梭60岁时身体如此纤弱、匀称，眉宇带着高傲，眼里充满怒火……眉间皱纹隐含着忧郁感，及一股强烈的含有讥讽的愉快气息。

卢梭遭敌继续攻击，被迫再事写作，他不顾1762年许下不再著作任何书籍的诺言了。为解决此事，避免巴黎与日内瓦敌意的闲话，他着手《忏悔录》一书（1765年）。1770年11月，书完成了，卢梭虽然不愿完全出版，但是他以为应将那些有关攻击的部分公诸巴黎。因此，12月在他的住宅中，他从他最伟大的书籍中读了一长段给在场的人听，诵读持续了17个小时，其间曾被两次匆忙的便餐打断。1771年5月，他在埃格蒙特伯爵与伯爵夫人、皮奈特利王子、梅姆侯爵、朱涅侯爵之前诵读《忏悔录》，以激烈的挑战做结论：

我写下了事实，假如任何人曾听说与书中记载相反的事，那么有千万次足以证明，他听见的是诽谤他人的谎言。假如在我活着的时刻，他完全拒绝检查比较事实的可靠性，则他不是公正与真理之友。就我而论，我公开、毫无所惧地宣称，任何人，甚至不阅读我的书籍，能以自己的眼光宣称我的人格、态度、爱好、习惯、性格与理想，而声言我是一位不值得荣耀者，那么他自己才应被绞死并示众。

听见卢梭以激动的情绪讲这段话的人都认为他已近乎精神错乱。迪佐宣称卢梭的疑心与反责不是“宽大的、有品德的卢梭”应有的，这个批评因而结束了他们的友谊。其余旁听者将卢梭《忏悔录》带至巴黎名流聚集之处，但一些较敏感者感觉卢梭中伤了他们。埃皮奈夫人写给警署的陆军中将：

我必须再次通知您，我昨晨对您提起的那人又对多拉、佩兹、迪佐诸先生朗读他的著作。他正利用这些密友做毁谤人的工作，您有权利让他知晓您对此事的看法。您必须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明，那么他将不会抱怨，不过必须够坚定，那么他才不会重犯错误。假如您得到他的承诺，我相信他将遵守它。原谅我一千次，只因我心灵的平静涉及危险之地。

警员要求卢梭不再宣读《忏悔录》，他同意了。卢梭声言在一生中他从未得到一次公平的发言机会，挫败感使他心绪失常。1772年以后，除了圣皮尔外，他避不见客。他独自步行时，似乎觉得路过身边者皆是反对他的人。他受伏尔泰的反对，但仍为伏尔泰的雕像捐助基金。一位教士送卢梭一本揭发指责伏尔泰的小册子时，他反而责骂小册子的作者说：“伏尔泰无疑是一个坏人，我无意称赞他，但是他曾说了也做了许多好事，我们应该隐恶扬善。”

卢梭设法打消周遭人们可能加于他“阴谋”的念头时，他努力地写作，而且较以前澄清、保守、实际。我们可见1769年波兰如何热诚地为新宪法的问题请教卢梭的意见。1771年10月，他开始著作《论波兰政体》（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la Pologne）一书，于1772年4月完成。此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热烈地持以奋战之心而写出违法的诸种原则。人们读此书，甚感安慰的是：卢梭（60岁）如此年迈，仍努力使此书充实成熟，为人熟知。卢梭曾大声疾呼：“人生而自由，却处处都在桎梏中。”他警告波兰人，因其“自由否决权”使他们注定陷入无政府状态。自由是一项赐予和考验，需要比遵从外来的命令更艰巨的自律：

自由是一种难以消化的食物，需要良好结实的消化功能……人们如因密谋者的片语只字而导致反叛行为，是多么可笑。当不完全知晓自由的含义，谁敢轻言自由；谁……为了自由而做不该之事，就足成一位叛徒。情操高尚与神圣的自由，但愿这些可怜的人认识你。他们获知你被赢取与保卫的代价，但愿他们被教以你的法律远较暴君的蹂躏严厉！

生活及孟德斯鸠的思想使卢梭认识到，这种讨论与《社会契约论》都是纸上谈兵，是抽象的理论重点而不具有实在性。卢梭承认国家根基于历史与环境之下，如将根基不分青红皂白地除去则将灭亡。因此他劝告波兰人，宪法不应做突如其来的更改。他们应保留被选出的君王，限制其自由的否决权。他们应将罗马天主教作为国家宗教，但是要发展一种独立于教会的教育制度。波兰由于面积广大，在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被分割、被分成三个邦联，而仅只于外交与交流时才联盟。一度指责私人财产为罪恶来源的卢梭，现在认可波兰的封建制度，他建议征收土地税，放弃现有完整的财产权。他盼望有朝一日农奴制能被废除，但不主张过早废止，因为他认为须等到农奴们有相当的教育程度时方可。他主张任何事皆依赖教育的扩张，如果自由权较智力与人格快速增长，则将开启混乱与瓜分的局面。

在卢梭完成其著作之前，波兰已形成被瓜分的局面了。与科西嘉一样，波兰的现实政治忽视他的哲学立法。双重的挫败使他的晚年更苦，也强化了他对那些哲学家们的轻蔑——他们赞美那些正在瓜分波兰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为开明的专制君主。

1772年，卢梭开始另一个答复他的敌人的尝试，他称这本书为《卢梭论卢梭》（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他断断续续地花了4年时间，完成这本540页的书。他继续工作，精神变得更加黯淡无光。在此书序言中，他请求读者读完下列对话：“留意一颗伤感的心要求你的这个恩赐，是上帝加在你身上的一种公正债务。”他承认：“此书冗长，重复，赘语而无秩序。”但他说：“过去15年，我一直被阴谋包围且被破坏名誉，因此我必须在死前澄清自己。”他否认了《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论》集体主义的矛盾。他提醒读者，他未曾希望摧毁科学和艺术，使其回复到未开化的原始状态。他描述自己的书籍——特别是《朱利安》和《爱弥儿》——是散发仁慈与美德的书籍，怎么可能是欲摧毁他名誉者想象中的有病的浪子所写的。他控告他的敌人焚毁他的像以泄恨，以嘲弄的眼光为他唱夜曲。他抱怨他的敌人不断监视拜访者而且引发邻人来侮辱他。他喜欢重述自己的身世、家庭、年轻时代，描述自己有风度而且人格完整。但他又承认自己懒惰，“喜好幻想”，有写作的倾向。孤独步行时，他似亲临幻象世界，那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试以预言安慰自己：“我有把握，死亡当日，善良与荣耀的人们将为我祝福，为我的坎坷遭遇而挥泪。”

卢梭在最后的对话中加了一章，定名为《此著作的历史》。他略述如何将此书引起巴黎与凡尔赛方面的注意，决定将原稿放入圣母院大教堂的祭坛上，寄予上帝保管。1776年2月24日，卢梭试着如此做，但发现圣堂门被暴徒闩住，他只得寻找进入之法。找到锁时，他已是头昏脑涨，立刻跑出教堂，精神错乱地徘徊于街道上达数小时始抵家。他写给法国民众一封信，定名为《给依然热爱公正与真理的法国人》并印成传单，分给过路人。拒绝接受的人们说，传单对于他们是无用的。卢梭只得放弃此番辛苦，接受失败。

卢梭的兴奋之心已渐消除，1777年至1778年，他写了一本最令人产生美感的书《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他说过，牟特斯人民如何攻击他的住宅，他又是如何隐退至比奈湖的圣皮尔岛。在此地，他找到了快乐。他回顾这个宁静的休息所，静静的湖水，潺潺的溪流，葱翠的岛屿，善变的天际。他接获一张带有诗意的纸条，建议他接触自然，从自然中寻回心底深处。我们读了几页书时，便会自问：一个半疯狂的人，怎么可能文章写得如此好，如此畅达，偶尔又显出明朗化。不久，往日的悲叹再生，卢梭哀悼他已失去儿女，他已无抚育家庭的勇气。他看见小孩游玩，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暗自“哭泣与赎罪”。

卢梭在巴黎的后几年，羡慕宗教信仰将人类生命过程的死亡与复活戏剧化。有时，他参加教会仪式，前往圣皮尔一个隐居处，听教士们吟诵祷文：“啊！能信神者多愉快！”他不能信教，但举止上仍试着像一位基督徒，施救济金，使生病者得以健全舒适。他阅读肯比斯（Kempis）的《效仿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并为此书做注释。

卢梭越接近死亡边缘，痛苦反而减少。伏尔泰抵达巴黎时，受到热烈的尊敬与欢迎，他虽嫉妒，却称赞他的旧敌。在法国剧院，他指责曾嘲弄伏尔泰加冕礼的老相识：“在神——伏尔泰所在的神殿里，您怎敢嘲弄他，是被50年来屡欲排斥伏尔泰杰作名著的牧师们影响吗？”他听到伏尔泰的死讯时，预言道：“我俩生命一体，我的生命将无法较他为长。”

1778年春天，卢梭征求满意的住宅。吉拉尔丹侯爵邀请他住进离巴黎约30英里的埃尔蒙诺维尔，此处是靠近他别墅的一所农庄。卢梭与泰蕾兹于5月20日抵达，住在此地后，他专心收集植物标本，教侯爵10岁的儿子植物学。7月1日，他设宴款待主人全家。第二天，他不幸得了严重的中风症，不支倒地。泰蕾兹将他扶至床上，但他又从床上跌落，重重地撞上砖地，以致头破血流。泰蕾兹喊人帮忙，侯爵到达时，卢梭已回天乏术。

谣言伴随卢梭至死，格里姆与其他学者扬言，卢梭乃自杀身死，斯塔尔夫人更加上：他是因发现泰蕾兹的不贞行为，忧伤过度才自杀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无情的毁谤。不久，泰蕾兹向人们说明并表露对卢梭的感情：“假如我的丈夫非圣人，则谁属？”仍有一些闲语描述卢梭死于疯狂神态，但所有在卢梭去世前在他身旁的人，描述卢梭死时神情宁静。

1778年7月4日，卢梭葬于波普拉岛（Isle of Poplars），吉拉尔丹私有土地上的小湖边。不久，此处成了虔诚的朝圣者必到之处，全世界名流——甚至女王——皆前往卢梭墓地拜谒。1794年10月11日，卢梭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伏尔泰墓地的附近，他们的精神从这处宁静的安息所再度掀起振奋革命魂、法国国魂与西方人心灵的战争。

·卢梭的影响

在18世纪，卢梭在文学、教育学、哲学、宗教、道德、礼仪、艺术诸方面都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今天，他的著作大都显得夸大、伤感或荒谬，只有《忏悔录》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感动我们，但直至昨日，他的每个字都出现在欧美思想界。斯塔尔夫人曾谓卢梭：“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却将所有东西付诸一炬。”

当然，卢梭是浪漫运动之父。我们可见许多散播浪漫主义种子的，如汤姆森、柯林斯、格雷、理查森、普莱沃及基督教本身，它的神学与艺术是最卓越的浪漫曲。卢梭使种子在他的温室中成熟，而结果从生出就成熟，丰饶于《谈话集》、《新爱洛漪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中。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是感觉对理性的反叛、本能对理智的反叛、情感对判断的反叛、主体对客体的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的反叛、个人对社会的反叛、想象对真实的反叛、传奇对历史的反叛、宗教对科学的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的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的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的反叛、女性对男性的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的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的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的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的反叛、青年对权威的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的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而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的反叛，或更精确地说，是1760年至1859年对1648年至1760年的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在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

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可从卢梭那里找到根据。法国已厌烦于受古典理性与贵族政治的压制。卢梭感情的表露，使“本能受抑制，情感受压制，个人与阶级受压迫获得了解放”。《忏悔录》变成“感性时代”的权威书籍，就像《百科全书》曾为理性时代的《新约》一样，并非是卢梭反对理性，相反，他称理性为神的礼物，而视为最后审判接受，但他感到理性的清冷之光需要心灵的温暖以激发行动、伟大与道德。“感性”成了男女之间的标语，女人比以前更需要学习多愁善感，男人则学习哭泣，使快乐与忧伤表现出热泪盈眶，难以知晓是何种情绪。

卢梭的革命始于母亲的双乳，现在它们没有了胸衣的拘束。然而，这一部分的革命显示出最为艰难，在超出一个世纪的关闭与解开的交替后才获得胜利。《爱弥儿》畅销后，法国妇女即使忙于歌剧辛苦的独唱工作，仍然仔细看护自己的婴儿。小孩由襁褓至成长，皆受到细心照料。对小孩关心之事传至学校时——瑞士较法国更为重视，学校皆采取卢梭式的教育。由于现在人性被视为本善，学生不再被视为倔强的顽童，而是可爱的天使，他的愿望是上帝之声。他的感官不再被责为撒旦的工具，而是启发经验与无数无邪的欢乐之门。教室不再被视为监狱，在鼓励发挥固有的求知欲与能力之下，教育变得自然、愉快。死记事实与遵守信条而令人窒息的时代已过，代之而起的是感觉、计算与推理的技巧。孩子们尽可能不由书本吸收知识，而是由实际观察接触所得——如接触地上的植物与石头，观察天空的云彩与星星。卢梭的教育观点影响瑞士的裴斯泰洛西与拉沃特、德国的巴泽多、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美国的杜威。杜威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也是卢梭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卢梭的激励，德国的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建立幼儿园制度，传遍西方世界。

卢梭灵感的表现深达艺术境界，孩子们的得意神情影响了画家格勒兹与维基·勒布朗夫人。英国前拉斐尔派信徒的画，皆反映出哀婉动人和神秘的崇拜行为。人们之间的态度也受影响，朋友之间，亲切与忠贞，相互牺牲与挂念也不断增长。浪漫式爱情表达在文学方面，而使生命融于其中。做丈夫的不再藐视社会习俗与行为准则，反而更爱其妻，做父母的爱其子女，重建美满家庭：“以往人们对通奸之事只相对讽讥而毫无办法，卢梭却毅然定其名为罪恶。”通奸虽间断发生，但已不再为人们的礼俗所许。以往对高等妓女的偶像崇拜，改以楚楚可怜的卖身妓女视之。鄙视社会习俗，以对抗成规。中产阶级的道德表现已得其美名：勤勉、节约、态度与衣着上的朴实。不久，法国延长其“裙裤”为长裤，而在政治与裤子上都成了过激的革命家。卢梭将英国园艺改变成法国广场的风景，将文艺复兴的规律形式改变成浪漫式曲线，有时改变成未开化与归返自然紊乱的情景。男女出游，由城市移向乡村，结婚仪式以自己所愿的自然心境行之。男子喜欢登山，他们寻求独居，抚慰自我。

文学几乎向卢梭与当时的浪漫潮流低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充满爱、自然本性与泪水（1774年），而使浮士德以三个字来浓缩半个卢梭“Gefühl ist Alles”（感情至上）。1787年，卢梭回忆：“《爱弥儿》与其感情，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心灵和文化。”席勒在《强盗》一书中背叛法律（1781年）。他高呼卢梭是自由解放者与殉道者，可与苏格拉底相比。赫尔德同样要求：“来！卢梭，请做我的向导。”经卢梭努力奋战，将法国诗与戏剧，从布瓦洛的规则、高乃依与拉辛的传统剧作形式及古典格式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贝尔纳丹·圣皮尔，卢梭的狂热信徒，使《保罗与维尔日尼人》（Paul et Virginie，1784年）一书表现出古典浪漫风格。拿破仑时代后，深受卢梭文学影响者包括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缪塞、维尼、雨果、戈捷、米什莱及乔治·桑等。它产生了一群忏悔、幻想及伤感或激情的小说，天才与生俱来未澄清的想象力深受重视，强调须经训练与传统来培养。它影响了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英国的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美国的霍桑和梭罗。

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期间的哲学，充满了卢梭反叛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实际上，1751年他给博尔德的信中已表现出藐视哲学。他之所以轻视，根源于理性无法教人们培养美好品德。理性似乎毫无道德感，理性从事保卫任何欲望的工作，却败坏道德，因此有时仍需天赋良知才能判断真伪，甚至如果这个良知欲产生道德，塑造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聪明的计算者的话，它必须以感情来温暖。

当然，这些帕斯卡都已说过，但帕斯卡已遭伏尔泰的驳斥，而德国沃尔夫的理性主义正兴起于大学之中。康德为哥尼斯堡教授时，他信服休谟与哲学家主张的“单是理性甚至无法充分防卫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卢梭找寻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否认理性在感性世界之上的有效性断言：“心灵自主，自我控制与内在良知绝对性，而从人类对道德的绝对服从感中，演绎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康德承认亏欠卢梭甚多，故将卢梭的相片悬挂于书房的墙上，并尊他为道德世界中的“牛顿”。尚有一些德国人感受到卢梭精神的影响，如雅各比的《感情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如蛛网的神秘主义、叔本华的意志崇拜。在哲学史上，康德是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竞赛的表征。

宗教领袖联合教徒宣布卢梭为一位异教徒。卢梭被列入伏尔泰与贝尔的行列中，同被视为“传播错误与不实事件的毒素”。即使在他有生之日仍有一些俗人与牧师乐于聆听他的教诲。萨伏依的教区牧师已热忱地接受基督教的主要教义，而且劝告怀疑者回归其本国的信仰。1765年，他由瑞士逃亡时，受到斯特拉斯堡主教的欢迎。由英国回法国时，他也发现法国天主教徒感激地引他以对抗无宗教信仰者，并期望他成功地转变信仰。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尝试建立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德。罗伯斯庇尔追随卢梭之后，放弃这个企图，以为这是一项失败，而寻找足以维持道德规律与社会内涵的宗教信仰。他谴责那些拒斥上帝、保留国王的哲学家。（罗伯斯庇尔说）卢梭已超越这些懦夫之上，勇敢地攻击所有国王，而为上帝与不朽辩护。

1793年，伏尔泰与卢梭遗留下来的敌对在阿贝尔与罗伯斯庇尔的争斗中有了判决。阿贝尔是巴黎行政区首长，追随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支持教会亵渎神圣，确定对“理性女神”的崇拜（1793年）。罗伯斯庇尔是巴黎哲学家后期人物，追随卢梭思想。他称卢梭：“神授之人！……我仰视、敬畏您的人格！……我了解一个献身于崇拜真理的崇高生命的所有忧伤。”罗伯斯庇尔稍具权力时，他说服国会采用信仰“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表白，作为法国正式的宗教。1794年5月，为纪念卢梭，他举行“上帝日”的仪式。罗伯斯庇尔指控埃贝尔与他人为无神论者，而将两人送上断头台时，他觉得此行是遵行卢梭未实行的意愿。

不可知论者拿破仑在宗教的需要上同意罗伯斯庇尔，使法国政府崇信上帝（1802年）。天主教会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恢复（1814年），它赢得了夏多布里昂、约瑟夫·迈斯特、拉马丁的权威之笔。但现在旧信仰愈来愈宁愿依赖感情的权利，而不愿依赖神学的争论，这是伏尔泰、狄德罗与帕斯卡、卢梭之间的争斗。1760年显得呆滞的基督教，在英国维多利亚王朝与法国王权复兴时期再度兴盛起来。

政治上，卢梭时期呈现黄金时代。法国主动援助美国独立革命，使卢梭在政治的影响力上达到最高潮。杰斐逊发表的独立宣言源于卢梭思想，就如洛克仿效孟德斯鸠。1785年至1789年，美国驻法大使极力吸收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他附和卢梭，以为北美印第安“平民生活较欧洲的官员生活来得快乐”。美国革命也使卢梭的政治哲学得以扬威四海。

根据斯塔尔夫人所言，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归于卢梭之处较其他作家为多。英国政治家伯克以为法国革命立宪议会中（1789—1791年）：

有一大争论，即在革命领导人物的优秀人才中，大都类似卢梭的性格。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很类似……诸如研究卢梭的学问，学习卢梭的沉思冥想，学习卢梭利用白昼的辛勤工作或夜晚放荡消遣。卢梭成为他们的“圣经”标准……他们为卢梭立塑像。

1799年，玛勒特·杜潘回忆：

在中层与低层阶级中，卢梭拥有的读者较伏尔泰多上100倍。卢梭灌输给法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学说……要想举出一位不传授无政府理论，不以热忱的态度去实现它们的这种革命家是很困难的……我曾听说过，1788年马拉曾在公众街道上向一位热情洋溢的听众阅读评论《社会契约论》。

演说家们遍及法国，引述卢梭之语，宣称人民至高无上的道理。部分由于对此学说的狂热欢迎，使充满反对声与暴行的大革命苟延了10年。

经过革命与反动的交互出现，卢梭的政治思想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力。他的矛盾，他用以宣称它们的力量与激情，使他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先知与圣人。因为，两个对立的主义都在他谴责富人与同情穷人中得到滋养。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个人主义及对文明”的拒斥激起了从佩恩、葛德文、雪莱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与爱德华·卡彭特的反叛。托尔斯泰说：“我15岁时，颈上戴着有卢梭肖像的饰物，以代替平常的项链。”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平等主义，为社会学家理论的变化——从有“格拉古”（Gracchus）之称的巴贝夫（Babeuf），经法国的傅立叶、德国的马克思到苏联的列宁——提供了一个主题。朗松说：“一个世纪以来现在所有的民主政治、平等、普遍选举权的进展……所有可能掀起波澜的极端党派的宣言，对财富与财产之战，所有劳工与苦难大众的运动，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卢梭的功劳。”卢梭已不必以逻辑与争论诉诸博学与高傲者，他已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以感情与激情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他雄辩的热情，在政治与文学上显出较诸伏尔泰之笔的权杖更具威力。

接踵而至的死讯

1778年，狄德罗见过伏尔泰后，问一位朋友：“为何伏尔泰必须死？”自1771年爱尔维修的去世，至1819年莫雷莱的去世，哲学家的相继谢世，似乎是对虚荣与傲慢的一种讽刺评论，不过我们也会惊讶为什么其中的部分人活得那么长久，而承受所有因衰老而引起的痛苦与屈辱。

其中较幸运者死于大革命之前，因成千的迹象显示他们的观念接近胜利而感到安慰。孔迪亚克于1780年去世，接着杜尔哥于1781年去世。达朗贝尔不情愿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去世后依然活着。她将她的稿件交付给他保管，从中可以发现，在生命旅程的最后12年，她将爱献给了莫拉或吉伯特，而留给他的只是一种偶含不快的友谊而已。孔多塞告诉杜尔哥：“达朗贝尔大受打击，我对他的一切希望是他的生命被证明是可忍受的。”达朗贝尔回家继续写作，但所写已无重要之处。他参加某些沙龙，然而已不再有一度才华洋溢的谈话。他拒绝腓特烈大帝邀请他到波茨坦，也拒绝叶卡捷琳娜女王邀请他到圣彼得堡。他写信给腓特烈大帝：“我感觉像立于沙漠中，接近死亡边缘。一个悲伤失落之人已毫无希望，等死后再给予机会吧！”

达朗贝尔被误会，是因他受到别人施舍钱财而起。休谟在他的遗嘱中遗留200法郎给达朗贝尔，此事传遍各地，达朗贝尔仅靠这些维持生活至终了。1783年，他与狄德罗得了严重的疾病——狄德罗患肋膜炎，达朗贝尔患膀胱病。狄德罗复原，达朗贝尔却不治身死（1783年10月29日），享年67岁。

狄德罗于1774年10月由俄国回来，居于狭窄马车的长途旅程，使他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他自己预测：“仅余10年的生命了。”他写了一本书《俄国政府应有的大学计划》（Plan of a University for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1813年才出版）。在教学法的发展上，他注重科学和工艺学，而将古希腊、拉丁文学置于最后，其间置以哲学。他建议获胜的美国人，“阻止财产、奢侈、懒惰与道德败坏的巨大增长及分布不均”。在塞尼卡地区，他热心地为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辩护，本人又反对卢梭在《忏悔录》的公开诵读中所做的控告：

一种奇怪的现象将会出现，就是诚实的人被一个聪明的罪犯无情地撕成碎片……往前思索再自问，一位承认千种罪行的家伙……是否值得相信。对于这种人而言，诽谤又算得了什么？——对50多年来隐藏在最厚的伪善面具下的秘密邪恶行为，一种罪恶又能增添什么呢？喜说恩人恶事者令人憎恶。毫不犹豫地破坏老友行为的凶暴之徒，令人憎恶。一离开某人坟墓就泄露此人曾对他倾诉的秘密，这种懦夫令人憎恨……至于我，我发誓，读某人作品时，我的眼睛从未被玷污。我坚决声明，我宁爱他的咒语，而不喜他的赞美。

1783年埃皮奈夫人去世，狄德罗失友心酸，因为他如此喜爱与她的友谊和她的沙龙。格里姆和霍尔巴赫此时还活着，但狄德罗与他俩关系不熟，三位年老作家皆正寻找狭窄的“自我”，他们彼此谈论自己的病痛。狄德罗身染诸种疾病，包括肾脏炎、胃炎、胆结石与肺部发炎，他再也无法从4楼的房间上阶梯到5楼的图书室。但他感到很幸运，有妻子在身边服侍，他已减少往日不忠实的行为，然其妻子也已释然，两人生活在平静中。

1784年，狄德罗已病入膏肓。在伏尔泰身上失败的圣苏尔皮斯教区牧师特塞克，也尝试挽回狄德罗，去拜访他请求他回教会，并警告他除非他接受圣礼，否则他不能享有葬入公墓之权。狄德罗回答：“牧师先生，我了解您的意思。您拒绝埋葬伏尔泰，是因伏尔泰不相信神。好吧！我死后，人们喜欢将我埋于何处，随便他们。但我声明，我所信的既不是教皇、圣灵，也不是任何一位神祇。”

叶卡捷琳娜女皇听到狄德罗身体虚弱的消息时，马上为他和他的妻子在黎塞留区准备了一套富丽堂皇的房间。夫妇俩约于7月18日住进去。狄德罗看见新家具时笑了，他说：他只能使用数天而已。的确，他只使用了不到两个星期。1784年7月31日，他享用了丰富的一餐之后，因血栓症死于桌前，享年71岁。他的妻子和女婿说服当地牧师，不要顾及他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无神论者，请将他埋葬于教堂墓地。狄德罗尸体终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神秘地埋葬于圣罗斯教堂。

死讯接踵而至，1785年马布利去世，1788年布丰去世，1789年霍尔巴赫去世。雷纳尔活到革命之后，公开指责它的残暴行为，对自己居然能享天年感到惊奇。格里姆有日耳曼民族的耐心，忍受得了命运的打击。1775年授予他罗马帝国男爵的荣衔，1776年萨克森—哥塔公国君王授予他驻法公使的荣衔。1772年后，他的《文学通讯》大多由秘书梅丝特尔写出，不过格里姆还在文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与哲学上写一些锐利的文章。在哲学家之中，他是道道地地的怀疑论者，他怀疑哲学，也怀疑理性和进步观。狄德罗和有信心的其他学者，期望后世能实现他们眼中的“理想国”，但格里姆宣称这是海市蜃楼的想法，“代代所期望握有的一种幻象”。格里姆1757年的预测终于应验了——“致命的革命”逼近了。大革命来临而变得凶残时，他回到他的祖国日耳曼，定居在哥塔（1793年）。叶卡捷琳娜女皇见他贫穷交迫，授予他汉堡大使之位（1796年）。他的恩人女皇陛下驾崩时，他与他爱的埃皮奈夫人的孙女生活在贝尔逊斯。1807年他去世，法国领导欧洲走向自由时，我们的记忆里是不会忘记他的。

最后的哲学家

孔多塞侯爵是多芬一个旧式家庭的后裔，1743年出生在皮卡第，受教于兰斯与巴黎的耶稣会会员，几年后他成了伟大的数学家。26岁那年，他被选入科学学术院，后来他以永久秘书的身份为死去的院士撰写颂文，如同丰特内尔曾为法兰西学院作的。伏尔泰喜欢这些纪念颂文，因此告诉孔多塞：“有位院士快死了，您就有机会为他写颂词。”孔多塞拜访在费内的伏尔泰（1770年），为博马舍编辑了伏尔泰著作的版本，并写了热情的《伏尔泰传》（Vie de Voltaire）。达朗贝尔劝他向《百科全书》投稿，同时为他介绍莱斯皮纳斯。在其热情欢迎之下，他虽害羞，却成为一个主要人物。确实，以莱斯皮纳斯的观点，孔多塞在知识的领域次于达朗贝尔，或许在善举上已超过达朗贝尔。孔多塞是第一位加入反奴隶运动者（1781年），莱斯皮纳斯帮助他从对尤斯小姐绝望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她是一位卖弄风情的女人，欺骗他的感情而不知回报。他以苏阿尔德和苏阿尔德夫人的友谊安慰自己，以一种满足的“家庭三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1785年，他强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人口的增加将超过粮食的产量。他主张控制生育率，但不做禁戒性行为的矫正法。

他欢迎大革命，认为为普及教育、公理正义与繁荣开启了门户。1790年，他被选进已接管巴黎行政的市议会。后又被立法会议选出来管理法国（1791年10月1日至1792年9月20日）。他当公立教育委员会主席时，他草拟一项报告，主张并概述初等与中等教育制度之下，男女受教育机会的普遍、自由、平等，而且远离教会的影响。孔多塞制定“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所有社会机构，必须为众多穷苦阶级在物质上、智力上与品性上的改进而努力。”此项报告于1792年4月21日呈递议会，本打算早日实施，却因大革命之故延缓。直至拿破仑当权时，才采用孔多塞的报告，作为法国新纪元教育组织的根基。

在取代立法会议的国会中，孔多塞则很少有卓越的表现，因为保守派的吉伦特党不信任他是拥护共和政体者，而激进派的雅各宾派也不信任他是欲将大革命置于中产阶级控制之下的贵族。他谴责路易十六身负叛逆的罪名，而投票反对他执政。孔多塞被指派与其他8人组成委员会以制定新的宪法，他提出草案，却因对中产阶级过分有利而遭到驳斥。雅各宾派控制下的议会通过更激进的宪法时，孔多塞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劝告市民拒绝接受。1793年7月8日，议会命令逮捕孔多塞。

他隐藏了9个月的时间，由画家韦尔内的寡妻提供资助而生活。为了转移其对逮捕的恐惧，他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关于启蒙运动的摘要与未来“乌托邦”理想国的蓝图。原稿标名为：《人类历史舞台上的进步过程计划书》。他称此只是“大纲”罢了，显然，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以哲学的观点详述内容。

他由杜尔哥（其时是一位神学院的学生）描述“人类心灵继续迈进”的演讲中得到了灵感（1750年12月11日）。他将历史分成10个阶段：

1.家庭合并为部落；

2.田园风味与农耕；

3.书写的发明；

4.希腊文化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精华结晶；

5.罗马兴衰时期中知识的发展；

6.黑暗时代（Dark Ages），自476年至十字军起；

7.十字军与印刷术发明之间科学的发展；

8.反抗权威者，由古登堡到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

9.由笛卡儿到美、法共和国的成立；

10.心灵解放时期。

孔多塞与伏尔泰一样，不赏识中世纪。他认为当时欧洲被教会支配，人们被弥赛亚摧毁，而且圣人的崇拜使多神论复兴。因此，与伏尔泰一样，他保持自然神论的信仰，他确信只有进步与散布知识，才能逐渐消灭教会的力量、扩张民主政治，甚至改进道德行为，他觉得罪恶是无知产生的结果。“太阳照耀大地，光明来临时，不再有统治者，只存在有理性的自由人。”他赞美伏尔泰是一位解放心灵的自由者，卢梭是能激励人们将社会改造成有秩序之人。他绘出“丰饶”远景，由18世纪的努力，将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及教育、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殖民地解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财富平均分配。他有点犹疑普及选举权问题，他希望限制有钱人的投票权，然而这是很难的事。有时，他害怕低层社会者的单纯可能被少数富有者利用来灌输他们自己的思想，这在寡头政治之后、民主政治之前是会发生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逃往瓦尼斯时，他害怕他们两人会试图在法国复辟，组成独裁者的君主政体，因此他强调并支持普及选举权，包括妇女在内。

孔多塞被追捕而与世隔绝时，他想象出灿烂的未来远景。他预测遏抑政府专制的新闻业的兴起，通过国家保险与抚恤金，福利国家必得以发展。因为妇女的解放，文化必受刺激。由于医药进步，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各联邦政府普遍成立，殖民地受外国援助得以由未开化的国家进入文明的阶段。统计上的探索研究，得以使政策实行而放出光芒。政府和科学机构不断增加，每年将不断有新目标与取得的成就，因此无法预知进步何时终止。一个人无法十全十美，除非永远不停地寻求进步。“自然已无条件地给予人类才能的完美性，人类的可完美性是无限的，这种可完美性的进展——今后独立于任何想抑制它的力量——无限制、无限期地在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能之下寻求完美，比天体运行时间还长久。”

在“计划书”的结尾，孔多塞提出了问题，即马尔萨斯4年后在《人口论》（1798年）中所述的：

世界人口超乎赖以维持生活之物时，在此情景下，导致幸福的不断缩小，或充其量只是善与恶之间的犹豫，不可能立刻来临吗？这种现象是否显示出它已经到达了可能改善的极点——历经多年，人类的可完美性已经到达了极限。

谁敢预言将自然力量转化为人类用途的技术终将会到来？即使我们同意有一天会到达极限……不过，想想在这完全发生之前，理性的发展将与科学并驾齐驱，而迷信的荒谬和偏见将不再以其苛刻的教旨来败坏与恶化道德律……我们能假定，届时人们将知道自己对他们尚未出生的一代负有责任，负有不仅给予生存，而且幸福的责任。

孔多塞的乐观主义并非完全缺乏判断。“我们仍可在地球的极小地区上发现启蒙的力量，但依然充满无知与偏见的大众，在人数上远超过真正受到启蒙的人们。我们可见，广大区域的人们仍在奴隶制度下，痛苦地呻吟着。”但是“慈善的朋友”，在面对困难时不要放弃希望，想及许多早已做过的高尚的事情、知识与事业无限的发展。这些成就的继续与传播，什么事不可能呢？因此，孔多塞以一种梦想结束他的书，在逆境中给他支持，取代超自然的信仰，侍奉他及其他无数的人。以下是18世纪启蒙运动终极的记载：

这位哲学家多么值得同情——谁会为地球遍染错误、罪行与不讲道义而哀悼，为这位牺牲者而悲伤——是这个人类种族的观点，解放其桎梏的……以一种坚定与确信的步伐沿着真理、善行与幸福的途径前进吧！他为援助理性的进展与防御自由而努力，其所得的奖赏是期望的沉思……这种沉思是使他远离迫害记忆的避难所。看！在思想上他与回归自然的权利与尊严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忘记人类因贪婪、恐惧与邪恶引起的痛苦与腐败。看！他与他的同辈生活在由理性创造以爱人类者所熟知的最纯洁的乐趣点缀的极乐世界。

信仰的表白使死亡更趋近他。孔多塞害怕沃尼特夫人因他而受害，因此将手稿交与夫人保管，然后由她掩护，化装后离开夫人的住宅。在巴黎郊区漂泊了数天，孔多塞向一间旅馆要了点食物充饥。他的外表及拿不出证件引起了怀疑。不久他就被认出是贵族，终于被逮捕并关进布格·拉·雷内的监牢（1794年4月7日）。第二天早晨，他被发现死于小囚房内。他死后第一位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认为，孔多塞曾在指环内放毒药，然后吞食入肚，但在检验他尸体的官员的报告中则称，孔多塞的死因是血管有一处凝块。国会在获得并读过《计划书》之后，订购了由国家印刷的3000本，将其散布法国各地。

哲学家与革命

伯克、托克维尔与泰恩都承认从贝尔到马布利的法国哲学家，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原动力。我们能接受这些显赫的保守家的结论吗？

所有杰出的保守家，都反对对抗欧洲现存的政府的革命。相反，好几位哲学家相信国王是改革最实用的工具。伏尔泰、狄德罗与格里姆及当时最专制的几位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古斯塔夫三世保持友谊的关系，即使不是崇拜，也至少保持友好关系，而卢梭乐于接受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狄德罗、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大体而言虽攻击国王，但在他们现存的作品中，从未提倡废除君主政体。马蒙泰尔与莫雷莱明确地反对革命，社会学家马布利则宣称自己是一位保皇党人，作为哲学家偶像的杜尔哥努力拯救而不是消灭路易十六。卢梭进步的共和政体思想，仅对少数几个国家适用。革命虽采取他的理论，但忽略了他的警告。革命者把法国建成共和政体时，在谈判中他们不是法国的哲学家而是普卢塔克的希腊和罗马英雄，他们的偶像不是费内而是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

哲学家们为大革命提供了观念上的准备，其目标是经济或政治的，其措辞则是哲学的，这个基本目标的进行是由于哲学家们排除障碍，对封建的特权、教会的权威与国王的神圣权利的信仰的破坏工作非常顺利。一直到1789年，所有欧洲国家都依赖宗教的帮助，灌输政府的神圣、传统的知识、服从的习惯与道德的原理。这些现世权力的基础植基于上天，而国家将上帝视同秘密警察的头子。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拉罗什富科写道：“教士是一个完美政权的首要堡垒，而伏尔泰把他推翻了。”1856年，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末所有宗教信仰陷入普遍的怀疑，这无疑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渐渐地，挑剔旧神学漏洞的怀疑主义，开始细察俗世的制度和事务。哲学家们公然抨击宗教不容忍迷信及贫穷和农奴待遇，并致力于减少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权力。有些贵族承认攻击他们的讽刺作品的威力，以致许多人对其天生的优越与传统的权利都失去了信心。让我们听听塞居尔的说法：

我们是蔑视传统的习俗、蔑视我们的父亲及他们严格礼节的批评家。……我们热情地倾向于由机智与勇敢的作者宣布的哲学学说。伏尔泰吸引了我们的智力，卢梭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他们攻击旧体制，暗中引以为乐……我们同时享受贵族阶级的利益和平民哲学的愉快。

这些良心受谴的贵族，包括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米拉波父子、利昂库特、拉斐特、诺瓦耶、奥尔良公爵，还可忆起给予卢梭帮助与舒适的卢森堡夫人和孔蒂王子。这些少数自由主义者受到农民袭击封建财产的刺激，在立宪会议中使封建领主放弃他们大多数的封建税以为补偿（1789年8月4日）。甚至王室也受到哲学家们促使散布的半共和政体观念的影响。

路易十六之父记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好几段，并阅读卢梭《社会契约论》，除了其对基督教批评的部分外，下了“见解精辟”的评论。路易十六教授他的儿子们（其中三位先后称王）：“你们享有的荣誉，不是自然赋予的，自然赋予的是人人平等。”路易十六在诏书中承认“自然法”（natural law）与“人权”（the rights of man）是得自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本性。

美国革命增加了共和国观念的声望，革命也使经济方面的征税与贸易得势。其《独立宣言》归功于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华盛顿、富兰克林与杰斐逊早已受哲学家的影响而铸造了自由思想。法国一位国王承认，通过那些法国启蒙运动的美国拥护者，共和学说由军事的胜利成为政府的观念，并从事制定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孟德斯鸠的宪法。

法国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过国民会议，贵族尝试从君主政体中夺回他们失于路易十六的统治权。贵族们不再受哲学家的激励。第二阶段，中产阶级赢得控制革命之权。此时弥漫着哲学家的观念，但所谓“平等”的含义，只是出身贵族的中产阶级的平等观念而已。第三阶段，人民的领袖取得控制权。民众虽仍对牧师和国王保持虔诚之心，但领导人物失去对他们的期盼。民众自始至终拥戴路易十六，但领导人物使他上断头台。1789年10月6日之后，雅各宾派控制巴黎，卢梭是他们的神。1793年11月10日，胜利的激进分子在圣母院大教堂庆祝理性的觉醒。在杜里斯，革命分子以马布利、卢梭与伏尔泰的肖像取代了圣者的雕像。1795年，在沙特尔城一所著名的教堂中，理性的觉醒在一场反抗宗教狂热的运动中，将伏尔泰与卢梭结合在一起的大戏启开序幕。

因此，我们不能把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哲学家们，尽管革命领导者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哲学家们无意制造暴动、大屠杀与断头台之事。他们恐惧退缩于那些流血景象。他们可以正当地说他们被残酷地误解了，但是他们在对低估宗教的传统、抑制人类动物本能的影响上应负责任。同时，在引人注意的文告与可见的事件中，真实的革命仍然继续进行着。中产阶级利用哲学作为工具，从贵族政治与国王手中夺取了经济和国家的控制权。

第十章　光明前夕（1774—1789）

宗教与革命

在财政上，天主教会是国家最富有的组织。它拥有6%的土地，其财产价值达20亿至40亿利维尔，是靠着每年收入1.2亿银币而来，它还得自征收家畜产量总额的什一税1.23亿。教堂有这些税收，将之用于各个方面：增进家庭生活，促进教育，陶冶道德品性，维持社会秩序，布施救济与照料病患。此外，教堂提供沉思之地，以作为非政治思想与精神宁静休息的避难所，因为教堂可摆脱复杂群众、国家暴虐、恐惧与混杂的思想，及摆脱人类因贫穷、困苦与忧伤不平等的观念之下灵魂遭受的苦楚。

由于前述诸功能，每年全国约有0.5%的人要求成为教士。1779年以后，人数减少了，修道院陷入严重衰败的状况。据我们所知：因为许多修道士赞成吸收新观念、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的修道士放弃修道生涯，但不以其他事业来取代。因此，1766年至1789年，法国修道士由2.6万人降至1.7万人。其中一间修道院的修道士人数从80人降至19人，另一间从50人降至4人。1766年，王室诏书下令关闭修道士少于9人的修道院，并规定修道士的年龄为男人至少16岁至21岁、女人则为18岁。修道士的道德行为标准很严格。1778年，杜里斯的大主教写道：“在格雷省区内的法国人渐渐堕落。主教抱怨他们的生活放荡而无纪律。”另一方面，女修道院的情况较好。1774年，法国1500所女修道院有3.7万名修女。她们的道德行为是良善的，她们满怀着积极服务的心情，从事如下工作：教育女孩们，从事医院服务，帮助在战争中惨遭家庭破碎的寡妇们。

现世的教士与神父在主教面前极为活跃，但在教区内懒散无能。一些主教辛勤地献身于工作，一些却游手好闲只顾物质的享受。伯克于1773年访问法国时，发现一些高级教士有贪婪的罪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受知识与正直不断给予的强烈影响。一位熟悉文学作品丑恶面的史学家，下了一个结论：“大致可如此说——16世纪教士与神父令人反感的恶行，已于18世纪消失。无论法律有如何的独立性，国家的助理牧师，依旧遵守规律与道德约束，行为质朴、严谨，具有品德。”这些教区的牧师抱怨身为贵族的主教们在阶级社会里的傲慢态度；抱怨传达事件至大地区内各小区域的主教；抱怨因贫穷而起，迫使助理牧师献出自己的灵魂，就像服务于教会一样。路易十六被他们的抗议所动，安排提高他们的俸给，每年由500银币改为700银币。革命来临时，许多低级教士支持第三等级。一些主教也赞成全面改革政治与经济，但他们大部分人坚定不移地反对教会或共和国的改变。但法国财政面临破产时，教会财富却源源不绝，这一现象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曾贷款给国家的债券持有人，担忧政府是否有偿还本金或利息的能力，开始征用教会的财产，这是仅能使国家有偿债能力的最佳途径。教会不断拒绝当时经济上的改革。

宗教信仰盛行于乡间，在城市却很暗淡，中层与低层阶级的妇女仍坚守传统虔诚之心。维基·勒布朗夫人回忆：“家母是一位虔诚信徒，我心亦是。我们经常望弥撒及参加教会奉献。”星期日教堂人群拥挤，但非信徒的男士已散失大半的信仰。贵族出身的怀疑主义者趋向时尚潮流，甚至妇女中也如此。1783年，梅西耶在《巴黎戏剧》（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时髦的世界，10年后不会有人望弥撒。”假如他们去了，“也不是自愿，而是跟随别人去的”。中上层跟随贵族政治的领导。学校里“1771年后，教师们感染不信教的观念”。学生忽视望弥撒，而研读哲学书籍。1789年，博纳得出结论：“公立学校对宗教教育几乎完全丢弃，这将是导致悲剧后果的严重问题。”在一所大学内，“仅有3位愚蠢的低能者”信仰上帝。

教士的信仰与收入成反比。主教们“接受哲学思想中‘功利主义的行为’，只以耶稣为慎谋能断的前人罢了”。有数以百计的牧师，类似马布利、孔迪亚克、莫雷莱与雷纳尔，本人就是哲学家，对现世总是采取怀疑的态度。像塔列朗之类的主教们，对基督教信仰稍有些主张。路易十六曾抱怨布里耶纳是一位不信奉上帝者，而有些大主教与他十分相似。路易拒绝将儿子交给牧师教导，因为他们将失去对宗教的信心。

教会继续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监督检查。1770年，主教们在呈给国王的报告中称：“思想自由与出版自由将导致最危险的后果。”路易十五时代的政府早已放宽禁止清教徒进入法国的规定。此时成百的清教徒已处身于法国境内，生活在政治无能的状况下，他们的婚姻关系不为国家承认。此外，他们天天担忧路易十四的旧法律随时会施行。1775年7月，基督教士会议向国王请愿，禁止清教徒集会、结婚或受教育，并从所有公共机构中排除清教徒。同时要求允许修道誓愿的年龄恢复到16岁。杜尔哥向路易十六祈求不要顾及那些建议，解除清教徒的困难。教士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杜尔哥，促使国王将他免职。1781年，雷纳尔的《两个印第安那的历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s deux Indes）一书第2版，因巴黎国会的缘故被焚毁，作者也被逐出法国。布丰被巴黎索邦神学院攻击，指其为反宗教的缩影。1785年，教士要求凡因反对宗教而被三度宣告有罪者处以终身监禁的惩罚。

不过，教会正处于遭受攻击的时代，其势力渐弱，不再能主宰公意，无法再依赖“俗权”（secular arm）履行其命令。路易十六担心其加冕礼中所立的毁灭异端邪说的誓约，终于屈服于自由思想的压力，而于1787年发出由玛斯瑟伯斯草拟的宽容诏书：“我们奉守的正义，实不容许我君再行排斥那些表示不信仰天主教的子民，而剥夺他们应享有的公民权利。”诏书仍含有从公共机构排除非天主教徒的含意，但还是给予了民权，容许他们有所有权，对过去与未来的婚姻使其合理化，允许他们在私人家中庆祝宗教仪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教会主教拉鲁塞先生正精力充沛地支持解放清教徒，给予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法国城市中，没有一个阶层比天主教教士更令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男士厌恶。教会引起仇恨，但托克维尔说过：“不是因教士在‘另一世界’求事务符合标准，而是因为他们处‘今日世界’里，为采邑的统治者与税收的持有者之故而引起他人的仇恨。”一位小农于1788年写信给内克，说道：“贫穷者忍受饥寒交迫之苦时，担任教堂职位的教士们却大宴宾客、无所事事，只是将自己养得肥如胖猪，等待着接受宰割，好入西方极乐世界。”中产阶级也怨恨教会可免除征税。

早先的革命大多是单独反对国家或教会，绝少同时反对两者。蛮族横扫罗马时，他们却接受罗马的天主教。古代希腊先贤与16世纪欧洲从事改革运动者，拒受盛行的宗教，却接受存在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同时攻击君主政体和教会，进行艰巨危险的改革，排除既有的宗教与俗世秩序。如此，10年后的法国进入疯狂状态时，还值得惊奇吗？

生活的边缘

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道德神学基础被抛弃后，他们有责任寻找其他的根据，其他可以使身为公民、丈夫、妻子、父母和孩子们具有庄重的行为的信念系统。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超自然认可的道德法典，他们丝毫没有自信人类能够被控制。伏尔泰与卢梭最后承认大众宗教信仰的道德必然性。1783年，马布利在致约翰·亚当斯的信函中，警告他对重要的宗教事件不要漠不关心。然而，无损于宗教在启蒙时期和理性主义时期的人，对群众的道德是一种致命伤。他建议一个政府必须控制和指导这些“孩童”的思想，如同父亲做给孩子们看一样。狄德罗在他生命的第二阶段中，沉思过如何发明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最后他承认失败了。他说：“我还不敢写下第一行……我不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

在抨击超自然的信念10年后，有哪种道德在法国盛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把19世纪的前半世纪加以理想化。丰特内尔在1751年去世之前，他说但愿他能再活十年，“看看宇宙的背信、堕落和所有束缚的解除将可朝向另一个方向”。在法国《百科全书》（1751年）问世之前，如果当时的情况（可能对中低层社会不公平）能体现上流社会道德的一种真正的模样，在18世纪的下半叶，我们几乎把道德的缺陷推诿到哲学家的身上而认为是正当的。其他比宗教信念还要衰微的因素，使旧道德法典淡薄。财富的增多，使人在犯错时也付出比以前更大的代价。雷斯提证明一个良好的资产阶级的人，悲叹法国人个性的变质。年轻人从家庭、农村和住所逃到纸醉金迷及有更多机会的城市中，湮没在人群中显得更默默无闻。在《巴黎夜生活的景象》（Les Nuits de Paris）中，雷斯提描写了1780年代的巴黎，如同一个青少年犯、小偷、职业犯罪和出卖色情的大旋涡。泰恩认为1756年至1788年的法国，是“充满流浪、行乞及各种难以治疗的精神病……污秽的、憔悴的和蛮人组织引起的堕落的地方。在每种腐败势力之上，他们像害虫般聚集在一起”。这种社会有机体的人类废物，是人类天性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产物，这几乎可以归咎于哲学和宗教信念的衰微。

或许有些人下赌注，以为繁华的巴黎（如同伦敦一样）与不信仰有关。但是每个人无论是否虔诚，都加入了赌博这一方。1776年，所有私人的彩票都被禁止出售，而被合并成王室专营的博彩业。在上流社会中两性混乱的少数情况，却被认为是合理的无神论的结果。在拉克洛所著《男女之间私通的危险情况》（1782年）一书中，我们发现虚伪的贵族在艺术的吸引力上互相交换意见，计划一个15岁的女孩离开修道院时被奸污之事，以表白一种道德的虚无主义哲学。主角维科第表示所有的人在他们的欲望中都是一样邪恶，但大多数人未能有结果，因为他们允许道德传统威吓自己。维科第认为聪明的人将从事任何一件大事，以期望自己得到愉快，因而轻视所有道德的禁令。我们回忆一些希腊的哲学家，在斥退上帝之后而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就我们现在所知，因伯爵——通常被误认为萨德侯爵——的厌恶观产生了超道德论的哲学。1740年萨德侯爵诞生于巴黎，在军中服役12年，因同性恋的罪名被捕并被判死刑，他三次逃亡、三度被捕，最后被送到巴士底监狱监禁起来。在狱中他写了几本小说和剧本，主要有《查士丁尼》（Justine，1791年）和《朱利的罪行故事》（Histoire de Juliette，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1792年）。1789年，他被迁移到查尔敦的疯人院，1790年才被释放。1830年他又被认为无可救药而再度被关进监狱，1841年与世长辞。

从基督神学的评论中，可能哲学家们主张超道德论是一种令人生厌的非隐遁生活，稳健的记忆将会了解道德的义务有无宗教的信仰。在正常法国人中——甚至巴黎人——在这几年中，道德的更新有诸种因素：纤弱和感伤的兴起，浪漫爱情的胜利更是结婚的利器，年轻母亲骄傲地抚育自己的孩子，丈夫向自己的妻子求爱，家庭中恢复了团体是社会秩序健全的来源。以上诸因，其发展常与基督信条的遗风类似，或与半基督徒的卢梭哲学类似，但无神论者狄德罗仍予以热诚的支持。

路易十五死于过度荒淫。路易十六则靠朴素的衣着与生活，对妻子的忠诚与处处非难赌博，而树立好榜样。王后也加入朴素的潮流，使感情与情操复活。法兰西学院对有突出美德之人，每年授予奖品。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正派的，把克雷比永的小说搁于一边，贝尔纳丹·圣皮尔的《保罗与维尔日尼》树立了爱情方面的良好道德风气。艺术作品反映出新的德行，格勒兹与维基·勒布朗夫人也赞美孩子与母爱的伟大。

基督教和哲学共同助长人道主义，鼓励了无数慈善和救济的行为。1784年冬天，路易十六捐献了300万银币救济穷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捐出私有款20万银币时，许多人跟着捐献。1778年，国王与王后提供资金给埃佩教士建立聋哑学校。1784年，瓦伦廷·阿于建立了盲人学校。1778年，内克夫人为穷人创办了养育院和医院，而且由她亲自管理达10年之久。教堂、修道院与女修道院则分发食物与药品。

礼仪如同道德，反映在卢梭时代是那样民主，是波旁朝代未曾有的。阶级差别仍然保留着，但他们调和着更大的仁慈与更广泛的殷勤。无头衔官职的人才，只要懂得修饰与礼节，也会被最尊贵的望族欢迎。就是王后也愿从马车上出来拯救受伤的御者。国王与其兄弟阿图瓦伯爵以肩抵着车轮，协助将车从泥淖中推出。衣着趋于简单化：假发没有了，在朝廷则为例外。绅士们废弃了刺绣、花边与佩剑。1789年，要从一个人的装束来分辨阶级是困难的。当富兰克林游说法国时，连裁缝匠都效仿他，在街上行人都穿“富兰克林”装，粗质料的布……厚而深的鞋子。

中产阶级淑女们穿着的优雅，如同宫中的仕女。1780年以后，妇女放弃了不雅观的长外裙，代之而起的是一层层硬的衬裙。上衣前部开得很低，但胸衣通常以三角领巾（fichu）遮盖着，这可以掩饰发育的不足，因此在法语上用此字来称“欺骗”或“说谎者”。此外，发式仍是高耸式，玛丽·安托瓦内特减去部分头发，以鬈曲式代替高耸式，因此新样式流行于宫廷和全巴黎。女帽的款式有200种，有的用铁丝、羽毛、缎带、花朵制成，其构造不一。在休闲时间，妇女模仿特里农王后喜爱的款式，头罩简单的头巾。其中最大的变革是一些妇女穿低跟鞋或舒适的高跟鞋。

生活方式的健康卫生足以改变衣着，使其趋向简化。正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过“自然生活”，即无胸衣、无仆人，更多的户外生活，尽可能远离城市到乡村。约瑟夫·扬报告：“每个人都有乡村别墅，却无人前往。这种法国礼仪的改革是从英国取得的最好之处，经卢梭作品的介绍而更容易广为人知。”但是这种“返回自然”大部分只是谈论或观念，而无具体行为或实践。在巴黎生活的人们仍然沉迷在音乐会、歌剧、戏剧、赛马、水上运动、牌戏、舞会及各种招待会中。

沙龙名流

法国妇女不仅以她们的风采和衣着装饰了式微的封建制度，也以她们无比的能力使法国社会不只是一个闲谈杂议的场所，而是国家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吉本于1777年与巴黎的沙龙重温旧情后，写道：

假使朱利安能重游法国首都（他331年诞生于此），他定会和其他有科学素养的、懂希腊文及受过训练的天才谈论。对一国的民心，未曾被奢侈的沉耽而削弱，反而因其无价的艺术完美性，使社会生活更温文、儒雅与润泽而不得不赞叹时，他必将感到惭愧。

在信中又附加：“无论在瑞士的洛桑或在法国的巴黎，我始终认为女人比男人优越得多。”

老一辈的沙龙名流人士是很不情愿离去的，如若弗兰夫人死于1777年。杜德芳夫人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打入历史界，她举办的沙龙从1739年持续到1780年。她失去许多文学名流之士，如朱丽·莱斯皮纳斯与霍勒斯·沃波尔。沃波尔第一次见杜德芳夫人，发现她已属于冷静恬淡的贵族人士：“我每周在那里吃两次晚餐，是为了摄政者的缘故，而去周旋她那些无聊的同伴。”——她是值得回忆的，曾奠定法国道德风尚几达60年。然而（杜德芳先生补充说），她是“极为愉快的（在68岁），如同我在17世纪热衷于每日发生的事情”。

沃波尔如此赞美杜德芳夫人的心灵——他从未遇到如此卓越、能镇定自制的英国女人——他每天到她那里并歌颂赞美她，似乎使她回到黄金时代。她为他准备特别的椅子，并给他女人所能给的所有关照与宠爱。夫人有些男子气概，她并不介意他近乎女性化的敏感。杜德芳夫人见不到他时，她能按她的心意塑造他的形象，并沉醉在此意象中。但沃波尔能见到她时，他不能忘记她的年纪和无望的身躯。他返回英国时，她以近乎莱斯皮纳斯写给吉伯特的热情，而且以她那种年龄所能表现的优美的散文给他写信。他的回信却是抑制她的得意，他以英国斯尔维恩斯做得出的讽刺想法打碎一切。她容忍他的谴责，重申她的爱，同意称之为友谊，使他确信法国人的友谊常比爱情深厚而坚定：“我属于你甚于属于我自己……我恨不得寄给你的是我的灵魂而不是书信，我宁愿少活几年，只要你回巴黎时我还活着就可以了。”她把他比成蒙泰涅：“这是我所能给你的最高荣誉，因为我发现没有别的人可与之相比。”

1767年8月，沃波尔再到巴黎去，杜德芳夫人以处女般的兴奋等待着他。“大海毕竟无法隔离我们，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一个如您一般重要的男人，他手操着伟大统治权的轮舵……能摆脱一切来看一个局促于修道院的老女巫。那真是太可笑了，但我仍被迷惑着……来吧！我的家庭教师！那不是梦——我知道我是清醒的——我也知道我今天必能见到你！”于是她派自己的马车去迎接，沃波尔立刻就到她身边。有6星期之久，他的出现使她喜悦，然而他的精明使她悲伤。沃波尔回英国之后，充满在杜德芳夫人脑海中的尽是他返回巴黎的情景：“你将使我的晚年比中年或幼年更美好，你的学生如同小孩般柔顺，只盼望能见到您。”

1773年3月3日，他请求她不要再通信。然而他于心不忍，继续通信。1775年2月，他要求退还他所有的信件，她同意以一种巧妙的提议作为他的报酬。“假如你从我这儿收回信件，那么你将有足够长的时间点亮你的火炬。那将是公平的，但是我为着你的精明而留下它。”他给她的800封信只有19封被保存下来，她的信却全被保存着，在沃波尔死后出版。沃波尔听到杜德芳夫人的养老金不再继续时，他建议将他自己的收入拿出来赠予她，但她拒绝了。

杜德芳夫人的罗曼史幻灭，使她女人天生的悲观主义更重，失去生命的光彩，但也了解了爱情的浅薄与奥秘。甚至在她失明后，也能从殷勤的表面看穿不可克制的自私。她问沃波尔：“我可怜的教师，你遇到过妖怪、鳄鱼与豺狼吗？对于我而言，我只见到白痴者、说谎者与嫉妒者，有时是不忠的人们……这里我见到的人，会使我的灵魂干枯，我找不到一个有美德、真诚与淳朴的人。”她靠着少许留存下来的宗教信仰安慰自己。然而她仍一个星期两次在外用晚餐，只为了逃避暗淡如黑夜的沉闷日子。

最后，杜德芳夫人学会憎恨生命，不再抓住生命，而甘愿死亡。年迈与久病缠身，使她83岁时已衰弱得无力与病魔对抗。她召唤祭司，交代后事。1780年8月，她寄最后一封信给沃波尔：

我今日情况极坏……我不能思考，这意味着一切将完结。我弱得禁不住惊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没什么后悔的……我的朋友，尽情地欢乐吧！不要再为我的事悲伤……你将会以我为憾，因为一个人乐于知道所爱的是什么。

杜德芳夫人于9月23日去世，遗下她的文稿和爱犬给沃波尔。

许多其他沙龙名流继续维持这一伟大传统：乌德托、埃皮奈、德尼斯、让利斯、卢森堡、孔多塞、布尔莱尔、舒瓦瑟尔、格拉蒙、博哈尔奈诸夫人。此外，加上最后伟大的前期革命性的沙龙——内克夫人的沙龙。约1770年，内克夫人开始在星期五举办招待会，后以音乐为主时，星期二也举行。格鲁克、普契尼激烈竞争时，克莱龙小姐以背诵她最喜爱的章节来让分为两派的宾客和谐相处。星期五在沙龙可能会遇到狄德罗、马蒙泰尔、莫雷莱、达朗贝尔（莱斯皮纳斯小姐死后）、圣兰伯特、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死后）、吉本、雷纳尔、布丰、吉伯特、加利亚尼、皮加勒和苏珊（即内克夫人），及文学界的朋友安东尼·托马斯。这些集会中有一次提出伏尔泰雕像的构想，狄德罗停止其邪说而变得近乎优雅而神圣，他写信给内克夫人：“那使我感到遗憾之事是未能好运地认识您，您的纯洁感和文雅感必会给我灵感，而必会再从我的心灵透入我的工作中。”其他学者却无如此好评。马蒙泰尔虽然与她交往25年之久，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写苏珊：“缺乏巴黎的礼仪与风尚的素养，缺乏年轻法国女人的妩媚……服装没有风格，举止缺乏潇洒，缺乏妩媚，她的心灵与脸部表情一样，太完美而缺乏温雅。她最引人注意的品质是礼节、真诚与仁慈的心肠。”贵族淑女们不与她交往，欧伯克尔希男爵夫人与保罗大公爵于1782年访问内克家后，这样贬责她：“只不过是女家庭教师罢了！”克雷奎侯爵以引人而尖刻的篇幅将她攻讦得体无完肤。内克夫人必定拥有许多美好的禀赋赢得吉本不渝的爱，但她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加尔文教的遗传，她保持许多拘谨与清教徒的遗风，从未沾染法国男人期望女人的虚伪造作的快乐。

1776年，内克夫人生下盖梅·内克，即斯塔尔夫人，她在哲学家与政治家们之间长大，10岁时已成博学之士。她早熟的智慧使她的双亲骄傲，直至她执拗的和易怒的惰性被证明具备她母亲的气质。苏珊平日更是保守得很，使盖梅受着严厉的管教。在这文雅的家庭里，女儿的反抗与争吵胜过当时国家财政上的混乱。内克的难题在于尝试阻止政府的破产而轻视美国人的战争，而内克夫人对报纸上对内克的各种评论十分愤慨，再加上做母亲的不快乐，苏珊因此渴望她曾经在瑞士享有的恬静生活。

盖梅·内克于1786年结婚，承接她母亲的沙龙及一部分家庭主妇的责任。现在法国沙龙逐渐衰落，文学的讨论不涉及强烈的政治，1786年苏珊写信给一个朋友道：“我没有文学的作品给您……这种谈话已不再流行了，因为危机太大了，在危机边缘，他们不敢下棋了。”1790年，全家迁移到科珀特，即内克买的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的一个城堡。城堡由斯塔尔夫人管理，而内克夫人在遭受到一年多痛苦的神经病之后，于1794年结束了她的生命。

音乐

1778年5月1日，莫扎特寄自巴黎的信函上说：“就音乐而言，我如置身在野蛮人中……任您问何人——只要他不是法国人——如他略知个中情形，他定有相同的说法……假如我能全身而退，那么将感谢全能的上帝。”这些都是刻薄的话，但格里姆与戈德尼同意这些话。不过，三位批评者都是外国人。巴黎上层阶级人士对音乐的欣赏力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倾向于抑制冲动的表达及保持外表和内在的一致性。它仍然符合路易十四时代的要求。但是新王朝的前几年，巴黎半个区域不须管束，或许是因普契尼与格鲁克时期的战争刺激人们，倾向于培养优良的美德与态度之故。1774年9月22日，莱斯皮纳斯的短信曾说：“我经常前往夏特蕾剧院，一天听好几次演出，深入其境足以忘怀自我……”巴黎的乐声不会沉寂，不过，舶来品多过自己的创作倒是真的。

1751年，17岁的弗朗克斯·约瑟·戈塞克带着给拉莫的介绍信，由海纳特到巴黎。拉莫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参加波匹利尼维持的私人管弦乐队，担任乐队指挥。因为他参加此乐队而组成的交响乐队较海顿组成的乐团早5年。后又于1754年首创四重唱，较海顿早1年。1760年在圣洛克教堂，他出席自组的管弦乐团，其组成的动机得自低音大喇叭管乐器可在教堂外演奏。此后，戈塞克为事业心与才艺能力左右，满怀抱负。1784年，他创办了皇家音乐学院，后成为闻名的巴黎公立音乐学校中心。他在滑稽与庄严的歌剧创作上有很大的成就。他也努力使音乐适合革命时期的需求，创作了一些著名的曲子，包括为庆祝罗伯斯庇尔而作的《赞美上帝》（Hymn to the Supreme Being，1795年6月8日）。他在政治上留下了音乐的余音，于1829年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在法国歌剧史上，当时有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格雷特里。与18世纪法国历史上的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1741年出生于列日，是一位小提琴家之子。他曾告诉后人，在他首次与上帝交感之后，要求上帝除非他被指名为一位善良与伟大的音乐家，否则请让他立刻死吧！就在那日，不幸一块椽木掉在他头上，严重地伤及他。复原后，他宣称崇高伟大的未来似神般向他招呼，就如此断送生命吧。他从16岁起，便定期地遭受内出血之苦，所吐的血一天中足可装满6个杯子。同时，他罹患发烧与精神错乱，有时几乎因疯狂、头昏脑涨天旋地转而无能力谱写乐曲。即便差劲的乐曲，也足使他忘记自己处于痛苦中，仍保有那份兴致过了72年。

格雷特里17岁那年便作了6首交响曲，这使他足够得到教会教士的安全保护，前往罗马。假如我们阅读他1797年完成的《回忆录》，就会相信他确实遍游各地。他在意大利的8年，受佩尔格莱西的成功影响而创作了滑稽歌剧。1767年格雷特里到巴黎之后，深受狄德罗、格里姆与卢梭的鼓励。他也请教克莱龙小姐有关戏剧的艺术，得到对音乐上戏剧语言的说话语气与音调抑扬顿挫的技巧及在歌剧方面注意抒情优美、恢复法国生活的质朴与情感，这点表现了卢梭的精神。大革命期间，他在政府的支援之下，受命完成作曲以适合大众要求，他歌剧中的咏叹调流行于革命群众心里。拿破仑还给他年金。人人如此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如此具有天才：和蔼、慈爱、友善、谦虚、能对他的敌手和颜善语及偿付债务。虽然卢梭冒犯他，他仍爱卢梭。到了年老，格雷特里买下卢梭曾住过的隐庐。1813年9月24日，拿破仑与欧洲各国交战之际，格雷特里病逝于别墅内。

路易十六时代的艺术

几乎自路易十六诞生起（1754年），路易王族的作风皆是反对奇形怪状、弯曲的不规则形式及过于华丽的女性性格，一致主张男性化的曲线美和受赫库兰尼姆一地发掘物而引发的新古典艺术，采行对称化的比例格式，还追寻温克尔曼对希腊、罗马的热诚之心。在建筑上，具新派格式的特里农宫是最著名的模范。此杰作是杜巴利夫人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享乐的场所，她们认为此地的古典柱式与质朴率真适合娱乐，而不适合演说之用。近代的荣誉厅也是显著的榜样，建筑成类似塞纳河左畔的塞姆别墅。一所巨大的建筑物司法宫，宏伟无比，用熟铁建成，面对五月法庭设铁栅，此建筑曾于1776年重建。国际奥德恩剧院则带有多利安式的忧郁形式。此间剧院位于亚眠城（1778年），建筑师因卢梭之故，使其具有古典形式与文艺复兴风格。波尔多的维克多·路易是具有古典线条的极大剧院，约瑟夫·扬描述此建筑“是我见过法国最宏伟的建筑，使我不敢接触”。

房子内部装饰保有法国的文雅气质。绣帷不再追求时髦，只用于装饰扶手椅与沙发。壁纸来自中国，但主要装饰卧房。沙龙间的墙壁，以木头分割方格，再雕刻或油漆成各种图样，或饰以意大利最好的、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花样。路易十六时代法国最好的家具是指定里森纳与伦琴两人制作的。华莱斯收藏所有这些令人羡慕的成品，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小特兰诺两位王后显耀之用。

雕刻术也兴盛了。路易十六时代有雕刻家皮加勒、法尔科内与卡菲耶里等。帕茹原本为王朝工作，现则为自己工作。帕茹接受路易十六的任命状后，以雕刻装饰皇室王宫与波旁宫。他主张“放纵心灵”，尝试融合当时的两个理论——纤细的情感与古典形式化。同时，他为传播艺术将女儿嫁给克洛迪翁，克洛迪翁的真实姓名是克劳德·米歇尔。克洛迪翁以赤土色粒带有轻微色情的风格，专心全力雕刻孟德斯鸠的人像而获得好评，后来全神贯注于雕刻《仙女与森林之神》。当时他边刻边歌咏，几乎达到忘形之境。这个雕像现存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

当时最杰出的雕塑家是让·安东尼·霍顿。他的父亲曾担任艺术学校的门房。霍顿出生在凡尔赛，路易十四在勒诺特公园内放置许多雕像，使他对雕刻发生兴趣。他拜皮加勒为师，苦心研究之后，20岁时获得罗马奖章的荣誉，使其声名远播意大利（1760年）。在罗马，霍顿雕刻了一尊圣布鲁诺像，甚得克莱门特十四世的好评：“这位圣徒可说是不采缄默原则。”在巴黎，他又雕刻或铸造了一连串的狄安娜像，其中一尊存于亨廷顿湖收藏所的青铜像，具有古典特征与法国优雅的气质。还有一尊更有名的努·狄安娜青铜像现存放于卢浮宫。它于1785年被拒绝放在沙龙内，（一位批评家说）或许因为“她太美、太裸露而不能暴露于大众眼前”，更可能的原因是此雕像违背了狄安娜传统的贞洁。

与18世纪许多艺术家一样，霍顿发现比雕刻神圣的女神更有好处的是现代人像。然而，他下决心力求完美，宁可显示出雕像的性格而不愿只是一张面孔。于是，他花费许多时间在医学校的解剖室内，研究解剖学。他尽可能小心地研究被塑像者头部大小的情形，然后非常协调地雕刻或铸造塑像。在巴黎曾因发掘一具尸体，要查明他是否是约翰·保罗·琼斯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霍顿将1781年为琼斯铸造的人像，拿来与之比较脑壳的形状大小，最后证实了是琼斯的尸体。霍顿曾创作米拉波受天花感染后的大理石像，雕刻出每一处阴影与皱纹，甚至眼睛深度显示的愤怒感和唇间表现要说话的状态。

不久，霍顿开始创作太阳神的雕像。霍顿借着大理石与青铜表现出太阳神的肌肤和历史的灵魂。此外，还能见到霍顿创作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布丰、杜尔哥、路易十六、叶卡捷琳娜二世、凯格利欧斯特若、拉斐特、拿破仑、奈伊的雕像。伏尔泰1778年到巴黎时，霍顿替他雕了几尊像。包括现存于卢浮宫的青铜半身像，此尊表现出伏尔泰的枯竭与疲倦状。一尊存放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内，一尊存于华莱斯收藏所，一尊带有微笑的头部，由腓特烈大帝订购，但最著名的一尊雕像由德尼斯夫人交给法国国家剧院。此尊艺术史上的杰作表现了：伏尔泰坐在宽松的长袍内，多骨的手紧握椅把，薄唇、无齿，渴望的眼光中透着些许快乐。听到卢梭去世的消息时，霍顿赶紧到埃尔蒙诺维尔，取得卢梭去世时的面模，然后雕刻成像，现存放于卢浮宫，此尊也是伟大的杰作。

霍顿也替创造美国的英雄人物雕刻生动的头像，诸如华盛顿、富兰克林与杰斐逊。1785年富兰克林回美国时，霍顿与他同行。霍顿到美国后，急忙赶往弗农山，说服忙碌而有耐心的华盛顿，能坐着由他雕刻。这样断断续续地工作了两个星期，其成果被用来装饰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这尊花岗石的人像《弗吉尼亚人》，表现出那股战场获胜与任务待发的忧郁神情。此杰作是心灵与肉体的结合，反映出霍顿的艺术特点。

格勒兹与弗拉戈纳尔在革命时期居王朝内，因雕刻绘画娇小精致，不为朝廷重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他的艺术横扫法国，有独裁者之称，似拿破仑般经历流星般的一生。大卫向布歇学技术，成了一流的作图样者，注重色彩而不重线条与成分。布歇觉察到自蓬巴杜夫人、杜巴利夫人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为改变中，对胸部与臀部的需要减少。他劝大卫选择朴实无华的新古典形式，采行绘画罗马军人与英勇女子的约瑟夫·维安的风格。1775年，大卫与维安相伴至罗马。在那里，他受温克尔曼与安东·拉斐尔·门斯及陈列在梵蒂冈画廊的古典雕塑影响，还受赫库兰尼姆、庞培两地发掘物的影响。他接受新古典法则，将希腊雕刻术融于自己的绘画中。

回巴黎后，大卫在古典画的作品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赫克托耳死亡的哭泣》（1783年）、《霍拉提的誓言》（1785年）、《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特斯谴责亲子于死地归来图》，大卫在罗马完成最后一幅画，但他献给巴黎学术院时，其展览品遭艺术团体力言禁止，他将帆布掀起，加上当时的革命色彩。巴黎人看了涂改之后的图画，发现画家以严肃的伦理学观点痛责、背叛——反对王室的贵族气派，反对喜多装饰的暴政。于是大卫成了巴黎绘画界激进派的英雄人物。

大革命期间，大卫被选为公会会员，1793年1月为国王就位而投票。公会一位委员投票后却遭保皇党杀害（1793年1月20日），因公殉道而被示于民众，大卫替他绘了《雷比莱特死亡前最后一刻》（The Last Moments of Lepeletier），公会将此画悬于会堂内。此外，马拉被夏洛特·科迪杀害时（1793年7月13日），大卫为他画了一张半躺于浴缸内的画像，此画使艺术走上现实风格，以唤起人心为目标。上者两幅画的人物均为革命烈士，大卫同时热心地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作画。因而，大卫成了巴黎艺术界的领导者。

拿破仑取得相当于罗马执政官头衔的权力时，大卫为他作画，其热心之状好似他已成为泰洛的领袖。他心中的拿破仑确实有资格自命为“革命之子”（the Son of the Revolution），由拿破仑为保有欧洲诸王，使其还归法国而奋战之事便可得知。拿破仑称帝（1804年）后，大卫更受敬重。当时，拿破仑聘请他入宫。这位艺术家创造了多幅有名的作品：《拿破仑横越阿尔卑斯山》（Napolen Crossing the Alps）、《拿破仑加冕礼》（The Coronation of Josephine of Napoleon）、《鹰群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ogles）。这些巨幅画后来被悬挂在凡尔赛宫。同时，多才多艺的大卫展示他精心的杰作——雷卡米夫人与庇护六世教皇的人像。波旁家族复位后，大卫被以弑君罪名放逐出境。他逃到布鲁塞尔，其妻子前往与他同甘共苦（其妻曾于1791年大卫受革命热诚之心驱使时而与他分开）。于是，他的艺术风格转回古典流派，受门斯关照学习雕刻。1825年，大卫77岁，也是他的在艺术生涯中最灿烂、最后的一年。

大卫所画的人像中，有一幅画的是反对革命但喜爱国王与王后的维基·勒布朗夫人。夫人享年87岁（1755—1842年），著有一本《回忆录》，讲述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包括惨淡的婚姻），塑造了一位在艺术生活中一连串冒险旅行及抨击暴力诸行为的伟大妇女的典型。她的父亲是一位人像画家，在她13岁时去世，未留下任何财产。但伊丽莎白（维基·勒布朗夫人）凭学生时代的聪明精干，在13岁那年自食其力，靠画人像糊口。1776年，她嫁给画家皮埃尔·勒布朗，皮埃尔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学者查理·勒布朗的侄孙。（伊丽莎白告诉人们）她的丈夫把她的钱浪费在“嗜赌和对风尘女子的放纵热情上”。她为皮埃尔生了一个女儿（1778年），随即与他分开。

1779年，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命不凡地让维基·勒布朗夫人画了20幅人像。这两位妇女成了挚友，一起歌唱。这种温和融洽的气氛，格雷特里由巴黎人的眼光中便能读出。维基·勒布朗夫人深受王室恩惠，因此其作品有上流社会的优雅，使画家们赞赏不已。她将每位妇女画得娇美动人，能将褪色的面颊加上艳丽的玫瑰色彩。不久，有钱的妇女都渴望由她画几张像。她赚得的酬金足以让她拥有一栋与巴黎优秀音乐家群集而居的昂贵的公寓。

维基·勒布朗夫人曾不顾与王后的交情，三次到卢韦塞尼作杜巴利夫人的画像。第三次离开时（1789年7月14日），听得巴黎炮火隆隆，她立刻转回，但只见巴士底监狱被攻下，获胜民众挥动矛器，任意砍杀贵族的头。10月5日，暴民再度整队步行向凡尔赛宫进军，俘虏国王与王后。此时，维基·勒布朗夫人已无处可去，只得开始她13年的流亡生涯。在罗马她为自己和女儿作画，在那不勒斯她为酒鬼哈米顿女士作画。此外，她在维也纳、柏林与圣彼得堡作画。革命过后，她回到法国（1802年），一切都变得繁荣，但她又活了40年，在革命再度来临前去世了。

文学

1774年至1789年短短的一段时期，法国文学界作家源源而出，文学作品震撼人心者比比皆是，诸如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圣皮尔的《保罗与维尔日尼》、拉克洛的《男女之间私通的危险情况》（其实已说得够多了），此外雷斯提的作品也已面世。

学校、图书馆、阅读团体、演讲、报纸、杂志、小册子、书籍，皆是文学的源泉，足以喷发出惊人的作品——像墨水溅出泡沫一样，是以往未曾发生过的。法国仅有少数人士能阅读，数以百万的民众渴望获得知识与思想。《百科全书》内容为科学概要与知识轮廓，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哲学家与改革者满怀希望，努力为传播教育而工作。

耶稣会失势，学校由国家控制，但一些学校操于教士手中。大学内严格地规定宗教与政治上的信仰，以致落得声名狼藉，学生愚钝无知。一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注意科学，向大众演说科学知识是最受欢迎的，因此技术学校渐渐增多。大学几乎都是由中产阶级包办的。年轻的贵族宁可入圣热耳曼于1776年前后创办的12所军事学校中的任一所（其中一所在布里恩，是拿破仑攻读之处）。据我们所知，大学生“经常组织团体，支持政治的示威行动”。当时，大学毕业生已不敷法国的经济需求，因而促成有些学校不满意的举动。这些人印发小册子，示意谋反，点燃战火。

家财万贯者拥有私人图书馆，有令人羡慕的书籍供人阅览。中下层利用这种流通图书馆借书或买书——但几乎只能买平装本而已——这些书是由小摊或店铺收购的。1774年巴黎书籍的销量，被评价为比人数众多的伦敦要多。雷斯提报道：阅读成了“难控制的”巴黎人的工作。

报纸的数量、大小与影响力渐渐成长。1631年创办的旧《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一直是官方的报纸，被疑为政治新闻由王室承办。1672年的《信使报》，1790年印有1.3万册，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米拉波称之为法国杂志最畅销者。法国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于1777年印行，最著名的《箴言报》直至1789年11月24日才发行。一些地方性报纸，如《省讯》（The Courier de Provence）由小米拉波编辑。

小册子如洪水汹涌而至。1788年后的几个月，法国即有2500本小册子出版。其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如谢耶斯教士的《平民是什么？》和卡米尔·德穆兰的《独立的法国》。1789年7月，报纸杂志成了法国强大的势力。1784年内克描述“有股无形的力量，非来自财富、兵器与军队，只有来自宫廷，甚至国王宫殿所下的指示”。此言摇撼人心。拉罗什富科也说过君主政体的政府限制了民众自由阅读的风气。

拉罗什富科本人也因革命的潮流被夺取自由，为取得人民在宫廷的权利，他也参与猛攻巴士底监狱。拉罗什富科是乡村食品杂货商的儿子，靠着小聪明住在巴黎。妇女们因他巧言善辩而供给他住宿与食物。他写了许多剧本，其中一出在枫丹白露演出，深得玛丽·安托瓦内特赞赏，玛丽说服国王给他1200法郎膳宿费。后来，拉罗什富科很荣幸地升为路易十六妹妹的秘书，因而每年额外得到2000法郎。他住在王室家中，被束缚得透不过气来。1783年他遇见米拉波时，才改变了对政府的观念，处处严厉批评政府。他是谢耶斯教士写的有名小册子中的人物。

同时，拉罗什富科深受沃韦纳格和伏尔泰的影响，草草地记下“格言”，以讽刺世界。爱尔维修夫人在塞夫尔曾邀拉罗什富科做客，她说：“每日早晨与拉罗什富科交谈后，就会发愁一天中剩余的时间应如何打发。”拉罗什富科认为“希望”是愚弄生命过程最有力之法。“希望是骗子，一直在欺骗人们。放弃希望时，才是快乐的到来。”“如果人类40岁时，知识领域仍与20岁时一样，由‘残忍的事实’‘凄惨的获取’与‘社会的秘密’等构成，那么他将陷入绝望的地步，生活渐渐腐败萎靡不振。”理性时代末期，拉罗什富科讥笑理性只是罪恶的工具，还不如情感。“人类，在真实的社会里，理性比情感更腐败。”女人嘛！“男人认为最邪恶之事，女人则认为没有任何事比男人认为罪恶之事更严重的。”婚姻是一种陷阱。“结婚与独身主义两者是令人懊恼之事。但我们宁可选择结婚一途，因为有难时有人分担、服侍。”“人，能将爱情献出来”，但“存在于社会的爱情无他意，只是肤体互相接触的奇妙行为罢了”。

拉罗什富科自认不适合住在巴黎街道边的大厦里。此时，他的悲观主义更加浓厚。他以为“巴黎，寻求娱乐与享受之城，4/5的人们因悲痛而死亡，是一处无爱之城”。至于贫民区，不生育孩子才是其治疗之法，否则人口爆发更加重生活困难。“人类的不幸，却是暴君的得意，可怜贫者本无能，只是一些待囚禁的累赘者。”

拉罗什富科时常将观念放之纵情任性。“结合矛盾因素是必需的，如热爱美德与公众意见毫无关系，工作的滋味与名望亦是，财富与生命亦是。”他试着借革命贡献自己以获得有意义的生命，但5年后米拉波、丹东、马拉与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使他绝望了。似乎是因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后变为“是兄弟，否则宰你”的口号，才改变了他的心意。他与吉伦特党同甘共苦，讥讽激进领导者对他的鲁莽行为。他终于被逮捕，但不久被释放，又因再次恫吓而被捕，终于自杀身亡。他苟延残生至1794年4月13日，死前曾对谢耶斯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心将破碎或被制成铜像。”

拉罗什富科受伏尔泰影响居多，卢梭则自认为影响了贝尔纳丹·圣皮尔。圣皮尔31岁时（1768年），奉政府委任为现称毛里求斯的法国殖民地工程师。这是一座多山、多雨、肥沃的岛屿。圣皮尔感觉自己思想乃采自卢梭的“自然国”理论。他回法国后（1771年）与卢梭成为知己，学习着容忍怒气与期望成为人类的救星。在《法国殖民地航程记》（1773年）一书中，他描述岛民单纯的生活与维持生活的宗教信仰。此书也积极反对伏尔泰，艾克斯主教读过后，让这位作家获得1000法郎的年金。圣皮尔为了回报，写了两本书《自然的奥妙》（1784年）和《自然的和谐》（1796年），描写植物与动物生命的奇特，并举出许多实例，包括明显的或改编的，有意向和计划地证明至高无上的才智的必然存在。他甘拜卢梭之下，赞扬情感重于理智的理论。“理性越进步，空虚越多。痛苦离得越远、光明必越扩增……情感……给人们庄严的刺激与冲动，征服理性，使人发挥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本性。”

贝尔纳丹·圣皮尔于《自然的奥妙》第2版中附加诗情画意的《保罗与维尔日尼》（1788年），此书保有法国文学的古典风格，描述了一位丈夫去世的孕妇和另一位被爱人抛弃的孕妇。她们来到毛里求斯，各自生下了保罗与维尔日尼。孩子们沐浴于山谷幽岚、奇丽壮观与馥郁馨逸的天地，渐渐长大，其道德行为得自母亲的教导与宗教信仰。青春年华时，他们坠入爱河——似乎世界上只有他们俩。但事不由人，维尔日尼被送回法国以继承家产——在自然国度内未曾发生之事，假如她继续留在法国，她将被迫与大富翁结婚。维尔日尼坚决拒绝，回到保罗身边长相厮守。保罗喜极万状，精神紧张地到海滨等着维尔日尼所坐的船只靠岸。不幸的是船撞及浅滩，又被一阵暴风雨吹得破碎不堪，维尔日尼挣扎设法游上岸，但终被无情的海水淹死了。保罗伤心欲绝。

“小书”是散文诗的一类，记载朴实率真与纯洁。充满虔诚与感情，如偶遇心绪激动时，任何事都阻挡不了对真实事件的记载，例如有德行的妇女与孩子们在奴隶制度下遭蹂躏之事。贝尔纳丹·圣皮尔向卢梭致敬，赞赏作者对《爱弥儿》一书记载得淋漓尽致。贝尔纳丹不像卢梭这样有名望，他躲避社会，生活在安静的贫民群中。革命未伤及他。在一次暴乱中，他与22岁的斐莉西·狄多特结婚，此时他已55岁，斐莉西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取名为保罗与维尔日尼。斐莉西死后，贝尔纳丹于62岁时再娶一位年轻妇女狄西莉，她热情地服侍贝尔纳丹至1814年他去世。贝尔纳丹临死前，看着查丁·布雷德从他手中接过法国浪漫与虔敬思潮的火炬，带至19世纪贡献给人类。

18世纪，人们不再读较小的书籍，但仍有小书反映那个时代的色彩和风格。让—雅克·巴泰勒米教士针对此文字写作了30年，72岁时（1788年）出版《希腊古迹水陆游记》，声称描述公元前4世纪由塞西亚旅人亲眼所见的希腊自然景观、古迹文物与风俗习惯。此书掀起古典浪漫思潮，为当时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引发了法国钱币科学的研究。

与之并驾齐驱的是由君士坦丁·伏奈所著的《帝国革命沉思录》，他到埃及和叙利亚旅游4年，1791年回国后出版此书。看了古代文化所遭损毁而残留的史迹，伏奈禁不住问：“谁能确信荒芜的残渣历史，哪天不会成为我国的？”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仍踌躇如何以乐观的态度回答。但伏奈居于理性时代末期，仍须保持对人类莫大的信心来告诉读者（如孔多塞有责任告诉读者的）：“古老帝国倒塌灭亡，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及人与人、代代相传时产生传达知识的困难所致”，现在这一困扰已为印刷术的发明克服。从今以后，知识得以散播，引领人类与国家向着共通行为迈进。在力量平衡之下，解决战争问题将可由仲裁决议，于是“种族群居后将成大社会，单纯家庭组织由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法律来统治，并享有人类本性可能享有的幸福”。

难以置信，同时代拉布敦的雷斯提，其经历竟然被比喻为“贫民窟中的卢梭”“清理卧房的女仆伏尔泰”。他出版的200本书都是亲手印刷、出版的，在路易十六王朝，故意地撰写低层阶级的污秽题材，对行为与态度构写得较详尽。

雷斯提因其父亲爱德蒙之故，在其所著《父亲的一生》（1779年）一书中使其达于理想化，他犹记得父亲“有大个子的气派，女孩子般的温和”。雷斯提记下自己的生活，定名为《尼可拉斯先生》（1794—1797年），共漫谈了16卷，关于自身命运坷坎盛衰、不正当男女关系及各种模糊不清的想法，均有事实与虚构的记载。他出生于农家（1737年），距欧塞尔约20英里的萨斯（Socy，萨斯有一区名为拉布敦）。11岁那年，他断然地说自己第一回当父亲。14岁他又与让内特·卢梭相恋。17岁起，他开始长期沉浸于对女性的迷恋之中：“我对她的感情，是如此纯洁与脆弱……她的美腿令我难以克制自己。”为解除这些纠缠，他被送往欧塞尔当油漆学徒，不久他又引诱女主人，幸而无人知道。15岁时他自称有15位“情人”。这种生活过了4年，他回到巴黎，被雇当油漆工，一天赚2.5法郎，足够吃三餐及付一位偶遇的娼妓的费用。有时，他财源耗尽，便与卖木炭的妇女睡在一起。1760年他26岁，娶了一位与他生活经历类似的风尘女阿涅斯·勒贝格，然而彼此都不忠实。他们终于1784年离异，其原因并非因小过失而起，而是因彼此步入写作生涯，为笔墨与名望争风之故。

雷提斯自1767年起以《弗查特》（Le Pied de Fachette）开始其写作生涯。他的第一本作品是《堕落的农民》（Le Paysan Perverti，1775年），叙述农民爱德蒙搬至巴黎后，受城市繁华与非宗教思想的引诱而堕入歧途。一位自由思想家高迪·阿拉斯教导爱德蒙“神只是一位神话人物与欺骗道德者，所能寻找的享乐都是合法的，道德不可能支配人类自然欲望的权利，因此我们最首要的职责是尽可能享受生活”。阿拉斯被捕，爱德蒙却告诉阿拉斯“他是神”，阿拉斯被问吊而不表现悔悟。有人称《堕落的农民》一书具有“男女私通的危险情况”。雷斯提认为只要法国语言存在，它也将被保留。在《堕落的农民》一书中，雷斯提继续借非道德主义与城市生活堕落的情形加以抨击。他俯视众生，为自己寻觅一两条小径，以钻入社会的黑暗之地。

雷斯提最有意义的作品《当代发生之事件》（Les Contemporaines），长达65卷（1780—1791年）。标题吸引人的短篇故事《当前妇女的经历》：卖花女郎、卖栗子的、木炭卖主、缝纫女、理发师等人的生活、爱情与态度，描述得如此真实，正确无误，以致身历其境者承认为事实。但他们在街上遇见雷斯提时，又不得不诅咒这位作家。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此赤裸裸地呈现于法国文学界，这种情形直至巴尔扎克才停止。批评家谴责雷斯提嗜好“低级事物”，梅西耶曾于《巴黎戏剧》一书中详述对城市全面的观察，声称“雷斯提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是对的”。

大革命前，雷斯提写了《巴黎夜生活的景象》，报道夜里散步时目击（或想象）之事。主要记录巴黎低层阶级的人物——乞丐、门房、扒手、走私分子、赌徒、酒鬼、绑匪、小偷、异端分子、娼妓、妓院老板与自杀者。他声称瞧见世间繁杂困苦，只有少许快乐，因而为自己构成一幅美景，希望在此情况下自己是一位救星和英雄人物。一日，他来到临近王室宫殿的餐馆，看到了革命的浪潮，听见有名的卡米尔·德穆兰挥臂呼喊，看见胜利的暴徒向巴士底狱守卫示威游行，妇女们齐步齐进至凡尔赛宫去捕获国王。不久，雷斯提在猛烈、恐怖与危险中厌倦生活，好几次他处于被逮捕的险境，但借着对革命信仰的表白而得以逃脱。他私自谴责这些举动，希望“善良的路易十六能恢复权力”。他詈骂卢梭解放年轻人思想的无知与感情的冲动：“《爱弥儿》带来了妄自尊大、固执成见与任性刚愎的一代，能滔滔而语，但也会后悔得无言以对。”

雷斯提渐渐年迈，懊悔观念的腐败，但并不追悔年轻时的放荡生活。1794年他已是贫困老人，“富有”仅能寄望于子孙或追忆往事。《尼可拉斯先生传记》又附加13卷，叙述在他周遭生活的男女，包括数百奸夫，但是他重申对上帝的信仰。1800年，博哈尔奈告诉拿破仑，雷斯提贫穷不堪，未有温暖舒适的住处。拿破仑慷慨解囊，送钱、仆人与守卫给雷斯提，还让他升任地方警察部长之职。1806年2月8日，雷斯提去世，享年72岁。女伯爵和数名法兰西学会（曾拒绝认许他入会）会员加入了跟随葬礼之后的1800位平民的行列。

博马舍

1788年，约瑟夫·扬写道：“越看法国的戏剧，越难让人承认它对我们戏剧的优势，在无数好演员中……舞蹈家、歌唱者和那些事业建立在戏剧上的人，其技能都建立在崇高的阶级之上。”1782年重建的法兰西剧院及省里的剧院，包括安息日在内，每天晚上都有表演，但曾有空档期：勒坎去世了。1778年索菲亚·阿诺德退休了，1787年拿破仑未来的亲信塔尔马与科米底·法兰西斯初次登台，1789年在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之前才博得他第一次胜利。此时最有名望的剧作家是米契尔—让·塞代纳（Michel-Jean Sedaine），他写的诗情画意的喜剧立于法国舞台达一个世纪之久。我们祝贺塞代纳，并认为他曾由于莫扎特与罗森尼的帮助，给予人们精神上的鼓励和美国的民主自立。

皮埃尔—奥古斯汀·卡龙（Pierre-Augustin Caron）的父亲是巴黎郊区圣丹尼斯的钟表工人。反抗家庭后，卡龙放弃追随世袭的职业。21岁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使他能制造“一种合适而小巧玲珑的优良手表”。他为讨好路易十五而给他一个样本，然而为蓬巴杜夫人只做了一个小的仅能戴在手指上的表。他自称此表是他制造过的最娇小的一个表。1755年，他又从表的所有者弗朗昆斯特先生那里将之购回。其时，弗朗昆斯特位列皇家食品柜的管理者，负责国王进餐的工作。他虽非身居高位，却使皮埃尔进入王宫。一年后，弗朗昆斯特去世了，皮埃尔竟与其寡妇结婚（1756年），皮埃尔小她6岁。她拥有一小块地，皮埃尔设法以自己的名义收为己有，而成为一个“博马舍” [1] 。他的太太去世时（1757年），他继承了她所有的财产。

剧作家博马舍从未接受任何学校教育，但任何人——甚至对他易于投机取巧、攀附贵族而愤怒的人——也知道他心中的敏捷和聪明的机智。他在沙龙和咖啡馆中遇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其他哲学家，得以接触和吸收18世纪的启蒙思潮。他在低音竖琴方面造诣匪浅，引起了路易十五未婚女儿的注意，1759年他开始给她上竖琴课。银行家约瑟夫·帕尔森—杜威尔奈要求博马舍代为求情，以在路易十五面前取得给予伊科·米利泰尔安全方面支持的权利，因为伊科·米利泰尔是财政长官。皮埃尔长于此，杜威尔奈给他价值6万法郎的资本。博马舍说：“他教给我财政上的秘密……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创造我的未来。由于他的指教，我从事几种投机事业，有些是用他的金钱或他的名义来援助我。”1871年，他富有得足以向国王买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长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他崇高的头衔，使他在科第获得一栋住宅别墅，装饰得富丽堂皇足以向他父亲和妹妹夸耀。

博马舍的两个妹妹住在马德里——一个已婚，另一个妹妹莉西提与既是编辑又是作家的何塞·克拉维哥订婚，其未婚夫反复延期结婚，约6年之久。1764年5月，博马舍开始日夜乘公共马车去西班牙做长途旅行。他发现克拉维哥虽答应早日与莉西提结婚，他却不断地迁居以躲避博马舍。最后，博马舍追赶上他，要他在婚约上签字。何塞·克拉维哥假装腹泻，而西班牙法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签约是无效的。博马舍恐吓他，何塞·克拉维哥便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付他。聪明的法国人博马舍被克拉维哥的疯狂举动打败。他只得放弃追赶克拉维哥，转而开展生意和投资几个公司，其中之一提供黑奴到西班牙殖民地（他忘记在一年前，他曾经写诗谴责奴隶制度）。博马舍享有公司特权，他努力学习西班牙人的态度，足以去写他有关塞维尔理发师的剧本。不久，莉西提遇见了另一位爱人，而博马舍除了这段经历外毫无所得地返回法国。他描述其旅程中迷人的记忆，就我们见到的而言，由歌德所作的一个剧本《克拉维哥》即可知一切（1775年）。

1770年杜威尔奈去世时，所写的遗嘱中承认他欠博马舍15万法郎，杜氏的主要继承人德·拉·伯拉查公爵争论说这条款是伪造的。此案被提交至巴黎法院，法院指派议员哥茨曼负责此事。此时，博马舍因为与查尔尼斯争夺一位情妇发生争吵而被关在监狱里，暂时获释放，他送100金路易和一个钻石装饰的手表给哥茨曼夫人，似乎想在她的丈夫之前听到一些有利之语。夫人要求追加15金路易给一个秘书，他送了，终于获得访问的机会。议员却不吃他这一套，哥茨曼夫人除了15金路易未送还之外，其余的都退回去了，博马舍却坚持要回所有东西，哥茨曼指斥他行贿。皮埃尔把此事公诸大众面前，以他机智的口才赢得了广泛的喝彩，就像一位才气焕发的辩论家。然而其所言并非诚实之语。伏尔泰谈及他们：“我从未看过他的反对者（敌人）中，有任何较强壮的、勇敢的、有趣的、幽默的人。他同时与12个人决斗，而且将其打倒。”法国法院依照惯例反对他对继承遗产的要求（1773年4月6日），因为伪造引起控诉，最后被定了罪的他，在损失和债务方面须付5.63万法郎。

博马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1773年5月8日），被担保去做路易十五秘密事务的代理人，以阻止可耻的小册子流通及对抗杜巴利夫人。他做得很好，继续为路易十六秘密服务，博马舍回伦敦收买安杰卢奇，禁止安杰卢奇出版反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小册子。安杰卢奇交出了3.5万法郎的原稿费后，向纽伦堡出发。博马舍怀疑他有另外的复本，便追踪他到德国，在靠近诺伊施塔特时赶上了他，强迫他交出复本。两个强盗同时攻击博马舍，而他将他们击退，身受轻伤但仍设法去维也纳。在路上遭密探逮住，在狱中一个月始获自由，最后乘车返回法国。

博马舍的下一个目标是获取正当的职位，1775年维尔热纳派他去伦敦报告美英之间正在加剧的危机。9月，博马舍发送一个报告给路易十六，预言美国人反抗成功，强调在英国有少数亲美派。1776年2月29日，他写给国王的另一封信介绍了法国帮助美国的秘密，只有在征服英国使其衰弱的过程中，法国在陆地上才能够保存自己。维尔热纳同意这个观点，即如我们所见，博马舍拿出资金供给英国殖民地以战争的必需品。博马舍一心一意放在企业上，组织沃德瑞吉·哈坦尔公司，从法国的各港口购买并装备船只，装载粮饷和武器弹药，招募有经验的法国军官以帮助美国军队。除了法国和西班牙政府补助他200万之外，自己又花费了几万法郎。塞拉斯·迪恩向美国国会报告（1776年11月29日）：“如果没有博马舍慷慨、不屈不挠和机智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任务。美国人欠博马舍先生太多了，谁也比不上。”战争结束后，塞拉斯·迪恩预测美国欠博马舍360万法郎，而国会冒称所有的物资都是盟国的赠品，驳回了要求，但1835年国会付了80万法郎给博马舍的继承人。

当此狂热期间，博马舍挤出更多的时间写回忆录，向大众演说，抗议1773年4月6日法国法务院的判决。1776年9月6日，判决被取消了，博马舍的所有公民权利恢复了。1778年7月，爱克斯省法院对杜威尔奈遗嘱案做了一个判决，博马舍能感觉出来在最后他已澄清了他的名声。

爱情、战争、商业、法律上的事务对于博马舍来说还嫌不够，他还要征服文字、思想、印刷品的世界。1767年，他写出第一部剧本《欧也妮》（Eugénie）。此剧于1769年1月29日上演，极为观众接受，却为评论家反对。他的另一部《两个朋友》（Les Deux Amis，1770年1月13日）却不被接受。文学协会由弗雷隆领导，反抗入侵者，他们反抗“一位囚犯终于变成剧作家”，同时反抗他“位居凡尔赛宫内，由表匠变成贵族”。所以，博马舍在下部剧本中，描述“虚伪的文坛，彼此倾轧……全是昆虫、蠓虫、蚊子般无聊的批评家，是令人嫉妒的记者、书商与新闻调查员”。

生命如舞台，博马舍遭遇群敌，但仍能尽其全力击败之。他利用自己禀赋的各种创造力，构想出集合了各种人物的《费加罗的婚礼》一剧：理发师、外科医生、哲学家、穿着缎带背心与礼裤者、肩挂吉他者、为解决困难而绞尽脑汁者、靠才智以掩饰虚伪者、自作主张者、不讲道义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费加罗的婚礼》并非创新，只是集合了希腊喜剧、罗马喜剧、意大利喜剧的元素，借鉴了莫里哀的手法，形成一系列人物。但就我们对博马舍所知的，音乐是他笔下的杰作。最初的音乐全是他所谱，他第一次为滑稽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谱曲，1772年呈现在意大利喜歌剧界上，却遭拒绝。莫扎特也于此时到巴黎，为此歌剧作曲。博马舍又仿造前作为歌剧谱曲，这回为法国喜歌剧界接纳，同时博马舍入狱（1773年2月24日）而迫使演出延搁。待他被释放后，立即准备再次演出，但又因博马舍被法务院起诉而停止演出。由他的《回忆录》可见，博马舍为自我抗争所取得的成功，引导剧院有信心地再度计划演出。1774年2月12日终于宣布演出，格里姆曾报道：“在第5场演出时，所有包厢出售得一干二净。”最后遭政府禁止，只因法务院存偏见而伤害博马舍的利益。

一年后，新王登位，博马舍勇敢地冒生命危险，请求允许剧本演出，最后国王应允了。1775年2月23日，《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剧搬上了舞台。演得并不好，剧本过长，但初次能演出喜歌剧已使观众期盼已久。博马舍专心一意地从事修改工作。修订工作是将其删改和缩短，使喜剧由复杂混乱进入明晰清楚，使才智由极端讲道式变得自由畅达。第二天晚上，此戏终于演出成功。杜德芳夫人曾去捧场，称赞它“极为成功……掌声雷动”。

孔蒂王子邀请博马舍继续写能表现性格的剧本，但这位作家当时正全神贯注于做一位美国救助者。待完成任务后，他回到舞台上，写出比莫里哀的《伪君子》更具有历史价值的剧本。在《费加罗的婚礼》剧中，阿马斐瓦伯爵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罗西娜，许多年前结婚并生活在一起。伯爵已对生活的困扰繁忙感到厌倦，现他只求能勾引服侍于伯爵夫人身边、并与伯爵的首要男仆兼庄园总管家的费加罗订婚的女子苏珊。费加罗有甜美而天真无邪的脸蛋，13岁时成为贵族的侍从，借着少许爱慕之心，为大他两倍的伯爵夫人伴奏。他最后成了一位哲学家。博马舍描写他是一位“借欢乐愉悦与俏皮话以增加理智”——这几乎是启发天才之法，也是启蒙思想之途。

他告诉苏珊：“我生来即是一位朝臣。”她推测这“需要技术或能力的培养”时，他则回答：“不尽然，只须把握三大秘密原则——接受知识、领会暗示、不耻下问。”一日费加罗自语地（罗西尼也曾因此而驰名于世），配以彻底藐视的眼光，对西班牙贵族发表演说：“你们做了什么而得到好运呢？你们生来便为自己寻找麻烦，你们是头等庸俗平凡人！我呢，埋没在人群中，算计着勉强度日，贵族们却统治了西班牙数百年。”他讥笑军人“对杀人感兴趣而自相残杀，甚至连自己都不明就里。至于我，我必要知道自己的狂怒之因”。人类种族有许多特权：“不因口渴而喝水，任何季节皆可谈恋爱——这点独与其他动物不同。”此外，有许多应被禁止，如反对公立办公室出售、反对部长专制独裁、抗议公理正义遭误审、抗议囚犯生活境地之苦与新闻检查员调查与破坏思想。“既非当局亦非国家、宗教、政治、道德、官方、财政、歌剧……即任何人或事不可阻碍我写作，我喜欢印刷多少书籍随我所欲，灵感激发绝不受制于两三位调查员的突击检查。”他还指责男性应对娼妓卖淫行为负责。男人借其所需自造快乐满足，又借律法粗鲁地对待为满足需要而出现的女人。这个情节表示仆人并非比其主人来得愚蠢，而且显露出高贵的伯爵只是一位极端丑陋的奸夫。

1781年，《费加罗的婚礼》终于为法国喜歌剧界接纳，直到1784年才正式上演。路易十六读了剧本后，以耐心幽默带点讽刺意味的口吻赞扬他，但路易十六发现剧本的对白中竟嘲弄贵族和新闻检查制度，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此事多可恨，”路易十六说，“剧本绝不能公演，允许此事的陈情就等于摧毁巴士底狱，此人对政府太不敬。”于是，路易十六禁止喜歌剧上台。

博马舍在家读了剧本的一部分后，顿生好奇心。他恳求他国让其剧本上演，一些国家准备上演，但最后仍遭阻止。国王终于屈服于他的请求，同意在新闻检查员小心删改之后才可公演。首次公演（1784年4月27日）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全巴黎人都想观看第一晚的演出。贵族因平民得到许可进入会场，而针锋相对与之格斗，铁门倒塌，入口被捣毁，3人因而窒息。博马舍当时在那里见此吵闹不堪而引以为乐。演出的成功，人潮汹涌，摩肩接踵，场场爆满，以致持续演出达60次之多。收入之多空前绝后，史无前例。博马舍拿出41999法郎给慈善机构。

历史证明，《费加罗的婚礼》是革命的先驱。拿破仑描述它是“革命已经在蠢动”。一些影响已在当时起了作用。在剧本后的序言里，博马舍否认有革命倾向，但他引用自己的著作来对抗君主政体与独裁政治。他不愿毁灭已存在的习俗风尚，而是改革有关的恶习弊端。他要求对各阶级一律平等，思想与出版的自由，保护个人权利以反对封建特权与君主政体武力下超越道德的行为。与他的偶像伏尔泰一样，他反对制造无秩序与暴乱的革命。

虽然博马舍周遭为各种狂乱包围，他继续研究伏尔泰的作品。他承认自己与年高德劭的伏尔泰有类似之处，或许完全一样：同样融合了智力活力与精明的财政技巧，同样蔑视自责与过分体贴，同样有足够的勇气对抗不讲公理与逆境。他设法保留、收集伏尔泰完整的著作并加以散布。其实，博马舍知道在禁止伏尔泰著作出版的法国，如果想让他的作品以秘密的形式流通，要努力去做是可能的。他到莫勒帕告诉伏尔泰，叶卡捷琳娜二世已预备将法文版存留于圣彼得堡，伏尔泰则生气地认为对于法国来说是不名誉之事。部长得知此事，答应允许全版流通。一位巴黎书商查理·约瑟·庞库克取得了伏尔泰尚未出版作品的出版权，博马舍由此得到16万法郎。博马舍收集寻找伏尔泰已完成的著作，又由英国买入巴斯克维尔牌的打字机与孚日山的一家纸厂，并邀孔多塞为编辑和传记作者。为建立起印刷出版业，博马舍不顾一切困难，带着已出版的两大版本，包括60册8开本的与92册12开本的书，从斯特拉斯堡横过莱茵河到凯尔租了一座城堡（1783—1790年）。在欧洲，这是当时最大的出版事业，除《百科全书》之外。博马舍期望能大卖，于是印刷了1.5万套，但仅卖出2000套，部分是因法务院与教士反对，部分则因1788年至1790年政治的骚乱，另一部分则因个人财富状况的不稳定，阻碍个人购买如此昂贵的书籍。博马舍宣称在此次冒险事业中，他已损失了1百万法郎。然而，他继续出版卢梭的书籍。

博马舍的作品帮助了革命，但他本人在革命中运气不佳。1789年，他为自己及第三任妻子建筑一栋面对巴士底的巨宅，家具装潢精致无比，富于艺术气息，巨宅周围有2英亩地。因而惹来暴徒侧目而视，住宅二度遭暴徒侵入，博马舍听力不佳又年迈虚弱，又因贵族身份遭受威胁。他只得向巴黎公会诉愿，公开承认忠于革命，但他仍被逮捕（1792年8月23日）。虽然不久他获得自由，但每日生活在恐惧中。命运的齿轮转动着，他终被革命政府授权前往荷兰购买武器枪械（1792年）。协商没达成，在他未返回法国前，家产被查封，妻儿被逮捕（1794年7月5日）。他见此情形，赶紧回巴黎，家产才退还，妻儿获自由。此时他已是疾病缠身，但精神尚好。三年多之后，拿破仑称帝。他于1799年5月18日因一次中风症而离开人世，享年67岁。在法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这么一位生活充实、多彩多姿与喜欢冒险刺激的人。

注释

[1] 有“得胜的情郎”之意。

第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的分析（1774—1789）

我们已经检讨分析过革命前夕法国人的心灵——哲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学和艺术，但这些都是在经济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脆弱花朵，我们不了解其根部，就不能够了解其本身。无论研讨的方式如何简化，但不循序检讨法国各个经济部门、研究这个大崩溃的背景，则我们对这一结束旧王朝的政治变动的了解将极其有限。

再次讨论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其并非严肃的抽象名词，而是活跃、敏感的人类的实际生活：贵族和农人组织以生产食物，管理者和工人制造货物，发明家和科学家设计新方法和工具，城市里的商店和工厂有规律地工作着，及忧虑的家庭主妇们和顽强反抗的群众，港口和船上活跃的商人、航海家、水手和冒险家。银行家的风险，赚取、损失金钱如内克，像拉瓦西耶一样的生活，全体骚乱的群众，革命思想和不安的潮流与压力，这些组成一幅复杂而壮观的图画。

贵族与革命

内克于1784年估计，法国共有人口2467万，由1715年的1700万增长而至。因为有较多的食物供应、更好的卫生及无外来的侵略和内战，18世纪整个国家经历了繁荣，但新兴的财富大部分归于中产阶级。

法国人口中只有200万人务农。农人由皇家督察官、地方行政官、教区牧师和诸侯——封建贵族——指挥监督。据1789年的估计，这一阶层约有2.6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战时仍以英勇而古老的方式报效国家（这时剑已多半成为装饰品而非武器），只有极少数贵族留在宫中，大多数住在他们的庄园里，从事农业经营与管理治安、宫室、学校、慈善机构等职业。然而这些工作多半已由中央政府专门机构接管，而且自耕农也在地方行政上发展他们自己的机构，因此贵族们已成为退化的器官，从社会的机体中汲取许多血液，却仅以少许军事服务作为报偿。连这项职务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懑，因为贵族们建议路易十六（1781年）将所有未具四代贵族出身的人，赶离陆军、海军和政府的每个主要职位。

若说贵族任由他们的广大土地荒废，而使成千的城市居民没有面包吃，未免言过其实。法国许多地方诚如约瑟夫·扬对卢瓦尔河和谢尔河地区的描述：“这些田地呈现一片缺乏照料的荒凉，像那凄怆的房舍。但这个国家可以改善，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改善。”不少贵族本身穷困，有的无能为力，有的遭遇不幸，有的对土地使用不善。许多人向国王恳求帮助，其中几个人还获得国家的补助。

农奴制度——法律将一个人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并使其成为对地主提供租金与劳役的终身奴仆——1789年在法国境内已多半消失。但仍有100万名农奴，主要为教会所有。路易十六将皇家领地的农奴解放（1779年），法国法务院（在法国东部）却将他的敕令延迟9个月才注案，合计有1.1万名农奴的吕克瑟维尔修道院和方登修道院，以及位于现在侏罗地区的有2万名农奴的圣克劳德修道院拒绝跟从国王的先例，漠视几位贵族与伏尔泰共同提出的呼吁。逐渐地，农奴或出钱或以打斗争取自由。1779年，路易十六将主人的权利——在其领地外贩卖农奴——废除。

1789年，95%的农民享有自由，但大部分必须支付一项或更多的封建税，按地区不同。它们包括年税（两倍于18世纪）、遗产税和使用地主的磨坊、烘炉、压酒机与鱼池——这些仍为地主独有——的费用。地主保留射取猎物权，即使进入农民的田地也无妨。圈限公地范围愈来愈大，那原为农民放牛砍柴用的。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劳役以日计资，但在奥夫涅、香槟区、阿图瓦省、洛林，农民们仍须每年为地方贵族免费工作3天或更久，以维护道路、桥梁与水道。整体上，保留的封建税平均夺取农民10%的生产或收入，教会税又剥取8%至10%，加上上交给国家的税，市场和出售税，与付给教区教士的洗礼、结婚、丧礼费用，农民仅得到约土地成果的一半。

货币贬值使地主所得的金钱价值降低，贵族们为保护他们的收入逐渐增加税金，或恢复久已废弃的税金，或将公地圈限更广。通常，收税外包给专业代理，他们大多办事冷酷。农民对某些必需品的征收权利发生怀疑时，他们会被告知，它们是被登记在庄主名册或登记簿上的。如果农民向这些名册的真实性挑战，就必须诉诸庄园法庭或省议会，而裁判由贵族们控制。邦瑟夫受到杜尔哥的秘密鼓励，出版一本小册子《封建权利的流弊》（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Feudal Rights，1776年），倡导减少这些权利，他因此受到巴黎国会的责难。伏尔泰虽已82岁，再度起来奋战。“要废除封建权利，”他说，“就等于夺取国会绅士们的财物，他们大多拥有封地……这是教会、贵族和国会会员……联合对抗共同敌人——人民——的事件。”

关于封建税有些事要说明，以贵族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农民自由地缴出作为他从合法主人那里购买一块土地的部分代价的抵押——多数主人曾很荣耀地从以前的地主买来的。一些贫穷的贵族仰赖租税过活。政府税、教会税和战争所需与破坏远较封建税更使农民困苦。法国社会学家尤雷斯说：“如果18世纪的法国社会，除了留有那可鄙的封建制度外没有其他弊端，就不需要一场叛乱来抚平创伤。逐渐减少封建权利，解放农民就能和平地完成。”

法国贵族最特殊之处是他们罪行方面的知识。许多贵族加入哲学家的行列，否定古老的神学，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嘲笑他们过时的世袭特权。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30个贵族放弃了他们金钱上的封建特权。拉斐特不仅为美国作战，而且回到法国激烈地从事和平改革的事业。他放弃奴隶制度，并献出他的部分财产以解放法属圭亚那的奴隶。自由主义的宣言和改革的主张在一部分贵族中变得很流行，尤其是有爵位的夫人，如拉马克夫人、布夫莱尔夫人、布里耶纳夫人和卢森堡夫人。成百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活跃地参与各种奋斗以平均税率，防止政府浪费，组织慈善机构，停止强迫劳役。有些贵族，如波旁公爵夫人，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给予贫民。

然而，所有这些事不过是这个隐藏的事实——法国贵族已无法自己谋生——的高贵装饰罢了！许多贵族努力尽他们的传统责任，但在浪费闲散的富有贵族与经常处于饥饿的平民之间的对比，引起恨懑和责怨。很早以前，一位伟大的贵族就宣告了自己的世袭阶级的死刑。国务大臣阿尔让松（1744—1747年），1752年如此写道：

大贵族出身的人必须完全消除。大领主们使我了解那些拥有尊严、财产、教会税、官位和职务，却无赏罚也无须成长的人们，全都不伟大，而且往往毫无用处……我发觉优良猎犬的血液能遗传，但一旦堕落便完了。

就是这些富有、骄傲而往往一无是处的地主触发了这次革命。他们缅怀黎塞留以前的日子，当时他们的意旨便是法国的统治力量。法院为他们取消皇家诏令的权利辩护时，血统贵族和战功贵族与教袍贵族合并——世袭的法官——企图使国王屈服。他们向法院内呼吁自由的演说家喝彩，他们鼓励人民和小册子作家停止路易十六的专制权力。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但由于王朝权威动摇，促成1789年国民大会的可能性，它由中产阶级操纵，以掌握法国主权。贵族们为他们的坟墓掘下第一铲泥土。

农民与革命

法国55%的土地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农事由佃农完成，主人供给他们家畜、工具和种子，并往往酬以生产的半数。这些佃农普遍贫穷，因此约瑟·扬认为这个制度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毁灭”。其大半因素不在于属主的残忍，而是因为政府的鼓励太少了。

大多数的自耕农耕耘着45%的土地，由于土地太小，限制了机器的使用，他们注定贫穷。在农业技术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虽设有农业学校和示范农场，但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利用它们。约60%的自耕农，其土地少于13英亩，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这些人被迫出外受雇于大农场做劳工。1771年至1789年，农场劳工薪资提高了12%，但同时期各种物价涨高了65%或更多。路易十六时期，农业生产增加，受雇的劳工却变得更穷，并形成了乡村无产阶级，在就业萧条时成为各种乞丐和流浪汉的环生地带。拉罗什富科认为“无可怀疑的，法国境内有700万人乞求施舍，有1200万人一贫如洗”。

旅客们很可能夸大了农民的贫穷，因为他们大多只注意到表面，没有看到为躲避付税员的眼睛而隐藏的钱币和货物。人们的判断互相冲突。约瑟夫·扬发现布列塔尼那样贫穷而肮脏的地区和波恩那样繁华而光荣的地区。总而言之，1789年法国乡村的贫穷情形较英国，或永远丰足的波河河谷要差。最近的研究指出“旧王朝末期有着农业的危机”。例如，1788年至1789年，干旱和饥荒发生时，尤其在法国南部，农业损失严重，只赖政府和教会分送救济才使半数人口免于饥饿。

农民必须付钱给政府、教会和贵族，租税或土地税，整个负荷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供应了陆军步兵的全部人力。他们忍受政府垄断食盐的重压。道路、桥梁和运河靠他们的劳力维护。他们是虔诚“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很乐意付教会什一税，因为付教会税是出自慈悲的心理，而且也很少照实拿1/10。但是他们看到多数的教会税只使得教区供应一位遥远的主教，或宫廷内的一个教职懒人，或曾买未来教会税的一个俗人。路易十六减轻农民的直接税，但许多地区的间接税增加了。

农民的贫穷是革命的原因吗？它是复杂的因素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他们能呼喊要求救济，但他们直到被更宽裕的农民、中产阶级的推动者和巴黎市民的叛乱惊起以前，他们既缺少方法也没有精神组织叛乱。后来，人民智慧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军队很危险地受叛乱思想的感染，地方政府再也无法依赖凡尔赛宫的军事支援。那时，农民便成了一支反叛的力量。他们聚会，交换怨言和誓约，武装自己，攻击城堡，烧掉顽固贵族的房屋，并毁掉被引用来批准封建税的庄园名册。就是那种举动威胁全国贵族财产，恐吓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1789年8月4日）。因此，旧王朝正式结束。

工业与革命

在工业方面，革命前的景象特别复杂而模糊：第一，家庭工业，男人、妇人和孩童为提供材料和运送成品的商人工作。第二，行会，主人、技工和学徒制造手工艺货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行会一直延存至革命前，但1789年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兴起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投资。第三，资本主义的自由投资——公司自由地从各种渠道吸取资本，雇用任何人，发明并应用任何制造和分配的新方法，与所有人竞争，并将产品销至每一处。它们的组织通常很小，但种类繁多。1789年，马赛一地有38家肥皂工厂、48家制帽厂、8家玻璃厂、12家糖厂和10家制革厂。资本家曾在纺织、建筑、矿业、金属上扩大投资，通常以合股公司的方式——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很迟才接受开创英国工业革命的纺织机器，但大量的纺织机开始在阿比维尔、亚眠、兰斯、巴黎、卢维耶亚和奥尔良操作起来，里昂的丝织工业非常繁盛。建筑业兴建的大规模公寓，至今仍是法国大城市特有的面貌。造船业在南特、波尔多和马赛雇用成千名劳工。矿业则是法国工业中最进步的，政府保留所有的矿产权利，将矿区租给特权者，而且为矿主们执行一项安全法规。很多公司挖掘300英尺深的竖坑，装置昂贵的设备以通风、排水、运输，这些公司的所有者而后成了百万富翁。安岑公司（Anzin，1790年）有4000名工人、600匹马和12架蒸汽机，年产31万吨煤。铁和其他金属矿产供应了大规模冶铁工业的原料。1787年，克鲁索特（Creusot）股份有限公司聚集了1000万银币的资本以使用制造五金的最新铁器、发动风箱的蒸汽机、铁槌和穿孔机，及使用原来需要五匹马现在只需一匹马就能拉动的铁轨。

这些年中，法国人有了一些惊人的发明。1776年，亚伯恩在杜河发动一条由蒸汽机推动的两侧均有外轮的汽船，使观众颇感兴趣，那是早在富尔敦的卡尔蒙特号航遍哈得逊河前30年。1766年，卡文迪什发表氢气密度低于空气的言论，布莱克推断一个充满氢气的气囊必可升空。布莱克和蒙戈尔菲耶兄弟根据空气加热必减少密度的定理实验，1783年6月5日在靠近里昂的阿诺奈，他们将一只气球充满加热的空气，升到1600英尺高，10秒钟后空气冷却便下降。1783年8月27日，查理（Jacques-Alexandre Charles）设计的一只氢气球在巴黎30万名欢呼的观众前升空，它在15公里外的一个乡村降落时，人们以为它是从天而降的可怕的侵略者，将它撕得粉碎。10月15日，罗齐尔写下人类飞行的第一次记录，他使用一只蒙戈尔菲耶热气球在空中停留了数分钟。1785年1月7日，法国人布兰查德和一位美国医生约翰·杰弗里斯以一只气球从英国飞到法国，人们开始谈论飞到美国的计划。

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富裕。里昂的许多商店、工厂和企业忙碌着。约瑟夫·扬为波尔多的繁华而惊讶。巴黎现已成为商业而非仅仅是政治中心，它是控制法国一半的资本，即一半的经济的轴心。1789年，它有共约60万人口，那时它不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伏尔泰形容它顶多只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居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访问此地后报道：“除了宽敞、繁多的公共建筑外，任何事物都不曾使我惊奇，与此相对的，我却对几乎所有低矮、污秽而曲折的街道感到无比的愤慨。”约瑟夫·扬也有类似的报告：

九成的街道肮脏，完全没有人行道。在伦敦，散步非常愉快而干净，因此仕女们天天散步。这里对于男人而言是辛苦而劳累的，对于一位穿着整齐的妇女是不便的。大马车很多，更糟的是年轻人和他们的情人，飞快地驾驶无数单马双座车……使街道非常危险……我自己曾数次被泥土弄黑了。

在都市和城镇，劳动阶级形成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为薪资工作，使用他人的工具和材料。他们没有统计数字，但1789年，估计巴黎城市约有7.5万户或30万人。在阿比维尔城、里昂和马赛，都有相当的劳动人口。工作时间长，薪资低，巴黎法院规定工人不许成立组织。1741年至1789年，薪资提高22%，物价却上涨了65%。路易十六时代劳工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坏，曾因需要减少（1786年）或外国竞争严重，大量劳工被解雇，成为救济的重担。面包价格提高使成千的家庭濒于饥饿。1787年里昂有3万人领公家救济；1788年兰斯遭遇一场大水，2/3的居民皆陷于困窘；1791年巴黎有10万户登记为贫民。”“在巴黎，”梅西耶于1785年写道，“平民衰弱、苍白、矮小而发育不全，并与国内其他阶级显著不同。”

劳工们违抗禁令，组织团体进行罢工。1774年，里昂的丝工停止工作，声言生活所需远超过工资，而不规则的供需律使工人仅勉强糊口，雇主们则大量储藏食物，等待饥饿迫得劳工讲和。遭受挫折后，许多劳工离开里昂到其他城镇，甚至远赴瑞典、意大利，但在边境被拦截，被以武力带回家。叛乱时劳工奋起，占领市政厅，以公社建立短期的劳动阶级专制政权。政府征召军队压制叛乱，绞死两个领导人物，失败的罢工者又回到他们的商店，现在他们恨政府有如恨雇主。

1786年他们再次罢工，抗议他们即使每天工作18小时，也不能维持家庭开销，而且抱怨他们的待遇“比家里的动物还不如，因为连它们也能够维持健康和精力”。市政府同意提高工资，但禁止任何四人以上的聚会。一营炮兵负责执行此项禁令，士兵向示威者开火，数人死亡。罢工者又返回工作。不久，薪资的提高再次被取消。

18世纪下半叶，为争取生活所需而起的叛乱间歇性地发生。1752年至1768年，有6次在诺曼底。1768年，叛乱者控制了鲁昂，抢劫公共谷仓，掠走储藏物。类似的叛乱1770年又发生在兰斯，1772年在普瓦捷，1775年在第戎、凡尔赛、巴黎、蓬图瓦兹，1785年在艾克斯省，1788年和1789年又发生在巴黎。

劳动阶级或一般都市民众的贫穷，在革命的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表面上，它是一个最直接的理由。1788年至1789年，巴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叛乱，使人民狂热至甘冒生命危险抵抗军队，进攻巴士底狱。但饥饿与愤怒能产生动力，却不能产生领导力，这次叛乱很可能只要求降低面包价格。若不是较高层的领导者引导叛乱者占领巴士底狱并向凡尔赛进攻，群众仍未曾有推翻政府及取消王室、建立共和的想法。无产阶级渴望谈及自然的平等，但不妄想占领国家，它要求国家管理经济，至少稳定面包的价格——这恰是中产阶级反对的。但如此又回到旧制度，无法迈向劳工阶级控制的经济。事实是行动的时刻来临时，那由饥民推动、受演说家和推动者唤起的巴黎民众占领巴士底狱，并阻碍国民召集军队对付全民大会，但全民大会复会于法国时，由警卫保护，并谋取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产阶级与革命

18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商业阶级的兴起。它在路易十四与柯尔伯时开始繁荣，因为优良的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而获利，因为与殖民地交易而富有，它崛起于行政职位（1781年），它控制了国家财政。

但在道路和运河上，贵族或政府只有一个通行站来收取通行费，因浪费时间在货物的检查上迫使商业阶级几欲反叛。商人要求国境内自由贸易，但未确定国际上是否也如此。1786年，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鼓动，政府减轻英国纺织品和五金器具的关税以换取英国减轻法国酒、玻璃制品及其他物品的关税。一个结果是打击了法国的纺织工业，其无法与装设新机器的英国工厂竞争。里昂、鲁昂和亚眠的失业问题达到爆炸点。

然而，降低关税、增加国外贸易，充实了商人的财富。1763年至1787年，贸易额几乎加倍，至1780年已超过10亿法郎。法国的港口都市挤满了商人、船主、水手、仓库、加工厂、酿酒厂。商人阶级在未遭革命压制以前，曾在那些城镇独霸许久。

正如在英国，商业的繁荣部分来自贩卖非洲奴隶，将他们运至美国，在那里出售以耕作。1788年，法国奴隶贩子独自运了29506名黑奴至圣多米尼加，那里及瓜德罗普和马丁尼克的大部分土地和工厂属于法国投资者。多米尼加的3万名白人使用48万名奴隶。1788年，巴黎组成一个“黑奴协会”，由孔多塞领导，包括拉斐特和小米拉波，以解放奴隶，但船主和种植业主抗议。1789年，波尔多的商会宣布：“法国需要殖民地以维持它的贸易，因此需要奴隶在世界的角落从事农业生产，至少等到其他权宜之计发现为止。”

工业、殖民和其他投资都需要资本，因此银行家产生了。合股公司提供股票，政府发行公债，证券的买卖发展为投机事业，投机者收买记者散布谣言以提高或降低股票价格，内阁阁员参加投机，因此成为银行家施压或影响的对象。每次战争都使政府更加依赖资本家，并使资本家更急切地关注政府的政策与偿还债务的能力。有些银行家喜欢私人债务而不愿借给政府，但他们可以低息借钱，再以高利贷给政府，只凭账目就能增加他们的财富，假定他们判断正确，政府就还债。

总包税人（因贷款给政府而购得收取间接税权的资本家）特别富有但特别遭怨，因为大体上像贩卖税等的间接税，对于那些大部分收入用在日常所需的人是最重的负担。这些富有的佃农像爱尔维修和拉瓦西耶一样，都是很正直、有公共责任的人，对慈善业、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很大。政府认清赋税承包制的害处，便于1780年将总包税人的人数由60人减为40人，但大众仍然不满。大革命废止了税田，而拉瓦西耶在这个过程中身首离异。

因为赋税在革命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我们必须再次注意法国人繁复的税：

一、租税是土地和私人财产税。贵族因服兵役而免税，教士们因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为国家祈祷而免税，法官、高级行政官和大学教职都免税，几乎所有租税都落在第三等级的地主——大多在农民身上。二、人头税或丁税，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要承担，只有教士可免。三、二十分之一税，为所有私人不动产税。但贵族使用私人影响力或雇用律师寻找法律漏洞，以逃掉大部分此税及人头税，而教职则按时自愿付钱给政府以避免。四、每个城镇付政府一项税金（入市税），此加诸市民。五、收取间接税的有（1）运输通行税；（2）出入口税；（3）消费税：葡萄酒、酒类、肥皂、皮革、铁、游戏用纸牌，等等。六、烟草、盐由政府专卖。每人每年必须向政府购买规定的最低量的盐，价格由政府规定，总高于市价。此盐的税金（盐税）是农人的主要困扰之一。七、农民付税以代替劳役。平均第三等级每人得付出收入的42%至53%缴税。

如果我们将商人、制造商、资本家、投资家、工程师、科学家、小官吏、出纳员、贸易商、化学家、艺术家、书商、教师、作家、医生和登记的律师与法官合称为中产阶级，我们便能了解为什么至1789年，它已成为国内最富裕、最有力的部分。它与贵族拥有同样多的乡村土地，它只要买下一块贵族封地，或一个国王许多秘书之一的职位，便可得到贵族资格。贵族因怠惰、浪费和身体衰败而减少人数和财产，教士们因为科学、哲学、都市享乐生活、法典等兴起而丧失其领土时，中产阶级却因工业技术、商业和资本的发展而增加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他们的制品或舶来品充满了小店铺或储藏室，繁华的程度使巴黎、里昂、兰斯或波尔多的外国访客惊讶。战争使政府崩溃，却使中产阶级更富有，因为他们供应运输和物资。这种增长的繁荣几陷于城镇，与农民和无产阶级隔绝，而以商人和资本家最为显著。1789年，40位法国商人共有财产6000万法郎，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位银行家积蓄达1亿法郎。

革命的根本因素是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之间的悬殊，是中产阶级制造和拥有财富上的重要性与政府权力上的被排斥。中产阶级确知它的能力与所遭受的轻视，它困扰于社会的排挤和贵族的轻侮——如显赫的罗兰夫人受邀留在一个贵族家庭进餐，却发现她被安排到佣人房。它眼见贵族剥取国库作为奢侈的费用和飨宴，却拒绝将政治、军事职位或升级机会给予那些真正以其创意的投资发展了法国经济、并以他们的积蓄支持国库的人。它看到教士们吸取国家岁入的1/3以维护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中古、幼稚的神学。

中产阶级并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他们绝不希望民主政治，但他们希求立宪政府，使各个阶级的才智之士能被推出来负责立法、行政和国策。他们要求解除政府或行会对工业和商业的限制，但他们不反对政府的补助金及农民和市民的支持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利益。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中产阶级利用农民的不满破坏封建制度，用市民的不满缓冲国王的军队，因而倾覆贵族和教士。革命的两年后，至高的立宪大会废止封建制度，没收教会财产，为商业组织立法，但禁止工人有任何组织或聚会（1791年6月14日）。

资本家立刻感到事态不妙而大为惊恐，因为曾向他们借贷许多钱财的政府可能宣告破产——如亨利四世以来它曾有过完全或部分的破产共56次。公债所有人对路易十六失去信心，为政府企业工作的承包商不能确保他们的薪水或它发下时的价值。所有商人都觉得避免国家破产的唯一办法（后来证实了）是各个阶级完全税制，尤其是对教会积蓄的财富征税。路易十六唯恐失去他已动摇的王位，犹豫是否将租税扩征于特权阶级时，公债债主几乎在无意识中放弃了他们一贯保守的原则，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这次革命不归因于农人们有耐性的贫穷，而是中产阶级危险的财富。

力量的聚集

所有这些革命的力量属于观念的影响，并可用来掩盖平息欲望。除了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宣传外，还有遍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继承并发展前代人莫利、马布利、兰盖解释的社会主义。布里索的《深究财产权的哲学含义》（1780年）、普鲁东的《财产来自窃取》（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更早讨论到私人财富是盗自公众的货物。法律是“强者对付弱者、富者对付贫者的一项阴谋”。后来布里索为他在早期的书中像一个学童般激动而道歉，他成了吉伦特党人的领导者，而且因为温和而上了断头台（1793年）。

1789年，攻下巴士底狱后不久，F.布瓦塞尔出版了一本《人类的问答》，完全走向共产主义。所有的罪恶都由于“图利、杀人及违反社会的阶级，他们曾管理、毒化并摧毁人类直到现在”。强者奴役了弱者，并设立法律控制他们。财产、婚姻和宗教的发明使篡夺、暴力和欺诈合法，因而一小撮人拥有土地，大多数人却在饥饿和寒冷中生活。婚姻是女子自私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拥有他所需要之外的，任何超出之物都应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有钱的懒人应工作或停止大吃大喝。修道院应改为学校。

这些激进分子中最有趣、影响最深的是巴贝夫，他为贵族和教士们完成封建义务服务后，向阿拉斯学院建议（1787年3月21日）设置一项有奖征文：“以目前已有的知识，什么情况下人类的社会本能达到他们之间完全平等？什么地方一切都是公用的？”学院没有回答，巴贝夫如他后来自称在1787年7月8日的一封信中，解释人类生而平等，在自然的国家里一切公用，所有后期历史都是退化、欺诈。革命期间，他召集许多同志，正要发动一场叛变反抗执政团，被跟踪他的密探逮捕并被判死刑（1797年）。

这些想法在酿成革命的过程中只占微小的部分。1789年，从法国各地送到三级会议的诉苦状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情绪的迹象，也没有涉及攻击私人财产或专制。中产阶级控制了局势。

互助会是革命的一个因素吗？我们曾注意过这个秘密社团在英国兴起（1717年）及它首次出现于法国（1734年）。它快速传遍欧洲，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都喜爱它，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禁止教职人员或俗世政府参加或帮助互助会（1738年），但巴黎法院拒绝承认这个敕令，因此剥夺了它在法国的法律效力。1789年，巴黎有629个互助会支会，每个支会通常有50到100位会员，包括许多贵族、一些教士、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和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1760年爱尔维修创立科学分会，1770年天文学家拉兰德推展为“九姐妹”分会（九姐妹即九位缪斯）。聚集了贝托莱、富兰克林、孔多塞、拉罗什富科、格勒兹、霍顿及后来的谢耶斯、布里索、德穆兰和丹东。

理论上，互助会会员排斥“无神的怀疑论者”和“愚蠢的无神论者”，每个会员必须声称信仰“宇宙的大建筑师”，它需要进一步的宗教教条，因此大致上互助会的理论限于自然神论。他们对驱逐犹太人离开法国的运动有明显的影响。他们宣言旨在建立一个秘密的国际兄弟会，以集会和仪式使人类基于友谊而结合起来，宣誓互相帮助、宗教容忍和政治改革。路易十六时代，他们活跃地参与政治，几个贵族会员——拉斐特、小米拉波、大米拉波、诺瓦耶子爵、利昂库特公爵、奥尔良公爵——成为全民大会的自由派领导者。

最后便是明确的政治团体。首先组成英国的形式——进食、谈话和阅读——1784年，他们便成为半革命性辩论的中心。有人说：“他们大声演讲而且毫无忌惮地谈论人类权利、自由和利益及地位不平等的大荒谬。”三级会议开会后，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它很快地扩充会员以包容非布列塔尼人如米拉波、谢耶斯和罗伯斯庇尔。1789年10月，它的总部搬往巴黎，变成雅各宾派。

因此，正如历史上多数的关键性事件，100个相异的因素汇成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因则是中产阶级人数、教育、财富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发展。他们要求与他们对国家、政府财政上种种贡献相对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他们担忧，唯恐国库宣告破产使政府公债失去价值。次于这个因素而作为助力和威吓力的是百万贫穷的农民，他们渴求摆脱租金、税款和教会税。另有几百万农民已坚强得足以对抗庄园主、总包税人、主教和军团，而且有组织的城市群众不满于面包的供应受操纵及历史性通货膨胀循环中的薪资落后于物价。

除此，还有一些混乱的辅助因素，宫廷奢侈的浪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由于长期与法院和贵族争斗而使王室衰弱，缺乏政治性机构以使怨懑能够合法而建设性地表达出来，市民受到学校、书本、沙龙、科学、哲学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敏锐，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加上路易十六时代印刷检查制度崩溃，由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雷莱、莫雷利、马布利、兰盖、大米拉波、杜尔哥、孔多塞、博马舍、小米拉波及成千其他作家传播的改革或革命的思想，数量、光辉和力量都是空前的，他们的宣传渗入农民以外各个阶级，军队的兵营、修道院的密室、贵族的宫殿、王室的前厅。加上基督教信仰悲剧性地降低，它曾经维护现状和国王的神圣权力，宣扬服从和依顺的美德，而在政府无力负担扩增的工作经费时，它却蕴集了可羡的财富。加上“自然法则”信仰的广播，它要求人类公平对待任何理性动物，不论出生、肤色、种族或阶级，共处于一个壮观的“自然国度”。在这个国度中全人类平等、善良而自由，但人类已离开此间而堕落，这是因为发展私人财产、战争和固定阶级的法律的缘故。加上律师和演说家的兴起和繁衍，可护卫或攻击现状，唤起并组织公共情绪。此外还有繁多而狂热的小册子作家、政治团体的秘密活动，以及奥尔良公爵欲夺法国王位的野心。

将所有这些因素集中于这个王朝，其国王温和而仁慈、柔弱而犹豫，受困于四周混乱的事件和内心矛盾的动机，所统治的人民却几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民族更敏锐地感到痛苦，感情更丰富，易冲动且富幻想力。只需要一些比思想更能深刻激发人类本能的事件，便能将这些力量结合并煽动成为一股分裂的爆炸力量。也许那就是1788年的干旱和饥馑，及1788年至1789年的酷寒。1781年，吉拉尔丹这样断言：“只有饥饿会造成这种大革命。”乡村、城市和巴黎的饥饿强烈得足以使群众推翻传统、敬意和畏惧，而且成为饱食者追求利益与智慧的工具。法律、风俗与怜悯崩溃，革命于是发生。

第十二章　政治的溃乱（1783—1789）

钻石项链（1785）

1783年6月，费尔桑为美国作战英勇，并在约克敦博得美誉后，返回法国。他发现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仍然如3年前离开她时那样妩媚迷人，甚至1787年她已年届32岁时，约瑟夫·扬仍认为她是他那天在宫中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欣然地附议了古斯塔夫三世的要求，请路易十六选派出法军中英俊潇洒的皇家瑞典军团的费尔桑上校——那将使他有充裕的时间留在凡尔赛。费尔桑向他妹妹索菲亚承认：他爱上了王后，而他相信他的爱必将获得回报。当然，她对他也感觉到一股温馨的爱意。在以后8年中，国王离开法国、他勇敢地试着去得到她，他们开始传递情书。然而不久，她应索菲亚的邀请来了，并与他咫尺相隔，这使他更下定决心要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内，保有她对他的感情。一首流行于民间的歌谣，毫无疑问地肯定了她的罪行：

你知道

一个戴绿帽的丈夫，一个私生子，

和一个淫妇吗？

看看国王，皇后，

和太子先生吧！

塞居尔为此事下了结论：“她失去了名誉，却保留了其特长。”

1785年3月25日，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路易·查理。国王高兴至极，将他由奥尔良公爵处以600万银币购得的圣克劳德宫送给她。这座宫殿相当奢华，因而巴黎给这位王后取了绰号“不足夫人”（Madame Deficit）。她运用她的权势影响其夫对阁员、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她试着改变他对“与奥地利联盟”的嫌恶心理，但她失败了。而她的努力更增加了人民对她的反感。

只有在公众敌意的背景下对王后进行审视，我们才能了解钻石项链这个故事给予的这些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个“项链”有它的可疑处：一串有647颗钻石的项链，重2800克拉，由查理·伯默尔和保罗·巴桑吉这两位宫廷珠宝商自半个世界外购得，为杜巴利夫人镶成一条项链，他们确定路易十五会为她买下。但路易十五驾崩了，现在，还有谁会去买这么一件昂贵的首饰呢？珠宝商愿以160万利维尔卖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但她觉得太贵而拒绝了。此时，洛汗首席红衣主教路易·雷恩·爱德华初露头角。

他是法国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的成员。据说，每年收入有120万利维尔。1760年，他接受圣职成为祭司，被选派为其叔父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的助手。1770年，玛丽·安托瓦内特首次来到法国时，他即以此资格正式欢迎她。他发现斯特拉斯堡不足以施展他的野心，因此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反对奥地利和法国王后的党派。1771年，路易十六派他赴维也纳，以特使的身份去探察奥地利瓜分波兰的策略。但所举行的过分奢华的宴会及散布中伤新法国太子的谣言激怒了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路易十六只好将他召回巴黎，有势力的王族又诱劝国王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放赈者——王室救济品的主要支付者（1777年）。一年后，这位英俊浪荡的祭司被提升为红衣主教，1779年登上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的宝座。在那里，他遇见了凯格利欧斯特若，而且着了魔似的，他竟相信了这个骗子的神奇权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晋升了这么高的位置，他觉得他似乎应该设法成为路易十六的首相，只要他愿意为这些年来他与王后的敌对做个补偿。

在巴黎，他的情妇是小巧迷人的莫特—维拉斯夫人。珍妮·维拉斯是法国亨利二世一个情妇的后裔。她的家族丧失了财产，珍妮被迫沦落到街上乞食。1775年，政府终于承认了她的皇室血统，并支付她800法郎的年金。1780年，她嫁给安东尼·莫特——一个有着风流嗜好的武官。他在他的收入方面欺骗了她。他们的婚姻正如她表白的，只是饥与渴的结合。他将珍妮的全部收入据为己有。于是，她跑到巴黎和凡尔赛一带制造纷乱，以她所谓的“健康、年轻的气息（男人称此为‘光辉’）和一种异常活泼的个性”作为征服的武器。为了成为红衣主教的情妇（1784年），她装着与宫廷极为亲密，并企图取得王后对他的计划的许可，她雇用维莱仿造王后的手笔，写情书给他。最后，她答应安排一次会面。她训练了一个娼妓“男爵夫人”奥利瓦扮演王后。在凡尔赛的“维纳斯小树林”（Grove of Venus），一个黑夜里，他首次会见了这位妇人，误认为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吻她的脚，并从她手中接过一朵玫瑰作为定情的信物（1784年8月）。

现在，莫特夫人着手进行一项更无耻的计划，如果成功了，将使她的贫穷告一终结。她伪造了一封来自王后的信，授权红衣主教以她的名义购买这串项链。他把信交给伯默尔，伯默尔答应把珠宝让给他（1785年1月24日），而他立据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清160万法郎。洛汗红衣主教将宝石拿给珍妮，并依她的请求，将钻石项链转移给一个确信是代表王后的人。进一步的故事是无法断定的，显然，它们被年轻的莫特“伯爵”带往英国，然后分拆开卖掉了。

查理·伯默尔将项链的账单拿给王后，王后却回答说她从未订过这东西，也未以她的名义写这信。第一次分期付款到期时（1785年7月30日），红衣主教只付了该期账单40万法郎中的3万法郎。伯默尔将此事诉诸国王的家务大臣布勒特伊，布勒特伊再禀呈国王。路易召来红衣主教，请他解释其所为之事。红衣主教呈阅了一些自认为是来自王后的信件，国王立即认出来它是伪造的。“这个，”他说，“不是王后的手笔，这个签名甚至不合规格。”于是他怀疑红衣主教和一些王后的敌对党企图损毁她的名誉。国王将红衣主教下至巴士底狱（8月15日），并命卫士搜寻莫特夫人。这时她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流亡，但终被捕，也被送入巴士底狱。同时被捕的还有“男爵夫人”奥利瓦、维莱和凯格利欧斯特若——他被误疑策划这一阴谋，事实上，他已尽力阻止它。

路易相信，一次公开的审判有助于让大众信服王后是无辜的。于是，他将这一案件提交他的敌人巴黎法院审判。在法国，此审判是18世纪“最轰动的审判”，正如3年后发生在英国的华伦·黑斯廷斯案件。议会的审判于1786年5月31日宣布：红衣主教被判无罪，因为他的被骗甚于骗人。但国王革了他的官职，并将他放逐到蔡斯—杜修道院。两个共谋者接到下狱的判决，凯格利欧斯特若则被释放。莫特夫人在巴黎法院前面的广场被当众剥去衣服鞭打。她被冠上“V”（voleuse，即小偷）的污名，终身监禁在声名狼藉的沙尔匹崔尔女子监狱。在一年监禁后，她逃到伦敦投奔其夫，并写了一本自传解释每件事。她卒于1791年。

巴黎的贵族和人民因红衣主教的被释而欢欣，他们责怪王后带来了这场公众审判的官司。一般的反应是她对珠宝的特殊嗜好，可为红衣主教相信那些伪造信辩解。谣言也因此控告她是他的情妇，虽然她在他被捕以前，已经有10年没见过他了。再一次，她保留了她的特长，却苦于名誉的受损。“王后的死，”拿破仑说，“从‘钻石项链之审’就已经定下了。”

卡洛纳（1783—1787）

1783年11月10日，国王任命卡洛纳为财政大臣。卡洛纳曾任梅斯及里尔两地之督办，颇为成功。他以一种吸引人的态度、愉悦的精神和金钱上的技巧，赢得了名声——虽然，他本人正如需要他去拯救的政府一样，对债务是一筹莫展的。他发现国库中仅存36万法郎，以支应6.46亿流通的债务，而这笔债一年增加5000万法郎。如内克使用过的同一手法，他决定代之以附加的税收，为了避免此举带来经济的混乱和萧条，他发行了一种彩票，以10亿利维尔买进。他求援于教会，以镇压博马舍再版的伏尔泰作品的承诺，换得了1.8亿利维尔的赏金。他重新铸造了金币，为国库赚得5000万的利益，又从银行家手中借来1.25亿，希望刺激商业。他拨了一大笔款子作为都市卫生设施及道路、运河、码头的改进之用，勒阿弗尔、敦刻尔克、迪耶普和罗谢利深受其惠。瑟堡的大船坞也开始兴建了。理论上讲，政府必须经常维持繁华的现状。他迅速地将公债分配给朝臣，并丝毫没有质疑国王的兄弟和王后的开支，国王自己却侮辱了这番好意，他允许将王室家务的开销，由1775年的460万利维尔遽升到1787年的620万。

卡洛纳的钱花得愈多，借的也愈多，而借的愈多，所须付出的利息也就愈多。1786年8月，他向这位昏乱的国王承认：所有的权宜手段都已用尽了，而国家的债务和一年的亏欠又比以往增加了，只有在贵族和教会身上加税，才能把政府由财政困厄中解救出来。他知道巴黎法院现在正明目张胆地与有武力的贵族联合，将会反对此项提议，他建议召来一些知名之士——由他在全法国三个阶层中选出——到凡尔赛来，就解救国家财政之事加以磋商。国王同意了。

名士会议（the Assembly of Notables）于1787年2月22日召开，包括：46位贵族、11位教会人员、12位皇家会议人员、38位法官、12位来自特权阶级和25位内政官员，一共144人。卡洛纳以一份勇敢的坦白，向他们陈述弊病——那是深植于历史和偏见中的——必须被除去，因为“它们涉及了大部分的生产和劳工阶级”，他痛责津贴的普遍不均，及“属于同一君王之下，不同省份和臣民之捐的巨大不均衡”。他所说的计划比杜尔哥的更激进，他将它们展示出来，仿佛已被国王赞同，假使它被接受，则革命即可被阻止。这些计划当中，一些来自杜尔哥时已为名士们接受的：盐税的减少、国内贸易通行税的废除、谷类自由贸易的恢复、省议会的建立、封建苦役的结束。但他对一项新设而一般性的土地税的要求被拒绝了，贵族和教会人员争论道：“土地补助需要对所有土地测量及全部地主的户口调查，这在法国需要一年的时间，对时下的危机毫无裨益。”

卡洛纳以公开演说的方式呼吁人民，而贵族和教会对此项公众意见的结果不感兴趣。大会并以查询国家岁入的总数，及他任期内的支出经费来报复卡洛纳。卡洛纳拒绝服从，他知道阴谋的泄露和这笔开销将会毁掉他。大会坚持支出的经费较税制的修改更为必要。进一步地，大会问及了它对建立一项新税制的权威性，而此权威只属于三级会议——自1614年起，此会议即未召开。

拉斐特——名士之一 ——认同卡洛纳的大部分计划，但对他不信任。他控告卡洛纳瞒着国王贩卖王室土地。卡洛纳要他提出证据，拉斐特便予以证实。路易十六憎恶卡洛纳凌驾于政府之上，直接诉诸人民；而且从一连串被揭发的事件中，他知道了卡洛纳在财政上对他的蒙蔽。同时，他看出了只要卡洛纳掌大权，他即无法与名士们取得协调。所以，卡洛纳要求将批评他的布鲁特尔——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免职时，玛丽反而劝国王将卡洛纳免掉。国王早已厌烦了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也就接受了她的劝告（1787年4月8日）。卡洛纳得悉巴黎法院正计划调查他的施政及私人事务，便逃亡到英国。4月23日，路易以允诺“公开官方经济及国家财政”，与名士寻求妥协。5月1日，在王后的再度建议下，他指派了一位名士任财政会议主席。

布里耶纳（1787—1788）

他是图卢兹的大主教，却以自由思想家闻名于世，所以哲学家皆为他的得权而欢呼。6年前，他被推荐继承大都市主教区的克里斯托夫时，路易十六就力言：“至少，我们必须有一个信神的巴黎主教。”他任财务大臣时，他有一个最令自己满意的妙计：使他转任桑斯的大主教，那里比图卢兹要富庶得多。他说服名士们支持他一项贷款8000万法郎的计划，但他要求同意新土地税时，他们又希望剥夺他的威权。目睹了名士们再也无所作为时，路易很礼貌地把他们都解职了（1787年5月25日）。

布里耶纳缩减各部门的经费，企图挽救经济，部长们反对，但国王没有支持他的大臣。路易将家用开支减少了100万法郎，王后也接受了类似的缩减（8月11日）。布里耶纳有勇气拒绝宫廷、王后的朋友和国王的兄弟们的财政要求，以他的声誉成就了一个勉强的法务院（1788年1月），以对抗大多数他的主教伙伴们的反对，皇家敕令终于将公民权利伸展至新教徒了。

他不幸于此时——农作物歉收，英国输入品的竞争，已形成一种经济繁荣期中退却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得权。1787年8月，巴黎的饥民叫嚣着革命的口号，并焚毁了一些大臣的肖像。“每个人都觉得，”约瑟夫·扬于10月13日写道，“大主教似乎无法为国家目前的情况推卸责任……某些意外将发生，破产即将到来，一点儿都不稀奇。”到了第17天：“一种思想弥漫着整个群众，那就是，他们正处于政府内一些大革命的前夕……一个大骚动存于人们的行列中，他们期望着一些改变……一股‘自由’的强烈影响力，从美国革命后，时刻都在增长着。”

卡洛纳和布里耶纳主张的改革也为国王接受，却仍未被法院登记承认为法律。巴黎法院同意谷类的贸易自由及将封建苦役改为金钱偿付，但拒绝承认一项印花税。1787年7月19日，一项声明呈交路易十六：“国家，由三级会议代表，只有认可的权利，对于国王而言，这些资源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巴黎民众认可了此项声明，他们忘记了三级会议——就像在法国历史上我们所了解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因为有利于特权阶级，而占着极重的分量。骑士贵族们并没有忘记这点，他们也承认了这项声明。此后，将他们自己与法务院、法律贵族联结在准备法国大革命的贵族革命中。路易对三级会议的召开犹豫着，担心它因主张立法权利而终止了波旁王朝专制的制度。

1787年8月，他交给法务院一项敕令，有关全国各阶层必须要交纳的一种税收。法务院拒绝承认，路易于是召集会员到凡尔赛的法院底层，命令他们登记注册。这些会员返回巴黎后，宣布该注册无效，并重新要求三级会议。国王将他们放逐到特鲁瓦（8月14日），各省法务院群起反抗。骚乱在巴黎爆发开来，布里耶纳和国王只好让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法务院再度被召回了（9月24日）。

法务院拒绝承认布里耶纳的建议而提高1.2亿利维尔的贷款时，冲突又起了。国王召开了法务院中的“皇家法庭”（1787年11月11日），在此会中，大臣们提出注册这项方案，法院仍然拒绝。此时，奥尔良公爵叫道：“陛下！这是违法的！”路易大发脾气地回答道：“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要它这样，所以它就是合法的。”——这明显地表示了专制制度。他命令注册此项敕令，它被执行了，但他一离开会堂，法务院立刻取消了该项注册。得知这个消息后，路易将奥尔良公爵放逐到维拉斯—柯特瑞茨，并将两名法官囚入巴士底狱（11月20日）。为了抗议这些和其他未经审议的逮捕，法务院呈递给国王一个“忠告”（1788年3月11日），内容足以取悦贵族和民众，如：“专横的法令，违反了固有的权利……国王们以征服或法律来统治……国家向陛下要求一个国王所能给予他的臣民的最大好处——自由。”

内阁想以公布政府的岁入和支出作为让步，来安抚法务院，然而因此透露的1.6亿利维尔的亏空，使问题更加恶化。银行家拒绝借钱给国家，除非法务院承认这项贷款，而法务院立誓否认它。1788年5月3日，法务院发布了一项《权利宣言》，提醒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法国是一个“由国王依照法律统治的君主政体”。在皇家敕令成为法律以前，法院绝不放弃它固有的权利而率先承认它们。在朝廷一片混乱和民间愤怒的抗议中，阁员们下令逮捕两位法务院领导者埃普雷梅尼尔和戈斯拉德（5月4日）。5月8日，布里耶纳宣布政府的意思——建立新法庭，以帕莱尼尔法庭为首。此后，它将成为唯一有权注册皇家敕令的机构，法务院被拘限为仅能处理司法案件，而整个法国法律都将重建。同时，巴黎法务院被迫“休会”——事实上，延宕其运作。

于是，法务院诉诸贵族、教会和各省法务院，他们一致予以支持。公爵和教士们都为国王的取消法务院的传统权利而抗议。一个教士会议（6月15日）责备新的全民法庭（Plenary Court），将它的“免费礼物”由过去平均的1200万利维尔减至180万利维尔，并拒绝任何进一步的支援，直到法务院重新召开为止。接着，各省法务院群起而效之——波城（Pau，贝尔恩首府）法务院宣布：凡巴黎法务院拒绝的敕令，此地不予注册。武力因此威胁到法官时，人民起而保护他们。鲁昂法务院斥责国王的阁员们是卖国贼。所有使用新法庭的人，即失去法律上的权利。雷恩（布列塔尼首府）法务院也发布了类似的法令。政府派兵斥逐它时，立即遇上了当地贵族的武装侍从。在格勒诺布尔（多芬首府），军队司令宣布一项皇家敕令、解散该地法务院时，城镇平民，加上由警钟召来的农民们，从屋顶上以砖瓦投掷抵抗的军队，并强迫指挥官——此刻，他正受着被吊在灯架上的痛苦——收回国王的敕令（1787年6月7日，“砖瓦之日”）。然而，法官们遵从了王室的命令，受到放逐。

格勒诺布尔的群众以其反应书写了历史。贵族、教士和民众决心在7月21日的一个集会中重建多芬的地位。自从第三等级取得胜利后，其代表被允许与其他两种人平等地联合在一起。大家同意，在新会议中，应照个人而非阶级投票。这开了它在全国三级会议组织中扮演一个角色的先例。因为格勒诺布尔的集会被禁止了，多芬的第三等级改在数里外的维吉利举行。在一位年轻律师让·约瑟夫·穆尼耶和一位青年演说家安东尼·巴纳夫的领导下，500名代表起草了几项决议（1788年8月）：维持法院的注册数，废除拘捕委任状，召开三级会议，并保证除非三级会议同意，决不增加新税。全省公然反抗国王，事实上，它已赞成了君主立宪政体，这只是法国大革命的序曲而已。

在几乎是全国反抗皇室威权的斗争中，国王投降了，他决定召开三级议会。但是，自最后一次开会起，迄今已174年了，而第三等级的兴起也使旧程序不合时宜。路易十六向人民发布一项特别的恳求，以作为皇家会议的一个规则：

陛下将致力接近早期的诉讼手续，但它们无法被决定时，他希望以确知他的臣民们的意向来补偿这个不足……依照国王决定的指示：关于上述事件，所有可能的探索，在每一省的所有托管处，皆已具备了。这些调查的结果，将转到省社团及议会……他们将轮流向陛下报告他们的愿望……陛下邀请了所有学者和知识分子……就现行法令中有关事务的所有消息和实录，去指导执印大臣。

8月8日，路易召集了法国三个阶层推派的代表到三级会议——它将于1789年5月1日，在凡尔赛宫开会。同一天，他中止了帕莱尼尔法庭，它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8月16日，政府宣布并实际承认了它的破产，直到1789年12月31日，政府所负的责任不是在金钱方面，而主要是在舆论方面。8月25日，巴黎民众焚毁布里耶纳的肖像时，布里耶纳身负恩宠与财富，辞官告退了。他隐退到他在桑斯的富有的主教辖区内。1794年，他自杀于此地。

内克再当大任（1788—1789）

国王无奈之下要求内克重返政府（8月25日）。现在，他拥有国家部长的名衔和皇家会议中的席位。每个人，从王后、教士到银行家、民众，都为他的再任喝彩。群众聚集在凡尔赛宫的庭院欢迎他，他走出来，告诉他们：“是的，孩子们，我回来了，我回来缓和你们的痛苦。”同时，他自己也哭了。

政府内部、民间、行政系统和群众的紊乱，几乎造成政治的崩溃。内克所能做的最好的举动，就是维持它的稳固，直到三级会议召开。正如一个重建信心的手势，他将其私人的200万法郎注入国库，并抵押了他个人的财产，作为国家债务的部分担保。他取消了8月16日的声明，要求持有公债者以接受证券代替接受钱币。政府的公债在市场上提高了30%，而银行家借给国库足够的款子，以度过当年的危机。

在内克的劝告下，国王再度召集最高法务院（9月23日）。法务院为此胜利而得意忘形，犯了一个大错，宣布：即将召开的三级议会，其运作方式仍本着1614年的形式区分阶级的座位，并以阶级为单位投票——那将自动地缩减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变得无能。一般民众相信，法院的主张会协助自由抵抗暴力。他们了解的自由，与两层特权阶级的意愿相同，即压制国王。现在，法院因加入了封建制度的一方而丧失了有权利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此后，中止了它为实现某些事业的代理人的资格。贵族革命已经显示了它的极限和没落，现在，中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内克的工作因为1788年的大旱而益发艰苦，后来，旱灾虽为一场大冰雹终结，却因此毁灭了那些早受摧残的农作物。1788年与1789年之交的冬天，是法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在巴黎，气温降至零下18度。塞纳河从巴黎到勒阿弗尔全冻结了。每磅面包价格从1788年8月的9苏，上涨到1789年2月的14苏。上层阶级的人尽其所能地赈济贫民。一些贵族，如奥尔良公爵，花了不计其数的利维尔，供给穷人们的饮食和取暖；大主教捐了40万利维尔；一家修道院每天救济1200人，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内克禁止输出谷类，而输入金额高达7亿利维尔。于是，饥饿被阻止了，但归还债务的工作落到其继承者或三级会议身上。

同时，他不顾有权势的贵族们反对，说服国王，于1788年12月27日公布：在即将来临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必须和其他两个阶级代表的总和相等。1789年6月24日，他向全国各地区发出邀请，请他们选举代表。在第三等级，每个24岁以上付了任何一种税的法国人，都可以有资格——甚至被迫——投票。如此一来，所有从业者、商人、公会会员，事实上，除了依赖救济过活和赤贫的劳工以外，都有了投票权。合格的候补者组成了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本区的代表。在第一阶级，每位牧师或副牧师，每个修道院或僧院，选举一个本地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都可以参加会议，由这个会议再选举一位教会的代表到三级会议去。在第二阶级，每个24岁以上的贵族，都自动成为选举委员会的一分子，再由此会议选举一位本地区贵族的代表。在巴黎，只有缴付了6利维尔或更多利维尔的人头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这里，大部分劳动阶级被剔除了。

每一阶层的每个选举会议，都由政府邀请起草一部《怨懑公报》（Cahier des Plaintes et Doléances）——诉讼及不满的陈述——作为代表的导引。在各省的公报中，地区的公报都被略言为每一阶级：它们全部或大部分被引荐给国王。所有阶级联合起来的“公报”，一致反对专制，要求君主立宪政体——在此政体中，国王及其大臣的权利将受到法律的限制，一个普选产生的会议定期开会，并规定：只有该会议有权制定新税和承认新法律。几乎所有代表都被通知不支持政府的公债，直到制定一部宪法。各个阶级抨击政府财政的不当、间接税、王室权力的过度膨胀——正如“怨懑公报”所刊的一样，他们一致要求陪审制度、通讯保密和法律的改革。他们也要求自由，但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贵族们要求恢复他们在黎塞留时代以前的权利，教士和中产阶级们要求在阶级斗争中的自由，农民们则要求从繁捐和封建税中解放出来。原则上，他们都接受所有财产一律同税。全体代表都表示对国王忠诚，但无人提到他的“神圣的统治权”。在一般民众心中，它已经作古了。

贵族的“公报”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每一阶级分别开会，并以阶级为单位投票。教会的“报告”拒绝答应，并要求取消最近许给新教徒的公民权。一些“公报”要求大部分什一税留给教区。在教阶制度中，所有僧侣皆可晋见较高级的教会人士。几乎所有教会的“公报”都为当时艺术、文学、戏剧的伤风败俗而悲痛，他们将此堕落归罪于新闻的过度自由，他们还要求天主教教会对教育有专利权。

第三等级的“公报”，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自耕农的意见：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和运输税，要求所有职位开放给各个阶级有才能的人，责备教会的财产及僧侣们的无谓浪费。一份“公报”建议：要应付国库的亏空，必须卖掉教会的土地，收取他们的租金。还有的则主张教会财产充公。许多人抱怨贵族的动物和狩猎，使他们的田地荒芜。他们要求：全民自由教育，改革医院和牢狱，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买卖。一份典型的农民“公报”言道：“我们是王位的主要支柱，军队的真正支持者……我们成为别人财富的来源，然而我们自己仍处于贫穷。”

总之，这次三级会议的选举，在法国历史上是值得骄傲和光荣的事件。在一个短时间内，波旁王朝的法国几乎成了民主国家。这是一项很理想的投票，在如此异常的运作上，并不如一般预料的那样混乱。大致而言，它较以后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的选举更免于腐败。就我们所知，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发出过如此广泛的邀请，请它的人民依照程序来指导它，其中包含了他们的怨言和渴望。这些“公报”联合起来后，给了政府一个较它以前拥有的更完整情况的见解。现在，法国有了政治改进的材料。现在，法国选择了来自各个阶层的精英，去和一位已经有志于革新的国王会晤。所有的法国人都对这些人充满希望，他们来自国家的每个角落，正步向巴黎和凡尔赛。

米拉波

他们之中，有一个由艾克斯省和马赛民众选出的贵族：加比瑞尔·米拉波伯爵。他以其特殊、卓著的荣誉而著称，长得丑陋，却吸引人。从他抵达巴黎（1789年4月）到他早逝（1791年）期间，他成为大革命的主要人物。

我们褒扬他的父亲大米拉波侯爵是一个重农主义者和“人类之友”——除了其妻与孩子之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朋友。沃韦纳格描述这位“人类之友”，“有海一般的热情和忧郁的个性，但比海更高贵、更好动，对享乐、知识和荣誉有着最高贵的渴望”。大米拉波侯爵承认这些，并加上“缺德是他的第二天性”。28岁那年，他决心寻找一位妻子。他找到了玛丽·维森，他从未见过她，但知道她是一笔巨款的继承者。与她结婚后，他发现她是一个懒散、无能的悍妇。11年内，她给了他11个孩子，但只有5个在幼年时活了下来。1760年，侯爵因写了一些煽动民变的作品而被捕入万森堡，一星期后被释放。1762年，她离开了他，回娘家去了。

长子加比瑞尔在家庭变故中成长起来了。他的一个祖母死于精神错乱，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是偶发性疯狂症的患者。加比瑞尔在一连串灾祸的打击下没有发疯，真可说是一个奇迹。他出生时就有两颗牙齿，好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警告。3岁那年，他染上天花，使他的脸留下了疤痕，像战场一样可怖。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好争论、任性的男孩子，他的父亲也是精力充沛、好争论、任性，时常打他，造成了他心中对他的那份“孝顺的恨意”。15岁那年（1764年），侯爵很高兴地将他送到巴黎的一所军事学校。在那里，加比瑞尔学了数学、德文、英文，他读得十分努力，完全沉浸在追求成就的热心上。他读了伏尔泰的书，丢弃了宗教。他读了卢梭的著作，学得了为民众着想。在军队中，他和司令部的女主人偷情，进行了一场决斗，参加了法国入侵科西嘉的战争，因勇敢赢得了赞扬。一时间，也得到了他父亲的爱。

23岁那年，他结了婚，很明显是为了金钱。艾米莉·马里纳克是50万法郎的继承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她找了一个情夫。他发现她的不贞，但并未宣扬出去，他原谅了她。后来，他与维伦纽夫争吵，他在维伦纽夫身后折断了一把伞，因此被控蓄意谋杀。为了帮他逃避逮捕，他父亲取得了一份拘捕令。依此，加比瑞尔被迫监禁在离开马赛的一个小岛上的艾弗堡。他请求他的妻子伴随他，她拒绝了，他们交换了一些使彼此伤感情的信，直到他说“永远地再见了”（1774年12月14日）。同时，他以偶尔与城堡司令官的妻子同眠，来保持温暖。

1775年5月，他父亲设法将他转到靠近蓬塔利耶和瑞士边境、监视比较松的侏罗堡。狱吏莫里斯邀他参加一个宴会。在那里，他遇见了索菲亚·鲁菲，她是70岁老翁蒙尼耶侯爵19岁的妻子。她发现加比瑞尔比她丈夫更令她满意，他相貌平常，头发柔软，鼻子巨大，眼睛里燃烧着火焰，而他的脾气是“含有硫黄”的。同时，加比瑞尔能以甜言蜜语引诱任何一个女人。索菲亚把她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后来，加比瑞尔由蓬塔利耶逃出，潜伏到萨伏依的朵侬，并在那里引诱了一个亲戚。1776年8月，索菲亚在瑞典的魏利埃尔找到他，因为她说：离开他生活，是“一天中死一千次”的事。现在，她发誓：“要‘加比瑞尔’，或要‘死亡’。”她打算外出工作，因为加比瑞尔已经身无分文了。

于是，他带着她到阿姆斯特丹。卢梭的出版人马克瑞雇他做一名翻译，索菲亚则任他的文书，兼教意大利文。他写了一些不足取的作品，其中他谈及其父：“他宣扬道德、慈爱、节俭，他是一个最坏的丈夫，最辛苦也是最浪费的父亲。”小米拉波先生认为这有损他的礼仪。他又联合了索菲亚的双亲，计划引渡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结果事败被捕（1777年5月14日），他被送往巴黎。索菲亚企图自杀但未遂，被送往一所感化院，加比瑞尔则步着其父和狄德罗的脚步，被囚于伊夫堡。在此地，为了尽述自己的经历，他口述了42个月。两年后，才准使用书、纸、笔与墨水。他寄了许多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索菲亚，1778年1月7日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据推测大概是他的。6月，母女被送往靠近奥尔良的盖恩修道院。

小米拉波恳求其父原谅他，并设法释放他。“让我看看太阳！”他哀求道，“让我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让我瞧瞧人们的脸！在这里，除了黑墙外，看不到任何东西。父亲呀！我会死于肾脏炎的折磨！”为了缓和痛苦，为了弄些钱给索菲亚，为了免于精神分裂，他写了一些书，有些是色情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满之诉”（Lettres de Cachet），痛陈未经许可的拘捕及未经审判的监禁的不公平，要求改革监狱和法律，于1782年出版。这本小册子使路易十六十分感动，1784年他下令释放在伊夫堡的所有犯人。

小米拉波的狱吏同情他，1779年11月后，他被准许在堡内的花园散步和接见访客。由此，他为他过剩的精力找到了出路。他父亲同意设法使他自由——假如他愿意向他的妻子道歉，并与她同居的话。因为，老侯爵急着要一个孙子继承烟火。加比瑞尔写信给他的妻子请求原谅。1780年12月13日，他在其父的监视下被开释了。然后，他的父亲邀他到毕格侬的别墅。他在巴黎找了一些相好，并到修道院去探望索菲亚，他告诉她：他要接她回去。接着，他回毕格侬取悦其父。索菲亚从她丈夫那里收到了一些钱，然后搬到靠近修道院的一间房子参加慈善机构的工作，并答应与一个退了伍的骑兵队队长结婚。这个队长在举行婚礼前就死了，第二天（1789年9月9日）她也跟着自杀。

小米拉波的妻子拒绝见他，他控告她遗弃。在案件中他败诉了，但他为这不可能的理由答辩时，他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口才却大大地使他的敌友们惊讶。其父不承认他，他又控告其父，并从他那里得到每年3000法郎的允诺，他借钱来过奢侈的生活。1784年，他又娶了新妻子内尔娜，并迁往英国和德国（1785—1787年），那是使他与一切相好断绝的方法。内尔娜谅解他，为此，她说：“假如一个女人给他一丁点的暗示，他马上就会燃烧。”他两度遇见腓特烈，并学习普鲁士文，那足够他著作一本《普鲁士的君主政治》（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1788年），资料由一位普鲁士少校供给。这本书是献给他父亲的，他描述它像“一个疯狂工人的伟大文集”。卡洛纳命他传达一些关于德国事件的秘密急件，他传达了70件，他敏捷的领悟力和强烈的风格使这位首相大为惊异。

回到巴黎后，他看出了群众的不满已达临界点。在致蒙特摩林部长的信中，他警告道：“除非三级会议于1789年召开，否则革命即将来临。”“试问：你是否计算过影响到失望思潮的饥饿的骚动力量？试问：谁敢为所有围绕在王位周围的人或国王自己的安全负责任？没有！”他受困于此骚乱，并投身于此潮流。他与其父取得了初步的谅解（其父死于1789年），并企图使他自己成为艾克斯省的三级会议议员候补人。他请此地的贵族们支持他，他们拒绝了。于是，他回到第三等级。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现在，他脱掉他保守的茧，蜕变为一位民主主义者。“君王的权利完全系于人民。君王再也不是人们的头号长官了。”他希望保存君主政体，但只限于保护人民抵抗贵族。同时，他要求成年男子应有投票权。在省议会（the Estates of Provence）的谈话中，他用一般的恐吓威胁特权阶级：“小心！不要轻视这些人民，他们生产一切东西。他们是可怕的，他们需要的只是稳定。”

在马赛，一场骚乱爆发了（1789年3月），当局派米拉波安抚人民，因为他们知道他颇孚众望。12万名群众聚集着向他欢呼。他先组织了一支巡逻队伍阻止暴动，然后在一份对“马赛人民的劝告书”中，他安慰百姓们，劝他们忍耐，直到三级会议有时间发现“要求高薪的劳工和要求低薪的雇主”之间的平衡，乱民们服从了他。他又以相同的说服力，安抚了艾克斯省的一场暴动。艾克斯和马赛选他为代表。他感谢那些选民，并决定代表艾克斯。1789年4月，他赴巴黎，参加三级会议。

最后的预演（1789）

他穿过一个正面临饥荒和革命的蠢蠢欲动的国家。1789年春天，一些地区重复着抗税和要求面包的暴动。在里昂，民众侵入收税人员的办公室，撕毁了他的登记簿。在靠近蒙彼利埃的阿格德，人民以抢劫来要挟日用品减价。他们如愿了。乡村处处是对谷物欠缺的恐惧，严禁由此地输出谷类。一些农民谈及烧毁可有的“报告”，并刺杀君王（1789年5月）。在蒙特莱里，女人们听说面包已涨了价，便率领一群人侵入谷仓和面包店，抢夺所有面包和面粉。类似情形也在塞纳河的布雷、巴诺斯、亚眠，几乎法国的每个地方发生。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暴民煽动着群众：“国王已经将一切税捐延期了。”在3、4月间，一个消息传遍普罗旺斯：“国王的最佳德政，在求‘税’的平等，此后再也没有主教、君王、什一税，也没有什么头衔和地位了。”1789年4月1日以后，人民再也不必付封建税了。8月4日，“自动”放弃这些税收的贵族们，并非是自我牺牲，而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在巴黎，三级会议快要召开时，群众的情绪也日益高涨。印刷机生产许多小册子，暴民们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倡言高论。历史上最著名、最具威力的小册子出现于1789年1月，由思想自由的沙特尔教区的伊曼纽·约瑟夫·谢耶斯修道院长所著。拉罗什富科曾写过：“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它有什么？一无所有。”谢耶斯将此具有爆炸性的讽刺短诗，冠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并变成三个问题，立刻成为半数法国人正在问的：

第三个阶级是什么？一切东西。

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等级上，

它得到了什么？一无所有。

它要求什么？去变为一些东西。

谢耶斯指出：法国2600万人中，至少有2500万人属于第三等级——包括没有名衔的流浪汉。事实上，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假使，在三级会议中，其他阶级拒绝与它同席，它将允许自组一个“全民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而此警言也将持续下去。

“饥饿”甚至比“文字”更令人惊悸。由政府、教会、富人所办，设立在巴黎的救济站，喂养着成群来自内地的乞丐和罪犯，他们一无所有，专事于亡命的冒险。在各个地方，群众想尽方法惹是生非，他们威胁着：要在就近的街灯柱上，吊死任何一个窝藏谷类或索价太高的商人。在谷类运到市场途中，他们时常予以截断或抢劫。有时，他们以武力抢劫市场，不付钱，去抢农人买进来后正要出售的谷类。4月23日，内克通过皇家会议，发布一项法令：在缺乏面包的地方，他授权法官和警察搜取私人谷仓内的存货，并压迫他们将私有的谷类转到市场上，但此命令并未严格执行。以上，是春天中巴黎的景象。

在这些愤怒的劫案中，奥尔良公爵看出：对于他的野心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他是曾经在法国摄政（1715—1723年）的奥尔良·菲利普的长孙，生于1747年。5岁时取名沙特尔公爵，22岁时与路易·玛丽结婚，她的财产使他成为全法国最富有的男人。1785年，他继承了奥尔良公爵的名衔。1789年后，经民意拥护，他以“公平的菲利普”而著称。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他在法务院中向国王挑战，因此被放逐到维拉斯—柯特瑞茨。他很快潜回巴黎，并决心使自己成为民众的偶像，希望在这位饱受折磨的国王弃位或被废时，他能登上他堂兄弟（路易十六）的宝座。他对贫者施惠，要求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并冒险将他在巴黎正中心的皇家花园和一些房间开放给民众。他有着一般贵族的文雅和其祖先雷根特的品行。让利斯夫人——他孩子们的保姆——担任他与米拉波、孔多塞、拉斐特、达雷杭、拉瓦西耶、伏奈、谢耶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的联络人。他的伙伴互助会给予他实质上的支持。小说家拉克洛——他的秘书——在组织民众示威与革命中，充任其代理人。在邻近他宫殿的花园、咖啡馆、赌场、妓院内，写小册子的人交换着意见、组织计划。在这里，几千个人民，包括每个阶级，都加入了当时的骚乱。他的宫室——像是所有紊乱复杂的统称——成了大革命的中心。

有传闻说，攻击位于圣安东尼街的雷维伦工厂是事先准备好的计划，由公爵出钱，而拉克洛负责组织。雷维伦领导着一个他自己的革命：他改进了一项技术，将颜料画在牛皮纸上，代替壁画和花毡，并生产英国权威所称的“毫无疑问地，这是曾经制造过的最漂亮的裱糊纸”。他的工厂雇了300人，最低工资为每天25苏。在马吉瑞特民选议会上，一个争论起于中产阶级选民和工人之间。有人谣传“工资可能会削减”。谣言传播到最后，竟成了“雷维伦说‘一个有妻儿的工人，一天只要15苏即可过活’”。4月27日，群众聚集在厂房前面，找不到雷维伦，便焚毁其肖像。28日，增援加上武装，他们侵入了雷维伦的住宅，抢劫、烧毁家具，从地下室取出酒来喝，擅动其钱币和银盘。暴民们涌入工厂并抢劫。当局派军队镇压他们，战斗持续了数小时。结果，12名士兵及超过200名暴民被杀。雷维伦关闭了工厂，迁往英国。

这是民意代表们和他们的代理人抵达凡尔赛的三级议会时，整个巴黎的大致情景。

三级议会（1789）

5月4日，代表们庄严地排成一列队伍，参加圣路易教堂的弥撒。凡尔赛教士在最前排，次为穿着黑衣的第三等级代表，接着是悠然、多彩、夸耀的贵族，再次为教会代表，然后是国王和王后，由王室随从围绕着。市民们聚集在街道、阳台和屋顶上，向平民代表、国王与奥尔良公爵欢呼，而对贵族、教士和王后视若无睹。这一天，每个人（除了王后）都十分愉快，因为许多他们期望的事均获通过，许多人甚至贵族群中也有人为这个分裂的国家表面上趋于统一的局面而落下眼泪。

5月5日，代表们聚集在宽敞的“小娱乐之厅”。离皇宫约有400码，共有621位平民代表、308位教士和285位贵族（包括20位教袍贵族）。在教士代表中，2/3出身于平民，以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与平民联成一气。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几乎一半是律师，5%是职业人员，13%是商人，8%代表农民阶级。在教士中，有一个奥顿主教达雷杭，米拉波预证了拿破仑的格言“丝袜上的污泥”。他形容达雷杭是“一个卑鄙、贪婪、下贱、奸诈的家伙，他的欲望仅是污泥和金钱，为了钱财他可以出卖灵魂。他也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可以将粪堆变成金子”。因此，很难判定达雷杭的真实意图。在贵族中，有些人主张实际的改革，如拉斐特、孔多塞、拉利·托伦德、诺瓦耶、奥尔良公爵、艾吉永公爵和利昂库特，他们大多加入了谢耶斯、米拉波和其他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三十人协会”（Les Trentes），那是一个为自由策略而组织的团体。第三等级代表中的名人有米拉波、谢耶斯、穆尼耶、巴纳夫、天文学家让·巴伊和罗伯斯庇尔。这是法国历史——也许现代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集会，整个欧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次聚会上。

国王先以一段简短的演讲开启了第一次会议。他坦白地承认政府财政的困窘，而将此归罪于“一场耗费庞大却诚实的战争”，他要求一项“税的增加”，并哀叹“新设施的夸大要求”。内克继之以3个小时的演说，承认一项5615万利维尔（实际上是1.5亿）的亏空，并请求准许一项8000万利维尔的贷款。代表们为此费心的税的统计表而烦躁不堪，他们大多希望这位自由的阁员说明改革的计划。

第二天，贵族和教士分庭开会时，阶级斗争开始了。普通民众挤进了“小娱乐之厅”。很快地，它以其有力——而且通常是有组织——的赞成或反对的表示而影响了投票。第三等级拒绝承认分开的议场，它坚决地等待着其他阶级的加入及个别的投票。贵族的回答是以阶级投票——每一阶级一票——是君主立宪制度不可更改的一部分。合并三个阶级成一个，并准许个人的投票，在第三等级已经占总数一半，及极易从一些低级教士中赢得支持的议会中，将会把法国的明智与特性，屈服为仅仅是部分中产阶级的命令。教会代表分为保守和自由两派，仍在观望着，静待时局的发展。一个月过去了。

与此同时，面包的价格继续上涨，虽然内克曾试着平稳它。公众暴力的危险增加了，小册子的潮流也汹涌起来了。

6月1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派了一个委员会到贵族和教士中，再度邀请他们加入会议，并宣称：假使他们坚持主张分庭开会，第三等级将不顾及他们而继续国家的立法。6月14日，9位教区牧师跑到平民中，团体意志的争论乃告分裂。同一天，第三等级选了贝利为主席，并自组为代表团和立法机构。15日，谢耶斯建议：因为在“小娱乐之厅”的议员们代表了国家的96%，他们应该称为“被承认的会议及法国的所有代表”。米拉波认为这个名称包含太广，国王必定会拒绝；谢耶斯将它简缩为“全民大会”，而以491对89通过。这个宣布，自动将专制君权变为有限君权，并结束了上层阶级的特殊权利。而在政治上，它不断地演变成大革命的开端。

但是，国王愿意接受这个降级吗？为了迫使他屈服，全民大会又宣布：所有现存的税，仍照常缴付，直到大会被解散为止。此后，除非大会通过，否则不再增添新税。大会将尽可能迅速地考虑面包短缺的原因和补救办法，而待一项新宪法被接受后，大会将承担、支付国家的债务，方法之一是安抚暴民。另外是寻求执债券者的支持。以上这些，很明显是有计划地减少国王的反抗力。

路易和他的大臣商量。内克警告他，除非特权集团让步，否则三级议会将解体，没有人付税，政府也就随之破产、绝望。其他阁员力言，个别投票意味着第三等级的独裁及贵族阶级在政治势力上的没落。路易感觉到，他的王位建立在贵族与教会之上，便决定对抗全民大会。他宣布：6月23日，他将莅临全民大会演说。内克被击败了，请求辞职，国王知道人民必为此举深觉愤怒，因此说服他留下来。

为了将王室会议列入时间表，“小娱乐之厅”必须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为此命令，送入了一些宫廷工匠，但并未通知大会。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试图进入大厅时，他们发现门被锁住了，里面被工人占据着。在相信了国王计划开除他们后，代表们移到附近一个网球场，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宣言：

全民大会，顾及到它被召集来建立王国的宪法、完成公众秩序的革新、维持君主政体的真正原则，因此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各方面继续的深思熟虑。它可能被迫地自我组织，以后，每逢它的会员集会时，就是一个全民大会。此大会的所有分子，均将作一个庄严的宣誓：永不分开，不论何地，只要环境需要，它一定重新开会，直到王国地位被建立，并在坚固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时候。誓言说：“所有会员，每一个人均以签名来承认这个坚定的决心。”

557位代表和20位副代表立即签字，60几位教士接着签字。此消息传到巴黎时，愤怒的群众聚集在皇宫，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全民大会。在凡尔赛，一个贵族或一个教士出现在街上，变得十分危险。巴黎大主教只好以同意加入大会自救。6月22日，宣誓了的代表在圣路易教堂集会，一些贵族和149个教会代表加入。

6月23日，三个阶级的人集中在“小娱乐之厅”听国王演说，厅堂四周围绕着军队。很明显，内克已自皇家随员中引退了。路易说得十分简短，然后授权一个秘书朗读他的决定，这是违法地否决、取消了代表们的资格，而这些代表已经宣誓了他们自己就是“全民大会”。它允许三个集团联合集会，及在事务上个别的投票不影响法国的阶级结构。但是，没有东西能损害“传统的、固有的……财产上，或是光荣的特权上的……属于前两个集团的”权利。有关宗教或教堂的事，必须先得到教会的同意。国王授权三级会议否决新税和贷款，而假使特权集团投票赞成的话，他也保证税制的平等。他表示愿意接受有关改革的劝告，并建立行使个别投票的省议会。他同意结束封建劳役、“不满之诉”、国内贸易税及在法国农奴制度中的所有痕迹。他带着一份权威性、简短的炫耀，结束了这次的会议：

假使你们在这一件大事业中遗弃我，我也会独自为我人民的福利而工作……我会考虑使我自己成为他们真正的代表……没有我的同意，你们的计划或会议记录，一个都不能成为法律……我命令你们马上分开，明早开会时，每个人进入自己的会议室，重新开始你们的商议。

国王离开后，大部分贵族和教士也走了。布瑞兹侯爵——典礼的主席——向留下的代表们宣布：“国王的旨意，所有人必须离开大厅。”米拉波做了个有名的回答：“先生……在这里，你没有地位，没有声音，没有权利说话……假如你要强迫我们离开这个大厅，你得先找到使用武力的命令……因为，我们决不离开我们的地方，除非枪剑的力量。”接着，民众们号叫着：“这是大会的意志。”布瑞兹退缩了，他下令当地的军队清除大厅，但一些自由派的贵族说服他们勿采取行动。有人将此情形报告国王，他说道：“噢！真是见鬼了！让他们留着吧！”

6月24日，约瑟夫·扬在日记中写道：“巴黎的骚乱远出人意料之外，1万人整天在皇宫中……不断举行的集会，达到了一种放荡的程度和自由的狂暴，这大致是可靠的。”政府无法维持秩序，因为他们不能依赖当地的法兰西卫队（French Guards）。一些士兵和皇宫附近的群众联成一气，而在巴黎的一个联队是一个秘密社党，他们发誓不服从任何与全民大会敌对的命令。

6月25日，407位选举巴黎第三等级代表的人聚在一起，以自己代替首都的皇家政府，他们选了一个新的市议会，几乎全是中产阶级。废弃旧议会，只留给他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工作。同一天，47名贵族由奥尔良公爵率领，迁到“小娱乐之厅”。大会似乎得到了胜利，只有武力才能驱散它。

6月26日，内克的反对党，国王阁员中的保守分子通知他：凡尔赛和巴黎的军队不再服从命令了。他们劝他派出6支省联队。27日，路易听从了内克的忠告，吩咐贵族和教会代表与其余分子联合。他们做了，但贵族拒绝加入投票，因为他们的选举人禁止他们在三级会议中个别投票，大部分人在30日那天，恢复了他们的身份。

7月1日，国王召集了10支联队到巴黎，多半是日耳曼人和瑞士人。7月的第一个星期，6000人的军队在布罗伊元帅的领导下，占据了凡尔赛。1万人则在贝森瓦男爵的率领下，攻下了巴黎附近的一些据点，主要是马斯地区。大会和人民确信，国王正计划驱散或恐吓他们。一些代表害怕被捕，索性不回家，晚上就睡在“小娱乐厅”。

在恐怖中，大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起草新宪法。7月9日，该委员会提出了初步的报告。从这一天起，代表们自称“国家选举大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其中要求君主立宪政体的意见占了多数。米拉波主张：一个“多少像英格兰的政府”，大会为一个立法者。但在以后两年内，他不断鼓励保留国王。他称赞路易十六的善心和慷慨的意愿，只是时常为一些短见识的顾问迷惑，他问道：

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人们是否学到：革命如何开始，如何发生？他们是否注意到：借着一条环境的命运之链，最智者被远远地逐出镇定的限度之外。借着可怕的刺激，一个被激怒的人，在令他战栗的绝对思想上，会突然坠入无节制？

大会怀疑米拉波是国王或王后派来护卫君主政体的。但是，最重要的，大会遵从了他的劝告。现在，占了优势的中产阶级代表们感到群众正逐渐变得危险而难以驾驭，要阻止社会秩序崩解的唯一途径，就是维持国家现在的执行机构一段时间。

对王后，他们可不打算轻易原谅。据人们所知，她迅速地参与了支持皇家会议中的保守党，并使用远超出她能力范围之外的政治权力。在这紧急的几个月中，她饱受摧残，使她丧失了能平静、谨慎判断的能力：她的长子路易太子深苦于软骨病和脊骨的扭曲，没人扶持，他就无法走路。6月4日，他死了，玛丽为此悲伤、惧怕而心碎，她不再是王朝初期那个行乐终年，夺人魂魄的女人了。她的双颊苍白、瘦削，头发转灰，带着忧思的微笑，回忆着快乐的日子。她的夜晚常被巴黎群众的运动搅得愁闷不堪，他们诅咒着她的名字，护卫着凡尔赛的大会。

7月8日，米拉波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国王从凡尔赛撤出省军队——他们正将诺特花园布置成一座武装的营防。路易回答：这对大会没有妨害。但7月11日，他展现了他的手腕，将内克解职，并命令他立刻离开巴黎。“整个巴黎，”斯塔尔夫人回忆道，“在24小时内，成群的人去拜访他，体谅他为其旅程而准备……民意将他的失宠转成了胜利。”内克和家人平静地离开法国去尼德兰，曾在内阁支持他的人，也于同时被解职。7月12日，在对拥护武力者的完全妥协中，路易指定王后的朋友布勒特伊男爵代替内克，布罗伊元帅被任命为应付战争的秘书，大会和它初期的革命似乎被定罪了。

他们是被巴黎人民拯救的。

冲向巴士底监狱

许多因素引导着群众由议论走向行动。对于家庭主妇们而言，面包价格是直接的刺激因素。此外，人们普遍猜疑着：一些批发商正将谷类由市场中保存下来，以求更高的价格。新的政府当局害怕饥饿会带来混乱的抢劫，于是派军队保护面包商。对于巴黎人民来说，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知道了城外的联队——仍然不识时务地——威胁着大会和大革命。内克的遽然下坠——他是政府中唯一受到人民信任的人——将民众的愤怒和恐惧带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7月12日下午，卡米尔·德穆兰——29岁，一个耶稣会的毕业生，现在是一个激进派的律师——跳上靠近皇宫的佛依咖啡店外面的一张桌子，抨击内克的被免，就是出卖人民。他叫道：“在马斯营的日耳曼人（指军队）将于今晚进入巴黎，屠杀人民！”然后，他挥舞着一支手枪和一把剑：“武装起来吧！”部分听众随着他到凡当广场，手持内克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一些军队驱散了他们。晚上，群众又聚集在杜伊勒里花园，一支日耳曼联军发动攻击，民众报以瓶子和石块，联军开火射击，伤了许多人。民众被驱散后，又挤进了市政厅，夺取所有能找到的武器。乞丐和罪犯也加入了暴民，然后他们一起抢劫一些房子。

7月13日，群众又进入圣拉萨瑞修道院，占据其谷仓，并将谷物迁往哈莱斯的市场。另一群人打开了佛斯监狱，释放了犯人，他们大部分是债务人。人们到处寻找武器，只发现了少许枪支，于是他们锻冶了5万支矛。巴黎的中产阶级怕他们的房子和财产受损，便组织、武装了他们自己的民兵。同时，富人的代表却给予他们支持，供给资金，并武装革命的群众，希望借此阻止国王对大会施用武力。

7月14日清晨，8000名群众侵入“废厅”（Hotêl des Invalides），搜获了3.2万支毛瑟枪、一些火药、12门大炮。突然，一个人大叫：“冲向巴士底监狱！”为什么是巴士底呢？他们不是去释放那里的犯人，那里只有7个人。同时，一般说来，自1715年以后，它只用作对政治犯的监禁之所。但是，这座厚重的堡垒，有100尺高，带着30尺厚的墙，四周围有75尺宽的壕沟，久已成为一个专制的象征了。在人民心中，它相当于1000所监狱和秘密地牢。一些“公报”已经提出破坏它的要求了。

可能，驱使民众的是另一个消息：巴士底已在圣安东尼郊外安置了一些大炮；也许更重要的，据说巴士底藏有一所武器和弹药的大仓库，里面有叛民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火药。堡垒中是82名法军和32名瑞士卫队的守备队，其领导者是洛耐侯爵——一个脾气温和，但通常被称为残酷怪物的人。

群众，主要包括店主和工匠，集中在巴士底时，一位来自市政会议的代表为洛耐接受，他要求洛耐自其据点撤除具有威胁性的大炮，并不对人民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同样地，他则保证运用其影响力，劝阻群众对这座堡垒的进攻。侯爵同意了，并招待这位代表午餐。另一个委员会接受了洛耐的要求：军队不向人民开火，除非有人有强行进入的企图。但这并不能满足激动的群众，他们决心取得弹药。因为没有它，毛瑟枪不足以抵抗预定进入城市的贝森瓦率领的外国军队。贝森瓦对进入巴黎并不寄予厚望，他知道他的部下会拒绝向人民开火，他等待着来自布罗伊元帅的命令，但没有得到丝毫的回音。

约下午1点，18名叛民爬上毗邻建筑物的墙，跳进巴士底的前庭，然后放下了吊桥。数百人越过壕沟，不久另外两座吊桥也放下了，庭院中挤满了热切、失去理智的人民。洛耐命令他们撤退，但被拒绝，于是他下令士兵开火，攻击者马上予以还击，并在靠近石墙的一些木制建筑物放火。到了3点，一些激进的法兰西卫队士兵加入围攻者，并开始以5门大炮炮轰堡垒，那些大炮是当天早上由“废厅”运来的。在4个小时的战斗中，98名攻击者和1名防卫者死亡。洛耐看到群众不断有增加的趋势，他又无法从贝森瓦得到救援，弹尽援绝之下，命令士兵停止开火，竖起白旗。他要求投降，但条件是准他的军队携带武器，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暴民们被死亡的景象激怒，拒绝做任何考虑，除非他无条件投降。洛耐主张炸毁这座堡垒，他的部下阻止了他。无可奈何下，他将主要入口的钥匙送下去给暴民，群众一拥而入，令士兵缴械，并杀了6名，他们捉住了洛耐，将犯人释放出来。

许多胜利者拿着他们能找到的武器和弹药时，一部分群众领着洛耐走向市政厅。很明显，他们企图谋害他。途中，他们的情绪更加高昂，他们将他打倒，杀死，斩下他的头，然后将这个可耻的战利品悬在枪尖上，以一列胜利的行伍穿过巴黎。

当天下午，路易十六结束一天的打猎，回到凡尔赛宫，他在日记上写道：“7月14日，无事。”然后，利昂库特公爵由巴黎抵达此地，告诉他暴民攻击巴士底的成功。“为什么？”国王叫道，“这简直是造反！”“不，陛下，”公爵回答，“这是一场革命！”

7月15日，国王卑微地走入全民大会，宣布：省军和外籍军队一律从凡尔赛和巴黎撤出。

7月16日，他将布勒特伊解职，重召内克组织第三内阁。布勒特伊、阿图瓦、布罗伊和其余贵族，开始由法国迁出，移居他处。同时，群众用镐与枪炮毁掉了巴士底。

7月17日，路易由50名大会代表护送到巴黎，在市政厅，人民迎接着他。他们在他的帽子上盖上了象征大革命的红、白、蓝帽章。

结语

在最后两卷中，我们结束了对18世纪的观察。它的冲突与成就，在今天人类的生活里仍具有颇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工业革命肇启与密西西比河的奇迹，再过2000年，它可能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机器将人类由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梦想。我们已经记载了许多关于“科学正走向对自然更加了解，及更有效地应用法律”的进展。我们已迎接了哲学的迁移，由琐细的形而上学步向“在人类世俗事务中，理性的试验研究”。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尝试着将宗教由迷信、固执、排除异教中解放出来”的生活，而且不以超自然的惩罚和报答，作为重组道德的标准。我们已受教于政治家和哲学家而发展一个公平、有力的政府，并使人们的愚直与天生的不平等，和民主协调一致。我们已经享受了在怪异、洛可可式和新古典艺术方面，创造出的各种不同的美，及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在音乐上的胜利。在日耳曼，我们已经目睹了席勒和歌德的文学异彩。在英格兰，有大小说家、大历史学家。在苏格兰，有博斯韦尔、罗伯特·彭斯。在瑞典，有古斯塔夫三世下的歌曲。在法国，我们震撼于伏尔泰的“以理智维护理性”和卢梭流着眼泪陈述“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加里克和克莱龙尚存时，我们已听到了喝彩。我们羡慕在法国、英国沙龙内那些迷人的妇女的放荡和奥地利、俄国女皇辉煌的统治。我们也已见到了哲学家国王。

正当这么多历史事件活跃、染红于页面时，我们结束这段故事，似乎是违理的。我们应该高兴于通过大革命的紊乱而进步，期待着一个像拿破仑那样有能力者的轰然而降，然后，享受着19世纪在文学、科学、哲学、音乐、艺术、技术和政治才能方面的硕果。在综合方面，使增加经验的工作和冒险，在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研究上，达到更新的境界。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完成了这段文明史，而且虽然我们已致力于将我们生活的最佳才气用在工作上，但我们知道：生活不过是历史的一刹那，史学家的心血很快就会在知识之流的成长下被洗刷掉。可是，我们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发展我们的研究时，我们深深感到，编史者分工太细了。因此，我们必须试着去写整部通史，将整个历史活生生地像连续剧一样写下每一层面。

在历史研究上，40年愉快的合作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曾梦想着我们写完最后一册、最后一字的那天。现在，这一天已经来临了，我们知道自己将会思念这个给我们生命赋予意义与方向的深长宗旨。

我们感谢读者们这几年来陪伴着我们经过部分或全部漫长的旅程，我们将对他们的参与永志不忘。现在，我们留取辞言，永远地向他们告别。

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她发动政变，逮捕幼皇、他的母亲及他们的主要顾问，自立为俄国女皇。

七年战争中，俄国军队于1761年12月攻克港口城市和要塞科尔贝格的情景。但1762年1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去世挽救了腓特烈的危局。

俄国沙皇彼得三世极端倾向普鲁士，继承伊丽莎白的皇位之后，迅速与普鲁士媾和并退出七年战争。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继承彼得大帝开启的事业，带领俄国全面介入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在罗马旷野的歌德。1786年9月，歌德踏上了他的久已延缓的意大利之行，创作了将性爱的温存与对文化遗产的强烈感受融合起来的《罗马挽歌》。

康德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方面全面、系统性的思考，对后起的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席勒。他和歌德建立的友谊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动人的一章。

晚年的歌德成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小小的魏玛成为不断吸引浪漫主义朝圣者的“麦加”。

1752年的伦敦街景。

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桥。

泰晤士河边的格里姆威治医院。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位时间极长，统治不列颠和爱尔兰60年。

小皮特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他性格孤僻，终生未婚，连内阁成员都抱怨他太难接近。

《伍尔夫将军之死》。1759年，英军司令官伍尔夫远征北美，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魁北克，但他陷城后负伤死去。

富兰克林在美国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及协助起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统治。

1776年12月，华盛顿跨过德拉瓦河对特灵顿和普林斯顿发动奇袭，使国家恢复希望和勇气。

两个对话的英国青年，他们似乎正在探讨数学定理。

伦敦切尔西区泰晤士河畔的旅游地拉内拉赫公园里的圆形大厅，大厅的旁边就是切尔西皇家医院。

1741年，加里克一反法国式的浮夸和装腔作势，以自然、清新的表演方式出演了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一举成名。

加里克和他的妻子。加里克晚年退出戏剧界，过着乡绅生活。

英国18世纪肖像画家雷诺兹的自画像。

《坎贝尔小姐》（雷诺兹，1777年）。雷诺兹较不重视古典，而是以较多的热情和感觉来作画。

庚斯博罗的《谢里登夫人》将人物融于风景之中，欢快怡人、优雅自然，难怪同代的雷诺兹说：该死，他太多才多艺了。

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罗伯特·彭斯用苏格兰方言写抒情诗和歌词，强调诗作对瞬间经历和人的感情的表达。

博斯韦尔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苏格兰籍朋友和传记《约翰逊传》的作者。

塞缪尔·约翰逊的文字富有说服力，机智而又诙谐，具有鲜明的学者特性和良知。

约翰逊靠写书谋生，靠书籍来和读者交流，获得声誉。他曾自问：除了教给人们生活的艺术外，书还能教给人们什么。

英国女作家斯雷尔和她的女儿。斯雷尔是约翰逊的好友，约翰逊生活中约有一半时间都在她家度过。

1769年，正在弹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几个月后，她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内向无趣，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未能预先防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未能在革命爆发后抓住时机巩固自己的王权。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顾母亲玛丽亚·特蕾莎的道德规劝和语重心长的告诫，她的轻率、奢侈和与改革为敌的立场助长了民众骚乱的兴起。

法国画家维基·勒布朗的自画像，她是18世纪末最有成就的女艺术家之一。

法国政治家卡洛纳对财政和行政的改革加速了政府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但很快代表们在怎样行使表决权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分歧。

在召集三级议会之后，内克希望仿照英国的模式建立具有两院制议会的有限君主立宪政体。但1789年7月他被免职，这一王室反动的公开信号，终于激起了巴士底监狱风暴。

第三等级代表、演说家米拉波很有才智，在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路易十六把军队集结在巴黎周围。又解除内克的职务，巴黎的群众恐慌了，发动暴动，开始进攻国王暴政的象征——巴士底狱。

主张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卢梭，影响了人民大众，启发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让震撼法国的革命运动烙上了浪漫主义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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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拿破仑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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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1774—1789）

法国人民

政府

第二章　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

三级会议

巴士底监狱

马拉（1789）

舍弃（1789.8.4—8.5）

赴凡尔赛（1789.10.5）

革命的宪政（1790）

米拉波偿还债务（1791.4.2）

赴瓦雷纳（1791.6.20）

第三章　立法会议（1791.10.1—1792.9.20）

戏剧中的角色

战争（1792）

丹东

大屠杀（1792.9.2—9.6）

第四章　国民公会（1792.9.21—1795.10.26）

新共和国

第二次革命（1793）

马拉之死（1793.7.13）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1793）

恐怖时代（1793.9.17—1794.7.28）

·观众的渴望

·各省的恐怖

·对宗教之战

·大革命吞灭它的后代

温和派（1794.7.29—1795.10.26）

第五章　督政府（1795.11.2—1799.11.9）

新政府

年轻的拿破仑（1769—1795）

约瑟芬

意大利的旋风（1796.3.27—1797.12.5）

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1797.9.4）

东方的幻想（1798.5.19—1799.10.8）

督政府的没落（1797.9.4—1799.11.9）

拿破仑的崛起（1799.11.9）

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1789—1799）

新的阶级

新道德

·道德与法律

·性道德

风俗

音乐与戏剧

艺术家

科学与哲学

书籍与作者

斯塔尔夫人与大革命

回顾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底层

忧郁的科学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阶级

政府

·立法

·司法

·行政

宗教

教育

道德

·男人与女人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社会道德

礼仪

英国的剧场

总结

第三章　英国的艺术

艺术家

建筑

从漫画到康斯太布尔

特纳（1775—1851）

第四章　英国的科学

进步的通衢

物理学：拉姆福德与扬

化学：道尔顿与德维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医学：詹纳

第五章　英国的哲学

托马斯·潘恩论基督教

葛德文论正义

马尔萨斯论人口

边沁论法律

第六章　文学的转变

报纸

书

简·奥斯汀（1775—1817）

威廉·布莱克（1757—1827）

第七章　湖畔诗人（1770—1850）

环境

华兹华斯（1770—1797）

柯勒律治（1772—1794）

骚塞（1774—1803）

柯勒律治（1794—1797）

三人组合（1797—1798）

抒情民谣集（1798）

流浪的学者（1798—1799）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1800—1803）

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哲学家柯勒律治（1808—1817）

华兹华斯的巅峰期（1804—1814）

高门圣哲（1816—1834）

论遗世独立派

骚塞（1803—1843）

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1788—1824）

褪色的污点（1066—1809）

欧陆大旅行时期的拜伦（1809—1811）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1811—1814）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1815—1816）

雪莱的青年时期（1792—1811）

雪莱的私奔（1811—1812）

雪莱的私奔（1812—1816）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1816）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1816—1818）

雪莱家长（1816—1818）

雪莱的巅峰时期（1819—1821）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1818—1821）

对照

比萨诗篇（1821—1822）

雪莱的祭物（1822）

拜伦的转变（1822—1824）

生存者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第十章　皮特、纳尔逊和拿破仑（1789—1812）

皮特与大革命

纳尔逊（1758—1804）

特拉法尔加角（1805）

英国的世纪（1806—1812）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1789—1808）

西班牙（1808）

亚瑟·韦尔斯利（1769—1807）

半岛之战（1808—1812）

结果

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1789—1813）

意大利与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1800—1812）

国王与教皇

战争之后

卡诺瓦（1757—1822）

再见吧！意大利！

第三章　奥地利（1780—1812）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2）

弗兰茨二世

梅特涅

维也纳

艺术

第四章　贝多芬（1770—1827）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1770—1792）

进步与悲剧（1792—1802）

英雄的岁月（1803—1809）

情人

贝多芬与歌德（1809—1812）

最后的胜利（1811—1824）

剧终（1824—1827）

插图

拿破仑时代（下）

版权信息

目录

第五章 日耳曼与拿破仑 （1786—1811）

神圣罗马帝国（1800）

莱茵邦联（1806）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萨克森

普鲁士：腓特烈的遗产（1786—1787）

普鲁士的崩溃（1797—1807）

普鲁士的再生（1807—1812）

第六章 日耳曼民族（1789—1812）

经济

信仰者与怀疑者

日耳曼的犹太人

道德

教育

科学

艺术

音乐

剧院

戏剧家

第七章 日耳曼文学（1789—1815）

革命与反响

魏玛

文学

浪漫的狂喜

情感之声

施莱格尔兄弟

第八章 日耳曼哲学（1789—1815）

费希特（1762—1814）

·激进者费希特

·哲学家费希特

·爱国者费希特

谢林（1775—1854）

黑格尔（1770—1831）

·怀疑者的进展

·逻辑学是形而上学

·精神

·道德、法律和国家

·历史

·逝世与酬报

第九章 大陆边缘各国（1789—1812）

瑞士

瑞典

丹麦

波兰

欧洲的土耳其帝国

第十章 俄国（1796—1812）

背景

保罗一世（1796—1801）

君主的教育

年轻的沙皇（1801—1804）

亚历山大治下的犹太人

俄国的艺术

俄国文学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1805—1812）

第四部 拿破仑的升沉

第一章 执政府（1799.11.11—1804.5.18）

新宪法

·执政官

·部长

·宪法的接受

执政府的战役

改造法国（1802—1803）

·拿破仑法典（1801—1804）

·1801年协定

光荣之路

大阴谋（1803—1804）

拿破仑称帝（1804）

第二章 新帝国（1804—1807）

加冕（1804.12.2）

第三次同盟（1805）

奥斯特利茨之役（1805.12.2）

绘制地图者（1806—1807）

耶拿、埃劳、弗里德兰（1806—1807）

泰尔西特（1807.6.25—7.9）

第三章 庞大的领域（1807—1811）

波拿巴家族

半岛之战（1807.10.18—1808.8.21）

冠盖云集爱尔福特（1808.9.27—10.14）

半岛之战（1808.10.29—1809.1.16）

富歇、塔列朗与奥地利（1809）

婚姻和政策（1809—1811）

第四章 拿破仑其人

外观

心智

性格

将军

统治者

哲学家

他究竟是什么人？

第五章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00—1815）

经济

教师

军人

道德与风俗

雷卡米耶夫人

法国的犹太人

第六章 拿破仑与艺术

音乐

建筑与雕刻

画家

戏剧

第七章 反对拿破仑的文学

检查制度

斯塔尔夫人（1799—1817）

·拿破仑的报复

·作家

·游客

·了解日耳曼

·不完美的胜利

贡斯当（1767—1816）

夏多布里昂（1768—1815）

·年轻时代

·发展

·基督教的精神

·勒内

·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

第八章 拿破仑时代的科学与哲学

数学与物理学

医学

生物学

·居维叶（1769—1832）

·拉马克（1744—1829）

何为心智？

保守思想的潮流

第九章 远征莫斯科（1811—1812）

大陆封锁

法国的不景气（1811）

备战（1811—1812）

莫斯科之途（1812.6.26—9.14）

火烧莫斯科（1812.9.15—19）

归途（1812.10.19—11.28）

第十章 厄尔巴岛（1813—1814）

至柏林

至布拉格

至莱茵河

转折点

至巴黎

和平

第十一章 滑铁卢（1814—1815）

路易十八

维也纳会议（1814.9—1815.6）

厄尔巴岛

不可思议的旅程（1815.3.1—20）

重建

最后之役

·1815年6月15日：比利时

·6月16日：李格尼

·6月17日：大雨

·6月18日，星期日：滑铁卢

第十二章 圣赫勒拿岛

第二次逊位（1815.6.22）

第二次复辟（1815.7.7）

投降（1815.7.4—8.8）

第十三章 结束

圣赫勒拿岛

哈德逊·洛爵士

了不起的伙伴

了不起的独裁者

最后的战斗

第十四章 总结（1815—1840）

家庭

回国

回顾

结论 历史的教训

第一章 踌躇

第二章 地球与历史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第十一章 战争与历史

第十二章 成长与衰退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插图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　著

拿破仑时代（上）

天地出版社

•成都•

The Age of Napole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 & Schuster,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时代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55-4134-2

Ⅰ. ①拿⋯ Ⅱ. ①威⋯ ②阿⋯③台⋯ Ⅲ. ①法国－近代史－1799-1815 Ⅳ.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498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曹凌志

版权编辑：郭　淼　玉　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刷：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1774—1789）

法国人民

政府

第二章　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

三级会议

巴士底监狱

马拉（1789）

舍弃（1789.8.4—8.5）

赴凡尔赛（1789.10.5）

革命的宪政（1790）

米拉波偿还债务（1791.4.2）

赴瓦雷纳（1791.6.20）

第三章　立法会议（1791.10.1—1792.9.20）

戏剧中的角色

战争（1792）

丹东

大屠杀（1792.9.2—9.6）

第四章　国民公会（1792.9.21—1795.10.26）

新共和国

第二次革命（1793）

马拉之死（1793.7.13）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1793）

恐怖时代（1793.9.17—1794.7.28）

温和派（1794.7.29—1795.10.26）

第五章　督政府（1795.11.2—1799.11.9）

新政府

年轻的拿破仑（1769—1795）

约瑟芬

意大利的旋风（1796.3.27—1797.12.5）

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1797.9.4）

东方的幻想（1798.5.19—1799.10.8）

督政府的没落（1797.9.4—1799.11.9）

拿破仑的崛起（1799.11.9）

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1789—1799）

新的阶级

新道德

风俗

音乐与戏剧

艺术家

科学与哲学

书籍与作者

斯塔尔夫人与大革命

回顾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底层

忧郁的科学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阶级

政府

宗教

教育

道德

礼仪

英国的剧场

总结

第三章　英国的艺术

艺术家

建筑

从漫画到康斯太布尔

特纳（1775—1851）

第四章　英国的科学

进步的通衢

物理学：拉姆福德与扬

化学：道尔顿与德维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医学：詹纳

第五章　英国的哲学

托马斯·潘恩论基督教

葛德文论正义

马尔萨斯论人口

边沁论法律

第六章　文学的转变

报纸

书

简·奥斯汀（1775—1817）

威廉·布莱克（1757—1827）

第七章　湖畔诗人（1770—1850）

环境

华兹华斯（1770—1797）

柯勒律治（1772—1794）

骚塞（1774—1803）

柯勒律治（1794—1797）

三人组合（1797—1798）

抒情民谣集（1798）

流浪的学者（1798—1799）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1800—1803）

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哲学家柯勒律治（1808—1817）

华兹华斯的巅峰期（1804—1814）

高门圣哲（1816—1834）

论遗世独立派

骚塞（1803—1843）

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1788—1824）

褪色的污点（1066—1809）

欧陆大旅行时期的拜伦（1809—1811）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1811—1814）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1815—1816）

雪莱的青年时期（1792—1811）

雪莱的私奔（1811—1812）

雪莱的私奔（1812—1816）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1816）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1816—1818）

雪莱家长（1816—1818）

雪莱的巅峰时期（1819—1821）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1818—1821）

对照

比萨诗篇（1821—1822）

雪莱的祭物（1822）

拜伦的转变（1822—1824）

生存者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第十章　皮特、纳尔逊和拿破仑（1789—1812）

皮特与大革命

纳尔逊（1758—1804）

特拉法尔加角（1805）

英国的世纪（1806—1812）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1789—1808）

西班牙（1808）

亚瑟·韦尔斯利（1769—1807）

半岛之战（1808—1812）

结果

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1789—1813）

意大利与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1800—1812）

国王与教皇

战争之后

卡诺瓦（1757—1822）

再见吧！意大利！

第三章　奥地利（1780—1812）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2）

弗兰茨二世

梅特涅

维也纳

艺术

第四章　贝多芬（1770—1827）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1770—1792）

进步与悲剧（1792—1802）

英雄的岁月（1803—1809）

情人

贝多芬与歌德（1809—1812）

最后的胜利（1811—1824）

剧终（1824—1827）

插图

致读者

“迄至20世纪中叶，”《大英百科全书》第16卷第10页记载说，“有关拿破仑的文献已超过10万卷。”何故还要锦上添花？除了说自1968年起，死神一再忽视我们，让我们被动地活着、无奈地阅读外，我们提不出更好的理由。我们渐渐厌倦这种平淡无聊和出奇悠闲的日子。为了使我们的日子有目标、有计划，我们决定将我们最喜爱的整合历史的写作方法，运用到1789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世纪上——将那27年欧洲文明值得回味的各方面编织成一则故事：政治家、战争、经济、道德、礼仪、宗教、科学、医药、哲学、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把这些当作一部电影的组成元素来观赏，当作一出戏剧中交互影响的场景去审视。我们将看到：首相威廉·皮特下令逮捕作家托马斯·潘恩；化学家拉瓦锡和神秘的夏洛特·科黛步上断头台；海军上将纳尔逊把汉密尔顿夫人当作情妇；歌德从瓦尔密战役预测其后一世纪的历史事件；华兹华斯热衷于法国大革命；拜伦挚爱希腊；雪莱对牛津的主教和教师讲解无神论；拿破仑力挫诸王并监禁一位教皇，捉弄医生和哲学家，带了近50名学者和科学家征服埃及，遗失了贝多芬为一位国王所作的英雄交响曲，与塔尔玛论戏剧，与大卫论绘画，与卡诺瓦论雕刻，与维兰德论历史，与歌德论文学，及与可掠取的却不易征服的斯塔尔夫人缠斗了15年。这些美妙场景将我们从懒散的耄耋垂暮之年中惊醒，毫无瞻顾地再回到我们的业余学术研究，用史笔勾勒那个骚动而多事的世纪并使之成为一幕活剧。但是我们该不该承认呢？——我们自青年时期起，就已对拿破仑怀有一份不可捉摸的兴趣，认为他不仅是战争贩子和独裁者，也是一位绝少被虚饰蒙骗的哲学家，一位不断从群众与个人方面研讨人性的心理学家。我们中有一人，于1921年也曾十分贸然地以拿破仑作过10次讲演。对拿破仑，我们已做了60年的资料搜集工作，所以，过去我们随便选点资料即可编成几本书的，而现在这些资料都被宣告死刑了。

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卷，是耗一生时间，经5年辛苦经营而成的。这本书就整个篇幅来看嫌长，而就各部分来看又嫌简短，因为唯恐死神随时会叫我们歇手。我们出版这卷，不是为专家学者出的——他们从本书中所获无多——而是为我们的朋友出的。这些朋友，不管他们在何处，多年来他们一直耐心地关怀着我们，他们或者也可从中发现一点瞬间的光芒或欢愉的幻景。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

第一部　法国大革命

《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波德里，1858年）。马拉会见科黛时，他正在洗澡间。会谈中，她提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马拉记了下来，并对她说：这些人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她从衣服下拔出匕首，刺穿了马拉的心脏。

第一章　革命的背景（1774—1789）

法国人民

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780年，俄国有居民2400万人，意大利1700万人，西班牙1000万人，大不列颠900万人，普鲁士860万人，奥地利790万人，爱尔兰400万人，比利时220万人，葡萄牙210万人，瑞典200万人，荷兰190万人，瑞士140万人，丹麦80万人，挪威70万人，而法国人口为2500万人。巴黎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而且意趣盎然的城市，居民约650万人。

法国人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身份）：教士，约13万人；贵族，约40万人；余下的皆为平民。经济方面不断好转、政治上却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阶级，尝试取得与他们增长中的财富相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每一阶级又分为子群或层，以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归属人群。

最富有的阶级是教会的教阶组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而地方上的牧师与副牧师最穷。经济因素超越教义界限，在法国大革命中，阶级较低的教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上级。修道院生活已失去其吸引力，在法国，圣本笃教团的僧侣人数，由1770年的6434人减至1790年的4300人。几个不太重要的修道会，在1780年以前被解散，耶稣会则早已于1773年解散。一般说来，宗教在法国城市中衰退了，许多城市的教堂一半是空的。在农村，异教徒习惯和古老迷信积极地与教会的教义和仪式展开竞争。不过，修女仍然积极献身于教育与看护，并受到富人和穷人的一致赞誉。即使存在对基督教的怀疑，仍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小孩与男人，以敬神求其生活免受命运的打击而获得安逸，借圣人的传说来满足他们的想象，用宗教节日来缓解连续工作的劳苦，而且想从宗教中寻找一种打破困惑与拯救绝望的镇痛剂。

政府之所以支持教会，是因为政治家承认：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牧师能给予他们不可缺少的帮助。依他们的看法，人类禀赋的不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必须维持温和而谦恭的公议，用以补偿穷人对天堂的向往。这对法国意义甚大，因为以宗教为支撑的家庭仍然是政府兴衰、国家安危的基础。此外，牧师谆谆教诲信徒信仰国王的神圣权力，鼓励他们服从这个地位与权力的天定旨意，而国王也觉得这种神话对维护统治秩序很有助益。因此，他们几乎将各种公共教育都留给天主教教士。新教在法国的成长威胁到国家教会的权威与利益时，胡格诺派便被无情地驱逐了。

为感谢天主教士们的服务，政府允许教会从每个教区收取什一税及其他所得，允许他们从事遗嘱的制作——催促将死的“罪人”购买可去天堂的赎罪券——作为交换，罪人们把自己俗世的财产遗留给教会。政府免除教士的赋税，因此时常从教会收到丰富的“自由捐赠”。被赋予如此众多的特权，教会在法国积聚了大量的土地——总计为1/5的国土，并将这些当作封建财产来管理，征收封建税。教会将信徒的捐献转换为金银装饰品，比如镶在皇冠上的珠宝，那是历来对抗通货膨胀的方法，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樊篱。

由于教会盘剥什一税，许多教区的教士竟失去了教区的收入，只能在虔诚的贫穷中工作，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高贵的大主教还可以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王宫。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按照塔列朗的估计，法国教会享有1.5亿利维尔的年收入。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对政府没有迫使教会将它的财富拿出来分享而深感诧异。“不信仰”的文艺作品散布开来时，数以千计的中阶层市民与数以百计的贵族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旁观大革命侵袭那些神圣的阶级堡垒。

贵族阶级隐约发觉自己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为生的特权：他们作为佩带剑的贵族，曾代表了军队的防卫力量、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这些权益大多数被黎塞留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权力的实施取代。许多领主居于王宫，并不在意他们的领地。1789年，他们服饰华贵，风度优雅，而他们的平易亲切，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拥有全国的1/4土地，并有丰足的封建税收收入。

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他们的血统可追溯至5世纪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的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 Franks）。1789年，德穆兰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利用这种自豪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约95％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凯尔特人，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和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

新兴贵族——大礼服贵族——约包括4000个家族，其家长由于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的职位，因而自动地享有贵族身份。大多数这种职位被国王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索贿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这样的言语，只是濒临灭亡政权的成百抱怨中的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持有者加倍，特别在最高法院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最高法院要求对国王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

在《何为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一切东西；直到现在它是什么情形——一无所有；什么是它想要推出的——一些东西。在尚福尔的修正中，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

中上阶层掌握、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而且依照内克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着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特鲁瓦、阿布维尔、里尔与鲁昂的纺织业，洛林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着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作坊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而有生命力。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最好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法国对道路与运河征收的通行税，及由各省不遗余力地维持的度量制度。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马赛与南特富足；他们组织如英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进而通过这种贸易使法国发展为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发觉到他们——而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时，他们决定与贵族和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竞争在法律上与王宫内的地位，涉足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的途径。罗兰夫人——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这并不意味着其向下或向上，但可作为行动宗旨直到陋习得以变革。于是，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为博马舍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互助会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其努力竟甚于贵族。他们阅读伏尔泰的作品，领略到他的腐蚀性的才智。他们赞同吉本关于“所有宗教对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政治家却同样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关于现存政体的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他们不喜欢卢梭，因为他有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他们比起法国社会任何其他等级的人们，更能感受并扩大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通常，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稳健的，他们接受君主政体，而且不憎恶王室的礼物。他们指望“开明的君主”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甚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而不将粗鄙与冲动的劳动阶级当作改革的政客。他们确信理性，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极限与适应性。他们推翻由教会和国家控制的思想禁锢，开放与扩大了成百万人的心智。他们为科学在19世纪的胜利做准备，甚至——拉瓦锡、拉普拉斯与拉马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加入大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中。

卢梭使自己脱离哲学。他尊重理性，但是他高度地屈服于情感与一种令人鼓舞、使痛苦缓和的信仰。他的《萨伏依人教区牧师的宗教职业》为罗伯斯庇尔提供了一个宗教的立场。他的坚决主张统一的国家教条，让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宣布政治邪说——起码在战时——为死罪。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接受《社会契约论》的主张：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的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的奴隶。在权力方面，大革命的领袖们采取了卢梭的观念，即“公民”应接受政府的保障，发誓绝对服从政府。马莱·迪庞写道：“1788年，我在街上听到马拉朗读并评论《社会契约论》，热心的听众为之喝彩。”卢梭的人民主权在大革命时先变成国家的主权，继而变成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权，最后竟变成一人的主权。

“人民”在大革命的词汇中，意指农人与市镇工人。即便工人占人口较少的市镇，那里没有连绵不断的工厂，而是有着哼着好听调子的屠户、面包师傅、酿造者、杂货商、厨子、小贩、理发师、零售商、旅馆老板、葡萄酒商、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玻璃工人、石膏师、农夫、鞋匠、女裁缝、染匠、清洁工人、成衣匠、铁匠、用人、家具师、马具师、车匠、金匠、刀匠、织工、制革匠、印刷工人、书商、妓女与小偷的地方。这些劳动者穿着长及足踝的窄裤而非上流社会的及膝短裤（裙裤）与长袜，因此被称为“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他们在大革命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新大陆流入的金银与不断发行的纸币，使欧洲各地物价上升。在法国，1741年至1789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困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为受到禁止，罢工虽被禁止，仍不断发生。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中。只要给他们枪支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监狱，侵入土伊勒里宫，而且废除国王。

1789年法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也许较优于一个世纪以前，当时拉布吕耶尔夸张地指出一篇论文误认他们为野兽。也许除意大利北部的农民以外，大部分法国农民的境况较优裕于欧洲大陆其他各地的农民。约1/3的可耕地由自耕农占有，1/3则被贵族、教会或资产阶级所有者出租给佃户或佃农，其余则由农场雇工在所有者或管事人的监督下经营。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关注以前让农民自由放牧家畜或采集木材的“公共用地”（common lands），在为成本增加及剧烈的竞争烦恼——为了耕种或畜牧之故。

除少数拥有“自由地的”（无义务的）农民外，一切土地都受制于封建税。他们受契约特许状约束，每年给领主——贵族的采邑——几天无报酬的劳务（强迫劳役），帮助领主耕作土地与修复道路。不论何时，他们在使用那些道路时，还得向领主付通行税。他们每年应付给领主一定的产品或现金，作为免役税。如果他们出售他们的土地，领主有权得到10％或15％的收益。如果在领主的河流捕鱼或在领主的农场放牧时，他们要付费用给领主。每次使用领主的磨坊、面包厂、葡萄榨汁器或榨油器时，他们都需要支付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受特许状保护的。通货膨胀时，土地持有人因价格上升而以日渐严厉的手段来课征，从而使自己的收入有所保障。

因为教会保佑收成，并以圣礼使农民的生命尊荣，农民每年献什一税给教会——通常不及年收入的1/10。比什一税或封建税更重的是政府向他们征的税：人头税——每年收入的1/20；销售税——他们每次购买金或银器具，金属产品、酒、纸、淀粉等商品要交纳；盐税——每年必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政府认购一定量的盐。因为贵族与教士发现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方法可以逃避许多税收——战时的征集，富有的年轻人可购买替身赴死，于是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支持政府与教会的重担均落在农民身上。

这些税收，包括什一税和封建税，收成好时可能还交得起。但是，因战争破坏或自然灾害使收成变差，一年的辛苦工作眼看着白费时，这些税赋就带来不幸了。于是，许多地主将他们的土地和劳工，出售给土地投机者。

1788年是以冷酷的天灾为特色的。一次严重的旱灾阻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一场大冰雹，从诺曼底袭击到香槟地区，蹂躏了180英里平素肥沃的地带。1788年的冬季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寒的一个冬天，成千的果树冻死。1789年，水灾损失惨重，夏季发生的饥荒几乎波及每个省。政府、教会与私人慈善机构努力供给食物以抵抗饥馑，虽然只有少数人饿死，但数百万的人生活资源匮乏。从卡昂、鲁昂、南锡、奥尔良、里昂，可看到为玉米而激烈争斗的景象；在马赛可看到8000个饥饿的人，在城门口威胁着要进占与抢夺城市；在巴黎圣安托万的工人阶级区内，有3万名贫民需要照顾。同时，一项放宽与大不列颠的贸易条约（1786年），造成法国工业产品的过剩，以致本国货物跌价，并促使无数法国工人失业——里昂2.5万人，亚眠4.6万人，巴黎8万人。1789年3月，农民拒绝缴税，这加速了国家破产的厄运。

阿瑟·扬（Arthur Young）于1789年7月到法国首都以外各地旅行，遇见一名农村妇女，她抱怨税收和封建税使农民永远生活在贫困边缘。但是，她接着说，她知道“有一些伟人愿为这样贫穷的国家做一些事……因为税收与封建税正压榨着我们”。他们听说路易十六（下文简称为路易）是一位好人，他渴望改革弊病与保护穷人。他们满怀希望地遥望着凡尔赛宫，为国王的长寿祈祷。

政府

路易是一个好人，但称不上一位好国王。他不想统治国家，但他父亲的过早去世（1765年）使他成为法国王太子，接下来他的祖父路易十五的驾崩（1774年）使他在20岁时就成为法国统治者。他不愿管理人民，却有使用工具的特长，而且是一位优秀的锁匠。他宁愿打猎也不愿统治法国，在他看来，未射中一头雄鹿是最大的损失。1774年至1789年，他打倒了1274头猎物，射杀了189251头猎物。他总是不愿下令处死人，也许是由于他命令他的瑞士御林军于1792年8月10日停止射击，他才失去了王位。每次打猎回来，他都食量大增。他胖却很强壮，拥有一位巨人的力量，轻轻一抱几乎要把人压扁。安托瓦内特认为她的丈夫很好：“国王不是一个懦夫，他拥有极大的勇气，但他过分羞怯与缺乏自信……他害怕指挥……在路易十五眼里，直到21岁，他仍像一个小孩，而且总是心神不宁。这种束缚造成了他的胆怯。”

路易对王后的爱情是他失败的部分原因。王后美丽端庄，她以她的魅力与欢笑使他的宫廷生色。她宽恕他迟延他们婚礼的举动。他的包皮太紧使他对性生活没有兴趣。有7年之久，他不断尝试，逃避解决他困难的简单手术。1777年，王后的哥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说服他动手术。不久，一切都很完美了。也许因夜间经常惊醒并使他的配偶失望而有负罪感，他过分地容忍她的积习：赌博，拥有奢侈的衣柜，经常为那些使他烦厌的歌剧到巴黎游玩，与费尔桑伯爵的柏拉图式或者与朗巴尔公爵夫人萨福式的友谊。他消遣他的朝臣，而且羞辱他们的祖先，以取悦他的妻子。他给她名贵的珠宝，但她和国家想要的是一个孩子。孩子来到时，她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她照料疾病中的孩子，并几乎弥补了她的骄傲与不断干预政府事务造成的所有过失。她获得一些谅解，因为路易很少选择或坚持行动的目标，而且经常等待王后为他做决定，一些朝臣希望他能拥有王后迅速判断与敏捷的指挥能力。

国王尽其所能来处理加诸他的种种危机——因气候、饥荒而带来的面包危机、税收的骚动、贵族与国会的需索，朝廷与行政部门的支出和财政部增加的赤字等。有两年的时间（1774—1776年），他允许杜尔哥应用重农主义理论：自由的企业与竞争，市场的无阻碍垄断，依供求关系决定劳动者的工资与商品的价格，使法国经济复苏并增加了政府收益。巴黎市民习惯将政府当作他们的唯一保障，反对市场贪心的操纵者，反对杜尔哥的措施，发动暴动，并乐于见到他的失势。

几个月的踌躇与混乱之后，国王任命内克，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瑞士新教徒金融家，为财政部部长（1777—1781年）。在这位外国异教徒的领导下，路易实施了一次有意义的小范围改革计划。他允许地方省成立民选的“议会”，作为选民意见的表达机构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他抨击徭役，并公开声明（1780年）：“对我们臣民中最穷的那部分人的税收，在比例上，已远超过所有其他部分人。”这震惊了贵族。他表示：“富人们必须支付那些他们早应与其他人共同负担的费用时，不要认为自己受到损害。”他自己田地上的最后一批农奴获得自由，但是他拒绝内克向贵族与教士采取相同的措施。他设立当铺，以3％的利息贷款给穷人。他禁止使用严刑来审问证人或罪犯。他建议废止在樊尚的地牢，摧毁巴士底监狱，以作为监狱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他允许异教徒与犹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此举并未顾及自己的虔敬与正教的信仰。他不愿惩罚自由思想，并任由巴黎无情的小册子作者讽刺他为一只乌龟、他的妻子为一名妓女、他的孩子为私生子。他还禁止他的政府侦查人民的私人通讯。

因为博马舍与法国革命哲学家的热心支持，路易不顾内克的反对（内克预测此冒险行为将造成法国的破产），从经济上援助美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援助总额达2.4亿。一支法国舰队及拉法耶特侯爵与罗尚博的大军，帮助华盛顿在约克镇击败英国的科恩·沃利斯，逼迫他投降而导致战争结束。但是民主的观念已经横越大西洋进入法国，财政部在新债之下被拖垮，内克被撤职（1781年），而资产阶级的债券持有者们极力要求控制政府的财政。

同时，巴黎的最高法院坚持要以国王敕令的否决权阻止君主政体，路易·菲利浦·约瑟——奥尔良公爵——他的堂兄（来自路易十四弟弟的直系血统），几乎公开策划夺取王位。奥尔良公爵利用拉克洛与其他工作人员，在政治家、小册子作者、演说家与妓女之中散布金钱与承诺。奥尔良公爵还开放他在巴黎的宫殿、庭院与花园给他的属下。于是，在这些地方，餐馆、酒店、书店与赌博俱乐部崛起，以容纳日夜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来自凡尔赛的新闻由特别信差迅速送达那里。小册子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产生，到处在议论纷纷，罢黜国王的阴谋筹议完成了。

被折磨到了绝望之际，路易重新召回内克为法国财政部部长。在内克的极力主张下，1788年8月8日，路易向全法国发布一道命令，令各地区选举有领导地位的贵族、牧师与平民到凡尔赛，组成三级会议，为解决王国难题，提供给他意见与支持。这也许是保全或推翻王位唯一而危险的手段。

政府向国民作这种历史性的命令，有一些著名特征。因为几乎两个世纪以来，民众被确认为粮食供应者、纳税者与对战神的定期朝贡者。第一，国王两度在内克的敦促下，排斥贵族抗议，宣布第三阶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应为人数之和且拥有选举权。第二，选举用目前实行于法国的成人普遍直接投票的方法：任何一个年龄在27岁以上的男子，过去一年缴付过任何一种政府税收，就有资格参加地方会议的投票，由地方会议再选出巴黎的代表。第三，国王在他的命令中增加一项请求，要所有选举的会议向他提呈报告，并载明每一区域的每一阶层的需要与困难，须附有补救与改革的建议。在法国人的记忆中，从未有任何国王曾询及人民的意见。

615份由代表呈递给国王的怨懑公报中，有545份幸存，几乎全部表示他们对国王的忠心。从情感上，他们也是把国王当作一位善良的人。但是几乎全部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弥补他的君主立宪政治的民选会议，以分担他的困难与权势，却无一提及国王的神圣权力。他们呼吁有陪审团的审判、信件的隐私权、税收的现代化、法律的改革。贵族的“陈情书”坚决要求在未来的三级会议中，每个阶级必须分别开会与投票，而且除非得到三个阶级的共同批准，否则任何措施不得成为法律。教士的“陈情书”要求终止信仰异教自由，而且要求教育由教会完全控制。第三阶级的“陈情书”以不同语式表达：农民需要减税，废除农奴与封建税，普及免费教育，保护农田不受君主狩猎与动物的破坏。中产阶级还希望事业开放给有才的人而不考虑其身世，终止过境费。有些建议提出国王应以没收并出售教会财产以消除财政赤字。大革命的第一阶段的轮廓已经显现于这些报告中了。

国王对子民们的谦逊，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巴黎以外任何缴过税的人都有投票资格，在巴黎仅那些缴过通行税6利维尔以上者才可投票。也许国王与其朝臣不愿让50万名无套裤汉选民代表出席三级会议。因此，无套裤汉干脆离开合法的政治舞台，而且受到引诱，认为只有通过暴力，他们才能够表现出他们完整的愿望。人们已经知道，他们将复仇：1789年他们占领巴士底监狱，1792年他们废除国王，1793年他们组织法国的政府。

第二章　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4日，第三阶级的621位代表穿着资产阶级的黑色礼服；后边跟着285位贵族，戴着羽饰的帽子，穿着金色镶边的礼服；接着是308位教士（职位高的教士着紫色袍子以区别他们的身份）；然后是国王的阁员与他的家属；最后是路易与王后，全部以旗帜与乐队开道，并由军队护随，走向指定的会议地点，距凡尔赛王宫不远处的小快乐大厦（Minor Diversions）的会堂。欢欣鼓舞的群众立于行列两侧。有些人因欣喜与希望而流泪了，他们从这些敌对阶层的融洽场面中，看到了在仁慈的国王领导下的和谐与公正的保证。

路易向集合的代表演讲有关国家濒临破产的情形，他归因于“耗费巨大而光荣的战争”。他要求他们设计并批准增加国家收入的新方案。内克继续做3个小时的统计说明，这甚至使革命蒙羞。次日，这种各个阶级的融洽消失了。教士聚集在毗邻的较小厅堂内，贵族则在另一处。他们认为，像在175年以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三级会议一样，每一阶级应分开讨论与投票，而且未经所有阶级与国王同意，任何提案不应变成法律。让阶级来决定提案，结果是将所有一切权利让给了第三阶级。很明显，许多较穷的教士愿意袒护平民，有些贵族——拉法耶特、奥尔良与赖古德公爵——危险地怀有自由主义的情操。

一场长期的精神之战因此发生。第三阶级可以延缓须由他们核准才能实施的新税收，然而国王焦急地等待着新税收。人民具有的是年轻、活力、雄辩与决心。里克蒂·米拉波伯爵带给他们他的经验与勇气，及他的思想与声音的力量；内穆尔提供他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知识；穆尼耶与安东尼·巴纳夫带给他们法律知识与策略；巴伊，已经是一位成名的天文学家，他以冷静的判断来调和大家激烈的争论；罗伯斯庇尔用永续的热情表示一个人将不缄默，直到他随心所欲。

1758年出生在阿拉斯的罗伯斯庇尔并不知道，从1789年算起，他只有5年时间可活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事件中心点或附近活动。他的母亲在他7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在德国失踪，遗下的4个孤儿由亲戚抚养长大。罗伯斯庇尔赢得巴黎路易学院的奖学金，取得法律学位，在阿拉斯开始律师生涯。因为他鼓吹改革，博得美名，成为阿图瓦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三级会议。

罗伯斯庇尔的容貌不利于他的演说。他仅有5英尺3英寸高，他唯一的优点是精干。他的面孔宽阔而扁平，并留有天花落下的麻子 [1] 。他的眼睛视力差，戴着浅蓝色的眼镜，卡莱尔因此称他为“海绿色的罗伯斯庇尔”。他拥护民主政治，并保护男性投票权，虽然有人警告此举会使最底层的人成为统治者和一切的标准，他却不顾及。他的生活像底层社会的平民一样简单，但是他不模仿无套裤汉。他穿着整洁的深蓝色燕尾服，及膝的马裤或丝制的裤子。在盛装与擦发粉前，他很少外出。他与木匠迪普莱同住在圣誉街上。他在家中用膳，而且靠他18法郎一天的代表的报酬过活。不久他从那尘世最低处迁至巴黎最高级处，随后至法国最高级处。他多次谈论道德，当然他也遵守道德。公开场合的他严肃而冷酷，在私下里他却慷慨、热情，而且极愿为人服务。菲利普·邦纳罗蒂十分了解他。他似乎很能控制自己，不受女人的魅力诱惑，他将他的感情放在他的弟弟奥古斯丁与圣茹斯特身上。无人会指责他的性道德，金钱不能收买他。在1791年的巴黎沙龙画展中，一位艺术家展出一幅他的画像，简单地标上“不能收买的”几个字，似乎也无人批评过这个名词。罗伯斯庇尔认同孟德斯鸠的观念——视道德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不能收买的投票者与官员的“民主政治”将是赝品。他赞同卢梭的观点——“人生而善良”的见解，及“民众的意愿应是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固执地反对大众的意志无疑应判死罪”。他赞同卢梭的看法——某些宗教信仰对心境的平和、社会秩序及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

一直到罗伯斯庇尔接近生命终点时，他似乎仍不怀疑他对民众意志判断的正确性。他的精神比他的意志薄弱，他的大多数想法来自阅读或充满革命气氛的标语。他死得太早了，因而未获得足够的人生经验或历史知识，未以耐心的观察或公正的见解遏止他抽象或凡俗的观念。他忍受着我们共同的失败——他不能将他的自大从自己眼中除去。他表现的热诚使他自己信服——他过分自信和虚荣。“那个人，”米拉波说道，“将来大有希望——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最终，他走向了断头台。

在国民会议的两年半时中，罗伯斯庇尔做了约500次演讲，一般都太长而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过于诡辩而不够优雅。但是巴黎的群众了解他演讲的要旨，因为演讲而喜欢他。他反对宗教歧视或种族歧视，建议解放黑奴，并立志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与保护者。他接受私有财产制度，但希望普及小规模企业，使之成为巩固民主政治之经济基石。他称财富不均等为“必然与无法医治的疾病”，根源于人类天赋的不平等。在这期间，他支持受一定约束的君主政治。他认为，企图推翻路易将导致混乱与流血，最终导致比国王更专横的独裁政治。

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不耐烦地听这位年轻的演讲家演讲，但米拉波是一个例外，他注意到罗伯斯庇尔论证的详细准备与说明。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米拉波生长在显赫而残酷的父亲阴影下的痛苦，他贪婪地吸取在旅行、冒险与罪恶中每一点有用的人生经验，了解人类的弱点及社会的不公平和贫穷，而且在十几个城市中遭到困苦。他诽谤的小册子或热烈的呼吁使他的政敌受辱，他的父亲要求国王将他关入监狱。最后，他以压倒性的胜利，被马赛与艾克斯省的第三阶层选入三级会议，来到巴黎成为最著名、最出色，也是颇受质疑的人物之一。在国家的危机中出现的智者，米拉波为历史上少有。所有巴黎知识分子都欢迎他，人们站在窗边目送他的马车通过。女人因他的桃色事件而兴奋，因他脸上的疤痕与变形而惊恐。代表们被他的演讲迷住了，虽然他们怀疑他的阶级、他的道德、他的理想。他们听说他生活越轨，喝酒无节制，而且负债累累，但是，他们了解他为保护老百姓而严责他的阶层。他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且怀疑他们在今后能否见到如此火山爆发般的激情。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更多演讲充斥在杂志、小册子及俱乐部中。更多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云集到首都，以至超过了巴黎小旅馆的容纳能力。一些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开放会员资格给其他代表，及口才好、有文笔的人。西哀士、罗伯斯庇尔与米拉波将俱乐部当成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此处是那个强有力组织的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派。共济会的分会是积极的，通常也袒护君主立宪政治，但是无秘密互助会阴谋的证据。

也许就是在布列塔尼俱乐部，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还在犹豫该不该站出来为法国说话？6月16日，他建议在游艺厅的代表应该真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自己为法国的代表，而且着手制订法律。米拉波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反对三级会议在法律上受制于国王乃至被他随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争斗，这个论题被提出表决：“会议将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结果是490票赞成，90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6月17日。

两天后，教士阶级单独集会，以149票对137票同意与第三阶级合并，较低层的教士与相识和服务过的平民共患难。高级教士们因这次背弃而震惊，联合贵族请求国王阻止阶级合并，同时提出，如有必要则解散三级会议。路易答应了他们的要求。6月19日晚上，国王即命令游艺厅立刻关闭，以容许它为三个阶级在6月22日举行的“王室会议”准备座位。第三阶级代表于20日到达时，他们发现门紧锁着，于是确认国王有意要解散他们。他们聚集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穆尼耶建议集合在那里的577位代表，每一位应该签一项誓约：“永远不分散，而且在情况需要的任何地方集会，一直到宪法被牢固地建立。”除其中一位以外，代表们全部在这历史性场合宣誓。不久，雅克·路易·大卫将此描绘于一幅代表那个时代的重要绘画之中。从那时起，国民会议也是立宪会议。

延搁一天，王室会议于6月23日召开。国王命令一名助理代表他向联合会议宣读一项声明，表示他确信如无贵族与教会的保护，将陷于政治无能。他以不合法为由，拒绝第三阶级代表国家的声明。他答应终止徭役、逮捕令、内陆运输通行税与农奴制，但是他否决任何有损于“所有者……古代与宪法上的权力，或者前两个阶级的荣誉特权”的建议。如较高阶级同意，他保证税收公平。有关宗教或教会事务必须获得教士的批准，他以重申绝对君主政治作为结语：

如果，因为一个绝非我预料到的致命事件，你们将舍弃我于此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我将独自给予人民福利。我应独自视我自己为他们真正的代表……诸位先生，想想看，你们的任何计划没有我的特别许可，将不能获得法律效力……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而且明天早晨各按自己的阶级分开集会。

国王、大部分贵族与少数教士离开会堂。布雷泽侯爵宣布国王的命令，会议室必须清理。巴伊——三级会议的主席——回答道：集会的人民不能接受此项命令！米拉波责备布雷泽：“去告诉那些派你们来的人，我们依照着人民意愿来到这里，只有军队能迫使我们离开这里。”这并非实情，因他们受国王邀请而来。代表高喊“那是国民会议的意愿”，表示他们对此事的观点。凡尔赛守卫部队企图进入会堂时，一群自由主义贵族，包括拉法耶特，用他们的剑封住入口。国王询问应该做些什么，不耐烦地说：“让他们留下。”

6月25日，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国民会议，他们受到王宫内外狂热群众的欢迎，法国的卫兵在那里与革命群众友善地交流。同一天，首都发生了一次和平的革命。巴黎区域选出407人来作为巴黎选举代表，聚集在市政厅，而且任命了一个新的市政会议。王室的会议缺少军队支持，和平地退席。6月27日，国王要内克对现实让步，命令较高阶级与胜利的国民会议合并。贵族听从命令，但拒绝参加投票。不久，他们中许多人退出了会议。

7月1日，路易召集10个军团，大多数为德国人和瑞士人，前来援助他。7月10日，布罗格利公爵率领6000人的军队占领凡尔赛，另外贝桑瓦尔男爵的1万人已在巴黎四周布控。在扰乱与恐怖中，国民会议继续研究7月9日提出的新宪政报告。米拉波恳求代表保留国王作为对抗社会混乱与暴动的屏障。他描述路易为一位好心而有高洁观念的人，只是有时被浅见的顾问迷惑，同时他问道：

这些人研究过历史上任何人物，知道革命是如何开始并如何实行的吗？他们发现怎样致命的环境束缚，使最聪明的人逾越温和的界限；发现什么恐怖的刺激，使一些愤怒的人因过分注意这种恐怖，而且一想到就战栗不安吗？

代表们遵照他的忠告，因为他们也感觉到来自巴黎街道上的群众力量。但是路易对第三阶级所做的实质上的让步，并未报以适度的忠贞，内克再度被免职（7月11日），替代他的是王后顽固的朋友布勒特伊男爵，军人布罗伊被任命为陆军部长（7月12日）。此举激怒了激进派与自由派。危机即将来临。

[1] 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得过天花，此处疑为作者笔误。

巴士底监狱

7月12日，德穆兰，一位耶稣会的毕业生，跳上王宫附近富瓦咖啡馆外的桌子，公然批评内克的免职与召进外国军队。“今晚德国人将进入巴黎屠杀居民！”他高喊着，并要求他的听众武装自己。那些听众做到了，因为他们闯入并控制藏置武器的市政厅时，新市政会议几乎没有抵抗。武装的起义者现在举着内克与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并以绿色帽章装饰他们的帽子，游行在大街小巷。大家得知这是可恨的阿图瓦伯爵（国王的弟弟）的仆人与卫队所穿制服的颜色时，绿色的帽章旋即被红、白、蓝——国家的颜色——取代。

因为畏惧混乱的暴动、财产的破坏及对财政的冲击，银行家关闭了证券交易所。中产阶级组成他们自己的义勇军，成为拉法耶特国民卫队的核心。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保护目前受害的中产阶级议会，以金钱资助民众反对君主政体，并促成法国卫队的感情天平向民主政治倾斜。7月13日，群众改组，因新加入社会底层贫民而扩大，他们攻入荣军院，而且缴获了2.8万支步枪与一些大炮。贝桑瓦尔担心他的军队会向人民射击，遂使他们闲散在郊区。武装的民众现在控制了首都。

武装的民众应该做些什么？许多人建议攻击巴士底监狱。这座古老的城堡位于巴黎东面，建于1370年，每年监禁令王室或贵族愤怒的重要受害者，通常由逮捕令——国王的秘密命令——收监。在路易时极少数的罪犯被关在那里，现在仅剩7名。路易自己很少发布逮捕令，1784年他还要求一名建筑师提供毁掉此座阴暗城堡的计划。但是百姓们不了解这些，他们将它当作残忍专制政治扣留受难者的地牢。

很明显，起义者无意在那时摧毁它。经过一晚的休息后，他们在将成为法国国庆日的7月14日向它集中。他们的目的是向典狱长要求准许他们进入，并占用传说堆集在那些城墙后的弹药与武器。到现在为止，他们仅有少量弹药，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军火供应，他们的步枪与少数大炮就无法保护他们免受贝桑瓦尔军队的攻击。然而，那些围墙——30英尺厚，100英尺高，塔内隐藏着大炮，并由80英尺宽的城壕环绕——严密警戒着。加入群众的新市政会议，向要塞司令官提供寻求和平的处理方案。

洛奈侯爵，我们敢说他是一位个性温和且受过高尚教育的人。他有礼貌地接见代表。代表们提出起义者和平行动的保证，前提是他能将大炮移离射击位置并命令他的114位士兵停止射击。他同意了，并用午餐款待他的访客。另一名委员收到相同的请求，但是包围者高喊他们要军火，而非言词。

双方谈判时，一些聪明的工人爬进控制塔，放下两座吊桥。急切的进攻者越过那些吊桥冲入庭院。洛奈命令他们后退，他们拒绝，于是洛奈的军队向他们射击。法国卫队推出5门大炮开始摧毁城墙时，入侵者死伤惨重。在此掩护下群众涌入监狱，并与军队展开肉搏战。98名进攻者与1名卫兵被射死，但是群众的愤怒与数目俱增。洛奈试图投降，如果他的部下被准许携带他们的武器安全离开的话。群众领袖予以拒绝，他只好屈服。胜利者又多杀了6名士兵，释放7名罪犯，夺取弹药与武器，俘虏洛奈，而且胜利地游行至市政厅。在途中，一些群众恼怒于遭受的意外灾害，将洛奈打死，割下他的头，并以长矛高举着。雅克·弗莱斯勒，一位商人，带领代表们至错误的武器所在地，被杀于德格莱沃广场，他的头被割下，并被游行队伍高举示众。

7月15日，各地区代表选巴伊为巴黎市长，选拉法耶特率领新的国民卫队，与兴高采烈的无套裤汉一起开始彻底摧毁巴士底监狱。国王既害怕又震惊，到国民会议宣布他已解散侵入凡尔赛与巴黎的军队。7月16日，贵族的会议劝告他由正离境的军队保护下离去，并向若干省的省会或外国宫廷寻求庇护。安托瓦内特热烈地支持这项建议，并为旅行收拾她的珠宝与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路易则在17日重新召回内克，使金融界与民众均为之喜悦。18日，国王抵达巴黎，在市政厅做短暂逗留，而且以大革命红—白—蓝的帽章加在他的帽上，表示他接受新市政会议与政治系统。回凡尔赛后，他拥抱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与孩子们，并告诉诸位：“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绝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自己的妻妾，率领第一批移民离开法国。

马拉（1789）

巴士底狱的占领不只是打击专制主义的象征性行动，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于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的支配，它很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

杂志进一步鼓舞巴黎市民。《法国公报》、《信使报》与《巴黎日报》是旧有的报纸，具有同样的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7月28日）、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这些小册子利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这些小册子的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象出它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撒丁人。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时获得一定的成就（1765—1777年）。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的事，可能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提供给新闻业者的。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举动，如约翰逊所说的，是“借学位变得较为富有”。马拉以英文创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s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地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后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赢得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还发表了电、光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这些将带给他科学院会员的资格。但是他对牛顿的抨击使他受到了院士们的质疑。

马拉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敏感到了极端容易愤怒。他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就他5英尺的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两只眼睛也不平齐。一般人了解他喜欢独居。医生经常为他放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病情相对稳定时，他赚取他人的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个小时中的2个小时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1793年，也许由于太多的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后来那个刺杀了他的科黛，并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脾气的发作，他伟大的幻想，他对内克、拉法耶特与拉瓦锡的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的群众暴动，掩盖了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刊物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分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马拉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级，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考虑民主政治，而是商讨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奢侈、罪恶、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生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社会亏欠那些没有财产者，工作简直没法满足他们所需的固定维持生活之物，没有供吃饭、住宿与穿衣所需的金钱，没有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的设备。那些财富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否则穷人有权以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套裤汉，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致他的情妇挚爱地伴随他，直至他去世。

舍弃（1789.8.4—8.5）

“这个国家，”莫里斯省长于1789年7月31日在法国表示，“目前接近无政府状态，正如其社会可能接近崩溃边缘。”控制市场的商人借提高谷物价格获得利润。携带粮食的船在运往城镇的途中遭到攻击与抢夺，无秩序与不安全造成运输混乱。巴黎犯罪猖獗。乡村受制于掠夺的强盗，以致几省的农民因他们“恐惧”这些不法的掠夺者而武装起来。惊惶的老百姓在6个月内获得40万支枪械。大恐惧平息后，农民决定使用他们的武器反抗收税者、独占者与封建地主。配备着毛瑟枪、草耙、大镰刀，他们攻击城堡，要求出示证明领主权利与税收的地契或契约书。如果出示给他们，他们就烧掉；如果被拒绝，他们就烧毁城堡，好几个地方的堡主被当场杀死。这套程序开始于1789年7月，蔓延至法国每个地方。有些地方暴徒持着标语牌，要求国王让他们有充分权益代表他们的区域。愤怒中的破坏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此在莫巴赤修道院的田地上，农民烧掉房舍，带走餐具与亚麻布制品，拔开酒桶塞子尽情地喝，喝不了的就倒入沟中。有8个公社的居民侵入修道院，拿走地契，而且向修道士说明教士现在受制于老百姓。在弗朗什—孔泰省，一份给国民会议的报告说道：“将近40个城堡与领主的邸宅被抢掠或烧毁，3/5在朗格勒，2/5在多芬，所有维也诺斯区域的修道院受到冲击，无数贵族或富商被暗杀。”尝试阻止这些“农民暴动”的城镇官员被免职，有的被斩首。贵族放弃他们的家园，寻求其他安全处所，但是他们几乎到处遇到相似的“自发性叛乱”。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了。

1789年8月4日晚上，一位代表向在凡尔赛的国民会议报告：“来自各省的函件指出，各种财产竟是大多数罪恶暴乱的牺牲品。各处城堡被烧毁，修道院被摧毁，农场受到抢掠而荒废。税捐、封建税已不存在，法律没有权威，地方政府丧失权力。”剩下的贵族希望大革命能限制于巴黎并借少数派的退让得以平息，现在觉察出已是全国性的了，封建税已不能被维持。诺阿耶子爵建议：“所有的封建税是可赎回的……以货币支付或以公平价值补偿……徭役、奴隶制及其他私人形式的劳役将被废除而无补偿。”而且，终止阶级豁免，“税捐应由每个在王国的人按他所得的比例缴付”。

诺阿耶是贫穷的，而且受到这些极端痛苦措施的折磨，但是艾吉永公爵——最富有的爵爷之一——赞成这项建议，并做了一番惊人的自白：“人民终于摆脱束缚他们好几个世纪的枷锁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暴乱一定要谴责……在此暴乱中受害的老百姓是值得原谅的。”自由主义的贵族报以热烈支持，他们相互聚集提议放弃他们有疑问的特权。在数小时的热心讨论后，国民会议于8月5日清晨2时宣布解放农民。若干慎重的条款随后被加上，要求农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定额的封建税。但是，农民拒缴这些费用，使他们得不到募集之款，并真正影响了封建制度的结束。至于“伟大的舍弃者”国王签字，则订于第16条款中，宣布他今后为“法国自由的恢复者”。

人道主义情操的浪潮长久持续，足以产生另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人权宣言》（1789年8月27日）。这是由拉法耶特提议的，他们仍然热衷于《独立宣言》与美国几个州宣布的权利法案。国民会议中较年轻的贵族支持平等观念，因为他们苦于长子继承特权，而且像米拉波这样的人，痛恨任意地监禁。资产阶级代表愤恨社会上贵族的唯我独尊及贵族垄断市政与军政较高的职位。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读过卢梭有关公民意志（general will）的理论，而且接受哲学家的哲理——按照自然定律基本权利属于每个人。因此他们用一种似乎结束大革命的宣言冠于新宪法之前，以为如此就不会遭遇丝毫抗拒了。一些条款适于重述：

第一条，人天生具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

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

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九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七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而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甚至在这些民主理想的主张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备。奴隶制度被允许留在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一直到1794年的国民公会才予以废止。新宪法限制最低定额付税者的投票权与公职适任资格。公民权利仍然不肯给予演员、新教徒或犹太人。因为担心这份宣言可能引起更多动荡、无秩序的局面，路易拒绝同意。这有待巴黎民众强迫他同意了。

赴凡尔赛（1789.10.5）

在8月和9月两个月，巴黎仍有暴动。面包的供应再度缺乏，主妇们在面包店为之争斗。在一次暴动中，一位面包师与一位市府官员被愤怒的民众杀死。马拉要求人们向国民会议和凡尔赛宫进发：

公共安全处于危险时，人民必须将它的权力从那些被托付人的手中取回……将那个奥地利女人（王后）与她的小叔子阿图瓦伯爵关入监狱……逮捕部长与他的属员并加以监禁……查清市长（可怜、和蔼、耽于幻想的巴伊）与他的助理……不让这位将军（拉法耶特）远离，而且逮捕他的部下……在你们饿肚子的情况下，王位继承人无权享受晚餐。组织已武装的人民，前进到国民会议并立即要求给予食物……要求这个国家的穷人有一个保证他们向国家捐献之外的将来。如果你们拒绝加入军队、取得土地与黄金，那些恶棍就想借严重的饥饿强迫你们妥协，进而占有它、分享它。割下部长与他们部下的头，现在正是时候。

由于畏惧在巴黎的新闻、混乱及凡尔赛的群众示威，路易再次采纳他的部长的建议——召入尚未接触革命思想的士兵来保护他、王后与整个王室。9月下旬，他派人到杜埃召回佛兰德斯军团。佛兰德斯军团来了，国王的卫队于10月1日在王宫歌剧院以盛宴欢迎。路易与安托瓦内特出现时，军队在半醉半醒之际爆发出狂热的欢呼，随即将他们制服上的三色国家徽章以王后白与黑的帽章取代。一份报告说到这些被抛弃的颜色，当时是大革命珍视的颜色，随即被践踏在舞动的双脚下。康庞夫人作为目击者，否认了这个事实。

这则故事传到巴黎后被夸大。一项报道特别指出一支军队在梅斯附近聚集，企图进军凡尔赛并解散国民会议。米拉波与其他代表公开批评这个新的军事威胁。马拉、卢斯塔洛与其他新闻记者要求人民应该将王室与国民会议移至巴黎，在那里他们就可以置于民众小心的监视之下。10月5日，市镇市场中的妇女首先知道食物的缺乏，领先组队向40英里外的凡尔赛进军。她们在继续进行时，邀请上千的男女加入。这不是一个悲剧或悲伤的行列，一则轻松的法国幽默增添了一些趣味。“我们将召回面包师与面包师的妻子，”他们喊道，“听从米拉波将是我们的荣誉。”

在大雨倾盆之下到达凡尔赛，他们聚集了8000多人，整齐地站在王宫的高门与铁栅前，要求晋见国王。一组代表来到国民会议，代表群众要求足够的粮食。莫阿尼耶当时为主席，由一位美丽的女代表路易松·沙布里相随晋见路易。见到路易时，她激动得噎住了，仅能叫出一声“痛”就昏了过去。她醒来后，路易保证替既湿冷又饥饿的群众找到面包。离去时，她想吻他的手，他却像父亲般拥抱她。此外，许多妩媚的巴黎女人与佛兰德斯军队混在一起，而且使他们保证兵士不向无武装的女人射击。几名士兵带着饥饿的妇女进入他们的军营，给予她们食物与温暖。拉法耶特带领1.5万名国家卫队队员于那天晚上11点到达。他受到国王的接见，国王要求他的保护，他却与内克结盟，劝告国王接受人民的要求：国王与王后应该住在巴黎。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回到诺艾旅馆。

10月6日清晨，疲倦而饥饿的群众借着一个机会涌入王宫的庭院，一些持械的民众闯至通往王后寝宫的楼梯上。王后穿着衬裙，抱着太子，逃入国王的卧室。王宫的卫队抵抗侵入，他们有3名被射杀。拉法耶特虽然来晚了，但很起作用，他温和的保证使暴动得以平息。国王走上阳台，保证迁回巴黎。群众高呼：“国王万岁！”再次要求王后露面。她做到了，站立在一旁。这时一人用滑膛枪瞄准王后，他的枪被那些靠近他的人打落。拉法耶特趋近安托瓦内特，而且吻她的手以示忠贞。被软化的暴徒发誓敬爱王后——如果她愿意到首都居住的话。

将近中午，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列组成了：最前面的是国民卫队与王室的卫队，接着是载着国王、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王后与她的两个孩子的马车，接着是一长列装载面粉的两轮货运马车。随后就是胜利的巴黎人：有些妇女坐在大炮上，有些男人用长矛高举被杀的王宫卫士的头颅。在塞夫勒，他们停下将这些头颅予以粉饰。王后怀疑她是否能活着回到巴黎，那晚她与其他王室人员睡在土伊勒里宫，草草就寝。几天后国民会议的代表来到，住在土伊勒里宫的戏院里。

巴黎的民众迫使国王采取行动，再度掌握大革命。现在，国王受制于他的人民，他接受《人权宣言》为既成事实。第三次移民浪潮因而开始。

革命的宪政（1790）

虽未遭到王室的反对，但对这个城市充满着密探而忐忑不安的国民会议，即着手撰写宪法，载明并认可大革命的成就。

首先，王位应予保留吗？那是当然的，而且允许它是世袭的，因为它担心——直到合法与忠贞的情操从君主政体转移至国家为止，这股令人神往的王者之气仍将是维系社会秩序所不可少的，而且继承权将防止继位战争及当时在王宫酝酿的某些阴谋。但是，国王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了。对于王室年俸，国民议会将每年表决，任何过度支出须向立法机关申请。如国王未获国民会议准许而离开王国，他可能被罢黜——这点他不久就体会到了。他可以任免他的部长，每位部长须遵照要求提呈一份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月报，而且随时接受高等法院的传讯。国王统率陆军与海军，但是无立法机构事先同意，他不能对外宣战或签订条约。他有权否决任一向他提呈的法案，但如果被否决的法案经立法机构连续三次通过，该法案即可成为法律。

立法机构如此崇高，应该像英国与美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吗？“上院”（Upper Chamber）可能是仓促行动的遏制者，但也可能成为君主政治的堡垒。国民会议未接受它，并为防患于未然，宣布终止除国王以外的所有继承权与爵位。选举立法机构的是“积极公民”——付过相当于3天工作报酬所得税的成年男性财产持有人，包括富有的农民，但不包括受雇用的劳工、演员与无产阶级者，这些人被归类为“消极公民”，因为他们容易被他们的主人或新闻记者操纵而变成反动或暴动的工具。照此安排，到了1791年，有429.8万人（在2500万人口中）在法国享有投票权，有300万名成年男子无投票权。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害怕城市的民众，恰恰证明此为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为了选举与行政上的目的，宪法将法国划分成为85省，每个省又分成若干区。这是法国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境内不存在有特权的地区，而且全部使用一种度量衡和法律制度。惩罚标准全由法律决定，而不再由法官随意决定。拷问、上枷示众与打火印被废止，但死刑仍保留，以适应罗伯斯庇尔目前的不满与将来的便利。被控诉的罪犯可以由抽签选出的“积极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在陪审团的12人中只要有3人通过就可以定罪。民事案件由法官判决。旧的最高法院因其产生第二个君主政治，被民选的国民会议指定以新的司法部代替。每省两位高等法官由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抽签选定。

两个重大与有关联的论题保留着：如何避免破产、如何调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税收无法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而且教会持有令人羡慕而不必付税的财富。它采取最近任命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提出的办法（1789年10月11日）：用教会财产支付国家债务。

塔列朗是历史上非常迷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军功卓越的旧式家庭，如果不是4岁时因跌倒而使一脚永远脱臼，他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军人。但他必须一生跛行，而且要设法克服每个障碍。他的父母将他交给教会。在神学校他阅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而且在附近养了一位情妇（1775年）。他显然遭到逐门，但在21岁那年他从路易十六那里获得恩准，进入了兰斯的圣德尼修道院。1779年他被任命为牧师，随即他成为他伯父赖姆斯大主教的代理主教。他继续取悦出身名门的妇女，她们中的一位为他生下一子，日后成为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军官。1788年，塔列朗被任命为欧坦主教，他虔诚的母亲没有反对他成为主教，虽然她深知自己的儿子是一个缺乏信仰的人。然而他替国民会议拟定改革计划，深深地打动了教士们，并选举他为三级会议的代表。

国民会议（1789年11月2日）不顾牧师们的极力反对，以508票对346票，议决使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当时估计这笔财产为30亿法郎。这项决议请求政府“为民众的礼拜支出、部长的生活费用、穷人的救济提供解决办法”。12月19日，国民会议授权特种金库出售4亿法郎的“指券”（assignats）——这是一种国库债券，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定金额的教会财产的纸币，而且附有5％的利息，直到销售完为止。借着这些“指券”所得，政府偿还更多急迫的债务，因而确保金融界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指券”的购买者发现难以得到满意的回报，“指券”被当作通货使用，而且因政府发行得越来越多，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它们除付税外失去任何价值，而财政部被迫接受它们的面值。因此，财政部发现每年亏损超过所得。

国民会议（1790年2月13日）采取断然的手段禁止修道院活动，给予无依靠的修士生活津贴。修女因从事教育与慈善方面的公益事业而遭伤害。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颁布实施，规定教士为政府的官员，而且承认天主教为国教。新教徒与犹太人可自由地在私人的教堂做礼拜，但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天主教的主教由各省民选的“议会”选出。在此选举中非天主教的选举人——新教徒、犹太人或不可知论者——可以自由地参加。所有的教士在接受政府薪金前，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新宪法。在法国的134位主教中，130位拒绝宣誓；在教区的7万名教士中，4.6万名拒绝接受新宪法。绝大多数民众站在不宣誓的立场，而且联合抵制宣誓的教士自由服务。受到人民支持的保守教会，与中上阶层支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冲突增加，成为大革命衰微的主要因素。国王始终拒绝签署新宪法，主要因为此立法失去民心。

其他人有拒绝的理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强有力的少数党，抗议限制财产持有者的选举权违背人权宣言，而且侮辱了一再保全国民会议免受国王军队压制的巴黎无产阶级。农民与市民一致愤慨于若干政府法规的被废除，如规定保护“自由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受分配者操纵的措施。

然而国民会议感到，宪法是不寻常的文件，给予胜利的大革命合法与确定的形式是有些道理的。目前崇高的中产阶层代表，认为民众——大多数仍为无知的——还不能按人数比例参与政府的审议与决定的。此外，贵族已逃亡，现在不正是轮到资产阶级乘机接管一个逐渐依赖智慧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进步国家的时机吗？因此，国民会议不顾国王的踌躇，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的政体。而且，1790年6月5日，它邀请83省派遣他们联邦的卫队参加巴黎人民与法国政府在练兵场庆祝占领巴士底狱——大革命成就的周年纪念。邀请与热诚散布后，30名外国人，由一个被称为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 [1] 的富有的德国人率领，于6月19日进入国民会议，要求得到法国公民的荣誉，并被允许进入这“人类种族的大使馆”（embassy of the human race）的联合庆典。它是如此命名的。

为了这个场面，多丘的练兵场必须装饰：一块30英尺宽、10英尺长的地方需要弄平整并修筑台地，以容纳30万名群众。一个中央土墩需要加高，成为一座圣坛，可让国王、王后、高级教士、国民会议代表与民众登上以表达他们效忠这个合法新生的国家。然而只剩15天来进行装饰工作了。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的第14页描写巴黎的男女老幼如何带着锄头、铲子、手推车，高唱着“它将要去！”——整平那片广阔的地带，修筑那些台地与国家的祭坛。

因此，在这个新节日前一个星期，士兵们由法国各地来到巴黎，有时候巴黎的国民卫队行进到数英里外去迎接他们。1790年7月14日，他们排成骄傲的队列进入练兵广场，总数达到5万人。他们的旗帜飘扬，他们的乐队演奏着，他们的喉咙发出洪亮的歌声，有30万名高尚的巴黎人加入。主教塔列朗——此时尚未被逐出教会——主持弥撒仪式。200名高职位的教士与牧师登上祭坛并接受誓约，国王自己发誓尽其可能遵从新法律，所有的集会群众高呼：“国王万岁！”礼炮声起，成千未能参加典礼的巴黎人举手向着练兵场宣誓。每一城镇都有类似的活动，并以酒与食物分给人民。当时的法国人如何能怀疑辉煌的新世纪已经开始没落呢？

[1] 让·巴蒂斯特男爵的绰号，得自当时巴托罗缪修道院附近的著名浪漫史中的人物。

米拉波偿还债务（1791.4.2）

即使是男人也有多疑的时候，况且一个女人。对于路易与王后，土伊勒里宫似乎是一间暖房，虽然在这里他们的每个行动受制于民众的默许或责难。1790年8月31日，国王在南锡的瑞士军队因拖欠薪饷与官员暴虐而叛变。一些叛军被国家卫队射杀，一些被处以绞刑，一些被处罚做划船苦工。得知这个消息，4万名巴黎群众气势汹汹地向王宫聚集，抨击拉法耶特，谴责国王的“南锡屠杀”，并要求他的部长辞职。内克静静地离去（1790年9月18日），与其家人住在靠近日内瓦湖的科佩。拉法耶特建议国王接受宪法以使巴黎平静。然而，王后怀疑这位将军阴谋策划取代国王，因此非常明显地对拉法耶特表示出她的反感，以致拉法耶特离宫而委托米拉波挽救君主政体。

米拉波十分愿意。他需要金钱维持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国王与国民会议的联合是控制暴民的唯一方法，而且他看出采取这项政策与补充他的财源并无抵触。早在1789年9月28日，他曾写给他的朋友拉马克 [1] ：“一切将失去。国王与王后将被除去，而你将看到民众在他们冰冷的躯体前显露着狂喜。”10月7日，同是在给拉马克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你对国王与王后有任何影响力，说服他们如果王室的家族不住在巴黎，法国将遭殃。我正忙于计划帮他们逃走。”路易拒绝了米拉波的计划，但他同意给米拉波金钱保卫君主政体。1790年5月初，他同意为这位伟大的冒险者偿付债务，给予他每月1000美元，并承诺奖赏他19.2万美元——如果他能使国民会议与国王和解。8月，王后在圣克劳德花园单独接见米拉波。王后仪态万千，雍容华贵，这位叛变的魔王吻她的手时，因虔敬而战栗。在写给知己的信上，米拉波心醉神迷地描述她：“你不了解王后。她内心的力量无比强大。她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

他认为自己是“付出而非获得”，按照拉马克的看法，“他为自己的信念而接受报酬”。他无意保护专制主义，相反，1790年12月23日他向国王的部长提呈的声明书，是一项调和民众自由与王室权力的计划：“直接打击大革命将无法击中目标，因为这使许多人得享较好法律的行动值得支持……革命的精神与宪法中许多的要素必须加以接受……我关切所有大革命的影响……因为有如此不易变动的胜利，以致除了分裂王国外再无动乱可摧毁他们。”

他借热诚与贿赂挽救残余的王权。国民会议怀疑他唯利是图，却佩服他的天才。1791年1月4日，国民会议选他为任期两周的会议主席。他有条理的管理与公平的决定使他们惊奇。他整天工作，整晚吃喝，并借女人使自己精疲力竭。3月25日，他又与两名歌剧院的舞女作乐，次日清晨他患了剧烈的腹部绞痛。27日他出席国民会议，之后疲惫而颤抖地回到他的房间。他生病的消息立刻传遍巴黎，戏院关闭以示对他的尊敬，民众包围他的住处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位年轻人主动提出为他输血。经受了许多痛苦折磨后，米拉波死于1791年4月2日。

4月3日，一些巴黎选民的代表要求国民会议将圣杰尼耶夫教堂改为法国英雄的灵堂与坟墓，而且在这不久即被称为万神殿的教堂前立碑，纪念“一位被祖国感恩的伟大人物”。这些一一实现了。4月4日在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称的“世界上曾有过的最盛大与最著名的送殡”之后，米拉波被埋葬在那里。一位历史学家估计群众在30万人至40万人之间——他们在街上与树上，在窗边与屋顶上。“有人会以为他们在移送伏尔泰的遗骨——一位永生不死的人。”1792年8月10日，从被推翻的国王的文件中找到了给米拉波金钱的证据。1794年9月22日，国民会议命令将失去光辉的英雄的遗体移出万神殿。

[1] 奥古斯都·拉马克伯爵（Auguste de la Marck），非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Monet）。

赴瓦雷纳（1791.6.20）

国王不愿让贵族、教士与君主政体屈服在他们腐朽的古老权威上，而且确信民众如此个人主义与轻举妄动，以致法国人将无法规可遵从，无限制可约束，无法迎合时代。国王乐观地固守着仅有的萎缩权力，而且拒绝贵族与王后每日的敦促——逃离巴黎或法国，然后带回一支军队，本国或外国的，其武力足以重建他有力的君权。1791年1月21日，他签署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这是使教会世俗化的法令，规定废除旧的教区，按83省行政区设立新主教区，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薪俸改由国家支付。但他感觉签署这项法令无异出卖他的信仰，那是他生命中遭受挫折后珍贵的避风港。他震惊于议会1791年5月30日的决定——将伏尔泰的遗体移入万神殿，他似乎无法忍受本世纪中最无宗教信仰的人被洋洋得意地抬入并光荣地置于曾经神圣的教堂。他不同意王后出逃的建议。王后的忠实朋友阿格泽尔·冯·弗森伯爵，为她的逃亡筹款，并安排细节。

全世界都知道那则故事：国王与王后如何假扮科弗先生与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与仆人，于1791年6月20日午夜，静悄悄地离开土伊勒里宫，怀着欢欣而害怕的心情，于次日行进150英里到达瓦雷纳，接近现在比利时（当时奥地利的荷兰）的边境。他们在那里被拦住了，被圣默努尔德的邮政局长德鲁埃率领的农民，用草耙与棍棒等武器逮捕了。德鲁埃派人至国民会议请求处理意见，安东尼·巴纳夫与佩蒂翁立刻得到指令：带着你的俘虏，不得加以伤害，回到巴黎。这是5天的路程，由6万名国民卫队队员缓慢引导。在途中巴纳夫与王后相对坐在皇家的驿车中，他具有旧时政治制度残留的骑士精神，他觉得这位美人处在危难中。他不知道她的命运将如何，在到达巴黎前他是她的奴隶。

经过巴纳夫的努力与其他仔细的考虑，国民会议拒绝立刻加以处置的要求。在无政府的情况下，谁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资产阶级的议会与所有的财产，能由无选举权的巴黎民众掌握吗？因此，这样的消息传了出去：国王未曾逃亡而是被拐走，他的性命至少可暂时保全，新的法律可能留给他较多的王权。雅各宾派的领袖对此进行抗议，俱乐部与报纸号召民众聚集在练兵广场。1791年7月17日，5万人来到，6000人签名要求国王退位。国民会议要求拉法耶特国民卫队驱散暴徒，被其拒绝。其中一些暴徒用石头掷向国民卫队，愤怒的兵士开枪射击，射杀50名男女。一年前保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终于到此为止了。马拉被警察逮捕并剥夺人权，监禁在一个阴湿的地窖里，而且开始计划一场新的革命。拉法耶特的名声毁灭，回到前线，耐心地等候机会逃离混乱日增的法国。

国王非常感激缓刑，并于1791年9月13日以屈服的姿态到国民会议正式签署新宪法。回到他凄凉的王宫后，他体力不支、泪流满面，恳求王后宽恕他将她幸福的维也纳生活转为失败的耻辱，还加上了监禁的恐怖。

9月底，国民会议准备结束工作。也许代表们已疲倦，而且觉得他们在一生中已做了许多事情。的确，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有了许多成就——使封建制度崩溃；废除继承的特权；将人民由君主的专制主义与懒惰、自大的贵族社会中拯救出来；建立法律前的平等，终止不经审判而加以监禁。他们还重新组织地方与省的行政部门；借没收财富与宣扬信仰、思想自由，惩戒曾经独立自主及爱批评的教会；他们报复卡拉斯与伏尔泰；他们愿意让保守派的贵族向外移民，并使中上阶层由政府控制；他们在宪法中具体表现这些变动，并赢得国王和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意，作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保证。

立宪会议（制宪会议）借安排选举一个立法的会议，使宪法成为特别法并考虑将来的问题，将之登记在案。罗伯斯庇尔希望新的投票带来较多权力上有代表性的人，说服其他代表取消新立法机构的选举。然后，1791年9月30日，“所有政治性会议中最值得纪念的”国民会议宣布解散了。

第三章　立法会议（1791.10.1—1792.9.20）

戏剧中的角色

第二个革命的国会的选举受到新闻业者热烈的旁听与俱乐部有力的监督。因为新闻审查几乎已不存在，新闻业者获得对公共政策新的影响力。布里索、卢斯塔洛、马拉、德穆兰、弗雷隆、拉克洛——每人都有一份定期刊物。1790年，仅巴黎一地就有133份杂志，上百份杂志散布在各省。这些杂志几乎都走激进派路线。米拉波告诉国王，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或者他的性命，他必须收买一些有名的新闻记者。“老的贵族，”拿破仑说，“如其充分领悟而成为印刷工具的专家则能长远幸存……大炮的到来毁灭了封建制度，而油墨将毁灭近代制度。”

俱乐部的作用与杂志不相上下。布列塔尼俱乐部改名为“宪法赞助者的学会”，而且将雅各宾派以前靠近土伊勒里宫的修道院餐厅作为聚会场所，不久扩大成为图书馆，甚至成为教堂。雅各宾派最初全是会议代表，但没多久即允许政治、文学、科学或商业方面的杰出人士也加入进来，使他们的会员人数增加。有些代表像罗伯斯庇尔，自我排拒于新的会议之外，而找寻另外的权力支点。会费很高，1793年大多数会员来自中产阶级。

雅各宾派的势力被附属的组织扩大至许多最小地方行政区，而且母社的学说与教义最能被大众接受。1794年，法国约有6800个激进派俱乐部，会员总数达到50万人。他们在无组织的群众中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党。他们的政策受到新闻界的支持时，他们的势力仅次于最小地方行政区——由他们市政会议与有选举权的团体，控制国民卫队的地方联队。这些力量融合时，国民会议必须照他们的意思来做，否则将面临武装起义或难以控制的局面。

1791年，一位在巴黎的英国人报道：“每条街上都有很多俱乐部”，文艺协会、体育协会、互助会的支会、工人集会等。一些雅各宾派发现他们的俱乐部过分浪费与资产阶级化，因而于1790年组成“人类与公民支持者的俱乐部”，不久巴黎人称其为科德利埃俱乐部，因为它在圣方济修会早先的修道院中聚会，这里给马拉、赫伯特、德穆兰与丹东提供了演讲坛。由于雅各宾派太过偏激，拉法耶特、巴伊、塔列朗、拉瓦锡、谢尼埃、内穆尔于1790年组成“1789年协会”，1790年开始在王宫召开会议，支持动摇的君主政体。另一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由巴纳夫与亚历山大·拉梅特领导，因聚会地点是西多教团的僧人修道院而定名为斐扬俱乐部。几个废弃的修道院，现在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这是巴黎人迅速世俗化的讯号。

俱乐部之间有敌对的倾向，1791年6月至9月，投票选举新的“议会”。勤王者由于教育与安逸而变得柔弱，又依赖说服与行贿获得选票。雅各宾派与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依靠民众的力量，借武力增加行贿。他们利用法律禁止任何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人投票。因此天主教徒，大多数都自动被排除。群众有组织地捣乱，驱散勤王者的集会，如在格勒诺布尔。有些城市，像波尔多，市政当局禁止雅各宾派以外其他所有俱乐部集会。在某一城市，雅各宾派与他们的党羽烧毁一个投票柜，因怀疑其隐匿大多数保守派的选票。

民主作风有所整顿，此选举使立法会议获得一个赤诚保护君主政治的有势力的少数党——264位斐扬派，即君主立宪派，占着大厅右面部分。136位代表，承认自己是雅各宾派或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坐在左面高起部分被称为“山岳党”。在会场中央的355位代表拒绝被标示，他们被称为“平原党”。这755位参会者中355位是律师，适合构成一个立法团体。现在律师继承教士控制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中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宴会。

1792年6月20日以前，立法机构中大多数人后来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吉伦特派（Gironde）。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也不是山岳党），但是他们几乎全来自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区域——卡昂、南特、里昂、利摩日、马赛、波尔多。这些工商业中心区的居民惯于自治，他们控制了大多数财富、商业、王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波尔多、吉伦特省；他们以培养出孟德斯鸠与蒙田为骄傲。几乎所有高层的吉伦特派成员也是雅各宾派，而且赞同其他大多数的雅各宾派反对君主政体与教会，但是他们愤恨整个法国被巴黎及其民众管理，建议以自治省的联邦共和国代替之。

孔多塞侯爵是他们的理论家、哲学家，也是教育、财政与政策规划方面的专家。他们伟大的演讲家是维尼奥（Pierre-Victurnien Vergniaud）。他出生于利摩日，其父为一名商人；离开一所神学校后，即专攻法律，并就业于波尔多，然后被派至立法议会。除此，有更多影响力的是布里索。他生长在沙特尔，有点像冒险家，曾抽样调查欧洲与美国的职业、气候及道德规范样本，还于1784年被短暂监禁于巴士底狱。他是黑奴协会的创建者（1788年），而且是热心的奴隶解放运动工作者。身为巴黎派至立法会议的代表，布里索负责外交政策，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之路。孔多塞把他与维尼奥介绍给内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他们变成她沙龙的忠诚随从，并帮助她的情人——纳博讷伯爵，被路易任命为陆军部长。很长一段时期内吉伦特派被称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

历史对罗兰记载得较多，主要因为他娶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人，她给予他思想与风格，蒙骗他，赞美他的记忆力，而且以一个著名与传奇的判决使她走上断头台而名垂青史。25岁的玛农（罗兰夫人的闺名）于1779年在鲁昂认识罗兰时，他已45岁，头发微秃，并因事业操劳及哲学思考而疲乏不堪。他有父亲般的亲切微笑，倡导高贵的斯多葛哲学，因而迷住了玛农。她熟悉古代的文豪与英雄，她在8岁时就读过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作品，有时候在教堂里她以它取代了祈祷书：“普卢塔克使我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

她是一个高傲的孩子。她说，“有两三次我父亲鞭打我时，我咬他压在我身上的大腿”，而且她从未失利过。但是她读过圣人的传记，并仰望殉道者。她深感天主教仪式的美丽与庄严，并保留她对宗教的尊敬，及少许基督徒的信念。她甚至欣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与达朗贝尔。她不喜欢卢梭，她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她向往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沉醉于加图父子与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的作品。她与吉伦特派人是从他们的思想中获得政治理想。她也读塞维尼夫人的书信，因为她渴望写十全十美的散文。

有不少人向她求婚，但是她太关注自己的才华而不能接受普通的情人。也许25岁时，她开始妥协让步了。“一位意志坚强，极为忠实，有学问与有趣味……”她找到罗兰——“他的庄重使我以为他好像无性欲。”在他们结婚后（1780年），他们住在里昂，她描述那里为“一个建筑宏伟的城市，工商业繁荣……以富有而著名，甚至连约瑟夫国王都为之忌妒”。1791年2月，罗兰被派至巴黎并在立宪会议的委员会中保护里昂的商业利益。他参加雅各宾派会议，并与布里索有深厚的友谊。1791年，他说服他的妻子迁至巴黎。

在那里她由他的秘书升为他的顾问，她不但以高雅的智慧与才能草拟他的报告，而且似乎已指导他的政治策略。1792年3月10日，通过布里索的影响，罗兰成为国王的内政部长。他设立一处沙龙作为布里索、佩蒂翁、蒲佐、孔多塞与其他吉伦特派人聚会以及讨论计划之处。她给予他们食物与建议，却将她的爱情秘密给予蒲佐，而且不顾性命地追随他们。

战争（1792）

这是大革命的一段危险期。1791年，国外的移民已在德国科布伦茨聚集了2万人的军队，并请求援助。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觉得他可利用此机会沿着莱茵河扩张他的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已向腓特烈二世的姐姐求援，他的人民也骚动不安，他本人有些像革命者，而且已接近死亡。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于1790年继承他的王位，却不喜欢战争。他与普鲁士国王发布《皮尔尼兹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1791年8月27日），而且邀请其他统治者共同在法国恢复“一个可立即调和君主权力与促进法国福利的君主形式的政府”。

奇怪的是，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都赞同战争。王后不断促使她奥地利的哥哥给予援助，国王明确地要求普鲁士、俄国、西班牙、瑞典、奥—匈帝国的统治者集合军队恢复法国的王权。奥地利渴望佛兰德斯，普鲁士想获得阿尔萨斯。1792年2月7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一项与法国敌对的军事联盟。3月1日，利奥波德二世驾崩，由他的儿子弗兰茨二世继位，这是一个渴望战争与个人荣誉的君主。在法国，拉法耶特赞成战争以期能成为统帅，而且能够同时掌握立法会议与国王。杜穆里埃将军作为外交部长，赞成战争为的是他们从奥地利得胜后，会受到荷兰的欢迎，并可能以较小的王位奖励他。因为尚未涉及征兵，农人与劳动阶级以为目前的战争为必然的罪恶，因为亡命者可不受阻挠地回到法国，恢复或者可能增加更多旧王权时代的不公正。吉伦特派人赞成战争是因为他们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将攻击法国，因而反攻是最好的防御。罗伯斯庇尔反对战争是因为他认为战争将使劳动阶级流血，中产阶级获利。布里索呼喊着“为着新的圣战，为着全人类自由的圣战”公开宣布：“时机已来到。”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在仅7票反对之下，正式对奥地利宣战，希望分割此联盟，因此开始23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战争。4月26日，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法国军人、作曲家）在斯特拉斯堡作《马赛进行曲》（The Marseillaise）。

但是，吉伦特派人未曾估计法国军队的状况。法军在东线有10万人，奥地利军队只有4.5万人，但东线法军是由旧政权训练的军官统帅。杜穆里埃将军命令这些军官率领他们的士兵采取行动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未经训练的义勇军尚未装备武器，而且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然而，前进命令反复下达时，几个军官辞职，3个骑兵部队投降敌军。拉法耶特给在布鲁塞尔的奥地利统帅一项建议，让他率领国民卫队到巴黎，而且恢复国王的权力，前提是奥地利答应不进入法国领土。除了拉法耶特随后的责问（1792年8月20日）与他逃向敌方外，这个建议无任何结果。

立法会议将一项议案送给占优势的吉伦特派内阁，要求为巴黎设立一个护围军营，而且停止将政府薪水付给拒绝立誓臣从的牧师与修女。国王拒绝签署这项议案时，形势出现了危机。国王草率决定，不但拒绝签署，而且将杜穆里埃将军以外所有的部长撤职，而这位将军不久即辞去比利时前线统帅的职务。否决议案的消息传遍巴黎时，路易正期待一支军队——法国或外国的，来到巴黎并立刻结束大革命。民众计划由巴黎撤出并在卢瓦尔河更远处组成新的革命军队。吉伦特派的领袖要求在土伊勒里宫前举行群众示威。

1792年6月20日，一群激动的男女——爱国者，歹徒，冒险家，及罗伯斯庇尔、布里索或马拉的忠实信徒，冲进土伊勒里宫的庭院，高声要求和辱骂，坚持要见“否决权先生与夫人”。国王命令他的守卫准许他们其中几位进来。50人进来了，并挥舞着他们各式各样的武器。路易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听取他们的要求——取消他的否决。他回答：“考虑如此复杂的事务所需的时机不对。”他听取辩论、请求与威胁达3个小时之久。一名暴徒叫道：“我需要法令许可打击教士……批准，否则你将死亡！”另一名暴徒以剑指着路易，但他保持镇定。有人给他一顶红色无边帽，他高兴地戴在头上。这些入侵者叫道：“国家万岁！自由万岁！”最后则是：“国王万岁！”这些请愿者离去了，而报道说他们曾给国来王带来极大的惊恐。群众退至城市中，又不满意又很疲乏。不顾及国王的否决，这不利于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实施法令。但是，立法会议担心其与王宫断绝关系，竟邀请国王参加为其举办的一个热烈的欢迎会。国王接受立法会议继续勤王的要求。

激进派不喜欢资产阶级与君主政府的正式和解，他们怀疑国王的诚意，而且愤恨立法会议准备阻止大革命——现在正为中产阶级巩固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大革命。罗伯斯庇尔与马拉逐渐使雅各宾派俱乐部摆脱资产阶级的格调，并转向争取较广泛民众的同情。在工业化都市中，劳动阶级趋向与巴黎工人合作。立法会议要求每个省派遣一支联邦国家卫队的支队参加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三周年时，这些“加入联邦的”由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选出的大多数，都赞成雅各宾派的政策。一个特别的反叛团体拥有516名群众，7月5日由马赛出发，立誓废弃国王。他们在行进中，唱着鲁日·德李尔写的新歌，而且由他们想出非他意欲的歌名《马赛进行曲》。（1795年7月14日，《马赛进行曲》被国民公会确定为国歌。它曾被拿破仑与路易十八拒绝，恢复于1830年。后来又遭拿破仑三世禁止，最后于1879年被确定。）

马赛人与其他参加联邦的代表们后于7月14日到达巴黎，但是巴黎公社（the Commune of Paris）要求他们延迟返期。巴黎公社——由巴黎48个“区”（Section）代表组成的中央机构——现在已被激进派领袖掌握，并由其设在市政厅的办公处逐日取代市政府官员，成为首都的政府。

7月28日，巴黎再度惊骇与震怒，因得知不伦瑞克公爵从科布伦茨发布的宣言：

奥地利国王与普鲁士国王两位陛下托付我统率他们聚集在法国边界的联军，我要对这个帝国的居民宣布这两位君主决定此政策的动机及他们的目的。

任意侵犯阿尔萨斯—洛林日耳曼皇族权力，干扰与破坏王国内良好秩序与合法政府……这些霸占政府统治权者至少已对国王陛下宣布不义战争及实施攻击他北海的低地国（Low Countries） [1] 各省的军务。

对一些重要利益应慎重处理……此即，终止法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阻止对王权与神坛的攻击……恢复国王安全与已被剥夺的自由，并让其执行属于他的合法权利。

确信正直的法国人民厌恶过多的小党派掌握法国，而且大多数人民耐心期待可让他们公开宣布反抗他们压制者的可怕企图，国王陛下与普鲁士国王陛下请求他们立即回到合理、正义与和平之处。依照此目的，我……宣布：

1.……这联盟的朝廷不接受法国福利以外的目标，不愿以征服使他们富有……

……

7.城镇与乡村居民凡是敢反抗国王与国王陛下军队并攻击他们的……将依照战时最严厉法律立刻受到惩戒，他们的房子将被……摧毁……

……

8.巴黎所有的居民必须立刻向国王投降……两位陛下宣布……如果土伊勒里宫被闯入或被攻击，如有最轻微暴动波及……国王、王后与王室家族，及他们的安全与自由不能被迅速加以保证，他们会将巴黎交给军队处理并完全摧毁……

出于这些原因，我要求也劝告所有帝国的居民，不反对我统率的军队的行动与任务，相反要让他们在各处可自由通行，并全力协助他们……

1792年7月25日于科布伦茨总部

查理·威廉·斐迪南

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

宣言第8段（也许由那些满心复仇的移民提呈给这位温和的公爵）要求立法会议、巴黎公社与巴黎人民要么放弃大革命，要么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抵抗侵略者。7月29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讲，要求反抗不伦瑞克，立刻推翻君主政体，而且建立具有成人选举权的共和国。7月30日，马赛的联盟代表仍然在巴黎，要求加入其他各省的代表废除国王。8月4日及次日，巴黎一区接一区地通知立法会议，他们不再承认当今的国王。8月6日，各区代表正式向立法会议请愿废除国王。立法会议并未采取行动。8月9日，马拉号召人民攻击土伊勒里宫，逮捕国王及其家属，还有所有亲君主政体的官员：“作为国家叛徒……必须先为国家的利益牺牲。”当夜，巴黎公社与各区敲响警钟，要求人民第二天清晨在土伊勒里宫附近聚集。

有些市民在凌晨3点就来了，7点以前25个区已确定应分派的人数并配备步枪、矛与剑，有些人还带着大炮。有800名联盟代表参加，群众人数立即达到9000名。王宫被900名瑞士籍与200名其他地方的卫队队员防守着。为了平息暴动，路易领着他的家族由会议室到王宫戏院，立法会议在那里呈混乱状况。“我来到这里，”路易说，“为了防止一项重大罪恶。”

暴徒被允许进入庭院，但瑞士卫队守住通往国王寝室楼梯的最下层，阻止暴徒向里面前进，群众推挤他们，瑞士卫队于是开枪射击，杀死100多名男女。国王命令瑞士卫队停火并撤退，他们遵命不再射击，但是由马赛人率领的群众又击溃了他们。瑞士卫队中大多数人被杀死，不少人被逮捕，其中50名被送至市政厅并被处死。国王的仆人们，包括厨房工作人员，均被杀死。马赛人唱着《马赛进行曲》并用王后的大钢琴伴奏，一名疲倦的妓女睡在王后的床上。家具被烧毁，酒窖被哄抢，藏酒被喝光。在王宫附近，快乐的群众放火烧了900栋建筑，并射杀一名消防队员。一些胜利者举着用死去卫兵的红色制服做成的旗帜游行——这是首次用红旗作为革命象征的著名的例子。

立法会议企图挽救王室的家族，但是几位代表被闯入的群众杀死，迫使其他代表将王室的避难者交给巴黎公社处置。他们被严密地看守在神庙，这里原为圣殿骑士（Knigts Templar）旧式而坚固的隐修院。路易没有任何反抗，他向着白发的妻子与生病的儿子悲叹着，耐心等候着末日来临。

[1] 今荷、比、卢三国。

丹东

在这几个动乱的星期中，右派的代表几乎都不参加立法会议，8月10日以后，只剩下285名代表。这个残余的立法机构，现在投票通过以省的行政会议替换国王与他的参谋，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丹东为司法部长掌握暂时行使国王权力的行政会议，罗兰为内政部长，塞尔旺为陆军部长。选举丹东的部分理由是想平息巴黎的骚乱，除了他的名气外，他还是当时革命行动中最有才能、最得力的人物。

他那时33岁，并愿为革命在35岁牺牲。革命是年轻人的一项特权。他出生于香槟地区的阿尔西，并追随父亲进入法律界。他在巴黎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但是他选择与朋友德穆兰同住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工人区，不久他在该俱乐部显得极为杰出。他的嘴唇与鼻子在幼年时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毁形，而且皮肤生有天花，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他挺拔的身材与宽大的额头，同时感觉到他明智与果断思想的力量，在革命的聚会里、雅各宾俱乐部或劳动阶级群众中，常常听到他对神明不敬的粗暴如雷的演讲。

他的性格不像他的脸或声音那样残忍或高傲。他做出的判决可能草率而且十分无情——如同意1972年9月的大屠杀，但是他有些潜在的软弱，而且无恶意，他愿意很快宽恕别人。他的助手时常惊奇于他取消他自己发出的严峻指令，或者保护他过严命令下的牺牲者。不久他将失去性命，因为他胆敢提出“恐怖时代持续的时间太久”，还说“慈悲的时期已来到”。不像冷静的罗伯斯庇尔，他喜欢法国讽刺滑稽作家的幽默、世上的乐趣、赌博和美丽的女人。他以赚来与借到的钱在阿尔西买了一栋理想的住所及大批的教会财产。人民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多的金钱，许多人怀疑他因保护国王而获得贿款。不利于他的证据压倒了他，于是他承认自己采用了最有利的革命措施，而且从未违背任何一项革命的主要利益。他拿国王的钱同时替劳动阶层工作。他知道劳动阶级的独裁权是一个矛盾名词，只能在政治上存在很短的时期。

他受过很多教育，这使他不致成为乌托邦主义者。他的藏书中，法文的有571册、英文的有72册、意大利文的有52册。他的英文与意大利文都念得很好。他有伏尔泰的著作91册，卢梭的16册，及狄德罗所有的《百科全书》。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赞成穷人对宗教的信仰。在许多方面他像缪塞：

以我个人而言，我只承认一个神——整个世界与正义之神……田间劳动者更有此概念……他的年轻、他的刚毅与他晚年受恩于牧师给他的少许幸运……留给他一些幻想。如你愿意的话教育他……但是别让穷人害怕会因此失去与他们一生相关的东西。

身为领导者，他牺牲一切保护革命不受来自别国的攻击及不陷于国内的骚扰。出于这些缘故，他愿与任何人——罗伯斯庇尔、马拉、国王、吉伦特派人合作。但是罗伯斯庇尔忌妒他，马拉批评他，国王不信任他，吉伦特派人害怕他的脸孔与声音，并因他的指责而发抖。无人可使他出国；他发起战争，并为和平谈判；他大声怒吼像头狮子，但却言及仁义；他为革命而战，却帮助一些贵族逃出法国。

身为司法部长，他致力于联合所有革命的团体来阻止反动。他也负责处理8月10日的民众暴动——本来这些民众可成为热爱革命的士兵。革命战争需要一些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他阻止一项支持大革命反对外国君主的不成熟意向——那将使所有君主联合与法国敌对。他反对吉伦特派撤销政府与卢瓦尔河旁的立法会议的建议，这将打击人民的士气。讨论的时间已过去，采取行动的时间已来到，现在是建立新的军队并加强他们的精神与信心的时候。1792年9月2日，他在一次热烈演讲中发表了一段名言，鼓舞法国也响彻了一个骚乱的世纪。普鲁士—奥地利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并节节胜利。巴黎彷徨于果断的反应与沮丧的恐惧之间。丹东为了行政会议，来到立法会议激励他们为国奋战。

由一个自由国家的部长对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已获安全是很令人满意的。人民全都激动、热忱与兴奋地加入这个战争……我们的人一部分将守卫前线，另一部分将挖掘并以武器守卫壕沟，第三部分将以长矛保卫市区……任何拒绝提供个人劳务或武器的人，我们将会处以死刑……

我们敲响的警钟并非是危险的警告信号，它命令攻击法国的敌人。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冒险、再冒险，永远在冒险中——法国才能因此得救。

就在这有力而具历史性演讲的同一天，大革命最悲惨的插曲发生了。

大屠杀（1792.9.2—9.6）

9月2日，由于宗教与政府的冲突，民众努力地将崇拜从宗教转移到政府，这种情绪的狂热升到了顶点。立宪会议已接受天主教为公认的宗教，并付教士与政府公务人员相等的薪资。但是巴黎公社认为政府无理由必须补助传道所需的金钱。这种看法为社会接受，最后也为立法会议接受，结果造成教会的敌对与对大革命的威胁。

国王被废位几个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入狱，不久成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8月11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月18日，立法会议修改一项全国性法令，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月28日，放逐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限他们两个星期内离开法国。约有2.5万名教士逃到其他的国家，并加强对那里的移民传道。由于教士一直掌管出生、结婚与死亡的登记，立法会议必须将此职能移给俗世的机构。大多数民众坚持以正式的仪式举行圣礼之际，废弃传统典礼的企图会加深虔诚的民众与世俗主义的政府之间的裂隙。巴黎公社、雅各宾派、吉伦特派与山岳党一致希望对新共和国的奉献能成为民众的宗教，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上帝、圣子、圣礼，而且这新的三位一体的促进最终能成为考验社会秩序与道德的首要标准。

新共和国的正式成立被延至9月22日，共和历新年的第一天。同时一些未来派请求立法会议将此定为趋向他们梦想的全世界民主政治的范例。“法国公民权应授给凡有勇气支持自由主义与有助于人道的外国哲学家。”8月26日，立法会议同意将法国公民权赠予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廉·威伯福斯、克洛茨、约翰·裴斯泰洛齐、科希乌斯科、席勒、华盛顿、潘恩、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亚历山大·洪堡来到法国，他说是“为呼吸自由空气，为支持谴责专制政府”。新的宗教分枝在生根后迅速延伸。

9月2日，民众穿上去教堂礼拜的服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的忠诚：青年与中年人聚集在募兵站自愿投入陆军，妇女亲切地替他们缝制外衣，并为将来的伤患准备绷带；人们将武器、珠宝与金钱提供给各区的中心部门，以为战备之需；母亲们收养那些已赴前线的军人与护士的孩子；一些男人杀死监狱里的教士与新信仰的敌人。

自从不伦瑞克发布7月25日宣言后，革命领袖已成为人们受难时的榜样人物。8月11日，在市政府的行政长官发给桑泰尔（当时地方的军事统帅）一封奇特的短笺：“我们接到通知，一些暴徒计划绕至巴黎监狱并抢夺所有人犯，以便能迅速审判他们。我们请求你的监管伸展至沙特莱、康西格里与拉福尔斯——三个巴黎主要拘留中心。”我们不知桑泰尔如何阐明这个消息。8月14日，立法会议指定一个“特别法庭”审判所有革命的敌人，但是马拉不满公布的判决。在8月19日的《人民之友》中，他告诉读者：“拖出那些叛徒，特别是瑞士官员（属于皇家卫队）与他们的同谋，然后全部处死。审判他们是多么愚笨啊！”借此热忱，巴黎公社任命马拉为主笔，在公社的会议室中分配他一个位子，让他加入监督委员会。

如果民众听取马拉并尽可能服从他，那是因为他们也处于害怕与愤怒中。8月19日，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与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人越过边界，而且跟随一队移民，誓言对所有革命者报复。8月23日，侵入者占领隆维。9月2日，他们到达凡尔登，该日早晨一件快报送至巴黎，丹尔登这个牢固无法攻破的堡垒业已陷落（它在下午陷落）。现在通往巴黎的路已陷于敌人，因无任何法军在此路上可阻止他们。首都似乎可随意任他们处置，不伦瑞克公爵预计很快就可进占巴黎。

同时反对大革命的革命队伍已经占有法国两个区域——旺代与多芬，而且巴黎本身容有成千成万同情国王的民众。由于9月1日发行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有一项阴谋试图释放所有犯人，并让他们屠杀所有的革命者，立法会议与巴黎公社召请所有男人加入军队，出发抵抗进犯的敌军。这些男人怎能离开家园而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任由巴黎监狱逃出的贵族、教士与惯犯随意处置呢？一些地区投票决定，所有的教士与嫌疑犯应该在义勇军离开前予以处死。

9月2日，星期日，约下午两点，6辆马车装载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接近修道院监狱。群众嘲骂他们，一名男子跳上一辆马车的踏阶，一位教士用木棍打他。群众咒骂着，人数增加，在犯人于监狱门口下车时予以袭击，监狱的守卫加入攻击，30人被杀死。群众受到流血场面与不具名谋杀的狂喜的刺激，冲向圣衣派修道院，并杀死被监禁在那里的教士。夜间，经过一番休息，群众因罪犯与歹徒及由马赛、阿维尼翁与布列塔尼来的雄壮联盟代表的军队回到修道院而集结扩大，强行带走所有的人犯，给予他们一个迅速而非正式审判，然后将他们大多数——每支瑞士卫队、教士贵族或国王及王后的仆人——交给戴铁手套的人以剑、刀、矛或棍棒处死。

起初，这些刽子手是惩戒性的，在那里并无偷窃——从受害者那里得到的贵重物品则移交给巴黎公社当局，以后这些辛苦的工作者将获得战利品作为他们应得的报酬。每人每天工作报酬是6法郎、三餐与所有他们要喝的酒。他们之中有些显示怜悯，他们恭贺那些无罪释放者，而且护送许多有名望的人回家。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凶狠，他们将定罪者作为观众嬉弄的对象来延长他们的痛苦，一位狂热者将他的剑从拉勒将军的胸前拔出后，以手伸入受伤部分，拿出心脏，并放在嘴边似乎在吃——这是野蛮时代流行的风俗。这些屠杀者劳累之后，略作休息、喝酒，立即恢复工作，一直到修道院所有的囚犯均被路边法庭审判为自由或死刑为止。

9月3日，法官与刽子手转移到拉福尔斯与康西格里两处监狱。在那里又有新的受难者，并且大规模的屠杀继续着。此地有一位著名的妇人，朗巴尔公爵夫人，以前非常富有与美丽，是安托瓦内特心爱的朋友，她曾参与援救王室的计划，现在43岁，她被斩首与切断手足，她的心脏被拿出并被一个凶恶的共和党徒吃掉。她的头被用矛举起，游行经过王后居住的修道院密室的窗下。

9月4日，屠杀者转移到托尔·圣贝尔纳、圣菲尔曼、沙特莱、沙尔佩特各地的监狱，在那里对女犯以强奸代替死刑。在比赛特尔，入狱者中有43名年轻人，年纪从17岁至19岁，被他们的父母置于一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全遭屠杀。

大屠杀在巴黎持续两天，使受难者总数达到1247人至1368人。天主教徒与保皇党遭受恐怖，革命者认为暴动的发生是由于不伦瑞克的威胁与战争的危险。佩蒂翁，巴黎新任市长，将刽子手当作辛苦工作的爱国志士，而且接见他们，以酒款待，立法会议派了一些代表到达修道院现场，他们回来后指出大屠杀无法遏制。最后立法会议的领袖们——吉伦特派人与山岳党人——认为最安全的方法是他们的一项批准。巴黎俱乐部派代表参加临时审判。比兰-瓦伦，巴黎公社的代理律师，到达修道院现场，向屠杀者祝贺：“同胞们，你们正烧死你们的敌人，你们正执行你们的任务。”马拉骄傲地将整个任务归功于他。一年之后，科黛受审判时被问及为何杀死马拉，她答道：“因为他造成‘九月大屠杀’。”问及证据时，她答道：“我不能给你证据，这是整个法国的判决。”

要求丹东阻止屠杀进行时，他耸耸肩膀。“这将是不可能的，”他回答道，而且他反问道，“我难道应让我自己受困于正在等待外国人来屠杀我们的那些教士与贵族……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他暗中将他的力量由监狱撤回。一位行政会议的官员抗议这个屠杀时，丹东告诉他：“平静下来，这是必需的。”一位年轻人曾问道：“你为什么要助长这种恐怖行动？”他答道：“你是太年轻而不了解这些事情……巴黎人与移民间必定会发生战争而且流血成河。”他认为巴黎人现在是向大革命表示友善。而且，那些正赴前线抵抗侵略者的义勇军，应该知道他们的投降将得不到仁慈的宽恕。他们将为他们的生存作殊死战。

9月2日，立法会议也觉得这次突发事件，导致已被选定实施的宪法的毁灭，因而决定举办全国性选举以产生国民公会，草拟适合法国新情况与适应战争需要的新宪法。因为农民、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受征召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其中任何人，不论缴税与否如被排拒不得参加投票似乎是无法忍耐的。因此，罗伯斯庇尔得到他第一个主要的胜利：他占重要角色的国民公会是经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

9月20日，立法会议结束它最后一次会期，却不知在那天一支由杜穆里埃与克勒曼率领的法国军队遭遇到不伦瑞克率领的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正规军队，并与他们激战未分胜负——事实上是一场胜利，因为在此战役后，普鲁士国王命令他战败的部队从法国领土撤退——放弃凡尔登与隆维，腓特烈二世不能持久地与遥远的法国纠缠，因为现在他正与他的邻国俄国与奥地利竞争，以期能从瓜分波兰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此外香槟地区的葡萄使他的军队遭受痢疾的痛苦。

在那次战役之后，歌德对萨克森—魏玛公爵的幕僚讲了一句名言：“从今天、从此地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第四章　国民公会（1792.9.21—1795.10.26）

新共和国

从第三次国民会议的选举，可以看出大革命的顶峰与衰退，雅各宾派巧妙操纵的技巧甚至超过1791年的选举。这个过程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选举人，组成选举人的委员会，并选出“议员”代表该区参加国民公会。两次的选举均采用口头与公开的方式。在每个阶段，如果投票者侵犯当地领袖，他将冒受伤害的危险。城市中的保守派拒绝投票，“缺席的数目很大”。在有投票资格的700万人中，630万人没有参加。巴黎从9月2日开始投票并连续好几天，而在监狱门口的大屠杀给予投票以生存的启示。在许多地区，虔诚的天主教徒拒绝投票。因此，极力勤王的旺代选出的9名代表中的6名同意处决国王。在巴黎，选举人在雅各宾俱乐部聚会，结果选出代表首都的24人都是共和党人，而且是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德穆兰、比兰-瓦伦、赫波斯、弗雷隆、大卫……在各省，吉伦特派人都为他们自己做了准备，选出布里索、罗兰、孔多塞、佩蒂翁、戈代、巴尔巴鲁与蒲佐。外国人中被选出的是普里斯特利、潘恩与克洛茨。新命名为公民菲利普·平等（Citizen Philippe Égalité）的奥尔良公爵，被选为巴黎激进派地区的代表。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在土伊勒里宫集会时，它已有750名代表。在所有的代表中，除了2名中产阶级、2名工人，几乎都是律师。180名有组织、受过教育、口齿伶俐的吉伦特派人，占立法会议的主要部分。以目前无外侵危险为由，他们获得一项法律上的宽纵，用以打击嫌疑犯、移民、教士及战时的经济管制。自由企业重新恢复，民众随即抱怨投机图利与价格操纵。吉伦特派为压制激进派没收不动产的行动及与民众之间的分歧，在国民公会的第一天实施一项措施，宣称私有财产的神圣。1792年9月22日，吉伦特派、山岳党与平原党共同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同一天，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其属地的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年份将定为Ⅰ（1792年9月22日至1793年9月21日）、Ⅱ、Ⅲ……月份将以他们独特的气候定名：葡萄月（葡萄收获期）、雾月与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与风月为冬季，芽月（芽萌）、花月与草月（草长）为春季，收获月（收获）、热月（温暖）与果月（果硕）为夏季。每个月份分为3个旬，每一旬以10天终了，替代星期日为休息日。剩下的5天，称之为无套裤汉日，将是国庆的节日。国民公会希望这个日历能提醒法国人，使他们收成丰富的并非宗教的圣者或四季，而是大地、是工作，大自然将代替上帝。新历将于1793年11月24日开始实施，并在1805年底终止。

吉伦特派与山岳党赞成私有财产、共和政体与对基督教的战争。但在其他几个论题上，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有歧见。吉伦特派愤恨巴黎地理上不成比例的影响——那里的代表与那里的民众——在政策上影响整个法国。山岳党憎恨商人的影响与大富豪决定吉伦特派人的投票。丹东（在他选区的700张选票中得到638张）辞去司法部长的职位，并从事联合吉伦特派与山岳党的工作，其目的是寻求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和平。但是，他是巴黎激进派的偶像，吉伦特派人不相信他，而且要求他提出在任部长期间的经费收支记录，他不能说明他曾经支出的总数来使他们满意，也不能解释他购买巴黎与近郊3栋房子所需金钱的来源。毫无疑问，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他责备质询者为忘恩负义的人，放弃对内对外调停的努力，加入罗伯斯庇尔的派系。

罗伯斯庇尔在各区中的声望仅次于丹东，他在代表中仍是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公会选举主席的投票中，罗兰获得235票，他只得6票。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说，他是一个独断主义的哲学家，有很多关于道德的陈词滥调。他也是谨慎的机会主义者，有耐心地等待每个机会以增加权力。他基本上无矛盾的建议，这使他的权力缓慢上升。他避免直接牵涉攻击土伊勒里宫与“九月大屠杀”，但是他已将民众的恐怖纳入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从一开始，他即提倡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虽然他实际上曾示意禁止皇族与天主教徒投票。他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不同意一些穷人没收与重新分配财产的请求，但是他提议征收遗产税及其他若干税收，因为这将“借温和与有效的措施减少财富过度的不平等”。同时他等待着，让他的对手因兴奋与极端而疲乏不堪。他确信有一天他将统治国家——并预测有一天他将被杀害。“他知道，这些人全了解，他的性命几乎时时刻刻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既不是罗伯斯庇尔也非丹东，而是马拉全力支持劳动阶层。9月25日，为了庆祝新共和国的成立，马拉将他的期刊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刊》。他现在49岁（罗伯斯庇尔仅34岁，丹东33岁），他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他忙碌于不妥协的政治运动，打击被他视为民众敌人的吉伦特派，增加商业化的资产阶级的中间人，使大革命成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政治力量。他粗暴的批评传遍整个巴黎，煽动各区发生叛乱，而且几乎造成国民公会的一致反对。吉伦特派批评他们所称的丹东、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三人同盟”，但是丹东否认与他有关，罗伯斯庇尔也回避，他虽与山岳党来往，但少有朋友。1792年9月25日，维尼奥与其他几个人在阅读国民公会文件后指出，马拉独裁并参与大屠杀。这位生病的“护民官”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时，他受到大喊“坐下！”的侮辱，他说：“在国民公会中，我似乎有许多敌人。”“我们都是！”吉伦特派人高喊着。马拉继续要求有限度的罗马式独裁，并承认他曾煽动暴动，但是他宣布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与此项计划没有关系。一位代表建议逮捕他，以谋反罪审判。这个动议被取消了。马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并宣布：“如果起诉被判决，我将在护民官脚前把我的头打开花。”

吉伦特派人引导法国进入战争。在这几个月内，吉伦特派因法国军队的胜利及法国政权与革命理想的扩张而强大。1792年9月21日，安内·皮埃尔将军率领他的军队顺利征服萨伏依。“我的军队前进，”他向国民公会报告，“是一项胜利，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出来迎接我们。各党派佩戴三色的帽章。”9月27日，另一支法国军队进入尼斯，并未遭受任何反抗。9月29日，军队进占维勒弗朗什。11月27日，萨伏依在当地政治领袖的要求下被合并到法国。

莱茵省的占领比较困难。9月25日，屈斯丁将军领着他的义勇军进占施派尔，虏获3000名战俘。10月5日他进入沃尔姆斯，10月19日进入美因茨，10月21日进入法兰克福。为使大革命赢得比利时（奥地利的属地），杜穆里埃必须攻取热马普，这是一场主要战役。奥地利在长久抵抗后退却了，留下4000具尸体在战场上。布鲁塞尔陷落于11月14日，列日于24日，安特卫普于30日。在这些城市中，法国人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杜穆里埃不服从向南移动与屈斯丁军队会合的国民公会的命令，反而停留在比利时与投机商交易军需品。在受到当局指责后，他以辞职威胁。丹东被派去劝解，成功了，但杜穆里埃向敌军投降时（1793年4月5日），丹东因牵连而获罪。

被这些胜利陶醉，国民公会的领袖采取两个辅助政策：一、伸展法国的势力到地理上的“天然边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海洋；二、为争取边界的人民，他们请求以军事支援达成经济与政治的自由。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一项醒目的法令：

从此刻起，法国宣布对人民（所有合作地区）有统治权利，管制目前仍统辖你们的所有民事与军事当局，及任何形式的各项税收。废止什一税、封建制度、奴隶制。也宣布废止你们所有的贵族与教会团体及所有跟平等对立的特权。你们，由此时起，都是兄弟与朋友，是有相同权利的公民，而且都有管理、服务与保卫你们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博爱的布告”（Edict of Fraternty）带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许多困难。对这些占领的区域课征税赋用以支持法国的占领时，他们抱怨这是统治者为获得税收而假托的名义。在比利时，在列日与莱茵省，习惯于持有全部或部分统治权的教会教士们，看出他们在神学与权力方面失去信任，他们超越了国界与教义团结起来反驳，结果可能摧毁法国大革命。1792年11月16日，为使法国获得安特卫普的商业利益，国民公会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禁止荷兰以外的船只通行，荷兰准备对抗。欧洲的君主将国民公会的请求视为向所有国王与封建贵族挑战的宣告。这是反对法国的第一个联盟的具体形式的开始。

国民公会决定将路易以叛国罪审判。自8月10日起，大多数的王室成员被软禁：国王，38岁；王后，37岁；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28岁；国王的女儿，玛丽·泰雷兹，14岁；国王的儿子，皇太子路易·查理，7岁。吉伦特派尽其可能延迟审判，因为他们知道王室家族很可能被判罪、处死，而且将使针对法国的攻击力量增强。丹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圣茹斯特——25岁，一位新人物，因激烈地呼吁弑君而受到国民公会的注意——他说：“路易与民众争斗而且战败。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外国战犯。你们已看到他背信的阴谋……他是巴士底狱、南锡、练兵场……土伊勒里宫的凶手。还有什么敌人什么外国人给你们更多的伤害？”11月20日，在土伊勒里宫的寝室中发现一只铁箱子，被罗兰送交国民公会，这构成谋反罪行的有力证明。里面装有625份秘密文件，证明国王与拉法耶特、米拉波、塔列朗、巴纳夫及移民、保守派新闻业者之间的交易。很明显，路易忽略他对宪法应有的忠实立场，并策划破坏大革命。国民公会命令用面纱掩盖米拉波的半身像，雅各宾派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捣碎纪念米拉波的雕像。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被捕，拉法耶特逃回他的部队，塔列朗永远处在逃亡中。12月2日，一些由城市各区来的代表到达国民公会，并要求立刻审判国王。不久，巴黎公社为相同的意旨提出强烈的建议。12月3日，罗伯斯庇尔参与此项请求。马拉主张所有审判的表决必须是口头与公开的方式——这将使迟疑的吉伦特派人受到走廊与街道上无套裤汉的任意支配。

审判开始于1792年12月11日。一位代表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说道：“国民公会大厅的后面被改成为像戏院的包厢，穿着迷人服装的妇女，喝着饮料……带位者……带领奥尔良公爵情妇进入。”国王被要求解释一些在箱中发现的文件，他否认他的签字及所有与箱中有关的文件。他以记忆错误的说法或将责任推诿给部长们的方法来应付询问。他要求宽延4天以便让他请一位辩护律师。马尔塞布在路易十五时保护过哲学家与《百科全书》，他愿为国王辩护。路易悲伤地接受了，并说：“你牺牲太大，因为你将有生命危险，却仍然不能保全我。”（马尔塞布被斩首于1794年4月。）同时，外国的官员建议为国王收买选票，丹东同意做收买的代理人，但是所需的费用总数超过他们的陛下愿意投资的数目。

12月26日，塞兹也到场为此案辩护。“国民公会，”他反驳道，“是无权让代表审判国王的，他在他的人权范围以内争取他的生存。他是最仁慈、最有人性的人之一，是法国王座上最公平的统治者之一。难道代表忘了他的许多改革吗？他不是以召集三级会议而使大革命开始，而且包容所有法国人民的过失与愿望吗？”起诉人回答道：国王与外国军队联合打击大革命，为什么因为是继承王位的人犯叛国罪而应该获得例外？只要他继续活下去，就会有阴谋恢复到大革命以前的力量，这将成为所有企图出卖他们人民希望的君主的榜样。

1793年1月15日开始投票决定国王的罪行。749位中的683位代表——包括国王的堂兄奥尔良在内，宣布定罪。此判决交由法国人民的主要会议批准或撤销的举动，受到罗伯斯庇尔、马拉与圣茹斯特的反对，而且被424票对287票否决了。“向民众求助，”圣茹斯特说，“将不能恢复君主政体。”罗伯斯庇尔一直是拥护民主政治与男子普选的，但是现在他迟疑不前。“道德，”他说（意味着共和主义者的热忱），“永远是世上的少数派。”

1月16日，最后问道：“法国国王路易应受到怎样的判决？”这时有两个党派突然在街道上发生暴动。走廊上的群众高呼判处死刑，并对任何赞成其他判决的人的性命加以威胁。那晚以前，发誓永不要求将国王处以死刑的代表，现在因考虑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投票决定判处死刑。丹东屈服了。潘恩立场坚定。奥尔良准备接替他的堂弟，投票赞成他的死刑。马拉赞成“24小时以内处死”。罗伯斯庇尔，极刑的反对者，现在认为一位活着的国王对共和国将有危险。孔多塞请求从今以后废止极刑。布里索警告死刑将使所有的欧洲君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些代表对他们的投票加上评论——帕加内尔说：“死刑！对国王只有死刑才有用。”莫瓦斯·米勒说：“今天，如果死刑不存在，就必须予以设立。”迪沙泰尔已经奄奄一息，投票反对路易的死刑，然后去世。最后的投票总数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

1月20日，一名国王以前的卫士杀死了赞成死刑的圣法尔若。1月21日，一辆马车被一列武装卫队环绕着，通过由国民卫队所排列的街道，载着路易驶向大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在行刑处他向群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但是就在那时，桑泰尔，巴黎国民卫队队长，高喊“鼓手！”的声音掩盖了其他一切。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群众表情阴沉。“那天，”一位围观者回忆说，“每个人步伐缓慢，不敢彼此相望。”

第二次革命（1793）

国王被处死刑是山岳党、巴黎公社与战争政策的胜利。它促使“弑君者”为大革命做出悲惨的献身，因为他们是波旁王族复辟的精选牺牲者。它让吉伦特派分裂并处于绝望，他们在投票上有歧见，他们害怕失去生命而迁至巴黎，而且渴望相对的和平与各省的法治。罗兰失望而且梦醒了，在国王处死的当天即向行政会议辞职。和平，曾因奥地利与普鲁士进入分裂的波兰使之成为可能，现在因欧洲的君主对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国王被斩首感到愤怒而成为不可能。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想对法国发动战争，发现国会与人民震惊于王族本身躺在断头台的消息，以致几乎全部反对那项政策——如同他们自己及他们的祖先，从未以刀斧对付查理一世。皮特的真正理由——当然法国的安特卫普统治权是英国旧敌进入莱茵河的枢纽——是大英帝国与中欧贸易的主要利益。而且，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比利时合并到法国，危机会更加严重。现在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已在法国的掌握中，这个富有与人口稠密的流域接近依赖工业产品出口维持生存的大不列颠。1793年1月24日，皮特将英国驻法国大使免职。2月1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3月7日西班牙加入他们，同时这第一联盟——普鲁士、撒丁、英国、荷兰、西班牙——对大革命进行第二阶段的极力阻挠。

一连串的不幸使国民公会迟于了解它面临的困难。大革命的军队在最后胜利之后即已松懈，成千的义勇军在他们服役期满后纷纷离去。东线部队总数由40万人降至22.5万人，而且由于承包商贪财兼无能，在杜穆里埃的保护下榨取军需，致使这些士兵衣着破烂，臃肿不堪。这位将军一再忽略政府发出的指示。2月24日，国民公会依靠新的募兵制扩充军队，但是这让富人有购买替身的机会。有好几个省反对募兵制。旺代的民众不满募兵与食物昂贵稀缺，以及反天主教的立法行动，形成普遍的反叛，以致军队不得不由前线调回予以镇压。2月16日，杜穆里埃率领2万名士兵进犯荷兰。他留下当作比利时驻军的部队遭受突然袭击，并被萨克森—科堡王子率领的奥地利军队歼灭。杜穆里埃本人（3月18日）被击溃于内尔温登，于4月5日率领部下向奥地利人投降。4月，英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代表聚集，计划征服法国。

对内的困难加上对外的挫折，威胁法国政府的存亡。由于没收教会与移民的财产，新发行以土地担保的指券几乎一夜之间贬值。1793年4月，实际价值是面值的47％，3个月后下跌为33％。新的税收普遍被民众拒绝，因为他们所缴的费用几乎等于他们的收益。强制性的贷款（1793年5月20—25日）剥夺资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财产。这一阶级层利用吉伦特派来保护他们在政府中的利益时，即加剧了吉伦特派与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的冲突。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劝诱雅各宾俱乐部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政策转为较激进的观念。巴黎公社，现在为肖梅特与赫伯特领导，利用后者的《迪歇纳神父报》（Père Duchesne），鼓动市民包围国民公会，要求强征财富。接连许多天，马拉将吉伦特派人当作富人的庇护者而加以攻击。1793年2月，雅克·卢与瓦尔莱领着一群劳动阶级的“疯狂者”抢夺高价面包，而且坚持国民公会对民生必需品限定最高价格。被这些难题困扰，国民公会将1793年的工作交给委员会决定。

大多数委员被指定了特别活动与管理的范围：农业、工商业、会计、财政、教育、福利或殖民地事务。他们通常都有专家协助，即使在危机加剧时仍然有许多优异表现。他们准备新的宪法，而且留下世袭遗产立法的推断。这后来为拿破仑发现，有助于《拿破仑法典》的构成。

为了防备外国的间谍、内部的分裂与政治的冲突，国民公会设置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年3月10日）作为国家的警察机构，其有独特权力对住宅实施突击检查及逮捕任何叛逆或有罪的嫌疑犯。巴黎公社与各区设置附加的监督委员会。

3月10日，国民公会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嫌疑犯，他们准许有辩护律师，但是陪审委员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或复审。4月5日，国民公会任命富基埃·坦维尔，一位得名于搜查、不仁慈的检查与偶有人性观点的律师，为首席检察官。他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脸像一只鹰，他的鼻子像一把剑。革命法庭于4月6日开庭。战争期间被送去审判的人数变得十分庞大，革命法庭将它必要的法律程序省去的越来越多，而且将所有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送来的案件加快宣布犯罪的裁决。

公共救助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6日，取代行政会议成为政府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战争内阁，不被视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民政府，而应被视为领导与统率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的合法政体。它的权力仅受限于它对国民公会的责任，它的决定必须提呈给国民公会。它控制外交政策、军队与将领、文职的公务员、宗教与艺术委员会、政府秘密的职务，它有权拆阅私人与公共信件，它处理秘密的资金，而且经过它的“代表”控制各省与生存有关的一切。它在位于土伊勒里宫与塞纳河之间的佛洛勒大厦聚会，围绕一张“覆盖绿布的桌子”开会讨论，此处变成法国政府所在地有一年之久。

丹东现在又被选为国家处于危机时的领袖。他开始说服他的同志和国民公会，政府应公开地拒绝任何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企图。因为受到他的鼓动，国民公会顶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反对，将和平的提案送给联盟的每个会员国。丹东说服不伦瑞克公爵停止他的攻击，又成功地与瑞典结为同盟。他再度想为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谋求和平，但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太深。

马拉加强对吉伦特派人的攻击。然而，以此增加的暴力却使他们获得（1793年4月14日）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导致他以拥护谋杀与独裁的罪名而受大革命法庭的审判。他受审时，一大群无套裤汉聚集于法庭和附近的街上，誓言对“任何加诸他们最喜爱的保护人的暴行予以报复”。在惊恐的陪审团委员会释放他后，他的同党将他置于他们的肩上，胜利地走向国民公会。在那里，他扬言将对告发者予以报复。然后他被欢呼的群众举着走向雅各宾俱乐部，在该处他被推崇为会长。他恢复他的政治运动，要求将吉伦特派以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背叛者的名义，排拒于国民公会之外。

国民公会排斥了吉伦特派的抗议与警告，赢得一项宝贵的胜利，宣布谷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每一阶段的最高价格，而且要求政府机构向生产者征收所有必须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9月29日，这些措施被推广成为“普遍的限价”（general maximum），用以设定所有基本的产品的价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限期的竞争现在变得剧烈，农民反抗征收他们的作物。利润动机受到新法律阻止时生产力下降，“黑市”发达，以高价供给那些能够买得起的消费者。设立最高价格的市场缺乏谷物与面包，饥饿者再度在全城的街道上发生暴动。

吉伦特派人极度憎恨巴黎低阶层置于国民公会的压力，请求他们在各省的中产阶级选举人营救他们免受暴民的虐待。1793年5月4日，维尼奥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选举人：“我代表民众的保护人召请你们来保护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消灭专制政体并对自由意志予以报复。”巴尔巴鲁也同样写信给他在马赛的支持者。在里昂，资产阶级的少数党与以前的贵族联合，排挤他们身为激进派的市长。

5月18日，吉伦特派人的代表说服国民公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企图影响立法的活动。此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是吉伦特派人。5月24日，国民公会命令逮捕煽动者赫伯特与瓦尔莱。巴黎公社共有16区的代表要求释放他们，国民公会拒绝了。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鼓动市民反叛：“民众被压迫时，除了自己外一无所有时，他不起来反抗，那必定是一个真正的懦夫。所有法律被破坏时，专制政府独裁达到顶点时，优良的教义与礼节被践踏在脚下时，民众必须揭竿而起。此刻已来临。”5月27日，马拉在国民公会要求整顿此委员会：“由于你们的疏忽，物价过度上升，侵害自由，而且触怒起义的民众。”当夜，山岳党通过一项措施撤销此委员会。但是，5月28日，吉伦特派人以279票对238票通过再度设立此委员会。5月30日，丹东加入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阵营。

5月31日，各区响起警钟，唤醒市民聚集到市政厅组成一个“革命会议”，而且获得激进派领袖昂里奥率领的巴黎国民卫队的支持。在他们与大批群众的保护下，新的“革命会议”进入国民公会的大厅，要求在大革命法庭控制吉伦特派人。整个法国每磅的面包价格于是固定在3铜币。任何将造成的赤字可借向富人征税以抵消，无套裤汉暂时可保有投票权。国民公会最后不得不放弃对这受人憎恨的委员会做第二次整顿行动。相互斗争的党派于该晚退让。

“革命会议”的委员于6月1日回到国民公会后，要求逮捕罗兰，他被无套裤汉认为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闻风逃向南方。罗兰夫人准备向国民公会求情因而延迟离去，她被拘留在修道院监狱，将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6月2日，大约有8000名男女，多数武装着，包围国民公会大厅。卫队以大炮对准国民公会大楼。“革命会议”通知所有代表不得离去，一直到它全部的需要被满足。马拉控制讲坛并大声喊着他所要逮捕的吉伦特派人的名字，其中一些人避开守卫与群众，逃到其他各省，22名被软禁于巴黎。从那天起一直到1794年7月26日，国民公会都是山岳党、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人民的忠仆。第二次大革命已打败资产阶级，并建立临时的劳动阶级的独裁政府。

胜利者授权塞克尔与圣茹斯特依照1792年10月11日的规定制定新宪法，并借此发布新的命令。它恢复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增加国民生存、教育与革命的权力。它为顾及公共利益而限制财产权，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仁慈地承认上帝与道德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信仰。卡莱尔不能承受民主政治，称此为“所曾写下的最民主的宪法”。它被国民公会（1793年6月4日）接受，并以1801918对11610票，为全体选民的1/4承认。1793年的宪法只是一个文件，因为7月10日国民公会重订公共安全委员会为统治权高于一切的机构，直到和平来临。

马拉之死（1793.7.13）

吉伦特派的三个亡命者——佩蒂翁、巴尔巴鲁、蒲佐，获得受到卡昂庇护的、反对巴黎人掌握政府的“联邦主义者”的北部据点。他们演讲抨击无套裤汉——特别是马拉，发动游行来抗议，而且计划进军到首都。

科黛属于他们中最热忱的听众。她是高乃依的后裔，出生于一个有爵位、穷困与坚定的保王党家族，她在修道院受过教育并做过两年的修女，她设法获得机会接触普卢塔克、卢梭甚至伏尔泰的作品，她被古代罗马英雄激励而且心悦诚服。知道国王被处以死刑时，她为之震惊，而且对马拉怒骂吉伦特派人一事感到愤怒。6月20日，她访问了巴尔巴鲁，他年方26岁，十分英俊，以致罗兰夫人将他比喻为哈德良国王的情人安提诺乌斯。科黛已快到她25岁生日，但是她的心中有爱情以外的事情，她想要一位代表的介绍信以便她能被准许进入国民公会。巴尔巴鲁给了她一张拜见迪佩雷（Lauze Duperret）的短笺。7月9日，她搭乘马车直赴巴黎。7月11日，她到巴黎买了一把6英寸长的菜刀。她计划进入国民公会会议室，在其座椅上刺杀马拉，但马拉生病在家。她找到他的住址，但被拒绝进入，因为马拉先生正在洗澡。她只好回到住处。

洗澡现在成为马拉最喜爱的事情。他的疾病明显是一种皮肤腺病，并已恶化。他发觉浸在掺入矿物与药剂的温水中可减轻痛苦，而且用湿毛巾覆盖在他肩上，用浸过醋的大手帕包住他的头。在与澡盆相连的木板上，他放置纸、笔与墨水，日复一日，他在那上面为他的定期刊物写文章。他的姐姐阿尔贝蒂娜周到地照顾他。从1790年起，西莫内·埃夫拉尔开始作为他的仆人，到了1792年，成为他不合法的妻子。他们的结婚并未经过教士的圣典，而是在“上帝前面……在大自然的大教堂中”。

科黛在她的住室写了一张短笺给马拉，请求正式谒见。“我来自卡昂，热爱国家的你们应该很迫切地想知道在那里发生的阴谋。我恭候你的回信。”不过她已迫不及待，7月13日的晚上，再度登门造访马拉。她再次被拒绝进入，但是马拉听见她的说话声，即请她进入。他礼貌地接见她。“卡昂方面情况如何？”他问道（不久她报告了他们的特别谈话）。“来自国民公会的18名代表，”她答道，“与省府官员腐化地统治该处。”“他们是哪些人？”她说出他们的名字，他逐一记下，而且批准对他们的判决：“他们很快将被斩首。”就在那时，她抽出利刃刺入他的胸中，但是因用力过猛而刺穿大动脉，血由伤口涌出。他向西莫内·埃夫拉尔高喊：“救我呀，我亲爱的朋友，救我呀！”西莫内·埃夫拉尔赶到时，他死在她的臂弯中。科黛由房中冲出，但被一名男子用椅子击倒。警察接到通知后随即来到，并将她带走。“我已完成我的任务，”她说道，“让他们做他们应做的。”

马拉必然有其优点，才能赢得两个互相敌对的女人共同的爱。他的姐姐奉献其有生之年，使他死后的名声得享尊贵。他一度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死后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科学方面的稿卷及25个铜币。他是一位宗教狂热者，狂热地献身于已为自然和历史遗忘的劳动阶级。科德利埃俱乐部将他的心脏视为神圣的遗物加以保存，成千上万的人以“屏息地崇拜”瞻望它。7月16日，所有的代表及来自各革命党派的男女，参加了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花园举行的葬礼。他的雕像由大卫雕刻，被安置在国民公会的大厅中。1794年9月21日，他的遗体被运至万神殿。

科黛的审判过程很短。她承认所做的一切，但认为自己无罪。她说她仅仅是为“九月大屠杀”的受难者复仇，“我杀死一人却救了一万人”。在给巴尔巴鲁的信中，她坦白地表示，为达到目的，她“不择手段”。在宣判后的几个小时，她被处决于大革命广场。她受到群众的咒骂，群众甚至拒绝一位教士替她做宗教仪式。她到死前还不了解她曾给予吉伦特派人的致命打击。维尼奥了解此理，并宽恕她，还向他们解释：“她虽置我们于死地，但教我们如何光荣地牺牲。”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1793）

国民公会保留每月改变公共安全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权利。7月10日，国民公会免除丹东的职务，因为他和平的外交与内政政策已告失败。但为了继续与他保持关系，国民公会选他为双周期会议的主席（7月25日）。他的第一个太太死于2月，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6月17日，他娶了一个16岁的女子。7月10日前，他搬进一个新家。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受职于公安委员会，但是丹东从未喜欢过他。“那个人，”丹东说，“甚至笨到不会煮一个鸡蛋。”8月1日，罗伯斯庇尔敦促国民公会给予公安委员会无限的权力，也许因为他的要求被拒绝，他对德穆兰述及，他看到夕阳照红塞纳河时，以为此河“血流成渠”。9月6日，国民公会建议他重新回到公安委员会，他拒绝了。由于疾病和劳累，他不得不于10月12日离开巴黎，在马恩河谷他的故乡阿尔西他购置的住宅中休养。他于11月21日回来时，塞纳河“血流成渠”。

在那个夏季，“伟大的公安委员会”包括12人：全部是中产阶级，全都有良好的教育与收入，全都熟悉法国革命哲学家与卢梭。他们之中8位是律师，2位是工程师，只有赫波斯做过劳力的工作，劳动阶级独裁者的职位绝非属于劳动阶级。我们逐一予以介绍。

一、巴雷尔，38岁，增加若干职务于其分内工作，出席国民公会为公安委员会达成的决议辩护，并获得法令的认可。他和蔼并善于游说，能变死刑判决文为雄辩术，变统计学为诗词。他使若干敌人得以幸存，使政治局势改变。他活到86岁，这足以使其了解政府的是非与理想。

二、比兰-瓦伦，37岁，认为天主教会是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摧毁。他与各党派和巴黎公社保持关系，并坚持他不妥协的政策，使其他委员为之恐惧。他负责各省的协调与联系，领导新的行政机构，而且一度成为“公安委员会中最有权力的委员”。

三、卡诺，知名的数学家与军事工程师，负责掌握法国军队、策划运动、教导与训练将领，他的能力与忠诚获得普遍的尊敬。他是公安委员会中唯一受到整个法国赞誉的人。

四、赫波斯，43岁，曾为演员，他忍受大革命前戏剧职业所受的压迫。他永不会宽恕资产阶级停止他的演员生活及教会对他的约束，并以他不妥当的职业将他逐出教会。在12人中他对“贵族政治的商人”的处置最严厉，他还提议炸毁巴黎监狱——它充满嫌疑犯、囤积者与奸商。

五、库东，38岁，因得过脑膜炎而残疾，以致他无论到何处都必须乘坐轮椅。他归罪于年轻时过度的性行为，但他仍受到他妻子的崇拜。他是一个心肠仁慈、意志坚定的人，以其恐怖时代对中枢各省的仁政而与众不同。

六、塞克尔，34岁，似乎是不得其所才成为十二人执政团之一。他是律师行业中的贵族，一位富有的律师，以高尚风度与伏尔泰学派的才智著称。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他参加攻击巴士底狱，写了1793年宪法的大部分，而且在阿尔萨斯担任公安委员会的严酷执行者。他生活舒适，有一位贵族情妇，1794年4月5日他被斩首。

七、兰代，47岁，在逐渐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中掌管粮食生产与分配，而且在军队、粮食与服装的补给上完成后勤支援的奇迹。

八、普里厄，被称为“黄金河岸的普里厄”，30岁，在军队弹药与物资供给上完成相同的奇迹。

九、皮埃尔-路易斯，也被称为“马恩河的普里厄”，37岁，在争取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与保王党人加入大革命上，耗费许多精力。

十、安德烈，44岁，新教徒，受过耶稣会教育，成为商船船长并成为新教徒的牧师。他掌管布雷斯特法国海军，领导其与英国舰队作战。

十一、圣茹斯特，26岁，是12人中最年轻、最强壮的，他是恐怖时代最独断、热心与肆无忌惮的人。在皮卡第由他的寡母抚养长大，他骄纵、爱慕虚荣，不顾及各种法规，带着他母亲的银器逃到巴黎，却花费到妓女身上，因而遭到逮捕与短期监禁。之后他学习法律，写了20篇色情诗，赞美暴行并称颂放荡为神圣的权利。在大革命时期，他首先发现他的快乐主义是如此切合实际，但是理想鼓舞他捧高其个人主义成为罗马人的美德，以致要牺牲一切来实现那些理想。他将他自己由享乐主义转变成禁欲主义，但保持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这天来到时，”他写道，“我不能给予法国人民温和、有活力、理性的方法，却屈服于暴政与不公正，那一天我将会杀死我自己。”在《共和政体的制度》（Republican Institutions，1791年）一书中，他认为财富的集中，使政治与法律的平等及自由成为笑柄。私人财富必须加以限制，政府应以小农和独立技工为基础。教育与普遍的宗教必须由政府管控。法律应该简要、清晰，而且不繁琐，“冗长的法律是民众的不幸”。所有的男孩出生以后均由政府以斯巴达方式抚养，以蔬菜维生并训练他们作战。民主政治是好的，但在战时必须采取专制。1793年5月10日，被选为公安委员后，圣茹斯特极力让自己辛苦地工作，他以工作繁忙到无娱乐时间来驳斥他有情妇的谣言。这位固执、性急的年轻人变成一位严格的训练者、一位能干的创立人、一位大胆而常胜的将领。胜利地回到巴黎后，他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主席（1794年2月19日）。他骄傲而有信心地凌驾于他人，却谦恭地接受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为自己的失败辩护。他在26岁11个月时去世。

十二、罗伯斯庇尔并未取代丹东成为12人的首脑。卡诺、比兰-瓦伦、赫波斯，过于固执而不能被领导，罗伯斯庇尔从未成为独裁者。他的工作原则是耐心学习与采取迂回策略，但非公开领导。他以简朴生活、鼓励劳工阶级与维护他们的利益来维持自己在无套裤汉中的声望。1793年4月4日，他提呈国民公会《公民与人权的建议的宣言》：

社会有义务提供所有它的成员的生计，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或者替那些不能工作的人获得生存的方法……给予每个缺少民生必需品的人必要的援助是每个有盈余的人的义务……所有不假设人民是善良的而政府官吏是腐败的法规，是邪恶的……各国人民都是兄弟。

按照一般人对这12个人的粗浅认识，他们不完全只是杀人者。他们确实十分迅速地遵循由宗教战争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留下的暴力传统。他们之中大多学会处死他们的敌人而无任何良心的谴责，有时还具有做善事的满足，但是他们将其宣称为战争的传统与需要。他们自己易遭到这些灾祸，他们之中任一人可能受到挑战、免职与斩首，他们当中有几位就是这样结束的。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遭到巴黎民众、国民卫队、野心将领的叛变，任一次前线失败或一省的反叛，都可能使他们的权威动摇。同时，他们在不同的工作上日夜辛苦：早晨8点到中午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小组委员会，下午1点参加国民公会的会议，晚上8点到深夜聚集于他们会议室的绿桌旁商量或讨论。他们面对里昂的迅速资本主义化、吉伦特派在南部的起义、天主教与保王党在西部起义造成的法国分裂的局面。此时，它受到东北、西南与东面外国军队的威胁。它在陆地与海上遭到挫败，每个港口都被封锁。伟大的公安委员会瓦解后，法国借独裁与恐怖的力量达成政治的统一，一批新的将领受过新的训练，常常由卡诺与圣茹斯特率领，发动战役，以决定性胜利挫败敌人。法国几乎独自与整个欧洲为敌，却显现了除她自己内部外的各个方面的胜利。

恐怖时代（1793.9.17—1794.7.28）

·观众的渴望

恐怖时代是一种周期性的情绪错乱。严格地说，它应从1793年9月17日颁布《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s），至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为止。在这之前之后还有1792年9月的恐怖与1795年5月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1795年，保王党对革命派实行的猛烈报复），另一次恐怖是在拿破仑统治崩溃之后。

这些著名的恐怖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外来的危难与内部的不稳，导致民众恐惧、骚动与戒严法的实施。第一联盟国夺回美因茨（7月23日），进占阿尔萨斯，并攻入距巴黎100英里的瓦朗谢纳。西班牙军队也占领了佩皮尼昂与巴约纳。法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法国将领不服从政府的命令。8月29日，保王党人将一支法国舰队、土伦的重要海军基地和一家兵工厂，交给英国。大不列颠统治了海洋，而且能随时占领在三个洲的殖民地。得胜的联盟国讨论瓜分法国，而且他们计划有进一步的胜利时恢复封建权利。

事实上大革命支离破碎。旺代燃烧着反革命的火焰。天主教的起义者已打败在维耶的政府军队（7月18日）。贵族，国内的或移民在外的，都积极策划复辟。里昂、布尔日、尼姆、马赛、波尔多、南特、布雷斯特已陷于起义的吉伦特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益发剧烈。

法国经济本身是一个战场。5月4日和9月29日设立的价格管制已被贪心者的机智破坏。乡下的穷人同意最高价格，农民与商人却反对，而且不断拒绝生产与分配限价的粮食。从批发市场和农场送到城市商店的货品越来越少，以致只能满足最早在店门前排队的几位购买者。饥饿的恐惧已传遍巴黎及乡镇。在巴黎、桑利、亚眠、鲁昂，民众抗议食物不足并准备推翻政府。6月25日，雅克·卢率领他“忿激派”（Enragés）的队伍到国民公会，要求将所有投机商——包括一些代表——逮捕，并迫使他们交出最近获得的财富：

你们不是民主政治，因为你们允许富有。在最近4年内，富人收获了大革命的果实。商业的新贵，比贵族更可怕地压迫着我们。他们的榨取是无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商品的价格在惊人地上升。投机商与工人间激烈的斗争应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恶人的财富比人类的生命更神圣吗？行政机构供应与分配生活的必需品，正像军队管理他们自己一样——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就不具备向富人征收资本的必要条件——资本家与商人将由无套裤汉筹措相同的款项……如果独占与横征暴敛不能消除。

赫伯特公开抨击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背叛者，并鼓动工人夺取这个懦弱政府的权力。8月30日，一位代表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演说：让恐怖时代成为法治的全盛时代。9月5日，来自巴黎各区的群众要求“推翻暴君、囤积者与贵族”，并游行至巴黎公社在市政厅的总部。市长帕什、检察官肖梅特，及他们的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大革命的军队携带手提式的斩首机巡视法国，逮捕吉伦特派人，迫使每个农民交出他们储存的产品，否则将被就地处以死刑。

在外国侵略与国内处于大革命的形势下，公安委员会成立了，它领导了使法国走向胜利的法国军队及融合了使纷乱的国家成为统一的恐怖分子的机构。

8月23日，按照卡诺与巴雷尔提出的大胆计划，国民公会发出法国史无前例的征集令：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驱逐于法国领土之外为止，所有法国人受征召长期服役于军队。年轻人赴战场，已婚的人打造武器与运送粮食，女人将制作帐篷与服装，并在医院服务，老人到公共场所提高战士的勇气，并宣传国王们的罪恶与国家的统一。

所有未婚的人，从18岁到25岁，在“法国人民对抗暴君！”的旗帜下应征入伍。

不久，巴黎变成一座兵工厂。土伊勒里宫与卢森堡宫的花园以生产其他物资为掩护，每日制造约650支步枪。失业消除了。私人所有的武器、金属、过剩的衣服全部征用，成千的工厂被接管。资本与劳工都被募集，从富人手中榨取了10亿法郎的贷款，价格由政府决定。一夜之间，法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铜、铁、硝石以前部分依赖进口，现在必须从被封锁的边境及港口偷运进来。幸运的是，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不久被处以死刑）于1775年将火药的品质改良，并增加其产量，因而法国军队有比他们敌人较好的火药。科学家们借蒙日、贝托莱与富克鲁瓦之誉，寻找必要物质以满足供给或发明代替品。那时，他们是各个工作场所的主管，并为他们的国家热忱服务。

9月底，法国已有50万名武装人员。他们的装备仍然不足，他们的训练不良，他们的士气仍然消沉。宣传首次成为国家的事业，几乎是垄断事业。布绍特当时任陆军部长，他付给报章杂志费用以介绍国家实况，而且发行范围覆盖至很少有人阅报的军营。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或代表，向前线军队发表演说并慰问将领们。新战役的第一次交战——对抗美国与奥地利的军队，9月6日至8日发生于翁斯科特。这时，德布勒公安委员会委员乌沙尔将军建议退却后，再度反败为胜。由于这次及其他几次的失误，这位将军于1793年11月14日被送上断头台。其他22位将领几乎全属于大革命以前的，因为过失或漠不关心，或忽略公安委员会的命令而被监禁。较年轻的男人受过革命训练，接替他们的位置——奥什、皮舍格吕、儒尔当、莫罗，勇敢地采用卡诺的持续攻击政策。10月16日，在瓦蒂尼，5万名法国新兵遭遇6.5万名奥地利士兵时，40岁的卡诺持着一把毛瑟枪与儒尔当的部队加入战斗。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却提高了大革命军队的士气，并扩大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利。

9月17日，温和的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授权公安委员会或其密探，得以逮捕任何回国的移民，任何移民的亲属，任何停职而未复职的公务员，任何反对革命或战争的人。这是苛刻的法律。除了革命党人，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与资产阶级被迫生活在遭受逮捕甚至死亡的恐惧中。公安委员会的正当理由是至少须维持战时的对外统一，以求国家的生存。一些移民赞成公安委员会的理由是：危急的情况下害怕与恐怖是合法的统治工具。路易的外交部长蒙摩利伯爵，于1792年表示：“我认为用恐怖主义处分巴黎人是必需的。”法兰克朗伯爵认为法国与联盟国的敌对将“一直继续到国民公会瓦解”。普鲁士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移民：“他们的国家在恐怖中。如果我们放弃他们的国民并任凭他们被报复，法国立刻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墓。”

至于王后，她将面临国民公会的裁决。撇开她早期的奢侈，她干涉政府事务，她厌恶巴黎民众的恶行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她曾与移民及外国政府联络阻挠大革命，而且欲恢复法国君主传统的权力。在这些行动中，她觉得她是利用自卫的人权，她的控诉者认为她违犯国家选出代表通过的法律。很明显，她向法国的敌人泄露皇室会议的秘密计划，甚至大革命军队的战役计划。

她为路易生了4个孩子：一个女儿，玛丽·泰雷兹，现已15岁；一个儿子在幼年时去世；第二个儿子死于1789年；第三个儿子，查理，现已8岁，他有望成为路易十七。在她的女儿与她的小姑伊丽莎白夫人的帮助下，她热心地照顾他，然而连续的监禁损坏了男孩的健康与精神，使她为之绝望。1793年3月，伊丽莎白夫人为她提供逃亡计划，她拒绝了，因为那势必留下她的孩子。政府知道此项计划时，不顾王后的反对将太子移往他处，并将他与他的亲人隔绝。1793年8月2日，王后、她的女儿、她的小姑，被监禁在神庙内一年后又被移至司法大厦（Conciergerie，巴黎古监狱，法院的一部分，为该建筑管理人占有）。在该处她被称为“寡妇卡佩”（Widow Capet），受到比以前较好的待遇，甚至教士到她房中做弥撒。不久她尝试另一次逃亡，结果仍然失败。因此她被移送到另一室，被更加严密地看守。

9月2日，公安委员会决定她的命运。一些委员赞成保全她的性命，作为与奥地利交换和平的人质。巴雷尔与安德烈要求将她处死。来自革命自治团体的赫伯特告诉12位陪审：“我已经以你们的名义答应将安托瓦内特的头送给迫切想获得它的无套裤汉，如果缺少他们的支持你们将无法生存……如果我必须等待很久才能得到它，那我将亲自割下它。”

10月12日，王后接受长时间的初步审问。10月14日和15日，富基埃作为首席检察官，在大革命法庭审判她。第一天的审问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下午5点至夜里11点，第二天是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她被控将数百万法郎从法国财政部移至她奥地利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处，并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法国，还让她的儿子堕落。只有最后一项控告使检察官有些气短。王后对此回答说：“天性使我拒绝回答如此不利于母亲的控诉。我向在此的所有母亲请求帮助。”听众被这位女人目前的处境感动。她年轻时的美丽与华服早已盛传欧洲，现在年仅38岁，已有许多白发，并穿着孝服。她以勇气与尊严反抗那些明显地用延长精神与肉体痛苦来折磨她的人。对她的迫害结束时，她也因屡经打击而失明。她在牢房中已知道她的判决是死刑。

现在受到单独囚禁的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伊丽莎白夫人，请求她将国王留给他们的遗言转述给她的儿子与女儿。“我的儿子，”她写道，“必须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遗言。”这封信并未送给伊丽莎白夫人，而是被富基埃-坦维尔扣留，交给罗伯斯庇尔，成为她死后发现的秘密文件之一。

1793年10月16日早晨，死刑执行者桑松来到她的牢房，反缚她的双手，把她的头发齐颈割掉。她乘坐一辆马车经过站满士兵的街道，穿过仇恨并辱骂她的群众，到达大革命广场。中午，桑松向群众举起她被割下的头。

在大革命法庭加快行动后，它现在每天判决7人死刑。所有的贵族都被逮捕，许多已被处死刑。自6月2日起被收押的21名吉伦特派人，于10月24日受审。维尼奥与布里索的雄辩对他们完全无用，法庭的答复是，迅速、提前处以死刑。其中一位——瓦拉泽——离开法院前就举刀自尽，他的尸体与其他被判死刑的人一起运至断头台。“大革命，”维尼奥说，“像农神，它正在吞噬它的后代。”

这种不幸的事件，也发生到罗兰夫人身上。她正在康西格里等待命运的安排，该处也将成为她走上断头台前的栖身之所。她的监禁还有一些趣事，许多朋友送给她书籍与鲜花，她收集许多普卢塔克与塔西佗的作品而使她的牢房成为一所小型图书馆。她埋头记录她的往事作为强烈的止痛剂，并定名为《求助于公正的后代》（Appel à I’impartiale Postérité）。她描写她年轻时代愉快的回忆时，她目前的期待更为苦痛。她于1793年8月28日写道：

我感觉到我已尽失追寻这些回忆的决心，我的国家的悲惨境况折磨着我，一种不知不觉的意气消沉刺穿我的心灵，冻结我的想象力。法国已变成一处屠宰的坟场和恐怖的竞技场，此处她的子孙彼此争夺、厮杀……历史绝不能掩饰这个可怕的时期或这些穷凶极恶的野蛮行为……这是否就是罗马或巴比伦比得上巴黎之处？

预料她的死期即将来到，她写了一些诀别的话给她的丈夫及仍然为他们做逃亡准备的情人：

我的朋友，愿好运能使你到达美国，这是自由唯一的避难所 [1] ……而你，我的丈夫与伴侣，老得太早使你衰弱，艰难地逃避着暗杀，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还有多久可作我凄惨的祖国与堕落的同胞的证人？

没有多久。1793年11月8日，她被大革命法庭控告与罗兰共谋滥用公款，而且从她的牢房写怂恿信给巴尔巴鲁与蒲佐，让他们煽动暴徒反抗雅各宾派控制国民公会。她为自己辩护时，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的旁听者驳斥她是女叛国者。她被宣判有罪，并于同日在大革命广场处以死刑。她注视着由大卫设在这个庄严广场的自由雕像，大喊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一列革命分子随她走上了断头台。11月10日，轮到巴伊市长——他是天文学家，曾给过国王红色帽章，并命令国家卫队向练兵场的请愿者射击。11月12日，吉伦特派人菲利浦·平等，即奥尔良公爵被捕，他不能理解山岳党何以如此迅速地处死一位忠心的党羽，但是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国王的血液，而且他曾那样渴望获得王位，谁能知道这个愿望会在何时使他再度疯狂？11月29日是巴纳夫，他曾想保护并要左右国王。然后是将领屈斯丁、乌沙尔、比隆……

罗兰感谢冒生命危险保护他的朋友们。11月16日，他单独步行外出，依靠在一棵树下，写了一封永别的短笺：“得知我的妻子已被杀害，这种恐惧与愤怒使我放弃隐藏。我不想以罪犯之名久活于世上。”然后他以剑刺进自己的胸膛。孔多塞写了一首胜利的赞美歌后，服毒自尽（1794年3月28日）。巴尔巴鲁举枪自杀，未能成功，6月15日被斩首。佩蒂翁与蒲佐在政府特务的追缉下，在波尔多附近的田野中自杀。6月18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有一半已被狼吃掉。

[1] 5年后，国会通过《外国人与暴动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严禁公开批评政府。

·各省的恐怖

吉伦特派人中仍有若干保住了脑袋的。在一些城镇，像波尔多与里昂，他们有较高的职位，雅各宾派认为必须将他们排除。如果吉伦特派对各省的行政干预被约束，雅各宾派可控制整个法国。由于此目的及其他目的，公安委员会派代表到法国各处，并给予他们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罢免民选的官吏并另予任命，能逮捕嫌疑犯、替陆军征兵、征收捐税、实施价格管制、强制贷款，索取农产品、衣服、原料，而且设立或认可地方的公安委员会作为巴黎伟大公安委员会的地方机构。代表常常在无情与敌对的情况下，完成革命与军事组织的奇迹。他们对反叛的镇压毫不仁慈，有时还过度激烈。

他们之中最成功的是圣茹斯特。1793年10月17日，他与勒巴斯被派去拯救在语言、文学与习惯上与毗邻的德国相同而不愿接受奥地利军事侵略的阿尔萨斯。在莱茵河区的法国军队受挫于斯特拉斯堡，并滋生失败主义与兵变的情绪。圣茹斯特了解军队遭受到虐待，缺乏领导，也许有叛变之虞。因为军官们对大革命认识不够，他将他们中的7名处以死刑。他听取牢骚，并以果断的方法加以整治。他从富有阶层征收所有过剩的鞋子、外套与帽子，并从193名最富有的市民那里征收900万法郎的银币。无能与迟钝的官员被免职，已被判决的贿赂者均处以死刑。法国军队再度与奥地利军队在阿尔萨斯遭遇时，入侵者被打退了，该省重归法国管辖。圣茹斯特回到巴黎，渴望做些其他的事，几乎忘记他与勒巴斯姐姐的婚事。

勒邦并未过着公安委员会代表的生活。受到他的雇主警告小心“虚伪与错误的人道”之后，这位蓝眼的前教区牧师，想在6个星期内“减少”坎布雷的知名之士150名、阿拉斯的392名。他的秘书说他死于“一种特别的热病”，在送进家门时他还以垂死的表情来捉弄他的妻子。他于1795年被逮捕入狱。

1793年7月，卡里尔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并维持南特的安全以防止更多的叛乱。公安委员会的塞克尔向他表明：“我们获有确定性的胜利时，我们能变得慈悲些。”卡里尔受到鼓励，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的粮食，因此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在南特，他反对审判，因为这浪费时间。所有的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因为南特的监狱已关满嫌疑犯与已定罪的犯人，还缺少粮食，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这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他以这样合于战时法治来说明他行为的正确。旺代居民发生暴动，每个人都成为大革命的敌人，一直到死。“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发誓，“而且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方法使它再获新生。”公安委员会威胁要逮捕他，才可抑制他的热忱。他说：“我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11月，他被传到大革命法庭，并于12月16日证实他的预言。

弗雷隆与公安委员会其他官方工作人员在罗讷河与瓦尔河残酷地使用暴力：受害者在马赛有120名，土伦有282名，奥兰治有332名。相对平和的是库东，在他的任务中最仁爱的表现是在多姆山省为陆军招募新兵。在克莱蒙费朗，他重组工商业来生产新团队所需的物资。市民看见他以正义与人道的方式运用他的权力时，他们十分喜欢他。他任职期间从未有人被“革命的法官”处以死刑。

富歇曾为拉丁语与物理学教授，现年34岁，尚未成为巴尔扎克所谓“我所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他看起来似乎很阴险：瘦长，尖刻，双唇紧闭，眼睛与鼻子尖锐、冷静、神秘、固执。他与塔列朗擅长迅速改变立场及用不当的方法求生存。从外表观察，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有谦虚的习惯与豪放的个性。1792年，他被南特市选入国民公会，开始他倾向吉伦特派，后来他看出它的没落，便转向山岳党并发布一本小册子，要求从资产阶级到劳动阶级都支持大革命。为了战争，政府应“收取任何超过人民需要的东西，奢侈品是明显与无理由地违反人民的权利的”。所有的黄金与白银都应没收，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将以强硬的态度充分地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利。姑息措施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贯彻实行。”代表到达卢瓦尔河下游各省，特别是在讷韦尔与穆兰时，富歇对私有财产全面加以禁止。他榨取的金钱、贵金属、武器、衣服与食物，足够装备他征召的1万名新兵。他从教堂抢到金或银的圣体匣、船舶、大烛台，并转送给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发现阻止他这种热忱是不利的，并认为这有助于赫波斯恢复里昂对革命的信心。

里昂几乎是资本主义法国的首府。在其13万名居民中的资本家，与整个法国其他各地有联系，商人的生意遍及全欧洲，工业界巨头控制了100家工厂，许多劳动阶层人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在巴黎的同阶级弟兄已差不多控制了政府。1793年初，在沙利耶的领导下，里昂也获得相同的胜利。但是宗教比各个阶层力量都大，至少有半数的工人仍是天主教徒，并愤恨雅各宾派反基督徒的政策。资产阶级动员其不同的力量反对劳动阶级专制时，劳动阶级分裂了。一个商人、贵族与吉伦特派的联盟排斥激进派政府，并杀死沙利耶与他的200名部下（1793年7月16日）。成千的工人离开城市，暂居于郊外，等待下次革命的机会。

公安委员会派出一支推翻胜利资本家的军队，由来自克莱蒙费朗、双腿残废的库东率领。10月9日，这支军队以武力推进并重建雅各宾派的权力。库东认为仁慈的政策适合一个依赖工厂与商店不停运作的城市，但是巴黎公安委员会有其他看法。10月12日，它通过国民公会，传达给库东一道由罗伯斯庇尔策定的训令，愤怒地为沙利耶与200名激进派分子复仇。训令的部分内容是：“里昂这座城市将被摧毁。每个富人的住宅都将毁掉……里昂这个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单中除去，剩下住宅的整体名称是自由市。里昂的废墟上将用以处理罪犯后代与惩治保王党人。”

库东不喜欢这项任务。他责怪这些名贵住宅的摧毁，然后在克莱蒙费朗使用更多同性质的劳工。11月4日，他在里昂被赫波斯接替。他们以一次嘲弄性的宗教典礼纪念沙利耶“为人民牺牲的救世神”，引导行列的是一匹戴着主教法冠的驴子，其尾上系着十字架与一本《圣经》，在一公众聚集的广场上用赞美词及《圣经》、木制圣人偶像与祈祷书和圣礼薄饼所做的营火，对殉道者表示悼念。为使里昂受到革命的净化，赫波斯与富歇设立一个20人的“临时委员会”与一个7人法庭审判嫌疑犯。临时委员会公布一份被称为“第一次共产宣言”的宣言。它建议“广大的穷人阶层”与大革命联盟。它公开批评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且告诉工人们：“你们受到压迫，你们必须打倒你们的暴君！”法国领土上所有的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的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社会公平的第一步是向每年收入1万法郎的人征税3000法郎。大量的金钱得自被监禁的贵族、教士及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这份宣言不能完全为里昂人民接受，因为他们中许多是中等阶级。11月10日，1万名妇女签名请愿要求以仁慈的方式对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成千名男女。委员们冷酷地回答道：“安静地做你们的家务……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耻辱的眼泪。”12月4日，也许为了让事情处理得干脆些，60名犯人被新法庭判决死刑，并被带至罗讷河附近一处空地，以机枪或大炮射杀。第二天，在同一地点，209名囚犯被以相同的方式处死。12月7日，又杀死200名。此后，屠杀改以斩首机缓慢进行，但是尸体的臭气散布至城市。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人达到1667名——2/3是中上阶级。成百的昂贵住宅被摧毁。

1793年12月20日，一群里昂市民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请求终止报复，赫波斯被驱至巴黎。他成功地维持他的政策。富歇控制里昂，并使恐怖持续下去。他获悉土伦再度被占领后，写信给赫波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庆祝胜利。今晚我们在闪电般的炮火下打发213名叛徒。”1794年4月3日，富歇被召至国民公会为他自己辩白。他逃过惩罚，但永不忘记罗伯斯庇尔控告他暴虐残酷，有朝一日他将报此仇恨。

公安委员会慢慢觉察到各省的恐怖已进行到特别无节制的程度。为此，罗伯斯庇尔召见卡里尔、弗雷隆、塔利安，而且要他们的工作报告。各省的恐怖于1794年5月终止，巴黎的恐怖却还在继续。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了2700名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的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庇尔也成为受害者。有人认为受害者总数达4万人。那些被囚禁的嫌疑犯总计约30万人。被处死刑的人的财产归属到政府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恐怖政策。

·对宗教之战

那些在世界变得费解、无意义与悲惨之时，以宗教信仰作为最后依赖的人，与认为宗教生来是为阻碍通往理性与自由道路的一种受人支配与浪费金钱的迷信的人，在这二者之间，现在存在着最深的分歧。这种分歧程度在旺代最深——卢瓦尔河与拉罗谢尔间法国临海的地区，酷冷的天气、多岩而不毛的土地，使人口锐减，伏尔泰的智慧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几乎没有影响此处。人们欢迎大革命，但是立宪会议颁布《教士法》——没收教会的财产，使所有教士成为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这个曾经剥削他们的政权。农民支持他们的教士，拒绝附和。年轻人被召为义勇军或被征入陆军来向暴徒开火，为何这些青年一定要舍命保护一个异教徒政府，而非他们的教士、圣坛及家庭的守护神？

1793年3月4日，旺代发生暴动，9天后，它波及整个地区。5月1日以前，3万名暴徒已被武装，几名保王党的贵族联合地方领袖，并将他们的新兵加入到受过训练的军队。国民公会了解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已占领图阿尔、丰特奈、索米尔和昂热。8月，公安委员会派了一支军队由克莱贝尔率领进入旺代，奉命摧毁农民武装并蹂躏所有支持他们的地区。克莱贝尔于10月17日击溃天主教在绍莱的军队，并于12月23日在萨沃奈将其完全瓦解。巴黎派出的军事委员被安置在昂热、南特、雷恩与图尔，有权处死任何有武器的旺代居民。昂热一带，有463人在20天内被处以死刑。在旺代的居民被奥什（1796年7月）征服前，已有50万人丧命于这场新的宗教战争。

在巴黎，大多数居民已不关心宗教。在这方面，山岳党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协定，他们联合起来削弱教士的权力，并设立异教的历法。他们鼓励教士结婚，甚至放逐任何曾阻挠它的主教。在大革命的保护下，2000名教士与500名修女选择了配偶。

公安委员会的代表通常使教士不信仰基督教，这成为他们任务中一项特别的要素。他们将一名教士监禁，直到他结婚。在讷韦尔，富歇发布了严格的规定：教士必须结婚，必须生活简单如一名使徒，不得穿着教士服装，在教堂以外的地方不得执行宗教典礼，基督徒的葬礼仪式被废除，墓地必须设置碑文，以让民众知道“死亡是永久的睡眠”。他劝导一名总主教与30名教士丢弃他们的修道服，并戴上革命的红色小帽。在穆兰，他骑乘于一个行列的前列，沿途击碎所有的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宗教的偶像。在克莱蒙费朗，库东宣称对基督的信仰已成为经济上的欺诈。他雇用一名内科医生当众证实一瓶由奇迹产生的“基督的血”，只不过是染色的松节油。他终止政府对教士支付报酬，没收教堂的金银器皿，而且宣布不能变成学校的教堂将拆毁改建成穷人的住宅。他认为大自然是上帝的神学，天堂是地上的乌托邦，因而它的人民都是善良的。

反基督教信仰运动的领袖是巴黎“市议会”（City Council）的赫伯特与巴黎公社的肖梅特。受到肖梅特演说与赫伯特新闻的鼓动，一群无套裤汉于1793年10月16日侵入圣丹尼斯修道院，把埋葬在那里的贵族棺材翻空，并熔化金属制品以备战争之需。11月6日，国民公会授权法国各行政区，正式舍弃基督教的教会。11月10日，巴黎劳工阶层与下等社会的男女行列以模仿宗教的服装游行穿过市区。他们进入国民公会大厅，并向代表要求参加在圣母院的夜晚庆祝典礼。在一家歌剧院中，康德莱穿着饰有三色旗的服装并戴着红色小帽，像自由女神般站着，由在场的女士唱谢尼埃著的《赞美自由》。礼拜者在礼拜堂中央跳舞、唱歌，而敌对的新闻记者与自由投机者在会堂附属的礼拜堂举行爱的仪式。11月17日，巴黎的主教戈贝尔屈服民众的要求，出席国民公会，发誓放弃他的办公室，将他的主教牧杖与戒指交给主席，并戴上表示自由的红色小帽。11月23日，巴黎公社命令巴黎所有基督教的礼拜堂关闭。

国民公会的第二个考虑，是想知道它并未重复它的反基督教的行动。代表几乎都是不可知论者、泛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其中几位想到受激怒的虔诚天主教徒的智慧——他们仍然处于过半数的优势地位，而且有许多准备以武力反对大革命。有些，像罗伯斯庇尔与卡诺，觉得宗教是能防止社会不断发生的骚动、反抗根深蒂固而无法被法律消除的不平等的唯一力量。罗伯斯庇尔相信天主教的教条是对迷信有组织的探究，但是他认为无神论是一种不谨慎的假设而不予接受。1793年5月8日，他曾责备哲学家是藐视人民并贪图国王奖金的伪君子。11月21日，他告诉国民公会：

每个哲学家与每个人，可以采取任何一种他满意的无神论主张。任何人因为有如此的主张便构成犯罪是不合理的，但是采用如此制度的政府官员或立法者将更为愚笨……

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这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这种观念不属于宗教、迷信或礼节，它仅仅属于难以了解的权能、罪犯的恐怖、美德的持久与慰藉。

丹东同意罗伯斯庇尔，他说：“我们永远不会为了设立无神论的权势而绝灭‘迷信’的势力……我要求终止在国民公会中那些宗教的假面戏。”

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再度准许信仰的自由，而且保证对忠贞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予以保护。赫伯特提出抗议，他加入削减罗伯斯庇尔声望的一派。罗伯斯庇尔视其为主要敌人，并伺机消灭他。

·大革命吞灭它的后代

在无套裤汉中，赫伯特的势力也许伸展至各党派，而且利用激进派力量进入国民公会，从而恢复巴黎对全国的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势力以前建立于巴黎民众，现在为公安委员会，他凭借较优的情报、决策与行动的机构，掌握国民公会。

1793年11月，公安委员会的名望达到最高峰，部分由于成功的国家总动员，更主要的是由于几处前线的军事胜利。新的将领——儒尔当、克勒曼、克莱贝尔、皮舍格吕——为大革命后辈人物，受到旧法规与战术或没落保王党的束缚，他们统率的100万人仍无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但是有一种思想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敌军攻破法国防线，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得到怎样的后果。他们受挫于凯泽斯劳滕，但是他们收复并占领兰道与施派尔。他们将西班牙人驱至比利牛斯。在年轻的拿破仑的协助下，他们再度占领土伦。

8月26日，一支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受到英、西舰队的保护与地方保守派的鼓动，获得在地中海战略性的港口与军械库，一支革命军队围攻它3个月之久却徒劳无功。岬角分割此港，并俯视着军械库。获得这个据点，也就把握住了整个战局。但是英国人已用非常坚固的要塞堡垒——称之为小直布罗陀，封锁接近该岬角的陆地。24岁的拿破仑，立刻看出如果敌人的舰队能被迫离开港口，则其驻军将丧失来自海上的补给，因此不得不放弃该城。经过勇敢而冒险的侦察之后，他发现有一处丛林，可让他的炮兵安全地轰击该要塞。他的大炮摧毁堡垒的墙壁后，一营法国军队攻入要塞，杀死防御的军士，更换了那里的大炮。这对敌人的舰队构成威胁，领主胡德命令驻军放弃该城，同时舰队被迫离开港口。1793年12月19日，法国军队收复土伦。奥古斯丁，公安委员会的地方代表，写信给他的哥哥，极力称赞这位年轻炮兵“卓越的功绩”。一个新英雄的事迹由此开始。

这些胜利与克莱贝尔在旺代的那些人，使公安委员会能自由地处理内政事务。此时，有一个明确的“外国阴谋”要暗杀革命的领袖，却未发现确凿的证据。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供货方面，“在南方的陆军要求3万条马裤——一个最无耻的要求”。投机使商品价格提高。对重要的产品，政府已设置了限价，但是生产者抱怨如果对工资不做同样的控制，他们便不能固定其价格。通货膨胀被抑制了一段时期，但农民和制造商削减生产，失业率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主妇们必须排队才能购得面包、牛奶、肉类、牛油、油、肥皂、蜡烛与木材。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商店开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类似的情形发生在鲁昂、里昂、马赛、波尔多……

这些表明公安委员会对整个经济处理失当。巴黎无套裤汉的生活费与政府的财富，正被投机商获取。于是他们抛弃罗伯斯庇尔改为支持赫伯特与肖梅特，进而热诚地听取所有财产或至少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建议。一个党派的领袖建议将所有的富人处死，以为解决经济穷困的办法。1794年以前，工人有一个共同的不满，资产阶级已暗中获取了大革命的果实。

1793年底前，公安委员会受到一个有力的革命领袖与一个著名新闻业者的新挑战。纵使丹东表面上极为残忍，他内在的仁慈性格使他回避王后的死刑与恐怖时期的暴乱。他由阿尔西回来后，他主张将入侵者驱逐于法国领土以外，并将大革命最主要的敌人予以处死，如此就无太多理由继续恐怖、继续战争了。英国提议和平时，他建议应该接受。罗伯斯庇尔则拒绝，而且基于政府仍然受困于不忠、阴谋与腐败的理由，应更加强化恐怖手段。德穆兰一度曾为丹东的秘书，期望他钦佩的朋友像他一样，获得幸福的婚姻。他出版了一份刊物《老科德利埃报》（Le Vieux Cordelier），要求结束恐怖政策：

自由既不是歌剧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也不是红色的无边帽，更不是脏的衬衫、破布。自由是快乐、合理、平等、正义、人权宣言及你们庄严的宪法（仍然在冬眠）。你们是否愿意让我认识自由，让我倒在她的脚下，并让我为她流干血液？请释放你们称为嫌疑犯的20万名市民……不要认为这将成为一般民众的致命措施。相反，它是你们能采取的最具革命性的措施。你们能以断头台消灭你们所有的敌人吗？如果还有更大的狂乱呢？你们难道能以断头台毁灭一个敌人，而在他的家庭与朋友中不再多毁灭两个？

我与其他主张必须实施恐怖的人有很大的歧见。我确信你们当中有一个仁慈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时，自由将可获得，欧洲也可被征服。

直到目前，仍对德穆兰友善的罗伯斯庇尔惊恐于开放监狱的请求。那些劳动阶级、教士、投机商与资产阶级——如果被释放，他们是否更有信心重新开创或毁灭这个共和国的计划？他确信逮捕的恐惧、加速的定罪与可怕的死亡，是唯一使大革命的敌人不敢以阴谋推翻它的力量。他怀疑丹东突然变为仁慈，是为了救助一些最近由于不法行为被捕的伙伴免送断头台，从而避免暴露出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中，法布尔·德格朗丁与沙博受审于1794年1月17日，并被判有罪。罗伯斯庇尔断定丹东与德穆兰将被罢免，这个委员会将为之结束。他断定只要这些老朋友活着，他将永不安全。

他继续让他的敌人分裂，而且参加他们的党派使其相互斗争。他怂恿丹东与德穆兰攻击赫伯特，欢迎他们对抗击反宗教战争的援助。赫伯特支持镇民暴动和抗议食物昂贵与稀少，他谴责政府与放任者，并于1794年3月4日激烈地批评罗伯斯庇尔。他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同志于3月11日有公开起义之势。绝大多数委员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赫伯特、克洛茨与其他几位同志被捕，并被控告在分配人民粮食时有不法的行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控告，因为它让无套裤汉怀疑他们的新领袖——而且在他们决定叛乱前予以定罪，然后很快送他们上断头台（3月24日）。赫伯特崩溃，并悲叹克洛茨以日耳曼人的平静等待他的死期来临，他对群众说：“我的朋友，你们不应将我与这些恶棍混在一起。”

丹东一定了解他被用作对抗赫伯特的工具，而且他现在对公安委员会仅剩少许价值。即使如此，他继续借主张仁爱与和平以疏远公安委员会——这些主张要求委员弃绝他们赖以生存的恐怖措施，反省他们一意孤行的战争。他敦促终止屠杀。“让我们，”他说，“留若干人给断头台来处理。”他仍然筹划教育计划与司法改革。他仍保持目中无人的作风。有人告诉他，罗伯斯庇尔计划逮捕他。“如果我知道他确有此念头，”他答道，“我将吃掉他的心。”他的朋友催他先攻击公安委员会。但他的勇气与意志都很薄弱，他不能振奋起以往大胆进取的精神。四年大革命浪潮中的奋勇前进已使他疲乏不堪，现在他毫无抵抗地沉迷于逆流中。“我宁愿被斩首也不愿送他人上断头台，”他说，“我厌恶人类。”

很明显，比兰-瓦伦首先建议处死丹东。许多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同意他的看法，如让宽容运动继续下去，无疑会让大革命向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投降。罗伯斯庇尔暂时不肯决定立即处死丹东。他与其他委员相信丹东已持有一些政府财产，但是他确知丹东对大革命所做的贡献，他深恐将大革命中的一位伟大人物处以死刑将导致某些党派与国民卫队的叛变。

在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定期间，丹东拜访了他好几次，不仅为他的财务记录予以辩护，而且为把忧郁的爱国精神转化为终止恐怖与寻求和平的政策而努力。罗伯斯庇尔仍然怀疑，并变得更为敌对。他帮助圣茹斯特（时常受到丹东的嘲笑）预备一个对其最大的敌手不利的诉讼案件。3月30日，他与公共安全委员会及一般安全委员会联合决定，由大革命法庭宣布丹东、德穆兰与12名最近被判挪用公款罪犯的死刑判决。丹东一位极有权力的朋友将此消息透露给他，并催促他躲藏到巴黎以外的地方。丹东未接受。次晨警察逮捕了他与德穆兰，并予以监禁。他批评道：“……革命的权势竟属于最恶劣之人。”

4月1日，勒让德尔建议，从牢中提出丹东，允许他在国民公会中为自己辩护。罗伯斯庇尔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阻止了他。“丹东，”他高声说，“是无特权的……我们将等待这天，国民公会是否能毁去这个早已腐朽的偶像。”然后，圣茹斯特念着他准备好的起诉书。考虑到本身的安全，代表命令立即审判丹东与德穆兰。

4月2日，他们被带至革命法庭。可能是法律论点上的错误，另一批人被牵连进来，包括德格朗丁，其他的“阴谋者”或挪用公款者及——使一般民众和他自己都惊奇的——塞克尔，公安委员会中温和派分子，现在受控与赫伯特主义者和外国阴谋有关联。丹东以权威和讽刺性的辩才为自己辩护，而且给予陪审团与旁观者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富基埃-坦维尔向公安委员会要求禁止辩护者发言。公安委员会呈予国民公会另一项控诉，据他们所知，德穆兰和丹东的党徒策划以武力援救他们。国民公会借此控诉，宣布这二人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现在可不经法律程序即被处死。陪审员听到这项控诉后，宣布他们获得充分证据并准备宣判。犯人被送回他们的监牢，旁观者被解散。4月5日，宣布全体通过的判决：所有的被告均判处死刑。获知宣判结果后，丹东预言道：“不出几个月，人民将会把我的敌人撕成碎片。”还有：“卑鄙的罗伯斯庇尔——断头台也将要你的性命。你将随我而去。”德穆兰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心爱的露西尔！我是天生命运不好……我亲爱的，为我的贺拉斯活下去……我被绑住的双手拥抱着你。”

4月5日下午，已定罪的人被送至大革命广场。在途中，丹东再次预言道：“我将他们置于一个可怕混乱的局面。他们中无一人有政府观念。罗伯斯庇尔将随我而去，他被我拖垮。啊！最好做一个不干预政事的渔夫。”在断头台上，德穆兰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丹东排在最后一位。丹东十分思念他年轻的妻子，并默默地为她祝福，然后控制住自己：“来吧，丹东，不要怯懦。”他走上断头台时，他告诉刽子手：“将我的头出示给民众，这是很值得的。”他与德穆兰一样，只活了34岁。自卡米耶唤起巴黎人占领巴士底狱后，他们已享受人生。在他们死后8天，露西尔与赫伯特的寡妇及肖梅特，跟随他们走上断头台。

整个局面似乎已明了，所有反对公安委员会的党派都已被铲除或整肃。吉伦特派人被处死或驱退，无套裤汉被分裂而且受到压制，俱乐部——除雅各宾外——都被关闭，报纸与戏院被严格检查。国民公会受到恐吓，将所有的主要议决权交给公安委员会。在后者的保障与其他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公会通过不利于囤积者与投机者的法律，实施免费、普遍的初等教育，废除法国殖民地区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有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穷人医疗援助与老人救助的幸福国家。这些措施大部分都因战争与动乱而失败，但被保留成为鼓舞下一代的理想。

罗伯斯庇尔的双手沾满了血污，但未受束缚，现在着手于将上帝归还给法国。以理性主义代替基督教教义的企图，使这个国家转向反对大革命。在巴黎，天主教徒反抗关闭教会与骚扰教士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人民参加礼拜天弥撒。在他一次优雅的演说中（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表示大革命与其政治前辈卢梭精神结合的时间已经来到（他的遗体已于1794年4月14日被移至万神殿）。这个国家原本支持一个纯正而平易的宗教——本质上属于艾米尔的萨伏依人的教皇，基于对上帝与来世的信仰——而且宣传公民与社会道德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石。国民公会希望这个行动能平息宗教的过热并缓和恐怖，因而同意并于6月4日任命罗伯斯庇尔为主席。

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以官方身份，为10万名聚集在练兵场的男女老幼主持一项“上帝的节日”。在一长列怀疑论代表前头是持着花与麦穗的廉洁之士，并以音乐与圣歌伴奏。一辆乳白色的公牛拖的车子装载着成捆的金黄色玉米。在它之后，牧羊人与牧羊女以大自然代表上帝的一种形态与声音。在一只装饰战神的浅盆中，是最知名的法国艺术家大卫雕刻的一座冠以无神论的疯狂象征的木头雕像。他还完成了一座象征全胜智慧的雕像面对着这个场面。罗伯斯庇尔，美德的化身，将一支火把放在无神论雕像上，但是逆风把火焰吹到了智慧雕像上。一篇大体上高洁的题献显示：“法国人民承认上帝与不朽的灵魂。”类似的典礼在全法国进行。罗伯斯庇尔很高兴，但比兰-瓦伦告诉他：“你开始用你的上帝烦扰我。”

两天后，罗伯斯庇尔劝使国民公会宣布加强恐怖，他曾借宗教节日谴责赫伯特，如同他应付并反抗丹东时一样。《牧月法令》（1794年6月10日）认可死刑适用于主张君主立宪制或毁谤共和国、违反道德、散布谣言、偷窃公共财物、投机获利或挪用公款、阻挠食物运输、以任何一种方法干预战争之人。此外，这项法令授权法院决定是否允许被告辩护、什么证人应加审问、何时证据审查应予终止。“至于我自己，”一位陪审员说，“我永远确信，在一次革命中所有被带至革命法庭的人必须加以定罪。”

恐怖的加强获得一些谅解。5月22日，一项计划要谋害赫波斯。5月23日，逮获一名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人。国民公会相信有外国阴谋计划刺杀大革命领袖，因而宣布不分配住所给英国或汉诺威的战俘。巴黎监狱扣压了约8000名可能暴动或逃亡的嫌疑犯，他们必须以恐怖镇压。

“大恐怖”因此开始了。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7个星期，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被斩首的总数还多155名。富基埃-坦维尔描写掉落的人头“如同屋顶落瓦”。人民不再按计划做事，只愿待在家里并留意他们所说的每句话，社交生活几乎停止，酒店与妓院几乎无人问津。国民公会本身形同虚设，从原来的750名代表减为117名，许多代表回避投票，唯恐做出有损他们名誉之事。即使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也畏惧他们将处于新的三驾马车政治——罗伯斯庇尔、库东与圣茹斯特的斧下。

也许战争导致有权势的人屈服于强烈的权力集中。1794年4月，柯布哥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任何一个法国防卫者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巴黎的恐惧与混乱。英国舰队的海上封锁使法国无法得到美国的补给。直到一支英国舰队（6月1日）被法国护航船队击败，才能让重要货物运至布雷斯特。6月25日，一支法国陆军阻挡入侵者于沙勒罗瓦。隔日，圣茹斯特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柯布哥撤离法国，儒尔当与皮舍格吕于7月27日越过边界，在安特卫普与列日建立法国主权。

胜利地击退外国君主的入侵可能减轻了罗伯斯庇尔的压力。一般安全委员会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互相争夺政治权力，在后一团体中，比兰-瓦伦、赫波斯与卡诺使用暴力反抗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感觉出他们的敌对，罗伯斯庇尔避免参加7月1日至23日的会期，以期缓和他们对他领导权的憎恨，这却给予他们更多策划消灭罗伯斯庇尔的机会。此外，罗伯斯庇尔的战略犹疑不定：7月23日，他屈服于商人的申诉，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激怒了他以前的支持者。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这道法令使工人们现有的工资仅及以前价值的一半。

从各省回到巴黎的恐怖分子——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尔——表示，他们性命的保全决定于能否除掉罗伯斯庇尔。召他们回巴黎的罗伯斯庇尔要求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富歇，告诉我们，”他问道，“谁派你告诉人民世上无上帝？”在雅各宾俱乐部，他建议富歇就有关他在土伦与里昂的任务接受质问，否则将丧失会员资格。富歇拒绝接受审问，而且公布一张名单，其上列有将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新候选人，作为报复手段。至于塔利安，他无须如此刺激。他迷人的情妇卡巴吕斯，于5月22日遭到罗伯斯庇尔的逮捕，谣言传出她送给塔利安一把匕首。塔利安发誓，不计任何代价使她获释。

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做了最后的演讲。代表对他有敌意，因为他们中有许多反对他迅速处死丹东，而且责备罗伯斯庇尔使国民公会无能。他尝试答复这些质问：

同胞们……我必须公开心中的秘密，而你们必须了解事实……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消除严重的错误。我是来阻止某些人想将此自由神殿充塞可怕而不调和的誓约……这个恐怖与耻辱的制度是依据何种基础……我们必须向谁展示我们的恐怖……害怕我的人是暴君与恶棍或是善良百姓与爱国志士……我们应将恐怖打入国民公会吗？没有国民公会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曾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民公会，世上的人都看到可恶的党派策划摧毁它时，我们奉献自己以维护它的存在……谁是阴谋者首先打击的对象？我们正是他们要暗杀的，我们正是他们所称的法国苦恼……不久之前他们向公安委员会公开挑战。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消灭某一个人……他们称我为暴君……他们想迅速证明大革命法庭是一个流血的法庭，是由我一手造成的，而且由我全权掌握——为了杀害所有善良的人民……

此时此地，我不敢指出姓名（这些被控诉者）。我不能亲自撕下掩盖罪恶的神秘面罩。但我可以确切地断定：在阴谋策划者中，有些人是外国人用金钱收买的间谍，有计划地毁灭共和国……这些虚伪的卖国贼，在虚伪外表的掩护下，控诉原告并加倍运用策略……来隐藏事实。这是阴谋的一部分。

我的结论是……暴政控制我们，但并非让我必须保持沉默。人们如何能责备一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并知如何为国牺牲的人。

这次历史性演讲中有一些谬误——使人惊异，这是一位始终在政治陷阱边缘选择道路的人。权势可使人疯狂与腐化，降低深谋远虑的能力，增加行动的仓促。演讲的内容——无知的骄傲，推定“真理在他那一边”的人——可能是明智的，不过仅及于苏格拉底接近死亡时的状况。以死来威胁他的敌人，这是很不聪明的。更不聪明的是过分相信国民公会，却不畏惧恐怖政治。更糟的是，由于拒绝提出他所要控诉的姓名，他使更多的代表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成为他愤怒的受害者。国民公会冷静地接受他的建议。罗伯斯庇尔于该夜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他的演讲得到热烈喝彩，在那里他公开攻击比兰-瓦伦与赫波斯。他们回到公安委员会后，发现圣茹斯特正为他们写诉状。

次日清晨，7月27日（大革命历11月9日），圣茹斯特以敌对的态度与恐怖的心情将诉状呈给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面对演讲台坐着。他挚爱的朋友迪普莱警告他会有麻烦发生，但罗伯斯庇尔有信心地向这位预言者再度保证：“国民公会是公正的。所有的民众也是公正的。”很不幸，那天主持的官员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赫波斯。圣茹斯特开始念起诉书时，塔利安跳上讲台，将年轻的原告推置于一边，并高喊道：“我请求撕掉诉状！”勒巴忠于圣茹斯特，企图帮助他，但是他的话为成百的声音掩盖。罗伯斯庇尔请求有受审的机会，但也被大声喝止。塔利安高举着武器，宣布：“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

赫波斯将他的椅子让给杜里奥，因为他曾是丹东的盟友。罗伯斯庇尔走近讲台并高声说话，但杜里奥的铃声将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话掩盖。尽管如此，他说的话仍然有部分压倒喧哗：“这是最后一次请你们给予我说话的机会！”国民公会代表大声吼叫，反对这种形式的演讲，一位代表说出使他致命的话：“我请求逮捕罗伯斯庇尔。”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像罗马人般大声说：“我与我的兄弟有相同的罪过，我分享他的美德，我请求与他一起被逮捕。”勒巴斯恳求，也获得同样的待遇。判决以投票方式通过。警察将两位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勒巴斯与库东带至卢森堡监狱。

巴黎市长莱斯柯命令将犯人移至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受到贵宾的款待，并得到保护。巴黎公社的领袖命令首都国民卫队长昂里奥，率领军队至土伊勒里宫，并占领国民公会一直到逮捕令撤销。但是昂里奥喝得酩酊大醉，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代表们指派巴拉斯召集一队宪兵赶到市政厅，将犯人再次逮捕。市长再度向昂里奥求助，他仍然不能将巴黎的国民卫队集合起来，却将无套裤汉临时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对这位降低他们工资而且杀死丹东、德穆兰、赫伯特与肖梅特的人现已少有敬爱。天空开始下雨，他们解散，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里。巴拉斯与他的宪兵很轻易地控制了市政府。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是他持枪的手控制不稳以致子弹仅射穿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勒巴较为镇定地用枪射穿自己的头颅。奥古斯丁由窗子跳出时摔断一条腿。库东由于双腿失去知觉，跌落至楼下，一直躺在那里，最后宪兵将他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带至监狱。

第二天下午（1794年7月28日），4辆死刑犯护送车运送这4人，与莱斯柯、昂里奥及其他16人一起送至协和广场断头台。在途中，他们听到了旁观者的呐喊：“打倒极权！”他们还发现有上流社会的观众在等候：俯视广场的窗户都以高价出租，女人们打扮整齐如同参加宴会。罗伯斯庇尔的头被高举时，群众发出一阵满足的欢呼。多死一个人可能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巴黎人觉得此人之死表示恐怖即将结束。

温和派（1794.7.29—1795.10.26）

7月29日，大革命历11月9日的胜利者处决70名巴黎公社的社员。暴虐的《牧月法令》被废止于8月1日，被囚禁的罗伯斯庇尔反对者获得释放，他的一些党徒锒铛入狱。大革命法庭被整顿并准许公平审判，富基埃-坦维尔被要求为他的记录辩护，但是他的机智保全他的性命至1795年5月7日。公共安全委员会与一般安全委员会幸存，但是他们的势力已被削弱。保守派的定期刊物盛起，激进派的杂志因没有民众的支持而停刊。塔利安、富歇与弗雷隆发觉到只要国民公会不注意他们在恐怖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仍可获得新的领导地位。雅各宾俱乐部全部关闭（11月12日）。山岳党权势减弱，在12月8日幸存的73名吉伦特派的代表重新获得他们的席位。资产阶级再次虏获大革命。

政府的宽纵使宗教为之复兴。除了较小部分的人民接受过大学教育及中上阶层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外，多数的法国人民，几乎所有的法国妇女，喜爱圣人与天主教历的节庆超过罗伯斯庇尔无根据的庆典与无定形的上帝。1795年2月15日，新政府与旺代的反叛者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保证他们的信仰自由。一个星期之后，它被推及到整个法国，同时政府请求与教会隔离。

较为困难的是同时满足那些长久对峙的矛盾双方：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强烈要求取消最高价格，消费者要求终止最高工资。国民公会现在受制于自由企业、竞争与贸易的热心崇拜者，并听取不能相容的起诉及最高价格限制的废除（1794年12月24日）。现在工人可自由寻求较高的工资，农人与商人对所有的交易可自由索价。物价波动剧烈。政府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新指券代替一般的纸币，但是它们的贬值速度超过以前。1蒲式耳 [1] 的面粉1790年花费巴黎人2指券，1795年却花费225指券，一双鞋子的价钱由5指券涨到200指券，一打鸡蛋由67指券涨至2500指券。

1795年4月1日，巴黎几个区两度因为面包价格发生暴动。一些无武装的群众冲入国民公会，要求获得食物并终止对激进派的迫害。几名来自山岳党的代表支持他们。国民公会答应予以迅速救助，但它召集了国民卫队驱散暴徒。是夜，国民公会放逐激进派的领袖——比兰-瓦伦、赫波斯、瓦底尔——至圭亚那。巴雷尔与瓦底尔逃走，比兰-瓦伦与赫波斯被送至南美殖民地过着艰苦的日子。在那里这两位反对教权的人病倒，但受到修女的照顾。比兰-瓦伦幸存，娶了一位黑白混血的奴隶为妻子，甘心过着农夫的生活，于1819年死于海地。

民众的示威演变成暴动。招贴出现于街头，要求民众起义。5月20日，一群妇女与武装的男子冲进国民公会，高喊要求面包，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激进派分子，最后要求政府放弃权位。一名代表被射杀，他的头被割下，被一根矛杆举起，置于国民公会前。主席安格拉，予以正式的礼遇。最后大雨与军队驱散了请愿者。5月22日，皮舍格吕将军率领的军队包围工人的圣安东尼区，而且命令剩余的叛徒投降。11名山岳党的代表被捕并受控共谋叛乱，2名逃亡，4名自尽，5名自杀未遂者奄奄一息，立即被送上断头台。一名保王党的代表鼓动逮捕卡诺，有人反对：“他带来我们的胜利。”因此卡诺得以保全性命。

1795年5月和6月，“白色恐怖”激烈地进行着。这一时期的受难者是雅各宾派，审判者是资产阶级的“温和派”与宗教团体“耶稣派”“耶和派”“太阳派”。在里昂（5月5日），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被屠杀在监狱中。在法国东南部艾克斯昂省又有30名人犯以“残酷之极”的罪名被斩首（5月17日）。同样的情形发生于阿尔勒、阿维尼翁与马赛。在塔拉斯孔，200个蒙面人于5月25日夺取城寨，捆绑犯人，并将他们丢进罗讷河。在土伦，工人们奋起反抗新的恐怖。伊斯纳，一名被释放的吉伦特派成员，率领军队镇压工人并将他们消灭（5月31日）。恐怖并未结束，只是形式上有所改变。

胜利的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劳动阶级的联合，因为它已赢取一般民众的支持，而且这些胜利使他们连同无套裤汉都提高了威望。1795年1月19日，皮舍格吕占领阿姆斯特丹，威廉四世逃亡到英国，荷兰变成法国保护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有10年之久。另外的法国军队再度占有莱茵河下游的左岸地区。同盟国溃败而且失和，使法国轻易取得波兰。普鲁士全力防阻俄国从第三次瓜分中（1795年）获取一切，并派密使先到巴黎，然后至巴塞尔谈判，以获得与法国之间的和平。国民公会提出苛刻的要求，他们因为胆怯而不敢趋向和平，和平将使巴黎或其他各处许多饥渴的军队牺牲占领地利益以维持生存，而且使一些需要面包与工作的城市增加罪恶、疾病、与骚动。一些不安分的将领——如皮舍格吕、儒尔当、奥什、莫罗是否能抗拒诱惑不以武力夺取政权？因此，国民公会派遣巴泰勒米至巴塞尔传送命令，保持法国对莱茵河下游左岸地区的控制。普鲁士抗议但让步了，萨克森、汉诺威与黑森-卡塞尔照样行事。6月22日，西班牙割让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多明戈给法国。法国与奥地利和英国的战争仍然持续着——正好使它的士兵停留在前线。

6月27日，3600名移民由朴茨茅斯搭乘英国船只，登陆布列塔尼的基伯隆，并会合“法国西部起义者”（Chouan）极力鼓动旺代叛乱。奥什以一次辉煌的战役击败他们（7月21日），并借塔利安的提议，国民公会处决了俘虏的748名移民。

1795年6月8日，10岁的太子死于狱中。很明显，并非是因疾病所致，而是因瘰病与意志消沉。保王党因此承认路易幸存的两位兄弟中年龄较长、并移居在外国的普罗旺斯伯爵为路易十八，并决心拥护他登上法国王位。非改革派的波旁皇族宣布（1795年7月1日），如君位能予恢复，他愿重建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并具有至高的君主与封建权力。因此法国的资产阶级、农民与无套裤汉始终联合支持拿破仑对外的许多场战争。

然而法国已厌倦大革命，而且开始接受一些出现在刊物、巴黎上流妇女招待沙龙及有威望的君主主义者的意见：只有传统与合法继承的国王，能够使遭受三年政治与经济动乱、宗教分裂、持续战争之苦，在不稳定的生活中变得恐惧而忧愁的人民，重新获得法治与安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法国南部地区疏远巴黎及其政治家。在巴黎，曾为无套裤汉掌握的地方性会议，现在逐渐为商人控制，有些已被保王党虏获。在戏院中那些提到1789年前“美好往日”的台词受到热烈的喝彩。本质上具有叛意的年轻人，现已反抗大革命，他们称自己组成的一群人为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奇特的人（畸形的人）、喜好打扮的人（堕落的人），以他们的富有、奇怪的装束、蓄留或卷曲的头发为傲。他们在街头闲逛，参与危险的俱乐部，并大胆地公开保王党的思想。革命政府的支持减少，以致谣传国民公会即将解散时，民众为之欢呼，一些巴黎人甚至在街上跳舞。

但是，国民公会接近灭亡的时候，1795年6月它开始起草另一部与民主有关的、但与从未实施的1793年宪法大为不同的宪法。现在，它采用两院制的议会，任何一项由下议院提出的较为直接影响民众的行动与新观念的法律的创制措施，必须经上议院资深而有经验的议员同意。民众表示安格拉的智慧与沉着不足以决定一国的政策。因此《共和国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III，由1794年9月22日开始）修订人权宣言，以防止产生道德与权力常见的谬误。它省略一项“人是生来具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主张，而且解释平等仅表示“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选举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代表他们本省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这些选举人将选出国家的立法机构、司法部与行政机构的组成人员。选举人资格限于财产所有人，以致只有3万名法国人民有资格选举政府。妇女投票权被一个国民公会的代表提出，但由于另一个代表询及“坚持丈夫的意愿不是她自己的意愿的妻子，在哪一点是好妻子”而被放弃。政府管制经济被认为不合于实际，遏阻商业的发展，延误国家经济的成长。

新的宪法包括一些自由主义成分：它确定宗教自由与“安全界限”内的出版自由（当时大部分为中阶层控制）。 [2] 此外，宪法的批准是付托于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并附带一项惊人的条件：新议会中2/3的议员必须为现存的国民公会代表，如果此数目未能被选出，现有的其他代表则互选出议员，以弥补这个2/3的数目。这一主张辩称，有生命危险的代表必须保留，是为了经验与政策的持续。投票者是善良而和顺的：95.8226万张投票总数中，94.1853万张接受此宪法。对2/3条件投票的总数为26.3131万张，其中16.7758万张赞同。1795年9月23日，国民公会使新宪法成为法国法律，并准备有秩序地解散自己。

不顾及它数月的无法制与恐怖，屈服于它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在无套裤汉的统治下受到代表资格被排除的威胁，它仍然取得一些成就。它在某些失去法律灵气与根基的城市中维持法律规则；它融和资产阶级被赋予的权力，并企图控制商人的贪婪而使动乱社会中的民众免于饥饿；它组织并训练军队，提拔能干而有热诚的将领，排拒权势的联盟，而使法国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大海的天然疆界屏障下安然无恙；它还设立十进位制度，成立自然历史的博物馆、工科大学与医学院，设立法国研究所。现在它觉得，经过三年来奇迹般的幸存，它应该得到和平的终了。

但是它的结局与流血有关。劳动阶层与保王党占领了巴黎证券交易所附近的莱皮莱狄地区，发起暴动。基于他们不同的理由，其他的党派参加了这次暴乱。他们总共拼凑了2.5万人，前进到可控制土伊勒里宫与国民公会的位置（革命历1月13日，1795年10月5日）。惊恐的代表们临时任命巴拉斯负起防御任务，他指派当时闲居于巴黎的26岁的拿破仑，集聚人员、补给大炮。这位土伦的英雄知道大炮被藏于何处，派缪拉与一支军队取得它们，并将它们安置在俯视暴徒的位置上。解散的命令被大声传递过去，但不被理睬。拿破仑于是命令他的炮兵射击，约200到300名围攻者被射倒，其余的逃之夭夭。国民公会幸存于最后的严酷考验，而拿破仑无情地开始他在近代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业。

10月26日，国民公会宣布解散，并于1795年11月2日开始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1] 一种计量单位。在英国，1蒲式耳等于8加仑，相当于36.268公升。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公升。

[2] “自由主义的”（Liberal）应用到经济学与政治学时，指最小政府权力下的自由经济。

第五章　督政府（1795.11.2—1799.11.9）

新政府

新政府由5个部门组成。第一，五百人院（Council of Five Hundred），授权提出与讨论议案，但不能使其成为法律。第二，元老院（Council of Ancients），他们必须已婚而且年纪在40岁以上，不得创立法律但可驳回或批准由五百人院提呈的“决议”。由这两院 [1] 组成的立法机关的全体议员，每年由选举团投票替换其中的1/3。政府的行政部门是督政府（Directory），由5人组成，至少年满40岁，五百人院提出50名候选人，元老院从中选出5人，其任期为5年。每年都要新选出一位督政（director）以替换其中之一。除此三个部门外，尚有彼此独立的司法与财政两个部门，是由各地方选举团选出。这是政府的一种内部制衡，使胜利的资产阶级不会受制于难以驾驭的民众。

督政府设在卢森堡宫，不久即成为政府最有力的部门。它掌握陆军与海军，决定外交政策，监督内政、外交、海事与殖民地、陆军与财政等各部的部长。由于领导权力的自然向心移动的倾向，督政府成为一个独裁的执政部门，其独立不羁如同公共安全委员会。

首先被选为督政的5人是巴拉斯、拉勒韦利耶尔、勒贝尔、勒图尔纳与卡诺。他们都是弑君者，其中4人属于雅各宾派，巴拉斯曾为子爵。现在他们使自己适应资产阶级的制度。他们都很精明能干，但除了卡诺外，他们都因过分正直而不出名。如果侥幸生存才是价值的考验，那么巴拉斯体现出了这种价值，他辅佐过路易与罗伯斯庇尔，一直到他们被送上断头台，用计策安全地渡过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替每个统治者聚敛财富与权力，他还给予拿破仑军队和一位妻子，而且他的寿命比他们都长。他在悠闲的情况下死于巴黎，享年74岁（1829年）。

1795年，督政府遭遇的困难可被善变的民众解释为该政府失败的某些理由。巴黎的民众一直面临穷困，英国的封锁增加了内部经济的混乱，因而阻碍粮食与商品的市场活动。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1795年需用5000指券方可买到1790年时仅值100指券的物品。财政部按指券面值支付公债利息时，那些曾投资政府债券作为晚年养老利息收入的人，发现他们成为贫民。成千的法国人狂热地购买股票以逃避通货膨胀，价值上涨到顶端时，投机者抛出所有的股票，于是他们竞相出售价格惨跌的股票。无知的民众发现他们的储蓄被少数的聪明人赚去。财政部已丧失人民的信任，宣布于1795年破产。富人放贷取利，造成商品价格上升、奢侈品交易衰退、失业增加，战争与通货膨胀持续着。

在动乱与贫穷的包围下，共产主义的梦想曾鼓舞马布利于1748年、莫雷利于1755年、兰盖于1777年，继续努力使绝望的穷人内心感到温暖，1793年它获得雅克·卢的共鸣。1796年4月11日，巴黎劳动阶层的住宅区张贴布告建议“分析巴贝夫的教义”，其中一些条款为：

1.大自然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享用所有的财物……

3.大自然使每个人负有劳动的义务，无人在不犯罪的情况下可免于工作……

7.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是既无富人也无穷人。

8.不能分割过剩的财物济助穷人的富人，将是民众的敌人……

10.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不平等，并建立共同的幸福。

11.大革命未到结束的时候，因为富人榨取财物、独占权势，穷困的劳工事实上却是奴隶……对国家无足轻重。

12.1793年宪法是法国真正的法律……国民公会打倒要求实施法治的人民……1793年宪法准许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行使政权，猎取他认为有用的，让自己受教育，并使自己不死于饥饿——1795年反革命的法令（宪法）完全、公开违背这些权利。

巴贝夫生于1760年，历史首次记载的是1785年他为地主雇用，并对农民强制实施他们的封建权。1789年，他改变立场，并要求废除封建税。1794年，他定居巴黎，因为攻击大革命的制度而被逮捕，并于1795年逃脱后成为一名热忱的共产主义者。随即他组织平等协会。他以“公共安全起义委员会”签署的“起义法规”的宣言，贯彻了他的“分析”。其中几项条款是：

10.议会与督政府为人民权利的掠夺者，应予解散。他们应即受人民的审判……

18.公有与私有财产由人民监管。

19.结束大革命，并将自由、平等与实施1793年宪法作为任务赋予共和国，委托给一个国民组织的“议会”，它由起义民众提名的起义委员会任命的各地方民主党员组成。公共安全起义委员会直到起义完全成功为止。

这似乎是另一种独裁政治出现的不祥预兆，统治者将由罗伯斯庇尔变为巴贝夫。在他的《人民论坛》（Tribune du Peuple）中，他扩大他的幻想：

那些拥有社会财富超过他们应有比例者，其财富得自偷窃与盗取，因此从他们之处取回是合理的。一个人能证明以他自己的力量可赚取或可做的，相当于4个人的能力，他依然有害于社会，因为他破坏了均衡与……珍贵的平等。社会教育必须进步到可剥夺每个富人、权势者，或以他的开明与智慧成为杰出者的希望。不和谐胜过由饥饿扼杀的可怕和谐。让我们重新回到混乱，再由混乱中产生一个革新的世界。

一名密探向督政府密报巴黎劳动阶级阅读巴贝夫的海报和刊物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且计划于1796年5月11日发动武装暴动。5月10日，督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逮捕巴贝夫及其主要党羽：博纳罗蒂、达塞、瓦底尔与德鲁埃。在一年监禁期间，使他们逃脱的计划都相继失败，他们于1797年5月27日受审于旺多姆。博纳罗蒂被判监禁，德鲁埃逃亡。巴贝夫与达塞被判处死刑，企图自杀，却在自尽前就被迅速地送上断头台。他们的计划显然非常不切合实际，非常无人性，以致连巴黎的劳动阶级都不曾认真地予以接受。此外，1797年以前，法国的穷人与富人们已发现一位新的英雄人物，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魔力的梦想家与实践家。

[1] 元老院、五百人院分别又称为上院、下院。

年轻的拿破仑（1769—1795）

“任何智慧的运用，”阿克顿（Lord Acton，英国历史学家）说道，“都比不上看拿破仑运用心智更使人心神爽快的了，他是历史上最著名、最有才能的人。”但在今天谁能认为阿克顿真正而完全地了解了这个人？事实上有约20万本书与小册子描写过拿破仑：他曾被100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视为努力奋斗以求欧洲统一与法治的英雄，也被100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视为榨干法国鲜血、蹂躏欧洲，以满足权力与战争贪欲的食人魔。“法国大革命，”尼采说道，“使拿破仑能成功，那是最主要的理由。”拿破仑曾在卢梭的墓前沉思，低声默语：“如果我们两人都未出生于世上，也许国家会有较好的境况。”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生于阿雅克肖（Ajaccio）。但在15个月前，热那亚已将科西嘉出让给法国，而且早在两个月前法国军队就以镇压保利（Paoli）的暴乱使此项交易生效。如此琐碎之事却使历史因而改变。25年之后，拿破仑写信给保利：“我出生于国家濒临灭亡之时。3万名法国人不自愿地放弃我们的海岸，并将自由的王位沉于血海中，如此可恨的情景刺伤了我年幼的心灵。”

李维说道：“科西嘉是一座崎岖、多山、几乎无人居住的小岛。岛上的居民就像这个地方，如同野兽般凶猛而无法管理。”与意大利的交往已减轻其野蛮的程度，但是这块高低不平的台地，艰苦而且近于原始的生活、深深的家族仇恨、激烈地反抗侵略者，使保利时期的科西嘉人仅适合于游击作战或雇佣兵事业。文明成长于都市中。但在莱蒂齐亚身怀拿破仑的大部分时间，她跟随她的丈夫与保利到处流浪，居住在帐篷或山上的小木屋中，呼吸战争的空气。她的孩子似乎在娘胎时就记住这一切。他永远是一位科西嘉人，除了出生日期与教育外，他还是一位意大利人。所以，他为法国征服意大利时，意大利人欣然迎接他，他是占领法国的意大利人。

他的父亲卡洛可追溯其家系至意大利历史上一个强大的种族，这个族群大多数时间居住在托斯卡纳，后来迁到热那亚，16世纪移民至科西嘉。这个家族蕴藏的高贵血统已为法国政府承认。但是，这个家族没落于大革命时期，因为一个贵族的名位是走上断头台的前提。卡洛是一个具有适应新环境才能的人，他在保利的领导下为科西嘉人的自由而战。行动失败后，他谋求与法国之间的和平，服务于佛朗哥政府的行政部门，这使他两个儿子获得进入法国军校的入学资格，并被科西嘉的贵族选为“国会议员”。拿破仑的灰色眼睛与使他致命的胃癌可能遗传自他的父亲。

拿破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更多。“我的成功与所有我做的善行都归功于我的母亲与她卓越的原则。我毫不犹疑地敢断言孩子的将来决定于其母亲。”他有她的精力、勇气、坚定的决心及对拿破仑家族的忠诚。莱蒂齐亚出生于1750年，14岁结婚，35岁就做了寡妇。1764年至1784年，她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其他的子女都受到她严格的管教。她分享他们的骄傲，也承受他们的失败。

拿破仑是她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撑过了年幼时期长大成人的孩子。长子约瑟夫是一位和蔼而有修养的享乐主义者，做过那不勒斯与西班牙的国王，他想成为法国第二位国王。在拿破仑之后是吕西安，助拿破仑于1799年夺取法国政府之后，变成他的劲敌，后帮助拿破仑恢复百日王朝。然后是埃莉萨，骄傲、能干而高贵的托斯卡纳公爵夫人，她于1813年反抗她的哥哥，但比他早死。然后是路易，他娶了奥尔唐娜，成为荷兰的国王，而且生了拿破仑三世。然后是波利娜，美丽而放荡，嫁给博尔盖塞皇太子。“波利娜与我，”拿破仑回忆道，“是母亲最宠爱的，因为波利娜是我姐妹中最美丽而有洁癖的人，而且她的本能觉察出我将使这个家庭宏伟壮大。”然后是卡罗琳，她嫁给缪拉并成为那不勒斯的王后。最后是热罗姆，他建立拿破仑家族于巴尔的摩，并高升为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1779年，卡洛从法国政府获得一项特权，将拿破仑送进布里安的一所军事学校，该校在巴黎东南方约90英里处。在这个男孩的生命中，这是一件大事，由此认定了他的军人生涯，并以战争决定了他的生活与命运。布里安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远离家庭到一个陌生而严格的环境，其他的学生不能忍受他的骄傲与脾气，这似乎是非常不适合他隐含的高贵的。“我尽量忍受同学的嘲笑，他们挖苦我是一个外国人。”这位年轻的不随俗者致力于他的研究、书本与梦想。他沉默寡言的脾气为之加深，他甚少讲话，不轻易相信任何人，而且与这个企图要折磨他的世界隔绝。但有一个例外，他与布里埃内结为朋友，他们相互保护，彼此攻击，在长期的分离后，布里埃内成为他的秘书（1797年），并与他保持密切的关系，一直到1805年。

和同学的隔离使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努力学习以求上进。他逃避对拉丁语的研读，因视其为死亡的文字。他不喜欢维吉尔诗的优雅或塔西佗简洁的文体。他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所获不多，因为教师大多不能使他产生兴趣。但是他非常喜欢数学，这门学科可以训练他的思维清楚与正确判断，无偏见与争论，而且对一名军事工程师有持久的用途，他在这门课程上名列前茅。他也喜欢地理，研究不同地形的土地、人民与食物。如同卡莱尔，他认为历史是对英雄的崇拜和纪念，特别是教导国民或塑造帝国。他喜爱普卢塔克甚于欧几里得。他沉醉于那些古代爱国志士的热忱和那些历史性的战争。“你无任何新思想，”保利告诉他，“你整个属于普卢塔克。”他了解海涅所说的，他念过普卢塔克的作品后，渴望骑乘战马征服巴黎。拿破仑擅长侧面攻击，由意大利与埃及达成这个目的（征服巴黎）。

在布里安度过5年的光阴后，拿破仑现已15岁，而且是法国12所军校学生中被保送到巴黎军校深造者之一。1785年10月，他被任命为拉费联队炮兵少尉，驻守在罗讷河边的瓦朗斯。他的年薪是1120法郎。很显然，他必须将其中一部分寄给母亲以助抚养弟妹们。由于他的父亲死于2月，约瑟夫仍然非常贫穷，拿破仑变成这个家庭临时的家长。在他休假期间，他曾多次回科西嘉。他说，这是为“闻到它泥土的气息”，及它的“绝壁、高山与峡谷”。

在瓦朗斯与欧克索讷（1788年），他以其军事科学与技术方面迅速的进步、敏捷的学习能力、具体建议的成果及其能随时参与炮兵管理的辛苦工作，赢得同僚的尊敬。他仔细阅读吉伯特的《一般战术评论》（1772年）及其他军事性的文章。拿破仑不再是一个流浪者，他结交朋友，上戏院，听歌剧，学舞蹈，而且寻找风骚的女人。1787年1月22日，他在巴黎度假时，他极力怂恿自己向一名妓女做了一次未事先准备的冒险。“那晚，”他向我们保证，“是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女人。”然而结果使他心境忧郁。他独处时，他时时问自己，为何他应继续活着。“虽然我有一天必须死去，我如能自尽那将更好不过。”他不能想到任何愉快之处。

他利用空闲时间自修文学与历史。雷米萨夫人，后来成为约瑟芬的宫女，认为他“愚昧、懒惰、草率”。但是，我们发现他在瓦朗斯与欧克索讷时就念过高乃依、莫里哀、拉辛与伏尔泰的戏剧，并能背出其中若干片段，重读阿米约（Amyot）翻译的普卢塔克的作品，阅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雷纳尔的《两个印度群岛的哲学故事》、马里尼的《阿拉伯史》、乌赛的《威尼斯政府史》、巴罗的《英格兰史》等。他阅读时，勤做笔记和摘要。他年轻时所做的笔记被保存下来的多达368页。他在个性上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在思想上接受法国的启蒙思想。他浪漫的气质符合卢梭热情的散文与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莪相（Ossian）的诗，他喜爱他们的作品，“是因我也喜欢风与浪的呢喃声”。

他欢迎大革命的来临，并于1790年利用另一次休假策划如何使民众对新政完全接受。1791年，他向里昂军官学校提出一篇论文——为赢取雷纳尔提供的奖赏，题目是《什么是更能增加人类幸福的真理》。也许被卢梭的《新爱洛漪丝》迷住并“影响他的思想”，这位年轻的陆军军官答道：让他们了解简单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父母带着子女耕作田地，享用其收获，而且不受都市的繁荣与堕落的影响。一个人要获得幸福最主要是有食物与衣着、茅舍与贤妻，让他工作、饮食、生子、睡眠，他将比王子还幸福。斯巴达的人生与哲学才是最好的。“美德包含着勇气与力量……精力是生命的要素……强壮者都是善良的，只有虚弱者才是邪恶的。”在这方面，年轻的拿破仑附和特拉西马库斯，并接近尼采，尼采将拿破仑塑造成为一位达成权势愿望的英雄以示致敬。在这些议论中，他有意谴责君主专制政体、阶级的特权与教会的虚假。里昂军官学校认为这篇论文不成熟而使其落选。

1791年9月，拿破仑再度返乡。他很高兴立宪会议通过法令让科西嘉成为法国的一省，而且将所有法国公民的特权赋予那里的人民。他收回要向这个国家报复的誓言，极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法国人，他意识到大革命正在创造全新而辉煌的法国。1793年秋季，他自费出版他的作品《博凯尔的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他认为大革命是“爱国志士与欧洲暴君之间的殊死战”，并鼓励所有被压迫的人加入为人权奋斗的行列。但是，老英雄保利表示，只有他可获有此岛的充分权力，它的财源由法国提供且严格限制法国军队踏上科西嘉土地的情况下，他才认可科西嘉成为法国的一员。拿破仑认为保利的条件过分苛刻，不再崇拜他，并反对他于1792年4月1日在科西嘉首府阿维克肖市的选举。保利获胜，拿破仑返回法国。

6月20日，他在巴黎目睹暴民侵入土伊勒里宫，他惊奇于国王居然不命令他的瑞士卫队以排枪射击驱散“食人者”。8月10日，他看见无套裤汉与联盟代表将王室家族驱出王宫。他将群众比喻为“最低级的渣滓……他们绝对不属于劳动阶级”。由于他当时是一名陆军军官，他对大革命的支持必须做更多保留。1793年12月8日，土伦被占领时，他表明他的身份。罗伯斯庇尔的奖励是指派拿破仑为陆军准将，当时他才24岁。罗伯斯庇尔失势后，他被视为罗伯斯庇尔手下的雅各宾派并于1794年8月6日被捕。他被监禁于昂蒂布，原定要受审判并可能处以死刑，但是两周后他被释放，并被安排服非役军人劳务。1795年春天（他告诉我们）他徘徊于塞纳河，企图自杀，无意间邂逅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赠予他3万法郎，使他精神振作。拿破仑不久以后将加倍奉还。6月，安格拉描写他为“一个苍白而瘦小的意大利人，但他的作风勇敢而无畏”。他曾一度想回到土耳其，重组苏丹的军队，并在这个东方的王国创立他的事业。他也曾为陆军部拟定一份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的战略计划。

1795年10月5日，国民公会被保王党人与其他人士包围，他们委派巴拉斯担任防御。巴拉斯判断以排炮可以奏效，但没有大炮可就近使用。他曾听说过拿破仑所做的工作，因而指派在土伦的拿破仑去夺取大炮并加以使用。这些拿破仑都做到了，立刻为之成名，却声名恶劣。陆军部长需要一位勇敢而有进取心的统帅来领导意大利陆军时，卡诺（巴拉斯）推荐了拿破仑（1796年3月2日）。7天后，这位愉快的将军娶了美丽的约瑟芬。

约瑟芬

她是克里奥尔人——生长在热带殖民地上的法国或西班牙的后裔。地中海的马提尼克岛，约瑟芬于1763年出生在该岛奥尔良家族时，它已为法国统治128年了。她的伯父塔舍男爵是港口司令官。她的父亲曾是路易母亲玛利-约瑟夫王后家中的侍从。她受教于殖民政府所在地罗亚尔修道院。课程包括教义问答、写作、图画、刺绣、舞蹈、音乐。修女们相信这些比拉丁语、希腊语、历史与哲学更能让一个女人进步，约瑟芬证明她们是对的。她要变成蓬巴杜夫人所说过的“国王的宠物”。

16岁时她被带至法国，并嫁给博阿尔内子爵，他仅19岁，但已是情场老手。不久，他经常长久外出而有外遇，使敏感的约瑟芬觉悟第六戒律并非为较高阶层而设。她将自己的爱奉献给她的两个孩子——儿子欧仁与女儿奥尔唐娜，他们也以一生的忠实报答她。

大革命来临时，博阿尔内顺应新的政权，因而多活了5年。但恐怖政治实施后，任何贵族的头衔都可能成为逮捕的理由。1794年，博阿尔内与约瑟芬被收押，并分别监禁。他被处死于7月24日，在等待相同命运的约瑟芬接受了一位将军热情的追求。她是在罗伯斯庇尔倒下后获释的许多贵族之一。

她丈夫的财产被没收，这使她变得贫穷不堪，她还得抚养与教育她的孩子，约瑟芬利用她深蓝色的眼睛与忧郁的美结交塔利安，并成为日渐高升的巴拉斯的爱人。从博阿尔内没收来的财富大多数归还给她，包括一辆雅致的马车与几匹黑马，这使她仅次于塔利安夫人，而成为督政府社交界的领导人物。拿破仑形容她的客厅为“巴黎最杰出的”。

拿破仑参加过几次她的宴会，迷恋她成熟的妩媚、她从容自如的举止及她宽纵的父亲所谓的“非常温和的性格”。她却未动情于拿破仑，在她看来他是一个面黄肌瘦、收入微薄的年轻人。她遣使她的儿子（现已14岁），请求拿破仑帮助收回她丈夫被没收的剑。欧仁如此谦虚而令人喜爱，使拿破仑立刻答应。这件事情办成了，约瑟芬拜访他以示谢意，并邀请他于10月29日共进午餐。他应约而来，并征服了她。1795年12月上旬，她答应与他共寝，但他们不愿结婚。他在圣赫勒拿岛谈及往事：“巴拉斯建议我娶约瑟芬，这算帮了我一次忙。他向我保证她适应新旧两种社会。这个事实带给我更多的鼓励，她的住宅是巴黎最好的，她还可除去我科西嘉的名字，最后经这次婚姻我将成为完全的法国人。”巴拉斯对她提出同样的建议，但为了某些缘故她仍考虑。巴拉斯向她表示，拿破仑是一个能利用各种迹象为自己在世上谋求很高职位的人。拿破仑不计较她以前的桃色事件。“你的一切都让我欢喜，”随即他写信给她，“甚至仍在你记忆中的你曾犯的过错……我都视为美德。”

1796年3月9日，他们举行完全平民化的结婚仪式，证人是塔利安与巴拉斯，并未邀请任何亲友。为缓和他们年龄上的悬殊——他27岁，她33岁——拿破仑登记为28岁，约瑟芬更改她的年龄为29岁。他们在她的屋中度过新婚夜，拿破仑被她的爱犬弄得极为难堪。“那位绅士，”他告诉我们，“占据夫人的床铺……我要它让开，但完全无效，我被劝说与它同睡一床不然就睡到别处，我必须接受否则就得离去。这位宠物比我还难以顺应。”最糟的是那只狗咬了他的腿，非常严重，致使疤痕长久不消。

3月11日，对权势与荣华的热忱使他暂别新欢，拿破仑离去，统率意大利陆军打了一次历史上辉煌的胜战。

意大利的旋风（1796.3.27—1797.12.5）

普鲁士与西班牙之间的条约使军事形势为之明朗化。但奥地利表示，只要法国固守在荷兰与莱茵河占领的部分，就不接受和平。英国继续海上的战争，并资助奥地利60万英镑以支持其在陆上的战争。奥地利自1713年起统治伦巴底。现在它和撒丁与皮埃蒙特的国王埃曼纽尔四世联盟，希望收复1792年被法国占领的萨伏依和尼斯。

督政府中的卡诺负责处理这项事务，并计划于1796年向奥地利进行一项三叉式攻击的军事行动。一支由儒尔当统率的法国军队，沿着桑布尔河与默兹河攻击奥地利的西北防线。另一支由莫罗率领，将沿着摩泽尔河与莱茵河袭击奥地利人。第三支由拿破仑统率，试图将奥地利人与撒丁人逐出意大利。儒尔当经过数次胜利后，被奥地利太子路德维希以优势军力击败于安贝格与维尔茨堡，并退却到莱茵河的西岸。莫罗进入巴伐利亚，几乎到达慕尼黑，获悉得胜的奥地利太子可能切断他的粮草路线或攻击他的后路时，他撤退到阿尔萨斯。督政府将最后的期望寄托在拿破仑身上。

3月27日到达尼斯后，他发现“意大利的军队”无力攻击那些困在由地中海与高耸阿尔卑斯山之间进入意大利的狭窄通道的奥地利与撒丁的军队。他军队的总数约为4.3万人，勇敢而习惯于山地战，但服装粗劣、皮鞋破烂、伙食极差，不得不以偷窃维持生存。他们中有3万人几乎不能参与艰苦的战役。他们缺少骑兵，几乎没有炮兵。受这位27岁统帅指挥的将领有奥热罗、马塞纳、拉阿尔普与塞苏里尔——他们的服役期都比拿破仑久，他们怨恨对他的任用，并决意要让他领教他们卓越的经验，但经过第一次会议，拿破仑自信并透彻地解释他的计划后，他们都心悦诚服。

他能使他的将领们折服，但逃不出约瑟芬的魔力，到达尼斯4天以后，他丢下地图与传令兵，以强烈的感情，写给她一封热情的信：

我无日不在想念着你，我无夜不想拥抱你。甚至喝杯茶都苦恼。我的军事抱负隔离了我与我生命中的灵魂。不论我是在拼命地经营事业，或统率我的军队，或检查军营，我都挂念着可爱的约瑟芬……

我很悲伤，我的心好像被捆住了，而且我想象着使我恐怖的事情。你不像过去一样爱我，你将在别处获得慰藉……

再见，我的妻子，我的折磨者，我的幸福……我爱的人，我恐惧的人，你是使我的情绪像大自然般温和，却又像受到大灾难般冲动的源泉。我并不要求你永远爱我或忠于我……而是仅要求你告诉我事实……造物主使我灵魂坚强而不屈，而使你镶有花边与披挂薄纱的……我的意向虽在于浩大的计划策略，我的心最后将归属于你……

再见吧！如果你不深爱我，你将永远不再爱我。那样我将为之非常可怜。

拿破仑

1796年3月31日，尼斯

在战云密布之下，他于4月3日和7日再度写信给她。他研判所有他获得的敌军情报：一支由博利厄统率的奥地利军队在热那亚附近的沃尔特里，另一支由阿根陶率领的军队在蒙特诺特较远的西部，还有一支由科利率领的撒丁军队在切瓦较远的北部。博利厄相信他的通信路线能使他的军队获得迅速支援，而且他的联军在数量上二比一胜过法国。因此，他合理地估计可击败法国的进攻。拿破仑的战略是秘密的，他迅速地调动大部分军队对抗敌军中的一部分，而且要在其他两支敌军援助来到之前，予以击败。这个计划牵涉到法军迅速步行越过崎岖不平而多山的路径，这需要能吃苦、不屈不挠的战士。拿破仑用以鼓舞他们士气的第一个著名的宣言，影响其军力至大：

士兵们！你们既饥饿又贫穷。共和国亏欠你们太多，但她也无力偿付她的债务。我是来领导你们进入阳光普照下最丰饶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镇，都将任你们处置。士兵们！如此的远景，你们怎能失去勇气与信心？

这是公开准许他们掠夺，但他如何能使这些无薪水的士兵忍耐长途行军后再作殊死战？拿破仑像大多数统治者与革命家，永远不让道德挡住胜利，而且相信成功将洗刷他的罪恶。意大利不应对她的解放付出代价吗？

他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击溃撒丁的军队，劝撒丁的国王退出都灵至皮埃蒙特首府。一连串决定性、成功的交战——蒙特诺特（4月11日）、米莱西莫（4月13日）、代戈（4月15日）与蒙多维（4月22日）——粉碎了撒丁的军队，并迫使埃曼纽尔在凯拉斯科（4月28日）签订休战和约，割让萨伏依与尼斯给法国，而且实质性地退出战争。这些战役中，他敏锐而迅速地了解局势、困境与机会，他聪明与果断的命令，他完成深谋远虑的战略，经常由侧面或后面攫取敌人的战术的逻辑与成功，所有这些都给他的部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老的将领将他的看法与判断化作信心而学会服从他，年轻的军官朱诺、拉纳、缪拉、马尔蒙、贝尔蒂埃显示出不断为他的主义效命的热诚。这些胜利之后，幸存的战士疲劳地到达蒙特·塞摩托高地——从那里他们能俯览阳光照耀下的伦巴底平原——许多战士不由自主地突然向这位英明领导他们的年轻人发出欢呼。

现在他们无须以抢劫维持生存，任何可推行法国法令之处，拿破仑都向富人与教会的教士团征税，并说服或命令城镇人民资助他的军队的生活费，以促成其有纪律的行为。4月26日，在凯拉斯科，他以聪敏的赞词向他的军队演讲，同时警告他们不得抢劫：

战士们：

你们在两个星期内赢得6场胜利，夺到21面军旗，55门大炮，并征服皮埃蒙特最富裕的地区……在无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你们完成一切应该做的。你们没有大炮却赢取了许多场战役，没有靴子也可急行军，渡过没有桥梁的河流，过着没有白兰地酒与经常没有面包的帐篷生活……感恩于你们的国家，它的兴隆依靠你们……

但是，战士们，就那些留待要办的事来说，你们迄今丝毫未做。都灵和米兰并不是终点……你们之中有什么人缺乏勇气？有什么人宁愿回头翻过亚平宁山与阿尔卑斯山的山顶，痛苦地忍受卑屈士兵的耻辱？不，在蒙特诺特、代戈、蒙多维的征服者中，没有这样的人，你们都应积极地宣扬法国人民的荣耀……

朋友们，我保证你们的胜利，但是你们必须发誓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尊敬你们拯救的人民，而且制止由我们敌人鼓动一些恶人所犯的可怕的抢劫。否则你们将不是他们的拯救者，而是他们的灾难……你们的胜利，你们的勇敢，你们战死的弟兄的鲜血——都将丧失，甚至危及名誉与光荣的成就。至于我和你们信赖的将领，都将羞于统率一个无纪律与无约束的军队……任何参与抢劫的人都不被宽恕并予以处死。

意大利的人民，法国军队是来打开你们的镣铐的，法国人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你们可大胆地款待他们。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宗教与你们的习惯将受到重视……我们除了打倒压迫你们的暴君之外，并无不利于你们的企图。

不顾这些请求与威胁，在此后的第一次战役仍有许多起抢劫。拿破仑处决了一些抢劫者，其他则予以赦免。“这些可怜的人，”他说，“是值得原谅的，他们渴望这久已想往之地有3年了……现在他们来到此地，他们希望占有它。”他让他们分享由“被拯救的”城镇中取得的奉献与物质得到满足。

在行军、战斗与外交事务中，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他新婚不久即离开的妻子。现在她可能正安全地越过塞文山。在4月17日的信中，他请求她回到他身边。“快些来，”在1796年4月24日的信上，他写着，“我警告你，如果再迟延，你将发现我病了。这些劳累与你的不在我身边两者合在一起是超过我所能忍受的……迅速来此，放……一个吻在你的心上，另一个稍低些，另一个更低些！”

她忠实吗？她能够完全习惯他的生活，只满足于书信上的奉承吗？同年4月，一位24岁年轻英俊的军官查理接近她，5月她请塔列朗去会晤他。“你将被他迷住，雷卡米耶、塔利安与哈默尔恩的夫人都因他失去理智。”她变得十分迷恋他，以致缪拉携带拿破仑的赠金要她到意大利与他会合时，她以生病为由予以拖延，而且让缪拉传话给他的长官，她有怀孕的迹象！拿破仑于5月13日写信给她：“这是真的，你已怀孕了！缪拉……说你觉得不舒服，他不认为你做如此漫长的旅行是聪明的。因此我仍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不能获得紧抱你的欢乐……我将否认见到你怀孕小腹的喜悦吗？”他高兴过早，她将永不能给他生一个孩子。

同时，他率领他的部队经过12场战役获得伦巴底——富有而文明的米兰市。在阿达河西岸，他的主力挡住博利厄率领的奥地利主力部队。博利厄退却，过了一座200米的木桥，然后将其大炮放在可阻止法国军队渡河的位置。拿破仑命令他的骑兵向北前进，一直到他们找到渡河的浅滩为止，然后向南转进，攻击奥地利的背后。他的步兵隐蔽在城镇的房子与围墙之后，他亲自指挥他的炮兵轰击护桥的奥地利人的大炮。他的骑兵突然出现于河的西岸，并突击奥地利人时，他命令他的掷弹兵引路渡过木桥。他们尝试了，但被奥地利的大炮阻止。拿破仑向前猛冲并与拉纳和贝尔蒂埃共同领导他们前进。奥地利遭到致命性的打击（1796年5月10日），2000名士兵被俘虏。博利厄撤至曼图亚。法国军队经过一天的休息，进军到米兰。法国军队被拿破仑鲁莽但勇敢地暴露在敌人炮火下的行动所感动，授予他一个挚爱的头衔“小班长”（Le Petit Caporal）。

在此胜利后不久，他收到执政团一项让他十分为难的任务，以致他不得不冒险以一生的前途作为他的答复。那5位执政对拿破仑成功的消息甚为高兴，并在5月7日通知他将其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克勒曼统率，保护意大利北部的法国边境不受奥地利人的攻击；另一部分由拿破仑统率，向南推进并将罗马教皇国与那不勒斯王国收归法国控制。拿破仑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甚至是战略上严重的错误。攻击罗马教皇的权力不仅会激怒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徒——包括法国在内——反抗大革命，而且天主教的奥地利已准备派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由经验丰富的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伯爵统率，准备将拿破仑驱回法国。他回答道：意大利军队必须联合并补充兵力以维持它所获的利益，在一位统帅的领导之下这才能成功。因此，他将位置让给克勒曼将军，而且提出他的辞呈。

督政府获悉此消息，及拿破仑最近军事与外交成功的报告。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他的胜利引以为傲，觉得那些不明白实际情况的政客不能像他那样结合敌军的策略与法军情况，去胜任条约的谈判，于是他僭取和谈或战争的权利，而且决定让每座意大利城市或公国获得他军队的保护，并付出相应的代价以免受洗劫。因此，胜利进入米兰后（1796年5月15日），他与帕尔马公爵、摩德纳公爵及那不勒斯国王休战，他保证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和平，而且保护他们不受奥地利的攻击，同时载明每一属国的捐赠，用以支付这份仁慈友好的代价。他们支出为数甚大的款项，却又极度厌恶这些法国人从他们的画廊、王宫与公共广场偷窃艺术珍品。

米兰欢迎他，因为这里的人们渴望由奥地利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而且这位年轻的军阀表现出胜利者少有的仁慈。他熟悉意大利的语言与生活方式，欣赏意大利的女人、音乐与艺术。他们不能立刻了解他喜爱意大利艺术的程度。而且，他本质上不就是意大利人吗？明显地，他使一批意大利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聚集在周围，和他们亲切地谈天。有时他似乎是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与达·芬奇的重生与融合。什么还能比他给天文学家奥里亚尼的信更迷人？——

在米兰，有学识的人往往不能获得他们应得的报酬。他们躲藏在实验室中，他们暗自高兴，如果国王与教士不妨碍他们的话。今非昔比。现在在意大利已有思想自由，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不能忍受之事，没有暴君。我邀请所有有学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让他们告诉我什么措施应当采取，什么需要应当供给，因而可给予科学与精美艺术一个新的生命……祈求让我表现这些情操给住在米兰杰出而有学问的人。

拿破仑将米兰与伦巴底共和国予以合并，那里的人民享有法国相同的自由、平等、博爱与税赋。在对新公民的宣言中（1796年5月19日），他解释为使伦巴底自由，拯救它的军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获得自由的人们应捐献约2000万法郎作为他的军费，对如此富裕的国家，这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奉献。此外，“税收应征于富人……及教会团体”，并可分享给穷人。先前的常规有不很好的声名，“一名密探应跟随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到各个占领的城镇，寻找所有的艺术、科学等物品，并送至法国”。意大利人仅能以一句双关语回报：“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抢盗者，但有很多抢盗者是法国人。”拿破仑仍然仿效国民公会与督政府所订的前例。

这次对占领地的艺术掠夺是以前少有的。它在法国以外各地引起愤怒，并为以后的军人确定了一种模式。大多数掠夺品被送至执政团，后者欣悦地接受，并送至卢浮宫，在那里抢夺来的蒙娜丽莎从未失去她的微笑。拿破仑为他自己保留少许战利品，大多数付给军队，因而缓和他们偷窃的狂热。

为他的新娘安排住处后，他强烈要求她来会合（5月18日）。“米兰……使你不得不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极美丽的地方，至于我，我将极为欣喜……我好奇得要死，想见到你如何怀着你的孩子……再见，我亲爱的……快些来听这美好的音乐，看这美丽的意大利。”当他的信还在途中，他继续地驱逐奥地利人于意大利之外。5月20日，他再度聚集他的军队，而且告知他们很快又要遭遇许多障碍与敌军，他发表另一篇动人的文告：

战士们！

你们的猛攻如亚平宁山冲下的山洪，你们打败并击散每支阻碍你们前进的敌军……波河、提契诺河、阿达河，无一能阻止你们前进……是的，战士们，你们已立了许多功劳，是不是再没有什么可让你们表现了吗？不是！我看出你们须迅速备战，因为懒散的睡眠使你们疲倦，你们的荣耀与快乐逐日失去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仍须作急行军，克服敌人，打击邪恶，赢得胜利……

让人民不为我们的前进干扰，我们是所有人民的朋友……你们将获得改变欧洲的不朽荣誉。自由的法国……将给予欧洲一份光荣的和平……然后你们将回到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同胞将特别夸奖你们：“他与意大利陆军在一起。”

5月27日，他们通过伦巴底继续前进。不理会布雷西亚是威尼斯人的地方，拿破仑占领了那里，并使之成为新战役最重要的据点。威尼斯派公使抗议时，拿破仑假装激怒，严责威尼斯为何已准许奥地利人使用威尼斯城的城镇与道路。公使表示歉意，同意他使用威尼斯城的地方。一次急速行军将法军带至佩斯基耶拉，留驻那里的奥地利分遣部队逃散。拿破仑增强战略要塞抵抗力以保护其通讯，并推进到曼图亚——在那里，博利厄的3支残余部队躲避在难以攻陷的防御工事之后。拿破仑留下他一部分兵力包围城堡，派遣另一部分兵力将英国人驱逐于里窝那之外。缪拉发现很容易将奥地利公使逐出热那亚，及并入那个地中海基地成为一个受法国控制的利古里亚共和国。意大利很少见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权力变动。

拿破仑回到米兰，等候约瑟芬。7月13日，她来了，这位胜利者拥抱他的征服者。次日，米兰在拉斯卡拉以一场特别的演出来表示对她的尊敬。那是在一场球戏之后，所有的地方名士与她会面。3天狂喜之后，这位将军回到他在马尔米罗洛的部队，他向她表示崇拜的赞美：

自从我们分别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悲伤。我与你相处时，我不知如何保存幸福……我举世无双的约瑟芬的魔力点起的火焰，不断通过我的感觉，燃烧着我的心房。究竟何时我才能摆脱焦虑与责任，毫无拘束地用我所有的时间与你相处，除了爱你以外不做任何事情……

几天前我认为我深爱着你，但再次见到后，我爱你甚于以前1000倍……

我恳求你，让我发现你的缺点。让我发现你不很美丽，不很亲切，不很仁慈，不很温柔。然而，你从不妒忌，从不哭泣。你的眼泪夺走了我的理智，使我的血液燃烧着……

……快些来与我会合，最起码在死以前我们可说出：“我们曾有许多欢乐相处的时光。”

她十分顺从，而且不顾途中有敌人狙击的危险，在布雷西亚追上了他，伴随他至维罗纳。在那里，一名密探向他报告武尔姆泽尔伯爵率领一支新的奥地利军队准备进入意大利，他曾将法国人逐出曼海姆。这支军队的人数据估计为拿破仑军队的2倍。灾难是可预期的，他将约瑟芬送回佩斯基耶拉，再由那里护送至佛罗伦萨。同时，他命令他以前留在曼图亚的分遣队放弃包围并绕一安全的远路与他的主力部队会合。他们及时赶到并参与卡斯蒂廖内战役（1796年8月5日）。武尔姆泽尔未预料到突如其来的攻击，正率领他的部队以非常松散的行列向南移动。拿破仑突然扑击毫无准备的奥地利人，使他们混乱溃逃，1.5万人成为俘虏。武尔姆泽尔退却至罗韦雷托，法国人追击到那里并将其击败，而且再度在巴萨诺奏捷。这位沮丧的老将军与他的残余部队逃走，并躲入曼图亚城堡。拿破仑留下一些联队将他困在那里。

但是，现在又有6万名奥地利人在奥尔温齐男爵的统率下，翻过阿尔卑斯山蜂拥而来，迎战拿破仑的4.5万人。他在阿科莱与他们相遇，他们却在阿迪杰河的另一面，要攻击他们只有通过炮火封锁下的桥梁。由洛迪渡过阿达河，拿破仑又是首先过桥。 [1] “在战斗的极度混乱中，”他随后回忆道，“我的副官穆龙上校，冲向我的身边，用他的身体掩护着我，阻挡向我射来的子弹，他倒在我的脚下。”3天持续的战争（1796年11月15—17日），奥地利人经过勇敢作战战败了，开始有秩序地退却。奥尔温齐在里沃利整编他们，但他们再次被击败。奥尔温齐损失3万人，领着幸存者退回奥地利。武尔姆泽尔失去获援的希望，同情他快饿死的军队，于1797年2月2日投降。法国对伦巴底的征服是彻底的。

无餍的拿破仑转移他的兵力到南面指向罗马教皇的国家，而且礼貌地要求庇护六世给予他博洛尼亚、费拉拉、拉韦纳、安科纳及他们的属地。依《托伦蒂诺条约》（Treaty of Tolentino，1797年2月9日），罗马教皇交出这些古希腊的城邦，并付出1500万法郎的“赔款”作为法国军队的开销。掌握皮埃蒙特与威尼斯以外的整个意大利北部之后，拿破仑重组他的军队，加入一些意大利组成的兵团与贝纳多特统率的法军的一个师，领着7.5万人翻过积雪3英尺的阿尔卑斯山，而且打算强攻维也纳，因为这里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各帝国的中心。

弗兰茨二世派刚从莱茵河旁得胜回来的路德维格大公爵，率领4万人抵抗他。路德维格惊异于向前推进的法军的人数，也知道拿破仑的声誉，采用了退却的战略。拿破仑尾随至距奥地利首都60英里处，也许不用一场战争他就可能占领此地，因而他忙于应酬海顿和年轻的贝多芬。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奥地利政府可能退却至匈牙利，战争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上延伸。而且冬季将来临，法国陆军发现他们将留在有敌意而不熟悉的国土上，并将受制于突然的侧翼攻击。拿破仑以罕见的谦虚和日后对他甚为有益的谨慎心，邀请大公爵谈判停火。大公爵拒绝了。拿破仑在诺伊马克与温茨马克特对他的军队给予沉重打击，路德维格才愿谈判。在利奥本，1797年4月18日，这位年轻的统帅签订一项初步的和谈条约，呈请他们的政府批准。

和谈的进程受阻于奥地利拒绝投降，及拿破仑保有他占领伦巴底的决心。一个非常次要的事件给了他一个摆脱僵局的机会。他占领一些属于威尼斯的城市，其中几座城镇发生暴动，反抗法国驻军。拿破仑抨击威尼斯的参议院煽动这些暴动，因而废去它并在其原址设立一个受制于法国管理的市政机构，又剥夺当地的财产。1797年10月17日，利奥本的初步和约被变成《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formio），拿破仑允许奥地利无拘无束地并吞威尼斯，以交换割让伦巴底与比利时，而且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的权利。

新的马基雅维利理论坚持，无论如何要为法国保有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各岛——科孚、赞特、塞法罗尼亚。“这些，”拿破仑于1797年8月16日写信给督政府，“对我们的重要性超过意大利其他部分的总和。它们是使我们的商业获有财富与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摧毁英国，我们必须取得埃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日渐衰微，迫使我们得事先准备重要事件，并采取早期措施保护我们在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及岛屿）的商业。”这位28岁的年轻人很少需要外交界老前辈的指正。

他冷静地使用外交权力，将征服的地方重组为以米兰为中心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和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共和国。二者都由在法国保护势力下的本地民主政体来管辖。报复并扭转恺撒领导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征服之后，这位“小班长”带着光荣与战利品回到巴黎，并将他的条约带给他曾协助整顿却已变质的执政团予以批准。

[1] 见于格罗（Antoine Jean Gros，法国画家，1771—1835年）所作的这位年轻统帅的著名画像——眼光闪烁，头发随风飘动，军旗执在一手，剑在另一手。拿破仑越过在阿科莱的桥梁到达米兰不久之后即被画成，成为巴黎沙龙1801年的主要作品。

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1797.9.4）

巴黎不同于1792年至1793年群众统治的时期了。自从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失势之后，首都的市民已仿效乡村居民，在宗教与政治上强烈反对大革命。天主教由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领导，再度掌握民众，他们曾失去信仰而以凡俗的事务取代超自然的慰藉及圣事、圣礼与有游行的圣日。十日休息制逐渐被淡忘了，基督教的礼拜日很明显地受到尊敬与欢迎。法国支持上帝。

无论在家中或文艺沙龙，在公开的演讲场合或在街道上，甚至在曾由无套裤汉掌握的地方性“议会”中，民众都表示对路易的悼惜，为波旁皇族的过失辩护，而且请求有权威的君主政体以外的任一政府，使法国脱离混乱、罪恶、腐败与战争的蹂躏，并获得法治、繁荣与和平。回来的移民数目众多，智者称他们在巴黎最常去的地方为小科布伦茨（Le Petit Coblenz，来自德国的有爵位的国外流亡者的避难所），在那里人们可以听到博纳尔与迈斯特尔在外国宣扬的君主政体的哲学。在民选的“议会”里，势不可挡的资产阶级正派了许多准备表现忠心的“议员”给元老院与五百人院，如果它能提供财产作为抵押物的话。1797年以前，两院中的君主主义者已强大到足以将巴泰勒米侯爵选入督政府。卡诺自1795年起就是执政，转向右派攻击巴贝夫的宣传，而且自豪地认为宗教是抵挡共产主义的疫苗。

强烈赞成共和的督政巴拉斯和勒贝尔感觉到趋向君主政治会使他们的任期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决定冒一切危险发动一次政变，除掉两院与执政团领袖。他们由激进派的雅各宾派获得民众支持，在保守派复兴期间该党躲藏在黑暗处。他们为获得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向拿破仑请求派遣一位能组织巴黎军队的将领。拿破仑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波旁皇族的兴起将使他的计划无法得逞，他自己的政治通路必须敞开着，而且冒险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派出强有力的奥热罗——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将，在共和历12月18日攻入立法机构的议事厅，逮捕53名议员、许多保王党的密探及巴泰勒米与卡诺两位执政。卡诺随后逃至瑞士。剩下的大多数被驱逐出境，辛苦工作并老于南美的圭亚那。在1797年的选举中，激进派赢得对两院的控制，他们结合杜埃的墨林与特雷亚尔，成为胜利的“三人执政”（triumvirs），并给予这次变动后的执政团无限的权力。

拿破仑于1797年12月5日到达巴黎时，他发现一项新的恐怖，正针对着所有保守派分子，并以放逐至圭亚那取代断头台。虽然如此，所有的阶层似乎一致赞扬这位所向无敌的年轻将军将半个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壮举。他暂时收敛起他严肃统治的外表。他衣着端庄，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取悦方法：对保守派他褒奖牧师的地位，对雅各宾派则表示已使意大利从隶属地上建立自由，对知识分子则以书写表达“真正的胜利，唯一无遗憾的，是那些无知的消除”。12月10日，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以官方仪式向他致敬。斯塔尔夫人曾在那里，并在她的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的情景：

执政团给予拿破仑将军一个庄严的欢迎会，在某些方面显示出这是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他们选择在卢森堡宫的庭院举行这一仪式，没有足够宽敞的大厅容纳被吸引的群众，窗子旁与屋顶上都是观众。5位执政身着罗马式的服装，立在宫廷的礼坛上。他们的近旁是元老院与五百人院的议员及知名之士。

……

拿破仑衣着朴素，到达时身后跟随着他的副官。他们的身体都高于他，但他们屈身向他表示尊敬。聚集在那里的法国社会名流，以欢呼笼罩这位将军。他是每个人——共和主义者或保王党——的希望，他们看见掌握在他手里的现在与将来。

就在那个场合，他将完成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交给执政团。它被正式批准，拿破仑暂时满足于外交与战争方面的胜利。

参加由劲敌塔列朗（当时是外交部长）举办的向他致敬的宴会后，他回到他在成德理路（Rue Chantereine）的家园。在那里，他与约瑟芬及她的孩子过着悠闲的日子，有时候他刻意让自己避开民众的注意，以致他的崇拜者谈论到他的谦虚，而他的毁谤者高兴于他的没落。然而，他拜访知名之士，与拉格朗日谈数学，与拉普拉斯谈天文学，与西哀士谈论政府，与谢尼埃谈文学，与大卫谈艺术。他可能已在策划突击埃及，并想带一批学者和科学家与他同行。

督政府意识到如此过分的谦让是值得怀疑的，这位年轻人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表现出他就是政府，怎么断定他在巴黎不会有同样的行动吗？希望他能在遥远的地方忙碌，督政府让他统率正聚集在布雷斯特的5万名战士与水手进攻英国。拿破仑研究这个计划，却予以拒绝，并在1798年2月23日的一封信中警告督政府：

我们应放弃任何进攻英国的尝试，同时将所有精力与资源致力于莱茵河……我们不应使大批军队远离德国……或者我们应远征黎凡特，威胁英国与印度的商业。

这是他的梦想。甚至在意大利的战役中，他也曾考虑到突击亚洲的可能性。在奥斯曼王国逐渐衰退中，一位英勇之士，拥有勇敢与饥饿的人们，可能创造一些事业，可能缔造一个帝国。英国控制了海洋，但是攻取马耳他可能使英国失去在地中海的优势，攻取埃及可能使英国在印度的占领地为之薄弱。在那些地方，劳动力便宜，天才与法郎可建立起一支舰队，勇气与想象使其渡过遥远的海洋到达印度，并由英国殖民地组织获得它最富有的财产。1803年，拿破仑向雷米萨夫人表明：

如果我不表示出去埃及的兴奋意向，我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不知何时着手，而且那可能让我永远离开法国。不过，我有些怀疑她是否将召我回国。使我离开欧洲而去征服亚洲国家的魔力，超过我的信心。

督政府同意他的建议，部分原因是认为如果他在远地将较为安全。塔列朗同意的理由仍然受到质疑，他的情妇格朗夫人宣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他的英国朋友”，也许可以将进攻英国的军队转向埃及。督政府延缓答应，因为这项远征将花费金钱，消耗需要用来抵抗英国与奥地利的人员与物资，将促成土耳其（埃及的懒散统治者）形成一个对抗法国的新联盟。但是法军在意大利迅速推进，征服了罗马教皇的国家——意大利中部与那不勒斯王国，带给执政团丰富的战利品。1798年4月，在拿破仑同意之下，另一支法国军队攻入瑞士，建立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要求“赔偿”并将赔款送至巴黎，如今这个埃及梦想已有了财源。

拿破仑立刻着手准备舰队的详细部署。13艘战舰，7艘快速战舰，35艘其他战舰，130艘运输舰，1.6万名海员，3.8万名军人（多数来自意大利的军队），配有必需的装备与物资，及287本藏书，聚集在土伦、热那亚、阿雅克肖或奇维塔韦基亚。科学家、学者与艺术家乐于接受邀请，而且允诺做一次刺激、有历史性的冒险与探索。他们之中有数学家蒙日、物理学家傅立叶、化学家贝托莱、生物学家圣蒂莱尔和塔利安——他将他的妻子让予巴拉斯，自己则专注于学术。他们骄傲地表示，拿破仑现在拥有的名衔是：“拿破仑，法兰西学院会员与统帅。”布里埃内于1797年在坎波福尔米奥投效拿破仑，成为他的秘书，在航行中陪伴着他，而且为他的吉凶做详细的说明。约瑟芬也要求随同前往，拿破仑允许她同行至土伦，但禁止她上船。然而，他带着她的儿子欧仁，欧仁的礼貌与能力很讨拿破仑的欢喜，欧仁的忠贞成为一种持久的热爱。约瑟芬为这种双重的分离忧伤，不知是否能再看到自己的儿子与丈夫。她从土伦到普隆比耶尔获取“有生殖力的水”，现在她与拿破仑都想要一个孩子。

1798年5月19日，主力舰队驶离土伦，将中古的冒险事迹带入近代历史。

东方的幻想（1798.5.19—1799.10.8）

这支舰队的动向十分保密，以致5.4万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拿破仑仅称它为一支“英国军队的侧翼”，而且要求水手与战士相信他，即使他也尚且不能确定他们的任务。这项保密起了作用：英国政府显然误认这支舰队准备奋战通过直布罗陀，然后参与对英国的攻击。在地中海的纳尔逊的战舰警戒松懈，使法国的商船队逃过他们的监视。

6月9日，舰队接近马耳他。督政府已贿赂马耳他的总督及其他显贵的骑士 [1] ，使其仅做象征性的抵抗，结果法国只损失了3人就占领了这个表面上难以攻取的堡垒。拿破仑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星期，改组哥瓦德岛的行政。未来的诗人维尼当时才2岁，被介绍给这位征服者，他举起他并亲吻他——“他小心地将我放到甲板时，他又获得了一名奴隶。”维尼后来这样回忆道。然而，前往亚历山大途中，这位神一般的人物几乎一直处于晕船状态中。同时，他研读《古兰经》。

这支舰队于1798年7月1日到达亚历山大。这个港口由卫戍部队防守着，登陆将花费很大的代价。及时而有秩序的登陆还是必需的，如果这支分遣舰队不想被纳尔逊的舰队突袭的话。附近的波浪十分汹涌，但拿破仑亲自率领一支5000人的登陆队伍，踏上这个未加防护的海岸。这些人没有骑兵或大炮，在夜间接近卫戍部队，并以200名法国人伤亡的代价克服了它，占据了这座城市，并在舰只提供的保护下，将士兵与他们的军备卸置在埃及的国土上。

以这场胜利和一些阿拉伯语作为武器，拿破仑说服当地领袖坐下来与他会谈。他谈笑取乐，然后以他对《古兰经》的了解，巧妙地使用其中的惯用语和概念，留给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保证自己与他的军队尊敬当地的宗教、法律与财产，他保证——如果当地领袖愿以劳力与军需品支援他——为他们赢回马穆鲁克（Mamluke，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军人）雇佣兵夺取的土地——马穆鲁克在埃及衰微时统治了埃及。阿拉伯人半信半疑地同意了。7月7日，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穿过150英里的沙漠到达开罗。

他们从未遭遇过如此酷热、如此干燥、如此炫目的沙漠，如此不懈怠的昆虫，如此使人无能的赤痢。拿破仑沉默着分担了他们辛苦的工作，使他们的抱怨为之平息。7月10日，他们到达尼罗河，尽情地唱着，以消释他们肉体的疲劳。又经过5天的行军，他们的前锋接近一座有3000名马穆鲁克军队的名叫科布拉启塔（Kobrakit）的村庄。“华丽的骑兵，”拿破仑回忆起他们，“个个都是金银闪烁，配备了最好的伦敦卡宾枪与手枪，还有东方最好的军刀，骑乘也可能是欧洲大陆最好的马匹。”不久，马穆鲁克的骑兵攻击法国防线的前线与侧翼，却被法国的毛瑟枪和大炮射倒。肉体与自尊都受到伤害，马穆鲁克的军队掉头逃走。

7月20日，距开罗仍有18英里时，胜利者突然看到埃及金字塔。该夜，拿破仑得知6000名马穆鲁克的骑兵在23位地区省长的率领下，聚集在艾姆巴巴（Embaba），准备向异教的入侵者挑战。次日下午，他们在埃及金字塔的决定性战役中倾力狙击法国军队。在那里，如果我们相信拿破仑的记忆，他告诉他的士兵：“这些金字塔注视你们已有40个世纪之久了。”法国军队再度以大炮、毛瑟枪和刺刀抵抗猛攻，他们中有70名战死在那里。马穆鲁克的军队死亡1500人，大多数士兵仓皇而逃，跳入尼罗河被淹死了。7月22日，土耳其在开罗的当局将市政府的钥匙送给拿破仑，以示投降。7月23日，他进入这个如画般的首都，未遭到任何抵抗。

从那个中心，他用他控制的阿拉伯国务会议（divans），发布了埃及政府的命令。他用他的军队防御并阻止抢夺、保护现存的财产权利，但是为了补给他的军队，他继续占用习惯上由马穆鲁克征服者征收的税收。他与土著领袖会商，声明尊敬伊斯兰教的宗教与艺术，承认安拉为唯一的神，而且要求穆斯林援助埃及获得新的繁荣。他召集他的科学家设计消除瘟疫的方法，引进新的生产事业，改进埃及的教育与法律体系，设立邮政与公共交通事业，修筑运河，调节灌溉，使尼罗河与红海会合。1799年7月，他以法国与当地的博学之士组成了埃及研究所，并为它在开罗设置宽敞的工作场所。这些学者准备的24大册《埃及的叙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由法国政府资助出版（1809—1828年）。这些人中的一位，我们得知为布夏尔（Bouchard）。1799年，他在距离亚历山大30英里的一个城镇上，发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碑铭为两种语言及三种字母（古埃及象形文字、简化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使由托马斯·扬1814年开始、由商博良设定（1821年）的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法得以出现，因此向“近代的”欧洲吐露出古埃及文明的惊人复杂与成熟。这是拿破仑远征主要而且唯一有意义的成果。

拿破仑可暂时享有战胜的荣耀与施政的乐趣。在他稍后的回忆中，他告诉雷米萨夫人：

在埃及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为喜悦的……在埃及，我发现自己丝毫未受到使人厌倦的文明的拘束。我梦想到各种事物，而且看出我梦想的一切如何成为事实。……我预计要攻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而且以我的战绩恢复我与古老欧洲的关系……命运却不利于我的梦想。

命运的第一次打击是一名副官朱诺传递给他的情报，约瑟芬在巴黎有了情人。他忧伤、愤怒了很多天。然后，在1798年7月26日，他寄给他的哥哥约瑟夫的一封沮丧的信中：

我可能在两个月内再度回到法国……家里有很多令我烦恼的事……你的友情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失去它，而且见到你背弃我，我必将是一个十足的厌世者……

我要你在我回来之前，为我安排好一个乡村的地方，在勃艮第或靠近巴黎都好。我想在那里度过冬天，而且不接见任何人。我厌倦社交，我需要孤独与隔离。我的情感颓丧，厌倦公开的炫耀。年方29岁，我却已厌烦荣华富贵，它已失去了魔力，除了完全的自我主义没有任何东西留给我……

再见，我唯一的朋友……将我的爱给你的妻子与热罗姆。

他从一名跟随丈夫到埃及的法国女人菠利娜·富雷斯那里得到一些乐趣。拿破仑借一次任务将富雷斯送回巴黎时，她未做抗拒。这位丈夫得知这是为他的名声着想时，他回开罗与菠利娜离婚。拿破仑也想到离婚，以娶菠利娜生一嗣子的想法自娱，也不考虑约瑟芬的悲哀。菠利娜以丰富的礼物得到慰藉，并度过了不幸的69个年头。

朱诺泄露秘闻后一个星期，一个较大的灾难困住了这支胜利的东方军队。拿破仑舰队离开亚历山大，他亲自命令海军中将布律耶斯为军队卸下全部有用的物资，而且尽速驶往法国控制的科孚岛。为避免英国军舰的拦截，每项措施都被采用了。恶劣的气候延迟布律耶斯的航程，分遣舰队停泊在邻近的阿布吉尔湾。1798年7月31日，纳尔逊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并立即予以攻击。双方的军力似乎相等：英国有14艘战舰和1艘双桅帆船，法国有13艘战舰和4艘木造快速帆船。但是法国水手沾染了很难治的思乡病，而且训练不良。英国的水手将海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优良的训练、船舶操纵术与勇气，为他们赢得了白天与夜间的胜利，因为这场浴血战争一直持续到8月1日的黎明。7月31日晚上10点，布律耶斯的旗舰爆炸了，包括45岁的海军中将在内，几乎全舰人都被炸死在舰上。法国的军舰只有2艘逃脱。法国战死1750人、受伤1500人，英国战死218人、受伤672人（包括纳尔逊）。这次以及特拉法尔加角1805年的战役，是拿破仑一世的法国挑战英国对海洋控制权的最后尝试。

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开罗时，拿破仑明白他对埃及的征服是毫无意义的。他疲惫的冒险现在却受阻于海路与陆路得不到法国援助的影响，而且马上任由具有敌意的人民与不适合的环境处置了。在悲伤中，他抽时间安慰布律耶斯中将的遗孀：

你的丈夫在他战舰的甲板上作战时被一颗炮弹杀害，他光荣战死，并无任何痛苦，像每位战士都愿意牺牲生命一般。

你的悲哀深深感动着我，我们离开一位我们所爱的人时，那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如果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最好便是一死。但是，你经过仔细考虑，同时将你的孩子紧抱在胸前时，你的本性会被眼泪与爱意激发，你要为你的下一代活下去。是的，夫人，你将与他们一同哀悼，你将养育他们于幼稚时期，你将教育他们于成长时期，你将对他们谈及他们的父亲及你的悲伤、他们的喜爱、这个共和国的忧患。经过母亲与子女的共同感情交流，你的灵魂再度与这个世界连接时，我要你看到我友谊的价值及我对朋友妻子的关心。你应相信，有人……能转悲伤为希望，因为他们很仔细地探索到内心的苦恼。

坏消息不断传来。法国殖民地几乎每日受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者马穆鲁克不愿顺从他们的新主人而发起的攻击。10月16日，开罗当地的人民掀起暴动。法国人镇压了这次暴动，却也降低了他们的士气，拿破仑暂时放弃扮演和蔼征服者的角色，命令将所有的武装叛徒斩首。

闻知土耳其正准备一支军队来此拯救埃及，拿破仑决定率领他的1.3万人进入叙利亚对抗挑战。他们于1799年2月10日出发，占领阿里什（Arish），越过西奈沙漠。拿破仑2月27日的信描述这次痛苦经验的某些方面：酷热、干燥，“混有盐味的水，经常一点都没有，我们吃狗、猴子与骆驼”。幸运的是，他们在加沙经过一场硬仗，找到繁茂的农业区与世上独一无二的水果园。

在雅法（Jaffa），他们受阻于一座有围墙的城市、有敌意的居民及一座由2700名雄赳赳的土耳其人守卫的城堡。拿破仑派了一位密使向他们提出条件，但被拒绝了。3月7日，法国的挖壕工兵将城墙挖了一个洞，法国军队冲入，杀死抵抗的居民并掠夺城市。拿破仑派欧仁恢复秩序，他给所有愿投降的人一条安全出路。守城堡的军队为了使此城不遭受更多摧毁，放下他们的武器，成为拿破仑的俘虏。“我能利用他们做什么？”拿破仑问道。他们在行军中不能带着2700名俘虏，他的部队已尽全力为他们自己找寻食物与饮料。他不能派出一支足够人数的卫队将这些土耳其人带至开罗监禁，如果他释放他们，将无法阻止他们再次攻击法国军队。拿破仑召集部下开会，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他们决定最好的做法是杀死俘虏。其中的300人被赦免，2441人（包括各年龄段的男女百姓）都被射杀，或节省弹药用刺刀戳死。

入侵者向前挺进。3月18日，他们到达严密防守的阿卡镇（Acre）。土耳其人的抵抗部队由帕夏率领，并受助于菲利波——他是拿破仑在布里安的同学。法国军队予以围攻，但缺少亚历山大由海路运给他们的大炮，一支史密斯统率的分遣舰队虏获这些武器，运送它们至城堡，并在围困期间不断以食物与物资补给驻军。5月20日，在两个月的努力与巨大损失之后，拿破仑命令退却至埃及。“菲利波，”他悲叹道，“在阿卡之前挡住了我。假如不是因为他，我已经掌握通往亚洲的钥匙。我已经继续前进到君士坦丁堡，而且我已收复东罗马帝国。”1803年，他并未预测1812年发生的事，他告诉雷米萨夫人：“我的幻想消失在阿卡。我将永远不让它再妨碍我。”

沿着海岸撤退是一连串恐怖的日子，有时在水源地之间步行11个小时，找到的却是几乎不能喝的水。伤者与病患减缓了行军的速度。拿破仑要求医生对不治的病人配给致命的鸦片药剂，他们不接受，因而拿破仑收回他的建议。他命令所有马匹改为运送伤患，自己徒步行军作为表率。6月14日，从阿卡步行26天300英里路以后，疲乏的军队以胜利者的行列进入开罗，并展示17面敌军军旗及16名土耳其被俘的军官，以证明远征是光荣的胜利。

7月11日，100艘船舰在阿布吉尔湾放下一支受命将法国军队逐出埃及的土耳其军队，拿破仑以他最优越的军队向北前进，将土耳其人打击得溃不成军（7月25日），以致他们中有许多宁愿冲入海中淹死而不愿面对猛冲的法国骑兵。从史密斯写给他的英国报纸上的报道，拿破仑惊异地知道第二联盟迫使法国军队离开德国，并重新占领由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几乎是整个意大利。从莱茵河与波河到阿布吉尔湾与阿卡的一连串的灾难，使他象征胜利的大厦倒塌。现在，处在受辱惨败中，他发现自己与大部分受折损的军队隐藏在一个有敌意的死港中，只要少许时间他们即可被消灭。

7月中旬，他接到一项执政团的命令，要他于5月26日立刻回到巴黎。他决意不顾包围的英军，并用某种方法回法国。他设计了一条夺权的路径，替换做事笨手笨脚而使他在意大利的所有收获很快化为乌有的领袖们。回到开罗，他即处理军政事务，并任命顽抗的克莱贝尔统辖剩余的生还者。军费空了，还有600万法郎的负债。士兵的薪饷拖欠了400万，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士气，日渐下降，但他们的统帅更加顽固，因而以平静的耐心等待另一次反叛机会。土耳其与大不列颠的政府随时会派出一支军队，借本土的支持，不久就可使法国军队无条件投降。拿破仑完全了解这些，声明他必须留在巴黎，而且是奉命回国，以此作为离去的理由。他向军队告别时（他保证过每个人在胜利返乡后有6公顷的土地），他誓言：“如果我运气好回到法国，那些蠢人的统治将为之结束。”这句话从来没有兑现过。

两艘快速战舰——缪尔伦号（Muiron）与喀瑞尔号（Carrère）在阿布吉尔湾的大毁灭中幸存。拿破仑下令它们准备回法国。1799年8月23日，他与布里埃内、贝托莱和蒙日登上缪尔伦号，将领拉纳、缪拉、德农与其他的人跟随在喀瑞尔号上。靠着大雾与上帝的眷顾，他们幸运地逃过纳尔逊舰队所有严密的监视。他们不能停泊在马耳他，因为胜利的英国舰队于2月9日攫取了那个要塞。10月9日，快舰停泊在弗雷瑞斯外海，拿破仑与他的副官划船到圣拉斐尔上岸。这将是决定他是恺撒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

[1] 中古的耶路撒冷的慈善组织的骑士团（the order of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为人熟悉，因为他们长期占据马耳他。

督政府的没落（1797.9.4—1799.11.9）

法国军队的胜利——1795年在巴塞尔降服普鲁士，1797年在坎波福尔米奥降服奥地利，1798年降服那不勒斯与瑞士时达到最高潮——使法国政府变得软弱并有着东方的懒散。立法机构的两院向督政府的权威屈服，5位执政承认巴拉斯、勒贝尔与特雷亚尔的领导地位。这些人似乎已采纳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的格言：“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职位，让我们享有它。”由于一段时期和平造成的明显安稳，及政府职位在大革命时期特别不稳固的经验，注定了他们的失势。1797年7月，孤立的英国提议和谈时，被告知给勒贝尔与巴拉斯50万英镑就能解决问题。勒贝尔贪得无厌，巴拉斯需要更多的收入以维持塔利安夫人与她的伙伴有好的心境，及他在卢森堡的华丽大厦中豪华公寓的开销。塔列朗虽为外交部长，却利用大革命资助他贵族化的嗜好。巴拉斯计算塔列朗一年收受的贿赂常常超过10万利维尔。1797年10月，3位美国大使来到巴黎为解决美国船只被法国私掠船虏获的纷争。依照亚当斯总统的意思，他们可达成一项协议，即以3200万弗罗林付给执政，并将私人贿款5万英镑付给塔列朗。

“执政的三位督政”面临许多难题，以致他们的大多数过失能被宽恕。他们紧急征收惯例的税收以避免另一次财政的崩溃，恢复以往的税收（如运输通行税），并对执照、邮票、窗户与门征收新税。他们以战斗的目标管理一个在实体与灵魂上、在身份与阶级上分裂的国家：贵族与富豪，旺代的天主教徒，雅各宾派的无神论者，巴贝夫派的社会主义者。商人要求自由，人民梦想平等，而且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幸运的是，1796年和1798年的丰收缩短了等候分发救济的队伍。

1797年，“自由主义者”借着激进派的支持在政治上战胜君主政治的督政。因此，在偏激的报复情绪下，3位督政检查倾向资产阶级的报纸与戏院及选举舞弊，未先警告即予逮捕，而且重新恢复赫伯特派的反宗教运动。由修女承担的年轻人的教育为之减少，并委托于凡俗的教师，他们受命将所有超自然的观念排除在他们的教学之外。1797年至1798年的12个月中，共有1448名教士被逐出法国，8235名被逐出比利时。其中，193名教士被放逐于德卡底号船上，两年后只有31人活着。

内部纷争蔓延，外来危机增加。在比利时、荷兰及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督政府的贪婪使新朋友成为新敌人。税收极高，年轻人抗拒征兵，强迫的公债激怒了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从教会夺取金银与艺术品疏远了教士与人民。3年中，督政府从这些地方和意大利获取2亿法郎，在拿破仑去埃及之后，“督政府继续征服政策，或宁愿抢夺，为金钱占领土地，抢劫人民，向当地政府要求赔款，使法国成为诅咒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君主主义者马莱·迪庞说道，“正在蚕食欧洲，像吃着洋蓟的头。”法国使一些国家发生革命以便掠夺它们，而且“掠夺它们以便自己可以生存”。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平将是毁灭的。因为事先料到这个国家正驶进暴风圈内，塔列朗（1798年7月20日）辞去他的部长职务，隐退并享受他的战利品。

拿破仑使战争能够获得报偿，他草率的行动对督政府衰亡时期降临法国的战争灾难负有部分责任。他十分草率、肤浅地使意大利成为法国的属地，而且将他的胜利交给一些不够冷静、有欠智慧与缺乏外交技巧的僚属。他太过乐观地认为新意大利共和国愿意支付从奥地利那里得到自由的代价。他低估英国抵拒法国而占据马耳他与埃及的力量。受轻视的土耳其能拒绝它自古的敌人俄国与奥地利多久，以邀请他们教训这些暴富的革命分子？瓜分的波兰能让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在东方忙碌多久，而不去恢复在西方的神圣王权？

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等待机会再度攻击法国。拿破仑亲自率领3.5万名最优秀的法国军士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了机会；那支军队被纳尔逊在阿布吉尔湾的胜利予以安全禁锢时，他们获取了机会。沙皇保罗一世被选为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的领导者，他誓言将法国人逐出关键性的岛屿。他援助斐迪南四世以重新占领那不勒斯。他梦想为俄国在那不勒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找到有利的港口，因而使俄国成为地中海的强国。1798年12月29日，他与英国签署一项联盟。弗兰茨二世让一支俄国军队自由地通过奥地利的领土进向莱茵河时，法国对奥地利宣战（1799年3月12日）。奥地利因此加入俄国、土耳其、那不勒斯与英国的第二联盟，反抗法国。

督政府的弱点暴露在它激起与可预见的战争中。它缓于准备，战争财源缺乏，征兵制度有缺陷。它征召20万人，却发现他们中仅有14.3万人适合服役，仅有9.7万人服从征召。途中成千人逃亡，只有7.4万人到达他们被分配的团。在那里他们发现一切杂乱无章，缺乏服装、装备与武器。曾经使共和国军队有活力的热诚，已从那些对国家失望的人们身上消失。

当时有一些初步与虚假的胜利。皮埃蒙特与托斯卡纳被征服、占领与抽税。斐迪南四世的胜利迫使法国军队离开罗马，而尚皮奥内统率的法国军队于12月15日再度进入罗马。斐迪南与他的朝臣、汉密尔顿夫人与2000万杜卡特，在纳尔逊舰队的保护下，退却至巴勒莫，建立帕登诺珀共和国。战争继续进行时，新的军团加入沙俄—奥地利—英国军队，法国军队自知在人数上以17万比32万而屈于劣势。法国将领中虽有杰出的马塞纳在瑞士的军事行动，但缺少拿破仑优越的战略、战术与训练。儒尔当战败于施托卡赫（1799年3月25日），退却到斯特拉斯堡，然后辞职。谢雷败于马格那诺（4月5日），无秩序的退却几乎毁掉了他整个军队，他将统率权移交给莫罗。继之一位十足“残酷的人”——苏沃洛夫，带了1.8万名俄军来到，而且率领他们与一些奥地利的军队在猛烈的战役中逐一夺取法军在1796年至1797年拿破仑赢得的地方。4月27日，苏沃洛夫胜利地进入米兰。莫罗败至热那亚，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共和国即将结束。危险地将少数军队单独留在瑞士的马塞纳，放弃他在那里掠取的土地，退却至莱茵河。

伦巴底被轻易地归还奥地利，苏沃洛夫由米兰进军迎战来自那不勒斯与罗马的法军，在特雷比亚（1799年6月17—19日）他击溃了法军，法军仅剩破碎残部到达热那亚。帕登诺珀共和国即将结束，斐迪南恢复他那不勒斯的王位，重新建立恐怖统治，上百名民主主义者被处死。儒贝尔统率所有在意大利幸存的法国军队，领导他们攻击在诺维的苏沃洛夫的军队（8月15日）。他鲁莽地暴露了自己，因而在战斗一开始时就被射死。法国军队勇敢作战，但没有成效，1.2万人伤亡。法国得知大灾祸达到顶点，难以攻破的前线即将被粉碎，苏沃洛夫的俄国军队很快就将踏上法国领土。残酷的斯拉夫人涌入法国的城市与乡村时，阿尔萨斯与普罗旺斯的人民形容苏沃洛夫与他的军队为“巨大的野蛮人”。

这个国家不久前为其力量与胜利骄傲，现今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害怕1792年导致“九月大屠杀”的骚乱重演。旺代再度处于暴动状态，比利时反对其法国君主，法国86个省中政府与民心接近完全崩溃程度的有45个。武装的年轻人攻击授命征召他们的官员，官员与租税征收人被谋杀；成百的盗匪在城市街道和乡村路上恐吓商人和旅客；罪犯击倒了骑兵，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抬高他们的地位；每个社会阶层、大修道院、家庭都遭到抢劫。1794年的“大恐怖”再度重演。这个国家满怀希望地期待巴黎的保护，但是两院已屈让督政府，督政府似乎只是一届篡位的寡头政治，其统治唯求于贿赂、诡计与武力。

1799年5月，曾为修道院院长的西哀士——他在10年以前，提出“什么是第三阶级”因而闪烁出大革命的火花，被选入督政府。因为就一位宪法的创造者而言，他被视同于法律与秩序。他同意服务，如果勒贝尔愿意辞职——勒贝尔辞职后得到10万法郎的遣散费。6月18日，在立法的两院中雅各宾派有势力的少数派，迫使督政特雷亚尔与墨林将他们的职位让给戈耶、穆兰与迪科。富歇成为警察部长，兰代成为财政部部长，这二人的复职得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再度开放，而且听到赞美罗伯斯庇尔与巴贝夫的言论。

6月28日，立法机构在雅各宾派的影响下，向高于中等收入者征收30％—70％税收形式的义务公债。市民雇用律师找到法律漏洞，并愿意听从推翻政府的图谋。7月12日，雅各宾派获得《人质条例》（Law of Hostages）的通过：法国每个地方行政区授命列出一张与被放逐贵族有关联的本地人民的名单，而且监视他们。每犯一件盗案，这些人质将被罚款，每谋杀一名“爱国志士”（忠于现存政权者），四名人质将被驱逐出境。这个法令适合于来自较高阶层的恐怖断决，并未得到人民的欢迎。

经过10年的骚动、争斗、对外战争、政治颠覆、非法判决、暴君掠夺、斩首刑与大屠杀，几乎整个法国厌恶大革命，那些悲伤地回忆路易“美好往日”的人，觉得只有一位国王能使法国恢复法治与公正。那些珍爱天主教教义的人，祈求他们能有脱离无神论者统治的时机。甚至一些摆脱所有超自然信仰的有学问的宗教怀疑者，重新疑虑：不为宗教信仰支持的道德礼仪，是否能抵挡住源于几个世纪的不安、求索与无拘束的野蛮热情及其反社会制度的冲动。许多信教的父母送他们的子女到教堂，祈祷、忏悔、行第一圣餐礼，作为谦虚、家庭规律与心理平静的启蒙。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者感激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而且想保有它们，憎恨政府经常对他们的作物征取税收甚至征召他们的子女。城市的工人激烈地要求面包，甚至比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更严重。他们看到商人、制造业者、投机商、政客、督政生活奢侈，他们开始认为大革命只是用资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主宰与钻营者。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主人也不满意：不安全与荒废的道路使旅行与商业活动艰苦而危险，义务公债与高税收妨碍投资和生产。在里昂，1500家商店中1300家因无利可得而关门，这增加了成千名失业的男女。勒阿弗尔、波尔多与马赛被战争及来自英国的封锁破坏。逐渐萎缩的少数派仍谈论自由，难以与大革命结合。大革命毁灭很多的自由，通过很多恐怖的法律，而且送很多男女进入监狱或上断头台。所有女人除了孕妇、权贵的情妇与新近富有者之外，焦虑地由一个购物行列移至另一个，担心是否商品存货将耗尽，期望她们的儿子、兄弟或丈夫能从战场回来，战争将结束。惯于暴力、偷窃与憎恨的战士，受苦于战败及补给品的粗劣与短缺，同时不满于他们的长官、他们的衣食供给或供养人不断显露的腐败，竟变得乖戾了。他们回到家或巴黎后，却又发现在社会、商业、工业、财政与政府中同样不诚实。他们为何要为如此暗晦的梦想而牺牲生命？大革命继续进行时，灿烂新世界的幻想变得模糊，最终消失。

有些人暂时受到新闻的鼓舞：协约国的失和与分裂及挫败于瑞士与荷兰；马塞纳再度采取攻势，在苏黎世将俄军截为两段（1799年8月26日）。可怕的斯拉夫人退却，俄国舍弃了联盟。法国人想知道一些能干将领像马塞纳、莫罗、贝纳多特，或者最优秀的拿破仑安全从埃及返回后，是否愿意率领一营军队进入巴黎、排斥政客，甚至“牺牲”掉“自由”，以求得法国的法治与安全呢？多数法国人得到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在权威领袖领导下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终止革命的混乱，而且给予这个国家法治与安全的文明生活。

拿破仑的崛起（1799.11.9）

西哀士同意了。仔细查阅与他共事的执政后，他看出他们之中无一人——即使狡猾的巴拉斯——有他那种能使法国明达与统一的智慧、观察力与意志的结合。他有一个宪法构想，但是在它诞生时，他需要一位将领辅佐他。他想到儒贝尔，但儒贝尔现已去世。他延请莫罗，几乎相信他将是“在马背上的人”。但是，他们得知拿破仑正由埃及返回时，莫罗告诉西哀士：“那是你要的人，他将比我更能助你以武力夺取政权。”西哀士沉思，拿破仑可能是人才，但是他愿意接受并充当新宪法的引导者吗？

10月13日，执政团通知两院——拿破仑在弗雷瑞斯附近登岸，代表们热烈欢迎。有三个昼夜，巴黎人民在酒店饮酒并在街上唱歌，庆祝这个消息。从海岸到首都一路上的每个城镇的主人与人民都出来迎接这位人物，他似乎是法国胜利的象征与保证。他们尚未得知在埃及的惨败。在几个中心城市，《导报》（Moniteur）报道，“狂欢的群众竟使商业几乎不能进行”。在里昂上演一场戏剧表示对他的敬意，一位拥护者告诉他：“去与敌人作战，击败他，你将成为国王。”但是，这位年轻的将领沉默而忧伤，正在思考应如何对付约瑟芬。

他抵达巴黎后（10月16日），直接到了他购置的住所，街道已被改名为胜利女神路以向他致敬。在那里，他希望找到他不忠的妻子，并从他的生命中摒除她。她不在那里，其因有二。第一，1799年4月21日，他围攻阿卡时，她购置了300英亩的地产——从巴黎顺塞纳河向下约10英里的玛尔迈松（Malmaison）。巴拉斯为她垫付5万法郎作为首付款，查理是她宽敞别墅的第一位来宾。第二，她与她的女儿4日前离开巴黎，希望在驶向里昂的途中遇见拿破仑。约瑟芬与奥尔唐娜发现拿破仑选择另一条路线时，她们折返，虽然实在厌倦了旅行，仍然折回200英里到达首都。其时，年老的博阿尔内侯爵找到拿破仑并为她辩护。拿破仑的兄弟力劝他与他的妻子离婚，因为他的家庭憎恨她的权力高于他，但是巴拉斯提醒他公开的丑闻将损伤他的政治生涯。

疲乏的母亲与女儿到达胜利女神路时（10月18日），欧仁在楼梯顶端走廊迎接她们，而且警告她们将要有一场风暴。叮嘱他照料他的妹妹后，约瑟芬爬上楼梯敲响拿破仑房间的门。他回答他决意不再见她。她在楼梯上哭泣，一直到欧仁与奥尔唐娜使她振作，与她一起再次恳求拿破仑。拿破仑随后讲道：“我问我自己，他们应当成为他们母亲过失的牺牲者吗？我伸手，抓住欧仁的手臂并拉至我身边。然后是奥尔唐娜……与她的母亲……在那里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要是人，不都有弱点吗。”

在那些忧愁笼罩的日子，他避免公开场合亮相，他知道一位政府官员必然不能过分公开。在家与外出时他穿着平民的服装，阻止关于军队正在策划攫取政府的谣言。他做了两次访问：一次到欧特伊拜谒80岁的爱尔维修夫人表示敬意；一次到军事学院，在那里他谈到远征埃及主要是因为科学上的兴趣，贝托莱与蒙日支持他。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卡巴尼斯及其他许多人，将他当作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而尊重他。在这次集会上，他遇见西哀士，获得他一句短评：“我们没有政府因为我们没有宪法，或至少不是我们需要的。你的天才必可给我们一个。”

不久，他的家变成磋商秘密的中心。他接见左派和右派的访客，他答应支持共和国并卫护民众的利益。随即，他坦白地宣布：“我收留波旁皇族的工作人员。”但是，他让自己与任何派系隔离，特别是军队。贝纳多特将军有意领导政府，忠告他停止政治活动而且满足于军事统率权。拿破仑比较乐于听从平民像西哀士的建议，接管政府并创造新宪法。这可能需要滥用或违犯一两条法律。但是元老院再度受到雅各宾派的警告，假装没有看见这次小小的非法行为。五百人院不顾及雅各宾派，选举吕西安为主席。5位督政中，西哀士与迪科保证他们自己属于拿破仑。塔列朗负责说服巴拉斯让他获取金钱与胜利后隐退。戈耶，督政府的主席，几乎爱上约瑟芬，却能不动心于她的微笑。一些银行家可能已给予资金支持。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谣言传遍整个巴黎，雅各宾派正准备一次民众暴动。11月9日（即著名的法国革命历2月18日），元老院使用它的宪法权力，命令它自己与五百人院，将他们的会议于次日改在圣克劳德郊区的王宫召开。为了伸展它的宪法权力，它任命拿破仑统率巴黎卫戍部队，而且要求他立刻前往在土伊勒里宫的元老院宣誓就职。拿破仑到了那里，被60名官员护卫着，他自己的誓词十分笼统：“我们需要国家建立在自由、平等与国家象征的神圣原则之上。我们将获有它，我发誓！”——为了他稍后所说的话有些回旋的余地。

从会堂走出后，拿破仑告诉聚集的部队：“军队再与我结合，我再与勒吉斯拉的兵团结合。”此时，波图特，巴拉斯的一位秘书，从一度有权力的督政府带给拿破仑一个口信，要求给予离开巴黎的安全通行证。在一个面对士兵与民众的声明中，拿破仑对此予以严厉的责备，那几乎是督政府的死刑判决，因而击溃可怜的波图特：“对于这个法国，我将它的整个荣耀委托于你，然而你都做了什么？我留给你和平，我却得到战争。我让你胜利，我却得到溃败！我由意大利交给你百万金钱，我却得到各处的掠夺与穷困。至于我光荣战役中熟识的十几万法国人，你是如何处置的？他们如死人一般。”

拿破仑的听众不知道他的台词有些得自雅各宾派，他们思索自身的意义，政变理由从尘封的记忆中显现。接着，拿破仑担心他的话会增加巴拉斯的敌对，将波图特拉到一边，向他保证他对督政的个人观点保持不变。然后他骑上马，检阅军队，回到约瑟芬那里，她对他成功地成为一名演说家而十分惊喜。

11月10日，勒费弗尔将军率领巴黎卫戍部队500人至圣克劳德，将他们安置在王宫附近。拿破仑及他的亲信跟随着。他们之后出现了西哀士、迪科、塔列朗、布里埃内。他们监视在战神陈列馆（Gallery of Mars）集会的元老院，在奥兰治里邻近的五百人院。吕西安命令五百人院遵守秩序时，他即刻遭到王宫附近出现的士兵的抗议，他们大声叫喊：“反对独裁政府！打倒独裁者！在此我们是自由人民，刺刀威胁不了我们！”一项动议被提出，要求每位代表走到演讲台，而且高声重复维护宪法的誓言。这项动议使投票从容地进行，一直到下午4点。

元老院消磨时间，是因为它必须等待五百人院提出建议。拿破仑在附近一个房间中忧愁烦躁着，如果不能立刻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将错失良机。他与贝尔蒂埃、布里埃内前往元老院的演讲坛，鼓动这些老人行动。但是，他在宣布文告时非常动人，在谈话时非常果断，在感情与思想上却过分抑制幽闭，以致未对立法机构做有条理的演讲。他说话粗率、激动、几乎不连贯：

你们在火山上……让我以一个军人的自由说话……你们请求我担任你们的统帅时我安宁地待在巴黎……我集合我的同志，我们飞奔援救你们……人民的诽谤淹没了我，他们谈论恺撒、克伦威尔或军事政府……此事非常着急，因此你们必须采取迅速的措施……共和国已无政府，只有元老院。让它采取措施，让它发言，我将是你们行动的力量。让我们保全自由！让我们保全平等！

一位代表打断他的演说：“还有宪法呢？”拿破仑愤怒地回答：“宪法？你们自己已毁灭了它，共和历12月18日你们违反了它，共和历8月22日你们违反了它，共和历9月30日你们违反了它。它不再享有任何人的尊敬。”被要求提名涉嫌雅各宾派阴谋的幕后人物时，他提及巴拉斯与穆兰；被要求提出证据时，他言语支吾，除了求助于站在门口的士兵并不能想到任何令人信服之事：“你们，我的勇敢同志，伴随着我，勇敢的榴弹兵……如果任何一位外国人带来的演说者，胆敢宣称不受法律保护，让战争的闪电立刻击倒他。”质问与反对压倒这位演说者，他的讲话变得更加混乱，他的副官出现并援救他，护送他离开议事厅。他似乎搞砸了。

他决意再度尝试，这次将直接对付敌人——雅各宾派——使五百人院变色。在4名榴弹兵的护卫之下，他前进至奥兰治里。代表们愤怒于军事炫耀，大厅充满着呼喊：“卑鄙的独裁者！卑鄙的暴君！打倒他！”这是使罗伯斯庇尔失势与死亡的呼喊。一项动议宣布拿破仑不受法律的保护。主持会议的吕西安拒绝将它提出表决，将五百人院的席位托付给一位朋友，他登上讲坛，并发言为他哥哥辩护。激动的代表们包围拿破仑。“你凭什么赢得胜利？”一位代表问道，这些人紧紧地压迫着他，以致使他几乎晕厥。榴弹兵闯入，靠近他，引导他出了大厅。户外的空气使他清醒，他骑上一匹马向军队求助，他们为他扯裂的衣服与蓬乱的头发惊愕地呆立着。“士兵们，我可以指望你们吗？”他问道。“是的。”许多士兵回答，但是也有一些犹疑着。拿破仑再度迷惑，他远大的计划似乎再次被粉碎。

他获得了弟弟的援救——吕西安，跳上最近旁的马匹，从奥兰治里急速赶至，骑乘到拿破仑的身边，并以权威、雄辩的口才及使人心服的道理向混乱的士兵演说：

我为五百人院主席，我向你们宣布此院的多数党此刻受到一些短剑武装的代表的恐吓，他们包围讲坛并威胁他们同事的性命……我宣布，这些无耻的盗贼无疑为英国雇用，已反叛元老院，而且使负责执行元老院法令的将领不受法律的保护……我将拯救多数党不受他们代表恐吓的责任托付给战士。将领、士兵、老百姓，你们必须知道只有那些前来帮助我的才是法国制定法律者。至于那些坚持留在奥兰治里的，让暴力驱散他们。

吕西安紧握一把剑，对着拿破仑的胸膛发誓：他的哥哥要是侵犯法国人民的自由，他将亲手杀死拿破仑。

因此，拿破仑下令鼓手击鼓，军队进攻奥兰治里并驱散不服从的代表。马拉与勒费弗尔引路，高喊着，榴弹兵跟随在后，“好啊！打倒雅各宾派！打倒1793年！这是鲁比孔河的通道！”代表们看见步兵向他们进攻时，大多数人逃走，有些从窗子跳出，少数人围绕着吕西安。那位胜利的征服者有礼貌地行进至元老院，并向他们解释五百人院已遭到整肃。元老院得庆幸存，通过一项法令以三位“临时执政”（Provisional Consuls）替换督政府。五百人院中由拿破仑、西哀士、迪科等100位代表组成第二议院。两院自那时休会至1800年2月20日，让临时执政写新宪法并统治法国。“明天，”拿破仑对布里埃内说道，“我们将睡在卢森堡宫。”

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1789—1799）

新的阶级

在此我们停止时光的飞驰，注视民众受难的浓缩历史。从恺撒渡过鲁比孔河至奥古斯都即位的20年中（公元前49—29年），与巴士底狱陷落至拿破仑最后逊位的26年中（1789—1815年），是比较平稳的转型期——都充满着难忘的事件。虽然处于政府惊恐、人物变迁、天才泯灭的情况，但是文明的要素与优美持续着：粮食与财物的生产与分配，知识的寻求与传播，品格与才能的训练，情感的交流，辛劳的减轻，及艺术、文学、慈善、游戏、歌唱纷呈的竞争，幻想、信仰与希望的斑驳陆离。除了政府更迭与英雄沉浮是偶发的短暂的梦想演进形式外，这些不也是现实之于历史的连续吗？

农民。1789年，他们中有许多仍然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在他人的土地上工作，但是1793年以前农民拥有法国一半的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以便宜的价格从没收的教会财产中购得耕地，而且除少数农民外全部免除了封建税。所有权的激励使劳工摆脱低收入的贱役的束缚，转而有能力奉献，并不断增加盈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的、教会的、学校的财产——如果能取悦或欺骗税务员就更好了。税收可用指券——政府的纸币——面值支付，同时产品能出售以换取指券——乘以100等于他们的票面价值。法国土地从未被如此勤勉与有效地耕种过。

在取消了社会阶层划分的法国，农民这个最大阶级被解除束缚，是大革命最显明、最持久的影响。这些不屈的供给者成为大革命最强大的防御者，因为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是波旁皇族复兴后可能会被夺走。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支持拿破仑，并在15年间奉献他们半数的儿子上战场。作为财产所有者，他们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联合，而且在整个19世纪，在国家不断的变动中，成为保守派政治的基石。

国民公会为要求权利平等而于1793年废除长子继承权，规定财产必须设有遗嘱，并以均等的比例分配给儿女，包括那些私生但为父亲承认的。这项立法的后果是：法国人民不愿定期地分配世袭财产给许多子女，而使他们的继承人沦为穷人，因此助长了缩减家庭规模的古老作风。农业仍然是兴旺的，但是法国人口在19世纪增长缓慢——从1800年的2800万人增至1914年的3900万人，而德国人口从2100万人增至6700万人。农业兴隆后，法国农民迟缓地移向都市与工厂，因此法国继续维持卓越的农业，而英国与德国趋于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善于战争，而且主导整个欧洲。

劳动阶级中，无土地的农民、矿工与城市的工人和小商贩，是最贫穷的。人们挖掘土地寻求工业与战争所必需的金属与矿物，硝石是火药必需的，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发动机的动力。城镇在白天光明生动，在晚上则黑暗柔和，一直到1793年，巴黎公社才在巴黎装设路灯。工匠在他们点有蜡烛的工厂中工作，商人在市场中心的商店，在山巅的堡垒与教堂附近，或在市郊的代理店销售他们的产品。1791年，行会被废除，国民公会还宣布此后每个人可以“自由经营某种事业，从事某种由他意愿选择的职务、行业或买卖”。《谢普雷法》（Law of Le Chapel）禁止工人采取联合一致的经济行动（1791年），此禁令持续生效至1884年。罢工被禁止却经常在各地发生。工人努力让他们的工资不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一般来说，他们维持工资与物价做同比例的上升。罗伯斯庇尔失势后，雇主增加对他们的控制，因而劳动阶级的情况更为糟糕。1795年之前，无套裤汉是贫穷而窘困的，如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他们对大革命失去信心，1800年他们满怀希望地向拿破仑的独裁屈服。

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获得胜利，因为其金钱与智力超过贵族阶级或平民。资产阶级购买政府没收教会的财产中最获利的部分。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冻结在不可移动的土地上，它是可被移转的，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目的到另一目的，从一人到另一人。资产阶级能够支付金钱给军队与政府，及暴动的民众。资产阶级获得政府的行政经验，而且利用贷款影响财政部。资产阶级实际上受的教育超过贵族或教士，更适于统治一个以金钱为循环血液的社会。资产阶级认为贫穷是愚钝的惩罚，而财富是勤奋与智慧的公正报偿。资产阶级借无套裤汉的力量轻视政府，将劳动阶级的暴动当作不可忍受的错误，公然抨击政府的阻碍。这是确定无疑的——在革命的狂热与骚动平息之后，资产阶级将是政府的控制者。

在法国，那是一个商业而非工业的资产阶级。在那里并未以畜牧业取代农场。相反，英国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田地到城镇，为工厂带来便宜的劳动力。英国的封锁对可用以支持法国工业发展的输出贸易，是一项打击。因此，工厂制度在法国的发展较英国缓慢。在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有真正资本主义的组织，但是大多数法国的工业仍然是在手工艺与小工厂主的掌握中，甚至资本家将许多手工艺术品制造委托给乡村或其他家庭。除了战时独裁主义的扰乱及一些雅各宾派的挑拨，大革命政府用自由企业的重农主义理论作为刺激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制度。1795年跟普鲁士和1795年跟奥地利订立的和约，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免除了经济上的束缚，如同英国与德国的，被保护在最少受到政府支配的氛围中进入19世纪。

贵族政治失去了经济和政府方面的所有权势。其成员大多数仍是移民，在国外靠着屈辱的职业过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被终止。留下或回国的贵族中有许多被斩首；一些参加了大革命；其余的，一直到1794年，仍躲藏在危险的黑暗处，他们的人身及其财产不断受到骚扰与侵占。在督政府的统治下，这些情况为之减少。许多民众私下表示，只有受到有能力的贵族政治的支持与牵制，法治与安全始能归还法国人。拿破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并在他自己的任期内，赞同他们。

宗教。在法国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宗教渐渐可在无政府的支持下生存。新教徒占那时人口的5％。1791年的宪法确认路易在1787年赋予他们的有限度崇拜上帝的自由。1791年9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法国的犹太人一切公民权利，并与其他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共享平等。

天主教的教士，从前的第一阶级，现在受苦于伏尔泰学派反教士政府的敌对。较高阶级失去对教会的教义的信仰，中等阶级获得其大多数土地上的财富。1793年以前教会的财富，曾估价为25亿法郎，现已被出售一空。在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地位与财富已被剥夺，庇护六世一度成为囚犯。成千的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他们中有许多靠着新教徒的施舍过活。成百的教堂被关闭，财产被没收。教堂的钟已沉寂或被熔化。伏尔泰与狄德罗、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明显地赢取了他们反教会的战争。

这场胜利是不明朗的。教会失去它的财富与政治势力，但是它生命的根源留存在教士的忠贞与人民的需要和希望上。在大城市中，许多男人失去信仰，但是在圣诞节与复活节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去教堂。在大革命的顶点（1793年5月），一位教士沿着巴黎街道高举着神圣的圣像时，有目击者称：“男人，女人，小孩跪着崇拜。”即使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都感受到了这个仪式的引人入胜与故事的永恒美丽，而且他们可能深思帕斯卡的“赌注”——一个人应懂得信仰宗教，因为宗教信仰者最后不会失去什么；反之，无宗教信仰者将失去一切。

在督政府期间，法国内部的分裂发生于缓慢恢复传统信仰的人民与决定以法律和教育建立纯粹世俗文明的政府之间。1798年10月8日，清理过的新的激进派督政府将以下的指示，发给所有县立学校的教师：

你们必须将所有与任何宗教，或任何教派关联的教义或礼仪，排除于你们的教学之外。宪法一定宽容他们，但是宣扬教义并不是，而且永远不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宪法建立在人类全体道德的基础上，这个道德是适于各时、各处与各宗教的——这个法律被刻在人类住所的匾额上——它必须是你们教学的精华，你们教导的目标与你们学问联结的链环，如同它是社会有束缚力的结节。

此处，很明显，在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制度上建立社会秩序，是大革命最艰难的计划。拿破仑谴责这个不能实行的建议。

教育。政府从教会获得对学校的控制，努力使其成为智慧、道德与爱国心的培养所。1792年4月21日，公共教育的负责人孔多塞向立法会议提出一份历史性报告，请求重整教育，以便“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的进步对我们有所助益，对于去除社会痼疾，对个人幸福与公共繁荣，打开一个无穷尽的来源”。战争延迟了这个理想的实施，但于1793年5月4日，孔多塞从一个角度更新这个请求。“国家，”他说道，“有义务抚养它的子女，它不能将这个责任托付家庭的自傲或个人的成见……教育应该是普遍而且平等地及于所有的法国人民……我们表示出它的伟大特性，类似我们政府的特征与我们共和国最高的原则。”这个规划似乎想将思想灌注的形式做一个改变——国家主义的而非天主教的，国家主义将是公认的信仰。1793年10月28日，国民公会规定教士不能被指派为公立学校的教师。12月19日，它宣布所有的小学是免费的，所有的男孩必须接受小学教育，女孩将从她们的母亲或从修道院、家庭教师处得到教育。

中学的改组必须等待到和平。即使如此，1794年2月25日，国民公会开始设立那些将成为县立学校或高级中学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专业学校开设采矿、公共建筑工程、天文学、艺术与工艺等课程。1794年9月28日，巴黎工艺学校开始发展。法国军事学校如同保守派分子的收容所，被关闭于1793年8月8日，但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为激励与管制所有的科学、艺术而设立研究各种专门学术的法国国立军校。此处的科学家与学者仍然维持启蒙运动的理智与传统，对拿破仑侵入埃及给予最具深远意义的论断。

“第四阶级”——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界——在这沸腾的若干年对法国精神与情绪的影响，是甚于学校的。巴黎的人民——及其他各省少数的法国人——每日贪婪地阅读报纸。喜爱讽刺的报纸成功地刺伤政客和学者，因而博得民众的欢喜。在人权宣言方面，大革命保证自己维护出版的自由，它借着控制立宪与国民会议予以兑现。但是党派倾轧之热高升，每一党派以限制其敌人的出版表明自己的胜利，实际上出版的自由在国王被处死刑时（1793年1月21日）即被埋葬。3月18日，国民公会对“任何企图策划土地区分法（agrarian law），或破坏土地、商业或工业财产法律的人”判予死刑。3月29日，得胜的弑逆者说服国民公会对“任何其著作或印刷品被判定将可能激起……王权的再建，或任何其他伤及人民主权的力量的人”判予死刑。罗伯斯庇尔久已维护出版自由，但是在送赫伯特、丹东与德穆兰上断头台之后，他停掉了曾支持他们的杂志。大恐怖期间，甚至在国民公会，所有的言论自由消失。督政府于1796年恢复出版的自由，但是一年之后，在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与驱逐42家杂志的编辑之后废止了它。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并未被拿破仑摧毁，但在他得权后遭到禁止。

新道德

·道德与法律

舍弃了道德的宗教基础——敬爱并恐惧着一位警觉世象、记录善恶、赏罚人类的上帝，服从属于他的法律与圣训，法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保障，因而只有用他们已放弃的伦理教条抑制那些产生于中古世纪的饥饿、贪婪、危亡，而且与深深扎根于他们身上的最老、最强、最个人主义的本性做斗争。他们把基督教的伦理托付于他们的妻子与儿女，在畏惧暴力的动乱社会中寻求可作为道德铁锚的新观念。他们希望在其中发现公德心，接受从有组织及有保护的社会的义务与特权的意义上来说的公民职责与权利。在每个道德选择上，个人为偿付保护与社会的许多劳务，必须认识社会的完善是占最重要地位的法律——人民利益至上（salus populi suprema lex）。建立天赋的个人道德的规范是宏大的计划。溯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纪，哲学家的代表——米拉波、孔多塞、罗伯斯庇尔、维尼奥、罗兰、圣茹斯特——在正统派的历史或传说中发掘他们寻找的典型：李奥尼达、伊巴密浓达、布吕蒂斯、加图与西庇阿。因此，视爱国为至上职责的人可能为国家的利益而正义地杀死他的儿女或父母。

大革命的第一回合适当而顺利地经历新道德。第二回合开始于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废除路易，并掌握无责任感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旧政体下，一些哲学家与圣者鼓吹贵族社会体面与人道主义的特性，以减轻人类相互掠夺与攻击的天赋癖性。但现在接着的是阴惨的行动，“九月大屠杀”，国王与王后的死刑，及恐怖时代与所有断头台牺牲的延伸，罗兰夫人描述为“各各他（Golgotha，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地）的巨大屠杀”。大革命的领袖成为战争的投机者，迫使被占领地区慷慨地支付人权的代价，法国军队被吩咐依靠占领区过活，被解除束缚者或战败者的艺术珍宝归属于得胜的法国。此外，立法者与军官勾结补给者以欺骗政府与军队。在放任主义的经济中，生产者、分配者与消费者竞相诈取，或规避最大可接受的价格与工资。这些或类似的恶劣行为当然早在大革命前几千年就已存在，但是在对它们控制的尝试中，新道德鼓吹的“公德心”似乎毫无助益。

在大革命使社会秩序不稳，在生命加注不安全因素时，民众以犯罪表现他们的不安，在赌博中寻求乐趣。决斗继续着，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1791年和1792年曾宣布禁止赌博，但是秘密的赌场加倍，1794年前巴黎已有3000家赌场。督政府期间，富裕的上流社会人士下注金额庞大，以致许多家庭毁灭于命运的转变。1796年，督政府恢复“国家彩票”（Loterie Nationale）。巴黎公社的土伊勒里派（Tuileries section）向国民公会请愿，请求用法律废止所有的赌场和妓院。“没有道德，”它表示，“就可能没有法律与秩序，没有个人安全，也没有自由。”

大革命政府费力地给予易怒、暴力的民众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但是信仰衰落与国王的死亡让他们在道德和法律上解缆。伏尔泰要求全面修订法国的法律，并将360项省或地区的法规整合成为全法国有条理的法律。这个请求在大革命骚动时期未被准许，它必须等候拿破仑的处置。1780年，夏隆学院提供奖金给有关“不危及公共安全之下减缓法国刑罚的最好方法”的最佳论文。路易则以废除严刑拷问回应之（1780年），并于1788年宣布愿意将所有的法国刑法修订成为前后一贯的法国法律。此外，“我们将寻求各种方法缓减惩罚的严酷而不损及良好的法制”。当时掌握巴黎的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律师梅斯与贝桑松反对这个计划，国王也正为他的生存而战，遂将其搁置。

提呈至1789年三级会议的“陈情书”建议几项法律的改革：审判应予公开，被告人应允许有法律顾问的协助；国王逮捕反叛者的密令应加禁止，有陪审团的审判应予建立。6月，国王宣布逮捕反叛者的密令终止，同时其他改革立即被立宪会议确定为法律。陪审团制度曾存在于中世纪的法国，现已恢复。立法者现在可以不受教会的影响，而且留心于商业的需要——1789年10月3日宣布，索取利息不是犯罪行为。1794年的两项法律解放了法国及其殖民地的所有奴隶，并将法国公民权给予黑人。基于“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家不能允许任何社团在它的核心内”的理由，1792年至1794年的种种法律禁止所有兄弟会、学会、文艺协会、宗教组织与商业社团。令人奇怪的是，雅各宾俱乐部不受损伤，但劳工联盟被禁止。大革命迅速以万能政府取代君主专政。

旧法律的繁杂、新法律的树立及商业关系的逐渐复杂，促成律师倍增，因而律师现在取代教士成为第一阶级。自从最高法院解散后，他们并未被正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了解所有法律上的漏洞及所有程序上的诡计与伎俩，因而变得很有权势以致政府——本身也是律师集团——发现很难加以控制。人民开始抗议法律的迟误、律师的阴险与立法的代价高昂，因为使所有人民在法官面前平等并不属实。一连串的会议尝试不同的措施，以减少律师的数量并弱化其权力。在反律师法猛烈进行时，他们禁止所有公证人的活动（1791年9月23日），关闭所有法律学校（1793年9月15日），而且宣布（1793年10月24日）：“律师事务所予以撤销，诉讼当事人仅可授权代理人代表他们。”这些法规常常被规避而留有记录，一直到1800年3月18日拿破仑复原律师制为止。

大革命在刑法的修正上有较好的改进。过程较为公开，这将暂时结束秘密审查和证据匿名。监狱不再成为苛责的主要手段。在许多监狱，入狱者被准许携带书籍甚至家具，而且只要出钱还可享受由外面送进的食物，可以有限制地谈恋爱。我们听到一些温情的恋爱事件，像囚犯约瑟芬与囚犯奥什将军。国民公会批准过成百的死刑执行，在它最后会期宣布（1795年10月26日）：“从和平公告之日起，法兰西共和国各处的死刑废止。”

同时，大革命宣称它能改善死刑的方法。1789年，吉约坦博士（Joseph Ignace Guillotin），三级会议的代表，建议以机械刀刃代替绞刑吏与用斧者，因为它可以在人感觉痛苦前就被砍头。这不是新想法，13世纪以来它被用于意大利与德国。在医生手术刀对尸体做若干试验后，“斩首机”于1792年4月25日被竖立在德格莱维广场（Place de Grève，现在的市政府广场），然后在别处逐渐竖立。死刑为之加速。这种死刑一时吸引许多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嬉戏的妇女与孩童。但是它们过于频繁，以致成为可以忽视的常事。“民众，”同时代一家杂志报道，“暴动发生时继续在他们的店铺中工作，甚至不因搅扰而抬起他们的头。”谦恭者活得最久。

·性道德

在囚车之间，在废墟之中，爱与性幸存。大革命已忘记医院，但在医院，在战场，在贫民窟，慈善减轻了痛苦与悲伤。美德阻遏邪恶，父母的情爱同时残存于子女的自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无能，因而惊服大革命的热情与新风尚，他们中一些人抛弃旧道德限制，变成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男女乱交盛行，性病蔓延，弃儿倍增，性变态风行。

萨德侯爵出生于巴黎东南普罗万一个地位很高的家族，高升为布雷西亚与比热的总督，似乎注定终身为行政官。但是他的心中激荡并沸腾着性幻想，为了使它们成为正当的哲学而寻求不已。涉及与4名女子的风流韵事后，他在艾克斯昂省以“毒害与兽奸之罪”被判死刑（1772年）。他逃亡，被捕，再逃亡，犯了更大的罪，逃至意大利，回到法国后，在巴黎被捕，监禁在樊尚（1778—1784年）、巴士底狱和沙朗通（1789年）。1790年获释后，他支持大革命。1792年，他是皮克派（Section des Piques）的书记。大恐怖期间，由于他被误认为是一名回来的移民而被逮捕。一年之后被释放。1801年，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他因出版《朱斯蒂娜》（Justine，1791年）与《朱丽叶》（Juliette，1792年）而再度入狱。这些是性经验的小说，有正常与不正常的。作者偏好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且使用相当的文学手腕替自己辩护。所有的性欲——他主张——是自然的，而且应无愧内心地纵情，甚至可以从传染病毒的痛苦中获得性欲的欢乐。他以一字声名（指萨德主义）永垂不朽。他在不同的监狱度过他最后的生命，写作风采优雅的剧本，最后死于沙朗通精神病院。

我们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可推测它已普及于监狱。妓院一般开在王宫附近，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圣希拉尔街与白蒂沙普街，妓女极多。她们也出现在戏院与歌剧院中，甚至出现在立宪议会与国民公会的走廊上。标注着女人的住址与费用的小册子到处都是。1793年4月24日，坦普尔派（Temple Section）发布一项命令，“会议……愿意终止由公共道德毁灭及女性堕落与不忠引起的无数不幸，而且借此指派警察局局长”等。其他派系从事运动，私人的巡查被组成，一些罪犯遭到逮捕。罗伯斯庇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在他死后监护人的勤勉为之松懈，娼妓再度出现于督政府期间。

1792年9月20日以后，只有公证结婚是合法的，教士是不必要的，只需要在官方作证下签署共同的誓约。在较低的阶层，许多男女未婚同居。私生子数目庞大。1796年，法国登记有4.4万名弃儿。1789年至1839年，默朗的新娘在她们结婚时24％是怀孕的。法国大革命前丈夫通奸常被赦免，富有的人可能有情妇，在督政府期间情妇更是被公开夸耀。1792年9月20日的一项法令使离婚合法。女人的合法权利有所增加。由于更多不为习俗约束的年轻人逞强，父系的权威因而减少。1802年，普伦普特里在法国旅游时，在报道中引用一位园丁的话：

在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敢责怪我们孩子的过错。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视惩罚孩子为违背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变得十分难以控制，以致一位父亲责骂他的孩子时，后者常常会告诉他应管好他自己的事业，又说“我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并无其他的”……那将需要许多年使他们服从。

色情文学盛行，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1795年以前（如同1871年），一些曾经过激的父母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教士管理的学校，为的是远离一般放荡的道德与作风。一时，家庭似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拿破仑时期，风纪的恢复暂缓，一直到工业革命才较缓慢较一致地给予改正。

在旧制度期间，妇女由于优雅的风度与高尚的情操，及她们思想的教化而获得很高地位的这种情况，大多受限于贵族与中上阶层。但1789年以前，妇女团体显然在政治中脱颖而出。她们前进至凡尔赛，并将国王与王后送回巴黎作为突然得权的公社的俘虏后，几乎赢得大革命。 [1] 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参政权》。12月，艾德夫人尝试成立俱乐部献身于女权运动。妇女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表达她们的意见，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她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与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母亲与父亲一样，对未达限定年龄儿女的婚姻，有许可或否定的责任。督政府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而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于1795年26岁时，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在各处——在游戏场所，在公共散步之处，在图书馆。你们在学者研究室看到非常美丽的妇女。世界各地只有此处（巴黎），女人的确具有值得男人为她们疯狂的影响力，而且男人不考虑其他，仅为了她们度过一生。一个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应给予她的、什么是她应有的权利，必须在巴黎住上6个月。

[1] 传说可能夸张：这个有活力而专侍朝臣贵族或富豪的高等妓女特蕾莎·德·梅莉古尔（Thérèse de Méricourt），曾扮演这些事件的重要角色（1762—1817年）。

风俗

几乎像舆论等其他一切事一样，风俗也在变化。在贵族逃避平等运动风暴之前，他们获有自己的头衔、谦恭的谈吐、花式签字、自信安逸且风度悠闲。不久，沙龙的温柔、舞蹈的合宜与柏拉图哲学的用语，成为贵族的耻辱，甚至可能涉嫌与时代潮流相悖而招致监禁。1792年底，在切实平等方面，所有在法国的法国男人已成为公民，所有法国女人已成为女公民。没有人是先生或夫人，而且个别谈话中谦恭的“您”（Vous）被家庭与街道上的“你”（tu）与“你”（toi）取代。虽然如此，早在1795年，这个“你”（tutoiement）已不流行，“您”又被广泛使用，先生与夫人替代男女公民。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爵位再度出现，1810年以前获得爵位的人比以前都多。

服装的改变较为缓慢。富有的男士久已采用，现在拒绝抛弃往日高贵的三棱角高帽顶的帽子、丝绸衬衫、平滑的领结、彩色与刺绣的背心、及膝的礼服的外套，膝盖以下长短不同的宫廷仪裤、丝袜与方头有带扣的皮鞋。1793年，公安委员会尝试“改变目前全国的服装，使它适合于共和国的习惯与大革命的特性”，但是只有中上阶层采用工人与商人的长裤。罗伯斯庇尔继续穿得像一位贵族，然而在华丽上胜不过巴拉斯前导的督政的正式服装。一直到1830年，马裤尚未赢得反宫廷仪式裤（裙裤）的竞争。只有无套裤汉穿戴着革命的红色苏格兰帽与卡曼纽装（carmagnole） [1] 。

妇女的服装受大革命信仰的影响，其足迹遵循共和政体的罗马并吸收伯里克利的希腊。掌握法国艺术的大卫，1789年至1815年将有名的英雄作为他早期的对象，而且用古典的风格装饰他们。因此，巴黎时髦的女人，在清教徒罗伯斯庇尔没落后，丢弃裙子与衬衫，采用一种轻便飘拂、透明得足以暴露大部分软滑外形的长服，作为她们主要的外出服，以吸引贪婪的男性。腰线非常高，支撑着乳房。领口低得足以引起男人的遐想，袖子短得足以展露出诱人的手臂。无边帽被束发带替换，高跟鞋取代轻便的浅帮鞋。同时异常之人（Incroyables）与绝妙之人（Merveilleuses）——令人难以置信的男性与不可思议的穿着时髦服装女性——努力以放肆的服装赢得注目。1792年，一群妇女以男性打扮出现在巴黎公社的会议上，受检察长肖梅特温和的谴责：“你们性急地想做男人，你们是不满意你们实际的命运吗？你们还要什么？你们左右我们的判断力，立法者与行政官在你们的脚下，你们的专横是我们的力量唯一不能抗争的，因为那是爱的专横，而且为本性的所为。为了那个真正的本性，你们保留随心所欲的本性。”

可是女人确信，她们能改进人的特征。在1792年8月15日《导报》中的一项公告，布罗坎夫人宣布她尚未用完她的“一次施用，染为红或白，粟褐或黑色头发的著名粉末”。如果必要，还可以戴假发——大多由被斩首的年轻女人的卷发做成。1796年，留长发与发辫的中上阶层社会人士很普遍。

大革命的前两年，巴黎的80万名民众过着日常的生活，仅偶尔注意立法会议或监狱发生的事情。较高阶层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家庭继续相互拜访与邀宴，参加舞会、宴会、音乐会与游戏。巴黎即使在1792年“九月大屠杀”与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失势的凶暴期间，有2800次死刑的执行，所有幸存者的生活还是按习惯工作与游戏、继续性的追求与父母的爱。1794年，梅西埃报道：

阅读我们报纸的外国人想象着我们全为鲜血覆盖，穿着破衣服，过着悲惨的生活。估计他们会惊奇——他们到达香榭丽舍的堂皇大道，一边是高雅的二马四轮马车和诱人的、可爱的女人，然后……那个遍布土伊勒里宫窗外不可思议的远景及……那些华丽的花园，现在更加华美而且比以前有更好的照料！

在那里，有比赛——球赛、网球、骑马……在那里，有露天游艺场像蒂沃利花园，在该处——一个晴朗日子容纳1.2万人——能够找人算命，在小商店购买好玩的小玩意，欣赏烟火、走绳索的人、气球上升，听音乐会，或者将儿童放在旋转木马上玩指环游戏（抓指环）。可坐在露天的咖啡馆，或在富瓦咖啡馆的大帐篷下，或在高级咖啡馆像托尔托尼或弗拉斯卡帝，或跟观光客进入夜总会像卡沃，或索洼日，或盲人（Les Aveugles，该处为盲人音乐家表演娱乐节目）。可到俱乐部阅读或闲谈或听取政治争论，你们可参加其中一个政府办的综合而精彩的节目，如果你们愿尝试新舞蹈——华尔兹，刚从德国传入——你们可从巴黎人名地址簿上300多家公共舞厅中的任何一家找到舞伴。

大革命平息后几年，一些移民被允许回国。现在（1795年），隐藏的贵族大胆地外出。资产阶级显示他们的财富——昂贵的住处与家具、宝石装饰的女人及耗费金钱的娱乐。巴黎人民走出他们的公寓与住宅，到土伊勒里宫或卢森堡宫的花园，或在香榭丽舍宫殿附近晒太阳或呼吸夜晚的空气。女人展示她们粗俗迷人的服装，她们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如画般扇子，及隐蔽她们诱人双脚的高雅定型的鞋子。社会复苏了。

但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学派的组成分子，不是大革命前夕在沙龙中表露才智的有来历的上等人士与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教会不动产变动、军队合约、商人独占、靠财政策略与政治敛财的新富人。一些溃散的波旁皇族时代的幸存者，来到冉丽斯夫人或孔多塞与爱尔维修寡妇家中，但是大多数罗伯斯庇尔死后开张的沙龙（斯塔尔夫人的圈子例外），没有才气焕发的交际本领，而且缺少较古老时期由于土地财富长久的安全所获的安乐。目前最高级沙龙是一个存于巴拉斯督政在卢森堡王宫的舒适房间，或在他的德格罗斯布瓦堡。其诱惑并不是哲学家的智识，而是塔利安与博阿尔内夫人（约瑟芬）的美丽与微笑。

约瑟芬那时还不属于拿破仑，塔利安夫人也不再是塔利安的妻子。她于1794年12月26日嫁给他，而且暂时承认为“共和历11月的圣母”——她离开衰败恐怖政治主义者不久之后，变成巴拉斯的情妇。一些新闻业者嘲弄她的道德，但多数报以微笑，因为她的美貌中不带有任何傲慢，她的仁慈是著名的。德勃朗德公爵夫人形容她为“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甚至比菲狄亚斯的作品更可爱。因为可以看出她有同样完美的容貌、同样匀称的手臂与脚，而这些由于仁爱的表情而生气蓬勃”。这是巴拉斯的优点。他慷慨地对待她与约瑟芬，不仅注意她们女性方面的美丽，在欢迎会中他与成百的潜在竞争者共同享受它，并祝福拿破仑虏获约瑟芬。

[1] 卡曼纽有两层意思：流行于法国南方工人的歌与舞曲，也是从意大利移入的劳工穿的短羊毛夹克。卡曼纽拉（Carmagnola）是位于皮埃蒙特的一个城镇。

音乐与戏剧

各等级音乐盛行。人们能用一个硬币要求街上歌唱者再唱一次，或者加入群众的歌唱队伍。在埃多（Eeydeau）音乐会，人们惊异于加拉，当时的卡鲁索，他的声音能引起内心兴奋及唤醒筏夫，而且就那个范围来说，他的名声遍及整个欧洲。1793年恐怖期间，国民公会成立国家音乐学院。两年后，它将其扩大成为音乐院并每年赠24万利维尔给600名免学费的学生。在罗伯斯庇尔倒下的那晚，一个巴黎人可在歌剧院听《阿米狄》（Armide），或者在喜歌剧院听《保罗和维尔吉妮》（Paul et Virginie）。

歌剧盛行于大革命期间。1794年，贝尔纳丹将简单美妙的诗歌或散文作成音乐，同年勒絮尔以费内隆的《忒勒马克斯》（Télémaque）获得另一次胜利。他以《盗匪的巢窟》（La Caverne）唤醒整个法国，并获得700场演出。拿破仑在位期间他继续创作，而且活得很久，足以指导柏辽兹与古诺。寿命较短的梅于尔为喜歌剧写了40部以上歌剧曲谱，同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赞美诗——《理智的赞美歌》（HymneáLa Raison，1793年）与《离别歌》（Chant du Départ，1794年）——使他成为大革命的音乐偶像。 [1]

大革命期间，伟大乐曲作者是凯鲁比尼，1760年他生于佛罗伦萨。“我6岁开始学音乐，9岁学作曲。”16岁以前他已撰述3首弥撒曲、1首圣母颂、1首赞美歌、1部神剧与3部清唱剧。1777年，利奥波德，仁爱的托斯卡纳大公爵，赠予他一笔津贴。3年后，凯鲁比尼成为对位乐曲的能手，1784年他被邀请至伦敦，但是他表现得并不好。1786年，他迁至巴黎，除了短暂外出，他留在那里一直到他去世（1842年）。他在那里的第一部歌剧（1788年），放弃使情节与管弦乐附属于曲调的轻松的那不勒斯风格，而跟随格鲁克深入“大喜剧”（其曲调是附属主旋律的开展），及合唱与管弦乐曲。大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最大的成功是《拉多伊斯卡》（Lodoïska，1791年）与《梅代》（Médée，1797年）。以他至今更著名的《两天》（Les Deux Journées，1800年），他开始了拿破仑统治下的困苦生涯。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有30家以上的剧院，全是每夜客满，甚至在恐怖时期。大革命免除教会早前加诸演员的歧视——演员被逐出教会，甚至死后不能入基督徒墓地。但是他们受制于更仔细的检查（1790—1795年）：国民公会要求喜剧不得包含任何贵族政治的英雄与情趣，戏院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喜剧败落至低水准，新悲剧沿循大革命路线与古典的调和。

与以往一样，第一流的演员比政治家更有名气，有些——像塔尔玛，更惹人喜爱。他的父亲曾是侍仆，转业成为牙医，赴伦敦后事业为之兴隆，送他的儿子到法国受教育。毕业后，塔尔玛回去做他父亲的助手。他学习英语，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学会演奏乐器，加入在英国表演的一个法国剧团。回法国后，他获准进入音乐院，1787年首次出演伏尔泰《穆罕默德》（Mahomet）中的塞狄（Séide）一角。他均匀的身材、轮廓显明的古典型容貌及粗黑的头发和黑亮的眼睛，助他高升，但是他对大革命的支持疏远了他的大多数伙伴，因为他们的生存归功于国王的恩惠。

1785年，塔尔玛看到大卫的画《贺拉提的誓约》（The Oath of the Horatii），使他受感动的不仅是它戏剧化的场景，还有它对古代服装的忠实。他决意将同样的真实性诠释在舞台的服装上。呈现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与草鞋及赤裸的双臂与双脚，来表演伏尔泰的《布鲁图》（Brutus）时，他的同行为之惊讶。

他成为大卫的朋友，而且从大卫那里吸收不少革命的热情。他演出谢尼埃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1789年11月4日）时，他将这热情置于反君主政体一节——描写年轻的国王下达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命令——他震惊于他的大多数观众与许多朋友仍有几分忠于路易。大革命激烈进行时，“赤色分子”（Reds）与“黑色分子”（Blacks）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冲突变得十分激烈——导致决斗——以致塔尔玛、维斯特里斯夫人（Vestris，第一流悲剧演员）与其他演员背弃高贵有特权的法国国家剧院，而在王宫附近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培植他们自己的演员。在那里，塔尔玛以研究历史、品格与他戏剧节目中每个人及每段时期的服装，来改进他的艺术。他练习控制表情来体现每种情绪与思想的变动，他减少道白的朗诵音调与情感的戏剧渲染，结果他成为艺术界公认的能手。

1793年，较老的演员重新定名国家戏院，而且制作带有讽刺与嘲笑大革命领袖的剧本《法之友》（L’Ami des Lois）。9月3日至4日晚上，整团的演员被逮捕。塔尔玛的演员被严厉地审查，莫里哀的喜剧被剪辑与更改，贵族的尊称——甚至先生与夫人——被排除在可接受的剧本之外，类似的净化被要求实施于所有的法国戏院。罗伯斯庇尔没落后，被捕的演员获得释放。1799年5月31日，大革命接近尾声时，新旧两派演员在法国国家剧院结合，将靠近王宫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作为他们的集会之处。此处留存至今，商业繁荣。

[1] 大革命期间，喜歌剧不再指喜剧，而且被应用到（其包括口头对话的）歌剧、悲剧或喜剧，此后喜歌剧院被允许制作“严肃”歌剧以与音乐院竞争。这个时期前后，也有一些作曲家，像梅于尔在亚里丹（Ariodant，1799年），着手将一些循环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乐节与相对应的角色或场面结合，因而开始了主乐旨。

艺术家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艺术受到三个外来事件的影响：贵族的废除与迁移，在意大利西南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1738年及其后庞贝（Pompeii）挖掘古代的遗物，拿破仑抢劫意大利艺术。大多数上层阶级的移民携带着足够的金钱与购买艺术品的嗜好离开法国，有些艺术家如维吉·勒布朗夫人，随移民离境。弗拉戈纳尔完全依赖休闲阶级的钱包维持生活，仍然支持大革命，因而几乎饿死。其他的艺术家支持大革命是由于他们记得贵族如何将他们当作仆人与佣工看待，还有美术专业学校如何只允许他们自己的会员在其沙龙展览。1791年，立法会议开放美术专业学校给任何够资格的法国或外国的艺术家来竞争。国民公会禁止美术专业学校成为实质上贵族化的学校。1795年，督政府以新的美术专业学校替换它，而且在罗马设立办公处。1792年，这所学校已成为博物馆。在那里，法国的艺术家被允许研究模仿拉斐尔、乔尔乔涅、柯勒乔、达·芬奇、韦罗内塞的作品……甚至圣·马克的马，赃物从未被如此良好地予以利用。1793年，国民公会恢复政府资助的罗马奖（Prix de Rome）及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逐渐地，日见高升的中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艺术品的购买者。1795年沙龙展览的535张画吸引了无数的观赏者，艺术品价格上升。

奇怪的是，大革命并未在艺术上产生任何激进的波动。相反，那不勒斯附近的古代雕刻与建筑的发掘，及1755年以后温克尔曼与1766年莱辛的作品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灵感，以其贵族政治的内涵，刺激古典形态的复苏。其影响的强烈，足以抗拒大革命浪漫与民主的影响（普吕东不赞同）。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在理论与实际上完全接受古典与贵族的法律准绳、风纪、礼节、智能、理性与逻辑，以遏阻激情、盛怒、热忱、骚动、放纵与伤感。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艺术遵循昆体良与维特鲁威、高乃依、布瓦洛的古老法式。但在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期，它趋向于新异奇怪的样式。借卢梭稳定情绪，以狄德罗支持情操，似乎无限接近浪漫主义的时代。但这是在政治与文学，而不是在艺术方面。

1774年，维安受到在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挖掘报告的激发，带着他的学生大卫动身前往意大利。这位一心向着大革命的年轻人发誓，他将永远不受古典制度的拘束与贵族艺术的诱惑。但是，在希腊与罗马艺术方面他表现出他精于轮廓的高贵、结构的合理及线条的笔力与纯净。他起先抗拒古典艺术男性的寓意，渐渐向它屈服，而且将它带回巴黎。它使大革命排除基督教，使加图与西庇阿的理想调和化，它甚至使塔利安夫人的希腊晚礼服与其一致。现在这一时期以下风格适当地搁置一下——哥特式的神圣抱负，巴洛克式的少不更事，洛可可式（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和音乐形式）放荡的矫饰，布歇的玫瑰色的裸体画，弗拉戈纳尔的跳跃的女孩。现在古典线条的理论把握、冷静的思考、贵族的约束与斯多葛的轮廓，必须是富有色彩的、情感的、民主的、浪漫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艺术目标与原则。

大卫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左右法国艺术。1748年，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兴旺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使他终生未受穷困。16岁，他进入艺术专业学校，在维安门下学习，两次尝试得到罗马奖，均告失败。他禁闭自己，还想绝食自杀。一位邻近的诗人惦念他，寻找他，并在找到他之后，请求他不再绝食。1774年，大卫再度参与竞争，并以一幅洛可可式的画——《安条克渴望斯特拉托尼的爱》（Antiochus Dying for the Love of Stratonice）获胜。在罗马他爱上拉斐尔，然后又改了主意，因为拉斐尔在方式与线条上过于女性的柔和。他发现较有力的滋养在于达·芬奇，思想与轮廓严谨的控制在于普桑（NicolasPoussin）。他从文艺复兴的《圣母画像》（Madonnas）中接受古代英雄的哲学、格言与争胜精神，同时在基督教的首都他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

他于1780年回到巴黎，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并获得一连串的古典题材——贝利萨留、安德洛玛刻与一些爱国志士——提供给美术沙龙。1784年，他到罗马为路易绘制一幅以反对罗马为背景的画——《贺拉提的誓约》。他在罗马展览此画时，一位年老的意大利画家巴托尼（Pompeo Batoni）告诉他：“只有你与我是画家，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可以去跳河。”到巴黎后，他在1785年的沙龙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贺拉提的誓言》。在李维的传奇历史中，大卫发现爱国精神是古罗马的真正宗教：贺拉提家族的3位兄弟发誓将与古里提（Curiatii）部落的3位兄弟作殊死战，以解决罗马与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之间的战争（公元前7世纪）。在大卫的画中：贺拉提宣誓，并接受他们父亲的剑，而他们的姐妹悲伤着，她们其中之一已与古里提部落中人订婚。从高乃依的《贺拉斯》（Horace）知道这个故事的法国人，感受到这画描写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和家庭。一位真诚致力于改革的国王与一个已蓬勃显现革命的城市，共同称赞这位艺术家，同时他的竞争者承认他显露英雄的勇气、仁慈的牺牲及女子悲伤的技巧。《贺拉提的誓约》是艺术史上最圆满、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意味着古典风格的胜利。

受此方法与主题的鼓励，大卫转至希腊并于1787年推出《苏格拉底的死亡》（The Death of Socrates）。雷诺兹爵士在巴黎观赏此画，宣称它“为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后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伯里克利时代它是雅典的光荣”。两年后大卫再现了罗马人的传奇——《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是李维的罗马行政官的故事（公元前509年）——他判决他儿子死刑，为了图谋恢复君主政体。这幅画受委托绘制于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明显未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暴动。国王的艺术部长禁止其展出，但是民众的支持使其获得1789年沙龙画展的入场许可。来看这幅画的群众向它致敬如同它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大卫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代言人。

其后他致力于大革命政治与艺术的罕有的结合。他接受大革命的原则，说明它的枝节，组织与装饰它的庆典，而且表扬大革命的烈士。激进派代表圣法尔若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王党暗杀后，大卫开始积极表现这一情景。两个月内他将这幅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被挂在议事厅的墙上。马拉1793年7月13日被杀后，一群哀悼者进入国民公会走廊，随即他们之中喊出一声：“大卫，你在哪里？你已将圣法尔若为国捐躯的容貌传给子孙，另一幅待绘制的画正等你来画。”大卫起立并回答道：“我愿意画它。”10月11日，他将完成的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这幅画显现马拉半躺在他的浴盆内，他的头无生命地向后垂下，一只手紧握一份原稿，一只手无力地落在地上。浴盆旁的一块木头刻有光荣的碑文——“给马拉大卫”。这是违反大卫特有风格的，革命的热忱将现实主义取代新古典主义。这幅画与《圣法尔若》采用最近的事为主题并弃绝古典的惯例，它们使艺术参与大革命。

1794年前大卫在政治上变得那么杰出，被选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追随罗伯斯庇尔的领导，并为最高主宰日的庆典安排游行与艺术装饰。罗伯斯庇尔失势后，大卫被当作他的信徒之一而遭到逮捕，在监狱服刑3个月后由于他学生的抗辩而被释放。1795年，他隐退到他画室的个人小天地，但1799年他以一幅精巧的全景《萨宾人之劫》（The Rape ofthe Sabines）恢复声誉。11月10日，拿破仑得权，51岁的大卫开始全新而成功的生涯。

科学与哲学

大革命不偏爱理论科学，但它激励应用科学以配合社会为自由而战的需要。因此，化学家拉瓦锡改进火药品质与生产，有助于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贝托莱与其他化学家受英国封锁刺激，找到进口的糖、苏打与靛青的代替品。拉瓦锡被当作投机商被斩首（1794年），但是一年后，大革命政府否认这项行动并恢复他死后的名誉。国民公会以隶属于它的委员会保护科学家，实施他们的计划，颁行10进位制度。督政府给予新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很高的地位，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勒让德尔、居维叶、德朗布尔、贝托莱、拉马克——这些名字仍然闪耀在科学史上——是它最早的会员。科学暂时取代宗教成为法国教育的主要部分。波旁皇族的复辟中断了这项行动，但是随之而起的是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

拉格朗日与勒让德尔在数学方面留下他们永恒的符号。拉格朗日有系统地陈述“微积分的变数法”，其方程式仍然是机械科学的一部分。勒让德尔从1786年至1827年致力于椭圆积分，把他的结果发表在《函数专论》（Traitédes Fonctions）上。加斯帕尔·蒙日，一位小贩的儿子，发明图形几何学——在二次元平面上描绘三次元物体的方法，他创立铜与锡全国性的开发，写了一篇关于制造大炮的优良技术的著名论文。作为大革命政府与拿破仑的数学家与行政官，他度过漫长的职业生涯。拉普拉斯以他《天文学史话》（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1796年）激发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有系统地陈述星云的假设而且尝试解释宇宙为单纯的构造。拿破仑问他“谁创造这整个”架构时，拉普拉斯答道：“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拉瓦锡作为现代化学的创设者，担任公制设计委员会主席（1790年）。贝托莱推展理论与实际的化学，协助拉瓦锡设立新的有系统的化学命名法，而且以其原矿变为铁及铁变为钢的方法，帮助其整军备战的国家政府。比沙（Xavier Bichat）用他组织的显微镜的研究，开拓他的工艺学。1797年，他在生理学与外科手术上开始一连串演讲，他摘要他的结论于《普通解剖学》（Anatomie Générale，1801年）。1799年，他年方28岁，被指派为主宫医院（Hôtel Dieu）的医生，他因为跌倒（1802年）结束31岁的生命时，正着手研究由疾病引发的组织性改变。

卡巴尼斯在他那个时代被当作一名医生，后代则发现他是一位哲学家。1791年，他作为医生看顾濒死的米拉波。他在医学院讲授卫生学、法医与医学历史。他曾代理巴黎所有医院的院长。他是杰出的人物之一，他还深爱着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他接触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孔多塞、孔狄亚克、富兰克林、杰斐逊。作为一名医学研究者，他特别喜欢孔狄亚克，孔狄亚克以“所有知识来于感觉”主宰法国的哲学舞台。这个感觉论的现实主义之含意引起卡巴尼斯的兴趣，相关理论将他发现的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作用配合得很好。他的名言甚至震惊了同时代的高深的思想家：“正确观念运作的结果是构成思想，因而必须视头脑为特别器官而其特别功能是产生思想，如同胃与肠有担任消化、肝过滤胆汁等特别功能。”

不过，如同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的论证，卡巴尼斯坚持感觉先进入一个在出生时已一半形成的组织，其后受每次经验的影响，不断运送它的已往至它的细胞与记忆中，形成变动的性格的一部分，包括内部感觉、反射作用、直觉、感情与愿望——因此他修改孔狄亚克的分析——精神物理的全体因而按照它收到的感觉的结构与意向，制成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卡巴尼斯同意康德，思想不是记下感觉的白板（tabula rasa，没写过的书版），它是转换感觉成为理解、观念与行动的组织。但是（卡巴尼斯坚持），康德如此尊重的思想不是从组织与神经生理器官的实体中得到。

这个明显唯物主义的系统说明在12份论文报告的第一份（1796年），卡巴尼斯于1802年以《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的主题合并出版。它们透露急切地活跃于好奇与思索领域的有力的思想（或者头脑）。第一篇论文研究心理状态的不定相关，并且是生理心理学的纵览。第三篇分析“无意识”：我们累积的记忆（或神经中枢的记入）可结合外在与内在的感觉而产生梦，或者可不知不觉影响我们的观念，甚至在最警觉的清醒状态。第四篇认为思想的年纪与身体的一致，以致同一个人的观念与性格在他20多岁时与他70多岁时可能完全不同。第五篇成功地讨论有关腺的分泌——特别是性的——可能影响我们的感觉与思想。第十篇主张人类由成为遗传的偶然变化与突变而进化。

在一本据称为卡巴尼斯死后16年出版的《关于第一因的一封通信》（Lettres sur les causes Premières，1824年）中，他似乎收回他的唯物主义，承认上帝赋予人智力与意志。唯物主义者可能使我们想起优秀的外科医生提醒过我们：防备上年纪的身体影响相关的思想。怀疑论者可能假设意识的神秘导致卡巴尼斯怀疑：唯物主义简化非常复杂并与目前相关的现实。无论如何，一位有道德的哲学家应使他自己想起：有时，他是在无限大的空间中执行教皇职务的人。

哲学时代幸存的两个人亲身感受到十分热烈而必要的大革命。雷纳尔以《哲学史》成名于1770年，见到民众的无节制致使启蒙运动的光明变为阴沉，他于1791年5月31日，寄给宪政会议一封抗议与预言的信。“我久已尝试让君主知道他们的职责，今天让我告诉人民他们的过失。”他警告，群众的专横可能有如君主专制的残酷与不公正，只要宗教或教士策略的反对者无拘无束地表达他们的见解，他即保护教士传教的权利。同样，他谴责政府资助任何宗教（政府当时付给教士薪金），并利用反对教权的暴徒打击教士。罗伯斯庇尔说服恼怒的立宪会议对78岁的哲学家网开一面，但雷纳尔的财产被没收，他死于贫困与失望（1796年）。

沃尔内（Volney）度过大革命，而且了解从霍尔巴赫到拿破仑在巴黎的知名之士。在数年旅行于埃及与叙利亚后，他被选入三级会议，他服务于立宪会议一直到它1791年被解散。1791年，他发表其引起共鸣的漫游哲学《在废墟那里默想帝国之大革命》（Les Ruines，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什么致使如此多的古代文明崩溃？沃尔内回答道：它们的衰落是因为与专制政府有关联的宗教的超自然信仰和因代代之间知识传递的困难而招致人民的无知。既然神话的信念失去它们的支持物，而且印刷品加速知识的保存与文明的移转，人类可能希望设立以道德法规支持的永久的文化。其成长、其智识散布，将开设人类对不合群趋势的控制，促进合作与和谐。1793年，他被当作吉伦特派人逮捕，留在狱中9个月之久。获释后，他乘船至美国，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却被亚当斯总统抨击为法国间谍（1798年），他匆忙回到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他作为一名参议员，反对从执政府变为帝国，隐退至适于做学者的僻远地方，一直到路易十八让他于1814年成为一名贵族。他死于1820年，经历波旁王族的罢黜与复位。

书籍与作者

不怕被送上断头台，出版者保存了一些易于消逝的文字：诗人作诗并按韵律吟诗，演讲者用美丽的辞藻演说，戏剧家混合历史与爱情，历史学家修订往事，哲学家批评当下，还有两位女作家在感情的奥妙、政治的胆量与智慧的力量上，与男作家们竞争。其中一位是罗兰夫人，我们在监狱与断头台上见到过她。

迪多家族（Didot）是最著名的法国出版者，继续改进铅字的铸造与书籍的装订。弗朗索瓦1713年在巴黎成立印刷与图书公司。他的儿子昂布鲁瓦兹与皮埃尔·弗朗索瓦继续活字印刷术的试验，并受路易委托出版法国古典文学集。昂布鲁瓦兹的儿子皮埃尔·迪多出版维吉尔（1798年）、贺拉斯（1799年）与拉辛（1801年）的版本，这些书如此精美以致富有的购买者即使不阅读它们也喜爱它们。弗尔曼，昂布鲁瓦兹的另一个儿子，以铸造新铅字获得美名，铅版印刷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他。1884年，弗尔曼的公司出版拉克鲁瓦（Paul Lacroix）的《督政府，执政府与帝国》（Directoire，Consulat，et Empire）的精装版，但其中许多有关条款被剽窃。在这方面，我们得知整个大革命期间，伏尔泰与卢梭作品的销售达到数十万册。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1793年7月19日）保护一个作者作品的著作权一直到他死后10年。

大革命十年中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开始在写作技巧与风格上远离大革命，而且以同样的方式于1794年结束生命。德格朗丁创作美丽的诗与成功的戏剧，他成为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长、丹东的秘书和国民公会的代表，在该处他投票驱逐吉伦特派人和处死国王。他被派至委员会设计新日历，并为各个月份发明许多生动的季节名称。1794年1月12日，他被控贪污、伪造及与外国间谍和投机商交易而被捕。在受审时，他唱着迷人的歌谣《下雨了，下雨了，牧羊人！牵回你们的白绵羊》。但是没有一名陪审团员懂得田园诗，在他至断头台途中（1794年4月5日），他分送他的诗稿给民众。

谢尼埃（Chénier）是一位不错的诗人，他有较好的道德，但无较好的命运。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位法国父亲与一位希腊母亲，这使他的文学爱好平均分配在希腊诗与法国哲学上。他在纳瓦尔接受教育，1784年到巴黎，与大卫和拉瓦锡成为朋友，但有保留地接受大革命。他反对以天主教的教会束缚政府的《教士法》，他建议国民会议彻底隔开教会与政府，给予每种宗教充分的信仰自由。他谴责“九月大屠杀”，称赞科黛杀死马拉，并为路易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公会以求助人民免于死刑——这件事使他得罪雅各宾派。被当作吉伦特派人遭受监禁时，他爱上一名美丽的犯人夸尼小姐，称呼她“被俘的小姐”，而拉马丁称之为“曾经从地牢缝隙发出的最悦耳的叹息”。审问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并将他的死当作从野蛮与暴虐中获得解脱。在他有生之年，他仅公开两首诗。他的朋友在他被处死刑25年后，出版一本他的诗集，使他成为法国文学的济慈（John Keats）。在《年轻的俘虏》的最后诗节，表达的必定是他与她的抱怨：

哦！死亡，你不必匆忙！走开！走开！

去安慰羞耻与害怕熟识的心，

及为无望悲哀包围着的。

渴望我的佩尔（Pales，羊群的女神）仍有她多草的路。

爱情有它的吻，缪斯有她的短抒情诗。

我至今还不愿死。

谢尼埃的弟弟约瑟夫·谢尼埃，是一位成功的戏剧家。他为《理性的节日》（Feast of Reason）中演唱的威武的《出发曲》与《自由的国歌》写歌词。他向法国人介绍格雷，翻译他的《墓园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被选入国民公会后，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成为大革命公认的诗人。之后，他受法兰西学院的委托，写作《自1789年起法国文学的状态与进步的历史图表》。他在完成之前去世，即使如此，它一度著名，虽然现在已淡出人们的记忆。

文学在国民公会期间受政治的压制与吞噬，但在督政府期间复原。成百的文艺协会成立，阅读俱乐部倍增，读书的民众增加。他们大多数喜欢小说，浪漫小说与诗开始取代古典悲剧。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的《莪相》被翻译成法文，成为广泛读者——从清理卧室的女仆到拿破仑——的心爱之物。

斯塔尔夫人与大革命

一位借声音与文字的力量从文坛中突出的女人，她在成功的小说与络绎不绝的爱人当中，接受大革命，公开抨击暴动与恐怖，用各种手段打击拿破仑，而且在他经历阴惨生活时仍胜利地幸存着。杰曼·内克（Germaine Necker，斯塔尔夫人的闺名）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杰出的家族：她的父亲早为百万富翁，后变成法国财政部长。她的母亲一度为吉本追求过，其沙龙聚集巴黎及其他各处的著名才子，却无心勉强教育她的孩子。

1776年4月22日，她出生于巴黎。内克夫人坚持做她的首席家庭教师，灌注她大量的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把她塑造成拉辛、理查森、加尔文与卢梭的混合体。杰曼克服了克拉丽莎式的敏感忧虑，以青年的热诚怀疑卢梭的自由理论，但是她费力地证实对加尔文教义的强烈反感，而且抗拒每日的神学与宗教戒律。她刻意躲避她生病、独裁的母亲，同时爱上她善良而放任且节俭的父亲。或许这使她在其他方面的感情不深入、不稳固。“我们的命运，”她写道，“将永远地结合我们，如果命运使我们成为同时代的人。”同时，由于不俗的智慧搞乱她的情绪，她被允许从早熟的青春期起，参加她母亲才华人物的定期聚会。在那里，她以敏捷的领悟与巧妙的应答取悦学者。此时她才17岁，已成为沙龙中的名角。

依目前的情况，不易为她寻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智慧与她的未来的丈夫。她的双亲比较中意皮特——英国政界蒸蒸日上的显赫人物。杰曼用她母亲拒绝吉本的相同理由予以拒绝——英国没有足够的阳光，而且那里的女人是美丽却不为人所知的。已经破产的斯塔尔男爵向她求婚。内克夫妇阻止她接近他，一直到斯塔尔成为瑞典驻法国大使。之后，杰曼同意嫁给他，因为她期望更加独立自主，像一个妻子，而非像一个女儿。1786年1月14日，她成为斯塔尔—霍尔斯坦夫人，她年方20岁，而男爵27岁。我们确信“她到结婚时才了解性爱”，但对每样事物她都是聪明的学习者。主持婚礼的布夫莱尔伯爵夫人描写新娘“受到钦佩她才智的宠颂，以致她难以了解自己的缺点。她过分傲慢与顽固，自信配得上任何像她这个年纪的人，这是我从未见的”。她不很美丽，具有男性的体格与思想，但是她的黑眼睛闪耀着活力，在谈话中她没有对手。

她居住在巴考大道（Rue du Bac）的瑞典大使馆，不久她在那里设立自己的沙龙。她的母亲正生着病，她在父亲银行上面的公寓中监管她的沙龙。内克1781年被财政部革职，但1788年他复职并躲过大革命的威胁。现在他仍有百万财富——仍然是巴黎人的理想——依然热心地以文章与口才支持他的杰曼，让她有值得夸耀的理由。政治，仅次于无节制的爱，成为她的饮食。

由于内克的建议，路易召集三级会议。不顾内克的反对，路易命令三个阶级分开坐着，以维持阶级的区别。1789年7月12日，路易二度撤去内克，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内克与夫人驾车至布鲁塞尔，杰曼愤怒地跟随他们。斯塔尔暂时放下他的公职。7月14日，巴黎民众袭击巴士底狱并威胁君主政体。惊恐的国王派了一名朝臣追及内克，召他回到巴黎办公处。内克来到，人民向他欢呼。杰曼赶至巴黎，其后一直到“九月大屠杀”，她每日感受着大革命的风暴。

她支持三级会议，但是要求一个在君主立宪下的两院制的立法，以确保代议，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财产的安全。大革命持续时，她用所有的影响力制约雅各宾派并鼓励吉伦特派。

然而，她用她的道德哲学超越雅各宾派，几乎所有遇见她的人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婚姻是财产而非内心的结合，应该有一两位情妇给予他们艳事的刺激。但是他们相信，相同的特权不能给予妻子，因为她的不贞将惹起财产继承分裂性的不确定。杰曼未受此影响，她决定无拘无束地寻求浪漫史，甚至尝试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

她不久即失去对她丈夫的尊敬。他太顺从而无趣，太拙劣而无偿付能力。她不反对他以克莱龙小姐作为情妇，但他花费公款在一个70岁的女演员身上，忽略他担任的大使职责。他赌博并输钱，不断累积他妻子与岳父不愿支付的债务。因此，她结交过几个爱人。虽然她在《代尔菲内》（Delphine）中表示“上帝与爱之间我承认除了我的良心外并无媒介者”，然而良心能被支配。她的第一个爱人是塔列朗——欧坦的前任主教，在他之后是基伯特伯爵，最后是十全十美的莱斯皮纳斯。莱斯皮纳斯死于1790年，年方47岁。早在一年前杰曼已与纳博讷有着较深、较耐久的情感。他是私生子，他本人在33岁时已经是几个私生子的父亲，而且具有无门第年轻人很少能学到的安闲与优雅的风度。他完全支持贵族政治，反对“突然发迹的”资产阶级，但是杰曼使他了解她的君主立宪政体的观念——资产阶级将与贵族和国王分享权势。如果我们能相信她所说的，纳博讷“为了我，他改变他的命运。他克服一切阻碍并奉献他的生命给我。总而言之，他使我确信……他以拥有我的心作为他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无法挽救地失去它，他可能活不下去”。

1790年9月4日，内克的自由政策被国王周围的贵族破坏，因而辞职，并与他的妻子隐退至他在科佩的别墅，过着暂时平静的生活。10月，杰曼加入他们，但是她很快即厌倦瑞士的宁静，又匆忙地回到她称之为比较令人愉快的“巴考大道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的沙龙不断传出拉法耶特、孔多塞、塔列朗、布里索、巴纳夫、纳博讷与她自己的声音。她不愿意为才气焕发的谈话设立限制，她渴望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她沉迷于导引法国从天主教教义到基督教新教义的美梦中。但是，她希望借着她沙龙中的著名人士，大革命可以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寻得一个和平的方案。在拉法耶特与巴纳夫的帮助下，她为纳博讷谋得陆军部长的任命（1791年12月6日）。安托瓦内特不赞同此项任命。“斯塔尔夫人有什么荣耀，”她评论道，“何种乐事为她所有以致整个军队听其支配！”

纳博讷行动太快。1792年2月24日，他呈递路易一份备忘录，建议国王与贵族断绝关系，而且将他的信赖与支持给予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因为后者保证维持法律与秩序及有限的君主政治。其他部长愤怒地抗议，路易屈服于他们，并撤掉纳博讷。因此，杰曼的计划失败，她的敌手罗兰夫人通过布里索使她的丈夫获得内政部长的任命，这让杰曼痛上加痛。

杰曼在巴黎度过恐怖的1792年。1792年6月20日，她证实由群众率直态度产生的土伊勒里宫风暴很可怕。“他们可怕的誓言与喊叫，他们威胁的姿态与他们杀人的武器，显现出恐怖的情景，而这能永远毁灭人类应当激发的尊敬。”然而，那个大事变的日子（虽然法国人称为民众的暴乱）是一次温和的预演，受到国王头上大革命的无边帽的表彰而平息。8月10日，她证实，流血占领土伊勒里宫的暴徒并未停止，一直到国王与王后逃亡，并得到立法会议的保护。胜利的暴徒开始拘留每个可以利用的贵族，杰曼利尽全力保护她有爵位的朋友。她将纳博讷藏在瑞典大使馆的隐秘处，她顽强地抗拒，终于转移搜索巡逻的目标，8月20日前使纳博讷安全地逃到了英国。

9月2日，更恶劣之事仍然发生，极端愤怒的无套裤汉领着被逮捕的贵族与他们的支持者走出监狱，而且谋杀他们。斯塔尔夫人也面临危险。帮助她的许多朋友逃出巴黎与法国之后，她在那晴朗的9月2日乘坐一部配备六匹马与穿着制服的仆人的华丽马车，准备驶向城门，她有意穿着时髦并佩戴大使夫人的勋章，希望借此获得外交礼仪。她出发时，马车被“一群从地狱里冒出的老妇人”阻止。粗鲁的女工命令前排左马骑手驶向公社的总部，一名法国骑兵从那里引导这伙人穿过怀有敌意的群众到达市政厅。在那里，“我走出被武装暴徒包围的马车，并通过长矛的墙篱。我踏上也是长矛竖立的楼梯时，一个男人用长矛对着我的心脏。保护我的警察用他的军刀挡开它。如果我在那时摔倒，我就没命了”。在公社总部，她找到一位朋友并获释。他护送她至大使馆，给她一份护照，使她在次日清晨安全地离开巴黎，经过长途旅行至科佩。那天，群众举着插在长矛上的拉伯尔公爵夫人的头，游行经过王后的囚禁处。

杰曼于9月7日得到她双亲的接应照顾。10日，他们得知日内瓦发生革命，只得向东移至较接近洛桑的洛雷。1792年11月20日，这位26岁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阿尔贝，在她的亡命途中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孩子的父亲可能是纳博讷，但她的丈夫被骗相信——或假装——是他父亲。在洛雷与在科佩，她使许多在恐怖时代来临前逃走的男女——有或没有爵位的——获得短暂的避难处，“她和她的父亲在灾祸面前都不担心舆论”。

杰曼得知纳博讷计划离开他在英国的避难处并来法国护卫路易，她认为那样做太危险，她必须到英国劝住他。她从法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并于1793年1月21日在伦敦附近的米克勒姆的朱尼珀会堂（Juniper Hall），与纳博讷会合——路易被斩首的那天。塔列朗经常从伦敦附近来拜访她，用他的幽默带给他们愉快。范妮·伯尼（Fanny Burney，英国小说家）加入他们，麦考莱（Dame Rose Macaulay，英国小说家）曾摘录她的批论：“以前从未听过此类的谈话。他兼备最灵巧的口才、最敏锐的观察、最有才气的隽智、最谦恭的风度，使她心醉神迷。”伯尼拒绝相信纳博讷与杰曼通奸的闲言，她写信给她的父亲，一位著名的音乐历史学家：

……对于我而言完全是新鲜的，我断然相信它是粗鄙的诽谤。他对她更加温柔，却如此公开、如此率直、如此真挚，具有毫无保留的奔放骄态。她非常平凡，而他非常英俊，她的天资必然能使她独特的魅力与他相配……我想你若能与他们相处一日，即察觉出他们的交往是不是属于纯洁而高贵的……友谊。

当伯尼确信这显赫的一对正生活在无耻的罪恶中时，她不再访问朱尼珀会堂。

这个小团体也回避较早期的移民，它指控他们长久卫护大革命。1793年5月25日，杰曼到达奥斯坦德（Ostend）。她仍是瑞典大使夫人，因而她安全地抵达伯尔尼，在该处她遇见她的丈夫，并伴随他至科佩。她出版《一名女子对审判王后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Trail of the Queen，by a Woman），激烈地请求宽恕安托瓦内特。但是，王后被斩首于1793年10月16日。

内克夫人死于1794年5月15日。她的丈夫哀痛不已。杰曼未被击溃，她迁至在洛桑附近的梅泽雷住宅，设立一个新的沙龙，并用黎丙伯爵的力量忘却其他一切。纳博讷姗姗来迟，发现自己被替换，因而回到他以前的情妇身边。1794年秋天，高身材、满脸雀斑、红发、瑞典籍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其年约27岁，在里昂遇见杰曼，与她开始文学与爱情的结合。

其时罗伯斯庇尔已失势，温和主义者得权。现在她可以回到巴黎。1795年5月，她与她的丈夫和好，重新启用她在瑞典大使馆的沙龙。在那里，她聚集了濒于灭亡的国民公会的新领导者——巴拉斯、塔利安、安格拉与文艺界名人如谢尼埃。她如此热烈地投入政治，一位代表借国民公会策划君主主义的阴谋及她的丈夫与他人之妻通奸的理由抨击她。新的公安委员会命令她离开巴黎。1796年1月1日之前，她回到科佩。在该处，在贡斯当和她的书本之间，她写了一篇使人伤感的文章《情欲的影响》（De l’Influence des Passion），里面充满着卢梭的论调，附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赞美自杀。她在巴黎的朋友准备着狂喜的轻松歌剧，督政府通知她可以回到巴黎，但是她不得进于距首都20英里以内。她与贡斯当定居于赫里瓦克斯的一所修道院。1797年春天，她获准在巴黎与她的丈夫会合。6月8日，她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阿尔贝蒂娜，但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明。在这些复杂过程中，她通过巴拉斯让塔列朗从放逐中召回，而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797年7月18日）。1798年，斯塔尔男爵失去他的大使职位。他与杰曼友好地话别，隐居在一所公寓，位于现在的协和阅兵场。他于1802年去世。

1796年12月6日，在塔列朗为一些从意大利回国的胜利者所开的庆祝会上，她第一次遇见拿破仑。他向她说了赞美她父亲的话。在她生命中她首次不愿回话：“我有点为难，开始时有些钦佩，接着有些害怕。”她愚蠢地问他：“在活着或已故的女人中最伟大的女人是谁？”他顽皮地回答：“一位生过最多孩子的女人。”四天之后他在卢森堡王宫的戏院接受督政的欢呼时，再次见到她。她被他既谦虚又高傲的气质迷惑，现在，她觉得他是掌握法国命运的人。她渴望成为他的心腹，与他共同承担伟大的事业，或者把他视为她的胜利之一。1799年11月10日，吕西安告诉她拿破仑在圣克劳德获得胜利并被提名为首席执政——实际的法国统治者时，她高兴得像他的秘密情人。她觉得骚乱与暗晦的时代已终了，另一个英雄与光辉的时代出现了。

回顾

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被叙述得像古代历史一样不偏不私，它在相同的界限内仍面临哲学上的论题：大革命由它的原因或结果证明为正当吗？它留给法国人民或人类意味深长的利益吗？没有他们在纷乱与苦难中的牺牲，这些利益能达成吗？一般说来，牺牲的记录会警示有关革命的终止吗？它有助于阐扬人类本性的意义吗？在此，我们仅说到政治革命——政府在人员与政策方面迅速与剧烈的变动。无暴力的发展我们应称为进化，不变动政府形式却快速而激烈或不合法地变动人员将是一场政变，任何公开地抗拒现存的权势都是反叛。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简言之：（1）最高法院的反叛削弱了国王权力与贵族的忠诚；（2）奥尔良替代路易十六登上王位的野心；（3）资产阶级反抗国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政府干预经济，国家面临破产时教会不合作的财富和贵族的金融、社会与任命的特权；（4）农民反抗封建的税收与特许状、政府税收与教会什一税；（5）巴黎民众反对阶级压迫、法律的无能、经济的不足、高物价与军事威胁。资产阶级与奥尔良以金钱支持杂志与演讲者的宣传、群众的管理与第三阶级重组成为指挥革命宪政的国民会议。民众提供勇气、臂力、鲜血与暴力，胁迫国王接受国民会议与宪法，而且恐吓贵族与教会放弃他们的封建税与什一税。也许我们应将仁慈与优柔寡断的国王反对流血列为次要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此广泛，如此复杂、不同与持久，人们必须以公平的立场写19世纪的历史。

一、政治的成败是明显的：自由与部分有产阶级的农民取代封建制度，民事的法庭取代封建制度的法庭，财产有限的民主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适合商业的资产阶级取代有爵位的贵族成为最有力的管理的阶层。随着民主政治产生的是——至少在简短的警句与希望中——法律与机会的平等及言论、信仰与出版的自由。这些自由即因人类能力的天生不平等，及他们在住所、学校、财富上的不平等为之减少。几乎与这些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的群众扩张他们的影响力至意大利北部、莱茵地区、比利时与荷兰。在那些地区，封建制度也为之瓦解，而且在拿破仑崩溃后并未恢复。在这方面来说，胜利者是束缚的解除者，以他们统治榨取之钱财玷污了他们的天才。

大革命——借他们封建制度的男爵领地与通行税、他们不同的出身、传统、金钱与法律——统一那些半独立的省份而为一个有国家军队与国家法律之中央统辖的法国。这个变动，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政治家、作家）提出的，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发生。没有大革命，它可能依赖逐渐超越省界的全国性的商业的统一予以达成——颇像在美国全国性的经济迫使“州的权力”减弱而使联邦政府为之强大。

同样，没有大革命，这可能由农民的解放及增加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势和政治力量缓慢地达成。在国民会议期间（1789—1791年），大革命被广泛地证明有它长远的影响。1792年至1795年的大革命是野蛮谋杀的插曲，恐怖行为与道德崩溃，而这些却不适当地以外国阴谋与攻击作为辩驳的理由。1830年，在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之前的另一次革命，产生的效果近乎1791年达成的。

大革命从统一的法国获取的利益，因为国家主义造成新的集团仇恨而被抵消掉。18世纪，知识分子阶层趋向于淡化国家之间文化、语言与服装的差别，军队拥有外国的将领与士兵。大革命以征集入伍的士兵取代这些通晓数种语言的战士，并以国家取代王朝成为效忠的目标与战争的源泉。军队的将领们接替贵族的社会地位。爱国军队的势力压倒旧政权的懒散受雇者。法国军队在戒律与荣誉上进步时，它是国家混乱时法治的唯一来源，也是由政府无能与民众暴动引起混乱时的唯一避难处。

无可置疑，大革命促进法国与更远地方的自由。它暂时延伸新的自由至法国殖民地，而且解放那里的奴隶。但是，个人的自由包含公正惩罚（nemesis），它趋向于增加直到它超过社会秩序与团体生存的必需界限，不受限制的自由是绝对的混乱。此外，为大革命工作所需的能力性质，与建立新秩序所需的性质十分不同：前者的工作需要愤恨、热诚、勇气，而且忽视法律；后者需要忍耐、理智、合乎实际的判断，而且尊重法律。因为新的法律不受传统与习惯的支持，它们通常依赖武力作为他们的制裁与支持。自由的提倡者成为屈服权势的支配者，这些人不再是暴徒的领袖，而是军事政府保护与监督下有纪律建设者的领导者。大革命是幸运的，能逃避或缩短独裁政治，并为后代保存自由的利益。

二、大革命的经济成效是自耕农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各自产生循环不息的影响。有财产的农民成为有权势的保守派，这使无财产的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徒劳无功，并在大革命及其余震的一个世纪的动乱期间成为国家稳定之锚。资本主义在乡村受到阻碍而向都市发展，可自由流动的货币替代土地财富成为经济与政治的力量，自由企业逃避政府的控制。劳动阶级借“市场”中的竞争——不为法律阻止的经济活动的力量，赢得他们决定价格、工资、产品、成功与失败的战争。财物在各省之间的移动不受内陆通行税的阻碍与延搁。工业财富增加，逐渐集中在最高阶段。

大革命——或者立法——不断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但是能力不等或特权使之再度集中。不同的个人才能必须有不同的报酬。天生的优越条件产生环境或机会的优势。大革命尝试减少这些人为的不平等，但是它们很快被恢复，而且最快地处于自由政权之下。自由与平等是敌对的：人类享有的自由越多，他们越易获取他们天生或环境优越的成果，因而在政府偏袒自由企业与支持财产权的情况下不平等为之增加。平等是不稳定的均衡，任何继承，健康、智慧或性格上的重要改变，使其迅速瓦解。大多数的革命发现这一点，如同在独裁国家，仅能用限制自由的方法抑制不平等。在民主政治的法国，不平等无拘束地增加。至于博爱，它被断头台摧毁，终于成为一项协议。

三、大革命的文化成果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它颂扬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却苛刻地削减这些自由。在战争的沉重压力下，拿破仑结束了这项自由，但是这一原则幸存并在19世纪历经许多抗争，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值得接受的要求并实施。大革命计划创始全国性的学校制度。它激励科学成为可替换神学的世界观。1791年大革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由拉格朗日率领，为新近统一的法国创定重量与尺寸的新制度。这种合成的公制于1792年正式被采用，并于1799年成为法律。它必须通过各省打开一条生路，直到1840年它才获胜，现在公制艰难地取代了大不列颠的12进位制。

大革命开始隔离教会与政府，但在天主教势不可挡的法国及传统地依靠教会给予人民道德教育的情况下，这显得十分困难。这种隔离到1905年才完成。为了尝试进行隔离，大革命努力传布自然道德规范，我们觉察到这已失败。从某些方面来说，19世纪的法国历史仍痉挛般定期地企图从大革命的道德崩溃中复苏。20世纪接近它的目标，却未发现可转变人类的兽性成为道德宗教的自然代替物。

大革命为政治哲学留下一些课程。它使扩张的少数派了解人性在各个阶层是相同的，那些革命家为了增加权势，举止像他们的祖先，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更为粗鲁——将罗伯斯庇尔与路易比较。民众觉察到，人类强烈的野蛮本性不断地对文明的克制施以压力，于是变成大革命宣言的怀疑论者，不再期待清廉的政治家与神圣的“上议院议员”，他们失望于大革命仅能达成如同进化必然达成的及人类的天性将许可达成的。

即使有它的短处——可能因为它的无节制，大革命在回忆、感情、希望、文学与艺术方面，留给法国与其他的国家——从俄国到巴西，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了1848年，老人经常告诉孩子们关于动乱时期的英雄与恐怖，及所有传统价值受到无情怀疑的粗鲁。很难像以前那样鼓动幻想与热情，重现那种美景的快乐状态，或者刺激男人与女人不断尝试了解历史性十年的高贵幻想。这令人惊异吗？它的残忍故事使人变得悲观乃至丧失各种信仰，在下一代将是叔本华与利奥帕尔迪，拜伦与缪塞，舒伯特与济慈那样的人。还包括鼓舞希望与勇气之士，像雨果、巴尔扎克、戈蒂埃、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布莱克、雪莱、席勒、贝多芬。在古典派的谨慎、传统、禁律与抑制的背景中，浪漫派的情绪、幻想与欲望得到高升。有26年之久，法国通常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在他最伟大的浪漫史的魔力下惊叹与犹疑，而且半个世界常常受到这一时期的事件的恐吓与鼓舞。只是这种高尚与困苦，在一个国家表现得如此卓越与深刻，是史无前例的，而以后可能永不会有。

第二部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太阳系仪》（赖特，约1763年）。赖特是用艺术手法表现工业主题的先驱。他以充满月光或烛光的场面，表达了机械时代的工业和科学的浪漫主义。

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处于1792年后反革命之首的，是英格兰的政府和人民、处于蓬勃中的工商业、海军、纳尔逊及心智和意志。拿破仑的其他敌人因不愿联盟或于节节崩溃之际仍各自为战，失败在所难免。在战事爆发之初，领袖们和舆论犹豫不决、恐怖惶惑或激愤奋发。对革命的理念、革命军的热心和勇气，诗人和哲学家们常报之以热情。但是不久，他们因埃德蒙·伯克的愤怒雄辩，因理想社会制度下的大屠杀和恐怖的新闻，而变得痛苦了。来解救众人的军队变成征服者，置半个欧洲于法兰西的野心之下时，英格兰目睹了这个岛国的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胁。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渐渐地，英国开始团结了。纵使她的盟邦一个一个投降，她的贸易横遭阻挠，工商和财政濒临破产，她的劳动者们精疲力竭，几乎就要接受正雄踞欧陆、威吓着要以50万不败之师跨过英伦海峡的、那位集卓越和恐怖于一身的科西嘉人的条件。自1066年起，英格兰纵然未曾有过这么大的挑衅，国王和国会却也是立场坚定，贵族和商人愿意付出重税，孑然一身的人甘愿征召入陆军或海军中服役。英格兰天下无敌的水手们，由溃不成军而进入胜利之境，不到半个世纪。这块可爱的土地，从1810年至1811年的赤贫和濒临饥荒的边缘上脱颖而出，建立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最有声威和文明的一个帝国。

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出戏剧和冲突，先去衡量一下使这次胜利、这次转变成为事实的土地和劳动资源，科学、文学和艺术，心智、教条和特质诸因素。

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地理因素产生了某种作用。气候不很理想：由北大西洋暖流带来的气团，与来自北极圈的强冷气团相遇，这种冲突带给爱尔兰和英格兰充沛的湿度和雨水，使土壤肥沃、公园常绿、森林茂密、街道潮湿。一位怪杰曾喟叹：虽然太阳从不在英联邦落下，它也从不曾在英格兰升起。拿破仑也深信这种夸张的说法。“你们英格兰没有太阳。”他告诉他的英国医生阿诺特。他却纠正拿破仑说：“啊，有啊，我们有太阳……七八月中，英格兰阳光普照。”他们住所的潮湿空气隐蔽了布莱克的诗情，使特纳（Turner）的画才不得舒展，也许造成了英国人的独特个性和制度。他们的岛屿使他们与世隔绝。但是，也保护了她抵御瞬息万变的各种风潮、艺术时尚、革命狂飙及经常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上肆虐的战争大屠杀。他们纹丝不动地站稳了脚跟。

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冲激或轻抚海岸的海洋唤起他们从事远洋冒险的意念，上千条流动的道路前后左右地摇摆着，正诱惑着总是傲然屹立着的人们。上百处遥远的陆地以其丰富的产品和市场，将帮助英格兰从农业国家转变成工商业国家和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无数海岸深沟提供了在海洋中寻求和平的出口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船舶的安全港。在岛上，有十几条可供航行的河流和上百条与那些河流相连的运河。没有一位英国人的住处距他们入海的河流超过75英里远的。

不列颠因工业革命而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碍。英国建造了当时号称空前的巨型商船，有些命名为“东印度”巨人号，航行半年即可抵达印度和中国。这个国家酷爱海洋，视之为英格兰领土的延长；为控制那个延长的领土，英国先与西班牙，接着与荷兰，而此时则与法国，战至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开辟通往各大陆、各港口，通往非洲、印度、远东、澳洲、南太平洋及南北美洲的新水路。虽时顺时逆，那些地方的人们也渴望贸易。唯有西北部的水路蔑视了这群永不满足的不列颠人，令他们徒手而回，却没有令他们屈服。

不过，那些商船队和保护它们的巡洋海军军舰，大部分必须用进口的木材来建造。那些殖民地和贸易国的原料、金银、香料、食物和异果，必须以不列颠的工业成品来换取；那些种类繁多的商品，必须靠工业革命来运送或资助。渐渐地，英格兰——特别是中部和北部两地，和苏格兰——特别是南部，从田野和农村吸收了大量民众至市镇和工厂，从缓慢的家庭手工业或行会中吸收许多男女老幼，施以使用机械的训练，重组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为全世界生产大规模的成品。

一方方的园地帮助了这种转变。远在12世纪，善变的英国人已计算到，他们使用大块土地比小块土地要有利可图。他们购下私有农田和公有地——农民们习惯上用来放牧和砍伐采薪的那些公有地和森林地区。他们雇用的工人在一人的监督之下，在这批大规模产业上劳作。15世纪，他们认为饲养家畜比耕耘收获更多，饲养羊群尤为有利。因为人口较少，而且发现在凄寒而喜好肉食的不列颠以外，有大量供应兽肉和羊毛的市场。愈来愈多的农田所有主出售或荒废了他们的农田，流向城市，体力充沛的自由民慢慢地消失了，同时带去了英国性格中旺盛和骄傲的素质。至1800年，不列颠有1500万头羊，据一则笑话说，这群羊会吞噬人们。一直以来，旅行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州郡中，会有农田和农作物寥落的印象，唯可见到有人居住的一些绿野和篱笆围起的土地上，羊群正懒洋洋地在啃着青草，它们身上的羊毛是这块富饶的土地的最重要产品。

我们无须夸张，在这一时期（除了1811年拿破仑的大陆围堵政策带来的几近饥荒的危机外）——英国的农业渐渐进入资本化和机械化，可不假外援而优裕地喂饱英格兰人民了。种植者们深具信心，他们说服国会通过《谷物法》（Corn Laws） [1] ，以严峻的关税阻止进口谷类的竞争。纵然如此，迨至1790年，迁往城市的农民以及从苏格兰和爱尔兰迁入的贫困移民，提供了使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劳动力。

工业大部分仍停留在家庭和工艺制作所中，大部分工业仍由地区性产销左右，没有组织成可供应分布在边远地区的各种市场的大规模生产作业。家庭或制作所的工人在原料供应商和产品经销商的摆布之下，其收入因供需关系和竞争者的欲望而改变。通常，妻子和孩子必须自早到晚与他一起工作，才能免于饥饿。如果要满足城市人口激增的需要，或满足寻求国外物资或黄金的商人的要求，就要找出一些更有效的方法补充财政及组织工业。

除了亚当·斯密的警告鼓舞外，受到利润动机的刺激，英国的工业转向私人企业的方向发展，大多免于政府的支配。企业从盈余中，从赚钱的商人手中，从征收田赋和房屋租金的地主手中，从知道如何使金钱生息、从以较法国同业要低的利润贷款的银行家手中，募集资金。所以，个人和组织将资金供给提议以大规模机械、有技巧的劳动者生产工业产品，并结合农田和牧场的产品，以增加英格兰财富的企业家来使用。资金提供者监督资金的运用。

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计划。一次投资也许因经营方法不当、价格或市场波动、款式的改变、消费者无力购买致使生产过剩或因竞争者的新发明而毁于一旦。惧怕损失刺激起贪婪的欲望。工资必须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对新发明一定要提供奖励，尽可能用机器取代人力。开采或进口铁砂以制造机器、装甲舰、桥梁和枪械。煤必须开采（所幸英格兰蕴藏丰富）以供炼制厂用作燃料，熔炼铁砂和锻钢。尽可能为机械提供动力，可能用风能、水能或机器装置产生动力。但是，最好的动力厂是詹姆斯·瓦特设在伯明翰附近的马修·博尔顿的工厂（Matthew Boulton’s Plant）装置的一具蒸汽引擎（1774年）。若有足够的资金和周密的组织，任何一类机器都可由一两具引擎来操作，大大节省了人力，并提高了效率。工厂制度由此诞生了。

不久，林林总总的大烟囱在勃兴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伯明翰、谢菲尔德、利兹、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上空冒出浓烟。1750年的不列颠，有两座城市拥有5万名居民；1801年，有8个城市；1851年，可能增至29个。便于运输原料、燃料和成品到工厂、市场和港口的道路也铺设完成。一次可载客8位，每小时可行驶10英里的公共定期马车，开始大量生产使用。约1808年托马斯·特尔福德，1811年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两人均为苏格兰工程师），设计出方便铺设的新道路路面。1801年，乔治·特里维西克制造了第一台蒸汽火车头，在铁轨上拖运一节车厢。1813年，乔治·斯蒂芬森制造了改良的火车头。1825年，斯蒂芬森开始首次定期蒸汽火车旅运——只限于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1801年，一艘小型的蒸汽船开始在一条苏格兰的运河上航行。1807年，博尔顿和瓦特工厂仿造由罗伯特·富尔顿建造、同年8月航行在纽约至奥尔巴尼的克勒蒙特的蒸汽船模型，制造了一艘客运蒸汽船。同时，伦敦、哈里奇、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正在发展为海洋通商所需的海港和设备。纳尔逊则在阿布吉尔湾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为英格兰取得了制海权。

1801年，英国政府对大不列颠（含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作了首次科学调查，以了解愤于私权受侵的公民的恐惧，作为步入组织化的先声。当时的人口总数为10 942 646人（美国当时只有600万人）。1811年，人口已增加到12 552 144人。也许，这种增加正是粮食供应的增加、医疗的改良和婴儿与老年死亡率逐渐下降的结果。1811年，伦敦人口增至1 009 546人，但是扩张最速和最大的则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西部。1811年，不列颠从事农牧的家庭约为895 998户。从事贸易或在工厂工作的有1 128 049户，其他职业方面有519 168户。政府用批准私有土地的方法抑制农业，而且用示惠自由企业以保护关税，禁止劳工联盟谋取较好的工资，以鼓励工业的发展（1800年）。政府借改良道路和运河及建造一支无敌舰队以示惠商业。商人、工厂主和财政家们获得大量财富，有些人甚至用钱买到了国会中的席位。

1800年，不列颠的经济蓝图上显示，在最上层的仍然是贵族阶级。在他们之下和周围，是一群正在扩展中的态度粗鲁的企业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工厂主，以他们的新财富和卑劣的礼貌，要求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他们下面是一群学养深厚的物理学家及剽悍、恶毒的新闻记者。最下面的一群是失去所有、依靠救济为生的农民和从事挖掘、终日不见太阳的矿工，一群到各处铺设路面和开辟运河的工人，及一群命运悲惨的工厂中的劳工大众。

[1] “Corn”当时指任何谷类。在英格兰，通常指小麦；在苏格兰，则指燕麦。

底层

1800年，工厂劳动本身并不是当时不列颠工业的主要特征，大多数工业制品仍然在农村或都市家庭中的纺织机或旋盘上，或在工匠自己的作坊中生产，工厂大部分仍限于棉布、亚麻布或羊毛的加工生产。虽然如此，工厂在这个世纪中扮演的角色却是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出插曲。

工厂设立在贫民窟且处于由工厂喷出的恶臭与浓烟笼罩之中，工厂内部通常布满了尘垢且脏乱，通风设备简陋，光线暗淡——直至1805年，各处装置了煤气灯时才有所改善。机器装备被工人小心照料，一天运行12至14个小时。因一些新发明的机器节省了劳动和人力，中午有一个小时可供休息午餐之用，然后苦工继续工作，大多数情形一直要工作到晚上8时，劳动力则随时由流离失所的农民或不注意节制生育的妇女来补充。

在雇佣工作上，妇女优先于男人，而童工又优先于妇女，因为要求的工资较低。1816年，41家苏格兰工厂的1万名雇佣工人中，男人有3146人，妇女有6854人，18岁以下的童工占4581人。工资更低廉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则是由穷人救济部门的各级主管送到工厂的孤儿或穷人家的孩子。1802年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规定使用这些“学徒工”的最低工资给付标准，禁止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但是国会拒绝给付指定强制实施该法案的委员们薪金。一般而言，童工现象在不列颠的工厂中一直到1842年才停止。

1800年，一位伦敦的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18先令。在乡村中，大约不到此数的1/3。一般而言，一个家庭要想维持生存，妻子和小孩也要参加工厂劳动。雇主辩称，工资一定要降低，才能使工人们上工。有些劳动者周末要玩上两三天，他们再上工时仍然醉醺醺的，只有饥饿才能把他们带到机器房。

当然也有一些改进，有些雇主替他们雇用的人付房租和燃料费用。消费品价格低廉，直至1793年与法国开战时，工资大抵与物价同时涨落。那时，各个阶层在收入上都受到伤害，工人们的工资压低到生活所需以下时，他们遭受的痛苦就更大了。

他们居住在空气中充满了毒素的市镇上，滋生细菌的贫民区，拥挤的住宅区——有时是潮湿的地窖——经常见不到阳光，灯光暗淡，污浊不堪，家庭争吵令神经疲惫，私生活如空中楼阁，妇女唯一的避难所是信神，男人则是去公共场所。酗酒是每天的常事。家庭从水井或公共抽水机中取水。这些地方的水位不够时，妇女就到最近的河流或运河中取水。这些河流或运河中充满了因工业、家庭或人类排泄产生的污秽，如同废水一般。卫生也十分简陋，排水沟稀少。“我深信，”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当时是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于1890年写道，“就可资征信的现存资料，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人力劳动的状况，要比1782年至1821年之间的40年更糟糕了。在这个时期中，工厂迅速地累积财富，地价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1795年至1840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长大的卡莱尔总结不列颠工厂工人在那一时期中的状况，认为英国人比他们中世纪农奴时期的状况优裕。工业进步使无产阶级分享到一点成长中的财富，在举止、服装、娱乐和语言上却留下粗俗的痕迹，“文明创造了奇迹，”托克维尔在访问曼彻斯特时写道，“受文明熏陶的人几乎又回到野蛮了。”荣耀归于曼彻斯特及其同类城市从它苦难的日子起所得的巨大进步。

最先于1601年制定的《济贫法》（The Poor Law），向穷人提供了一些帮助。该法由通常集合接受救济者到工厂工作的教区官员执行，它是用加于户长的特别税来资助的，户长们抱怨他们的税赋一无是处，却鼓励了无限增加的生育率，他们提议将税款移作防止社会紊乱的保险金。1795年以后，在许多地区救济金的比率是以补助认为不敷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而调整的，有些雇主即利用此种利益而维持低工资的给付政策。

尽管有这些补助救济办法，19世纪初工人们不满的情绪达于临界点。1824年，虽有防止改善给付的禁令，他们仍秘密地组织了。虽然禁止罢工，他们还是罢工，解散之后，他们重新罢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这些改革者警告国会——除非工厂状况改善，否则损失不赀的暴动将有增无少。不满的情绪因与法国重起争端而受到扼制（1803年）。战争拖延下去时，不满的情绪又增加了，1811年竟演变成公开的叛乱。叛乱并非由工厂的工人领导，而是由诺丁汉城内或附近的家庭和小规模制作所的制鞋带和袜子的组织所领导的。这群男人和妇女依然记得农村空气清新的生活，也许他们与忙碌在织布机边的工作对照，对那种生活更向往。他们愤慨屈服于租给他们纺织机，供给他们原料，及以他或他的股份和资本供应者决定的比例买走他们产品的针织机商人。尤其是他们担心，即使目前的工作不久也将因繁荣的工厂和许多功能强大的纺织机而失去，在盛怒之下，他们决定捣毁一切机器，这些机器压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一位名叫奈德（Ned）或路德（King Ludd）的小人物，也许是一位神秘人物，组织起这群愤怒的编织工人，并为他们的暴动拟订了计划。1811年秋，属于“路特派”（Luddites）的各个小队侵入各个地区，捣毁了他们发现的每一架织布机。这个运动经诺丁汉蔓延到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郡，持续了一年（1812年）。这群捣毁机器者除了报复命令其工人向他们开火的雇主，未伤及任何人。半个英格兰战栗在恐怖中，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当此之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道，“除了陆军以外，没有别的力量能保护我们不受到这场大灾难的恐怖威胁，一场穷人反抗富人的叛乱，能依赖陆军多久，是一个我不敢自问的问题……这个国家在我们的脚底下战栗。”威廉·科贝特——一位精力旺盛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在下院替暴民辩护，诗人拜伦在上院发表有利于他们的一篇热情生动的演说。首相利物浦爵士在国会中通过了一些严峻的法律，而且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压制叛乱。叛党领袖遭到围捕，在约克郡的群众审判上简单地定了罪（1813年），有些被驱逐出境，有些被当众吊死。机器加倍地增加。直到1824年，没有立法救济以疏解不列颠的劳工。

忧郁的科学

经济学家给予工人极少慰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一篇《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Population）的文章中，解释提高工资是无用的，因为这样会导致大家庭制度、增加依赖粮食供应的人口压力，不久将会恢复到人类自然不平等所产生的永久性贫穷。在他这篇著名文章的补遗中（1803年），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的“工资铁则”（iron law of wages）：“劳工的工资永远受到需要劳工的比例节制。”在《政治经济学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年）一书中，他警告节俭不能太过分，因为节俭会缩减投资和生产。他辩护“收益”（从财产投资上的回报）为“目前的勇气和智慧，与过去的精力和机诈的报酬”。他同意伏尔泰富人的奢侈为有技巧的工匠提供良好就业机会的说法。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他建议公共工程是生产缩减时期中增加就业的方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接受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一般原理，并在之上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成为卡莱尔所谓的“忧郁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的经典著作达半个世纪之久。李嘉图是一位在伦敦交易所发迹的荷兰犹太人的儿子，他皈依唯一神教，娶了一位教友会的女子作妻子，设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从事业上退休下来（1815年），写了几篇深奥难解的论文：主要是论财政的。1819年，他被选入下院，他在下院抨击国会的腐败，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组织工会辩护。他警告资本家，避免不列颠的地主任意提高租金，不久将吞并他们在工业上的收益。在他的划时代的论文中，他声辩提高工资绝不是真实的，因为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的涨价，不久将增加的工资抵消，劳工的正当工资是维持他生存和繁衍子孙（不增加人口）所需的总和。李嘉图借生产所需的劳动总和来辩护商品的价值（不是价格），留给了马克思一点借口。他并不如他的科学一样的忧郁。他和马尔萨斯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在私底下和文字上时常不尽趋同。他们两人都作古时（李嘉图死于1823年，马尔萨斯死于1834年），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提到他们时说：“我与亚当·斯密仅有一面之缘，与李嘉图相知甚深，与马尔萨斯堪称莫逆。就一门学问的3位大师，是我平生所知的3位顶好的好人而言，能不值得一记吗？”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罗伯特·欧文生于威尔士的纽敦，父亲是那里一位成功的马具商、铁器制造商和邮局局长。罗伯特童年时身体孱弱，但是他注重自身的保健，而活到88岁的高龄。他9岁时就开始工作。10岁时，他去斯坦福的一位布料商处当学徒。14岁时，他成为曼彻斯特一位布料商的助手。19岁时，他担任了兰开夏一家工厂的经理，年薪为300镑。他在那里待了8年，赢得才智双全的美誉。他贪婪地储蓄、研究和阅读，了解约翰·道尔顿与原子化学，罗伯特·富尔顿与他的蒸汽船，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与他的激进观念和令人难忘的诗篇。1799年，年方28岁，他替自己及两名合伙人买下大卫·戴尔设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新拉那克的纺织厂，并娶了戴尔的女儿为妻，当作这次买卖的红利。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

新拉那克是一座约有2000名居民的市镇，包括500名经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贫民救济院送来的孩子。欧文后来回忆说：“百姓们过着游手好闲和贫穷的生活，几乎无恶不作，自然债台高筑、健康欠佳和忧愁愤懑。这群人的无知和缺乏训练，养成了他们酗酒、偷窃、说谎和肮脏的习惯，加上在政治和宗教两者的全国性的强烈偏见下，反对一位陌生人要改良他们状况的各种意图。”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几乎没有公共卫生可言，住宅污黑而脏乱，犯罪被看作一种从沉闷的劳动中解脱的刺激的方法，公共会堂是逃离吵闹的家庭的一个温馨而愉快的避难所。欧文已失去一切超自然的信念，更专心致力于基督的伦理理论，他受到新工业奴隶制和旧基督神学结合的反驳。他决定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道德之间寻找出一些调和。

他对5％的投资回报的想法颇为自得，而他的合伙人却大为惊讶。他提高工资，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他拒斥马尔萨斯提高工资会增加人口赋予粮食供应上的压力、会提高物价而使实际的工资并未改变的论点。他辩称从大海中可得到无限的食物，增加的人口可因大事培植和新发明的倍增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得到充足的食物，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但是政府必须采取他提议的改革为前提。他在新拉那克开了一家商店，以便宜的价钱供应生活必需品。他不但在生产技术上，也在生活艺术上不厌其烦地告诫职员们，他对他们保证，倘使他们能互助合作，他们将享受到前所未曾体验到的和平与满足。他在守秩序的习惯、清洁和清醒上似乎争取了许多工人的合作。他的合伙人抱怨他把用来赚取较高利润的钱花在慈善和救济上时，他解散了公司，另组一家新公司（1813年），新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人为杰里米·边沁，大为赞扬他的实验，而且同意他5％转投资的观念。

设在新拉那克的工厂获得了举国乃至国际性的声誉。该镇远离主要干道——从格拉斯哥穿过山峦和浓雾，约有一天的驿程。不过，仍有好几千名访客前来参观一所依照基督教原理经营的杰出的工厂，1815年至1825年，有2万人在访客簿上签名。其中包括作家、改革家、殷实商人，奥地利的约翰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等。1815年，赞同这种经营和结果并邀请欧文到俄国经营类似工厂的尼古拉大公（不久即位为沙皇）来访问。

积14年之体验，欧文感到可以向世界公开这个经验了，因为他深信，如蒙普遍采用，将会“带给未来每一世代每一个人的幸福”。所以，1813年他发表了四篇总题为《社会新观点》（A New View of Society）的论文，成为改革文献中主要经典中的第一篇。他温和地提出他的主张，他向不列颠的统治者和厂商们保证，他没有任何剧烈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这种信心。他的计划不会使任何人遭受损失，事实上，那样会增加雇主的收益，并使英格兰免于革命的厄运。

他提出一个几乎可以作为任何改革基础的前提——人的本质，假设具有陈旧而且不变的竞争并冲突的特质，事实上是从童年的经验和信念陶铸而成的。“最大的错误是个体塑造其自己特质的观念。”相反，每一个体的特质是由他们出生之前及自出生至死亡的无数侵蚀他们的影响力形成的。欧文以不加掩饰的热情在结论中说：“任何特质，自最好至最坏，自最无知至最具启蒙的，可适用于任何社团，在应用某些方法上，甚至可适用到全世界。在指挥、控制之下的大范围内，可适用到各国政府的统治者身上。”欧文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两个前提：第一，目前的统治阶级不应因他们的做法和信念而受到责难，因为他们也是过去和现实环境的产物。其次，改革须自教育开始，并从改良学校和增加学校着手。必须努力教导儿童，使他们了解任何人都不会因他的个性或所处的社会和工业环境而受到责难。每个人必须考虑到其他人，必须心甘情愿地合作，必须毫不犹豫地示人以慈爱。因此，英格兰还没有适应一般儿童所需的足够学校时，欧文倡议“每个乡村的统治者应筹划全国性的教育大计和塑造他们子民共同个性的模式……并毫无例外地，由种族而党派而乡村”。

大卫·戴尔在新拉那克已经为儿童教育贡献良多。欧文进一步在他的一栋大厦中设立了他的“新托儿所”（1816年），以使听话的或不听话的孩子都变为无须神学的基督徒。他要求“几乎在他们能行走时就开始”。他与柏拉图一样，害怕他们已经定型或变质的父母们，传给他们的孩子侵略和竞争的精神。他恳求母亲们把年幼的孩子交给他。通常，他教导3岁大的孩子，如气候许可，就让他们在外面游戏和学习。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接受“三R制” [1] 的训练，不过它们是合并在持家的艺术中一并教导。男孩则要施以军事训练，如女孩一样，他们也要接受唱歌、舞蹈和演奏乐器的训练。这些属于德育的养成课程，是加强在谦让、仁慈和合作的课程上的。体罚是不准许的。每天功课结束时，孩子就回到父母身边。在10岁以前，孩子禁止到工厂工作。

显然，在欧文的学校中没有宗教课程，在晚间的成人补习教育中也没有。对一名启蒙时期的儿童，他深信宗教会使这个孩子的头脑中充满迷信而不智。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普及教育是应付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案。进步在这种协助下，是真实而无限制的。在他的工厂和学校里，没有种族和教义的区别，“慈善和仁慈一体共认”。他相信他辩护的方法是朝基督伦理观方向迈进的一种尝试，他热烈地期待他期望的原则带来道德上的乌托邦的实现。

他的第四篇短论（1816年）是贡献给摄政王的，他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意见。他要求国会迅速减少含酒精饮料的进口、提高消费税，最后停止批准杜松子酒店和麦酒店的设立，那样酗酒就成为有钱的傻瓜的奢侈品了。他建议为了改良未来子子孙孙的道德，应普及和资助国民学校。他呼吁订立“工厂法”以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雇用未满18岁者从事夜间工作，调节劳工的工作时数和环境，维持定期工厂检查制度。劳工部应定期收集当地劳工供需变动的统计数字，并利用这种资料疏导失业。他呼吁废除国有彩券制度，因为这是“陷害不谨慎和掠夺无知”的一套可耻的计划。

他赞同马尔萨斯的《济贫法》——这是维持失业者和穷人免于饥饿的一个步骤。为了取代由此制度维持的劳工介绍所，欧文提议（1817年）国家应设置公社，每一公社应维持在500到1500人之间，由可自给自足的劳工部门生产可自给自足的衣食和维持其自己教育的劳工组成。

除了向国会请愿毫无结果外，欧文发表了一篇演说《致不列颠各厂商》（1818年），描述他在新拉那克的组织的成功，督促他们不再雇用12岁以下的童工。他们找不出要这么做的理由，他们愤慨欧文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投资超过人们购买力的分析。他们指责他没有真正了解雇主必须面对的问题，或不了解只有宗教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最后，欧文转向劳动者，在一次《致劳动者们》的演讲中寻求他们的支持（1819年）。他以“体力劳动者在适当的指导下是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之源”来取悦他们。但是他提醒他们，英格兰及其劳工阶级们尚未到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抵制不列颠政府目前应就其所有劳动大众直接予以雇用的任何提议和意图。他反对任何拔苗助长的方法，他拒斥革命为“预计产生和唤起一切仇恨和报复的邪恶感情的祸根”。不过，在他1820年的《告拉那克郡》（“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中，他公开宣布目前英格兰需要的不是零星的改革，而是一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

在英格兰遭到挫折后，他满怀希望地寄望于美国，那里的几个教派做过几次共产主义的实验。1814年，一个德裔美籍人士组织的虔信派团体，沿沃巴什河（Wabash）的印第安纳保留区西南方购置了3万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创立了一座号称“和谐”（Harmonie）的小镇。1825年，他们面临破产的危机。欧文伸出援手，给了这片土地和这座小镇4万英镑，重新命名小镇为“新和谐”（New Harmony）。他邀请仁慈的男女人士和他携手合作，在那里建设一个互助合作的公社。除了那里的学校由威廉·麦克卢尔资助外，他负担了一切开销。上千热心人士涌去，白吃了欧文一年，使自己慢慢地适应有规律的工作，对宗教和政治却迭起争论。1827年，在赔尽了4万英镑后，欧文将此社区交给麦克卢尔，自己回到不列颠。

他并未就此罢休。他领导了一次使工会发展成与生产性工业中的私人企业竞争的基尔特运动，全国建筑业者联盟（The National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接受建筑契约。其他的联合接踵而至，1833年欧文将它们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总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他希望它逐步取代不列颠的资本主义，最后取代国家。国会制订抑制性的法案进行干涉，并正式付诸实施，银行也拒绝借款。1834年，欧文接受了失败的事实。

他的一生，在工业上有如此成就的一生，此时似乎已到一败涂地的境地。信仰的不同也摧毁了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名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当她发现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时，她天天担忧他会受天谴。后来，她督促他们的儿子罗伯特承担起乃父皈依加尔文教的责任。结果，儿子的宗教信仰遭受到相当大的挫折。自美返英后，欧文与妻子分居了；不过，他们仍维持着极为友善的关系。他并不害怕离婚，却也不急于离婚，他专心在自己的使命中。

他积极地支持有意实践他原则的几个公社：苏格兰的奥比斯顿村（Orbiston）、爱尔兰的勒拉辛镇（Ralahine）和英格兰的昆吾镇（Queenwood）。第一个公社在两年后解散，第二个在三年后，第三个则在六年后，他继续用讲演和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并亲眼见到了不列颠岛屿上许多消费合作社的成立。他不停地写作，向学术团体、政府人事部门和维多里亚女王进言改革。最后，1853年他转向唯灵论，变成各种媒介的中间人，与富兰克林、杰弗逊、莎士比亚、雪莱、拿破仑和先知但以理举行知心的晤谈。1858年，前尘往事成了泡影之后，他回到故乡纽敦，以88岁高龄在那里谢世。

他是一个好人，如任何一位自诩为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是一位几近大公无私的人。他不能完全超越自我，他在权力、成功和知识上暗自怀着一份自负感。他的事业表现在他的个人规范上，但是他主张竞争性的合作需要纪律和权威是正确的。一个人可能做得最好的是扩大自我而包容他的亲人、国家、同类，并因此在较大的利益上找到满足。这毕竟就是罗伯特·欧文在一种率真而进取的程度上做到的，将他视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先知是不为过的。

[1] “三R”为读、写、算，即Reading，Writing and Arithmetic。

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阶级

一个文明是由政府、法律、宗教、道德、习俗和教育给予一个民族的社会秩序，而且有足够的自由从事发明和实验，发展友谊、慈善、爱情，创造艺术、文学、科学与哲学。这些秩序和自由的形式如何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运作？它们产生了什么呢？

首先，人类的自然禀赋——在遗产、机会和技能上——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贡献社会生活一份应有的支持。英格兰已没有严格的阶级制度，因为一个在财富或才艺上有卓越成就的个人，可以从一个阶级晋入另一个阶级，甚至可晋入贵族阶层的行列。贵族和农民的关系是一种友善的关系。虽然只有小部分的农民拥有他们的耕种土地，农奴制度已经不存在。贵族与其他阶级一样要纳税，有时（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辈）从事商业或工业。只有贵族的长子继承贵族的头衔，其他诸子都是法律上（不是社会上）的平民。

有许多人为的不平等存在，财富非常集中。法律之前的平等因诉讼费用而抵消得一干二净。受指控的贵族们只由上院（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受理，这种“贵族的特权”一直到1841年才终止。出生不好的一般民众被强制征入海军服役。一般民众在海军、陆军、政府机关、大学或法律界鲜有晋入高级职位的机会。贵族和士绅的统治阶层绝少准许一般默默无闻的群众在政府人事或政策上享有任何决定的权利。

也许阶级意识在中层阶级中非常敏感，他们傲然地卓立于农民和无产阶级之上，梦想成为贵族。在中层阶级之间也有嫉妒的阶层：工业资本家轻视附近的小商人。 [1] 从事投机而获巨利的大商人则傲视工业资本家，以爱国主义和宗教来粉饰他们从殖民地搜刮财富的富豪们，正在形成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如此，在英格兰也不例外，似乎没有人对命运、才能或机遇带给他们的地位有任何满足，每个人都忙碌于提升自己的地位时，近代的骚动因此开始了。基本的斗争是资本家取代贵族阶级和掌理国家，在法国完成这个举动只需一个世代就成了，在英国却需要几个世纪之久。

直到1832年，贵族的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对挑衅者仅一笑置之。从严格的意识上看，1801年共有287位“世俗的”男女贵族，还有26位国教主教，他们以“神职贵族”的头衔成为贵族上院的议员。世俗贵族的顺序，以递降排列法，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除了王子和公爵外，“贵族”一词的称呼对他们都适用，他们的头衔可以一代一代地传给长子。他们的财富根据他们的所有权，而由农民或长工耕种的大片土地和一年的租金收入而定，如纽卡斯尔公爵的年金为12万英镑、帕默斯顿子爵一年的年金为1.2万英镑。贝德福德、诺福克和德文郡公爵们的地产总和可与一个郡的收入相等。居于这群世俗和神职贵族之下，英格兰尚有540位男爵及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的名字之前可冠以“爵士”或“夫人”的头衔，而且可将这些头衔转用到他们的家人身上。其次是350位武士及他们的妻子，赋予相同的头衔，但不能转用到家族身上。下面是6000余位乡绅或绅士——出生在古旧及有身份的家庭中的地主和有权穿戴有纹章制服的人。这些位于“贵族”之下的团体，组成比较低一阶的贵族阶层。不过，他们通常包括在统治英格兰的贵族阶级之中。

这些少数的统治者对农民的贫穷、工厂工人的低贱和爱尔兰的强取掠夺安之若素。他们相信，贫穷是对无能或怠惰者自然、必要的处罚，优柔寡断的理论家们必然不被允许将不列颠转变成建立在堕落的赈济上的民主国家。尽管有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雪莱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家存在，某种政府形式仍然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形式，人民会变成一群暴众，将危及个人和自由。拿破仑喜欢英格兰不是偶然的，他去圣赫勒拿岛时曾说：“如果英格兰的贵族政治消失了，如果将英格兰的政权交给伦敦的群众，那将是欧洲人的不幸。”每个政府都是一个由少数的专制者统治的政府，统治者不是出生于贵族家就是出生于豪门。当然，民主政治属于后者，因为只有财富才能资助竞选，或付得出开销去说服人民投有钱的少数派候选人的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人，不论就出身或素养，鲜有具备能成功处理国内问题的才干，对国际关系更是无能为力。一个贵族家庭是一所政治才能的养成所，有些从那里出来的人也许变成了一无用处的饭桶，但仍有一些由于长期与国家问题和统治人员接触，具有处理重大问题时不因他们拙劣的手法而危及国家利益的才能。一种适当的贵族政治，尤其会赢得人民的服从和对权威的敬重，这就有利于公共秩序和安全。

这些尖刻却不易令人体会的辩词，似乎说服了英国的大多数群众。但是，群众不相信那些愤慨于世袭财富、控制部会和国会的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他们被叛乱的劳工愤怒地遗弃了，他们感到恐惧，而决心承认诘责——一位自认贵族政府统治英格兰的方法的知识分子的严厉诘责。

[1] 1798年，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称英格兰为“一个小商人创造的国家”，拿破仑接受此说法，但这几乎并不真实。

政府

·立法

英格兰的宪法是国会有效地制定法律和法院未撤销的判决的总和。凭借这些惯例，政府的全部权威操纵在君权手里（国王或王后），国会在和谐中从事立法。通常，自1688年起，君权接受国会制定的立法。没有书面文件限制国会通过其为两院愿意制定的法律的权力。上院又称贵族院，依照出生的权利和传统、无须经过选举的世俗和神职贵族组成，具有否决经下院投票通过的任何议案之权，有处理司法判决提起的上诉、弹劾政府人员、对受重刑控诉的世俗人员提起一切司法诉讼的最高法院的性质。它是贵族政体在对激进的中产阶级斗争中从事防卫行动的一座堡垒。

下院共有558名议员，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各2名，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名，苏格兰45名，其余分别由40个郡和20个区由具有有限制的选举权的选举人选出，其详情十分复杂。妇女、贫民、罗马天主教、教友会、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及一般来说任何不能宣示对英国国教的权威和教义忠顺的人，没有选举权。总而言之，英格兰的900万人口中，有24.5万名合法的选民。因为选举是公开的，除了大地主提名的候选人外，很少人愿意支持其他的候选人。许多合法公民愿意去投票，有些选举是由领袖安排而决定的。每一区中分配的国会代表的人数是依照传统固定的，很少注意到选区中人口的消长。有些区中选民无几，却要选出一位或数位议员；而有6000选民的伦敦，只准选出4位议员；新工业中心在国会中有时竟没有代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没有一位议员，而康沃尔古郡有42位。不过，我们应该补充一下，在地区性事务上，许多城镇和村落拥有相当的自治权。所以，伦敦市由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可选择自己的政府及维持一个足以自傲而独立的国会。

下院中约有一半的席位由这些半公开的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另一半则由地方或区的大财主不经竞选而提名的议员占有。这些提名在许多情形中，都由区提供给最有提名权的人提名。“在区中，换句话说，在下院中的席次，如商业中的任何货物一般，是公开买卖的，国王本人有时是区的最大主顾。”

被选的人员大概分成两派——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些人早已忘却一度区分他们的问题了。两派中的领袖都出身于旧贵族家庭，但辉格党比托利党更愿意倾听工商界中正在崛起和有势力的贵族的意见，而托利党旨在维护——辉格党则在拒斥——王权的传统特权。争论的中心不是原则而是权力，两派都想改革当权的部会，分裂温和的官署和监督分赃的官僚机构。

尽管有贵族政体的基础，不列颠政府在其立法上比大多数大陆国家民主。而在某些国家（包括1804年后的法国），最高权力是由一位国王或皇帝操纵的。在不列颠，1688年以后，实际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国会。在两院制的国会中，权力主要在控制“荷包权”的下院：没有它的同意，不可能对公款做任何支配。理论上，国王可以否决由国会通过的任何决议。实际上，乔治三世从不曾利用其特权去触碰这一点。不过，国王可解散国会，要求全国重新选举。在那种情形中，他宠幸和资助的候选人有一次获得席位的好机会，因而这位土生土长的国王（追随在两位外来的乔治之后）再度成为国家的象征、爱国心和光荣的垂范。

·司法

英国的司法如其立法一样，随和、错杂而适得其所。首先，它必须执行一个几百年来几乎每日在成长、却一直缺乏系统和依然传统化的法学观点，即法官要不断修正或规避十分严酷的法律体系。法律上，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基督教干涉的痕迹：受指控的贵族仍然要求贵族来审理，教会的仪式仍然（直到1827年）免除国教牧师受到世俗法庭的管辖。好几百种法律，如禁止公开赌博、夜间娱乐、非经核准的集会，虽绝少实施，仍以成文法的形式存在。1800年规定的死刑，犯罪种类约有200种，正在不断地减少，资产和负债的实际报告可避免因债务而坐牢。但是，破产法不十分方便，商人们可以规避而做二次破产宣告。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目的是终止审判前的不当监禁，却时常被搁置，以致在如法国大革命战争一般的危机中失去效力。不列颠法律上的这种混乱、矛盾和野蛮，一直到边沁以持久、详细地要求改革而对其大力攻击。

由于市镇警察稀少而乡下警察几乎完全绝迹，逮捕刑事犯变得日趋困难，公民们不得不组织志愿团体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纵使捕到了罪犯，罪犯聘请律师找到捏造上诉的理由，就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拖延或逃避监禁。

法律职业中的最下一级是小律师，他们担任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为大律师调查并准备资料，之后大律师才准许上法庭辩护。通常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国王从他们中挑选法官。

普通法院的法官一年两次审理各郡对本地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诉讼。他们在任何一地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在每一郡或区中的司法行政，有些是新创的，留给当地的“治安推事”承理。这群治安推事是由中央政府从当地富有的地主中选出来的，他们是无薪金的，但是他们的财富可以不使他们腐化。他们不是没有阶级偏见，有些因对激进派判处严厉的刑罚而成为名人。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对当地的行政处理得十分公正允当，几乎可与拿破仑法国的地方行政相比。

英国法律最主要的特点是受控的人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显然，这种加洛林王朝法兰克人（Carolingian Franks）的制度，随着诺曼征服者以其原初的形式传入英格兰。1367年以前，陪审人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为12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要求全体一致的判决。陪审团的人数从一个由48人到72人（通常都是中产阶级）的陪审员名单中，经过反方行使诘责权后选出来的。治安推事定期在每一郡中得到一个大陪审团的帮助，依照大陪审团的推荐才能期望法庭进行审判。在审判中，陪审员们聆听证供、反方辩护人的辩护和推事的结论。之后，他们退入议事室，在那里，“为了避免无缘无故的拖延，他们不食、不饮、不得被供给火或蜡烛”（除非得到推事的准许），“直到他们一致同意为止”。

·行政

理论上，行政权是授予君权的。实际上，行政权操在国王的内阁部长手中。部长必须是国会的议员，他们的行为向国会负责，他们的经费依靠国会拨付。理论上，国王任命这些部长。实际上，他只指定最近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领袖为他们的首脑。这位首相和他党内的其他杰出人才，经国王的正式任命，被任命为各部会的秘书。威廉·皮特在他第一任内（1783—1801年），担任首相和首席财务大臣两个职位，那意味着他控制了由国会批准征收和支配国库收入的两个位置。在内阁中，如整个政府一般，控制荷包的权力是惩戒和统治的主要方法。

乔治三世不准许他的属员进入国会。自他以22岁英年、于1760年登基时起，他就寻求行使皇家特权的机会。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的领导权被削弱，本人也遭受间歇性的精神错乱（1765年，1788年，1804年，1810—1820年），这大大损耗他的体力、精神和意志。1788年以后，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形——对奴隶制度不得做最后的谴责；不列颠的天主教徒不得准许投票；直到路易十八安全恢复他的合法王位，不得与法兰西谋和——他已经把政事完全委诸威廉·皮特治理了。

乔治三世是属于他的观念和信仰中的一位好人。拿破仑在俘虏后的回忆中，称他为“在他的领土内最诚实的人”。除了十诫中的第五诫外，他以尊崇十诫中所有其他戒律而使自己优于汉诺威王朝的每位前任国王，对《利未记》（Leviticus）中“爱你的邻居如自己”的告诫则就不能实现其万一。但是，他爱护英国人民。尽管他错误不少，因为他的不幸命运，他们都报之以爱戴——因为爱他因袭的宗教，因为爱他的妻子和女儿，因为给予国家一张简朴和虔诚的朴素的生活蓝图。纵使有他这样的范例，每当他的儿子们以婚姻不如意、过度赌博、任意浪费、身体和性格愈形衰弱而污蔑了王子的头衔时，他的心仍向着他们。威灵顿形容他们为“任何政府中居于继承地位，而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指责的顽石”。

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是最惹是生非和颠倒众生的一位。他知道自己英俊潇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歌唱得不错，拉得一手大提琴，会写诗，熟悉英国文学。在他的知己朋友中，有理查德·谢里丹、托马斯·穆尔等人，他也是一位艺术的知音。他在卡尔顿宫建筑起豪华的宫舍，以国库的经费装潢得美轮美奂。他喜好政治，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不相上下，竟变成辉格党的偶像，令他父亲恐惧不安。他也喜欢与将财富花在奇装异服、女人、骏马及狗身上的年轻纨绔子弟在一起。他伴同这群英国人参加各种竞赛，在挥霍和负债上却远超过他们。国会一再投票通过几万英镑以恢复他偿付债务的能力，没有人知道这位心地善良的浪子在什么时候，如国王一般成为乐善好施的慷慨捐助者。

17岁时，他坦承“颇好女色和醇酒”。他早年的情妇中有玛丽·鲁滨逊，她在《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一剧中饰演普蒂泰（Perdita）一角而令他神魂颠倒。有3年的时间，他供应她奢华的生活。然后，他与两度成为遗孀、罗马天主教徒、长他6岁、任性不羁的玛丽亚·安·菲茨赫伯特熟悉，她拒绝做他的情妇，却同意嫁给他。但是，将英格兰王位传给汉诺威家族的王位继承法中规定，丈夫或妻子为罗马天主教徒者不得享有继承权，1772年的法律也禁止未满25岁的皇家人员未经统治者的同意结婚。不过，这位王子仍娶了菲茨赫伯特夫人（1785年），付给一位年轻的国教助理牧师500英镑，以履行这次不法的仪式。这次违法行为保存了王子的继承权。他于1788年僭取这项权利。他的父亲进入疯癫状态时，他不耐烦地等着父亲过世。父子几乎没有合意过。

不过，后来他同意，如果国王（实际上是国会）愿意付清王子的新债务（11万英镑），他愿意放弃他的平民妻子而娶父亲的外甥女、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公主。他发现她奇丑无比，她发现他臃肿肥胖，但是他们于1795年4月8日结婚了。卡罗琳后来说，他在结婚那晚烂醉如泥。她于1796年1月7日替他生下一女，即夏洛特公主。此后不久，他离开了她。一度回到了显然是他唯一深爱的女人菲茨赫伯特夫人的身边。（他去世时，从他脖子上找到了有她画像的小型饰物。）

1810年11月，乔治三世——为他的儿子感到羞耻，为他死去的女儿阿米莉亚而悲伤过度，在国会的反对下精神崩溃——终于发疯了。此后几年，这位英格兰国王是一个胡言乱语、受到人民怜悯和爱戴的精神错乱者，承继一切皇家的奢华和权力的摄政王是一位堕落、败坏、肥胖、年近花甲、因丑闻受到鄙弃的人。

宗教

英格兰的政府和知识阶级此时已就宗教形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怀疑论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宗教那样作为对个人道德和大众和平的一项帮助时，自然神论对正统教义的攻击就归于寂静了。威廉·葛德文、罗伯特·欧文、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便是没有信仰的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他们却不因之而大事宣传。托马斯·潘恩是一个例外。这位在年轻的伏尔泰身上发现了一些可爱之处的英国贵族，现在就安息日的仪式小心地注意了。“英格兰各地对下层阶级有了一种好奇感。”1798年的年鉴指出，在星期天“看到通向教堂的大道上停满了车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于1838年指出：

就英国人的心智，从思考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说，有一种从各种极端中退缩的崇高礼赞存在……“不要骚扰清静”是那时受欢迎的教义……因此，在对宗教不要太过分骚扰或过分热心的情况下，教会甚至得到哲学家们的支持，当作反对狂信者的堡垒。将宗教精神当作阻止骚扰社会和谐或国家安宁的一帖镇静剂。国教教士认为他们在这些措辞上有一次合算的交易，而深具信心地信守其条件。

国教的正式名称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教会”，虽然它接受加尔文派教义的《39条条款》，它仍保留了天主教仪式的许多特征。它有天主教和主教的职称，但是他们通常都是结过婚的，而且是由英王任命的。地区性的牧师通常由当地的乡绅们选举，并协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国教的牧师视国王为他们的领袖和统治者，并依靠国家从英格兰各家庭抽取支持教会的什一税。伯克形容不列颠为一个基督教联邦，其国内教会和国家为“合二为一的同一体，是组成全体中不可少的另一部分”。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不列颠宪法的一部分”。除了没有迫害异端之外，其关系如天主教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政府之间的情形。 [1]

异端派——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公理会、教友会和唯一神会，在一个条件下获准传布他们的教义：他们须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卫理公会传教士用他们惊世骇俗的雄辩聚拢了一大批听众。市镇中受压迫的工人们丧失了世俗的希望，回返到他们童年的信仰上。因为这种热诚，革命的观念从法兰西渡过英伦海峡吹袭来时，他们抗拒了使他们反叛的一切努力。1792年，卫理公会的领袖们要求每位虔诚的信徒做效忠国王的宣誓。

在国教教会本身，卫理公会的影响力激起了一次“福音派运动”：许多年轻的教士和俗人决定用熟记福音的方法复兴国教教义，使自己致力于简朴的生活及虔诚、仁慈和教会的改革上。威伯福斯领导英国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汉娜·莫尔利用她的布道、书籍和主日学校，大事传播基督教。

天主教和犹太教仍然得不到完全的容忍。英国新教徒不能忘记盖伊·福克斯及他要炸毁国会的企图（1605年），也不能忘怀斯图亚特王朝诸王——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和天主教的权力、情妇与理念的苟且情形。他们视一名天主教徒为效忠于一个外国统治者的人（教廷是教皇领地统治者的俗世主权），他们怀疑在罗马教皇和不列颠国王的冲突中会有何种行为。

1800年，英格兰约有6万名天主教徒，大多是爱尔兰籍，但有些是不列颠天主教改革前当地居民的后裔。对付他们的法律此时已大为松弛。1774年和1793年的许多制定法已经恢复他们拥有土地和主持他们自己宗教仪式的权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中可以传布他们自己的信仰。以一篇特别措辞的誓词，他们宣誓效忠国王和政府而同时不背弃教皇。然而，他们不能投票和被选入国会。

直到18世纪末，英国天主教的全部解放运动已经呈现出成功的迹象。卓越的新教徒——卫斯理、坎宁、威伯福斯和格雷爵士——都支持这次运动。法国大革命在英格兰引起了一阵对伏尔泰和启蒙运动的抑制，有些人同情被革命政府反对的宗教。1792年以后，法国移民，包括天主教神父和僧侣在内，从不列颠接受到一份温暖的欢迎和经济援助，流亡人士准许设立修道院和神学院。一个如此式微和频遭蹂躏的教会观念可能是英格兰的一次危机的说法，至此似乎已成为荒谬之论了。在对法国的战争中，那种教会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联盟。1800年，皮特提出了一项解放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法案。保王党和高层国教会（High Church Anglicans）反对此法案，乔治三世也决心与他们采取一致的立场。皮特撤回了他的提案而辞职。英格兰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必须等到1829年才实行。

较此更为缓慢的（1858年）是解除英格兰犹太人的非公民资格。他们1800年约有2.6万人：大多住在伦敦，有些则在省城，几乎没有人住在乡下。长期战争阻止了更多移民，也让英国的犹太人适应不列颠的生活方式，因而无法冲破某些种族的障碍。法律仍然阻止他们取得参政权及担任重要公职的机会，除非他们经过“成为一位忠诚基督徒”的宣誓，并接受依照国教的圣礼仪式。不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他们家中和犹太教会堂中举行礼拜。几位杰出的犹太人改皈基督教——如银行家桑普森·吉迪恩、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作家伊萨克·迪斯雷利。

犹太人在银行业务中的长期经验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家族联系，使他们在“七年战争”和对法国的长期决战中能对不列颠政府有所帮助。本杰明和亚伯拉罕·歌德斯密兄弟协助皮特击退垄断财政事务交易上的不法经纪人。1810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就他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美因河旁的法兰克福创立的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公司。内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理财天才，他使他的家族在许多国家居于显赫的地位达数世纪之久。他成了不列颠政府与国外强权的财政关系上最得宠的中间人，即他或英格兰转入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公司的代理人，与拿破仑战斗。他在1815年后的英格兰工商业发展上居于领导地位。

[1] 在法律条文中，一位无神论者是一名不法之徒，须如罪犯般加以搜查追捕。亵渎——以语言、文字或符号对神的任何不敬——可处以82个小时戴枷罚站的责罚，这些法律罕有付诸执行者。

教育

贵族阶级除了对自己的子弟外，对教育缺乏兴趣。维持农民、无产阶级，也许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不能阅读的现状似乎较为有利。特别是目前，葛德文、欧文、科贝特、佩恩、科尔里奇和雪莱正在印行关于剥削的贵族、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s）、工厂奴隶、无神论等无聊手册时。“对旧制度的毅然辩护，”葛德文于约1793年写道，“没有鄙视的意见，反对知识的交换为一项最惊人的革新。”在他们著名的观察中——“一位接受读写训练的仆人不再是他们要求的被动机器了”——包含了出自整个欧洲社会哲学的胚苞。此外，较低阶级不能以智慧和谨慎判断讲演、看报或书籍提供给他们的要点。观念会爆炸，倘若教育普及化，如梦似幻的“魔鬼集团”就会设法摧毁唯一能保持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各阶级必要的权力及其特权。在制造商行里，在竞争者不择手段的竞争中，在发明者的压力和寻找廉价劳工的要求下，看不出教导童工人权和空想的意义。“这些原则，”葛德文引述一位匿名的保守人士说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在粗人的脑筋中发酵……或者使它们付诸执行的意图将会受到各种灾难所折磨……知识和兴趣、智能的良好，贤哲的发现，诗和艺术之美，将会在野蛮人的脚下践踏而磨灭。”

1806年，据帕特里克·柯古洪（前伦敦市警察总监）的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0万名儿童没有接受教育。1810年，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统计，有3/4的农业劳动者是文盲。1819年，依官方的统计报告，674 883名儿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学校教育——占总人口的1/15。1796年，皮特提案由政府设置工业教育学校，他的提案没有付诸表决。1806年，塞缪尔·惠特布雷德提出的政府在每个教区设置一所国民小学的提案（在苏格兰早已成为事实）在下院通过，但是上院基于教育应置于宗教基础上的理由而将它驳回。

宗教团体自筹经费为他们的儿童提供某种教育。促进基督知识的俱乐部仍维持着“慈善学校”，但儿童入学的总数不超过15万人。汉娜·摩尔的学校几乎限制在宗教课程的范围内。贫民法律署开办了“工业学校”，授给194 914名儿童中的2.16万人适合他们就业的教育。儿童在宗教学校中学得的一件事，便是《圣经》，它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政府，是不幸、不义的迷惘的生活中一项可贵的资产。

1797年，安德鲁·贝尔博士在教师资源不足时，创立了“导生制”（Monetorial System），利用年长的学生到与国教信仰有关的国民学校中充任助理讲师。一年后，约瑟夫·兰开斯特介绍了一种以每位基督徒都接受为原则的类似制度。教会人士拒绝实施这种不区别教派意识的制度，兰开斯特被指责为一位自然神教的信徒、一名叛教者、一件魔鬼的工具，科尔里奇也加入叫骂的行列。1810年，詹姆斯·穆勒、布鲁厄姆爵士、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塞缪尔·罗杰斯创立皇家兰卡斯特协会（Royal Lancastrian Association），推广不分教派的学校。震惊于这项计划的进步，国教教会组织了“依据国教教义的贫民教育社”与之对抗。直到1870年，不分教派的国民学校全国性教育制度才在英格兰创立。

高等教育则由那些能供应较高等教育的家庭教师、公立学校、讲师和两所大学来提供。公立学校——伊顿、哈罗、拉格比、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和查特豪斯，在收费政策下由贵族和士绅开办，偶尔招收有势力的中产阶级的子弟。研修课程主要是古典经籍——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旁及一些科学教育。但是，父母们期望他们的儿子接受有关政府的教育。他们深信，一位青年研修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文学和口才训练，较物理学、化学和英诗，对教育目标是更好的准备。不过，弥尔顿被誉为一位写拉丁文如同英文一样成竹在胸的罗马人。

公立学校中的训导是一种打骂和苦役混合的教育。违犯重大校规者将被教师责打。另外，有低年级孩子为高年级孩子服贱役的规定：受他们差遣，擦鞋、泡茶、拿曲棍球棒和球，并默默地容忍他们的恐吓，其理论是一个人必须在学会指挥之前先学会服从——与陆军和海军中通行的理论相似，纪律是在打骂、苦役和服从的基础上组成的，在此意识上，特拉法加和滑铁卢的胜利不只是在伊顿和哈罗的操场上赢来的，也是在公立学校的教堂和礼堂中赢得的。一旦一名服过苦役的低年级学生到达高年级，他已准备要护卫此制度了。在这些贵族养成所中，有一些民主政治的内涵在内：每位罚苦役者是平等的，不论他们的财富和门第，每位毕业生（如果他们不从事商业）也是平等的——而所有其他人，不管他们的天赋如何，都要较他们低一等。

这些学校中的毕业生——通常在18岁——继续成为牛津或剑桥的学生。这两所大学从中世纪后期，在文艺复兴的成就中渐趋没落。担忧在牛津的日子大多数浪费在不相关的研究上，吉本并非是唯一的一人（虽然他从拉丁和希腊文上获益匪浅），学生在赌博、酗酒、嫖妓和决斗上争强斗胜。入学许可需要得到国教教会的承认，授课由名字中有“唐”（Don）的教授担任，每位教授指导一名到数名学生，以公开讲授或私下指导来传授他们的学识。那里古典经籍也是课程的主修内容，但数学、法律、哲学和近代史已列入课程，对天文学、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讲授也很盛行——但学生寥寥无几。

牛津是保王派的堡垒，剑桥是民权派的大本营，后者接受《39条条款》作为入学的条件已被取消，但只有国教会的会员才能取得学位。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自1785年起曾在此发生。科学在剑桥要比在牛津——就教师和学生方面来说——都要多，但是两所大学都比德国和法国落后。牛津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剑桥加上洛克、哈特莱和休谟的学说。剑桥培植国际知名的学者，牛津颇注重在国会中的雄辩术和谋略人才的培养，经过试验和磨炼后找找关系，就可在不列颠政府中扮演一个角色。

道德

·男人与女人

从这种政府，这种变动的经济，这种政教联合的政体，这种在内容和推广上如此有限制的教育，这种一度孤立的政策，目前正受到交通、革命和战争刺激的国家里，会展现出怎样的道德生活呢？

男人和女人不是生来就有道德的，因为他们偏向合作的社会本性通常不如他们自发的个体冲动健全，这些冲动必须予以扼制，而须借法律来表彰团体的意志和权力，并借助道德规范，通过家庭、教会、学校、舆论、习惯和禁忌的传达而加强。然而，不可避免地，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诈欺和婚前性交的情况相当惊人。根据贺加斯和鲍斯韦尔的说法，娼妓和站街女郎在伦敦和工厂林立的小镇上十分猖獗。埃格雷蒙特爵士是特纳及其他艺术家们慷慨的主顾，“据说有一大群情妇替他生了许多孩子……可是，街谈巷议只增加朋友对他的好感”。我们也许可从上层社会以和蔼的态度使自己适应威尔士亲王的那些行为上，判断他们的道德。“王子在自中世纪起即已放荡不羁而闻名遐迩的英格兰贵族社会中长大。”农民也许还敬重旧道德规范，因为农业化的家庭组织要求一种强固的家长权威，存在最不可缺少的老人对青年的监护权。然而，从这种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众多无产阶级，随着条件的允许，渐渐向其剥削者效仿了，“在残酷竞争的劳动工业中的低廉工资”强烈地诱惑着女性工人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得在她们的最低工资上增加些微的收入。

法定适婚年龄规定男性为14岁，女性为12岁。一般而言，结婚是为了金钱。男人或女人的婚姻欲望，依据他或她的实际或期望所得而定，母亲们日夜筹划——如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小说所述的——把女儿嫁给金龟婿。基于爱情的婚姻仍然是稀罕的，虽然文学作品大事宣扬。普通法上的婚姻是法律承认的，正当的婚姻需要一位牧师主持。实行大家庭制度，因为孩子就是经济资产，这在工厂区和农业区的差别十分微小，避孕的方法十分简陋，人口出生率增加，但因婴儿和老年的高死亡率、营养、医药和公共卫生的不适当而抵消了一些。通奸之风盛行。离婚权则由丈夫或由妻子（1801年后）取得，但是只能由国会立法始可。此费用不赀，在该法于1859年放宽之前，只有317件离婚案件获得批准。直到1859年，妇女的动产在婚姻中是属于丈夫的，他自动取得结婚后归属于她的任何此类财产。她保留她在土地上的财产权，从土地上的收入则属于丈夫。如果她先他而死亡，她的一切财产则全部遗留给他。

我们听说过富婆的事，但她们的人数寥寥无几。依据继承的习俗，一位没有儿子的父亲——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将其产业遗赠给一位男性亲戚，使女儿们依靠友谊和怜悯生活。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习惯已使大多数不列颠妇女习惯于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此时从革命的法国吹袭来的风潮，引致一些备受苦难者起而抗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有感于她们的遭遇，妇女解放运动因而有了一次历来最有力、最大声的呼吁。

她的父亲是一位想要从事农业的伦敦市民，他失败了，也失去了幸福和爱妻，终日耽于饮酒，让他的三个女儿自己谋生。她们办了一所学校，赢得塞缪尔·约翰逊的赞许。最后破产了，玛丽随后充任女管家，但一年后被解雇了，因为“孩子们爱他们的母亲甚于爱他们的女管家”。同时，她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1792年以33岁的年纪写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她将此书献给“已故欧坦的主教”塔列朗先生，并暗示由于制宪议会公布了“男人的权利”宣言，则宣布妇女的权利宣言为义不容辞之举。也许为了使事情进行得顺利，她提高了道德的调子，宣称忠于国家、道德和上帝。她绝少谈到妇女参政，因为目前这个国家实施的整个代表制度只是专制政治的一种权宜措施，她们（指女人）无须抱怨；他们也被描述成数量巨大、工作勤奋的技工阶层，当他们不能停止为孩子提供面包时，便会以忠诚的支持作为代价。然而，“我确实认为妇女应该在‘国会’有代表，而不是在政府的决议中没有她们任何直接参与的被统治者”。就以有关性别为基础的立法来说，她指出长子继承和指定继承的一个例子。而习惯甚至比法律更严苛，它因一个女人须臾间的错误，即在她的生命中烙上不贞的印记并予处罚，“虽然男人放纵在邪恶中时仍保持他们的地位”。

也许有些读者会因为玛丽的女权宣言所言及者，感受的是有关性交中的肉体满足而震惊。但是，她警告，两性“视爱情为一种兽欲其本身就已失去了立场”。事实上，在那种意义上，“爱情是一切感情中最易消失的一种”。就以肉体关系来说，爱情应逐渐由友谊来取代。这就要求互相尊敬，而尊敬要求双方应从对方那里找出各自的和发展的特性。因此，妇女解放的最好开端，便是承认她的错误，并认识她的自由将依赖她心智和行为上的教育。

这份《辩护》进而罗列那时一些妇女的错误：假装孱弱和胆怯，逗乐男性优越感的意识，恣纵在牌桌、闲扯、占星术和感伤及文学方面，沉溺在服饰和自娱上等：

本性、音乐、诗情和殷勤都有意使女人成为感情的动物……而这种过分夸张的感受自然地弛缓了心智的其他功能，阻止了获得其应获得的知识和权威……为了习练了解，每当生命进展时，唯一的方法便是指示本性抚平感情。

玛丽感到，几乎所有这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及男人在使女人认为（如一位女作家告诉他们的）“你最好、最甜蜜的帝国便是取悦”说法上的成功。

玛丽气愤于这些俗气的做法和低劣的手段，并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接受教育和坚持学习、写出列入法国人心智中最佳文学作品的法国妇女。“在法国，可以想见知识的传播比欧洲任何一地都要普遍。部分原因，我归功于那里两性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交活动之故。”在巴尔扎克前的一世代，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

法国人在美上表现了许多智慧，偏爱30岁的女人……欢愉而不失去理性时，他们准许女人共享他们最完美的境界，修养那种成熟的庄严的性格。青年时期到20岁，身体开始发育。到30岁，容光渐趋焕发，肌肉日趋韧性，在面部表现了个性——刻画出阅历和智慧，不仅告诉我们它们内蕴的力量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运用的。

玛丽相信，女人的缺点几乎完全在于失去了教育的机会及承认了男性使女人自认婚前是性具，婚后是装饰品、奴隶和母性的机器的成功。让两性在发展心智和身体上有平等机会，男孩和女孩应在一起受教育，用相同的课程，可能时做相同或相似的运动，一直到从事职业。若有需要，每位妇女应具有同样健壮的身体、健康的心智活动，以谋得她自己生活的所需。但是，“能有什么方法使母性从她女人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呢”？不久，生物功能和生理上的差异就会表明。母性的照顾对母性的健康是有益的，也可以使家庭变得亲密和坚强。妇女解放的观念应是受过教育的母亲和一位受过教育的男性建立在平等的联合上。

看到自己的书在报上发表后，这位光芒熠熠的青年女作家惑于大革命的创造性，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却赶上了大屠杀和恐怖的一幕。她在巴黎和一名美国人——吉尔伯特·伊姆利船长——坠入爱河，并同意在不受约束下和他同居。她怀孕后，伊姆利以业务或其他原因为由时常一去数月，她写给他的信，几乎封封辞藻洋溢，与一个世纪前莱斯皮纳斯的那些信不相上下，而这却不能让他回来。1794年，她生下孩子，但孩子也没有留住父亲。他供给她一份赡养费以支持她的生活，她拒绝了，回到英格兰（1795年）。她投入泰晤士河企图自尽，却被热心的水手救了起来。

一年后，她遇见了威廉·葛德文，成了他事实上的妻子。两人都不相信国家有规范婚姻的权力。然而，为了他们将出世的孩子，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宗教仪式（1797年3月29日）。耻于他们的合法性，他们在激进的朋友面前隐瞒了他们不再过有罪生活的事实。有一段时间，她和葛德文出现于聚集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周围的反叛人物的圈子：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托马斯·潘恩、威廉·华兹华斯和威廉·布莱克（他为她的作品作插图）。1797年8月30日，在痛苦的煎熬中，她生下了雪莱未来的妻子。10天后，她与世长辞了。

·社会道德

渐渐地，纵然有那些没有被历史记载的安定、优雅的生活，这一时期英国的每一阶级共同呈现出一种寻常道德上的退化现象。赌风盛行，政府本身以发行国民彩券在推波助澜（直到1826年）。酗酒是地方性的，当作一种逃避寒湿阴雨、残酷的贫穷、家族争吵、政治紧张、精神绝望的方法。皮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其他方面风马牛不相及，却一致听凭此种瘫痪现象。酒店准许星期六通宵营业一直到周日上午11点钟，因为周六是休息日，必须让酒店有时间搜刮大部分周薪。中产阶级饮得较为温和，上层阶级饮得很凶，却懂得如何把酒杯稳稳地抓紧，活像一只漏水的盒子。

一种特殊的奢靡风气在政府的每一阶层造成政治上的腐败。有许多情形，如前面指出的投票、选举区、提名、官署——在有些例子中，甚至贵族的身份像股票交易所公开买卖股票一样易手。乔治三世，他的政绩在于内政方面，不认为用金钱替国会或在国会内获得选票，或分配官职给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什么不对。1809年，76位国会议员拥有这份闲差。“少数得宠者借关系与富贾、权贵保持联系，不劳而获得巨额薪水。实际从事工作的人，仅得微薄报酬的却比比皆是。”法官出卖辖区内的附属职位，并从获得职位的人手中抽取公家付给他们职务上酬劳的佣金。

政府既残酷又腐败。我们已提到过其刑法的严厉。强押路人加入海军是薪俸低廉、食物恶劣和无情训练的前奏。有好几次水手们哗变了，像这样的一次罢工曾封锁了伦敦港近一个月。然而，英国的水手仍是历史上最好的海员和海上战士。

就道德改革作过多次努力。1787年，乔治三世公布对破坏安息日、冒渎（诅咒）、酗酒、淫秽文学和不道德娱乐的谴责，其效果并无记录传下来。杰里米·边沁以他的《国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1809年），领导十几位能干的门徒揭露政治上的腐败和无能。卫理公会和福音派的布道有一些效果：法国大革命引起了道德上如此混乱的国家，为如何击退法国的入侵，如何敉平国内叛乱而惶然时，其效果自然扩大，变成一股为压制社会的邪恶而掀起的对抗决斗、娼妓和淫秽的潮流。其他的改革者攻击雇用童工，利用孩子去扫烟囱、监狱中的恐怖、刑法的残酷等。一阵人道主义的浪潮部分源自宗教，部分源自启蒙运动，推广了博爱和慈善的工作。

威廉·威伯福斯是英国改革者中最不眠不休的人。他出生（1759年）于郝尔镇的一户在土地和商业上都很富有的人家。他从剑桥毕业，成为威廉·皮特的好友。他在皮特任首相一年（1774年）后，毫不困难地入选国会。认识到福音派运动的影响，他协助创立了礼貌改革社（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1787年）。他抗议一个由官方认定的基督教国家依然容忍非洲的贩奴举动。

英格兰此时在这种贩奴勾当上居于领导地位。1790年，不列颠的船只运送3.8万名奴隶至美国，法国人的船舶运送2万名，葡萄牙1万名，荷兰4000名，丹麦2000名。每个国家依照其能力为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贡献了一臂之力。从利物浦到布里斯托尔，一艘艘船舶载着酒、军火、棉织品和形形色色的精巧装饰品，到非洲的“奴隶海岸”去。在那里，时常受到被买通的土著酋长的协助，基督徒船长们用他们的货物交换黑人，再运到西印度和北美洲的南部各殖民地。俘虏们被紧紧地关在船舱里，有时用铁链锁起来，以防止叛乱或自杀。食物和饮水只够维持他们不死，通风设备简陋，卫生设施几近于零。为减少在狂风暴雨中的载重量，病奴也许被丢出舷外。有时，没有病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每位奴隶都是保过险的，也许死的比活的更有价值。据统计，运送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约2000万名黑人，只有1/4在航行中生存下来。回程时，船舶装载了糖蜜。在不列颠，这些糖蜜制成朗姆酒，这是用作下一次购买奴隶的。

在两个大陆上的教友会教徒率先攻击这种贸易，跨出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有20多位作家参与在英国的这次运动：洛克、亚历山大·蒲柏、詹姆斯·汤姆森、理查德·萨维奇、威廉·柯珀，还有阿芙拉·贝恩夫人，她的小说《奥鲁诺克或王奴：一段信史》（Oroonoro，1678年）对西印度经济作过深刻的描述。1772年，教友会教徒格兰维尔·夏普从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处取得一份禁止奴隶输入不列颠的命令，任何奴隶在踏上不列颠的领土时自然获得自由。1786年，另一位教友会教徒托马斯·克拉克森发表一篇《论奴隶制和人种买卖》的短论，提出了几乎穷毕生之力研究的全部可观的结果。1787年，克拉克森、夏普、威伯福斯、乔塞亚·韦奇伍德和扎卡里·麦考莱组成了废止奴隶买卖的俱乐部（The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1789年，威伯福斯向平民院提出终止这种邪恶，法案被商业基金会挫败。1792年，皮特又做了一次伟大的演说以辩护类似的提案，也失败了。威伯福斯又于1798年、1802年、1804年和1805年一再尝试，都遭到失败。一直等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出任短暂的部长时（1806—1807年），才迫使提案通过。国会屈服了，禁止了不列颠商人参与奴隶买卖的行为。威伯福斯及支持他的“圣哲们”知道这次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他们掀起了一个解放不列颠领土所有奴隶的运动。威伯福斯死于1833年。在威伯福斯离开人世的一个月后，8月28日，奴隶制度在不列颠统治下的每寸领土内全部废止。

礼仪

1797年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丝质高帽子的第一次出现。显然，第一个戴这种帽子的是一位声称“英国人天生具有特殊权利”的伦敦男子服饰销售商。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据说，有些妇女见到这种古怪的模样时昏厥了。但是，没多久，所有上层阶级的伦敦男性在他们的头上戴了一顶高顶窄边的大礼帽。

臀部挂剑和头戴假发的风尚消失了。胡须刮得精光。大多数男性让头发长到肩头，一些年轻人则借修头发来表达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马裤也穿到了男人的双腿上。1785年裤管长及小腿，1793年已到脚踝。鞋带已取代鞋扣，开始它们令人厌烦的统治。外套很长，此时已免去滚绣，但是背心精心制作，花费不赀。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下的法国一样，贵族和平民的混杂产生了“讲究修饰的人物”——“说大话的人”或“花花公子”。“花花公子”乔治·布鲁梅尔·布赖恩擅长打扮自己，在穿戴装饰上要花去半天时间。在伊顿，学生们称他为“吹牛大王”，他成了威尔士亲王的密友。王子感到，服装是半个统治艺术。继承了3万英镑的遗产后，布鲁梅尔雇了不同的裁缝师裁制身体各部分的服装，使他自己成为伦敦男性时尚的仲裁人。他风趣，温文，干净得仅次于三角绷带。但是，他爱好赌博更甚于整洁，因此债台高筑。他为逃避债主渡过英伦海峡，过了20年贫苦潦倒的生活，最后以62岁的年纪，死在法国一家精神病收容所中。

妇女们放弃了衬裙摆的藤环，但她们仍然穿着紧腰衣以保持胸部平衡和丰满。腰围提高，一件大胆露胸的衣服抢夺了所有的眼球。摄政时期（1811—1820年），服装发生剧烈改变：紧身衣和衬裙弃而不用，长上衣透明到足可显露两条玉腿的线条。拜伦认为这种暴露使追求者神迷目眩，他以罕见的道德口吻抱怨道：“如夏娃一般，我们的闺女已没有羞耻感而且迷失了，因为她们赤裸着，毫不感到羞耻。”

不过，穿着比起饮食来要节俭多了。餐食很精致，不完全因为气候关系需要皮下脂肪来保持身体热度而需要大量的食物。穷人基本上可以吃面包、乳酪、麦酒或茶。但是，在富人阶层，主餐——有时从9点延长到午夜——可能有好几道菜：汤、鱼、鸡鸭、肉类、鹿肉、甜点，外加调制的酒类。甜点过后，女士们退席，那样男人们就可自由自在地谈论政治、赛马和女人。斯塔尔夫人抗议道，这种二分法将主要的刺激总分为社会礼仪和享乐两类。餐桌礼貌还不如法国那样优雅。

礼貌大致分为热情和粗俗两种。讲话中常带点猥亵，坎特伯雷的红衣主教抱怨说：“每天滔滔不绝的猥亵话进步得很神速。”斗殴在下层阶级中经常发生。拳击是一种大众爱好的运动，职业性拳击比赛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爱好者。罗伯特·骚塞（1807年）留给我们一段描写当时情形的精彩文字：

两位职业拳击选手举行一场比赛时，消息顷刻间通过报纸传播开去。间或有一段文字记载双方训练的生活情形，如他们采取何种练习、吃些什么——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吃生牛肉作为准备。同时，观众和赌徒挑选他们的押注对象，而赌况也披露在报纸上，全部赛程时常是大家关心的。否则，少数无赖就会利用它们来愚弄许多无知的观众了。

大群观众——有时达2万人之多——聚拢来看这种暴力的场面。奥尔索普爵士认为这种运动是人类侵略性本能的净化，经纪人则视其为荷包的洗涤剂。

较穷苦的人将一条公牛或一只熊绑到柱子上，用棍子和狗来挑逗、刺激它——有时一连两三天——直到一时怜悯心涌现时，他们才将作弄的动物处死或送到屠宰场，以寻求发泄。斗鸡直到1822年被禁止之前，一直是一项消遣活动。斗蟋蟀在英格兰可追溯到1550年，到18世纪才有正式的比赛规则，有大群观众从事豪赌和广泛的合伙，在竞赛中提供了最大的刺激和运动。赛马供给赌徒另一项发泄情绪的机会，但赛马也含有古代对马的爱好及饲养与训练的照顾作用。狩猎是各种运动中最时髦的户外活动，狩猎者乘着华丽的马车到达狩猎地点，骑着骏马，跟在欢欣跃腾的猎狗后面，疾驰在原野、庄稼、树篱、围篱和溪涧。

每一阶级有其自己的社交场合。咖啡店——在那里，简朴的人们喝啤酒、抽烟斗、看报，谈论政治与哲学，到布赖顿的豪华皇家园榭——在那里，有钱的人“几乎一年四季都欢欣鼓舞地沉浸在热闹中”。在家庭聚会上，人们玩玩牌或别的游戏，听音乐或跳舞。华尔兹舞已从德国传入，而且从德文“Walzen”变为“Waltz”，还增加了旋转的动作。道德家们指责此种舞为原罪的渊薮。柯勒律治于约1798年断然抱怨说：“每次舞会我都受到邀请跳舞的骚扰，这些邀请我都一一婉谢。他们跳一种叫作华尔兹的那种最不名誉的舞。约有20对舞伴——男人和他的舞伴彼此拥抱着，手臂、腰和膝盖几乎贴在一起，随着淫荡的音乐在舞池中旋转，旋转……”

上层阶级在最时髦的俱乐部——阿尔马克俱乐部、怀特俱乐部、布鲁克俱乐部——举办舞会和其他派对。他们也在那里豪赌，讨论西登斯夫人的最近演出、威尔士亲王的放荡、简·奥斯汀的小说、布莱克的雕刻、特纳的《风暴》和康斯太布尔笔下的风景。在民权派中，社交盛事是在荷兰宫，荷兰夫人在那里举行晚会。在那种场合，经常可以碰到布鲁厄姆爵士、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塔列朗、梅特涅、格拉顿、斯塔尔夫人、拜伦、托马斯·穆尔或民权派的顶尖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也是与会者中的要人。18世纪末，没有一家法国的沙龙可与荷兰宫比拟。

英国的剧场

除了这样多彩多姿的生活以外，英国的剧场蓬勃发展，但目前戏剧作家仍然无甚价值，演员也只不过是演演剧而已。不可避免的竞争似乎斫伤了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自谢里丹和哥尔德史密斯的高潮之后，最佳新喜剧如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的《毁灭之路》（The Road to Ruin，1799年）和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的《情人的誓言》（Lovers’Vows，1798年）都是一些垂死的挣扎。这两部剧属于脆弱的中产阶级的感伤剧，与约翰逊令人捧腹大笑或莎士比亚具有哲学上隽永的剧力万钧的戏剧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初看之下似乎是一个家族，他们从罗杰·肯布尔的舞台演到亨利·肯布尔的舞台。罗杰的三个孩子——萨拉·肯布尔，后来的西登斯夫人；约翰·菲利普·肯布尔，他1783年加入德鲁里巷剧院 [1] ，于1788年成为该剧团的经纪人；斯蒂芬·肯布尔，他自1793年至1800年管理爱丁堡剧院。

1755年，萨拉出生于威尔士布雷肯的羊皮旅馆（Shoulder of Mutton Inn），她父亲的巡回剧团在旅行演出中，她因母亲早产而出生。她能演戏时，父亲替她安排了一个角色。10岁时，她成为一位女配角。在她光辉灿烂的生命中，她设法接受相当的教育，使自己成为一位具有成熟和教养的头脑及事业卓越和永远妩媚的妇女。18岁时，她嫁给威廉·西登斯，同剧团中的一名小演员。两年后，加里克听到她在地方上演戏的成功，派一名代理人去看她的表演。报告受到了重视，加里克提出要她在德鲁里巷剧院演出的合约，她于1775年12月29日在那里主演宝夏一角。她演得不很成功，部分是由于紧张，部分也许是因为她才生产不久。她身材消瘦，高颀而沉郁，容貌古典而拘谨了点，而她的声音习惯在小剧场中，不能到达大剧场观众的耳中。经过一段失望的时光后，她又回到了地方巡回剧团。有7年时间，她耐心地改良她的艺术。1782年，继承加里克为经理人的谢里丹劝她重返伦敦。1782年10月10日，她担任托马斯·萨瑟恩（Thomas Southerne）的历史名剧《致命的婚姻》（The Fatal Marriage）一剧的名角，她的成功几臻十全十美之境。自那晚开始，她成了不列颠历史上最炉火纯青的悲剧女演员。有21年之久，她成了德鲁里巷剧院的台柱。超过10年的时间，她是科文花园剧院（Covent Garden）风头最健的王后。看她在那里演麦克白夫人是一名看戏者一生中弥足珍贵的享受。1812年6月29日，以57岁的年纪她扮演那个角色，她所演的梦游一景令观众深为感动，这场戏比当晚其余的戏目更赢得喝彩和掌声。之后19年的时间，她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她忠诚的婚姻生活令街谈巷议者有些怅然。庚斯博罗的画艺令她倾心，直到今天，她的画像仍然是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令人注目的一幅。

她的弟弟约翰·菲利普·肯布尔，跟她一样出生在乡村客栈中，因双亲之故，他是一位天生的天主教徒。也许，依照流行的理论，一位授圣职的人员为全家带来进入天国的机会，他被送到杜埃的天主教学院和修道院进修。他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获得了神职人员的庄严态度，那种态度几乎后来出现在他的每个角色中。但是，在那种恬静的环境里，他父亲的演艺事业对他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18岁时（1775年），他离开杜埃，回到英格兰。一年后，他加入一个巡回剧团。1781年，他在都柏林饰演哈姆雷特一角。他的姐姐萨拉也在那里演出了一段时间，此后她带他一道加入德鲁里巷剧院。他在那里初次登台时（1783年）饰演的哈姆雷特一角成就平平，伦敦的大众发现他演这个角色太镇定，剧评家批评他不仅节缩而且修改了莎士比亚的脚本。不过，他加入姐姐在《麦克白》一剧中演出时（1785年），他们的演出被称之为英国戏剧史上的一件盛事。

1788年，谢里丹，当时德鲁里巷剧院的主要所有人，指定肯布尔（约翰·菲利普）为剧团经理。但是，谢里丹的喜好独裁和财务不稳定使这位多感的演员不很惬意。1803年，他接受了科文花园剧院的经纪业务，购下这份2.3万英镑事业的1/6的股权。1808年，剧院大厦毁于一旦。过了一段奢侈的悠闲生活后，肯布尔重掌新建剧院的经理事务。但是，他设法提高票价以抵消新建筑意想不到的昂贵费用时，听众们不断喊叫“老票价！”而阻止了他的下一剧演出，直到他承诺恢复原价，他们才准他继续演下去。森伯兰公爵赠予1万英镑而挽救了这个剧团的命运。肯布尔继续奋斗下去，年轻演员对他的挑衅不断增加。在《卡里奥拉纳斯》（Cariolanus）一剧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后，曾在1809年表示反对的同一批观众的喝彩声震动了剧院时，他离开了不列颠的舞台，将他的皇冠交给埃德蒙·基恩。古典派演技也随他一同从英格兰消失，如同随他的朋友塔尔玛一同从法国消失一般。浪漫运动在剧院中抬头，一如在绘画、音乐、诗和散文上一样。

基恩1787年出生于伦敦的一处贫民窟，是老基恩——一名舞台管理，和克里·安娜——在舞台和街头争取一点糊口钱的女演员，一夜春宵的结果。幼年时他被双亲遗弃，由父亲的兄弟摩西·基恩——一位大众化的演艺人员——抚养长大。更正确地说，是由摩西的情妇夏洛特·娣慈威尔——德鲁里巷剧院的一名小演员——抚养长大的。她训练他演剧的艺术和诀窍，而摩西使他研究莎剧中的各种角色。这个孩子学到了可以掌握住乡下观众的每种技巧，从杂耍、腹语术和拳击，一直到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但是，他具有刚愎自用的个性，不断离家出走，最后夏洛特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狗领箍，刻着“德鲁里巷剧院”几个字。15岁时，他才取下这只领箍，以演员身份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赚取每周15先令的报酬。

有10年时间，他过着一位漫游演员光辉而忙碌的生活，经常一贫如洗、备遭屈辱，却怀着一腔他可超越英国舞台上任何人的灼热自信。不久，为了忘却他的艰辛和痛苦，他借着酒精梦想他高贵的出身和即将来临的辉煌的胜利时刻。1808年，他娶了玛丽·钱伯斯，一名巡回剧团的随员。她替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使他放弃他的爱好：威士忌和女人。最后，他接到德鲁里巷剧院的试演邀请。

他在那里初次登台（1814年1月26日），挑选了难演的夏洛克这个角色。他将生命中体验的轻蔑注入角色的某些情节中。夏洛克以轻蔑、讥讽的口吻，向身为基督徒的威尼斯商人讨回一笔债务时说，

一只狗有钱吗？一只杂种狗

可能借出3000杜卡特吗？

基恩好像已经忘记了他是夏洛克以外的任何一人了，他注入这部剧中的感情和过分狂暴，几乎以两句话终止了英国演剧的古典世纪，并在伦敦的舞台上打开了感受、想象和罗曼史的世纪。渐渐地，观众原本疏落的掌声和怀疑的神情，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带到另一个境界，而这位演员自己也被剧里的气氛迷住了。一景接着一景，欢呼和喝彩越来越高，直到落幕时，半数观众狂欢，为他折服了。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时最权威的批评家，匆忙离去赶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基恩赶返家中，拥抱住妻子和孩子，对妻子说：“啊！太好了！玛丽，你有马车可坐了。”对孩子则说：“孩子，你们要到伊顿读书了。”

在基恩参加《威尼斯商人》的第二次演出时，剧院客满。第三次演出时，剧场经理塞缪尔·惠特布雷德给予基恩为期3年、周薪8镑的契约。基恩签了字，惠特布雷德接过契约，改8镑为20镑。基恩的契约索酬每晚50镑的时间不久也到来了。他几乎演过莎翁笔下每个著名的角色——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五世、麦克白、奥赛罗、依阿古、罗密欧。除了最后一个角色外，他全部很成功。罗密欧特有的贵族优雅气质，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演员是很难把握住的。

轮到他去看年轻演员演出时，他却将赚来的钱挥霍在饮酒上，大请酒店中的偶像崇拜者加入“谴责一切贵族和绅士”的一个秘密社团，而且受到与一名市议员的太太通奸的控告（1825年）。他付出讼费，并尽力争回在剧院中的地位。但是，他的头脑记不起他扮演过的角色的台词了，不止一次，他忘掉了台词。观众的无情一如当年的偶像崇拜一样，大家责问他为什么饮酒如此过度。他离开了英格兰，游历美国，制造了另一次发财的机会，随之又挥霍净尽。他返回伦敦，同意在科文花园剧院扮演奥西洛，他的儿子扮演亚戈。观众称赞亚戈，并无一词称赞奥西洛，没有掌声支持的演出对基恩太过分了。他的体力耗尽，几乎瘫痪。在说完“再见！奥西洛的风头已消逝了”这句话后，他跌入儿子的臂弯里，轻声对他说：“查尔斯，我要死了，替我说给他们听。”他被抬到家里：他曾一度遗弃的妻子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两个月后，1833年5月15日，他去世了，才46岁——英国历史上除加里克外，英年早逝的又一位伟大的演员。

[1] 伦敦的著名剧院。

总结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蓬勃而多产的英格兰。在这幅蓝图上有许多弱点，如每幅生命的真实图画一般：自由农消失了，无产阶级受到奴役，饮酒和赌博毁掉幸福并使家庭破碎，政府毫不掩饰阶级特权，法律是由少数男人为其他男人和全体妇女所定的。不过，隐藏在这些缺点和罪恶之中的科学正在发展，哲学正在反刍，康斯太布尔正在描绘英国的风景，特纳正在扣住太阳和遏止暴风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正给予英格兰自伊丽莎白一世起，任何地方都无以匹敌的一次盛大的诗会。在这一切惊天动地的情况下，正有一次准许更多自由的秩序和安定在酝酿——除了法国（那里过多的自由正在自毁）——比欧洲任何国家要多的自由：除了战争而外，有迁徙和旅行的自由、崇敬和礼拜的自由、新闻发表的自由，及依据先例为涉及腐败、涉及目无法纪、涉及不安定暴乱的革命辩护的自由。

这种自由带来的不是高水准的舆论，它时常发表一些无关宏旨的迂论，或高揭起古老的禁忌。但是，它有勇气轻蔑一位堕落的王子，赞扬被他残酷遗弃的妻子。它也经常在上百种致力于教育、科学、哲学和改革的社团和俱乐部中表达自己。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它在公共集会中表达自己和在法律保护下运用请愿的权利，它感到寡头政治的手段太沉重时，会起而抵抗。不止一次，经常有暴动在乡间和街道上进行。

政府是贵族政体，但它至少还表现得很文明。它推广礼貌，阻止反复无常，抗拒艺术中的粗野作风和信仰上的迷信，以维持隽永的水准。它支持好几种良好的运动以不让伟大诗人受饥挨饿。偶尔有一位疯癫的国王当权，但他的爪牙被剪除，使他变得无可奈何，他成了国家团结的一个象征、国家的热诚和骄傲的一个焦点。没有为了驱逐一位有用的司仪而杀害上100万人民的意识存在。在谦让了一两个回合后，一位英国人就可自顾自地走他自己的路，但是他不坚持在立法上擦鞋童和男爵有相等权利的主张。“在英格兰，”斯塔尔夫人指出，“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权利，群众十分有节制。”它是使自由萌芽的另一种秩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结合在艺术、科学、哲学、文学和政治才能各方面的作用吧。只有如此，1800年英国的生活蓝图才能公正完整地在我们的了解之内。

第三章　英国的艺术

艺术家

艺术（art）和艺术家（artist）这两个词，在行会时代指的是手艺（craft）或手艺工人（craftsman）。到18世纪，手艺和行会被工业和工人取代时，就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现在，它们指的是音乐、装潢、制陶业、素描、雕刻、绘画、雕塑和建筑的经营者和工作者。天赋指的是某种与生俱来的、特异的性质或某种超自然的精神。现在，是指某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具有此种能力之人。如奇迹和神迹一般，它已变成一种对一个异常人或一件异常事的自然和特殊说明的便宜措辞了。

工业、商业和都市生活的转变，使艺术的贵族气息有了进一步的衰退。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有钱人支持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而埃格雷蒙特爵士将在佩特沃思的庄园宅邸供来自伦敦的特纳隐居。乔治三世以5000英镑的赠赐和在萨默塞特的宽敞房舍，协助创立了皇家艺术学院（1768年）。它的40位学员并不如他们的法国同侪般自动地成为不朽，但是他们晋入具有乡绅头衔的士绅阶级。虽然他们的新尊荣不能传给子孙，却有助于改善大多数艺术家在不列颠的社会地位。该学院设有解剖、素描、绘画、雕塑和建筑各科，由一个保守的君主支持的机构变成一所传统和社会地位的堡垒。具有革新头脑的艺术家贬斥它，这群艺术家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赢得喝彩。1805年，某些贵族和银行家斥资创立了不列颠美术发展研究所，举行定期展览、颁奖并提供与皇家学院竞争的蓬勃风气。在这些竞争势力的指导、激励和滋养下，不列颠的艺术在各方面都创造出优异的作品。

也许音乐是一个例外。音乐在这一时期没有难忘的作品出现。英格兰十分清楚这方面的贫乏，以对来自大陆的作曲家慷慨的赞助作为补偿。所以，英国于1790年给予海顿衷心地欢迎，1794年再度给予其盛大欢迎。皇家交响乐团（The 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创立于1813年，历经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两个拿破仑王朝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仍如一个永恒的音符般屹立在变动无常的潮流中。

二流的艺术品一如既往地滋长。它们继续创造优雅却笨重的家具、精制的钢制品和线条优美的陶器。本杰明·史密斯替伦敦用铁熔铸了一支华丽的烛台，作为对威灵顿公爵的赠礼。约翰·弗拉克斯曼除了替韦奇伍德的陶器厂制作古典设计外，还制造著名的特拉法尔加银杯以纪念纳尔逊的胜利。他是在圣保罗教堂中建造巍峨的纳尔逊纪念碑的雕刻家和建筑师。

不这，雕刻在英格兰是一种不重要的艺术，也许因为雕刻偏好裸体像，不适合这个国家的风气和道德之故吧。1801年，托马斯·布鲁斯，第七代埃尔金伯爵，出任驻土耳其宫廷的不列颠使节时，说服在雅典的土耳其当局让他从卫城（Acropolis）将“那里一些有古代刻文的石块或人像”搬走。费了一番口舌，埃尔金伯爵将万神殿上的大部分带状雕刻和许多大理石半身雕像，于1803年至1812年，一船一船地运到英格兰。他被拜伦和其他人士贬斥为一位贪婪的艺术破坏者，但是他受到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庇护，而这批“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以3.5万英镑代价由国家收购（比埃尔金所付的代价相差甚巨），从此存放于大英博物馆。

建筑

在古典浪潮与哥特式对抗下的建筑形式之争中，大理石占有重要的地位，上千根圆柱——多利安式的、伊奥尼亚式的或科林斯式的——阻止了霍勒斯·沃波尔和威廉·贝克福德关于恢复中世纪为武士们和圣哲喜爱的尖弧形和楼塔牒型建筑的努力。即使在世俗的建筑中，圆柱也占了上风，威廉·钱伯斯的萨默塞特便是一座广袤的万神殿，许多村舍看上去像护卫着一座罗马宫殿的希腊式列柱走廊。且让詹姆斯·怀亚特的阿希利奇公园宅邸（1806—1813年）作为这种形式的一个范例吧。1792年，未来的约翰·索恩爵士，一名砖匠的儿子，开始重建坐落在一坐科林斯式圆柱门廊后面的英格兰银行，它是融合君士坦丁式拱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与太阳庙或月亮庙为一体的一种建筑。

因霍勒斯·沃波尔的草莓山而开始复活的哥特式建筑（1748—1773年），不能抗衡列柱、圆顶和山形墙的大量涌现。威廉·贝克福德是这种浪漫气息的中世纪梦幻的英雄。他父亲是曾两度出任伦敦市长的有钱人，他接受了超过他天资的过多教育：他从年轻的莫扎特那里接受钢琴课程，从威廉·钱伯斯爵士那里接受建筑训练，从旅行中接受历史知识。在洛桑，他买下吉本的图书馆。在流传了一阵子绯闻后，他娶了玛格丽特·戈登。她死于难产。他写了《瓦赛克》（Vathek）一书，最具吸引力的东方神秘小说之一，浪漫气氛从此蓬勃兴盛起来。此小说以英、法两种文字出版（1786—1787年），赢得拜伦的极高赞扬。在怀亚特的协助下，贝克福德于1796年在威尔特郡的丰山（Fonthill）邸第上盖起一座哥特式的修道院，里边收藏着艺术品和书籍，自1807年至1822年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接着，他卖掉了它。不久，因该建筑倒塌而泄露了在结构和设计上的基本缺点。他于1844年死于巴斯，享年85岁。约翰·霍普纳替他画的画像（约1800年）使他保持了一份诗人的、神秘的、亲切的神韵。

约翰·纳什通过加上少许洛可可式的活泼情调改变了不列颠建筑的传统形式。在庭园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Hamphry Repton）的善意赞助下，他以点缀茅舍、凉亭、牛棚设计了法国、印度和中国式的乡村景色。它们取悦了性情苦闷的贵族和士绅，纳什变成了有钱人，并赢得“奢侈之子”的雅号。1811年，他受命重建从摄政的卡尔顿宫起通至乡间的1英里长的摄政街上一个急转弯，纳什以新月形和坡形的不同形状来建筑，并在建筑物的空地上种植青草或树丛，利用伊奥尼亚式圆柱来美化通衢的转弯处（大多数被推倒的建筑准许建造大厦而少种青草）。它是市镇计划上一篇杰出的作品，但其花费之昂使一个正在和拿破仑交战而几近饥饿的国家震颤。

然而，愉快的摄政王要求纳什重建布赖顿的皇家园榭，这是亲王及其朋友们的一处游览胜地。纳什于1815年至1823年完成了这个任务，一共花去16万英镑。他将这座凉亭重建成印度—摩尔人的式样（Hindu Moorish Style），有帐形圆顶和侧伸的尖塔。它的招待室重新用椭圆形天花顶和中国式装潢来装饰，连同莲花形和盘龙形吊灯在内，一共耗资4290英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奇妙绝伦，最后验收时却被指责在装饰和花费上太过浪费。

1820年，乔治四世成为摄政。不久，他委任纳什重建白金汉宫，使之成为一座王宫。在战胜拿破仑随之而来的贫穷和濒于破产边缘的情况下，纳什仍勤奋不辍、出钱出力，直到这位皇家浪子去世（1830年）。然而，这位精力充沛的建筑师奉新政府的召唤说明他的开支及在这座建构上的某些想当然的瑕疵。英格兰弄得如此美轮美奂，或者说如此贫穷是前所未有的。

从漫画到康斯太布尔

20年战争期间，上千名不列颠艺术家在养活家人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之间挣扎。在报酬和名誉上，用漫画来表达过去的情形而发表在报章上的漫画家并不是最卑微的一群。对于这群恶作剧的天才们而言，拿破仑是一份恩惠，因为他们每日的“小邦拿”讽刺画（Satires of“Little Boney”）——或者“地中海的混血儿”（the Mediterranean mulatto），如《晨报》就这样称呼他——是送到一位精疲力竭的战争英雄手中的子弹，成为那位愤怒的国王自尊心上的一根芒刺。

这群讽刺画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托马斯·罗兰森。其父是一名富有的投机商人，他在素描天才上得到充分的鼓励。在皇家学院研修结束后，他到巴黎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返回伦敦后不久，因他的素描而赢得喝彩。他父亲因在赌博上输得倾家荡产而突然变得一贫如洗，他却因得到一位在法国的姑妈济助3.5万英镑而重新恢复生机。讽刺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虚伪是自由的，他画出一位女公爵为了争取屠夫的一票而去吻屠夫，一位胖嘟嘟的教区牧师从一名面有菜色的农夫手中接过一只猪作为什一税，一群海军军官到码头上猎取妓女等讽刺画。他不断创作情节错综复杂的漫画——《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巴斯风光》（Comforts of Bath）和举国知名的滑稽连环画《辛塔克斯博士游历记》（The Tours of Dr.Syntax）。他对政客、喝酒喧闹的人和傻瓜们的愤怒，导致他用夸张的手笔画出值得原谅的夸张漫画。他的许多素描过分夸张了猥亵的一面，他的讽刺失去了一切有益的怜悯，他的后期作品表现出鄙视人类的气息，好像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受爱戴的母亲或一位慷慨好施的人值得去赞扬。

更为通俗的是詹姆斯·吉尔雷的漫画。读者争着在书摊上抢购他的初版漫画书。与罗兰森一样，他读过皇家学院，成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家，他的想象力生动，线条稳健。他的艺术几乎都着重战争方面：拿破仑是一名侏儒，约瑟芬是一位卖鱼婆，福克斯、谢里丹和霍尔内·图克（以上诸人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匍匐在一家伦敦的俱乐部里，静候着大革命的胜利。他的讽刺画观念粗俗而形式精美，在全欧各地发行，连垂败中的拿破仑都看到了，在他死于滑铁卢之役前17天。

在那个世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版画家，威廉·布莱克在保存时代的错误上刻画得最深刻。他塑造出自己的风格，甚至尝试用蚀刻将课文和插图雕在铜版上以取代印刷。他的文笔超过他的雕刻工具，最后他通过诗来表达感受。

他是一位反叛者，因为他痛恨贫穷，因为皇家学院视雕刻家为技匠而不是艺术家，不准许他们的作品在皇家学院陈列，因为他激烈地攻击皇家学院干涉法令、传统和艺术资源的命令。“英格兰所要的，”他宣布（约1808年），“不是一个人是否有天才和天赋，而是他是否肯任人摆布、圆滑熟练和在艺术上服从贵族们意见的奴才和保守分子。如果是，他便是一位神人。如果不是，他就得挨饿。”他有时几乎挨饿，因为他的素描和雕刻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而在1918年的伦敦，这些作品可卖到1.1万美元。他为《约伯书》一书作了22幅插图，这使他1823年至1825年每周有2镑的收入。这些插图以5600镑的价格卖给了（1907年）皮尔庞特·摩根。它们名列历史上最精美的一批雕刻。

布莱克是介于异端和清教徒、古典和浪漫气息的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为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雕刻陶醉。他也感受到健美人体的优雅线条，并将这种优美表现在名为《愉快的一天》（Glad Day，1780年）一画上——一位穿着透明衣服的青年，有着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性在他的艺术品中只占轻微的部分，在他的诗中有过多的描述，在他的生活中却并不十分重要，他有一位忠贞、自持、能干而可爱的妻子。他的素描起初偏向古典，线条胜过色彩，形象超过想象。但是，他年龄渐长而又深爱着《旧约》时，他让画笔任意画出穿着袍子的想象中的人物，脸上刻画出生命的迷惘。

在晚年，他为但丁的一本书作了7幅版画。在病榻上（1827年），他印刷了关于创世纪的《古老的日子》（The Ancient of Days）一书。这是一本集他超自然的想象力和艺术达于纯青之境的集子，在他去世后一个世代，他成了前拉斐尔学派的先驱。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他。

在画家中，除了面包和牛油以外，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究竟该与学院派的意见和趣味迎合到何种程度？有些教授对历史题材给予极高的赞许，如绘制值得记忆事件中的著名人物便是。另一些教授则称许能刻画特性的肖像画法——以取悦希望保存在油画里的名人。少数学院兄弟会的会员注意风俗画，因为这种画有大众化的气息。得到最少赞许的是风景画。醉心于风景画的画家康斯太布尔，直到53岁获准成为皇家学院会员之前，一直默默地独自工作着。

1792年，雷诺兹爵士去世，学院选出一位居住在英格兰的美国人充任院长。本杰明·韦斯特173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他在青年时期就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天才，慷慨的邻居送他到费城去进修，再到意大利。吸取了那里的美术馆和废墟上的古典真传后，他来到伦敦（1763年），绘制一些有利润的肖像画，取得乔治三世的欢心，也走上了历史题材的路子。他创作了《沃尔夫之死》（The Death of Wolfe，1771年）一画。沃尔夫是从蒙卡尔姆和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的英雄。这幅以现代服饰绘制的现代人物画震惊了皇家学院。不过，长老们认为，大半欧陆上的人士对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物画较为敬重。

另一名美国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1738年生于波士顿近郊，以他的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柯普莱家族等肖像而赢得声名。1775年，他迁入伦敦。不久，以《查塔姆之死》（The Death of Chatham，1779年）一画达到巅峰。为逃避新古典派的历史人物画法，他以一种创新的写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事物。显然，这种手法令学院派不快，却引发了英国绘画史上的一次革命。

皇家学院的教育在苏黎世的约翰·亨利·菲斯利的领导下继续不辍。他于1764年，年方23岁时，就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在雷诺兹的鼓励下，他于1770年前往意大利研修八年。他天马行空的天才并没有完全由古典范本和正规模式治愈。重回伦敦时，他以《梦魇》（The Nightmare）一画骚扰一些睡美人（1781年）。在此画中，一位可爱的妇人梦到她被一群狰狞的妖魔亲近。这幅画的一件复制品挂在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研究室里。不去管他本人和他的嘲讽机智，富塞利毕竟成了皇家学院的一名教授，他在那里的讲座常常导入浪漫气氛和拉斐尔前期的风格上。

靠画风景来谋生的困难情形可由约翰·霍普纳和约翰·克罗姆的一生来作证明。霍普纳因爱好风景画而挨饿，然后因画肖像而发达，在绘画的数量和报酬上几乎与劳伦斯争雄。纳尔逊坐下来供他画，威灵顿、沃尔特·司各特及不计其数的贵族们也供他画过。圣詹姆斯宫藏有许多霍普纳的遗作。克罗姆在53年的生命中，几乎没有离开故乡诺维奇一步。他有一个时期画标志，研究霍贝玛和其他一些荷兰大师的画，从他们那里学到从简单的生命中吸取琼浆的方法。穷得不能去游历，他就从诺维奇的穷乡僻壤中寻找题材。他在那里画出了杰出风景画《莫斯霍德荒野》（Mousehoed Heath）。艺术和哲学至此已臻化境了。

劳伦斯爵士步上肖像画的坦途。他是一家客栈老板的儿子，所受的教育不多，接受的艺术熏陶更少：在没有学院的影响下，说他有如何成就，一定会使学院派不开心。他具有一种瞬间抓住人物特征而绘下来的那种属于先天性的禀赋。童年时，在布里斯托尔，他用铅笔作画；青年时，去巴斯，他用粉蜡笔作画；一直到他迁入伦敦（1786年），他才用油漆颜料。也许是他的健美身体和愉快神情使大家乐意打开心扉和大门欢迎他。20岁时，他受委任到温莎宫，为夏洛特·索菲王后画肖像，竟画得非常成功（因为她并不漂亮）。22岁时，他被选为皇家学院的助理会员，25岁时成为正式会员，上百名贵族争相坐在他的画板前面。他拒绝克伦威尔要他画下缺点和优点的忠告。缺点里没有黄金。他改良坐在他画板前面的人物特征，他们毫不抗议。他画出仕女们没有的美貌，他在画里让她们穿着飘逸的薄纱袍子，画出纤细修长的手指和含情脉脉的眼波，让她们在画上摆出优雅的姿态。他的一幅代表作是他于1815年画的英俊、生动的摄政王子的肖像画。有时，如收藏在亨廷顿艺术陈列馆（Huntington Gallery）的《小手指》（Pinkie）一画中表现的，他表现出令人难解的愉快神情，但在他的男性肖像画中，我们看不到由雷诺兹创造的、由他的姐妹传习的那份刚毅的个性。劳伦斯赚了不少钱，出手很大方，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偶像。他去世时，一队杰出人物组成的执绋行列护送他到圣保罗教堂墓地。

康斯太布尔坚持画风景画，到40岁竟娶不到一个老婆。他的父亲是一位萨塞克斯的磨粉厂厂主，很欣赏儿子的素描和绘画天才，资助他在伦敦研究两年。但是，康斯太布尔的发展很慢，1797年他感觉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便回到萨塞克斯父亲的磨粉厂中工作。闲暇时，他继续绘画。他将一些作品送到皇家学院，获得了入学许可。1799年，他再度回到伦敦，得到父亲一笔资金支持和本杰明·韦斯特的鼓励。另一位艺术家理查德·雷纳格在那年画了他的一幅动人的肖像。

也许是他读了华兹华斯关于温德米尔湖（Lake Windermere）周围风景的诗篇，他也从每片树叶上发现了上帝。1806年，他游历湖区（Lake District），研究被雾水笼罩的群山和在细雨纷飞下愉快的原野风光。他回到伦敦，决心将他的艺术致力于自然。谈到他的风景画时，他希望“用短暂的一瞬间，从绵密不尽的时光中抓到永恒和清醒的存在”。同时，他接受一些临时差使，以维持食宿。1811年，他终于创造了他第一次被誉为杰作的作品——《戴得镇的小路》（Dedham Vale），一幅正午时埃塞克斯的风景画。

约在同一年，他与玛丽亚·比克尔坠入爱河，她的父亲却禁止她与康斯太布尔这样收入微薄的人来往。直到5年后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可贵的遗产，他才敢表示他的爱意。她的父亲最终被说服，康斯太布尔才娶了他花钱得来的新娘，喜滋滋地画下了目前光耀在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一面墙壁上的她的画像。之后，他绘出英国艺术史上空前的优美风景画——虽然不如特纳的那样有刺激性，但以一份爱心，表达了英国乡间每片叶子的宁静和碧绿的朝气。在那段愉快的时光中，他呈给皇家学院《弗拉富德的水车小屋》（Fletford Mill，1817年）、《白马》（The White Horse，1819年）、《运草马车》（The Hay Wain，1821年）、《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1823年）、《麦田》（The Cornfield，1826年）等画。每幅画都是杰作，却赢得极少的赞扬。

1824年，他将《运草马车》送到巴黎沙龙展览；1825年，《白马》到里尔公之于世。每幅画都赢得一枚金牌，而法国评论誉康斯太布尔为一位大师。伦敦的皇家学院不久终于承认他为正式会员（1829年）。

这份光荣来得太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伦敦的煤烟恶化了她的肺结核。康斯太布尔继续创作如《山谷农场》（Valley Farm）和《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这种气势雄伟的风景画，但他的后期作品几乎都反映出一份持久不去的忧愁。直到他突然死去，他一直怀着哀伤的神情。

特纳（1775—1851）

约瑟夫·莫洛德·威廉·特纳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自负，决不允许一份敌对的评论和一段破碎的爱情扰乱他朝杰出艺林迈进的步伐。

他生于1775年4月23日，也许与莎士比亚同月同日。父亲是科文花园剧院后面处女巷一家理发店的老板，那里几乎不可能是一位风景画大师生长的地方。依照一位早期传记作者的说法，处女巷是一处“阴暗污秽”的地方。污泥路，人声嘈杂，小贩叫卖声喧喧嚷嚷。理发店正对面是一家名叫苹果酒窖的客栈，游客经常唱出一些预言式的歌谣。此外，威廉的妹妹出生不久即死去，母亲变成疯子。自然和环境给予这个孩子一副坚强的身体和意志、一个现实的头脑，及76年历经危机和批评依然淬砺奋发而不能动摇的自信心。

他父亲从他身上看出与处女巷不甚协调的一份天才的信号。他将10岁的威廉送去与布伦特伍德的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位叔伯同住，威廉在那里上学。两年中，这名男孩已经画了一些素描，令他自负的父亲挂在理发店内外出售。一位牧师顾客推荐其中一些给学院的朋友。不久，威廉去学院接受一次测验，他表现得很好，14岁时就成了那里的一名学生，一年后又准许他在展览会上展出一幅水彩画。

在1789年至1792年的假期中，他带着素描本子游历乡间，远至牛津、布里斯托尔、威尔士等地方的野外。那些关于土地、太阳和大海的热情素描草图，至今仍可在大英博物馆见到。十几岁时，他将他的素描卖给杂志社。21岁时，他开始在皇家学院展出油画。24岁时他被选为副会员，27岁时成为正式会员。借卖画维持经济独立，他在赫尔利街64号开了一间宽敞的画室（1800年）。他的父亲前来和他同住，并充当他的伴护和业务经纪人。这份亲情跟这位艺术家不愿娶妻的念头颇为融洽。他并不是身体或容貌上不具有吸引力，只是对女人的态度上不太具有魔力。他是一位专心于事业的人——根据是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他主宰着英国的艺术，以他繁多而卓越的作品傲然于世。

传记家们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以便他们了解他。在第一时期（1787—1820年），他倾心于历史题材，但将它们转变为对太阳和大海的研究。1799年，他跻身皇家学院展览会中，展出庆祝纳尔逊在阿布吉尔湾摧毁拿破仑舰队的四画家的行列。1820年，他初度游历国外。邮船靠近加来港时，因浪高势猛不能泊岸。特纳和其他乘客设法乘一条拖船登岸。他就地取出草稿簿，勾勒出这艘船与风浪搏斗的景象。一年后，他去伦敦展出他的巨幅油画《加来码头》（Calais Pier）。在这幅画中，他充分表现了他喜欢乌云、怒海和勇敢的人们的倾向。从法国，他匆忙赶到瑞士，画了400多幅崇山高插天空的素描。他的草稿本成了他的第二记忆。

回到伦敦时，他发现学院的评论抱怨他用的彩色太厚、太无情和太混乱，总而言之，破坏了一切清醒的先例。他的方法漠视了已故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追随先前大师和遵守传统规范的教导。特纳尊敬这位仁慈的独裁者，但服从自己性格的主宰。因此，他在艺术上是浪漫派反抗古老、晦涩的规则及借习惯和写实来窒息经验和想象力的清醒呼声。他在画室中展出一幅《沉船》（The Shipwreck，1804年）来答复他的批评者们——一幅无情的大自然凌驾于人类的表现。此画得到了喝彩。一年后，他以纪念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一画得到英国人的欢心。这是船舶、风景和人性混成一团的一幅画，但战争本来就是如此。不过，批评者们大感迷惑，特纳全部用颜料，没有线条，即使颜料似乎也乱洒一阵，毫无形状，令主题自我表现。画布上的建筑物和人物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点子，点子不具任何意义，这位艺术家似乎被人类不能均衡的大自然的无助感，激怒了一般。也有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异样感受，如《雾中日出》（The Sun Rising through Mist，1807年）。但是，在《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Hannibal Crossing the Alps，1812年）一画中，人类的英雄主义意识似乎失落在正抖缩于恐惧的兵士们肩头上旋动的乌云中了。这位狂野的艺术家是人类的敌人吗？

特纳继续以气魄和神韵挥舞着画笔朝自己的路子前进，显然决定要从地球上抹去一切人类和生命的痕迹，只留下太阳、云层、山脉和怒海在画布上。他不完全是一位厌恶人类的人，他有表达温情的能力，他与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培养了一份恬静的友谊，而在实践和理论上两人是相左的。但是，除了天才以外，他不承认贵族身份。他对一般人有一些误会，他喜欢自己的作品及其私生活，如达·芬奇一般，他认为“只有在孤独中，你才是真正的自己”。他对自然界没有十分清晰的信仰。他的神就是自然，他用自己的方式膜拜自然——不是对它的智慧和美，而是如华兹华斯的诗篇一般——对它的倔强和力量。他知道自然在忧郁的时间也会吞噬掉他自己乃至人类。他不太操心道德。他有一两位情妇，却绝对是秘密的。他画过某位色情人物的裸体素描，落到拉斯金（Ruskin）的手里，不久就被毁掉了。他爱钱，要求高一点的润资。他留下了一笔财富。他是一颗未经琢磨的钻石。

他的中期（1820—1833年），开始于他到意大利追逐太阳的一次旅行。在那6个月中，他作了1500幅素描。返回英格兰后，他将其中一些素描转变成有颜色、光度和阴暗的新奇小品，如《巴伊斯湾》（The Bay of Baiae，1823年）一画，画中即使阴影也能表现些什么。再度到法国时（1821年），他画了塞纳河上几幅轻逸的水彩画。1825年至1826年，他漫游比利时与荷兰，带了一些草图回家，其中一些变成了《科隆》（Cologne）和《迪耶普》（Dieppe），目前收藏在纽约的弗里克美术收藏馆。偶尔，如1830年，他受到在佩特沃思的埃格雷蒙特爵士的招待。同往常一般，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以《落日湖滨》（The Lake at Sunset）一画使自己永垂不朽。

在他多产的一生的末期（1834—1845年），他越来越被光迷惑了，可辨认的标的物几乎全部不见，其余的时间致力于对色彩、光度和阴影的钻研。偶尔——为不列颠作了许多次惊人之举后，他让标的物在画布上显得较突出一点，如《最后一个泊位的战斗》（The Fighting Téméraire Towed to Her Last Berth，1839年）一画，或在《雨、蒸汽和速度》（Rain，Steam，and Speed，1844年）一画中让自负的火车头宣布铁马世纪的到来一般。国会上下两院于1834年遭到火灾时，特纳就坐在附近，为后期绘画这种景观准备一些草图。在哈里奇渡海时，他乘坐的船遇到大风雪，这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任桅樯吹打4个小时，以便使自己烙下恐怖的情景和清晰的记忆。后来，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景融汇成一幅题名《暴风雪》（The Snowstorm，1842年）的白色巨幅。接着（1843年），他绘出《浮出海面的威尼斯太阳》（The Sun of Venice Going out to Sea）一画，这是他最后一幅杰作。

他的晚年因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而失色，也因一位英国散文大师的赞美而稍予缓和。一位批评家谴责《暴风雪》一画为“肥皂泡沫和白色涂料”。另一位批评家则总称这位艺术家的末期作品为“一只病眼和无情的手”。而庞奇替特纳的一切绘画提出一句总评：“一阵台风吹进挪威飓风旋涡上空的热风中，一艘正在燃烧中的船，一轮半明不灭的月亮，一道阴阳怪气的彩虹。”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这些伟大杰出的作品似乎受到保守派的蔑视和抛弃了。

接着，1843年5月，拉斯金年方24岁时，出版了《近代画家集》（Modern Painters）的第1卷，其不变的主题是威廉·特纳比任何一位近代风景画家都要卓越，及特纳作品的活泼生动犹如对外在世界的一份记录。特纳发现自己被捧为超越青年时期的鼓舞者克劳德·洛兰时并不以为忤。但他继续看下去时，他开始感到这种赞扬文字的冗长和过度会伤害到自己。一度的确如此，批评家们赞扬拉斯金的文章，却怀疑他的判断，而且主张采用更为折中的观点。拉斯金没有受到抑制，他一卷接着一卷、一而再地辩护和阐释特纳的成就，一直到他将一本2000余页的画册，以将近1/3的篇幅用在对这位艺术家的辩护上为止。最后，他赢得了这次笔战，亲眼见到他的偶像被誉为近代艺术上一位发扬光大的先驱。

特纳死于1851年12月19日，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他的遗嘱将他的艺术遗著留给国人——计300幅油画、300幅水彩画、1.9万幅素描，并留下未用尽的所得14万镑给一个救济贫困艺术家的基金会（特纳的亲属打赢废止这份遗嘱的官司，他们和律师瓜分了这笔遗产）。

也许，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他发现光在绘画上的意义。在同一世代，听到托马斯·扬完成光波理论。特纳将他发光的油画推广至欧洲，宣称光是一种物体也是一种媒介，光从不同的形式、颜色、成分和效果上表现。这是先于印象派画家之前的印象主义，也许马奈（Manet）和毕沙罗（Pissarro）于1870年访问伦敦时，看到过特纳的一些煌煌巨制。7年后，德加、马奈、毕沙罗和雷诺阿在送给一位伦敦艺术商的一封信上说，在他们的“光的无常现象”的研究上，他们不能忘掉“在这条路上，他们受到英国学派一位伟大的大师、光辉灿烂的特纳的引导”的事实。

第四章　英国的科学

进步的通衢

自农业走上工业路子的英格兰，偏爱提供实用可能性的科学，而将理论研究留给法国人是很自然的。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伯克、马尔萨斯、葛德文、边沁、佩恩，是属于世界性的风云人物，面对道德、宗教、人口、革命、政府等实际问题，而让德国的教授们去空谈逻辑、形而上学和精神现象学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院于1660年成立，宣布“创设一所增进物理——数学经验知识的学院的蓝图”。但是，就中学教师组织的观点来说，它还不能成为一所学院，而仅发展成为一个属于55位大科学家参加的俱乐部，定期聚会切磋，并建起一座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图书馆，为讲演和实验提供了一群学有专长的听众，还颁发科学奖章，定期出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科学一个接一个从哲学中萌芽，并以其定性的形式和可以证明的实验取代逻辑和理论时，“哲学”仍然包容科学在内。皇家学院通常在政府的补助下安排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或实验。1780年，政府在萨默塞特分配给皇家学院优雅宽敞的学舍，皇家学院在那里维持到1857年，直到迁至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宫的现址。1778年至1820年，任学会主席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花去他的大部分财富，促进科学及对科学家的照顾。

在名气上仅次于皇家学院而有更多教育设计的是伦敦皇家研究所，由拉姆福德于1800年创设，“依照哲学讲座和实验的有系统课程，作为将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用到艺术和制造人改良上的指导”。研究所在阿尔伯马尔街拥有一间宽敞的讲堂，约翰·道尔顿和汉弗莱·德维爵士在那里讲化学，托马斯·扬讲自然和光的扩散，柯勒律治讲文学，埃德温·兰西尔爵士讲艺术……更专门的有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1802年研究植物学的一个组织）和地理学会（Geographical Society，1807年），不久还有研究动物学、园艺学、动物化学、天文学等学会。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两地乐于将科学应用到工业上，创设了它们自己的各种学术性学会，布里斯托尔创设了气体研究所，供研究各种气体之用。各学院也纷纷组织起来将科学阐释给一般大众。迈克尔·法拉第于25岁时（1816年）在其中一处举行一系列讲演，鼓动了半个世纪对电学研究的兴趣。一般而言，在科学教育上，商业社团领先于各个大学，许多科学上划时代的贡献，都是由自掏腰包或经朋友资助的个人完成的。

将数学留给法国人去研究，不列颠的科学则集中在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上。天文学置于皇家及其辅助的机构保护之下，因其为航海和控制海洋的主要途径之故。格林尼治天文台用国会的钱购置各种最精良的设备，被公认为天文界的翘楚。詹姆斯·赫顿在死前两年（1795年），发表了《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是地质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摘述我们这颗行星不停地做等速环状的旋转，借着这种运行，雨水渗入陆地表面；河流因侵蚀而堵塞，或使河水流入海洋；地球上的水和水蒸气蒸发而成云，压缩而成雨水……1815年，威廉·史密斯，绰号“地层”史密斯（“Strata”Smith），以他的15巨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图》（The Geological Map of England and Wales）赢得了不朽的声名。它们显示地层有规律地微向东方升起，一直到达地球的表面时方止。依照其有规律的堆积来认证地层，促进了古生物学的发展。为了酬谢他发现地层下的秘密，不列颠政府于1831年颁赠给他每年100英镑的终生俸。他死于1839年。

不列颠的航海家们继续探索陆地和海洋的各个角落。1791年至1794年，乔治·温哥华绘制了澳洲、新西兰、夏威夷和美洲的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他在那里绕航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迷人岛屿。

物理学：拉姆福德与扬

本杰明·汤普森出生（1753年）、成长于美国，在英格兰接受骑士爵位，成为巴伐利亚的拉姆福德伯爵，死于法国（1814年）。要确定他的国籍是很难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站在不列颠一边，并迁入伦敦（1776年）。他以不列颠秘书的身份到殖民地佐治亚服务，他的兴趣从政治转入科学。他因各种研究，取得皇家学院的会员资格。1784年，得到不列颠政府的准许，他在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王子的领导下为巴伐利亚服务。之后11年，他充任巴伐利亚的战争和警察部部长，改组陆军，改良工人阶级的状况，阻止乞讨，并找出时间替皇家学院的《哲学汇刊》撰写论文。宽厚的马克西米利安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伯爵（1791年）。他采用妻子的出生地，即现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作为他头衔的称呼。在不列颠的一年中（1795年），他努力改良人们取暖和烹饪的设施，以减少室内的空气污染。之后，他返回英格兰，与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创设了皇家研究所。他创立皇家学院的拉姆福德奖章，也是第一个接受者。他给巴伐利亚和美国的艺术和科学学院的同类奖章提供基金，给哈佛大学做讲座。他的妻子死后，他迁到巴黎（1802年），住在欧特伊的一栋房子里，并娶了拉瓦锡的遗孀。尽管英法重启战端，他一直留在法国，积极工作直到最后。在他的最后一年，拿破仑征召每位青年子弟入伍时，他努力用“拉姆福德肉汤”（Rumford Soup）救济濒于饥饿边缘的法国民众。

拉姆福德对科学的贡献太繁杂而难有特殊成就。他在慕尼黑参观运作中的大炮口径时，他深切地体味到大炮在运作时产生的热气。为了测量这份热度，他用一具金属圆筒，让该泵的前端靠着钢锥一起旋转，将此装置放在一具容水18.75磅的水箱中。不到165分钟的时间，水温从华氏60度升高到212度，这是水的沸点。拉姆福德后来回忆说：“要描写旁观者看到如此多的水，在没有火的情形下加热到达沸点表现出的惊讶神情，是很困难的。”这次实验证明热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分子运动的表现方式，大致与产生热的工作总量成正比。这种信念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了，但拉姆福德的设计提供了第一次实验证明，而且提供了一种测量的方法——工作总量要求每加热1磅水须增加热度1℃。

托马斯·扬的一生正如拉姆福德一样多彩多姿。他出生于萨默塞特的教友会家庭（1773年），开始从事宗教活动后，以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从事科学研究。据说，4岁时，他已经从头至尾读过《圣经》两遍。14岁时，他能用14种语言写作。21岁时，他被选为皇家学院的会员。26岁时，他是伦敦的一名开业医生。28岁时，他去皇家研究所教授物理学。1801年，他开始去那里实验，以假设的一种以太波动确立并发展了惠更斯的光学观念。经过无数次的辩论后，这种观念大致——不是普遍——取代了牛顿认光为物质微粒扩散的理论。扬也提出了后来由赫姆霍兹发扬光大的假设，他认为颜色的认知作用依靠视网膜上3种神经纤维之存在，依次对红、紫和绿色的反应所致。另外，他首次就散光、血压、毛细血管引力和潮汐提出的描述，积极参与罗塞塔石碑的翻译工作（1814年）——据一位博学的医学史家说，他是“他们时代受过最高教育的医生”。而赫姆霍兹补充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有眼光的人之一。”

化学：道尔顿与德维

在同一个10年中，也是在皇家研究所内，约翰·道尔顿以他的《原子论》（1804年）大事改革了化学研究。他是一位教友会织工的儿子，出生于多雾的湖区西北端，靠近科克茅斯的伊格菲尔德（Eaglerfield）镇，该地区相继孕育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大文豪。后来，他以第三人称的写作方法和单调的纪年方法，简述了他早年的经历，写出了他步上成功之路的灼热雄心：

本文作者……读过乡村小学……直到11岁，在那段日子里，他修完测量、调查、航海等课程。约12岁时，开始在乡村小学执教……偶然从事过一两年农事。15岁时，进入肯德尔一所寄宿学校当助理，在那个职位待了三四年，然后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约有8年之久。在肯德尔，他利用休闲时间研修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数学及物理学。1793年，他迁至曼彻斯特，在新学院担任数学和物理学导师。

若时间和经济允许，他即从事观察和实验——尽管他患有色盲，而且研究设备粗陋：许多是他自制的。举例来说，自21岁起，他每天总要找出时间做一份气象记录，他的假期通常花在多年后华兹华斯漫游的同一些山丘之间收集资料。不过，华兹华斯寻找和倾听上帝，道尔顿则测量不同高度的大气状况——与一个半世纪前帕斯卡所做的相同。

在他的实验中，他接受留基波斯和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一切物质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他还着手研究罗伯特·玻意耳的假设：一切原子属于某一最后不可分割的元素之一，氢、氧、钙等。在《化学的新系统》（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一书中，道尔顿主张一元素任何原子的重量与另一元素任何原子之比，必定与该元素一物质的重量与另一元素同重量物质之比相同。以一氢原子的重量为一单位，经过许多次实验和计算后，道尔顿依照其他元素的一原子，与氢元素的原子比较所得的相对重量，排出了另一元素原子的秩序。所以，他就他知道的30种元素排出了一张原子量表。1967年，化学家们已认定96种元素了。道尔顿的结论也因后来的研究而予以修正，但他们——和他的一切元素混合的复杂“倍数律”（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s），为19世纪的科学进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较为复杂和刺激的是汉弗莱·德维爵士的生活、教育和发现。他出生（1778年）于彭赞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地质学、钓鱼、素描、诗等活动。他愉快的天性赢得柯勒律治、骚塞、彼德·罗杰博士（Dr.Peter Roget，编纂了《英文分类词汇词典》）以及拿破仑等许多朋友。一位朋友准许他自由使用一间化学实验室，他的唠叨却诱使大卫致力于此工作。他筹设了自己的实验室，用吸入法采集各种气体标本，而且说服柯勒律治和骚塞加入他的吸气队，因吸瓦斯（一种剧毒的气体）几乎送掉自己的性命。

22岁时，他出版了一本他的实验报告书：《化学和哲学的研究》（Researches Chemical and Philosophical，1800年）。在拉姆福德和约瑟夫·彭克斯的邀请下，他来到伦敦，就蓄电池的神奇效果发表讲演和示范，给皇家研究所带来了一阵新的声誉。以一具有250对金属片的电池作为电解的作用物，他使许多物质还原成元素，因此他发现了分解钠和钾的方法。不久，他又将分离的钡、硼、钙和镁加在他的元素表上。他的成就建立了电解化学在理论和实际上无穷尽的证据。他的不凡成就传到了拿破仑的耳朵里，国立研究所颁赠一份拿破仑1806年从前线送给德维的奖励。贝托莱于1786年对詹姆斯·瓦特解释过氯的漂白效果，英格兰却迟迟不使用这一建议。德维再次大力主张。从他的身上，科学和工业对大不列颠的经济转型发展出一份刺激合力，扮演着一种领导的角色。

1810年，在皇家研究所的一群听众面前，德维亲自示范电流强度的实验，显示电流从一条碳丝传入另一条时产生光和热的情形。他形容这种运作：

约1英寸长、1/6英寸宽的碳片，彼此慢慢接近时（1/30或1/40英寸的距离），就会产生一点闪亮的火花，可以见到一半以上的木炭着火燃烧。将接近点拉开时，至少在4英寸的热空气中发生放电现象，产生一阵闪亮的光弧……任何实体导入此弧内时，该实体就会燃烧发光，白金就如一支普通蜡烛一样立刻熔解，石英、蓝宝石、苦土、石灰也都会熔解。

这种发光和发热的潜力，在产生电流的便宜方法发明之前，一直没有发展。但是，在那次优异的实验中已有电熔炉的存在，后来地球上一半的人口将因此在夜晚也能拥有如白昼般的光明。

1813年，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战火中时，在他的青年助手迈克尔·法拉第的陪同下，用拿破仑发给他的安全通行证，德维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参观各种实验室，从事各种实验，探查碘的性质，并证明钻石是碳的一种。回到英格兰，他研究矿坑爆炸的原因，并替矿工们发明了一种安全灯。1818年，摄政王封他为从男爵。1820年，他继班克斯为皇家学院主席。1827年，他的健康开始衰退，他放弃了科学，从事钓鱼并写了一本书，附上自己所作的素描插图。1829年，在局部瘫痪的状态下，他来到罗马，希望变成“废墟上的一堆废物”。但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他活了51岁。在半世纪长的生命中，他活得多彩多姿。他是一位善良的伟人，引领人们抵抗无知与原罪。

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生物学尚未如物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一般，在英格兰有良好的成就，这些科学对工商业较为有用。不过，生物学宣泄了生命的悲惨和壮丽，并扰乱了宗教信仰。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祖父，早已受到我们的礼敬，但他只是这个绚烂世纪中的一点火花罢了。他出版了《植物园》（Botanic Garden，1792年）、《动物法则》（Zoonomia，1794—1796年）和《自然的殿堂》（The Temple ofNature，1803年）三本书。这些书都是以进化论的观点写成的。其理论建立在适应的习惯和官能上，借数世代不衰的欲望和努力，便能有传送到神经及其系统上的希望。这与拉马克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位和蔼的医生，他的姓和名都采用一个伟人的名字，以提出每种动物的生命由“一条有生命的单纤维”开始，“而这种有生命的单纤维最大的使命，已浸润在动物中”，它使自己“借本能活动来证明其存在，并将这些改良的因素借发生而传至后代，如此世界就永无尽期，寻求进化和宗教的调和”。

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不断辩论，虽然在这个世纪中已经偃旗息鼓，哈特莱和普里斯特列就观念的协调准备了一份生物学上的说明，而且解剖学家们不断宣示身体和心智的相互关系时，再次进入受到保护的生理学的范围之内。1811年，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发表《大脑解剖的新观念》一文。他在文中证明，神经系统的某些特定部位将意识传达至脑的特殊部位上，神经的特殊部位将运动刺激带到特定的反应官能上。而日趋繁荣的催眠现象指出，生理上的感觉先传递至观念，再至动作。鸦片和其他药物引起睡眠，影响做梦，刺激想象，减弱意志，如柯勒律治和德昆西（De Quincey）遭遇的一般，进而引起对意志自由的疑问。这种日渐升高的地位——科学争论和医学的社会立场——与国教牧师较低的地位和收敛的活力相较之下，似乎反映出宗教受到冷漠、怀疑或不信的神秘因素正在逐渐扩大。

医学：詹纳

医学兄弟会几乎名不副实，因为它完全反映出不列颠的阶级或门第区分的倾向。皇家医学院因亨利八世首创于1518年而自得，只准许在牛津或剑桥取得学位的约50岁的人够资格成为“准”会员，及约50位杰出开业医生为其“执业”会员。这百许人士，对于英格兰医学来说，居于元老地位。他们赚到大笔收入，有时一年高达2万英镑。他们不可能变成贵族，却可能获颁武士爵位，而且可望获得男爵爵位。地位较低者，是创立于1800年的皇家外科医学院。在这些之下的则有妇产科医生、男性助产士。医护人员中居于最低一级的是药剂师，他们几乎分布到所有可能从事医护工作的农村地区去服务。

除了偶尔有著名的医生发表讲演外，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提供医学教育。牛津或剑桥都没有成立医学院，渴望在大学中接受医学训练的学生，需要到苏格兰。不然，英国医生的训练就留待由私人慈善团体创立的大医院附设的私立学校培养了。托马斯·伯纳德爵士花去大半财富用于改进位于伦敦北部著名的孤儿院上，也与其他有钱人分担在伦敦及其他地方免费治疗癌症、眼疾和疝气的诊疗所的费用。但是，城市的脏乱在传播疾病或酝酿新病菌上，比医药治疗还要迅速。

1806年，伦敦发生了一件怪事：那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死于天花的病人。那是一种一度曾在英格兰蔓延，并随时再度蔓延成置人于死地的灾难的起疱、发热、伤害面容并传染的疾病。

一位温和的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是一个沉迷于狩猎、植物学、赋诗、吹笛和拉小提琴的人，最后克服了不列颠社会的保守作风，以10年的预防接种，终于使这个奇迹成为可能。从患天花的病人身上取下的弱质病毒接种来预防天花，中国古代曾实行过。这是玛丽·沃思利·蒙塔古女士于1717年途经君士坦丁时意外发现的。返回英格兰后，她将那种方法带了回去。先在犯人身上试验，再在孤儿身上试验，都有相当的成效。1760年，罗伯特和丹尼尔·萨顿两位医生报告说，在3万名接种天花预防的病例中，只有1200名病人死亡。

詹纳注意到故乡格洛斯特郡许多挤牛奶的妇女，从患有传染病的乳牛的乳头上得了牛痘，而这些妇女此后对天花具有免疫力。因而，他发现了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他想到：接种采自染有水疹的母牛身上病毒的牛痘苗，也许会得到相同的免疫效果。在17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詹纳详述了奠定实验医学和免疫学基础的大胆的冒险过程：

我挑选了一名健康的男童，约8岁大，作为接种牛痘的实验。这个东西采自一位从牛身上传染到挤牛乳妇女手上的脓疱上。1796年5月14日，将这种病毒注入这名男童的手臂上……第七天时，他抱怨不舒服……第九天时，他有些发抖，食欲不振，微感头痛……次日他就完全复原了……为了确定这位男童在接种牛痘病毒后有这些轻微反应，是否能免于天花传染起见，同年7月1日，用直接采自脓疱的天花菌来接种……没有疾病发生……兹后数月，他再度接种天花菌，结果身体上仍没有疾病的迹象产生。

詹纳继续描写具有完全满意结果的其他22个病例。他遇到所谓将人类活解剖的非难。为了补偿对这位不懂事的小孩的利用，为他建了一栋小屋，并亲手替他造了一座玫瑰花园。1802年和1807年，国会通过补助詹纳3万英镑，以改良和推广他的方法。19世纪，天花几乎在欧、美两洲绝迹，即使有也发生在没有接种的人身上。接种方法适用到其他病人身上，使免疫这门科学与其他的医学进步和公共卫生，给近代社会带来了比贫穷、无知、贪婪、疾病等能带来的公害强势得多的健康。

第五章　英国的哲学

1789年至1815年，英国的科学极少影响到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学——可能已与自由神学调和，甚至进化的观念也可能因阐释创世的六“日”为发展的无限长时间，而驯顺了。上层阶级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之间的暧昧，因大革命而停止，视观念为一种青年的传染病而不予置信了。他们认为每周的礼拜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一种明智的投资，他们埋怨首相皮特找不出时间上教堂。几位私下里持怀疑态度的司教，却以虔诚而享名于世。旧冲突仍旧存在。1794年，托马斯·潘恩在《理性世纪》（The Age of Reason）中，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在《基督教证据便览》（A View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中，同时声明两种水火不容的呼声。稍一浏览这两本书，就能窥知这个时代的风气。

托马斯·潘恩论基督教

托马斯·潘恩——欧美大陆都以此称呼他——是一位英国人，1737年出生于诺福克赛特福特的一个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听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忠告，他于1774年移民到美国，在美国革命中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华盛顿赞誉潘恩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1月）在“许多人的心智上”具有“决定性的改变力量”。在革命战争期间，他以纳萨尼尔·格林将军侍从武官的身份，发表一系列短论——《危机》（The Crisis）——以维持革命军和市民的精神，其中的一篇短论以一句名言作为开始——“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1787年至1802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在英法两国为法国大革命努力。我们见到他冒着砍头的危险为路易免受死刑而奔波。1793年12月，显然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教唆下，国民议会颁布驱逐所有外国人为其会员的命令。议会中只有两名外国人：卡西斯·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趁着被逮捕前的一点时间，潘恩匆忙地写下一些文字，就是今天《理性世纪》第一部分的文字。他将手稿送到美洲，附有如下献词：

致我美利坚合众国同胞：

我将附列的作品交付你们保护。它包含我对宗教的意见。记住，我时常不遗余力地支持每个人有其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论与我的意见如何不同，你们会给我做一决定。否定别人的权利，使自己成为目前意见的奴隶，因为他排除了自己改变意见的权利。

对抗每种错误最可怕的武器便是理性，我从未使用过任何别的武器，我深信我决不会去使用的。

你深情的朋友和同胞。

托马斯·潘恩

1794年1月27日，巴黎

一开始，潘恩就他为何要写本书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不是要摧毁宗教，而是要从斫伤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形式中阻止其腐败，“免得在一般迷信邪风、政府的虚假制度和虚假的神学理论中破灭，我们失去了真正的道德、人性和神学的视野”。同时，他自信地补充说：“我信仰一个上帝，别无其他，我希望死后的安乐。”

接着，他拿出“奥卡姆的剃刀”：

我不信仰由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新教教会公然宣示的教义，也不信仰任何我知道的教会的教义。我自己的心智就是我自己的教会。一切国立的教会机构……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物，设立来恐吓和奴役人类，来垄断权力和利益的。

他称赞基督为“一位有德行、和蔼的人”，而“他谆谆劝诫和笃实践履的道德便是最仁慈的德行”。但是，他受到上帝眷顾的故事，只是盛行在异端中的神话的一种变形。

几乎所有生活在异端神话中的异人，都誉之为上帝的儿子……上帝与妇人们的媾和是那时一种通行的意见。依据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朱庇特与几百名妇女同居。因此，这则故事没有什么新鲜、奇特或猥亵之处。这种意见是盛行在当时称作“非犹太人”（Gentiles）之间的共同看法……也只有那群人相信不疑。严格地只相信一神，并不断地驳斥异端神话的犹太人，从不信任这则故事。

因此，基督教神话仅仅是异端神话的一种新形态：

那时追随的三位一体说，只是以前两三千年来的多神论的一种缩影。玛利亚的地位是继承艾菲索斯城的狄安娜的地位，英雄们的神格化变为圣哲们的圣徒罢了。神话学家们使诸神化为万物，基督神话学家们则使圣哲化为万物，教堂如万神殿一般拥满了同一信仰的群众……基督教理论比起古代神话学家们的偶像崇拜并无多少差异，适应在权力和岁入的目的上，它尚未到涤除模棱两可的错误而保留理性和哲学的时期。

潘恩接着摇动他的理性探照灯到《创世纪》一书上，因为不能忍受那些寓言，他专注到夏娃和苹果上面。他和弥尔顿一样，被人类的第一位叛徒撒旦迷住了。此君是一位想要废止一位君主而被投进地狱中的天使，在那里忍受无尽止的折磨。但是，他必须不时躲避那些永不熄灭的火焰，因为他已找到进入伊甸园之路和可能最迷人的诱惑。他可能向夏娃许诺知识，向基督许诺半个世界。潘恩感到惊奇，基督教神话给予撒旦不可思议的荣耀，它假设他能迫使上帝把他的儿子送到犹太（Judea）及被钉上十字架，为他恢复这个星球上一小块显然还爱着撒旦的土地。纵然有那种钉上十字架的事，魔王（the Devil，指撒旦）仍然保持了一切非基督教的领域，在基督教国度里也有几百万名仆人。

这一切，我们怀疑心很重的人说，是依据从摩西到圣保罗记下的全能的神自己的话，提供给我们最严肃的证据。潘恩认为这种说法只适于育婴室及忙于面包和牛油、衰老病死、无暇去怀疑神学家们卖给他们期票的成人们的故事。对意志较强的人，他也提出上帝的形状并不像人类，而应理解为宇宙的生命：

只有在《创世纪》中，我们所有诸神……的观念才能结合为一体。《创世纪》说出了一种人类全体的语言……而上帝的这种道的启示，是全人类为了解上帝所不可少的。

我们要默察它的权力吗？我们从无限大的创世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智慧吗？我们从主宰着无限的整体不变秩序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宽宏大量吗？我们从它充塞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中见到它。我们要默察它的慈悲吗？我们从它的胸襟中见到它。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什么吗？不要从所谓的《圣经》上探究……而是从称作《创世纪》的圣经上去了解。

他自1793年12月28日起受监禁，直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垮台。11月4日，“国民会议尽他们的权力所及补偿了我遭受的不正当行为，全体一致通过邀请我重回国民会议……而我接受了”。在动乱不安的11个月的反动中，他写出了《理性世纪》的第二部分，这部分致力于对《圣经》的刻意批评，对早已提供较为学术性的研究——许多是由牧师们从事的——则绝少增益。在英美，他对上帝信仰的主张，他对《圣经》的狂热驳斥，则因人民重视和政府珍惜《圣经》之故而得不到重视，他发现自己在出生地和归化地得不到尊敬。1802年，他回到纽约时——那里曾赠给他在新罗谢尔300英亩的产业，答谢他以前对美国大众的贡献——他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因杰斐逊的忠诚友谊而使情况没有更糟。他的最后7年，因耽于饮酒而变得黯淡无光。他1809年死于纽约。10年后，威廉·科贝特才将潘恩的遗骸移到英格兰。在那里，他不屈不挠的精神通过他的书籍，在产生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The Reform Act）的长期奋斗中，扮演着一种角色。

虽然潘恩称得上一位自然神论的信仰者而非无神论者，许多基督教的信仰者感到他的自然神论只是他不相信一位人格化上帝的一种文雅的掩饰。威廉·佩利，维尔茅斯的教区牧师，在《基督教证据便览》一书中，就他的信仰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辩护，直到1900年此读物仍然是进入剑桥大学的优先读物。不过，更为有名的是他的《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1802年），该书从科学自身累积在自然界中设计的证据，证明至高智者（Supreme Intelligence）的存在。他辩称，如果一个没有见过表的人遇到一只表，并检查了它的机器，他会否认是某些智慧者设计的吗？那么，在自然界中，难道没有数千种运作是对一种期望效果的有意安排吗？

一方面，我们见到智者之力安排行星的组织……另一方面……供给一只蜂鸟的细毛用作歙合的一种适当机器……每种有组织的自然体，在它含蕴的生存和繁衍的食粮中，就创世主方面说，恰恰证明了表达导向这些目标的一份谨慎。

英格兰半数有学问的人，开始讨论佩利的著作了，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黑兹利特在克吉刻开始生动地辩论了。自然神论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伟大的达尔文在形成他的反对论——官能对期望的目的上的适应是经过自然淘汰而发生的——之前，曾很仔细地研究过它。佩利之后一个世纪，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进步的创造》（L’Evolution Créatrice，1906年）中雄辩滔滔地重写了《设计的论辩》一文。这场辩论一直继续着。

葛德文论正义

威廉·葛德文是他那个世代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作品，”黑兹利特于1823年初写道，“给予这个国家的哲学见解，能如著名的《政治正义论》一书引发的骚动。”“丢开你的化学书本，”华兹华斯告诉一位年轻学生，“去读一读葛德文的《论必然》。”而在葛德文的晚年，他怀疑起自己时，他看到他的观念由他的女婿雪莱用诗歌来传播。如果不是为他的书索偿过高，他也许就不会被置于牢狱之中了。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献身于在葛德文身上变成决定论的命运注定论。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威廉本人接受了圣职者的教育，而且以牧师的身份在许多小镇上讲过道。他在斯托马基特行使职责时，被一位年轻的共和主义分子介绍给一群法国哲学家，他们不久倾覆了他的信仰。他从霍尔巴赫接受了无神论，在稍后的几年中，他仁慈地在他拥挤的卷帙中替上帝找到了一个位置。他从爱尔维修接受教育和理性，作为空想渊源的信仰。他追随卢梭，接受人性本善的主张，但他喜欢无政府主义甚于卢梭的万能政府。他放弃基督教牧师的职位，开始用笔和墨赚取生活费。他加入“革命家”俱乐部，与斯坦厄普爵士和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为伍，但大部分时间，他从事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写作。1793年，33岁时，他发表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重要著作。

他命名此书为《政治正义论及其对一般道德和快乐上的影响》（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这显然是一本论政府的书，它几乎包含了所有哲学上的问题，从认知到政治才具，止于讨论上帝的问题。他蔑视天堂和地狱的寓言是促使人民服从和帮助政府统治的诡计。他贬斥公然宣誓接受官方信仰的《39条条款》而私底下弃置不顾的牧师们。他拒斥自由意志，但意志如作为一种不同的官能看待的话就另作别论。他视意志仅是刺激、情境或欲望的意识反应的一个抽象词汇。由于行为决定于遗传、个别经验和目前的环境，我们不应当以愤怒或丑诋的行为对待别人的错误行为，我们应当以矫正甚于刑罚的态度改良我们的刑罚制度。不过，使用赞扬、谴责和处罚作为对未来诱惑的正确记忆是必要的。

我们应当赞扬什么、谴责什么呢？道德上的善，还是道德上的恶呢？而善是什么呢？步爱尔维修和边沁之后，葛德文界定善为促进个人和团体的快乐，而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心智和感觉上恒久的愉快。这种伦理学不是快乐论的或官能上的，因为它排列知性的快乐在那些感受之上。它不是自我主义或自私自利的，因为它承认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而团体的善优于其组成的个体的安全，列于所有最高快乐中的，便是个人从贡献给他的同辈们的快乐上获得的那种快乐。我们的合群本能产生利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可给予我们较任何感觉或智性上的愉快更要敏锐、持久的一种愉快。能仁慈就能快乐，不仁慈就会忧郁。“道德，人类快乐的学问”，是“约束个人于同类的原则，及计划劝导我们、塑造我们的行为走上最有助于全体利益之路上的诱因”。

然而，正义就个人和团体而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行为准则。“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团体或个人的安全。”由于个人期望如适合他的安全一样多的自由，“人类最期望的状态，是维持就个人独立侵入最小的一般安全”。因此，婚姻便不需要政府或宗教的批准了，两位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合议就足够了，而这种结合依据一方的愿望便可解散（这句话特别取悦雪莱）。

葛德文不喜欢政府。无论它们的形式和理论为何，它们事实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他拒斥保守派认为“大众是天生低贱和经常具有内在的残忍性，因此必须用寓言、恐怖或力量来统治”的看法。跟欧文一样，他认为大多数人的低贱是由于不适当的教育、狭窄的机会或环境上的挫折之故。骗钱的人因立法上的诡计或司法上的庇护而免于刑法追诉的案件时有所闻时，他嘲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财产制度和财产继承，反对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但是，他坚持私有财产应视为公共信托，并警告财富集中会招致革命。

不过，他没有革命的意趣。“直到人类的特质在根本上改变了”，任何对现存制度的强力抛弃，任何重新分配财富的暴力意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比它要除去的不平等带给共同幸福更多的伤害。“意见的革命是要获致较好的财富分配的仅有方法。”而这需要学校和文学漫长和耐心的教育过程。

但是，从国立的教育制度获得一般性教育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些会成为引起战争的民族沙文主义，目的是注入盲目服从的政府宣传的工具。教育应留给私人去办，应经常说出真相，并使学生熟悉理性。“理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则”或技能，“而且也没有引起我们行动的倾向。就实际的观点而言，它只是一种对不同感受的比照和区分。理性……是依照不同的激情”或冲动而设计的“相对价值，用来节制我们的行为的”。“道德非它，而是结果的一种预测”，包括对团体的结果在内。“因此，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改良，便是对理性的改良。”

由教育到乌托邦的路是悠长、艰辛的，但人类在那条路上有了一些进步，而它进一步是没有可见的限制存在。这个目标是人道的充分的启迪与理性和自由的行为的远见。无政府主义是遥远的理想，但是经过许多世代，它依然是一个理想，而人类的本性需要某些政府形式。我们必须不断希望，在我们未来纯洁的子孙中，智力渐渐地进入有秩序的自由中。

葛德文身上必定有一道丰富的智慧之泉，1794年——在他的巨著《质疑》出版后一年——他出版了被那个世代的许多人评为杰出的小说《迦勒·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该小说表现出“政府闯入社会各层面去的精神和性格”。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加入他亲身体验的罗曼史：他娶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7年），收养了她的女儿范妮·伊姆利，和玛丽生活了一年。“我敬重她的智慧，”他说，“与她高贵的慷慨性格，仅仅温柔不能产生适合我们体验到的愉快。”我们已经知道，她于生下玛丽·葛德文·雪莱后不久就去世了。

1801年，他娶了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夫人（Mrs.Mary Jane Clairmont），她的女儿（与第一任丈夫所生）成为拜伦的情妇之一。葛德文和妻子借出版书籍来供养他们血统复杂的子女，其中一本是由查尔斯和玛丽·兰姆出版的《莎士比亚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友谊式微后，葛德文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他也有一般老年人趋向保守主义的论调，而自顾不暇的雪莱帮助了他。1833年，也许是历史讽刺，他不得不容忍邪恶的政府，使自己成为“财政部的一位自由门房”，直到去世（1836年）。这份工作给他一份足可果腹的微薄年金。

马尔萨斯论人口

葛德文的《质疑》一书激起了另一本更有名的书的印行，因一位反对父亲的自由哲学的儿子不寻常的反动而推波助澜。

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一位稍微与众不同的人，是大卫·休谟和卢梭的朋友。对文明，他怀着苏格兰人的怀疑论和瑞士人的悲观论。他亲自负起儿子的学前教育，相信托马斯·马尔萨斯会是跟自己和葛德文一样的一位守法的激进人物。托马斯读完剑桥，于1797年加入国教会从事神职。葛德文的书一问世（1793年），父子两人就书的内容有过多次有趣的辩论。托马斯没有他父亲对这本书的热情。他感到这种理性占上风的空想将会不断地因简单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已经简赅地宣布在《传道书》中了：粮食的供应增加时，其优势不久将因人口的增加而抵消。地球的生产力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性欲却是无止境的，人口的成倍增加——因早婚、任意生育、婴儿和老年死亡率的降低——一定很快消耗掉增加的粮食。父亲却不接受这种计算，但他称赞这种争论的精神，要求儿子写出见解。托马斯照做了，结果于1798年出版了《影响未来社会改良的人口原则》（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一文，即《人口论》。

该文开始以一种道歉的口吻请文中反驳的两位持乐观主义的作者息怒：

我不怀疑如葛德文和孔多塞这些人的天赋……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读完他们论人类和社会的完美性的某些推论。我就他们提出的迷人远景感到温馨和喜悦。我恳切地希望着这样愉快的改善。但是，就我所了解，我在他们的方法上看到了巨大而难以克服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就是我目前要阐释的目的，同时我宣布决无要刷新朋友们的意见而沾沾自喜之意，只是没有事情比看到这些意见完全除去后可给予我较大的快慰了。

马尔萨斯有意将他的论辩用数学形式表示。粮食供应每25年呈算术级数增加（从1到2到3到4等的增加）；人口，如不加阻止——每对夫妻准许养活4个孩子——每25年就成几何级数增加（从1增到2到4到8到16到32……）。照这种比例，“在两个世纪内，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会是25比9的状态；在3个世纪中，会是4096比13的形态，而在2000年中，其差别就成了天文数字”。人口何以没有如此激烈地增加的理由是，人口在再生产上受到消极和积极两种抑制的限制。消极的抑制便是防患未然：因贫穷或其他原因使婚姻期延长，“不道德”（vice，马尔萨斯此处是指婚姻外的性交）、“反自然的感情发泄”（同性恋、鸡奸等）和其他许多婚姻中或婚姻外的避孕方法。这些消极因素不能维持人口与粮食供应的平衡时，自然和历史提供了早已在个人方面发生作用的积极抑制：杀婴、疾病、饥荒和战争，痛苦地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平衡。

从这种悲惨的分析上，马尔萨斯引出了惊人的结论。首先，提高工人的工资无用，因为如果工资增加了，工人就会提早结婚和生育子女，人口就会增加，人口的增加比粮食要快，贫穷就会恢复。同样地，提高“贫穷救济的比率”（照顾失业者的税收），将是对游手好闲和大家庭的一种刺激，人口的增加将再度比物资快，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让卖家提高有限的物资的价格，不久穷人又像以前一样贫穷了。

为了彻底诋毁葛德文，马尔萨斯继续考虑哲学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如果政府消失了，“每个人就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他的小店”，如同法律和秩序失调时，我们闩住门窗一般。“自私自利将占上风，争斗将永无宁日。”生育限制撤除时，人口增加就会超过粮食生产，过剩的人口就会缩减每个人的粮食分配量，美丽的理想就会崩溃在绝望的竞争、物价和工资的螺旋形上涨、不可避免的混乱和蔓延的悲惨中。政府应该使私有财产制受到保护以鼓励生产和投资，私人的暴力应受到公共力的扼制。历史应返回到其传统的公式上：自然的产物由人类的本质来区分。

在这篇短论的补遗中，马尔萨斯较前一篇文字更为清晰而严苛地主张防患于未然的补救之道，而使因自然和历史上使用的灾害治疗法变得没有必要。他提议停止贫穷救济和放弃对自由企业的干涉，供需律应留给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顾主与职员之间的关系去运作。不鼓励早婚以维持生育率的降低。“我们的职责”是“不结婚，直到我们有能力抚养我们的孩子的美好愿景”。总之，在婚前和婚后，人们必须学到道德上的抑制。“在发情和……结婚的这段中间期，必须……在严格的贞节中度过。”在婚姻状态，无须任何方法或形式的避孕方法。如果这些或相同的规律不被遵守，我们就得让饥荒、流行性疾病或战争来定期缩减过剩的人口。

这篇《人口论》的短文被英国保守的百姓奉为神谕。对罗伯特·欧文这些自由派人士要求以立法来缓和供需律，国会和雇主们在抵制上有了根据。威廉·皮特撤回了他已提出的扩大贫穷救济的法案。已经由政府采用来抗拒英国激进派的措施，因马尔萨斯的“这些空想贩子正在勾引简朴的人们走上悲惨的幻想”的主张，似乎得到了辩护。英国的厂商们因此增强了以低工资政策有益于规律劳工和服从的信念。李嘉图用马尔萨斯的理论，作为他的“忧郁科学”的基础（卡莱尔以此来命名经济学，是读过马尔萨斯之后）。至此，几乎每种工业革命上的不幸事故可能都归咎于穷人的多产上了。

自由派人士最先被马尔萨斯的短论弄得惊惶失措。葛德文费了20年的时间才草拟了他的答辩，然后他的《关于人口，对马尔萨斯的答辩》（Of Population，an Answer to Malthus，1820年）一书，几乎是重复他的希望，同时抱怨马尔萨斯已经将进步的朋友变成数以百计的反对派了。威廉·黑兹利特是一个例外，在《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24年）上一篇论马尔萨斯的短文中，他用尽一切尖酸刻薄的词句予以反驳。他认为，植物的生产可望超越妇女的生产。“一粒玉米其自我繁衍的速度甚至远超过人类。一蒲式耳的麦可种满一块地，那块地会提供20块其他土地种植的种子”，不久就呈现郁郁葱葱的一片景象。

后来的作者们引述一系列的事实以平息马尔萨斯派的恐惧。在欧洲、中国和印度，自马尔萨斯后，人口已增加一倍有余，然而他们的人民吃得比以前要好。在美国，自1800年起，人口已增加好几倍，尽管较低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粮食的供应更充分，而且有大量的余粮供输出之用。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反，提高工资不是带来生育率的增加，而是降低。问题不再是种子或田野的缺乏，而是操纵城市和乡村的农工业机械的能源供应的短绌。

当然，对马尔萨斯的真正答辩是避孕——它在道德上的容忍、广泛的普及、较大的效率和较低的花费、思想的俗化冲破了对生育控制的神学上的障碍。工业革命使儿童不再在农村中作为经济资产而变成童工，教育花费的高昂和都市的逐日拥挤，都变成了城市经济上的阻碍。男人和女人认识到那种改变的状况，而不再需要大家庭了，即使目前更具破坏力的战争技术的发明使大量年轻人死于杀戮中。

所以，对马尔萨斯的答辩不来自葛德文的理论，而是“新马尔萨斯派”（Neo-Malthusians）及其生育控制的宣传。1822年，斯普莱斯出版了《人口原则的图解和证据》（Illustrations and Proofs of the Principles ofPopulation）一书。他接受马尔萨斯人口的增加较粮食供应迅速的理论。他同意限制是必要的，但不是用延宕婚姻的方法，最好是做好避孕措施。他自费印刷传单在伦敦散布，辩护生育控制，直至他83岁去世（1854年）。

马尔萨斯亲身体验了斯普莱斯论点的压力。1824年，他投给《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一篇文章修正他的理论，撤销他吓人的数学比率，并重新强调人口过剩为竞争生存的一个因素。许多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838年10月，在我开始有系统地质疑后15个月，我偶然为了消遣而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十分钦佩生存竞争之说……从对动物习惯的长期、不断的观察上，这种论点立刻令我想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比较适合者就被存续下来，而不适合的就被毁灭。这种结果就是一个新品种的形成。至此，我终于抓到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了。

几乎经过了一个世代的进一步研究和思索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观念的进步修饰了“巨大生物链”（Great Chain of Being），并构成了文明的历史。

边沁论法律

杰里米·边沁是一位比葛德文和马尔萨斯更加难对付的人物，葛德文提出一些引人入胜的观念，马尔萨斯的则是一些令人困惑的恐惧，而边沁撰述关于经济、高利贷、法律、正义、监狱等问题的文字——没有一种是十分有趣、迷人的。此外，他本人是一位隐居的巨人，孜孜不倦地学习，沉思难解的问题，发表的极少，事事主张改革，并高喊两个恶魔——逻辑和法律——的结合。然而，在整整84年的岁月中，他的影响凌驾了他的时代，并推广至一个世纪之久。

他是一位富有律师的儿子，这位律师几乎用教育压扁了他。据说他3岁时已读毕保罗·拉潘（Paul de Rapin）的八大卷《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并开始学习拉丁文。（这种令人窒息的教学法由对边沁的训练而传给詹姆斯·穆勒，他用在儿子约翰的身上。）在威斯敏斯特上小学时，边沁在写作希腊和拉丁诗上表现优异。在牛津时，他专攻逻辑学，15岁时获得了学位。他继续到林肯法学院研究法律，但法律书籍的杂乱引起他的厌烦，他就决定不论花多少代价，将理性和秩序带进英国的法理学和立法中。1763年12月，年方15岁的他听到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对英国法律的颂赞而惊讶不已，并受到这种只可能迟延立法改革而毫无疑问的阿谀刺激。自那时起几乎直到去世，他一直试图将合理性、一贯性和人性带进英国法律中。“我是一位万事通的天才吗？”他自问，“我能有什么成就呢？所有尘世追逐的一切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立法。我是一位立法方面的天才吗？我自己就能战栗疑惧地回答这个答案：‘是的。’”这份怯生生的自负可能就是这种成就的源泉。

他带给他的责任一种现实的胸襟，誓言为秩序和理性尽瘁。他愤慨义务、荣誉、权力这些压迫性的抽象观念，他喜欢把它们打入特殊的现实中去，并以一种持久的事实观点检视各个部门。例如：权利是什么？它是“天赋”的吗——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如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主张的一般吗——或者，它仅是附属于公共善（public good）的一种个人自由呢？什么是平等？在数学的抽象概念之外有任何这类东西吗？能力、财产和权力的不平等是每种有生命的事物不可避免的命运吗？什么是“常识”或“自然律”呢？照边沁的意见，这些抽象概念是大学、国会和法院中趾高气扬的“无聊东西”。

我们也许会想象这样一位急躁的现实主义者对他那个时代和地域里流行的神学做了什么。在以无私的眼光看待的科学、历史、经济、法律或政府的世界中，他发现传统的“神”毫无用处。他对这些事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因为他感到英国国教相当理性，而且可能成为有益的事物。但是，牧师感到他沉默的仇视，而且十分公正地贬斥他的功利主义为一种“无神的哲学”（godless philosophy）。

边沁开始艰苦地贬斥布莱克斯通为不列颠宪法的一位阿谀者。那种神秘实体在他看来好像是偶然事故，东补西缀和陈旧产物矛盾的调和，匆促的修正和瞬息即逝的灵感，没有逻辑的周延和原则作为基础。所以（美洲各殖民地忽视了那种移植来的君子协定时），边沁出版了《浅论政府》（A Fragment on Government，1776年）一书——这是在1832年赢得一半胜利之前，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哲学激进主义的第一击。

这位28岁的挑战者，在赞扬布莱克斯通“以学者和绅士的语气来教法理学”的同时，责备他将宪法缩小至国王的权威之内的意见。一部健全的宪法应将政府的权力分配到它的各个部门中，并便于它们的合作和共同的限制。指导立法者的原则不必是一位至高者的意志，而是受他们立法的那群人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一部制定法的正当试验便是针对那个目的的实用性。此处，这个著名的“实用性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便是边沁立法和伦理学的根本。它是托马斯·杰斐逊在同年发布的《独立宣言》的一篇令人惊奇的相关性产物。哲学和历史简洁地契合了，而基督教传统——边沁并不知情——使这种联合显得很温馨。

这本小书是以较边沁后来的那些论著更易于理解的一种体裁，及更有吸引力的一种精神写成的。他此时消磨了一部分时间在旅行上。1787年，他从沙俄送回英格兰一篇文章《保护高利贷》（“Defence of Usury”）。他反对利息在神学上的责难，在经济学上如政治学上一般，个人在群体善的可允许的范围内应当自由运用他自己的判断。边沁是一位自由派人物，但那个词汇在18世纪时，其意和自由的防御者同义。他同意重农主义者和杰斐逊“国家应干涉个人的自由至最小限度为最好”的说法。他是一位激进派——一位追溯本源的人，但他不赞成工业国有化。1787年，那时也没有大工业可供国有化。

从俄国回来时，边沁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道德和立法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年）。他的书倾向于革命。那是一本晦涩的书，书中满是硬邦邦的一百多个定义，使一般读者在结尾时产生相当多的混淆。但是，边沁负起了一种石破天惊的责任：以自然伦理观来取代神学伦理观，将行为和法律的基础放在团体和国家的需要上，甚至放在一个执行者或一个阶级的意志上。一方面将法律和行为从宗教的敕令中分离开来，另一方面从革命的梦想中解放出来。一个负起这样一种任务的人，不可避免地偶然触犯作家的道德义务的原则。

道德和法律两者的新基础是实用性原则——对个人的行为、团体的习惯、人民的法律和人类的国际上合意的实用性。边沁把一切有机体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视为当然。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和心智的任何满足，痛苦为任何不满足。实用性就是产生快乐或避免痛苦的性质，愉快就是快乐的继续和持久。实用性不必完全是对个人的，也可以是对家族、社群、国家或人类的。个体也许在将他的满足附属在（通过他的社会本能）他所属的团体中时，发现快乐或避免痛苦。结果，除了其直接的目的外，一切行为和法律的最后目的和道德实验，便是它贡献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等级。“一旦我知道我最亲密的朋友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竞争，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为人人即人人为我。”

边沁的确不佯称他的实用公式是原创的，他以往常一般的坦诚宣称：他是从普里斯特列的《论政府的第一原则》（“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68年）一文中找到的。他可能在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善与恶的质疑》（“Enquiry concening Moral Good and Evil”，1725年）一文中找到的，该文界说好公民为一位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人。或者，得自贝卡里亚的《犯罪与刑罚》（1764年）一文，该文描写道德考验与目标为最大多数幸福原则的设计。或者，更清楚一点，得自爱尔维修的《精神》（De l’Esprit，1758年）：“功利是一切人类德行的原则和一切立法的基础……一切法律应追随一个简明的原则：公众的功利，即在同一政府之下的最大多数的功利。”边沁仅就《圣经》上的告诫“爱你的邻居如爱自己”给予一种量的形变而已。

他的成就是运用“最大幸福的原则”（他的最后定则）到英格兰的法律上。他此时已有了一种清楚的道德命令，和借以判断布道者的告诫、教师的训诰、政党的原则、立法者的法律和国王的敕令的一种实验了。法律不必承认权利、自然、大众或神性这些神秘的实体，无须从上帝到摩西到基督的启示，无须为了复仇之故而惩罚。每个提案必须回答谁因此而受益这个问题，它将为了谁的好处而制订——为一人，少数人，许多人，还是全体？法律必须适应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和有限的才干，社会的实际需要必须具有清楚而易懂和认可实际的施行力，必须迅速审理，必须迅速司法判决及处以正确、合乎人道的刑罚。对这些目标，边沁以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和他著作的最后十章来阐发。

同时，他应用他的原则到当时的各个问题上。他支持重农学派的放任主义到工业和政治中。一般而论，个人是他自己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在社会实际状况的许可下，应以他自己的方法自由地追求幸福。不过，社会应鼓励志愿结合，它的成员愿意放弃部分自由为一个共同的理念而一起奋斗。从这些共同原则，边沁辩称，代议政府即使会产生各种错误和层出不穷的腐败，也是最好的政府。

《道德和立法的原则》一书，从风格、批判的精神和强烈世俗化的诸多方面，受到比预期的还要大的喝彩。这本书在国外受到的欢迎比在国内还要热烈。法国翻译了他的作品，并于1792年促成他为法国公民。欧陆各首都和大学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纷纷和他联系。在英格兰，托利党谴责功利主义为不爱国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的。有些作者进一步说，许多行为——浪漫的爱或父母之爱、自我牺牲、共同援助——不知不觉涉及自我满足。艺术家们对使用价值的考虑，妨碍了对艺术品的评断。但是，除了政府官员外，大家一致同意，矫装和虚伪撤除后，利己是每个政府的伦理和政策。

边沁依照他自己的哲学生活着，并使他的岁月无疑地十分“有用”。在《司法证据的原理》（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1825年）和其他著述中，他努力清理旧法律和新案例，而且在缓和传统刑罚学的过分野蛮上获得相当的成就。1827年，他以79岁的高龄，开始制定英国法律，但在编完第一卷准备编第二卷时，死神攫走了他。他参与创立《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1823年）作为一个自由派机构。他集合一批门徒，他们知道在边沁坏脾气的外表下面有一颗仁慈的心。迪蒙是他在法国的门徒。本人是一位杰出思想家的詹姆斯·穆勒将这位大师的手稿编辑成可读的读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将这个使命从呆板的观念提升到人性的境界上。

在边沁的领导下，这批哲学的激进派为成年男性的选举权、秘密投票、自由贸易、公共卫生、监狱改良、司法清廉、贵族院的纯洁和国际法的发展而工作着。直到1860年，边沁哲学中个人和自由倾向的因素，一直由他的门徒们强调着。之后，社会主义潜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扭转这股改革的潮流朝着供政府利用的方向上去，成为打击公共病态的公共意志的一个工具。

临死之际，边沁困惑于其躯体供最大多数人充分使用的问题上。他指示，身体应在他的朋友们面前解剖。这一点做到了。然后，头盖骨填塞后涂上蜡，骷髅架穿上边沁灰暗的便服，直立着放入剑桥大学的一具玻璃柜内。直到今天，这具骷髅依然直立在那里。

第六章　文学的转变

报纸

如果法国执这个时代政治舞台的牛耳，英国则在文学上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外，法国还有什么可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比拟的呢——还不包括济慈在内呢，他的杰作超越我们现在的范畴。紧接着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这是英诗在4个世纪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信札也可能是文学作品，因为拜伦和柯勒律治的信牍似乎比他们的诗篇更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赞赏。那时，通常收信者给付邮资时，他为他的邮票支付了实质或形式上的代价。但是，收到如此大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死后重生的一张护照呢。

报纸不是文学。报纸多是折成4页的一张纸，第1页和第4页刊登广告，第2页是政治新闻，包括前一天国会活动的一篇摘要。伦敦有好几家日报，主要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创立于1788年，约5000名订户；《快讯报》（The Courier），1万名订户；《晨报》，民权派的机关报，有柯勒律治的特写《领袖们》的方块专栏；《咨询报》（The Examiner），利·亨特（Leigh Hunt）这种自由派人士的笔会和喉舌。郡或区的中心各有自己的一份或两份报纸，一份属于保守派的，一份属于改革派。还有好几份周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政治记录周刊》（The Political Register）并且还有好几份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期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由法兰西斯·杰弗里、亨利·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 [1] 于1802年创办、用以辩护进步观念的季刊《爱丁堡评论》和由约翰·默里、罗伯特·骚塞、沃尔特·司各特于1807年创办、用以辩护保守派使命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报纸的影响力在英国社会不断增强。它不再是艾迪生和斯梯尔悠闲时代的一种文学媒介，它已成为广告商的一个销售对象和政治团体的一个工具。由于广告商依据销售数来给付广告费，编辑和发行人必须权衡大众的意见，经常牺牲当权政党的观点。于是，报纸讽刺国王的那些饭桶王子，即使政府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他们也是枉然的。渐渐地，19世纪报纸变成了一种工具，最后变成了正在抬头的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1] 西德尼·史密斯与击败拿破仑于阿克的威廉·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并非同一人。

书

中产阶级和阅读的群众增加时，书籍也增加了。出版业变成与零售书业分开的一种获利丰盈的独立行业。出版家们争取作家，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文学沙龙中宴请他们。约瑟夫·约翰逊宴请葛德文、潘恩和布莱克，并出版他们的作品，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清偿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债务。托马斯·诺顿·朗曼则负责华兹华斯的债务，约瑟夫·科特尔把柯勒律治和骚塞留在布里斯托尔，伦敦的约翰·默里系住漫游的拜伦。同时，朗曼家族历史悠久的公司耗资30万英镑，出版钱伯斯的39卷新编《百科全书》（Cyclopoedia，1819年）。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大英百科全书》连出3次新版——第3版，1788年至1797年出版，分18卷；第4版于1810年出版，计20卷；第5版于1815年出版，计25卷。

出版商付出大笔现款代替版税来收买稿件，增印时，会增加一些报酬。虽然如此，极少几位作家能靠他们的笔杆生活——托马斯·穆尔生活舒适，骚塞和黑兹利特惴惴不安，司各特由巨富又变成赤贫。出版商们成功地使贵族成为文学的雇主，韦奇伍德家族补助柯勒律治，雷斯莱·卡尔瓦特（Raisley Calvert）遗赠900英镑给华兹华斯。政府偶尔送给品行优良的作家们一笔谢礼金和维持一位桂冠诗人100英镑的奖赏，可望他即席赋诗以纪念三军的一次胜利，或一次皇族人员的诞生、婚配或死亡。

公众阅读兴趣的成长因书价上涨而受到抑制，却因图书俱乐部和借阅图书馆的设立而得到促进。最好的借阅图书馆是爱西尼厄姆图书馆（The Athenaeum）和兰沁图书馆（The Lyceum），都设立在利物浦，一间有8000卷藏书，另一间有1.1万卷。借书的人每年付费1到2.5金币，作为借阅架上任何图书的权利金。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借阅图书馆。阅读从贵族普及到一般平民时，在趣味和标准上多少有些不同了。从古典传统到浪漫的感伤文学的转变，便是由这种普及化带来的。这也是青年期的爱情从父母的控制和财产的约束上逐渐解放之故，及一个爱情可以写出成百个爱情故事。

除了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及其《恐怖室》（Ambrosio，or The Monk，1795年）一书外，小说家中妇女较占优势。在恐怖的神秘派中，仅次于他的是安·莱德克利夫太太，她最成功的一系列小说是《一位西西里人的罗曼史》（A Sicilian Romance，1790年）、《森林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年）和《乌陶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年）。通常，一般英国读者称这些书为罗曼史（romance，取自法文字roman，意指一则故事），而小说（Novel）这个词用在寻常生活里自然情况中发生的较长篇的虚构故事，菲尔丁和简·奥斯汀的小说便是。司各特的《威弗利故事集》（Waverley Novels）连串起这些定义。在虚构故事中，女作家们自然就要出类拔萃了。弗兰西丝·伯尼在20岁时就以《埃维利娜》（Evelina，1778年）一书崛起文坛，接着出版了《塞西莉亚》（Cecilia，1782年）、《卡米拉》（Camilla，1796年）和《漫游者》（The Wanderer，1814年）几本光芒熠熠的小说。她死后（1840年），她的《日记》（Diary，1842年）风靡了另外一个世代。

更有名气的是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她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1800年）和《缺席者》（The Absentee，约1812年），就英国地主利用爱尔兰人的真实情形用虚构故事的形式做了十分有力的描写，连英格兰政府都受到刺激而要减缓这些邪恶。在她那个时代，只有一位女作家超越她，而那个女人同时也超越了所有的男作家。

简·奥斯汀（1775—1817）

她的一切冒险行为都是通过她的笔表现出来的，但她需要的也不多，因为她从优雅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有趣的事情。她的父亲是汉普郡史蒂文顿教区的牧师。她出生在牧师宿舍中，一直住到26岁。1809年，她的哥哥爱德华供给母亲和妹妹们在乔顿镇（Chawton）上的一个家。她住在那里一直到去世，偶尔去伦敦探访她的兄弟们，住上一宿来调剂她简单的日常生活。1817年5月，她到温切斯特接受医疗，7月18日那天去世，未婚，享年41岁。

她以姐妹一般的爱情充实她的文学，以她捕捉生命中荒谬和隐藏的焦虑感，以淡淡的讽刺和平易的笔触来描绘它们。对农村风光的享受及乡下日子的悠闲自持，赋予她生命的悬宕气氛和意义。她有足够不喜欢伦敦的理由，她以不愉快的笔调描写伦敦，只视它为脏乱贫穷与优裕腐化之间的一条过道。那里是一个勾引乡下女孩子堕落的地方。她感到英国生活较优雅的地方是在乡下稍微破落的贵族区，在他们有规律的、由安定产生的丰富传统及恬静的生活中。在那种安详的气氛中，人们很难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拿破仑距离他们也很遥远，以致不能使人们放弃为舞会或一生去挑选一位合适的伴侣。宗教在那些家庭中占有地位，但只是维持下去而已，因为正在教区中逐渐猖獗的神秘诡辩已大为削弱它的恐怖感了。我们听到简·奥斯汀对不得不勉强在伦敦住上几个月的范妮·普莱斯同情的声音：

对失去春天中一切欢愉的范妮是不幸的……她以前不知道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多么令她愉快。纵使时序无情，从她姑妈的花园中最温暖的一角看早开的花朵带来的美丽景色，及她姑丈的农场和茂密的森林中看树叶绽放，无论在身心的哪一个方面，从可爱的节令中她获得何等令人兴奋的生机！

这样一个环境——一个舒适的家，一座芬芳的花园，与一群活泼愉快的姐妹傍晚漫步，从一位赞扬和传播她的手稿的父亲那里得到一句鼓励——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弥漫了一种安详、健康和友善的清醒空气，并从容不迫地带给读者。几乎很难在其他小说中找到这样一份宁谧的满足感，她深知生活本身就是无穷的祝福。

她写了6本小说，耐心地等着它们不慌不忙地问世。1795年，20岁时，她写作第一本《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但不能令她满意，就束之高阁。以后两年中，她倾力写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一改再改后，寄到一位出版商那里，出版商以赚不了钱而退回。1798年至1799年，她写作《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理查德·克罗斯比买了下来，却搁置一边不予出版。接着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她因居住地改变而烦恼，也许是失望。1811年2月，她开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并于11月重写《理智与情感》并出版。接着，在她生命的最后5年中，到达了成熟的丰收期：《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找到了出版商，《曼斯菲尔德庄园》于1814年，《爱玛》（Emma）于1816年。于1817年，她死后，《诺桑觉寺》也问世了。不久，《劝导》（Persuasion）也与读者见面。

《傲慢与偏见》一开始是五姐妹，个个准备而且渴望着结婚。伯纳特太太（Mrs.Bennet）是一位神经质、大惊小怪的女人，她每天想的都是替她那些女儿找丈夫。伯纳特先生为了躲开他多嘴的老婆，退居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不受到吵闹，他早已放弃要给五份土地或英镑做嫁妆的问题。他只想撑持他的家庭到他去世，之后，就由可敬的柯林斯先生，邻近一个镇上尚未结婚的教区牧师继承。要是那五姐妹中的一人能够勾引住那位牧师该多好！

最年长、最可爱的简则把目标放在富有而英俊的宾利先生身上，但他似乎偏爱另一位候选人，而简几乎抑制不住她的哀怨。伊丽莎白，排行第二，不是因为脸蛋或身段而自负，而是因为她独立、自信的个性。她处处为自己设想，不准备任人摆布。她阅读范围很广，任何男人如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在心智或慧黠上是难以与她一较长短的，她的作者坦诚地羡慕她。第三位姐妹玛丽是最适于结婚的，对两个姐姐迟迟不结婚阻挡了她的路十分懊恼。第四位姐妹吉蒂希望嫁给一位英俊的军官。莉迪娅，老幺，奇怪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在准许试探性的神秘之前，必须等待这道奇妙的结婚公式。

这个家庭被柯林斯先生计划前来访问的消息弄得喜气洋洋起来。他是一位对自己的纯洁意识很自负的人，也很小心地认同阶级区分和物质享受。作者在他的身上，赋予了较下级的国教牧师不自觉具有的阶级奴性和无情的个性。这种讽刺似乎是极端的，却如断头台一样清晰明快。

这位年轻的神职人员来了，他认为可爱的简是不可侵犯的，便向伊丽莎白求婚，伊丽莎白以拒绝他来斫伤这个家庭，因为不愿成为他完美无疵的囚禁品。感到五姐妹中排行第三、要想首先获得一位丈夫简直是一个笑话的玛丽，定着眼睛、莞尔注视这位命中注定的财产继承人，逗得他去向伯纳特先生和夫人要求和她结婚。

一切似乎很得体，但害怕变成老处女的莉迪娅和健壮的维克翰先生私奔了。整个家族因她的罪愆而蒙羞，避见所有的邻居。可敬的柯林斯先生送了一封责备的信给伯纳特先生：“你女儿的死与这种丑事比起来，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谁还愿意使自己与这样的一个家族发生联系呢？”伊丽莎白以她难以令人接近的自负勾引了有阶级偏见的达西先生，从而挽救了全家，他以万贯财富放在她的脚边，迫使维克翰与莉迪娅结婚以还她的清白。这位女作家以十分熟练的神奇手法，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甚至连宾利先生也发现他时常爱着简。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结构更完美：最后的结局在开始时就已预示了，几乎每个情节都是细心安排好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傀儡，而是各有其命运的活人，并且正确地阐释了赫拉克利特的评述：“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庄园是托马斯·伯川爵士风景优雅的领地，伯川爵士是一位比宾利先生更要热心的父亲。不过，他也犯了许多惊人的错误：沉迷于追求财富和荣誉，让自己的长子在道德和生理上分裂，准许女儿延长她们在伦敦一个社团中的假期，那里一切乡村的道德成为取笑的话柄，而不是生活的资源。因为他的信用，他收养了谦和多感的范妮·普莱斯——他太太的穷困侄女。他引以自慰的是他的次子埃德蒙献身于教会，从种种描述上看都应该是一位未来的牧师，是柯林斯先生的翻版。作者用了几百页篇幅才使埃德蒙认清，他对范妮的感情是超过兄长般的友爱的，但在悠闲的情节中，他们提升的感情是古典小说中的一种愉快的浪漫气息。

纵使在她的“爱”的研究中，简·奥斯汀一直是一位古典派人物——一个永远杰出、理智永远清醒的人物。在乌陶伏派的神秘（Udolphian mysteries）和瓦波洛派的堡垒（Walpolian castles）对峙的这样一个世纪中，她一直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实际和理性的观察者。她的体裁如德莱登的一样纯洁，她的虔诚如教皇一样坚贞。她的范围狭窄，但她的探索是深入的。她领悟到生命的基本期望是征召个人为全人类服务。政府的危机、权力的冲突，甚至要求社会正义的呼吁，并不如青年们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努力着朝成熟的方向发挥，而终止于牺牲的一种基础。她默默地接受人类神秘的两种——女性和男性——的希望，它的病根非她所能医治，它的目标非她所能了解。她从不大声疾呼，但只要生命的湍流允许，我们都心甘情愿地追随它，而我们可能被她的安静俘虏。今天，英国几乎已找不到一个小村落了，她却有一群崇拜者。

威廉·布莱克（1757—1827）

比简·奥斯汀早生18年，在她去世后，又活了10年，威廉·布莱克跨越了转入浪漫主义的时期。他生活在神秘中，拒绝科学，怀疑上帝，崇拜基督，改变《圣经》，尽力模仿先知，并呼吁一种俗世圣哲的美丽幻想。

威廉·布莱克是一位伦敦袜商的儿子。4岁时，他看见上帝通过窗户注视着他而惊恐失色。稍后，他看到天使们在一棵树上拍着翅膀，先知以西结在一处田野上漫游。也许因为他的想象无端地与他的感觉混淆在一起，直到他10岁，他才被送到学校就读。然后，他进入斯特兰一所制图学校。15岁时，他到雕刻师詹姆斯·拜西尔那里开始了为期7年的学徒生涯。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如珀西的《古英诗遗篇》、麦克弗森的《莪相》等这些浪漫气息的作品。他自己也学写诗，并加以注释。22岁时，他成为皇家学院的一名修习雕刻的学生，但是，他反抗雷诺兹仿古的命令。后来，“他悲叹他在雷诺兹爵士和他所雇的那帮狡猾的歹徒的梦魇般统治下浪费了”他的“青春活力和天赋”。不顾这一切，他发展自己幻想的素描风格，并以他的水彩画和雕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在性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他有一次表示但愿“性能力消失，乃至停止”的希望。然而，25岁时，他娶了凯萨琳·鲍彻。他时常用愤怒折磨她，因异想而对她厌倦，但她深知他的天赋，忠诚地照顾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孩子，但喜欢和朋友的孩子们玩耍。1783年，约翰·弗拉克斯曼和马修斯牧师偿付了布莱克自行印行的早期诗集的费用，这些诗稿于1868年重印时，在他迟来的声名中，也分享了一份荣誉。其中一些，如无韵的狂想诗《致黄昏星》（“To the Evening Star”），在英国的诗坛上奏响了一个原始的音符。

他愤慨于英格兰的财富集中和愈趋恶化的贫穷。他加入聚拢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周围的托马斯·潘恩、葛德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激进派人士的行列。他们在一起喝烈性的法国“启蒙酒”（the win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并高唱正义和平等。他的相貌合于讨厌任何强制秩序的精神。他身材粗短，有一副“充满表情和朝气的高贵气质。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卷曲而浓密，一绺绺头发不是垂下来的，而像一朵朵火舌般竖起着。从远处看过去，活像是放射出去的一般，配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突出的前额，他的高贵和愉快的相貌一定使得他的神情表现出真正令人好感的印象”。

1784年，他在布劳特街开了一间印刷所。他让他的弟弟罗伯特充当助手。这是一种愉快的关系，因为彼此关怀着对方。但是，罗伯特短命早死（1787年）。这加深了威廉身上忧郁的神情和思想中的神秘因素。他深信他曾见过罗伯特的灵魂，在断气的刹那间冉冉升向天花板，“快乐地拍着双手”。对罗伯特的鬼魂，他以文字和图案雕刻在一张盘子上。布莱克的每本书几乎都是这样雕刻的，而且以几个先令到10个金币的价钱卖出去。因此，在他有生之年，他的读者群十分有限。

178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杰作——19首《纯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很显然，他用“纯真”一词意指所收集关于基督青春期前的愉快传统是非常可信的，是充分指引出了成长经过的。不过，这些诗出版时，布莱克已32岁，我们从诗中体会出，那种经验早已在悼念无邪的死亡了。我们必须记诵他的名句，才能用来与他5年后咏虎的句子做一对照：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给予你生命，让你吃饱肚子；

在小溪边，在芳草地上。

给予你轻逸的衣裳；

柔软的衣裳，细致，光洁。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他和你同名，

因为他自称是“小羊儿”；

他是谦恭的，他是温和的；

他是一个小孩。

我是小孩，你是小羊儿，我们和他同名。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也许下面一首诗《黑小孩》（“The Little Black Boy”）还要优美一点。诗中，一名黑孩子奇怪上帝为什么弄黑他的皮肤，并梦想着黑孩子和白孩子不受肤色的阻碍而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光。《扫烟囱者》（“The Chimney Sweeper”），想象一位天使下凡，将所有扫烟囱者从他们工作和睡觉时都穿着的满是污垢的工作服中解放出来。《神圣的星期四》（“Holy Thursday”）以“那么，亲亲啊，免得你赶走你门口的天使”的警句作结尾。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5年中，理想主义红遍天下（1791年），接着转入大屠杀和恐怖时期（1792—1794年）。1789年，依据一份报告上指出的，布莱克公然戴着革命的红帽子，加入潘恩攻击英国教会的举动。由于混乱带来的激动，他突然以民谣的体裁谱出《预言诗》（Prophecies），附和耶利米和何西阿的一个充满原罪世界的预言式宣言。这些诗对愤慨于制造晦涩的那些人是不值得推荐的读物，但是我们指出在《天堂和地狱的结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一种斯维登堡（Swedenborg）体裁的讽刺小品中——布莱克使这些领域与无邪和经验平等。有些“地狱格言”（Proverbs from Hell）暗示一种惠特曼式（Whitmanic）、弗洛伊德式（Freudian）、尼采式（Nitzschean）的激进主义：

每种健康的食物无须用网或陷阱去捕捉……

最壮观的行为是在你面前安排另一次……

孔雀的壮观是上帝的荣耀……

女人的赤裸是上帝的创作……

保姆撒手不管，婴儿不久被谋杀在摇篮里——

上帝只在活人或人类身上着力，自古迄今，

神就在人类的胸膈中……

敬上帝即是敬重他在别人身上赋予的天赋，

……爱护伟人的伟大。羡慕或中伤伟人的那些人憎恨上帝，因为没有其他的上帝。

在《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年）中，诗人以怀疑和谴责的合唱反驳他的“纯真之歌”：

老虎，老虎，闪亮在

夜晚的森林中，

是什么不朽的手或眼，

能制造你可怕的匀称美？

是什么膂力、什么技巧，

能扭曲你的心肌？

你的心开始搏动时，

多可怕的手，多可怕的脚啊！

星星掷下他们的矛，

用泪水湿润天空时，

他会笑着去看他的创作吗？

造羊的它，也造了你吗？

在《纯真之歌》中，一位“迷失小男孩”得到上帝的援救，带回了他家庭的欢乐。反之，一首相关的《经验之歌》，却述说因为教士们知道一名男孩没有宗教信仰而将他活活烧死的事。在《纯真之歌》中，《神圣的星期四》描写圣保罗天主堂挤满活泼愉快的孩子正在唱圣诗；在《经验之歌》中，《神圣的星期四》却问：

这是要看的一件神圣事情，

在一个富庶、多产的地方，

婴孩们面带惧色，

以冰冷、吝啬的手来抚养吗？

那种颤抖的叫喊是歌吗？

能是一首快活之歌吗？

如此多的可怜孩子啊！

那是一块赤贫的土地。

反对这些邪恶的革命似乎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了，因为“铁腕敲碎了独裁者的头颅，却换来另一个独裁者”。对暴乱的反抗、失望之余，布莱克从他信仰的余烬中寻找安慰。他此时把科学当作物质主义的侍婢，是有权者对付简朴者的工具，一般人都失去信仰，慧黠者反抗无知者了。“艺术是生命树，科学是死亡树，上帝就是耶稣。”

1818年以后，布莱克很少写诗，读者也寥寥无几，他靠着他的艺术来维持生活。六十多岁时，他有时十分穷困，不得不替韦奇伍德的陶制厂刻广告。1819年，他找到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林内尔委托他为《约伯书》和但丁的《神曲》作插图。他忙于这最后的任务，直到死神降临时才停止（1827年）。他的坟墓上没有竖立石碑，整整一世纪后，才在那里竖立起一块牌子——1957年，由雅各·爱泼斯坦爵士雕塑的半身铜像放入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中。

他去世时，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已完成了。在古典主义丽日中天时，浪漫主义就已经怯生生地以汤姆森的《季节》（Seasons，1730年）、科林斯的《颂诗》（Odes，1747年）、理查森的《克拉丽莎》（1747年）、格雷的《墓地哀歌》（1751年）、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麦克弗森的《芬戈尔》（Fingal，1762年）、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Castle of Otranto，1764年）、珀西的《古英诗遗篇》（1768年）、苏格兰和日耳曼的民谣、查特顿的《杰出伪造》（Remarkable Forgeries，1769年）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开始了。事实上，在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每个少女和青年身上，都有一些浪漫气息。古典主义是一种不确定的建构规则，如奔腾在血液中的液体燃料般的冲动和激情上的严格限制。

接着法国大革命到来了，大革命的崩溃也带来了解放。旧的法律和命令形式失去了威望和执行力，感觉、想象、期望在文字和行为中旧有的破坏力自由了，年轻人开始自每个文学法则、每个道德禁令、每个严格的教义、每个国家法律束缚之下燃放出诗和艺术的火花。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起为《抒情民谣集》（Lyrical Ballads）写诗、作序，彭斯和司各特在苏格兰唱出爱情、反叛和战争的歌声。文学已成为在反叛中到处可听见的自由之声。人类的未来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开放过、希望如此无限过或世界如此年轻过。

第七章　湖畔诗人（1770—1850）

环境

此处，我们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不很恰当地放在同一章中，不是因为他们创立了一个流派——他们没有如此，也不是因为他们在个性或作品上表现出任何共同的精神。柯勒律治的绝妙诗章表现出神秘、奇怪的人物和秘事，而华兹华斯的散文诗完全叙述一般男女、儿童和事物。柯勒律治的生与死都是一种浪漫——有感情、幻想、希望和恐惧。华兹华斯除了在法国的一段浪漫时间和1798年的一次叛乱宣言外，是一位如克雷布·罗宾逊（Crabbe Robinson）一样古典、十足的保守派。至于骚塞，他的诗有时是浪漫的，他的散文是严肃的，并具有德莱登的诗气。他成熟的政治接近现状。他的婚姻生活稳定，慷慨的友谊十分平均地分散在情绪、哲学、财政上，及他曾一度梦想的——与他的诗人朋友在萨斯奎汉纳海岸上组织理想社区。

这群人构成一个流派，只是他们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迪斯垂克湖滨许多年的一种意识——这是一片从肯德尔经过温得米尔、安布尔赛德、吕达尔瓦特、格拉斯米尔、德文特和凯西克到科克茅斯的美丽风景区。雾蒙蒙，雨漫漫，山顶上笼罩着变幻莫测的云层，还有银灰色的沼泽构成的地球上最优雅的风景。山岭并不雄伟，最高峰只有3000英尺，温度十分宜人。那里几乎每天都下雨，但雾水轻笼着山头，太阳几乎天天破雾而出，因为村落静谧、树叶常绿，露水点缀着浓密的花丛，如疯似癫的柯勒律治和稳重保守的华兹华斯的精神回荡在丘陵间。那里的居民也带着多变的季节性格。华兹华斯出生在科克茅斯，终于格拉斯米尔。柯勒律治时而居住在凯西克，骚塞在凯西克住了40年。那里，在不同的时期中，曾有拉格比的阿诺德和拉斯金逗留过。司各特和雪莱，卡莱尔和济慈都曾短期来到这里，去了解伊登（Eden）的情形，追忆那里一批桂冠诗人当年的盛况。

华兹华斯（1770—1797）

华兹华斯的母亲名为安·库克森，是彭里斯镇上一名亚麻布商的女儿。父亲约翰·华兹华斯是一位律师，因充当詹姆斯·劳瑟爵士的商业代理人而发达。在他们科克茅斯舒适的家里，约翰和安抚养了5个孩子：理查德，成为一名事务律师，并管理诗人的财务；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是本节主要叙述的对象；约翰，走向海洋求发展，并在一次沉船事故中遇难；克利斯托弗，成为一名学者，并升任为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因为目前一些已不复记忆的理由，威廉直到晚他一年（1771年）的多萝西出生时才领洗，兄妹两人在同一天命名，犹如核准和祝福他俩终生不渝的爱情。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多萝西是和威廉最亲近的童年朋友。她分享他对环绕着他们周围变幻莫测的自然的迷恋。他敏锐而善感，她更是如此，很快就能抓住植物的形状和颜色、森林的生态和蒸发、层云懒散的游移和月亮洒落在湖面上的银色光辉。“她给了我眼睛，她给了我耳朵。”诗人这样说他的妹妹。

多萝西7岁时，他们的母亲去世了。哀伤过度的父亲拒绝续弦，他使自己埋没在工作中，把孩子送去与亲戚住在一起。多萝西被送到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一位姑姑那里，此时威廉只能在假期中才能见到她。1779年，他被送到靠近温德米尔湖的霍克斯黑德一所好学校寄读，他在那里研究希腊和拉丁经典名著，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开始“呕吐诗章”了。

附近的森林和碧水在形成他的风格和特质上，似乎比书本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善于应酬，与其他孩子一起参加年轻人的活动，有时在当地的客栈里吵闹一个晚上。有时，他独自走进连绵的丘陵，沿着埃斯韦特湖（Esthwaite Water）或温德米尔湖滨散步。他喜欢上天气的阴晴变幻，他为大自然的景色而流连忘返，也了解侵入“低等”生命出没的地方时可能带给青年们的恐惧。但是，他渐渐地体会到隐藏在植物生长中的精神、动物的嬉耍和挣扎、群山肃穆庄严的神情及万花筒般苍穹的阴晴喜怒。这些来自原野、森林、高山和层云的声音，似乎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在诉说，太神秘太微妙了，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他确实感到他周围难以置信的繁多事物不是无助的机械，不过上帝的形象比他祈祷的遥远、寂静，无形的自然神祇更伟大、更接近。他养成了一种内心忧郁和外表崇慕的神情。

1783年，父亲突然去世。其毫无头绪的资产引发耗时费日、花费不赀的诉讼，而詹姆斯·劳瑟爵士欠他的4700镑债务，就如此长期拖延下去。每个孩子可分到相当于600镑的遗产，不够他们继续接受教育。哥哥理查德找到使威廉读完霍克斯黑德学校的办法。

1787年10月，华兹华斯升入剑桥，并进入圣约翰学院就读。他的一位叔伯辈的亲戚说服院长给予这位青年奖学金，望他能接受国教会中的圣职——使他不再成为亲戚们的一项财政上的负担。不喜欢上牧师职务的课程，他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专攻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而且抗议一天两次强迫走进校园的礼拜堂。很显然，阅读动摇了他的信仰。大部分必须留下来的，是因为他发现伏尔泰的无聊平凡。

1790年7月，他说服一名威尔士同学罗伯特·琼斯和他一起储蓄20英镑，一同到欧陆做一次徒步游历。他们前往科莫湖（Lake Como），向东转入瑞士，资金不够用，他们匆忙赶返英格兰，回到剑桥，及时平息了他们经济资助者的盛怒。华兹华斯借着与住在靠近诺里奇的冯赛特牧师家的多萝西共度圣诞假日，以弥补对她一年来的疏忽。“我们习惯每个早晨散步约两个小时，”她在写给简·波拉德的信上说，“每个黄昏，我们在约4点钟走进花园……来回走着直到6点钟……啊，简！他和我一起时，我从没有想到天凉的。”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牧师，她愿意为他整理屋子。

自剑桥毕业时（1791年1月）他前往伦敦，使许多希望成了泡影，“他在那里过了4个月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使他终生不能忘怀”。5月，他与琼斯一起徒步游遍威尔士，他们爬上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1350英尺高）去看日出。11月27日，他独自一人再度越过法国。

大革命那时正呈现出最辉煌的局面：一部自由的宪法已经制定完成，《人权宣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一位在哲学上才开始摸索的血性青年，如何抵制得住对正义和兄弟般情谊的那种呼唤呢？一位穷学者，要他如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去谴责法国人，委实是太困难一点了：

且请注意一个

到目前为止人人站在平等

地位上的共和国，我们都是

诚诚恳恳的兄弟，如同在一个团体中，

学者和绅士；甚至

对来者一视同仁，

财富和头衔，不如天赋

价值和勤勉受到珍惜。

华兹华斯到法国后，那里正举国一致武装起来对付不伦瑞克公爵镇压大革命。他受到挑战刺激——“如果巴黎抵抗公爵，他就把它化为焦土”，与革命军的一位军官米歇尔·博皮成为朋友。米歇尔“因为出身好，属于贵族阶级”，但此时感到有义务保护法国抵抗侵略者。这种不分阶级的奉献令华兹华斯感动，从而去想自己如何能在这个使命中成为有用之人。但是，他感到自己太孱弱而不能拿起武器，也知道懂得的法语太少，不能在民政或政治的岗位上服务。他在奥尔良定居下来研究法语，从一个女人的双唇上，不知所措地咿咿呀呀学拼音了。

很快，他与教授他法语的年轻妇人安内特·瓦隆陷入热恋。当时，他21岁，她25岁。恋情公开时，安内特认为她应得到一枚结婚戒指，威廉却很困惑：懂拉丁文多过法文的他，能够以一位丈夫的身份在法国生存下去吗？或者，身为天主教的她，能够在清教徒的英格兰生存吗？

1792年10月29日，他将她留在奥尔良，自己搬到巴黎。在分开之前，他签了一份委托，委托迪福尔先生代表自己出席安内特即将出世的孩子的领洗礼仪式。孩子于12月15日出生，取名卡罗琳。

那时，巴黎的华兹华斯正沉浸在大革命中。他出席雅各宾派俱乐部，参观立法会议，与吉伦特派交朋友。当时的热情鼓舞着他。他自感正处在震撼世界、创造历史的事件的中心：

黎明时活着是一大乐事；

无奈青年俊彦早升天国啊！

然而，哥哥理查德的一封拒绝再予金钱援助并坚持他立刻回英国的信，送达他的手里。因为大革命不给予他支持，他西渡返回伦敦，设法化解冰冻三尺的家庭财政。哥哥理查德仍然无动于衷。威廉·库克森舅舅，冯赛特的牧师和多萝西的监护人，曾付出教育费，而对这位目前眼看着要投入不中用的雅各宾派怀抱中去的年轻人也勒紧了荷包、关闭了大门。

威廉十分伤心，他选择写诗为职业，而且感到既然自己是一位缪斯的神圣奉献者，有权得到兄弟和伯叔辈支持的生活费用。为了反抗，他与经常到约翰逊书店的激进派人士保持联系，而且继续公开支持大革命。在他1793年写成并发表的《写照》（Descriptive Sketches）一诗的最后50行中，他颂赞大革命不只解放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私底下，如他在遗著中承认的，即使“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被推翻覆灭，成为荒野饿殍”，他也欣见法国人的胜利。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3月，安内特来信求他回到她身边去，但英伦海峡已禁止百姓横渡。他忘不了她，对她的思念燃烧着他的良心，我们会看到9年后他努力所做的一些弥补。在那几年中，安内特变成一位赤诚的保王党人，威廉也慢慢发现了不列颠宪法的美德。

他曾赞扬的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时（1794年），他对大革命的信心式微了。此时，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此文激励了他的激进主义，但提防依靠革命家们来从事改革。1795年，他见到葛德文本人，并深深为之着迷，在那一年，他七度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家中拜访。他变成一位狂热的保守派人士时，仍是葛德文的朋友，直到去世（1836年）。

1795年，雷斯莱·卡尔瓦特遗赠给华兹华斯900英镑，这是使他更趋向稳健的一个诱因。诗人毫无顾虑地借了300英镑给他挥霍无度的朋友巴西尔·蒙塔古，借了200英镑给蒙塔古的密友查尔斯·道格拉斯。两笔借款都规定收取10％的利息。华兹华斯一年有50镑的利息收入（从来没有合理给付过），加上其余的400镑，再加上多萝西的20镑年金，仍然不够实现他的妹妹的愿望，使他俩生活在一起，经营充满诗情和爱的共同生活的一栋小茅屋。但就在那时，另一位朋友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平尼提供给他们在多塞特的一栋设备齐全而免费的雷斯塘小屋（Racedown Lodge）。1795年9月26日，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家，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797年6月，过着十分幸福安乐的生活。

他那时25岁，身材中等、瘦小微佝，稀疏蓬松的头发披散在衣领和两耳的周围，乌黑忧郁的眼睛沿着一个好怀疑和略带侵略性的鼻子俯视着。他穿着粗条格子的裤子，宽松的咖啡色大衣作外套，一条黑色手帕权充领带。他身体孱弱，在活力、精神和意志上却相当坚强。他健步如飞，超过他最健壮的朋友。他亲自用斧头砍伐或采集柴薪，他能使壁炉不断地冒着熊熊火焰。他如一位诗人一样敏感，如一个女人一样神经质。他患有头痛病，他要作诗时更加厉害。他时常情绪不稳定，有忧郁症的倾向，很容易感动得流泪，他一度想到自杀——不过，那是一种普遍性的匹夫之勇。他好学、自负、自我为中心，对自己超常的情感悟性和道德优越感（原谅无心之失）有信心。但是，他在大自然面前十分谦卑，愿使自己成为她的仆人，并为启发人类而做她的传声筒。

多萝西与他相反：纤巧瘦弱，常在太阳下走路使面孔晒得呈褐色。毫不自私地专心——或自私地乐于——照顾她的哥哥，从不怀疑他的天才。她使他们的住处保持得干净舒适。他生病时服侍他，以他所谓的“你那双大眼睛的逼人光芒”搜寻大自然中的美和神奇，而且在她的日志上写下那些感悟，作为她的回忆。她献出耳、手和眼睛，她从不明确地表示厌听他背诵他的诗篇或抄写来的文章。他毫不保留地执爱着她，把她当作最亲密和要求最少的助手，是他自己最珍贵的另一面。

为了使他们的住处变成一个家，及每年增加50镑的收入，他们负责照顾3岁大的小巴西尔，巴西尔·蒙塔古的儿子。他们高兴地见到他们的小小受监护人“由一个孱弱、营养不良的小把戏变成一个健壮、可爱、无所畏惧的小男孩”。1797年春，多萝西的朋友玛丽·哈奇森由彭里斯前来和他们同住，一直到6月5日。6月6日，一位以充沛活泼的精力来回应华兹华斯邀请的25岁的青年，满怀诗才，跳过门槛，冲向原野，投入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生活的天地中。他就是柯勒律治。

柯勒律治（1772—1794）

柯勒律治是我们所知的人物中最有趣的一位，在天才、妩媚、孱弱、观念和缺点上，也以他为最多。他在爱情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上，从纯理想主义一直走到大纷乱的尽头。他剽窃的作品之多不下于他的创作。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生于1772年10月21日，是约翰·柯勒律治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约翰是小学校长，也是那时德文郡奥特瑞镇圣玛丽教堂的教区牧师，一位高等数学家、古典学者和东方语言专家，《拉丁文法评注》（A Critical Latin Grammar）一书的作者。后来用“S-T-C”3个字母来标识自己的儿子，却在这份学术遗产前碰壁了。但是，他几乎在每段中放上一些拉丁或希腊的语尾而光大了这份遗产。

他后来回忆起3岁到7岁时：

我变得急躁、胆小，还是一位饶舌者，男同学们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而且经常折磨我。因此，孩子的嬉耍我得不到乐趣，但我不停地阅读……6岁时，我已读过《贝利萨留》（Belisarius）、《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天方夜谭》……我受到幽灵的纠缠……我变成一位梦想者，对一切体力活动都有一种厌倦感。我急躁、情绪不稳……懒散……所有的男孩子都恨我——因为我能阅读和拼字，并有……记忆和理解，迫使我几乎早熟，每位老妇人都宠我，也对我好奇。因此，我变得十分虚荣……在我8岁以前，我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敏感、有创见、虚荣、懒散，感受强烈，对穿过我理解的轨道的人深表轻蔑，便是我那时的特点。

挚爱的父亲之死（1779年）对柯勒律治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两年后，他被送到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设在伦敦的一所慈善学校深造。食物很差，管理严厉。他后来说那种可耻的处罚，对被家庭忽视的小孩加倍严厉。他们要他成为一位牧师，他却渴望成为一名皮鞋匠。1830年（那时，他的记忆已经不可信了），他说出了他遭受的唯一一次鞭打：

约13岁时，我到一位皮鞋匠那里求他收我作学徒。身为一个老实人，他立刻带我到鲍耶（校长）那里，校长大为震怒，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而且……问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十分渴望成为一位皮鞋匠，我痛恨成为一位牧师。“何以如此？”他问——“因为，老实说吧，先生，”我回答说，“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为那点事，没有多少争执，鲍耶就打了我。

很显然，他已经摘过一些知识禁果，也许摘自国王街（King Street）的巡回图书馆。那间图书馆，他后来以他不朽的文字描述过：

我读遍目录中的每一本书，包括对开本的和其他一切书籍，不管我是否了解……冒着一切危险偷偷地弄到我每月有资格该有的两卷书。想想我在14岁时是什么情形了，我的热情不辍。我的整个人是——对现实的事物一概不顾，蹲在一个阳光普照的角落里，读书，读书，读书。

当然，这里有些夸张。无论如何，他在剑桥耶稣学院的基督公学里表现得十分出色（1791年）。他在那里研修高等数学和最困难的希腊文。“我阅读品达的诗集，疯狂地用希腊文作诗……在休闲的时间，我翻译阿那克里翁的作品……我也学习拉小提琴。”

柯勒律治毕竟就是柯勒律治，我们一定要斟酌这种夸张。无论如何，他忽略了健康，自1793年起一直患着风湿性热。他发现了用鸦片来解除痛苦。这是那时一种通常的止痛剂，但柯勒律治养成了习惯。他的学术研究缓慢下来了，他使自己对时事有较多的兴趣。不过，他透支了家里供给他的津贴，以致负债。在债主的催逼下，为了躲开他们，他突然离开剑桥，于1793年12月投效正准备组织起来对抗法国的陆军。他的哥哥乔治以40金币使柯勒律治从军队中解脱出来，并劝他重回剑桥。他设法于1794年毕业，但没有得到学位。这几乎困扰了他，就在这时，他已发现了空想主义。

他因此而丧失了宗教信仰。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刺激几乎正如对每位英国文人和穷青年的刺激一样。1794年春，他在牛津的朋友罗伯特·艾伦说，牛津的几位学生渴望改革不列颠的制度和习惯。艾伦说，一名学生非常杰出，已写下诗篇庆贺社会动乱。柯勒律治能否到牛津一趟，与这群学生见个面呢？1794年6月，他到了牛津。

骚塞（1774—1803）

就这湖畔三人小组而言，罗伯特·骚塞是最糟糕的诗人，却是最好的人。他生于布里斯托尔，是一位裁缝的儿子。在那种商业环境里，他富有的姑妈伊丽莎白·泰勒经常使他受到巴斯的士绅社会的熏陶。14岁时，他被送到伦敦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在那里，无疑偷偷摸摸地，他阅读了伏尔泰、卢梭、吉本和歌德，而且写了一些叙事诗和反抗性的散文。他在校刊《苦修者》（The Flagellant）上撰文攻讦体罚的文章，触怒了校长。骚塞在毕业前夕被开除了。不过，很幸运，他获准于1792年12月进入牛津的巴利奥尔学院。他在那里继续他的秘密活动——写了一首叙事诗《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他在诗中颂扬法国大革命。柯勒律治到达时，他正在写作关于1381年的英国革命家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一部诗剧。

年长者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沉思，因为罗伯斯庇尔已经把最活跃的革命领袖——丹东和德穆兰——送上了断头台，人权会在竞相残杀中结束吗？柯勒律治安慰了他：他解释说，欧洲是颓废的，随着历史一起衰退了。不过，每一两个礼拜，从骚塞的故乡布里斯托尔，有一艘船驶往辽阔、丰腴和实施共和政体的美洲大陆。柯勒律治和骚塞何不组织一个身强体健的英国青少年男女团体，使他们结为夫妇，和他们一起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在萨斯奎汉纳清澈溪流的可爱两岸上建设一个自治区呢？所需要的是每位男性应捐出125镑作为共同基金。每对夫妇在这个区的统治上应有平等的发言权，柯勒律治替它取名为“万民同权政体”（Pantisocracy）。

为筹措资金，这两位创始人联合起来写了一出诗剧《罗伯斯庇尔垮台记》（The Fall of Robespierre），出版了，但没有销路。骚塞将《圣女贞德》一稿以50金币的代价卖给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两位没有学位的毕业生在布里斯托尔讲学，赚到足够使骚塞实现提议的计划的资金，伊迪丝·弗里克接受了骚塞的求婚，他们结为连理（1795年11月14日）。伊迪丝的姐姐玛丽·弗里克已经接受了罗伯特·洛弗尔的求婚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此时，骚塞说，柯勒律治义不容辞和第三位妹妹萨拉·弗里克恋爱和结婚是最受期望的。

伊丽莎白·泰勒因骚塞的卑微婚姻和危险的理想，以丧失了绅士风度为由而放弃他时，骚塞接受到里斯本访问的邀请，去陪伴在那里的英国使馆作牧师的叔伯。这趟旅行扩大了这位年轻学究的境界。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他回到英格兰时（1796年5月），发现他爱着英格兰，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随着他的青春而一去不复返了。他研修法律，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并有时间写出更多不朽的史诗和一些有名的歌谣，如《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1803年，带着160英镑的年俸，他在凯西克的格雷塔（Greta Hall）定居下来，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他就在那里度尽他的余年。

柯勒律治（1794—1797）

柯勒律治是介于神经质与犹豫不决之间的一位复杂人物。他爱上伦敦的玛丽·伊文斯，但对维持她习惯的生活方式畏缩不前。她喜欢他蓬勃充沛的神气，却对这种神气所能产生的权利缺乏信心。她掉头离他而去，而他使自己屈就容貌平淡而又贫穷的萨拉·弗里克，她能理家和生孩子，却不能刺激诗兴。

为了维持有希望的婚姻和逡巡不去的梦想，他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更多讲演，入场费每人1先令（1795年1—6月）。这些诉诸群众良心的讲演彻头彻尾都是激进的：贬斥国教为富人的婢仆，除了庄园领“主”以外，根本就不知有主。它们谴责跟法国的战争为一种镇压大革命的意图，而且与历史背道而驰。它们责骂恐怖时代为一种对“皮特之战”（Pitt’s War）的交响，并贬抑“言论禁止令”（Gag Bills）是限制公众意志的政府高压手段。这些讲演吸收了少数热情的听众，在这一连串讲演中，柯勒律治与萨拉·弗里克结婚了（1795年10月4日）。

同年秋天，他初次遇到了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只比柯勒律治年长两岁，却经历过大革命，亲身见过这种幻想。他分担着这位年轻人对波旁皇族复辟的恐惧，却对宾夕法尼亚提不起兴趣，理想的战场是在欧洲，至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希望，何不以英国景色宜人的湖畔来满足呢？柯勒律治半信半疑，却留心地注视着华兹华斯，也许还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去驾驭生命的激流。

他把从书本和他碰到的人那里摘取的智慧做了许多笔记。他热切地遍览群书，有关人类、动物、植物、科学、宗教、哲学、国家、文学、艺术等十几种领域。他具有为我们所知的最饥渴、最有吸引力、最有记性的心智。他的记忆力是他终其一生吸取幻想、理念、片语、论点甚至章节的贮藏所。他经常疏于提及，或有意忘却他资料的来源，而且经常心不在焉地将自己的要点与借用的事物混淆不清。最后，他的记忆负担和难以清理的资料，对于一个心智来说负担过重，以致混淆不清。这个记忆宝库几乎在重重负担下崩溃了。

也许为了疏解他的记忆力，或者为了养活太太，他想到编印和发行一本几乎全由他自己执笔的杂志的念头。他抓住他认识的每个人，征召他的每位听众，当作可能的订阅者，并到处散发“创立说明书：人人都应知道真理，真理能使我们自由。1796年2月5日，星期五那天将出版每隔8日出版一本杂文的第一集（定价4便士），名称为《守夜人》（The Watchman），由S.T.柯勒律治主笔，《对民众讲演》（Addresses to the People）一书的作者”。他讲演时如一位破釜沉舟的激进派人士，反对战争、奴隶制度、报禁，而且特别反对残酷地转嫁给一般人的货物税，这些特质在文集中也有所表现。但是他不建议不论男女的成年人普选制度。“我应当在那些具有对理性容易动摇心智的人士中大胆高谈政治的真理，而决不对那些无知、贫穷，必须要在灼热的感情冲激下行动的大众。”——柯勒律治发现用自己的笔每隔8天填满32页篇幅是很吃力的，渐渐地，需要仰仗外来稿件了。一些认真的读者开始抗议。销路下跌，债台高筑。10期后，《守夜人》停刊了。

1796年9月1日，柯勒律治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替小孩取名为大卫·哈特莱，取用英国联想心理学第一人的名字。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却有着一张需要喂饱的嘴巴。同时，他自己感到心脏和肺部有毛病，越来越依靠鸦片来舒缓痛楚。一位友善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普尔，每年以7英镑的象征性租金，租给他布里奇沃特附近、靠近他在斯托威自己家的一栋小屋时，他已濒临穷困的边缘了。1796年12月31日，柯勒律治、萨拉和大卫搬了进去。萨拉把这栋小屋整理得舒适而干净。柯勒律治在紧邻的一个花园中工作，照顾普尔的家禽和猪，写些易记却不易卖钱的诗篇。

这时，依靠一直蓬勃、澎湃的记忆力，《忽必烈汗》（KublaKhan）一书的腹稿已构思成功了，他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奇异的梦幻中写作：

1797年夏天，作者当时健康欠佳，隐居在一栋介于波洛克和林顿两地的孤立农舍中……一次微恙的结果，服了一帖镇静剂，由于药物作用的影响，他正在阅读……《普卡斯的朝圣》（Purchas’s Pilgrimage）：“忽必烈汗正在此地指挥建造一座宫殿和通到那里的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因此，十里辽阔的肥沃土地围在一栋围墙里边了。”在椅子上，作者足足熟睡了3个小时，至少对外在的感觉来说应当如此。在那个时间中，他有最动人的信心，他至少写了200到300行……并无任何努力的意识和感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对全部情形历历在目般清晰，就拿起笔、墨水和纸张，立即热烈地把当时记得的全部情形写了下来。

这篇著名的序被解释为一则寓言，柯勒律治用它来自欺，或欺骗别人接受这个《忽必烈汗》的纯真观念和简明续篇。不过，一位作者，每当在白天铸造了一些片语后，会在梦中继续铸造下去，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但是，这些佳句几乎经常在睡眠者醒来时就沉入潜意识中了。也许，对于柯勒律治来说，鸦片不仅诱致做梦，也诱致幻想，而这段文章就是做梦的部分产物。无论如何，柯勒律治以他特殊的韵律技巧和头韵，将普卡斯的散文变成英语中最有吸引力的未完成的作品之一。

1797年对于柯勒律治来说，也许比《忽必烈汗》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封到雷斯塘去访问华兹华斯兄妹的请柬。他辞别了萨拉和大卫，几乎步行前往那里。6月6日那天，他遥见到目的地，激动地跑过原野奔往诗人的大门。威廉和多萝西打开门和他们的心扉时，在这3人中的一个新里程又展开了，这也是文学史上最有收获的一次合作。

三人组合（1797—1798）

当时，柯勒律治的文采如日中天，他的整个身体尽管怀着暗痛和毒素，对活泼的心智与兴趣却反应敏捷。他的俊脸——善感的嘴巴，挺秀的鼻子，灰色的眼睛散发着热情和好奇，蓬松的黑发蜷曲在脖子和两耳上——使他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多萝西。没有多久，她以她羞答答的方式在威廉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柯勒律治坠入爱河了。柯勒律治被她的娇小惊愕住了，却也被她的默默同情心所吸引。这是一位愿意承受他一切错误的朋友，也愿意忽略他的懒散而洞悉他的强烈感受、奇怪难解的幻想、动摇和迷惘的信心的朋友。不过，就目前而言，他几乎看不到这位完全笼罩在她哥哥影响下的女孩子的羞怯的心灵。

在此地，从这位态度沉着、面孔凝重、高额和有着沉思的双眼的人身上，他发现了真实和生动的诗人气质，对每件事和每个灵魂的震动都有感受，避开经济上的大变动，把默默地替他的远见和梦想发掘激情的字句当作他的毕生事业。那时，正在构思《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的柯勒律治是两人中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体会出此人的献身精神，羡慕他完全奉献于诗的那份自由，因而奇怪一位妹妹是否不如一位太太那般体贴。“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出自己的渺小，”在他来到后不久，他写道，“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差劲。威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唯一在任何时间中和在所有优越的风格中，我感到自己比不上的一个人。”

就这样，开始了互相激励的三个星期。各人把自己的诗朗诵给对方听。华兹华斯朗诵的较多，柯勒律治也讲了不少。“他的谈话，”多萝西写道，“充满了灵智和精神。然而，他如此仁厚，如此温驯和愉快。他的眼睛……表达出他生动心智的每种感情。”

通常，这样一种三人之间的爱情，三个礼拜后会冷却下来，但是柯勒律治不愿让它就此终止，恳求威廉和多萝西陪他回到斯托威，好让他得以回报他们的殷勤招待。他们和他一起去了，期望能立刻回到雷斯塘。但是，朋友普尔知道他们的租期不久将满，不可能继续租下去，就替他们在距柯勒律治租住的房屋4英里路程的阿尔福克斯登，找到一栋年租23镑、供应一切设备的漂亮村舍。威廉和多萝西在随后的15个月中，在那里过着舒适而有灵感的一段生活。

在那段愉快的日子中，在诗般境界间，有过不计其数的漫步：有时是两个男人，有时是柯勒律治和多萝西，有时是三个人。有三种感受、观察和观念的交换：华兹华斯鼓励柯勒律治让幻想作他的指引。柯勒律治则扩大华兹华斯与哲学家们的结识，并鼓励他写作一首史诗。几年后，在《序言》（The Prelude）一诗中，华兹华斯提到他的朋友时，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在普西的狂野中胡闹时，那是我们每日愉快精神的一部分”来形容。多萝西是他们的纽带和催化剂，她用她赞叹和热烈的倾听激发他们，以她的敏锐和浮沉的悟性去刺激他们，而且如他们精神上的新娘般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柯勒律治说，他们是具有一个灵魂的三个躯体。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该仔细去看一看多萝西1798年1月20日在阿尔福克斯登开始写的日志。他们一定会对日志第2页上的一行字——“那震荡在夏日的空气中，倾听无声却有声的甲虫的嗡嗡声”——有所触动吧。萨拉·柯勒律治的感触可从2月3日至12日的日记中窥见端倪：

2月3日：与柯勒律治在丘陵间散步……

2月4日：与柯勒律治走了一大半通向斯托威的路……

2月5日：与柯勒律治走到斯托威。

2月11日：与柯勒律治在斯托威附近散步……

2月12日：独自走到斯托威。与柯勒律治傍晚时一起回来。

萨拉并不欢迎这段暧昧的罗曼史，它好像是天真无邪的，但是何处是终点呢？

抒情民谣集（1798）

1798年1月，另一个好运来到柯勒律治的身边：托马斯·韦奇伍德——以制陶业享誉欧洲的乔塞亚·韦奇伍德的儿子和继承人——供给这位身无分文的诗人年俸150英镑，条件是让他专心在诗和哲学上。柯勒律治在1月17日的信中表示欢迎这笔赠赐，并在创作的狂喜中立刻完成了《古舟子咏》。

有了这份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向华兹华斯提议，他们应将新写的诗集成册，定会让他们赚到足够使他们到德国游历的资金。他希望在德国待一年，学到足够的语言和文化，以便阅读和了解自康德到歌德、在欧洲哲学方面无疑已取得领导地位，而在文学方面至少可与英法匹敌的那些名著的原文。华兹华斯对德国并不热心，但法国和北意大利正控制在大革命之下。他接受了柯勒律治的计划。

1798年4月，他们邀请布里斯托尔的出版商科特尔前来聆听他们的新作。他来了，听过后，以30镑的代价要求这份版权。他也希望一并印上两位作者的名字，但柯勒律治拒绝了。“华兹华斯的名字，”他对科特尔说，“倒没什么，我的臭气冲天。”

18年后，柯勒律治解释了这次合作背后的理论：

我的努力应是对人物和超自然的人格，或至少是浪漫主义的。华兹华斯先生从另一方面着手，要求自己对每天事物的奇疑和对超自然激起相同的感受，借以唤起对懒散习惯的注意力，及指导它向我们面前的可爱、奇妙处前进作为他的目标……是同意了的。用这种观点，我写出了《古舟子咏》一诗，并准备写《黑暗女士》（The Dark Ladie）和《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两诗。在这两首诗中，我更接近实现我的理想了。

也许，这种理论是在诗写成后才形成的。第1版序文上华兹华斯这样解释：

本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可视为一些尝试。它们主要是用一种要证明中下阶层中的语言，究竟能适应到诗意的目的到何种程度的观点来写的。读者们习惯于许多近代作者们的俗丽和空洞的辞藻，如果他们读完这本书的话，也许经常要在奇怪和呆滞的感受中挣扎了。他们就要去查阅诗韵，同时会引起他们发问，以什么标准，这些尝试竟使用了那种名称。这些读者们……不应斫伤诗韵这个孤僻的字，一个含意值得争论的字，以抗拒他的感激正是所期望的……

具有优越判断力的读者们，也许不欣赏这些作品的形式……因此就不得不向他们表明，希望避免目前盛行的错误，作者有时降低了身份，有许多表达太熟稔、不够高尚。读者与老作家们的接触越多……他们对这种形式的诗的抱怨就越少是可以理解的。

俗事干涉了他们的诗：阿尔福克斯登房子的主人通知华兹华斯兄妹，他们的租期1798年6月30日到期，不能再续约。6月25日，威廉和多萝西前往布里斯托尔与科特尔磋商。7月10日，他们乘渡船过了塞文河，步行10里到达威尔士的丁登寺（Tintern Abbey）。靠近这片“十分幽美的废墟”，在回布里斯托尔的路上，华兹华斯构思了作为《抒情民谣集》结尾的这首诗的初稿。

这本小册子于1798年10月4日出版。19天后，两位不署名的作者已前往德国。书名很妥帖：柯勒律治的主要贡献是古代英国民谣的演变——以歌谣来述说故事。华兹华斯的大部分作品是以英国农夫们单音节的语言表达淳朴生活的简单抒情诗。这本书以《古舟子咏》一诗作为开始，这首诗占了117页篇幅中的15页，这是最长的一首诗，也许是最好的一首诗。不过，英格兰只是逐渐才认识到这一点，而华兹华斯从未如此想过。

《古舟子咏》一诗的确有许多硬伤，但在这些硬伤中，我们不必强调这则故事的荒谬。柯勒律治已走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神秘和想象的境界，庄严的事情也许从细微的事故中源源不断地渗出来。他必须依靠想象，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海上，同时他必须从游记书籍上借用海洋术语和环境。不过，他抓住了古代传统的神秘神韵，古代民谣的活泼韵律和古代水手将我们和他几乎同时带到这首诗的终结。

华兹华斯的贡献是他从朴素的人物发现智慧的典型例子。其中某些诗如《白痴男孩》（“The Idiot Boy”）和《西蒙·李》（“Simon Lee”），受到批评家们的嘲讽。但是，我们岂能不给一位母亲对她智力薄弱的孩子的悉心爱护一点同情吗？（那首“青青草——你几乎听到它在成长”，岂不就是得自多萝西的吗？）然而，徘徊在他的乡村风格上一阵子后，华兹华斯以沉思性的“丁登寺上几里处偶成的几行”作为该书的结论。在这首诗中，他将自己对自然和上帝视为同一的感受（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给予了崇高的表达。不仅通过成长的神奇，也通过那些可怕的和对人类近似（似乎就是特纳当时正在绘画中膜拜的）毁灭性力量及对他在森林和原野中的漫游、在宁静的湖滨徜徉和在大石块上的镌刻，对来自上千的生命形式，甚至想象中的无生气世界的呐喊和私语——

对他们，我也许归功于……那份愉快的神态，

其中的神秘负担，

在这个不智的世界中，

一切沉重的担子，

减轻了……

以一只和谐、狂喜的

眼睛凝视时，

我们洞悉到事物的生命。

接着，他提升到他最优美的信仰的表达上：

我们学到

注视自然，不仅在思虑未周的

青年时期，但听

宁谧、忧伤的人性乐章，

既不尖锐，更不刺耳，虽然洪壮的声音

洗练而低沉。我感到

戛然升起的喜悦

侵扰我的存在：一种幽远胧昧的

庄严意识，

它深居在落日的余晖，

浩瀚的大洋，清新的空气，

蓝天和人类的心智中，

一种波动和一种精神，迫使

每种有思想的事物，思想的标的，

也通过每种事物。因此，我依旧

是芳草、森林和高山的爱好者。

而且……认识在自然和意识的语言中，

我心灵守护者的指引和我道德形象的灵魂。

多萝西也到达了这种具有医治（healing）、统一作用的信念，而且发现它并不与她的基督教信仰矛盾。在赞美诗的结尾，华兹华斯增加了一首赞美诗，作为对他妹妹心灵的颂赞，并要求她维持到最后：

我们愉快的信仰，我们注视的一切

充满着祝福。因此，且让月光

在你独自散步时披在你的身上；

且让含湿的山风轻狂地

抚弄你吧……而几年后，

原野的狂喜熟透，变成

清醒的喜悦时，你的心

能成为包容一切可爱事物的殿堂时，

你的记忆便成为一切甜蜜声音与

和谐的停留所……

《抒情民谣集》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它们没有普受喜爱。”柯勒律治夫人——一位对她丈夫的缪斯神有值得原谅的妒意的妻子报告。书评家们忙于揭露《古舟子咏》一诗松散的起承转合处和华兹华斯的自然神祇的疏远感情，似乎没有一人认识到《古舟子咏》一诗将成为一切文集中都要收载的一篇文章。不过，有些人注意到了《丁登寺》一诗的虔敬泛神论。这本小书两年中卖了500册，柯勒律治将这些出售归功于一位因“古舟子”而把此书当成海洋歌集的水手。华兹华斯则将滞销归责于收容《古舟子咏》一诗。

1799年，柯勒律治在德国时，华兹华斯准备出《抒情民谣集》的第2版。6月24日，他写信给科特尔：“从我收集的资料上看，《古舟子咏》一诗好像是全卷的一个瑕疵（这也许是真的）……如果这卷要印第2版，我愿替换上较适合大众口味的一些小诗。”《古舟子咏》一诗在第2版仍然留下来了，却附加了由华兹华斯写的一个承认其缺点却也指出其优点的注解。

这版（1801年1月）增加了华兹华斯写的一首新诗《米歇尔》（Michael）——以无韵诗的形式，悠闲地述说一位84岁的牧羊人忠于工作，坚守道德，爱护他的村庄和他的儿子。儿子到城市后，却变成了一位放荡不羁的堕落者。由华兹华斯写的一篇新序详细地宣布目前已写出名句的他对诗的理解：任何标的物或观念如果产生感受并赋有意义，就能产生诗。任何形式或语言如能传播这种感受和意义，都可能成为诗。“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其最初起源来自在宁静中蕴蓄的情绪。”艺术家自己在他将感情赋予形式之前，就需要控制他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不限于有文学修养的人或少数才智之士，它们可能也出现在农夫、学者或上流社会人士身上，也许在比较朴素的人物的纯洁和清澈的思虑中。这种表达也不需要一种特殊的诗的字汇或风格，最好的风格是最简朴的，最美的字也是用夸张或修饰最少的字。较理想的，诗人应用一般人的语言来表达。不过，纵是深奥的字，如果能传达感受和道德力，也可以说是诗的语言。

因为，最后，在每种艺术中陈示的是道德的要素。如果艺术不是在寻求较能接受的一种清澄的、健康的或崇高的思想，那么我们自己的声音或形式的技巧又有什么用呢？“一位大诗人应该改正人类的感受……使这种感受更稳健、纯洁和恒久。一言以蔽之，对自然更能共鸣——要恒化自然和事物的伟大精神。他应当偶尔在人前和他们的四周摸索追寻。”理想的诗人、画家或雕刻家是一位在艺术中赋以智慧的哲学家，通过形式来表达意义。

这篇序言在历史上很有分量，因为它有助于终止幻想的语言、阶级偏见、对古典的参考及时常散见于英国奥古斯都时代（指安妮女王的时代）的诗和演讲中的神话装饰。它宣布了感受的权利和在大多数非罗曼蒂克的形式中给予对罗曼史的另一种欢迎。华兹华斯本人在思想和规则上具有古典的模式和神韵，柯勒律治带来感情和想象时，他却提供了回忆的宁静面。这是一次优异的合作。

流浪的学者（1798—1799）

来不及看到他们的书出版，乔塞亚·韦奇伍德又赠给柯勒律治一笔额外的赠赐，华兹华斯的哥哥理查德给了华兹华斯一笔津贴后，两位诗人和多萝西于1798年9月15日，从雅茅斯向汉堡扬帆了。他们在那里访问过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后，彼此分手了，柯勒律治到哥廷根大学去研究，华兹华斯和多萝西乘了一辆马车到哈茨山山麓的戈斯拉尔的“自由帝国城”。在那里，寒冷的气候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华兹华斯兄妹在那里待了四个月之久。他们在街道上漫步，烧壁炉，写诗或抄诗。使自己沉浸在回忆中的华兹华斯开始写作《序言》的第1卷，他的自传体叙事诗。突然发现如此思念英格兰时，他们于1799年2月23日冒着严寒徒步走到哥廷根向柯勒律治辞行，接着渡过波浪汹涌的北海，匆匆赶回雅茅斯，回到蒂斯河上的苏克邦。玛丽·哈奇森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等着威廉和她结婚。

同时，在哥廷根的柯勒律治尽力变成一位德国人。他学会了德语，对德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对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没有心智解释时，他放弃了哈特利的机械观念联想论，而采用康德的唯心论及主张自然和心智为上帝的两种面相的谢林的神学。他听或读了施莱格尔论《莎士比亚》的演讲，做了许多笔记，作为自己后来演讲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资料。陶醉在观念和抽象中，他失去了原有的感受和想象的第六感，弃诗而研究哲学。“我身上的诗人气质死亡了，”他写道，“我已经忘记如何去弄诗韵。”他转向将德国哲学移到英格兰去的工作。

1799年7月，他离开德国，回到斯托威。但是，离开太太一年后，他竟不惯于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了。萨拉·柯勒律治不再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人，最近死去的第二个孩子使夫妻两人的感情也黯淡下来。10月，由于不能安静下来，柯勒律治到北方去看住在苏克邦的华兹华斯。那次访问，他握着玛丽的妹妹萨拉·哈奇森的手良久不放，某种神秘的感受从女人身上传入男人身上，柯勒律治纵身跳入了他第三度不愉快的爱河中。理智的萨拉给了他感情，不过仅此而已。经过两年来并无收获的追求后，他自认失败，写下一首感人的颂诗《颓丧》（“Dejection”），几乎是他诗才最后一滴灵光的显现。

他伴同华兹华斯徒步游历迪斯垂克湖，各人找寻一个住处。在凯西克，他认为已找到了一处，但是《晨报》提供的一份差事使他去了伦敦。同时，华兹华斯租了格拉斯米尔南方13英里处的一栋村舍，回到苏克邦。征得多萝西的同意后搬家，1799年12月17日，兄妹两人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大部分是步行，从苏克邦到格拉斯米尔，走了许多英里冰封的、不平的路。12月21日，他们在华兹华斯叫作“镇居”（Town’s End）和后来被称为“鸽居”（Dove Cottage）的地方筑起了炉床。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辛、最愉快的几年。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1800—1803）

1800年5月14日至1803年1月16日，多萝西保存了她的格拉斯米尔日志（Grasmere Journal）。从150页的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先是兄妹两人，后来一段短暂的时间，是兄妹和嫂子三人的每日生活情形。格拉斯米尔的气候不利于健康：每天不是下雨就是飘雪，寒气逼人，雪甚至在六七月份还会出现。阳光普照的日子是令人狂喜的，偶尔露面的月亮是形状古怪的。小屋则在壁炉和火炉中加木炭来取暖，但多萝西记道，有时“我因寒冷无法入眠”。他们冷静地对付这种气候，感激春天和寻常的霏霏细雨。“雨丝十分轻盈柔美”的句子不断出现在日志中。“格拉斯米尔有时看起来竟如此优美，我的心几乎都融化掉了。”

独自或有伴，他们做了无数次散步，有时到1英里外的安布尔赛德去寄信。自柯勒律治定居在凯西克后，有时花半天时间到那里。华兹华斯似乎对妹妹很满意，称她：

我寂寞地散步时的亲密伴侣

我的希望，我的快乐，我的妹妹，我的朋友

纵然理性能知较亲密的思想

有些东西仍然更为甜蜜一点，或者，

在爱的心中，一个更为亲密的名字。

晚至1802年（他结婚的这年），他称她为“我的爱”，她以称呼他为“甜哥哥”而满足。

她此时有40镑的年收入，他则有70镑，加上他作品的点滴收入，总数接近140镑。他们有一两名仆人，因为贫穷很普遍，许多失去配偶的妇女愿意以工作来换取食宿。诗人和他的妹妹穿着朴素，多萝西通常穿着自己做的衣裳，鞋子也是自制的。威廉穿着农夫的服装，或朋友送给他的破衣服。他们培植了一个蔬菜园，有时到湖里去捉鱼。尤有甚者，日志上记载着：“我做果子馅饼和派”“面包和派”“派和饼”。威廉真是口福不浅。

他也不忘工作。每天总有部分时间用来作诗，通常是在他独自一人散步时，回来就一行行地口述给多萝西听。他也劈柴，在菜园中挖掘和种植。“威廉清理出一条小径”——穿过雪地通到门外厕所。多萝西还酿造麦酒，而且“我们借了一些空瓶子来装甜酒”。尽管有许多蔬菜，威廉仍患有痔疾，（自1805年起）视力也开始衰退，还患有失眠症。有无数个晚上，多萝西必须用读诗来帮助他入睡。

那段狄奥克里托斯式（Theocritean）的日子，因突然到来的金钱和婚姻而扰乱了。1802年5月24日，朗斯代尔的伯爵詹姆斯·劳瑟爵士过世了，将他的财产和爵位留给他的侄子威廉·劳瑟爵士，他则安排偿还了由詹姆斯爵士所欠的金钱给老约翰·华兹华斯的各个继承人。很明显，4000镑财产在几个孩子中平分了。虽然威廉和多萝西应得的那份直到1803年才给付，威廉感到有了底气，最后他向玛丽·哈奇森求婚。

但是对安内特·瓦隆的记忆让他的良心不安。在他要求玛丽嫁给他之前，他不应该与安内特弄清楚关系吗？1802年7月9日，他与多萝西乘马车离开格拉斯米尔，步行到玛丽目前在加洛山（Gallow Hill）的家。7月26日，他们搭马车离开加洛山前往伦敦。从威斯敏斯特桥上，在晨光微曦中，看到这座瑰丽的城市而惊得目瞪口呆的华兹华斯，作了一首令人回味的十四行诗——《地球不能再表达更壮丽的景色了》。他们继续前往多佛，搭乘邮船渡过英伦海峡，于7月31日发现安内特和她9岁的女儿卡罗琳在加来等候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协议，我们只知道，14年后卡罗琳出嫁时，当时正在得意的华兹华斯给了她30英镑的年金。4个人在加来停留了4周，十分和谐地一起在海边散步。华兹华斯作了另一首优美的十四行诗，“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安宁而自由，圣洁的时光安详得如一位修女身上的装饰，纹风不动”——结尾是对卡罗琳的祝祷。8月29日，华兹华斯前往多佛，然后是伦敦。显然他不急着赶路，因为直到9月24日兄妹两人才回到加洛山。

1802年10月4日，华兹华斯和玛丽结成连理。新娘没带来什么嫁妆，因为她的亲戚们并不赞成玛丽嫁给“一位流浪汉”。近来在日志中写到华兹华斯时用“我的心上人”来称呼的多萝西，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加这次婚礼。“她的感受几乎到达了难以抑制的程度”。她冲上楼梯，“木然地”躺在那里，直到萨拉·哈奇森招呼她，说他们从教堂回来了。“这，”她在那天午后的日志上写道，“迫使我从床上爬起来，我不知怎么，我走得……出乎我意料的快，直到我遇到我心上的威廉，倒入他怀里时为止。他和约翰·哈奇森引导我走进屋子，我依偎在那里欢迎我亲爱的玛丽。”

同一天，乘着两辆轻便马车。诗人、他的太太和妹妹开始了到格拉斯米尔的长途旅程。多萝西渐渐地使自己适应这个三人的家庭，不久把玛丽当作一位姐姐和知心朋友般爱着她。此外，玛丽将自己每年20英镑的收入拿出来供这个家庭使用。劳瑟爵士的付款最后到来时，这个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威廉变成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加入格拉斯米尔的志愿队，从事防卫英格兰以抵抗拿破仑的任务。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诗是华兹华斯最纯洁的抒情诗的一部分，如《致蝴蝶》（“To a Butterfly”）一诗，《致弥尔顿》的雄劲十四行诗，颂诗《决心和独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责备自己的忧郁寡欢，1803年至1806年他所有作品中最有名的——得自《童年回忆的不朽暗示》。很少有一种哲学式的狂想有如此优美的表达。

随着视力减退，他在一篇笔记上写道：“不管我转向何处，在晚上或白天，我曾经见过的事物，我目前已不复看清楚。”我以此作为日渐消失的我们青年时期理想境界的一种标志——“荣耀和梦想，此时在何方”——他奇怪，我们在出生时来自天国的那些无凭无据的奇迹般的记忆不照亮我们的童年，却随着我们的长大而消失了吗？——

我们的出生如梦；

与我们一起诞生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之星

飘忽无定，

来自远方；

绝非完全如遗

亦非完全裸露，曳着荣耀的云簇，我们

来自上帝，他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幼年，天空不是高卧在我们头上吗！

蜗居的阴影开始紧裹茁壮的孩子，

但我们注视到光，每当光泻下来时，

我欢欣雀跃起来……

毕竟，成人悟到光的消逝，

消失在平常一天的光亮中。

因此，诗人喜呼孩子为

你，卓越的哲人，谨慎守住

你遗产……你，

你的不朽沉思犹如白天……

但是，纵使我们成年人，对失去的地平线都有一些朦胧的意识——

人的无端疑惧

无声息地在宇宙间游移……

我们的灵魂有那不朽之海的状貌

它带我们到此处，

也能在眨息间带向彼方，

看到孩子们在海岸上嬉耍，

听澎湃的海水一阵紧一阵的冲激声。

这是神性化的人类学：孩子依旧是一种动物，雀跃于动作、四肢和自由自在中，反抗任何束缚、禁止和限制。内心上渴望如动物般的自在和在田野、森林、海洋或天空中活动。渐渐地，孩子长大成人，青年屈服于文明时，就惆怅那些已失去的自由了。不过，华兹华斯没有一点这种迹象，他追忆毕达哥拉斯，希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回到他童年信仰上去的桥梁。年事渐增的人寻找他感受的事物当作他的生命。

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1800年4月，完成了《晨报》指定的任务，柯勒律治来到格拉斯米尔，与华兹华斯一家人盘桓了3周。多萝西告诉他，她替他和他的家人在距凯西克3英里之遥，叫作格雷塔的一栋大房子中找到一个舒适的安息所。柯勒律治在炎热的夏天去看了这个地方，发现一间房子，是一个藏书500卷的图书室，有许多他喜欢的书籍，就热心地签妥了租约。1800年8月，他带着太太萨拉和儿子大卫从下斯托威到达他们的新居。9月14日，萨拉在那里生了另一名男婴，他们用附近湖泊和溪流的名字，替他取名德文特。不久，冬天宣告了他们的错误：寒冷和阴雨加重了柯勒律治气喘和风湿热的倾向，和亲戚们的地理阻隔加深了萨拉的忧郁症，况且丈夫神驰的身心时常使她孑然一人。

他经常留下她而独自跋涉从凯西克到格拉斯米尔的33英里路，去享受与华兹华斯聊天的刺激和多萝西深情的关注，华兹华斯和多萝西步行到北边去充实柯勒律治的生活却是十分稀少的。1800年11月，萨拉·哈奇森从加洛山来到鸽居，与玛丽、威廉和多萝西盘桓数月，柯勒律治就在那里重续对她的追求。以不假思索的残酷愚昧的语气，他向太太招认他对另一位萨拉的爱情，求她准许他同时爱她们俩人。日复一日，她渐渐地把心用在对孩子的照顾上，而他沉醉在思考和书本上。

他设法完成民谣故事《克里斯塔贝尔》，这则民谣他已在1797年开始写作。但是他提不起写作的狂热，就把它搁置下来。司各特和拜伦对该民谣的草稿早已赞不绝口，也许还从它的主题格律和语态中获得了一些启示。最后（1816年），在拜伦的敦促下，默里出版了这则民谣。

在格雷塔住了一年后，健康和资金都已枯竭的柯勒律治感到他不能再在湖沼地区熬过另一个冬天。他很高兴接到《晨报》的邀请，去当一位社论撰写者。1801年10月6日，他到格拉斯米尔辞行。9日，多萝西和玛丽送他回格雷塔。10日，他即赴伦敦。玛丽和多萝西则走回格拉斯米尔。多萝西在她的日志中写道：“C.因远行而过了愉快的一天……我却忧郁满怀，不能谈天。不过，最后我由低泣来疏解心怀——威廉说，闷声不响地哭泣。并不如此。哦！有多少，多少理由，我要对他如此渴念啊！”

到达伦敦，柯勒律治努力写《领袖们》这个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他日渐趋向强烈的保守观念，与半自由的辉格党的主要机关报《晨报》的政策——反对部长制、倾向财产制——相得益彰。他谴责奴隶制和“腐烂的区组织”（区循例送托利党人入国会），抨击政府拒绝拿破仑的和平建议（1800年），以一位政治家和一名凡夫的尺度无情地解析首相几乎毁掉了皮特。不过，他辩护私有财产是井然有序的社会寻求进步的必要基础，并辩称使“各人的权力与他的财产成正比”的那种政府为最好的政府。他勤奋、努力地写着。待在《晨报》的那段时间，报纸的发行量急遽上升。但是，那年的勤奋工作使他的健康崩溃。回到格雷塔时（1802年），他身心都已疲惫不堪——身体有病，妻子视同路人，情人弃他而去，意志已成为鸦片的奴隶。

他早在1791年就吸食鸦片，时年19岁。他用它来镇静情绪，缓和痛楚，进入睡眠，阻滞——或隐藏——心脏和肺部的衰退，也许是要使自己向失败低头吧。睡虫终于到来时，却带来了一连串恐怖的梦，他在《睡眠苦》（“The Pains of Sleep”，1803年）一诗中曾暗示过此事：

一簇簇

恐怖的幽灵折磨着我；

……欲望和憎恶奇怪地混合着，

在原野上，可恨的物体兀然屹立，

狂怒的情绪，疯狂的嘶号！

毕竟可耻，恐怖啊！

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他做可怕的梦，但都十分生动，有时他在梦中的嘶喊吵醒全家人。

也许因为他的虚弱和药物，虽然有时他的思想混淆、意志耗弱，他的面前却打开着接近于正常心智的领悟和想象的领域及其远景。无论如何，他的知识在同时代中无出其右，关于这点，华兹华斯也远落在后边。他使自己在华兹华斯面前卑微，但华兹华斯除了他的诗以外绝少谈别的事情。柯勒律治的谈话，纵使在他衰化时，也能给卡莱尔留下智慧、生动和有趣的印象，甚至还能使斯塔尔夫人肃然起敬。华兹华斯使他敬畏的地方是这位长他两岁的人目标的集中和稳定的意志；柯勒律治则越来越希望取代意志，以想象取代现实。

他惊奇于他的谦卑，却非常自觉，发觉自己（在这点上，跟华兹华斯和我们一样）对各种主题都有兴趣，并暗自以此自负。他在意他的诚恳，他严肃的道德律，及对金钱或名誉的冷淡。但是，他渴望荣誉，乐不自胜地剽窃。借钱即忘，不照顾太太和孩子，让他的朋友去照顾他们。也许鸦片耗弱了他的性机能，使他误幻想为履行房事。

1804年4月，为了让地中海的空气和阳光缓和他的气喘与风湿热，他从华兹华斯处接受了100镑的借款，扬帆前往马耳他岛——当时不列颠帝国的一处举足轻重、正在争执中的地区。他随身带了1盎司的原质鸦片和9盎司的鸦片烟酊。在航程中，5月13日他在笔记中写下一则绝望的祷文：

敬爱的主！予我灵魂以力量，彻底通过一次煎熬——要是我登上马耳他——纵然恐怖重重，度过自由自在的一个月……我忠良，宅心仁厚，不可能心怀不轨，但是啊！我十分虚弱——自婴儿时以迄于今——我活到了此刻！宽恕我，宽恕我，天上的父和上帝啊！

几乎整整一年，他似乎恢复了自制。7月，他被任命为马耳他总督亚历山大·保尔的私人秘书，并于1805年1月晋升为责任更大的事务秘书。他工作努力，表现了惊人的判断和适当的能力。在服务一年后，他因精疲力竭，又靠鸦片来维持了。他离开马耳他，游历西西里和意大利，再返回英格兰（1806年）。这时，他比以前更依赖鸦片，而且用白兰地阻止鸦片的催眠作用。

1806年10月26日，他与华兹华斯一家在肯德尔的一个客栈中碰面。“从未有过，”多萝西在那天的日志中写道，“令我感到在初见他时那样震惊的。”胖得竟“连他的眼睛都消失”在他臃肿的脸上了，只有瞬间的微光表现了以前“他脸上的圣洁表情”。他继续前往凯西克，要求与太太分居，她拒绝了。他离开了她，带走了6岁的儿子德文特。他将韦奇伍德的年金移转给太太，但乔塞亚·韦奇伍德于1813年撤销了他这一部分。自1803年起，住在格雷塔的骚塞负起照顾嫂子的责任。柯勒律治则由他的烟友德昆西以匿名方式寄去的100英镑赠赐，及他于1808年、1809年和1810年在皇家科学院中的讲演收入度过了这次危机。

在那一年，伟大的友谊结束了。它的基础是对诗的共同灵感，柯勒律治身上的诗泉自1800年起因体力耗弱、鸦片的催眠作用、婚姻离散和受到哲学的蛊惑而枯竭时就停止了。华兹华斯借柯勒律治的天赋较偏向于散文来鼓励他改变。柯勒律治因得知华兹华斯家的三个人提醒萨拉·哈奇森不要让他得寸进尺而深为不快。在1809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华兹华斯警告普尔不要使自己过分牵涉在柯勒律治的一份新杂志《朋友》（The Friend，1809—1810年）上时，分歧竟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身为柯勒律治最亲近和最有交情的朋友之一”的华兹华斯写道：

我把它当作我深思熟虑的意见寄给你，这个意见是根据几年来越来越加重的证据而形成的，即柯勒律治既不愿也不能做对自己、家庭或人类有利的任何事情。他的天才和他的天赋，甚至他广博的知识，都不能使他做有益的事。这些统统因他知识和道德结构之狂乱而挫败了。事实上，他在心智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在任何义务或道德感的约束之下，没有作为的能力。

这是很无情、极端的，华兹华斯已在几周前的一封信中告诉柯勒律治大部分情形了。根据柯勒律治的说法，巴西尔·蒙塔古告诉他华兹华斯曾告诫他不要让柯勒律治和他同住，因为柯勒律治由于酗酒和其他种种劣行，使他自己在格拉斯米尔成为“一个滋事者”时，事情就弄得更糟糕了。华兹华斯稍后（1812年）向柯勒律治保证，蒙塔古误引他的话。柯勒律治佯装接受这种解释，但是破镜不能重圆，这份历史性的友谊就此沉寂了。

哲学家柯勒律治（1808—1817）

也许我们夸张了柯勒律治的消沉，我们不得不指出，1808年至1815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皇家科学院发表的讲演，多少因思想和表达的混淆而有差评，却留给如查尔斯·兰姆、拜伦爵士、塞缪尔·罗杰斯、托马斯·穆尔和利·亨特这般听众一些印象。好像是因为某些自然形成的团体精神的鼓励，这些人和其他的文士都来支持他们受伤的伙伴。在朋友群中拥有十数位英德两国知名人士的亨利·克雷布·罗宾逊，描述在伦敦的第三次讲演为“优异，十分有德国味道”。“在第四次中，”他报告称，“处理主题的方式是完全德国式的，对于为数不多的听众是太抽象了一点。”柯勒律治对事实、观念和偏见的累积过于丰富，以致不能让他深入到他宣布的主题上。他涉及过广，不过非常刺激，以一句“天使长，略有微疵”的名言来概述他的查尔斯·兰姆称：“稍稍触及他的天才而不让它扰乱我们的宁静已足够了。”

1815年至1817年，柯勒律治再度面临崩溃的边缘时，他将他晚年的结论倾注入文字中。在《生命论》（Theory of Life，1815年）一书中，他表现了对科学，特别是与汉弗莱·德维的友谊中获得的化学方面的惊人知识。不过，他拒绝以物理化学的词汇解释心智的一切尝试。他称“达尔文的……人类由猩猩进化而来的理论荒谬之至”。

在《政治家手册》（The Statesman’s Manuanl，1816年）中，他提出《圣经》为“政治思想和预见的最佳指引”：

史学家发现伟大的事件，即使世界商业关系中最重要的改变……他们的起源并不在于政治家们的结合，或商人的实际内省，而是在毫无利害关系的理论家的密室中、在遁世的天才的异见中……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宗教的兴替及随之而来的有关国家公民和社会内部习惯的转变，都与形而上学系统的兴替互相一致。

他也许想到了基督、哥白尼、古腾堡、牛顿、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的结果。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因素做了公平的摘述后，柯勒律治下结论称，民视并不等于天视，百姓在情绪激动中思考并不能作为权力信赖的依据。而改革的最佳路径是一个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少数人的良知和作为。一般来说，政治上跟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正当行为的最佳指引就是《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包容了历史和哲学上的一切真理在内。“对劳动大众，《圣经》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是不需要的”，而且“也不是普遍欲求的……除了你……身为在较高级的社会阶级中行动的人们”，也应该了解历史、哲学和神学。对虚伪政治才干的解毒剂便是历史，作为“现在对过去和我们所处的世纪的事件有选择的同化习惯，与对以前的那些事件的对照”。

《俗人谈经论道》（A Lay Sermon，1817年）一书，继续向“中上阶层”提出这种请求作为健全改革的最佳媒介，及作为对批判“革命派的诡辩家和煽动者”的守护者。但是，该书承认某些通行的罪恶，如国债任意膨胀、农民陷于赤贫、工厂中的童工。他悲叹新商业经济对周期性膨胀和萧条，对导致崩溃和普遍不景气应负的责任。

他建议一些基本的改革。“我们的厂商应同意制定章程”，特别是对童工。国家应承认其为“积极的目标者有：使每个人的求生之方法更为容易；保障每一成员有改良自己状况和他的子孙的状况的希望；发展对于他的人性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职能，即他的理性和道德形象”。他呼吁在每一职业中有一个领导者的组织，从哲学的远景中研究社会问题，为社区提供建议，及“教会应受到国家的资助”。

柯勒律治认为没有纯洁的世俗智慧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应让给神学家去做。只有一种超自然的宗教和一种由上帝赋予的道德规范才能抑制人类的先天贪欲。邪恶与生俱来，“唯独……人类的知识”是“不适于恢复意志健全这个功能的”。他呼吁回返宗教上的谦卑意识，充分信仰为赎回人类的罪恶而牺牲的基督。

1815年至1816年，柯勒律治写下或命人记下了一些“我的文学生命和意见的草稿”，供准备中的一本自传之用。两卷书没有完成，柯勒律治于1817年以《文学家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之名发表了这些草稿，现在是研究柯勒律治在哲学和文学思想之最易获得的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是他沉溺在鸦片上、债台高筑和没有能力供应儿子们的教育的消沉时期写成的，却特别有连贯性和清晰性。

他开始摒弃了一度令他着迷的联想心理学，他拒斥每种思想是机械感觉产物的主张。他那时认为，这些仅给予我们自我——记忆、对比和持续人格——陶铸成为创造性想象、有目的的思想和有意识的行为的原料而已。我们的一切经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记录在记忆中，记忆变成储藏所，心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从那里引出作为解说目前的经验、解析目前选择的材料。当然，在此点上，柯勒律治是追随康德的。他就此点完全承认他的负欠。“大名鼎鼎的柯尼斯堡的哲人的著作，较任何其他作品，顷刻间鼓舞、锻炼了我的了解。”

柯勒律治把从康德到费希特当作直接认知的唯一实体的自我升华，经过黑格尔自然和自我的对照和联合，而至谢林视为一个实体两面的自然对心智的从属关系。不过，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是潜意识的行动，而心智是有意识的行动，而且在有意识的天才的创造上使其达到最高的表达。柯勒律治自由地借用谢林的观念，却经常忘却提及他的资料来源。不过，他承认了他的总负欠，并补充说：“如果我能使我的国人了解谢林的这种体系的话，这会是我一件快慰和光荣至极的事。”

《传记》一书的最后11章，提出作为想象产物的文学的哲学讨论。他区别幻想和想象的不同：幻想是空想，在想象中如一位善泳者一般；想象（柯勒律治以大写字母开始）如一本小说的情节、一本书的组织、一件艺术品的制成，或科学熔铸的哲学体系一般，是将部分有意识的联合到一个新的整体去的情形。这种观念成为对任何诗、书、绘画、交响乐、雕像和建筑的了解和批评：作品究竟距结构——将相关部分交织成一件协调、有意义的整体——的过或不及之处有多远呢？柯勒律治在那几页中为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运动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基础。

他以对华兹华斯诗的哲学和实际，做一种严峻的批评来完成他这部复杂的《传记》。生命的最高哲学是从最简朴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发现的吗？这些人的语言是诗的最上层的媒介吗？诗与散文之间没有基本的不同吗？就这些观点，柯勒律治并不十分认同。不过，他以称颂这位格拉斯米尔的圣人为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的崇高礼敬，作为结束。

华兹华斯的巅峰期（1804—1814）

几经辗转后，华兹华斯的家人从鸽居迁居（1808年）到靠近阿伦河岸的一栋大房子。诗人在这里以一位庭园设计师的身份整修那里的风景，用格拉斯米尔雨中的树木花草装点这栋房子的四周。1813年，这个家庭又搬到在格拉斯米尔南边1英里处，安布尔赛德的李达尔山（Rydal Mount）边一处淳朴的产业上。他们此时已很富有，雇了几名仆人，和一些有头有脸的朋友来往。在那一年，由朗斯代尔爵士安排，华兹华斯被任命为威斯特摩兰郡的印记检验员（distributor of stamps）。这个职务一直到1842年，每年带给诗人200镑的额外收入。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在庭园中消磨的时间更多了，使这个庭园成为迄今依旧盛放着杜鹃花和其他植物的乐园。从二楼的窗口，他能看到两英里外李达尔湖（Rydal Water）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

同时，他完成了自1798年开始的《序言》（1805年）。“每天”，多萝西记着，他自早晨散步回来“带给我们”这首诗的“许多乐事”。她和萨拉·哈奇森就不停地忙着记录，华兹华斯已学会创作无韵诗。他以“一位诗人的心智成长”作为这首逸情叙事诗的副题，该诗有意作为一部心智的自传，作为详细阐述在那种成长中获致的哲学意味《远足》（The Excursion）一诗的一篇导言而着手写的。他因不断将他的记忆述说给柯勒律治听而造成了意外清新的记忆。他因这首诗浅薄的个人主义而遗憾，他承认这是“一个人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未曾有过的事”。也许因为那个理由，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发表这首诗。

如果少许尝试，还是可以容忍的。最令他愉快的是他的童年（卷一和卷二），独自在林间漫步。他叙述他听到动物的私语、树林的沙沙声，甚至在石块声和丘陵的共鸣中，听到一种若隐若现和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声音时的那种情景：

兀自站在突出的高处，

在黎明微曦之前……

经常在那种时光，这份宁静

就会爬满我的灵魂，肉眼

浑然忘掉一切。而我之所见

犹如我自己的幻化，一场梦，

心智上的一种期待……

此刻，我见到

幸福如浩瀚海洋般在我四周蔓延……

难以名状的喜悦

我体会到存在的情操延展在

一切蠕动着的和静止着的上面，

为思想和知识以外，为人眼

不能见，而存于心灵上面的。

一切跑跳，和叫与唱上面，

或振动的愉快气氛上面；在浪涛下，

对！浪涛中，和壮阔雄浑的水中。倘使

以这种与人间和天上每个创造的形象交感，犹如

朝着非创造者……一般，

过分传达了我感受

的狂喜时，毋惊奇！

在《剑桥》（卷三）中，他有时加入学生时的嬉耍或胡闹，但受到大学生活的鲁莽和粗浅行为的搅扰。他在英国的古典名著中，或在剑桥的划船中获得了更多的乐趣。在《假期中》（卷四），他回到早期的习惯上，在家庭的餐桌上用膳，或在他习惯的床上——

那张矮床，我曾在上面卧听风声怒吼，

雨声滴答；我经常

在夏夜醒卧着注视

沉浸在我们茅舍附近一株挺拔梣树——

叶子间的晶莹月亮……

黑沉沉摇曳的树梢前后舞动，

她随着每一次吹拂的微风晃动时

我定着双眼凝视她。

在科克茅斯，他带着他的老狗一起散步，狗任他大声吟哦，不因此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啊！用得着我说，亲爱的朋友，我

的心已满到边缘了吗！我不立誓，

但誓言为我而立……我应当是……

一个献身的精灵。

正可以说为诗而活着了。

偷渡英伦海峡也是一大快事（卷六），华兹华斯感到大革命中法国的狂喜和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回程时，看看伦敦这个“恐怖人群密集的地方”、老伯克在国会中赞扬传统道德及“极度蔑视推翻暴发户”的理论，注视在沃克斯霍尔嬉耍或在圣保罗教堂膜拜的人群。看或聆听移动的人潮，混杂的人种、面孔、旗子和讲演，车辆的碰撞，娼妓的笑脸，小贩的叫卖声，卖花女的低吟，街头吟唱者的抒情小夜曲，把艺术勾勒在石板上的色粉画，“骑在骆驼背上的一对古怪的猴子”。这些，诗人感受到如在森林中的一样敏锐，但他一点也不喜欢，逃到比较宁静的地方（卷八）。在那里，他投入自然的怀抱，学会理解和宽恕。

又回到法国（卷九）时，那里古老的专制和以往的忧伤似乎都得到认可，也尊重叛乱，即使一位英国人也能体会到它的狂喜（卷九）：

岂是几处偏爱地点，

而是充满着期望的远景……的全世界。

有哪一种理想的情操未唤醒

未曾想到的愉悦呢？

从这种狂喜的顶点，法国跌进罪恶的渊薮，华兹华斯则唱着：

但是，目前，轮到他们成为压迫者

法国人将一场自卫的战争

变为一场征服的战争，已失去

他们当初斗争的目标。

慢慢地，意兴阑珊的诗人将他的《序曲》（卷十四）带入结尾，呼唤他的朋友（从马耳他）回来，加入从战争和革命中争回人类的努力，去爱自然和人类。他不满意他的诗，知道绿洲周围仍有辽阔的沙漠。他确信已看到散文和诗之间几无分野之处，他也经常在无韵诗中毫不含混地将它们混淆地使用。他曾经使“在宁静中记忆的感情”作为诗的基本要素，但用14篇章而镇定下来的一种感情变成一种难以排拒的催眠曲。一般来说，一首叙事诗的特性是一种伟大或崇高的行为，而思想太隐秘不能叙述出来。然而《序曲》留给果断的读者一种健康与真实的感受。华兹华斯有时用幼稚得如童谣一般的韵律，以森林和原野的气氛清醒了我们，而使我们如庄严肃穆的山丘般默默地忍受暴风雨的吹袭而依然屹立。

在1798年首次赴德之前，华兹华斯已经开始在写《隐遁者》（The Recluse），其理论是只有了解生命而且从生命上退缩的人，才能公平地判断生命。柯勒律治敦促他将此诗发展成他抱持的哲学的一种充分和最终的指陈。柯勒律治更具体地建议：“我希望你写一首无韵诗，写给那些因法国大革命彻底失败的结果而放弃为人类改革的一切希望，因而追求享乐而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同意文学的高峰应是哲学和诗的愉快结合。

经过仔细思考，华兹华斯感到他尚未准备好迎接这种挑战。他对准备成为他的心智发展史的《序言》已做了相应的推进。未完成此诗之前，他如何能写出他的观点呢？他将《隐遁者》搁在一边，继续完成《序言》。接着，他发现他的体力和信心在消逝，一度精力充沛的柯勒律治从他生命中隐去了，不再能刺激他的灵感。在这种精力枯竭而生活惬意的条件下，他写了《远足》一诗。

该诗起初很好，似描写——显然取材自遭到放弃的《隐遁者》——曾经由流浪者住过的颓败村舍为开始。这位酷肖华兹华斯的流浪者引导这位旅人到遗世孤处者的身边，他则述说他如何失去了宗教信仰，开始对文明生厌、退入山中的宁静气氛。流浪者提出宗教为绝望的唯一治疗方法，知识即幸福。但是，知识增加我们的权力甚于我们的快乐。接着，他引导到牧师那里，他提出农民信徒的朴素信仰和家庭团结，要比哲学家意图以复杂的知识取代古老的智慧聪明。流浪者哀叹虚骄的城市生活和邪恶的工业革命。他辩护普及教育，并预言它的“繁荣结果”。不过，牧师的最后预言吟咏了对一位人格化的上帝的一首赞美歌。

作为《隐遁者》一部分的这首《远足》，于1814年出版，一册定价2金币。（作为它序文的《序言》则直到1850年才出版。）华兹华斯要求他的邻居克拉克森家族（the Clarksons）协助在“富有而喜欢教育性图书”的教友会朋友中销售。虽然他“不把这书借给任何能买得起这本书的人”，还是赠给了小说家查尔斯·劳埃德（Charles Lloyd）一册。8个月后，总共卖掉300册。

评论的意见好坏参半。杰弗里爵士在1814年11月的《爱丁堡评论》上，以一句不祥的开头语“此诗决不畅销”来非难这首诗。黑兹利特于“对自然的描述和启示性的反射两者为令人舒畅的篇章”来赞扬后，发现这首诗就整体来说“过长、太过堆砌”，重复“相同的结论，显得太刻板、无味”。曾誉此诗为一篇杰作的柯勒律治，在《远足》中看到了“冗长、重复和一连串逆旋，而不是进步和思想”。不过，柯勒律治在后来的《桌边漫谈》（Table Talk）中赞扬卷一和卷二《荒凉的村舍》（“The Deserted Cottage”）为“人类最美丽的诗篇之一”。雪莱不喜欢《远足》一诗，因为它揭示华兹华斯以一位自然泛神论者向上帝的正统观念投降的意念。但是，济慈在这首诗中发现了许多灵感。总而言之，他认定华兹华斯的才华在拜伦之上。时间证明了济慈的看法。

高门圣哲（1816—1834）

1816年4月，43岁，接近身心崩溃的柯勒律治成为伦敦高门（Highgate）的詹姆斯·吉尔曼医生的一位病人。柯勒律治那时一天要消耗一品特的鸦片烟酊。骚塞约在这个时候描写他“胖得有半栋房子大”。他的身体松弛而佝偻了。他的脸色苍白，浑圆而缺乏生气，呼吸短促，双手颤抖得几乎不能举杯到嘴边。他有一批如兰姆和克雷布·罗宾逊忠心的朋友，但是他绝少去看几乎仰赖抚恤或赠赐来维生的太太或孩子，而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许这位年轻的医生曾听过拜伦和沃尔特·司各特称誉这位心力交瘁的人，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吧。无论如何，吉尔曼认为只有不断给予职业性的监护和照顾，才能挽救柯勒律治。征得太太的同意后，吉尔曼博士将柯勒律治带回家，供他食物，给他治疗、安慰，直到他去世。

柯勒律治的心智原是惊人的。医生对这位病人的渊博的知识、丰富的观念和出色的谈吐大为讶异，他打开了这位“斫伤了的大天使”的话匣子，柯勒律治以并不非常清晰或有逻辑的话语在医生家中漫谈，但无疑是充满智慧、热诚和真诚的，因而吸引了不少听众。这些谈话的片断，保存在依然火花闪烁的如《桌边漫谈》一类的作品中，“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或柏拉图派的人物”，“我们要么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要么就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禽兽，也许是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但无疑依旧是禽兽”。

他不满足于跻身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中。他将要死去时，他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似乎要使他的交易成功似的，几乎投入作为英国稳定和道德支柱的最正统的国教中。他满怀希望地冀图永恒化生命——生命之光常在。他的《论教会和国家的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1830年）一文，视它们为国家统一的两种互为辅佐的形式。他和华兹华斯反对不列颠天主教政治上的解放，理由为天主教会的成长会因爱国心和宗教之间发展的冲突而危及国家。

他接受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很自然的保守主义。1818年，他曾支持罗伯特·欧文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严格限制童工的运动。但1831年，他反对要击败托利党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他不支持消除西印度的奴隶制度。比绝大多数哲学家更加热爱和支持科学的他，拒斥进化的观念，偏向于“我在《圣经》中找到的历史”。最后，他广博和深远的学识向病体和意志屈服，他竟成为一位对政治或信仰的每项改革都十分恐惧的人。

他缺乏在他的作品中达到的建设性统一的持久耐心。在《文学家传记》（1817年）中，他宣布要写一部文学巨构《哲学》（The Logosophia）——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总述、顶点和调和的意图。但是，使他贡献于那份事业上的体力和心灵，却因混乱如一堆碎片。

1834年7月，柯勒律治开始向生命告别。“我濒临垂死的边缘，却没有迅速解脱的期望……胡克希望活到写完他的《宗教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就我自己来说，我希望生命和体力能让我完成我的《哲学》一书。因为，诚如上帝听到的我的祷告，我心中始终在筹算的是扩大上帝名字的荣耀。换句话说，那与促进人类的幸福是同一件事。但是，如上帝别有用意，那么，就依它的意志吧。”柯勒律治死于1834年7月25日，享年62岁。华兹华斯听到“他所知的人中最不平凡的人”逝世的消息而深为震惊。柯勒律治最要好的朋友兰姆说：“他的伟大和可爱的鬼魂时常萦绕在我身边。”

论遗世独立派

查尔斯·兰姆是少数几位激进派人士之一，他们的主要著作使他们于1815年后得到这种地位。但是，他可以融入湖畔诗人的生活圈子中。兰姆是柯勒律治在伦敦的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位。他们在孩提时代的公共学校时就已相知。那时，兰姆的不可救药的口吃使他被摒于学业上的荣耀之外。他14岁时离开学校自谋生路，17岁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会计，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0岁退休领到一笔赡养金。

他的祖先有癫狂的血统，他自己在一家疗养院中消磨过6个星期。1796年，他的姐姐玛丽·兰姆在发狂中杀死了他们的母亲。玛丽多次被幽禁，但大部分时间，放弃结婚的兰姆使她和自己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她复原得相当好，能和他合作撰写《莎士比亚的故事》一书。他自己唯一的作品是《伊利亚随笔》（The Essays of Elia，1820—1825年），该书活泼的风格、朴素的文字和艺术手法，表现出它是在那个不十分幽雅的时代中一本最可爱的书。

1797年6月，他依旧震惊在一年前的悲剧中，他接到柯勒律治希望他到斯托威去访问的一封邀请函。既然是一位口吃者，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两位口若悬河的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之前，几乎不敢口开说话。5年后，他和姐姐访问住在格雷塔的柯勒律治。“他以无比的殷勤来招待我们。”虽然终其一生，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兰姆绝不允许柯勒律治的神学观点干扰到足可抵消每种挫折的感情和敬仰。

国家肖像馆收藏了一幅由他的朋友威廉·黑兹利特——当时最活跃和尖刻的文学批评家——所作的兰姆的人像画。1798年，黑兹利特访问柯勒律治，1803年再度到格雷塔访问他。第二次华兹华斯也在场，这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威廉·佩利以设计的观点做过正面的辩护；黑兹利特则持反对立场；华兹华斯采取中立，主张上帝不是存在于宇宙之外而从外面来指导宇宙的，而在于宇宙之中，为宇宙的生命和心智。那次访问时，黑兹利特因勾引一名女性而招致邻居们的盛怒。害怕被捕或甚至更糟的事情发生，他逃到格拉斯米尔。华兹华斯供他过了一宿，次日一早给了他一笔足够到伦敦去的马车费。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转而反对大革命，并以热烈的诗篇贬斥拿破仑时，黑兹利特鄙视他们为反叛者，并以拿破仑的观点写了四大卷的《拿破仑的一生》（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1828—1830年）。同时，他以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演讲（1820年）和《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25年）一书，刻画同时代的人物形象，使自己成为一位评论家的楷模。华兹华斯不欣赏该书对文学中农民学派的讽刺性攻击。

这位上了岁数的诗人更喜欢托马斯·德昆西，德昆西对他一直赞扬备至。德昆西本来就是一位天才，1821年他以《一位英国鸦片烟鬼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一书来促请不列颠的注意。德昆西年幼时是一位天才，15岁时就能讲述希腊的古典著作。因为学校的进度太缓慢，他从学校和牛津出走。他一定因自己喜欢《抒情民谣集》中不假矫饰的朴素，而自感意外。1803年5月，他写给华兹华斯如下一封也许改变这位孤独诗人的头脑的信：

在寻求你的友谊上，我没有别的目的，每位读过而体会到《抒情民谣集》的人都会产生与您亲近的想法。自从这个世界开始混乱以来，我从其他八九位诗人的作品中寻找到的全部喜悦，也比不上这两部迷人的诗卷给予我的多——你的大名将在我身上永远与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联系在一起……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成为，如你那样放射出如此灿烂、如此庄严的天才光芒的一个人的伙伴呢？

华兹华斯的回答是感谢式的。“我的友谊，”他写道，“我无权给予，这是没有人能创造的一份禀赋……一种健全的友谊是随着时间和情境而成长的。友谊如一朵野花，时机适宜时就会含苞待放，不适宜时追寻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设法打消这位年轻人经常联系的要求：“我是世界上最懒散而不懂得写信的人。”但他加上一句：“我的确喜欢在格拉斯米尔见到你。”

尽管他有这份热诚，德昆西再次接到这份邀请时，已经过了3年了。那时，遥见到华兹华斯的茅舍时，他的勇气消失了，如寓言上的朝圣者快抵达罗马时，竟自惭形秽而掉头回去一般。但是，1807年底，在布里斯托尔，柯勒律治接受了他护送夫人和孩子回凯西克的提议。在旅途上，他们一起到鸽居逗留一阵子。此时，如布朗宁不久见到雪莱的心情一般，德昆西终于看到了平易近人的华兹华斯。“如一道闪电，我看到这位瘦高个子隐然出现了。他伸出手，以最恳挚的欢迎来接待我。”

骚塞（1803—1843）

同时，在格雷塔和伦敦，骚塞用他勤奋而平淡无奇的文笔，维持太太伊迪丝、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生活，不幸的是这男孩10岁时就死了。柯勒律治去了马耳他后，骚塞负起了照顾柯勒律治夫人和她孩子的责任，甚至华兹华斯有时也仰仗他：威廉的弟弟约翰在海上失踪（1805年）的消息使格拉斯米尔的一家人笼罩在愁雾中时，华兹华斯写了一封信给骚塞，求他过来帮助他安慰多萝西和玛丽。他去了。“他如此温柔、慈蔼，”多萝西写着，“我立刻爱上了他。他和我们一起忧伤地流泪，出于那种原因，我想我会永远爱着他的。”

虚荣心使他迷失了较短的一段时期，他一首接一首地写叙事诗，首首失败。时间就是一首叙事诗。他使自己屈就写作散文，却较有所获。1807年，他出版《英格兰书简》（Letters from England），作者署名曼纽·阿瓦瑞兹·爱斯皮拉（Don Manuel Alvarez Espriella），骚塞让这位想象中的西班牙人对童工和不列颠工厂中其他的情况痛责一番。如：

我大胆地了解关于以这种古怪的态度训练起来的这些人的道德，却发现……将这么多男女集拢在一起的结果，对宗教和道德上最普通的原则竟毫无所悉。他们在这种环境影响之下，成为堕落和颓废的人是无法避免的。男人酗酒，女人淫荡，不论他们赚到的工资有多高，他们太过浪费，不懂得储蓄起来供不时之需。虽然教区不再如孩子一般地去照顾他们了，仍须因他们的生活方式、早衰或年老而诱发的疾病，照顾他们。

这位贵族对英国经济下结论道：“在商业上，甚于在战争上，人和兽都被视为机器，一点都不后悔作为牺牲品。”

骚塞不久发现他不能靠他的笔来维持生活，更不能养活他的妻女，特别是在战时，除非他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这种改变因一年160镑的政府赡养费（1807年）和经常在托利党的《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而进行得很顺利。1813年，他因出版《纳尔逊的一生》——一本依靠勤奋的研究而清晰、生动的虚构小说，而且以朴素、清晰和流畅的18世纪的体裁来写作，尽管作者因喜欢他的英雄人物和国家而充满着个人的过多偏见，却是一本能令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书。他使自己提高到一位作家和一位爱国者的地位。纳尔逊与汉密尔顿夫人十几年的私情，则压缩成一段文字一笔带过。

骚塞因接受英格兰桂冠诗人的地位而贬低诗的威望时，拜伦、雪莱和黑兹利特哀伤了。皮特将这项头衔给予一位身份低微的治安推事亨利·派伊时（1790年），这种荣誉的含金量已经在缩水了。派伊死后（1813年），政府将这个位置赠给沃尔特·司各特，他拒绝接受，但推荐骚塞为这种头衔应得之人。骚塞接受了，从而使每年的赡养费增高到300英镑。有资格取得这份荣誉的华兹华斯，洒脱地说：“骚塞有一大群家小要养活。”

后来辱骂骚塞有不名之誉和健忘的拜伦，1813年9月与他在荷兰宫见过一次面后，说了他很多好话：“我见到的人中相貌美好的吟游诗人。”他对托马斯·穆尔说：“有那位诗人的头颅和双肩，我一定会写出他的萨福诗体。他的确是看一眼就叫人喜欢的人，一个有天赋的人……他的态度温和……他的散文完美。”但是，骚塞那种讨好有钱或有势的人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使拜伦于1818年与他公然作对。一个叛乱团体弄到骚塞的激进戏剧《瓦特·泰勒》（Wat Tyler，写于1794年，未出版）的稿本并于1817年出版时，最无情的攻击终于到来了。

骚塞退回到格雷塔、他的书房和太太身边。她曾不止一次地接近疯狂的边缘，1834年她的心智错乱，1837年她终于去世了。骚塞自己于1843年放弃了这场战斗，接着，几乎在一致的同意和他自己的提议下，华兹华斯被推举为桂冠诗人。

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华兹华斯活了80岁，去世时仍如1807年他37岁写《理堡白鹿》（“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一诗时的那位诗人。那时，沃尔特·司各特已出版《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5年）。华兹华斯羡慕它的流畅风格，采用这种风格来写自己的叙事诗——一首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第12年时，关于北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叙事民谣，几乎整个家庭——父亲和8个儿子——在一次社会运动中全部殉难的故事。埃米莉，仅存的一位妹妹，在哀伤中度过了她的余生。一只白雌兔每日来安慰她，每个安息日陪伴她到博尔顿教堂墓地上去凭吊最小的兄弟。埃米莉死后，白雌兔继续独自到博尔顿从事每周的访问，静静地躺在墓边，直到教堂内的安息日礼拜做完，然后安静地行经树林和溪流，回到它的窝里。这是一则以幽雅、哀怨的语气表达的传说。

这是华兹华斯艺术最后的胜利。除了他在轻微的感触下吟咏的一些十四行诗外，他不再作诗了。他看上去50岁光景，像一位哲人，身材修长，风度翩翩，身上裹着御寒的棉袍，额头微秃，头发蓬松，微低着头，双眼深沉做沉思状，如同一个见过雪莱和拜伦、自婴孩进入狂喜而到达死亡过程的人，此时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期，深信他会留下比空幻的感情或讽刺的韵律更为永久的一个纪念碑在人间。

他在德行上有一些瑕疵，因为他过于个人主义。“弥尔顿是他最伟大的偶像，”黑兹利特写道，“他有时竟拿自己和他相比。”他视赞扬为当然之事，对批评怒不可遏。他爱引述自己的诗句，诚如1833年拜访他的爱默生顽皮地指出的一般。但是，他在1815年的一篇前言中曾说过，他的诗要大声朗诵才够味。事实上，它们是能唱也能诵的，一首抒情诗应有七弦琴伴奏才行。

岁月增加时，他变得很保守，这似乎是老年人的一项特权——也许是一项义务吧。如果说拜伦和雪莱未能认清这点，也许是因为他们死于青年时的精神分裂之故。法国大革命从宪政到解体的衰退给华兹华斯做某些行动的借口，而工业革命的残忍似乎证明某些健全美丽的事物，已经因工厂的劳动者取代了健壮的自由民的地位，而从英格兰消失了。1805年以后，由于赠赐或购买，华兹华斯变成了几处低微的产业的所有人。身为一名地主，他容易同情视土地上的“孳息”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的看法。因此，他反对削减谷类价格的一项计划，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可以借取消提高进口税、干扰外国谷类进口的《谷类法》来弥补。

他一度是葛德文的仰慕者，此时，以个人只能通过对传统、资产和法律的尊敬而维持一个社区联合体的生存为由，反对葛德文的自由个人主义。1815年以后，他支持政府的一切压制手段，被烙上一位自由运动背叛者的烙印。他坚持立场，并以他对这个世纪的最后诊断来反驳：“这个世界借政治改革、政治救济、政治万灵药作为从邪恶中解救出来的口号正趋向疯狂，同时这种伟大的邪恶——文明、束缚、悲惨——深植人心，除了道德和宗教没有东西能除去它们。”

因此，他呼吁英国人支持国教。他将一些英国史编织入47首《圣职者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s，1821年）中，这些诗让我们记起一些已经被遗忘的英雄人物，有时我们也对它们的优美韵律感到讶异。依照亨利·克雷布·罗宾逊的说法：“华兹华斯说过，如果需要，他愿为护卫国教而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他并不因为有人引述他以前说过——他不知道自己曾经进过国内的教堂的话——来嘲笑他而感到狼狈。”

他周围的爱情世界开始倒塌时，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从宗教中寻求慰藉的证据。1829年，多萝西患了严重的结石症，她的健康和精神就此衰弱下去。久治不愈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1835年后她的两腿瘫痪，除了早期的一些事物和她依然能背诵她哥哥的诗以外，她的记忆力也衰退了。此后20年，她在家中变成一个一无用处却很安静的病人，静静地坐在靠近壁炉的椅子上，耐心地等着死神的召唤。1835年，萨拉·哈奇森去世，留下华兹华斯和太太玛丽两人照顾妹妹和孩子们。1837年，他依旧有足够的毅力与罗宾逊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6个月。在巴黎，他重逢了安内特·瓦隆和此时已结婚的女儿卡罗琳。

他死于1850年4月23日，葬在格拉斯米尔的教堂墓地他的邻居中间。多萝西又拖延了5年多，由将近失明的玛丽耐心地照顾着。玛丽死于1859年，享年89岁，她一生忠于家务。在华兹华斯身上，一定有一种比他的诗更伟大的东西，让他得到这些女人历久不衰的爱情。

第八章　反叛的诗人（1788—1824）

褪色的污点（1066—1809）

要了解拜伦，我们就要了解他的祖先的某些详细的历史和个性。他的血统，如他的名字一般，也许来自法国，那里有好几位拜伦是历史上的人物。拜伦自己曾在《唐璜》（Don Juan）一书中（第十首，第36行），很自负地提到一位推定的祖先，雷道伏斯·德·布伦（Radulfus de Burun）曾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12世纪，布伦家（Buruns）变成了拜伦家（Byrons）。一名约翰·拜伦爵士在亨利八世麾下表现得十分出色，修道院解散时，国王将该修道院（约建于1170年）和“我们诺丁汉郡境内……之前修道院和纽斯台小修道院”的土地转移给他，作为一份名义上的总报酬。有男爵爵位的拜伦家族此后在英国历史上扮演着一系列不重要的小角色，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诸王，追随查理二世放逐到国外，被没收纽斯台的修道院，复辟时又重新收回。

诗人的堂祖威廉·拜伦爵士五世（1722—1798年），英俊、鲁莽，曾服役于海军，因为在修道院中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赢得“缺德爵士”（Wicked Lord）的诨名。他挥霍掉大半家财，在酒馆一间黑房中，因一次临时决斗中杀死了他的亲戚威廉·查沃斯，依谋杀罪被送进伦敦塔，受到上院的审判（1765年），被判“谋杀罪无据，过失杀人罪成立”，后隐居在修道院内，在那里过着隐晦的隔离生活一直到去世。

威廉·拜伦的弟弟约翰·拜伦成为一名海军少尉的候补军官，遇到过海难，并出版了一本《故事书》（Narrative），他的孙子将海难的生动情景从《故事书》搬进《唐璜》。作为海豚号舰的司令官，约翰环航过地球一周。最后，他退休回西英格兰家中，在那里以“海上大情人”（the Nautical Lover）享誉，因为他在每个港口都有一位太太或一名情妇。

约翰·拜伦的长子，也就是诗人的父亲，在他短命的35年生涯中，充满了许多罪孽，被称为“疯人杰克”（Mad Jack）。从美洲殖民地服役回来后，他在伦敦消磨了一段时间，让他的情妇们替他还债。1778年，他偕卡马森郡的侯爵夫人一起私奔。她的侯爵丈夫和她离婚，杰克娶了她并享受她的收入。她替他生了3个孩子，其中一位奥古斯塔·利成了诗人同父异母的姐姐，有时兼作情妇。

1784年，前卡马森夫人去世。一年后，这位神采飞扬的鳏夫娶了一位20岁却有2.3万英镑财富的苏格兰女子——盖特郡的凯瑟琳·戈登。她面貌平庸，却十分自负，拥有一个可追溯到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的家谱。她身怀诗人时，也给了诗人另一系列杰出、狂热的遗传：祖先为法国人，个性暴躁，历代出过强盗、谋杀者和封建地主等。这位母亲本人就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复杂人物。她的丈夫挥霍光了她的资产，然后遗弃了她。之后，这些性情又发挥在她唯一的儿子身上，她用爱来纵容他，用管教来刺伤他，用如“跛脚小子”这种诨号来贬低他。恰尔德·哈罗尔德（Childe Harold，拜伦笔下的人物，他自己的化身）说：“我应该知道从这样一粒种子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了。”

乔治·戈登·拜伦于1788年1月22日生于伦敦。他的右脚在出生时因脚底内弯，脚跟上抽而成残疾。这种残疾可以借着每天运动这只脚而治愈，但是母亲却既没有这份耐心也没有做这样一种工作的毅力，那样做对于孩子来说似乎是残忍无比的，医生们也没打算推荐这种方法。8岁时，这只变形的脚是让孩子在一只设计来平衡和减少变形的小鞋子外面套一只寻常的鞋子来改良的。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他的脚变得很灵活，但他在起居室行走时，难免会在意他跛脚的痛楚。青年时期，对任何触及他残疾的事，他都会生气，这养成了他敏感、暴躁的脾气。不过，这也许刺激他追求各种胜利——在游泳、求爱和作诗上，那样或许分散了对他残疾的注意。

1789年，母亲带着孩子搬到阿伯丁去住。一年后，她的丈夫逃到了法国，1791年在纵欲和赤贫下死在那里。只留下财产的极小部分，拜伦夫人却尽到了儿子的教育责任，以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位爵爷。他6岁时，她喜不自胜地向他述说：“作为一名好孩子，跑跳行走就要跟其他孩子一样。”7岁时，他入阿伯丁小学，他在那里打好了拉丁文的基础，接受更高一层的教育，并在希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旅行过许多次后，在拉丁和希腊文学上的造诣十分高深：只有在经典古籍上有素养的学者，才能了解出现在《唐璜》上的游戏文字引文和历史上的暗示。拜伦认为，历史——净化的民族主义和神话——才是有关人类的唯一真理。雪莱则忽视历史，只喜好与历史无关的理想。

1798年，拜伦的堂祖“缺德爵士”死于纽斯台，留给这位10岁大的小男孩从男爵头衔、修道院到3200英亩田地的遗产和一大堆债务。这是一笔很大的遗产，只有足够的收入才能使这位寡妇从阿伯丁搬到修道院，在那里过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她把孩子送到德尔威治的一所学校就读，1801年将孩子送到距伦敦12英里的哈罗镇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公”学就读。他在那里抗拒通常由高年级学生要求低年级学生做的“任意驱策”的差使，而他自己成为一名高年级的学生时，使用一种十分客气的方法去“任意驱策”别人。他是一名惹是生非的学生，破坏纪律，爱恶作剧，忽视指定的功课，但是他读了不少课外读物，经常是一些好书，包括培根、洛克、休谟和伯克莱的著作。显然，他失去了宗教信仰，因为一位同学称他为一位“要命的无神论者”。

17岁时，他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他在那里住着价钱很贵的宿舍，有多名仆人，豢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熊作为室友。他光顾当地的妓院和医院，偶尔从伦敦寻找更优异的服务。在布赖顿的一次假期（1808年）中，他带着一名乔装成男孩子的女子。但是，公平来讲，他在剑桥的发展如他描写的一般，作为一个英俊青年有着“一种虽然狂热但纯洁的爱情和激情”。以他的财富、慷慨和妩媚，他维持了几次持久的友谊，最要好的朋友是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几乎长他两岁的霍布豪斯，对拜伦经常目无法纪的生活，予以关注并偶尔告诫，因为这位青年诗人似乎有意要以一位学验未丰、没有信仰、道德上无拘无束的态度去自毁。

1807年6月，年方19岁，他出版了一卷诗集——《安逸的时间》（Hours of Idleness），署名“乔治·戈登·拜伦爵士，一位二流诗人”（George Gordon，Lord Byron，a Minor）。他到伦敦替这本诗集安排有利的评论。1808年1月的《爱丁堡评论》以讽刺的口吻评论书名装腔作势，署名为一种噱头。这位青年贵胄为什么不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表一些成熟的作品呢？

1809年1月22日，他到了成年的岁数。他偿还了一些较为迫切的债务，同时因赌博而招致了更多债务。他取得在上院的席次，因新进人员没有发言权而感到痛苦。但是，3天后，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撰写了一篇几乎可与蒲柏的《愚人记》（Dunciad）媲美的巧妙、苛评的文字，猛轰对他的书的批评者。他嘲笑感伤的浪漫运动（不久，他却成了浪漫运动的一名领袖和一尊神），呼吁回到英国奥古斯都时代的雄浑和古典风格上：

你们应相信弥尔顿、德莱顿、蒲柏；

你们不应揭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我们从霍勒斯处知道：“荷马有时睡着了”；

我们感到，没有他，华兹华斯有时醒着。

不久，取得剑桥的文学硕士学位后，拜伦与拳击家为友，练习击剑，并在伦敦的夜生活中学会了另一门课程，他和霍布豪斯于1809年7月2日向里斯本扬帆，指向东方而去。

欧陆大旅行时期的拜伦（1809—1811）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旅行：英国处在战争状态中，而拿破仑控制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意大利，因此拜伦将两年旅行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对他的政治观点、对女人和婚姻的看法及他的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留下1.3万英镑的债务，带了4名仆人和他一起同行。他发现里斯本荒凉得超过半岛战役（The Penisular War，1804—1814年的英法战争）带来的景象，每位居民似乎都带着仇视的眼光，拜伦随时带着两支手枪在身边。他们这伙人骑马到塞维尔和加的斯游历，从那里，乘着一艘英国的木造快速帆船到直布罗陀。他在那里留下三位仆人，仅带着他习惯的随从威廉·弗莱彻，继续向马耳他出发（1809年9月1—18日）。他在那里与斯宾塞·史密斯太太热恋起来，因太过招摇使一名不列颠的上尉评议他的性急。拜伦送给他一份挑战书，并加上一句豪语：“因为我搭乘的船必须要在第一次风向转变时就要扬帆，我们之间的这档事安排得愈快愈好。明晨6时是最好的时辰。”上尉送给他致歉的信。

9月19日，拜伦和霍布豪斯乘着双桅船蜘蛛号离开马耳他。一星期的航行，把他们带到帕特拉斯（Patras，希腊的一个海港）。他们在那里停留片刻，只是为了踏上希腊的土地罢了。当天傍晚，他们重新登上蜘蛛号，继续前行，经迈索隆吉翁和佩尼洛比的依萨卡，在靠近毁灭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亚克兴附近的普雷韦扎港下船。他们从那里骑马北上，经艾比鲁斯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恐怖的土耳其人阿里·帕夏，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以恐怖方式统治着阿尔巴尼亚和艾比鲁斯。他明智地给予拜伦配得上一位不列颠贵族的一切荣誉，因为——他告诉这位诗人——从他的一只小手和一对耳朵上，就知道他定是出身贵族。

10月23日，拜伦和同伴往回走。27日，他们到达艾比鲁斯的首都雅尼纳（Janina）。他在那里开始将他的旅行印象记录在一本自传体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书中。11月3日，这行人朝南走，经过现在的埃托利亚（Aetolia），在帕夏的命令下由一队个个精于谋杀和抢劫的阿尔巴尼亚的雇佣兵护送。这些雇佣兵爱上了他们的新主子，部分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拜伦染上一种热病时，他们威胁着如果病人死了，就要杀掉医生，这名医生被吓跑了，而拜伦也康复了。11月21日，这行人乘船自迈索隆吉翁驶往帕特拉斯。在那里，在一队新护送人的护送下，他们骑马经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参观了德尔菲和底比斯两座古城，于1809年圣诞节那天进入雅典。

那一天，对于这两位朝圣者来说，一定是喜忧参半的。远古的庄严和近代的腐朽的种种证据，及一个一度曾自负而目前已由威武退缩到阿谀的民族，显然低声下气去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满足于商业贸易和每日的闲谈，这一切令拜伦蹙额。拜伦试图具体化独立的精神和这个民族的骄傲。诗人使恰尔德·哈罗尔德大呼反抗，并思索他如何能帮助这个伟大民族的后人重获自由。

无论如何，那里的女人美丽动人，具有乌黑挑逗的眸子和柔顺的风姿。拜伦和霍布豪斯住在寡妇麦克里的家里，由她服侍。她有三个女儿，都未满15岁。这位年轻的放荡客与她们肆意取乐。显然，12岁的特雷莎教给他一句调子优美的欢迎词：“我生命中的生命，我爱你！”围绕着这句温馨的片语，他写出了他的一首传世歌：“雅典的少女啊！今夕我们别离，给我吧，啊！给回我的一颗心啊！”

1810年1月19日，拜伦与霍布豪斯和一名仆人、一名向导、两名马夫，出发访问希腊最令人鼓舞的景色。这趟旅程耗时4天，但是结果证明不虚此行：他们看到耸起在柯隆那角（Cape Colonna）上，纪念海神波塞冬的一所庙宇的遗存列柱。他们告诉水手们，他们已经看到了希腊。拜伦作了《咏希腊岛》（“The Isle of Greece”）一诗，后来插入了《唐璜》诗集第三篇，就是纪念这份残缺美和远处平静如镜的爱琴海的。从柯隆那角到马拉松只有一天的骑程，在那里诗人思绪汹涌，不久就写下如下名句：

群山俯视马拉松村，

马拉松村俯视爱琴海。

独自在那里沉思一个小时，

我依希觉得希腊自由如昔，

因为站立在波斯人的坟墓上

我不以为自己是一名奴隶。

3月5日，拜伦和霍布豪斯从雅典搭乘一艘英籍船皮拉得斯号前往士麦那城。被迫在那里等候了一个月，诗人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第二篇。到艾菲索斯小游三日，发现了三个顶峰时期——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座城市的废墟。“三教的衰朽，”霍布豪斯感慨道，“在那里呈现出一种光景。”

4月11日，他们搭乘木造帆船萨尔赛特号前往君士坦丁堡。逆风和外交上的阻挠，使这艘船在亚洲的达达尼尔市停泊了两个星期。拜伦和霍布豪斯漫游了特洛阿德平原（the Troad Plain），希望那里埋葬着荷马的遗骨。可惜那时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尚未诞生。4月15日，拜伦和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威廉·艾肯海德中尉自行渡过海峡到达欧洲这边，然后游回对岸去，但是强烈的海流和冰凉的海水阻挡了他们。5月3日，他们再度尝试，从欧洲这边的土耳其塞斯托斯市游到小亚细亚上的阿比多斯市，艾肯海德以65分钟游完全程，拜伦为70分钟。在那一点上，海峡只有1英里宽，但海流迫使这两位近代的利安得（Leander）游了4英里多的距离。

这几名游客于5月12日抵达君士坦丁堡，瞻仰了清真寺，于7月14日离开。17日，他们的船停泊在凯奥斯岛上的济亚港。他们在那里分手，霍布豪斯继续朝伦敦走，拜伦和弗莱彻改搭小船前往帕特拉斯。他们再从陆路到雅典。拜伦在那里重新开始他长期以来的对不同女性的探索。他夸耀被他的爱情俘虏的人数、染患淋病的次数，并以郁郁不乐作为人生观。11月26日，他写信给霍布豪斯说：“我现在已看到了世界……我已尝遍形形色色的乐趣……我已无所求了，也许开始要考虑从那种境遇中走出来的最适当的路子了……但愿我能找到一些苏格拉底的毒胡萝卜。”1811年1月，他在卫城山脚边上的圣方济派修道院中替自己和仆人们找了几间房间，梦想着过修道院的安静生活。

4月22日，他最后一次离开雅典，在马耳逗留了一个月，接着回到英格兰。他在离开英格兰2年12天后，于7月14日那天重回到她的怀抱。正忙碌于重新在伦敦的生活时，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凯瑟琳享年46岁。他匆忙赶返纽斯台修道院，在她的尸体旁守了一个晚上。一位婢女恳求他回房休息时，他拒绝了，并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朋友，而她去了！”他在为死于1808年11月而被埋葬在修道院的花园地窖中的纽芬兰种狗波茨瓦写的诔铭中，说过同样的话：

竖起这堆石头纪念一位朋友的遗骸；

我就只有一个朋友，他就躺在这里。

1811年8月，拜伦立了一份遗嘱，由他的堂兄弟乔治·拜伦继承修道院，指定了仆人们的遗赠物，同时直接走到他的埋葬处：“我渴望我的躯体也被埋葬在纽斯台花园的地窖中，不举行任何葬仪，除了我的名字和岁数外，墓碑上不写铭文，我的忠犬不得从这座地窖中移走。这是我的遗嘱。”安排完了他的后事后，他又开始征服伦敦了。

伦敦之狮时期的拜伦（1811—1814）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因为他在气质和风采上具有吸引力，谈吐迷人，文学和历史知识广博，对朋友的忠诚甚于对情妇。他住在圣詹姆斯街8号的豪华套房里，在那里接待过托马斯·穆尔、托马斯·坎贝尔、塞缪尔·罗杰斯、霍布豪斯等人，而他们也报之以欢迎之诚。通过罗杰斯和穆尔两人，他进入荷兰宫的名流群中。他在那里碰到了理查德·谢里丹，他正准备从政治界中退出来，但词锋依然犀利如昔。“他说话时，”拜伦回忆说，“我们屏息倾听，从下午6点直到凌晨1点钟，连哈欠都不打一个……好家伙！他很快就烂醉如泥。送他回家几乎成了我的义务。”

在这些民权派人士主张的刺激下，拜伦在自己的诺丁汉郡举起“路特派”反抗纺织工业的旗帜。1812年2月20日，下院通过了一项宣告将任何被捕的反抗者处死的法案。2月27日，拜伦起立发言反对。他以优异的英文预先写好了他的讲稿，他开始以一种作第一次演说期望的谨慎声调说话。他承认有些工人犯破坏大量财产的毁损罪，被捣毁的机器，从长远来看，也许是国家经济的一项利益。同时，厂商们把长期辛勤工作而获得一技之长的成千上万工人驱出工厂，突然使他们一无去处，以致无法养活家小，他们目前贫无立锥之地，而靠救济维持生活，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从他们的暴乱中可以窥知。演讲继续下去时，这位年轻的演讲者，因攻击战争为英国工人中前所未有的忧伤之源而失去了立场。上院的贵族们蹙额了，因而通过了这项法案。4月21日，拜伦二度演说，指责不列颠在爱尔兰的统治，并呼吁大英帝国彻底解放天主教徒。贵族们赞扬他的雄辩，却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贬斥他为一位政治上的无知者，对他的党无用。

他放弃了政治，决定用诗来辩护他的主张。在他发表第一次讲演后12天，《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前两篇公开发表了，几乎是空前的成功——第1版（500本）在3天内销售一空。这鼓励了作者的信心，他已找到了较辩论演说更持久的一种媒介。此时，他做了得意洋洋的评论：“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已名满天下。”他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旧仇家都赞扬他，感激之余，他送了一封道歉信给杰弗里，为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上对他的刺伤道歉。

此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欢迎他，几乎每位出色的女主人都邀约他，有上打的妇女倾慕他俊秀的面孔，徘徊在他的左右，希望用她们的各种媚态，捕捉住这只幼狮。她们不因他登徒子的声名而被吓走，而他的贵族头衔对那些不知道他负债累累的人似乎是一件珍贵的奖品。他享受着她们的注视，她们神秘焕发的容光早就使他神魂颠倒了。“在女人们前面，”他说，“有一些东西令我软酥酥的——一些奇怪的印象，没有与她们在恋爱中也是如此——我无法说明这些事，对性实在没有什么高论。”他长于怀疑，却一而再地拜倒在每个健美的女人的魅力之前。

他最早征服的是卡罗琳·拉姆夫人。她是贝斯区第三代伯爵的掌上明珠，20岁时嫁了墨尔本侯爵的次子威廉·拉姆。读完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后，她决定要见见这位作者。但是，一见到他时，她就以“认识到他为一位危险人物”吓得立刻掉头而去。这种拒绝竟刺激了他，他们重逢时，“他恳求我准许他来看我”。他去了。她比他长3岁，早已做了母亲，但是她刻意装扮了一番——她是一笔巨大财富的女继承人。他又去了，以后几乎每日都去。忙于自己业务的丈夫，把他当作英国的意大利式大情人般来接待他。她对他越来越着迷，公开或打扮成一名书童的模样到他的房间，还写给他热情洋溢的情书。有时，他的情绪随她的变动，直到他提议和她私奔。但是，她的母亲和丈夫带她到爱尔兰时（1812年9月），他知难而退，不久与牛津夫人鱼雁往返起来了。

在这些兴奋的事情中，拜伦锲而不舍地写出一系列有关东方的冒险、暴乱和爱情故事的优美诗篇。它们不佯装为伟大的作品，它们是浪漫的想象，是诗人在阿尔巴尼亚、艾比鲁斯和希腊旅行时的回声，它们不要求作者和读者花工夫去思考，但销售得很好。1813年3月首先出版《异教徒》（The Giaour）一卷。不久，12月出版《阿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这卷一个月中就售完6000册。更好的是《海盗》（The Corsair）一卷（1814年1月），这一卷在出书之日就卖掉1万本，打破了其他各卷的纪录。然后是1815年的《拉娜》（Lara）和1816年的《科林斯之围》（The Siege of Corinth）。出版商结算收入，送给拜伦一份版税，自负为一位贵族的拜伦，拒收对他的诗的一切报酬。

他构思这些大胆的故事时，却厌倦起自己无法无天的生活，直到他耗尽他的健康、享受的特权和钱财，而不可能追逐女人。他和霍布豪斯曾立誓避免结婚而成为精神和肉体的一名囚徒。此时，他怀疑婚姻不一定是一项阻止欲望的方法，如不节制欲望，非但可能扰乱个人，还会扰乱社会。他感到他也许为了稳定和宁静，或为了更有保障的收入，而终于放弃了自由。

安娜贝拉·米尔班克似乎符合他的所有要求。她美丽、有教养，是有一笔殷实财富的独生女。1812年3月25日，在她的姑妈墨尔本夫人的家里初次邂逅她时，他就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的容貌娇小而有女人味，却不很端正。她有最细腻的皮肤。她的身材和她的高度十分协调，她具有朴素谦和的态度……十分令我欣赏。”他没有和她说话，因为各人都等着对方先拾起话头。但是，她也很有兴趣，因为在她的日记和信中，她花了一些时间来分析他的个性：“精神矍铄……不做作，爱恨形于色……热诚而独立……据说，他是一位不信神的人，而我认为，那也许是他心智的通常特性之故。他的诗（《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足可证明他有崇高的感受，他却贬抑自己善良的个性。”这是一种颇有领悟的措辞，也许在她看来，设法从他的感觉中挽救这个善感的人，释去他的羞怯感，同时附带地，从那些因他的狼藉声名而发狂的妇女中俘虏这只伦敦的幼狮，虽然危险却是何等有趣呢！

数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卡罗琳·拉姆夫人仍然主宰着局面。接着，那种热情因爱尔兰海峡而冷却了。1812年9月13日，拜伦写给墨尔本夫人一封在他生命中指向一个致命方向的怪信：“我发现，我竟一直并至死不渝地爱着……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很多话，却时常出现在我眼前的人……要不是这档（拉姆）事件介入，这是我想要娶的一个人……我指的这个女人是米尔班克小姐……我从没见过一位如此令人尊敬的女人。”喜不自胜的墨尔本夫人告诉了她的侄女关于拜伦的想法，并问她愿否考虑这个提议。10月12日，米尔班克小姐寄了一封信给大名鼎鼎的塔列朗：

因为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有那种强烈的、足以让我对家庭生活乐在其中的强烈依恋感，所以，我可能会采取任何可能会证实——甚至间接证实——他的目前印象的手段来冤枉他。从我对他行为的有限观察上看，我倾向于相信你的那些有利于他的有力证词，而且，对于我不想回报他的感情这件事，我更愿意将其归因于我自己感觉上的缺陷，而不是他人格的缺陷。做出这样的表述时，我感受了真切的悲伤，因为它很伤人，但这之后，我必须把我们之间交往的未来留给他作决定。我不可能有理由离开一个让我感到光荣的、能够赋予人如此多的理性的快乐的熟人——除非他不自知地被恐惧所蒙蔽。

对这位有学养而诚实的女士没有感到任何迫切需要的拜伦，对这种拒绝处之泰然，首先就在奥克斯福德伯爵夫人，接着是弗兰西斯·韦伯斯特夫人，同时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利的怀里找到了安慰。奥古斯塔·利生于1783年，比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长5岁。她（1813年）已与她的大表哥乔治·利上校结婚6年，而且生了3个孩子。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她从剑桥郡的六里厝（Six Mile Bottom）的家来到伦敦，要求拜伦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因为她的丈夫长期在赛马上输钱而导致家庭困难。拜伦不可能给她很多，因为他的收入不稳定，但是他以热诚的谈话来取悦她，而且发现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她当时30岁，并没有如巴尔扎克赞扬的女性的妩媚，因为她缺乏知识和爽朗的个性。但是，她亲切、随和，也许对她弟弟的声名有一点敬畏，愿意给他她所能给予的一切。她和他的长期分隔，加上丈夫的忽视，使她在情绪上很轻松。率然抛弃了道德禁忌的拜伦，认为与姐姐发生性关系并非不可以。后来的发展指出，他不久就与奥古斯塔·利发生了性关系。1813年8月，他想带她一起去地中海航行。那个计划失败了。1月，他带她到纽斯台的修道院。1814年4月15日，奥古斯塔生下一名女婴时，拜伦写信给墨尔本夫人说：“如果它是一只短尾猿，那一定是我的不是了。”这个孩子——梅度拉·利——自认为是诗人的女儿。5月，他送给奥古斯塔3000镑以清偿她丈夫的债务。7月，他和她在黑斯廷斯。8月，他带她到他的修道院。

他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的感情愈陷愈深时，米尔班克小姐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他，信上日渐加浓的诚挚促使他在1813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

昨天，安娜贝拉寄来一封动人的信，我回了她一封。我们之间是一段何等古怪的处境和友谊啊——都没有一丝爱情的火花……她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女人，一点没有娇生惯养的习惯。在一位女继承人，一位20岁的女孩子——自己就是一位女贵族、一位独生女，一位有个性的女学者的身上，是很奇怪的。她是一位女诗人——一位数学家、一位形而上学者。而且，十分仁慈，慷慨和温柔，毫不装腔作势。任何人有她的学识和她十分之一的幸福就会掉头而去了。

似乎她读过这篇惊人的赞辞，她在1814年的信中变得更加温柔了，使他相信她心中坦荡，要求他的照片，而且以“挚诚的”字样来签名。陶醉在她温情洋溢的书信中，他于8月10日写给她：“我自认识你迄今一直爱着你。”她回答说她正因为陶醉在哲学、诗和历史中，不适合结婚。对这种挑逗的反应，他于9月9日，如在对弈中一般，心平气和地再度向她提出求婚。如果她再度拒绝，他计划和霍布豪斯一起到意大利去。她接受了。

他接近了命运的转折点：一方面害怕他会失去他已习惯了的友谊、性和观念上的自由，一方面希望婚姻能将他从纠缠不清的危险和可耻的关系中解救出来。他对朋友们解释说：“当然，我一定要改正，彻底地改正……她是如此善良的一个人。”而对他的未婚妻说：“但愿我能变好……我愿成为你喜欢要我成为的那种人。”她虔诚地接受了她的任务。1814年10月4日，她在写给埃米莉·米尔纳的信上说：

拜伦爵士的真正个性，不必要到广漠的世界中去寻找，只询问最接近他的那些人就可以了——他曾安慰过的那些不幸的人，他祝福过的穷人，和他作为最好的主人而依附他的人们。就他消沉的意志，我担心近两年来，我回答得太多了。我有一份宁静深沉的安全感——对上帝和人类的一份信心。

拜伦要前往在西汉姆（Seaham，靠近达勒姆）的安娜贝拉家，向她提议结婚的时间到来时，他的勇气消沉了。他滞留在奥古斯塔·利的家里，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要求解除婚约。奥古斯塔·利劝他毁掉这封信，把结婚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10月29日，他和霍布豪斯继续前往西汉姆，霍布豪斯在日记中记着：“情人从来就很少不是性急的。”新郎发现新娘的家族很热诚，他以最佳的风度取悦他们，1815年1月2日，带她踏上了结婚礼堂。

婚姻试验时期的拜伦（1815—1816）

婚礼完毕后，在一个阴暗的冬日，他们乘马车前往达勒姆近郊的霍那比去度蜜月。他此时快27岁了，她正好23岁。他过了8年多不负责任和几乎是荒淫的生活。根据穆尔的报告上说，他在拜伦的回忆录（1824年毁掉）中见到，这位丈夫等不及到晚上就开始圆房了。他“在他们结婚当天的晚餐前，就让拜伦夫人躺到沙发上”。晚餐后，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记忆的话，他问她是否愿意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补充说：“我痛恨和任何女人睡在一起，不过，如果你做此选择，你有此权利。”他与她共宿，但他后来告诉霍布豪斯，在那个新婚的初夜，“他突然有一阵落寞孤凄的感觉，就离开了他的床”。次日，太太声称：“他冷漠地和我相对，懊丧地说，‘此时已太迟了，已经做了的，不能再挽回了’。”奥古斯塔·利的一封信递到了他手里，他让安娜贝拉听信上的称呼：“最亲爱的，顶尖的和绝妙的人。”依照太太的记忆，她抱怨说：“如果我早两年嫁给他，我就会免除他可能令他终生不能宽恕自己的那档子事了。他说他要告诉我，但那是另一个人的秘密……我问……如果——（奥古斯塔·利）知道了。他显得很害怕。”不过，安娜贝拉在这个时候似乎不怀疑奥古斯塔·利。

在霍那比3周后，这对新婚夫妇回到西汉姆与米尔班克家人住在一起。拜伦自我适应，与每个人，包括太太在内，都相处得很融洽。这样过了6周后，他开始渴望起伦敦的刺激生活和朋友们的欢笑了。安娜贝拉同意了。在伦敦，他们被安顿在皮卡迪利高地13号的豪华套房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霍布豪斯来看他们，拜伦恢复了他的风趣和幽默。“有10天时间，”安娜贝拉回忆着，“他比我曾见过的还要慈祥。”也许是为了感激，或是害怕寂寞之故，她邀请奥古斯塔·利和他们共度一些时间。奥古斯塔·利于1815年4月前来，一直逗留到6月。6月20日，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美国西班牙文学史家，拜访这个新家，对拜伦的行为做出了一篇十分友善的报道。也就是那个时候，安娜贝拉的一位叔叔带着拿破仑在滑铁卢被击败的消息，愉快地走进来。“我对此深感遗憾。”拜伦说。

他重新拾起写诗的工作。1815年4月，他和两位犹太作曲家一起出版了《希伯来歌谣集》（Hebrew Melodies），由他们两人作曲，他填词。这本合作集子尽管定价很高，不久就卖掉了1万册。默里就诗篇单独出了一个单行本，销路也很不错。10月，拜伦完成了诗集《科林斯之围》，拜伦夫人替印刷商誊清了一份抄本。“安娜贝拉，”拜伦告诉布莱辛顿夫人，“具有我从未见过的强大的一种自制力……这种自制力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

他对自己易怒的脾气稍感歉意。他卖掉了纽斯台的修道院，他和太太住进昂贵的公寓，在生活上十分奢侈。这笔买卖相当失败，拜伦发现自己受到讨款人的包围。1815年11月，一名执行官进入公寓，查封了一些家具，并威胁除非拜伦付清账单，不然就要在那里过夜。拜伦感到，安娜贝拉的富有父母应该支援他们。

他的忧愁甚至使他不再温柔。“如果有任何女人能使我对婚姻持久下去，”他告诉太太，“那就最好了。”然而，“我相信你会继续爱着我，直到我打你”。她表示对于他将学会如何来爱她这件事有信心时，他却重复着说：“目前已太迟了。如果你两年前嫁我……但是，毁掉我将要得到的一切是我的命运。”在获得德鲁里巷剧院的管理委员会的一个职位后，他与谢里丹和其他人士常在一起痛饮作乐，还和一名女演员同床共枕。安娜贝拉请求奥古斯塔·利再度前来，协助她来制服他。奥古斯塔·利于1815年11月15日来了，痛责弟弟，却发现自己与安娜贝拉一样成了他暴怒下的牺牲者。“奥古斯塔·利十分怜悯她的弟妹。”

在那艰苦的几个月里，拜伦夫人正好身怀六甲。1815年12月10日，她生下一女婴，取名奥古斯塔·阿黛——后来，仅称阿黛。拜伦高兴了，显得很钟爱这个女儿，自然也就很喜欢她母亲了。“我的太太，”他在那个月告诉霍布豪斯，“是完美的典型——是最美好的生命。但是，记住我说的——毋结婚。”阿黛生下后不久，他重新恢复老样子。在一次发怒时，他将一只自他童年起就戴着的珍贵手表丢入壁炉中，然后用火钳把它捣碎。1816年1月3日，依照安娜贝拉向她父亲的描述，拜伦走进她的房间中，以“十分亵渎的口气”大谈他和剧团里女人们的丑事。1月8日，她邀请马修·贝利博士诊察拜伦的精神状态。他来了，观察这位受到管束的诗人，却拒绝提出意见。

显然，拜伦同意安娜贝拉带孩子一起住在她母亲米尔班克夫人——娘家姓氏为尼尔的莱斯特郡柯克比的尼尔宅邸一段日子。15日一早，拜伦还在熟睡时，她就带阿黛离开了。在沃本市，她停下来寄了一封奇怪却令人心动的忠告短函：

亲爱的B：孩子十分健康，是旅客中最健康的一个。我希望你如意，并记住我的祈祷和劝告。不要将自己置于可怕的写诗这行上，也不要喝酒，更不要自弃于不法和胡作非为上去。虽然，我不由自主地写信给你，愿我能在柯克比听到你的佳音。阿黛爱你，还有我。

到了柯克比，她再度写信，幽默而热情地告诉他，她的父母期待见到他。同一天，她也写信给奥古斯塔·利（她仍然和拜伦在一起），信中附上米尔班克夫人建议她应该用3夸脱水冲淡拜伦的鸦片烟酊。

慢慢地，然后原原本本地，安娜贝拉告诉父母，从她的角度看拜伦是如何对待她的。惊骇之余，他们坚持她和丈夫分居。米尔班克夫人匆匆赶到伦敦，向曾观察过拜伦行为的一名医务检察员咨询，如果她能取得拜伦精神病的证据，这桩婚事就可无须拜伦的同意而撤销。检察员报告称，他看不出这位诗人的精神病症状，却听到一些神经崩溃的说法，如拜伦在对埃德蒙·基恩的表演狂热喝彩时爆发痉挛症等。安娜贝拉写了一封信提醒母亲，不要将奥古斯塔·利牵涉在这件事情中，因为奥古斯塔·利是“我最信赖的朋友……我十分担心人们也许会认为她是分居的原因，那是一种残酷的不义之举”。

1816年2月2日，安娜贝拉的父亲，拉尔夫·米尔班克爵士写给拜伦合议离异的建议。诗人礼貌地回信说，他找不出给他写甜蜜信件的太太突然间180度大转变的理由。他写信给安娜贝拉，问她是否在自由意志之下同意她父亲的行为。她被他的信感动得“痛苦莫名”，但她的双亲不让她回信。奥古斯塔·利也写信希望她重新考虑，安娜贝拉回了信：“拜伦爵士声称对这种婚姻生活难以适应，我只是在唤起他的心智，同时自结婚之时起，他曾经表示过如发现婚姻无法支持，还他自由的渴望和决定。”

1月12日，霍布豪斯去看拜伦。一路上，他听到伦敦社会上和文学圈中流传的一些街谈巷议，暗示拜伦对太太的残忍和不忠。下面引述霍布豪斯那天日记上的几个片断：

见到L（指奥古斯塔·利）夫人和乔治·B（拜伦，诗人的堂兄弟），从他们那里得知我害怕的事完全是事实，B（拜伦）确曾犯下专横——残忍——暴怒——和忽视，甚至告诉太太他和另一位女人同居……锁上门——拿出手枪……种种事情是真正伤害到她的罪恶。她（拜伦夫人）似乎相信他的确有罪——但是，他们要离异——何故要说他疯了呢……我听到这些事情时，L夫人走出来说，她的弟弟在房间内哭得很伤心——可怜的，可怜的伙伴……

我目前认为告诉拜伦我已改变我的意见……是我的义务。我告诉他，我那天在街上听到的一切时，他愕然了——他已听到他被指责为残忍，酗酒和不忠于妻子了——我让他知道更多我在早晨时听到的一切——他懊恼得无以名状——说他被毁掉了，而且准备自杀……有时则说：“不过，她曾一度爱过我。”有时则说，他高兴除掉这样一个女人——他说，如果我到国外去，他就立刻离婚。

大约此时，拜伦接到一张他为自己和太太买马车的2000镑账单。他身边只有150镑现款，无法偿还这笔债务，但以他那种不瞻前顾后的慷慨个性，他送了100镑给柯勒律治（1816年2月16日）。

2月22日，安娜贝拉来到伦敦，给了斯蒂芬·勒欣顿博士依他的判断足够供离婚开支的一笔钱。在那一周中，街谈巷议提到奥古斯塔·利夫人，并谴责拜伦的乱伦行为。拜伦认识到进一步拒绝合议分居会招致判决分居的结果，那样奥古斯塔·利无可避免地被毁掉了。3月9日，他同意了，而且放弃由他太太的财产每年带来的1000镑收入，她同意每年付给他500镑。她公开承诺与奥古斯塔·利重续友谊，并维持那种承诺。她没有寻求离婚。

分居后不久，他赋了一首诗——《愿您平安，纵使成永诀——仍愿您平安》，送给了她。一群朋友——霍布豪斯、斯克罗普·戴维斯、利·亨特、塞缪尔·罗吉斯、霍兰爵士、本杰明·贡斯当——到他的套房去劝他忘记这段不幸的婚姻。一名不速之客——葛德文的继女克莱尔蒙特——带来了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的诗人雪莱的赞美，而且献出自己作为他创伤的镇痛剂。他接受了她的奉献，也打开了一连串的忧伤。1816年4月25日，带着三名仆人和一名私人医生，他向奥斯坦德扬帆而去，从此没有再回过英格兰。

雪莱的青年时期（1792—1811）

珀西因为祖父比希·雪莱爵士“对三位太太处置得十分得体”而大加赞赏。尤有甚者，“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将一切希望建立在泡影上”。比希爵士不寻常的“教”名取自他祖母侍婢的名字。他有一长串的家谱（如拜伦一样），他的谱系可追溯到诺曼征服者上。在那样卓越的门第中，一名雪莱因支持理查二世而被吊死，另一位则因为密谋杀害伊丽莎白一世被处死。比希爵士与第二位太太私奔，最后埋掉她而了事，又与第三位太太私奔，她是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后裔。她的财产扩大了丈夫的产权，并于1806年协助他取得从男爵爵位。他活到83岁，这让他的子孙们十分烦恼。他的长子是蒂莫西·雪莱，读完牛津进入国会，他在国会中隶属于温和自由的民权派。1791年，他娶了伊丽莎白·皮尔福为妻——一位风华绝代、脾气暴躁、信奉不可知论的女人。这一切都重现在她的长子身上。

珀西·比希·雪莱于1792年8月4日，生于以菲尔德市闻名的家族产业上——靠近萨塞克斯荷善的一栋宽敞的家宅邸第中。母亲在生下他后，又接连生了四个妹妹，最后又生了一个弟弟。珀西完全在妹妹群中长大，他也许从她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温柔、兴奋和想象的习惯，而且身为长兄，他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在伊顿公学时，因为替高年级学生义务劳动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除了划船外，他避免大多数运动。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学会游泳。不久，他在拉丁文上有优异的表现，并因在功课上提供帮助，将欺负他的学生变成了朋友。他的课外读物包括许多神秘和恐怖的故事，但他也赞赏卢克莱修的《回返自然》（De Rerum Natura）的唯物主义、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科学、孔多塞的《心智进化一览表大纲》（Sketch of a Tableau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的乐观主义，此书作者和书名商务印书馆译作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的哲学虚无主义。这本书，他后来写道，“把我的心智带向新奇、更为广阔的观点上，它确实影响了我的个性，我从熟读此书，变成了一个更聪明、更善良的人……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履行”。

在16岁那年的假期里，他和时常到菲尔德市来玩的表妹哈丽雅特·格罗夫恋爱了。他们开始鱼雁往返，结果他们于1809年相互保证永世忠诚不渝。但是，他向她坦白承认他对上帝的怀疑，她将他不可知论的信拿给她的父亲看，她的父亲劝她放弃珀西。1811年1月，哈丽雅特移情别恋威廉·赫利尔，雪莱写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一封值得拜伦称道的信：“她不再是我的了，她如一位自然神教信徒般憎恨我，就如她原先的面貌一般。啊！基督教，我原谅了你最后、最严厉的虐待时，愿上帝（果真有上帝的话）轰掉我！……自杀是不对的吗？昨晚我伴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些毒药一起睡觉，却没有死。”

同时（1810年），他从伊顿公学进入牛津。除了一两次例外，他避免性的尝试，当时那被大多数学生认为是步入成人期所必需的课程。他时常聆听研究生们的讲演，他们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只比他略胜一筹。他不久就能作拉丁诗了，他从来不忘怀埃斯库罗斯。他的宿舍内散乱地堆置着书籍、稿本和业余科学的涂鸦。在一次实验中，他几乎炸掉他的房间。他相信科学能重塑世界和人类。他不关心历史，接受伏尔泰和吉本关于历史主要是人类罪行和愚蠢的记录的铭言。不过，他很喜欢读这两位怀疑大师的作品。他认为他从卢克莱修和《哲学》一书中已找到对宇宙之谜的答案了：宇宙是遵照必须律则的一组原子的舞台。接着他发现了斯宾诺莎，并解释斯宾诺莎为一位视物质和精神为一种神圣之物的两个方面的一元二元论者——一切物质中具有一种似精神的东西，一切精神的外面都有一种如物质的东西围裹着。

他贪婪地阅读。他的同班同学霍格描述他：“随时一卷在手，在餐桌边，在床上，特别是走路时……不但在牛津……在大街上，而且在伦敦最拥挤的通衢大道上……都在阅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贪婪阅读的一双眼睛了。”如果不是一边吃一边读的话，吃饭似乎对他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如果只想让观念的吸收少分心的话，最简单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食物。他尚未成为一位素食主义者，不过，一只口袋里装着面包，另一只口袋里装着葡萄干，对他似乎是一顿相当美的食物了。他爱吃甜食，喜欢在姜饼面包上加蜜，在白开水中掺点酒进去。

在牛津的日子，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瘦高个：满脑袋主张、理论和论点；衣着随便，头发蓬松；衬衫没有硬领，在喉咙处敞开着；面孔几乎娟秀得有些女性化，双眼很晶莹但游移不定；态度迟呆却很礼貌。他具有诗人的气质，每根神经都很敏锐，感觉新奇，易于接受混乱的观念，但对历史极端讨厌。他有诗人的道德规范，注重个人自由，疑忌社会制约。霍格报告说，他们在雪莱的房间中消磨了许多夜晚，彼此读诗和谈论哲学，诋毁法律和教义，交换一些意见直到凌晨2点钟，经常一致同意没有上帝，真是太奇妙了。

在那个主题上，这两个年轻的叛徒同意进行一次他们定名为《无神论的必要》（The Necessity of Atheism）的合作。那个词汇是为当时的文明社会排斥的。怀疑主义的士绅们自称为自然神论者，相对地称上帝为一种不可知的精神，其生命和精神承自自然。雪莱自己后来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出于年轻人的勇气和不计后果之故，这两位作者以自称为无神论者作为对禁忌的一种挑战和唤起注意。这篇文章的论点是，既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理性，更不是历史，显示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感觉只显示物质依照法则在运动。理性拒斥一位造物主从无中创造出宇宙的理念。历史提不出神圣行为的例子，也没有一位神人在地球上出现过。两位作者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但在书名页上题有一行字：“由于证据不足，一位无神论者。”

1811年2月9日，牛津大学《前锋杂志》（Herald）刊登了这本小册子的一则广告。小册子于2月13日出现，雪莱立刻将这些小册子放在一家牛津书店的橱窗或柜台上。约翰·沃克牧师，新学院的研究员，看到了这种陈列品，要求书商全部毁掉，因此这些书悉数毁掉了。同时，雪莱将小册子送给许多主教和数位大学里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人将这本小册子带给大学院的院长和研究员。这群人于3月25日召唤雪莱到他们面前。他去了，他们给他看了这本小册子，问他是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他拒绝回答，并提出了思想和出版自由的请求。他受到翌日一早离开牛津的警告。听到此讯，霍格供认自己是作者之一，要求相同的处分。他求仁得仁。中午，一份学院的公报披露了雪莱和霍格“因为在回答一些问题上倔强顽抗”已勒令停学。私底下，院长托人带讯给雪莱，如果在这样的匆促中离校有困难，申请宽延数日应予照准。这封短简未受到重视。3月26日，雪莱和霍格自负地坐在两轮马车的顶上前往伦敦。

雪莱的私奔（1811—1812）

他们住在波兰街15号的套房里。雪莱的父亲因为国会的一次会议而正好在伦敦，去到他们住的地方，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观点。发现雪莱不为所动，他命雪莱如摆脱一位邪恶的影响者般摆脱霍格，回到家里，留在那里“受我指定的绅士的管束，倾听他的教导和指示”。雪莱拒绝了。父亲在愤怒和绝望中离去。他了解雪莱的才干，希望他接受国会中一个光荣的位置。霍格则到约克去学习法律。不久，雪莱的钱用光了。当时在伦敦克拉珀姆区芬宁太太的学校读书的妹妹们将私房钱送给他用。5月，父亲软下来了，同意每年给他200英镑。

他妹妹克拉珀姆的同学当中，16岁的哈丽雅特·韦斯特布鲁克是格罗夫诺广场一家酒馆殷实主人的女儿。她遇到珀西时，她对他的门第、流畅的语言、研究的范围及引人入胜的观点讶异不已。她不久就同意上帝已经死了，法律是多余的累赘。她以激动的心情读着他借给她的这些反叛的书籍。她邀请他到家里去。“我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韦斯特布鲁克小姐的家里，”雪莱于1811年5月写给霍格，“她正在阅读伏尔泰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她的同学们发现她奇怪的朋友是一位无神论者时，她们就开始抵制她。她和他通信的证据被抓到时，她被开除了。

8月初，雪莱向霍格报告称：“她的父亲为了让她重回学校用最恐怖方法来虐待她。她征求我的忠告，我回答她要抵抗。同时，我试图修正韦斯特布鲁克先生的虚荣！在我忠告的结果下，她投入我的保护之下。”后来他回忆这种结果说：“她显然地倾心于我了，而且害怕我对她不倾心……避免进一步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答应我和她的命运结合为一体。”显然，他提议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她拒绝了；他提议结婚，她同意了。她的父亲不答应。8月25日，小两口儿私奔了，乘了一辆二轮马车到爱丁堡，在那里的苏格兰教会仪式下结为夫妻（1811年8月28日）。她的父亲屈服在既成事实之下，给予她每年200镑的年金。她的姐姐埃莉萨来到约克郡和她同住（雪莱自认在实际事务上一窍不通），负责处理这个新家庭的财务。“埃莉萨，”他报告称，“为了安全之故，将我们的公共钱财放在一些洞里，或她衣服的角落里”，“我们需要时就挖出来”。在埃莉萨的主持下，雪莱并不十分快乐，却享受着哈丽雅特的温柔和体贴。“我的妻子，”他后来写信给葛德文说，“是我思想和感受的合伙人。”

雪莱前往伦敦安抚他的父亲时，哈丽雅特和埃莉萨待在约克郡，霍格住在她们附近。雪莱老先生听到这段私奔的消息时，便停止了珀西·雪莱的津贴，现在他重新给予这笔津贴，不过，告诉儿子从此不准进入家门。回到约克，雪莱发现他可敬的朋友霍格企图勾引哈丽雅特。她对丈夫没有提起这档事，但是霍格坦白供认，并得到了宽恕，就离开了。11月，这三个人前往凯西克，雪莱在那里结识了骚塞。骚塞写道（1812年1月4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正是1794年的我……我告诉他，我们的不同是他才19岁，而我37岁。”雪莱发现骚塞温和慷慨，而且以愉快的心情读着这位长者的诗。几天后，他写道：“我此时不认为骚塞如我过去认为的那样崇高了。在他的家里见他……他表现得很温和……是不得不承认的。他毕竟被这个世界腐蚀，被习俗感染了，我想到他以往的风采时就使我心情不宁。”

他在阅读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时发现了一些安慰。他知道这位一度名满英伦的哲学家目前生活贫困落魄时，他写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

我已将你的名字记在过往伟人的名单中。我深感遗憾你过去的光荣从我们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结果不然。你依然在人间，而且我坚信，正在筹划人类的福利。我正进入人类运作的舞台上，但是我的感受和我的理性与你已往的种种心心相印……我正当年轻，我勤奋地在哲学和真理中摸索……我到伦敦时，我会去找你。我深信我献给你的友谊不会使你认为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再见。我热诚地等着你的回信。

葛德文的回信遗失了。但是，我们从他1812年3月的信上，也许能判断出它的要旨：“就我对你个性的洞悉上看，我想象它是一种非常可爱的特质的集合体，不是全无半点瑕疵的。从这个源头——你依然年轻，在某些基本观点上，你并不充分领悟到你是如此的——这些缺点会出现，而且时常是主要的缺点。”他劝告雪莱不要发表各种激烈的观点，如果他发表一些东西，不要印上他的名字。

雪莱因为保存一些稿本或一些私自印行的作品——他的第一本重要的作品《仙后麦布》（Queen Mab）——早就已经实施这种限制了。“这本书是我在18岁时写的——我敢说是在一种激烈的情绪下写的——但是……并不准备要出版。”1810年，他依然对法国的哲学充满热情，他用伏尔泰的愤怒名言“可耻的不名誉！”作为他诗集的题献。他从沃尔尼的《毁灭，帝国革命沉思录》（1791年）上借用了许多观念。

这首诗的开头是侍婢艾安西（Ianthe）睡着了。在梦中，仙后麦布从天上来到她身边，带她飞上星星，要求她从那种景致上默察地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接一个帝国——埃及、帕尔米拉、犹太、希腊、罗马……直到现在，一一在她面前出现。仙后勾勒出一位国王（显然是摄政王子）的形象，他是“最贪婪者的一位奴隶”。她奇怪他享乐宴饮时却没有一个忍饥挨饿的受害人“举起手来把他从王座上推下来”，她补充上一句目前已出名的结语说：

有德

之人不命令，也不服从。

权力，像一场荒凉的瘟疫

污染它碰到的一切东西。

仙后也不喜欢商业和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类的和谐和愉快屈服于国家的财富”，“一切东西都可出售，甚至爱情”。她描述一位无神论者被焚死的事，这件事吓着了艾安西，仙后向她保证“世上没有上帝”来安慰她。亚哈随鲁，流浪的犹太人，进来了，严责创世纪的上帝因为一位女人的不智举动，数千年来惩罚几十亿男人、女人和小孩。（拜伦也许在此处替他的《该隐》一诗找到一些暗示，雪莱曾送给他私自印行的一册。）最后，仙后描述一幅绮丽的远景，爱情不受法律约束；监狱空空，也无此必要；妓女成了历史的陈迹；死亡没有痛苦。然后，她叫艾安西返回地球，去传播博爱的福音和对胜利不变的信心。艾安西苏醒过来——这是一首很有气魄的诗，尽管它有少年人的思想，有时有些夸张的体裁。无论如何，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是一首了不起的作品。得到诗人的同意，《仙后麦布》于1821年发表时，英格兰的激进派人士将之当作他们的悲叹和梦想一般来加以欢迎。不出20年，盗印的图书公司共出版了14版。

在爱尔兰逗留时期（1812年2—3月），他在那里以大公无私的气概，同时为天主教和新教的运动而工作后，雪莱和哈丽雅特来到威尔士。为那里的贫穷所感，他们去伦敦替威尔士的慈善机构筹募基金。他利用此次机会向葛德文表达了敬意，葛德文和他甚为相投，两家之间此后经常你来我往。在再度回到爱尔兰和威尔士做了短期访问后，这小两口儿定居在伦敦。1814年3月24日，为了保障将来的子女有合法的继承人地位，他们在那里重新结婚，这次是依照国教仪式举行的。之前，她生日那天，他对她朗诵一首诗，重新表明他的誓言：

哈丽雅特！且让死神解消一切人间的纽带；

但是，我们的岂是人间的……

道德和爱情；永不变的刚毅，

自由，奉献和纯洁！

我将神圣的生命献给你。

雪莱的私奔（1812—1816）

在整个流浪生涯中，雪莱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赚取自己的生活所需，也许是他接受了华兹华斯的“一位许身于诗国的诗人，应当从可能窒息他血液中的诗才的劳动或其他关怀中解脱出来”的观点。他看不出在他的共和国之下，权利平等的宣传和他努力取得他能继承的财产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他靠销售“遗产继承状”给放贷者来增加收入。1813年，他以可望获得的2000镑的遗产继承作担保而获得600镑的现款。

也许因为他孱弱的身体和不断发作的疾病，放贷者受到鼓励。他身体左侧经常痛楚（他的第二位太太报告），“使他的神经变得极其过敏，使他的生命观不同于那些沐浴在健康中的人们。在态度上十分文雅和坚忍，他却忍受着莫大的焦躁感或者可说是兴奋，而他忍受的毅力几乎经常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上”。

他认为他可以用素食来缓和他的痛楚。他从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回返自然》（Return to Nature）或《素食养生法的辩护》（Defence of a Vegetable Regimen，1811年）描写的实验证实他的看法。1812年，他和哈丽雅特是公认的素食者。1813年，他对她所称的“毕达哥拉斯系统”异常热心，他在《仙后麦布》一诗的注中插入了对每个读者的一个请求：

由于那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中所珍视之故，我请求那些爱好愉快和真理的人对素食做一次公正的尝试！……不管这种实验在哪里尝试，采用素食和白开水的，在身体和心智上的病痛没有不减轻的。衰弱的机能慢慢变成力气，疾病变成壮健。

在《自然饮食的辩护》（Vindication of Natural Diet，1813年）中，他追溯人类的邪恶冲动和大多数战争源自肉食之争，而且请求由商业和工业再回返到农业上：

就饮食的自然制而论，我们不应当从印度输入香料，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或马德拉……输入酒类。在这个伟大的改革中，应当采取领导立场的国家精神，应渐渐地转变为农业社会。商业和随之而来的一切邪恶、自私和腐化应慢慢地式微，只有更多的自然习惯才能产生更为温文的风度。

因素食主义和一连串奇异的连锁事件，他的第一次婚姻破裂。由于他对约翰·牛顿的赞佩，他邂逅了牛顿的嫂嫂约翰·博因顿太太，一位素食者、共和主义者。她满头白发，却风姿绰约，具有用两种语言来文雅地谈天的能力。1813年6月，哈丽雅特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雪莱替她取名为艾安西。那年夏天，他和她们母女及大姨子埃莉萨，搬到距伦敦30英里的布拉克内尔一处风景明媚的房产住下。之后不久，博因顿太太也在那里弄了一栋房子，在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法国移民和英国的激进派人士，他们对政府和饮食的观点取悦了雪莱。他经常留下哈丽雅特、艾安西和埃莉萨，到博因顿太太、她的朋友和她已婚的女儿群中分享乐趣了。

他和太太的关系出现了几次阴影。他似乎在她知识的成长上感到某种程度的迟滞：她将精力越来越贯注在孩子身上——对政治漠不关心。不过，他已养成过舒适生活和穿漂亮服饰的喜好，部分是为了她之故，他买了一辆昂贵的马车。正在这个紧要关头（1813年5月26日），他接到了父亲的通知，除非他放弃他的无神论，并向牛津他就读的学院院长道歉，不然就不让他继承遗产，并停止一切经济上的援助。指望着成年时（1813年8月4日）一笔为数不赀的遗赠，雪莱已将未来的收益做抵押而订立了债务契约。哈丽雅特和埃莉萨很痛苦，显然认为巴斯未尝不是一个适当的去处。雪莱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并继续光顾博因顿太太的聚会。葛德文送讯说，他正面临被债权人逮捕的命运，而且暗示雪莱伸出援手。1814年6月，哈丽雅特和孩子搬到巴斯。明显地，她指望丈夫不久到那里和她团聚。雪莱却去伦敦，在舰队街租了一间房间，设法替葛德文筹款，而且几乎每日到这位哲学家在斯金纳街的家中晚餐。他在那里邂逅了玛丽·葛德文。

她就是17年前因生育她而丧命、有才气却命运多舛的女权辩护人的孩子。玛丽青春的气息、灵敏的头脑、苍白而有思想的面孔及她对雪莱毫不掩饰的崇拜，对于这位只有21岁大的孩子诗人来说太具诱惑力。他又一次因怜悯和欲望而心动。他经常听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不平凡的书，眼前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她在严厉的后母管束下并不愉快，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她母亲的墓旁。此时——雪莱感到——以她的敏感和智慧的双重遗传，具有比哈丽雅特更敏锐的头脑和精神。不出一个星期，他已处在他以前未曾体验过的苦闷中了。7月6日，他向葛德文提出向他女儿求婚的事。这位惊愕的哲学家责备这个后辈“放荡”，禁止他进入这栋房子，并将玛丽置于她后母的管束之下。

不久，托马斯·洛夫·皮科克发现诗人在他的舰队街的房间中近乎精神错乱。“在他的要求下，我从乡下来拜访他时……无论我从故事或历史中曾读到的，没有一种描写可以比我发现他当时的情形更要可怕、狂乱、颠三倒四……和激动了。他的两眼满布血丝，他的头发和衣着凌乱。他抓起一瓶鸦片烟酊，说：‘我从来不曾离开过这个。’”

纵然阻碍重重，雪莱安排和玛丽在她母亲的墓旁见面。他告诉她，哈丽雅特与一位瑞恩先生曾对他不忠诚过，以减少她的抗拒。他好几次否认哈丽雅特目前抚养的孩子是合法的（后来他声称是他的孩子）。哈丽雅特否认他的指责，雪莱的朋友皮科克、霍格、特里劳尼和他的出版商胡卡姆替她撑腰，葛德文后来驳斥此事。

雪莱写信给哈丽雅特（仍然在巴斯），要求她到伦敦来。她来了（1814年7月14日），住在她父亲的家里。诗人到那里探望她，发现她病得叫人担忧。他求她和他分居，她拒绝了。回到他的房间中时，他写给她一封热情的信，装出一些假惺惺的慈悲心肠：

我最亲爱的朋友：

诚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已使我精疲力竭，并约定明天12时再和你见面，我仍然抑制不住写信给你。

你的保证令我安详而更加愉快……

就这点，亲爱的哈丽雅特，从我内心深处，我在感激你。这也许是我接受的许多祝福中最伟大的一次了，而依旧注定投入你的怀抱中。我焦急地盼望着黎明的曙光，以深挚而难以表达的憎恨注视着我自己的形象。我生活在来自你而从来没有欺骗的安慰和愉快的希望中。

我重复一遍（相信我，因为我是真诚的），我和你的柔情没有受到创伤：我想象这次的经验获得更深厚、更持久的感情，这次的经验对异想天开或无情就较以前更少暴露了。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感情和冲动的一种。友谊是它的根基，在这根基之上，它扩大了，也成长了。你从来没有用你的全部感情来填塞我的心胸，并不是对我的污蔑……

我不更像是一位朋友吗？啊，何止是一位哥哥，你孩子的父亲，他是我们俩的亲骨肉……啊！

如果你在我见到你之前，要到银行去提款，胡卡姆会给你支票的。

再见了。带着我的小宝贝。我会因你之故一定永远爱她。

永远爱着你的

P.B.雪莱

在1814年11月20日写给凯瑟琳·纽金特的一封信中，哈丽雅特提出了自己的说明：

……玛丽下决心要勾引他……她以谈论她的母亲来加强他的想象，而且每天和他一起到她母亲的坟边，直到有一天，她告诉他，她爱他爱得要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住在一起呢？（玛丽问）我做他的妹妹，她做他的妻子呢？他蠢得竟相信这是可能的，就要求当时住在巴斯的我回来。你也许会猜得到在这种情形公开时我有何种感受了。之后，我整整躺了两个星期。我不能替自己做些什么。他恳求我活下去……我在你身边，敬爱的朋友，等待着我们另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悲伤的世界中来。下月，我快要分娩。他却不在我身边。

H.雪莱

葛德文在1814年8月27日给约翰·泰勒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些详情：

我对他（雪莱）信任备至，我知道他易变的高洁情操，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与太太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已有3年……6月26日，星期日，他陪玛丽和她的妹妹简·克莱尔蒙特到玛丽母亲的坟上去……似乎在那里勾引她，对我不忠实，并遗弃发妻……的激烈念头在他身上发作。7月6日，星期三……他疯狂地对我泄露他的计划，并征求我的同意。我告诫他……当时效果良好，他答应放弃他放荡的爱情……他们俩欺瞒了我。27日晚上，玛丽和她的妹妹从家里逃走了。次晨，我找到一封信，告诉我他们干了些什么。

简·克莱尔蒙特是玛丽唯一的一位异父异母的妹妹，是葛德文的第二任太太与前夫所生的女儿。起初取名为克拉拉·玛丽·简，她较喜欢别人叫她克拉拉，稍后变成了克莱尔或克莱瑞。生于1798年4月27日，此时她才年满16岁，正当及笄之年。有天赋而慷慨，善感而自负，在一位忧心忡忡而易怒的母亲的权威和负担过重、濒于破产边缘而吝于给她父爱的继父的管教之下，她感到焦躁不安。她恳求玛丽和雪莱带她和他们同行，他们答应了。1814年7月28日，这三个人从伦敦逃到多佛，再到法国。

8月20日，三人到达卢塞恩。在那里，雪莱没有发现给他的信，也没有从伦敦汇钱来。他口袋里只剩下28镑。他悲戚地告诉他的同伴，他必须赶回伦敦，解决他的财务问题。一番舟车劳顿，他们匆匆北赶。1814年9月13日，他们又回到伦敦。此后20个月，躲躲藏藏以避开债主，同时到处借钱以养活自己、玛丽、克莱尔蒙特和依旧拒绝见他却欢迎汇去现款的葛德文。同时，哈丽雅特生下第二个孩子查尔斯，玛丽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威廉，而克莱尔蒙特也跳上了拜伦的床。最后，诗人的祖父去世，留给雪莱的父亲——当时的蒂莫西·雪莱爵士价值8万镑的财产。雪莱此时已是法定继承人，他的父亲并不如此想。雪莱提出放弃他的权利，以交换终身享有每年1000英镑的年金。这种要求得到同意了，雪莱保证每年将200镑给哈丽雅特。1816年5月4日，玛丽、威廉和克莱尔蒙特再度前往多佛和法国。9天前，拜伦已“踢去他脚上的英格兰的灰尘了”。

拜伦和雪莱的瑞士假期（1816）

两位诗人分别选择瑞士作为他们的避风港，日内瓦作为他们的行动中心。雪莱一伙人于5月15日到达，寄宿在郊区塞奇隆。拜伦和他的随从们则住在奥斯坦德的一辆他花500英镑买的豪华轿式大马车里。那是仿照拿破仑曾使用过，并在热纳普俘获，作为滑铁卢战役战利品一部分的轿式大马车而订造的。车内有一张床、一间书房和餐厅的各种设备。拜伦对战场和战场上的遗物作了一次特别巡礼，也许是在布鲁塞尔的那晚，写成《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第3篇中特别值得记忆的第21到第28节。

5月25日，拜伦住进安格勒特大饭店，位于日内瓦中心北方1英里处。旅馆登记员要求他写上他的年龄，他写了“100岁”。克莱尔蒙特到达后正急切地要登记时，发现了这件事，送给他一张便条，同情他的岁数，同时建议安排一次会面。5月27日，他在汽船登陆处邂逅了雪莱、玛丽和克莱尔蒙特，这是两位诗人的初次会面。拜伦已读过《仙后麦布》一诗，赞赏它的诗意，就它的政治观点却礼貌地保持缄默。期望一位24岁的青年了解贵族政治的功效显得太过分了——虽然在继承的权宜措施这点上他们也许观点一致。最后，雪莱承认在诗艺上拜伦是他的前辈。

7月4日，雪莱在日内瓦湖南岸，距日内瓦2英里处的孟泰雷格莱市租了一栋房子。7月7日，拜伦租下步行10分钟就可到雪莱处的迪奥达第别墅。他们联合起来租了一艘小帆船，这两家时常一起在日内瓦湖上扬帆，或者在迪奥达第别墅做彻夜畅谈。6月14日，拜伦建议每人写一则鬼故事。他们尝试了，除了19岁的玛丽写出了19世纪的名著之一——《弗兰肯斯坦》，又名《近代的普罗米修斯》外，其余的人都坦认失败。该小说于1818年出版，有雪莱写的一篇序文。除了许多优点外，该书揭露了直到目前仍聚讼纷纭的两个问题：科学能创造生命吗？科学能保持其创造善与恶的权力吗？

拜伦也建议他和雪莱乘着他们的小船做一次环湖之游，在历史名胜处泊岸参观，特别是那几处因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一书而扬名的胜迹。雪莱同意了，虽然他仍然没有学会游泳。6月22日，他们带着两名船夫出发，费了两天的时间到达萨伏依公国内的梅里叶。他们徘徊在小说中朱莉被放逐的圣普劳克斯，那个可能在石块上刻着她名字的地方。接着他们再度航行，遭遇到一阵骤然而起的暴风雨，一个接一个的巨浪冲上船头进入舱内，几乎使船倾覆。拜伦后来回忆这个情景时写道：“我脱下外套，他也脱下了他的。我抓住一支桨，告诉他，我认为……我抓住他时，如果他不挣扎的话，我可以拯救他……他以非常冷淡的语气回答说，他没有被救的念头，我有足够自救的时间，并恳求不要麻烦我。”

暴风雨停息了，诗人们上岸休息。次晨一早，他们游历锡伦要塞和弗朗索瓦受到洛桑公爵囚禁（1530—1536）的堡垒。在克莱伦斯市——雪莱手中拿着卢梭的小说作为指引——两位诗人走遍作为法国浪漫主义的一处圣地而成名的地方。6月27日，他们在洛桑的乌契港（Ouchy）停泊。晚上，拜伦写了《锡伦的囚徒》一诗（“The Prisoner of Chillon”），而且草拟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诗中有关卢梭的各节。6月28日，两位诗人访问了吉本在那里曾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洛桑公爵的家。7月1日，两位流浪者回到孟泰莱格莱和迪奥达第。以后两个星期中，拜伦写作《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第3篇，克莱尔蒙特替他誊写，她认为那是一生中几次愉快的时光之一。

不幸的际遇如影随形，这是克莱尔蒙特的命运。她对拜伦的公然挚爱引起非议。舆论指出，两位诗人和两姐妹过着杂交的生活。有些好想象的人称拜伦和雪莱为魔鬼的化身。一位在瑞士旅行的英国女士见到拜伦在斯塔尔夫人的科佩沙龙出现时竟晕了过去。也许这种非议与拜伦决定终止与克莱尔蒙特的关系有关。他要求雪莱不要再让她去迪奥达第别墅。此时正怀着拜伦的孩子的克莱尔蒙特请求准她做最后一次访问，却被劝阻了。

7月24日，雪莱带着克莱尔蒙特和玛丽到萨伏依的沙莫尼克斯做一次旅行。他们在那天未能实现意图，而于次日到格雷斯。返回瑞士后，他们停留在蒙坦威尔一座查托斯修道院内。他在游客签名簿上用希腊文写下：“我是一位人类的热爱者，一位民主人士，一位无神论者。”不久，拜伦在同一地方停留时，他划去了无神论者（atheos）一词，生怕此词在英格兰被用来对付雪莱。结果正如拜伦所料。

8月29日，雪莱、玛丽和克莱尔蒙特返回英格兰。拜伦交给雪莱《锡伦的囚徒》和《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第3、第4两篇草稿，送给出版商约翰·默里。雪莱因忙于照顾玛丽和克莱尔蒙特，只带回去《对智慧美的礼赞》和颂歌《勃朗峰：写于查蒙尼克斯谷中的几行》。这首颂歌几乎与蜿蜒着的山坡流泻到格雷斯的冰溪同样莫测高深。雪莱发现他的印象既多又杂乱，他不能给予任何清楚的表达。有时，他认为巍然耸立的山峰正发着华兹华斯的自然神的呼声，他跌回到全人类审判前的一阵无比冷漠的死寂感上了。

《对智慧美的礼赞》也表示出受到华兹华斯的一些影响，但是雪莱的“不朽的讽示”不久消失了。他奇怪世界上为什么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善良的对比。他梦想人类也许尚未受到广漠深邃的唯美意识拯救，及在思想和功业与肉体和形象上对美的追求之故：

我誓言，奉献我的力量

给你和你的——我岂没有信守誓言？

……却没有快乐缀上我的眉梢

岂不与你将世界从黑暗奴役中

释放出来有关吗？

你啊！永恒的爱啊，

请给予这些字不能表达的意义吧。

最后，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要从自然中找到一位仁慈的朋友的意图，在大自然的宁谧之前失败了。华兹华斯向国教屈服，拜伦和雪莱则绝望以终。

拜伦在威尼斯衰朽（1816—1818）

1816年9月，霍布豪斯从英格兰前来，与拜伦一起做了一次阿尔卑斯山的扩大游历。10月，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在米兰受到适当的接待，教育良好的意大利人尊敬拜伦为英格兰最伟大的诗人，并感激他明显地厌恶奥地利统治伦巴底的态度。他在拉斯卡拉剧院租了一间包厢。司汤达在那里见到他，欣喜若狂地描写他：“我被他的一双眼睛慑住了……在我一生中，我从没有见过更漂亮、更富于表情的任何事物了。纵然在今天，如果我想到一位伟大的画师应给予一位天才的表情时，这颗高傲的头颅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神圣表情，它表现了权力和天才的肃默神情。”

诗人和朋友于1816年11月16日到达威尼斯。霍布豪斯为了匆匆参观就离开了他，不久去了罗马。拜伦则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一条边街上租了一个房间，而且勾引了房东的太太玛丽安娜·塞加蒂作情妇。但他仍找出时间完成了《曼弗雷德》（Manfred）一诗，并于1818年9月开始写《唐璜》诗稿。在这部诗中，从忧郁、浪漫和任性的沉思写到嬉闹、幽默和现实的讽刺。

当然，曼弗雷德又是拜伦的化身。此时，乔装为住在一座哥特式堡垒里的一位忧郁的厌世者了。感到“缠绕着我灵魂上的一阵强烈诅咒”，并反复沉思着他的种种原罪，他从阿尔卑斯山上的兽窝中召唤来一群巫婆，并向她们要求一件礼物——遗忘。她们回答称，遗忘只与死亡同来。他爬上少女峰（Jungfrau），并在一棵如闪电般的松树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象征——“濒临一块顽石旁的一根光亮树干，给人一种快要腐朽的感受。”他有意从一座峭壁上跳下寻死，一名猎户阻止了他，领他到山上的一间茅舍，奉上一杯温暖的酒，而且询问他绝望的理由。把这杯酒当作血液的曼弗雷德以被认为是一种乱伦的坦白的文字来回答：

我说这是血液啊！这纯洁温暖的溪流

流动在我祖先的血管里，和我们的，

我们在年轻时，有我们的心思，

我们不应爱时，却彼此深爱着；

血液流走了；但依然升起，

染红层云，断绝我的天堂路。

他羡慕猎户的自由和健壮的生命，临危益厉却朴质无华，希望：

愉快的晚景和一座宁静的坟墓，

绿草皮上放着十字架和花环

以子孙的爱作为诔铭；

这点我已看见——然后，我看见里面

它已无关紧要——我的灵魂早已灼伤。

他给了猎户金子后，就走了。利用他不熟悉的科学，他召唤阿斯塔特，他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被禁止去爱的人。他祈求她原谅他——“阿斯塔特，我的爱，对我说话啊！”——这是拜伦式感情和情操高度奔放的一种方式。如《格利佛游记》中的拉格奈格人的大逆不道罪一般，他被谴责为不朽，并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刑罚。他乞求她用她的神秘力量，赐给他一份死亡的礼物。她安慰他说：“曼弗雷德，明天结束你的世俗生命。”一名随侍的女巫赞扬他的勇气：“他操纵着自己，痛苦地克服他的意志。如果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精灵。”在拜伦的作品中，弥尔顿的撒旦又在这里出现了——对次日黄昏，准备将他争回到基督怀抱中去的修道院长，曼弗雷德回答为时太晚了，而且加上：

这是地球上

生命的一种程序，在青年时期

却已衰老，未到中年已如枯木，

并无如战死的暴力。

曼弗雷德朝他最后集合点出发时，修道院院长哀叹道：

是这么一个高贵的人；

他有形成光荣与善良的

良好的能力；

如果经过悉心地糅合。

好像要刺激这个世界去思索，对它最难以洞悉的怀疑此时已坦然招认了似的，拜伦把《曼弗雷德》送到英格兰，而默里于1817年6月16日将之出版。一周后，伦敦一家报纸的一篇评论呼吁停止对拜伦的一切同情，他“已将曼弗雷德赋予他自己的个性特征……曼弗雷德已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对一位放逐者我们的同情还有什么根据呢？他已经违反最大叛乱罪之一了。他已经犯下乱伦罪”！

1817年4月17日，拜伦离开威尼斯与在罗马的霍布豪斯盘桓了一月。他因参观各地的博物馆而耽误了他的行程，但他看到了古罗马的大堆遗迹，并游览了庞贝古城。“我成为废墟中的一件毁物。”拜伦借恰尔德·哈罗尔德之口说。5月28日，他回到了威尼斯。

12月，在多次尝试后，他成功地将纽斯台修道院及其土地卖了9.45万英镑。他通知他在伦敦的银行家道格拉斯·金奈尔德，偿清诗人的一切债务，并从剩余的款子中每年汇给他3300英镑。除了这笔收入外，他此时同意收受他的诗集的应得报酬。荷包充足了，他买下大运河上豪华的莫塞尼戈宫。他和14位仆人、2只猴子、2头大型猛犬和1名新交的情妇——玛加丽塔·柯尼，当地一位银行家的漂亮太太——住在里面。他不是一夫一妻制的信徒，自吹在威尼斯有过200名情妇。1817年1月20日，他告诉金奈尔德：“晚上我有时出去，总是恣纵在情欲中。”1818年5月9日，他写给这位银行家：“我拥有一个妓女世界。”仲夏时，他已不复有两年前司汤达描述的神圣了，他已发胖，头发转成灰色，看起来要比他的30岁年纪苍老一点。雪莱和拜伦再度重逢时，发现他这副模样，惊讶不已。

雪莱家长（1816—1818）

1816年9月8日，雪莱、玛丽、他们的孩子威廉、孩子的瑞士籍保姆埃莉泽·福吉和克莱尔蒙特一行抵达英格兰。除了雪莱外，其他的人都来到巴斯。他赶到伦敦，期望在那里收到父亲汇来的500英镑汇款，因为一无所有，他就不能履行给予绝望的岳父300英镑的承诺。葛德文大怒。雪莱逃到巴斯。

在那里，9月26日和10月3日，玛丽接到同母异父的姐姐范妮·葛德文措辞温和的两封信。范妮1794年生于法国，是船长伊姆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私生女。葛德文娶她的母亲时，她由葛德文收养。尽管养父很和蔼，她在他第二任妻子克莱尔蒙特太太的照顾下并不快乐。她的信表达了一颗温驯的灵魂，勇敢地背负起不幸的命运，不责备任何人，却怯生生地渴望着愉快。玛丽曾对她有过姐妹的情谊。但是，自从玛丽和克莱尔蒙特随着雪莱去后，范妮就失去了应对后母的援助了。这对私奔者返回英格兰时，他们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使他们没有勇气邀请范妮和他们同住。10月12日，雪莱带给玛丽和克莱尔蒙特关于范妮来到斯旺西，独自隐居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用鸦片烟自杀的消息。

复仇女神对雪莱毫不怜悯。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他曾问起法律上还是他的太太的哈丽雅特的情况。他得悉她住在她父亲那里，每年有400英镑的固定收入。11月，他想去看她，但消息传来，她已失踪了。1816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上报道说，她的遗体两天前在海德公园内的九曲湖（the Serpentine Lake）中发现了。

为了获得由哈丽雅特所生的孩子——女儿艾安西和儿子查尔斯的监护权，雪莱匆忙办完他与玛丽婚姻的合法化手续（1816年12月30日）。他提出抚养孩子的请求，在大法官厅经过3个月的拖延后，玛丽向他保证，她会“非常愉快地接受那两个心肝宝贝”——哈丽雅特的孩子——由她来悉心照顾。但是，哈丽雅特的父亲和姐姐则以雪莱是一位信誓旦旦的无神论者，及遗弃发妻而与一名未婚妇人私奔为理由来抗议雪莱的申请。这种人，他们辩称，不可能以适合英格兰生活方式的态度来抚养孩子长大的。法庭不准许从神学观点来论辩，但承认其他的理由，决定驳回雪莱的请求（1817年3月）。不过，法庭批准他有作为养父母的权利，他同意每年付出120镑作为他们的生活费。

丈夫在伦敦缠讼时，玛丽则照顾19岁的克莱尔蒙特，她于1817年1月12日生下一女，取名为阿兰歌娜。自从离开瑞士，克莱尔蒙特给拜伦的信都没回音，雪莱的倒是有回信的。想到拜伦决不会知道孩子的出生时，这位母亲悲痛欲绝。雪莱请求拜伦的指示，特别小心强调阿兰歌娜的漂亮。拜伦同意照顾并抚养这个孩子，要是把她带到他那里去的话。玛丽因生产她的第二个取名为克拉拉·艾弗瑞娜的孩子（1817年9月），使事情弄砸了。母亲和孩子都身体孱弱。不久，大人们一致同意，这个家庭需要的是意大利的温暖气候、天空和果实。1818年3月11日，他们横渡至法国，乘着马车，开始长途跋涉到米兰去。

在那里，雪莱送给拜伦一封邀请信，要他来看阿兰歌娜。担心此行可能导致与克莱尔蒙特旧情复燃，拜伦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她的保姆应带孩子到威尼斯，如果收养计划证明为满意，孩子的母亲从此就可以随时去探访阿兰歌娜。克莱尔蒙特勉强同意了。拜伦发现小女孩十分可爱而逗人喜欢，他带她进入他的家中，但阿兰歌娜被他豢养的动物和妾侍们吓住了。拜伦不久请理查德·霍普纳——不列颠的领事，和他的太太带孩子到他们家抚养。

听到这个消息，雪莱和克莱尔蒙特（留下玛丽和孩子们在卢卡）来到威尼斯，发现阿兰歌娜受到合理的照料。拜伦热诚地接待雪莱，带他乘平底船到丽都，而且邀请他和他的全家及克莱尔蒙特和阿兰歌娜，随心所欲地待在拜伦在埃斯特的卡普奇尼别墅中居住。玛丽带了孩子从卢卡赶来，但克拉拉·艾弗瑞娜在路上病了，死于威尼斯（1818年9月24日）。10月29日，逗留了一个月后，他们辞别了阿兰歌娜，前往南方的罗马。

雪莱的巅峰时期（1819—1821）

在他抵达罗马（1819年）与他和拜伦在比萨重逢（1821年）之间，雪莱生命中的伟大事情就是他的诗。以前曾闪现过高洁的火花，如《仙后麦布》一诗中随时见到的，及如稍后在《奥济曼第阿斯》（“Ozymandias”，1817年）——一首思想精简、有惊人力量的十四行诗中表现的。《尤金尼亚山丘中偶拾》（“Lines Written in the Euganean Hills”，1818年）一诗就缺乏集中的思想和精雕细琢的格律。《接近那不勒斯时沮丧中偶拾》（“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 near Naples”，1818年）一诗，太顾影自怜，得不到安慰。一个人是不应当轻露他的忧愁的。但是此时，在短短的3年中，他出版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诗集：《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致云雀》（“To a Skylark”）和《云》（“The Cloud”）诸诗，及《心之灵》（Epipsychidion）和《阿多尼斯》（Adonais）等诗集。我们不提及诗剧《倩契》（The Cenci，1819年），雪莱虽有些成就，却想以一则乱伦和谋杀的阴沉恐怖政事，与约翰·韦伯斯特和其他的伊丽莎白时代的雅各宾派的戏剧家们争雄。

依照作者的序言，《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诗是1820年在罗马的卡拉卡拉古浴场的浴池上写成的。他以《倩契》来向伊丽莎白时代挑战。现在，他更鼓舞起勃勃雄心向希腊的诗人们挑衅了。在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埃斯库罗斯已揭示这位“先知”为一位背叛的泰坦神，因为泄露给人类太多有关智慧树的知识，被用铁链拴在高加索境内的一块石头上，受了圣神的命令，鹰不断去啄这位英雄的肝。依照传说，在这部戏剧失传的部分中，宙斯动了怜悯之心，就把普罗米修斯释放出来。雪莱的“抒情诗剧”（他以此来称呼它）描写宙斯为一位顽固的旧式波旁皇族，就人类的不幸和地球的越轨应负其应负的责任。普罗米修斯以一位牛津大学肄业生的那种热诚来摧毁他，并召唤了一些主教来为上帝送葬。接着，泰坦神哀叹不幸的灾祸时咒道：“我愿任何有生命的事物都不再遭受到痛苦。”他回到了他选择的任务上——将智慧和爱情带给全人类。欢欣的地球之灵向他欢呼：“就智慧和仁慈来说，你更像上帝。”

整个第一幕，台词清晰动人，随侍诸神的唱词洪亮有力，间或点缀着精美的隐喻和抑扬顿挫的优美调子。但是，台词，有神论或无神论的，并不是诗的精华。台词引起听众过分的混乱时，颂歌就显得可厌，而抒情诗失去它们的诱惑力，无止境的美就变成无聊。雪莱的许多诗，虽感情澎湃却缺乏宁静感。我们读下去时，我们意识到这些诗中的一些弱点——哀伤太多，鼓舞太少，太多感伤和缠绵的情态和句子。这是用来雕饰一首抒情诗，却减缓一出戏剧的风格的——顾名思义，戏剧应随动作而运动，一首“抒情诗剧”在语词上就是一种矛盾。

对照之下，《西风颂》（1819年）一诗令我们雀跃，因为它的动人情感简练成72行诗句。在这首诗中，雪莱的丰富韵律不产生重叠的现象，情态层叠，但是围绕着一个观念，即：我们讨厌的冬天过后，接着就是百花齐放的春天。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隐喻不断出现在雪莱的诗中。他的希望和梦想的世界眼看着在经验开始之前毁于一旦时，它支持着他。他祈祷着，他的理念如风前飘零落叶般下坠时，也许通过“他的诗的活泼魔力”而保存和流传下去。结果就是这样。

那首快要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颂诗》，是正好有一天（雪莱告诉我们），“在靠近佛罗伦萨的阿诺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当时正好有一阵大狂风……蒸发掉倾盆而下的秋雨时，构想并写成的”。他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呢？部分是因为他想要使自己隔离起来，更清楚一点的是他和玛丽感伤年仅4岁的威廉的死亡（1819年6月7日）。夫妻二人对9个月中连续失去两个孩子的事，从没有完全复原过来。虽然，雪莱只有27岁，他的棕发间却已有了灰发。

将威廉在罗马的英国公墓下葬后，这家人就此迁至来亨。徘徊在那里的一座花园中，每当他走近时，见到群鸟惊惶飞散的情形，如任何一位诗人一般，雪莱就感到神伤。有一只鸟，它起飞时的婉转鸣声，特别令他神往。回到房里，他以值得回味的六步格韵，填了《致云雀》的第一节。那些活泼的诗句丝丝符合韵律，每一行都有温馨的感受和具体的思想。

1819年10月2日，雪莱一家迁到佛罗伦萨，玛丽在那里生下她的第三个孩子，立刻取名为珀西。在佛罗伦萨，克莱尔蒙特找到了一个女管家的职位，终于解除了雪莱对她照顾的责任。1820年10月29日，他们全家住进比萨特里帕拉兹，他也许在那里经历了一生中最奇怪的冒险事业。

尽管雪莱经常病痛缠身，他对性的敏感度却毫不逊色。他发现，一位女人不仅漂亮而且身世不幸时，对他就有加倍的吸引力。伊密莉亚·维维亚尼的家世很好，在强制之下，被送进比萨附近的一座女修道院中去保护她的贞操，直到替她找到一位有钱的适合丈夫。雪莱、玛丽，有时还有克莱尔蒙特，一起去看她，三个人都被她古典的容貌、谦和的态度和充满自信的淳朴迷住了。诗人把她理想化，使她成为他白日梦中的目标，而且写进了《心之灵》中，该诗1821年用笔名发表，里面有一些绝妙的句子：

我绝未想过，在我死前，看到

这般完美的青春美人。伊密莉亚，

我爱你；这世界没有什么借口

隐藏那份出自它的卑微爱情。

我们俩原是同母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妹啊！

也许，我的心灵借给另一个人，

可能是她和你的一位妹妹的束缚

将两束光融汇成一道永恒！

然而，如果一为合法，另一为真，

这些名字，这般亲爱，不需点染，诚如原初，我离你多么遥远。啊，我！

我非你：我是你的一部分。

因此，狂喜得难以自制——

情人，妹妹！天使！命运之御者

在无垠而没有星光的路途上！啊，太迟了

我的爱！啊！太快受到我膜拜

在不朽的原野上

我的灵应当最先膜拜你

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呈现一份神圣。

显然，这位28岁的青年是处在一种偏向理想化的状况中，我们的法律和道德的确不能节制我们的激情。如果一个人是一位天才或一位诗人，他一定从行为或艺术中寻找发泄和疏解。在这种情形上，病况就会被震荡在荒谬和优异之间的一首诗的治愈或赎救中了：

这天到了，你将与我同飞……

一艘船此时正浮沉在港中

一阵风正吹过山之眉。

带他们到蔚蓝的爱琴海中的一座岛上。

这是一座存在于天国、空气、地球与海中的小岛，摇晃着，悬在澄碧的宁静中……

这座小岛和房子是我的，我立誓

你成为这孤寂中的女主人。

在那里，她是他的爱人，而他是她的——

我们的呼吸交融，我们的胸紧贴

我们的脉搏相和；我们的唇

用语言以外的其他雄辩，腐蚀

燃烧在中间的灵魂，沸腾

在我们最内层细胞的源泉，

我们生命深处的源泉，混淆

成感情的晶莹……

我喘息，我下沉，我颤抖，我瘫痪！

这可能就是“真正的雪莱吗”？可怜的玛丽，专心在她的宝贝珀西和自己的梦想上，一度无视这些冗长的陈述。这种异象消逝，伊密莉亚出嫁了，使玛丽的丈夫成为“一个恶魔”（根据她的说法）。雪莱后悔他的调子如此优美，而玛丽以母性的理解力去滋润他的孤寂。

他听到济慈过世时（1821年2月23日），他又写出更好的诗篇。他也许不太关心《恩底弥翁》（Endymion）一诗，但是《评论季刊》以“野蛮的批评”来评价济慈的毕生努力令他十分震怒，他召唤他们共同的缪斯鼓舞他写出一阙得体的挽歌。6月11日，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出版商：“《阿多尼斯》一诗已完成，你不久就可收到它。它为了迎合读者，绝少雕砌，也许是我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首了。”他选择了近来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使用、更为优美的诗韵中最难的斯宾塞式（Spencerian）的诗，作为该诗的格式。他像一位雕刻家那样精雕细刻来写这首诗。但是，严格格律的要求，使这55节诗有一点雕琢的气氛。该诗假定一篇评论杀死了济慈，而哀悼者问：“该隐的诅咒，燃烧在戳穿你天真的胸膛之人的头脑中吗？”但是验尸的结果，显示济慈死于严重的肺结核。在最后一节中，雪莱欢迎自己的死亡，作为与这位不朽死者的一种重聚的祝福：

一个活着，景物已全非；

天堂的光世世永照，地球的阴影消逝；

生命，如一个虹彩的玻璃圆顶，

缀满白色的永恒光彩

直到死神踏它成碎片——死亡

倘使你愿意与你寻找的同在……

为何踌躇，为何掉头，为何萎缩，我的心啊？

你的希望先你而去；从此地的种种事情上，

它们分开了；你此时该走了吧……

这是阿多尼斯的呼唤！啊！快去吧

不再让生命分开死神能缀合在一起的……

我来自漆黑、恐怖、遥远之处；

同时，在天堂的最内层处化为灰烬

阿多尼斯的灵魂，如一颗星，

永恒居处的一缕烽烟。

济慈也许用他令人难以忘怀的几行诗来应和：

死了似乎较以前更充实

午夜时无痛地停止生命，你将你灵魂流向外界时，

就是那样一种狂喜。

拜伦的爱情与革命（1818—1821）

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聚晤中，雪莱留下了许多有关拜伦的记忆——他优雅的风度、坦诚的谈吐、慷慨的神态及他与陪伴他的女人和娼妓恣意淫乱的满足感。“与他有染的意大利女人也许是月光底下最可悲的女人了……拜伦与这群女人中最下等的一类——他的仆人从街上招呼来的那一类很熟悉。他准许父母们为他们的女儿和他谈价钱……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泱泱大度便是证明。”拜伦十分清楚他抛弃的英国道德和风尚。英国的法律已不保护他，而他也拒斥英国的法律。他曾于1819年告诉一位朋友：“我对我在威尼斯所过的生活已经厌倦，很高兴能抛弃掉它。”在特雷莎·圭乔利的帮助下，他成功了。

1819年4月，特雷莎从罗马到威尼斯访问时，他们初次相遇。她时年19岁，娇小、可爱、虚荣，受过修道院的教育，心地善良，有感情。她的丈夫亚历山德罗·圭乔利伯爵，58岁，已结过两次婚，而且经常一心扑在事业上。当时的意大利上层阶级正流行一位妇人可有一位绅士仆从追随左右，经常在她周围赞美、取悦或护送她，获得亲吻她的手作为补偿的机会——倘使他们能够谨慎，而丈夫又心有旁骛或厌倦时，还可有其他进一步行为的一个时期。有时会有决斗的危险，但有时丈夫会感激这种帮助，知趣地让出他的时间来。所以，这位女伯爵自由自在地投入这位面孔俊美、谈话风趣、妩媚的跛脚的英国人的怀中。或者，照她后来的说法：

他高贵，漂亮的容貌、声调、风度，他身上各种的妩媚，使他如此不同，如此超越了我迄今为止遇见的任何一个人，他不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自那晚起，在我留在威尼斯的往后这段期间，我们天天见面。

那些无忧无虑的欢乐的日子，在伯爵带特雷莎回到拉韦纳后就终止了。拜伦给了她一些许诺，如1819年4月22日所记的：“我向你保证，你是我最后的激情。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感到对许多女人有兴趣，但从来没有只对一个女人有过。现在，我爱你，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女人值得我去爱了。”就我们所知，他信守了诺言。

6月1日，坐着他的“全副装备的拿破仑式车子”，他离开威尼斯前往拉韦纳，成为一位追寻但丁遗物的游客。特雷莎欢迎他，伯爵也很满意。拜伦写信给朋友说：“他们在这里使爱情滋长。”他获准带特雷莎到拉米雷（La Mira，威尼斯南方7英里处），他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在那里，韵事更不受到阻止，甚至连特雷莎的痔疾都不能阻止。阿兰歌娜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使得这个团体令人欣羡。汤姆·穆尔翩然来临，此时从拜伦处接到《我的生命与冒险》（My Life and Adventure）的稿本，该稿在作者死后引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

拜伦从拉米雷带特雷莎到威尼斯，她在那里和他一起住在莫塞尼戈宫。她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她，而且——禁止拜伦同行——带她回到拉韦纳。到达拉韦纳时，特雷莎一病不起，伯爵匆忙又把她的情人请回来。拜伦来了（1819年12月24日），在流浪了一些日子后，以一位付房租的房客身份，住进伯爵的宫殿的三楼上。他带来了两只猫、六只狗、一只獾、一只秃鹰、一只温驯的乌鸦、一只猴子和一只狐狸。在这样复杂的生活中，他写了许多《唐璜》诗篇、一些韵文、在威尼斯共和国不能上演的戏剧，一出更值得上演的关于萨达纳帕鲁斯的戏剧。1821年7月，《该隐：一桩奇谭》（Cain：A Mystery）一稿，使他的名字在英国引起憎恨。

这部戏一开始就出现亚当和夏娃。该隐和既是妹妹又是太太的阿达，亚伯和妹妹兼太太的齐拉，正在准备向耶和华奉献牺牲和祈祷。该隐问了他的父母一些拜伦在学校时就很迷惘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发明死？如果夏娃吃了智慧果，上帝为什么将这棵禁果树种在伊甸园中如此明显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期望智识的欲望被说成是一种原罪呢？仅仅为了处罚夏娃的贪吃，万能的神为什么命令所有的活物以操劳作为他们的生命、死亡作为他们的命运呢？什么是死呢？（没有人曾见过）其余的人去做这天的事时，该隐不屑地留下来在沉思。卢西弗（掌闪电者）出现了，如在弥尔顿的诗中一般，控制了全场，自负地自称——

敢注视全能独裁者的

永恒面孔，而告诉他——

他的邪恶，并不算好的那些

人中的一人。

阿达回来，央求该隐到田里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工作，他已经疏忽他当天应该做的工作，她替他做了这份工作。此时，她邀请他和她做爱一个小时，然后休息。卢西弗以描写做爱为一种再生的诱惑来嘲笑她，而且预言，未来的辛苦、动乱、生老和病死所要肆虐的无所大众，归根究底，都是因为她的子宫……该隐和亚伯准备他们的祭坛去了，亚伯奉上他初生的羊，该隐则奉上水果。但是，祈祷时，再度问起为什么全能的神准许邪恶存在。亚伯供奉的羊消失在直升入天国的熊熊火焰中……该隐的祭坛被一阵狂风吹垮，将果子散落满地。愤怒中，他想毁掉亚伯的祭坛。亚伯抵抗，该隐打他，亚伯死了。亚当责骂夏娃为原罪的主要源泉。夏娃咒该隐，阿达替他求情：“不要骂他，母亲，他是我的哥哥、我的丈夫。”亚当命该隐离开他们，不准再回来，阿达陪该隐一起被放逐。由于亚伯无嗣，一切人类（拜伦结论）都是该隐的子孙，都遗传着发泄暴乱、谋杀、战争等神秘本能的特性。

《该隐》一诗有时似乎是一篇没有读过《传道书》的无神论学童的一种蔑视上帝的散文。不过，有时这出戏剧几乎具有弥尔顿式的力量。沃尔特·司各特是《怪谭》这出戏剧受题献之人，他称赞这部作品。歌德则说：“它的优美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英格兰，出版遭受到一阵激烈的批评和恐怖……此处好像是另一个该隐，不，是一名可怕的谋杀者——抹杀了已经维系了近一千世代的信仰。默里警告拜伦，他的作品正在使他的读者人数急遽下降。

对该隐的忠实妻子阿达的描写，给了拜伦个性上另一个温驯因素的证明。但是，他对阿兰歌娜和她母亲的处置显示了较为冷酷的一面。这个一度快乐的孩子，此时4岁，由于与父母分居而落落寡合，她感到霍普纳夫妇渐渐对她厌倦。拜伦派人去接她到拉韦纳。不过，他不想要她和他同住。一再寻思后，他将她（1821年3月1日）送进距罗马12英里的巴尼亚卡瓦洛的一座女修道院中。他认为，她在那里可以有人陪伴，不会妨碍他的行动，而且可以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一座天主教的修道院，并不令他烦厌。相反，他感到意大利是一个即使“在通奸中的女人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地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没有宗教信仰是一种悲剧。毕竟，如果一个人一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好诚心诚意地接受使徒的教义，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这是我的愿望，”他于1821年4月3日写道，“阿兰歌娜应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那是最好的信仰。”阿兰歌娜准备结婚时，他愿意给她4000镑的财产，这样她就不难找到一位丈夫了。

这是拜伦的权宜措施。但是，这个消息传到克莱尔蒙特那里时，她激动地抗议，要求雪莱将这个孩子带回到她的身边。雪莱赶到拉韦纳，看看阿兰歌娜是如何被安排的。他于1821年8月6日到达那里，受到拜伦热情的接待。他写给太太的信上说：“拜伦爵士健康良好，看到我甚为愉快。他已……完全康复，过着与在威尼斯时截然不同的生活。”拜伦告诉他，政治状况不久迫使他迁到佛罗伦萨或比萨，他会带阿兰歌娜和他同行，这样她就会接近她的母亲了。雪莱对此很满意，将注意力转到会直接影响他的一些事情上去了。

雪莱得知阿兰歌娜的保姆埃莉泽（她1821年被解雇）告诉霍普纳夫妇，雪莱与阿兰歌娜的母亲曾发生过秘密的性关系。克莱尔蒙特在佛罗伦萨曾生过他的孩子，而他立即把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而且，雪莱和克莱尔蒙特曾无耻地对待玛丽，雪莱甚至打过玛丽，使她怏怏不乐。这位受惊的诗人立刻写信给玛丽（8月7日），要她写信给霍普纳夫妇，公开指责这些荒唐的杜撰。玛丽照办了，但是先把信送给雪莱求得他的同意。他将信给拜伦看，显然要借助他将信交给霍普纳。雪莱发现拜伦知道这些谣言，而且显然相信这些谣言时而感到失望。这份珍贵的友谊开始冷淡，拜伦从拉韦纳迁到比萨，而将阿兰歌娜留在修道院中时，其冷淡更趋严重。

这种改变是混合爱情和革命的结果。1820年7月，特雷莎的父亲——鲁杰罗·甘巴伯爵从居里的教廷获得特雷莎与丈夫分居的同意状，并以她与父母同住为条件，由丈夫支付她一笔定期赡养费。她立刻搬走了。仍然住在奎乔利宫廷的拜伦，变成了甘巴家的一位常客。他很高兴发现甘巴和他的儿子彼得罗是一个秘密组织烧炭党（Carbonari）的领袖。这个组织策划推翻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教皇在中部意大利的统治及波旁皇族在那不勒斯对两个西西里王国——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拜伦在《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1819年）中，曾经大声呼吁意大利人起来使自己从哈布斯堡或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820年，奥地利密探怀疑拜伦出钱购买军火交给烧炭党组织，并在拉韦纳贴出暗杀他的悬赏令。1821年2月24日，烧炭党的起义失败，其领袖们从奥地利、教皇或波旁王朝统治的意大利地区逃走。甘巴伯爵和他的儿子逃到比萨，在拜伦的劝告下，特雷莎不久也和他们会面。1821年11月1日，拜伦也到了那里，定居在阿诺的卡萨·朗弗兰西。雪莱早已替他在那里租下了豪华的套房。现在，他们的友谊要接受最后的试炼了。

对照

两位诗人此时都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年长的这位仍然有一些《唐璜》的章节要写，这些诗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英格兰。《审判的异象》（“The Vision of Judgment”，1821年10月）也是一首无情的讽刺诗。但是，骚塞先出版的《审判的异象》（1821年4月）因称拜伦为英国诗坛上的“撒旦”派领袖而激起了反驳，拜伦用趣味和技巧来歼灭他。在这些最后的作品中，他已从浪漫自怜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忧郁中抽身而出，朝更古典的理性姿态和幽默上发展——但仍未见谦和的态度。他的书信——特别是给默里的那些——表现一种较成熟的情操，因为在那些信中，他尖锐的词锋已因严格的自我节制有所缓和，犹如他已发现了谦和打开了通向智慧的大门一般。

关于他的诗他是谦和的。“在知识阶层上，我决不将诗或诗人排列于较高的层阶上。这也许看起来有点装模作样，但这是我真正的意见……我较喜欢行动的天才——战争、参议院或科学——甚于那些做白日梦者的一切投机取巧的作为。”他赞扬雪莱为一位人物，却认为他的诗是幼稚的狂想。他渴望被评断为一位人物犹过于一位诗人。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一种痛苦的意识。他喜欢骑着马散步，因为他的左脚会分散对他俊脸的注意力。就营养来说，他的一生是介于饮食过量和过度减肥之间的一种循环。1806年，他5英尺8英寸半高的身材重194磅；1812年，他瘦到137磅；1818年，他又胖到202磅。他对在性方面的成就很自负，并将这方面的数字告诉他的朋友们。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时常发脾气或失去自制。他的智力超群却不稳定。“当拜伦思想的铃铛，”歌德说，“他是一个孩子。”

在宗教上，他开始时像一位加尔文派教徒，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以旧派新教徒的精神说教皇制就像“巴比伦的娼妓”。二十几岁时，他读哲学，如斯宾诺莎一样，较喜欢休谟，而且宣称：“我不否认任何事物，但对每件事都怀疑。”1811年，他写信给一位劝诱他改宗的朋友说：“我对你的不朽没有什么可做的。”10年后，他写道：“灵魂不朽，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怀疑的。”在意大利时，他和那里的气候和人民打成一片，开始思考天主教的一切了。祈祷的钟声响起来时，他渴望着分享此时笼罩着每个人的那份宁静气氛。“我时常希望，我要是一名天生的天主教徒多好。”直到最后（1823年），如在童年时一般，他大谈宿命和上帝。

在青春期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文学或哲学中，找不到道德的系留处，他就没有了足以供他抵抗刺激的感受、情绪或欲望的支点。他的自由自在和灵活的智力，找到了屈从的理由，或他的脾气没有时间给予理由展示社会抑制的智慧。显然，他抑制了他同性恋的倾向，用温暖和忠诚的友谊来满足它们。但是，他屈服于他姐姐的妩媚，而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大胆地说出他的爱：

一只柔酥酥的乳房

它对他的约束力，其纽带的坚强

甚于教堂对他的以往一切的联系。

困为逾越了英国社会准许的恣纵，或不能以优雅的态度隐藏这些行为，因而遭到英国社会的指斥，他向不列颠的“伪善”和“伪善的口吻”宣战。他讥讽上层阶级为“由两个有权的部落——厌烦者和受厌烦者——形成的”。他谴责工厂主对劳工的压榨，有时他呼吁采取革命手段：

“上帝拯救国王吧！”

如果他不拯救，我怀疑人类是否还愿长此下去。

我想我听到一只小鸟在唱

人民渐渐地更会坚强……

而民众

最后都厌于模仿约伯……

我欣然说，“呸”，

我岂会不领悟到，革命

才能将这个地球从乌烟瘴气中挽救出来。

不过，再思之下，他觉得民主政治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他不信任群众，害怕革命带来比国王或国会还要糟糕的独裁制度。他看到由一个出生贵族血统的人来统治的一些德行，而且渴望一个清净、理性、有训练和有能力的贵族政治出现。他从来不忘记自己就是一位爵爷，不久就抑制了任何平等地位的主张。他知道在社会关系上，距离可以增加观念上的吸引力。

他对拿破仑的观点随着事物而改变了。直到波拿巴自行加冕为国王，并以各种头衔来尊荣自己，拜伦视他为一个国王和群众之间最杰出的折中。即使有那些小丑的举动及那些对西班牙和俄国的侵略行为，拜伦仍为拿破仑祈祷打赢欧陆上各王室的联盟。他鄙视这位被打败的国王不自杀而是禅位的举动。但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诗人复为他对抗联盟的胜利而祈祷。6年后，听到拿破仑去世的消息时，他喟叹道：“他的覆亡是我脑袋上的重重一击。自那个时期起，我们是笨蛋的奴才。”

他是错误和德行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混合。他愤怒时，可以做出粗鄙和残酷的事。通常他彬彬有礼，能体谅也能慷慨。他对贫困中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施舍。他转移给罗伯特·达拉斯价值1000英镑的版权，另外1000英镑使弗朗西斯·霍奇森免于破产的噩运。他在整整4年中几乎每日都要见到他的特雷莎·圭乔利。在900余页的篇幅中，描写他为一位真正的天使。他远比柯勒律治更要像一位“受折磨的大天使”，他的肉体有遗传上的缺点，以胆大妄为和多产的诗篇来阐明和求得补偿，而且以强烈的反抗思想使歌德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文学’奇才”。

对照之下，雪莱是历史性片语指陈的“无效的天使”。不完全是无效的。谁能说由他的魔咒式诗篇散布的叶子，没有埋下宗教容忍、妇女解放、科学在科技和哲学上的胜利、参政权的扩大及使19世纪成为一个“奇妙世纪”的国会的改革的种子呢？

雪莱实在是一位人类的天使。他外貌出众，为屈服于生理上的需要，至少搞了两次私奔，更不必说他与伊密莉亚·维维亚尼的韵事了。他的身体瘦弱、有病，背部经常痛楚。当然，对外在和内在的刺激，他出乎寻常地敏感，甚至过于拜伦。回忆一下他给克莱尔蒙特的信（1821年1月16日）：“你问我从哪里寻找到我的乐趣——风、光、空气和一朵花的芬芳就能影响我不能自已的情绪。”

跟我们一样，他特别喜欢自己。他向葛德文坦白（1812年1月28日）：“我的自我为中心似乎是无止境的。”在接受玛丽·葛德文并要求太太哈丽雅特退居到妹妹身份的这件事上，他如任何凡夫俗子一样完全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在解释哈丽雅特在哲学和观念上不及玛丽与他契合时，更使他自己表白无遗。他对自己的诗是谦逊的，自认不及拜伦。在友谊上，他终生忠诚并能体谅别人。拜伦在向默里报告雪莱的死讯时写着：“你残酷地误解了雪莱，他无疑是我相知的人中最善良、最不自私的一个人。”霍格报告说：“这位诗人性情易变，经常忘记约会和承诺，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经常会进入沉思的状况。”一般人都认为他不务实际，但是他不太容易在金钱事务上受骗，未经一番长期的挣扎，他是不愿放弃遗产继承权的。

他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成为一位很理性的思想者；太缺乏幽默感，以致不怀疑自己的观念。他经常的诱惑就是他的想象力，比起他为逃避现实而沉迷在白日梦中的理想国的种种可以理喻的改革来，现实似乎太可怕、太粗鄙了。他主张不要国王、律师和教士。在一个仍然以狩猎占优势的社会上，却改宗为素食主义者，并将性爱从一切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人类的本质或人类生理的过去史实上，看不到有任何障碍存在。“雪莱相信，”他的可爱的遗孀说，“只要人类不愿有邪恶存在，邪恶就不存在……这个观念，他以炽烈的热情……激赏着。”除了理想化希腊外，他几乎忽视了历史，就是对希腊，他也忽视了奴隶制的存在。

因为我们忘了死亡不曾允许他成熟，所以夸大了雪莱的简朴；因为他们的早凋，拜伦和雪莱就成了我们的浪漫诗人，是英国浪漫运动的神。若他们活到60岁，他们也许就会变成保守的人民，也许在历史上就要比他们在浪漫时期中死去，而为他们争得的地位略差一筹。

事实上，28岁时，雪莱早已冷静到一种相当谦和的程度了。182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改革的哲学观点》（“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的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该文于一年后发表。“诗人和哲人，”他宣布，“是世界上不认其为存在而存在的立法家。”在许多荒谬中，诗人们的想象酝酿了新观念，可及时刺激起人们去实验和精研。哲人们带给社会问题冷静的理性习惯和经年的参悟。就如拜伦和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般，雪莱被英格兰工厂中工人的状况，及马尔萨斯控制人口增加而任工资由供需律来调节——由失业的人数去竞争少数工作机会——的残酷方法而激怒了。他因为新教和天主教未能适用基督精神到贫富的关系上而公然指斥这两种宗教。他提议用征收富人重税的方法来终止国债的年息所加于一般大众的沉重税赋负担。他指出1689年至1819年，人口的增加已改变了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之间的比例，使国会的选举操纵在极少数人手里。实际上，人民根本就没有参政权。他宽恕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因根植于法律和时间上的缘故（也许着眼于未来的雪莱家族之故吧），他认可财富温和的移转手段。但是，他鄙视日趋兴起的工厂主、商人和财阀们的金元政治。他唾弃马基雅维利政府免于道德约束的主张：“政治只有根据道德的原则而作为时，才是健全的。事实上，它们是国家的道德。”他主张“由一个国民会议来治理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如他的导师葛德文一般，他反对暴乱的革命。他为法国大革命辩护，赞扬拿破仑执政，批判拿破仑称帝，为法国在滑铁卢的失败悲叹。

雪莱的《诗辩》（Defence ofPoetry）写于1821年，直到1840年才找到一位出版商。这位自我放逐的诗人，在此处扬弃了哲人，宣扬诗人们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立法者”。他曾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序言里表达了这种温和的意见：“我们这个世代的伟大作家们——我们有理由认为，是一些呼吁改变我们的社会状况，或凝聚这种意见的辩护人和先驱。心智上的云层正在放出它聚拢的闪电，而制度和意见之间的平衡目前正在恢复，或有待于恢复。”现在，他加上：“我们处于一个在知识成就上值得记忆的世纪，我们居住在这些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和葛德文）和诗人（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等中间，可说超越自最近一次为文明和宗教自由而进行的全国性斗争的任何一人的成就之上的。”

比较起来，雪莱低估了科学开始担当重铸观念和制度的任务。他反对让科学进步，科学只是改良的工具，摧毁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所以，“不能减轻的计算功能的运作”，进一步增加了少数狡猾之徒的资产，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雪莱对他第二任岳父葛德文有财务上的不满，还波及了他的哲学。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时（他翻译过《论文集》和《离子》两篇文字），他对精神的解释从自然的观点进入本质和生命的观点。他此时已怀疑理性的无所不能，并对无神论失去了热诚。他快接近30岁时，他不再攻击超自然的信仰。此时，他认为——十分像年轻时的华兹华斯——本质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内在灵魂的外在形象。那里也许还有一种不朽的存在：到他死时，在个人身上的这股精力，变成永不消灭的另一个形象。

比萨诗篇（1821—1822）

拜伦到达比萨时，他几乎忘却他的性史，不过，如在《唐璜》的海黛插曲中偶然理想化的记忆则为一种例外。在比萨时，特雷莎·圭乔利与拜伦住在一起，其亲昵程度却不如从前，他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他的朋友和雪莱的朋友们中间。他每周为他们安排聚餐、讨论，十分怡然自得。雪莱也出席，在论辩中，他礼貌却很坚定地坚守立场，在开始喝烈酒之前就溜之大吉。特雷莎为了充实她宁静的生活，与玛丽·雪莱成为朋友，并阅读历史以迎合玛丽的智识兴趣。拜伦不赞成特雷莎的阅读，较赞成女子应以貌胜于智的观念。

他几乎已忘却阿兰歌娜。克莱尔蒙特恳求玛丽·雪莱到佛罗伦萨，加入她到拉韦纳的计划，去诱拐女儿，带她到更适宜的气候和更广阔的生活领域。雪莱拒斥这种计划。接着传来消息说，1822年4月20日，5岁的阿兰歌娜在修道院中死于疟疾。这桩事对雪莱与拜伦之间的友谊造成了一些影响。在这年初春，雪莱写信给利·亨特说：“拜伦爵士个性中的特殊癖性使我发现我与他的亲密友谊……令我无法容忍。我的挚友，因此，我要向你坦诚吐露我的衷曲。”

他设法隐藏他的不快，他曾劝拜伦邀请亨特来比萨编一份新杂志《自由》（The Liberal），这是拜伦和雪莱计划用来抵制保守的《评论季刊》的。拜伦送给破产的亨特250英镑，亨特和家人从伦敦搭船，希望于1822年7月1日到达来亨。雪莱答应去接他。

表面上，那一年的前6个月是两位诗人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几乎每天一同骑马出去，在一个手枪俱乐部比赛打靶，雪莱与拜伦的枪法几乎不相上下。“我的健康，”他写信给皮科克说，“较前稍佳，我的忧虑稍微减轻。不过，无以弥补囊中羞涩。然而，它正日趋枯竭，十分像它的主人，更像福图内特斯的荷包，时常空空的，却也不完全囊空如洗。”1月，拜伦的岳母去世，留给他的财产每年可带给他3000英镑的额外收入（尽管他与太太分居）。有了钱，他在来亨替自己订造一艘宽敞的游艇，指定约翰·特里劳尼为船长，命名该艇为玻利瓦尔号（Bolivar）以纪念南美的革命家，而且邀请雪莱和他的新知爱德华·威廉姆斯、托马斯·梅德温及甘巴家人在夏天来临时做一次海上旅行。雪莱和威廉姆斯共有一艘84英尺长、8英尺宽、以80镑代价建造的小帆船。特里劳尼命名它为唐璜，玛丽替它改名为艾丽儿。

期待着一次夏日航行，拜伦订下靠近来亨的迪普别墅。雪莱和威廉姆斯则为他们的家人在距来享北边40英里处，拉斯佩齐亚湾沿岸租下靠近勒里奇的卡萨马尼。1822年4月26日，雪莱和威廉姆斯将他们的家人迁到卡萨马尼，等待着他们的帆船交货。

雪莱的祭物（1822）

只有某些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才会选择这样寂寞的一个地方，或这样荒凉的一个环境作为度假的去处。卡萨马尼大得足可容纳两家人，但是，它设备不齐，快接近破落的边缘。它三面受森林包围，正面则临大海，海浪有时直拍大门。“狂风在我们初到时欢迎我们”，玛丽·雪莱后来回忆道，而“土著比这个地方还要狂野。如果我们搁浅在南太平洋中的一座岛屿上，我们也不会比这里更感到自己已远离在文明和幸福之外的。”

5月12日，艾丽儿从热那亚到达。曾在海军中服役过的威廉姆斯和仍然不能游泳的雪莱十分喜欢这艘帆船，有许多个中午或黄昏沿着海岸扬帆。雪莱从来不曾如此愉快或如此健康过。有时，女人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玛丽又怀孕了，经常有病，同时因为她的丈夫不愿让她看到她父亲诉苦的信而怏怏不快。

在家中或在船上时，雪莱写出他的最后一首诗《生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该诗在他最后一次航行时删减至544行。诗中没有一丝胜利的气氛，因为描述一列不同的人物类型，全都失败和腐朽，匆匆走向死亡。在82行中，卢梭的鬼魂冉冉升起，说明文明的愚昧，指出历史上的名人——柏拉图、恺撒、贡斯当、伏尔泰和拿破仑——同样疯狂地追求财富或权力。而且建议，作为唯一的逃避之途的，便是回返到朴素和自然的生命上。未到30岁，在1822年6月18日想到要自杀之后，雪莱写信给特里劳尼说：

假如你遇见任何科学方面的人物，能制造氢氰酸或烈性查仁油基，而你如果愿意替我弄到少量这种东西，我将感激不尽，没齿难忘……我愿为此药物付出任何代价……我不必告诉你目前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我坦白承认，掌握进入永恒安息处所的金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也许是要照顾他罹病的太太，雪莱从佛罗伦萨请来克莱尔蒙特，在卡萨马尼消磨一个夏天。她于6月初到来，正好帮助玛丽度过一次几乎送命的小产。6月22日，雪莱正濒临神经崩溃的边缘，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噩梦，使他尖叫着从自己的房间跑到玛丽的房间去。

7月1日，利·亨特和家人已到达热那亚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并正准备搭乘当地的一艘客船离开热那亚到拜伦那里。雪莱决定立刻和威廉姆斯乘着他们的艾丽儿前去迎接。玛丽有出乱子的预感。“我两次三番叫雪莱回来……他远去时，我失声痛哭。”

艾丽儿于7月1日中午离开卡萨马尼，当晚9时安全抵达。雪莱兴高采烈地欢迎亨特，但得知托斯卡纳当局下令甘巴家立即离开他们的辖区时不禁又沮丧了。拜伦决定追随特雷莎，正计划不久离开来亨，到热那亚和她在一起。不过，拜伦同意尊重他与亨特的合议，而且让亨特家人暂住他在比萨的卡萨朗弗兰西套房。雪莱陪他们到比萨，见到他们安顿了后，7月7日再回到来亨。

7月8日，星期一，他整个上午花在为卡萨马尼的家人采购上。威廉姆斯督促他快一点，以便乘着当时正吹向勒里奇的顺风扬帆。罗伯茨预测那天中午有一阵暴风雨，劝告他们迟一天启碇。威廉姆斯则督促立刻开船，雪莱同意了。约1点半时，艾丽儿载着雪莱、威廉姆斯和一名年轻的水手查尔斯·维维安从来亨起航。

约莫当晚6点半，一阵挟带着雷、风和雨的暴风雨，降到拉斯佩齐亚湾，数百艘船匆匆入港。在卡萨马尼，暴风雨十分严重，三位妇人焦急地守候着，以两位丈夫会在来亨等暴风雨过后再回来的结论来安慰自己。然而，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过去了。“那些时刻的真正痛苦，”玛丽后来写道，“超越最有想象力的人历来描写的一切虚构的故事之上。我们的孤居，附近村落居民的野蛮本质和我们直接面临的狂涛怒海，所有一切结合起来每天带给我们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星期五，接到了亨特寄给雪莱的一封信，其中几行带给等待中的妇人们恐怖的消息：“请告诉我们，你们是如何到家的，据他们说，你们在星期一起航后遇到了坏天气。我们心急如焚。”简·威廉姆斯和玛丽坐了一天车赶到比萨。午夜时，她们到达卡萨朗弗兰西，发现拜伦和亨特都在，而且证实雪莱和威廉姆斯在星期一离开来亨。他们坐了整夜车子，于7月13日，星期六凌晨2点到达来亨。在那里，特里劳尼和罗伯茨企图以艾丽儿可能被吹向科西嘉或厄尔巴来安抚她们。拜伦命令罗伯茨利用玻利瓦尔去搜索来亨到勒里奇间的海面和沿途海岸。特里劳尼则陪同玛丽和简沿着海岸线对失踪人们的遗物或消息做了一次无用的搜查。他留在卡萨马尼陪着哀伤的妇人们直到7月18日，然后离开做进一步的查访。7月19日，他回到她们那里，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向她们说出她们丈夫的尸首于7月17、18两日已被冲上维亚雷焦附近的海岸。他带了玛丽和简赶到比萨，拜伦让她们住卡萨朗弗兰西的豪华套房，但是，她们住进附近的公寓。玛丽写给一位朋友说：“拜伦爵士对我十分友好，时常和古西奥里一起来看我们。”

尸体已经被土著埋入沙中。托斯卡纳法律禁止将这种掩埋的尸体掘出来或再掩埋。但是，特里劳尼知道雪莱太太希望雪莱的遗体埋葬在罗马他们的儿子威廉的遗体旁边。他说服托斯卡纳当局准许挖掘，条件为遗体当场在岸上焚化掉。这些尸体已经残破得几乎不能辨认，但是，在一件外套的一只口袋里找到了一卷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另一只口袋中找到了一卷济慈的诗。

8月15日，拜伦、亨特、特里劳尼及一名检疫官和一位英国官员森莱队长，如一队兵士般站在焚化威廉姆斯遗体的旁边。次日，在厄尔巴对面的一个地点，雪莱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拜伦、亨特、特里劳尼和一些附近村民面前焚化。特里劳尼把香、酒和油丢进熊熊的火中，并念着咒文把这些灰撒给“他膜拜的神祇”。拜伦不忍看下去，就入水朝玻利瓦尔号游艇游去。3小时后，除了一颗心外，几乎整具尸体已化为灰烬。特里劳尼不惜灼伤一只手，从火中抓出这颗心。装了骨灰的一口棺材带到了罗马，下葬在古老的新教徒公墓附近、埋着雪莱的孩子威廉遗体的一座新公墓边。雪莱的心脏由特里劳尼交给亨特，再由亨特交给玛丽。她于1851年去世时，这颗心的灰烬发现在她的《阿多尼斯》诗册中。

拜伦的转变（1822—1824）

1822年9月，拜伦和甘巴家从比萨迁到阿尔巴洛，热那亚的一个郊区。自从离开英格兰，他就身体、心智和心情所做的数度变迁已使他厌腻了，甚至开始对特雷莎的爱也厌腻了。他犀利的眼睛和不屑的神情已撤去了生命的薄纱，很明显，已不再激起他对理想或奉献的真实感。他是当时最出名的诗人，但他并不对他的诗自负。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悲欢现在似乎缺乏男子气，而《唐璜》的慧黠嘲讽使作者和读者赤裸在一个幻灭的世界中。“一个人，”他目前感到，“应该为人类做些诗以外的事情。”在热那亚，他问他的医生：“哪一种毒药最好、最快？”

希腊提供给他一个救赎的机会。希腊于1465年臣服于土耳其，在外族人的统治下昏沉了。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第11节，73—84行）曾呼吁她起来反抗：“受压迫的人们！岂不知道要解放自己必须揭竿而起吗？”希腊已于1821年反抗了，但她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统一的领导，她向她曾传播其丰富遗产的各国呼吁援助。希腊方面已派遣一个委员会到伦敦筹募基金，该委员会派出代表到热那亚，向拜伦提出建议，希望利用他的部分财富，以扩大他曾鼓舞过的革命。1823年4月7日，他告诉密使们，他随时听候希腊临时政府的召唤。

他转变了。他此时行动起来了。嘲笑的态度屈服于专诚的奉献，诗韵搁置在一旁，罗曼史从韵律中变成果断的决心。在替亨特家，特别是特雷莎留下部分钱后，他将剩余的财产悉数奉献给希腊革命。他通知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卖掉他在英格兰的所有财产，并将所得的钱送给他。他以半价卖掉玻利瓦尔游艇，而且租了一艘英国船赫克勒斯号，载他、彼得罗·甘巴和特里劳尼，一些大炮和弹药，及一些可供1000人用上两年的医药用品到希腊。特雷莎·圭乔利拼命挽留他。他感激地婉拒了她，并因得知她和她的父母已获准重返拉韦纳的家而感到安慰。他告诉布莱辛顿夫人：“我有一种我将要死在希腊的预感。我希望死亡发生在战斗中，因为对一个十分悲惨的生命，那是一种最好的结束。”

1823年7月16日，赫克勒斯号驶离热那亚前往希腊。经过令人气愤的耽搁后，船终于（8月3日）在伊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亚各斯托良岛上的塞法罗尼亚港停泊了。这里距希腊仍然还有50海里远，拜伦在那里逗留几个月后有点不耐烦了，他希望加入在米索伦基最具鼓舞的希腊领袖们中间。但是，马尔科·波查里斯在行动中遭到杀害，米索伦基落在土耳其人手中，而土耳其战舰控制了所有通向希腊本土的西边通路。12月初，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王子收回米索伦基。29日那天，拜伦离开了塞法罗尼亚。莱塞斯泰·斯坦厄普上校，在英格兰筹募资助革命资金的希腊委员会的代理人，在米索伦基写道：“所有的人期待着拜伦爵士的到来，如等待救世主降临一般。”经过数度冒险和迟延后，这位年轻的救星于1824年1月4日抵达米索伦基，从王子和追求美景的人民那里接受了一次盛大的欢迎。

马夫罗科扎托斯委任他支付费用和粮秣的任务，并统率一支由600苏利奥特人（Suliotes）——一半希腊、一半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好战野蛮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的相貌鼓舞不起他的兴趣，而且他知道希腊革命家们，在政治情操高过军事情操的领袖们的领导下，分裂成许多敌对的派系。不过，他很高兴受命一个积极的任务，并迫不及待地分配了援助品，都是看在马夫罗科扎托斯的面子上，他一周给予2000英镑以维持米索伦基人的粮食和士气。同时，他住在镇北靠近海岸的一栋别墅里。“那是我历来所见的，”特里劳尼说，“最阴森沼泽的边缘上。”苏利奥特人毫无纪律而且好作乱，渴望得到他的钱甚于他的领导才干，这位少年英雄想要战斗的希望必须等到纪律和士气恢复之后才行。不善于等待的特里劳尼到别的地方找寻冒险的机会了。只有彼得罗·甘巴留在拜伦身边，他看到他在炎热、忧郁和满是毒气的空气下倒下去时，焦急地照顾着他。

2月15日，拜访斯坦厄普上校时，拜伦突然间面色苍白，倒在地上，痉挛着，不省人事，并口吐白沫。他恢复了神智，被带回到别墅。医生们聚集在他身边，用水蛭来替他放血。水蛭取出时，流血却不能立刻停止，拜伦因失血过多而晕倒了。2月18日，他的苏利奥特人的队伍又暴动了，威吓着要侵入他的别墅，杀尽每一个在那里的外国人。他从床上起来，安抚他们，但是他要领导他们去对抗在莱潘托的土耳其人的希望破灭了，随之而去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英雄式死亡的梦想。从奥古斯塔·利寄来的一封信，附着他女儿阿黛的一张照片和安娜贝拉对孩子的习惯和脾气的描写，带给他一点安慰。顷刻间他的两眼闪着光辉。一切寻常的事都抛诸脑后了。

4月9日，他和彼得罗骑马外出。他们回去时碰到一阵倾盆大雨，拜伦在那晚上得了寒热病。11日那天，他的病情恶化，他走向床边，感到有气无力，发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在弥留的最后十天中，有时他想到了宗教。但是，“说真的，”他指出，“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知道什么是该信的、什么是不该信的，同样很困难。诱使我顽固地死去的理由之多，犹如要我今后活得如一位自由思想者的不相上下。”他的主治医生朱力阿斯·米林根博士记录道：

怀着无尽的歉意，我必须写出来。他在弥留之际，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枕边，我绝没有听到他提起过什么宗教，甚至连一句都没有。有一瞬间，我听到他说：“我要恳求怜悯吗？”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补充说：“算了，算了，绝不示弱！到死要做一位大丈夫。”

同一位医生引述他的话说：“不要把我的躯体送到英格兰去。让我的骨头在这里腐朽，葬我在第一个转角上，不要铺张或做些无聊的事。”

4月15日，另一次痉挛后，他准许医生们再次为他放血。他们放出了两磅血，两小时后，再放一次。他死于1824年4月19日。这次极不必要的验尸显示了尿毒症——血液中积储了应当从尿中排出去的毒素。没有梅毒现象，但很多证据证明——不断放血和强烈泻药是致死的最后原因。最多的一次——710克，超过常人的界限。也许历年来性欲过度和暴饮暴食与毫无节制的禁食交错相循，弱化了身体上抗拒紧张、焦虑和瘴气的能力。

直到5月14日，死亡的消息才抵达伦敦。霍布豪斯将这个噩耗带给奥古斯塔·利，两人都瘫痪了。霍布豪斯接着转到拜伦的秘密回忆录的问题上。穆尔已经把这些备忘录以2000金币的代价卖给默里了，他不顾他的首席顾问威廉·吉福德的警告，有意要拿到报馆发表，这些备忘录据霍布豪斯的话说：“如果发表了，最适合婊子阅读，却使拜伦爵士蒙上永远洗不清的污名。”默里和霍布豪斯提议毁掉这些稿本，穆尔抗议，但是同意让拜伦太太来决定，她说要烧掉，就照办了。穆尔归还默里2000金币。

拜伦的老仆人弗莱彻坚称他的主人在死前刹那间，曾表示要葬在英格兰的意愿。希腊当局和民众抗议，但是，他们毕竟以尸体在抹上香料前取出部分内脏而满足了。保存在180加仑酒精中的尸体于6月29日运抵伦敦，向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局提出让尸体葬在那里的诗人角（Poets’Corner）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7月9日和10日两天，准许群众瞻仰棺材中的遗容，群众很踊跃，名流却极少，一些高官准许他们的空马车参加7月12日至15日将尸体从伦敦运至诺丁汉去的行列。克莱尔蒙特和玛丽·雪莱从窗口见到送葬的行列经过。再前进一程，灵车经过一辆载着卡罗琳·拉姆的敞篷马车，她的丈夫骑在前头，知道死者的名字，但直到几天后才告诉他的太太。7月16日，诗人被葬在靠近纽斯台修道院的一座村庄哈克诺尔托卡德教区教堂，他祖先的墓窖中，靠近他母亲的身边。

生存者

曾围绕在拜伦身边的那群人，大部分活到历史的下一个纪元之中。最快过世的是彼得罗·甘巴，在护送了英雄的尸体到伦敦后，他重返希腊，忠心耿耿地献身于革命，1827年在那里死于热病。卡罗琳夫人听到她的丈夫告诉她拜伦的尸体曾从她身旁经过时，就生病了，她曾在一本小说《格勒纳玛》（Glenarvon，1816年）中讽刺过他，这时她说：“我非常遗憾，我曾说过不敬他的话。”她比他多活不到4年就死了——依照拜伦的遗嘱，奥古斯塔·利继承他留下来的全部遗产（约10万镑）。这些钱大部分用来清偿奥古斯塔·利丈夫和儿子的赌债，她1852年死于贫穷。拜伦夫人一直到死，还为这个先天上的邪恶断送了她婚姻的人保持着几许温馨。“只要我活着，”她写道，“我主要的困难也许是不要太怀念他。”他们的女儿阿黛——她在成长时拜伦曾许下愿望，将来嫁给洛夫莱斯伯爵二世——在赛马上输了一笔财产，由她的母亲解救了她的经济上困扰，但由于失去了希望和健康，和他父亲一样，活了36年就死了（1852年）。拜伦夫人借各种社会服务来填补她孤寂的生命，死于1860年。

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以激进派姿态进入国会，晋升至国防大臣（1832—1833年），获颁从男爵爵位，死于1869年，享年83岁。特雷莎·圭乔利在拜伦死后，重返丈夫身边，但不久又分居了。她与拜伦的跛脚朋友亨利·福克斯和拜伦的崇拜者法国诗人拉马丁（Lamartine）有过短暂的韵事。她在姿色逐渐衰退时，以47岁的年纪，又嫁给了多金而和蔼的布瓦西侯爵。他依照一则略带偏见的英国笑话，得意洋洋地介绍她为“贱内，拜伦的前情妇”。侯爵去世时，她接受招魂术，与拜伦和她亡夫的灵魂聊天，称：“他们现在住在一起，成了最好的朋友。”她死于1873年，享年72岁，生前她还写过几本书，把拜伦描写为一位几无瑕疵的天才和绅士。克莱尔蒙特死于1879年，享年81岁，至死怀着拜伦为“具有虚荣、愚蠢和各种可怕的弱点，是历来仅见的集上述缺点于一身的人”的看法。

玛丽·雪莱尽管受了此创伤，对阿尔贝（Albé，拜伦的朋友替他取的诨号）保留了一种较好的印象。得知他的死讯时，她写道：“阿尔贝——可爱、无情、谜样的阿尔贝——离开了这个荒凉的世界了！愿上苍赐我早死！”她将27年余生的大半光阴消磨在编辑亡夫的著作及写一本十分流畅的作品。

几乎每位批评者都贬斥雪莱的诗为一位不成熟青年的不成熟作品时，利·亨特是唯一敢挺身赞扬雪莱的人，一直忠于他青年期的激进主义，写过不利于拜伦的回忆录，活到1859年。托马斯·杰弗逊·霍格在忘却了各种醉心追求的事物后，娶了威廉姆斯的遗孀简，和她共度他35年的余生。二流作家中最杰出的要算爱德华·约翰·特里劳尼了，他在比萨进入雪莱的生命中，当时两人都30岁。雪莱已近终点，特里劳尼却还有59年好活。但是，这位“游侠……黝黑、英俊和留着胡髭”（亨特以此来描写他），已经冒过许多险，到过许多国家。虽然拜伦使他成为玻利瓦尔游艇的主事人，而使他学到大部分爱情的是这个“态度和蔼，嘴上无髭的孩子”——雪莱。见到拜伦安然抵达而蛰伏在米索伦基后，他追求自己的命运，期望死于希腊的独立运动中。他眼见希腊解放了，又拾起他浪迹天涯的本事，活到1881年，葬于他在1822年购置于罗马的英国公墓中靠近雪莱遗灰的坟墓中。

第九章　英格兰的邻邦（1789—1815）

苏格兰人

自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时起，他们在不列颠的统治下，享受着岛内的迁移和贸易的自由。但是，却从未因在一个遥远的国会下院中，苏格兰的180万人只有45名代表，对抗513名代表1016.4万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而和政府和谐地相处过。就苏格兰的代表人数，15名是由每个自治区中总数1220位选举人选择的成员组成的自治和腐化的镇议会指定的。余下的30名代表则由农村郡县，依据限于有势力的地主的参政权而选出的。1.4万居民的比特郡有21位选举人，全部郡县共有2405位选举人。大部分成功的候选人都由有势力的旧贵族和大地主选出。1748年，封建制度已在苏格兰绝迹，但贫穷依旧，由于贪婪和不平等是人类的天性。渐渐地，如英格兰一样，苏格兰接受代表政府制是可能建立在一个爱好传统、却太困扰在日常需要，以致不能获得最好的政府组织——在全国性问题上做明智的抉择所需的知识和经验的民族中。

宗教组织则要强于国家。安息日是膜拜和悔罪的一天，牧师讲亚当的堕落、人类的邪恶和上帝的报复。聚会所在教义和道德上的要求要比他们非国教的牧师们严厉。大卫·迪恩斯（David Deans）在《密特劳西人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书中证实，一个去跳舞的女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苏格兰在许多方面超前于英格兰。它有公立学校的组织：每个教区要求设立一所学校，男童和女童一起在那里接受阅读和算术训练。因为这个训令，父母每季要替每位学生付出两先令，另外付两先令学生才得学习拉丁文。穷人家的孩子则由教区给付，教区太分散不能让学生聚集在一起时，一位旅行教师轮流把一些课程带到各个地区。教师职务是严格属于该教区牧师的，而且有协助传播神学的职责，因为年长者们发现，加尔文教义是维持治安的一种便宜措施。有相当可观数量的大胆人士，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世代就已酝酿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并一直继续下去，虽受到抑制，却一直进入拿破仑世纪中。

苏格兰为其设于圣安德鲁斯（1410年）、格拉斯哥（1451年）、阿伯丁（1494年）和爱丁堡（1583年）的各大学而感到骄傲。这些大学自认在许多方面优于牛津和剑桥，一些近代的学者承认这种自许。在医学教育上，爱丁堡大学是这方面的翘楚。《爱丁堡评论》创于1802年，一致同意是大不列颠最卓越的期刊，而勇敢的自由主义律师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1750—1823年）在伦敦律师界几乎压倒群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压制思想自由的时间到来时——特别是思想自由偏爱于法国大革命时——没有一位英国的法学界人士可与苏格兰人匹敌。另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知识界继续偏向于曾保护过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詹姆斯·鲍斯韦尔、罗伯特·伯恩斯、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据说，不仅是学生，甚至连整个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在杜格尔特·斯图尔特讲哲学时，都在做笔记。

斯图尔特今天在苏格兰以外几乎已被遗忘了。但在爱丁堡，一座设立来纪念他的小型古典庙宇是最堂皇的纪念碑之一。他追随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研究休谟可怀疑的结论和大卫·哈特莱的机械心理学到常识的探究。他拒斥形而上学为一种探测本质心智的虚荣意图。斯图尔特提议以耐性和精确观察心智的过程，不假借心智自我说明的归纳心理学来取代形而上学。斯图尔特是一个机智而品格高超的人，他就机智、幻想和诗的功能提出了精确的说明（他的国家仍然是情歌的一个源泉，一些令我们的青年喜爱的温柔调子就来自苏格兰的河岸和斜坡）。

詹姆斯·穆勒——一位善良而博学的人，虽然他用教育过分凿伤了他的儿子。父亲是一位鞋匠，他在爱丁堡大学争得希腊文方面的荣誉。毕业后，他去伦敦从事危险的新闻工作，结了婚并育下一子，他替儿子取了个他的国会议员朋友约翰·斯图尔特的名字。1806年至1818年，他写了一本《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British India），内容生动，批评失策之处殊为独到，促使在印度的政府做了重大的改革。

同时（1808年），他遇到杰里米·边沁，热心地接受了道德、政治习惯和观念应依照它们促进人类快乐的能力做判断的功利主义的设计。在精力和理念的驱策下，穆勒自认为了解不列颠的边沁做使徒。他替《大英百科全书》第4版（1810年）、第5版（1815年）、第6版（1820年）各版再版时选述《论政府》、《法理学》、《监狱改革》、《教育》、《新闻自由》等论述，赢得广大的发行和影响。这些短论，加上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投稿，在导致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的运动上汇成一股巨流。在这种风气之下，不列颠的激进派从全面革命转向由一个政府基于广大的参政权和功利哲学的进步改革了。在《政治经济学的要素》（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年）一书中，穆勒反对让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的增长，同时提议对“自然增值”课税——土地价值不劳而获的增值。在《人类心智现象的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年）中，他寻求解释由观念联合的一切心智上的运作。而于1835年，他去世前一年，他发表了《论麦金托什文集》（A Fragment on Mackintosh）。

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继续苏格兰人的英格兰教育。在阿伯丁和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思想的工具后，他迁移到伦敦（1788年）。不久，他对群众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震惊不已。1790年，他愤怒于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的仇视态度。1791年，他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Vindiciae Gallicae）一文来答复那种历史性的诽谤。这位26岁的哲学家，从大激变的早期阶段中，看到了人道主义哲学的崇高呼声和成果。同时，受到威胁的君主政体并不如伯克设想的是受试炼的传统的智慧和经验，而是随意的制度，不能预见的事情和杂凑事物的杂乱残渣：

现存的每个政府（美利坚合众国除外）都是偶然形成的……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偶然的政府应凌驾于经过思维的作为……之上。人类学倒不必去容忍理性不受敬重的古代，对理性引发行为的新奇事物不必畏缩，此其时矣！人类的权力……借生产改良政府的艺术和增加人类的一般愉快，应当在历史上揭示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此亦其时矣。

大革命从哲学家们的理念中衰退至恐怖人物的混乱独裁上时，麦金托什修正了他的法则，使自己调整到侵犯他的社会力上。他的《自然法和国际法》（“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1799年）的讲演，以一种讨好伯克的方法，讨论社会组织如何产生、在个人的发展上影响行动的习惯和获得一切人类内在状况的良知上判断。所以，一个受文明熏陶的成年人不仅是自然，也是教育的一种产物——在最后几年中，麦金托什根据最初的研究和文献，写了一册《英格兰革命史话》（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1832年）。

我们从这些例证上可以判断，苏格兰的文明在18世纪转入19世纪时，不是依赖于其过去的光荣上。农业欣欣向荣，特别是在低地地区。在那里，纺织机也很忙碌，罗伯特·欧文正打开了人类合作的新远景。格拉斯哥自负于它的科学家们，爱丁堡则有大批律师、医生和牧师们成为时代的先锋。在艺术方面，亨利·雷伯恩爵士的人像画使他成为苏格兰的雷诺。在文学方面，鲍斯韦尔出版了《塞缪尔·约翰逊传》；而在特威德河上的阿伯茨福德沉思着古代的敌人，哼着轻快的调子和写作闻名世界的小说以偿付自己部分债务的，是大名鼎鼎的司各特及像他那样的绅士们。

沃尔特·司各特在脾性上非常适合于成为不列颠文学浪漫潮流中的一位领袖，因为他自诩为苏格兰边界上酋长的后裔，他们的争执和战争是他在童年时听到的具有鼓舞性的民谣。不过，他的父亲是一名爱丁堡的律师，母亲则是爱丁堡大学药学教授的女儿。他1771年出生在那里，兄弟姐妹共12人，其中6人，如那时的普遍现象一般，都夭折了。他18个月大时，患上流行性的小儿麻痹症，致使他的右脚永远地跛了。类似拜伦的残废，也许使得司各特与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维持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爱丁堡的旧学院研修5年后，司各特在父亲的手下开始5年法律学徒的生涯。1792年，他经准许成为苏格兰律师公会的一名律师。他与夏洛特·夏庞蒂埃的婚姻（1797年）及得自他父亲的一笔遗产（1799年），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参加社交应酬，结交了许多有势力的朋友。通过他们，他于1806年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一名职员。薪水和亲戚们的一些遗赠使他变得疏懒，不久终于完全放弃了他的法律事务，而专心于他的文学嗜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司各特遇到了罗伯特·伯恩斯，一位托马斯·珀西的《古英诗遗篇》的爱好者，而且熟悉戈特弗里德·毕尔格的抒情诗。特别是一首《勒诺尔》（“Lenore”），重燃起司各特青年时期对古代不列颠民谣的兴趣。1802年至1803年，他出版了三大卷《苏格兰边界的吟游诗》（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在这些生动故事的刺激下，他亲自尝试创作，并于1805年出版了《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一书。它的销量在英诗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他于1807年到伦敦，发现自己成了沙龙中的宠儿。他决定以文学为职业，而且几乎变成了事业，同时拿他的时间和金钱，开始在写作、绘画和出版上做一次危险的投资。

在柯勒律治的《克里斯塔贝尔》押韵八音节的对句中，他替他的苏格兰传说和历史中摄人心神的爱情和战争、神秘和超自然的浪漫故事，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媒介。他利用这个新领域创作了《玛密恩》（Marmion，1808年）、《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1810年）、《洛克比》（Rokeby，1813年）和《诸岛君主》（The Lord of the Isles，1815年）。他不求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迎合一般大众的喜好。他的读者们屏息静气地从武士到仙女到英雄式的争斗一直追随着他，他们热情地唱着如下述这种没腔没调的歌词：“噢，年轻的洛金瓦尔（Lochinvar）从西方走过来了，一路行经的广漠边界上，他的神驹是第一等的。”1813年，拜伦出版了《异教徒》和《阿拜多斯的新娘》两卷诗集，及1814年的《海盗》和《拉娜》两卷。司各特看到他的读者离开边界而向往东方的神秘和绝望的厌世上，他认识到这位纽斯台修道院的年轻爵士在诗韵和空间上都要胜过阿伯茨福德的地主。1814年，以《威弗利小说集》一书，他从诗转到散文，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最适当的一个时机。1802年，他投资到詹姆斯·巴兰坦——在凯尔索的一位印刷业者——的印刷业务上，将他的印刷厂迁移到爱丁堡。1805年，他成了詹姆斯和约翰·巴兰坦的印刷和出版公司的一位隐名合伙人。自此而后，他安排他的作品，无论由谁出版，都让巴兰坦印刷厂印刷。用他赚来的钱和利润，司各特于1811年购下靠近梅尔罗斯的阿伯茨福德的地产，并将产业由110英亩扩大到1200英亩，并在旧农舍的地址上，盖起设备豪华且装潢富丽的一座城堡，那里目前是苏格兰的名胜之一。但是，1813年，这家巴兰坦公司濒临破产边缘，部分是由于出版司各特的各种图书而亏本，他以向富有的朋友举债和拿出他作品的收入，亲自负起使巴兰坦家免于破产的厄运。1817年，这家公司挽救过来了，而司各特也成了文学史上的小说名家之一。

《威弗利小说集》一书于1814年用笔名出版，赚了约2000镑之多——其中大部分收入不久花在阿伯茨福德的地产上。司各特隐去他的作者身份，感到一位大学职员写小说卖钱似乎有点不妥。他文思泉涌，下笔很快。他在6星期内写了《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年）一书。1816年，写了《古物商》（The Antiquary）；1816年至1819年以《我的地主的故事》（Tales ofMy Landlord）这个通称，他呈给读者一系列令人神往的苏格兰风光——《老死》（Old Mortality）、《密特劳西人的心》、《拉墨摩耳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和《蒙特罗斯的传说》（The Legend of Montrose），从其中一册上赚了一大笔钱。司各特经常到苏格兰、英格兰各地和邻近的岛屿上游历，他自称为一位古物商甚于一位小说家，他能给予他的故事一种地方色彩和方言味道，颇受苏格兰读者喜爱。《伊万贺》（Ivanhoe）、《修道院》（The Monastery）和《修道院长》（The Abbot），全部完成于1820年，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作为背景，不完全如苏格兰故事中的情节那么写实。1825年，司各特冒险到中世纪的东方，而在《护身符》（The Talisman）一书中，他以十分阿谀的笔触来勾勒萨拉丁（Saladin）的形象，致使虔诚的苏格兰人开始怀疑作者正统思想的纯正度。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被问到最先动摇她基督教信仰的是什么，她回答说：“沃尔特·司各特。”

那群在青年时期激赏过这套《威弗利小说集》的人，现在太热衷于近代的思潮，而不能再去欣赏它们了。但是，纵使匆匆地读其中的一本——《密特劳西人的心》吧——会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历10年的时间，每年能创作这样一本书的人，一定是他那个时代的奇人之一。我们了解他在阿伯茨福德扮演封建从男爵的角色（他于1820年被授予武士爵位）。不过，仍与所有善良和淳朴的人见面。他是那个世纪大名鼎鼎的作家——从爱丁堡享誉到圣彼得堡（那里普希金敬仰他）。但是，听到自己被比拟为莎士比亚时，他乐得心花怒放。他的诗和小说是浪漫运动中的重要代表，虽然他只有少许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参与过重振中世纪的方法，然而他请求苏格兰人放弃他们过去暴乱的封建理想，使自己慢慢地适应使两个民族融合为一的联合王国的统治。他年老时，他许身于不列颠宪法上承认的保王党的爱国运动。

同时，为他印刷书的巴兰坦家族和为他出版书的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双双濒临破产的边缘。1826年，他们将剩余财产交给法庭，沃尔特爵士身为合伙人，成为巴兰坦家债务的负责人。此时，欧洲终于知道《威弗利小说集》的作者是阿伯茨福德的爵士。法庭准他保留他的家和几英亩田，及他在爱丁堡大学职员的薪俸，但他的其他一切资产全部被没收。然而他仍能过着舒服的生活，他继续一本接一本地写小说，希望用他赚来的钱抵消他的债务。1827年，他出版了一本巨著《拿破仑的一生》，一名才智之士称这本书为“十大卷的亵渎”。该书几乎剥夺了这位科西嘉人的每一种德行，却博得不列颠人的喜悦，也稍微抵偿了作者的部分债务。

他剩余作品的性质反映了他的草率和不安。1830年至1831年，他患了几次中风。恢复之后，政府指定了一艘木造快速帆船载他到地中海的阳光下做一次航行，但新发作的中风使他瘫痪，人们匆忙将他送回家去，好让他死在他所爱的阿伯茨福德（1832年）。另一位出版商，罗伯特·卡德尔接过了他遗留下来的债务（7000镑）和版权，并从中赚了一笔钱，因为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到世纪末一直脍炙人口。华兹华斯认他是“他那一世代最伟大的人物”。

爱尔兰人

1800年，爱尔兰约有455万人，其中315万人是罗马天主教徒，50万人是圣公会教徒，90万人属于其他各种小教派。天主教徒于1793年被给予了投票权，于是成了大部分文职位置上的合格人选，但他们仍然受阻于最高职务、司法职务和爱尔兰的国会之外，因此仍由在新教徒的候选人中选择合适的人来统治天主教的爱尔兰。国王或大臣们指派一位新教徒总督作为全爱尔兰的首席行政官，并准他领导整个官僚组织——而且在相当的范围内，还包括爱尔兰的国会，结果是贿赂、分赃和鬻爵之风盛行。

直到1793年，爱尔兰的全部土地由不列颠或爱尔兰新教徒拥有。1793年后，少数天主教徒获准可购买土地，其余的是耕种小块土地的佃农及农田或工厂中的劳工阶级。租金和什一税都以严厉的手段征收，结果绝大部分爱尔兰农民过着毫无希望的贫苦生活。他们太穷、太缺乏刺激，以致买不起在英格兰使农作物产量大增的新机器，爱尔兰的农业一成不变。“最大的地主住在英格兰，他们不劳而获，从爱尔兰搜刮他们所能得到的。”在都柏林的工厂区，贫穷甚至比在农村还要糟糕。爱尔兰的工业因高额关税等政策发展迟缓。1812年，雪莱看过都柏林工厂工人的状况后写道：“直到目前，我对人类悲惨的情况所知诚为有限。”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其他的人口一样，都要付出什一税去支持爱尔兰的国教教会。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自愿奉献，以维持他们的天主教教士。他们从前的财富都被剥夺精光。罗马教会自然支持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结果赢得天主教民众的忠诚爱戴。此地的社会反叛者通常是一位信仰上的保守者，如托马斯·穆尔这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或许与如拜伦这种怀疑论者作朋友，却从来未公开脱离他们的天主教正统。

在18世纪后半叶，领导爱尔兰反抗运动的是一位新教徒。亨利·格拉顿与另外两位爱尔兰人——伯克和谢里丹——属于同一教派，他相信雄辩理性的权威。以此种武器，他取得了一些虽然有限却极有意义的胜利：取消《甄选法案》（The Test Act），该条例规定申请加入国教是成为国会会员资格的先决条件；撤除在爱尔兰贸易上的高压限制；承认（如他别具匠心地叙述的）只有英格兰的国王，在爱尔兰国会的同意下，才能替爱尔兰立法——即爱尔兰的法案不再需要获得大不列颠国会的批准。不过，格拉顿设法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争取到爱尔兰国会的全部合法资格时，他却倒下去了，爱尔兰依旧是一个受新教政府统治的天主教国家。

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1763—1798年）延续了这场战斗。如格拉顿一般，作为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名毕业生，他到伦敦修习法律。返回后，他协助筹组联合爱尔兰人社（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1791年），该社的目的是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追求社会和政治改革上共同合作。托恩付出了全部感情和精力推动这项工作，他安排了一次天主教会议，其行动纲要吓得爱尔兰的国会通过了1793年的《救济法案》——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参政权。

托恩并未就此满足。1794年，他与威廉·杰克逊进行磋商，威廉·杰克逊秘密地代表当时领导着法国与不列颠作战的公安委员会。杰克逊受到侦查并遭逮捕，托恩逃至美国，再转到法国。他在那里说服委员会的拉扎尔·卡诺，批准法国人入侵爱尔兰的计划。拉扎尔·奥什将军受命指挥，托恩在其麾下成为一名高级副官，于1796年12月15日统率46艘战舰和1.4万大军向爱尔兰扬帆。这支远征军在英国海岸不远处遇到一场暴风雨，几乎全军覆没。托恩幸存，带了一支少数人员组成的远征军协助爱尔兰。这支队伍被不列颠俘虏。托恩被判处绞刑，他在监狱中割断喉咙自尽（1798年11月）。

同时，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的愤怒演变成全面反叛。不列颠首相皮特有意用安抚的方法平息这场运动，他准许波特兰公爵为内务大臣（包括爱尔兰事务在内），任命坦率承认同情爱尔兰人的费兹威廉伯爵二世——威廉·温特伍斯为爱尔兰总督。在3个月的任期中（1795年1—3月），对天主教徒做了皮特认为比明智的措施还要多的让步，他被撤职了，而爱尔兰人的抵抗变成了公开的战争。有一个时期，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攻击外人的统治。但是，在阿尔斯特，新教徒占大多数，因为害怕叛乱成功会将阿尔斯特置于天主教的统治之下，他们不久变合作为反对。1795年9月，阿尔斯特的新教徒组织了奥伦治社（the Orange Society），加入黎明童子会（the“Peep of Day Boys”），焚烧和捣毁天主教徒的住宅和教堂，好几百个天主教徒恐惧大屠杀而逃离了阿尔斯特。越来越多的新教徒脱离了联合爱尔兰人社。剩下来的天主教徒拿起武器，控制了几个郡，进而攻击在都柏林的政府城堡。在爱尔兰国会中的格拉顿，想借提议给予天主教徒进入国会的资格以求得和平。这个提案因牵连到将爱尔兰国会提早变成一个天主教的权力而遭到绝大多数议员的驳回（天主教徒此时已有投票权）。不列颠的将军要求并得到了援军，便宣布戒严法。接连好几个星期，这座一度熙来攘往的首都变成了仇恨和杀戮的地狱。计算尸体的结果，证明胜利在政府这边。1798年秋，叛乱已被压制。

皮特知道镇压不是解决的方法，而在爱尔兰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已变成不列颠的一个致命危险。1800年，英格兰已经与法国开战7年，在战争期间，她因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大混乱而占了上风。不过现在，拿破仑带给法国秩序和军队的声威。他正在建造一支舰队，不久就会向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挑战。一个心怀叛意的爱尔兰经常蠢动在叛乱边缘上，每日诱惑着拿破仑率领大军横渡英伦海峡。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大部分爱尔兰成为威胁不列颠侧翼的一支敌对武力。皮特感到，一定要找出一些方法使爱尔兰人民与不列颠联合起来，受制于一个国会和国王的统御之下。要做到这点的话，皮特提议给予爱尔兰及所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成年男性天主教徒全部参政权——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准许天主教徒进入在伦敦的联合国会，并供给背叛的牧师、天主教教士和国教的牧师以政府薪水。在此安排下，宗教不可能变成革命的动乱原因，而是国家统一和大众满足的一支力量。

这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计划，早于拿破仑与天主教教会取得谅解前一年提出，却遭到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怀疑这是爱尔兰继续受英格兰统治的一个圈套，爱尔兰的新教徒抗议屈居于胜利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统治之下——也许就是报复和土地征收，而爱尔兰国会不愿意消失。皮特希望，与英格兰联合的结果——包括在帝国各地的自由通商——最后如与苏格兰的和谐一般，有益于爱尔兰的经济和重新团结爱尔兰为一个整体。爱尔兰的大多数天主教徒也许曾受到不列颠绝大多数新教徒的干扰和控制，借着大量撒钱、提供闲差、贵族头衔及爱尔兰商人的支持，爱尔兰国会终于被说服而投票决定解体（1800年8月1日）。自此时起，直到1921年，爱尔兰受制于不列颠国会，它有4位神职和28位世俗贵族在上院、100位议员在下院中，代表爱尔兰在那里行使职权。

皮特的显著成功却因不能得到国王同意他的设计而暗淡。他提议实施在新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完全解放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束缚时，乔治三世基于他的加冕曾宣誓他只保护英格兰国教为理由而拒绝同意。皮特对他施加压力时，国王的精神错乱又有复发的迹象。皮特屈服了，同时感到受了伤害，辞去首相的职务（1801年2月3日）。天主教的解放运动就此搁置一旁，一直等到1829年始再提起。

大部分爱尔兰的领袖认为，他们受到欺骗，皮特从来没有要履行承诺的意图。抵抗联合王国的行动重新燃起。1803年，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领导了一次势单力孤的叛乱，使他成为爱尔兰历史和歌谣中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他生于都柏林（1778年），是总督一位私人医生的最小的儿子。撤除了毕业生名册中的名字以抗议官方审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他是以荣誉资格即将从三一学院毕业的一位毕业生。他加入联合爱尔兰人俱乐部，他的长兄托马斯是最高会议的秘书。托马斯劝告他不许用革命的非常手段，但罗伯特前往法国，寻找接近拿破仑的机会，请求法国人的另一次援助。不能说服拿破仑，埃米特重返都柏林，搜集武器并征募同志，计划对都柏林来一次袭击。他知道政府已发现他的阴谋并下令逮捕他时，他组织了一支160人的临时队伍，朝堡垒出发了。在路上，他们碰到了爱尔兰的首席法官基尔瓦登爵士，这群激动的暴民当场杀死了他和他的侄子。意识到他的阴谋已败露时，埃米特逃亡了，暂时躲藏在威克洛山中（Wicklow Mountains）。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尽量靠近他的未婚妻萨拉·柯伦（Sarah Curran，天主教运动的新教徒辩护者、约翰·柯伦的女儿）的家附近。埃米特被发现、逮捕，被判叛国罪而处决了。他向陪审团的演说是爱尔兰雄辩的古典作品之一：

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只有一个请求：沉默就是慈悲。不要替我写诔铭，因为知道我动机的人此时不敢为它们辩护，不要让偏见或无知中伤它们。让它们和我安安静静地安息吧，我的墓不必作任何铭记，我的记忆任它们遗忘掉，直到另一个时代，另一批人能对我的个性赋予公正时为止。我的国家在诸国中独立时，那时，唯有到那时，再写出我的诔铭吧。

第十章　皮特、纳尔逊和拿破仑（1789—1812）

皮特与大革命

小皮特于1783年担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聚敛和支配王国内金钱的人便是不列颠帝国的大臣和联合政府的保护者。

他几乎享有一个不列颠人所能享有的各种好处。他出生于一个卓越的家庭，接触世界政治、享有稳定的财政，吸收他卓越的父亲查塔姆伯爵的谈吐和随从的良好风度。他接受最好的家庭教育，大部分直接得自他父亲本人。他21岁进入国会，24岁时负起英格兰的政务。他以他的矜持、博学和逻辑，甚于他的辩才、稳重和锐利的眼光、公共财政的知识和操纵术，来服众。他阅读并敬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接受斯密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哲学。身为一名贵族，却支持繁荣中的商业和工业的中产阶级在国会和政策上有更充实的代表权之要求，用他们的流动财富，他与拿破仑作战，贵族阶级则以他们在不动产土地上的财富，提供意见、外交术和议定书。他设置一个还债基金以偿还国债，直到战事花去可能征收到的每个先令，国债则渐有减少。虽然他利用“中产阶级的腐化”帮助他爬起来，他在终止中产阶级的腐化上很有气魄，但是徒然无功。他支持毁谤的案子由法官移转给陪审团审理的措施——保护新闻业揭发官员的不检行为。他支持威廉·威伯福斯长期反对奴隶贩卖的运动。拿破仑击败他，并瓦解他的斗志，但击败拿破仑的是他重新改组、资助和鼓励下的不列颠。

不列颠国王几乎与法国的执政一样有一个头痛的问题。乔治三世除了解放天主教徒的政策外，几乎每件事都听从皮特的忠谏。这位老迈的国王随时都会精神错乱：1788年至1789年他精神错乱过。精神错乱时，威尔士王子总是徜徉在王座的附近——王子是辉格党的偶像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朋友，他只有在嗜酒如命这点上与皮特一致。一度乔治三世进入弥留状态（1787年），虽然后来他还是复原了，却仍孱弱和优柔寡断。此后，通常政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悉数交由皮特处理。

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执掌政权时，英格兰正开始从美洲殖民地的混乱战争中复苏。不列颠在军事上面临了一个虽接近破产却胜利的法国，一个在查理三世统治下正在繁荣和启蒙的西班牙，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下扩展领土、正组织强大的陆军并吞半个波兰，而计划平分介于与约瑟夫二世之间的土耳其的俄国，此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目前，英格兰的安全有赖于两个条件：她的海上控制和欧陆上政治力量的制衡。如果对方在这种制衡上占优势，只要关闭不列颠物资的大陆市场，就可摆布英格兰。约瑟夫二世之死（1790年）缓和了东边的威胁。叶卡捷琳娜犹豫不决。法国大革命宣布要让所有君主政体完成立宪，否则就摧毁它们时，皮特正从国际事务转入内政上。日复一日，惊人的消息从海峡那边传过来：巴士底狱被巴黎市民捣毁；封建权利受到抑制，教会财产被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府充公；一大群女人拥进凡尔赛宫，迫使路易和安托瓦内特回到巴黎，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起先，皮特并不如他上层阶级的朋友们一般惊惶失措。毕竟，英格兰早已有了一部宪法，是法国名流们称颂和羡慕的。法国的骚动毋宁是值得感激的：法国秩序大乱，重组其政治制度时，英格兰正可以和平地解决内部问题。贵族阶级颤抖时，不列颠的知识分子——葛德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柯珀和伯恩斯却欢欣了。1789年11月4日，一个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团体在一名功利主义的传播者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的鼓励下成立，它送给巴黎的国民会议一份贺词，表达希望他们“给予法国的这种光荣典范能鼓励其他国家主张天赋人权”的理想。这份贺词由该学会的主席——斯坦厄普三世——威廉·皮特的连襟署名。普赖斯的贺词以小册子形式在全英格兰流传，几乎呼吁立刻革命：

起来吧，爱好自由的朋友，为自由辩护的作家们！时代是光明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试看，各王国在你的告诫下，从昏睡中苏醒了，挣脱掉它们的枷锁，向它们的压迫者要求正义了！试看，你点燃的火把——在解放了美洲后——闪耀到了法国，在那里汇成熊熊火焰，使极权专制变成灰烬，并温暖、照亮了欧洲！颤抖吧！你们这群世界上的压迫者！听着，你们这群奴隶政府和奴隶阶级制度的支持者……你们现在不能再将这个世界压制在黑暗之中了……恢复人类的权利，同意改正腐败……在他们与你同归于尽之前。

这是埃德蒙·伯克不能忍受的，他不再是在国会前为美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呼吁的那位激烈的演说者了。他此时已60岁，已将自己约束在一大批产业上，并恢复了他青年时期的信仰。1790年2月9日，他在下院开始了一场辩论，也结束了他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友谊：

我们目前的危险……来自无政府状态：一个危险正领导着由对一种成功的错认和暴力的赞扬，而进入对过分非理性、不节制、剥夺人权、充公财产、掠夺、残忍、血腥和独裁式民主政治的模仿。在宗教方面，危险不再来自褊狭，而是来自无神论——一种污秽、反自然的邪恶，一个人类的一切尊严和安慰的敌人——似乎在法国，经过漫长的一个时期，浸浸乎变成一个派阀，得到颂扬并被效忠。

1790年11月，伯克发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他以“致巴黎一位绅士”的书信方式写了一封365页的长信。他公然驳斥普莱斯博士和纪念大革命学会。他感到，牧师们应该留心他们的业务，即宣布基督教的德行，而不是政治改革。德行抵于物质的心，便是人类本质邪恶的趋势，改革只改变邪恶的表面形式，因为它们影响不到人类本质的改变。普选是利用蒙骗的一种诈欺，赞成或反对的人数不会影响到权力的分配和决定。社会秩序对个人安全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自由地违反他不喜欢的任何法律，则社会就不能存在。贵族政体是有利的，因为它让一个国家受制于有训练和精选的人物。君主政体是好的，因为它有助于秩序和自由的调和，困难中给予心理上的统一和历史上的延续。

在这次历史性的公然驳斥两个月后，伯克发表了《致法国国民会议会员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在这封信中——更详细的是《致一位贵族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1796年）——他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没有一个人，不管如何卓越和博学，能在有生之年获得所有那些复杂、精致和持久而由经验具体化的传统，及了解社群、国家或种族在过去几千年进行的历史实验，而成就其一己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一切道德义务的践履和社会各种基础赖以维持的，都能对每个人说明其理由，并示范其所形成的原因”，那么文明就不可能产生了。所以，宗教对知识浅薄却陶醉在自由主义理性中的青年们，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直到他们有了不少人类本质的体验，并见过原始本能的力量——他们将不会感激宗教在帮助社会控制人类先天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贡献。“如果我们抛开了……曾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大渊源的基督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原始性（完全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就会担忧……某些粗暴、恶毒和早期的迷信就会取代宗教的地位。”同样地，对一个理性未周而羡慕其邻居财产的年轻人，解释一个有异常能力的人不必经过长期的训练去获得一种社会上有用的技巧，或刺激他去践履这种技巧也是困难的，除非准许他保留赚到的部分当作他孩子们的礼物。进一步来说，人类社会不仅是人群在空间上的一种联合，它也是人群在时间上的一种连续，即死者、生存者或未出生者，世世代代血肉的延续。那种延续在我们中间根植之深，甚于我们在地球上某一部分的联合，它可以随着越过边界的移民而持续下去。这点如何能对满怀个人野心和一知半解的自傲感，乃至厚颜无耻地随时准备要断裂家族纽带或道德束缚的孩子们，说清楚呢？

伯克替一个垂死中的世界所作的挽歌却得到不列颠的保守派领袖们的欢迎，具有成熟判断的人们视这三本出版物为一份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卓越贡献。柯勒律治在他的最后几年中，对它们的热爱犹如他一度对大革命的狂喜一般。“我想象不出，”他于1820年写道，“伯克的作品中提到的时间、事情，有哪一样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增加或删除其中任何一个字。”

其中有两个英国人起而为大革命辩护：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托马斯·潘恩以《人权》，两书均于1791年出版。大革命当时才两周年，但是它已完成了它的基础工作——给予法国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终止封建特权，确立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征收教会财富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家，大革命的过度摧毁尚未到来。在这种环境下，麦金托什可能回答伯克说，大革命是对一个不公正和无能的政府的合法抗议。潘恩可能辩称，不应当忍受传统而去否认其他一切改革的努力的，大革命主张的权利是一个近代国家的正当宪章。

但是，潘恩还不止于此。他要求由共和政体来取代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严峻地征收累进所得税以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并用此所得税以扫除失业和贫穷、普及儿童教育、给予老年人抚恤金。他用卢梭的词汇重述了人类的权利：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因此，民事上的区别只能以公共利用才可成立。

二、一切政治上联合的目的，是在保存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抗拒压迫权。

三、国家是一切主权的必要来源，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非经国家明确表示，无任何权威可言。

《人权》一书在几个星期内就销了5万册，这也许指出1791年英格兰激进运动的势力了。带有激进派思想的学会勃兴，如宪政咨询学社、伦敦联谊社、苏格兰人民之友和纪念大革命学社。有些学社寄给法国大革命致敬文，其中两个学社协助分送潘恩的书。

皮特已观察到，也很困惑。私底下，他对潘恩的书印象颇深。“潘恩不是傻瓜，”他对他的侄女说，“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我照他所要的去做，明天就有数千盗匪在我手边，而伦敦已成为焦土了。”他发布缉拿潘恩的一道命令，潘恩逃到法国，他受到缺席审判，被判为叛国罪（1792年12月）。

英国有许多理由不随法国一起闹革命。他们1642年有过法国那种1789年的大革命。他们在法国人之前有过知识分子的暴动：自然神论腐蚀正统信仰早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前发生过，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格兰，已经被不列颠的镇静所吸引了。卫理会运动使某些不满现状者变成虔诚的信徒。国教教会相当自由，而且没有弄到足以令俗人羡慕和仇视的财富。封建制度已经不存在，也没有封建税可言。大部分农民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中产阶级已进入国会，在国策上极力发言，首相时常支持其要求。工人们受到雇主和立法者的虐待，有些已起而暴动，但军队还可以镇压他们，而法官吊死了他们的领袖。英法开战时，爱国情操将阶级仇恨变为民族主义的狂热。大革命变成改革，而且弥漫至整个19世纪。

同时，法国大革命已从立法演变成“九月大屠杀”，她的军队已在瓦尔密击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1792年9月20日），大革命的热情已蔓延到莱茵河上的日耳曼。美因茨和达姆施塔特的市民已经抛弃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人民的政府，由于害怕支持君主制的军队入侵和惩罚，已派出密使到法国要求保护。经过一场辩论后，法国政府发布了最有革命性的一道敕令（1792年11月19日）：

国民议会，在全法国人的名义下，宣布敝国政府愿将友爱和援助给予所有希望恢复他们自由的民族，并责成执行机构通知各将领必要的命令，俾援助并防卫将要或可能因为自由之故而受到骚扰的民族和市民。

这种鲁莽而慷慨的宣布使每个欧洲的君主政体蠢蠢欲动。大不列颠政府因法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及法国要求荷兰开放斯海尔德河给一切贸易之用，更是吃惊不小。这条可航行的河流，有270英里长，发源自法国东部，蜿蜒流经比利时（紧临安特卫普）进入荷兰境内，分成两条支流，流入北海。荷兰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准许，已关闭两条支流供一切贸易之用，因此厚于不列颠而薄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呈萧条状态，阿姆斯特丹则欣欣向荣。1792年11月27日，法国政府知会英格兰关于其迫使斯海尔德河出口开放的决议。皮特答复称，不列颠受1788年的条约约束，负有保护荷兰免于任何外力攻击的义务。又有甚者，由于莱茵河也经过荷兰境内的支流流入北海，由法国控制荷兰意味着法国人控制莱茵河的出入口，也就控制了不列颠从莱茵河抵达中部日耳曼的贸易。1792年12月31日，不列颠政府通知法国：

英国绝不会同意任法国逞其所欲——而且假不实的自然权利为借口，自称为唯一的审判者——擅自舞弄撤销权，取消经神圣的条约所确立，并受列强同意保护的欧洲政治体系。敝国政府坚持已奉行一个世纪以上的格言，也决不容忍法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自命为低地国家的主权者，或欧洲权利或自由的仲裁人。

1793年1月21日，法国政府砍了路易的头。23日，这条消息传抵伦敦，乔治三世震惊，大多数英国人民也惴惴不安。1月24日，不列颠政府命令法国大使肖夫兰侯爵离开英国。2月1日，法国对英、荷两国宣战。

乔治三世欢迎这场战争，相信战争会团结这个国家。皮特担忧这场战争，付出了全部精力。他召开导致第一次联盟的协商（1793年），由不列颠、葡萄牙、西班牙、撒丁、那不勒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参加。他向王国内的每个阶级和团体附征重税，并一再资助给他的盟国。他紧抓法律以对付任何防卫法国或大革命的宣传。他终止新闻自由，并于1794年停止保障每位被逮捕者尽早审判或迅速释放的《人身保护令状》，政治疑犯此时可以拘留而不审判（法国亦同）。在一次反战示威发生后，《聚众骚动法》（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1796年）禁止除在政府批准和控制下的50人以上的聚会，批评不列颠宪法者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植物湾7年。卓越的激进人士——约翰·霍勒斯·图克，语言学者；约翰·泰尔伏，柯勒律治早期的朋友；鞋匠托马斯·哈代，伦敦通讯社的创办人——都被控叛国罪而接受审判（1794年5月），由托马斯·厄斯金辩护，并全部获得释放。

不列颠的上层阶级发现自己在花费不赀的美洲殖民地叛乱后不久面临另一次革命时，这些审判正泄露了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有千年之久的国王和贵族的世界似乎即将崩溃，农民焚毁封建堡垒和地契，城市民众囚禁皇族并割下几百名贵族的脑袋。这种种情况，使许多不列颠人感到，是无神论的法国哲学家们和他们的英国模仿者——葛德文和潘恩影响的结果。现在，无神论的法国军队随时会攻占荷兰和莱茵省，不出一两年，他们也许要侵犯英格兰。只有1500万人口而没有一支常备军的不列颠，如何能在战争中击败拥有2800万人口和一支强大军队的法国呢？

皮特全部了然于心，他想到金钱尤甚于人，人可以用钱来收买，如果不能在英格兰买到，那么就能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买到。英格兰有钱，每天有来自商业、工业、土地、殖民地、借贷等方面的收入，每种消费物资，及各种赋税。这些岁入可装备一小支军队，抵抗未必会发生的侵略，它们还可维持不列颠忙碌的工厂。英国报纸的爱国情操和漫画家们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在思想上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总而言之，英国可以建造、装备大量舰只和足够的军备，去控制海洋、封锁每个法国港口、截获在海上的任何一艘法国船只、兼并任何法国殖民地入不列颠帝国的版图。每一个月，海军在巨型舰只的建造、海员的训练和培养上，日渐茁壮。它培养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司令之一。

纳尔逊（1758—1804）

纳尔逊家族（Nelsons）最初是尼尔森家族（Nielsens），属于盎格鲁维京的东支（East Anglian Viking stock），也许霍拉肖具有航海的血统。他生于1758年9月29日，临海的诺福克郡的伯纳姆索普。他的父亲是教区牧师，母亲是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亲戚。他的哥哥莫里斯·索克令船长1770年被任命为理智号战舰的舰长。霍拉肖12岁时，恳求并获准在他手底下服务。此后，这名男孩的学校就是海洋。

他的身体并不健壮，时常生病，但是他决定抓住每一个教育、发展和荣誉的机会。他在不同的船只上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冒着生命危险，按部就班地擢升，20岁时成为木造双帆船辛金布鲁克号的船长。他虚荣也很能干，从不怀疑他有朝一日能够到达权力和名誉的顶峰。他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上司，他们也不吝啬地奖励他的部属。他为不列颠先奉献了一条臂膀，接着是一只眼睛，最后是他的生命，他的高傲如同他高高耸立起来的纪念碑。

他天性敏感，随时准备匍匐在美丽、优雅和温婉的女人脚边。以阿尔伯玛号船长的身份，1782年在魁北克省，他几乎不顾他的事业而离开岗位，回到城里向前晚上给予他温暖的一位女人求婚，一名果断的朋友阻止了他。1787年，他担任巡洋舰博里亚斯号的舰长，赋闲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安提瓜岛，娶了弗兰西斯·尼斯贝特夫人，一位有一个富有的叔伯的漂亮年轻的寡妇。他带她回到英格兰，安置她在一处不大却很舒适的宅邸，并和她在乡下消磨了一段愉快恩爱的时光。与法国开战时，他被任命（1793年）为阿伽门农号舰长——海军高效率的舰只之一，奉命加入胡德爵士的地中海舰队，并顺便携带一个通知给威廉·汉密尔顿爵士，驻那不勒斯的不列颠公使。他送达了这个通知，还邂逅了汉密尔顿夫人。

艾玛（汉密尔顿夫人的闺名）1761年生于威尔士的一家铁匠店，年轻时曾用她的肉体来赚取面包，19岁时已生下两个私生子。在那一年，她成了沃里克伯爵的二公子查尔斯·格雷维尔的情妇。他重新替她取名艾玛·哈特，教给她成为一名贵夫人的艺术——唱歌、跳舞、弹大键琴，雍容地入室、应对和倒茶。他除了她的灵魂以外，重新装扮她的一举一动后，带她去见乔治·罗姆尼，罗姆尼为她画过30幅人像。格雷维尔有机会娶一位女继承人时，他必须替他的漂亮情妇找到另一张床，她此时已爱上他了。所幸，他的叔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一位无嗣的鳏夫，当时在英国。他富有，是乔治三世的一位义兄弟、英国科学院的一名评议员、赫格莱那作品和古典艺术的杰出收藏家。汉密尔顿发现艾玛合他心意，同意将她从侄子手中接过去。返回那不勒斯后，他寄给艾玛一封邀请信，邀请她到那不勒斯完成她的音乐教育。她接受了，以为查尔斯·格雷维尔不久就会跟她而去。结果他没有去。

威廉爵士给了她和她的母亲在不列颠使馆中的四间房子。他以奢侈的享受和老练的赞美来安慰她，他替她安排音乐和意大利语的课程，他毫无怨言地为她付账单。她写给格雷维尔思念的信件，恳求他前往，他吩咐她“听从威廉爵士”。他的信稀少了，简短了，终于没有了。她变成威廉爵士的情妇，因为她喜欢爱情仅次于奢侈的生活。此外，她举止谦和、谨慎，热衷慈善，成了修女、国王和王后的知交。她坐下来供拉斐尔·门格斯、安杰莉卡·考夫曼和维吉·勒布朗夫人画她的肖像。因为喜欢上了她，威廉爵士娶她作妻子（1791年）。法国对英格兰宣战时，她变成一位积极而热情的爱国者，努力使那不勒斯维持与英格兰的联盟关系。

1794年夏天，纳尔逊奉命封锁卡尔维（Calvi，当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一座科西嘉海港）。他攻下了这座碉堡，但战斗期间，一颗子弹落在他身旁，四散飞扬的沙土进入他的左眼。伤愈合，他的眼睛从此失明。

那次胜利在整个事件中不算什么，因为以后两年中的战事极不利于英格兰。拿破仑进入意大利，驱散撒丁和奥地利的联军，迫使撒丁、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离开第一次联盟国，并接受与法国的和平条件。1796年10月，西班牙被不列颠在西印度的行动激怒了，对英格兰宣战。如果西班牙舰队加入法国在地中海的行动，地中海对不列颠就不安全。1797年2月14日，一支由15艘军舰组成的不列颠舰队，在当时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的率领下，在葡萄牙海岸西南端、圣文森特角外30海里处，遭遇到由27艘船舶组成的西班牙舰队的拦截。纳尔逊正坐镇船长号，指挥这艘战舰及其他船舶直扑敌方舰队的后翼，并亲自率领人员登上敌舰，俘获了圣·约瑟夫号和圣·尼古拉斯号。这批西班牙军舰装备差，操作不善，炮手训练不精，一艘接一艘地投降，让英国打了一场十分漂亮的胜仗。杰维斯被封为圣·温森侯爵，而纳尔逊被授予了巴斯武士的爵位。不列颠海军再度称霸地中海。

1797年7月，纳尔逊——此时为一名海军少将——被派去攻夺加那利群岛上的圣克鲁斯城。因为是保障他们与美洲贸易上的要冲，此城被西班牙顽强地防守着。这场战役遭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加上风浪恶劣，使不列颠的登陆船艇几乎不可能迫近，有些撞碎在岩石上，有些被西班牙的巨炮轰碎，这次突击以失败告终。纳尔逊右肘中弹，这只手臂无可奈何地被锯掉了。纳尔逊被送回家，在他太太的照顾下疗养。

每次想到海军总部会将他——只有一只手臂和一只眼睛——列入永久残废者名单时，他就会烦恼。他恳求一项新的任务。1798年4月，他受命为英王陛下战舰前锋号的海军少将，加入圣·温森爵士巡行在直布罗陀附近海面的舰队中。5月2日，他受命指挥防线上的3艘战舰和5艘木造双帆船，在土伦外面监视。拿破仑利用那里的海港碉堡作掩护，正在准备一次秘密的远征行动。5月20日，纳尔逊的小舰队被一场暴风雨吹打得破损不堪，不得不退至直布罗陀去从事整修。这批战舰重新回去监视时，纳尔逊得知，这支法国小舰队在天黑的掩护下，已经驶离土伦，朝东方驶去，目的地不详。他即开始追踪，根据不实的线索花了不少冤枉时间，补给罄尽，暂避入巴勒莫港补充粮秣及整顿他的舰队。他通过汉密尔顿夫人的调解及与那不勒斯政府的交涉，使与法国处在和平状态中的那不勒斯政府对这种破坏中立的举动未予以制止。

他的战舰恢复正常，纳尔逊重新率领它们搜寻拿破仑的舰队，终于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阿布吉尔岛找到了。此时，他再度冒了各种危险。1798年7月31日晚上，他命令他的军官们将全部舰只部署妥当预备黎明时的海战。“到明天这个时刻，”他说，“我要得到一项贵族的爵位，否则便是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墓地——一位英雄的最后归宿。”在战斗中，他如往常一样身先士卒。一块炮弹的破片击中他的前额，他被拖至甲板下面准备捐躯，但伤势并不严重。不久，纳尔逊头上裹着绷带，又回到甲板上，守在那里直到不列颠大获全胜。

危险的“小班长”显然已壮大时，皮特又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组成了第二次联盟。那不勒斯的皇后卡罗琳娜（Maria Carolina，被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妹妹），高兴地看到她的混乱王国再度结合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教会这边，与她忧闷的国王斐迪南四世准备为纳尔逊胜利归来的残破舰队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舰队于1798年9月22日停泊在那不勒斯港。汉密尔顿夫人见到这位负伤的司令时，冲向前欢迎他，昏厥在他的怀里。她和丈夫带他到沙萨广场上的使馆，并尽量使他安适。艾玛毫不掩饰她的迷恋，这位饥渴的英雄在她的微笑和照顾下对她倾心了。他40岁，她37岁。她不再令人神魂颠倒，她近在咫尺，而且已成为他生命中仅次于战争的荣誉。威廉爵士此时已届58岁之年，只沉醉在艺术和政治上，聪明地接受这种局面，也许还有松口气的感受呢。1799年春天，纳尔逊已担负大部分艾玛的费用。不列颠海军总司令部决定给予他最高荣誉和一大笔赏金，并准许他适当地休息后，再去支援其他的海军司令。他以留下来保护那不勒斯，阻止正在蔓延的革命为由，将之推诿了。

1799年下半年，汉密尔顿由阿瑟·佩吉特接替不列颠驻那不勒斯公使的职务。1800年4月24日，威廉爵士和艾玛离开那不勒斯前往来亨，他们在那里与纳尔逊会合。此后，他们从陆路赶到不列颠海峡，再渡过海峡到英格兰。全伦敦市欢迎他，但舆论谴责他恋着另一个人的太太。纳尔逊夫人前来使丈夫改邪归正，并要求他自动离开艾玛。他拒绝时，她离开了他。1801年1月30日，艾玛在威廉爵士的宅邸生了一名女婴，替她取名霍雷希亚·纳尔逊·汤普森，意指为“纳尔逊种下的结晶”。在那个月中，纳尔逊当时已晋升为海军副总司令，出发接任他的又一个任务——攻夺或摧毁丹麦舰队。他回来后，正当《亚眠和约》期间，他住在萨里的默顿的宅邸上，汉密尔顿一家成了他的上宾。1803年4月6日，威廉爵士去世，死在他太太怀里，同时执着纳尔逊的一只手。之后，继承了每年800英镑的遗产，汉密尔顿夫人和纳尔逊住在默顿，直到他受到召唤去追求他伟大的胜利和死亡。

特拉法尔加角（1805）

皮特辞卸他的首相职务时（1801年2月3日），决定支持他的朋友亨利·阿丁顿作为他的继承人。阿丁顿具有皮特的厌战倾向。他指出战争得不到国人的拥护，特别以出口商为最。他看出奥地利在马伦戈兵败后，如何蓄意解散第二次联盟的意图。他看出将金钱资助这样优柔寡断的盟邦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他决定当面子能保全时立刻终止这场战争。1802年3月27日，他的代表与拿破仑签订了《亚眠和约》。有14个月之久，炮声沉寂了。但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和瑞士扩张他的势力，而英格兰拒绝放弃马耳他，终止了这段宁静的日子，对垒于1803年5月20日恢复。阿丁顿委派纳尔逊指挥并筹组一支舰队，他的任务十分简单：侦查出法国舰队的主力，就地歼灭至片甲不留。同时，拿破仑在布洛涅、加来、敦刻尔克和奥斯坦的军营、海港及军火库，补充人员和物资，并建造数百艘船只，准备载他的军团渡过英伦海峡去征服英格兰。阿丁顿挣扎着应付这次挑衅，但是他犹豫不决、不能指挥，同时国内的防御组织呈混乱现象。他的党派支持他的人数从270人降到107人时，他表示愿意辞职。1804年5月10日，皮特二度拜相。

皮特立即与俄国、瑞典和奥地利组成第三次联盟（1805年），并给予他们从提高25％的税收中得来的金钱补助。拿破仑命令他的海峡雄狮班师回法，以给予奥地利另一次教训，而且下令给他的海军副总司令皮耶·戴·维尔纳夫，要他准备法国海军最精良的战舰去对付纳尔逊，以一战结束不列颠的海上控制权。

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上有703人，平均年龄22岁，有些十二三岁，少数几人只有10岁。约有半数是强制征募来的，许多是被判决到海军服刑事判决罪的囚犯。他们的薪资极低，依据表现，他们可分到从截获来的船舶或仓库中得来的财物。上岸离去的绝少，因害怕脱舰罪。为迎合这些人的需要，一船船的妓女被带到船上去。在布雷斯特，某一清晨，309个女人和307个男人一起在水中载浮载泳。这批征兵经过严格的训练后，学会使自己适应环境，通常以他们的工作和勇气为傲。据说，纳尔逊颇孚众望，因为他决不处罚，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但也先表示出显然的歉意。因为他知道一名海员的辛苦，他在战略或指挥上也很少有失误，因为他亲冒敌人炮火的危险，因为他要使船上的人相信，他们决不背弃他或英格兰，也决不会失败。这就是纳尔逊的奇迹，使这批受刑的人拥护他。

1803年7月8日，他的11艘战舰驶入地中海上宽阔的土伦港，维尔纳夫和他的舰队受到要塞内护航的大炮掩护。法国海军司令稍后接到拿破仑的新命令：撤离土伦，往直布罗陀突围，航向西印度群岛，与在那里的另一支法国小舰队会合，攻击在那里遭遇到的任何不列颠武力。纳尔逊的舰队驶至撒丁港口的水面时，维尔纳夫逃离土伦（1805年3月30日），全速驶向美洲。纳尔逊稍后追赶他，于6月4日抵达巴巴多斯。听到这个消息，维尔纳夫回头驶入大西洋，与14艘由西班牙船舶组成的小舰队，在海军司令弗德里科·德·格拉维纳的统率下，在科鲁尼亚实施联合作战。

拿破仑的修正命令又要他驶向北方，加入另一支法国在布雷斯特的舰队，企图在纳尔逊从西印度群岛回来前，攫夺到英伦海峡的控制权。但是，维尔纳夫的战舰在加勒比海巡弋后，已不具备面对面战斗的条件。8月13日，他率领他扩充后的舰队全速驶向南方装备精良、防御严密的加的斯港，开始在那里重整战舰和人员。8月下旬，一支由海军副总司令卡思伯特·科林伍德统率的不列颠小舰队负责监视维尔纳夫的任务。纳尔逊于完成来回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后，认为他和他的人员也需要整编和休息。他获准和他的情妇在默顿休息几个星期。9月28日，他和他的舰队及科林伍德一起在加的斯外的海域上，不耐烦地等着法国舰队出来一战。

拿破仑又改变了他的训令：维尔纳夫驶离加的斯，设法避开不列颠舰队，前去与约瑟夫·波拿巴合作，加强法国对那不勒斯的控制。10月19日和20日，这位颇不情愿的海军司令率领他的33艘战舰离开加的斯，前往直布罗陀。20日，纳尔逊看见了它们，立刻命令他的27艘船只备战。他在那天夜里写给汉密尔顿夫人的一封信上说：

我至爱的艾玛，我胸中的亲爱朋友，讯号告诉我们，敌方的联合舰队正在驶出港口。海面平静无浪，所以明天之前他们不会到达。愿战神赐我万事成功，我愿以我的名字起誓，愿我爱得超过我自己生命的你和霍雷希亚永远温馨甜蜜……愿万能的上帝赐我们战胜这批家伙，使我们获得和平。

在战斗当天的日记上，他写着：

……愿伟大的主……赐予我的国家，并为了全欧洲的福泽，一次伟大、光荣的胜利，愿没有任何失误污损这次胜利，并愿人性接踵着胜利成为不列颠舰队的主要特征。至于我自己……我献上我的生命给造我的上帝。愿他的祝福使我忠诚地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将自己和托付我防卫的正义交给他。阿门！阿门！阿门！

敌方的舰队于1805年10月21日，在加的斯南方不远处的西班牙海岸上特拉法尔加角外海遇上了。维尔纳夫从他的旗舰布桑托尔号上发出讯号给他的战舰，形成南北向一线纵队，左舷对准驶近的敌舰。这批战舰发现自己成为以两列纵队朝东北向前进的不列颠武力的目标时，他才勉强地完成了这一部署。上午11时35分，纳尔逊从他的旗舰上发出一道有名的讯号：“英格兰期望人人尽忠职守。”讯号火速传给他的舰队。11时50分，海军上将科林伍德指挥着15艘战舰，命令他的旗舰皇家主权号，直接朝海军司令格雷维那的第一艘和第二艘巨型战舰圣安那和福努格沃之间的缺口驶过去率先攻击。借助这个行动，他的人员处在两艘西班牙战舰的舷侧开火的位置上，而它们无法还击——那时的战舰前后只设计少数炮位，甚或没有设置。不列颠的炮手还有一个额外的有利情势：他们可以用燧石发火装置点燃大炮，这种方法比法国人用火柴来引燃大炮的方法要快上两倍，火力因战舰的晃动而更为集中。科林伍德的小舰队的其他舰只依照他的方法穿过敌舰防线，然后散开，集中攻击格雷维那的舰队，法国海军的士气因之低落。在这条战线的北端，法国战舰勇敢地抵抗纳尔逊愤怒的攻击，有些士兵死去时高呼：“国王万岁！”然而，如在阿布吉尔一样，不列颠水手凭着在驾驶术和射击上卓越的训练和技术打了胜仗。

一名射手从敬畏号的中桅上朝纳尔逊射出致命一击时，胜负已经很分明了。这位海军上将不仅如往常一样身先士卒，由于拒绝取下挂在他胸前的英格兰颁赠给他的功绩勋章，而冒了更大的危险。弹头穿进他的胸部，撕裂了他的脊椎骨。他的忠诚助手托马斯·马斯特曼·哈迪上尉背他进入甲板下面的安全处，比蒂医官证实纳尔逊自信只有几小时生命的判断。他神志继续清醒了4个小时，足够他知道他的舰队已打了一场大胜仗。敌舰19艘投降，不列颠的则全部没有投降。他的最后遗言仅是：“照顾我心爱的汉密尔顿夫人，哈迪，照顾可怜的汉密尔顿夫人。”接着：“吻我，哈迪。此刻我很满足。感谢主，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全部纳尔逊的战舰，在纳尔逊临死时的命令下停航，躲过了他预见的飓风，并及时抵达英国，让水手们享受举国庆贺他们胜利的盛会。这位英雄的尸体，泡在白兰地酒中延长腐烂的时间，直立在一口棺材里运到英格兰，并接受了最盛大的葬仪。哈迪上尉交给汉密尔顿夫人她死去的情人的诀别信。她当作唯一的慰藉而珍藏着它。在信尾上，他写着：

啊，忧愁悲痛的艾玛，

啊，光荣愉快的纳尔逊。

他的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和政府的酬劳留给他的太太，不包括在默顿的房子，那房子由艾玛·汉密尔顿保留。担忧这点财产——加上来自她丈夫的年金——不能让她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战斗当天，在遗嘱上加了一条附录：“我留下艾玛·汉密尔顿夫人，作为国王和国家的一项遗产，愿他们给予她充分的供应，以维持她那种身份的生活。”在他垂死的几个小时里，据司各特报告，他要求他的国家也应该照顾“我的女儿霍雷希亚”。国王和国家漠视这些要求。艾玛于1813年因债务被捕，不久即释放，逃到法国躲开她的债权人。1815年1月20日，她在贫困中死于加来。

海军司令格雷维那在一次光荣的抵抗后，乘着他的旗舰逃至西班牙，但是负伤过重，不出数月即死了。维尔纳夫的指挥并不明智，却战斗得十分勇敢，如纳尔逊一般身先士卒，毫不瞻前顾后，他在他的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后才投降。他被带到英格兰后，被释放了，回到法国。不愿见到拿破仑，他于1806年4月22日在雷恩的一家旅馆中自杀。他的最后一封信向他的太太请求原谅他的遗弃，并感谢命运，他没有留下子嗣去“背负他的姓氏”。

特拉法尔加角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它决定了不列颠一个世纪之久的霸权。它终止了拿破仑将法国从不列颠舰队沿着她的海岸封锁线上解放出来的机会。它迫使他放弃侵入英格兰的念头，这意味着他在陆上的战斗花费愈来愈昂贵、愈昂贵却愈战斗。他想以奥斯特利茨大捷（Austerlitz，1805年12月2日）来消除特拉法尔加的耻辱，但此战导致耶拿、埃劳、弗里德兰、瓦格拉姆、博罗季诺、莱比锡和滑铁卢诸役。制海权占了上风。

纵然如此，熬受过上百次危机而欣见特拉法尔加角胜利的皮特，同意拿破仑奥斯特利茨大捷可媲美之说。经受内政和外交上一连串危机的折磨后，他从伦敦隐退至巴斯去休养调息。他在那里接到居于联盟国枢纽地位的奥地利再度崩溃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了已经被白兰地加倍销蚀的病体致命的一击。1806年1月9日，他被带回到他在帕特尼的家中。就是在那栋房子里，他担任了大不列颠的首相。他于1806年1月23日，以47岁的年纪，在那栋房子中逝世了。在那19年中，他协助指引了他的国家迈上工业、商业和海上霸业，而且娴熟地改良了英国的财政制度。但是，他既不能抑制法国大革命，也没能阻遏拿破仑的霸权在欧洲危险的扩张。对英国十分珍贵的欧陆势力平衡就此消失，辛苦地压制下去的国内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因战争延续了12年，仍见不到息战的信号而不耐烦了。

英国的世纪（1806—1812）

篇幅不允许我们详述继任皮特的4位部长的职务。除了福克斯的一年任期外，他们的精力发泄在个人和党派的问题上多过政治才干和政策上，而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则每况愈下：由繁荣降至贫穷，由进取变为延宕。

短命的“人才内阁”（1806—1807年）则由当时任外交部长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努力安排跟法国谋和而辉煌起来。他变幻不定的一生，可由一位勤奋的自由主义者——他接受法国大革命，甚至拿破仑——的古怪历史的能力上表露出来。很不幸，他掌权时，他的体力和智力已因不知节制的饮食消耗殆尽。他送消息给塔列朗（1806年2月16日）：一名不列颠的爱国志士带着暗杀拿破仑的计划到外交部，并补充说，这名笨蛋正受到密切的监视。这番举动漂亮地打开了谈判的途径。拿破仑感激这种姿态，但是他因战胜奥地利而意气昂扬，不列颠也因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而志得意满，所以双方都不愿做筹备和平所需要的让步。福克斯以向国会提议终止奴隶贩卖上的成就较为卓著，由威廉·威伯福斯和其他上百位人士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这种措施变成了法律（1807年3月）。那时，福克斯已经去世了，享年57岁。不列颠的政治陷入一片混乱。

不过，对于波特兰公爵威廉·凯文第希·彭汀克内阁（1807—1809年）的主要人物们，这绝不是一句公正的话。乔治·坎宁，外务大臣，派遣一支舰队轰炸哥本哈根（1807年）。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康宁，国防部长，派遣一支亲自征召的远征军，意图攻占安特卫普（1809年）。这两位大臣，才干和进取心上旗鼓相当，彼此对各人的主管业务交相指责，决斗了一场，结果坎宁受到轻伤。在内忧外患、交相夹攻之下，波特兰内阁全体辞呈了。

斯宾塞·珀西瓦尔出任首相时（1809—1812年），亲眼见到了不列颠经历19世纪最低潮和痛苦折磨的双重不幸。1810年秋，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已完全伤害到不列颠的工业和商业，以致数以千万计的不列颠人失业、几百万人濒临饥饿的边缘。混乱引起革命暴动，路特派的织工们开始于1811年捣碎机器。1810年，不列颠对北欧的出口赚了770万英镑；1811年，他们只赚150万英镑。1811年，英格兰与美洲有第二度战争的趋势，因为她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额自1810年的1130万英镑，降至1811年187万英镑。同时，每个不列颠人的税赋不断在升高。1814年，他们的负担威胁到不列颠的财政制度和她在海外通货信用的崩溃。饥饿的不列颠人呼吁降低国外进口谷类的进口税，农业区的不列颠人反对这样一种动议，因为这将削减他们产品的价格。拿破仑以出售出口执照给法国的谷类生产者，来缓和英格兰的叫喊（1810—1811年）。他需要现金供他作战的经费。拿破仑的大军于1812年向俄国推进时，英格兰知道如拿破仑胜利则意味着加强关闭欧陆上所有港口，以对抗不列颠，而且意味着拿破仑更严密地控制大陆对不列颠的运输。全英格兰正注视着，担忧着。

乔治三世是一个例外。他因最后一次陷入聋、盲和精神错乱状态中，已不关心这些事务。他最疼爱的女儿阿米莉亚之死（1810年11月）是最后一次打击，使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中断。目前，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那里没有叛乱的殖民地，没有福克斯这种角色任部长，没有粗鲁、嗜杀的拿破仑。他一定在这种状况中找到了某种满足，因为他的健康改善了，他多活了十多年，在较1810年至1812年还要糟糕的战后不景气期间，过着优游惬意的生活，语无伦次地纵情谈个没完。他的声望因他的疾病而提高。他受饥挨饿的百姓怜悯他，也带着几分迷信的想法：岂不是上帝安排他精神不正常而令他摆脱俗务的吗！

1812年5月11日，在下院的休息室中，首相珀西瓦尔被一名破产的经纪人约翰·贝林罕射死。贝林罕觉得他的商业是因政府的政策而毁灭的。6月，利物浦伯爵组织了一个新的内阁，由于策略和环境的奇迹使然吧，这个内阁延续到1827年。同年6月，美国向英国宣战，拿破仑的50万大军越过涅门河进入俄国。

第三部　拿破仑与欧陆

《御座上的拿破仑》（安格尔，1806年）。1804年，拿破仑将终身的执政制变为世袭的帝国，同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有教皇亲自为他祝圣的加冕典礼。

第一章　伊比利亚半岛

葡萄牙（1789—1808）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葡萄牙时，葡萄牙人正在努力恢复中世纪时的太平社会。在此以前，蓬巴尔侯爵曾费尽心机地采取激烈的手段，试图使葡萄牙在文化、法治方面能与路易十五的法国、查理三世的西班牙并驾齐驱。比利牛斯山脉阻挡了法国与半岛之间思想的交流，另一方面因为西班牙一再意图吞并其兄弟之邦，也使西班牙的思想无法传入葡萄牙。在两国境内的宗教裁判所，也好像是耸立皇宫门口的狮子一般，对任何怀疑古老教义的思想，都怒目而视，加以排斥。葡萄牙的基层民众也是维护旧社会的。他们思想简单，大多目不识丁，如农民、工匠、商人、士兵等。他们盲目地接受世代相传的信仰，宗教的传奇抚慰着他们的痛苦，宗教的奇迹激起了他们的敬畏，宗教的仪式感动了他们的心灵。社会的上层人士是典型封建宗主和习俗的代表，他们也是葡萄牙的大地主。最后是那位怯弱的玛丽亚王后和她的儿子约翰。约翰初为摄政，后来登基为王。他们两人都忠诚地保护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是维护道德、社会秩序和君权神授说不可或缺的支柱。

不过，在这些维护旧信仰的哨兵群中仍潜伏了少数的异端人士，他们大都是学者、兄弟会会员、科学家、诗人、商人、少数官员，甚至有两三个贵族。他们已经厌倦了旧社会的束缚，暗自心仪哲学的思想，他们也对代议政体、自由贸易、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的理想向往不已。他们渴望加入世界心智的潮流。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虽然迟迟才传入葡萄牙，但仍使这群小心翼翼的异端人士，这些民众、显贵和宗教法官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振奋人心或恐怖绝伦的启示。有些冒失的人居然公开庆祝，如葡萄牙的兄弟会即欢欣赞扬此件大事，葡萄牙驻巴黎大使（他可能读过卢梭或是听说过米拉波）对法国国民会议大加颂扬，葡萄牙外交大臣还容许官方公报对攻占巴士底狱一事致贺词，法国书商也在葡萄牙公开出售《1791年革命宪法》一书。

但是，1792年巴黎暴动推翻了路易以后，玛丽亚王后也兔死狐悲，感到自己的大位岌岌可危，于是让位其子。这位未来的约翰六世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葡萄牙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希望警察首长对所有兄弟会会员、知名外侨、提倡革新政治的作家，均加以严密监视、逮捕或驱逐。自由人士的领袖席尔瓦被捕入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被驱出宫廷。当时葡萄牙诗坛的泰斗——博卡热（Manuel du Bocage）因为写了一首反对专制的十四行诗，也于1797年锒铛入狱。他在狱中以翻译奥维德和维吉尔的作品谋生。1793年，法国政府处决路易一事激怒了葡萄牙，于是它随着西班牙加入了对抗法国的圣战，而且派了一支小舰队加入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1795年，西班牙单独与法国媾和，葡萄牙要求以类似的条件和解，但法国认为葡萄牙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和属国，因此拒绝了谈和的要求。两国从此纷争不息，葡萄牙也拒绝加入拿破仑大陆封锁的联盟。拿破仑征服半个欧洲后，终于将战矛指向这个小小的国度。

在葡萄牙的军事和政治背后，是其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的财政全都依赖由其殖民地运入的贵重金属来维持。他们用这些金银珠宝，而不是用本国的产品来偿付进口货物的开支、装饰皇上的宝座、增加富人的财富、购买奴隶和奢侈品。当时中产阶级尚未兴起，尚无人利用进步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来开发自然资源。海权转移到英国手中后，葡萄牙必须逃避英国海军或与英国妥协来获取黄金。可是西班牙不惜与英一战，并且倾全国财力建立了一支在任何方面——除了士气和训练——均为第一流的海军。后来西班牙在很不情愿地与法国海军合并后，在特拉法尔加角惨遭大败，从此只好依靠法国的保护。而葡萄牙为了免于被法国和西班牙吞并，只好依赖英国的保护。葡萄牙各大据点立刻充斥着具有企业精神的英国人，他们到处开设和经营工厂，英国货也成为葡萄牙进口贸易的大宗，英国人也开始喝着葡萄牙波尔图来的葡萄酒。

这种情况惹火了拿破仑，也挑起了他的野心。葡萄牙与英国贸易，将使拿破仑禁止英货进入大陆市场，以逼迫英国求和的计划完全落空，于是他有了征服葡萄牙的借口。同时，征服了葡萄牙，更能约束西班牙遵守法国的政策。再说，臣服的西班牙又可给拿破仑家人另一个可以坐上的王位。因此，正如我们所知的，拿破仑游说西班牙与法国共同入侵葡萄牙，葡国王室乘坐英舰逃往巴西。1807年11月30日，朱诺将军率领法西联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里斯本。葡国自由派人士纷纷涌进新政府，他们希望拿破仑能合并葡萄牙，并为他们制定代表制政体的新宪。朱诺表面上听从他们，私底下却嘲笑他们的主张。1808年2月1日，他宣称：“布拉甘扎（Braganza）王朝已经崩溃。”然后，他自己越发像一个国王了。

西班牙（1808）

这时，西班牙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甘愿故步自封。这是一个醉心神教的国家，人民蜂拥前往庄严巍峨的大教堂，或不远千里参拜神龛。教士与日俱增，人民追求着上帝赦免的慰藉或敬畏着宗教法庭的惩罚。圣体的庄严行列行经街道时，人民纷纷长跪膜拜。总而言之，西班牙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国度。信仰把上帝带入了每个家庭，信仰管教了子女，维护了贞操，并给予人们在人生——这个累赘的考验历程——结束之时升入天堂的希望。在西班牙，即使再过一代，博罗仍然发现：“此地一般的民众极为愚昧无知。”至少在莱昂这种地方，“店铺中仍旧出售着驱除撒旦和魔鬼、灾祸的印好的符咒，而且生意还很兴旺呢！”拿破仑虽然和教会订立了协定，但他的思想是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因此他也说过：“比起俄国，西班牙农民接受的欧洲文明更为贫乏。”可是，如拜伦告诉我们的：西班牙农民是“如高贵的公爵一般洋洋自得”。

教育几乎只限于中产阶级和贵族人士。识字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身份，甚至一般绅士也很少有读书的。其实，统治阶层并不信任出版和文字。无论如何，以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论，也不需要受过教育的大众。固然有些商业城市如加的斯、塞维利亚已十分繁荣，甚至1809年拜伦还认为加的斯“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有些工业中心也已经崛起。托莱多仍以出产刀剑闻名于世。可是，境内崇山峻岭遍布，只有1/3的土地可以利用来耕种获利。道路和运河稀少，维护困难而且不善。地方和省级税目繁多，阻挠贸易甚巨。因此，国内谷物自产还不如输入便宜。西班牙农民为贫瘠的土地囿制，因此他们宁愿悠闲终日、自得其乐，也不愿冒险辛苦耕种。城镇的居民则认为与其终年劳苦尚不得温饱，不如走私以图暴利。税收的负担较诸收入一天比一天重。日渐庞大的官方机构、无孔不入的警方、腐败的中央政府都在巧立名目、征收税金，给西班牙加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西班牙虽然面临着这些困难，国家元气仍然不曾损伤。斐迪南、伊莎贝拉、菲利普二世与委拉斯开兹、牟里罗一脉相传的传统，及西班牙在美洲和远东帝国的广布与潜在的财力，仍然支撑着国本。西班牙的艺术成就仍然可与意大利和荷兰并驾齐驱。维兰纽瓦和他的继承人、助手，正开始在马德里建造普拉多美术馆，以收藏绘画、雕刻等国宝。在这里收藏的伟大作品中，包括戈雅惊心动魄的杰作。他将战争的血腥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爱西班牙，可是他讨厌她的国王。在洛佩斯所作的戈雅画像里，后人仍可清楚看出这位艺术巨匠坚毅而忧郁的气质。

西班牙文学在天主教学术和启蒙运动的双重影响下，一直蓬勃发展，直到内乱外侮消耗了国家的元气才衰颓。一位耶稣会会士马斯德于1783年至1805年，断断续续地出版了《西班牙文明史》。这本书引经据典，交织文化史和一般史实成一体，完成了完整连贯的文明史。略伦特（Juan Antonio Llorente）曾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789年至1801年的大法官。1809年，约瑟夫·波拿巴任命他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写成历史。他为了安全，特意在巴黎以法文写作。查理三世时代散文和诗歌花团锦簇的盛世，在他死后并没有完全消失。霍维利亚诺斯（Jovellanos）仍然是自由主义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喉舌。莫拉廷（Moratin）也仍然以喜剧称霸舞台，因而赢得了“西班牙的莫里哀”的头衔。在自由战争（1808—1814年）期间，奎塔纳和加列戈神父也写出了大量慷慨激昂的诗歌来鼓吹革命，抵御法国人的入侵。

大多数的知名作家都倾心于法国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色彩，这种风气直到两国敌对时才改观。他们和兄弟会会员一样都已经被“法国化”了。他们哀悼西班牙一度生机所寄的国家议会如今在王权的压制下雄风不再。他们为大革命欢呼喝彩，他们喜欢拿破仑，以为他将刺激西班牙由封建贵族、中世纪教会和无能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听吧！一位西班牙史学家正以雄浑有力的歌声唱出了这个垂死王朝的挽歌：

1808年，正当波旁王朝步向灭亡之时，西班牙的政治社会情势可以综述如下：贵族，尤其是宫廷人士，对国王已无敬意。政治腐败不堪，徒为个人恩怨、利害关系左右。上层阶级毫无体国之心，只以私欲为念，一般民众尚对斐迪南王子存着一丝期望，其实此人心胸狭窄，一切表现均为虚伪矫诈，而知识分子受到《百科全书》学者及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

在前面关于拿破仑的章节里已描述了西班牙王朝崩溃的经过。查理四世纵容皇后玛丽亚·路易莎和她的情夫戈多伊干涉朝政并独揽大权。太子斐迪南设法逼迫查理禅位，接着戈多伊派和斐迪南派之间起了内战，马德里近郊立刻一片混乱。拿破仑乘这个混乱的时机，想把西班牙置于法国的统治之下，并将西班牙划入大陆封锁范围内。于是，他派缪拉率军进入西班牙，名为维持秩序。1808年3月23日，缪拉进入马德里，并在5月2日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平定了民众的起义。同时，拿破仑邀请查理四世和斐迪南共同到法国邻近西班牙的巴约讷跟他会面。他一方面恐吓太子将王位还给父王，一方面又劝父亲让位给拿破仑任命的人选。拿破仑将承认天主教为西班牙的国教，并加以保护。然后，拿破仑要求其兄约瑟夫·波拿巴前来接任西班牙王位。约瑟夫·波拿巴满心不愿地来了，他接过了拿破仑制定的宪法，满足了西班牙自由人士的大部分要求，但他也要求他们必须和已受节制的教会和平相处。波拿巴悲哀地登上大位，拿破仑则高兴地带着吞并西班牙的喜悦回到了巴黎。

他忽略了西班牙民众和威灵顿。

亚瑟·韦尔斯利（1769—1807）

1809年以前，他并不叫威灵顿，1798年以前，他和循道宗的创始人同名，即卫斯理，可是他和这个教派毫无渊源。他1769年5月1日（在拿破仑出生前105天）生于都柏林，为加略·韦尔斯利第五子。父亲为莫宁顿的首任伯爵，在爱尔兰首府北方拥有一片产业。12岁那年，他进入伊顿公学就读，可是经过了“不光彩的三年”后，被召回家中。我们也找不到事实证明当时他运动比读书高明多少。他自己都否认他说过“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运动场上打赢的”。这句名言其实不知出于何人。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他稍有进步，但他母亲仍然难过地说：“对我们亚瑟这个笨儿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她干脆把他送到军中。17岁那年，他进入了在昂热的皇家骑兵学校。在这里，贵族子弟除了学习数学和一点点人文知识外，大部分课程是骑术和剑术，培养他们将来做个军官。

他逐渐崭露头角。然后，也许是通过家庭背景或金钱的收买，他获得了爱尔兰副总督侍从武官的职位，并代表特里姆地区进入爱尔兰下院。1799年，他升任陆军中校，并在约克公爵进攻佛兰德斯一役中，统率三团军队。这次不幸打了败仗，他回来以后，对战争、征途的泥泞、贵族将领的无能等十分厌恶，忽然兴起了弃武从文的念头。他其实喜爱小提琴甚于军旅生涯。接着他抱病很长时间，连他的哥哥都认为他无望，对他不存期望。不过，26岁那年，在霍普纳（John Hoppner）为他所作的画像里，可以看出他像一位诗人，也和诗人拜伦一般英俊。他也像拜伦一样，曾经向一位贵妇人求婚，遭到了拒绝，从此到处逢场作戏。1796年，他前往印度，在其兄理查麾下任上校职。理查当时已是韦尔斯利侯爵，先是担任马德拉斯省省长，后来担任孟加拉省省长。他曾经为大英帝国开拓并征服了一些印度的属地，威灵顿（这位未来的公爵当时把自己的名字拼作Wellesley）在这些战役中也赢得了一些战功，获利颇丰，因此于1804年受封为爵士。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国会取得一个席位，并再度向帕克南小姐求婚。1806年，她同意了。可是两人婚后生活并不美满，最后终于领悟到两人应分开生活。她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他继续步步高升，如今他不再是凭借财势来买官了。他已经以思考严密、表现卓越为人所知。皮特死前不久曾特别提到他，认为此人“做任何事情前，都会提出所有可能的阻碍。但是一旦开始做，就毫不推三阻四，一定全力以赴”。1807年，他在波特兰公爵爱尔兰总督任内担任他的首相。1808年，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6月，他即奉命率领1.35万人将朱诺及法军赶出葡萄牙。

8月1日，他率领大军在距里斯本北方100英里的蒙德古湾登陆。在这里，他获得了5000名葡萄牙联军士兵的增援，并接到作战大臣的通知，告诉他1.5万人的援军已经起程，不过58岁的达尔林普尔也将随着来接替联军的统率大权。可是，威灵顿已经拟定了战略，同时他不喜欢听人使唤。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候这1.5万名援军，径自率领1.85万名兵士向北方攻去，想与朱诺作一决战，来决定他俩的命运。法军因为久驻京城，沉迷于欢乐，军容不整，而朱诺竟贸然率领1.3万名兵士出京迎接英军的挑战，结果在里斯本附近的维梅鲁大败（1808年8月21日），伤亡惨重。这次战役结束后，达尔林普尔才赶到葡萄牙。他接掌了统率权，停止追击，并于9月3日和朱诺签订了《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根据这个条约，朱诺率占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法军向英军投降，英军则同意法军残余部队可不受阻挠地安全撤退。对志愿返回法国的法军，英军同意供给交通船舶。威灵顿觉得，英军仅以一次战役就恢复了葡萄牙的自由，即使英军稍作礼让，也值得了。因此他在条约上签了字。

事后，华兹华斯和拜伦难得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最愚蠢不过的举动”。因为，这些获释的法军只要能够走路，不久又将征召入伍与英国及其盟国作战。威灵顿因此被召回英国接受调查庭的质询。他倒不见得为回国受质询而难过，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受达尔林普尔的管辖。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讨厌战争。即使他日后已战功彪炳时，他还是说：“相信我！只要经过一天的战争，你就会向上帝祷告，别让你再去打一个钟头的仗！”调查庭似乎相信了他的说法，即《辛特拉条约》由于劝阻了法军做进一步的抵抗，挽救了成千英军和盟军的生命。然后他回到了爱尔兰，等待着另一次更好的时机来报效国家和建立他的英名。

半岛之战（1808—1812）

西班牙国王波拿巴眼前困难重重。他努力在一小撮自由分子之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自由派人士赞成把富有教会的财产没收，但约瑟夫·波拿巴早已因为他没有信仰的名声受尽阻挠。他知道，打击教会的每个措施，如今只会进一步燃起对他外族统治的反抗。被拿破仑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现在重整旗鼓，零星聚合，虽然军容不整，但是士气高昂。在秋收春耕之间，农民反抗异族的游击战也间歇不断。而法军驻地散布西班牙全境，疲于奔命，法军将领争功邀宠，彼此不和，在巴黎的拿破仑根本无法统一协调西班牙的战略。据马克思说，拿破仑到现在才发现：“西班牙即使亡国了，社会上仍充满了民族的精神，每个角落都汹涌着反抗的怒潮……西班牙并没有抵抗的中心，但也可以说到处都是抗敌的中心。”法军一支主力在拜兰（Bailén）大败后，一部分主要的西班牙贵族也加入了革命，因此把民众对他们的怨恨转移到侵略者身上。由于教会积极地支持抵抗，抵抗运动已没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了。相反，抗敌的胜利反而巩固了教会和宗教裁判所的势力。不过，省级的军政权中仍有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派遣了代表参加在加的斯的全国议会，参与了拟定宪法的过程。如今，伊比利亚半岛上抗敌运动四起，到处弥漫着希望和虔诚的气氛。此时，波拿巴正怀念着昔日在那不勒斯的日子，拿破仑正在苦战奥地利，而威灵顿——一位具有新派思想的人物——正准备由英伦再度南下，为西班牙回到中世纪助一臂之力。

穆尔爵士在拉科鲁尼亚去世时（1809年1月16日），曾劝谏英国不要再费尽心力保卫葡萄牙。他认为法国人迟早要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让葡萄牙成为法国的属国。再说，英国如何能运输和补给足够的大军，来和驻西班牙10万名能征惯战的法军一决雌雄呢？可是，在爱尔兰的威灵顿如今静极思动，亟待有所表现。他告诉战争大臣：只要让他独力统率2至3万名英军，不受干扰，再加上当地的援军，他便能保住葡萄牙抵挡10万名以下法军的攻击。英国政府相信了他的话，1809年4月2日他率领2.5万名英军抵达里斯本。他后来形容这批英军是一群“地上的残渣……一伙坏蛋……一些只为有酒喝而从军，除了用鞭子无法管束的乌合之众”。可是，他们在面临杀敌或被杀的选择时，都能奋不顾身，拼死一战。

苏尔特元帅已料到了英军的入侵，他已率领2.3万名法军——一群终日酗酒没有文化的可怜家伙——沿海岸直下波尔图，同时另一支法军在维克多元帅的率领下，也由西面沿着塔古斯河来攻。威灵顿曾经详细研究过拿破仑的战略，他决定在法军两位元帅会师进攻英军据点里斯本之前，先发制人，进攻苏尔特。于是，他率领2.5万名英军和由贝雷斯福德（未来的贝雷斯福德子爵）率领的1.5万名葡军，赶到杜罗河波尔图的对岸。1809年5月12日，他渡河袭击苏尔特后方。法军措手不及，仓皇后退，共损失了6000人马及所有的大炮。威灵顿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必须赶往南面阻止维克多的进攻。可是，维克多已经得到了苏尔特大败的消息，退回塔拉韦拉，在当地会合约瑟夫·波拿巴的援军。法军现共计4.6万人，而与法军对峙的威灵顿军包括2.3万名英军和3.6万名葡军。1809年7月28日，两军在塔拉韦拉展开了激战。葡军不久即不支逃出战场，威灵顿则奋战不懈，屡次击退法军的攻势，最后维克多损失了7000人及17门大炮后无功而退，英军也损失了5000人，但是守住了阵地。英国为嘉奖威灵顿身先士卒，特别封他为威灵顿子爵。

不过，战争大臣对他的支持逐渐减弱了。1809年拿破仑取得瓦格拉姆大捷，1810年3月他和奥地利公主结婚，结束了英奥的联盟。俄国这时还是法国的盟国。在此形势下，法国在西班牙又多出了13.8万人的兵力。同时，马塞纳元帅统率着6.5万人的大军，正准备出师西班牙，下定决心要攻克葡萄牙。英国政府因此通知威灵顿，一旦法军入侵西班牙，他可以撤军回国，而不致遭受处罚。

这是威灵顿一生事业的关键。固然上级准许他自行撤退，可是无论如何，这将是他人生记录上的污点，除非他将来再立下大功来洗雪这次失败，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期和依靠的呀！于是，他决定以全部人马、一生的事业，甚至个人的生命再次孤注一掷。他命令全军在里斯本北方由塔古斯河经托里什韦德拉什到海岸构筑一条25英里长的碉堡防线，等待法军的进攻。马塞纳先攻克了西班牙重镇罗德里城，开始了征葡之役。然后他率领着6万人马，越过边境进入葡萄牙。1810年9月27日，威灵顿率领5.2万名联军（英军、葡军、西军）在布塞古（Bussaco，科因布拉的北方）迎战马塞纳。在此役中，威灵顿损失1250人，而马塞纳损失4600人。不过威灵顿知道，他不能和马塞纳一样等待援军，因此他撤退至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一路命令实行坚壁清野战术，等待马塞纳大军粮食耗尽，自然无功而退。这个战略果然奏效。1811年3月5日，马塞纳领着饥饿疲惫的大军回到西班牙，并将统帅权让给了马尔蒙。

威灵顿的大军经过一个冬天的训练和休憩后，率先进攻西班牙。1812年7月22日，他率领5万人马进攻马尔蒙驻扎在萨拉曼卡附近的4.8万名法军。在此大战中，法军伤亡1.4万人，联军损失4700人，马尔蒙不支而退。7月21日西班牙王波拿巴已率领1.5万名兵士离开马德里前来增援马尔蒙，在途中得知马尔蒙大败的消息后，不敢再回到京城，直接奔向巴伦西亚与絮歇元帅的法军主力会合。宫中文武百官及1000名“法国化”的西班牙人也狼狈地跟随他。8月12日，威灵顿进入马德里，当地民众对拿破仑宪法一直不存好感，因此见了英军雀跃不已。威灵顿后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正在一群欣喜若狂的人民当中。但愿上帝能一直这么保佑着我，让我能为西班牙争取独立。”

然而，上帝此刻忽然拿不定主意了。马尔蒙依赖着布尔戈斯的坚固防线整顿军备。威灵顿前往将他团团围住，约瑟夫·波拿巴由巴伦西亚率9万大军前来解围。威灵顿因此不敌，于1812年10月18日沿萨拉曼卡和罗德里城撤退，沿途损失了6000名士兵。约瑟夫·波拿巴再度进入马德里，民众郁郁不乐，但是中产人士十分高兴。这时，拿破仑正在莫斯科冒着刺骨的寒冷，苦战不已。西班牙，正如欧洲的其他地区，在等待着这场以大陆命运为赌注的结果。

结果

即使在这个半岛战争的停顿期间，也可以看出一些结果来了。从地理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力日衰，南美的殖民地纷纷脱离这两个国家而独立，开始了它们独立光耀的历史。而在塔古斯河以南的西班牙境内，也已没有法军的踪迹。在军事方面，威灵顿已证明了法军无法占领葡萄牙的想法，他们甚至连保全西班牙都有问题，否则便要冒着失去莱茵河以东的危险。就半岛战争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民众的抵抗虽然群龙无首，但是农民和教会显然已居于领导地位。在政治方面，地方上的军人政权重新取回了旧日部分自治的权力。每个政权都自组军队，铸造货币，各行其是。有些地区甚至单独与英国媾和。更具意义的是：各个地方政权都派遣代表参加全国议会，来草拟西班牙的新宪法。

全国议会自从法军入侵后流亡各地，第一次集会是1810年在莱昂岛。法军撤退后，议会迁到了加的斯。1812年3月19日，当地颁布了以自由主义为宗的宪法。由于大部分代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第十二条条文》特别宣称：“西班牙的宗教将永远是由使徒传递的罗马天主教。政府将以明智公正的法律加以保护，并禁止其他任何宗教。”不过，宪法废止了宗教裁判所，并对宗教社团的数目加以限制。在其他方面，议会以中产阶级184名代表的意见为依归。这些人大都自称“自由主义人士”，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使用这个名词来表示个人政治的倾向。在他们的领导下，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并不逊色于1791年的法国宪法。

此宪法承认了王室的地位，并尊奉当时流亡国外的斐迪南七世为正统的王位继承人。不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全民，并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行使主权。换言之，主权并非国王的财产。国王为宪政君主，必须遵守法律。同时，国王无论增添法律条文或缔结条约，都必须取得国家议会的同意。国会为一院制。新议会的成员每两年由全国成年男子中选出。选举共分三阶段：教区、地区、行省。全国法律划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机构应独立于议会和国会之外。此宪法明令废止刑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言论及出版文字如非涉及宗教禁忌，享有绝对的自由。此宪法规定未开垦公地应分配给穷人。

在当时西班牙的情势下，在宗教传统下，能制定此部宪法诚属不易。此部宪法思想开明进步，看样子西班牙这时已经进入19世纪了。

第二章　意大利及其征服者（1789—1813）

1789年的意大利

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战场。全国因地域偏见和语言不同，变得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而那不勒斯以北，由于得天独厚，阳光普照，土地肥沃，由阿尔卑斯山或亚平宁山蜿蜒而下的溪流贯穿全境，也因此使此地成为外族税吏觊觎的“福土”，他们终年你争我夺，烽火不息。

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将米兰、曼图亚、那不勒斯、撒丁及它们的附属地区划归查理六世。从此，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或在其势力的笼罩之下。半岛西北部的萨伏依、皮埃蒙特则由撒丁国王统治。1734年，以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为中心的两个西西里王国在一位老练的战士和国王的统治下，即在后来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手中，成为波旁王朝的领土。查理三世就任西班牙国王以前，他将那不勒斯地区赏与其子斐迪南四世。斐迪南四世娶了奥地利公主卡罗琳娜为妻。斐迪南事事受王后控制，因此那不勒斯又落入了奥地利的势力范围。1780年，女王特蕾莎死后，她的儿子统治着伦巴底、托斯卡纳、摩德纳等地。她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那不勒斯、帕尔马的统治者，因此萨伏依、皮埃蒙特和撒丁岛也成了奥地利的保护国。这时，意大利的独立地区唯有威尼斯、卢卡、圣马力诺、热那亚等地。换句话说，意大利如今南北分别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分割，教皇国横亘其中，幸亏两个王朝互相牵制，加上意大利人信仰虔诚，他们把教皇看作意大利统一的唯一象征。由于这些因素，教皇国才能依旧属于教皇。

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奥地利治理意大利北部极具绩效。在伦巴底，封建宗主和教会团体与一般民众一样，必须缴纳赋税，他们的特权已被大大削减了。政府关闭了成百的修道院，将它们的收入用于发展教育或救济贫困。1764年，贝卡里亚的学术性巨作——《罪与罚》刺激了司法程序的改革，废除了刑讯，使刑法更合乎人道。1765年至1790年，在托斯卡纳这处往日美第奇家族的土地上，利奥波德大公建立了“可能是欧洲当时最好的政府”。首府佛罗伦萨，在权力和思想变幻无常的波涛里，始终保持着文明堡垒的地位。

威尼斯——富足、腐化、美丽的威尼斯——如今（1789年），其主权国家的地位显然就要结束了。她的东部疆土早已被土耳其人吞并，不过她统治着阿尔卑斯山至帕多瓦、的里雅斯特港和布雷西亚之间的地区。名义上她是一个共和国，实际上她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贵族政体。当地政府不图振作，欺凌百姓，行政效率极差。威尼斯拥有基督教国家最精明的间谍，却毫无国防可言。这个地区已成为欧洲的游乐场，供人取乐，唯有凭着风情万种的女郎来安抚敌人。威尼斯北面为奥地利，西面为奥地利的属国伦巴底，只要法国一日不加以保护，威尼斯立刻就会被奥地利吞噬。

教皇国位于托斯卡纳和波河的南方。她的版图起自罗马涅、费拉拉、博洛尼亚、拉韦纳，然后向南到“边界”即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各个城市如里米尼、安科纳、乌尔比诺，然后越过亚平宁山脉，经过翁布里亚的佩鲁贾、斯波莱托、拉丁姆的奥尔维耶托和维泰博，最后止于罗马。这片历史悠久的版图是754年法兰克王丕平（Pepin）及774年查理曼大帝“赠送”给教皇的。在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中，教皇又赢得另一场重大的胜利，正如俗世的国王统治诸侯一般，教皇获得了对各国主教的统御权，教廷统治着各地的教会，教廷也是中央集权的。

不久，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侵略，教会在西欧领导阶层的支持逐渐减弱，造成了教廷的危机，教皇的势力逐渐衰弱。教皇除了遭到新教君主的反对外，也遭到一些天主教国家君主，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公开的反对。甚至在教皇各邦内，一小群怀疑宗教的人士也正悄悄兴起，削减了人民对教会的向心力。1768年，波拿巴二世写道，教廷“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对象。其国内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生凋敝，内部的财政毫无系统，信用极差”。波拿巴是一个不信仰宗教的人，他的观点或许有成见。可是，1783年威尼斯大使也报告说：“教廷内政杂乱无章，教皇国正逐渐衰颓，威信一落千丈。”人民虽然生活贫苦，夏日疾疫猖獗，教会对罗马人情欲的放纵、四旬斋节前的狂欢，倒是十分纵容。因此罗马人还可以勉强容忍，在意大利的艳阳下，连教士都松懈了。

存亡之秋的两位教皇都是信仰虔诚、品格高洁的人。庇护六世不辞艰苦前往奥地利，但仍然不能使约瑟夫服从教廷。他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却不能避免阿维尼翁为法国吞并，自己还成为阶下囚，死在督政府的监狱里。庇护七世竭尽全力恢复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后来也被拿破仑长期监禁，最后终于战胜了下台的法皇（1814年）。

位于教皇国南方的西班牙波旁皇族，随着加埃塔、卡普阿、卡塞塔、那不勒斯、卡普里、索伦托等城市的繁荣，都变得富有了。可是意大利的繁荣也到此为止。佩斯卡拉、阿奎拉、巴里、布林迪西、塔兰托、克罗托内均有古风，令人怀想起米洛（Milo）、恺撒、腓特烈二世，甚至令人想起毕达哥拉斯这位哲学家。但是，在这些城市里，骄阳炙人，苛捐杂税繁多，人民不堪其扰，他们唯有在信仰中寻求慰藉。税吏由这里越过了海峡到西西里岛（由雷焦、卡拉布里亚到对岸的墨西拿）。这两座城市虽然贫困，却保存着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穆斯林、诺曼人、西班牙人的遗迹。最后税吏停留在巴勒莫，在这里他们用搜刮来的钱财侍奉着皇后嫔妃、巨商、盗贼、圣徒，供应他们挥霍所需。1759年，8岁的斐迪南四世继承的便是这片如画江山。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为一位俊美的运动健将。他喜爱运动和游乐，不爱权力的重担，大权因此落入皇后卡罗琳娜手中。

卡罗琳娜在首相兼情夫阿克顿爵士的指导下，使那不勒斯由亲西班牙转变为亲奥地利，1791年后又变为亲英国。当时国内农民一贫如洗，封建贵族仍然搜刮不已，宫廷、政府和司法机构腐败不堪，赋税极高，都落在下层阶级的身上。由于贫困，城市的民风鄙野，秩序混乱，盗贼横行，全靠众多的警察及精于制造奇迹、故弄玄虚的教士来遏阻他们。如往日一般，教会对肉体的罪恶宽容有加。总之，这些是穷人唯一的奢侈享受了！在狂欢节，第六戒好像不该加于人性的约束似的。

政治腐败如斯，王后居然还妄想赶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羡慕后者能有许多哲学家任其使唤或拜倒膝下。因此，她也聚养艺术家、学者和教授。可是她或许不知道，“比起任何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当时有更多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许多人都对未来怀着默默的憧憬和希望。

意大利与法国大革命

在一小群自由主义人士的鼓吹下，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对法国的重大变革已有了心理准备。米兰的贝卡利亚和巴里尼，那不勒斯的塔努奇、杰诺韦西和菲兰杰里，西西里的卡拉乔里都曾经在散文、诗歌、法律和哲学上阐扬新说。以理智和中庸为圭臬的法国国民大会如今通过的一些议案，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在托斯卡纳，连利奥波德大公都为革命欢呼，他认为这是全面改革欧洲可贵的先声。

1796年，拿破仑以革命将领和继承人的姿态，冲进意大利，如狂野的秋风，将撒丁岛和奥地利的军队扫出了皮埃蒙特和伦巴底。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夹道欢迎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位率领法军来拯救意大利的意大利人。有一段时期，帕维亚、热那亚、维罗纳虽有抵抗，他仍能够势如破竹，意大利各城市都好像是无条件赠送的礼物，纷纷落在他手中。1797年7月和8月，他将米兰、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及瑞士的一小部分领土，合并成为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并为这个共和国制定了类似法国革命时期的宪法。

在他统治意大利北部早期，自由主义的作风的确安抚了渴望独立的人士。高官厚爵，虽有名无实，也驯服了地方的领袖。他们深知：在这群豺狼割据的欧洲大陆，不得不接受一位保护意大利的主人。而这位主人虽然有些苛捐杂税，虽然会掳掠一些艺术品，但他说得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而且，法律公正开明，不是比别人要好得多吗？可是法国革命政府反对教会的趋势及以后压制教会的立法，却消除了意大利人的好感。对于意大利民众而言，宗教比起这种压迫教士、有“九月大屠杀”气息的政治自由要珍贵得多了。

1792年1月13日，法国一名外交官遭受罗马暴民的攻击，伤势严重，次日即告不治身亡。教皇庇护六世由于奥地利约瑟夫二世颁布《宽容敕令》（1781年）已受到了打击，如今面临新危机。法国政府正大肆没收教会财产，并于1790年7月12日颁布《教士法令》（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庇护六世从小接受正统的思想，崇尚传统，因此他曾经指责法国大革命，支持各国受到威胁的君主来镇压革命政府的行动。但是，1797年2月19日，在胜利的拿破仑的威胁下，在《托伦蒂诺条约》中，他被迫将法国境内教皇的属地阿维尼翁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割让给法国，又将费拉拉、博洛尼亚、拉温纳等城市割让给新兴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

1797年12月，一群罗马暴民杀害了法国迪福将军。当时贝尔蒂埃将军继拿破仑（当时在埃及）统率意大利的法军，便用这个时机入侵罗马，并建立了由法国统治的罗马共和国。庇护六世提出抗议，反而被捕，他继续反抗，结果被辗转递解，1799年8月29日死在瓦朗斯督政府的监狱里。对历史无知的人还以为教皇制度从此就结束了。

这种情势给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制造了三个机会：一、考验阿克顿爵士组织的新军；二、表现他对教会的忠诚；三、他可以乘机取得教皇一块领土作为酬劳。这时纳尔逊正为汉密尔顿夫人神魂颠倒，滞留那不勒斯。他同意以海军登陆来助斐迪南一臂之力。斐迪南四世于是命令奥地利马克将军统率大军，然后他随军轻易夺占了罗马（1798年11月29日）。当地的法军早知道他们并非那不勒斯军的对手，已迅速撤出了罗马城。

逃亡的主教在威尼斯选举新教皇时，斐迪南的军队正在品评罗马的美女和艺术品，不料一位卓越的法军将领尚皮奥内正率领着新锐的法军由北方杀来。1798年12月15日，尚皮奥内在卡斯特拉那打败了马克散漫的那不勒斯军，马克大败而逃，法军乘胜追击，直逼那不勒斯，攻占了这座城市，城中的知识分子欣喜万分。法军于1799年1月23日在此成立了帕尔瑟诺佩亚共和国（Parthenopean Republic）。斐迪南带着王后，汉密尔顿爵士带着他的情人逃到纳尔逊停泊在巴勒莫港的旗舰上。

可是这个新共和国的寿命不到5个月，尚皮奥内及其主力不久奉命北上驱逐奥军，1800年他战死在当地。鲁福大主教在英将富特的协助下，又为斐迪南组成了新军。那不勒斯民众讨厌法军这些无神论者，他们协助斐迪南再度占领了那不勒斯。法军在那不勒斯海军将领卡拉乔洛的协助下，躲藏在海港的两座碉堡里。鲁福和富特答应法军，如果他们投降，可以不受阻挠地撤回法国。法军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在能履行此协定前，纳尔逊舰队载送斐迪南王室一行，已由巴勒莫抵达。纳尔逊接掌了统帅权，他不顾主教的反对，命令舰炮轰击法军堡垒。法军只好无条件投降。卡拉乔洛准备逃走时被捕，在为纳尔逊舰上一军事法庭草率审判后，在旗舰拉密内尔瓦上被吊死（1799年6月29日）。国王和王后复辟后，大捕自由派人士，并将他们的首脑人物一一处以极刑。

拿破仑治理下的意大利（1800—1812）

在从埃及回来的9个月中，拿破仑一直努力使法国人民接受他对政治自由所下的定义：定期举行其结果必然是赞成开明专制的公民投票。正当法国人已厌倦自由和民主之时，意大利人在奥地利复辟政权的统治下，却烦躁不安，渴望民主和自由。那位原籍意大利的伟大法国人，究竟什么时候再回到意大利，把奥地利踢出去，给意大利一个自己的政府呢？

然而，拿破仑执政一向工于心计。他从容不迫，因为周详的准备是他战略的首要原则。他终于来临时，比起1796年的一击，更是精彩：他越过并直下阿尔卑斯山，将奥军截成两段，直取奥军主力后方，然后缩小包围圈，将奥军及统帅一一擒拿，最后奥地利只好将威尼斯以西的意大利疆土都割给了法国（1801年）。拿破仑将他的战利品变成了与1797年类似的模样，一为以米兰为首府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一为热那亚的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 Republic），成为两个由意大利人统治的法国保护国。教皇国这时仍可不受干扰，因为拿破仑不再是反对天主教的异教徒，他正在和教廷商议协定。1801年3月18日，他又取得那不勒斯斐迪南四世的允诺，禁止英国货物进入那不勒斯港。纳尔逊这时正忙着攻打哥本哈根（1801年4月2日），见此情势也无可奈何。意大利在这些杰出的成就后面，见到了一双巧妙的“意大利手腕”，他们极为高兴。

然后，这双手慢慢地抓紧了权力。1802年1月，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454名代表集会于里昂，通过了拿破仑拟订的新宪法。塔列朗经授意在会中提议选举拿破仑为新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众代表欣然同意。可是，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国皇帝以后，意大利总统的头衔又显得不太相称了。1805年5月26日，拿破仑在米兰接过了旧日伦巴底王尊贵的王冠，成为意大利（北部）王。他引入了《拿破仑法典》，又以富有的省份来补助穷困的省份，使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他答应使“我的意大利子民……成为全欧洲赋税最轻的人民”。他离开意大利时，留下了他钟爱的养子欧仁，以表达他对意大利的关怀，并代表他行使政务。

在未来的8年里，这个新王国（主要在伦巴底地区）享有了民生乐利、政治昌明的局面。这段日子是令意大利人怀念的。政府并不想挂出民主的招牌，拿破仑根本不相信民众有足够的能力去明智地选举他们的领袖或决定政策。他指示欧仁应网罗经验丰富、能力卓越的行政人才。他们果然竭尽所能，热心尽职。他们组织了极具绩效的官方机构，他们从事规模广泛的公共工程，修筑道路、运河、公园、住宅、学校。他们改进了环境卫生，革新狱政和刑法。他们消除文盲，鼓励音乐和艺术。而税收由1805年的8200万法郎升至1812年的1.44亿法郎，不过其中部分是由于战费引起的通货膨胀，部分是由于将集中的财富再行分配，以增进公众的福利。

同时，法皇继续使意大利“拿破仑化”。1802年9月，他将皮埃蒙特并入法国。1805年6月，热那亚政府在他的诱惑下主动要求将利古里亚共和国并入法国。1805年9月，他吞并了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等公国。1805年12月，在奥斯特利茨一役结束后，奥军几乎全军覆没。他又游说奥皇弗兰茨二世将威尼斯割让给欧仁的新王国。1797年，拿破仑曾出卖了威尼斯，如今他补偿了这不光彩的行为，威尼斯人感激万分。1807年，他访问该城时，全城通宵达旦狂欢庆祝。1808年5月，他占领了奥地利属地政绩最佳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拿破仑因其妹夫巴乔基治理卢卡颇有贤名，特别命令他前来托斯卡纳。在巴乔基贤明宽大的政策下，佛罗伦萨成了文学艺术的中心，回到了美第奇时代的盛况。

1806年3月30日，拿破仑宣布派其哥哥波拿巴为那不勒斯王，并派遣他率领法军去赶走桀骜不驯的斐迪南四世和他专横跋扈的王后。法皇似乎为这位温和的波拿巴留下了最困难的任务，而且好像没有认真计算执行时的困难，便要评价他的成果。约瑟夫·波拿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他喜爱与知识分子为友，也喜欢略识诗书但又不因学问而减少魅力的女人。拿破仑觉得抱着这种生活态度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治理国家的。那么他为什么还派给约瑟夫这样的任务呢？实在是因为拿破仑的王国比兄弟还多，同时他除了近亲外，又不信任任何人。

那不勒斯的中产阶级早已在封建制度下蠢蠢欲动，他们欣然接受了波拿巴王。可是一般老百姓视他为窃国贼和异端，不欢迎他的来临。波拿巴只得硬起心肠，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减少他们的抵抗。王后已经将国库的所有财富带到西西里，一支英国舰队又封锁着各个港口，杜绝了海上贸易。法军虽然战胜了，但待遇微薄、军心动摇，波拿巴于是向他弟弟乞求一些周转的财源，拿破仑却要他命令那不勒斯为其自由付款。波拿巴最后向荷兰银行家借了一笔款项，同时课征国民税金，无论贵族、平民、教士都必须纳税。他又将拿破仑最欣赏的财政专家罗德勒子爵由巴黎请来掌理财政，不久财政状况即告稳定。其他经验丰富的官员在王国各个地区建立了免费的学校，在各省建立学院。政府废止了封建制度，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再售予农民及人数日增的中产阶级。同时，政府依照《拿破仑法典》，根据当地环境，稍做增减以制定法律。政府整顿司法，简化繁琐的程序，改革狱政和刑法。

1808年6月10日，正当约瑟夫·波拿巴已逐渐成功地赢得了民心，他却奉命坐上另一个更为艰险的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拿破仑如今再没有兄弟可用了，他只好任用妹妹卡罗琳的丈夫缪拉为那不勒斯王。

缪拉主要以他炫耀夺目的衣着及勇猛善战的战绩闻名于世，但是我们也应该赞扬他重建那不勒斯政府的功劳。他除了没有耐心外，具备了农民所有的美德。他适合从事磨炼筋骨的艰苦工作，而不适合诡诈的外交活动或极需深思远虑的政务。他虽偶尔逢场作戏，可是不失为一位忠实的丈夫。在他认为拿破仑行事已近疯狂前，他对这位专横的妻兄一直忠心耿耿。他抱怨拿破仑经济封锁政策破坏了那不勒斯的经济，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苦衷何在。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他急躁的个性，他的政府在短短4年的统治时期完成了许多大事。他们完成了税政的改革，成立了国家银行，偿付了政府的债务（大部分由出售教会财产来偿付），废止了国内的关税，建设重大的公共工程。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治理那不勒斯总共不及8年，但改变了那不勒斯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面貌，因此1815年斐迪南四世复辟后，几乎保留了所有法国人的革新措施。

最令缪拉得意的措施是他组织训练了6万人的大军，他希望以此武力统一意大利，成为第一位意大利国王。不料，1812年，他毫无准备地被召回法国，加入了妻兄征俄的行列，远离了意大利的阳光，也远离了统一意大利的梦想。

国王与教皇

拿破仑觉得他已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使意大利由一个地理名词变为一个国家。他在北方成立了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在南方成立了那不勒斯王国，可是在他远征埃及时，奥地利人已经结束了一年前才成立的罗马共和国。教皇国又取回了历史悠久的古都及大部分疆土。1800年3月13日，主教会议选出了新教皇庇护七世。如今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仰望他来坚定地维护教皇“世俗的权力和领土”。

拿破仑觉得庇护七世颇为通情达理，庇护七世愿意和巴黎协商政教关系，他为拿破仑称帝前来祝福。不过这些教皇国是754年由法兰克人之王丕平赠送给教皇斯蒂芬的。有人说，这些领土并未真正由所谓“君士坦丁之赠”（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正式文书赠送给教会。774年，查理曼大帝认可了“丕平的赠送”，可是他“干涉教皇国的政务”，而且“认为他自己是基督教国家的领袖，教皇必须听命于他，即使在宗教事务上，也要服从他”。拿破仑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已经下定决心贯彻大陆封锁政策，禁止英国货物的输入，来报复英国对法国的封锁，但是教廷坚持对所有国家开放港埠通商。尤为甚者，教皇国是分割南北意大利的界线，而如今在有生之年统一意大利已成为拿破仑的最大心愿。他曾告诉约瑟夫·波拿巴：“这是我首要固定的政纲。”为了配合此政策，法军已于1797年占领安科纳，此为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战略港口，为控制南北交通要道的枢纽。1805年11月13日，正当拿破仑与奥地利和俄国大战前夕，庇护七世在教廷人士的怂恿下，一反常态，语气转趋强硬。他对拿破仑发出了挑战：“我们认为有权要求阁下退出安科纳，如果阁下拒绝，我们甚难与阁下政府保持良好友善的情谊。”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大战前夕在维也纳接到此最后通牒，他对教皇利用这个时机甚为愤怒，因此以牙还牙，以强硬的口吻答复教皇：“阁下固然是罗马之主，但我是她的国王。”像查理曼大帝一般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像恺撒一般率军前进，在奥斯特利茨全面击溃了俄奥两军。

一年后（1806年11月12日），拿破仑于耶拿大败维也纳，他接着在柏林要求罗马将英国人逐出罗马，并要求教皇国加入“意大利邦联”。他说他无法容忍“在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战时英军可能占领的城堡和港埠，它们将危及意大利各邦人民的安全”。他限庇护于1807年2月前答复。庇护拒绝了这个要求，仍然让英国官员留在罗马。拿破仑由泰尔西特凯旋后，再度要求教皇将英国代表逐出罗马，教皇再度拒绝。8月30日，拿破仑威胁将夺占“边界”各邦，教皇大为惊恐，终于同意对英国关闭港埠。拿破仑进一步要求教皇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抵抗法国的敌人，庇护拒绝了这个要求。1808年1月10日，拿破仑命令米奥利斯将军——当时佛罗伦萨的法军统领——进军罗马。

从那天起，政教之间又兴起了一次历史性的冲突。2月2日，米奥利斯率军攻占奇维塔韦基亚港，次日进入罗马，包围了教皇宫殿及元老院驻地奎里纳尔山（Quirinal）。从那时起一直到1814年3月，庇护成了法国的犯人。1808年4月2日，拿破仑下令将教皇国“边界”各邦并入意大利王国，从此在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之间——在约瑟夫·波拿巴和欧仁之间——有了一条通行的走廊了。

一年过去了，其间拿破仑忙着处理西班牙的事务。1809年5月17日，拿破仑再度占领维也纳，他在此地宣布将教皇国并入法兰西帝国，并结束教皇世俗的权力。6月10日，教皇褫夺拿破仑的教籍。7月6日，拉代将军率领法军直趋教廷，命令教皇自行选择让位或放逐。庇护只携带着每日祈祷书及一具十字架，便随着捕快进入了一辆等待的马车，沿着意大利海岸经热那亚至萨沃纳。在那里他被监禁，不过当局对他十分礼遇。1812年6月，拿破仑公布了一个绑架教皇至英的阴谋，又将教皇迁至枫丹白露。1813年2月13日，教皇与拿破仑签订了新协议，3月24日他又宣告他的签名无效。他住在皇宫似的“牢”中，生活俭朴，甚至亲自缝补衬衫。他在枫丹白露经过了1812年和1813年的变局。1814年1月21日，拿破仑本人也面临成为囚犯的命运，他于是将教皇送回了萨沃纳。4月，联军攻占巴黎，俘获拿破仑后，他们通知释放教皇。这时，庇护七世已因近年来心理和生理的折磨，形容憔悴。5月24日，他回到罗马。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热烈欢迎他，赞美他。罗马的年轻人抢着为他换马，争夺替教皇驾车回奎里纳尔山的殊荣。

拿破仑的行政官员在治理教皇国的短暂期间，靠着当地自由人士的协助，费尽苦心，迅速有力地改变了当地经济和政治的景象。他们结束了封建制度、宗教裁判所，关闭了500所宗教机构，让5852名神父和修女得到了并不自在的自由。他们黜除了贪官污吏，引进了主计制度。他们修建并保护道路，盗匪因此几乎绝迹。他们清理市街，装设路灯。他们疏浚了罗马市东南部的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并加以开垦。他们宣布信仰自由，犹太人可由犹太区自由迁出，兄弟会会所也蓬勃发展。医院大量增加，他们革新了狱政，成立学校，并充实学校人员，又在佩鲁贾增设了新的大学。他们继续挖掘古物的工作，并任命卡诺瓦管理放置这些古物的博物馆。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征收赋税的严苛，也是罗马人未曾经历过的，罗马壮丁都必须入伍服役，商人对限制与英贸易则时有怨言。大多数民众不满法国人骤然改变了传统体制，也因为听了法国人对待教皇的传闻而愤恨法国人。如今连无神论者也开始敬爱这位教皇了。“民众如今怀着悔恨的心情，怀念着往日教皇温和、纵容的统治。”

拿破仑这么一位精明的君主，居然会犯了囚禁教皇的错误，实在令人愕然。他与教皇议和，教皇亲来加冕，这些事实在已大大帮助了拿破仑，使他和全欧洲的天主教徒建立了友谊，甚至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可能正式承认他的地位。但是，他后来对待教皇的方式疏远了所有的天主教徒和许多新教徒。拿破仑想拿教皇作他的政治工具，结果反而加强了教皇的威望。法国天主教教会一向是“高卢化”的，即反对教会的，如今也对教皇表示尊敬和效忠了。前任教皇曾因政治压力，将耶稣会会士驱出，1814年，温和但坚定的庇护七世恢复了耶稣会。同年，教皇重新取回了世俗的权力。由于成为囚徒的教皇始终默默抵抗、毫不妥协的毅力，教皇的精神号召力量也增强了。拿破仑在两次下台期间也曾承认低估了教皇：“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对他过分了些，我错了，我看得不清楚！”可是庇护七世从不曾低估拿破仑，他对拿破仑的许多作为表示钦佩。当他前日的狱吏如今成为阶下囚时，他表现了温柔敦厚的胸怀。拿破仑的母亲曾向教皇指称英国人在圣赫勒拿岛虐待其子，庇护为此还请求康萨尔维红衣主教为这位下台的仇人斡旋。教皇比国王多活了两年，他死于1823年，神志恍惚濒危时，仍喃喃念着：“萨沃纳，枫丹白露。”

战争之后

战争是历史戏剧的火光道具，在他们的背后是男女之间的爱和恨，人民生计的艰苦冒险，科学、文学、艺术的成功和失败及对信仰的无限渴望。

意大利人也许不是负责的爱人，但他们勤奋努力地繁衍种族，使这块金色半岛上布满了他们的同类，因此战争的功用之一便是削减孳生不息的群众。教会认为无后之罪更甚于通奸，因为教会要以人多势众来解除异端的武装。教会因此对着爱神微笑，它并不会为狂欢节的放纵披上清教徒的外衣。意大利女人几乎个个婚前都是处女之身，因为她们很早就结婚，同时婚前的家规十分严格。可是既然婚姻往往是财产的结合，婚后一个女人可能还要去找一位中古骑士般的侍从或情夫，但她仍然受人尊敬。如果她有两名或三名情人，那么大家才会认为她是“稍微野了点”。不过以上这些都是拜伦说的，他总认为每个女人都是容易到手的。也许他只是指威尼斯，因为那里爱神维纳斯似乎特别得意。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Chartreuse de Parme）中也是这般描述米兰。

虽然米兰道德风气颓废，但在雷米萨夫人看来，当地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她觉得那里“简直毫无家庭生活可言，夫妻形同陌路人，妻子完全由情人来照顾”。斯塔尔夫人一向在男人中谈笑风生，不让须眉，可是她不喜欢当地的男人，因为他们独占了谈话的时间，而且他们的言语又是那么肤浅乏味。她认为“意大利人懒得费心思考”。不过意大利人可以提醒她，教会不喜欢“听得见的”思想。同时，大多数人和教皇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一个大家一致服从的教义，又能由阿尔卑斯山那头引来财富的宗教，对意大利应该是最最有利的思想体系了。即使如此，仍然有少数私下怀抱自由思想的人，也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异端存在。阿尔菲耶里在法国政府没收他的财产前，曾经写文章颂扬革命。成百的意大利人也曾为巴士底狱的陷落鼓掌称庆。意大利也有男女并容的文社如阿卡迪亚学社，过去以博学闻名的秕糠学会1812年也再度成立。1800年，一位女子坦布罗尼甚至当了博洛尼亚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在意大利各大学，科学和医药的研究蓬勃发展。1791年，博洛尼亚大学的加尔瓦尼（Luigi Galvani）证明，如果将青蛙腿部的肌肉与一块铁相连，再将其神经与一块铜片相接，将会产生电流使肌肉收缩。1795年，伏特（Alessandro Volta）在帕维亚大学发明了伏特电池，即蓄电池。他的成就震惊了全欧洲。1801年，拿破仑特别邀请他来到巴黎向研究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11月7日，在一群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听众面前，他宣读了论文《论电流和电子流之同》。1807年，罗兰多（Luigi Rolando）公开了他在脑解剖方面所做的划时代研究。“不用脑袋的”意大利为欧洲引来的革命比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深远广泛。

意大利戏剧如今一蹶不振，因为意大利人自然而然地会转声为歌，转戏剧为歌剧，民众因此涌往歌剧院，观赏即兴喜剧风格的歌剧。思想稍微前卫的人去观赏阿尔菲耶里所写的戏剧。他在剧中公开宣扬他对暴政的痛恨及他对意大利由异族统治自求解放的渴望。他几乎所有的戏剧都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写成的，他慷慨激昂的论文《论暴政》作于1777年，1778年初版于德国巴登，1800年又在意大利出版。此文已成为意大利哲学和散文的经典之作。1799年，在他多灾多难人生的尾端，他写成了《反法国人士》（Misogallo）一文，呼吁意大利人民揭竿而起推翻所有的异族统治，统一全国。此为马志尼、加里波第意大利复国运动的先声。

意大利人天性外向、热情奔放，他们的语言节奏优美如歌，个个具有音乐的天分，因此诗才横溢。在这个短暂的年代——即使将阿尔菲耶里归属在过去，利奥帕尔迪（Leopardi）划归于未来——仍然有上百的诗人登上了诗坛的高峰。其中最得意的是蒙蒂（Vincenzo Monti），他对任何有利可图的题目都会赋诗加以歌颂。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瞥》（La Bassevilliana）一诗卫护宗教，反对法国大革命，因此赢得了教廷的欣赏。1806年在《塞耶凡涅拉诗人》一诗中他歌颂拿破仑解放意大利的功绩，因此这位征服者任命他为帕维亚大学教授。拿破仑下台后，他又发现了法国人的缺点和奥人的优点，大加宣扬。不过经历这些抉择和变迁，他始终歌颂宇宙的美丽。1810年，他越过这些素材翻译了《伊利亚特》。他并不懂希腊文，只是将一散文译本写成诗歌而已，因此福斯科洛（Ugo Foscolo）称他是荷马译文的大翻译家。

福斯科洛诗才卓越，但命运坎坷。他是一个感性的诗人，但却不善于逻辑思考。他耽于情欲，到处留情，到处流浪，思想变幻不定，终日缅怀往日而终。可是他自始至终语言造诣精到，显然他抛弃了韵律，视其为外表的饰物，他极重视文体的完美性，他一生力求创造个人独特完美的语言音乐。

他生在两个世界中——希腊和意大利中间伊奥尼亚群岛的赞特岛上，是希腊母胎里的一颗意大利种子。在赞特岛住了15年以后，他前往威尼斯，他品评了这个动乱的城市的美景，爱上了威尼斯颓废没落的魅力，也因此对虎视眈眈的强邻奥地利产生了厌恶。拿破仑如一阵狂涛由尼斯来到曼图亚时，他欣喜若狂。他高歌颂扬这位阿科莱的英雄是解放者拿破仑，可是这位不顾原则的救星将威尼斯交给了奥地利。福斯科洛写了一本小说《奥提斯最后的几封信》（1798年），表达他对拿破仑的愤怒——是一位威尼斯人维特给他一位朋友的最后几封信，他倾诉着自己一方面被情敌打败失去了爱人，一方面又因条顿巨人而失去了心爱的威尼斯。

奥军再度出发进攻北意大利时，福斯科洛加入法军，在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地英勇作战。他还在拿破仑准备进攻英国的部队中担任上尉一职，这个计划失败后，福斯科洛弃刺刀而就笔墨。他回到意大利，出版了他最好的著作《墓石颂歌》（1807年）。在这文体古雅、情感浪漫的300余页的创作里，他力陈墓碑的好处，碑文能使我们追思、效法伟人，他称赞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妥善保存了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伽利略的遗骨。他在书中问道：一个历史悠久，产生过无数思想巨擘、英雄豪杰的民族，一个产生过无数哲学、艺术和诗歌巨作的民族，怎么如今会甘心情愿地侍奉异族的主人呢？他颂扬伟人遗风的不朽，认为这是国家民族精神的根源。

1814年至1815年，奥人再度成为北意大利的主人。福斯科洛不愿接受奥人的统治，他宁愿流浪到瑞士，后来再到英国。他以教书、写文章来维持生活。1827年，他穷困潦倒，死于英国。1871年，他的遗骨被运回佛罗伦萨，埋葬在圣十字教堂，葬在一个终于自由的意大利。

“在意大利，”拜伦曾说（他喜爱意大利），“一个人必须是个情人、歌手，或懂得欣赏歌剧，否则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意大利歌剧，尤其是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派歌剧，除了短期曾受到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挑战外，始终执欧洲乐坛之牛耳。现在（1815年）再过几年，罗西尼（Rossini）引人入胜的旋律和狂风暴雨般的曲调，就要风靡全欧洲，甚至乐坛圣地维也纳也要为他疯狂。皮契尼（Piccini）经过了在巴黎与格鲁克争霸的几年后，回到了那不勒斯。他由于同情法国大革命而遭到软禁。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后，他再度受邀请前往法国（1798年），不过两年后在法国去世。帕伊谢洛（Paisiello）身兼作曲家和指挥家，他在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在斐迪南、约瑟夫·波拿巴、缪拉统治下的那不勒斯，都曾享有盛名。契马罗萨和萨利耶里曾为维也纳的乐团指挥。契马罗萨在此地创作了他最有名的歌剧《秘婚记》（Il Matrimonio Segreto，1792年）。1793年，斐迪南召他回那不勒斯，担任乐团指挥。法军占领那不勒斯时，他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斐迪南复辟后，他判这位作曲家死刑，后经人说情，减轻为驱逐出境。契马罗萨于是离开了那不勒斯去圣彼得堡，途中在威尼斯去世（1801年）。当时，克莱门蒂正游历各京城，创作和演奏钢琴曲，正在编写《弦歌进阶》（Gradus ad Parnassum，1817年），以教导各地启蒙的年轻钢琴家。

1797年，帕格尼尼在日内瓦开始了他在管弦乐团中任小提琴手的漫长生涯。他热爱音乐，较诸任何他所爱的而且为他的音乐心动的情妇，他更忠于小提琴。他发掘了这种乐器的最大潜能，使小提琴技艺达到了前人未有的复杂变化。他创作了24首随想曲，其旋律展开的怪异风格往往使人瞠目结舌。巴乔基任命他为皮翁比诺（Piombino）的音乐总监（1805年）。可是他根本无法长留一处，他到处旅行演奏，乐团所到之处，观众和财富滚滚而来。1833年，他终于定居巴黎。他曾以2万法郎送给贫困潦倒的柏辽兹，并鼓励他写成《哈罗尔德在意大利》（Harold in Italy）。帕格尼尼工作辛劳，游乐毫无节制，体力日渐衰退。他决定离开这个人才济济、革命暗潮汹涌的大都会，离开这个喧哗的京城。1840年，他在尼斯去世。除了随想曲外，他留下了8首协奏曲及许多首奏鸣曲来考验后世小提琴家的才艺。小提琴的艺术直到今天才慢慢由他诡异的风格回到往日的路线。

卡诺瓦（1757—1822）

意大利艺术，尤其是建筑，曾一度名满全欧。当年全欧都向教皇纳贡，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富足而且独立。如今，意大利战乱连年，政争不息，已鲜有热心公益的人士来重振往日艺术的光辉了。不过，当地仍然建造了一些特殊的建筑。如1806年至1833年米兰卡尼奥拉的帕契拱门，1792年威尼斯塞尔瓦的费尼斯剧院，1795年莫瑞里在罗马所建的布拉斯奇宫（Palazzo Braschi）及其典丽的阶梯，1810年至1812年尼科利尼在那不勒斯所建圣卡罗剧院富丽堂皇的正面。这一时期并无值得后人记住的出色绘画。赫库兰尼姆出土的艺术品影响了意大利雕塑家，他们抛弃了巴洛克怪异的风格和洛可可华丽的格调，转而追求古典雕塑的优雅气质和朴实的线条。其中，雕刻大师卡诺瓦留传的作品直到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其作品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卡诺瓦生于威尼斯阿尔卑斯山脉下的波萨尼奥（Possagno）。父亲和祖父都为雕刻师，他们善于雕刻神坛和宗教纪念碑。1760年，其父去世后，他的祖父将卡诺瓦带回家中，后来又引进工作室。这个小孩工作的热忱引起了一位阿梭罗贵族法里叶的注意，法里叶于是出钱供卡诺瓦至威尼斯习艺，这位少年以第一件著名作品《奥菲斯和尤莉迪丝》（Orpheus and Eurydice）来回报法里叶。1779年，他获得法里叶的同意前往罗马。在这个艺术中心，他研习古代的艺术作品，而且逐渐赞同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的见解，即希腊艺术企图通过完美的形体和线条来表现至美。从此，他致力于复兴古典风格。

他在威尼斯的朋友游说政府，在未来3年里寄赠给卡诺瓦300杜卡特的年金。这笔赞助并未使卡诺瓦骄纵自大或改变路线。他毫不掩饰地模仿古典作品，有时的成果甚至与古人不分轩轾。1800年，他所作的《珀尔修斯》（Perseus）和《拳击师》（The Pugilist）一般被公认为现代创作中唯一可与世界古典名作共同陈列于梵蒂冈博物院中的两件作品。他所作的《忒修斯杀人马怪》（Theseus Slaying the Centaur，1805年）为一座庞大的大理石雕刻群像，如今陈列在维也纳昔日的皇家花园里。如不是其肌肉和情感表现稍为夸张，极易被人误认为古代的作品。卡诺瓦性情温和，表达柔和的情感最为逼真，如柏林国家画廊的《赫柏》（Hebe）即为此中佳作。此作品描绘宙斯和赫拉的女儿、青春的女神赫柏为众神斟酒的情景，生动地捕捉了女神温雅高贵的动态。

在1805年丰收的一年里，卡诺瓦开始雕塑他最知名的作品——罗马波吉斯画廊的《胜利者维纳斯》（Venus Victrix）。他说服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为这尊肉感的雕像做模特儿。她当时25岁，正在身材最为美好的巅峰。不过据说，这位艺术家只以她的脸部为范本，雕像的衣着和四肢则凭着自己的想象、梦境和记忆。他花费两年的时光完成了这个作品，然后公开供大众和同行评赏。大家对这座雕像光彩焕发的美丽和楚楚动人的仪态赞赏不已。这不再只是抄袭古人的习作了，而是表现一位活在当代的女人，而且依她兄长的看法——一位当时最美的女人的雕像。卡诺瓦将其作为礼物呈献给后代的人们。

1802年，拿破仑邀请卡诺瓦由罗马前来巴黎。教皇庇护七世刚刚与这位执政签署了协定，他也劝卡诺瓦前去巴黎，即使只为了做另一个征服法国的意大利人也值得。他为拿破仑所作的几尊胸像中，最令人欣赏的一座是现在陈列于昂蒂布海角的拿破仑博物馆。这位年轻的军人呈现着哲学家沉思的神态。奇怪的是，最为人所知的是一座全身塑像，卡诺瓦先以石膏塑成，回罗马以后再以一块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1811年，此雕像运往巴黎，并安置在卢浮宫。不过，拿破仑不喜欢这座雕像，因为在其右首的胜利天使像似乎正展翅从他身旁飞走，后来此像被包装运走。1816年，英国政府购得此雕像，赠给威灵顿。如今这座11英尺高的拿破仑像矗立在威灵顿伦敦巨宅阿普斯利大厦的楼梯口。卡诺瓦于1810年又回到巴黎，为玛丽·露易斯制作一尊雕像，结果不十分令人满意。拿破仑在这位艺术家离去时，仍然赐赠巨款用以修缮佛罗伦萨大教堂，并负担圣路加学院的经费。拿破仑下台后，教皇任命卡诺瓦领导一个委员会，负责将法国掳掠至巴黎的艺术品物归原主。

这时，他已是意大利雕刻界的领袖，欧洲也只有年高德劭的乌东（Houdon，1741—1828年）声名超过他。拜伦一向希望意大利超过法国，曾经说过：“欧洲、全世界，只能有一位卡诺瓦。”“卡诺瓦已入伟人之林。”他正和大卫的情况一样，靠着当时兴起的古典主义的浪潮，取得了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两人都受过拿破仑的资助。可是欧洲不可能长久以模仿古人而自满，不久便兴起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情感逐渐战胜了线条和形式。卡诺瓦的声名逐渐消退了。

卡诺瓦谦恭有礼，信仰虔诚，乐善好施，而且没有同行相嫉的通病，能够欣赏别的艺术家的优点，这些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工作辛劳，罗马污浊的空气和雕刻大纪念碑的工作都损伤了他的身体。1812年，他离开罗马，回到故乡波萨尼奥，想过安静的生活，呼吸清新的空气。1822年10月13日，他在故乡去世，时年64岁，当时全意大利同声哀悼。

再见吧！意大利！

在这段时期，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功过如何评价呢？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愤慨激昂地振臂高呼，以本身的毅力和行动争取了自由。他们因此为这个久经外族统治、民族意识麻痹、不思振作的意大利树立了榜样，也激励了意大利人。法国人改变、冲击了政府和人民的旧有关系。法国人带来了《拿破仑法典》，此法典虽然严苛，但明确清晰，因此促进了统一、安定了社会，并在一群长久为阶级分隔、对法律漠视的人民中建立了法律的平等。拿破仑和手下的行政官员切实改进和疏通了政治的管道，提高了行政效率。他们从事大批公共工程，美化市容，开辟大路和公园，清除街道，疏浚运河和沼泽，建立学校，结束宗教裁判所，鼓励农业、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新政府保护人民的宗教，但不容许宗教再镇压异端，宗教团体也必须向国家财政贡献税金。不过，不信宗教的拿破仑也曾拨款修缮米兰大教堂。政府同时全面改革和简化法律程序，禁止刑讯，拉丁文也不再是法庭规定的语言了。在此期间（1789—1813年），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在那不勒斯、欧仁在米兰福泽广照，如果他们是意大利人，必然早已赢得人民的爱戴。

这幅安康景象的反面是征兵、课税及技巧高明的搜刮行为……拿破仑肃清盗匪，他自己却大肆掠夺艺术品。他眼光高明，可能即使在遍地都是艺术珍品的意大利也很难找到这么懂得欣赏艺术的人。关于征兵，在拿破仑看来，这是维护这个新国家内部秩序和抵御外侮最合理公平的办法。他曾说：“意大利人应该牢记，武力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在城市里懒散悠闲的青年现在应该不要再害怕战争的劳苦和危险了。”其实，意大利人原本是接受征兵的，可是意大利的壮丁发现：他们四处奔波，只为了保护拿破仑或法国的利益。1803年，6000名意大利士兵被调往英伦海峡，预备参与可能的英伦之役。后来，法国人又把8万名意大利人从阳光普照的故乡拖出来，去体会俄国的平原、积雪等风光并与哥萨克骑兵打仗。

纳税是爱国的表现，这句话意大利人也不会同意。因为意大利人辛劳的成果不仅用于保卫、治理和美化意大利，还要用来协助拿破仑应付庞大不稳的帝国的经费。拿破仑一方面命令欧仁“窃取”意大利的钱财，另一方面希望他赢得民心。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1805至1812年，税收由8200万法郎涨到1.44亿法郎。大陆封锁政策又剥夺了意大利工业的英国市场，否则意大利人还能勉强忍受这些税收。同时，进出口关税只对法国有利，更使意大利在与德、法贸易中大为不利。

所以，甚至在奥地利人回来以前，意大利就已厌倦了拿破仑的保护。他们觉得：不但艺术杰作被搜刮，生产的财富也大量流入法国，只是为了拿破仑可以侵略英国和征服俄国。这不是他们的诗人期望的结果。他们承认教皇的官吏贪赃枉法，但他们更不喜欢法国官吏对待庇护七世的粗暴态度，他们也因为拿破仑下令监禁庇护七世而不悦。最后，他们甚至对仁慈的欧仁也失去了好感，因为拿破仑许多不得人心的命令是通过他来执行的。因此，莱比锡之役后，拿破仑败象初露（1813年），意大利人已不愿再支持欧仁援救拿破仑。如今，依赖异族的武力和政府解救意大利的努力失败了，唯有等待本国的文学、政治家和武力来统一全国，争取意大利的自由。

拿破仑虽有诸多失算之处，但他早已料到治理意大利的这些困难。1805年——他加冕为意大利王的这一年——他曾对列纳说：

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只是短暂的现象。不过，为了让意大利各邦习惯生活在共同的法律下，也必须这么做。热那亚人、皮埃蒙特人、威尼斯人、米兰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那不勒斯人，他们彼此勾心斗角……当然，罗马由历史上的意义看来，应该是意大利的首都，要使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必须限制教皇的权力，只许他管理宗教的事务。我现在还不能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以后我要深入研究……所有的小国都会习惯同样的法律，习俗和举止一致后、敌意消除后，才有统一的意大利。不过这应该还要有20年的时光吧！到那时谁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不能每件事都相信布里埃内，不过拉斯·卡斯（Las Cases）也曾引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过同样的话：“我已在意大利人的心中树立了颠扑不破的原则，即意大利早晚要完成复兴的使命。”

意大利终于完成了使命。

第三章　奥地利（1780—1812）

开明的专制君主（1780—1792）

1789年，奥地利是欧洲一个泱泱大国，以其历史、文化和国力傲视群雄，当时奥地利帝国幅员广大，面积远超过奥地利本土。她的国名本来的意思是“南风女神”（Auster），这个字正好表达出条顿民族强壮的体魄和善良温和的天性。他们很懂得生活的艺术，他们也和意大利人一样热爱音乐。他们原是凯尔特人的一支，耶稣降世前不久为罗马人征服。虽然事隔2000年，他们似乎仍然保存着一些凯尔特人活泼的个性和慧黠。他们在文多博纳（Vindobona）建造了罗马文明的前哨来抵御入侵的野蛮民族，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Wien”（德语的维也纳），也就是今日的维也纳。在这里，公元170年，罗马的哲学家国王马可·奥勒留，在灵光一现间，逐退了马科曼尼人。在这里，查理曼大帝设定了帝国的东疆。在这里，955年，奥托大帝建立了东王国以抵御马扎尔人。在这里，1278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建立了他的帝国，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8年。这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已将邻近的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蒂罗尔、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波兰的加利西亚、伦巴底及西班牙的属地比利时划入版图。拿破仑于1797年初敲维也纳的大门时，当时欧洲人知道的奥地利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分散四方的国土。

在特蕾莎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达到了巅峰。这位个性顽强的女王与当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腓特烈大帝鼎足三分，各自称雄一方。她在腓特烈大帝狡诈手段的欺骗下，失去了西里西亚。从此，她率领人民及盟军和他缠斗不休。在这场斗争结束后，她还在有生之年把16个儿女中的5位送上了王位：约瑟夫（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在托斯卡纳、阿马利亚在帕尔马、卡罗琳娜在那不勒斯、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她很不情愿地将奥地利交给了长子约瑟夫，因为她对他反对传统的态度和从事的改革，一向不太放心。而且她有先见之明，她相信人民对她的爱戴坚定不移，他们喜欢旧有的制度，如果他们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有所变动的话，他们断然不能适应。

约瑟夫果然遇到了一些令他手足无措的问题，他母亲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证明。他1765年至1780年与其母共同主政，后来又亲自当政十多年。他解放农奴而使贵族大为震惊，他与伏尔泰的哲学“眉来眼去”，他容许新教徒的信仰自由，他找庇护六世的麻烦，这些行动也使天主教徒感到愕然，文武百官也不支持他。因此，他在晚年时不得不承认几件事：一、农民由于突然不受贵族的束缚，他们反而糟蹋了自由的权利；二、他已经瓦解了经济；三、他造成了匈牙利和比利时上层社会的叛变，这种情况甚至已威胁到帝国本身的生存。他用意甚佳，可惜他缺乏可行的具体方案，只是颁布了无数空洞的法令来治理帝国。腓特烈大帝批评他道：“他第一步还没踏出去就想跨出第二步。”他临死之际（1790年2月20日）对此次改革操之过急十分悔恨，也为保守人士故步自封、抗拒革新的举动而感到遗憾。

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具有和他一样的理想，但做事从容不迫，个性稳健。他被任命为托斯卡纳大公时才18岁，但他已经知道小心翼翼地使用大权，他网罗意大利贤明之士（贝卡里亚即为其中之一）。他们熟悉公国的民情和国家的潜力。借着这些人才的协助，他的政府成为欧洲各国的模范。他哥哥去世、他登基为王时，他已有25年治国的经验了。他废除了约瑟夫·波拿巴时代的一些法令，同时缓和了一些改革的政策。但是，他深知，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有责任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准和生活水准，因此继续从事革新。波拿巴未经思考地贸然进攻土耳其，他将那些部队召回，而且稍稍地动用了这批武力，便说服比利时回到奥地利的怀抱。他承认匈牙利国会和宪法具有与奥地利平等的地位，因而安抚了匈牙利贵族。他把波希米亚古代帝王的王冠还给布拉格来取悦波希米亚人。他还接受邀请，在圣维塔大教堂加冕。他了解一个政府的体制和本质只要能维持，皇冠并不是最重要的。

同时，他不愿听从流亡的法国贵族和欧洲诸王的要求，与法国革命政府作战。他虽然同情他妹妹安托瓦内特的处境，但是他担心与法交战将使他失去尚未驯服的比利时。然而，路易和王后逃亡到瓦雷纳被发现，被带回巴黎，又过着恐怖的日子时，利奥波德终于忍耐不住向友邦提出大家联合控制法国局势的建议。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与利奥波德在皮尔尼兹（Pillnitz）会面，共同发表宣言（1791年8月27日），威胁将干涉法国的革命。可是不久路易接受了革命宪法（9月13日），使他们两人大为难堪。但是混乱仍然有增无减，再度威胁到国王和王后的生命。

他于是命令奥地利全军动员，法国国民会议要求他解释动员的原因。但在这项要求被送达皇帝前，利奥波德驾崩了（1792年3月1日）。他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年方24岁，他拒绝了法国的最后通牒。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弗兰茨二世

上面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向依据法国的说法。可是，奥地利的看法如何？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当时，他们听说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美丽曾使佰克为她舌灿莲花——被巴黎人骂为“奥地利人”，巴黎的暴民把她软禁在土伊勒里宫，国民大会又废除她王后的头衔，还把她监禁起来。他们也听到了“九月大屠杀”的故事，还听说王后所爱的朗巴尔公爵夫人头被砍掉放在枪尖上，在王后面前展示通过。他们听说她头发全白，被放在死囚车上，通过高声辱骂的群众，开往断头台处死。由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奥地利人无须激励即已热血沸腾，纷纷聚集在年轻的国王的领导下，决心和那些法国的刽子手作战。弗兰茨是一个心地和善但才智平庸的国王，他所选的将领也是无能的庸才，因此战事节节失利，奥地利领土不断丧失，最后还将首都沦于敌手，任他们摆布。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这些败绩反而使奥地利人民更加敬爱他。他的子民认为他是上帝派来的真命天子，是经罗马教皇祝福、世袭相传的正统君王。他们相信，他将能保护奥地利人民，抵御入侵的野蛮人，有一天他也一定能击败那个科西嘉的魔王。弗兰茨二世废止了伯父和父亲制定的每项自由主义的法案，他恢复了封建税和徭役制度，他反对任何由独裁走向宪政的措施。他的行动曾一度使人不满。不过，他在奥斯特利茨和普雷斯堡战役后，再度回到了敌人一度蹂躏掠夺的首都，人民已忘记了他一切不得人心的措施。他们夹道迎接他、赞美他，对他效忠。在这以后多事的8年里，奥地利人民只见到恶人的胜利，只见到他们上帝指派的国王屈辱地被敌人欺侮，但他们相信天道不远，有一天他必定会向奥地利的敌人报仇，恢复昔日的权势和荣耀。

梅特涅

辅佐弗兰茨二世，使奥地利达到全盛时期的功臣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他1773年5月15日生于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他是梅特涅王子的长子，他的父亲为奥地利派驻特里尔、美因茨、科隆选帝侯兼大主教宫中的代表。这个孩子名字中的前两个字即取自这些神职君主的名字。无论是在年轻时迷恋伏尔泰的日子里，还是做首相后纵横捭阖的岁月中，他都是一个忠心虔诚的教徒。他名字中的“Lothar”使人想起17世纪的欧洲曾经有过一位同名的古人统治过特里尔。有时他在名字里加上“威涅堡柏林丹”，表示他家8世纪以来祖传的产业。梅特涅的家产面积广达75平方英里，因此使他有资格在名字里加上“冯”（von，贵族符号）。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他显然不会赞成革命或领导革命的。

他从一位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适合他身份的启蒙教育。这位教师引导他接触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后来他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不久巴士底狱事件也在这里引起了一些余波，于是他转到美因茨大学学习财产、判例的科学和法律。1794年，法国政府认为科隆是法国逃亡贵族的大本营而占领了这座城市，梅特涅家中所有的产业几乎都被“国有化”。全家只好逃难到舒适的维也纳。这时身材魁梧、文质彬彬的梅特涅开始追求考尼茨小姐，并赢得了她的芳心。她就是那位曾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通婚的政治家的孙女。梅特涅从他的新娘子那里学到了闪烁其词、假仁假义的外交手腕。不久，他就能胜任狡诈掠夺的外交工作了。

1801年，28岁时，他被任命为萨克森的首相。在这里他邂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后者在此后30年里成为梅特涅的顾问和发言人。他为梅特涅“保持现状的革命”的说法提供了最动听的说辞。这时，梅特涅为了依随旧时代的习惯，也找了一位情妇，即巴格拉基昂。她才18岁，是我们后面提到的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1802年，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获得了他发妻的接纳。1803年，维也纳因满意他的表现，提升他到柏林奥使馆任职。他在这3年里曾遇见了沙皇亚历山大，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段关系维持到他们共同推翻拿破仑为止。奥斯特利茨战役后，拿破仑希望奥地利派遣一位考尼茨家人出使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施塔迪昂伯爵将此职务委派梅特涅。1806年8月2日，这位33岁的考尼茨女婿到达巴黎。当时，拿破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推翻他的人吧！

此后，在战与和之间，梅特涅和拿破仑展开了9年的斗智，最后这位外交官和将军合作打了胜仗。为了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眼神下稍作喘息，同时觉得自己名门闺秀的发妻言语无味、貌不惊人，他勾搭上了当时巴黎市长、朱诺将军的夫人洛尔·朱诺。不过，他并没有忘记来此的目的，他必须负责洞悉拿破仑的心意、探知他的目标，而且尽其所能变法国的方针为奥地利所用。拿破仑和梅特涅惺惺相惜，十分钦佩对方。1806年，梅特涅写信给根茨，称拿破仑为“欧洲唯一果断实际的人物”。拿破仑也发现此人心智敏锐，不逊于自己。同时，梅特涅仔细观察塔列朗（当时法国的外交大臣）而受益匪浅。

他在巴黎度过了约3年的大使生涯。他曾暗暗怀着欣喜，看着法国大军陷在西班牙。他曾意图隐瞒奥地利重整军备的事实，可是被拿破仑识破。1809年5月25日，他离开巴黎，与在前线的弗兰茨二世会合，他们共同目睹了奥军在瓦格拉姆的败绩。施塔迪昂伯爵因战场失利，引咎辞去了相位，弗兰茨于是将此职位给予梅特涅。1809年10月8日，他开始了39年漫长的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生涯。当时他才36岁。

1801年1月，朱诺将军在妻子的书桌里发现了几封梅特涅的情书。他差点把她勒死，而且发誓要向这位神气的大臣挑战，在美因茨决斗一场。后来还是拿破仑把将军和夫人派去西班牙才结束了这场风波。这件绯闻并没有影响到梅特涅的声名、婚姻及在奥地利政府的地位。他后来还安排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露易斯之间的婚事。他听说这次法奥突然恢复亲善激怒了俄国，十分高兴。他还注意到，在对立的欧洲大国之间，紧张的情势正不断扩张。于是他盼望着计划着，在法俄鹬蚌相争时，奥地利能重获失土，重新恢复往日在列强杀伐声中奥地利保有的崇高地位。

维也纳

在战争的城墙后面住的是爱好和平、和蔼可亲的维也纳人。这里是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摩拉维亚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的大熔炉。城中共有19万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信仰虔诚，不时前往斯蒂芬大教堂膜拜城市的守护圣徒。此地街道大多狭窄，但也有几条宽广平整的林荫大道。一连串庄严的建筑汇集在宫殿似的美泉宫，这里住着皇室，政府的重要机构也集中此地。“蓝色”多瑙河挟带着全城的繁华与欢乐缓缓流过。沿岸的草地公园是市民驾驶马车兜风和漫步的好地方。在城门外的维也纳森林，林木葱郁，花草芬芳，小鸟的歌声鸣啭欢迎着爱好田园之乐的人们。

总之，维也纳人是柔顺老实的民族。他们不像巴黎人。后者不管有没有革命，总是较为浮躁。他们厌恶婚姻生活，厌恨贵族，猜疑他们的国王，甚至怀疑上帝。维也纳也有贵族，但他们在宫中跳舞、作乐。他们尊重老百姓，一点儿也不势利眼。虽然在拿破仑实干的战士面前他们不堪一击，但他们慷慨赴死。中上阶层的人士因供应军需品，借款给被封建制度弄穷的贵族或给屡战屡败的政府，因而致富。他们真正具有强烈的阶级观念。

劳工阶级也渐渐形成。1810年，维也纳周围有100多家工厂，雇用了2.7万名男女工人。他们的工资足以温饱而无虞。早在1811年，就有人抱怨炼油厂和化工厂造成了空气污染。商业正欣欣向荣，维也纳邻近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多瑙河直通黑海，沿岸城市众多（包括布达佩斯），成为维也纳的广大腹地。1806年以后，由于拿破仑禁止英国货物进入大陆，并控制了意大利，奥地利工商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许多家庭因而失业，一贫如洗。

财政主要被犹太人控制。农业和大部分工业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成了理财专家。有些犹太银行家家宅的壮观几可与埃斯泰尔哈吉家族抗衡，有些人甚至与国王成为挚友，还有的被尊为国家的救星。约瑟夫·波拿巴二世为表扬几位爱国的犹太银行家，特别赐给他们爵位。这位国王特别喜欢到金融巨子阿恩施泰因家中做客，因为他喜欢和这位银行家美丽的妻子讨论文学和音乐，她就是多才多艺、谈吐高雅的范妮·伊特兹格。她在维也纳的沙龙一度闻名遐迩。

政府大权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能力平庸而操守不正。边沁在181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中，曾为“奥地利政治的道德已荡然无存”一事感叹，也为找不出一个“好人”而绝望。无论在军队或政府中，平民都不可能擢升至主管的地位，因此军人和公务员没有冲劲，不想卖力或冒险以求升官。基层的士兵都是无所事事只好从军的，或者偶然征召入伍的，不然便是强迫服役的乞丐、激进分子和罪犯。相对地，每个法国军人都有可能爬到统帅的地位，甚至有机会封爵成为贵族。相形之下，难怪奥军屡次和法军对阵，都溃不成军了。

军队、警察和教会维持着维也纳的治安。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反对宗教改革，他们忠于天主教，而且仰赖那些训练精良的教士来检查出版物及培养基督徒子女君权神授的信仰，他们以信仰的希望来抚慰穷苦受难的人。在斯蒂芬大教堂和卡尔大教堂，歌声悠扬，香烟袅袅，会众共同祈祷，人们在弥撒中提升了性灵。他们这些仪式清涤人心的效果，也正是新教徒巴赫和不信仰宗教的贝多芬在音乐里追求的境界。宗教的游行队伍定期在街边演戏，以唤醒民众对殉道者和圣徒的记忆及对维也纳大慈大悲圣母的纪念。天主教带来了恐怖的地狱景象以约束人心，呈现了圣徒受难的惨状，但这个宗教抚慰人心的效果，却也是不逊于其他宗教的。

教会负责中小学教育。维也纳、因戈尔施塔特、因斯布鲁克等地的大学都由博学的耶稣会会士担任教职。政府对出版界的控制十分严苛，所有提倡伏尔泰思想的文字都被挡驾在国界或城门口外，因此维也纳很少有异端人士。特蕾莎曾经企图消灭兄弟会，但有些会员幸免此难，不过他们不再激烈地反对教会干政，因此即使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能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也不再鼓吹激烈的社会改革，如今连皇上都愿支持他们的理想，因此虔诚的天主教徒莫扎特同时也是兄弟会会员，连约瑟夫·波拿巴二世也加入了这个秘密组织。另一个较为激进的秘密社团，前耶稣会士韦斯豪普特1776年创立的先觉会（The Illuminati）也得以幸存，不过已是日薄西山了。利奥波德沿袭他母亲的先例，禁止秘密结社。

教会教导人民忠于国家、行善行仁、遵守社会规范、节制情欲，颇具成效。1804年，斯塔尔夫人曾报道说：“你找不到一个乞丐，慈善机构的组织健全，行善不遗余力，由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信仰虔诚的贤明政府。”男女关系在平民中还算保守，但上层阶级放肆多了，男人皆有情妇，女人皆有情夫。塞耶告诉我们，贝多芬对“当时维也纳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与未婚女子同居，俨然夫妻”表示看不顺眼。不过，一般家庭气氛和谐，父母仍能维持他们的权威。人们举止文雅，并没有革命的意图。因此，贝多芬于1794年8月2日写道：“我相信，奥地利人只要有黑啤酒喝、有香肠吃，他们绝对不会造反的！”

典型的维也纳人喜欢消遣作乐，而不爱从事改革。只要身有分文，他们一定及时行乐，他们会去看罗杰这位“烧不着的西班牙人”。如果钱再多些，他们便去玩撞球或保龄球。维也纳市内市郊咖啡屋林立，这些是穷人爱去的地方。上层阶级的人士则去花园洋房式样的啤酒屋。阔老爷也可以在赌场里撒下大把的钞票。他们也可以参加化装舞会，如到可以容纳数百对共舞的雷杜德大厅。甚至在施特劳斯以前，维也纳的男女就与舞结下不解之缘了。保守而优雅的小步舞已为华尔兹取代。男士们可与另一半拥舞，带着她转个痛快，享受其中刺激的乐趣，由这种旋转的动作产生了华尔兹的舞名。教会表示不满，可是原谅了人们。

艺术

维也纳剧院林立，从富丽堂皇、专演古典戏剧的舞台到在临时舞台上收2便士的独幕剧的小剧场，应有尽有。最古老的定期剧场是凯恩特奈尔托剧院（Kärntnerthor），为市政厅于1708年所建。剧作家兼演员施特拉尼茨基，以意大利的丑角为蓝本，塑造了汉斯沃斯特（Hanswurst）这个嘻嘻哈哈的小丑。通过他，日耳曼人见到了自己可笑的怪癖。1776年，约瑟夫·波拿巴二世大力支助布格剧院，在这座有着古典式正面的建筑里演出了古今最杰出的戏剧。不过，最豪华的戏院当数希卡内德于1793年建的维也纳剧院。此人曾为莫扎特的《魔笛》作词，并出演剧中帕帕杰诺一角。他利用当时各种所知的机械装置来配合演出。剧中景色的壮观，即使真实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大为逊色，常使观众叹为观止。贝多芬的《费德罗》即在此剧院首次公演，更为希卡内德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维也纳，当时只有一种艺术的成就和光彩可与戏剧颉颃。它不是建筑，因为自1789年后，奥地利巴洛克式建筑已步入下坡。它也不是文学，因为教会加重了诗才双翼的负担，使它无法任意翱翔，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时代也还没有降临。斯塔尔夫人说，在维也纳，“人们不大读书”，每天的报纸足以满足他们对文学的需求。《维也纳时报》（Wiener Zeitung）和《维也纳杂志》（Wiener Zeitschrift）都是一流的。

不用说，维也纳首屈一指的艺术成就是音乐。在奥地利和日耳曼，家庭即是文明的源泉和城堡。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与其说是职业音乐家借以维生的技能，毋宁说是家庭业余的消遣艺术。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家中都有乐器，有些还能随时组成四重奏。人们偶尔订票去听一场音乐会，但公开演奏大多数是不收门票的。虽然如此，维也纳音乐家仍多如过江之鲫，由于僧多粥少，大都潦倒不堪。

他们究竟如何能活下去呢？多半是接受邀请到私人家中演奏，或将曲子呈献给富有的贵族、教士或商人（有的预先谈好了酬劳）。也幸亏两个世纪以来，爱好音乐、演奏音乐、赞助音乐，已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因此音乐才能在维也纳发扬光大。约瑟夫二世、利奥波德二世都热心推动和鼓励音乐。鲁道夫大公既是贝多芬的学生，也是他的保护人。埃斯泰尔哈吉家族世世代代也鼓励音乐。我们曾经见到：约瑟夫王子请海顿担任埃斯泰尔哈吉宫（匈牙利的凡尔赛宫）管弦乐团的指挥，曾达30年之久。他的孙子米可罗·尼可劳斯·埃斯泰尔哈吉王子则聘请贝多芬为他家的管弦乐团作曲。利赫诺夫斯基王子不仅支持贝多芬作曲，还成为他的好友，有一段时间还请他住进宫中。波希米亚世家的罗布可维兹王子与鲁道夫大公、金斯基公爵共同支持贝多芬作曲直到他与世长辞。此外，我们还得加上希维顿男爵，他不仅给予音乐家经济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他费尽心思，为音乐家寻找工作或寻求津贴：他介绍海顿进入伦敦的社交圈，他接受贝多芬呈献的第一乐章。他在维也纳组织由25位贵族人士组成的音乐协会，以沟通作曲家、出版家和听众之间的感情。可以说，部分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历史上最不得人缘的作曲家贝多芬才能冲破难关成为19世纪的乐坛泰斗。

第四章　贝多芬（1770—1827）

在波恩度过的少年时代（1770—1792）

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其时波恩是科隆选帝侯的所在地。科隆是莱茵河西岸公国之一，拿破仑在其地“世俗化”以前，由天主教总主教治理。他们热爱世俗活动，经常资助有才华的艺术家。波恩有956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仰赖选帝侯的产业为生。贝多芬的祖父在选帝侯的唱诗班做低音歌手，父亲约翰·范·贝多芬是唱诗班的男中音。贝多芬这支家族是接近卢万村庄的荷兰后裔。荷兰字“van”意指本源地，并不像德文“von”或法文“de”表示有爵位封号和财产的贵族阶级。祖父和父亲都有酗酒的习惯，贝多芬多多少少也承袭了这种习惯。

1767年，约翰·范·贝多芬娶年轻的寡妇马格达莱纳为妻，她是埃仑布赖特斯泰因一位厨师的女儿。马格达莱纳在当了母亲后，由于温柔慈祥和怡然自得的态度，极为她举世闻名的儿子喜爱。她生了7个孩子，4个在幼年即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卡斯帕·卡尔·贝多芬、尼古劳斯·约翰·贝多芬。

贝多芬父亲的唯一收入，是任“选帝侯宫廷男中音”所得的300弗罗林，全家住在波恩的贫民区内。年轻的贝多芬居住的环境和他接触的人群，自然无法把他造就成上流的绅士，贝多芬依旧是粗野而具有叛逆性格的孩子。贝多芬的父亲为了使儿子成为神童以改善家庭状况，或威胁，或利诱这个4岁大的男孩，每天（偶尔在晚上）花许多时间练习键盘琴或小提琴。显而易见，这个男孩对音乐并无内在自发的欲望，因而他父亲督责甚严，经常使贝多芬默默地饮泣。日复一日，虽然折磨依旧，但男孩已渐渐喜爱这种给他带来无数痛苦的艺术。1778年3月26日，8岁的贝多芬和另一个学生在一场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此次演奏所得的报酬数目不详。总之，他父亲受此鼓励，即聘请教师指导贝多芬，使贝多芬能更上一层楼，得窥音乐的堂奥。

除此以外，贝多芬几乎未受过正式教育。我们已知贝多芬入学时，学了够用的拉丁文，信函中杂以拉丁文的幽默笔触，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贝多芬无师自通了法文（当时的世界语），而且能以法文清晰地写作。无论何种语言，他都未学会正确的书写，同时也很少为标点符号的用法烦心过。贝多芬阅读涉猎的范围，自司各特的小说至波斯的诗文这类有益的书籍，而且随手抄录优美隽永的小品文。仅有的娱乐在手指上，他深爱即席演奏，在此技巧上只有阿卜特·福格勒（Abt Vogler）能和他媲美。

1784年，玛丽亚·特蕾莎的幼子——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受任为科隆选帝侯，定居波恩。马克西米利安生性仁慈，酷爱美食与音乐，遂成为“欧洲最肥胖的人”，同时组成了有31件乐器的管弦乐团。14岁的贝多芬在合奏中弹奏中提琴，列名为“宫廷乐团副风琴手”，年薪150古尔登。1785年，选帝侯接到报告，描述贝多芬为“才能卓越……行为良善恬静，生活困苦”。

虽有种种迹象显示贝多芬在性方面的放纵，但是这个年轻人良好的品行与渐露的才气，使他获得选帝侯的允许与赞助而游学维也纳学习作曲。抵达不久，即为莫扎特接待，莫扎特聆听他的演奏，给了适度的赞赏，使贝多芬大失所望。显然，莫扎特认为他弹奏的乐曲早就一再地预习过。贝多芬疑心莫扎特有这种想法，要求为莫扎特在钢琴上弹出变奏的主题。莫扎特对这个青年想象力的丰富与弹奏时的稳健无误，极为讶异，对他友人说：“留意这孩子，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这个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了。莫扎特似乎给贝多芬上了几课，由于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1787年5月28日的去世，及贝多芬母亲濒死的消息传来，终止了他们两人昙花一现的关系。贝多芬匆忙赶回波恩，他母亲过世时，他正侍疾床侧（7月17日）。

贝多芬父亲的男中音嗓子不能唱了，写信给选帝侯诉说他已一贫如洗，希望选帝侯施以援助，结果未能如愿，倒是家中在唱诗班的另一个乐手解了困境。1788年，贝多芬教伊里诺和他的弟弟洛伦兹弹奏钢琴，以增加家庭收入。这两兄弟有教养的富孀母亲，对待年轻教师与她的孩子一视同仁，如此滋生的友谊，稍微能把贝多芬个性上的棱角锉平。

仁慈的伯爵斐迪南·冯·瓦尔德斯坦是一名音乐家，也是选帝侯的密友。瓦尔德斯坦是贝多芬家庭的一大助力，当他得知贝多芬的穷困时，不时接济金钱，却伪装选帝侯所赠。过了不久，贝多芬献给他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53号C大调），上题伯爵的名字。

贝多芬目前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援助，他意志消沉的父亲整日耽于饮酒，一度为公众唾弃而被捕，费尽了万难才营救出来。1789年，贝多芬还未满19岁，即成为法定的家长，承担起照顾两位弟弟的责任。

11月20日，选帝侯下令免除约翰·范·贝多芬的职务，他200“帝国元”（reichsthaler）的年薪之半，照样付给他，另一半付给他的长子。贝多芬在选帝侯的管弦乐团中仍任首席钢琴手与次席风琴手，以赚取微薄的收入。

1790年，胜利的浪潮席卷伦敦，海顿在回维也纳的途中驻足波恩，贝多芬呈给他近作清唱剧，极得海顿的赏识。也许选帝侯风闻其事，有人提议准贝多芬至维也纳数月，师事海顿，期间仍支领原来任选帝侯音乐家的薪金，即蒙选帝侯的首肯。此恩赐很可能是冯·瓦尔德斯坦伯爵为贝多芬争取到的。瓦尔德斯坦在贝多芬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临别赠言：“亲爱的贝多芬，为了实现你长久珍视的愿望，在维也纳停留时，守护莫扎特的精灵正哀哀地哭泣，悲悼她挚爱的亡故……你要不懈地努力，务必从海顿的手中把莫扎特的精神接过来。你的朋友瓦尔德斯坦敬上。”

1792年11月1日，贝多芬离开了波恩、父亲、家庭与朋友。法国革命之师占领了波恩，选帝侯流亡美因茨。终其一生，贝多芬未再见到波恩一面。

进步与悲剧（1792—1802）

贝多芬初抵维也纳，发现维也纳充满了音乐家，全为了赞助人、听众与出版商而钩心斗角。每位新人的到来，都引起他们的侧目。这位来自波恩的青年，并无任何优点能消除他人的疑惧。贝多芬矮小结实、肤色深黑，埃斯泰尔哈吉公爵称他为摩尔人，因为他脸有麻子，上下前齿交互重叠，鼻阔而扁，眼睛深陷，头颅像颗“子弹”，戴顶假发，姓氏前且冠以“van”字。贝多芬生就一幅不讨人喜欢的样子，无论是公众或他竞争的对手，都不欣赏他的仪表。非常稀罕的是，贝多芬在此地连位知己朋友都没有。

不久，贝多芬父亲过世的消息传来（1792年12月8日）。这样一来，贝多芬平分父亲微薄的年金就发生了问题，他请求选帝侯继续此项年金。选帝侯却以加发双倍的年金以为答复，又告诉贝多芬说，为了他两位弟弟的学业，他另外可获得3升的谷物……（其时卡尔和约翰已移居维也纳）。贝多芬感激之余，即下了决心。1793年5月22日，贝多芬在朋友的纪念册上，引用席勒的戏剧《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的话：“我并不邪恶——我的错误只是血气方刚——依然年轻是我的罪恶……即使狂野不驯的感情可能导致我心入歧途，我的心仍是善良的。”贝多芬决心“尽可能的行善，热爱自由甚于其他，纵使在帝王面前，也不否认真理”。

贝多芬尽量克制花费至最低限度，以1792年12月来说：房租14弗罗林、钢琴租金6弗罗林，每餐12十字币（Kreuzer [1] ，合6美分），三餐带酒需6.21弗罗林，在另一份备忘录上记载贝多芬不时付给海顿2个格罗申（Groschen，奥地利的一种青铜币，属于辅币）。显然，海顿授课仅要求极少的报酬。有时学生谦恭地接受指正，但课程继续下去时，海顿越来越无法接受离经叛道的贝多芬——全不按正统的法则作曲。1793年底，贝多芬离开了年事已高的教师，每周3次到约翰·乔·阿尔布雷希特贝格尔那里学习对位法。同时贝多芬每周3次向伊格纳兹·舒潘兹格学拉小提琴。1795年，贝多芬觉得阿尔布雷希特贝格尔已无法再教他什么，即申请入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萨列里的门下，学习声乐作曲。萨列里对贫寒的学生向不收费，贝多芬因而免费受业。这4位教师与贝多芬格格不入，认为贝多芬是一位极难教的弟子，经常有泉涌不绝的观念，痛恨他所学的拘泥形式的音乐理论。我们能想象得到，“音乐之父”海顿听到贝多芬乐曲呈现出的不规则与嘹亮的声音后，不寒而栗的样子。

或许由于贝多芬不从流俗，到了1794年，贝多芬的演奏已为他博得维也纳最令人感兴趣的钢琴家的名声。其时，钢琴已赢得与大键琴颉颃的战役。1768年，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开始在英格兰独奏钢琴，莫扎特采用钢琴，海顿于1780年也继踵前人。由于钢琴在强弱音之间，和断音、延音之间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适应性，克莱门蒂特地为钢琴作了协奏曲。贝多芬淋漓尽致地使用钢琴与他本身的能力（特别在他的即兴曲上），没有任何刊印的符号能阻碍贝多芬的风格。贝多芬不绝如缕的观念、变幻无常的狂想、林林总总的处理方式与困难，都是永无休止的。

要当一位钢琴家，首先要得到音乐赞助人的青睐。在希维顿男爵家中的晚间音乐会中，节目结束后，主人挽留贝多芬，敦请他另外演奏巴赫的《遁走曲》作为晚间的祝福。卡尔·利赫诺夫斯基公爵——维也纳首屈一指的业余音乐家，非常器重贝多芬，因而固定邀请贝多芬参加他每周礼拜五的音乐会，偶尔款纳贝多芬留宿。贝多芬因为无法适应公爵的进餐时刻，宁愿住进附近的旅馆。贝多芬有爵位的赞助人中最热心的是罗布可维兹公爵，他是优秀的小提琴家，几乎将所有的收入花在音乐和音乐家上，多年来虽偶有龃龉，仍一直帮助贝多芬。贝多芬要受同等看待的要求，也被愉快地采纳。帮助过贝多芬的贵族，他们的夫人欣赏贝多芬傲岸的独立，借书信的往返求教于贝多芬，在信上接受斥责，也允许这个贫穷的单身汉在信上的调情。她们的丈夫收受贝多芬的献乐，并适当地给予回报。

截至目前，贝多芬的名气仅止于钢琴师，声名已远播至布拉格和柏林。1796年，他使约翰·克雷默在演奏过后宣布：“在我们失去了莫扎特以后，他就是来慰抚我们的人。”为赞扬所鼓舞，贝多芬在笔记上写道：“鼓起勇气来！即使身体有缺陷，我的精神仍支配一切……这年要决心成为技巧高超的人，所有的事都需要完成。”

1797年，从未谋面的拿破仑首先闯入贝多芬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将军把奥地利人自伦巴底逐出，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即兵临维也纳城。奥地利首府如惊弓之鸟，尽其所能以枪炮和赞美诗仓促作成防卫。海顿写下奥地利的国歌——“国王，我们仁慈的弗兰茨国王万岁”，贝多芬为另一首战歌配乐——“我们是伟大的日耳曼人民”。这些士气高昂的歌曲，后来证明是抵得上若干军团的，可惜并未感动拿破仑，奥地利终于获得屈辱性的和平。

一年后，贝纳多特将军至维也纳就任新法国大使，在阳台上升起法国革命军的三色旗，使市民大受震撼。坦白表示过共和观念的贝多芬，公开宣布他对波拿巴的仰慕，人们经常见到贝多芬受到法国大使的款待。怂恿贝多芬作曲向拿破仑致敬的，显然是贝纳多特的主意。

为了企求更亲密职务的任命，贝多芬于1799年把第13号作品《悲怆奏鸣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献给利赫诺夫斯基公爵，以答谢他接受或希望的恩赐。公爵给贝多芬600古尔登由他自由支配，“直到适当地任用你以前”以为答复。这首奏鸣曲开端是简单的，犹自莫扎特一脉相承的谦逊而来，然后进行至艰深与复杂错综的部分，如与《钢琴奏鸣曲》或《热情奏鸣曲》几乎挑衅性的庞杂与剧烈比较起来，它的后面部分似乎也是朴实无华的。1800年的《第一交响曲》和1801年的升C小调《月光奏鸣曲》（Moonlight Sonata）更为容易，对于弹奏者的眼手而言，应可游刃有余。这首驰名的《月光奏鸣曲》曲名，并非贝多芬所取，贝多芬原称之为《幻想奏鸣曲》（Sonata quasi Fantasia）。他并无意使这首曲成为一首情歌，事实上，这首曲是献给女伯爵茱莉亚·圭恰尔迪的，她是贝多芬幻想曲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幻想曲却为另一场合所作，与女神风马牛不相及。

音乐史上最奇特与引人注目的文件之一，是秘密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写于1802年）——生前并无人知，在贝多芬死后才在文件中找到——唯有通过与贝多芬特性的率直对照，才可理解。贝多芬年轻时拥有许多使人愉悦的特质——心境愉快，富有幽默感，喜爱研究，乐于助人。很多贝多芬的波恩朋友，如老师聂费、学生伊里诺·范·洛伦兹、资助人瓦尔德斯坦伯爵，即使在贝多芬对生命越来越感到悲痛时，热爱他之情依然未减。然而在维也纳，贝多芬疏远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几乎到完全孤独的地步，但他们一听到贝多芬垂死的消息，全回到他身边，各尽所能来减轻他的痛苦。

贝多芬早期的环境，使他烙上难以磨灭的创伤。他决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艰苦而焦虑的贫困，或眼见他父亲自安于失败与酗酒时所感到的屈辱。经年累月的悲哀，使贝多芬因饮酒引起的健忘症更为严重。在维也纳，贝多芬的身材（5英尺5英寸）意味着睿智，却无幸运的面貌，头发浓厚而且蓬乱竖直，浓密的胡须长到凹陷的眼眶，有时在刮脸以前已长到半英寸长。1819年，贝多芬叫道：“天啊！一个人有像我这样不幸的脸孔时，那是多么痛苦的事！”

身体上的缺陷可能是日后成就的激励，但在维也纳的最初几年，缺陷使他心灰意冷，不注重服饰、身体、居室环境与举止。1801年4月22日，他写道：“我是不整洁的人，或许我拥有唯一天才的特质是我的东西并不总是排列得井然有序。”贝多芬的收入够请佣人，但时隔不久他就和佣人争吵，所以很少佣人待得久。贝多芬对地位低的人唐突粗率，对高贵的人时亦逢迎，但常表现出骄傲甚至傲慢无礼的态度。在批评对手时他不留情面，而回报他的，自然是他们一致的厌恶。贝多芬对学生很严格，对有些学生授课则分文不取。

贝多芬是厌世者，认为每个人根本上都是卑贱的，可是又天真地原谅那令人头疼的侄子卡尔，喜爱貌美的学生。贝多芬对大自然怀着一份无法对人类表达的情感，他常抑郁寡欢，不管有没有酒，也常有一时的欢乐。贝多芬时有刻薄的幽默感（如信函14、22、25、30号所示），遇有机会则语涉双关，也取些得罪朋友的绰号，要他开怀大笑比淡淡的微笑还容易。

在烦忧的岁月中，因生活痛苦，贝多芬试着从这个世界隐退。在1801年6月29日的信中，贝多芬对年轻时的朋友弗兰兹·韦格勒（Franz Wegeler）说：

最近三年来，我的听力越来越弱，可能由于我的腹部引起，甚至在我离开波恩时，腹部即不适，在维也纳更是每况愈下，屡为腹泻所苦。而极度缺乏活力，使我痛楚不堪……这就是到去年秋天为止我的情况。有时我觉得沮丧。我必须承认，我过的是悲惨的生活。几乎有两年不涉足社交场合，正因我发觉我无法对人们说：我是聋子。如果我的职业是另一种，我可能会正视我的缺陷，但对于我现在的职业来说，它是可怕的灾难。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后果为何，我诅咒过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请你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人，甚至对伊里诺·范·洛伦兹，也不要透露。

1802年的几个月，贝多芬在哥廷根的小村庄海利根施塔特度过，显然他希望自硫黄浴获益。贝多芬在附近的森林中漫步时，看见不远处有牧羊人吹着笛子，因贝多芬听不到笛音，只有管弦乐这样大的乐音，才能让他听到。其时，除了演奏和作曲外，他也担任指挥。那个牧羊人吹奏出贝多芬无法谛听的笛音，这件事隐含的意义，使他大为绝望。贝多芬回到房间。1802年10月6日，他写出了为人熟知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一种精神的意志与生命的辩解。

虽然贝多芬冠上“给我的弟弟卡尔·贝多芬”，他仍小心翼翼地把文件藏好以避开他人的耳目。以下节录文件重要的几行：

啊！你们认为，说我是恶毒、冥顽不灵或是厌世的，这是多么大的误解，你们不知我表面上如此的秘密原因。孩提时代始，我的心智即近于温柔良善的情感，甚至热切地想完成伟大的功业。但是6年来，我是无望了，为冷酷的医生激怒……最后不得不正视宿疾的进展……生来具有热情活泼的性情，甚至对社会的变迁敏感。很早我就强迫孤立自己，在孤独中生活，有时我设法忘掉这些事情，但失聪的经验使我伤心欲绝。我不能告诉别人说话大声点，或请他们大声喊叫，因为我是聋子。我如何能承认，在我身上应比别人更完美的感官，竟然有缺陷。我无法说出，因此我应和你们兴高采烈地周旋时，你们反而看到我迟疑却步。原谅我！别人站在我身边，倾听远处的长笛音时，我却一无所闻，那真是莫大的耻辱！这件事使我进入绝望的边缘，此外我想结束我的生命——支持我的只有艺术。啊！离开尘世似乎不可能，除非我已谱出所有我感觉出的乐曲。上帝！你透视我内在的灵魂，你应知道人类的爱与行善之念，是在我心深处。有朝一日，你们读到我写的，你们知道错怪我了……我的弟弟卡尔和——我死时如施密特医生仍在人世，以我的名义陈述我的病情，而且附上此文件和病历。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世界在我死后，会体谅我的苦处。同时，我宣布你们两人是我所值无几的财产继承人。我但愿你们生活得更好，没有我的忧虑。推荐德行给你们的孩子，只有德行而非金钱，才可获致幸福。这是我自身的经验，也只有德行在我悲哀时支撑我，我并未以自杀终止我的生命，除了艺术外，也应归功于德行。永别了！要彼此相亲相爱，在我加速朝向死亡前进时，我很高兴。

在边缘空白处，贝多芬写道：“在我死后，才可阅读与执行。”

这不是自杀的宣告书，却糅合了无望与果决。贝多芬接受并克服他的困境，除了他自己，贝多芬带给世人所有在他自身内寂然无声的音乐。就在此时——1802年11月，在海利根施塔特，贝多芬写出D大调第二交响曲，曲中全无怨尤哀伤的音符。在他内心独白后一年，写出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The Eroica）而进入他第二个最具创造性的时期。

[1] “Kreuz”德文意思为“十字”，该币通行于南德、奥地利、瑞士等地。

英雄的岁月（1803—1809）

博学的音乐学家们将贝多芬的创作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1792年至1802年，1803年至1816年，1817年至1824年。此种分野很值得怀疑。在第一时期，贝多芬的作品暂时带有莫扎特和海顿简单而静穆的风格。在第二时期，贝多芬对演奏者在拍子、灵巧和力度上更为苛求。他探究轻柔与剧烈气氛的对比，纵情于变奏的创作与即兴的技巧上，这些均循着起首与展开的原则。贝多芬更易奏鸣曲和交响曲的风格，把原来女性化的纤美伤感变为男性的刚强果决。贝多芬仿佛要表现这种转变，把小步舞曲置于第三乐章上，伴着诙谐曲欢乐跳跃的音符，以嘲弄命运。贝多芬发现音乐能抚慰遭遇的不幸，他孜孜不倦于音乐的创作，使他肉体的死亡只是永恒生命偶然的插曲而已。“我演奏和作曲时，我的痛苦……很少能妨碍我。”贝多芬不再能以耳朵听到自己的曲调，但以音乐家不可思议的能力，把想象中的乐音变为点与线的墨迹，而自刊印的曲谱上用眼睛悄无声息地听出了音乐。

几乎所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是古典的，在后代的管弦乐的曲目上都可找到。1803年，为小提琴家乔治·布里奇沃特所作的47号作品《克莱采奏鸣曲》（Kreutzer Sonata），是题献给巴黎音乐学校小提琴教师鲁道夫·克莱采的。克莱采认为这首曲子与他的风格相左，似乎从未公开演奏过。

贝多芬认为交响曲中，1803年至1804年谱成的《英雄交响曲》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这首曲原先是献给拿破仑的，世人大半都知道这个故事。纵然贝多芬有贵族朋友，而且明智地献乐给他们，但贝多芬终其生，坚定不移地拥护共和政体。他对波拿巴1799年至1800年僭取法国政权与立宪，大为喝彩，认为尽责的政治指日可待。然而1802年，拿破仑与教会签了协定，此时贝多芬已萌生悔意，他写道：“每件事恢复到昔日的轨迹。”至于对拿破仑的献乐，让目击此事的斐迪南·里兹来说这个故事：

在作这首交响曲时，贝多芬心中只有拿破仑。当时拿破仑是第一执政，极为贝多芬推崇，喻他为罗马最伟大的执政官。我和几位贝多芬的知友，看到桌上《英雄》乐谱的手稿，在扉页的最上方有波拿巴的字样，最下方写着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此外别无文字……我是第一个带给他拿破仑称帝的消息，结果贝多芬勃然大怒：“这么说来，他也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现在他必会蹂躏所有的人权以满足野心，他将凌驾其他人而成为暴君。”贝多芬走向桌子，拿着乐谱扉页的上半，一撕两半丢到地上。首页改写过，交响曲更名为《英雄交响曲》。

这首交响曲出版时，名称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

1805年4月7日，在维也纳剧院首次公演此曲，不顾听觉的缺陷，贝多芬亲自指挥演奏。贝多芬指挥的风格与他的性格相契合——激动、苛求、“夸张”。在最弱音时，他的身子整个伏了下来，为桌子遮掩；乐音逐渐增强时，他缓缓起身，不停地打着拍子，直到最强音时跳了起来，好像希望漂浮在云端。这首交响曲被抨击为“奇特激烈的转调”、“可厌的开始”与“过于冗长”。批评家建议贝多芬恢复到早期简朴的风格。贝多芬畏缩退避，继而愤愤不平，企图更正此种说法。

贝多芬向命运另下赌注，他试图染指歌剧。1805年11月20日，贝多芬指挥《莱奥诺拉》（Leonore）的首度公演，但拿破仑军队已于11月13日攻克维也纳，弗兰茨国王和朝中显贵仓皇遁走，人民也无闲情逸致来欣赏歌剧。公演时虽在寥寥落落的观众中，传来法国军官疏落的掌声，还是失败了。有人告诉贝多芬，歌剧太冗长，编排又笨拙。贝多芬修正删剪后，再度于1806年3月29日推出，再次失利。8年后，维也纳国会议员汇集此城，歌剧更名为《费德罗》做第三度尝试，结果仅获有限的成功。贝多芬所作的乐曲，适合于比声乐还有更大弹性或音域的乐器，然而歌手急于打破新的樊篱，唱不出高昂的乐节，最后他们群起反对贝多芬。这出歌剧偶尔在今日上演，舞台的两侧书有作曲者的名字。贝多芬对这出歌剧所做的修正，如今已成为绝响了。

从艰苦而未获得报酬的经验中，贝多芬创作了一首又一首的杰作。1805年，贝多芬创作了作品58号G大调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大为音乐鉴赏家眷爱，仅次于第5号协奏曲。他以作品57号F小调奏鸣曲庆祝1806年，其后此曲命名为《热情奏鸣曲》，另外增加3首四重奏（作品59号）题献给驻维也纳的俄国大使安德烈亚斯·拉祖莫夫斯基伯爵。1807年3月，贝多芬的朋友或许为安慰他歌剧的失利，为他举办慈善音乐会。音乐会中，他指挥1号、2号、3号交响曲和近作作品60号降B大调第4号交响曲。我们无法想象听众如何忍受一次聆听这么多的交响曲。

1806年，米可罗·尼可劳斯·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委托贝多芬为他夫人受洗日作弥撒曲。贝多芬于1807年9月13日到埃斯泰尔哈吉公爵在匈牙利艾森斯泰特的别墅，弹奏作品86号C大调弥撒曲。曲终时，公爵问他：“我亲爱的贝多芬，这回你又创作了什么？”贝多芬解释这个问题时，明显地表现出不满的样子，而在邀请期届满之前，离开了别墅。

贝多芬有两首目前是举世皆知的交响曲：C小调第5号交响曲和F大调第6号《田园交响曲》，使他1808年声名大噪。几年来，似乎这两首曲子的创作同时进行，但气氛的经营大异其趣。第5号交响曲是沉思默认，而第6号交响曲是欢愉喜悦的。这两首交响曲于1808年12月22日适时地一同首次公演。经常重复地演奏，即使对于资深的音乐爱好者而言，也会使吸引力大为减少，我们不再为“命运敲打着门”或鸟鸣于林而感动。也许我们喜悦的凋逝，意味着音乐教育的缺乏，以致无法欣赏音乐的雅趣，诸如：主题对比和展开的逻辑法则、对位法的和谐一致、相异乐器演奏时的针锋相对、管乐器和弦乐器的相互呼应、乐章的气氛经营、全曲的方向和结构等，都无法领略。人类的心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塑造——有的以感情，有的以理念。对于黑格尔来说，要了解贝多芬就如同贝多芬（或任何人）要了解黑格尔一样不易。

1808年至1809年，贝多芬谱出作品73号降E调第5号钢琴协奏曲，即为人熟知的《国王》（Emperor）协奏曲。在所有作品中，这首是最动人、最华美不朽的，令人百听不厌。曲中的活泼灿烂、洋溢欢乐的创作，永无休止的感觉与喜悦的源泉，都使我们有一种难以言宣的感动。在这首协奏曲中，一个人自明显的灾祸中胜利地站起来，写出较《第九交响曲》更为嘹亮的合唱，更具信服力的《欢乐颂》。

或许《国王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的欢乐气息，反映出贝多芬日渐好转的境遇。1804年，鲁道夫大公聘他为钢琴教师，教授弗兰茨国王的幼子，两人的友谊于焉开始。鲁道夫经常协助这位越来越谨慎的共和主义者。180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热罗姆·波拿巴曲意逢迎贝多芬，请他担任卡塞尔皇家唱诗班和管弦乐队的指挥，贝多芬同意年俸600金币就任斯职。贝多芬显然对他日益失聪的耳朵仍寄予厚望。朋友听到贝多芬和卡塞尔的磋商，提出抗议，认为不忠于维也纳。贝多芬回答说，他在维也纳辛劳了16年，还得不到一个有保障的职位。1809年2月26日，大公送给贝多芬正式的协议，载明贝多芬依然留在维也纳，保证年薪有4000弗罗林，其中鲁道夫付1500，罗布可维兹公爵付700，金斯基伯爵付1800。除此之外，贝多芬可保有其他赚来的钱。贝多芬接受这个条件，留在维也纳。1809年，“音乐之父”海顿辞世，贝多芬因而承继了海顿的冠冕。

情人

在经济略有基础后，贝多芬开始寻找妻子。很久以来他觉得需要一位终身伴侣，根据贝多芬的朋友韦格勒的说法，他在波恩“总是处在恋爱中”。1801年，贝多芬向韦格勒提起：“一位可人的女孩，她爱我，我也爱她。”这位女孩通常是指贝多芬17岁的学生茱莉亚·圭恰迪女伯爵，可是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1805年，贝多芬满怀希望地追求孀居的约瑟芬·冯·戴姆女伯爵，贝多芬寄给她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此信中我郑重地允诺，短时间内，我将站在你面前，对我自己和对你都是值得的。只有你，才能使这事有价值——我指的是，借着你的爱建立我的幸福……挚爱的约瑟芬！我对其他女孩不感兴趣，只有你，你的一切和你个人的特质——约束了我所有的感觉……所有我情绪的力量——对你……你使我希望，你的心永远为我跳动——我的心仅能……停止……为你跳动……它不再跳动时。

显然，这位夫人另有所爱，两年后贝多芬请求见她一面，却未获得回音。

1807年3月，贝多芬对玛利·比戈夫人大献殷勤，结果她的丈夫提出抗议。贝多芬写了一封致歉函，信上的称呼为“亲爱的玛利，亲爱的比戈”，并说：“我主要的原则之一，是决不与他人的妻子牵连着除了友谊以外的关系。”

1809年3月14日，贝多芬可能在弗莱堡写信给格莱兴施泰因男爵说：

现在你可助我找一位妻子，确实你可能在找——找到一位漂亮的女子，也许她有时对我的和声发出了叹息……如你真的找到，请预先通知我——她必须是迷人的，因为我不能爱不美的女孩，否则我宁愿爱我自己。

这封信好像是贝多芬所开的玩笑之一。

贝多芬和特雷莎·马尔法蒂的恋情是更为正经的，她是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也是贝多芬的学生。1810年5月8日，贝多芬写信给特雷莎，就内容看来，俨然是她的心上人。5月2日，贝多芬十万火急地通知在科布伦茨的韦格勒，到波恩找出并送来贝多芬的洗礼证书，因为“我听说我实际上比现在的年龄还大”。韦格勒照办之后，贝多芬并未致谢。7月，斯蒂芬·冯·布朗宁写信给韦格勒说：“我相信他的婚姻计划是触了礁，所以虽然麻烦了你，他也不觉得有谢你的必要。”到贝多芬40岁，他认定生于1772年，而受洗证书记载他的出生年为1770年。

在贝多芬过世后，有3封信在上锁的抽屉里发现，这些情书缠绵热情，在历史上极负盛名。3封信都没寄出，信上未书收信人、年月、地址，到现在仍是秘密。首封信日期为“7月6日清晨”，谈到贝多芬兴奋的三日之游——从维也纳赶到匈牙利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会晤一位女孩，以下是一些片断：

我的安琪儿，我的一切，我自己……除了因死亡，因不苛求样样事物，我们的爱是否能天长地久，永远不渝——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现状吗？天啊！看大自然的美景，以命中注定的事来安慰你自己——爱是苛求每样事物……不久我们就要见面……我心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意犹未尽，毕竟言语并非万能——快活起来——依然是我真正唯一的宝贝，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你忠实的路德维希

第二封信短了一点，日期是“7月6日，礼拜一，黄昏”。结尾是“上帝！这样的接近，又这样的遥远！我们的爱是否真正是天国的华厦，坚定一如苍穹”。第三封信：

虽然我躺在床上，我的思绪飞向了你，我不朽的挚爱，我有时高兴，有时悲凄，想知道是否命运在垂青我们，只有完全和你在一起，我才能活得下去，否则我根本不想活——我决定离开你外出远游，直到我飞回你的臂弯说我真正回到了家，我将思念你的灵魂升华至精神之域……啊！上帝！为什么要和所爱的人离别，而我在维也纳的生活是悲惨的——你的爱顿时使我成为最欢乐和最不欢乐的人。就我的年龄来说，我需要安稳静谧的生活……平静下来，只有冷静考虑我们的存在，才能获得共同生活的目的——平静——爱我——今天——昨天……我含泪地渴望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不要冤枉你所爱的L

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互相属于彼此。

她是谁？无人知悉。权威专家的说法也莫衷一是。主要是无法在哥西迪亚·葛伦伯和特雷莎·冯·布伦斯维希两位女伯爵中认出是哪一位，舍此之外，其他人都不必考虑。显然这位夫人是已婚的，果真如此，贝多芬在追求她时，淡忘了他向比戈承认的高尚原则。然而，这些信并未寄出，没有人受到伤害，唯一受益的可能是音乐而已。

贝多芬与歌德（1809—1812）

1809年，奥地利和法国战端重启。5月，法国炮轰维也纳城，宫中廷臣和贵族走避一空，贝多芬躲在地窖内避难。维也纳城终于臣服，战胜者向平民征年收入的1/10之税，富人收税1/3。贝多芬付了税后，在隔了一段安全的距离，向巡弋的高卢人挥动他的拳头，叫道：“假如我是将军，了解战略如我在作曲方面认识的对位法那样清楚，我一定会给你们好看的！”

1809年至1815年，贝多芬的精神相当愉快。几年来，贝多芬多次走访富商兼艺术和音乐资助人弗兰兹·布伦塔诺。弗兰兹不时借钱给贝多芬，助他渡过难关。弗兰兹的妻子安东妮卧病在床，在此期间，不止一次贝多芬静悄悄地走进来，弹奏着钢琴，以他自己的语言和安东妮交谈，然后不留一言地离去。有一次也是这样的场合，贝多芬弹着琴，忽然有双手按在肩头上，使他大为诧异，转过头，贝多芬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其时正25岁），双眸由于聆听他的演奏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或由于听到了贝多芬自己谱曲而唱出歌德歌颂意大利的著名抒情诗《你熟悉此地否》。她是伊丽莎白·布伦塔诺，通常被称为白蒂娜，是法国和日耳曼成名作家克里蒙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的妹妹。日后白蒂娜也写出许多风靡一时的著作，不着痕迹地将传记和杜撰之事糅合在一起。她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故事，和以后在弗兰兹家中的舞会发生的插曲的权威。白蒂娜听到贝多芬与人交谈，不仅见解深刻而且非常优雅，有条不紊，虽然有时可在信札上见到，但是一般认为他不具有此种特质。1810年5月28日，她热心地写信给歌德提到贝多芬，白蒂娜认识歌德，不仅是她和歌德在法兰克福的家人相处和睦的关系，而且由于白蒂娜探视过在魏玛的歌德，以下是著名信中的节录：

我看到我现在向你提到的他时，我浑然忘却了整个世界……我现在希望告诉你的也就是贝多芬，他使我遗忘了世界和你……他高视阔步地走在人类文化的前端，我们能够赶得上吗？我很怀疑，但假如他可活到……在他的灵魂中，谜一样的事物充分发展时……那么，他的确会以天国知识之钥，置于我们手上……

他自己说过：“我睁眼时，我必会叹息，因为我所见的和我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我蔑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知音乐比酒和哲学有更高的启示。酒在我创作历程上可激发灵感，而我是罗马酒神，我为人类榨出荣耀的美酒，使他在精神上醺然欲醉……我不担心我的音乐——它能永垂不朽。凡能了解我音乐的人，必能免于他人所受的悲惨痛苦……音乐是智识和感官生活的媒介。我愿和歌德谈论此事，他能了解我吗……而歌德提到我……告诉他，听听我的交响曲，他会说我关于音乐是步入更高智识世界精神入口的话，是对的。”

白蒂娜告诉歌德贝多芬神采飞扬的样子，进而补充道：“即刻复信让我高兴，这样贝多芬也知道你欣赏他。”歌德于1810年6月6日复信道：

我心爱的孩子，你的来信很令我高兴，你煞费苦心地为我描绘出在成就与奋斗上一个伟大而完美的本性……我不否认我了解你迫不及待的叙述，相反，我宁愿承认我的本性，和你多方面描述中可认出的本性契合。也许常人认为必有矛盾，但是一个人拥有如此优异的能力，平凡的门外汉应予尊敬……代向贝多芬致意，告诉贝多芬，为了和他结识，我可牺牲一切……你也可说动他一游卡尔斯巴德，那里我几乎每年都去，又有最多的空闲聆听高见、向他讨教。

贝多芬不能到卡尔斯巴德。1812年7月，这两位当时无出其右的艺术家，在特普里兹不期而遇。歌德拜访贝多芬的寓所，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他对贝多芬的初步印象：“我还没有见到比贝多芬更具活力、诚挚和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我非常了解他对世界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凡。”7月21日和23日，歌德和贝多芬共度晚上时光，歌德写道：“贝多芬欣悦地演奏着。”在他们并肩散步中，一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

整个宫廷的王公显贵，包括皇后和公爵朝他们走来，贝多芬说道：“挽住我的手臂，他们一定会让路给我们，并不是我们要让路给他们。”歌德不以为然，当时的情景使他甚为尴尬。他放开贝多芬的手，脱帽站在一旁，而贝多芬交叉着双臂，笔直地朝公爵走去，仅微微地侧了下帽子，而公爵站开让路给贝多芬，而且愉快地向贝多芬打招呼。走过去后，贝多芬站住脚步伫候歌德。歌德在这群人经过时，向他们鞠躬。贝多芬说道：“我等候你是因为我敬重你，你值得尊敬，但你未免太有礼了。”

这是白蒂娜所写关于贝多芬的记载，她又说：“此后贝多芬跑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歌德的记载，或许我们也应该对下面的故事存疑，即歌德和贝多芬谈话当时，歌德因路人向他们致敬而中断交谈，感到不胜其烦，贝多芬告诉他说：“阁下不要为他们烦心，也许他们是向我致敬的。”

这些故事听起来是暧昧可疑的，但这两位天才摘述他们的会面，使这两个故事也有其可信之处。8月9日，贝多芬写信给莱比锡的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和哈特尔，说道：“歌德心仪宫廷的气氛，甚于成为一位诗人。”9月2日，歌德写信给卡尔·策尔特，说道：

我在特普里兹结识了贝多芬，他的才华令我惊异。不幸的是，他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他不完全错在误认这个世界是可憎的，而是无法以他的态度使这个世界更为舒适宜人。他是可恕的，也是可悯的。因为他的听觉已离他而去，听觉影响他本质中音乐的部分，也许较社会的部分为小。他注重简洁的本性，可能因听觉的丧失而更为苛求。

最后的胜利（1811—1824）

无论贝多芬到什么地方，总是不断地作曲。1811年，他的第97号作品（降B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定稿。贝多芬题献给鲁道夫大公，《大公三重奏》之名即此。这首三重奏是贝多芬作品中最灿烂、清晰与无瑕的作品之一，很少人不为它的丰富内容困惑，其结构形式几乎是庄严优美。贝多芬最后一次登台演奏是1814年4月，以钢琴弹出这首古典作品。因为贝多芬耳聋日趋严重，手脚无法配合音乐的意念，最强的音节完全淹没弦乐器的声音，而最弱的音节又悄不可闻。

1812年5月，拿破仑在俄境集结50万大军作困兽之斗时，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正付梓。虽然这首曲很少为人演奏，现在似乎较第5号和第6号交响曲更受人欢迎。曲中有忧郁的挽歌，为逝去的伟绩与幻灭的希望低回不已。有对往日钟爱恋人的款款深情，也有为了解与和平的探索寻觅。它的送葬进行曲是对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惨败无心谱成的《1812年序曲》。1813年12月8日，首度公演日，也是拿破仑势力在日耳曼和西班牙瓦解的日子。这首交响曲热烈地被接受，有一段时期令这位垂老悲观的贝多芬大为振奋。就他来说，继续完成的杰作，必有如济慈在《希腊古瓮颂》所写的“无调的小曲”一般。

第8交响曲脱稿于1812年10月。1814年2月27日首度演奏，观众反映不很热烈。此时，作曲者已松弛下来，准备游乐一番，这与一国的命运，每日系在战争的成败上的心境不一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演奏洋溢欢乐的谐谑曲，曲中一再出现的停顿显然在奚落最新发明的节拍器。

贝多芬作品中最成功的，要算是《维多利亚战役》，1813年12月8日在维也纳献演以庆祝威灵顿在西班牙大败法军的战役。奥地利首府屡次为所向无敌的拿破仑屈辱，这个消息带给他们迟来的满足感。现在贝多芬备受关注，有人说这首音乐几乎是不应得到成功的，战争是恶。此乐曲的乐旨和成功，使贝多芬名扬于1814年维也纳国会的显要。作曲者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举办慈善音乐会，也情有可原。皇宫因胜利而装饰得富丽堂皇，贝多芬得到许可使用宽敞的大厅，他以私人名义邀请国会贵族，有6000人参加，因而贝多芬得以藏匿实际的收入，以为他未来和侄子生活的保障。

1815年11月11日，贝多芬的弟弟卡尔过世，留下微不足道的财产给贝多芬，指定他与遗孀为8岁大男孩的共同监护人。1815年至1826年，贝多芬不断在信中或在法院里为了对侄子在行动、教育、灵魂上的控制，而与守寡的特雷莎进行冷酷无情的竞争。特雷莎曾陪嫁一些嫁妆和一栋房子，后来因自甘堕落与他人私通，她向丈夫承认，而卡尔也宽宥了她。但贝多芬永不原谅，认定她不适合再养育卡尔的后人。我们不必深究这场长期疲惫的争执与可鄙的细节。1826年，小卡尔在母亲和叔叔之间左右为难，一度企图自杀未果。贝多芬爱之深、责之切，但最后自认失败，小卡尔恢复自由身后即从军去了，他自己自然能照顾得了自己。

1817年，贝多芬步入创作生涯的最后时期。长久以来，贝多芬在政治上是一位革命家，现在他公开抨击音乐古典的形式，乐意接受音乐中浪漫主义的运动。他并不赋予奏鸣曲与交响曲严谨的结构，使情绪和个人的表达更为奔放自由，不受过时规则的约束。

这种狂放不羁的精神，在法国借着卢梭和大革命表现出来，日耳曼借助狂飙运动，在年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蒂克和诺瓦利斯的诗篇、施莱格尔的散文、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中俯拾皆是。这种精神初传至贝多芬，而在他自然的诉诸情绪和个人尊严的主张上，寻到沃土。在艺术上，如在政治上一样，古老的法则、习俗和约束全部崩溃，结果使个人毅然脱离旧规则、约束、形式的羁绊，而可自由自在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愿望。

贝多芬讥讽平民为驴子、贵族为骗子，他们的习俗和繁琐仪节，与艺术的创作毫不相干。贝多芬拒绝追随前人的窠臼，甚至如创造过悦耳动听的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格鲁克所创的乐型。贝多芬自己革命，甚至做他自己的暴君，创作出《欢乐颂》，而以这首曲子作为预期死亡时的独立宣告。

在贝多芬创作的第二和第三时期，三首钢琴奏鸣曲是过渡的桥梁，这三首奏鸣曲曲名本身即是叛逆。因为厌烦意大利人在语言和音乐上凌驾他国，日耳曼提议在音乐符号和乐器上使用德文以代替意大利文。如此一来，庄严优美的钢琴，应舍弃表示强弱音的钢琴，而易名为槌子键琴，因为钢琴音调是由小琴棰敲击琴弦而发音的。贝多芬立即接受这个观念，在1817年1月13日写信给乐器制造商西格蒙·斯坦纳（Sigmund Steiner）说：“以槌子键琴代替钢琴——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

钢琴奏鸣曲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第二首，即作品106号降B大调“钢琴与槌子奏鸣曲”，完成于1818年至1819年。贝多芬告诉车尔尼（Czerny）说这首是他自诩为钢琴曲作品中最得意的一首，贝多芬的说法也一再为后代的钢琴家证实。曲中似乎对老年、疾病和孤疾表达出逆来顺受的郁悒气氛，实际上，这首钢琴奏鸣曲是艺术克服沮丧的一大胜利。

为了进一步去除消沉感，贝多芬写下了第9号交响曲。1818年，贝多芬开始构思交响曲的同时，着手创作《弥撒曲》。《弥撒曲》是为了鲁道夫大公升任奥尔米茨总主教，在就职典礼上演奏的。《弥撒曲》于1823年首度完稿，但已是就职典礼后的第三年了。

贝多芬急于增加储蓄，以在迟暮之年能生活无虞而且遗赠给侄子卡尔，想出售《弥撒曲》在出版前预约的复本，他向欧洲各国王室申请，要求自每份复本上取费50金币。应允的复信姗姗来迟。1825年底，已有十国答允：俄罗斯、普鲁士、法国、萨克森、托斯卡纳、戈利岑和拉齐维尔亲王和法兰克福的卡西里亚协会等。

对于《弥撒曲》，一般人认为它长时期的孕育和结束形式的奇特交换，实有其可取之处。偶尔对神祇的亵渎，中断贝多芬一向有的天主教信仰，在这首曲中却无迹可寻。礼拜仪式的每一时刻均以谐和的音乐诠释，垂死的人绝望的祈祷也清晰可闻，乐谱手稿上的信条，系出自贝多芬的手笔，开头写着：“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决不遗弃我。”音乐强而有力，似与基督徒谦逊的表现不合。乐曲的每一部分洋溢着虔诚专注之情与整曲中持续不变的庄严神圣感，使《弥撒曲》成为伟大而有瑕疵的灵魂，向渺不可知的上帝做最终与适切的奉献。

1824年2月，贝多芬完成了第9号交响曲，曲中贝多芬力图表达出最终的哲学——愉悦地接受个人的命运——打破所有古典规则的束缚。这位急躁的音乐帝王以他自负的能力，牺牲了古老尊奉的定则，推崇新崛起的自由之神而为之狂喜不已。祭坛一座座地倾圮，主题犹如大厦的石柱应是耀眼触目，但除了深奥难以索解的观念外，主题全都隐没不现，乐句似是过度的突出与反复，偶尔有轻柔或静谧的时刻，也为突如其来的强音掩盖，犹如对一个狂乱与冷淡的世界投以盛怒。一位权威的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曲中丰富的内涵显然令人困惑，“形式却是异乎寻常的简单，精致的细节似乎使人目眩神迷，其实它纯粹是精心构思直至合理的结尾，某些观念一如形式本身一样的简单和自然”。

也许这位作曲家审慎地放弃了传统的努力，而赋予永久形式于人类美或隐晦不明的旨趣上。贝多芬坦承放弃这个念头，而遨游嬉戏于无边的想象中，尽情利用艺术的富源，最后他重拾年轻时敏锐的挑战能力，而将席勒的《欢乐颂》融汇入音乐中，此颂歌非仅止于欢乐而已，还是反对专制残暴的喜悦战争——

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君王对抗，

即使以财富与鲜血为代价！

除高贵的德行外，冠冕一文不值，

谎言欺世者全须处死！

贝多芬在创作巅峰的经典之作，现在已经完成，他渴望有机会呈献在世人面前。但在此时，罗西尼于1823年，已使奥地利人如醉如痴，维也纳的听众倾心于意大利的旋律，当地主办人没人敢孤注一掷地把两首困难的曲子如《弥撒曲》与《合唱交响曲》择期公演。

柏林一位戏剧演出人愿意演出这两曲，贝多芬正要同意之时，以利赫诺夫斯基家族为首的爱乐团体，听到维也纳最杰出的作曲家不得不到敌国的首府公演最负盛名的近作时，大为恐慌，同意贝多芬可在卡特涅梭尔剧院演奏。经过艰苦的交涉，1824年5月7日，音乐会终于在座无虚席的剧院演出，节目为：一首序曲《献堂乐》，《弥撒曲》的四部分，压轴的是《第9号交响曲》，在日耳曼合唱团洪亮的歌声中结束。合唱团歌手因唱不出指定的高音符，而略去不唱。《弥撒曲》庄严肃穆地为观众接受；而《交响曲》反应热烈，全场欢声雷动，历久不衰。贝多芬背对听众站在剧台上，听不到喝彩声，只有转过身来才看到听众的反应。

剧终（1824—1827）

贝多芬因从音乐会收入的2200弗罗林中，仅分到420弗罗林，而和申德勒发生口角，贝多芬指责他们欺骗他，结果申德勒等人离开了贝多芬。现在除了侄子偶尔探视他外，贝多芬完全孤独了。在这段岁月中，贝多芬写下了16首四重奏中的最后5首。

1823年戈利岑公爵愿付给贝多芬要求的报酬，只要题献给他一至三首四重奏。贝多芬同意每首代价为50杜卡特。作品127、130、132号三首和作品131号、135号为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由于不可思议的奇特气氛而享誉乐坛。贝多芬在作品130号写下了较为简单的终曲，于1826年私下演奏，除了演奏者发觉第四乐章无法胜任外，公认能取悦听众。被抵制的乐章即是目前的作品133号《伟大的遁走曲》，一位研究贝多芬的学者大胆地诠释为能表达出作曲者最后的哲学：生活与现实是由不可分割的对立物，善与恶、喜悦与悲伤、健康与疾病、出生与死亡组成，智慧则是贯穿其中无法避免的生命本质。五首四重奏中，最为人赞赏而贝多芬也视为最出色的是作品131号升C小调四重奏，完成于1826年8月7日。有人说：“神秘的幻想，最完美地被表达。”近日再度聆赏听来似乎是女巫的悲号哭泣，或是受到致命伤的动物发出的哀怜呻吟声。作品135号是五首四重奏中的最后一首，在最后乐章中表达了一句箴言：必然是这样的吗？回答为：必然是这样的！

1826年12月2日，贝多芬为剧烈咳嗽所苦，请医生来看病。两位曾为他治过病的医生拒绝前来，结果请来了瓦乌希医生，诊断后证实为肺炎。贝多芬终于卧病在床，他的弟弟约翰来探望他，侄子小卡尔则带着他的祝福投身军旅。1月11日，瓦乌希医生与马法提医生会诊，瓦乌希开了冷冻混合饮料的处方来帮助病人入睡。贝多芬很喜欢加点酒类在饮料中而且常“滥用处方”。水肿和黄疸病慢慢恶化，尿液不能排出而必须自体内导出，贝多芬已动了两次手术来导出体内液体而把自己比喻为“间歇泉”。

贝多芬决心不动用银行存款（总数有1万弗罗林），那是他为小卡尔储蓄的。面对急遽增加的支出，贝多芬于1827年3月6日写信给伦敦的乔治·斯马特爵士：

我会有怎样的结果？在我恢复失去的力量和能再度笔耕前，我靠什么过活？……我求你尽可能地说动爱乐协会实现以前为我举办慈善音乐会的决议，我没有气力再多说一句话了。

爱乐协会赠给贝多芬100镑，作为音乐会收入的预付金。

3月16日，几位医生都认为贝多芬不久于人世了。医生和约翰请贝多芬同意招来一位牧师。他说：“我渴望请来。”贝多芬已全然忘怀自己曾和上帝抗争过。他在3月14日的信中表示已准备接受“上帝以他非凡的智慧”颁布的旨意。3月23日，贝多芬以驯服的态度接受了最后的圣礼仪式。他的弟弟后来提到这个临终的人向他说：“我很感激这最终的圣事。”在仪式过后不久，贝多芬向申德勒说：“演出结束了。”显然他所指的是生命本身而非宗教仪式，这句成语在古典的罗马剧场使用，以宣布戏剧的结束。

贝多芬经受3个月的痛苦后，于1827年3月26日辞世。在他安息前片刻，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紧接着雷声轰隆。贝多芬为雷声惊醒，举起右臂对着风暴挥动紧握的拳头。不久，他的痛苦停止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临终的姿势所代表的含义。

验尸报告揭露了使贝多芬生活和脾气阴郁的内脏疾病：肝染病而萎缩，耳道为脂肪堵塞，听觉神经退化。“他常埋怨头部、消化器官、腹部与黄疸病引起的痛楚，这些痛楚和许多信札表现的深沉沮丧，都是由于肝与消化器官同时发炎引起。”或许贝多芬热衷散步与户外空气，缓和了这些疾病，给了他一生中最无痛楚的时辰。

贝多芬的丧礼有3万人参加，扶柩者中有钢琴家胡梅尔、小提琴家克罗伊特尔、舒伯特、车尔尼等，杂在擎火炬的人中。墓碑上仅镌刻着贝多芬的名字和他诞生与安息的日期。

插图

面对大革命的风暴，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危机中表现得比她的丈夫更为坚强、有主见。

上　面对国内紧张的局势，路易十六认为大革命会自生自灭，他还在不断以狩猎、制锁、做泥瓦匠等个人爱好自娱自乐。

下　1789年6月20日，三级会议由于选举权的问题陷入僵局，第三等级集合宣誓如不制定新宪法，他们决不离散。

上　1789年10月，在人民的压力下，路易十六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土伊勒里宫，却成为革命运动的人质。

下　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进行审判，1793年1月18日将其判处死刑。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革命广场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单独监禁在康西格里。1793年10月，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两天后被送上断头台。

农民领袖雅克·卡特利诺。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在充满宗教激情和经济落后的法国西部并没有受到多少欢迎，还发生了农民和保皇党的反革命叛乱。

欧洲各国的君王决定干预法国大革命，奥普联军越过边界，迅速向巴黎挺进。这时，危机的情况唤醒了法国人的民族觉悟，人民纷纷志愿参军，诞生了著名的《马赛曲》。

上　1792年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阻挡住普鲁士军队；同时，新的国民公会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下　记者德穆兰原本有口吃，但大革命爆发后，他突然成为一名雄辩的演说家。后因反对救国委员会控制经济和实行恐怖政策，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

法国政治家、医生和新闻工作者马拉，是大革命时期最激进的山岳党的主要代表人物。

1794年，一个年轻的吉伦特派支持者科黛，以请求保护为名进入马拉的房间，把正在为治疗皮肤病而沐浴的马拉刺死。

山岳党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在1794年至1795年发生的热月政变中，许多山岳党人士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清除出国民公会。

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虽然年轻，但很快就在议会中崭露头角。1794年6月4日，他当选为救国委员会主席，实施激进政策，但很快就被政敌送上断头台。

法国外交官和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他对当时的青年影响至深。

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张妇女应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

原籍瑞士的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主持的沙龙是当时知识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颇有名望。拿破仑登基后，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自由派反抗中心，这使拿破仑十分恼怒，她被逐出法国。

1793年4月，拿破仑写下《博凯尔的晚餐》，极力主张联合日益激进的雅各宾派和围绕国民公会的共和派共同行动。

左　1796年，法军征战意大利，并在阿科莱打败奥地利，拿破仑把胜利的旗帜插在了阿科莱桥头。拿破仑一战成名。

右　1795年，拿破仑结识了一位迷人的黑白混血美女约瑟芬，那时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有过很多风流韵事。次年3月，他与她结婚。

上　1798年，为了切断通向印度—英国财富的来源的道路，拿破仑远征埃及，整个尼罗河三角洲被迅速踏平。

下　1798年8月，法国舰队在尼罗河一战中被英国彻底摧毁，拿破仑被困在了埃及。为了退回法国，拿破仑进入叙利亚，但在阿卡镇为英军所阻不得不向埃及撤退。

西哀士原为五人督政府中的成员，但他深信只有军事独裁才能防止王朝复辟。1799年，他协助拿破仑发动了推翻督政府的雾月政变。

雾月政变后，执政府成立了，3位执政拿破仑、西哀士和迪科就职，然而此后法国的主人是拿破仑了。

1782年诺斯内阁倒台，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经历了一段最暗淡的时期，小皮特出任首相。他采取团结政策，才将政局稳定下来。

美国革命使英国蒙受沉重的损失，为了削减赤字，小皮特改革税制、开征新税；在外交上，与普鲁士和荷兰结盟，抑制法国的势力。

上　《运草马车》（康斯太布尔，1821年）。康斯太布尔的大多数作品注重光与色的因素，真实地再现了英国农村的自然面貌。

下　英国浪漫主义画家特纳笔下的威尼斯。特纳特别注重团块的总体光色效果，画面结构更加灵活。

《共眠的亚当和夏娃》，威廉·布莱克为弥尔顿的《失乐园》所配的水彩画。

1794年的《皇家学会汇刊》扉页。皇家学会是大不列颠最早的科学学会，也是欧洲最早的学会之一，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发展。

物理学家本杰明·汤普森推翻了那种认为热是物质的流体形式的理论，建立了现代热理论，并推广了瓦特蒸汽机的应用。

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是牛痘接种法的创始人。

上　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下　詹纳医生正在给小男孩接种。经过许多周折，牛痘接种法得到公认并传播到全世界，使天花的病死率大为下降。

出生在英国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被后人称为“英国的伏尔泰”，他的著作对美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

英国哲学家边沁是功利主义最早的、主要的阐释者，他认为人类受苦与乐这两个至高无上的动机支配。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善于寓道德教育于怡情悦性之中，被认为是她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家和最犀利的分析家。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大诗人华兹华斯，被誉为“大自然的祭司”，其作品的主要主题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身穿阿尔巴尼亚民族服装的英国诗人拜伦，他的名字既是最深刻的浪漫主义忧郁的象征，又是追求政治自由的象征。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一生都在热烈地追求“美妙的人类的爱”和改善社会的目标。

上　1793年，小皮特正在下议院演讲。面对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奥、普、西、荷、英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而此时，法国革命政府组织人民进行全面战争。

下　英军将领威灵顿公爵，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起初在西班牙半岛战争时期建立战功，并最终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

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曾在尼罗河战役（1798年）和特拉法尔加战役（1805年）两大关键性战役中击败法国海军。

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海战场景。

《特拉法尔加战役》（特纳，1824年）。特拉法尔加战役不仅永久打破了拿破仑入侵英国本土的计划，而且确立了英国海军长达100多年的优势。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在英国军舰胜利号上被敌方枪弹击中阵亡。

法军占领西班牙遭到人民的抵抗，1808年5月2日马德里爆发起义，这幅画描述的是起义者正在攻击拿破仑的雇佣军马穆鲁克。

虽然马德里的起义被镇压，但在法国军事力量薄弱地区的反法起义到处取得胜利，并坚持进行着独立战争。

《农神食子》（戈雅，1819—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将战争变成一场残暴的屠杀，使西班牙乃至全欧洲进入了历史上最痛苦、最混乱的一段黑暗时期。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　著

拿破仑时代（下）

天地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he Age of Napoleo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5 by Will and Ariel 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Simon & Schuster,Inc

拿破仑时代 / (美) 威尔·杜兰特， (美) 阿里尔·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55-4134-2

Ⅰ. ①拿⋯ Ⅱ. ①威⋯ ②阿⋯③台⋯ Ⅲ. ①法国－近代史－1799-1815 Ⅳ.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498号

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址：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出  品  人：杨　政

责任编辑：杨永龙　聂俊珍

特邀编辑：曹凌志

版权编辑：郭　淼　玉　叶

装帧设计：彭振威

责任印刷：葛红梅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日耳曼与拿破仑　（1786—1811）

神圣罗马帝国（1800）

莱茵邦联（1806）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萨克森

普鲁士：腓特烈的遗产（1786—1787）

普鲁士的崩溃（1797—1807）

普鲁士的再生（1807—1812）

第六章　日耳曼民族（1789—1812）

经济

信仰者与怀疑者

日耳曼的犹太人

道德

教育

科学

艺术

音乐

剧院

戏剧家

第七章　日耳曼文学（1789—1815）

革命与反响

魏玛

文学

浪漫的狂喜

情感之声

施莱格尔兄弟

第八章　日耳曼哲学（1789—1815）

费希特（1762—1814）

谢林（1775—1854）

黑格尔（1770—1831）

第九章　大陆边缘各国（1789—1812）

瑞士

瑞典

丹麦

波兰

欧洲的土耳其帝国

第十章　俄国（1796—1812）

背景

保罗一世（1796—1801）

君主的教育

年轻的沙皇（1801—1804）

亚历山大治下的犹太人

俄国的艺术

俄国文学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1805—1812）

第四部　拿破仑的升沉

第一章　执政府（1799.11.11—1804.5.18）

新宪法

执政府的战役

改造法国（1802—1803）

光荣之路

大阴谋（1803—1804）

拿破仑称帝（1804）

第二章　新帝国（1804—1807）

加冕（1804.12.2）

第三次同盟（1805）

奥斯特利茨之役（1805.12.2）

绘制地图者（1806—1807）

耶拿、埃劳、弗里德兰（1806—1807）

泰尔西特（1807.6.25—7.9）

第三章　庞大的领域（1807—1811）

波拿巴家族

半岛之战（1807.10.18—1808.8.21）

冠盖云集爱尔福特（1808.9.27—10.14）

半岛之战（1808.10.29—1809.1.16）

富歇、塔列朗与奥地利（1809）

婚姻和政策（1809—1811）

第四章　拿破仑其人

外观

心智

性格

将军

统治者

哲学家

他究竟是什么人？

第五章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00—1815）

经济

教师

军人

道德与风俗

雷卡米耶夫人

法国的犹太人

第六章　拿破仑与艺术

音乐

建筑与雕刻

画家

戏剧

第七章　反对拿破仑的文学

检查制度

斯塔尔夫人（1799—1817）

贡斯当（1767—1816）

夏多布里昂（1768—1815）

第八章　拿破仑时代的科学与哲学

数学与物理学

医学

生物学

何为心智？

保守思想的潮流

第九章　远征莫斯科（1811—1812）

大陆封锁

法国的不景气（1811）

备战（1811—1812）

莫斯科之途（1812.6.26—9.14）

火烧莫斯科（1812.9.15—19）

归途（1812.10.19—11.28）

第十章　厄尔巴岛（1813—1814）

至柏林

至布拉格

至莱茵河

转折点

至巴黎

和平

第十一章　滑铁卢（1814—1815）

路易十八

维也纳会议（1814.9—1815.6）

厄尔巴岛

不可思议的旅程（1815.3.1—20）

重建

最后之役

第十二章　圣赫勒拿岛

第二次逊位（1815.6.22）

第二次复辟（1815.7.7）

投降（1815.7.4—8.8）

第十三章　结束

圣赫勒拿岛

哈德逊·洛爵士

了不起的伙伴

了不起的独裁者

最后的战斗

第十四章　总结（1815—1840）

家庭

回国

回顾

结论　历史的教训

第一章　踌躇

第二章　地球与历史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第十一章　战争与历史

第十二章　成长与衰退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插图

第五章　日耳曼与拿破仑　（1786—1811）

神圣罗马帝国（1800）

普鲁士的爱国者，也是伟大历史学家的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认为：“自从路德的时代以来，日耳曼从没有像现在（1800年）这样，在欧洲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我们的国家拥有伟大的英雄和诗人。”我们可能将胜利的腓特烈二世列于败灭的拿破仑之下，但是无疑地，歌德和席勒，从爱丁堡到罗马，在诗和散文上闪耀了无与伦比的光辉。而日耳曼的哲学家，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到叔本华，慑服了从伦敦到圣彼得堡的欧洲人的心灵。这是日耳曼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假如国家的定义是一群人生活在共同的政府和法律之下的话，那么日耳曼像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并不是一个国家。1800年的日耳曼是一个约有250“国”的松弛联结，每一“国”各有法律和税收，很多“国”有自己的军队、币制、宗教、风俗和服装，有些“国”所讲的方言甚至连半个日耳曼世界都无法了解。不过，它们所写的文字是相同的，这使它们的作家潜在地拥有1/3欧洲大陆的读者。

附带地，我们应该注意到，如同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独立允许一种不定型的多样性、一种刺激性的竞争及一种人格、实验和思想的自由。而这些，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大国中，可能早已被压制。日耳曼的这些依然如此深具魅力、绝无仅有的古老城市，如果也和法国诸城对巴黎的关系一样的话，不是早就失去其生动性和个性了吗？而且假如日耳曼的所有这些地区组成了一个联合国家的话，那么这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欧洲核心国，不早就无法抵御地占领了全欧洲了吗？

只有在一点上，日耳曼诸国的独立才受到限制：他们全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分子，神圣罗马帝国在800年始于教皇加冕为国王的查理曼——为日耳曼人所熟知，就像他们自己的法兰克·查理大帝一样。1800年，这个帝国对日耳曼诸国有了个令人目眩的改变。最显著的是9个选举国王的“选帝国”（electoral state）：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不伦瑞克-吕内堡、科隆、美因茨、汉诺威和特里尔。其次是27个由天主教高级教士统治的“圣国”（spiritual land），仿佛是千年前濒临灭亡时的西罗马帝国主教统治城市的复活：萨尔茨堡的总主教管辖区，明斯特、列日、维尔茨堡、班贝格、奥斯纳布吕克、帕德博恩、奥格斯堡、希尔德斯海姆、福尔达、施派尔、雷根斯堡、康施坦茨、沃尔姆斯、吕贝克等的主教辖区。王侯统治27国，包括黑森-卡塞尔、黑森-达姆施塔特、荷尔斯泰因、符腾堡、萨克森-魏玛、萨克森-哥达、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巴登、卡尔斯鲁厄等地在内。50座城市是帝国直辖城市（Reichstadte），是自治的帝国自由城市：汉堡、科隆、美因河的法兰克福、不来梅、沃尔姆斯、施派尔、纽伦堡、乌尔姆等。选帝侯、“帝国骑士”（Imperial Knight）以及其他代表，在他们国王的召集下，从这些地区或日耳曼的其他区域来到雷根斯堡参加帝国议会。1792年，选帝侯选了奥地利的弗兰茨二世来领导神圣罗马帝国，而且以一种奢华的仪式来加冕他，吸引了日耳曼各地的著名人士来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他成了这个历时久远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

1800年，这个曾经一度是感人且慈善的机构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效能和用途。它是封建制度的遗迹，每一部分由一个采邑领主统治，而臣属于一个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由于分子国在人口、财富、世俗主义和军事力量上的成长而削弱。这个“神圣”王国的宗教统一因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而结束。1800年，北日耳曼是新教，南日耳曼是天主教，而它们对法国的启蒙和莱辛时代的开化已失去部分的热诚。宗教衰微时，由于教条政治或社会的因素，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必定团结一个社会，以对抗其组成分子离心的利己主义。

由普鲁士领导的新教北日耳曼和由奥地利领导的天主教南日耳曼的分裂导致了可悲的结果：未能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或1806年的耶拿团结一致地抵抗拿破仑。在这些打击之前，奥地利对帝国议会早已不加理会，其他各国纷纷起而效之。1788年，100位合格的王侯会员中仅有14位，50位合格的城主会员中仅有8位服从帝国议会的召唤。决议成了不可能达成。在坎波福尔米奥（Campoformio，1797年）和吕内维尔（Lunéville，1801年）的条约中，拿破仑强迫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或两岸）的统治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富饶地区，包括施派尔、曼海姆、沃尔姆斯、美因茨、宾根（Bingen）、特里尔、科布伦茨、亚琛、波恩和科隆在内，转移于法国的统治之下。1801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如伏尔泰所言（亦为一般人接受）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没有一个重要成员国承认它的权威或教皇的权威。在这些混乱中，某种新形式的纪律和协调必须被计划接受或强迫接受。拿破仑接受了这个挑战。

莱茵邦联（1806）

这条伟大的河流有时被视为珍藏着建筑上瑰宝的奇伟景致、历史性记忆的一道画廊，也是经济上的天然恩赐：灌溉丰饶的土壤，将每个城市与其他12个在文化和产品贸易上互相匹敌的城市联结起来。商业和工业在河两岸生长时，封建制度在此失去了它的效用和尖牙。但在这流畅的繁荣中，四个问题恶化了：统治阶层中享乐主义的盛行，官僚政治的腐败，分裂性的财富集中，及军事崩溃而招致征服者。

开拓莱茵诸国新道路的是法国和奥地利：答应以新的财产来补偿那些由于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统治权，而丧失土地的日耳曼著名人士。这些失去产业者要求复产的喧闹使法国和奥地利在拉施塔特召开集会（1797年12月16日）。一些不相干的王侯建议教会的主权应该“世俗化”——用易解的言词来说，从统治中的主教转移到失去产业的俗人手中。由于难以一致，集会提议将此事移至下次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中再做讨论。但一直搁置着，直到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在法国掌握政权，在马伦戈打败奥地利，与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订立条约。由此，1803年2月25日，一个帝国会议的代表团发出了一项法令，一致同意命名为“帝国委员主要决断”，草草地重改西日耳曼的地图和统治方式。几乎所有统治中的主教都失去了产业。普鲁士平静地接受教会统治的减少，奥地利虽曾哀伤，却无能为力。

新的统治者了解到奥地利不可能、也不会愿意给他们军事保护，而且他们（多半为天主教徒）也不期望普鲁士新教徒的保护。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这些重划的国家转向了武力至上、身为天主教徒的拿破仑。1805年12月30日，美因茨的总主教选帝侯达尔贝格在慕尼黑会见了刚从奥斯特利茨打胜仗归来的拿破仑，邀请他接受这些重新组织过的公侯国的领导权。这位忙碌的国王花了半年的时间来做决定。他认为：以法国一个国家若擅取1/3日耳曼为保护国，将会再度激化英国和俄国的敌对，而且招致其他国家的仇视。1806年7月12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贝尔格和其他许多国家联合组成莱茵邦联（Rheinbund）。8月1日拿破仑同意将其纳为保护国。虽然主要组成分子国在内政上保留独立自主权，但在外交政策上，它们同意服从他的判断，而且设置坚强的军事力量供其支配。它们通知弗兰茨二世和帝国议会，声明它们不再为其会员国。8月6日，弗兰茨二世正式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放弃帝国的称呼，只保留奥地利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辉消失了，而一位新的查理曼——从法国来的统治者——在西日耳曼滥施威权了。

邦联在做出一系列让步的同时，得到了《拿破仑法典》（包括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的废止在内）、宗教礼拜的自由、法律面前平等、法国地方行政长官的管理体制，却有一个较诸从前更难贿赂、训练有素的司法部。这个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其仰仗外力，而且只有在外国的保护比其国内的牺牲更重要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809年，拿破仑要日耳曼子弟前去和奥地利战斗时，邦联显得不自然了。1812年，他驱使成千上万的日耳曼子弟前去和俄国战斗，而且要求庞大的军费支持时，邦联似乎是贪图小利而蒙受大害了。1813年，邦联日耳曼人被征召前去和普鲁士日耳曼人战斗时，邦联只不过是等待一次法国的重大逆运，然后将这整个脆弱的建筑物放在这位筋疲力尽的科西嘉人的头上罢了。

此时，拿破仑对法国的新边境安排了一个双层安全保障。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项胜利。莱茵河的西区已并入法国，而东岸的富庶地区（甚至延伸至易北河）现在也与法国有联系，而且依赖法国。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失败之后，邦联瓦解了，却留给了俾斯麦（Bismarck）一个纪念，而拿破仑的意大利统一也留给了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一个启示。

拿破仑的日耳曼诸省

科隆的北方有两个地区，虽为莱茵邦联的成员，但因为战争而完全属于拿破仑，为他或他的亲戚统治：贝格大公国是他的妹夫缪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则是他的弟弟热罗姆。缪拉擢升到那不勒斯（1808年）时，拿破仑借行政长官来统治全国。年复一年，他介绍法国的管理法、税法和法律。已经萎缩的封建制度结束了，直到这个地区成为繁荣的采矿和冶金中心，工业和商业都有发展。

威斯特伐利亚更是变化多端，领土更大。她的西端是克莱弗公国（始为亨利八世第四任妻子的封地），由此向东伸展经过明斯特、希尔德斯海姆、不伦瑞克和沃尔芬比特到马格德堡，经过帕得博恩到卡塞尔（首府），穿过鲁尔河、埃姆斯河和利珀河，到达萨勒河和易北河。

热罗姆于1807年登上王位，当时年仅23岁，对享乐较权力更有兴趣。拿破仑希望责任能使他成熟、稳定，寄给他一些感人至深的劝告书信，可是这被财政榨取阻遏，热罗姆发觉在收入上很难满足他哥哥的要求及他自己奢侈的宫廷生活方式的享受。即使如此，在拿破仑征服的创造时期，他在提倡改革上和拿破仑合作得非常有效。拿破仑的格言之一即为：“人们无权决定未来，只有法律决定国家的命运。”因此他给了威斯特伐利亚一部法典，有效而且相当诚实的管理、宗教自由、司法部、陪审团制、法律面前平等、相同的税制及定期审查所有政府部门的体制。

一个国家的议会由一次有限的投票选出，100位代表中的15位选自商人和制造业者，15位则自著名学者和其他知名人士之中选出。这个会议无权立法，但能批评由国家议会对立法提出的议案，而这种劝告经常是被接纳的。

基本的改革是经济上的。封建制度结束了，自由企业开放其所有领域给有雄心的人。道路和水道加以保养和改善。内部通行税取消了，度量衡在全王国内统一。1809年3月24日的法令规定，每个自治村须对其穷人负责，命令其供给他们工作和粮食。于是纳税者开始抱怨了。

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亚是日耳曼诸国中最进步的一国。早在福尔达的修道院图书馆以古典手稿来培育文艺复兴思想时，它已经培养了理智的生活。希尔德斯海姆已有莱布尼茨，而沃尔芬比特有莱辛。现在热罗姆国王有他的图书馆员，即条顿族哲学的创始者格林。1807年，在拿破仑的邀请下，缪勒——当时的历史学泰斗——放弃了他在柏林皇家史料编纂官的职位，来到威斯特伐利亚当国务卿及国家教育的总监（1808—1809年）。威斯特伐利亚在当时有五所大学，经由热罗姆重整为三：哥廷根、哈雷和马尔堡。其中之二声名响彻全欧。我们看到柯勒律治直接从下斯托威到哥廷根。一年后，被日耳曼思想迷得晕陶陶地回到了英国。

与这些恩赐相对的是严重的罪恶：课税和征兵。拿破仑要求他的每个属国给予他的政府、他一天比一天更加奢侈的宫廷和他的军队的开支一项充实的奉献。他的论据非常简单：假如奥地利或其他反动的力量打败或者罢免他的话，那么他曾经带给他们的这些恩赐就会被夺去。基于同样的理由，为军事训练提供健儿及必要的牺牲生命的义务——在他保护下的诸国要和法国共同分担。直到1813年，热罗姆的臣民刚毅地忍受了下来，毕竟，惩罚是未知的，而晋升是依据功绩，任何一位士兵都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甚至一位元帅。但是，1813年，威斯特伐利亚送了8000名年轻子弟到西班牙、1.6万名到俄国，以供拿破仑驱使，而从西班牙生还的只有800名，从俄国生还的只有2000名。

威斯特伐利亚的东北方是汉诺威选帝侯的领地。1714年，它的选帝侯膺任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而汉诺威就成了英国的一个属国。而当时的选帝侯是乔治三世，他使它成为大不列颠辖下的一个支点。因此他让汉诺威的一些大地主统治这个省份。“那是为了日耳曼中最独占的贵族政治的利益。所有有价值的地位……全由贵族垄断……他们小心地不让课税的重担落在自己的头上，而让公民和农民奉献大部分。”封建制度复活了，而被几乎是一种家庭中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缓和。当地的政府诚实无欺。

1803年，英国重燃战火，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和行政官控制汉诺威，防备英军的登陆，并排拒所有英货的进口。法军遭遇了少许的抵抗。1807年，忙于处理更大事务的拿破仑，将汉诺威附属于威斯特伐利亚，而置于热罗姆国王负担颇重的策略之中。汉诺威人祈祷重回英国的怀抱。

和汉诺威相反，汉萨同盟的城市（Hanseatic cities）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却是繁荣和骄傲的安息所。同盟本身很久以前便不存在了，但在法国控制下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使其多数贸易转移到了汉堡。位于易北河河口的这个城市——1800年自夸其拥有11.5万人口——似乎是专为海上贸易和进口货物的迅速再装载而设计的。它由商人和资本家控制，但由于某种程度的技巧和公平，他们的垄断令人能够忍受。拿破仑渴望将这些商业城市纳诸其统治之下，禁止它们买卖英国输入品，而且借着他们的贷款帮助他负担军费。他派遣布里埃内和其他人去阻止英货流入汉堡，贪婪的前国务卿因全然漠视而致富。终于，拿破仑将这座大城市置于其统治之下（1810年），但大为市民所恼，他们组织秘密社团去暗杀他，并且日复一日地图谋他的灭亡。

萨克森

威斯特伐利亚的东方和普鲁士的南方是一个日耳曼国家，她的市民称她为萨克森，法国人称她为“萨克斯”（Saxe）。她曾经一度从波希米亚伸展到波罗的海，在大不列颠，她曾遗留下“Sexes”的名字，最近遭到“七年战争”的破坏。如今是一个扩展到易北河的左右两岸，从路德的维腾贝格，到德累斯顿——日耳曼的巴黎的繁荣的选帝侯领地。

在先是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1768—1806年），后来是国王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1806—1827年）的长时期统治下，加上如母亲般滋养她的易北河的恩赐，很快恢复了她的繁荣。德累斯顿再次沉浸于洛可可式的建筑，宽广的大道和美观的桥梁，西斯廷圣母 [1] 和迈森陶器的欢乐之中。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深思熟虑地治理其王国，小心翼翼地使用税收、偿还国债及在弗莱堡发展了一所著名的矿业大学。德累斯顿的对手——莱比锡——重新开始其一年一度的书籍展览会，在这里，从欧洲各处而来的出版者提供他们最新的出版物，而日耳曼昌盛的文学引导了理智的行列。

“公正者”腓特烈·奥古斯都加入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控制法国革命的阵营，而分担了1792年在瓦尔密的挫折。他的堂弟路易的受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他很乐意参加1795年与法国的和谈。拿破仑大权在握时，腓特烈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而拿破仑尊他为受他的人民爱戴的一位开明专制君主。然而，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逼近耶拿时，腓特烈就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拿破仑警告他别让普鲁士军队通过萨克森，而普鲁士坚持并入侵，结果选帝侯投降，而且让他少数的军队加入普军的阵容。胜利的拿破仑相当仁慈地和腓特烈谈判：要求2500万法郎的赠款，命令他改称为萨克森王，让他当华沙大公国的首脑，强迫普鲁士割让斯普里河西岸的科特布斯及周边地区给萨克森。北方和东方处于波兰之间，西方是威斯特伐利亚，南方则为萨克森，普鲁士于是被已向拿破仑宣誓的国家所包围。普鲁士步日耳曼其他国家的后尘而臣属于拿破仑的法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 意大利皮亚琴察的西斯廷圣母教堂中拉斐尔画的圣母像。今在德累斯顿的皇家美术馆。

普鲁士：腓特烈的遗产（1786—1787）

腓特烈二世大帝去世时，普鲁士王国是由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西里西亚和更远的波美拉尼亚公国，东普鲁士诸省——包括柯尼斯堡、弗里德兰和梅梅尔，1772年从波兰得来的西普鲁士，及数个在西日耳曼包围的领土，包括东弗里德兰、明斯特和埃森等组成。腓特烈死后，普鲁士又增加了领土：波兰第二次瓜分（1792年）中的托伦和但泽地区，波兰第三次瓜分（1795年）中的华沙和波兰心脏区，1791年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和曼斯菲尔德，1797年瑞士的纳沙泰尔等地。拿破仑解除普鲁士这项兼并的任务时，普鲁士似乎下定决心要吞并全部的北日耳曼了。

使普鲁士势力的扩张成为可能的人是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除了训练他的儿子和他的人民沉默地忍受痛苦之外，还留下了最好的军队，及一个由普及教育、普遍课税和普遍兵役紧密组成的国家，普鲁士成为适合一位好战国王胃口的一道佳肴。全欧、全日耳曼、全普鲁士看到这位食人的君王，他专制、高傲的贵族军官，及他身长6英尺的高大步兵时，全都战栗了。“别长高，”一位母亲警告他的儿子说，“否则你将被征召入伍。”

向这样的军队和国家，腓特烈大帝加入被伏尔泰磨炼的个人天才和根植于骨子里的禁欲主义。他将普鲁士由一个只堪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匹敌的小王国，变为一个足与日耳曼世界中的奥地利抗衡的国家，而且成为阻挡多产的斯拉夫族再度抵达他们易北河旧有边界的持续压力的最强屏障。对内，他建立了一个以正直闻名的司法部，一个逐步取代贵族以为国家官吏的行政组织。他开创言论、出版和礼拜的自由，在他的保护之下，“日耳曼的学校制度取代了教士教育极深的精神呆滞”。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能哄骗伏尔泰、教导拿破仑的男人。“伟大的腓特烈，”1797年拿破仑说道，“是一位我乐意在任何事上，在战争、行政上商谈的英雄，我曾研习他军中生活的戒条，他日常的书信是我的哲学课程。”

在他的成就中有若干的缺陷。在他的战役中，他抽不出时间来使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到达莱茵河流域诸国曾到达的更加人文的水准，而且他的战事使他的人民处于一种贫穷和精疲力竭的境况。普鲁士在他死后的衰微，他是该负部分责任的。腓特烈二世和他无子的叔父趣味相反，他喜好女人和艺术更甚于统治和战事。他在与第一任太太婚姻存续期间包养了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5个孩子。他和他的太太于1769年离婚，另和弗雷德里克·露易斯结婚，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而在这次婚姻中，他说服了他的宫廷牧师让他和平民女子朱莉·冯·福斯缔结鸳盟（1787年），她两年后去世；然后是女伯爵索菲·邓霍夫（1790年），她为他生了1个儿子。他抽时间去拉大提琴，欢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访问，创立一所音乐学院和一所国家剧院。他负担经费，颁布了包含许多宽大要素的新法典。他进行一项宗教改革，准许他最喜爱的革新理性论者约翰·冯·沃尔纳（Johann von Wöllner）发布一项宗教令，结束宗教信仰自由，创立一种检查制度，驱逐了许多柏林的作家。

他的对外政策采取防御措施。他不愿继续他前任者的攻击姿态，藐视百年来的先例，企图和奥地利建立友谊以为朝向日耳曼和谐和安全的一个主要步骤。他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满足于君主政体（他的人民也如此）。他派遣部分军队参加了在瓦尔密所打的败仗（1792年），但是他很高兴带回那些生还者去为他在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中出力。1795年，他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Peace of Basel），这使他得以在第三次瓜分中自由地取得华沙。

姑且不论他的学识，他使他的国家在财富和势力上衰微。早在1789年，米拉波在长住柏林之后，预言道：“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结构使其不能应付任何的灾难。”陆军的纪律日趋松弛、骄慢无礼，官僚政治已因腐化和阴谋而不振，国家的财政一片混乱，近乎破产。“唯有经历战争，才能暴露出这个一切活动因旧有声威的魔力而麻痹的、隐蔽时代的内部腐败。”

普鲁士的崩溃（1797—1807）

多情的国王去世了，照顾这个病态国家的重担落在他儿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肩上，历经拿破仑、梅特涅，他将国家继续维持至1840年。他意志薄弱、感情温和，因之他能延续如此长久的时间，众人皆感讶异。他有着一个好公民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合作、正义、仁慈、谦和，忠于婚姻，热爱和平。他解放所有王室土地上的农奴。1793年，他和梅克伦堡-史特雷利茨公国的露易丝结婚，她年方17岁，美丽而具有热烈的爱国心，不久就成了全国的偶像。她依然是欢乐的主要源泉，但他似乎将所有的灾难引入其中。

这个新世纪带给了他一个接一个的危机。1803年，法国攫取了汉诺威，它的中立性曾为普鲁士保证。于是，陆军的年轻军官们喧嚣着，即使不发生战争，也要与法国绝交，但腓特烈·威廉保持他的和平。法军闭锁了威悉河和易北河的河口，伤害了普鲁士的贸易，但腓特烈主张忍耐。露易丝王后恳求战争，穿着印有她名字的军服，骑在马背上游行，在未曾败北的陆军中燃起火焰。斐迪南王子，国王的表兄，渴望得到一个表现他勇气的机会。年迈的不伦瑞克公爵提议领导普鲁士陆军，布吕歇尔将军——滑铁卢的未来英雄，支持他。腓特烈·威廉默默地对抗他们。1805年，奥地利向拿破仑挑战，寻求普鲁士的帮助，但国王不愿意。

但法军在前往奥斯特利茨途中，穿过普鲁士的拜罗伊特时，腓特烈·威廉的耐心消失了。他邀请俄国的亚历山大在波茨坦开会，在那里，他们宣誓，就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处，并肩抵抗拿破仑，帮助奥地利。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军南方，不幸败北。正当普鲁士的军队动员时，战争结束了。亚历山大逃回俄国。拿破仑给腓特烈·威廉一个宽大、折中的和约（1805年12月15日和1806年2月15日）：普鲁士割让纳沙泰尔、克莱弗、安斯巴赫给法国，但以接收汉诺威作为报答。为了得到这个垂涎已久的奖品，腓特烈·威廉同意所有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封锁，和法国签订一个攻守同盟。英国向普鲁士宣战。

向复仇女神挑战，拿破仑开始组织莱茵邦联——它包围西日耳曼地区中的普鲁士省份。得到拿破仑秘密地将汉诺威呈献给英国的消息，腓特烈·威廉和俄国订立一个秘密同盟（1806年7月）以防御法国。8月1日，拿破仑将整个西日耳曼纳入其保护之下。8月9日，腓特烈·威廉动员他的一部分军队。9月4日，他重新打开普鲁士港口对英货的贸易。9月13日，他命令他的军队进入萨克森。由于萨克森军队的加入，在不伦瑞克公爵的领导下，他的将官统率20万人。拿破仑认为这是对两个条约和一个同盟的违反，狂怒的他命令已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集中在同盟国的前方和侧翼。他本人则匆匆赶至前方，在同一天，即1806年10月14日，指挥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对普鲁士人和萨克森的歼灭战。

此事从法国方面来看，已如上述。从普鲁士方面来看，即是它历史中最黑暗的悲剧之一。腓特烈·威廉和他的政府、家属一齐逃入东普鲁士，并尝试从梅梅尔继续他的统治。拿破仑则从柏林的国王宫室中对欧洲大陆发号施令，并宣布“封锁大陆”（Continental Blockade）。他的军队将普人赶出波兰，在弗里德兰打败俄国人，而护送拿破仑至泰尔西特，在那里他和亚历山大签订和约。于是，腓特烈·威廉获悉必须接受屈辱的条件，借此普鲁士的继续生存将被允许。必须割让易北河西岸的所有普鲁士土地给法国，并将三次瓜分中普鲁士所有窃取的地区归还波兰。必须接受并供应法国士兵在普鲁士的占领开支，直到完全付清1.6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为止。由于1807年7月9日签订的这个条约，普鲁士失去了它之前拥有土地的49％，及之前所拥有的975万人口中的525万人。在1806年至1808年之间的这几年中，占领部队的费用和赔款的支付耗去了普鲁士的全部收入。凝视着这个惨遭破坏的国家，部分日耳曼人预言：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在日耳曼历史中重演。

普鲁士的再生（1807—1812）

在日耳曼人的特性中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由于几个世纪来处于外族和好战民族之间艰苦生存而变得坚固——即能骄傲地忍受失败，并伺机反击。当时就有像施泰因的卡尔男爵、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诸人，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如何拯救普鲁士。那些上百万在旧奴隶制度束缚下绝望的农奴——假如他们从屈辱的负荷中获得解放，而且被欢迎加入在土地上或城市中的自由企业的话，他们对普鲁士的经济可能会倾注些怎样的活力呢？而现在正被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统治着的这个国家，在轻视商业的贵族控制下无精打采的城市——在自由的激励下探索，他们在工业、商业和财政上，可能发展出怎样的鼓舞进取精神呢？革命的法国已经解放它的农奴，而且繁荣了，但是它将这些城市置于巴黎的政治保护下，为什么不先在暗中对征服者下手，解放农奴和城市呢？

施泰因的卡尔男爵就这么想。施泰因是他家族的祖城，位于兰河（the River Lahn）上，此河在科布伦茨北方注入莱茵河。他不是男爵，而是自由人，属于帝国骑士，曾宣誓保卫他的所有地和王国。他并非出生在施泰因而是在附近的拿骚（1757年10月26日），父亲是美因茨选帝侯的御前大臣。他16岁进入哥廷根大学的法律政治学院攻读。在那里，他研读孟德斯鸠，像孟德斯鸠一样钦慕英国宪法，而且决心成名。他在韦茨拉尔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庭和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进行法律见习。

1780年，他进入普鲁士文职部门，从事威斯特伐利亚制造品和矿坑的管理工作。1796年，他已赢得沿莱茵河所有普鲁士省份的经济管理的主要地位。他的工作能力和他建议的成功使他于1804年奉召前往柏林作国家的贸易部长，在一个月之内，他受命援助财政部。拿破仑已在耶拿粉碎普鲁士陆军的消息传到首都时，施泰因成功地将普鲁士财政部的文件转移到梅梅尔，而由于这些财源，腓特烈·威廉三世得以负担他流亡政府的经费。或许是战争的刺激和种种的不幸激化了国王和他的部长的脾气，1807年1月3日，国王以施泰因“为一个倔强、无礼、顽固和不服从的官吏，他恃才而骄……依情绪和个人的憎恶和怨恨而行动”而罢免他。施泰因回到他在拿骚的家。6个月之后，在听到拿破仑推荐施泰因成为一个行政官时，国王把内政部长的职位赠给了他。

1807年10月4日，他就任新职，而10月9日，他已为国王准备了数百万农民和数以百计的普鲁士自由主义者长久以来祈求的宣言。第一条十分适度地宣布“我们诸国的每位居民”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但是这个权利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给予农民。第二条允许任何一位普鲁士人从事任何合法的工业或商业。因此，与在拿破仑统治下一样，事业开放给任何家系的有才能者，阶级障碍从经济上除去。第十条禁止任何加重农奴制度的行为。第十二条则宣称“从圣马丁节开始，在我们全部的国家中，终止一切农奴身份……将只有自由人”。许多贵族反抗此敕令，而在1811年之前，它一直未曾彻底地执行。

1808年，施泰因和自由主义者辛苦地将普鲁士从具有几乎无限权力的封建男爵或退休的军官或税务长官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808年11月19日，国王，也是一位改革的支持者，发布一项《市政法令》。据此，城市将由当地议会选出自己的官吏来统治，但是大城市不在此例，其市长由国王指派议会选出的三人中的一人担任。健全的地方政治生命于此开始，使日耳曼杰出卓越的市政管理日臻成熟。

在重建普鲁士的工作上，施泰因并不孤独。沙恩霍斯特、奥古斯都·奈特哈特和哈登贝格亲王共同辛勤地重建普鲁士陆军，利用种种策略以逃避拿破仑的规限。这项工作的进展可由施泰因于1808年8月15日写给一位普鲁士军官的信中看出，此信落入法军之手，被刊登在9月8日的《导报》上。其中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愤怒在日耳曼人心中日渐高涨，我们必须培养它，并感动人民。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和黑森、威斯特伐利亚联系，而且我们应为必定发生的事件做准备，我们应该寻求和有活力、友好的人们保持关系。因之，我们能使这样的人民和其他人接触……西班牙诸事留下一个鲜明印象，它们证明了我们早已应该怀疑之事。这些消息如果审慎地散布开来将会有用，我们认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决定欧洲命运的战争。

拿破仑在即将为西班牙一个主要战役而离去时，下令腓特烈·威廉开革施泰因。国王仍在梅梅尔，迟不听命，直到他被警告：法军将继续他们在普鲁士领土的占领直到他服从为止。1808年11月24日，施泰因再度被罢免。12月16日，拿破仑从马德里发布一道命令，将其放逐，没收他的所有财产，并下令只要他被发现在法军控制的任何地区，他将遭到逮捕。施泰因逃入波希米亚。

他对普鲁士的损失，因哈登贝格被任命为国家大臣（1810年）——实际为首相，而获得补偿。他曾是政府的一员，重组过财政部，商议过1795年的和约，分担过1806年失败的责任，曾在拿破仑的坚持下被罢免过（1807年）。现在，他已60岁，拿破仑温柔地全神贯注于他的新皇后时，哈登贝格曾经说服国王首先召集一个贵族议会（1811年），然后（1812年）是具有咨询能力的国家代表议会，以其为国王的针砭和激励，而将其移向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个法国“哲学”的崇拜者，哈登贝格征用教会财产，强调犹太人的公民平等（1812年3月11日），征收贵族的财产税和商人的利润税，结束同业公会的垄断，确立事业和贸易的自由。

普鲁士于1807年至1812年的快速重建显示了日耳曼特性中一种丰富的潜力。在敌对的法军眼下，在普鲁士较弱的国王的统理下，非贵族的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着手重建一个被打败、占领和破产的国家，而在6年中，将其提升为一个强有力而且值得自豪的国家，使其于1813年成为“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中实至名归的领导者。每一阶层都努力地加入工作：贵族出来领导陆军，农民接受征召，商人献出他们大量的利润给国家，文人和学者向全日耳曼民族呼吁新闻、思想和礼拜的自由。1807年，在由法军管治警务的柏林，费希特发表了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要求受训练的少数人引导普鲁士人民走向道德净化和国家更新。1808年6月，在柯尼斯堡，某些大学教授组织了一个“道德和科学同盟”（Moral and Scientific Union），后来成为著名的“道德同盟”，致力于普鲁士的解放。

其时，施泰因正徘徊在放逐、贫困及随时被捕或被杀的危险中。1812年5月，亚历山大一世邀请他加入圣彼得堡的帝国法院。他去了，在那里，他和他的主人等待着拿破仑的到来。

第六章　日耳曼民族（1789—1812）

经济

1800年的日耳曼是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民族，接受阶级区分，将它当作社会秩序与经济组织的制度，仅有极少数的人拥有非世袭的贵族头衔。“在日耳曼，”斯塔尔夫人记录道，“每个人都保持他在社会中的阶层和身份，好像那是他已确定的职位一样。”就大体而论，日耳曼是较法国人更具有耐力的民族。

法国大革命鼓舞了文学，但在工业上影响轻微。日耳曼富有天然资源，但封建制度的持续和封建男爵的权力，使中部和东部国家延缓了一种商业和制造业阶级的兴起，而这一阶级若由一种自由和无阶级差别经济的刺激，将会从土壤中挖掘出丰富的煤和金属供给工业。贸易获助于富庶的河流——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萨勒河、美因河、斯普里河、奥得河，但诸国的分裂使道路短、少、坏，沿途还有强盗和封建通行税。贸易因同业公会的管理、高税及地理上各色各样的度量衡、币制和法律而受阻。

直到1807年，日耳曼的工业遭到由最新机械所制造的英货的竞争，英国享有工业革命领先30年的利益，它禁止输出新工业技术或熟练的专技人员。具有两面性的战争，孕育了供人民衣食、使人民丧命的工业，同时滋养了国家的经济。而1806年之后的“大陆封锁”，多多少少排拒英货，帮助了大陆工业的成长。采矿业和冶金术在西日耳曼，尤其是杜塞尔多夫和埃森及其附近，发展了起来。1810年，在埃森，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创始了金属制品的综合体，此举武装了百年的日耳曼。

尽管有这些人，企业家依然被贵族和国王认为是潜在的奸商而遭受歧视，商人和制造业者被禁止和贵族通婚或购买一处封建地产。金融业者如胡格诺派教徒、犹太人和其他人，虽被允许贷款给贵族或皇室，但1810年他们建议普鲁士仿照英国和法国设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低利发行国家公债，因此而让国家债务帮助负担国家的经费时，国王和贵族一致认为，如此将会置王国于银行家的掌握中。普鲁士拒绝由资本家的经纪人来控制国家，宁可选择由一个军事阶级和普鲁士贵族政治来领导。

信仰者与怀疑者

如同在“三十年战争”中一样，普鲁士在宗教上仍然分裂。腓特烈大帝与奥地利和法国的多次战争，为其延长的悲剧的重演。假如腓特烈输了，新教徒可能已从普鲁士消失，如同在1620年之后它从胡斯的波希米亚消失一样。

在新教的北方，新教牧师接管了天主教主教的财产时，他们成为仰赖新教王侯的军事保护者，承认他们是该地新教教会的领袖。因此，不可知论的腓特烈成为普鲁士教会的领袖了。在天主教国家中，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几乎所有莱茵邦联的主教，假如他们自身不是统治者的话，也需要同样的保护，因而陷入政府权力的附属中。他们大多数不太注意教宗的公告，但绝大多数定期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保护他们的政府当局的法令。因此，在拿破仑保护下的日耳曼诸国的主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要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他的行政规则和军事告示。

此种教会的臣属产生了相异——几乎矛盾的结果：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许多日耳曼家庭有一种较政策更强、较仪式更深的虔信传统，他们发觉在家庭祷告中较教士的雄辩或职业性的宗教信仰制度更富启示。他们越来越多地否定教会，而在秘密团体中，秘密而热诚地做祷告。更热烈的是一群自豪的神秘论者，他们珍爱雅各布·伯麦（Jakob Bohme）等先知的圣传，主张或寻求直接会晤上帝，体验已解决人生中最深、最苦问题的启发。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忍受了数世纪宗教迫害的无言的英勇事迹，摩拉维亚派教徒的不隐遁、不宣誓的修道士和修女，为天主教的波希米亚所逐，而散布在新教的日耳曼各处，深深地影响其宗教生活。斯塔尔夫人曾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为他们婚前的守贞、财产的共享及为他们每个死去的人选择的墓志铭——“他生于这样的一天，而在这样的一天，他回归他的祖国”——感动。芭尔贝·朱莉·冯·克吕德纳（1764—1824年）是斯塔尔夫人最喜爱的神秘论者，她献身于他们的宗派，她如此深具魅力地宣道，普鲁士的露易斯王后和俄国亚历山大沙皇，深受其影响，除了财产共享之外。

与神秘主义者相反的是怀疑论者，他们已经吸入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莱辛发掘并部分出版了《匿名的残简》（Fragmenteeines Ungenannten，1774—1778年），而放任了日耳曼的开化。在此书中，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tmarus）表达他对《新约》四福音史实性的怀疑。当然，每个时代都曾有过怀疑论者，但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因此它的蔓延就被地狱之火和警察抑制。但是现在它已进入兄弟会会员和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的分会、大学，甚至修道院。1781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辨明了一种理性神学的困难，在日耳曼的知识分子中引起骚动。在他之后30年中，日耳曼哲学致力于摒拒或隐蔽康德怀疑的工作，而某些明敏的组织者，如施莱尔马赫获得了国际声誉。根据米拉波（1786—1788年曾三度访问日耳曼）的记载，那时几乎所有的普鲁士新教牧师曾秘密地摆脱他们的正统信仰，进而认为耶稣是一位宣称世界末日迫近的可爱的神秘论者。1800年，一位草率的评论者叙说宗教在日耳曼已死，而“当一名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时尚了”。乔治·利希滕贝格（Georg Lichtenberg）预言道：“所有对上帝的信仰就像对育婴室的精灵的信仰一样，这一天将会来临。”

诸如此类的记事被情绪性地夸大了。宗教怀疑影响了少数的教授和一些二年级学生，但是它几乎不曾感动日耳曼的群众。基督教的教条依然使人们的依赖感诉诸超感力，即使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请求超自然的助力。新教的宗教集会以强力的赞美诗温暖了他们自己的心灵。天主教会依然给奇迹、神话、神秘、音乐和艺术提供一个庇护所，为经年在哲学和性的风暴及浅滩中，做智力航行而精疲力竭的心灵，提供一个最终的港口。因此博学的学者如施莱格尔、多才的犹太人像门德尔松的女儿，终于在圣母教堂寻求温暖。信仰总是恢复，而怀疑依旧。

日耳曼的犹太人

信仰已经衰微，因为容忍成长了。知识增长时，它溢出了教条保存的无知栅栏。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基督徒而言，以一个18世纪前因政治因素而钉死于十字架的理由，而去憎恨一个现代的犹太人，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许他曾在《圣马太福音》中读过：一群为数众多的犹太人，他们挚爱的传道者在他死前的几天进入耶路撒冷时，是如何以棕榈树叶铺满他经过的道路。无论如何，奥地利的犹太人由约瑟夫二世，莱茵河西部地区由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普鲁士则由哈登贝格而解放。他们很高兴地走出犹太人居住区，成为有能力的工作者、忠诚的市民、热心的学者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反犹太主义残存在未受教育者之间，但在知识阶层中它失去了宗教的光环，而必须以经济和智力的对抗和以残留在挣扎的穷人中的犹太习俗为生。

在歌德所在的法兰克福，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特别强烈，而且持续很久，因为那里的中产阶级感到犹太人在贸易和财政上竞争的活力。平静地生活在他们之间的是梅耶·阿姆歇·罗斯柴尔德，他贷款给囊中羞涩的王侯，如黑森-卡塞尔的王子们，或作为英国代理商之一，以资助被挑战的国王对抗拿破仑的方式，建立了史上最大的银行大厦。然而，拿破仑于1810年由《拿破仑法典》保证坚持给予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完全的自由。

马卡斯·赫兹（Marcus Herz）是犹太社会的代表人物，从他身上我们得知，犹太人不仅是财富的追求者，也能成为科学、艺术的追求者和赞助者。他生于柏林，1762年移居柯尼斯堡，康德和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曾劝当地的大学收纳犹太人。赫兹注册为一所医学院的学生，但是他听康德讲课的次数就和他上医学课几乎一样多，而他对哲学的强烈兴趣使他成为康德最喜爱的学生。医学院毕业后，他返回柏林，不久在医学和哲学上获致声名。他在医学上的演讲和示范吸引了一群卓越的听众，包括未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他因和亨丽埃塔——她那个时代中最美的女人之一——的婚姻感到既高兴又悲哀。她使他的家成为堪称巴黎最好的沙龙。她热诚地款待其他的犹太美女，包括门德尔松的女儿杜洛丝亚·施莱格尔、外交官兼作家瓦恩哈根·冯·昂斯的未婚妻。犹太人和基督徒贵族群集在这三位美丽女神的周围，基督徒很高兴地发现她们并非徒具外貌，而且兼有思想，更具诱人的大胆。米拉波出席这些集会和马卡斯讨论政治，更常与亨丽埃塔思考微妙错综的问题。她享受着基督徒贵族给予的赞赏，并与教育家洪堡发生“暧昧的关系”，然后是和哲学宣教师施莱尔马赫。其时，她鼓励杜洛丝亚——已和西蒙·维特结婚，并有两个小孩——离开她的丈夫和家，而与施莱格尔同居，起初当他的情妇，然后成为他妻子。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这种自由混合产生了双重效果：它削弱了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他们发现基督和他的十二使徒曾欲使他们的宗教成为一个改革的犹太教，而忠于古神殿（Temple） [1] 和《摩西律法》（Mosaic Code）；它削弱了犹太人的信仰，因为他们知道忠于犹太教，在朋友和地位的追求上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在双方的阵营中，宗教信仰的衰微腐蚀了道德和律法。

[1] 犹太人在古耶路撒冷所建立三座庙宇中的第一座。

道德

行为准则建立在对一位善意和恐怖之神的信仰上，它倾听每个人的哀诉，凝视每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不忘记任何事，并永不放弃判断、惩罚或宽恕的权力和威力。一位爱神和复仇之神，以它中世纪的方式主宰着天堂和地狱。这个阴郁或许又不可或缺的教条，依然存于大众之中，帮助了教士、普鲁士贵族、将军和家长管理他们的信徒、农民、军队和家庭。周期性的战争、商业上的竞争及家庭纪律的需要要求：青年服从和勤勉，女孩迷人的谦逊和家庭学艺，妻子耐心的奉献，丈夫和父亲严厉的控制能力等习性的形成。

一般的日耳曼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至少在酒店里。但是，他们觉得在妻子、小孩、竞争者和佣人面前装出严肃的神情是明智的。他们工作认真，也如此要求在他们负责下的众人。他们尊崇传统为智慧的源泉和权威的支柱，旧习俗使他们能以一种节省和舒适的思考之巧用来处理他们每天的工作和事务。他们视他们的宗教为一种神圣的继承，而感激它在养成他们孩子的礼仪、规律和平稳上的帮助。他们排斥混乱了法国的法国大革命和日耳曼青年的“狂飙运动”，而视之为对已建立的关系——在家庭和国家的秩序和稳定上为必需之物——的威胁。他们虽将妻子和孩子置于从属的地位，但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可能是仁慈而情深的，而且他们毫无怨言地工作以照顾他们身心的所需。

没有太多抵抗，他们的妻子接受了这个地位，因为她们同意家庭需要一只严厉和稳固的手。在家中，服从她们的丈夫和规律，她们被承认是指导的权威，而且往往从她们的孩子那里得到终生之爱的报酬。她们满足于当“孩子辩护的母亲”，而在土壤的征服和种族的延续上鞠躬尽瘁。

但是尚有其他的意见。1774年，西奥多·冯·希佩尔（Theodore von Hippel），先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年，出版了《论婚姻》（On Marriage）一书，为女性的自由辩护。他反对新娘服从的誓言，婚姻应该是一种合伙的关系，而不是从属。他要求女性的完全解放如瑞典的克丽斯蒂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假如完全的解放不能于法律中制定，则“人权”（Right of Man）应该更诚实地称为“男人权”（Rights of Men）。

日耳曼并没有听从他。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激进文学在日耳曼普及的刺激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突然出现了一群渴望解放的妇女。在光辉上，唯有18世纪的法国可匹敌。在恶行上，却无人能凌驾之。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反映于中世纪的抒情诗人，理想化的女性不再是像得墨忒耳那样的一位母亲，或是像玛利亚那样的少女，而是一束拥有肉体美和活泼心智的令人醉狂的花束，带着些花边新闻而完成诱惑。我们已经指出，亨丽埃塔·赫兹和杜洛丝亚·门德尔松，及卡洛琳·米凯利斯（Caroline Michaelis，一位哥廷根东方语学者的女儿，她是一位革命寡妇，嫁给施莱格尔，而后与他离异，与哲学家谢林结婚）。福斯特夫人对共和政体的热衷，堪与其夫媲美，她离弃他而与一位萨克森外交家同居，写了一篇政治小说《沙达夫家庭》（The Seldorf Family），在莱茵省引起一阵骚动。“在智力上，”洪堡写道，“她是那个时代中最卓越的女性之一。”拉赫尔·瓦恩哈根（Rachel Varnhagen）的沙龙经常是柏林外交家和知识分子的出入场所。布伦塔诺，我们看到她飞舞于贝多芬和歌德的四周。还有那些有教养却不太革命的女性：女公爵露易丝、卡尔布夫人、施泰因夫人，较在魏玛的歌德更加明亮。

在日耳曼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妇女的解放自然伴随着一种道德约束的松弛。腓特烈二世在情妇方面，已创新例，但其继任者斐迪南王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爱而结合的婚姻有所增加。歌德在衰老的过程中，从魏玛斜视柏林上层的欢乐生活，但他在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喝矿水时，他采纳了新的道德律。那里的妇女骄傲地展示着卡巴鲁斯和约瑟芬1795年在巴黎已开风气之先的新时尚。

政治上的不道德和性的松弛不相上下。贿赂成为外交上一种最令人喜爱的工具，而一种渴望的贪污同样润滑了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的官僚政治。商业似乎较政治更为诚实，中产阶级即使和开放的妇女结婚，也远离沿着斯普里河的嬉乐。而其时，无论如何，大学正源源地将受过部分教育的青年的活力，注入日耳曼人的生活和道德中。

教育

教育现在成为日耳曼首要关心之事与成就，其兴趣等于因对拿破仑的反叛而引起的战争。费希特的《告日耳曼民族书》（1807年）虽仅有极少数听众，却表示正在成长中的时代的信念：在这些年，快速的投降与民族的屈辱已经破坏日耳曼的精神时，唯有各阶层的教育改革方能使日耳曼步出享乐的追求，而进入对国家需求的严肃奉献中。1809年，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的教育部长。他全身心投入他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日耳曼的教育体系开始了一番整修，不久就成为欧洲最好的了。来自12个国家的学生进入哥廷根、海德堡、耶拿和柏林诸大学中学习。教育推及各阶层，并在学科和目标上拓宽，虽然宗教被强调为品格的支柱，法学教师却使民族主义成为日耳曼学校的新宗教——如同拿破仑使其成为法国学校中的新神一样。

日耳曼的大学要求并接受一种活力的测验，因为其中的多数大学正苦于年代太久而陷入僵化的境地。海德堡大学于1386年，科隆于1388年，爱尔福特于1379年，莱比锡于1409年，罗斯托克于1419年，美因茨于1476年，图宾根于1477年，维腾贝格则于1502年创立。现今它们全都处于窘迫和贫困之中。柯尼斯堡大学创于1544年，因康德而享盛名。耶拿大学创于1558年，因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和诗人荷尔德林而成为日耳曼的文化之都，那里的教授曾在欢迎法国大革命的程度上，几乎和学生不相上下。哈雷大学（1604年）在三种意义上，是“第一所近代的大学”：它宣示本身思想和教学自由，也不要求教师做宗教正统的誓言，它为科学和近代哲学腾出位置，成为一个有创作能力的学问的中心和一所科学研究的工厂。哥廷根大学迟至1736年开始创立，却于1800年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大学”，仅有荷兰的莱顿大学堪与比拟。“所有日耳曼的北部，”1804年正在那里漫游的斯塔尔夫人说，“充满着欧洲最有学问的大学。”

洪堡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是著名的解放心灵之一。他出身贵族，然描述其为：“曾经是一种必要，但现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罪恶。”他依据历史研究而下了如此的结论：几乎每个制度，即使它已变成不完善或妨碍物，曾经都是仁善的。“是什么使自由存在于中世纪？是采邑制度。是什么在野蛮人的世纪中保存了科学？是僧院制度。”这是他24岁时写的。一年后（1792年），他以预言家的智慧判断法国1791年制定的新宪法。他认为，它包括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建议，但是法国人民易激动又热情，所以将不可能实行它，而且会把他们的国家转入混乱。几十年后，和一位语言学家漫游于莱比锡的战场——1813年拿破仑曾在此处吃败仗，他叙述道：“王国和帝国，如我们此地所见，毁灭了，但是一首好诗却永远持续。”可能他想起了品达，他曾经翻译过品达格外难懂的希腊诗。

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失败了，因为他过分为改革的观念所迷，不能使其自身专心于瞬息的政治。不惬意于公共领域，他回到一种几乎孤独的研究生活。他为哲学所迷，并从事文字的冒险工作。他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不抱信心，因为较佳的法律也将为人类不变的天性破坏。于是，他做了如下结论：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希望是倚靠少数人的发展，他们的社会奉献，对于青年来说——即使是沮丧的一代，将是一座灯塔。

因此，42岁时他走出他的隐退所，出任教育部长。1810年，政府任命他创立柏林大学。在那里，他成就了一项至今仍影响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的改变：教授的遴选不过于依据他们的教学能力，而主要是他们科学或学问上的名声或志愿。柏林科学院（创于1711年）、国家天文台、植物园、博物馆及图书馆被合并于这所新大学。在这里，来了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律学家萨维尼和古典学者奥古斯都·沃尔夫。他的《关于荷马的绪言》（Prolegomena ad Homerum，1795年）一书以启发的意见惊吓了希腊主义者：荷马并不是一位诗人，而是歌者的继承人，拼凑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柏林大学，巴松·乔格·尼布尔讲演《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年）。他排斥李维的前几章并非历史而是传奇，因而震惊了教育界。此后，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古典学问、语言学、历史学各方面，日耳曼都引导着世界。而它在科学上的至尊也已悄然来临。

科学

在日耳曼，科学曾因与哲学过于密切而受阻，它曾被视为哲学的一部分，与学问、历史学共同包括在“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一词中。这种与哲学的联合损害了科学，因为其时的日耳曼哲学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运用，它骄傲地高翔于由实验的研究或证明之上。

在这个时代中，有两位将科学的殊荣带给日耳曼的人：卡尔·腓特烈·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和亚历山大·洪堡。高斯生于不伦瑞克的一家农舍，其父是一位园丁、砖匠和运河工人，他不赞成教育，以为那是通往地狱的通行证。虽然如此，卡尔的母亲注意到他对数字的喜爱和天分，于是俭省再俭省地送他进学校，而后进大学预科。在那里，他在数学方面的神速进步使其师为他谋得一次谒见不伦瑞克的查理·威廉·斐迪德公爵的机会。公爵深受感动，负担起这个男孩在不伦瑞克的卡罗利纳学院3年课程的学费。因而，高斯进入哥廷根大学（1795年）。他在那里度过一年后，他的母亲由于完全无法了解儿子的学业及以数字和图解自娱的情形，于是请教一位老师：他儿子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回答是：“他将成为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这位母亲在去世之前，可能已听过拉普拉斯的叙述：高斯已证明了这个预言。现在其名与阿基米德、牛顿并列。

我们不僭望去了解，更不解明数字理论、虚数、二次残数、最小平方法、微积分的这些发现。据此，高斯将数学由牛顿时代变为一种几乎新的科学，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科学奇迹的工具。他对谷神星（Ceres，第一颗小行星，发现于1801年1月1日）轨道的观察，使他有系统地陈述一种决定行星轨道的新式和快速的方法。他从事将磁学和电学的理论置于数学基础上的研究。对于所有相信唯有能以数学术语叙述者方为科学的科学家来说，这是一项负担和天惠。

他本人如同他的工作一样有趣。他重整一项科学时，他依然是一个谦逊的典范。他并不急于公布他的发现，因此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些荣誉并未归于他。他接他年迈的母亲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97岁时，她全盲了，他充当她的护士，而不允许任何人侍奉她。

这个时代的另一位日耳曼科学的英雄是威廉·洪堡的弟弟亚历山大·洪堡。从哥廷根毕业后，他进入在弗莱堡的矿业专科学校，因地下植物的研究而扬名。在拜罗伊特当矿业指导时，他发现地球磁力在岩石矿床上的作用，创设一所矿业学校，并改善工作环境。他跟瑞士的索绪尔（H.B.de Saussure）学习山的构造，跟帕维亚的伏特学习电的现象。1796年，偶然地他开始了科学发现的漫长旅行（堪与达尔文的《小猎犬》媲美）。他的成果使他成为——据当时的双关语所言——“欧洲仅次于拿破仑的最著名的人”。

他和他的植物学家朋友邦普兰从马赛起程，希望伴随在埃及的拿破仑。情势使他们转向马德里，在那里的意外赞助鼓励了他们向南美洲的探测。他们于1799年起航，在特内里费岛——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做了一次6天的停留。在那里，他们攀登上匹克山，目击了一场流星雨，它导致洪堡研究这类现象的周期性。1800年，从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出发，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研究沿着奥里诺科河的热带草原和雨带森林的植物和动物的生活，直到他们到达这条河和亚马逊河的共同发源地。1801年，他们不辞辛劳地从卡塔赫纳（哥伦比亚的一个海港）穿过安第斯山脉到波哥大和基多，而攀登海拔18893英尺的钦博拉索峰（Mount Chimborazo），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此纪录保持了36年之久。沿着太平洋的海岸旅行到利马（Lima），洪堡测量了洋流的温度，现在以他命名。他观察水星的运行。他对海鸟粪进行化学研究，了解它有当肥料的可能性，于是送一些海鸟粪到欧洲进一步分析，就这样开始了一项南美洲最富的输出品。这位不屈不挠的研究者，在几乎到了智利时，转向北方，在墨西哥待了1年，在美国稍做停留，于1804年踏上欧洲的土地。这是历史上最丰硕的科学旅行之一。

洪堡在柏林几乎停留了3年，研究大批的笔记，而写下了他的《自然外观》（Ansichten der Natur，1807年）。一年后，他移往巴黎，以接近科学的记录和援助。在那里，他住了19年，享受着法国主要的博学之士的友谊及沙龙的生活和文学。他是尼采所说的“悦人的欧洲人”之一。他以一位地质学家的冷静，目击通称为国家兴衰的那些表面的骚动。他于1814年伴随腓特烈·威廉三世到伦敦访问凯旋的国王们，但他主要还是从事发展旧科学或创造新科学。

他发现（1804年）地球的磁力强度从南北极到赤道渐次减弱。他以某种岩石的火成岩起源、山的构造、火山的地理分布状态等研究充实了地质学。他对支配大气运动的原理提供了最早的线索，从而阐明了热带风暴的起源和方向。他做了气流和洋流的最佳研究。他首先制定地理上的等温线——联结一年平均温度相同的地区，而无视于它们纬度的不同。绘图者惊奇地看到，在洪堡的地图上，伦敦虽与拉布拉多一样偏北、辛辛那提虽与里斯本一样偏南，却有着相同的平均温度。他的《植物地理的试验》一书开始了生物地理的科学——这是对植物的分布受自然界的地形环境影响的研究。这些及其他上百的贡献，虽然外表谦逊，但其影响是宽广、持久的，它们以《洪堡和邦普兰于新大陆赤道地区之航》之名出版了30册（1805—1834年）。

终于他在他的工作上耗尽了他的财产，于是他接受了一个有薪职务，当普鲁士宫廷的御前大臣（1827年）。他在柏林发表公开演讲——后来形成他的许多册《宇宙》（Kosmos）中的要旨（1845—1862年），这在欧洲人的眼界中是最著名的书籍之一。其序文以一个成熟心灵的谦逊态度说道：

在一个活动生涯的晚期，我奉呈一项工作——它尚未确定的影像漂浮在我的脑海里已有约半个世纪之久——给日耳曼人民。我经常以为它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当我想放弃这项工作时，我又——虽然可能有欠考虑——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引导我的主要推动力是去理解自然物体的现象、它们一般的关系，及表示自然是一个为内在力量牵动和鼓舞的伟大整体的热切努力。

1849年被译成英文时，该书几达2000页，包括了天文学、地质学和地理学，显示了一个充满着意想不到的事物、有生气的自然世界，但为数学的定律及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支配。然而，这广布的景象并非由一个无生命的机械产生，而是由与生俱来的无穷的活力、扩展力、创作力的生命产生的、巨大景色中的一物。

洪堡自身的活力是令人鼓舞的。他刚定居在柏林，就接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邀请，请他带领一支科学探险队前往中亚（1829年）。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收集气象的资料和研究山的构造，途中在乌拉尔山脉发现了钻石矿。回到柏林后，他利用他御前大臣的职位改善教育制度，并援助艺术家和科学家。他正从事《宇宙》第5册的写作时，死神降临了。他享年90岁，普鲁士以国礼葬之。

艺术

在日耳曼，时代对科学和艺术并不有利。当前或未来的战争消耗了热诚、激情与财富。私人赞助的艺术很少而且寥落。在莱比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尤其在德累斯顿与柏林的国家画廊展示杰出的作品，但由拿破仑搜刮到卢浮宫。

然而，在此骚乱中，日耳曼艺术产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作品。巴黎在纷乱中雀跃时，柏林大胆地矗立了勃兰登堡门。朗汉斯（Karl Gotthard Langhans）以刻有凹槽的多利安式柱与沉重的山形墙设计，似乎宣示了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死亡，但这个庄严的建筑主要显示了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的强权及他们不让敌人进入柏林的决心。然而，拿破仑于1806年进入，苏联于1945年进入。

雕刻的进展顺利。这是重要的古典艺术，依赖线条（自古以来）避免色彩，它的精神不同于巴洛克的不规则与洛可可的多趣性。丹内克为斯图加特博物院凿刻了一尊《萨福》（Sappho）和卡图卢斯的《伴鸟的少女》（Cirl with the Bird），为法兰克福的贝斯门博物院雕了一尊《阿里亚德涅》（Ariadne），为魏玛的图书馆刻了尊席勒的半身像。沙多在罗马向卡诺瓦学习后返回出生地柏林。1793年，以一尊立于勃兰登堡上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驾驭着4匹马牵拉的罗马二轮战车雕像，吸引了全首都居民的注意。他为斯德丁雕了一尊腓特烈大帝站在战阵中，以他的双眸火焚着敌军，但有两卷厚书在他脚下以证其为一名作家，他的横笛被遗忘了。较柔和的是一对露易丝王后与弗雷德里克公主，半埋在皱褶的披肩里，手挽着手。王后以其美貌、狂热的爱国心和死亡激励了艺术家。根茨献给她在夏洛滕堡一座阴郁的陵墓，在那处安息之所劳赫为她雕了一座匹配其躯体与灵魂的坟墓。

日耳曼的绘画依然受困于“贫血”，新古典主义企图活在赫库兰尼姆与庞贝的余烬里、莱辛与温克尔曼的论说里、孟斯与大卫苍白的脸上及考夫曼与无数蒂斯贝因人的罗马幻想中。但是，外来的漂染在日耳曼历史或特性上并无滋养之根，这个时代的日耳曼画家摒弃新古典主义，重返基督教，超越宗教改革及其对艺术的敌视与漠不关心。而且，在英国的前拉斐尔派很久以前，听从如瓦肯罗德与施莱格尔的召唤；在拉斐尔后，朝向以不疑信念的单纯与欢乐来作画、雕刻与作曲的中古艺术，因而崛起了以拿撒勒人闻名于世的画家学派。

绘画的领导人是奥韦尔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他生于吕贝克，以老式商人家庭不屈的审慎与来自波罗的海的迷雾伴着他度过80年的岁月。他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时，发现那里新古典主义的滋养满足不了他。1809年，他与朋友普弗尔建立“圣路加兄弟会”，将艺术献给久已存在于丢勒（Albrecht Durer）时代（1471—1528年）的弥新信念来誓言复兴艺术。1819年，他们移民到罗马，试着研究佩鲁吉诺与其他15世纪的画家。1811年，他加入科内利乌斯，稍后加入了菲利普·伊法特、高登豪斯与卡罗斯费尔德。

他们在品奇欧山（Monte Pincio）上圣伊希多罗一个遗弃的修道院内，像吃素的圣人一样度日。“我们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奥韦尔贝克稍后回忆道，“早晨我们一齐工作，中午我们轮流准备午餐，不外是汤与布丁，或一些可口的蔬菜。”他们相互推崇对方的作品。他们略过圣彼得大教堂，认为包含太多的“异端”艺术，宁愿到古老的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大圣堂的修道院与圣保罗大教堂墙外。他们为研究西诺莱利而旅行到奥尔维耶托，为杜乔·第·博尼塞纳（意大利画家，锡耶纳画派创始人）与马尔蒂尼而到锡耶纳，最重要的是为研究安杰利科到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他们决心避免人像的描绘或任何为装饰目的的绘画，而且恢复拉斐尔时代以前绘画的目的为激励基督徒的虔诚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的爱国心。

他们特别的机会于1816年来到。其时，罗马的普鲁士执政官巴托尔迪委托他们以约瑟与门徒故事的壁画装饰他的别墅。拿撒勒人哀悼壁画取代了涂在帆布上的油画，如今他们研习化学以制造可使色彩耐久的表面，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成功地使其壁画从罗马移走而装置在柏林国家画廊内，成为普鲁士首都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但老迈的歌德听到这些喜讯，指责它们为14世纪意大利风格的仿制品，正如新古典主义者模仿异端艺术一般。拿撒勒人忽视那些批评，在科学、学问与哲学渐渐腐蚀远古的信念时悄悄地离开了布景。

音乐

音乐在繁盛时是日耳曼的骄傲，凄凉时是它的安慰。1803年，斯塔尔夫人抵达魏玛时，发现音乐几乎成为受教育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城市有歌剧团体，而且自格鲁克以来，他们努力逐渐不依赖意大利的作品与抒情调。曼海姆与莱比锡有驰名欧洲的管弦乐队。器乐崛起，公开与歌剧颉颃。日耳曼有伟大的小提琴家如施波尔（Louis Spohr），著名的钢琴家如胡梅尔。腓特烈二世大提琴拉得极好，参加四重奏，有时加入管弦乐队。斐迪南王子是一个多才艺的钢琴家，只因他皇家的出身阻碍了与贝多芬、胡梅尔匹敌。

日耳曼有一个音乐大师几乎可为任一种乐器的教师、作曲家与演奏家而驰名欧洲，即福格勒。他很早就赢得风琴家与钢琴家的声誉，小提琴无师自通，并发展出一崭新的指法体系，非常适合他纤长的手指。被送往意大利跟着马蒂尼神父学习作曲时，他反抗一个又一个老师，后来在宗教方面获得转变，在罗马受到赞扬。返回日耳曼后，他在曼海姆创立一所音乐学校，然后在达姆施塔特，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创立音乐学校。他反对意大利教师教授艰难的作曲法，应允较迅速地完成。莫扎特与其他人当他是江湖骗子，但稍后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不在其为一个作曲家，而在其为教师、演奏家、风琴制造者与男子汉。他以风琴家的身份旅游欧洲，赢得了无数听众，赚取了无数报酬，也改进了风琴。他改变了风琴演奏的形式，赢得了与贝多芬在即兴演奏上的竞赛。他是12位著名学生——包括韦伯与梅耶贝尔尊崇的老师。他去世时，他们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他。1814年5月13日，韦伯写道：“6日，我们深爱的大师福格勒突然被死神攫走……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卡尔·韦伯是两度结婚的弗兰茨·安敦·韦伯众多子女中的一位。在安敦的众多女儿与甥女中有两位出现在这些书卷中：阿洛伊西亚为莫扎特的初恋和著名的歌手，而康斯坦茨成为莫扎特的妻子。儿子弗里茨与爱德蒙跟着海顿学习，但卡尔·韦伯显露不出多大的希望，使安敦告诉他：“卡尔，你可成为你喜欢的任一种人，但你绝成不了音乐家。”韦伯喜欢绘画。但在弗兰茨·安敦指挥的大部由其子女组成的剧乐团的四处漫游中，韦伯在音乐上的教育由一位挚爱的教师霍伊施凯尔重新开始。在他的教导下，这个男孩很快展现出一种才能，震惊并报偿了他的父亲。1800年，时年14岁，韦伯开始作曲，而且公开演奏。然而，一阵又一阵的刺激在韦伯的性格上产生了一些影响：他变得烦躁不安、神经兮兮、容易激动，而且善变。他为他的友人塞尼费尔德发明的平版印刷术迷惑，因而有一阵子他疏忽了音乐创作，跟随父亲到萨克森的弗赖贝格从事商业规模的平版印刷。1803年初，他遇到福格勒，再度激起狂热，成为福格勒的学生，接受严格的学习及练习日课。福格勒对他的信心激励了他。如今他进展极速，在福格勒的推荐下，充当布雷斯劳的乐队领班。当时他年仅17岁，他接受了，带着生病的父亲前往西里西亚首都。

这个年轻人不适合这个不仅需要多种的音乐才能，也需娴熟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职位。他交到挚友，也树立了宿仇。他花费过于大手大脚，斥责不能胜任的人过于尖刻，而且饮酒过于鲁莽。误以一杯硝酸当酒，他喝了一部分。他的喉咙与声带受到永久性的损伤，他再也不能唱歌，说话非常吃力。一年后他丧失了工作，以授课来养活自己、父亲与一位姑母。他几乎丧失了勇气。就在那时，符腾堡的欧仁公爵在他的西里西亚-卡尔斯鲁厄，给他们三人房子住（1806年）。拿破仑夺取普鲁士的领土与财源而毁灭了公爵，韦伯为了供养三人，不得不暂时忘却音乐，在斯图加特充任符腾堡的路德维希公爵的秘书。这位公爵是一位狂欢、放荡与不实的爵爷，韦伯在他的影响下堕落了。他对歌手兰恩生出热诚的爱慕，失去她时也失去了他的储蓄与健康。他被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贝尔家（梅耶贝尔的双亲）——自放荡中救出。婚姻使他清醒，但恢复不了他的健康。

在“解放战争”中，他为克尔纳的军歌配乐赢得了令誉。战争后他加入另一场运动——对抗意大利歌剧：他撰成《自由守护》（Der Freischutz，1821年）当作独立宣言对抗巡回与胜利的罗西尼。它首次于1821年6月18日，滑铁卢一周年纪念日演出。在爱国心的羽翼上它被捧得很高，从来没有一出日耳曼歌剧如此成功过。此歌剧自《鬼故事》（Gespensterbuch）中撷取主题，与保护“自由射手”的仙子嬉戏。在那些格林童话中，日耳曼获得仙子很大的帮助。不久（1826年），门德尔松提供他《仲夏夜之梦》的序曲。韦伯的歌剧标志了浪漫主义在日耳曼音乐上的胜利。

他希望以《欧丽安特》（Euryanthe）继续他的成功。此剧1823年在维也纳首演，但罗西尼刚刚征服维也纳，韦伯较为精致的音乐缺乏诱惑力。此次失败，加上日益恶化的健康，使他非常沮丧，以致几乎两年未再作曲。后来查尔斯·肯布尔任科芬花园剧院经理，提供他1000英镑，帮助他编歌剧，并前来伦敦指导。韦伯热忱地在这个工作上卖力，并勤勉地学习英文。在抵达伦敦时，他不仅能阅读，说得也很流利。在首演时（1825年5月28日）《奥伯伦》获得成功，为此这位欢乐的作家当天晚上向他的妻子描述：

今晚我得到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我进入剧院时，屋子爆发出狂热的掌声，声震屋宇。帽子与手帕在空中挥舞。表演结束时，我被召往台前……一切都进行得极好，围绕着我的每个人都很愉快。

但以后的演出没那么受欢迎。1826年5月26日，一场为韦伯而举行的音乐会是一次可悲的失败。数日后，这位沮丧而倦怠的作曲家卧病在床，遭到剧烈的肺结核打击。6月5日，他去世了，远离家乡与亲人。

剧院

几乎每个日耳曼城市都有一间剧院，因为人们在白天受到现实的困扰，入夜后想在想象中轻松一下。一些城市——曼海姆、汉堡、美因茨、法兰克福、魏玛、波恩、莱比锡、柏林，有定居的剧团。其他城市仰仗巡回剧团，并为其偶尔来访搭建临时舞台。曼海姆剧院在艺人与演出方面，柏林在接待与薪资方面，魏玛在古典戏剧艺术方面享有盛誉。

1789年，魏玛有6200人，许多人从事公职与充任贵族从仆。一段时期镇民支持一家剧团，但1790年此剧团因故而终。查理·奥古斯公爵都接收剧团，使剧院成为朝廷的一部分，说服顾问官歌德来经营，除主角外朝臣扮演各种角色。为此他们从飘荡的“明星”中引介一位男主角或女主角。因而伟大的伊夫兰来到魏玛，而骄傲的施罗德的声音、姿态与媚视，差点使歌德与夏洛特·冯·施泰因分手。施罗德扮演伊菲革涅亚，后来令人惊异地转型为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甚至愿意饰演滑稽角色。歌德训练演员以高卢风格念对白，这种风格虽具有单调的缺陷，却有明晰的优点。公爵强烈支持此方针，并恐吓要在公爵厢房中当场斥责任何发音的错误。

魏玛剧院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节目单，范围自索福克勒斯与特伦斯到莎士比亚、卡尔德隆、高乃依、拉辛与伏尔泰，甚至到腓特烈与施莱格尔的戏剧，并以席勒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8年）来达到值得夸耀的胜利。席勒来自耶拿，在魏玛定居，在歌德的怂恿下成为剧团骨干之一。如今（1800年），这个小小的剧院使魏玛成为上千爱好戏剧的日耳曼人的目标。席勒死后（1805年），歌德对剧院失去了兴趣。公爵在他情妇的怂恿下，坚持剧团以一条狗为明星演出戏剧插曲时，歌德辞去了他经理的职位，而魏玛剧院就此自历史中消失了。

两位演员主宰着日耳曼舞台。伊夫兰匹敌塔尔玛的胜利，而德弗里恩特重演了埃德蒙·基恩的事业与悲剧。生于汉诺威，伊夫兰18岁时不顾双亲的反对，离家加入在哥达的一个剧团。仅仅两年，他在曼海姆的一出席勒的《强盗》剧中担任主角。这一激进的时期屈服于成功及对法国移民的同情上。他很快成为保守派的偶像。在事业上历经艰辛后，他接受歌德的邀请到了魏玛（1796年），并以中等阶级的喜剧取悦朝廷的观众，但他对悲剧的角色如《华伦斯坦》或《李尔王》处理得不好。他编了几出剧，他的幽默与情感赢得大众的掌声。1798年，他达到了他野心的目标——他被任命为柏林国家剧院的经理。

在他死前不久，他雇了一位演员德弗里恩特，这个人带给日耳曼舞台浪漫时期的一切感伤与悲剧。德弗里恩特的法国姓氏是他的胡格诺教徒遗产的一部分。他是一位柏林布商在两次婚姻中所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襁褓时，他母亲去世了，留下他不幸地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家庭。他退隐入阴郁的孤独中，仅以其英俊的脸庞与乌黑的头发自慰。他自家庭与学校出走，但被捉回。他父亲每次尝试着使他成为布商，但德弗里恩特令人气恼地证明其不能胜任，因而被放任去追寻自己的喜好。1804年，时年20岁，他加入莱比锡的一个剧班当一名小角色。一次由于“明星”的生病，他突然被推入一个主要的角色。发现一个醉酒流浪汉的角色十分投合他的趣味时，他表演得极好，他似乎命中注定要投身终身喜爱杯中物的流浪演员的事业中。最后，1809年在布雷斯劳，他没在《法斯塔夫》（Falstaff）剧中，却在席勒《强盗》中的卡尔·莫尔身上找到了自己。他倾注所有他习得的人类罪恶、压抑与怨恨入此角色中，他演活了强盗首领，并在身体的每一动作中、脸部表情的变化中和愤怒双眸的闪烁中找到发泄。布雷斯劳从未见过如此鲜明或有力的角色，仅有基恩在伟大演员的时代中能够达到如此高深的程度。只要请求，所有的悲剧角色都是德弗里恩特的。他扮演李尔王，完全沉溺于那个智慧与疯狂的脆弱混合体，因而有一晚在演出途中崩溃了，必须送他回家或送他到喜爱的酒馆。

1814年，伊夫兰时年55岁，来到布雷斯劳，与德弗里恩特同台演出，并感受到他的力量与技巧，要求他加入国家剧院。“值得你去的唯一地方是柏林。那地方我确切感觉到——很快就要空了，它为你保留着。”9月，伊夫兰去世。下一个春季，德弗里恩特取代他的位置。在那里，他尽情演戏，活在盛名与美酒中，与霍夫曼在剧院不远的酒馆中交换着故事，度过欢乐的时光。1828年，受到盛名之累，他接受挑战在维也纳演出。他神经崩溃地返回柏林。1832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48岁。三位有天分的甥儿，都冠上他的名字，继续他的艺术直到19世纪末。

戏剧家

在施莱格尔精巧地翻译莎士比亚后（1798年后），日耳曼舞台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剧本提供了新居。当地戏剧家，在莱辛与克莱斯特（Kleist）之间，纷纷朝向中等阶级共同喜好的事物，而他们受欢迎的成功消失在时光的瓦砾里。韦尔纳将神秘主义匆匆展现在舞台上。科策布以他的戏剧取悦了一代，甚至在魏玛超过歌德与席勒。除了被暗杀之外，他如今成了一个褪淡的记忆。日耳曼人以怜悯之心怀念克莱斯特，并尊崇他的文笔。

1777年生于奥得河的法兰克福，科策布在性情和地理上近于斯拉夫族人。像善良的日耳曼人一样，他在军中待了7年，但稍后感伤那段浪费了的年月。他在当地大学研习科学、文学与哲学，但在宗教与科学上丧失了信心。他向一位将军之女求婚，却又战栗于婚姻的念头。他前往巴黎，然后至瑞士，在那里他幻想着买一座农场，过有规律的生活以平复内心的纷扰。重返文学时，他写了一出未完成的历史悲剧《吉斯卡尔》（Robert Guiskard）。1808年，他在魏玛推出一出喜剧《破罐》（Derzerbrochene Krug），此剧被后一代评为恒久的古典剧。在魏玛停留一阵子（1802—1803年），他自仁慈老迈的不可知论者维隆德处赢得友善的激励。维隆德听了几段《吉斯卡尔》后，告诉这位青年剧作家他保留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的精神”，而且他的天才注定要“在日耳曼戏剧发展上，填补甚至席勒与歌德都未曾填补的空隙”。这足够毁灭25岁的索福克勒斯。

他前往伦敦定居，感受到它的狂热，无助地沉思着与日耳曼唯心主义者哲学密不可分的怀疑主义：若我们对由我们的理解方式来到我们意识的世界认识不多，我们绝对发现不了真理。唯有一事可以确定：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圣人、乞丐、疯子，所有的人很快命定归于尘土，或存于少数生者渐渐褪色的记忆中。克莱斯特丧失勇气面对、接受与享乐即使不确切熟知的现实。他推断到他的天才是幻觉，他的书稿全属虚无。在愤怒、失望中，他烧毁了陪伴他的稿件，尝试着加入拿破仑在英伦海峡聚集的军队。1803年10月26日，他写信给他姐姐，对她他也许爱得过分：

我即将告诉你的也许令你伤心，但我必须，我必须去做。我再次仔细想过，否决并烧毁我的作品，如今结局已来临。上天不给我名望——世俗中最伟大的。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他之前我抛弃剩余的一切。我不配拥有你的友谊，而没有你的友谊我活不下去，我选择死亡。镇静点，尊贵的人啊！我将在美丽的战斗中死去。我已离开了此国的首都，浪迹到北海岸，我将参加法国军队，军队很快就要对英国开战，我们的毁灭正潜藏在海的那一边。我欢欣壮丽之墓的远景。你，吾爱，将是我临终时的所思。

他的日耳曼人身份引起了怀疑。在普鲁士大使的坚持下，他被逐出法国。其后不久，法国对普鲁士宣战，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普鲁士军队及几乎整个国家。克莱斯特在德累斯顿寻求庇护，但法国军人在那里以间谍嫌疑的身份逮捕他，他在狱中度过6个月。返回德累斯顿时，他加入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爱国团体，并与亚当·缪勒合作编辑一份定期刊物，为该刊物他投了几篇他最好的论文。

1808年，他写了一个悲剧剧本《潘丝席丽亚》（Penthesilea）。此剧女主角是个亚马逊女王，在赫克托耳死后加入特洛伊人，在特洛伊人对抗希腊人时她前去刺杀阿喀琉斯，为他所败但爱上了他，然后（根据亚马逊妇女的法律，每个人必须在战场上征服她的爱人以证明自己）以一支箭刺穿阿喀琉斯，纵狗群攻击他，并加入畜生中将他撕成数块，吮他的血，然后颓然死去。此剧是酒神狂热的一个回响，此狂热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女伴》（The Bacchae）中提及——在尼采之前，不受希腊人强调的希腊神话与人物的一面。

无疑，为拿破仑无情瓦解普鲁士所激怒，这位诗人离开他的悲伤，而成为呼唤日耳曼加入自由之役的众多呼声之一。1808年底，他写出了一个剧本《赫曼的战门》（Die Hermannsschlactht），借着叙述公元6年阿米尼乌斯横扫罗马地区的胜利，以求激励胜利无望的日耳曼人的勇气。克莱斯特爱国心的狂热再次促使他神经过激：赫曼的妻子图斯内尔达引诱日耳曼将军文提狄斯与她约会，然后导引他到野熊致命的拥抱中。

1809年至1810年是克莱斯特天才的巅峰期。他的诗剧《海尔布隆的小凯蒂》（Das Kathchen von Heibronn）在汉堡、维也纳与格拉茨上演获得成功。1810年他刊行的两册短篇故事，显示他也许是歌德时代中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其后他的精神衰退了，也许由于他健康的崩溃。某种奇特的痛苦缘分引他与一位不治的女病人沃格尔结交，最后并谈起恋爱。他写给她的信显露了在疯狂边缘的心灵。“我的吉蒂，我的一切，我的城堡，牧场，我生命的全部，我的婚礼，我儿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名誉，我的护守天使，我的知识天使与爱的天使！”她回答道，若他爱她，应杀死她。1811年11月21日，在万塞湖河堤边，靠近波茨坦，他枪杀了她，然后自杀。

浪漫派在他沉溺于感情，在不受控制的强度中，在想象力中及在风格的辉煌中达到了最高峰。他似乎有时具有法国风格远甚于日耳曼风俗，反对歌德，而与波德莱尔（Baudelaire）或兰波（Rimbaud）称兄道弟。他几乎证实了歌德无情的见解：“古典派是健康的，浪漫派是病态的。”让我们睁眼瞧瞧。

第七章　日耳曼文学（1789—1815）

革命与反响

拿破仑时代的日耳曼文学被青年反叛的天性、狂飙运动的持久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理查森小说的回响、莱辛与稍后歌德的古典传统、美国殖民地的成功叛变、法国启蒙时代的异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每日冲击及末期时拿破仑崛起与没落的戏剧影响。许多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阅读一些法文——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的作品，而较少数的人感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与拉梅特里的刺激。法国哲学有助于结交统治者如腓特烈大帝、奥地利约瑟夫二世、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公爵、萨克森-魏玛的奥古斯都公爵，只要通过这些人，那些作家就可在日耳曼文明上崭露头角了。法国大革命刚开始时似乎是启蒙时期哲学的合理发展：愉快地终结封建制度与阶级特权，活泼地昭告宇宙人权，振奋地解放语言、出版、崇敬、行为与思想。这些理念——许多在日耳曼独立地发展——以新闻的双翼或革命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横扫欧洲的心脏地区，甚至抵达遥远的柯尼斯堡。

因此，日耳曼心灵的陶冶者与日耳曼文学的创造者在最初三年欢迎法国大革命。共济会、玫瑰十字会、光明派，欢呼法国大革命为他们长久迫切等待着的黄金时代的曙光。农夫策划反叛特里尔与施派尔市的封建贵族、帝国骑士与主教团。汉堡的中产阶级赞许大革命为商人对抗自大的贵族的起义。克劳普斯多克是一个住在汉堡的年迈诗人，在自由节日朗读他的诗篇，并喜悦地在他的诗句中狂喊。学者、记者、诗人与哲学家一致爆发出赞美歌。福斯（Johann Voss），荷马的译者；缪勒，历史学家；根茨，没有上任过的外交官；荷尔德林，诗人；施莱尔马赫，神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全对大革命连祷歌颂。福斯特（曾陪伴库克上尉环游世界）写道：“看到哲学深植于脑中，实现于国内极感光彩。”每一处，日耳曼人，即使皇族显贵（如亨利王子，腓特烈大帝仅存的兄弟）忘形之余也赞美革命的法国。在此忘形之时，日耳曼文学在长久蛰伏于宗教的争吵之后，将大革命归之于腓特烈的胜利，在30年间（1770—1800年）跃升为极富活力、多变与光辉，可与英法成熟的文学颉颃。速度惊人的复苏在唤起日耳曼摆脱法国之轭，在政治、工业、科学、哲学方面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世纪上，扮演了它的角色。

当然，这种欢乐的情绪不能持久。事件来自对土伊勒里王宫的攻击、“九月大屠杀”与恐怖、国王与王后的监禁与处死。接着法国占领了日耳曼领土，不断征集金钱与人员以付帝国保护与散布自由的军费。一年接着一年，日耳曼对大革命的热忱衰微了，护卫者（除了康德）一个接着一个变为觉醒的怀疑论者，一些人变为愤怒的敌人。

魏玛

在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冲击下，魏玛宫廷一群灿如明星的天才为日耳曼人的才智充当智识之锚。奥古斯都公爵本人即为善变的才能与情绪的混合体。一岁时他承袭公爵领地，18岁时（1775年）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自家庭教师获得一般的教育，而自管理的责任、情人的任性、战争与狩猎的危险中得到更深的教导。不亚于他修习处所的是他母亲的沙龙，在那里他遇到了诗人、将军、科学家、哲学家、神职人员与实业家，还有一些最有教养但不失女人味的日耳曼妇女，她们以机智和魅力增添她们的智慧。“啊，我们拥有女人！”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说，“每件事在此皆成叛逆性的大胆，妇女已婚不具有任何意义。”

1772年，魏玛女公爵（她本人即为可喜美德的典范）邀约学者、诗人与小说家维兰德前来教导她的儿子奥古斯都和康斯坦丁，他以谦逊与能力完成了他的责任，并留在魏玛直至去世。法国大革命来临时他56岁，他欢迎大革命。但在1789年10月的《宇宙宣言》（Cosmopolitan Address）中，他要求法国国民会议防卫暴民的统治：

国家正遭逢自由的狂热，使巴黎人——世上最有礼的人民——渴求贵族之血……人民迟早会醒悟，难道看不见革命正被1200名渺小暴徒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被一国之君统治着……然而你们不会比我更深信贵国不该长久忍受如此恶政，政府最完善的形式该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与均衡，人民拥有在秩序下共存的对自由不可废弃的权利，每人须依其收入比例缴税。

1791年，他写道：他从未料到他政治正义的理想在路易身上几可实现。1792年1月处死君王之事使他转为反对大革命，恐怖时代使他生病。那年稍后他出版了《合于时宜的忠告》（Words in Season），此书达成一些适度的结论：“应继续不断教诲，直到人们倾听，人类唯有更为理性与道德才能更为欢乐……改革不应自法令而应自个人始。欢乐的条件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赫尔德——魏玛四人组的最后一位定居在魏玛，也是最先一位过世——赞扬大革命直至王后上了断头台，之后他以大革命为人性理想残酷的流产而予以抛弃。在他最后几年中他恢复了希望，他感到，大革命标志了一种进步，仅次于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它结束了封建对人身的统属正如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教皇势力对人心的统治。如今世人不再重视出身与阶级，不论在何处出生，能力可自由发展创造。然而，此进步使欧洲牺牲极大，赫尔德尔很高兴此尝试发生在法国而不在他深爱着的日耳曼，在那里人们不会很快激起热情与狂热，但那里恬静的勤奋与涵容的学识将会以温柔而稳定的扩散之光引导青年茁壮成长。

席勒在戏剧、诗歌、历史与哲学激奋地冒险后，来到了魏玛（1795年）。浪漫于幻想，苦恼于敏感，他并不喜爱年轻时待过的符腾堡。他以尊崇卢梭及撰写革命性的剧本来发抒抑郁。卡尔·莫尔——《强盗》（1781年）一剧中的英雄，抨击人剥削人，除了为马克思增加学识外一无所遗。更具革命性的是席勒的第三部剧《阴谋与爱情》，它揭露了不劳而获特权阶级的腐败、奢华与凶猛的占享，赞扬日耳曼中产阶级稳定、容忍与生产性的生活。在大革命前的剧本中最好的一部《唐·卡洛斯》（1787年）中，时年28岁的他，对穷人的愤怒并不及对掌权有潜力的贵族感兴趣。他借波萨侯爵之口召唤菲利普二世为“子民之父”：“让欢乐自你丰饶的羊角中流出……让人心在你广袤的帝国里成熟，在上千君王中，成为一位真正的君王。”

自青年到中年，席勒从激进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他发现了古希腊，对它的剧作家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他阅读康德，并以哲学晦涩其诗。1787年他拜访魏玛，被当地女子激奋，而由维兰德与赫尔德安稳之（歌德其时在意大利）。1788年，他出版了《尼德兰叛乱史》，并以历史验证其哲学。1789年，在歌德向萨克森-魏玛公爵的推荐下，席勒被任命为耶拿的历史教授。那年10月，他写给一位朋友：“为单独的国家而写是不足取的理想，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这样的樊篱难以容忍……历史学家仅为在文明进展上具有重要因素的国家而激奋。”

大革命的消息抵达耶拿时，席勒正喜于中年增多的收入与见解、公众的接纳与容忍的了解。他与歌德的交往越过12英里的空间与10岁年龄的鸿沟，有助于诗人自歌德处留存了施政的散文与繁荣的保证，有助于席勒了解人类天性在历史上改变得太少而不能使政治革命为穷人谋福利。他同情1789年在凡尔赛被捕的国王与王后。1791年国王被拘留在瓦雷纳，1792年自其监禁的王宫被逐出。不久，革命议会一致授给吉勒斯先生“法国公民”的头衔。一周后“九月大屠杀”宣示了武装群众的统治。12月，路易被审。席勒开始写小册为其辩护，在他完成之前，国王上了断头台。

歌德嗤笑他朋友政治信念的变迁，但他本人也远离年轻时的信念。1775年他接受邀请，时年26岁，离开法兰克福，定居魏玛，成为奥古斯都公爵的常任诗人与好色的同伴。在此之前，他恣情与各类妇女玩乐。以后12年中他沉浸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生活中，迅速成长起来。《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浪漫作者自枢密顾问身份上消失，他看到了欧洲历史上新的时代于1792年在瓦尔密成形。那年，大革命无秩序的衰颓导引他下结论说，接触过哲学的“开明暴君”，与受过教育与怀有善意的当地统治者（如魏玛公爵）的缓慢改革，将使人民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则会加速革命的爆发。他的《威尼斯语录》（Venetian Epigrams）中的一文于1790年初表示了他的恐慌：

让我们的统治者及早自法国的不幸接纳警告吧。

但是，低阶层的人啊，你们应接纳更多的警告。

伟人走向毁灭，但谁保护着人民，

激狂的暴民成为我们的暴君时？

他大为激赏拿破仑以夺取权力、订立宪法、准许人民享有偶尔的平民决议，而不太干涉一个果断、能干的政府来结束大革命的混乱。他欣赏这位科西嘉人不因1807年爱尔福特谄媚地接待他而改弦，此次会面的报道大大增添了诗人顾问的国际声望。

一些浪漫的战栗留存于他鉴赏与品味古典的沉稳发展。《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中古“寓意剧”。而《选择的姻亲》，似乎因新生代求偶互相吸引远甚于双亲的财力或法律的联系的不断上升，而为之呼吁辩护。甚至已达70岁后，成为哲学家的顾问继续骚扰年轻女子。但他在意大利对古艺术的研习、在科学上不断滋长的兴趣、阅读斯宾诺莎、日渐衰颓的体力，造成了他准确的判断与宽广的识见。这种改变被记述入他的自传内（1811年），此书非常客观地看待它的英雄。浪漫的日耳曼为易感的瓦肯罗德与诺瓦利斯、爱好自由的施莱格尔、疯狂的荷尔德林与安死者（自杀的克莱斯特）煽动，愤怒于他对法国大革命不断增高的批评，而几乎没注意到他也曾指责统治阶层。在日耳曼解放战争期间，他发现怨恨拿破仑与法国极为困难。他对埃克尔曼解释道：

我如何能——对于我来说文化与野蛮各有其重要性——又受恩于它？有一段时期国仇一起消失，在某种程度下，我们凌越众国之上，对邻国人民的祸福感同身受。

在日耳曼，他那一代从未原谅他，也很少读他的著作。那一代对席勒的评价在他之上，宁愿要科策布而非任择其一。歌德的戏剧很少在魏玛上演，他的出版商悲叹他的作品销路奇差。然而一位英国人，拜伦爵士1820年说：“歌德是自伏尔泰死后迄今现存于欧洲的第一位文学人物。”他不读康德的书，但他是当时最睿智的人。

文学

日耳曼从未如此忙碌于写作、印刷及出版报纸、定期刊物、书籍。1796年，塞尼费尔德在慕尼黑，因在一块石头上刻画他母亲的洗衣表而偶然发现了一种以后称之为平版印刷术的方法。他发现不同颜色的字和图可在平坦的石块或金属版上被刻出或浮出（如镜中般反转），由此无数的复本可被印出。从此，自戈雅、安藤广重（Hiroshige）至柯里尔（Currier）、艾甫斯（Ives）及毕加索产生了无数印刷品。

报纸非常繁多，小型，具有党派性，须经过检查。《大众日报》（Allgemeine Zeitung）1798年成立于图宾根，后迁到斯图加特，然后到乌尔姆，再至奥格斯堡、慕尼黑，以逃避当地的警察。《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于1804年建立，先为爱国的天主教派，再转为拿破仑派。柏林、维也纳、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在大革命前已有日报，今日仍在发刊。定期刊物极为丰富。我们注意到其中最优异的一份，《大众音乐日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由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的公司在莱比锡1795年至1849年发行。最辉煌的是《雅典娜》（Athenäum）杂志，1798年由施莱格尔兄弟成立。出版商有无数位。每年他们产品的展览使莱比锡书展成为当年的文学盛事。

作家中的一个特别阶级，精细地划归为政论家，以他们强有力的党派性兼深刻地讨论时代的基本问题而赢得广大的影响力。根茨欢呼巴士底狱的陷落，但接触了洪堡怀疑性的心灵后冷静了下来，并阅读、翻译伯克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在普鲁士文职中崛起而在军事部中任一名顾问时，他领导一次文学运动以对抗人权、自由与平等、人民统治、出版自由等理念。他并不满足于拿破仑压服大革命。他攻击拿破仑为一个军事主义者，其征服摧毁了——根据大多数外交官的看法——欧洲的和平、秩序及稳健所赖势力的均衡。他成为敦促普鲁士王领导十字军对抗拿破仑最富于雄辩的呼声，而威廉三世踌躇时根茨便效命奥地利（1802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征服奥地利人后，根茨在波希米亚避难，但1809年他返回维也纳，推动新的战争以对抗拿破仑。在维也纳的国会中，他为梅特涅的秘书与副官，支持他粉碎每个自由发展的战后外交。他又老又病地活过1830年的叛乱，临死仍深信他为人类的利益贡献不小。

格雷斯（Joseph von Görres）是更敏感的人，他一半属于意大利人。生为天主教徒，他脱离教会转而支持大革命。法国征服莱茵河左岸时，他也出了一份力，赞扬拿破仑将神圣罗马帝国变为莱茵邦联。他以“罗马自由了”的口号欢呼法国占领罗马。但法国军队的自大、法国行政官的勒索，引起了年轻革命者的愤怒。1798年他建立了一份日报《红叶》（Das Rothes Blatt），展现共和主义者热爱大革命但不信任法军的呼声。他认清了拿破仑攫夺法国政府是大革命的终结，及拿破仑本身对权力的危险欲求。他成了家，并暂时离开政治。日耳曼发端解放之战时，格雷斯以一份报纸《莱茵河快报》（Rheinische Merkur）加入运动。但拿破仑迁移后，胜利者尽可能地加强政治上的复古时，格雷斯非常激烈地攻击他们，使他必须避难到瑞士，在那里他处在极端的贫困中。其他的显赫人物也忽略了他，在悲伤的悔恨中他重返天主教堂（1824年）。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在慕尼黑任命他为历史教授而使他自贫穷中奋起。在那里他写了四部《基督神秘主义》（Christliche Mystik，1836—1842年），他以想象的学识抚慰他的白天，以恶魔的景象加黑他的夜晚。他去世后34年，“格雷斯集会”成立（1876年），以继续他对基督教堂历史的探讨。

散文被浪漫派把持，但一位作家躲开他们而成为难以定论与奇特的人物。里希特1763年生于拜罗伊特。他自祖父库恩取得圣名，直到1793年他仍是单纯的日耳曼人。他的父亲是教师与风琴家，在萨勒河旁的约迪兹为一间教堂的牧师。在那里里希特度过了最初13年欢乐的生活，单纯的乡村让他摆脱了一切经济上的忧虑与神学上的风暴。一家搬到史瓦哲巴赫时，在同样宁静的河边，他享有着邻居牧师的图书馆，牧师看出了这位男孩的潜能而非他的疑惑。里希特的父亲在那里去世（1779年），留给众多子女有限的口粮。20岁的里希特进入莱比锡的神学院，但读得越多，信仰反而减弱。他不久退出，并以卖文为生。1783年，他20岁时出版作品，直至1789年再度出版，这两次出版了以同情增添尖刻机智的系列讽刺文。1793年他以“让·保罗”（Jean Paul）的笔名——那是因为对卢梭的挚爱而取的——出版《不可见的小屋》一书。这本书取悦了少数读者，后由于他伤感的小说《赫斯珀洛斯》（Hesperus，1795年）而增加了读者。夏洛特·冯·卡尔布是席勒之友，邀请这位崛起的作家到魏玛，因喜欢他而成了他的情人。在那里他开始了四卷小说《提坦》（Titan，1800—1803年），书中的真正英雄为法国大革命。

在大革命最初的几年中他热切地为它辩护，但指责马拉以暴徒统治腐化它，并赞扬科黛为另一位贞德。他欢迎拿破仑攫取权力为秩序必要的恢复，他不自禁钦羡这位30岁的青年，仅以钢铁的意志与锐利的眼神压制其部属高岸的身躯。8年后里希特非常乐意看到全欧洲被此人合并，他可将一座大陆纳在他的脑海与手心中，并自柏林与莫斯科为法国立法。但在内心中让·保罗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在每次军事胜利中察觉到另一次战争的种子。他怜悯被征召的青年与哀伤的家属，并辩称道：“只有人民才应决定战争，因为只有他们采摘它痛苦的果实。”他以最锐利之箭射向出卖军队给外国君王的统治者。他要求免于审查的权利，要求政府外的权力应直率地显露政府的缺点与探索进步的可能性。

1801年，38岁的让·保罗娶了一位太太。1804年，他在拜罗伊特定居下来。经过一些生活上的体验后，他写了一本有关教育的书《拉维那》（Levana），为主张自由教学的名著之一。他刊出一连串小说与论文，其中一些由卡莱尔赞赏地译出。写实讽刺与浪漫情感的混合使他赢得了比歌德或席勒更多的读者。他死于1825年，留下关于灵魂不朽的未完成的论文。

他作为日耳曼一流作家的声望直至19世纪依然存在，后流传到美洲，朗费罗（Longfellow）是他的狂热者之一。即使在日耳曼，如今少有人读他的作品，但几乎每个日耳曼人都记得他著名的隽语，指向日耳曼哲学，并比此书更精简地总结拿破仑的时代：“上帝给予英国海上的帝国，给予法国陆上的帝国，而给予日耳曼空中的帝国。”

其他两位小说家赢得广大的读者。恩斯特·西奥多·威廉·霍夫曼（他1813年迷于莫扎特，将名字中的“Wilhelm”改为“Amadeus”）是日耳曼人中最不凡、多艺者之一。他绘画、作曲与指挥、上演一场歌剧《女水神》（Undine）、制定法律、撰写神秘与浪漫的故事——激发了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霍夫曼故事集》（Tales of Hoffmann，1881年）。在生活上，不在学问上，独特的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生为法国贵族，他自大革命中逃开，在日耳曼接受大部分的学校教育，投入普鲁士军团，并参与耶拿之战。1813年，他写了一篇寓言《彼得·史雷米勒的寓言》，讲的是一个人出卖他的影子给撒旦的奇异故事。以一个成名的植物学家的身份，他伴随科策布做环游世界的科学之旅（1815—1818年）。他在一度出名的《环游世界》（Reiseum die Welt）中记录了他的发现。他将余生分别花在充任柏林植物园园主与写浪漫诗上。海涅赞扬这些诗，而舒曼将沙米索的诗序《男女恋情》编成乐曲。

诗人成群，许多诗人仍为日耳曼人珍视，但他们具有音乐与情感的字句很难转到其他语言、地方或时代上。其中可悯的为荷尔德林，他的诗感以其心智来说极为敏锐。在图宾根研究神职时，他与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富有激励性的友谊，黑格尔其时正对基督教发生怀疑。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激起了这位年轻人欢乐的幻想。他阅读卢梭，写出一篇《自由颂》（Hymn to Liberty）。1792年，他认为他看见了正义与高尚的美丽曙光。战争爆发时，他致其姐妹的信中说：“请为法国人民——人权的斗士——祈祷吧！”法国大革命在流血中遭到挫折时，他仍紧紧抱持着他的梦想说：

我爱人类——当然不是我们时常遇到的那种堕落、卑屈、游手好闲的人。我热爱人们伟大而美好的希望，甚至腐败的人也不例外。我热爱未来的人类……我们活在一个万事万物均致力于改进的时代中。这些启蒙的种子，这些心中的愿望与朝向教育人类的努力……将产生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我的愿望与活动的神圣目标——播撒这些将会在另一代结果的种子。

对过去他也怀抱着梦想。如济慈一样，他热爱古希腊的英雄与神祇，并着手写一篇关于希腊一位革命家的散文史诗《希佩里翁》（Hyperion）。他前往耶拿，拜费希特为师，学着敬佩康德，并参观此时正在希腊化的魏玛诸神。席勒为他找到担任卡尔布之子家庭教师的职位。1796年，他在美因河的法兰克福银行家戈特哈德家中找到待遇较优厚的家庭教师职位。银行家的妻子非常欣赏他的诗，不久他即与她坠入爱河，但也因此被解雇并被迫离开该城。热恋的狂欢与放逐的结果导致他心理失常，此时（1799年）他写了《恩贝多克利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虽未完成却被列于诗的杰作中。历经数年，他到处流浪，以求谋生并寻找文章的主题。他要求席勒推荐一个希腊文学的讲师职位，但席勒认为他太不稳定，不足以胜任教职。在波尔多任家庭教师时，荷尔德林接到戈特哈德夫人去世的消息，他马上抛下工作，离开法国赶回日耳曼。祖国的朋友发现他已病入膏肓，于是照顾他（1802年）。他一直活到1843年，而他的诗久已为人所忘，甚至他自己，直到1890年才再度受到大家的注意。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对他喝彩。目前鉴识家将他列在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地位。

尚有许多人创作诗歌。克里斯汀·克尔纳之子小克尔纳曾帮过席勒不少忙，将自己、笔和剑投入为脱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大声疾呼以唤醒日耳曼人武装起来，1813年8月26日他战死沙场。阿恩特在他91年的人生中经历了三次革命。由于他在《历史的尝试》（Versucheeiner Geschichte，1803年）中以写实的笔法描述封建制度，波美拉尼亚的封建制度得以废除。接着因在《时代的精神》（Die Geist der Zeit，1806年）一书中高呼反拿破仑的口号，而被迫逃难到瑞典，躲避耶拿的胜利者。1812年他应施泰因之邀，到圣彼得堡协助激发俄国人民的士气，以抵挡法国的入侵。1815年后，他在普鲁士致力于打击保守派的反动，曾短时遭监禁。1848年，他被选为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大革命平息后，他将全部精力奉献于诗的创作。天主教贵族艾兴多夫曾写一些至今仍能感动我们的简易抒情诗，如《吾儿之死》。下面所写的，甚至对于一位异国无神论者而言，也能感受到那种音乐而引起共鸣、羡慕那种希望：

远处敲着钟声，

深夜迅即降临，

灯火隐约燃着，

你的小床已铺妥。

唯野风不断地吹

在房子四周怒吼，

我们坐在屋内，孤零零，

时听外面的风声。

仿佛是你，试图轻敲房门，

好像是迷路的小孩倦然归来。

我们这群可怜的傻子！

我们流浪，战栗着

遗弃于黑暗中——

但你早已觅得归宿。

浪漫的狂喜

日耳曼全盛时期的大多数出色的作家皆以呼吁自理性中解放直觉，自智慧中解放感情，自年龄中解放年轻，自家庭与国家中解放个人，而震撼当代。今日我们很少人读他们的作品，但在他们的时代里，这些都是火舌，公然向索然无味的哲学及在效用、习惯、禁忌、命令和法律方面限制自我发展的社会桎梏挑战。

这种反抗的原因，起自有朝气的年轻人对父母、兄弟、姐妹、师长、讲道者、警察、文法家、逻辑学家、道德家加诸其身上的束缚及与生俱来的愤懑。哲学家费希特不是已证明过，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实体是他个人有意识的自我吗？倘若如此，除了其对个人的效用外，宇宙对于我们毫无意义可言，我们每人均可公正地参与批评所有的传统、禁制、法律或信条，并要它提出加诸于人的理由。一个人可能战战兢兢地屈服于神发出或由披上神祇外衣的教士发出或确认的戒条，但是由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拉梅特里等人贬为非人性的宇宙法则的上帝，现在的地位又如何呢？

此时，不但有值得夸耀并具有解放性的启蒙思潮，又有大革命加入行列。阶级区分不见了，那些一度发布法令并逼人服从的领主现在拼命逃窜，因此阶级之间再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可怕的传统撑持法律。现在，人人皆有自由争取任何职位或权力，并可参加竞选公职，以试试自己的运气。事业之门为有才干、有力气的人大开。在过去的历史文明中，个人从未如此自由——可自由选择其职业、事业、配偶、宗教、政府和道德规范。如果宇宙仅有个体存在，则国家、军队、教会、大学不是特权阶级用来恐吓与控制、组织与瓦解、统治并课税、聚集并屠杀其余受教者的阴谋吗？在诸多束缚下，天才罕有成就。然而，一位天才不是抵得上一打教师、将军、主教、国王或100名群众吗？

然而，在新近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群中，许多敏感人士觉得，理性已为自由付出太高的代价。理性曾攻击旧式的宗教，旧式宗教充满着圣徒故事、芳香的仪式、动听的音乐、具有调停功用的圣母玛利亚及救世主基督。但理性也去掉了这种崇高幻想，代之以面色忧郁、寻求物质的芸芸众生，漫无目标地走上毁灭之路。理性也毁掉男女老幼每日与神接触的层面，代之以只讲物质的男女众生，机械般地、愚蠢地日渐走向充满痛苦、堕落和永劫不复的死亡之谷的一幅景象。虽然不为三段论法所容，但想象力有其权利在，我们把自己想成控制物质的灵魂，而非机器操纵灵魂，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感觉不但具有其权力，而且比智力更能探索至真理的境界，尽管贫穷、到处流浪、充满疑惑的卢梭也许比天资聪慧的伏尔泰具有更聪明的感受。

日耳曼人知道、也听过卢梭和伏尔泰两人的名字，但他们选择了卢梭。他们读过《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但较不喜欢《哲学词典》和《康迪德》。他们仿效莱辛，把浪漫派的莎士比亚捧得比古典派的拉辛还高。他们喜好《克拉丽莎》、《项狄传》和麦克弗森的《莪相》更甚于法国的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们拒绝布瓦洛为古典风格订下的规则。他们对强调明晰和中庸感到愤怒，这些与对东方世界和无限者的向往格格不入。

日耳曼的浪漫主义崇拜的是真理，但对使人生蒙上阴影的“科学真理”加以猜疑。克里蒙兹·布伦塔诺和艾奇姆·阿尔尼姆两人合著《幼童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5—1808年）一书中的神话和寓言，极受好评，被格林兄弟收入其《保姆与侍婢》（Kinder und Hausmrchen，1812年）一书中，也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些描述孩童时代并能得到全民族和个人共鸣的诗作，是善良的日耳曼人灵魂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其“潜意识”的自我的一部分。

假使想象力的遗产是继承自大革命前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信条，那么浪漫的精神可追溯至长满青苔的古老教堂、不可动摇的信念及建造那些古老教堂的艺匠；可归功于那些使神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并使对人生厌倦的个人主义者与群体融合为一的祷告、圣诗与教堂钟声；也可归功于那些其生活就是使基督教更加成为一篇神圣史诗的圣徒；更可归功于使未婚少女睿智的天真及已婚妇女对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奉献神圣化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当然都是一种中古世纪的虔诚与惊怖、遭受迫害的异教徒与疑神疑鬼者两者的热烈混合。然而，这也是促使日耳曼浪漫派主义者的狂热臻于高峰的原因，也是使其中有些人在精疲力竭、悔恨交织之余，走到圣坛前并投入教会怀抱的道理。

情感之声

日耳曼浪漫主义几乎影响了日耳曼生活的各个方面：贝多芬、韦伯和门德尔松的音乐，霍夫曼和蒂克的小说，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和施莱格尔、门德尔松等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领导日耳曼文学运动的5个人。而值得我们纪念的是那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女子，她们吸引这几位文人或与他们分享喜悦与痛苦、充当其智慧的伴侣，她们的行为当时简直震惊了法兰克福至奥得河的保守妇女们。

这个运动肇端时期的灼灼之星是瓦肯罗德。他身体羸弱、生性害羞、对现实与理性感到焦虑，但能自宗教中寻得慰藉，从艺术中得到喜悦。在他看来，艺术家的构想与运笔技巧具有神般的创造才能。他心仪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丢勒等人，因此通过其所写关于这些人的随笔来表达他的新宗教观。在哥廷根大学和埃兰根大学，他获得蒂克的支持，这位热心的同学为他朋友的著作试拟了一个有趣的书名《一位爱好艺术的兄弟的呕心之作》。该书以这个书名于1797年出版。瓦肯罗德讽刺莱辛的理性主义和温克尔曼的古典主义，几乎有如嘲笑日耳曼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喜悦无法彻底了解一般，他鼓励艺术家与工匠以共同的美艺家（artisan）之名，恢复中世纪的兄弟之爱。瓦肯罗德24岁时因染患伤寒去世。

他的朋友蒂克终其一生从事感情对理智、想象对现实的冒险。他与瓦肯罗德一起研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与中世纪的艺术，并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欢呼。异于瓦肯罗德的是他富有幽默感及对戏剧的鉴赏力，他认为生命就是许多神、国王、王后、主教、武士、城堡、大教堂和卑微的兵卒玩的一种游戏。大学生涯结束后，他返回故乡柏林，并于1795年至1796年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小说《罗维利亚的故事》，该书以理查森的书信形式写成，生动地详述一名青年以基督教神学代替了基督教伦理后，在性与智识方面的徘徊。他根据费希特的知识论下结论说：如果自我是我们唯一确实认识的实体，它应是道德的主宰与法律的教师：

我思故万物在，我思故美德存……其实，欲望是我们生存的大秘密。诗、艺术，甚至宗教，是欲望的伪装。雕刻家的作品、诗人的文采、精心之作的绘画等，不过是美感享受的入门……

我怜悯那些常对人类本性的邪恶喋喋不休的傻子。这些盲目的家伙，他们把祭品献给一位无能的神，而它的赠予无法满足人类的心灵……不，我已立誓献身于一位更高贵的神，天地万物在它之前屈服，它本身兼容各种感觉，它是狂喜、爱情、万事万物……唯有在路易莎的怀抱里，我才了解爱情的真谛。如今我对艾美莉亚的记怀似乎已很朦胧，远在天际。

上面一席话较《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年）早了85年，等于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说他死后可能出现的非道德世纪的可悲预言：“若无神的存在，一切皆可为所欲为了。”然而，罗维利亚在去世前还是回归了宗教，他解释说：“最鲁莽的自由思想家，最后成为一位神的崇拜者。”对于罗维利亚而言，这真是及时的转变，因为在这次忏悔不久后，他就在一次决斗中丧生了。

《罗维利亚的故事》是一位青年在成熟前获得解放的自夸。1797年，他出版一本短篇小说《愚蠢的艾克哈特》（Der Blonde Eckhert），此书大获施莱格尔兄弟的赞赏。在他们的恳邀之下，他搬到当时浪漫主义的大本营——耶拿。然而，蒂克还是于1801年移居到奥得河的法兰克福一位朋友家中。他一度献身于翻译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戏剧，然后又以才气焕发的评论编纂与他同时代的诺瓦利斯和克莱斯特二人的作品。1825年至1842年，他步莱辛的后尘，担任德累斯顿剧院惹人嘲笑的剧评兼经理达17年之久。他在那里写的坦率随笔为他带来了不少敌人，但也使他在日耳曼文艺批评界的地位仅次于歌德与施莱格尔。1842年，从未听过有关《罗维利亚》一书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邀他至柏林，活得比《罗维利亚》一书久的蒂克欣然接受，余生皆以文学支柱的地位在普鲁士首都度过。

诺瓦利斯的寿命不足以使他从他年轻时代的思想中清醒过来。就文学而言，出身贵族使他占有优势：他的父亲是萨克森盐厂厂长，也是普鲁士内阁中的哈登贝格亲王的堂弟。诺瓦利斯诗人的真名为哈登堡，“诺瓦利斯”是他的笔名，也是他13世纪的先人的真正名字。他的家族隶属于虔信派教徒的赫仁护特（Herrnhut）社区，他固守他们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到头来他寻求天主教与新教的调和，以为迈向欧洲一统的进阶。19岁那年，他进入耶拿大学就读，与蒂克、席勒、施莱格尔等人交情深厚，并可能选过费希特的课——当时费希特的课程正自耶拿至魏玛闪烁着光芒。

在维滕贝格大学待了一年后，他即追随父亲在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地区从商。在格林根附近邂逅了苏菲亚，他为她的美貌与人格倾倒，并向她的双亲表示要娶她为妻。1795年，他与苏菲亚正式订婚，当时她年仅14岁。不久，苏菲亚患了肝病，进行两次手术，使她更加羸弱，1797年即与世长辞。诺瓦利斯从未自这位爱人过世的悲痛中痊愈。他最有名的诗集《夜之颂》（Hymnen an die Nacht，1800年）即是对苏菲亚的忧郁追忆。1798年，他与夏庞蒂埃订婚，但这次订婚最后也没有结局，肺结核加上悲伤啃蚀了这位诗人的健康。1801年3月25日，诺瓦利斯去世，年方28岁。

他过世后还有一部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798—1800年），强烈表白企盼宗教的宁静。他一度赞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写实而健全地描述一个人的发展，现在他斥之为对世俗工作的无聊适应加以理想化了。他自己小说中的主角是一位历史人物，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真正作者，一位致力于追求蓝色花朵的加拉哈（Galahad） [1] ，蓝花象征通往无限领悟的死亡转变。海因里希说：“我渴望看到这朵蓝花，它时常深植我心中，使我胸中毫无其他杂念。”一度在闻名的《基督教欧洲》随笔中，诺瓦利斯将中古时代理想化为曾使欧洲实现旧梦——在一个宗教信仰下的政治统一（甚至为宗教法庭辩护）。他认为由教会来抵抗唯物主义的科学和世俗哲学是明智之举，从此观点而言，启蒙运动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种悲剧性的挫折。死神向他招手时，诺瓦利斯舍弃了所有俗世的目的与欢乐，并梦到一个没有病痛与悲伤、爱心永不终止的来世。

[1] 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洁与高贵而寻获圣盘。

施莱格尔兄弟

奥古斯都·施莱格尔与腓特烈·施莱格尔是一对杰出的兄弟。虽然两人在性情、意中人、学问和信念方面迥异，但最后在梵文与哲学方面一致。他们出生于汉诺威一位新教牧师家中，在青春期成了神学者，而二十岁时变成异教徒。奥古斯都在哥廷根大学时，一方面因着迷于维吉尔作品译者海涅的讲演与人格而研究语言的转生，另一方面着迷于莎士比亚作品译者兼民谣《雷诺》作者毕尔格对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学问的研究。5年后，腓特烈步其哥哥的后尘，进入哥廷根大学。他最初研读法律，后来徜徉于文学、艺术和哲学之间。他成熟得相当快，1796年在耶拿与其兄会合，两人携手创立文艺协会。1798年至1800年，该协会是日耳曼浪漫运动的代言人与最高指导。诺瓦利斯与施莱尔马赫投稿，蒂克加盟，费希特与谢林以其各自的哲学来助阵，而围绕在此圈子外的是若干富有浪漫自由思潮的才女。

由于腓特烈在取舍思想方面较他人敏捷，他成为其伙伴的智慧先驱。1799年，他发表一部小说《鲁辛德》（Lucinde），该书成为领导攻击陈旧教条与繁缛禁忌的一面红旗。就理论而言，该书（如同雪莱的《诗辩》）为诗人有权做人生的诠释者与导师辩解。例如：诗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蔑有多明智——“这种不断的努力与奋斗永不休止的目的安在？勤奋和实用是死亡的守护神。”他也公开褒扬“喜悦与爱情的神圣福音”，亦即指没有婚姻枷锁的爱情喜悦。1800年，腓特烈企图拜访彼时在哥廷根大学执教的哥哥时，汉诺威当局立刻送去一份令人为难的命令给该校校长：“如果施莱格尔教授那位以作品有不道德倾向而声名狼藉的弟弟到贵校的话，请不要准他停留片刻，如你能暗示他尽快离开，则不胜感激之至。”

启发腓特烈写成《鲁辛德》一书的女子是卡洛琳·米凯利斯。她生于1763年，1784年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直到丈夫死后方获得自由。此后若干年中她因才貌出众，过着愉快的寡居生活。奥古斯都尚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即与她坠入情网，并向她求婚。她以自己长他4岁为由，婉拒了他。1791年，奥古斯都到阿姆斯特丹担任家庭教师时，她开始经历了一连串的奇遇，其中之一是意外地怀孕了。她在美因茨加入一个革命组织，后来被捕，直到受父母保释并到莱比锡生产。不料在那里遇到了奥古斯都，他再度向她求婚，两人于1796年成婚。他收养了她的孩子，一家人迁居耶拿。

在耶拿，她受的教育、她的活泼和伶俐谈话使她成为自由分子中最受欢迎的女主人。威廉·洪堡称赞她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女子。歌德与赫尔德则专程自魏玛前来，与她一起吃饭，共度欢愉的时光。而彼时与哥哥同住的腓特烈也替换其兄，与她坠入爱河。他将她化为他小说中的鲁辛德，对她大加赞美，无法以言语表达对她的热情。此时，奥古斯都对她热情已减退至普通的体贴礼貌，便动身至柏林讲学（1801年）。在那里他与已离婚的苏菲亚·贝恩哈迪相恋，进而同居。返回耶拿后，他发觉妻子卡洛琳迷恋着谢林，欣然同意与她离婚。卡洛琳于是再嫁给谢林（1804年），并与他厮守至死（1809年）。谢林后来虽然再娶，多年后仍然感受到卡洛琳对他的影响。“纵使她不是以真正的她对待我，我也要哀悼她，为这位已不在世的聪明绝顶的人物悲恸，这位具有男性活力与最敏锐智力的奇女子兼备了最温柔、最女性化的爱心。”

足以与卡洛琳媲美的是杜洛丝亚·施莱格尔，其娘家姓名为布兰德尔·门德尔松。为取悦她那位名气响亮的父亲，她于1783年嫁给银行家西蒙·维特。他们育有一子菲利浦·维特，后来成为杰出的画家。有了万贯钱财后，她对钱毫不在乎，投身于当时更不稳定的哲学界，并成为柏林的瓦恩哈根沙龙的知识权威者。腓特烈在那里与她邂逅，两人立即坠入情网，而醉心于理念的她发觉他在理念中摸索。他当时年仅25岁，而她已32岁，但这位善变的作家为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妇女的万种风情倾倒。她并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她对他智慧的钦佩历久不衰，她能陪伴他度过对哲学与语言学的探索，对他一心一意，两人虽然争吵，但白头偕老。西蒙·维特发觉妻子已经变心，遂于1798年与她离婚。此后，她心满意足地与腓特烈同居，于1802年陪他到巴黎并受洗，改名为杜洛丝亚，直到1804年成为腓特烈的合法妻子。

此时，腓特烈之兄奥古斯都已成为欧洲大陆最著名的讲师，且在从事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译述方面成就斐然，使这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文豪之名在日耳曼如在英国一般享有盛名。虽然奥古斯都被称为“日耳曼浪漫主义学派之父”，但他有许多古典的思想与个性：有条理，清晰、均衡、稳健，确定目标后循序渐进。他多年中在各城市发表的“论戏剧文学”的讲学，就表现这些古典特质而言，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极富启发性，有时甚至俨然批评他心仪的诗人。1817年，威廉·黑兹利特写道：“奥古斯都这些演说是迄今对这些戏剧的最佳评论……我们承认有点嫉妒……这些评论居然由一位外国评论家来说明我们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信任。”

1804年，正在日耳曼游历以寻找新书题材的斯塔尔夫人以年薪1.2万法郎说服了奥古斯都，陪她到科佩当她子女的家庭教师，并充当她的参考百科全书。后来，他曾与她游历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再陪她返科佩，直到1811年瑞士听命于拿破仑而命令他离开瑞士。此后，他前往维也纳，却意外地发现弟弟在该地讲述“中古时代是欧洲信仰与统一的黄金时代”。

维也纳是日耳曼的天主教首都，腓特烈与杜洛丝亚早于1808年改信天主教。多年前她曾说：“这些圣者的画像与天主教音乐如此感动我，因而使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有朝一日信主，我定要信天主教。”腓特烈将自己的改信天主教归于对“艺术的偏好”，天主教在许多方面——鼓励想象力的发挥、感觉的表现、美感的追求——似乎是浪漫情操天生的盟友与必备的条件。而理性主义者在遭受神秘的打击与人类必死命运的羞辱后，已对推理感到厌倦。而对自我无安全感而生性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则转向教会寻觅公共的避难所与慰藉所在。身为最聪明的理性主义者、最激烈的青年个人主义者与最鲁莽的叛徒的腓特烈，于是背弃了伏尔泰、路德与加尔文，转向中古欧洲与中古时代无所不能的教会。他为令人鼓舞的神话已被枯寂的科学替代而悲叹，并声称“所有现代艺术最贫乏的即是艺术家没有神话”。

腓特烈之所以更重视神话，也许是受他研究印度文学与神话故事的影响。他研究印度神话故事始于1802年，地点在巴黎，他写了一篇博学而富有发展性的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1808年）而达于高峰，该篇论文也参与了奠定印欧语言的比较语言学基础的工作。1811年，腓特烈与其兄在维也纳短暂聚首时，大概曾与其兄讨论过他一生中在这方面的研究。讨论的结果令奥古斯都回忆起与海涅在语言学方面的合作，于是重拾这方面的研究。施莱格尔兄弟对梵文研究的合力贡献，是他俩毕生最充实、永恒的成果。

腓特烈为自己在维也纳的文化与政治界，赢得相当明显的地位。他在奥地利政府中获得一席秘书职位，并协助撰写反拿破仑的宣传文章，路德维希大公即曾发布此文作为1809年反拿破仑活动的一部分。1810年和1812年，他在维也纳发表有关欧洲历史与文学的出色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解说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学识，并对浪漫主义做有历史系统的分析。1820年，他出任右翼的天主教刊物《康柯狄亚》（Concordia）的编辑，由于他在该刊中放弃了他以前在耶拿时强烈维护的信念，导致他与兄长奥古斯都永远的疏远。1828年，他在德累斯顿发表最后系列的演讲，翌年即在该地过世。杜洛丝亚珍惜对他的追思，在思想与行动方面步其后尘，直至1839年去世。

奥古斯都比腓特烈和杜洛丝亚夫妇长寿。1812年5月，他与斯塔尔夫人重逢，并带她经奥地利、俄国至圣彼得堡，再前往斯德哥尔摩。在那里，通过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力，他被任命为瑞典王储贝纳多特的秘书，并与他在1813年对拿破仑战役中并肩作战。由于他的贡献，他被瑞典政府封为贵族。1814年，他在科佩与斯塔尔夫人重聚，此后一直伴着她，直到她去世。此时，他对她已尽了相当的情分，于是在波恩大学担任文学教授（1818年）。他恢复研究梵文，创立一份梵文刊物，编辑并发行《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与《罗摩衍那》（Ramayana）的原文，并为创立一套《印度文学丛书》（Indische Bibliothek）花了10年的苦工。他于1845年去世，享年78岁，身后遗有他不辞辛苦将莎士比亚作品译成德文的珍藏，而他的许多演讲使柯勒律治在研究日耳曼哲学时，在文学人物盛事与思想方面收获颇丰。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

第八章　日耳曼哲学（1789—1815）

我们现在研究康德及其后继者的唯心主义哲学遭遇到的双重障碍：一是我们现在对“观念”（ideal）一词的先入为主观念是指德行优越；另外，在科学与工业的时代里，我们习于只想到我们认知的事物，而极少想到认知本身的过程。在希腊哲学中，不同的派别各有源头，如德谟克利特以原子为出发点，而柏拉图以思想为起点。在现代哲学中，培根强调世界的知识，笛卡儿从思考的自我着手，霍布斯将万物归纳为物质，将万物归纳为精神。康德主张哲学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思想形成的过程，此点构成了日耳曼哲学的特色。他承认外在客体的实在性，但坚持我们永不能客观地认识外在客体，因为我们认识外在客体是靠认知的器官及认知的过程才变成思想。因此，哲学的“唯心主义”主张除思想外，万物皆不为我们所知，所以物质是一种精神的形式。 [1]

[1] 科学历史学家辛格（Charles Singer）则说：“知觉是根本的论据，即人视为当然之事。好像在法官之前，科学必须叙述现象事实的部分，这种经验的叙述本身即是、而且是科学的唯一任务。”

费希特（1762—1814）

·激进者费希特

正如文学史上的情形一样，费希特本人比其作品更饶富趣味。其著作由于不断受到思想与形式潮流的冲击而失色，但研究一个人通过生命的摸索找到其出路，是哲学中的一部活教材，也是一幅塑造性格与改变思想过程的生动的画面。

费希特52年的人生中，充满了多彩多姿的美好经验。他的父亲是萨克森的丝带织工。母亲希望他将来成为牧师，他个人也同意，于是在当地受过地方教育后，他即被送到耶拿攻读神学。然而，他愈读神学，愈感到迷惘与怀疑。一位乡村牧师送给他一本《辩驳斯宾诺莎的错误》（Refutation of the Errors of Spinoza），费希特深为书中的错误所迷，于是认定自己不适合当牧师。然而，他还是在神学院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几乎一文不名，于是自耶拿步行至苏黎世，去找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在那里，他与乔汉娜·芮恩相恋，两人正式订婚，但他俩商量好——直到他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才成婚。

他搬到莱比锡当家庭教师，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为之着迷。他前往柯尼斯堡，面呈康德《启示批判试论》（Essay toward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1792年）一书。这位老哲学家不理睬费希特借款的要求，却为他的论文著作找到了出版商。未料印刷厂未印出作者的姓名，一位批评家将此书归为康德作品时，康德才指出作者姓名并对此书大加赞赏，费希特立刻被接纳入颇不“平静的哲学同仁”中。然而，他与这些人处得并不好，因为他在其论文中表示，虽然天启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但若要人类接受并遵守道德规范，则必须将道德规范归之于神。

在康德的推荐下，费希特在但泽找到一个报酬不错的家庭教师的职位。而他的未婚妻此时终于同意拿出积蓄供他使用，两人于1793年结婚。同年，他以匿名方式出版两本有力的短论集，而使1793年格外显著。在《欧洲君王恢复思想自由》（Restoration of Freedom of Thought by the Princes of Europe）一书中，他首先盛赞某些开明君主，并严责那些阻挠人类思想进步的君王。他也感伤继腓特烈大帝崩殂后的镇压浪潮。改革优于革命，因为一次革命可使人类恢复到野蛮；不过一次成功的革命却可使须花1000年的改革在半世纪内达成。然后，封建制度仍风行于日耳曼大部分地方时，费希特向他的读者说道：

不要怨恨你们的君王，怨懑你们自己。你们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你们过分高估这些人物，他们的思想已被无活力的教育、纵情和迷信歪曲了……他们就是鼓吹镇压思想自由的人……向你们的君主大声喊叫说，你们的思想自由永远不许被剥夺……

黑暗时代已过去……别人以神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是地球上的牛群，生来是要任人差遣，为许多位居高位者效犬马之劳，是他们的财物；你们不是他们的财产，更非是神的财产，你们属于自己……现在你们可质问想统治你们的君主，他凭什么权力想统治你们？如果他回答凭继承，你们可反问，你的第一个祖先如何获此权力……其实君王的权力得之于人民。

第二本论文集《论纠正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Essay toward the Correction of the Public’s Judgment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则更激进。封建的特权不应世袭，这些特权在政府的同意下方存在，因而应随政府的便利而终止。教会的财产也是如此：教会财产通过政府的准许与保护方能存在，国家需要或想要它时，也可将其收归国有。法国国民议会如此做了，而且证明为名正言顺。此文至此结束。

唯有注意到费希特以匿名的方式出版这些言论，我们方能了解他何以赢得耶拿大学哲学讲座（1793年12月）的邀函。当时，奥古斯都公爵仍是魏玛与耶拿逍遥自在的领主，而监督这所大学教职员的歌德尚未认定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的弊病。如此，费希特于1794年的复活节期间开始在耶拿授课。他是一位富有说服力的老师，也是灵活的雄辩家。他将情感注入哲学中，并将形而上学捧得高高在上，但他的急躁脾气完全没有学者气派，反而有制造知识混乱之虞。

他最早的5篇讲义于1794年出版为《论学者天职的演说》（Some Lectures on the Vocation of the Scholar）。这些讲演的主题是国家将在未来消失，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简直与葛德文一年前出版的《政治正义论》同样富有无政府主义色彩：

政治团体并非人生的绝对纯粹目标，而不过是成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手段。由于所有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走向多余的境地，因而国家有不断迈向废止的趋势。我们可能必须长期等待，但总有一天所有政治组织不再是必要的。

这种期待由于难以实现，因此很合君主们的胃口。费希特再以毗斯迦（Pisgah）的观点补充说明：“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每个成员完全平等。”这真是与卢梭起共鸣，费希特也并不否认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愿卢梭安息，天佑其在天之灵，因他已燃起许多人的希望火花。”预定1796年在耶拿会师的浪漫主义叛徒，对这种达到乌托邦社会的召唤大表欢迎。腓特烈·施莱格尔在致其兄的函中写道：“当今最伟大的形而上学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作家。你可自他论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中看出此点。而他在《论学者天职的演说》中富煽动性的口才与席勒的雄辩不同。费希特的所有公开生活似乎显示，‘这是一位大丈夫’。”

·哲学家费希特

深使浪漫主义者着迷的这位形而上学家究为何物？形而上学的中心论题为：个人自觉的自我是所有实体的中心与要旨，而自我的本质是意志，自我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比这个更能讨浪漫主义者欢心了。然而，此事不像腓特烈·施莱格尔的《鲁辛德》那般简单。费希特在出版《全知识基础论》（Foundation of the Whole Science of Knowledge，1794年）一书后，发觉有阐明的必要（1797年），于是又写了《再绪》（Second Introduction）和《新陈述》（New Presentation），但这使其说法显得更荒诞。关键字本身需要加以解释，知识意指研究知识的主要部分或精华——精神——用另一个冷僻的字眼即是“知识论”（epistemology）。

费希特先将哲学家分为两种。其一为“独断论者”或“实在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经验与所有“事实”都是精神的知觉表象。因此，一切我们所知的实体是认知精神的一部分。他反对实在论，因为在伦理上它被迫成为一种机械似的决定论，而决定论使意识成为多余并破坏了责任与德行——事实上，自由意志是我们最贴切、最强烈的信念之一。费希特进一步驳斥说，以物质为出发点的哲学不能解释意识，而且此种哲学显然不足取。而哲学的主要问题即涉及称为意识的这种神秘实体。

因而费希特以自我（或本我）为出发点。他承认有一个外在世界，即通过我们的认知认识的外在世界。而这些认知凭其过程——通过记忆与目标解释知觉，将客体转换成精神的一部分（因而一个字就如声音一样，与那种以经验、环境和目的来解释的文字迥然不同。而就感觉来说，一场风暴不过是一种混乱而无意义的混杂信息落在各种感官上，但由认知通过记忆、环境和愿望，一场风暴即成为有意义行为的刺激物）。费希特下结论说：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外在客体或“非我”作为我们引发外在感觉的原因，但此“客体”由认知、记忆和意志来解释，是一种精神的构成概念。就此而言，主体与客体都是自我的一部分，而自我以外的世界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仅是费希特哲学的一面罢了。在认知的自我背后是希望和意志的自我。“自我是一种刺激体系，自我的本质即是倾向或冲动。”“我们整个思想体系视我们的冲动与意志而定。”（费希特这里的思想接近斯宾诺莎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并导向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观点。）这种永不休止的意志并非似乎囿于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意志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意志是人类的本质，因为它使人成为明辨是非的道德行为者，并自觉遵守道德律。

费希特接着将康德对天文与道德体系的赞美，发展成一种新神学。这种新神学假定有一种统治、支撑宇宙及人类性格与社会的道德律。最后，他将这种宇宙的道德秩序认同为神，换句话说，宇宙的每个角色必须恪尽其责，以维持整个宇宙。自由人的目标与职责即是与此神圣的道德秩序融洽调和。这种宇宙道德秩序并非是人而是一种过程，在人类道德的发展中表现出来。“人类的天职”即是与此神的秩序和谐相处。这些让人忆起斯宾诺莎，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费希特也令人想起黑格尔——个体的自我或精神生命有限，但它是整个有意识的自我不朽的一部分，而有意识的自我就是绝对的自我、理念或精神。

在费希特的哲学中，我们感觉到一个人的焦虑摸索，他已丧失了遗传的宗教信念，却为自己和他的读者或学生在信仰与怀疑之间寻找中庸之道而奋斗。1798年，在《基于我们对神统治宇宙的信仰》（On the Ground of Our Belief in a Divine Governance of the World）一文中，他再度面临此难题。他重申其以神为宇宙的自然道德秩序的观念，但他承认为了使其概念与信心显得生动，有些人可能赋神以人格。然而，他又说将神想象为我们未来的欢乐赖它赐予的暴君，等于崇拜一位偶像，而那些崇拜这位偶像的人应称为无神论者。

一位匿名的批评家指责此篇论文为非宗教，其他人于是加入攻击费希特的行列。萨克森政府将能弄到手的费希特论文全部没收，并向魏玛政府提出诉讼，控告政府准许无神论者在其管辖区内被公然聘为教授。在魏玛教育委员会试图礼貌地答复萨克森人民以平息此事时，本非和平主义者的费希特发表两小册论文公开辩护其书（1799年），一本是《请大众公断》。魏玛教育委员会认为这本《请大众公断》是对它处理此事的挑战，此时费希特也听到了一则谣言，说魏玛教育委员会将要求耶拿大学评议会公开谴责他。费希特申论表示，公开谴责他将违反学术自由，于是致函魏玛枢密院说：万一评议会发表对他的谴责，他将辞职。他还说，如果此事发生，其他若干位教授已同意与他一起辞职。魏玛教育委员会发布敕令给耶拿大学评议会（席勒与歌德也同意），要求该会谴责费希特。然后，该会接受费希特的要挟与挑战，将他解雇。该校学生曾提出两份陈情书请求撤销敕令，但他们的请求被驳回。

1799年7月，费希特夫妇移居柏林，在该地他们受到腓特烈·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其他浪漫主义人士的热烈接待。这些人感受到费希特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情趣及其哲学英雄式的自我论。为节省开支，费希特（与其不情愿的妻子）接受施莱格尔的邀请，与他和布兰德尔·门德尔松·维特同住。这位善变的哲学家喜爱这种群体生活，因此提议将其扩大。他写道：“如果我的计划实现，施莱格尔兄弟、谢林和我们将成为一个家庭，住一栋较大的房屋，只需要一名厨子。”然而这项计划并未实现，原因是卡洛琳·施莱格尔与布兰德尔合不来。在社会主义乐园中，个人主义是条毒蛇。

然而，费希特直至去世仍带有社会主义者色彩。1800年，他出版一本短文集《封闭的商业国家》（The Closed Commercial State）。他在其中表示，外贸与货币管制使较富有的国家剥削了较贫穷的国家的金属财富。因此，政府应该控制所有外贸，并持有所有可流通的金块和货币。握有这种力量后，国家应向每个人担保供给生活费，并均分国家物产。而个人必须交给国家稳定物价及决定其工作的职务与性质的权力，以为回报。

不可思议的是，与此偏激论调同时出现的一册宗教短论《人类的天职》（The Volation of Man，1800年），将神描述为宇宙的道德秩序，并提升为一种崇拜的狂喜：

我们的信念……我们对职责的信念，是对上帝、上帝的理智和上帝的真理的唯一信念……那种永恒的意志无疑是宇宙的造物主……因为他是永生的，我们也获得永生。

崇高而不朽的意志！无以名之，不囿于任何思想……你最为天真烂漫、忠实与淳朴的心灵知悉……

在你面前，我蒙住面孔，捂着嘴巴……你究竟如何，你的存在似乎为何，我永远无法知道……你使我认识在有理性动物的世界中，我的职责为何。如何认识的，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在沉思你我的这些关系中……但愿我将在宁静的祝福中安息。

费希特显然依赖公开演说及出版这些演说词来维持生计，但他愈来愈趋向信仰基督教并热爱日耳曼。1805年，他应邀就任埃尔兰根大学的哲学讲座。拿破仑军队进入日耳曼（1806年），迫使他再寻找一个较安全的职位时，他正在埃尔兰根大学建立新的名望。他进入东普鲁士，并在柯尼斯堡教课一段时日。不久，拿破仑军队逼临附近的弗里德兰，迫使他再度迁居，这次迁往哥本哈根。1807年8月，由于厌倦到处流浪的生活，他起程返回柏林。在那里，他将哲学搁置一边，把全部精力投入协助这个支离破碎、饱受屈辱的民族恢复自尊与精神。

·爱国者费希特

1807年12月13日至1808年3月20日的每个星期日，费希特在柏林学院的圆形剧场发表演说，这些演说词后来出版为《告日耳曼民族书》。在这些演说中，费希特热烈呼吁其同胞恢复自尊与勇气，并采取行动以摆脱那些挥舞着军刀、志得意满的普鲁士军人特权阶级、不人道的《泰尔西特和约》（Peace of Tilsit）、拿破仑残忍地瓜分普鲁士王国等事给他们带来的悲惨状况。当时，法国士兵正在其占领的柏林维持治安，法国密探检查每则演说。

《告日耳曼民族书》是费希特最生动的遗产，至今仍令人感觉到他由哲学家变为爱国志士的亲切感。在这些演说中，他将理论逻辑的学识游戏搁置一旁，面对普鲁士最黑暗年代的悲惨现实。他的演说对象不仅是普鲁士，而且是全日耳曼人。他们分散的公国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但这些公国的人民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需要相同的激励。为给他们带来团结，他提醒他们有关历史和著名的胜利——在政治、宗教、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他更摒弃英国人生活与理论中的无希望的唯物论、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宗教性破坏力等，来使他们团结一致。他得意地谈到较早以前日耳曼的商业都市，丢勒所住的纽伦堡，富格尔家族所住的奥格斯堡，及汉萨同盟足迹遍全球的公民。费希特告诉他的学生与国人，目前的失败须从过去辉煌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蹂躏不可能持久，日耳曼人民在其民族个性中有身心、意志方面的才略，足以战胜目前的困境。

如何超越目前的困境呢？费希特回答说应以全面的教育改革来完成：以政府的财政与强迫力，将教育普及至每个日耳曼小孩；将教育目标自商业的成功，变为道德承诺；不再谈论革命，只有一种革命，即心智的启蒙与人格的净化；儿童的才能必须以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之法加以培养，他们必须被导向以达到国家确定的目标；国家必须由受过教育、有奉献精神的人来领导，它不应握于军队手中，而是民族意志的指导及行动指挥，每位公民必须是国家之仆，而国家必须是万民之仆。“至今，绝大部分的国家岁入……用在维持一支常备军”；教育儿童的工作一向留给教士负责，这些教士“在凡人肉体死亡后，利用神作为将自我追寻引入其他世界的手段……如此的宗教……的确应该与过去的岁月一起埋葬”。这种宗教必须由一种基于有教养的公共责任感的道德意识宗教以代之。

费希特认为要产生这种新类型的人，学生必须“与成人社会隔离”，而“组成一个隔离的、自足的社会……除了以学习来发展心智外，这个团体还教授体操……农事和各种手艺”：

由于与消失中的过去腐败隔离，在工作与学习中学生将受激发，创造出一种人类社会秩序应有的形象，完全与理性法则一致。学生对事物的这种秩序是那么热爱，因而要他不想要它，或他失去教育的指引时，不全心全力地推展它，简直不可能。

那是一个壮丽的梦想，令人忆起柏拉图的共和国，并预测到社会主义预言家将会为未来数世纪激发起希望的火花。它对当时几乎毫无影响，并在激发反抗拿破仑的民族热诚上毫无地位（虽然此点曾被夸大）。但费希特所想的远超过仅将法国人逐出普鲁士，他试图为改善人性找寻一条出路，而人类史即由或善或恶的人性构成。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崇高的梦想，对教育胜过遗传的力量，也许太过自信了，并可能导致被集权国家误解或滥用的可悲结果。但是，费希特说：“我只想为那种希望而活，我不能放弃……去劝服一些日耳曼人……唯有教育可拯救我们的希望。”

他自埃尔兰根迁往哥尼斯德，然后是哥本哈根、柏林，艰苦的跋涉已使他的身体孱弱下去。完成《告日耳曼民族书》后不久，他的健康就崩溃了。他前往特普里兹疗养，身体部分复原。1810年，他出任新职柏林大学校长。普鲁士发动解放战争时，费希特呼吁其学生热烈响应这种爱国行动，其学生几乎全部投笔从戎。费希特之妻自愿充任护士，结果患了致命的高烧。他白天照顾她，晚上则在柏林大学讲学，后来他感染此病。她幸免于死，他却于1814年1月27日去世。5年之后，她葬在他的身旁——纵使只有毛发与遗骨——象征他们一直是，现在再度是两位一体。

谢林（1775—1854）

费希特承认一个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他大部分哲学不提它，除非是一个由知觉加以净化的外在世界。谢林是贵族出身，却欣然接受自然，并将之与精神综合一起，置于其中有神存在的共同境界里。

他是符腾堡一位有产路德教派牧师之子，在图宾根神学院就读，曾宣誓要当牧师。在该地，他与荷尔德林、黑格尔组成一个活泼的学术偏激派三人小集团，他们庆祝法国大革命、重新为神下定义，并将斯宾诺莎、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融汇成新哲学。谢林另写一首诗，题为《享乐主义者的信条》（“The Creed of an Epicurean”）。任何人都可从谢林年轻时代的这些作品中预测，他年老时必定相当保守。

和费希特、黑格尔一样，他曾担任多年的家庭教师。1795年，年仅20岁的他出版论文《自我为哲学之原理》（The I as Principle of Philosophy），该书立即引起费希特的注意，并使他在23岁时应邀至耶拿教授哲学。有一段时日，他颇为自满，自视为费希特的门徒，并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体。但在耶拿，后来在柏林，他加入浪漫主义团体，并使肉体得到短暂的狂喜：

我再也受不了，我必须再活一次，必须让我的本性自由发挥——那些先验的理论尽其全力改变我时，我的这些本性几乎被剥夺殆尽。但我现在也应承认，我内心怦怦跳动，热血在血管中汹涌……除此之外，别无宗教信仰，我喜爱形状姣好的双膝、丰满的酥胸、纤细的腰、最甜美香浓的花朵，我的一切愿望完全获得满足，能获赐最甜蜜的爱情。如果我必须要有宗教信仰（虽然没有宗教信仰我也能过得欢乐），我的信仰必定是天主教，就像从前教士与俗人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在神的殿堂里每日都有狂欢。

如此热爱有形实体的谢林，居然使当年崇尚理想主义而在耶拿及后来前往柏林的费希特感到惊愕，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自然哲学体系的初稿》（1799年）与《先验观念论体系》（1800年）中，谢林视哲学的主要问题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显著对立，认为物质产生精神或精神产生物质的想法均行不通。他下结论（好几次谈到斯宾诺莎的思想）说，解决这种僵局的最佳办法是将精神与物质视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实体的两个属性。“事实上，所有仅基于纯粹理性的哲学是，也将是斯宾诺莎学说。”但谢林认为，这种哲学由于太过于逻辑性，以致丧失活力。“就斯宾诺莎学说而言，一种自然的动态论概念必须使斯宾诺莎的学说产生实质的改变……严格说来，斯宾诺莎学说，如同皮格马利翁的雕像般，可视为需要赋予一种精神。”

为使这种二元式的一元说更易为人理解，谢林提议，视力量为物质与精神两者内在的本质。在物质与精神中，我们不知道这种力量为何，但因为它在自然中的成形过程愈趋细微——自传达运动的神秘性，经分子之间的相吸或互斥，植物的敏感性，或变形虫那摸索、紧握的伪足，至猩猩的敏捷智慧与人类有意识的理性。因此我们可下结论说，基本的实体，一种无所不在的神，本身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两者结合为一种难以置信的形式与力量的综合体。于此，谢林不但讲哲学，也在作诗，而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两人在他身上找到一种为那些被科学压抑与渴望神者建立一种新信念而奋斗的共同精神。

1803年，他离开耶拿至刚成立的维尔茨堡大学授课。他继续写哲学论文，但缺乏他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一书的活力。1809年，他那位富有激励性的妻子卡洛琳过世，她似乎带走了他一半的活力。他1812年再娶，并不顾一切地写作，但1809年后即无作品出版。此外，此时黑格尔已成为无可匹敌的哲学界的拿破仑。

晚年，谢林从神秘主义中找到慰藉，在慈爱的神与“张牙舞爪”的自然之间，及在科学的宿命论与显然为道德责任所需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的明显对立中，找到了超自然的解释。他自雅各布·伯麦接受一种观念，即神本身即是善与恶之间的战场，所以自然游移挣扎于秩序和混乱之间，而人的本性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最后（谢林向他的读者保证），所有的邪恶将被击败，神的智慧甚至能将人类的愚蠢与罪恶变为善。

眼看着黑格尔一人集所有哲学荣耀于一身，谢林早已不舒服了。其后，他比黑格尔多活23年，而那时“年轻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将其大师的辩证法遗著分割成为共产主义等派系。184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召他至柏林大学开哲学讲座，希望他的保守主义能成为激进派浪潮的中流砥柱。但谢林无法吸引听众，他一筹莫展，并为自哲学到革命之间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感到惊讶不已。

即使如此，华兹华斯已将谢林的泛神论注入其庄严的诗歌中，而柯勒律治除了许多例外，也将“康德派哲学革命的成就与最重要的胜利”归之于他。在谢林去世半世纪后，身为生机论改革者的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称誉谢林为“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若还在世，定有异议。

黑格尔（1770—1831）

约1816年，叔本华曾写道，阅读康德的作品“读者不得不认为暧昧不明的不一定毫无意义”。他认为，费希特与谢林即占了康德作品暧昧不明的不该占的便宜。但叔本华继续说：

体现全然的谬妄、堆砌一大堆毫无意义、夸张言词的荒唐的最佳写照，只有在疯人院方可见到，而黑格尔集其大成，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最美丽迷惑的工具，其结果将使后代子孙难以置信，并将成为日耳曼的愚蠢纪念。

·怀疑者的进展

上面这首哀悼歌出版（1818年）时，乔治·威廉·腓特烈·黑格尔正好在世，声誉正隆，他之后还活了13年。黑格尔出生于斯图加特一个沉浸在神秘主义与虔诚的中产阶级家庭。为送乔治至图宾根神学院攻读神学（1788—1893年），父母拿家产去抵押。诗人荷尔德林当时正在该学院，谢林于1790年前来，他们都悲叹师长们的不学无术，并礼赞发生大革命的法国的胜利。黑格尔显示了对希腊戏剧的特别喜爱和对希腊人爱国心之赞赏，预示了他自己最终的政治哲学：

对于希腊人而言，他对祖国和国家的观念即是他所为之卖力的无形、更高尚的实体……与此观念相较，他自己的个体简直不算什么，他追求的是其国家的持久与持续……他永远未曾想到替自己祈求永存或永生。

在神学院获得神学位后，黑格尔拒绝当牧师。为此，他的双亲感到失望。他在伯尔尼一位拥有丰富藏书的贵族家中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在该地，及后来在法兰克福，他阅读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沙、莱布尼茨、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休谟、康德、费希特等人的作品，他脆弱的基督教信仰如何能抗拒怀疑论者如此的密集阵势？一位充满活力与天生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于是沉湎在异教的狂欢中。

1796年，他写了《基督传》（Life of Jesus），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该书部分是黑格尔的门人大卫·施特劳斯所著《基督传》的稿件，因为施特劳斯后来即以此书用来对基督的福音故事展开全面的抨击。据黑格尔称，耶稣基督是约瑟夫与玛利亚的儿子，他驳斥有关基督的奇迹，将它们解释为自然的现象。他形容基督是为个人的良心辩护而反对牧师的教条，他以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下葬为结束，丝毫未提及复活之事。他对神下了定义而且坚持到底：“神本身就是纯理性，没有任何限制。”

1799年，黑格尔的父亲去世，留给他3154弗罗林的遗产。他写信给谢林，请他帮忙找一个有好图书馆和好啤酒的城镇安居。谢林建议他搬到耶拿与他同住。1801年，黑格尔迁居耶拿，并获许在耶拿大学担任助教，由他的11名学生支付他薪水。过了3年的这种生活，他被任为特别教授。一年后，在歌德的关照下，他获得生平首次的薪饷——100个银币。他始终未成为受欢迎的老师，但在耶拿，如同后来在柏林，他激发了数名学生对他的特别情谊，使他们能从他文字粗略的外表深入到他思想的神秘活力。

1801年，他着手撰写一篇有意义的评论，但未完成，也未付梓，该篇即是《论日耳曼政体》（On the Constitution of Germany）。放眼看，他忆起了使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陷入分裂状态并受到外国强权觊觎的许多小公国。他也想起马基雅维利呼吁日耳曼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统一这个分崩离析的国家。他对神圣罗马帝国不寄予信心，并预言它的早日瓦解。“日耳曼不再是一个国家……一群人唯有它的成员团结一起、共同维护它的财产的完整，才能自称是一个国家。”他呼吁统一日耳曼，但他又说：“这种事情从未凭梦想就可达成，而是要诉诸武力的……人民……必须在一位征服者的力量之下，团结成一个国家。”

他可能没想要招来拿破仑。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大败奥军与俄军时，黑格尔可能开始怀疑这个人是否注定不仅要统一日耳曼，而且要统一欧洲。翌年，法国军队逼近耶拿，整个欧洲的前途似乎危在旦夕之际，黑格尔看见拿破仑骑马经过耶拿（1806年10月13日），于是写信给他的朋友尼特哈默尔说：

我看见法国国王——世界的中心人物——骑马出来侦巡这个城市，看见如此一位大人物就在这里，单枪匹马，却有一股威震世界、君临天下的气概，真令人神往……唯有他这种英杰才能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这么大的成就，谁见了他不生崇拜之心……但愿法军一帆风顺。

翌日，法军奏捷，部分法国士兵却避开拿破仑的耳目，开始在耶拿掠夺，其中的一群闯入黑格尔的寓所。瞥见一名下士制服上的十字荣誉勋章，黑格尔心中不禁希望这位杰出的士兵会对一位日耳曼学者稍存敬意。这些入侵者只喝了一瓶酒就走了，但掠夺之风的蔓延吓得黑格尔藏身于耶拿大学副校长办公室。

1807年2月5日，黑格尔的房东太太克瑞丝蒂娜·布克哈特生下一子，恍惚的黑格尔承认是他的私生子。萨克森-魏玛公爵难以资助耶拿大学时，黑格尔认为这正是去尝试另一个城市、另一位女性和另一种工作的良机。2月20日，他离开耶拿，成为《班贝格人日报》（Bamberger Zeitung）的编辑。在此动乱期间，他出版了《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年）。似乎没有人曾想到此书后来会成为他的杰作，甚至没想到此书是自康德至叔本华之间，哲学上最艰巨、最早的贡献。

由于厌烦于其论文被官方检查，黑格尔离开班贝格（1808年），到纽伦堡担任一所大学预科的校长。他埋头苦干，不但教书而且管理学校，但他内心渴盼的，还是在一所著名而有偿付能力的大学中，觅得一份有安全感、较适合他的职业。1811年9月16日，年已41岁的黑格尔与纽伦堡一位参议员年仅20岁的千金玛利·塔克结婚。结婚后不久，克里丝蒂娜·布克哈特突然造访，并带来了黑格尔年方4岁的儿子路德维希。他的新婚夫人欣然收养了这个男孩，解决了令黑格尔尴尬的问题。

因梦想在柏林寻得一职，黑格尔于1816年应海德堡大学之邀，成为该校第一位哲学教授。他的班上最初仅有5名学生，但在学期结束前增加到了20名。在该地，他出版了《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1817年）一书。此书比他1812年的《逻辑学》（Logik），在柏林的知识分子心中与政府那里获得更高的评价。不久，普鲁士教育部部长邀请他到柏林，填补费希特过世（1814年）所遗的哲学讲座之缺。年已47岁的黑格尔和他讨价还价，直到薪资能补偿他长久以来的等待。除了2000银币的年薪外，他还要求补助在柏林的高价房屋租金与物价，补偿他所买的旧家具现在必须蚀本卖出，补助他与妻儿前往柏林的旅费，甚至他希望有“定量的农产品”。这些条件全被接受后，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就任柏林大学新职，直到去世。在这13年中，他的讲义是众所周知的乏味，但后来证明极富有意义，于是越来越吸引听众，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有学生慕名而来，甚至还有欧洲以外的国家的学生前来听讲。于是，在康德过世后的欧洲史上，他替最完整、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赋予了形态与规则。

·逻辑学是形而上学

他从逻辑学着手，但此逻辑学不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推理规则，而是指古代和古典的意义，即万事万物的原理、基本意义与运作，如我们使用地质学、生物学或心理学分别指地球、生物或精神的意义与运作。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逻辑学即研究一切事物的意义与运作。一般而言，他将运作的研究交给科学去做，如同科学将意义的研究留给哲学去做一样。他试图分析实体的原理或逻辑，而不分析推理的词句。他称这些原理的根源为神，如同以前的神秘主义者把神性视为与道（Logos）——宇宙的理性和智慧——同一。

具有认知力者，以研究客体在空间、时间与其他人记忆和认知的客体的关系，而了解其特殊含义。康德曾为这些关系分别取了12个范畴的名称，主要是：单一性（unity）、杂多性（pluralitye）与全体性（totality）；实在性（reality）、否定性（negation）和限制性（limitation）；因果性（cause and effect）、存在和非存在（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可能性（contingency）和必然性（necessity）。黑格尔又加了许多：定有（determinate being）、限制、多样、牵引和反斥、同和异……人经验中的每个客体皆为一种由这些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体。譬如，这张桌子有特殊的地点、寿命、形状、强度、颜色、重量、气味、美观，如果这些特殊关系不存在，该桌子不过是一种朦胧分离感觉的混合体罢了！有了这些关系，这些感觉即成为一个统一的认知。通过明显的记忆与目标的认知即成为一种理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宇宙就是我们的感觉——外在或内在——由概念联系而成的认知或理念，然后与人的记忆融汇一起，受人意志的支使。

概念并非即是物，而是了解的方法与工具，是塑造感觉，使之呈现出意义的方法与工具。这些概念是构成每个人曾经体验过的感受、思想，或事物的原理和逻辑、结构和道理。这些概念的综合即构成黑格尔脑海中的逻辑、理由和宇宙理性。

纯有（pure Being）是人了解经验最简易、最普遍的概念，适用于一切客体或概念，无特定对象。这种基本概念具有的普遍性即为其必然性：缺少可资辨别的外形或记号，它就无法代表任何存在物或理念。事实上，纯有的概念，即等于其相反的概念，即非有（Nonbeing）或空无（Nothing）。因此，纯有与非有随时都融汇一起，凡过去不融汇的即附着于有，其不定限性或纯粹性也被摈除。不论多么不相称，有与非有在一起就成为某物。此种神秘性的生成（Becoming）就是第三概念，是最有用的概念，因为缺少了它，万事万物就不能发生或生成。其他的概念都是从看似冲突的概念综合而成的。

这种黑格尔式的变戏法——以融汇的方法创造了宇宙（如亚当与夏娃）——使人忆起了中古时代的观念，认为神从虚幻中创造了世界。可是黑格尔辩称，他的概念并非是事物，而是孕育事物的方法，是使事物的行为让人易于了解、大部分可预测或可控制的途径。

他要求我们稍为修正矛盾原理（在古老的逻辑学原理中，矛盾原理相当的神圣），即A不能是非A的想法。很好，然而，A可能变为非A，如水可变为冰或水蒸气。据黑格尔所了解，一切实体都处于生长的过程中，而非巴门尼德（Parmenidean）式的存在静止世界，而是赫拉克利特式的动态形成世界。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在黑格尔的脑海里，一切实体、思想、事物、历史、宗教、哲学都不停地演化，其变动非基于两种差异的自然选择，而是依内在矛盾的变化与分解，然后迈向更复杂境界的现象。

这就是有名的黑格尔式（以前为费希特式）正、反、合的辩证法（表面意思即指交谈法）：一个概念或情况原包含有其反面的概念，首先是孕育它，继之与之搏斗，然后与之合并，结果造出另一种短暂的外形。一次合逻辑的讨论会遵循揭示、对抗和一致的辩证结构过程。合理的评议——凭经验去衡量概念和欲望的过程也应如是。如斯塔尔夫人坚称的，打断是交谈的生命，但如果反驳不中肯而且未获得解决，则打断反成为交谈的致命物。将对抗加以吸收便是智慧的秘密，亦是胜利的完成。真正的综合既不驳斥正面，也不拒斥反面，而是设法兼容并蓄。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包容了社会主义的种子，相对的经济组织形式必须在战争中冲突而死，社会主义必定会得胜。

黑格尔是黑格尔派哲学家中最道地者。他将上述的概念进一步加以“演绎”（deduce），以说明前面的概念其矛盾化解后必定产生下个概念。他将其论辩加以组织，设法把其作品依三个一组的方式加以区分。他把其辩证法不但应用到实体，而且用到概念中：在政治、经济、哲学和历史中一再出现矛盾、冲突和融汇的过程。就中古的观点而言，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宇宙比其单独部分中的任何一个更真实，人包括一切死者生者；国家比其公民更真实、更重要，而且活得更久；美具有不朽的力量，它制造毁灭也创作韵律，虽然像保罗使徒的拿破仑已作古，而且或许爱神阿佛洛狄忒永不复活；最后，这位冲动的哲学家列出他认为最真实、包含最广、最强有力的概念，即遍及万事万物和思想的绝对理念，或称涵盖全宇宙的理性、结构或法则，或称君临一切的道。

·精神

《精神现象学》写于耶拿，正当法国大军逼近该城之际。该书于1807年出版，正是法国大革命之子以毫无怜悯之心对普鲁士蹂躏之时。一切证明，在从君主政治通过恐怖手段摸索前进到另一个君主统治的历史中，人类的精神已在迈向自由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黑格尔于是尝试研究人类精神的各种现象，如感觉、认知、感受、意识、记忆、想象、欲望、意志、自我意识和理性。也许在研究的漫长道路尽头，他可觅得自由的秘密。他不但对此研究计划毫无惧色，还准备进一步研究在社会、国家、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人类精神现象。他的追寻研究成果是他的名著、雄辩、暧昧、挑战和气馁，但对马克思、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海德格尔（Heidegger）和萨特（Sartre）诸人产生了影响。

难题始自“精神”（Geist）一词，这个精神一词使“ghost”、“mind”、“spirit”和“soul”几个字都笼罩上暧昧的疑雾。通常我们将“Geist”一词翻译成“mind”，但在《时代精神》（Zeitgeist）一书中，我们则译之成“spirit”。如果“Geist”一词是指“mind”，则它并非指心理活动之外的一种分离的实体或实存物，而是指心理活动本身。独立的“心智力”（faculties）是不存在的，只有经验变成行动或思想的真正活动。

黑格尔曾为“Geist”一词下了许多定义，其中之一是把它与意识视为同一物。当然，意识是神秘中的神秘，因为就像要器官去解释经验一样，器官根本不可能自我诠释。然而，意识是我们所知最贴切、最特殊的现象。属于精神之外的物质，似乎比较不那么神秘，却较不直接为人所知。黑格尔同意费希特的说法，认为我们认知的客体是客体成为我们主体的一部分后方为可能，然而黑格尔倒从未怀疑外在世界的存在。我们认知的客体是另一位显然赋有精神的个人，则意识就对抗而言，便变成为自我意识。此时个人的自我于是诞生，而且很不舒服地发觉，竞争便是生命的交易。我们这位强硬的哲学家说，于是“每个人”“便下定决心要毁灭杀死对方”，直等到两者之一愿意屈服或死亡（潜在的、终极的，不过很少是清楚的）。

此时，“自我”依赖经验，仿佛知道为了生命的考验必须坚强起来。一切自我将感觉变成认知，将之储存于记忆中，再变成理念的复杂过程，皆用于启发、润饰、欲望，而欲望便是意志的构成物。自我是欲望的焦点、连续和综合，知觉、理念、记忆、思虑，就像四肢，是自我寻求生存、欢乐或权力的工具。如果是一种激情，不论是好或坏，那么欲望都变得更强烈了，但激情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定罪，因为“世界上的大事莫不在激情之下完成”。激情可能导致痛苦，但只要有助于目标达成的则无妨。人生并非追求欢乐，而是追求完成。

意志（欲望）是自由的吗？是自由的，但并非指不受因果原动力或法律限制的自由。意志是均匀分配的自由，因为它与实体的法则和逻辑相匀称。自由意志，指为悟性和理性开导的意志。不论国家或个人，唯一真正的解放必须是一种智慧的成长。智慧则是指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知识。最高度的自由是指概念的知识及其在自然基本过程中的操作，加上与绝对理念（神）的融合与和谐。

人通过三种方法可达到这种悟性和自由的极限：艺术、宗教与哲学。最初在《精神现象学》，进一步在《论美学》（Vorlesungenüber Aesthetik）中，黑格尔试图将自然与艺术史纳入其三个一组的体系公式中。他偶然从建筑、雕刻、绘画和音乐中获得了惊人的知识，而且对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巴黎、荷兰等地的艺术收藏非常熟悉。他觉得艺术是一种不凭理智、而凭直觉的精神行为（意指直接的、强烈的、持久的认知），代表一种通过感官媒介的精神状态。他把艺术分成三大时期：（1）东方期，建筑试图通过庞大寺庙，如在埃及、印度等地，支持精神生活和神秘的幻想；（2）希腊罗马古典期，通过完美的雕刻形式来表达理性、平衡与协和的理想；（3）基督教的浪漫期，通过绘画、音乐和诗歌，试图表现现代人的感情和渴望。黑格尔发现第三期已出现了衰败的种子，他声称，艺术史上迄今最伟大的时期已日薄西山矣！

黑格尔晚年为宗教感到苦恼与疑惑，因为他发现宗教的历史性功用是塑造人格并维持社会秩序。但他对理性太热爱，因而不能献身于神学的摸索、圣徒的狂欢和苦痛，及对个人之神的恐惧和崇拜。他努力使基督教的信念能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趋于一致，但他心不在焉，而受他影响最深的弟子，把他的神诠释为宇宙的非人格法则或理性，称不朽为人一生在地球上残余的、也许永无止境的影响物。

在《精神现象学》一书最后，黑格尔道出他真正热爱的哲学。他的理想是圣人，而非圣徒。在满腔热忱下，他主张：人类悟性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宇宙的本性并不具有可永远抵抗得住智慧的勇敢努力，宇宙最后必定会豁然开朗，将它本身的奥秘和财富完全摊开在意识的眼前。”然而，早在这个高潮时刻来临之前，哲学将会认知真实的世界并非是人接触或看到的世界，而是赋予世界以秩序和高贵的关系和规律，是那些使星星、太阳转动的不成文法则，是构成世界的非人格精神的法则。黑格尔宣誓愿意为这个绝对的理念或宇宙理性贡献一切，也将在其中找到他崇拜的他的自由和宁静的满足。

·道德、法律和国家

1821年，黑格尔推出另一部大部头著作《法哲学原理》（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在德文里，“权利”（Recht）是一个很高雅的字，涵盖维持家庭、国家和文明生存的道德和法律。在这部洋洋大观的著作中，他对道德和法律有详尽的阐述，后来这部书对他的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黑格尔此时年已迈入六十大关，已习于安稳和舒适，他渴望在政府机构里谋得一官半职。他很快就向自然的保守观屈服。自他崇拜法国和拿破仑，政治情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普鲁士已怒而拿起武器攻打仓促逃离俄国的拿破仑大军，而且在布吕歇尔的领导下奋斗，推翻了篡位者。如今，普鲁士已在腓特烈大帝的胜利大军和封建君王的基础上自立起来，在付出胜利代价，已贫穷得民不聊生、受社会秩序混乱和革命的希望与恐惧之苦的人民当中，成为稳定支柱。

1816年，正在耶拿大学担任哲学讲座的雅科布·弗里斯（JakobFries）出版了名为《论日耳曼联邦与日耳曼的政体》（Von Deutschem Bundund Deutscher Staatsverfassung）的论文集。他列出一套改革的计划，日耳曼政府一见大为震惊，立刻颁布卡尔斯巴德国会谕令。弗里斯因此被革教授之职，并被警察宣布为亡命之徒。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用了该书序言的一半斥责弗里斯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危险人物，并对弗里斯所谓“在一个被真正社会精神统治的民族中，执行公共事务的人应该从最底层的人民中选出”的说法大加挞伐，斥之为“肤浅思想的代表”。黑格尔抗议说：“根据这种观点，伦理世界应该被那些喜怒无常者取代。利用简单低级的方法，将理性和智慧交托给感情的做法，等于省略理性的思考，放弃受思辨指导的知识。”愤怒的黑格尔进一步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不成熟的哲学家大骂一顿，以泄其胸中的怒气，因为他们常随兴之所至编织美梦或建造完美的国家。为了对抗这种天真的想法，他发表了一个原则，以为其哲学的坚强基础，即“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真实的，而凡是真实的，也必定是合乎理性的”（是事情的逻辑性使然，是情势使然）。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斥责弗里斯是投机取巧者，是复古政府的“桂冠哲学家”。黑格尔继续说，文明需要道德和法律。正因为如此，生活才像是一位公民的生命，才像是活在社会里，除非社会限制自由以提供保护，否则即无法生存。道德必须是一种共同的保证，而非是个人的喜怒好恶。法律之前的自由是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不受法律束缚的自由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因此在社会中具有破坏力，其情形如法国大革命一样。依习惯订立的道德律——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伦理判断——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可以说是社会为求持续生存而采取诸多措施中最古老、最广泛、最久远、影响最深入的措施。由于这些限制规则大都由家庭、学校和教会传递，这些机构成为社会的根基和主要工具。

因此，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最愚蠢不过的。就传宗接代而言，性欲固然有其生物学的道理，但就两人一生管理财产与管教子女而言，性欲却无功效。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制，离婚应该不容易。家产应夫妻两人共有，但应由丈夫管理。“妇女在家庭中有其实质地位，应全身心地投入照顾家庭。”

教育不应（如裴斯泰洛齐和费希特两人主张的）盲目崇拜自由和玩乐，纪律是性格的主干。“惩罚孩子并非基于公正，而是吓阻他们运用蹈入自然罗网的自由，并将一般概念灌入他们的意识和意志中。”

我们也不应盲目崇拜平等。唯有在我们每个人是一个人，而非他人的工具的意义上，我们才是平等的。但显然，我们在体能与智力方面是不平等的。最好的经济制度是在此制度下，有卓越才能者受鼓励以发展其本身，并有相当的自由将新观念变成能生产的实物。财产应该是家族私人所有物，因为若无优厚的报酬，卓越才能者就没有发展的动力。

就将野蛮人改变为文明人而言，宗教是一种理想的手段，可使个人与整体联结一起：

由于宗教是国家的统合要素，将团结感注入人的内心深处，因而国家应规定每个国民隶属一个教会。而事实上，也只能隶属一个教会，因为——一个人信仰的内容全视其个人的思想而定——国家不能干扰教会。

教会应与国家分离，但应将国家视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将个人与整体统一的宗教目标就可能在世界上近乎实现。

国家是人类至高的成就，是保护与培养人民的社会工具，负有将社会秩序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加以调和，并调节内部团体之间猜忌的冲突的艰巨任务。法律是文明人的解脱之道，因为它使文明人免于许多不公平与危难的忧虑，以为他同意不将这些不公平与危难加在其他人身上的回报。“国家是具体自由的实体。”因此，为将混乱转为有秩序的自由，国家必须有权威，有时候必须使用武力。警察将是必要的，在危机四伏时，征兵制度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国家治理良好，这种国家可称为理性的组织。我们可就这种意义来论国家和宇宙，即“合理的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是合理的”。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

这是不是1820年普鲁士的理想化？不尽是。与普鲁士不同，黑格尔的国家假设施泰因与哈登堡的改革完全成功。它呼吁组成一个有限的君主政体和立宪政府，崇拜自由、解放犹太人。它指斥专制政治，将之解释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法律存在，一个君主或一个暴民的意志即是法律，或代替法律，而唯有在合法、立宪政府中，统治权才是观念性的要素。”黑格尔全然反对民主政治：普通的公民知识贫乏，不足以选择有才能的统治者，或厘定国策。黑格尔接受1791年法国革命性的宪法，该部宪法呼吁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此政体下，人们有权投票选举国会议员成立国会，但无权选举统治者。一个依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是最坏的制度”。因而，黑格尔主张，政府应由拥有财产的人选出的两院制立法机构、专司行政的部长级内阁及一位世袭的君主组成，而这位君主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意志”，“国家发展成君主立宪政体是现代世界的成就”。

若说这种哲学具有复古思想，是不公平的。就法国与美国政体研究的结果，我们发现这种哲学其实与蒙田、伏尔泰、伯克、麦考莱、身为拿破仑顾问的贡斯当、托克维尔等人富有理性的保守主义，不谋而合。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与宗教容忍留有余地。我们必须站在它产生的时代与背景来判断其哲学：我们必须想象自己身处于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的欧洲大动乱中——经济破产、不景气及试图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的各国反动政府——去了解一位思想家，因其年事太高而无法在思想方面有大胆的表现，太称心如意而不敢享受革命的狂喜，或冒着以没有经验的理论家或暴民统治的危险来更换旧政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败笔是他写的序言太草率，但就整本书而言，其结构是严谨的，其思考也是周密的。年老的黑格尔完全是被弗里斯的辩才及民众对他的热烈反应吓住的。他立刻叫来警察。对“政府终于注意到这种哲学”一事，他并不懊悔。年纪大的人应该保守，不应冒险。

·历史

黑格尔的弟子必定很爱戴黑格尔，因为他死后，他们熟读他的笔记，为他的讲义添加注解，将其遗作有秩序地整理，并以黑格尔之名出版了四部遗作：《美学》（Aesthetics）、《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和《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这些都是其作品中最易解的著作，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像其他的著作因其思想和文体的复杂性而显得晦涩难解。

“在研究历史中唯一与哲学有关的是理性的概念：理性（指事件的逻辑与法则）是世界的主宰，因此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于此，真实的是理性的——是其前项的逻辑与必然结果。黑格尔常以宗教的口吻谈到他的主宰理性，但他拿斯宾诺莎与牛顿比较来替主宰理性下定义：“理性是宇宙的本质，即依据理性与在理性之中，所有实体才存在”。逻辑的概念即是了解操作关系的基本工具，构成“所有事物的复合体、本质与真理”。

如果历史的运转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即一种万事万物天生的法则表现，那么即使反复无常的事物，也一定有某些规则可循。黑格尔认为规则存在于事物运转的过程和结果中。历史中的理性过程，有如逻辑中的理性过程，是辩证性的：每个阶段或情况（正）都含有矛盾（反），再经过一段挣扎，最后臻于合。因而，专制政治试图压抑人类对自由的渴求，这种渴求发展为叛乱。他们“合”的结果即是立宪的君主政体。然而，在历史背后，是否有一种冥冥的主宰呢？如果这意味着有一种有意识、至高无上的力量指引所有因果，使之迈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随着文明的进步，事情益形复杂，系肇因于精神欲使人类逐渐接近他追求的目标——有理性的自由——的动机，则答案是肯定的。人追求的不是无法律的自由——虽然人类的智慧发挥最大效果时，这种境界可能有实现的一天，而是通过法律的自由。因此，国家的演化对自由有利。迈向自由的进展不是持续性的，因为在历史的辩证法中，有矛盾需要化解，有对立要融合，有异变要通过时代的特性或杰出人物的工作以导向中心点。

这两种力量——时代与天才——即为历史的工程师，这些因素一起发挥作用时是令人无法抗拒的。黑格尔相信英雄与英雄崇拜，因此启发了卡莱尔的灵感。天才并不尽然是善良之士，虽然认为他们尽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也是错误的。拿破仑并非是纯粹为征服而征服，不论他自觉与否，拿破仑是欧洲迈向统一与一致的代理人。但是除非他能（不论他是自觉与否）表现并符合时代的精神，否则一位天才也无用武之地。“这种人能洞察时代的需要——其发展已经成熟。这就是他的时代与世界的真理所在。天才可以说是排行第二，早已为未来时代孕育而成了。”倘若天才诞生于如伽利略、富兰克林、瓦特等人的时代里，即使他带来不幸，他也将是成长的力量。天才并非生来要享乐的。“世界的历史并非是一座欢乐的剧院。欢乐的时代就是世界历史的空白期，因为欢乐就是调和的时代，此时反命题停摆”，历史沉睡。

将历史解释成进步的过程有一个大障碍，因为文明可能死去或完全消失。可是，黑格尔并不是一位傻到会让这种事发生，使其辩证法讲不通的人。他将人类的过去（如上所述者）分成三个时期：东方期、希腊罗马期和基督教期，在这顺序中他发现其中也有进展的过程：东方赐给一个人以绝对统治的自由。希腊罗马赐给特权阶级以使用奴隶的自由。基督教的世界则赐给人以灵魂，并为全人类寻求解脱。奴隶的交易违背历史潮流，但此冲突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解决。黑格尔于约1822年突然对法国大革命唱出赞美诗，特别是大革命的最初两年：

法国的政治情况完全违背了思想与理性，特权阶级比比皆是，道德与精神都已丧失殆尽。变化必须剧烈，因为不但当时的政府不负起改变的工作，当时宫廷人士、教士和贵族也都反对……权利的观念提出其主张后，旧有的不平架构当然抵抗不住其攻击。权利的观念是一种光荣的、心灵的曙光。所有有思想的人一齐欢腾。全世界充满了热心。

乌合之众的暴行使曙光灰暗了下来，血迹清洗完毕后留下来的是辉煌的进步。黑格尔的胸襟涵盖寰宇，因此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对日耳曼的贡献很大，如《拿破仑法典》的引入、封建特权的消灭、自由的范围扩大、财产权的普遍……总而言之，在历史哲学的最后几页中，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证明受惊的保守派人士黑格尔并未完全拒斥其年轻时代的理想。

法国大革命居然反对宗教，在黑格尔看来可以说是一大错误。“宗教是理性的最高贵、最理智的杰作。认为传教士发明了宗教，以欺诈民众而自己图利的说法可以说很荒唐。”因此，“摆脱宗教而假装发明并实施政治命令，同样是愚蠢的”。“宗教是国家自我定义具有真理的所在……因此，神的概念成了民族性的基础。”

相反，“完美的精神表现之外形即为国家”。一个充分发达的国家，“是一个民族生活具体要素如艺术、法律、道德、宗教、科学的基础与中心”。受宗教拥护与辩护的国家于是变得神圣化了。

为了渴求创出一套可用一个基本解释公式加以统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将其辩证法逐项应用于每一门学问。他死后，他的弟子特别为其历史哲学又加了一部《哲学史》。在该书里，黑格尔主张：有名的古代宇宙分析体系遵循的顺序，基本上与“逻辑”概念的演化相吻合。巴门尼德强调存在与稳定，赫拉克利特强调形成、发展与变化。德谟克利特所见的是客体物质，柏拉图所见的则为主体观念，亚里士多德提供的是综合。就像每一个概念与每一代一样，每一体系都包含前一体系，并与之合而为一，因而只要充分了解最后的体系，即可了解全部的体系。“每一代生产的知识与精神创造物由下一代继承。其所继承者即构成它的灵魂和精神实体。”由于黑格尔的哲学算是诸多哲学想象力中最新颖的，因此，根据作者的看法，黑格尔的哲学包含了所有以前的伟大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与价值，而且就历史和理论而言，也是集大成者。

·逝世与酬报

有一段时间，黑格尔的时代几乎接受他对自己的评价。虽然他的脾气冷酷，他的文章深奥难解，他的学生却继续增加。库辛（Victor Cousin）与米什莱、海贝格（Heiberg），分别从法国和丹麦来到日耳曼，看他平衡有关其概念的宇宙。1827年，他在巴黎受到人民致敬，在回家的路上，也得到歌德的致敬。1830年，他的信心因激进运动和革命动乱的散布而动摇，他斥责这些运动和动乱，并于1831年发表声明，呼吁推翻代表民主已在英格兰兴起的《改革法案》（Reform Bill）。他重新改写他的哲学，使之可让新教牧师接受。

他感染霍乱，于1831年11月14日于柏林去世时，不过61岁，而且看起来身体还很硬朗。如他自己所愿，他的遗体葬于费希特的墓旁。他的弟子分成两派，针锋相对：一派称为“黑格尔右派”（Hegelian Right），由艾德曼、费歇尔和罗森克兰兹领导；另一派称为“黑格尔左派”（Left），由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尔、马克思等人领导。“右派”的学问较好，但对《圣经》的高等批判愈加剧烈后，开始式微。“左派”则扩大其对宗教和政治正统的攻击，将黑格尔视神与理性为同一物，解释为自然、人类和历史都制于不可变与非人格法则。费尔巴哈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唯有神对他自己在人身上的地位有所了解后，人方能了解神。”宇宙的理性唯有在人类身上方能表现出来，只有人能想到宇宙的法则。主要通过黑格尔的著作了解其师的马克思，将概念的辩证法改变用来解释经济史，他认为阶级斗争代替了英雄成为进步的主要原动力，社会主义也成为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综合。

叔本华的讽刺情绪横扫哲学界时，黑格尔的声望暂时消退。历史的巨轮往前迈进时，历史上的哲学家消失了。在日耳曼，黑格尔学说似乎已经消失，然而在英国，得到了约翰、爱德华、格林、麦克塔格特、博桑基特等人之助而复活。黑格尔学说在英国消失后，又在美国恢复了。也许对黑格尔崇拜国家的附和，为俾斯麦及希特勒的出现铺了路。此外，克尔恺郭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从《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发现，在一个显然缺乏上帝的指引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已发生强烈的竞争。因此，黑格尔成了存在主义的教父。

总之，在日耳曼历史上，歌德、贝多芬、黑格尔等人的时代成了最辉煌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里，日耳曼曾经达到或近乎达到最高峰的境界，但“三十年战争”已把日耳曼民族的经济和知识生活毁灭殆尽，也使日耳曼的精神丧失了希望达100年之久。民族的天生毅力，其妇女的坚忍耐性，其艺匠的技术，其商人的企业，其音乐的力量及深度，都已为日耳曼做好准备，以迎接并一改英国的莎士比亚及其浪漫诗人，一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使之适合日耳曼的旨趣和性格。她——日耳曼，把伏尔泰中和成歌德和维兰德，把卢梭改为席勒和费希特。她以解放战争回应拿破仑，而且清除一切道路障碍，以准备迎接19世纪日耳曼民族的各方面成就。

文明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敌对。因此，最好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文化、政府、经济、服饰和诗歌。欧洲精神之所以那么微妙和五花八门，今天的欧洲之所以蕴藏着无穷尽的魅力和遗产，原因就在于欧洲文明的结构与表现方式是五彩多姿的。

第九章　大陆边缘各国（1789—1812）

瑞士

瑞士由于和法国比邻而居，与其命运息息相关，法国惊天动地的剧变也在这块人间乐土引起了骚动。瑞士的新派人士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代表着自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史学家缪勒宣称在欧洲历史上，自罗马帝国沦亡以来，1789年7月14日是最值得庆祝的一天。雅各宾派得势后，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你一定和我一样，也替国民会议惋惜吧！大家都被美丽的言词迷惑了，理智的人反而曲高和寡。你可能也体会到，正因为他们想要太多的自由，结果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理想已常留在每个人的心坎里，这次大会总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拉阿尔普曾为沙皇亚历山大的老师，他把自由主义的理想灌输给沙皇。1796年，他回到祖国瑞士，和奥克斯等瑞士革命人士组成了瑞士俱乐部，致力于推翻统治瑞士各邦的贵族阶级。拿破仑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后，也注意到了瑞士这些革命的火花。当时，瑞士贵族统治者庇护并协助在境内的法国流亡人士，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于是，拿破仑建议督政府：要对付这些反革命的分子，可以在瑞士找到不少的帮手。督政府也清楚，在法国和日耳曼王侯的冲突中，瑞士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督政府派军进入各邦，合并了日内瓦，推翻了各贵族政权。然后靠着当地革命人士的热忱支持，成立了法国保护下的赫尔维蒂共和国。

新政府分裂为三派：雅各宾“国家主义派”（Jacobin“Patriots”）、温和派（Moderates）、邦联派（Federalists）。他们争吵不休，钩心斗角。最后，他们害怕如此下去终会导致战乱，请求拿破仑（当时仍为执政）为他们制定新宪法。1801年，拿破仑订立了《马迈松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lmaison）。根据这个宪法，瑞士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个宪法仍有瑕疵，可是就当时瑞士的情势而言，已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内部仍然纷争不息，最后邦联派推翻了共和政府，组织了新军，同时打算恢复贵族统治。拿破仑因此出面介入，他派遣3万名士兵重新把瑞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这回，交战各派又要求拿破仑出面斡旋。于是拿破仑拟定了《调停法案》（Act of Mediation），各主要党派一致赞成。这个法案结束了赫尔维蒂共和国，瑞士邦联就此诞生。今天邦联政府的形态大体上一如往日，只是过去瑞士还必须遵照调停法案的规定，每年按一定比例摊派法军的兵源。《调停法案》虽然增加了瑞士兵源的负担，但不失为一部优良的宪法。瑞士各邦因此尊称拿破仑为“自由的重建者”。

瑞士山川壮丽，但只给予天才一个小小的舞台，观众寥寥无几。好多瑞士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到其他的大地方旅游，去寻找灵感，发挥所长。菲斯利（Johann Füssli）旅英从事艺术。德康多（Candolle）旅法，他对植物的说明与分类更为先进。裴斯塔洛西留在国内，他教育方面的实验使全欧洲为之侧目。他认为，抽象的观念除非以具体的事物加以陪衬，否则青年学子无法了解。同时，以团体活动及共同朗读的方式来教育儿童最容易收到效果。根据这些原则，裴斯塔洛西于1805年在伊韦尔东（Yverdun）创办了一所寄宿学校。有十几个国家的教师慕名而来，这所学校的教育原则也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基础教育。费希特也把裴斯塔洛西的教育原则列入了他的强国计划中。

缪勒花费了22年（1786—1808年）来撰写他的巨著《瑞士邦联史》（History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虽然以他用功之勤，但只完成1489年以前的历史。这部巨著的内容、文体都堪称为经典之作。由于这部杰出的著作，时人把他和罗马的史学家相比，称他是瑞士的塔西佗。在缪勒的笔下，中世纪的瑞士城邦成了理想的国度。他的著作和光荣的战绩一样，建立了民族的自信。他这本书中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的传奇，便是席勒名剧的素材。1810年，缪勒58岁了，这时他开始撰写《世界通史二十四本》。后来受读者的邀请，他到了日耳曼，跟随天主教的美因茨选帝侯，后来就任奥地利首相，最后当了威斯特伐利亚教育总监。他去世后，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哀悼他说：“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头脑怎么容得下这么多的史实、日期……他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只是一个人离开了我们。”

瑞士人致力于历史，名声仅次于缪勒者为西斯蒙弟。他爱慕法国名媛斯塔尔夫人，随侍其左右，颇有中古骑士之风。他生于日内瓦，大革命时逃难至英，又转至意大利，日内瓦局势平静后才回来。1803年，他谒见了斯塔尔夫人，伴随她到意大利，后来又常到她科佩的沙龙。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很多，但都保持了严谨忠实的风格。他的《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长达16卷。曼佐尼、马志尼、加富尔等意大利复兴运动领袖都多多少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他31卷的巨著《法国史》（Histoire des Français）写了23年之久。这部巨著一度与法国史学家米什莱的巨著齐名。

1818年，他到了英国。当地经济情况的凋零残破，使他大有所感。1819年，他出版《政治经济的新原则》，这本书充满了先知先觉的卓越见解。他认为由于发明日新月异，英国的生产速度大为增加，但是大众的购买力停滞不前，这两者的差距即为英国经济萧条的主因。购买力的落后，主要原因又在工资过低。因此，只要经济制度不改变，消费力迟滞的危机永远会存在。

西斯蒙弟的解决方案十分极端，一时语惊四座。他主张施政的主要方针在于维护人民的福利，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应该废止，工人应有免于失业的保障和免于剥削的权利。国家、全人类的利益不容许社会上“利欲熏心人士的榨取，而因此牺牲掉。富人应该遏制自己的贪欲”。西斯蒙弟的理论实开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但他是反对社会主义（当时即称为共产主义）的。

瑞典

瑞典人对法国大革命，至少对革命的早期，应该会表示好感才是。理由是：在整个18世纪的瑞典启蒙时代里，瑞典的思潮始终和法国和谐一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母亲是倾向法国思潮的开明人士，他自己又崇拜伏尔泰。可是，古斯塔夫对民主政体并不敢恭维。当时，地主和贵族嫉妒传统的王权，古斯塔夫认为唯有强有力的王权才足以防止贵族夺权。他认为当时法国的国民会议形同地主阶级的联合。同时，这个机构和法王路易的冲突使他觉得所有的王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古斯塔夫虽然开明，却自告奋勇统率了第一次联盟，对抗法国革命政府。可是，他自己忙着救出路易时，一些瑞典贵族正在阴谋刺杀君主。他于1792年3月16日遇刺，3月26日驾崩。此后瑞典政治陷入了纷乱不安的局势，直到1810年情势才告平静。

古斯塔夫四世也是命运坎坷。他加入了对抗法国的“第三联盟”（1805年）。拿破仑因此找到了借口，掠夺了瑞典在大陆的最后据点——波美拉尼亚和施特拉尔松德。1808年，俄军踏冰越过波的尼亚湾进逼斯德哥尔摩。瑞典被迫割让芬兰以谋和。国会罢黜了古斯塔夫四世，贵族于是重新掌握政权。他们以王叔为新王，是为查理十三。他这时已61岁了，形同傀儡，受人摆布。查理无子，因此必须挑选一个继承王位者。国会看上了拿破仑的大将贝纳多特，于是请求拿破仑准许他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由于贝纳多特的妻子曾为拿破仑的未婚妻，现在是拿破仑长兄约瑟夫·波拿巴的小姨子。拿破仑忖度她在瑞典必可成为一股亲法的势力，所以同意了瑞典的请求。于是1810年，贝纳多特改名为查理·约翰，继任为瑞典皇太子。

瑞典人身处乱世，然而在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各方面仍然与世界潮流齐头并进，毫不落后。乌普萨拉、图尔库、隆德各大学为当时欧洲数一数二者。贝采利乌斯（Jöns Jakob Berzelius）为近代化学鼻祖之一。他严密地分析了2000种左右的化合物，订立了一个原子量表。这个表远比道尔顿的正确可靠，即使和1917年世界化学界公订的原子量表相比，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异而已。许多化学元素都是他最先分离出来的。他修正了拉瓦锡的化学元素表。他对电化学变化所做的研究，堪称后世的典范。由此他发展了二元论，把化合物中的元素区分为正电性或负电性。他于1808年出版的教科书，及从1810年开始出版的《年报》（Jahresbericht），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成了化学家的宝典。

瑞典诗坛也是人才济济，他们可以分为两派，互争短长。传灯派（the Phosphorists） [1] 由其刊物《传灯》（Phosphorus）而得名。他们发扬了日耳曼浪漫派诗人的神秘色彩。另外一派为哥特体（Gothics），他们的诗歌以歌颂英雄史迹为主。特格纳尔（Esaias Tegnér）开始文学生涯时为哥特派诗人，但待其境界渐广后，他似乎已经包容了瑞典所有诗派的风格。他生于1782年。当最伟大的“传灯人”——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散布其光芒势力时，他才7岁。拿破仑放逐到赫勒拿岛时，他才23岁。但他在后来短短的31年中，声誉如日中天。1811年，他以《司维亚》（Svea）一诗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奖。这首诗痛责瑞典时人未能维持祖先的风俗习尚。他加入了“哥特协会”（the Gothic Union），而且讥评传灯派为浪漫主义的末流。30岁时他出任隆德大学的希腊文教授，42岁任韦克舍主教，43岁那年（1825年）出版了瑞典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诗集《福利斯乔甫斯传奇》（Frithjofs Saga）。该诗取材自冰岛的歌谣传统，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史诗太过雕饰——特格纳尔显然无法摒弃教堂颂歌的风格，然而，其诗文采灿烂，受到了狂热的欢迎，甚至国外也佳评如潮。1888年，已有21种英译本和19种德译本。特格纳尔写了这本诗集后，似乎也心力交瘁了。他的身体从此坏下去，但偶尔也写诗，还作了一首诗献给韦克舍一个已婚女子。他本来是思想开明的人，如今变为死硬的保守派，不时和国会里少数的自由派人士展开激烈的争辩。1840年他中风，接着就神志不清了，但在这段时期，他仍然写出了许多好诗。1846年，他于韦克舍去世。

这时查理十三也已病入膏肓，皇太子查理就任监国，负起治国的大任。他不久就面临对祖国或对瑞典——他的第二祖国效忠的抉择。国家正和组成国家的每个人一样，是具有侵略性的，对喜好的事物，想要加以夺取。瑞典对邻近的挪威正存着这般心情，垂涎不已。可是丹麦自从1397年以来即拥有挪威的主权，于是瑞典皇太子暗示拿破仑，如果法国同意瑞典合并挪威，瑞法两国的友谊必将更为巩固。但丹麦是法国最忠实的一个盟友，所以拿破仑拒绝了瑞典的要求。1812年1月，拿破仑再次夺取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拿破仑的理由是，波美拉尼亚进口英国货品，违反了法国大陆封锁的政策。当时俄国也对这个政策置之不理，于是皇太子查理转而求助于俄国。俄国同意瑞典合并挪威，瑞典也承认芬兰为俄国的一部分。1812年4月，瑞典俄国签订了同盟协定，并对英国货物开放港埠。

这便是瑞典的局势。当时，拿破仑正在征服莫斯科途中，在德累斯顿大宴诸王侯！

[1] 即浪漫派。“Phosphorus”希腊文意为“带着光芒”。

丹麦

丹麦人听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后，并不欣喜若狂。他们早于1772年就废除了农奴制度，禁止刑讯，改良法律，整顿法界和警界。他们也早已整肃政风，消除了贪污舞弊的现象。他们也早已实施宗教自由的政策，鼓励文学艺术的发展。丹麦人认为在阶级的冲突和政治的变动中，他们的皇族是一股安定的力量。法国路易虽然和丹麦王一样，支持开明、改革的措施，仍然受到巴黎民众的攻击，最后还被革命法庭处死。丹麦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同意国王的看法，即法国的疯狂举动实在不足取法。因此，拿破仑虽然阻遏了革命，但他恢复了法国的治安，丹麦人对他的态度不久就转为同情了。丹麦人因此也不肯加入对抗拿破仑的联军。

不但如此，丹麦政府还反对英国海军检查船只的举动，不许英国海军登上开往法国的船只搜寻违禁品。1799年至1800年，英国海军曾经好几次登上了丹麦船只，一个英军司令还曾将数名抗拒搜查的丹麦商人俘虏，拘禁在英国港口。1800年8月，沙皇保罗一世邀请普鲁士、瑞典、丹麦的国王，共同组成了“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Second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约定共同抵抗英军对中立国船只的骚扰。 [1] 1800年12月16日至18日，这四个波罗的海强权签署了共同公报，以为共同遵行的依据。条文如下：

1.中立国船只应有在交战国各港口航行的自由。

2.中立国船只载运的敌方货物，除违禁品外，不得加以搜索。

……

5.统率帝国船只舰队的舰长，如声明无载运违禁品，不得加以检查。

拿破仑对这个协定十分高兴。俄皇保罗一世于是邀法国共同进攻印度，以驱逐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这时英国觉得这场斗争已到最后关头了，中立国和法国海军的联合势力必定结束英国海上的霸权，而这种霸权为阻止法国进犯英国的唯一手段。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丹麦和俄国海军中有一个必须加以俘虏或摧灭。由于先攻俄军势必使英海军舰队背后受敌，所以决定先攻丹麦为上策。

1801年3月12日，英舰队在帕克爵士的率领下离开了雅茅斯驶往哥本哈根。帕克奉命通知丹麦退出武装中立联盟。如果丹麦坚持不肯退出，英军即将丹麦海军生擒或全歼。海军上将帕克这时62岁了，已显现出老年人谨慎小心、步步为营的习性。这种性格与42岁的副司令、海军中将纳尔逊格格不入，纳尔逊开始便不甘受命于帕克。

英舰队于3月17日抵达日德兰半岛，小心翼翼地向北航行，绕过半岛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然后南进至卡特加特海峡的海湾至西兰群岛，然后穿过瑞典赫尔辛堡和丹麦赫尔辛厄狭隘的海峡。在此他们遭到了克隆堡炮台的轰击。英舰队避过了炮击，再向南进入松德海峡，其南面即为丹麦最狭隘的海峡，在那里丹麦海军展开了布防。16艘军舰由南至北成一字排开，每舰配置20至64门炮，在舰队和碉堡的重重屏障下，哥本哈根遥不可及。

帕克上将麾下的军舰比纳尔逊率领的体积稍大，吃水量也较深，因此他觉得如以这支部队进入这个水浅的海峡，恐怕有触礁全军覆没的危险。纳尔逊于是离开了圣乔治号，坐镇大象号，率领21艘较小的战舰进入海峡，与丹麦海军和炮台正面对阵。由于双方短兵相接（1801年4月2日），几乎每一发炮弹都造成了双方的伤亡。丹军勇猛一如往昔，英军也阵容严整，发挥了训练的功效，弹无虚发。这场战役中每艘战舰几乎都濒临覆亡的边缘。纳尔逊处境危急万分，因此帕克上将发出了著名的“三十九号”旗令（Signol NO.39），命令纳尔逊脱离战场撤入松得海峡。一则英方记载说，纳尔逊故意把他瞎掉的眼睛对准望远镜，收看这个信号。不过纳尔逊本人发誓说，他绝没有看到撤退的旗号。因此，他仍奋战不已。

这个“大赌注”终于赢了。丹麦战舰接二连三地瘫痪了，沉没了。纳尔逊提议停火，获得了丹军的同意。于是，纳尔逊战争与外交双管齐下（像拿破仑一样），登岸和丹麦的监国、皇太子弗雷德里克讨论和平的条件。早先太子已接到了沙皇保罗一世被杀的消息（1801年3月23日），武装中立联盟已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了。弗雷德里克终于答应退出联盟。英国政府通过了纳尔逊的谈判协议，纳尔逊因此赢得了另一场胜利。从这时到1805年，他一直以此光荣战绩闻名于世。1805年，英国又征召他出来挽救英国海上的霸权，建立了著名的特拉法加战功。

丹麦保全了国土主权的完整，英国如今也和其他大陆国家一样，与丹麦为友了。当时，英、俄控制着丹麦的邻近海域，而半岛兵力薄弱，法国就在邻近地区巡逻。后来的6年，这个小小的王国在这两大势力之间尽量维持着中立的地位，一般说来，丹麦倾向拿破仑，拿破仑一再要求丹麦表明亲法的态度，使丹麦大为不悦。拿破仑订立《泰尔西特和约》后，照会丹麦政府，坚持要丹麦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而且丹麦海军必须与法国合作。

英国政府正像1801年一样，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挑战。英国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带了2.7万名军人，进入丹麦水域（1807年7月26日）。英军宣称完全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而来的，然而英国外相坎宁警告政府，拿破仑有意把丹麦海军作为小型舰队的一部，将来登陆苏格兰或爱尔兰等地。7月28日，坎宁命令驻丹麦的英使通知丹麦皇太子：丹麦必须和英国联盟，并将丹麦海军置于英国调度之下。他强调此事有关英国的安全。皇太子拒绝了英军的要求，并准备与英国一战。英国战舰于是包围了西兰，英国陆军也把哥本哈根团团围住。哥本哈根遭受了陆上海上的炮击（1807年9月2—5日），情况惨烈之至。9月7日，丹麦全部的战舰，18艘大战舰（配置74门以上炮）、10艘侦察舰、42艘小艇全部投降。然而丹麦人奋战不已，并与法国结盟。这场战争直到1813年才停火。

丹麦人历经了两次战乱，但在科学、学术、文学、艺术各方面仍有意义深远的贡献——有些还是战争的影响刺激而启发的！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发现了固定于轴上的磁针会自动转向，而与带电流的物体形成90度的直角。“奥斯特”这个字于是进入了欧美的语言，用来代表量度磁场强度的单位。奥斯特经过了30年的试验，创立了电磁学。

葛隆维（Nikolai Grundtvig）89年的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他是一个开明的神学家，是主教、哲学家、史学家，也是教育的改革者。他为北欧传奇和英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开了路。他的歌谣、赞美诗和一首史诗至今在北欧仍受到大众的喜爱。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里，丹麦的戏剧界呈现一片蓬勃的气象。上演的喜剧针对社会上的虚情假意加以嬉笑怒骂。海贝格的《彭斯和凡斯这两家人》（The Vons and the Vans）一剧讽刺时人的阶级观念，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他最后不得不避难巴黎。后来他在法国塔列朗任内服务于外交部。身后留一子，小海贝格也是著名剧作家，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成为丹麦剧作界的领袖人物。

这个时代的丹麦文学界至少可以举出两位国际知名的诗人。他们取材广泛，境界深远，不受国界和语言的局限。巴格森（Jens Immanuel Baggesen），其人风采超俊，文体高雅。他年轻时的习作，奥古斯滕堡公爵十分激赏，特地馈赠旅费，送这个年轻人到日耳曼和瑞士游历。巴格森见到了维兰德、席勒、赫尔德、克劳普斯多克这些日耳曼的名作家。他醉心于卢梭的浪漫主义，因此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使他欣喜若狂。当时康德思想正为日耳曼哲学界带来一股新气象，他也浸潜其中，心醉不已，还将康德的名字中的伊曼纽尔加在自己的名字里。他后来追溯自己心灵和肉体的漫游，写成了《浪游诗人的迷宫》（1792年）一书，这本书的韵味、隽永几可与英国小说家斯特恩媲美。回到丹麦后，他仍对魏玛和巴黎多彩多姿的生活怀念不已。1800年至1811年，他又去了巴黎，亲眼看见了拿破仑把追求自由的理想的法国变为崇尚秩序的社会，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1807年，《心灵与自我》一诗问世。他以慧黠、锐利的笔触剖析着自己彷徨的心情：一方面崇尚古典主义的理想——秩序、真理、中庸，另一方面醉心于浪漫主义对自由、想象、欲望的歌颂。1811年，他受聘为基尔大学的教授。两年后，他和丹麦的大诗人欧伦施莱厄（Adam Gottlob Oehlenschläger）展开了一场论战，双方后来因此筋疲力尽。

欧伦施莱厄少年的生活比一般人要欢乐得多。他的父亲是皇宫的总管，因此花园成了他玩乐的地方，大厅成了画廊，图书馆成了教室。他本来想做一个演员，可是他的朋友奥斯特怂恿他入了哥本哈根大学。1801年英国炮轰丹麦海军和首都时，他正在丹麦。当时，挪威哲学家史代芬（Henrik Steffens）正在丹麦传播日耳曼浪漫主义的思想，欧伦施莱厄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终于在《诗集》（Digte，1801年）中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奠定了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石。

1803年，他的《诗作》（Poetiske Skriften）出版，收集了许多主题相同的小诗，这些诗将耶稣的一生比喻成自然生生不息的四季。这本诗集出版后，浪漫主义运动更进新境。国教（丹麦国教为路德教）指责这本诗集为泛神主义，为邪门歪道。但是，丹麦政府奖赐他旅费去游历日耳曼、意大利和法国。他邂逅了歌德，并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示，对自己浪漫主义主观意识过强的倾向和情感泛滥的趋势稍作抑制。1807年，他从北欧神话中取材写成了《北方诗集》（Nordiske Digte，1807年），这本诗集记载北欧雷神托尔的游历。他又写了一出关于哈康·亚尔的剧本。这是一位970年至995年统治挪威的君主，他兴兵阻止日渐得势的基督教，结果失败了。欧伦施莱厄1809年回到哥本哈根，这时大家已公认他是丹麦最伟大的诗人了。

他乘着盛名之便，出版了一连串急就章的作品。巴格森于是公开指责这些作品是粗制滥造的二流货色，一场争辩就此展开了。欧伦施莱厄本人几乎不置一词，反而是他的朋友替他激烈地辩解。他们向巴格森挑战，以古人正式辩论的方式明辨是非。不久，欧伦施莱厄又出版了《赫尔格》（Helge）等，巴格森十分满意这些作品，他说，“犯罪的亚当”已迷途知返了，可喜可贺。1829年，欧伦施莱厄由特格纳尔加冕为桂冠诗人。1849年11月4日，他70岁生日那天，丹麦诗人送给了他“丹麦诗坛之父”的荣誉。

在欧洲艺坛上，丹麦也出了一位雕刻大师。他名声鼎盛的时期，除了卡诺瓦外，没有人能和他抗衡。托瓦尔森（Bertel Thorwaldsen）在哥本哈根学院得到了留学的奖学金，1797年他定居罗马。当时罗马艺术界仍奉温克尔曼的学说为圭臬，认为希腊雕刻为艺术的极品。托瓦尔森获得了卡诺瓦的青睐。他于是跟随卡诺瓦，依照希腊或罗马人的服饰、造型，来雕刻异教神祇及名人的塑像。1817年，他仿照安提诺乌斯沉思状制作拜伦的半身裸胸像。后来他继卡诺瓦之后，成为新古典主义雕刻界的领袖。他的名声远近皆知。因此，1819年他由罗马返回哥本哈根小停时，经过维也纳、柏林、华沙等地，好像胜利还乡一般，民众夹道欢迎。1819年，他为了纪念1792年保卫路易而英勇殉难的瑞士卫兵，表彰他们忠烈的事迹，作一雕像。后来阿洪（Lucas Ahorn）由砂岩雕凿出来的巨作《琉森之狮》（Lion of Lucerne），便是以他的雕像为模型。他再度离开丹麦去罗马时，哥本哈根人抱怨不已。1838年他返乡时丹麦人引以为荣，狂欢庆祝。这时他已为自己“雕”出一笔财富来了，他拿出部分给一家博物馆 [2] 来陈列他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作品是自塑像，这个塑像把作者的痴肥形态老老实实地呈现出来，因此倒不能算是古典主义典型的作品了。他去世于1844年，死后葬在他博物馆的花园里。

[1] “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成立于1780年，结束于1793年。

[2] 即丹麦国立博物馆。

波兰

波兰由于贵族阶级骄纵自大，独断独行，又因农奴制度积弊已深经济停滞，国家的根本早已动摇。因此，1772年、1793年、1795年和1796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度瓜分波兰，波兰已无力抵抗。事实上，波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波兰文化仍然灿烂辉煌，文学艺术仍然大有可观，波兰民族仍然连绵不绝，始终满腔热血，决心要争自由。波兰除了一小部分日耳曼人在西部，少数犹太人在华沙和东部外，绝大多数为斯拉夫人。波兰人信仰天主教，这个宗教一直在苦难里抚慰着他们，鼓舞他们的信心，天主教在庙堂已成废墟之际，还维持了社会秩序。因此，波兰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异教的信仰，他们认为是叛国的行为，任何违背他们国家观念的事都不肯容忍。有些犹太人虽然经商致富，地位提高了，但波兰人中也仅有受良好教育、中正和平的才可能把这些犹太人看成自己的同胞一样。另外那些穷苦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是为着救世主的信仰而受尽迫害，但承受了犹太贫民窟的苦难命运、受尽折磨之后，他们实在不敢奢望有一天救世主会降临世上拯救他们。波兰对这些犹太人更谈不上有兄弟的情感了。

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一役大败奥地利和俄国后，波兰的基督徒、犹太人大吃一惊，等到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击溃普鲁士军，他们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了。1806年，拿破仑已经坐镇柏林，向半个欧洲发号施令。他惩治了瓜分波兰的侵略者，现在他正要进军俄国。波兰人盼望着他会在途中宣称波兰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为波兰推选国王、制定宪法，然后答应以法国的强大国力来保护波兰。这件事可能吗？波兰的领袖人物联袂晋见拿破仑请愿，拿破仑恭送他们回国，还谦恭有礼地向波兰保证：目前他愿尽全力来协助波兰，但波兰的独立自由还要看俄国战役的结果来决定。

科希乌斯科为波兰志士中从事革命最为不屈不挠者。科希乌斯科当时警告国人不可对拿破仑寄予奢望：“他只为自己打算。他不喜欢别的国家强大，尤其讨厌民族独立的精神。他只是一个暴君而已，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野心。”拿破仑于是派人问科希乌斯科究竟有什么期望，这位波兰领袖答复说：“我们要有像英国一样的政府，农奴必须解放，波兰的国土必须由但泽到匈牙利，由里加到敖德萨。”

当时波兰人已经组织了一支小小的军队，将普鲁士人驱出华沙。拿破仑1806年12月19日进入波兰首都时，民众欣喜若狂，夹道欢迎。早些时候，波军已在意大利为拿破仑效命疆场，现在波军也踊跃地加入法军，期望能在拿破仑的统率下，与俄国人一战。而波兰女士的高雅、美貌或许更使法皇倾心吧！瓦莱夫斯卡女士最初便是怀着为国效命的心情，献身拿破仑的，最后她深深地爱上了他。冬天在俄国的艾劳（Eylau），气候酷寒，法军几乎全军覆没，她仍然随侍拿破仑。后来他继续前进，预备击溃弗里德兰的俄军，瓦莱夫斯卡女士才回到华沙来。

1807年7月9日，签订了《泰尔西特和约》，拿破仑强迫腓特烈·威廉三世放弃了波兰中部的所有权。这个协定第5条还承认新华沙大公国为独立主权的国家，由萨克森王治理。7月22日，拿破仑以法国宪法为蓝本制定了这个公国的宪法，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征兵、重税、出版检查等制度。天主教会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但是政府将以天主教为波兰人民的国教并加以保护。这个宪法赋予犹太人所有的公民权，但是他们的婚姻、置土都必须经政府法定认可。拿破仑早已料到与沙皇亚历山大必有一场殊死战，因此他制定波兰宪法时，多方迎合波兰人的心意。这样，波兰人才会对法国支持到底。

这件事拿破仑的预计大致是正确的。直到1814年拿破仑已没有能力保护波兰时，波兰才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在这以前的生死决战里，波兰全国上下一致支持拿破仑，拿破仑麾下的波兰军队奋战不懈，至死方休。后来法军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挫败从俄国归来时，贝尔齐纳河上的一座桥塌了，许多波兰人因此被淹死。有些波兰人载沉载浮之际，还大喊着：“吾皇万岁！”

欧洲的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帝国时代政治、艺术、文学的辉煌成就如今已成了过眼云烟。但是，1789年的土耳其仍勉强控制着埃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近东地区、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多瑙河的侯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地。这些地方并不是拿破仑的，他在《泰尔西特和约》中让给了亚历山大，这些残山剩水其实也是土耳其所有。苏丹的帝国由于经济萧条，道德败坏，国势日衰。他们纵容土耳其的阿里帕夏压榨百姓，而中央政府丝毫不加干涉。阿里帕夏在阿尔巴尼亚的高压统治如拜伦描述的，是众所皆知的。最后，阿里帕夏聪明反被聪明误，竟然阴谋反抗帝国政府，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派人把他暗杀了。

塞尔维亚人始终为独立而奋斗，他们的帕夏颇得人望，却为土耳其近卫军杀害。1804年，塞尔维亚志士卡拉乔治建立了共和国，并由民选大会选出参议院。马哈茂德苏丹派遣大军在贝尔格莱德镇压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1813年），卡拉乔治和成千的跟随者逃到了奥地利。后来奥布瑞诺维奇又领导二次革命，劝服了苏丹，接受妥协的方案，让塞尔维亚获得了宗教、教育和贸易的自由。奥布瑞诺维奇又政治暗杀双管齐下，处决了他的对手卡拉乔治，日渐巩固了他的势力。后来他又从苏丹得到了世袭的权力。1830年，塞尔维亚实质上已是一个独立国家了。

希腊从1452年起就已沦于土耳其人之手，奥斯曼帝国长久的统治使希腊人已渐渐遗忘了古希腊的光荣史迹。再者，希腊人历经法兰克人的征服、斯拉夫人的移入，他们的血统、民族历史、语言已经互相混杂，最后民间的语言已和柏拉图时的希腊文大不相同了。不过，学者、诗人、爱国志士都尽可能来保存正统的希腊语文。在395年至1452年的11个世纪里，希腊人统治拜占庭帝国，并在学术、哲学和艺术上一直有丰硕的贡献，这些光荣史实他们也尽力维护，加以宣扬。法国大革命又勾起了希腊人旧时的回忆，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一诗中大声疾呼：难道希腊人不能重获自由吗？许多希腊人都有同感。里加斯·菲拉伊奥斯（Rhigas Pheraios）为瓦拉几亚人，生于塞萨利，定居于维也纳。他曾写了一首希腊形式的《马赛曲》，并广为流传。后来组织“朋友会”（hetairia），主张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应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下共同生活。1797年，他带着12箱的宣言，起程前往希腊，在的里雅斯特港被捕，后在贝尔格莱德殉难。另一“朋友会”成立于敖德萨，并散布至希腊本土，对希腊革命风气的助长有不小的功劳。伊兹密尔（Izmir）一个希腊人科瑞斯于1788年旅居巴黎。他致力于希腊语言的净化，使其合于古代的典范。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使他欣喜万分。在匿名的诗歌、文章及他编辑的希腊古典名著里，他一再鼓吹共和，反对教权。但他还是提醒人们，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革命1821年就爆发了，1830年希腊终于解放。

我们评价土耳其政府，往往要通过时间、空间、语言和偏见的重重烟雾。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看得清楚，比起1800年前的其他欧洲政权来，土耳其并不见得是最残酷的政权。拜伦看到几个罪犯的首级挂在土耳其皇宫宫门两旁示众，不禁惊慌失措（1810年5月21日）。其实，法国大革命断头台上的男女应该比同时期苏丹斩首的人要多得多。在土耳其，大部分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正和别的地方一样。土耳其人虽然好战，但他们也有哲学家、文学家的气质。他们凡事都听天由命，知道埋怨也改变不了命运。他们认为，除了金子外，美丽的女人经过适当的管教、打扮后，也是世上的珍宝。因此，他们有能力的话，就会尽量多蓄妻妾——能干的人不是更应该子孙满堂吗？土耳其人文学和艺术的佳作始终连绵不断，诗坛济济多士，清真寺的建筑也是灿烂辉煌。1800年的伊斯坦布尔应该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吧！

但是，土耳其的政治局面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经济衰颓，军容散漫。相反，土耳其的敌人军力、物力日渐强大。土耳其的首都是欧洲地图上兵家必争之地，所有欧洲基督教国家都垂涎不已，想要把这颗明珠据为己有。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这时已将势力伸入黑海，又从鞑靼人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如今，她带着伏尔泰的祝福终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君士坦丁为孙子举行加冕典礼。

这就是赛利姆三世27岁登基苏丹时的欧洲大势（1789年）。赛利姆三世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法国大使友谊甚笃。他曾派密探驻在法国，向他报告西欧的政情、思潮和习俗。他深知，土耳其的制度非经彻底的改革，不足以抵御外侮，于是他和叶卡捷琳娜在雅西（Jassy）缔和（1792年），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及德涅斯特河、布格河两河的主权。然后他着手建立奥斯曼帝国的新政——其重心在于民选市长和代表。他在西欧的协助下，创办了航海、工程等学校，逐渐建立了新海军。他本来计划从俄国收回失土，但是由于拿破仑征服埃及，进攻土耳其、阿卡而告取消。1798年，他加入英俄联盟对抗法国。1802年和平恢复了，但是战争耗费庞大，民怨四起，地方首长、不法官吏起而叛变，反对新宪。1807年，赛利姆三世退位，但仍难逃暗杀的命运。局势混乱了一年，拥护他的人复又得势。1808年，他的外甥马哈茂德二世继任苏丹，统治土耳其达31年之久。

基督教各强权或以武力，或以金钱，争相夺取对帝国政府的控制。可是任何一方都不容许敌手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土耳其的国家地位才得以幸存。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派军进入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将这些省份据为己有。拿破仑驻土大使促使赛利姆出兵抵抗，于是，土耳其向俄国宣战。1807年，拿破仑在泰尔西特出面调停，达成的停火协议却屡遭破坏。后来，亚历山大决定要全力对拿破仑作战，才从南部阵线撤军。1812年5月28日，即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赴集于波兰大军的前一日，俄土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The Peace of Bucharest），俄国放弃多瑙河侯国的主权。此时，法国40万联军正预备越过涅曼河，进军俄国。亚历山大也已集结了所有的兵力，准备与敌人一战了。

第十章　俄国（1796—1812）

背景

1816年，法国政治家塔列朗写道：“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本来应该是法国和奥地利。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以来情势大变，北方已崛起了一个强国，其气势逼人，开疆拓土，进展神速。我们看着这个国家最近掠夺侵占的举动，不禁不寒而栗，觉得这些只是更多侵略的前奏而已，到了最后，恐怕要吞并万国，独霸天下才罢休吧！”

幅员广大也可以造就历史。放眼纵观世界大地图，从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即康德所说的柯尼斯堡，到太平洋的堪察加半岛，从北极海到里海、喜马拉雅山、蒙古、中国、日本，中间这片广大的空间就是俄国了。俄国疆域之广，地图即足以说明。我们不妨听听斯塔尔夫人对俄国的赞叹。1812年，她曾由维也纳乘车到圣彼得堡，她说：

俄国太大了，万物在里面都显得无影无踪。你看不见乡间的房子，也不见人迹。你简直以为经过的地方，居民刚刚全部离开了呢……乌克兰平原土地肥沃，但住家可不见得舒服……居民寥寥无几，大块的麦田好像是无形的手开垦出来的。

鞑靼人曾在这块土地上掳掠抢夺，以杀人为乐。他们走了，可是同样的人还会来的。当地人对他们记忆犹新，因此还是拥挤地住在分散的村落里。俄国人也承袭了鞑靼人几分强悍粗野的个性，但历经艰苦折磨已大大收敛了。这里的生活艰苦，物竞天择，不够坚强的毫不留情地被自然淘汰了。要土地，要女人，只有拼命努力的人才有成功的机会。有些人在彼得大帝手下成了军人、水手。彼得大帝的后继者又引进了冒险成性的日耳曼人和聪明伶俐的捷克人，来开拓俄国的大平原。叶卡捷琳娜二世扩充军力，她的大军在野心勃勃的大将率领下，向南推进。所过之处，鞑靼人、土耳其人望风逃窜。他们征服了克里米亚，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黑海上航行。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仍继续扩张，占据了阿拉斯加，在旧金山附近设置了碉堡，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殖民地。

俄国在欧洲的领土，气候不适合人类居住。这里没有崇山峻岭的屏障，来抵挡北极的严寒或赤道的酷热。在这样的环境里，民性吃苦耐劳，他们似乎只要有饭吃、有时间，任何不可能的任务都有信心达成。他们的性格有残暴的一面——因为他们的人生充满了痛苦。他们有过虐待囚犯、屠杀犹太人的劣迹。之所以有这些野蛮的行为，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的记忆里充满了仇恨和变幻吧！这种性格倒也不是根深蒂固，不可转变的。社会日渐巩固，安全感日渐加强后，他们也变得彬彬有礼，也有恻隐之心了。他们也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开始内省，悔恨自己为何这么嗜杀成性，为何这般罪孽深重。他们也会怀着长远的悲戚，看着动荡不安、不可理解的世界。

宗教缓和了他们的迷惘，也驯服了他们的野性。东正教的教士正和天主教神父早年在西欧一样，扮演着“精神支柱”。宗教的神话或故作神秘，或揭明真理，或危言恐吓，或柔言抚慰。宗教神秘、善变的力量巩固了法律的威势。沙皇深知这种神教的力量维持了社会的安定，维持了工人的耐性，宣扬了为国牺牲的英雄精神，无论战时或平时，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沙皇给高阶层教士的待遇十分优厚，低阶层的教士也不愁衣食，这样他们便会贡献心力，效忠沙皇。沙皇也不干涉宗教界的政治言论——只要他们仍忠于国家，只要不引起政治的骚动。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时，兄弟会曾以谨慎的态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沙皇也只是视若无睹，不曾加以钳制。

俄国贵族享尽了封建宗主的特权。他们几乎控制了农奴的每件事。封建主可以贩卖农奴，也可以把他们租给城市的工厂做工。封建主可以囚禁农奴，可以加以鞭笞，也可以把农奴交给政府送到西伯利亚坐牢、做奴工。还好，农奴的生活虽然悲惨，有些事仍可以放心。奴隶卖掉时很少会把他的家庭拆散的。一些贵族还让农奴受教育，通常是培养农奴的技术，以便在主人的产业工作，也有受更广泛教育的。1800年，一个农奴据说管理着500架织布机的工厂。这种情形在舍列梅捷夫（Sheremetev）家族的产业中较为常见。据1783年俄国人口调查报告，全国人口为25 677 058人。12 838 529人为男性，其中6 678 239人为私人拥有的农奴（同时有一个男农奴必定还有一个女农奴）——居然超过人口的半数。这是俄国农奴制度的鼎盛时期。叶卡捷琳娜时代情况更为恶化，亚历山大一世本来有心改革，最后也不了了之。

同一篇调查指出，把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农人也算进去，俄国94.5％的人口为农村人口。俄国城市发展缓慢，1796年才有130.1万城市人口。俄国贸易极为发达，不断成长，尤其滨海地区，运河沿岸更是繁荣。敖德萨这时已成为繁华的海上贸易中心。大部分工业分布在乡村的店铺和家庭，城市工厂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商人的地位日渐提高，他们对赋税常有怨言，而贵族阶级可以免纳赋税。这两个阶级常常争斗不休，劳工阶级和雇主的冲突反而少得多。

俄国社会的阶级界线泾渭分明，有法律明文规定，可是等到经济成长、教育普及后，这些分野就淡多了。彼得大帝以前的统治者认为学校引进了西欧偏激、渎神的邪说，十分厌恶学校。彼得仰慕西方文化，成立了航海、工程等学校供贵族子弟就读，又成立神学院培养教士，设立42所以科技教育为中心的初级学校。除农奴外，任何阶级的子弟都可以就读。1795年，舒瓦洛夫（P.A.Shuvalov）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有两所预科学校，分别供贵族和平民就读。叶卡捷琳娜受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更广设学校，倡导女子教育。她准许私人设立出版公司，因此18世纪俄国84％的书籍都是她在位时出版的。1800年，俄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一股势力，就要在国家的政治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了。1800年有些商人、商人之子也已经成了社会名流，还有入朝为官的。

虽然主教和教士一再教诲大众：罪人须受尽地狱中硫黄烈焰之苦，但是现在除了朝中少数人以外，俄国的道德风气和礼仪水准要比西欧低落。俄国人可能是因为把别人都看成同在悲惨世界的难友吧，待人和气热忱，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是，他们可能还记得“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时代吧！俄国人的灵魂深处还是翻腾着野蛮天性的。俄国人受挫折时，都是喝得酩酊大醉来逃避现实，贵族也是一样。作家的命运往往坎坷不平，处境艰难，动辄得咎，好几个都是嗜酒如命，英年早逝。对于下阶层人士来说，欺诈、撒谎、顺手牵羊的行为正如家常便饭，对付残酷凶暴的主子、老奸巨猾的商人、巧取强夺的税吏，任何诡计似乎都算是正当的。女人个个坚强无比，比起男人绝不逊色。她们工作的辛苦、作战的勇猛，和男人不相上下。机遇凑巧时，她们治理国家也不让须眉。彼得大帝以后，哪个沙皇会比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绩更为辉煌呢？人民所得增加后，通奸案件也直线上升了。在俄国很少能看到干净的地方，尤其在冬天更不可苛求。可是，俄国人又喜好泡在滚烫的浴池里，死命地按摩身子，这种癖好倒是别的民族少有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科员农奴，贪污舞弊蔚然成风。1820年，法国大使写道：“没有国家贪污会这么猖獗了。可以说贪污已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行为，恐怕找不到一个官吏是钱买不通的了。”

虽然从有些情况看得出来，俄国人打躬作揖的背面，野性犹存，但是叶卡捷琳娜宫廷追求逸乐、雅致之风极盛，仅次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宫廷之中说的是法语，想法和法国贵族也差不多。法国贵族像利涅王子都觉得生活在圣彼得堡和在巴黎一样怡然自得。法国的文学作品在这个北方的首都是家喻户晓的。在此地，意大利歌剧演唱的方式，观众捧场的热烈，都和维也纳、威尼斯一样，并无差别。俄国豪门世家的女士，也懂得如何高引柔荑，如何娥首高昂，表现出高雅的仪态。她们也懂得如何以各种方式来取悦男人，与法国旧日的伯爵夫人相比，她们不遑多让。涅瓦河上的节日更是多彩多姿，法国塞纳河畔的庆典比起来要黯然失色多了。夏天从涅瓦河上可以看见太阳仍然伫留在傍晚的天空，俯视着河畔金碧辉煌的宫殿，似乎也舍不得此情此景而流连忘返。

保罗一世（1796—1801）

在宫廷文化的鼎盛时期，君临万民的却是一个鲁莽愚蠢的人。保罗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生性多疑，好猜忌，视权力如禁脔。除此以外，他母亲的性格和才华在这代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8岁时，知道了亚历克谢·奥尔洛夫，即他母亲的情夫葛里格里·奥尔洛夫之兄，曾主谋杀君，杀了保罗的父亲沙皇彼得三世。这个发现不啻晴天霹雳，使保罗终生难忘。照正常的王位继承次序，保罗应该继承彼得三世的王位。可是叶卡捷琳娜把他搁置一旁，独掌大权。后来保罗的第一任妻子得到了他的默许，图谋废除叶卡捷琳娜而立保罗为沙皇。叶卡捷琳娜发现了这个阴谋，还强迫保罗夫妇认罪。女皇后来立保罗为继承人，可是他始终惶恐不安，害怕终有一天要被连根除掉。他的妻子更是终日恐惧，后来生产出一名死婴，因而去世。

他的第二任妻子费奥多罗芙娜生了一个儿子（1777年），即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一度想撇开保罗，立亚历山大为继承人。这念头她从未付诸行动，但是保罗动了疑念，因此猜忌起自己的儿子。1783年，叶卡捷琳娜把卡特契纳的产业赐给保罗，此地离圣彼得堡30里的路程。保罗在那里训练自己的军队，他学他父亲，照腓特烈大帝的练兵方式，教军队正步走。叶卡捷琳娜怀疑他正在计划着另一次叛变来取代自己，因此派了奸细监视他，他也派了奸细反监视。1796年，保罗终于登基。他一直认为王位是他的，长久以来，他变得神志恍惚，晚上总觉得遇到了彼得大帝的鬼魂。他已42岁了，心智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一时大发慈悲，颁行了几道仁政。他释放了一批犯人，如偏激的思想家诺维科夫（Novikov）和拉第斯契夫（Radishchev）、波兰的爱国志士科希乌斯科等人，他们都是犯了叶卡捷琳娜的猜忌而入罪的。保罗看到莫斯科医院的情形，大为震惊，于是下令彻底整顿，结果新莫斯科医院成了欧洲最好的医院之一。他整顿并稳定了通货，降低了关税，打通了国际贸易的渠道，又开放新运河，供国内通商。

但是，他又一股脑儿下了许多命令给军队，诸如纽扣要擦亮、制服要修补、假发要擦粉等。他下诏规定臣民服装的形式，凡是法国大革命后传入欧洲的衣饰、式样一律在禁止之列，违者重办。1800年，他禁止国外出版的书籍进口，对国内新书的出版也多加阻挠。他遏抑了专横的贵族，却把生活本来较舒适的53万名国有农奴转让给私人地主。他袒护地主，主张“可以随主人高兴”对顽劣叛逆的农奴严加处理。军队本来对他忠心耿耿，现在对他严酷的监视和无理的管束也讨厌起来。

他的外交政策随心所欲，朝令夕改。他取消了叶卡捷琳娜派遣4万人的大军对抗法国革命政府的计划。他恨拿破仑将马耳他、埃及据为己有，于是联合土耳其、英国对抗拿破仑。他说服了苏丹，准许俄国战舰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他的海军夺取了伊奥尼亚群岛，并登陆那不勒斯王国帮助他们赶走了法国势力。可是一旦英国拒绝把马耳他交给他及承认他是马耳他骑士团选出的大公，保罗退出了抗法的联盟，和拿破仑眉来眼去了。一旦拿破仑回以友好姿态，保罗就全面禁止了对英贸易，没收了英国在俄国的货物。他还和拿破仑商议组织联军，要把英国从印度驱出。可是外交情势并不能尽如所愿，国内也由于他要求烦琐严苛，慢慢不再顺从。这时保罗大发雷霆的时候也多了，微乎其微的过失也会遭到他的严加惩处。不同意他政纲的贵族都被赶出莫斯科，军官执行命令稍有怠慢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尤其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更是他生气、侮辱的对象。

贵族和军官联合起来图谋推翻保罗，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本尼格森将军得到了外务大臣帕宁伯爵的支持，又把统率京师驻卫军和警察的帕伦伯爵争取过来。他们最后终于获得亚历山大的同意，但他提出条件，不得对父亲有任何伤害。他们知道到时就以“既成事实”来辩解就可以，所以姑且答应了亚历山大。1801年3月24日早晨2时，帕伦领着同党及一队军官闯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制服了侍卫。国王犹作困兽之斗，他们围住了保罗，将他勒死。几个小时后，他们通知亚历山大说他现在已是俄国的沙皇了。

君主的教育

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受民拥戴的程度，绝不逊于拿破仑在法国，这是多年沉醉在拿破仑彗星传奇中的人很难想象的。他和朋友、敌人一样，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里长大的，因此他开明的思想缓和了君王传统专制独裁的作风。当时最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是沙皇，不是将军）无法完成的功业，他完成了——他率领大军由京城出发，横越欧洲大陆，直逼敌人的首都，终于克敌制胜。胜利的一刻来临时，他不骄不矜。他在全世界的将领、天才面前表现了最佳的绅士风度。这么一位至善至美的楷模会是俄国来的吗？不错，不过这是在一位瑞士人的指导下，浸潜于法国文学和哲学多年而有的成果。

他的教育过程值得大书特书，如有像色诺芬那样的人复出，定可以用来再撰写一本《君王的教育》（Cyropaedeia），谈谈君王的年轻时代和君王所受的教育。他所学甚为繁杂，接受了多方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思想、观念。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关心备至，但经常忙碌，不在他身边。她把亚历山大从其母亲身边带开，传授他开明专制的原则。她喜欢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思想，也常以他们的话教导亚历山大，但她后来抛弃了这些原则、观念。亚历山大从小睡在塞满干草的羊皮垫子上，把窗户打开，很少睡觉，这八成也是叶卡捷琳娜的主意。所以气候对亚历山大几乎没有影响，他身体“十分健康，精力充沛”。然而，他还是48岁就驾崩了。

1784年，叶卡捷琳娜由瑞士延聘拉阿尔普为亚历山大主要的老师。拉阿尔普是法国哲学家和大革命的忠诚信徒。他教了亚历山大9年，兢兢业业，把亚历山大引入法国历史和文学的宫墙。皇太子的法语已是尽善尽美，思想方式和法国一般人也差不多（相反拿破仑法语说得不太好，他的想法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一个保姆已教了亚历山大英语，穆拉维约夫传授他君王的礼仪。数学、物理、地理都有专门的教师。正教大祭司桑姆波斯基教导他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即“应把所有人类看作邻居般去爱，才是替天行道”。这群老师以外，我们也许还应该加上伊丽莎白。她于1793年16岁那年，奉叶卡捷琳娜之命嫁给了亚历山大，改名为阿列克谢耶芙娜，应该是她教导了亚历山大与女士相处的道理。

这种教育方式可以造就学者、绅士，但对俄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适合。法国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吓得叶卡捷琳娜丢掉了伏尔泰、狄德罗。她辞退了拉阿尔普（1794年），于是拉阿尔普回到瑞士领导革命去了。亚历山大突然发现宫廷、卡特契纳的现实生活，与哲学的论辩、卢梭的理想毫不相干。俄国面临的问题太错综复杂了。亚历山大可能因为不再有拉阿尔普乐观的思想鼓舞他，也可能仍在悲痛祖母的去世，他沮丧极了。1796年，他给好友科丘别伊伯爵写了一封信：

我简直烦透了目前的处境。这个地位就我的性格来说太过于绚烂了，安详宁静的一生对我倒是比较合适的。我不习惯宫廷的生活，在这些人中间我感到十分不舒服……他们偏偏都位居高位。总而言之，虽然我今天地位显贵，但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命，更不该坐上未来等着我的高位。我发誓一定要想个法子摆脱这些……政府现在一团糟，贿赂、舞弊触目皆是，各个机构管理极差……皇上对这些根本不管，只想向外扩张。照这样子下去，我还能够推行政务吗？更不要说革新，消除积弊了。在我看来一个天才都做不到这些，更别说平凡如我者了。

我通盘考虑之后，才做了以上所说的决定。我打算让贤（什么时候还不敢说）。然后和妻子住在莱茵河畔，过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交交朋友，研究自然，终了此生。

亚历山大运气不错，有5年的时间来适应环境。他慢慢领略到俄国社会里有些建设性的因素：俄国人受基督教教义长久的熏陶，培养了理想主义及贡献牺牲的精神，培养了互相扶助、不计私利的精神；与鞑靼人、土耳其人长年争战，培养了勇敢刻苦的精神。此外，斯拉夫民族感情丰富，想象力丰富，一个意境高洁、自成一格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俄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这也培养了俄国人深藏心中的国家荣誉感。1801年3月24日，亚历山大这位诗人、“准”隐士，突然接受了时代的挑战，登上王位。这时，他已了解了俄国的理想，体验了俄国民族的风格。他意志坚强，见识深远，号召着俄国人迈向伟大的前程，就要建设俄国为欧洲的霸主。

年轻的沙皇（1801—1804）

亚历山大并没有把弑君的帕宁和帕伦立刻罢黜。他畏惧他们的声势，而且自己也不算清白。他还需要帕伦的警力来维持莫斯科的秩序。英国海军击溃丹麦海军后，已威胁到俄国的海域，因此亚历山大也需要帕宁对付英国。武装中立联盟瓦解了，英国也不再与俄国为敌。1801年6月帕伦被免职，9月帕宁也辞职了。

亚历山大登基首日，就下诏释放成千的政治犯。不久，保罗的亲信、执行恐怖政策的特务也被驱逐了。3月30日，他召集12位“忠诚信实的大臣”，组成了“永久议会”（Permanent Council），对沙皇的立法、政务提供建议和批评。他重用了一些思想开明、主张变革的贵族，有些还是从放逐中召回来的。科丘别伊伯爵任内务大臣，诺莫西尔特索夫为国务卿，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为教育大臣，主张联俄以求波兰独立的波兰志士恰尔托雷斯基王子（Prince Adam Jerzy Czartoryski）任外务大臣。各部会首长组成国务院，为另一个咨议机构。亚历山大又从瑞士召回拉阿尔普为顾问，协助沙皇拟定政纲（1801年11月）。这个行政系统之下设贵族参议院，有立法、司法之权。参议院的敕令（ukases，相当于拿破仑政府的senatus consulta，即《罗马法》中参议院通过的立法），除非沙皇否决，不然即有法律效力。地方政府官员仍由中央派任。

这些制度和拿破仑的帝国宪法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俄国并无民选的下议院，而且农奴仍然存在，没有参政的权利。亚历山大当政初期，左右都是开明积极、学识渊博的有志之士，但他们正如拿破仑所说，“仍为现实的情势左右”。这个国家90％的人都是强壮但目不识丁的农夫，他们除了自己的村庄外，不会关心其他的事物。俄国必须维持政治、经济的秩序，必须解决生产、分配的民生问题，必须应付关系民族存亡的国防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人权”显得只是一个大而无当、虚幻缥缈的抽象名词。亚历山大本人也受制于强大有力的贵族阶级，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控制了地方的农业、司法、警察及农村的工业，俨然自成一个系统。农奴制度行之已久，已成为社会根深蒂固之物，沙皇也不敢轻易加以攻击，唯恐社会秩序因此崩溃，王位不保。亚历山大曾接过农民的申冤，而且“多次严惩犯罪的主人”，但他终究不能援引这些个案前例，来拟就解放农奴的计划。亚历山大二世时，才解放了农奴（《解放宣言》前两年）。1812年，拿破仑由俄战败归国后，他对亚历山大不能解放农奴这件事并没有攻击，他告诉科兰古：“亚历山大太开明了，对于俄国人来说，他太过民主了。俄国这个国家需要大刀阔斧、强悍有力的统治者，而亚历山大只适合巴黎人……他对女士殷勤体贴，对男士谦恭有礼……他绝佳的风度和周到的礼仪，倒是很吸引人的。” [1]

虽然限制重重，亚历山大仍然略有进展。他设法让47 153名农奴自由。他下令修订法律条文，使其系统分明、连贯一致，没有语意晦涩的现象。他在诰令中说明他的用意：“法律统一后，人民的福利才立下了根基。我相信目前的各种措施可以为国家带来幸福的岁月，但唯有法律才能保障这些措施永远实行。因此我从登基首日，便已致力调查本国法律的情况。”他规定起诉、审判、判刑都必须依一定法律程序进行。政治犯不得秘密审判，应由普通法庭处理。新法废除了秘密警察、严禁刑讯（保罗也曾下令禁止，可是终其一朝，刑讯不曾真正废止），赋予自由公民迁徙和出国的自由，外国人进入俄国也方便多了。亚历山大又邀请1.2万名流亡国外的人士归国。出版检查制度仍旧存在，但如今隶属教育部。上谕也恳请检查当局要对作家采取宽容的措施。外国书籍进口的限制取消了，但外国刊物仍被禁限。1804年的法令又规定，大学的学术活动在大学评议会的管制下，享有完全的自由。

亚历山大知道，任何革新的措施如得不到广大民众的了解和支持，不可能蓬勃地展开。1802年，他命令诺莫西尔特索夫、恰尔托雷斯基王子、莫拉米奥夫协同教育部重新组织公共教育的系统。1803年1月26日的立法，划分全俄国为六大教育区，规定每区至少设一所大学，每省（guberniya）至少设一所高等学校，每县治所在地至少设一所县立学校，每两教区至少设一所初等学校。除了已有的莫斯科、维尔纳、多尔巴特等地的大学外，又在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喀山设立大学。但是贵族仍然维持私人的教师和学校供子弟就读，正统的犹太教拉比还认为学校是魔鬼摧毁信仰的工具，要求犹太家长加以抵制。

[1] 这些对亚历山大的看法，出自一个十分了解他但不该敬爱他的人。一些近代的法国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的开明论调是矫揉造作，非出于至诚。他们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充满了诡诈欺骗的伎俩，只是用甜言蜜语加以遮掩而已。这两种观点形成了对比。

亚历山大治下的犹太人

叶卡捷琳娜二世已将“犹太移置区”犹太人的处境大为改善了。所谓“犹太移置区”即指俄国境内犹太人获准居住的区域。1800年，这个区包括波兰被俄国占领的地区，南俄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基辅、车尔尼戈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 [1] 、克里米亚等地。犹太人不准在此区域外永久居留。1804年，犹太人口约90万人。他们在此区内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如出任官职；但仍有歧视的情况，如犹太人想进入商界，必须缴纳两倍的税金。非犹太籍商人指称，犹太人如不加以限制，自由参加竞争，势必打垮别人。1790年，莫斯科商人曾请愿控告犹太人“以低于正当的价格出售外国货，造成了本地商人严重的损失”。同时，乡下酒店也讨厌犹太人的竞争，所以政府想尽对策限制犹太人，只准他们留在城市，不可到乡下。1795年，叶卡捷琳娜下令犹太人只能在城里登记居留及取得公民权。

1802年11月，亚历山大任命数名官吏组成了“犹太人生活改善委员会”，研讨犹太人的困难，并呈进改善的方案。委员会邀请了“卡哈”（Kahal）——办理犹太人自治、赋税的行政委员会——派代表到圣彼得堡和政府商讨犹太人的困难。委员会向这些代表报告了解决方案，代表商议多次后，要求延迟6个月答复，这样他们才可以由卡哈获得更详细的指示和更广泛的授权。但是委员会不答应，径自将提案送给了卡哈。委员会拟议规定犹太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得经营酒类。卡哈反对此案，请求至少延缓20年实施，犹太居民经济上方可适应。委员会拒绝了。1804年12月9日，沙皇同意颁布《犹太法案》。

法案规定了犹太人的权利，但限制他们只能住在城市里。所赋予的民权广泛具体。法案保证犹太人可进入俄境任何公立学校、大学预科和大学。犹太人可自己设立学校，但俄文、波兰文、德文三种语言必须任选一种列入课程，并作为法律文件的规定语言。犹太社区可以自行选举拉比和卡哈，但拉比无权将人逐出教会，卡哈必须负责收缴赋税。政府欢迎犹太人在“移置区”内特定地区购买无主的耕地，以农为生。他们也可在皇家的土地定居，在前几年政府还免除他们的赋税。

然而，1808年1月1日以后，任何犹太人既不得在乡间租赁土地，开设旅馆、酒店……也不得在乡间贩卖酒类，或以任何借口居住乡间。这等于说——6万名犹太人要携家带眷离开乡间的家，流浪天涯。成百上千的请愿书涌至圣彼得堡，恳求延迟这个集体迁徙的计划，连许多基督徒都加入了请愿的行列。

科丘别伊伯爵禀告亚历山大：拿破仑正打算在巴黎召集西欧拉比的参议大会（Sanhedrin），来拟订方案以求犹太人的全面解放（1807年2月）。于是，亚历山大下令将此意见纷纭的计划暂缓执行。他过去一直想以开明专制的作风，使西方刮目相看。他和拿破仑在泰尔西特（1807年）和爱尔福特（1808年）的会面可能又勾起了旧日的志向。1809年，他认为：“犹太人贫苦不堪，离开目前居所后绝无谋生之计，也很难在新环境里定居，政府也无力安顿他们。”因此他指示属下，这个迁移方案不宜实施。后来拿破仑入侵俄国，战事已在眉睫之际，亚历山大不禁暗自庆幸，当初幸亏不曾实行此法案，犹太人对他的敬爱和对国家的忠诚，才能至今不变。

[1] 即今日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

俄国的艺术

对名人显贵、珍奇异宝，都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者，当数利涅王子。约1787年，他形容圣彼得堡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1812年，斯塔尔夫人也评价这座城市为“世上最动人的城市之一”。彼得一世嫉妒巴黎的名声，那时就已开始装饰新都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建造了不朽的宫室来抚慰遗弃的情夫，这些雕梁画栋诚然要比她的爱情更为持久。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皇家的志业，守卫这些面对涅瓦河的宫殿。这时正是欧洲的新古典时代，沙皇、女沙皇都忘记了俄国建筑的本来形式，转而追求罗马的艺术风格。他们远至意大利、法国访求建筑和雕刻大师到俄国来，以这些古典的艺术杰作增加了斯拉夫民族的荣耀。

冬宫1755年由拉斯特里（Bartolomeo Rastrelli）开始建造，1817年由科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与罗西（C.J.Rossi）完工，为全欧首屈一指的皇家建筑。凡尔赛宫与冬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黯然失色。冬宫有15英里长的走廊，2500个房间，名画成千，大理石柱更不计其数。第一层就有2000名仆役。在一翼有铺稻草的畜舍，母鸡、鸭、猪、羊聚集其中。

亚历山大在泰尔西特与拿破仑会面后，更深有所感，觉得不仅要与拿破仑在争权夺利势力范围上互争长短，首都的宏伟壮丽也要胜过法国。于是他延聘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以他们的艺术背景和技术辅佐国内热忱吃苦的建筑师。当时西方艺术家仍奉希腊、罗马作品为圭臬，但是他们也到罗马废墟以外的地方，如意大利南部，希腊文明的遗迹像赫拉神殿（近萨莱诺湾的帕埃斯图姆）去寻找灵感。这些建筑和万神殿同样年代久远，同样瑰丽奇美。俄国新古典主义的狂热，更因多利安式圆柱呈现的雄浑之美，增添了新意。

不过，亚历山大的“帝国风格” [1] 建筑最引人注目的一面是俄国建筑已逐渐脱离了拉丁文化的影响，自成一格。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顶尖的建筑师是三个意大利人——拉斯特里、里纳尔迪、科夸伦吉。亚历山大一世手下的主要建筑师虽然受法国的影响，却已是三个俄国人了，即托蒙、莫洛宁克西、萨哈罗夫。意大利人罗西是在亚历山大晚年才居于领导地位的。

当时，圣彼得堡商界、金融界的地位日渐提高。亚历山大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赞赏，1801年委派托蒙设计建造股票交易中心。这位雄才大志的建筑师由希腊神殿得到了灵感，平地矗立起一座巨大无比的艺术圣殿来，与当时巴黎的布龙尼亚股票交易所齐名于世。莫洛宁克西的杰作是喀山圣母大教堂，这座大教堂1801至1811年建于涅瓦河畔，供奉喀山圣母。这座教堂的柱廊呈半圆形，精美之至，圆顶呈三层重叠，这种风格显然是仿效贝尔尼尼和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否则也是受了近代巴黎苏夫洛万神殿的影响。萨哈罗夫的海军本部评价更高。这栋建筑物是为海军设计的，许多的石柱、少女立像柱、浮雕带、高耸的尖塔构成了1/4英里长的海军建筑物。与这栋艺术圣殿交相辉映的是参谋本部，为亚历山大死后罗西建于宫门广场的。

蒙特佛兰德（Ricard de Montferrand）受尼古拉一世之命，建造了一根纪念柱，为亚历山大时代的巅峰杰作。这根纪念柱一柱擎天，高耸云霄，可能是受了巴黎旺多姆纪念柱的影响。俄国人以这个纪念柱向亚历山大呈致了永远的敬意——这位沙皇以武力征服了法国，对法国艺术的崇拜也始终如一。

罗马征服了希腊，承袭了希腊的艺术传统，而法国艺术家又向罗马顶礼膜拜。如今俄国雕刻家又向法国人执弟子之礼。本来俄国东正教的东方色彩十分浓厚，一向对肉体抱着恐惧的态度，视其为撒旦的工具。由于这种宗教的影响，俄国人大都对须毫毕现的雕刻避之唯恐不及。直到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崇尚西方文明，启蒙时代瑰丽奇特的异教风格也因此随之传入俄国。俄国人一向在宗教和肉欲之间挣扎、彷徨，如今才逐渐打破了对肉体的禁忌。法国的法尔科内仰慕叶卡捷琳娜的名声，1766年到俄国从事雕塑，1778年才离俄。他划时代的作品为《圣彼得大帝塑像》，铜人铜马高耸空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为艺术挺身而出，强调艺术的目的是表现力、真、美，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1757年，美术学院创立于圣彼得堡。一年后，吉莱来校教授雕塑艺术。他的学生谢德林被送往巴黎研究雕刻的技巧。谢德林表现卓越，所作的《维纳斯》雕像竟与其模型——他法国老师达勒甘所作的《浴袍》（Baigneuse）——不相上下，就是他为萨哈罗夫的海军本部大门雕刻的少女立像柱。吉莱的高徒里辈分最小的是马尔科斯（Ivan Markos）。马尔科斯曾在罗马和卡诺瓦、托瓦尔森共同研习艺事，他的作品除了呈现他们古典主义崇尚古人形式的风格外，当时浪漫主义的情绪正逐渐取代古典主义，他也将之糅合在作品中。他雕刻了一些哭泣的大理石雕像，评论家很不满意，说他的作品只适合放在公墓里。

由于美术学院深受法国的影响，俄国的传统画风已大大改变了。1750年以前，俄国画坛全是宗教作品，或是以蜜、水、胶混合颜料画成的圣人像，或是画在木板上的壁画。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法国艺术特别偏爱，她从法、意进口作品、延聘画家，不久便在俄国掀起了仿效法国的风气。油画取代了壁画，帆布的画面取代了木板，世俗生活取代了宗教的题材，他们画起史事、人像、风景，甚至日常生活来了。

保罗和亚历山大在位时，四位画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博罗维科夫斯基（Borovikovsky）可能受了1800年在圣彼得堡作画的维吉·勒布朗的启示，专门以宫廷的年轻女子为题材，画了许多风情万种的坐像。她们明媚凝思的眼睛、丰满迎人的胸脯、流动轻盈的长裙，尽入画中。在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老年时所作的画像里，他把她无邪、朴实的一刹那表现了出来，这种表情和平日贪于情欲、如狼似虎的女沙皇简直判若两人。他也留下了一幅名为《戴帽的无名女士》的人像，作者毫不留情地把画中人的沮丧神情表现出来，主人公一般被认为是当时为逃避拿破仑而环游欧洲的斯塔尔夫人。

阿列克谢耶夫（Feoder Alekseev）本来是被派到威尼斯研习装饰的，归国时却成了俄国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家。1800年，他以莫斯科为主题，作了一系列的画。后来拿破仑大军逼近首都时，罗斯托普钦将军（当时莫斯科的守将）为了防卫俄国，纵火烧掉了1/3的莫斯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都市的本来面目，阿列克谢耶夫的画就是最好的向导。

小谢德林为前面提过的雕刻家之子。他热爱大自然，这似乎比女士更能为他的慧笔带来灵感。1818年，他被送往意大利学习艺术后，爱上了那不勒斯和索伦托的阳光、海湾、海岸、森林。看了他送回首都的风景画，一定会更觉得圣彼得堡的凄冷了。

基普仑斯基（Orest Adamovich Kiprensky）为当时俄国画家中已臻大师境界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女奴的私生子，女奴的丈夫收养了他。他后来成了自由人，因缘际会进了美术学院。他早年的人像作品十分杰出，有一张以继父为题材，作于1804年，那时他才22岁。他在画像里把俄国人强壮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画像也正是俄国大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Kutuzov）的写照，是这种性格在1812年至1813年领导着俄国人长驱直入巴黎。 [2] 基普仑斯基这么年轻就具有艺术的慧眼和大师的技巧，能表现出俄国人的民族性格，真令人难以相信。与这幅画风格迥异的是他为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画的人像，画中人面貌俊美，多愁善感，探索思考的神情，似乎几十部不朽的名著正在脑中孕育着。他为骑兵军官达维多夫画的全身像（1809年）也是风格独特。画中人服饰鲜艳夺目，神采飞扬，手扶剑柄，俨然要以此剑为天下执法。他1813年为巴枯宁（Aleksandr Pavlovich Bakunin）年轻时所作的画像，又是另一番意境——一个世纪后的哲学家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和此巴枯宁的关系不得而知。前者以不同的“真理”和马克思分庭抗礼，创立了俄国的虚无主义。基普仑斯基本人也富于叛逆的精神，他同情1825年的“十二月党”（Decembrist）叛变，因而成了社会的叛徒，亡命佛罗伦萨。他曾应当地沃夫兹画廊的请求创作一幅自画像。1836年，他在意大利去世，后代的俄国人公认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但这已是他身后之事了。

[1] 帝国风格的建筑形式特异，一般均为政府建筑，其特征为注重室内装饰。

[2] 苏沃洛夫，俄土之战统帅；库图佐夫，俄法之战统帅。

俄国文学

俄国文学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曾大放异彩，但也在这个时代凋零衰落。叶卡捷琳娜醉心西方文化，很少有君王像她那般痴迷狂热。她垂青启蒙运动，许多当时的思想界领袖公开投奔旗下，她用巧妙的手段网罗了伏尔泰、狄德罗、格林在法德以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为俄国声援，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启蒙运动的神祇，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叶卡捷琳娜眼中立刻成了断头台的教父，被抛弃了。俄国宫廷仍然说着18世纪的法语，可是俄国作者开始郑重宣扬俄语的优美。据斯塔尔夫人说，有些作家甚至“用聋、哑这些字来形容不重视俄语的人”。一场激烈的争辩爆发了，而且逐渐演变成全国的论战。一方仰慕西方的文学宗师，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维护本国的道德规范、风俗习尚，主张采用国内的题材、语言、文体。这种“亲斯拉夫”运动的主要精神在于肯定俄国民族智慧和风格的价值，这种运动自有其源头，也是合乎时代的需要而生的。这种运动为19世纪潮涌而来的俄国文学大师开辟了康庄大道。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战争也激扬了这种民族的自觉。

亚历山大其人一生象征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他心思细致，能欣赏体会自然、艺术、女人、自我的美感。他能探悉艺术双重的奥秘，知道赏心悦目的事物和高风亮节的情谊，都似过眼云烟，唯有艺术的奇迹能使它们不朽。他知道现实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唯有艺术能从其中提炼出真理来，照亮人心。这位日耳曼凯瑟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闺名）的长孙在崇尚法国文化的宫廷中长大，又受了拉阿尔普的教导，成了标准的绅士，仪态教养比起任何法国人都不逊色。卡拉姆津（Karamzin）等人努力引入幽雅成熟的法国文化，充实俄国的语言和习尚的举动，亚历山大当然赞同。他和拿破仑的友谊（1807—1810年）加强他西化的倾向，但是和拿破仑的冲突触引了他的乡土情怀，他转为和西斯可夫这些“亲斯拉夫”运动的人在一起了。沙皇倾向哪一边时，他就以金钱、闲差、奖章、礼物等来奖赏哪一方的作者。他下令政府出版对文学、科学、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作品，他赏赐作者金钱，请他们翻译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的作品。卡拉姆津有意写一部俄国史，可是怕写作途中有三餐不继之虞，沙皇得悉此事，立刻每年赐给他2000卢布，还命令财政部负责出版的经费。

卡拉姆津的父亲为伏尔加河下游辛比尔斯克省（Simbirsk，即今之乌尔雅诺夫斯克）的鞑靼地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学习德语和法语，后来游历德、法、英、瑞士各国，语言能力已能从容应对。他回国后创办了《莫斯科月刊》（Moskovsky Zhurnal），这个杂志最受欢迎的一栏是他撰写的《一个俄国旅人的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他的文体轻快优雅，不仅描述所见的景色，还将览物之情娓娓道来。卢梭的影响和俄国人多愁善感的个性都溢于言表。他在1792年出版的小说《可怜的丽莎》（Poor Lisa）中，描写一个乡村女子遭到诱奸、遗弃然后自杀的故事。由于这本小说，卡拉姆津浪漫主义的风格更为明显了。这个故事并非源于真人真事，但丽莎跳水的池塘成了俄国青年爱情的朝圣之地。

卡拉姆津的每类文学作品几乎都享有盛名。他的诗是十足浪漫主义的韵味，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文学批评把“亲斯拉夫”主义的人都吓了一跳。在他旅游列国的耳朵听来，俄文的批评词汇似乎不是佶屈聱牙，便是字义不精确，或是不够悦耳。他引进了法文和英文的词汇，取而代之。西斯可夫指责他是卖国贼。卡拉姆津坚持立场，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净化了俄语，扩展了俄语的词汇，也使俄语成为音乐的语言，为后世的文学家普希金、莱蒙托夫（Lermontov）留下了纯净敏锐的语言工具。

卡拉姆津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言行一致。他果真写成了第一部真正的《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长达12卷。他靠着政府的资助，除了睡眠外，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努力写作。他从以前的史籍找寻资料，采精去芜而成巨著。他加入了情感的笔调，使前人冰冷的记事充满了生气。他的文体流畅明朗，使这段漫长的故事生色不少。前8卷问世时（1816—1818年），共印了3000本，在25天之内销售一空。在这部史书里，他认为俄国民族长期与无情的气候、野蛮民族的侵略奋斗，等到民族强大、势力扩张后，又必须制定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对这样的民族，君权至上的政府最为适当。整本书洋溢着忠君的思想，他的书因此无法和伏尔泰、休谟、吉本的史学巨作抗衡。可是这本书成了后来诗人和小说家取材的宝库，如普希金在这里找到了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的故事。这本巨著和把拿破仑驱出莫斯科的战绩一样，激励了民族的自信。因此，宣扬民族精神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和音乐突出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文治辉煌的“亚历山大春天”里，如果说卡拉姆津是俄国的希罗多德，克雷洛夫便是伊索了。他是一个穷苦军官的儿子。他的喜剧大概受了军营生活的影响，对白流利，嬉笑怒骂，词锋异常锐利，对现实的批评针针见血。最后他终于被迫缄口不言，退出了文坛，从事实际的行业。他先后当过家庭教师、秘书、纸牌玩家和赌徒。1809年，他出了一本寓言，这本书描写的人类，引得所有识字的俄国人哈哈大笑，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作者嘲弄的对象。有些故事正像在其他的寓言集一样，仿效早期的寓言作家，特别是模仿拉封丹。大多数故事都是以抑扬格写的，节奏缓慢，每行诗长度不等。克雷洛夫用字通俗，借了狮子、大象、乌鸦和其他动物哲学家的口，来诠释一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像其他作者一样，他发现了做大寓言家的窍门：智慧往往在无知农民的话语中，寓言的至高境界在探索人类虚伪表皮背后的真我。克雷洛夫揭露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丑陋，认为读读讽刺的文章，与在牢中一月同样可为我们的良师。可是读者往往想不到这些故事就是嘲讽自己，所以大家还是争先恐后购买这本小书。在这个文盲遍地、识字能力足以引以为傲的国度里，这本书10年里居然卖出了4万本。克雷洛夫不时重弹此调，1809年至1843年又出了9本寓言故事。政府觉得他的故事一般来说不偏激，感激之余便给了他一个图书馆员的工作以便维生。他也就心满意足，安守本分，懒懒散散地过日子。75岁那年，一天他因为吃了太多的松鸡肉，去世了。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1805—1812）

他们两人同样以武力，而且几乎同时夺得大权。拿破仑1799年11月9日执政，而亚历山大1801年3月24日登基。掌权时间的相近缩短了两者疆域的阻隔，他们就像斗室中两股敌对的力量，不停地扩充。在奥斯特利茨他们兵矛相见，在泰尔西特缔结和约，就这样把欧洲撕成两半。他们为了争夺土耳其成了对手，每一方都想取得君士坦丁堡这把欧洲的钥匙，入主大陆。因为波兰是东西兵家必争之地，法俄都不停地讨好波兰。1812年至1813年的法俄之战实为霸权属谁的关键，甚至还可能决定印度的主人。

亚历山大1801年即位时，还是个24岁的年轻人，就面临着喧哗疯狂的国际舞台和一群老奸巨猾的强权人物。他的外交方针始终摇摆不定，但他还是不停地扩张疆土。俄国和土耳其时战时和，1801年至1803年，他并吞了格鲁吉亚和阿拉斯加。1802年，俄国、普鲁士结盟。1804年，俄国与奥地利结盟，1805年与英国结盟。1804年，他的外交部长奉命拟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他曾称赞拿破仑执政的政绩，然而拿破仑将当甘公爵 [1] 草率处死后，亚历山大又对他大加鞭伐。他加入了奥地利、普鲁士，以一场惨烈的大战来讨伐这篡位的拿破仑（1805—1806年）。不久他又和拿破仑在泰尔西特会面拥吻（1807年），他们还取得了协议，同意两国能各得到一半的欧洲，应该很满足了。

双方离开泰尔西特时，都自信在外交上赢得了一场胜利。拿破仑敦劝沙皇舍弃英国而与法国结盟，并希望俄国执行大陆封锁政策，抵制英货。而亚历山大自从俄军主力在弗里德兰之役瓦解后，国力空虚，因此协议可免敌人入侵灭亡俄国。同时，他现在已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瑞典和土耳其。拿破仑的军队和政府上下都为他这次军事外交的胜利喝彩，然而亚历山大回到圣彼得堡时，他的家庭、贵族、宫廷、教会、商界和老百姓，几乎每个人都十分震惊。他们想不到他竟和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强盗、无神论者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约。因此，罗斯托普钦伯爵还必须写文章替沙皇辩解，说《泰尔西特和约》只是暂时性的停火协定而已，还说与拿破仑之战只是时机未到，一定会再爆发的，到那时一定要战至拿破仑灭亡为止。

商人十分清楚，和约签订后俄国必须执行大陆封锁的协定，因此他们也加入了反对和约的行列。俄英之间的贸易是商业界蓬勃发展的主因，一旦两国贸易受到禁止，他们许多人要倾家荡产，国家经济也将土崩瓦解。事实上，俄国政府1810年就已濒临破产了。

亚历山大失去了信心，统治变得严酷了。他恢复了对言论和出版的限制，废止了革新的计划。政府中自由派的官员如科丘别伊伯爵、恰尔托雷斯基王子、诺莫西尔特索夫辞职了，其中两人还离开了俄国。俄国保守派的气焰日益高涨。1809年，沙皇为了对抗保守势力的冲击，起用了斯佩兰斯基伯爵。他言论激烈，甚至主张沙皇应置于宪政之下。沙皇任命他为参询国事的顾问。

斯佩兰斯基伯爵生于1772年，为一个乡村教士之子。他对科学甚为喜爱，在一次圣彼得堡的学术研究会上，他的作品获得了沙皇的青睐，因而被擢升为数学和物理学教授。1802年，他在科丘别伊伯爵属下任职于内政部。他工作辛勤，呈上的报告极有见地，因此沙皇提拔他督导俄国法律的修订。1808年，亚历山大第二次会晤拿破仑时，曾携斯佩兰斯基同行，说他是“俄国唯一头脑清楚的人”。据野史记载，亚历山大问他关于拿破仑治下各国的评价时，他的答复鞭辟入里：“我们以人才取胜，而他们以制度见长。”回到圣彼得堡后，他益得沙皇赏识，日渐得势，君臣惺惺相惜，一致认为俄国政府非做全面的改革不可。

斯佩兰斯基打算终止农奴制度，不过他也承认1809年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可是他也许想起了施泰因在普鲁士类似的措施，想加以效法。他建议先下令准许所有百姓购买土地，下一步即可举行选举，城镇里有产业的人都有权投票选出当地的议会，这个议会有权控制城镇的财政、任命官吏并选出区议会及向区议会呈递议案。区议会有权任命区内的官吏、起草区内行政的议案，并向圣彼得堡国会派出代表、呈递议案。只有沙皇有权制定法律，但国会有建议新法令之权，以供沙皇裁定。国会和沙皇之间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由沙皇任命委员，协助他处理行政和立法的事务。

亚历山大大致同意这个计划，可是国内人士起而阻挠。贵族觉得地位动摇了，他们不信任平民出身的斯佩兰斯基，他们控告他偏袒犹太人，是亲法派。他们又在亚历山大面前大进谗言，说斯佩兰斯基野心勃勃，意图操控沙皇。政府官吏也加入攻击斯佩兰斯基的阵营。这主要是因为他力请沙皇下了一道命令（1809年8月6日），规定高级行政人员必须具备大学学位或通过严格的考试。反对派人多势众，亚历山大心意也动摇了，最后竟然承认，就当时的国际情势而言，国内政府经不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验。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关系恶化了。拿破仑娶了奥地利公主。1811年1月22日，拿破仑并夺了沙皇之妹的公公的奥尔登堡大公国。拿破仑解释说公爵不肯禁止英货进口，就要以此作为补偿。拿破仑还在俄吞并的波兰领土附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亚历山大也不高兴这件事，他害怕拿破仑随时会让一个仇视俄国的波兰复兴。最后，他决定对贵族、商人让步，以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他知道俄国商人、官吏仍在进口英国或英国殖民地的货品。他们伪造文书证明这些货品来自美国，以求合乎进口的条件。对这件事亚历山大故作不知，有些货品因此还从俄国流入普鲁士等国。拿破仑由俄驻巴黎使节，向沙皇严词抗议。亚历山大却于1810年12月31日明令准许英殖民地商品进口，还降低其关税，同时提高法国商品的关税。1811年2月，拿破仑致沙皇书信，语多惋叹：“阁下已不再视我为友，法俄联盟在全欧及英伦三岛眼中，已不复存在矣！”亚历山大没有回信，却在西部前线各据点动员了24万大军。据科兰古说，沙皇早在1811年5月就已决心与法国一战，沙皇曾说：“拿破仑可能会打败我们的，而且胜算极大。但他那样也不得安宁……我们有广阔的国土可以后退……我们要让天气，让冬天来和敌人作战……即使退到堪察加半岛，也绝不割让一寸国土。”

圣彼得堡的英国外交官，他宫廷里的施泰因等普鲁士流亡人士过去一再禀告沙皇，拿破仑的目的是征服全欧洲，沙皇现在总算相信了。沙皇政治革新的计划曾使他和国内大多数名门世家大为疏远，现在亚历山大为了团结国内力量，只好放弃改革。他觉得连平民恐怕都没有接受革新的准备呢！1812年3月29日，他将斯佩兰斯基免职，又将之驱出宫廷，驱出圣彼得堡。他逐渐只听从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话了。4月，他和瑞典签订条约，承认瑞典对挪威的主权。他秘密命令驻节南方的使节向土耳其求和，连瓦拉几亚、摩尔多瓦的主权也放弃了。所有俄国军队必须待命，防范拿破仑的入侵。5月28日，签订了俄土和约。

亚历山大知道自己正在孤注一掷。在这些紧张忙碌、国事繁重的日子里，他已经慢慢转向了宗教，以求精神的寄托。他祈祷，天天研读《圣经》。他觉得他在主持正义，必能得天之助，这个想法使他欣慰不已，使他坚强起来。他把拿破仑看成邪恶的化身，看成利欲熏心的暴民头子，无餍地追求权势。只有他亚历山大，有虔信上帝的子民及天赐的广大国土为后盾，才能遏止这个到处掳掠的恶魔、挽救欧洲的独立、恢复其亘古的秩序、把万邦从伏尔泰的邪说里带出并重归耶稣信仰。

1812年4月21日，他率领政府要员，在百姓的祈祷声中，离开圣彼得堡，启程南下俄属立陶宛首府维尔纳（4月26日）。在那里，他率领大军，等待着拿破仑。

[1] 当甘公爵为波旁公爵独子，他死后法国孔代家族即告灭绝。有人诬告当甘公爵图谋叛变，拿破仑不仔细查证，遽然即令将其处死，这一鲁莽行为在国外引起一片抗议之声。

第四部　拿破仑的升沉

《雾海上的漫游者》（弗里德里希，1818年）。弗里德里希是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他以广漠而孤寂的风景画，表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孤独而又崇高的地位。

第一章　执政府（1799.11.11—1804.5.18）

新宪法

·执政官

1799年11月12日，临时执政官——拿破仑、西哀士和迪科，借旧议会的两个委员会之助，在卢森堡宫会商重建法国。西哀士和迪科是以前五人执政团的执政官，已在该处拥有寓所。拿破仑、约瑟芬、欧仁、奥尔唐娜和他们的幕僚则于11月11日迁入。

政变的胜利者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政治、宗教和道德紊乱的国家。农民们担心一些返回的波旁皇族的人会废止他们的所有权利，商人和制造业者眼看他们的兴隆遭到港口封锁、道路荒芜、公路抢劫的威胁，资本家不愿投资于一再被颠覆的政府公债。如今，人们强烈要求厉行法律、建设公共工程及救济贫穷时，国库却仅有1200法郎可供支配。宗教界继续采取对立立场：法国8000名天主教教士中，有6000人拒签《教士公民组织法》，而且暗中或公然反抗政府。退出教会的公共教育虽有堂皇的文告和计划，却在荒废没落中。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家庭，已被离婚的自由，被普遍、草率的结婚及反孝道动摇。曾在1789年昂扬的爱国心和勇气显示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渐渐消失于人民厌倦革命和战争、怀疑每个领导者和对自己希望的怀疑中。于是产生一种情况，即不要政治手腕而要政治才能，不要盛大会议中的悠闲的民主辩论而要独裁政治（马拉预见此事而且竭力主张）——同时结合远大展望、客观思想、不停努力、明辨的机智和领导的决心。这种情况注定了拿破仑脱颖而出。

在他们的初次会议中，迪科提议由这位30岁的将军主持会议。拿破仑则安排由他们三人轮流主持，并建议由西哀士领头策订新宪法，以安慰西哀士。这位上了年纪的理论家退回他的书房，并听任拿破仑（迪科顺从之）颁布法令，谋求获得行政的秩序、国库的偿债能力、党派之间的容忍，及从遭到强行篡夺权力滋扰的人民获得一段信任的期间。

这位主裁执政官的首次举动，就是收好戎装而选择毫不夸张的平民服装，他将成为舞台的主人。他宣布他的意图，一俟成立新政府，就跟英国和奥地利媾和。早期他的雄心显然不在迫使英国投降，而是要安定和强化法国。这时的他，被皮特称为“革命之子”——革命的产物和保障者，革命经济利益的巩固者。不过，他也明确表示他想成为革命的终止者——内部纷争的平息人，繁荣和平的缔造者。

他反对递解38个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者出境（1799年11月17日），以取悦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支持对他的权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极端的独裁政治，激起的不满超过称赞。不久他修改法令，改为在省境内放逐。他废除20％至30％的充公税，这种税是五人执政团对中等阶层课征的全部收入，他废除将杰出的公民作为人质看管以便在他们的地区有反政府的罪行时，向他们罚款或加以放逐。他邀请旺代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来开会，提供友好的保证，并与他们签订暂时停止宗教战争的休战协定（12月24日），以安抚该地的天主教徒。他命令1793年前奉献的天主教堂，除旬日外，恢复日日做礼拜。12月26日或其后不久，他召回放逐中的胜利革命党派的受害者：前国民会议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拉法耶特；被排除的公安委员会委员，如巴雷尔；共和12月18日政变放逐的保守者，如卡诺，他回到军部工作。拿破仑将公民权利归还给行为良好的贵族和爱好和平的亲戚逃亡者。他终止助长仇恨的庆典，如庆祝路易处死、吉伦特党的放逐和罗伯斯庇尔的败亡。他宣告不以任何一派——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或保王党的利益，而以全国的代表身份统治，他声称：以一党的利益为统治，迟早必受控制于该党。他们永远无法使我这么做，我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除了妒忌的将军和坚定不移的激进的雅各宾派人外，几乎所有的法国人民都来看他。早在11月13日，舆论已决定性地转向他。普鲁士大使在那天写给他政府的报告中说：“先前的每次革命，激起大量的不信任和恐惧，这次迥然不同，我本人可以作证，它已鼓舞起每个人的精神和唤起最生动的希望。”11月17日，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值跌至11法郎，20日升至14法郎，21日升至20法郎。

西哀士向其他执政官提示他的《共和八年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VIII，共和八年即1799年）计划时，他们马上看出这位前革命的促成者已丧失了许多对第三等级的赞美，该阶级曾促成他撰写10年前出版的煽动性的小册子。如今他深信没有任何宪法能长期支持一个政府——如果两者是根植在无知的诉诸情感的群众顺利的愿望中。当时法国几乎没有中等学校，而新闻界是热烈的党派性的媒介，曲解而非报道一般人心。他的新宪法旨在保护国家，以免一头是普遍的无知，另一头是专制的统治。他成功了一半。

拿破仑修正了西哀士的建议，但接纳了大部分，因为他也无意于民主。他并未掩盖他的意见，认为人民尚未具备能力以明智地决定关于候选人和政策。他们太容易被个人的诱惑力、雄辩的口才、购得的刊物或心向罗马的教士左右。他认为人民会觉察到他们无法胜任对付政府的问题。如果总复决投票时，将新宪法提请他们决定可否通过，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此时西哀士将他的政治哲学重新陈述于一句基本格言中：“信任应源于人民，权力应来自政府。”

他先从对民主政治略表敬意开始。凡年满21岁以上的法国人应投票选举其中1/10的人为公社名士议员（communal notables），这些人应投票选举其中1/10的人为县名士议员（departmental notables），县名士议员应投票选举其中1/10为国家名士议员（national notables）。民主止于此：地方官员须从公社名士议员中委派——非选举，县级官员从县名士议员中委派，国家官员从国家名士议员中委派。一切委派均由中央政府为之。

中央政府由五个部门组成：（1）国务会议，通常由国家元首指派25人，授权提出新法律。（2）护民院，由100位护民官组成，被授权讨论所提的法令议案，并提出劝告。（3）立法机关，由300人组成，被授权对所提法令议案决定是否通过制定法律——但不予讨论。（4）元老院，通常由80个心智成熟的人组成，被授权废止它判为不符宪法的法律，指派护民院和立法机关的成员，为其本身从国家名士议员中吸收新分子，并接受由大选举人指派给它的新分子。（5）大选举人。

这是西哀士为国家元首提出的约章，但拿破仑拒绝该约章及其说明。他明白在这些职位中，正如西哀士继续说明的，他只是一个未经他参与或同意而通过的法律的执行人、一个接待代表团及外交家，及主持正式仪式的有名无实的首领。他觉得没有这种执行仪式的才能；反之，脑海中充满了决心为要求秩序和指导，及不间断的国家尽速变为法律的建议。他告诉西哀士：“你的大选举人是一位无为的国王，这种摆架子无所事事者（rois fainéant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才智有热诚的人甘愿以600万法郎和在土伊勒里宫的一座寓所的代价， [1] 来忍受这样的呆滞生活？任命扮演的人而不扮演他本人吗？这是无法接受的。”他要求有权创制法律、颁布法令及不仅从国家名士中，而且从任何他发现才俊之处任派中央政府官职。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方案需要10年保证任期。他不希望被称为带有普鲁士意味的“大选举人”，而希望被称为第一执政，此称号带有古罗马的韵味。西哀士看到他的宪法落入君主政体，但得到元老院院长职位和赚钱的地产作为补偿。他和迪科辞执政官之职，经拿破仑请求（1799年12月12日）由康巴塞雷斯取代为第二执政，勒布伦取代为第三执政。

认为他们两个只是顺从的官吏或许是一项错误。他们都是具有真实能力的人。康巴塞雷斯曾任下五人执政团下的司法部长，如今担任拿破仑的法律顾问。他统辖元老院和国务会议（第一执政不在时）。在策订《拿破仑法典》方面，他扮演主要角色。他虽以备置豪奢的膳食而有些自满骄人，但他冷静深思的气质常使第一执政免于急躁的错误，他警告拿破仑不可和西班牙敌对，及避免俄国成为集体坟场——勒布伦曾是莫普的秘书，致力于防止波旁王朝的破产。他曾参与制定国民会议和督政府的财务法律，如今他从空无所有的国库开始，帮助创立新政府的财源。拿破仑很欣赏这两个人的才干，他成为国王时，他命勒布伦为大司库，康巴塞雷斯为首席法官，他们都对他忠实到底。

虽然他坚信法国的情况需要及早决定并迅速实施政策，在他的第一年，拿破仑仍向国务会议提出他的建议，听他们攻击和辩护，并积极参与讨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角色，他惯于命令而非辩论，他的思想常常优于言词，但他学得很快并在会议内外辛苦地工作，分析问题并觅得解决方法。他还只是一个平民执政官，容许自己被压制。会议的领袖们，如波塔利斯、罗德勒、蒂博多，都是才能卓越之士，非听命行事者，而且他们的回忆录记下了执政官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贡献。请看罗德勒说的话：

每次开会期间均守时，延长开会五六个小时……常常问：“那公平吗？”“那有用吗？”……使每个问题受到正确的详尽的分析，获取关于以往法理学的资料，如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的法律。如国务会议参与者不比前一天知道更多——不由他那里获得知识，至少由他强制他们做研究获得知识，则绝不休会……使他超越他们全体的特点是他的专心的力量、弹性和恒久性。我从未见过他疲倦。我从未发现他的心智缺乏灵机，纵然身体疲乏时……从没有人比他更专心在手头的工作上，更花时间在必须做的事情上。

[1] 指土伊勒里宫1871年被焚。

·部长

除了准备制定法律以统治法国外，拿破仑专注于更困难的行政工作。他将该工作分给八个部，选他能找到的最能干的人为部长，不拘其党派或其过去，有些是激进的雅各宾派，有些是吉伦特派，有些是保王党。在某种情况下，他容许个人的钟爱支配实际的判断。他命拉普拉斯担任内政部长，但不久他发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将无限小的精神带入行政”，他就将他调入元老院，并将该部长职位给予兄弟吕西安。

内政部长的基本而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恢复公社或自治区的偿债能力和活力，作为政治体的基础组织。

拿破仑在1799年12月25日致吕西安的函中说明他们的情况：

自1790年以来，3.6万个地方团体就像3.6万个孤女。作为旧封建权利的继承人，他们（公社）已被国民公会或督政府的地方自治受托人忽视或拖欠债务……新班底的市长、估税员、市政顾问只不过意味着新式抢劫而已：他们盗取了僻路、小径、森林，抢劫教堂，窃取公社财产……如果这个制度再延长10年，地方团体的遭遇将如何？除债务外他们将一无继承，将破产到请求居民周济的地步。

这是拿破仑在文学的心情下所言，所以有些夸大，如果真是这样，可能就已促成公社像巴黎一样选择他们自己的官员了。至于较小的公社，据最近历史学家评断，革命已揭露只有很少的村民被施以良好的教育及培植正直感和公益心。常常当地挑选出来的统治者，如那些从巴黎派出的一样，结果证明是无能、贪污或两者兼有，所以拿破仑不理会公社自治的请求。他退回到罗马执政制度或前波旁王朝的监督官制度，宁愿派任（或请内政部派任）每一行政区一位行政长官，每一郡一位次行政长官及每一公社一位市长。每位被任命者对其长官负责，最后对中央政府负责。所有如此任命的行政长官都是经验丰富者，而且大部分很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使拿破仑的权力得以传达。

行政事务（总行政组织）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可能除古罗马外是历史上最不民主、最有效率的。人民反抗该制度，但结果证明它是可抵御他们贪得的个人主义的一种矫正法。复位的波旁王朝及其后的法兰西共和国都保留了，该制度使法国经过一个世纪政治和文化的动乱保持隐藏的、基本的连续性。1903年旺达尔写道：“今天法国生存于拿破仑遗留给她的行政结构中和民法下。”

比较紧急的问题是国库的复原。经执政官勒布伦推荐，拿破仑请戈丹出任财政部长，他曾拒绝五人执政官下的该职位，博得有能力和诚实的名声。他的就职为新政府保证获得财政界的支持。丰富的贷款援救了这个国家：一位银行家出借50万法郎黄金，而不要求利息。不久国库有了1200万法郎用以支付运作费用，及养活和满足衣衫褴褛、长期未发饷的军队（永远是拿破仑最为关怀的）。戈丹立即将课税和收税权从地方官员转至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在这些手续上的贪污已恶名昭彰。1800年2月13日，戈丹将各种财务机构并合为一个法国银行，借出售股份以筹资本，并授权发行纸币。不久由于银行的仔细管理，它的钞票跟贵金属一样受欢迎与可信赖。该银行不是一个国家机构，它依然属于私有，但它由政府岁入支持并部分管制，而且国库长巴尔贝·马波士加入财政部以保护、管理该银行的国家基金。

最令人不愉快的治理，是罪行的防止、侦察和处罚，及保护政府官员以免被暗杀。富歇正是干这个工作的人，他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因为他是保王党标明为复仇对象的弑君者，他只能倚赖保护拿破仑为对抗波旁王朝复位的最强障碍。戈丹珍护银行家，而富歇使激进的雅各宾派同意第一执政为真正革命之子——保障平民以御贵族和教士，保障法国以御反动力量。拿破仑不信任而且惧怕富歇，因此保持单独的间谍组织，其责任包括监视警察总监。拿破仑1802年就小心翼翼地监视富歇，1804年使他复职，留用他到1810年。他欣赏富歇要求资金时的温和，并假装没有看见这位狡诈的总监以从赌场没收的钱和妓院的捐献，供作他组织的部分资金。独立的宪兵队不断监视街道、店铺、办公处所和居民家，也许分享被监视者之所得。

个人违抗警方、法律及国家的辩护——纵然是刑事犯，在法国并不像英国那样获得很多注意，但有些由一个有效的不受贿赂影响审判的司法制度保障。拿破仑派法学家阿巴立默（AndréJoseph Abrimal）掌理这个行政部门时说：“公民，我不认识你，但据说你是法官中最诚实的人，所以我请你担任司法部长。”不久法国就遍布许多不同的法院，大小不一的陪审团、执法官、监守官、检察官、原告、公证人、辩护人……

保护国家以御外国的责任，归于贝尔蒂埃将军领导的作战部、戴克雷斯领导的海军部及不屈的塔列朗领导的外交部。塔列朗当时45岁，他以礼貌的优雅、智力的敏锐和道德的堕落闻名于世。我们上次看到他在战神广场庆典中庆祝神圣弥撒。不久，他写信给他最近结交的女友弗拉奥女伯爵菲耶尔说：“我希望你感觉出昨天我对什么神祷告和宣忠贞之誓。只有你才是我崇拜的上帝，而且将永远崇拜。”他有一个女伯爵生的儿子，但他悄悄参加她的婚礼，就像新娘看不见的施予者一样。他对女性美的爱好自然随伴着对法郎的欲望，钱是美女赖以生活的依靠。因为他拒绝基督教的道德观和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制度，他调节他的口才以配合赚钱的目标，并博得卡诺绝妙的恭维：

塔列朗带有旧政权的所有恶习，未能获得新政权的任何德行。他没有固定的原则，他更换原则如同更换衣衫似的，而且根据潮流采取原则——哲学流行时他是哲学家，如今则是拥护共和政体者，因为这是必要的摇身一变。明天如果有利可图他会宣称是一个绝对的君主主义者。我无论如何不要这种人。

米拉波同意说：“为了钱，塔列朗会出卖灵魂——他也许是对的，因为他会以石易金。”

不过，塔列朗的长袖善舞也有其限度。暴民将国王与王后逐离土伊勒里宫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他未向新主人致敬，而是乘船赴英（1792年9月17日）。在那里他受到冷暖兼有的接待：普里斯特利、边沁、坎宁和福克斯热烈地接待他，记得他参与革命的贵族冷淡地接待他。1794年3月，英国人的容忍性消失，命令塔列朗于24小时内离境。他航行到美国，靠他的所有权和投资的收入逍遥自在地过活。1796年他回到法国，并于1797年7月成为督政府下的外交部长。以这个地位，他用不同的方法增加他的财富，以致在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储存300万法郎。他预见督政府的垮台，于1799年7月20日辞职，并安心地等待拿破仑召他复出。这位执政官没有等很久，1799年11月22日塔列朗又出任外交部长。

拿破仑发现他作为新贵的统治者和衰微的国王之间的中间人很有价值。在整个革命期间，塔列朗保持旧贵族的衣着、礼貌、言词和思想：态度从容温文（尽管他的脚稍跛），泰然自若，具有诡谲的机智，知道需要时用隽语伤人。他是一位勤奋的工作者和精明的外交家，能以有礼貌的优美措辞改述他的率直主人的鲁莽坦率的话。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永不迅速做决定”——这对于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一个有益的箴言，好几次他迟延发送急件使拿破仑得以撤回危险的决定。

不论在任何旗帜下，他都要丰富地过活，悠闲地勾引及采集名花野草。这位执政官问他如何积储了这么一大笔财富时，他坦白地回答：“我在共和雾月7日买进股票，3天后售出。”这只是开始而已，在他复职的14个月内，他又增加了1500万法郎。他根据内幕消息利用市场，从夸张他对拿破仑的影响力的列强处收集消息。执政府结束时，他的财富估计为4000万法郎。拿破仑发现他背叛而无法替换。他附和米拉波，用一个在法文比在英文中较少臭味的词“丝袜中的污秽”称呼这位温文的跛子。拿破仑本人获得法国的国库和法国，是不屑收受贿赂的。

·宪法的接受

新宪法于1799年12月15日随附讨好性的声明颁布时，遭到许多批评。该声明说：“这部宪法建立在真正代议政府的原则上，建基在神圣的财产、平等和自由权上。革命已迅速达成原先促发它的目标，已完成了革命。”这些是大话，但拿破仑似乎认为是正当的，因为该宪法考虑到选举的第一阶段中一般成年男性的选举权。它规定了更多的职位从投票人直接或间接选出的名士中派任，它认可农民和中产阶级拥有因革命之故而购得的所有物。它认可废除封建税及缴纳教会之税。按理论和人情，它制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及就业——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资格人人平等。它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管制犯罪，终止混乱、贪污及无能的行政，保卫法国以御列强。它造定既成的事实——在自然限度中实现的目的，建立于稳定政府中的一种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有效的行政、国家的自由及持久的法律，以终止革命。

依然有抱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在这《共和八年宪法》中他们已被忽视——该宪法表现的代议政府是对中产阶级伪善的革命投降者。几个将军怀疑为什么天命选中那个微不足道的科西嘉岛人，而不选他们中的一人登上政治最高位。“没有一个将军不图谋推翻我。”天主教徒抱怨该宪法认可革命中没收的教会财产。叛乱再度在旺代发生（1800年）。保王党恼恨拿破仑巩固他的地位，而不请路易十八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因为保王党控制大部分报纸，他们发动一项运动反对接受新政权，拿破仑以他们接受外款支援为理由，要求73家法国现有报刊中的60家停止出版，作为答复（1800年1月17日）。激进的报刊也被减少，而《导报》成为政府的官方机关报。新闻记者、作家和哲学家责难对新闻自由的攻击。这时斯塔尔夫人放弃了扮演妇女顾问的希望，开始有力地终身攻击拿破仑为压抑法国自由的独裁者。

拿破仑以《导报》为传声器，为自己辩护。他未曾摧毁自由，自由已被战时对集中化政府的需要粉碎，已被激进的雅各宾派作弊选举粉碎，已被暴动群众的专政及督政府时代的一再政变粉碎，剩余者已陷入政治贿赂和道德败坏的泥淖中。他压抑的自由，是目无法纪的群众、偷盗杀人的罪犯、说谎的宣传者、收受贿赂的法官、盗用公款的财务人员、垄断商人的自由。对于突然从宗教的教导、阶级统治、王室专制解放出来的社会混乱的唯一补救方法，难道马拉未曾拥护——公安委员会未曾实施——独裁政治，而置凭本能行事的紧急性和群众的暴行于不顾吗？目前必须获得某种纪律以重建自由先决条件的秩序。

农民不需要这种争辩以决定他们是否支持该宪法，他们有土地，而且暗中赞许任何压制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政府。城市的无产阶级不顾对立的经济利益，与农民的意见一致。廉租公寓的人民——工厂的工人、店员、贩夫走卒，那些曾为面包和权力而作战的过激共和主义者，对曾使他们起伏及让他们完全失去希望的革命已失去信心；有一个魔力仍然使他们激动——战争的英雄和意大利的征服者绝不比督政府的政客差。至于中产阶级——银行家、大商人、小商人，如何能拒绝这位已完全接受财产与企业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人？有了他，他们才赢得革命、继承法国。直至1810年，他都是他们的人。

由于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支持他，拿破仑将新宪法提请公民投票（1799年12月14日），我们不知这次复决投票是否像以前或此后的许多次类似投票一样被操纵、约束。官方的计算是3 011 107票赞成该宪法，1562票反对。

有了这些赞成者为后盾，拿破仑和他的家人及副官们从拥挤的卢森堡宫迁至辉煌宽敞的土伊勒里宫（1800年2月19日）。随行3000名士兵，将军骑马，部长乘客车，国务会议议员乘四轮六座马车，第一执政乘六匹白马曳行的轿式大马车，行列场面浩大。这是许多公开炫耀例子中的第一个，拿破仑希望借以加深巴黎民众的印象。他向他的秘书解释说：

布里埃内，今晚我们终于将在土伊勒里宫入寝。你比我幸运，你不必出洋相，而以自己的方式去那里。可是我必须在行列中行进，这使我憎恶，但这是吸引人们注意必要的……在军中，简朴是适当的，但在大城市中、在王宫中，政府的首长必经尽一切可能吸引注意，仍得小心翼翼。

除了一个扰乱性的标语外，仪式还是很成功。那个标语写在拿破仑进入皇宫的庭院前所经的一所卫兵房上，他可能已看到大幅题字。（1792年8月10日——法国的王室废止了，而且将永不恢复。）他们走过一度表现波旁王朝财富的房间时，国务顾问罗德勒对拿破仑说：“将军，这是使人悲哀的。”拿破仑回答道：“是的，就像光荣一样。”他选了一间仅陈设着书本的宽敞房间供他与布里埃内工作用。带他去看国王的卧室和床铺时，他拒绝使用，宁愿与约瑟芬睡。不过那晚并非全无骄傲，他跟他的妻子说：“来吧，我的小混血儿，躺在你主人的床上。”

执政府的战役

拿破仑建立了内部的秩序，制定了可望经济复兴的条例，但法国依然受1792年4月20日开始的战争的敌人的包围。法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拒绝放弃革命期间并吞的领土：阿维尼翁、比利时、莱茵河左岸、巴塞尔、日内瓦、萨伏依及尼斯。这些并吞的领土，几乎全被包括在法国人称之为他们国家的“天然疆界”内，而拿破仑宣誓就职时，曾保证保障这些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及海——视为恢复古高卢国疆界必要的。此外，法国占领了荷兰、意大利、马耳他岛和埃及，他愿放弃这些掠取的土地作为和平的代价，还是他会迅速排除任何协商放弃这些有利的获得物的领袖？在以国家主义为荣、充满战争意味的政策中，法国人的特性与拿破仑的特性结合在一起。

1800年2月20日，几乎被所有的逃亡者和保王党视为法国合法统治者的路易十八，致函拿破仑建议避免这种命运：

先生：

不论他们的表面行为如何，像你这样的人从不会激起恐慌。你已接受一个显赫地位，我感谢你这么做，你比任何人都知道应具备多大的实力与势力以确保一个伟大国家的幸福。拯救法国以免她受伤害，你就满足了我内心的第一愿望。使她的国王复位，后代将会心怀大德。你对国家永远是非常必要的，使我不能借酬以高官厚禄以清偿我一家人和我自己的受惠。

路易

拿破仑不回复这个恳求。他怎么能将王位归还给曾应允他的忠实追随者，随同他的复位、恢复革命前旧状的人呢？解放了的农民或教会财产的购买者会遭到怎样的结果？拿破仑会遭到怎样的结果？每天阴谋除掉他的保王党已宣告，他们将处置这个没有身家门第竟敢做国王的暴发户。

1799年圣诞节，即公民投票已认可他的统治之后一日，拿破仑写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我遵奉法国人民的意志，出任本共和国最高职位，在担负我的职责时，理当亲自函告陛下这个事实。

8年来，已扰乱了每个地区的战争不应结束吗？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吗？两个欧洲最文明的、超过其安全与独立所需的强而有力的国家，怎么会允许牺牲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内部繁荣、他们家庭的幸福，而梦想虚幻的伟大呢？他们怎么会不视和平为他们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需要呢？

因陛下统治一个自由的国家，唯一目的是使其幸福，因此对上述观念谅有同感。

务请陛下相信我初次提出这个问题，诚心诚意欲对高贵的和平做实际的贡献……每个文明国家的命运有赖于终止扰乱全世界的战争。

乔治三世认为一国之君不宜回答一介平民，他授权格伦维尔爵士回复，格伦维尔致塔列朗一封措辞严厉的函件（1800年1月3日），指责法国侵略并称必须使波旁王朝复位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除非是波旁王朝，否则英国不与法国谈判。拿破仑致奥地利国王弗兰茨二世之函，从奥地利首相图古特男爵那里接获类似的回复。也许这些文字的反对不可全部置信，拿破仑深知政治家视武力大小权衡字句。实际情形仍然是奥军重占北意大利而且抵达尼斯，而法军被英国和土耳其围困在埃及，正接近投降或毁灭的地步。

克莱贝尔，这位勇敢显赫的将军、失败的外交家，盼不到解救，公然与他部下失去斗志。德塞将军奉他的命令，与土耳其人及当地英国指挥官在埃尔阿里什签订条约（1800年1月24日），让法军安然有秩序地离开，带着他们的武器、行李和“给予战败军队的恩惠”，乘土耳其人供给的船只回法国。同时法军应将曾保护欧洲人以防止埃及人叛乱的堡垒交给土军，英国政府下令拒绝接受撤退条件并坚持法军放下武器以战俘身份投降时，这些堡垒已被放弃。克莱贝尔拒绝这么做，并要求归还堡垒，土军不同意并进攻开罗。克莱贝尔带领1万名士兵，在赫利奥波利斯平原迎战土军。他以几句话重振起部队的热情：“在埃及你们仅有脚下的土地。如果后退一步，你们就完了。”交战两天（1800年3月20—21日），土军激昂的勇气屈服于法军的训练有素，重振的胜利者回到开罗，再等待来自法国的援助。

在英国统治地中海期间，拿破仑无法赴援。但对71岁的老将梅拉斯已率领10万名奥地利精兵胜利地经过北意大利推进至米兰一事，他必须有所作为。拿破仑派马塞纳阻挡他。马塞纳被打败，为他的部队在热那亚要塞找到避难所。梅拉斯留了一支部队将他围困在那里，增派分遣队保护阿尔卑斯山的隘口，以防止法国的攻击，并沿意大利的里维埃拉推进，直到前锋抵达尼斯（1800年4月）。形势对拿破仑颇为不利：那个他1796年开始征服伦巴底的城市，如今已落入曾被他打败的国家手中——而他有名的意大利军队的较佳部分，太自信地分开了，正在埃及无助而绝望地损耗着。这是拿破仑接受的最直接的挑战。

拿破仑把行政工作放置一边，再度挂帅，筹集金钱、部队、物资，提高士气，准备补给品，研究地图，给将军们下达指令。他将莫罗将军——他的军事敌手中最直率者，交给莱茵军团并下达残酷的指令：越过莱茵河，穿过克鲁格元帅的奥地利师团，然后派2.5万名士兵越过圣哥特哈德隘口（St.Gotthard Pass），以增援拿破仑答允在米兰附近等待援军的后备军团。莫罗英勇地执行大部分任务，但感到（也许是正确地）处于险地，他只能为他的长官拨出1.5万人。

在这位历史上最伟大将军的所有战役中，1800年的这次战役是计划最微妙而实施最拙劣的一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仅有4万人，大部分都是未经战争磨炼的新征之兵。他们驻扎在第戎，本来可能已向南越过滨海阿尔卑斯山至尼斯对梅拉斯发动正面攻击，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无经验。纵然梅拉斯战败，他会有一条经北意大利至设防良好的曼图亚的撤退保护线。拿破仑建议率领其部队和装备越过圣伯纳德山隘进入伦巴底，与等待莫罗增援的士兵联合，切断梅拉斯的交通线，击败保护该线的奥地利分遣队，并于该英雄的军团从里维埃拉和热那亚赶返米兰时，捕捉处于混乱中的该军团。然后消灭该军团，最好是围住它，阻止其撤退，逼迫其将军——遵守一切礼貌——放弃所有北意大利。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拿破仑最初战役中引以为自豪的被征服者，就会再度效忠法国。

1800年3月17日，拿破仑吩咐布里埃内将一幅意大利的大地图摊开在地板上。“他躺在这上面休息，希望我也这样。”他将红头钉插在某些点上，黑头钉插在其他的点上。移动大头钉成各种不同的组合后，问他的秘书：“你认为我将在何处击败梅拉斯……就在斯克里维亚（Scrivia）河的草原上。”同时，他指向圣朱利亚诺。他知道他孤注一掷——他所有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在一次战斗中，但他的自负鼓励他。“4年前，”他提醒布里埃内，“我不是曾带领一支弱兵驱逐赶在我前面的大群撒丁人和奥地利人，而且重惩意大利？我们将再这样来一次。现在照耀我们的太阳，跟昔日照耀阿科莱和洛迪两地的太阳一样。我信赖马塞纳。我希望他在热那亚支持下去。不过万一饥饿逼使他投降，我必定夺回热那亚和斯克里维亚草原。那时我将何等愉快地返回我亲爱的法国！”

他做好长期规划，但未疏忽微不足道的细节。他计划路线和交通工具，从第戎至日内瓦，乘舟渡湖至维那夫，骑马、骡，或乘马车、游览车，或步行至马蒂尼。从那里再到圣皮埃尔，然后攀越有时仅3英尺宽的30英里长的山路，沿着常为大雪掩盖的绝壁，时时刻刻易遭雪块、泥土、岩石崩落的侵袭，最后进入瓦莱达奥斯塔。在该路线的每一站，拿破仑都备有食物、衣服及交通工具供应士兵。有几处尚备有木匠、马鞍修理匠及其他工人做修理工作，而且途中每个士兵被检查两次是否装配妥善。他与住在山顶教堂招待所的修道士换取面包、干酪和酒以犒赏士兵。虽有这些准备，仍有许多短缺之事，那些年轻的征召兵员似乎已产生一种被老兵沉默的勇气激起的耐性。

拿破仑于1800年5月6日离开巴黎。他刚消失，保王党、激进的雅各宾派及波拿巴家人就开始计划如他不胜利返国就取而代之。西哀士及其他人讨论卡诺、拉法耶特和莫罗担任新的第一执政的资格，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和吕西安则表示自己绝对有权继承王位。卡杜达尔（Georges Cadoudal）从英国回来（6月3日），激起保王党（Chouans）叛变。

实际征服圣伯纳德山隘始于5月14日。“人与马一个接一个地沿着羊肠小道前进，”布里埃内回忆说，“炮被卸下，枪支则置于挖空的树干，用绳子拖曳……到达绝顶……我们就坐在雪上向下滑。”骑兵都下了马，因恐他们无经验的马滑倒可能连人带马一起摔死。一天通过一个师，5月20日完成了通行，而后备军团在意大利安然无恙。

拿破仑留在马蒂尼——日内瓦湖和该山隘之间的一个可爱的中途站，直到看到最后一包补给品发送。然后他骑马至该山隘底和山顶，向补充他军粮的修道士道谢，随即身裹重裘滑下山坡，5月21日与在瓦莱达奥斯塔的军团会合。拉纳已击败途中遭遇的奥地利分遣队。6月2日，拿破仑进入米兰，再度征服米兰的奥地利卫戍部队。意大利人民像以前一样欢迎他，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得以复国。征服者召开米兰的教阶组织会议，向他们保证他对教会的忠贞，并告诉他们他一回到巴黎，就谋求法国和教会之间的和平。后部确保无虞后，他一无拘束地详细构思他的作战战略。

两个指挥官违背了一项战略的主要原则——不可过度分散现有的部队，以致无法迅速重新集结。梅拉斯与他的主力部队驻在亚历山德里亚城，留置卫戍部队在热那亚、萨沃纳港、盖维、阿克维、都灵、托尔托纳及其他法军可能攻击点。从尼斯退回与他会合的后卫兵团，被絮歇及逃离热那亚的马塞纳所部2万名法军袭击。从伦巴底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利吉里亚的7万名奥军中，梅拉斯如今仅能获得4万人以迎战拿破仑。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他派去重夺皮亚琴察，作为主力部队万一打败时逃往曼图亚必要的通路。拿破仑也冒险分开他的部队：他留下3.2万人在斯特拉代拉以保卫皮亚琴察。留9000人在泰西诺，3000人在米兰，1万人沿波河和阿达河部署。他为了封锁梅拉斯部队逃脱的所有道路，牺牲了部队的集结。

他的将军们齐心协力以免拿破仑一无准备面临大战而身陷绝地。6月9日，拉纳率领8000人从斯特拉代拉出发，遭遇到攻击皮亚琴察的1.8万人的奥军。在卡斯泰焦损失惨重的交战中，虽然拉纳浑身浴血，依然领先奋战不懈，法军终被击退。但一支6000人的法国生力军及时赶到，得以在蒙特贝洛附近反败为胜。两天后，他最心爱的将军之一，德塞从埃及抵达，拿破仑大为振奋：“德塞在军事才能上也许与莫罗、马塞纳、克莱贝尔相埒，但在品格的完美方面超越他们。”6月13日，拿破仑派他率领5000人南下赴诺维，调查一项谣言，说梅拉斯及其部下正逃至热那亚。在那里英国舰队可能已使他们脱逃，或以食物和物资增援。6月14日决定性的战斗来临时，拿破仑的大军更少了。

地点是梅拉斯选择的。靠近马伦戈，一个亚历山德里亚至皮亚琴察路上的村庄，他看到一块巨大的平原，在那里他可以集结他依然可掌握的3.5万人和200门炮。但是，拿破仑抵达该平原时（6月13日），他未发现梅拉斯打算冒险走出亚历山德里亚的迹象。他将维克托将军的两个师和拉纳将军的一个师，及缪拉的骑兵和仅有的24门炮留置在马伦戈。他本人带着他的执政官近卫军转往沃盖拉，准备在那里会见从他分散的部队前来的参谋官。他到达斯克里维亚时，发现该地春潮泛滥，以致前进缓慢，并在加罗福洛塔留宿。这是一次幸运的延缓，如果他继续行进至沃盖拉，他就永不能及时到达马伦戈下达免于覆没的命令了。

6月14日一早，梅拉斯命令他的军队推进到马伦戈平原，打开一条通往皮亚琴察的生路。3万人奇袭维克托、拉纳及莫罗的2万人，法军虽有一贯的英雄主义，但还是在大量杀伤的炮火前被逼后退。拿破仑被远处的炮声惊醒，派信差将德塞从诺维召回。他本人则赶往马伦戈。在那里他的近卫军的800名手榴弹兵投入战斗，但无法阻止奥军，法军继续撤至圣朱利亚诺。梅拉斯急欲再向国王保证，便传信至维也纳宣告胜利。同样的报告也在巴黎散播着，民众惊恐万状而保王党大为雀跃。

他们没有考虑到德塞。在前往诺维途中，他也听到了炮声。他立即将他的5000人折返，循着炮声迅速挺进，下午3点钟抵达圣朱利亚诺，发现他的同僚将军们正劝告拿破仑进一步后撤。德塞抗议，他们告诉他：“战斗已失败了。”他回答说：“是的，战斗已失败，但这只是3点钟，还有时间赢得另一场战斗。”他们让步了，拿破仑组织新的攻击线，并策马在部队中巡行以恢复他们的斗志。德塞领头行动，自身暴露，中枪而落马，临死吩咐副手：“隐藏死讯，以免使部队气馁。”他的士兵们得知消息，反而奋勇向前，要为首领报仇。纵然如此，他们遭遇到几乎不可动摇的抵抗。拿破仑有见于此，令凯勒曼以其骑兵全力赴援。凯勒曼率军猛攻奥军侧翼，切之为二，其中2000人投降，代理梅拉斯外出时指挥的扎克将军被俘，缴佩剑给拿破仑。梅拉斯从亚历山德里亚城被召回时，为时已晚无法影响结局，他回到司令部时伤心欲绝。

拿破仑无法高兴。忠实的德塞之死，他引为个人的重大损失，深感哀悼，还有许多其他的军官随同6000名法军战死在马伦戈。8000名奥军同日死于该地，不足以引以为慰，就死亡人数占交战人数的比例来说，奥军尚小于法军（限于通信困难，使拿破仑未悉在德塞结束其一生的同一天，他的前任指挥官克莱贝尔在开罗遭暗杀）。

6月15日，梅拉斯鉴于他的残余军队绝不能恢复战斗，要求拿破仑订休战协议。条件很苛刻：奥军须撤离全部利吉里亚和皮埃蒙特，明乔和曼图亚以西的全部伦巴底，他们须交给法军投降区的一切堡垒，奥军须被容许给予特殊的礼遇离开，但礼遇程度仅与交给法军的堡垒成比例。梅拉斯屈服于这些条件，使一切战利品毁于一旦，并呈请奥地利国王批准该协议。6月16日，拿破仑亲自致函弗兰茨二世，要求所有前线均停战。那封信的若干段似乎出自于和平主义者的口气：

贵我两国兵连祸结。无数人已不再……无数失去亲人的人祈祷父亲、丈夫、儿子返回家园……这种不幸是无可补救的：但愿它至少使我们得到教训，避免可能延长战争的一切！为此期望，我拒绝接受先前要求的失败，特再致书陛下，祈求结束欧洲的不幸。

在马伦戈的战场上，哀鸿遍野，1.5万人丧生其间，我恳求陛下俯允人道的呼吁，不使两大勇敢国家的子孙为了莫名其妙的利益之故而彼此屠杀。

最近的这次战役，充分证明了并非法国威胁势力均衡。日复一日的事实，证明英国在威胁势力均衡——英国独占世界的商业和海洋，以之能独立对抗俄国、瑞典、丹麦、法国、西班牙、荷兰……的联合舰队。

我认为适宜向陛下建议者如下：

1.所有部队一律休战。

2.按尊意双方秘密或公开派谈判人员至明乔和基耶塞之间的某处商定保证较小列强安全的方法，并阐明《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意义不明的条款……

奥皇无动于衷。显然，这位年轻的征服者欲巩固他的获得物。但并无迹象显示，对人类生命的尊敬曾阻碍他的活动。也许这位执政官和奥皇都未停止行动而自问法军或奥军在意大利做什么。图古特男爵签订条约由英国承诺给予奥地利一笔新的补助金，以换取不单独签订和约，从而解决了此事。

同时，拿破仑采取各种手段，于7月18日参加神圣的赞美弥撒，弥撒中米兰的教阶组织感谢上帝驱走奥军。非教士的俗人则游行庆祝胜利以表示对这位胜利者的敬意。“布里埃内，”他问他的秘书，“你听到不绝于耳的喝彩声吗？对于我来说，那声浪如同约瑟芬的声音一样甜美。我为这样的一个民族所爱是多么高兴，多么光荣！”他仍然是一个意大利人，爱她的语言、热情、美丽、花圈状的果园、宽容的宗教、和谐的仪式和超凡的曲调。他也深为7月3日他夜返巴黎的次日早晨集聚在土伊勒里宫群众的喝彩感动。法国人民开始认为他是上帝的宠儿。他们狂饮光荣之酒。

而路易十八，身为波旁王朝的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之间几个世纪不和的继承者，对克服旧仇的新胜利自然难以漠不关心，也许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尚可说服拥护波旁王朝而非自为帝王。因此，1800年夏天的一日，他再度致书拿破仑：

将军，你一定久已相信深受我的尊敬。如果你怀疑我的感激，就请决定你的报酬和酬庸你的朋友。至于我的原则，我是一个法国人，凭身份也凭道理行事。

不，洛迪、卡斯蒂廖内、阿科莱的胜利者，意大利和埃及的征服者，岂能宁要空虚的名声而不爱真正的光荣。但你正失去珍贵的时间。我们可以确保法国的光荣。我之所以说我们，因为我需要波拿巴的协助，而没有我，他也一无办法。

将军，欧洲在注视你，光荣在等待你，而我对使人民重获和平已不耐烦。

路易十八

拿破仑迟至9月7日始予答复：

先生：

大札敬悉。承蒙惠赐佳评不胜感激。阁下必须放弃返回法国的任何希望，否则势必尸横遍野。牺牲阁下私人的利益，以求法国的和平幸福……必将名垂千古。对尊府的不幸，我并非无动于衷……我颇乐意尽可能使阁下的退隐生活愉快安宁。

路易十八的信来自他在俄国的临时避难处，也许1800年7月沙皇保罗一世从拿破仑那里收到几乎改变历史过程的一项礼物时，他就在场。1799年之战，约6000名俄军被法军俘虏。拿破仑向英、奥提议以他们交换法军俘虏，但遭拒绝。因为法国不能合法利用这些人，又发现供养他们费用浩大，拿破仑命令他们全部解除武装，换上新制服，并不要求任何回报而将他们送还沙皇。保罗宣布与法国友善并形成对抗英国的武装中立第二同盟以还报之。1801年3月23日，保罗遭暗杀，列强恢复奥斯曼帝国以前的状况。

这时，奥皇拒绝亚历山德里亚休战协定，并派8万人由贝勒加德将军率领坚守沿明乔之线。法军将奥军驱出托斯卡纳，并攻击在巴伐利亚的奥军。1800年12月3日，莫罗率6万人与6.5万名奥军交战于河汉林登（Hohenlinden，慕尼黑附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俘获2.5万名奥军。奥地利政府鉴于维也纳在莫罗掌握中的事实，签订总休战条约（1800年12月25日），并同意与法国政府商订单独和约。一回到巴黎，莫罗就受到欢呼喝彩，以致惹起拿破仑的反感情绪，因为莫罗是保王党和激进的雅各宾派用以取代拿破仑作为国家元首的最得人望的候选人。

危害拿破仑生命的阴谋并未终止。1800年初，在马迈松拿破仑的书桌上发现一个酷似他平时使用的鼻烟盒，内含毒物。9月14日和10月10日，几个激进的雅各宾派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图谋杀害拿破仑。12月24日，卡杜达尔从布列塔尼派出3个保王党人，用定时炸弹对付送该执政官和其家人前往歌剧院的一群人。22人被杀，56人受伤——没有一人是拿破仑的随员。他泰然自若，继续前往歌剧院。但一回到土伊勒里宫，就下令彻底调查，处决被囚的激进的雅各宾党，并拘留或放逐130多名嫌疑犯。富歇相信是保王党而非激进的雅各宾党干的，拘捕了其中100人，并将其中2人斩首（1801年4月1日）。拿破仑的行动过激而不顾法律，但他觉得他是在作战，必须使蔑视法律者有所畏惧。他越来越敌视激进的雅各宾党，而对保王党日益宽大。

1800年10月20日，他建议副官们将那些被容许返回法国的人的名字从逃亡名册上除去，并可收回他们被充公而尚未被国家出售或拨充政府使用的财产。此时约有10万名逃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出返国的要求。因为充公财产购买者抗议，拿破仑使4.9万人的名字从名册上删除，即容许逃亡者中的4.9万人返国，并随时做更多的除名工作，希望此举会减少外部反对，并增进欧洲的普遍和解。保王党为之称快，激进的雅各宾派为之忧伤。

这个和平方案的主要步骤是法奥两国的谈判人员在吕内维尔（南锡附近）的会议。拿破仑不派塔列朗而派他自己的兄弟约瑟夫去那里辩论法国的立场，而约瑟夫圆满完成任务。他采取的每一步骤都由这位坚定不移的执政官支持，每当奥人拖延时，他就扩大他的要求。最后，鉴于法军将要吞并几乎整个意大利，并直叩维也纳的大门时，奥地利谈判者最终让步，签订了他们所谓恐怖的《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2月9日）。奥地利承认比利时、卢森堡及从北海至巴塞尔的莱茵河左岸土地为法国领土，批准法奥和约，接受法国对阿尔卑斯山与那不勒斯之间、阿迪杰河与尼斯之间意大利的宗主权，及对巴达维安共和国（荷兰）和赫尔维蒂共和国（瑞士）的保护权。“奥地利完了，”普鲁士大臣豪格维茨写道，“它如今单靠法国建立欧洲的和平。”巴黎证券交易所一日内上涨30点，而巴黎的工人宁要胜利不要选票，高喊“波拿巴万岁！”以庆祝拿破仑在外交和战争方面的成就。不过，《吕内维尔和约》的签订，也许是战争而非外交的成就，是骄傲超过谨慎的胜利，其中埋藏着许多战争的种子，终成滑铁卢之战。

其他的谈判带来更多的权力。与西班牙缔结的协定（1800年10月1日）使法国取得路易斯安那，与那不勒斯国王缔结的《佛罗伦萨条约》给予法国厄尔巴岛及拥有中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封闭与英、土通商的那不勒斯港口。法国对圣多明哥——伊斯帕尼奥拉岛西段的要求，导致拿破仑与意志力方面跟他匹敌的一个人的冲突。卢维杜尔（L’Ouverture）于1743年生而为黑奴。48岁应属谨慎的年龄时，他领导圣多明哥的奴隶进行一次成功的叛乱，首先取得该岛法属部分的控制，继之控制西属部分。他统治力很强，但发现难以恢复解放黑奴的生产秩序，他们似乎因炎热之故宁愿闲散度日。卢维杜尔容许许多以前的地主返回他们的农场，并建立近乎奴役的工作纪律。理论上，他承认法国对圣多明哥的主权。但实际上，他终身擅用总督的头衔，并具有提名继任者之权——很像不久前拿破仑在法国所为的。1801年，第一执政派查理·勒克莱尔将军率2万人要求归还法国在圣多明哥的权力。卢维杜尔英勇作战失败，死于法国监狱中（1803年）。1803年，全岛落入英国人之手。

英国舰队在英国商业、工业、民族特性的持久支持下，始终是拿破仑成功的主要障碍。海峡的保护，使英国免除战争的直接破坏；无可匹敌的海上贸易、殖民地的获得物和岁入、工业革命的优势，使她富足。因而英国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大陆盟邦的军队，并不断试图推翻拿破仑。商人和制造业者同意乔治三世、保守党、逃亡者及埃德蒙·伯克的意见，即让波旁王朝恢复法国王位是重获旧政权舒适稳定的最佳方法。不过，英国有一个有力的少数派，由福克斯、辉格党、激进工人及雄辩的文人领导，反对说继续战争会扩展穷困、引起革命，拿破仑已是一项既成的事实，寻求一项与该常胜军的暂时协定的时机已经来临。

此外，他们辩说英国支配海洋的行为已为自己制造敌人，而为法国制造朋友。英国海军将领们声言为封锁法国，英国船员应有权登上中立国的船只搜查并没收运往法国的货物。俄国、瑞典、丹麦和普鲁士愤恨这些措施侵犯其主权，于是组成武装中立第二同盟（1800年12月），并计划抵抗英国人。摩擦升级时，丹麦人占领了汉堡（该处已成为英国通往中欧市场的主要门户），普鲁士人则攻占乔治三世的汉诺威。最近联合反对法国的一半欧洲大陆，如今转而反抗英国。因为法国已控制莱茵河口和左岸，英国的货物大半被排挤出法国、比利时、荷兰、日耳曼、丹麦、波罗的海诸国及俄国的市场。意大利封闭与英国通商的港口，西班牙要求对直布罗陀拥有主权，拿破仑正建立一支陆军和舰队以备进攻英国。

英国发动反攻，时来运转颇有收获。一支英国舰队在哥本哈根港摧毁了丹麦舰队（1801年4月2日）。沙皇保罗一世已被亚历山大一世取代，他的法国政策被废止，指责拿破仑侵犯埃及，承认英国从法国夺取马耳他岛，并与英国签订条约（1801年6月17日）。武装中立第二同盟渐趋没落。不过英国的经济挫折，法国军队在布洛涅的日益增强，及奥地利虽有宝贵的补助金而竟告崩溃，使英国倾心于和平。1801年10月1日，英国的谈判使者签订初步协议，保证法国将埃及让给土耳其，及英国在三个月内将马耳他岛移交给圣约翰骑士团，法国、荷兰、西班牙须恢复被他们占领的大部分殖民地，法国应从中部和南部意大利撤走全部部队。经过7周的争论后，大英帝国与法国签订了等待已久的《亚眠和约》。拿破仑的代表带着批准的文件抵达伦敦时，快乐的群众在“法兰西共和国万岁！拿破仑万岁！”的欢呼声中簇拥着他的马车前往外交部。

法国人民深深感激这位年轻人，年仅32岁，光荣地结束了十年战争。全欧洲早已承认他的将才，如今明白他的明智和坚定在外交方面也表现得卓越不凡。《亚眠和约》只是开始而已。1802年5月23日，他与普鲁士签订和约。5月24日与巴伐利亚，10月9日与土耳其，10月11日与俄国签订和约。将近11月9日——共和周年纪念，他预备以和平节日庆祝之。这天，他愉快地宣告他的工作目标：“本政府信守其愿望和诺言，未曾屈服于危险的非常的事业的欲望之下。其责任在恢复人类的宁静，并借强固持久的关系，聚合欧洲大家庭以担负决定世界命运的任务。”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改造法国（1802—1803）

“在亚眠，”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我真挚地相信我自己和法国的命运已安排妥当。我将专心从事国家的行政，而且我相信能创造奇迹。”此话听来试图解除十数次战役的紧张。就在签订《亚眠和约》的第二天，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卢凯西尼向国王报告称：“拿破仑决心将战火立即吞没毁灭的一切金钱资源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和艺术的利益。”他继续说，拿破仑热心地谈论“要完成、开放运河，建造、修理道路，疏浚港口，美化城镇，捐助教堂和宗教机构，提供公共教育”……实际上在战争再度掌握对建设的优先权（1803年5月16日）之前，他已沿着这些方针做了许多进展。课税合理，极少玩弄手段及残酷地收税，而且税收投入政府合约中有助于保持工业兴盛和劳动力运用。在英国解除封锁后，商业迅速扩展。宗教界为拿破仑与教皇之间的协定欢欣鼓舞，教育机构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教育制度，编成法典并强制实施，行政达到近于公正的完美境界。

巴黎再度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一样，成为欧洲旅游的热门地。数以百计的英国人，忘记了英国报纸上恣意嘲骂拿破仑的漫画，冒着崎岖的道路和波涛汹涌的海峡的艰险，瞻仰这位蔑视、镇压既定强权的小巨人。几位国会议员被引见给他。1802年8月，福克斯也晋谒拿破仑，他长久以来致力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外国人惊讶于拿破仑执政后如此迅速地达成繁荣。1800年至1803年，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佳最辉煌的一页”。

·拿破仑法典（1801—1804）

拿破仑回忆说：“我真正的光荣不是我赢得的40次战斗，因为我在滑铁卢的失败摧毁了这些胜利的记忆……无法摧毁、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永垂不朽”并非哲学用语。这部法典的确是他最伟大的成就。

无穷尽的恶行技巧周期性地逼使社会改进，并策订保护其本身的方法以免暴乱、抢劫和欺骗。查士丁尼曾于528年试过，但由他的法学家草拟的《民法全集》（Corpus Iuris Civilis）是现存法律的协调整合，而非连根拔起的改变社会的一种新法律结构。对于法国而言，各省的法定个体状态使问题增多，因而某一地区的法律不能假定适用于另一地区。杜埃的墨林和康巴塞雷斯曾于1795年向国民公会提出新统一法典的大纲，但革命政府无暇做此工作，面对一片混乱，它颁行了千条草率的命令，留待平静时再整理成调和一致。

拿破仑与奥英两国的和解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不过为时甚短。1800年8月12日，4位执政官授权特龙谢、包塔利斯、帕莱曼纽、马勒维尔草拟调和一致的民法国家法典的新计划。他们于1801年1月1日提出的初步草案，由拿破仑送请法庭的法官们评判。3个月后呈交给拿破仑，再由国务会议的立法委员会在包塔利斯和蒂博多的领导下审查之。经过这些严厉的评审后，由国务会议全体经87次开会商讨，逐项采纳该法典。

拿破仑主持其中35次会议。他否认自己没有任何法律知识，他从同僚康巴塞雷斯的明智和法律学识中获益甚多。他谦虚地参加讨论而受该国务会议的喜爱，而且可能使人对他后期的作为大感意外。他们为他的热心和决心鼓舞，而欣然附和他的意见，将开会时间从上午9时延至下午5时。他在晚上再召集他们开会时，他们就不大热心了。有一次，在一次夜间会议中，几个议员困倦欲睡，拿破仑以友善的口气唤醒他们：“别这样，诸位先生，我们还不足以获得应得的薪俸。”依旺达尔判断，若非拿破仑不断的催促和友善的鼓励，永远无法完成这部法典。

提出这部法典供护民官讨论时，法学家和国务会议的辛劳几乎前功尽弃。该国会依然热衷于革命，责难该法典为出卖爆发革命的初衷——返回丈夫凌驾妻子和父亲凌驾子女的独裁统治，及中产阶级控制法国经济。这些指控大部分是有理的。该法典采纳并应用革命的基本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企业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受陪审团公开审判，终止封建税及缴纳教会之税，从国家购买充公的教会或君主财产的合法性。但遵从罗马法——该法典接受家庭为道德规律和社会秩序的单位和堡垒，并重建旧体制中的父权以赋予家庭的权利基础：父亲被授予对妻子财产的全部控制权，对他子女的全部权利直至他们成年；单凭他的话就可使他们下狱；他可阻止年龄在26岁以下的儿子或21岁以下的女儿结婚。该法典违反法律之前平等的原则，规定关于工资的争论中，雇主的话（其他同等的事物）应被视为与被雇者对立。1803年4月12日，恢复该革命对工人协会的禁令（除纯粹社会目的外）。同年12月1日后，规定每个劳工携带一本记录他以往经历的工作册。拿破仑同意该法典恢复法国对其殖民地的奴役。

该法典代表历史的反动，从自由的社会趋向家庭和国家的高压权力和控制。制定法律的领导者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吃惊于革命的过度作为——任意反对传统，轻易离婚，放松家庭束缚，容许妇女道德放纵和政治暴动，鼓励无产阶级独裁，纵容“九月大屠杀”和裁判的恐怖。他们决定制止被认为扰乱社会和政府的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拿破仑急于稳固在他控制下的法国，坚定支持这些意见。国务会议同意他的意见，即关于第2281条民法的公开辩论应有一个限度及早日终结辩论。护民官和立法机构赞同，1804年3月21日该法典正式称为《法兰西民法》（Code Civil des Français）——俗称《拿破仑法典》，成为法国的法律。

·1801年协定

即使这样，拿破仑仍不满意。他从自己的天性中知道人的精神倾向于法律的是何等微小。他曾在意大利和埃及见过人类依自己的愿望多么接近兽性、多么恋旧，留恋凶暴和无拘束的过去生活。这是历史的奇事之一，它防止了活生生的爆炸物粉碎社会组织。是警察压服了他们吗？这不可能，因为警察既少又相隔甚远，而且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隐藏在每一等公民中。那么，是什么抑制了他们呢？

拿破仑本人是一位怀疑论者，推断社会秩序最终有赖于人类对超自然力的天然的、小心培养的恐惧。他变为视天主教会为曾发明的控制男女的最有效工具，控制他们对经济、社会和性的不平等的抱怨或默默承受，及控制他们对不适合人体的圣诫的公开顺从。不可能在每个角落派驻警察，而神灵却无处不在。基督教是多么崇高的构想！就其传播和作用而论，是多么无与伦比的组织！就老师、丈夫、父母、主教、国王来说，是多么珍贵的支持！拿破仑推断革命的混乱和暴乱最主要是由于它的弃绝教会。他决定一俟拔除惊悸的激进的雅各宾党和禁欲的哲学家之毒牙，就恢复教会团体。

1800年，法国的宗教处于紊乱的不断变迁中，这与革命遗留的道德混乱有关。在各省的许多少数派——也许在巴黎是多数派——对教士的呼吁已变得漠不关心。从农民至百万富豪，无数的法国人曾从政府那里购得没收教会的财产。这些人被逐出教会，并以不友好的眼光视那些告发他们的人为收赃者。那时，法国有8000名活跃的教士，其中2000人是支持宪法者，他们曾宣誓效忠于1791年主张没收的宪法。另6000人反对革命，拒绝宣誓，并力图废止该宪法，而且有进展。非移居的贵族和中产阶级，致力于使宗教恢复为财产和社会秩序的保卫工具。这些人中有许多——革命的世家后裔——送子女进教士和修士教导或管理的学校，相信他们比不穿长袍的俗人老师更知道如何栽培出彬彬有礼的儿子和端庄淑静的女儿。宗教在社会和文学中渐趋时髦，不久（1802年）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庄严颂词”成为该时代的谈话资料。

为了寻求对他无根的统治的援助，拿破仑决定赢得天主教会精神和组织上的支持。这些措施终于安抚了叛变的旺代，取悦于各省，并使6000名教士加入他的精神宪兵队。此举将获得教皇道德和精神影响力之助，减弱路易十八使波旁王朝复位的主要论据，减少天主教的比利时、巴伐利亚、奥地利、意大利及西班牙对法国和拿破仑的敌意。“所以，我一得到权力，我……重建宗教。使它成为我建国的根基和基础。我视之为健全的原则和善良的德行的支持物。”

此事遭到巴黎不可知论者和罗马红衣主教的反对。许多传教士不愿认可和容忍离婚，或放弃对法国教会被没收财产要求权等任何协议。许多激进的雅各宾派力言承认天主教为国教，由政府保障和补偿，无异于放弃他们认为是新近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政教分离。拿破仑威吓红衣主教，暗示如果他们拒绝他的建议，他也许仿效英国的亨利八世，使法国的教会完全脱离罗马。他设法安抚怀疑论者，说明他将使教会成为维持内部和平的政府工具。但他们担心，他的提议将变成从革命退向君主政体的另一步。他绝不原谅拉朗德，“因为拉朗德与罗马法庭开始谈判时想要将他列入无神论者的名录中”。

这些事情于1800年11月6日在巴黎开始，连续经过8个月的探讨，红衣主教们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拿破仑已闻悉教皇急于达成协议，因此坚持有利于自己对言归于好的教会控制权的每个条件。庇护七世一再让步，因为该计划试图结束法国教会的10年灾祸，让他废除许多藐视教皇权威的主教，使他能借助法国的仲裁，免受已占领他的首都的法军之扰，并将1797年让给法国的公使馆（费拉拉、博洛尼亚及拉韦纳——通常由教皇的使节统治）归还给罗马教皇。最后，经延至清晨2时的会谈后（1801年7月16日），罗马教会和法国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左右他们的关系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协定。拿破仑于9月批准该协定，庇护七世于12月批准。不过，拿破仑签约附有条件，即他以后可能作“调整，预防可能因该协定的文字技巧而产生的较严重的不便”。

该历史性的文件保证法国政府承认天主教为执政官及大多数法国人民的宗教，并供以经费，但没有确定天主教为国教。法国人完全信仰自由，包括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教会撤回对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要求权力，但政府同意付给主教们年薪1.5万法郎，及付较少额的薪水给教区的教士们作为补偿。如同路易十四统治时一样，主教须由政府提名，他们须宣誓效忠国家，但在教皇批准之前，他们不得担任工作。所有“合乎宪法”的主教须辞去他们的职权，所有正统的主教予以复位，正式开放教堂做传统的礼拜。经过再三辩论后，拿破仑就某一要点对教会让步——接受遗产权。

为安抚怀疑的批评家中比较友善者，拿破仑片面将121条《组织条例》加入该协定，以保障国家支配法国的教会。未经政府的明确许可，教皇的敕书、提示、使节、大会或全国宗教会议的颁令不得进入法国。公证结婚是宗教结婚的法定先决条件，所有攻读天主教圣职的学生须予讲授1682年波舒哀（Bossuet）的法国《天主教条例》（Gallican Articles），该条例确定法国天主教会脱离教皇绝对权力统治的合法独立。

该协定如此修改后，于1802年4月8日提交国务会议、护民院及立法机构讨论。此时尚未处于拿破仑恐怖统治，他们公开热烈地反对该协定，认为其出卖了大革命和启蒙运动（该协定基本上合于1791年宪法）。在护民院中，法国革命哲学家沃尔尼伯爵与第一执政就该协定做激烈的辩论。而立法机关选迪皮伊为会长，他是强烈反对教权的论文《一切崇拜的起源》（L’Origine de Tous Les Cultes，1794年）的作者。拿破仑将该协定从国会讨论中撤回，并等待适当的时机。

下一次提名护民院和立法机构的人员时，许多批评者未再被元老院任命。同时，拿破仑将该协定的情节和内容传布于公众，正如他期盼的，人民呼吁批准。1802年3月25日，拿破仑因与英国签订和约而声望大增。地位加强后，他再度将该协定提交国会。护民院通过该协定，反对者仅7票而已；立法机关赞成者228票，反对者21票。4月18日，该协定成为法律。复活节时，在圣母院的庄严典礼中，《亚眠和约》和该协定在革命者的叹息中、军方的嘲笑中及人民的欢欣中正式宣布。一幅讽刺画在军营中流传，描绘拿破仑被溺死在圣水盆中。一首讽刺的短诗说：“为了做埃及国王，他信《古兰经》。为了做法国国王，他信福音。”

拿破仑坚信他表达了法国大多数人的愿望，虽然减弱他在上层的力量，但加强了在底层的力量，而引以自慰。他使圣职人员复职，但因他任命主教及付给他们和约3000个教士的薪水，他估计能以经济的束缚掌控他们。他认为教会将成为他的工具之一，会歌颂他的光荣、支持他的政策。不久，他注意到新的教义问答中应教法国孩子：“尊敬国王就是尊敬上帝”，及“如果他们未能对国王尽其责任……他们就是在反抗上帝建立的秩序……会使他们自己受到永远的惩罚”。他虔诚地参加弥撒，不过尽可能简短，以表达他对圣职者的谢意。

在这些胜利的时期中，他坚信已赢得整个天主教世界。实际上，法国圣职人员从未忘记他们土地的丧失，憎恨他们受国家薪水的束缚，更期盼教皇支持对抗他们私底下认为是异教徒的统治者。按法律他们是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者，在感情上他们却变成教皇至上论者。国王剥夺了庇护七世的千年来由教皇保有的土地时——更甚者，罗马教皇被逐出罗马，囚于萨沃纳和枫丹白露时——法国的圣职人员和民众奋起保卫他们的教宗和教条，而拿破仑发现神话和文字的力量大于法律和刀剑的力量时，为时已晚。

光荣之路

在拿破仑的事业和胜利中，他必须永远防御对他权力和生命的挑战。法国的保王党相当安静，因为他们希望说服拿破仑最安全的途径是使波旁王朝复位，并给他一个坐领干薪的职位以为报答。他们鼓励冉丽斯夫人之类的作家，她的历史爱情故事《拉瓦利埃小姐》（Mademoiselle de La Valliêre）描写路易十四时法国的愉快情景。他们利用拿破仑的秘书布里埃内的秘密尊王主义，并通过他，企图劝诱约瑟芬投到他们这边。这位爱好享乐的混血儿已饱经政治刺激，她怕拿破仑如不改变路线，就会寻求君权，就会跟她离婚而改娶一位更可能替他生一嗣子的女人。拿破仑设法以情爱来减轻她的恐惧，并禁止她干预政治。

他认为对他权力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保王党或激进的雅各宾派，而是来自将军们的妒忌，他们领导着他的权力最后必须仰赖的军队。莫罗、皮舍格吕、贝纳多特、马拉、马塞纳已公开表露他们的不满。在莫罗做东的一次宴会上，一些军官当众指责拿破仑为篡位者，德尔马斯将军称他为“罪犯和怪物”。莫罗、马塞纳、贝纳多特对拿破仑草拟一项要求，请他以巴黎的政府及其附近地区为满足，将法国的其余地方分区配给他们并赋予几乎绝对的权力。不过，他们中没有一人愿允诺将这个建议呈交第一执政。贝纳多特统辖位于雷恩的西部军团，一再濒于叛变，但失去勇气。“万一我遭到严重的失败，”波拿巴说，“将军们将是首先背弃我的。”

我们必须以军事密谋为背景，解析拿破仑于1802年5月4日在国务会议中发表的反黩武演说：

在教士之前……在硕学鸿儒之前，武力低首……除非由于50年的浑浑噩噩……而野蛮化，军事政府永不会在法国生根。如果我们从其他关系中析论之，就会了解军人除武力外不知其他的法律，使一切顺从武力，看不到其他的事物……反之，文人仅注意普遍的利益。军人的特性在专横地决定每件事，文人的特性在于将每件事提出讨论、推理及探求真相。这些事往往是虚幻骗人的，但他们在推究讨论时使之暴露……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高位当然属于文人……而“真正的”军队是国家的。

拿破仑因深受不安全感的苦恼和永远想要取得权力，向他的知友提议，他进一步改进及美化法国的计划，需要比已授予他的10年任期更长的时间。1802年8月4日，元老院宣布“×年（1801年）新宪法”，新宪法将元老院人数自40人增至80人——所有新人由第一执政提名，并使他成为终身执政。他的崇拜者提议也授予他选择继承人的权力时，他特别谦虚地推辞说：“世袭继承违背民权的原则，在法国是不可能的。”但元老院辩论该提案后，以27票对7票赞成该提案，这错误的7票借改该决议为一致的意见，以掩饰他们的错误。拿破仑和蔼地接受该荣誉。8月17日，所有登记为法国公民的成年男子被要求投票决定两个问题：应否使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应否容许他选择他的继承人？结果3 508 885票赞成，8374票反对。也许，正如其他公民投票一样，政府有鼓励投赞成票的方法。巴黎证券交易所对此投票有所不满时，揭露了有产阶级的情绪：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的前一天，交易股值的指数是7，现已迅速升至52。

地位巩固后，他将周围之人做了一些变动。他选了一小群人成为他的枢密院，他的权力无可置疑时，除了供他自由利用的元老院咨询机构外，他可由枢密院颁布法令。他将护民官的人数自100人减至50人，并规定他们此后辩论须保持机密，他解除聪明但不可靠的富歇警察总监的职位，并将警务部并入克劳德·雷涅（Claude Régnier）管辖下的司法部。发现布里埃内在利用他的职位致富后，他开除了布里埃内（1802年10月20日），此后信赖克劳德·梅纳瓦尔的忠实服务。后来布里埃内的回忆录反对拿破仑，而梅纳瓦尔的回忆录赞成，两者都不可靠。不过将两者综合以观，仍不失为这位后10年驰骋欧洲的小巨人的最精确的记载。

也许是1802年的公民投票使马伦戈和亚眠的种种胜利锦上添花，毁灭了拿破仑的节制和明智。失去这些，天才濒临疯狂的边缘。他为使自己达到权力的顶峰，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的领袖们集中于米兰，请他帮助草拟宪法时，他提议在此宪法中三个选举团——地主、商人和专门职业团体供职人员——选一委员会，授以权力以任命立法机关、元老院和国务会议的成员，由这些人选立总统。1802年1月，代表们在里昂开会，批准该宪法，并敦请拿破仑——他们视他为在法国落难的意大利人——担任这个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他从巴黎来到意大利向他们发表演说，并于1月26日，经口头表决，这位法国的第一执政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元首。全欧洲都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将皮埃蒙特并入法国时，警报发生了。那个“山脚”1798年曾被法国占领，该地位于拿破仑允予保护的“天然边界”之外。但如果归还给撒丁，可能成为法国及其在利吉里亚和伦巴底的保护领地之间的敌对障碍。1802年9月4日，拿破仑宣布皮埃蒙特为法国的一部分。

在瑞士，他已找到许多条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他不能过于大胆地行进。那些坚定不屈的州县，人们数世纪来视自由比生命更可贵，会使任何敌人付出惨重的征服代价。不过，他们大致欢迎1789年的理想，并于1798年变成法国保护下的赫尔维蒂共和国。此举遭到大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利用农民为士兵，在伯尔尼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并向以洛桑为中心的亲法的共和国挑战。双方派代表寻求拿破仑的支持，他拒绝接待伯尔尼的代表，该代表向英国求援，英国送钱与武器给该寡头政府的执政者。拿破仑派军队援助拥护共和政体者（1802年11月）平定了伯尔尼的叛乱。拿破仑以《调停法案》安抚了双方（1803年2月19日），该法案制定瑞士邦联为19个独立的州，每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全都在法国的保护之下，全都有义务派一部分军队加入法国军队。据英国人的证言，该法案“受到各方的赞同，而且无疑在各州中深受欢迎”。

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依然视这些连续的行动——在伦巴底、皮埃蒙特和瑞士——为法国影响力危险的扩张，严重扰乱了欧陆势力平衡。拿破仑派往检查开罗、雅法、耶路撒冷及阿卡防务的霍拉斯·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呈给法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在1803年1月30日的《导报》上发表，激起了更深的愤恨，伯爵估计“6000人就足以……征服埃及”。该文使英国人怀疑拿破仑打算再次远征埃及。英国政府感到不能再考虑撤出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城，这两个地方如今对防护在地中海的英国势力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次拿破仑影响力的扩张也使英国大为震动，《吕内维尔条约》规定：莱茵河以西各公国的日耳曼统治者，因承认法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而丧失4375平方英里的可课税的领土，应以该河流以东诸侯的领土补偿之。20个日耳曼贵族派代表至巴黎力陈他们的要求，普、俄加入逐鹿。塔列朗因此又发了一笔财。最后，使数世纪来受天主教主教管辖的城市脱离宗教，而完成大部分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拿破仑的目的是提高莱茵邦联为法国与奥、俄之间的缓冲国。奥地利抗议说，小国的改组将证明是瓦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一步。事实果真如此。

被拿破仑扩张武力控制激怒，英国的统治阶级自问战争也许不比这样的和平花费少！制造业者抗议法国控制莱茵河，使法国成为英国与最赚钱的欧洲市场贸易的决定者。商人抱怨《亚眠和约》结束英国对法国的封锁，而法国对与法国工业竞争的英国产品，则严令禁止进口。贵族指责该和约，认为它是对法国大革命不荣誉的投降。几乎所有党派都同意必须保有马耳他岛。同时，英国新闻界在新闻记事、社论和漫画中丑诋拿破仑。拿破仑向英国政府抗议，英国政府告诉他英国新闻界是自由的。拿破仑吩咐法国新闻界以牙还牙。

在政府之间的函件中，语气变得日益恶劣。英国大使惠特沃斯爵士唐突地通知拿破仑，在法国政府对自《亚眠和约》以来所做的扩张主义的行动提出满意的解释前，英国不离开马耳他岛。1803年3月13日，在法国与外国显要的大聚会中，拿破仑如战斗似的面对惠特沃斯，指控英国破坏和约及武装准备作战。惠特沃斯对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行为非常恼怒，此后宁愿与塔列朗交涉，因为塔列朗知道如何礼貌地润饰事实。4月25日，惠特沃斯奉英国政府的命令，提出最后通牒：法国必须同意英国至少保留马耳他岛10年；法国必须撤离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必须补偿撒丁国王在最近战争中对皮埃蒙特的损失。拿破仑嗤之以鼻，惠特沃斯要求并获得他的通行证，双方准备开战。

拿破仑知道英国控制海洋，可随意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因此将路易斯安那以8000万法郎售给美国（1803年5月3日）。英国在技术上虽仍处于和平中，却命令其海军扣押可能遭遇的法国船只。1803年5月16日，两国正式宣战，并延续12年之久。

从这个痛苦的时刻开始，行政官身份的拿破仑退出历史，而将军身份的34岁的拿破仑，将他的热情专注于战争。他命令逮捕在法国土地上发现的一切英国人。他吩咐莫尔捷将军，在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三世将汉诺威变为军事基地前，立即夺取之。让他极感愤怒的是，想到10年冲突期间，英国以经费供给反对法国的欧洲大陆军队，封锁了法国的港口，抢去法国的船运和殖民地，而且在所有军事活动中，英国一直得以免受攻击。他甚至想过设法渡过那该死的海峡，使那些商人和银行家亲身触及战争。

他命令他的将军们沿布洛涅、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海岸集结15万人和1万匹马，命令他的元帅们在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集聚并装备有力的舰队。准备驶往作战时，须觅路穿过英国船舰网，至布洛涅附近百万工人已为他们准备妥善的海港。在这些海港中，工人们预定建造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运输舰。他本人一再离开巴黎，巡视军营和船坞，标注工作进度，以激励士兵、水手和工人，因为他的出现对于他们似乎是一项目的和胜利的保证。

在海峡中，英国战舰保持警戒，而沿英国海岸，在多佛尔、迪耳及其他各处，10万名爱国者日夜保持警戒，决心拼死抵抗侵犯他们神圣海岸的任何企图。

大阴谋（1803—1804）

1803年8月21日夜晚，一艘赖特舰长麾下的快速战舰，在不妥协的保王党领导人卡杜达尔的领导下，将8个法国人从英国运过海峡。他们在诺曼底的毕维尔（Biville）附近的多岩石的悬崖处登陆，那里有跟他们联盟的土著，将他们用绳子拉上去。12月10日，赖特舰长又从英国载送第二批谋叛者至毕维尔，其中包括逃亡贵族阿尔芒·波利尼亚克。1804年1月16日第三次横渡时，该舰长载送了朱尔斯·波利尼亚克及法国的逃亡将军皮舍格吕和赖若莱斯。皮舍格吕经过革命军领导的胜利后，曾阴谋恢复波旁王朝，被发现后逃至英国（1801年）。所有这三组人均取路前往巴黎，他们躲藏在保王党人家里。卡杜达尔后来自白，他打算绑架拿破仑，如果拿破仑反抗，就杀掉他。我们可以相信“英国政府以100万法郎的汇票资助卡杜达尔，使他能在该首都组织叛乱”，但并无证据显示英国政府同意暗杀。

阴谋者延迟行动，期待路易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在巴黎加入他们的行动，准备取代拿破仑，但他没有来。此时（1804年1月28日），皮舍格吕造访莫罗，请他合作。莫罗拒绝参加使波旁王朝复位的任何企图，但提议如果拿破仑被除去，则以他为法国的统治者。大约此时，贝纳多特给雷卡米耶夫人一份20位将军的名单，他宣称这些人是忠于他的，而且渴望恢复“真正的共和国”。“我可以坦白地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回忆道，“1803年9月至1804年1月的这几个月，我坐在火山上。”

1月26日，一个名叫凯雷勒（Querelle）的保王党人在三个月前被捕，不久即将处决，泄露了该叛乱的细节以换取减刑。由于他的导引，克劳德·雷涅的警察于2月15日找到并逮获莫罗，2月26日逮获皮舍格吕，2月27日逮获波利尼亚克兄弟，3月29日逮获卡杜达尔。卡杜达尔骄傲地承认他计划解除拿破仑的权力，并期待一位法国王子与他在巴黎见面，但他拒绝说出这个阴谋中任一同党的名字。

这时，一个名叫德雷克的英国间谍已在慕尼黑或其附近集合另一群叛乱者，打算在莱茵河西岸法国的新地区起事反抗拿破仑。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梅纳瓦尔的话——“英王的枢密院的命令责成法国的被逐者致力于莱茵河西岸，违者剥夺其生活津贴，并有一项规则决定配给每位军官和士兵的薪额。”拿破仑的间谍向他禀报这些情况时，他断定伦敦阴谋者等待的波旁王子就在这些亡命者中。在他们中无法找出阿图瓦伯爵的下落，但在巴登选区的莱茵河以东约6英里的埃滕海姆（Ettenheim）小镇中，拿破仑的密探发现一人，除了间或往斯特拉斯堡做可疑的访问外，生活相当安静。

此事报告给拿破仑时，他断定这位32岁的当甘公爵是阴谋废除他的领导人。凯雷勒的泄密及最近在巴黎的逮捕行动，使一度无畏的将军陷入激奋——也许是恐惧和愤怒促使他决定要永除后患。他下令奥登勒将军率军前往埃滕海姆逮捕当甘公爵，并押送至巴黎。1804年3月14日夜里，捕获该公爵，并于3月18日囚之于巴黎之东5英里处的樊尚堡。

3月20日，拿破仑命令一个由5个上校和1个少校组成的军事法庭前往樊尚堡，审讯这个被指控受薪于英国、武力反抗本国的公爵。同时，他派他的特别警察长萨瓦里将军前往监视该囚犯和审讯。当甘承认他从英国当局收到钱，并希望领军进入阿尔萨斯。该法庭判他叛国罪，并处以死刑。他请求面见拿破仑，法庭予以拒绝，但建议上书拿破仑请求宽恕。萨瓦里不准该建议，并下令执行死刑。

此时，拿破仑及其最接近的圈子，在约瑟芬的别墅马迈松辩论该公爵的命运。1814年，塔列朗是波旁王朝复位的随伴，此时却劝告处决以迅速终止保王党的希望和阴谋。忆及他在革命时的记录，万一波旁王朝复辟，他为他的财产，也许为他的生命担心。巴拉斯写道，他“希望……在拿破仑和波旁皇族之间血流成河”。三人执政团中最冷静、最遵法的康巴塞雷斯主张延缓。约瑟芬跪在拿破仑身旁，恳求免当甘一死，她的女儿奥尔唐娜和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支持她的恳求。

那晚某个时候，拿破仑派乌格斯·马雷从马迈松带信至巴黎，往见国务顾问皮埃尔·雷亚尔，命他前往樊尚堡亲自审问该公爵，并将结果报告至马迈松。雷亚尔接到信，但因白天的辛劳而精疲力竭，在他房里睡着了，而未在3月21日清晨5时前赶到樊尚堡。当甘已在凌晨3时在监狱刑场被枪毙。萨瓦里显然认为他已为主人做了该做的事，便策马赶往马迈松报告拿破仑此消息。拿破仑退入他的私人寓所，将自己锁在里面，拒绝他妻子入内的请求。

保王党和王族痛斥之。他们惊骇于一介平民竟敢杀死波旁皇族。俄国和瑞典的内阁向位于雷根斯堡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提出抗议，并建议对法国入侵巴登一事进行国际调查。该议会不予答复，而且巴登的选帝侯拒绝触怒法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令驻巴黎大使要求对死刑的执行做解释，塔列朗针锋相对地答复：“假如英国计划暗杀保罗一世时，已知阴谋的发起人潜伏在一箭之遥处，难道不尽速捕捉他们吗？”威廉·皮特深以死刑执行的消息为慰，他说：“波拿巴……自从上次宣战以来，对自己所做的危害大于我们施之于他的。”

法国本身的反应比许多人期盼的要温和。夏多布里昂辞去外交部中一个较次要的职位，但镇定的外交部长塔列朗于3月24日——当甘处死后三天——举行舞会时，20个旧法国贵族和全欧洲法庭的代表都参加。这事件之后3个月，人们心中显已淡忘。不过，富歇通常是一位锐利的观察者，他评论死刑的执行说：“这不仅是一项罪行，这是一项愚蠢的错误。”

拿破仑也许感到一些悔意，但他从不承认，他说：“这些人想要使法国陷于混乱，而且想要消灭我以破坏革命……当甘是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谋叛者，必须以谋叛者对待之……我必须在不断迫害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之间做选择，而且我的决定是毫无疑问的。我已使保王党和激进的雅各宾派永远闭口无言。”他要让他们知道他是“不可戏弄的”，他的“卑微的家世”也是不可戏弄的。由于某种理由，他认为已使保王党的阴谋者感到死亡的恐怖，他们如今可以看出波旁皇族的家世保全不了他们。事实上，已不再有夺取拿破仑生命的保王党的阴谋。

遇有已在巴黎逮捕的谋叛者的案子，他以比较小心、公开的方式亲自处理，审判公开进行，而且容许新闻界详细报道。虽然布里埃内曾反对处死当甘，但拿破仑请他参加审判，并给予他一份诉讼程序的报告书。皮舍格吕未等至受审，4月4日被人发现自己用领巾勒死在牢房中。在其他案件中，罪行已被承认或已明显无疑。但关于莫罗的案子，仅证实他曾公开反对拿破仑，对皮舍格吕等人的计划知情不报。1804年6月10日，法庭宣判：19个谋叛者被判处死刑，莫罗被判两年监禁。卡杜达尔死于6月28日，死时并无悔意，余下的18个人，拿破仑赦免了12个人，包括两个波利尼亚克。莫罗问他的刑罚可否改为放逐，拿破仑同意，虽然他预测莫罗会继续图谋陷害他。莫罗乘船赴美，在那里住到1812年，回欧帮助俄军在德累斯顿与拿破仑作战（1813年8月29日）。9月2日他受伤而死，葬于俄国。

拿破仑称帝（1804）

拿破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得不在经常的暗杀威胁下做他的工作，而一再联盟对抗法国的统治者：英国的乔治三世、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弗兰茨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及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他们的至高权力可望维持至寿终正寝，他们的权位有秩序地转移而且可信赖他们自然或指定的继承人。这绝不会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的政策和职位提交民主的管制之故，他们未曾这么做。显然，他们安全的秘密在于他们的“合法性”——经数代、数世纪形成习惯的民意认可的继承规则。

拿破仑梦想获得绝对神圣的权力，乃至成为时代的代表。他感到他渴望完成的工作需要稳定和连续的绝对统治。试看——恺撒，他如何将罗马法和文化带至高卢，如何将日耳曼人驱过莱茵河，如何赢得大将军（总司令）的称号，难道他就没有做这些吗？如果恺撒得免暗杀，他可能完成什么？试想奥古斯都在他41年的帝权中，得免恺撒已结束的平民的纷乱，受到使空谈居于天才之下的明智的元老院的支持，完成了多少成就。拿破仑，这位意大利之子、古罗马人的崇拜者，渴望如此不受限制的连续权力及作为国王享有的选择和训练一个继承人的特权。

但他也想到，而且常谈到查理曼在46年的统治中，曾带给高卢秩序和繁荣，曾将《法兰克法律》作为一种教化力，传入日耳曼和意大利，博得——或命令——教皇的尊崇，难道他拿破仑未曾做这些事吗？难道他未曾在法国恢复宗教以阻止革命放纵的异教的暴乱吗？难道他不应像查理曼一样得到终身的皇冠吗？

奥古斯都和查理曼这两位伟大的重建者，对民主没有信心，他们不愿使他们的审慎判断、远大的计划和政策，遭受一帮头脑简单的腐败代表的酷评和不得要领的辩论，恺撒和奥古斯都知道米洛和克洛狄乌斯买选票时代的罗马民主，他们无法在愚钝群众的要求下统治。拿破仑见过1792年的巴黎民主，他感到他无法在激奋群众的要求下决定、行事。是使革命结束的时候了，以巩固它的基本收获，终止纷乱、焦虑和阶级战争。

以执行死刑惩戒了保王党徒后，如今他准备接受他们的要求——法国在情感或心理上未准备自治政府的来临，某种强制的统治是绝对必要的。1804年，雷米萨夫人说：“某些与政治有点亲密关联的人，开始主张统治权——法国感到有绝对权力的必要性。政治的谄媚者和真诚的革命支持者，鉴于国家的安宁有赖于一个人，讨论执政官政府的不稳定。渐渐地，所有人的思想再度转至君主政体。”拿破仑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跟雷米萨夫人说，“法国人”爱好君主政体和它的一切排场。

所以，首先他给予他们这些排场。他为执政官、部长及政府的其他人员定做官服，用天鹅绒使服饰鲜明，部分原因是为了资助里昂的制造商。拿破仑选了4位将军、8个副官、4位地方首长和2位秘书（梅纳瓦尔曾请求协助）帮忙直接送达。执政官采用媲美皇室的繁杂成规和礼节。雷米萨伯爵负责这一仪式，而他的妻子雷米萨夫人领导陪伴约瑟芬的4个贵妇。穿制服的侍仆和华丽的马车增添了规定的正式生活的复杂性。拿破仑在公开场合遵守这些形式，但私底下马上就避入他单纯的私人方式中。不过，他同意宫廷的欢宴、化装舞会，正式莅临歌剧院，在那里他的妻子可展示使人想起最近不幸死亡的另一位奢侈王后的礼服。巴黎迁就他正如他迁就约瑟芬一样，毕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在创造恺撒式的胜利外，兼具奥古斯都的治国之才，难道不可让他有一些炫耀和矫饰吗？大将军变成国王似乎是很自然之事。

说来奇怪，法国许多团体听到即将加冕的谣言并不愤慨。约有120万人曾从政府那里买到没收教会或逃亡者的财产，他们明白除非阻止波旁王朝复位，否则他们的所有权并不安全，他们明白对此种不幸之事的最佳防御在于拿破仑权力的永恒性。农民也这样推论。无产阶级则意见分歧，他们依然喜欢大革命，因为有大量的工作。但他们享受到执政官政府带给他们的稳定的就业和良好的工资时，他们的喜好减退了。他们不能免除对光荣成就的日益崇拜，对可能显赫超越任何与法国竞争的帝国的迷醉。中产阶级怀疑帝王们，但这位愿成为国王的人一直是忠实有效地站在他们这边的人。受罗马法教育的律师们，几乎全都赞成将法国转变为帝国，恢复奥古斯都和从涅尔瓦至马可·奥勒留的哲人国王的工作。即使保王党，如果他们不能拥有一位血统可靠的波旁皇族，也会认为在法国恢复君主政体是向前迈进一步。圣职工作者，虽然知道拿破仑的虔敬行为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仍然感谢他恢复教会。在巴黎之外，几乎所有阶级都相信，唯有稳固的君主政体才能控制在文明的外壳下为患的个人主义的热情和阶级区分。

但也有反对的声浪。巴黎，这个曾经造成大革命并在身心上深受其害之地，对将革命连同它的多多少少的民主宪政一起安葬，不能没有一些可闻的或秘密的悼惜。残存的激进的雅各宾党的领袖们，明白在这预料的变化中，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投票决定处死路易的人，知道拿破仑轻视他们为弑君者。他们必须依靠富歇保护他们，但富歇可能再次被免职。希望分享拿破仑权力的将军们，诅咒这位从科西嘉来的傲气十足的年轻人黄袍加身的运动。哲学家和学院的著名学者，悲悼其中一人正打算将民主淹死在帝国的公民投票中。

即使在亲近的人中，也情绪不一。约瑟芬非常反对走向帝国的任何行动。拿破仑一旦称帝，就会更渴望一个继承人，因而更渴望离婚，因为无法从她那里盼到一个，她的华服和钻石的灿烂的世界就会随时破灭。拿破仑的兄弟姐妹久已促请他离婚，他们恨这个混血、淫荡的女人，恨她是他们权力之梦的障碍。如今他们支持走向帝国的运动，作为排除约瑟芬的一步。拿破仑之兄约瑟夫策订论据如下：

卡杜达尔和莫罗的阴谋促使我们决定宣告世袭的头衔。由于拿破仑担任定期的执政官，一次奇袭就可推翻他；担任终身执政官，就会有谋杀的行动。他采用世袭制作为防御物，则杀死他尚不足以成事，必须颠覆整个国家才行。这一事实为趋向世袭制事情的本质，此为不可避免之事。

议员、元老、护民官及政府中的其他人提议顺从拿破仑的愿望，而且因简而易明的理由：同意只不过减少他们的辩论自由——此自由已退化，反对则可能牺牲他们的政治生命，早些顺从可能赚得优厚的酬报。1804年5月2日，立法团体通过一项三重动议：“（一）拿破仑·波拿巴应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国王。（二）国王的头衔和君权应由他家族世袭……（三）应注意完整地保护人民的平等、自由和权利。”5月18日，元老院拥拿破仑为帝。5月22日，法国的登记投票者经个别签名投票，以3 572 329票赞成、2569票反对，认可此既成事实。卡杜达尔在囚房听到这个消息，说：“我们为了给法国一位国王而来这里，我们现已给她一位国王。”

第二章　新帝国（1804—1807）

加冕（1804.12.2）

拿破仑心满意足地迅速进入帝王之途，甚至在公民投票之前，他已开始（1804年5月）仅用他的首名签署函件和文件。不久，除了在正式文件中外，他将签名减为一个简单的“N”字母。一段时间之后，那个骄傲的姓名首字母就出现在纪念碑、建筑物、衣服和马车上。他开始不再称法国人民为“公民们”，而称为“我的臣民”。他期盼从朝臣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尊敬，从部长们那里得到更迅速的赞同。不过他以可怕的沉默表示厌倦塔列朗贵族化的方式，并带有一些兴趣地接受富歇不恭的机智。感谢富歇在搜查谋叛者工作中给予的帮助，拿破仑使他重任警察总监（1804年7月11日）。拿破仑提醒他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以图压制富歇的独立思想和言论时，富歇回答说：“一点不假。这是我有机会为陛下执行的第一次服务。”

这位国王陛下尚缺乏一件事：他未像其他的君权一样为全国宗教信仰的最高代表承认。毕竟在中世纪的神权理论中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对一个优越的天主教民族，由一位声言为上帝的使者的教皇替他们的统治者涂油，表示这位统治者实际上已被上帝选中，因而须凭着神圣的权威说话。还有什么思想更有助于统治？这种涂油的仪式尽管是基于历史，不也会置拿破仑与一切欧洲的君权处于同一阶层上吗？因此，拿破仑指定他的外交官一项任务，即说服庇护七世做史无前例的旅行来巴黎为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子加冕，这象征着天主教会对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胜利。而且，拥有一位欧洲最英勇的战士作为新防卫同盟者，对教皇陛下不也有益？一些奥地利的红衣主教斥此观念为十足的亵渎神圣之事，但一些狡黠的意大利人认为这不仅对宗教，对意大利也将是一项十足的胜利。“我们应置一个意大利家族于法国的皇位上以统治那些野蛮人，我们应该向高卢人报复。”教皇也许比较现实。他将同意，希望使这个忏悔的国家再次皈依天主，并重获被法军夺去的教皇领地。

拿破仑对仪式所做的准备工作，如同准备大战一样仔细。旧政权的加冕礼被研究、采用及扩大。行列如舞步创作者那样计划，每个动作均予定时。为宫廷贵妇设计新衣，制造饰物者集于约瑟芬周围，同时拿破仑吩咐她戴国库和她自己的珠宝，不顾他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抗议，他决定让她跟他一样加冕。杰克·路易·大卫将把此事绘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他请约瑟芬和她的侍从预演每个动作和姿态。诗人们被付酬以庆祝此事。歌剧院准备可叩动教皇心弦的芭蕾舞，作好安排以用部队保护主要街道，用执政官近卫队在君权与神权真正结合典礼时列队于圣母院的中部。同时，邀请其他国家的王子和显要莅临。群众从城市、郊外，从各省、海外涌来，并指望在这大教堂中或行经路线上占有一个有利的位置，店主们希望获得一等财富，确实也发了一笔财。工作和壮观的场面使人们心满意足。

和蔼的庇护七世于11月2日至25日，悠闲地经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参加典礼，并与拿破仑会于枫丹白露。从那时直至加冕，国王对教皇除顺从外极尽优礼，国王并未敬畏到承认任何超级权力的地步。巴黎的人民——当时最怀疑宗教的——视同奇观似的欢迎教皇。士兵护送、教士引导教皇至土伊勒里宫，在那里他被引至弗洛阁的一间特殊寓所。约瑟芬迎接他，并把握机会告诉他未曾与拿破仑按宗教结婚仪式结合，庇护答允在加冕礼前补救这一点。11月29日至30日晚上，庇护七世使他们再度结婚，约瑟芬心里感到踏实了。

12月2日清晨，12队行列离开不同地点集合于圣母院，他们来自法国各城市、陆海军、立法议会、司法部、行政团、荣誉社团、学院、商会等代表团。他们发现大教堂几乎挤满了应邀观礼的平民，但士兵们为他们开路到达指定的位置。上午9时，教皇的行列起程离开弗洛阁：庇护七世及其侍从，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及高级官员，乘坐由精选的雄壮马匹曳引的装饰华丽的马车，全由持十字架乘骡的主教引导，到达大教堂。他们下车，按正式的序列步上台阶，进入本堂并穿过直立不动的成列士兵之间的通道到达指定位置——教皇登上祭台左边的宝座。同时，从土伊勒里宫的另一处，皇家的人马也起程了：首先是巴黎市长马拉元帅和他的幕僚，接着是陆军的几个特别杰出的团，然后是乘坐马车的政府官员，然后是载送波拿巴兄弟姐妹的马车，然后是标有一个“N”字母的皇家马车，由8匹马拉着，载送身穿紫丝绒袍、袍上缀有珠宝和金子的国王和珠光宝气的皇后，她这时处于不稳固的显赫的巅峰，“她的脸部化妆良好”，虽然已41岁，“看来仅似24岁”。接着还有8辆马车，载送宫廷的贵妇和官员。所有这些马车抵达大教堂花了一个小时之久。在那里，拿破仑和约瑟芬换上加冕礼袍，并登上祭台右边的位置，他坐上皇座，她坐上在他下面五阶处较小的后座。

教皇登上祭台，拿破仑上去跪在他面前，约瑟芬继之，他们都被涂油并祝福。国王和皇后走下来，来到端着皇冠的凯勒曼将军所站之处。拿破仑取皇冠戴上。然后，约瑟芬虔敬地、羞怯地跪在他前面时，他——“带有一种显著的爱怜之意”——将钻石的皇后冠戴在她饰有珠宝的头上。这一切对于教皇来说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已事先如此安排。 [1] 接着，这位有耐心的教皇吻拿破仑的面颊，并宣读宗教仪式的套语、唱弥撒曲。他的助理拿给他一本福音书，拿破仑将手放在书上，背诵依然确认他为革命之子的誓词：

我誓必维持本共和国领土的完整，尊敬、实施本协定的规则和信仰自由；尊敬及实施法律之前的平等，政治及公民的自由，国家财产出售的不可变更性；除依据法律外，不加重义务，不课税；维持荣誉社团的机构；仅依据法国人民的利益、幸福和光荣统治。

3点钟，仪式结束。各组人员在大雪纷飞下，经过欢呼的人群，返回原地。和蔼的教皇迷于巴黎的景色和希望谈判有利，在巴黎或附近滞留4个月，经常现身于阳台上，为跪着的群众祝福。他发现拿破仑彬彬有礼，而且有耐心地负担对他的长期款待。1805年4月15日，他返回罗马。拿破仑继续他的帝国事业。他如今跟其他统治者一样神圣，深信他能不屈不挠地面对即将联合消灭他的列强。

[1] 1816年8月15日，拿破仑致书圣赫勒拿岛的拉斯·卡斯说：“在我加冕前的某个时候，教皇……同意不亲自将皇冠放在我的头上。他也免除了圣餐礼……‘拿破仑，’他说（对要庇护坚持此点的主教），‘也许不是一位信徒，这个时候无疑会来临的，届时会恢复他的信仰。’”

第三次同盟（1805）

1804年底，除英国、瑞典和俄国外，所有欧洲政府都承认拿破仑为法国国王，有些国王称他为“兄”。1805年1月2日，他再度向乔治三世提和，并改称他为“先生仁兄阁下”：

先生仁兄阁下：

我应天承运，由元老院、人民及军队劝进登上法国皇座，首感需要者即是和平。

贵我两国正徒损繁荣，而且可能争斗数世纪之久，然我国政府是否正当地履行最神圣的责任，且眼见徒然大量流血而无明确的目的，能不愧疚？我不以采取主动为耻，我认为我已充分证明……不惧战争……和平为我衷心愿望，然战争从未使我的声誉受损。余祈求陛下勿丧失赐世界以和平之乐。这是抑制愤怒、倾听人道和理性呼唤的最佳时机。如失去此良机，对我倾全力未能终止的战争何时是了……

阁下希望以战争获取什么？某些欧陆强国的同盟……从法国夺取其殖民地？对法国，殖民地仅是次要目标，而阁下岂不已拥有比所能保持者更多的殖民地……

这个世界甚大足供贵我两国生存其间。如双方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则理智的力量足使我们能克服之。无论如何，我已尽到我坚信正当及重视的责任。希望陛下相信我所言的真诚，并极愿为阁下证明。

拿破仑

我们不知一些和平意向的私人保证，可能已随附此项建议。无论如何，该建议并未使英国改变置安全于欧陆列强的平衡上，及鼓励弱国对抗强国的策略。乔治三世尚未接受“兄弟”的称呼，不函复拿破仑，但1805年1月14日，他的外交大臣马尔格雷夫致函塔列朗，坦白说明英国的和平条件：

吾王陛下极愿接受再度为其臣民获得和平利益的第一个良机，但此和平应以符合其各邦的永久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原则为根据。吾王陛下深信此目标仅能由安排始能达成，此项安排应同样提供欧洲未来的安全和安宁，及防止曾困扰欧洲大陆的危险和灾祸的重演。

因此，吾王陛下感到在他有时间与结盟的欧陆列强联络前，尤其与已提出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智慧和良好的意见，及对欧洲安全和独立深具兴趣的俄皇联络前，不可能比较坚决地回答待其作复的问题。

威廉·皮特为当时的英国首相。他身为英国的新财政堡垒，代表几乎英国唯一从战争获利的商业界。他们因法国控制莱茵河出口和航线而蒙受重大的损失，但他们因英国控制海洋而获利。这不仅遏制了大部分法国的海上竞争，也使英国能任意夺取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发现法国船舰。1804年10月5日，英舰扣押了几艘运银前往西班牙的大型西班牙帆船，这些银子本可使西班牙清偿欠法国的债务。1804年12月，英国向西班牙宣战，西班牙将其舰队听由法国处理。除此以外，英国由于卓越的外交家和深谋远虑的补助金，逐渐将富于人力、乏于金钱的欧陆列强争取到自己这边。

亚历山大一世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和仁慈的专制君主，或一位应天命主宰欧洲的军事征服者。不过，有几点他是清晰无疑的：他要吞并属于土耳其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使其西部边界圆满无缺。因此，就像占有凯萨琳一样，他热望征服土耳其、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适时控制地中海。他已占有伊奥尼亚群岛。但拿破仑曾占领这些岛屿，如今渴望重获。他仍然渴望征服埃及和地中海，他曾谈到并吞土耳其和东方的一半。现有一位势均力敌、贪得无厌者，总有一方必须让步。因为这些及其他的理由，亚历山大不愿看到英国和法国议和。1805年1月，他与已经和英国联盟的瑞典订立同盟。7月11日，他与英国签约，规定付给俄国每年125万英镑的补助金以支持一支10万人的军队对抗法国。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与拿破仑谈判了一年，希望汉诺威省并入普鲁士的领域，该省于1803年被法国占领。拿破仑同意，条件是与法结盟保证普鲁士支持法国维持新态势。想到沿岸凶猛的英国战舰，腓特烈甚不高兴。1804年5月24日，他与俄国缔结同盟，采取联合行动对抗法国推进威悉河之东。

奥地利甚感犹豫。如果加入新同盟，就会首当法国的攻击。奥地利与法国地理上更接近，也感到拿破仑扩张力继续推进的压力：1802年1月，拿破仑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1802年9月，法国吞并皮埃蒙特；1803年2月，瑞士归顺为法国的保护国；1804年5月，拿破仑取得国王的头衔，同时继续推进；1805年5月26日，拿破仑在米兰接受伦巴底的铁皇冠；6月6日，拿破仑接受热那亚总督的请求将利吉里亚共和国并入法国。奥地利人不禁问道：这位新的查理曼大帝何时止步？他岂不能——除非大部分欧洲联合阻止他——轻易地首先吞并教皇领地，然后吞并那不勒斯王国？那么还有什么会阻止他占有奥地利岁收不可缺少的美好的威尼斯？英国提供新补助金，俄国答允如遇法国攻击即支援10万精兵时，奥地利的心情即是如此。1805年6月17日，奥地利与英国、俄国、瑞典、普鲁士结盟，第三同盟遂告完成。

奥斯特利茨之役（1805.12.2）

对抗5倍力量的同盟国，法国仅有黑塞、拿骚、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迟疑的支持，及荷兰和西班牙舰队的合作。拿破仑从各地区筹钱、征兵，并编成3个军团：（一）莱茵军团，由达武、缪拉、苏尔特和奈伊率领，向马克将军率领的奥军主力挑战。（二）意大利军团，由马塞纳率领，迎战路德维希率领的一支奥地利军团向西的攻击。（三）拿破仑的无敌军团，目前集于布伦四周，但能突然攻击奥地利。他希望迅速占领维也纳，逼使奥地利单独签订和约，使其欧陆盟国不能动员，并使英国陷于无助和被围困的境地。

这位年轻的皇帝恨英国为其致命伤和他梦想的主要障碍。他称英国为“背信的英国”，并斥责英国的金钱为法国祸患的主要来源。他夜以继日制订无数个计划，想要建立海军以终止大英帝国的海洋支配权。他投注资金与工人在土伦、布雷斯特等处的海军，兵工厂，考验12位舰长，以觅出一位能领导成长的法国海军走向胜利的海军总司令。他认为已找到此人，那就是拉图什·特拉维尔，并极力以进攻和击败英国的想象激励他。“如果我们控制英伦海峡6个小时，我们将是世界的主人。”但拉图什·特拉维尔死于1804年，拿破仑误将法国海军的指挥权托付给维尔纳夫。

维尔纳夫曾在征埃及的惨败中渎职，曾有既犯上又怯懦的迹象。他对控制英伦海峡6个小时的可能性没有信心，一直逗留于巴黎，直到拿破仑命令他赴土伦就职。他的命令既微妙又复杂：率其舰队出海，让纳尔逊以英国主力舰队追逐他，引他越过大西洋到西印度群岛，在那些岛屿中躲避他，并尽速返回英伦海峡。在那里，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分遣舰队会加入攻击英国船舰，时间长到足以在纳尔逊从加勒比海返回前让法国陆军乘千艘船只越过海峡抵达英国。维尔纳夫圆满地完成了其任务的第一部分：他引诱纳尔逊至美洲，摆脱他后赶返欧洲。但一抵达西班牙，他判断他的船舰和人员绝对无法击败英国的海峡护卫军，反而寻求友邦加的斯港的保护。拿破仑在计划受挫后，下令维尔纳夫找出纳尔逊的舰队，冒万险向英国的海洋控制权做孤注一掷的挑战。

然后，皇帝骤做决定，离开该海峡，调10万大军向东南行进至莱茵河并越过该河。全法国在不安的希望中注视拿破仑命名的无敌军团的路线，而在其旅行计划中的每座城镇祝福它百事顺遂。几乎在每座教堂，圣职工作者呼吁年轻人响应号召从军，他们从《圣经》中证明拿破仑如今是在上帝的直接指导和保护下，该协定这么快就产生了好的结果。拿破仑协同努力，令沿线提供2万辆马车，以帮助士兵加速通过法国。他本人与约瑟芬驰往斯特拉斯堡。约瑟芬如今完全处于既不安又虔诚之中，她的命运岌岌可危。他承诺在数周内成为维也纳之主。在斯特拉斯堡，他留下她托请雷米萨照顾，自己赶往前线。

像往常一样，他的战略是分离和征服，防止奥军集结在奥军期待的俄国游牧部队来援之前，摧毁或使其不能出动。然后乘胜击溃俄军，逼使其欧陆敌人至少暂时议和。莱茵军团不顾阴沉的白昼和下雨的黑夜，不顾泥泞和大雪，思虑周详并急速达成该战役中的分内工作，此事可说明拿破仑的成功在于其麾下元帅者的支持。一周机动运用兵力后，马克将军的5万人发现他们在乌尔姆被达武、苏尔特、缪拉和奈伊的炮兵、骑兵和步兵三面围住，而且后有宽阔的多瑙河不容撤退。被围困的奥军粮尽弹绝，士兵威胁说除非容许投降否则叛变。马克终于投降（1805年10月17日），3万人被俘，押往法国。这是战争史上花费最少而最彻底有效的胜利之一。拿破仑无阻地进入维也纳时（11月12日），弗兰茨二世和一些从乌尔姆来的幸存者向北逃去，加入接近的俄军。

这次胜利很快就被维尔纳夫的坏消息破坏了。维尔纳夫遵照指示，迎战纳尔逊，这对双方都是一次殊死战。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获胜（1805年10月21日），但受伤极重，维尔纳夫战败自杀。拿破仑郁闷地将争夺英国制海权的一切希望搁置一旁，除了在陆上打许多次胜仗逼使欧陆列国随法国关闭他们的英货市场直至英国商人逼迫他们的政府求和外，似乎别无通往胜利之路。

拿破仑留下莫尔捷将军和1.5万人镇守维也纳，自己于11月17日出发回到他的部队，并使他们备战打击向南进军的两个俄国军团：一个军团由勇敢的库图佐夫率领，另一个由沙皇亚历山大亲自率领。1805年12月2日，俄军与法军交战于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的一个村庄。在战斗前，拿破仑对他的军队发布一篇文告：

将士们：

俄军出现在你们之前为乌尔姆的奥军报仇……我们所占的阵地是难以克服的，而他们正行进以转过我军的右边，这样就会对我军暴露侧翼……

我将亲自指挥各营。如果你们以一贯的勇气使敌军溃乱，我将避免接近炮火。不过万一有片刻不能确切掌握胜利，你们将会看到你们的国王身先士卒暴露于危险中，因为胜利不可悬而不决，尤其今日国家荣誉所系的法军荣誉正濒于危险之时……我们应该征服这些痛恨我们的英国雇佣兵。

此次胜利将会结束此次战役，然后我们将能转回我们的冬季军营，在那里有正在法国组织的新军加入我们，然后我缔造的和平将会受到我的人民、诸君和我自己的尊敬。

他的第一个战术就是夺取一座小山，使他的炮兵得以扫射移往侧面攻击其右的俄国步兵。那座小山已被库图佐夫的最勇敢之士兵占据，他们退出，重新编队，再度作战，最后被拿破仑的预备队击败。不久，俄军在小山下的平原上行进时，法国炮兵杀死俄军1/10的兵力，中间队伍惊逃而散开，大军零乱地分成两半，一端由达武和苏尔特的步兵对付，另一端由拉纳、缪拉和贝纳多特的各营对付，同时拿破仑派其预备队完成压倒性的击溃。8.7万名俄奥联军投降了2万人，包括几乎全部的炮兵，1.5万人死亡。亚历山大和弗兰茨率领残兵逃入匈牙利，而他们的吃惊的盟友腓特烈·威廉，谦卑地求和。

在这大规模的毁灭战中，7.3万法军及其盟军死伤8000人。久已习惯于死亡景象的疲惫的生还者，狂热地向他们的领袖欢呼。在12月3日的公报中，他宣称：“我们国家的幸福和繁荣必需的一切完成时，我就领你们回法国。在那里，你们将是我最亲切关怀的对象。人民将欢欣鼓舞地欢迎你们，你们则高喊——对‘看英雄’的人民，只需说：‘我曾参加奥斯特利茨之战！’即可。”

绘制地图者（1806—1807）

威廉·皮特接到奥斯特利茨的捷报时，他已濒临死亡。看到墙上挂着的欧洲地图，他要求取下来。“卷起那个地图，”他说，“这十年中，将不再需要它。”拿破仑同意，并重绘地图。

他先重绘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地图。塔列朗被召至维也纳，以外交辞令说出帝国的意愿。塔列朗劝拿破仑给予奥地利宽大的条件，假如她与法国缔结同盟，可断绝英国补助金与奥地利政策的关联，并可在与普鲁士和俄国冲突时，给予法国一些支持，即使仅是地理上的支持。拿破仑怀疑这种同盟的脆弱性，宁愿使奥地利衰弱到不可能再向法国挑战，并借一项轻易的和约，劝诱普鲁士离开俄国投向法国。同时他容许亚历山大率领他的残兵返回俄国，不予追击。

依照在舒伯鲁的奥地利皇宫玛丽亚·特蕾莎会议室中签订的条约（1805年12月5日），拿破仑要求普鲁士解散其陆军，割让安斯巴赫的侯爵采地给巴伐利亚，割让纳沙泰勒公国给法国，并接受与其征服者的强力同盟。腓特烈·威廉期盼汉诺威省得以归还，拿破仑乐于允诺，以阻止普鲁士的亲英情绪。

与奥地利签订的《普雷斯堡条约》（Treaty of Pressburg，1805年12月26日，拿破仑不在时签订）十分残忍。它曾因侵犯巴伐利亚而处于敌对状态，如今规定它将其在蒂罗尔、福拉尔堡及南日耳曼的土地让给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国土扩大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变成王国，巴登则成为与法国联盟的大公国。为了赔偿法国在战争中人员、金钱和物资的损耗，奥地利将其在意大利的一切领地，包括威尼斯及其腹地，转让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并同意赔偿法国4000万法郎——其中一部分，拿破仑很高兴得悉，已于最近从英国运达。此外，拿破仑命令他的艺术鉴赏家将一些从奥地利皇宫及美术陈列馆精选的图画和雕像送至巴黎。这位征服者按罗马的方式，将一切土地、金钱和艺术品的进贡，视为合法的战利品。最后，他命令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建立一个凯旋柱，外涂一层从奥斯特利茨俘获的敌炮上取得的金属。

塔列朗签订这些条约，但因其建议被拒深感失望，开始运用他的影响力——并非总是叛国的——对抗拿破仑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他后来为自己辩白说：他以对拿破仑的伤害作为为法国服务，但他使两者都受到伤害。

1805年12月15日，拿破仑离开维也纳，与约瑟芬在慕尼黑相会。在那里，他们促成欧仁（已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督）和巴伐利亚国王长女奥古斯塔公主的婚姻。在结婚前，拿破仑正式认欧仁为义子，并答应他意大利王位的继承权。这是一项政治联姻，以巩固巴伐利亚与法国的联盟。但奥古斯塔爱她的丈夫，并在他的义父垮台后协助保全他的性命。

拿破仑偕皇后继续前往巴黎，他得到如此正式的庆贺和大众的欢呼，以致雷米萨夫人怀疑：“是否可能不被如此过度的赞颂冲昏头？”实际事实有助于使他清醒。他发现他不在时，不良的管理使国库接近破产，奥地利的赔款援救了国库。他仍然必须与危害他生命的阴谋斗争，因为1806年2月20日，他从当时的英国首相福克斯得到消息：他应加强警戒，因为一个刺客为了一笔数目不多的钱企图行刺拿破仑。福克斯已将此人拘留，但可能尚有其他为钱行刺的爱国者。那时英法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首相的行动是遵从基督的和武士的道德。1806年1月1日，法国在个别的和集体的屠杀中，恢复基督的格列高利历。

5月2日，经四个月的行政休养恢复后，拿破仑向立法机构朗读他的《1806年国情报告》。该报告略叙军队的胜利和盟邦及地域的获得；描述法国农工业的兴隆；宣布秋天在卢浮宫开工业展览会——法国历史上的创举；提及建造或修理港口、运河、桥梁及3.35万英里长的道路——其中有些越过阿尔卑斯山；讲述进展中的大建筑——胜利圣堂、证券或股票交易所（该交易所使金钱消散于艺术中）及凯旋门；结束语保证法国正开始寻求的东西——“国王所欲的并非是征服，他已详述军事光荣的地位……改进行政，并使其成为人民持久幸福和日益繁荣的根源……这是他力求的光荣。”

绘制地图的工作继续进行。1806年7月12日，这位难以置信的皇帝如收受礼物那样接受另一个帝国，这是由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威斯特伐利亚等王国，巴登、伯尔尼、黑森-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符兹堡等大公国，安哈尔特、阿伦堡、梅克伦堡-什未林、拿骚、奥尔登堡、萨克森-科堡、萨克森-哥达、萨克森-魏玛等国，及6个小侯国组成的帝国。这一敌友的不平凡的结合系由美因茨前总主教达尔贝格采取主动（据梅纳瓦尔说）。在他的领导下，各邦元首要求置于拿破仑的保护下，保证派兵（总计6.3万人）参加他的军队，宣告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并组成莱茵邦联。也许条顿区域的新发展方向已被法语在他们之间的扩展而减弱。知识的共通几乎是国际性的。普鲁士自然反对法国的无限增强，但奥地利因战败无依，不得不接受此改变。由于16个诸侯和其国家的撤出，极大减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原有版图，弗兰茨二世放弃了（1806年8月6日）伏尔泰称之为“非神圣、非罗马、非帝国”的一度庞大的政治结构元首的头衔和特权，此后即以奥地利国王弗兰茨一世的头衔自满。

此刻是法兰西帝国，不久是《拿破仑法典》，有效地从大西洋扩展到厄尔巴岛，其范围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莱茵河以西邻界诸邦、日内瓦及教皇领地之北的几乎全部意大利。这位曾经羡慕查理曼的人，显然已步其后尘“将法律带给西方”。不过从大西洋至厄尔巴岛，深思的人怀疑：高卢人与条顿人的兄弟之谊能持续多久？

耶拿、埃劳、弗里德兰（1806—1807）

1806年8月15日，法国庆祝圣拿破仑日和拿破仑37岁的生日。这个国家，雷米萨夫人写道（常吹毛求疵）：“处于极平静的状态中。皇帝遭到的反对日益减少。一个健全、稳定、严格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人而公正无私，节制权力的行施和权力架构的方式；严厉实施征兵，但人民的怨言依然微弱不强，当时法国人尚未消失光荣的情绪。”首先，英国首相福克斯和俄国的彼得·奥伯利尔伯爵各为该国展开和平协商。

普鲁士却走向战争，与法国的勉强结合，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英国和瑞典向她宣战，英国海军封锁了她的海港并夺取她海上的船舰，她的经济蒙受损失，人民诧异他们的国王为什么要结成这样有害的联盟。普鲁士的元老政治家眷恋腓特烈大帝当年的显赫而预期依然顽强的卓越军队，及沙皇亚历山大正准备再与法国交战的兵力，他们告诉犹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唯有与俄国的持久联盟始可免遭拿破仑鲸吞。美丽而多情的露易丝皇后，喜欢英俊优雅的亚历山大，称拿破仑为“怪物”，并轻视她丈夫怕那个“卑贱的小鬼”。她穿上帅气的上校制服，在阅兵场策马经过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团人时，全国人都向她热烈欢呼。国王的堂弟路易·斐迪南王子渴望一场战争作为通往皇座的光荣之途。

1806年6月30日，腓特烈·威廉向亚历山大保证普鲁士与法国的条约，决不妨碍1800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他于7月惊悉拿破仑已接受莱茵邦联为其保护国，其中包括若干以前由普鲁士占据的区域而且多半依然在其影响范围中。再者，普鲁士驻法大使报告，其长官波拿巴正秘密地提议将汉诺威交还给英国作为和平代价的一部分，汉诺威曾被允诺给予普鲁士，国王感到被出卖。8月9日，他命令普鲁士军队动员。8月26日，拿破仑命令——或容许——处决纽伦堡的一个名叫帕尔姆的书商，因为他发行一种鼓吹反抗法国的小册子，此事更引起了普鲁士的注意。9月6日，腓特烈·威廉致沙皇函，保证参加攻击这个“混世魔王”。9月13日，英勇的福克斯去世，拿破仑后来说：“这是对我事业致命影响的因素之一。如果他活着，就已缔造了和平。”英国的内阁返回殊死斗争的政策，而亚历山大拒绝了奥伯利尔与法国签订的暂时协议。9月19日，普鲁士致法国最后通牒，说除非所有法军在两个星期内撤至莱茵河以西，否则普国即将宣战。当时统治西班牙的狡诈的大臣戈多伊向普鲁士表示友善，并令西班牙人服兵役。拿破仑从未忘记时机来临时，就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比较友善的政府，并决定如此做。他勉强地离开巴黎，偕同约瑟芬和塔列朗驰往美因茨，再度面对战争的局面。

拿破仑已失去了战斗的趣味，因为他必须跟约瑟芬在美因茨分手时，患了精神分裂。也许他已明白不论他如何常冒皇位和生命之险从事战争，胜利永不会为他赢得可接受的和平。雷米萨夫人描述她丈夫向她报道的情景说：

皇帝派我夫去请皇后，不久他就陪同她转回。她哭泣着。皇帝为她的眼泪激动，久久紧抱着她，几乎无法跟她道别。他极受感动，塔列朗也深受感动。皇帝一边紧抱着爱妻，一边伸出另一只手走近塔列朗，接着立即展开双臂将他们两人抱住。他对雷米萨说：“很难离开我最爱的两个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情绪激动得不能自制，竟哭泣起来，几乎立即引起一阵痉挛，而使他呕吐。他被扶到椅子上，饮了一些橘花水，但又哭了足足一刻钟。他终于控制住自己，突然站起，握握塔列朗的手，最后拥抱一下爱妻，并跟雷米萨说：“马车备好了吗？传唤扈从，我们走吧。”

他必须赶快，因为他的战略有赖于在俄军抵达前线前，以其最佳部队打击普军。普军尚未集结：前面是霍恩洛厄的腓特烈·路德维希王子统率的5万人，后面是腓特烈·威廉，也就是那15年前誓灭巴黎的高雅的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6万人，加上并不积极地来援助他们新王的约3万汉诺威人，一共14万人。拿破仑有13万人，他们虽然匆忙地集结但熟练于机动运用，从未经历失败，拉纳、达武、奥热罗、苏尔特、缪拉和奈伊沉着自信地领导他们。拉纳和奥热罗在易北河的属国萨勒和伊耳姆两地之间的平原萨尔费尔德擒住一师普军。普军不惯于法军的快速机动而被击溃，路易·斐迪南被杀（1806年10月10日）。

法军猛攻他们中的5.6万人，并在耶拿附近遭遇霍恩洛厄军团。耶拿那所知名大学席勒最近曾执教过，一年后，黑格尔又在那里以一种新哲学使举世迷惑。拿破仑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复杂的网状阵，使拉纳和苏尔特率领的各师得以进攻敌军的中央和左翼，而奥热罗之师得以攻击右翼，缪拉的骑兵则猛烈冲入纷乱的普军中，使之溃散而逃离战场。战斗中，他们遇到被达武卓越领导的法军在奥尔施泰特击溃的不伦瑞克公爵的败兵，公爵本人在该处受到致命之伤。这天（1806年10月14日），普军伤亡2.7万人，被俘1.8万人，而且几乎丧失了全部炮兵。拿破仑于当晚送快报给约瑟芬：“我们遇到普军，普军已不再存在。我一切无恙，紧紧地拥抱你。”次日，奈伊、苏尔特和缪拉追逐逃亡者，俘获2万多人。达武和奥热罗直奔柏林，迅即攻克。10月27日，拿破仑进入普鲁士首都。

他首先的行动之一，是从普鲁士和其盟国征集1.6亿法郎以补偿法军的损失。此外，规定柏林供应衣食和药品给占领军，命艺术品侦察队将柏林和波茨坦的最佳图画和雕像速送巴黎。拿破仑本人在巡视波茨坦时，将腓特烈大帝之剑据为己有。

1806年11月21日，他从柏林颁布一道历史性的命令：来自大不列颠或其殖民地的船只，不得进入法兰西帝国的任何港口，包括汉萨同盟的诸邦在内；大不列颠或其领地的商品，不得进入法国所辖或其盟邦的任何领土；不列颠人不得进入那些土地。发现他的一切军事胜利均不能劝诱英国谈和，而且知道英国将对从布雷斯特延伸至易北河的所有海岸（1806年5月）的法国的控制区施以封锁，拿破仑企图重施故伎：英国将被拒于欧洲大陆之外，因为英国舰队不让法国及其盟邦从事海上贸易。也许，拿破仑希望借此方法可迫使英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谋求和平。

这个计划有许多弱点。摆脱英国竞争的欧洲大陆制造业者会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消费者会因缺少他们惯用的英国产品而感到忧伤。走私和贿赂势必盛行（拿破仑任命为汉堡公使的布里埃内，就已借出售走私品而积聚财富，拿破仑不得不再次将他免职）。俄国仍然与英国结盟，英国的商品可越过俄国边界进入普鲁士和奥地利，每天都有大量的英国商品涌入仍然被普军占有的但泽港。

虽然普军已被击溃，拿破仑已是柏林的独裁者，但他的军事处境比他的经济更有燃眉之急。大部分波兰被俄奥两国占有，波兰的爱国志士哀恳拿破仑解救他们光荣的国家脱离屈辱的束缚。但是8万名配备良好的俄军，由莱文·本尼希森伯爵率领驻扎在维斯图拉，正准备向侵扰的法国挑战。渐渐从耶拿战役复原的法军，不急于应战，他们不惯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寒冷，眼看严冬即降而恐惧万状，渴望返回家园。同时，一个代表团从巴黎来到柏林，表面上为了庆贺拿破仑的辉煌胜利，实际上是求他谋和返回法国，因为法国人已明白每次拿破仑的胜利意味着追求更多的胜利，而每次都冒着一切危险。他告诉代表们他此时不能停止，对俄国的挑战必须应对，而且除非俄国被劝诱或强迫加入针对英国的封锁计划，否则针对英国的封锁将会失败。他命令军队进入普属波兰，未遇直接抵抗。1806年12月19日，拿破仑在欢呼中畅行无阻地进入华沙。

从依然渴望自由否决权的贵族，到依然遭受痛苦的农奴，所有阶层视拿破仑为使波兰脱离俄、普、奥三国瓜分状态，再度成为一个主权国的奇迹创造者。拿破仑以赞美之词回应，夸奖他们的国家、英雄和妇女（她们说法语如同说她们自己诱人的带丝音的母语一样迅速），并与瓦莱夫斯卡女伯爵有肌肤之亲。在此事前后，他对她极尽吸引讨好之能事，就像他早期致约瑟芬的信一样谦卑、热情。瓦莱夫斯卡不理他（据说），直到一批波兰贵族联名上书请她牺牲自己，借以感动拿破仑以恢复被三度瓜分的祖国的完整独立。这提醒她埃斯特当年不因爱情而为救民献身亚哈随鲁。“我们多么希望能对你的伟大和我们的好运做同样的赞语！”约瑟芬要求容许她从美因茨前来相会时，拿破仑以波兰道路崎岖为借口，吩咐他的妻子：“回巴黎去……要开朗快乐，也许我不久就会回到那里。”

他与瓦莱夫斯卡一起过冬，希望俄国人会等到来春才来扰乱他。但他派勒费弗尔元帅率军前往占领但泽港时，本尼希森率领几乎全部所属的8万人越过维斯图拉在勒费弗尔的纵队接近托伦时集中攻击之。信差赶回通知拿破仑，他率领6.5万人兼程北上，1807年2月8日在埃劳（柯尼斯堡之南）进行了一场损失最惨重的战斗。俄国炮兵优于法军，老迈的奥热罗受伤而眩晕，请求解除指挥职，宣称他无法再清晰地思考。缪拉的骑兵突破敌军的阵线，但俄军重整队伍并坚守阵地直至夜晚。本尼希森下令撤退，遗留战死或伤残的3万人在战场上，但他向沙皇报告他已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沙皇在圣彼得堡做大弥撒庆祝。

法军虽胜，但死伤1万人，残存者怀疑如何能抵抗那些强壮的斯拉夫人的另一次进攻。拿破仑此时也有了不寻常的忧郁心情，日后致他于死命的病弱的胃已经隐隐作痛，挫低他的锐气。他从未忘记那个难熬的冬季在芬堪斯坦（Finkenstein）军营中瓦莱夫斯卡对他的悉心照顾。不过，他仍然每天操劳，为他的部队定购衣食和药品，督导军事练习，从疲惫的人民和不情愿的盟邦征集兵员，及发布法国政府的政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07年4月26日会于巴滕施泰因，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在下次战斗摧毁法军后瓜分非法属欧洲。

拿破仑残缺不全的军队获得增补，因万物成长的春天而精神振作后，派另一支分遣队去夺取但泽港，获得成功。本尼希森也已重建各营，奉亚历山大的命令向柯尼斯堡进军。本尼希森向前进军，不过途中他让所属的4.6万人在弗里德南休息。1807年6月14日（马伦戈周年纪念日）清晨3时，他们被炮声惊醒，那是鲁莽但从未战败的拉纳将军率领的1.2万多名法军所发的掩护弹幕。俄军立即发炮还击。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拉纳的冒险就可能已招致失败。拿破仑以其全部兵力向前冲进，而且团团围住普军，只留下阻止后撤的阿勒河未围。到上午5时，法军获胜，普军眼见战争绝望，抢舟或渡水逃生，遗尸2.5万具在战场上。法军损失8000人，但他们已对那时唯一能应战的俄军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俄军和普军逃至泰尔西特，而遭法军追杀者无数，以致亚历山大容许其将军们要求休战。拿破仑同意休战，留下萨瓦里将军坚守并统治柯尼斯堡，他本人则前往泰尔西特与颓丧的奥王和受到惩戒的沙皇议和。

泰尔西特（1807.6.25—7.9）

在柯尼斯堡东南约60英里的泰尔西特，敌对的两军隔涅曼河和平地彼此相望，而“在他们之间发生一种友善的谅解”。敌对的两国君主却由亚历山大建议，在停泊于河中筏上的帐幕中心怀戒惧地相会。双方君主乘舟划至筏上，拿破仑先抵达（如法兵预期的），而有时间走过帐幕迎接另一边的亚历山大。他们相互拥抱，两军高声喝彩。“这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目击者梅纳瓦尔说。

每方皆有友善的理由：拿破仑的军队不宜（在数量或装备上，或后方安全上，或可望从吁求和平的法国获得的支援上）入侵空间和人力几乎无限的不详的土地，而亚历山大厌恶他的盟邦和他部队的软弱，担心在他所属的波兰或立陶宛省内的叛乱，及激烈卷入土耳其和他的部队的纠纷中，而乐于在着手击败一个从未被战胜的人（除了在阿卡外）之前先喘一口气。而且，这位一直在逐鹿欧洲的法国人并非是沙皇的皇后描述的“怪物”和“野人”，而是一位逗人喜爱的彬彬有礼的人，他的款待虽不多言但颇老到熟练。初次会议后，亚历山大迅即同意在泰尔西特城拿破仑安排的宽敞住处举行进一步会谈，那里也接近他自己的寓所。他们常在一起进餐，有时候与普鲁士国王，后来与普国王后一起进餐。有一次，沙皇以学生自谦请教拿破仑治国之道，并同意他说路易十八（当时住在库尔兰）缺乏君主所需的一切品质，而且“是欧洲最微不足道的人物”。

他们都认为对方可爱而易受骗。经过显然友善的协商后，他们签订了不仅一项条约，而且是一项盟约。俄国应保持其目前领土的完整，但将终止与英国的合作，而且将联合法国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经秘密协议，俄国可以随意从瑞典取得芬兰，而法国可以随意攻占葡萄牙，该国已成为战时英国的前哨。亚历山大保证从中斡旋促成英法之间一项满意的和平，如果失败，就与法国携手以封锁和战争对抗英国。这项保证使拿破仑欣喜万状，因为他重视俄国在封锁方面的合作超过任何地域的获得。

拿破仑不拟牺牲这些协议，而从事与俄普奥三国的殊死战，因此将恢复波兰瓜分前边界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搁置一边，而以普属波兰的部分建立法国保护下的华沙大公国自满。他为这个200万人的新国家草拟一部宪法（1807年7月22日），该宪法废止奴隶制，订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规定在陪审团前公开审判，规定以《拿破仑法典》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废止自由否决权、封建税及无所事事的议会，立法权归属于名士组成的上议院和100个代表组成的下议院。行政首长暂时由萨克森国王担任，他是前波兰统治者的后裔。以其时地观之，这是一部开明的宪法。

拿破仑对沙皇宽大，但对曾与法国断盟而与其敌人携手的普王残忍。规定腓特烈·威廉三世放弃易北河以西的所有普国领土，其中大部分重组为贝尔格大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除但泽成为法国镇守下的自由市外，几乎所有的普属波兰归属华沙大公国。残存的一半普鲁士须断绝与英国贸易，如经要求须对英国参战，而且须由法军占领直至付清沉重的赔款。腓特烈·威廉当初不想作战，他被这些条件惊得目瞪口呆。露易斯皇后几乎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她从柏林赶来（7月6日）恳求拿破仑，用辩论、香水、笑容和眼泪以软化他的要求。他请她坐下以平息她的雄辩（坐在椅上甚难雄辩），并说总得有人为战争付出代价，那为什么不让听她吩咐发动战争、撕毁条约的政府付出代价呢？他有礼貌地拒绝了她的恳求并送她离开，于次日命令塔列朗按原先策订的缔结条约。露易丝皇后返回柏林，伤心欲绝，3年后就香消玉殒，仅34岁。

7月9日，国王们分手离开，双方都感到得到便宜：亚历山大得到俄国西陲的安全，并可自由处理芬兰和土耳其；拿破仑得到贝尔格和威斯特伐利亚及不安定的休战。几年后，他将“列强的聚会”阐释为“外交家之间同意的欺诈手段，它是马基雅维利之笔与穆罕默德之剑的结合”。次日，他起程返回巴黎，受到民众的赞美，他们感谢他带来和平远甚于他带来的胜利。1807年，他向立法机关所作的国情报告，是他最骄傲的报告之一：奥地利受到惩戒，普国受到惩罚，俄国由敌对转为联盟，新国土加大了本帝国，俘获敌军12.3万人，而一切损失均由战败的侵略者赔偿，无须在法国加重课税。

大封群臣时，他宣布擢升塔列朗为贝内文托公爵。这使这位贪婪者增加了12万法郎，但规定他辞外相职，因为按外交礼节，阁员的地位低于公爵。这项措施缓和了一项困难的情势，因为拿破仑已不信任这位杰出但行动秘密的外交家，但又不愿将他免职而使他变为敌人。事实上在几次主要的谈判中，拿破仑继续利用他折冲樽俎。塔列朗教会了他的继承人尚帕尼关于其新职位的权术和诡道后，在瓦朗赛买了一座豪华庄园，在其中悠然享受岁月。那座庄园部分是用拿破仑的钱购置的。

8月15日，宫廷举行庆祝会庆祝拿破仑的胜利，重温这个伟大君主国的豪华：国王和部长们穿正式礼服，贵妇们穿晚礼服、佩戴珠宝，参加音乐会，观看芭蕾舞和歌剧，参加酒会。4日后，他废除护民官院——因为有少数护民官多年来敢于反对他的观点和政令——借以表现他增大的王权。他为了缓和此次打击，任命几个无害的护民官担任行政职位，并将其他的大部分护民官纳入立法机构。该机构如今已获得讨论议案和表决权。依然健在而回国的逃亡者，在圣热尔曼近郊的一座重新兴旺的皇宫中，赞扬拿破仑不亚于高贵的出身。“为什么他不合法呢？”他们彼此相问，使之合法继承王位，法国将完美无缺。他很少再如此深孚众望、有权力和心满意足。

第三章　庞大的领域（1807—1811）

波拿巴家族

拿破仑由于领地增多而加重了负担，因为许多增加的地区在种族上、语言上、宗教上、风俗习惯上和特性上均属不同，不能期盼他们盲从外国的统治而缴纳税金予巴黎及送儿郎参军。在治理难驾驭的法国时，他能选谁明智而忠实地统治这些公国？他可以信赖几个将军治理一些小地区，他派贝尔蒂埃为纳沙泰勒公爵，缪拉为贝尔格和克利夫斯大公爵。不过他的将军中大部分是惯于发号施令，未受统治的迂回微妙的训练，他们中有几位像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一样，妒忌他的至高权力，不登皇座绝不满足。

拿破仑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血肉相连的忠诚，具有某种程度的天赋力量，共同出力赢得执政官政府和帝国。他也许夸大了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家庭感，尽量满足他们分享他的财富和权力的日增的期望。他往往厚赏他们，但期盼他们协同他的政策——尤其是厉行欧洲大陆的封锁，他希望借此封锁促使英国趋向和平。或许，他们的合作也可能是朝向结合全欧洲在一部法律和一个元首（两者均属他自己的）下的一步，并以此增进普遍的繁荣、终止王朝或国家主义的战争。

他先启用他的哥哥约瑟夫，因为在与奥英的谈判中，约瑟夫曾为他服务，表现良好。康华里在亚眠与约瑟夫打过交道后，曾描述他为“心地善良但不很能干的人……明达、谦逊、举止高雅……正直和坦率……他与第一执政的近亲关系，也许对内政部长塔列朗具有的杰出的狡猾手段和钩心斗角的精神可以有所抑制”。约瑟夫爱财正如拿破仑爱权力一样。早于1798年，约瑟夫已能在巴黎附近的孟特方丹购置高价的地产，在那里以君主般的慷慨款待朋友、作家、艺术家和来访的显贵。他渴望他的弟弟指定他为帝权的继承人，拿破仑使他成为那不勒斯——南意大利的国王时（1806年3月30日），他表露不满。被废黜的波旁皇族斐迪南四世借英国舰队之助坚守西西里岛，而他的王后玛里亚·卡罗利娜领导一次叛乱，企图使他恢复大陆的王位。拿破仑派4万人，由马塞纳和雷涅率领，不计任何代价镇压此叛乱。他们如命行事，其残暴凶猛遗留数代痛苦的回忆。约瑟夫试图以温和亲切的政府博得他臣民的忠诚，但拿破仑警告他“一个统治者必须以使自己被害怕而非以被爱确立地位”。最后的评断尚佳：

约瑟夫对我虽无所帮助，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约瑟夫爱我极真诚，我不怀疑他愿为我做一切事。不过他的德行仅适于私人生活。他的性情温和善良，具有才识，总而言之，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人。他执行我托付他的重责时，常尽其所能，他用心良善。因此，主要的错误全在于我，是我提升他超越他的本分。

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生于1775年，具有拿破仑式的雄心及想要控制一切的轻浮天性。在某一方面来说，拿破仑的执政官政府得归功于他，因为他当时身为五百人院的议长，拒绝将放逐篡夺者的要求付诸表决，并动用军队解散议会，保全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后来，他认为他哥哥谋求王权稍嫌草率，拿破仑派他担任驻西班牙大使，而使他离开政治舞台。在那里，他运用一切方法聚财，不久他比拿破仑还富有。回到巴黎，他拒绝拿破仑替他安排的政治婚姻，而娶他自己选择的对象，并回意大利居住，在整个“百日王朝”的惊涛骇浪中，他回到巴黎帮助他哥哥。他奉令撰写了关于查理曼的长篇史诗。

二弟路易也有他自己的心意和脾气——兼有一些能力和信念，使他不安于受他哥哥的约束。拿破仑支付他的教育费，带着他以随从副官的身份前往埃及。在那里，路易大玩女人染上了淋病，而又过于急躁不待完全治愈。1802年，在约瑟芬的催促下，拿破仑劝不情愿的路易娶不情愿的奥尔唐娜为妻。路易是一个粗野的丈夫，奥尔唐娜是一个不快乐、不忠实的妻子，多少有点受他义父的钟爱而宠坏了。她生（1802年12月5日）第一个男孩拿破仑·查理时，就有闲言闲语说第一执政是生父，这个不公平的怀疑随附拿破仑和奥尔唐娜的一生，拿破仑收他为义子，并怜爱地称他为“我们的太子”或王储，为闲言提供了一些证据，不过这个男孩5岁时就夭折了。奥尔唐娜伤心欲绝，精神为之暂时错乱。1804年，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拿破仑·路易。1808年生的第三个儿子查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

1806年6月5日，拿破仑派他那个令人烦忧的弟弟为荷兰国王。比起爱他的妻子，路易更愿意爱荷兰人民。他知道荷兰的繁荣多么依赖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发现荷兰人破坏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时，路易拒绝检举他们。拿破仑坚持己见，路易固执不让。法军进入荷兰，路易逊位（1810年7月1日）。拿破仑将荷兰并入法国，置于他直接统治之下。路易退隐于格拉茨，成为散文和诗的作家，1846年死于意大利的来亨。 [1]

1810年，奥尔唐娜与路易分居，并从拿破仑处得到每年200万法郎的孩子赡养费。除这些孩子外，她因与弗拉奥伯爵通奸而于1811年又生了一个。不过，雷米萨夫人告诉我们，奥尔唐娜具有“天真无邪的性情……真实、善良、全无邪恶之念”。拿破仑第一次逊位后，她随同其母住在马迈松，在那里她受到沙皇亚历山大的注意。她与路易十八同餐，使拿破仑主义者大为惊慌。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她为他充任女主人。他再度逊位时，她秘密地给他一件价值80万法郎的钻石项链，后来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时，在他的枕头下找到这串项链，由蒙托隆将军交还奥尔唐娜，使她得免穷困。她死于1837年，葬在鲁依尔她母亲的遗体旁边。在那段艰苦的日子中，每个人都饱经沧桑。

幼弟热罗姆·波拿巴将他的一生活动和妻子分隔于两个半球中。他生于1784年，16岁时应召服役于执政官警卫队，在决斗中受伤，被迫离开而改服役于海军。年轻时他生活荒唐，纵情玩乐，常向布里埃内借贷，布里埃内则将未偿还的借款记入拿破仑账下。热罗姆在布雷斯特时曾向拿破仑索取1.7万法郎，拿破仑函复他：

来函已悉，少尉先生。我期盼闻知你在巡洋舰上勤学不懈，你应将此职业视为大展宏图的途径。纵然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也将引以为慰，但如果你活到花甲之年，对国家一无贡献，而且未留任何值得尊敬的名声，则还不如未生。

热罗姆在西印度群岛离开海军，旅游至巴尔的摩，并于1803年19岁时，在该地娶当地商人之女伊丽莎白·帕特森为妻。他带她返回欧洲，法国宫廷拒绝承认这门婚姻，因为双方均未成年，拿破仑不容她进入法国。于是她转赴英国，并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热罗姆·拿破仑·波拿巴。她返回美国，并从拿破仑那里得到一笔津贴，后来她的孙子查理·约瑟·波拿巴曾任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海军部长。

热罗姆受命统辖一支法国陆军，因1806年至1807年的战役中攻占几个普军堡垒而声名大噪。拿破仑命他为威斯特伐利亚——取自普鲁士、汉诺威及黑森-卡塞尔合成区的国王，以奖励他。为了使他具有高贵的气质，拿破仑为他另娶符腾堡国王之女凯瑟琳公主。1807年11月15日，拿破仑致函给热罗姆，语气极富立宪君主的精神：

随函附上贵王国的宪法一部。该宪法包含我放弃一切征服权利的条件，及我对贵王国已获得的一切要求的权利。你必须忠实地遵守此宪法……别听信那些人说你的臣民习于奴役以致对你的恩惠不感谢。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中，有比他们要你相信的更多的才智。你的王位除非基于一般人民的信任和爱好，否则就永不能稳固地建立。日耳曼的舆情急切要求的，是无世袭职位但具卓越才能者对你的恩惠和任用应有同等的要求权利，及废除农奴制度的每一遗迹，或废除最高统治者与最低阶层臣民之间的封建阶级组织的遗迹。《拿破仑法典》公开审判及采用陪审团制的利益条项，将是你政府的主要特色……就你王权的扩张和巩固来说，我重视这些措施的影响甚于最受人称颂的胜利。我要你的臣民享有日耳曼人迄今未悉的自由、平等和繁荣……这样的统治方法，将是你和普鲁士之间的屏障，比易北河、堡垒和法国的保护更为坚强。

热罗姆才23岁，仍然过于年轻，不能体会此忠言。他缺乏统治所需的自制和冷静的判断，纵情于铺张和奢华，待他的大臣如下僚，采取他自己的对外政策，使必须顾及全欧洲的哥哥大为苦恼。拿破仑在莱比锡的关键性战斗中失败后（1813年），热罗姆无法保持他的臣民忠于帝国的宗旨，他的王国遂告崩溃，他逃返法国。滑铁卢之役中，他英勇地支持他的哥哥，后来逃至符腾堡托庇于他岳父的保护下。他寿命甚长，曾任他侄儿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上院议长，幸运地死于另一帝业鼎盛之时（1860年）。

欧仁是一个较好的学生。他母亲嫁给拿破仑时，他是一个15岁大的可爱少年。最初他怨恨这个鲁莽年轻将军的闯入，但不久就对拿破仑的情爱和关切甚具好感。拿破仑，这位旋风似的征服者，以他为随从副官，带往意大利和埃及以讨好他。他得知母亲的不贞时，他对他们两人均表同情，他的眼泪挽回了他们的婚姻。自此以后，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忠实结合永未破裂。1805年6月7日，拿破仑使欧仁成为意大利的总督，但鉴于他加在这个24岁年轻人身上责任的重大，留给他一纸良言：

我们将意大利王国的政府托付给你，证明你的行为已获得我们对你的尊敬。不过你还年轻，不了解人心的邪恶，因此我向你谆谆劝告要谨慎缜密。我们的意大利臣民比法国公民虚假。你能保持他们的尊敬和使他们幸福的唯一方法，就是别使任何人得到你完全的信任，永不告知任何人你对大臣们和你宫廷的高级官员们的真正看法。虚伪作假，到了比较成熟的年龄自然就会，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使之适合你自己的目的……

如非处于意大利总督的地位，你可夸耀是一个法国人，但如今你必须忘记这点，而且除非意大利人相信你爱他们，否则你将视为自己的失败。他们知道没有尊敬就没有爱。学习他们的语言，常常出入他们的社交场合，在正式集会中，挑选他们出来使其获得特殊礼遇……

愈少说话愈好，你未受足够良好的教育，没有充分的知识以参加正式的辩论。要学习倾听，记住缄默每每与知识的炫耀同样有效。别在各方面模仿我，你需要更多的自制自检。别常主持国务会议，你经验太少无法成功地主持……无论如何，别在那里发表演说……否则，他们会立即看出你没有能力讨论正事。只要君主保持缄默，他的权力就难预测，除非他知道自己是这里最能干的人，否则绝不要谈话……最后一句话：无情地惩罚欺诈行为……

欧仁满足了国王的愿望。由于大臣们的帮助，他整顿了财务，改进了行政事务，建设道路，采用《拿破仑法典》，并以他一贯的勇气和日增的技能领导意大利陆军。深感愉快的国王于1807年访问他，并利用这一机会颁布《米兰敕令》，以严厉的规定回答英国规定中立国船只在驶往欧洲大陆前须先停靠英国港口的敕令。欧仁尽其所能实施恼人的大陆封锁法。他在所有战争及几次逊位期中，始终对拿破仑忠心耿耿。他死于1824年，距他继父之死仅3年。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一书中一再表明意大利对他开明统治的追怀。

拿破仑也赠予姐妹们领土。埃莉萨和她顺从的丈夫费利切·巴乔基被授以皮翁比诺和卢卡公国。她统治这些公国成效卓著——供给公共土木事业基金，赞助文学和艺术，鼓励帕格尼尼。拿破仑使她成为托斯卡纳的大女公爵，她在那里继续推行她的独裁仁政。她故于1809年。

波利娜·波拿巴是拿破仑视之为她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女人，她不耐将她的美色局限于一张床上。17岁时（1797年），她嫁给查理·勒克莱尔将军。4年后——也许为了避开她的轻浮，拿破仑吩咐她在对卢维杜尔的战役中，伴随她的丈夫去多米尼加。勒克莱尔因黄热病死于该地，波利娜扶柩返欧，她的绝代美艳因病而减色。1803年，她嫁给博尔盖塞·卡米洛王子，但不久就通奸，卡米洛转求安慰于一个情妇。拿破仑请他和她的舅舅费斯克红衣主教来谴责她。“告诉她，据我看来，她已不再如过去那样漂亮，而且5年后她将更不漂亮，然而她会守规矩，而且终生受尊敬。”未受惩戒，波利娜与王子分居，并将她的家大方地开放为最放荡的交际之地。拿破仑使她成为瓜斯塔拉（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省内）女公爵，但她宁愿留在巴黎的宫中。拿破仑为她的容貌、作风及善良的性情所迷，容忍她的逾越，直到有一次在镜中看到她嘲弄地模仿他的新皇后玛丽·露易斯。他将她放逐至意大利，不久她就掌握了一所罗马的文艺沙龙。后来（我们将会见到），在拿破仑处于困境时，她施以援手。1825年，她与她的丈夫破镜重圆，并死于他的怀抱中。他曾说过：“毕竟，她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

卡罗琳几乎和姐姐一样美丽，而在最后的日子中，所受的伤害要大得多。据说她的皮肤光泽如粉红色之缎，“她的臂、手和脚完美无缺，就像波拿巴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17岁时，她嫁给缪拉，这时他已经在意大利和埃及战役中成名。由于这些勋绩，及在马伦戈的卓越的表现，他被任命为贝尔格和克利夫斯大公爵。他在他的首都杜塞尔多夫忙碌时，卡罗琳留在巴黎，并与朱诺将军过于亲密，以致拿破仑将朱诺遣往波尔多。缪拉返回巴黎拉回他的妻子，但战斗是他的爱癖，危险是他的嗜好。他经常赴前方不在时，卡罗琳接管他们的公国的行政，而且治绩良好，以致除了他华丽的服装外，人们并不怀念缪拉。

位于这群快活的兄弟姐妹之上的，是他们坚定的、不受迷惑的、不可毁灭的母亲莱蒂齐亚。她与他们甘苦共尝，祸福与共，骄傲忧伤兼而有之。1806年，拿破仑尊56岁的她为皇太后，给予每年50万法郎的津贴。他供给她一所在巴黎的华宅和许多仆从，但她依然过她惯常的俭朴生活，说富有时须节约以防破产。她被称为“太夫人”（Madame Mère），但未享有、觅求政治影响力。她伴同她的儿子去厄尔巴岛，又随他返国，她满怀焦虑并默祷着注视百日王朝的全过程。1818年，她恳求列强将他释离圣赫勒拿岛，因为他病情严重不可能危害他们，未获答复。她以惯常的坚忍承受拿破仑、埃莉萨和波利娜及几个孙儿女之死。她死于1836年，享年86岁。

家庭计划之所以无效，一半因该计划非基于受治民族的需要，一半因每个统治者（除欧仁外）均是个人主义者，各有自己的主意和愿望——尤以拿破仑为最。他首先想到他自己的权力，并定下远较已无作用的封建制度为优的法律，但因财政和军事的榨取而限制、减弱了这些法律。虽然他摧毁了封建制度，但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另一套——想到他兄弟姐妹们拥有他赐予的领地，因而规定他们须做顺从的诸侯，战时须为他的需要征兵，平时为他征税。他为这种状态的构想辩护说，几乎所有如此统治的领土，都是在列强迫使他从事的战争中所征服的，因此应受战争法的约束，而他们幸得法国的最新法律和一位开明君主的仁慈统治。至于他的家庭，他在圣赫勒拿岛伤心地将这个事件简括说明：

无疑，我的家庭对我支持不力……关于我性格的力量所言已多，但就我的家庭而论，我过于软弱，而他们深知。我反抗的最初风暴过去后，他们的坚持和固执常常得胜，而且随心所欲地对付我。我在这个方面犯了大错。如果他们每人共同推动我托付他们统治的群众，则我们已一起进军至两极，一切已落在我们身后，我们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我没有成吉思汗的好运，他有4个儿子，只知忠实地为他服务，不知其他的竞争。如果我使我兄弟中的一人为王，他立即以为自己“蒙上帝恩赐”为王，此套语竟已变得如此具有感染性。他不再是我可信赖的中尉，而是一个更须提防的敌人。他的努力不在支持我，而是使自己独立……他们实际上视我为障碍物……可怜的人！我战败屈服时，他们的废位不由敌人要求或甚至提及“这是自动的”，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人现在能激起一项深孚众望的运动。在我的辛劳庇护下，他们得以享受皇族的欢乐，我独个儿承担重荷。

拿破仑征服的公国数量太多，只能将战略上较次要的属地赐予他的将军或其他随从。贝尔蒂埃元帅获得纳沙泰勒省，康巴塞雷斯成为帕尔马王，勒布伦成为皮亚琴察公爵。从意大利的其他区域割出12个小公国，富歇成为奥特朗托公爵。最后，拿破仑希望将意大利的零星地区并为一个国家，并使它成为法国和他的朝代领导下的欧洲邦联中的一个部分。假如所有这些部分深以他们的差异为荣，并珍惜他们的地位，能以整体感抛弃这些持续的谬见——并愿让远方的外来强国写下他们的法律、管理他们的贸易，那就好了！

[1] 拿破仑囚于圣赫勒拿岛时，向拉斯·卡斯陈述意见：“路易一到荷兰，就想今后以荷兰人自居最佳，他完全加入亲英派，促进走私，并因而私通我们的敌人……我还能怎么样？我应将荷兰弃与敌人吗？我应设立另一个国王吗？不是所有的国王都以同一种方式行事吗？因此，我将荷兰并入本帝国，这在英国产生了最不利的效果，而对……我们的不幸一无帮助。”

半岛之战（1807.10.18—1808.8.21）

1807年，几乎全欧洲大陆均服从柏林敕令。奥地利于1807年10月18日加入大陆封锁，教皇抗议但终于在12月12日签约。土耳其虽不愿意，但可由俄法两国继续合作而使之服从。葡萄牙与英国联盟，但西部与历史上受波旁王朝控制的西班牙接界，因此保证实施封锁，而且（似乎）军事上在拿破仑的掌握中。也许，国王一味想着实行某事只要经西班牙进军即可——使葡萄牙服从，不顾英舰控制其海港和英国代理商控制其贸易。

1807年7月19日，拿破仑通知葡萄牙政府必须封闭港口拒纳英国货物，但遭拒绝。10月18日，法军2万人（大部分是新征之兵），由朱诺率领，越过毕达索亚进入西班牙。这支军队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欢迎，因为人民希望拿破仑使国王免受某个奸臣的束缚，而该奸臣则希望拿破仑酬谢他的合作，让他在葡萄牙的瓜分中分享一杯羹。

光辉的西班牙的开明时代已随查理三世之死（1788年）而结束。如今他花甲之年的儿子查理四世志大才疏，又欠活力。在戈雅的名画《查理四世及其家庭》中，显见国王爱好饮食甚于思考，而王后玛里亚·路易莎颇具大丈夫气概。但她是一个女人，不满意她顺从的丈夫，而与戈多伊亲近，她将他自御林军军官提升为首席大臣。西班牙人民在性方面是欧洲最守道德的，为此暧昧关系深感愤慨，但戈多伊未受抑制，梦想征服葡萄牙，为他自己创造一个纵非王国，但至少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国。他用计诱取拿破仑的援助，并设法忘记1806年他曾对普国的计划对法作战积极示好。拿破仑支持戈多伊的希望，并于1807年10月27日，在枫丹白露签订征服及占领葡萄牙的协议。西北部及波尔图预定为西班牙王后的属地，南部的阿尔加维及阿连特茹省预定为戈多伊的属地，中部剩余之地及里斯本，在另行通知前，置于法国的管制下。该条约第13条加注：“订约双方自当均分葡萄牙的岛屿、殖民地及其他海上领地。”秘密条款规定8000名西班牙步兵和3000名西班牙骑兵须于朱诺的军队经西班牙进军时加入。

葡萄牙王族未能抵抗该联合武力，乘船逃亡巴西。11月30日，朱诺进入里斯本，征服葡萄牙一事似乎完美无缺。为了偿付他的作战费用，他强使他的新臣民赔偿1亿法郎。部分为了如遇英国远征葡萄牙时协助朱诺起见，也许具有更大的目的，拿破仑增派三个军团进入西班牙，置于缪拉的统一指挥下，并吩咐他占领马德里附近的战略要地。

西班牙政府的意见不合，使拿破仑坐收渔翁之利。23岁的王子（或嗣子）斐迪南怕戈多伊阻碍他登上王位，参与推翻最受喜爱者的阴谋。戈多伊发现此阴谋，逮捕斐迪南及其主要支持者（10月27日），并提议以叛国罪审问他们。两个月后，得悉逼近的缪拉可能会纵囚，戈多伊先释放他们，并准备偕国王和王后逃至美国。城市的民众随即叛变（1808年3月17日），俘虏了戈多伊，并将他囚入地牢。昏乱的国王让位与他的儿子。遵照拿破仑的命令，缪拉率法军进入马德里（3月23日），释放戈多伊，并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国王。查理撤销他的逊位，西班牙呈现一片混乱景象。塔列朗敦请拿破仑登上西班牙王位。

拿破仑把握——也许是制造——这一机会。他邀请查理四世和斐迪南七世与他在巴约讷会晤，希望恢复该政府的秩序和稳定。国王于4月14日抵达，斐迪南于4月20日抵达。拿破仑设宴款待这位年轻人和他的顾问埃斯科伊基斯，判定这位年轻人在情绪和理智上都太不成熟，不能控制大众的热情并保持西班牙与法国有益的同盟。他将此结论透露与埃斯科伊基斯，埃斯科伊基斯勉强地将此事告知斐迪南。这位王子力言他保有他父亲放弃的王权。他派信使至马德里告知他的支持者，他在拿破仑的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这些信使被截住，所携信件则被送呈国王。虽然如此，斐迪南的处境仍传抵首都。消息散布说查理四世、王后和戈多伊已于4月30日抵达巴约讷，目前统治马德里的缪拉已奉令送国王的弟弟、幼子和女儿赴巴约讷时，增加了大众对拿破仑企图结束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的怀疑。1808年5月2日——西班牙历史上久已庆祝的一日——愤怒的群众集聚在王宫前，试图阻止王子和公主们离去，并以石投掷保卫王家马车的法国士兵，据说其中若干士兵被碎尸万段。缪拉命其部队向暴民开火直至驱散。依据戈雅着力描绘纪念的一幅情景，情况确属如此。叛乱在马德里虽已平息，但蔓延于全西班牙。

暴乱的报告送抵在巴约讷的拿破仑时，他召唤查理和斐迪南至面前，在有意的盛怒中，谴责他们由于无能而让西班牙陷于无秩序中，作为法国的盟邦已非常不可靠。斐迪南的父母对儿子大加辱骂，指控他意欲弑亲。拿破仑命这位受惊的年轻人于当晚11点前退位，如果他拒绝，就将他交与他的父母以叛国罪下狱并审判。斐迪南终于让步，将王位归还他的父亲。渴望安全与和平而非权力的查理将王位献给拿破仑，拿破仑将该王位让给他弟弟路易，路易拒绝，又让与热罗姆，热罗姆感到不很能胜任这个危险的职位，最后让与约瑟夫，实际上他是被命令接受的。查理、玛里亚·路易莎和戈多伊被送至马赛，在有人看守的幽闭中生活。斐迪南和他的兄弟被给予充足的收益以安抚他们，并委托塔列朗在他瓦朗赛的庄园中供给他们舒适安全的住所。拿破仑感到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后，悠闲地慢慢骑马返回巴黎，沿途人们欢呼他为欧洲的无敌之主。

曾希望为西班牙王的缪拉，愤慨地前往接替约瑟夫为那不勒斯王。约瑟夫在巴约讷停宿一晚后，于1808年6月10日进入马德里。他已习惯于那不勒斯，在严肃敬神的西班牙，他不久就怀念在意大利时那种稳定南意大利人普遍热情的生活的愉快。他带给西班牙一部由拿破仑匆忙设计的半自由主义的宪法，颇能表现《拿破仑法典》的精神，但接受天主教为西班牙唯一合法的宗教（如查理四世曾坚持的）。约瑟夫极力做受人欢迎的统治者，许多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支持他，但贵族保持疏远的态度，教士谴责他为秘密的自由思想者。而民众吃惊地发现，拿破仑以一个对西班牙文几乎一字不识，而且完全缺乏时代的领袖气质之人取代他们教会保佑的朝代。

愤慨之感逐渐增长，接着迅速扩展，从皱眉而诅咒，从诅咒而反叛。农民纷纷组队就地起义，以旧武器和利刃武装起来，使家家为兵工厂，人人为诱陷者，任何法国人离开营房或脱队即被视作目标。面对法国的骑枪，西班牙教士高举十字架。他们斥责约瑟夫为“路德教徒、共济会会员、异教徒”，并召集教友“为上帝、圣母和圣约瑟夫”起义。民众的狂热如沸如腾，导致如戈雅在名画《战争的灾难》中描绘的锯切、阉割、钉死在十字架、斩首、绞死、刺刑等结果。西班牙军队重新组织并加入起义，他们的联合军队击败分散的、人员不足的法国卫戍部队，他们的领袖有时以谋略战胜受地形不熟及部队数量、装备和训练不足所限的法国军队。1808年7月20日在拜兰（科尔多瓦东北），两师法军误以为被优势敌军包围而投降，这是历史上最屈辱的失败之一，2.28万人成为战俘，被拘留于卡夫雷拉小岛上，其中数以百计的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该地。由于失去主要的军事支持，约瑟夫和其残余的士兵从马德里撤至距该首都东北170英里处沿埃布罗河部署的防御线。

这时，英国政府深信朱诺在里斯本逐渐减小的军力不再能从西班牙获得增援，派阿瑟·韦尔斯利爵士（未来的威灵顿公爵）率一支舰队和一个军团前往葡萄牙。1808年7月1日，他使部队在蒙德古河口登陆，不久即有葡萄牙的步兵加入。耽于愉快安适的生活而不能保持部队良好状态的朱诺，率领他的1.3万人从里斯本出战在维米罗的韦尔斯利的1.9万人（1808年8月21日），遭到惨败，溃不成军。葡萄牙后与英国联盟，法国侵入半岛似乎完全失败。

拿破仑在西部各省做胜利的巡视后，1808年8月14日返回巴黎时，发现他传统的敌人在庆贺法军的挫败，并已准备与这位现在可予击败的毁人之国者做另一次联盟。奥地利驻法大使梅特涅一面与拿破仑谈和，一面计划战争。渴望解放的普鲁士出色的首席大臣施泰因于同年8月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法奥之战不可避免，此战将决定欧洲的命运。”拿破仑的间谍截获此信，拿破仑阅后表示同意。他在写给弟弟路易的信上说：“战争将暂缓至春天。”

拿破仑在思考。他是否应该率领他不败的无敌军团前往西班牙，镇压叛乱，将韦尔斯利逐回他的兵舰，封住封锁中的葡萄牙空隙，并冒着奥普两国趁他的最佳部队远赴千里之外时起而袭击之险？在泰尔西特的亚历山大答应西班牙缠住他时阻止他的这种攻击，但沙皇会在压力下遵守诺言吗？拿破仑邀请他来爱尔福特会谈，他将在这里授以一列灿烂夺目的政治星章使他深受感动，并使他固守诺言。

冠盖云集爱尔福特（1808.9.27—10.14）

拿破仑如同准备战争般仔细地准备此会议。他邀请所有隶属的国王和公爵率随员盛装赴会。人数众多以致塔列朗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占了3页位置以列记他们的名字。拿破仑不仅偕同家人也偕同大部分将军赴会，同时他要求塔列朗复出协助尚帕尼，使筹备工作和效果合乎礼仪。他命雷米萨将法国喜剧的最佳演员——包括塔尔玛——及演出法国传统悲剧所需的一切道具运至爱尔福特。他说：“我希望俄皇……被我权力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而茫茫然。因为没有能轻易促成的谈判。”

拿破仑于9月27日抵达爱尔福特，并于28日骑马至5英里外迎接亚历山大和他的俄国随员。拿破仑除了明确表示他是主人，他在已成为法兰西帝国一部分的日耳曼城市中，一切安排均为了取悦沙皇。亚历山大未为奉给他的礼物和谀词所骗，他也伪装一切友善的姿态。他对拿破仑诱惑的抵抗，受到塔列朗支持。塔列朗秘密劝他支持奥地利，不要支持法国，辩说欧洲文明的中心是奥地利而非法国，此文明（依塔列朗的看法）拿破仑正在摧残之。他说，“法国”“是文明的，但其君主则否”。而且，增强法国怎会对俄国有利？拿破仑求娶亚历山大之妹安娜以增强同盟关系时，塔列朗劝沙皇不要同意，狡诈的沙皇以皇后负责此事为理由拖延答复求婚。他使塔列朗的侄儿娶库尔兰公国继承人迪诺女公爵为妻，以酬报塔列朗。塔列朗后来为他的叛逆行为辩护说因为拿破仑鲸吞列国的欲望不仅必定会使欧洲因战争而民穷财尽，而且导致法国的崩溃和被瓜分。他声言他对拿破仑的背叛是忠于法国。但此后他的作风到处遗留恶名。

会议上，萨克森-魏玛公爵邀请他最著名的臣民来爱尔福特。9月29日，拿破仑在新到达者的名单中见到歌德的大名，请公爵为之安排与这位诗人哲学家会晤。歌德很高兴地莅临（10月2日），因为他认为拿破仑是“世界上所曾见到的最伟大的人”，并十分赞成将欧洲联合在这样一位首脑之下。他发现国王与塔列朗、贝尔蒂埃、萨瓦里和达鲁将军一起吃早饭。塔列朗将这有名的谈话写入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为切切实实的回忆（陪同歌德的一位魏玛之官吏费利克斯·缪勒所做的报告仅略有不同）：

“歌德先生，”拿破仑说，“很高兴见到你……我知道你是日耳曼的首席诗人。”

“陛下，您误解了……席勒、莱辛、维兰德定为陛下熟知。”

“我承认我几乎不知道他们。不过，我读过席勒的《三十年战争》……你们多半住在魏玛，这是最著名的日耳曼文学家聚会之地！”

“陛下，他们在那里享有较多的保护。不过目前魏玛只有一个人名闻全欧，那就是维兰德。”

“但愿一见维兰德先生。”

“如果陛下愿让我邀请他，我确信他马上会来。”

“你是塔西佗的倾慕者吗？”

“是的，陛下，我很钦佩他。”

“哦，我不钦佩他，不过我们改天再谈。请写信邀维兰德来这里。我将去魏玛还拜他，公爵已邀我去那里。”

歌德离开那房间时，（据说）拿破仑对贝尔蒂埃和达鲁评说：“就是这个人！”

几天后，拿破仑在大群名士中招待维兰德，也许他已恢复他的记忆，他像文学批评家般讲话，完全自信的知识：

“维兰德先生，在法国我们非常喜爱你的作品。你是《阿迦通》（Agathon）和《奥贝隆》（Oberon）的作者。我们称你为日耳曼的伏尔泰。”

“陛下，此比拟如予辩明，为过奖之词……”

“维兰德先生，请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第欧根尼》、你的《阿迦通》和你的《佩雷格里纳斯》以历史中夹传奇、传奇中夹历史的模棱两可的体裁撰写。像你这样的卓越不凡的作家应该明确区分每种体裁……不过我怕在这个话题上说得太多，因为我在班门弄斧。”

10月5日，拿破仑驰骋约15英里至魏玛。在耶拿狩猎，并在魏玛戏院观看《恺撒之死》（La Mort de César）后，宾主即参加舞会，此处布置的富丽和妇女的魅力使他们迅即忘记了伏尔泰的诗句。不过，拿破仑退至厅角，并请来歌德和维兰德。他们带来其他的学者。拿破仑特别跟维兰德谈论两个他最喜爱的课题——历史和塔西佗：

一部良好的悲剧应视为卓越人士的最有价值的学校。从某一观点来看，它胜于历史。在最佳的历史中，很少产生影响。人在孤独时仅受轻微的影响，聚集在一起时，受到较强烈持久的影响。

我向你保证那位你常常引述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从未教给我任何事情。你能找出一位更大的、有时更不公正的人类的毁谤者吗？他在最简单的行为中找寻犯罪的动机，他企图证明国王为最大的坏蛋？他的编年史不是一部帝王史，而是罗马监狱记录的摘要。那些编年史老是论及控告、囚犯和在沐浴时割开血管的人……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风格！多么含糊不清……难道我不对吗，维兰德先生？不过……我们并非来这里谈塔西佗的。瞧，沙皇亚历山大舞跳得多么好！

维兰德并未被压服，他勇敢有礼地为塔西佗辩说。他指出：“斯维都尼亚和戴奥·卡修斯叙述罪行远较塔西佗为多，文体柔弱无力，而且没有比塔西佗之文笔更厉害的。”他勇敢地向拿破仑暗示：“依据他的天性的特征，人们会相信他可能只爱共和国……但他提及很乐于调停……帝国和自由的帝王时，人们觉得，在他看来，统治的艺术似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发现……陛下，如果说在塔西佗笔下，专制君主受到严厉抨击是真的，毋宁说他描述善良诸侯的形象使他们流芳千古更属真实。”

聚集在旁的听众听到这个有力的反驳极为高兴，拿破仑则有点羞赧不安。“我的争辩对手太强了，维兰德先生，你对于你有利的论点一无忽视……我不愿说我被击败……我难以同意你的说法。明天我回爱尔福特去，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未获关于另一次舌战的报道。

10月7日，大部分访客返回爱尔福特。拿破仑力劝歌德搬来巴黎居住：“在巴黎你会发现你观察人物的范围较大……有大量的资料供你作诗。”10月14日，国王颁赠荣誉勋章给歌德和维兰德。

这时，俄法两强的外交大臣已草拟一项协议，重订他们的盟约，并保证任何一方如遭攻击即相互援助。亚历山大可随意夺取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但不能夺取土耳其，拿破仑可在沙皇的支持下进军西班牙。该盟约文件于10月12日签订。两天后，两国国王离开爱尔福特，他们并骑驰骋了一会儿，分手前，他们相互拥抱，并约定再会晤（他们并未会晤）。拿破仑回到巴黎，比他来时较少自信，但决定率领他的无敌军团去西班牙，使哥哥约瑟夫重登上他不受欢迎的王座。

半岛之战（1808.10.29—1809.1.16）

这是一次典型的拿破仑式战役：快速、凯旋、徒劳无益。拿破仑感觉到法国人民日益反对他的征战不已。他们同意他说的东线的战争是由共同图谋使大革命无效的政府引起的，但他们感到他们的血快流尽了，而且他们特别怨恨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费用。他了解那种心情，并恐惧他正失去对国家的掌握力，但正如他在回想时指出的，“听任该半岛牺牲于英国的奸计，波旁皇族的阴谋、希望和要求下，是不可能的”。只有将西班牙与法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它才不会落入经葡萄牙或加的斯来临的英军的掌握。不久英国就会囊括葡属或西属美洲的金银，以其资助反法新联盟，这样势必会有更多的马伦戈战事、奥斯特利茨战事、耶拿战事……只有边境严密封锁英国的货物，才能迫使伦敦商人谈和。

拿破仑留下几个屯兵以御奥地利或普国突袭的堡垒，命令15万人的无敌军团越过比利牛斯山，而与约瑟夫的6.5万人联合并聚集于维多利亚。他本人带着已拟妥的作战计划，于10月29日离开巴黎。西班牙军企图包围约瑟夫的部队，拿破仑命他的哥哥避免战斗，让敌军推进至展开的、单薄的半圆形中。约瑟夫行近维多利亚时，国王部署他的一部分部队以攻击西军中坚，西军溃散。另一个法国师占领了布尔戈斯（11月10日）。其他部队，在奈伊和拉纳的率领下，在图德拉击败梅尔齐率领的一支西班牙军团。西班牙人发觉他们的士兵和将军无法对付拿破仑和他的无敌军团，再度四散逃入各省，而拿破仑于12月4日进入马德里。他的部队中有些人开始抢劫时，他将其中两人公开处决，阻止了抢劫事件的发生。

拿破仑离开在强力镇守和戒严法下的该城市，在离城3英里处的查马汀宿营。他从那里发布（12月4日）一连串的敕令，包括一部西班牙新宪法。条款中一些显示他依然是“革命之子”：

自本法令发布日起，封建权利即在西班牙废止。一切私人的束缚、一切独占权……一切封建的专利权……均予废止。凡遵从法律者，可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其事业。

废止调查法庭，因其与统治权相抵触。其财产应予没收归属西班牙政府，作为发行公债借款……的保证品。

鉴于各种修道会的数量已增加过度……西班牙的修道院……须减至目前数量的1/3……将同一修道会的若干修道院并为一个……以减少之。

鉴于最阻碍西班牙内部繁荣的制度是分隔省界的关税制度……存在于省与省之间的界线应予废止。

只有军事统治才能对固守的贵族、修道的圣职人员，及长期习惯于封建的领导和安慰的教条的民众，厉行此宪法。那种统治权是不稳固的。韦尔斯利在葡萄牙仍然是胜利的，而且只要无敌军团一旦被召回对付挑战的奥地利，他就可能进犯西班牙。而且，穆尔爵士率领的2万名英军已于12月13日离开萨拉曼卡，并向东北进军，旨在击败在布尔戈斯附近的苏尔特之师。拿破仑对此挑战迅速反应，他率领一支坚兵北上越过瓜达拉马隘口（Guadarrama Pass），希望攻击穆尔纵队的后卫，现在他终于将与那些一直受海洋保护的英国人一较机智和武力。在仲冬时期越过瓜达拉马隘口，较之1800年跨越阿尔卑斯山，对他的部队是更为严厉的考验，他们受苦、抱怨几乎至兵变的地步，但拿破仑不肯放弃追击。穆尔获悉他来，怕受困于两支法军之间，就调转部队向西急行军，越过250英里的崎岖的、大雪掩盖的地带朝科鲁尼亚前进，在那里他可以逃进英国舰队。

1809年1月2日，在阿斯托加，拿破仑已逼近他们。但从两处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使他止步不进：在奥地利，路德维希大公正在积极准备战争；在巴黎，塔列朗和富歇正在促成一项以缪拉取代拿破仑的计划。拿破仑将追逐穆尔的任务留交苏尔特，兼程赶返法国。苏尔特在拿破仑走后，就放慢了步伐，直到大部分英军已上了船才抵达科鲁尼亚。穆尔率军英勇殿后，以保卫最后阶段的登船行动，他受了重伤，但直到完成登船行动才死。“当时我如有时间追赶英军，”拿破仑悲叹说，“就不会放走他们一兵一卒。”他们不仅逃脱，而且卷土重来。

富歇、塔列朗与奥地利（1809）

拿破仑1月23日抵达巴黎时，发现了在大众的不满情绪中酝酿的阴谋。前线士兵的来信，向无数法国家庭透露西班牙的反抗运动正在重新形成而且勇敢坚决，韦尔斯利的部队已扩增，他不久将发兵再度将约瑟夫逐离马德里。显然战争会继续下去，而法国的子弟将年年被征服兵役，以迫使西班牙人接受一个反对他们有力的教会及与他们的荣耀和血统完全不同的政府。法国的保王党不顾拿破仑安抚他们的措施，重新实施废除他的阴谋，6个阴谋参与者被捕并于1808年枪毙。另一位阴谋者夏多布里昂，虽有他哥哥雷涅（René，当时法国最受称赞的作家）的呼吁哀恳，仍于1809年2月被处决。几个激进的雅各宾派为同一目的的相反理由而策划。纵然在帝国政府中，不满拿破仑的情绪也在增长中。丰塔纳（Fontanes）尚谨慎地表示，戴克雷斯却公开表示：“皇帝疯了，完全疯狂了，他将毁灭他自己和我们全部。”

警察总监富歇因揭发暗杀的阴谋，博得拿破仑的称赞，但他日益怀疑他主子的政策及在不可避免的崩溃中他自己的前途。他感到被打败但仍高傲的奥普两国政府，与表面亲法的俄国政府迟早会再结合，受英国资助而对陷于困窘的法国发动另一次猛攻。而且，拿破仑在将来的战斗中可能丧失生命，难道他就不会像不久前一枪打死站在他旁边的将军那样遭到枪杀吗？他无嗣而暴死就不会陷法国于混乱而使法国无法抵御仇敌吗？也许可说服塔列朗拥立缪拉登上因拿破仑被俘或死亡而留下的皇位。1808年12月20日，富歇和塔列朗同意以缪拉为他们拥立的对象，缪拉也表同意。欧仁风闻这个计划，告知莱蒂齐亚夫人，她将消息转告她在西班牙的儿子。

拿破仑愿宽恕富歇而不愿宽恕塔列朗。富歇的劝告常常是属于拯救性的，而塔列朗曾建议处决当甘和占有西班牙，而且亚历山大日益冷淡的态度也与塔列朗有关。1809年1月24日，在国务会议中见到塔列朗，拿破仑按捺不住长期隐藏的愤恨，破口大骂：“你竟敢坚持说你对当甘之死一无所知？你竟敢坚持说你对西班牙之战一无所知……你忘记曾书面劝我处决当甘吗？你忘记在你的信中曾劝我重采路易十四的政策（安置他自己的家属于西班牙的皇位上）吗？”接着，拿破仑向塔列朗挥舞着拳头，喊道，“要明白这点：革命万一爆发，不论你在革命中担任什么角色，你将是首先被打倒者……你是丝袜中的污秽。”说完，国王匆匆离开房间。塔列朗一边一跛一跛地跟着他出去，一边对议员们说：“这么伟大的人竟一点礼貌也没有是多么遗憾！”次日，拿破仑免去他的掌礼大臣之职并停支薪水。不久，他如往常一样懊悔他的发怒，并对塔列朗继续出现在宫廷中不表反对。1812年，他仍然说：“他是我们所曾拥有的最能干的大臣。”塔列朗不放过任何加速拿破仑垮台的机会。

奥地利在从事其本分工作。举国上下，不论贫富，似图渴望解脱拿破仑加在其身上的难堪的和平，仅弗兰茨一世对抗议军费正使该国破产一事犹豫不决。塔列朗致函鼓励他：“无敌军团陷于西班牙，法国的舆论强烈反对战争，拿破仑的地位岌岌可危。”迄今犹豫不决的梅特涅，也表示奥地利进攻的时机已来临。拿破仑警告奥地利政府如果继续备战，他只好不计一切招募另一支军队。奥地利继续备战。拿破仑请求亚历山大警告他们，沙皇传话警告之，其语意可阐释为劝告延期发动。拿破仑从西班牙召回两个师，征召10万新兵，并下令从莱茵邦联取得10万兵员，该邦联深恐奥地利万一打败拿破仑，危及其生存。1809年4月，拿破仑麾下有了31万人。7.2万法军和2万意军混组成一支独立部队，保护欧仁抵御由约翰大公率领派至意大利的奥军。4月9日，路德维希率20万人侵入巴伐利亚。4月12日，英国与奥地利签订新盟约，保证给予更多的补助金。4月13日，拿破仑向他担心的宫内僚属宣称“两个月后，我将逼使奥地利消除军备”后，就离开巴黎赴斯特拉斯堡。4月17日，他抵达位于多瑙河旁多瑙沃特的大军本部，并发出部署其部队的最后命令。

法军在阿本斯堡和兰茨胡特赢得几次小型会战（4月19—20日）的胜利。在艾克默耳（4月22日），达武元帅在拿破仑自己率领的师团攻击敌军中坚时，对路德维希大公的左翼发动锐不可当的攻击。损失3万人后，路德维希退入波希米亚。拿破仑挥军进抵维也纳，经过艰难英勇的争渡至3000英尺宽的多瑙河右岸后，于5月12日进入维也纳。路德维希重组部队，挥师至该河左岸的艾斯令（Essling）。拿破仑设法重渡该河，希望在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击败路德维希。但多瑙河正值洪水泛滥，冲掉了主要的桥梁，不得不遗留部分法军和许多军火。5月22日，拿破仑的6万人发现自己与11.5万名奥军对阵。损失了2万人（包括爱将拉纳），拿破仑命留下的4万人尽一切方法重渡过多瑙河。奥军损失2.3万人，但全欧洲相信此会战为拿破仑的惨重失败。普俄两国急切注视其后果，准备一有令人鼓舞的消息，就扑上来打击这个长久困惑封建君主们的讨厌的暴发户。

在意大利，欧仁的命运在局势的悬而未决中飘摇不定。他的米兰虽有他温和的统治，已因人民日益不满拿破仑对待教皇的方式而不安全。欧仁带着非常惶恐的心情率军向东迎战约翰大公。4月16日，兵败于塔利亚门托（Tagliamento），若非约翰闻知拿破仑在艾克默耳得胜，而折返妄图援救维也纳，情况可能更糟。欧仁冒着丧失意大利之险增援他的义父，也挥军北上，及时与他在瓦格拉姆会合。

在艾斯令被击退后，拿破仑增强兵力和大炮，建筑新桥跨越多瑙河，并将距左岸仅360英尺的罗贝岛强化为兵营和兵工厂。7月4日，他再度挥军渡河。眼见众寡悬殊，路德维希向北撤退，拿破仑追击之，18.7万名法军及其盟军部队与13.6万名奥军及其盟军交战于瓦格拉姆，此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奥军奋勇作战，有时几近胜利，但拿破仑在人力和战术上的优越使局势改观，嗜杀的路德维希在丧失5万人的两天（1809年7月5—6日）后，下令撤退。拿破仑丧失3.4万人，但尚留下15.3万人，而路德维格仅留下8.6万人。优劣之差现为二比一。这位沮丧的大公要求休战，拿破仑欣然同意。

拿破仑与瓦莱夫斯卡夫人定居于舒伯鲁，并欣然获知她已怀孕。现在谁还能说约瑟芬没有为他生孩子是他的错？瓦莱夫斯卡夫人年迈的丈夫温柔地宽恕她明显的不贞，他邀她返回他在波兰的家园，并准备承认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和平协商稽延3个月，一半因路德维希不能说服他哥哥弗兰茨一世关于无法组织进一步的抵抗力一事，一半因弗兰茨国王希望普俄两国赴援。拿破仑给予亚历山大加利西亚一部分，并允诺不恢复波兰王国，促使他拒绝求援。9月1日，沙皇通知奥地利他不拟与法国断绝关系。奥地利谈判使者仍然坚不让步，直至拿破仑下最后通牒才软化。10月14日，他们在法国世仇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宫中签订《舒伯鲁条约》。奥地利割让印维尔特耳（Innviertel）和萨尔茨堡二城予屡屡遭它们侵犯的巴伐利亚。加利西亚省的一部分归属俄国，其中部分归属华沙大公国以局部归还波兰瓜分中被奥地利夺取的领土。法国取得费姆、伊斯特里亚、的里雅斯特区、威尼斯朱利亚、克罗地亚的部分、卡林西亚的大部分和卡尼奥拉。奥地利一共失去了350万人口，必须赔偿8500万法郎。拿破仑视这笔赔款为他的正当报酬，6个月后他娶奥地利女大公为新娘，得到更佳的战利品。

婚姻和政策（1809—1811）

1809年10月15日，拿破仑离开维也纳，并于26日抵达枫丹白露。他向至亲和亲近的顾问说明他决心离婚。他们几乎一致赞成，但直到11月30日，他才鼓起勇气向约瑟芬透露他的意愿。他虽有不轨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他看来似乎是风尘仆仆的斗士的正当特权），但仍然爱她，婚姻的破裂将使他为之痛苦数月。

他知道她的缺点——懒惰，精神不振，只知道悠闲地化妆，在衣着和珠宝饰物方面过度奢侈，不能抗拒推销饰物者。“她不计价钱，悉数购买向她推销的一切。”她债台高筑，常达到使她丈夫大发雷霆的程度，他将女推销员赶出她的房间，叱责她，并付清债务。他每年给她60万法郎供她个人开支，另给她12万法郎供她布施，因为他知道她是一个情不自禁的施予者。他纵容她爱好钻石，也许因为钻石使42岁的她依然娇媚动人。除了上天给予女人控制男人的智慧外，她一无智力，是一个纯感情的人。他告诉她：“约瑟芬，你心肠极好而头脑愚蠢。”他很少和她谈政治，而她坚持要谈时，他很快就忘掉她的见解。不过他很感激她拥抱的美妙温暖，感激她性情的永远柔和，感激她的优雅有礼，这种特质使她得以达成皇后的许多职责。她爱他如醉如痴，而他亦是。斯塔尔夫人责备他不喜欢女人时，他简单地回答：“我喜欢我的妻子。”安托万·阿尔诺对“这个最温和最怠惰的混血儿支配最顽固最专制的男人”一事极感惊异。“他的决心，使天下男人对其畏缩，竟不能抗拒一个女人的眼泪。”正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所说，“我常常不得不屈服”。

她久已知道他渴望有一个亲生的嗣子作为他统治的合法或公认的继承人，她知道他担心如果没有传统的权力转移，则他的被俘、死亡或重病就会导致小派系和将军们疯狂争夺至高权力，而在这片混乱中，他正在建设的井然有序、繁荣兴隆、强大有力的法国，就会土崩瓦解而陷入像他1799年拯救的那种恐怖中——红色或白色恐怖。

最后，他告诉她两人必须分手时，她昏了过去，人事不知很久。拿破仑将她抱入她的房中，喊来他的医生科维萨尔，并请奥尔唐娜帮忙安抚她的母亲。约瑟芬拒绝同意有一周之久。于是，欧仁于12月7日从意大利抵达，说服了她。拿破仑尽其温柔之能事安慰她。他告诉她：“我将永远爱你……但政治不谈感情，只谈理智。”她得以拥有马迈松的别墅和田园的全部权利、皇后的头衔及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他保证将永远是她孩子们的慈父。

12月16日，上院应允帝后双方的离异请求后，颁发一道离婚宣告。1810年1月12日，巴黎总主教宣布他们的婚姻作废。许多天主教徒怀疑按教规宣告无效的妥当性，在法国大部分地区，民众不赞成此分居，许多人预言从此经常随附拿破仑的好运将转落到其他幸运儿身上。

政治已胜过爱情，拿破仑开始寻求一位不仅会生孩子，而且有助于法国及他的统治的有着皇室血统的配偶。11月22日（要求约瑟芬离婚之前8天），拿破仑命他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向亚历山大提出正式请求，求娶他16岁的妹妹安娜·帕夫洛娃。沙皇知道他母亲不会赞成这一结合，因为她曾称拿破仑“那个无神论者”，但他迟不答复，希望从拿破仑那里得到一些波兰的租借地作为交换物。拿破仑不耐磋商谈判，而且怕遭拒婚，一方面梅特涅暗示奥地利会欣然接受求娶玛丽·露易斯女大公，遂照梅特涅的暗示行事。康巴塞雷斯反对此计划，预测这样会结束与俄国的联盟并导致战争。

玛丽·露易斯刚18岁，并不漂亮，但她碧蓝的眼睛、粉红的面颊、褐色的头发，及温和的性情、单纯的趣味，很合于拿破仑的需要，一切迹象保证她目前的纯洁和未来的生育能力。她受过相当好的教育，懂数种语言，擅长音乐和绘画。自幼被教以憎恨她的求婚者为欧洲最用心不良的人，但她也学知一位公主是政治的商品，她对男人的爱好必须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下。毕竟，这位有名的恶人定可使一位渴望较宽阔世界的受保护的女孩，从单调的例行工作中获致兴奋的转变。

1810年3月11日，露易斯在维也纳正式嫁给拿破仑，当时他不在场，而由贝尔蒂埃元帅代表。重演1770年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结婚行列，随行83辆轿式大马车和普通马车，经过15个白天和讲究仪式的夜晚，她于3月27日抵达贡比涅城。拿破仑已安排在那里接她，但由于好奇或表示礼貌，他驾车至附近的库尔塞勒迎接她。一见到她——还是听他自己说吧：

我很快跨出马车吻她。这可怜的孩子记牢了一篇冗长的讲词，预备跪着向我背诵……我问过梅特涅和南特主教能否与玛丽·露易斯在同一屋顶下度此良宵。他们解除我的一切疑虑，并向我确切保证她此刻是皇后而非女大公……我仅跟她的卧房隔了一间图书室。我问她在她离开维也纳时，他们告诉她些什么。她天真地回答我她父亲和拉赞斯基夫人曾指导她如下：“你一跟他单独在一起，就必须按他的话行事。你必须同意他向你要求的一切。”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塞居尔先生警告我，为了礼貌之故避开她，但我既已结婚，一切都是对的，于是叫他滚开。

这对佳偶于4月1日在圣克劳德经公证结婚，并于次日在卢浮宫的大厅经宗教式婚礼而结合。几乎所有红衣主教都拒绝参加此仪式，因为教皇未曾宣告与约瑟芬的婚姻无效，拿破仑将他们放逐至各省。在其他方面，拿破仑非常快乐。他发现他的新娘在肉体上和社交上均令人喜爱——谦逊、顺从、大方、和蔼，她从不学习爱他，但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伴侣。作为皇后，她从未达到约瑟芬那样的受大众欢迎，但公认她象征法国对欧洲敌对皇室的胜利。

拿破仑并未忘记约瑟芬，他一再去马迈松访问她，以致玛丽开始表示不悦。于是他不再去看她，但他频频去函慰问，几乎每封信都称之为“吾爱”。1810年4月21日，她从诺曼底的纳瓦尔回了信：

非常感谢你没有忘记我。我的儿子刚带来你的信。读之不胜激奋……字里行间无一处不使我为之泣下，但都是甜蜜的眼泪……

我离开马迈松时曾写信给你，此后也常想修书一诉衷曲！但我意识到你不做答复的理由，又怕缠扰不休……

要快乐一点，要如你应得的那般快乐，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你也已给予我应得的一份快乐，而且是一份极强烈感受到的快乐……再会吧！朋友。谢谢你，我将永远爱你。

她以华丽的服饰和款待宾客宽解心胸，聊以自慰。他每年津贴她300万法郎，而她耗用400万。她1814年去世后，一些未清付的账单送至厄尔巴岛向他追索。她在马迈松收集了一室艺术品，并不计费用地招待来宾。人们重视她的邀宴仅次于拿破仑的。塔利安夫人——如今是肥胖的年已40岁的希迈公爵夫人——来访，她们一起回想当年身为督政府名媛时的日子。瓦莱夫斯卡女伯爵来访，她被隆重接待，并与约瑟芬共同悲悼她们失去的爱人。

拿破仑得到两年时间的快乐和相对的和平。《舒伯鲁条约》扩大了他的国土，充实了他的国库，刺激了他的欲望。他并吞教皇领地（1809年5月17日），并使约瑟夫重登马德里的王座。1810年1月，世敌瑞典与法国签订和约，并加入大陆封锁。6月，由于拿破仑的诱引，瑞典接受贝纳多特为瑞典王位的法定继承人。12月，拿破仑将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贝尔格公国和奥尔登堡并入法兰西帝国。他急于封闭一切对英国贸易的大陆港口，使他在仇敌的眼中成为贪得无厌的征服者，益增对不可不信之神的负欠。

国内事务安宁可慰，法国既兴盛又壮丽，唯一的微波就是富歇因凌驾他的权力而遭永远免职。萨瓦里继他为警察总监，而富歇退隐至普罗旺斯地区计划复仇。国外事件不很顺利。荷兰诅咒禁止与英国通商。以教皇为荣的意大利，渐渐失去对拿破仑的耐心。威灵顿正在葡萄牙建立一支军队，企图侵入西班牙。在莱茵河的另一边，政治独裁者统治下的日耳曼诸邦在抱怨苛捐杂税，只等待帝国铸成大错使他们得以回归较合意的主人身边。

玛丽·露易斯已怀有孩子，快乐的国王在计算她临盆之日。这件大事即将来临时，他为之安排传统上欢迎一位波旁皇族诞生的一切仪式和典礼。正式宣告如生女则放21响礼炮，生子则放101响礼炮。这次的分娩非常痛苦，胎儿欲以脚先光临人世。科维萨尔医生告诉拿破仑母亲和孩子必须牺牲一个，拿破仑吩咐他不计一切拯救母亲。另一位医生用仪器使胎位转正。玛丽有一会儿接近死亡。孩子终于头先出现，母子均安（1811年3月20日）。101响礼炮声将消息传遍巴黎，整个法国起而响应，而且欧洲很少有人妒恨他的幸福。大陆欧洲的所有统治者向这位慈爱的父亲和已正式宣布的“罗马王”致贺。如今，拿破仑在其一生中，首次勉可感到安心，他已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在他希望中会像历史上任何王朝那样的辉煌、仁爱，乃至可能统一欧洲。

第四章　拿破仑其人

外观

在1796年格罗为他作的画像里，拿破仑一手掌大旗，一手剑出鞘，身披彩带，衣饰上缀着官方的徽章，红棕色的长发在风中飞扬。双眼、额头、嘴角显着沉着坚定的神态。但这样理想的人物似乎太不真实了，我们切不可如此描绘他，格罗比他27岁的画中主人公只小2岁，据说曾亲眼见他将这面军旗竖于阿科莱镇（Arcole）的桥上。不过这幅画像可能出于崇拜拿破仑的狂热情绪——才子倾慕英雄——而成的作品吧！然而，两年之后，盖兰（Guérin）所作的拿破仑画像，表现了大体相同的神采：长发及肩，披覆于前额，隆角峥嵘，额下的眼神严肃而坚毅，直挺的鼻梁正像他坚定的意志，紧闭的双唇正如他不移的决心。不过，这只是这个人性格的一面而已——军人性格的呈现。他也有轻松的一面。有时他会调皮地拉拉秘书的耳朵，他对年幼的“罗马王”表现出狂热的父爱，这时就不完全是军人的那股神态了。1802年，他已不蓄长发，仅剩下一小撮在凹下去的前额摇荡。40岁以后，他身躯已嫌臃肿，有时还把手搁在挺出的腹部上。他经常背着手，尤其是散步时。这个动作成了习惯，假面舞会时总是因此让人把他认出来。他的双手肤质细致，十指纤长，与众不同。他自己也颇以秀丽的手足自豪。拉斯·卡斯虽敬仰他如神明，却不自禁地嘲笑这双“漂亮滑稽的手”。

身为大将，他身材却异常得短小，仅5英尺6英寸，因此他全赖炯炯的眼神震慑下属。卡普拉拉红衣主教来谈判教廷协同时，必须戴着“一副绿色的大眼镜”以缓和拿破仑灼灼逼人的注视。旺达姆将军也害怕拿破仑凛人的双眼。他坦白承认：“这个人有一股魔力，这连我也说不出原因。我对上帝、魔鬼甚至都不恐惧，但在他面前总是像小孩一样，战战兢兢。他能使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拿破仑大帝面呈菜色，然而脸上的肌肉随着情感、思想的流转常起变化，整张脸因此显得明朗活泼。以他的身材而论，他的头嫌大了些，但倒是方头大耳，十分匀称。他的肩膀宽阔，胸脯结实，可以看出体格甚为健壮。他衣着朴素，不似其将领的华衣华服。他多角形的帽子像一张叠着的鸡蛋饼，上面除了一枚三色的帽章别无饰物， [1] 他常穿一件卫队上校的制服，外面罩着灰色的外套。腰带上别着鼻烟盒，偶尔也会使用。他喜爱及膝的短裤、丝质的长袜，不喜欢长裤。他从不佩戴珠宝，可是鞋子镶有丝边，系着金色的带子。他的服饰正如他晚年的政治哲学，属于路易十六以前的法国。

他“极其注意整洁”，喜欢洗温水浴，有时浸在水中达两个小时之久。他可能觉得温水浴能够消除精神紧张和肌肉酸痛的毛病，对他在土伦感染奇痒的皮肤病可能也有治疗的效果。他在颈、头、脸上搽一种酒精和香油混合的香水。他饮食“十分节制”，酒类以水调淡后饮用，正像古代的希腊人。午餐往往只花费10至15分钟。作战时他看时机不定时进餐，往往仓促之至，有时引起消化不良。尤其在军务繁忙之际，如博罗季诺、莱比锡战役时，消化情况更为恶化。他深为便秘所苦。1797年又加上了前列腺肥大症，这病据他说已以抽血治愈。梅纳瓦尔曾说：“我从来没见过他生病。”可是他接着说：“他有时有吐胆水的现象，但从没有其他的症状……有一段时期，因为山中刺骨的空气，他小便不顺畅，他担心膀胱有了毛病，后来证明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不过，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拿破仑晚年深为前列腺肥大症所苦，有时因小便频繁痛苦不堪。他精神压力沉重，有时（如1806年在美因茨）竟会造成痉挛，有些类似癫痫，但一般公认他没有癫痫的症候。

关于拿破仑的胃，就没有一致的看法了。1816年9月16日，他告诉拉斯·卡斯：“我从不头疼或胃疼。”梅纳瓦尔证实了这一点：“我从没听过他喊胃疼。”可是布里埃内记载，曾不止一次看见拿破仑为胃疾而痛苦，甚至“我必须随侍他入寝室，经常还得搀扶着他”。1806年在华沙，他经过一阵剧烈的胃疼后，曾预言自己终会病死于和其父相同的疾病——胃癌。1821年，为他验尸的医生也认为他有胃病的症状，还有成癌的倾向。有些学者认为他除了患这些病，还可以加上淋病、梅毒，还暗示一些后遗的症状直到他去世仍然存在。

他一直不肯服药治病。身为将领，他见多了受伤的将士，因此承认外科有其必要。可是对药物的副作用，他深怀戒心。生病时他宁可节食，饮食麦茶、柠檬茶、泡着橘叶的水及激烈地运动来多出汗，听任身体自行痊愈。拉斯·卡斯告诉我们：“皇帝记得他1816年以前不曾吃过药。”可是这时的拿破仑有故意遗忘事物的习惯，不可轻信其言。在往圣赫勒拿岛途中，他对诺森伯兰的医生谈到他对医生的看法：“各位先生，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为生存生活特别铸造的一部机器，身体的构造组织都是在配合完成此目的，这是身体天生的性能。所以应该让身体自行发挥本性，让其自行调节功能。这比起各位把身体塞满了药物而麻痹其作用，一定要更有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以医药无用为题来调笑他亲信的医生科维萨尔。最后，连这位医生也同意，就整体而论，医药的确利少弊多。拿破仑也曾戏谑地问他最后一任医师安托马尔基：在上帝最后审判时，将军和医生谁将负起大多数人死亡的责任？

在莫斯科焚城以前，他虽然有病在身，浑身仍充满了从不懈怠的精力。在他手下为官绝非只是坐坐办公室的等闲差事，简直是宣判了慢性死亡。许多官吏本来自视颇高，但是为了配合他的工作步调，五六年之后往往精疲力竭，佝偻而退。他任命的一位官吏，因不必驻节巴黎而暗自庆幸，因为在巴黎——“我到月底就会疲于奔命，呜呼哀哉了。他已弄死了波塔利斯、克雷泰。连特雷亚尔这么健壮，也差一点儿完蛋。他忙得排尿有了困难，别人也差不多。”拿破仑也承认属下死亡率甚高。他说：“躲在地方上某个偏僻角落离我远远的人，真是有福了。”有一回他问塞格尔，他死后别人会怎么说。塞格尔答道：举世将会同声哀悼。拿破仑纠正他：“才不是呢！他们会深深地松一口气说：‘谢天谢地！’”

他使别人精疲力竭，自己也体力透支。这种强烈的动力不是身体可以支持的。他把一周的工作节缩为一天，因此他20年内就已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和功业。他早晨7点开始工作，也规定秘书随时待命。他随时会呼唤布里埃内：“来，我们开始工作吧！”他常会对梅纳瓦尔说：“今晚1点或早晨4点，请来这里，我们一起办事。”一星期有三四天他亲自主持咨议院院会。他曾告诉阁员雷德尔（Roederer）伯爵：“我永远都在工作，我吃饭时工作，看戏时工作，甚至半夜也会起床工作。”

我们也许会认为，他日程紧凑、工作紧张必定会造成失眠的现象。可是布里埃内肯定地说：皇上睡眠甚好，晚上睡7个小时，下午小睡片刻。拿破仑曾对拉斯·卡斯夸口，“任何时间，任何场所”，只要想休息，他都能安然入睡。他解释说：他把许多不同的事物排列在脑海里，就好像放在一个有几个抽屉的斗柜里一样。“我不想做某件事时，就把装这件事的抽屉关上，然后打开装另一件事的抽屉……想睡觉时我便把所有抽屉关上，马上就睡着了。”

[1] 1969年4月23日，拿破仑的一顶帽子在巴黎拍卖，以3.084万美元成交。

心智

歌德认为拿破仑具有世上仅见的伟大才智。阿克顿爵士也有同感。梅纳瓦尔一向景仰才智英名兼备的主人，认为他拥有“人类最高的智慧”。才华横溢的泰纳一向对拿破仑的作风激烈反对，可是他对国王经常劳于心智而历久不衰的能力大加赞叹：“从来没有人能具备如此深切周密的心智。”我们得承认：在一生从事军政实际工作的人当中，如拿破仑心思细致、有条不紊而又能过目不忘者，诚属罕见。他签名时总爱自称“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他曾向拉普拉斯表示，由于情势使然，他远离了科学家的事业而深以为憾。说此话时，他可能认为这些增加人类知识的人，比起开疆拓土之士，评价要高些吧！ [1] 然而他经常指责研究院崇尚玄理，他认为这些人误以为自己的思想即为人生的真相。他们用这套解释宇宙万物，还想训示拿破仑如何治理法国。其实拿破仑的申斥不无道理。他也有浪漫性格之人的缺点，或有大而无当之处，可是日日与现实生活接触，使他崇尚实际。他活跃的心灵思想活动并非玄想，他部分的政事生活也是他治国平天下的利器。

他心思灵敏，有尖锐的感觉。他善察弦外之音，他的眼睛能够穿透表面的现象，抽丝剥茧，归纳出事物的重点。他好奇勤问，博览群书，图籍、历史无不涉猎研读。他经常视察工厂和农庄。因此他兴趣的广泛、历史地理知识的广博，常令拉斯·卡斯惊叹不已。他依目标的性质和重要性对事物做选择性的记忆，而能过目不忘。换句话说，他知道该保留些什么在脑海里。他的思路井井有条：他的目标有先后之分，也有整体局部之分。因此他的观念、行动、政策也有清晰的章法，循序而行。他要求属下的报告和意见不得徒为辞藻华丽、漫无边际的空论，不得只是令人起敬但大而无当的理想。他要求其中必须指出确定的目标、具体的事实根据、实实在在的评估及合理预期的结论。然后他凭自己的经验、目的，将这些报告加以研究、审察、分类，最后据此下达的指示都简洁肯定。在历史上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个从参谋计划到政策执行，如此有条不紊的政府了。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崇尚自由的热潮已为崇尚秩序的专制政府取代了。

拿破仑擅长鉴往知来，他对行事可能的结果和敌人的计划行动，常能一一料中。他说：“我事前仔细思考。看起来每个变局我都能从容应付，其实这是因为我行动前已深思熟虑……我经常能够料及未来的变化，并不是受鬼神的启示告诉我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这些全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他以这种态度来计划马伦戈、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每个细节。他不仅预测可能的结果，还预测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即使在他功业的巅峰时期（1807年），他仍正视目标，不为幻想所惑。他仍然预先估计可能面临的障碍、困难、变化，然后处处防范。他曾说：“在做作战前的策划时，没有人会比我更战战兢兢了。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漏洞，我都如临大敌般审慎研判。”如果发生了任何意料不到的紧急事件，他的第一件措施便是不论何时——不论白天或夜晚——立刻全力处置。他对布里埃内有一条不变的指示，即“有好消息，不必叫醒我，这种事并不紧急。但有不利的消息，请立刻叫醒我，因为这种事片刻也耽搁不得。”他知道不论如何深谋远虑，仍然可能遭遇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不过他以有“半夜两点钟的决心”，而颇为自豪。即使半夜醒来，他仍然能够保持头脑的清晰，立即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时时刻刻防范着突发的事件，也不断提醒自己“成功到一败涂地往往只是一步之差而已”。

他对人的判断正如对事一般，观察入微。他不信任人的外表和言谈，他认为人直到老年，人品才会浮现于外表。至于言谈固可表现内心，但也可以掩饰内心。他不时自观自省，由对自己的观察，他推论人类的行为思想莫不是出自自利的动机。虽然许多人忠心耿耿地崇拜他（上自德塞将军、拉纳、梅纳瓦尔、拉斯·卡斯，下至那些至死犹高呼吾皇万岁的士兵），他却无法体会到世上会有忘我无私的奉献行为。他在每句话、每个行为后面，看到的是不停驱策每个人的自我——强者的野心、弱者的恐惧、女人的虚荣或诡计。他找出每个人欲念的所在或他们致命的弱点，因势加以利用操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虽然他老谋深算，但以我们后知后觉的现在看来，他在观察人物、预测事物方面，仍然犯了许多错误。他早该知道约瑟芬连一个月的妇道都无法坚守，他早该知道娶了玛丽·露易斯并不能保证与奥地利从此邦交和睦。他以为在泰尔西特和爱尔福特时，已使沙皇亚历山大心悦诚服，殊不知沙皇在塔列朗的教导下，风度高雅地欺骗了他。1802年，他冒失大胆地伸展势力至皮埃蒙特、伦巴底、瑞士，因而加深了英国的敌意。这个举动是一大昏招。他把众兄弟放在他们大脑承担不起的大位上，是另一错失。他以为莱茵河联邦的日耳曼各小国，一旦分离时机来临，便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国的统治。他在公开的文件里暴露了征服土耳其的企图，这些都是失误之处。他自己也承认在西班牙耗损了法国的大军。此外，进攻一望无垠的俄国，冬天来临时仍滞留不归，都是他一生的败笔。他自己也说，他虽然高人一等，但仍受制于“情势”，仍为不测之风云、疾病，仍为本身有限的能力限制。他说：“我构思了许多方案，却从未能完全随我的意愿完成一个方案。我虽然掌着大舵，我的双手虽然孔武有力，但浪涛总也是更为凶猛狂烈。其实，我从来不曾做过自己的主宰，我永远为情势左右。”

除了情势，他还受制于自己的幻想。在他的内心里，一方面敏锐的观察力启发了理性的思考判断，一方面浪漫的情绪，甚至迷信的念头笼罩着想象，理智和想象永远交战不已。他经常注意星相和预言。去埃及时，他带着许多科学书籍和许多言情、奇幻的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麦克弗森的《莪相》。后来，他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曾读过7遍。他最后的结论是“想象力统治了宇宙”。大军陷于埃及之际，他还终日梦想征服印度。苦战于叙利亚之时，他还幻想着要以寡敌众，攻克君士坦丁堡，然后以凌驾当年苏莱曼（Suleiman）的气概所向无敌，直逼维也纳。其声势日增后，以前小心翼翼的性格也改变了。他忘记了歌德“人当知自己能力所限”的警语。他无止境的成功违反了天命，超过了人类的极限。到了最后，他终于被困在茫茫大海的一块礁石上，孤苦无助，郁郁不乐而终其一生。

[1] 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过：“拿破仑如果的确深具慧根，就应该深锁阁楼，写下四部巨作。”也就是说，他会成为另一位斯宾诺莎。

性格

以自我为中心是所有生物的本性，拿破仑的傲气也源于此。年轻时，他在科西嘉对抗仇家。后来在布里安，他对抗不同阶级和种族同学的自大作风，他因自卫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不过，这并不是自私自利，他热爱、崇敬母亲，他喜爱约瑟芬及她的子女，他钟爱幼子“罗马王”。他虽然有时不耐烦兄弟姐妹们的行为，刺伤了他们的自尊，但他是爱他们的。可是他逐渐建立了丰功伟业，他的傲气也逐渐随着权势和责任加强了。他赞赏、敬爱德塞和拉纳等将领，失去他们他曾深深哀痛，不过他把所有军事的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到了后来，他已视自己和国家为一体。随着疆域的扩张，他越发自大狂傲了。

他的傲气，或说自负吧，有时竟沦为虚荣、夸张功业。“布里埃内，你也会不朽的！”“将军，为什么呢？”“你不是我的秘书吗？”“告诉我亚历山大有哪些了不起的事迹？”“唔！还可以！”1806年4月14日，他写信给欧仁：“意大利子民一定十分了解朕，他们一定知道他们所有的脑袋加起来，还不如朕小指头上的多呢！”在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N”字母的纹章，偶尔还可见到代表约瑟芬的“J”，拿破仑大帝觉得必须炫耀宣扬自己，才能巩固他的权力和统治。

1804年，约瑟夫曾为继承王位一事力争不已。拿破仑对罗德勒说：“权力是我的情妇。我努力奋斗征服了她，绝不容许别人从我身旁把她抢走，甚至向她求爱也不可以……几个星期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讨厌他（约瑟夫），现在我可绝不原谅他。我表面还会和和气气的——可是他已经躺在我情妇的身边了！”（他说的这些话，过分贬低了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善嫉的情人，可是也容易宽恕别人。）“我爱权力正好像音乐家爱小提琴一样。”他的野心欲望与日俱增，从不满足。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要步着查理曼大帝的后尘，统一西欧，连教皇国也要吞并；然后踏着君士坦丁大帝的足迹，由法国、米兰而席卷君士坦丁堡，最后建造古典式的拱门来纪念他的丰功伟业。后来他又发觉欧洲太小了些，只是一座“小丘”而已。于是，他思量着征服印度，直追亚历山大大帝。这对于他及百万大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但他们都会获得荣誉作为报酬。即使死于战场，仍是值得的。“死算得了什么！然而生于战败中，生于耻辱中，不啻是一日百死。”“我为后世而生。”争取光荣成了他唯一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确令人陶醉，有20年之久，法国上下都以“光荣”为唯一目标。

他意志坚定。为求达到目标，不论千辛万苦，必超越前进，绝不终止。然而到了最后，他已无豪情壮志，已沦落至令人怜惜的地步。由于他无止境的欲望和野心，他生活有方向，每天循此目标，全力以赴。他曾说在布里安时“即使无事可做，还是常觉得时不我予，一分一秒不能浪费”。1805年，他在给热罗姆的信上这么写着：“我有今日，完全因为我坚强的意志、性格、努力和胆识。”果敢的确是他战略的要素之一。他经常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以快速果断的行动，突击敌军。“我的方针是，不管任何细节，一直冲向目标。”但直到20年后，他才真正了解，在政治上直线往往是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

有时，情绪也会影响、歪曲他的思考和判断。他个性急躁，权势日张后，更是动辄发怒。他的血管里流着科西嘉人的狂躁和野性。虽然他尽量克制自己的怒气，但左右亲信，上自约瑟芬，下至孔武有力的保镖鲁斯坦，一向都战战兢兢，唯恐激起他的怒火。他对颠三倒四、因循苟且、平庸笨拙的行为最无法忍受。发脾气时，他会当众斥责大使，在主教面前说脏话，甚至脚踢哲学家沃尔尼的肚子。实在没有发泄的对象时，便踢着火炉中的木块。可是他的脾气来如风，去也如风。有时他把这当作政治棋盘上的一招，虚张声势而已。在大多数情况中，他过了一天甚至一分钟，就会设法补救。他很少表现出残暴凶狠的模样。事实上他是一个和蔼风趣的人，只是经历了无数艰苦、无数征战，他已经没有丰富的幽默感了。他根本没有空闲享受悠闲的喜悦、宫廷的闲聊及沙龙的高谈阔论。他终日忙碌，强敌虎视眈眈，帝国的重任落于双肩。要一个终日奔波的人文文雅雅，实在不容易。

他耗费太多的精力在征服半个欧洲的事业上，已经没有余力来从事男女之间的游戏。他一向怀疑许多性的欲望是环境教育培养的，而不是生而皆有的本能。“世上的一切，都是上一代传递下来的，即使这些大家以为是原始自然的感觉，也是得自后天。”依照法国波旁王朝的传统，他本来也可以后宫粉黛三千，但他只在征战途中，临幸过数名情妇而已。凡能亲侍枕席一夜的女人，莫不以为自己已成不朽之身。但拿破仑往往粗鲁地很快就结束一桩感情，谈到新近的伴侣，他往往毫无眷念之情，反多恶评。他的不忠使约瑟芬往往悲痛忧伤，但他向她解释（如果雷米萨夫人所言属实）：这些偶然的“出轨”是无法避免的，是情势所需的，也是合乎时潮的，因此体贴的妻子应该谅解。她哭了，他安慰她，她于是又原谅了他。除此以外，他虽然身负重任，转战南北，仍尽量地做一个好丈夫。

和玛丽·露易斯结婚后，也许害怕因为不忠会失去奥地利的友谊，据我们所知，从此他郑重地接受了一夫一妻制。见到她生产时的痛苦，他对她更是忠心不贰。他一直喜爱儿童，还特别立法给予儿童特别的保护。如今幼年的“罗马王”成了他希望的寄托，成了他最钟爱的宝贝。他仔细教养儿子，希望他有朝一日继承大位，做一个英明的君王统治法国，对一个统一的法国发号施令。在夫妻之爱和父子之情里，他庞大的自尊更加满足了。

他终日忙于政事，根本没有空闲结交朋友。此外，友谊意味着两人之间的义务权利相同、地位大致平等。而对于拿破仑而言，他很难以平等的地位待人。他有忠心耿耿的仆役和虔诚信实的部下，有些人牺牲生命为他，也为自己争取荣耀，但无一人曾以他为知友。欧仁喜爱他，然而那是喜爱父亲的心情，而非友情。布里埃内（他的话不见得可靠）追述往事，提到1800年曾听到拿破仑说：

友谊只是虚名而已。我无法和别人建立友谊。我甚至连自己的兄弟都不喜欢。约瑟夫是我哥哥，照习惯，照规矩，我也许还喜欢他些。迪罗克 [1] 我也还喜欢。我知道我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只要我今日的地位不变，我要多少虚情假意的朋友就有多少。但是让女人去烦恼这些情感的事吧！这是她们的事，我们男人应该心肠硬些，抱定宗旨，否则便谈不到打仗或治国了。

拿破仑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斯多葛派哲学的韵味，可是和他一生的经历并不相吻合。德塞、迪罗克、拉纳、拉斯·卡斯等人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为他奉献牺牲。同样地，布里埃内也曾证实，“拿破仑在战场之外，心地慈祥，感情丰富”。梅纳瓦尔随侍拿破仑13年之久，他也同意这个看法：

我本来以为他一定好冲动，喜怒无常。可是我发觉，他有耐性，不计小过，为人随和，并非是严苛不近人情的。他喜欢喧闹，与大伙儿作乐。有时他会表现出一种温煦的神态……因此我对他不再畏惧。看了他对约瑟芬的和悦和深情，看了下属对他忠心不贰的感情，看了他和执政、大臣之间的融洽，看了他对待士兵的亲切态度，我不再害怕他了。

显然可见，他认为有违大原则时，就会硬下心肠。原则许可时，他也会宽容原谅，一切凡以原则为依归。他送许多人锒铛入狱，可是我们也读到过不少关于他的爱心的报道。马松（Frédéric Masson）的历史巨著上就有不少现成的例子。他曾改善布鲁塞尔监狱的情况，可是1814年法国狱政的黑暗与他政府一般的行政绩效无法相比。他曾见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仍然大肆攻伐。但我们也听说过，他经常停下来抚慰受伤的士兵。拉纳将军1809年受重伤而奄奄一息，据贡斯当说，拿破仑前往“探望拉纳归来，用早餐时，竟看见他眼泪掉了下来”。

他的慷慨，他的宽容，应不容置疑。他一再原谅贝纳多特和布里埃内。卡诺、谢尼埃曾和他敌对许多年，可是一旦因贫困向他求援，他立刻予以帮助。他困居圣赫勒拿岛时，仍想尽借口替那些1813年或1815年遗弃他的人辩护。只有一向不友善的英国人，是他永远厌恶的。他觉得皮特全身上下只有市侩的无情气息。他对哈德逊·洛男爵的评语也许过分了些，对威灵顿他根本起不了好感。他对自己的评语不无几分道理：“我想自己应该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好人。”有人说：“奴才眼中无英雄。”可是，贡斯当，这位随侍拿破仑14年的仆役，回忆往事时，充满了对拿破仑“发自肺腑的敬爱”。

拿破仑一向言语直截了当，不加修饰。因此接受旧时代教养长大、注重风度仪态的人往往无法忍受他的举动。他笨拙的行动，他偶尔粗鲁的谈吐，往往引发他们的嘲笑。他不懂得如何使人自在，他似乎也不在乎这些。他重视实际，所以不愿意为外表的形式而烦恼。“我不喜欢‘礼仪’这个语意含混的字眼。这只是傻子想把自己提高到智者地位的一种方法而已……‘趣味高雅’这类古典的词汇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向来也不关心‘风格’的好坏。我只重视思想是否坚实有力。”可是，私底下他还是赞赏一般上流人士温文尔雅、体贴怡人的仪态。对这些聚集在福布区中的沙龙里嘲笑他的贵族人士，他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其实，“高兴时，他也有风度动人的独特的一面”。

他对女人评价不高，这可能是由于他不懂得欣赏女人心思细微的一面。他曾对夏庞蒂埃夫人这么说：“你穿那件红衣服真难看。”他根据女人的生育能力来评定她们的优劣，因此与斯塔尔夫人反目成仇。有些女人对他的粗鲁也曾伶俐地加以反击。有一次他向着谢弗勒斯夫人惊呼：“我的天呀！你的头发好红呀！”她回答说：“也许你说对了！不过这还是第一次有男士会这样对我说话呢！”他曾告诉一位出名的美人：“某某女士，我不喜欢女人也在政治圈里混。”她反驳说：“将军，你说得很对！可是在一个她们保不住脑袋的国家，她们想知道一点原因，也是很自然的心理呀！”尽管拿破仑不解温柔，朝夕与拿破仑相处的梅纳瓦尔曾说过：“拿破仑仍有一股吸引女人的、不可抗拒的魔力。”

他喜欢说话，有时几近唠叨，却言之有物。他经常邀请科学家、艺术家、演员、作家共同进餐。他亲切的态度，对各行各业的了解，妥切适当的评语往往使他们惊奇不已。雕塑家伊萨贝、数学家蒙日、建筑大师方丹、演员塔尔玛都曾记下了谒见拿破仑的情景，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拿破仑的谈吐“优雅、亲切、有趣”。他喜欢说话，可是不喜欢动笔。他心思敏捷，往往无法及时记下心中的念头。他写字速度极快，经常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看懂他的笔迹。因此他一般只口授机宜，目前已公开的拿破仑书信就有4.1万余封，未曾公开者更不计其数。由此可知当他秘书的这份荣誉实在和判处苦役无异。布里埃内1797年就任此职，幸亏1802年解职，因此才能活到1834年。他每天早晨7点就必须至拿破仑处，整天工作，终夜待命。他通晓数国语言，有自己独特的速记方法，因而才能赶上拿破仑通常的速度。

梅纳瓦尔于1802年继布里埃内任秘书，工作更为辛苦。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什么速记都不会。”拿破仑很喜欢他，不时和他开开玩笑，梅纳瓦尔也几乎天天精疲力竭。然后拿破仑会叫他去做个温水浴消除疲劳。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回忆说：“我几乎把可怜的梅纳瓦尔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于心不忍，特意调他至玛丽·露易斯那里，做些闲差事。”1806年，拿破仑授权梅纳瓦尔再聘一名助手费恩，费恩始终跟随拿破仑，无论大小战役，都曾随侍左右。梅纳瓦尔虽然多了一名助手，1813年终于从“钟爱他的主人”身边逃开时，已是孱弱不堪了。两人地位虽不平等，但主从情深，彼此始终互相关怀敬爱。

[1] 皇宫的大元帅，1813年战死于包岑。

将军

拿破仑在布里安所受的军事教育，部分地造成了他的体格、心态、性格和事业。在那里他养成了在何时何地都能舒坦自如的习性。养成了在任何时刻，无论白天或夜晚，都能清晰思考的习性。在那里他学到了如何分别理想和现实，学到了如何无条件地服从，来日如何果断坚决地统御领导。他也学到了如何判断地形，观察其是否适合大军的行进或掩蔽。他也学习如何观察敌军的动态，以便加以打击，如何迎敌于仓促之中而能沉着应付。他也擅长鼓舞士气，以光荣勉励他们，以使他们忘却死亡的痛苦，使大军视为国效命是崇高甜美之事。在拿破仑看来，一国的存亡，要看其国民是否甘心情愿为国效命，是否具备保家卫国的能力。因此战争实为科学的科学。拿破仑曾说：“战争艺术的领域浩瀚无边，涵盖一切学问知识。”

因此，他对有益国防科学的知识，莫不涉猎研习。他研读史籍，以通晓个人及国家的习性。他对古希腊罗马、中古、现代欧洲的历史了如指掌，往往使属下大为惊奇。他曾一再深入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二世、蒂雷纳元帅、萨伏依的尤金、腓特烈大帝等名将的战史。他训示部属“应以这些名将为楷模，并应抛弃任何与这些伟人原则相违的战略战术”。

他由军校进入军中，由士兵高升为万军的统帅。也许他是由吃苦耐劳的母亲那里承继了领导统御的天分吧！他从那里学到了领导的秘诀，即领导者如能以身作则，担负起领导重任，大多数人均愿服从领导，而不愿负领导之责。拿破仑勇于负责，一经下定决心，即不顾后果、勇往直前，以冒险的精神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赌注，然后又将更多的生命再作孤注之一掷。尽管他输掉了最后一场，可是这时已证明他是世上最杰出的将军了。

他的战略以争取和鼓舞军心为首要之务。他十分注意直属军官的背景、性格和志愿。他常与士兵相处，谈论他们往日的光荣战功，垂询他们的家庭状况，听听他们的牢骚。他召集近卫军，幽默地称他们是“牢骚军”，因为他们老是在埋怨，但他们为他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有时会以讥诮的口吻谈论士兵，在圣赫勒拿岛时，他曾说：“士兵是训练来供人杀戮的。”可是对待奥斯特利茨阵亡将士的遗孤，他视如己出，抚养他们。他的军队比法国任何阶层的人都要敬爱他。因此，依威灵顿的判断，在战场上只要拿破仑亲自督阵，即可抵得上4万大军。

他对军队的精神训话，是他重要的战略一环。他说：“战争的成败大半视士气和思想而定。”自从恺撒训勉士兵，然后渡鲁比孔河背水一战以来，史上将领能使士兵五体投地甘心效命的，除拿破仑外别无第二人。布里埃内曾依拿破仑口述，撰写过几篇闻名的布告。布里埃内告诉我们，士兵往往“并不了解拿破仑说些什么。可是这并没有关系。他们跟随他，即使赤着脚，后援不继，仍然士气高昂”。有几次训话，他向大军说明作战计划。他们一般都能了解，因此更能耐苦耐劳、长途跋涉，以期能突击敌军或以寡敌众。他说：“最优良的士兵并非善战者，而是善于行军者。”在1799年的布告里，他训勉大家：“士兵的主要美德是忠诚和守纪，其次方为勇敢。”他经常宽容下属的过失，然而一旦风纪松懈，他当机立断，严加处置。进攻意大利时，由于督政府补给和薪饷延误甚久，他曾纵容士兵稍作掳掠，以济不足。可是打了一次胜仗后，他立刻下令禁止掳掠的行为，同时不遗余力地严格执行，全军立刻听命。梅纳瓦尔说：“在维也纳、柏林、马德里等城市，都有近卫军及其他部队的士兵，因为掳掠受审处决。”

拿破仑曾以一条数学公式说明他部分的战略原则：“军力的强弱，正如动力学中运动量的幅度，是以体积乘以速度来衡量的。因此，快速行军可以提高士气，增强克敌制胜的效果。”“军以胃为动力”——食粮补给为大军动力这句格言一般人以为出自拿破仑，其实并无根据。他真正的主张应该是军队以脚力战胜敌人，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和速度”。他不依赖碉堡阵地为屏障，因此他如果看见了1939年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必然会大笑不已。远在1793年，他就说过：“停顿在阵地后面的一方必定是常打败仗的一方。”1816年，他又说过同样的话。拿破仑战略的要点如下：待敌方兵力分散、阵线延长之时，加以痛击，利用山川掩护大军的行动，夺占战略高地，以便重炮对平原轰击，选择步、炮、骑兵便于展开之地为决胜的战场。集中兵力——经常以快速行军为之——对敌方远离中坚的阵地，以优势兵力加以痛击，使敌军无法增援。

军事将领的最后一关考验为战术，即战场布局和调度的技巧。拿破仑在不危及安全的条件下，总选择最适合综观战场的处所，以便督战。由于拿破仑必须督导战术方案的执行，同时他必须随时因应战场的变化改变战术。一切都必须由拿破仑全神贯注亲自指挥，因此他的安全有关大局，极为重要。部下极为关切他的安全，他本人倒未必十分重视。情势需要时，如在阿科莱镇之役，他也会奋不顾身，暴露于炮火中。据历史记载，曾经有好几次，他督阵之处左右均为敌所杀，可见他处境的危险。由督阵之处，由层层的传令兵士，他将命令下达步、骑、炮兵的指挥官。这些传令兵又火速驰回，将各线的战情报告拿破仑。他认为：在战场上，士兵的价值主要视其位置的优劣和机动性的强弱而定。此处，他的着眼点仍是集中大军和重火力向某一点攻击，最好是进攻敌方的一侧，以期造成局部的混乱，而导致全军的崩溃。“在任何战役里，即使最勇敢善战的军队，在竭尽全力仍无进展后，都会兴起逃走的念头，此为决定胜负的一刻……两军作战，正如两个起了冲突的人，千方百计想吓倒对方。对方心生恐惧时，应该把握时机，给予致命的一击。任何人经历多次战役后，应即不难体会出何时才是决定性的一刻。”拿破仑尤其善于把握这种战局的关键时刻。部下阵脚不稳时，他都能立即增援或改变战术，这就是马伦戈一役转败为胜的原因。1812年以前，他的词汇里是没有“撤退”这个字的。

他在战争中找到了一种阴森森的快感，这对于有大将之才的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曾听说过他认为文官比武官优越。在宫中，他置文官于武官之前。文武官员有所争执时，他经常站在文官一边。可是他不能隐瞒别人，而自己也深深了解的一件事是他以攻城略地为乐。他曾说：“危险中自有乐趣。”他也对约米尼承认过他“喜爱战争刺激的味道”。看着千军万马随着自己的意愿，奔进沙场、改变了版图、决定了历史，在他看来是最快活的事。他一向认为每场战役都是因抵抗外侮而引起的。可是据布里埃内说，他自己也坦白承认：“我的权势建立在我的光荣之上，而我的光荣建立在战功之上。一旦我不能创造新的光荣、新的战功，我的权势就马上衰微了。征战使我得有今日，也只有征战才能维持我今日的地位。”布里埃内对拿破仑一向有偏见，我们不能太相信他。拉斯·卡斯对拿破仑的崇敬仅次于上帝，也曾记载他说过（1816年3月12日）类似的话：“我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为达到此目的，我需要无限的权力。”

他是否真的如敌人所说的，是一个“屠夫”呢？据说他征召261万名法国人入伍，其中100万人为他丧生。他是否曾经为这般的屠杀牺牲而良心不安呢？在呼吁各强权谈判和平时，他曾提到自己不安的心情。据说他看到埃劳战场中横尸遍野，不禁怆然泪下。可是，时过境迁，谈起往事时他告诉拉斯·卡斯：“我督阵过许多全军存亡在此举的战役，然而我心情平静。我指挥过不少我军必定伤亡上万的行动，然而我不曾落下一颗眼泪。”作为大军的统帅，也许他必须安慰自己说：这些青年横尸于野，英年早逝，只是时空里一些微不足道的误差而已。而且，如果他们不效命疆场来追求荣誉，他们不是只能默默而终其一生，没有什么光荣了吗？

即使他有这些借口，他总觉得他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挑起战争的罪人。他觉得他大动干戈完全是为了自卫；他觉得联军都把他看作“革命之子”、波旁王朝的篡夺者，因此他们一再发誓要把他赶下王位。许多学者也同意拿破仑的看法。如兰克、索雷尔、旺达尔，难道他不是一再提议言和，而一再遭到拒绝吗？他说：“我征服别的国家，只是为了保卫自己。欧洲各国从来不曾终止对法国、对法国的理想、对我本人的战争。反对法国的联盟时时都存在，只是有时秘密，有时公开而已。”而且，他登基时曾发誓维护法国的自然疆界，假如他将此疆界拱手让人，对法国上下将怎样交代呢？“大家总是谴责我野心勃勃，才引起了这些战争。但是，难道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吗？这些不都是情势所迫引起的吗？——不都是落伍的过去和进步的未来之间的冲突吗？”经过了志得意满的头几年后，他经常有一股沮丧的感觉，觉得不论得到多少胜利，只要一次关键性的大败一切都要付之一炬，那时他就将沦于敌人之手，任他们摆布。因此，他极愿意拿一半的江山来换取和平——不过必须依据他开出来的条件！

我们来下个结论吧！《泰尔西特和约》（1807年）及进攻西班牙（1808年）以前，拿破仑居于守势。从此以后，为了使奥地利、西班牙、普鲁士和俄罗斯屈服，为了贯彻大陆封锁政策，他不顾法国国力的衰竭、不顾欧陆人民心存怨恨，又挑起许多战争。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政治家，但他抛弃了政事去追求战争的荣耀和刺激。身为将军他得到了法国，也以将军之身失去了法国。他的优点也是他的致命伤。

统治者

他身为文人政府的领袖，但不曾忘却军人的习性。他仍然保持着将领的作风，除了在咨议院之外，他不喜欢别人反对他或与他争辩。他曾说：“自我服行公职以来，就一向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由于环境的因素和自身的性格，自我掌权以来，我就不愿屈居他人之下。我除了遵从自己创制的法律，不容许任何其他法律来限制我。”1800年，一群将领图谋赶他下台时，他曾强调他的政府是文人形式的政府。但1816年他辩称：“总而言之，为了治理国家，必须拿出军人的作风。只有马靴和马刺才能治理国家。”他深深了解法国人心里的想法，他知道他们矛盾的双重理想——自由和秩序。因此，他一方面宣称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夸称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把执政时代的一些民主作风逐渐变成帝国时代的王权政治，最后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拿破仑法典》的最后一部分——刑法（1810年），已恢复了中世纪严刑峻法的作风。然而，他治理国家，如在战场上一样，文采斐然。因此，他曾预言：在人类的记忆里，他的文治将比武功更为光辉灿烂。他的法典更是历史性的巨著，较之战略、战术（与今日的战争已无关）更能传之久远。他期望成为当代的恺撒，更希望成为查士丁尼一世。

在统治帝国的3680个日子里（1804—1814年），他仅有955天驻跸巴黎。可是就在这些日子里，他重建了法国。1808年以前，只要留在国内，他必定亲自主持一星期两次的咨议院会议。拉斯·卡斯（也是其中的一员）说，当时“没有人曾缺席”。拿破仑工作勤奋，一心一意推展政务。有时凌晨3时即起，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对僚属的要求也如待己般严格。他们随时必须就本身职司呈上详细确实的最新报告。他依他们报告的是否迅速、确实、妥切、严谨来考核他们。每日政府各部门呈核的文件，他一定当天阅毕，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他恐怕是史上耳目最聪敏的统治者了。

他选拔第一流人才赋予重任，如塔列朗、戈丹、富歇。他们虽然傲气凌人，但他重用他们。至于其他一般性的事务官，他宁愿用二流人才，他们不会有许多异议或提出己见——他没有时间去和他们讨论。他宁可担负风险和责任，信任自己的判断来做事。他要求任职的官吏不仅对法国，也对他宣誓效忠。他们为他个人的魔力、他志趣的宏伟迷醉，大都欣然同意这个条件。他说：“我建立了大家效法的榜样，我有功必赏，我开拓了光荣的领域。”他选择僚属的这种方法，却有不利的后果，渐渐地左右都成为唯唯诺诺的奴婢，很少敢对他的看法表示异议。到了最后，除了敌国的力量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来克制他的自大，来阻遏他仓促的举动。1812年，科兰古的劝谏是少之又少的例子了。

他对属下一向不假颜色。他惩罚严苛而奖赏迟缓，但对特殊的功绩，往往立即奖励。他认为不应该让幕僚部属以为自己的职位已稳若泰山。他们如有一些不安定的恐惧感，会更加勤奋努力。他没有必要禁止他们结党，甚至他们过去如有一些不名誉的过失，他也不加追究。因为利用这些弱点，他可以约束他们，使他们忠于职守。他用人往往到他们不堪胜任为止，然后他会赏赐重金年俸，让他们退休，有时还会突然颁与爵位。有些部下并未能侥幸残存至老。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尔加角战败后即自杀以逃避拿破仑的苛责。人们抱怨拿破仑严苛，他并不十分在意。他认为，“政治家的心肠必须放在大脑里”。他不能让情感阻挠了原则的实施。在治理帝国时，个人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除非他是拿破仑！他认为自己不重视个人的风采仪态，不以此用人。“我只喜欢对我有用的人——而且只是他们还有用时。”这句话也许过于夸张了点。约瑟芬成了他事业阻碍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他仍然喜欢她。当然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必要时也会撒谎。也像大多数政府的领袖一样，他会捏造战功来激励民心士气。他曾手持铅笔，细心研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滑铁卢，他的坐车中曾发现《君主论》，上面眉批详尽。他认为任何有助于达到目标的事物都是“善”。不用等待尼采来引导他，他已超越“善恶的分野”，以“追求权力的意志”为唯一的指针。因此尼采称他为“现实主义家”，认为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中唯一有益世人的成果。拿破仑曾说：“强者即善，弱者即恶。”他也叹息说：“约瑟夫太善良了，因此成不了大事。”可是他还是喜欢约瑟夫。

这些观点是他在科西嘉时代及战场上体会出来的。与这些观点类似，也是他一再重复的论点是自利和恐惧为唯一打动人心、驾驭人心之物。多年来，他以这两种情绪统治人民和部属。1800年，他命令埃杜维尔将军前往旺代镇压当地的叛变。他派人指示埃杜维尔将军应该“选择最顽劣的两三座城镇加以焚毁，以示警惕”。他由经验体会到，“以你目前面临的情势看来，气势汹汹的严苛处置反而是最合乎人道的，软弱温和的手段反而不合人道了”。他训令执法国人员判刑应从严。他曾告诉富歇：“警政之道，在于不轻易惩罚。然而，不惩罚则已，否则必须用严刑峻法。”他建立庞大的警察侦探力量，置于富歇和雷涅两人管辖之下。他又组织秘密警察，其职责在协助——及监视——富歇和雷涅。他们有权检查报刊、沙龙、出版物，找出反对拿破仑的言论，禀告皇上。拿破仑说：“君王者应对所有事物心存猜忌。”1804年，法国已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了。到了1810年，法国已建立了许多小型的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不需要经过法院的正式程序，仅由命令即可予以拘留。不过，法皇也有大发慈悲的时候，他曾多次赦免罪犯，甚至宽宥图谋杀害他的人。他也曾下令减轻法庭的判决。1812年12月，他对科兰古说：

人们以为我严苛，甚至冷酷不近人情。这样最好！这样我就不用再去设法建立这种名声了。我坚定果断，却被误认为无情。不过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想法，如今社会上才得到安静太平。既然如此，我也不怪他们那么想了……可是科兰古，你看！我也是人啊！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也总有起恻隐之心的时候，我也有感情——不过是帝王的感情罢了。贵妇人的眼泪不会打动我的心，但是人民的疾苦会使我难过。

他当然是一个独裁君主，有时开明，有时则专横不顾后果。他对拉斯·卡斯坦白说过：“朕即国家。”他有一些严苛的政策，我们可以解释为一般政府在战乱时控制经济、剧院、出版物常用的手段，还可以原谅。拿破仑辩称：由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放纵混乱时期到执政时代，帝国时代重建秩序，在这段艰苦的递嬗时期里，他不得不采取专制的手段。他记得罗伯斯庇尔、马拉在法国家庭和国家系统濒临解体之际，也曾主张为了恢复法国的稳定和秩序，必须诉诸独裁政体。他觉得他并不曾摧毁民主制度。1799年他推翻的是一个由贪污、冷酷、无所不为的政客组成的富人专政政权。他剥夺了群众的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曾导致暴民横行、道德没落，这种自由几乎毁灭了法国。如今只有恢复专制、集中权力，才能使法国重新成为健全、独立的文明国家。

拿破仑觉得，他已忠诚地维护了革命的第二个目标——平等。在1810年以前，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维护、发扬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他所建立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成就和能力的平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给予所有人教育、经济、政治的机会，不论上智下愚，均有同等的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人人机会平等的理想或许是他对法国最为深远的贡献了。他几乎完全消除了政府贪污的现象，单单此项成就即足以使他不朽。他不驰骋沙场时，便鞠躬尽瘁地处理国事，他实在足以为所有政治家的楷模。事实上，他重新缔造了法国。

可是，他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他的抱负远超过了能力的范围，幻想左右着野心，野心又控制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他早该知道，各国的强权绝对不会容许法国长久地统治半个欧洲。他成功地领导着莱茵邦联的日耳曼走出封建时代，进入19世纪。然而，邦联各国传统、语言、风俗、信仰迥异，互不相容，因此将这块四分五裂的土地结合成永远的邦联，不是他能力所及，也绝非当时任何人可以胜任的工作。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这块版图自莱茵河起至维斯图拉，经布鲁塞尔至那不勒斯止。其间王国林立，包括荷兰、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汉萨同盟诸城邦、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伊利里亚、威尼斯、伦巴底、教皇国、两个西西里王国。光列举这些地区的名称，便可知治理此地区的不易。他到哪里找到这么多精明能干的人来统治呢？他们必须征收赋税、治理人民，最后还要这些地区派出子女和英、奥作战——他们和英、奥其实比和法国更亲近！再说，拿破仑又如何去把这多出的44个行省和法国的86个行省合为一体呢？他如何能使这1600万骄傲倔强的人民和法国2600万自负善变的法国人共冶于一炉呢？这个工作固然十分壮观，可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最后幻想击败了理智。这位精通数国语言的一代人杰反而弄巧成拙，重心摇摇欲坠。这位伟大的独裁者追求权力的坚强意志，终于被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击溃了。

哲学家

然而，当幻想闭上了双眼，他也能和法国、埃及学术院里的硕儒谈玄说理，坐而论道。他虽未苦心思虑以整理出任何的思想系统来解释一个似乎无任何常理的宇宙。然而，他思想落实，常能看出“理论家”的偏颇之处。他们往往误认思想为真实的人生，没有历史和生物学的知识，便建起空中楼阁来。他曾试用拉普拉斯等科学家从政，结果十分失望，然后他下了结论：“跟哲学家是做不了什么事的。”不过，他支持科学的研究，鼓励历史的探讨。他在圣赫勒拿岛时曾说：“我儿必须多读历史，并体会其中教训，因为历史才是真正的哲学。”

理论家不用具备历史知识而能高谈阔论的唯一领域是宗教。可是，拿破仑觉得只有逻辑学家才为如“神存在吗”这类问题去伤脑筋。受历史熏陶的真正哲学家应该问：宗教，虽然长久受人驳斥嘲讽，为什么仍然存在呢？而且在每一个文明里，宗教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为什么伏尔泰即使怀疑宗教，仍然说：即使神不存在，我们还是必须发明一个？

拿破仑早在13岁就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不过他有时会表示希望有信仰，因为“我想宗教必定会给我一种纯真的喜悦吧”！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他前往埃及途中，他听到了一些科学家怀疑宗教的谈话。他于是指着天上的星星，质问他们：“各位，你们尽可在此高谈阔论，可是请问这些是谁创造的呢？”不过，他的观点往往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不难找出他对宗教等问题前后矛盾的说法。同时我们容易忽视说话时的时间。其实，我们年轻时誓言维护的见解，到了50岁哪个有思想的人不会摒弃呢？而对中年“成熟”的观点，哪个有思想的人到了80岁不觉得可笑的呢？拿破仑一向相信，物质世界中或其背后必有神灵在焉。但对神灵的本质和目的，他承认他一无所知。在圣赫勒拿岛时，他下了结论：“每件事物都证明神是存在的。可是我从何处来、我是谁、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了。”有时，他的论点又像一个崇尚物质的进化论者。他曾说：“万物皆为物质。”“人只是较为高等，更会思考的动物而已。”“灵魂并非不朽的。如果它真正不朽，我等灵魂在生前应该已经存在了。”“我如果信仰宗教，我将信仰太阳。因为太阳滋养万物，它才是世上的真神。”“宗教如在洪荒未辟前已经存在，我便会相信宗教。但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摩西思想后，我不再信仰任何宗教。信仰完全是人发明的。”

可是人们为什么发明宗教呢？拿破仑回答说：为了安抚贫苦的人，防止他们杀害富人。因为人生而不平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愈加精细，人更加不平等。在文明社会里，上材上智必定会脱颖而出，为人提拔重用并受到优厚的待遇。至于其他运气不好的凡人，社会需要开导他们，让他们接受此报酬和财产不平等的现象，接受其为自然界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们就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如何才能做到呢？告诉人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我来说，宗教显示的并非神性、人性集于一身的玄秘，而是社会秩序的奥妙。没有报酬和财产的不平等，社会便无法存在。而没有宗教，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即无法维持……社会一定要让穷人相信，世上一定有贫有富，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来世永生将会有不同的分配方式。”“由天堂的观念，宗教引入了一种平等的意识。由于这种意识，富人逃过了被穷人屠杀的厄运。”

假设以上所说成立的话，启蒙运动攻击基督教，法国大革命阻挠传布教义，都是错误的举动了。“今日法国思想的混乱是道德沦亡的结果，全是信仰丧失，以往遵循的原则（信仰）为人否定的后果。”拿破仑或许为了这个原因，也是为了政治的因素，恢复了法国天主教教会“精神督察”的地位。当然，这种新的政教联盟对于他而言，并不表示他愿意遵行十诫，他自己仍然不时违反戒律。但是他付钱给僧侣，命令他们向厌倦了混乱、渴慕秩序的一代法国人传道。大多数父母师长也乐于借助宗教的信仰来教育子女。建立于宗教信仰和孝道上的这种道德规范正是遏制年轻人放荡不羁本性的最有效的利器，因为这种规范源自上帝，承受上帝的庇护。上帝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他监视着世人的一举一动。对恶人他将予以永恒的惩罚，对善人他将赐予永生的福泽。一般来说，统治阶层赞赏这种教育方式，因其培养的人民，必定会接受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这是必然的现象。同时，旧有贵族阶级高雅的仪态洗涤了他们的铜臭气息，因此也有存在的理由了。拿破仑又建立了新贵族。在这代，革命的喊声低沉了，革命藏起了枪管。

拿破仑对婚姻的观点接近穆罕默德，即婚姻的功能是繁衍旺盛的后代。但其先决条件为男人必须不受婚姻的限制，忠实的妻子应该受到保护。结婚虽然不必一定举行宗教仪式，仍应正式庄严，以强调婚姻的义务。夫妻应该同床共寝，因为这“对婚姻有重大的影响，可以保障妻子的地位，维持丈夫对妻子的依赖，巩固两人的亲密关系，因而保存了婚姻的道德”。拿破仑在决定离婚前，一直遵行这个古老的习俗。

但是，丈夫即使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太太，还是不够的。“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合法妻子的这个观念十分可笑。这样她怀孕时，男人就好像根本没有太太似的。”多妻制总比离婚和通奸好。两人结婚10年后，就不应该离婚。女人只准离婚一次，而且离婚后5年内不得再婚。丈夫通奸，除非携情妇登堂入室与发妻同居屋檐之下，否则不构成离婚的理由。丈夫不忠时，他应该向妻子忏悔，然后罪行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妻子通常会十分生气，但会原谅他，然后两人又和好如初，妻子因此往往还取回一些优势。可是妻子不贞，情形就不一样了。她忏悔、认错固然很好，但谁知道有些什么留在她的心里或肚子里呢？“因此她不能也不可能取得丈夫的谅解。”（可是他自己曾原谅约瑟芬两次。）

他看女人，一向抱着穆罕默德的观点，因此他不易为女色所惑。“我们一向对待女人太过优裕，因此往往败事。我们让女人和我们平起平坐，是大错特错的。东方国家认为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在这方面，他们真是比我们有脑筋、有见解。事实上，自然使女人天生要成为我们的奴隶……自然把女人给了男人，让她为他生儿育女……正好像果树属于园主一般，她应该是他的财产。”

这些观点十分落伍（也和生物学的论点违背。其实雌性通常是统御的一性，雄性往往是恭谨谦卑地侍奉衣食，有些甚至自身沦为雌性的食物）。因此我们宁可相信拉斯·卡斯的话。他安慰我们，拿破仑所说的不过是开玩笑，表示男人的勇武而已；或只是他身为军人，梦想母胎能有壮丁源源而来的心理作祟而已。可是，拿破仑的想法是和科西嘉所有雇佣兵头目的观念完全吻合的。《拿破仑法典》也坚持男人对妻子及她的财产有绝对的控制权，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必要的步骤。1807年，他在给约瑟夫的信上写道：“我一直认为女人是为男人而生，而男人是为国家、家庭、光荣、名誉而生的。”弗里德兰血战（1807年6月14日）次日，他拟定一个计划，决定为失去母亲而亲族无力抚养的女孩在伊考恩设立一所学校：

在伊考恩的女孩子应该学习什么呢？首先应该教导她们遵行宗教中最严谨的规范……我们教育这些女孩的目标不在于教她们思考，而在于教她们相信。女人通常大脑薄弱，思想不稳……她们时常自怨自艾……这些只有宗教才能开导她们……我希望此地出来的并非千娇百媚的女子，而是德行贤淑的女子。她们必定会引人倾慕，这是因为她们持身高洁，心地善良，而不是因为她们言词慧黠，可爱动人……此外，这些女孩应该学习写作、数学、初级的法文……一点点历史、地理……不要掌握拉丁文……她们应该学着做所有妇女的工作……除了校长外，任何男人都不准留在校内，甚至园艺也应该由女人来做。

拿破仑有坚定不移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既然人生而不平等，大多数的“脑筋”必然只在少数中，他们将以枪管或言论来统治大多数人。人人平等的乌托邦只是弱者安慰自己的神话而已。无政府主义者高喊脱离法律和政府的束缚，那只是思想幼稚、一厢情愿的幻想。民主政治只是强者用以掩饰其少数统治形态的游戏和花招而已。法国事实上一度曾面临在世袭贵族统治和商人阶级统治两者之间做抉择。因此，“在国际，在革命时期，贵族政治永远存在。摧毁了贵族阶级，第三阶级中有钱有势的家族立即又会形成新贵族。如果将新贵族打倒，工人和群众的领袖又立即形成新贵族”。“合理的民主政治只限于供给每人公平竞争，去争取成就的机会。”拿破仑宣称他已做到了这点，他给予人民在各行各业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不过他也曾做出一些违反此原则的事情来。

关于革命，他的观点则有些闪烁不定。“集体犯的罪行，谁也不会受到惩罚。”同时，“从没有不恐怖的革命”，因为暴民要发泄他们原始狂野的情感。“革命是社会风气重新和改革的真正主因。”然而一般而言（1816年他下了结论），“革命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之一。引发革命者往往即身受其害者，革命带来的所有益处往往不足以补偿身处革命中遭受的痛苦”。

他认为王朝政体优于任何政体，沙皇亚历山大曾怀疑世袭君主的制度是否完善，但拿破仑不赞成沙皇。他维护王位世袭制度（指他自己的王朝）：“世袭制比选举制更可能产生贤明的政府领袖。”在世袭君主的稳定政府下，比起人人自由、听其自然的民主政府，人民较为幸福。“在太平年代，人人均能得其所哉，自得其乐。在小店铺里的补鞋匠，他的乐趣并不逊于王侯，而士兵也能和大将一样的快乐。”

他的政治理想是以巴黎为“世界的首都”统御全欧，形成一个欧洲邦联。在这个欧洲邦联里，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及基本的法律都将统一通行，旅行和通商不必受到政治疆域的障碍。1812年，拿破仑到达了莫斯科。那时他以为只差和亚历山大订立和约这步，就可以实现多年以来的梦想了。可是他低估了各国国情不同而造成的离心力。不过，他知道欧洲的统一不可依赖理性的说服，势必要以优势的力量强迫这代来完成，这个见解应该是正确的。然后那时虽然还会有战争，已经是“内战”了。

近晚年时，他有些彷徨，不知道自己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主人，还是受某些宇宙力量任意摆布的工具。如果我们认为：凡相信人不论自己如何选择，其成败、健康、一生的事业早已为某些无形的力量决定者即为宿命论者，他显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一个决定论者相信：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各种因素的组成决定了他未来的一举一动，决定了他所有的决定、思想、行为。从这个定义来看，拿破仑显然也绝非决定论者。然而他一再谈到“命运”——大势，事物的主要趋向。这种趋向，人类的意志或可使其部分改变，但其主要的本质出于事物的本性，不可能改变。有时他认为自己意志坚强，足以阻遏或改变潮流——“我一向能以意志改变和创造命运。”可是他缺乏自信，又说过相反的话：“我依顺大势。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我任事物自然发展。”即依事物本性的必然趋势而行事。“人越伟大”，即权势越高，“越没有自由的意志”。即加诸于此人的外在力量愈为繁多，愈为强大。“我们的一切完全看环境及事物的大势而决定。我是人类最大的奴隶，我的主人是事物的本性。”有时，他中和了这些矛盾摇摆的观点，又会骄傲地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使者、代理人——命运即决定万物趋向终点的事物本性。“命运驱使我朝向不可知的目标前进。目标没有达到以前，我是不可侵犯、不可阻挡的。”他认为自己随着潮流前进。可是，“命运借着我的手达成使命后，连一只苍蝇都可以毁灭我”。他觉得他和伟大壮观但危险的命运已形成一体。因此，自负的心理、环境的因素驱策着他不停前进，因为“命运必须实现”。

他像我们一样，常想到死亡的问题。他有时也会有赞成自杀的念头。年轻时，他认为自杀是每个人最后保有的权力。不过50岁那年他加了一句注脚：“这要看他的死是否对别人无害。”他不相信灵魂是不朽的。“除了留在世人心中记忆外，并无任何不朽之物……生而无荣耀，不曾留下一丝生活的痕迹，就是白活了一生。”

他究竟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法国人吗？若不是因缘际会，他无论身材、思想、性格都不像一个法国人。他外表近乎严谨的罗马人，而不似明朗的高卢人。他缺乏法国上流人士的轻快、优雅、幽默、慧黠，也没有他们高雅动人的风采。他的兴趣不在于享受人生，而在于征服全世界。他法语说得不是很好，直到1807年还带点外国口音。他的意大利语则流畅自如，他在米兰似乎比在巴黎更自在些。有时，他表示他不喜欢法国人的性格。拉斯·卡斯告诉我们，“皇上对国人轻浮、善变的个性曾一再这么评论：法国人都是浮躁、爱挑毛病的……法国人喜欢变化，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在这里都难以持久”。

他经常谈起他热爱法国——可是语气并非十分肯定。他讨厌别人称他为“科西嘉人”，“我希望做个道道地地的法国人”。“世上最高贵的头衔是生为法国人。”可是，1809年他把“他热爱法国”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告诉了雷德尔伯爵：“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贰。她为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他爱法国正如小提琴家爱小提琴一般，把它当作能随心意弹奏立即共鸣的乐器。他一再猛烈地拨弄琴弦，直到所有的弦因为过度绷紧、突然全部断落才罢休。

他是不是一个“革命之子”呢？联盟各国都这么称呼他。他们的意思是他继承了革命时期的罪孽，因为他继续一如往日地排斥波旁皇族。可是他自己已一再宣称结束了革命时期：他不仅结束了暴动混乱，也结束了民主的姿态。固然他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一些措施，如解放农民、自由贸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发展才能的机会及保护自然疆界的决心。在这些方面，他称得上是“革命之子”。可是他自封为终身执政，继而称帝，结束了出版的自由，与天主教会握手言和，建造了许多新的巴士底狱，赞成贵族制度。这时他不再是革命之子了。在他征服的土地上，他许多方面的作风仍然像一个革命之子。他结束了封建制度，关闭了宗教裁判所，终止了教会对人民生活的控制。他引进了法典及几丝启蒙运动的光芒。然而，他把嫁妆送给了这些国家以后，随后又送入了他任命的新王。

虽然他不愿意别人叫他“科西嘉人”，可是大家仍然这么称呼他。这样的称呼正确吗？他其实只有在对家族的忠诚、对战争的爱好及保卫法国抵御外侮的狂热这些方面，像一个科西嘉人。此外，他没有科西嘉人结党好斗的习性。他曾研读启蒙时代的著作，也使他脱离了故乡中世纪天主教的影响。他具有科西嘉的血统，受过法国式的教育，而在每方面是典型的意大利人。

现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是最终同意司汤达和泰纳的看法，即拿破仑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雇佣兵领袖，而科西嘉孤立的地理位置、当地世家好斗的民风及连年的战争进一步塑造了拿破仑此人。他是博尔吉亚，但有博尔吉亚两倍的头脑。他是当代的马基雅维利，但只有马基雅维利一半的谨慎，却有他百倍的毅力。在伏尔泰的影响下，他养成了怀疑宗教的习性。在革命时期，在人人必须诉诸阴谋狡诈以求生存的环境里，他锻炼得精明能干。在法国知识论战的气氛里，他培养了敏锐的心智。文艺复兴时代人士的所有特征，他一一具备：一个艺术家、军人、哲学家、独裁者。他的意志与目标一致，他的思维敏捷尖锐，他的行动直截了当，声势逼人，然而不知适可而止。去除了这个重大的缺陷，他将是史上最为多才多艺、均衡发展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托克维尔曾说：拿破仑不以德行见长，但已入伟人之林；拿破仑虽不知中庸之道，已入智者之林。善哉斯言！同时，他说：史上如拿破仑者，千古难得一见。此言应是不虚。

第五章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00—1815）

经济

拿破仑虽出身行伍，却深晓经济为家庭的命脉、文化的下层土壤、国家的强弱的所系。一般而言，他虽偶尔忍不住有控制经济的欲望，但他赞成自由企业、公开竞争及私有财产。当时，傅立叶等人倡导集体生产、分配的社会主义，拿破仑丝毫不加理会。他坚信在任何社会里，少数的有才者终将统御大众，吸引大部分的财产。同时，不平等的报酬可使人们安于劳苦，这是共产的思想无法取代的。坦白地说，“因为饥饿，世界才生生不息”。再说，公有财产制度易于使人流于怠惰。“私人拥有财产者，必然关心自己的产业，因此，经常保持清醒，以求实现其目标。”而公共财产，本质上即不易有所作为，容易导致懈怠。其原因在于：“个人企业是本性的结果，而公有企业是公益心的产物，但世上具备公益心者实寥寥无几。”因此他对各阶层人士，无论贫富，都敞开大门，供给其一展长才的机会。在他早期和中期的统治期间，法国各阶层安和乐利，和平相处，人人就业，政治稳定。“人尽其才之后，没有人会去推翻政府。”

拿破仑的首要方针为：若立于良好的农业制度之上，政府财政必然稳定。他亲理万机，细微必察，以期能贯彻这一原则：保护关税，维持稳健的财政措施，维持良好的道路运河系统来安定农民的工作情绪，鼓励他们购置土地，扩大开垦面积。最后，这些健壮的农夫将成为军队的来源。从前法国许多农夫是佃户或长工，但1814年，50万农民已达到耕者有其田了。当时旅游法境的一位英国女性曾描述：当地农民的富足生活是欧洲其他农民不能相比的。这些耕田的人视拿破仑为其田契的活生生的保障，因此对拿破仑忠心耿耿。等到他们的儿子纷纷入伍，田地荒芜了，这种感情才改变。

工业也是拿破仑施政的重点之一。他视察工厂，查询生产过程及产品，关心工人，管理人员，这都是他的重要政务。他希望使科学为工业引用。他举办多次工业展览会——1801年在卢浮宫，1806年在老兵广场（Place des Invalides）巨大的帐幕下。他设立工商学院，奖励发明家和科学家。1802年，法国科学家在巴黎近郊运河的小船上，以一具粗陋的引擎，从事了蒸汽推动的实验。其成就虽不足以服人，却推动了未来进一步的研究。1803年，富尔顿（Robert Fulton）提出一项计划，建议将蒸汽用于航海。拿破仑将此草案转交国家研究院。经过两个月的实验，以不合实际遭到否决。比起当时的英国，法国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市场不广，资金、机器均不及。但1801年，雅凯（Joseph Marie Jacquard）推出了新式的织布机。1806年，法国政府购买此机器并加以推广。此后，法国纺织工业已足以与英国竞争。1800年，里昂的丝织业仅有3500架织布机，1808年已增至10 720架。1810年，某个纺织业巨子雇用的工人已达1.1万人。同时，为了应付英国糖、棉花、靛青的禁运，法国化学家由甜菜中提炼糖，由大青中提炼染料，生产的麻布品质优于棉布，甚至能由土豆制造白兰地。

拿破仑循各种途径来协助工业界。他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执行大陆封锁。他以优厚的贷款协助他们度过财政难关。他扩张帝国疆土，开拓法国商品的新市场。他从事公共建设，以补助就业的不景气。这些工程有些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及其大军的光荣事迹，如旺多姆圆柱、圣马德莱娜教堂、旋转凯旋门、星凯旋门。有些是军事的防御工事或设施，如瑟堡的碉堡、壕沟和关口。有些是公共建筑，但具有艺术风味，如股票交易所、法国银行、邮政总局、奥狄翁剧院，甚至典雅的谷酒市场也在此类（1811年）。有些为辅助农业的工程，如清除沼泽地。有些为交通、贸易工程，包括开辟巴黎的新街道，如里弗利街、卡斯提里列路、和平大道及沿塞纳河两公里的河堤（如奥谢堤）。更重要的是一些交通工程，包括法国境内3.35万英里的新道路及无数的桥梁，如巴黎的奥斯特利茨桥和耶拿桥。此外，他疏浚河道，拓展法国壮观的运河系统。他开辟运河以连接巴黎、里昂，连接里昂、斯特拉斯堡和波尔多。拿破仑还开辟连接莱茵、多瑙、罗讷等河的运河，由此连接威尼斯、热那亚为一线。然而未及完工，拿破仑下台了。

工人挖掘运河，树立纪念凯旋的拱门和从事生产均不得罢工，他们也不得组织工会以谈判改善工作环境或提高工资。不过，拿破仑政府一直注意使工资足以应付物价。面包店、肉店和制造商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尤其在巴黎，他要求生活必需品必须随时充分供应。直到拿破仑统治晚期，工资始终较物价涨幅为大。因此，无产阶级能享受到一般富足的生活，也同声赞美拿破仑的功绩，他们较一般中产阶级更为忠诚。对中产阶级的自由人士，如斯塔尔夫人和贡斯当宣扬的自由，他们根本不予理会。

然而，民间仍有值得抱怨之处，不满之声仍偶尔可闻。自由企业的发展使聪敏能干之士逐渐富有，有些人开始觉察到：在自由的环境下，平等凋零了。政府自由放任的态度使财富集中，半数的人民无法享受到发明的果实和文明的芬芳。1808年，傅立叶出版《四种社会运动的理论》，此为空想派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他主张：凡不满目前工业结构组织的，应联合组成合作社（phalanges），每社由400家组成，共同居住在一座共同建筑里。每个成员每个工作日应下田耕作（集体耕作制），从事家庭或社区工业，部分时间从事休闲或文化活动。每个成员应从事不同的工作，并不时变换工作。每个成员均可公平分享合作社的产品和利润。每个公社应有一个社区中心、一所学校、一个图书馆、一个旅社、一家银行。这种主张影响了两半球的许多理想主义者，如波士顿附近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由霍桑等人创立）即为此类型的乌托邦式合作社区。不过，由于人类天生个人主义的因素影响，许多合作社不久就夭折了。

拿破仑本人并不喜欢资本主义。他说美国人“以赚钱为至高荣耀”，“只是商人而已”。他扩展通商运输的管道并善加维护，他提供财经协助、稳定金融，这些都刺激了贸易的发展。然而，他力行大陆封锁，其条例繁琐，因此阻遏了贸易。最后，他屈于民怨，1810年至1811年发给特别执照，以便对英国输出货品，并进口糖、咖啡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执照均加以收费，因此在发照过程中，时有滥用人情和贪污舞弊的事件发生。在法国，工业成长后，小本商人较大批发商处境为佳。农业、工业、交通业扩展后，商店中货品堆积的盛况为前朝未有。闹区市街布满鲜艳的花束。然而，大的商港如马赛、波尔多、南特、勒阿弗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日渐衰微。于是，商人开始反对拿破仑及他的封锁政策。

他最伟大的政绩是金融政策的成功。说来奇怪，他年年征战，然而直到1812年，战争所费并不及收益之多。他将惹起战争的责任归之于敌人，击败对方后，便索取巨额赔款和名家艺术品作为教训他们的学费。他将搜刮所得部分由个人控制，当作额外资产。1811年，他曾夸称在土伊勒里宫的地窖存有3亿金法郎。他使用这笔基金解除国库的困窘，扭转股票市场的风险，从事公共工程或地方建设，褒奖特别的功绩，赏赐著名艺术家和作家。最后，用来支付秘密警察的开支。所余者足以准备下一场战争，并使法国的税收远低于路易或革命时期。

泰纳说：“1789年以前，农田所有人收入100法郎者，必须付给封建主14法郎、教会14法郎、政府53法郎，自己仅能保有18或19法郎。1800年以后，他不必再付税给封建主或教会，对中央政府几乎不用纳税，只需付25法郎给地方或行省当局，本人留下70法郎。”1789年以前，每个手工工人要利用20至39个工作日来付税；1800年后，只需6至19天。“由于无恒产者几可完全免税，直接税大致全部由有产业的公民负担。”不过，仍有许多“相当公允”的间接税或货物税，民众须平等缴纳。因此，穷人还是较富人负担重。及至帝国晚年，军费已入不敷出，税率物价上升，于是民怨四起。

法国银行成立于1800年。当时为私营，但1805年发生财政危机，拿破仑于是重组法国银行。当时，他正在马伦戈为政治生命而苦战，一群投机商人在乌夫拉尔的领头下取得了军需的供应权。由于经营不善，他们请求法国银行给予庞大的贷款。为了筹款，法国银行征求国库的同意发行本票，视同货币发行。这些本票却不为商业交易接受，面额贬至票面额的90％。公司和银行因此面临破产的噩运。拿破仑回到巴黎后，立即以奥地利的部分赔款挽救了银行，但他坚持以后银行必须“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为适度的管束”。1806年4月22日，他任命一个总裁和两个副总裁督理行务。此外，由股东选出15位监事。这种新型法国银行在里昂、鲁昂、里尔开设分行，由此为法国政府和经济开始了漫长的服务生涯。

对供应军队和政府物资的商人，拿破仑一向不甚尊重。他认为每个合约商必定会抬高价目，有些人甚至会以高价卖出劣货。因此，他指示下属必须对呈递的账目严加审核，有时甚至躬亲其事。他告诉布里埃内：“所有的合约商、供应商都是坏蛋……他们积财千万，纸醉金迷，令人厌恶。但我的弟兄没有面包，没有鞋子。对这种事我无法忍受。”1809年在维也纳，有人向他告状，指称军队购置的装备和衣服不合规定。他于是下令调查，结果发现合约商出卖货品时，图获非法的暴利。他下令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并将罪犯处以极刑。说情者想尽办法来拯救他们，然而拿破仑坚持不予免刑，仍旧执行原判。

即使最不友善的批评家也承认，一般而论，拿破仑统治的前13年里，法国享受了史上未有的繁华。拉斯·卡斯本为流亡人士，后蒙赦免，并颁予爵位。1805年，他旅游60个行省后归来报道说：“法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时代国力如此强盛，如此繁华，政治稳定，人民安乐。”1813年，内政部长蒙塔利韦子爵宣称长期富足的原因是“封建制度、特权阶级、世袭财产、宗教势力已受管束……财富的分配已较为公允，法律明晰而简洁”。1800年法国人口约为2800万人，1813年已增至3000万人。这似乎并不是如何壮观的成就，但是如此高的增速如果延续至1870年，拿破仑的侄子就将有5000万大军（即使不以复利计算）来对抗俾斯麦日耳曼的挑战了。

教师

我们曾经读到过：拿破仑身为执政时，为了维持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秩序安定，曾制定民法。为了保持政府和人民传统宗教的和平与合作，他签订了宗教协同。除了这些教育民众的方法外，他又提出第三种方案，即重组法国的教育制度。“所有社会制度中，学校应为最有成效者，学校对其指导抚育的青年有三种影响的途径。一为通过师长，一为通过同学，一为通过校规。”他相信法国大革命时，法律秩序之所以不行，其原因之一为在当时生死攸关的纷争里，无法建立一个适时的教育制度，以取代先前天主教制定的制度。当局曾经拟定过冠冕堂皇的方案，然而此方案因无财力、无时间，未能实现。初级教育只好委托神父修女，而其他教师赖家长和社区接济，仅能糊口而已。公立二级学校勉强维持二级的教育，但只能传授历史、科学知识，无暇顾及品格的培养。拿破仑由政治的角度来看公共教育制度，他认为其功能在于培养有才智但服从的公民。他曾毫不讳言地说：“我训练教师，主要目的是掌握指导政治、道德、舆论的工具……如果民众长大成人后还不知应拥护共和或专制，不知应信奉天主教或不信宗教，那么国家永远不成为国家，国家的基石不稳，将不时变动不安。”

他恢复了与教会的情谊后，也允许半教会的组织，如基督徒教育兄弟会从事初级教育，允许修女教导富家女子，但是他不允许耶稣会士再进入法国。不过，他倾慕耶稣会教师团体奉献自我的精神和严谨的组织。1805年2月16日，他写道：“当务之急为设立如古时耶稣会般的教师团体。”布里埃内记得：“我随侍时，常听他说，所有学校、学院及公共教育组织都必须军事化。”1805年，拿破仑指示下属：“如果国内所有校长、教授能由一个首领或数人，如将军或耶稣会的会长加以管辖”，如果规定每人必须经历不同的低阶职位，方能充任高一层的职位，“那么教师的规范就可以建立了”。同时，教师最好独身不娶或晚婚，“直到他拥有适当的地位和收入……足以维持家庭”。

一年之后，1806年5月10日，弗朗索瓦奉立法院临时敕命：“在帝国大学名下成立一个机构，负责全国教育。”这个新大学（巴黎大学成立于1150年，1790年为革命政府关闭）不仅为各种学术——神学、法律、医药、科学、文学——的研究场所，而且为法国二级教育师资唯一的培育场所。各行省应择一至多个城市设立中等学校，其课程应包括古典语言、文学、科学等。其经费由县负责，但所有教师必须大学毕业。每位教育人员必须经历所有低阶职务，并对上级，如士兵对军官似的，一向服从，方可升任高阶职位。为了鼓励法国青年接受大学严谨枯燥的训练，拿破仑设立6400个奖学金，接受人必须尽忠教职，并允诺25岁后才可结婚。他们的最高奖励为“光明的远景，有希望成为国家最高元首”。拿破仑告诉弗朗索瓦：“这些只是开始，我们会做得更多更好。”

1810年，他恢复师范学院，归属为大学的一部分。他选拔优秀学子，接受军训生活。他延聘拉普拉斯、拉格朗日、贝托莱、蒙日等大师为教授。此为拿破仑得意的措施。他期望到1813年，法国各学院的教师将由此学院的毕业生充任。在各学院课程中，科学课程已逐渐多于古典课程。这奠定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风格。科技学院建于革命时期，此时改制为军事学院，教导自然科学以实用于战场。一些地方学院侥幸逃过了拿破仑军事化的措施。私立大学申请执照，并接受大学定期检查，仍能继续存在。控制稍为缓和后，外来教授也可使用大学讲堂讲授特殊课程，学生也可自由听课。

这个知识金字塔的顶端是法国国家研究院。法兰西学院1793年废止，1795年恢复为国家研究院的第二部，拿破仑以身为研究院一个成员为荣。但是，1801年，道德政治部门打算讨论治国之道时，他命令谢古伯爵：“告诉第二部，我不许任何关于政治的讨论存在。”当时研究院中有许多拥护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死党，政府恢复天主教地位之事，他们都出言嘲讽或暗自悲悼。卡巴尼斯、特拉西曾使用“观念学”（ideology）一词来指对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拿破仑认为这些心理学家、哲学家只知沉迷于主义、陶醉于推理，而不知体验洞察人生和历史的真相，因此称他们为“理论家”（ideologues）。这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传播其思想，在他看来是优良政治的阻碍。“文笔优美、口才流畅的人往往只有肤浅的判断能力。”他哥哥约瑟夫统治那不勒斯时，他提醒约瑟夫：“你与文人的来往太频繁了。”1807年7月18日，拿破仑对沙龙里嗡嗡议论的知识分子，有一番这样的评论：“我看学者、文人都好像卖弄风情的女子。我们应该常去探访她们，和她们谈天。可是，千万别从这般的女子中选择妻子，也别从这些文人中选择大臣和阁员。”

1803年1月23日，他重组研究院，将其分为四部，删除了道德和政治部门。第一部他最为重视，以研究科学为主。其60名研究员中包括了勒让德尔、蒙日、比奥、贝托莱、拉普拉斯、拉马克、圣希莱尔、居维叶。第二部有40位研究员，致力于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这个部取代了旧日的法兰西学院，并负起完成编纂《大词典》（Dictionnaire）的工作。此部成员有年轻的诗人德利尔（Delille）、知名的剧作家谢尼埃、年轻的历史学家基佐（Guizot）、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哲学家沃尔尼、特拉西和比朗。第三部有40名研究员，从事古典、东方历史、文学、艺术的研究。郎格莱斯（Louis Langlès）专攻波斯、印度学。他的研究曾促使东方语言学院于1795年成立。维卢瓦松（Villoison）曾发现亚历山大学者对荷马的评注，他的研究影响了沃尔夫。后者因而发表创见，主张“荷马”不是一人，而是多人。第四部艺术学院包括10位画家、6位雕刻家、6位建筑家、3位浮雕家、3位作曲家。在此地，雅克·路易·大卫、安格尔、乌东大放异彩。

拿破仑尽管对“理论家”不表欣赏，他仍衷心支持研究院，一心一意使其成为王朝的点缀品。每名院士每年可从政府那里支领1500法郎的年薪，每部之长可支6000法郎。每年二三月每一部门须就所做的研究呈报皇上。拿破仑对此制度十分得意。因为如梅纳瓦尔说过的，“由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全面研究，可以看出人类的智慧不曾在其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停止，绝无倒退的现象。”“不断”两字固值得商榷，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科学、学术得以重整，这些学者因而才能在未来半个世纪里领导着欧洲的知识界。

军人

接受教育后，即征召入伍。法国大革命以来，战祸连年，血流成渠，劳民伤财。1793年的征兵树立了史上的先例，即战争不再是王侯雇用佣兵所玩的游戏了。法国已任命平民为军官，甚至大将。虽然各国迎头赶上尚有一段时日，战争已成为全民全国之间的冲突。卢梭早已规定：全民选举的结果之一必然是全国皆兵，也就是说，有投票的权利即有服役的义务。路易以前的法国只是一些自大的地区组合的国家而已，并无民族意识来团结全国人民。然而，1793年，面临着欧洲各王朝的威胁，为了保存共和政体，法国人面临着共同的忧患，从此团结起来了。全国上下一心，采取了这项重大的措施。如今他们了解全民皆兵以成大军，为法国当务之急。于是开始了征兵制。法国人民士气高涨，为古今少见。封建王侯的职业军人纷纷溃败，见此情势，这些国家也纷纷推行征兵制度。从此，战争成为全民之间竞相残杀的斗争。战争的动机不再是维护王朝的荣耀，而是保存民族的光荣。

1803年，拿破仑眼见《亚眠和约》破裂，法国与另一联盟的大战不可避免，于是公布了新征兵法：所有20至25岁的男子均须接受征召。但有许多人获得免役：年轻的已婚男子、就学的僧侣、鳏夫或离婚男子有子女者、已有兄弟征召者、孤儿中的老大等。不过，应召者须付钱找人代替。最初，拿破仑认为最后这条规定不够公平，但后来他同意了，主要理由是深造的学子应继续求学，以便将来任官职。

法国政府每年一再强调，为祖国牺牲是“高贵甜美的光荣”。在拿破仑胜利的欢欣气氛里，法国人民忍耐着接受了这句口号。然而，1808年法军初露败象，成千的家庭痛失夫君、儿子，开始有了反抗的现象，逃避兵役者人数倍增。1814年，拿破仑已征召了261.3万法国人入伍，约100万人战死或病死，另外50万是由盟国和属国征募而来的壮丁。1809年，拿破仑敦请沙皇亚历山大调停法英的不和，他说世界和平之后，征兵制即可结束，然而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法国战败的敌人似乎又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新联盟，一再发动战争。拿破仑只得将法令规定的5年役期延长，同时征召未及龄役男入伍。1813年，他已召集1815年次的役男。最后，法国父母们再也忍耐不住了，“推翻征兵制”的呼声响遍了全法国。

以这种征兵方式组成了拿破仑既钟爱又引以为荣的“大军”。他颁给每军一面色彩绚烂的军旗，由一个勇武青年带入战场，领导鼓舞着同胞。他倒下时，另一个青年立刻冲上前去，扶起军旗，再度勇往直前。这样，拿破仑激励了大军的军魂。这面军旗常成为每军军魂的标记，它历经百战，在胜利游行时，在前面引导着生还的战士。最后，它将悬挂在老兵疗养院里，那时虽已破损不堪，却是胜利的神圣象征。除此之外，几乎每军都有独特的名称和制服，著名者如骑兵团（Hussars）、步兵团（Chasseurs）、炮兵团（Lancers）、龙骑兵团（Dragoons）。他们分驻在布雷斯特、尼斯、安特卫普、波尔多各地。除了这些，最后是9.2万名禁卫师，环侍国王左右，随时效命。任何入伍士兵均有选入禁卫兵的机会，甚至还可能成为拿破仑的18名大将之一，运筹帷幄。

战争的后果实在无法估计——在生物、经济、政治、道德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据过去的统计，法国在这些战役里共死亡170万人。最近的统计已将此数字削减为100万人。即使如此，在法国的母亲能补偿这些损失以前，由于大批青年的阵亡，法国有数十年之久国力不振。经济方面，战争的刺激、法国港口遭英国封锁、军事的需要，都加速了工业的成长。政治方面，战争巩固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巩固了对中央政府的效忠。道德方面，由于战祸连年，欧洲人逐渐习惯了大规模的战争，对野蛮人入侵以来仅见的这些屠杀景象，也逐渐麻木不为所动。各国领袖在前线、在后方，甚至在京城，都抛弃了十诫。拿破仑在1809年给贝尔蒂埃将军的信上写道：“战争即为是非的仲裁。只有刀剑才能创造万物。”“总而言之，政治本身即含有军事的性质。”无武力即无国家。

为了灌输给法国人这种武德的观念，拿破仑诉诸他们爱荣誉的情感。争取光荣形成了举国的热潮，导致了法国人的团结和服从。因此，拿破仑才会说：“革命政府的战争升华了法国人民的情操。”他借着联盟的帮助，使法国人10年来为他陶醉疯狂。1810年，缪塞正在法国，我们可引用他的话来描述法国当时的气氛：

在这个万里无云的晴空下，到处闪耀着光荣的标志，到处闪烁着剑光，这个时代的青年便呼吸着这样的空气。他们十分明白，他们的命运是牺牲流血，但他们又相信缪拉是永远不可能战败的。他们又亲眼看见皇帝在枪林弹雨中，冲过桥梁而毫发不伤，因而他们不禁怀疑他是否已成金刚之身！而且，即使流血牺牲又算得了什么？身披着紫袍，死亡看起来是何等美丽，何等高洁，何等荣耀啊！死神借走了希望的色彩，死亡收割了许多正在孕育的稻谷。因此，死亡也变得年轻了，在法国老年已不存在了。法国的摇篮和墓园都手持盾牌，全副武装。老年的长者已不复可见，法国如今只有战死的英骸或万人瞻仰的英雄。

此时，拿破仑在前线的士兵却偷窃、赌博、买醉来忘掉心中的恐惧。他的大将依官位大小也做出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马塞纳积攒百万钱财，苏尔特也不甘落后。平易近人的约瑟芬、和蔼可亲的约瑟夫、勇武善战的吕西安、拿破仑母舅费斯克大主教都投资经商，专门出售劣级品给法军，因而也获利甚丰。拿破仑本人则善于夸张掩饰伪造战情。他一面搜刮战败国的金银珠宝和艺术珍品，一面却思索着如何振兴法国的道德风气。

道德与风俗

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政治和父母的权威，赶走了宗教信仰，法国人民一时人欲横行。地方各省情况尚可，首都的风气则败坏颓废。法律的中心在罪恶的渊薮里挣扎奋斗。如今拿破仑自己虽目无法纪，但他认为要复兴法国、培养正常知足的民性、确保他成功地治理法国，稳定道德与风俗是先决条件。因此，他表示：对政府内部、政府人民之间的事务往来，他将严加督察，任何不法事件将予以严惩。对社会上、舞台上不够端庄的服饰，他都不假以颜色。他曾谴责弟弟吕西安、妹妹埃莉萨客串演戏时过于暴露。在一次晚间的社交场合里，斯塔尔夫人身穿低胸晚礼服，他见了很不顺眼，便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我想你一定是自己喂奶的吧？”塔列朗的情妇塔利安夫人为督政府时代的名女人，她曾以其臀部和胸部领导着当时的世风，后来远离首都。拿破仑坚持塔列朗必须明媒正娶，以正名分。约瑟芬也和风流韵事告别了，她的衣帽供应商惊慌之下，把账单价格削减了一半。拿破仑还制定新法，赋予丈夫与罗马人几乎相同的管束妻子的权力。从此，法国人牺牲了个人自由，然而家庭恢复了教化的机能。

这种新纪律付出的部分代价是为这个时代染上了几分晦暗严肃的色彩。男女和人民革命时代放荡欢愉的气氛不见了，人们如今体验着中产阶级的严谨和劳动阶级的劳苦。波旁王朝时代，阶级的界限划定了阶级的分野，稳定了社会的结构。如今，由于“发展才能的机会平等”，各阶层之间建立了可供援升的阶梯，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纷纷争相竞逐，要爬上险阻的权力金字塔，于是法国呈现出一片无止无休的竞争热潮。除了这些小小牺牲以外，在拿破仑的治理下，诚如他感觉到的，道德重回法国，中上层社会恢复了法国大革命前崇尚礼仪的风气。

他觉得不管政府如何尽力达成人人机会平等的目标，但由于天赋环境的差异，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阶级的分野。但为了避免长此以往产生的只是一些富人的新贵族，他于1802年建立了荣誉勋位。由政府选拔在军事、宗教、法律、科学、学术各方面的杰出之士授予勋位。选拔的方式，正如日常生活一样，是半民主方式的，男士均有候选资格，女士则不予考虑。接受荣誉勋位者必须宣誓忠于自由平等的主张。不过，不久拿破仑便将荣誉勋位分等，他依他们功绩、声望、任期的不同授予不同的勋位。每级勋位均由政府发给年金：大将5000法郎，统领2000法郎，军官1000法郎，武士250法郎。又为使他们与众不同，每个成员颁授绶带或十字勋章佩戴。有些部属或许觉得这些漂亮无用的小装饰品看来很滑稽，但拿破仑答复说：饰物较权力更容易服人，“诉诸人的荣誉感，他便会百依百顺”。

国王又采取另一个步骤，创造了新的贵族阶级。1807年，他制定“皇家贵族”制度，将爵位赐予亲戚、将领、某些行政官吏及杰出的学者。在10年里，他制造了31位公爵、452位侯爵、1500位伯爵、1474位子爵。塔列朗成了贝内文托王子，富歇成了奥特兰多公爵，约瑟夫忽然升为选帝侯，路易成了警察统领，骑兵将领缪拉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军大将，达武元帅被重新命名为奥尔施泰特公爵，拉纳为蒙特贝洛公爵，萨瓦里为瑞皮格公爵，勒费弗尔为但泽公爵，拉普拉斯、沃尔尼成了侯爵，拿破仑的姐妹都一步登天成了公主。每个头衔附带着一套光彩夺目的礼服和一份年金，有时还有一份丰厚的产业。这表明拿破仑显然违背了共和的初衷——所有的爵位均为世袭。在拿破仑看来，这些新贵族只有拥有可以传宗接代的产业，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与权势，也才会拥护统治者。这些新贵族不久便恃着权位和衣饰，到处炫耀，洋洋自得。其实，拿破仑更抢先一步，他身边早已簇拥着内臣、掌马官等皇家侍从及成百的仆役了。约瑟芬也有成群的侍女，并赐予她们由波旁王朝或前朝取来的头衔，俨然一派皇后的架势了。

可是，拿破仑仍不满足，又转向残余的旧贵族，使尽解数笼络他们，诱惑他们进宫。他曾召请许多旧贵族回到法国，来调和当时雅各宾党革命的激烈气焰，并期望因此建立新旧法国之间的道统。最初他似乎并不可能达到这个期望，回国的这批流亡人士指斥拿破仑出身低微、侥幸篡国，他们反对他的政策，讥讽他的一言一行，取笑朝廷新贵。可是，随着节节胜利，拿破仑的声势提高了。法国而今强盛富裕，即使路易十四时代也不能相比。这时，旧贵族改变了清高的态度，流亡人士的子女、年轻一辈欣然接受了官职，为新贵拿破仑效命。贵妇人也前来随侍约瑟芬。最后，一些名门世家如蒙莫朗西家族、孟德斯鸠、塞格尔、格拉蒙、诺艾利斯、蒂雷纳也前来效命，为拿破仑皇朝增添了不少光彩。他们也得到了回报，恢复了部分被没收的产业。及至拿破仑与玛丽·露易斯成婚，新旧法国似乎已完全和解了。不过，这大半是表面的现象。革命的新生儿女并不欣赏这些世家高傲的态度、威仪，军方人士一直醉心于革命的理想，看着他们的偶像居然和世敌拱手作揖，不禁时有怨言。而这些贵族对这些想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人——这些高大的将军、敏感的知识分子、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家人，内心也是鄙视的。

拿破仑害怕这窝猛狮会因此水火不容，时起龃龉，或者甚至会公然大动兵戈。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特别重视上下尊卑的礼仪。他委派一些专家参考波旁王朝的典式，制定礼仪规章，以使在任何场合，君臣一举一动均可合乎规矩。这些专家完成了任务，成就了一部800页的巨著，无论哲学家或侍卫都须研读此书，从此朝廷人物成了衣衫华丽、言词空洞的最佳代表。宫廷中人经常玩牌戏，但由于拿破仑禁止以金钱作为赌注，牌戏失去了实在的价值。宫中常有演戏、音乐会、庄严的典礼、盛大的舞会，绅士淑女或以华服争奇斗妍，或以才智各显所长。宫中平静的时候，皇上的亲信左右常随着帝后前往圣克劳德、朗布依埃、大小特里阿农别墅。如果运气更好的话，他们去枫丹白露。在这些地方，度假可以不必拘泥礼仪。大家在游猎中温暖了血液。

没有人比拿破仑更厌烦皇家的礼节，他总是尽可能避免这些繁文缛节。他曾说：“礼仪是王者的监牢。”他曾对拉斯·卡斯说：“我是因实际需要才维持威严的态度，实行一套庄严肃穆的制度，换句话说，制定节仪。不这样的话，可能每天都会有人拍我的肩膀呢！”至于国家仪式也有其道理在，“政权初创时，一定要懂得如何使百姓目眩神迷，为之心折。一停止震慑人心，政府就要垮台了”。“排场之于权力，正如仪式之于宗教一般重要。”“天主教壮观的仪式比起其崇高的教义，不是更容易激起感情的回响吗？想要鼓起群众的狂热，必须先吸引他们的目光。”

有史以来，宫廷的时尚总会向下传播，为社会中上阶层效尤。博学多闻的拉克鲁瓦曾说：“督政府时代上流人士的时髦风气不到10至12年便影响了全法国，造成一个注重礼仪、文雅、教养的社会。”

此现象在里昂、波尔多等地极为显著，巴黎更是不用说了。据斯塔尔夫人说，当地“文士聚集，平日交谈莫不是以咬文嚼字为乐，一时蔚为风气”。据拉斯·卡斯的记载，拿破仑“对法国首都人士特有的风雅有公允的评价”，他说：“巴黎才子之多，格调之高，为他地少有。”巴黎咖啡屋成百林立，文士喜好聚集一堂，促膝而谈，品茗论道，或谈天下事或卖弄才智。人人怡然自得，看着眼前的大千世界变幻不停的物象无可奈何地消逝。在恐怖时期，讲究美食的饭店都销声匿迹。在督政府下，他们重新开张，如今又开始了对法国人口味和荷包的统治。布里亚·萨瓦兰（Anthelme Brillat Savarin）的不朽之作《厨房里的哲学家》（La Physiologie du Goût），其中丰富的资料传说即是在执政和皇朝时代收集的。此书出版时，正是拿破仑去世前一年（1826年）。

语言的风格、服饰的式样也在改变。公民、女公民的称谓又为革命前的先生、女士取代。时髦的男士又复古穿起马裤、长丝袜，及至帝国衰微时，长裤又大行其道了。女士们抛弃了督政府时期的希腊式服装，又复古穿起长裙、紧身胸衣，袒胸露肩的衣服仍然十分开放。拿破仑不喜欢这种式样，可是约瑟芬赞成。最后，她秀美的双肩、裹紧的胸脯终于胜利了。

国王乐于见到法国恢复以往的社交生活，因此他赞成化装舞会。当时巴黎盛行的沙龙，他并不反对。这些沙龙成了政治家、作家、“理论家”的庇护所，他们在此评论拿破仑政权日渐专制的作风。他的兄弟约瑟夫、吕西安也经常大宴宾客，他们的谈话当然支持拿破仑，对约瑟芬则颇有微词。富歇、塔列朗也有他们的“法庭”，不过，那里的言论十分温和。在福布住宅区旧王朝的人士也聚在气氛严肃的晚会里，严酷地声讨拿破仑这家人。斯塔尔夫人还维持着她著名的沙龙，继续着15年来对抗拿破仑的战争。冉丽斯夫人在外流亡7年后，也回到了法国。她开沙龙，写作，替拿破仑辩护，与波旁王朝的人士、雅各宾党、斯塔尔夫人、朱丽叶·雷卡米耶夫人分庭抗礼。

雷卡米耶夫人

雷卡米耶夫人美丽动人，她丈夫慷慨大方，因此，雷卡米耶沙龙曾轰动一时。她1777年生于里昂，取名为朱丽·贝尔纳，朋友都称她朱丽或朱丽叶。她天生丽质，即使后来年已70岁、双眼全瞎，脸孔身材仍楚楚动人。女性的风韵魅力——平易近人、善体人意、温柔体贴、风度高雅、心思灵巧等，她都具备了。除此以外，她若即若离的风味更使成百男士为她倾倒。但据我们所知，她始终洁身自爱。1793年，16岁那年，她嫁给雷卡米耶。他当时已42岁，是位多金的银行巨子。他欣赏她的美丽，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细致的双手在钢琴和竖琴上倾诉情怀，他即已心满意足，无复他求。他钟爱雷卡米耶夫人，照顾她无微不至，他出钱帮助她做沙龙的女主人，甚至怀着慈父般的溺爱心情，放任她到处征服男人——只要她自己不被征服。而且，显然他也不见得一定坚持享用婚姻的权利。

1798年，他购得内克巴黎的寓所，此屋位于勃朗峰街（Rue du Mont Blanc）。这时21岁的朱丽叶遇见了32岁的斯塔尔夫人。两人萍水相逢，从此结为知友，即使情场为敌，她们也不曾反目。朱丽叶知道了这位年长她数岁的女士以沙龙吸引了当时顶尖的政治家和作家时，她也大为心动。于是，1799年她开放新宅，定期接待巴黎政治文化社交圈内知名的男女人士。内政大臣吕西安无时无刻不向她求爱，他说他对她的爱情即使海枯石烂也永不磨灭。她曾将他热情的情书取示其夫，他劝她虚与委蛇，以免雷卡米耶家的银行得罪了这些新贵。拿破仑最后派吕西安出使西班牙，这才扑灭了他的烈焰。拿破仑曾说，朱丽叶为“王者的秀色”，说不定他也垂青这位美人呢！除了社交，她还别具用心，想在政治上显露头角。她丈夫曾劝她谨慎小心，因为她父亲在执政政府中位居邮政总监，身份不同。可是，雷卡米耶夫人仍与保王人士蒙莫朗西来往。反对拿破仑的将领如贝纳多特、莫罗，及一些对拿破仑日益专制的作风不满的人士，她也加以接待。

这正是她最明艳照人之时，当时的大画家都以为她画像为荣。雅克·路易·大卫以当时流行的女神风姿为她作像——她斜靠榻上，希腊式的长袍微披身上，手臂和足部裸露。雷卡米耶先生觉得大卫并不曾捕捉住其妻恬静和秀美的神态，于是请大卫的学生——吉拉德，与其师比个高下。吉拉德果然青出于蓝，也因此使大卫从此怨恨他。

1802年，朱丽叶偕其母游历英国。因为她一代美人的名气，而且她反对拿破仑，当时英国显贵如威尔士王子、贵妇人如德文郡女公爵都以上宾之礼接待她。她返回法国不久，其父贝尔纳因明知巴黎保王人士与旺代叛党秘密勾结而知情不报，为当局所捕，有处死的可能。他的女儿大为惊慌，于是请求贝纳多特至拿破仑处求情，恳请释放，拿破仑最后答应了赦免他，但罢黜其官职。朱丽叶也承认：“政府罢免他，不能说是不对。”

1806年，她丈夫同法国银行商议贷款100万法郎，来挽救他破产的危机。主事者转请拿破仑裁定。结果拿破仑从马伦戈归来后，发觉银行本身也问题重重，因此驳回了雷卡米耶贷款的请求。雷卡米耶出售了蒙布那路的屋子，朱丽叶出售了金银珠宝，过着朴实的日子，毫无怨言。1807年1月20日，她母亲去世，这个打击使她精神濒临崩溃。斯塔尔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特邀请她到瑞士科佩的城堡稍作休养。雷卡米耶先生此时正全心全意振兴事业，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7月10日她抵达科佩，从此开始了一生最风流浪漫的时期。

男士接踵而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其中包括斯塔尔的情人贡斯当。她喜欢大家倾慕她的风采，因此并不曾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她始终卫护着自己的城堡。有些人愤而指责她玩弄男人的感情，冷酷无情。贡斯当就充满怨恨地写道：“她戏弄着我的幸福、我的生命，上帝诅咒她。”可是，贡斯当也是爱情不专、玩弄感情的人！而在德阿布朗泰斯女公爵的记忆里，朱丽叶是一个十分纯洁的女子：

将来很难再找到像她一样的女人了——一个名士争相与之交往的女人，一个任何男士都会一见倾心的美人。所有人都渴望获得她的爱，但她始终纯洁无玷……她即使正在欢乐中，也愿意随时放弃自己的欢乐，安慰失意的朋友。世人只知道雷卡米耶夫人是一位名女人，但有幸结识深知她的，都知道她是一位得天独厚的杰出女子，她是自然女神在心情和悦时创造的完美典范。

1807年10月，朱丽叶与普鲁士奥古斯都王子即腓特烈大帝的外甥，坠入情网，已至如胶似漆的地步。她写信给丈夫，请求解除婚约。雷卡米耶回信提醒她，他14年来一直与她共享家财、钟爱她，如今她却要在他力图解除财政困境的时候抛弃他，这样做对吗？她于是回到巴黎，回到了丈夫身边，奥古斯都王子只好借着鱼雁来往，以慰寂寥。

雷卡米耶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了，这时朱丽叶也由母亲处继承了一笔产业。于是她恢复了沙龙，也恢复了反对拿破仑的态度。1811年，拿破仑对斯塔尔夫人的厌恶已到了极点。蒙莫朗西因前往拜访斯塔尔夫人而被放逐。这时，朱丽叶不顾斯塔尔夫人的忠告，想碰碰运气，她坚持要与斯塔尔夫人在科佩共度一天。拿破仑正因西班牙、俄国战事不利的消息情绪不稳，一怒之下，禁止她进入巴黎周围120英里的地区。他第一次下台后（1814年4月11日），她回到了巴黎，重开沙龙，还接待威灵顿等联军将领。拿破仑不久由厄尔巴岛逃出，不费一兵一卒又重取巴黎。雷卡米耶只好预备逃离首都，但奥尔唐娜答应保护她，她留下来，暂时保持了沉默。拿破仑第二次下台后（1815年6月22日），她又宾客盈门了。她之前结识的夏多布里昂这时又进入了她的生活圈，在他们奇妙戏剧性的来往里，她享受了人生的第二春。

法国的犹太人

法国领导群众解放了心智。同时，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逐渐不再从宗教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出于这些原因，在法国的犹太人也最先获得了自由。通过对《圣经》的研究人们得知，耶稣这位受人爱戴的传道者虽对犹太法利塞教徒有所微言，但他始终忠于犹太教义。从《福音书》各章中也可看出，曾有成千的犹太人拥戴耶稣、聆听他的道理，他进入耶路撒冷时也曾受到成千犹太人的欢迎。因此，难道只因为一位大祭师、几个拉比要求处死耶稣，只因他们的罪，整个犹太民族就要受到惩罚吗？固然人们面对着犹太人奇特的服装和语言，本来就看不惯，加上经济状况的差异，两种民族更是格格不入。即使有这些情况，敌意现在已逐渐消失了。路易免除犹太人的特别税时，即不曾遭遇民众的反对。1789年，米拉波曾写了一篇条理分明、见解独特的文章，呼吁全面解放犹太人。1789年，格雷瓜尔（AbbéGrégoire）以《犹太人生理、道德、政治的重生》一文获得梅斯皇家科学文艺协会（Royal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奖。因此，1791年9月27日，立法会议授予法国犹太人完全的民权，似乎只是人权宣言必然的结果而已。1796年在荷兰、1797年在威尼斯、1798年在美因茨，革命大军所过之处，犹太人也随之获得了政治的自由。拿破仑所向披靡，他的法典也到处被自动奉行、实施。

军人传统上是鄙视商人的，拿破仑也怀着这种态度处理犹太人的问题。1806年1月，由奥斯特利茨战役归来，驻军斯特拉斯堡途中，他接获人民的请愿，请求他协助解决阿尔萨斯农民经济的困难。固然突来的革命使他们不必再受封建主的驱役，但他们同时也发现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工作和土地。他们曾经向当地银行——大部分为犹太人——申贷巨款，用来购买提升他们自身的自耕农所需的土地、农具与种子。银行界供给了资金，不过利息高达一分六厘，这样的利率在借方看来才值得冒冒风险，现在有些农民却无力偿付利息或贷款。拿破仑接到报告，许多农民即将倾家荡产，除非他出面干涉。同时有人警告当局，阿尔萨斯的基督徒已准备大动干戈，对付犹太人的暴动似乎已迫在眉睫了。

返回巴黎后，拿破仑立即召集参议商讨此事。有些人主张采取严苛的手段，有些人则指出马赛、波尔多、米兰等地的犹太人与当地居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受人尊崇，如果因此剥夺了法国境内所有犹太人的权利，大家一起受到惩罚，显然不公平。拿破仑最后采取了折中方案。他裁定：在某些省份，犹太债主应延迟一年讨回债务。同时（1806年5月30日），他邀请全法国知名犹太人士聚集巴黎，共同商议犹太人与基督徒共同的问题，并讨论如何使犹太人口散布于全国，不要集中数地，及如何使犹太人进入更多的行业。他授权各省省长选派犹太人代表与会，“一般而言，所选代表令人极为满意”。

1806年7月，犹太各教区的犹太领袖、宗教长老聚会于巴黎，共计111人。拿破仑将他们安置于市政厅，共商大计。拿破仑及其阁员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答复：犹太人是多妻制吗？犹太人可与基督徒通婚吗？拉比认为他们可以独立于政府法律之外，裁决离婚吗？犹太人是否认为敛财合法？这些犹太领袖想出了一些拿破仑喜欢的答案：犹太社会禁止多妻制；离婚唯有经民庭判定后才算合法；与基督徒通婚是容许的；敛财是违背摩西律法的行为。拿破仑随后派遣莫莱伯爵赴会告诉他们，他对此次会议十分满意。这位伯爵本来一向敌视犹太人，但这次的讲话十分生动自然，他说：“诸位都是世上最古老民族后裔的代表，看到这群贤才俊秀聚会于斯，谁能不大为感动呢？如果古人复生，亲逢此盛会，他岂不是要认为自己正置身于圣城的围墙之内吗？”不过，他说，此会议大部分由民间领袖组成，因此皇上希望大会议案应再获得宗教界的认可确定。因此，皇上主张各位应于巴黎召集“犹太大会”商讨此等事宜。犹太人大会为以色列民族最高的拉比议会，耶城圣殿倒塌之后，犹太民族散居各地，自从公元66年以后，从来没有召开过大会。犹太领袖都欣然同意这个建议。10月6日，他们向欧洲主要的犹太圣堂送出了拿破仑的请帖，邀请他们选出代表到巴黎“共聚一堂”（Sanhedrin，在希腊文中意为坐在一起），来此商议如何缓和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如何使犹太人融入法国的文化并享受法国文化的精髓。这些犹太领袖随请帖附上一纸堂皇的通告：

一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了，这是我们祖先几个世纪来，甚至我们自己从来不曾预期见到的伟大时刻。我们现在决定于10月20日，在当今最强大基督教帝国的首都，在其不朽君王的庇护下，召开犹太大会。全世界到时都将瞩目巴黎，这不朽的时刻将为亚伯拉罕分离的后代带来自由和昌盛。

犹太大会并没有能够达成这些热切的期望。邀请函发出8天后，拿破仑大军在耶拿与普鲁士军展开了大战。整个秋天，他驻军日耳曼或进军波兰，他击溃了普鲁士，建立了华沙大公国，玩着政治或战争的游戏。整个冬天他留在波兰整军经武，埃劳一战和俄国平分秋色，最后在弗里德兰大败俄军，在泰尔西特和亚历山大缔结和约（1807年）。他根本没有时间召开犹太大会。

1807年2月9日，大会终于开幕。45位拉比、26位民间领袖聚集一堂，聆听演说，并通过了上次犹太领袖拟议的答复。他们进一步建议所有犹太人应该停止对基督徒敌视的言行，以所在的国家为自己的祖国，接受征召保卫地主国，避免敛财的行为，应逐渐打入农业、手工艺和艺术。3月，大会将决议上呈远方的拿破仑，然后便散会了。

直到一年之后，即1808年3月18日，拿破仑才公布了处理犹太人的最后方案。此方案确认犹太人享有宗教的自由，除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外，犹太人可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在上述两省未来10年内，银行界须接受某些限制，以缓和社会经济的危机及种族的不和。他取消妇女、未成年人和军人的债务。法庭对拖延利息的罚金有权削减或取消，并可决定债务人是否可暂缓偿付。所有未曾得到省长执照的犹太人不得从商。今后犹太人不得再移入阿尔萨斯。1810年，国王加上另一条规定：每个犹太人须加冠家庭姓氏。如此期望不同种族融为一体，和平相处。

此方案并不是十全十美，但身为君王，拿破仑万事须亲自过问，日理万机，问题泉涌而来，难免有差误之处。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觉得，他们因为这个不公平的方案受到了伤害。但法国其他各地的犹太人都接受此方案，视其为缓和局势的唯一合理方案。同时，在他为威斯特伐利亚拟订的宪法里，宣称在此王国内，犹太人和其他公民一律平等，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法国的危机过去了，犹太人从此进入文学、科学、哲学、音乐、艺术各领域，滋润、创新了法国文化。

第六章　拿破仑与艺术

音乐

身为欧洲的主宰，拿破仑根本没有时间欣赏音乐。我们很难想象他会静静坐在费多大剧院里陶醉在音乐中。不过根据记载，在土伊勒里宫曾经举行过音乐会。我们也能确定，在约瑟芬寓所安排的音乐会，他曾亲临欣赏。不管如何，当时埃拉尔、普莱耶尔都以制造名琴闻名遐迩，上流人士的家庭都有一架，可见音乐风气鼎盛。许多贵妇人经常举办音乐会。据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说，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宾客谈笑风生，颇有昔日封建宗主庭园盛会之风。日耳曼人欣赏音乐，往往不说一句话。法国人则不管音乐，以谈天为乐。

拿破仑喜爱歌剧超过管弦乐。他没有声乐的造诣和素养。不过身为君王，他必须偶尔前往观赏歌剧，以供万民瞻仰，如此才合乎王者的身份。他一直因为文明的首都——巴黎，没有与其声誉相称的歌剧院而引以为憾。直到拿破仑的侄子和加尼耶（Charles Garnier）时，才建立了一座辉煌的歌剧院（1861—1875年所建），成为歌剧路最壮观的建筑。巴黎虽有这点儿瑕疵，但在他治理法国期间，巴黎仍然创作、演出了数百出歌剧。喜歌剧大师博耶尔迪厄的《白夫人》（La Dame Blanche）40年内曾上演了千次。拿破仑尤其喜爱意大利歌剧，他欣赏其轻快的旋律和曲折的情节。他特别偏爱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的作品，因此还邀请他前来督导巴黎歌剧院和音乐学院。1802年，帕伊谢洛来到巴黎，那年他已经65岁了。他在巴黎只作了一出歌剧《地狱之后》（Proserpina，1803年），可是观众的反应冷淡。于是，他退而创作弥撒曲和经文歌。1804年，他回到了约瑟夫和缪拉统治下的那不勒斯，那里的观众才真正和他情投意合。

比较之下，拿破仑和斯蓬蒂尼就投机多了。他1803年到法国，以历史为题材，歌颂新王朝的光荣，因此拿破仑对他十分欣赏。他最出名的歌剧《灶神庙护火少女》（La Vestale）当时找不到上演的剧团，约瑟芬还亲自出面设法帮助此剧的上演。其新奇和热闹的舞台效果，加上爱情的故事，使这出歌剧成了歌剧史上历久不衰的作品之一。拿破仑下台后，斯蓬蒂尼又转而作曲庆祝波旁王朝的复辟。

凯鲁比尼（Cherubini）自革命时代起即已执巴黎歌剧界之牛耳。拿破仑时代他仍称霸一方。然而，法皇偏爱轻快的歌曲旋律，对凯鲁比尼庄严典雅的作品不十分欣赏，很少奖励他。这位作曲家1805年7月应邀至维也纳演出，可是11月拿破仑就攻占了这座城市。拿破仑在舒伯鲁宫举行的晚间音乐会常常邀请凯鲁比尼前来指挥。但他不是完全乐意的。他回到法国，成了希迈王子城堡的上宾。（希迈王子曾娶塔利安夫人，提高了这个女人的地位。）拿破仑由厄尔巴岛回来后，百忙中仍抽空授予凯鲁比尼荣誉勋位的武士一职。但是，这位严肃的意大利人，只有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才获得适当的赏识和丰厚的俸给。1821年至1841年，他是巴黎音乐院院长。下一代的作曲家没有不受到他影响的。1842年，他以82岁的高龄去世。这时，在时间的万花筒里，他已几乎为人无心地遗忘了。

建筑与雕刻

在鼓励艺术、保护艺术方面，拿破仑的成就可以与路易媲美。像路易一样，他希望借艺术宣扬法国的光荣事迹和法国的伟大壮丽。他盼望艺术家能使他在人类的记忆中永垂不朽。他的艺术眼光谈不上高明，这倒也适合一个从小寄身军旅的人。不过，他尽量提供历史上的佳作和真迹，以供艺术家临摹。他不仅把艺术品视为可以议价的商品而到处搜集，或看作胜利的表征而到处搜刮。他也把艺术品当作法国博物院中画家模拟的范本。《美第奇的维纳斯》来自梵蒂冈，鲁本斯的《抬下十字架》来自安特卫普，牟里罗的《圣灵怀胎图》来自马德里……甚至圣马克的铜马也跋山涉水来到法国。1796年至1814年，拿破仑由意大利送回来506件作品，其中249件拿破仑下台后还给了意大利，248件留在法国，9件不知所终。靠着这些掳掠而来的作品，巴黎取代了罗马成为西方艺术的首都。随着法国疆域的扩张，从各行省都流入了战利品。拿破仑于是在南锡、里尔、图卢兹、南特、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马赛、日内瓦、布鲁塞尔、蒙彼利埃、格勒诺布尔、亚眠等地建立了博物馆，以收藏艺术品。他任命德农管理这些收藏，以卢浮宫的艺术品为主。德农曾随国王转战南北，尤其在埃劳之役时，拿破仑还曾亲自将他由炮火横飞的高地抢救到安全的地区，这种恩惠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拿破仑在艺术各科部举办竞赛，订立奖额丰厚的鼓励制度。他恢复了罗马奖制度，在罗马重新成立了法国学院。他常常宴请艺术家，在席上他喜欢扮演艺术评论家，甚至在出征途中举行这类的宴会。在他眼中，画家是颂扬他功绩最力的，建筑家能帮助他将巴黎建设成为最美的都市，而且使拿破仑时代成为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的，才是第一等的艺术家。他因此曾聘请雕刻名家创作了15座新的喷泉，来装饰巴黎的广场。

在绘画方面，他的趣味倾向古典。在建筑方面，他仰慕古罗马宏伟的风格。他重视建筑的雄浑高伟而非浮雕的典雅或细部的华美。因此，他任命维尼翁（Barthélemy Vignon）设计光荣殿（Temple of Glory）来纪念大军的功绩时，他特别规定应以大理石、铁、黄金为建材。此工程耗费不赀，施工艰巨。1809年开工，到拿破仑崩溃时仍未完工。后来的法国统治者直到1842年才将其完成，并奉献给抹大拉的玛利亚，此由玛利亚命名为圣马德莱娜教堂。可是法国人并不习惯这样的建筑。巴黎无论是其虔诚的时候或其欢愉的气氛，都与这座教堂森严的外观不太相称。它的廊柱宛若前进的大军，而不像感谢主恩、深深忏悔、热爱世人的圣徒。股票交易所也同样的宏伟壮观。此建筑1808年由布龙尼亚开始建造，1813年由巴尔完工。在别处，财神再也找不到这般壮丽的住宅了。

当时最得宠幸的雕刻大师是拜西埃（Charles Percier）和他的搭档方丹。他们合作将结构迥异的土伊勒里宫和卢浮宫联合起来，他们建造了卢浮北宫，修建整理了两宫的外部，并用宽阔的阶梯联结各层。他们仿照罗马的塞维鲁斯拱门的风格和比例设计了旋转凯旋拱门。香榭丽舍大道一端的星拱门更是典雅壮观，此门为查尔格林于1806年开始兴建，拿破仑下台时才刚刚完成地基，直到1837年才完工。三年后，拿破仑的骨灰在游行行列的拱卫下，浩浩荡荡胜利地通过这座门，送往荣军院的棺柩。这座拱门以罗马君士坦丁式拱门为蓝本，但是部分由于拱门上的大理石浮雕，它青出于蓝，其富丽胜过原作。在拱门的左侧是科尔托（Jean-Pierre Cortot）所雕的《拿破仑登基》，在右侧是吕德（François Rudé）所作的《马赛人》（1833—1836年完成），生动地表现了革命时期勇武的气魄。这座浮雕是19世纪雕塑艺术的巨作之一。

雕塑，这项艰难的艺术，在拿破仑崛起前就已颇有成果，在拿破仑治理下更加发扬光大。乌东活到1828年，他曾经为拿破仑作一座胸像，现藏于第戎博物馆。这位艺术家也因此作品赢得了一个荣誉勋位。拿破仑一向以当年罗马皇帝的丰功伟业来比拟自己，这回他想起图拉真的战功曾被雕成不朽的历史，于是他也任命贡杜安和列佩尔将奥斯特利茨战役呈现于浮雕。他们以一片一片的铜块制成了此作品，成回旋状镶在旺多姆广场的圆柱上。1808年，肖代（Antoine Chaudet）以夺自敌军的大炮，雕成了拿破仑的像，放在此圆柱的顶端，胜利的傲气如此“高”扬，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在这个时代，次要的艺术如木器、内部装潢、地毯、刺绣、陶瓷、玻璃、雕刻、玩偶，在革命时期已经完全消失，在督政府时代逐渐恢复旧观，在拿破仑时代开始大放光彩。塞夫尔又开始生产上好的瓷器。家具流行坚实牢靠的“皇家式样”。伊萨贝为当时名人所作的小肖像，惟妙惟肖，为史上同类作品中的上上之作。希纳尔（Joseph Chinard）为约瑟芬、雷卡米耶夫人所作的红褐色的胸像清新可喜，雷卡米耶夫人的胸像更是精巧。她露着一半的胸脯，这对于一位决心要保持一半贞洁的女子来说，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画家

绘画界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整个国家也正是一派富强的气象，人们已有余力来欣赏和鼓励艺术。拿破仑对艺术家的奖赏尤其优厚，因为他自己正对着千万的观众表演，尽力赢得他们的掌声。他希望借着艺术的甜言蜜语，更能吸引观众长远的注意力。他一向倾慕罗马奥古斯丁时代及法国路易时代的成就。因此他认为艺术应奉古典艺术的信条为圭臬，即线条、秩序、统一、对称、和谐、理智、节制。不过，他是一个敏感、想象力丰富、情感热烈的人，这种个性也使他能够欣赏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力图打破传统和规律，反对附和古人，鼓吹解放个人的情感，崇尚创新、想象和神秘，强调色彩的表现。这些特色拿破仑也颇为心仪。因此他以古典作风的大卫为宫廷画师，但对感情洋溢的作品，如普吕东牧歌情调的绘画、格罗狂热的色彩也有几分爱好。

大卫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跟随了拿破仑。当时拿破仑自称执政，有一段时间对一些代民众发言的人十分宽容，他发出的命令仍以立法院的名义行之，以表示恭敬谦虚。1799年政变后，大卫前往晋见这位凯旋的科西嘉人。拿破仑称他是法国的阿佩莱斯，因此立刻赢得了大卫的心。可是拿破仑对他专门以古代历史为题材，微微地表示不太同意：难道近代——或者当今之世——就没有值得名垂千古的人物作为绘画的题材吗？“不过，”他接着说，“请照你自己的心愿去做吧！你的画笔将赐予任何你选择的题材盛名和荣誉。你所作的每一幅历史画，都可以获得10万法郎。”这句话十分动听。1801年，大卫以《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一画签订了和拿破仑的合同。他画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将军，双腿俊美，坐骑威武，似乎正驰骋在岩石的山脊上。这是当时最杰出的创作之一。

大卫曾赞成处决路易，因此如今看见拿破仑称帝，恢复了皇家的一切排场和声势，他必定吃了一惊。然而他仍旧前去参加登基大典，这壮观的场面克服了他的政治主张。于是他经过三年断断续续努力的工作，完成了纪念此盛典的巨作《拿破仑登基》（1807年）。画中有100位左右的角色，甚至当时并不在场的莱蒂齐亚夫人也有荣与焉。人物的描写十分写实，只有卡普拉拉大主教抱怨大卫脱掉了他的假发，把他画成了秃头的模样。此外，众人皆大欢喜。拿破仑仔细地欣赏了半个小时后，举起帽子向这位艺术家致敬，说道：“很好，好极了，恭喜你。”

大卫不仅是官方的宫廷画师，也是当时法国艺术界的盟主。名人都慕名而来求他作画像，如拿破仑、庇护七世、缪拉。甚至卡普拉拉大主教也来了，当然，这次戴着假发。他的弟子，尤其是吉拉德、格罗、伊萨贝、安格尔，虽然风格和他已有歧异，仍然散播了他的影响。直到1814年，法国卢浮宫里的年轻艺术家仍以大卫为宗师，并不以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为范本。这使来访的英国人大为惊奇。一年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将他逐出法国。他于是前去布鲁塞尔，为人画像而获利颇丰。1825年，他度过了77年充实的人生，与世长辞。

大卫众多的弟子中，我们且把安格尔留待后面来谈。我们也可以恭敬地经过吉拉德和格罗线条、色彩分明的人物画，但几度风格变迁的格罗要使我们驻足良久。他曾在米兰构思和描绘着《阿科莱桥上的拿破仑》。可是也是在这里，这位古典派大卫的门生不久就为浪漫主义迷醉了。拿破仑为了奖励这位崇拜他的格罗，特别委派他军职，使他能够亲眼见到战争的景象。然而正如晚年的戈雅一般，他看到的大多是战争的悲惨残酷，而非两军交锋壮观的场面。在1804年《雅法的疾疫》（The Plague at Jaffa）这幅画里，他画出了拿破仑轻抚兵士伤口的情景，然而他也画出了男女老幼在这种盲目丑恶的命运中，恐惧无助的神态。在1808年《埃劳之役》（The Battle of Eylau）一画中，他并不描绘战争的场面而表现了死伤遍野的战场。他欣赏鲁本斯温暖的色调，他也将一股血肉真实的活力融入作品中，因此激起了拿破仑时代以后法国浪漫主义的潮流。后来，他觉得他已背叛了流放异国的师傅，又想重新捕捉古典主义安宁的气氛，可是他失败了。在一个举世为雨果、柏辽兹、杰里科、德拉克洛瓦疯狂的时代里，他迷失了，为人遗忘了。他变得多愁善感，郁郁不乐，从此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和对生命的热爱。1835年6月25日，64岁那年，他离开家，走向梅东恩，在塞纳河的一条支流里投河自尽。

普吕东进一步地推展了浪漫主义。他追求理想的美，不以写实为重心。他喜欢以女神为题材，他尊柯勒乔为师，与拉斐尔稍有歧异。他和大卫一样，主张画面应以线条为主，不过他更认为没有色彩，线条将毫无生气可言。他只有在追求女性时，才洋溢着阴柔的气质。他的创作文静柔美，表现着对爱欲的敏感。因此任何的缺陷在这种温雅的形体下，似乎都值得原谅了。他是父母12个儿子中最幼者，幼年在克卢尼时，为贫苦所困，不能顺利发展。幸而当地的僧侣看出了他绘画的天分，建议一位主教出钱协助他至第戎学习艺术。他在当地进步神速。20岁那年，他与一位心中的女神结婚。但这位女神不久就变成了咆哮的悍妇。后来他取得一笔奖学金，离开妻子前往罗马。他起初以拉斐尔为师，后来转而模仿达·芬奇，最后他完全归依了柯勒乔的画风。

1789年，格罗与妻子迁往巴黎。不久他就陷入法国大革命的骚动里。这时人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欣赏爱神丘比特或普赛克。他仍然不改初衷，继续画出了许多美神和爱神来。他的笔法纤丽，似乎怀着无限怜爱，拿画笔轻抚着画中人物的肌肤。他为人制作账簿、小人像、商业插图，勉强维持生活。经过了10年困苦的生活，他终于接到了督政府的任命，创作《智慧之神下凡》一画。这幅作品立刻吸引了当时的拿破仑。虽然第一执政后来只钟爱大卫一人，只偶尔对普吕东稍作奖赏，约瑟芬却曾经请他画像，此作品即为今日卢浮宫中的约瑟芬像。在此时，他因不堪一夫一妻制的痛苦折磨，终于和妻子分手了。

他直到1808年50岁那年，才真正赢得了世人的称誉。那年他在《普赛克之劫》（The Rape of Psyche）表现了对爱欲的幻想。为了平衡这种情感，他又创作了《正义和复仇声讨罪恶》（Justice and Vengeance Pursuing Crime）。拿破仑十分欣赏这幅画，把荣誉勋位颁授给他，并赐予索邦的房产。这位为爱饥渴的画家，在隔邻找到了另一位艺术家迈耶。她成了他的情妇、管家和老来的安慰。1821年，迈耶显然在宗教的罪恶感压迫下自杀而死。他遭到这个打击后，从此萎靡不振。1823年他也含恨而死。他由大卫回到了华多的画风，因此推动了浪漫主义。他死时正是浪漫主义方兴未艾之际，却没有人注意到这位画家的去世。

戏剧

拿破仑十分熟悉法国的古典戏剧，对古希腊的剧艺也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高乃依比拉辛懂得诠释英雄的气概和高贵的人格。他说：“好的悲剧使我们日有长进。最高境界的悲剧是伟人的学校，发扬和培养欣赏悲剧的素养，是王者的责任……如果高乃依生在我的时代，我会封他为王侯。”国王不喜欢喜剧，他并不需要取乐。塔列朗曾表示他同情宫中的娱乐总管雷米萨先生，因为他必须替这位“无法取悦的人”安排娱乐的活动。这位无法取悦的人对法国剧团和他们的明星却是十分慷慨的。他出钱大力资助他们，他把塔尔玛请到他的宴会上，又把乔治小姐请到他的床上去。

1807年，拿破仑限制巴黎的剧场为9所。他重新立下法规，使法国剧院——当时以至今日法国剧团的所在地——几乎成为法国唯一有权演出古典戏剧的场所。1812年10月15日，拿破仑在莫斯科焚城后的废墟中，仍然抽空为法国剧院制定详细的规章，也就是直到今天仍然遵行的规章。他因此大大鼓舞了法国剧团的士气，在帝国时期，他们进行了许多历史上最杰出的演出。拿破仑为了补充法国剧院的不足，又将建于1779年而1799年毁于大火的奥狄翁剧院仿照古典建筑予以重建。土伊勒里宫也建立了一个宫廷剧场，许多富豪的家中也不时演出水准极高的戏剧。

塔尔玛在革命时期即已成名，在拿破仑时代他达到了成就的巅峰。他的个性孤傲，情感强烈，因此他一定会觉得不太容易掩饰本性去扮演其他的角色吧！可是他精通了这门艺术的不二法门。他学习着控制和协调一举手一投足的动作、脸部肌肉表情的变化、音调的抑扬顿挫。他学习适当地表演所扮演角色的情感、思想，如疑惑、惊讶、意愿等。观众往往一再去观赏他同一角色的演出，以能欣赏他精微细致的艺术。他已抛弃了旧时舞台上夸张的习惯，他吟诵韵体诗就好像朗读韵诗一般自然，他不喜欢矫揉造作。不过他能像情人一般温柔，也能如同罪犯一般狂戾。斯塔尔夫人看了塔尔玛演出的《奥赛罗》以后，如置身在剧中恐怖的情景中。1807年，她写信给塔尔玛：“在你的艺术范畴里，你是举世无双的。你的才华横溢，演技超群已臻于化境，真是前无古人了。”

拿破仑也心仪这位伟大的悲剧演员。他曾赏赐塔尔玛丰厚的奖金，替他还债，常常邀请他共进早餐。有时国王谈起戏剧，竟至忘我的境界。他常引经据典，说明某些角色适当的演法，因此有时还让外交使节和将领伫候良久。看完了《庞培之死》（La Mort de Pompée）的那个早晨，他告诉塔尔玛：“我不太欣赏你的演技，你用手势用得太多了。其实王者是不会轻易使用手势的。他们深知一举一动即如敕令，眼神一扬即可置人于死地。所以他们不会用太多的动作。”据说塔尔玛由这个意见受益匪浅。总之，他直到晚年还是法国舞台上的君王。

在拿破仑看来，法国舞台还有一位皇后。迪谢努瓦小姐面貌平庸，可是身段曼妙。因此，据大仲马说：“她对艾吉赫这个角色特别喜爱，因为她可以几乎全身裸露显示她的身段。”除此，她还有“善于表达深沉的柔和、甜美的悲哀，各种情感的声音。看过她在《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中演出的人，直到今天仍然认为她胜过拉谢尔小姐”。她以悲剧见长，她的演技几乎与塔尔玛分庭抗礼，通常都是选择他们两人搭档演出。另一位女演员乔治小姐，是一位纤弱的美人。当初剧团派她演这些吃力的角色，如拉辛的《伊菲革涅亚》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时想必是踌躇了一阵子吧！第一执政迷上了她的声音和身材，如宗主权的封建诸侯一样，他不时召她入宫演出。这段露水姻缘过了一年就结束了，可是她和塔尔玛一样，不论拿破仑胜利失败，始终对他忠心耿耿。拿破仑下台后，她也失去了法国剧院的职位。直到浪漫主义戏剧兴起，她才回到了舞台。

拿破仑相信，在他的治理下，法国剧团已提高了法国戏剧的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这是有几分道理的。他有好几次为了炫耀剧团的剧艺和增加自己的光彩，不惜花费大笔金钱，命令剧团前来美因茨、枫丹白露为皇室演出。或者在爱尔福特、德累斯顿，在“众多君王的前面”演出。即使在路易十四时代，戏剧也不曾有过如此瑰丽灿烂的局面。

第七章　反对拿破仑的文学

检查制度

拿破仑对文学的兴趣不及对舞台浓厚。他十分留意法国剧院的节目内容，他也发表戏剧评论。法国剧院抛弃了伏尔泰，重新演出高乃依和拉辛，大半是出于他的主张。但他欣赏文学的能力就没有如此高明了。他爱读小说，常带着许多小说——大部分是浪漫言情的故事——随战南北。在圣赫勒拿岛的餐桌谈话有些是很好的文学批评，由这些可以看出他对荷马、维吉尔、高乃依、拉辛、拉封丹、塞维尼、伏尔泰、理查森、卢梭等人的了解。可是他无法领会莎士比亚，“读他的戏剧，根本无法终卷。这些作品糟透了。没有一处比得上高乃依或拉辛的”。（莎士比亚的法文翻译本的确十分糟糕，不合原作意旨。）

正如一般从政、从商的人士，拿破仑对高谈政治和经济的作家从不欣赏。他认为他们只是一些雕琢字句的人，几乎没有对现实或对人类天性和能力的正确判断力。他坚信他比他们更了解法国人民的需要，他们需要廉明有为的政府、合理中庸的税制、私有自由的企业、供需无缺的市场。劳工需要就业和工资的保障，农民需要拥有私人的田产。人民希望法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人民遂其所愿，他们就不会再坚持要以口舌之辩，继之以算人头的方式决定法案或选举公职人员。在他尽力达成这些目标时，也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光荣，绝不容讲坛上或执笔的大爷干涉纷扰。如能以奖额、年金或政治的甜头让他们安静，这些镇静剂不可吝啬施予。此外，任何干扰执政或皇上清静的人，都必须禁止他们公开出书或摒绝于巴黎或法国之外。1802年，拿破仑写道：“在一个混乱因素已经潜在的社会里，如果毫不限制出版自由，必定马上又将陷入无政府的状态。”

拿破仑为了监视舆论，特援督政府先例，授权邮政局长开启私人信函，检录不利政府的言论，再将摘录的内容呈送他本人或转交巴黎邮政总局的黑函处。他指示其私人图书馆员以下事项：“摘录当日杂志的政治言论”，于“每日5至6时”呈送他本人；每隔10日，将最近10日出版的书籍或小册做“分析”呈送皇上；每出戏剧在初演48小时后，应将此剧的内容及政治倾向分析报告上级。同时该员应于“一星期（10日）的第一日及第六日5时至6时之间，将值得注意的广告和招贴的说明呈上。该员对各二级学校、文学集会、教堂的言论行为，凡认为可能与政治和道德风气有关的，均应尽其所知，呈报上级”。

1800年1月17日，拿破仑又援督政府先例，命令当时法国73家报纸中的60家停止发行。至年终只有9家幸免于难，他们均为言论缓和者。他曾说：“三家敌对的报纸比起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此外，《导报》定时为拿破仑的政策辩解。因此，当时一位文士曾将此政府喉舌改名为“撒谎者”。有时拿破仑还亲自执笔，甚至撰写书评。虽然他不署名，但文中权威式命令的口吻透露了作者的身份。如：

我希望阁下函知《论坛日报》、《公开报》、《法国公报》等报编者——这些应为读者众多的大报——明告他们……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法国只有一个政党。我绝不容许任何报纸的言行违抗我的利益。他们如敢刊载任何有一丝毒素的文章，那个大好的早晨就有人叫他们闭嘴。

1800年4月5日，检查制度扩及戏剧。官方的理由是：私下的言谈也许无甚危害，然而同样的言论假借历史名人之口，再由知名的演员极其生动有力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其影响则可观。再加上观众之间情感的互相激荡，加上个人不加深思、感情用事，因而此言论往往有雷霆万钧的影响。在此检查制度下，任何含有批评王朝、赞扬民主成分的戏剧均不得公开演出。《恺撒之死》一剧，由于演出时观众为布鲁图攻击独裁的演说喝彩，而被剔除于剧目之外。

最后政府控制了所有出版的文字。“只有获得政府信任者方可出版。一个以文字公之于世的人正像一个对大众集会演说的人一样。”他可能会散播煽动的言论，因此应视为潜在的纵火犯一般看待。因此，每个出版商在印刷某书以前，必须将草稿送请检查。他必须同意删除某些不利言论，或同意以当局建议的章节取代，方可取得出版许可。甚至在检查通过、书籍出版后，警察首长仍可以没收出版物，甚至加以完全销毁而不必顾及此举给作者和出版商带来的损失。

在这个心灵的牢狱里，文学挣扎奋斗以求生存，其中最值得歌颂的是一位女士的努力。

斯塔尔夫人（1799—1817）

·拿破仑的报复

公安委员会曾将她驱出法国，督政府减轻其刑，改为驱出巴黎。督政府垮台那天，她就赶回了首都（1799年11月22日），并在高级住宅区福布圣热尔曼的格勒内勒街定居下来。新上台的执政府，即拿破仑——对她的归来不曾表示异议。

不久，她即开设一个新沙龙，此举一半因为“在巴黎谈天……我认为是莫大的赏心乐事”，一半是因为她也想左右风云。她不认为这种角色不适合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如她一样）既有财富又有头脑，扮演这种角色是十分恰当的。她一向认为其父内克为法国大革命的幕后英雄，身为他的女继承人，她绝对有资格从事政治。恰好1789年，其父曾贷予政府2000万法郎，政府至今未曾偿还。因此她也决心要替父亲和家庭索取这笔款项。她理想中的政体（正如其父的）是君主立宪政体。在此制度下，众人享有出版、宗教、言论的自由，而富人应受政府的保护，免受穷人的威胁。她认为她抱持这种主张是忠于1789年至1791年国民议会的革命精神。她厌恶弑君的行为，因此福布区的这些日日祈求波旁王室复辟的贵族邻居也成为她沙龙的客人。不过，她的沙龙聚会是以贡斯当为中心的。贡斯当全力拥护共和政体的主张，而且身为护民官之一，他对拿破仑任何由执政跃身为国王的企图都全力反对。斯塔尔夫人也接待第一执政的兄弟，因为拿破仑逐渐专横的作风使他们也不太自在呢！

的确，巴黎文教界、政治界大多数知名之士都曾成为她晚会中的宾客，他们来此热切地打听政界的最新内幕或倾听夫人谈笑风生。自从杜德芳夫人以来，论谈吐从未有如斯塔尔夫人者。泰塞夫人曾公开说：“我如果身为皇后，我会命令斯塔尔夫人与我畅谈终日。”她自己曾写道：“法国所有的人都觉得谈天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说话在此地不是像别处一般，只是沟通的媒介……谈话是人们乐于演奏自娱的一种乐器。”

她并非自始即反对拿破仑，如果布里埃内所说不假的话，我们可知她在执政时代早期还写过几封恭维的信给第一执政，甚至毛遂自荐，愿为他效力。然而，他对她讨好的举动，拒之千里之外。同时，他扩张了检查制度，他对知识分子从政采取鄙视的态度，他认为女人只能生儿育女，只是迷人的玩物，不可委以大计。这些态度刺伤了斯塔尔夫人，她因此也以牙还牙。他称她的客人为“理论家”，她则称他为“畏惧思想的人”。后来她怨恨日增，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王位上的中产贵族”。

1800年5月7日，她在一小群崇拜者的随行下，迁居至科佩避暑。在前一天，拿破仑也离开巴黎，横越阿尔卑斯山前往马伦戈攻击奥军。后来斯塔尔夫人坦白道出了当时她的感想：“我希望拿破仑大败而逃，要阻止他日渐专横的作风，这几乎是唯一不得已的途径了。”不过，她不久也厌倦了科佩和勃朗峰街的生活。她本来就赖谈天为生的，同时“除了巴黎，别处再也享受不到纯粹法国人谈天的情趣”。于是，这年秋天她搬回了巴黎。不久，她身旁又围绕着一群天才横溢的人士，他们热衷的题目便是拿破仑的独裁作风。拿破仑曾抱怨“她带着一只装满箭的箭壶。他们佯言她不谈政治也不谈我。可是每个常去看她的人都不太喜欢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时回忆当年：“她的家几乎成了反对我的军火库。到那里去的人，都受封成了她十字军的武士。”可是他也承认：“那个女人教导人们思考不曾想起或已经忘怀的念头。”

他觉得自己身负力挽法国于狂澜的重任。为了建立法国的有能政府，为了领导法国战胜虎视眈眈的联军，他有权要求，甚至必要时强制全国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保卫法国的新共和国，保卫法国的自然疆界。而这个女人聚集联合了一群保王人士和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来反对他，实令仇者大快。她的父亲与拿破仑也有同感。为了她一再攻击这位年轻的独裁者一事，他曾谴责其女。他告诉她：战时或危急之秋，必须采取一些独裁的手段。但她回答说自由比胜利更为可贵。贝纳多特反对拿破仑，她加以鼓励。贡斯当在护民院中发言反对拿破仑侵犯立法权，他有数篇讲稿即出自她手。她和拿破仑都十分自负，目中无人。因此，法国对于他们而言是太小了些，无法同时容得两人一展身手吧！

1801年春天，拿破仑在给其兄约瑟夫的信中写道：“斯塔尔先生如今已潦倒不堪，处境甚为可怜，而他太太还在举行晚宴舞会呢！”约瑟夫将这些责备的话转达了斯塔尔夫人。她立刻前往协和广场探视，结果发觉他已奄奄一息。她于是随侍病榻。1802年5月，她离开巴黎前往瑞士，携丈夫同行。他在途中就去世了，后来葬于科佩的公墓。从那年起，她变得情绪不稳，开始染上了鸦片瘾。

·作家

她是当时最伟大的女作家，也是除了夏多布里昂外，法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1800年以前，她曾写了15本书，今天多已不为世人所知。1800年，她的主要著作《论文学》（De la Littérature）问世。然后分别于1803年、1807年出版了《黛芬》（Delphine）和《科琳娜》（Corinne）两部小说，从此闻名全欧洲。1801年至1803年她为出版其杰作《论日耳曼》（De l’Allemagne）冒险奋斗。死后尚留下两部大作——《法国大革命抒感》（Considération sur...la Révolution Francaise）和《十年流放》（Les Dix Années d’Exil）。所有列出的作品都是她呕心沥血的巨著，有些厚达800页。斯塔尔夫人努力地工作，专心地恋爱，狂热地写作。她向当时的巨人——拿破仑——挑战，直至老死仍奋战不懈。最后他倒下了，她也终于悲哀地胜利了。

《论文学》探讨一个广泛、超乎常人能力的主题，即“我意图探讨宗教、道德、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宗教、道德、法律的影响”。此书洋溢着18世纪的精神——倡导思想自由，认为个人、国家为对立的体系，道德和知识始终在进步。书中没有大而不当的幻想，全书鼓吹教育、科学、知识普及后的光明远景，充满了对理性的信念。她认为进步的先决条件为心智脱离政治的钳制。心智自由以后，文学才能将人类日积月累的文化遗产传播和传递。诗歌和艺术基于想象力，而想象力又不论古今是一般敏锐和丰饶的。因此，我们不能企求诗歌、艺术能和哲学、科学一般，时时在进步。在文明的历程中，诗歌和艺术往往先于科学和哲学。因此，伯里克利时代先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先于伽利略，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成就先于启蒙时代知识的扩张。由于自然的灾害和政治情势的变迁，心智的进化并非连绵不断，它也时有倒退的现象。可是，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科学、科学方法仍有所进展，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等人才辈出。在每个时代，哲学都代表着智识遗产汇积的成果和精华所在。因此她想，或许有朝一日，哲学日积月累的成就将臻于成熟的境界，足以涵盖万端的事物。那时哲学便可取得和“过去天主教一般的地位了”。她为“哲学启蒙”所下的定义是：依理性以观万物。她对理性生活的信念直到晚年才稍有动摇，她始终坚信“知识的胜利（光明的胜利）永远在促进人类的进步和伟大”。

但是，她申论道（读了卢梭和伏尔泰的书之后），知识的成长还不够。知识只是了解万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为感性。除了敏锐的心智外，必须有敏锐的肉体感官。没有感性，灵魂只是一台死死板板接收感觉的死机器而已。有了感性灵魂才得以与其他生物共鸣，与他们共享苦乐，体验肉体深处的灵性，发现物质世界后的神性。由此观之，在多雾的北国产生的浪漫文学，即德、英、北欧文学，阳光灿烂的南国孕育的古典文学，即希、意文学，其地位应不分轩轾。《莪相》一诗和荷马史诗应可相提并论，而《少年维特之烦恼》应为当时最伟大的小说。

以上的观点，拿破仑年轻时或许同意，但这位作者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见解，必定使拿破仑觉得不安。她认为在民主政治下，作家、艺术家易于趋附大众趣味。在贵族政治下，他们只为一小群中坚分子写作，思想易流于矫揉造作，形式易流于僵化。极权政治鼓励科学和艺术，希望借此增加政府的权力和光彩，但极权政治不支持哲学和史学的研究。因为他们见解深远广博，不利于独裁政体。民主政治刺激了文学，阻碍了艺术。贵族政体提高了水准，但抑制了创意和情感。极权政府限制了自由，阻碍了创新，钳制思考。法国如果是立宪的政府，便得以兼顾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需要——法国能一面享有民主政治的冲击，一面在法治下，一切又可得到明智的节制。

总而言之，对于一个34岁、百万家财的女人而言，能有此杰作的确不同凡响。当然，在这600余页里有些错误。心智逾越其能力范围时，难免要冒着摔跤的危险，虽然因此也会多摇落一些果实。夫人对历史文学稍嫌概念模糊。她认为爱尔兰人是日耳曼人，把但丁看作二等的诗人。可是，她为自由主义的政府、合理的基督教义等理想而大声疾呼，通篇均可见灵心慧语。她认为统计学的发展可促成明智达理的政府，政治训练可教育人们服行公职。这些可说是先知先觉的想法。她又以先知的口吻预言：“道德的进展必须赶上科学的进展。因为一旦人们的力量增强，防止人们滥用权力的约束力也必须加强”，“18世纪的所有思想，此书无一不曾涉及讨论，而20世纪的所有思想也无一不已在本书中略见雏形”。

在这本书中，她也倾诉了她一向耿耿于怀的怨气：“整个社会都站在一条线上来对抗一个想在艺术思想方面与男人齐名的女子。”但现在她遇到一个例外的情况了。正如她21年后所说的：“1800年春天，我出版了《论文学》一书，因为这本书的成功，我恢复了对社会的好感。我的客厅又是高朋满座了。”贡斯当大声反对独裁时曾有一批人畏惧，离开了沙龙，如今这些胆小鬼又忏悔腼腆地回来了。土伊勒里宫的“小班长”（指拿破仑）不得不承认，他终于遇见了一位和他的胆量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1802年8月，内克将《国家政治财政论》一书送给执政勒布伦，此书为他晚年对政治和财政的看法。此书并不以拿破仑的独裁作风为非，反视其为暂时必须容忍的罪恶。但他对军人集权的现象提出警告，对新政府财政过度依赖战费赔偿一事也表示忧虑。最后，他建议制定一部较自由开放的宪法，可以为拿破仑“护国”。勒布伦将此书出示拿破仑。他此时已半居国王的地位，当然讨厌这种削减他权力的意见。他相信必定是斯塔尔夫人引导着其父的笔杆，因此下令禁止她留在巴黎，实际上是想借机关闭她制造是非的沙龙。但他忘了她仍能说，仍能写。她在日内瓦度过了1802年至1803年的冬天。12月她出版了《黛芬》后，又立刻成了巴黎的热门人物。当时此书代表了一个女人和时代奋斗历程的片段。因此，具有文学和政治意识的人莫不人手一册。

黛芬是一个善良的女子，渴望爱情却害怕屈于情欲。除此个性不同外，她其实是斯塔尔夫人本人的化身。利昂斯是一位爱慕黛芬的漂亮贵族男子。但他因为听信了关于她名誉的谣言，不敢亲近她。他不能因为娶她为妻而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后来娶了马提黛。她的母亲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坏女人，巧言令色。虽然她是穿裙子的女人，但巴黎人都晓得她是在影射塔列朗。他为了报此一箭之仇，曾评论此书中人物道：其中角色有两位是男扮女装的。一位是他本人，另一位则是斯塔尔夫人。黛芬失恋之后，隐退修道院中，在院长的催促下，竟许愿终身守贞。后来，利昂斯发现了她的无辜，他便想和冷冰冰的元配离婚，向她求爱，可是又怕违反了天主教不得离婚的教规而毁了一生的事业。幸亏有赖作者的生花妙笔，让马提黛牺牲了事。利昂斯于是引诱黛芬私奔，并使之屈服在他的情欲下，不久又将她遗弃，自己参加了流亡人士的团体，结果被捕判处死刑。黛芬仍爱着这位心狠的爱人，急急赶去救援，却刚好见着枪决的场面，她也倒地而死了。

此书情节不合常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派小说。作者借此书发挥她的思想，她讨论离婚是否合法；斥责天主教人士的顽冥不化（她继承了新教的信仰）；研究女人反抗双重标准的道德权利；讨论阶级的荣誉、规范与个人的良知相较孰轻孰重等问题。巴黎的知识分子欣然同意她的见解，但拿破仑正转向以天主教为拯救法国心理道德混乱的良方，因此不喜欢斯塔尔夫人的理论。1803年10月13日，他下令禁止她进入巴黎120英里以内的地区。

她于是转向，前往日耳曼。她的德文虽无法与人流利交谈，但已足够阅读。此时为何不去欣赏维也纳音乐的精华，见见魏玛的知名人士和柏林的皇族呢？于是，她携儿子奥古斯都、女儿阿尔贝蒂娜、两名仆人及贡斯当共往。贡斯当对她怀着柏拉图式的爱慕，现在已成了她的骑士随从。11月8日，他们由梅斯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境。

·游客

在法兰克福，她对那里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男人似乎都稍嫌臃肿，他们活着只为吃，吃了只为吞云吐雾。他们靠近时，她连呼吸都难受。这个骄傲的女人居然无法体会烟斗的乐趣，日耳曼人也觉得奇怪。歌德的母亲写信告诉歌德：“她像石磨一样，我真受不了！我尽可能躲着她，只要她在场的地方，我都不去。她离开了，我连呼吸都自在些。”

斯塔尔夫人携着随从急忙前往魏玛。这里的空气有了诗歌，纯净清新。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为城中的主体。查理·奥古斯都公爵、其妻露易斯夫人和其母阿马莉夫人以贤明开放的作风领导着政府。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教养，他们抽烟分场合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熟谙法语。许多人都读过《黛芬》一书，更多的人知道她和拿破仑的争斗。同时，每个人都注意到她囊中多金，出手大方。他们举办宴会、演剧、舞会，盛待她，他们召请席勒为她朗诵《威廉·退尔》剧中的情节，他们聆听她吟唱拉辛的名剧。歌德当时正在耶拿。他本想借口感冒溜之大吉，但是公爵请他无论如何必须前来魏玛。他来了，极不自在地陪着夫人谈话。她警告说她打算出版他的谈话，他于是提高了警觉。她也发现他已不再是维特了，已由热情的爱人变成了死板的主教了，她很失望。他与她多持异议，想让她伤伤脑筋，“我坚持不同的意见，常使她为之气馁。不过，这时，她也显得最为和蔼可亲，此时也才看出她心智的灵敏、口齿的伶俐”。她回忆当时“我运气不错，歌德、维兰德说得一口好法语，席勒则勉勉强强”。她提到席勒时怀着朋友的感情，提到歌德则充满敬意。他和拿破仑是唯一使她了解自己能力有限的两人。她的口齿、思路灵敏快捷，席勒和她谈话往往穷于应对，为之心折。他在给朋友的信上写道：“真是魔鬼作祟，我去见了这位法国的女哲学家。她是世上精力最旺盛的人，随时准备与人一争长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她是女人中教养风度、心智灵性最佳者。她如不是真正言语有味，我才不会被她吸引呢！”停留了3个月，她起程往柏林时，魏玛终于舒了一口气。

经历了魏玛明艳的气候，她感到柏林的雾令人心情萧索，日耳曼浪漫主义的领袖不是去世了，便是已不在柏林。哲学家都深锁于远方大学的宫墙里——黑格尔在耶拿，谢林在符兹堡。斯塔尔夫人只能见到国王、王后、施莱格尔，后者语言和人文广博的见解使她如沐春风。她邀请他共同回到科佩，教导奥古斯都。他同意了。在这最不适宜的时机，他爱上了斯塔尔夫人。

在柏林她收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于是立即赶回科佩。可是，还未抵达即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1804年4月9日）。与拿破仑斗争，她不曾屈服，而这个打击却使她悲痛逾恒。父亲始终是她道义、经济上的支柱。在她眼中，他永远是对的，永远是善良的，没有一个爱人可以取代他的地位。她写了《内克先生行谊》（Monsieur Necker’s Character and Private Lift）一书颂扬父亲。同时开始其名著《论日耳曼》，以抒哀思。她继承了父亲大部分的产业，如今她每年的收入已达12万法郎。

12月，她前往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她带着三个子女——奥古斯都、阿尔贝蒂娜、阿尔贝。施莱格尔也同行。他发现她对意大利艺术的知识浅薄之至，于是也当起了她的老师。在米兰，一位更好的向导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就是正在写作《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这部巨著的西斯蒙弟。他也爱上了斯塔尔夫人——是爱上了她的智慧，还是钱财？然后，他像施莱格尔一样，发现她对平民丝毫不曾认真过，他才死心。他们共同游历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安科纳，最后抵达罗马。约瑟夫一向倾慕夫人，早已为她准备了介绍信，引见当地名流。贵族人士奉她为上宾，但她觉得这些王子和公主并不如谦恭有礼的主教有趣。这些主教深于世故，他们十分清楚她的著作、财富及她跟拿破仑的对抗。他们并不介意她的新教信仰。在罗马，人们热烈欢迎她，作诗奏乐迎接她进入当地阿肯迪亚学院。此情此景成为她描述《科琳娜》开端的素材。

1805年6月，她回到科佩。不久，又为一群爱人、朋友、学者、外交官——维也纳的埃斯泰尔哈吉王子、拿破仑国务会议中的何谢特（Claude Hochet），甚至一位君王巴伐利亚选帝侯包围。科佩比巴黎任何沙龙都出名。瑞士作家邦施泰滕（Charles-Victor de Bonstetten）写道：“我刚从科佩回来，在那种文采缤纷的环境里，我完全没入了，十分疲倦。在科佩，人们一天使用的才智要超过许多国家整年使用的。”这里人才济济，足够彩排整出的戏，斯塔尔自己便曾在《安德洛玛克》（Andromaque）和《费德尔》（Phèdre）中担任主角。有些客人认为她的演出仅次于巴黎舞台的巨星。不时有音乐演奏或诗歌朗诵。一日三餐，座无虚席，有时一次竟有30位宾客同聚一堂，15名仆役终日忙碌，情人可携手漫步花园，在此人们也建立了新的友谊。

斯塔尔要求她的情人们服从效忠，他们日久也心力交瘁、心灰意冷了。她这时也狂热地爱上了巴朗特，他23岁，而她已39岁，但他很快就因她的热情而疲倦了。他逃到远处。在《科琳娜》一书中，奥斯瓦尔德即影射他迟疑畏缩的态度。这本小说如今也已近完成，需要找一位法国出版商，因此要通过拿破仑警察的审查。巴朗特的父亲，当时的勒曼省省长，请富歇放心。因为斯塔尔夫人这些年来言行一向“谨慎含蓄”。于是，她获准在欧塞尔度过1806年的夏季，此地离巴黎120英里。她在当地购买一座别墅。是年秋天，她获准往鲁昂过冬。在这些城市，有些朋友前来拜访。当时，拿破仑大军困于天寒地冻的北方，艰苦奋战。有些斯塔尔夫人的朋友曾说希望拿破仑大败。拿破仑的秘密警察打开了斯塔尔夫人的信件，将这些内容禀告拿破仑。12月31日，他愤怒地写信给富歇：“你绝对不得让斯塔尔夫人那只母狗接近巴黎，我知道她离那里不远。”（1807年春天她曾偷偷溜进巴黎一段时间。）大战前夕，军书如檄之际，他仍致函富歇（4月19日）：

这里有一封信，它只是我知道斯塔尔夫人许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这封信你看了就会知道我们法国有着一位多“好”的女人……看这个婊子变得越来越丑陋，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怒。这群丑陋的家伙早已蠢蠢欲动。如果他们运气好，我一死，他们就会干起来。他们的勾当想你警察厅早已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

5月11日，他又写信给富歇：

斯塔尔这个疯女人给我写了一封6页的长信，不知胡说些什么……她告诉我，她已在巴黎邻近的蒙莫朗西置产，因此她认为这样应有权住在巴黎。我得再告诉你，让这个女人老存着一线希望，等于是毫无根由地折磨她，何必如此呢！如果我把她两个月来在她住所的所作所为详细地告诉你，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说真的，我虽然离开巴黎1500英里，我知道的比警察部长都多呢！

1807年4月25日，斯塔尔夫人只好不情愿地回到科佩。她虽然对贡斯当时冷时热，但他依旧忠心耿耿。旅行途中，贡斯当转道前往多勒侍奉卧病的父亲。她抵达科佩后，委托施莱格尔通知贡斯当，如果他不前来科佩，她马上自杀。贡斯坦知道这是女人典型的恐吓方式，不是天鹅濒死的哀歌而是水妖惑人的吟唱。然而，他还是忍受了，沉默地忍受她的斥责。他已经很早就对她没有爱情了，但“对一个只会猛吞鸦片来回答的人”，如何能告诉她真相呢？6月10日，雷卡米耶夫人来访并长住了一段时间。斯塔尔夫人为她的风仪倾倒，决定继续活下去。

警方终于准许《科琳娜》出版。1807年春天，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因此，在拿破仑6月14日弗里德兰的大捷声中，作者还有此事足以告慰。官方的书评不佳，但成千读者为之陶醉，异口同声称赞。这是一个浪漫迷人的故事，间接穿插着枯燥过时的说理，讨论着意大利的景色、性格、宗教、风俗、文学、艺术。男主角“男性气息的面孔”（其实他是一个无胆懦夫）或女主角眼中“圣洁的光芒”今日也不会风靡读者了，因为今日意大利的文学艺术较之本国文化甚至更为人熟知。然而1807年，介绍意大利的作品尚未泛滥成灾。浪漫小说正展开双翅，浪漫的情愫正挣扎着要脱离家庭双亲的控制、经济的束缚及道德的禁忌。有人正开始为女权而呼吁。《科琳娜》包含了所有这些引人入胜的因素。一位婉转低唱、拨弄琴韵的美丽女诗人代表了这种情调。正值花样年华的科琳娜正像斯塔尔夫人：“印度的围巾围绕着乌溜溜的鬈发，玉腕柔美，人间少有，身材稍嫌健硕。”此外，她的谈吐“自然、风趣、有力、高雅、甜美，兼而有之”。说来奇怪，拿破仑一向不喜儿女之情，困于圣赫勒拿岛时，却拿起了这本小说，居然读至终卷方才罢手。

·了解日耳曼

斯塔尔夫人除了从事推翻拿破仑的艰巨工作，除了接待一群天才、雅士之外，她现在加上了为法国诠释日耳曼的细腻工作。其实，新生的《科琳娜》还在跟屈服于拿破仑的出版界做生死奋斗时，她就已悄悄地定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她要一谈莱茵河那边的那块土地。为了郑重其事，她起程做另一次中欧之旅。

1807年11月30日，她离开了科佩。同行者有阿尔贝、阿尔贝蒂娜、施莱格尔及侍从欧仁 [1] 。在维也纳，他们欣赏了海顿、格鲁克、莫扎特的音乐，可是她没有提到贝多芬。在奥地利的5个星期里，有3个星期她和一位奥地利军官奥唐奈鱼雁传情，她愿送他钱财，向他求婚，最后却失去了他。她于是又写信给贡斯当，表达她无尽的爱意——“我的心肝，我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正如现在一般，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他向她借了些钱就满足了。在特普里兹、皮尔纳，她会见了狂热反对拿破仑的政论家根茨。拿破仑得知她曾与这些人晤面后，认为她一定在意图破坏他7月签订《泰尔西特和约》后的和平局面。在魏玛已见不到歌德和席勒（1805年去世了），她前往哥达和法兰克福。然后，她忽然病倒了，十分憔悴，于是匆匆回到科佩。

或许这点“人寿有尽”的启示也促成了她转向神秘主义。施莱格尔对她的思想转向也有所影响，但她大部分是受了苦行主义者克吕德纳（Julie von Krüdener）、风流倜傥的韦尔纳的影响，他们1808年都曾在科佩小住。那年10月，座上客已大半为德国人，交谈几为德语。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智在这里已为神秘的宗教经验取代。斯塔尔夫人在给奥唐奈的信上这么写道：“世上除了信仰，除了爱，全是虚假。其他的比生命本身甚至更不可捉摸。”

怀着这般情绪，她写出了《论日耳曼》。1810年，此书已近完成。她希望出版时能在巴黎，于是她谦恭地写信给拿破仑，告诉他“8年的流放苦难改变了性格，命运多舛教导了忍耐顺从”，她说她打算前往美国，她请求发予护照并希望获准暂留巴黎。结果护照准予发放，巴黎小停不准。不过，1810年4月，她全家及施莱格尔迁至布卢瓦附近的克洛蒙，以便督导在图尔三卷草稿的印行工作。8月，她又迁至邻近的福斯（Fossé）。

出版商尼科勒将头两卷的校样呈送巴黎检查。他们删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句子后，准予出版。尼科勒于是印行5000本，并先行分送要人。但6月3日，一向同情斯塔尔夫人的警察部长富歇辞职，继任者瑞皮格公爵萨瓦里十分严苛。9月25日，雷卡米耶将第3卷校样送请检查，并呈送约瑟芬皇后整套校本，附作者私函一封，请转呈皇上。萨瓦里显然已得到了拿破仑的同意，判定此书不利于法国和皇帝，于是他命令出版商停止印行，10月3日，他对斯塔尔夫人发出严厉的通知，令她立刻遵守诺言，前往美国。10月11日，一队宪兵进入印刷厂，捣毁字版，并带走此书印好的部分。这些书后来被捣碎制成了纸浆。官方还索取原稿，斯塔尔夫人只好交出，唯有其子奥古斯都秘密保存了一本原作。这位女作家赔偿了出版商所有的损失，便匆匆逃回科佩。

《论日耳曼》出版于1813年。此书将拿破仑时代日耳曼文化的每一层面以了解的眼光，做一写实的总览，语多简洁而深入中心。在这个喧扰的时代里，一个被琐事缠身、爱人围绕的女人居然能够找到闲暇，具备精力和才识来从事如此重大的事业，实在令人惊叹！这是由于她深受瑞士世界主义的熏陶，又与一位日耳曼名门荷尔斯泰因男爵成婚，她继承了新教的信仰，再加上她厌恶拿破仑的这些因素，她对日耳曼宽容有加，尽可能忽视其缺点。她宣扬日耳曼的优点，借此迂回攻击拿破仑的专制。在法国人面前呈现的日耳曼，是一种感情丰富、温柔敦厚、富于宗教情怀的文化，而法国当时文教界过于偏重理智、怀疑宗教，此他山之石正可以攻己之错。

说来奇怪，她却不喜欢维也纳。其实，维也纳人和她一样，耽于游乐而又暗自悲哀。他们在醇酒闲谈中放荡着，然而爱情的易逝、拿破仑的节节胜利，使他们又悲伤不已。维也纳信奉天主教，到处洋溢着南欧音乐和艺术的气氛，人们只是像孩童般地信仰，不爱思索其哲理。而她属于北方的新教，思想和感情深沉，常在哲学的思考中挣扎反侧。维也纳没有严肃的康德，只有轻快的莫扎特。没有激烈的争辩，没有慧语的火花，只有朋友、爱人、父母子女纯真的喜悦。人们在草地公园上漫步，望着多瑙河悠闲懒散而去。

但她对日耳曼人也有微言：“火炉、啤酒、烟草围绕着所有老百姓，没有人想逃出这种炽热浓密的空气。”她对日耳曼人单调无味的衣着、男人安于家室的态度及对权威绝对服从的态度表示可惜。“日耳曼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阶级的分界更为明显……每个人死守本阶本位……似乎这是他已成定局的地位了。”在法国社会里，贵族、作家、艺术家、将军、政治家相聚一堂而互切互磋的情景，她在日耳曼只能憧憬了。因此，“贵族无思想，知识分子无现实的人生经验”，统治阶层封建主作风犹在，知识分子则沉迷于空中楼阁的幻想。这里她引用了里希特的名言：“海上的王国属于英国，陆上的王国属于法国，空中的王国则属于日耳曼。”她并加上了一段中肯的评语：“现代人们扩张了知识的领域，但如不能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忍的意志来辅佐知识，那只有徒然使人性更为软弱而已。”

她仰慕日耳曼的大学，誉为世上首屈一指者，但她对子音极多的德语很是不满。她讨厌德语句子的结构和长度，因其将决定语意的动词置于句尾。因此谈话中无法打岔，而她认为打岔为谈话的生命，巴黎沙龙独有的活泼而文雅的辩论，她在日耳曼根本无法找到。这点她认为一部分是由于没有国都让全国的文士、才子聚集一堂，一部分是由于日耳曼男人吸烟谈天前，总把女人遣离饭桌。“柏林的男人很少谈话，除了两人彼此说说话。当地由于军事的气氛，他们有些粗鲁，不会顾及在女士面前的仪态。”不过，在魏玛，女士都有教养、有风情，军人都注重风度，公爵则深知他的诗人正为他树立历史性的地位，因此也注重仪态。所以，她又说：“在文明世界，日耳曼文人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出众的一群。”

然而，我们的向导不太能够欣赏日耳曼诗歌和散文的精微奥秘。她习惯了法国明朗清澈的文体。日耳曼条顿民族的深沉，她觉得是卖弄书袋，故作隐晦。但是她站在日耳曼人一方，参加了浪漫主义反抗古典规范和束缚的革命。她认为古典的风格以希腊和罗马的古人著作为根基。相反，浪漫主义是脱胎于基督教教义情感，在中世纪早期的北方抒情诗歌、骑士传奇、神话和民谣中蔓延成长。大体而论，两者的分野在于：古典主义认为真实重于自我，而浪漫主义认为自我应重于真实。

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日耳曼哲学晦涩，她仍喜爱。因为，日耳曼哲学像她一样也强调自我。这些哲学家体验了心智的重要，认为它比任何科学革命的成果更为奇妙。她反对洛克和孔狄亚克的心理学理论。他们将所有知识都化为感官的感觉，因此所有观念都只是外物的反映而已。她认为这种思想终将沦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在本书最长的一章里，她简述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要旨：康德恢复了心智的地位，使其又成为了解“真实”的重要一环。康德视自由意志为决定行为的主因，良知为道德的要素。她觉得，康德以这些命题“坚定地分开了心智与感觉的王国”，基督教义由此也建立了哲学基础而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

夫人虽然自己犯了第六诫，可是她坚决相信无道德文明便无法延续，而道德规范绝不可脱离宗教而独存。她认为谈论宗教是否合理是叛教的行为，宗教是“痛苦的慰藉，穷人的财富，死者未来的希望”，这点拿破仑和男爵夫人倒是一致同意的。因此，她欣赏日耳曼活跃的新教而不喜欢法国上流社会假装虔诚的天主教。日耳曼圣堂，家中和街上回荡的雄壮圣歌，她听了感动不已。而法国人关心股票，把上帝留给穷人侍奉的作风，她则大表不悦。她赞成摩拉维亚兄弟会以《圣经》为信仰唯一指引的教义。最后一章里，她呼吁人们应“虔信”上帝，不必问其根由——内心应随时感到万能上帝的存在。

总而言之，如撇开时代和作者个性产生的偏差不论，《论日耳曼》应为当时的杰作之一。从《科琳娜》至康德的介绍实为一种令人兴奋的进步。拿破仑应了解，一个不体谅政府困难的女人，能有此种论点实属难能可贵。他应加以轻微的赞许，便可减轻此书中不利他的言论，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她曾强烈反对检查制度，但如禁止法国人阅读此书，那只是徒然增其声势而已。她在书中多处贬抑法国、褒扬日耳曼，但也多处以法国的优点来暴露日耳曼的缺点。有百余页的篇幅表达出她对归不得的祖国的热爱。她也稍微涉及深奥的题目，但她的对象是法国广大的读者，意在促进国际的了解。她呼吁文化应该交流互惠，这种思想对拿破仑联合莱茵邦联与法国的努力应有所助益。她通达事理，珠玑通篇可见，全书充满令人深省的观念与思想。正如卡莱尔、柯勒律治不久之后将日耳曼介绍给英国所做的工作一样，她为法国介绍了日耳曼的本质。歌德曾说：“我们应该视此书为一台强而有力的机器，它在自古即分割两国的偏见长城上，造成了宽广的裂口。因此，莱茵彼岸，以至将来海峡彼岸的人都将更了解日耳曼，我们日耳曼人一定也能因此对西欧有更大的影响。”她的确是一位“好欧洲人”。

[1] 非拿破仑的义子欧仁。

·不完美的胜利

斯塔尔夫人一生的巅峰之作如今只好深锁隐藏在科佩的密室里，胎死腹中。她对此事的悲痛感触，身为作家的人都能深深体会。如今，她发现住宅四周围绕着拿破仑的密探。还有些仆人接受贿赂，打她的小报告。任何胆敢拜访她的朋友都被登记下来，拿破仑将惩罚他们。从前在革命时期，她曾救助他们生命、财产的一些知名之士，如今也小心翼翼，不敢亲近她。

不过，有两件事是值得告慰的。1811年，她结识罗卡。他当时约23岁，曾服务军旅，任职少尉，因受伤以致永远成了跛子，当时正为肺痨所苦。他爱上了英雄气概十足的斯塔尔夫人，她当时已45岁了。她貌不惊人，妇德未必完美，但才高八斗，囊中多金。罗卡俘虏了她，两人还曾生了一个儿子。斯塔尔夫人欢欣地落入了新情网，这段情似乎挡住、延缓了老年的来临。另一件堪以告慰的事是她一直盼望着能够去瑞典或英国，在那里可以找到人出版她如今只能秘密保存的著作。可是她无法通过拿破仑势力范围内的各国而抵达瑞典。最后，她决定携带原稿，秘密取道奥地利，上行越过俄国至圣彼得堡，再转往斯德哥尔摩。瑞典的贝纳多特王子将会帮助她出版此书。对于她而言，抛弃她知名的家园，离开母亲的墓园（她如今已原谅她母亲了），离开父亲的墓园（她始终认为他是政经界的圣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12年4月7日，她为罗卡产下一子，送到一个奶妈处安置后，1812年5月23日她躲过了各路奸细的耳目，带着女儿阿尔贝蒂娜、两个儿子、老情人施莱格尔、新情人罗卡，动身前往维也纳。她希望在奥地利首都取得前往俄国的护照，然后前往圣彼得堡，晋见那位英俊、勇武、开明的沙皇。凑巧的是，6月22日，拿破仑也率领50万大军，越过涅门河进入俄境，但是他希望见到一位战败、求饶的沙皇。

这次旅途所见，斯塔尔夫人记载于《十年流放》一书中。如今我们回想当时种种世事奇妙的巧合，不得不感叹这位饱经风霜的女子，究竟有多大的勇气，居然越过了无数障碍，穿过一个当时一般认为是野蛮民族的国度，到达俄属波兰的日托米尔（Zhitomir）。她只比拿破仑的大军早到8天而已。她由此地又匆忙前往基辅，再转往莫斯科。然后居然不顾危险，停留在俄国首都，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倾听教堂的钟声，访问当地科学和文学的知名人士。直到拿破仑到达的前一个月，她才离开莫斯科，经过诺夫哥罗德前往圣彼得堡。途中各城镇的人们视她为共同抵抗侵略者的重要战友，热烈欢迎她。她恭维沙皇是欧洲自由主义的希望，两人一心一意计划着支持贝纳多特做法国未来的国王。

9月她抵达瑞典，并促成了贝纳多特加入联盟，对抗拿破仑。在瑞典停留8个月之后，她渡海前往英国。伦敦推崇她为欧洲第一女士。拜伦等名人都来向她致敬。拜伦的出版商默里欣然同意为她出版延误良久的大作。1813年10月，《论日耳曼》终于推出。后来，联军于莱比锡大破拿破仑，进军巴黎至路易十八复位时，她仍留在伦敦。1814年5月12日，她匆匆渡过英伦海峡，经过了10年海外的漂泊，恢复了她巴黎的沙龙。在此，她款待来自各方的显贵——亚历山大、威灵顿、贝纳多特、坎宁、塔列朗、拉斐德。贡斯当如今又随侍左右，雷卡米耶夫人又见昔日风姿。斯塔尔夫人促请亚历山大不要忘记他拥护自由主义思想的言论。于是亚历山大、塔列朗在她的催促下，劝告路易十八应顺应立宪潮流。于是，这位复辟君主以英宪法为蓝本，“赐予”其复归的臣民一部两院宪法。孟德斯鸠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但夫人不喜欢“赐予”这个字眼，她认为国王应承认主权在民。1814年7月，她胜利骄傲地回到了科佩，但也逐渐感到死之将至了。

斯塔尔夫人虽有惊人的精力，但因长年的流浪、奋斗，甚至为了最后的胜利奔走，已是筋疲力尽、骨瘦神消。不过，她仍然忠心耿耿，照顾病危的罗卡，安排女儿和布罗伊公爵的婚事，同时开始创作她最后的作品《法国大革命抒感》。第一部分为内克的所有政策辩解，第二部分则对拿破仑大肆攻伐。在她看来，拿破仑夺取政权后，一举一动都朝着专制迈进。他发动战争是为自己的独裁找借口。斯塔尔夫人在司汤达之前，更早在泰纳之前就已把拿破仑比喻成“十四五世纪意大利的独裁者了”。拿破仑曾浏览并接纳了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但对国家没有相对的热爱。法国不是他真正的祖国，只是他的踏脚石而已。他鼓励宗教并非虔敬地接受上主，只是利用宗教以为争权的工具。男人女人对于他而言并非有灵性的动物，只是工具而已。他并非残杀成性，然而为了胜利，即使血流成渠，他也不会为之动容。他具有雇佣兵的残忍，他没有绅士的风度。而且这个鄙夫，头戴皇冠，居然还自居为所有言论、思想和自由最后的避难所——沙龙——的法曹和监督。他不是革命之子，如果是，他只是弑父的逆子。

斯塔尔夫人虽痛恨拿破仑，不过她得知有人正计划杀害下台的皇帝时，她将此阴谋立刻通知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而且自愿前往厄尔巴岛保护这位落难的对头。因此，拿破仑特写信向她道谢。他由厄尔巴岛归来，不费吹灰之力重取法国时，连她也禁不住称赞他的勇敢：“我不会大声疾呼反对拿破仑的复辟。他为了夺回王位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常情的。他由戛纳至巴黎的进军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勇敢行动。”

滑铁卢之役后，她由政治圈完全退出了。她不喜欢看见外军占领法国，也不喜欢看着旧贵族争先恐后地抢回土地、财产和权利。不过，路易十八将内克借予国库的款项2000万法郎归还一事使她十分高兴。1816年10月10日，她与罗卡秘密结婚。10月16日，两人虽然都有病在身，仍然回到巴黎。斯塔尔夫人又开放了沙龙。这是她一生最后的一段光荣时刻。巴黎的知名之士皆为座上嘉宾。威灵顿来自英国，布吕歇尔、洪堡来自普鲁士，卡诺瓦来自意大利。夏多布里昂在这里开始了和雷卡米耶夫人的牧歌恋情。但斯塔尔夫人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不久，皇家人士开始由政治生活中清除革命的影响。这时，她对复辟更加失望了。这是她从来梦想不到的事。在《法国革命抒感》一书中，她认为行政立法大权同集于一身即为独裁。因此，她坚持的理想是主权民有，而由全民选出的国民立法大会来代行使主权，但这些希望都落空了。

她并未能亲眼见到《法国大革命抒感》出版。她饱受情绪的纷扰和药物的戕害，如今只有一再加重鸦片的剂量来换取睡眠。最后，健康终于支持不住心灵的重担而崩溃了。1817年2月21日，她蒙路易十八某大臣召见。上楼梯时，她忽然摇摆着倒下了。此次脑中风，使她瘫痪了。她卧病在床有3个月之久，身体无法移动但还能说话，全身上下痛楚不堪。她要求女儿主持沙龙。她告诉夏多布里昂：“我一向情绪激动，多愁善感。我一生爱上帝，爱父亲，爱自由，至死不变。”1817年7月14日，她长辞人世，这天正是攻克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她死时尚未满51岁。4年之后，拿破仑，她最大的敌人也去世了，还不到52岁。

麦考莱曾说，她是“当时最伟大的女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她是卢梭、夏多布里昂中间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她的著作以理想崇高、范畴广博见长，而非以文字取胜。她的思想广博有余，精深则尚嫌不足。她和她的敌人拿破仑有许多相同的性格：精力充沛，不畏艰苦的勇气，凌驾万物的气势，爱好权势，不容异己，但她缺乏他注重实际的态度。从她的小说里可以看出，她的想法和拿破仑的政治野心相比，显得天真幼稚。我们且听他困处孤岛时对她盖棺定论的评价：“斯塔尔夫人的家成了反对我的兵工厂。许多到那里去的人都成了她发动战争、攻击敌人的武士……无论如何，她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女士。她将会名垂百世的。”

贡斯当（1767—1816）

拿破仑狂飙的一生中有两位贡斯当。一位是随从维利·贡斯当，他记录了这位伟大的独裁者的私人言行，成卷的回忆录否定了“奴仆眼中无英雄”这句俗语。另一位是本杰明·贡斯当，他生于瑞士，曾游学各城市，最后浪迹法国。他的一生充满了拖欠的债务、遗弃的情妇和朝秦暮楚的政治经历。本来这样的人不值得在此提及的。然而，他多次的冒险有幸为历史作证，多少知名女人曾为他魂萦梦牵。同时，他善于剖析自己的弱点，文笔流畅细腻，毫不虚伪，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我们甚至也开始明白了自己的弱点。

他头20年的生涯记载于《红札记》（Cahier Rouge）中，后20年记载于《阿道夫》（Adolphe）这本小说里。1804年至1818年的生活记载于《生活随笔》中，他的足迹遍及巴黎、科佩、魏玛、伦敦各地。书中包括他对历史、文学、心理学和哲学引人注目的片段。仅有《阿道夫》是他在世时出版（1816年，伦敦），《生活随笔》、《红札记》是到1887和1907年才出版的。这些零星的札记，加上当时众多关于贡斯当的记载，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知的贡斯当。

他出身于瑞士一个日耳曼贵族世家，其系谱可远溯至800年以前。不过，我们在此除了谈谈他的父亲外，倒不需要追根究底。他的父亲本身终日忙于享乐，根本无暇去管教儿子的放荡行径。贡斯当男爵为荷兰议会属下瑞士军中一名军官。他英俊潇洒，博学多闻，伏尔泰与其为友。1767年初，他娶一名法国新教徒尚迪厄为妻。她当时25岁，而他已40岁。10月25日，她在洛桑生下了本杰明·贡斯当，一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成为受贡斯当一生不正常行径之害的第一个女人。他父亲将他随意地托付给许多教师教养过。第一位教师以打骂、好言哄骗双管齐下，教导贡斯当在幼年时即精通希腊文。不过，这些体罚伤害了贡斯当的健康，因此他又换了一位家教。这位教师居然带他至布鲁塞尔的花街柳巷冶游。第三位教师为他奠定了音乐的素养，但不曾教导贡斯当读书，全靠他自修。他一天往往读书8到10个小时，因此视力受到了无法复原的伤害。他博览群书，也因此永远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曾在埃朗根大学一年，又转至爱丁堡大学。在这里，他亲自体验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余晖，但他染上了赌瘾。他一生不治行检，除女色外，赌为戕害他最深的。在巴黎、布鲁塞尔浪迹几年后，他最后定居瑞士，为了证明异教较基督教优越，开始了宗教史的写作。

贡斯当早年生活糜烂，他的情妇一个接一个，赌场也是一个接一个。1785年，他父亲安排他寄居巴黎的让·巴蒂斯特·苏阿尔家中，这是一位博学而和蔼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待贡斯当十分亲切，据贡斯当说：

他们那一群人十分喜欢我。我的思想当时还不够坚实，漏洞百出，但时有隽语的趣味。我读书不专，但比起当时年轻一辈的文人略胜一筹。我性格与众不同，这些都引人注目……现在回想当时所说的话，回想我目中无人的骄态，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容忍我的。

1787年，他邂逅了他所谓“第一位我认识的智慧超群的女人”。泽利德——伊莎贝拉·范·杜伊尔——为鲍斯韦尔在荷兰时苦苦追求的名女人。她拒绝了鲍斯韦尔等人的求爱而和哥哥的家庭教师结婚。1787年，她正无可奈何、郁郁不乐地和他住在纳沙泰湖附近的科伦比叶（Colombier）。她前往巴黎督导她的小说《卡利斯特》（Caliste）出版时，与贡斯当邂逅。她当时已47岁了，但在这位19岁的浪子眼中，她风韵犹存，体态诱人，才艺不凡。贡斯当一向以思想成熟为豪，在她面前却显得只是少年轻狂、言谈幼稚。贡斯当后来说：“我仍热烈地怀念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饮着茶，无所不谈，兴致总是那么高昂。”她回到科伦比叶后，他也在附近的洛桑住下来。她的丈夫以为两人年岁差距甚大，因此误认两人的交往仅是友谊而已。她热心地教导贡斯当，他从她那里了解了女人的狡猾和男人的谎言。“我们讥笑、咒骂人类，大家为对方妙语醉心不已。”

他的父亲终于打断这场有些许学术意味的爱情游戏。他把贡斯当送到不伦瑞克公爵处。这位公爵不久即将领军对抗法国大革命。贡斯当在宫中担任典礼官。宫廷礼仪之暇，他落入了女伯爵克拉姆的温柔陷阱，与她结婚（1789年5月8日）。不久他就觉得做丈夫不及浪子有趣。他说，米娜（克拉姆）喜欢“狗、猫、鸟、朋友、情夫”超过合法的伴侣，因此诉请离婚。离婚后，他恢复了自由之身。不久，他又对马伦霍尔兹男爵的妻子哈登贝格产生了感情。她不肯委身做贡斯当的情妇。不过，她愿意和男爵离异，然后和他结婚。想到另一次婚姻的可怕，贡斯当逃回了洛桑（1793年）和科伦比叶，于是泽利德又开始了她的教育。他现在已经26岁了，她觉得他应该远离多彩多姿的生活，安定下来。她对他说：“如果你认识了一位活力充沛的年轻女子，她也能和我一般爱你，同时不比我笨的话，我会有这个度量说：‘去找她吧！’”令她惊而气愤的是，他居然不久就找到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郎。

1794年9月28日，在尼永至科佩途中，贡斯当邂逅了28岁的斯塔尔夫人。他“跳”上了她的马车，开始了一场15年充满海誓山盟、眼泪、情话的爱情喜剧。他从不曾见过比她更智慧过人、意志坚强的女人，而她的热情更为少见。他经过了放荡无度的少年时期，已无个人风骨可言，由于荒唐淫乱的生活，他已失去了天生的活力。面对着斯塔尔夫人的气势，他孱弱不堪一击。他轻易地赢取了斯塔尔夫人，但也是打了败仗。虽然她接受他成为情人，还让他相信他是阿尔贝蒂娜的父亲，但她也不知何时哄骗他签署了永远效忠的誓约。这卖身契，加上他积久的债务，在即使两人都已带着不同的伴侣上床后，仍然束缚着他的身心。此誓约如下：

我们誓言为彼此奉献此生，我们要郑重宣告我们两心相系，永不分离。我们将安危与共，永不贰心。我们愿尽所能，坚固此情此意。

我愿郑重宣告谨以至诚，誓守此盟誓。世间万物除斯塔尔夫人珍贵情爱外，均不足珍惜。四月来与夫人共度晨昏，世上再没有比我快乐的人了。此生我若能使她欢享青春年华，老年共同安享余年，与红粉知己厮守终生，将是此生莫大乐趣。若无斯塔尔夫人，世事于我全为虚幻。

贡斯当谨誓

1795年，他随她前往巴黎。他们抱持同样的政治立场，拥护督政府，对拿破仑政变的现实视为必然的趋势而接受。后来他接受拿破仑委派为护民院一员，从此他成了他自己和她的代言人。可是等到第一执政逐渐显示了独裁的趋势，这对情人立刻同声反对。她在沙龙里，他在第一次演说里（1800年1月5日），都大声疾呼不可限制护民院议事的自由。他以口才雄健，一时闻名遐迩，可是一等到护民院定期更迭时（1802年），他立刻被人取代了。可是这对情人仍然奋战不已，拿破仑只好将他们通通赶出了巴黎。

贡斯当陪她回到了科佩。两人的感情显然已冷淡多了，变成了柏拉图式淡泊的情绪。他告诉自己：“我需要女人，但斯塔尔女人味不够。”他建议两人结婚，但她拒绝了，她说这样做会牺牲她的社会地位及女儿的婚姻前途。不久，1802年9月，她爱上了乔丹。她邀请他共同前往意大利，她愿代他付一切费用，并向他誓言：“我深爱君，愿为君忘记一切。”可是，乔丹拒绝了她的追求。1803年4月，贡斯当离开科佩前往巴黎30英里外的曼福利叶（Mafliers），他已在当地置产。这年秋天，斯塔尔夫人冒着触怒拿破仑的危险，举家迁往曼福利叶的乡居。拿破仑得悉此事后，通知她必须遵守远离巴黎120英里的放逐规定。她只好转往日耳曼。贡斯当为执政的严酷而激愤，又怜悯斯塔尔夫人，于是决定陪她前往。

路途艰苦，他一路照料他们一家。到了魏玛后，他十分高兴，而且定居下来写作其宗教史。1804年1月22日，他开始记日记。第一篇的笔调轻快：“我刚到魏玛，我希望多留一段时间。这里有图书馆，有合乎我口味、言之有物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有安静的工作环境。”从另几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这段时间里心灵的进展：

1月23日：今天写得不多，效率不佳。但见到了歌德，不虚此日。此人心思细腻、自负，可说是多愁善感。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相貌清秀，体态略嫌孱弱……晚餐后与维兰德小谈——他冷静有如智者，轻逸又似诗人，有法国人的气质……赫德像一张柔软温暖的床，躺上去可以做着愉快的梦……

1月27日：缪勒和我谈起他写作世界史的计划……他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我们对此问题答案的决定，人类的演进将显现完全的相背：如果创造，则是坠落；如果未创造，则是改善。

2月12日：再读歌德《浮士德》第一部，日耳曼人认为此书深奥无比，可是我倒比较喜欢。

2月26日：访歌德……

2月27日：与席勒夜谈……

2月28日：与席勒、歌德共进晚餐，如歌德这般轻逸、文雅、雄健、广博的人诚属不可多得。

2月29日：明日赴莱比锡。离开魏玛，不能不凄凄焉！这里的3个月真是高兴：我读书，生活安定，没有烦恼。我还能不满足吗？

3月3日：前往莱比锡博物馆……当地图书馆藏书8万册……我为什么不干脆留此工作呢？

3月10日：购一批德文书，共计6路易。

在莱比锡，他离开了斯塔尔夫人，前往洛桑与家人小聚。他一到达即得知她父亲的死讯——“这位内克先生，这么好的人，正直、慈爱、无瑕，他对我真好！今后谁来指引他的女儿呢？”他立刻赶到日耳曼，想婉转地告诉她这个坏消息。他知道她必因丧父而哀痛逾恒，于是陪着她回到科佩，并陪伴她直到她振作起来。

她最需要他的这段时光，他却渴望离开她。他希望自由自在地发展政治和个人的事业，而不必受她的利益牵连。他觉得他因成为她反抗拿破仑的副官，而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1806年4月的日记里，他分析着自己的矛盾心情：“我始终想跟斯塔尔夫人分手，可是每一回这么想，第二天早晨又会变了心意。她激烈和冒险的作风使我受苦受难，终日身处险境。我们必须分手……这是我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唯一途径。”一个月以后，他的日记记载着：“这个晚上真难受，我们有一场不经思考、残忍狠毒的争吵。不知是她还是我疯狂了！这样下去怎么办？”

正如许多无法处理人生的作家，他写下自己的故事来舒展心中的郁闷。他的小说虽经细密修饰，但仍明显有自传的痕迹。他一方面厌恶斯塔尔夫人的专横、侮辱，另一方面为自己迟疑不决、意志薄弱而生气。他在15天之内（1807年1月）写下了19世纪第一本心理小说，多达100余页。这本书剖析心理的细致超过许多同类的作品，对男人女人都做了无情的描述。

《阿道夫》追溯主人公漫无目的的年轻时代、零星杂乱的教育历程、草率的感情、对书本的热爱，这些也使他失去了对宗教的信心，使他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体验了人生的荒唐。他几度情海漂泊，最后结识了爱乐诺，把他这段风流生涯带入了悲剧的高潮。她是一个抛弃家庭、名誉、前途，去做某公爵情妇的贵妇人。但是社会往往以法律和风俗来约束不合社会规范的欲望，来建立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如果有人违反这些保护社会的规范必遭排斥。阿道夫发觉大家对这种女人往往口诛笔伐——对男人就要优厚多了。他对爱乐诺因此起了怜悯之心，他倾慕她的勇气。不久这些情感很容易地转变成了爱情，或许下意识里是满足他再一次征服的自尊心吧！可是他不再热情奔放，已能冷静地控制自己时，她却完全屈服了。她离开公爵及其财富，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想只靠阿道夫的津贴生活。可是，他对这座投降的城堡的兴趣日益低落了，她对他却更为痴情。他想要与她一刀两断，她斥责他，他们大吵，最后分开了。她离开了他后，贫困交迫，又失去了生活的意志，日渐憔悴了。他最后回到她身旁，这时她已奄奄一息，终于死在他的怀里。

贡斯当尽力不使书中情节显示出这些人物是科佩的居民。他的女主角像一个波兰人，个性柔顺，最后失意而香消玉殒。不过，所有熟识本书作者的人都看得出，阿道夫就是贡斯当，爱乐诺就是斯塔尔夫人。有9年之久，贡斯当不肯将这本书出版。但虚荣心往往麻痹了谨慎，他曾经将草稿的全部或部分朗读给朋友欣赏，最后还念给斯塔尔夫人听。到完结时，她已经昏倒在地上。

这时，哈登贝格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为他的生活短暂地加入了活力。她已经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如今又开始厌倦了第二任丈夫——泰尔特子爵。于是她和贡斯当又燃起了旧日情焰。1808年6月5日，他们结婚了。但贡斯当为了安抚斯塔尔夫人，不久又回到科佩去服侍她，哈登贝格也回到日耳曼。直到斯塔尔夫人找到了新情人罗卡（1811年），贡斯当才获得了自由。他和哈登贝格定居哥廷根，同时利用当地的大学图书馆，重新开始了宗教史的写作。此后的两年应该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幸福和他似乎没有多大的缘分。1813年1月，他由纳尔博纳伯爵处得到拿破仑在俄国惨败的消息，他感到拿破仑下台的日子已不远，于是他不安于室的本性又发作了。在日记里他问自己：“难道我要一直袖手旁观吗？”节节胜利的联军将拿破仑赶回莱茵河畔时，贡斯当也到了汉诺威，晋见了贝纳多特。在贝纳多特的怂恿下，他写了小册子《征服的本质》，把法国的崩溃归罪于拿破仑的独裁作风。1814年1月，这本书出版时，正是联军向法境推进的高峰。由于此书，他成了联军领袖的宠儿。满怀着东山再起的热望，他随联军进入了巴黎（1814年4月）。

他前往斯塔尔夫人重开的沙龙，却发现她对他已全无兴趣。既然哈登贝格仍然留在日耳曼，他在日记中宣称他爱上了雷卡米耶夫人——尽管他一直嘲笑她半推半就，实则不可侵犯的战略，他私下对布罗伊伯爵透露，他愿意牺牲一切来换取雷卡米耶夫人的肉体。她一直忠于波旁王朝，她知道拿破仑已由厄尔巴岛逃出的消息，而且已在戛纳登陆时，她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因此，她怂恿贡斯当在《巴黎日报》（1815年3月6日）上撰文呼吁法国人民起来反抗“篡国贼”，他说：“拿破仑答应为法国带来和平，但是他的名字就是战争的信号。他答应给法国胜利，可是有三次，在埃及、西班牙、俄国——他曾弃甲而逃，抛弃大军，他是一个懦夫！”雷卡米耶夫人在毫无斗志的贡斯当胸中已点燃了一股破釜沉舟的豪情壮志。3月19日，他在《论坛日报》上宣告世人，他随时愿意为复辟的国王殉难。可是，当晚路易十八就逃往根特，第二天拿破仑就进入了巴黎。贡斯当藏匿在美国大使馆内，拿破仑通令大赦，贡斯当于是又露面了。3月30日，约瑟夫向他保证拿破仑一定不咎既往。4月14日，拿破仑召见他，并请他撰写一部以自由宽容为主旨的宪法。拿破仑曾对草稿大加修改，然后明令公布以为法国政府的新宪法。贡斯当一时风光之至，得意忘形。

6月20日，正当他为皇后读着《阿道夫》时，萨瓦里前来通报两天前拿破仑在滑铁卢全军溃败。7月8日，路易回到土伊勒里宫，贡斯当呈上了言词卑下的求情书。国王认为他虽然文笔甚佳，但只是思想幼稚、误入歧途的少年而已，于是出乎众人意料地原谅了他。全巴黎都不屑与贡斯当为伍，并拿他的名字（意为善变）来开玩笑。他写信给雷卡米耶夫人，说他原谅她“毁了”他的事业、前途、名声和幸福。10月，他前往布鲁塞尔，回到了耐心的哈登贝格身边。1816年年初，他们共同渡海赴英，出版了《阿道夫》一书。9月，他带着新著回到巴黎，又跃入了政治圈，开始了生命中新的一章。

夏多布里昂（1768—1815）

·年轻时代

与夏多布里昂同时代的法国人公认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1849年，圣伯夫也说“他是现代文学的大师”。另一位博学的人法盖（émile Faguet）于1887年左右写道：“夏多布里昂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培利叶德（Plélade）以来最伟大的时代。”他忘记了中间的伏尔泰。也许因为他和夏多布里昂时代相近，才有这种评论吧！的确，他统治法国文学的年代仅有伏尔泰可与之分庭抗礼。正如伏尔泰的崛起代表哲学战胜了宗教，夏多布里昂代表宗教战胜了哲学。不过，在有生之年他又看见怀疑宗教的风潮复生。一股思潮都是轰轰烈烈地延续一段时期后，又将逐渐衰颓而产生相反的潮流，而隔几代后又再行复兴的。人世间物极必反的规律正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他曾说：“我这场人生戏剧可分成三幕。由童年到1800年，我是军人、游客。从1800年到1814年经历执政、帝国时代，我致力于文学创作。由复辟到今天（1833年），我过着政治生涯。”不过，还应该有第四幕的完结篇（1834—1848年），这时人们虽然还记着这位演着三重角色的主角，但除了少数好心的女士外，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在时光的烟雾里，他已慢慢消逝。

“我的名字最初是‘Brien’……然后变成‘Briand’。11世纪初，布里昂家族在布列塔尼取得一座重要城堡，这座城堡成了夏多布里昂男爵世家的所在地。”不过，这个显赫的家族逐渐没落，到他父亲时，只剩下了城堡和祖先的光荣回忆。夏多布里昂的父亲于是前往美洲，创下了小小的事业，回来后他娶了伯德为妻。她为他生了好几个小孩。由于负担沉重，他的性格因此变得内向沉郁。这种性格传给了他最小的，也是唯一为人怀念的儿子。母亲终日劳累而且多病，但由于信仰的虔诚，她安于劳苦。1768年9月4日，她在邻近英伦海峡的圣马洛生下了夏多布里昂。在他以前，她有4个小孩不幸夭折。他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自从我出世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人生没有比生产更大的痛苦了。”他的妹妹露西尔体弱多病，两人同病相怜，相依为伴，因此两人终身对婚姻不感兴趣。从英伦海峡弥漫而来的雾气，终日拍打海岛家园的海潮，造成了他忧郁的性格，但这些景色也成了他甜美的回忆。

9岁那年，全家迁至在孔堡的产业，并因此获得公爵的头衔，夏多布里昂也成了子爵。他前往邻近都耳求学。负责该校教导的神父在他母亲的请求下，尽力引导他未来走向神职。他们为他奠定了古典文学的根基。不久，他就能翻译荷马和色诺芬的作品。“在都耳的第三年，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未经删节的《贺拉斯》。我由他忽然发现了异性神秘的魅力。可是我以前除了母亲、姐姐之外，不曾接触过任何异性……一方面情欲煎熬，一方面我又恐惧着地狱的阴影……这种感觉折磨着良心和肉体。无知纯洁的我就这么一直和原始的情欲及恐怖的迷信搏斗着。”他从没有和别的异性来往过，由于他对异性的倾慕，他在心中塑造了一幅女性的完美意象。他终生追求这个理想的意象，这或许因而也阻碍了他正常的发展吧！

第一次圣餐将要来了，他却不敢将心中秘密的情欲向接受他忏悔的神父承认。最后他鼓起了勇气去做时，神父友善地安慰他、赦免他。这时他感到了“天使般的喜悦”，“第二天，我获准参加了这个庄严动人的典礼，这是我在《基督教的精神》一书中提到的一景，但其中的气氛实非笔墨可以形容的……圣坛上的圣体就好像身旁母亲一般的真实……我觉得心中似乎燃起一线光芒。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微微颤抖着”。3个月后，他离开了都耳学院。但是，“这些默默无名的老师常留在我的记忆里”。

但是，他阅读逐渐广泛后，对信仰也产生了疑惑，他对宗教的热情也逐渐冷淡了。他向双亲坦承他并没有服行圣职的心志。17岁那年，他前往雷恩学院接受两年教育，预备在布雷斯特海军任职。1788年，20岁那年，他到当地报到，接受测验。可是他对海军的生活和纪律十分害怕，又回到了孔堡父母的身旁。然后，或许为了缓和他们的不满，他同意前往迪兰学院，接受神职的训练。“其实我只是想利用时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最后他加入陆军担任军官。他随侍路易游猎，也见到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幕史实。他同情革命，但1790年革命政府废除了所有贵族和封建权利后，他的思想又改变了。他的军团投票赞成加入革命军后，他辞职了。依赖着父亲死后遗留的一笔中等收入，他鼓起勇气，于1791年4月4日前往美国。他说他当时想发现一条贯穿北美北极的西北通道。“当时我是一个狂热的自由主义者。”

1791年7月11日，他抵达巴尔的摩，骑马至费城和华盛顿总统共同进餐，华盛顿觉得他的宏伟计划很有趣。然后他前往奥尔巴尼，雇了两名向导，买了两匹马，然后意志高昂地向西前进。沿途壮丽的景色使他叹为观止，在夏日的艳阳下，山川湖泊浑然一体。在这些旷野和自然艺术的杰作里，他逃避了文明的纷扰，怡然自得。他将一路的所见所闻记载在日记里，加以润饰后写成了《美洲之旅》（Voyage en Amérique）一书出版。在这些札记中，已可看出他文字秀丽生动的风格：

原始淳朴的自由，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像眼前飞过的鸟儿尽情遨游，除了有时要寻找阴影的庇护外，我没有一丝不自在。我正如上帝创造时一般的纯洁，我是自然的主宰。我越过大泽，越过河川，溪中的居民一路伴我，陆上的野兽向我敬礼，空中的万民为我歌颂，我路过丛林，树木都低下梢头。我们不朽的标记是刻在社会人的额头上或刻在我的额头上呢？你们这些人，把自己关在城市里吧！去屈服于繁文缛节的约束吧！去！额头流着汗，赚取你的面包或吞食穷人的面包吧！去为了一句话，为了主人，自相残杀吧！你们自管去怀疑上帝的存在或迷信地崇拜他，而我将独自遨游，我要和自然一般自由，我要在自然中崇拜上帝，他点亮了太阳的火焰，他手臂一击便启动了大千宇宙的运行。除了他，我没有别的主宰。

这段文字包含了浪漫主义所有的表征：自由，大自然，与万物为友，对城市文明的鄙弃，对人类为争面包、争权力自相残杀表示厌恶，崇拜自然中的神，除了上帝的律法，不受任何拘束等。在此书中，夏多布里昂已背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此外，他的许多描述只是出于幻想，并不符合实情。美法两国的批评家不久就发现书中有许多错误、夸张、不可思议的疑问。但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无关紧要。这是一篇所有女性、许多男性读了都深为感动的散文。自从卢梭、贝尔纳丹以来，从无如此华丽的散文作品。在他笔下，自然显得何等光彩艳丽！文明显得何等滑稽可笑！他不久又将以生动的文笔来歌颂美洲印第安人是“伊甸园”的主人，是智慧的长老。歌颂泛神教是道德和艺术的母亲，是人类救赎的根源，因此推动了浪漫主义。在《阿达拉》（Atala）、《勒内》中，夏多布里昂歌颂了印第安人；在《基督教的精神》中，他歌颂了泛神教。

这位诗人探险家骑马穿越纽约州，受到奥农达加印第安人的款待，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夜宿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他听到了瀑布震耳欲聋的吼声。第二天他失神似的站在冲入末端的大河旁，“我身不由己，只想投身其中”。为了由下游一观瀑布的奇景，他沿着石坡攀缘而行，却不幸失足，跌断了一只手，幸亏印第安人施救才脱险。他沮丧极了，竟然打消西北行的美梦转而南行，行至俄亥俄河。从这里开始，他的叙述就大有问题了。他告诉我们：他沿着俄亥俄河至密西西比河，然后至墨西哥湾，越过千山万水，到达佛罗里达。后人比较了路程、交通工具、时间，认为不能相信他的描述。同时认为书中花草的描写也和一百年后这个地区的风景、植物大不相同。但是，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于垦殖、开矿、地壳的变动，也可能会改变生物环境的。

夏多布里昂在米诺族印第安人处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动身向西北行，到了今日伊利诺伊州的奇利科西。他在当地英文报刊上看到了路易逃亡到瓦雷纳（1791年6月22日）被捕的消息。他担心囚禁的国君性命会旦夕不保，“我对自己说‘回法国去吧’！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旅程”。1792年1月2日，经过9个月的异国漂泊，他又回到了法国。此时他才22岁。

·发展

他已经几乎把家产挥霍一空。身处这个仇视子爵的国度，战争和“九月大屠杀”的前夕，他前途茫茫，自身不保。他的姐姐建议他靠婚姻取得一笔财富，而且为他找到了一位嫁妆不算微薄的17岁新娘维涅。他们1792年2月21日成婚。几十年来，他经历多少风霜、多少情场波折，维涅始终对他忠心不贰。她仰慕拿破仑，但在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20年的敌对中，她对自己的丈夫忠心耿耿。过了许多年后，他终于爱上了她。他们婚后住在巴黎，靠近他的姐妹露西尔和茱莉。他将妻子的一部分财产投资于教堂产业，结果在革命政府没收教会产业时损失了，有一部分则在赌场上挥霍一空。

1792年4月20日，法国立法会议向奥地利宣战。法国流亡贵族组军加入奥地利，以图推翻革命政府。夏多布里昂并不想真正反对革命，但觉得有义务加入贵族同伴的行列。于是，在巴黎贵族大批入狱、遭受屠杀的前夕，他离开了妻子、姐姐，赶到科布伦茨，加入流亡贵族的行列。他后来参与了攻击蒂永维尔（1792年9月1日）的行动，不幸失败，他也因大腿受伤而光荣退伍了。由于不能通过动乱的法国回到妻子身边，他前往奥斯坦德，路程大半都靠徒步，然后设法到达泽西岛，在一位叔父的照顾下，他身体逐渐复原了。1793年5月，他渡海前往英伦。

在英国他尝尽了贫苦的滋味，虽然“我有些不正常的性格，我还是摆脱不掉喜爱自由的浪漫思想”。他能安于现况。他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给予法国流亡贵族的津贴，他给私人及在寄宿学校教授法文，勉强维持生计。这时，他爱上了一位学生——艾甫斯，她的父母希望他和艾甫斯结婚，他只好承认自己已是有妇之夫。同时，他的妻子和姐姐茱莉，在法国已锒铛入狱，他的长兄、大嫂及大嫂英勇的祖父马尔塞布都已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22日）。他的妻子、姐姐，直到罗伯斯庇尔下台、恐怖时代结束，才获得自由。

妹妹露西尔早就注意到他在文字方面颇有天分，因此，鼓励他以写作为业。在英国的几年，他开始撰写一部规模庞大的散文史诗《纳奇兹人》（Les Natchez）。在2383页的篇幅里，他倾诉着浪漫的梦想，歌颂着美洲印第安人。然后，怀着成为名哲学家的热望，1797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论古今革命的渊源》。就一位29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不凡的成就。全书结构虽然松散，然而引经据典，广博宏大。夏多布里昂认为，革命是历史上定期的现象，常循着叛变、骚动、独裁的常轨而进行。古希腊人黜其国君建立共和，然后又为亚历山大统治。罗马人黜国君建立共和，然后又为众“恺撒”统治。在这本书里，在1799年政变两年以前，夏多布里昂已预言了拿破仑的出现。他说，历史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轨道或同样轨道的重现而已。历史或稍有变化，纵有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但不论如何动乱，人性永远有善有恶。世上并无真正的进步。知识的确在成长，但利用知识的是永远不变的本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相信“人类具有无限的良能”，这只是幼稚的幻想。不过（许多读者都为这个结论大吃一惊），启蒙运动成功地破坏了基督教思想。经过这个政治稳定但知识战争的时代，我们年轻一代的宗教思想不可能再恢复旧观了。那么，什么宗教将取代基督教呢？恐怕再也没有了（这位年轻的怀疑论者这样下结论）。文化、政治的不安有朝一日必将毁灭欧洲文明，欧洲将回到洪荒未辟前的野蛮时代。现在的野蛮民族将崛起创造文明，而他们经过了辉煌灿烂的年代也将再遭遇革命，又回到野蛮的时代。

这本书使夏多布里昂在流亡贵族人士中声名大噪，但震惊了那些觉得贵族阶级和宗教应该共生死的人。他们的不满影响了夏多布里昂，以致他后来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为此书赎罪。

不过，现在他正为了母亲的死大为悲恸。1798年7月1日，他接到了姐姐茱莉由法国寄来的信：

亲爱的弟弟：我们刚刚失去了最慈爱的母亲……她不知为你的错流过多少眼泪，在这些守本分的人看来，你的错真令人痛惜。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希望你能张开眼睛，放弃无益的写作。但愿我们的祈求感动上苍，让我们重逢，让我们同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夏多布里昂接到这封信时，附着的一封信却报告了茱莉的死讯。后来在《基督教的精神》的前言里，他将后来作品思想的改变归因于这些噩耗。“这九泉之下的两声呼唤，这死的信息诠释着死的信息，大大地打击了我，我从此变成了基督徒……我哭泣，我相信了。”

我们难免怀疑一个人岂会如此突然戏剧性地转变了信仰。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的意义，他的转变是真诚的。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他可能由不信宗教逐渐体会到基督教的美，然后体会到其助人为善的宗旨，最后肯定了基督教的价值。认为虽然基督教有小小的瑕疵，但值得个人的信仰，值得大众的支持。但夏多布里昂既为诗人又为哲学家，他也许用了一个文学的比喻将这个缓慢的过程归因于瞬间的灵悟吧！在这世纪末的岁月里，朋友丰塔纳的信也影响了他。丰塔纳在信中描述法国正因道德沦亡而衰颓不振，因此人们越来越渴望回到教堂和神父身边。依丰塔纳的判断，这种精神的饥渴不久就将造成天主教信仰的复兴。

夏多布里昂于是决心成为此复兴运动的喉舌。他由艺术道德的观点而不由科学哲学的观点来为基督教写作、辩护。他想，虽然我们年轻时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大半只是传说，而非史实，然而它们吸引并启发了我们，它们多多少少教导了我们去遵行这些希伯来的戒律。而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文明。这些信仰协助人们克制了不合群的欲望，忍受了不平等、罪恶、痛苦、死亡，如今人们却要把这些信仰夺走，这岂不是莫大的罪恶吗？夏多布里昂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现了他好疑的天性，但也写出了他对宗教的信仰：“我的本性不容易相信任何事物，甚至我自己，轻视一切事物——华贵、凄惨、人民与国王。不过，我的理智克制了这种本性，命令它向真正美好的事物，如宗教、正义、人类、平等、自由、荣誉而顶礼膜拜。”

1800年初，丰塔纳促请夏多布里昂返回法国。这时，丰塔纳正是第一执政眼前的红人，他愿保证这位年轻流亡贵族的安全。而拿破仑也正在思量如何恢复天主教思想。一本申论基督教美德的好书诚然可以帮助他应付雅各宾派必然的攻击。

1800年5月16日，夏多布里昂回到妻子和露西尔的身边。丰塔纳将他引入了聚集在美丽而弱不禁风的博蒙特女伯爵家中的文人团体。她父亲蒙默里伯爵曾经做过路易的外交大臣，后来死在断头台上。她不久成了夏多布里昂的情妇。在他的乡居，在她的鼓励下，他完成了《基督教的精神》。不过，因为这本书的旨趣和当时知识分子怀疑宗教的风气大相歧异，夏多布里昂认为出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1801年，他只摘录其中100余页在巴黎出版。在书中他真诚虔敬地歌颂基督教的德行，赞美浪漫的爱情。因为这本书，他立刻成为巴黎文教界的热门人物，也成了女士的偶像，更成了复出的天主教人士的宠儿。

他把这本书命名为《阿达拉》或《两个野蛮人的沙漠之恋》（The Loves of Two Savages in the Desert）。最初的地点在纳奇兹印第安人居住的路易斯安那，故事的叙述人是双眼全瞎的老酋长谢克塔。这位酋长叙述他年轻时被敌人部落俘虏的经过，如何被判焚死，如何被一位印第安女郎阿达拉所救。他们一起逃走，越过沼泽丛林，越过山川河流。由于朝夕相处，共同患难，他们落入了情网。他想达到情欲的巅峰，但她拒绝了——因为她在母亲垂危时已立下了终生守贞的誓愿。后来他们遇见了一位老传教士。他也赞成她守贞的意志，他嘲讽爱情只是一场酩酊大醉，他说：婚姻是痛苦的归宿，比死亡还要恐怖。阿达拉在灵肉之间挣扎（如历史上的许多人物一般），最后只好服毒解脱。谢克塔意志消沉，但传教士开导他说死亡是从人生快乐地解脱：

虽然我已度过多少岁月……我从不曾遇见一人不会被幸福的幻想愚弄，从没有见过一颗没有暗藏创痕的心。表面宁静的心情正好像佛罗里达平原的天然水井，表面清澈无比，但你看向井底啊……你却发现一只大鳄鱼，一只井水滋养肥壮的大鳄鱼！

夏多布里昂对阿达拉葬礼的描写——神父、异教徒携手为她的遗体覆土——成了浪漫主义文学家喻户晓的一景。这个情景也引发了吉罗代·特里奥松的灵感，1808年创作了拿破仑时代最伟大的绘画之一《阿达拉的葬礼》，全巴黎的人看了都不禁落泪。1801年的法国仍然盛行古典传统的风格，因此这本小说并没有赢得一致的好评。书中文学语言的华丽，利用爱情、宗教、死亡这些自古用来激动人心或年轻男女的主题，自然大千世界的变幻替人间的喜怒哀乐伴奏，这些技巧引起了某些评论家的嘲讽。但夏多布里昂淳朴的语言、文体恬静的节奏、花草树木的形姿声色、山川河流构成的生动背景，也获得了众人的赞美。这时的法国人心正适合接受宗教和贞节的礼赞，拿破仑也正在与教会和解缔盟。现在，似乎是出版《基督教的精神》最佳的时机了。

·基督教的精神

1802年4月14日，即公布教廷协同的同一周内，五卷本的《基督教的精神》问世了。1865年，勒迈特（Jules Lemaître）写道：“在我看来，《基督教的精神》为法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著作。”丰塔纳在《导报》撰文，对此书大加赞美，溢美之词无以复加。1803年，此书印行第2版，这版是奉献给拿破仑的。从此以后，这位文学家觉得：除了拿破仑以外，他已是天下第一人了。

这本书对基督教，这个在希腊罗马时代以后创造、孕育欧洲文明的宗教，指出了其外在独特的表征和内在生生不息的精神。夏多布里昂告诉我们，基督教表现了对人类需要和痛苦的关心和了解，基督教对艺术产生了各种启示，基督教为道德和秩序提供了坚固有力的支柱。由此论点，他进一步否定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和传统是否可信可靠只是枝节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基督教是否真的对西欧提供了无法估计的贡献，是否真正为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

比夏多布里昂注重理论逻辑的人，可能会以与天主教教义分离的革命后法国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没落衰颓的景象为始。但夏多布里昂是感情型的人，他认为他比起伏尔泰这些致力“击毁”宗教专制“耻辱”的启蒙家，将更容易为大多数法国人接受。这种假设完全正确。他自称“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他比卢梭更积极地反对理性主义。斯塔尔夫人为启蒙运动辩护，他还曾加以辩驳。因此，本书以打动读者感情作为开始，得到了情感的共鸣才辅以理智的说服。

他首先开门见山，揭示了他对三位一体的信仰，即上帝为创造宇宙的圣父，上帝为救赎世人的圣子，上帝为启迪庇护世人的圣灵，他认为三位一体的奥秘是不易以凡人的心灵去理解的。不过，我们并不需要顾虑这些教义是否真实、合乎理智。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全知全能上帝的信仰，人生将如同无情的挣扎，罪过和挫折无法救赎，婚姻成为脆弱的结合，老年只是一段阴沉的肉体分解的过程，死亡成为龌龊而不可逃避的痛苦。教会的圣礼——洗礼、告解、圣餐、坚信礼、婚配、涂油礼、按手礼，将我们成长、凋零这些痛苦的过程升华为精神的成长历程。在教士的导引下，在庄严的典礼中，促进了心灵的提升。个人在这些圣礼中与强大坚定的信徒结为一体，与救赎世人的慈爱耶稣，与慈爱世人无玷的圣母，与全知全能、赏罚分明、慈悲为怀的上帝结为一体，我们渺小的形体因而获得了力量和支柱。有了信仰，人由最大的苦难中解脱了——他不再是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不再过着无意义的生活。

夏多布里昂接着把异教哲学家倡导的美德和基督教的教义加以对照比较：前者为坚毅、节制、谨慎，其目的是个人的修身，后者为信、望、爱——这些教训升华了人生，强化了社会的伦常。死亡只是再一次的新生。他又比较了两者的历史观：哲学家视历史为个人团体奋斗、挫折的写实，而基督教视历史为人类克服本性、原罪，去博爱世人的心路历程。我们不愿认为天空只是岩石和尘土偶然堆积而成的自然现象，那样虽然连绵不断却毫无意义，虽然美丽却无声息。我们宁愿相信穹苍昭示着上帝的荣光。我们注视着鸟兽飞禽的秀美时，观察着这些生生不息、美丽迷人的形体时，我们怎么可能不会觉得内中存在着上帝的意旨呢？

谈到道德，一件痛苦的事实似乎明显地摆在夏多布里昂眼前：道德规范必须得到上帝的护持，否则必因人性的堕落而崩溃。任何起自人类而不起自上帝的规范，都不能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克制天生不合群的人性。畏惧上苍之心为文明的起源，敬爱上帝则为道德的目的。同时，父母师长神父必须将对上帝敬爱畏惧的心理代代相传下去。没有宗教传授子女的父母，没有教义支持的教师必将发现：他们未经神启的教训，根本无法对抗自私、情欲、贪婪等衍生不息的势力。最后，“没有天国的期望即不可能有道德”，也就是说，世上有德者的苦难必定有来世的补偿。

夏多布里昂又指出，欧洲文明几乎完全归因于天主教教会——由于她支持家庭、学校，由于她宣扬基督教美德，由于她检束清除了横行的迷信和风俗，由于她的告解制度有助于清涤人心，由于她鼓励启发了文学、艺术，欧洲文明才得有今日。中世纪舍弃了对真理漫无目的的探索，追求至上的美感，因此创造了哥特式教堂的杰作，这些建筑要远胜过万神殿。异教文学虽然有益心智，却戕害德行。因此，《圣经》比荷马伟大，先知的教训比哲学家更能启迪人心。最后，耶稣的一生和训诫，其感人肺腑影响广及之处，是哪一本小说能相比的呢？

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经历法国大革命动乱时期或饱尝人世风霜的人，这些在感情上已倾向于宗教的人，对于他们，像《基督教的精神》这样的书才会有感召力。夏多布里昂的朋友哲学家儒贝尔就曾说过：他信仰天主教是为了逃避革命时期难以忍受的恐怖环境。读者对书中幼稚目的论的教训也许会觉得可笑吧，如“鸟显然是为了我们的耳朵而歌唱的……虽然我们对他们残酷不仁，但它们必须服从天命，因此不得不以歌声陶醉我们”。但是，这些读者也都为本书文体的典雅、韵律陶醉。因此，他们对夏多布里昂的论点，如：用希腊三女神解释三位一体，或引用马尔萨斯对人口膨胀的隐忧为神职独身制度辩解。即使书中部分论理稍嫌薄弱，但他的文笔引人入胜。同时，大自然在带来几次地震、洪水、狂飙之后，居然还听到夏多布里昂在赞颂她的可爱，想她也会受宠若惊的吧！

然而他真的信仰宗教吗？据说，1801年以至晚年，他已不奉行复活节仪式，如告解、圣餐，这是教会对信徒最起码的要求了。西斯蒙弟曾记载1813年和他的一次谈话：

夏多布里昂看出欧亚两洲的宗教都呈现出普遍的衰微现象，他将这些瓦解的征兆喻作恺撒时代多神教的局面……他由此下了结论：欧洲各国将随宗教的消失而灭亡。听到这么开放的言论，我大吃一惊……夏多布里昂谈论宗教……他认为宗教为维持邦本必需的。他也认为大家必须有信仰。

60年来他内心一直怀着对宗教的疑惑，难怪他永远不能克服如在《勒内》一书中描写的年轻时的悲观思想。晚年时，他曾说：“我的出生实在是一个错误！”

·勒内

《基督教的精神》为浪漫主义运动在宗教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这本书虽然未对爱的理想多加阐扬，但对信、望的更生拟定了方案。它颂扬中世纪的诗歌艺术，因而刺激了哥特式建筑的复兴。这本五卷的巨著最初不仅包括《阿达拉》，也包括《勒内》，后者于1805年出版。这本40页的小书歌颂了悲观的情绪，反映了流亡贵族的消沉，也倾诉了夏多布里昂少年时代对姐姐的迷恋。这本书为成千描写悲哀失望情绪的著作提供了灵感和范本。

勒内是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他离开法国，和纳奇兹印第安人住在一起，想要忘记一段乱伦的爱情。他的继父谢克塔告诉了他阿达拉的故事，在谢克塔催请下，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我在父亲面前一向畏缩胆怯，只有在妹妹阿梅利身旁才满足自然。”可是他发现对她的爱近乎乱伦时，他投身巴黎的人海——“广瀚的人野”，想忘怀自我来脱离情欲的纷扰。或终日坐在会众稀少的教堂里，祈求上帝助他解脱情爱的罪孽和生命的魔障。他向高山原野寻求宁静，然而到任何地方他都驱不散对温柔可爱的阿梅利的思念。他为向她示爱的念头而痛苦、煎熬、羞耻。最后他决心自杀。阿梅利知道了他正在立遗嘱的消息，猜到了他的企图。她立刻到巴黎找到了他，狂热地拥抱着他，“在我的额头上盖满了热吻”。他们在一起三个月，享受着快乐的时光。然后，她忏悔了，她留下安慰他的信和她的财产，进入一所修道院。他去找她，恳求和她见一面，但她坚决不肯再见他。她宣誓守贞时，他进入了教堂，跪在靠近她的地方。他看见她俯首在圣坛前，他听见她祈祷：“仁慈的上帝，请别让我再从庄严的床上起来，请以你的恩典覆盖我那不曾沾染我罪孽的哥哥。”他们从此不曾相见，这时他又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最后决定忍受更大的痛苦活下去。“我在痛苦中找到了一些慰藉（这段话成了浪漫主义式悲哀的典范）。我怀着一些暗自的喜悦，发现悲哀并不像快乐是一种容易消散的感觉……悲哀的情绪终日留在心头，我的心情完完全全沉湎在空虚、痛苦的感觉里。”他厌倦了文明世界，于是决心去美国，遗世而独立，过着印第安人淳朴的生活。一位传教士责备他不该自我消沉，督促他回到法国，服务人群，以清涤自己的罪恶。可是，“不久，在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与纳奇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中，勒内和谢克塔都死于难中”。

这个故事娓娓动人，只是情节有悖常理，感情过度夸张。可是人们已有20年没有抒发情感的机会了，在革命的悲惨时代里，流泪是危险的，动辄得咎。人们的苦难也不是眼泪可以表达的，如今，革命结束了，生命有保障了，情感也可以自由宣泄了，眼泪也可以流下来了。悲哀的勒内和30年前的维特相互辉映，成了夏多布里昂独特风格的表征。1804年辛涅科尔（Senancour）笔下的奥伯曼（Obermann）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而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继承和表现了同一典型的人物。不过，拜伦不曾表示过他受了夏多布里昂的影响，夏多布里昂还因此责备这位英国诗人。这本小书使下一代的世人染上了世纪病（mal de siècle）——典型的“时代病”。这本小书也可能成为成千上万悲剧故事的范本。这种体裁的主角一般叫作“叙述者”（un romancier），可能浪漫主义运动就是由这个字得名的吧！在未来的50年里，这本小书大大影响了法国的文学和艺术。

·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

拿破仑曾评论道：“《基督教的精神》是一部‘金、铅’之作，但金的成分占绝大多数……夏多布里昂的天分造成了这本书的不朽和伟大。”对于拿破仑而言，这本著作与教会协同的立场完美地“协同一致”。他特地召见作者，赞誉他是国之瑰宝，并任命（1803年）他为罗马大使馆一等秘书。这位作者以谦虚而骄傲的口吻记载了这次召见的情景：“我没有从事公务的经验，对外交事务也完全不熟悉，但这些他认为都无关紧要。他相信有些头脑不需要实习，即能通达事理。”不久，他就携情妇赴罗马任职，她到罗马不久即永别人世（11月5日），她临死前还叮嘱身旁的夏多布里昂应该回到妻子的身边。

他不久成了教皇的上宾，也成了大使——红衣主教费斯克（拿破仑的母舅）的眼中钉。他向人埋怨说这位出名的作家已越俎代庖，行使了大使的职权。大使不是能够容许这种行为的人，于是他请求撤换这位属员。拿破仑召回夏多布里昂子爵，任命他为瑞士一个小共和国瓦莱的代理公使。夏多布里昂返回巴黎稍做考虑，可是当甘公爵处死的消息一传来，他立刻递上了请辞外交使命的报告。他事后曾说：

我敢离弃拿破仑等于已将自己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他因不忠，使他与我为敌。而我因忠心耿耿，使我与他为敌……过去我对他仰慕，我认为他不仅仅改朝换代而且变革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亲近他。然而，我们个性不同，不投机处十之八九。他如果有心枪毙我，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他。

他并没有遭受任何伤害。由于妻子卧病在床（在没有情妇时，他是爱她的），妹妹露西尔去世（1804年），他脱离了政治生活。不过，不久他找到了一位情妇屈斯丁。1806年他又想换一位新情人诺爱依。诺爱依开出了条件，要他前往巴勒斯坦的圣地一行。他离开了威尼斯的妻子，前往科孚、雅典、士麦那、君士坦丁堡，到达耶路撒冷。回程时，他经过亚历山大港、迦太基、西班牙，1807年6月回到巴黎。在艰苦的旅途中，他表现出了勇敢和坚毅。同时，他也为两本新书费心收集了大批资料。《戴克里先时代的殉道者》（Les Marytrs deDioclétien，1809年）和《巴黎至耶路撒冷游记》（Itinéraire de ParisáJérusalem，1811年），这两本书更使他声名远播。

在写作这些书期间，他继续攻击拿破仑（拿破仑当时正在泰尔西特谈判和约）。1807年7月4日，他在巴黎《信使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表面是关于暴君尼禄和史学家塔西佗，但也能自然地引申到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关系上：

在一片死沉沉的气氛里，除了奴隶的桎梏声、告密者的谄媚声，听不到一丝声息。众人在这个暴君之前战栗，得其恩宠和招其怨恨是同样的危险。这时这位历史大师出现了，他身负着为全国口诛笔伐暴政的重任。尼禄的张狂并不足道，因为塔西佗已在这个帝国出现了。他在恺撒骨灰旁默默无名地长大，但公正的上天已将万世宗师的荣耀赐予这个无名的幼童。史家的角色虽然光荣，但经常也是危险的。不过，有些圣坛，如荣誉的祭坛，即使为人遗弃，仍要做更多的奉献……有利可图的事往往并不足以传诵千古。仁义之举可见的后果往往是苦难、牺牲，不过我们死后，这颗丹心仍能永远跳动，我们的芳名仍能传诵千古，一时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拿破仑由泰尔西特归来以后，立即勒令这位新塔西佗离开巴黎，同时下令《信使报》不得再刊载他的文章。夏多布里昂更加热烈地为出版自由辩护。他退隐至曾在夏特列的瓦莱-奥克斯-洛普购置的房屋。在此地，他全心全意地准备出版《迪奥克列田的烈士》，删除了书中可能误解为诋毁拿破仑的章节。1809年，他的哥哥阿尔芒因为替流亡的波旁王子传令给巴黎的奸细，不幸被捕。夏多布里昂写信给拿破仑，为哥哥求情。但拿破仑认为信中的语气傲慢，而将它投入火中。阿尔芒受审定罪，于3月31日被枪决。处刑后一会儿，夏多布里昂才赶到。他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阿尔芒横尸于地，脸上身上布满了弹痕，“一只刽子手的狗舐着他的血、他的脑浆”。这天正是1809年的耶稣受难节。

他回到清幽寂静的山谷，撰写《墓中回忆录》来舒缓和埋葬悲哀的情绪。1811年起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作为旅游、调情、政治生涯之余的调剂（中间时断时续）。1841年，他完成了最后一章，但生前始终不肯出版，因此他称此书为《墓中回忆录》。书中思想前卫，情感纯真，文体动人。书中描述拿破仑崩溃后，属下争先恐后、列队向路易誓言永远效忠的丑相：“‘罪’靠着‘恶’进入——塔列朗先生走进来，富歇先生扶着他。”在语气悠闲的字里行间也可以读到自然的描述（文字之美可以媲美《阿达拉》和《勒内》），也可以读到生动的时事记载，如莫斯科焚城。书中到处洋溢着丰盈的情感：

大地是迷人的母亲，我们来自她的子宫。幼年时她拥抱着我们，她的胸脯盈满着蜜和奶。我们长大后，她供给我们清醇的水源、丰盛的五谷和果实，毫不吝惜……我们死后，她又敞开胸脯，以绿草花朵覆盖我们的躯骸。同时，她偷偷地把我们转化为大地的部分，再生为新颖、秀美的形体。

书中不时可见哲学的玄思，通常是严肃、沉郁的：“历史不过是同样事件的重复，只是人物时有变迁而已。”这些回忆是夏多布里昂的不朽之作。

他静居乡野，直到1814年。那年，联军节节胜利，已经进逼法国的边界。夏多布里昂有些担忧，他想：这些联军的进展会不会如1792年一样，引起法国人民奋不顾身的抵抗呢？于是，在拿破仑节节败退、背水一战之时，阿尔芒被处死5周年那天，夏多布里昂写了一本铿锵有力的小册子《拿破仑和波旁王朝》（De Buonaparte et Des Bourbons），散发全法国。他肯定地告诉法国人民：“大家可以看到上帝正站在联军的前头，坐在诸王的会议厅里。”他一一数说拿破仑的罪状——处死当甘、卡杜达尔，“折磨、杀害皮舍格吕”，囚禁教皇……由这些“可以看出波拿巴的天性和法国格格不入”。他的罪孽不该由法国人承担。许多统治者曾压制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拿破仑变本加厉，他甚至命令报纸不惜牺牲真理，对他歌功颂德。歌颂他治国有道是抹杀事实，他只是建立了有系统的独裁，转赋税为搜刮，转征兵为屠杀。单单俄国一战就有243 610人历经苦难后战死。反观他们的统帅，衣食饱暖，却背弃兵士，逃回巴黎。比较之下，路易十六显得何等高贵，何等仁慈！拿破仑1799年曾质问督政府：“我离开你们时，法国何等蓬勃，如今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使她变得如此呢？”如今夏多布里昂也用同样的口吻，质问拿破仑：

全人类都控诉你，以宗教、道德、自由之名要向你报复，你何处不散布悲哀凄凉？哪个家庭，即使默默无名的家庭，不遭受你的戕害？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耳曼、俄国异口同声地讨回他们惨遭杀戮的子女，讨回为你付之一炬的屋舍、城堡、庙宇……世人同声指责你是世上仅见的大罪犯……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在教化昌明的时代，你却妄图以野蛮人的剑、暴君的箴言治理百姓，交出你铁的权杖吧！从你废墟堆成的王位上滚下来吧！我们将像你抛弃督政府一般抛弃你。你看，你的崩溃为法国带来何等的欢乐！你想想人民这时幸福的景象！这就是你唯一的惩罚。

但是，谁来代替他呢？我们可以迎回一位生为皇胄、天性高贵的国王——路易十八——“一位见闻广博、思想开明、大公无私、不念旧恶的君王”。他回到法国，带着赦免所有旧敌的保证，“经历诸多苦难、动乱，我们又在正统君王父亲般的翼护下安宁生活了。这是何等的幸福甜蜜……法国同胞们、朋友们、难友们，让我们忘掉争吵、仇恨、错误，共同来拯救祖国！让我们在祖国的废墟上，紧紧拥抱在一起！让我们请求亨利四世、路易十四的子孙帮助我们！吾王万岁”！后来路易十八曾说这本50页的小书可值10万甲兵，真是一点不假。

现在我们要离开夏多布里昂一会儿了。他的故事绝对还没有结束呢！他还有34年的人生。他将要在复辟时代的政坛上左右风云，他仍然情妇成群，最后在由绮年玉貌成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雷卡米耶夫人的怀中结束了人生。写作《墓中回忆录》逐渐成了他主要的工作。既然他的大敌已被囚禁在远方的海岛上，那里四面海水封锁，他可以写写拿破仑的故事了——他共写了456页——不过，随着胜利，随着时间，语气已缓和多了。他活到1848年，亲眼见到了三次法国的革命。

第八章　拿破仑时代的科学与哲学

数学与物理学

拿破仑时代是历史上科学成就最为丰饶的时代之一。他本人为现代第一位接受科学教育的统治者。即使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也应该不曾奠定过如此彻底的科学基础。在布里安军校教导他的圣方济会神父深知：要赢得战争，科学的用处大过神学。他们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地理的知识倾囊相授。掌权之后，他恢复了路易十四对文化有贡献人士重赏的措施，他的奖赏多数授予科学家，由此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教育背景。同时，他援先例也颁奖给外国科学家。1801年，他和研究院邀请伏特来法国展示他关于电流的理论。伏特来了，拿破仑曾三次出席他的演讲，并以一枚金质奖章颁授这位意大利物理学家。1808年，他颁奖给德维，嘉勉他在电化学方面的成就。虽然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德维仍前来巴黎受奖。此外，拿破仑定时邀请研究院的科学家见面，报告他们研究的成果和进展。1808年2月26日，在一次会议中，居维叶以研究院秘书的身份发言，口若悬河，俨然有布丰之风。拿破仑也为之动容，不禁觉得法国文章恢复了往日的黄金年代。

法国人以理论科学见长，因此法国人长于慎思明辨。英国人则鼓励应用科学，发展工业和贸易，致力富国，英法同时成为19世纪世界上分庭抗礼的两大霸权。19世纪初，拉格朗日、勒让德尔、拉普拉斯、蒙日已确定了数学的发展方向。蒙日与拿破仑终生为友，两人情感甚笃。他虽然为执政“堕落”成为皇帝而遗憾，但他宽容地忍受了，还同意成为帕路西子爵。可能两人私下都知道帕路西只是埃及的一处废墟吧！拿破仑被放逐厄尔巴时，他十分难过。这位流放君王戏剧性地回来时，他公开表示高兴。因此复辟的波旁王朝命令研究院将蒙日赶出去，他们照办了。蒙日1818年去世时，他在科学院的学生想前去参加葬礼，但为当局禁止。他们只好在下葬的第二天，组队前往墓园，在墓上献上花圈，尽了哀悼的诚意。

卡诺在梅济耶尔军校时曾受业于蒙日。他曾经在公安委员会任职。1797年9月4日的政变他仅以身免，从此他改行研究数学，在其中得到了安全和正常的生活。1803年，他出版《微积分学的分析》，后来的两篇论文更建立了欧几里得几何的基础。1806年，莫利昂（François Mollien）改革了他的老方法，将复式簿记引入了法国银行。1812年，一位蒙日的学生——彭赛利加入法军进攻俄国被俘，为调剂牢狱的生活，他创定了投影几何学的基本定理，当时才24岁。

数学为所有科学之母，也是科学的基本模式。所有科学均以计算开始，以求得方程式。物理、化学借着公式引导工程师重建世界，建造桥梁、庙宇甚至可以升华进入艺术的领域。伊泽尔省长傅立叶并不以一省之长而自满，他还想将热传导的过程化为精密的数学模式，在格勒诺布尔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里，他导出并使用了今日所谓的傅式数列微分方程（Fourier Series）——这个数列至今还是数学的重要一环，也是历史学家眼中的一大奥秘。1807年，他公开了他的发现，但至1822年才在《热的解析数》一书中正式说明其方法和结果。这本书有人称为“19世纪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傅立叶写道：

热的效能遵守一定的法则，唯有依赖数学的分析才能发现此法则。我们以下学说的目的即在证明这些法则。本文将热能扩散的物理现象转化为微积分问题，其中参数均已经实验设定……由以上的研究，明显可见在数字的抽象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有关系存在。

吕萨克（Gay Lussac）研究不同高度对地球磁性和气体扩张产生的效果，这些实验更是引人注目。1804年9月16日，他乘气球上升至23 012英尺的高空。1805年至1809年，他曾将研究结果向研究院报告，因为这些研究，他成为气象学的一位先驱。后来他继续了拉瓦锡和贝托莱的工作，研究钾、氯、氢，把理论化学引用到工业和日常生活里。

拿破仑时代自然科学界最显赫的人物是拉普拉斯。他曾任内政部长，但政绩不佳，后被任命为咨议员，为当时咨议院中相貌最为俊美者，这点他也颇为自豪。1796年，他出版了《天文学史话》一书，以通俗而出众的文笔提出了宇宙的机械论，并以悠闲的笔调提出了宇宙起源的星云说。1799年至1825年，在5册的《天体机械说综论》中，以更为悠闲的口吻，他引用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发现和证明了太阳系——也隐约地意味着所有的天体——都根据运动律和引力原则来运行。

由于星球常呈现出某些似乎不规则的现象，牛顿曾经承认他无法以一个系统一贯解释天体的现象。譬如说，土星的轨道一直在扩张，虽然缓慢，但如果不加节制，在亿兆年后，必将在无垠的太空里消失。而木星、月亮的轨道一直在慢慢地缩小，经过了无数时光，木星必将为太阳吸收，月亮则会进入地球，造成重大的灾难。牛顿因此认为上帝必须不时介入来矫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可是许多天文学家驳斥这种悲观绝望的假说，认为并不合乎科学的原则。拉普拉斯则认为，由于有些不时矫正行星运动的力量存在，所以产生了这些不规则的现象，只要耐心些，一切都会自动恢复正常的——如木星花了929年的时光恢复正常轨道的运行。因此他认为，太阳系诸星球自始至终都将遵循着牛顿和拉普拉斯的定律运行，并不值得去怀疑。

这个观念虽然壮观但是令人沮丧——照这么说，世界是一部机器，先天注定要遵循着一个轨迹运转，永无止境。这个观念造成了长远的影响，使有些人也以机械论来解释心灵和物质。他与和气的达尔文一样，对破坏基督教的神学，都有贡献。拉普拉斯曾告诉拿破仑，上帝根本是多余的。拿破仑认为他的想法模糊不清，的确有时拉普拉斯也会怀疑起自己来了。在他繁星锦簇的一生中，他曾安静下来写了两本书——《概率分析》（1812—1820年）和《概率论》。在大限将至的晚年，他赠给研究家同仁一句警语：“吾所知有涯，吾所不知也无涯。”

医学

拉普拉斯的警语也可能出于一位医生口中，拿破仑也必然衷心赞同这句话。拿破仑一直不厌其烦地想说服他的医生，药物利少弊多，他想要他们相信，在最后审判时，医生比起将军要负起更多人死亡的责任。科维萨尔医生敬爱他，耐心听着这些嘲谑，安托马尔基医生却加以报复，在拿破仑死前，不停地开出泻剂让拿破仑服用，他该受拿破仑的笑骂！不过，由拿破仑曾赠予拉雷（Dominique Larrey）10万法郎这件事来看，他对尽职优秀、品德高洁的医生仍然是欣赏感激的。这位外科医生曾随法国大军转战埃及、俄国、滑铁卢各地。他使用“飞行救护车”给予伤者迅速的救护，在博罗第诺一天曾做了200例切除手术。他为世人留下了4卷的《战场手术杂记》（1812—1817年）。

拿破仑选择科维萨尔为私人医生的确深具慧眼。这位法国学院的医学教授诊断时，考虑仔细周详，处方小心翼翼。他是第一位使用听诊协助诊断心肺疾病的法国医生。1760年，他从维也纳奥恩布鲁格尔（Leopold Auenbrugger）《听诊新法》（Inventum Novum ex Percussione）的书中找到了这种方法。然后将这本95页的论文译成法文，加上自己的经验，扩充为一本440页的教本。1806年，他又出版了《论胸腔肠胃疾病》，成为提倡病理解剖的前辈之一。一年以后，他成为皇家的家庭医生。不好应付的老板常说对医药毫无信心，但他全心全意地相信科维萨尔。拿破仑前往圣赫勒拿岛后，科维萨尔也隐姓埋名，退隐乡间。1821年，拿破仑去世的那年，科维萨尔也忠心耿耿地与世长辞了。

他的学生拉埃内克使听诊的实验迈进一步。最初，他使用两个圆筒，一个放在病人身上，另一个放在医生耳中，因此医生可以用耳朵来“看胸腔”，可以不受杂音的侵扰，可以清楚地听见内部器官的声音，如呼吸、咳嗽、消化。拉埃内克使用这种仪器使他的研究更进一步。1819年，他将研究成果简单地写成了《胸腹听诊研究》一书。这本书第2版（1826年）曾有人评论为“有史以来研究胸腔器官最重要的论著”。书中对肺炎的说明，在20世纪以前，是医生奉为经典的杰作。

法国这个时代最突出的医学成就是给予精神病患者人道的待遇。1792年，皮内尔（Phillippe Pinel）被任命为比塞特尔近郊一所著名精神病院的医学总监，这个医院是黎塞留创办的。皮内尔发觉这些监禁，此处及妇女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没有享受到法国大革命视为自然、大声疾呼的人权。为了怕病人伤害自己或他人，院方桎梏病人，更常见的是用放血或麻醉药来保持病人安静。每个入院的病人——不见得一定是心理不正常，有时或许只是家人或政府的眼中钉而已——他们被丢弃在病房里，在环境的感染下，心身逐渐衰微，结果产生了一群疯子，大众只有偶尔付些微的门票费，才能看到他们奇异的举动、呆滞的眼神，听到他们绝望的呼喊。皮内尔亲自前往国民会议，呼吁当局应尝试使用较为温和的疗法。他祛除了病人的桎梏，尽量减少使用放血或药物，让病人走出牢房，呼吸新鲜空气，增进身心的活力。他还命令警卫不得将病人视作受上帝秘密惩罚的罪人，而要把他们当作残废的人，只要耐心照顾，就可以逐渐改进。1801年，他在不朽的著作《精神病的医学哲学观》一书中，提出了他的方案和观点。由书名我们可以看出皮内尔已经或至少努力追求希腊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理想，即集科学家的知识、哲学家的爱心和同情于一身。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是热爱智慧的人，他热爱世人，是上帝的同行。”

生物学

·居维叶（1769—1832）

居维叶虽然是一位身处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同行中却领袖群伦。正如拿破仑统治下的许多法国科学家，他在政坛上位居高位，甚至成为咨议院中的一员（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他保持了原来的职位。1803年，他成为咨议院院长，受封为贵族。1832年，他与世长辞时，全欧尊称他是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始祖。生物学的研究（指达尔文）不久就将改变欧洲的心态，而居维叶奠定了这个巨变的基础。

他父亲是瑞士军团中一名军官，曾赢得功绩勋章，并在50岁娶得少妻。她以爱心管教居维叶，对他心理、生理的发展十分关切。她检查他的课业，督导他朗诵文史的古典巨著。居维叶当时已能对软体动物和虫类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后来，他幸运地进入符腾堡公爵欧仁在斯图加特创办的学院，学校里80名教师教导着400名上上之选的学生。在这里他醉心于植物学家林奈的作品，不过，布丰的《自然史》永远是他心爱的著作。

抱着满怀的奖品，他毕业了，可是因为没有世袭的财产支持他继续求学，他在临近英伦海峡的费康（Fécamp）任家庭教师。当地出土的一些化石引起了他对地层的兴趣。他研究地层，当它们是史前动植物的活版。他发现收集自海中的甲壳动物外形与内部器官，变化万千。因此，他认为应该根据生物结构和变种来重新划分生物。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加上不懈的努力，不久成为生物和化石的大师。他的广博不仅为前人所未有，也是后来所罕见的。

巴黎知道了他的博学和他的研究。因此，他赢得了他未来的对手——圣伊拉里亚、拉马克的有力推荐，27岁时（1796年）他成为国立自然史博物馆比较解剖学的教授。31岁时，他出版了法国科学的经典之作《比较解剖学》。33岁时，他成为植物园的首席教授。34岁时，他成为国家研究院自然科学部门的终身秘书（执行所长）。1802年，他受命重新组织中等教育，四处奔波。

即使身负教授和行政的重任，他仍和一些学者合作，继续研究。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将保存在地层内或生活在陆上海上的每种生物和植物加以分类研究。1828年至1831年的《鱼类自然史》对5000种鱼类做了描述，先前他的《四足动物化石研究》已创造了哺乳类化石学的根基。这本书还包括了居维叶对毛象的说明，是他为这种动物取名为“猛犸”（Mammoth）的。这种象的遗体发现于西伯利亚终年冰封的土地里（1802年），由于保存良好，甚至狗还肯吃它解冻后的肉体。在其中一卷里，居维叶解释了他“器官相关”的学说。依照此原则，他认为可以凭一根骸骨的研究，而重新组合已经绝迹的生物：

每一生物个体自成独特系统，每一部分互相自然相应，共同达成一个固定目的，相互作用合作完成同一个目标。因此，凡一部分产生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改变。依此类推，每个单独的部分都可告诉我们此生物其他部分的形状。因此……假设一种动物的内脏器官组织只适合消化鲜肉，其两颚的组成必然适合吞咽其猎物，牙齿必适合切割与吞咽肉类，四肢或动作器官必适合追逐拦截猎物，感觉器官必适合发现远方之猎物……依此类推，由一个下颚、一块肩胛骨、一个骨节、一只腿或手骨或其他任何个别的部分，我们可进一步描绘出此生物的牙齿，由牙齿再进而描述其他部分。因此，任何深晓生物结构原则的人，由仔细研究任一块骨头开始，可重新组合此块骨头所属的肢干。

1817年，在另一本巨著《依结构分布的自然王国》中，居维叶将动物总结分类为脊椎动物、软体动物、关节动物、辐射动物。他认为，地层的巨变引起了生物界的大灾难，成百的生物因此突然死亡灭绝，才形成了连续的生物层。至于物种的由来，他接受当时正宗的观点，即每一物种为上帝特别创造，其变种是在上帝的指引下，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永远不可能成为另一种新物种。居维叶死前两年，就这些问题曾经加入了一场著名的论战，这次论战歌德曾评为1830年欧洲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居维叶当时论战的对手是圣伊拉里亚。这位生物学家支持另一位一年前去世的伟大生物学家的说法，即物种变化并无常道，其起源和进化都是自然现象。

·拉马克（1744—1829）

拉马克很容易赢得读者的喜爱，因为他少年时对抗贫困，壮年时对抗享誉天下的居维叶，老年时又对抗瞎眼、贫困的厄运。而且，对性情温和的人，拉马克留下的进化论学理，比起和蔼的达尔文提出的残忍的物竞天择理论，要使人在感觉上愉快多了。

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拥有一个冗长的名字：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托万·莫内，谢瓦利埃·拉马克。他是父亲的第11个儿子，其父颇具尚武精神，他替所有的儿子，除了最后一个，都找到了军职。他送拉马克到亚眠一所耶稣会学院，希望他将来服行神职。但拉马克羡慕哥哥们的刀枪和战马。他离开了学院，倾其所有买了一匹老马，骑着它便上了日耳曼的战场。他作战英勇，但是因为军营嬉戏时脖颈受伤，便因此可笑地结束了英雄生涯。他进入银行担任行员，学习医学，邂逅卢梭，又改行转攻植物学。研究植物几年以后，他于1778年出版了《法国的植物》（Flore Française）一书。然后，在钱财将要一空时，他受聘担任布丰儿子的家庭教师，不过他也许只是为了有机会亲近这位年迈的哲人吧！1788年布丰死后，他屈就了巴黎皇家植物园看管植物标本室的工作。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皇家”这个字马上落伍了。在拉马克的建议下，此园重新定名为“植物园”。因为园中也收藏动物，拉马克将所有生物的研究定名为“生物学”（biologie）。

他对植物的兴趣又包括了动物。拉马克将脊椎动物留待居维叶研究，而专门以下等的无脊椎动物为研究的领域。他为这类动物创造了无脊椎动物的学名。1809年，他已达成了一些前人未有的创见。他不久在出版的《无脊椎动物系统》和《动物学总论》（Philosophie Zoologique）两本书中说明了这些观点。他不顾视力已日渐衰退，在大女儿及拉特雷耶的协助下，继续研究和写作。1815年至1822年，他出版了多卷的《无脊椎动物史》，提出了最终的分类和结论。从此，他两眼完全瞎了，也已家徒四壁。他一生勇往直前，足以令人敬仰；而他老年的贫困潦倒，却是法国政府的耻辱。

在他的“生物哲学”或对生物研究的“总论”里，开始时他先观察生命形态的无尽变化，并注意到其神秘的起源之间仍有差异。不过其分别极小，因此很难分别形态和功用相似的物种，也许根本不该加以区别。所以，拉马克下了结论（不知不觉地采取了阿贝拉尔的“概念论”）：所谓“种”只是一个概念，抽象的观念，事实上只有个体。我们把个体分成纲属目，虽然有助于研究，但只是用来作便利思考的工具，以便研究类似的物体而已。其实，每个事物都是绝对自成一格、与众不同的。

动植物为何会有不同的属性或种性呢？拉马克提出两个法则来答复这个问题：

第一法则：任何动物仍在发展中的，长久持续使用任一器官，将逐渐强化此器官，使其发展、扩大，其强化的程度与使用时间的长短往往成正比。凡任何器官缺乏利用，必将使此器官功能转弱，使其缩小，逐渐减低功能，最后消失无踪。

第二法则：任何因长期受环境影响，任何因某器官过度使用或废弃，而获得或失去的功能，如两性或母体产生此变化，此变化必将遗传给下一代，保留在自然中。

第一法则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铁匠的手臂日渐粗壮；长颈鹿由于想取食高处营养的树叶，脖颈变长；鼹鼠两眼全瞎是由于终日居住地下，用不着眼睛。拉马克此后将第一法则分成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器官改变，或因环境或挑战，或因器官本身的需要，正如血液、树汁流向需要的器官一样，动植物受了刺激也会做适应性的改变。此处拉马克回答了“动植物的变化因何而起”这个困难的问题。居维叶曾回答说：由于上帝直接的行动。达尔文会回答说：由于“无缘无故的变化”，原因不知。拉马克回答道：“由于生物体的需要、欲望及适应环境的努力而产生了变化。”这个解释和当代心理学家强调意志能主动创造能力的说法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

但是，拉马克的第二法则遭到了许多人的驳斥。有些人指出，犹太人割除包皮、中国人缠足都没有产生遗传的效果。当然，这些人只是吹毛求疵。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变化是外界的残害，而非出自内心的需要和自发的努力。有些反对意见则没有考虑到环境促成变种需要“长时间”。达尔文、斯宾塞在以上两个条件的限制下，赞成“后天培养的习惯”，即出生后培养的习惯或后天器官功能的改变可能会遗传下一代。马克思、恩格斯也假设有这种遗传的可能，因此他们梦想靠着较好的环境产生遗传因子优越的下一代。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拉马克学说列为其教条之一。约1885年，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曾对这一学说大加驳斥，他宣称“胚质”（携带遗传因素的细胞）根本不受外围肉体的影响，也不受后天的影响。可是，自从在营养、肉体细胞、胚质细胞中都发现了染色体之后，这种说法又不可靠了。不过，实验报告一向都不利于拉马克的观点，只是近来在草履虫及其他原生动物中又找到了一些支持拉马克后天遗传论的证据。如果这些实验能够再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其他肯定的证据吧！我们的实验室总有时不我予的缺点，但自然的实验室不会的！

何为心智？

心理学家一度认为心完全无自主的意志，只会对内在和外在的感觉做机械性的反应。他们和拉马克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强调生物的反应具有自主需要和努力的成分。这时科学和哲学的界线仍然不十分鲜明，因此这些内心的探险家喜欢使用“哲学”一词来总括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如以科学的方法——如特定的假说、仔细的观察、控制情况下的实验，以数学的模式表现求得的结论——来研究心灵和意识，则这些科学研究成果的“总论”应该也可以称作哲学，不过这个定义当时还未为人提倡。19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家自称为哲学家，因为他们是对科学无法探悉的事物做一尝试性的论说。

虽然拿破仑不喜欢“理论家”，但研究院教授的哲学和心理学，20年来仍是他们的天下。在那里拿破仑最讨厌的人是特拉西，他在拿破仑帝国时代传递了孔狄亚克感觉论的火把。1789年，他成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因而也参与撰写新宪法的工作。但1793年，眼见暴民的粗暴，眼见公安委员会的恐怖作风，他十分厌恶，从此便自政治退隐入哲学。在欧特伊郊区，他加入了簇拥在美丽的爱尔维修夫人身旁的小团体。他在这里受了孔多塞和卡巴尼斯偏激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成为研究院院士，并在研究心理学和哲学的领域中成了领导人物。

1801年至1815年，特拉西出版了《观念学的要素》一书。特拉西为观念所下的定义是：以孔狄亚克的感觉论为基础来研究观念，即主张所有的观念由感官的印象而来。他承认，如果用此学说来解释一般或抽象的观念，如美德、宗教、美或人，似乎有困难。即使研究这些观念，我们仍然必须“仔细追溯造成这些抽象观念的原始概念，我们仍然可以找出这些抽象观念根源的感觉”。特拉西认为，这种客观的研究将可取代形而上学，结束康德的时代。如果用这种方法仍然无法求得确定的结论，“那么，我们应该等待，不要妄下判断，我们应该拒绝解释任何我们没有真正了解的现象”。这种强硬的不可知论观点，使正在与教廷协商的不可知论者拿破仑大为不快。特拉西并未因此却步不前，他进一步将观念学（心理学）划入生物学的范围内。特拉西把“意识”解释为感官的感觉，“判断”为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感觉，“意志”是“欲望”的感觉。唯心主义哲学家反驳说：并无法完全依赖感官，来证实外在世界的存在。他也承认：光依靠视觉、听觉、味觉的确无法完全认知外在的世界，但我们尚可借味觉、外物抗力给我们的感觉和动作的感觉，来体验到外界的存在。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的，我们只要踢踢石头，便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803年，拿破仑开始大加压制研究院。特拉西找不到讲台，也找不到出版商。因为得不到出版《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许可，他只好将草稿寄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斐逊。杰斐逊请人翻译了这本书，并于1811年匿名出版。特拉西活到82岁时，还出版了《论爱》（De l’Amour，1826年），为老年平添不少光彩。

比朗以诠释感觉论开始了哲学生涯。他因文笔深奥晦涩而闻名遐迩。 [1] 他以军人始，而以神秘主义者终。1784年，他加入路易的禁卫军。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他还参与了在凡尔赛宫保卫国王和王后的行动，抵御包围的“吃人般的娘子军”。然后，忍受不住革命时期的恐怖气氛，他回到贝尔热拉克（Bergerac）附近的家中。1809年，他被选入立法院。1813年，他曾反对拿破仑的复辟，在路易十八的内阁里出任财政大臣。他的著作只是他政治生活里的“旁白”，但由于他的著作，他成为法国当时哲学界公认的领袖。

他以赢得1802年研究院主办的论文竞赛首奖一夕成名。他的论文《习惯和思想机能的影响》似乎追随孔狄亚克的感觉论，甚至和特拉西的生理心理学相似。他写道：“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和认知不过是中枢器官的习惯和反应综合而成。”他认为“每一感觉和印象都和脑中某块肌肉的活动配合”。可是，他逐渐脱离了心即为感官感觉的总和的观念。他觉得由人表现的专心和意志力，可以看出在心智活动中有一种主动和自发的成分，这不是仅以“感觉”就可以解释的。

1805年，他出版了《论心智的要素》。此书主旨和拿破仑恢复宗教的措施和心意互相呼应，他因此离开观念学家的立场更遥远了。比朗由人类表现的意志力和努力来看，他认为精神不只是感官被动地、机械地反应作用，自我应是主动积极、充满意志力的。意志和自我应为一物。（1819年，叔本华也强调意志，此主张在法国哲学中继续发扬光大，而由柏格森哲学集其大成。）比朗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诸因素加上了主动的意志力，人才能“自由地”行动，否则人将只是可笑的自动机器而已。这种内在的力量自成一精神的实体，并非只是由感觉或记忆组合而成。这种内在的力量并没有物质或空间的成分。比朗申论道：其实所有的力量都是不具形体的，只有在对自我意志的体验中感到他们的存在。后来莱布尼茨由此论点进一步认为宇宙由无数单子组成，每个单子自成一种力量。意志、自我的重心，互相争战不已。

比朗过着政治和哲学双重的生活，加上每周在研究院参与居维叶、鲁瓦耶·科拉尔、安培、基佐、库辛热烈的学术讨论。或许这样的生活太劳累了，他的健康逐渐衰落，不久就面临了短短58年的生命终点。他由疲劳心志的哲学思考转向宁静的宗教信仰，最后皈依了助他超脱人世苦海的神秘主义。他曾说，人应从感官为主的兽性阶段，进步至有自觉自发意志的人性阶段，最后在上帝的爱和体认中忘怀自我。

[1] 泰纳说：“正因为他糟糕的文体，他成了名人……如果他不是这么难懂，我们也就不以为他有深度了。”

保守思想的潮流

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已经削弱了教会的威信和道德的力量。这些哲学家呼吁以“开明专制”来消除无知、无能、贪污、迫害、贫困、战争等人世的罪恶。对这些“梦想家”，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的答复是：维护宗教的必要性，强调传统的智慧，强化家庭的权威，鼓吹法定君王的优点。他们强调：人们必须不时维护政治、道德、经济的堤防，来阻挡广大群众时时汹涌而来的无知、愚蠢、粗暴和野蛮的浪潮。

18世纪的哲学家呼吁抛弃信仰，崇尚理性；抛弃传统，崇尚知识。19世纪，有两人曾对这种思想声色俱厉地加以驳斥。一位是博纳尔，1754年出生于舒适的贵族家庭，在安定保守的环境中长大。后来革命爆发，他大为惊恐，性命受到了威胁，于是迁到日耳曼。他曾一度加入孔代王子反对革命的军队，但因为不满其军容不整、形同自杀的行动，他退隐至海德堡，用严谨的文笔继续这场战争。1796年他出版了《宗教与政治权力理论》，在这本书中他为君权至上、贵族世袭、家庭中的父权等传统精神辩护。他也极力主张：教皇在道德和宗教的事务上应有超越国君的统御权。督政府禁止此书的流通，可是允许他回到法国（1797年）。他谨慎了一段日子以后，又以哲学的论点开始攻击，他出版了《社会自然法析论》。他认为政府和宗教不可分离，拿破仑十分赞赏他的观点，邀请他在参议会中任职。博纳尔拒绝了，可是后来他又说拿破仑是受上帝之命来恢复真信仰的，终于接受了官位。

路易十八复辟后，他曾经担任过一连串的公职，也发表了一连串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文章。他的文章偏激但笔调死板。他反对离婚，反对“女权”，认为这将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他贬抑出版自由，认为这将威胁政府的稳固。他为新闻检查制度和死刑辩护，还建议亵渎天主教仪式使用的圣器者应处以极刑。甚至有些保守人士也对他过度狂热的正统思想加以嘲笑，幸而有迈斯特尔不时和他鱼雁来往，使他大为鼓舞。迈斯特尔不时由圣彼得堡送来全力支持博纳尔的保证，更使博纳尔高兴的是：迈斯特尔在后来出版的著作里，以他出众的文笔，宣扬了道地的保守主义。

迈斯特尔1753年生于尚贝里。这是20年前华伦夫人教导卢梭爱情艺术的地方。尚贝里是萨伏依公国的首府，受撒丁国王管辖。但萨伏依人以法语为母语，迈斯特尔从小就法文文笔刚健有力，几可媲美伏尔泰。他的父亲是萨伏依议会的议长，他本人于1787年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们维护现状和传统，实在不仅是基于哲学的理由。在政治上他是父亲的儿子，但在感情上迈斯特尔酷似其母，她传下了对天主教教会狂热的忠诚。他受教于修女和神父，后来并入都灵一所耶稣会大学，因此他对教会的感情永远不变。后来他一度醉心于互助会的思想，不过以后他完全接受了耶稣会士的观点，即国家应置于教会之下，而教会应由教皇统御。

1792年9月，法国革命军进入萨伏依，11月将这个公国并入法国。这场价值、阶级、权力、信仰的剧变不啻晴天霹雳，迈斯特尔大为震惊。他怀着满腔的怨恨，笔下也从此变得狂热炙人。他带着妻子逃到洛桑，在此地担任撒丁国王埃曼纽尔四世的侍从。他喜欢到附近洛桑斯塔尔夫人的沙龙。可是，他觉得在那里遇到的知识分子，如贡斯当，都感染了18世纪声名狼藉的怀疑风气。甚至聚集洛桑的法国流亡贵族也为伏尔泰着迷。这些人居然不知，正因启蒙运动反对天主教，削弱了宗教对道德、家庭和国家的支持力量，因而法国的秩序架构才完全崩溃。迈斯特尔对这些人的无知十分诧异。但他已非壮年，无法披甲上阵抵抗革命，便决定用一支笔和异端人士和革命人士战斗。他文笔尖酸辛辣，一时闻名于世。在那个时代，论及对保守思想的诠释，除了埃德蒙·伯克外，几无出其右者。

1796年，他经由纳沙泰勒的出版商出版了《论法国的现状》（G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他承认路易的政府的确懦弱无能，摇摇欲坠。他也承认法国教会需要革新。但是人们如果急遽草率地改变国家的形式、政策和方针，正足以表现出他们对国家根基的奥妙的无知。他相信一个政府如果缺乏传统和历史的根基，缺乏道德和宗教的支柱，是绝对无法长久生存的。法国大革命杀害了国王，没收了教会财产，已粉碎了国家的基石和支柱。“没有一件滔天大罪曾经有过这么多共犯的……每一滴路易的血，都会使法国血流成渠。法国反对宗教，反对社会秩序，再加上后来弑君的恶行，全国因为共同犯了这些不赦的罪恶，恐怕400万人都要以生命来抵偿吧！”不久，他又预言（1796年）“法国的国王将由众国来派任”。

1797年，撒丁王召迈斯特尔回到都灵，但不久拿破仑就攻陷了都灵。这位哲学家又逃到威尼斯。1802年，他被任命为驻节沙皇亚历山大宫中的撒丁大使。他以为这项职务为期短暂，因此将家人留在国内，不料一直到1817年才回国。在这段形同放逐的岁月里，他只好以写作来埋葬烦恼，忍受不耐烦的情绪。

他的主要著作《政治体系起源法则》出版于1810年。他推论人类的各种体制起源于善性和恶性（合群性和不合群性的）的冲突，同时也由于人类需要持久有系统的权威力量来支持团结的本能、对抗自私的本能，以求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团体的生存，才产生了这些体制。人的本性具有权力欲、占有欲，除非加以管教约束，否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罪犯、强奸犯。有些圣人哲人或许能以理智控制自己罪恶的本能，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德行并不足以控制本能。如果让每个所谓的成年人都只以理智来判断事物（这种理智通常并没有丰富的经验来巩固，因此十分脆弱，只是欲望的奴隶），等于牺牲社会秩序来换取自由。这种不经节制的自由将成为放纵，造成社会不安，因而影响团结，无法同心协力抵御外侮或杜绝内部分崩的趋势。

因此在迈斯特尔看来，热情澎湃的启蒙运动是天大的错误。他将这个运动比成一个少年，年方弱冠，就梦想或从事全盘重建教育、家庭、宗教、社会和政府的方案。伏尔泰正是这种自以为全能型的代表人物。他“终其一生，无所不谈，但没有一回是深入事物内部的”。他一直“太专心教导世人”，因此“只有极少的时间去思考实际的问题”。如果他谦虚地研读历史，以一个百代过客的心情，由人类的经验中求取教训，他也许就会了解：超然出世的时间比起人的思想，更能做我们的良师。一个观念最佳的考验是它在人生和历史中有多少实际的成效。任何悠久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制度，在不曾衡量得失以前，不宜轻言废弃。读了历史，伏尔泰也就会了解：由于教会长久以来教育青年，才能建立西欧的社会秩序。因此，打倒教会权威的运动徒然造成道德、家庭、社会、国家的全盘崩溃。法国革命的破坏和毁灭是盲目的启蒙运动必然的结果。“本质上，哲学即为破坏的力量”，因为哲学信赖理性，而理性是稀有的。哲学依赖知识，而知识一般是利己的。人类由政治和宗教的传统权威下解放，其后果必定危害国家以至于整个文明。“因此这代正眼见史上仅有的惊天动地的大斗争：一场天主教教义和哲学崇拜之间的生死大决斗。”

既然人生苦短，人类无法考验传统智慧的优劣，他应该学习和接受传统的指导。直到他已近老年，才能开始了解传统真正的意义。当然，实际上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传统。他应该对任何改变法制和道德规律的建议都加以怀疑。他应该尊重公认的权威，因为他们代表传统和民族经验的判断，也代表上帝的声音。

因此，君主政体——世袭、君权至上的政体——是政府的最佳形态。它代表了最悠久、最普遍的传统，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传统的延续、团体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反观之，民主政体由于领导人物和思想时常更迭，定时受一般愚民个人好恶的节制，这种政体唯有导致不安、混乱和轻率的实验，最后终于会早夭而亡。

1802年至1816年，他好整以暇地完成了最著名的著作《圣彼得堡之夜杂记》（1821年）。这本书陈述着他一些片断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科学证实了神的存在，因为由科学的发现，我们可看出自然界中壮观宏伟的秩序，间接启示了人们相信一个宇宙神灵的存在。同时，我们信仰上帝，也不可为恶人有时的得意或好人的不幸而忧惶终日。上帝让祸福，如同雨水和阳光一样，同样地落在善人和恶人身上，不分彼此。因为他不愿终止自然的法则。有时，他曾因我们祈祷而感动，并改变了法则。此外，多数的灾难都是对我们过失和罪恶的惩罚。每种疾病和痛苦，都是惩罚我们、我们祖先或团体中的某些污点。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维持死刑，维持对某些罪的死刑，甚至我们应该赞成宗教裁判所的刑讯。我们应该尊重刽子手，而不该是排斥他。他的工作也正是上帝的工作，是安定社会所必需的。罪恶不绝，惩罚不可一日或缺。同时，“借着惩罚才能够清涤人心，在以社会的不安来作为罪恶的报应中，正可见出上帝永恒的爱心”。

“战争是神圣的，既然这是宇宙的公法”——是上帝一向允许的。即使野生动物也遵循此法则。“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一位凶神便会下凡，来清除成千的生物。”“我们可以把人类看作一棵树，而有一只无形的手不停地在修剪，这对这棵树通常是有益的……大规模的流血往往和众多的人口有关。”“由蛆蛹到人类，毁灭的伟大定律永远适用。大地，饮着鲜血，其实正是一座巨大的神坛。每一生物必须不时向它牺牲供奉，这种牺牲是永无止境、永无限制的，甚至到万物毁灭死亡、自己死亡为止。”

我们如果说：生活在这样的宇宙里，我们将无法衷心感动而去崇拜造物主。迈斯特尔会回答道：我们还是必须崇拜神，因为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崇拜他。这个传统历史悠久，遍及四海，因此其中必然包含了人类无法理解也无法驳斥的真理。最后，他说：如果哲学真正地“爱智”，那么哲学应该臣服于宗教，哲学的论辩应该只是为证明信仰而做。

1817年，撒丁国王重新回到了都灵的王位，他将迈斯特尔从俄国召回国内。1818年，他任命迈斯特尔为首相和参议。在这两年里，这位严肃的哲学家写出了最后一本著作《论教皇》（Du Pape）。此书于他1821年去世前不久出版。迈斯特尔曾经赞扬君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才能保护社会，防止民众自私的本能危害社会。但这个论点引起了另一个难题：如果一位君王，像沙皇或拿破仑，也和民众一样，自私自利、爱好权势，那怎么办呢？迈斯特尔的这本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肯定答复。

迈斯特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所有君主应该自动地服从一个更久远、更伟大、更明智的权威。他们应该在宗教和道德的所有事务上，服从教皇的裁决。教皇的权威是由上帝之子赐予使徒彼得一脉相传的。在欧洲各国正力图由狂暴的革命，由拿破仑的暴政中恢复正常的时刻（1821年），各国的领袖应该回顾历史，想想当年天主教教会是如何驯服、约束了日益众多的野蛮民族，如何因此拯救了残存的罗马文明。他们应该回想：天主教教会如何由各主教的统御，建立了社会的秩序和系统健全的教育。由于当时的君主一致尊重教皇在道德事务方面的主权，教会在此基础上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缓慢地建立了欧洲文明。“国家除非借助宗教的力量，否则无法产生任何文明”，因为唯有靠着人们对全知全能上帝的敬畏，政府才能控制人性中自私的倾向。文明总是随着宗教而生的，而宗教的消失也总是导向文明的死亡。因此欧洲的君主应该在宗教和道德的事务上，重新承认教皇的主权。他们应该把教育从科学家手中取出，交还给神父。因为提高科学的地位只会使人民粗鲁野蛮，恢复宗教则带来国家和灵魂的宁静。

不过，万一教皇也是自私自利，也利用每个时机夺取现世的利益呢？迈斯特尔早已有预备好的答案：在信仰和道德的事务上，教皇是以耶稣创立的教会的正式领袖的身份而发言的，因此他受着上帝的指引，他必定是完美无瑕的。因此，在教会自称为天主教信仰不可分的一环的前半个世纪，迈斯特尔已经向世人宣布教皇是十全十美的。听了这些话，连教皇自己都吓了一跳。迈斯特尔宣称教皇拥有政治的权力，更令教会尴尬，因此梵蒂冈也觉得应该克制一下这位教皇至上的拥护者了。

欧洲的保守人士，除了对他最后的观点及其他可以一笑置之的偏激言论不表赞同之外，一般对他能为保守主义辩护而喝彩。夏多布里昂、博纳尔、拉梅内、拉马丁都予以好评。甚至拿破仑也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如路易的仁慈，弑君的不当，革命的偏激，理智的脆弱，哲学家的自鸣得意，宗教的必要性，传统和权威的价值，民主政治的弱点，世袭绝对君权的优点，战争在遏制生物繁殖的价值等。

至于反对拿破仑的各国国王，他们从迈斯特尔直言无讳的哲学里，也找到了为何必须推翻这个科西嘉暴发户的理由，因为他继承了威胁全世界君权的革命。当然，他们永远不曾，也永远不会把这个私底下的理由告诉他们的臣民。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一般民众凭着天赋人权——其实凭着暗杀和屠杀——要求分享社会的公益，许多马拉、许多罗伯斯庇尔、许多巴贝夫控诉这些君主无情地剥削民众时，这些君王和贵族居然还不顾危险，愿意接受治理国家的负担和琐事。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欧洲的正统君王才会联合起来，努力把历史悠久的体系带回到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带回到野蛮、罪大恶极、弑君、背弃上帝、神人共弃的法国。

第九章　远征莫斯科（1811—1812）

大陆封锁

1812年法俄之战的导火线，是俄国拒绝继续遵守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敕令中宣布的大陆封锁。拿破仑的这项敕令是：封锁欧陆海岸、港口，遏阻英国货物输入；迫使英国撤销始于1806年5月16日对所有法国辖区的封锁，包括由布雷斯特到易北河的港口；终止英国阻挠法国的海上贸易；收回英国强占的法国殖民地；阻止英国经济上援助欧陆各国与法国作战。

大陆封锁是如何进行的？1810年，英国曾因此遭受严重的经济不景气。1806年至1808年，即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后两年，英国出口额由4080万镑跌至3520万镑，进口原棉减少95％。国内谷物价格在1807年至1808年一年内，每28磅谷物由66先令涨至94先令。同时，外贸减少，工资下降，失业增加，暴动罢工随之而起。英国工业须依赖瑞典的铁，船业依赖俄国的木材。但1807年英国与瑞典及俄国盟友——法国作战，这些资源即告中断。英国以保护其余外贸市场制衡封锁政策，1805年至1811年英国对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的贸易增加4倍，法国则倾全力进攻半岛地区。

封锁政策历久不衰，英国情况恶化。1801年至1811年，英国对北欧的输出下降20％，贸易逆差造成金币外流。英镑的国际价格下跌，反对党领袖格伦维尔和格雷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造成和平。1811年，即拿破仑与俄国战争前一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予英国致命的打击。

大陆封锁对英国不利，相形之下则对法国有利。法国港口，如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马赛陷入萧条。波尔多和马赛两城要求归附波旁家族。法国国内贸易因无英国竞争，金币回笼、资金充足，及政府充足财力的贴补而告兴隆。其中以拿破仑封锁大陆市场尤为刺激贸易成长。1806年至1810年，法国纺织工业增长4倍，法国工业革命因而加速。法国占领区内的工业因就业充分和政治稳定，加速生长，法国人认为假如拿破仑战争胜利，法国在生产和世界贸易上或许会超越英国。

大陆封锁对法国国内贸易和工业有利，但对臣属拿破仑“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下的国家外贸不利。汉萨同盟城市、阿姆斯特丹、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遭受双重封锁，而瑞士、北意大利及莱茵河西部地区，因拿破仑制度的推展而趋繁荣。远东工业低度开发地区尤其是俄国因大陆封锁无法售其产品至英国，怨言日甚。

大陆封锁根本错在剥夺了人类寻其所得的自由。由于禁令之故，欧洲沿岸城镇、港口的居民更愿不惜冒险走私英货入口。从反面来看，销路良好的大陆生产国，则埋怨他们丧失了英国市场。在荷兰，大商家啧言纷纷，迫使拿破仑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致函俄皇亚历山大，强烈反对拿破仑最无情的敕令。

拿破仑为压制日趋严重的反抗，征用20万海关职员，数千名或公开或隐蔽的代理人及无数的士兵，侦查、逮捕、惩罚违反封锁禁令者，并没收其非法所得。1812年，汉堡海关法庭在18天内判处127人徒刑，有些是死刑，但很少执行。没收的货物售予法国财政部，部分公开焚毁，让人围观。

拿破仑为缓和敌意、增加收入、减轻赤字，于1809年开始出售许可证，通常每张值1000法郎，进口对法国工业或法国士气有帮助的英国货品，而以咖啡、糖或金币兑付。英国早就实施类似的措施，1807年至1812年英国曾不顾本国禁运法案，出售44 346张许可证，而拿破仑至1811年11月25日只出售494张许可证。俄皇亚历山大曾说，拿破仑要求俄国全面排斥英货时，曾默许英货流入法国。

总之，大陆封锁虽不负人望、措施失当、实施困难，但在1810年，似乎还算成功。英国濒临破产边缘，甚至不惜以革命获得和平。法国同盟虽然怨言四起，依然拳拳服膺。法国除了消耗人力和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从事战事外，可算是臻至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法国人虽短缺自由，却无钱财匮乏之虞，并享有无与伦比的胜利的光荣。

法国的不景气（1811）

拿破仑正计划聚集财源、扩充军备、提高士气，与距离遥远、缺乏了解、幅员辽阔的俄国作殊死战时，法国的多边经济突然地，似如恶魔附身般地全面瓦解，银行倒闭、失业增加、罢工迭起，贫穷、暴乱、饥饿随之而来。

要说明当时不景气的缘由并非易事，1811年法国的经济危机是人类遭遇的空前浩劫。一位史学家将之归于两点主要原因：（1）法国纺织工业无法获得原料和资金。（2）吕贝克银行倒闭。法国纺织厂织布原料依赖国外，法国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对每项原料进口征收重税，以致货源短缺、价格上扬，法国厂家无力担负全部原料以维系工厂作业，也无法支付法国银行贷款日趋增加的利息，厂家们被迫进一步裁减员工。吕贝克银行一倒闭，汉堡、阿姆斯特丹银行纷纷关闭，巴黎银行也遭波及。1810年10月，法国17家银行倒闭，11月增至41家，至1811年1月有61家银行倒闭。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利息过高，迫使各公司裁员、停工。法国各城市遍布失业工人，出售私物，沿街乞钵，有些人甚至自杀。在诺尔区成群失业者，在乡村掠夺农家、攫取食物，在城市打劫市场、仓库，在马路、河川拦截旅客、抢劫食物，法国似乎又回到1793年的混乱局面。

拿破仑下令严惩破坏社会秩序的罪犯，而且派遣军士阻止罢工暴乱，设立免费供应食物站。8月28日，拿破仑下令运送5000万磅小麦和3万袋面粉至灾情严重的地区。同时终止大陆封锁政策，允许外国谷类进口，提高与法国工业竞争的外国货品关税，筹划政府贷款，使公司恢复生产、增加工人就业。拿破仑在加强这些革命性措施后，更于1812年5月宣布小麦的最高价格，但这项措施失败，因为农人们在未能获得他们索取的价格以前，不肯将货品运至市场。还有私人救济协助政府平定全国骚乱。当时旅居法国的美国科学家拉姆福德伯爵，发明以豆类做“拉姆福德肉汤”，不仅提供植物性蛋白质，而且解决了面包荒。

拿破仑准备进军俄国之际，这项经济危机对他的勇气是一次考验，或许会使他丧失信心和决心。但拿破仑福星高照，1812年的丰收使面包价格下跌，失业工人至少可糊口求生。银行复业，新银行成立，贷款恢复，资金复活，工资发放给工人，半年后或许有购买力，市场供应充裕。如今，拿破仑可倾全力发动战争，加强因人性和国家需要而遭失败的封锁。

备战（1811—1812）

法俄两国动员人力，聚集兵力，更迭外交，准备作战，双方各自喻为和平守护者。拿破仑任命贵族科兰古为驻俄大使。科兰古于1807年11月抵达圣彼得堡时，发现亚历山大已不再是1801年见到的那样一位缺乏自信的年轻领袖，而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言语亲切的沙皇。亚历山大沙皇承认个人喜爱拿破仑，并致力遵守《泰尔西特和约》，但要求法皇在认为合理的状况下略为删改。

波兰导致法俄分裂。1807年，拿破仑建立法国傀儡政权华沙公国，沙皇反对此举，转向波兰贵族示好，允许波兰复国，并给予内部自治权，唯要求波兰承认俄国宗主权和外交管辖权。这封信落入拿破仑手中，他勃然大怒，于1811年2月召回驻俄大使科兰古，易以雅克·劳（Jacques Law），即后来的洛里斯东侯爵。

亚历山大于同月敦请奥地利与之联盟，攻击波兰境内拿破仑的势力，并允以摩尔多瓦一半土地及全部瓦拉几亚为报酬，奥地利拒绝。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为他的波兰政策辩护：“我绝不会只为荷兰贵族谋利而与俄国作战，至于释放农奴，我决不能忘怀向波兰农奴阐释自由时，农奴们说我们当然非常喜欢自由，但是谁供给我们食物、衣着、房屋呢？”换言之，任何仓促的变革都将令农奴陷于无望之中。

科兰古于1811年5月带着沙皇赠送的礼品，返抵巴黎，他企图尽力说服拿破仑有关亚历山大的和平旨意，并警告拿破仑，法国征俄必然会因气候和空间因素而失败。拿破仑认定科兰古是因与沙皇交好而捐弃前念。拿破仑放弃和解的希望，同时怀疑俄国会引请普奥叛变，派大军进逼普鲁士边区，恐吓普王腓特烈三世于1812年3月5日与法国订盟。依据盟约，普鲁士提供2万名军士，增援法军征俄，并补给法军驻扎普鲁士时的军粮，这些军粮由普鲁士积欠法国的赔偿中扣除。3月14日，奥地利被迫与法签订类似盟约。4月，拿破仑向土耳其苏丹提议签订盟约，扩大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圣战，土、法携手进军莫斯科；如果战争胜利，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将收复多瑙河区各公国，并全面控制克里米亚和黑海。苏丹拒绝这项建议，因为拿破仑在埃及和叙利亚攻击土耳其之事记忆犹新，甚至在《泰尔西特和约》中法国曾坐视不顾亚历山大进犯土耳其。苏丹于1812年5月28日与俄国签订和平条约。4月5日，亚历山大与瑞典签订互助条约。4月18日，与英国签订和平同盟。5月29日，亚历山大宣布全面开放俄国港口。这些行动实际上等于废除大陆封锁，向法宣战。

随着外交方面的冲突，双方展开前所未有的整军工作。亚历山大在这方面的工作较拿破仑单纯，他只需唤起俄国人的情绪，动员俄国力量。俄国人的情绪其来有因，俄国在抵御无宗教信仰的蛮族入侵时，已经自然激发了情绪。这股爱国热情由反对《泰尔西特和约》而臻为极力支持沙皇。无论他至何处，百姓围绕着他，吻其皮靴或乘骑。如此沙皇得以扩大军队，命令人们备战，并在沿杜味拿河和聂伯河之地布置大军20万人，这条大河使俄国与立陶宛和被瓜分的波兰分隔。

拿破仑的动员较复杂，首要的困难是30万名法军和12名法国将领被困在西班牙。为了防止威灵顿由伊比利亚半岛越过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国，他甚至还要扩充更多的军力。拿破仑曾希望重回西班牙，重演1809年的胜利，但目前必须就放弃西班牙、葡萄牙、大陆封锁，或放弃与俄联盟和大陆封锁政策两者择其一。“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西班牙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至1500英里外作战时，必须先解决西班牙。”

拿破仑从1810年开始秘密增加在但泽的法国卫戍部队，并尽可能在秘密的情况下，加强法军在普鲁士的军力。1811年1月，他要求当年应征兵士入伍，并将之部署在沿易北河至奥得河的日耳曼海岸，以防止俄国由海上发动侧面攻击。同年春天，拿破仑下令莱茵邦联准备派遣他们允诺参加作战的军士兵额。8月，拿破仑详细研究俄国地势，并决定6月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12月，他筹组间谍网渗透入俄或至俄国附近。

1812年2月，法俄双方动员完毕。法国应征入伍的兵士名额急遽下降，30万名应征入伍士兵中，8万名没有报到，而且在应征兵士中数千名是罪犯。许多新兵逃亡或者不甘心服役，在战况紧急时，这些都是不可信赖的危险分子。在以往战役中，新兵可以由皇家卫队老兵处获悉光荣的事例和类似长辈的鼓励，如今当年的袍泽若非战死，即留驻西班牙，否则就是除了回忆之外，已老迈不堪之兵。新兵不再有团结一致、朝气蓬勃的国家来激励他们。拿破仑向其臣民、军士呼吁，视法俄之战为一场西方文明反斯拉夫野蛮民族扩张的圣战，但是多疑的法国人早已闻悉类似的话题。拿破仑尝试唤醒其将领，但无人相信，他们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将导致悲剧。大部分将领因功俸愈发富有，仅企望拿破仑让他们沐浴在和平的温馨中。

一些拿破仑的副官敢于直言谏议。科兰古虽然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拿破仑，并担任御前掌马官至1814年，但他警告拿破仑与俄战争的危险性，而且斥陈拿破仑为“满足其个人私欲”而招惹战争麻烦。一度因谋叛被驱逐御前，而后又被召回的富歇也上言拿破仑，法国将因气候无法击败俄国，而且拿破仑因统一世界的梦想，征俄也是不利的。拿破仑解释其梦想仅在缔造一个欧洲，为欧洲创造现代律法，统一货币、度量衡及上诉法庭。而这些均归拿破仑治理。但拿破仑现在怎能将这支由他苦心召集、装备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遣返回国，从此低调行事呢？

这支军队确实庞大，拥有68万名兵士，包括10万名骑兵，官员、仆役、妇女不计算在内。在全军之中，法国人不及半数，其余征自意大利、伊利里亚、奥地利、日耳曼和波兰。军队中将领有勒费弗尔、达武、乌迪诺（Oudinot）、奈伊、缪拉、维克托、奥热罗、欧仁、波兰最后一位勇敢国王的侄儿波尼亚托夫斯基王子等50位将领。他们分散于各部队及至俄国途中的各个据点，每位将领获有特别指令，带领他们的兵士于某时到达某地。

装备和准备工作浩繁异常，所需要的才智、耐力、资金较以往更多。事实上，后勤状况对战争的初期和末期有决定性的影响。战事必须等到草原能够充分供应马匹时始能开启，同时由于俄国实施坚壁清野，饥饿的法军在归程时，期望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寻找粮秣。除了失败之外，拿破仑设法预测一切。他准备在韦瑟尔、科隆、波恩、科布伦茨、美因茨及其他军事聚结地点储藏武器配件、修护器材、食物、衣服、药品等。同时在远征军中，数百部车辆也配有类似的装备。拿破仑了解由何处购得这些货品和如何付款。他知道贩卖者的奸诈，一旦发现商人索价过高或出售劣品即予枪决。

究竟拿破仑如何兑付这些货品款项、运输和仓租费用及军士薪金呢？拿破仑采用征税、贷款、向法国银行和私人银行借款。拿破仑由他在土伊勒里宫地窖中私人所有的3.8亿法郎中，取出数百万。他尽量避免浪费，并责备其所爱而已离异的前妻约瑟芬像女皇一样挥霍，赞誉玛丽·露易斯皇后节省。拿破仑后来说：“征俄之役是我指挥的战役中最美满、最技巧、最机智、最有条理的一次。”

拿破仑是否适合指挥这次战役呢？或许他较当时任何人适合，但就此役而言，并不十分恰当。当时拿破仑已43岁，就军营生活和战场职责而言，已属老迈。我们可推测拿破仑遭受类似在博罗季诺和滑铁卢困扰他的胃痛、排尿不畅及痔疮。虽然在个人方面，拿破仑依然正直、仁慈，是露易丝的好丈夫、孩子们钟爱的父亲，但任职8年之后已变得缺乏耐性、专断、易怒，并高估自己的精神和政治力量。但有许多地方不然，他以适当的幽默驳斥科兰古的批评，并原谅其兄弟和将领们许多大的过失。有时他自己变成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的秘书告诉我们：“拿破仑思虑时，我常常听到拿破仑以这种口吻说明立场：‘弓张得太大了。’”但由于他极少受挫以致缺乏眼界和自我约束，他告诉纳博纳：“毕竟至莫斯科的遥远之途是通往印度之径。”

1812年5月9日，他离开圣克劳德进军莫斯科。拿破仑毕生所作所为皆为赌注，而征俄是他最大的一场赌博。

莫斯科之途（1812.6.26—9.14）

露易斯曾劝说拿破仑让她伴随远行至德累斯顿，并邀其双亲在当地会晤，以便她能与家人再次相聚，拿破仑同意并认为同时邀请鲁普士威廉三世及其他皇室、贵族始为明智。拿破仑大军由美因茨东行穿越莱茵河西区时，沿途各地郡主待之以凯旋的队伍。他进军萨克森时，各地军队尾随跟从。大军离德累斯顿仅数英里时，奥古斯都王亲往会师，并护送入京城。拿破仑大军于5月16日午夜前一小时抵达。街上的人群手持火炬，高呼欢迎，礼炮齐放，教堂钟声四鸣。

5月18日，梅特涅随同奥皇和皇后 [1] 抵德累斯顿，玛丽·露易斯激动地拥抱她父亲，欢愉之情舒缓了她对这年的不祥预兆。不久普鲁士国王和王后随后到达。但由于普奥与法传统敌视，这种表面上的友善协定似乎并不协调。亚历山大暗自确信，普奥两国正祈祷法国战败。位居主人的奥古斯都王以歌剧、戏剧、打猎、焰火、跳舞、欢迎会方式表示日耳曼人对拿破仑的崇敬，以缓和他们的政治气氛。拿破仑在表面上也适度轻松地度过了12天。

5月28日，拿破仑出发与驻守在维斯图拉的托伦的军队会合，命令将领们至涅门河岸与之会师。此河位于华沙大公国与俄国之间。拿破仑亲乘一辆备有油灯、桌子、文具、地图和书籍的车子，这些用具每晚送至拿破仑的营帐内。他就地拟订隔日计划，交由其幕僚转达给各将领。自远征莫斯科迄返为止，拿破仑旧幕僚梅纳瓦尔、新幕僚费恩及侍从贡斯当沿途伴随。6月23日，他抵达涅门河，经过勘查，未见敌人踪迹，搭建了三座浮桥。6月24日至26日，20万大军渡河抵达科夫诺（Kovno，今考那斯），几乎在同时，约20万法军渡河深入泰尔西特，5年前拿破仑曾与亚历山大沙皇在此地签订生死盟约。

亚历山大此时在距科夫诺57英里的维尔纳，领有数支军队：北方有苏格兰籍的巴克莱亲王，率领15万部众；南方有格鲁吉亚的彼得·巴格拉季昂亲王率领的6万部众；东方有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率领的4万部众。这些军队虽然无法与拿破仑的40万大军抗衡，却井然有序地退却，并烧毁、破坏或疏散有用的贮备，尽量不留给拿破仑的部队。另一支由齐加哥夫将军率领的6万精兵，由于土耳其和约，从南部出发，但是他们还在几天的路程之外。

6月24日，莱文·本尼生伯爵举办田间舞会，亚历山大应邀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席间，差使禀告亚历山大，法军已渡过涅门河进入俄境，亚历山大闻风不动声色，宴会结束返回司令部后，发布命令要求各地军队尽量聚集，但无论如何要退至内地。法国进军较预料迅速，俄国军力无法聚集，却井然有序地退却。

6月26日，沙皇要求拿破仑在立刻撤出法军的条件下重新召开谈判，沙皇本人对这项建议缺乏信心，与巴克莱的军队离开维尔纳前往维捷布斯克（Vitebsk）。由于维捷布斯克将领们坚持不适合在当地决定军事策略，沙皇转赴莫斯科，并呼吁国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危难的祖国。俄国民众热烈响应，沙皇受到鼓励，返回圣彼得堡。

6月27日，拿破仑与其主力军开始由科夫诺到莫斯科的550英里长征。他们抵达俄国首日即遭受严酷考验，日热夜寒，一场骤雨淋湿了所有物品。每位士兵随身携带5日的口粮，他们为了节省存粮或增加补给，不理会拿破仑的禁令，掠夺乡村田舍。6月28日，大军抵维尔纳，在拿破仑到达前已尽情地掠夺。拿破仑原企望当地人视其为“解放者”欢迎他，结果有些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确实如此，但也有些人憎恶抢劫，以冷酷的沉默态度待之。当地一位代表要求拿破仑保证恢复波兰王国，但拿破仑恐怕影响其政府和军队中的普鲁士人跟奥地利人，而未置可否，反而要求请愿者待他征俄凯旋后再商议。

拿破仑曾希望在维尔纳攻取或击溃一支沙皇军队，但巴克莱及其军士亡命维捷布斯克时，拿破仑大军却因过度疲乏而无法追赶。士兵们费时两周才恢复军纪和士气。拿破仑的心情因一再的失利而转恶，他派遣兄弟热罗姆率领精兵追击南方的巴格拉基昂亲王，未获成功。他率军归队时，拿破仑怒责其领导不力、进军迟缓，撤除其职位，并遣其回威斯特伐利亚宫廷。

7月16日，拿破仑亲率重新整备的大军，由维尔纳向东北的维捷布斯克做250英里远征。拿破仑计划在维捷布斯克逮捕巴克莱，但聪明的巴克莱已在往斯摩棱斯克途中。拿破仑无法继续追击，因为他已令援军及补给品至维捷布斯克与之会合，况且这些补给延误到达。部分拿破仑的将领劝告他就地扎营过冬，不要在大雪来临前，试图完成进军莫斯科并回到维捷布斯克。拿破仑不以为然，他认为维捷布斯克不易构筑工事和防守，当地耕地过分贫瘠，无法供养军旅。延迟进军莫斯科做决定性战役将让俄军得隙招募装备更多部队，在路上袭击法军或封锁维捷布斯克，因此唯一使亚历山大屈服的方式是攻占俄国首都。

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驻扎15天后，于8月13日率军出城，希望一举擒获在斯摩棱斯克的巴克莱。该地位于聂伯河旁，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巴克莱和巴格拉基昂亲王早已聚集军力严阵以待，决心抵抗法军，至少要阻止法军的前进。

法军于8月16日抵达。由于长期行军，精力消耗殆尽，军士因死亡和逃亡仅存16万人。但法军的攻击依然锐不可当，至8月17日深夜，或因俄国人绝望而纵火，或因法军炮火所致，该城一片火海。这多半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他问其掌马官科兰古：“你认为这种景色是否美丽？”科兰古答说：“长官，可怕。”拿破仑说：“哼！记得罗马国王曾说过：‘一个敌人的尸体总是好闻的。’”8月18日，拿破仑交付外交部长乌格斯·马雷一项提高巴黎人士气的报告：“我们不花一兵一卒，即占领斯摩棱斯克。”据后来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估计，此役法军损失8000人至9000人，俄军约6000人。法国的损失无法弥补，而俄军退入有利的城镇，再募集士兵。

亚历山大沙皇接受俄国将领的献议，于7月20日决定派库图佐夫为联军统帅。库图佐夫曾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卓越，享有盛名。他现年67岁，懒散、动作缓慢、体态痴肥，出征时必须乘坐马车或被抬至营帐附近指挥。他曾在战场失去一目，另一目受伤，好色且对女人粗鲁，但在50年戎马生涯中习知战争艺术，为众望所归。他出任后规避作战，令俄军加紧退却，引起每个人甚至拿破仑对他的失望。

拿破仑想放弃追击。他在俄国中心斯摩棱斯克构筑工事过多，须维持与西欧的军事补给。如今拿破仑发现自己处于预料之外的境地，大军因种族派系而混乱，纪律荡然无存。拿破仑觉得进军比较安全，因为唯有害怕敌军攻击才会团结，他告诉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大军现在不能停憩，只有行动才能使之团结。也许有人会走在最前面，但是不会停止，也不会回头。”因此，在8月25日深夜——攻占斯摩棱斯克一星期后，拿破仑离开了这里。炎热，尘土飞扬，军队前往21天路程以外的维亚茨马和莫斯科。缪拉和他率领的骑兵打头阵，冲锋陷阵穿梭俄国后卫部队，以提高士气。拿破仑后来叙述缪拉：

他在敌人面前非常勇敢，可谓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他奋不顾身的勇气使他深入危险之中。他头戴羽毛，就像教堂顶楼一样，由于衣饰显著成为敌人的目标，但他由敌军中退出，哥萨克人赞扬他惊人的勇敢。

9月5日，大军进逼离莫斯科仍有75英里的博罗季诺时，法国先遣部队到达山顶，眺望山下平原情势，忧喜参半。他们发现数以百计可能藏有大炮的俄国堡垒。在稍远处靠近卡拉莎河和莫斯科河汇流处，聚集有成千上万的俄国军士，也许库图佐夫决心在此防守。

一直到9月6日双方元首皆准备作战，是夜寒冷、潮湿，几乎没有人睡得着。清晨2点拿破仑发布通令，传达给各路军士：“士兵们！注意你们期待已久的战争，现在胜利全赖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战胜，胜利能让我们获得过冬的营区，并让我们早日返回祖国。”是夜，依照俄军将领库图佐夫的命令，随军的牧师将从斯摩棱斯克城焚烧之际抢救出来的圣像携至营区。士兵们跪下祈祷，虔诚地随着牧师祷告“天主恩慈”。库图佐夫下跪亲吻圣像。

就在这时，拿破仑的侍从送上露易斯的信及他们一岁大儿子的照片。信中提到法军在西班牙萨拉曼卡遭威灵顿痛击而惨败的消息。拿破仑是夜费时指示部署次日的战事，他辗转难眠，为习惯性的便秘苦恼，尿液变色，腿肿，脉搏虚弱、跳动不规则。除了这些痛楚外，在战役中他依然活跃，第一天往返前线各军时，他就更换了三匹坐骑。

拿破仑共有13万疲惫的军士，俄将库图佐夫率领11.2万人，法军有587门大炮，俄军有640门。直至9月7日，这群恐惧、仇恨、屠杀、濒死的大军，仍以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作战，好像欧洲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巴格拉基昂率领一支俄国敢死队。科兰古在此役中为阻止俄军，丧失其亲爱的兄弟。欧仁、达武、缪拉出生入死约百次。奈伊在战役中获得拿破仑颁赠的莫斯科亲王头衔。而大家似乎都不太重视的胜利消息整天传递着。夜晚来临，俄军缓慢退出战场时，法军虽掌握全局，但拿破仑认为距离确定的胜利仍然遥远。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报告一个令人骄傲的消息，使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教堂可向他们的天主送上一首赞美诗。是役法军伤亡共3万人，俄军5万人。

9月8日，库图佐夫想重新布置战场，但他获悉损失情况后，发觉不能再做类似牺牲，于是恢复退却战略，并一直沿用到底。9月13日，库图佐夫下令退出莫斯科。14日，朝向不确定的新地点出发。

同日，拿破仑率领残余的9.5万大军抵达莫斯科城门。从科夫诺进军以来，这已是83天了。莫斯科驻军司令米洛拉多维奇（Miloradovich）将军一边退却一边要求停火，拿破仑答应停火，并等候使者求降，但不见人来。他入城时发现，除了几千名低下阶层人士和部分妓女外，所有市民逃跑一空。拿破仑携有一大堆俄国银行伪造发行的纸币，俄国人拒收，纸币不得已焚毁。法国搜索全城，掠夺皇宫，抢劫当地人民财产，搜刮酒和俄国人的传家宝，后者在退却之时，一个接一个地注定失落。

9月15日，拿破仑入克里姆林宫，等候亚历山大求和。是夜，莫斯科开始焚烧。

[1] 这是弗兰茨二世的第三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亚·卢多维卡。

火烧莫斯科（1812.9.15—19）

拿破仑对被焚毁的莫斯科的美景感到奇异，他告诉拉斯·卡斯：“从任何角度看，它足以与欧洲任何国家的首都媲美，而且有凌驾之势。”莫斯科为俄国最大的城市，既为圣城，又是信仰中心，有340座教堂，高矗的圆顶衬托着天空，五彩缤纷。大半教堂为石造，因此逃过此次火劫。但1.1万户木造住宅被烧毁，其中用防火材料盖的6000户房子也不能幸免。

法军入城时看见一些火烧地区，即赶往扑灭，但新火势又起，而且蔓延迅速，使15日的夜晚光亮如同白昼。负责护卫拿破仑的侍从从火光中惊醒，唤起拿破仑。拿破仑命令随军消防队参加救火后，回床再睡。16日清晨，缪拉和欧仁担心火苗可能燃及军队贮存在克里姆林宫的火药库，请求拿破仑撤出莫斯科。拿破仑虽不情愿，仍与他们一起退至郊外一座皇宫，驿车随之载出档案和装备。18日，火势熄灭，莫斯科城焚毁三分之二，拿破仑回到克里姆林宫。

谁该对火烧莫斯科负责？在俄军撤退前，莫斯科市府当局曾释放囚犯，或许是这批囚犯在掠夺时放火，或许是法军搜刮时不小心所致。9月16日，拿破仑接到许多报告，莫斯科城内到处有人手持火把，故意纵火。拿破仑下令逮捕纵火者并处以极刑。这项命令实施后，一名俄国宪兵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角楼放火被捕时声称，他是按令行事。经过拿破仑亲自审讯，被带至乡下枪决。部分被逮捕的俄国人证实，莫斯科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Rostopchin）在离城时曾下令烧毁该城。

9月20日，拿破仑致函亚历山大：

美丽、壮观的莫斯科已不存在，罗斯托普钦将之烧毁。我们逮捕了400名纵火者，他们都表示按照市长和警长的命令行事。这些人已被枪决。3/4的房屋被烧毁，这种暴行毫无用处，是否想剥夺我们的补给品？这些补给品贮存在火烧不到的地窖内，此外放火焚毁几个世纪的成果及世上最可爱的城市之一是多么轻率的行为！我简直无法相信，依你的原则、同情心及是非观念，竟下令做出这种不值得的暴行。

我与阁下作战毫无敌意可言，无论在最后战役前后，只要收到你的简函，我即停止进军，并愿放弃从莫斯科所获的战利品。如果阁下不惦念一些老交情，请你好好保存这封信，无论如何你必须同意我在报道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时是正确的。

亚历山大没有回信，不过他写信给负责向他禀告莫斯科焚烧的俄国军官，俄皇询问焚烧莫斯科一事是否损及库图佐夫军队的士气。这位官员回称，俄军唯一恐惧的是俄皇与拿破仑和谈。据悉，俄皇曾说：“告诉我勇敢的部下，我只剩下一兵一卒时，仍将身先于贵族和农民，倘若我朝运至此，我将蓄胡远走西伯利亚啃马铃薯，也不会签订丧国辱民的条约。”

俄国人为沙皇的决心欢呼，因为莫斯科的陷落和焚烧已伤及他们的宗教信心。俄国人尊莫斯科为他们信仰的庇护所，视拿破仑为缺乏道德的无神论者，都认为他潜在的蛮习焚烧了莫斯科，他们责怪亚历山大与这种人结交。他们有时恐惧这位恶魔也会焚烧圣彼得堡，并屠杀百万名俄国民众。有些贵族认为拿破仑随时可鼓励农民争取自由，希望与他妥协，让他离开俄境，但大部分围绕亚历山大的人竭力坚持抵抗，围绕在旁的盟友施泰因、阿恩特、斯塔尔夫人及12位流亡者每天恳求他。当战斗持续进行时，亚历山大发觉自己不但是国家的领袖，也是整个欧洲和基督文明的领袖，他拒绝回复三封拿破仑要求和平的信件。数周后，俄国贵族发现拿破仑并无进一步行动的迹象，开始了解到库图佐夫按兵不动的睿智，并改变作风，加入长期抗战。莫斯科皇宫再度出现珠光宝气的淑女和戎装华丽的官员，轻歌曼舞，好像没发生过战争一样。

莫斯科大火被扑灭后，拿破仑命令手下不分种族照顾残存的伤患和饥民，并将莫斯科市民们留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他回复附庸国信使递送的信件及询问，他后来曾夸口他逗留在莫斯科时，虽然他的信使平均每天都有一位，但不曾有人在途中被敌人阻拦。拿破仑重新组织、装备军队，并不时出操保持战斗力，但经过长期行军，士气已无法重振。在莫斯科的法国音乐家和演员为他举行音乐会及演出戏剧。有时他也会起草详细的命令，要在巴黎喜剧院重新准备行动。

一个月后，拿破仑仍未获得亚历山大只字片语，他抱怨说：“我每次都击败俄军，但却未获得任何地方。”那年9月，气温像10月一样冷，寒冷即将提前来临，最后拿破仑放弃寄望沙皇的回音或库图佐夫的任何挑战，他明白往后情形对他愈来愈不利，只好痛下决心空手或者带着一些安慰性战利品，回到斯摩棱斯克、维尔纳、华沙。什么样的胜利能够洗刷这种失败的耻辱？

归途（1812.10.19—11.28）

法军仍有一线希望，库图佐夫在距莫斯科西南90英里的卡卢加屯备粮秣。拿破仑欲向此地进军，迫使俄将为保护粮秣出战。如法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俄国贵族或许会迫亚历山大乞和。此外，卡卢加系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另一途径，可免于穿越博罗季诺的苦痛，在博罗季诺法军曾损失许多士卒。命令下达后，法军即准备撤出莫斯科。

10月19日，拿破仑军队——5万名士兵和5万名非战斗人员开始列队撤出莫斯科。手拉车装载了20天的粮秣，届时部队可抵达斯摩棱斯克，拿破仑下令当地准备好新鲜的补给品，其他驿车装载病患、部分贵重纪念品及拿破仑日益减少的金币。

法军在距卡卢加以北25英里的马罗雅罗斯拉夫（Maloyaroslavets）与库图佐夫军队相遇，10月24日发生剧烈的战斗后，俄军退出卡卢加的防御。拿破仑知其军队装备无法长期围攻，极不情愿地决定大军经博罗夫斯克和摩萨克退至博罗季诺。他们沿夏天曾走的途径折回，但是现在，库图佐夫像恶魔一般带领军队与法军平行前进，并一直避免被发现，而且不时派遣悍勇的哥萨克骑兵支队袭击法军侧翼。幸灾乐祸的农人则向离开60英里长行军线太远的军士射击。

拿破仑虽受严密的保护，但多次面临险境。在途中，信使带来消息，巴黎政府面临严重分裂的危机，附庸国变乱四起。10月26日，撤离莫斯科后一星期，他征询科兰古是否可以立即返回巴黎，镇压并解决因失败而产生的不满，同时招募一支新军加强普鲁士和奥地利内法军的防御力量。科兰古劝他回去。11月6日，消息传来，法军将领马莱于10月22日推翻法国政府，并赢得当地显贵的支持。10月29日，马莱被免职、被射杀。拿破仑决心回去。

大军撤退时，天气转坏。10月29日大雪纷降，不久即凝结成厚厚的一层，景致优美，令人目眩。入夜天气更冷，大雪凝结成冰，许多马匹滑跌。有些马匹因体力消耗殆尽无法爬起，而不得已被放弃，队伍中饥饿士兵将之杀死食用。大半军官则细心照顾坐骑而得以残存。拿破仑有时与贝尔蒂埃将军乘御座，但一天总有两三次或较多次依照梅纳瓦尔的劝告与士兵一起步行。

11月13日，军队进入斯摩棱斯克时，仅存5万人。他们发现拿破仑为其预定的衣食因哥萨克袭击及自己人盗用而损失大半，同时有上千头指名给军队的公牛被卖给商人，商人再转手时，战士们非常生气。他们为剩余物资而争斗，并以武力强取市场上可以攫取的货品。

拿破仑希望让兵士在斯摩棱斯克获得长期的休息，但消息传来，库图佐夫率8万不愿撤退的俄国兵士逼近。拿破仑仅能召集2.5万名士兵与之交战。11月14日，拿破仑率领部分军队撤向克拉斯诺耶（Krasnoe）。其选择至维尔纳的路线与夏天不同，15日达武随之撤出。奈伊于16日跟进。这条道路峻峭，并覆盖冰雪。马匹在俄国冬天不善于行，时常滑落山崖，经数次拯救不成，上百位士兵放弃努力，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慈悲，许多人默然接受。一位老兵回忆：“在整个途中，我们被迫跨过尸体或快死的人。”因为怕滑落山崖，无人肯乘骑，连拿破仑都步行，没骑马，一如他们之中少部分的人在12年前越过阿尔卑斯山赴马伦戈时一样。对于上年纪的拿破仑和老兵而言，这几天似如几年之久。从这里可以看出，拿破仑很可能曾要求随侍医生给他一颗致命毒药随身携带，以便万一他被捕或其他理由想死时服用。

11月15日，他们抵达克拉斯诺耶，但无法休息，因为库图佐夫率兵全力逼近。拿破仑吩咐军士朝奥尔沙进军。欧仁领头，击退零星部队，拿破仑和达武随进。经过三天的冰上行军，他们到达奥尔沙，并焦急地等候着奈伊带领的第三支法国军队。

此时，奈伊就像在博罗季诺时一样为军队的救星。奈伊为后卫队司令，领有7000名士兵，护卫军队在退却时免受库图佐夫的包抄袭击。经过十余次战役，11月15日奈伊率其部众进入斯摩棱斯克，发现当地只有达武死去的部卒遗留下的微薄粮食时，感到震惊。为了求生，他们即刻赶往克拉斯诺耶，拿破仑又背信不在当地。库图佐夫以猛烈的炮火封锁他们的去路。11月18日至19日，奈伊在黑夜掩蔽之下领军沿着冻结成冰的小溪越过聂伯河，途中损失部分人马，一路与哥萨克人奋战，并渡过冰冻沼泽地，11月20日抵达奥尔沙。拿破仑及其侍卫部队以食物和赞扬欢迎这位饥饿的英雄，拿破仑拥抱奈伊，称他为“勇者中的勇者”，稍后并说：“我在土伊勒里宫地窖贮有价值4亿法郎的黄金，我宁愿以它换取再见一次奈伊元帅。”

法军摆脱库图佐夫缓慢的大军后，经过四天匆忙的行军，在别烈津河再度面临困境。法军于11月25日抵达此地时，发现齐加哥夫将军已带领2.4万名兵士北上，而维特根施泰因率领3.4万精兵急急南下，只剩下两面受敌、秩序混乱、被领袖放弃援救的法军。

并非全是坏消息。拿破仑不久获悉两支援军来到。由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率领的一支波兰军队，以三对一的优势抵抗齐加哥夫，并阻延俄军的前进。11月23日，由乌迪诺元帅率领的一支8000人的队伍，在齐加哥夫意料之外的情形下，虏获一支军队，而且率领残余部众准备抢占鲍里索夫河右侧或南流的别烈津河西岸的渡桥。但俄国已摧毁这处唯一的渡河桥梁。

消息传来时，疲惫不堪的拿破仑正率领2.5万名士兵和2.4万名非战斗部队靠近河边，希望在此能阻止库图佐夫的进一步追击。库图佐夫的部队由于逃亡、疾病、死亡，也有损失，在卡卢加出发时带领的9.7万名兵士如今仅剩下2.7万名，现在他们离拿破仑的后翼还有40英里。因此假如拿破仑能够渡河的话，还有时间渡过。

拿破仑希望复现，派维克托元帅率领一支部队向北阻止维特根施泰因，又派奈伊率领另一支部队与乌迪诺会合，阻止齐加哥夫再渡河。拿破仑一直保留当年横渡涅门河时搭桥的工程人员为其幕僚，如今他要求这些人员在别烈津河寻觅可搭设两座浮桥的地点。他们在鲍里索夫以北9英里处的斯图汀基（Studenki）找到，并与助手们在冰冻的水里工作两天，浮冰冲击他们，有些人淹死。至26日下午1时，一座桥搭好，军队开始通过；2时另一座桥搭好，武器及其他重装备陆续通过。拿破仑和将领候至大半兵士抵达西岸后方渡河，维克托留下率领一支军队保护约8000名正在撤退的非战斗人员。在最后一次撤退行动尚未完成时，俄军加强攻击两岸，但被维克托、乌迪诺和奈伊击退。拿破仑尽力在数千名求生者的混乱中指挥过河、抵抗。一座桥坏了两次，数百人淹死，同时维特根施泰因向最后渡河的数千人射出密如骤雨的炮弹。拿破仑为阻延维特根施泰因的兵力和库图佐夫的追击，于11月29日下令工兵破坏这两座桥，遗下数百名企求渡河的非战斗部队人员。总之，横渡别烈津河的撤退行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事之一，是6个月中最富幻想及判断错误的战事中最英雄的一段插曲。

残余部队继续向西挺进时，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气温再度降至零下，但也有一点好处——他们得以在冰上行军，缩短了到维尔纳的路途。对哥萨克及怀有敌意农民的恐惧感减退时，脱队人数增加，军纪瓦解。

拿破仑发现如今他已丧失往日的荣耀，便听从缪拉劝告返回巴黎，以免法国再度陷入革命。在摩罗德齐诺（Molodechno）获悉有关马莱事件的细节时，篡位虽已平除，但拿破仑利用幕僚手法使这个松散政府长久对拿破仑缺乏信心，甚至认为他已被摧毁或死亡，雅各宾派与保王党、富歇与塔列朗皆阴谋废除拿破仑。

拿破仑为恢复法国人的信心及显示其地位，于12月5日从斯摩哥尼（Smorgonie）颁发柏林29号敕令。此与往昔不同，它几乎说明整个真相。文中说，法国每役皆胜，占据沿途各城，也曾攻下莫斯科，然而无情的俄国冬季摧毁大半计划，造成只适合文明气候开化的法国人的痛苦和死亡。这份公报承认法军损失5万人，但又自负地提到奈伊避免库图佐夫及横渡别烈津河的英雄事迹，而不提悲惨的一面。公报似乎在警告敌人，说：“殿下健康状况极佳。”

然而拿破仑也有其忧虑的一面，他告诉科兰古：“我只能从土伊勒里掌握欧洲。”缪拉、欧仁和达武同意他的看法。他将军队大权移交缪拉，并嘱其在维尔纳准备粮秣和兵力。12月5日夜晚，拿破仑离开斯摩哥尼，返回巴黎。

次日向46英里外的维尔纳出发时，部队余下3.5万名兵士。据一位劫后余生者说，当时气温降至零下30℃，寒风刺骨。12月8日，抵达维尔纳，饥饿的士兵们混乱一团地拥向供应所，践踏许多食物。12月13日，部队渡过科夫诺时只剩余3万人，6月渡过尼姆及泰尔西特时，有4万人。在波森（Posen）的缪拉担心王位不保，于1813年1月16日将统帅权移交欧仁，本人迅速返回那不勒斯。彼时欧仁年30岁，年轻有经验，耐心地领导残余部众至易北河边，等候养父前来指挥。

拿破仑离开斯摩哥尼时，乘坐三辆马车中的第一辆，每辆车皆配有雪橇，由两匹马拖拉，第二辆载着拿破仑的朋友和助手，第三辆由波兰骑兵组成的护卫队乘坐。拿破仑与负责更换马匹的科兰古和译员温绍维茨共乘一辆。拿破仑本人佩带两支手枪，并告诉他们说：“在紧急情况时，宁愿杀我不要让我被俘。”拿破仑怕被俘或被暗杀，便乔装自己，与科兰古更换衣服。科兰古回忆说，在通过波兰的路上，“我一直是伟大的远征者，而皇帝只是我的秘书”。

拿破仑一行夜以继日地奔向巴黎，在华沙逗留最久，拿破仑以名言“由崇高至卑贱仅一步之差”告诉法国代表普拉特，使普拉特感到惊异。他希望再访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但科兰古劝阻，可能提醒他，他的岳父也是国王。科兰古说：“从华沙到德累斯顿，拿破仑不停地赞扬露易斯皇后，并以真情、朴实的语调诉说其家庭生活，令人愿意听。”

在德累斯顿，拿破仑和科兰古卸下雪橇，解散波兰卫士，并改乘一辆法国大使馆提供的四周封闭的车子。经过13天马不停蹄的奔驰，于12月18日抵巴黎。拿破仑直赴土伊勒里宫，让宫中侍卫送消息通知露易斯，午夜前他“奔向皇后卧榻，双臂拥抱着她”。他差人送信给约瑟芬报平安。他见到被封为“罗马王”的婴儿时，心中感到慰藉。

第十章　厄尔巴岛（1813—1814）

至柏林

拿破仑匆忙踏过雪地、穿越各城、支撑其岌岌可危的王位时，全欧似乎又回到18世纪的紧张局面。旧疆界在列强毫无根据的理念中变得支离破碎。米兰人哀悼其子弟被拿破仑召往俄国而一去不回，准备罢免他们不在位的国王——慈祥和蔼的欧仁；罗马人敬爱其被囚禁在枫丹白露、憔悴多病的教皇，祈祷他回到罗马教会；意大利王侯和老百姓怀疑野心勃勃的缪拉，会因其私心在合法的波旁王室前屈服。奥地利已为战争瓜分，并屈服于苛刻的和平条款，渴望地等候梅特涅以外交手段，将其从被迫与传统敌人所订的联盟中解放。莱茵邦联则梦想繁荣，因为他们投降的子孙不必再向外国人或拿破仑付债。普鲁士因现在不受欢迎的盟邦夺去其大半领土和资源之故，期待其掠夺者因巨大灾害而毁灭，这是等待已久的良机。普鲁士如今念及费希特的号召，听取被放逐的施泰因的呼吁，驱逐监视他们的法军及榨取他们血汗的法国索取赔款者，在腓特烈的领导下，坚强、自由地站起来，成为日耳曼自由的堡垒。

在这些同族叛变之余，更惊人的消息是俄国不仅击败被认为所向无敌的科西嘉人，将法军逐离俄土，并越过边界追赶至华沙大公国，而且请求这个欧洲心脏地区加入圣战，推翻曾使法国成为欧陆暴政的篡位者。

1812年12月18日，溃败的拿破仑返抵巴黎，亚历山大也离开圣彼得堡。23日，沙皇返抵维尔纳，与库图佐夫及其部队庆贺胜利。俄军在袭击撤离法军的途中，也遭损失，10万人死亡，5万人受伤，5万人行踪不明。亚历山大当众赞扬他们的将领，私下却怀疑其领导。沙皇告诉罗伯特爵士——假如我们可以相信罗伯特爵士——“其对付敌人所为是出于不得已，由于处境的缘故。除其本人外他确实获胜。我将不再弃军不顾，因为我不愿将之交付如此将领而使之陷入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赠予了精疲力竭的库图佐夫俄国最高军事勋章——圣乔治大十字勋章。

亚历山大为实践其预言，深信在某些地方受神力的鼓励和支持，不顾将领们的劝阻，亲任联军最高统帅，号令向西界进军。他绕过波兰对面的科夫诺，沿涅门至陶洛金，驻守当地的普军将领约克允许俄军进入东普鲁士。自圣彼得堡起即伴随亚历山大的施泰因，鼓励他按预期目标行军，普鲁士人一定欢迎他。沙皇宣布赦免曾与他为敌的普鲁士人，并呼吁普国国王和人民参加他的十字军。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法国鹰旗和俄国熊旗之间左右为难，拒绝约克的提议，自柏林退至布雷斯劳。亚历山大越过东普鲁士，受到人们热烈欢迎的高呼：“亚历山大万岁！哥萨克万岁！”

沙皇在接近普鲁士与波兰边界时，差人送信给波兰国王，允以大赦、立宪，成为俄皇的一个王国，显然是由于俄奥之间的秘密谅解，在华沙的奥军将领奥王子施瓦岑贝格撤军至加利西亚。波兰政府迎接亚历山大，1813年2月7日沙皇未遇抵抗，进入波兰首都。华沙大公国即告夭折，整个波兰成为俄国的附庸。普鲁士希望收复1795年丧失的波兰领土。沙皇迅速向腓特烈·威廉三世保证，将很快补偿相当于其丧失的土地，同时再度呼吁普国国王和人民与之合作对抗拿破仑。

普鲁士人一直在等待这种号召。他们是一个自负的民族，仍旧怀念腓特烈。国家主义精神因法国的迅速扩张和西班牙革命的成功而加强。中产阶级人士极力反对大陆封锁及为偿还法国赔款所征的高税。普鲁士的基督徒热爱其教会，忠实其教条，各派皆不信任拿破仑，视他为无神论者，并联合谴责拿破仑对待教皇的方式。“道德联盟”（Tugenbund）呼吁全部日耳曼人联合防御其共同祖国。普王借口防卫普国，抵抗亚历山大入侵，允许其臣子重建、扩充普军。1月，俄军攻占马林堡。3月11日他们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进入柏林。爱好和平的普王被迫决定在布雷斯劳颁布《告全国国民书》，3月17日，呼吁以武力起而反抗拿破仑：

勃兰登堡人、普鲁士人、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立陶宛人！你们知道过去7年来你们忍受的。如果我们不能光荣地结束这场战争，你们即将面临悲惨的命运。想想过去的选帝侯、伟大的腓特烈时光，回忆你们祖先在他们的领导下战斗得到的恩惠，及他们为自由意志、国家荣誉、独立、商业、工业、学识付出的热血，看看我们坚强的盟友，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瑞士人、荷兰人的英勇事迹。

这是最后决定性的战斗，关系我们的独立、繁荣、生存。除了光荣和平或慷慨就义外别无选择。

我们有信心等待结果，天主及我们的坚定目标将为我们带来胜利，保证达到光荣和平，回到幸福的时代。

普国各阶层人士皆响应国王的号召。教士们，尤其是基督徒，要求发动圣战反对异教徒。在这些人中，像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教师遣散学生，告诉他们说现在不是学习而是行动的时刻。黑格尔仍置身“战争”外，但歌德对经过其身旁向他致敬的军队祝福。诗人如申肯多夫、乌兰、吕克特等在诗篇中叙述国民和人们的情操。有的诗人投笔从戎，如特奥多尔·克尔纳等为国捐躯。被放逐至俄国的恩斯特·莫里茨回国，用他《什么是日耳曼人的祖国》的歌曲协助唤起日耳曼精神。在那场“解放战争”中，一个新的德国诞生了。

然而任何一个濒于危难的国家都不能只依赖志愿兵来求生存，腓特烈·威廉三世向其同胞呼吁的当天下令征兵，要求17岁至40岁男士皆须服役并不得觅人代替。1813年春天开始时，普国已有6万名后备军准备入伍。俄国的几支大军，为数约5万名也整军备战。亚历山大和腓特烈·威廉，率领11万大军开始着手作战，这场战争将决定拿破仑的命运和欧洲的结构。

他们两人明白这支军队是不足的，于是寻求与能提供人力、经费的国家结盟。奥地利目前仍愿为法国的忠实盟友，因为奥地利担心参加新联盟，会首先遭到攻击，而且弗兰茨记起他有个女儿在法国。贝纳多特亲王曾许诺予亚历山大3万名兵士，但他已将大半军士派往征服挪威。英国在月底保证捐助联军200万英镑，俄国开放港口进口英货，不久联军设于易北河的仓库已屯有足够的战争资源。

库图佐夫于4月28日在西里西亚去世以前，仍劝告俄国人返国，亚历山大令巴克莱继任库图佐夫指挥俄军，而本人保有最高统率权。如今他开始实践西进，即拿破仑希望完成的东进，攻入敌国、击败敌军，占领敌京、迫敌臣服、签订和约。

至布拉格

同时，拿破仑正在法国争取不再热衷其战果的法国人的支持，现在法国几乎每一家要出一个小孩去服役。中产阶级曾支持拿破仑，视其为保护者，如今却视拿破仑为保王党，较波旁王室更专制，并打算驱逐他。教士们不信任拿破仑，将领们企求和平，他本人也倦于战争。拿破仑此时已大腹便便、疾病缠身、年华不再、心智衰退、意志薄弱，不再溺于战果、渴望战争、热衷政府事务。在举国低荡之际，这个倦怠的人如何能募集人员和财力摧毁敌人？

自负提供了拿破仑这一战的力量。他认为沙皇缺乏信心，将领迷恋美丽的舞女，俄国人因为害怕而邀腓特烈军队加入哥萨克部落。法国叛变的军官建议领导瑞典的军队攻入法国本土，这些人的勇气与战技绝无法与法军相提并论。爱国的情操防卫着这些难以克服的、保护欧洲最优秀文明的天然边界。拿破仑于1812年12月极力唤起民族优越感，欧洲只有一个敌人——俄国。

所以，拿破仑征税、借贷、捐出私人财产。他下令1813年次役男提前入伍，1814年次役男接受训练，并动员卫戍师部队赴国外作战，拿破仑曾保证这些卫戍师只在国内服务，并订购军火、衣服、武器、马匹、粮食。拿破仑安排教导新兵行军、作战的艺术和技巧，使这些受过训练的战士能在指定地区扎营，命令下达后即可在指定时间、地区聚集。至1813年4月中旬，他组成一支22.5万人的军队。他赴前线时，派玛丽·露易斯摄政，由他的秘书梅纳瓦尔辅佐。拿破仑于4月15日离开巴黎，会合在美因茨和厄尔巴岛的军队。

欧仁率领征俄的残余部众向南，并在日耳曼境内法国据点召集兵士以加强军力。贝特朗将军由南部北上，有这些可靠部众布防左右两翼，拿破仑率领在美因茨的军队前进。5月2日靠近莱比锡的吕岑，遭遇由俄皇监督、维特根施泰因指挥的盟军。法军现有兵士15万人，俄军5.8万人，普军4.5万人。也许拿破仑为鼓舞新兵士气、刺激战斗心，亲自在前线冲锋陷阵。马尔蒙元帅提及“拿破仑奔驰在战况最恶劣之处，这或是他毕生得意的胜利”。盟军俯首称臣，由迈森、德累斯顿率军撤退，但是战胜的法军损失2万人，较联军多8000人。忧虑贪婪的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决定派1万名兵士加盟法国，拿破仑因而稍感安慰。5月9日，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成为拿破仑的战地司令部。

拿破仑忧虑奥地利将会加入盟军以图重新夺回北意大利，派遣欧仁至米兰，重整军队，并监视意大利革命分子。他本人于5月18日离开德累斯顿，希望对在离德累斯顿东30英里的包岑之地重编的盟军，获得较决定性的胜利。他令奈伊在其周围半圆内进军，以他率领主力从正面攻击时，从后方包抄。奈伊行动迟缓，他加入战斗时，被拿破仑击溃的联军已丧失1.5万名士兵后退至西里西亚。拿破仑挺进至奥得河，释放在格洛高的法国部队，并加以收容。因恐惧法国大革命而逃亡的罗杰·德·达马愤怒地写道：“法兰西帝国遭遇危机，却获得胜利。”

此时，拿破仑可沿奥得河挺进，并解救其他部落以增强军力，但他听从梅特涅的提议，由奥军调停和平的安排。拿破仑的将领贝尔蒂埃、外交官科兰古担心联军将以无穷的资源发动长期作战，对抗分裂的、国库匮竭的法国军队，皆鼓励拿破仑接受。拿破仑虽怀疑这是一个计谋，但希望停火能让他有空征募新军，加强骑兵力量。同时，他担心拒绝将使奥地利加入联军阵线。经过两个月，6月4日在普莱斯维茨（Pleisswitz）安排停战，后延至8月10日。拿破仑撤军至德累斯顿，下令增补军力，他本人则前往美因茨与玛丽·露易斯相聚，也许她能够说服其父亲继续遵守盟约，因为她是这个盟约的人质。此时梅特涅托词为防备联军，扩大奥军的兵力与补给。

这些国家充分利用停战。联军欢迎贝纳多特率领2.5万人加盟。随行的有莫罗，莫罗曾因涉嫌与阴谋推翻拿破仑组织有密切关系，而被迫移居美国，如今他以熟悉拿破仑战略秘诀为联军工作。他强调一点，拿破仑指挥大军时，避免与之争战，但在他离去时可以攻之。联军较喜爱卡思卡特爵士，因为他于6月15日捐赠联军400万英镑，而只要求联军保证未经英国同意，不得与拿破仑缔和。

6月27日，联军接受奥地利调停，同意三方面应派交涉代表至布拉格拟订和约。拿破仑派纳尔博纳和科兰古交涉，希望亚历山大会喜欢科兰古和纳尔博纳的机智而愿意和谈。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由科兰古和梅特涅所给拿破仑的条件，对拿破仑在面对远征俄国、波兰失利，普鲁士背叛情形下，是很合理的。条件中要求拿破仑放弃占领的普鲁士土地及对华沙公国，包括汉萨同盟国、波美拉尼亚、汉诺威、伊利里亚、莱茵邦联的要求，拿破仑可以回到法国并保留其自然疆界。但建议中有一项严重缺憾，即英国拥有附加要求的权利，任何和平没有英国同意不得签字。

拿破仑向在布拉格的联军要求这些条件的官方证实。8月9日，他才收到回音，并附有梅特涅的警告，拿破仑必须在8月10日以前将回音传至，否则会议和休战将于当夜失效。拿破仑做有限度的接受，但未能在梅特涅所提的会议和休战终止时刻前送达布拉格。8月11日，奥军加入联军反对法国，战火重燃。

至莱茵河

联军经过大肆扩充和补给后，目前约有49.2万名兵士、1383门炮。拿破仑得到他期待的来自丹麦的新军，这支部队有士兵44万人、大炮1200门。联军分为三支：“北军”由贝纳多特统领，集中在柏林；“西里西亚军”由骁勇的布吕歇尔指挥，驻守布雷斯劳四周；最大的一支“波希米亚军”由施瓦岑贝格率领，集结在布拉格。他们形成半圆，围困拿破仑于德累斯顿。这三支军队分别进军巴黎，拿破仑则派乌迪诺领左军抵御贝纳多特，奈伊主“中军”监视布吕歇尔，他本人则率右军在途中以防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倾巢出动的大军。情势不利于法国，而且事实上法国似乎注定要失败，拿破仑不能集中其精锐的意大利部队一次对付一个敌人，因为如此将顾此失彼，两支敌军即可免于拿破仑及其变化多端的战略，而进军巴黎。

8月12日，布吕歇尔展开1813年秋季攻势，由布雷斯劳向西进攻奈伊驻扎在萨克森和卡茨巴赫的部队。奈伊的部众在毫无戒备下被击溃，也许严格地说，是惊慌而逃。拿破仑迅速从格尔利茨率领近卫军和缪拉的骑兵，重整奈伊部队，并亲自指挥，力挽颓势，歼灭布吕歇尔军6000人。但同时施瓦岑贝格在北方领20万大兵突击法军设在德累斯顿的司令部。拿破仑即停止追击布吕歇尔，领军10万回援。在4天内行军120英里，但见奥地利几乎占据萨克森京城附近所有高地。8月26日，由老侍卫队与新侍卫队组成的军队，高喊：“吾王万岁！”冲破敌军阵线，勇猛作战。缪拉领导其过去英勇的骑兵作战。经过两天的战斗，施瓦岑贝格下令退兵，留下6000名死伤、被俘的人。拿破仑本人在浓密的炮火中亲自指挥一些炮兵。

亚历山大与其新宠莫罗在一个暴露的高地观望这场战斗，一枚炮弹炸断莫罗双腿。几天后莫罗躺在沙皇怀中去世，并高叫：“我，莫罗被法军射中，死在法军之中。”

旺达姆追击退败的奥军，拿破仑因剧烈的胃痛而没有随军出发。结果大军误入陷阱，7000名兵士于8月28日向施瓦岑贝格的一支部队投降。不久，奈伊于9月6日在登纳维茨（Dennewitz）的一次战役中，损失1.5万名士兵。拿破仑悲见其胜果化为云烟，下令参院征召1814年次新兵12万人及1815年次新兵16万人，这些新兵还太年轻，需要几个月训练。同时在波兰战役中洗练的6万俄军加入沙皇军队。10月8日，原先支持拿破仑的巴伐利亚军队，加盟联军。

联军声势愈来愈大，现在他们要围攻莱比锡，并决定在此役中使联军压制拿破仑的策略。10月，由布吕歇尔、莱文·本尼生、贝纳多特、施瓦岑贝格、符腾堡的欧根及其余将领领导的16万大军集中于城市。拿破仑率领北方、中央及南方的11.5万大军，分别由马尔蒙、麦克唐纳、奥热罗、贝特朗、凯勒曼、维克托、缪拉、奈伊及波尼亚托斯基亲王率领。在以前的战场中，极少有如此多的军事天才和不同的国家聚集一起，就像日耳曼人所称的——国家的战斗。

拿破仑在其部队后方一个明显处指挥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三天的战斗行动。根据他自己的说法，10月18日法国仍居上风，但萨克森军队加盟联军并将枪口倒向法军时，引起法军惊慌失措，而开始失利。次日莱茵邦联部队哗变，加入联军。拿破仑眼见其部队确因弹尽援绝，招致巨大损失，只好下令退兵，越过普莱斯河和埃尔斯特河。大半的军队安全渡过，但一些部众正撤退时，一名疯狂的工程师炸毁埃尔斯特河上的一座桥，许多人淹死，英勇善战并被拿破仑任命为战地司令官的波尼亚托斯基亲王也在此罹难，随拿破仑在莱比锡作战的11.5万大军只有6万人到萨勒河，数千人被俘。12万留在日耳曼堡垒内的法军已不是法国的了。这些退却至萨尔河的法军获得衣食补给品后，向西朝哈瑙的美因茨出发，并于当地击败一支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军队。经过两周的逃逸后，于11月2日抵达莱茵河的美因茨，并越河返回法国。

转折点

拿破仑似乎在复原前即瓦解。不算在日耳曼境内不能动员的法军，现在他的军队是6万败兵，精疲力竭地在莱茵河杂陈。“一群短缺武器、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携带着伤寒病菌，沿途传染。”各地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在意大利，欧仁尽全力召集了一支3.6万人的军队，但如今遭到横过阿迪杰河的6万名奥军的沉重打击。在那不勒斯，缪拉计划加盟联军以保全王位。在尼德兰，国内叛变分子得到比洛普军之助，使奥伦治家族复位。热罗姆由威斯特伐利亚出奔。胜利者威灵顿从西班牙越过毕达索亚，于10月7日入法国，12月围攻巴约讷。

法国本身似乎也告分裂，丧失西班牙，中断与德、意的贸易导致法国经济危机，工厂关闭，银行破产。10月，亚巴克银行倒闭，影响一连串银行破产。股票市场从1813年1月的80点跌至12月的47点。成千名失业者徘徊街头，或待在家里，或从军以获得食物。老百姓反对进一步征兵，中产阶级反对提高税收，保王党高喊“路易十八”，所有各阶层要求和平。

拿破仑于11月9日抵达巴黎，受到郁郁寡欢的皇后及满怀喜悦的儿子的迎接。他着手筹组30万军队作为战争或和谈的先决要件。他派遣工程师修筑到前线的道路，重整城墙，建筑堡垒，准备至必要时摧毁河堤，或破坏桥梁以遏制敌军的前进速度。他为骑兵征调马匹，命令边界的大炮等武器编入步兵。群众因贫穷而抵制征税使公共收入减少时，拿破仑动用更多的私人存款。整个国家以怀疑和恐惧注视着拿破仑，既羡慕其精力恢复迅速，又佩服其才智，又担心隔年的战事。

联军在冬季来临前，在莱茵河旁犹豫不决。11月9日派人从法兰克福传给拿破仑一项未署名、非正式的和平提议：法国保留其自然边界——包括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及比利牛斯山，但是必须放弃这些以外的地区。12月2日，拿破仑通过外交部长科兰古给予官方同意书。但荷兰革命粉碎法国在莱茵河口的控制权，联军协助革命并拒绝了拿破仑的自然疆界。12月5日改发《法兰克福宣言》：“联军不与法国作战，最高统治者希望法国强大、茁壮、幸福……列强保证法国拥有其国王时代没有的土地。”

不需要对国王与人民做太多分化工作，参议员和众议员即公开反对拿破仑，要求立宪、保证自由。12月21日，联军渡过莱茵河进入巴黎。12月29日，参议员上书保证效忠、拥护拿破仑。但当天波尔多的一名保王党党员莱内向众院宣读报告，批评拿破仑政府的“过失”和“暴行”，并赞扬波旁王朝的统治，庆贺联军“希望让我们留在本国国土之内，而且阻止20年来伤害全欧人民的野心活动”。众院以223票对31票同意将莱内的报告付印。是夜，拿破仑下令会议结束。

1814年1月1日，众人派代表团向拿破仑问候，拿破仑极端愤怒并疲倦地回答：

我们必须将敌人驱离国境时，就不是要求我立宪的时刻。你们不是国家的代表，只是各邦的代理，我才是人民的代表。到底王位是什么？是用丝绒盖的四块镀金木头？不！王位是人，也就是我，只有我才能拯救法国，不是你们。如果我听从你们，我会主动投降，而不是等敌人强迫我那么做，你们在三个月内将获得和平，而我将死。

待这些受惊的代表离去后，拿破仑派经过选择的参议员，去说明他的政策及和平倡议，而且仿佛是在历史的评判席前一样，谦逊地供认：

我不怕承认我令战事拖延太久，我曾有伟大的计划，希望法国成为世界帝国。我错了，这些计划与法国人口不成比例。我早该让他们全都武装起来。现在我了解，一个进步的社会及一个道德、社会福利都在进步的国家，是无法全民皆兵的。

我应对过去因幸运而犯的错误忏悔。我一定要达成和平，我要依照环境需要达成。这项和约只令我一人受辱，是我欺骗了自己，是我咎由自取，不是法国，法国没有任何错误，她已为我流血，她不曾拒绝为我做任何牺牲。

绅士们！向你们主管的各部门宣布，我将决定签订和约，我将不再要求法国人为我和我的事业流血，但必须为法国及维持法国的领土奋斗。告诉他们：我只要他们将敌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告诉他们：阿尔萨斯、费朗什孔泰、纳瓦尔、贝阿恩正被侵犯。告诉他们：我召集法国人是要维护自由。

1月21日，拿破仑命令其手下从枫丹白露释放教皇庇护七世，并安排其返回意大利。1月23日，他召集国家防卫军的军官在土伊勒里宫开会，向他们介绍皇后及不满3岁、英俊的“罗马王”，并要求防卫军好好保护他们。他再度指派玛丽·露易斯代理他的职位，其兄约瑟夫任帝国中将并协助皇后管理行政事务。24日，他通知缪拉率8万军队穿过联军防线，越过阿尔卑斯山，解救正在意大利受困的欧仁。当天他向妻子告别，离开巴黎，加入重编的军队，率部向入侵法国者进攻。

至巴黎

他们再度向聚集线挺进，这次他们眼光注视着巴黎，施瓦岑贝格谨慎地偷偷向法国进军。他率领16万大军在巴塞尔渡过莱茵河，在伯尔尼君主的默许下，违反瑞士的中立立场，迅速穿过瑞士，攻下未曾设防的日内瓦，出乎意料地深入法国西方100英里，并急忙朝北向南锡进军，以便加入布吕歇尔或与之会师。拿破仑下令法军放弃在意大利及法国东南部的零星战斗，转向北拦截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或至少拖延其进军，但欧仁为奥军所缠，苏尔特必须以全力对付威灵顿。

同时，布吕歇尔及其“西里西亚军队”的6万名精兵，越过美因茨的莱茵河、曼海姆及科布伦茨区，未遭抗拒，直赴南锡，当地统治者和百姓视他与普鲁士军队为拿破仑暴政的解放者。贝纳多特失去继承拿破仑的希望，则在莱比锡后离开联军，1814年1月14日力使丹麦割让挪威予瑞典，尔后他和军队加盟布吕歇尔向巴黎前进。

拿破仑留守在法国东部的军队，不敢与布吕歇尔或施瓦岑贝格的军队对抗。奈伊从南锡向西——莫尔捷从朗格勒、马尔蒙从梅斯——退却，等候拿破仑来临。

拿破仑自己坐镇距巴黎95英里马恩河畔沙隆的新司令部，领有6万名新兵，加上莱比锡战役由奈伊、马尔蒙、莫尔捷率领的6万名残余部众，共12万名兵士抵御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的22万大军。拿破仑的政策是不让联军联合，避免与施瓦岑贝格作战，阻止或拖延他们向法国进军，而以蚕食的方式吞并各支部队，避免与主力交战。1814年的战役是拿破仑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是因为缺乏增援，也是最错误的战役之一。布吕歇尔也犯了许多错误，但他是所有反对拿破仑的将领中，意志最坚定、才智最高的一位。施瓦岑贝格较谨慎，这或因其个性，或为亚历山大沙皇和弗兰茨二世在其部队的缘故。

开始的一些胜利给予拿破仑过分的信心，他于1814年1月29日虏获正在午餐或午睡的布吕歇尔的兵士，击溃其部众，并几乎俘虏布吕歇尔本人。布吕歇尔大军退却，而拿破仑没有追击，因为他自己的军队也损失4000人。他也迅速撤退，因为一名普兵持刀向他冲来，幸好古尔戈及时将这名鲁莽的家伙打死。拿破仑为他当年接受科学教育和军事训练的著名学校和城镇受战争破坏而感到悲伤，他答应在驱逐入侵法国的敌人后，重建这些地区。

他无暇过多感伤怀念，施瓦岑贝格迅速支援布吕歇尔，使拿破仑的4.6万人2月1日在拉洛提耶尔几乎突然地被奥、普、俄联军包围。拿破仑别无选择，只有作战，于是他亲自指挥作战。此役差不多平分秋色，但这项损失对法军不利，拿破仑率领法军退至特鲁瓦。施瓦岑贝格夜以继日，小心谨慎地挺进，布吕歇尔与之分头前进，并决定按自己的途径和步伐，由马恩河赴巴黎，同时奥军沿塞纳河前进。联军军官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约定下周在皇宫会师。

拿破仑允其受创的军队休息一周后，下令维克托和乌迪诺率领部分军队拦截施瓦岑贝格，他本人领军6万人抄捷径，穿越圣克劳德沼泽地区至尚博贝尔，他们在此赶上布吕歇尔后卫。马尔蒙领导法军于2月10日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一天后他们在蒙米拉伊遭遇另一支布吕歇尔的军队。拿破仑和布吕歇尔都坐镇军中，马尔蒙又获得胜利。2月14日，双方主力在沃尚发生激烈战斗，拿破仑再度获胜。4天内，布吕歇尔损失部众3万人，拿破仑押解8000名俘虏至巴黎游行，恢复当地人们的士气。

但施瓦岑贝格将乌迪诺和维克托几乎击退至枫丹白露，一场全面性攻击即可使奥俄军队及其两位国王，在一天内进至巴黎。拿破仑闻悉此消息后，大为震惊，留下马尔蒙对付布吕歇尔，亲率7万人南下。他2月18日在蒙特罗击败由维特根施泰因率领的联军，在南基建立据点，令维克托及乌迪诺从后方、侧翼攻击施瓦岑贝格。奥地利将领发现三面受敌，向拿破仑提议停战。拿破仑同意停火，但联军必须保证法兰克福的约定——法国保有自然疆界。联军认为要求他们退出莱茵河的建议是一个侮辱，拒绝交涉提议，并于3月9日在肖蒙决定延长联盟20年。施瓦岑贝格领10万名军士退往特鲁瓦。

拿破仑领军4万人小心地追赶，同时他获悉布吕歇尔已在整编，并再度领军5万人向巴黎进攻。他留下乌迪诺、麦克唐纳和热拉尔骚扰施瓦岑贝格，自己率领部众自塞纳河回防马恩河，并与马尔蒙及莫尔捷会师，希望在埃纳河诱捕布吕歇尔，因为这是普军退至苏瓦松唯一的桥梁。但两支5万人的联军由北逼向苏瓦松时，当地司令官大惊，弃城捐桥投降。布吕歇尔大军在渡桥后将桥焚烧，并与援军会师，使部队达到10万人。拿破仑率5万人追击，克拉奥内一役并无决定性的发展，但3月9日至10日双方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后，法军失利。

虽然拿破仑于3月13日击败另一支由兰斯率领的普军，并接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已于事无补。他将马尔蒙和莫尔捷留下对抗布吕歇尔，自己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敌军中。3月20日，拿破仑突然率领残余部众2万人，在奥布向拥有9万精兵的施瓦岑贝格部队进攻，经过两天的英勇奋战，他承认失败，并越过奥布寻觅一个供其疲惫不堪的军队休养的场所。

拿破仑再度濒临绝境。精疲力竭使他脾气更加暴躁，叱责随他出生入死的将领。这些将领忠告拿破仑，法国人已倦于这种荣耀心和同情心，他无法再获得增援。他留驻巴黎的政府，甚至他哥哥约瑟夫都请求他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和平。

拿破仑在绝望之际，决定以幻想的战略孤注一掷，他留下其最杰出的将领尽力阻止联军前进。他本人则带领为数有限的军队向东进军，拯救被囚禁在沿莱茵河岸德国堡垒中的法军，将这些久经战事的部队编入战斗部队，切断联军交通、补给线，突击其后卫，迫使他们停止前进。巴黎人士受其勇气鼓舞，加强防御，抵抗入侵的联军。为了万全之策，他令约瑟夫在情况紧急、非投降不可之际，将政府、玛丽·露易斯与“罗马王”迁至卢瓦尔河之后的安全地区。在这里，所有堪用的法军能聚集起来做最后抵抗。

拿破仑率领受创的残众东行之际，联军逐渐突破法军防线，并迈向最后的胜利。弗兰茨二世留守第戎后方，不愿见其女儿受辱，腓特烈·威廉三世一反往昔的宽宏大量，认为他可以为其军队被摧毁、国家遭分裂及个人被放逐而报复。亚历山大既骄傲又紧张，对每日的屠杀并不快乐，他认为他已洗刷了莫斯科被攻占的耻辱及将欧洲由科西嘉人疯狂的权力中解救出来。

3月25日，马尔蒙和莫尔捷在离巴黎100英里的拉费尔不顾死活地向联军进攻，以阻止其前进。联军人数较法军多一倍，但法军奋不顾身，使亚历山大本人在短兵相接时，下令停止这种不公平的屠杀，并高喊：“我要保全英勇者！”战斗结束后，联军交还法军将领们的马匹和宝剑。马尔蒙和莫尔捷退返巴黎，准备防御首都。

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于3月29日抵巴黎城外郊区。大炮声、农民逃亡入城的情景，使市民惊慌。1.2万名军士颤抖，有些士兵以叉子协助残余部队防御首都。约瑟夫自拿破仑命令下达后，一直请求摄政皇后离城，如今她同意，但艾格隆拒绝，一直到战事逼近感到惊慌时才同意。

3月30日，7万名联军发动最后攻击。马尔蒙和莫尔捷率部众2.5万名士兵尽全力防御，巴黎城池的坚固情形出乎俄皇意料。从荣军院来的老兵、科技学院来的学生、工人及其他自愿人士都加入防御。约瑟夫注视他们奋勇抵抗，一直到发现大势已去，并可能造成城破人亡为止。虽然亚历山大也许表现得怜悯、慈悲，但哥萨克不受控制，布吕歇尔也不禁止普军全力报复。约瑟夫将其权力交予高级军官，自己加入玛丽·露易斯及在卢瓦尔河的布卢瓦的法国政府。马尔蒙经过一日浴血保卫战后，发现毫无道理继续作战，于1814年3月31日下午2点宣布弃城投降。

当天早上稍后，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三世率领5万名军队正式进入巴黎。人们以无言的抗议来欢迎他们，但沙皇表现得非常有礼，并一再致敬以缓和他们的敌意。仪式完毕后，他找出在圣弗洛伦廷街的塔列朗，征求他关于如何安排有秩序地改变法国政府的意见。他们同意重新召集参议员并制定宪法、组织临时政府。4月1日，参议院集会，编纂宪法，保证维护基本自由权力，并指定临时政府，选塔列朗为总统。4月2日，参议院宣布放逐拿破仑。

和平

联军包围巴黎的消息于3月27日传给拿破仑时，他在距巴黎150英里的圣迪济耶。次日，他派军出发，当天下午收到急电：“如果想阻止首都沦陷，皇帝必须立即出面，刻不容缓。”拿破仑离开在特鲁瓦的军队，抱病马不停蹄地回去。3月31日，他在巴黎附近告诉科兰古：“我将在国家防卫军和军队之前率先士卒，我们将重做这些事情。”他获悉当天已签订降约，这些已太迟时，非常震惊。他派遣科兰古赴巴黎，希望这位“俄国人”能说服亚历山大拟定妥协的办法。拿破仑害怕自己进城会被捕，于是乘骑前往枫丹白露。是晚，他接到科兰古回信：“我被拒绝了。”4月2日，他获知被放逐。他想了一会儿，屈服是多么愉快的事，他说：“我不要坚持王位，我身为军人，对变为一个平民毫无怨言。”但在拿破仑的天才领导下，仍有5万名军士，更密切地团结在一起。他吩咐在埃松河（the River Essonne，塞纳河的支流）边扎营，等候进一步的命令。这支防御巴黎的残余部众由马尔蒙指挥。

4月3日，拿破仑巡视在枫丹白露皇宫的皇家侍卫队。他告诉他们：“我已牺牲很大地向亚历山大提出和平，他却拒绝。我将在几日内攻击在巴黎城内的亚历山大，我依靠你们。”这些士兵起初没有回答，但拿破仑问道：“我对吗？”他们回答：“国王万岁，巴黎万岁！”乐队奏起过去的革命歌曲《离别歌》（Le Chant du Départ）和《马赛进行曲》。

将领们都怀疑。拿破仑与他们私下开会时发现，他们反对波旁王室复辟，又怯懦驱逐联军撤出巴黎。4月4日，奈伊、乌迪诺、蒙赛和勒费弗尔径自进入拿破仑的房间，告诉拿破仑，因为参议员已决定将他放逐，所以他们无法追随他攻击联军和临时政府。拿破仑回答说即使没有他们，他也可以领导军队。奈伊反驳说：“军队将服从他们的将领。”拿破仑询问他们所求为何。奈伊和乌迪诺回答：“退位。”拿破仑表示要有条件退位，将王位传其子，由玛丽·露易斯摄政。他派科兰古、麦克唐纳、奈伊前往巴黎，传递他的建议。他们在途中至埃松营区处停留，与马尔蒙商议，并惊异地发觉他已与施瓦岑贝格私人交涉有条件投降。4月4日至5日晚，马尔蒙率领1.1万名兵士越过城界，完全接受施瓦岑贝格的宽大条件。4月5日，联军将领通知科兰古决定不与拿破仑进一步协调，除非他无条件退位。同时他们派军包围枫丹白露，以防止拿破仑逃脱。

亚历山大宽宏大量，保护巴黎以免被劫，并礼貌地拜访玛丽·露易斯、约瑟芬和奥尔唐娜。亚历山大劝服其友军与他签订《枫丹白露条约》，给予拿破仑一座地中海小岛作为一所大监狱，仰视意大利天空，并从法国获得收入。这项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方是拿破仑皇帝陛下，另一方是联军各国、奥皇陛下、俄皇陛下及普王陛下，依各自名称约定：

第一款，拿破仑皇帝陛下、继承者及其后裔，必须放弃其对法兰西及其他国家的主权要求。

第二款，拿破仑皇帝陛下及其皇后玛丽·露易斯，在其有生之年得永葆他们的头衔，彼之母亲、兄弟、姐妹、近亲，无论居住何处，将可保留皇族头衔。

第三款，拿破仑皇帝陛下所选的隐居地厄尔巴岛，在彼有生之年，享有独立主权并拥有统治和所有权。

除此之外，拿破仑皇帝每年并可获得200万租税，皇后享有法国岁计中100万的继承权。

拿破仑于4月13日签约，并签署首次退位，然后联军签约。拿破仑曾希望被放逐至科西嘉岛，但他知道那里决不容许成为革命基地，厄尔巴岛是他第二个选择。联军不许玛丽·露易斯伴行。她在枫丹白露曾设法与拿破仑同行，但联军拒绝这项要求，拿破仑也不赞成。4月27日，她和其子不情愿地前往维也纳。

拿破仑也许曾说服玛丽·露易斯不要跟他去，因为他曾决定自杀。如前述，拿破仑征俄返国时，随侍医生曾给他一小瓶毒药。4月12日至13日夜，他吞下毒药，但药似乎已失效。拿破仑虽感到奇耻大辱，但又复原。以后他又准备写一本有关他一生故事的传记，歌颂其“勇敢”的行为。

4月16日，他写给约瑟芬的告别书中说：“不要忘记，一位不曾忘记你，也绝不会忘记你的人。”她于一个月后，即5月29日去世。4月19日，他向他的男仆贡斯当及他的马穆鲁克骑兵队私人侍卫鲁斯坦告别。20日，他向追随他至最后的老卫队发表告别书：

亲爱的士兵们！我向你们告别，20年来我们在一起，你们的作为已让我无法再有所求。我一直知道你们勇往迈向胜利之路……你们及仍然效忠的勇士使我继续从事内战，但法国将会不愉快，应忠于你们的新王，服从你们的新将领，不要背弃我们钟爱的国家。

不要为我悲伤，我知道你们这样做时，我将会快乐。我也许会死……如果我继续活下去，将是增进你们的光荣，我将撰写我们完成的伟大事情。

我不能拥抱你们全体，但我拥抱你们的将领。来，佩蒂将军，我衷心为你祝福，将鹰旗拿来（侍卫队的军旗），让我也摸一下，啊！亲爱的鹰，望我这吻会让我们最后的子孙欢呼！别了，孩子们，我最虔诚的祝福将与你同在，不要忘记我！

400名侍卫愿随他至厄尔巴岛。

他与贝特朗将军踏上马车，贝特朗伴随他至死。为了保险，他由俄、普、奥、英四国联军军官伴行，为了安全，由一小支法军护送。他通过普罗旺斯时需要保护，因为当地极端天主教分子及部分保王党在他路过时攻击、侮辱他。至奥尔贡（Orgon，靠近阿尔勒）时，他发现自己的肖像被吊起，并被群众攻击，而且命令他说“国王万岁”，而他像路易一样遵从去做。为了安全，他向奥地利和俄国官员借制服和外衣穿。4月26日，他发现波利娜妹妹在勒鲁克等他。她放弃法国的里维埃拉和罗马的邀请，留在一所小农舍。她写信给费利斯·巴乔基：“皇上将很快通过这里，我希望看到他并慰问他……我不爱他因他是一位君主，但他是我哥哥。”因为他丢人的乔装，她拒绝拥抱他，他将衣服丢开，沐浴在她的爱护中4个小时。

4月27日，他前往弗雷瑞斯。4月28日，他上了大无畏号英舰，接受21响礼炮，并驶往厄尔巴岛。此后9个月他试图忠于和约。

第十一章　滑铁卢（1814—1815）

路易十八

路易十八是路易十七的叔叔，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五的孙子。1791年36岁时，他显然对其为普罗旺斯伯爵很满意。路易十八本人潇洒、和蔼、爱好赞助文艺，并为酒馆女主人提供许多谈话资料。路易十六1791年企图逃离法国时，伯爵也作此打算，并成功地与其兄弟阿图瓦在布鲁塞尔会合。当路易十七被囚，悲伤过度，精力耗尽，1795年10岁之际一命呜呼时，伯爵成为法国的合法继承人，并号路易十八，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他自认为法王。革命与拿破仑影响力日愈扩张时，他不得不更移居所，由日耳曼至俄国转波兰，1811年抵英，受英国政府的保护和英国宪法的尊重。

1814年4月14日，法国参议员在塔列朗的领导下，颁布下列决议：

为了配合临时政府提议及七人特别委员会报告，参议员将法国临时政府交付阿图瓦阁下，并尊为法国三军统率，直至路易·斯坦尼斯劳斯·格扎维埃登基法王并接受宪章条款。

这部由参议院拟订的宪法要求大赦残余革命分子，禁止封建私斗，废止教会什一税，确定国家财产（由教会和逃亡者没收的），维持众议员和贵族院，尊重个人自由和民治权。

路易十八对这项请求甚表欢迎，但对其他条件仍有困惑，要求考虑。4月24日，他离英赴法。5月2日，他在圣乌恩表示将遵守宪法中大半的规定，但拒绝人民的统治权，因为此与其王权来自上帝的恩赐矛盾。他提议“授予”法国人及参议员“特许”而非宪法。参议员由国王选出，立法机构成为众议院，由每年付300法郎以上税金的人选出，这两院控制政府税收和开支。两院乐于掌管财政，接受特许状。国王保证合作，波旁王朝于1814年6月4日复辟。

在法国王室变迁时，盟军依照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第一次《巴黎和约》，将法国恢复至1791年的边界，并给法国尚贝里、阿讷西、米卢斯、蒙贝利亚尔。法国将部分重要殖民地让予英国、西班牙，承认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权，并同意即将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有关法国1792年占领土地的决定。

路易十八在土伊勒里宫定居后，觉得他有权轻松，并享受归还的财产。他视1814年为“我统治的第19年”。路易十八当时59岁，慈祥、有礼、懒惰、呆笨、痴肥、痛风，不像一位国王。他本人屈从宪法，较拿破仑统治更顺从选举、演讲、党派和新闻的自由。酒馆内盛行讨论文学和政治。斯塔尔夫人得意洋洋地恢复她在巴黎的沙龙，以娱乐国王。

人们沐浴在新政权的经济成就。路易十八非常明智，保留着《拿破仑法典》、司法、行政及经济的结构。人们赞誉拿破仑寻得莫利安这么高能力、完美的财政部长时，路易十八找到了约瑟夫·多米尼克·路易男爵，他立即提出改善财政状况的切实方案，并抵制各种财政上的投机行为。

国王在其朝廷中尽力缓和两个集团的更迭，在其任职初年，绝少对曾在拿破仑时期服务的人报复。除了达武外，国王的高级军官都自由地与波旁朝廷中有名望的保王党员交际。下级贵族，如曾倾向拿破仑的雷米萨先生和夫人，也赶往重新整修的圣地朝拜。塔列朗讽刺波旁王室“未曾习知，也未曾忘却任何事”。对阿图瓦也许是正确的，他是一位天性善良、面貌姣好、但愚笨骄傲的人，但对路易十八并不恰当。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宣称，大半法国人将迅速接受新的旧制度，就好像非常容易接受长久以来的旧习惯而无法更换。

然而不满及争执的成分仍有。教会拒认与政府之间所订有关宗教事务的协定，坚持恢复革命前的权力，尤其是教育上的权力。国王下令周日和假日要有严肃的宗教仪式，除了药店和药商外，所有店铺须全天关门，不准酬付工人和货运商薪水。不承认天主教教义将遭到危险。大半困扰是教会显然合理地要求归还他们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教会财产。要履行这种要求不可能不引起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反叛，因为他们向国家购得这项所有权。这些购置者担心被剥夺一部分或全部。许多农民和忠贞的中产阶级人士想，如果能免除战争，他们或许会欢迎拿破仑回来。

一小撮积极分子坚持革命原则，并暗中重振这项原则。这群雅各宾派受到新政体严厉的压制，他们希望拿破仑回来，为了要推翻波旁王室，也许被迫再度成为革命之子。在军中，他们使许多人接受这种希望。高级官员为国王的温柔笼络，官员们发现贵族恢复把持高位，他们晋升希望渺茫，他们渴望回到过去的岁月，当时只有在战场或战时才能获得高官。路易十八企图裁减1.8万名官员和30万士兵来平衡预算，几乎这些被遣散的人都须设法寻找糊口之处，他们陶醉着回想拿破仑，他曾将荣誉与死亡等观，甚至死亡似乎是一桩荣誉。

军队的不满是为这位具有魔力的浪子启开回国之门的最大力量。加上农民恐惧被剥夺财产、恢复封建税，厂商遭遇英国倾销，除了在教士严格控制下的正统天主教外，各方均不满。国王于1814年底解散议院，直至5月才恢复。穷人私下怀念灿烂辉煌的拿破仑法国。这些似乎都虚无缥缈，但消息传抵厄尔巴岛，唤起了受伤未死、被俘斗士的精神。

维也纳会议（1814.9—1815.6）

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历史上是一次著名的政治集会。会议主要成员为重要的战胜国，包括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同时还有来自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教皇国、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等地的代表；战败的法国因狡猾的塔列朗代表列席而并入计算。会议过程显示出两项不甚相称的原则，即武力较谈判有效，精神较物质更易获胜。

俄国首席代表沙皇拥有强大的军力和动人的仪表，在安德烈亚斯·拉祖莫夫斯基伯爵（贝多芬的赞助人）和卡尔·罗伯特·内塞尔罗德伯爵的协助下，沙皇提出俄国接收全部波兰，作为俄国领导联军从涅门河、施普雷河的胶着状态，到塞纳河的胜利的代价。波兰代表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期望波兰统一，以为迈向独立的踏脚石，因而支持这个建议。

普鲁士的正式代表是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但实际出席为哈登贝格亲王和哲学家洪堡。他们要求给予英勇的“前锋”将领布吕歇尔和战死的普鲁士人适当的报偿。亚历山大同意，只要普鲁士放弃要求往昔占据波兰部分的主权，即将全部萨克森给予腓特烈·威廉，作为其国王（正禁锢于柏林狱中）将萨克森军队交予拿破仑指挥的惩罚。施泰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绅士的解决办法。

奥地利宣称，她为联军决定了这场战争，因此她应该分享胜利的硕果。将奥地利逐离波兰是无法忍受的，而且由普鲁士并吞萨克森将破坏欧洲南北的势力均衡。梅特涅尽力容忍，迂回巧妙地使奥地利不变为二流强国。奥皇弗兰茨二世协助外交部长款待各国贵宾，战争已使他的财政陷入破产边缘，但他冒险以美酒和香槟灌醉其客人，并用尼德兰的佳肴来迷惑他们。皇宫大厅几乎夜夜狂欢，男女演员、歌手和音乐家应邀来取悦权贵及其侍从。贝多芬的《维多利亚之战》（Die Schlacht von Vittoria）轰动全市。仕女名媛们刻意打扮，并在孔萨尔维红衣主教允许的限度内，尽力展露身段。地位显赫者不难找到情妇，较低微的贵族们则到风月场合寻花问柳，城里尽流传着关于沙皇私情的闲言闲语。

亚历山大赢得女人的青睐，在外交上却遭败绩。梅特涅在弱国代表们中争取同盟反对他，梅特涅辩称，正统的原则禁止俄皇和普王有关并吞萨克森的建议。弱国代表同意这种看法，但他们如何与在其西疆驻扎50万部队的俄国谈原则呢？梅特涅向英国代表卡斯尔雷爵士呼吁，英国对俄国伸及波兰、与合并萨克森的普鲁士结盟，不会感到不安吗？这将对东西之间的势力均衡产生什么影响？卡斯尔雷辩称，英国正与美国交战，不能冒险与俄国发生冲突。

梅特涅最后只好转向塔列朗。塔列朗对梅特涅很愤怒，因为梅特涅曾将法国列入次等强国，并将法国自“四强”秘密会议中除名，而且将各国代表举行的首次联合会议延期到1814年11月1日。塔列朗与被驱逐会外的代表同病相怜，不久即成为他们的发言人。在获得支持后，他开始称法国依旧是一流的强国，准备征集补给一支30万人的军队。梅特涅或将之视为威胁，或视之为一个可能的承诺，请塔列朗助其抗俄。塔列朗获得路易十八的同意，同时英美缔结和约使这两位外交家又争取了卡斯尔雷。1815年1月3日，法、奥、英成立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互助维持势力均衡。俄国面对这个新联盟，不再要求全部波兰。普鲁士因再度获得托伦和波森，同意只取2/5的萨克森。塔列朗颇受赞誉，并夸口其外交，将法国从战败的乞怜者变为主要强国。

经过几近9个月的折中交易后，与会显赫人士根据1815年6月8日的《维也纳会议条款》（Act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重新分配欧洲的土地，根据过去的原则战胜者得拥有其能占据的土地。英国保有马耳他岛作为她在地中海的前哨，她又将伊奥尼亚群岛设为保护国以防卫亚得里亚海域和东地中海（此外归还），保留了在战争中占取的部分法属和荷属殖民地，特别是今斯里兰卡和好望角。她重新控制汉诺威，并与尼德兰新王国取得密切谅解。尼德兰王国现拥有荷兰与比利时两地，控制莱茵河出口。

波兰遭受一次新瓜分，但情况略有改进。普鲁士获得波森、但泽附近区域。奥地利得到加利西亚。华沙大公国易名为波兰王国，臣属沙皇，拥有自治宪法。

普鲁士战后获得俾斯麦希望的结果：她除占有2/5的萨克森外，接收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与吕根、威斯特伐利亚大半土地、瑞士的纳沙泰勒。如今日耳曼邦联取代了拿破仑莱茵邦联的优势。萨克森保留过去领土的3/5，并恢复了王位。奥地利除了获得会前的土地，增加萨尔茨堡、伊利里亚、达尔马提亚、蒂罗尔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王国。教皇国归还教皇，托斯卡纳改由哈布斯堡——波旁家族统治。最后，为向基督教致意，会议谴责奴隶交易。

1814年12月至1815年1月，会议考虑建议与拿破仑进一步谈判。当然——某些代表提出——那个易于激动的人，决不会长久安于当厄尔巴小岛的君主，而这座小岛又不幸靠近意大利和法国。若他逃脱，将会引起何种灾难？大会收到各种不同提议，要求派军至厄尔巴岛逮捕拿破仑，将他放逐到较远而且安全的孤立处。塔列朗和卡斯尔雷同意，沙皇亚历山大反对，问题耽搁下来。

3月7日清晨，会议濒临结束时，梅特涅被一项“紧急”消息唤醒。奥地利驻热那亚领事通知梅特涅，拿破仑已自厄尔巴岛逃出。与会代表在接获通知后，同意将会议的闭幕延期，并留驻维也纳直至达成某些联合行动协议。3月11日进一步消息指出，拿破仑在昂蒂布附近登陆。3月13日，大会经由“八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Eight），宣布拿破仑违法，人人可诛杀之，而不必畏惧受法律制裁。大会已完成议程，代表们也已离开，但直至6月19日，大会获知拿破仑已于前日在滑铁卢惨败时，大会仍处在会议状态中。之后大会才宣布正式结束。

厄尔巴岛

拿破仑于1814年5月3日抵达厄尔巴弗拉约港（Portoferraio）。次晨登陆，在人群中接受镇民热烈的欢呼，他们以为拿破仑带来数百万法郎花费。8天前他们还视其为疯狂的好战者，吊“死”他的肖像。他们护送他至如今已呈现皇宫气派的总督官邸。以后的9个月，他是统治86平方英里和1.2万人的国王。也许他相信统治的手法一半是夸炫，因此他仍采用皇室装扮，包括制服、近卫军、侍从、仆役、乐师、100匹良驹和27辆马车。5月26日，400名旧卫队前来效劳，成为一支小规模军队的核心。不久，他集合约1600名军士，200名志愿军来自法国，其他来自意大利或科西嘉，准备击退任何企图伤害这位令人既恨又爱的国王。为了进一步防御，他坚固港口，组织舰队，包括具备武装的一条双桅帆船“无定向”号和四艘小型舰艇。

他如何在财政上负担这些及他为改善这座岛屿所做的公共设施和事业呢？《枫丹白露条约》中允予他由法国获得一笔年金，却付之阙如。幸好，拿破仑携有340万法郎的金银，每年并能征收40万里拉的赋税及其他收益。半年后他开始怀疑，若待此年以后，将如何支付开销。

就其花费方式而言，他曾一度颇为快乐。5月9日，他写信给玛丽·露易斯说：“我于15天前抵此。并已有一处漂亮住所……我的健康状况极佳，此地环境宜人，未得悉关于你及你一切安好的消息……再见，我爱。代我一吻我子。”

他的另一位儿子及其母亲——忠心耿耿的瓦莱夫斯卡女伯爵曾为其早期访客，船员和市民误将她视为皇后，以皇室礼节欢迎，使拿破仑恼怒，因为他希望妻子和“罗马王”来岛伴他。他在瓦莱夫斯卡的照顾下休息了一两天，然后亲切地以国事为由将她送走。或许玛丽·露易斯风闻到一些夸张的谣言。

10月，他母亲和妹妹波利娜前来与他同住。波利娜给他珠宝，并请求他原谅缪拉的不忠。莱蒂齐亚夫人除给予慈母的关怀和温馨外，交付他全部积蓄。虽然她们眷念动人的意大利生活，仍然陪伴着他。

我们可以想象在几个月过后他是如何的厌倦，因为这座小岛能给予他性格和理想的范围和力量太小。他设法借着身体活动避免倦怠，但几乎每天一些来自大陆的消息增加他的焦躁。在维也纳侍候玛丽·露易斯的梅纳瓦尔，曾通知他有关大会讨论将他移往一个较安全的地区，并称大会可能将于2月20日结束。其他消息告诉他军队的不满情绪、农民的恐惧、雅各宾派的煽动及加强天主教信仰。1815年2月，巴沙诺公爵乌格斯·马雷经由弗勒里送他一则消息，证实所有这些报告。

拿破仑受到这些消息的刺激后，激动地期望：与其囚禁而死不如英勇而死，他将这种念头告诉其母，并征询意见。她怀疑现在让他去，以后将永不再见，说：“让我暂为人母再表示意见。”她知道他已孤注一掷，就告诉他说：“去吧！我的孩子，完成你的使命。”

拿破仑觉得须赶快行动。再过段时间，将无法负担这些必要而又忠心的千余名法国人。情况演变使他企图夺回王位，并卫护着，传给他那位如希腊神话中的阿多尼斯般美好的儿子，且将他训练成一位国君。联军已解散会议，并各自领军返国。或许分开后，他们会公开吁求和平。漫长黑夜依旧，拿破仑小型舰队或能在黑暗中避过侦察，他将再度重踏法国领土。

他尽量不露痕迹地筹备，仍不失远见、谨慎。他令禁卫军及800名身躯特别高大的步兵——共1100人，整备行装，于2月26日傍晚登舰，向未指明地点做数天航行。尽管如此，他们推测驶往法国，为之欢欣鼓舞。

他在约定好的傍晚，拥抱着母亲和妹妹（她们将迅即前往意大利的朋友处），会合其小军团登上无定向号与其他5艘船，在黑暗中悄然出航。风向对他们不利，有时舰队因无风动弹不得，有时又将他们吹离岸太近了，他们担心被识破、停航及含辱入狱。他们沿意大利海岸向北行驶3天后，转西穿过热那亚和法国的里维埃拉。途中拿破仑起草一份宣言，能写字者将之抄成数百份复本，以便至法国分发：

法国同胞们：

我在放逐期间，耳闻你们的哀叹祷告：你们向往自己选择的政府，唯有它是合法的。我已渡海，重拾我的权力，也是你们的权力。军士们，你们财富、阶级、荣誉及你们子女的财产、地位、荣誉的最大敌人，就是那些迫害你们的外国王公。胜利将全速迈进，鹰旗将飘扬教堂尖塔，甚至在巴黎圣母院的塔顶。你们将成为国家的解放者。

不可思议的旅程（1815.3.1—20）

这支小舰队载着“皇帝和他的财富”，于3月1日黎明出现在昂蒂布角。午后不久，1100人开始登陆胡安海湾（Golf Juan），有些人跃入浅水涉渡上岸。拿破仑最后登岸，并下令在海边至昂蒂布通往戛纳道路间的一个橄榄园中扎营露宿。他派遣一小群人至戛纳，他购买马匹和食物，他从厄尔巴岛携带了80万金法郎。他令另一群人前往昂蒂布，说服当地的守军加盟，遭当地指挥官斥责，并囚禁信使。拿破仑拒绝离去，并企图解救他们，他决心不耗一弹占领巴黎。

他发现在昂蒂布不受欢迎。路人获知在露天下的桌旁研究地图的小个子就是拿破仑时，反应并不热烈。当地饱经战火、征兵和双重封锁，所以不愿重蹈覆辙。昂蒂布市长检视入侵者，并告诉拿破仑：“我们正开始幸福和安宁，你将破坏这一切。”拿破仑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这件事，告诉古尔戈说：“我将不会告诉你这些话怎么打动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加予我的痛苦。”一位路过的信差报告他，从巴黎到戛纳的军队和百姓都支持他，只有东南省区的人民反对他，这使他恢复部分信心。

拿破仑非常了解这种情况，他忆及11个月以前在奥地利的惨痛经验，决定走向返回巴黎的道途。为避免重陷血战的危险，他放弃从戛纳经土伦、马赛、阿维尼翁到巴黎这条易行、多为平坦的大道，他选择从戛纳到格拉斯、迪涅、格勒诺布尔和里昂的山路。格勒诺布尔以南地区人烟稀少，卫戍部队不仅人数少，而且以反波旁著名。山路仍覆盖着冰雪，老侍卫队员和士兵窃窃私语，却无人背弃他。

因此，3月1日至2日午夜，这1100人踏上前往戛纳途中。其中约60个人有能力购买马匹，但为保持速度和友谊，他们步行于满载行装的坐骑旁。拿破仑通常坐在马车里。队伍中间一些警卫看守着拿破仑的黄金。彪悍的科西嘉人担任后卫。

在格拉斯，他们将大炮留下，因为在覆冰的山路中大炮是一个大难题。拿破仑的老兵惯以行军克敌，稳定了其他人的步伐。3月5日，他们抵达加普，大部分人在4天中已步行150英里。至距离格勒诺布尔以南20英里的拉穆瑞（La Mure），他们遭遇首次严重的挑战。

驻扎在格勒诺布尔的陆军第五师指挥官接到巴黎的命令要求逮捕拿破仑，并派遣500人的军队阻止叛军接近。敌对双方靠近时，拿破仑令部队放下武器。他屹立前方走向逼近的军队。临近时，他止步并慎重告诉他们说：“第五师弟兄们，我是你们的皇帝，你们还认识我吗？”他掀开军衣说：“你们任何人如果想杀皇帝，我就在这里。”整个部队一齐放下武器，齐声高喊：“皇帝万岁！”队伍因此解散了，士兵们欢欣地围绕在拿破仑四周，争着想触摸他。他以亲切的口吻与之交谈，然后回到自己的部队，告诉士兵：“一切均已解决，10天之内我们将至土伊勒里。”

是夜，他们抵达格勒诺布尔。数百名农民和贫民聚集欢迎他，他们发现一个城门已关闭时，便将之捣毁，让这支军队进入。拿破仑嘱咐精疲力竭的部属好好休息至次日中午后，自己则走入三多藩旅馆（Inn of the Trois Dauphins）。市长、市政官员，甚至军事将领都前来致意。次日早晨，他接见一个要他宣誓效忠宪法政府的代表团。他深知格勒诺布尔是革命的前线，并一直渴望自由。他告诉他们，他将摒弃过去的专制主义并答应改革。拿破仑承认曾僭取过分的权力，使原先的防御战变成几乎耗竭法国元气的侵略战。他保证使法国成为一个代议政府，符合1789年和1792年的原则。他告诉他们说，现在他最热衷的愿望是使他儿子成为开明法国的一位杰出、宽厚的领袖。

3月8日下午，他下令部队拔营行军，他在格勒诺布尔多停留一天，对那些接受他领导的城镇发布训令，但他只答应将及时协助他们迈向和平的胜利。3月10日，他赶上部队，领着他们向里昂前进。

此时拿破仑潜逃的消息已经传抵路易十八处。起初他并不惊慌，深信逃犯不久将被截阻。但军队继续挺进，至反波旁王朝著名的格勒诺布尔时，路易十八于3月7日发布敕令，警告市民协助缉拿这名讨厌的罪犯，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刑，任何帮助他的人将受到相同的惩罚。国王召回已退休的奈伊，要他率军抵抗拿破仑。奈伊同意，但他誓言将拿破仑装铁笼带回之事可能只是传说。奈伊匆忙向南，接管驻扎在贝桑松的军队，要布尔蒙·路易将军和勒古布的将领率军前往至日内瓦西北的龙斯勒-骚尼尔会合。他对这班召集来的6000名士兵发表激昂的演讲，激发他们的勇气。他说：“不错，这位从厄尔巴岛逃出的人企图做一桩愚事，但这将是拿破仑的最后一次行动。”可是他的部队没什么反应。

3月10日，里昂向拿破仑欢呼。当地制造业因大陆封锁期间，产品得以进入除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市场而告繁荣。他们不喜欢那些回到城镇，表现得像未曾发生过大革命一样的亡命者。基于这种怨恨，也为了自身的理由，当地雇员表示支持拿破仑，其中许多人是狂热的雅各宾派。部分地下活动涌至表面，欢迎拿破仑并希望他能领导他们回到1789年。内陆农民为其荒地战栗，也寄望拿破仑镇压教士活动恢复土地国有化，并重新分配领地。卫戍部队士兵们则渴望着去掉刺刀上的红徽章。

于是，里昂开启城门。拿破仑领军入城时，保王党逃逸，中产阶级微笑，工人和士兵欢呼。市政官员、法官，甚至一些军事将领皆前来表示效忠，拿破仑允予立宪政府及和平政策。他再向巴黎行军时，除了贵族军官外，整个卫戍部队加入军队。如今有1.2万名士兵为他作战，但他仍期望不花一枪一弹赢得胜利。他写信给玛丽·露易斯，答应在3月20日（他们的儿子3周岁生日）抵达巴黎，并告诉她如果她能尽快到巴黎会合他将会多么快乐。他非常诚挚地写短笺给奈伊，好像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未有过阴影，他邀请他到马恩河畔沙隆参加会议，并保证像博罗季诺会战后一样，待之以莫斯科亲王之衔。

3月14日，奈伊仍在龙斯勒-骚尼尔，他集合部队，宣读足以使他丧命的声明：“士兵们，波旁王朝的目标已永远消失。法国选择的合法王朝即将重新登基。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拿破仑皇帝，此后他将统治我们神圣的国家。”士兵们持续雷动地高呼：“皇帝万岁！奈伊元帅万岁！”他提议领导他们加盟拿破仑的军队，他们同意，3月17日拿破仑在奥沙发现他们。18日，拿破仑接见奈伊，双方重修旧好。此后，无人敢阻挡朝向巴黎的行军。

17日傍晚，路易十八穿着皇袍现身于波旁皇宫联合议会前，宣布决心抵抗拿破仑。他说：“我已为国民幸福努力。60多岁的我，能有比护卫法国而死更好的结局吗？”他下令动员所有效忠皇室的军队。一些从令的部队主要是他的近卫军，正规军反应很慢，而且没有干练领导者领导或激励他们。保王党开始再度迁徙。

斯塔尔夫人的酒馆谣言不绝，连她也想逃亡。3月19日，《论坛日报》登载一篇贡斯当撰写的文章，重申支持路易十八和宪法政府。当晚他便藏匿起来。

路易十八本人拒绝迁移，一直拖到3月19日，拿破仑到达枫丹白露，并可望于翌日抵达巴黎的消息传来时方才离开。晚上11时，路易十八及家人离开土伊勒里往里尔。那座城市保王分子势盛，但无疑国王偶尔会想起那位于1791年踏上类似的路程、并以人民的罪人被带回的兄弟。

3月20日，一些效忠拿破仑的人士悉知土伊勒里不再由国王及其近卫军控制后，满怀欢欣地入城，并布置王宫迎接拿破仑。是日，他那支日益庞大的部队朝目标迈进。拿破仑本人留驻枫丹白露至下午2时，指示任务及训令，并可能玩味徘徊于那些曾目睹许多历史的宫殿，包括现已被消除和雪耻的退位。晚间9时左右，他由贝特朗和科兰古陪伴抵达巴黎。抵达土伊勒里，他们一行几乎未被人注意。当地一群亲友得意忘形，将他高举送至楼上。他接受一连串的拥抱，直至精疲力竭、不知所措地站在他们面前，热泪盈眶。奥尔唐娜出来时，拿破仑叱责她曾收受亚历山大好处，她辩护时他又软化，将她揽入怀里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好爸爸……可怜的约瑟芬过世时你也在场。在我们的许多不幸中，她的死令我心痛。”

拿破仑就如此结束了这趟不可思议的行程，在多数伙伴徒步的陪同下，20天内完成了从戛纳到巴黎的720英里路程，并遵守不发一弹重新征服法国的诺约。目前的工作是要恢复国内和平、团结，组织新政府，准备面对要遣送他回原来的小岛或更远的小岛，或处死他的俄、普、奥、英50万大军。

结束即开始，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开始其“百日王朝”。

重建

地位不合法、外敌联合、人民不团结，使他重组政府、军队和理想国家的工作倍加困难。与1799年一样，他再度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夺取一个合法成立的政府。虽然他以武力夺回曾被武力夺走的政权，但他在退位时已正式交出权力，议会将王位交给路易十八，他以合法的权力接受，而且并未打算就此作罢。在联军及相当多的法国人心中，他是一个僭篡者。

现在，他的外敌较之1813年至1814年的大规模战役更加联合对抗他。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许多国家一致视其为违法。不仅俄、普、奥、英等国保证，各派遣15万大军参加战役驱逐拿破仑，瑞典、新成立的日耳曼邦联，甚至小国瑞士都允诺提供人力和财力驱逐他。

他谦虚地向他们提出磋商不流血解决办法，但没有回应。他吁请其岳父奥皇弗兰茨二世代向联军说项，也没有回音。他写信给皇后恳求帮助软化她父亲，但她显然从未收到消息。3月25日，联军宣称并非对法宣战，但绝不会与拿破仑谈和，以免他有意或无意领导法国从事另一场动摇欧洲秩序基础的战争。

法国也未团结对抗联军。数千名保王党仍留在法国，为出走的国王抗辩并组织防卫。3月22日，数百名保王党欢迎国王自巴黎出奔至里尔，但对他前往根特再度接受英国势力的保护，则感悲伤。法国南部保王党人势盛，足以控制波尔多和马赛。西部热衷天主教的旺代再度武装反抗拿破仑，他们视他为迫害教皇的无神论者、弑君的雅各宾党的同路人、窃自教会财产的保护人。1815年5月，他派遣2万名部队镇压这种激烈的暴动。以后，他常哀叹这些部队若非因此丧失，则可在滑铁卢中获胜。

在对抗内部敌人时，拿破仑可获得一些群众的支持，虽然这些人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和个性。军人最支持他，视他为缔造胜利、获得胜利者（除了波尔多和旺代外）。国内下层人士如农民、无产阶级及城市市民都准备追随他，但他们希望他能避免战争，并不再崇拜他而令他大胆骄傲。城里仍有许多雅各宾党人，只要他宣布效忠革命，便愿摒弃敌意。他接受他们的支持，却不允诺介入他们与商人、教士的战争。

他推崇中产阶级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自“九月大屠杀”后，这已成为他政治哲学的中心，但他们未给予支持和援助。中产阶级重视企业、贸易和出版自由，不重视投票或言论自由。他们畏惧激进分子，希望将选举权限于有产阶级。他们选出众议院，并决心维护议会的权力，限制国王或国王的权力和政策。新闻从业人员、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上层人士都明确表示：他们将以各种方式对抗拿破仑重建王权的任何企图。

这位受到挑战的英雄，本身的目标和意愿也告分裂。他依旧努力工作，注意每件事，发布命令，有时一天口授150封信。但过分警觉使他脆弱，因为这表示他对新将领、议会、国家，甚至他自己，所能依赖的多么少。6年后令他丧命的疾病已开始摧残他，痔疾使他焦躁不安、感到羞辱。他已不能像在马伦戈和奥斯特利茨时那段日子里长久工作，他已丧失往昔清晰的头脑、稳健的决心和乐观的胜利信心。他开始怀疑他的运势。

抵达巴黎的当晚，他选择一位新大臣，因为他急需帮助。他对革命期间“胜利的创造者”卡诺准备助其对抗敌人，非常高兴。他发现卡诺已62岁，年龄太大，不适合作战，派他为内政部长，因为他能令所有人信服。但拿破仑没有用同样的理由任命现年56岁的富歇为警察部长，所有的人都怀疑、畏惧他，他组织一个私人间谍网，与各方保持秘密关系。拿破仑可能将旧日的办公室给他以便监视，没有人怀疑富歇的能力。在随后大半复杂的情况中，他保持极清楚的观察力和很高的士气。富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在我眼里，国王是一位精疲力竭的演员，他不能再表演了。”他还替拿破仑服务，但他预测到3月底，“他无法再支持三个月以上”。

第二步工作是组织军队。路易十八认为除了维持国内秩序外，不需要整军。因此他停止征兵，并将兵力削减为16万人。拿破仑于6月恢复征兵，但这些幸运的青年尚没动员，战争已因滑铁卢而结束。他动员国民军，许多人拒绝，15万人从令。将这些部队与其他志愿军跟现有的军队合并，6月他已拥有30万部众。他将大半部队驻扎在北部，要他们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同时，他恢复1813年和1814年的征收工作以便为新军筹备粮秣及物资，他秘密从其偏爱的敌人——英国进口枪炮。他不能再起用以前所有的将领，因为有些人已投靠路易十八，但他仍有奈伊、达武、苏尔特、格鲁西、旺达姆等人。他研读关于道路和地形的地图及敌军动态的报告，并筹划即将来临的战役中各个重要部分。他最擅长，也最高兴做这种计划。

第三步工作最令他不快。虽然他已掌握政权，但仍要获得民众的支持。除了保王党外，几乎所有阶层都要求他忠于宪法、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并对民选议会负责。这违反他的本意，因为他久已习惯专制统治，并认为像他这样贤能而且用心良苦的专制者，较采用人数表决的议会对国家有利。尽管如此，他仍采用怀柔姿态。4月6日，他派贡斯当起草一部宪法，既能取悦自由分子也不致束缚王权。他知贡斯当曾激烈撰文反对他，但他了解贡斯当是一位精练的文体家，而且头脑灵活。贡斯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来，他获悉只要他厘定一部能使拿破仑及斯塔尔夫人感到满意的宪法，才安下心来。他工作一星期，每天都向拿破仑呈报成绩。4月14日，他将成果提交国会。

这部宪法主张采用君主立宪制，世袭君主具有充分的行政权，但须向由统治者提名的贵族议院，及由人民经代议会选出的600名立法的代表议院负责。最特殊的条款是废除国家监察制度，保障信仰和出版自由。在这种相当传统的方式中，国王和他的律法学家觉得，他们已集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专制王权的大成。

拿破仑在接受这一切后，坚持新宪法并不向人民表示废止他过去的统治，而是向人民提出附加条款，重申帝国时代即已存有的自由权利。贡斯当及自由派顾问虽抗议，但仍屈从。4月23日，附加条款交付合格选民票决。保王党人拒绝投票，许多其他人士也弃权。票决结果，155.245万票赞同，4800票反对。拿破仑下令人民于5月26日在大校阅场集合，参加一个大规模的正式纪念会，庆祝宪法的颁布和新纪元的开始，并为开拔的部队祝福。大会延至6月1日举行，拿破仑摆出一副皇室的气派，身着皇袍，加冕御乘由四匹马牵拉，前导是他那些贵为帝国亲王的兄弟。与会群众对这种明日黄花的格调深感不快。新宪法到底怎么了？

法国人持着一些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自然会有很多人怀疑这部宪法的真诚或永久性。拿破仑对这点看法不同。据拉斯·卡斯言，拿破仑认为怀疑他的诚意是不公道的：

我从厄尔巴回来已为一个新人。他们却不相信，他们无法想象个人精力足以改变本身个性，并向环境屈服。而我已证明并提出同样的保证。是谁忽略了我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人？我将如同过去辉煌时代的专制方式一样，真诚地成为和平宪法的君主。

但是，忠于拿破仑并往往可资信赖的古尔戈引述拿破仑的话说：“我为宪法而浪费珍贵的时间是一个错误，主要是因为我打算一旦获胜，就叫他们（代表们）卷行李走。”

他计划战后才召集议会，届时他可以胜利来说服他们。但现年58岁的拉法耶特从隐退田野中复出扮一角色。坚持拿破仑离开巴黎会合部队之前，召开代表议院议会。拿破仑屈从，代表议院于6月3日召开，并立即选皇帝的死敌朗瑞奈为主席表示他们的态度。6月7日，拿破仑便装前往波旁王宫，以谦和的态度向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全部代表们都向新宪法宣誓，并向皇帝效忠。

6月12日凌晨3时左右，巴黎一片死寂，拿破仑赴前线。

最后之役

·1815年6月15日：比利时

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依据联军的数量、分配、将领、位置及可预知的战略情报。联军延迟西进，以便俄军有时间参加作战。但拿破仑快速挺进，在俄军未抵莱茵河前便已决定胜负。

6月1日，普军12万人由73岁的布吕歇尔元帅率领，集结于比利时那慕尔（Namur）附近。向北至布鲁塞尔附近，威灵顿公爵已胜利完成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境内的任务，率领一支为数9.3万人的杂牌军。它包括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日耳曼等国的新兵，大多数只会一种语言，对于英军统帅确是一个难题。威灵顿须以本人的决心和经验来弥补他们的训练不足。只要端视一下劳伦斯对他的画像——高傲的姿态、俊美的身材、冷静而稳健的观察力，便说明了当时的情形：倦怠多病的拿破仑，在6月18日遭遇的与他年龄相仿但身体较年轻的对手。

拿破仑留下部分军队护卫巴黎及交通道路。他在北军团（Armée du Nord）中拥有12.6万人对付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21.3万人。他当然希望在这两支军队会合前，先击败一支。然后经过休息整编，再解决另一支军队。联军之间的主要通路是由那慕尔经松布雷夫至卡特勒布拉，由此向西经接通法比边境大道至沙勒罗瓦，向北经由滑铁卢至布鲁塞尔。拿破仑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卡特勒布拉，然后封锁衔接联军两支部队之间的道路。

他指示北军团的三个纵队于6月14日在正对沙勒罗瓦的桑布尔河结集。他亲率其中一队，并令三个纵队于6月15日凌晨3时左右，渡河入比境。他们遵命，轻易地从普鲁士守军中夺取沙勒罗瓦。但就在同时，布尔蒙·路易将军倒戈投向联军，并将拿破仑的计划透露给布吕歇尔麾下的军官。这位警觉的“前锋”已猜知这项计划，并派一部分军队赴松布雷夫，他本人于15日凌晨4时与他们会合。

拿破仑现在将他的军队分为三支，格鲁西统率右翼，奈伊领左翼，另有一支由德鲁埃统率的后备部队驻扎在沙勒罗瓦，视情势需要增援格鲁西或奈伊。格鲁西受令向东北进至松布雷夫抵抗布吕歇尔，奈伊则奉命北进夺取卡特勒布拉，并尽可能防止威灵顿与布吕歇尔会合。拿破仑与格鲁西同行，期望与布吕歇尔决战。

迄今被誉为“勇者中的勇者”的奈伊，于6月15日和16日遵守谨慎的策略，却严重破坏了拿破仑的计划。他自沙勒罗瓦北进，将普鲁士军队赶出戈斯利（Gosselies），但因害怕与威灵顿大军相遇而停止前进。他派一支骑兵分遣队向前侦察卡特勒布拉的情况，报告传来当地没有敌军。他领军3000人前往占领，认为此数已经足够。但他看见卡特勒布拉已被带着4000名士兵和8门炮的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亲王占领时，奈伊退回戈斯利，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伯恩哈德传信给威灵顿，要他带领主力进驻卡特勒布拉，以免奈伊的主力不久围攻。

6月15日午后3时，威灵顿在布鲁塞尔获悉拿破仑大军进入比利时。他相信拿破仑会依照惯例发动侧击结束会战，于是将兵力部署在比利时首都附近备战。当晚，他和麾下许多军官——“喜好美女的勇士们”——参加里士满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午夜左右，接到卡特勒布拉情况紧急的消息，他沉着地下令军官们准备当天清晨开拔。他本人为不扰乱舞会，不动声色地留下并跳舞到凌晨3时。

·6月16日：李格尼

约6月16日午后2时，拿破仑的参谋总长苏尔特元帅致送最后命令给奈伊：

皇帝派遣我通知你，敌军已在松布雷夫与布莱依之间，集结一支部队。午后2时30分，格鲁西元帅将以第二和第四两军团对敌发动攻击。陛下的意图是：你应向你正面的任何敌军发动攻击，在你猛烈地击退他们后，你应转向并会合我们以包围敌军。

布吕歇尔率领他所有的8.3万人部队抵抗法军，午后3时左右各路同时在李格尼镇附近开始发动攻击，格鲁西的右翼由旺达姆指挥，中间由热拉尔领导，左翼的骑兵由格鲁西亲自统率，而拿破仑指挥7.8万人分三路作战。不久，即明显看出勇敢的布吕歇尔并不容易打发，但如果法国被击败，整个的战役便告结束。3时15分，拿破仑恳求奈伊：“如果你积极行动，普军便会失败。法国的命运操在你手中。因此不可稍微延缓已经指示你的行动，并转向圣阿曼和布莱依，加入那场可决定大势的胜战。”

但奈伊也陷入困境。午后3点，威灵顿领大半军队至卡特勒布拉。由于苏尔特使联络中断，拿破仑并不知情，仍下令给沙勒罗瓦的德鲁埃，命他带领预备部队迅速向北攻击布吕歇尔右翼。德鲁埃快抵达李格尼时，信差带来奈伊的紧急命令，要他兼程赶往卡特勒布拉增援，对抗威灵顿的优势兵力。德鲁埃认为奈伊的情况较紧急，将部队开往卡特勒布拉，结果发现奈伊在经过一场厮杀并丧失两匹坐骑后，已放弃逐退威灵顿的打算。

李格尼会战持续了6个小时的屠杀，双方不分上下。一位普鲁士军官事后回忆，“人们相互砍杀，好像受到私人恩怨刺激”。像圣阿曼和拉海耶这样一座安宁的村落，现在却在拼命肉搏战中被双方轮流占领。李格尼烽火连天，夜幕低垂开始降雨时，拿破仑下令老侍卫队攻击普鲁士的中间部队。雨势转急，普鲁士军中间部队开始溃退，布吕歇尔继续抵抗，从坐骑上跌落，被人送离战场。法军过度疲竭，无法追击普军。普军朝北退向瓦夫尔（Wavre），弃下1.2万名伤亡者。拿破仑本人几乎用尽最后精力。如果威灵顿能够及时自卡特勒布拉抵此，将不会有滑铁卢之战。

·6月17日：大雨

对拿破仑也一样，倾盆大雨使17日不可能有重要的战役。遍地泥泞，在这片稀烂不平的泥浆地上，怎能拖曳或安装火炮？这种情形正符合拿破仑心意，早上7时他接获奈伊的消息，奈伊称威灵顿占领着卡特勒布拉，并暗示唯有全部法军才能击溃他。拿破仑的回复或是他暧昧的措辞，使奈伊较原来更迷惑：“保住你在卡特勒布拉的阵地……如果不可能……立刻通知我，我将随即行动。如果……那里仅有后卫队，发动攻击并夺取阵地。”而那里的不仅只有后卫队，奈伊拒绝恢复攻击。威灵顿获悉布吕歇尔挫败后，将部队撤至圣让高地，并将他的指挥部撤至滑铁卢附近。

拿破仑指示格鲁西领3万人，于6月17日全天追击普鲁士军队，并尽可能防止他们与威灵顿会合。他自己亲领李格尼会战后残余的4万部众，赴卡特勒布拉与奈伊会合。他在下午2时左右抵达，得知威灵顿不在时，气馁地高喊着：“我们失去了法国！”他下令追击，并亲自带队，同行还有奈伊和德鲁埃，但一场大雨使他决定终止追击。晚上9时，他浑身湿淋淋地骑马走了一两里路，回到盖劳就寝。此时雨已停，他疲惫不堪的部队则露宿在潮湿的地上。

·6月18日，星期日：滑铁卢

清晨2时，布吕歇尔传信给威灵顿，保证由比洛将军率领的一支普鲁士军团在破晓时离开瓦夫尔，与他会合共抗法军，另两支普鲁士军团稍后也将跟进。拿破仑对这些许诺一无所知，上午10时，他令格鲁西继续追击布吕歇尔至瓦夫尔。

拿破仑原计划在上午9时开始行动，但他麾下的炮兵军官们劝他等至泥土开始干燥后再行动。同时，威灵顿已将部队驻扎至圣让高地南面，拥有7万人和184门炮。拿破仑有7.4万人和266门炮。两位统帅麾下都有在历史上已赢得或是将在这次会战中赢得一席地位的将领：不伦瑞克的腓特烈亲王（那位在瓦尔密战败并在奥尔施泰特受创的公爵的儿子）、多恩伯格、阿尔滕、肯普特、萨默塞特、乌克斯布里奇、希尔、庞森比、皮克顿等都在威灵顿的麾下，坚强得像他的言词一般，骄傲如公爵。布吕歇尔手下还有汉斯·齐腾、柏希等人。至于法国，则有奈伊、格鲁西、旺达姆、热拉尔、康布罗纳、凯勒曼、雷耶、洛博和拿破仑。

拿破仑经年累月地餐宿匆忙。帝王和战场的高度紧张的生活，及最近借美食弥补创伤，使他开始崩溃。6年后的验尸报告指出，他的各种器官起码有半打以上失调或异常。如今在滑铁卢，即使遭受痔疾折磨，他也得骑行数小时。他患有膀胱结石，排尿困难使他经常不定时如厕，也许促成他父亲死亡的癌症已开始摧残他。这些生理失调使他精力、勇气、耐性和信心不如从前。“我不再有最后胜利的情绪……我觉得幸运已背弃我。”尽管如此，为了培植他们的信心，他告诉忧虑的将领说：“如果我的命令能够圆满执行，今晚我们将夜宿布鲁塞尔。”

将领们对情况已看得更清楚。苏尔特劝他令格鲁西带领3万人尽快向西并参加攻击，但拿破仑反让他们浪费时间往北追击布吕歇尔至瓦夫尔。据推测，他可能希望如果普鲁士军队转西协助威灵顿，格鲁西可攻击其后翼。根据以后的看法，威灵顿也犯下同样严重的错误，将1.7万名部队留守布鲁塞尔附近，防卫法军侧翼攻击他通往海岸的主要道路。

上午11时，拿破仑下令军队对敌军中间部分——由凶悍的苏格兰和英格兰部队组成——发动攻击。奈伊率领所有骁勇善战的士卒，但英军屹立不动。各个山头后隐藏的炮火使受惊的法军死亡惨重。午后1时左右，拿破仑在战场西南方的观测所，发现东边远方有一大批部队向战场移动。一名日耳曼俘虏告诉他，这是比洛普鲁士军团的辎重车队，前来协助威灵顿。拿破仑派洛博将军带领一营人阻截普军，并传令格鲁西进攻比洛，然后回来协助法军主力部队对抗威灵顿。上午11时30分左右，格鲁西向北至让布卢（Gembloux）和瓦夫尔之间时，听见西边隆隆炮声。热拉尔将军劝他放弃追击布吕歇尔，以横过田野将其3万人增援拿破仑。格鲁西追上布吕歇尔部分军队，将他们击败，随即进入瓦夫尔，发现布吕歇尔已离去，便停顿下来。

当时是午后4时，滑铁卢会战达到高潮：这是一场屠杀，争执战略性据点，面对马匹冲击，闪避刀杀，摔死泥泞中。双方都有数千名逃兵，威灵顿花费一部分时间骑马在后方督战，恐吓逃兵归位。奈伊领军冲锋陷阵，丧失四匹坐骑。至下午6时，他接到拿破仑的命令，攻击圣拉海依。他达成任务，并以为在威灵顿最后防线找到了缺口。他请求拿破仑增援，向前推进。拿破仑对他的鲁莽前进大发雷霆，因为此时已没有适当的部队可前往增援而不危害全盘计划，但又觉得这个“可怜虫”不能被消灭，只好下令凯勒曼带领3000名骑兵支援奈伊。英军最后防线指挥官向威灵顿要求增援时，公爵回答无兵可派。据说这名军官回答说：“好极了，长官，我们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为止。”英军战线似乎被击破，一队法国骑兵冲向前去分享胜利。英军军官古德上校下结论说：“我恐怕一切都完了。”此时，汉诺威军团逃往布鲁塞尔，向大家高喊：“会战结束，法军正逼近！”

但来的是普鲁士军队。比洛已击败洛博的抵抗，并迅速接近主战场。另两支普鲁士军团也正逼近。拿破仑发现他最后的机会在于普军加入战斗前击溃英军。他召集老侍卫队追随他做决定性攻击，一名法国逃兵将拿破仑的路线告诉威灵顿，并警告他：“禁卫军将在半个小时内向您攻击。”就在这时，一名英军狙击手看见拿破仑。他说：“长官，拿破仑就在那里，我想我能打中他。我可以射击吗？”公爵禁止他：“不，不，军队的将领除了彼此射击外，尚有其他事情要做。”

稍后，法军认为他们获胜时，拿破仑禁卫军和奈伊听到3万名普军攻击法军的喊声，恐怖混乱四起。奈伊再度冲锋时，英军迅速移动，奈伊败退。威灵顿发现机会，骑马冲向坡顶寻找较好的视线，然后依约挥帽发动全面总攻击，鼓声、号角传递这个消息，右翼、中间和左翼的4万名英格兰、苏格兰、比利时和日耳曼部队易守为攻，奋不顾身向前冲。法军的士气受损、瓦解，四处逃散，甚至老侍卫队也掉转马头。拿破仑高喊下令停住，但他们在喧嚣声中没有听见，炮火烟雾使大地更加昏暗。拿破仑在混乱中无法分辨敌我，不得不向众人屈服，下令按操典方式撤退，但法军前方、侧翼皆遭受敌军绝对优势的攻击，已无暇顾及训练的队形。不论是否说出“各人设法自救”之言，它已成为溃散部队的箴言，他们不再是军人，只是普通的人。奈伊元帅在卡特勒布拉身心交瘁，在滑铁卢却是英雄中的英雄，他在溃败中失掉坐骑，迷惑地站着，脸被火药熏黑，制服破烂，几乎掌握胜利的手持着断剑。然后他与拿破仑加入4万人部众冲过道路、原野朝向热纳普、卡特勒布拉和沙勒罗瓦方向，越过桑布尔河，前往法国。

此役，拿破仑死伤2.5万人，8000人被俘；威灵顿损失1.5万人；普鲁士损失7000人。这两位战胜者在拉贝尔联盟附近会合，威灵顿将追击任务交付热心的布吕歇尔。布吕歇尔年已老迈，不宜追击，将之交付在热纳普的格奈泽瑙，并在当地传送消息给他夫人：“由于我友威灵顿配合，我已消灭拿破仑军队。”但他又写信给友人：“我为部众担忧，因为代价太大。”威灵顿坦诚地向乌克斯布里奇说明整个事情：“我已给予拿破仑赦免机会，现在他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拿破仑在退却时加入一支比较有秩序的军队，下马与其他人一起步行。他为损失的部众悲叹，为本人不死而悲哀。

第十二章　圣赫勒拿岛

第二次逊位（1815.6.22）

他于6月21日上午8时左右抵达巴黎，后来他回忆说：“我精疲力竭，已三天没吃没睡。”他前往爱丽舍宫恳求科兰古：“我需要休息两个小时。”此时，众议院集会，要他逊位的情绪非常激烈。他获悉后，向友人提出法国需要暂时实行独裁，因为法国舆论混乱，而且需要一致行动以保卫法国及其首都，抵御联军企图控制该国或其政府。

巴黎人民获悉战败的消息后，许多人聚集在爱丽舍宫前高呼：“皇帝万岁！”确定继续效忠拿破仑，并要求武装保卫巴黎。拿破仑闻后，对贡斯当说：“你知道，我并非从这些人获得荣誉和财富。他们欠我什么？我发现他们贫穷，并让他们贫穷。假如我愿意，1小时内这个反叛的众议院将不存在，但个人的生命不值此代价。我不愿做一个暴动的农民君主。我从厄尔巴来，并不是要使巴黎染满血腥。”

他逃离滑铁卢时，即已计划招募另一支军队，这次他的计划为30万人。6月22日至24日，战败的残余部队在巴黎东北方77英里的拉昂聚拢并重组。6月26日，格鲁西在一次光荣撤退后，领军3万人与其会合。然而，此时布吕歇尔集合战胜的部队向巴黎进兵，中途小心翼翼地绕道拉昂。威灵顿鉴于其部队受创颇巨，不愿与轻率鲁莽的普鲁士联合。不久他率军上路，也绕道拉昂。6月22日至25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军队渡过莱茵河，直捣巴黎。历史又重演了。

众议院经过热烈辩论后，断定抵抗联军不切实际，他们决定坚持要拿破仑让位。拿破仑的警察局局长富歇以熟练的手腕，致力达成拿破仑的下台。他在滑铁卢之役前即预言：“皇上会赢得一两场战役，第三场将失利，此时我们又要开始统治了。”但富歇并未等待那么久。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冲往众议院请求延迟时，富歇阻挠他，拉法耶特反问：“拿破仑还未摧残足够的生命吗？”1799年的征服者吕西安现在也承认失败，他劝拿破仑以武力推翻议院，拿破仑拒绝。战争的失利削弱了他的意志，但也唤醒了他的美梦。尽管群集皇宫外的群众继续叫喊“皇帝万岁”，他仍向吕西安下令，于1815年6月22日二度让位，并对两院发表演说：

国家独立战争开启时，我依赖各方努力团结……及全国统治机构同意。情势对我已发生变化……我以个人作为法国仇敌的牺牲品。也许他们会忠于宣言，除了我以外别无所求。你们应为群众安全，及为我们剩余的独立部分团结起来……我宣布我子为拿破仑二世。

除卡诺悲泣外，所有拿破仑的部长都同意他退位。富歇欢欣鼓舞。

两院接受这项退位，不理会拿破仑以其4岁儿子（当时身在维也纳）为继承人的任命，而推选5位议员——富歇、卡诺、科兰古、格勒尼耶（一位默默无闻的将军）、维乃特（旧有革命会议委员）来充当新政委员，并组成临时政府。富歇被选为委员会主席，负责直接跟联军和拿破仑谈判。他担心会掀起一股支持拿破仑的民众叛乱，于是说服首都巴黎军事司令官达武劝拿破仑离开巴黎至马迈松退隐。6月25日，拿破仑由贝特朗、古尔戈、拉斯·卡斯与蒙托隆陪同，前往马迈松。奥尔唐娜在当地热忱欢迎他参观他过世母亲的居所，拿破仑与奥尔唐娜在花园散步时，情意款款地谈及约瑟芬，他说：“的确，她是我一生所曾见过的最慈祥的女人。”

如今，他一心一意想在美国寻求避难所。他要求贝特朗为他寻找几本有关美国的书籍，他曾读过亚历山大·洪堡所著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打算将余生献身科学。他决定前往美国研究从加拿大至合恩角的土壤、植物和动物。6月26日，他要求临时政府准许他由罗什福尔（Rochefort）乘船至美国。富歇立刻命令海军部长：“在罗什福尔准备两艘快船，载送拿破仑至美国。”当天，拿破仑兄弟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前往拜访拿破仑，并决定离开法国，约瑟夫决定到美国。也许他们带来母亲的消息，愿给他“她所有的一切”。拿破仑感谢母亲，但未接受其赠予。他仍有钱留存在银行家拉菲特处，拉菲特亲自到马迈松安排拿破仑的财政事宜。6月28日，国家防卫军的一名军官来警告他普军迫近马迈松，并派军逮捕拿破仑。布吕歇尔确实下令一支游击队逮捕拿破仑，不论死活，并表示他个人认为，可视拿破仑为罪犯枪杀之。古尔戈获悉这种意图后，誓言：“如果我发现皇帝落入普军，我一定射死他。”即便如此，拿破仑仍在极不情愿下才离开令他充满愉快回忆的马迈松。6月29日，富歇授权贝克将军率领一小支军队，强迫拿破仑前往罗什福尔。

拿破仑接受奥尔唐娜的劝告，将她价值不菲的项链藏在腰带里。他向保护他的少许兵士告别。6月29日下午5时，拿破仑乘坐一辆由四匹马拉的四轮车，在少数军队的护送下离开马迈松。数小时后，布吕歇尔的骑兵抵达。

第二次复辟（1815.7.7）

临时政府与议会辩论获得最有利的条件是与联军作战或交涉。假如他们坚持路易十八复辟，达武将率领其士兵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对抗。议会代表们恐惧抵抗或战败将导致法国分裂，并促成他们自身的冲突。拿破仑残余的“北军”已无心再遭滑铁卢，他们装备不良，敌人又聚集在拉昂和巴黎之间。

路易十八获悉联军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支持他复位，急忙由根特前往卡多-坎布雷茨。双方于6月25日在当地发表联合公报，允许修好并成立自由政体。议会对条约满意。6月30日，临时政府与联军签署巴黎投降草约，全部法军撤离，但联军须保证市民的财产和安全。7月7日，联军进入巴黎。7月8日，路易十八在香榭丽舍重登法国王位。塞纳河区的地方长官欢迎他，并首次以“百日政变”之词叙述拿破仑3月20日二度东山再起到国王复辟为止。

大半法国人的唯一想法是能实际解决拿破仑政权突然瓦解而留下的问题。然而，布吕歇尔叫嚣要派工程师炸毁纪念法国1806年战胜普鲁士的耶拿桥，并提议摧毁所有拿破仑的纪念碑。威灵顿和路易十八力促布吕歇尔放弃此念，但他仍固执己见，幸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腓特烈·威廉国王和弗兰茨二世国王率同俄、奥及皮埃蒙特军队抵达，令这位老爱国者息怒。

如今在法国境内，外国军队约80万人，所有给养均取自百姓并索取保护费，卡斯尔雷估计法国每天须负担占领军餐费175万法郎，此外各地区必须付出大量赔款。路易十八通知联军领袖，假如联军违背他们3月25日的告示，法国人将继续敌视其目标，他将离法赴西班牙寻求庇护。联军同意削减赔偿至5000万法郎，并辩称他们完全遵照战争法及拿破仑在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先例。

同样地，法国部分城市保王党发动“白色恐怖”，以向1793年和1794年屠杀保王党的“红色恐怖”分子报复。他们有借口。马赛的保王党示威要求路易十八复辟时，一些军士及本地卫戍部队仍旧效忠拿破仑，并攻击他们。司令官立即镇压，并设法领军撤离敌对的城市。但在途中数百人被从窗户和屋顶放出的冷枪击中。6月25日及次日，武装的保王党遍布城市，攻击效忠拿破仑者和暴乱分子。200人牺牲生命，许多人死前仍高呼“皇帝万岁”。保王党妇女围绕着尸体欢乐起舞。在阿维尼翁，保王党员杀死所有效忠拿破仑的俘虏。1815年8月2日，他们逮捕被控诉在1792年以矛戟刺朗巴尔公爵夫人头的吉约姆·布鲁内，他躲藏在阿维尼翁一家旅馆内，被群众发现。群众将他打死，拖其尸体游街，并狂欢鞭尸，然后抛入罗讷河，男人女人欢欣舞蹈。在尼姆、蒙彼利埃和图卢兹也有类似情景。

这些野蛮的行为对宽大为怀的路易十八并无好处。但路易十八决不宽恕奈伊，因为他曾允诺不论死活都将拿破仑捉回，结果却投奔拿破仑，并造成许多人在滑铁卢死亡。奈伊于7月6日由巴黎逃走，乔装流窜各城镇，但被认出并逮捕。经过161位贵族组成的法庭审讯，被判叛乱罪。1815年12月7日枪决，刑前他拒绝任何宗教祈祷仪式。

富歇和塔列朗现为路易十八的辅臣，虽为胜利者却不愉快。内阁中保王党视其为弑君者而规避之，并谏言国王放逐他们。路易十八为了妥协，于9月15日指派富歇出任萨克森大使。但3个月后，又将他召回，并将他从法国放逐。富歇不情愿地漂泊于布拉格、林茨、的里雅斯特等地，1820年，带着满身罪孽，于迈入60岁之际死于的里雅斯特。

塔列朗在谋略和耐力方面均超过路易十八。路易十八以高乃依的台词评论他：“他待我过好，我须毁谤他；他待我太坏，我须赞誉他。”“他们既未习得任何事情，也未忘却任何事情。”塔列朗显然指的是1796年的波旁王室。但这不能算是指责路易十八，因为他已接受选举国会议员、欢迎拿破仑的将领，并保留拿破仑的法案。保王党的大臣们痛恨塔列朗不仅是弑君者、叛国分子，也是出卖祖国的人。最后路易十八向保王党屈服，于1815年9月24日放逐他。但塔列朗寿命很长，在路易十八的弟弟查理十世于1830年下台后，他又复位。1830年至1834年，他以76岁的高龄出任驻英大使。上议院的伦登德里侯爵抨击塔列朗时，威灵顿加以袒护，自称曾与塔列朗在许多场合共事，从未遇见比他对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更有冲劲、技巧，对别的国家更诚实、正直的人。塔列朗获悉此事，泪盈满眶，没有任何事情可令他如此感动：“我衷心感激公爵，因为他是世间唯一曾夸奖我的一名政治家。”塔列朗于1834年协助组织四国同盟后，于1838年去世，享年84岁。

1815年11月20日，路易十八与联军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拟订法国因允许拿破仑复位应得的惩罚。法国被迫割让萨尔、萨伏依及包括菲利普维尔、马林堡在内的四座边陲城镇，交还将领们掠夺的艺术品，并赔偿7亿法郎及2.4亿法郎的私人赔偿，及作为联军人员在3年至5年期间占领的生活费用。塔列朗拒绝签约，其继位者、外交部长黎塞留在抗议下被迫签字，然后高喊：“我感到耻辱。”

投降（1815.7.4—8.8）

拿破仑由马迈松乘骑向南，至尼奥尔与其兄弟约瑟夫及军中伙伴古尔戈会合。7月3日晚，抵达距拉罗契尔东南13英里的罗什福尔时，发现萨勒号和梅都斯号战舰正停泊在港中等待，但舰后有一小队英国战舰封锁港口，明显地禁止他们未经许可驶离港口。

拿破仑于7月4日询及萨勒号舰长，能否搭载他和一些友人航行赴美？萨勒号是否能穿过封锁？舰长告诉他，战舰准备妥善，也许能在夜晚冒险躲过英舰。但若要以高速越过封锁线，则须放弃许多战斗人员。拿破仑如今开始面临重大抉择，9天之中他表现得犹豫不决，无法拿定逃亡计划，也不知应听从何人劝告才好。约瑟夫的面貌酷似拿破仑，愿乔扮弟弟，让英军扣留，以使穿着便服的拿破仑搭乘战舰，按预定航程出海。拿破仑拒绝伤害其兄。约瑟夫后来乘一艘战舰赴美。

拿破仑忘却他与英国15年的战争，现在幻想如果他自动投降，英国会以特殊囚犯待之，并许以相当之地，让他安详地过大地主的生活。7月10日，他派拉斯·卡斯和萨瓦里询问贝尔罗风号舰长梅特兰是否收到拿破仑赴美的护照。当然，舰长没有收到。拉斯·卡斯又问，如果拿破仑向英国投降，英国人是否会以宽大的方式对待他。梅特兰回答说：“他很高兴收容拿破仑并送往英国，但是他无权允诺他在英国会受到何种待遇。”

梅特兰与拉斯·卡斯、萨瓦里会谈之际或前后时刻，惊异地获悉其上司海军副部长亨利·霍瑟姆（当时在法国海岸西北处巡弋）的指示，称拿破仑在罗什福尔或附近之地，准备越洋赴美。指示中说：“你可采用最佳办法阻止他乘船驶离……如果你幸运逮捕他，你须严加看管，并以最理想的速度送至英国港口。”

约7月14日，拿破仑获得警告，路易十八已下令博纳福将军前往罗什福尔逮捕他。博纳福尽量拖延时间。拿破仑如今困于三种抉择：向有充分理由恨他的路易十八投降；不顾英国封锁冒险突围；向梅特兰舰长投降，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宽怀对待。他选择了最后一项。7月14日，他写信给当时统治英国的摄政王：

国王阁下：

由于法国国内党派纷争及欧洲列强的不合，我决定结束个人的政治生涯，并像狄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 [1] 一样，与英国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个人接受英国法律保护。我乞求我故人中，最有权力、最有决心、最仁慈的国王阁下，给予这种保护。

拿破仑

拿破仑将信委托古尔戈，并要求他设法获准在下艘船将信带至伦敦。梅特兰同意，但搭载古尔戈的船由于检疫而被阻延很久，而且毫无迹象显示信将送达目的地。

7月15日，拿破仑及其伙伴被引至贝尔罗风号，并表示自愿向英投降，拿破仑告诉梅特兰：“我登上你的船，是让我接受英国法律的保护。”舰长礼遇他，并答应他赴英。他未谈及霍瑟姆的信，但他警告拿破仑，他不能保证他在英国受到相当友好的接待。7月16日，贝尔罗风号驶往英国。

梅特兰在回忆时，对他的俘虏予以好评：

他的态度非常愉快、和蔼，他参加各项交谈，提及无数逸事，并尽力制造幽默，使出席者一团融洽。显然他们相当尊敬他，他在谈话时，表现得相当容易相处，以制造谈话者对他的好印象。

英国水手喜欢他，并以最高的敬意对待他。

7月24日，贝尔罗风号抵达德文郡岸，英国水道入口处托尔湾（Tor Bay）时，不久即有两艘战舰陈列军舰左右，拿破仑毫无疑问是一名俘虏。海军将领基思登舰，以简单的礼节欢迎他。接着古尔戈告诉拿破仑，他未能将信转给摄政王，而被迫交付基思，但他没提它。基思令梅特兰将舰驶往30英里外的普利茅斯港，贝尔罗风号待至8月5日。在这段期间，该舰成为英国人好奇的目标，英国南部各角落的男人、女人涌往普利茅斯，挤上船，等待拿破仑每日例行至甲板散步。

英国政府花费数日决定如何处置拿破仑。早先最主要的意见是：依据同盟正式宣言希望将他视为罪犯，因为在《枫丹白露条约》中，曾予宽大的优待，而他违反对条约的承诺，迫使欧洲陷入另一场牺牲惨烈的战争。显然，他罪该万死，如果只被囚禁，他该感激。目前的囚禁是使这位挑衅者无法逃脱或再作战。部分同情者可能是因为他主动投降，减少联军许多困扰。但这种同情，决不能容许任何逃逸的可能。所以，英国政府令基思通知犯人，此后须以离非洲西部约1200英里的圣赫勒拿岛为家。这是一个偏僻之地，但不得不如此，偏僻可以减少监视者对囚犯紧密的限制和冷酷的监视。英国同盟商议后，同意判决，仅坚持他们有权派代表至该岛参与监视工作。

拿破仑获悉判决时，几乎崩溃。他悲恸地抗议挣扎，但他发现大家沉默无言时屈服了。他得到一些恩惠，获准5位自愿的朋友伴随他。他提名他皇宫侍卫队长贝特朗将军，拿破仑在滑铁卢军营的助理蒙托隆伯爵和伯爵夫人，最忠实的护卫古尔戈将军，及最重要的拉斯·卡斯和他的儿子。每个人获准携带仆役及1600法郎。拿破仑带着9位仆役并设法携带相当数量的金钱。拉斯·卡斯皮带里藏着奥尔唐娜的钻石和项链，仆人的外衣藏有35万法郎。每个人都不准带剑，但基思将军接见拿破仑时，他坚持佩剑自卫，基思没有坚持。

8月4日，贝尔罗风号离开普利茅斯驶往朴茨茅斯，在此将船上的俘虏、他的侍从及他们的所有物转至另一艘大船诺森伯兰号。诺森伯兰号于8月8日驶往圣赫勒拿岛。

[1] 狄米斯托克利斯，雅典最伟大的将军，公元前470年为雅典人民大会放逐，在希腊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被追击，终于向雅典的最大敌人——波斯请求并获得庇护和安全。

第十三章　结束

圣赫勒拿岛

8月8日至10月15日，自英国开始一次漫长旅行，习于快速行动和演说的拿破仑，几乎无法忍受这种沉闷。海军上将科伯恩爵士想缓和沉闷的局面，每天邀请拿破仑及其一两位同伴跟他和一些官员吃饭。然而，这些英国人晚餐费时两个半小时。开始饮酒时拿破仑很容易说服他们原谅他，他们称他为“将军”而不称呼他“皇帝”时，他避而不答，不过他称赞他们的礼貌。他的朋友建议打发时间的好方法是：让他向他们口述战争和统治的回忆。现在开始叙述，由奥马拉、拉斯·卡斯、古尔戈或蒙托隆记录。这些叙述在他死后由他们出版。在法国，拿破仑的声名之所以在这个世纪盛而不衰，这本书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们在海上渴望陆地。即使拿破仑看见圣赫勒拿岛的岩岸，也必定感到高兴。一眼可看见小岛的大部分，小岛面积仅20英里，几乎全岛居民都住在港口都市詹姆斯镇（Jamestown）。这座市镇只有一条街道，人口5000人。一片崎岖不平的地区，上升至朗沃德（Longwood）高地。热带性气候，炎热、有雾、多雨，季节不规律，无法预测干燥和潮湿，土地荒废，耕作很难收获。对于一个生活行动需要大陆作为舞台的人，确实是痛苦的。

科伯恩上将为他和他的同伴们寻找临时住所时，他们仍旧在船上，英国政府已选择一幢大房子作为集体住宅。但整修工作此时尚未完成。上将为拿破仑和拉斯·卡斯父子寻找了一个可爱的住所，叫作“石南大厦”（the Briars）。主人威廉·巴尔科姆（William Balcombe），对于拿破仑的到来，觉得有趣。16岁和14岁的两位千金喜欢这种场面。她们会讲一些法语，喜欢游戏和唱歌，并变得非常喜欢拿破仑。他必须移居朗沃德时，年纪较小的女孩哭泣了。

这是一幢旧式的农场住宅，离詹姆斯镇约6英里，许多房间虽简单，但装设齐全。根据小拉斯·卡斯所做的精心安排，拿破仑拥有6个房间：一间接待客人的“大接待室”，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图书室和一间大饭厅。室内的墙壁糊有一层涂焦油的帆布，不过有很多窗子。拿破仑毫无怨言地接受他的套房，他对浴室尤其喜欢，形容为“在这不愉快小岛上一个闻所未闻的奢侈品”。拉斯·卡斯报道：“皇帝对每件东西都满意。”农宅中其他的房间，分配给拉斯·卡斯和他的儿子，蒙托隆伯爵和他的夫人，古尔戈将军及拿破仑的医生奥马拉。大的普通房间，分配给拿破仑的仆人和他随员们的仆人。贝特朗将军、夫人及他们的仆人，住在通往詹姆斯镇路旁的一幢独立屋，这些仆人几乎不够他们使唤。

拿破仑在住宅5英里的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步行、爬山、乘马车，但走出朗沃德高地，就必须受到英国军队的监视。拿破仑及随员三餐由小岛总督每日供应，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可点食物。通常拿破仑在晚上8时以前吃得不多，8点以后他和随员们慢慢地吃晚饭，一直到他准备睡觉。

拿破仑自法国带来一批昂贵的银质餐具，经常使用。我们也听说有金质的刀子、叉子和汤匙。盘子多半是法国塞夫尔出产的瓷器。仆人穿着绿色和金黄色的制服，“服侍晚餐的高雅气氛及餐桌排列的整齐”，拉斯·卡斯印象深刻。

在朗沃德，仍旧维持土伊勒里皇宫的礼仪。拿破仑允许他忠心耿耿的朋友们率直地说话，但不得随便。他们总是称他“皇帝”，向他讲话时称“陛下”。收到的信件封面若写的是“将军”，就不拆开，访客必须称他“皇帝”，否则不予接见。

有许多苦恼和一些困难。老鼠在房里乱跑，甚至跑进国王的帽子里。他吃饭时，它们在桌脚钻动，跳蚤和臭虫不分阶级，一视同仁。拉斯·卡斯抱怨着：“我们都被咬了。”每隔一天，有潮湿的雾气。有时停水，拿破仑怀念热水浴。经常不断的监视，不论距离多远、多有礼貌，往往促成一种隐居的纯洁，但过度的悠闲会让人加倍接受诱惑。不过在什么地方，一个囚徒有这么多供使唤的朋友、这么多的仆人、一匹马和一辆马车，及所有他可用的书呢？总之，这是一个囚徒可以忍受的监狱。尤其在逃离了以前的监禁，需要无数的经费和生命再度捕获他之后。直到哈德逊·洛（Hudson Lowe）爵士来临为止，一切事情进行得很合理。

哈德逊·洛爵士

哈德逊·洛爵士于1816年4月14日抵达，接替科伯恩爵士出任该岛总督。英国政府认为这项选择是郑重考虑过的：哈德逊爵士是一位尽责的官员，他会忠实地执行训令。他的训令是扩大对这个囚徒的“放任，只要这种放任与他的安全相合”。

他开始很好。他带来近2000本法文书，由拿破仑及其同伴们自由支配。他传话：听说朗沃德需要修理，不久会派人去。他认为他该拜访这位著名的囚徒，并要求前任总督科伯恩上将陪同。他也许不知道，拿破仑为避免游客和好管闲事者，曾经吩咐贝特朗：除了获得贝特朗允许和陪伴，不容许任何人探访他。哈德逊爵士和科伯恩上将未通报即要求会见，拿破仑回应生病，不能见他们。哈德逊爵士问何时可以再来，拿破仑回答明天。哈德逊爵士的自尊受创。

次日，他由贝特朗陪伴前来，拿破仑冷淡地接待他，列举一些遭受不舒适的待遇：哨兵站岗离他房子太近，而且有时在晚上自窗口窥视。没有英国官员伴随，他不能骑马越界。哈德逊爵士答应尽力改善。他离去后，拿破仑向他的同伴表示：“从未见过一张如此像一个意大利刺客的面孔。”

哈德逊爵士的自尊多于幽默。他回到办公室后，传话给拿破仑的副官，拿破仑抱怨的那些限制为英国政府规定，他无权更改。他又表示：为了遵守政府训示，朗沃德与外界之间的一切通讯都必须经过他手，并由他加以检查。据拉斯·卡斯表示，这位总督拒绝转送署名“拿破仑皇帝”的信件。他发帖邀请贝特朗将军和“拿破仑将军”共进晚餐。拿破仑拒绝。

哈德逊爵士通知贝特朗，英国政府抱怨供养拿破仑及其随员51人的费用太高时，双方争执臻至高潮。英国政府曾允许每年为此支付8000英镑。第一年的实际费用为1.8万英镑。英国政府建议，未来费用超过8000英镑的，应由拿破仑支付。拿破仑表示：如果哈德逊爵士愿把拿破仑的信原封不动地交给巴黎银行人员，他就吩咐蒙托隆出售银器，并支付超额费用。哈德逊爵士不同意。拿破仑的家人表示愿意支付这笔费用，拿破仑辞谢，并表示他可以处理这件事。他们表示愿意来小岛与他一起生活，他制止他们说：他们受不了该岛的气候和偏僻。哈德逊爵士打算提高费用至每年1.2万英镑，以缓和情势，但讨论费用激怒了拿破仑。哈德逊爵士于1816年7月16日再度探访他时，据他对拉斯·卡斯的说辞，拿破仑断绝一切退路，叫喊：“你愿让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看法吗？我们认为你能做每一件事。是的，每一件事……我将不得不抱怨——不是抱怨先前最坏的部长会议把我送到这个小岛，而是抱怨他们派你治理此岛。对我们，你是一种较这些可怕的岩石造成的所有不幸还要大的灾难。”拉斯·卡斯说：“国王承认在他谈话时，他曾一再触怒哈德逊·洛爵士。”“我怒不可遏，他们派给我一名较狱卒更甚的人！哈德逊·洛爵士实际上是一个刽子手……我必定是在大发雷霆，因为我觉得左脚小腿在颤抖。”

哈德逊爵士困窘不安地告辞，他们没有做进一步的会谈。

了不起的伙伴

在这种监禁的生活中最令人诧异的现象，是跟随拿破仑至圣赫勒拿岛的随员们对他坚定不移的忠贞，也许是为分享动人的名誉激励着他们的服务。但不论限制及思乡病，为争获拿破仑宠爱而起的口角，恶劣的气候及可厌总督而引起的苦恼，他们的持久性几乎使他们的服务纪录与英国古代亚瑟王的传说中那种服务相当，虽然因妒忌而晦暗，却是高贵的奉献。

其中最高贵的是贝特朗伯爵。在第一次征意战役中，他以拿破仑麾下一名军事工程师为人所知。远征埃及时，他率领一营军队参加“金字塔之役”。他在阿布吉尔湾战役中受伤。他在1809年的战役中所建的横跨多瑙河的桥梁，被拿破仑视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精良的工程。1813年，他出任皇宫警卫长，在联军入侵法国退守的那段艰苦岁月里，仍旧效忠拿破仑，伴随他至厄尔巴岛。在“百日新政”时，他与拿破仑一起至罗什福尔，并与他乘船赴英国和圣赫勒拿岛。在该岛，他仍旧出任警卫长，查核访客，缓和怒火，维持拿破仑与总督之间的休战，并以宽恕的耐心忍受拿破仑勾引他太太的企图。 [1]

他太太是一位法裔英国人，迪龙爵士的侄女，与约瑟芬有亲戚关系。她无法忍受离开巴黎的社交生活，孤独生活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逝世5个月后，贝特朗带她回法国。他在圣赫勒拿岛编纂三部日记，但拒绝出版。1949年至1959年（在他逝世后100年），这些日记经整理出版。他葬于巴黎荣军院墓地，拿破仑遗骸旁。

爱尔兰的外科医师奥马拉几乎也做出同样的奉献。他在诺森伯兰号以船医的身份照顾拿破仑，用法语和意大利语与他交谈，同意他对医师们的意见。他非常爱慕拿破仑，要求英国政府允许他在圣赫勒拿岛上仍旧照顾拿破仑并获准。哈德逊爵士不赞成一名英国医师和一名法国囚犯如此亲密，他怀疑奥马拉阴谋协助拿破仑逃亡，坚持不论这位外科医师到何处，都得派一名士兵跟随。奥马拉抗议。洛爵士于1818年7月将他召回英国。1822年，奥马拉出版《放逐中的拿破仑》（Napoleon in Exile），又名《从圣赫勒拿岛传来的声音》（A Voice from St.Helena），为这位逊位的皇帝恳求较佳的待遇。这部书销路很广，引起英国同情拿破仑的浪潮。书中有一些错误，因为是靠记忆撰写。不过，拉斯·卡斯为奥马拉陈述辩护，所有拿破仑身边的人对这位医师似乎都有佳评。

拉斯·卡斯伯爵的重大奉献及他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 Hélène），使他在这座小岛中，成为仅次于拿破仑和哈德逊爵士的戏剧人物。他是一位较次要的贵族，他在孔代军中反对法国大革命，移居英国，参加一些亡命者的计划，试图在基伯隆进攻法国。登陆失败后，返回英国以教历史维生。他草拟一幅历史地图，后来获得拿破仑激赏，在法国革命历第2月的18日他冒险返回法国。他认定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的良药，寻找为他服务的每个机会，结果成为议院一分子。滑铁卢一役并未降低他对拿破仑的崇拜，他前往马迈松协助拿破仑，随拿破仑至罗什福尔、英国和圣赫勒拿岛。

在所有伴侣中，他仍旧最亲近拿破仑，对记录拿破仑的口述最热心。经历这位被放逐者的所有暴怒，他仍保持对拿破仑高度的评价。他记下拿破仑的每件事（但不包括错误），拿破仑像克伦威尔一样，不相信永存的坏处。他对拿破仑回忆和观察的报道，并不被认为是非常正确的。“皇帝口述非常迅速，几乎像平常说话一样快。所以我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形写法。然后，我把这些话转述给我儿子。”或者，“我儿子记载皇帝口述时，我坐在他身旁……我经常将皇帝头一天的口述念给他听，然后由他校正，再口述”。然而，拉斯·卡斯用来表达他自己意见的话，和那些他认为属于拿破仑的话非常相似，使我们认为他关于拿破仑事略的报道，没有更生动直接的古尔戈日记来得公正。

渴望唤起欧洲了解拿破仑遭遇的困境，拉斯·卡斯用一块素绢写了一封信寄给吕西安。他托交给一位将返回欧洲的仆人带去，这位仆人被搜身，信件被发现。哈德逊爵士将拉斯·卡斯逮捕，没收了他的文件（包括和拿破仑的谈话），将拉斯·卡斯和他的儿子驱逐至开普敦（1816年11月25日）。从那遥远之地，他开始数年的流浪，通常在含有敌意者的监督之下，漂泊于英国、比利时、日耳曼等地。1818年10月，他向亚琛的联盟国协会呈递一封发自拿破仑母亲要求释放她儿子的请愿书，他自己则向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领袖们呼吁，没有回音。

拿破仑去世后，卡斯获准于1822年返回法国。他自英国政府收回被没收的草稿，并于1823年将它几乎全部发表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这部书成为当年文坛的大事。拉斯·卡斯和他的子女们因该书畅销而富有。他为促使拿破仑死亡的待遇而做的热情证言，在《拿破仑传奇》一书中成为一种延续的因素，使拿破仑三世享有较其伯父更持久的统治，并使小拉斯·卡斯在第二帝国中出任一名参议员。

其他伙伴们忌妒拉斯·卡斯成为拿破仑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古尔戈将军。他有许多资本要求受宠，他曾经为拿破仑在西班牙、奥地利、俄国、法国等处作战，并曾在布里安救过拿破仑的性命。在被放逐者中，他表现最好，重友情、疾恶如仇，曾向蒙托隆要求决斗，并以妒忌的爱求宠于拿破仑，不容忍其他人受宠。拿破仑说：“他爱我，像一个男人爱他的情妇一样。”为了恢复营地的和谐，拿破仑于1818年差他去欧洲，带信给沙皇亚历山大。正是为此，古尔戈的《圣赫勒拿岛未发表的日记》（Journal Inédit de Sainte Hélène，1899年）最引人、最逼真地描述了圣赫勒拿岛的一切。

蒙托隆伯爵几乎不应遭古尔戈憎恨，因为在拿破仑四名随员中，他最有礼、最殷勤。他最骄傲的回忆是他10岁时，一位年轻的炮兵上尉波拿巴曾教他数学。以后他随着拿破仑的命运浮沉，并坚持伴随他至圣赫勒拿岛。他的夫人阿尔比尼·瓦萨尔曾两次离婚，并离开仍活着的丈夫回到他身旁，因此蒙托隆不十分相信她。在圣赫勒拿岛，有谣言说她曾帮拿破仑暖被。俄国驻詹姆斯镇代表曾经苛刻地记载：“她虽然年老、放荡、肥胖，今天却是大人物的情妇。”她离开小岛时（1819年），拿破仑哭了。蒙托隆本人停留到末了，他和贝特朗共同长期地守护这位垂死的囚徒，并被指为拿破仑遗嘱的共同受托人。他回到法国后，和拿破仑侄子一同坐牢7年，并协助他成为另一位皇帝。

[1] 贝特朗在1821年4月26日的日记上写着：“皇帝回答（根据蒙托隆告诉贝特朗的话）：‘……她拒绝做我的情妇，我很生气……我将永远不会饶恕安托马尔基医师——他在照料一个拒绝变成我情妇的妇人。’”不过，拿破仑说这话时，是在他死亡前的10天之内，可能已经记不清爱恋些什么人。同一天，贝特朗写着：“他时常显得好像已经失去了记忆力。”

了不起的独裁者

所有被放逐者的大敌是时间，其次是时间之子——无聊。这些人都惯于行动，熟悉死亡。现在，他们局限于照顾一位风云人物的身体和情绪。这个风云人物已从皇帝的宝座跌落，无奈地穿上囚衣，所有病情恶化，人性缺点显露。他说：“我的情况可怕。我像一个死人，但充满生命力和求生欲。”这位英雄以往渴望有较多的时间来应付所选择的工作，或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他觉得时间沉重地压在他身上，欢迎黑夜为一种时间的止痛药。由于缺少活动，他发现难以入眠，由床至沙发或椅子，再到床上，设法摆脱知觉。

他几乎天天下棋，不过由于没有对手敢击败他，他对胜利感到厌烦。在放逐的头一年，他每天骑马走几英里路，但他注意到某位英国军官总注意他时，他不久就放弃这种运动。他每天看几个小时书。以前，他一直喜欢书，甚至在繁忙时，也要看些书。哈德逊爵士由自己的图书馆中挑选一些书送他。他成为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战役的专家。他反复阅读高乃依和拉辛的戏剧，有时和伙伴分担角色，高声朗诵。他喜欢英国文学，并要求拉斯·卡斯教他足够的英语，以便阅读这些作品，甚至讲英语。古尔戈报道：“陛下往往用英语和我说话。”

他较其他囚犯有一点长处，他可以将现在淹没在过去中。他叙述法国和欧洲一半国家1796年至1815年的历史，由于他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几乎可以完全由记忆中回想出来。他对写作缺乏耐心，但他可以讲述。拉斯·卡斯显然曾建议：他向一两个随员口述记忆，每个日子都会有趣味和价值。现在，他也许在但丁的诗句中发现唯一的真理：“在失意中回忆美好的时光是最大的痛苦。”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可能会减轻目前的痛苦——即使目前的痛苦正在加深。拿破仑大叫：“这是一个美好的帝国！在我的政府里，我曾统治8300万人——这是欧洲人口的一半。”

因此，他在诺森伯兰开始一种新独裁统治，以后沿用至圣赫勒拿岛，前后间歇维持4年。他首先对拉斯·卡斯叙述1796年在意大利的战役，他的迅速决定震惊了全欧，使他成为法国不可缺少的人物。拉斯·卡斯在哈德逊爵士动怒前逃亡后，拿破仑向古尔戈口述，而后向蒙托隆，对贝特朗口述较少。有时，一天内对其中两个人口述。现在，这些战士易剑为笔，墨水涌现纸上，为在再度波旁王朝化的法国及历史法庭中保全皇帝的记录和良好的名声。他们较他更早疲惫。他觉得，这是他保护自己，对抗演说者、新闻记者和漫画家的最后机会。这些人曾使他的敌人想象他为无情、残酷的食人魔。拿破仑知道笔录者对他们的工作缺乏动力，将原稿及其出版所得等权利，完全交付给他们。事实上，每份原稿出版后都为执笔者及其后裔带来了财富。

自然，作者竭力为这些辩护。不过，一般来说，个人在保护自己的生命时，这些著作的立场在期望中是公正的。拿破仑至此时已承认他在政策和指挥方面，曾犯严重的错误。“我和塔列朗争论是错误的，他拥有我缺乏的每样东西。如果我坦诚地允许他分享我的伟大，他会好好地为我服务，而且我会寿终于国王座上。”他承认，他过分低估征服西班牙和俄国的困难。“我由厄尔巴开始得太早，我应等待至会议散会、王侯们回家之时。”“我还不清楚滑铁卢之役的损失。”“我应死在滑铁卢。”

然而，这些因为他的回忆录几乎筋疲力尽的人，发现仍有精力记录他的谈话。当然，这是有趣的，因为在他这个时代，谁可与他在影响力和刺激方面相比呢？他非常健谈，对于任何话题皆有生动的逸闻趣事。就其坦率方面他是位哲学家，可以谈论由农业至宙斯的任何问题。他阅读历史非常广泛，使他以某种难以置信的能力成功预测将来：“殖民地制度……是结束了。对每个国家——对拥有所有殖民地的英国和其他列强都是如此，它们什么也没留下。”波旁王族的权力不久将被法国人民推翻，日耳曼不久将继续它曾开始的统一。19世纪将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法国革命的原则除了某些部分外，将会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胜利。同时，“它的光辉将由这三个国家照耀全世界”。“古老的制度结束了，新的制度不经过长久激烈的动乱不会巩固。”“俄罗斯的确是一个突起的强权，并以最大的步伐迈向统治世界。”他推测错误之一是：“英国日益增长的王室权威……正迈向毫无阻碍地独断而绝对权力的道路上。”

最后，他检讨个人的政治生涯，十分恰当地概述如下：

我结束了无政府状态，清除了混乱。我扫除了革命，提高了某些国家威严，并安顿一些国王。我鼓舞各种竞争，奖赏各种功劳，而且扩大光荣的限度……独裁政府是绝对需要的。人们将说我剥夺自由？我可以证明放荡、无政府状态和最不合法行为仍旧侵害自由。人们将谴责我酷爱战争？我可以说是首先受到攻击。人们将说我朝向世界君主政体……我们的敌人们引导我逐步走向这种决心。最后，我将因我的野心受到责备吗？无疑，我必须承认我有这种热情，而且程度不小。不过，我的野心是自古以来最高贵的一种，为建立、奉献帝国的理念，为人类的全部才能充分运用及完全发挥。历史学者在这也许会不由自主地感觉遗憾，这种野心不曾获得实现和赏识。这是用几句简短的话说明我全部的历史。

1821年3月9日，他怀着对身后声望的幻想，缓和了失败的心情：“在500年内，法国人幻想的都是我。他们将只谈论我们胜利战役的光荣。天主帮助任何敢谈说我缺点的人！”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好方式。

最后的战斗

拿破仑仅40多岁时，多种身体内的疾病及缺乏运动使他衰老。哈德逊爵士坚持在拿破仑骑马超越朗沃德限制时，派一个士兵跟随他，这使这名囚徒愤怒而不再骑马，哨兵站在他室内可见之处，使拿破仑更有理由留在室内。同时，丧失延年益寿的兴趣，更加迫使他怠于活动。1818年，贝特朗记载：“自从他……起身到房外后，已经过100天了。”拉斯·卡斯注意到：国王血液循环不良，脉搏跳动低到每分钟55次。

1820年，他从事园艺工作，以军事的勇气和纪律对付各种问题。他征召全体部属参加工作，他们高兴地丢下旧日的例行撰文工作，参加锄地、运土、栽种、灌溉和除草。哈德逊爵士以一种新的亲善态度，致送这位囚徒植物和工具。这个灌溉良好的菜园，不久出产新鲜蔬菜，拿破仑愉快地享用。他的健康显著改进，但菜园产物耗尽、恶劣气候来临时，拿破仑又回到室内怠惰了。

不久，他的疾病复发，有12处之多：牙疼、头疼、皮疹、呕吐、赤痢、四肢发冷，他的溃疡恶化。同时，据他死后解剖显现的癌症，也已开始使他疼痛不断。这些身体上的苦痛影响他的情绪，甚至他的心灵。他变得忧郁、易怒和疼痛，自夸并重视他的尊严。易于发怒，却又很快宽恕；吝啬钱币，在遗嘱中却慷慨地赠与。1820年，他沮丧地描写自己：

我怎么倒下来了！我，曾活力无限，这个脑子从不休息的人！我坠入茫然昏睡，我必须用力才能睁开眼皮。有时，我惯于对我四五位秘书叙述不同的主题，他们记的和我讲的一样快。可是，当时，我是拿破仑。今天，我什么也不是……我是植物，不再活着。

他连续有几位医师，但无人久留以对他的症状做有系统的研究，或提供一种合适的养生之道。奥马拉医师是第一位，也是最好的。可是他逗留在圣赫勒拿岛的时间被削减，代替他的两位英国医师——斯托克和阿诺特都是好人，忍耐而尽责。但1819年9月21日，拿破仑的舅舅费斯克红衣主教介绍一位39岁的医师安托马尔基来到，使局面混乱。两位英国医师同意由他负责。安托马尔基一再跟拿破仑辩论他的问题，是将军还是医师杀人最多。拿破仑抱怨胃痛时，他得意、自信又无情。他开一服催呕剂放在柠檬水中，拿破仑痛苦地扭转身体，几乎死去，以为中毒了。拿破仑赶走了安托马尔基，并禁止他回来。但在一两天内，安托马尔基又拿着药物和小药瓶回来，国王虽然咒骂他，但也只有容忍他。

1821年3月中旬，拿破仑病倒在床，此后，很少起床。他遭受几乎不停的疼痛。安托马尔基和阿诺特一再使用小量的鸦片麻醉他。3月27日，他说：“如果我现在结束生命，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快乐。有时，我渴望死去，我不怕死。”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几乎吐出所吃的一切食物。

4月15日，他立下遗嘱，摘录如下：

一、我死为天主教徒，死于我所从出的怀抱……二、我希望：我的骨灰长眠在塞纳河畔，在我热爱的法国人民中间。三、我永远有理由喜欢我最亲爱的妻子玛丽·露易斯，直到最后片刻，我都为她保持最恩爱的情感。我恳求她照顾我儿子，以免他踏入环绕他幼年的陷阱……五、我的早死是由于英国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暗杀。

他须处理存在拉菲特那里的约600万法郎——包括530万法郎存款和利息。他相信，他约有200万法郎留给了欧仁。他在遗嘱中，以相当多的数额赠予贝特朗、蒙托隆、拉斯·卡斯；赠予他的仆役长马尔尚和秘书克梅纳瓦尔；赠予那些曾经侍候或帮助他的人，这些人，为数不少。没有人被遗忘，同时“以1万法郎赠予康蒂永军官，他曾被控从事暗杀威灵顿爵士受审，结果被判无罪。康蒂永有足够权利暗杀这位寡头政治者，因为他曾送我至圣赫勒拿岛毁灭我”。

他单独留些“给我儿的忠告”（1821年春）：

我儿不必为我的死而想报仇，他应由此获得教训。他不必常将我的成就牢记在心。他和我一样，永远是一位纯粹的法国人，他必须致力于和平的统治，如果他只想模仿我，并非出于绝对必要，再度重启战端，那他除了模仿外，将一无所是。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一定要假定我一无所成，要完成它。另一方面将要加强基础力量，说明这座开工大厦的全部计划。像我这种工作，在一个世纪内不会做成两次，我曾被迫用武力约束、制服欧洲人。今天，人们一定会相信我曾挽救法国大革命于奄奄一息。我曾经清除它的罪恶，并扶持它让人们赞赏，我曾以新理想激励法国和欧洲，这些新理想将永远不会被忘却。愿我儿使我的播种都开花，愿他把埋藏在法国土壤中一切繁荣元素向前推展！

最后准备处理他的灵魂。他曾费时地去接触宗教信仰，他似乎读过吉本的著作，考虑所有宗教对哲学家都是错误的，但对政治家，一切宗教都是有用的。他为赢得埃及，曾变为一个穆斯林；为控制法国，曾变成一个天主教徒。他曾对古尔戈表现单纯的现实主义评论说：“尽情地说，每件东西都是物质，多少都有组织。外出打猎时，我解剖鹿，发现它们的内脏与人类一样。我看见猪的胃和我一样，并和我一样消化时，我心中暗想：‘如果我有灵魂，它也有。’”“亲爱的古尔戈，我们死亡，我们一起死亡。”3月27日，去世前六个星期，他对贝特朗说：“我非常高兴没有宗教信仰，我发现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因为我没有恐怖的幻想，不惧怕未来。”他问道：我们如何以一位公正上帝的存在去调和邪恶者的幸福与圣贤的不幸？“瞧着塔列朗，他确是寿终正寝。”

他即将过世时，他开始发现信宗教的理由。他告诉古尔戈：“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宣布：他将死去而不忏悔。一个人不知的、不能解释的，有这么多。”他觉得，宗教对爱国心是必要的一部分：

宗教形成我们命运的一部分。灵魂、法律和风俗结合在一起，组成神圣的整体，我们称它为祖国。我们永不应放弃它的利益。在宗教协同时期，有些老革命者向我谈到使法国尊奉新教时，我感到非常厌恶，好像他们要求我放弃法国人的身份，宣布我是一位英国人或日耳曼人一样。

所以，他决定谦虚地来配合法国人死亡的传统仪式。他找到一位当地牧师，安排每周日在朗沃德举行纪念弥撒。他轻易、舒适地恢复童年的信心，并以预言他在天堂受款待来娱乐友人和自己：“我去看克莱贝尔、德塞、拉纳、马塞纳、奈伊等人，他们将会来见我，我们谈及我们与腓特烈、图伦内、孔代、恺撒、汉尼拔的职业。”

4月26日，他非常虚弱，首次无异议服从他的医生。当晚，他叫嚷了一会儿，提议给其子4亿法郎。据当时日夜陪伴他的蒙托隆回忆，4月26日清晨4点左右，拿破仑告诉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刚看到我美好的约瑟芬……她正坐在那里，我好像昨晚才见过她，她没有改变——一直那样，仍完全忠于我。她告诉我，我们正再度相见，她答应我永不分离，你看见她了吗”？

5月3日，他接受临终仪式。当天除阿诺特和安托马尔基外，又增加了两位医生，这四人同意给病人10粒氯化亚汞。“这剂特别大量的不合适药物引起了可怕的肠挛，使他丧失知觉，而且显示肠胃系统出血。”

他于1821年5月5日病逝，喃喃私语道：“居军队首位。”

5月6日，安托马尔基在16位证人面前，包括7位英国外科大夫、贝特朗和蒙托隆，主持验尸。验尸结果立即显示，拿破仑致死的主因为：幽门溃疡性癌症——这是胃通往肠的一部分。一处溃疡穿破胃壁形成1/4英寸的洞并蔓延腐烂。安托马尔基曾诊定肝炎，肝脏虽较正常者大却无疾病症状。除了皮肤、腹膜处发现有脂肪素外，心脏也有，这或许会造成心跳不正常减慢。膀胱缩小并有几粒结石，这是肾脏不健全。也许正是这个造成国王经常排尿，也可解释他在博罗季诺和滑铁卢之役中缺乏精力的原因。没有检验报告有梅毒迹象，但生殖器短小，显然阳痿。

5月9日，一列相当大的队伍，包括哈德逊·洛爵士，护送棺木至朗沃德郊外格拉纽姆斯谷地拿破仑自选的墓地，棺木上覆盖他在马伦戈穿戴的斗篷及他生命标记、军装中最骄傲的部分——宝剑。他于当地安厝19年后，至法国重新爱戴他，而移陆返国。

第十四章　总结（1815—1840）

家庭

拿破仑的母亲享年86岁，较拿破仑晚死15年。她毕生恪尽母职，婚姻波折，育有多子，有喜有悲，有满足有伤恸，有战栗有孤寂，有彷徨有希望。她曾见到其子女所有的胜利、富足和不幸。他们需要她时，她总随伴在旁。“谁知道我或许有一天要接济这些国王。”她克俭一世，并受其子（拿破仑）辱骂的罗马教皇的保护与尊敬。从波拿巴家系来看，她是最坚强，也是最稳健的一位。

她的长子约瑟夫喜爱书籍和金钱，与朱莉婚姻幸福，并为拿破仑钟爱、托付，并尽其有限才华为拿破仑服务。帝国瓦解后曾避难美国而后返欧，居于热那亚附近的宁静乡下。1884年死于佛罗伦萨，享年76岁。

吕西安位列五人执政国之下，辅佐拿破仑推翻它之后，却反对拿破仑的独裁政治。他违背拿破仑的意愿结婚，放弃对权力的攫取，而成为天主教王子，航行美国途中为一艘英国船只虏获，被监禁在英国。百日政变期间他站在拿破仑一边，在议院中为拿破仑辩护。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他逃逸罗马，1840年死于维泰博。

路易·波拿巴在放弃荷兰王位与奥尔唐娜离婚后，曾住过波希米亚、奥地利和意大利，在他第三个儿子成为拿破仑三世前6年去世。

热罗姆在威斯特伐利亚享受王室的财富，在征俄一役的首月中表现得不像一位将军。后重登王位，1813年将王位让于联军，滑铁卢一役英勇奋战，几乎是该役中最后一位离开战场的法国人。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他流浪各国，1847年返回法国。及其侄子当权，成为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参议院长，1860年去世，享年76岁，一生多彩多姿。

埃莉萨·波拿巴·巴乔基是拿破仑三姐妹中年纪最长，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我们知道她是意大利阿提卡区托斯卡纳大公国一位成功的统治者。她哥哥显然无法抗拒联军时，她退至那不勒斯与她妹妹卡罗琳合作协助缪拉元帅巩固其王位。

缪拉在莱比锡为拿破仑领导骑兵后，回到那不勒斯，1814年1月8日与奥地利订盟，并保证派兵参与联军攻击拿破仑，以换取奥地利支持他在那不勒斯的地位。联军拒绝认可这项约定。拿破仑从厄尔巴逃出时，缪拉不顾一切地呼吁所有意大利人与他共事，反对外国统治，为独立而战。1815年3月30日，他的太太卡罗琳及其姐姐埃莉萨离开他并避难维也纳。5月2日，缪拉在托伦蒂诺为奥军所败，逃亡法国，辗转至科西嘉，斐迪南四世恢复他那不勒斯的王位。滑铁卢战役后，缪拉成为一个亡国者，由科西嘉到卡拉布里亚，只有少数人跟随他。以后他被逮捕、审判，10月13日被枪决。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形容他愚蠢又不值得同情，“在敌人面前威风八面，在战场上勇冠三军，但是各方面的举止皆愚不可及”。

拿破仑亲戚中最饶富趣味的是他的妹妹博尔盖塞·波利娜，由于她被认为是当时最美丽的女人，注定在当时会制造快乐，也招惹麻烦。男人见了不忘，女人见了不原谅。她不太适合一夫一妻制度，但对于其首任丈夫查理·勒克莱尔将军而言，她似乎是一位可亲的太太。她丈夫在多米尼加染黄热病时，她照顾他，并分担他的苦痛。1802年，查理·勒克莱尔病故，她返回巴黎，度过一阵守节时光。她有一头浓密的秀发，每天以5加仑牛乳洗澡，并开设沙龙，以其姿色和魅力诱惑别人的丈夫。拿破仑对之不满，速将之嫁给富有、俊美的博尔盖塞·卡米洛王子。

1805年在佛罗伦萨，卡诺瓦要求她做狩猎女神狄安娜的雕像姿态时，起初她有意答应，但她知道狄安娜已请求朱庇特赐予她永贞时，她置之一笑地拒绝，然仍被说服，摆出几近全裸的姿态，而使博尔盖塞画廊（Galleria Borghese）成为罗马访客最多的地方之一。博尔盖塞本人深知自己缺乏能力，转入拿破仑麾下，充当一名军官。波利娜以堕落自娱，伤害自己的健康，但并无明显的证据证明她染患梅毒。

这位堕落的女神也是一位仁慈的楷模。除了对约瑟芬之外，波拿巴家族（不包括拿破仑）全对她展开不停息的斗争。她为人慷慨，赢得许多人永久的友谊，甚至包括被其抛弃的情人。波拿巴家族中，她对拿破仑的忠心仅次于其母。1814年，拿破仑往弗雷瑞斯途中，她前往迎接并抚慰其苦恼的心境。不久随拿破仑到厄尔巴，她在那里权当女主人，以派对、游戏及生活乐趣使拿破仑与岛上的生活变得愉快。拿破仑作最后孤注一掷时，她送给他最好的项链。马尔尚设法将它送往圣赫勒拿岛。她获悉拿破仑的死讯时，她正计划前来该岛。她于44岁时死于癌症，只比拿破仑多活4年。她丈夫在她死前那年陪伴她，原谅她的罪行，在她死时为她合上双眼。

约瑟芬于1814年3月29日接受亚历山大沙皇的邀请，在访问马迈松途中患感冒而死。她的女儿奥尔唐娜在与路易·波拿巴离婚后，即先后受到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和俄皇的保护。她未能活见其子成为拿破仑三世。奥尔唐娜的哥哥欧仁一直到拿破仑一世退位时，始终对其继父（拿破仑）忠心耿耿。5天后他携妻隐退慕尼黑，受到岳父巴伐利亚国王热烈接待。他于1824年2月21日在当地过世时，仅43岁，各派系联合哀悼。

玛丽·露易斯不情愿地离开法国，在维也纳被视为一位从祭坛牺牲品中获救的清白公主，并容许她留下。梅纳瓦尔充当其忠实的王室侍从，而他也尽力阻拦一切企图使她背叛拿破仑的外来影响力。据梅纳瓦尔说，在5星期内，她接获其夫许多封信，苦于无法回信，但私底下盼望至厄尔巴伴随着他。她的父亲准备在维也纳举行一项联军聚会，却又担心她的健康，于是送她至爱克斯温泉（Aixles Bains）休息，并于1814年7月1日任命奈佩格伯爵至该地充任其私人助理。尽管他39岁而她只有22岁，由于朝夕相处，一切与拿破仑重聚的机会似乎消逝时，她接受他为其情人。1815年，维也纳会议赠予她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塔拉诸公国。奈佩格陪伴着她，共同治理这3个公国的政务。1817年，她生下一个女孩。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也耳闻此事，但从未将她的画像从其朗沃德房间的墙上取下，而且我们知道拿破仑提及她总是很温和。拿破仑去世后她嫁给奈佩格，此后即忠贞不贰地和他一起生活，直到1829年奈佩格去世。1834年她再度结婚，1847年去世。衡量所有情形，她似乎是一位好女人，在历史上不应该受人唾弃。

她与拿破仑所生之子——“罗马王”、“幼鹰”（L’Aiglon）——撤离巴黎时被迫离开母亲，重新命名为赖希斯塔特（Reichstadt）公爵，一直住在维也纳宫廷，受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的监护。他始终谨记其父的名望，梦想有一天拥有自己的王国，却不断地患病。1832年7月22日，他终于因肺结核病死于维也纳的舒伯鲁皇宫，享年21岁。

回国

即使拿破仑俊美的外貌在法国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时，他本人的影像在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中也会显现出一种新的、生动的形态。时间弥补了过去的创伤，并改变了数百万人曾出征未归的地方——家庭、战场、商店，拿破仑时代的景象逐渐变得较记忆中任何世俗的历史更光辉、更英勇。

老兵们忆及他们辉煌的勋业，而忘记了“呻吟”。他们美化拿破仑的胜利，而不责备他的失败。他们对他的爱戴可能为其他任何统帅所不及，这位老兵成为其村庄的圣人，在成千的诗文、故事与歌曲中，被奉为神明。皮埃尔·德贝朗热（Pierre de Béranger）在《旧军旗》（Le Vieux Drapeau）与成百的叙事诗中，将拿破仑及其战役理想化。他犀利、凌厉地讥讽跋扈的贵族和渴求土地的主教，这使他1821年和1828年被波旁王朝囚禁。雨果写了一首《柱颂》，歌颂旺多姆柱及其有关拿破仑历史的浮雕，1815年被查禁，1833年解禁。巴尔扎克在《战地医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1833年）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一位骄傲的老兵，驳斥波旁王朝发布有关拿破仑已死的报道。相反，他坚持拿破仑仍然活着，而且被选作“军士之父，上帝之子”。司汤达在小说中不仅充满了对拿破仑的赞美，并于1837年出版的《拿破仑的一生》（Vie de Napoléon）一书的序言中，明示其要旨。其心中唯一剩余的热情是对拿破仑的爱，他称拿破仑为“自恺撒以来，史上所见的最伟大人物”。

拿破仑也许会接受这个评价，但对恺撒的评价不尽苟同。他始终相信法国终会归其统治，他在被放逐时安慰自己，希望法国人会后悔将他囚禁，而使法国重新对他效忠。他告诉奥马拉：“我去世后，将有一场支持我的反动……我的成仁将使法国再度成为我的王朝……在20年时光消逝前，我死并下葬时，你将看到法国另一场革命的发生。”这两个预言都实现了。

所以，他口述回忆增强他的影响，而他们也做得很好。他向古尔戈所说的滑铁卢战役记事被偷带出圣赫勒拿岛，并于1820年在巴黎出版，拉斯·卡斯说这造成了一次动乱。1821年至1822年，巴黎又发行了6册他口授的自传。有关这位帝王自身故事的书迅即畅销，并在促使这位已过世的人成为法国活力的“传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的同伴变成他的信徒。奥马拉辩护，他于1822年英雄地对抗其最顽强不屈的敌人。拉斯·卡斯在1823年的作品中，使拿破仑变得完美无缺，成为英勇教条的“圣经”。蒙托隆详尽的报告到1847年才出现。古尔戈与贝特朗的作品在他们去世时才出版，但他们生动的证言增强了可信度。蒙托隆同时带回拿破仑的临终致儿书，指出一些品德，或许会改变别人对这位王者过去的印象：谨慎、温和、立宪统治、出版自由、世界大同政策。现在同时出现一句拿破仑最喜爱的忠告：“让我子经常阅读、思考历史，这是唯一的真哲学。”

甚至在热爱他的同伴的证言中，这位伟大的国王在受监禁和疾病刺激期间，也因年老而犯错，但如今这些缺点因其军事胜利、行政治绩与思想敏锐而被忘却。事实上，拿破仑曾排斥大半的革命，以专制取代自由，以贵族政治取代平等，以惩戒取代博爱，但在人们重估的印象中，他又成为革命之子，曾受其重视和迫害的敌人——雅各宾派如今又聚集怀念他。拿破仑正在洗清罪恶的纪录时，代拿破仑而统治的波旁王朝有点不耐烦了。虽然路易十八本人明理，接受启蒙运动，但其王朝由保王党控制。这些人既贪婪又不宽容，他们要求旧地产与权势，并坚持政府须不受代议制度的干涉，以白色恐怖的缉捕、滥刑对抗异己分子。老兵们无法忘记奈伊的追捕与射杀。尽管面对这些，军队仍珍惜地怀念这位“小班长”，他曾在营火边与征召入伍的兵士们闲谈，也不因阶级偏见或官僚作风而不擢升他们，他塑造了使各国国王恐惧而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大军。农民们缅怀拿破仑曾保护他们对抗贵族和教士的剥削。无产阶级在他的统治下抬头，中产阶级聚集财富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数百万的法国人觉得拿破仑的独裁政体，保存了革命的本质：结束封建制度及其苛税，为各阶级中有才干之人打开升进之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机构根据明文规定全国统一的法律。

因此，在拿破仑去世20年内，他再生并再度支配人们的思想与想象。夏多布里昂写道：“世界属于拿破仑，他在世时无法获得世界，死后却拥有世界。”1830年的温和革命即得力于新波拿巴主义的情绪。随着查理十世的逊位，波旁直系告终。新王路易·菲利普为波旁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之子，约瑟夫曾自称菲利普·平等，赞成处死堂兄路易十六。新王曾得到波拿巴主义者的支持，他沿用皇家军队的三色徽章，并下令恢复拿破仑肖像立于旺多姆柱的顶端。

同时拿破仑的遗嘱出版，其中第二条似乎是皇帝最后的命令：“我希望将骨灰撒于塞纳河畔，在我钟爱的法国人民的心中。”法国各地由缄默而骚动，全国呼吁道：“带他回家！”让法国为这位英雄举行其应有的葬礼：让拿破仑的胜利（通常都这么说）补赎他悲惨地受监禁的耻辱。这项呼吁传至政府，外交部长梯也尔——有意记述拿破仑所有伟大的史迹，他于1871年被选为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明确地建议其同侪，然后与他们联名上书国王：让我们请求大不列颠同意将拿破仑的遗骸送返巴黎。路易·菲利普同意，他知道参与其事将会获得法国人民的民心。内阁于是试探英国政府首脑人物的意思。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立即大方地答复：“英王盼望这个迅速的答复可向法国证明，英国渴望消除拿破仑在世时英国与法国武力相对而造成的民族仇恨。”

国王命其子茹安维尔亲王前往圣赫勒拿岛携回拿破仑的遗骸。1840年7月7日，王子在贝特朗、古尔戈、拉斯·卡斯及拿破仑的心腹马尔尚的陪同下，自土伦乘坐贝尔布尔号起航，他们一起可以鉴定尸体的真伪。10月8日，他们抵达圣赫勒拿岛，经过许多的仪礼他们看到掘出的尸体，并经过确认，于11月30日携抵瑟堡（Cherbourg）。

此后，开始历史上最长的丧礼。棺木移至诺曼底人号轮，载送至塞纳河下游鲁昂的拉海耶谷。在那里，棺木被移送到一艘临时搭了一座小教堂的驳船上；在这座教堂下——每一角各由贝特朗、古尔戈、拉斯·卡斯和马尔尚护卫着——载棺木驳船以悠闲的状态往塞纳河上游而去，在沿岸的主要城镇停下庆祝。在库伯瓦（巴黎北4英里），棺木移往一辆装饰了的丧车上，它由兵士、水手及各界的显要的行列牵引着，经过讷伊，在凯旋门下，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的两旁排列着鼓掌的群众。在那个酷寒的1840年12月15日深夜，遗体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金碧辉煌的荣军院圆顶教堂。教堂的侧廊和中堂站满了数以千计的沉默观众，24名水手负荷着沉重的棺木到神坛上时，茹安维尔王子向他的父亲——国王说道：“陛下，我呈给您法国皇帝的遗体。”路易·菲利普回答道：“我以法国的名义接受它。”贝特朗在棺木上放上拿破仑的剑，古尔戈加上拿破仑的帽子，安灵弥撒曲以莫扎特的乐曲唱出，拿破仑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其遗体置于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心了。

回顾

拿破仑复活，我们，作者、读者也履行其预言——世界会悲痛、哀悼其死亡。他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包容、爆发着精力，燃起炙热的火焰，可融化接近他的人。我们不曾在历史上发现有其他人的精力燃烧得如此强烈，如此持久。那种意志起初很犹豫、恐惧、忧郁，后来发现其武器及根源在于穿透人心和眼睛后，变得自信、鲁莽、傲慢、乱抓权力，直至上帝发现对他没有办法，才减少干涉，联合追他、逼他、逮他，并将他链在石上，直到他生命之火燃尽。这是历史上伟大的戏剧之一。

即使与他同时代的黑格尔，不受疆界限制，视他为一股世界力量——时势缔造的人物——化破碎为完整、化混乱为深刻的意义。这种时代精神——首先在法国，接着在中欧——是维持秩序，结束个人主义、滥用自由与破碎统治所必需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拿破仑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建立稳定的政治，恢复道德，训练坚强意志，推行现代化，诠释、编纂法典，保障生命财产，结束或减缓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协助工业，维持健全的通货，净化、改善行政与司法制度，鼓励科学、艺术（但限制文学创作和出版自由），兴建学校，美化都市，修建被战争破坏的设施。因其激励，欧洲在拿破仑15年的统治下向前推进半个世纪。

他当时并非最有力、最持久的一股力量。较有力的是工业革命，它先使大不列颠铁、金富足，有效地瓦解拿破仑的财政，并使欧洲足以主宰世界，更使美国资源富足，拯救、补给欧洲。仅次于工业革命，但较“革命之子”有力、持久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影响全欧以个人权力代替封建桎梏与规则，及在法国革命中最鲜明地提出在全球进行反饥饿行动的呼吁：渴望运动、生长、企业、信仰、思想、言论等自由，寻求获得机会、教育、健康、合法审判的平等。这些怀着敌意的欲望已开始支配着近代的人类历史：追求自由、危害平等成为19世纪欧洲与美国的循环论题，牺牲自由、追求平等成为20世纪欧洲与美国历史上最主要的趋势。杰斐逊认为，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带来过度的自由，解放个人自由主义至毁灭性的混乱状态，并容许较高能力者重复财富集中的危机。拿破仑颁订的纪律使法国在革命后免于政治、经济与道德上的紊乱。

1807年《泰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滥发命令，政治才能被权力欲望蒙蔽，他不再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他效法并结合当初他反对的欧洲专制君主，他羡慕、阿谀曾蔑视并密谋消灭他的贵族们，法国再度渴望自由、要求民主时，他成为一股反动的力量。

在拿破仑毕生中，另一件令人感到可笑的事是：他致力于为法国寻求自由暴动后的秩序，在他死后再度成为革命之子、专制主义及贵族政治之敌、暴动的象征、不断要求自由的温和发言人。1799年，机会与个性几乎将他塑造为一位史无前例的独裁者。1815年他被捕后，甚至在1821年他去世后，民众幻想他再度成为半个世纪中最具感召的自由者。很少有伟人在去世后仍保有生前的一切。

他是一位好战者吗？他该为那些密集的战争，那些战死沙场而成为孤魂野鬼的成千上万青年、那些失去丈夫的绝望妇女负责吗？听听他的自白——他坦承，由于接受军事训练及有效实施的缘故，他喜欢握有领导权。但他为了实行其他专长，如行政管理，借建立一套法律和道德的坚固结构而使杂乱无章的生活变为井然有序。他多么期望摆脱战争的纠缠，多少次他提议谈和，均遭到侮辱、驳斥！1796年和1800年，意大利视他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而奥地利趁他在埃及时再度征服意大利，并趁他忙于进攻英吉利海峡时袭击他，普鲁士和俄国虽未遭受拿破仑的攻击，却参加了这次行动。他赴西班牙作战时，奥地利再度攻击他，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竟违背援助法国的约定。俄国在《泰尔西特和约》签订时，曾保证遵守大陆封锁政策抵制英货，这是法国唯一能报复英国封锁港口和虏获船只、殖民地的方式。即使在拿破仑其他敌人想和谈时，英国仍不断利用金银打击他，英国政府待他如罪犯，而不管他自愿投降及他经常以人道的方式礼遇在战场上被俘的敌人官兵。他的敌人决心摧毁他，因为他以努力、苦干，非以出身而获得一个王国。

这就是拿破仑的辩护。公正的英国史学家、正确的德国史学家、爱国的法国史学家（米什莱、朗弗雷、泰纳、勒费弗尔）一致谴责拿破仑是一位篡位者，乘路易被处死及腐败的五人执政团崩溃之际，攫取属于路易十八的王位。这种篡夺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它扰乱欧洲所有国家珍视的政治稳定。他提议召开和平会议未被重视，因为他的要求令人难以接受，如承认法国统治瑞士、意大利及日耳曼莱茵河地区。他的战术诱使他不停作战，威胁欧洲生活的全部政治结构。他在胜利后要求巨额赔偿，以使全欧置于法国统治及拿破仑管辖之下，为战败国财政无法进一步抗拒。他们接受英国的援助相当合理。以占取法国殖民地使法国觉悟，是18世纪战争中政府的策略。像奥地利的天主教政府，可能同意一位无神论者管辖吗？这位无神论者曾无情地迫害曾献身给他、除虔诚之外别无武器的教皇。拿破仑在第一次退位后曾受到联军的善待，他违约逃离厄尔巴，并迫使欧洲花费数百万经费和数千人生命，制服、逮捕他。英国及其盟军辩称，为了不让他破坏欧洲和平而将他隔离。

真理很少是单纯的，通常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双手并行。自从阿育王（Ashoka）以来，曾有国家在重要战役中承认敌国的主张比较公正吗？我们可寄望最好的是：劝服更多的男女，要求他们的政府将他们更多的争执提交国际法庭。但我们决不可期待任何国家将其认为生死之事提交裁决。自卫仍为生命的基本法则。

在这种限制内，哲学家可设法谅解。我们能了解，弗兰茨二世国王被拿破仑夺占大半领土，驱离其爱都，回到当地虽仍受到人民爱戴，却受到侮辱和掠夺。我们能了解，一位好天主教徒惊于高贵的教皇受到严苛对待，后来竟要求联军宽待囚禁迫害他的人。我们能了解，亚历山大沙皇不愿为拿破仑大陆封锁牺牲其国家贸易。我们能了解，英国决心防卫其国家安全依赖国外统治的势力均衡。而且我们能了解，法国保卫这位拯救其政府和道德免于自我毁灭的混乱，以辉煌的胜利开拓法国疆界，并带来空前荣耀的人。

不，这位动人者不只是一位谋杀和破坏的恶魔。他对权力的意志成为不受抑制的无穷梦想的导向。他是一位独裁君主，坚信他较其国民更了解何者对法国和欧洲有利。就其个人而言，他是一位宽宏大量者，易于原谅，私底下很温柔，与淫荡的约瑟芬离婚前曾犹豫了好几年。我们可以说，他的疾病和他的医生，俄国的撤退，死在圣赫勒拿岛，他在这一切里已遭受惩罚和赎罪。

他仍为那个时代著名的人物，除了他在权力上的自私及偶尔来自失败的自大外，多少有点高贵。我们在500年内不应再见到类似他的人。我们希望如此，然而在千年内能看到并经验一次权力和人类意志的限制是好的，而且也够了。

结论　历史的教训

《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洛瓦，1830年），德拉克洛瓦将神话的自由女神与现实的大众安排在一起，女神代表着革命的激情和自由的精神。

第一章　踌躇

每位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将近完成时，都会面临下述挑战：你的研究究竟有何用？在你的著述里，你发现唯一的乐趣是重述国家的兴衰、思想观念的升沉及帝王死亡的悲惨故事吗？有关人性，你知道的比那些难得打开书本而只从街谈巷议闻知的人所知的更多吗？你从历史中对我们目前的情形，可推演出任何解说吗？由我们的决断与政策，可推演出任何指引来吗？对一些惊人的顿挫与变革的交替，可推演出任何防卫之道吗？在过去的连串史实中，你发现若干规则而使你能预测人类未来的动态或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吗？有人认为“历史毫无意义”，认为历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且认为浩瀚无垠的过去只不过是错误的一再重现，而未来注定要上演一出更大规模的错误的悲剧，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不时有此感受，而且有无数疑虑袭击我们的勇气。一开始就碰到：关于过去，我们真正了解实情吗？或者历史不过是“一篇杜撰”，可以全然“相信”吗？我们对过去任何史实知识的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可能还是不正确的。历史已被全然相反的证据与那些存有偏见的历史学者蒙上一层云雾，也可能被我们自己的爱国心与宗教信仰曲解。“历史大部分为猜测，其余则为偏见。”甚至历史学者虽想超越自己的国家、信仰、种族或阶级，但他在资料选择上及他用词遣字上的些微偏差，都会暴露他的私爱。“历史学者一直犯太过简化的毛病，他们从繁多的人与事中，只轻率地拣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对错综繁复的人与事他从未全然领悟与了解。”再者，我们从过去所得出的结论用以推论未来，由于世事加速度变化，这比过去任何时期也更具有冒险性。1909年，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即认为“自基督耶稣以来的世界变迁，还没有最近30年的变迁来得多”。现在有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更认为就他们所习的学科而言，自1909年以来的变化比此前整个有史时期还要多。每一年——有时在战时，乃至每一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新的形势，迫使人们的行为与观念做新的调整与适应。尤有甚者，未来机运的因素，或者说自由的因素，似乎只看人的行为。我们不再相信：在未来，原子，极其微小的有机体，其反应一如过去我们所知的那样。电子，像英国诗人考珀笔下之神，迈进了神秘之途，其奇妙表演及一些怪行或情况，也可能弄乱国家的均衡等式。就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他狂饮而亡时，使其新帝国也垮了；或者像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由于俄国一位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文化而避免了一场大难（1762年）。

很显然，历史的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种工业、一种艺术、一种哲学——搜集史实即工业，在混乱的资料中建立具有意义的系统即艺术，寻求透视与启迪作用则是哲学。“现在是卷起过去再来一景，过去是现在为求了解而摊开底片。”——或者我们也如此相信，也如此希望。就哲学而言，我们试想征诸整体而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想征诸过去而了解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两种情况中，只是给要求完美的人意见，全面透视是一种幻觉。我们并不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苏美尔人与埃及人之前，可能尚有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不过刚从事发掘！我们必须由部分知识做起，而且我们必须对所有的可能性暂时感到满足。就历史而言，也和科学与政治学、相对论与一切法则一样，应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讥笑一切企图强行将其纳入理论范式或逻辑规范之中。历史非难我们的通则，破坏我们的规条。历史是一个怪物。”不过，在这些限制之内，我们由历史中还可耐心地获知足够的真实情况，而尊重彼此的歧见。

由于人在太空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是其本种的一个胚芽，是其本族的一个苗裔，是肉体、性格与心智的一个组合，是家庭与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信徒或怀疑者，是某一经济中的一个单位，是国家的一个公民，是军队中的一个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关的题目之下——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种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探询历史关于人性、行为与前途必须述说者究竟为何？欲将数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在100页篇幅之内而做成结论，实在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只有愚人才会如此。我们做了。

第二章　地球与历史

历史，在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将其界说为：过去的事件与记录。人类史在太空中只占短暂的一小点，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戒惧。随时随刻都可能有一颗彗星因太接近地球而把我们这个小球体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能地球上的人和生物都要被火焰或浓烟吞噬；或是含着笑脸的太阳，可能由于一个小碎片滑出了轨道——如同有些人认为的我们这颗行星当初形成时的情形一样——而撞向我们，使我们在狂乱的互相拥抱中结束一切悲愁与痛苦。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有遭受这些命运的可能，反而引用帕斯卡的话来鄙视宇宙，自我解嘲。帕斯卡曾说：“宇宙与人相碰时，人类仍然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他要死了，而他的胜方宇宙却一无所知。”

历史受地质的支配。每天海洋都在侵蚀陆地，陆地每天也在侵占海洋。一些城市没于水底，而沉没的大教堂永远敲着它们的丧钟。山脉在有规律的升沉中起伏；河川暴涨、泛滥或干涸，也可能改变水道；山谷变成沙漠，而地峡也变成了海峡。以地质学的眼光来看，地球表面上的一切都处于不停流动的状态，而人生活在其上，一如圣彼得步基督之后尘那样的不安全。

气候正如孟德斯鸠和巴克尔（Buckle）说过的那样严重，但它已不能再控制我们，而是限制我们。人类的才智往往可以克服地质上的难题：人类可以灌溉沙漠而且在撒哈拉装上空气调节器；人类可以铲平山冈或将山冈变成平地而遍植花木；人类可以建一座海上流动城市横越海洋，可以建造巨鸟飞行天空。但是，一次龙卷风可在一小时之内毁灭一座历百年而建立的城市；一次冰山倒塌可能摧毁或粉碎一个海上浮宫，而把成千的寻乐客送到极乐世界。若雨水太少，像在中亚细亚，会将文明埋于流沙中；若雨水太多，像在中美洲，又会将文明阻塞于沼泽薮地之间。若我们最适合居住的地带，气温平均提高20℃，我们就会恢复到昏睡不醒的蛮荒世界。在亚热带的气候中，一个有5亿生灵的国家，虽可以像蚂蚁一样繁殖，但若热度降低，可能再被从富有生气地区而来的战士征服。虽然人类世世代代建立起日渐成长的统治地球的能力，人类仍然注定要变成与草木同腐的命运。

地理是历史的母体，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教养之家。地上的河川、湖泊，沙漠中的绿洲、海洋，引导游民定居于其沿岸，因为水是有机体生存的条件，是城市的生命，而且为运输与贸易提供廉价的通路。埃及是“尼罗河的赐物”，而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在“两河之间”及沿其支流两岸建立起绵延的文明。印度人是印度河、婆罗河与恒河之女。中国也受到几条大河的恩惠（像美国一样），每因其经常改道泛滥而肥沃了流经的土地，使其人民赖以维生，也使其人民因而烦恼。意大利的台伯河、奥诺河与波河的河谷首获开发。奥地利沿多瑙河而成长，德国沿易北河和莱茵河而成长，法国沿罗纳河、卢瓦尔河与塞纳河而成长。约旦古城佩特拉（Petra）和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皆处于沙漠中的绿洲而获滋长。

希腊人繁殖太快而受到原有疆界的限制时，他们发现了地中海沿岸（柏拉图说“像青蛙围绕池塘”）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地。从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争到1588年西班牙舰队的挫败为止的2000年期间，地中海南北两岸都是白人后代的竞逐之地。但1492年及以后，因哥伦布与达伽玛的航行引导人类征服大洋，地中海两岸人民的统治权也受到了挑战，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威尼斯相继萎缩，文艺复兴开始衰落。大西洋沿岸的国家继之而起，最后伸展他们的霸权超过了半个世界。乔治·伯克莱约1730年曾说道：“帝国采取了西进的政策。”它是否要继续横越太平洋，输出欧美工商业的技术到中国去，像其以前输送到日本一样？东方的富庶，加上西洋的最新科学技术，是否会带来西方的衰落？

飞机的进步或许再次改变文明的地图。贸易的路线经由河川海洋的越来越少，人与货将越来越多采取空运直接送到其目的地。像英法等国，势将失去其海岸线上的商业利益之便；像俄国、中国、巴西等国家，过去受到广袤内陆的阻隔远超过其海岸线的便利，也将因采取空运而消除了往日的部分不利。今后濒临海岸的城市，势将因由海陆联运货物交易减少而无复往日之富。运输与战争上的海权最后由空权取代时，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革命。

因地理的影响，历史因素因技术的成长而消失。地形的特性与外貌，虽可以为农业、矿业和商业提供机会，但只有在领导者具有想象力与创始力、继承人的辛苦经营下，才有可能变为事实，而且唯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使一种文化超越无数的天然阻碍。是人类在创造文明，不是地球。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历史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断：人类的生活是海陆有机生物盛衰循环的一环。有时，我们在夏日沿森林漫步，会听到或看到成百上千飞的、跳的、爬的、游的、穴居的生物。走兽在我们走近时惊吓地狼奔豕突，飞鸟在我们接近时四散而逃，游鱼在我们接近时潜入水底。忽然我们可能领悟到：在整个星球上，我们人类属于多么可怕的少数，而就这些族类的行为来看，明显地我们即刻感到闯进了它们天予栖息的禁地。人类所有的记录与成就，不过是所有生灵的历史与透视。所有我们经济上的竞争，我们择偶的奋斗，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与那些藏身于枯木落叶之下、水底或枝上的族类的觅食、争偶、斗争与痛苦，岂不相同！

因此，生物学的一些法则都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到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为生存奋斗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考验。假如我们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是因为有群体保护着我们，但这个群体本身又必须应付生存的考验。

所以，历史的第一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即竞争。竞争不仅是交易的生命，也是生命的交易——粮食丰足时是和平的竞争，食物不足时是掠夺的竞争。动物互相吞食而心安理得，文明人则由适当的法律程序而互相消耗。合作真正增进社会的发展，但大部分把它视为竞争的手段或方式。在我们的团体中——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派、种族、国家——我们竞争是为了增强我们团体的力量以便与其他团体竞争。竞争的团体有其不同的竞争性质：有的贪得无厌，有的好勇斗狠，有的党同伐异，有的傲慢自夸。国家本身的扩大正是如此，他们用醒目的粗体字写下我们的性质，以大规模的手段实行我们的善与恶。我们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好勇斗狠，因为我们的血液里留有千万年前的故事，当时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追捕、战斗、杀生，而且因为恐惧他们近期捕不到其他野兽，故必须吃个饱。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法。战争促成合作只因为那是竞争的最后形式。除非各个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更有效的保护团体的会员，我们势将继续表演狩猎时代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历史的第二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即选择。在为食物或为配偶或为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在为生存的奋战中，有些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方面，比其他人获得更佳的禀赋。因为“自然”（此处意指全部实体及其演化过程）未曾仔细读过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我们生下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如：我们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遗传的支配，也受我们团体的习惯及传统支配。在健康与体力上，在智能与品性上，各人禀赋不同。“自然”也视选择与进化的需要而施予不同的爱，一对完全相同的孪生儿，百天之内就呈现出差异，天地之间没有两粒豆子是完全相同的。

不平等不仅是天然的、天生的，而且随着文明的繁复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引致社会的、人为的不平等，每项发明与发现均是奇才异能之士所为，或为其所攫，以至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分工，才能之差异，使人对其群体具有不等的价值。假如我们清楚地认识我们的同僚，我们只要挑选30％这样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可与其余所有的人相等。生命与历史，让人想起加尔文的上帝，正以一个极不公正的原则行事。

“自然”对我们乌托邦中自由与平等的联盟不禁窃笑。因为自由与平等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一方占胜时，另外一方即死亡。若人自由，他们天然的不平等就得像几何级数一样倍增，英美在19世纪的放任政策下正是如此。若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须牺牲自由，1917年以后的俄国正是如此。甚至压制后，不平等仍然增长。只有那些经济才能在一般水平之下的人，才渴望平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则渴求自由，而结果总是才智之士得其道。平等的乌托邦就生物学而言，注定要受劫难，能够像仁厚的哲学家希望的那样接近法律正义与教育机会均等已是最佳的结果。一个社会里，一切有潜能的人准其发展与发挥作用，在团体之间的竞争上将有生存的优势。打破距离而加强国家之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厉害。

历史的第三个生物学上的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各有机物、各变种、各团体，若他们不能大量繁衍再生，“自然”也不需要他们。“自然”极喜爱量，因为此乃作质的选择的必要条件。“自然”也喜欢大混乱，嗜好斗争，因为借此可以挑选少数幸存者。无疑，她对成千上万精子力争上游进入一个卵子而受孕的竞争也视为当然。她对种属比对个体更感兴趣，而使文明与野蛮之间无何分别。她对高出生率往往与文化低的文明为伍，而低出生率与一个文化高的文明为伴，也不在意。同时，她（指繁衍过程、变化、竞争、选择、生存等“自然”之道）乐于看到：一个生殖率低的国家定期地被一些生殖能力较强与富庶的群体欺侮。在恺撒时代，高卢人获得罗马军团的援助，曾力抗日耳曼人，本世纪他们又获得英美军团援助力抗他们。罗马覆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此次英国与美国也覆亡了，法兰西，这个从19世纪以来其人口数量几乎停滞的民族，也势将再度被蹂躏。

假如人口太多而粮食供应不足，“自然”为恢复平衡，有三个办法：饥荒、瘟疫与战争。马尔萨斯于1798年在他著名的《人口论》中解释说：如果没有那些定期的校正，生殖率势必远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必然使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虽然马尔萨斯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善意的人，但他指出：对穷人信用贷款或供应粮食的措施是鼓励他们提早结婚、盲目生殖，使问题更加严重。1803年，在《人口论》第2版中，他虽劝告人们除非为了传宗接代，应克制性生活，但他拒绝支持其他节育的方法。如果这种自我克制的劝告被接受的希望渺茫，他预测：未来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饥荒、瘟疫与战争来维持。

19世纪农业技术与避孕方法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粮食的供应与生殖率并肩前进，生活水准的提高也延后了结婚年龄、减低了家庭的人数。消费者的激剧增加也是生产者的激剧增加：新的“人手”开发了新的土地，增加了更多的粮食。加拿大与美国新近的情况，出口了数百万蒲式耳的麦子，国内也未发生饥荒与瘟疫，似乎给马尔萨斯一个活生生的反驳。假如现有的农业知识到处皆能适用，地球上将能养活两倍现有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将答称，这种解决办法只不过延缓劫难。土地的丰饶有尽之时，农业技术方面的每种改进，迟早总要被出生远超过死亡的情势抵消。同时医药、卫生设施与救济，使不宜生存的人也随其所愿增加，导致优生的目的付诸流水。对这点，有人又将以此作答：目前人口繁多而危及世界安全的国家，由于工业进步、城市建设、教育及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减少生殖率方面，将可能有像欧洲与北美一样的效果。在生产与生殖的均衡未到前，宣传避孕的知识与方法，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生殖应是健康者的一项权利，不是性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有无任何证据，证明节育是劣生学——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降低了其智慧的水准呢？认为知识分子实行节育多于贫民，会使教育工作者的苦心，在每一代中很明显地被盲目生殖抵消。但是，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差别教育、差别机会和差别经验的结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知识条件是由种族的遗传而来的。即使博士的孩子，也必须受教育，而且经过青春期的谬见、教条和主义的注入。我们也不能说在贫困潦倒的穷人染色体中，一定没有多少潜能和异禀。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体能活力可能比知识门第更有价值。尼采认为，在德国最优秀的血统是农民，从种族繁衍方面来讲，哲学家并非最适宜结婚生子的。

家庭节育计划在希腊和罗马历史中也曾充当过一个小角色。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于公元前59年曾对子女众多的罗马人予以奖励，而且禁止无子女的女人在临产期骑马，禁止她们戴珍珠宝石饰物。奥古斯都在大约40年之后，重申此令，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来自北日耳曼、希腊及犹太人的移民填补、改变意大利的人口结构时，上层阶级继续推广节育。很可能种族的改变，减抑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与外来侵略的能力与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低生殖率降低了他们经济上与政治上的权力。而且，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生殖率也预示着到2000年时，罗马天主教教会在美国的城市或各州政府中将有支配力量。同样的过程有助于天主教在法国、瑞士和德国复兴。伏尔泰、加尔文与路德的故土可能不久返回到罗马教皇的怀抱中。因此，生殖率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正像732年穆斯林在图尔的挫败，避开了法国与西班牙以《古兰经》代替《圣经》的结局。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与繁衍，可以抵消新教改革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世上难找像历史这样的幽默者。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在地球上，约有20亿有色人和约9亿白人。1853年至1855年，戈比诺（Gobineau）的《人种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égalitédes Races Humaines）一书出版时，很多白人非常得意，因为他在该书中宣称：各种族人在生理结构、心智能力与性格品质上，各自承袭了不同种族的禀赋（像个人一样），其中有一种族名叫“雅利安”（Aryan）的，天生比其他所有各族都优越。他说：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完成的每一件伟大、高贵而辉煌有益的事，都是同出一源，在科学、艺术及文明方面，都是由一个胚种发展而成的……这粒种子只属一个家族所有，其不同的分支统治了宇宙中所有的文明国家……历史显示：一切文明皆起源于白种人，无白人之助，无一人能生存，而且只有一个伟大而辉煌的社会，才能保持创造此文明的种族的高贵血统。

有利的环境（戈比诺辩称的）不能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相同的环境（如土壤肥沃的河川），灌溉出埃及与远东的文明，但并未产生北美印第安人的文明，虽然他们都是居于沿各重要河流的、土壤肥沃的地区。文明也不是由制度产生，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下都曾兴起文明，甚至在极端相反的制度下，如在埃及的专制制度下与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文明的兴起、成功、倾颓、衰亡全赖种族承袭的禀赋。文明的退化，这句话本身就是说远离了原来的宗氏、家系和种族。“只有在血统经过各种混杂之后，民族才退化。”这种情形，通常是与征服的蛮族通婚的结果。因此，美国与加拿大白人（他们未和印第安人通婚）比拉丁美洲白人优越（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只有那些因自身血统弄乱而羸弱的人，才标榜种族平等，或者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凡具坚强禀赋而矫健的民族，都有种族意识，他们本能地不愿与外族人通婚。

1899年，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把德国视为其故乡，发表了《19世纪的基础》一文，该文把始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为条顿人。他说：“真正的历史是从日耳曼人用铁腕强攫古代的传统之时开始。”但丁的脸型给了张伯伦强烈的冲击，被他认为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形象。他认为自己清晰地听到了圣保罗（约死于67年）在致加拉西亚人（Galatians）书信中的日耳曼语调。他虽然不能十分确定耶稣是日耳曼人，但他相信，“谁坚持耶稣是犹太人，此人不是无知，就是不诚实”。德国的作家礼貌周到，不会反驳他们的客人：特赖奇克（Treitschke）与伯恩哈迪（Bernhardi）也认为德国人是现代各民族中最伟大的民族；瓦格纳又将此理论运用于音乐上；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使德国人与那片热土都奋激起的“20世纪的神话”；而希特勒基于此偏见，更鼓动德国人去屠杀一个民族，而且企图征服欧洲。

美国人格兰特（Madison Grant）1916年在《伟大民族的逝去》一文中，把雅利安族的文明成就局限于其族的一支而称之为“北欧人”（Nordics）——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Scythians）、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这些金发、碧眼的“金发野兽”（blond beasts）中的某一支部落，由于北方冬天的严寒困苦，经横扫俄罗斯、巴尔干而进入南方昏昏欲睡的懒散民族的居地，在一连串的征服过程中，揭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的序幕。照格兰特说法，“萨卡人”（Sacae，或西徐亚人？）入侵印度开发了梵语成为“印欧人”的语言，而且建立起阶级制度，以防止他们与本土落后的民族通婚而致退化。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经高加索涌入波斯，弗里吉亚人（Phrygians）进入小亚细亚，亚加亚人（Achaeans）与多利安（Dorians）进入希腊与克里特，翁布里亚人（Umbrians）与奥斯坎人（Oscans）进入意大利。每个地方的北欧人都是冒险者、勇敢的战士和严守纪律的人，他们臣服或奴役了苟且、不安又懒散的南方地中海沿岸民族，他们与温和安静而沉默的阿尔卑斯族人通婚，乃产生了雅典人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与罗马的共和。少数通婚的多利安人又变成斯巴达人，也就是这个尚武好战的北欧阶级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农奴。在阿提卡的北欧后裔却因通婚而羸弱了，导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被斯巴达人所败，希腊也被马其顿人和共和时代的罗马较为纯种的北欧人征服。

北欧人另外的扩张——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日耳曼起——由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盎格鲁人与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并为其起一新名（英吉利）；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并为其命以己名（法兰西）。其后，仍是由北欧的诺曼人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与西西里。北欧的伦巴底人追随他们的长髯祖先之后进入意大利，经过通婚，为米兰与佛罗伦萨带来生气，而引起文艺复兴。北欧的瓦朗吉亚人（Varangaians）征服了俄罗斯，一直统治该地到1917年。北欧的英吉利人则殖民美洲与澳洲，征服了印度，并在亚洲每个重要港口建立起他们的前哨站。

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兰特悲叹着），北欧种族日渐萎弃他们的雄长地位。1789年在法兰西无法立足，诚如卡米尔·德穆兰对他咖啡屋的听众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是本地高卢人反抗条顿族的法兰克人的叛乱，因后者在克洛维（Clovis，法兰克王，481—511年在位）和查理曼的领导下征服了他们。十字军战役、“三十年战争”、拿破仑诸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北欧后裔，使其子孙太瘦弱而没有欧、美、阿尔卑斯人与地中海民族的较高生殖率。据格兰特预测，到2000年左右，北欧人的统治权即将完全倾覆，而且由他们的倾覆，西方文明也将因新野蛮民族从海内外各地全面崛起而消失。格兰特聪明地承认：地中海沿岸的民族虽然在体力上比起北欧人与阿尔卑斯人都较差，但在智慧与艺术的成就上已证明是优越的，该族一定也会有希腊与罗马古典繁荣的光荣。不过，这可能仍应归功于杂婚太多而具有北欧人血统的关系。

种族理论的一些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会提醒我们：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了最久远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现代，他们出现了无数的政治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圣贤。墨西哥的学者可能指向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与印加（Incan）文化的堂皇建造物。印度学者虽然知道在耶稣前的1600年有雅利安人渗透到印北地区，但他能想起的可能是印南的黑达罗毗荼（Dravidic）民族曾产生了他们自己伟大的建筑家与诗人。马德拉斯（Madras）、马都拉（Madura）、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等地的庙宇属于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还有高棉人（Khmers）在吴哥窟建造的神塔，更是惊人。历史是色盲的，任何肤色的人都可以发展成一种文明（在任何有利的环境里）。

即使把人种理论局限于白人，仍有很多困难。闪米特人会想起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迦太基与伊斯兰的文明。犹太人会想起把《圣经》与基督教传到欧洲，而且把大卷《古兰经》送给穆罕默德。穆斯林可能列出一张统治者、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单，当西欧还在黑暗的中世纪进行摸索时，他们曾征服并治理从巴格达到科尔多瓦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地区。

埃及、希腊与罗马的古代文化，明显地是由地理上的机会与经济、政治上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由种族上的结构，而且他们文明中的绝大部分具有东方源流。希腊从小亚细亚、克里特、腓尼基与埃及取来艺术与文字。在公元前20世纪到前10世纪，希腊文化是迈锡尼人的文化，其中除部分源于克里特外，可能是由小亚细亚学习而来。当“北欧”的多利安由巴尔干到来时，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摧毁了这个原始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其后数世纪，只有在吕库古斯的斯巴达人，在塔勒斯的米利都人，在赫拉克略的艾菲索斯人，在莎孚的莱斯沃斯人，在梭伦的雅典人曾使历史上著名的希腊文明偶一重现。从公元前6世纪向前推，希腊人沿地中海两岸的都拉佐、塔兰托、克罗托纳、雷焦、卡拉布里亚、锡拉库萨、那不勒斯、尼斯、摩纳哥、马赛、马拉加等地散布其文化。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以及可能由伊特鲁里亚的亚洲文化带来罗马文明，从罗马又带来西欧文明，从西欧又带来南北美洲的文明。在公元3世纪及其后几个世纪中，各种不同的凯尔特族、条顿族或亚洲各族都曾蹂躏意大利而摧毁了古典的文化。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予以征服、毁灭，然后又借鉴并传播开去：这就是对历史的概要。

有人想借测量各人种大脑与面容或者与体重的关系，企图把文明与种族拉上关联，这是徒劳无功的。假如非洲黑人未产生伟大的文明，可能是由于气候与地理上的条件阻碍了他们，难道白种人在那种环境中定能表现较佳吗？多少美国黑人，虽然遭到无数的社会压抑，而在最近100年中，在专门职业、艺术、文学等方面，仍有很高的地位，这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历史上，种族的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的角色，不如说是准备的角色。各种各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由四面八方来到某一地区，他们彼此之间，或与本地居民血统、传统与生活方面互相混合，就像两个不同源的水塘一样，互相婚配融合。如此人种上的混合，经几个世纪以后，就可能产生新的类型，甚至新的民族。像英国人，就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与诺曼人混合而来的。新的人种形成其自己独特文化的表现时，也就构成新的文明——新的生理、新的性格、新的语言、新的文学、新的宗教、新的伦理、新的艺术。所以，不是种族创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种族：由地理、经济和政治的环境创造文化，而文化创造人的类型。与其说是英吉利人创造了英吉利文明，不如说是英吉利文明塑造了英吉利人。假如一个英国人不论到何处都带着英国文明，即使在廷巴克图（Timbuktu） [1] 也穿戴整齐赴宴，并不是他在该地从事新文明的创造工作，而是他觉得即使在该地，英国的文明也主宰着他的心灵。传统与类型如此不同，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北方民族在热带地方居住几个世纪之后，便养成了南方民族的性格，而由慵懒悠闲的南方北上的人民的子孙，他们也会发现，渐渐变成北方人心直口快的性格。

准此而论，美国文明仍在种族混合的阶段。在公元1700年与1848年之间，佛罗里达北部的白种美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学却是古老英格兰的精华。1848年，美国门户敞开以后，欢迎所有白人。一个新人种的混合于焉开始，这新人种自然不是几个世纪就可以完成的。混合停止时，一个新的同质种族形态形成之时，美国可能会有自己的语言（与英文不同，就像西班牙文由意大利文转变来一样）、自己本土的文学和自我特征的艺术。这种种变化已经是隐然可见，或者说嘎嘎有声地进行。

种族的不相容，在人种的起源上有某些根本因素，但这些因素也可以说是因固有的文化不同而产生的，或者说是优越感——语言、衣着、习惯、道德与宗教。这种极不相容的情形，除了推广教育外，无他法可治。历史的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民族对其都有贡献，文明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具有开化心灵的人们，对待每一男女，即使是下层的，也会把他看成创造、献力这个文明团体的一分子。

[1] 西非洲蛮荒未开化之地。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创建一个社会，不在观念，而在人性，而且人体的组织可改写国家的组织。然而什么是人体的组织呢？

我们可把人性界说为人类基本的倾向与情绪。最重要的基本倾向，可称之为本能，虽然我们承认：在人类的先天本质方面尚多可疑。我们试将人性做成下述一张“性格因素表”：

性格因素表

在上表中将一个人一般正常的“天性”（此处意指遗传）禀赋分为积极与消极本能各6项，其功能为保卫个人、家庭、团体或种族。积极的性格方面是积极的支配倾向，但是大多数的人均天赋两套本能——迎战或逃避（视情绪或环境而定）生活上的基本挑战与机遇。每种本能又产生各种习惯，而且每种本能随伴有各种情绪。这整个内涵即是人性。

然而在历史上，人性有多大改变呢？理论上，一定有所改变，天然的选择已经假定操纵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但就已知的历史，并未显示人类行为有多少改变。柏拉图时代希腊人的行为与近代法国人极为近似，罗马人的行为也与英国人相似。生活方法与生活工具虽有改变，动机与目的仍旧一致，如：行动或休息，需求或给予，战斗或回避，合群或隐居，求偶或拒婚，听从或怨恨父母的关心。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性也无何不同，如：穷人几乎具有富人同样的本能冲动。只是穷人的机会较小或技能较低，无法实现其本能的冲动。历史上较明显之事，莫过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史以来，人的进化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比如在种属方面，其进化程序不是由遗传的变化，而大部分是因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道德的革新，借模仿、习惯或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一个团体的习惯与传统，与种属的类型与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但确实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做出不墨守成规的新反应。因此，在较高级的有机生物中，进化需要实验与创新的能力——演进与变化的社会交互关系。因此，社会进化是习惯与种源交互作用的结果。

“伟人”、“英雄”、“天才”——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物因为塑造历史而赢得其地位。他们并不如卡莱尔形容的如同神祇，但他们在那个时代和大地上成长，他们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和代表，也是历史事件的经纪人与代言人。若无某种情况需要一种新的反应，他们新的观念将是不得时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英雄崛起时，多是乘势应时，形势造成，若在承平之时他可能默默无闻。但他也不只是一个结果，历史事件通过他并环绕着他发生，于是他的观念与决定就成为历史的过程。有时，他的辩才，像丘吉尔，可以抵得上千万军团；像拿破仑，他在战略与战术上的远见可以连战皆捷，可以兴灭继绝。假如其为一个预言家，像穆罕默德，用聪明的振奋人心方法，他的话可以升起穷人的进取心，提高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权利。像巴斯德、莫尔斯、爱迪生、赖特、马克思、列宁，都是无数原因之果，也是无穷结果之因。

在上述性格因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对的，但在历史的基本进程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驯服的天性与争雄的个人联合，才造成社会的秩序与运转，在对环境和生存的需要做适应性的新反应上，模仿的多数追随求新的少数，而求新的少数又追随始创者。历史多半是求新少数者的冲突，驯服的大多数只是对胜利者鼓掌及充作社会的实验品而已。

因此，智力在历史上是基本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个新的观念，可能有99个还不如他们原试图取代的传统。一个人，不论他如何有才华，如何见多识广，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能无所不知，也不能对其社会的习惯与礼俗做正确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与礼俗是经无数代人的智慧，并在历史的实验室中经过无数代的实验后的产物。一个荷尔蒙充沛的青年，可能对他为什么不可在性欲上有充分的自由发出疑问。假如他不理会习俗、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即使不在个人或团体的混乱中亡身，也可能在他还未成熟，还未充分了解性是火海必须处处设防、严加限制之前，已毁掉自己的一生。

因此，保守人士抵制变革与激进人士倡导变革具有同等价值——或者可以说，根须多比枝叶茂更为重要、更具价值。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是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预赛，新观念在未获准进入人类大赛前，必须先能存在。老年人抵制青年人与青年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个紧张阶段，像经过两性与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道德是行为规范，一个社会借此而劝诫（法律是强制的规范）其成员与社团在行为上应与其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成长相协调。16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内被团团包围，仍能继续维持其存在与内部和平的原因，即是他们有严格而详尽的道德规条，有此道德规条，几乎不需要政府与法律了。

历史知识缺乏的人强调道德规范的变化性，而且下结论说，道德规范不必重视，因为它们随时间与空间而异，有时甚至彼此矛盾。历史知识丰富的人则强调道德规范的普及性，结论是绝对需要。

道德规范不同，它们也要使本身适应历史的与环境的条件。假如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工业期——我们可能发现第一阶段的道德规范在下一阶段中改变了。在狩猎时期，人们必须随时准备追捕、格斗、砍杀的工作。人们捕获猎物时，总是吃下胃消化量的3倍，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何时能吃到下一顿。无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国与国之间一样。大体说来，狩猎期男人的死亡率高于女人——因为他们常冒生命危险狩猎，有些男人就占有好几个女人，而每个男人又被期望能帮助女人怀孕。好斗、残忍、贪婪与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中是有利的。很可能今天的每一恶行，以前皆曾一度视为道德——视为塑造个人、家庭或团体生存的品质。人类的罪恶可能是他兴起的遗迹，而不是他衰颓的污名。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时期的正确时间——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或由发现谷类可由人工播种以增加收获时开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新制度需要新道德，而把某些旧道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勉变得比勇敢更为重要，规律的生活与节俭变得比暴戾更加有利，和平变得比战争更有影响。小孩子变成经济的资产，节育变成不道德。就农业而言，在父亲与季节的操纵下，一个家庭为一个生产单位，而父权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每个正常的儿童在心智与自力更生方面成熟得很快，他们15岁时对生活与体能上了解的，跟40岁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需要的是土地、耕具与健全勤快的身手。所以他们结婚早，几乎都希望尽快成婚，在婚前关系的种种限制之下，他们不必为建立长居久安的家园的新秩序而长期烦恼。对于年轻女人来讲，贞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失去贞操，就可能成为没人要的弃妇。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目接近平衡所必需的。1500年来，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贞操、早婚、不能仳离的一夫一妻制及责任繁复的母职，一直在基督教的欧洲及其白人殖民地内自我维系不坠。这是严格的规范，由此规范，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强固的德行。

工业革命渐渐地、后来快速而广泛地，改变了欧美生活的经济形式与上层道德结构。男人、女人、儿童离开住所与家属，放弃权威与联合，而去个人打天下，报酬也归个人所有，工厂的房子并非为人而建，而是为了机器。每隔10年，机器和操作就变得更复杂，经济能力（支持一家生活的能力）的成熟延后，儿童也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也延后，婚前贞操变得更难维持。城市无一是鼓励结婚的，却处处提供性刺激与苟合的便利。女人是“解放了”——商业化了，避孕方法也使她们分开交媾与怀孕的相连关系。工业社会日渐成长的个人主义，使父母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良少年不再受到全村人的约束，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他可以改名换姓，隐藏其罪恶。科学的进步使实验室的权威超过了牧师的权杖，经济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教育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逐渐失去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开始崩溃。

我们这个时代，跟苏格拉底与奥古斯都时代一样，战争助长了强权而松弛了道德。在叛乱而使社会瓦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阿尔西比亚德斯任由人讥讽其祖先的道德规范，而特拉西马库斯也似曾宣称过：强权就是公理。在马略对苏拉、恺撒对庞培、安东尼对屋大维的各次战争之后，“罗马充满了失去经济支持与道德稳定力的人：已尝过冒险滋味、学会了杀人技术的士兵，看到他们的积蓄消耗于战争引发的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公民……女人因自由而晕头转向，离婚、堕胎与通奸层出不穷……一种肤浅的诡辩，瞧不起悲观主义与犬儒学派”。这几乎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都市的写照。

历史给我们的一点安慰是：每个时代罪恶都会得势。卖淫，从亚述时代的国有妓院到今天欧美都市中的“俱乐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是普遍性的。照路德的说法，在1544年的维滕堡大学里，“少女竞相放荡，她们追踪男同学之后而进入他们的私室，不论何处，她们都可以献出她们随意的爱情”。蒙田告诉过我们：在他那个时代，淫书充斥市场，随处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不道德事件，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所著的《欲女回忆录》（约1749年）——一个真实的淫荡故事——1965年跟1749年时一样都普受欢迎。我们在尼尼微（Nineveh）城附近的土下掘出骰子，可见每个时代的男女皆好赌。每个时代也都有男人无行和政府贪污的事件。也许一般说来，现在比过去要少些。16世纪欧洲的小册子文学中，“对粮食与其他货物中大量的掺假，痛加斥责”，人类从未彻底遵行“十诫”。我们且看伏尔泰对历史的评论，他说历史主要是“集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吉本也持此结论。

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历史通常记载的（犯罪事件）与我们一般经验的有极大的差异：历史学者通常喜欢记载有趣的例外事件——因为它特殊。假如鲍斯韦尔在历史学者著作中发现的那些特殊人物都是千篇一律，则我们对过去的人和事一定更为生疏，不会有正确的判断。隐藏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穷、通奸与离婚、谋杀与自戕等血腥事件的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女和善而恩爱地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享苦中有趣的天伦之乐。即使在记载下的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怀旧恶，但可以原谅旧恶。历史上仁慈的赐赠几乎跟战场上或监狱中的残酷相等。即使在我们的概略叙述中，我们不知已看到多少人类互助之事——法里内利供应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的孩子一切费用，各界人士救助青年海顿，孔特·利塔替巴赫在博洛尼亚深造缴付学费，约瑟夫·布莱克供给瓦特的费用一再提高，普奇博暗中接济莫扎特等，谁敢说不能写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呢？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失去其基础，而工业社会的文明又未迈上正轨。在此期间，道德的松弛是社会败坏的征兆，而不是一种痛苦而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的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的日薄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其后250年希腊仍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的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马可·奥勒留之世，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恺撒当政时（公元前60年），就政治而言，罗马处于最糟乱的局面；但直到465年，罗马对野蛮民族并未完全屈服。我们或者也要像罗马帝国那样，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会垮呢！

在我们的文明中，战争的挑衅需要军事训练，或许因而使道德纪律也将恢复。部分自由随整体安全而变化，在英美的个人主义将随着地理条件的保障终止，也会消灭。性放纵由于其本身过度也自会矫正。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而谦虚变成时尚。穿着衣服或将比暴露更富刺激。同时，我们有不少道德上的自由也是很好的，如：解除神怪的恐惧；谑而不虐的开开玩笑，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伤害到自己；偷闲到郊外兜风，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即使是怀疑论的历史学者，对宗教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因为他了解宗教的功能，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似乎是不可少的。对于烦恼者、苦难者、孤儿、老年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不可想象的安慰；对于一般千千万万的群众来讲，其价值也高过任何自然的援助。宗教有助于父母与师长教导青年。宗教赋予最底层生活的人以意义与尊严，而且通过宗教的一些圣礼，使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严肃关系，而造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避免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注定我们有许多人要受穷困挫折，某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对于失意的人而言，可能是唯一的慰藉，摧毁此希望，阶级战争就会加剧。所以，天堂与乌托邦，就像井里的吊桶：一只上升时，另一只就下降。宗教倾颓时，共产主义就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没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我们不过是揣测，或是重述彼得罗纽斯（Petronius，约公元66年卒）的话，而他又重述卢克莱修之言，“神最初是由恐惧而产生”——人惧怕隐藏在大地、海洋、河川、树木、风与天空中看不见的力量。宗教是人们借供奉、牺牲、誓咒、祈祷而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做和解的膜拜。只有僧侣使用这些恐惧与礼仪来支持道德与法律时，才使宗教成为维持或对抗国家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一个地区的道德与法律条规都是经过神祇的授意的。宗教图示埃及智慧神透特代埃及人而授给国王美尼斯法律，巴比伦萨马斯神代巴比伦人授给国王汉谟拉比以法典，耶和华代犹太人授摩西以《十诫》与《六一三条箴言》，圣女埃吉丽亚（Egeria）代罗马人授给努马·庞皮利乌斯以律法。异教徒与基督徒的教义都宣称，地上的统治者是由神指派并受神保护的。几乎没有一国不是与僧侣牧师共享其土地与收益。

一些持反对论者怀疑宗教对促进道德有何帮助，因为即使在宗教统治下的时代，不道德之事也很盛行。虽然淫乱、酗酒、猥亵、贪婪、狡诈、抢劫及暴动存在于中世纪，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牧师的谆谆告诫、圣哲的榜样用一种静肃的心情与联合的仪礼来维护人心，可能因道德失序而招致的蛮族500年入侵，战乱、经济萧条及政治混乱，更要坏得多。罗马天主教廷努力减少奴役、家庭不和及国家之间的倾轧，它扩展对停火与和平的干预，法院判决用公开论辩或神罚方法以代替审判。宗教减轻了罗马与蛮族法律采用的酷刑，而广泛地推广仁爱的范围与组织。

虽然罗马教会为国家服务，但它宣布：教会立于所有国家之上，因为道德必须立于权力之上。它训诫人们说，爱国心不受更高一级忠诚的制衡，会变成贪婪与犯罪的工具。罗马教廷超越所有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政府之上，颁布一部道德法。教廷要求为神圣的起源与精神的霸权，而将自己供作国际法庭，要所有统治者对此法庭在道德上负起责任。亨利四世国王于1077年在卡诺萨承认格里高利七世教皇提出的这一要求。而一个世纪之后，英诺森三世教皇又把教廷政治的权威与尊严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似乎使格里高利七世教皇道德超越国家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庄严的梦想，在民族主义、怀疑主义与人性脆弱的冲击下破碎了。罗马教廷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常犯偏执、爱财或强取豪夺的毛病。法国富强起来，便利用教皇制度为其政治工具。帝王势大力强，足够迫使曾被教皇致力维护的耶稣会的秩序瓦解。教廷不惜使用编造圣徒故事、伪造圣迹圣物、杜撰难以令人相信的奇迹等卑鄙手段行骗。因为数世纪以来，教廷由伪造的“君士坦丁大帝之赠”，说君士坦丁大帝将西欧统治权转赠给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及从“假敕令”（约842年）中编造一连串的文件，将教皇的无上权力说得既神圣又古老，使教廷大获其利。教士政治制度愈来愈将其全部精力花在促进大家信奉正教上，而不是促进社会道德上，而宗教法庭的裁判几乎必然使教会蒙羞。教会虽然宣扬和平，却煽起了16世纪在法国的诸次宗教战争及17世纪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我们现在的道德显著提高，如废除奴隶制度，教会仅分担一小部分的任务。教会准许哲学家倡导人文主义运动，也减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少邪恶。

历史已经证明，教会相信民众渴望宗教富有神奇、神秘和神话。教廷在仪式方面、教士服饰方面、主教的权威方面，准许做少许修正。但教会不敢改变为理性讥笑的教义，因为这样的改变会冒犯而且使无数原希望已与神联系起来的鼓励与安慰为之幻灭。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无任何协调的可能，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方法来代替教会的道德功能，或教会承认信仰与知识的自由。

历史支持对上帝的信念吗？假如我们所谓上帝，不是指创造自然的基本物，而是指至高无上的智慧与博爱，这个回答必定不得不为否定的。像生物学中的其他分支一样，历史基本上维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故善无偏爱，不幸繁多，而最后的考验也全看生存的能力。除了人为的犯罪、战争和暴行以外，地震、狂雨、暴风、瘟疫、海啸及其他天灾（“神的行为”），也周期性地摧残人和牲畜，而且整个的证据说明了上帝不是瞎子就是公平无私的命运神，以不幸与明显的偶发景象，使我们主动地推崇秩序、光辉、美丽和庄严。假如历史支持任何神学，那也像祆教与摩尼教一样，定为二元论，即一个善神与一个恶神正在为争夺控制宇宙与人类的灵魂而战斗。这些信仰和基督教（主要为摩尼教徒）都向他们的信徒保证：善神最后一定胜利。但历史没有为此提供任何保证。自然和历史与我们对善和恶的观念并不一致，它们把善界说为生存，而恶界说为淘汰，而且宇宙并无支持耶稣与反对成吉思汗的偏见。

在宇宙中，人类渺小地位的日渐觉醒，进一步有损于宗教的信仰。在基督教世界，我们可以说从哥白尼时代起，其势力即开始倾颓。虽然过程是缓慢的，但1611年约翰·多恩悲叹地球已变成仅是世界的“近郊”，“新哲学高叫怀疑一切”时，也正是时常歪戴着帽子去见主教的培根宣称科学乃现代已解放的人们的宗教之时。在那个时代，一如一个外来的神祇一样，“上帝死亡”即已开始。

如此重大的影响除了科学与历史知识的普及之外，自需更多因素。首先是新教改革，最初此改革是保护私人的判断权。其后新教派别复杂，神学观念冲突，每派都诉诸《圣经》与理性两者。其后是《圣经》的高等批判，显示此奇妙的经书竟是易错的凡人不完美的作品。然后在英国，有了自然神的运动，减少了宗教对上帝与自然几乎无任何差别的含混信仰。再者与其他宗教的日渐相遇，那些宗教上的神话，大多数在基督教之先，对人接受教义假想的事实上的基础，有了同样的困扰。接着新教揭穿天主教的奇迹，自然神教揭穿《圣经》的奇迹，一般人揭穿了在宗教史中的一些欺诈、宗教审判不公与屠杀事件。最后工业取代农业的兴起——每天机器不停的嗡嗡声提示一个机器时代的到来，搅乱了人们原来对每年死而复生的及对生长的奥秘的信心。怀疑学派如贝勒及泛神论哲学如斯宾诺莎的大胆迈进，法国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大规模攻击，大革命期间反对教会的巴黎暴动；加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战争对文明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科技的可怕胜利，全面提升了人类的能力和破坏性，目前人正在向苍天神圣的命令挑战。

基督教在本身的发展上，也有一点自己替自己帮了倒忙，导致很多基督徒不再忍受传统神学中强调报复心重的上帝为道德的意识。地狱的观念也因教育的提高，甚至从传教士的讲道中消失。长老会的教友也把威斯敏斯特的忏悔看成羞辱，他们曾在那里宣誓，相信创造无数男女的上帝，不理他的本有知识，而相信他们不管是善士还是恶人，都注定要打入无穷无底的地狱。有教养的基督徒访问罗马教皇皇宫内的礼拜堂时，也被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画震撼，这幅画是耶稣在将犯罪的人一股脑往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地狱中丢去，这就是“温良恭谦的基督”？这就是那个启迪我们年轻人心灵的耶稣？正如希腊人道德的发展而瘫弱了他们对好辩而淫乱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祇的信仰一样（柏拉图曾说，“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祇的存在”），基督教伦理的发展也慢慢腐蚀了基督教的神学。耶稣摧毁了耶和华。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那些国家企图做到不要神的支持也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验，这个实验震惊了我们的头脑，也搅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法律在过去代表神赐给帝王的命令，现在明显地成为易犯错误的凡人乱下的命令了。教育过去是得神鼓励的牧师的圣地，现在变成一般男女剥去神的外衣和剪除神的敬畏的工作，及依赖理性和说服去教化那些只怕警察的青年教徒，而他们可能根本学不会推理。大学一度和教会合而为一，现在也被商人和科学家占去。爱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接替了超自然的教条与道德规范的教诲。神圣节日变成假日。戏院即使在礼拜天，也家家客满；教堂，即使在礼拜天也处处空着一半座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家庭中，宗教变成一种社会习惯和保护色；在美国天主教徒的家庭中，此风也很盛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中上层阶级，宗教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无数的迹象说明基督教正走上古老希腊宗教衰颓的老路，古希腊宗教的衰亡即是紧跟诡辩学者和希腊启蒙运动之后而来的。

天主教能存在，因为天主教诉诸幻想、希望与意识；因为天主教的神话可以安慰穷人的生活并给予光明的希望；因为天主教教规繁多，慢慢又收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土地。天主教目前已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由世俗教育与文学的结合，也痛苦于缺点的日增。但是，天主教赢得下述两种人的皈依，一种是对理性的不能确定感到苦恼之人，另一种是希望借教会之力可以压制内部混乱的人。

假如另一次大战发生，一定摧毁西方文明，带来城市的破坏、贫穷的撒播与科学的羞辱，可能像476年一样，使教会变成劫后余生的人们唯一的希望与指引。

历史的教训之一是宗教拥有很多信徒，有复兴的习性。在过去，上帝与宗教死而复生不知有多少次！在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轻时，无神论风行于印度，释迦牟尼本人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他死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神祇、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哲学、科学与教育扫荡了希腊的万神殿，但在这个真空状态下，吸引来十几种东方信仰，使复活的神话更加充实。1793年，赫伯特与肖梅特在巴黎创建无神论者的崇拜会，只信理性女神，误解了伏尔泰的思想。一年以后，赫伯特担心混乱，受卢梭的激励创立唯一真神崇拜会。1801年，对历史造诣颇深的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一项契约，准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传教。在维多利亚女王与基督教的协议下，英国十八世纪的非宗教化政策消失了：即在教会应允附属于政府，而且教区牧师应诚心诚意为地方士绅服务的默契下，政府仍同意支持圣公会，而且有教养的各阶层人士也压抑他们的怀疑主义。在美国，因19世纪的“长老创始会”（Founding Fathers）采取理性主义的立场，也予宗教复起的机会。

清教徒主义与异教主义——抑欲与纵欲——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一般来说，宗教与清教主义风行之时，即是法律无能而要道德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时期。怀疑主义与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相等的）挺进时，即法律权威兴起之时，政府听任教会、家庭与道德衰颓，而认为对国家的安定无基本上的危害。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之强已与一些力量联系在一起，上列的信仰与道德松弛，而且有让异教主义恢复其自然的倾向。我们的纵欲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反应，道德失序可以产生宗教的复苏，无神论者可能再像1870年无神论泛滥的法国一样，送他们的孩子去天主教学校接受宗教信仰的训练熏陶。且听不可知论者勒南于1866年的诉说：

让我们享受上帝子民的自由，但我们也要小心，以免我们变成道德沦丧的谋害者，道德沦丧，就威胁到社会——基督教日渐衰微的话。没有宗教我们应怎么做呢……假如理性主义希望来支配世界而不顾宗教对灵魂的需要，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此失策的结局如何。

历史承认勒南的结论：认为宗教为维护道德必须吗？即认为自然的伦理力量太微弱，抵抗不住潜伏在文明之下而出现在我们梦想、犯罪与战争中的野蛮行为吗？迈斯特尔曾回答说：“我不知道恶棍的心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善士的心是什么样子，那是可怕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很少有社会不需要宗教助力而能长久维持道德生活。法国、美国及其他某些国家，其政府均与一切教会分道扬镳过，但是他们维持社会秩序仍有赖宗教的助力。“只要有贫穷存在，就有神祇。”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是动态经济学——个人、团体、阶级与国家之间为食物、燃料、物资及经济力量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制度、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的实体之中。因此，产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生育控制、社会主义、宗教衰颓、道德松弛，及文学从依赖贵族政治的保护而解放，小说也以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以及经济史观。在这些运动中，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阿伽门农、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若不是希腊人寻求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上控制权，可能至今未闻其为何许人也。经济的野心引来上千艨艟，齐集伊利昂（Ilium），不是海伦的面孔“比星光璨灼的晚空更漂亮”引来的，那些敏感心细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一片无花果树叶来遮掩赤裸的真实的经济情况。

经济的解释说明更多的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金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克娄巴特拉女王统治下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与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像罗马与波斯之战一样，是西方企图获得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美洲的发现是十字军东征失败的结果。美第奇家族的钱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能是纽伦堡的贸易与商业培养出丢勒。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漂亮的散文诗与卢梭激情的罗曼史，而是因为中产阶级上升而居于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需要立法的自由，急切希望社会上的承认与政治上的权力。

马克思虽然未说个人行为永远为经济利益驱使，他也并未臆测说物质的欲望导致阿伯拉尔（Abélard）的爱情故事、释迦牟尼的佛经或济慈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低估了非经济诱因在群众行为中充当的角色，就像：由于宗教的狂热，比如穆斯林或西班牙士兵；由于民族的情绪，比如希特勒的部队或日本的神风驾驶员（kamikaze）；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比如1780年6月2日到8日发生在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或是比如1792年9月2日到7日发生在巴黎的大屠杀。这些事件，领导者的动机（常是隐而不显）可能是经济的，但是其结局大半决定于群众的情绪。有很多实例，军事或政治的权力是明显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攫得俄国政权，或者在南美历史中不断的军事政变皆是。谁能说，摩尔人征服西班牙、蒙古人征服西亚、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是经济力量的产品呢？在这些事件中，证明穷人比富人为强。军事的胜利换来政治的优势，由政治的优势带来经济的控制。将领们也可以写成历史的军事解释——军事史观。

依照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由过去经济上的分析而推演出无穷尽的教训。我们看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弱，是因为从前辛辛苦苦为罗马军阀提供军需给养的农人和为祖国领土而奋战的爱国勇士，都变成由少数人所有的大农庄里无精打采的劳奴取代之故。今天，小的农场无力有效地使用最好的机器来耕作，又迫使农业再度成为由资本家控制下的大规模生产制度。从前有人说过：“文明产生在人与锄头之上。”但是人与锄头今天都不再重要了，今天是依托在播种机或是收割机的方向盘上的一只“手”中。今天农业变成了工业，不久农民便必须在充当资本家的一个佣工，还是充当政府的一个佣工之间做一选择。

在有等级的历史另一端，又说明：“能够治人的人管理着只能治事的人，而能管钱的人管理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与贸易的趋势，他们诱导资金的流通，他们使我们的金钱呈两三倍的增加，他们控制贷借、利润与风险，他们从事最大冒险而得到最大利益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到巴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纽约的摩根家族，银行家稳坐在政府议会的宝座上，他们以财力支持战争和言行可信的政治人物，偶尔他们还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过物价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而把财富窖藏起来是聪明人不得已才去做的事情。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说明：每种经济制度迟早必须依赖于某种有利动机的形成，去刺激个人或团体从事生产。用奴隶制度、警察监督或意识形态上的热情来代替有利动机，证明是太不合乎生产原理的，不经济的，也是短暂性的。一般来说，人可由他们的生产能力来评断——除了战时是例外，在战时，他们的地位依照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因为人与人的实际生产能力互不相同，几乎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一样，有此实际生产能力的多数人集聚在少数人的手下。财富的集中是这种生产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而且在历史上是有规律地重复出现的。集中的速度视道德与法律允许经济自由（其他因素均是相等的）的程度而不同。专制政体有时暂可延后集中，民主政体因准许最大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以前相当平等，现已被成千上万种生理的、心智的与经济差异上的因素推翻了，以致目前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比自富庶的罗马帝国以来任何时期为大。在进步的社会，集中可能已达顶峰，即由大多数贫穷者人数上的强势对抗少数富有者能力上的强势，然后由此不稳定的平衡产生一种危险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历史应对的方式不同，或由和平立法重新分配财富，或由革命手段配给贫穷。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依照普卢塔克的说法，“贫富之间命运的悬殊，已达到最高点，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况。要免去这动乱的情况，似乎除了用专制的权力或有可能外，已无其他方法可循”。穷人发觉他们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坏而开始酝酿暴动——因为政府掌握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而且贪赃枉法的法院裁判的每个案件都对他们不利。而富人，对向他们的财产挑战而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自卫。美德风行，温和分子选出具有贵族血统的商人梭伦为最高执政官。他贬值通货，借以减轻一切债务人的负担（虽然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低一切个人的债务，并终止因债而下狱的刑期；他取消赋税与抵押利息的余欠；他建立起一种累进所得税制，使富人所付的比例较穷人高达12倍；他在更受欢迎的基础上改组法院，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子女，教养费用悉由政府负担。富人抗议他的措施，指为非法没收；过激派又抱怨他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改革免去了雅典的一次暴力革命。

罗马元老院的智慧是著名的，但意大利财富的集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它通过了一项毫不妥协的决议，结果带来了100年的阶级内战。大格拉古本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人民的保民官（即代表平民的执政官），他提案重新分配土地，每个人所有的土地面积限在333公亩以下，剩下的土地则分配给首都倔强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此为罗马的特殊阶级，与我们一般所说的平民或庶民均不同）。元老院反对他的提案，指为公然没收。他直接诉之于人民，对他们说：“你们拼死拼活工作是给别人增加财富与奢华，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你们没有立锥之地而可称之为自己所有。”他还违反了罗马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在选举日的暴动中，他被杀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小格拉古，继他而起并继其遗志，然因未能防止一次新的暴动，命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遵从他的命令，然后自戕而死（公元前121年）。 [1] 小格拉古的扈从3000人全被元老院宣判处死。马略变成平民的领导人，但此运动濒临革命边缘时，他撤退了。喀提林组成一支“悲惨贫民”的革命军，提议取消一切债务，却被西塞罗愤激的辩才掩盖，而死于反政府的战役中（公元前62年）。恺撒希望和解，但是在5年的内战之后，也被贵族剪除。安东尼把他对恺撒政策的支持与个人的野心、爱情纠缠在一起，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角将之击败，并建立起“元首政治”（Principate）制度，使罗马帝国领域内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和平（公元前30年到180年）。

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后（476年），经过数百年的贫困，慢慢重新走上财富集中之途，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特权制度也是集中的部分原因。就某一方面而言，宗教改革即是借减少德英两国对罗马教廷的支付，及由俗世强占基督教教会的财产与岁入，而做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法国大革命本欲在乡间借农民暴动、在城市中借大屠杀的激烈手段，达到财富的重新分配，但结局是财产与特权由贵族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于1933年至1952年，又于1960年至1965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而完成一种温和平妥的重分配工作，可能有人曾研究过历史的缘故。美国的上层阶级曾诅咒过财富集中，也赞成过财产集中，并恢复过财富的集中制。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周期性地借暴力或和平的手段重分配而趋缓和。就此而论，一切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心脏的缓慢跳动，财富集中是心脏巨大幅度的收缩作用，强制的再分配是心脏大幅度的扩张作用。

[1] 两位都是土地改革者，并称为格拉古兄弟。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财富集中与分散的历史乐章的一部。当然，资本家在历史上已尽了创造的功能，如他们用分红或付利息的方法，集聚人们的储蓄变成生产资本；他们投资农工业机械化事业，分配合理化的事业。结果，使今天货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他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信条付诸实施，为商人辩护，他们主张听任货物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因此比起工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吏充任及不理会供求律的做法，发挥商人的作用能使大众在食物、居所、舒适与享乐方面，得到更多实惠。在自由企业制度下，靠竞争的刺激、占有的热情和兴趣提高人的生产与发明能力；每种经济上的才能在人才的交流与技术的自然选择下，几乎迟早都会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与报酬；而且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法则，几乎使所有商品生产与服务的报偿，取决于大众的需要，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法令。同时，竞争迫使资本家竭智尽力，以使其产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

此种种要求，今天看来有不少是真理，但是何以历史对抗议与反对工业优势的滥用、物价的操纵、交易的狡诈与为富不仁的财主，做那样有力的反应，他们未能说明这些流弊一定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在许多的国家与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我们且来看看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的情形：

经济由政府经营。大部分可耕地都是国王的财产，劳动者的收获送到皇家仓库然后由那里领取定额的配给。庞大的政府经济机关的管理，发展而成一种非常有差别性的特权阶级，并保持全部配给的运送与分配的记录。在首都乌尔国（Ur），在来加西（Lagash），在乌玛（Umma）等地，所发现的陶土泥板，很多都刻载着此事……国外贸易也是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实施的。

在巴比伦（约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法典》曾规定牧人与工匠的工资及医生开刀的手术费。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政府拥有土地，并管理农业，如：告知农人什么土地要耕了，什么庄稼要长了。农人的收成由政府派人估计并予以登记，然后在皇家打谷场晒打，最后由农民人连人结成一条活链，运送到国王的谷仓。政府拥有煤床并霸占金矿。油、盐、纸草与丝的生产和贩卖，皆国有化。所有商业由政府控制与管理，大部分零售业也落在代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银行业为政府独占，但是其作业可以委托私人行号代理。每个人、每个工商业、每道程序、每件产品、每次售出、每份合法文件，均定有税则。为确保税的转移过程与收益，政府要维持一大批税吏及一个非常繁复的有关个人与财产的登记制度。此制度下的岁入，使托勒密王朝成为当时最富有者。大工程企业完成了，农业改良了，而且收益中有很大的比例用来开发和建设国家，及投资在文化生活上。约公元前290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建立起来了。科学与文学鼎盛，在托勒密时代某一不能确定的时期中，有些学者将摩西五书之《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译成希腊文。可是，不久法老们对耗费不赀的战争有了兴趣。公元前246年，法老们本人也酒色一起来，致使政府的行政与经济的管理权都落到一批穷凶极恶的坏蛋手里。这批人，穷人有一毛钱都要榨取出来。政府的苛捐杂税一代比一代增加。罢工日多，暴乱迭起。首都亚历山大城的一般老百姓，都被仁爱与远景所贿倾向和平，但是因受到大量军队的监视，在政府里不准有反对言论，结果他们都变成了暴民。农工业因缺乏激诱力而衰疲，道德日渐瓦解，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置于罗马的统治下之前，秩序仍未恢复。

罗马在戴克里先国王的统治下，也曾有社会革命的插曲。面对日增的贫穷与群众的不稳状态，同时面临蛮族入侵的急迫危险，他于301年提出一项《平价法案》（Edictum de Pretiis），宣布为了避免货品在市场上涨价，实行垄断管制，并规定重要商品的价格与服务业工资的最高限额。扩大公共工程使失业者有工作机会，粮食免费配给穷人或减价售给穷人。政府已经拥有大部分煤矿、石矿与盐池——几乎把所有重要的工业与工会都置于严密的管制之下。文献告诉我们：“在每座大城市里，政府成为一个有权力的雇主……立于私人工业家的头肩之上，私人工业家都要受到重税的压制。”商人宣告破产时，戴克里先解释说，蛮族已在我们的大门口，在集体自由不能确获保障前，个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可能由恐惧外来攻击而生。若其他的因素相同，内部的自由与外部的危险总是成反比。

对于戴克里先膨胀、奢侈而又贪污的官僚制度来说，在经济的细节上，管制人员的工作证明嫌多。为了支持此官僚的局面，如军队、法庭、公共工程和失业救济，税捐增高到使人们失去工作与赚钱的兴趣，而且在律师找法律漏洞逃税与律师制定法律防止逃税之间，做交互腐蚀的竞赛。罗马人成千上万为逃避税吏，逃到境外在蛮族人之间寻求庇护。政府为设法阻止这种逃税人的流动，也为顺利推行法令与税收，发出命令不准农人离开他们的田庄、工人离开他们的商店，除非他们能先把债务与税捐缴付清。中世纪的农奴制即在这种情形下开始了。

中国也曾数度试行国家社会主义。司马迁告诉我们说，防止私人“保有他们独占山泽之利，而且不要让下层阶级自生自灭”。汉武帝，宣布土地资源国有化，扩大政府权力管制运输与贸易，提高所得税及创设公共工程，包括开凿运河、蓄水、灌溉农田。政府储存货物，贵时卖出，贱时买进，以平抑物价。所以司马迁说：“富商巨贾不得居奇谋利……而国内的物价也应管制。”我们知道其时中国的繁荣，可以说是空前。汉武帝死后，“天灾”人祸相接，迫使这项改革实验结束。水灾与旱灾交互而来，物资奇缺，物价高涨而无法控制。商人抗议高税，指高税使人们懒散。穷人为生活费用高涨而烦恼，也加入富人一边，吵闹恢复旧制。有人提议，新制度的发明人应下油锅活烹。于是各项改革一项接一项被取消，一位哲学家国王恢复这些改革时，原来的改革几乎已为人遗忘。

王莽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一位文学爱好者，一位对朋友与穷人疏财仗义的百万富翁。他篡得帝位后，环侍其左右皆是在文学、科学、哲学上的有教养之士。他把土地收为国有，然后等分给农民，而且取消奴婢制度。跟汉武帝一样，他也想用平疏的办法控制物价。他以低利贷款给私人企业。那些因他的改制而利益削减的集团联合起来而计谋将其推翻，这些人获得水旱灾与外来入侵之助而成功。富有的刘氏宗室领头造反，杀死王莽，并废其新制，一切又复旧观。

1070年至1085年，王安石为相，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制经济制度。他坚持：“鉴于济助农人以免他们被富人压抑致死，政府必须掌握整个农、工、商业的管理权于自己手中。”他以低利贷款给农人，免得他们受高利贷和债主的压榨。他用改进种子与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待收成后再归还。他建设规模宏大的工程以控制洪水，并借以防止失业。每一地区指定专人负责管制物价与工资。商业国营，老年人、失业者、穷人分别给予津贴。科举制度（此制决定进入政府工作与否）也予以改进。一位中国历史学者说：“学生扔掉他们诗词歌赋的教本，开始研究初步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这项实验因何而终止了呢？第一，高税，为支持政府日益膨胀的公务员，样样课税。第二，征兵，每个家庭须出一丁以应付蛮族的入侵。第三，贪污，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对让私人强取豪夺，还是让公家贪污腐化之间做一选择。由王安石兄弟领导的保守派 [1] 声称：贪污与无能使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不合实际，并辩称，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依赖于人们受自然的冲激的放任制度。富人受到高税及商业为政府垄断的痛苦，资助不信任新政的运动，阻止新法的推行，而使其结束。这个反对运动有很好的组织，不断对神宗皇帝施加压力。又一期的旱灾与火灾发生时，天上出现一颗可怕的彗星，于是天子罢去王安石，并取消他的新法，而召反对派执政。 [2]

社会主义政权维持最长久的，就历史已知者是印加人建立的政权，印加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秘鲁的在13世纪时的名称。他们的社会主义权力主要基于一种流行观念，即认为地上的政权是天上太阳神的代表，所以地上的政权代表太阳神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由政府普查而保有一切物资与个人及其收入的资料。统治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领土，当然要有专业的“稽查员”。他们利用道路系统，维持一个交通网，保持这份详细资料。每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而且似乎愉快地接受这种情况而视为安全与温饱的希望。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1533年秘鲁被皮扎罗（Pizarno Francisco）征服为止。

在南美洲的另一侧，沿着乌拉圭河两岸，是葡萄牙殖民地。有150个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在1620年至1750年，将20万名印第安人组成了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些牧师统治者几乎管制一切农商工业。他们要每个青年在他们教导的贸易中选一项来从事，而且要求每个身体健康的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他们为土著提供休闲活动、安排运动、舞蹈及唱赞美诗，而且训练交响乐队，演奏欧洲的名曲。他们的工作像教师、医生、法官，他们还制订一种废除死刑的刑法。这些土著都是温良的，对现况满意，而且其社会受到外来的攻击时，他们竭智尽力加以保卫，使敌人都感到惊讶。1750年，葡萄牙将包括耶稣会教士建立的7个社区在内的领土转让给西班牙。原因是一项谣言流传甚广，说是这些殖民地的地下有金矿，所以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坚持立即占领。葡萄牙在蓬巴尔统治下的政府，命令传教士与土民离开那些住地，虽经印第安人反抗，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实验仍然寿终正寝。

德国在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社会动乱中，几个反叛领袖提出了基于《圣经》的一些共产主义口号。传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要求人民打倒亲王、僧侣与资本家，另建立一个“高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属于大家的。他征募一支农兵，用《福音》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鼓动他们，并领导他们走上战场。结果失败，5000人被杀，闵采尔也于1525年上了断头台。汉斯·胡特（Hans Hut）接受闵采尔的教训（约1530年），在奥斯特利茨组成一个再浸信教的社区，实行共产主义，几乎维持一个世纪之久（约1530—1622年）。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也领导一个再浸信会的团体占据了威斯特伐利亚的首都明斯特。在那里，他们也维持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有14个月之久（1534—1535年）。

17世纪，在克伦威尔军中，有一个叫作“平等派”（Levellers）的团体，要求克伦威尔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未果。在光荣复辟期间，社会主义的煽动力才平息，但是产业革命显示出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时——童工、女工、工时长、工资低及易引起职业病的工厂与贫民窟，此运动又起。马克思与恩格斯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等于是此运动的大宪章，而1867年至1895年发表的《资本论》则等于此运动的《圣经》。他们预期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国实现，因为英国工业最发达而又达到集中管理的阶段，引进此运动似乎最为适宜。可惜他们早逝，未受共产主义在俄国爆发的震惊。

为什么现代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尚在萌芽时期的俄国发生？那里根本没有大的工厂需要转移到政府手中来控制。虽然数世纪以来，农民的贫穷与知识分子的反叛著述已为此运动铺路，但是农民1861年已由农奴地位获得解放，而知识分子也已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正与政府管制一切的思想相反。因此，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能由于沙皇政府在欧战中被击败而政府低能腐败。俄国经济在战乱中也已崩溃，农民由前线携带着武器返乡，而且列宁与托洛茨基（Trotsky）受到德国政府的保护，一路平安地回到俄国。俄国革命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攻击。人民的反抗是任何被围攻下的国家免不了的反应——因为在秩序与安全没有恢复前，一切的个人自由将放置一旁。此早期的共产主义就是战时经济。

现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正在恢复个人主义的激励机制以使该制度能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也准许人民身体与知识上更多的自由。同时，资本主义也借半社会主义的立法，通过“福利国家”财富再分配的政策，来限制个人所得。马克思是对黑格尔的反叛：他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好像暗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在社会主义获得全胜下而结束。但是，假如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公式适用于工业革命是“正”，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那么下一个状态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而且这种协调现象，西方国家很明显在进行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角色，一年一年地升高，而私人参与的因素一年一年地降低。资本主义保有私人财产、自由企业与相互竞争的刺激，而生产货物充沛，商品供应无虞。高税重重地压抑了上层阶级，也使政府能在人口自我限制的情形下，为教育、健康与娱乐提供前所未有的服务。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1] 指王安国、王安礼。

[2] 上述有关中国的社会改革，其中有司马迁与王安石话的直接引文，但因杜兰特所据的为外国人的英文著作，究竟出自中文何书何处，难以查对还原，此外建议汉武帝实行盐铁政策的人为桑弘羊，非司马迁。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蒲柏曾说过：只有愚人才为政府的形式而辩论。历史对所有形式均予以一字之褒，一般说来，对政府亦复如此。因为人类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又需要某些行为来规范，所以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所限制。若要绝对的自由，自由便在杂乱无章中死亡。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秩序，对私人手中不计其数而又分割的力量，采取中央集权制是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权力如遭分割、削弱、分散，便不能行之有效，就像波兰议会采取“自由否决制”。因此，君主政体在黎塞留与俾斯麦的主政下，权力的集中化虽然受到历史学者的赞扬，却受到封建贵族无休止的抗议。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也以同样的程序日渐集中，私人经济发展不理会政府的限制而唯有使用某种中央权威才能管制时，不必讲什么政府有无此种权利的。今天，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与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政治似乎是政府最自然的一种体制，因为它适于团体的管理，就像家庭中的父亲或军队中的首领一样。假如我们由某一政体在历史中的盛行与否及维持的久暂来断其优劣，我们必须首推君主政体。相对地，民主政治只是几支插曲。

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马略与恺撒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在有效的采君主政治的统治下，组织起来并完成政治人物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罗马的和平”，公元前30年至180年，帝国的全境西起大西洋东到幼发拉底河，北由苏格兰南到黑海，维持了两百多年承平的局面。奥古斯都的君主政治，虽经卡里古拉、尼禄与图密善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庇护、奥勒留等，勒南称他们几位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的、最伟大的主权继承者”。吉本也说：“假如有所谓最令人倾注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人民的生活情况是最快乐、最繁荣的，他毫不迟疑地指出，是涅尔瓦继承大位起到奥勒留之死为止这段期间。他们几位的相继在位，可能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时期，他们把大多数人民的快乐作为政府的唯一目标。”在这个辉煌的时代里，罗马人民自夸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这个君主政治是采让位于养子制度的 [1] ，即帝王不是把他的王权传给他的子孙，而传给他认为最能干的人，他把这个人收养为自己的养子，然后在政府的职能上训练他，逐渐将王权转移给他。这个制度进行得很好，部分原因是图拉真与哈德良都无子嗣，而庇护的儿子夭折。奥勒留有个儿子柯摩达，因为这位哲学家国王未能另外指定继承人，所以由其子继位，但引起混乱的正是这位皇帝。 [2]

一言以蔽之，君主政治有一中等的成绩。此制度由继承而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接二连三、并被认为“合法”的罪恶，同此制度带来的优点一样的多。此制度采世袭制时，产生的愚蠢、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及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是常被人视为现代君主的典型，但法国人民为他的死亡而欢欣。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似乎打破了任何试欲由一个人的智慧统治一国的企图。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或由出身选出，如贵族政治；或由宗教组织选出，如神权政治；或由财富选出，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违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对联合而又特殊的行为很少能组织起来，但少数人可以做到。假如有能力的多数是包含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的政府如财富的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除了定期性地罢黜一个少数，然后建立一个少数外，不可能再做什么更好的工作。贵族政治论者所持的理论，即由出身作为政治的选择是一种最健全明智的选择，比由财富、由神学、由暴力去选择都好。贵族政治是从钩心斗角而粗卑的经济竞争的战场上撤出少数人，从小训练他们如何为政府工作，有榜样，有环境，又由低职学习起。这些工作需要有特殊的准备，这种准备不是一个平常家庭或背景能够提供的。贵族政治不仅是政治家的一种培养，也是文化、风范、标准与经验的储备与方法，从而使其与社会怪现象、艺术的狂热或在道德规范迅速变化中建立起安全的隔离工作。请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道德、风范、典型与艺术变成什么样子了。

贵族政治过去鼓励、支持、控制艺术，但很少创造艺术。因为贵族们轻蔑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爱好生活的艺术甚于艺术的生活，而且他们从未想到减少耗费劳役，因为他们的爱好往往需要巨大的代价。他们很少有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发表作品是抛头露面与市侩的行径。结果，在现代的贵族政治制度里，出现了一种轻率又半瓶醋的享乐主义，一生逍遥自在，有优越的特权地位，却往往忽视任何的责任。因此，有些贵族政治腐化了。贵族政治夹在“朕即国家”（L’tat C’est moi）与“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Apre’s moi le déluge） [3] 之间，只有300年。

贵族政治，其太过狭义的独占特权与权力时，其用自私而急功近利的方法剥削人民、压榨人民时，其盲目热衷于传统方法而阻碍国家的成长时，其浪费国家的人力与资源用于王室的游乐和开疆扩土的战争时，它的优点已不能拯救它。然后，受排斥的人在激烈的暴动中团结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成千个贵族的脑袋。于是，民主政治把贵族政治带进人类无政府的状态中。

历史是否证明革命为正当的呢？这是一个老问题，由路德勇敢地与天主教会分裂，与伊拉斯谟诉请容忍而有秩序的改革，或由福克斯支持法国大革命与柏克对旧法统的护卫，即是很好的说明。有些情形，过时的、毫无弹性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予以推翻，像1917年的俄国。但是，在大多数时候，革命来自经济发展逐步引起的逼迫。显然，有时候不必通过革命，用改良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美国在英语世界中没有任何革命似也达成了这种统治的目的。法国大革命以控制金融的商人阶级代替拥有土地的贵族作为统治的权力。但同样的结果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而未经过流血，也未搞乱公共的和平。与过去尖锐的割裂会招致疯狂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的横祸或毁伤的震撼。因为个人的明智有赖于其记忆的连续不断，团体的明智也有赖于其传统的连续不辍。在此情形下，环链一断就会招来疯狂的反动，像1792年巴黎“九月大屠杀”即是。

财富是生产与交换的程序，而不是货品的囤积（大部分是不能久存的），而且财富是人与机构的一种信任（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涵价值，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没有其对财富的毁坏多。暴力革命可能有土地的重新分配，但人类天生的不平等不久又会产生所有权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新的少数权力的兴起，同旧的少数一样，主要是靠其本能。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智的启蒙与性格的改进，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人与圣人。

依照名词的严谨用法，民主政治只存在于现代，因为绝大部分内涵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成年男子的投票权开始于杰弗逊执政之时，正如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在古代的阿提卡，在31.5万的总人口中，有11.5万人是奴隶，只有4.3万人是公民，有权投票。女人和几乎所有的工人、店员与商人，及所有外国人都被排斥于参政权之外。这些少数的公民又分为两派：一派是寡头政治派——主要是地主贵族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另一派是民主政治派——包括小地主与小商人，及仍保有参政权但已降为劳工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贵族政治盛行，而雅典在文学、戏剧与艺术方面到达了鼎盛时代。他死后，由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失败，贵族政治败坏。人民，或者说公民的较低阶级权力上升，比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鄙夷的尤甚。从梭伦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寡头政治派与民主政治派的冲突，在书籍、戏剧、演说、投票、贝壳流放 [4] 、暗杀与内战上处处对立起来。公元前427年，在克基拉（Corcyra，今科孚）统治的寡头阶级，暗杀了60个人民党的领袖。民主政治派又推翻了寡头政治，在公共安全委员会一类的名目下审判50个寡头派人士，结果50人均被处决，还有数百名贵族阶级的犯人饿毙于狱中。修昔底德的描写，使我们忆起1792年至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7天中，克基拉人致力于屠杀，那些人本是他们的同城公民，都被他们视为敌人……死亡笼罩在每个人面前，此刻一如经常发生的暴动，无所不在；父亲杀死儿子有之，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下来或被砍杀于祭坛之上者有之……革命由此城到彼城地进行，其所到之地，听到的都和其前所做所为一样，所做的已经远超过……他们报复的凶残……克拉基为这些犯罪树立了第一个榜样……确确实实为统治者的报复，（他们从未经历过平等的待遇，或者，实在说来，从他们的统治者看到的除了暴力外，无所不有）而且……人们忙于纵情恣欲，已无同情与恻隐心……同时，在两个（敌对团体）中，中庸稳健的公民已看不到了……整个希腊世界都震动了。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做了苏格拉底的代言人。苏格拉底直斥雅典人民民主政治的胜利变成阶级暴动的混乱，使文化衰微，使道德败坏。其中有：

民主派人士对节欲行为加以蔑视，指为不够大丈夫的气概……傲慢，他们称之为教养，无政府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耻为勇气……父亲要降与儿子相等的地位，而且怕儿子，儿子也升于父亲相等的地位，对父母毫无惧畏……老师怕学生而且要拍学生马屁，学生则藐视其师长……年长者雅不愿被认为愁眉苦脸与权威者，因此，他们向青年学习……尤其我不应忘记告诉你们，他们男女两性彼此的关系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对少数人追求权威，对长期的漫无法纪，不论成文或不成文均失效用，而感到不能忍耐……由这种情形而产生独裁（专政），是公平而可喜的……任何事凡太过分者，必引致相反方向的反动……民主政治自然兴起独裁制度，暴政与奴役的最坏政体是由自由太极端的政体产生的。

柏拉图去世（公元前347年）前不久，他对雅典民主政治敌意的分析，显然已为其后历史肯定。雅典人恢复财富，但其时的财富是商业上的资财而不是土地上的财富，工业家、商人与银行家爬到资财重新累积的顶点。这种改变产生了为金钱而热烈的奋斗，正如希腊人所说的多多益善（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建造起豪华的宅第，他们的太太穿着名贵的服饰，珠光宝气，有成打的用人侍候她们。在宴会中，她们彼此争奇斗艳，各显豪华，以取悦其客人。贫富的差距愈来愈大，一如柏拉图指出的，雅典人分成了“两个城市……一个城市是穷人的，另一个是富人的，此城市与彼城市对战”。穷人计划用立法、税捐及革命手段来剥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起来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寡头政治的政府官员，他们竟有这样郑重的誓词：“我要做人民的对手”（就是说，平民），“而且在议会中，我要做出我能做的一切坏事”。伊索克拉底约于公元前366年曾说：“富人变成如此地反社会，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他们宁可把其财物扔到海里去，也不愿拿出来帮助需要者；那些生活在较穷的环境里的人，又觉得攫夺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开心。”较穷的公民攫得议会的控制权，即投票将富人的财产弄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人物用尽他们的聪明为公共岁入开辟新财源。有些城市，其财富的分散办法甚为直截了当：像在米蒂利尼市（Mytilene），由债务人将他们的债主集体屠杀；在阿戈斯（Argos），民主派人士攻击富人，杀死了数百人，又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其他反对希腊城邦政治的有钱人家，为了互助而秘密结盟以对抗暴民。中产阶级也和富人一样，因为忌妒权力而开始对民主政治不予信赖；而穷人因投票权的假平等无补于财富差距上的不平等，也对民主政治不予信任。阶级战争愈演愈烈，使希腊在公元前338年遭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的猛攻时，内外都呈分裂状态。许多富有的希腊人竟宁愿欢迎菲利普的到来，也不要革命。在马其顿的独裁制度下，雅典的民主政治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成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在罗马史中又发现了一个证明。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时，罗马在寡头政治制度下，制定外交政策，训练军队，征服、开辟了地中海的世界。战胜而得的财富皆被罗马贵族瓜分，而商业的发达又使中上层阶级跃升成豪富。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与非洲人被带到意大利，都变成奴隶而为大地主（latifundia）服劳役。本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东游西荡，只好以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为穷人建立的每月粮赈为生，各城市中新增了无产阶级。将军与总督由各省回来，为他们自己和统治阶级运来了掠夺的财物。百万富翁随之倍增。流动资产代替土地而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或工具，敌对两派在选举中竞做提名与选票的大规模买卖。公元前53年，一个投票团体为支持某一人而接受了1000万塞斯特瑞斯（罗马币）。用钱买失败时，谋杀便随之而来。在某些事例中，有投票人因投票不如所愿被殴几死，其房子也被人纵火烧掉。古代人绝不会知道，会有这样富有、这样有权力而这样腐败的政府。贵族阶级力促庞培维持他们的优势权益，一般平民则把他们的命运交给恺撒。战场上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胜了，于是建立起民治独裁制度。贵族派杀了他，却由他的侄孙，也是他的养子奥古斯都接受他的独裁制而结束民主共和（公元前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治又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已转了一整圈。

由这些古典的实例，我们可以推知，古代的民主政治名不副实，未能为民治政府提供公平合理的考验机会，其制度已被奴隶制、拜金主义与战争腐蚀。美国的民主政治有较广宽的基础。它开始时受益于英国的遗产，系《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从大宪章以降，一直保护公民对抗国家；而新教也早开放宗教与知识自由的途径。美国革命不只是殖民地人民对抗遥远的政府，也是本土的中产阶级反对外来的贵族的起义。此叛变由于自由无主的土地面积广大和立法权太少，变得轻而易举。拥有土地的人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在天然的限制内）改善其生存处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争取政治自由，他们的特征与性格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做了总统——杰斐逊是跟伏尔泰一样的怀疑论者，也是跟卢梭一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得少的政府最宜于那些精力强的人发展，所以美国由荒凉之地变为一个物质丰庶的理想国，西欧的后裔与被保护者竟变成其对手与保护者。乡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与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使美国的民主政治更有基础，也更普遍。这为历史前所未曾一见。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现已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随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个人的独立，也随工人需要依赖不属他们自己所有的工具与资本，及依赖他们自己不能掌握的条件而消失。战争变成愈来愈浪费，而且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逃避不了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土地，随家宅私有制的普遍伸展而消失——土地私有已到最小的限度。从前个体商店店员，现在已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了，可能要重弹马克思的老调，抱怨事事都是桎梏。经济的自由即使在中产阶级，也成为愈来愈属例外之事，只好拿政治的自由作为安慰的托词。所有这些现象的到来，不是如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想象的——由于富人的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说是由于人性。在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每种进步都对奇才异能之士予以额外的奖励，也愈加剧了财富、责任与政治权力的集中。

民主政治是所有政体中最困难的制度，因为它需要最广泛而普及的智识，而要我们一般人当权时，往往忘了也要我们有智慧。教育普及了，但智慧永远被太多的愚人阻滞不进。一位犬儒学派的学者曾说过：“你不该恭维无知，正因无知太多了。”然而，无知受恭维不会太久，因为无知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操纵。林肯所说的：“你不能愚弄所有人于永久。” [5] 这或许是对的，你却可任意愚弄他们而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近代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不是无争议的，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之中有些人一想到艺术的表现太偏激，心里就发毛。五颜六色无意义的乱涂，破布烂纸的拼贴，鬼喊狼叫的电视音乐——无疑地，在我们过去迟钝于尝试的时期，这些都是要受到禁制的。这些无任何意义的创作，作者不是要引起一般大众的共鸣——一般大众把这些人讥为狂人、颓废者或骗子——而是要引起易受骗的中产阶级买主的共鸣，这些人被作者催眠，而又为新奇或畸形震慑。民主政治对这种颓丧的作品是负有责任的，但这种责任只限于在意义上未能使这些作品发展成为标准的形式与风味，以取代过去贵族艺术家保持的幻想与个人主义，他们是在有限的智慧交流中、在生活的装饰下及在一种逻辑的推理与一种连贯的整体内求得部分的和谐下，保持着幻想与个人主义。现在，如果艺术在怪异方面似已迷失自己，这不但是由于艺术已受到大众意见或支配而世俗化，也是由于艺术的表现可能已被古老学派与古老形式想尽了，新人此时只好在新模式与新风格、新规则与新训练上，研究、挣扎。

综上所论，民主政治是比任何其他政体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的制度。这个制度为人类生存增加了情趣与友爱，这种优点已超过它的缺陷与劣点。它给思想、科学、企业以自由，这些是它们运作与成长的主要条件。它打倒特权与阶级的墙，因此每个时代的民主制度都能从每个阶层和每个地区擢拔一些才俊之士。在民主制度的刺激下，雅典与罗马在历史上成为最有创造性的城市，而美国在200年中，也为其大部分人民提供前所未有的富庶。民主政治现在致力于教育的推广与延长，及公共卫生的维护工作。假如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是真正合乎正义的。因为在民主政治的口号之下，基本的真理是：虽然人不能平等，但他们教育与机会的增加能使他们更接近平等。人权不是参与政治和行使权力，而是选择每条路的权利，借此也可以培养与考验一个人是否适宜为官或执权。权利不是上帝或天然所赐，而是对每个人必须参与的团体有益的特权。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目前的民主政治比过去更好。它有勇气与能力保卫自己，以对抗外国独裁政治的攻击，而且对内不让独裁政治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假如一心想要统治世界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军力与预算，则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一个一个地向武器与战斗的训练屈服。假如竞争与阶级战争把我们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变政治的论辩而成盲目的仇恨，不是这边，就是那一边，可能要推翻竞选演说讲台而用剑来统治。假如我们自由的经济分配财富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能，独裁之门将为每个人敞开，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而保证大众安全即可。一个好战的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一些吸引人的口号，就可将民主世界吞噬。

[1] 相当于中国尧以帝位让舜的禅让制。其实，他们传给王位的人虽不是自己的儿子，但也不外女婿、侄辈或妻子的孩子，不能算是与王室毫无血统关系。

[2] 我们要补充一下，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安东尼（Antonines）时代，在罗马的政治败坏方面，正如一个不成功的“群众大会”。安东尼时代即指庇护与奥勒留当政时期，因庇护姓安东尼，而奥勒留为其养子，依例应冠父姓。

[3] 两句皆为法文，前句意为I am the state，后一句意为After me the deluge。据说前为路易十四之言，后为路易十五之言。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先后为王，中间并无间隔，故作者引用此言，只是指由君主专制到民主政治，其间有300年为贵族政治时期。

[4] 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实施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即由公民投票决定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

[5] 林肯曾有“你能愚弄部分人于一时，你不能愚弄所有人于永久”的名言。

第十一章　战争与历史

战争是历史的常态，即使在文明或民主政治社会中也无法消除。在过去有记载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未曾发生过战争。我们所知的战争同现在一样，都是竞争的最后形式，也是人种的自然淘汰。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战争是最后的方式。”战争，或者竞争，是万事之父，是观念、发明与制度的有力源泉。和平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只能由世所公认的超级强国或由平等的强国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跟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如贪婪、好斗与骄傲，及获取粮食、土地、物资、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我们个人的冲动而无我们个人的约束力。个人的约束是靠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彼此同意以协商代替斗争，因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与合法权益有基本的保护之责，而国家本身公认是无任何约束的，或是因为她太强而不理任何违其意愿的干预，或是由于没有超级国家给她提供基本的保护、国际法或国际道德律失去了效力。

就个人而言，骄傲增加生死斗争中的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增强外交与战争中的力量。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下解放时，每个国家都鼓励民族主义作为海陆军的“后备队”。假如国家预见要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冲突时，它就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同时，它强调自己是爱好和平的。

这种精神动员以应付国际的危急，只有在最基本的冲突中才发生。在欧洲，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战争，鲜有使用这种手段。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准许尊敬彼此的成就与文明的。法国与英国战争期间，英国人仍可安全地在法国境内旅行。在法国人与普国腓特烈大帝进行“七年战争”期间，他们继续互相尊重。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是贵族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在20世纪，交通、运输、武器与交战的方法改进了，而使战争成为人民之间的斗争。平民也和战士一样卷入战争，而且借财产与生命的大规模破坏赢得胜利。今天的一场战争，可破坏数世纪人力建立的城市、创造的艺术和发展成的文明习惯。在今天的战争中，勉可自慰地是说战争促进科技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

在每个时代，军人与统治者——像阿育王与奥古斯都，是少有的例外——都讥笑哲学家胆怯厌战。历史，用军事的观点来解释（军事史观），战争就是最后的仲裁者，这除了懦夫与傻子以外被所有人接受，而且认为是自然而必需的。但是，查理·马特在图尔的胜利（732年），是什么使法国与西班牙没有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的？假如我们没有用武力自卫以对抗蒙古与鞑靼的入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耻笑死在床上的军人（忘了他们活着比死亡更有价值），因而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时，我们就为他们建碑竖像。那么多的青年死于战场是令人怜恤的（军人说），但死于汽车失事的青年比死于战争的更多，而且他们有更多的人因缺少教养而死于暴动与堕落。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格斗、冒险与烦恼的平凡生活找到发泄出口，假如他们迟早总归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与光荣的梦想中为国家而死？即使是哲学家，若他们了解历史，也会承认：长期的和平可以使一个民族战斗的肌肉致命地瘫软。在目前国际法与国际舆论不完备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保卫自己。而且，国家的重要权益卷入时，该国就必须获准使用任何她认为必要的手段以恢复国家的权益。自保都危急时，十诫只好丢在一边。

很显然（军人接着说）：美国今天必须继续承担英国在19世纪履行得非常好的职责——保护西方文明不受外来危险侵犯。共产党政权，以老式的高出生率与新武器武装自己，一再宣称他们要摧毁一个旧世界。新兴国家渴望来一次工业革命使他们经济繁荣、军力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的迅速工业化印象至深。西方的资本主义最后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在发展方面似乎较慢。一些新统治者极力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人力，很可能被共产党的宣传等活动所俘获。除非这一扩张过程被阻止，否则几乎所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与西欧也将被其四面包围，只是时间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情形要影响到日本、菲律宾与印度，也影响到意大利得势的共产党。也可想象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要影响到法国的共产党的活动。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与西德势将听由一个优势的“共产主义大陆”的摆布。现在，美国的力量正在巅峰状态，她应该接受此未来形式而视为不可避免的吗？她应由前线撤退，而让其本身受敌意的国家包围，控制住货物与市场的进出口通道，而且像任何被围困的人民一样，被强迫仿效她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主宰以前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每一方面吗？美国的领导者是只应该考虑现在享乐主义的一代，回避这一重大问题呢，还是也应该考虑到：美国未来世世代代希望这些领导者应完成的事呢？立即去抵抗、对敌人发动战争、去到外国的土地上战斗、牺牲十万美国人的生命或者百万非战斗员的生命，只要能使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中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生活，这是不是更明智呢？依照历史的教训来看，这不正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吗？

哲学家 [1] 回答说：是的，可是这样做，敌人在比例上对他们战斗力的动员要做加倍的扩增以外，还可能使用破坏力空前的武器，依照历史来看，势将带来一场浩劫。有些事是比历史更重要的。为人道而言，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对无数恶例挑战，而且大胆援用立国的金科玉律，像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一样，或者至少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所做的，当时他吩咐提比略 [2] 停止进一步地入侵日耳曼。柏克说过：“在政治上，宽仁并非是不够真正的聪明，一个伟大的帝国与小心眼合在一起就糟了。”假定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与苏联两国领袖说：

假如我们一定依照历史常情，则我们必须与你们作战，因为我们恐惧一代之后你们会做出这种事。或者我们一定要依照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的先例，奉献出我们的财产和我们最可爱的青年，去镇压任何地区任何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但是我们愿意来试行一种新方法。我们尊敬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明，而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我们要想法了解你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你们要发展你们自己的制度而不受攻击的渴望。我们必须不让我们彼此的恐惧引导我们走上战争之途，因为我们和你们史无前例的杀伤性武器，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有的后果。我们建议为了调整我们的歧见，我们各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性的会议，停止敌对与颠覆，裁减我们的军备。在境外，不论何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为争取民心而与你们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服从当地人民公平而合理的选举。让我们互相敞开自己的大门，组织文化交流团，这将会促进彼此的尊重与了解。我们不怕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制度，你们也无须害怕我们的制度会取代你们的制度。我们相信，每种制度都会从另种制度中学得教训，而能与其合作并和平地共存。或者我们不论是谁，当维持足够的自卫力时，应能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犯与互不颠覆公约。而且由这些文献，世界的秩序能够形成，每个国家在这种有秩序的世界中，能维持主权与独立。这种主权与独立，除了志愿签署的协议以外，不受其他限制。我们要求你们无视历史而与我们联合，这样在我们国家之间，就可扩展礼仪与文明的关系。我们在所有人类之前宣誓，我们忠诚地履行这个冒险。假如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局中输了，其结果也不比我们由继续执行传统政策可以预期的结局更坏。假如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为后世留一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很多人会对此一笑了之。“你已忘了历史的一切教训，”他说，“你也忘了你描述的一切人类本性。一些基本的冲突是无法用谈判来解决的，而且在延长谈判期间（假如历史可以是我们的指南），颠覆继续进行。世界秩序的未来，不是由于一纸君子协定，而是由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来。这个胜利者是一个强国，她能指挥并强制执行国际法，像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所做的那样。你所说的那种广泛的和平，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例外的历史插曲。不久，他们就会因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你告诉过我们，人是竞争的动物，而国家也必须像人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的基本合作，只有他们遭到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联合起来。也许我们现在不停地向竞争的更高层迈进，我们可能和其他星球上的具有野心的族类即将有所接触，不久可能就有星际战争。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这个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1] 作者自况。

[2] 罗马国王，14年至37年在位，即承奥古斯都之位者，亦为其养子，当时为将军，在北欧征伐。

第十二章　成长与衰退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政治秩序由习惯、道德与法律而得稳定，经济秩序由生产与交换的继续不辍而得稳定。而文化的创造由创始、表达及试验的自由与便利而来，它是观念、文学、礼仪与艺术的果实。文明是错综而变动不尽的人类关系网，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又毫不珍惜地予以摧毁。

为什么历史上到处都是文明被毁灭的遗迹？好像雪莱的《奥西曼提斯》似乎告诉了我们，死亡是万物的定数。在历史成长与衰颓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轨迹可循，使我们能够由过去的文明进程，预测我们自己未来的命运？

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是这样想，甚至正在详测未来。维吉尔在他的《第四田园诗》中就曾宣称：总有一天整个宇宙会变成和那些已被人遗忘的古代文明一样的情况，因为天灾与人祸会把人们变革的才能消耗殆尽，而且那些过去发生的情况，将来也会一再重演，使我们在每一方面都难逃毁灭的定数。那时将是：

会有另外一位先知提费斯，

也会有另一艘神船阿耳戈，

载来（伊阿宋等）及其他令人爱戴的英雄；

将会有另一次战争，

伟大的阿喀琉斯又将被送回特洛伊。

尼采曾因有此人类厄运的“永恒不息循环”的幻想，而致发疯。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但也只有在哲学家中能发生这种事。

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如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亦如过去，会有一些新国家兴起，一些古老的国家衰落；会有一些新的文明由草莽农牧开始，而进步到工商业社会以致奢靡豪华。思想，从全局来看，也会由超自然的神奇时代进到传说时代，由传说时代再进到自然主义的诠释时代，正如维科与孔德辩论的一样；新的学说、发明、发现与谬见，也将会激起知识界的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反抗老一代，而且会由反叛进到适应与复古；道德上的实验也会松瘫了传统而威胁到传统者的权益；革新的狂热将会因对时间的漠不关心而被人遗忘了。历史在大的事件上自我重演，因为人性的改变像地质的缓慢变化，人们对常常发生的情况与刺激，像饥饿、危险、性欲等，总是准备用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付。但在高度发展与复杂的文明社会，个人比在原始社会里有更多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而且有很多情况含有奇异的现象而需要修正本能的反应。习惯减退了，推理扩展了，结果很少有能预测的事。未来要重复过去，并非是必然的。每一年都有所进展。

一些思想家找出历史大的轨迹就强将其做成俨然不可动摇的定例。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曾把过去和未来划分成“组织的”时期与“批判的”时期互相交替的现象。他说：

人类发展的法则……呈现出社会上两种不同而互相交替的状态。一是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集体的、可预见的，而且被一种普通理论规范。同时，社会活动的目的也清晰可辨。二是批判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社区的思想，一切共同的行动，一切的对等关系都终止了，而且社会只是各自为政的个人，在彼此冲突中的一种乌合团体。

这两个状态或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据有历史的两个时期。一是组织的时期，希腊时代的前期就是这个时期，称之为哲学时代，但是我们把它称为批判的时代更为恰当。后来一种新的学说兴起了，很快蔓延到各个方面，经之营之，各有成就，而最后建立起其政治的权势，凌驾于西方文明之上。教会的制度是组织时期新纪元的开始，它结束于15世纪。宗教改革之声响起时，也就是批判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一直继续到我们今天……

在组织的时代中，一切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至少都已获得暂时性的解决。但是，不久由这些问题的解决之助而完成了进步，而且在固有制度的保护下，承认由它们而进步，却又觉那些解说不够，而唤起了奇异的幻想。批判的新时代——辩论时期，抗议时期……转变时期，对一些重大问题用怀疑、个人主义与漠不关心的态度取代古老的思想……在组织的时期中，人们忙于建设；在批判的时期中，人们又忙于破坏。

圣西门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开创一个联合信仰、组织、合作与安定在一起的新组织时代。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又与圣西门的说法不同，他把历史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像四季循环一样的独立生活过程与轨迹，不过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向心的组织时期，这一时期在所有方面，都结合一种文化而成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艺术形式。另一个是离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分裂主义与批判主义的情形下，法令与文化解纽了，而结果是陷于个人主义、怀疑主义与艺术突破传统的混乱局面。圣西门期望社会主义成为新综合时期，而斯宾格勒，像塔列朗一样怀念贵族政治，认为在那个时代，生活与思想都是一致的、有秩序的，而且创造了具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他说：

西方文明有其特征，差不多有1800年了——一方面，偏僻地区文明是由内部成长而成，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充实而安定，从哥特人野蛮的孩提时代到歌德与拿破仑时代，都在做重大的、不断的改良；另一方面，我们的大都市是由知识分子铸造而成的，他们过着灰色的、虚假的、无根的生活……这个结果是必然而又不能避免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很难达到一切意欲了解历史的努力。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一致同意：文明具有生、长、衰、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动奔腾的溪流而逐渐停止变成一泓死水。那么，什么是文明成长的原因呢？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

今天无一学者再持17世纪的观念，认为国家起源于由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大多数国家（就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而言）可能都是由一个团体被另一个团体的征服而形成，且由征服者继续建立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早期的法律，再加上民族的习俗，便创造了一个新社会的秩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很明显地即由此方式而来。统治者得天独厚（像埃及或亚洲的河川）而建立起他们的工作目标时，经济活动构成文明的另外一个基础。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原始部族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可能兴起一种紧张的情势。这种情势可能因周围环境中任何挑战性的改变而进一步激化，像外来的入侵或者长期的雨量缺乏——这种挑战可因军事上的改革或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与之对抗。

假如我们把问题再向后推，问一问：一种挑战是否会遭到对抗是由什么决定的？回答是：这完全要看当初始遇这种挑战而又有创造力的人，是用明智与强大的意志（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定义）面对这种情况，对此新情势做有效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智慧的定义），还是逃避这种情况。假如我们再问：有创造力的人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由历史推到心理学与生物学方面——环境的影响和遗传染色体的奥秘作用。总之，对一种挑战对抗成功了（像美国1917年、1933年和1941年的情形），而且假如胜利者又未元气大伤（像英国1945年的情形），则一国的地位与士气便上升，而使它更有能力去应对更进一步的挑战。

假如这些是文明成长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是否我们应依照斯宾格勒等学者的说法，认为每个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而神秘地有发展成长的能力和死亡的命运？用生理学或物理学以类推法来解释团体的行为，描述一个社会的退化外受生命上某些固有的限制，或者内受某些无法恢复的耗损的限制，的确是很吸引人的。这些类推，如果我们把个人的联合与细胞的组合相比，或者将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比作心脏的扩大与收缩作用，可以提供暂时性的解释。但是，一个团体除了它是由个人组成的一点外，并非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必须用其成员的脑与神经来思想、来触感事物。一个团体或一个文明衰败时，它并不是由于团体生命上神秘的限制，而是由于其政治或思想上的领导人对抗一种变革的挑战遭受失败所致。

挑战可以来自各个方面，而且可以一再重复地联合而来，提高破坏的强度。雨量与绿洲溪水的缺少，可使大地由干旱而变成不毛之地。土地可由懒惰无能的男人或不当的使用而耗尽地力。用奴隶劳工代替自由劳工会降低对生产的激励，而使土地荒废、城市萧条。贸易工具与路线的改变——像海空的征服——也可以使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寂然消沉，1492年以后的比萨与威尼斯即是如此。捐税高过某一点，也会使资本的投资与生产的刺激受到顿挫。海外市场与原料丧失，更会失去企业的竞争能力。进口超过出口，更会挖空国内储存的贵重金银财宝。财富的集中可使一国在阶级战争或种族战争中分裂。人口与贫穷集中于大城市，就会迫使政府在用救济方法而使经济衰微，还是甘冒叛乱与革命的危险两者之间做一选择。

因为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不平等，便会自动分成两个阶层，一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少数；一是普通愚夫愚妇，是多数。更不幸的是，因天生或环境的关系，使社会无法继承或发展高贵与风雅的水准。多数的活动增加时，少数的文化水平也向上提高。社会的语言、服饰、娱乐、感情、判断与思想的方式向上扩展，而多数内在的野蛮行径，就变成少数控制教育与经济机会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教育普及时，神学就会失去信任，教育只在不影响行为或希望的情形下，接受表面的顺从。生活与理想日渐世俗化，不理会超自然的解释与敬畏。道德规范失去灵气与力量，人类的起源已经暴露无遗，神圣的监督与惩罚也不存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在知识阶级中摧毁了旧信仰，近代欧洲很多国家的哲学家也完成了同样的成就。只不过普罗泰戈拉变成了伏尔泰，第欧根尼变成了卢梭，德谟克利特变成了霍布斯，柏拉图变成了康德，特拉西马库斯变成了尼采，亚里士多德变成了斯宾塞，伊壁鸠鲁变成了狄德罗。古代与近代相似，分析性的思想使一向支撑道德规范的宗教解体了。虽有新的宗教，但它是与统治阶级分离的，对政府也不予任何服务与帮助。在基督教之前的一个世纪，理性主义的胜利带来了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凌驾于神学之上。在基督教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又带来今天同样的胜利。

夹在两种道德规范之间的是迷失的一代，环绕着这一代的是奢侈、腐化及家庭与伦理的混乱，除了绝望地死守着一点残缺不全的固有准绳与约束外，简直一无凭依。不再有人认为“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美好而光荣的”。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可能使其国家陷于瘫痪，而引起内讧。在战争中，一次决定性的挫败，其结果可能带来最后的大难或由外引来野蛮人的入侵，由内引致野蛮主义的抬头，两相结合会将一个文明引入绝境。

这是衰亡的写照吗？不太像。生命无权要求长生不老，不论个人或国家都难免死亡。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适时，死亡是可原谅又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对死亡的来临也不会感到悲愤。但是文明能死吗？仍旧是不太像。希腊文明并未真正死亡，只是其体制消失了，其场所改变了并扩展了，它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里。而且，内容那样丰富，没有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将其全部吸收，不论他活得多长、过得多充实。荷马的读者今天远比他当时当地为多。在每所图书馆与大学里，都有希腊的诗人与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以哲学为“宠好”的发现者在研究柏拉图以富有领悟的思想去扩大人生。这种有选择性、富有创造力的思想的复苏，是真正的永垂不朽而又有益世道人心的。

国家死亡了。古老的地区日渐贫瘠，或苦于其他变迁。富有韧性的人重振精神，拣起他的工具与技艺，缅怀往事，汲取教训，继续向前。假如教育加深而又推广这些往事，文明即随之转移，而在他地另建一个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必一切重新开始，也不会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交通与运输仍使他与其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滋养的胎盘里。罗马输入了希腊文明，而又将其输给西欧；美洲受惠欧洲的文明，而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就是人类的世代相传。因为人的生命由再生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把其遗产传给它的继承者。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各个国家与各个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面对国家、道德与宗教兴亡的全部景象，进步的观念本身就会发现是可疑的。进步只是“这代”的自诩自夸吗？因为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在人性方面并无本质上的改变，所有科技方面的进步只能视为完成老目的的新方法——货物的取得，两性的互追，竞争的取胜，战争的格斗，莫不如此。在我们觉醒的时代，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科学是中立的，它将欣然为我们做杀伤的工作，如它将为我们做治愈的工作一样，它将欣然为我们做破坏的工作更甚于为我们做建设的工作。培根骄傲的警语“知识就是力量”，目前似乎很不适当了！有时我们觉得：强调神话与艺术，而不强调科学与力量的中古与文艺复兴时代，可能比一再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改善我们的目标要聪明得多。

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善”中也带有“恶”的气味。我们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削弱了我们生理上的精力与道德上的素养。我们大量地发展运输的方法，但是我们有人利用它们去方便犯罪、去杀我们的同胞、去杀我们自己。我们行走的速度2倍、3倍、100倍地增加，但是也丧失了我们行走的勇气，或许我们可以每小时移动2000英里，我们仍是穿着裤子的猿猴。我们为现代医学的内外科治疗而喝彩，假如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其他后果；我们感谢我们医师的勤勉，他们疯狂地跟细菌的复活与疾病的发现竞赛；我们也要感谢医药科学赐给我们的延年益寿，假如不是病痛、残废与悲愁多余的延长；我们获悉与传播这个地球每天发生的故事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100倍，但是我们有时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新闻轻微地打扰。技术工人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比起以前大有改善，但是我们也使我们的城市由于贫民窟的藏污纳秽与暗无天日而更加溃烂。

我们欣喜我们从神学中获得解放，但是我们有没有发展自然的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使我们有足够力量不让我们贪得、喜斗、好色的本能败坏我们的文明，而陷入一个贪婪、罪恶与淫乱的泥淖中呢？我们真正除去褊狭的思想，还是仅仅把它由宗教的变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的或种族的敌对呢？我们的习俗是比以前好呢，还是坏？“习俗，”19世纪一位旅行家说，“你由东往西走时，会发现却比前差。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不佳，而在美国西部各州，更集坏之大成。”现在东方在模仿西方。我们的法律为保护社会与政府而制订的刑罚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我们现有的自由已超过我们智慧能忍受的了？或者，我们道德与社会的混乱已到使父母们震惊的程度，他们要跑到圣母教堂，要求她们代为管教子女，为知识的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是不是自笛卡儿以来，由于历史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与控制人方面充当的角色，而致所有哲学的进步都是错误的呢？“一个人增加知识，即增加悲哀；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痛苦。”

是自孔子以来，在哲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步，还是自埃斯库罗斯以来，在文学方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步呢？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以其复杂的形式与有力的交响乐团而言，的确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时更为艰深吗？或者比中古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弹奏的单调歌声更富音乐味而更能打动人吗？埃德华·莱恩（Edward Lane）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曾说：“我对他们的歌唱着迷……超过我听过的任何好听的音乐。”我们的建筑，就其雄浑、创新与感人而言，比之古埃及或古希腊的神庙又如何呢？我们的雕刻与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约公元前2850年）时的雕像和希腊信使神赫耳墨斯的雕像相比又如何？我们的浮雕比帕赛波里斯和希腊万神殿的又如何？我们的绘画比起凡·艾克和霍尔拜因的又如何？假如“用秩序代替混乱就是艺术与文明的主要特性”，美国与西欧的绘画是以混乱代替秩序，而这是我们的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败坏之地的明显信号吗？

历史是无可无不可的，几乎随便选取一个实例，都可由其而得出任何结论。用一种较为明显的偏见来选取我们的证据，我们即可引申某些尤为满意的反应。但是，我们或者应先对“进步”下一界说，对于我们而言其意为何？假如其意是增加幸福，则几乎一看就知为子虚乌有。我们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不论我们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仍将永远要为现在的重大不幸在找宥谅。我们不承认人类或宇宙是无价值的，只是聊以自慰。用孩子的个子平均比过去高，生活也比成人与贤哲为优等来界说为进步，似是愚蠢的话——因为孩子为这三者之中的最幸福的，是必然的。可能不可能有一个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一个考验：因为最低等的生物也和人类一样要把握住这点。

我们不一定要承认进步势将是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也有退步，正好像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有失败、疲困或休息的时期一样。假如现阶段在环境的控制方面是有进展的，则进步就是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国家是在退步，也有一些国家是在衰颓中的，如英国失其地位。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在人类的活动某一方面是进步的，而在另一方面是退步的，像美国现在在科技方面是进步的，而在绘画艺术方面则是退步的。假如我们发现：在年轻的国家中，像美、澳等国，他们的才智之士都倾向于实用的、发明的、科学的与行政类的工作，而不愿做画家、诗人、雕塑家或作家。我们就一定会了解，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在追求其对环境的控制时，都需要某类才能并加以诱导此类人才，胜过对其他人才的培养。我们不应把某地某时的作品，与过去各时代中精选出的最佳作品做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一般人都已增强他们控制其生活环境的能力。

假如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而且以我们现代的不安定、混乱、危机四伏的生活情况，与原始民族的无知、迷信、暴动、疾病比较，我们并不感到十分失望。在高度文明国家的最低阶层人民，与野蛮人也许仍然没有多大分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我们在城市里生活过度紧张，有时真想逃避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在我们偶尔想入非非的时刻，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现实生活而产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负面思想。又如很多青年的气质、野人般的偶像崇拜，也只是表示青年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是因意志能力尚未成熟而找不到适当的安置之故。“意气而浪荡的野性”也是很可爱的，如果他无尖刀、帮派与污名。现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其时婴儿死亡率高，他们生命短暂，他们的精力与速度都差，他们的疾病感染性甚大。假如生命的延长即表示对环境的较佳控制，则由死亡统计表即知人类是进步的，因为在最近3个世纪欧美白人的寿命已延长了3倍。不久之前，有一个殡仪馆业者的会议，他们讨论到因死亡率下降而危及他们的生意。无疑，若殡仪馆从业员陷入惨境，则进步是真的。

由古人与今人的竞赛中，说古人夺得了金牌，并不十分明显。我们看：在现代国家中，饥荒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而且现在有一些国家生产的粮食不仅供自己国家的需要，还送给需要的国家，动辄以百万蒲式耳计的小麦输出国外，我们能说这是小成就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展科学，而且已经大大减少了迷信、蒙昧与宗教的偏激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推广技术，而且已使粮食、住宅、享受、教育与休闲活动超过过去任何时期吗？我们是真的宁愿有雅典人的“Agora”（古希腊平民大会）或罗马人的“Comitia”（古罗马市民会议），而不要英国的议会或美国的国会吗？或者满足于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参政权？或者像罗马有一时期，其统治者由执政的禁卫军来选举？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或罗马帝国的法律之下，而不愿生活在宪法赋予我们的人身保护状、陪审制度、信仰与思想自由，及妇女解放的制度之下吗？我们的道德虽然松弛了，但真比阿尔西比亚德斯荒淫无度还坏吗？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曾模仿伯里克利，跟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我们有著名的大学，我们有很多出版公司，我们有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这是可耻的吗？虽然雅典有不少伟大的戏剧家，但是他们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阿里斯托芬也跟莫里哀一样学问渊博而道德高尚吗？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埃斯基涅斯的口才真是超过查塔姆、伯克、谢里丹吗？我们可以把吉本置于希罗多德（约公元前5世纪）或修昔底德之下吗？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散文小说可以和现代小说的广度与深度媲美的？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越，但是我们有人可能更喜爱巴黎的圣母院，而不喜欢希腊的万神殿。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能重返美国，或者福克斯与边沁重返英国，或者伏尔泰与狄德罗重返法国，他们会不会斥责我们为忘恩负义者呢？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好运里而不自见，这种幸福是过去没有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也未曾得见。

我们不应太为我们的文明可能将会像其他文明一样的死亡而困扰，正如波斯国王腓特烈在科林对他败退的部队所问的：“你们会长生不死吗？”或者生活应采取新的形式，新文明与文明中心本身会转移，都是可想象的。同时，对抗新兴东方挑战的努力，可能使西方重振起精神来。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全然死亡的。有些珍贵的成就，历经国家兴亡隆替的一切变化而仍然存在，如：火与光，车辆与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文字、艺术与歌曲，农业、家庭与双亲的照顾，社会组合、道德与博爱，及运用教学方法传播家庭与种族的知识。这些都是文明的基本要素，而且一直固持不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环扣。

假如教育即是文明的转移，则我们毫无疑问处在进步中。文明不是继承的，它必须由学习得来，而且每一代贵能推陈出新。假如这种转移中断100年，文明势将死亡，而我们也必须再变为野人。所以，我们现代最完美的成就是我们用空前的财力与人力，投资在为每个人受到较高教育的准备上。从前，大学是昂贵的，是为悠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每个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变成博士。虽然我们的智慧不可能都胜过古代精选的天才，但是我们知识的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除儿童外，无人会抱怨说：我们的老师尚未根除一万年来的谬见与迷信。伟大的实验刚开始，而其也不致被愚昧无知的高出生率击败。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进学校并至少到20岁为止，而且可以随其所愿地自由进入大学、图书馆及收藏人类智慧与艺术宝库的博物馆，那么教育的整个成果将如何呢？大家应想到教育并非即是史实、时代与帝王痛苦资料的记忆，也不只是为个人能独立营生于世而做的必要准备，而是我们心智、道德、技艺与美学遗产的传送。为了扩大人类的谅解、环境的控制、人生的美化与生活的享受，应尽可能将其全部传予尽可能多的人。

我们现在能够更为完整地传给后人的遗产，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代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希腊一切的精华又加上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的时代也丰富，因为它除包括他的作品外，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代也丰富，因为它包括所有法国启蒙时期及影响所及其他各地的成果。假如我们有所抱怨，而进步是真的，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婴儿健康、漂亮、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于一个文明遗产较丰的时代，生于一个有较高的水平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因知识与艺术的积累而升高成为我们人类的基石与支柱。遗产增多了，而人类接受遗产时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超越一切，历史是此遗产的创造与记录。进步是遗产的不断增加、保存、传送与利用。我们有些人研究历史，不只是要做一个警告人类的愚蠢与罪恶的提醒人，也是要做一个鼓励人类追怀过去的人。过去不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蜡像馆”，它是一个天国的城市、一个心智开旷的原野。在那里有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相同爱好的人和哲学家，仍然有说有笑、有教有唱、生动地活在那里。历史学者不会悲伤，因为他能了解，除非人参与社会之中，否则人的生存将无意义。我们自己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注入意义，而且有时其重要性超过死亡，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事。假如一个人是幸运的，在其去世之前，他会尽可能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然后传给他的孩子。为了有此不尽不竭的宝藏，就是到他咽最后一口气，他也会感恩的，因为他知道：此乃我们的乳母，也是我们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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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庇护七世接替死于被法军扣押期间的教皇庇护六世，并通过谈判与拿破仑签订了著名的《1801年政教协定》。

上　1814年，庇护七世在西斯廷礼拜堂。庇护七世长期被拿破仑控制，直到1814年反法盟军攻入法国境内才得自由。

下　卡诺瓦的大理石像《胜利者维纳斯》表现的是拿破仑妹妹波利娜斜倚在睡椅上，几乎一丝不挂。在这里，古典女神与当代人像融合到了一起。

上左　即位后，约瑟夫二世努力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改革教育体制，为大学聘请最好的学者和科学家，颁布民法大典，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废除农奴制度并允许新闻自由。

上右　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组织了反对拿破仑一世的胜利同盟，努力使奥地利恢复其欧洲强国的地位。

下　19世纪初，维也纳的约瑟夫广场。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人口活动性加强，公众更加要求参与政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艺术植根于海顿和莫扎特的古典传统，并包罗了歌德和席勒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崇尚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热切关注个人自由和尊严。

晚年的歌德完成了《浮士德》，这部具有无限可能的伟大诗剧取材于16世纪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民间传说。

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席勒。歌德曾说席勒的自由理念“在青年时代是外在的自由，在晚年则是内在的自由”。的确，席勒早期关注的是政治的压迫和社会传统的专制，晚期则关注于灵魂的内在自由可使人类超越肉体的脆弱。

上左　德国哲学家谢林，19岁写出第一部哲学著作，23岁便任耶拿大学教授。

上右　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是近代哲学体系一位伟大的缔造者，象征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

下　《橡树林中的修道院》（1810年）。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大多是广漠而孤寂的风景画和海景画，表现了人在自然界威力前的孤立无援。

俄国沙皇保罗在位时间短暂。他的政策多变，独断专行又暴虐无道，1801年被一批高级文武官员密谋刺死。

波塔利斯被拿破仑任命为政府顾问和负责起草《拿破仑法典》的四人委员会的成员，他力求将罗马法的思想渗透到法典中。

法国考古学家德农曾于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在敌人的炮火下速写当地的古迹；之后，随拿破仑出征奥地利、西班牙和波兰，为其搜罗艺术品。

法国秘密警察头子富歇，他工作勤恳又能随机应变，因此能在1792年至1815年的每届政府中供职，被称为能“玩转法兰西”的政治家。

雷卡米耶夫人。她的沙龙吸引了19世纪初期巴黎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反对拿破仑政府的人也成为她的常客。1805年，拿破仑下令把她流放外地。

1800年，拿破仑改组了军队，并在融雪之前率军穿过圣伯纳德山隘，出其不意地包抄围攻热那亚的奥地利军的后翼。

上　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在典礼的最后一刻，皇帝接过皇冠，亲自戴在自己头上。

下　1805年，法国大军在乌尔姆大胜奥地利；11月13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并象征性地获得维也纳的钥匙。

上　1805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一役击败奥地利和俄罗斯的联军，拿破仑和弗兰茨一世会面，并签订《普雷斯堡条约》。

下　1806年9月普鲁士对法国开战，10月14日普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打败，10月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

上　1806年12月，拿破仑正在检阅自己的军队。本画的作者是狂热的拿破仑主义者韦尔内。

下　1807年，拿破仑爱上波兰爱国者玛莉·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拿破仑曾和她生下一子。

上　1807年，在离俄国边界不远的泰尔西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会面。在停泊于涅门河中间的筏子上，两人签署瓜分欧洲的条约。

下　1808年，拿破仑在马德里。1808年4月，拿破仑废黜西班牙国王，随后马德里发生暴动，拿破仑血腥镇压。

上左　雅克·路易·大卫绘于1812年的《拿破仑及其书房》。这幅画将拿破仑塑造成了一个勤奋工作的理想统治者形象。

上右　1812年，拿破仑集结约45万兵力，入侵俄国。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采取“焦土政策”，向后撤退。

下　1810年拿破仑的事业如日中天，他遗弃未曾给他生下一男半女的约瑟芬，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之女玛丽·露易丝结婚。

上　1812年，早到的严冬使拿破仑的大军被迫撤退，大量人员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下　1812年9月，拿破仑的军队进入俄国人放弃的莫斯科。就在同一天，莫斯科发生一场大火，大部分城市建筑遭毁。

上　库图佐夫带领俄军乘胜追击。11月，在渡过贝尔齐纳河之后，拿破仑的主力只剩下不到1万名能够作战的人。

下　1814年1月，法国的所有边境都遭到攻击，拿破仑疲于奔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和英国结成联盟，约定不单独进行谈判，并誓言继续战争直到推翻拿破仑为止。

上　1814年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盟军决定将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在试图服毒自尽未成之后，拿破仑告别了他的近卫军，前往厄尔巴。

下　1815年6月，滑铁卢，威灵顿正在指挥英军与拿破仑展开一场血腥的战斗。尽管拿破仑的近卫军英勇战斗，法军很快败下阵来。

滑铁卢之役失败后，拿破仑到达罗什福尔，打算自此乘贝尔罗风号前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