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文集：全6册
Author: 屠格涅夫
Date: 2016-09-28T16:00:00+00:00
Publish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格涅夫文集：全6册/（俄罗斯）屠格涅夫著；丰子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B 978-7-02-011040-7

Ⅰ.①屠… Ⅱ.①屠…②丰… Ⅲ.①屠格涅夫，I.S.（1818～1883）—文集 Ⅳ.①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0020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柳成荫 柳泉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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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914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4 插页 44

印数 1—3000

版次 2001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1040-7

定价 580.00元（全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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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作者像

总序

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别收辑作者的主要特写、小说、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他五十载笔耕的结晶，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屠格涅夫开笔甚早，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学的时候起，便断断续续写作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又凭借其外语优势，译出《奥赛罗》、《李尔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猎人笔记》中的《霍里和卡利内奇》诸篇面世，他才开始蜚声文坛。

《猎人笔记》总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写，大都作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作者游猎期间的见闻感悟，参照他那暴戾的母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俄国农奴制产生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下半期还处于鼎盛阶段，其后虽趋于败落，却仍然同专制政体沆瀣一气，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下的农民，其地位和境况类似当时的美国黑奴，因此别林斯基称之为“白皮肤的黑人”（《给果戈理的信》）。《猎人笔记》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利哥夫》、《总管》、《孤狼》等篇，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却从农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锐地发现了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巨大的潜力和细腻的感情，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霍里和卡利内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这样的生动形象。农家小孩更是招人疼爱。《白净草原》描写他们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马群时围着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讲述家神、人鱼、林妖、水怪、神通广大的“特里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同时，这些孩子，特别是帕夫卢沙，不仅善于谈神说怪，而且机灵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可是他们的才具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和发展，以至逐渐萎缩，甚而被摧残和埋没了。

总的来说，屠格涅夫表现农民对压迫者的不满和抗争时比较含蓄，不写暴烈的行动，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词句，这不仅出于书刊审查上的顾虑，也符合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但这种笔法并未削弱作品对农奴制和统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发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将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这震撼力的反证。

长篇小说历来是俄国文学家族的骄子。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之后，也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于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间依次推出《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六部有连续性的小说里，他像编年史家一样，忠实地记述了将近半个世纪内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历程、相继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贵族对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壮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浪潮。这几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的迫切问题，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与争辩。

《罗亭》脱稿于一八五五年，次年初由《现代人》杂志发表。主人公罗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的人”之一，早年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自学小组的活动，潜心黑格尔哲学，继而负笈德国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回国后他一度出任公职，但在本书里露面时已经引退，进入中年了。

罗亭能言善辩，他一来到贵妇拉松斯卡娅家，立刻凭着有力的论据、精妙的辞藻、生动的形象和比喻、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时而概括，时而引申，毫不费力便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包括主人的女儿娜塔利娅。过了不久，他郑重地向娜塔利娅表白了爱慕之意，并且获得深情的回应，可是遭到她母亲的严厉拒绝。他不仅无条件地表示退缩和屈服，甚至诿过于她：“胆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娅这才知道，“语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多年以后罗亭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时，也承认自己柔弱寡断，言行脱节：“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通过爱情来显示这种阴盛阳衰的性格反差，构成了屠格涅夫许多小说的共同特色。不过，罗亭主要是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家，语言就是行动。罗亭的严厉批评者列日涅夫也认定：“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把理想和信念带给青年，成为罗亭的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实罗亭并未满足于坐而论道。他曾经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改良农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时代那个窒息人才的社会环境不容许他发挥所长，“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他落得一事无成，最后才算有机会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坎坷的一生划上了差强人意的句号。

《罗亭》在艺术上可以作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范例：主题单纯，人物不多，结构紧凑，情节不蔓不枝，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议论，心理描写也简明扼要，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罗亭》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开始构思《贵族之家》。书稿于一八五八年杀青，次年初仍由《现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说中，本篇引发争议最少，受到赞扬最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力于它那哀婉动人的情节：拉夫列茨基夫妇携幼女出国，寄寓巴黎。他在大学进修，妻子瓦尔瓦拉则热中交际，恣情风月，移居巴登—巴登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只身回国，打算专心重振家业。这时传来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为真，决计向一位远亲丽莎求婚。不料瓦尔瓦拉母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只好舍弃刚刚获得的幸福，勉强恢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丽莎无奈，悄然进了修道院。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年，在时间上同《罗亭》的情节相近，主题仍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生的小组活动早就结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们已变为成人，由于对祖国前途的评估不同，他们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派，和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赞赏彼得大帝以前的农业社会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倾向斯拉夫主义，归国时希望下乡务农。他愿意接近人民，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同丽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欧的俗吏潘辛多次展开争辩，将对手的论点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正处于没落阶段，他想有所作为，却难以克服冷漠懒散的旧作风，更无力反对丽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上的陈规惯例，化解不了爱情的要求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他终于也像丽莎一样陷入宿命论，自认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学会经营田地。不过毕竟青春已逝，来日无多，只能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祝福了。

丽莎为人严肃稳重，性格内向，同瓦尔瓦拉适成对照。她才智平平，却有自己的见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对潘辛的批驳。她从小虔心奉教，相信爱一个已婚男子是罪孽，瓦尔瓦拉的归来就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必须通过祈祷求得赦免。归根结柢，幸福并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虽则她对尘世不无留恋，仍决定前往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与圣像青灯为伴，消磨余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以后，创作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论家卡特科夫所编刊物《俄国导报》分两期连载。

在《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辈的时代已成过去，因而语重心长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进社会事业，“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萨科夫信），于是他把目光从贵族阶级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的广泛需求，由僧侣、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脑力劳动者。《前夜》和后继的《父与子》中都写了这种“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学生，来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亚。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杀害，他为了洗雪国耻家仇，投身解放事业，被判极刑，负伤逃往莫斯科就读。一八五三年，俄国政府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为由，对土开战。英沙罗夫和他的战友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回国举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罗斯妻子叶连娜陪同下路过威尼斯时因病夭殇，未能如愿。英沙罗夫明显高于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谈，而又胸怀大志，讲求实际，却并不褊狭；穷得几乎像乞丐，可是内心充实丰富。他只有一个目标：为苦难中的祖国效力。他虽然属保加利亚籍，其实体现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本质特点。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识到“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必将取代贵族，但他反对他们激进的政治、哲学和审美观点，只赞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因此他讳言当时国内社会革命形势，却瞩目于域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强调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关键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当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希望他们奋起抗击“国内的土耳其人”即专制农奴制的维护者时，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1]即使就民族解放斗争来说，作者也没有叙述英沙罗夫的具体活动，因为这对于他是一个过于陌生也过于困难的课题。他让主人公未及出师便赍志而殁，这当然有损于其形象的生动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叶连娜的面貌倒是显得鲜明些。她对积极行动的憧憬和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仅同丽莎迥然异趣，也决非那位可以傲视罗亭、最后却甘心下嫁一个碌碌无为的绅士的娜塔利娅所能望其项背。叶连娜在英沙罗夫卧病威尼斯时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丧夫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旧坚强地忠于他的遗志，决心以护士身份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后，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同自由主义贵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而作为双方论争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骗后，更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暴动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屠格涅夫于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创作了他的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仍交《俄国导报》刊行。

作品名叫《父与子》，着重描叙的却不是父子之间，而是自由派贵族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同家道小康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之间的冲突。帕维尔在辩论时抵挡不住巴扎罗夫的凌厉攻势，被迫节节败退；后来又在同巴扎罗夫决斗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民主对贵族的胜利”。但帕维尔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贵族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卢切夫斯基信）。帕维尔的失败不能全由他本人负责，根源在于他所隶属的阶级大势已去，非个别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证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贵族更不在话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称：“我这整个小说都是针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

巴扎罗夫正直刚毅，崇尚理性，重视实践和科学试验。他一出场便显得气概非凡，其余的人顷刻之间都被他压倒。他使用的武器是否定，他断言“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否定贵族制度、自由派及其口头禅“进步”，也否定各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甚至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好让别人来建设。

“否定一切”的豪言壮语说明了巴扎罗夫的气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偏见，因为这“一切”包括着爱情、艺术、大自然之美和其他不该否定而应加以珍视的东西，这也是巴扎罗夫区别于被屠格涅夫称为“真正的否定者”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上引致斯氏信）的论点之一。

还有更重大的区别。

前文说过，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焦点是农民问题，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基本上以此为中心，而巴扎罗夫对农民却非常隔膜：“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陌生人……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更有甚者，这个亲眼见过百姓疾苦的巴扎罗夫谈起改善农民生活时，竟冷言冷语说：“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等到农民能住上整洁的房子的时候，我巴扎罗夫早已埋骨荒冢了。”这些令人失望的话完全背离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者的根本信念。

但在屠格涅夫心目中，巴扎罗夫“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一八六一年致卡特科夫信），甚至是“革命者”，而同时，他却被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解剖农民的遗体时感染伤寒病而过早逝世，作者强调说，巴扎罗夫之死并非出于偶然，他是“注定要毁灭的”（均见上引致斯氏信）。这个结论只是屠格涅夫对当时整个大局的评估的一部分，他在上引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对俄国的看法要比您设想的更为悲观。”

《父与子》发表后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激起轩然大波。卡特科夫等人责备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顶礼膜拜，反之，安东诺维奇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却认为这个形象是对年轻一代的诽谤和讽刺；评论家皮萨列夫则比较公允地肯定了巴扎罗夫典型的积极意义。下面谈及屠格涅夫的回忆录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屠格涅夫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烟》（1867），叙述主人公李特维诺夫在社交界一个贵妇人的吸引下，背弃自己的未婚妻，最后憬然回头的故事。但这只是个框架，作品的主旨要严肃而复杂得多。

屠格涅夫写《烟》的时候，他原先寄托很大希望的一八六一年改革的虚伪性已逐渐显露，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当作俄国发展道路提出来的民粹主义又遭到他的坚决排斥。他创作时一如既往，对这类重大社会现象没有漠然视之。可是这一次他把舞台移到德国，并改用了谢德林式的讽刺笔法，一方面着重揭露聚集在那里的俄国将军和贵族的腐朽凶残，以及妄图恢复被废除的农奴制的疯狂叫嚣；另一方面也没有放过俄国的革命侨民，特别是其中的古巴廖夫，作者不但抨击他们的政见，并且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因此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上述两个集团的对立面而出场的，是西欧主义者波图金和自由派渐进论者李特维诺夫。波图金表达了屠格涅夫本人对农民村社和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那些近乎民族虚无主义的过激言论则只是西欧派极端分子的偏见。李特维诺夫经历了一些沧桑变故之后，“觉得一切都是烟，……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都像烟一样飘忽不定，随风流散，到头来只落得一场空。好在他还没有完全消沉，终于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庄园，取得温厚的未婚妻的宽恕，一道经营农场和工厂，外加兴学行医。虽无多大建树，毕竟将书中的悲观气氛冲淡了一点。

《烟》问世后，屠格涅夫经过长期酝酿，于一八七六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全书的核心是写一批青年投身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曲折历程。由于对俄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不同，这批青年分成了渐进和激进两派。渐进派的代表索洛明，为人稳健质朴，处事踏实冷静，主张自下而上地逐步改革。他经营工厂，办学校，建医院，继承了李特维诺夫的衣钵。屠格涅夫认为这是当时俄国最需要的人物，卷首题词所说的“铁犁”，就是指索洛明那种启蒙式的方法，而不是指革命。与此相反，索洛明原先的伙伴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等却强调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进而在村社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事与愿违，结果一败涂地。作者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对他们的斗争方式则加以无情的嘲讽，以致民粹派骨干洛帕京、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同情民粹派的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在各方的夹击下，屠格涅夫于一八七七年三月写信给哥哥尼古拉说：“毫无疑问，《处女地》是失败了，……应该承认我错了：我做了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

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九○一年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对《处女地》的评语，因为他亲自“到民间去”过，熟悉情况，加之他写书时离运动已将近三十年，时间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团，立论较为客观。克鲁泡特金断定，屠格涅夫“完全同情”这场运动，尽管他没有身临其境，然而书中的“许多篇章是真实的”，他凭着敏锐的直觉掌握了“到民间去”初期的两大特点：其一是那些倡导人不了解农民，其二是他们具有“哈姆雷特式的性格，缺乏决断力，或者不如说决断力被病态的思想情绪削弱了”。

除了上述几部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还写过很多以贵族为主体的、缠绵悱恻的抒情性中短篇。我们这里只选收了其中的《木木》、《阿霞》、《初恋》、《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及《普宁与巴布林》。

《木木》（1854）是屠格涅夫早期的名篇，在主题上接近《猎人笔记》，借用真人真事而有所增删。老寡妇影射作者的母亲，格拉西姆是她的聋哑家奴。此人身材魁梧，体力超凡，但在老寡妇的淫威之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倾慕的洗衣女工被迫嫁给一个酒鬼，他自己又不得不狠心淹死相依为命的爱犬木木。他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卷起铺盖离开了残暴的主人。格拉西姆的强壮、膂力、出走、由屈辱到愤恨和无言的抗争，都具有引人深思的象征意义，因而受到审查机关的压制，脱稿后两年才交《现代人》刊发。

《阿霞》叙述一个富家奴婢的私生女阿霞的感情波折。尴尬的处境造成她怪僻的性格、扭曲的心态，也加强了她对爱和被爱的盼望。她甘愿委身相从的贵族青年H虽对她有意，但想到她的身世和教养，便像罗亭一样临阵退缩。阿霞绝望之余，悄然离去。这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由《现代人》第一期发表，受到大部分读者欢迎。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读后感《幽会中的俄国人》，结合当时的局势，有力地谴责了H一类优柔寡断、怯懦无能的自由主义贵族，并呼唤新的人物形象，为平民知识分子再造声势。

《初恋》（1860）是作者人生阅历中的一支插曲，写一个介乎稚嫩与成熟之间的十六岁少年心中情爱的觉醒，以及这觉醒给他带来的快乐和迷醉。当他发现他的竞争对手就是他崇敬的父亲时，原先的幸福感立刻变成了惊讶、窘惑和惶悚。篇末又出现了读者所熟悉的屠格涅夫式的慨叹：青春易逝，人事倥偬，最后无非是黄土一抔，了此一生。

有些论者指责《初恋》的内容不道德，当时的评论家阿·格里戈里耶夫在《艺术与道德》一文中坚决予以反驳，宣称这篇小说里“没有任何暴露性的或教诲性的东西，有的只是激情、温馨和诗意”。赫尔岑、托尔斯泰等也同声赞赏。屠格涅夫本人屡次表示他对《初恋》特别珍惜，曾反复阅读回味，谢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是我自己至今还满意的一篇作品，因为这是生活本身，并非向壁虚构。”

《春潮》（1872）与《阿霞》、《初恋》同属屠格涅夫笔下的著名爱情故事。这篇故事的三个主角，都是他原先所写同类人物的延续和深化。萨宁可算作者历年塑造的一系列“多余的人”中的最后一个，不过他晚期的种种行径，却使他从他的前辈罗亭和拉夫列茨基后退了一大步。萨宁为之入迷的玛丽亚·波洛佐娃，则是屠格涅夫刻画的最后一个任性、风骚、泼辣的交际花形象；瓦尔瓦拉（《贵族之家》）和伊琳娜（《烟》）的性格特征，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萨宁原来的恋人杰玛，大体上同娜塔利娅（《罗亭》）、丽莎（《贵族之家》）等属于一个类型，她们单纯朴实，渴望从自己敬佩的男子那里获得真挚的爱情，但最后都遭到了不幸。

《草原上的李尔王》的内容有点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描写男主人公的两个女儿获取他所赏赐的财产以后，非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对他百般虐待，逼得他神经失常，在满腔悲愤中离开人世。在情节和意蕴上，本篇比那个哲理性的莎剧简单得多。阴暗的农奴制背景，将作品的俄罗斯特色衬托得更加鲜明了。

比照屠格涅夫六七十年代那一批基调低沉的中短篇小说，他的《普宁与巴布林》（1874）格外显眼，这主要由于它写了一个愤世嫉俗的民主主义者巴布林。

巴布林出身小市民，粗通文墨，先在地主家当差，后来入工商界供职。他不畏强暴，当面指责女东家随意流放农奴是“滥用地主的权力”；他痛恨老板残忍贪婪，而且敢于袒护工人。因此他多次失业，四处漂泊，但他无悔无憾，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一八四九年，进步知识分子集团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遭难，巴布林也被捕入狱，发配西伯利亚。遇赦后他自愿留在原地，同禀性刚直的妻子一起兴办学校，从事社会活动。一八六一年得到解放农奴的文告时，他欢呼“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并邀集亲友，为沙皇的健康干杯……这个结尾显然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观点，曾受到谢德林的嘲笑。

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二年，屠格涅夫陆续写了八十二篇散文诗，但只有五十篇以《老年人的话》为总标题在他生前发表过。我们这里从八十二篇中选收了五十二篇。

散文诗这一体裁兼备着散文和诗的基本特点。它像散文一样自由，不受格律的约束，不分行分节，同时又具有诗的精练、意境和韵味。它可以抒情、叙事、状物、写景、说理、咏怀，可以白描和彩绘，或者将各种写法穿插融会，合为一体。有时是作者随手拈来，自然浑成，有时则经过长期的思考，才从中提炼出短短几句哲理性的格言。

屠格涅夫是在一种特殊的境况中写作散文诗的，他已走过六十来年的人生路程，体弱多病，长期鳏居异国，尽管好友波莉娜·维亚尔多夫人对他依然倾心相与，可她毕竟是有夫之妇，难以化解他的孤寂和悲愁。他那些以丧家之犬自况的告白，读来令人心酸。他在法国惟一的亲眷——他的非婚生女儿，偏偏又遇人不淑，陪嫁被挥霍殆尽，她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外出避祸。这场婚变，对她的老父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挫折。

那个时期屠格涅夫的经历和感受，不能不给他的散文诗投下浓重的暗影。作为自我写照，诗中的老人伶仃孤苦，在家由爱犬作陪，出门与小猴结伴。他偶尔信笔涂抹几句，只是消闲解闷，聊以自娱。有时追忆逝水年华，让旧日的生活再放光辉，然而今昔间的强烈反差，适足以使他产生白云苍狗的哀叹。残余的生命在不断地流逝，心脏眼看就要停止跳动。他觉得有个丑陋的老婆子紧跟在他背后，用凶恶的眼光盯着他，向他狞笑，把他赶往黑洞洞的坟墓。不过他面对死神时并未愤愤不平，也无心去设想来世的情景。描写大自然的冷漠严酷和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同样是当年屠格涅夫情绪的一种流露。

可是他没有忘记在散文诗中歌咏爱——友爱、母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仁人志士的敬爱、对不幸者和卑贱者的怜爱；当然，还有他所珍视的情爱。他也留下了少许色调明朗的篇章，又花费了一点笔墨来针砭时弊，包括某些文坛恶习在内。

总之，这部散文诗的内容是庞杂的、互相矛盾的。屠格涅夫晚年的思想感情，大都被浓缩到这些微型作品里来了。

作者在致福楼拜的一封信上说过：“在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是同时兼做评论家的。”这话当然也适用于他自己。屠格涅夫的评论涉及绘画、雕塑、音乐和演剧，重点仍在文学。

他谈《浮士德》的文章属早期论著（1845），颇有些独特的见解。他肯定《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其中充分展现了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十八世纪之间那一历史阶段。浮士德是中世纪的人，却具有近代的因素、理性和批判的因素，魔鬼梅菲斯特标志着十八世纪的否定和批判的精神。但屠格涅夫又把《浮士德》看成纯粹唯我主义的作品。因为第一，它极其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气派，而浪漫主义无非是对个性、对自我的颂扬。浪漫主义者也想解释社会，但在他们心目中，社会是为他们而存在，不是他们为社会而存在。其次，当时德国境内小邦林立，有如一盘散沙，人人为自己奔忙。浮士德同样只关心自己，他眼里没有社会和人类。第三，歌德本人的整个生活都没有超出自我，他完全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信念，《浮士德》便是从他那唯我主义的天性深处引发出来的。当屠格涅夫称他为“举世无双”的诗人时，主要着眼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屠格涅夫在其对《威廉·退尔》的评论（1843）中早已点明，尽管作为艺术家，歌德胜似席勒，而作为公民，他却比席勒逊色。但同时，歌德又是宗教改革的产儿，他卓有成效地表达了他的民族的一切追求和愿望，他的伟大正在于此。

屠格涅夫认为，《浮士德》第一部堪称从歌德内心直接倾泻出来的高水平的天才之作，它在不经意之间达到了真实，通篇浑然天成。第二部则是一些经过推敲修饰，而以调和告终的寓意故事，缺乏第一部那种奔放的热情。虽然第二部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这只能算作暂时的现象。

屠格涅夫又表示，由于时代和国情不同，俄国人不会盲目崇拜《浮士德》。他们看见一幅描摹乞丐的好画时不会首先去欣赏它的艺术性，而是痛心地想到：时至今日，乞丐尚未绝迹！

屠格涅夫有关德国作家的另一篇重要论著，是他为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别墅》俄译本撰写的序言（1868）。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内的一批欧洲作家将目光投向农民生活，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中的首倡者当推来自乡间的犹太裔奥尔巴赫。他摒弃了原有的爱好、情趣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栖身于故土的一个荒村，经常走访农家，研究其生活风习，从中找到了他一直交往的中上层市民所不曾给予他的东西，使他自幼熟悉的农村环境、人物、故事、传说和歌谣又回到他的记忆里，化为一部又一部佳作。随着农村宗法制社会的变迁，他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但主要的创作源泉仍然在于他同故乡的联系，那里才是他扎根之处。甚至在他移居首府以后，也没有中断这种联系。

除了上述三篇谈德国作家的文字以外，《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1860）也是屠格涅夫对西欧文学的一篇重要评论。

据他观察，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分别代表着人类天性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根本特点，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归入这两种典型中的一种。哈姆雷特是唯我主义者，他为自己而活着，一切从自我出发，这是他的灵魂所依附的惟一支柱。但他时刻关心的并非他应尽的义务，而是他的地位。他头脑发达，爱分析、反省、嘲讽，能意识到本身的弱点，在蔑视别人的同时又蔑视自己。他怀疑一切，缺乏信仰，也不相信自我，不过他还有否定邪恶并与之作斗争的积极一面。

相反地，堂吉诃德体现的首先是信仰，对永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信仰。为了掌握真理，实现抱负，他可以赴汤蹈火，牺牲生命。在他看来，为自己而活着是可耻的。他舍己为人，一身正气，时时闪耀出思想的光辉，然而他又荒唐可笑，有时简直像个十足的疯子。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具有明显的政论性，屠格涅夫结合五十年代末期的俄国情况来阐述这两个人物，其立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把堂吉诃德比作革命民主派，哈姆雷特则指“多余的人”。

一八六四年，屠格涅夫在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概括性的短文，断言惟一能同这位新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媲美的，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全球都已被莎士比亚征服，他的胜利比拿破仑辈和恺撒辈的胜利更牢固。当时只有俄国和德国经常演出莎剧，俄国表演艺术家莫恰洛夫以饰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罗密欧蜚声剧坛。

《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剧：〈穷新娘〉》（1852）一文，除了列举这个剧本的具体得失以外，还触及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屠格涅夫一向把真实性摆在创作的首位，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在努力“追求简朴和真实”。但屠格涅夫认为，虽说《穷新娘》除女主人公即穷新娘以外的所有人物都写得很真实，却没有达到“诗的真实”的高度。换言之，这些从现实深处撷取来的形象并未成为典型，他们没有具备“生活的必然性”，因为艺术“不应当仅仅重复生活”。

《谈谈丘特切夫的诗》（1854）篇幅不长，而内容充实。丘特切夫是屠格涅夫的前辈，二十年代初开始写诗，并以其思想、形象和语言的独创性而为文坛瞩目，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更达到创作高潮。虽然他一度倾向斯拉夫主义，但屠格涅夫对他的艺术成就仍十分推崇，曾在给诗人费特的一封信上说：“毫无疑问，谁若是欣赏不了他，那就欣赏不了诗。”一八五四年，经屠格涅夫倡议，《现代人》以增刊的形式，集中发表了丘特切夫的九十二首诗，紧接着又登出这篇评论。

丘特切夫以哲理诗名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俄国“第一个哲理诗人”，甚至他后期所作情诗中都不乏清醒的理性的分析，他的写景诗也熔自然和人、自然和人类历史为一炉，因此屠格涅夫在本文中特别重视他的诗作的思想内蕴：“他的每首诗开头都闪现出一种思想”，接着又赶紧补充道：“但是这思想却像一个光点，在深沉的感情或者说印象的影响下，时时闪光”，可又“从来都不是赤裸裸地和抽象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永远与来自心灵和自然界的形象融为一体，它被形象所渗透，同时它本身也不可分离和不可分割地渗透于形象之中”。

其次，屠格涅夫又在引用常言所说“一个作家应当像母亲怀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心头孕育自己的作品”之后，指出：伟大的思想“也不可能仅仅来自头脑，而且应当来自心灵”。“那些不是从自己的泉源中汲取来的”诗如丘特切夫的《拿破仑》等便得不到读者的喜爱。此外，屠格涅夫又就才能同作家的生活及人民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发表了一些切中肯綮的意见。

一八七一年，屠格涅夫为谢德林的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英译本写了一篇短评，竭诚荐举。这篇短评和此前不久他给谢德林的一封信，表明他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对后者的贬抑态度已变为热烈的赞许。他点出，谢德林在本书中采取的漫画式夸张手法，看似怪诞，但决没有扭曲事物的本质，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随处可见。公众接触这类作品时笑得前仰后合，却又感到好像有条鞭子在抽打自己。谢德林涉世颇深，比任何人更了解祖国。《一个城市的历史》不仅刻画了愚人城的历届瘟官酷吏，而且变成十八世纪下半期至十九世纪初叶的一部俄国社会史，有着普遍的意义。关于谢德林的为人，屠格涅夫也作了精当的述评：他表面上疾言厉色，其实很善良，重感情，恨他的固然不乏其人，爱他的更多得多。

继《一个城市的历史》短评之后，屠格涅夫又于同年（1871）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克雷洛夫，认为他是从拉封丹时代以降惟一富于独创性的寓言作家，并且比拉封丹具有更多别出心裁的想象。他自童年起，终其一生都是最典型的俄罗斯人，其思维方式、观点、感情和全部作品是真正俄罗斯的。他那带几分冷淡的幽默，说明他身上蕴涵着一种斯拉夫性格所固有的东方因素。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俄罗斯民族性，最好读读克雷洛夫寓言，这比读许多相关的著作更有益。

《给〈Le xix－c Siècle〉报编辑的信》（1880）是以法国读者为对象的。像前面那篇文章一样，屠格涅夫在这里也强调作家和本土的血肉关系：托尔斯泰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作家”，法国人读了《战争与和平》，可以更直接而正确地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的生活，这远胜于读几百部相关的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专著。《战争与和平》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而且这就是真实的俄罗斯”。

一八八○年，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宣读一篇讲稿，以庆贺即将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作者称颂普希金是俄国首屈一指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为俄国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给俄罗斯语言作了彻底的加工，使之更有力、鲜明、更富于阳刚之美，二是创立了文学，以典型的形象和不朽的声音，对俄国生活的各种潮流作出反应。虽然普希金诗歌的本质和一切属性同俄国人民的本质和属性契合一致，但他未能成为莎士比亚和歌德那样的民族诗人，因为他肩头扛着上述两项任务，负荷过重，加之环境险恶，以致华年早逝，没有取得更高的成就。

历史在前进，从屠格涅夫所谓的“文学时代”转入“政治时代”，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追求、需要和问题，普希金的名字一度被人淡忘，果戈理一跃而变成人们思想的主宰，接着又传来“复仇与悲伤”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及其追随者的声音。普希金作品的最早和最主要的阐释者别林斯基也由其他评论家接替，这批评论家的登场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屠格涅夫对四十到六十年代俄国文学演变轨迹的概括。

《为阿·康·托尔斯泰伯爵逝世致编辑的信》（1875）记述了逝者的人品和文品。屠格涅夫对他的正直和诚挚，特别是对他的“仁厚的天性”，表示衷心的敬仰，此外还重申了感恩志谢之意，因为一八五二年，当屠格涅夫由于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犯忌而被放逐时，多亏阿·康·托尔斯泰和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为之缓颊，他才得以早日恢复自由。讲到逝者的文学业绩，屠格涅夫多少有点违心，在致安年科夫等友人的书信中说得比较直率：“他是大好人，却是个平庸的作家”，对阿·康·托尔斯泰的剧本干脆全盘否定。这可未免失之偏颇了。

屠格涅夫长期流寓西欧，结交过当地文学界的许多人物，他同法国作家的关系尤其密切。

在法国老一辈名家中，他最尊崇乔治·桑。四十年代，当她以社会小说驰誉俄国的时候，屠格涅夫便是她的热烈景仰者，后来双方曾有过多次接触。而维亚尔多夫人又间接促进了这份跨国情谊，因为她和乔治·桑是三十年的故交。文学资历同乔治·桑相当的梅里美，也以其品德、学识和对作品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受到屠格涅夫的敬重。梅里美向法语世界推荐俄国作品的热情，更使他感念不忘。

屠格涅夫的法国同辈文友中，福楼拜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社会观点等方面都同他相近，七十年代他定居巴黎后，彼此过从更为频繁，他称许《包法利夫人》“是当代文学法国流派无可争议的最优秀的作品”（《迪康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力量〉序》）。这个流派就是他在莱·克拉代尔《特写和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序（1876）中所说的、旨在研究和表现典型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派。按他的说法，该派肇始于巴尔扎克，主要代表有福楼拜、左拉、埃德蒙·龚古尔等，其根本任务和纲领之一在于仔细认真地再现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屠格涅夫看来，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现实主义作家在俄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法国人并不特别重视艺术有没有真实性。

屠格涅夫为他的长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1880）向读者提供了不少有关的创作史资料，涉及《前夜》的部分记述得尤其详细。从中可以看出，他进入暮年之后，心境渐趋平和，有些观点已不同于往昔。例如一八六○年二月，他曾致信涅克拉索夫，指责杜勃罗留波夫评《前夜》的名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有失公允，言辞偏激”，并一怒之下脱离了与他长期合作过的《现代人》。二十年后回首前尘，原有的嫌隙业已消释，上述的序言坦然承认，在《前夜》引发的大量评论中“最出色的当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比照当初，态度客观多了。

本选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回忆录，其主体为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屠格涅夫撰写的《文学回忆录》，包括《代序》、《彼·亚·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回忆别林斯基》、《果戈理》以及《关于〈父与子〉》。这些文章涵盖甚广，除了缅怀故人和追叙往事，还涉及当前的重大文学现象和社会问题，带有政论和论战的色彩，已超出通常回忆录的范畴。

作者写《文学回忆录》的时候，相知最深的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早已谢世，老友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又因政见不合或其他原因而与他长期断交，一直过从较密的只有保守的安年科夫、鲍特金、费特等少数人，进步青年对他日益疏远，加之他久居西欧，难免产生漂泊落寞之感和思乡念国之情。在创作上，《父与子》和《烟》相继受到猛烈的抨击，跟《猎人笔记》和他最初几部长篇小说面世时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他每年的作品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质量明显下降，有时他甚至立意搁笔，并在《关于〈父与子〉》中说出了他对新近作者们的临别赠言。这一切凑在一起，使得《文学回忆录》也带上一种低沉、感伤、哀怨的调子。

屠格涅夫的全部回忆录中，篇幅最长、意义最重大的当推《回忆别林斯基》。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注意到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受其影响，他彻底摈弃了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一八四三年初彼此相识，一八四七年一同客居普鲁士的萨尔茨布隆，交谊更深。在那里别林斯基写下泼辣犀利的致果戈理信，屠格涅夫创作了《猎人笔记》中反农奴制倾向最强烈的《总管》与之配合；其后又在《父与子》卷首题词，纪念这位过早凋亡的畏友。依照屠格涅夫临终的愿望，他的遗体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侧。

《回忆别林斯基》主要记述作为杰出的文论家和思想家的别林斯基的言行风采，描写他怎样废寝忘食地探求真理，研究现实；当他阅读作品的时候，又如何“一下子就认清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无所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断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而有力地、信心坚强地说出它来”。他亲手扶掖了一批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内的新秀，使果戈理旗帜下的“自然派”得以迅速成长壮大。他又根据自己的体察和前人的经验，提出一套初具规模的现实主义理论，为俄国文学指明了方向。别林斯基为人的真诚淳朴，也在本篇中得到反映。

在早期反对专制农奴制度、批判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同斯拉夫派论战的时候，屠格涅夫和其他西欧主义者曾经同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一致行动。可是作者在本文中避而不谈四十年代初期以后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而用理想主义、西欧主义来概括他的全部世界观的特征，恰恰阉割了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到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革命迫在眉睫，而屠格涅夫仍然坚持其自由主义贵族的立场，只赞成君主立宪制与温和的改良，终于同别林斯基的真正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分道扬镳。不过他对革命民主派的看法是复杂的，认为他们既可笑，又可敬，上面谈《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时已经提过了。

《文学回忆录》里另一篇力作是《果戈理》，其中写了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初期和逝世前一年的果戈理。第三个阶段着墨最多，写得也格外深刻动人。

《文学回忆录》之外，屠格涅夫还著有多篇值得一读的怀旧文章，所写人物也都在俄国文化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除谢甫琴科外，其余几位可能使我国部分读者感到陌生，这里附带介绍几句。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本身不是作家，但同许多作家有往来，很关心文学界的动向。从一八三九年到逝世，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任世界史教授，对专制农奴制口诛笔伐，受到青年们爱戴。所用语言生动精练，博得“史学中的普希金”的美誉。他积极参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先是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后来加入反斯拉夫主义的论争，一再强调俄国和西欧社会发展的一致性，成为西欧派主将之一。赫尔岑、别林斯基一度与他协同战斗，但四十年代中期，在唯物主义和革命行动的问题上，双方有过分歧。

上段提及的斯坦凯维奇（1813—1840），一八三四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一八三七年去西欧养病，春秋正富时客死意大利。他出国前发表过一些诗文，但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将莫斯科大学当作据点，建立了一个研讨德国古典哲学、传布人道主义的启蒙小组，先后参加者有同学康·阿克萨科夫、别林斯基、巴枯宁、鲍特金等。斯坦凯维奇以其远见、博学、才具、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被推戴为首领，《罗亭》里的波科尔斯基再现了他的若干特点。斯坦凯维奇去国不久，小组逐渐解体，成员分别变为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别林斯基和同一时期出现于该校另一小组的赫尔岑则成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时还年轻，没有加入任何小组，一八三八年才在柏林结识斯氏，对他推崇备至。《记尼·弗·斯坦凯维奇》不过是一份朴素的传记资料，只根据这篇短文来认识他是远远不够的。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的创作道路相当曲折。早年他支持“自然派”，热心为《现代人》撰稿，所写小说《波林卡·萨克斯》维护妇女的权益和尊严，得到别林斯基等人的好评。从一八四九年起，随着政局的进一步恶化，德鲁日宁开始提倡“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艺术中的社会倾向和“社会现实主义”。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一年主编《读者文库》，使之变成唯美派的刊物，同《现代人》相对抗。他和屠格涅夫同属西欧派，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同样反对革命民主主义并脱离《现代人》，但他惋惜屠格涅夫为了文学的现实性而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华。作者在悼念德鲁日宁的演讲中涉及“纯艺术”论时，有意说得含蓄笼统，而着重谈他为清寒文化人建立的福利组织“文学基金会”。屠格涅夫也参与过该会的筹建工作，又应德鲁日宁的请求，写了《英国文学基金会的午宴》一文以供参考。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一文，记载屠格涅夫同大画家亚·安·伊凡诺夫（1806—1858）的一段交游。后者于一八三○年离开俄国，次年起定居罗马。扛鼎之作《基督显圣》是他二十余载苦心经营的成果，题材出自《路加福音》，描绘先驱者约翰在约旦河畔施洗传道，宣告救世主耶稣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场各色人等的不同反应。旨在表现人类对自由和正义、对道德重振和精神蜕变的渴望，因而超越了传统宗教画的模式，具有社会意义。全画人物众多，结构繁杂，其技法对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七年在罗马认识伊凡诺夫，对他甚为敬重，不料翌年他便溘然病逝。

在屠格涅夫缅怀故人的文字中，就记述的翔实而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仅次于《回忆别林斯基》，不过还需要略加补充。尼·伊·屠格涅夫（1789—1871）早年参加过彼得堡著名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后来兴趣转移到经济学方面，一八一八年起，成为十二月党的秘密革命组织幸福同盟和其后的北方协会创建人，属于比较温和的一派。他的理论著作和实际活动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认为农奴制不废除，政治自由和制宪行宪都无从谈起。一八二四年他出国治病，未参加次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仍被缺席判决死刑，继而改为终身苦役。他从此长期流亡西欧，直至一八五七年才获准回国探亲。赫尔岑称誉他是“为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之一，我们每次碰见这个名字都会产生深深敬爱之情”。

蒋路 1999.9

[1] 这件事成了屠格涅夫同《现代人》决裂的导火线，也是他不在该刊发表《前夜》，而将原稿转给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的真正原由。

猎人笔记

- 霍里和卡利内奇
-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 莓泉
- 县城的医生
-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 独院小地主
- 利哥夫
- 白净草原
- 美人梅奇河
- 总管
- 事务所
- 孤狼
- 两地主
- 列别迪扬
-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 死
- 歌手
-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 约会
-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 活尸
- 车轮子响
- 树林和草原

罗亭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尾声

贵族之家

- 一
- 二
- 三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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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尾声

前夜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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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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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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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父与子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烟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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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处女地

- 第一部

- 第二部

中短篇小说

- 木木
- 阿霞
- 初恋
- 草原上的李尔王
- 春潮
- 普宁与巴布林

散文诗

- 一 SENILIA

- 二 新散文诗

文论

- 《威廉·退尔》
- 《浮士德》
- 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剧《穷新娘》
- 奥伦堡省一个枪猎手的笔记
- 谈谈丘特切夫的诗
-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
- 〔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 《一个城市的历史》
- 克雷洛夫和他的寓言
- 〔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
- 〔悼念普罗斯佩·梅里美〕
- 为阿·康·托尔斯泰伯爵逝世致一位编辑的信
- 谈谈乔治·桑

- 〔给《Le XIX-e Siècle》编辑的信，谈列·尼·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 〔布特克维奇的《一个女孩的日记》〕序
- 〔《烟》单行本序〕
- 〔迪康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力量》〕序
- 〔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别墅》〕序
- 〔列·尼·托尔斯泰的《两个骠骑兵》〕
- 〔一八八○年版长篇小说集〕序

回忆录

- 代序
- 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
- 回忆别林斯基

- 果戈理（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莱蒙托夫，扎戈斯金）

- 关于《父与子》
- 谈谈格拉诺夫斯基
- 〔回忆尼·弗·斯坦凯维奇〕
- 英国文学基金会的午宴
- 〔纪念亚·瓦·德鲁日宁〕
-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
-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
- 〔回忆谢甫琴科〕

猎人笔记

丰子恺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一卷译出。

霍里和卡利内奇

凡是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1]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2]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鹬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3]的作品和小说《平娜》[4]；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5]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6]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7]，”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8]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9]，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于是，他就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里。”

“那么，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加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硬说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马上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矮的农舍旁边停下，大声叫唤：“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传出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走了；出了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赶上了我们，他身材又高又瘦、小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儿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卢特金先生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情挺愉快、挺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子却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几次同我谈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低三下四的态度；可是他照顾主人却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酷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戴一只有网眼的罩子，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和的蜜汁，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把勺子。我对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在长久的奔波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合上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闲逛，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着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办交涉，必须进城去。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还在这耕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里家去弯弯，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矮身材、肩膀宽阔、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里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霍里。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10]：高高的有疙疸的前额，小眼睛，翻孔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还是那个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拳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分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里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霍里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11]，就都管得着霍里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干脆去做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可有主意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留下来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费佳，你和她们一块儿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一刻钟以后，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芳香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费佳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来到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神气十足地向它狂吠；一只猪闷声闷气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盹了。

清早，费佳叫醒了我。我觉得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老霍里也最宠爱他。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打趣。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里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边坐下。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和我的老伴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照老样子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夏嘛，他年纪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费佳回驳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着银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老爷家的那些丫头们鬼混。……‘得了吧，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力，”霍里认真地说，“老婆是庄稼汉的用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

“不用说啦，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们这班人的心事我们都懂得。”

“既然这样，那你就给我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

“唉，得了，得了，你这顽皮家伙。你瞧，我们把老爷吵得心烦了。我会给你娶亲的，别耽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还不懂得规矩。”

费佳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走进屋子，手里拿着一束野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里的。老头儿亲热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利内奇，我实在料不到农民也有这种“温情”。

我这一天出门打猎，比平常迟了约四个钟头；此后的三天，我都住在霍里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我的兴味。不知道我凭什么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谈话。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的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相似之处。霍里是一个积极有为、讲求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纯理性的人；卡利内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富有热情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里理解现实，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利内奇则穿着树皮鞋，勉强度日。霍里有一个人丁兴旺、顺从和睦的大家庭；卡利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怕她，压根儿没生过孩子。霍里看透波卢特金先生的为人；卡利内奇则崇拜他的主人。霍里爱卡利内奇，常常庇护他；卡利内奇爱霍里，并且尊敬他。霍里很少讲话，脸上现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功夫；卡利内奇说话很热情，却并不像厂里伶俐的工人那么能说会道……但是卡利内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里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镇惊、愈疯，他又能除虫；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12]霍里当我面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马牵进马厩里去，卡利内奇就诚心诚意、一本正经地履行这老怀疑主义者[13]的嘱托。卡利内奇接近于自然；霍里则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喜欢议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霍里则自命不凡，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识。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辆样式特殊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这马车上坐着一个穿长外衣的人，在卖大镰刀。倘用现钱买，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14]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都向他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钱把镰刀买进，然后按同样的价钱赊售给农人们；哪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变得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无数遍地问那狡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婆娘们参与其事，为了她们的好处，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揍她们一顿。但是最使得婆娘们吃亏的，是在那种场合：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获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婆娘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婆娘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婆娘们更发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合算，就把家里的大麻纤维，特别是大麻雄株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民也学乖了，略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鹰”来到的风声，他们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预防。事实上，这不是丢人的事吗？卖大麻纤维是他们男人的事，——而且他们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没有带秤，规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15]计算——可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做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个阅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们奥廖尔人所说）的人，着实听到了不少。但是霍里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话。他知道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利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利内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描述；而霍里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问：“他们那里也跟我们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利内奇这样惊叹；霍里则不开口，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传达给你们，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自己的力量和坚毅精神，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敢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里所说，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霍里凭借他自己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照农人们的说法在别人是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里谈话，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而聪明的谈吐。他的知识，就他的身分而论，是相当广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利内奇却会。“这个吊儿郎当的人会识字呢，”霍里说，“他养蜜蜂也顺利，从来不大批死掉。”“你让自己的孩子们识字吗？”霍里沉默了一会，说：“费佳识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话头转到别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轻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挖苦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爱吵闹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骚，骂人；儿子们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妇们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想庇护媳妇们，企图唤起霍里的怜悯心；但是他沉着地回驳我说：“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娘儿们去吵嘴吧……劝解她们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讨烦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拨火棍殴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屋檐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里所说——“骂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就乖乖地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然而特别有趣味的，是听卡利内奇和霍里谈到波卢特金先生时的争论。“喂，霍里，在我面前你不要议论他，”卡利内奇说。“那么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驳。“嗨，靴子！我要靴子做什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说到这里，霍里就抬起脚来，把那双仿佛是犸猛皮制的靴子给卡利内奇看。“唉，你是和我们不同的啊！”卡利内奇回答。“那么，至少买树皮鞋的钱总得给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约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鞋钱的。”“是的，去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懊恼地转过脸去，霍里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利内奇唱歌唱得很悦耳，还弹了一会三弦琴。霍里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跟着他唱出悲哀的声音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费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伤心起来了？”霍里只管用手托着腮帮子，闭着眼睛，继续诉说他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劳：他不断地忙着——修理马车呀，支撑栅栏呀，检查挽具呀。不过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指出了，他回答我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气味。”

“你看，”我回驳他，“卡利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

“蜂房里要是不干净，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

“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的。”“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吗？”“是啊。”“大概弄枪的时候多吧？”“的确是这样。”“那很好，老爷；你就打打松鸡吧，可是领班得常常调换。”

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儿分别，觉得依依不舍。我和卡利内奇一同坐上马车。“再见了，霍里，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红光。“明天准是好天气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这样说。“不，要下雨了，”卡利内奇回驳我，“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而且草的气息特别浓。”我们的车子走进了丛林。卡利内奇坐在驾车台上，身体颠动着，嘴里轻轻地哼起歌来，眼睛一直望着晚霞……

下一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的家。

[1] 俄国的农奴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役租制（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农奴；一种是代役租制（交纳田租）的农奴。

[2] 1俄里合1.067公里。

[3]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3—1815），俄国二流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

[4] 《平娜》是俄国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在一篇论文里严厉地讥讽这小说，称它为“胡言”。

[5] 一种清凉饮料。

[6] 苏兹达尔是乌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其地出产廉价的木版画。

[7] 俄语中“霍里”（хорь）是“黄鼠狼”的意思。

[8] 1俄亩合1.093公顷。

[9] 尼古拉·库兹米奇是波卢特金的父亲的名字和父名。

[10]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11] 霍里所指的是剃掉胡子的绅士，主要是官吏。在屠格涅夫所描写的时代，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严禁他们蓄须的。

[12] 照迷信的说法，有些人的手是吉利的，会给人带来幸福和成功；因此常有人请他们用吉利的手来把新买的马牵进院子里、马厩里去，或者请他们安置新的蜂房等等。

[13] 怀疑主义者，指多疑心的人，凡没有证实的事他都不肯相信。

[14] 1卢布等于100戈比。

[15]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的名称。1普特合16.38公斤。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出去“守击”……可是什么叫做守击，恐怕我的读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诸君，请听我说。

春天，在太阳落山前一刻钟，你背着枪，不带狗，到树林里去。你在靠近树林边缘处给自己找一个地方，向四周探望一下，检查一下弹筒帽，对同伴互相使个眼色。一刻钟过去了。太阳落山了，但是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澄澈；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嫩草像绿宝石一般发出悦目的光彩……你就等待着。树林内部渐渐暗起来；晚霞的红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移动，越升越高，从几乎还未生叶的低枝移到一动不动的、沉睡的树梢……一会儿树梢也暗起来；红色的天空开始发蓝。树林的气息浓烈起来；微微地发散出温暖的湿气；吹进来的风在你身边静息了。鸟儿睡着了——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迟早也不同：最初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鸟，接着是白鸟。树林里越来越暗。树木融合成黑压压的大团块；蓝色的天空中羞怯地出现了最初的星星。鸟儿全都睡着了。只有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懒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叫声……一会儿它们也静寂了。又一次在你头上发出柳莺的响亮的叫声；黄鹂在某处凄惨地叫了一阵，夜莺开始歌唱了。你等得心焦了，忽然，——但是只有猎人才能了解我的话，——忽然从深沉的静寂中传出一种特殊的喀喀声和咝咝声，听见急促而匀称的鼓翼声，——就有山鹬优雅地低垂着它们长长的嘴，从阴暗的白桦树后面轻快地飞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叫做“守击”。

我就和叶尔莫莱出去守击。但是对不起，诸君，我得先把叶尔莫莱给你们介绍一下。

请想象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人，身材高瘦，鼻子细长，前额狭窄，眼睛灰色，头发蓬松，嘴唇宽阔，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个人无冬无夏都穿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外衣，但是腰里系着一根带子；穿着蓝色的灯笼裤，戴着一顶羔皮帽子，这是一个破落地主高兴时送给他的。腰带上系着两只袋：一只袋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霰弹；另一只袋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麻屑，叶尔莫莱是从自己头上那顶百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他卖野味所得的钱，本来很可以替自己买一只弹药囊和一只背袋，但是他根本从来想不起买这类东西，只管照他原来的方法装火药。他有本领避免霰弹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险，其手法之敏捷，使得旁观者都吃惊。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又有猛烈地“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总是比左颊肿大。他怎样能用这支枪来打中野味，连机敏灵巧的人也想不出来，但是他竟会打中。他还有一条猎狗，名叫瓦列特卡，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家伙。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发表议论说，“况且狗是聪明的畜生，自己会找吃的。”果然，瓦列特卡的过分的瘦瘠虽然使得不相干的过路人看了也会吃惊，但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久；不管它的境遇如何不幸，它却从来没有一次逃走过，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想离弃它的主人的意思。只是它年轻时有一回为恋爱所迷惑，出走过两天；但是这种傻气不久就消失了。瓦列特卡最优秀的特性是，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的不可思议的冷淡……如果现在所讲的不是狗，那么我将用“悲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它通常把短尾巴压在身子下面坐着，蹙着眉头，身体时时颤抖，而且从来不笑。（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它长得丑极了，空闲的仆役，只要一有机会，就恶毒地嘲笑它的相貌；但是对于这一切嘲笑甚至殴打，瓦列特卡都用可惊的冷漠来忍受。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忍饥挨饿的嘴脸伸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的门里去的时候，厨子马上放下工作，大声叫骂着追赶它，这给厨子们带来特别的快乐。在出猎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不知疲劳，又有相当灵敏的嗅觉；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远远地避开那个用一切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土语怒骂着的叶尔莫莱，在绿色灌木丛下阴凉的地方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得一根骨头都不剩。

叶尔莫莱是我的邻居中一个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鹬鸟”，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鸟，他们陷入了俄罗斯人当自己不大懂得该怎样做时所特有的狂热状态中，便想出一种离奇古怪的调味品来，使得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观望端上来的菜，却决不敢尝一尝味道。主人命令叶尔莫莱每月送两对松鸡和鹧鸪到主人的厨房里，却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靠什么过活。人们都不要他帮忙，把他看作一个什么事都干不了的人——就像我们奥廖尔地方所谓的“窝囊废”。火药和霰弹当然都不发给他，这是完全仿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规律。叶尔莫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很喜欢说话，样子散漫而笨拙；嗜酒如命，到处住不长久，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摇摇摆摆，——这样拖着两条腿，摇摇摆摆地走，一昼夜可以走大约五十俄里的路。他经历过极多样的冒险：在沼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过夜，不止一次地被关闭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屋里，失去了枪、狗和最必需的衣服，长久地被人痛打，——然而过了不久，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他的心境虽然差不多经常是很不错的，但不能称他为快乐的人；一般说来他看上去是个怪人。叶尔莫莱喜欢跟好人聊天，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但是并不持续长久，往往站起身来就走了。“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已经夜深了呢。”“到恰普利诺去。”“你到十俄里外的恰普利诺去干吗呀？”“到那边的庄稼汉索夫龙家里去过夜。”“在这儿过夜吧。”“不，不行。”叶尔莫莱就带着他的瓦列特卡，在黑夜里穿过灌木林和水洼而去了；可是，庄稼汉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里去，而且说不定会打他一个耳光，对他说：不要打扰守本分的人。然而叶尔莫莱有一些巧妙的本领，没有人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感觉找寻野味，招引鹌鹑，驯养鹞鹰，捉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鹃飞渡”[1]的夜莺……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就是训练狗；他没有这种耐性。他也有过老婆。他每星期到她那儿去一回。她住在一所破旧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勉勉强强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从来不晓得明天能不能吃饱，一直经受着悲惨的命运。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的、好心肠的人，对待她却残酷而粗暴，他在家里装出威风而严肃的态度，——他那可怜的妻子不知道怎样去讨好他，看到丈夫的眼色就发抖，常常拿出最后一个戈比来替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的时候，她就卑躬屈节地替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无意之中露出一种阴险的凶相，我不喜欢他把打伤的鸟咬死时脸上的表情。可是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住过一天以上；一到了别的地方，他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方圆一百俄里以内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下级的仆役都感到自己比这个流浪人优越；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对他都很亲热。农人们起初都喜欢追赶他，像抓田野里的兔子一样抓他，但是过后又放了他，一知道他是一个怪人，就不再跟他为难，甚至给他面包，跟他聊起天来。……我就是拉了这个人来作打猎的伙伴，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2]岸上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守击的。

俄罗斯有许多河流像伏尔加河一样，一边的岸是山，另一边的岸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小的河非常曲折，蜿蜒如蛇，没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峻峭的山冈上望下来，可以看见约十俄里流域内的堤坝、池塘、磨坊、菜园，周围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伊斯塔河里的鱼是无数的，大头尤其多（农人们热天常在灌木丛底下用手抓这种鱼）。一些小小的沙钻鸟啾啾地叫着，沿着处处有清凉泉水的崚嶒的河岸飞过；野鸭浮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地向四周顾盼；苍鹭屹立在水湾峭壁下的阴影里……我们守击了大约一小时，打中了两对山鹬，想在太阳出来以前再来碰碰运气看（早晨也可以守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过一夜。我们从树林里走出来，跑下山冈去。河里荡漾着深蓝色的水波；空气由于夜雾弥漫而浓重起来。我们敲门。院子里有几条狗叫起来。“是谁？”里面传出一个沙哑的、瞌睡懵懂的声音。“是打猎的，让我们借宿一夜吧。”没有回答。“我们会付钱的。”“让我去问问主人，……嘘，可恶的狗！……还不给我死掉！”我们听见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门口来。“不行，”他说，“主人不让你们进来。”“为什么不让呢？”“他害怕，因为你们是打猎的，说不定会把磨坊烧掉，你们带着弹药呢。”“真是胡说八道！”“我们的磨坊前年已经烧过一回，有几个牲畜贩子来过夜，也不知他们怎么一来就烧起来了。”“可是，老兄，我们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由你们了……”他说着，竟自进去了，只听见靴子的响声。

叶尔莫莱狠狠地咒了他。“我们到村子里去吧，”最后他叹一口气，这样说。但是到村子里有两俄里光景……“在这里过夜吧，”我说，“就在外面，今天夜里很暖和；给一点钱，磨坊主人会送麦秆出来给我们的。”叶尔莫莱不加抗辩地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要干什么呀？”又传出那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的了。”我们把我们的要求对他说了。他进去跟主人商量了一会，就和主人一起回来。边门呀的一声开了。磨坊主人走出来，他的身材高大，脸胖胖的，后脑像公牛一样，肚子又圆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离开磨坊百步之遥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风的小小的敞棚。他们替我们送麦秆和干草到这里来；那个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茶炊，蹲下身子，使劲地向管子里吹气……炭着了，清楚地照亮了他那年轻的脸。磨坊主人跑去叫醒他的妻子，终于自己提出，请我到屋里去过夜；但是我倒喜欢宿在露天。磨坊主妇给我们拿来了牛奶、鸡蛋、马铃薯、面包。茶炊很快烧开了，我们就喝茶。河面上升起水汽，没有风；周围有秧鸡的啼声；水车轮子的附近发出微弱的声音，这是水点从轮翼上滴下来，水通过堤坝的闩渗出来的声音。我们生起一堆小小的火。当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的时候，我得暇打了一个瞌睡……轻微而小心的絮语声使我醒过来。我抬起头来，看见火堆前面，在倒放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正在和我的猎伴谈话。我先前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中就已经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仆——不是农家妇女，也不是小市民家的女子；但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见了她的容貌。她看来大约有三十岁；消瘦而苍白的脸上还保留着非常的美丽的痕迹；我尤其喜欢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支在膝上，手托着腮。叶尔莫莱背向我坐着，正在把木柴添进火里去。

“热尔图希纳又有兽疫流行，”磨坊主妇说，“伊万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啦……天可怜哪！”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之后问。

“活着呢。”

“能给我一头小猪就好了。”

磨坊主妇沉默了一会，后来叹一口气。

“跟您一起来的是谁？”她问。

“科斯托马罗沃的老爷。”

叶尔莫莱把几根枞树枝丢进火里；树枝马上一齐发出哔声，白色的浓烟直冒到他脸上。

“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

“他害怕。”

“嘿，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林娜·季莫费耶夫娜，拿这么一小杯酒来给我喝喝吧！”

磨坊主妇站起来，在黑暗中消失了。叶尔莫莱低声地唱起歌来：

我为找情人，

靴子都踏穿……

阿林娜拿着一个小瓶子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身起来，画了一个十字，一口气喝干了酒。“好滋味！”他说。

磨坊主妇又坐在木桶上了。

“怎么样，阿林娜·季莫费耶夫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吗？”

“常常生病。”

“怎么搞的？”

“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

“老爷大概睡着了，”叶尔莫莱略略沉默了一会，这样说。“你不要去看医生，阿林娜，看了反而不好。”

“我是没有去呀。”

“到我家里来玩玩吧。”

阿林娜低了头。

“到那时候我就把我那口子，把我那老婆赶出去，”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了好，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马铃薯烤好了呢。”

“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实的仆人冷淡地说，“他跑路跑多了，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上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身，走到我旁边。

“马铃薯烤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里走出来；磨坊主妇从木桶上站起身，想走开。我就跟她谈起话来。

“你们这磨坊租了很久了吗？”

“从三一节[3]租起的，已经第二年了。”

“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林娜没有听清楚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什么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了声音，重复说一遍。

“是别廖夫人。他是别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别廖夫人吗？”

“不，我是地主的人……以前是地主的人。”

“谁的？”

“兹韦尔科夫先生的。现在我是自由身子了。”

“哪一个兹韦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雷奇。”

“你不是他太太的丫头吗？”

“您怎么会知道？——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望阿林娜。

“我认识你家老爷，”我继续说。

“您认识？”她轻声地回答，低下了头。

必须告诉读者，我为什么带着这样的同情望望阿林娜。当我逗留在彼得堡的时候，偶然和兹韦尔科夫先生相识了。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博学和干练著名。他有一个胖鼓鼓的、多情善感、好哭而凶狠的妻子——是一个庸俗而难以相处的女人；还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娇生惯养而又愚蠢。兹韦尔科夫先生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宽阔的、几近于四方的脸上，像鼠眼一样的一双小眼睛狡猾地望着人，又大又尖的翻孔鼻向前突出；剪短了的斑白头发像鬃毛一样矗立在多皱纹的额上，薄薄的嘴唇不断地牵动，作出过于甜蜜的微笑。兹韦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坐了马车到城郊去。我们谈起天来。兹韦尔科夫先生算是一个老练而能干的人，开始指导我“真理之道”了。

“请允许我给您指出，”最后他尖声尖气地说，“你们所有的青年人，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不假思索地判断和解释；你们都不大懂得自己的祖国；先生，你们对于俄罗斯并不熟悉，的确是这样的！……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譬如说现在，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到关于那个，喏，就是关于家仆的话……很好，我没有异议，这一切全都很好；可是您没有理解他们，没有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兹韦尔科夫先生大声地擤鼻涕，又嗅了嗅鼻烟。）譬如说，让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您听，这也许会引起您的兴趣。（兹韦尔科夫先生咳嗽一下，清一清嗓子。）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比她更善良的女子，恐怕很难找到了，您总该承认吧。她的侍女们过的简直不是人间的生活，而是天国出现在眼前了……但是我的太太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不用已经出嫁的侍女。这确实是不适宜的：生了孩子，这样，那样，这侍女怎么还能够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生活习惯呢？她已经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是人之常情。喏，有一次我们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是哪一年的事，让我仔细想想，哦，这是十五年前的事。我们看见村长那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挺可爱的；而且，您知道，态度也很讨人喜欢。我的太太就对我说：‘可可，——您知道吗，她是这样称呼我的，——我们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可可……’我说：‘很好，带她去吧。’那村长，不消说，给我们跪下了；您可知道，这种幸福是他所梦想不到的……那个女孩子么，当然无端地哭了一阵子。这在起初确实是难受的：要离开父母的家……总而言之……这原是不足怪的。可是她不久就跟我们搞熟了；起初让她住在侍女室里；当然教养她。您知道怎样？……这女孩子表现出惊人的进步；我的太太简直偏爱她，赏识她，终于撇开了别的人，把她升为贴身侍女了……您瞧！……可也得替她说句公道话；我的太太以前还不曾有过这么好的侍女，从来不曾有过；这女孩子殷勤、谦逊、顺从——简直一切都好。可是，老实说，我的太太也过分宠爱她了；给她穿好衣服，给她吃和主人一样的菜，给她喝茶……真是无微不至！她这样地服侍了我太太大约十年。忽然，有一天，请您想象，阿林娜——她名叫阿林娜——没有禀告就走进了我的书房，——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了……这件事，我坦白告诉您，在我是不能忍受的。一个人决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身分，对不对？‘你有什么事？’‘老爷，亚历山大·西雷奇，请您开恩。’‘什么事呢？’‘请允许我出嫁。’老实告诉您，我吃了一惊。‘傻子，你可知道太太没有别的侍女啊？’‘我会照旧服侍太太。’‘胡说！胡说！太太是不用已经出嫁的侍女的。’‘马拉尼亚可以替我的。’‘别打这种主意吧！’‘听您的吩咐……’老实说，我简直发愣了。告诉您，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敢说，对我的侮辱，没有比忘恩负义更厉害的了……不必再告诉您——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她的善良是难以形容的……即使是恶人，也会怜惜她的。我把阿林娜赶出房间去。我想，她也许会回心转意的；您可知道，我不愿意相信人家会有忘恩负义的恶行。可是您猜怎么着？过了半年，她又来对我提出同样的请求。这时候我实在生气了，我赶她出去，威胁她，说要告诉太太。我愤慨得很……但是请您想象我是多么吃惊：过了一些时候，我的太太流着眼泪来看我，她激动得很厉害，简直吓了我一跳。‘出了什么事？’‘阿林娜……’您可知道……我说出来也难为情。‘不会有的事！……是谁呢？’‘是听差彼得鲁希卡。’我气坏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喜欢马虎！……彼得鲁希卡……并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来他没有罪。至于阿林娜，唉，这，唉，唉，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当然喽，我马上吩咐把她的头发剃掉，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发送到乡下去。我的太太失去了一个好侍女，可是没有办法，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总是不能容忍的。烂肉还是割掉的好！……唉，唉，现在您自己去想吧，——您是知道我的太太的，这岂不是，这，这……简直是一个天使！……她对阿林娜真是依依不舍，阿林娜知道这一点，可是竟不知耻……啊？不，您说……啊？这还有什么可说呢！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了。我呢，我自己为了这姑娘的忘恩负义也伤心气愤了很久。无论如何，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人情的！你无论怎样喂狼，它的心总是向着树林的……这是对将来的一个教训！不过我只是要向您证明……”

兹韦尔科夫先生没有结束他的话，便转过头去，坚强地抑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把身子更紧地裹在他的斗篷里了。

读者现在大概已经懂得我为什么带着同情望着阿林娜了。

“你嫁给磨坊主已经很久了吗？”最后我问她。

“两年了。”

“怎么，难道是老爷允许你的吗？”

“是出钱赎身的。”

“谁出钱的呢？”

“萨韦利·阿历克谢伊维奇。”

“这人是谁？”

“是我的丈夫。（叶尔莫莱暗自微笑一下。）是不是老爷对您说起过我？”阿林娜略微沉默一下之后又这样问。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阿林娜！”磨坊主人在远处叫唤。她就站起来走了。

“她的丈夫人还好吗？”我问叶尔莫莱。

“还不错。”

“他们有孩子吗？”

“有过一个，可是死了。”

“怎么，磨坊主看中了她，还是怎么的？……他赎她出来花了很多钱吗？”

“那倒不知道。她能读会写；在他们的业务上，这一点……这个……是很有用的。所以他看中了她。”

“你跟她早就认识的吗？”

“早就认识。我从前常常到她主人家里走动。他们的庄园离这儿不远。”

“听差彼得鲁希卡你也认识吗？”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吗？当然认识的。”

“他现在在哪儿？”

“当兵去了。”

我们静默了一会。

“她似乎身体很不好？”最后我问叶尔莫莱。

“身体真坏呢！……明天的守击多半是很好的。现在您不妨睡一会儿。”

一群野鸭啾啾地叫着，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听见它们在离我们不远的河面上降落了。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渐渐地冷起来；夜莺在树林里响亮地叫着。我们把身体埋在干草里，就睡着了。

[1] 爱好夜莺的人都熟悉这些名称：这是夜莺歌声中最美妙的“曲节”。——原注

[2] 伊斯塔河是奥卡河的支流，流经图拉省过去的别列夫斯克县。

[3] 三一节是宗教节日，在每年夏季耶稣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

莓泉

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难当。在这时候，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最坚决、最热心的人也不能出猎，最忠心的狗也开始“舐猎人的马刺”了，这就是说，痛苦地眯着眼睛，尽量地伸出舌头，一步一步地跟在主人后面；主人责备它，它只是委屈地摇着尾巴，脸上露出狼狈的神情，但是决不肯走在前面。有一回，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很想到一个阴凉地方去躺一下，即使一会儿也好，然而一直克制着；我那不知疲倦的狗继续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探索了很久，虽然它自己明知道这种热狂的行动不会发生什么效果的。窒息的炎热终于逼得我考虑到保留我们最后的体力和能力。我好容易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读者所已经熟悉的伊斯塔小河边，走下峭壁，踏着潮湿的黄沙，向着以“莓泉”闻名于附近各处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邃的峡谷的裂缝中涌出，在二十步以外，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绝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两边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水附近是一片短短的、天鹅绒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线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那清凉的、银色的水面。我走到泉水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制的勺子，这是一个过路的农民为了方便大家而留下来的。我饱饮了泉水，躺在荫处，向四周眺望。这泉水流入河中时形成一个水湾，因此那地方经常是一片涟漪；在这水湾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背向着我。其中一个体格十分结实，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整洁的上衣，戴着一顶绒毛便帽，在那里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混纺棉布外衣，没有戴帽子，捧着一罐鱼饵放在膝上，时时用手抚摸自己的白发苍苍的小脑袋，仿佛是不要让它晒到太阳。我更仔细地向他凝神一看，认识这人是舒米希诺的斯乔普什卡。请允许我把这个人介绍给读者。

离开我的村子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舒米希诺，那里有一座为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砖砌教堂。这教堂的对面，曾有一所宏大的地主邸宅在这里显赫一时，邸宅周围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民众用的秋千，和其他多少有些用处的建筑物。在这邸宅里曾经住着一家豪富的地主，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忽然有这么一天，这些财产全部付诸一炬。主人们迁往别处去了；这院落就此荒废。一片宽阔的瓦砾场变成了菜园，处处堆着砖头——从前的屋基的遗迹。他们用幸免于火灾的原木草草地钉成一间小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买来的船板作屋顶，就派园丁米特罗凡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和七个小孩住在这屋子里。米特罗凡被指令把青菜野蔬供给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阿克西尼娅则受命看管一头蒂罗尔种的母牛，这头母牛是出了重价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可惜丧失了再生产的任何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以后，不曾有过牛奶；还有一只有冠子的灰色雄鸭——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给她照管；孩子们因为年纪还小，不指定他们任何职务，然而这使得他们完全变成了懒人。我曾经有两次在这园丁家宿夜；路过的时候我常常向他买黄瓜，这些黄瓜天晓得是什么缘故，即使在夏天就已经长得特别大，淡而无味，皮厚而黄。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斯乔普什卡的。除了米特罗凡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的独眼妻子小屋里的、年老耳聋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以外，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因为我所要介绍给读者的斯乔普什卡，不能把他看做一般的人，尤其不能把他看做家仆。

凡是人，在社会里总有不论怎样的地位，总有不论怎样的关系；凡是家仆，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口粮”；斯乔普什卡却实在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补助，一个亲戚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调查中恐怕也未必有他这个人。有一种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在某时当过某人的随从；然而他是谁，什么地方人，谁的儿子，怎样会当了舒米希诺的居民，怎样会获得那件混纺棉布的、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关于这些，绝对没有人知道一点儿，而且，老实说，谁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有知道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的特罗菲梅奇老大爷有一次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载来的一个土耳其女子，是斯乔普什卡的亲戚。在节日，照俄罗斯旧俗用荞麦馅饼和绿酒普遍地布施并款待众人的日子，——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乔普什卡也不走到摆设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来，不行礼，不走近老爷去吻他的手，不在老爷面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注满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肠的人走过他旁边，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送给这个可怜的人。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1]，但是他不卷起油污的衣袖，不从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红蛋[2]，不喘着气，眨着眼睛，把这蛋呈献给少爷们或者竟呈献给太太。他夏天住在鸡窝后面的贮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严寒的时候，他在干草棚里过夜。人们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话；而他自己，也好像有生以来不曾开过口似的。火灾之后，这个被遗忘了的人栖身于——或者像奥廖尔人所说，“耽搁”在——园丁米特罗凡家里了。园丁不理睬他，不对他说“你住在我家里吧”，可是也不撵他出去。斯乔普什卡其实也并不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里。他来往行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打喷嚏和咳嗽的时候，害怕似地用手掩住嘴巴；他老是像蚂蚁一样悄悄地张罗奔忙；而一切都是为了口，只是为了口。的确，如果他不是这样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的斯乔普什卡一定饿死了。所苦的是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口！斯乔普什卡有时坐在围墙下啃萝卜，或者吮吸着胡萝卜，或者俯身剥一棵肮脏的白菜；有时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一个地方去；有时在一只沙锅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取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进锅里去；有时在自己的贮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敲着，钉上钉子，做成一个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事都静悄悄地，仿佛是秘密的：你向他一看，他就隐藏起来。有时，他忽然离开了两三天；当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不在……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又在栅栏旁边偷偷地把劈柴塞进铁架子底下去。他的脸很小，小眼睛发黄，头发一直挂到眉毛上，鼻子是尖的，耳朵很大，而且透明，好像蝙蝠耳朵，胡子仿佛是两星期以前剃的，永不更短或更长。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斯乔普什卡和另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们跟前，打一个招呼，就在他们身旁坐下。斯乔普什卡的同伴原来我也认识的：这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已获自由的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作“雾”。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博尔霍夫小市民——我屡屡投宿的旅店的老板——那里。在奥廖尔的大道上经过的年轻官吏和别的有闲的旅客（埋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现在还可以看见离开特罗伊茨科耶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完全荒废了的、屋顶倒塌、窗子钉死了的二层木造大楼房突出在路旁。在阳光明丽的晴天的正午，比这废墟更凄凉的东西是想象不出的了。在这里，很久以前曾经住过以好客著名的豪富的达官贵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有时全省的人都会集到他家里来，他们在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跳舞，尽情地行乐；到现在，经过这荒废了的贵族邸宅而叹息并回想过去的岁月和逝去的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人而已。伯爵长时间地举行宴会，长时间地在许多献媚的宾客中间往来周旋，和蔼地微笑；但是不幸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挥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到彼得堡去给自己找职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已获得自由证。这人大约有七十岁光景，相貌端正而愉快。他差不多经常微笑着，在现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3]的人能作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庄严；说话的时候嘴唇慢慢地突出，慢慢地缩进去，和蔼地眯着眼睛，说话略带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在做一件大事情。

“喂，怎么样，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我开始说，“钓了很多鱼吧？”

“喏，请往鱼笼里瞧一瞧：已经钓着了两条鲈鱼，还有大头，大概是五条吧……斯乔普什卡，拿来看看。”

斯乔普什卡把鱼笼递给我看。

“斯乔普什卡，你近来过得怎么样？”我问他。

“没……没……没……没……没什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乔普什卡讷讷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似的。

“米特罗凡身体好吗？”

“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把脸转过去了。

“不大肯上钩啊，”“雾”说起话来，“天太热了；鱼都躲在树荫底下睡觉了……替我装一个鱼饵吧，斯乔普什卡。（斯乔普什卡拿出一条虫来，放在手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子，装在钩子上，吐上几口唾沫，递给了“雾”。）谢谢你，斯乔普什卡……老爷，您，”他向着我继续说，“是打猎吗？”

“是啊。”

“唔，……您的猎狗是阴（英）国种呢，还是富尔良种[4]？”

老头儿喜欢乘机卖弄自己，仿佛在说：“我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可是很好。”

“唔，……您出门也带猎狗吗？”

“我有两群猎狗。”

“雾”微笑一下，摇摇头。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狗，可是有的人送给他也不要。照我的浅见，养狗主要可说是为了体面……一切都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看狗的人也应该有气派，一切都要有气派。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打猎的，可是他养着狗，而且每年出门打猎一两次。穿着有金银镶带的红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来；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们就把马牵给伯爵大人；伯爵大人上了马，猎户头目把伯爵大人的脚塞进马镫里，脱下帽子，把马缰绳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抽起鞭子来，看狗人齐声吆喝，走出院子去。马僮跟在伯爵后面，用绸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爱犬，就这么照料着……这马僮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子上，红光满面，一双大眼睛骨溜溜地转来转去……那时候当然还有许多客人。又是娱乐，又有荣誉……啊哟，给挣脱了，这家伙！”他拉拉钓鱼竿，突然这样说。

“听说伯爵一生过得很阔气，是吗？”我问。

老头儿在鱼饵上吐几口唾沫，抛出了钓钩。

“自然，他是一位达官贵人。常常有可说是第一流的人物从彼得堡来拜访他。他们往往系着浅蓝色的绶带坐在桌子面前进餐。伯爵真是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时他叫我去：‘雾，’他说，‘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替我办到，听见吗？’‘听见了，大人。’绣花的外衣、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花露水、鼻烟壶、大幅的油画，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伯爵举行起宴会来，——天啊，真不得了！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甚至还放大炮。单说乐队，就有四十个人。用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可是这德国人傲慢起来，要和主人家同桌吃饭。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赶走，他说，我家的乐队没有指挥也懂得奏乐的。自然喽，这是老爷的权力。一跳起舞来，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兹[5]和玛特拉杜尔[6]……嗳……嗳……嗳……好家伙上钩了！（老头儿从水里拉起一条小鲈鱼来。）拿去，斯乔普什卡。——老爷毕竟像个老爷的样子，”老头儿又抛出钓钩，继续说，“他的心地也很善良。有时他打你，——可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只是一件事：就是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晓得！就是她们搞得他破产了。要知道她们大都是从下等人里挑出来的啊。其实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可是不，哪怕你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她们！按说么：为什么不可以如意称心地过日子呢？——这本是老爷分内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库林娜；现在她已经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真是一个泼妇！有时还打伯爵的嘴巴呢。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为了他在她的新衣服上溅了些可可……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嗳……可是无论怎样，那时候真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一口气，补说了最后这句，然后低下头，不说话了。

“照我看来，你家的老爷很严厉吧？”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我开始说。

“在那时候这是风尚呀，老爷，”老头儿摇摇头，反驳我。

“现在没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视着他，这样说。

他向我瞟一眼。

“现在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地说，把钓钩远远地抛了出去。

我们坐在树荫底下；但是树荫底下也很闷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火热的脸愁苦地等候着风，但是风不来。太阳在蓝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连一根麦穗都不动摇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懒洋洋地在那里摇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鱼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蚱蜢在焦黄色的草里叫着；鹌鹑懒洋洋地啼着；鹞鹰平稳地在旷野上面翱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把尾巴展成扇形。我们被炎热所压迫，一动不动地坐着。忽然从我们后面的溪谷里传来声音：有人正向着泉水走下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年约五十岁的、风尘满面的农人，穿着衬衫，踏着树皮鞋，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和一件上衣。他走到泉水边，贪馋地喝够了水，然后站起身。

“啊，是弗拉斯！”“雾”向他一看，叫起来，“你好，老兄。从哪儿来？”

“你好，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那农人说着，走到我们跟前，“我从远地方来。”

“你到哪儿去过了？”“雾”问他。

“到莫斯科的老爷那儿走了一趟。”

“为了什么事？”

“去向他求情。”

“求什么？”

“求他把代役租减轻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换一个地方，也行……我的儿子死了，现在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略略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他以前在莫斯科当马车夫；实在是他在替我缴代役租的。”

“难道你们现在是缴代役租的？”

“是缴代役租的。”

“那么你的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把我赶出来！他说，‘你怎么敢直闯到我这里来？这些事有管家在管啊，你呀，’他说，‘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啊？你呀，’他说，‘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简直发火了。”

“那么，你就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本来想打听一下，我的儿子死后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他东家说：‘我是菲利普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况且你的儿子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还欠我债呢。’于是我就走了。”

农人带笑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仿佛讲的是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眯拢的小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吗？”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当然只有回家去。我的老婆恐怕现在已经在挨饿了。”

“那么你可以……那个……”斯乔普什卡忽然说起话来，可是又发窘了，不说下去了，他开始用手抓弄罐子里的鱼饵。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儿去吗？”“雾”继续说，不免诧异地向斯乔普什卡看一眼。

“我到他那儿去干吗？……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付……可是我并不怎么担心，向我要不出什么来……嘿，老兄，无论你怎样狡猾，没有用，我就是这么回事！（农人笑起来。）无论他怎样自作聪明，金蒂利安·谢苗内奇，总归……”

弗拉斯又笑起来。

“怎么样？这件事不妙呢，弗拉斯老兄，”“雾”慢吞吞地说。

“有什么不妙？不……（弗拉斯的声音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衣袖擦着脸，继续说。

“你的老爷是谁？”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雾”回答。“已经故世的彼得·伊里奇在生前就把弗拉斯的村子分给他的。”

“他怎么样，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谢天谢地，”弗拉斯回答，“红润润的，简直是满脸通红。”

“啊，老爷，”“雾”向着我继续说，“派在莫斯科附近倒还好，可是他被派在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租要付多少钱？”

“一份租要付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喏，您听听：而且土地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听说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说。

“喏，您听听！……斯乔普什卡，给我个鱼饵……咦，斯乔普什卡？你怎么啦？睡着了吗？”

斯乔普什卡突然抖擞一下。那农人在我们旁边坐下。我们又沉默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歌声多么凄凉啊……我的可怜的弗拉斯发愁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分手了。

[1] 东正教徒在复活节互吻三次以示祝贺，按照习惯任何人都可以行此礼。

[2] 俄俗，复活节时染彩蛋。

[3]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为一七六二年至一七九六年。

[4] 正确的说法应为“库尔良德种”，曾经是优良的猎犬种。

[5] 埃柯塞兹，一种四组或四人之男女舞蹈。

[6] 玛特拉杜尔，一种西班牙舞蹈。

县城的医生

有一次，秋天，我从远离庄园的田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风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一个县城，住在旅馆里了；我派人去请医生。半个钟头之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这人身材不高，瘦瘦的，一头黑发。他替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贴上芥末膏，非常敏捷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翻袖口里，——但同时干咳一声，望望旁边，——已经准备回家了，忽然不知怎的同我谈起话来，就留下了。我正为发烧而苦恼，预料今夜会睡不着，喜欢有一个好心人和我聊聊天。茶拿来了。我的医生就谈起来。这人很不傻，谈风很健而且富有风趣。世间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和他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而有的人呢，刚刚相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忏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不知道我凭什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谓“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相当精彩的事讲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的故事传达给我的善意的读者。我力求用医生的原话来表达。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这是纯粹的别列佐夫卡鼻烟的作用）开始说，“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帕维尔·卢基奇·梅洛夫吗？……不知道，……嗯，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擦擦眼睛。）我告诉您，这件事发生在——让我仔细想想，哦，——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的天气。我在他家里，我们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费兰斯[1]。我们的法官是一个好人，喜欢玩朴烈费兰斯。突然（我的医生常常用“突然”这两个字），他们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他们说：‘送来一个字条，——也许是病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唔，很好，——这，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饭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给我的；她写着：‘我的女儿病势垂危，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劳驾出诊，我现在打发马车来接您。’嗯，这都没有什么。……可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已经夜深了，而且路难走极了！况且她家里境况不好，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金是不必希望的，就连这也很难说呢，也许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罢了。可是，您知道，责任第一！人都快死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常任委员卡利奥平，回到家里。一看，一辆小马车停在阶前；马是农家的马，——大肚子，真是大肚子，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马车夫为了表示恭敬，脱了帽子坐着。我心里想：看样子，老兄，你的主人不见得是堆金积玉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诉您：我们这班穷人，凡事都要考虑考虑……如果马车夫神气活现地坐着，不脱帽鞠躬，还从胡须底下露出冷笑，摇着马鞭——那么包管你可以拿到两张钞票！可是我看出今天不是这种生意。不过，我想，没有办法，责任第一。我拿了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信不信，我差点儿到不了啦。路坏透了：有小河，有雪，有泥泞，有水坑，突然堤坝决了口——真倒霉！可是我终于到了。房子很小，屋顶盖着麦秆。窗子里有灯光，大概在等我。迎接我的是一位戴着便帽的端庄的老太太：‘请您救救命，病很危险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请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间很干净的房间，屋角里点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热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间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都吓坏了，哭得满脸泪痕。她们说：‘昨天还很好，胃口也不错；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话：‘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我就着手医治。我替她放了点血，叫她们替她贴上芥末膏，开了一服药水。这时候我老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咳，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儿……总而言之，是一个美人！我心里充满了怜惜。她的脸庞多可爱，一双眼睛……好，谢天谢地，她安静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围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脸……她的姊妹弯下身子去，问她：‘你怎么样？’‘没什么，’她说着，把脸转过去……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我说，好啦，现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出去；留一个侍女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甜酒，干我们这一行，这是非有不可的。她们端茶给我，要求我在这里过夜……我同意了：现在还能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说：‘您怎么啦？她会好的，请您别着急，最好您自己去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了。如果有什么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客厅里已经替我预备了一张床。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似乎已经很疲倦了。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终于忍不住，突然起来；我想：让我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门，可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一看，侍女已经睡着，嘴巴张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脸朝我躺着，摊开两手，怪可怜的！我走近去……她突然睁开眼睛，盯住我看！……‘是谁？是谁？’我不好意思起来。‘别害怕，’我说，‘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现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们已经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现在请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们就会把您治好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怎么了，上帝保佑您！’我心里想，她又在发烧了。我替她按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阵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诉您，为什么我不愿意死，我告诉您，我告诉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脸，——说实话，那时候我头昏目眩，——她开始低声说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说胡话……她说着，说着，说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国话，说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竖起一根手指警告我。‘记住啊，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容易使她安静了，给她喝了点水，叫醒了侍女，就出去了。”

医生说到这里，又猛烈地嗅了一会鼻烟，呆了一阵子。

“可是，”他继续说，“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并没有好转。我再三考虑，突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有别的病人在等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可以怠慢的，我的业务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但是，第一，病人确实是危急了；第二，我得说实话，我对她很有好感了。况且，她们一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是没有家产的人，但是所受的教养可说是罕有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个作家；当然是在贫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经使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留下很多书。不知道是为了我热心照顾病人的缘故呢，还是另有缘故，总之，我敢说，她们都像亲人一样喜欢我……这时候，道路泥泞得厉害，一切交通，可说是完全断绝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没有起色……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他又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可说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怎么，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兴奋地继续说，“怎么可以说是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有自知之明。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呢，连我的拉丁文也可说是完全忘记了。至于外貌呢，（医生微笑着看看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并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作黑；我多少懂得点事。譬如说，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对我不是发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谓友谊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许是弄错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请您判断吧……不过，”医生显然有点语无伦次，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之后，又补充说，“我的话似乎说得有点乱……这样说您一定一点也听不懂……那么让我把一切按照次序说给您听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较为平静的声调说起来。

“唔，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了解我们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开始预料到病魔将要战胜他时的心情。自信力不知到哪儿去了！你突然胆小起来，简直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你似乎觉得：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了，别人已经看出你的慌张，勉强地把病情告诉你听，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交头接耳地议论……唉，真糟糕！你心里想，一定有对症的药，只要找到它。对啦，是这药吧？试一试看——不对，不是这药！等不到药力发生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常常拿出药典来……心里想，药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其实有时是随便翻翻书，想碰碰运气看……可是在这期间病人已经快死了；别的医生也许会医好这病人的。你就说：一定要会诊；我一个人负不起责任。这时候你竟变成了傻瓜！但是后来渐渐习惯，也就没有什么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因为你是照规矩行事的。可是还有更难受的：你眼看见别人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明知道是无能为力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全家对我的信任正是这样，因而忘记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在危险中。而我呢，也宽慰她们，说是不要紧的，其实自己心里吓得要命。尤其不幸的是碰到道路那样泥泞，马车夫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待在病人房里，寸步也不能离开她，您知道，我讲各种好笑的故事给她听，陪她玩纸牌。夜里也在那里坐守。老太太流着眼泪感谢我；可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您感谢的。’我坦白告诉您，——现在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依恋我，常常除我之外不要别人走进房来。她开始跟我谈话，问我在哪儿念过书，生活过得怎么样，有哪些亲人，和哪些人来往？我觉得她不应该说话，想禁止她，可是您知道，要坚决地禁止她，我是办不到的。我常常抓住自己的脑袋想：‘你在干什么，你这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不放，老是对我望着，望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说：‘您这人真好啊！’她的手发烫，眼睛很大，可是没有精神。她说：‘嗯，您真好，您是好人，您跟我们这里的邻居不同……不，您不是那样的人，您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我以前不认识您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些吧，’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可是请您安静些，看上帝面上，请您安静些……就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您，”医生把身体俯向前些，扬起眉毛，继续说，“她们和邻居们不大来往，因为地位低的人跟她们不相称，而富人呢，自尊心又阻止她们去交往。我告诉您：这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很荣幸。她只肯在我手里服药……可怜的人，靠我搀扶抬起身子，服了药，就盯住我看……我的心怦怦地乱跳。这期间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相信吗，我恨不得自己躺进棺材里去，因为她的母亲和姊妹老是望着我，盯着我看，……对我渐渐失去了信任。‘什么？怎么样了？’‘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叫不要紧，我自己也糊里糊涂。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侍女也坐在那里，大声地打鼾……这可怜的侍女也难怪：她也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整个晚上都觉得很不好过；发烧折磨着她。她翻来覆去一直到半夜里；最后好像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一盏神灯点在屋角里的圣像前面。我坐着，低下头，也打瞌睡了。突然似乎有人从旁边推了我一下，我转过身来……啊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睁大眼睛盯住我……嘴巴张开，面颊热得通红。‘您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哪有这事？’‘不，医生，不，求求您，求求您，请您不要说我是会活下去……不要这样说……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隐瞒我的病情！’她的呼吸异常急促。‘如果我确实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一切！’‘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您听我说，我一点也不曾睡着，我一直在看您……看在上帝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说真话吧！您要知道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告诉我，我的病很危险了吧？’‘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看在上帝面上，我恳求您！’‘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的病确实危险，但是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好像很欢喜，脸上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害怕起来。‘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也吓唬不了我。’她突然略微抬起身子，用一条胳膊肘支撑着。‘现在……唔，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全心全意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对她看，好像发痴了；您知道，我心里害怕……‘您听见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有哪一点值得您爱呢！’‘不，不，您不了解我……亲爱的，你不了解我……’突然她伸出两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吗，我几乎叫了起来……我突然跪下，把头埋在枕窝里了。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发抖；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宽她的心……我实在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话。我说：‘您要把侍女吵醒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感谢您……请您相信……您安静些吧。’‘好，别说了，别说了，’她反复地说。‘什么都不要紧，嘿，醒了也好，嘿，有人进来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顾虑什么呢，怕什么呢？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弄错了……如果这样，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说哪儿话？……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直盯着我看，张开了两只手臂。‘那么你拥抱我呀……’我坦白告诉您：我不知道这一夜我怎么没有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毁掉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很清醒；我又明白，如果她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哪：活了二十五岁没有爱过一个人而死去，毕竟是含恨的事。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因此她在绝望之余，就拉住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您明白了吗？她的手抱住我不放。‘请体恤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请体恤您自己，’我这样说。‘为什么？’她说，‘有什么可惜？反正我是要死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知道我会活着，仍旧做体面的姑娘，那我才要害羞，真要害羞……可是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嗳，得了，别说了，你别骗我了，你不会说谎的，你瞧瞧你自己。’‘您的病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医好您；我们要请得您母亲的允许，……我们结为夫妇，过幸福的生活。’‘不，不，我已经听到您的话，我一定要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说过了……’我很痛苦，有种种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有时候发生点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痛苦。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作得利丰[2]。嗯，嗯，叫得利丰，叫得利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有办法，只得说：‘我叫得利丰，小姐。’她眯着眼睛，摇摇头，用法语轻轻地说了些话——唉，大概是不好的话，——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妙。我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整夜。早晨我走出来，就像发疯了似的；我再走进她房间里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她已经叫人认不得了：比放进棺材里去的人还难看。我对您发誓，我现在不懂得——完全不懂得——当时怎样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我的病人又拖延了三天三夜……多么痛苦的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呀！……最后的一夜，请您想象，——我坐在她旁边，只向上帝请求一件事：请早些把她带走，同时也把我带走……突然老母亲闯进房里来……我昨天已经对她——对母亲——说过，我说，很少有希望了，不行了，可以去请牧师了。病人看见母亲，就说：‘嗳，你来了，很好，……你看我们，我们互相恋爱，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怎么了？’我面无人色。我说：‘她是说胡话，因为发烧……’可是她说：‘得啦，得啦，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不同，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为什么要装模作样？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的，她会理解的，我快要死了——我何必说谎；把手给我……’我跳起来，跑出去了。老太太当然猜测到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搅您了，而且回想起这一切来，我自己实在也很痛苦。我的病人在第二天就去世了。祝她升入天堂！（医生用急速的语调附说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她家里的人都走出去，单留我一个人陪她。‘请您原谅我，’她说，‘我也许对不起您……病啊……可是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别人，请您别忘记我……保存好我的戒指……’”

医生把脸扭向一旁，我握住了他的手。

“唉！”他说，“让我们谈些别的，或者玩一下小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吧？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不配醉心于这么高尚的感情。我们只希望孩子们不要啼啼哭哭，老婆不要吵吵闹闹。因为打那以后我也曾举行所谓正式的结婚……可不是吗！……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带来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名叫阿库林娜；倒跟得利丰很相配呢。[3]我告诉您，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大觉……怎么，玩不玩朴烈费兰斯？”

我们就坐下来玩一戈比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得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到很迟的时候才离去，十分满足于自己的胜利。

[1] 一种纸牌游戏的名称。

[2] 得利丰是很俗气的名字。

[3] 阿库林娜也是很俗气的名字。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秋天，山鹬常常栖居在古老的菩提树园子里。这种园子在我们奥廖尔省多得很。我们的祖先选择居住地点时，必定辟出两俄亩光景的好地来做有椴树林阴道的果园。大约经过了五十年，多至七十年，这些庄园，这些“贵族之巢”，渐次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坍塌了，或者拆卖了，砖造的附属建筑物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枯死，成了木柴，栅栏和篱笆影迹全无了。只有椴树照旧繁荣，现在四面围着耕种了的田地，正在向我们这班轻浮的子孙叙述“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椴树是上好的树木……连俄罗斯农民无情的斧头也顾惜它。它的叶子很小，粗壮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树底下永远是阴凉的。

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莱在野外打鹧鸪，看见一旁有一个荒废了的园子，就向那里走去。刚刚走进林子，一只山鹬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我开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间，离开我若干步的地方发出叫声：一个青年女子的惊慌的脸从树木后面探出来张望一下，立刻就不见了。叶尔莫莱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里开枪，这里有地主住着呢。”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我的狗还来不及神气活现地衔了打死的鸟送给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带着不满意的神气在我面前站定了。我竭力道歉，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而且表示愿意把在他领地内射死的鸟交给他。

“好吧，”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收下您的野味，可是有一个条件：请您在我们这里用饭。”

老实说，我不很喜欢他的提议，但是拒绝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邻居，姓拉季洛夫，您大概听到过，”我的新相识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饭菜也许还像样，否则我是不敢邀请您的。”

我对他说了几句这种场合下应有的答话，就跟着他走。新近打扫的小径很快就引导我们走出了椴树林；我们走进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间，长着一棵棵圆圆的、淡绿色的卷心菜；蛇醉草螺旋形地盘绕在竿子上；缠着干燥的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地矗立在场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仿佛在地上打滚；蒙着灰尘的有棱角的叶子底下露出黄澄澄的黄瓜来；高高的荨麻依傍着篱笆摇曳着；有两三处地方长着一堆堆的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是旧日“花坛”的遗物。在盛满发红的粘糊糊的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都是水坑。鸭子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着水或者蹒跚而行；一只狗全身颤抖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草，不时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背脊。小径转弯了；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顶的、有弯曲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来。拉季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说着，温和地正对着我的脸看了一眼，“我现在仔细想想，也许您并不愿意来我家，要是那样的话……”

我不等他说完，就向他保证说：相反的，我很高兴到他家里去吃饭。

“哦，那就请吧。”

我们走进屋子里。一个穿蓝色长裾厚呢大衣的青年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烧酒给叶尔莫莱喝；我的猎人就向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后恭敬地鞠一个躬。我们从贴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卸了猎装，把枪放在屋角里，穿长裾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脚乱地替我掸灰尘。

“现在让我们到客厅里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家母。”

我跟着他走。客厅里，在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穿着咖啡色衣服，戴着白色便帽，面孔慈祥而瘦削，目光畏怯而哀愁。

“唔，妈，我来介绍：这位是我们的邻居***。”

老太太欠身向我弯了弯腰，她那枯瘦的手没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到我们这里已经很久了吗？”她眨着眼睛，用柔弱而轻微的声音问我。

“不，没有多久呢。”

“准备在这里长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沉默了。

“这是，”拉季洛夫接着说，指着我走进客厅时未曾注意到的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这是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喂，费奥多尔，来对客人表演一下你的技艺吧。你为什么躲到屋角里去？”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上取了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普通那样拿着弓的末端，却拿着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支在胸前，闭上眼睛，唱着歌，吱吱轧轧地擦着琴弦，跳起舞来。他看来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衣在他的瘦骨嶙峋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跳着舞；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摆着，有时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着，伸长了露筋的脖子，在原地踏步，有时显然很吃力地弯下两膝。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巴发出衰老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的脸部表情上猜测到费奥多尔的“技艺”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快感。

“啊，很好，老人家，够了，”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上，先向我这客人鞠躬，其次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躬，然后走出去。

“他本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续说，“而且是很有钱的，可是破产了——现在就住在我这里……他在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风的人；他抢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您要不要喝烧酒？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瞥见一眼的那个，走进房间里来。

“这是奥莉娅！”拉季洛夫略微转过头去，说，“请多多关照……好，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走进餐室，坐下了。当我们从客厅里走到这里来就坐的时候，由于“享受”而眼睛发光、鼻子微红的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唱着歌：《胜利的雷声响起来！》他们替他在屋角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子上安排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不能保持清洁，因此他们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一段距离。他画了十字，叹一口气，然后像鲨鱼一般吃起来。饭菜的确不坏，因为是礼拜天，当然少不了会颤动的果冻和“西班牙风”[1]。在席上，曾在陆军步兵团服务了十年光景而又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用心听他，同时偷看奥莉娅。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脸上的果断而安详的表情，她那又宽又白的前额，浓密的头发，尤其是一双褐色的眼睛，不很大，然而聪明、清朗而有生气，无论谁处在我当时的情况下，看了都要惊异的。她仿佛在留心倾听拉季洛夫的每一句话；她脸上所表示的不是关心，而是热情的注意。拉季洛夫从年龄上看来，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称她“你”，但是我立刻猜测到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他的已经故世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奥莉娅这样说。她立刻脸红了，低下了眼睛。拉季洛夫停了一下，就变换他的话题。老太太在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她自己差不多不吃什么东西，也不劝我吃。她的面貌表现出一种胆怯而无希望的期待，和一种令人伤心的、老年的哀愁。快散席的时候，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开始要为主人们和客人“祝贺”了，但是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儿用手摸摸嘴唇，眨眨眼睛，鞠一个躬，又坐下来，可是这回却坐在椅子的边上。吃过饭，我和拉季洛夫来到他的书房里。

大凡经常强烈地萦心于一种思想或一种热情的人，在举止谈吐上必定看得出一种共通的、表面上的类似点，无论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不同。我越是观察拉季洛夫，就越是觉得他是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到农业，谈到收获、刈草，谈到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即将临近的选举，他谈的时候并无勉强的样子，甚至还带着兴趣，但是突然叹着气，好像被繁重的工作弄得疲乏了的人那样倒在安乐椅里，用手摸着脸。他的善良而热诚的整个灵魂，似乎贯彻着、充满着一种感情。使我惊奇的是，我看不出他对于下面这些事物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对于打猎，对于库尔斯克的夜莺，对于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小走马[2]，对于匈牙利轻骑兵的短外衣，对于玩纸牌和打台球，对于跳舞晚会，对于省城和京都的旅行，对于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辉煌的亭子，对于茶，对于训练成歪头的副马[3]，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的马车夫，对于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横飞的阔绰的马车夫……“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主！”我想。然而他绝不装作一个忧郁的、不满于自己命运的人；反之，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亲切和殷勤，差不多准备卑屈地接近每一个人。的确，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作知交或真心地亲近，他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却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有时都倾向内面的缘故。我观察拉季洛夫，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在现在或任何时候是个幸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在微笑中，在他的全部姿态中，都潜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的确是潜藏着。因此我似乎总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爱他。固然他有时露出地主和草原居民的本相来，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好人。

我们正开始谈到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莉娅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窗和门的中间，谦恭地缩着两只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那里织袜子。通过开着的窗子，从园子里飘进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来。奥莉娅忙碌地倒茶。我现在比吃饭时更加注意地看她。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说话，但是至少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说几句漂亮话而同时又带着空虚无力的苦闷感觉的人；她不作好像充溢着难言的感触的叹息，不在额角底下转动眼睛，不作幻想的和含糊的微笑。她的眼光安定而冷静，好像大幸福或大骚乱之后休息着的人一般。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果断而大方的。我很喜欢她。

我又同拉季洛夫谈起话来。我已经记不得，不知怎么一来，我们谈到了一种常有的情况，就是最琐碎的小事给人的印象，往往比最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是的，”拉季洛夫说，“这一点我曾经亲身体会到。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没有多久……三年；我的妻子难产死了。我想，我不能独自活着了；我非常伤心，我悲痛极了，可是哭不出来——仿佛发痴了。我们按照规矩替她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4]——就在这个房间里。教士来了；教堂执事们也来了，他们开始唱歌，祈祷，焚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下来。我的心变成了石头，头也是这样，——我全身觉得沉重。第一天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吗？到了夜里我竟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的。——忽然我看见……（拉季洛夫说到这里，不由得哆嗦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在这眼睛上爬……我一下子就翻倒在地上，苏醒过来以后就不断地哭——自己不能抑制了……”

拉季洛夫沉默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奥莉娅……我永远不能忘记她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从手提包里取出手帕，偷偷地擦眼泪。费奥多尔·米赫伊奇忽然站起身，抓住他的小提琴，用沙嗄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是想使我们高兴些，但是我们一听见他的声音，都哆嗦了一下，拉季洛夫就叫他停止。

“可是，”他继续说，“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拉回来，而且毕竟……现在世界上一切都在好起来——这大约是伏尔泰的话吧，”他匆匆地补一句。

“是的，”我回答，“当然。而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没有逃不出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嗯，您的话也许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5]的时候，有一次躺在病院里，半死不活，我害的是创伤热。唉，我们住的地方实在不高明，——当然，那是战时啊——这还算是谢天谢地的！忽然又载来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儿呢？医生跑来跑去，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跟前，问助手：‘活着吗？’那人回答说：‘早上还是活着的。’医生弯下身子听听：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烦了。‘好家伙，’他说，‘这人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还在那里苟延残喘，拖延日子，不过是占着位子，妨碍别人罢了。’‘唉，’我心里想，‘你要倒霉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可是我终于恢复健康，活到了今天，像您看见的那样。可见您的话是对的。”

“在无论什么情形下，我的话总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那时候真的死了，您仍然是逃出了您的逆境。”

“当然，当然，”他又说，用手重重地拍一下桌子……“只要下决心……处在逆境里有什么意思呢？何必耽搁，何必拖延呢……”

奥莉娅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费奥多尔，跳一个舞吧！”拉季洛夫叫道。

费奥多尔一跃而起，用漂亮而别致的步态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这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驯服的熊身边表演时那样，他唱起：《在我们的大门边……》。

门外传来一辆竞走马车的声音，过了不多时，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结实的老头儿——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走进房里来……但是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奇特的人，所以我要请读者允许，在另一篇里再谈到他。现在我只要添说几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黎明就出去打猎，打好猎就回家；过了一星期，我又到拉季洛夫家去弯弯，但是他和奥莉娅都不在家；过了两星期，我听说他突然失踪，撇下母亲，带了他的小姨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全省哗然，都议论这件事，这时候我才彻底了解拉季洛夫讲话时奥莉娅脸上的表情。她当时脸上不仅流露着怜悯之情，还燃烧着嫉妒之情呢。

我在离开乡村以前，去访问拉季洛夫的母亲。我在客厅里见到她；她正在和费奥多尔·米赫伊奇玩“捉傻瓜”的纸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最后我问她。

老太太哭起来。我就不再问她关于拉季洛夫的事了。

[1] 一种点心。

[2] 小走马是跑时同侧两腿同时并举的马。

[3] 拉车的马，如果有三匹，中间一匹叫辕马，旁边两匹叫副马。

[4] 俄俗，死者停放在桌上。

[5] 拉季洛夫讲述他参加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俄土战争的情况。在这次战争中，俄国军队因患流行病损失惨重。

独院小地主[1]奥夫夏尼科夫

亲爱的读者，请想象一个年约七十岁的、又胖又高的人，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2]，低垂的眉毛底下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风采威严，语调从容，步态迟缓，这就是奥夫夏尼科夫。他穿一件宽大的长袖蓝大衣，钮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的绸围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有穗子的长统靴，大体上看来像一个富裕的商人。他的手漂亮、柔软而白净，他常常在谈话时用手摸弄自己的大衣钮扣。奥夫夏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固，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穿起古代的无领大袍来一定是很合适。这是旧时代最后的人物之中的一个。邻居们都非常尊敬他，认为同他交往是光荣的。同辈的独院小地主们都很崇拜他，远远看见他就脱下帽子，并且以他为骄傲。一般地说，在我们那里，直到现在，独院小地主很难区别于农人：他们的产业差不多比农人更坏，牛犊小得可怜，马仅能活命，挽具是绳索做的。奥夫夏尼科夫在这一般规律中是例外，虽然也算不得是富人。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住在一所舒适整洁的小屋子里，用的仆人不多，让他们穿俄罗斯服装，称他们为雇工。他们也替他种田。他并不冒充贵族模样，不装作地主，他从来没有所谓“忘形失礼”，他在第一次被邀请时不立刻入席，有新来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身来，然而带着那样的威仪、那么庄重的殷勤，使得客人不知不觉地向他更低身地鞠躬。奥夫夏尼科夫守着古风，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毫无拘束），而是由于习惯。例如，他不喜欢有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感觉不到它的舒适，——常常乘坐竞走马车，或者有皮垫的、漂亮的小马车，自己驾着良种的枣红色的跑马（他养的全是枣红色马）。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润的青年小伙子，头发剪成周圈垂发式[3]，穿着蓝色的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里系着皮带，恭敬地坐在他旁边。奥夫夏尼科夫常常在午饭后睡一下，每星期六进澡堂，读的全是宗教书（读的时候煞有介事地在鼻子上架起一副圆形的银边眼镜），起身和就寝都很早。然而他的胡子是剃光的，头发剪成德国式样。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诚恳，但不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不忙着张罗，不把任何干果和腌渍物都拿出来待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说，并不站起身，只是略微把头转向她，“拿些好吃的东西来待客吧。”他认为出卖谷物是罪恶的，因为谷物是上帝的惠赐。在一八四○年普遍饥荒和物价飞腾的时候，他把全部贮藏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农民；下一年他们感激地给他送实物来还债。邻居们常常跑到奥夫夏尼科夫这里来请他裁判和调停，差不多总是服从他的判决，听从他的忠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终于划清了田地的界线……但是经过了两三次和女地主的冲突以后，他就声明：拒绝女性之间的一切调停。他不能容忍仓猝忙乱、惊慌着急以及女人们的闲话和“无谓纷扰”。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个雇工急急忙忙地跑到他房里，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唔，你喊什么？”奥夫夏尼科夫从容地说，“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来……”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劲头很足的比曲格马[4]载了他飞奔下山，向峡谷里跑去。“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儿，你要摔死了啊，”奥夫夏尼科夫温和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连同那辆竞走马车、坐在后面的男孩和那匹马，一同跌进峡谷里。幸而峡谷底上堆着沙。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那匹比曲格马的一条腿脱了骱。“唉，你瞧，”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用镇静的声音说，“我对你说过了啊。”他找的妻子同他很相配。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奥夫夏尼科娃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庄重而沉默的女子，永远围着一条咖啡色绸围巾。她的态度冷淡，可是不但没有人抱怨她严厉，却反而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容貌、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现在还证明着她当年出众的美貌。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同他相识的，大约过了两天，我就去访问他。恰好他在家。他正坐在一只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圣徒言行录》。一只灰猫坐在他肩上打鼾。他依照自己的惯例殷勤而庄重地招待我。我们就谈起话来。

“请您老实告诉我，卢卡·彼得罗维奇，”在谈话中有一次我这样说，“在从前，在您那时代，是不是比较好些？”

“有的地方的确比较好些，我对您说，”奥夫夏尼科夫回答，“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比较富裕，的确，……不过总还是现在好；到了您的孩子们的时代，一定更加好。”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要对我赞美旧时代呢。”

“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赞美的。喏，举一个例来说，您现在是地主，同您的已经故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是您没有那样的威势了！当然您本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压迫；可是这看来是不能避免的。也许，总有熬出头的日子。不，我在青年时代看得多的那种事，现在已经都看不到了。”

“譬如什么事呢？”

“譬如，就再说关于您祖父的事吧。他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他欺侮我们这班人。您大概知道——自己的田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块耕地吧？……现在你们在这地上种着燕麦……要知道这块地是我们的，——完全是我们的。您的祖父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领地。’——就归他所有了。先父（愿他升入天堂！）是一个公正的人，也是一个火爆性子的人，他忍受不住了，——谁愿意失去自己的产业呢？——就向法院告了一状。可是他一个人告了，别的人都不出头，他们都害怕。就有人去告诉您祖父，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在告您的状，说您抢了他的土地……您祖父马上派他的司猎包什带了一大帮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抓住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到你们的世袭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光着脚跟他跑。您知道怎样？……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的窗子下面，就用棍棒打他。您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祖母坐在窗子下面，也在那里看。我的父亲喊着：‘老太太，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替我说个情，可怜可怜我吧！’可是她只是时时挺起身子，看了又看。后来他们要我父亲声明放弃这块地皮，而且命令他感谢放他活命的恩德。这样，土地就归你们了。您去问问您那些佃户，这块地叫什么？它叫做棒地，因为是靠棒打夺来的。因为这缘故，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旧时代的制度没有多大的留恋。”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而且不敢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邻近还有一个人，叫做斯捷潘·尼克托波利翁奇·科莫夫。他用尽千方百计把我父亲折磨得要命。这人是一个酒徒，喜欢请客，等到他喝醉了酒，用法语说一声‘C’est bon’[5]，然后舐一舐嘴唇，——那时候可就闹得凶了！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那里；如果你不去，他马上亲自闯来……这真是一个怪人！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醉，就开始说：他在彼得堡的丰坦卡街上有三所房子：一所是红色的，有一个烟囱；另一所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所是蓝色的，没有烟囱；——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婚）：一个在步兵队里，另一个在骑兵队里，第三个待在家里……又说每所房子里住着他的一个儿子，大儿子家里常有海军将官们来访，二儿子家里常有将军们来访，小儿子家里常有英国人来访！这时候他站起来说：‘祝我的大儿子健康，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他哭起来。如果有人拒绝举杯祝贺，那就糟糕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有时候他跳起来，叫着：‘跳舞吧，上帝的子民们，让自己开心开心，又可以安慰安慰我！’于是你只得跳舞，精疲力竭也只得跳。他把自己农奴的女孩子们折磨得厉害。她们常常通夜合唱，唱到天亮，嗓子最高的，就得到奖赏。可是如果她们疲倦了，他就双手托住头，悲叹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抛弃了我这可爱的人儿！’马夫们连忙去鼓励女孩子们。我父亲也给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赶进了棺材，险些儿被赶了进去，幸而他自己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的邻近会有这样的人！”

“时势大变了！”我说。

“对啊，对啊，”奥夫夏尼科夫承认，“喏，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们的生活豪奢得多。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这些人我在莫斯科见得多。听说那里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

“到过的，很久了，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到莫斯科是十六岁上。”

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看见了些什么人？”

“看见了许多达官贵人，全都看见的；他们生活阔绰，叫人又赞叹又惊奇。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切斯缅斯基伯爵[6]。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我是常见的；我的叔叔在他那里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这真是一个达官贵人！那样的风采，那样诚恳的礼貌，简直使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单说身材就很魁梧，精力充沛，双目有神！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你真觉得害怕，胆小；可是你一接近他，他就像太阳一样使你温暖，使你觉得非常愉快。他对每个人都亲自接见，对所有的事都爱好。他亲自参加赛马，和所有的人竞赛；他从来不马上赶上人，不得罪人，不拦阻人，只是到了最后才超过别人；而且那样地和蔼可亲：安慰对方，称赞他的马。他喂养着最上等的翻筋斗鸽子。常常走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吩咐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有仆人们拿着枪站在屋顶上防备鹞鹰。伯爵的脚边放着一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穷人和乞丐，有许许多多人靠他生活……他散了许多钱财！可是他动起怒来，那真像打雷一样，非常可怕，可是你不必害怕，过一会儿他就笑了。他一举行宴会，就几乎把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又是极聪明的人！他曾经打败土耳其人。他又喜欢角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各处地方来到他这里。谁被他摔倒了，他就奖赏谁；可是如果有人摔倒了他，他就送给他很多礼物，还吻他的嘴唇……还有，我待在莫斯科的那会儿，他发动了一个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的猎犬竞赛会：他邀请全国所有打猎的人到自己家里，规定了日子，给了三个月的期限。人都集拢来了。带来了许多猎狗和猎手，——啊，浩浩荡荡，真像一支军队！起先大摆筵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大家都跑拢来看，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着？……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不是米洛维德卡？”我问。

“对啊，是米洛维德卡，米洛维德卡……伯爵就开始请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随你要什么代价。’‘不，伯爵，’他说，‘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可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可以出让，就是米洛维德卡不能让……我宁愿自己当俘虏。’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就称赞他，说：‘说得好。’您祖父就用马车把这只狗载回去了；后来米洛维德卡死的时候，还奏着音乐把它埋葬在花园里，——把这狗埋葬了，而且在上面立一块有铭文的石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不欺侮任何人的，”我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嘛。”

“那么包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略微沉默一会之后，我问。

“怎么您知道米洛维德卡，却不知道包什？……这是您祖父的司猎头儿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爱他不亚于爱米洛维德卡。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您祖父无论吩咐他什么，他马上就办到，哪怕要他上刀山也行……他喊起猎狗来，森林里就发出一片啸声。可是他忽然闹起脾气来，跳下马，躺在地上……猎狗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完了！它们不再去跟踪新的足迹，无论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动怒了！‘不绞死这个坏小子，我就不活着了！把这出卖基督的家伙剥下皮来！把这杀人坯的脚跟拉起来穿进他的喉咙里去！’但是结果总是派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喊猎狗？包什在这种时候大都是要求喝酒，喝完了酒，站起来，又起劲地大声呼喊猎狗了。”

“看样子，您也是喜欢打猎的，卢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是喜欢的，……的确，——可不是现在：现在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在青年时代……不过您要知道，因为我们身分的关系，也搞不好的。我们这班人跟在贵族们后面是不行的。的确，我们这个阶层中也有爱喝酒而没有能力的人常常去和大人先生们周旋，……可是这有什么乐趣呢！……不过是自取屈辱罢了。给他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常常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丢在地上；拿起鞭子像打马一样轻轻地打在他身上；可是他始终装着笑脸，又逗别人笑。不，我告诉您：越是身分低的人，操守越是要谨严，不然，正是自取其辱。”

“是的，”奥夫夏尼科夫叹一口气，继续说，“我出世做人以来，时光像水一样流过了不少，时势已经改变了。尤其是在贵族们中间，我看到了很大的变迁。领地少的人，或者去就职了，或者不住在原地方了；领地多的人，那就认不出他们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看见得多。我得告诉您：我看看他们，心里很高兴，他们都是和和气气、斯文一脉的。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惊奇：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说话头头是道，感动人心，可是对于实际问题都不懂得，连自己的利益都顾不到；他们自己的农奴管家可以任意捉弄他们，像弯马轭一样。您大概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的，——这不是一个道地的贵族吗？这人风姿翩翩，家产富足，受过大学教育，似乎还到过外国，说话流利，态度谦恭，同我们大家都握手。您认识他吗？……那么您听我讲。上个礼拜我们为了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的招请，到别廖佐夫卡去聚会。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地段比所有其他的地段都落后，这是可耻的。我们着手工作吧。’于是就着手工作。照例经过商讨和争论；我们的代理人使起性子来。可是第一个吵闹起来的是奥夫钦尼科夫·波尔菲里……这个人为什么要吵闹呢？……他自己一寸土地也没有，是受他兄弟的委托来办这件事的。他嚷着：‘不行！你们骗不过我！不，我不是那样的人！拿地图来！把测量员给我叫来，把这出卖基督的家伙叫到这里来！’‘您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见鬼了！哼！你们以为我能马上把我的要求说出来吗？……不行，你们把地图拿来，就是这样！’他就用手在地图上敲打。他又大大地侮辱了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她嚷着：‘你怎么敢侮辱我的名誉？’‘我么，’他说，‘把你的名誉给我的栗毛母马都不要。’好容易用马德拉酒使他安静下来。把他劝服了，别的人又吵起来。我亲爱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的头，只是摇头。我觉得难为情，忍不住了，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有什么想法呢？一看，我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站起来，表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着了慌，说：‘诸位先生，诸位先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要讲话了。’对贵族实在不能不赞誉：全体的人立刻肃静。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开始讲话，他说：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集会；又说：划分地界，虽然无疑地是对领主有益的，可是实际上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使农人减轻负担，使他们工作比较便利，对付得了劳役；像现在那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往往驾了车到五俄里外去耕作，也不能追究他。后来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说：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又说：归根结蒂，如果合理地判断起来，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又说：所以，为了一点小事而不妥协，是罪恶的，是没有计算的……他又说，又说，……说出那样的话！一句句打入人的心坎里……贵族们都低下了头；我实在差点流下眼泪来。老实说，古书里不曾有过这样的话……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不肯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我手下的人把这块沼地弄干，在这上面开办一个改良的制呢厂。’他说：‘我已经选定这地点；关于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这是真实的才好，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科罗廖夫的管家一百卢布钞票的缘故。我们就这样没把事情办完就走散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在谈论那制呢厂，可是并不动手去弄干那块沼地。”

“他在自己的领地里怎样安排呢？”

“一概采用新方法。农民都不喜欢，——可是不必去听他们的话。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办得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卢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得什么？……而我又不懂得别的生财之道。我但求做得正当，做得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式，我赞美他们……现在是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很会自作聪明。对付农民好像玩弄木偶，翻来覆去一阵子，弄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民又处在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籍的执事的掌握之中了。最好这班年轻的先生们中间有一个人出来作个榜样，指点一下：应该这样办理！……这结果会怎么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见新局面了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真是青黄不接！”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他回头望望，向我坐得更近一些，继续低声说：

“您听到过关于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听到过。”

“您倒说说看，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真想不通。是他那些农民讲出来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的话。您知道，他是一个青年人，不久以前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他就来到了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农民们都聚拢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见他们了。农人们一看，真奇怪！老爷穿着棉绒裤子，像一个马车夫，他的靴子上有镶边；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马车夫样子的；留着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奇怪的帽子，相貌也很奇特，——说他喝醉，可又并没喝醉，但是疯疯癫癫。‘你们都好，’他说，‘小伙子们！上帝帮助你们。’农民们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您知道，他们都胆怯了。他自己也好像很胆怯。他就对他们讲话：‘我是俄罗斯人，’他说，‘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好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我有俄罗斯的灵魂，我的血也是俄罗斯的……’忽然他发出命令：‘喂，孩儿们，大家唱一个俄罗斯民歌吧！’农民们两腿直哆嗦；完全呆住了。有一个胆大的人刚开始唱，立刻又蹲下身子，躲在别人后面了……叫人奇怪的是：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些肆无忌惮的人，又是著名的游棍，真的；穿得像马车夫一样，自己跳舞，弹吉他，和仆人们一起唱歌，喝酒，和农民们大吃大喝；可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个闺房小姐：老是读书，或者写字，不然就朗诵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常常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是寂寞或者忧愁。以前的管家在最初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来到以前，跑遍了农家，向所有的人鞠躬，——显然是，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肉！农民们觉得有了希望，他们想：‘哼，老兄！回头就要查办你了，你这宝贝；你就要遭殃了，你这个吝啬鬼！……’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对他说话，可是他自己反而脸红了，而且您知道，呼吸也很迫促：‘你替我办事要办得公正，不可以压迫任何人，听见了吗？’可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叫他到跟前来！他住在自己的领地里，好像一个陌生人。于是，那个管家就放心了，而农民们都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稀奇的事哩：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和颜悦色地望着他们，他们却反而吓得要命。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先生，您倒说说看？……或许是我糊涂了，老了，还是怎么的，——真不明白。”

我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说，这位柳博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的。

“有什么病！他长得那么胖，肥头大耳，年纪轻轻的……真是天晓得！”奥夫夏尼科夫深深地叹一口气。

“且不谈贵族，”我开始说，“关于独院小地主，您讲些什么给我听听呢，卢卡·彼得罗维奇？”

“不，这个免了吧，”他急忙地说，“实在……也可以讲些给您听听，可是算了吧！（奥夫夏尼科夫挥一挥手）我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农民，简直是农民；可是老实说，我们还会怎么样呢？”

他默不作声了。茶端出来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站起来，坐得靠近我们一些。在这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悄悄地走出去，又悄悄地走回来。房间里肃静无声。奥夫夏尼科夫郑重其事地慢慢地喝茶，一杯又一杯。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低声说。

奥夫夏尼科夫皱起眉头。

“他来干什么？”

“来赔不是。”

奥夫夏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说说，”他转向我，继续说，“叫我怎样对付那些亲戚？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上帝居然也赏给我一个侄儿。这小子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话说的；学问很好，可是我对他不会有什么指望。他本来在官家当差，却把职务辞去，因为没提升他……难道他是贵族吗？即使是贵族，也不会马上升作将军的。现在他就闲着没事了……这倒还没有什么，哪晓得他竟当上了讼棍！替农民写状子，打呈报，教唆乡警们，揭发测量员，在酒店里进进出出，结交一班告病假回家的兵士、市侩和旅馆里打扫院子的人。不是就要遭殃了吗？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他已经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胡调：逗得他们发笑，可是后来又给他们找麻烦……得了，他还坐在你那小屋里吗？”他转向他的妻子，补充说，“我很了解你：你是大慈大悲，袒护他的。”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低下头，微笑一下，脸红了。

“嗯，正是这样，”奥夫夏尼科夫继续说……“唉，你是宠惯他的！好，叫他进来吧，——就这样啦，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好，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走到门边，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一个身材高高、体态匀称、头发鬈曲的、年约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走进房里来，看见了我，在门边站定了。他的服装是德国式的，但是仅仅他肩上的大得不自然的皱襞，就显著地证明了裁剪这衣服的是俄罗斯裁缝，——不仅是一般的，还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裁缝呢。

“喂，走过来，走过来，”老头儿说，“怕什么难为情？你要谢谢伯母，因为她替你说情了……嗳，先生，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继续说，“这是我的亲侄子，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走上末路了！（我们两人互相鞠躬）你说，你在那边闯了什么祸？为什么他们告你，你说。”

米佳显然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白和辩解。

“以后再说吧，伯伯，”他喃喃地说。

“不，不要以后再说，要现在说，”老人继续说……“你呀，我知道的，你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怕难为情，那更好了，你快痛改前非吧。你说，你说呀，……说给我们听听。”

“我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米佳精神勃勃地说起话来，把头摇晃一下。“伯伯，请您自己判断。列舍季洛夫的独院地主们到我这里来说：‘老弟，帮帮忙。’‘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我们的粮仓办得很完善，实在不能再好了；忽然一个官员来到我们这里，说是被派来检查粮仓的。检查过之后说：“你们的粮仓办得很混乱，有严重的疏忽地方，必须报告长官。”“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呢？”“这个我心里明白，”他说……我们就聚在一起作出了决定：要好好地送那官员一笔酬谢，可是老头儿普罗霍雷奇出来阻止，他说：这不过是使这班人更加贪心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就没有主持公道的法庭？……我们就听从了老头儿的话，可是那官员恼火了，就提出控诉，打了呈报。现在就要我们去出庭。’‘那么你们的粮仓的确是完善的吗？’我问。‘上帝看见的，很完善，而且有法定数量的谷物……’我说：‘那么你们不必害怕。’就替他们写了一张状子……现在还没有知道是谁胜诉……至于他们为了这件事到您这儿来告我，——那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贴自己的身。”

“无论什么人都这样，可是你显然不是这样的，”老头儿低声说……“那么你在那边同舒托洛莫沃的农民们干些什么勾当呢？”

“您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也是我对的，——再请您判断吧。舒托洛莫沃农民们的邻居别斯潘金耕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地是我的。’舒托洛莫沃的农民在付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有谁保护他们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一向是地主租给他们的。于是他们到我这里来，说：给我们写一张诉状。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他说：‘我要拔出米佳这家伙的骨头，还要取他的脑袋……’等着瞧吧，看他怎样取法，我的脑袋到现在还是完好的呢。”

“嘿，不要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呢，”老头儿说，“你这人完全发疯了！”

“咦，伯伯，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话了，”奥夫夏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的确，做人应该正直，而且有帮助亲友的义务。有时候应该连自身都不顾惜……可是你是不是常常照这样做的呢？不是有人把你邀到酒店里去吗？他们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谢伊奇，先生，帮帮忙，我们一定酬谢你。’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偷偷地塞给你，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事？你说，有没有？”

“这的确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回答，“可是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现在你不拿，等到自己生活困难起来，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嘿，你呀！你倒像是一直在庇护好人！……可是你忘记了鲍里卡·佩列霍多夫吗？……是谁为他张罗奔走？是谁包庇了他？啊？”

“佩列霍多夫的确是自作自受……”

“挪用了公款……开玩笑！”

“可是伯伯您想：他穷，还有家眷……”

“穷，穷，……他是一个醉汉，是一个狂妄的人——就是这样！”

“他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痛苦！唔，既然你有那样的热忱，就该帮助他，而不该自己跟这醉汉一块上酒店。他说话花言巧语，那有什么稀罕！”

“他这人是最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夏尼科夫转向他的妻子，继续说，“送去给他了吗……喏，就是那儿，你知道的……”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点点头。

“你这几天在哪里？”老头儿又说起话来。

“在城里。”

“一定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消遣，弹吉他，在衙门里跑进跑出，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儿子们一起游荡，是这样吗？……你说！”

“大概是这样吧，”米佳微笑着说……“啊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我不到这大肚子家里去。给你吃很贵的鱼，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去睬他！”

“我还碰见费多西娅·米哈伊洛夫娜呢。”

“哪一个费多西娅？”

“就是买了米库里诺地方的地主加尔片琴科家的那个。费多西娅是米库里诺人。她出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当女裁缝，租金按时缴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做生意很能干：在莫斯科向她定货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片琴科写信去把她叫了来，留住她，不给她活儿干。她准备赎身，向主人说过了，可是他不作出什么决定。伯伯，您和加尔片琴科认识，可不可以替她说一句话？……费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

“是不是用你的钱？是不是？唔，唔，好，我去说，我去对他说。可是我不知道，”老头儿带着不满意的神气继续说，“这个加尔片琴科，天晓得，是一个吝啬鬼：他收购期票，放钱生利，竞买田地……谁把他弄到我们这边来的？咳，我讨厌这些外乡人！这件事不会马上见分晓的；不过，看看再说吧。”

“帮帮忙吧，伯伯。”

“好，我总帮忙。可是你得留神点儿，给我留神点儿！好了，好了，不要辩解了……算了，算了！……只是以后要留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不得太平呢，——真的，你要完蛋。我不能老是替你担当……我自己也是没有权势的人。唔，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跟着他出去。

“给他喝茶吧，好太太，”奥夫夏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伙子并不蠢，”他继续说，“心地也善良，只是我替他担心……可是，对不起，我们拿这些小事把您耽搁了很久。”

通穿堂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矮矮、头发斑白、穿丝绒大衣的人走了进来。

“啊，弗朗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可得意吗？”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把这位先生也介绍给您。

弗朗茨·伊万内奇·雷戎（Lejeune）是我的邻居，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他以不很平常的方法获得了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起初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这位法国人就昂首阔步走进了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雷戎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落到了斯摩棱斯克农民们的手里。斯摩棱斯克的农民们把他在一个空着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带到堤坝边的冰窟那里，就开始要求这位“de la grrrrande armée[7]”鼓手赏个脸儿，这就是要他钻到冰底下去。雷戎先生不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操着法国口音，开始向斯摩棱斯克的农民们求情，要求放他回奥尔良去。“在那里，messieurs[8]，”他说，“住着我的母亲，une tendre mère[9]。”但是农民们大概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继续要求他向蜿蜒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顺流而下，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那里轻轻地推着他的后颈和脊骨，催他动身。忽然传来了一阵铃声，使雷戎快乐得不可言喻。堤坝上驶来一辆大雪橇，特别高耸的后座上盖着一条五彩的毯子，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种马。雪橇里坐着一位穿狼皮外套的、肥胖的、红光满面的地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农人们。

“我们在这里淹法国人呢，老爷。”

“啊！”地主淡然地答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

“Monsieur！Monsieur！[10]”那可怜的人叫起来。

“啊，啊！”狼皮外套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带了十二个民族到俄国来，烧掉了莫斯科，该死的家伙，偷去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着‘麦歇，麦歇！’[11]这一下可要夹着尾巴了！这是报应……走吧，菲尔卡！”

马走动了。

“可是，慢来！”地主又说……“喂，你这麦歇，你懂音乐吗？”

“Sauvez moi，sauvez moi，mon bon monsieur！[12]”雷戎反复地说。

“你瞧这些劣种！没有一个人会讲俄语的！缪齐克，缪齐克，萨维·缪齐克·芙？萨维？[13]嗳，你说呀！孔普雷内？萨维·缪齐克·芙？[14]披雅诺，茹哀·萨维？[15]”

雷戎终于懂得了地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肯定地点点头。

“Oui，monsieur，oui，oui，je suis musicien；je joue tous lesinstrumentspossibles！Oui，monsieur……Sauvezmoi，monsieur！[16]”

“嘿，你的运气好，”地主说……“小伙子们，放了他吧；给你们二十戈比买烧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雷戎被叫去坐在雪橇里了。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哭着，哆嗦着，向地主、马车夫、农民们鞠躬道谢。他身上只穿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看他那发青的冻僵了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在自己的皮外套里，载了他回家。仆人们跑拢来，急忙把这法国人弄暖和了，给他吃饱了，穿上了衣服。地主就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们。

“喂，孩子们，”他对她们说，“我替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说：教我们学音乐和法国话吧。瞧，我替你们请来了一个法国人，他还会弹钢琴……喂，麦歇，”他指着五年前向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一架破旧的钢琴，继续说，“把你的技术表演给我们看看：茹哀！[17]”

雷戎魂不附体地坐到椅子上，因为他有生以来没有碰过钢琴。

“茹哀吧，茹哀吧，”地主反复地说。

这可怜的人绝望地敲打键盘，像敲鼓一样，胡乱地弹了一会……“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给别人听，“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外去。”可是这位被迫的即席演奏者竟大吃一惊，因为地主略停了一会，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内行；现在请去休息吧。”

大约两星期之后，雷戎从这个地主那里转到了另一个富裕的有教养的人那里，由于愉快温柔的性格而得到他的赏识，就和他的养女结了婚，而且就了职，变成了贵族，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贝扎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兼诗人，他自己也迁居到奥廖尔来了。

正是这个雷戎——或者像现在人们所称呼他的弗朗茨·伊万内奇——当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夏尼科夫的房里来，他和奥夫夏尼科夫之间有友好的交情……

然而，恐怕读者和我在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得厌倦，那我就不再饶舌了。

[1] 独院小地主是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拥有少量土地，可蓄农奴，但必须与农民同样缴纳赋税。

[2]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3] 旧时俄国农民的发式。

[4] 比曲格马是一种特种马，繁殖在沃罗涅日省著名的“赫列诺夫”（从前为奥尔洛娃伯爵夫人的养马场）附近。——原注

[5] 法语：这很好。

[6] 奥尔洛夫－切斯缅斯基（1737—1807），俄国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七○年在切斯马湾彻底击溃土耳其舰队，因而荣获“切斯缅斯基”的姓氏。

[7] 法语：大军的。

[8] 法语：诸位先生。

[9] 法语：慈爱的母亲。

[10] 法语：先生！先生！

[11] 法语：“先生，先生！”的译音。

[12] 法语：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好先生！

[13] 法语：“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吗？懂吗？”的译音。

[14] 法语：“听得懂吗？你懂音乐吗？”的译音。

[15] 法语：“钢琴，你会弹吗？”的译音。

[16] 法语：是，先生，是，是，我是一个音乐家；所有的乐器我都会奏！是，先生……救救我，先生！

[17] 法语：“请弹！”的译音。

利哥夫

“到利哥夫去吧，”有一次，读者已经熟悉的叶尔莫莱对我说，“我们可以在那边打到许多鸭子。”

虽然野鸭对于真正的猎人没有特殊的魅力，但是在没有别种野禽的时候（这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飞来，在野外奔走着追赶鹧鸪，我已经觉得厌倦了），我就听从了我的猎人的话，出发到利哥夫去了。

利哥夫是草原上的一个大村，村里有一所极古老的、一个圆顶的砖造教堂，还有筑在罗索塔小川的沼泽地上的两个磨坊。这条小川在离开利哥夫约五俄里之外，变成了一个宽阔的池塘，池塘的四周和中央某些地方，生着茂密的芦苇，即奥廖尔人所谓“马叶尔”。就在这池塘上，在芦苇中间的水湾或静僻地方，繁殖着各种各样的许多鸭子：野鸭、混种野鸭、针尾鸭、小水鸭、潜鸭及其他。一小群一小群的鸭子常常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枪声响处，像乌云一般升起，使得猎人不由得一只手抓住帽子，长吁一声：“嗬——呼！”我和叶尔莫莱沿着池塘走，然而，第一，鸭子是小心的飞禽，不在岸边栖息；第二，即使有掉队的、无经验的小水鸭中了我们的枪弹而送了命，我们的狗也无法到茂密的“马叶尔”中去取得它。它们虽然有极高尚的献身精神，却既不能游泳，又不能涉水，只是徒然地让芦苇的锐利的边缘擦伤自己宝贵的鼻子而已。

“不行，”最后叶尔莫莱说，“这样不行，必须设法去弄一条小船来……我们回利哥夫去吧。”

我们就去了。我们还没有走得几步，碰见一只十分蹩脚的猎狗从茂密的爆竹柳里跑出来，在它后面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大衣和一件黄背心，暗灰色的裤子草草地塞进有破洞的长统靴里，脖子里围着一条红围巾，肩上背着一支单筒枪。我们的狗以惯常的、它们的品种所特有的中国仪式[1]同它们的新朋友相嗅起来，那新朋友显然是害怕了，夹起尾巴，翘起耳朵，露出牙齿，挺直了腿，全身很快地打转。就在这时候，那不相识的人走到我们跟前，非常恭敬地鞠一个躬。他看来约有二十五岁；他的长长的、淡褐色的头发浓重地浸透了克瓦斯[2]，一绺绺不动地矗立着；一双褐色的小眼睛温和地眨动，脸上仿佛因为牙痛而扎着一条黑手帕，满脸现出甜蜜的微笑。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他用柔媚的声音开始说，“我是这儿的猎人弗拉基米尔……我听说您来到这里，又知道您到我们的池塘上来了，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决心为您效劳。”

猎人弗拉基米尔说起话来，活像扮演初恋情人的角色的年轻的地方演员。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还没有走到利哥夫，我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一个已经赎身的家仆；在少年时代曾经学过音乐，后来当了侍仆，他识字，据我看来，他读过一些无聊的书，而现在呢，像生活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一样，身无分文，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几乎是靠天吃饭的。他说话态度极其文雅，显然是在卖弄自己的风度；他必定又是一个非常好向妇女献殷勤的人，而且他多半是成功的，因为俄罗斯姑娘们都喜欢能言善辩的人。在谈话之中，他让我知道：他有时访问邻近的地主，到城里去做客，玩朴烈费兰斯，又和京城里的人交往。他善于巧笑，会表现各种各样的笑容；特别适合于他的，是当他用心听别人讲话时嘴唇上现出的谦恭而沉着的微笑。他仔细地听你说话，他对你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他决不失却自尊心，仿佛要使你知道，有机会时，他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叶尔莫莱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更谈不上“温文尔雅”，就对他称起“你”来。弗拉基米尔对他称“您哪……”时的那种讥嘲的神情，煞是好看。

“你为什么扎着手帕？”我问他。“牙痛吗？”

“不是啊，”他回答，“这是不小心的后果。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好人，可完全不是一个猎人，这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很想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愿意拒绝朋友，就给他一支枪，带他去打猎了。我们打了好一会猎；后来我们想休息一下。我坐在树底下；他却不休息，开始装出用枪操练的样子，而且瞄准了我。我请他停止，可是他因为没有经验，不听我的话。枪响了，我就失去了下巴和右手的食指。”

我们走到了利哥夫。弗拉基米尔和叶尔莫莱都认为没有小船是不能打猎的。

“苏乔克有一条平底船，”弗拉基米尔说，“可是我不知道他把它藏在哪里。要到他那儿跑一趟。”

“去找谁？”我问。

“这儿住着一个人，他的绰号叫做苏乔克[3]。”

弗拉基米尔就带着叶尔莫莱去找苏乔克了。我对他们说，我在教堂那里等他们。我在墓地上看看那些坟墓，忽然看到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饰，上面有如下的铭文：一面用法文写着：“Ci gît Théophile Henri，vicomte de Blangy[4]”；另一面上写着：“法国臣民布朗日伯爵之遗骸葬此石下；生于一七三七年，死于一七九九年，终年六十二岁”；在第三面上写着：“祝他安静地长眠”；在第四面上写着：

石下安眠着法国侨民；

他出身于望族，富有才华。

他痛惜妻子和家属的被杀，

离弃了暴君蹂躏的祖国而远行；

他来到了俄罗斯的国土，

在老年获得了优礼的庇荫：

教养儿童，慰藉双亲……

上帝保佑他在此永远安宁。

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和有奇怪的绰号“苏乔克”的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沉思。

光脚蓬头而衣衫褴褛的苏乔克，看样子是一个退职的家仆，年约六十岁。

“你有小船吗？”我问。

“有小船，”他用喑哑而破碎的声音回答，“可是坏得厉害。”

“怎么呢？”

“脱了胶；而且木桩子都从洞里掉出来了。”

“有什么大不了！”叶尔莫莱接着说，“可以塞些麻屑。”

“当然，可以，”苏乔克表示同意。

“你是做什么的？”

“地主家捕鱼的。”

“你既然是捕鱼的，你的船怎么这样破旧？”

“我们的河里根本没有鱼。”

“鱼不喜欢池沼的浮渣，”我的猎人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去弄些麻屑来，给我们把船修好，快些。”

叶尔莫莱去了。

“我们恐怕会沉到水底去吧？”我对弗拉基米尔说。

“上帝是仁慈的，”他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见，池塘并不深。”

“是的，池塘并不深，”苏乔克说，他说话有点奇怪，仿佛半睡半醒似的，“底上是烂泥和草，整个池塘都长着草。不过，也有深坑。”

“可是，草如果太密，”弗拉基米尔说，“就不好划船。”

“平底船哪里是划的？要撑篙。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我那儿有篙子，不然，用铲子也行。”

“用铲子不合适，恐怕有些地方够不到底，”弗拉基米尔说。

“这倒确实不合适。”

我坐在墓石上等候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为了表示礼貌，向一旁走开些，也坐下了。苏乔克仍旧站在那地方，低下头，照老习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

“我问你，”我开始说，“你在这里当捕鱼的有多久了？”

“七年了，”他身体颤抖一下，回答说。

“以前你当什么呢？”

“以前当马车夫。”

“是谁把你从马车夫降下来的？”

“新的女主人。”

“哪一个女主人？”

“就是买我们的那个。您不认识吧：阿廖娜·季莫费耶夫娜，胖胖的……年纪不轻了。”

“她为什么要派你去打鱼呢？”

“那不晓得她了。她从坦博夫自己的世袭领地，来到我们这儿，吩咐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拢来，她就出来见我们。我们起初吻她的手，她倒没有什么，并不生气……后来就一个一个盘问我们：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轮到了我；她问：‘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当马车夫。’‘马车夫？你怎么配当马车夫，你瞧瞧自己：你怎么配当马车夫？你不应该当马车夫，你给我当捕鱼的吧，把胡子剃掉。每次我来到这儿，你就送鱼来给主人家吃，听见了没有？……’从那时候起，我就算是捕鱼的了。她说：‘你得把我的池塘收拾得整整齐齐……’叫我怎么收拾得整齐呢？”

“你们以前都是谁的人？”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佩赫捷列夫的人。他是承继来的。可是他管领我们也不长久，一共六年。我就是在他那儿当马车夫的……不过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外有马车夫，我是在乡下的。”

“你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当马车夫吗？”

“哪里一直当马车夫！当马车夫是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儿开始的，以前我当厨子，不过也不是城里的厨子，而是乡下的。”

“你在谁那儿当厨子呢？”

“在以前的主人阿法纳西·涅费德奇那儿，就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那儿。利哥夫是他买进的，是阿法纳西·涅费德奇买进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承继了这块领地。”

“向谁买来的？”

“向塔季扬娜·瓦西里耶夫娜。”

“哪一个塔季扬娜·瓦西里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波尔霍夫附近……不对，在卡拉契夫附近，是个老姑娘……没嫁过人。您不认识她吗？我们是从她父亲瓦西里·谢苗内奇手里传给她的。她管领我们可长久啦……大概有二十年吧。”

“你在她那儿是不是也当厨子的？”

“开头确是当厨子，后来又当咖啡师。”

“当什么？”

“当咖啡师。”

“这是怎么样的职务？”

“我不知道，老爷。在餐室里服务，把我叫做安东，不叫库兹马了。这是女主人吩咐的。”

“你本来的名字叫库兹马吗？”

“库兹马。”

“那你一直当咖啡师吗？”

“不，不是一直当这个差使，也当戏子。”

“真的吗？”

“可不是，当过戏子……还登过台。我们的女主人自己家里造了一个戏院子。”

“你扮演过什么角色？”

“您说什么？”

“你在戏台上干什么？”

“您不知道吗？他们带我去，把我打扮起来；我就这样打扮了登台，或者站着，或者坐着，那得看情形了。他们关照：你要这样说，我也就这样说了。有一回我扮一个瞎子……他们在我的每一个眼皮底下放一粒豌豆。……可不是！”

“那么后来你做什么呢？”

“后来我又当厨子。”

“为什么又把你降作厨子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跑了。”

“唔，那么你在你第一个女主人的父亲那儿当什么呢？”

“当各种差使：起初当小厮，当马车夫，花匠，后来又管猎狗。”

“管猎狗？……你还带着猎狗骑马？”

“还带着猎狗骑马，跌得好厉害：我和马一起摔倒，马受了伤。我们的老主人是很严厉的；叫人打了我一顿，派我到莫斯科一个皮鞋匠那儿去当学徒了。”

“怎么当学徒？难道你管猎狗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我那时候么，年纪大概有二十多了。”

“怎么二十岁还可以当学徒？”

“既然是老爷吩咐，大概总是可以的。幸亏他不久就死了，他们又叫我回到乡下来。”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厨子的手艺的？”

苏乔克抬起他那又瘦又黄的脸来，微笑一下。

“这还用学吗？……娘儿们都会烧菜的！”

“唔，”我说，“库兹马，你这一生倒见过得多了！那么既然你们这儿没有鱼，现在你当捕鱼人，做些什么事呢？”

“老爷，我才不抱怨呢。派我当捕鱼人是要谢天谢地的。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头儿——安德烈·普佩尔——女主人吩咐他在造纸厂里做打水的工作。她说，不做工吃白饭是罪过的……普佩尔还指望着开恩：他有一个堂侄子在女主人的事务所当事务员，答应替他向女主人说情。说什么情呀！……可是我亲眼看见普佩尔向他的堂侄子叩头的呢。”

“你有家眷吗？娶过亲吗？”

“没有，老爷，不曾。已经故世的塔季扬娜·瓦西里耶夫娜——祝她升入天堂！——是不许任何人结婚的。决不可以！她常常说：‘我不也是独身的吗？真是放肆！他们要结婚干吗？’”

“那么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有工钱吗？”

“老爷，哪有什么工钱呀！……有一口饭吃，已经谢天谢地了！我很满足。上帝保佑我们女主人长寿吧！”

叶尔莫莱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说，“去拿篙子吧——你！……”

苏乔克跑去拿篙子了。当我同那可怜的老头儿谈话的时候，猎人弗拉基米尔时时带着轻蔑的微笑对他看。

“一个蠢人，”那人走了之后他说，“是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人，不过是一个乡下佬罢了。他不能算作家仆……他说的话全是吹牛……他哪里会做戏子，您想！您白费了精神跟他谈话！”

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坐在苏乔克的平底船里了。（我们把狗留在屋里，交给马车夫叶古季尔看管。）我们觉得不很舒服，但是猎人一向是不苛求的。苏乔克站在船后面钝的一端上，在那里撑篙；我和弗拉基米尔坐在船里的横木上；叶尔莫莱坐在前面船头上。虽然用麻屑塞过，水还是很快就涌到我们脚下。幸而天气稳定，池塘仿佛睡着了一般。

我们的船走得很慢。老头儿费力地从粘泥里拔出缠满水草的青丝的长篙；睡莲的茂密的圆圆的叶子也妨碍我们的船前进。最后我们到达了芦苇的地方，这一下可热闹了。鸭子看见我们在它们的领土里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轰的一声从池塘上飞起，枪弹密密地向它们后面射去，看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筋斗，沉重地掉在水里，煞是愉快。我们当然不能把中枪的鸭子全部弄到手，因为轻伤的钻到水里去了；有些已经打死了的，却掉在那么茂密的“马叶尔”里，连叶尔莫莱那双锐利的眼睛也找不到它们；虽然如此，到了正午的时候，我们的小船里已经满满地装了一船鸭子。

使叶尔莫莱大大地快慰的，是弗拉基米尔的枪法完全不高明，在每次开枪失败之后，他就惊讶，把枪检查一下，吹一下，表示疑惑，最后就向我们说明他所以打不中的原因。叶尔莫莱打枪，同往常一样，总是成功的，我照例打得很不好。苏乔克不时地用从小替主人服务惯了的人的眼色望着我们，有时候喊着：“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鸭子！”他又常常在背上搔痒——不用手搔，而用肩胛的动作来搔。天气很好：一团团的白云高高地、徐徐地在我们头上移行，清楚地反映在水里；芦苇在四周瑟瑟作响；池塘在太阳底下处处发出闪光，像钢铁一般。我们正打算回村子去，突然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们早已注意到：水一直在慢慢地渗入到我们的平底船里来。弗拉基米尔被派定用勺子把水舀出去，这勺子是我那有先见之明的猎人从不留神的农妇那儿偷来以防万一的。在弗拉基米尔没有忘记自己任务的期间，倒没有问题。但是到了打猎快结束的时候，鸭子仿佛向我们道别，许多群一齐飞起，使得我们几乎来不及装枪弹。在枪弹交射的紧张时刻，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的平底船的状况，——突然，由于叶尔莫莱的一个剧烈的动作（他拼命想够到一只被打死的鸭子，把全身靠向船的一边），我们这破旧的小船一倾侧，灌满了水，就得意洋洋地沉到了池塘底上，幸而不在水深的地方。我们喊叫起来，但是已经迟了，转瞬之间我们都已站在水里，水齐到喉头，周围都漂着死鸭。现在我想起我的同伴们的恐怖而苍白的脸（大概我的脸在那时也不会是红润的），还是不能不发笑；但是在那时候，老实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笑。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举在头上，苏乔克大概是惯于模仿主人的缘故，也把篙子举在头上。叶尔莫莱第一个打破沉默。

“呸，真倒霉！”他吐一口唾沫在水里，喃喃地说。“有这样的事！都是你不好，你这老鬼！”他愤怒地向苏乔克说，“你这船是怎么搞的？”

“对不起，”老人含糊地低声说。

“你也好，”我的猎人把头转向弗拉基米尔，继续说，“你管什么来着？为什么不舀水？你，你，你……”

但是弗拉基米尔已经不能答话：他像一片叶子那样哆嗦着，牙齿同牙齿打战，毫无意义地微笑着。他的能言善辩、他的文雅的礼貌和自尊心，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可恶的平底船在我们脚底下轻轻地摇晃……在开始沉船的瞬间，我们觉得水非常冷，但是很快就习惯了。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我举目眺望；但见离开我们十步之外，四周都是芦苇；远方，在芦苇的顶上，看得见岸。“糟糕！”我想。

“我们怎么办呢？”我问叶尔莫莱。

“让我们来想个办法吧，总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他回答。“喂，你把这枪拿着，”他对弗拉基米尔说。

弗拉基米尔乖乖地听从了他的话。

“我去找浅滩，”叶尔莫莱有把握地继续说，仿佛任何池塘里都应该有浅滩似的，——他拿了苏乔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水底，向岸的一边出发了。

“你会游水吗？”我问他。

“不会，不会游水，”他的声音从芦苇后面传来。

“嗯，他会淹死呢，”苏乔克淡然地说，他以前就并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我们发怒，现在则已经完全安心下来，只是有时喘着气，似乎并不感觉到有改变他的现状的必要。

“而且死得毫无益处，”弗拉基米尔愁苦地补充说。

叶尔莫莱过了一个钟头还不回来。这一个钟头在我们觉得是永恒。起初我们同他不断地互相呼应；后来他对我们的呼声回答得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没有声息了。村子里响起晚祷的钟声。我们彼此不交一语，而且尽力避免互相注视。鸭子在我们头上飞翔；有的想停落在我们旁边，但是突然一直线地向上飞升，叫着飞开去了。我们的身体开始发僵。苏乔克眨着眼睛，像是打算睡觉了。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欢喜得无法形容。

“怎么样？”

“我到了岸上；找到浅滩了……我们去吧。”

我们想马上就走，但是他先从浸在水里的衣袋里取出一根绳子，把打死的鸭子的脚系住，用牙齿咬住了绳子的两头，然后慢慢地向前走去；弗拉基米尔走在他后面，我走在弗拉基米尔后面。苏乔克殿后。到岸边约有两百步，叶尔莫莱大胆地不停歇地前进（他把路记得很熟），只是有时叫喊：“靠左，右面有一个坑！”或者：“靠右，走左面要陷下去……”有时水没到我们的喉头，可怜的苏乔克身材比我们都矮，两次吞了水，吐出泡沫来。“喂，喂，喂！”叶尔莫莱严厉地喊他，于是苏乔克费力地往上挣扎，晃动两只脚，跳起来，终于走到了较浅的地方，然而即使在最紧急的关头，他也不敢抓住我的大衣的衣裾。我们弄得精疲力竭，满身泥污，浑身湿透，终于到达了岸上。

过了两小时光景，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把衣服弄干，坐在一间宽敞的干草棚里，准备吃晚饭了。马车夫叶古季尔，是一个行动非常缓慢迟钝、态度审慎而带睡意的人，站在大门边，热心地请苏乔克嗅鼻烟。（我注意到，俄罗斯的马车夫们一见面就要好。）苏乔克狂吸了一会，吸得恶心起来：他吐着唾沫，咳嗽着，显然是感到十分愉快。弗拉基米尔显出疲劳的样子，歪着他的小头，很少说话。叶尔莫莱在揩拭我们的枪。那些狗极快地摇着尾巴，等候着燕麦粥；马在屋檐下跺脚并嘶叫……太阳落山了；它的最后的光线普照四方，放出许多宽阔的深红色光带；金黄色的云块散布在天空中，越来越细，仿佛是梳洗过的羊毛……村里传来歌声。

[1] 当时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帝王宫中仪式极其复杂，故有此语。

[2] 当时俄罗斯农民和家仆都用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涂发。

[3] 苏乔克，小树枝的意思。

[4] 法语：布朗日伯爵特奥菲尔·安里之墓。

白净草原

这是七月里的晴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它散布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红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灿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出，发出鲜明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发出像小蛇一般的闪光，这光彩好像炼过的银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伟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现许多镶柔软白边的、金灰色的、高高的云团。这些云团好像许多岛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滥的河流中，周围环绕着纯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们几乎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团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们中间的青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本身也像天空一样是蔚蓝色的，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都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从上到下延伸着一些浅蓝色的带子：那是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傍晚，这些云团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烟一样黑糊糊的，映着落日形成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像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黄昏的星星像被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里，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里，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蒸闷”；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风柱，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洁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收割了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落了很多野味；装得满满的猎袋毫不留情地压痛我的肩膀，然而一直等到晚霞消失，寒冷的影子开始凝集并散布在虽然不再受到夕阳照耀却还是很明亮的空气中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快步穿过一片长长的灌木丛，爬上小丘，一看，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片熟悉的、右边有一个橡树林、远处有一所低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所不认识的地方。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狭小的山谷；正对面峭壁似地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疑惑地站定了，回头一望……“啊呀！”我想，“我完全走错了路，太偏右了。”我对这错误自己觉得吃惊，急忙走下小丘。一种令人不快的、凝滞的湿气立刻包围了我，仿佛我走进了地窖里似的；山谷底上高高的茂盛的草全部是潮湿的；形成平坦的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上面走路有些害怕。我赶快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沿着白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白杨树林的静息的树梢上飞来飞去，神秘地在薄暗的天空中盘旋着，抖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鹞鹰在高空中敏捷地一直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了。“好，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想，“马上就有路了，可是我走了一俄里光景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然而那里并没有路：有一些未曾刈草的低矮的灌木丛辽阔地展现在我面前，在它们后面，远远地望得见一片荒凉的原野。我又站定了。“怎么有这样的怪事？……我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就回想这一天之内是怎样走的，到过哪些地方……“哈！这原来是帕拉欣灌木丛！”最后我叫起来，“一点也不错！那边大概是辛杰耶夫小树林……我怎么走到了这地方？走得这么远？……奇怪！现在又得向右走了。”

我拐向右边，穿过灌木丛。这时候夜色像阴霾一般迫近，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泻下。我发现了一条崎岖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软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飞着，几乎碰撞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塍走去。现在我已经很难分辨出远处的事物：四周的田野朦胧地发白；田野的那边，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越来越逼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沉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变成蓝色，——但这回是夜空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闪烁。

我起先认为是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糊糊的圆形丘陵。“我到底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出声地重复说一遍，第三次站定了，疑问地看看我那只在所有的四足动物中绝顶聪明的英国种斑黄猎狗季安卡。但是这四足动物中最聪明的家伙只是摇着尾巴，没精打采地眨眨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对它感到惭愧，就拼命地向前迈进，仿佛恍然明白了应该往哪儿去似的。我绕过丘陵，来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围耕种过的凹地里。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支配了我。这凹地形状很像一口圆圆的边缘倾斜的锅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它们仿佛是爬到这地方来开秘密会议的，——这里面那么沉寂、荒凉，天空那么平坦、凄凉地悬挂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紧缩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微弱地、凄凉地尖叫了一声。我连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失去寻找归路的希望；但是到了这时候，我终于确信我已经完全迷路，就绝不再想去辨认几乎完全沉浸在朦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靠着星辰的帮助，一直信步走去……我困难地拖着两条腿，这样走了约半小时。我觉得有生以来没有到过如此荒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一点火光，听得见一点声响。一个平坦的山坡更换了另一个，原野无穷尽地连接着原野，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跟前。我一直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野宿到早晨，突然走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上。

我连忙缩回跨出去的脚，通过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胧之色，看见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宽阔的河流呈半圆形向前流去，围绕着这平原；河水的钢铁般的反光有时模糊地闪烁着，指示着河流的经行。我站的小山冈突然低落，几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庞大的轮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苍茫的虚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这峭壁和平原所形成的角里，在静止的、像黑镜一般的那一段河流旁边，在小山冈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火相并着发出红焰，冒着烟气。火堆周围有几个人蠢动着，影子摇晃着，有时清楚地映出一个小小的、鬈发的头的前半面……

我终于认清楚了我所来到的地方。这草原就是我们附近一带有名的所谓白净草原……但回家是决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在夜里；两腿已经疲劳得发软。我决心到火堆那里去，加入我认为是牲口贩子的人群中，等天亮。我顺利地走到了下面，但是我的手还没有放开我所攀援的最后一根树枝，忽然两只高大的、长毛蓬松的白狗凶狠地吠着向我冲过来。火堆旁边传来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两三个男孩很快地从地上站起来。我答应了他们发问的喊声。他们向我跑来，立刻叫回了由于我的季安卡出现而特别吃惊的两只狗，我就走到他们那里。

我把坐在火堆周围的人认为是牲口贩子，原来是弄错了。他们只是附近村子里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在我们那里，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往往在夜间把马赶到田野里来吃草，因为白天苍蝇和牛虻使它们不得安宁。把马群在日暮之前赶出来，在天亮的时候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大乐事。他们不戴帽子，穿着旧皮袄，骑在最活泼的驽马上，高兴地叫嚷着，摆动着手脚向前飞驰，跳得高高的，大声地欢笑。轻微的尘埃形成黄色的柱子升起来，沿着道路疾驰；整齐的马蹄声传向远方，马儿竖起耳朵奔跑；当头飞驰着一匹棕黄色的乱毛马，这马竖起尾巴，不断地变换步调，乱蓬蓬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告诉孩子们说，我是迷了路的，就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沉默了一会，让出点地方来。我们稍稍谈了几句。我就躺在一棵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开始向四周眺望。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围有一个淡红色的圆形光圈在抖动，仿佛被黑暗顶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炽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火光；火光的尖细的舌头舐一舐光秃秃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锐的长长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搏斗。有的时候，当火焰较弱、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听见它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于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着一重近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约地看见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的无云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笼罩在我们上面。呼吸着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鲜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缩。四周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只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鱼泼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被漂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篝火轻轻地噼噼啪啪地响着。

孩子们围绕火堆坐着；曾经想吃掉我的那两只狗也坐在这里。它们对于我的在场，很久不能容忍，瞌睡矇眬地眯着眼睛，斜望着火堆，有时带着极度的自尊心嗥叫；起初是嗥叫，后来略带哀鸣，仿佛在惋惜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人：费佳、帕夫卢沙、伊柳沙、科斯佳和万尼亚。（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就想要介绍读者和他们相识。）

第一个，最大的，是费佳，看来大约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嫌纤小，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眼睛明亮，经常露出半是愉快、半是不经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属于富裕的家庭的，到田野上来并不是为生活所迫，只是为了好玩。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的那件短小的新上衣，几乎要从他那窄小的肩膀上滑下来；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小梳子。他那双低统靴子正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帕夫卢沙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宽阔，脸色苍白，脸上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真像所说的头大如牛，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义的！——可我还是喜欢他：他的眼光非常聪明、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第三人伊柳沙相貌很平凡：钩鼻子，长脸，眼睛眯缝，脸上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因为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黄的、几乎是白色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涡鬈，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露出来，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他穿着新的树皮鞋和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上绕三匝，紧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长袍。他和帕夫卢沙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庞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乌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异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可是语言（至少他的语言）却表达不出。他身材矮小，体格虚弱，穿得相当贫苦。最后一人万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蜷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的、鬈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们。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锅子；锅子里煮着马铃薯。帕夫卢沙照看着它，正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腾的水里去试探。费佳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沙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向远方的某处眺望。万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们渐渐地又谈起话来。

起初他们谈着闲天，谈这样，谈那样，谈明天的工作，谈马；可是突然费佳转向伊柳沙，仿佛重新继续中断了的话头似地问他：

“喂，那么你真的看见过家神[1]吗？”

“不，我没有看见过，人是看不见他的，”伊柳沙用嘶哑而微弱的声音回答，这声音同他脸上的表情再适合没有了，“不过我听见过……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听见。”

“他在你们那儿的什么地方呢？”帕夫卢沙问。

“在那个旧的漉纸场[2]里。”

“难道你们常常去造纸厂？”

“当然常常去的。我和我哥哥阿夫久什卡是磨纸工人[3]。”

“瞧你还是工人呢！……”

“那么，你怎样听见的呢？”费佳问。

“是这么一回事。有一回，我和哥哥阿夫久什卡，还有米赫耶夫家的费奥多尔，还有斜眼伊瓦希卡，还有从红岗来的另一个伊瓦什卡，还有伊瓦什卡·苏霍鲁科夫，还有别的伙伴们；我们一共十来个人——整个工作班都在这里了；有一回，我们必须留在漉纸场上过一夜，本来用不着过夜，可是监工纳扎罗夫不许我们回家，他说：‘伙计们，你们何必回家去呢；明天的活很多，伙计们，你们就别回去了吧。’我们就留下来，大家睡在一起，阿夫久什卡说起话来，他说：‘伙伴们，家神来了怎么办？’……阿夫久什卡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人在我们头上走动；我们躺在下面，他在上面走，在轮子旁边走。我们听见：他走着走着，他脚底下的板弯了，吱吱格格地响；后来他经过我们头上；忽然水哗啦哗啦地流到轮子上；轮子响了，响了，转动了；可是水宫[4]的闸本来是关好的。我们很奇怪：是谁把闸拔开了，让水流出来；可是轮子转了一会，转了一会，就停止了。那家伙又走到上面的门边，还从扶梯上往下走，他走的时候好像不慌不忙的样子；扶梯板在他脚底下响得可厉害呢……于是，他走到我们门边来了，在那儿待了一会，待了一会，突然门一下子敞开了。我们吓了一大跳，一看——没有什么……忽然看见一只桶上的格子框[5]动起来，提上去，浸到水里，在空中移来移去，好像有人在洗它，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接着，另一只桶上的钩子从钉子上脱落了，又搭上了；后来好像有人走到门口，忽然大声地咳呛起来，像一只羊，可是声音响得很……我们大家吓得挤成一堆，互相往身子底下钻……这一回可真把我们吓坏了！”

“有这样的事！”帕夫卢沙说，“他为什么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许是受了湿气。”

大家沉默了一会。

“喂，”费佳问道，“马铃薯煮好了没有？”

帕夫卢沙试了一下。

“没有，还是生的……听，泼水的声音，”他把脸转向河的方面，接着说，“一定是梭鱼……瞧那儿有一颗小星落下去了。”

“不，小兄弟们，我讲一件事儿给你们听听，”科斯佳用尖细的声音说起话来，“你们听着，是前几天爸爸当着我面讲的。”

“好，我们听着，”费佳带着鼓励的态度说。

“你们都知道加夫里拉，大村的那个木匠吧？”

“嗯，嗯，知道的。”

“你们可知道，为什么他老是那么不快活，一直不讲话，你们知道吗？他那么不快活，是因为：有一回，爸爸说的，有一回，我的小兄弟们，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可就迷了路；他走到了，天晓得走到了什么地方。他走着，走着，我的小兄弟们，不行！找不到路；这时候已经夜深了。他就在一棵树底下坐下来；他说，让我在这儿等天亮吧，——他坐下来，打瞌睡了。正打着瞌睡，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瞌睡，又叫他了。他再看，再看，看见他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鱼，正在摇摆着身子，叫他走过去；那人鱼自己笑着，笑得要死……月亮照得很亮，照得可真亮，清清楚楚的，——我的小兄弟们，什么都看得见。她叫唤着他，她全身又亮又白，坐在树枝上，好像一条鳊鱼或者一条鱼，要不然就像一条鲫鱼，也是那样白糊糊、银闪闪的……木匠加夫里拉发呆了，可是，我的小兄弟们，那人鱼只管哈哈大笑，老是向他招手，叫他过去。加夫里拉已经站起身来，想要听人鱼的话，可是，我的小兄弟们，准是上帝点明了他：他就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可是他画十字好费力啊，我的小兄弟们；他说他的手简直像石头一样，转不过来……啊，真不容易啊！……他画了十字以后，我的伙伴们，那人鱼就不笑了，而且忽然哭起来……她哭着哭着，我的小兄弟们，就用头发来擦眼睛，她的头发是绿色的，就跟大麻一样。加夫里拉对她望着，望着，就开始问她：‘树林里的精怪，你为什么哭？’那人鱼就对他说：‘你不该画十字，’她说，‘人啊，你应该和我快快乐乐地活到最后一天；可是现在我哭，我悲伤，因为你画了十字；而且我不单是一个人悲伤，我要你也悲伤到最后的一天。’她说了这话，我的小兄弟们，就不见了，加夫里拉马上懂得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一直不快活了。”

“嗨！”沉默了一会之后费佳说，“这个树林里的魔鬼怎么会伤害基督徒的灵魂，他不是没有听她的话吗？”

“就是这么说啊！”科斯佳说，“加夫里拉说的，她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悲惨，好像癞蛤蟆的声音。”

“你爸爸亲口讲的吗？”费佳继续说。

“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6]上，全都听见的。”

“真是怪事！他为什么不快活呢？……她一定是喜欢他，才叫他的。”

“啊，还喜欢他哩！”伊柳沙接着说，“说哪儿话！她想呵他痒，她就是想这样。她们这些人鱼就爱这一套。”

“这儿一定也有人鱼，”费佳说。

“不，”科斯佳回答，“这里是清净宽阔的地方。只是一点：河就在旁边。”

大家不再说话了。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拖长的、嘹亮的、像呻吟一般的声音。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夜声，这种声音往往发生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升起来，停留在空中，慢慢地散布开去，终于仿佛静息了。细听起来，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然而还是响着。似乎有人在天边久久地叫喊，而另一个人仿佛在树林里用尖细刺耳的笑声来回答他，接着，一阵微弱的咝咝声在河面上掠过。孩子们面面相觑，哆嗦一下……

“上帝保佑我们！”伊柳沙轻声说。

“哈哈，你们这些笨家伙！”帕夫卢沙喊起来，“怕什么呢？看呀，马铃薯煮熟了。（大家坐到锅子跟前，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马铃薯；只有万尼亚一动也不动。）你怎么了？”帕夫卢沙说。

但是他并不从他的席子底下爬出来。锅子立刻空了。

“伙伴们，”伊柳沙开始说，“你们听到过前些时在我们瓦尔纳维齐地方发生的事吗？”

“是在堤坝上吗？”费佳问。

“对，对，在堤坝上，在那个冲坏了的堤坝上。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很不太平，而且又冷僻。周围都是凹地、溪谷，溪谷里常常有卡久利[7]。”

“唔，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讲呀……”

“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费佳，你也许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葬着一个淹死的人。这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池塘还很深的时候淹死的；只是他的坟墓现在还看得见，不过也看不大清楚：这么一个土堆……就在前几天，管家把管猎狗的叶尔米尔叫来，对他说：‘叶尔米尔，到邮局去一趟。’我们那儿的叶尔米尔是经常去邮局的；他把他的狗全都糟蹋死了：狗在他手里不知怎么的都活不长，简直从来没有养活过，不过他是个管猎狗的能手，什么都做得好。于是叶尔米尔骑马去取邮件，可是他在城里耽搁了一些时间，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这天夜里很亮，月亮照得明晃晃的……叶尔米尔就骑着马经过堤坝：他一定得走这条路。管猎狗的叶尔米尔走着走着，看见那个淹死的人的坟上有一只小绵羊在那儿走来走去，长着一身白色的鬈毛，样子挺可爱的。叶尔米尔心里想：‘让我捉住它吧，干吗让它走失。’他就下了马，把它抱起来……那只羊倒也没有什么。叶尔米尔就走到马跟前，可是马一看见他就直瞪眼，打着响鼻，摇着头；可是他把它喝住了，带着小绵羊骑到它身上，继续向前走。他把羊放在自己面前。他对它看，那只羊也直盯着他的眼睛望。管猎狗的叶尔米尔害怕起来，他说，我从来不曾见过羊这样盯住人看；可是也没有什么；他就抚摩它的毛，嘴里说着：‘咩，咩！’那只羊忽然露出牙齿，也向他叫：‘咩，咩’……”

讲故事的人还没有说完这最后一句话，突然两只狗同时站起来，拼命地吠叫着，从火边冲出去，消失在黑暗中了。孩子们都害怕得要命。万尼亚从他的席子底下跳起来。帕夫卢沙叫喊着，跟着狗奔去。它们的吠声立刻远去了……只听见一群受惊的马慌乱的奔跑声。帕夫卢沙大声地叫喊：“阿灰！阿汪！……”过了一会儿，吠声静息下去；帕夫卢沙的声音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又过了不多时；孩子们困惑地面面相觑，似乎在等候什么事情发生……突然间传来一匹奔跑的马蹄声；这马蓦地站停在火堆旁，帕夫卢沙抓住鬃毛，敏捷地跳下马来。两只狗也跳进了光明的圈子里，立刻坐下，吐出了红舌头。

“那边怎么了？怎么一回事？”孩子们问。

“没什么，”帕夫卢沙向马挥一挥手，回答说，“大概是狗嗅到了什么。我想是狼吧，”他淡然地补说一句，用整个胸脯急促地呼吸着。

我不由得对帕夫卢沙欣赏了一会。他在这时候非常可爱。他那不漂亮的脸由于骑着马快跑而充满生气，泛露着刚强的勇气和坚毅的决心。他手里没有一根棍棒，在深夜里能毫不踌躇地独自去赶狼……“多么可爱的孩子！”我望着他，心里这样想。

“你们看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问。

“这里常常有许多狼，”帕夫卢沙回答，“可是它们只有在冬天才给人找麻烦。”

他又蜷伏在火堆前。他坐下去的时候，把手搭在一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上，那得意的畜生带着感谢的骄傲斜看着帕夫卢沙，很久不回转头去。

万尼亚又钻到席子底下去了。

“伊柳沙，你给我们讲了那么可怕的事，”费佳说起话来，他是富裕的农人的儿子，所以常常带头说话。（他自己很少说话，仿佛怕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两只狗也见鬼地叫起来了……的确，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是不太平的。”

“瓦尔纳维齐吗？……还用说吗！当然很不太平！听说有人在那里不止一次看见从前的老爷——故世的老爷。听说他穿着长裾外套，老是叹着气，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公公碰见了他，就问他：‘伊万·伊万内奇老爷，您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

“他问他？”费佳吃惊地插嘴说。

“是的，问他。”

“啊，特罗菲梅奇到底胆子大……唔，那么那个人怎么说呢？”

“他说，‘我寻找断锁草[8]。’说的声音低沉沉的：‘断锁草。’‘伊万·伊万内奇老爷，您要断锁草做什么用啊？’‘压着我，’他说，‘坟墓压着我，特罗菲梅奇，我想走出来，走出来……’”

“有这种事！”费佳说，“大概他没有活够。”

“真奇怪！”科斯佳说，“我以为只有在荐亡节才看得见死人呢。”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见死人，”伊柳沙深信不疑地接着说，据我所见，这个人对于乡村里的一切迷信，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不过在荐亡节，你可以看见这一年里要轮到他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去坐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不断地向路上望。在你面前路上走过的人，就是这一年里要死的人。去年我们那里的乌里扬娜婆婆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去过。”

“唔，她看见了什么人没有？”科斯佳怀着好奇心问。

“可不是。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一个人，也不听见什么……只是好像有一只狗老是在什么地方叫着，叫着……突然，她看见一个光穿一件衬衫的男孩在路上走。她仔细一看——是伊瓦什卡·费多谢耶夫在那里走……”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个吗？”费佳插嘴问。

“正是他。他走着，不抬起头来……乌里扬娜可认出他来了……可是后来她再一看：看见一个女人在走。她仔仔细细地一看，啊呀，天哪！是她自己在路上走，是乌里扬娜自己。”

“真的是她自己？”费佳问。

“确实是她自己。”

“怎么，她不是没有死吗？”

“一年还没有过完呢。你瞧她：虚弱得不成样子了。”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帕夫卢沙丢一把枯枝到火里去。它们在突然迸出的火焰里立刻变黑了，噼噼啪啪地爆响，冒出烟气，弯曲起来，烧着的一端往上翘。火光猛烈地颤抖着，向各方面映射，尤其是向上方。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鸽，一直飞进这光圈里来，周身浴着通红的火光，惊惶地在原地盘旋了一会，又鼓着翅膀飞去了。

“这鸽子一定是迷失了家，”帕夫卢沙说，“现在只得飞着飞着，碰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宿到天亮。”

“喂，帕夫卢沙，”科斯佳说，“这是不是一个虔诚的灵魂飞上天去，嗳？”

帕夫卢沙又投一把枯枝到火里去。

“也许是的，”最后他说。

“帕夫卢沙，我问你，”费佳开始说，“在你们沙拉莫沃地方也能看到天的预兆[9]吗？”

“就是太阳看不见了，对吗？当然能看到。”

“大概你们也吓坏了吧？”

“不光是我们。我们的老爷，虽然早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看见预兆了，可是到了天暗起来的时候，听说他自己也害怕得不得了。在仆人的屋子里，那厨娘一看见天暗起来，你猜怎么着，她就用炉叉把炉灶上的沙锅瓦罐统统打破，她说：‘现在谁还要吃，世界的末日到了。’于是汤都流出来。在我们的村子里，阿哥，还有这样的传说，说是白狼要遍地跑，它们要吃人，猛禽要飞到，还会看见特里什卡[10]本人。”

“特里什卡是什么？”科斯佳问。

“你不知道吗？”伊柳沙热心地接着说，“喂，阿弟，你是哪儿人，连特里什卡都不知道的？你们村子里都是不懂事的人，真是不懂事的人！特里什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个人非常奇怪，来了之后抓也抓他不住，拿他毫无办法，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譬如农人们想抓住他，拿了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围起来，可是他有遮眼法——他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自己互相厮打起来。譬如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就要求在勺子里喝点水；等到人家把勺子拿给他，他就钻进勺子里，再也找不到了。要是用镣铐把他锁起来，只要他的手一挣，镣铐就掉在地上。就是这个特里什卡要走遍乡村和城市；这个特里什卡，这个狡猾的人，要来诱惑基督教徒了……唉，可是拿他毫无办法……他是这样一个奇怪而狡猾的人。”

“嗳，是的，”帕夫卢沙用他的从容不迫的声音继续说，“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就是在等他出现。老年人都说，天的预兆一开始出现，特里什卡就要来了。后来预兆果然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走到街上，走到野外，等候事情发生。我们那儿，你们知道，是空旷而自由的地方。大家在那儿看，忽然从大村那边的山上来了一个人，样子真特别，头那么奇怪……大家高声喊叫起来：‘啊，特里什卡来了！啊，特里什卡来了！’就都向四面八方逃散！我们的村长爬进了沟里；村长太太把身子卡在大门底下了，她大声喊叫，把自己的看家狗吓怕了，这狗挣脱了锁链，跳出篱笆，跑到了树林里；还有库兹卡的父亲多罗费伊奇，他跳进燕麦地里，蹲下身子，急忙学起鹌鹑叫来，他说：‘杀人的仇敌对于鸟也许会怜悯的。’大家都吓成这副样子！……哪知道走来的人是我们的箍桶匠瓦维拉，他新买一只木桶，就把这只空木桶戴在头上了。”

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这是在旷野中谈话的人们所常有的情形。我望望四周：夜色庄重而威严；午夜的潮湿的凉气换成了午夜的干燥的温暖，夜还要长时间像柔软的帐幕一般挂在沉睡的田野上；离开清晨最初的喋喋声、沙沙声和簌簌声，离开黎明的最初的露水，还有许多时间。天上没有月亮。这些日子月亮是升得很迟的。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在竞相闪烁着流向银河方面去。的确，你望着它们，仿佛隐约地感觉到地球在飞速不断地运行……一种奇怪的、尖锐而沉痛的叫声，忽然接连两次地从河面上传来，过了一会儿，又在远方反复着。……

科斯佳哆嗦了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苍鹭的叫声，”帕夫卢沙泰然地回答。

“苍鹭，”科斯佳重复一遍……“帕夫卢沙，我昨天晚上听见的是什么，”他略停了一会又说，“你也许知道的……”

“你听见些什么？”

“我听见的是这样。我从石岭到沙什基诺去；起初一直在我们的榛树林里走，后来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你知道吗，就是溪谷里转一个大弯的地方，——那儿不是有一个水坑[11]吗；你知道，坑上还长满了芦苇；我就从这水坑旁边走过，我的小兄弟们，忽然听见这水坑里有一个东西呜呜地叫起来，声音凄惨得很，真凄惨：呜—呜……呜—呜……呜—呜！我吓坏了，我的小兄弟们！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声音是那么可怜。我真要哭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嗳？”

“前年夏天，有些强盗把守林人阿基姆淹死在这水坑里了，”帕夫卢沙说，“也许是他的鬼魂在那里诉苦。”

“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兄弟们，”科斯佳睁大了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样说……“我原先不知道阿基姆淹死在这水坑里；要是知道了，还要害怕呢。”

“不过，听人家说，那里有些很小的蛤蟆，”帕夫卢沙继续说，“这些蛤蟆叫起来很凄惨。”

“蛤蟆？啊，不，那不是蛤蟆……怎么会是……（苍鹭又在河面上叫了一声）哎，这家伙！”科斯佳不由地说出，“好像是林妖在叫。”

“林妖不会叫的，他是哑巴，”伊柳沙接着说，“他只会拍手，噼噼啪啪地响……”

“怎么，你看见过吗，看见过林妖的吗？”费佳用嘲笑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

“不，没有看见过，千万别让我看见吧；可是别人看见过。前几天我们那儿有一个农人给他迷住了：他领着他走，领着他在树林里走，老是在一块地上打圈子……好容易到了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家里。”

“那么他看见他了吗？”

“看见了。他说很大很大，黑魆魆的，身子裹着，好像藏在树背后，不大看得清楚，好像在躲着月光，一双大眼睛望着，望着，一眨一眨的……”

“啊哟！”费佳轻轻地哆嗦一下，耸一耸肩膀，这样叫出来，“呸！……”

“这坏东西为什么要生到世界上来？”帕夫卢沙说，“真是！”

“不要骂，当心会给他听见的，”伊柳沙说。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

“看呀，看呀，伙伴们，”忽然传出万尼亚的幼童的声音，“看天上的星星呀，——像蜜蜂那样挤在一起！”

他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娇嫩的小脸来，用小拳头支撑着，慢慢地抬起他那双沉静的大眼睛。所有的孩子的眼睛都仰望天空，好一会不低下来。

“喂，万尼亚，”费佳亲切地说，“你的姐姐阿纽特卡身体好吗？”

“身体好的，”万尼亚回答，他的发音有些模糊不清。

“你跟她说，她为什么不到我们那里来玩？……”

“我不知道。”

“你跟她说，叫她来玩。”

“我跟她说吧。”

“你跟她说，我有礼物送给她。”

“你送不送我？”

“也送给你。”

万尼亚透一口气。

“算了，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她吧：她待我们真好。”

万尼亚又把他的头靠在地上了。帕夫卢沙站起来，手里端了那只空锅子。

“你到哪里去？”费佳问他。

“到河边去打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只狗站起来，跟着他去了。

“当心，别掉在河里！”伊柳沙在后面喊他。

“他怎么会掉？”费佳说，“他会留神的。”

“对，他会留神的。可是事情很难说，他弯下身去打水的时候，水怪就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后来人家就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其实哪里是掉下去的？……”他倾听一下，接着说：“听，他钻进芦苇里去了。”

芦苇的确在那里分开来，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真有这回事吗，”科斯佳问，“说是那个傻子阿库林娜自从掉在水里之后就发疯了？”

“正是从那时候起的……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可是听说，她从前是一个美人呢。水怪把她毁了。他大概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快把她救起来。他就在水底下把她毁了。”

（这个阿库林娜我也碰见过不止一次。她身上遮着些破衣烂衫，样子瘦得可怕，脸像煤一样黑，目光迷迷糊糊的，永远龇着牙，她常常一连几小时地在路上的某处踏步，把瘦骨嶙峋的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像笼中的野兽一般慢慢地倒换着两只脚。无论对她说什么，她都不懂，只是有时神经质地哈哈大笑。）

“听说，”科斯佳继续说，“阿库林娜因为情人欺骗了她才跳河的。”

“正是为了这个。”

“你记得瓦夏吗？”科斯佳悲哀地接着说。

“哪个瓦夏？”费佳问。

“就是淹死的那个，”科斯佳回答，“就在这条河里。这小男孩可真好！咳，这小男孩真好！他妈费克利斯塔才疼爱他呢，才疼爱瓦夏呢！她，费克利斯塔，好像预先感觉到他要在水里遭殃的。夏天，有时候瓦夏跟我们小伙伴们一同到河里去洗澡，她就浑身发起抖来。别的女人都没有什么，各自拿了洗衣盆摇摇摆摆地从旁边走过，费克利斯塔可不，她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叫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贝！啊，回来呀，我的心肝！’天晓得他是怎样淹死的。他在岸边玩儿，他妈也在那里，在耙干草；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一看，已经只有瓦夏的帽子浮在水面上了。就从这时候起，费克利斯塔神经错乱了：她常常去躺在她儿子淹死的地方；她躺在那儿，我的小兄弟们，还唱起歌来，——你们可记得，瓦夏常常唱这么一支歌，——她也就唱这支歌，她还哭哭啼啼地向上帝诉苦……”

“瞧，帕夫卢沙来了，”费佳说。

帕夫卢沙手里拿着盛满水的锅子，走近火堆边来。

“喂，伙伴们，”他沉默了一会，开始说，“事情不妙呢。”

“什么事？”科斯佳连忙问。

“我听见了瓦夏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猛然哆嗦一下。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科斯佳嘟哝地说。

“真的呢。我刚刚向水面弯身下去，忽然听见瓦夏的声音在叫我，好像是从水底下发出来的：‘帕夫卢沙，喂，帕夫卢沙，到这儿来。’我退了几步。可还是去打了水。”

“啊呀，天哪！啊呀，天哪！”孩子们画着十字说。

“这是水怪在叫你呀，帕夫卢沙，”费佳说……“我们刚才正在谈他，正在谈瓦夏呢。”

“唉，这不是好兆头，”伊柳沙从容不迫地说。

“唔，没有关系，让它去吧！”帕夫卢沙坚决地说，重新坐了下来，“一个人的命运是逃不了的。”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显然是帕夫卢沙的话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开始横卧在火堆面前，仿佛准备睡觉了。

“这是什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问。

帕夫卢沙倾听一下。

“这是小山鹬飞过发出的叫声。”

“它们飞到哪儿去？”

“飞到一个地方，听说那儿是没有冬天的。”

“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的。”

“很远吗？”

“很远很远，在暖海的那边。”

科斯佳透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自从我来到孩子们的地方，已经过了三个多钟头了。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我没有立刻注意到它，因为它只是个月牙儿。这没有月光的夜晚似乎仍旧像以前一样壮丽……但是不久以前还高高地挂在天心的许多星星，已经倾斜到大地的黑沉沉的一边去了；四周的一切全都肃静无声，正像将近黎明的时候一切都肃静的样子：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静的酣睡中。空气中已经没有强烈的气味，其中似乎重又散布着湿气……多么短促的夏夜！……孩子们的谈话和火同时停息了……连狗也打起瞌睡来；在微弱而幽暗的星光下，我看得出马也在低着头休息……轻微的倦意支配了我；倦意又转变为瞌睡。

一阵清风从我脸上拂过。我睁开眼睛：天色已经破晓。还没有一个地方泛出朝霞的红晕，但是东方已经发白了。四周的一切都看得见了，虽然很模糊。灰白色的天空亮起来，蓝起来，寒气也加重了；星星有时闪着微光，有时消失；地上潮湿起来，树叶出汗了，有的地方传来活动的声音，微弱的晨风已经在地面上游移。我的身体用轻微而愉快的颤抖来响应它。我迅速地站起身，走到孩子们那边。他们都像死一样地睡在微燃的火堆周围；只有帕夫卢沙抬起身子，向我凝神注视一下。

我向他点点头，沿着烟雾茫茫的河边回家去了。我还没有走上两俄里，在我的周围，在广阔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绿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的道路上，在闪闪发亮的染红的灌木丛上，在薄雾底下隐隐发蓝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鲜红的，后来是大红的、金黄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觉醒了，歌唱了，喧哗了，说话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像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清澄而明朗的、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传来，忽然一群休息过的马由那些熟悉的孩子们赶着，从我旁边疾驰过去……

遗憾得很，我必须附说一句：帕夫卢沙就在这一年内死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坠马而死的。可惜，这个出色的孩子！

[1] 根据民间的迷信传说，家神是一种神奇的怪物，每家都有。

[2] “漉纸场”是造纸厂里的一种建筑物，工人们在这里面的大桶里汲出纸浆来。这建筑物位在堤边，水车轮子下面。——原注

[3] “磨纸工人”是把纸磨平、刮光的人。——原注

[4] 水流到轮子上去时所经过的地方，我们那里称之为“水宫”。——原注

[5] “格子框”是汲纸浆用的网状物。——原注

[6] 是俄罗斯农家木屋子里装在炉子和侧壁之间的板床，有一人高。

[7] 奥廖尔方言：蛇。——原注

[8] 断锁草是童话里的一种毒草，这草碰到锁，锁就折断。

[9] 我们那里的农人们称日蚀为“天的预兆”。——原注

[10] 迷信传说中所谓“特里什卡”，大约是指关于世界末日前出现的反基督者。——原注

[11] 水坑，是一个很深的坑，里面积着春汛过后留下来的春水，这水到夏天也不枯干。——原注

美人梅奇河[1]的卡西扬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小马车打猎归来，被云翳的夏日的闷热所困恼（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日子，有时往往比晴明的日子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没有风的时候），打着瞌睡，摇晃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忍耐着，任凭燥裂而震响的轮子底下辗坏的道路上不断地扬起来的细白灰尘侵犯我的全身，——忽然，我的马车夫的异常不安的情绪和惊慌的动作唤起我的注意，他在这刹那以前是比我更沉酣地打着瞌睡的。他连扯了几次缰绳，在驾车台上手忙脚乱起来，又开始吆喝着马，时时向一旁眺望。我向周围一看，我们的马车正走在一片宽广的、犁过的平原上；有些不很高的、也是犁过的小丘，形成非常缓和的斜坡，一起一伏地向这平原倾斜；一望可以看到大约五俄里的荒凉的旷野；在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桦林的圆锯齿状的树梢，打破了差不多是直线的地平线。狭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上，隐没在洼地里，环绕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们的大路相交叉，我看见这条小路上有一队行列。我的马车夫所眺望的就是这个。

这是出殡。在前面，一个教士坐在一辆套着一匹马的马车里，慢慢地前进；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赶车；马车后面有四个农人，不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人的尖细而悲戚的声音突然传到我耳朵里；我倾听一下：她正在边数落边哭着。这抑扬的、单调的、悲哀绝望的音调，凄凉地散布在空旷的原野中。马车夫催促着马：他想超过这行列。在路上碰见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没有走上大路之前超过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忽然我们的马车猛地震动一下，倾侧了，几乎翻倒。马车夫勒住了正在快跑的马，挥一挥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问。

我的马车夫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爬下车去。

“到底怎么了？”

“车轴断了，……磨坏了，”他阴郁地回答，突然愤怒地整理一下副马的皮马套，使得那匹马完全偏斜到一旁，然而它站稳了，打了一个响鼻，抖擞一下，泰然地用牙齿搔起它的前面的小腿来。

我走下车，在路上站了一会，茫然地陷入了不快的困惑状态。右面的轮子差不多完全压在车子底下了，仿佛带着沉默的绝望把自己的毂伸向上面。

“现在怎么办呢？”最后我问。

“都怪它！”我的马车夫说着，用鞭子指着已经转入大路而正在向我们走近来的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继续说，“这个预兆真灵，——碰到死人……真是。”

他又去打扰那匹副马。副马看出他心绪不佳，态度严厉，决心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偶尔谦逊地摇摇尾巴。我前后徘徊了一下，又站定在轮子前面了。

这时候死人已经赶上我们。路被我们阻住，这悲哀的行列就慢慢地从大路上折到草地上，经过我们的马车旁边。我和马车夫脱下帽子，向教士点头行礼，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们费力地跨着步子；他们的宽阔的胸脯高高地起伏着。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年纪很老，面色苍白；她那板滞的、由于悲哀而剧烈地变了相的容貌，保持着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她默默地走路，有时举起一只削瘦的手来按住薄薄的凹进的嘴唇。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眼睛润湿而发红，整个面孔都哭肿了；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停止了号哭，用衣袖遮住了脸……但是当死人绕过我们的旁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那悲戚的、动人心弦的曲调又响起来了。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规则地摇摆着的棺材过去之后，向我转过头来。

“这是木匠马丁出丧，”他说，“就是里亚博沃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纪老的那个是他的母亲，年纪轻的那个是他的老婆。”

“他是生病死的吗？”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稍微喝点酒，可是他是一个好木匠。你瞧他的女人多伤心……不过，当然喽，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像水一样……真是。”

他弯下身子去，爬过副马的缰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马轭。

“可是，”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轭摇了两摇，整理好了辕鞍，然后又从副马的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把马脸推一把，走到了车轮旁边。他到了那里，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吞吞地从上衣的衣裾底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桦树皮鼻烟匣来，慢吞吞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吞吞地把他的两根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去（两根手指也还是勉强塞进去的），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便从容不迫地嗅起鼻烟来，每嗅一次，总发出一阵拖长的呼哧呼哧声，然后痛苦地把充满泪水的眼睛眯起来或者眨动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喂，怎么样？”最后我问。

我的马车夫把鼻烟匣子小心地藏进衣袋里，不用手帮助而只是动动脑袋把帽子抖落在眉毛上，然后一股心思地爬上驾车台去。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不免惊奇地问他。

“您请坐吧，”他坦然地回答，拿起了缰绳。

“可是我们怎么能走呢？”

“能走的。”

“可是车轴……”

“您请坐吧。”

“可是车轴断了……”

“断是断了；可是我们可以勉强走到新村……当然得慢慢地走。在那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新村，叫做尤迪内。”

“你认为我们到得了吗？”

我的马车夫并没有赏给我一个答复。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说。

“随您的便吧……”

于是他挥一下鞭子。马起步了。

我们果然到达了新村，虽然右边前面的轮子勉强支持而且转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轮子几乎脱落；但是我的马车夫用愤怒的声音吼叫一声，我们才平安地下来了。

尤迪内新村由六所低小的农舍组成，这些农舍已经歪斜了，虽然建造得大概并不久：农舍的院子还没有全部围好篱笆。我们的车子进入这新村，没有遇见一个人；路上鸡都不见一只，连狗也没有；只有一只黑色的短尾狗在我们面前匆忙地从一个完全干了的洗衣槽里跳出来（它大概是被口渴所驱使而走进这槽里去的），一声也不叫，慌慌张张地从大门底下跑进去。我走进第一所农舍，开了通穿堂的门，叫唤主人，——没有人回答我。我又叫唤一次：一只猫的饥饿的叫声从另一扇门里传出。我用脚把门踢开：一只很瘦的猫在黑暗中闪烁一下碧绿的眼睛，从我身旁溜过。我把头伸进房里去一看：黑洞洞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那里也没有一个人……栅栏里有一头小牛在那里哞哞地叫；一只跛脚的灰鹅一瘸一瘸地向旁边拐了几步。我又走进第二所农舍，——第二所农舍里也没有人。我就走到院子里……

在阳光普照的院子的正中央，在所谓最向阳的地方，有一个人脸向着地，用上衣蒙着头，躺在那里；据我看来，这像是一个男孩。离开他若干步的草檐下，一辆蹩脚的小马车旁边，站着一匹套着破烂马具的瘦小的马。阳光穿过破旧的屋檐上狭小的洞眼流注下来，在它那蓬松的、枣红色的毛上映出一小块一小块明亮的斑点。在近旁一只高高的椋鸟笼里，椋鸟吱吱喳喳地叫着，从它们的高空住宅里带着平静的好奇心往下眺望。我走到睡着的人旁边，开始唤他醒来……

他抬起头，看见了我，马上跳起来……“什么，你要什么？怎么回事？”他半睡不醒地嘟哝着。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他的外貌把我吓坏了。请想象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矮人，瘦小而黝黑的脸上全是皱纹，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不大看得出，鬈曲而浓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一般铺在他的小头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而瘦削，他的目光的特殊和怪异，无论如何不可能用言语描写出来。

“你要什么？”他又问我。

我就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听我讲，一双眼睛慢慢地眨着，一直盯住我看。

“你能不能替我们弄到一个新的车轴？”最后我说，“我愿意付钱。”

“可是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打猎的？”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这样问。

“是打猎的。”

“你们一定是打天上的鸟？……树林里的野兽？……你们杀上帝的鸟，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吗？”

这奇怪的小老头说起话来语调拖长。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在这声音里不但听不出一点衰老，而且有可惊的甘美、青春和差不多女性一样的柔和。

“我没有车轴，”他略微沉默一下之后又说，“这是不合用的（他指着他那辆小马车），你们的马车大概是大的吧？”

“那么在村子里可以找到吗？”

“这哪儿算得上村子！……这儿没有一个人有车轴……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在家：都干活去了。你们走吧，”他忽然这样说，又躺在地上了。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

“喂，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劳驾，帮个忙。”

“上帝保佑，你们走吧！我累了：到城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就把上衣拉到头上。

“劳驾啦，”我继续说，“我……我会付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

“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盘起两条瘦腿坐着。

“或许我可以领你到林垦地[2]去。那儿有商人买了一座树林，——真作孽，砍掉了树林，盖了一个事务所，真作孽。你可以在那儿叫他们定做一个车轴，或者买一个现成的。”

“那好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好极了！……我们去吧。”

“橡树木的车轴，很好的，”他继续说，并不站起身来。

“到那林垦地远不远？”

“三俄里。”

“没关系！我们可以坐你的小马车去。”

“不行啊……”

“啊，我们走吧，”我说，“走吧，老人家！马车夫在街上等我们呢。”

老头儿不乐意地站起来，跟我走到了街上。我的马车夫正在怒气冲冲，因为他想给马喝水，但是井里水少得很，味道又不好，而照马车夫的说法，这是头等大事……然而他一看见那老头儿，就咧着嘴笑起来，点点头，喊道：

“啊，卡西扬！你好！”

“你好，叶罗费，正直的人！”卡西扬用消沉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把他的建议告诉了马车夫；叶罗费表示赞同，就把马车赶进院子去。当他用熟练的手法忙着拆除马具的时候，那老头儿肩靠大门站着，露出不愉快的样子，有时向他望望，有时向我望望。他仿佛在那里惶惑不安：据我看来，他不很喜欢我们这种不速之客。

“你也给迁移过来了吗？”叶罗费在卸去马轭的时候突然问他。

“我也给迁移过来了。”

“咳！”我的马车夫从牙缝中含糊地说，“你知道吗，木匠马丁……你不是认识里亚博沃的马丁的吗？”

“认识的。”

“嘿，他死啦。我们刚才碰见他的棺材。”

卡西扬哆嗦一下。

“死了？”他说着，低下了头。

“可不是死了。你为什么不医好他呢，嗳？人家都说你会医病的，你是医生。”

我的马车夫显然是在拿老头儿开玩笑，在挖苦他。

“怎么，这是你的马车吗？”他又接着说，用肩膀来指着它。

“是我的。”

“唉，马车……马车！”他反复说着，拿起它的车杆，几乎把它翻了个身……“马车！……用什么送你们到林垦地去呢？……在这车杆上我们的马是套不上的：我们的马都很大，可是这算是什么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扬回答，“该用什么载你们去；要末就用这头牲口吧，”他叹一口气，这样补说一句。

“用这头牲口？”叶罗费接着说，就走近卡西扬那匹劣马去，轻蔑地用右手的中指戳戳它的颈子。“瞧，”他带着责备的态度说，“睡着了，这笨家伙！”

我要求叶罗费赶快把它套好。我想自己跟卡西扬到林垦地去，因为那里常有松鸡。后来那辆小马车完全套好了，我就带了我的狗，凑合坐在那树皮做成的凹凸不平的车身里，卡西扬缩做一团，脸上带着以前那副忧郁的表情，也坐在前面的车杆上，——这时候叶罗费走到我跟前，带着神秘的样子轻声地说：

“老爷，您跟他一同去，那很好。您可知道他这人很怪，他是个疯子呀，他的外号叫做跳蚤。我不知道您怎么会理解他……”

我想告诉叶罗费：卡西扬直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我的马车夫立刻用同样的声音继续说：

“您只要留神，看他是不是带您到那地方去。车轴请您自己选：要一根结实些的车轴……喂，跳蚤，”他高声地接着说，“你们这里可以弄点儿面包吃吗？”

“你去找吧，也许会找到的，”卡西扬回答，扯一扯缰绳，我们就出发了。

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马跑得很不坏。一路上卡西扬保持固执的沉默，断断续续地、不情不愿地回答我的问话。我们不久就到达了林垦地，又在那里找到了事务所——一所高高的木房子，孤零零地建立在用堤坝草草拦截成池塘的小溪谷上。我在这事务所里遇见两个青年伙计，他们的牙齿都像雪一样白，眼睛甜蜜蜜的，说话又甜、又伶俐，笑容甜蜜而又狡猾。我向他们买了一根车轴，就出发到林垦地去。我以为卡西扬将留在马的地方等我，但是他突然走近我来。

“怎么，你去打鸟吗？”他说，“啊？”

“是的，如果找得到的话。”

“我跟你一块儿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们就去了。伐去树木的地方一共约有一俄里。老实说，我对卡西扬看，比对我的狗看得更多。他真不愧外号叫跳蚤。他那乌黑的、毫无遮盖的小头（然而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隐忽现。他走起路来特别灵巧，仿佛一直是跳着走的，常常俯下身去，摘些草揣在怀里，自言自语地嘟哝几句，又老是向我和我的狗注视，目光里显出一种努力探求的异常的神色。在矮矮的灌木丛中和林垦地上，常常有一些灰色的小鸟，这些小鸟不断地从这棵树转到那棵树上，啾啾地叫着，忽高忽低地飞行。卡西扬模仿着它们，同它们相呼应；一只小鹌鹑吱吱地叫着从他脚边飞起，卡西扬也跟着它吱吱地叫起来；云雀鼓着翅膀，响亮地歌唱着，向他头顶飞落——卡西扬接唱了它的歌。他一直不和我说话……

天气很好，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暑热仍未减退。在明澄的天空中，高高的薄云极缓慢地移行着，像春天最后的雪那样发乳白色，像卸下的风帆那样扁平而细长。它们那像棉花般蓬松而轻柔的花边，慢慢地、但又显著地在每一瞬间发生变化：这些云正在融化，它们没有落下阴影来。我和卡西扬在林垦地上走了很久。还没有长过一俄尺[3]高的嫩枝，用它们的纤细而光滑的茎来围绕着发黑的矮树桩；有灰色边缘的圆形的海绵状木瘤，就是那可以煮成火绒的木瘤，贴附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这上面抽出粉红色的卷须；蘑菇也在这里繁密地聚族而居。两只脚常常绊住那些饱受烈日的长长的草；到处树上有微微发红的嫩叶射出金属般的强烈的闪光，使人眼花缭乱，到处有一串串浅蓝色的野豌豆、金黄色花萼的毛莨、半紫半黄的蝴蝶花，斑斓悦目。在红色的小草标示出一条条车轮痕迹的荒径旁边，有几处地方矗立着由于风吹雨打而发黑了的、以一立方俄丈[4]为单位的许多木材；这些木材堆上投下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来，——此外没有一个地方有别的阴影。微风有时吹动，有时又静息了；忽然一直扑到面上，仿佛要刮大风了，——四周一切都愉快地呼啸、摇摆、动荡起来，羊齿植物的柔软的尖端袅娜地摇动，——你正想享受这风……但它忽然又停息，一切又都静止了。只有蚱蜢齐声吱吱叫着，仿佛激怒了似的，——这种不停不息的、萎靡而干巴巴的叫声使人感到困疲。这叫声和正午的顽强的炎热很相配；它仿佛是这炎热所产生的，是这炎热从晒焦的大地里唤出来的。

我们一窝鸟都没有碰到，终于来到了一处新的林垦地。在那里，新近砍倒的白杨树悲哀地横卧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自己身子底下；其中有几棵白杨树上的叶子还是绿色的，但已经死了，憔悴地挂在一动不动的树枝上；别的白杨树上的叶子则都已经干枯而且蜷曲了。新鲜的、淡金色的木片，堆积在润湿的树桩旁边，发出一种特殊的、非常好闻的苦味。在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钝重地响着，一棵葱茏的树木鞠躬似地伸展着手臂，庄严地、徐徐地倒下来……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只野禽；最后，从一片宽阔的满生着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打了一枪；它在空中翻了个身，便掉下来。卡西扬听见枪声，连忙用手遮住眼睛，一动也不动，直到我装好枪，拾起秧鸡为止。我走开之后，他走到被打死的鸟落下来的地方，俯身在撒着几滴血的草地上，摇摇头，恐怖地向我看一眼……后来我听见他轻声地说：“罪过！……唉，这真是罪过！”

炎热终于逼得我们走进树林里去。我投身在一丛高高的榛树下，在这树丛上面，有一棵新生的、整齐的槭树翩翩然扩展着它那轻盈的树枝。卡西扬在一棵砍倒的白桦树粗壮的一端上坐下。我对他看。树叶在高处微微地摇晃，它们的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地裹着深色上衣的羸弱的身体上和他那瘦小的脸上徐徐地移来移去。他不抬起头来。我厌倦于他的沉默，便仰卧了，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错综的树叶在明亮的高空中做和平的游戏。仰卧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阔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像绿宝石一般透明。有时浓重起来，变成金黄色的墨绿。在某处很远很远的地方，细枝的末端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衬托着一小块透明的淡蓝色的天空，它旁边另一片叶子在摇晃着，好像潭里的鱼儿在跳动，这动作仿佛是自发的，不是被风吹的。一团团的白云像魔法的水底岛屿一般静静地飘浮过来，静静地推移过去。忽然这片海、这炫目的空气、这些浴着日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部动荡起来，闪光一般震撼起来，接着就发出一种清新的、抖动的簌簌声，好像是突然来袭的微波连续不断的细碎的拍溅声。你一动也不动，你眺望着：心中的欢喜、宁静和甘美，是言词所不能形容的。你眺望着：这深沉而纯洁的蔚蓝色天空在你嘴唇上引起同它一样纯洁的微笑；一连串幸福的回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就像云在天空移行，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去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安静的、光明的深渊中，而不可能脱离这高处，这深处……

“老爷，喂，老爷！”突然卡西扬用他那嘹亮的声音说起话来。

我惊异地抬起身子；他在这以前不大肯回答我的问话，忽然自己说起话来了。

“什么事？”我问。

“喂，你为什么要打死这只鸟？”他直望着我的脸，开始说。

“怎么为什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的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打死它的，老爷，你才不会去吃它呢！你是为了取乐才打死它的。”

“你自己不是也吃鹅或者鸡之类的东西吗？”

“那些东西是上帝规定给人吃的，可是秧鸡是树林里的野鸟。不单是秧鸡，还有许多：所有树林里的生物、田野里和河里的生物、沼地里和草地上的、高处和低处的——杀死它们都是罪过，应该让它们活在世界上直到它们寿终……人吃的东西另外有规定；人另外有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粮食——上帝的惠赐——和天降下来的水，还有祖先传下来的家畜。”

我惊奇地望着卡西扬。他的话流畅地迸出来；他一句话也不须踌躇，他说话时显出沉静的兴奋和温和的严肃，有时闭上眼睛。

“那么，照你看来杀鱼也是罪过吗？”我问。

“鱼的血是冷的，”他深信不疑地回答，“鱼是哑的生物。它没有恐怖，没有快乐；鱼是不会说话的生物。鱼没有感觉，它身体里的血也不是活的……血，”他略停一会，继续说，“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到天上的太阳，血要回避光明……把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极大的罪恶，是极大的罪恶和恐怖……唉，真作孽！”

他叹一口气，低下了头。我向这奇怪的老头儿看看，实在觉得十分惊异。他的话不像是农民说的，普通人不会说这样的话，饶舌的人也不会说这样的话。这种语言是审慎、庄重而奇特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

“卡西扬，请告诉我，”我开始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微微发红的脸，“你是干什么行业的？”

他不立刻回答我的问话。他的眼光不安地转动了一会。

“我依照上帝的命令生活着，”最后他说，“至于行业——不，我不干什么行业。我这人很不懂事，从小就是这样；能干活的时候就干活，我干活干得很不好……我哪里行！我身体不好，一双手又很笨。在春天的时候，我捉夜莺。”

“捉夜莺？……你不是说过，所有树林里、田野里和其他地方的生物都是碰不得的吗？”

“杀死它们的确不可以；死是自然来到的。就拿木匠马丁来说吧：木匠马丁曾经活着，可是没有活得长久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在为了丈夫，为了年幼的孩子痛苦极了……在死面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物能蒙混过去。死并不跑来找你，可是你也逃不掉它；但帮助死是不应该的……我并不杀夜莺，——决不！我捉它们来，不叫它们受苦，不伤害它们的性命，而是让人高兴高兴，得到慰藉和愉快。”

“你到库尔斯克[5]去捉夜莺吗？”

“我到库尔斯克去，有时候也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沼地里和森林里过夜，独自在野外和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鹬鸟啾啾地啼着，那里有兔子吱吱地叫着，那里有鸭子嘎嘎地叫着……我晚上留神看，早上仔细听，天亮时就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莺唱歌唱得那么凄凉，婉转……真凄凉。”

“你拿它们来卖钱吗？”

“卖给心地善良的人。”

“你还做些什么事呢？”

“做些什么事？”

“你干什么活儿？”

老头儿沉默了一下。

“我什么活儿也不干……我干活干得很不好。可是我会识字。”

“你会识字？”

“我会识字。上帝和心地善良的人帮助我。”

“你有家眷吗？”

“没有，没有家眷。”

“怎么呢？……都死了，是吗？”

“不，是这样的：我的命不好。这全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大家都在上帝的意旨下过日子；可是做人必须正直，——这才对啦！也就是说，要合上帝的心意。”

“你有亲戚吗？”

“有的……嗯……是的……”

老头儿讷讷地说不出口了。

“请告诉我，”我开始说，“我刚才听见我的马车夫问你为什么不医好马丁，难道你会医病的吗？”

“你的马车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卡西扬沉思地回答我，“可也不是没有罪过。说我是医生……我怎么好算医生呢！……谁能够治病呢？这是全靠上帝的。有些……草呀，花呀，的确有效验。就像鬼针草吧，是对人有益的草；车前草也是这样；说起这种草，也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草——是上帝的草。别的草可就不同了，它们虽然也有效，却是罪恶的；说起它们也是罪恶的。除非做祷告……唔，当然也有些咒语……可是必须相信的人才能得救，”他降低了声音，这样补说一句。

“你什么药也没给马丁吗？”我问。

“我知道得太晚了，”老头儿回答，“可是有什么关系呢！人的命运是生下来就注定的。木匠马丁是活不长的，他在世界上是活不长的，一定是这样。不，凡是在世界上活不长的人，太阳就不像对别人一样地给他温暖，吃了面包也没有用处，——仿佛在召他回去了……嗯，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你们移居到我们这边来已经很久了吗？”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我问。

卡西扬抖动一下。

“不，不很久，大概有四年。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向住在原来的地方，可是监护人把我们移过来了。我们的老主人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脾气很好，——祝他升入天堂！可是监护人呢，下的决策当然是正确的；看来总是非这样不可。”

“你们以前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美人梅奇河的人。”

“那地方离这儿远吗？”

“大概一百俄里。”

“哦，那儿比这儿好吗？”

“比这儿好……比这儿好。那儿是自由自在的地方，有河流，是我们的老家。可是这儿地方很窄，又干旱……我们到了这儿就孤苦伶仃了。在我们那儿，在美人梅奇河上，你爬上小山冈去，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啊？嗳？……又有河流，又有草地，又有树林；那边是一个教堂，那边过去又是草地。可以望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得可真远……你望着，望着，啊呀，实在太好了！这里呢，土壤的确好些，是砂质粘土，庄稼汉都说是很好的砂质粘土；我的谷物到处都长得很好。”

“喂，老人家，你老实说，你大概想到故乡去走走吧？”

“是的，想去看看。不过，到处都好。我是一个没有家眷的人，喜欢走动。实在嘛！坐在家里有什么好处呢？出门走走，走走，”他提高声音接着说，“精神的确爽快些。太阳照着你，上帝也更加清楚地看得见你，唱起歌来也和谐些。这时候，你看见长着一种草；你看清楚了，就采一些。这里还有水流着，譬如说泉水，是圣水；你看见了水，就喝个饱。天上的鸟儿唱着歌……库尔斯克的那边还有草原，出色的草原，叫人看了又惊奇，又欢喜，真是辽阔自在，真是上帝的惠赐！据人家说，这些草原一直通到温暖的大海，那儿有一只声音很好听的鸟叫做‘格马云’[6]，树上的叶子无论冬天、秋天都不掉下来，银树枝上长着金苹果，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我就想到那边去……我走的地方实在不少了！我到过罗苗，也到过美好的辛比尔斯克城，也到过有金色教堂圆顶的莫斯科；我到过‘乳母奥卡河’，也到过‘鸽子茨纳河’，也到过‘母亲伏尔加河’，我看见过许多人，许多善良的基督教徒，我游历过体面的城市……所以我真想到那边去……而且……真想……还不单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别的许多教徒都穿了树皮鞋，一路乞讨着，去找求真理……是啊！……坐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啊？人间是没有正义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最后的几句话，卡西扬说得很快，几乎听不出来；以后他又说了些话，我简直听不清楚，他脸上现出那么奇怪的表情，使我不由地想起了“疯子”这名称。后来他低下头，咳嗽一下，仿佛清醒过来了。

“多么好的太阳！”他轻声地说，“多么好的惠赐，上帝啊！树林里多么温暖！”

他耸一耸肩膀，沉默了一会，漫不经心地望望，低声地唱起歌来。我不能听出他那悠扬的歌曲的全部词句；我只听到下面两句：

我的名字叫卡西扬，

我的外号叫跳蚤……

“啊！”我想，“是他自己编的……”突然他哆嗦一下，停止了唱歌，眼睛凝视着树林深处，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年约八岁的农家小姑娘，穿着一件蓝色的长坎肩，头上包着一条格子纹头巾，太阳晒黑的、赤裸裸的手臂上挽着一只篮子。她大概决没有料到会遇见我们，她正是所谓“撞上”了我们，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青葱的榛树丛中阴暗的草地上，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慌张地对我看。我才得看清楚她，她立刻躲到树背后去了。

“安奴什卡！安奴什卡！到这儿来，别害怕，”老头儿亲切地叫唤。

“我怕，”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

“别怕，别怕，到我这儿来。”

安奴什卡默默地离开了她的隐避所，悄悄地绕了一个圈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踏在浓密的草地上不大有声音，——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她并不是像我起初按照矮小身材而推测的八岁的小姑娘，却有十三四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体态匀称，模样儿很伶俐，漂亮的小脸蛋异常肖似卡西扬的脸，虽然卡西扬不是一个美男子。同样尖削的容貌，同样奇妙的目光，调皮而信任，沉思而锐敏，举止也相同……卡西扬对她打量一下；她站在他旁边了。

“怎么，你采蘑菇吗？”他问。

“是的，采蘑菇，”她羞怯地微笑着回答。

“采得多吗？”

“多的。”她很快地对他看一眼，又微笑一下。

“有白的吗？”

“白的也有。”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她把篮子从手臂上拿下，把一张遮盖蘑菇的阔大的牛蒡叶子揭开一半。）啊！”卡西扬俯身在篮子上，说，“多好的蘑菇啊！安奴什卡真不错！”

“卡西扬，这是你的女儿吧？”我问。安奴什卡脸上微微地泛起红晕。

“不是，唔，是亲戚，”卡西扬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好，安奴什卡，你去吧，”他立刻补充说，“去吧，上帝保佑你，小心点儿……”

“为什么让她步行回去！”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可以用车送她回去……”

安奴什卡的脸像罂粟花一般红了，她两手抓住篮子上的绳，惊慌地看着老头儿。

“不，她会走回去的，”他用同样淡然的、懒洋洋的声音回答。“她有什么关系……会走回去的……去吧。”

安奴什卡急忙走进树林里去。卡西扬在后面目送她，后来低下头，微笑一下。在这悠长的微笑中，在他对安奴什卡所说的不多几句话中，在他和她谈话时的声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爱和温柔。他又向她走去的方向望望，又微笑一下，摸摸自己的脸，点了几次头。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打发她走了？”我问他，“我要向她买蘑菇呢……”

“您如果要买，到我家里还是可以买的，”他回答我，第一次用“您”字。

“你这小姑娘真漂亮。”

“不，……哪里……嗯……”他不情愿似地回答，就从这瞬间起，他又陷入了和以前一样的沉默。

我看出要使他再讲话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就出发到林垦地去。这时候炎热也减退了些；然而我打猎的失败，或者像我们这儿所谓“晦气”，还是照旧，我就带了一只秧鸡和一个新车轴回新村去。马车驶近院子的时候，卡西扬突然向我转过身来。

“老爷啊老爷，”他说，“我真对不起你了；是我念了个咒把你的野禽全都赶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懂得这方法。你的狗又聪明又好，可是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人啊，人算是什么，啊？就像这畜生，人把它训练成了什么？”

我想说服卡西扬，使他相信“念咒”驱除野禽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徒然的，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况且这时候我们的车子马上就拐进了大门。

安奴什卡不在屋里；她早已回来过，留下了一篮蘑菇。叶罗费装配新车轴，一开始就给它苛刻而不公正的评价；过了一个钟头，我出发了。临走时我给卡西扬留下一些钱，他起初不肯受，可是后来想了一想，在手里拿了一会，揣在怀里了。在这一个钟头内，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他照旧靠着大门站着，不回答我的马车夫的抱怨，极冷淡地和我告别。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我的叶罗费又在那里闷闷不乐了……的确，他在这村子里没有找到一点食物，马的饮水场又不好。我们出发了。他坐在驾车台上，连后脑勺也表示出不满。他一心想同我谈话，但要等我先发问，而在这等待的期间，他只是低声地发出些怨言，对马说些有教训意义的、有时刻毒的话。“村子！”他嘟哝说，“还算是村子！要点克瓦斯，连克瓦斯都没有……嘿，天晓得！水呢，简直糟透了！（他大声地啐一口）黄瓜也好，克瓦斯也好，什么都没有。哼，你呀，”他对右边的副马大声地补充说，“我认得你，你这滑头！你大概想偷懒……（他抽了它一鞭）这匹马完全变得狡猾了，以前这畜生是那么听话的……哼，哼，你敢回头瞧！……”

“叶罗费，我问你，”我开始说，“这卡西扬是怎样一个人？”

叶罗费不立刻回答我，他向来是一个有思虑而从容不迫的人；但是我立刻猜测到，我的问题使他得到了快慰。

“跳蚤吗？”终于他扯一下缰绳，说起话来，“真是一个怪人，简直是一个疯子，这样奇怪的人，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呢。他就跟，喏，就跟我们这匹黑鬃黄马一模一样，也是不听话的……就是说，不好好干活的。唔，当然，他也算不上一个劳工，——他身体很虚弱，不过总归……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起初他跟他的叔叔伯伯当搬运夫——他们是驾三套车的；可是后来大概厌烦了，不干了。他就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待不长久，他是那么定不下心来，——活像一个跳蚤。幸亏他的东家是个好心肠人，没有强迫他。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荡来荡去，像一头没有管束的羊。这个人那么稀奇古怪，天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像树桩一样不做声，有时候又突然说起话来，——说些什么呢，那只有天晓得。这像个样儿吗？这不像样。他真是一个糊涂人。唱歌倒唱得很好。确实唱得好——不错，不错。”

“他会治病，真的吗？”

“治什么病！……啊，他哪里会治病！他这样的人。不过我的瘰疬腺病倒是他治好的……”他沉默一下之后，又说：“他哪里会治病！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你早就认识他吗？”

“早就认识。在美人梅奇河上的瑟乔沃，我和他是邻居。”

“那么我们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安奴什卡，她是谁，她是他的亲属吗？”

叶罗费回头向我一看，露出满口牙齿笑起来。

“嘿！……是的，算是亲属。她是一个孤儿，没有母亲的，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她的母亲。呃，应该是亲属吧，因为相貌很像他……她就住在他那里。是一个伶俐的姑娘，没说的；她是一个好姑娘，老头儿宠爱她，真是个好姑娘。而且他，您不会相信的，他也许还想教安奴什卡识字呢。他真会干得出这个来的，他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他这人那么反复无常，简直不像话……嗳—嗳—嗳！”我的马车夫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勒住了马，把身子弯向一边，开始嗅起来。“是不是有焦味儿？一点也不错！新车轴真讨厌……我好像涂过很多油了啊……要去拿点水来，这儿正好有一个池塘。”

于是叶罗费慢吞吞地从驾车台上爬下去，解下水桶，到池塘里去打了水回来。在听到车轮的轴衬突然受到水而发出吱吱声的时候，他很高兴……在不过十俄里的路程中，他在灼热的轮轴上浇了六次水。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1] 美人梅奇河是图拉省东部的一条河流，是顿河的支流，这条河的特色是蜿蜒曲折，河岸高而峻，旧俄人们习惯称它为“美人梅奇河”。

[2] 林中伐去树木的地方。——原注

[3] 1俄尺合0.71米。

[4] 1俄丈合2.134米。

[5] 库尔斯克地方产一种夜莺，鸣声甚美，被视为珍品。

[6] “格马云”是神话中的鸟。

总管

在离开我的领地大约十五俄里的地方，住着我的一个熟人——青年地主，退伍近卫军官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佩诺奇金。他的领地里有许多野禽，房屋是按照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建成的，仆役们都穿英国式服装，饮食很讲究，招待客人很殷勤，可你还是不喜欢到他家里去。他为人审慎，积极有为，照例受过良好的教育，担任过军职，在上流社会厮混过，现在经营产业，颇有成就。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照他自己所说，为人严格而公正，关心他属下的幸福，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对待他们必须像对待孩子一样，”在这种场合下他说，“无知，moncher；ilfaut prendre cela en considération.[1]”在所谓可悲的必要场合，他避免暴躁、剧烈的动作，不喜欢提高嗓门，而大都是伸出手来直指着那人，冷静地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可是要求过你的。”或者：“你怎么啦，我的朋友，想想清楚吧。”这时候他只是轻轻地咬着牙齿，撇着嘴。他身材不高，风姿翩然，相貌很不坏，手和指甲都保持十分整洁；他那红润的嘴唇和面颊显得很健康。他笑得响亮而轻松，和蔼地眯着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他的服装体面而有风格；他订阅法文书籍、图画和报纸，但不大喜欢看书：一册《流浪的犹太人》[2]好容易读完。玩纸牌他是能手。总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算是我们省里最有修养的贵族和最可羡的风流男子之一；女士们为他神魂颠倒，尤其称赞他的风采。他持身处世异常谨慎，像猫一样小心，有生以来从未沾惹过任何事端；虽然有机会时也喜欢卖弄自己，刁难和捉弄怯弱的人。他非常嫌恶和坏人来往——恐怕损害自己的名誉；而在高兴的时候，自称为伊壁鸠鲁[3]的崇拜者，虽然他对于哲学没有好评，称之为德国学者的虚无的食粮，有时竟称之为妄语。他也喜欢音乐；玩纸牌时常常有感情地哼些歌曲；《露契亚》和《松那蒲拉》[4]中的曲子他也记得一些，但是不知为什么取音都很高。每逢冬天他就到彼得堡去。他家里收拾得异常整齐；连马车夫们也受他的影响，每天不但擦马轭，刷上衣，又洗净自己的脸。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家的仆人们的眼色的确有点阴郁，但在我们俄罗斯，愁眉苦脸和睡眼惺忪原是分别不出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话时声音柔和悦耳，抑扬顿挫，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乐愿地从他那漂亮的、洒满香水的髭须中吐出来的；他又常常使用法语的辞句，例如：“Mais c’est impayable！[5]”“Mais comment donc！[6]”等等。由于这种种原因，我至少不很喜欢去访问他，要不是为了他那里有松鸡和鹧鸪，我也许完全同他绝交了。在他家里，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支配着你；即使生活很舒服也不能使你快乐。每天晚上，当一个穿着有纹章钮扣的浅蓝色号衣的鬈发侍仆出现在你面前，开始卑躬屈节地替你拉下长统靴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假使这个苍白而瘦削的人突然换了一个颧骨阔得可惊而鼻子扁得稀奇的、体格强壮的年轻小伙子（这人刚刚由主人从田间拉来，而不久以前赏赐他的土布衣服已有十处绽裂）出现在你面前，你将说不出地高兴，而乐愿蒙受和长统靴一起拉掉你的小腿的危险……

虽然我对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没有好感，有一次我却在他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吩咐套好我的四轮马车，但是他不愿意让我不吃英国式的早餐就离去，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和茶一起拿出来给我们的有肉饼、半熟的煮鸡蛋、奶油、蜜糖、干酪等等。两个侍仆戴着洁白的手套，机警而肃静地、无微不至地侍候我们。我们坐在一只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穿着宽大的绸裤、黑色的丝绒短上衣，头戴一顶有蓝色流苏的漂亮的非斯卡帽[7]，脚踏一双平跟的中国式黄拖鞋。他喝茶，笑着，欣赏着自己的指甲，吸着烟，把坐垫垫在腰部，总之，觉得心情非常愉快。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吃饱了早餐，样子显然很满足，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把酒杯端到嘴唇边，忽然皱起眉头。

“为什么酒没有温？”他用相当严厉的声音问侍仆中的一个。

那侍仆着慌了，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发白。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问你话呀！”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平静地继续说，眼睛一直盯着他。

这不幸的侍仆踧踖不安地站着，拧着餐巾，一句话也不说。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低下头，沉思地蹙着眉头对他看看。

“Pardon，mon cher，[8]”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同时亲切地用手碰碰我的膝盖，然后重又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侍仆。“嗯，去吧，”略微沉默一会之后他补说一句，然后扬起眉毛，按了铃。

一个身体肥胖、肤色浅褐、头发黑色、额角低低、眼睛浮肿的人走进来。

“费奥多尔的事……要处理一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泰然自若地低声说。

“知道了，”那胖子回答，就出去了。

“Voilà，mon cher，les désagréments de la campagne，[9]”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愉快地说，“您要到哪儿去呀？别去了，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回答，“我该走了。”

“老是打猎！唉，你们这些猎人啊！您现在到哪儿去呢？”

“离开这儿四十俄里，到里亚博沃去。”

“到里亚博沃去？哈，好极了，那么我陪您一同去。里亚博沃离开我的领地希皮洛夫卡不过五俄里，我很久不到希皮洛夫卡去了，总是抽不出时间。这回真巧极了：您今天到里亚博沃去打猎，晚上回到我那儿。Ce sera charmant.[10]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带一个厨子去，——您就在我那儿过夜。好极了！好极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这样说，“C’est arrangé[11]……喂，谁在那儿？吩咐替我们套马车，要快些。您没有到过希皮洛夫卡吧？我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在我的总管家里过夜，可是我知道您是很不讲究的，您在里亚博沃也许会在干草棚里过夜呢……我们去吧，我们去吧！”

于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唱起一支法国抒情歌曲来。

“您也许不知道，”他摆动着两脚，继续说，“我那儿的农民是缴代役租的。现在讲宪法了，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他们倒能如数付给我代役租。老实说，我早就想叫他们改成劳役租制，可是地皮很少！我一直觉得奇怪，他们是怎样敷衍过去的。不过，c’est leur affaire.[12]我那边的总管是一个能干的人，une forte tête，[13]做大事业的人！您看见了就会知道……这真是一个好机会！”

没有办法。本来我早上九点钟就要动身的，但是一直拖到了两点。打猎的人都能体会我的心焦。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像他自己所说，喜欢乘机享乐一下，携带了无数内衣、食物、饮料、香水、枕垫以及各种梳妆盒，这些物质在某些俭朴自持的德国人足够一年之用呢。每次从山坡上驶下去的时候，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总要对马车夫说一番简短有力的话，由此我可以断定我这位朋友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然而这次旅行十分平安地完成了；只是在一座刚修好的小桥上，载厨子的马车翻倒了，后轮压住了他的胃。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看见他那家养的卡列姆[14]翻倒了，这一吓非同小可，连忙叫人去问他：手有没有受伤？得到了满意的回音，立刻放心了。因为有这一切事，我们在路上走了很久；我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同坐在一辆马车里，到了旅行快终了的时候，我觉得厌烦得要命，尤其是因为在几小时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已经完全松懈下来，开始显出自由主义作风了。我们终于到达，不过不是到里亚博沃，而是直接到了希皮洛夫卡；不知怎么一来弄成这样了。反正我在这一天里已经不能打猎，于是只得勉强地顺从我的命运。

厨子比我们早到几分钟，而且显然已经安排好，预先通知过有关的人了，因此正当我们的车子进入村子的栅门的时候，领班（总管的儿子）就来迎接我们。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头发棕黄色的汉子，骑着马，没戴帽子，穿着新上衣，敞开衣襟。“索夫龙在哪儿？”阿尔卡季·帕夫雷奇问他。领班先敏捷地跳下马，向主人深深地鞠一个躬，说：“您好，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然后微微抬头，抖擞一下，报告说：索夫龙到佩罗夫去了，但已经派人去叫他。“好，你跟我们来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领班为了表示礼貌，把马牵到一边，爬上马，踏着小速步跟在马车后面，手里拿着帽子。我们的马车在村子里走。我们碰见了几个坐在空货车里的农民；他们是从打谷场来的，一路唱着歌，全身颠动着，两条悬空的腿摇摇摆摆；但是一看见我们的马车和领班，突然默不作声，脱下他们的冬帽（这时候是夏天），欠身而起，仿佛在听候命令。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亲切地向他们点点头。惊慌的骚扰显然传遍了全村。穿格子裙的农妇用木片投掷那些感觉迟钝的或者过分热心的狗；一个胡子从眼睛底下生起的跛足老头儿把一匹还没有喝饱水的马从井上拉开，不知为什么在它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鞠躬行礼。穿长衬衫的男小孩都哭哭啼啼地跑进屋里去，把肚子搁在高门槛上，挂下了头，翘起两只脚，就这样很敏捷地滚进门里，到了黑洞洞的穿堂里，不再从那里出现了。连母鸡也都急急忙忙地加快步子走向大门底下的缝隙里去；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缎子背心、红尾巴碰着鸡冠的大胆的公鸡，停留在路上，已经完全准备啼叫，忽然困窘起来，也逃走了。总管的屋子和其他屋子相隔离，坐落在茂密的绿色大麻田中央。我们在大门前停车。佩诺奇金先生站起身，神态活现地脱下斗篷，从马车里走出来，和蔼可亲地环顾着四周。总管的妻子深深地鞠着躬迎接我们，又走过来吻主人的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让她吻了个够，然后走上台阶去。在穿堂的暗角落里，站着领班的妻子，她也鞠躬，可是不敢走过来吻手。在所谓冷室[15]里——在穿堂的右边——已经有另外两个女人在那里张罗着；她们把各种废物、空罐子、僵硬的皮袄、油钵、装着一堆破布和一个肮脏的婴孩的摇篮从那里搬出，用浴室帚子来打扫灰尘。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把她们赶出去，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下。马车夫们开始把大小箱笼和其他应用物件搬进来，走路的时候尽力减轻他们的沉重的靴子的踏步声。

这期间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便询问领班关于收获、播种和其他农事。领班的回答使他满意，但是似乎态度萎靡而迟钝，仿佛用冻僵的手指扣外套的钮扣一般。他站在门边，常常留心张望着，给动作敏捷的侍仆让路。我通过他的强壮的肩膀，看见总管的妻子正在穿堂里悄悄地殴打另一个女人。忽然传来马车声，它在台阶面前停下，总管走进来了。

这个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所谓做大事业的人，身材不高，肩膀宽阔，头发苍白，体格结实，长着一个红鼻子、一双浅蓝色的小眼睛和扇形的大胡子。我要顺便说一说：自有俄罗斯以来，国内尚未有过发福发财的人没有浓密的大胡子的前例；有的人一向只有一点稀薄的尖胡子，忽然满面生须，同光轮一样，这种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总管大概在佩罗夫喝得醉醺醺了，他的脸相当浮肿，而且酒气熏人。

“啊，您哪，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扯着调子说起话来，脸上表示非常的感动，仿佛就要迸出眼泪来似的，“好容易赏光！……请您的手，老爷，请您的手，”他说这话时，嘴唇早已突出着了。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满足了他的愿望。

“喂，索夫龙兄弟，你的业务搞得怎么样？”他用亲切的声音问。

“啊，您哪，我们的好老爷！”索夫龙叫起来，“业务怎么会不好呢！您哪，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您这一驾临，我们的小村子可就有光彩啦，您给我们带来了一辈子的幸福！上帝保佑您，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上帝保佑您！托您的福，一切都很顺利。”

说到这里，索夫龙沉默了一会，向老爷看看，然后仿佛又感情冲动起来（同时酒性也在发作），再次要求吻手，说起话来扯调子扯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啊，您哪，我们的好老爷，大恩人，……咳……真是！我实在高兴得成了个傻瓜……我看了简直不相信是真的……啊，您哪，我们的好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向我看看，微笑一下，问道：“N’estce pas que c’est touchant？[16]”

“啊，老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唠叨不休的总管继续说，“您这是怎么啦？您简直把我急坏了，老爷；您没有通知我您要驾临。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呢？瞧这儿多脏，全是灰尘……”

“不要紧，索夫龙，不要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微笑着回答，“这里很好。”

“啊，我们的好老爷，——对谁说来很好？对我们这班农民说来才很好；可是您……啊，您哪，我的好老爷，大恩人，啊，您哪，我的好老爷！……请原谅我这傻瓜，我发疯了，真的，完全昏头昏脑了。”

这期间端来了晚餐；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开始进餐。老头儿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去——说太闷气。

“喂，老人家，地界分好了吗？”佩诺奇金先生问，他显然要模仿农民的语调，向我眨眨眼睛。

“地界分好了，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清单已经开好。赫雷诺夫的人起初硬不答应……好老爷啊，真的，他们硬不答应。他们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天晓得他们要求什么；简直是一群傻瓜，老爷，都是蠢货。可是我们，老爷啊，托您的福，表示了谢意，满足了经纪人米科莱·米科拉伊奇；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做，老爷；您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全都是得到叶戈尔·德米特里奇的同意才做的。”

“叶戈尔报告过我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郑重地说。

“可不是，老爷，叶戈尔·德米特里奇报告过了，可不是。”

“嗯，那么你们现在都满意吗？”

索夫龙正是在等这一句话。“啊呀，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又扯着调子说起来……“那还用说吗，……我们的好老爷，我们日日夜夜在替您祈祷上帝呢……土地么，自然是少一点……”

佩诺奇金打断了他的话：

“啊，好了，好了，索夫龙，我知道的，你是我的忠心的仆人……那么，谷子打得怎么样？”

索夫龙叹一口气。

“唉，我们的好老爷，谷子打得不怎么好。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让我报告您，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这时候他两手一摊，向佩诺奇金先生靠近些，弯下身子，眯起了一只眼睛。）我们地里发现了一个死尸。”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想不明白，我们的好老爷：准是仇人在那里捣鬼。幸亏发现在靠近别人地界的地方；不过，该说句实话，确是在我们的地里。我趁早马上叫人把它拖到了别人的地上，还派了人去看守，我嘱咐自己人不许声张。为了妥当起见，我对警察局长说明了，说是这么一回事；又请他喝茶，又酬谢他……老爷，您猜怎么着？这件事就卸在别人的肩膀上了；要不然，一个死尸，出两百卢布都不算一回事呢。”

佩诺奇金先生听了自己的总管的诡计，不住地笑，几次向他点着头对我说：“Quel gaillard，ah？[17]”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吩咐收拾餐桌，拿干草来。侍仆替我们铺好床单，放好枕头；我们躺下了。索夫龙领得了关于第二天的指示，回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临睡的时候，还谈了些关于这个俄罗斯农民的优秀品质的话，同时告诉我：自从索夫龙管理以来，希皮洛夫卡的农民们不曾欠过一个钱的租金……更夫敲起梆子；那个婴孩，显然还未能体会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屋子的某处啼哭起来……我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起身很早。我准备到里亚博沃去了，但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想要给我看看他的领地，请求我留了下来。我自己觉得，这个做大事业的索夫龙的优秀品质，让我在事实上确证一下，也是好的。总管来了。他穿着蓝外衣，束着一条红腰带。他说话比昨天少得多，眼光锐利，一直盯着老爷看，答话有条有理，十分干练。我们和他一起到打谷场去。索夫龙的儿子，身材极其高大的领班，在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也跟我们去，还有一个地保费多谢伊奇也加入我们一起，他是一个退伍的兵士，长着一大堆口髭，面部表情非常奇怪：他仿佛在很久以前被某种东西大吃了一惊，从此一直没有恢复原状。我们参观了打谷场、干燥棚、烤禾房、库房、风车、家畜院、苗秧、大麻田；的确一切都井然有条。只是农民们的沮丧的脸，使我觉得有些疑惑。除了实用之外，索夫龙还顾到美观：所有的沟渠旁边都种爆竹柳；在打谷场上的禾堆中间开辟着几条小路，上面铺着沙；风车上装着一个风信子，形状像一只张开嘴巴、吐出红舌头的熊；在砖造的家畜院上，筑着一个有点像希腊风格三角墙的东西，在这三角墙下面用白粉题着字：“此家畜浣。壹干捌伯肄拾年健造于希皮各夫卞村。”[18]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心花怒放了，就用法语对我叙述代役租制的好处，然而同时又指出，劳役租制对地主的好处更多，——不过这些也不必去计较！……他开始给总管出主意：怎样种马铃薯，怎样备办家畜的饲料等等。索夫龙用心地听取主人的话，有时反驳几句，但是不再称扬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为好老爷或大恩人，而只管强调地说，他们的地太少，不妨再买些。“那有什么，买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用我的名义买吧，[19]我不反对。”索夫龙听了这些话没有回答什么，只是摸摸胡子。“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到树林里去一趟，”佩诺奇金先生说。立刻有人给我们牵来了乘用的马；我们骑了马到树林里去，或者像我们那里所说，到“禁区”里去。我们在这“禁区”里看到了人迹不到的极其荒僻的景象，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为此称赞索夫龙，拍拍他的肩膀。佩诺奇金先生关于造林，抱着俄罗斯人的见解，这时候便对我讲了一件他所谓非常有趣的事：说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地主开导他的守林人，把他的胡须拔掉了一半光景，用以证明砍伐是不能使树林繁茂起来的……不过在其他方面，索夫龙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两人都不反对新办法。回到村子里之后，总管领我们去看他最近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簸谷机。这簸谷机的确很好，但是如果索夫龙知道这最后的散步中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等候他和主人，他大概要和我们一起留在家里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从库房里走出来，看到了下述的光景：离开门几步的地方，有一个污水坑，三只鸭子正在里面逍遥自在地拍水，水坑旁边跪着两个农民：一个是大约六十岁的老头儿，另一个是大约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人都穿着打补丁的麻布衬衫，光着脚，腰里系着绳子。总管的副手费多谢伊奇在那里起劲地同他们周旋。假使我们在库房里多耽搁一会，他大概可以把他们劝走了，但是他看见了我们，就挺着身子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了。领班张开嘴巴，握着踌躇的拳头，也站在那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皱起眉头，咬紧嘴唇，走近那两个请愿人。两个人默默地向他叩头。

“你们要什么？你们请求什么？”他用严厉的、略带鼻音的声音质问。（两个农民互相看一眼，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像怕太阳似地眯起眼睛，呼吸急促起来。）

“喂，怎么啦？”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继续说，立刻转向索夫龙：“这是哪一家的人？”

“是托博列耶夫家的，”总管慢吞吞地回答。

“喂，你们怎么啦？”佩诺奇金先生又说，“你们没有舌头的吗？你说，你要什么？”他向那老头儿点一点头，继续说。“别怕呀，傻瓜。”

老头儿伸长了他那暗褐色的、有皱纹的脖子，歪斜地张开了发青的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爷，照顾我们！”说着，又在地上叩一下头。年轻的农民也把头叩下去。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尊严地望望他们的后脑，把头一仰，把两只脚稍微摆开些。

“怎么回事？你控告谁？”

“老爷，发发慈悲！让我们透一口气……给折磨得苦死了，”老头儿费力地说。

“谁折磨了你？”

“是索夫龙·雅科夫利奇啊，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沉默了一会。

“你叫什么名字？”

“安季普，老爷。”

“这是谁？”

“是我的小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又沉默了一会，翘翘髭须。

“唔，他怎样折磨了你呢？”他说时，轻蔑地从口髭上望下去看着那老头儿。

“老爷，全给他毁了。老爷，两个儿子不该轮到就被他拉去当兵，现在又要夺我第三个儿子了。老爷，昨天他把我最后一头母牛从院子里拉了去，又狠狠地打了我老婆一顿——喏，就是这位先生。”（他指指领班。）

“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

“别把我们全家都毁了，恩人。”

佩诺奇金先生皱起眉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带着不满意的神情低声问总管。

“禀告老爷，这是个醉汉，”总管第一次用最恭敬的语气回答，“不肯干活儿。欠租已经第五年了。”

“索夫龙·雅科夫利奇替我付了欠租，老爷，”老头儿继续说，“已经第五个年头了，付过之后，就把我当作奴隶，老爷，还有……”

“那么你为什么欠租呢？”佩诺奇金先生厉声地问。（老头儿低下了头。）“大概是爱喝酒，在酒店里混日子吧？（老人张开嘴巴，要说话了。）我知道你们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暴躁地继续说，“你们的事情就是成天喝酒，躺在炕上，让规矩的农民替你们负担。”

“他还是个无赖，”总管在主人的话里插进一句。

“嗯，这还用说吗。往往是这样的；我看到已经不止一次了。一年到头放荡，无赖，现在就叩头求饶。”

“老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头儿绝望地说，“发发慈悲，照顾我们，——我哪里是无赖？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实在忍不住了。索夫龙·雅科夫利奇讨厌我，为什么讨厌我——让上帝审判他吧！家全被他毁了，老爷……就连这最后一个儿子……也要把他……（老头儿一双黄色的、有皱纹的眼睛里泪水闪闪发光。）发发慈悲，老爷，照顾照顾……”

“还不止我们一家呢，”年轻的农民开始说话……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勃然大怒：

“谁问你啦，啊？没有问你，就不许你说话……这是怎么啦？不许你说话，听见了没有？不许说话！……啊，天哪！这简直是造反了。不行，老弟，在我这里是不准造反的，……在我这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跨上前一步，然而，大概是想起了我的在场，就扭过脸去，两手插进袋里。）Je vous demande bien par-don，mon cher，[20]”他勉强装出微笑，显著地降低了声音说。“C’ést le mauvais côté de la médaille[21]……喂，好啦，好啦，”他继续说，并不看着那两个农民，“我会吩咐下去……好啦，去吧。（两个农民不站起来。）咦，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好啦。去呀，我会吩咐下去的，听见了没有？”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背向了他们。“永远不满足，”他从牙缝里喃喃说出，就大踏步走回家去。索夫龙跟在他后面。地保突出了眼睛，仿佛准备跳到很远的地方去似的。领班把鸭子从水坑里赶走。两个请愿者又在那地方站了一会，互相看看，然后头也不回地慢吞吞走回家去。

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我已经在里亚博沃，同我所熟悉的农民安帕季斯特准备出猎了。在我离开以前，佩诺奇金一直对索夫龙绷着脸。我和安帕季斯特谈起希皮洛夫卡的农民们，谈起佩诺奇金先生，问他认不认识那边的总管。

“索夫龙·雅科夫利奇吗？……噢！”

“他是怎样一个人？”

“一条狗，不是人；这样的狗，一直走到库尔斯克也找不到的。”

“怎么呢？”

“希皮洛夫卡村只不过名义上是那个……他姓什么来着，喏，就是那个佩金的产业；实际上掌管这村子的并不是他，是索夫龙在掌管。”

“真的吗？”

“他当做自己的财产掌管着。那边的农民都欠满他的债；像雇农一样替他干活：派这个赶货车，派那个到那里……把他们折磨得好厉害。”

“他们的地好像不多吧？”

“不多？光是在赫雷诺夫的农民那里，他就租了八十俄亩，在我们这里也租了一百二十俄亩；全部有一百五十俄亩。他不单靠田地，又贩卖马匹，还有牲口，还有焦油，还有黄油，还有大麻，还有这样、那样……精灵，真精灵，发财了，这骗子手！可恶的是，他要打人。这是畜生，不是人；告诉您：是一条狗，恶狗，真是一条恶狗。”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控告他呢？”

“啊呀！老爷才不管这些事呢！只要没有欠租，他还管什么，嗯，你去试试控告他，”他略停一下又说，“哼，他就把你……嗯，你去试试……不行，他会给你点厉害瞧瞧……”

我想起了安季普，就把所看见的情况告诉了他。

“瞧吧，”安帕季斯特说，“这回他要吃掉他了；要把他一古脑儿吞下去了。领班现在要打他了。你想，这个可怜的人真倒霉！他凭什么该受这份罪……他在大伙儿面前跟他吵过嘴，跟那个总管，一定是忍不住了……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他就折磨起安季普来。现在就要把他折磨死了。他真是一条狗，一条恶狗，——上帝原谅我的罪孽，——他懂得哪些人可以欺压。有些老头儿有几个钱，家里人比较多，他就不敢碰，这个秃鬼，可是这一回他就放肆了！所以安季普的儿子不该轮到就被他拉去当兵，这蛮不讲理的骗子手，恶狗，——上帝原谅我的罪孽。”

我们出发去打猎了。

1847年7月于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

[1] 法语：我的亲爱的；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2] 法国小说家欧仁·苏（1804—1857）所著的长篇小说。

[3]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前270），古希腊哲学家。他主张，人应当在合理的生活享受中找寻幸福。在当时，尤其是在俄罗斯贵族阶级之间，伊壁鸠鲁的这种思想往往被利用来为自己的游手好闲辩护。

[4] 《露契亚》是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所作，《松那蒲拉》是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所作。这两部歌剧在俄国流行于一八三○至一八四○年间。

[5] 法语：真有趣！

[6] 法语：可不是！

[7] 非斯卡帽是一种平顶圆锥形的帽子，某些亚非国家戴这种帽子。

[8] 法语：失礼了，亲爱的先生。

[9] 法语：您瞧，亲爱的先生，乡村生活多没趣。

[10] 法语：妙极了。

[11] 法语：准定如此。

[12] 法语：这是他们的事。

[13] 法语：一个聪明人。

[14] 卡列姆是一八二○年至一八四○年间巴黎一个有名的厨师。曾经写过几部关于烹饪的书。这里是说这个厨师手艺高超。

[15] 指不生暖炉的、夏天用的房间。

[16] 法语：这不是很动人的吗？

[17] 法语：多么能干的人，是不是？

[18] 这题词的原文有许多拼音上的错误，译文为欲保留原意，也用了几个错字。正确的题词应该是“此家畜院。一千八百四十年建造于希皮洛夫卡村”。

[19] 农奴无权拥有土地，只能借用地主的名义买地才生效。

[20] 法语：请原谅我，我的亲爱的。

[21] 法语：这是奖章的反面。

事务所

这是秋天的事。我背着枪在野外徘徊已有几小时了。库尔斯克大道上的旅店里有我的三套车在等候着我。傍晚以前我大概不会回旅店去的，可是极其细密而寒冷的毛毛雨从清早起就像老处女一般无休无止地、毫不怜惜地缠住我，终于使我不得不在附近找一个避雨的所在——哪怕是临时的也好。我正在考虑向哪一方面走，忽然豌豆田旁边一个低矮的草棚映入了我的眼中。我走近这草棚，向草檐底下一望，看见一个非常衰弱的老头儿，使我立刻想起了鲁滨逊在他的孤岛上某一个山洞里所发现的那只垂死的山羊。老头儿蹲在地上，眯着他那双晦暗的小眼睛，像兔子那样急促而又小心地（这可怜的人一颗牙齿也没有了）咀嚼着干燥坚硬的豌豆粒，不断地在嘴里把它移到这边，又移到那边。他那么专心于这工作，竟没有注意我的到来。

“老大爷！喂，老大爷！”我叫唤着。

他停止咀嚼，高高地抬起眉毛，努力睁开眼睛。

“什么？”他用嘶哑的声音含糊地问。

“这附近哪儿有村子？”我问。

老人又咀嚼起来。他听不清楚我的话。我更大声地重复了我的问话。

“村子吗？……你有什么事？”

“要去躲雨。”

“什么？”

“躲雨。”

“哦！（他搔搔他那晒黑的后脑）喏，你啊，喏，这么走，”他突然这样说起来，一面乱挥着手，“喏……喏，沿着林子走，走着走着，那里就会有一条路；你别走上去，别走上这条路去，要一直向右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喏，那儿就是阿纳尼耶沃村啦。也可以通到西托夫卡村。”

我听起老头儿的话来很费力。他的髭须妨碍他说话，而且他的舌头很不灵便。

“你是哪儿人？”我问他。

“什么？”

“哪儿人，你是？”

“阿纳尼耶沃村的人。”

“你在这儿做什么？”

“什么？”

“你做什么，在这儿？”

“在这儿看守。”

“你看守什么呀？”

“看守豌豆。”

我禁不住笑了。

“得了吧，你有多大年纪啦？”

“不知道。”

“大概你眼睛不好吧？”

“什么？”

“眼睛不好吧？”

“不好。有时候一点也看不见。”

“那你怎么能看守呢？真是天晓得！”

“这要问上头的人了。”

“上头的人！”我想，不免带着怜悯之心看看这可怜的老头儿。他摸索了一会，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面包，就像小孩子一般啃食起来，用力缩进他那本来就已凹进的两颊。

我向林子方面走去，向右拐弯，依照老人的话，一直走，一直走，终于来到一个大村子。这村子里有一所砖造的教堂，是新式的，即有柱廊的；还有一所宽广的地主邸宅，也是有柱廊的。透过密密的细雨，我从远处就看见一所有两个烟囱的板顶屋子，比别的屋子高些，多分是领班的住宅。我就向那屋子走去，希望在他那里找到茶炊、茶、糖和不太酸的鲜奶油。我带着我那打寒噤的狗登上台阶，走进前室，推开门一看，没有普通人家的陈设，却只见几张堆着文件的桌子、两个红柜子、龌龊的墨水瓶、十分沉重的锡制吸水砂匣、很长的羽毛笔等物。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面孔浮肿而带病容，眼睛极小，前额发亮，鬓毛极多。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土布外套，领上和前襟都有油光。

“您有什么事？”他仿佛一匹马突然被人拉了鼻子似地仰起头来，问我。

“这儿是管家住的……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事务所，”他打断了我的话，“我在这儿值班……您没有看见牌子吗？特地钉着牌子呢。”

“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烤干衣服？村子里哪一家有茶炊？”

“怎么会没有茶炊呢，”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神气地回答，“您可以到季莫费神父那儿，或者到仆人的屋子里，或者到纳扎尔·塔拉瑟奇那儿，或者到看家禽的阿格拉费娜那儿去。”

“你在跟谁讲话，你这蠢货？害我睡不着觉，这蠢货！”邻室里传出话声。

“有一位先生来问，哪儿可以烤干衣服？”

“哪一位先生？”

“我不认识。带着狗和枪的。”

邻室里发出床铺的轧轧声。门开了，进来一个年约五十岁的人，身材矮胖，脖子像公牛，眼睛突出，两颊滚圆，满面发光。

“您有什么事？”他问我。

“我想烤干衣服。”

“这儿没有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事务所；不过我准备付钱……”

“那么，这儿或许也可以，”那胖子说，“来，请到这边来吧。（他领我到另一个房间里，但不是他走出来的那个房间。）在这里您看好吗？”

“好，……可不可以给我些茶和鲜奶油？”

“可以，马上就来。您先脱下衣服休息一会，茶立刻就可以准备好。”

“这是谁的领地？”

“女主人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洛斯尼亚科娃的。”

他出去了。我向周围一看：隔开我的房间和事务所的那道板壁跟前，摆着一只很大的皮面长沙发；两只靠背极高的椅子，也是皮面的，矗立在开向街道的唯一的窗子两旁。糊着粉红色花样绿底壁纸的墙上，挂着三幅很大的油画。一幅画上画着一只戴蓝色脖套的猎狗，下面写着字：“这是我的慰藉”；狗的脚边有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面，坐着一只大得不合尺度的兔子，竖起一只耳朵。另一幅画上画着两个老头儿在吃西瓜；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希腊式的柱廊，下面写着“如意殿”。第三幅画上画的是一个躺着的半裸体女人，画成透视缩狭形，膝盖红润润的，脚后跟很胖。我的狗刻不容缓地竭尽全力爬到长沙发底下去，但显然那里有许多灰尘，因此接二连三地大打起喷嚏来。我走到窗口，看见从地主邸宅到事务所，斜穿过街道，铺着些板：这是很有益的预防措施，因为这地带是黑土，加之连绵不断地下雨，周围泥泞得厉害。这地主庄园是背向着街道的，庄园附近所见的情状，就同一般地主庄园附近的情状一样：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衣服的农家姑娘前前后后地钻来钻去；男仆们在泥泞中费力地跨着步，时时立定了，满腹心事地搔搔背脊；甲长的那匹系着的马，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抬起头来啃栅栏；母鸡咯咯地叫着；好像患肺病似的火鸡不断地互相呼应。在一间黑暗而破烂的屋子（大约是澡堂）的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吉他，正在起劲地唱着一支有名的浪漫曲：

嗳——我离开这美妙世界，

远赴荒凉地带……

胖子走进我的房间来。

“给您端茶来了，”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说。

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就是事务所的那个值班员，在一张旧呢面纸牌桌上放下茶炊、茶壶、垫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鲜奶油和一串像燧石一样坚硬的波尔霍夫面包圈。胖子走了出去。

“这是什么人，”我问值班员，“管家吗？”

“不是，他从前是会计主任，现在升作事务所主任了。”

“难道你们没有管家的？”

“没有。我们有总管，米哈伊拉·维库洛夫，可没有管家。”

“那么总务有吗？”

“当然有的。一个德国人，卡尔洛·卡尔勒奇·林达曼多尔；不过他不当家。”

“那么你们这儿谁当家呢？”

“女主人自己。”

“原来是这样的！……那么你们事务所里人多吗？”

小伙子想了一想。

“有六个人。”

“哪六个人？”我问。

“喏，是这么些人：首先是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是出纳主任；还有彼得是事务员，彼得的兄弟伊万是事务员，另外一个伊万是事务员；科斯肯金·纳尔基佐夫也是事务员，还有我，——都数不完。”

“你们女主人大概有很多仆人吧？”

“不，不很多……”

“那么有多少人呢？”

“一共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怎么样，你写字写得很好吧？”我又开始说话。

小伙子咧开嘴笑了，点了点头，到办公室去拿来一张写满字的纸。

“这是我写的，”他说时，一直微笑着。

我一看：一张灰色的四开纸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下列的字：

命令

阿纳尼耶沃村领主邸宅总事务所指令总管米哈伊拉·维库洛夫。第209号。

仰该总管奉令后速即侦查：何人昨夜醉入英国式花园歌唱猥亵小调，惊扰法籍女家庭教师安瑞尼夫人安眠？守夜人所司何事，何人在园内守夜，而容许此等乱暴之事？上记一切，仰该总管详细查明，速即呈报本事务所。

事务所主任尼古拉·赫沃斯托夫

这命令上盖着一个很大的图章：“阿纳尼耶沃村领主邸宅总事务所之印”，下面批着：“切实奉行。叶连娜·洛斯尼亚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笔批的吗？”我问。

“可不是，是她批的，她总是亲笔批的。不然这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

“那么，你们要把这命令送去给总管吗？”

“不，他自己会来念的。不是，是我们念给他听；我们这总管是不识字的。（值班员又沉默了一会）你看怎么样，”他接着说，得意地微笑着，“写得好吗？”

“很好。”

“不过不是我起的稿。在这方面科斯肯金是能手。”

“怎么？……你们写命令先起稿的？”

“可不是吗？不起稿写不清楚的。”

“你拿多少工钱？”我问。

“三十五卢布，还有五卢布靴子钱。”

“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喽。我们这儿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进事务所的，老实说，我是靠上帝的旨意：我叔叔是当管事的。”

“你生活过得好吗？”

“好的。实在的，”他叹一口气继续说，“像我们这种人，譬如说，在商人那儿日子过得更好些。我们这种人在商人那儿好得多。昨天晚上有一个商人从韦涅夫到我们这里来，他的雇工就对我这样说……很好，没有话说，很好。”

“怎么，商人给的工钱多些吗？”

“得了吧！你如果跟他要工钱，他就抓住你的脖子把你赶走。不，在商人那儿做事要讲信用，而且要负责。他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给你一切。称他的心，他就多给你些……你要工钱做什么！根本不需要……而且商人生活简单，是俄罗斯式的，跟我们一样：你跟他一道出门去，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什么，你也吃什么。商人……怎么好比：商人跟地主老爷不同。商人直爽；他生起气来，打你一下就完事了。不难为你，不嘲骂你……跟地主老爷在一起可受罪了！什么都不中意：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拿一杯水或者一些食物给他，‘啊呀，水有臭味！啊呀，食物发臭的！’你拿出去，在门外头站一会儿，再拿进来。‘唔，现在好了，唔，现在不发臭了。’讲到那些女主人啊，我告诉您，那些女主人更难伺候！……还有小姐呢！……”

“费久什卡！”办公室里传来胖子的声音。

值班员敏捷地走出去。我喝完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睡了大约两小时。

我醒过来，想起身，却被懒惰所困；我闭上眼睛，但是不再入睡。隔壁办公室里有人在轻声地谈话。我不由得倾听起来。

“是啊，是啊，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一个声音说，“是啊。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不能不考虑到，的确……啊哼！”说话的人咳嗽一声。

“您相信我吧，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胖子的声音回答，“您想哪，我难道还不知道这儿的规矩。”

“要是您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在这儿可说是老大了。那么这究竟怎么办呢？”我所不熟悉的声音继续说，“我们怎样决定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我倒要听听。”

“怎样决定，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这件事可说全在于您；您好像不乐意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说哪里话？我们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我们的事情就是买货。我们可说是以此为业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八卢布，”胖子从容不迫地说出来。

只听见一声叹息。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讨价太高了。”

“加夫里拉·安东内奇，不能再少了；天地良心，不能再少了。”

接着是沉默。

我悄悄地抬起身子，向板缝里张望。胖子背向我坐着。他对面坐着一个商人，年纪大约四十岁，消瘦而苍白，面有菜色。他不断地摸自己的胡子，十分敏捷地眨巴眼睛，扭动嘴唇。

“今年的苗秧可说是好极了，”他又说起话来，“我一路欣赏着。从沃罗涅什起全都是极好的苗秧，真可说是一等的了。”

“苗秧的确不坏，”事务所主任回答，“可是您知道，加夫里拉·安东内奇，秋天长得好，春天难预料。[1]”

“的确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您说的一点也不错……你们的客人恐怕醒了吧。”

胖子转过身来……倾听一下……

“没有醒，睡着的。不过也许，这个……”

他走到门边。

“没有醒，睡着的，”他重说一遍，回到了原地。

“那么，怎么办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商人又开始说，“这点小生意总得做成它……这样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这样吧，”他不断地眨巴眼睛，继续说，“两张灰票和一张白票[2]送给您老人家，那边呢（他朝地主的邸宅点了点头），六个半卢布。击掌为定吧，好不好？”

“四张灰票，”事务所主任回答。

“那么，三张吧！”

“四张灰票，不要白票。”

“三张，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三张半，一戈比也不能再少了。”

“三张，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别多讲啦，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你这人太不讲情面，”商人咕哝地说，“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同女主人解决。”

“随您的便，”胖子回答，“早就可以这样做。其实，您何必来找麻烦呢？……那样做好得多！”

“唉，算了，算了，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这就生气了！我不过这样说说罢了。”

“不，到底怎么样……”

“算了吧，我对你说，……我说过了，是闹着玩的。好吧，你就拿三张半吧，拿你有什么办法呢。”

“拿四张是应该的，可是我这傻瓜，性急了，”胖子喃喃地说。

“那么那边，女主人那儿，是六个半，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谷子卖六个半卢布喽？”

“六个半已经讲定了。”

“那么，来击掌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商人叉开手指在事务所主任的手掌上打了一下）。上帝保佑您！（商人站起身来）那么我，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老爷，我现在就去求见女主人，我就说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已经跟我讲定六个半卢布了。”

“您就这样说吧，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现在就请您收下。”

商人把一小叠钞票递给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摇一摇头，用两根手指拿起他的帽子，扭一扭肩膀，使自己的身子做出一个波浪形的动作，走了出去，他的靴子恰如其分地发出嘎吱嘎吱声。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走到墙边，据我所能看到的，他在那里点商人交给他的票子。门口伸进来一个有浓密的连鬓胡子和火红头发的头。

“怎么样？”那个头问，“一切都办妥了吗？”

“一切都办妥了。”

“多少？”

胖子懊恼地挥一挥手，指指我的房间。

“啊，好，好！”那个头回答，就不见了。

胖子走到桌子边坐下，翻开簿子，拿来算盘，开始把算盘珠拨上拨下，不用右手的食指而用中指，因为这样更体面些。

值班员进来了。

“你有什么事？”

“西多尔从戈洛普廖克来了。”

“啊！好，叫他进来。等一下，等一下……先去看看，那位老爷怎么样了，睡着呢，还是醒了。”

值班员小心地走进我的房间。我把头放在代替枕头的猎袋上，闭上眼睛。

“睡着的，”值班员回到办公室，轻轻地说。

胖子叽哩咕噜地说了些埋怨的话。

“好，叫西多尔进来吧，”最后他说。

我又抬起身子。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年纪大约三十岁，体格强壮，双颊红润，长着淡褐色的头发和短短的拳曲的胡子。他在圣像面前祷告了一番，然后向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两手拿着帽子，直挺挺地站着。

“你好，西多尔，”胖子一面拨算盘，一面说。

“您好，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嗯，路上怎么样？”

“好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稍微有些泥泞。”（农民说话慢吞吞的，也不高声。）

“你老婆身体好吗？”

“她没什么不好！”

农民喘一口气，一只脚踏上前些。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把笔搁在耳朵上，擤了擤鼻涕。

“唔，你来做什么？”他继续问，一面把一块方格手帕放进衣袋里去。

“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上头问我们要木匠。”

“怎么，难道你们没有木匠吗？”

“我们怎么会没有木匠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我们是森林地区呀——不用说了。不过现在是活儿忙的时候，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活儿忙的时候！这就对啦，你们都喜欢替别人做工，不喜欢替自己的女主人做工……还不是一样的嘛！”

“工作的确是一样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不过……”

“什么？”

“工钱太……那个……”

“那又怎么样！嘿，你们被惯坏了，得了吧！”

“而且，事情明摆着，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一个礼拜就可以干完的活儿，总要拖一个月。一会儿木料不够了，一会儿又派你到花园里去扫路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女主人亲自吩咐下来，我和你就没有话可说。”

西多尔默不作声了，交替地踏着两只脚。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歪着头，专心地拨弄算盘珠。

“我们那儿的……庄稼汉……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西多尔终于说起话来，每个字都是讷讷不出于口，“叫我给您老人家……这儿……有……”（他把他那粗大的手揣进上衣的怀里，从那里掏出一个红花纹手巾包来。）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傻瓜，你疯了吗？”胖子连忙打断他的话，“去吧，到我家里去吧，”他说着，几乎把那惊讶的农民推了出去，“你到那儿去找我老婆……她会请你喝茶，我马上就来，你去吧。别怕呀，听见吗？快去吧。”

西多尔出去了。

“真是个……冒失鬼！”事务所主任在他后面咕哝着，摇摇头，又打起算盘来。

忽然街上传来一片喊声：“库普里亚！[3]库普里亚！库普里亚可站稳了！”这喊声迫近台阶，过了不久，事务所里进来一个人，这人身材矮小，样子像有肺病似的，他的鼻子特别长，一双大眼睛呆滞不动，神态非常高傲。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绒领子的、钮扣极小的常礼服。他肩上背着一捆柴。他的周围聚集着五六个仆人，大家嚷着：“库普里亚！库普里亚可站稳了！库普里亚升作火夫了！升作火夫了！”但是，穿棉绒领礼服的人一点也不注意他的同伴们的喧哗吵闹，脸色丝毫不变。他跨着整齐的步子走到炉子边，卸下重物，抬起身子，从后面的袋里取出一只鼻烟盒，睁大眼睛，开始把搀灰的草木樨末塞进鼻子里去。

这一群喧哗吵闹的人进来的时候，胖子皱着眉头，从坐位上站起来；但是他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便微笑了，只是吩咐他们别大声叫嚷，因为隔壁房间里有一位猎人在睡觉。“什么样的猎人？”两个人同声问。

“是一位地主。”

“啊！”

“让他们去闹吧，”棉绒领的人摊开两手说，“不关我事！只要不来惹我。我升作火夫了……”

“升作火夫了，升作火夫了！”众人高兴地接着说。

“这是女主人的命令，”他耸一耸肩膀，继续说，“可是你们等着吧……还要派你们当看猪的呢。我本来是一个裁缝，是一个好裁缝，在莫斯科第一流师傅那里学出来的，替将军们缝过衣服……我这点本领谁也夺不去。可是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难道已经摆脱了主人的权势？你们都是吃白食的，懒汉，还有什么呢！要是放我出去，我不会饿死，我不会完蛋；给我身分证，我会好好地付代役租，使主人满意。可是你们呢？死掉，像苍蝇一样死掉，就是这样罢了！”

“胡说八道，”一个戴红领带、衣袖肘部破烂、毛发淡黄色的麻脸小伙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带了身分证出去过，结果主人看不到你一戈比的代役租，你自己也赚不到一文钱：勉强拖着两条腿回家，从此只剩下一件破衣裳。”

“有什么办法呢，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库普里扬回答，“人有了恋爱，就倒霉了，完蛋了。你先活到我的年纪，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那时候再批评我吧。”

“你算是爱上谁啦！简直是个丑八怪！”

“不，你不能这么说，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

“谁能相信你呢？我看见过她的；去年在莫斯科，我亲眼看见的。”

“去年她的确稍微差些。”库普里扬说。

“不，诸位，”一个满面粉刺、头发鬈曲而涂油的、身材瘦长的人，大概是侍仆，用轻蔑而放任的声音说，“让库普里亚·阿法纳瑟奇把他那支小曲唱给我们听听。喂，开始唱吧，库普里亚·阿法纳瑟奇！”

“对呀，对呀！”别的人接着说，“好一个亚历山德拉！——把库普里亚难倒了，没有话说，……唱吧，库普里亚！……亚历山德拉真有办法！（仆人们为了要表示更亲昵，称呼男人的时候往往用阴性词尾。[4]）唱吧！”

“这里不是唱歌的地方，”库普里扬坚决地回答，“这里是主人的事务所。”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大概你自己在想当事务员吧！”康斯坦丁带着粗野的笑声回答，“一定是这样！”

“一切都在主人的权力之下，”那可怜的人说。

“瞧，瞧，他在打主意啦，瞧他这样子？呜！呜！啊！”

大家哈哈大笑，有的人跳起来。一个十五岁模样的男孩笑得最响，他大概是仆役中贵族的儿子。他穿着有黄铜钮扣的背心，戴着淡紫色的领带，肚子已经长得很肥胖了。

“喂，库普里亚，说老实话，”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显然是被逗得开心了，得意扬扬地说，“当火夫不见得好吧？恐怕是很无聊的事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库普里扬说，“您现在的确是当上了我们的事务所主任；这的确没有话说；可是您也曾经倒过霉，也住过农家屋子呢。”

“在我面前，你可得留神点儿，别太放肆啦，”胖子暴躁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这傻瓜，人家是在跟你开玩笑，你这傻瓜应该懂得；人家肯理睬你这傻瓜，你应该感谢。”

“我是随口讲讲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对不起……”

“随口讲讲，那还没有什么。”

门开开了，跑进一个侍童来。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女主人叫你去。”

“谁在女主人那儿？”他问这侍童。

“阿克西尼娅·尼基季什娜和一个从韦涅夫来的商人。”

“我马上就来。喂，你们诸位，”他用劝戒的声音继续说，“最好和这新任的火夫一起离开这儿吧。万一那个德国人跑来，又要去告状。”

胖子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用那差不多全被大衣袖子遮盖了的手捂着嘴咳嗽一声，扣好钮扣，大踏步地到女主人那里去了。不一会儿，这一群人和库普里扬也一同跟着他出去了。留在这里的只有我那老相识的值班员。他刚开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几只苍蝇立刻利用这个好机会，团团地围住了他的嘴巴。一只蚊子停在他的额上，匀称地摆开两只脚，慢慢地把它的刺全部插进他那柔软的肉里去。以前那个有连鬓胡子的火红发色的头又出现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又张望了一会，便带着他那很丑陋的身体走进事务所来。

“费久什卡！喂，费久什卡！老是睡觉！”那个头说。

值班员睁开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到女主人那儿去了吗？”

“到女主人那儿去了，瓦西里·尼古拉伊奇。”

“哦！哦！”我想，“他就是出纳主任。”

出纳主任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是他与其说是走来走去，不如说是溜来溜去，样子像一只猫。他肩上晃荡着一件后襟极狭的黑色旧燕尾服；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断地去拉他那马毛做的又高又窄的领带，紧张地把头转来转去。他的靴子是山羊皮制的，走路很轻柔，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今天亚古什金地主来找过您，”值班员又说。

“唔，来找过我？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晚上到秋秋列夫那里去等您。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同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商谈一下’，什么事他可没有说。他说‘反正瓦西里·尼古拉伊奇知道的’。”

“嗯！”出纳主任回答，走向窗口。

“喂，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在事务所里吗？”前室里传来很响的声音，一个高个子的人跨进门槛，他显然正在发怒，脸都扭歪了，但脸上富有表情而果敢，服装很整洁。

“他不在这儿吗？”他迅速地向四周一望，这样问。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在女主人那儿，”出纳主任回答，“您有什么事，对我说吧，帕维尔·安德列伊奇。您可以对我说……您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想知道我要什么？（出纳主任虚弱无力地点点头）我要教训教训他，这个不要脸的大肚子，卑鄙龌龊、挑拨是非的家伙……我要让他尝尝挑拨是非的滋味！”

帕维尔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帕维尔·安德列伊奇？安静些吧！……您怎么好意思？您别忘了您说的是谁，帕维尔·安德列伊奇！”出纳主任嘟嘟囔囔地说起来。

“说的是谁？他升了事务所主任，跟我有什么相干！嘿，没有什么可说的，任用了一个好家伙！简直可以说是把山羊放进了菜园子里！”

“算了，算了，帕维尔·安德列伊奇，算了吧！别提了……这种小事提它干吗呀？”

“哼，老狐狸，摇尾巴去了！……我要等他来，”帕维尔愤怒地说，拍一下桌子。“啊，大驾到了，”他向窗子里一望，接着这样说，“提到他他就来了，我们恭候着呢！”（他站起身。）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走进事务所。他脸上得意扬扬，但是一看见帕维尔，便有些着慌。

“您好，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帕维尔慢慢地迎上前去，意味深长地说，“您好。”

事务所主任一句话也不回答。门口出现了商人的脸。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呀？”帕维尔继续说。“哦，不……不，”他又说，“这不是办法；叫骂是无济于事的。不，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你为什么迫害我？你为什么想毁掉我？喂，说呀，说呀。”

“这里不是跟你讲理的地方，”事务所主任不免慌张地回答，“而且也不是时候。不过有一点我实在觉得奇怪：你何以见得我想毁灭你，或者在迫害你？况且我怎么可能迫害你呢？你不是我这事务所里的人。”

“还用说吗，”帕维尔回答，“就差这一点。可是你何必装腔作势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你明明懂得我的意思。”

“不，我不懂得。”

“不，您懂得。”

“不，我当着上帝说，我不懂得。”

“还对天发誓呢！既然这样，我问你，你不怕上帝吗？啊？你为什么不让那可怜的姑娘活下去？啊？你要她怎么样？”

“你说的是哪一个呀，帕维尔·安德列伊奇？”胖子装出惊奇的样子问。

“嘿！真的会不知道？我说的是塔季扬娜。你应该怕上帝，——你为什么要报复？你不害臊吗？你是有老婆的人，你的孩子已经有我这般高大了，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要娶她，我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这点上我有什么过失呢，帕维尔·安德列伊奇？女主人不许你结婚：这是主人家的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您有什么关系？您不是跟那老鬼婆，跟那女管家串通的吗？您不是在那里挑拨是非吗，嗳？您说，您不是拿种种胡言乱语来诬害这个没有保护的姑娘吗？她不是蒙您照顾才从洗衣的变成了洗碗的吗？她挨打，穿粗布衣服，不也是您照顾的吗？……您不害臊吗，不害臊吗？您是个老人啊！眼看您就要中风了……您到上帝面前去交代吧。”

“你骂吧，帕维尔·安德列伊奇，你骂吧……看你能骂多久！”

帕维尔激怒起来。

“什么？你想吓唬我？”他愤怒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吗？不，老兄，你看错人了！我怕什么？……我到处都找得到饭吃。你啊——你可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只能住在这儿，挑拨是非，偷鸡摸狗……”

“瞧他好神气，”事务所主任打断他的话，他也忍不住了，“一个蹩脚医生，简直是一个蹩脚医生，没用的医生；听听他的口气，——呸！你有什么了不起！”

“哼，蹩脚医生，要没有这个蹩脚医生，你老人家早就在坟墓里烂光了……我真不该治好你的病，”他又恨恨地补说这一句。

“你治好了我的病？……不，你想毒死我；你让我吃芦荟[5]，”事务所主任接着说。

“可是，除了芦荟之外，别的药对你都没有效，那又怎么办呢？”

“芦荟是卫生局禁用的，”尼古拉继续说，“我还要去控告你呢。你想害死我——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上帝没有容许你。”

“你们算了吧，算了吧，二位……”出纳主任开始说……

“你别管！”事务所主任叫起来，“他想毒死我！你懂不懂？”

“我何必毒死你……你听我说，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帕维尔绝望地说，“我最后一次请求你……你逼得我这样——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别再和我们为难了，听见吗？要是不然，我当着上帝说，我们里头总有一个人要倒霉，我告诉你。”

胖子怒不可遏。

“我不怕你，”他叫喊起来，“听见没有，你这黄口小儿！我收拾过你父亲，我杀了他的威风，这是你的榜样，留神点儿！”

“别跟我提父亲的事，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别提这个！”

“滚开！我为什么要听你吩咐？”

“我关照你，别提这个！”

“我要关照你，你别太放肆了……你以为女主人那儿少不了你，可如果要她从我们两个人里头挑选一个，你是站不住脚的，我的宝贝！谁都不许造反！你留神点儿！（帕维尔气得发抖）至于塔季扬娜这姑娘，是她自作自受……你等着瞧吧，她还要受苦呢！”

帕维尔举起双手，扑上前去，事务所主任沉重地跌倒在地板上。

“拿镣铐来铐住他，铐住他，”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呻吟着……

这一场的结局我不想描写了；我生怕我已经伤害了读者的感情。

当天我就回去了。过了一星期，我听说女主人洛斯尼亚科娃把帕维尔和尼古拉两个人都留用下来，却把塔季扬娜这姑娘打发走。显然是用不着她了。

[1] 这里是指秋播春收的作物。

[2] 帝俄时代的纸币：灰票是五十卢布，白票是二十五卢布。

[3] 库普里亚是库普里扬的卑称。

[4] 亚历山大是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德拉是女人的名字。此外原文中还有用阴性词尾的地方，但译文中无法表达。

[5] 芦荟是一种植物，它的浓缩液可作药用，但大剂量则有毒。

孤狼

傍晚，我独自坐了竞走马车打猎回来。离家大约还有八俄里；我那匹很会跑路的驯良的母马精神抖擞地在尘埃道上奔驰，有时打着响鼻，微微地摇动两只耳朵；那只疲劳的狗一步也不离后轮，仿佛缚在那里一般。暴风雨就要来了。前面有一大片淡紫色的乌云，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起来；长长的灰色的云在我头顶疾驰，向我涌过来；爆竹柳惊慌地骚动并絮语。窒息的暑热忽然变成潮湿的寒气；阴影很快地浓重起来。我用缰绳把马打一下，向峡谷跑下去，穿过一条丛生着柳树的、干枯的小川，跑上山，驶进一个树林里。道路蜿蜒地伸展在我面前那片茂密的已经笼罩着黑暗的榛树林中；我的马车困难地向前行进。百年老橡树和椴树的坚硬的根处处横断着大车轮子所碾成的纵深的车辙；马车在这上面跳动，我的马绊跌起来。狂风突然在上空怒吼，树木开始咆哮，大粒的雨点剧烈地敲打树叶。电光一闪，雷电大作，雨流如注。我的车子慢步前进，走了不久，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马陷在泥泞里，眼前一片漆黑。我好容易躲进一丛宽阔的灌木下面。我屈着身子，遮住脸，耐心地等候雷雨终止。忽然，电光一闪，我瞥见路上有一个高大的身躯。我就向那方面仔细注视，——那个身躯仿佛是从我马车旁边的地上升起来的。

“是谁？”一个洪亮的声音问。

“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守林人。”

我说出了我的姓名。

“噢，我知道！您是回家去吗？”

“回家去。可是你瞧，这么大的暴风雨……”

“是啊，暴风雨，”那个声音回答。

白晃晃的电光把守林人从头到脚照亮了；一声短促的霹雳立刻跟着它响起来。雨势加倍地增大。

“不会马上就停的，”守林人继续说。

“怎么办呢！”

“要末，让我领您到我屋里去吧，”他断断续续地说。

“那费心了。”

“请您坐着吧。”

他走到马头旁边，抓住笼头，把它从那地方拉了出来。我们就动身了。马车像“大海里的独木舟”一般摇晃着，我抓住车垫，呼唤着狗。我那可怜的母马艰难地在泥泞中跨步，有时滑一滑，有时跌一跌；守林人在车辕前向左右摇晃，像幽灵似的。我们走了相当长久；最后我的向导站定了。“我们到家了，老爷，”他用平静的声音说。篱笆门轧轧地响起来，几只小狗齐声吠叫。我抬起头，在闪电光中，看见围着篱笆的宽阔的院子里有一所小木屋。从一个小窗口透出幽暗的火光。守林人把马拉到台阶旁，便敲门。“就来了，就来了！”传出一个尖细的声音，听见光脚板的踏步声，门闩嘎嘎地响起来，一个穿着旧衬衫、腰里系着布条的十二岁模样的小姑娘手里提着一盏灯，出现在门口了。

“给老爷照路，”他对她说，“我把您的马车拉到屋檐下去。”

小姑娘朝我望望，就走进屋里去。我跟着她走。

守林人的屋子只有一间熏黑的、低矮而空落落的房间，没有高板床，也没有间壁。墙上挂着一件破烂的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枪，屋角里堆着一堆破布；炉子旁边摆着两只大瓦罐。松明在桌上燃烧着，凄惨地亮起来又暗下去。在屋子的正中央，一根长竿子的一端挂着一只摇篮。小姑娘熄灭了提灯，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开始用右手推动摇篮，左手整理松明。我向四周望望，——我的心郁闷起来：夜晚走进农家屋子里，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摇篮里的婴孩沉重而急促地呼吸着。

“你就一个人住在这里？”我问小姑娘。

“一个人，”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出。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吗？”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轻声说。

门轧轧地一响，守林人低着头，跨进门槛来。他从地上拾起提灯，走到桌子边，点燃了烛芯。

“您大概不习惯点松明吧？”他说着，摇一摇鬈发。

我望望他。这样强壮的汉子是难得看到的。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体格匀称。湿透了的麻布衬衫下面显著地露出他那强壮的肌肉。拳曲的黑须髯遮住了他那严肃而刚毅的脸的一半；一双连接的阔眉毛底下，炯炯有神地露着一对褐色的小眼睛。他把一双手轻轻地叉在腰里，站在我面前。

我向他道谢，又问他的名字。

“我叫福马，”他回答，“不过外号叫孤狼[1]。”

“啊，你就是孤狼！”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对他望望。我从我的叶尔莫莱和别人那里，常常听见关于守林人孤狼的故事，附近所有的农人都像怕火一样怕他。照他们的话说，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能够尽职的人：“一束枯枝都不让人家拿走；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使在半夜里，他也会如雷轰顶地出现在你面前，而你休想抵抗。他力气大，”他们说，“又机灵，就像魔鬼一样……毫无办法收买他：请他喝酒，送他钱，无论怎样诱惑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想弄死他，可是不行——办不到。”

邻近的农民们对于孤狼就是这样评论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重复说，“老弟，我听见人家说起过你。听说你是一点也不让人的。”

“我是尽我的职，”他阴沉沉地回答，“白吃主人家的饭是不行的。”

他从腰里拿出一把斧头，坐在地上劈起松明来。

“你没有老婆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用力挥了一下斧头。

“死了吧？”

“不……是的……死了，”他说着，扭过脸去。

我不再做声；他抬起眼睛来看看我。

“跟过路的贩子逃跑了，”他苦笑着说。小姑娘低下头；婴儿醒了，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去。“喂，给他吧，”孤狼一边说，一边把一个肮脏的奶瓶塞到女孩手里。“就把他丢下了，”他指着婴儿低声地继续说。他走到门边，站定了，转过身来。

“老爷，您大概，”他开始说，“不要吃我们那种面包的吧，可是我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饿。”

“好，那就算了。我该替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没有茶叶……让我去看看您的马怎么样了。”

他出去了，碰上了门。我再度向四周观看。我觉得这屋子比先前更加凄凉了。冷却的烟烬的苦辣气味呛得我难受。小姑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也不抬起眼睛来；她有时推动摇篮，怯生生地把滑下来的衬衫拉到肩上去；她那双赤脚一动不动地挂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乌莉塔，”她说时，悲哀的小脸儿更加低垂了。

守林人走进来，坐在长板凳上。

“暴风雨快要过去了，”略微沉默一下之后他说，“如果您吩咐，我就送您出树林去。”

我站起身。孤狼拿了枪，检看一下火药池。

“拿这个干吗？”我问。

“林子里有人在捣乱……在偷砍马谷地方的树，”他补说后面这句，用以回答我疑问的眼色。

“难道从这儿听得见？”

“从院子里听得见。”

我们一起走出去。雨停了。远处还有一团团沉重的乌云聚集着，有时闪烁着长长的电光；但是在我们头顶某些地方已经现出深蓝色的天空，星星透过稀薄的、疾驰的飞云闪闪发光。受到风吹雨打的树木的轮廓，开始在黑暗中显露出来。我们开始倾听。守林人摘下帽子，低着头。“喏……喏，”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来指着，“瞧，挑选了这样一个夜晚。”我却除了树叶的簌簌声之外什么也没有听见。孤狼把马从屋檐底下牵出来。“我这么一来，”他又出声地说，“也许会给他逃走的。”“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吗？”“行，”他回答，把马送了回去，“我们马上把他抓住，然后我再送您去。走吧。”

我们走了：孤狼走在前面，我跟着他。天晓得他怎么会认识路的，但他只有难得几次停下来，而且也是为了倾听斧声。“喏，”他喃喃地说，“听见吗？听见吗？”“在哪儿呀？”孤狼耸一耸肩膀。我们走下峡谷去，风静止了一会儿，均匀的斧劈声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孤狼对我看看，摇摇头。我们在湿淋淋的羊齿植物和荨麻中间一直向前走去。传来一阵沉重而持续的响声……

“砍倒了……”孤狼喃喃地说。

这时候天空更加清澄；林子里稍微明亮了些。我们终于走出峡谷。“请在这儿等一下，”守林人悄悄地对我说，弯下身子，举起枪杆，就消失在树丛里了。我开始紧张地倾听。在不断地呼啸着的风声中，我听见不远的地方有轻微的声音：斧头小心地砍树枝的声音，车轮的轧轧声，马儿打响鼻的声音……“往哪儿走？站住！”突然响出孤狼的钢铁一般的吼声。另一个声音像兔子那样哀号着……搏斗开始了。“坏蛋，坏蛋，”孤狼喘息着，反复地叫，“你跑不了……”我向喧闹的方面赶去，一步一跌地跑到了搏斗的地方。在那棵砍倒的树旁的地上，守林人正在蠢动着；他按住那贼，用腰带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我走近去。孤狼站起身，把他拉了起来。我看见一个湿淋淋的、衣衫褴褛、长着乱蓬蓬的长须的农民。一匹半身盖着凹凸不平的席子的驽马和一辆货车一起站在那里。守林人一句话也不说；那农民也不做声，只是摇晃着头。

“放了他吧，”我在孤狼耳朵边轻声说，“我来赔这棵树。”

孤狼一声不响地左手抓住马的鬃毛，右手拉着贼的腰带。“喂，转过身子来，这笨蛋！”他厉声说。“那儿有把斧头，捡起来吧，”农民喃喃地说。“当然不会让它丢掉！”守林人说着，捡起了斧头。我们就走了。我走在后面……雨又开始疏落落地下起来，不久就转为倾盆大雨。我们好容易到达了小木屋。孤狼把抓来的马推在院子中央，把农民带进屋里，松了腰带的结，叫他坐在屋角里。那小姑娘已经在炉边睡着了，又跳起来，带着沉默的恐怖向我们注视。我在长板凳上坐下。

“啊，好大的雨啊，”守林人说，“只好再等一会了。您要不要躺一下？”

“谢谢。”

“因为您在这儿，我本来想把他关到贮藏室里去的，”他指着那农民继续说，“可是那门闩……”

“让他在这儿吧，别动他了，”我打断孤狼的话。

农民皱着眉向我看看。我在心里起誓，无论如何必须释放这可怜的人。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长板凳上。在灯光中，我能够看清楚他那憔悴多皱的脸、垂下的黄眉毛、神色不安的眼睛、瘦削的肢体……小姑娘在他脚边的地板上躺下，又睡着了。孤狼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托着头。螽斯在屋角里叫响……雨打着屋顶，沿着窗子流下来；我们都默不作声。

“福马·库兹米奇，”农民突然用低钝乏力的声音说，“啊，福马·库兹米奇。”

“你要什么？”

“放了我吧。”

孤狼不回答。

“放了我吧……我是因为肚子饿……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的，”守林人阴沉沉地反驳他，“你们村里全是些窃贼偷儿。”

“放了我吧，”农民反复地说，“管家……我们都给逼穷了，真的……放了我吧！”

“逼穷了！……偷东西总是不应该的。”

“放了我吧，福马·库兹米奇，……别把我毁了。你是知道的，你们的主人会要我的命，真的。”

孤狼转过脸去。农民直打哆嗦，好像是因寒热病而打颤似的。他抖动脑袋，呼吸不均匀了。

“放了我吧，”他灰心丧气地重复说，“放了我吧，真的，放了我吧！我赔钱，就是这样，真的。实在是为了肚子饿……孩子们哭哭啼啼，你自己也明白。真是走投无路了。”

“可你总不该偷东西。”

“那匹马，”农民继续说，“那匹马，就把它……我只有这头牲口……放了我吧！”

“跟你说了，不行。我也是做不了主的人：我要受处罚的。而且也不该放纵你们。”

“放了我吧！穷啊，福马·库兹米奇，就是为了穷啊……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的！”

“放了我吧！”

“嘿，跟你多讲有什么用；安安静静地坐着吧，不然的话，你知道吗？你没看见老爷在这里吗？”

可怜的人低下了头……孤狼打一个哈欠，把头靠在桌上。雨还是下不停。我等候着下文。

农民突然挺直身子。他的眼睛里冒着火，满脸通红了。“哼，好，你吃了我吧，好，让你哽死，好，”他开始说，眯起眼睛，挂下嘴角，“好，你这可恶的凶手，你喝基督徒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转过身去。

“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这野蛮人，吸血鬼，听见没有！”

“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的，怎么骂起人来了？”守林人惊讶地说，“你疯了吧？”

“喝醉了！……又没有花你的钱，你这可恶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嘿，你……我要把你！……”

“我怕什么？反正一样是死；没有了马，叫我到哪里去？你杀了我吧，一样是完结；饿死，这样死，反正都一样。都完蛋吧：老婆，孩子，都死光吧……可是你呀，你等着吧，我们会收拾你的！”

孤狼站起来。

“打吧，打吧，”农民用愤慨的声音接着说，“打吧，来，来，打吧……（小姑娘急忙从地上跳起来，盯着他看。）打吧！打吧！”

“住口！”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马，”我喊起来，“别管他，……由他去吧。”

“我偏要说话，”不幸的人继续说。“反正是个死。你这凶手，畜生，你就不会死！……等着吧，你神气不了多久啦！人家会把你绞死，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他的肩膀……我冲上前去帮助那农民……

“别动，老爷！”守林人喊住我。

我并不怕他的威胁，已经伸出一只手去；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原来他一下子把带子从农民的胳膊肘上抽去；抓住他的衣领，给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打开门，把他推了出去。

“带了你的马滚蛋吧！”他在他后面叫嚷，“可你得留神，下回再碰上我……”

他回到屋里，在角落里摸索着。

“喂，孤狼，”最后我说，“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我看出来，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人。”

“唉，别提了，老爷，”他懊恼地打断我的话，“只是请您不要说出去。还是让我送您走吧，”他接着说，“您要等这点小雨过去大概是等不到了……”

院子里响起农民的大车轮子的声音。

“喏，他走了！”他喃喃地说，“下回我可！……”

半小时以后，他在林子旁边同我道别。

[1] 奥廖尔省的人称孤独而阴郁的人为孤狼。——原注

两地主

宽厚的读者诸君，我已经有过把我邻近几位绅士介绍给你们的荣幸了；现在请让我顺便（在我们作家看来一切都是顺便的）再介绍两位地主和你们相识。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打猎，他们都是很可敬的、安分守己的人，受着好几县人们的普遍的尊敬。

我先给你们描写退伍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赫瓦伦斯基。请想象一个高个子的人，曾经是体态匀称，现在皮肤略微松弛了些，但是绝不衰老，甚至不是老年人，而是壮年人，即所谓正当盛年。的确，他那曾经很端正而现在也还可爱的面貌略微有些变动，双颊松弛了，眼睛边放射出一条条密密的皱纹，有几个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证的萨迪的话，已经不在了；[1]淡褐色的头发，至少现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经变成了淡紫色，这全赖于从罗苗的马市上一个冒称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药水的功效；可是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步履矫健，笑声响亮，使马刺发出叮当声，拈着髭须，而且自称为老骑兵。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老人从来不自称为老人的。他平时穿常礼服，钮扣一直扣到上面，戴着结得很高的领带和浆过的硬领，穿着军装式的灰色花点裤子，帽子简直戴在前额上，后脑完全露出。他为人很善良，但有一些相当奇怪的见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者没有官衔的贵族，他决不能看做和自己平等的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把一边的面颊紧紧地撑在白色的硬领上，侧着头看他们，或者突然用明亮而呆滞的目光瞥他们一眼，默不作声，头发下的全部头皮都动起来；甚至说话时用的字眼也不一样，例如，他不说“谢谢你，帕维尔·瓦西里奇”，或者“请到这里来，米哈伊洛·伊万内奇”，而说作“谢你，帕尔·阿西里奇”，或者“这来，米哈尔·万内奇”。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们，他的态度更加奇怪：他压根儿不向他们看，在对他们说出自己的愿望或者发命令以前，带着担心而沉思的神态，一连几次反复地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把第一个字说得特别刺耳，而把其余的字说得很快，这使得他的话十分像雄鹌鹑的叫声。他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又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好当家：用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一个非常愚蠢的小俄罗斯人[2]——当管家。不过，讲到管理产业，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宦：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领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灾，因此损失许多粮食。他就发出一道极严格的命令：今后在火没有完全熄灭的时候，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去。这位显宦又曾经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都播种罂粟，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极简单的打算：罂粟比黑麦贵，所以种罂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女农奴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式样制成的头巾；果然，直到现在，他领地里的农妇们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的……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吧。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十分爱好女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阴道上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马上就跟着她走，但是走起路来立刻就一瘸一拐了，这光景真好看。他喜欢玩纸牌，但是只同身分比他低的人玩；他们称呼他为“阁下大人”，他却任意叱骂他们。当他同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纸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可惊的变化：他微笑，点头，窥伺他们的眼色——浑身表出甜蜜的样子……即使赌输了，他也不悔恼。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很少看书，看书的时候，髭须和眉毛不断地抖动，仿佛把一阵波浪从脸的下部推向上部去似的。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脸上这种波浪式的动作，当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览《Journal des Débats》[3]中各栏的时候，尤为显著。选举的时候，他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舍不得钱，辞谢了贵族长这个尊荣的称号。“诸位先生，”他常常对劝请他就任的贵族们说，声音中充满着体谅和自尊的语气，“我深深地感谢美意；但是我决心在孤独中度过我的余暇。”说过这些话之后，把头向左右摇晃几下，然后尊严地把下巴和面颊往领带上一靠。他年轻时候曾当过某要人的副官，他称呼这要人只用名字和父名；据说，他所担任的似乎不限于副官的职务，譬如说，他似乎曾经穿上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风纪扣，在澡堂里替他的上司擦背——传闻自然是不可尽信的。不过赫瓦伦斯基将军自己也不喜欢说起他的服务经历，这确是很奇怪的事。他似乎并没有参加过战争。赫瓦伦斯基将军独自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没有经验过夫妇生活的幸福，因此直到现在还算是未婚者，甚至是优越的未婚者。然而他有一个女管家，这人年约三十五岁，黑眼睛，黑眉毛，长得丰满、娇嫩而有髭须。她平日穿浆硬的衣服，到了星期天就套上细纱袖。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要人的大宴会上总很得意：在这里他可说是得其所哉了。这时候他倘不是坐在省长右边，总是坐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比较保持自尊感，身体向后仰，但不转动头，斜着眼睛俯视客人们圆圆的后脑和竖立的硬领；可是到宴会终了的时候，他就快活起来，开始向各方面微笑（对省长方面，他从宴会开始时就微笑的），有时竟提议，为了庆祝他所谓“地球的装饰”的女性而干杯。赫瓦伦斯基将军在一切庄严的和公开的典礼上、考场上、教堂仪式上、集会上和展览会上也很出风头；在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好手。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的仆役们在散场时，在渡口，以及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下，既不骚扰，也不叫喊；却在拨开人群或者呼唤马车的时候，用悦耳的低沉的喉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赫瓦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赫瓦伦斯基的马车确是相当旧式的；仆役们的号衣相当破旧（自不必说，这是红镶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马也相当年老，服务了一生一世。但是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不主张豪华，而且认为装阔气是不适合于自己的身分的。赫瓦伦斯基说话没有特殊的才能，不过或许是他没有机会表露他的口才，因为他不但对于争论，就是对于普通的辩驳，也不耐烦；他努力避免一切冗长的谈话，尤其是跟年轻人之间的谈话。这样做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然，对付起现在这班人来真糟糕：他们一不服从，就会对他失却尊敬。赫瓦伦斯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大都是默不作声，但是对于地位低的、显然是他所轻蔑而仅乎交往而已的人，他说话简短而生硬，老是应用这样的语句：“可是，您说的是毫无价值的话。”或者：“归根结底，阁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毕竟，您应该知道，您是在跟谁打交道。”诸如此类。邮政局长、常任议员和驿站长们，特别怕他。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说他是守财奴。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出色的地主。邻近的人们说他是“一个老军人，大公无私的人，守规矩的人，vieux grognard[4]”。只有一个省检察官，当人们在他面前说起赫瓦伦斯基将军的出色而庄重的品质时，独自在那里冷笑，——但嫉妒使人什么都做得出！……

可是，现在让我们来谈另一个地主吧。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一点也不像赫瓦伦斯基；他恐怕未见得在什么地方任过职，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男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一个矮胖的小老头，秃头，双重下巴，一双手很柔软，肚子相当大。他非常好客，而且性情诙谐，所谓自得其乐地度着日子；不论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一件条纹的棉睡衣。他只有一点和赫瓦伦斯基将军相同：他也是独身者。他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管理自己的领地相当注重外表；为了不作时代落伍者，大约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诺普公司买了一架脱粒机，把它锁闭在储藏室里，这就安心了。只有在晴明的夏日，他才吩咐套竞走马车，坐了到田野里去看看庄稼，采些矢车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生活完全是古风的。他的房子也是旧式建筑：在前室里，有很浓烈的克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就在这儿右边，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放着烟斗和毛巾；餐厅里挂着家人的肖像，有苍蝇，有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蹩脚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音嘶哑的自鸣钟，钟面的珐琅已经发黑，两根青铜指针上雕着花纹；书房里有一张堆着文据纸张的桌子，一个贴着从上世纪各种作品上剪下来的图片的蓝色屏风，几个装着发霉的书籍、蛛网和黑灰尘的柜子，一把松软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窗子，以及一扇钉死了的通往花园的门……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有许多仆役，都穿旧式服装：高领子的蓝色长外套、灰暗色裤子和黄色短背心。他们称呼客人为“老爹”。经管他的产业的，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胡子遮着整件皮袄的总管；料理家务的是一个包着褐色头巾、满脸皱纹的吝啬的老太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马厩里有三十匹各种各样的马；他出门时乘坐自制的一百五十普特重的四轮马车。他招待客人很殷勤，款待得很丰盛，这就是说，由于俄罗斯烹饪的令人心醉的特性，使得他们直到晚上除了玩朴烈费兰斯以外绝不可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连一本《圆梦书》也不看了。但是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还多得很；也许有人要问，我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要在这里讲起他呢？……好，让我把我有一次访问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情况告诉你们，用以代替回答吧。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七点钟光景，我坐马车来到他家里。他刚刚做完晚祷，一个样子非常羞怯、新从神学校出来的青年教士坐在客厅里靠门的一张椅子边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照例十分亲热地接待我；每一个客人来了都使他感到真心地欢喜，他的为人大体上是极善良的。教士站起身，拿了帽子。

“等一下，等一下，神父，”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说时没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他们给你拿伏特加去了。”

“我不会喝酒，”教士忸怩不安地喃喃说，脸红到了耳根。

“笑话！你们这种人怎么会不喝酒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尤什卡！尤什卡！给神父拿伏特加来！”

尤什卡，一个年约八十岁的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用一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端着一杯酒走进来。

教士开始辞谢。

“喝吧，神父，别扭扭捏捏，这样不好，”地主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可怜的年轻人就服从了。

“好，神父，现在你可以去了。”

教士开始鞠躬。

“啊，好了，好了，去吧……真是个好人，”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继续说，“我对他很满意；只是一点：还年轻。老是说教，连酒都不喝。嗳，您怎么样，我的老爹？……您怎么样，您好吧？我们到阳台上去吧，——瞧，多么可爱的黄昏。”

我们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开始谈天。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朝下面望望，突然激动得不得了。

“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他喊起来，“哪家的鸡在我们花园里走？……尤什卡！尤什卡！快去看看，哪家的鸡在花园里走？……这是哪家的鸡？我禁止过多少次了，说过多少次了！”

尤什卡跑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反复地说，“真要命！”

不幸的鸡，我现在还记得，两只花斑的和一只白色有冠毛的，依旧在苹果树底下悠然漫步，有时用几声拖长的咯咯声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不戴帽子、手里拿着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壮年的仆人，协力同心地向它们猛扑过来。这一下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拍着翅膀跳着，大声地咯咯地叫着；仆人们跑来跑去，跌跌绊绊；主人在阳台上气急败坏地叫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最后，一个仆人把那只有冠毛的鸡的胸脯按在地上，居然把它捉住了。正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脸、年约十一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从街上跳过花园的篱笆。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得意扬扬地叫起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打发他的纳塔尔卡来赶它们了……倒没有派帕拉莎来，”地主轻声地补说一句，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喂，尤什卡，不要管鸡了，给我把纳塔尔卡抓来。”

可是，气喘吁吁的尤什卡还没有跑到大惊失色的小姑娘身旁，不知女管家从哪里出现了，她抓住小姑娘的手，在她背上打了几下……

“对啦，嗳，对啦，”地主接着说，“啧啧啧！啧啧啧！……”他又大声地说：“把鸡扣留下来，阿夫多季娅。”然后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老爹，这次的追捕怎么样，嗳？我汗都出来了，您瞧。”

于是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仍旧留在阳台上。黄昏的景色确实异常美好。

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

“请问，”我开始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移在那边峡谷后面大路上的那几户农家，是您的吗？”

“是我的……怎么？”

“您为什么这样做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真是罪过。分配给他们的屋子又脏又窄；四周看不见一棵树；连养鱼池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是派不了用场的。难道您就不能另找一个地方吗？……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夺去了？”

“地界这样划分，你拿它有什么办法？”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划分地界真伤脑筋（他指指他的后脑勺）。我从这划分地界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至于我夺去他们的大麻田呀，没有给他们那边挖一个养鱼池呀，——关于这些，老爹，我自有道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照老规矩行事。照我看，老爷总归是老爷，农民总归是农民……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白有力的论据，自然是没有话可以回答的。

“况且，”他继续说，“那些农民都很坏，受过惩罚的。尤其是那边有两户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很不喜欢他们。告诉您，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亲是贼，那么儿子也是贼；随您怎么说……唉，血统，血统，——这是很重要的事！坦白告诉您吧，我把那两户人家没轮到的人也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们往各处送走；可是不能根除，有什么办法？这些可恶的人繁殖起来很快。”

这时候四周完全寂静了。只有风偶尔一阵阵吹来，最后一阵风在屋子附近停息下来的时候，从马厩那边发出一种均匀而频繁的敲打声，传到我们耳朵里。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倒满茶的碟子[5]端到嘴唇边，已经掀动鼻孔，想喝茶了，——大家都知道，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停止了，倾听一下，点点头，喝了一口茶，然后把碟子放到桌上，带着最仁慈的微笑，仿佛本能地配合着那敲打声喊着：“嚓嚓嚓！嚓嚓！嚓嚓！”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奇地问。

“那儿，按照我的命令，正在惩罚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那个管餐厅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一个瓦夏？”

“就是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还长着一脸大胡子呢。”

最强烈的愤慨，遇到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明朗而柔和的目光，也是抵挡不住的。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这样盯住我看，难道以为我是个坏人吗？惩罚他是出于爱护，您也知道的吧。”

过了一刻钟，我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别。我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管餐厅的瓦夏。他正咬着核桃，在街上走。我吩咐马车夫把马勒住，叫他过来。

“喂，老弟，你今天受罚了吗？”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回答。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老爷自己告诉您的？”

“他为什么要下命令惩罚你？”

“这是我应得的，老爹，是我应得的。我们这儿为了一点小事是不会受罚的；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绝对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找不出的。”

“走吧！”我对马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我在归途上这样想。

[1] 普希金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五十一节：“有的已经不在，有的到了远方，像萨迪曾经说过的那样。”原来的意思是指朋友，现在借用来指牙齿，是谐谑的说法。

[2] 小俄罗斯人是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视的称呼。

[3] 法语：《评论报》。

[4] 法语：爱抱怨的老人。

[5] 旧式的俄罗斯人喝茶时先把茶杯里的茶倒在垫碟里，然后用垫碟喝。

列别迪扬

我的亲爱的读者诸君，打猎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它使得你不断地乘了马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对有闲的人来说，是非常惬意的事。不过，有时候（尤其是在雨天）确实不太愉快，例如在乡间的道路上徘徊，穿过没有路径的原野，遇见一个农民，就叫住了问他：“喂，朋友！我们要到莫尔多夫卡去，怎样走？”而到了莫尔多夫卡，又探问一个迟钝的农妇（雇工们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旅店路远不远？怎样走法？车子走了十来俄里，并没有旅店，却来到了地主家的七零八落的胡多布勃诺夫村里，把一大群猪吓得要命——它们齐耳朵没在街路中央深褐色的泥泞里，绝对没有料到会有人去惊扰它们。还有不愉快的，是通过不坚固的小桥，往峡谷中驶下去，走浅滩渡过两岸都是沼地的小川；还有不愉快的，是整整一昼夜行驶在一片绿野之中的大路上，或者，——但愿千万别碰上，——在一面标着数字22、另一面标着数字23的条纹里程标前面的泥泞里一连陷上几小时；还有不愉快的，是一连几星期都是吃的鸡蛋、牛奶和人们所赞扬的黑麦面包……但是这一切不便和倒霉，都被另一种好处和满足所抵偿了。现在就开始叙述正题吧。

有了上述的一切话，我在大约五年前怎样来到列别迪扬集市[1]的杂沓中，不须对读者说明了。我们猎人往往在某一天早上乘着马车从多少算是祖传的领地出发，打算第二天傍晚就回来，可是不停地射击鹬鸟，走呀走的，结果可能就来到美好的伯绍拉河岸边；况且凡是喜欢枪和狗的人，也都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马的热烈的崇拜者。因此，我来到了列别迪扬，在旅馆里下榻，换了衣服，就到集市上去。（旅馆的茶房，一个有甘美的男高音鼻音嗓子的、二十来岁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已经告诉过我，说某公爵大人，即***联队的马匹采购员，住在他们这旅馆里；另外还来了许多绅士；又说每天晚上有茨冈人唱歌，剧院里正在上演《特瓦尔多夫斯基老爷》[2]；又说马的价钱很高，但马都是好马。）

在这集市的广场上，停着无数排大车，大车后面有各种各样的马匹：跑大步的马、养马场的马、拉重车的马、拉货车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另外还有肥壮的油光水滑的马，依毛色归类，盖着各种颜色的马衣，用短缰绳系在高高的架木上，胆怯地往后边斜眼望着它们的马贩子老板手里的、它们十分熟悉的鞭子；草原贵族们从一两百俄里外送出来的家养的马，由一个衰老的马车夫和两三个迟钝的马夫监视着，摇晃着它们的长长的脖子，跺着脚，不耐烦地啃着木桩子；黄褐色的维亚特种马紧紧地互相偎依着；尾巴波浪形、蹄上毛茸茸的、臀部宽阔的跑大步的马，有灰色带圆斑的，有乌黑的，有枣红色的，都像狮子一般庄严稳健地站着。行家们恭敬地站在它们面前。在一排排的大车中间形成的一条条路上，聚集着各种身分、各种年龄和各种外貌的人们：穿蓝大褂、戴高帽子的马贩子，狡狯地窥视着，等待着买主；眼睛突出的鬈发的茨冈人发疯似地奔来奔去，看看马的牙齿，扳起马的腿和尾巴，叫骂着，替人家做中人，抽签，或者拼命缠住一个戴军帽、穿海狸皮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一个结实的哥萨克高高地骑在一匹脖子像鹿颈那样的消瘦的骟马上，要“整个儿”买掉它，就是说连马鞍和笼头一起出卖。穿着腋下破烂的皮袄的农民们，拼命往人丛里钻进去，成群地挤到套着“试用”马的大车旁去；或者，在一旁靠着灵巧的茨冈人的帮助，精疲力尽地在那里讲价钱，一连拍了一百遍巴掌，各人坚持自己的价格；这期间，他们所争论的对象，一匹身上盖着弯曲的席子的蹩脚马，自管在那里眨眼睛，仿佛事情同它无关似的……事实上，今后将由谁来打它，在它还不是一样的！有些宽额角的地主，染着髭须，脸上带着威严的表情，戴着波兰式四方帽，穿着厚呢外衣，只套着一只袖子，正在跟戴绒毛帽和绿手套的大肚子商人谦逊地谈话。各团队的军官也在这里闲逛；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德国籍胸甲骑兵正在冷静地问一个瘸腿的马贩子：“这匹栗毛马要卖多少钱？”一个十九岁模样的淡黄发骠骑兵正在替一匹瘦健的溜蹄马挑选一匹副马；一个驿站车夫，戴着有孔雀毛的低矮的帽子，穿着褐色上衣，狭窄的绿腰带里塞着一双皮手套，正在找求一匹辕马。马车夫们在替自己的马编尾巴，把马的鬃毛弄湿，向绅士们作恭敬的忠告。已经成交的人们，视各人境况不同，或者跑到大酒家里去，或者跑到小酒店里去……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纷忙，叫喊，蠢动，争吵，和解，骂着，笑着，个个都是泥污满膝。我想替我的四轮马车买三匹像样一点的马，因为我那些马快不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第三匹还没有来得及挑选。吃过了我现在不打算描写的一餐午饭之后（爱尼[3]早就知道，回想过去痛苦的事是多么不愉快），我就走到每晚聚集着马匹采购员、养马场主任和其他来客的所谓咖啡馆里去。在弥漫着烟草的灰色雾气的台球房里，有二十来个人。这里面有穿匈牙利式轻骑兵短上衣和灰色裤子的、鬓发很长而髭须抹油的、落拓不羁的青年地主，正在神气活现地向周围观望；另有几个穿哥萨克服装的、脖子很短而眼睛浮肿的贵族，也在那里苦闷地喘息；商人们坐在一旁，即所谓“另席”上；军官们在那里随意不拘地交谈着。那位公爵正在打台球，他是一个年约二十二岁的青年人，脸上现出愉快而略带骄矜的神气，穿着没有扣上钮扣的常礼服、红色的绸衬衫和宽大的丝绒灯笼裤；他正在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打台球。

退伍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是一个年约三十岁、肤色黝黑、身材瘦小的人，长着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和扁扁的狮子鼻。凡是选举会和集市，他总是热心地到场。他走路跳跳蹦蹦，昂然地展开一双圆弧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他那灰蓝色细棉布衬里的军大衣的袖子。赫洛帕科夫先生善于巴结彼得堡的豪富的纨子，跟他们一起抽烟，喝酒，玩纸牌，跟他们称兄道弟。他们为什么赏识他，却很费解。他并不聪明，而且也不滑稽，并不适宜供人笑乐。的确，他们也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亲近他，像对待一个善良而无聊的人那样；跟他交往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忽然不跟他打招呼，他也不招呼他们了。陆军中尉赫洛帕科夫的特点，是他在一年、有时在两年里面，总说同样的一句话——合适的或不合适的，这句话一点也不滑稽，然而天晓得为什么，大家听了都要笑。大约在八年之前，他无论到哪里都说这句话：“我向您致敬，衷心地感谢。”他那时期的恩主们每次都笑得要命，而且要他重复说“我向您致敬”；后来他改用一句相当复杂的话：“不，您真是那个，凯斯凯赛[4]——往往结果是这样。”这句话也获得辉煌的成功；大约过了两年，他又发明了新的俏皮话：“您不要性急，[5]老实人，被缝上了羊皮。”诸如此类。说来也奇怪！您瞧，这几句毫不足道的话，能够给他带来吃的喝的和穿的。（他的财产早已胡乱花光了，现在单靠朋友过日子。）您得注意，除此以外，他对别人就绝对不再有任何效劳之处了；的确，他每天能抽一百烟袋“茹科夫”烟，而且打起台球来右脚抬得比头还高，瞄准了，发狂似地抡着手里的台球杆，——可是这种优点毕竟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他也很会喝酒……但是在俄罗斯靠喝酒是不容易出名的……总而言之，他的成功，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谜……只有一点：他很谨慎，不宣扬别人的家丑，不讲别人的坏话……

“嘿，”我看见赫洛帕科夫时心里想，“他现在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比零，”一个脸色阴郁、眼睛下面发青的患肺病的记分员高叫。

噗的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打进了边袋里。

“嗨！”坐在屋角里一张摇晃的独脚桌子旁边的一个肥胖的商人，从丹田里发出一声赞扬的叫声，叫出了又羞怯起来。幸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松一口气，摸摸胡子。

“三十六比零！”记分员用鼻音喊起来。

“喂，老弟，怎么样？”公爵问赫洛帕科夫。

“怎么样？不用说啦，是流—流—流—氓，十足的流—流—流—流—氓！”

公爵噗哧一笑。

“怎么，怎么？再说一遍！”

“流—流—流—氓！”退伍陆军中尉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哦，这就是他的口头禅了！”我想。

公爵把红球打进了袋里。

“嗳！不要这样，公爵，不要这样，”一个眼睛发红、鼻子很小，脸上有婴儿般的睡态的淡黄头发的小军官突然嘟嘟囔囔地说起来。“不要这样打……应该……不要这样！”

“怎么样呢？”公爵回过头去问他。

“应该……那个……用双回球的打法。”

“是吗？”公爵喃喃地说。

“怎么样，公爵，今天晚上去茨冈人那儿吗？”狼狈的青年人连忙接着说，“斯乔什卡要唱歌呢……还有伊柳什卡……”

公爵并不回答他。

“流—流—流—氓，老弟，”赫洛帕科夫狡猾地眯住了左眼说。

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三十九比零，”记分员宣告。

“零，零，……瞧我打这黄球……”

赫洛帕科夫手里抡着台球杆，瞄准了打去，但是滑了一杆。

“嗳，流—流—氓，”他懊恼地叫起来。

公爵又笑了。

“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赫洛帕科夫不肯重复说他那句话：应该扭捏一下。

“您滑了一杆，”记分员说，“请让我把球杆上涂些白粉……四十比零！”

“对啦，诸位先生，”公爵向全体在场的人说，但是不特别注视着某一个人，“你们知道，今天晚上在剧院里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出来谢幕。”

“当然，当然，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以回答公爵的话为莫大荣幸的几个绅士争先恐后地叫起来。

“韦尔任比茨卡娅是出色的女演员，比索普尼亚科娃好得多，”一个长着髭须、戴着眼镜的可怜巴巴的人从屋角里尖声尖气地说。这不幸的人！他心里其实是非常爱慕索普尼亚科娃的，而公爵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来人哪，拿烟斗！”一个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气度高贵的绅士俯在自己的领带上说，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一个赌棍。

侍役跑去拿烟斗，回来的时候报告公爵大人，说车夫巴克拉加要见他。

“啊！好，叫他等一等，拿点伏特加给他喝。”

“是。”

后来有人告诉我，巴克拉加是一个年轻漂亮、极受宠爱的驿站车夫；公爵喜欢他，送他马匹，同他赛马，曾和他一起度过一连好几个夜晚……这位公爵从前曾经是一个淘气而好挥霍的人，现在你们可认不出他了……现在他身上洒着许多香水，衣服笔挺，多么骄傲！多么忙于职务，而主要的是多么审慎！

然而烟草的雾气开始刺激我的眼睛了。最后一次听过了赫洛帕科夫的叫声和公爵的大笑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儿一张有高高的弯靠背的、窄小而坍陷了的鬃垫长沙发上，我的侍役已经给我铺好被褥了。

第二天我挨家挨户地去看马，先从有名的马贩子西特尼科夫那里看起。我走进便门，来到一个撒着沙土的院子里。在马厩完全敞开的门前边，站着老板本人，这人年纪已经不轻，高大而肥胖，穿着高翻领的兔皮外套。他看见了我，就慢慢地迎上前来，双手把帽子在头上举了一会，拖长声音说：

“啊，您好。大概乐意看看马吧？”

“对，我是来看马的。”

“请问要什么样的马？”

“给我看看，您有些什么马。”

“遵命。”

我们走进马厩里。有几只白色的小狗从干草里站起身，摇着尾巴，向我们跑来；一只长胡须的老山羊不情愿地走了开去；三个穿着结实而油污了的皮袄的马夫默默地向我们鞠躬。左右两边，在做得高出地面的马栏里，站着大约三十匹养得很好、洗得很干净的马。横木上有鸽子飞来飞去，咕咕叫着。

“您要做什么用的马：乘用的，还是作种马用的？”西特尼科夫问我。

“既要乘用的，也要作种马的。”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马贩子抑扬顿挫地说，“彼佳，把银鼠牵出来给这位先生看看。”

我们走到院子里。

“要不要从屋里端一张凳子出来？……不要？……那就请便啦。”

马蹄嘚嘚地踩响木板，鞭子咔嚓一声响，彼佳，一个麻脸、肤色黝黑、年约四十岁的男子，和一匹体态匀称的灰色公马一起从马厩里跑出来。他让它用后脚站起，牵着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然后敏捷地把它在显著的地方勒住。银鼠挺一挺身子，嘶嘶地喷出鼻息，翘起尾巴，转动一下头，向我们瞟了一眼。

“这家伙很有本领！”我心里想。

“让它自由活动，让它自由活动，”西特尼科夫说着，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看。

“您看怎么样？”最后他问我。

“马是不坏，两条前腿不大可靠。”

“腿很出色！”西特尼科夫确信地回答，“还有臀部……您瞧……宽得像炕一样，简直可以在上面睡觉。”

“蹄腕骨长了点。”

“哪里长！天地良心！让它跑，彼佳，让它跑，走快步，快步，快步……别让它跳。”

彼佳又带着银鼠在院子里跑了一阵子。我们都不做声。

“好，带它回去吧，”西特尼科夫说，“把鹰给我们牵出来。”

鹰是一匹像甲虫一样乌黑的荷兰种公马，臀部下垂，身体瘦健，看来比银鼠好些。它是属于猎人们所谓“能斩、能砍、能俘掳”的那一类马，这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前脚向左右一弯一踢，而很少前进。中年的商人们偏爱这种马，因为它们跑起路来好像伶俐的客店伙计的剽悍的步态；饭后出门闲逛的时候，叫这种马独匹拉车是很适宜的：它们走路的样子很神气，弯着脖子，热心地拉着粗糙的轻便马车，车上载着饱得动弹不得的马车夫，患胃灼热的肥胖的商人，和穿着浅蓝色绸外衣、戴着淡紫色头巾的虚胖的商人妻子。鹰我也拒绝了。西特尼科夫又给我看几匹马……最后，一匹灰色带圆斑的沃耶伊科夫公马使我中意了。我不能自制，欢喜地拍拍它的脖子。西特尼科夫立刻装出淡然的样子。

“那么，它拉车拉得好吗？”我问。（说起跑大步的马时，往往不说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马贩子泰然地回答。

“可以试试吗？……”

“当然可以。喂，库济亚，把追儿套上车。”

驯马师库济亚是这一行的能手，他驾着马在街上从我们面前经过了两三次。马跑得很好，步调不乱，臀部不耸动，运脚自由，尾巴翘起，走路稳健。

“这匹马你要卖多少钱？”

西特尼科夫讨价非常高。我们就在街上讲起价钱来，忽然一辆由选配得很出色的三匹马拖着的驿马车从街角上隆隆地飞驰过来，昂然地停在西特尼科夫家的大门口了。在这辆狩猎用的华丽的马车上坐着那位公爵；他旁边矗立着赫洛帕科夫。巴克拉加驾着车……驾驭得多么高明！仿佛可以驾着车穿过耳环似的，这家伙！两匹枣红色的副马小巧而活泼，乌黑的眼睛，乌黑的腿，神态那么活跃，行动那么敏捷；只要唿哨一声，就会拔脚飞奔的！深褐色的辕马像天鹅一般仰着颈子，挺起胸脯，四条腿像箭一样笔直，不断地摇晃着脑袋，骄傲地眯着眼睛……好极了！这样的马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6]沙皇在复活节上驾车也够格！

“大人！欢迎光临！”西特尼科夫喊起来。

公爵跳下马车，赫洛帕科夫慢慢地从另一边爬下。

“你好，老弟……有马吗？”

“大人要，怎么会没有呢！请进来……彼佳，把孔雀牵出来！叫他们把嘉奖也准备好。至于您的事，先生，”他向着我继续说，“我们以后再决定吧……福姆卡，给大人端凳子来。”

从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特殊的马厩里，牵出了孔雀。这匹强壮的暗红色马走路简直四脚腾空。西特尼科夫竟扭转头，眯起了眼睛。

“呜，流—流—氓！”赫洛帕科夫欢呼起来。“瑞姆萨[7]。”

公爵笑了。

要勒住孔雀可不容易；它反而拖着马夫在院子里跑；终于把它抵到墙边。它打着响鼻，颤抖着，蜷缩起来，可是西特尼科夫还去撩惹它，向它挥动鞭子。

“你往哪儿瞧？我把你这！呜！”马贩子带着亲切的威吓对它说，同时不由自主地欣赏着自己的马。

“多少钱？”公爵问。

“大人要买，算五千吧。”

“三千。”

“不行哪，大人，请原谅……”

“对你说，三千，流—流—氓，”赫洛帕科夫接着说。

我没有等他们成交就走了。在街道尽头的转角上，我看见一所灰色的小房子，大门上贴着一大张纸。纸的上方用钢笔画着一匹马，尾巴像烟囱，脖子极长，在马蹄下面，用古体字写着如下的文字：

此处出卖之各种毛色马匹，均系由坦博夫地主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切尔诺拜之著名草原养马场运到列别迪扬集市者。此种马匹体态优美，驯育完全，性情温良。诸位买主惠顾，请径向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本人接洽；如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不在，请向驭者纳扎尔·库贝什金接洽可也。诸位买主，请惠顾老人！

我站定了。我想，让我看看切尔诺拜先生著名草原养马场的马吧。

我想从便门进去，但发现这便门迥异寻常，是锁着的。我就敲门。

“是谁？……顾客吗？”一个女人尖声地说。

“顾客。”

“就来了，先生，就来了。”

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年约五十岁的妇人，没戴帽子，穿着靴子和敞胸皮袄。

“恩人，请进来，我马上去通知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纳扎尔，喂，纳扎尔！”

“什么事？”一个七十岁老人的沙哑的声音从马厩里传出。

“把马准备好；顾客来了。”

老妇人跑进屋里。

“顾客，顾客，”纳扎尔用埋怨的口气回答她，“我替它们洗尾巴还没洗完呢。”

“啊，好一个世外桃源！”我想。

“你好，先生，欢迎，”从我背后慢慢传来一个滋润悦耳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蓝色长裾大衣的中等身材的老头儿，白发苍苍，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很漂亮，脸上现出亲切的微笑。

“你要马吗？好的，先生，好的……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喝杯茶？”

我辞谢了。

“好，那就请便吧。先生，请你原谅我：我是照古风的。（切尔诺拜先生说话从容不迫，而且O音很重。）你可知道，我这里一切都很简朴……纳扎尔，喂，纳扎尔，”他并不提高嗓子，只是拖长了声音叫唤。

纳扎尔，一个长着鹰钩鼻和尖胡子的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出现在马厩门口。

“先生，你要什么样的马？”切尔诺拜先生继续说。

“要不太贵的，套篷马车用的。”

“好……有的，好……纳扎尔，纳扎尔，把那匹灰色的骟马给老爷看看，知道吗，站在边上的那一匹，还有那匹额上有白斑的枣红马，或者另一匹枣红马，美人儿生的那匹，知道吗？”

纳扎尔回到马厩里。

“你就这样拉着笼头牵它们出来吧，”切尔诺拜先生在他后面喊道，“先生，我这里，”他用明亮而温和的眼光望望我的脸，继续说，“不像那些马贩子一样，——他们真可恶！他们用各种姜，还用盐、酒糟，[8]都见鬼去吧！……可是我这里，你看见的，一切了如指掌，不耍花招。”

马牵出来了。它们都不能使我中意。

“好，把它们带回去吧，”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说，“另外牵几匹出来给我们看看。”

另外几匹马带出来了。最后我选定了一匹比较便宜的。我们就开始讲价钱。切尔诺拜先生并不急躁，说话很审慎，郑重地请上帝来作证，这就使我不得不“惠顾老人”：我付了定钱。

“好，现在，”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说，“请让我按照老风俗，用衣裾裹着缰绳把马交到你的衣裾里……为了这匹马，你会感谢我的，……这是一匹多么强壮的马！结实得像胡桃一样……完整无恙……草原出产的！任何马具都配得上。”

他画了十字，把自己大衣的衣裾盖在手上，牵住了笼头，把马交给我。

“现在是你所有的了……还是不想喝杯茶吗？”

“不，多谢你，我该回去了。”

“请便吧……叫我的马车夫现在就跟着你把马送去吗？”

“嗳，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送。”

“可以，亲爱的，可以，……瓦西里，喂，瓦西里，跟老爷一块儿去；把马送去，收钱回来。那么，再见了，先生，上帝保佑你。”

“再见，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

马送到了我住的地方。第二天一看，原来是一匹有气肿病的瘸腿的马。我想把它套上车，可是我这匹马往后退；用鞭子打它，它就倔强起来，用脚踢着，而且躺倒了。我马上到切尔诺拜先生那里去。我问：

“在家吗？”

“在家。”

“您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您把一匹有气肿病的马卖给了我。”

“有气肿病的？……哪有这事！”

“还是瘸腿的，而且脾气又倔强。”

“瘸腿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马车夫不知怎么的把它弄伤了……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说实在的，阿纳斯塔西·伊万内奇，您应该收回这匹马。”

“不行，先生，请别见怪：马一出院子，就完结了。你要事先看清楚啊。”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得顺从自己的命运，笑一笑就走了。幸而我为这教训没有偿付太高的代价。

过了两三天，我离开了。一星期之后，我又在归途中经过列别迪扬。我在咖啡馆里遇到的几乎还是那几个人，又碰见那位公爵在打台球。可是赫洛帕科夫先生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照例的变化。淡黄头发小军官代替他受着公爵的宠幸。可怜的退伍陆军中尉在我面前又把自己的口头禅试了一次，——以为或许还能像从前一样讨人喜欢，——可是公爵不但不笑，竟皱起眉头，耸一耸肩膀。赫洛帕科夫先生低下头，畏缩起来，钻到屋角里，开始悄悄地给自己的烟斗装上烟丝……

[1] 列别迪扬是坦波夫省的一个县，以马市闻名。

[2] 俄国作曲家韦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的歌剧（1828）。

[3] 爱尼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4] 法语：“这是什么”的译音。

[5] 此句原文是“не ву горяче Па”，是法语和俄语混合着说的。

[6] 即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

[7] 法语：“我喜欢这个”的译音。

[8] 给马吃酒糟和盐，马会很快地长膘。——原注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亲爱的读者，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乘车出游去吧。天气晴明；五月的天空显出柔和的蔚蓝色；爆竹柳的平滑的嫩叶闪闪发光，仿佛洗刷过似的；宽阔平坦的大路上长满着绵羊最爱啃食的红茎小草；左右两边，在缓缓倾斜的小丘的长坡面上，青葱的黑麦轻轻地荡漾着；小块的浓云投射下疏淡的影子，在它上面移行。远处是一片片黑压压的树林，一些亮闪闪的池塘和几个橙黄色的村庄；无数的云雀飞起来，唱着歌俯冲而下，伸长了脖子站立在土堆上；白嘴鸦停在路上，向您望着，身子紧贴地面，等您的车子走了过去，就跳两下，笨重地飞向一旁；峡谷那边的山上，有一个农民正在耕地；一匹短尾巴的鬃毛蓬松的花斑小马以不稳的脚步，跟在母亲后面跑着，可以听见它那尖细的嘶声。我们的车子驶入白桦林里；浓烈的新鲜空气愉快地渗入呼吸。村庄的栅门到了。马车夫走下车来，马打着响鼻，两匹副马扭回头望望，辕马甩着尾巴，把头贴在轭上……栅门轧轧地开了。马车夫坐上车……走吧！我们的眼前就是村庄了。大约经过了五个院落，我们就向右拐弯，下到一片洼地里，又驶上堤坝。在一个小池塘的那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的圆形树梢后面，望得见一个以前曾是红色的板屋顶，屋顶上有两个烟囱；马车夫沿着围墙向左驶，在三条很老的长毛狗的尖锐而嘶哑的吠声中，驶进了敞开的大门，威风地在宽阔的院子里兜一个圈子，经过马厩和库房旁边，他向一个横着身子跨过高门槛走进贮藏室敞开的门里去的管家婆婆漂亮地行一个礼，终于在一所窗户明亮的深色小屋的台阶面前停了车……我们来到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里了。瞧，她已经亲自打开通风窗，正在向我们点头呢……您好，老太太！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是一位年约五十岁的女人，一双灰色的鼓出的大眼睛，鼻子扁扁的，面颊红润，有双重下巴。她脸上流露着和蔼亲切的表情。她结过婚，但不久就寡居了。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她住在自己的小领地里，不出门，很少和邻居往来，只是喜欢接待年轻人。她出身于很穷的地主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就是说不会讲法语；连莫斯科也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不管这一切缺憾，她为人却是那么质朴善良，感情思想开通，很少沾染小地主太太所常有的那些习气，这的确是不得不令人惊异的……说实在的：一个女人终年住在乡村里，生活在穷乡僻壤，不搬弄是非，不怨天尤人，不屈膝行礼，不恓恓惶惶，不灰心丧气，不由于好奇心而战栗……这真是奇迹！她通常穿灰色的塔夫绸连衫裙，头上戴着挂雪青缎带的白色便帽；她喜欢吃东西，但是不过量；蜜饯、干果、腌菜，都让女管家去做。那么她一天到晚做些什么事呢？——您会问……看书吗？不，她不看书；老实说，书不是为她出版的……如果家里没有客人，我的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冬天就坐在窗子底下织袜子；夏天就到花园里去，种种花，浇浇水，和小猫一连逗玩几小时，喂喂鸽子……她很少管她的田产。但如果她家来了客人——她所喜欢的邻近的年轻人，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就整个活跃起来；她让他坐，请他喝茶，听他讲话，对他笑，有时拍拍他的面颊，但她自己不大讲话；要是那人遭到灾难，遇到不幸，她就安慰他，给予善意的忠告。有多少人把自己家庭的秘密、心中的隐私信任地向她诉说，伏在她怀里哭泣！她常常和客人对面坐着，轻轻地支着胳膊肘，那么同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亲切地微笑，使得客人不由地想：“您是多么可爱的女人，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让我把我心里的话讲给您听吧。”在她家那些舒适的小房间里，使人感到舒服和温暖；她家里的天气常常是晴朗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感到惊异：她的健全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和落落大方的态度、对别人的不幸和欢乐的感同身受，总而言之，她的一切美德，仿佛是她生来就有的；她获得这些，毫不费力，也不麻烦……对于她，不可能有别种看法；所以根本不必感谢她。她特别喜欢看青年人游戏和淘气；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仰着头，眯起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忽然叹一口气，说：“啊，你们呀，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人们往往很想走近她去，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您听我说，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您不了解您自己的价值，您无论怎样简朴而没有学问，您却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只要说起她的名字，就使人感到稔熟可亲，人们都喜欢称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可以引起人们亲切的微笑。例如，我曾经好几次叩问途遇的农民，譬如说：“老兄，到格腊切夫卡去怎样走法？”“老爷，您先到维亚佐沃耶，从那儿到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那儿的人都会告诉你的。”提到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的名字时，这农民就意味深长地摇晃一下脑袋。她的仆人不多，适合于她的身分。住宅、洗衣房、贮藏室和厨房，她都交给当过她保姆的女管家阿加菲娅去照料，这是一个软心肠的、好哭的、没有牙齿的老妇人；两个脸庞像安东诺夫苹果[1]一般结实而泛红的健壮的姑娘，供她使唤。担任侍仆、管事和餐室管理人职务的，是一个七十岁的男仆波利卡尔普，这人非常古怪，博学多识，是一个退职的小提琴手、维奥蒂[2]的崇拜者，拿破仑——或者像他所说：波拿巴季什卡[3]——的个人仇敌、夜莺的热烈爱好者。他房间里经常喂养着五六只夜莺；早春时候，他一连几天坐在鸟笼旁边，等候第一声“莺啼”，等着了，就双手遮住脸，呻吟起来；“唉，可怜，可怜！”接着就痛哭流涕。波利卡尔普身边有一个助手，是他的孙子，名叫瓦夏，是一个年约十二岁的男孩，长着一头鬈发，一双眼睛十分灵活；波利卡尔普非常钟爱他，一天到晚和他缠个不休。他又管他的教育。“瓦夏，”他说，“你说一声：波拿巴季什卡是强盗。”“说了给我什么呢，爷爷？”“给你什么？……什么也不给……你是哪儿人？你不是俄罗斯人吗？”“我是安姆钦人，爷爷，我是生在安姆钦斯克[4]的。”“啊，傻瓜！安姆钦斯克在什么地方呢？”“那我怎么知道？”“安姆钦斯克在俄罗斯，傻瓜。”“在俄罗斯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已经故世的斯摩棱斯克公爵米哈伊洛·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5]得到上帝的帮助，把波拿巴季什卡从俄罗斯国境赶了出去。关于这件事还编了一支歌：‘波拿巴不能跳舞了，他的吊袜带丢了……’懂吗：公爵救了你的祖国。”“这关我什么事？”“嘿，你这傻孩子，傻瓜！如果米哈伊洛·伊拉里奥诺维奇公爵不把波拿巴季什卡赶走，现在就会有一个麦歇拿棍子来打你的脑袋。他会走到你跟前，说：‘贡芒·芙·波尔推-芙？’[6]就扑扑地打你。”“可我用拳头打他的肚子。”“他会对你说：‘蓬茹，蓬茹，维内·伊西。’[7]就抓住你的头发，抓住你的头发。”“我就打他的腿，打他的腿，打他的长满疙疸的腿。”“这倒是真的，他们的腿都是长满疙疸的……那么，他来捆绑你的手，你怎么办？”“我不让他捆绑；我叫马车夫米海来帮我。”“可是，瓦夏，难道法国人对付不了米海？”“哪里对付得了！米海气力可大呢！”“那么，你们把他怎么样呢？”“我们打他的背，打他的背。”“那他就要喊巴尔东[8]了：‘巴尔东，巴尔东，瑟芙泼莱！’[9]”“我们就对他说：‘不给你瑟芙泼莱，你这个法国佬！……’”“瓦夏是好样的！……那么你喊一声：‘波拿巴季什卡是强盗！’”“那你要给我吃糖呀！”“好家伙！……”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同女地主们不大往来；她们不喜欢到她这里来，她也不善于同她们周旋。她们絮絮不休地说起话来，她就打瞌睡，抖擞一下，努力睁开眼睛，却又打瞌睡了。一般说来，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是不喜欢女人的。她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性情温良的好青年，他有一个姐姐，是一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地善良，但是性情乖戾、矫情而热狂。她的弟弟常常把他的女邻居的情况讲给她听。有一天早晨，我的老处女一句话也不说，就吩咐给她备马，出发到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去了。她穿着一件长长的连衫裙，头戴一顶帽子，盖着绿色的面纱，披散着鬈发，走进前室，在把她当作人鱼而吃惊的瓦夏旁边经过，一直跑进了客堂里。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吓了一跳，想站起来，但是两腿发软。“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客人用哀求的声音说起话来，“请原谅我的唐突；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克***的姐姐，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关于您的情况，因此决心要来和您相识。”“我很荣幸，”吃惊的女主人含糊地说。客人把帽子脱下来丢在一旁，摇一摇鬈发，在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旁边坐下，握住了她的手……“这就是她，”她用若有所思的神经质的声音开始说，“这就是那个善良、开朗、高尚、圣洁的人！这就是她，这个纯朴而又深刻的女子！我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我们一定会相互爱慕！我这才松了口气！……我所想象的她正是这样，”她轻声地补说一句，双眼盯住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的眼睛，“您真的不生我的气吗，我的善人，我的好人？”“说哪儿话，我很高兴……您要喝茶吗？”客人谦逊地微笑一下。“Wie wahr，wie unreflectirt，[10]”她轻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亲爱的，请允许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坐了三个钟头，一刻也不停嘴。她努力向这位新相识说明她自己的长处。这不速之客一走，可怜的女主人立刻去洗澡，喝了些椴树花茶，躺到床上。可是第二天老处女又来了，坐了四个钟头，临走的时候表示以后每天要来访问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看样子，她是想要充分发展并培养这个她所谓天分那么丰富的人。这样下去，塔季扬娜势将被她折磨得疲惫不堪，幸而情况变更了：首先，过了大约两星期之后，她对于她弟弟的这位女朋友感到了“完全的”失望；其次，她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学生，立刻同他积极而热情地通起信来；在她的信里，无非是祝福他过圣洁而美好的生活，表示甘愿奉献“全身心”，只要求他称她为姐姐，还大写特写自然界，论及歌德、席勒、贝蒂纳和德国哲学，——终于使这可怜的青年陷入了悲观的失望。但是青春的力量占了上风：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对于他的“姐姐和好朋友”感到了非常激烈的憎恨，一时气愤，几乎打了自己的侍仆；此后长时期内，他只要稍稍听到一点暗示着崇高纯洁的爱情的话，就恨之入骨……而从此以后，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比以前更加不愿接近女邻居们了。

呜呼！世事是无常的。我讲给您听的关于我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日常生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她家的那一片宁静，永远被破坏了。现在她家里住着她的侄儿，是从彼得堡来的画家，已经住了一年多。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

大约八年前，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里住着一个父母双亡的年约十二岁的孤儿，是她已故的哥哥的儿子，名叫安德留沙[11]。安德留沙有一双明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嘴巴、端正的鼻子和漂亮的高高的前额。他说话的声音文静悦耳，经常保持整洁，态度彬彬有礼，对客人亲切而殷勤，常常带着孤儿的多情吻姑母的手。往往你一来到，他就把椅子端给你了。他一点也不淘气，平时没有声音；坐在屋角里看书，那么谦恭而温顺，甚至不靠在椅背上。有客人进来，我的安德留沙就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微笑一下，脸红了；客人出去，他又坐下，从衣袋里拿出一把有镜子的小刷子，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只要得到一小片纸，立刻就向女管家阿加菲娅要一把剪刀，仔细地把纸剪成正方形，在四周画上一道边，然后开始工作：画一只瞳孔很大的眼睛，或者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或者一间烟囱里喷出螺旋形烟气的房子，画一只像长凳一样的、“en face[12]”的狗、停着两只鸽子的小树，然后题款：“安德烈·别洛夫佐罗夫画，某年某月某日，于小勃勒基村。”在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的命名日之前，他特别热心地工作了约两个星期：他第一个出来祝贺，并且呈上一个束着粉红色带子的画卷。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吻了侄儿的额角，解开结：画卷展开了，在观者的好奇的目光下展现出一座圆形的、大胆地涂着阴影的殿堂，这殿堂有一排柱廊，中央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有一颗燃烧着的心、一个花冠；在上面，在曲折的飘带上，用清晰的字写着：“侄儿献给敬爱的姑母和恩人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波格丹诺娃，以表眷恋之诚。”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又吻他，给他一个银卢布。然而她对他并不感到多大的眷恋，因为她不很喜欢安德留沙的卑躬屈节。后来安德留沙渐渐长大，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开始担心起他的前程来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她摆脱了困境……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八年前，有一回，有一个六级文官和勋章获得者彼得·米哈伊勒奇·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来访问她。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县城里任过职，那时常常来访问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后来他迁居到彼得堡，进了部里，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屡次因公出差，有一回他想起了自己这位老友，就带着“在幽静的乡村的怀抱里”[13]休息两天以调剂公务的操劳的企图，顺便来到她家。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以她一贯的殷勤来招待他，于是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但是在继续叙述之前，亲爱的读者，请让我先把这个新人物介绍给您。

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是一个胖胖的人，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有短短的腿和圆肥的手；他穿着十分整洁的宽大的燕尾服，戴着一条系得很高的阔领带，衬衫雪白，绸背心上挂着一根金链条，食指上戴着一只宝石戒指，头上戴着淡黄色的假发；他说话恳切而温和，走路没有声音，愉快地微笑着，愉快地转动眼睛，愉快地把下巴埋在领带里：总之，是一个愉快的人。天赋予他的心地很善良：他容易流泪，容易狂喜；加之对艺术燃烧着无私的激情，——真正是无私的，因为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对艺术，如果说实话，根本是一窍不通的。说也奇怪：他这种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于怎样神秘莫测的法则力量而获得的？他似乎是一个实际的、甚至平凡的人……不过在我们俄罗斯，这样的人多得很……

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爱好，使这些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肉麻的气味；和他们往来，同他们谈话，是令人难堪的：他们真像涂蜜的木头人。例如，他们从来不把拉斐尔叫做拉斐尔，从来不把柯勒乔叫做柯勒乔，而总是说成“神圣的桑齐奥，无匹的德-阿雷格里”[14]，而且说话时必定把重音放在O上。凡是不高明的、自傲的、狡狯的和没有才气的人，都被他们尊称为天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尊称为“尖才”：“意大利的碧空”，“南国的柠檬树”，“布伦塔河畔的芬芳之气”，是不离开他们的嘴的。“啊，瓦尼亚，瓦尼亚，”或者“啊，萨沙，萨沙[15]，”他们互相含情地说，“我们应该到南国去，到南国去，……我们的心灵都是希腊人的，古希腊人的！”在展览会上某些俄罗斯画家的某些作品前面，可以观察到他们的模样（应当指出：这些绅士大部分是热烈的爱国者）。他们有时退后两步，仰起了头，有时再走近画去；他们的眼睛上好像覆着一层油光……“啊，我的天哪，”最后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有灵魂，有灵魂！啊，心灵，心灵！啊，灵气充斥，灵气磅礴！……构思多么出色！多么巧妙！”可是他们自己客堂里的画怎么样呢！每天晚上到他们家里来喝茶、听他们讲话的是些怎么样的画家呢！他们为这些画家展现的自己房间里的透视图景是怎样的呢：右边有一把地板刷子，擦亮的地板上有一堆垃圾，窗边桌子上有一个黄色的茶炊，主人穿着晨衣，戴着便帽，面颊上带着圆圆的光点。来访问他们的、热狂而轻蔑地微笑的、长头发的缪斯[16]之徒，是怎样的人！面色发青的小姐们在他们家的钢琴边怎样尖声怪气地叫着！又因为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一个人不能只醉心于一种艺术，对各种艺术都要会一点。所以毫不足怪：这班爱好文艺的绅士们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也大加赏识……《雅柯勃·萨纳扎尔》[17]就是为他们写的：已经被描写过一千次的、不为世人承认的天才们对人类及全世界之间的斗争，照样使他们感动到心灵深处。

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来到后的第二天，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在喝茶的时候叫侄儿把他的图画拿出来给客人看。“他会画画的？”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不无惊讶地说，感兴趣地转向安德留沙。“可不是吗，他会画画，”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回答，“他非常喜欢画画！而且是自己画，没有老师。”“啊，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接着说。安德留沙的脸红了，微笑着把自己的画册递给客人。别涅沃连斯基先生装作内行的样子翻起画册来。“画得好，年轻人，”最后他说，“画得好，画得很好。”于是他抚摩一下安德留沙的头。安德留沙赶忙吻了吻他的手。“您瞧，多么有天才！……恭喜您，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恭喜您。”“可是，彼得·米哈伊勒奇，在这儿没办法替他请到老师。从城里请来太贵；邻近的阿尔塔莫诺夫家里有一位画家，听说很高明，可是女主人不许他给别人教课。说是会有损自己的鉴赏力。”“嗯，”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应了一声，沉思起来，蹙着眉头看看安德留沙。“好，这件事我们再商量吧，”他突然补说一句，搓搓自己的手。就在这一天，他请求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他单独谈话。他们两人关起门谈了一会。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喊安德留沙。安德留沙进来了。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站在窗边，脸上微微泛红，两眼炯炯发光。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坐在屋角里擦眼泪。“唉，安德留沙，”她终于开口了，“谢谢彼得·米哈伊勒奇：他要做你的保护人，带你到彼得堡去。”安德留沙呆若木鸡地站着。“你坦白对我说吧，”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用充满威严和慷慨的声音开始说，“年轻人，你是不是希望做一个画家，你是不是感觉到对艺术的神圣的使命？”“我希望做画家，彼得·米哈伊勒奇，”安德留沙战战兢兢地回答。“既然这样，那我很高兴。当然，”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继续说，“你离开你所尊敬的姑妈，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你对她一定怀着热烈的感激之情。”“我热爱我的姑妈，”安德留沙打断了他的话，眨起眼睛来。“当然，当然，这很容易理解，你是很可赞许的；可是，请想象，将来会多么欢喜……你的成就……”“拥抱我吧，安德留沙，”善良的女地主低声含糊地说。安德留沙扑过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好，现在去谢谢你的恩人吧……”安德留沙便抱住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的肚子，踮起脚尖，好容易够着了他的手，恩人虽然接受了这一吻，但并不那么爽脆……他总得使这孩子得到安慰和满足，同时自己也可略微享受一下。过了两天，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带着他新收的被保护人离开了。

安德留沙在别后的最初三年内常常写信来，有时在信里附些图画。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偶尔也在信里添写几句话，大抵是赞扬的；后来信渐渐少起来，终于完全绝迹了。侄儿整整一年没有消息；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不放心起来，忽然她收到了一封内容如下的短简：

亲爱的姑妈！

三天前，我的保护人彼得·米哈伊洛维奇逝世了。残酷的中风夺去了我最后的依靠。当然，我现在已经二十岁了；在七年内我获得了显著的进步；我确信自己的才能，可以靠它生活；我并不灰心，不过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请您即速汇给我二百五十卢布。吻您的手，恕不尽述。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把二百五十卢布汇给了侄儿。过了两个月他又来要求；她凑集了最后一笔钱，又汇了去。第二次汇出之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又作第三次要求，说什么要替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预定的一幅肖像画买颜料。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拒绝了。“那么，”他写信给她说，“我想回到您的村子里来养病。”在这一年的五月份，安德留沙果真回到了小勃勒基村。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起初不认识他了。根据他的来信，她推想他是一个病弱而瘦削的人，但看见的却是一个肩膀宽阔、身体肥胖、面孔又阔又红、头发鬈曲而丰腴的小伙子。纤弱而苍白的安德留沙变成了一个壮健的安德烈·伊万诺夫·别洛夫佐罗夫。他不但外表上改变而已。当年的拘谨的羞涩、小心和整洁，变成了粗拙的鲁莽、令人难忍的肮脏；他走路左右摇晃，一屁股坐到安乐椅上，偃卧在桌子上，懒洋洋地伸展着四肢，尽情地张大了嘴巴打哈欠；对待姑妈和仆人们态度粗鲁。他说，我是画家，自由的哥萨克！瞧我们多威风！他常常好几天不执笔；一旦所谓灵感来了，他就苦闷地、笨拙地、絮聒地装腔作势，仿佛喝醉了似的；他双颊通红，目光矇眬；大谈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成就、自己如何发展、如何进步……而事实上，平平常常的肖像画技能他才勉强具备。他完全不学无术，从来不看书，画家何必看书呢？大自然、自由、诗——这就是他的好尚。他常常抖动鬈发，夸夸其谈，深深地吸着“茹科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性格是很好的，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相称；而没有天才的次等波列查耶夫[18]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的安德烈·伊万诺夫长住在姑妈家里，不花钱的面包显然适合他的口味。他使客人们烦闷得要命。他常常坐在钢琴前（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里也有一架钢琴），用一根手指摸索着弹出《飞快的三套车》；配着和音，敲着键盘；一连几小时痛苦地哀号着瓦拉莫夫的抒情歌曲《孤松》或者《不，医生，不，不要来》，眼睛浮肿得只剩一条缝，面颊像鼓一般发亮……或者突然吼出《平静吧，热情的波涛》……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哆嗦了一下。

“真奇怪，”有一次她对我说，“现在作的歌曲都是那么颓伤的，我们那时候就不是这样：悲哀的歌曲也有，可是听起来还是悦耳的……譬如：

请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空伫候；

请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泪常流……

呜呼，当你来到草原上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亲爱的朋友。”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调皮地微笑一下。

“我好苦——闷，我好苦——闷，”侄儿在隔壁房间里哀号着。

“你唱得够了，安德留沙。”

“离别的时候，我的心发愁，”不肯安静的歌手继续唱着。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摇摇头。

“唉，这批画家真是！……”

从那时候起一年过去了。别洛夫佐罗夫现在还住在姑妈家，一直准备到彼得堡去。他在乡村里长得腰围和身长一样了。姑妈——谁料得到呢——把他当做性命，附近的姑娘们迷恋着他……

从前的许多朋友不再到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家里去了。

[1] 俄国一种晚熟的苹果。

[2] 维奥蒂（1755—1824），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

[3] 波拿巴，拿破仑的名字。波拿巴季什卡是其卑称。

[4] 民间称姆岑斯克城为安姆钦斯克，称其地居民为安姆钦人。安姆钦人都很勇敢机敏；所以我们那里的人常常对仇人说这样的咒语：“安姆钦人要上你家门来了。”——原注

[5]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一八一二年俄国卫国战争中击败拿破仑的侵略军。同年被授予斯摩棱斯克公爵爵位。

[6] 法语：“您好吗？”的译音。

[7] 法语：“您好，您好，到这儿来。”的译音。

[8] 法语：“饶恕我吧。”的译音。

[9] 法语：“请您饶恕我吧，饶恕我吧！”的译音。

[10] 德语：多么真诚，多么直爽。

[11] 安德留沙是安德烈的小名。

[12] 法语：面孔正对着。

[13]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二节。

[14] 拉斐尔·桑齐奥（1483—1520）和柯勒乔·德-阿雷格里（1494—1534）均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

[15] 瓦尼亚是伊万的爱称；萨沙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16] 古希腊神话中九位司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17] 《雅柯勃·萨纳扎尔》是俄国作家库科利尼克（1809—1868）的剧作。

[18] 波列查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曾作诗讽刺专制政治，触犯尼古拉一世。

死

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青年地主，又是一个青年猎人。七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骑了马到他家里，提议一同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让我们走我的小丛林，到祖沙去；我顺便去看看恰普雷吉诺树林；您知道我这个橡树林吗？现在正在砍伐呢。”“我们走吧。”他就吩咐备马，穿上一件野猪头形状的青铜钮扣的绿色常礼服，挂了一只毛线绣花的猎袋和一个银水壶，肩上背了一支崭新的法国枪，得意地向镜子里左照右照，喊了一声他的狗埃斯佩朗斯，这只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没有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着甲长阿尔希普同行，这是一个四方脸、颧骨极高的矮胖的农民；还带了一个新近从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雇用来的管家戈特利布·封-德尔-科克先生——一个年约十九岁的青年，身体瘦削，头发淡黄色，眼睛非常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是新近管理这块领地的。把领地作为遗产留给他的是姑妈，五等文官的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一个异常肥胖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老是愁苦地呻吟着。我们骑着马走进了小丛林。“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我的邻居）对自己的同行者说。那个德国人行一个礼，下了马，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似乎是约翰娜·叔本华[1]的小说，就坐在一棵灌木底下了；阿尔希普仍旧留在阳光底下，而且在一小时之内一动也不动。我们两人在灌木丛里兜了几圈，一窝鸟也找不到。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对我表示，他想到树林里去。我自己这一天也有点不相信打猎会成功，就跟了他去。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人记下了书的页码，站起身，把书藏进衣袋里，费力地爬上了他那匹蹩脚的短尾母马，这马是略微一碰就会嘶叫而踢脚的；阿尔希普猝然一振，一下子扯动两根缰绳，摆动着两腿，终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负重的驽马。我们出发了。

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的树林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西雷·弗勒里先生——一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鲁阿药水，几乎损害了我终身的健康。）——常常到恰普雷吉诺树林去。这树林全部约有两三百棵巨大的橡树和梣树。它们的整齐而粗大的树干，威严地黑压压地耸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金黄透亮的绿叶上面；这些树干高高地上升，在明净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轮廓线，像天幕一般展开着它们的伸展的、多节的枝桠；鹞鹰、青鹰、茶隼在静止的树梢底下飞鸣着，杂色的啄木鸟用力啄着很厚的树皮；黑鸫鸟的响亮的歌声突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跟着黄鹂的抑扬婉啭的叫声而响出；在下面，在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叫着，歌唱着；燕雀沿着小径敏捷地跑；雪兔小心地“一跷一拐”，悄悄地沿着树林边上走，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突然坐下来，把尾巴翘过头顶。在草地上一些高高的蚁冢周围，蕨类植物的雕刻似的美丽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铃兰花，长着红茹、毛头乳菌、乳蘑、橡树牛肝菌和红色的毒蝇蕈；在宽阔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鲜红的草莓……树林里的荫凉地方多么好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幽静，芬芳，凉爽……我曾经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因此，老实说，我现在进入这个太熟悉的树林时，不禁产生哀愁之感。一八四○年的灾难性的、无雪的冬天[2]，竟不饶过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枯萎了，凋零了，有几处还覆盖着病态的绿叶，悲哀地高耸在“前来接班，代替了你们”[3]的小树林上面……有些树下边还生着叶子，它们的无生气的、折断的枝条仿佛怨尤而绝望地向上矗立着；另一些树的叶子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铺天盖地，却还很茂密，树叶中间伸出粗大而干枯的枝桠来；有的树上树皮已经脱落；有的树简直全部倒下，像尸体一般在地上腐烂着。当时谁能够预料到：绿荫，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绿荫一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垂死的树木，心里想：“你们大概感到可耻和悲哀吧？”……我想起了柯里佐夫[4]的诗：

高深的言论，

骄傲的力量，

王者的豪气，

消失在何方？

你的绿色的浓荫，

现在也都不知去向！

“怎么，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我开始说，“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在去年砍伐呢？现在卖不到从前的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要问我的姑妈了；商人们来过，送钱来，纠缠不清。”

“Mein Gott！Mein Gott！[5]”封-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微笑着问。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多么可惜[6]。”（大家都知道，凡德国人费力地学会了我们的字母Л的发音之后，就拼命把这字母读得重。）

特别使他感到可惜的是横在地上的橡树，——的确，有的磨坊主会出重价购买它们的。甲长阿尔希普却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平静，一点也不悲叹；反之，他竟高兴地在它们上面跳过，又用鞭子抽打着它们。

我们来到了伐木的地方，忽然，在一棵树轰隆一声倒下之后，传来叫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青年农民从密林里向我们奔来。

“什么事？你跑到哪儿去？”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问他。

他立刻站定了。

“啊呀，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老爷，不好了！”

“什么事？”

“老爷，马克西姆让树给压坏了。”

“是怎么一回事？……是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是包工的，老爷。我们砍一棵梣树，他站着看……他站着，站着，就走到井边去取水了：大概是想喝水。这时候那棵梣树突然格格地响起来，一直往他身上倒下去。我们喊他：跑开，跑开，跑开……他要是往旁边跑就好了，可是他一直往前跑……大概是吓慌了。梣树的树梢就压在他身上。这棵树为什么倒得这么快，真是天晓得……大概树心已经烂空了。”

“那么，马克西姆给打坏了？”

“给打坏了，老爷。”

“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可是两条腿和两只手都压断了。我刚才就是跑去请谢利维尔斯特奇，请医生去的。”

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吩咐甲长骑马飞奔到村里去请谢利维尔斯特奇，自己快马向开垦地跑去……我跟着他去。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民站在他周围。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呻吟，有时睁开眼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惊异似地向周围看看，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发抖，头发粘在额上，胸脯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快死了。一棵小菩提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脸上轻轻地掠过。

我们弯下身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

“老爷，”他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请牧师来……派人去……请您吩咐……上帝……惩罚我……腿，手，全都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我……可我……喏……不让伙计们歇工。”

他沉默了一会，呼吸紧迫起来。

“我的钱……请交给……交给我老婆……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的……我欠谁……欠多少……”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也许你还不会死。”

他睁开眼睛，用力抬起眉毛和眼睑。

“不，我快死了。瞧，在走近来了，瞧，死神，瞧……请宽恕我，伙计们如果有什么……”

“上帝会宽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民们瓮声瓮气地齐声说，都摘下了帽子，“请你宽恕我们。”

他忽然绝望地摇摇头，胸部难受地一起一伏。

“可是总不能就让他死在这里，”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高声说，“伙计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来，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有两三个人跑向大车去了。

“我向叶菲姆……瑟乔夫村的……”垂死的人含糊地说，“昨天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钱……这马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给我老婆……”

他们把他放到席子上……他好像中了枪的鸟，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

“死了，”农民们喃喃地说。

我们默默地骑上马，离开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使得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的农民死得真奇怪！临终前的感情，既不能说是漠然，也不能说是迟钝；他的死好像是举行仪式一般：冷静而简单。

几年之前，在我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在烤禾房里被烧坏了。（他几乎被烧死在烤禾房里，幸亏一个过路的小商把半死的他拉了出来：这小商先把自己在一桶水里浸一下，然后跑去打掉熊熊燃烧着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门。）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气闷，充满烟气。我问：“病人在哪儿？”“在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悲恸的农妇拉长了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看见这农民躺着，身上盖着一件皮袄，正在沉重地喘息。“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动起来，想坐起来，但是全身烧伤，就要死了。“躺着吧，躺着吧，躺着吧……嗯？怎么样？”“当然不好，”他说。“你痛吗？”他不做声。“你需要什么吗？”他不做声。“要不要拿点茶给你？”“不要。”我离开他，坐到长板凳上。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在屋角里，圣像底下的桌子边，躲着一个五岁模样的小姑娘，在吃面包。母亲有时吓唬她。前室里有人在走动，发出敲击声和谈话声：弟媳妇在切白菜。“唉，阿克西尼娅！”终于病人说话了。“要什么？”“给我点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给了他克瓦斯。又是一片寂静。我低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忍不住，就走了出去……

我又回想起，有一回我到红山村的医院里去访问我所认识的医士卡皮通——一位热心的猎人。

这医院原先是地主邸宅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这就是说，她吩咐在门的上方钉一块浅蓝色木板，板上写着白字“红山医院”，又亲手交给卡皮通一本很漂亮的册子，用来登记病人的名字。这本册子的第一页上，由这位乐善好施的女地主的一个谄媚的仆役题着如下的诗句：Dans ces beaux lieux，où règne l’allégresse，

Ce temple fut ouvert par la Beauté；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

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è！[7]另一位绅士在底下添写着：Et moi aussi j’aime la nature！

Jean Kobyliatnikoff[8]医士用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铺，得到了许可，开始医治上帝的子民们了。除了他以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神经病的雕刻工帕维尔，和担任厨娘职务的、一只手萎缩的农妇梅利基特里萨。他们两人调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们还制服患热病的人。患神经病的雕刻工外表阴郁，很少说话；到了夜里就唱起《美丽的维纳斯》的歌，又走到每一个过路人面前去，要求那人允许他同早已死去的马拉尼亚姑娘结婚。一只手萎缩的农妇打他，要他看守火鸡。有一回我坐在医士卡皮通那里。我们刚开始谈到我们最近一次的打猎，忽然一辆大车进入院子里，拉车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特别肥胖的瓦灰色的马。车上坐着一个穿新上衣、斑白胡须、体格结实的农民。“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通从窗子里喊道，“欢迎……是雷波夫希诺的磨坊主。”接着他低声对我说。那农民呻吟着下了车，走进医士的房间，举眼找寻圣像，画了十字。“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吗？……您大概不舒服吧，您的脸色不好。”“是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有点不舒服。”“您怎么了？”“是这样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不久前我在城里买了几块磨石，就把它们运回家来，从大车上搬出来的时候，大概太用劲了，只觉得肚子里一震，好像什么东西断了……打那时候起就不舒服。今天难过得够呛。”“嗯，”卡皮通应着，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您这病起了多久了？”“已经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进一口气，摇摇头。“让我检查检查。”“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后他说，“我同情你，可怜的人，你的情况不妙啊；你这病不是开玩笑的；住在我这儿吧；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不过决不敢担保。”“有那么厉害吗？”吃惊的磨坊主喃喃地说。“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厉害；您早两天到我这儿来，就没事了，马上就治好；可是现在已经发炎，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可能吧，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对您说就是这样。”“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一耸肩膀。）难道我为了这丁点儿事会死去？”“我没有这么说……只是请您留在这里。”农民想了又想，看看地上，后来又向我们望望，搔搔后脑勺，就伸手去拿帽子。“您往哪儿去呀，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往哪儿去？自然是回家去，既然病这么重了。要是这样，也该去安排一下。”“您这样就害了您自己，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我已经在奇怪，您怎么会赶着车来到了这里？留下来吧。”“不，老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死在这里怎么行，——天晓得我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情形怎么样，还不能确定，瓦西里·德米特里奇……病当然是危险的，很危险的，没有疑问……所以您应该留在这儿。”（农民摇摇头。）“不，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不能留下来……要么请您开个药方。”“光吃药是没有用的。”“我说过了，不能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怪我啊！”

医士从册子上撕下一张纸，开了个药方，关照了还应该做什么事。农民拿了药方，送卡皮通半个卢布，走出房间，坐上大车。“再见了，卡皮通·季莫费伊奇，过去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原谅，万一怎么了，请您别忘了孤儿们……”“咳，留下吧，瓦西里！”农民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打一下马，就驶出院子去了。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道路泥泞而崎岖；磨坊主小心地、从容不迫地驾着车，敏捷地控制着马匹，还同碰到的人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罗斯人总是死得很奇怪的。有许多死者现在浮现到我的记忆中来。我记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优秀而高尚的人！现在我重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青色的脸、你那淡褐色的稀薄的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洋溢的眼色、你那瘦长的肢体；听到你那微弱、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性地忍受主人古尔的令人难堪的戏谑、管家的粗暴的亲切、恶毒的男孩们的庸俗的淘气；你带着苦笑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的刁钻古怪的要求；然而，每当晚餐之后，你休息下来多么逍遥自在啊，那时你终于摆脱了一切责任和事务，坐在窗前沉思地抽着烟斗，或者贪婪地翻阅那本残缺而油污的厚杂志——是同你一样无家可归的、苦命的土地丈量员从城里捎来给你的！那时你多么爱好所有的诗和小说，你的眼睛多么容易流泪，你多么乐意地笑着；对人们的真挚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高尚的同情，渗透着你那稚朴纯洁的心灵！应该说老实话：你并不是十分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赋的记忆力，也没有生来的勤勉；在大学里你被看做劣等生之一，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你庄重地不开口；然而，是谁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喜得眼睛炯炯发光，是谁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信任自己朋友们的崇高使命，是谁骄傲地赞扬他们，拼命地保护他们？是谁既不妒忌，又没有虚荣，是谁慷慨地自我牺牲，是谁乐意地服从那些连替你解靴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履行“聘约”而离去时怀着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分手；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你……果然，你到了乡村里就境遇不佳；在乡村里你没有可以虔敬地恭听的人，没有可以惊叹的人，没有可以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都像对待教师一样对待你：有的态度粗暴，有的随意不拘。加之你的模样并不动人；你胆怯，容易脸红，冒汗，说话结结巴巴……乡村的空气竟不能恢复你的健康，你像蜡烛一般熔化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间朝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们的轻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放时钟的垫子，这是一位善良而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色鬈发、碧蓝眼睛的女家庭教师，在临别时送给你的；有时老朋友从莫斯科来访你，以别人的或竟是自己的诗篇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的生活，教师职务的难堪的奴隶似的身分，不可能获得的自由，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身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韦尼尔！

我在阿韦尼尔去世前不久访问了他。他已经差不多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是停止发给他薪俸，替焦佳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的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美好。明爽的秋日的天空，在一排深褐色的、叶子落尽的椴树上显出愉快的蔚蓝色；树上有些地方，最后几片发金光的叶子微微地抖动，簌簌地响着。凝寒的大地正在太阳底下冒水汽，渐渐地解冻；斜斜的、红色的阳光微微地落在淡白色的草上；空中飘来轻微的噼啪声；花园里传来雇工们清晰分明的说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异常憔悴的脸上投射出死气沉沉的色调。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说话，但接着就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静下来，在他旁边坐下……阿韦尼尔膝上放着一册仔细抄写的柯里佐夫的诗集；他微笑着用手轻轻地拍拍它。“真是个诗人，”他努力克制着咳嗽，含糊地说，接着就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诵读起来：

鹰的翅膀

已被缚住了吗？

它的前途

都被阻住了吗？

我止住了他，因为医生禁止他说话。我知道该讲些什么来让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对于科学从来没有所谓“追求”过，但是他喜欢知道，伟大的学者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往往在屋角里拉住一个同学，向他问长问短：他倾听着，惊诧着，相信他的话，以后就重复说他的话。他对于德国哲学特别有浓烈的兴趣。我就开始对他讲黑格尔。（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韦尼尔肯定地摇晃着脑袋，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垂死的、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气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须指出，阿韦尼尔同一切患肺病的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欺骗自己……可是他怎么样呢？——既不叹息，又不悲伤，甚至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自己的情况……

他振作起精神，开始谈到莫斯科，谈论同学们，谈论普希金，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热烈的辩论，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沙吗？”最后他又说，“真是黄金般的心灵！多好的心肠！她曾经那么爱我！……现在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大概瘦损了，憔悴了吧？”

我不忍使病人失望，实际上，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沙现在胖得多了，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弟兄来往，涂脂抹粉，尖声尖气地说话，骂人。

“可是，”我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心里想，“能不能把他从这儿搬出去呢？也许还有可能治好他……”但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说完我的建议。

“不，老兄，谢谢您，”他说，“死在哪里，反正都一样。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为什么徒然地打扰人呢？我在这屋子里已经住惯了。虽然这儿的主人……”

“都很厉害吧？”我接着说。

“不，并不厉害！都是些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这里有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可爱的、很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不止了。

“什么都不在乎，”他休息一下，继续说，“只要允许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又说：“我不会就这样死去，我要抽烟！谢天谢地，我活得够了，结识了不少好人……”

“你至少该写封信给你的亲戚，”我插嘴说。

“何必写信给亲戚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可是何必谈这些呢……最好请你给我讲讲，你在国外看见了些什么？”

我开始讲了。他出神地听我。傍晚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接到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这样一封信：

敬启者：贵友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教区之教堂内。贵友嘱鄙人送上书籍及手册，兹随函附奉。彼尚有款项二十二卢布又半，已连同其他物件送交其亲戚收讫。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明，可谓十分安泰，即与舍下全家诀别之时，亦了无哀恋之色。内子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嘱笔道候。贵友之死，内子甚为悼惜，鄙人托庇粗健。敬请

大安。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顿首。

还有许多例子浮现在我的脑际，——但是不能尽述。只限再说一个。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临终时，我正在她旁边。教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见病人真个在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递给她。女地主不满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忙什么，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恭敬地吻了十字架，刚刚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想为自己的送终祈祷付给教士的……

啊，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

[1] 约翰娜·叔本华是德国小说家，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她的作品在当时有广大读者。

[2] 一八四○年冬天严寒，到了十二月底还不下雪；苗秧都冻死了，这无情的冬天又毁了许多很好的橡树林。要恢复旧观很困难，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显然减弱了；在“禁区”的（曾经捧着圣像绕行过的）空地上，代替从前高贵的树木的，是自生自长的白桦和白杨，我们目前还不懂得设法造林。——原注

[3]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十九节。

[4] 柯里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下面的诗句引自他的《森林》。

[5] 德语：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6] 德国人发音不正确，把“可惜”读成“可笑”。

[7] 法语：在快乐所统治的妙境里，美人亲自开辟这所殿堂；看吧，红山善良的居民们，你们的主人多么慷慨！

[8] 法语：我也爱大自然！伊万·科贝利亚特尼科夫

歌手

小小的科洛托夫卡村，曾经属于一个因为性情大胆泼辣而被附近的人取绰号叫作泼婆娘（她的真名字反而不传了）的女地主，但是现在归彼得堡一个德国人所有了。这个小村位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一个可怕的峡谷从上到下把这山坡切断，这峡谷像深渊一般张开了大口，处处带着崩裂和冲毁的痕迹，蜿蜒在街道中央，比河流——河上至少还可以架桥，——更严格地把这可怜的小村子划分为两部分。几棵憔悴的爆竹柳胆怯地在它两岸的砂坡上往下长；在干燥的、像铜一般发黄的谷底上，横着粘土质的巨大的铺石。这是不愉快的光景，自不必说了；然而附近所有的居民却都很熟悉到科洛托夫卡去的道路，他们常常喜欢到那里去。

在峡谷的顶上，离开峡谷开始处的狭缝若干步的地方，矗立着一间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的，和其他的屋子相隔离。这小木屋顶上盖着麦秆，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好像一只锐利的眼睛似地望着峡谷；冬天晚上，窗子里点了灯，远处都可以在朦胧的寒气中望见它，它向不止一个过路的农民闪烁，犹如一颗指路星。小木屋的门上方钉着一块浅蓝色的木板；这小木屋是一家名叫“安乐居”的酒店。这酒店里的酒不见得比规定价格卖得便宜，生意却比附近所有同类的店兴隆得多。其原因在于酒保尼古拉·伊万内奇。

尼古拉·伊万内奇曾经是一个体态匀称、头发鬈曲、面颊红润的小伙子，现在却已经是异常肥胖，头发斑白，面孔浮肿，小眼睛狡狯而温和，前额油亮，上面起着像线条一般的皱纹，——他住在科洛托夫卡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万内奇同大多数酒保一样，是一个机敏伶俐的人。他对人并不特别亲昵，也不多说话，但是具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领，他们坐在他的柜台前，在这位冷静的主人的虽然锐利却很平静和蔼的目光下感到很愉快。他有许多合理的见解；他很熟悉地主、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在困难的情况下，他可能给人相当聪明的忠告，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又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因此总是宁愿站在局外，至多只是用转弯抹角的、仿佛毫无企图的暗示来指点他的客人——还得是他所喜欢的客人——走向真理之路。他对于俄罗斯人所喜爱而重视的一切都很在行：对于马匹和家畜，对于森林，对于砖头，对于器皿，对于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于歌曲和舞蹈。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总是盘着两只瘦腿，像麻袋一般坐在自己小屋门前的地上，用亲切的话跟所有的过路人打招呼。他一生见识得多，他比几十个到他这儿买烧酒的小贵族都活得长；他知道周围一百俄里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从来不多嘴，甚至不让人看出，连目光最锐利的警察局长都没有猜疑到的事他也知道。他总是默不作声，有时微笑着，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尊敬他：县里身分最高的地主，三级以上的文官谢列佩坚科，每次经过他的小屋的时候，总是宽容地向他打招呼。尼古拉·伊万内奇是一个有威信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马贼从他朋友家里偷去了一匹马，他要他还了出来；邻村的农民们反对新来的总务，他说服了他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不应当认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对正义的爱好，出于对他所亲近的人的热心——不！他只是为了防止可能破坏他安宁的一切事情。尼古拉·伊万内奇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机敏的、鼻尖眼快的小市民，最近也同她丈夫一样身体有些发胖。他一切都信托她，钱也由她锁起来。爱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从他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好处，吵闹得却很厉害；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人，比较称她的心。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孩子们还小；最初生的几个都死了，留下的几个倒都像起父母亲来了：看着这些健康的孩子的聪明的小脸蛋，真是愉快。

七月里炎热难堪的一天，我慢慢地跨着步，带着我的狗，沿着科洛托夫卡的峡谷，向“安乐居”酒店走上去。太阳猛烈地在天空燃烧；蒸闷和焦热固执不退；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尘埃。羽毛发光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开了嘴，可怜地望着行人，仿佛在乞求他们的同情；只有麻雀不忧愁，竖起羽毛，比以前更加起劲地吱吱喳喳叫着，在栅栏上打架，有时一齐从尘埃道上飞起，像乌云一般在绿色的大麻田上空飞过。我口渴得很难受。附近没有水：在科洛托夫卡，像在其他许多草原村庄一样，农民们因为没有泉水和井水，都喝池塘里的浑水……但是谁能把这种恶劣的饮料称为水呢？我想到尼古拉·伊万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老实说，科洛托夫卡一年四季没有令人悦目的景色；但是在这里，特别引起人们哀愁之感的，是七月的骄阳的强光炽烈地照耀着的这些景色：褐色的半破的屋顶；深邃的峡谷；晒焦而充满灰尘的牧场上，瘦瘦的长脚鸡绝望地徜徉着；一所灰色的白杨木屋架子，窗子的地方只剩了几个窟窿，这是从前的地主邸宅的遗迹，现在周围长着荨麻、杂草和苦艾；盖着鹅毛的、黑糊糊的、晒得滚烫的池塘，四周围着半干的泥泞地和倒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边踏成灰末的泥地上，有一些绵羊正在热得喘不过气来，打着喷嚏，悲哀地互相偎依，怀着颓丧的耐性尽量低下头，仿佛在等候这难堪的酷热到底什么时候离去。我拖着疲乏的脚步，终于走近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酒店，照例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奇，使他们紧张地、毫无意义地向我注视，又引起几条狗的愤慨，使它们吠叫的声音那么嘶哑而凶猛，仿佛它们的内脏都破裂了似的，后来它们自己也咳呛而喘不过气来了。正在这时候，酒店的门槛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这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低低地束着一条浅蓝色的腰带。看样子他是一个家仆；浓密的灰色头发蓬乱地矗立在他那干枯多皱的脸的上方。他正在呼唤一个人，急急忙忙地挥着两只手，他的手显然挥动得比他自己所希望的厉害得多。可见他已经喝醉了。

“来，来呀！”他用力抬起一双浓眉毛，嘟嘟囔囔地说起话来，“来，‘眨眼’，来！老兄，瞧你这样慢吞吞的，真是。这不像话，老兄。人家在等你，可你这样慢吞吞的……来呀！”

“噢，来了，来了，”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屋子右边走出一个矮胖的瘸子来。他穿着一件相当整洁的呢外衣，套进一只衣袖；高高的尖顶帽一直盖到眉毛上，使他那圆胖的脸显出狡猾、嘲笑的表情。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不断地转动，薄薄的嘴唇上永远浮着拘谨而勉强的微笑，又尖又长的鼻子无耻地向前突出，像一把舵。“来了，亲爱的，”他继续说，一瘸一拐地向酒店方面走去，“你叫我干吗？……谁在等我？”

“我叫你干吗？”穿厚呢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眨眼’，你这人真怪，老兄，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要问‘干吗？’许多好人都等着你：‘土耳其人’雅什卡呀，‘野老爷’呀，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呀。雅科夫[1]和包工打赌：赌一大瓶啤酒——谁胜过谁，就是说，谁唱得好，……你懂吗？”

“雅什卡要唱歌了？”绰号叫“眨眼”的人兴奋地说，“你不撒谎吗，‘笨蛋’？”

“我才不撒谎呢，”“笨蛋”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自己在瞎扯。既然打了赌，当然要唱，你这蠢货，你这骗子，‘眨眼’！”

“好，我们去吧，呆子，”“眨眼”回答。

“那么，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贝，”“笨蛋”张大了两臂，喃喃地说。

“瞧你这个娇嫩的伊索[2]，”“眨眼”轻蔑地回答，用肘推开了他，两人就弯下身子，走进那扇低矮的门里。

我听到的这一番对话，强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土耳其人”雅什卡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今天突然碰到了听他同另一个能手竞赛的机会。我就加紧脚步，走进酒店里去。

我的读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可是我们当猎人的，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呢。这种酒店的构造极其简单。它们大都由一间黑洞洞的前室和一间有烟囱的内屋组成，这内屋用板壁隔分为二，板壁里面是无论哪个顾客都不可以走进去的。在这板壁上，在一张宽阔的橡木桌上方，开着一个直长的大洞。酒就在这张桌子或柜台上出售。正对着这壁洞的架子上，并排地摆着各种大小的封好的瓶头酒。内屋的前半部分是顾客使用的，其中放着些长凳子和两三只空酒桶，屋角里放着一张桌子。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黑暗的，而且你几乎从来不会在它的由原木积叠成的墙壁上看到农舍中大都少不了的那种色彩鲜明的通俗版画。

当我走进“安乐居”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着很多人了。

在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万内奇，他的身体差不多填充了整个壁洞；他穿着一件印花布衬衫，丰满的面颊上带着懒洋洋的微笑，正在用他那又白又胖的手替刚才进来的朋友“眨眼”和“笨蛋”倒两杯酒；在他后面的屋角里靠近窗子的地方，望得见他那目光锐利的妻子。房间中央站着“土耳其人”雅什卡，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人，大约二十三岁，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裾土布外衣。他看来是一个能干的工厂职工，身体似乎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他的面颊凹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显出不安定的神色，鼻子直，小鼻孔常常翕动，前额白皙而平坦，淡金色的鬈发梳向后面，嘴唇厚厚的，然而很漂亮，富有表情——他的整个脸庞显示出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眨着眼睛，不均匀地呼吸着，他的手像患热病似地发抖，——他正是患着热病，就是在群众面前讲话或唱歌的人都很熟悉的那种惶惑不安的、突如其来的热病。他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年约四十岁，肩膀宽阔，颧骨突出，前额很低，眼睛像鞑靼人一般窄小，鼻子短而扁平，下巴是方形的，乌黑光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刚硬。他那黝黑而带铅色的脸的表情，尤其是他那苍白的嘴唇的表情，要不是那么沉着安定的话，几乎可说是凶暴的。他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像轭下的公牛一般慢慢地向周围望望。他穿着一件有光滑的铜钮扣的破旧的常礼服；一条黑绸旧围巾围着他那粗大的脖子。人们称呼他“野老爷”。他的正对面，圣像下边的长凳上，坐着雅什卡的竞赛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这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身材不高而体格结实的男人，脸上有麻点，头发鬈曲，长着一个扁扁的狮子鼻，褐色的小眼睛很生动，胡须稀薄。他把两只手垫在身子底下，机敏地环顾四周，穿着镶边的漂亮的长统靴的脚悠然地摇摆着，拍打着地面。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薄薄的、有棉绒领的灰呢上衣，这棉绒领显著地衬托出那件紧紧扣住他喉头的红衬衫的边。在对面的一角里，门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农民，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袍，肩膀上破了一个大洞。太阳的稀薄的黄色光带，穿过了两扇小窗子的积着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似乎不能制胜房间里的经常的黑暗：一切物件上都映出一块块微光。然而房间里竟很凉快，我一跨进门槛，窒息和炎热的感觉就像一副重担从我肩上卸下了。

我的到来——我能看出这一点——起初略微惊扰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客人们；但是他们看见他像对熟人一样招呼我，就都安心下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在屋角里那个穿破长袍的农民旁边坐下。

“喂，怎么样！”“笨蛋”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突然高叫起来，同时用手的奇妙的挥动配合自己的喊声，没有这种挥动他显然是一个字也说不出的。“还等什么呢？要开始就开始。嗳？雅什卡？……”

“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赞成地接着说。

“我们就开始吧，”包工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激动地说。

“好，开始吧，弟兄们，开始吧，”“眨眼”尖声叫道。

然而，尽管大家一致表示愿望，却没有一个人开始；包工甚至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

“开始吧！”“野老爷”阴沉沉地断然说出。

雅科夫身子一抖。包工站起身来，把腰带往下一拉，咳了几下清清嗓子。

“可是谁先唱呢？”他用略微变了的声音问“野老爷”，“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宽宽地叉开了两条肥胖的腿，把两只粗壮的手插在灯笼裤的袋里，几乎齐到肘部。

“你先，你先，包工，”“笨蛋”喃喃地说，“你先，老兄。”

“野老爷”蹙着眉头瞅他一眼。“笨蛋”轻轻地尖叫一声，困窘起来，向天花板看看，耸耸肩膀，默不作声了。

“抓阄吧，”“野老爷”从容不迫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万内奇弯下身子，呼哧呼哧地从地板上拿起一瓶酒来，把它放到桌子上。

“野老爷”向雅科夫看一眼，说：“来！”

雅科夫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掏了一会，拿出一个铜币来，用牙齿在它上面咬一个印子。包工从上衣的裾下掏出一只新的皮钱包，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倒了许多零钱在手里，选了一个新铜币。“笨蛋”拿出他那帽檐已经破碎脱落的旧帽子；雅科夫把自己的铜币丢进帽子里，包工也丢进了他自己的。

“你选一个吧，”“野老爷”对“眨眼”说。

“眨眼”得意地笑一笑，两手端着帽子，开始把它摇动。

刹那间屋子里鸦雀无声了，只听见两个铜币互相碰撞，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我注意地向四周观看：所有的人脸上都表现出紧张的期待的神情；“野老爷”自己也眯起了眼睛；就连我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农民，也好奇地伸长了脖子。“眨眼”把手伸进帽子里，拿出包工的铜币来，大家透一口气。雅科夫脸红了，包工用手摸摸头发。

“我早就说过了，你先，”“笨蛋”高声说，“我早就说过了。”

“好了，好了，别聒噪了！”“野老爷”轻蔑地说，“开始吧，”他继续说，向包工点点头。

“我唱哪一支歌呢？”包工陷入激动的状态中，这样问。

“唱你爱唱的歌，”“眨眼”回答，“你想到哪一支，就唱哪一支。”

“当然，唱你爱唱的歌，”尼古拉·伊万内奇慢慢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附和着说，“这个不能指定你。唱你爱唱的歌吧；只是要唱得好；然后我们凭良心判断。”

“当然喽，凭良心，”“笨蛋”接着说，舐一舐空酒杯的边。

“弟兄们，让我清一清嗓子，”包工说着，用手指摸摸上衣的衣领。

“好，好，不要耽搁了——开始吧！”“野老爷”断然地说，低下了头。

包工略微想了一想，昂一昂头，走上前些。雅科夫的两眼盯住他……

但是在我着手描写这场竞赛之前，先就我这故事中每一个登场人物略讲几句话，我认为不是多余的。他们里面有几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在“安乐居”酒店里碰到他们的时候早已知道了；关于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是我后来打听到的。

先从“笨蛋”讲起。这个人的真名字叫做叶夫格拉夫·伊凡诺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他“笨蛋”，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绰号，因为它对他非常合适。的确，对于他那貌不惊人和老是慌里慌张的特点来说，这绰号再适当没有了。这是一个放荡的独身家仆，他原来的主人早就抛弃他了，他什么职业也没有，一个铜子的工钱也没有，然而他有办法每天花别人的钱来大吃大喝。他有许多熟人，这些人都请他喝酒，喝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其实他不但不能给人助兴，相反地，他那无聊的饶舌、难堪的纠缠、热狂的动作和不断的不自然的笑声，使大家都觉得讨厌。他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有生以来不但不曾说过一句聪明的话，也不曾说过一句有用的话，老是絮絮叨叨，胡说八道——真是一个“笨蛋”！可是在周围四十俄里之内，没有一处酒会上没有他那又高又瘦的身子在客人们中间转来转去，——人们对他已经习惯，就像不可回避的灾祸一般容忍他在座。人们对他固然都很轻蔑，但是能制服他的狂妄的发作的，只有“野老爷”一人。

“眨眼”一点也不像“笨蛋”。“眨眼”这个绰号对他也很合适，虽然他的眼睛并不比别人眨得多；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是取绰号能手。虽然我曾努力探听这个人的比较详细的历史，但是在他的生涯中，我觉得——恐怕别的许多人也觉得——还有暧昧之点，即读书人所谓埋没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的地方。我只打听到他曾在一个年老而没有子女的女主人那里当过马车夫，带着托付他照管的三匹马逃跑了，失踪了整整一年，后来大概体验到了流浪生活的无益和不幸，就自动回来，但已经变成了瘸腿，他向女主人叩头哀求，在若干年内，用模范行为来抵赎了自己的罪行，渐渐得到女主人的宽恕，终于完全获得了她的信任，当了管家；女主人死后，不知怎么一来，他获得了自由，变成了小市民，向邻人租些菜地，发了财，现在过着逍遥的生活。这是一个阅世很深、胸有城府的人，并不凶恶，也不善良，却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这是一个老江湖，识人，善于利用人。他谨慎小心，同时又像狐狸一样会动脑筋，他像老妇人一样多嘴饶舌，可是自己从来不会说漏嘴，却能让别人什么话都说出来；然而，他不像别的同类的滑头那样假痴假呆，要他装假根本是困难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那双狡猾的小眼睛更锐利机灵的眼睛。这双眼睛从来不单纯地看，总是东张西望或者窥视着。“眨眼”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考虑一件明明是很简单的事，或者突然决心做一件十分大胆的事，看来似乎他在这上面要倒霉了……岂知完全成功，一切都非常顺利。他是一个走运的人，相信自己的幸运，相信预兆。总之，他很迷信。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对谁都不关心，但是人们都尊敬他。他的全部家属就只是一个儿子，他很溺爱儿子，这儿子受这样的父亲的教养，想必会前程远大的。“‘小眨眼’很像他父亲呢，”现在夏天的傍晚，老人们坐在土台上闲谈的时候就已经在低声谈论他了；大家都懂得这话的意思，一句话也不须再补充了。

关于“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包工，没有详情可以叙述。雅科夫的绰号叫“土耳其人”，因为他确实是被俘的土耳其女子所生。他在心灵上是一个十足的艺术家，但身分是一个商人的造纸厂里的汲水工人；至于包工呢，老实说，他的身世我还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机敏干练的城市小商人。但是关于“野老爷”，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这个人的样子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粗犷、笨重、然而无法抗拒的力量的感觉。他的身子很笨拙，即我们那里所谓“粗蛮”的，然而他身上显示出一种不可摧毁的健康气质，而且——说也奇怪——他那熊一般的身体，并不缺乏某种特殊的优雅，这种优雅大概是他对于自己的威力的泰然自若的信心所产生的。初见的时候，很难判断这个赫拉克勒斯[3]属于哪个阶层；他不像家仆，也不像小市民，也不像退职的穷书吏，也不像领地很少的破落贵族——猎犬师和爱打架的人。他简直是一个特殊人物。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里跑到我们这县里来的。据传说，他是独院小地主出身，以前曾在某处任职，但是关于这一点没有人确切知道，也无从探悉，——从他本人是探询不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沉默、更阴涩的人是没有的了。也没有人能够确实地说出他是靠什么生活的；他没有从事任何手艺，也不到任何人那里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可是他有钱；钱虽然不多，但是有的。他为人并不谦恭，——他根本谈不上谦恭，——但是很安详；他生活着，仿佛没有注意到自己周围的人，也绝不需要任何人。“野老爷”（这是他的绰号；他的真名是佩列夫列索夫。）在附近一带地方非常有威望；虽然他不但没有任何权利命令任何人，而且甚至自己也绝不向偶然接触的人表示要求服从，但是人们总是立刻心甘情愿地顺从他。他说话，人们都听从，他的力量常常发生作用。他几乎不喝酒，也不同女人交往，他热爱唱歌。这个人有许多神秘的地方；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抑郁地潜隐在他身上，这种力量仿佛自己知道，一旦上升起来，一旦爆发出来，就会毁灭自己以及一切接触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的生涯中并没有发生过这一类的爆发，如果他不是受了经验教训而仅免于毁灭，因而现在牢牢地、极严格地掌握自己，那么我的判断完全错了。特别使我惊奇的是，他这人身上混合着一种天生的凶暴和一种也是天生的高贵，——这种混合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看到过的。

且说，包工走上前来，半闭着眼睛，用极高的假嗓子开始唱歌了。他的声音虽然略带沙嗄，但是十分甜美悦耳；他的歌声婉转回旋着，仿佛陀螺一般，不断地从高音转向低音，又不断地回到高音上，然后保持着高音，尽力延长下去，终于停息了，接着又突然以豪迈奔放的勇气接唱以前的曲调。他的曲调的转折有时很大胆，有时很滑稽，这种唱法能使内行人得到很大的快感；德国人听了是要愤慨的。[4]这是俄罗斯的tenore di grazia，ténor léger[5]。他唱的是一首愉快的舞曲，这曲子的歌词，我从它的无穷尽的装饰音、附加的辅音和叫声中所能够听到的，只是下面的几句：

我这年轻轻的人儿

耕种小小的田地：

我这年轻轻的人儿

播种鲜红的花儿。

他唱着；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他显然是感觉到正在内行人面前表演，因此真是所谓使尽了吃奶的气力。的确，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人们对于唱歌都很在行，无怪乎奥廖尔大道上的谢尔吉耶夫斯克村以它的特别和谐悦耳的歌调驰名于全俄国。包工唱了很久，并没有在他的听众中引起特别强烈的感动，因为他没有合唱的支持；最后他唱到一个特别成功的转折处，使得“野老爷”也微笑了，这时候“笨蛋”高兴之极，不禁叫将起来。大家抖擞一下。“笨蛋”和“眨眼”开始轻轻地随声和唱，时而喊叫几声：“棒极了！……加把劲，好小子！……加把劲，延长，这坏蛋！再延长！再来一段出色的，你这狗儿！……凶神要勾你的魂！”喊的都是这一类话。尼古拉·伊万内奇在柜台后面赞许地把头向左右摇晃着。“笨蛋”终于跺起脚来，扭扭捏捏地跨着小步，扭动着肩膀。至于雅科夫，眼睛像炭火一般燃烧，全身像树叶一般颤抖，神经质地微笑着。只有“野老爷”脸上没有变化，照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但他那凝视着包工的目光稍稍柔和起来了，虽然嘴唇上还留着轻蔑的表情。包工为全体听众欢欣的表示所鼓舞，简直就像旋风似的呼啸起来，而且开始附加花腔，莺啼一般、打鼓一般地弄着舌头，发狂地运转着喉咙，终于疲倦了，脸色苍白，浑身都是热汗，于是他全身向后一仰，放出最后一个不绝如缕的声音，全体听众疯狂地迸发出一片喝彩声来报答他；“笨蛋”奔过去挽住他的脖子，用他那双长长的瘦骨嶙峋的手臂搂得他喘不过气来；尼古拉·伊万内奇的胖脸上泛出红晕，他仿佛年轻了；雅科夫发狂似地叫喊着：“好极了，好极了！”连我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也忍不住了，用拳头在桌子上敲一下，喊起来：“啊哈！真好，见鬼，真好！”然后毅然决然地向一旁吐一口唾沫。

“啊，老兄，痛快！”“笨蛋”叫着，抱住精疲力尽的包工不放，“痛快，没说的！你赢了，老兄，你赢了！恭喜你——酒是你的了！雅科夫比你差得远呢……我告诉你：差得远呢……你相信我吧！”他又把包工搂在胸前。

“喂，放了他呀；放手呀，纠缠不清的……”“眨眼”懊恼地说，“让他在凳子上坐一会吧；你瞧他累了……你这傻瓜，老兄，真是个傻瓜！干吗死缠住他？”

“好，那么让他坐下，我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笨蛋”说着，向柜台走去。“算你的账，老兄，”他转向包工补说一句。

包工点点头，坐到长凳上，从帽子里取出一条毛巾，开始擦脸；“笨蛋”连忙贪馋地喝干了一杯酒，按照酒鬼的惯例发出一阵咯咯的喉音，然后装出一副忧虑担心的神气。

“唱得好，老兄，唱得好，”尼古拉·伊万内奇亲切地说，“现在轮到你了，雅什卡：当心点，别胆小。让我们看看，究竟谁胜过谁，让我们看看……包工唱得可真好，实在好。”

“好极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说，带着微笑看看雅科夫。

“好啊！”我邻座的人低声地重复一遍。

“啊，促狭鬼波列哈[6]！”“笨蛋”忽然叫起来，走近肩上有破洞的农民，用手指点着他，跳跳蹦蹦地，发出颤抖的笑声。“波列哈！波列哈！加，巴杰[7]，滚出去吧，促狭鬼！你来做什么，促狭鬼？”他边笑边叫。

可怜的农民慌张起来，已经打算站起来赶快逃跑，忽然听见“野老爷”的铜一般的声音：

“这畜生怎么这样讨厌？”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没有什么，”“笨蛋”喃喃地说，“我没有什么……我只是……”

“好吧，那就别做声啦！”“野老爷”说，“雅科夫，开始吧！”

雅科夫用手捂住喉咙。

“哦，老兄……这个……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

“咳，得了，别害怕。你不害臊吗！……干吗这么扭扭捏捏的？……想着什么就唱什么吧。”

“野老爷”低下头等候着。

雅科夫沉默一下，向四周看看，用一只手遮住了脸。大家的眼睛都紧盯住他，尤其是包工，他脸上除了通常的自信和得意的神情之外，又显出一种不自觉的、轻微的不安。他把身子靠在墙上，重又把两手垫在身子底下，但是两条腿已经不再摆动了。终于，雅科夫露出脸来——这张脸像死人一样苍白；眼睛透过下垂的睫毛微微发光。他深深地透一口气，然后唱起来……他最初唱出的一个音微弱而不稳，似乎不是从他胸中发出，而是从远处传来，仿佛是偶然飞进房间里来的。这颤抖的、银铃般的音，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发生了奇怪的作用；我们大家面面相觑，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竟挺直了身子。在这第一个音唱出之后，第二个音就跟上来，这个音比较坚定而悠长，但显然还是颤抖的，仿佛弦线突然被手指用力一拨而响出之后终于急速地静息下去时的震动声；在第二个音之后，又来了第三个，然后渐渐地激昂起来，扩展起来，倾泻出凄凉的歌声。他唱着：《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大家都觉得甘美而又惊心动魄。我实在难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它稍稍有些微弱，仿佛有些发颤；开头甚至还带有一种病态的感觉；但是其中有真挚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俄罗斯的真实而炽烈的灵魂在这里面鸣响着，它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心，简直抓住了其中的俄罗斯心弦。歌声飞扬，四散飘荡。雅科夫显然已经如醉如狂了：他不再胆怯，他完全委身于幸福；他的声音不再战栗——它颤抖着，但这是一种不很显著的、内在的、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的热情的颤抖，这声音不断地增强、坚定、扩大起来。记得有一天傍晚退潮的时候，海涛在远处威严而沉重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偶尔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地展开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了雅科夫的歌声，就想起这只白鸥。他唱着，完全忘记了他的竞赛者和我们所有的人，但显然是凭着我们的沉默而热烈的同情的支援，像勇敢的游泳手凭着波浪的支援一样。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现在你面前。我觉得泪水在心中沸腾，从眼睛里涌出；忽然一阵喑哑的、隐忍的哭声使我大吃一惊……我回头一看，酒保的妻子把胸脯贴在窗上，正在哭泣。雅科夫急速地向她一瞥，唱得比以前更加响亮，更加甘美了，尼古拉·伊万内奇低下了头，“眨眼”把脸扭向一旁；浑身软化了的“笨蛋”呆呆地张开了嘴巴站着；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民悄悄地在屋角里啜泣，悲戚地低语着，摇着头；连“野老爷”的铁一般的脸上，紧紧地靠拢的眉毛下面，也慢慢地流出大滴的眼泪来；包工把紧握的拳头放在额前，身体一动也不动……要不是雅科夫在一个很高的、特别尖细的音上仿佛嗓子崩裂了似地突然结束，我真不知道全体听众的苦闷怎样才能解脱呢。没有人喊一声，甚至没有人动一动；大家都仿佛在等待着，他是否还要唱；但是他似乎对我们的沉默感到惊讶，睁大了眼睛，用疑问的眼光向所有的人环顾一下，他看到胜利是属于他的了。……

“雅什卡，”“野老爷”叫了一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再说话了。

我们大家都仿佛呆住了。包工悄悄地站起身来，走近雅科夫。“你……是你的……你赢了，”终于他费力地说出，从房间里奔了出去……

他的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仿佛打破了全场的迷梦：大家突然笑语喧哗地讲起话来。“笨蛋”纵身一跳，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两手像风车翅膀一般挥动起来；“眨眼”一瘸一拐地走近雅科夫，同他亲吻；尼古拉·伊万内奇站起身来，郑重地宣布：他自己再添出一瓶啤酒；“野老爷”那么和蔼地笑着，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脸上会有这样的笑容；穿灰色长袍的农民用两只袖子擦着眼睛、面颊、鼻子和胡须，不时地在自己的角落里反复说着：“啊，好，真好，就算我是狗养的，真好！”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满脸通红，急忙站起身来走了开去。雅科夫像小孩一般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他的脸完全变了样；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竟闪耀着幸福的光辉。人们把他拉到柜台边；他把哭个不停的穿灰色长袍的农民也喊过来，又派酒保的小儿子去请包工，但是小儿子没有找到他，于是大家开始喝酒了。“你还会给我们唱一曲哩，你会给我们一直唱到晚上哩，”“笨蛋”高高地举起两手，反复地说。

我再向雅科夫看了一眼，就走出去了。我不想留在这里，我生怕破坏了我所得的印象。但是炎热依旧难堪。它仿佛形成了浓重的一层，笼罩在大地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似乎有一种微小的明晃晃的火花，透过极细的、几近于黑色的灰尘而回旋着。万籁俱寂；在困疲的自然界的这片沉寂之中，有一种绝望的、压抑的感觉。我走到干草棚里，躺在刚刚割下、但几乎已经干燥的草上。我很久不能入睡；雅科夫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终于炎热和疲劳占了优势，我像死去一般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已经黑暗起来；散乱的草发出强烈的香气，还有点潮湿，苍白的星星透过半已破损的屋顶的细木条，无力地闪烁着。我走出去。晚霞早已消失，它的最后的余辉在天边微微发白；但在不久以前炙热的空气中，透过凉爽的夜气，还感觉到热烘烘的，胸中还渴望着凉风。没有风，也没有乌云；整个天空纯净、黑暗而清澈，静悄悄地闪烁着不可胜数却又不甚清晰的星星。村子里隐约地闪现着灯火；从不远处灯烛辉煌的酒店里飘来一阵紊乱而模糊的喧哗声，其中我似乎听见雅科夫的声音。从那里时时迸发出热烈的笑声。我走近窗子去，把脸贴在玻璃上。我看见了一种虽然多样而生动、却很不愉快的光景；大家都喝醉了——从雅科夫开始，大家都喝醉了。他袒露着胸膛，坐在长凳上，正在用嘶哑的嗓子哼着一支庸俗的舞曲，一面懒洋洋地弹拨着吉他的琴弦。汗水湿透的头发一束束地挂在他那苍白得可怕的脸上。在酒店中央，“笨蛋”脱去上衣，仿佛神经完全失常了似的，正在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民面前跳跳蹦蹦地跳着花样舞；那个农民呢，也费力地把一双软弱的脚在地上跺着，磨擦着，蓬松的胡须中间露出无意义的微笑，有时挥着一只手，仿佛想要说：“不管怎么样啦！”再没有比他的脸更可笑的了；无论他把眉毛抬得怎样高，那沉重的眼睑总是不肯抬起来，一直盖在不容易看出的、矇眬的、却又极甘美的眼睛上。他正处在一种酩酊大醉的人的得意状态中，无论哪个过路人看看他的脸，必然会说：“好极了，老兄，好极了！”“眨眼”全身像虾一样通红，张大了鼻孔，在屋角里恶毒地笑着；只有尼古拉·伊万内奇，到底是真正的酒保，保持着他的不变的冷静。屋子里添了许多新人物，但是我没有看到“野老爷”。

我回转身，快步走下科洛托夫卡村所在的小山冈去。这小山冈的脚下扩展着一片宽阔的平原；这片平原沉浸在弥漫动荡的夜雾中，愈加显得广漠无边，仿佛同黑暗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似的。我沿着峡谷旁边的道路大踏步地走下去，忽然远远地从平原上传来一个男孩的响亮的声音：“安特罗普卡！安特罗普卡——阿！……”他顽强地带着哭声拼命叫着，把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

他略微沉默一下，又叫起来，他的声音在静止的、沉沉欲睡的空气中响亮地传布开去。他叫安特罗普卡的名字至少叫了三十次，突然，从林中草地的那一端，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勉强听得清楚的回答：

“什——么——事？”

男孩立刻带着欢喜的愤怒叫起来：

“到这里来，小——鬼！”

“干——吗？”过了好一会，那声音回答。

“因为爸爸要——打——你，”第一个声音急忙叫出。

第二个声音不再答应了，于是男孩重新开始呼吁似地叫着安特罗普卡。他的叫声越来越疏，越来越弱，到了天色全黑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耳朵里来，这时候我正向着离开科洛托夫卡村四俄里的围住我的村子的那座树林旁边走去……

“安特罗普卡——阿——阿！”这声音似乎一直还在充满夜色的空气中响着。

[1] 雅科夫是雅什卡的本名。

[2] 伊索是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作家（公元前6世纪）；但“伊索”这名称在俄国旧时用作讽刺语，用以表示言语费解而行为古怪的人。

[3] 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4] 当时俄国人认为德国人是爱好典雅音乐的国民，不喜欢这种华丽的乐风。

[5] 意大利语和法语：抒情男高音。

[6] 从博尔霍夫县和日兹德腊县的边境开始的一片绵长的森林地带即南部波列西耶的居民，叫做“波列哈”。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情和语言有很多特点。由于他们的性情多疑而吝啬，所以被称之为促狭鬼。——原注

[7] 波列哈说话时，差不多每一句上都加一种喊声：“加”和“巴杰”。——原注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大约五年前的一个秋天，在从莫斯科到图拉的路上，因为弄不到马匹，我在驿站的屋子里坐了几乎一整天。我打猎回来，没有考虑周到，把自己的三匹马先打发走了。驿站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样子阴沉，头发一直挂到鼻子上，一双小眼睛矇眬欲睡，他对我的一切诉苦和要求，都用断断续续的抱怨的话来回答，愤愤地把门弄得乒乓乱响，仿佛在诅咒自己的职务；他走到台阶上去骂马车夫，这些马车夫手里捧着沉重的马轭在泥泞中慢吞吞地跨着步，或者坐在长凳上打呵欠，搔痒，对于他们上司的愤怒的叫喊并不加以特别的注意。我已经喝过三次茶，几次想睡都不成功，把窗上和墙上的题字都念遍了：简直无聊得要命。我带着冷淡而绝望的心情望着我的马车翘起的车杆，忽然铃声响处，一辆驾着三匹疲惫不堪的马的小马车停在台阶面前了。来客从车上跳下，嘴里喊着：“赶快套马！”就走进房间里来。当他带着照例的惊讶听驿站长说“没有马”的时候，我已经用一个百无聊赖的人所有的全部贪婪的好奇心把我这位新伙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看样子靠近三十岁。天花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张脸枯瘦而发黄，泛着令人不快的铜色反光；蓝黑色的长头发，后面一卷一卷地挂在衣领上，前面卷成神气的鬓发；一双发肿的小眼睛没有一点表情；上嘴唇上翘着几根髭须。他的服装像赶马市的放浪不羁的地主：他穿着一件十分油污的有花纹的短上衣，系着一条褪色的雪青丝领带，还有一件有铜钮扣的背心和大喇叭口裤腿的灰色裤子，裤腿底下略微露出没有擦亮的靴子的尖端。他身上发散出强烈的烟酒味；在他那几乎被上衣衣袖遮盖住的又红又胖的手指上，有几只银戒指和图拉戒指。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可以碰见不止几十，而有几百；必须说老实话，同这些人交往，毫无一点趣味；然而，尽管我抱着成见观察这位来客，我却不能不注意到他脸上那无忧无虑的和善热烈的表情。

“瞧，这位先生也在这里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驿站长指着我说。

“一个多钟头！”这家伙在取笑我。

“可是他也许并不那么急着要，”来客回答。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了，”驿站长阴沉沉地说。

“难道毫无办法吗？简直没有马吗？”

“没有办法。一匹马也没有。”

“唉，那么叫他们给我拿茶炊来。只得等一会儿，有什么办法呢。”

来客坐到长凳上，把帽子丢在桌上，用手摸摸头发。

“您喝过茶了吗？”他问我。

“喝过了。”

“要不要再一块儿喝一回？”

我同意了。棕黄色的大茶炊第四次出现在桌子上。我拿出一瓶甜酒来。我把我的对话人看做一个小地产的贵族，并没有看错。他名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我们交谈起来。他来到还没有经过半小时，已经非常坦率地把他的生平讲给我听了。

“现在我到莫斯科去，”他喝着第四杯茶，对我说，“在乡下我现在已经没有事可做了。”

“为什么没有事可做呢？”

“实在没有事可做了。家道衰败了，说实话，农民被我弄得贫困到极点；碰上了荒年：收成不好，还有种种的不幸，您知道……”他沮丧地向旁边瞥一眼，接着又说：“不过，我算得上是什么当家人啊！”

“为什么呢？”

“不行，”他打断了我的话，“哪有像我这样的当家人！”他把头侧向一边，专心地吸着烟，继续说：“照您看来，也许以为我是那个……可是我，老实告诉您，我只受过中等教育，又没有财产。请您原谅我，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挥一挥手。我开始向他声明，说他想错了，说我很喜欢同他会晤等等；后来又向他指出：经管田地似乎并不需要过分高深的教育。

“我同意，”他回答，“我同意您的话。不过总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法。有的人把农民的钱刮得精光，倒反而没有什么！可我……请问，您是从彼得堡来的，还是从莫斯科来的？”

“我是从彼得堡来的。”

他从鼻孔里喷出一缕很长的烟。

“我是到莫斯科去谋个差事的。”

“您打算到哪儿去谋差事呢？”

“那我可不知道；到了那里再说了。我老实告诉您，我怕当差，因为当了差就要负责任。我一直住在乡下；住惯了，您知道……可是没有办法……穷啊！唉，我真穷得够呛！”

“您以后倒是要住在京城里了。”

“住在京城里……唉，我不知道京城里有什么好。且看吧，也许是好的……可是我似乎觉得没有比乡下更好的地方了。”

“您已经不可能再在乡下住下去了吗？”

他叹一口气。

“不可能了。村子现在差不多已经不是我的了。”

“怎么呢？”

“那边有一个好心人——一个邻居——弄了去……一张字据……”

可怜的彼得·彼得罗维奇用手摸摸脸，想了想，摇摇头。

“唉，有什么办法呢！……”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接着说：“可是，老实说，我怨不得谁，是我自己不好。我爱胡来！……真见鬼，爱胡来！”

“您在乡下生活很愉快吗？”我问他。

“先生，”他直盯着我的眼睛，从容不迫地说，“我有十二对猎狗，这么好的猎狗，我告诉您，是不可多得的。（他扯着调子说出这最后一句话）追起灰兔儿来劲头十足，对付起珍贵的野兽来，厉害得像蛇一样，简直是毒蛇。还有我那些波尔扎亚猎狗[1]，也是值得一夸的。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用不着说谎。我也带着枪去打猎。我有一条狗叫作孔捷斯卡；它发现猎物时做出的姿势妙极了，嗅觉很灵敏。有时我走向沼地去，喊一声：‘找！’如果它不肯找的话，你就是带了一打狗去也不行，一点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它肯去找了，简直死在那里都高兴！……而且它在家里是那么彬彬有礼。你用左手给它面包，说‘犹太人吃过的’，它就不要吃；要是用右手给它，说‘小姐尝过的’，它马上就抓去吃了。我还有一只小狗，是它生的，真出色，我本来想带它到莫斯科去的，可是我的朋友把这小狗连同一支枪向我要去了；他说：老兄，你在莫斯科哪里用得到这些；老兄，你到了那边情况完全两样了。我就把小狗送给他，把枪也送给他；全都留在那儿了，您知道。”

“其实您在莫斯科也可以打猎的。”

“不打了，打什么呀？以前不懂得克制，现在只有忍受了。还是让我请教您，莫斯科的生活程度怎么样，高吗？”

“不，不太高。”

“不太高？……请问，莫斯科有茨冈人吗？”

“什么样的茨冈人？”

“喏，就是在集市上来来往往的。”

“有的，在莫斯科……”

“哦，那很好。我喜欢茨冈人，真见鬼，我喜欢……”

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眼睛闪出放任的愉悦。可是他突然在长凳上不安地转动起来，然后陷入了沉思，低下头，把空杯子递给我。

“请把您的甜酒给我一些，”他说。

“可是茶已经喝完了。”

“没关系，就这样，不用茶……唉！”

卡拉塔耶夫两手托着头，把臂肘支在桌面上。我默默地望着他，等待着酒醉的人所不吝惜的那种感伤的叫叹，或者竟是眼泪，岂知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脸上那种沉痛的表情实在使我大吃一惊。

“您怎么了？”

“没什么……想起了往事。这样的一段故事……我想讲给您听，可是不好意思打扰您……”

“哪儿的话！”

“嗯，”他叹一口气，继续说，“世间往往有这样的事，……譬如说，我也碰到过。如果您要听，我就讲给您听。不过，我不知道……”

“请讲吧，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这件事也许有点……喏，是这样，”他开始说，“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啊，别多说了，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嗯，好吧。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我住在乡下……忽然我看中了一个姑娘，啊，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心地很善良！她叫马特廖娜。可她是一个普通姑娘，就是说，您懂吗，是个农奴，简直就是个女奴。而且她不是我家的，而是别人家的，——糟就糟在这里。于是我爱上了她，——这确是一个逸话，——她也爱上了我。马特廖娜就请求我，要我替她向女主人赎身；关于这件事我也考虑过了……可是她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有钱、很厉害的老太婆，住在离开我大约十五俄里的地方。终于，有这么一天，我吩咐给我套上一辆三套车，我的辕马是一匹并步马，特种亚洲种的马，因此名字叫做兰普尔多斯，——我穿上讲究的衣服，坐车到马特廖娜的女主人那儿去。到了那儿一看，房子很大，有厢房，有花园……马特廖娜在路边拐角上等我，想跟我说话，可是只吻了一下我的手，就走开了。于是我走进前室，问：‘主人在家吗？……’一个高个子的听差对我说：‘请教贵姓？’我说：‘就说地主卡拉塔耶夫到这儿来有点事要跟主人谈谈。’听差进去了；我等着，心里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也许那老鬼婆要讨重价，尽管她很有钱。也许要讨五百卢布。终于听差回来了，说：‘请进。’我跟着他走进客厅。一个瘦小的、脸色发黄的老太婆坐在圈椅上，眨巴着眼睛。‘您有何贵干？’起初，您知道，我认为必须说几句‘初次拜见，荣幸之至’的话。‘您弄错了，我不是这儿的女主人，我是她的亲戚……您有何贵干呢？’我就告诉她，我需要跟女主人谈谈。‘玛丽亚·伊利尼奇娜今天不见客：她身体不好……您有何贵干？’我心里想，没有办法，只得把我的事情对她说明了。老太婆听完了我的话。‘马特廖娜？哪一个马特廖娜？’‘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库利克的女儿。’‘费多尔·库利克的女儿……您怎么认识她呢？’‘偶然认识的。’‘她知道您的打算吗？’‘知道的。’老太婆沉默了一下，忽然说：‘这贱货，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老实说，我吃了一惊。‘您怎么说这个话！……我准备为她出一笔钱，只是请指定数目。’这老家伙哑声哑气地咕哝起来：‘你想拿这个来吓唬我们：我们才不稀罕你的钱！……瞧着吧，我要给她点厉害瞧瞧，我要……我要打掉她的傻气。’老太婆恶狠狠地咳嗽起来，‘她在我们这儿还嫌不好吗？……嘿，这女妖精，上帝原谅我的罪孽！’这一下我可实在冒火了，‘你为什么威胁这可怜的姑娘？她有什么过错？’老太婆画了个十字。‘啊呀，我的上帝，耶稣基督！难道我不能自由处置我的奴仆吗？’‘她又不是你的人！’‘这是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的事，先生，跟你没有关系；我一定要给马特廖娜点厉害看看，让她知道她是谁家的奴仆。’说实话，我那时候差一点儿要冲过去打这可恶的老太婆了，可是想起了马特廖娜，就觉得双手无力了。我竟胆怯得难以形容；我开始央求老太婆：‘随您要什么都可以。’‘可是你要她去做什么呢？’‘我喜欢她，好妈妈；请您替我着想吧……请让我吻您的手。’我真的就吻了这鬼婆娘的手！‘嗯，’这妖婆含糊地说，‘让我告诉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看她怎样吩咐；您过两三天再来吧。’我惶惑不安地回到了家里。我渐渐觉察到：这件事办得不好，徒然让她们知道了我对她的爱慕，但是我想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过了两三天，我到女主人那里去。仆人领我走到书房里。这里有许许多多花，陈设很漂亮，女主人坐在一张很别致的圈椅上，她的头靠在一个枕头上；上次看见的那个亲戚也坐在那里，还有一个穿绿衣服、歪嘴巴、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姑娘，大概是女伴当。老太婆用鼻音说：‘请坐。’我坐下了。她就盘问我：多大年纪啦，在哪里服务过，以后打算做什么事。她说话时样子很高傲，很神气。我详细地回答了。老太婆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手帕，在自己面前挥来挥去……她说：‘卡捷琳娜·卡尔波夫娜已经把你的意思给我报告了，报告了，’她说，‘可是我，’她说，‘定下了一条家规：不放仆人出去侍候人。这种事有失体统，而且在体面人家很不相宜，因为这是不像话的。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好，’她说，‘你不必再费心了。’‘说什么费心，……大概是您需要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吧？’‘不，’她说，‘我不需要。’‘那您为什么不肯把她让给我呢？’‘因为我不愿意，不愿意，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处理好了：把她打发到草原村子里去。’我好像被雷击了一下。老太婆用法语对穿绿衣服的姑娘说了两句话，她就走了出去。‘我，’她说，‘是一个严守规矩的妇人，而且我的身体柔弱，不能忍受烦恼。你还是年轻人；我已经是老年人了，所以我有权利忠告你。你最好安排一个工作，娶一门亲，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有钱的未婚女子很少，可是清贫而品行端正的姑娘是可以找到的。’我望着这老太婆，完全不懂得她在那里胡扯些什么；只听见她在谈结婚，可是‘草原村子’这句话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结婚！活见鬼……”

讲话的人说到这里突然停止了，对我看看：

“您没有结婚吧？”

“没有。”

“当然，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忍不住了，就说：‘得了吧，好妈妈，您在瞎扯些什么呀？现在谈什么结婚呢？我只是要问您，您肯不肯把您的马特廖娜姑娘让给我？’老太婆叫嚷起来，‘哎哟，他打搅了我！哎哟，叫他走吧！哎哟！……’那个亲戚就跑到她身边，向我大声呵斥。老太婆还在那里唉声叹气：‘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这样看来，我在自己家里已经不是主人了吗？哎哟，哎哟！’我抓起帽子，发疯似地跑了出去。”

“也许，”讲话的人继续说，“您要责备我，因为我那样热烈地爱上了一个下层阶级的姑娘。我也不想替自己辩护……反正已经是这么回事了！……您相信吗，我日日夜夜不得安宁……我痛苦极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害这个不幸的姑娘！我一想起她穿了粗布衣服赶鹅，在主人的命令之下受虐待，那个领班的，穿着涂柏油的长统靴的农民，百般地辱骂她，冷汗就从我身上一滴滴地流下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打听到她被遣送到哪一个村子里，就骑了马到那儿去。第二天傍晚才到达。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做出这么意外的事来，所以并没有发出关于我的任何指示。我一直到管事那里去，装作邻村的人一般；走进院子里一看：马特廖娜坐在台阶上，用手托着头。她喊叫起来，我连忙阻止了她，指了一下后院那边的田野。我走进屋子里去，和管事聊了几句，向他胡编了一大套谎话，就找个机会跑出来，走到马特廖娜那儿。这可怜的人儿搂住了我的脖子。脸色苍白了，面容消瘦了，我的心肝宝贝。于是，我就对她说：‘不要紧的，马特廖娜，不要紧的，你别哭，’可是我自己眼泪流个不住……后来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对她说：‘马特廖娜，眼泪是不能解决痛苦的；必须行动起来，像人们说的，要下决心；你必须跟我逃跑，必须这样做。’——马特廖娜愣住了……‘ 那怎么行！我要完结了，他们会要我的命！’‘你这傻子，谁找得到你？’‘找得到的，一定找得到的。谢谢您，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可是现在请您丢开了我吧；看来我是命该如此的。’‘唉，马特廖娜，马特廖娜，我一向认为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子。’的确，她很有性格……她的心好，高贵的心灵！‘你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是一样，不会更坏的。你说：管事的拳头你尝够了吗，啊？’马特廖娜满脸通红，她的嘴唇发抖了。‘为了我，我家里的人活不成了。’‘你家里的人……会被流放出去吗？’‘会的；哥哥一定会被流放出去。’‘父亲呢？’‘父亲不会被流放；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好裁缝。’‘那就好了；至于你哥哥，决不会为了这件事完蛋的。’您信不信，我好容易说服了她；她还想起来，说是您将来要为这件事受累呢……我说：‘这不关你的事……’我终于把她带走了……不是在这一次，而是在另一次：夜里，我坐了马车来，把她带走了。”

“带走了？”

“带走了……于是，她就住在我家里。我的房子不大，仆人也少。我可以坦白告诉您，我的仆人是很尊敬我的；他们为了任何利益都不会出卖我。我就开始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可爱的马特廖娜休息之后，恢复了健康；我和她难舍难分了……这姑娘真好啊！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弹吉他……我不让邻居们看见她，生怕他们多嘴！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知己朋友，名叫戈尔诺斯塔耶夫·潘捷列伊——您认识他吗？他简直热烈地爱慕她；像对一位夫人那样吻她的手，真的。我告诉你，戈尔诺斯塔耶夫不像我：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普希金的书他全都看过；有时候他跟马特廖娜和我谈起话来，我们都出神地听着。他教她学会了写字，他真是个怪人！我给她穿怎么样的衣服呢，——简直比省长太太还讲究；我给她缝了一件毛皮镶边的深红色丝绒大衣……她穿着这件大衣多合身啊！这件大衣是莫斯科一家时装店的女老板照新颖式样缝制的，是束腰的。可是这马特廖娜真奇怪！她有时陷入沉思，一连坐上几小时，眼睛望着地板，眉毛都不动一动。于是我也坐着，对她看，看不厌的，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她似的……她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好像有人在呵我痒。有时她突然笑起来，说着笑话，跳起舞来；那么热情地、那么紧紧地拥抱我，弄得我头晕目眩了。有时，我一天到晚只是考虑：什么可以博得她的欢心？您信不信，我送东西给她，只是为了要看：她——我的心肝——怎样欢天喜地，高兴得脸蛋通红，怎样试一试我的礼物，怎样换了新装走到我面前来和我接吻。不知怎么的，她父亲库利克打听到了这件事；老头儿就来看我们，他哭得多厉害！……是为了高兴才哭的，您以为怎么的？我们送了很多东西给库利克。她——我的亲爱的——后来亲自拿出五卢布钞票来给他，他就噗通一声给她叩一个头——这么奇怪的人！我们这样过了大约五个月；我多么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这样生活，可是我的命运真可恶！”

彼得·彼得罗维奇停止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同情地问他。

他挥一下手。

“一切都完蛋了。还是我害她的。我的马特廖娜最喜欢乘雪橇，她常常自己驾车；她穿了她的大衣，戴了托尔若克城制的绣花手套，一路只管叫喊。我们总是傍晚出门，您知道，就是为了不碰到什么人。有一回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天气寒冷，晴朗，没有风，……我们就出发了。马特廖娜拿起缰绳。我看着，看她驶到哪儿去。难道要到库库耶夫卡，到她女主人的村子里去吗？正是到库库耶夫卡去。我就对她说：‘痴丫头，你要到哪儿去？’她回头对我一看，笑了。她说：‘让我去胡闹一下吧。’‘唉！’我想，‘随她去吧！……’从主人的住宅旁边经过是好玩的吗？您倒是说说，是好玩的吗？我们就驶过去。我的并步马走得像游水一般流畅，两匹副马呢，告诉您，完全像旋风似地飞驰，——一会儿，库库耶夫卡的教堂望得见了；忽然看见一辆绿色旧轿车在路上慢吞吞地行驶，一个仆人耸立在车身后面的脚踏板上……女主人，女主人坐着车来了！我胆怯起来，可是马特廖娜拼命用缰绳打马，向轿车直冲过去！那个马车夫呀，您知道，他看见我们的车子飞也似地冲过来，就想避到一旁，他转得太急，那辆轿车就翻倒在雪堆里了。窗玻璃打破了——女主人喊起来：‘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那女伴当尖声地叫：‘停车，停车！’可是我们溜之大吉了。我们一路飞奔着，我心里想：‘糟了，我不应该让她驶到库库耶夫卡去。’您知道怎么样？女主人认出了马特廖娜，也认出了我，这老家伙！她就控告我，说：我的逃亡女奴住在贵族卡拉塔耶夫家里；她还送了一份厚礼。果然，警察局长来找我了；这警察局长我认识的，叫作斯捷潘·谢尔盖伊奇·库佐夫金，是一个好人，这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坏蛋。他来了，就如此这般地说明了情由，他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怎么干出这种事来？……这件事很严重，法律上规定得明明白白。’我对他说：‘好，关于这件事，我们当然要谈谈，不过，您路上辛苦了，要不要吃点东西？’他同意吃东西了，但是说：‘公事公办，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自己想一想吧。’‘这个，当然，公事公办，’我说，‘这个，当然，……可是我听说，您有一匹小黑马，要不要交换了我那匹兰普尔多斯？……至于那个姑娘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可并不在我这里呀。’‘唔，’他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姑娘确是在您这里，要知道我们不是住在瑞士啊……至于拿我的马交换您的兰普尔多斯倒是可以的；或许可以就这样把马牵走。’这一次我好容易把他打发走了。可是老太婆闹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说，花一万卢布也不可惜。您知道吗，她当初见了我，顿时起了一个念头，想要我娶她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伴当，——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她才那么愤怒。这些太太们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大概是因为太寂寞了吧。我的情况糟糕起来了：我不惜金钱，而且把马特廖娜藏起来，——可是不行！他们老缠着我不放松，就像猎狗追赶兔子一样。我负了债，丧失了健康……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我的天，我为什么受这样的罪？叫我怎么办呢，既然我不能撇开她？……唉，不能，决不能！’忽然马特廖娜走进我的房间来。那时候我已经把她藏在离开我家两俄里的农庄里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你在那儿也给他们找到了？’‘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说，‘在布勃诺沃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我；可是这件事能拖得长久吗？’她说，‘我心里痛苦极了，彼得·彼得罗维奇，我舍不得你，我的亲爱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彼得·彼得罗维奇，可是现在我来向您告别。’‘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痴丫头？……怎么告别？怎么告别？’‘是这样的，……我去自首。’‘我要把你这痴丫头锁在阁楼里……你想毁了我吗？你要送掉我的命，是吗？’姑娘默不作声，眼睛望着地板。‘喂，你说呀，你说！’‘我不愿再给您添麻烦，彼得·彼得罗维奇。’唉，跟她怎么说也没用……‘可是你知道吗，傻瓜，你知道吗，痴……痴丫头……’”

彼得·彼得罗维奇嚎啕痛哭了。

“你猜怎么着？”他用拳头敲一下桌子，继续说，同时尽力蹙紧眉头，可是眼泪还是在他那火热的面颊上流下来，“这姑娘真的自首了，她真的去自首了……”

“马准备好了！”驿站长得意扬扬地叫着，走进房间里来。

我们两人都站起身。

“马特廖娜怎么样了呢？”我问。

卡拉塔耶夫挥一下手。

我和卡拉塔耶夫相逢后一年，我有机会来到了莫斯科。有一回，我在午餐前来到猎人市场后面的一家咖啡馆里——这是莫斯科一家有特色的咖啡馆。在台球房里，透过烟气的波浪，隐约地显出一些通红的脸、小胡子、额发、老式的匈牙利外衣和新式的斯拉夫外衣。几个穿着朴素的常礼服的瘦小的老头儿在那里看俄文报纸。仆人们端着盘子，轻轻地踏着绿色的地毯，敏捷地来来去去。商人们带着痛苦的紧张神情在那里喝茶。忽然从台球房里走出一个头发有点散乱而脚步不很稳的人来。他把两手插在袋里，低着头，毫无表情地向周围望望。

“啊呀，啊呀，啊呀！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近来怎么样？”

彼得·彼得罗维奇几乎要扑上前来抱住我的脖子，他拉着我，微微摇晃着身子，把我带进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

“这里来，”他说着，殷勤地拉我坐到一张圈椅上，“在这里您可以舒服些。来人哪，拿啤酒来！不，拿香槟酒来！啊，实在想不到，想不到……到这儿长久了吗？打算久住吗？这真是所谓有缘啊……”

“是的，您可记得……”

“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他连忙打断我的话，“这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

“那么您现在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就像您看见这么生活着。这儿生活很好，这儿的人都很亲切。我在这儿得到了安宁。”

他透一口气，抬起眼睛望望上面。

“你担任职务吗？”

“不，还没有担任职务，可是我打算不久就要去就职。可是职务有什么意思呢？……交朋友才是主要的。我在这儿认识了多么好的人啊！……”

一个男孩用一个黑盘子端着一瓶香槟酒进来了。

“瞧，这也是个好人……对不对，瓦夏，你是个好人？祝你健康！”

男孩站了一会，斯文地摇一摇头，微笑一下，就出去了。

“的确，这里的人都很好，”彼得·彼得罗维奇继续说，“有情感，有灵魂……要不要我给您介绍？那么出色的小伙子……他们一定都高兴认识您。我告诉您……波勃罗夫死了，真不幸啊。”

“哪一个波勃罗夫？”

“谢尔盖·波勃罗夫。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曾经照顾我这个没有知识的乡下人。戈尔诺斯塔耶夫·潘捷列伊也死了。都死了，都死了！”

“你一直住在莫斯科？没有到您的村子里去过吗？”

“到村子里……我的村子卖掉了。”

“卖掉了？”

“是拍卖掉的……可惜您没有买！”

“您以后靠什么生活呢，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不会饿死，上帝会保佑的！钱不会有，朋友是会有的。钱算得了什么？——尘土！黄金是尘土！”

他眯住眼睛，用手在衣袋里摸索了一会，拿出两个十五戈比钱币和一个十戈比钱币来，放在手掌上给我看。

“这是什么？是尘土！（钱币飞落到地上）最好请您告诉我，您读过波列扎耶夫[2]的诗吗？”

“读过。”

“看过莫恰洛夫[3]扮演的哈姆莱特吗？”

“没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卡拉塔耶夫脸色发白了，眼睛不安地转动起来；他把脸扭向一旁；轻微的痉挛在他嘴唇上掠过。）啊，莫恰洛夫，莫恰洛夫！‘死了；睡着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4]

“睡着了，睡着了！”他喃喃地说了几遍。

“请问，”我开始说；可是他继续热心地念下去：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

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卑视，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在你的祈祷之中，

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5]

于是他把头无力地俯向桌面上。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起胡话来。

“过了一个月！”他重新提起精神说：

短短的一个月以前，

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

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

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

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6]

他把一杯香槟酒端到嘴唇边，可是没有喝下去，继续念：

为了赫卡柏！

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

他却要为她流泪？……

可是我，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

我是一个懦夫吗？谁骂我恶人？……

谁当面指斥我胡说？……

我应该忍受这样的侮辱，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心肝、

逆来顺受的怯汉……[7]

卡拉塔耶夫滑下了酒杯，抱住自己的头。我似乎觉得我已经了解他了。

“唉，算了，”最后他说，“旧事不必重提了……对吗？（他笑起来）祝您健康！”

“您要在莫斯科住下去吗？”我问他。

“我要死在莫斯科！”

“卡拉塔耶夫！”隔壁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卡拉塔耶夫，你在哪儿？到这儿来，亲爱的人儿！”

“在叫我呢，”他说着，困难地从坐位里站起来，“再见；如果有空，请到我那儿去弯弯，我住在***。”

可是下一天，由于意外的情况，我必须离开莫斯科，就没有和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再见面。

[1] 是一种头部狭长、身躯强壮而四肢细长的猎狗。

[2] 波列扎耶夫（1805—1835），俄国诗人。诗中常流露出绝望、受难、孤独的情绪。

[3]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优秀的悲剧演员。

[4]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引用朱生豪的译文。下同。

[5]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引用朱生豪的译文。下同。

[6] 见《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7] 见《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约会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桦林里。从清早起就下一阵一阵的细雨，其间又时时照射出温暖的阳光；这是变幻无常的天气。天空有时密布着轻柔的白云，有时有几处地方突然刹那间一片洁净，从散开的云后面露出蓝天，明朗可爱，好像一只美丽的眼睛。我坐着，眺望着周围，倾听着。树叶在我头上轻轻地沙沙作响；仅由这种沙沙声，也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不是春天愉快、欢乐的颤抖，不是夏天柔和的私语声和绵长的絮语声，不是晚秋羞怯、冷漠的喋喋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闲谈声。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树梢。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内部，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着；有时大放光明，仿佛突然其中的一切都微笑起来：不很茂密的白桦树的细干突然蒙上了白绸一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忽然发出斑斓的、赤金般的光辉，高大繁茂的蕨类植物的优美的茎，已经染上像过熟的葡萄似的秋色，参差掩映，没完没了地交互错综着显示在你眼前；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微微发青：鲜艳的色彩刹那间消失了，白桦树显出白色，不再有光彩，就像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白；于是树林里悄悄地、狡狯地撒下细雨来，发出潇潇的声音。白桦树上的叶子虽然已经显著地苍白了些，但几乎还是全部绿色的；只在某个地方，长着一棵孤零零的小白桦，全部是红色的或金色的，你可以看到，当阳光突然迷离恍惚地穿过新近由晶莹的雨水冲洗过的稠密细枝而照射进来的时候，这棵白桦树在阳光中是何等鲜艳夺目。鸟声一点也听不到：它们都栖息了，默不作声；只是偶尔听见山雀嘲笑似的声音铜铃般响着。在我歇足于这白桦树林之前，我曾经带着我的狗穿过一个高高的白杨树林。老实说，我不很喜欢这种树——白杨树——及其淡紫色的树桩和尽量往上升的、像颤抖的扇子一般展开在空中的灰绿色的金属似的叶子；我不喜欢它那些圆圆的不整洁的叶子笨拙地吊在长叶柄上摇曳不停。只有在某几个夏天的傍晚，它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孤零零地耸立着，正对着落日的红光，从根到梢浴着同样的火红色，闪耀着，颤抖着；或者，在晴朗有风的日子里，它整个儿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喧哗地翻腾着，瑟瑟地絮语，它的每一张叶子似乎都希望摆脱枝干而飞向远方——只有在这些时候，这种树是可爱的。但我一般说来还是不喜欢这种树，所以不在白杨树林里休息，而来到白桦树林，在一棵枝条生得很低因而可以给我遮雨的树底下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欣赏一下周围的景色之后，便进入了只有猎人才能体会的安稳、温柔的梦乡。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时间，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来的时候，林子里全部充满了阳光，四面八方，通过欢欣地喧噪的树叶，透露出闪闪发亮的明蓝色的天空；云消失了，是被阵风吹散的；天朗气清，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干燥凉爽之气，使人心中充满朝气蓬勃的感觉，这几乎经常预示着在阴雨的一天之后将出现一个明朗宁静的黄昏。我已经准备起身，再去试试运气，忽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形上。我仔细一看，这是一个年轻的农家姑娘。她坐在离开我二十步的地方，若有所思地低着头，两手放在膝上；一只手半张开着，掌心放着一束茂密的野花，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这束花慢慢地滑到格子裙上。洁白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扣着，形成短短的柔和的皱襞包围着她的身体；大粒的黄色珠串盘成双行，从她的颈子上挂到胸前。她的相貌长得很不错。漂亮的浅灰色的浓密金发仔细地梳成两个半圆形，在一条狭窄的鲜红色发带下向两旁分开，这发带束得很低，几乎压在象牙般白皙的前额上；她的脸庞的其他部分，因日晒而微微显出金黄的黝黑色，这种颜色是只有细嫩的皮肤才有的。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她不抬起眼睛来；但我清楚地看见她那纤细的高高的眉毛，她那长长的睫毛：这睫毛是润湿的，在她的一个面颊上有干了的泪痕在阳光下闪现着，这泪痕一直挂到略微苍白的嘴唇边。她的整个头都很可爱；就是稍稍圆肥了些的鼻子也没有损害她的容貌。我特别喜欢她脸上的表情：这表情是那么纯朴温柔，那么忧郁，对于自己的忧郁充满着那么稚气的怀疑。她显然是在那里等候一个人；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她就立刻抬起头，回顾一下；在透明的阴影里，她那双像扁角鹿一般又大又亮的怯生生的眼睛在我面前迅速地闪现一下。她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发出轻微声音的地方，倾听一会，叹一口气，悄然地扭回头来，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摆弄着花朵。她的眼睑红了，嘴唇痛苦地颤抖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泪水，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这样地经过了很多时间；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移动着两只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什么东西发出声音，她精神一振。这声音不停息，清楚起来，渐渐逼近，终于变成了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直身子，仿佛胆怯了；她那凝神的目光颤抖了，闪耀着期待的光芒。透过密密的树木，迅速地闪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她仔细一看，突然脸红了，欢乐而幸福地微笑着，想站起身来，又立刻全身俯下，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直到那人走近她身旁站定了，她才抬起颤抖的、几乎是哀求的目光来望着他。

我怀着好奇心从我的隐避所窥察他一下。老实说，他没有给我愉快的印象。这个人，从各方面来看，是豪富的青年地主的一个宠仆。他的服装显示出他的追求时髦和炫耀放浪：他穿着一件短短的古铜色大衣，大概是主人的赏赐，钮扣一直扣到上面，系着一条两头雪青色的粉红领带，镶金边的黑色丝绒帽子直压到眉毛上。他的白衬衫的圆领毫不容情地顶住他的耳朵，划着他的面颊，浆硬的套袖遮住他的手，一直遮到红润弯曲的手指边，手指上戴着镶绿松石琉璃草纹样的银戒指和金戒指。他那红润、焕发而厚颜的脸，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据我所注意到的，这类脸型几乎总是为男人所厌恶，但不幸却屡屡博得女人的欢心。他显然是要在自己粗鲁的相貌上努力装出轻蔑而厌倦的表情；他不断地眯起他那双本来就很小的乳灰色眼睛，皱着眉头，挂下嘴角，不自然地打着哈欠，带着漫不经心的、虽然不太自然的放肆态度，有时用手整理着鬈曲得很神气的火红色鬓发，有时捻弄着矗立在厚厚的上嘴唇上的黄髭须，——总而言之，装模作样得使人受不了。他一看见正在等候他的农家姑娘，就装模作样起来；他慢吞吞地蹒跚着走到她跟前，站了一会，耸耸肩膀，把两只手插进大衣袋里，勉强投给这可怜的姑娘草率、冷漠的一瞥，便在地上坐下来。

“怎么样，”他开始说，眼睛依旧望着旁边某个地方，摇晃着一条腿，打着哈欠，“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姑娘没有能够马上回答他。

“很久了，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终于她用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说。

“唉！（他脱下帽子，庄严隆重地用手摸摸几乎从眉边生起的鬈得很紧的浓头发，神气活现地向四周望望，又爱惜地把帽子盖到他那宝贵的头上。）可我差点儿完全忘了。而且你瞧，天又下雨！（他又打一个哈欠）事情多得很，要件件顾到是不行的，那一位还要骂人呢。我们明天要动身了……”

“明天？”姑娘说着，吃惊的目光直射着他。

“明天……哎，哎，哎，你别哭呀，”他看见她全身战栗、慢慢地低下了头，就连忙懊恼地接着说，“阿库林娜，你别哭呀。你知道，我现在受不了这个。（他皱起他那扁扁的鼻子）不然我马上就走……多愚蠢，哭哭啼啼的！”

“嗯，我不哭，我不哭，”阿库林娜急忙说，努力咽下泪水。“那么您明天动身了？”略微沉默一下之后她说，“什么时候上帝保佑和您再见面啊，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

“会见面的，会见面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要到彼得堡去就职，”他漫不经心、瓮声瓮气地继续说，“我们也许还要到外国去。”

“您会忘了我，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阿库林娜悲哀地说。

“不，怎么会呢？我不会忘记你的：只是你要放聪明些，别傻里傻气的，要听你父亲的话……我不会忘记你，不—会。”他泰然自若地伸一个懒腰，又打一个哈欠。

“别忘了我，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她用哀求的声音继续说，“我真是爱您到了极点，一切都为着您……您说我应当听父亲的话，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可是我怎么能听父亲的话呢……”

“怎么？”他说时正仰卧着，两手垫在头底下，这话仿佛是从胃里说出来的。

“我怎么能呢，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您自己明白……”

她默不作声了。维克托玩弄了一下他的钢表链条。

“阿库林娜，你不是一个愚蠢的姑娘，”终于他说起话来，“所以不要说蠢话。我要你好，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当然你并不傻，可以说，不完全是个乡下女人的样子；你母亲也并不一直是个乡下女人。可你到底没受过教育，所以别人对你说话，你应该听从。”

“可这是多么可怕，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

“咳，胡说，亲爱的，有什么可怕！你这是什么？”他坐近她些，继续说，“是花吗？”

“是花，”阿库林娜垂头丧气地回答，“这是我采来的艾菊，”她稍稍抖起精神，继续说，“给小牛吃是很好的。这是鬼针草，可以医治瘰疬腺病的。您瞧，多奇怪的花；这么奇怪的花我从来还没见过呢。这是琉璃草，这是香堇……还有，这是我送给您的，”她说着，从黄色的艾菊底下取出一小束用细草扎好的浅蓝色矢车菊，“您要吗？”

维克托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拿了花，漫不经心地嗅嗅，用手指把花束转动起来，带着若有所思的傲慢态度，眼睛朝上望望。阿库林娜望着他……她那悲哀的目光里充满着温柔的忠诚、虔敬的顺从和爱情。她又怕他，又不敢哭，又要和他告别，又要最后一次把他看个够；而他呢，像土耳其皇帝那样伸手伸脚懒洋洋地躺着，带着宽宏大量的耐心和迁就态度容忍她的崇拜。老实说，我怀着愤怒注视着他那张通红的脸：在这张脸上，透过装模作样的轻蔑的冷漠表情，显出一副得意而厌烦的自负之色。阿库林娜这时候非常可爱：她的整个心灵信任而热情地展开在他面前，倾心于他，向他表示亲热；而他呢……他把矢车菊丢在草地上，从大衣的插袋里拿出一片镶铜边的圆玻璃片，把它装到一只眼睛上；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地皱拢眉毛，掀起面颊甚至鼻子来支持它，玻璃片还是掉下来，落在他手里了。

“这是什么？”惊讶的阿库林娜终于问了。

“单眼镜，”他神气活现地回答。

“做什么用的？”

“戴了可以看得更清楚。”

“给我看看。”

维克托皱起眉头，但还是把玻璃片递给了她。

“小心，别打破。”

“放心，不会打破的。（她怯生生地把它放到一只眼睛上。）我一点也看不见呢，”她天真地说。

“你要把那只眼睛眯起来呀，”他用不满意的老师的口气说。（她把对着玻璃片的那只眼睛眯起来了。）“不是这只，不是这只，傻瓜！是那一只呀！”维克托叫着，没有让她矫正错误，就把单眼镜从她那儿抢了回来。

阿库林娜脸红了，微微地笑着，转过脸去。

“可见我们是不合用的，”她说。

“当然喽！”

可怜的姑娘沉默一会，深深地叹一口气。

“唉，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您不在了，我们日子好难过啊！”她突然说。

维克托用衣裾擦擦单眼镜，仍旧把它放回衣袋里。

“是的，是的，”终于他说起话来，“起初你确实会难过。（他体谅地拍拍她的肩膀；她悄悄地从肩上拉下他的手，羞怯地吻了吻它。）唔，是的，是的，你的确是个好姑娘，”他自满地微笑一下，继续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想想！我和老爷决不能留在这儿；现在快到冬天了，冬天在乡下——你是知道的——真讨厌。在彼得堡就大不相同啦！在那儿，简直妙极了，像你这样的傻瓜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多么好的房子、街道，还有交际、文明——真是了不起！……（阿库林娜像小孩一样略微张开嘴，贪婪地用心听他讲。）不过，”他在地上翻一个身，补充说，“我何必讲这些给你听呢？反正你是不会懂得这些的。”

“为什么呢，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我懂；我全都懂。”

“瞧你这样子！”

阿库林娜低下了头。

“以前您对我说话不是这样的，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她说，并不抬起眼睛。

“以前？……以前！嘿！……以前！”他说时似乎在发怒。

两人都默不作声了。

“我该走了，”维克托说着，已经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再等一会儿吧，”阿库林娜用恳求的声音说。

“等什么呢？……我已经跟你道过别了。”

“等一会儿吧，”阿库林娜重复说。

维克托又躺下，吹起口哨来。阿库林娜的眼睛一直不离开他。我看得出，她渐渐地激动起来：她的嘴唇抽搐着，她那苍白的面颊微微泛红。

“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她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您太狠心了……您太狠心了，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真的！”

“什么狠心？”他皱着眉头问，略微抬起头来转向着她。

“太狠心了，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在分别的时候，您哪怕对我说一句好话也行；说一句话也行，对我这孤苦伶仃的苦命人……”

“要我对你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您知道得更清楚，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您就要走了，说一句话也行……我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报应？”

“你这个人真怪！我有什么办法呢？”

“说一句话也行……”

“瞧，说的老是这一套，”他懊恼地说，站起身来。

“别生气，维克托·亚历山德雷奇，”她好容易忍住了眼泪，连忙说。

“我并不生气，只是你太蠢……你要求什么呢？反正我是不能跟你结婚的，我怎么可能？那么，你还要求什么呢？要求什么呢？”他把脸突出些，仿佛在等候回答，同时叉开了手指。

“我什么也……什么也不要求，”她结结巴巴地回答，勉强壮着胆向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说一句话也行，在分别的时候……”

她的眼泪像泉水一般淌下来。

“瞧，就是这样，又哭起来了，”维克托冷淡地说，把帽子拉到了眼睛上。

“我并不要求什么，”她两手遮住脸啜泣着，继续说，“可是叫我以后在家里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会遭遇到什么呢，我这苦命人会遭遇到什么呢？他们会把我这孤苦无依的人嫁给我不喜欢的人……唉，我这苦命人！”

“号哭吧，号哭吧！”维克托替换着两脚站在那里，喃喃地低声说。

“您说句话也行，只说一句也行……就说‘阿库林娜，我……’”

突然迸发的伤心的号哭不让她把话说完，她倒下身子，把脸贴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她全身痉挛地起伏着，后脑勺忽高忽低……长久压抑着的悲哀终于急流般地迸发出来。维克托在她面前站了一会，站了一会，耸耸肩膀，转过身子，大踏步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抬起头，跳起来，回头望了望，惊讶地拍一下手；她想跑去追他，可是两腿发软，她跪下了……我忍不住了，向她奔过去；但是她一看见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立刻轻轻地叫一声，站起身来，消失在树木背后了，把散乱的花遗留在地上。

我站了一会，拾起那束矢车菊，走出林子，来到田野里。太阳低低地挂在淡白、明净的天空中，它的光线也似乎暗淡而冷却了，不再辉耀，而是流泛成平静如水的一片光明。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但晚霞稀少得很。风一阵阵掠过收割了的黄色干枯的麦田，迅速地向我吹来；蜷曲的小叶子在风中急促地飞腾起来，从一旁疾驰而过，穿过道路，沿着树林边缘飞去；田野上形成一堵墙似的那片小树林，全部颤抖着，发出细碎的闪光，清晰而不耀目；在橙红色的草木上，在草茎上，在麦秆上，到处都有无数蛛网的丝丝在闪烁，起伏着。我站定了……我觉得哀愁起来；透过凋零的大自然的虽然清新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有即将来临的冬天的凄凉的恐怖悄悄地逼近来了。一只小心的老鸦，用双翅沉重而强烈地划破空气，高高地从我头顶飞过，又转过头来向我斜看一眼，接着就向上飞升，断断续续地叫着，隐没在树林后面了；一大群鸽子敏捷地从打谷场上飞起，成群结队地盘旋一转，纷纷散落在田野中——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驾着大车在光秃秃的小丘后面驶过，空车在地面上轧轧震响。

我回到家里。但是可怜的阿库林娜的形象久久地没有离开我的脑际；她的矢车菊早已枯萎了，至今还保存在我这里……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在一次旅行中，富裕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格***邀请我去吃午饭。他的村庄离开我当时所住的小村约五俄里。我穿了燕尾服——我劝任何一个出门人即使去打猎时也非穿这种衣服不可——到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家去。午餐约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来到，已经有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难以定名的各种服装的贵族先到了。主人殷勤地迎接我，但立刻又跑进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个显贵的官员，心情有些兴奋，——这兴奋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一直没有结过婚，也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来聚会的都是独身者。他生活阔绰，大规模地增筑并装修祖传的大厦，每年向莫斯科定购约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向来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很久以前就退职，并没有获得任何光荣头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强请这位显贵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起就兴奋呢？这正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稽查官所说的话，别人问他拿不拿甘愿送他的贿赂时他回答说：无可奉告。

我同主人分手后，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是我素不相识的；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坐在纸牌桌旁了。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之中，有两个军人，相貌高贵而略带憔悴；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领带，留着只有果断而安分守己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须（这些安分守己的人整理纸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转动头而只是侧目斜视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圆肥，两手丰满而多汗，两只脚规规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们用柔软的声音说话，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纸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时不敲拍桌子，反之，用波浪形的动作把纸牌飞送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时发出轻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哧哧声。）其余的贵族有的坐在长沙发上，有的一群群地挤在门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纪已经不轻、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的表坠，虽然并没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技师菲尔斯·克柳欣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肆无忌惮而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议长论短，同时随意地转动他们的肥润光秃的后脑勺；有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视、头发淡黄色的青年，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黑的，样子很腼腆，但在刻薄地微笑着……

我渐渐地觉得有些寂寞起来，忽然有一个名叫沃伊尼岑的人来招呼我了；这是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大学生，住在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家里，算是一个……究竟算是什么，很难说。他打枪打得很好，又善于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时就认识他。他属于这样的一种青年：这种青年往往在每一次考试时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说，对于教授的问话绝不回答一个字。为求音节的美丽，人们又称这些先生们为“生连腮胡子的人”。（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例如叫到沃伊尼岑的名字。沃伊尼岑在这以前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从头到脚直冒热汗，眼睛迟缓而茫茫然地向周围望着，这时他就站起身来，急忙扣好制服的钮扣，侧着身子挤到考试桌前。“请拿一张考题，”教授和悦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了那叠考题。“请不要挑选，”有一个外来参加监考而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别系的教授——忽然憎恨起这不幸的“生连腮胡子的人”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沃伊尼岑只得顺从自己的命运，拿了一张考题，出示一下号码，走过去在窗子边坐下，等候他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好自己的试题。沃伊尼岑坐在窗边，眼睛不离开考题，至多只是像刚才那样迟缓地向四周望望，身体却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学生回答完了，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好，你去吧”，或者竟是“很好，好极了”。于是叫沃伊尼岑了。沃伊尼岑站起身，用坚决的脚步走近桌子前。“把你的考题念一遍，”教授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考题捧到鼻子边，慢慢地念了，慢慢地放下两只手。“现在请你回答吧，”那教授懒洋洋地说，同时把身体往后靠，两手交叉在胸前了。死一般的寂静支配了考场。“你怎么啦？”沃伊尼岑不开口。外来监考的小老头焦灼起来。“多少讲一点儿呀！”我的沃伊尼岑一声不响，仿佛已经麻痹了。他那剃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地突出着，在那里迎接全班同学的好奇的目光。外来监考的小老头的眼睛几乎跳了出来，他对沃伊尼岑恨极了。“这可奇怪了，”另一个监考人说，“你为什么像哑巴一样站着？是不是回答不出？那就照实说呀。”“请让我另外拿一张考题，”这不幸的人用低钝的声音说。教授们互相看看。“好，你拿吧，”主考人挥一挥手回答。沃伊尼岑重又拿一张考题，重又走到窗边，重又回到桌子前，重又像死人一样一声不响。外来监考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活活地吞下去。结果他们把他赶走，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现在他至少会走出去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照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出去的时候叫嚷着：“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就整日在莫斯科街上彷徨，有时抓着脑袋，痛骂自己无才，遭此不幸。书本他当然碰都不碰，第二天上午再反复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招呼我了。我同他谈到莫斯科，谈到打猎。

“您愿不愿意，”他突然低声对我说，“我介绍您认识这儿最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人？”

“好，费心了。”

沃伊尼岑领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系花领带、额发高耸而长着髭须的、身材矮小的人那里。他那肝火旺的、灵活善变的面貌，的确显示出机敏相和刻毒相。飘忽的、讥讽的微笑不断地扭歪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缝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表现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身体宽阔，态度柔软而甜蜜，真正是个甜言蜜语的人，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没说出俏皮话之前就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我们相识后，交换了初次见面的敬意。

“请允许我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您，”卢皮欣抓住了这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不要固执呀，基里拉·谢利凡内奇，”他又说，“不会吃掉您的。来，”他继续说，这时，狼狈的基里拉·谢利凡内奇笨拙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落下来了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最好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忽然想起要给自己治眼睛，因此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们呢，当然还是同样表示忠诚……”

“您这人真是，”基里拉·谢利凡内奇含糊地说着，笑起来。

“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嗳，说下去呀，”卢皮欣接着说，“您恐怕免不了要给人家选作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您瞧着吧。当然喽，那时候会有陪审官来替您出主意的；可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即使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万一省长来了，就会问：‘为什么法官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别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麻痹症。’省长就说：‘那么给他放血吧。’这在您的地位是不体面的，您一定同意这话吧。”

甜蜜的地主笑得要命。

“瞧，他笑了，”卢皮欣继续说，恶狠狠地望着基里拉·谢利凡内奇的起伏的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没有孩子，农奴没有抵押出，——他还给他们治病呢，——太太傻头傻脑。（基里拉·谢利凡内奇把脸略微扭向一旁，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咧着嘴笑着）您不知道这回事吗？可不是！她拿定主意，就逃跑了，给我留下一封信，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我为爱情所吸引，跟我的心上人一同离去了……’她爱这测量员，只是为了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裤子。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草原上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直言不讳的。可我们还是走开些吧……我们为什么要站在未来的法官旁边呢……”

他拉住我的手臂，我们走到了窗边。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是爱说俏皮话的，”在谈话之中他对我说，“您别相信这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毫无拘束。实际上，我又何必拘谨呢？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看得不值一文，我什么也不追求；我是一个恶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恶人至少不需要才智。这是多么爽快，您不会相信吧……喏，譬如说，喏，您看我们的主人！天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奔走，时时刻刻看表，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让我们饿肚子？一个显贵人物，有什么稀罕！瞧，瞧，他又跑了——还是一瘸一拐的呢，您瞧。”

于是卢皮欣尖声地笑起来。

“只是一个缺陷，没有太太们，”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是单身汉的宴会，——不然，我们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留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到过外国的……总是这么迟到。我告诉您，他是一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匹马一样；您要是看见过就好了，他对我们这班人讲起话来多么谦虚，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恭维他时，他多么宽宏大量地微笑！……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便经过才住在这里的；他可真会说俏皮话！简直就像钝刀子割纤索。他讨厌我……让我去招呼他一下。”

于是卢皮欣跑去迎接公爵了。

“啊，我私人的仇敌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这里，低声说，“您看见吗？那个胖子，面孔焦黄色的，头上长着硬毛，喏，就是手里抓着帽子、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卖一匹马给他，只卖了四百卢布，这匹马却值一千，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有充分的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是那么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刚吃饭以后，如果你对他说一声‘您好’，他就回答：‘什么？’啊，文官来了，”卢皮欣继续说，“退职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似的女儿，和一所制造瘰疬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倒了……可您是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儿来了！是个德国人，可是留着髭须，而且不熟悉自己的业务，真是怪事！……其实他又何必熟悉自己的业务呢；他只要拿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1]多立几根柱子就好了！”

卢皮欣又大笑起来……忽然一种骚乱的兴奋散布在整个屋子里。大人物来了。主人马上奔到前室里。几个忠诚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跟着他跑……嘈杂的谈话声变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语声，好像春天的蜜蜂在自己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停不歇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很神气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压低嗓门……终于蜂王进来了——大人物进来了。人心雀跃地欢迎他，坐着的人都欠身而起；甚至那个以廉价向卢皮欣买马的地主，甚至这个地主也把下巴贴在胸前。大人物神气非常威严，无以复加：他常把头向后面仰，仿佛在点头的样子，同时说几句嘉许的话，每一句话都用一个拖长的带鼻音的“啊”字开头；他极其愤慨地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内，大人物已经把他没有迟到而非常欣幸的话说了两遍，——大家走进餐厅去，有权势的人走在前面。

不须对读者详述：大人物如何被安排坐在首位，文官和省贵族长的中间——这位省贵族长脸部表情自然而尊严，同他那浆硬的胸衣、极其宽大的背心和装法国烟末的圆形鼻烟盒十分相称；主人如何张罗，奔走，忙乱，敬客，经过大人物后面时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般站在屋角里，匆忙地接过一盘子汤或者一小块牛肉吃着；听差长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长一个半俄尺的鱼；穿号衣的仆役如何板起了脸，阴郁地硬要给每一个贵族斟玛拉加酒或乾马德拉酒；差不多所有的贵族，尤其是年长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地勉强喝干一杯一杯的酒；最后，如何砰砰地开香槟酒，开始举杯祝颂健康——所有这一切，读者大概都太熟悉了。但我觉得特别出色的，是大人物在全体欢乐的肃静中所讲的一段逸话。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大人物接着说，“这是实在的；但是对青年人应该严加管束，不然，恐怕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疯。”（全体客人的脸上都浮出孩子般愉快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眼色中竟露出感激之情。）“因为，青年人是愚蠢的。”（大人物大概是表示神气的缘故吧，有时改变单词通行的重音。）“就像我的儿子伊万，”他继续说，“这傻瓜还只二十岁，可有一回他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先要有职业啊……’于是他就失望，流眼泪，……可是我……才不管呢……”（大人物说“才不管呢”这句话时，仿佛不是从嘴唇上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他沉默一下，威严地看看他邻座的文官，同时把眉毛抬得极高，高得出乎意料之外。文官愉快地略微向一侧低头，把对着大人物的那只眼睛极迅速地眨动起来。）“结果怎么样呢，”大人物又说话了，“现在他自己写信给我，说：‘父亲，谢谢你，开导了我这傻瓜……’可见事情是应该这么办的。”全体客人当然对讲话的人表示十分赞同，而且仿佛因为得到满足和指导而活跃起来……宴会完毕之后，大家站起身，走向客厅里去，发出较大的、然而仍是彬彬有礼的、仿佛这时候所特许的嘈杂声……大家坐下来玩纸牌。

我好容易等到了晚上，吩咐我的马车夫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车，就去睡觉了。可是我被注定在这一天内还要认识一个特出的人。

因为来客很多，没有一个人能有单独的卧室。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的听差长领我走进一间绿色的有潮气的小房间里，这里面已经住着另一位客人，衣服都脱光了。他一看见我，就敏捷地钻进被窝里，把被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绒毛褥子上翻来覆去了一阵子，安静下来，然后用锐利的目光从他那棉布睡帽的圆边底下向我注视。我走向另一张床（这房间里共有两张床），脱了衣服，躺到潮湿的被褥里。我的邻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不管我怎样努力，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不必要的模糊的念头，形成了无穷尽的行列，顽强而单调地一个个移行，就像扬水机上的吊桶似的。

“您大概没有睡着吧？”我的邻人说。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从来就不想睡。”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您既然还不想睡，为什么要躺到床上去呢？”

“那么叫我做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我邻人的问题。

“我觉得奇怪，”略微沉默一会之后他继续说，“为什么这里没有跳蚤。这里没有的话，哪里有呢？”

“您好像可怜它们，”我说。

“不，不是可怜它们；不过我喜欢一切事情都合乎逻辑。”

“瞧，”我想，“他用这样的字眼。”

邻人又默不作声了。

“您肯跟我打赌吗？”他突然很响地说。

“赌什么？”

我的邻人开始使我感到兴味了。

“唔……赌什么？就赌这个：我相信您一定把我当做傻瓜。”

“哪有这样的事？”我吃惊地含糊说。

“当做草原上的乡巴佬，当做大老粗……您老实说吧……”

“我还没有和您相识的荣幸，”我回答说，“为什么您能断定……”

“为什么！单是听您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不过我完全不是您所想象的人……”

“请听我说……”

“不，请您听我说。第一，我讲的法语不比您差，讲的德语甚至还比您好；第二，我在外国住过三年，光是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先生，我能够背诵歌德的作品；而且，我长时期恋爱过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娶了一个患肺病的小姐，是个秃头，可是人品优秀。可见我和您是一样的人；我并不是您所想象的草原上的乡巴佬……我也拼命地反省，我一点也不鲁莽。”

我抬起头，加倍注意地看看这个怪人。在寝灯的幽暗的光线中，我勉强才能看清楚他的面貌。

“喏，您现在望着我，”他整一下他的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怎么我今天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不高声说话；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不跟任何人讲话；因为听差长端着盘子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预先把手臂抬得同我的胸部一样高……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为了两个原因：第一，我穷，第二，我已经与世无争……请您老实告诉我，您没有注意到我吧？”

“遗憾得很，我的确没有……”

“嗳，对啦，嗳，对啦，”他打断我的话，“我知道的。”

他坐起身，交叉了两臂；他的睡帽的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折照到天花板上。

“请您坦白说，”他突然斜看我一眼，继续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就是所谓反常的人；或者，也许比这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假装怪人的吧？”

“我必须再度向您说明，我不熟悉您……”

他把头低了一会儿。

“为什么我跟您，跟我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冒昧地说起话来呢——天知道，只有天知道！（他叹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相接近啊！您和我两个都是正派人，也就是利己主义者：您对我毫无关系，我对您也毫无关系；是吗？可是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聊聊天呢？我现在精神饱满，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看得出吗，我是很胆怯的，我胆怯并不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官职的人，穷人，而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可有的时候，在我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预知的偶然发生的良好情况的影响下，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譬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即使叫我同达赖喇嘛面对面，我还想跟他讨点鼻烟来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觉了吧？”

“相反，”我连忙回答，“我很高兴跟您谈话。”

“您的意思是说，我把您逗乐了……那更好了……那就让我告诉您吧，这里的人都叫我怪人，这就是说，在别的无聊话中间偶然提起我的名字的那些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绝没有一个人关心。’[2]他们想要侮辱我……唉，我的天！他们哪里知道……我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怪的缘故，除了像我现在跟您说话这样的冒昧以外，一点也不怪；但是这种冒昧是一文钱也不值的。这是一种最廉价、最低级的怪癖。”

他把脸转向我，挥动两只手。

“先生！”他喊叫一声，“我认为：通常只有怪人才能生活在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权生存。有一个人说：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3]您瞧，”他低声插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纯正。我认为：即使你脑袋大，装得下许多东西，即使你理解一切，知识丰富，追随时代，但如果你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特殊的、固有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只不过在世间增添了一个陈腔滥调的仓库罢了，谁能够从这里得到什么快感呢？不，你即使是个蠢人也好，但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气质，自己固有的气质，就是这么回事！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气质要求很高……决不！这样的怪人多得很：不论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是怪人；所有活着的人都是怪人，可是我不在其内！”

“其实，”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继续说，“我在青年时代有过多大的抱负啊！我在出国前以及回国后最初一段时期，曾多么自命不凡！在国外的时候我十分警惕，老是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老是自己领会，领会，可是直到最后，竟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都没领会！”

“怪人，怪人！”他带着责备的口气摇摇头接着说……“人家把我称为怪人，……可是事实上，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下我正常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模仿别人的……真的！我的生活也仿佛是模仿着我所读过的各种作家，我辛辛苦苦地生活着；我曾经求学，恋爱，最后还结了婚，好像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好像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上一门功课，——谁分得清呢！”

他从头上拉下睡帽，把它丢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讲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还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要点讲给您听听？”

“好，费心吧。”

“不，我最好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整个人的试金石；结婚好像一面镜子，能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要嗅一嗅鼻烟。”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鼻烟盒，把它打开，一边摇晃着打开的鼻烟盒，一边又讲起来。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您倒是说说，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在这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您倒是说说，有什么共通点？叫我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而已，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说得过分些，甚至全部科学。”

他在床上跳起来，恨恨地咬着牙齿，喃喃地低声说：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你为什么要到外国去？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就近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生活的要求和未来，也可以弄清楚你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一种声调继续说，仿佛在替自己辩护而胆怯起来，“那种还没有经任何圣贤写到书本里去的东西，叫我们到哪里去研究呢！我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这宝贝不开口。它说，你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是我没有这能力：请您给我作一个结论，下一个判断吧……判断吗？他会说，这就是一个判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不是像夜莺一样吗？可是糟就糟在这里：他们像库尔斯克的夜莺那么啭着，而不是像人那样说话……于是我再三考虑，我想：‘科学大概到处都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我就打定主意动身到外国去，到异教徒那儿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青春和自负支配着我。您知道吗，我不希望自己到时候就发胖起来，虽然人家说胖是健康的。不过，如果造物不给你肉，你的身体就不会胖起来！”

“可是，”他略微想了一想又说，“我好像答应过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请听吧。第一，我告诉您，我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呢，我觉得我必须给您说说我的青年时代，要不您什么也不能理解……您不想睡觉吗？”

“不，我不想睡觉。”

“那好极了。您听听……隔壁房间里坎塔格留欣先生打鼾打得多难听！我是并不富裕的父母所生的，——我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闻，我除了母亲以外还有一个父亲。我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聪明的人，大鼻子，满脸雀斑，头发是火红色的，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卧室里挂着他的画像，穿着红色的制服，黑色的衣领碰着耳朵，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到他的画像旁边去挨鞭子，这时候我母亲总是指着画像说：‘要是你父亲在世，他还不止这样对付你呢。’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有多么大的鞭策。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不，说实在的，我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4]，不久就痛苦地死去了……真奇怪，英国病为什么要钻到库尔斯克省的施格雷县来？可是问题不在这里。母亲怀着草原女地主的坚强毅力从事我的教育：她从我出世的那个辉煌的日子开始就教育我，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是不是在听我讲？”

“当然喽，请讲下去吧。”

“唔，很好。到了我满十六岁的时候，我母亲立刻毫不踌躇地撵走了我的法语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德国人菲利波维奇；她带我到莫斯科，在大学里报了名，就一命归天了，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看，叔叔是一个司法稽查官，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不仅施格雷县一地闻名的人物。我的亲叔叔，司法稽查官科尔通－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都侵吞了……可是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有相当好的素养；可是我的缺乏独特性在那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我的童年时代跟其他青年的童年时代毫无差别：我也是那么愚蠢、萎靡地长大起来，好像裹在羽毛褥子里那样；也是很早就开始背诵诗篇，而且消沉起来，借口喜欢幻想……幻想什么呀？——哦，对了，幻想美……等等。我在大学里不走别的路：我立刻加入了小组[5]。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可是您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小组？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说：Gefä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cken—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6]“我向您保证，他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7]”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呢？”我问。

我的邻人抓住他的睡帽，把它拉到了鼻子上。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他叫起来，“是这样的：小组，是一切独创发展的毁灭；小组，是社交、女性、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小组……唉，且慢；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小组！小组，是懒散、疲沓的生活的共存并列，人们却给它蒙上合理事业的名义和外形；小组用议论代替谈话，使你习惯于毫无成果的空谈，使你不能独自做有益的工作，使你染上文学的疥疮，终于剥夺了你灵魂的清新和纯洁。小组，这是亲睦、友爱的幌子下的庸俗和无聊，这是以坦白和同情为借口的争论不休和自命不凡的凑合；在小组里，凭仗每个朋友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刻，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无论谁的心灵上，都没有一处纯洁无瑕的地方；在小组里，人们都崇拜空口说漂亮话的人，自尊心很强的自作聪明的人，少年老成、爱戴庸碌无才而有‘隐晦’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狯地、巧妙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一声不吭，或者像对付书本一样跟她们谈话，——谈的都是些什么呀！在小组里盛行着巧言舌辩；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察官……啊，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一个魔法圈，在这圈子里毁灭了何止一个正派的人！”

“唔，您太夸张了，请允许我指出，”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邻人默默地对我一看。

“也许是的，天晓得，也许是的。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乐事，那就是夸张。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先生，我没法形容给您听，这一段时光过得多么快，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竟使我感到悲哀和懊丧。往往早晨起来，就像乘了雪橇滑下山去一样……眼睛一眨，已经飞到了山脚下；转眼黄昏到了；于是一个睡眼矇眬的仆人给你穿上一件绷紧的常礼服——你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去到朋友那儿，抽几筒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的源泉，以及其他海阔天空的话题。不过在那里我也碰到过有独创见解的出类拔萃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柔软的蜡那样捏塑自己，我可怜的本性一点也不表示反抗！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了。我接受了我的承继产，或者，更正确地说，接受了我的承继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袭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照管，便出国去，到了柏林。我在国外，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住了三年。可是怎么样呢？在那儿，在国外，我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首先，不用说，我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的生活，丝毫也不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诞生地听德国教授讲课和读德国书罢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我度着孤独的生活，像修道士一样；我和几个退伍的俄国陆军中尉厮混，他们像我一样为渴求知识而苦闷，不过理解力很迟钝，也不善于辞令；我又结交一些从平扎和其他农业省份里来的愚钝的人家；我常上咖啡馆，读读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往来，跟他们谈话似乎很紧张，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来访问我，除了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籍骗子，他们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钱，以为der Russe[8]容易受骗。最后，一个奇妙的机会偶然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登记听讲，但他忽然邀请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纪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矮壮壮的——天晓得——鼻子那么大，头发鬈曲，淡蓝色的眼睛，红润的手，淡白色的指甲。一个名叫林亨，另一个名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教授家去。我必须告诉您：这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受过打击，他在讲坛上讲话头头是道，但在家里舌头就大了，而且老是把眼镜戴在额上；此外，他还是个博学的人……于是怎么样呢？忽然我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六个月。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实在很少，老是对着她看；可是我把各种动人的作品朗诵给她听，偷偷地握她的手，到了晚上就和她一块儿幻想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月亮，或者单看天空。此外，她煮咖啡煮得好极了！……这样看来，还等待什么呢？只是有一点使得我很窘：在所谓不可名状的幸福的瞬间，不知怎的，我的心窝里老是隐隐作痛，一阵苦闷、寒冷的颤抖掠过胸怀。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就逃跑了。此后我又在国外过了整整两年：到过意大利，在罗马看过《基督变容》[9]，也曾伫立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10]像前；我突然陷入了过度的兴奋，仿佛着了魔似的；晚上常常做诗，开始写起日记来；总之，那时候我的举止行动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要成为一个怪人是多么容易。譬如我对于绘画和雕塑是一窍不通的……这一点我照理可以公开地说……可是不，那怎么可以！还是得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他又低下头，又脱下了睡帽。

“终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倦的声音继续说，“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在国外我大都是沉默的，可是到了这里，忽然高谈阔论起来，同时天晓得为什么变得妄自尊大了。碰到一些谦虚的人，几乎把我看做天才；女士们同情地倾听我的夸夸其谈；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声望。有一天早晨，发生了对我的诽谤（谁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一个男性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很），发生之后，就像草莓一样生芽抽须。我被纠缠住了，想跳出来，切断这些粘缠不清的线，可是不行……我就离开了。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我是一个荒谬的人；我应该静静地等候这次袭击过去，像等候荨麻疹痊愈一样；那么这班谦虚的人会重新欢迎我，这些女士们会重新微笑着听我讲话……但是糟就糟在这里：我不是一个怪人。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觉得不好意思再讲空话，絮絮不休地讲呀，讲呀——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特鲁巴，明天在西弗采维-弗拉瑞克，讲的老是这一套……但是别人要听这一套可又怎么办呢？请看这方面的真正的战士：他们对于这个满不在乎；相反的，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二十年不停地饶舌，而且老是这一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这种自尊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因为我，再说一遍，并不是怪人，我是中不溜儿的；上天应该赋给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索性完全不给我。但在最初的时期，我的确弄得走投无路；加之旅居外国，彻底耗尽了我的财产，而要我娶一个年纪还轻而身体已经弱得像果冻的商人的女儿，我又不肯，——我就退避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接着我的邻人又斜看我一眼，继续说：“关于乡村生活的第一印象、自然界的美、孤寂生活的幽静的魅力等等，我大概可以略去不谈了吧。”

“可以，可以，”我回答。

“况且，”讲话的人继续说，“这些都是无聊的，至少我所接触到的是如此。我在乡村里很寂寞，就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我承认，春天第一回在归途上经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头晕目眩了，我的心由于一种模糊的甜蜜的期望而怦怦跳动了。但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的，却实现了完全没有料到的另一些情况，例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诸如此类。我由总管雅科夫帮助，一天一天地勉强混日子；这总管是代替以前的管家的，到后来就变成了即使不比前者更厉害，至少也一样的掠夺者，外加他那涂焦油的长统靴的气味毒害了我的身心；有一回我想起了邻近一家相识的人家——一个退伍陆军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就吩咐套马车去访问这邻家。这一天应该是我永志不忘的纪念日：六个月以后，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讲话的人低下了头，把双手举向上面。

“不过，”他热情地继续说，“我不愿意使您对我死去的妻子有不好的看法。决不可以！这是一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一个可爱的、能忍受一切牺牲的人；虽然如此，我应当在您我之间说老实话：要是我没有遭到丧妻的不幸，我大概不可能在今天跟您谈话了，因为我家的库房里的梁木至今还在，我曾经不止一次准备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开始说，“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它们的所谓真滋味才能出来，我那已故的妻子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造物的。只有到了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了现在，譬如说，我回想起结婚前和她在一起度过的几个黄昏，非但不引起我一丝痛苦，反而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她们的家境并不富裕；她们的房子很老式，是木造的，但是很舒适，建造在山上，位于一个荒芜了的花园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隐约望得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屋子里通向花园，凉台前面有一个长满蔷薇花的椭圆形的花坛，美不胜收；花坛的每一端都长着两棵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细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编绕成螺旋形。稍远的地方，在荒芜了的野生的马林果丛中，有一个亭子。亭子内部装饰得很精巧，但是外貌却那样陈旧衰朽，使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在客厅里，有这样的光景呈现在观者的好奇的眼前：屋角里都砌着瓷砖火炉；右面有一架蹩脚钢琴，上面堆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蒙着褪色的白花纹浅蓝色缎子；一张圆桌；两个玻璃橱，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玻璃珠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眼睛朝上看；桌上放着一瓶新鲜的蔷薇花……您瞧，我描写得多么详细。就在这客厅里，就在这凉台上，演出了我的恋爱的一切悲喜剧。这女邻居本人是一个凶恶的女人，说话常常带着凶狠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横的泼妇；两个女儿中一个叫薇拉，跟普通县城里的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了索菲娅。姊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共同的卧室，这里面有两张简朴的木床，有颜色发黄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铅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绅士的肖像很特出，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刚劲有力，画上的签字更加刚劲有力，他在青年时代曾使人对他怀着过高的期望，但是结果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籍，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纪念的东西。但是这房间里我难得进去，而且不喜欢进去：我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透不过气来。还有——真奇怪！我最喜欢索菲娅，是当我背对她坐着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黄昏，思念她或更多是幻想她的时候。那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已经变暗而还清楚地显出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着索菲娅，她正在不停地弹奏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热情沉着的一个乐句；那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稳地打鼾；在充满夕照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咝咝声，仿佛有什么乐事；脆饼折断时发出愉快的爆裂声，匙子碰着茶杯时发出叮当声；金丝雀不饶人地啭了一整天，突然静息，只是难得啾啾地叫几声，好像在打听什么；从透明的轻柔的云层中偶尔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襟开朗起来，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于是，就在这样的黄昏的影响之下，我有一回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这时候，应该知道了，可是我实在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娅。这是一个善良、聪明、沉默寡言的人，有一颗温柔的心；但是天晓得是为了什么缘故，是为了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在她的心底上（如果心有底的话）有一个创伤潜隐着，或者不如说，有一个伤口在溃烂着，这伤口没有办法治好，而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说不出它的名称。关于这个创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结婚之后才猜测到的。我为它费尽心机，都没有用！我童年时养过一只黄雀，有一回给猫抓住了，又被救出来，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可怜的黄雀不能复健；它闷闷不乐，憔悴起来，不再唱歌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它那开着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妻子也抓了一下，她也闷闷不乐，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缩成了一团。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回向我保证，她更无别的愿望了，——呸，见鬼！——她的目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什么事情？我就调查，但是结果一无所得。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个怪人，大概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个怪人，就要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惯中——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因而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习惯；可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为无名的烦恼而苦闷，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实在是可笑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享了三年福；第四年上索菲娅在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而且——真奇怪——我仿佛早就觉得，她是不可能给我一个女儿或儿子，给世上一个新居民的。我记得她殡葬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并不大，已经很旧了，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砖地有好几处破损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正门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衰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条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在读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教士年纪也老了，相貌和善，双眼矇眬，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在做祷告。窗子都敞开着，垂枝白桦的新鲜的嫩叶填满了窗口，在那里摇曳着，发出簌簌的声音；院子里飘进青草的气味；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了淡白色；整个教堂里都听得见麻雀的吱喳吱喳声，有时圆屋顶下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里，几个农民的淡褐色的头很快地起伏着，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洞孔里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来。我看着我妻子的遗容……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治好她的创伤：还是这么一副病态的、胆怯的、隐忍的表情，——她仿佛进了棺材还不自在……我心中充满悲痛。她是个善良的，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还是死了的好！”

讲话的人双颊通红，眼睛黯淡无光。

“终于，”他又说起话来，“我摆脱了我妻子死后我所感到的沉重的颓丧，我就打算去从事所谓事业。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目力也坏起来；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由……我就辞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与世无争了。这与世无争是突如其来的，又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就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质朴，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情况而感到惶恐，现在不但已经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率起来，不再听完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恭敬的称呼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去，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编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信里有一段是说：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才华，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才华。还有，我听人家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倒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能枯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的半自发的盲目性还是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打自己的‘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来找我，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领地里有一座桥坍了，而这座桥是我绝对没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下一杯烧酒，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劝我只要叫农民们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吸起烟斗，和我谈论即将来到的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图谋省贵族长这个荣誉的称号；他是一个无聊的空谈家，又是一个受贿的人。况且他在财富和声望上都不是特出的人。我发表了对他的看法，而且说得很不客气；老实说，我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对我看看，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和您是不该议论这种人的——我们哪里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生气地反驳，‘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取出，睁大了眼睛，突然噗哧一声哈哈大笑起来。‘哈，这人真滑稽，’最后他流着眼泪说，‘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怎么啦？’直到离去为止，他不断地嘲笑我，有时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体，而且竟直呼我的名字。他终于走了。这是我所缺少的最后一滴；我的杯子满得要溢出来了。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几回，在镜子面前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狼狈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摇头。我眼睛上的翳落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不足道的、没有用的、平凡的人！”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颓丧地继续说，“有一个贵族因为不幸到了极点而感到欢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没有一点悲剧性的事件，但是老实说，我也体味过这一类心情。我领略到了冷酷的绝望中的尖酸的狂喜；我感受到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床上诅咒自己的出生时日是多么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与世无争。而实际上，请您想想，贫穷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什么产业啦、职务啦、文学啦——都与我无缘；我避免和地主们来往，书读厌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热狂地絮聒着‘人生’这个字眼的、水肿、病态、神经质的小姐们，自从我停止了空谈和赞扬以来，她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知道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好像醉心于自轻自贱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种琐碎的屈辱。餐桌上仆人斟酒送菜时漏掉我，人们冷淡、傲慢地对待我，终于完全不理会我；他们竟不让我加入共同的谈话，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个最愚蠢的发言人唯唯称是，这种人当我在莫斯科时是乐意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边角的……我竟不愿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讽刺的痛苦的快感……算了吧，孤单一人还谈得上什么讽刺！瞧，我就是这样地一连过了好几年，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太不像话了，”邻室里坎塔格留欣先生的瞌睡懵懂的声音埋怨说，“是哪一个傻瓜半夜里在谈天？”

讲话的人迅速地钻进被窝里，胆怯地探出头来望着，举起一根手指来警告我。

“嘘……嘘……”他低声说，接着，仿佛是向坎塔格留欣说话的方向道歉和赔礼，恭敬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继而又低声说：“应该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他要恢复体力，那么，至少明天吃起东西来可以照样地满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所要谈的，似乎都对您谈过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讲话的人极迅速地转过脸去，把头埋到枕头里。

“至少让我请教尊姓……”我问。

他连忙抬起头来。

“不，看上帝面上，”他打断我的话，“请您不要问我姓名，也不要向别人打听。就让我在您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为命运所伤害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吧。况且我是一个不奇怪的平凡的人，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称呼……称呼我为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无论在哪个县份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哈姆莱特，不过别的您也许没有碰见过……再见吧。”

他又钻进他的羽绒被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里。他在黎明之前就离去了。

[1] 柱子贵族是世袭贵族的意思。这里因为和建筑有关，只能照字面直译。

[2]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遗言》（1840）。

[3] 法语：我的杯子虽不大，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杯子喝水。

[4] 即佝偻病。

[5]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出现种种小组。有的崇奉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张主观的自我完成；有的崇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俄罗斯的现实。此人所加入的小组属于前者，但对于理想主义与俄罗斯现实的背驰感到绝望。

[6] 德语：唤醒狮子很危险，老虎牙齿多可怕，但世间最可怕的——是精神错乱的人！

[7] 德语：是莫斯科城里的“小组”！

[8] 德语：俄罗斯人。

[9]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拉斐尔（1483—1520）的作品。

[10] 一位不知名的雕塑家的作品，收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飞齐美术馆。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在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打完猎坐着马车回来；叶尔莫莱坐在我旁边打盹。睡着的猎狗都像死的一般，躺在我们脚边，随着车子的颠簸而跳动。马车夫不断地用鞭子驱赶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灰尘像轻云一般在车子后面飞扬。我们进入一片灌木林。道路凹凸不平起来，车轮常常碰着树枝。叶尔莫莱猛然醒来，向周围看看……“嗳！”他说，“这里一定有松鸡。我们下车吧。”我们停了车，走进树丛里。我的狗碰到了一窝鸟。我开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弹药，忽然我后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一个骑马的人用手分开树枝，向我走来。“请问，”他用傲慢的声音说，“您有什么权利在这里打猎，先生？”这不相识的人说话特别快，断断续续的，还带有鼻音。我看看他的脸：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亲爱的读者，请想象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淡黄色的头发，红红的狮子鼻，长长的火红色髭须。一顶深红色呢绒尖顶波斯帽，一直盖到额上的眉毛边。他穿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挂着黑色棉绒弹药袋，衣缝里全部镶着褪色的银带；他肩上背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插着一把匕首。一匹瘦弱的、鼻子凸出的栗毛马在他身子底下不住地折腾着；两只瘦削的弯爪的灵猎狗就在马蹄旁边打转。这个陌生人的面貌、目光、声音、每一动作，整个人，都表现出狂妄的豪勇和见所未见的过度的傲慢；他那双淡蓝色的、玻璃球似的眼睛像醉汉一样东转西瞟；他仰起头，鼓起两颊，鼻子里嗤嗤作响，浑身颤抖，仿佛不可一世似的——样子活像一只火鸡。他重复了他的问话。

“我不知道这里是禁止打猎的，”我回答。

“先生，您是在这里，”他继续说，“在我的土地上。”

“好，我这就离开。”

“可是请问，”他说，“您是贵族吗？”

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那么，请您打猎吧。我自己也是贵族，很乐意为贵族服务。……我叫做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

他弯下身子，大喝一声，在马脖子上抽了一鞭；马摇着头，用后脚站起来，冲向一旁，踩着了一只狗的脚。那只狗尖声地叫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激怒了，嘴里咕哝着，用拳头在马的两耳中间的头部打一下，比闪电更迅速地跳到地上，察看一下狗的脚，向伤处啐了几口唾液，在狗肚子上踢了一脚，叫它不要叫，然后抓住马的鬃毛，把一只脚插进马镫里。马昂起头，竖起尾巴，侧着身子冲进丛林里；他独脚跳着跟着它走，然而终于坐上了鞍子，发狂似地挥着皮鞭，吹着号角，驰骋而去。切尔托普哈诺夫突如其来的出现使我吃了一惊，我还没有恢复过来，忽然一个年约四十岁的、身体胖胖的人骑着一匹小黑马，差不多毫无声息地从丛林里走出来。他站定了，从头上脱下绿色皮帽，用尖细而柔和的声音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骑栗毛马的人？我回答他说，看见的。

“这位先生往哪个方向去了呢？”他用同样的声音继续问，并不戴上帽子。

“往那边。”

“多谢您啦。”

他用嘴唇发出啧啧的声音，两只脚在马肚子上敲敲，跨着小步子嘚嘚地走向我所指示的方向去了。我目送着他，直到他的出角的帽子隐没在树枝后面为止。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他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脸像球一样圆肥，表现出羞涩、和善而温顺的神情；鼻子也很圆肥，上面全是青筋，表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的头上前边一根头发也不剩了，后边簇着稀疏的淡褐色发卷；小眼睛只有一条缝，好像是用芦苇叶子划出来的，亲切地眨动着；红润的嘴唇甜蜜地微笑。他穿着一件有竖领和铜钮扣的常礼服，很旧，但很干净；他的呢裤吊得很高；在长统靴的黄贴边上面露出胖胖的小腿肚。

“这个人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是吉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住在切尔托普哈诺夫家里的。”

“怎么，他是个穷人吗？”

“没有什么钱；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是一个铜子也没有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住在他那儿呢？”

“他们才要好呢，两个人随便到哪儿都在一起……真是豁出命去也要跟着……”

我们走出了丛林；突然我们旁边两只追兽的猎狗吠叫起来，一只壮大的雪兔跳进已经长得很高的燕麦田里。几只普通的狗、追兽猎狗和灵猎狗跟着它从树林里跳出，切尔托普哈诺夫本人在狗后面冲将出来。他不叫喊，不向狗发号令要它们去追捕；他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他那张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些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声音；他瞪着眼睛奔驰着，发狂地用皮鞭抽打不幸的马。灵猎狗追上了雪兔……雪兔蹲踞一下，迅速地向后转，经过叶尔莫莱面前，钻进树丛里去了……灵猎狗飞奔而过。“逮——住，逮——住！”发愣的猎人口齿不清地用力叫喊，“老兄，逮住！”叶尔莫莱开了一枪……受伤的雪兔倒栽在平坦干燥的草上，往上一跳，在袭击过去的猎狗的牙齿里悲惨地号叫起来。几只追兽猎狗立刻都跑拢来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翻筋斗似地跳下马，拔出匕首，叉开两腿跑到狗旁边，怒气冲冲地咒骂着，攫取了被它们撕碎的兔子，然后抽搐着整个脸，把匕首插进兔子的喉咙里，直插到只有柄露在外面……插进之后，就咯咯地叫喊起来。吉洪·伊万内奇出现在树林边。“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叫一次……“咯咯咯咯，”他的同伴从容不迫地附和着。

“夏天照理是不应该打猎的，”我指着被踩倒的燕麦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田，”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喘地回答。

他割下兔子的爪子，把胴体挂在鞍子后面的皮带上，把爪子分给狗吃了。

“朋友，我叨光你的弹药了，”他按照打猎的规矩对叶尔莫莱说，“还有您，先生，”他又用那种断断续续的生硬的声音对我说，“谢谢。”

他跨上马。

“请教……我忘记了……您尊姓大名？”

我又说了我的姓名。

“我能和您相识，非常荣幸。倘有机会，欢迎您到我家来……”继而他又愤怒地说：“那个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万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不在这里。”

“他骑的马跌倒了，”吉洪·伊万内奇微笑着回答。

“跌倒了？奥尔巴桑跌倒了？嘿，呸！……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面。”

切尔托普哈诺夫用皮鞭抽了一下马脸，急速地奔驰而去。吉洪·伊万内奇向我鞠了两次躬——一次为他自己，一次为他的同伴，然后又让马跨着小步子，徐徐地走进树林里去了。

这两位先生强烈地引起我的好奇心……这两个性情完全不同的人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是凭什么结合起来的呢？我就开始调查。我所打听到的情况如下：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闻名的危险而狂妄的人，头等的傲慢人和莽汉。他在军队里服务过极短的一个时期，因为发生“不快事件”，就以当时人们所谓“母鸡不是鸟”的军衔[1]退了伍。他出身于曾经是富裕的旧家；他的祖先们依照草原居民的习俗，生活很阔气，这就是说，邀请的和没有邀请的客人都招待，请他们大吃大喝，分发给客人三套车的马车夫每人一俄石[2]燕麦，家里养着乐师、歌手、帮闲和狗，在节庆日款待众人喝葡萄酒和家酿啤酒，每逢冬天用自己的马驾着沉重的大马车到莫斯科去；有时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一文钱，靠吃家禽来果腹。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的父亲所得到的产业，已经破落了；到他手里又被尽情地挥霍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承继人潘捷列伊的，只是已经抵押出的别索诺沃村连同三十五个男农奴和七十六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多瓦亚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没有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中并没有找到关于这块土地的任何契纸。这位先人实在是由于非常奇怪的方式而破产的：是“经济核算”毁了他。照他的见解，贵族们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和类乎此的他所谓“强盗”；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手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终身没有放弃这种致命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了产。然而他博得了一时的欢乐！他所有的奇怪想头都被实行了。在种种发明之中，有一次他依照自己的想法造了一辆庞大的家庭马车，这辆马车笨重极了，尽管他把整个村子里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们都赶了来，叫他们齐心协力地拉，但它在第一个斜坡上就翻了车，摔得粉碎。叶列梅伊·卢基奇（潘捷列伊的父亲名叫叶列梅伊·卢基奇）吩咐在这斜坡上立一个纪念碑，心里却一点也不懊丧。他又曾动念头建造一个教堂，当然是自己设计，不要建筑师帮助。他把整个树林的木材拿来烧砖，奠定了基础——大得不得了！竟同省里的大教堂的基础一样；造好墙壁，开始建造圆屋顶，圆屋顶塌下来。他再造，圆屋顶又坍塌了；他第三次造，圆屋顶第三次崩溃了。我的叶列梅伊·卢基奇就寻思起来：这事情不妙……一定是可恶的巫术在那里捣蛋……突然下个命令：把村里所有的老太婆都鞭打一顿。老太婆都被鞭打过了，但圆屋顶还是造不起来。于是他开始按照新计划替农人改建住屋，一切都根据经济核算；他把每三家农户排成三角形连在一起，中央立一根竿子，竿子上装一只油漆的椋鸟笼，插一面旗。他往往每天想出一个新花样来：有时用牛蒡叶来煮汤，有时把马尾剪下来给家仆做帽子，有时打算用荨麻代替亚麻，用蘑菇来喂猪……然而他不单是爱搞经济上的花样，又关心他的农民的福利。有一回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了哈尔科夫的地主赫里亚克－赫鲁皮奥尔斯基的一篇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道德的好处的文章，第二天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农民必须立刻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熟读到会背诵。农民们把文章读熟了；主人问他们是否懂得这里面所写的话。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呢！”就在那时候，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起见，命令把他属下所有的农民编起号码来，每个人在衣领上缝着他的号码。遇见主人时，每个人都要喊一声：“我是第×号！”主人就和气地回答：“你去吧！”

然而，不管怎样讲究秩序和实行经济核算，叶列梅伊·卢基奇渐渐地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况中，起初他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又卖掉了；最后的祖传的旧居，就是那个有一所未完成的教堂的村子，是由公家来卖的，幸而不在叶列梅伊·卢基奇生前，——他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而是在他逝世后两星期。他总算还能够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自己人围绕在旁边，由自己的医生照料着；但可怜的潘捷列伊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别索诺沃村。

潘捷列伊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已经在服役了，正在前述的“不快事件”的高潮上。他还只十九岁。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离开过家庭，一向由他母亲养育着。他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十分愚蠢的女人，名叫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她把他养成了一个宠子和小少爷。她一手包办他的教育；叶列梅伊·卢基奇专心于他的经济设计，无暇及此。有一次他固然也曾亲手鞭打他的儿子，因为他把字母рцы（尔则）读作арцы（阿尔则），但是那一天叶列梅伊·卢基奇心里深深地怀着隐痛，因为他的一只最好的狗在树上撞死了。不过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对于潘捷列伊的教育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请到一个家庭教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伍军人，名叫比尔科普夫的。直到她死为止，她一看见这家庭教师就像树叶一般发抖。她想：“啊，要是他不干了，我就糟了！叫我怎么办呢？哪里找得到别的家庭教师呢？这一个还是好不容易从一个女邻居那儿挖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一个机敏的人，立刻利用自己地位的优越，拼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觉。潘捷列伊结束了“学业”，就去服役。这时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已经不在人世。她是在这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骑着一头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的字样。叶列梅伊·卢基奇不久也追随他的老伴去了。

潘捷列伊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骑着马火速赶回家里，但已经来不及见父亲一面。当这个孝子突然从富裕的继承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是多么吃惊啊！很少有人能受得住这样的剧变。于是潘捷列伊性情变得粗野、冷酷无情起来。他原来虽然暴躁放肆，却是一个很正直、慷慨而又善良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傲慢的鲁莽汉；同邻居们不往来了，——他羞见富人，又厌恶穷人，——他对所有的人态度都非常粗卤，甚至对地方当局也如此，他说：“我是世袭贵族。”有一回警察局长没有脱帽走进他的房间来，险些儿被他开枪打死。当局方面当然也不放松他，有机会的时候也叫他知道当局的厉害；然而人们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异常暴躁，一言不合，便拔刀相见。别人稍有一点反对意见，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就骨溜溜地乱转，声音断断续续了……“啊呀—呀—呀—呀—呀，”他嚷起来，“我不顾死活了！”……简直要发疯了！除此以外，他又是一个清白的人，从来不沾染一点坏事。当然没有一个人去拜访他……虽然如此，他的心地却是善良的，甚至有他自己的伟大之处：他路见不平和欺压，就不能忍受；他尽力庇护自己的农民。“怎么？”他发狂似地敲着自己的头说，“想碰一碰我的人，我的人？除非我不是切尔托普哈诺夫……”

吉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的出身不像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那么可以自傲。他的父亲出身于独院小地主，经过四十年服役，才获得了贵族的地位。世间有一种人，灾难像对私人仇敌一般毫不放松地紧紧追逐着他——老涅多皮尤斯金先生便是属于这一种人的。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的生活过程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在同小人物所特有的一切贫困、疾病和灾祸作斗争；他拼命挣扎，吃不饱，睡不足，低头哈腰，东奔西走，忧愁疲劳，为每一个戈比发抖，他的确是为了服役而“无辜地”受罪；始终没有为自己或孩子们赚得一块起码的面包，就死在阁楼里或地窖里了。命运像猎狗追逐兔子一般折磨他。他是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但“按照职位”受一点贿赂——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老涅多皮尤斯金曾经有过一个瘦弱的、患肺病的妻子；也有过几个孩子；幸而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吉洪和一个女儿名叫米特罗多拉，绰号叫做“买卖人家的一枝花”，经过许多可悲、可笑的事件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诉讼代理人。老涅多皮尤斯金先生总算在生前替吉洪安顿了一个事务所的编外官员的职位；但父亲一死，吉洪立刻就退职。永远的提心吊胆，对饥寒的艰苦斗争、母亲的忧愁苦闷、父亲的绝望的奔忙，老板和店东的粗暴的压迫，——这些日常不断的痛苦，在吉洪的性情中养成了一种说不出的胆怯：一看见上司的影子，他就发抖而失神，好像一只被捕的小鸟。他放弃了职位。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开玩笑的造物，往往把各种能力和嗜好赋给人们而完全不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它用它所固有的关心和亲爱，把吉洪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情善感、游手好闲而性格温柔的人——一个特别适宜于享乐的、具有极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塑造完毕，仔细加工之后，就让它这个作品靠酸白菜和臭鱼成长。这个作品长大了，就开始所谓“生活”。这下子可热闹起来啊。纠缠不已地折磨老涅多皮尤斯金的命运，照样地折磨起这儿子来：它显然是尝到了甜头。但它对付吉洪的办法不同：它并不虐待他，而是拿他来寻开心。它从来不使他陷入绝望，从来不让他感受到饥饿的可耻的痛苦，却驱使他在全俄罗斯漂泊，从大乌斯提尤格到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从一个低卑可笑的职位到另一个：有时照顾他在一个爱吵闹而脾气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当管家；有时安插他在一个富裕而吝啬的商人家里作食客；有时派他替一个头发剪成英国式的、眼睛突出的贵族老爷当私人秘书；有时委任他替一个养猎犬的人当半家仆、半小丑的职务……总而言之，命运强迫可怜的吉洪一滴一滴地喝干寄生生活的苦味的毒汁。他终生替游手好闲的老爷们的难堪的奇想和带睡意而恶毒的烦闷服务……有好几回，一群客人拿他尽情地玩笑取乐之后，终于释放他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时候，他的羞耻心燃烧起来，眼睛里噙着绝望的冷泪，发誓明天一定要偷偷地逃跑，到城里去碰碰运气，即使找到一个抄写员的小差事也好，否则，索性饿死在街头了事。然而第一，上帝没有给他力量；第二，他生性胆怯；还有第三，到底怎样去替自己谋职位，去求谁呢？“他们不会要我的，”这苦命人常常悲伤地在床上翻来覆去，轻声地说，“他们不会要我的！”于是第二天重新去干苦差使。他的处境越来越痛苦了，因为那对他关怀备至的造物竟不肯赋给他起码的、吃滑稽饭所几乎非具有不可的能力和天才。例如，他不善于反穿熊皮大衣跳舞跳到累得要倒下来；不善于在鞭子在近旁抽得哗哗响的地方说笑话和献殷勤；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要他赤身裸体，他有时会伤风；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搀着墨水和其他污物的酒，又不能消化加醋的极细小的毒蝇蕈和红菇。要不是他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财的专卖商人——偶尔高兴在自己的遗嘱中添写这么一笔，吉洪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呢。那遗嘱里写着：“将我自购的别谢连杰耶夫卡村及其一切属地交与焦札（即吉洪）·涅多皮尤斯金，作为他永远世袭的财产。”过了几天，这恩人在吃鲟鱼汤时突然中风而死。一时骚动起来；法院里突然来了人，把财产都贴上封条。亲戚们会集拢来，打开遗嘱宣读后，就找寻涅多皮尤斯金。涅多皮尤斯金来了。大部分在场的人都知道涅多皮尤斯金在恩人这里是当什么差使的，因此纷纷用震耳的叫嚣和嘲笑的祝辞来迎接他。“地主来了，看呀，他是新地主！”别的继承人这样叫喊。“可真有点那个，”一个有名的爱说俏皮话的滑稽家接着说，“一点也不错，……的的确确……那个……可以称为……那个……继承人。”大家哄的一声大笑起来。涅多皮尤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的幸福。人们把遗嘱给他看，他脸红了，眯住眼睛，挥着两手，号啕大哭起来。众人的笑声变成了一片乱哄哄的喧嚣声。别谢连杰耶夫卡村一共只有二十二个农奴，人们都不大可惜它，所以何不乘此机会寻寻开心呢？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继承人，是一个有希腊式鼻子和高贵的面部表情的仪表堂堂的男子，名叫罗斯季斯拉夫·阿达梅奇·施托佩尔的，忍不住了，横着身子走向涅多皮尤斯金，骄傲地转过头去看看他。“先生，据我所知道，”他轻蔑而随便地说，“您不是在这位可敬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家里担任所谓逗趣的家奴的职务吗？”这位彼得堡绅士的话说得异常清晰、麻利而确切。心慌意乱的涅多皮尤斯金没有听清楚这位不相识的绅士的话，但是别的人立刻都默不作声了；一个滑稽家宽容地微笑一下。施托佩尔先生搓搓手，重复了他的问话。涅多皮尤斯金吃惊地抬起眼睛，张开了嘴。施托佩尔刻薄地眯起眼睛。

“恭喜您，先生，恭喜您，”他继续说，“自然喽，用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赚得起码的面包，可以说不是任何人都愿意的；但是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这就是说，各有所好……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人迅速地、然而斯文地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声。

“请问，”施托佩尔先生大大地被众人的微笑所鼓励，接着说，“您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而有资格享受您的幸福？不，不要怕难为情，说吧，我们这儿可以说都是自家人，en famille[3]。对不对，诸位先生，我们都是en famille？”

施托佩尔偶然问到这几句话的那个继承人，可惜不懂法语，所以只能发出些表示赞成的轻微的支吾声。可是另外一个额上有黄斑的年轻的继承人连忙接着说：“乌衣，乌衣，[4]当然喽。”

“也许，”施托佩尔先生又说，“您会两脚朝天用手走路？”

涅多皮尤斯金苦恼地向四周看看——所有的脸上都露出恶意的微笑，所有的眼睛都被欢喜的眼泪濡湿了。

“或许您会学公鸡叫吧？”

四周发出一阵哄笑，立刻肃静了，等候下文。

“或许您会在鼻子上……”

“住口！”突然一个响亮刺耳的声音打断了施托佩尔的话。“您欺侮弱者，怎么不害臊！”

大家回过头去一看。门口站着切尔托普哈诺夫。他是已故的专卖商人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收到亲戚会议的请帖。在读遗嘱时，他像往常一样，为了骄傲，一直很自负地站在远离别人的地方。

“住口，”他傲然地把头一昂，又说一遍。

施托佩尔先生迅速地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相貌不扬的人，就低声地问旁边的一个人（小心总是不错的）：

“这是谁？”

“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人在耳朵边回答他。

施托佩尔就装出高傲的神气。

“您是谁，敢在这里发号施令？”他用鼻音说，眯起了眼睛。“请问，您是什么东西？”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火药碰着火花一般爆发起来。他愤怒得透不过气来了。

“嗤—嗤—嗤—嗤，”他叫着，仿佛喉咙被掐住了似的，突然雷鸣一般大叫：“我是谁？我是谁？我是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是世袭贵族，我的祖先曾替沙皇效劳，而你是谁？”

施托佩尔脸色苍白，向后退了一步。他没有料到这样的回击。

“我是一个，我，我是一个……”

切尔托普哈诺夫冲上前来；施托佩尔狼狈之极，连忙向后退，客人们都向着这个激怒了的地主跑过来。

“决斗，决斗，马上在一块手帕的距离上决斗！”怒气冲冲的潘捷列伊喊着，“否则向我道歉，也向他道歉……”

“道歉吧，道歉吧，”一些惊慌的继承人在施托佩尔周围唧唧呱呱地说，“他是个疯子，会动刀的呢。”

“请原谅，请原谅，怪我不知道，”施托佩尔吃吃地说，“我是不知道……”

“也向他道歉！”不肯罢休的潘捷列伊大声叫喊。

“请您也原谅我，”施托佩尔又向着涅多皮尤斯金说，涅多皮尤斯金正在像患热病似地发抖。

切尔托普哈诺夫安静下来，走向涅多皮尤斯金，拉住他的手，果敢地向四周望望，并没有接触到任何人的目光，就在鸦雀无声的静默中带着死者自购的别谢连杰耶夫卡村的新领主威风凛凛地走出房间去了。

就从这一天起，他们两人不再分离了（别谢连杰耶夫卡村离开别索诺沃村只有八俄里）。涅多皮尤斯金的无限感谢立刻变成了卑屈的爱慕。怯弱、柔顺而不完全纯洁的吉洪，拜倒在大胆无畏、公正无私的潘捷列伊脚下了。“真是不容易的事！”他有时暗地这样想，“跟省长谈话，直盯着他看……真的啊，简直就这样盯着他看！”

他不可思议地、竭尽全力赞美他，尊崇他为非凡的、聪明博学的人。当然喽，切尔托普哈诺夫所受的教育无论怎样差，然而比起吉洪的教育来，可算得是出色的了。切尔托普哈诺夫俄文书实在读得很少，法语也学得不好，不好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有一个瑞士家庭教师问他：“Vous Parlez français，monsieur？[5]”他回答说：“热不会。”想了一下，又加上一个“巴”字[6]。然而他总算记得世界上有一个富于机智的作家伏尔泰，还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军事方面也是一个非凡出众的人。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崇拜杰尔查文[7]，又爱好马尔林斯基[8]，曾把一只最好的雄狗取名为阿马拉特·贝克[9]……

我同这两位朋友初次见面之后几天，我就到别索诺沃村去访问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从远处就望得见他那所小屋子；这屋子矗立在离村子半俄里的荒地上，即所谓“在空旷的地方”，仿佛一只鹞鹰站在耕地上。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整个庄园共有四间大小不同的破旧屋子，即厢房、马厩、棚屋和澡堂。每一间屋子都独立，自成一体，没有篱垣，也不见大门。我的马车夫犹豫地把车子停在一个井栏半已腐烂而淤塞了的井旁边。在棚屋旁边，有几只瘦瘦的乱毛灵小狗在那里咬一匹死马，大概就是奥尔巴桑了；其中一只小狗抬起染血的嘴脸，匆忙地吠叫几声，重又去啃食那些露出的肋骨。马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约十七岁的小伙子，面孔浮肿而发黄，穿着侍童的服装，光着脚；他正在一本正经地看守交给他照管的狗，有时用鞭子抽打那些最贪吃的狗。

“老爷在家吗？”我问。

“谁知道他！”那小伙子回答，“你敲门吧。”

我跳下马车，走到厢房的台阶前。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住宅样子很凄凉：原木颜色发黑，向前凸出，烟囱坍塌，屋角霉烂而歪斜，灰蓝色的小窗在蓬松而低垂的屋顶下面显得异常萎靡，好像某些荒淫的老妇人的眼睛。我敲敲门；没有人答应。可是我听见门里面有刺耳的声音：

“а，б，в；得啦，笨蛋，”一个嘶哑的声音说，“а，б，в，г……不对！г，д，е！е！……哎，笨蛋！”

我又敲门。

就是刚才那个声音喊起来：

“进来，是谁？”

我走进一间空落落的、小小的前室，通过开着的门，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他穿着油污的布哈拉长袍和宽大的灯笼裤，戴着红色的小圆便帽，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只幼小的狮子狗的嘴脸，另一只手伸在狗鼻子上面，手里拿着一块面包。

“啊！”他尊严地说着，照旧坐在那里，“很欢迎您光临。请坐。瞧我正在跟文佐尔打交道……”接着他又提高声音叫唤：“吉洪·伊万内奇，到这儿来。客人来了。”

“就来了，就来了，”吉洪·伊万内奇在隔壁房间里回答。“玛莎，把领带给我。”

切尔托普哈诺夫重又转向文佐尔，把那块面包放到它鼻子上。我向四周看看。在这房间里，除了一张可以拉开来的、高低不平的、有十三条长短不齐的腿的桌子，和四只坐坍了的麦秆椅子以外，没有别的家具。很久以前粉刷过的墙壁上，显出一块块青色的星形斑点，有许多地方已经剥落；两扇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镶在很大的红木框里的模糊的破镜子。屋角里放着些长烟管和火枪；天花板上挂着又粗又黑的蛛丝。

“а，б，в，г，д，”切尔托普哈诺夫慢慢地念，突然狂暴地叫起来：“е！е！е！……这笨畜生！……е！……”

但是倒霉的狮子狗只是抖了一下身子，始终不张开嘴巴；它照旧坐在那里，痛苦地卷起尾巴，扭歪着脸，没精打采地眨眨眼睛，眯起眼睛，仿佛在自言自语：“当然随您的便！”

“吃吧，来！抓住！”絮聒不休的地主反复地说。

“您把它吓坏了，”我说。

“嗯，那就让它去吧！”

他踢它一脚。这可怜的东西慢慢地站起来，掉下了鼻子上的面包，十分委屈地、仿佛踮起脚似地走向前室里去了。它的确是受委屈了：陌生客人第一次来到，主人就这样对待它。

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小心地打开了，涅多皮尤斯金先生笑容可掬地鞠着躬走出来。

我站起身鞠了一个躬。

“不敢当，不敢当，”他口齿不清地说。

我们坐下来。切尔托普哈诺夫到隔壁房间去了。

“您光临到我们这地方很久了吧？”涅多皮尤斯金用手遮着嘴巴小心地咳嗽一下，用柔和的声音说起话来，为了表示礼貌，说话时把手指在嘴唇上按了一会。

“一个多月了。”

“唔，是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

“这几天天气真好，”涅多皮尤斯金继续说，同时带着感激的神情看看我，仿佛天气好是由于我的关系，“庄稼可说是长得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又沉默了一会。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昨天用猎狗追捕了两只灰兔，”涅多皮尤斯金不免费力地说，显然是想要使谈话生动起来，“啊，很大的灰兔。”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猎狗好吗？”

“好极了！”涅多皮尤斯金高兴地回答，“可说是全省第一。（他向我移近些）哎呀！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真了不起！他只要希望什么，只要想到什么，立刻就做到，什么事都劲道十足。我告诉您，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

切尔托普哈诺夫走进房间来了。涅多皮尤斯金笑笑，不说下去了，他用眼色示意要我看看他，仿佛想说：“您自己看了就知道。”我们就开始谈打猎。

“要不要我把猎狗给您看看？”切尔托普哈诺夫问我，不等我回答，就叫唤卡尔普。

走进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来，这人穿着一件有浅蓝色衣领和号衣钮扣的绿色土布外套。

“吩咐福姆卡，”切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叫他把阿马拉特和萨伊加牵来，要整整齐齐的，懂吗？”

卡尔普满面笑容，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就出去了。福姆卡来了，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束得紧紧的，穿着长统靴，牵着几条狗。为了礼貌关系，我对这些愚蠢的畜生赞赏了一番（灵猎狗都是极其愚蠢的）。切尔托普哈诺夫朝阿马拉特的鼻孔啐了几口唾沫，然而这显然没有使这只狗得到一点儿快感。涅多皮尤斯金也从后面抚摸着阿马拉特。我们又闲谈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态度渐渐变得很温和了，不再作威作福；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他望望我，又望望涅多皮尤斯金……

“嗳！”他突然叫起来，“为什么让她一个人坐在那儿？玛莎！喂，玛莎！到这儿来。”

隔壁房里有人动作的声音，但是没有回答。

“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又亲昵地叫一声，“到这儿来。没有关系，不要怕。”

门慢慢地开了，我看见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女人，身材苗条修长，有一张茨冈人的浅黑色的脸、一对黄褐色的眼睛和一条漆黑的辫子；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丰满红润的嘴唇里闪闪发光。她穿一件白色连衫裙；披着浅蓝色的披肩，紧靠喉头的地方用一只金别针扣住，这披肩把她的纤细、壮健的手臂遮住了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羞涩不安的态度向前跨了两步，站定了，低下头。

“来，让我介绍一下，”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说，“说她是妻子，又不是妻子，但是几乎同妻子一样。”

玛莎微微地脸红了，忸怩不安地微笑一下。我向她低低地鞠一个躬。我很喜欢她。纤细的鹰鼻和张开的半透明的鼻孔，高高的眉毛的刚强的轮廓，苍白而略微凹进的面颊，——她的整个相貌表现出一种任性的热情和无所顾忌的勇敢。盘好的辫发底下有两缕发亮的短发在宽阔的脖子上一直生向下面——这是血统和力量的象征。

她走到窗子边坐下了。我不愿意增加她的窘迫，就同切尔托普哈诺夫谈起话来。玛莎微微转身，低首蹙额，偷偷地、羞怯地、迅速地向我瞥了两眼。她的目光像蛇芯一般闪耀着。涅多皮尤斯金坐到她身旁，在她耳朵边轻声地说了些什么。她又微笑了。她笑的时候微微皱着鼻子，翘起上嘴唇，使她脸上显出一种又像猫又像狮子的表情……

“啊，你是含羞草，”我心里这样想，就也偷偷地看看她那纤细柔软的身躯、凹陷的胸部和生硬而敏捷的动作。

“喂，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问，“应该拿点东西出来招待招待客人吧，啊？”

“我们有蜜饯，”她回答。

“好，把蜜饯拿来，顺便拿点伏特加来。喂，玛莎，你听我说，”他在她背后叫起来，“把吉他也带来。”

“要吉他做什么？我不唱歌。”

“为什么呢？”

“不愿意。”

“哎，哪里，你会愿意的，只要……”

“什么？”玛莎立刻皱起眉头问。

“只要请求你，”切尔托普哈诺夫说完了这句话，不免有点狼狈。

“啊！”

她走出去了，不久就拿了蜜饯和伏特加回来，仍旧坐在窗子旁边。她的额上还看得出一条皱纹；两条眉毛有时抬起，有时垂下，好像黄蜂的触须……读者注意到吗，黄蜂的脸是多么凶狠？“唔，”我想，“暴风雨要来了。”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涅多皮尤斯金一声不响，勉强微笑着；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喘吁吁，面红耳赤，瞪着一双眼睛；我已经打算走了……玛莎突然站起来，豁地一下把窗子打开，探出头去，怒气冲冲地喊一个过路的农妇：“阿克西尼娅！”那农妇吓了一跳，想转过身来，可是滑了一跤，啪哒一声沉重地跌倒在地上。玛莎仰着身子，哈哈大笑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也笑了，涅多皮尤斯金高兴得尖叫起来。我们大家精神振奋了。一个闪电，雷雨就过去……空气又澄清了。

半个钟头之后，谁都认不得我们了：我们像小孩一般谈笑取乐。玛莎最会戏耍，切尔托普哈诺夫贪婪地望着她。她脸色发白，鼻孔张开，眼睛一会儿炯炯发光，一会儿又黯然失色。这个野女子玩得入迷了。涅多皮尤斯金拖着他那两条矮胖的腿在她后面蹒跚着，仿佛雄鸭追赶雌鸭。连文佐尔也从前室的板凳底下爬出来，站在门口，看看我们，突然跳起来，汪汪吠叫。玛莎飞奔到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吉他，从肩上卸下披肩，迅速地坐下，抬起头，唱起茨冈歌曲来了。她的声音响亮而颤抖，好像一只有碎缝的玻璃铃；歌声一会儿昂奋起来，一会儿低沉下去……使人听了心中觉得又美妙，又恐怖。“啊，燃烧吧，说吧！……”切尔托普哈诺夫跳起舞来了。涅多皮尤斯金跺着脚，走着碎步。玛莎全身扭动，好像火里燃烧的桦树皮那样；纤细的手指在吉他上敏捷地移动，肤色浅黑的喉部在双重的琥珀项链底下慢慢地一起一伏。有时她突然默不作声，困惫地坐下，仿佛不愿意地弹拨着琴弦；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站定了，只是耸动着肩膀，在原地替换着脚站着；涅多皮尤斯金像中国瓷人一般摇晃着脑袋。有时她又发狂似地迸出歌声，挺起身子，突出胸脯，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又蹲到地上，高高地跳得几乎碰着天花板，像陀螺一般旋转，嘴里喊着：“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涅多皮尤斯金像说绕口令一样接着叫。

到了很迟的晚上，我才离开别索诺沃村……

[1] 当时俄罗斯谚语：“母鸡不是鸟，准尉不是军官。”可知他的军衔是准尉，是极小的职衔。

[2] 俄石是俄国旧容量单位，1俄石合209.91公升。

[3] 法语：自家人。

[4] 法语：“是的，是的”的译音。

[5] 法语：先生，您会讲法语吗？

[6] 法语“我不会”是Je ne comprends pas.第一个Je（我）发音如“热”，最后一个pas（否定的语助词）发音如“巴”。他把俄语和法语混杂了说，又漏了一个pas。

[7]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古典主义诗人。

[8] 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浪漫派作家。

[9] 阿马拉特·贝克是马尔林斯基的代表作《阿马拉特·贝克》中的主角。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一

我访问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之后过了两年，他开始遭到灾难——真正的灾难。在那以前他就遇到过不如意、失败，甚至不幸的事，但是他不去理会这些，照旧“主宰”着一切。最初来袭击他的灾难，是使他最伤心的：玛莎离开了他。

她在他家里似乎已经很习惯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离开这儿呢？这很难说。切尔托普哈诺夫直到他一生最后的日子为止，始终确信玛莎变心的原因在于邻近的一个青年人，一个退伍的枪骑兵大尉，绰号叫亚弗的。据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说，他所以能博得玛莎欢心，只是因为他不断地拈髭须，拼命地涂香油，而且时常发出意味深长的哼哼声；然而，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更可能是玛莎血管里的流浪的茨冈人的血液。不管怎样，总之，有一个夏天的傍晚，玛莎把一些零星物件打了一个小包裹，便走出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家。

在这以前，她约有三天坐在屋角里，身子蜷缩着紧靠在墙上，好像一只受伤的狐狸，对任何人也不说一句话，只是转动着眼睛，沉思冥想，有时抬抬眉毛，微微露出牙齿，移动着两手，仿佛要把自己遮蔽起来。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绪，但从来不持续长久。切尔托普哈诺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担心，也不去惊扰她。有一天他的猎犬管理人告诉他，说最后两只追兽猎狗死了，但是当他到狗棚里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碰见一个女仆用发抖的声音报告他说：玛丽亚·阿金菲耶夫娜叫她向他致意，并转言祝他万事如意，可是她不再回到他这里来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在原地转了两圈，发出一阵嘶哑的咆哮声，立刻去追赶这个逃亡女子去了，还随身拿了手枪去。

他在离开他家两俄里一座白桦树林旁边通向县城的大道上追着了她。太阳低低地挂在天边，四周的一切——树木、青草和大地，突然全都变成了深红色。

“你是到亚弗那里去！到亚弗那里去！”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看见玛莎就呻吟着说，“到亚弗那里去！”他重复说着，几乎一步一跌地向她跑过去。

玛莎站定了，把脸转向他。她背光站着，因此全身黑色，仿佛用乌木雕成的。只有她的眼白像银色的扁桃仁一般突出着，而眼睛本身——瞳孔——也就显得更加黑了。

她把自己的包裹丢在一边，交叉了两臂。

“你是到亚弗那里去，你这坏女人！”切尔托普哈诺夫重复说着，想抓住她的肩膀，然而一碰到她的目光就心慌意乱，踌躇不前。

“我并不是到亚弗先生那儿去，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玛莎平静地小声回答，“可是我不能再跟您住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能跟我住在一起？为什么？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玛莎摇摇头。

“您并没有得罪我，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只不过是我在您家里住得不耐烦了……我感谢您过去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决不能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吃了一惊；他竟用两只手拍一拍自己的大腿，跳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住在我这里一向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现在却突然不耐烦了！你想要抛弃我！包上头巾就走了。你享受的一切尊荣并不比夫人差呢……”

“这些我一点也不在乎，”玛莎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不在乎？从一个无赖的茨冈女人变成了夫人，还说不在乎？怎么不在乎，你这贱种？这能叫人相信吗？你一定偷偷地变心了，变心了！”

他又发出低哑的咝咝声。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变心，从来没有想到过，”玛莎用她那嘹亮而清楚的声音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厌烦了。”

“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叫一声，用拳头打一下自己的胸脯，“唉，别再那样了，算了吧，你折磨得我好苦……唉，够了！真的啊！你只要想想吉洪会说些什么；你至少可怜可怜他吧！”

“请你替我向吉洪·伊万内奇问好，对他说……”

切尔托普哈诺夫挥动两手。

“不行，胡说八道，你走不了！你的亚弗会白等你！”

“亚弗先生，”玛莎开始说……

“什么亚弗先生，”切尔托普哈诺夫模仿她的语调说，“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手，诡计多端的家伙，他那副嘴脸就像个猴子！”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玛莎相持了足足半个钟头。他有时向她走近去，有时又跳开，有时举手想打她，有时又向她深深地鞠躬，哭泣，叫骂……

“我受不了，”玛莎重复地说，“我烦闷极了……厌烦得要命。”她脸上渐渐显出非常冷淡的、几乎昏昏欲睡的表情，竟使得切尔托普哈诺夫问她，是不是有人给她吃了麻醉药？

“厌烦，”她第十次说。

“那么我打死你，好吗？”他突然叫喊，从袋里拿出手枪。

玛莎微笑了；她的脸生动起来。

“有什么呢？打死我吧，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随您的便；回去我是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切尔托普哈诺夫扳起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了，亲爱的。一辈子也不回去了。我的话是坚决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把手枪塞到她手里，坐在地上了。

“那末，还是你把我打死吧！没有了你，我不想活了。你讨厌我，我对世间一切就都觉得讨厌了。”

玛莎弯下身子，拾起她的包裹，把手枪放在草地上，使枪口不对着切尔托普哈诺夫，然后挨近他坐下来。

“唉，亲爱的，你何必伤心呢？你难道不了解我们茨冈女人吗？我们的性格生来就是这样的。只要‘厌烦’这个离间者一来到，灵魂就被召唤到别的遥远的地方去，哪儿还肯留下来呢？请你记住你的玛莎，这样的女朋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亲爱的。可是我们一起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我一向爱你，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用手蒙着脸，从指缝中间喃喃地说……

“我也一向爱你，我的知心人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

“我一向爱你，我现在爱得你发狂了，神魂颠倒了。我现在想想，你这样无缘无故、好端端地抛弃了我，要到处去流浪，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是一个倒霉的穷光蛋，你大概不会丢掉我吧！”

玛莎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一笑。

“你以前还说我是不爱金钱的女人呢！”她说着，举起手在切尔托普哈诺夫的肩上打了一下。

他跳了起来。

“那么至少让我给你些钱，一个钱也没有怎么行呢？不过最好你还是打死了我！我明白告诉你：你马上打死我吧！”

玛莎又摇摇头。

“打死你？亲爱的，我为什么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呢？”

切尔托普哈诺夫身子一抖。

“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为了怕服苦役刑……”

他又倒在草地上。

玛莎默默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我可怜你，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她叹一口气说，“你是一个好人……可是没有办法了。再见吧！”

她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夜色已经来临，到处涌起晦暗的阴影。切尔托普哈诺夫敏捷地站起身，从后面抓住玛莎的两条胳膊肘。

“你就这么走了，你这狠心的人？到亚弗那里去！”

“再见吧！”玛莎含有深意地、决断地重复说一遍，便挣脱他的手去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目送了她一阵，接着跑到放手枪的地方，拿起枪，瞄准了，开了一枪……但是他在扳动枪机以前，先把手向上一翘，因此枪弹嗖的一声从玛莎头上飞过。她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向他看看，接着就继续前进，不慌不忙地摇摆着身子，仿佛在撩惹他。

他捂住脸，急忙跑了……

但是他还没有跑开五十步，突然一动不动地站定了。一个熟悉的、太熟悉的声音向他飘来。玛莎在唱歌。她在唱：《美好的青春时代》[1]，每一个音符都在黄昏的空气中飘扬开来，悲哀而又热烈。切尔托普哈诺夫倾耳而听。歌声渐渐地远去；有时消失了，有时又飘过来，不大听得清楚，然而还是热辣辣的……

“她这是故意刺激我的，”切尔托普哈诺夫这样想，但是他立刻又呻吟起来：“唉，不！她这是向我诀别，”于是泪流满面。

第二天他来到亚弗先生家里。亚弗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上流社会人物，不喜欢乡村的孤独生活，而住在县城里，像他自己所说，可以“靠小姐们近些”。切尔托普哈诺夫没有遇见亚弗。据他的侍仆说，他上一天到莫斯科去了。

“这就对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激怒地叫起来，“他们有密约；她跟他逃跑了……可是别忙！”

他不管侍仆的拦阻，闯进这青年骑兵大尉的书房里去。书房里的长沙发上面，挂着穿枪骑兵制服的主人的油画肖像。“嘿，你在这儿，你这没有尾巴的猴子！”切尔托普哈诺夫怒吼着，跳上沙发，一拳头朝那紧绷着的画布打去，打破了一个大洞。

“告诉你那混账主人，”他对侍仆说，“因为他那副丑恶的嘴脸不在这里，所以贵族切尔托普哈诺夫毁了他的画像；如果他要我赔偿，他是知道贵族切尔托普哈诺夫的住处的！要不然，我自己会来找他！就是到了海底，也要找到这不要脸的猴子！”

切尔托普哈诺夫说了这些话，就从沙发上跳下来，扬长而去。

但是骑兵大尉亚弗并没有向他要求任何赔偿，——他甚至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他，——切尔托普哈诺夫也不想去找寻他的仇敌，他们之间就不再有下文了。玛莎本人从此不知下落。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喝起酒来，后来倒也“清醒”了。然而这时候他又遭到了第二次灾难。

二

这便是他的好友吉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的逝世。他在逝世前两年身体就不健康起来：他患了气喘病，老是沉睡，醒来的时候，神志不立刻清楚。县里的医生说他患的是“小中风”。在玛莎出走以前的三天内，即在她“开始不耐烦”的三天内，涅多皮尤斯金正躺在自己的别谢连杰耶夫卡村里，他患了重感冒。玛莎的行径更出乎意外地打击了他。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比对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打击更重。他素性柔顺而胆怯，因此除了对于他好友的最温柔的怜悯和痛苦的疑虑以外，并没有显露出什么来……然而他灰心丧气，彻底垮了下来。“她挖出了我的心，”他坐在他所喜欢的漆布沙发上捻弄着自己的手指，轻轻地这样自言自语。甚至后来切尔托普哈诺夫恢复正常之后，涅多皮尤斯金也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仍旧感觉到“自己内心空虚”。“喏，就在这里，”他常常指着胸部中央比胃高些的地方这样说。他这样地挨到了冬天。初期严寒的时候，他的气喘病减轻了些，然而跟着来的已不再是“小中风”，却是真正的中风了。他不立刻失去知觉，他还能辨认切尔托普哈诺夫；而且当自己的好朋友绝望地叫喊：“怎么，吉洪，你怎么不得到我的允许就丢下了我，跟玛莎一样？”这时候他还能用僵硬的舌头回答：“我，潘……列·叶……奇，永远听……您……的话。”虽然如此，他终于等不得县里的医生来到，就在这一天死去了。医生看见了他的刚刚冷却的身体，只得怀着人世无常的哀愁之感，要了点“伏特加和咸鱼干”。可想而知，吉洪·伊万内奇把自己的产业遗赠给了他最尊敬的恩人和慷慨的保护者“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但是这产业并没有给这最尊敬的恩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因为不久就被拍卖了——一部分钱是用以支付墓地纪念物——一座雕像——的费用，这雕像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他身上显然反映出父亲的习性！）主张建立在他好友的遗骸上的。这雕像是他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照理应该表现出一个正在祈祷的天使；但是人家介绍给他的那个经纪人，知道外省地方对于雕塑少有行家，就不给他天使，而把多年装饰在莫斯科附近一个荒芜了的、叶卡捷琳娜朝代的花园里的一座弗洛拉花神像给了他——这雕像是那经纪人免费弄到的，不过样子倒是十分优美，是洛可可式[2]的，有圆肥的手臂和蓬松的鬈发，袒裸的胸前有一串玫瑰花辫，体态袅娜。直到现在，这个神话中的女神还优雅地跷起一只脚，站在吉洪·伊万内奇的坟墓上，装着真正的蓬巴杜[3]式的扭捏姿态眺望着在她周围散步的小牛和绵羊——我们的乡村墓地上的这些经常的访问者。

三

切尔托普哈诺夫失去他的忠实朋友之后，又喝起酒来，而且这回情况严重得多。他的境况完全走下坡路了。他已经没有钱打猎，最后的钱用完了，最后的仆人走散了。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已完全孤独：他连可以谈一句话的人都没有，更不必说谈衷曲了。只有他的骄傲没有减少。反之，他的境遇越是不好，他就越是傲慢，越是自高自大，越是使人难于接近。他的性情终于完全变得粗野了。他还剩有一点慰藉，一件乐事，那就是一匹绝妙的乘用马，灰色毛，顿河种，他给它起名为马列克－阿杰尔[4]，这确是一头出色的牲口。

他获得这匹马的经过如下：

有一次切尔托普哈诺夫骑着马经过邻村，听见酒店附近有一群农民在那里喧哗叫嚷。在这人群中央，有几只强壮的手臂在同一地方不断地一起一落。

“那儿出了什么事？”他用他所特有的长官的语气问一个站在自家门口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靠在门边上，仿佛在打瞌睡，有时向酒店的方面望望。一个浅色头发的男孩穿着印花布衬衫，袒露的胸前挂着一个柏木十字架，叉开了两只小脚，攥紧了两个小拳头，坐在她的两只树皮鞋中间；一只小鸡就在近旁啄食一块硬得像木头似的黑麦面包皮。

“谁知道呢，老爷，”老妇人回答，接着就向前弯下身子，把她的一只有皱纹的黝黑的手放在男孩头上了，“听说，我们那些小伙子在打一个犹太人。”

“打犹太人？什么样的犹太人？”

“谁知道呢，老爷。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犹太人；谁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瓦夏，去吧，少爷，到妈妈那儿去……嘘，嘘，这畜生！”

老妇人赶走了小鸡，瓦夏拉住她的裙子。

“他们就是在打他呀，我的老爷。”

“怎么打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老爷。总是有原因的。怎么能不打呢？老爷，是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啊！”

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叫一声，用鞭子在马颈上抽了一下，一直奔向人群。他挤进人群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用那根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把农人们乱打一阵，同时断断续续地喊着：“横行……不法！横行……不……法！应该由法律来惩办，怎么可以私……自……动……刑！法律！法律！！法……律！！！”

不到两分钟，这一群人全都向四面八方散开了，在酒店门前的地上，出现一个瘦小的、皮肤黝黑的人体，身上穿着一件土布外套，头发散乱，衣衫破碎……苍白的脸，向上翻的眼睛，张开的嘴巴……这是怎么一回事？吓呆了呢，还是已经死了？

“你们为什么打死这个犹太人？”切尔托普哈诺夫厉声叫喊，威严地挥动着鞭子。

众人轻声地咕噜了一阵算是回答。有的农民摸着肩膀，有的摸着腰部，还有的摸着鼻子。

“打得好厉害！”后面有人这样说。

“用鞭子打，这谁都会的！”另一个声音说。

“为什么打死这个犹太人？我问你们呀，这些野蛮人！”切尔托普哈诺夫又问。

但这时候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敏捷地跳起来，跑到切尔托普哈诺夫后面，痉挛地抓住了他的马鞍的边。

人群里面迸出一阵哄笑。

“真是打不死的！”后面又有人这样说。“活像一只猫！”

“大人，教顾[5]我，救救我！”这时那不幸的犹太人把整个胸脯靠在切尔托普哈诺夫脚上，喃喃地说，“不然他们会打死我，会打死我，大人！”

“他们为什么打你？”切尔托普哈诺夫问。

“系在不基道为歇么！他们有些牲口死了……他们就怀疑……可系我……”

“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来查明！”切尔托普哈诺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你抓住马鞍跟我走。可你们！”他又转向众人说，“你们知道我吗？我是地主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住在别索诺沃村，你们想要控告我，就去控告吧，还可以控告这个犹太人！”

“为什么要控告，”一个端庄的白胡子农民深深地鞠着躬说，他的样子活像一个古代族长。（然而打犹太人时他并不比别人逊色。）“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先生，我们很熟悉您；您教训了我们，我们十分感谢您！”

“为什么要控告！”别的人接着说。“至于那个反基督的人，我们自有办法对付！他逃不脱我们！我们对付他，就像对付田野里的兔子一样……”

切尔托普哈诺夫翘一翘小胡子，哼了一声，就骑着马带了那个犹太人缓步走回自己村里去了。他从迫害者手里救出这个犹太人，正同从前救出吉洪·涅多皮尤斯金一样。

四

过了几天，切尔托普哈诺夫家里唯一留下的一个侍童向他报告：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想要跟他谈几句话。切尔托普哈诺夫走到台阶上，看见他所认识的那个犹太人，骑着一匹出色的顿河产的骏马，这马一动不动地、骄傲地站在院子当中。犹太人不戴帽子，他把帽子挟在腋下，他的两只脚不插在马镫里，却插在马镫的皮带里；他的外套的破碎的衣裾挂在马鞍子的两旁。他一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就用嘴唇发出啧啧的声音，鼓动两肘，摇摆着两脚。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不但没有回礼，竟动起怒来，他突然浑身冒火：这个卑鄙的犹太人竟敢骑这样出色的马……简直不像话！

“喂，你这副丑嘴脸！”他叫喊起来，“赶快爬下马来，如果你不愿意被摔进泥污里去的话！”

犹太人立刻服从，就像一只袋子似地从马鞍上翻了下来，一只手轻轻握住缰绳，微笑着，鞠着躬，走近切尔托普哈诺夫来。

“你有什么事？”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威严地问。

“大人，请您看看，揭匹马怎么样？”犹太人说着，不断地鞠躬。

“嗯……不错……这是一匹好马。你从哪里弄来的？大概是偷来的吧？”

“怎么可以，大人！我系一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我不系偷的，我系为您大人办来的，真的！我费了不晓的力，费了不晓的力！才弄到揭匹马。揭样的好马在紧个顿河区无论如何绞不到第二匹。请看，大人，揭样好的马！请到揭里来！吁！……吁！……马儿扭过头，侧过欣子来！我们把马鞍子拿掉吧。怎么样，大人？”

“是一匹好马，”切尔托普哈诺夫装出冷淡的样子重复说，其实他的心在怦怦地乱跳了。他是热爱马的人，识得马的好坏。

“大人，您摸摸它吧！摸一下它的颈子，嘿嘿嘿！对呀。”

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愿意似地把手放到马颈子上，拍了两下，然后用几根手指从颈上隆起的地方一直沿着背脊摸下去，摸到肾脏上部的某一个地方，就在这地方像内行人那样轻轻地按一下子。那匹马立刻拱起背脊骨，用它那骄傲的黑眼睛向切尔托普哈诺夫斜看一下，喷一口气，踏着前蹄。

犹太人笑了，轻轻地拍拍手。

“它在认主人了，大人，它在认主人了！”

“嘿，别胡说，”切尔托普哈诺夫懊恼地拦住了他的话，“我要向你买这匹马吧……又没有钱；至于赠送呢，我不但没有受过犹太人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礼物也没有受过。”

“我怎么敢送您东西呢，别那么想吧！”犹太人高声说，“您就买了吧，大人，……钱以后再付。”

切尔托普哈诺夫寻思一下。

“你要多少钱？”最后他从牙缝里含糊说出。

犹太人耸耸肩膀。

“就依我买进的价钱，两百卢布。”

这匹马其实值这数目的两倍——也许三倍。

切尔托普哈诺夫把脸扭向一旁，猛地打一个哈欠。

“那么什么时候……付钱呢？”他问，故意紧蹙着眉头，并不向犹太人看。

“随您大人的方便。”

切尔托普哈诺夫把头向后一仰，但并不抬起眼睛。

“这不算回答。你要说清楚，希律[6]的子孙！我难道要承你的情？”

“那么，揭样吧，”犹太人连忙说，“再过六个月，……好吗？”

切尔托普哈诺夫什么也不回答。

犹太人注意窥看他的眼色。“好吗？让我把马牵进马厩里去吧？”

“鞍子我不要，”切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把鞍子拿去，听见吗？”

“好，好，我拿去，我拿去，”犹太人很高兴，喃喃地说着，就把鞍子背到肩上。

“钱呢，”切尔托普哈诺夫继续说……“再过六个月。不是两百，而是两百五十。不许你说话！两百五十，我对你说！我欠你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直没有勇气抬起眼睛。他的傲气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厉害的伤害。“这显然是礼物，”他心里想，“这家伙是为报恩才送来的！”他又想拥抱这犹太人，又想打他……

“大人，”犹太人鼓足勇气，咧开嘴巴笑着，开始说，“应该照俄罗斯的习惯，用衣裾裹着缰绳把这匹马交到您的……”

“亏你想得出！犹太人……说什么俄罗斯习惯！喂！谁在那边？把马牵去，带到马厩里，给它倒些燕麦。我马上亲自来看。它的名字——就叫马列克－阿杰尔吧！”

切尔托普哈诺夫刚刚走上台阶，突然转过身，跑到犹太人跟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犹太人弯下身子，已经噘起嘴唇想吻他的手，但切尔托普哈诺夫向后一跳，低声地说：“不要对任何人说！”便消失在门里了。

五

就从这一天起，切尔托普哈诺夫生活上主要的事情、主要的操心、主要的乐趣，就是马列克－阿杰尔了。他爱它，比爱玛莎还深；他亲近它，比亲近涅多皮尤斯金还甚。这匹马可也真好！性烈如火，真像火一样，简直是火药；而态度又像贵族一般端庄！它不知疲倦，刻苦耐劳，无论要它到哪里都惟命是从；而喂养它又不需要什么费用：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吃，自己脚底下的泥也会啃来吃。它走慢步时，就像抱着你一样稳；走速步时，好像在摇篮里摇摆你；飞奔起来，风也追不着它！它从来不气喘，因为气孔多。它的腿像钢铁一样！至于绊跌，那是压根儿不曾有过！无论跳过壕沟，跳过栅栏，它都不当一回事；而且它又很聪明！你一叫它，它立刻抬起头跑过来；你叫它站着，自己走开去了，它就一动也不动；你一回来，它就轻轻地嘶叫，仿佛在说：“我在这里。”它什么都不怕：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暴风雪中，它都能找到路；它决不让陌生人走近身边，它会用牙齿咬！狗也不能走近它去，一走近它，它就用前蹄踢它的额角，踢得它休想活命！这是一匹有自尊心的马；鞭子只是当作装饰品在它头上挥动罢了，决不能碰它一碰！但是这又何必多说呢，总之，这是一件宝贝，不是一匹马！

切尔托普哈诺夫夸奖起自己的马列克－阿杰尔来，真是赞不绝口！他那么关怀它，疼爱它！它的毛泛着银色——不是旧的银色，却是新的、带着暗沉沉的光泽的银色；用手抚摩起来，简直同天鹅绒一样！鞍子、鞍褥、笼头——所有的马具都配得非常合身，又整齐，又清洁，简直可以入画！切尔托普哈诺夫对它的爱护无以复加了，竟亲手替他的爱马编额鬃，用啤酒替它洗鬣毛和尾巴，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润滑油来涂它的蹄子……

他常常骑了马列克－阿杰尔出门去，但并不到邻近的人家去，——他照旧不同他们往来，——却穿过他们的田地，经过他们的庄园……他说，让这些傻瓜远远地欣赏一下我的马吧！有时他听说某地方有人出猎——富裕的地主准备到远离庄园的原野上去打猎——他立刻就到那地方去，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表演驰骋的雄姿，使得全体观者都惊讶他的马的漂亮和神速，然而他不让任何人走近来。有一回，有一个猎人竟带了他的全部侍从去追他；他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避开他，就全力地赶上去，向他大声疾呼：“喂，你听我说！你把马卖给我，无论你要多少钱！上千个卢布我也不惜！我把老婆给你，还有孩子！全部财产都拿去吧！”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勒住了马列克－阿杰尔。那猎人向他飞奔过来。

“先生！”他嚷着，“你说，你要什么？我的亲爹！”

“如果你是国王，”切尔托普哈诺夫从容不迫地说（其实他有生以来没有听见过莎士比亚[7]），“你拿你的全部国土来换我的马，我也不要它！”说罢，哈哈大笑，把马列克－阿杰尔拉起来，让它后蹄着地，在空中像陀螺一般转一圈，然后驰骋而去！但见那匹马在收割后的田地上一闪一闪地跑着。那猎人（听说是一个很富裕的公爵）把帽子丢在地上，噗的一下把脸埋在帽子里！就这样躺了半个钟头光景。

切尔托普哈诺夫怎么能不爱惜他这匹马呢？他之所以能在所有的邻居面前重新表现出他那无庸置疑的、最后的优势，不是全靠这匹马吗？

六

时间过去，付款的日期迫近了，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不但没有两百五十卢布，竟连五十也没有。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应付呢？“有什么关系！”终于他打定主意，“要是犹太人不讲情，不肯再缓期，我就把房子和土地给他，自己骑了马到处流浪！情愿饿死，决不放弃马列克－阿杰尔！”他心慌意乱得很，甚至魂思梦想起来；然而这时候命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怜悯他，对他微笑了，有一个远房姑母，切尔托普哈诺夫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在遗嘱中留给他一笔在他看来数目极大的款子，足足两千卢布！而且他收到这笔钱，正是在所谓紧要关头：犹太人来到的前一天。切尔托普哈诺夫快乐得几乎发狂，但是并不想喝伏特加：自从得到马列克－阿杰尔的一天起，他一滴酒也不进口了。他跑到马厩里，吻吻他的好朋友鼻孔上方两侧面马皮十分柔软的地方。“这一下我们就不再分离了！”他高声说着，拍拍马列克－阿杰尔的梳得很整齐的鬣毛下面的颈子。他回到房间里，就数出两百五十个卢布，封在一个纸包里。然后他仰卧了，抽着烟斗，考虑如何处置其余的钱——这就是说，他将要买怎样的狗：要道地的科斯特罗马种的，而且一定要红斑的！他甚至同佩尔菲什卡谈话，允许给他一件新的哥萨克上衣，所有的衣缝里都嵌黄丝带，然后怀着怡然自得的心情就寝。

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他骑着马出去打猎，但所骑的不是马列克－阿杰尔，而是一只形似骆驼的奇怪的牲口；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向他迎面跑来……他想挥动鞭子，想派狗去追赶，但他手里拿着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束树皮；于是狐狸在他面前跑着，伸出舌头来揶揄他。他从他的骆驼上跳下来，绊了一绊，跌倒了……一直跌到一个宪兵手里；这宪兵带他到总督那里，他一看，这总督就是亚弗……

切尔托普哈诺夫醒来了。房间里很黑；鸡刚啼了第二遍……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马嘶声。

切尔托普哈诺夫抬起头……接着又听到一声很微弱的马嘶声。

“这是马列克－阿杰尔在嘶叫！”他想……“这是它的嘶叫声！可是为什么这么远呢？我的天！……这是不可能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全身发冷，霍地一下从床上跳下，摸着了长统靴和衣服，穿好了，再从枕头底下抓起马厩的钥匙，飞奔到院子里。

七

马厩位于院子的尽头；它的一堵墙壁向着田野。切尔托普哈诺夫不立刻把钥匙插进锁里，——他的手颤抖了，——不立刻旋转钥匙……他屏着气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门里面总要有一点声息才好啊！“马列克！马列克！”他低声地叫唤。死一般的静寂！切尔托普哈诺夫不由得拉了拉钥匙：呀的一声，便开开了……原来没有上锁。他跨进门槛，又叫唤他的马，这回叫出全部名字：“马列克－阿杰尔！”可是忠实的伙伴没有回答，只有一只老鼠在草堆里窸窸窣窣地响。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冲进马厩的三间槽房中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一间里。虽然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却一直闯进了这槽房……空空如也，切尔托普哈诺夫头晕目眩了；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口钟嗡嗡地响起来。他想说些什么，但是只发出了一些咝咝声，于是他用手上上下下、左右前后地摸索着，喘着气，曲着两膝，从一个槽房走到另一个槽房……再走到干草堆积得几乎碰顶的第三个槽房，撞在一堵墙壁上，又撞在另一堵墙壁上，跌了一跤，翻了一个筋斗，爬起身，突然从半开的门里仓皇地奔出来，跑到了院子里……

“遭贼了！佩尔菲什卡！佩尔菲什尔！遭贼了！”他大声疾呼。

侍童佩尔菲什卡只穿一件衬衫，从他睡的储藏室里踉跄地飞奔出来……

主人和唯一的仆人——两个人像醉汉一般在院子中央碰到了；他们发狂似地相对着转圈子。主人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仆人也不懂得叫他来做什么。

“糟糕！糟糕！”切尔托普哈诺夫喋喋地叫着，“糟糕！糟糕！”侍童也跟着他叫。

“拿灯来！点起灯来！火！火！”切尔托普哈诺夫的麻痹的胸中终于迸出这样的话来。佩尔菲什卡飞奔到屋子里去。

但是要点灯，要得到火，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黄磷火柴那时候在俄罗斯还是稀罕东西；而厨房里最后的火烬早已熄灭了。火刀火石好容易才找到，而且不大好使。切尔托普哈诺夫咬牙切齿地从惊慌失措的佩尔菲什卡手里把它们夺过来，便亲自打火：迸发出很多火星，迸发出更多的咒骂声甚至呻吟声。但是火绒有时点不着，有时立刻熄灭，四个鼓起的面颊和突出的嘴唇同心协力地想吹着它，却是徒然！终于经过了大约五分钟——并没有更快——才点着了那盏破灯底上的蜡烛头。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由佩尔菲什卡陪伴着，奔向马厩里，把灯高高地提在头上，向周围察看。……

全部空空如也！

他跳到院子里，跑遍了院子各处，都没有马！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的庄园四周的篱笆早已破旧，有许多地方倾斜了，倒在地上……马厩旁边的篱笆，足有一俄尺阔的一段完全坍塌了。佩尔菲什卡把这地方指给切尔托普哈诺夫看。

“老爷！您瞧这儿：白天不是这样的。木桩都从地里露出来了，一定是有人把它们拔出来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提着灯跳过去，在地上照着……

“马蹄，马蹄，马蹄的印子，印子，新的脚印！”他很快地嘟哝着，“它是从这儿被牵出去的，这儿，这儿！”

转瞬之间，他跳过篱笆，喊着“马列克－阿杰尔！马列克－阿杰尔！”一直跑向田野去了。

佩尔菲什卡困惑地留在篱笆旁边。灯的光圈立刻在他眼前消失，被没有星月的浓黑的暗夜所吞没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绝望的叫声越来越微弱……

八

他回家的时候，朝霞已经出现。他已经不像人样了，衣服上全是泥污，脸上带着粗野可怕的神色，目光阴涩而迟钝。他用嘶哑的低语声赶走了佩尔菲什卡，便独自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疲倦得几乎站不住脚，但他不躺到床上去，却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抓住自己的头。

“遭贼了！……遭贼了！”

但是这偷儿是用怎样巧妙的方法在半夜里从锁好的马厩里把马列克－阿杰尔偷去的呢？马列克－阿杰尔在白天都不让一个陌生人走近它来，怎么能够没有一点声息地把它偷走呢？一只看家狗都不叫，这是什么缘故呢？看家狗固然一共也只有两只，是两只小狗，而且它们由于饥寒交迫都趴在地里了。可是总应该觉察的啊！

“现在没有了马列克－阿杰尔，叫我怎么办呢？”切尔托普哈诺夫心里想，“我现在失去了最后的欢乐——死的时候来到了。好在有钱，另外买一匹马吧？可是哪里再找得到这样好的马呢？”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门外传来胆怯的叫声。

切尔托普哈诺夫跳将起来。

“是谁？”他用变了样的声音喊道。

“是我，您的侍童，佩尔菲什卡。”

“你有什么事？是不是找到了，它跑回家来了？”

“不是，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是那个犹太人，卖它的那个……”

“唔？”

“他来了。”

“呵—呵—呵—呵—呵！”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吼起来，霍地一下把门打开。“把他拖到这儿来！拖到这儿来！拖到这儿来！”

站在佩尔菲什卡后面的犹太人看见他的“恩人”头发蓬松、横蛮凶狠的姿态突然出现，想逃走了；但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三脚两步地追上了他，像老虎一般掐住他的喉咙。

“啊！你要钱来了！要钱来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仿佛不是他掐住别人的喉咙，而是别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夜里偷了去，白天来要钱？啊？啊？”

“哪有……揭事，大……人，”犹太人呻吟起来。

“你说，我的马在哪儿？你把它藏到哪儿了？卖给谁了？你说，你说，你说呀！”

犹太人连呻吟声都没有了；他那发青的脸上连恐怖的表情都消失了。他的两只手臂笔直地挂下，整个身子被切尔托普哈诺夫剧烈地摇动，向后仰，向前扑，像芦苇一样。

“钱我会付给你，如数付给你，一文都不缺少，”切尔托普哈诺夫叫嚷着，“可是如果你不马上说出来，我就要掐死你，像掐死一只瘦弱的小鸡一样……”

“您已经把他掐死了，老爷，”侍童佩尔菲什卡谦恭地说出。

这时候切尔托普哈诺夫才清醒过来。

他放开了犹太人的颈子，犹太人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切尔托普哈诺夫扶他起来，让他坐在凳子上，把一杯伏特加灌进他的喉咙里，使他苏醒过来，等他苏醒之后，就跟他谈话。

关于马列克－阿杰尔的被盗，原来犹太人一点也不知道。他替“最尊敬的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办到了这匹马而又亲自把它偷去，这又何苦来呢？

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带他到马厩里去。

他们两人察看了槽房、秣槽、门上的锁，翻开干草和麦秆，然后走到院子里；切尔托普哈诺夫把篱笆旁边的马蹄印迹指给犹太人看，突然拍一拍自己的大腿。

“慢来！”他叫道，“你这匹马是从哪儿买来的？”

“从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县的维尔霍先斯克马市上买来的，”犹太人回答。

“向谁买的？”

“一个哥萨克人。”

“慢来！这哥萨克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系中年人，样子规规矩矩的。”

“是怎么样一个人？长得怎么样？恐怕是个狡猾的骗子吧？”

“也许系个骗子，大人。”

“这个骗子对你说了些什么，怎么说，他喂养这匹马已经很久了吗？”

“记得他说养得很久了。”

“唔，那么偷马的人一定是他了！你想想看，喂，你到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

犹太人抖擞一下，抬起他那双黑溜溜的小眼睛望望切尔托普哈诺夫。

“您问我叫歇么名字吗？”

“唉，是的，你叫什么？”

“莫歇尔·列伊巴。”

“唔，列伊巴，我的好朋友，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看：除了旧主人，谁能抓住马列克－阿杰尔！他还替它加上鞍子，戴上嚼环，脱下马衣呢！你瞧，马衣丢在干草堆里！……干得简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除了主人以外，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马列克－阿杰尔踩死的！它会大叫起来，惊动全村呢！你说我的话对吗？”

“很对，很对，大人……”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那个哥萨克人！”

“可系怎么找得到他呢，大人？我一共揭看见他一面，现在他在歇么地方？他叫歇么名字呢？唉呀，唉呀！”犹太人说着，悲伤地摇摇他两鬓挂下来的长发。

“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叫起来，“列伊巴，你看看我！我已经失去理性，我不能自制了！……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要自杀！”

“可系我怎么能……”

“跟我一起去吧，我们去找那个贼！”

“我们到歇么地方去呢？”

“到市场上，到大道上，到小路上，到盗马人那儿，到城里，到乡下，到田庄——走遍天涯海角！至于钱，你不必担心：老弟，我得到了一笔遗产！哪怕用完最后一文钱，也要找到我的好朋友！那个哥萨克人，那恶棍，逃不出我们的手！他到哪儿，我们也到哪儿！他钻到地下，我们也钻到地下！他到魔王那儿，我们就一直到魔王那儿！”

“为歇么要到魔王那儿去，”犹太人说，“不到他那儿也行的。”

“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接着说，“列伊巴，你虽然是个犹太人，你的信仰是令人厌恶的，可是你的灵魂比有的基督徒还好！请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一个人不能去，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我是一个暴躁的人，可是你有头脑，有宝贵的头脑！你们的种族就是这样的：没有学问而一切都懂得！你也许在怀疑，心里想：他哪里有钱？让我们到房间里去，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看。请你拿钱吧，请你连我脖子上的十字架也拿去吧——只要替我把马列克－阿杰尔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患热病似地打着哆嗦，汗珠如雨一般从他脸上流下来，和眼泪混合了，消失在他的髭须中。他紧握着列伊巴的两手，恳求他，几乎要吻他了……他简直是发狂了。犹太人起初想拒绝他，对他说：他决不能离开这儿，他有事……可是哪里行！切尔托普哈诺夫什么都不要听他的。没有办法，可怜的列伊巴只得答应了。

第二天，切尔托普哈诺夫和列伊巴坐了一辆农家马车，从别索诺沃村出发了。犹太人略微显出尴尬的样子，一只手扶着车栏，整个衰弱的身体在颠簸的坐位上一跳一跳地震动；他把另一只手揣在怀里——那里面放着一叠用报纸包好的钞票；切尔托普哈诺夫像偶像一般坐着，只是转动着眼睛，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腰里插着一把匕首。

“哼，把我们拆散的恶棍，这一下你可得小心啦！”车子驶上大道时他这样咕噜着。

他把家托付给侍童佩尔菲什卡和一个厨娘，这厨娘是一个耳聋的老妇人，是他出于同情而收养着的。

“我骑了马列克－阿杰尔回来见你们，”分别的时候他向他们这样喊着，“否则就永远不回来了！”

“你还是嫁给我吧！”佩尔菲什卡用胳膊肘推推那厨娘的身子，同她开玩笑。“反正老爷不会回来了；否则真要寂寞死啦！”

九

过了一年……整整的一年：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杳无音信。厨娘死了；佩尔菲什卡已经打算丢下这所屋子，动身到城里去，他的堂兄弟在城里一个理发师那儿当学徒，叫他去。忽然传来消息，说主人要回来了！教区的执事收到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亲自写的一封信，他在这信里告诉他，说他准备回到别索诺沃村来，又托他预先关照仆人，做好应有的准备迎接他。佩尔菲什卡以为这些话不过是要他把灰尘打扫打扫的意思，不大相信这消息是正确的；然而他终于确信执事的话是真的了，因为过了几天，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本人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出现在自己庄园的院子里了。

佩尔菲什卡奔向主人，扶住鞍镫，想帮助他下马；但是主人自己跳了下来，得意扬扬地向四周一瞥，大声喊叫：“我说要找到马列克－阿杰尔，果然找到了它，敌人和命运终于向我屈服了！”佩尔菲什卡走过来吻他的手，但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对于他的仆人的热心并不加以注意。他拉着缰绳，大踏步地把马列克－阿杰尔牵到马厩里去。佩尔菲什卡凝神地看一看他的主人，心里胆怯起来：“唉，在这一年里他瘦多了，老多了；他的脸色变得那么严肃可怕了！”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似乎应该高兴了，因为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他的确高兴……然而佩尔菲什卡总觉得胆怯，甚至感到恐怖。切尔托普哈诺夫把马放回它从前的槽房里，轻轻地拍拍它的臀部，对它说：“唔，你重新回家了！以后可得当心啊！……”当天他就从没有纳税义务的孤身贫农中雇了一个可靠的看守人；他重新安居在自己家里，照旧过日子了……

然而并不完全照旧……不过关于这点在后面说明。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在回家后的第二天，把佩尔菲什卡叫来，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谈话，他就把他如何找到马列克－阿杰尔的始末讲给他听——当然不失去他的自尊心，而且用低沉的声音说。讲的时候，切尔托普哈诺夫脸朝窗子坐着，用长烟管吸着烟；佩尔菲什卡站在门槛上，两手反剪在背后，恭敬地望着主人的后脑勺，听他一五一十地叙述：如何在许多徒劳和奔波之后，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终于来到罗姆内的马市上——这时候已经只有他一个人，犹太人列伊巴不和他在一起了，他因为性情怯弱，忍受不了，所以逃走了；如何在第五天上，他已经想离去了，最后一次经过一排排马车旁边的时候，忽然在三匹别的马中间看到了缚在马饵袋上的一匹马，正是马列克－阿杰尔！他立刻认出了它，马列克－阿杰尔也认出了他，就嘶叫起来，挣扎起来，开始用马蹄来挖掘泥土。

“它不是在哥萨克人那儿，”切尔托普哈诺夫继续说，始终不转过头来，声音照旧很低沉，“而是在一个茨冈马贩子那儿；我当然立刻认定了我自己的马，想用强力把它夺回；可是那个狡猾的茨冈人像被烫伤了似地大叫起来，叫得整个市场都听见，他对天发誓，说这匹马是他向另一个茨冈人买来的，他还要叫人来作证……我不计较，就付了他钱，真是见鬼！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了我的好朋友，精神上安定下来了。还发生过这么一回事：我在卡拉契夫县里，听信了犹太人列伊巴的话，错认了一个哥萨克人，以为他就是我要抓的那个贼，打了他一顿巴掌；哪里晓得这哥萨克人原来是教士的儿子，他硬要我赔偿名誉损失——出了一百二十个卢布。有什么关系，钱去了会来的，主要的是马列克－阿杰尔仍旧归我了！我现在幸福了，可以过安乐日子了。可是，佩尔菲什卡，我吩咐你一句话：万一你在附近一带看见了那个哥萨克人，你一句话也不要说，马上跑回来把枪拿给我，我自有办法对付！”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对佩尔菲什卡这样说；他口头上这样表示，其实他心里并不像他所说那么安稳。

呜呼！他在心灵深处，并没有完全确信他所带来的马是真的马列克－阿杰尔！

十

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的困苦时期来到了。他实在极少享受到安乐。美好的日子固然也有：那时候他似乎觉得心里所发生的疑惑是荒唐的；他驱除这种怪诞的念头，像驱除一只纠缠不清的苍蝇一样，他甚至嘲笑自己。然而，令人不快的日子也有：那时候顽固的念头重又偷偷地出来腐蚀并烦扰他的心，像地底下的老鼠一样，于是他就私下感到剧烈的苦闷。在找到马列克－阿杰尔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内，切尔托普哈诺夫所感觉到的只是幸福的欢乐……他在他所找到的宝物旁边过了一整夜，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在旅店的低低的屋檐下替它装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初次刺痛他的心……他只是摇摇头，然而种子已经莳下了。在回家的旅途上（这旅行继续了大约一星期），他心里很少发生疑惑。一回到自己的别索诺沃村，一来到从前那匹无可怀疑的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地方，这种疑惑又加深起来，显著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骑着马摇摇摆摆地缓步前进，向各方面眺望着，吸着一支短烟管，并不考虑什么，只是有时心中暗想：“切尔托普哈诺夫家的人，说得到就做得到！哼！”于是得意地微笑；然而一回到家里，情况就两样了。这一切他当然是隐藏在自己心中的；单是他的自尊心就不容许他说出自己内心的恐慌来。无论何人，即使转弯抹角地暗示：新的马列克－阿杰尔似乎不是原来那匹，他就要把这人“撕作两半”；有时他碰见几个人，向他祝贺“顺利的寻获”；但是他不去找求这种祝贺，他比从前更加避免和人们接触了——这是不祥之兆！他几乎老是在那里考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匹马列克－阿杰尔；他骑了它到很远的原野上去试验它；或者偷偷地走进马厩里，锁上了门，站在马头前面，望着它的眼睛，轻轻地问它：“这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或者，默默地对着它看，一连几个钟头目不转睛地盯住它看，有时高兴起来，喃喃地说：“对啦！是它！当然是它！”有时又怀疑，甚至困窘起来。

这匹马列克－阿杰尔和那匹马列克－阿杰尔身体上的差异，倒并不使切尔托普哈诺夫那么困窘……虽然的确有些差异：那匹的尾巴和鬃毛仿佛稀薄些，耳朵尖些，蹄腕骨短些，眼睛更明亮些——但这可能只是看来如此而已。使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困窘的，却是所谓精神上的差异：那匹的习惯不是这样的，全部癖性都不相同。例如：那匹马列克－阿杰尔只要切尔托普哈诺夫一走进马厩，总是回过头来，轻轻地嘶叫；可是这匹自管嚼干草，若无其事，或者挂下了头打瞌睡。主人从鞍子上跳下来的时候，两匹马都是站着不动的；但是那匹当主人叫它的时候，立刻迎声而来，而这匹依旧像树桩一般站着。那匹跑得也很快，但是跳得更高更远；这匹走慢步的时候较自由自在，跑速步的时候却摇晃得较厉害，而且有时蹄铁会碰响——这就是说，后蹄和前蹄磕碰：那匹从来没有这种丑态——绝对没有！切尔托普哈诺夫觉得这匹的两只耳朵常常耸动，一副蠢相；而那匹同它相反：一只耳朵弯向后面，就用这样的姿势望着主人！那匹每逢看见它周围不干净，立刻用后脚踢槽房的墙壁；但是这匹并不在乎——即使粪便堆到它肚子边也不要紧。那匹如果让它向着风，它立刻用整个肺部来呼吸，全身抖动，而这匹只不过打打响鼻；那匹碰到雨水的潮湿就不安，这匹却满不在乎……这匹粗蠢得多，粗蠢得多！就连风度也比不上那匹，驾驭起来也不灵敏——还有什么可说呢！那匹马是可爱的，而这匹……

这些就是切尔托普哈诺夫有时所想到的，这些想头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在别的时候，例如他叫这匹马用全速在刚刚开垦的原野上奔跑，或者叫它跳到冲毁了的峡谷底上，而在最峻峭的地方再跳上来，这时候他高兴得心花怒放了，嘴里发出大声的叫喊，这时候他就知道，确实地知道：他所骑着的是真正的、无可疑义的马列克－阿杰尔，因为别的马怎么做得到这匹马所做的一切呢？

然而这时候他还是免不了灾难和不幸。长期地寻找马列克－阿杰尔，耗费了切尔托普哈诺夫许多钱；关于科斯特罗马种的猎狗，他已经不再想望，只是同从前一样骑着马孤独地在附近一带地方来来去去。有一天早晨，切尔托普哈诺夫在离开别索诺沃村大约五俄里的地方又碰到了那个公爵的猎队——就是一年半之前他曾经那么威风地在他们面前驰骋过的那个猎队。而且偏偏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天同那天一样，一只灰兔从山坡上的界篱底下跳到猎狗面前！“抓住它，抓住它！”全部猎队就飞奔过去，切尔托普哈诺夫也飞奔过去，只是不同他们在一起，而在离开他们约二百步的地方——也正同那时候一样。一条巨大的水沟，越到上面越窄，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坡，切断切尔托普哈诺夫的去路。这条水沟在他所要跳过的地方——一年半之前他的确曾经跳过这地方——也还有八步宽、两俄丈深的样子。切尔托普哈诺夫预感到一种胜利——那么巧妙地重演的胜利，他就挥着鞭子得意扬扬地大叫起来。猎人们一边奔跑，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勇猛的骑手。他的马像箭一般飞奔，水沟近在咫尺了——来，来，一跃而过，像那时候一样！……

但是马列克－阿杰尔骤然停步，向左转弯，切尔托普哈诺夫无论怎样牵过它的头来向着水沟，它都不顾，自管沿着断崖奔驰而去了。……

可见它胆怯了，没有信心了！

这时候切尔托普哈诺夫羞怒满腹，几乎哭出来，他放松了缰绳，把马一直向前赶，赶到山里去，远远地离开那些猎人，但求不要听见他们嘲笑他的声音，但求快些避开他们的可恶的目光！

马列克－阿杰尔身上带着鞭伤，泛着白沫，跑回家来。切尔托普哈诺夫自己立刻关闭在房间里了。

“不对，这不是它，这不是我的好朋友！那匹即使送了性命，也不会出卖我！”

十一

下面的一件事，使切尔托普哈诺夫走上了所谓“绝路”。有一回他骑着马列克－阿杰尔来到别索诺沃村所属教区的教堂旁边的僧侣村后面。他把毛皮帽子拉到眼睛上，弯着腰，两手挂在鞍鞒上，慢慢地前进；他心境不快，情绪不安。突然有人叫唤他。

他勒住了马，抬起头来，看见曾经和他通信的那个教堂执事。这位祭坛服务者在他那编成辫子的褐色头发上戴着一顶褐色的风帽，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土布外套，比腰低得多的地方束着一条浅蓝色的带子，他是走出来察看他的禾堆的。他看见了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认为有向他表示敬意的义务，顺便也可以从他那里求得什么。大家都知道：教会里的人没有这种存心是不会对世俗人讲话的。

但是切尔托普哈诺夫无心去对付教堂执事；他略微回了他的礼，含糊地哼了几声，就挥动马鞭……

“您的马多么漂亮！”教堂执事连忙接着说，“这真是值得夸耀的。说实在的，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男子汉大丈夫；简直像一头狮子！”这教堂执事以花言巧语著名，这使得教士十分懊恼，因为那教士没有口才，连喝了伏特加也不会饶舌。“一头牲口因为坏人的奸计而损失了，”教堂执事继续说，“您一点也不灰心，反而更加信仰神意，替自己另外弄了一匹来，一点也不比以前那匹差，甚至更好了……因为……”

“你胡说些什么？”切尔托普哈诺夫阴郁地打断了他的话，“哪里来的另一匹？这就是本来那一匹；这就是马列克－阿杰尔……我把它找回来的。真是胡说八道……”

“嗳！嗳！嗳！嗳！”教堂执事从容不迫地慢吞吞地说，同时用手指捻弄胡子，用他那明亮而贪婪的眼睛望着切尔托普哈诺夫。“这是怎么一回事，先生？您的马，我记得是去年圣母节[8]之后大约两个星期的时候给偷去的，现在是十一月底了。”

“唔，是的，那又怎么样？”

教堂执事只管用手指捻弄胡须。

“这就是说，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您的马那时候是灰色带圆斑的，现在也是这样；甚至好像还深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灰色马在一年之内颜色往往要淡许多哩。”

切尔托普哈诺夫猝然一震……仿佛有人用长矛戳了他的心。对呀，灰色毛的确是要变淡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怎么他在这以前没有想到呢？

“可恶的猪尾巴！去你的！”他突然大喝一声，眼睛愤怒地一闪，立刻从吃惊的教堂执事的视线中消失了。

“唉！一切都完了！”

现在的确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破灭了，最后的一张牌打输了！一切都由于“颜色要变淡”这句话而一下子破灭了！

灰色马的颜色是会变淡的。

跳吧，跳吧，可恶的畜生！你跳不出这句话！

切尔托普哈诺夫奔驰回家，又把自己锁闭在房间里了。

十二

现在一切都毫无疑义了：这匹不中用的驽马不是马列克－阿杰尔；它和马列克－阿杰尔之间没有一点儿相似的地方；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他，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被用最卑鄙的方法欺骗了——不！这是他自己故意存心地欺瞒自己，蒙蔽自己的眼睛。切尔托普哈诺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每一堵墙壁跟前用同样的方式旋转脚跟，仿佛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自尊心使他痛苦难堪；然而不单是受创伤的自尊心的疼痛折磨着他，他竟绝望满怀，愤怒填膺，复仇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起来。然而对谁呢？向谁复仇呢？向犹太人，向亚弗，向玛莎，向教堂执事，向偷马的哥萨克人，向所有的邻人，向全世界，乃至向自己？他神志混乱了。最后一张牌打输了！（他喜欢这比喻。）他又变成了一个最不足道的、最可卑的人，大众的笑柄，滑稽的小丑，绝顶的傻瓜，教堂执事嘲笑的对象！！他想象着，他清楚地想象着：那可恶的猪尾巴将怎样对人家讲这匹灰色马，讲这个愚笨的主人……唉，真该死！！……切尔托普哈诺夫徒然想抑制涌出来的愤怒，徒然想说服自己：这匹——马虽然不是马列克－阿杰尔，然而还是……一匹好马，可以替他服务许多年。他立刻愤恨地逐斥这念头，仿佛这念头里面含有对于那匹马列克－阿杰尔的新的侮辱，何况他本来早已觉得自己对不起那匹马列克－阿杰尔了……还用说吗！他真是瞎了眼，糊涂透顶了，才把这匹又老又瘦的驽马来和它——马列克－阿杰尔——同等看待！讲到这匹驽马还能够替他服务吧……难道他还有一天愿意去骑它？决不会！永远不会！！……把它送给鞑靼人吧，丢给狗吃吧，它没有别的用处了……对啦！这是最好的办法！

切尔托普哈诺夫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踱了两个多钟头。

“佩尔菲什卡！”他突然发出号令，“马上到酒店里去；去拿半维德罗[9]伏特加来！听见吗？半维德罗，快些！要立刻把酒拿来放在我桌子上。”

伏特加不久就出现在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的桌子上了，他就喝起酒来。

十三

当时如果有人看到切尔托普哈诺夫，如果有人目击他一杯一杯地喝酒时的阴险的愤怒，那人一定会感到不由自主的恐怖。天已经黑了；桌上点着一支暗淡的蜡烛。切尔托普哈诺夫不再从这角踱到那角；他坐着，满面通红，眼睛黯淡无光，有时望着地上，有时执拗地注视着漆黑的窗洞；他站起身来，倒一杯伏特加，喝干了，又坐下去，又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只是他的呼吸渐渐紧迫起来，脸越来越红了。似乎有一种决心在他胸中成熟起来，这种决心使他自己觉得惶恐，但是渐渐地对它习惯了；同一个念头顽强不停地越来越迫近了；同一个形象在眼前显得越来越清楚了；而在他心里，在沉醉的强烈影响之下，仇恨的愤怒已经变成了残酷的感情，一种不祥的冷笑出现在他的嘴唇上……

“唔，时候到了！”他用一种老练的、几乎不耐烦的语调说，“事不宜迟！”

他喝干了最后一杯酒，从床头拿了手枪——就是打玛莎的那支手枪，装好弹药，又把几个弹筒帽放进袋里“以防万一”，然后走向马厩去。

他正要开门的时候，那个看守人向他跑过来了，但是他对他怒喝：“是我！你难道看不见？走开！”看守人略微向旁边退开些。“你去睡觉吧！”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向他怒喝，“这儿用不着你看守了！看守这稀罕的宝贝！”他走进马厩里去。马列克－阿杰尔……假马列克－阿杰尔躺在垫子上。切尔托普哈诺夫踢它一脚，说：“起来，蠢东西！”然后从秣槽上解下马笼头，把马衣脱去，丢在地上，粗暴地拉着这匹驯服的马在槽房里转一个向，把它牵到院子里，从院子里牵到田野里，弄得那个看守人惊讶极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主人在半夜里拉了这匹不装马具的马到哪里去？他当然不敢问他，只是目送着他，直到他在通向附近树林里的大路的转角上消失了为止。

十四

切尔托普哈诺夫大踏步走去，不停留，也不回顾；马列克－阿杰尔——我们将用这名字称呼它到底——顺从地跟着他走。这天夜里很明亮；切尔托普哈诺夫能够看出前面一片黑压压的密林的齿形轮廓。他被夜寒所侵袭，要不是……要不是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沉醉支配着他的全身心，他一定会由于他所喝的伏特加而酩酊大醉了。他的头沉重起来，血在喉头和耳朵里轰响，但他稳定地向前走，而且知道方向。

他决心打死马列克－阿杰尔；他整天所考虑的只是这件事……现在他下定决心了！

他去做这件事，不但泰然自若，而且满有把握，坚定不移，仿佛服从责任感的人的行径。这“事儿”在他觉得很“简单”：毁灭了这假冒者，他就一下子对“一切”都清算了，又可以惩戒自己的愚蠢，又可以对真正的知友谢罪，又可以向全世界（切尔托普哈诺夫非常顾到“全世界”）表明：对他是不能开玩笑的……但主要的是他要同这假冒者一起毁灭他自己，因为他再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切怎样发生在他脑中，为什么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简单——要说明是不容易的，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受委屈，孤独，没有亲近的人，没有一个铜子，又因为喝酒而热血沸腾，他已经接近于精神错乱了；而精神错乱的人最荒唐的行径，在他们看来具有自己的逻辑甚至理由——这是无疑的事。切尔托普哈诺夫完全相信自己的理由；他绝不踌躇，他急于去对罪犯执行判决，然而他没有明确地理解：他所称为罪犯的究竟是谁？……老实说，他对自己要做的事很少考虑。“必须，必须结束，”他只是呆板地、严厉地对自己反复说着这句话：“必须结束！”

那无辜的罪犯跨着顺从的小步子跟在他背后……但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心里没有一点怜悯。

十五

他把他的马带到离开树林边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峡谷，峡谷里有一半地方繁生着小橡树。切尔托普哈诺夫走下峡谷……马列克－阿杰尔绊了一下，几乎跌在他身上。

“你想压死我，该死的东西！”切尔托普哈诺夫叫着，仿佛为了自卫，从衣袋里掏出了手枪。他所体验到的已经不是残酷，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麻痹——据说正是这种麻痹支配着将要犯罪的人。但他自己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这声音在黑暗的树枝的掩覆下，在林中峡谷的潮闷而窒息的湿气中那么怪异地响着！而且有一只大鸟在他头顶的树梢上突然拍动翅膀，用以回答他的叫声……切尔托普哈诺夫哆嗦一下。他仿佛惊醒了他的行为的一个见证人——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任何活的东西他也不应该碰到的荒凉的地方……

“去吧，畜生，随便你到哪里去！”他从牙缝中喃喃地说出，放脱了马列克－阿杰尔的缰绳，用手枪柄重重地在它肩上打了一下。马列克－阿杰尔立刻向后转，爬出峡谷……开步跑了。但它的蹄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吹来一阵风，混和并遮没了一切声音。

切尔托普哈诺夫自己也慢吞吞地从峡谷里爬出来，走到树林边，沿着大路缓步回家。他很不满意自己；他的头脑里和心中的沉重之感，扩展到他的四肢上来了；他走着，怒气冲冲，阴气沉沉，心中很不满意，肚里又饥饿，仿佛有人侮辱了他，夺去了他的获物和粮食……

被人阻碍而自杀未遂的人，是懂得这种感觉的。

突然有什么东西在他后面碰碰他两个肩膀中间的地方。他回头一看……马列克－阿杰尔站在路中央。它跟着它的主人走来，用鼻子碰碰他，……报告它的来到……

“啊！”切尔托普哈诺夫叫起来，“你，你自己来寻死！好，来吧！”

转瞬间，他已经拔出手枪，扳起枪机，把枪口对准马列克－阿杰尔的额骨，开了一枪……

可怜的马猛然退到一旁，用后脚站起来，跳到了十步之外，突然沉重地倒下，痉挛地在地上打着滚，发出嘶哑的叫声……

切尔托普哈诺夫两手掩住了耳朵就跑。他的两腿发软了。他的醉意、他的仇恨、他的愚钝的自信——一下子全都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羞耻和丑恶的感觉——还有一种意识，一种明确的意识：这一次他自己也完结了。

十六

大约过了六个星期，侍童佩尔菲什卡认为他有责任拦住路过别索诺沃庄园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

“你有什么事？”这个秩序维护者问。

“大人，请到我们家里来，”侍童深深地鞠着躬回答，“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似乎要死了，所以我很担心。”

“怎么？要死了？”警察局长问。

“是啊。起初他每天喝酒，现在躺在床上，已经瘦得很。我想他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一句话也不会讲了。”

警察局长走下马车来。

“那么，你至少已经去请过神父了吧？你的主人忏悔过没有？行过圣餐礼了吗？”

“没有。”

警察局长皱起眉头。

“这是怎么搞的，老弟？怎么可以这样？啊？或许你不知道吧：这件事……责任重大呢，啊？”

“我前天昨天都问过他，”胆怯的侍童接着说，“我说：‘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要不要我跑去请一个神父来？’他说：‘住口，傻瓜。不关你的事就不要你管。’可是今天我跟他讲话，他只是向我看看，略微动动胡子。”

“他喝了很多酒吗？”警察局长问。

“多得很！大人，劳您的驾，到房间里去看看他吧。”

“好，带路！”警察局长咕哝地说着，就跟了佩尔菲什卡走。

可惊的光景在那里等候他。

在一间潮湿而黑暗的后房里，一张盖着马衣的简陋的床上，切尔托普哈诺夫用毛茸茸的毡斗篷当枕头躺着，他的脸色已经不是苍白，而是像死人一样带有黄绿色；一双眼睛深陷在有光泽的眼睑下面；蓬松的髭须上面有一个尖尖的、然而还是微微发红的鼻子。他躺着，穿着他那件永不更换的、胸前有弹药袋的短上衣，和蓝色的契尔克斯式灯笼裤。深红顶子的毛皮高帽盖在他的额上，直到眉毛边。切尔托普哈诺夫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猎鞭，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绣花荷包，是玛莎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酒瓶；床头的墙壁上钉着两张水彩画：在其中的一张上，尽可能辨得出的，画着一个手里拿着吉他的胖子——大概是涅多皮尤斯金；在另一张上画着一个飞奔的骑手……那匹马好像孩子们画在墙上的神话中动物；但是马毛上仔细涂染的圆斑点、骑手胸前的弹药袋、他的尖头长统靴和浓密的髭须，毫无疑义的余地，表明这幅画一定是画的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骑在马列克－阿杰尔身上。

吃惊的警察局长不知如何是好。死一般的寂静支配着这房间。“他已经死了吧，”他想，便提高嗓子叫唤：“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喂，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

这时候发生了异常的光景。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慢慢地睁开，黯淡的瞳仁起初从右边转到左边，后来从左边转到右边，停留在来访者的身上，看见了他……两眼的灰暗的眼白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似乎有视线射出；发青的嘴唇渐渐地张开，发出一个嘶哑的、死气沉沉的声音：

“世袭贵族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要死了；谁能够拦阻他呢？他不欠任何人债，什么也不要求……让他去吧，你们这些人！走开！”

拿鞭子的手想举起来……但是徒然！嘴唇又合拢了，眼睛闭上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把身子挺一挺直，把脚掌移近些，照旧躺在他那硬邦邦的床上。

“死了以后通知我一声，”警察局长走出房间去时低声对佩尔菲什卡说，“至于神父，我想现在就可以去请了。必须按照惯例，替他涂圣油。”

佩尔菲什卡当天就去请神父；第二天早晨他去通知警察局长：潘捷列伊·叶列梅伊奇昨天夜里去世了。

殡葬的时候，他的棺材由两个人护送着：侍童佩尔菲什卡和莫歇尔·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去世的消息，不知怎的传到了这犹太人那里，他没有忘记来参加他的恩人的葬礼。

[1] 这是莫斯科的茨冈人的一支流行歌曲：《美好的青春时代正在逝去》。

[2] 洛可可式是十八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3] 蓬巴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最宠爱的情妇。

[4] 马列克－阿杰尔是法国女作家索非·科丁（1770—1807）的小说《玛蒂尔达，或十字军远征时代的回忆》的主人公。

[5] 这犹太人说俄语发音不正确，为求表达原意，现在也用几个音讹的字眼，例如把“照顾”说成“教顾”，把“知道”说成“基道”等等。凡字下加重点的，都表示音讹。

[6] 希律（赫罗德）是犹太国王，《圣经》中说他是个极残暴的人。

[7] 莎士比亚史剧《理查三世》中有一处说：“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8] 圣母节，旧俄历十月一日。

[9] 维德罗，俄罗斯液量单位。1维德罗合12.3公升。

活尸

长期忍苦的祖国——

俄罗斯人民的国土！

费·丘特切夫[1]

法国有一句谚语：“干渔夫，湿猎人，样子真惨。”我一向没有捕鱼的嗜好，因此不能断定渔夫在晴好的天气感受到什么，以及在阴雨天气打到许多鱼时的高兴能够压倒几分淋湿的不快。但是对猎人来说，下雨的确是一种灾难。有一回我同叶尔莫莱到别列夫县去打松鸡，正是遇到这种灾难。从清晨起，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想尽种种方法来避雨！我们把橡皮雨披几乎顶到了头上，又站到树底下去，想少淋些雨……这种防雨斗篷妨碍打枪是不必说了，竟老实不客气地漏进水来；而站在树底下呢，起初的确好像淋不着雨，可是后来，积在树叶上的雨水突然溃决，每一根树枝都向我们浇水，好像从水落管里流下来似的；一股冷冰冰的水钻进领带里面，沿着背脊骨流下去……这正像叶尔莫莱所说，是最倒霉的事。

“不行，彼得·彼得罗维奇，”他终于叫起来，“这样不行！……今天不能打猎。狗的鼻子一打湿就不灵了；枪也打不响……呸！真走运！”

“那怎么办呢？”我问。

“这样吧，我们到阿列克谢耶夫卡去。您也许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田庄，是您老太太的；离开这儿大约有八俄里。我们在那儿过一夜，明天……”

“明天再回到这儿来？”

“不，不回到这儿……阿列克谢耶夫卡那边一带地方我都熟悉，打松鸡比这儿好得多了！”

我也不质问我这个忠实的旅伴为什么不一开头就带我到那地方去，就在当天我们来到我母亲的田庄上；老实说，我在这以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田庄。这田庄里有一间厢房，破旧得很了，但没有人住，所以很干净；我在这屋里过了相当安静的一夜。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太阳刚刚出来；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四周一切都发出双重强烈的光辉：清新的朝阳的光辉和昨天的倾盆大雨的光辉。在他们替我套马车的时候，我到小花园里去散散步——这小花园从前曾经是一个果园，现在荒芜了，它的芬芳滋润的树丛环绕着这间厢房。啊，在空旷的露天，在明朗的天空底下，是多么美好啊，那里有云雀在啼，它们的响亮的声音仿佛撒下许多银珠子来！它们的翅膀上一定带着露珠，它们的歌声似乎也被露水润湿了。我甚至脱下了帽子，欢喜地尽情呼吸着。在一个浅浅的峡谷的斜坡上，篱笆的旁边，有一个养蜂场；一条羊肠小径蜿蜒地通向那里，小径的两旁夹着密密层层的杂草和荨麻，在它们上面突出着不知从哪儿来的暗绿色的大麻的尖茎。

我沿着这条小径走去，走到了养蜂场。养蜂场旁边有一间篱栅筑成的棚屋，即所谓冬季蜂房，是冬天放蜂巢用的。我向那半开的门里一望：里面黑暗、寂静，干燥；发出一阵薄荷和蜜蜂花的香气。屋角里搭着一副铺板，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人体盖了被躺着……我正想走开去……

“老爷，喂，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听见一个细弱、缓慢而嘶哑的声音，仿佛沼薹的瑟瑟声。

我站定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请走过来！”那声音又说。它从屋角里我曾经注意到的那副铺板上传到我这里。

我走近去一看，吓得发呆了。我面前躺着一个活的人体，但是这算是什么东西呀？

头完全干瘪了，全部作青铜色，活像古画中的圣像；鼻子很狭，像刀刃一般；嘴唇几乎看不出，只有牙齿现出白色，还有就是眼睛，头巾底下有几绺稀疏的黄头发露出在额上。下巴旁边，被的皱襞上，有两只也是青铜色的小手在那里移动，手指像细棒条一般缓慢地摸弄着。我凝神一看：面貌非但不丑，竟很漂亮，——然而看了很可怕，总觉得异乎寻常。在这张脸的金属般的面颊上，我看见一种努力装出……努力装出而不能展开的微笑，这使我感到这张脸更加可怕了。

“您不认识我了吗，老爷？”这声音又轻轻地说；这些话仿佛是从微微颤动的嘴唇里发出来的。“怎么认得出呢！我是露克丽亚……您记得吗，在斯帕斯科耶，在您老太太那儿，带头跳轮舞的……记得吗，我还是领唱的呢？”

“露克丽亚！”我叫起来，“这是你啊？真的吗？”

“是我，老爷，是我。我是露克丽亚。”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茫然若失地注视着这张黝黑的呆滞的脸，脸上有两只明亮的毫无生气的眼睛盯住我看。真的吗？这个木乃伊就是露克丽亚，就是我家全体仆役中第一号美人儿——修长丰满，白皙而红润，爱笑，又能歌善舞！露克丽亚，聪明伶俐的露克丽亚，我们那儿所有的年轻小伙子都追求过她；我当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曾经偷偷地为她叹过气。

“天哪，露克丽亚，”我终于说出，“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您可别讨厌我，老爷，不要为了我的不幸而嫌弃我，请坐在那儿的小木桶上，坐近些，不然您听不出我的话……瞧，我的声音这样轻了！……啊，我看见了您真高兴！您怎么会到阿列克谢耶夫卡来的？”

露克丽亚说起话来声音很微弱，但是不间歇。

“打猎的叶尔莫莱带我到这儿来的。可是请你讲给我听……”

“讲我的灾难吗？好的，老爷。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大约在六七年前。那时候我刚刚许配给瓦西里·波利亚科夫——您记得吗，那个相貌端正、头发鬈曲的，还替您老太太当过餐室管理人呢？您那时已经不在乡下，到莫斯科去念书了。我和瓦西里很相爱，我一刻也忘不了他。事情发生在春天：有一天夜里……离清晨已经不远了……可我睡不着。夜莺在花园里叫得那么美妙动听！……我忍不住，就起来走到台阶上去听它。它叫着，叫着……忽然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喊我，是瓦西里的声音，叫得很轻：‘露莎！[2]……’我转过头去看，大概是半睡不醒的缘故吧，踩了一个空，从很高的台阶上一直跌下去，砰的一声跌到了地上！我似乎伤得并不厉害，因为我马上爬起身，回到了自己房间里。只是我身体里面——内脏里——好像什么东西断了……让我歇一口气……一会儿工夫……老爷。”

露克丽亚不做声了，我吃惊地望着她。有一点特别使我吃惊：她讲自己的往事时几乎很愉快，不叹息，不呻吟，一点也不诉苦，并不想引起别人的同情。

“从那时候起，”露克丽亚继续说，“我消瘦起来，衰弱起来，我的皮肤变黑，走路困难，后来两条腿完全不听使唤了；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得老是躺着。我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身体越来越坏。您的老太太发慈悲，给我请医生，又把我送到医院里。可是我的病总是治不好。甚至没有一个医生说得出我害的是什么病。他们用尽种种方法替我医治：用烧红的铁烫我的背，把我放在冰块里，都没有用。终于我的身体僵硬了……于是那些先生们就断定：我的病再也没法治了；可是主人家里不能收容残废……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这儿有我的亲戚。我就这样生活着。”

露克丽亚又不做声了，又努力装出微笑。

“唉，你的境况太惨了！”我感叹着……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就问她：“那么瓦西里·波利亚科夫怎么样了？”这句话问得很笨。

露克丽亚把眼睛略微转向一旁。

“波利亚科夫怎么样？他伤心了一阵子，伤心了一阵子，就娶了另外一个人，娶了格林诺耶村的一个姑娘。您知道格林诺耶村吗？离我们这儿不远。这姑娘名叫阿格拉费娜。他本来是很爱我的，可是到底年纪还轻，总不能一辈子独身。而我哪里还能做他的伴侣呢？他的妻子很好，心地善良，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他在这儿邻近的人家当管家：是您老太太给他身分证，准许他去的。托上帝的福，他生活过得很好。”

“你就这样一直躺着吗？”我又问。

“我就这样躺着，老爷，已经躺了第七个年头了。夏天我躺在这儿，躺在这间小屋子里；天冷起来，他们就把我搬到澡堂的更衣室里，我就躺在那儿。”

“谁来服侍你，照料你呢？”

“这里也有几个好心人。他们没有扔下我不管。况且我的需要不多。吃东西呢，我几乎不吃什么；水呢，那杯子里经常有干净的泉水储存着。我自己够得到那杯子，我有一只手还能够动。这儿有一个小姑娘，是个孤儿；她有时候来望望我，真感谢她。刚才她就来过了……您没有碰见她吗？这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皮肤白嫩白嫩的。她带花来给我；我非常喜欢花。我们这儿没有花园里的花，——以前是有的，后来没有了。可是野花也很好，比花园里的花还香。就像铃兰吧……没有比这再可爱的了！”

“你不寂寞吗，不苦闷吗，我可怜的露克丽亚？”

“有什么办法呢？不瞒您说，起初很痛苦；可是后来习惯了，忍受过来，也就没有什么了；有些人比我还糟糕呢。”

“这话怎么讲？”

“有的人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还有的人是瞎子或者聋子！可是我，托上帝的福，眼力很好，而且什么都听得见。田鼠在地底下挖洞，我都听得见。无论什么气味，即使是最微弱的气味，我都闻得出！荞麦在地里开花了，或者椴树在花园里开花了，用不着对我讲，我第一个先闻到。只要有一点风从那地方吹来就行。不，我为什么要抱怨上帝呢？世上比我苦的人多着呢。又譬如说：有些健康的人，很容易犯下罪孽；可是我谈不到罪孽了。前几天神父阿列克谢来给我授圣餐，他就对我说：‘你用不着忏悔了：像你这种样子难道还会犯罪吗？’可是我回答他：‘那么思想上的罪孽呢，神父？’‘唔，’他说着，笑了，‘这种罪孽是不大的。’”

“可是我也许连思想上的罪孽也不大会有，”露克丽亚继续说，“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不想，尤其不想过去的事。这样日子就过得快些。”

我听了这话实在很惊奇。

“露克丽亚，你老是一个人在这儿，怎么能不让你脑子里产生种种念头呢？或许你老是睡着的吧？”

“啊，不，老爷！我不能总是睡着。我虽然没有多大的痛苦，可我的内脏里老是痛，骨头里也是，不让我好好地睡觉。不……我只是这样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我只觉得我活着，在呼吸，我全部都在这儿了。我用眼睛看看，用耳朵听听。蜜蜂在蜂房里嗡嗡地响；有时候鸽子停到屋顶上，咕咕地叫起来；有时母鸡带着小鸡来啄面包屑；或者飞来一只麻雀，一只蝴蝶，我觉得很高兴。前年竟有燕子在那边屋角里做窠，孵出小燕子来。这光景真有意思！一只燕子飞进来，停在窠上，喂了小燕子，就飞出去了。一转眼，另一只燕子又飞进来接替它。有时候不飞进来，只是从开着的门边飞过，那些小燕子立刻就吱吱喳喳地叫起来，张开了嘴巴……下一年我又等它们，可是听说这儿有一个猎人用枪把它们打死了。这人怎么那样贪小？一只燕子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们这班猎人先生多么狠心啊！”

“我是不打燕子的，”我连忙说明。

“有一回，”露克丽亚又开始说，“真滑稽呢！一只兔子跑了进来，真的！大概是有狗在追它吧，它一直跑进门来！……坐在我近旁，而且坐了很久，一直在那里掀鼻子，翘胡子，活像一个军官！它对我望望。它知道，我对它是没有危险的。后来它站起来，一跳一跳地跳到门口，在门槛上回头一望，立刻就跑掉了！真滑稽！”

露克丽亚向我看看……仿佛在说：“这不是很有趣的吗？”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就笑了一笑。她咬了咬干燥的嘴唇。

“到了冬天，我当然就觉得不大舒服，因为太暗了；点蜡烛舍不得，况且点了有什么用处呢？我虽然识字，而且总喜欢看书，可是看什么书呢？这儿一本书也没有；就是有，叫我怎样拿它，怎样拿书呢？阿列克谢神父有一回拿了一本历书来给我解闷，可是他看见没有用处，又拿了回去。不过，虽然黑暗，还是有些声音可以听见：蟋蟀叫响，或者老鼠在什么地方抓响。这种时候就很好：可以不想！”

“有时候我做祷告，”露克丽亚略微休息一下，又继续说。“不过我知道的祈祷词不多。而且我为什么要打扰上帝呢？我能够向他要求些什么呢？我需要什么，上帝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让我背十字架，就表示他爱我。这一点我们已经学会了，能理解。我念过了《我们的主》、《圣母颂》、《对一切受难者的赞美》，就又无思无虑地躺着了。一点也没有什么！”

大约过了两分钟。我没有打破沉默，坐在当凳子用的狭窄的小木桶上，一动也不动。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不幸的活物，已经把她那残忍的石头般的僵硬传染给我：我也仿佛麻痹了。

“露克丽亚，你听我说，”终于我开口说，“你听我说，我替你出一个主意。我要吩咐他们把你送到医院里，送到城里的一所好医院里去，你愿意吗？或许你的病治得好也难说。无论如何，你总不会一个人……”

露克丽亚的眉毛略微动了动。

“唉，不要，老爷，”她用担心的语调轻声说，“不要把我搬到医院里去，不要动我。我到了医院里只有更加痛苦。我的病哪里治得好！……有一回一个医生到这儿来；他要检查我的病。我请求他：‘看在基督面上，不要打搅我。’他哪里肯听！就把我翻来翻去，把我的手和脚揉弄，弯曲；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科学；我是为科学服务的人，我是学者！’他说：‘你不能反对我，因为由于我的功劳，我受到过挂在脖子上的勋章，而且我是在为你们这班傻瓜出力。’他把我折腾了半天，说出了我的病名——一个很奇怪的名称——这么一来就走了。可我后来全身的骨头痛了整整一个星期。您说我只有一个人，老是只有一个人。不，并不老是这样。常常有人到我这里来。我很安静，不去妨碍他们。有时有几个农家姑娘到我这儿来聊天；有时进来一个女香客，对我讲耶路撒冷、基辅和圣城的事。我一个人待着并不怕。这样反而好呢，真的！……老爷，请不要动我，不要把我送进医院去……谢谢您，您真是好心人，只是请您不要动我，好老爷。”

“那就随你的意思吧，随你的意思吧，露克丽亚。不过我这是为你好……”

“老爷，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亲爱的老爷，谁能够帮助别人呢？谁又能够懂得别人的心呢？人全靠自己帮助自己！您不会相信：我有时候一个人这样躺着……好像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的！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庇佑我……我就沉思起来，这真是奇怪的事！”

“那时候你想些什么呢，露克丽亚？”

“老爷，这也是说不出的，说不明白的。而且过后就忘了。这种思想来的时候，就像浮云一样舒展开来，很清新，很美好，可究竟是什么呢，没法理解！我只是想：如果我旁边有人，这种思想就不会发生，我除了自己的不幸之外，就不会有别的感觉。”

露克丽亚费力地透一口气。她的胸脯同别的肢体一样不听她的使唤。

“老爷，我看您的样子，”她又开始说，“您是很可怜我的。可是请您不要太可怜我，真的！我告诉您，譬如说，现在我有时候还……您该记得，我从前是那么快活的一个人，真是一个活泼的姑娘！……你知道怎样？现在我还唱歌呢。”

“唱歌？……你？”

“是的，唱歌，唱古老的歌、轮舞歌、圣诞占卜歌、圣歌、各种各样的歌！我以前不是会唱很多歌吗？现在还没有忘记。只是不唱舞曲。在我现在的情况下唱舞曲是不合适的。”

“你怎样唱呢？……默唱吗？”

“也默唱，也出声唱。我不能高声唱，可是唱得总还听得懂。我对您说过：有一个小姑娘常到我这儿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孤儿。我就教她唱歌；她已经跟我学会了四支歌。您不相信吧？等一等，我马上就唱给您听……”

露克丽亚吸一口气……这个半死的人要唱歌了——这念头在我心里唤起了不由自主的恐怖。但是我还没有说出话来，一个悠长的、十分微弱的、然而纯正准确的音在我耳朵边颤抖地响起来……接着发出第二个音，第三个音。露克丽亚唱的是《在牧场上》这首歌。她唱的时候，不改变她那石化似的脸的表情，甚至眼睛也凝视不动。然而她那可怜的、费劲的、像一缕轻烟似地动荡着的小嗓子，那么动人地响着；她竭力想把全部心灵倾吐出来……我感到的已经不再是恐怖，而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怜悯在压迫我的心。

“唉，不能唱了！”她突然说，“接不上气来……我看见了您非常高兴。”

她闭上眼睛。

我把一只手放到她的冷冰冰的小手指上……她对我看看，她那像古代雕像上一样镶着金色睫毛的深色眼睑重又闭上了。过了一会儿，这眼睑在灰暗的光线中闪耀起来……泪水把它们濡湿了。

我照旧一动也不动。

“我这人真是！”露克丽亚突然用意外有力的声音说，睁大了眼睛，努力想挤出眼里的泪水。“这不是难为情的吗？我怎么啦？我很久没有这种情形了……从去年春天瓦西里·波利亚科夫来看我那天之后就不曾有过。他坐着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哭得好伤心！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眼泪！……可是我们女人的眼泪原是不值钱的。老爷，”露克丽亚又接着说，“您大概有手帕吧……请您不要嫌弃，替我擦擦眼泪。”

我连忙实现了她的愿望，并且把手帕留赠给她。她起初不肯受……说：“我要这样的礼物做什么用？”这手帕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很洁白。后来她就用她瘦弱的手指抓住了它，不再放松了。我已经习惯于我们两人所处的地方的黑暗，能够清楚地辨识她的面貌了，甚至能够看出透过她脸上的青铜色而显出的微微的红晕，能够在这张脸上发现（至少我觉得如此）过去的姣美的痕迹了。

“老爷，您刚才问我，”露克丽亚又说话了，“是不是常常睡觉。我的确睡得很少，可是每次睡着了都做梦，很好的梦！我从来没有梦见过自己生病：我在梦里总是健康的、年轻的……只有一样痛苦：我醒过来，想好好地伸展一下，可是全身好像上了镣铐似的。有一回我做了那么奇妙的一个梦！要不要讲给您听？好，您听我讲吧。我梦见我仿佛站在田野里，周围是那么高的黑麦，都已经成熟了，金灿灿的！我好像带着一只黄狗，这只狗凶得不得了，老是想咬我。我手里还好像有一把镰刀，不是普通的镰刀，简直是一个月亮，就是像镰刀时候的月亮。我必须用这月亮来把这些黑麦割完。可是我热得很疲倦，月亮照得我头晕目眩，我觉得懒洋洋的；我周围长着许多矢车菊，那么大的矢车菊！它们都转过头来向着我。我心里想：让我采些矢车菊；瓦西里约好要到这儿来的，我先替自己编一个花冠吧；割麦还来得及的。我就开始采矢车菊，可是它们都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消失了，无论怎样都没有用！我不能替自己编花冠。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向我走过来，走得很近，接着就叫我：‘露莎！露莎！……’‘唉，’我想，‘糟糕，来不及了！’管它呢，我把这月亮戴在头上，代替矢车菊吧。我就像戴头巾一样戴上了月亮，立刻全身放光，把四周的田野都照亮了。一看，有一个人在麦穗顶上很快地向我移近来，不过不是瓦西里，而是基督本人！我为什么认识这是基督呢，那我说不出来。人家画的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可我知道这是他！没有留胡须，身材高高的，年纪很轻，全身穿白衣服，只有腰带是金色的。他向我伸过一只手来，说：‘不要怕，我的打扮好了的新娘，跟我来；你将要到我的天国里去带头跳轮舞，唱天堂的歌。’于是我就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的狗立刻跟到我脚边来……可是这时候我们已经飞腾起来！他在前面……他的翅膀展开在整个天空中，像海鸥的翅膀一样长，——我跟着他！那只狗只得离开了我。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只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是没有它的位置的。”

露克丽亚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做了一个梦，”她又开始说，“不过这也许是我的幻觉——我可真的分辨不出了。我仿佛觉得我就躺在这间小屋里，我那已经故世的爹妈到我这里来，深深地向我鞠躬，可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就问他们：‘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呢？’他们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受了许多苦，所以你不但解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又卸除了我们的重负。我们在那个世界里就安乐得多了。你已经消除了你自己的罪孽；现在正在赎我们的罪了。’爹妈说过这话，又向我一鞠躬，就不见了，我只看见墙壁。后来我很怀疑，我所碰到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忏悔的时候竟把这件事讲给神父听了。可是他认为这不是幻觉，因为幻觉往往只有僧侣才有的。”

“我还做了这么一个梦，”露克丽亚继续说。“我梦见，我仿佛坐在大路上的柳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根刨光的手杖，肩上背着行囊，头上包着头巾，活像一个女香客！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香客不断地从我旁边走过；他们慢吞吞地走着，好像不乐意似的，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全都愁眉苦脸的，而且相貌都相像。我看见有一个女人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穿进穿出，她比别的人高出一个头，她穿的衣服也很特别，好像不是我们俄罗斯的服装。相貌也很特别，阴沉沉的，样子很严肃。别的人似乎都避开她；她忽然转过身，一直向我走来，站定了对我看；她的眼睛像鹰的眼睛一样，又黄又大，而且非常明亮。我问她：‘你是谁？’她对我说：‘我是你的死神。’我照理应该害怕了，可是相反的，我高兴极了，画了十字！这女人——我的死神——就对我说：‘我可怜你，露克丽亚，可是我不能把你带走。再见！’天哪！那时候我多么伤心！……‘带我去吧，’我说，‘亲爱的好妈妈，带我去吧！’我的死神就把脸转向我，对我说起话来……我知道她是在指定我的死期，可是听不懂，听不清楚。……说是‘圣彼得节[3]之后’……这时候我就醒了。我常常做这样奇怪的梦！”

露克丽亚抬起眼睛……陷入了沉思……

“只是我有一件痛苦的事：有时候整个星期我一次也没有睡着。去年有一位夫人路过这儿，看见了我，给了我一小瓶安眠药；她叫我每次吃十滴。这药对我很有效，我吃了就睡得着了；可是现在这一小瓶药早已吃完了……您知道吗，这是什么药，怎样可以弄到它？”

路过的夫人给露克丽亚的显然是鸦片。我答应给她照样弄一瓶来，而对于她的忍耐力不能不再度表示惊讶。

“啊，老爷！”她回答说，“您怎么说这话？我这点忍耐力算得什么呀？喏，圣西蒙的忍耐力才真伟大呢！在柱头上站了三十年！还有一位圣徒叫人把自己埋在地里，一直埋到胸口，蚂蚁咬他的脸……还有，有一位读过许多经卷的人讲给我听的：从前有一个国土，阿拉伯人征服了这国土，他们残杀所有的居民；居民们用尽种种方法，总不能获得解放。这时候在这些居民里面出现了一位圣处女；她拿了一把很大的宝剑，穿上两普特重的甲胄，去对付阿拉伯人，把他们统统赶到了海的那边。她赶走了他们，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烧死我吧，因为我曾经这样许下愿：我要为我的人民死于火刑。’于是阿拉伯人把她抓来烧死了。可是从那时候起：人民永远解放了！这才真是功勋！而我算得什么呢！”

这时候我暗暗惊奇：关于贞德[4]的传说，怎么用这样的形式传到了这里。沉默了片刻，我问露克丽亚：她几岁了。

“二十八……也许是二十九……不到三十。可是年纪算它做什么呢！我还要告诉您……”

露克丽亚突然用低哑的声音咳嗽一下，叹一口气……

“你说话说得太多了，”我向她指出，“这对你是有害的。”

“对，”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等您走了以后，我可以尽量地沉默。至少我已经说出了我的心事……”

我就向她告别，重又提到我要送药给她的诺言，又叫她再仔细想想，告诉我：她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没有什么需要了；一切都满足，感谢上帝，”她十分费力而又动人地说出这话，“上帝保佑大家健康！对了，老爷，您最好劝劝您的老太太：这里的农民都很穷，请她把他们的代役租哪怕减轻一点点也好！他们的地不够，而且都没有出息……他们会祈祷上帝保佑您的……我可什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

我向露克丽亚保证一定实现她的愿望。我已经走到门口……她又把我叫到跟前。

“老爷，您记得吗，”她说着，她的眼睛里和嘴唇上有一种奇妙的表情一闪而过，“我以前的辫子是怎么样的？您记得吗，一直垂到膝盖的地方！我好久都拿不定主意……这样长的头发！……可是怎么能梳它呢？在我这种境况下！……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嗯……好，再见吧，老爷！我不能再说话了……”

就在那一天，出去打猎以前，我跟管田庄的甲长谈起了露克丽亚。我从他那儿知道：村里的人都称她为“活尸”，可是没有看见她有什么烦恼；从来听不见她诉苦或者抱怨。“她自己没有一点要求，相反的，她对一切都感谢；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实在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应该这么说。大概是上帝为了她的罪孽才惩罚她的，”甲长这样下了结论，“可是我们不去过问这件事。至于指摘她呢，不，我们不去指摘她。随她去吧！”

过了几个星期，我听说露克丽亚死了。死神终于来叫她了……正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据说她死的那天老是听见钟声，虽然从阿列克谢耶夫卡到教堂算来有五俄里多路，而且这一天并不是礼拜天。不过露克丽亚说：钟声不是从教堂那边传来的，而是“从上面”来的。大概她不敢说：从天上来的。

[1]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2] 露莎是露克丽亚的小名。

[3] 圣彼得节是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4] 贞德（1412—1431），抗击英军的法国女民族英雄。

车轮子响

“我向您报告，”叶尔莫莱走进农舍里来对我说，那时候我刚吃过饭，躺在行军床上，想在十分成功但很吃力的松鸡狩猎之后休息一下——时间是七月中旬，天气热得厉害……“我向您报告：我们的霰弹都用完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

“霰弹用完了！怎么啦！我们从村子里带来的差不多有三十磅！满满的一袋哩！”

“一点也不错；而且袋子很大；应该足够用两个星期。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恐怕袋子上有破洞了，不管怎么着，霰弹实在没有了……剩下的不过十发了。”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前面有很好的地方——明天我们说好要打六窝鸟呢……”

“派我到图拉去吧。离这儿不远：一共四十五俄里。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飞快地去一趟；带一普特霰弹来。”

“你什么时候去呢？”

“现在马上去也可以。何必耽搁时间呢？不过有一点：要雇几匹马。”

“怎么要雇马？自己的马为什么不用？”

“自己的马不能用了。辕马的脚瘸了……瘸得厉害！”

“从什么时候起的？”

“前几天，——马车夫带它去钉马掌。马掌钉好了。碰上那个铁匠大概是不高明的。现在它的一只腿简直踩不下去。是前腿。它就只得把前腿缩起……像狗一样。”

“有这样的事？那么至少把马掌给它拿掉了吧？”

“没有，没有拿掉；可是一定得把它拿掉。大概钉子钉进它的肉里去了。”

我吩咐把马车夫叫来。原来叶尔莫莱并没有说谎：辕马的腿确实踩不下去了。我立刻吩咐把它的马掌拿掉，让它站在潮湿的泥土上。

“怎么样？吩咐我雇马到图拉去吗？”叶尔莫莱又来钉着我。

“难道在这荒僻的地方可以雇到马吗？”我禁不住懊恼地叫嚷。……

我们所在的村子偏僻而又荒凉；所有的居民都是一贫如洗；我们好容易才找到这间虽然没有烟囱却还算宽敞的农舍。

“可以，”叶尔莫莱照例泰然自若地回答，“关于这个村子，您说的话很对；可是这儿以前住着一个农民。很聪明！又有钱！他有九匹马。他本人已经死了，现在他的大儿子在当家。这人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可是还没有花尽老子的财产。我们可以跟他要马。您让我去叫他来吧。听说他的两个弟弟倒是挺伶俐的……可他到底是他们的头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老大！做弟弟的当然得听他的话！”这时候叶尔莫莱狠狠地抨击了一般做弟弟的，他的话简直难以形诸笔墨。“我去叫他来。他是个老实人。跟他哪里会谈不拢呢？”

当叶尔莫莱去叫“老实人”的时候，我转起念头来：还是我亲自到图拉去一趟吧？第一，我受经验的教训，对叶尔莫莱很不信任；有一回我派他到城里去买东西，他答应我在一天之内完成我的一切委托——岂知他去了整整一星期，把所有的钱都喝了酒；坐了竞走马车去的，却步行回来。第二，我在图拉有一个熟识的马贩子；我可以向他买一匹马来代替瘸腿的辕马。

“决定这么办！”我想，“我自己去一趟，在路上也可以睡觉的，——况且这四轮马车很平稳。”

“叫来了！”过了一刻钟，叶尔莫莱喊着，闯进农舍来。跟在他后面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农民，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树皮鞋，毛发都是淡黄色的，视力很差，长着棕黄色的尖胡子，鼻子长而丰满，嘴巴张开。看样子他的确是个“老实人”。

“您跟他谈吧，”叶尔莫莱说，“他有马，他也同意。”

“这个，喏，我……”农民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讷讷地说起话来，同时摇摇他的稀薄的头发，用手指摸弄他手里拿着的帽子的帽沿。“我，喏……”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农民低下头，仿佛在沉思。

“我叫什么名字吗？”

“是啊，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的名字是——菲洛费。”

“唔，菲洛费老弟，我听说你有马。你去带三匹马到这儿来，我们要把它们套在我的四轮马车上——这马车是很轻的——你拉我到图拉去一趟吧。这两天夜里有月亮，很亮，赶车也凉快。你们这儿的路怎么样？”

“路吗？路没有什么。从这儿走到大路上，一共不过二十俄里光景。有一个小地方……不大好走；别的都没有什么。”

“不大好走的小地方是怎么样的呢？”

“要走浅滩蹚水过去。”

“难道您自己到图拉去？”叶尔莫莱问。

“是的，我自己去。”

“噢！”我的忠实的仆人说着，摇摇头。“噢！”他又说一声，啐了一口，就走出去了。

图拉之行对他显然已经毫无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没有趣味的无聊事了。

“你熟悉路吗？”我问菲洛费。

“我们怎么会不熟悉路呢！不过我，就是说，听您的吩咐，可是总不能……因为这样突然地……”

原来叶尔莫莱在雇用菲洛费的时候，曾对他声明，叫他不要担心，会付钱给他这个傻瓜的……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菲洛费——照叶尔莫莱的说法——虽然是一个傻瓜，对于光是这样一个声明却不能满意。他向我讨价五十卢布——很高的价格；我还他十卢布——很低的价格。我们就讲起价钱来；菲洛费起初坚持，后来开始让价了，但是很不爽快。这期间叶尔莫莱进来一下，向我断然地说：“这个傻瓜，（菲洛费听见了低声说：“他老是喜欢这么说！”）这个傻瓜完全不懂得算钱。”他顺便又提醒我一件事：大约二十年前，我母亲在两条大路交叉的热闹地方开设的一个旅店，完全衰败了，就是因为派在那儿经理业务的那个老仆人根本不懂得算账，只知道数目多便是好，这就是说，例如拿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银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铜币付给人家[1]，同时还要狠狠地大骂。

“嘿，你呀，菲洛费！真是菲洛费！”最后叶尔莫莱这样叫着，愤怒地碰一碰门，走了出去。

菲洛费一句话也不回驳他，他仿佛意识到：名字叫菲洛费的确不大好，一个人为了这样的名字应该受责备，虽然实际上这是教士不好，因为在行洗礼的时候没有好好地送他报酬。

我终于跟他讲定了二十卢布。他回去牵马，过了一个钟头，牵来了五匹马，以便挑选。马都还不错，虽然它们的鬃毛和尾巴都很乱，肚子大，像鼓皮一样紧。菲洛费的两个弟弟跟了他来，他们一点也不像他。身材矮小，眼睛黑溜溜的，鼻子尖尖的，他们的确给人“伶俐”的印象；他们说话又多又快，正像叶尔莫莱所谓“唠叨”，但是他们都服从大哥。

他们把四轮马车从屋檐下拉出来，装配车子和马匹，一直忙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有时把绳子做的挽索放松了，有时又扎得紧紧的。两个弟弟一定要把“灰斑马”套在辕上，因为“它下坡走得棒”；但是菲洛费决定，用“粗毛马”，于是就把粗毛马套到了辕上。

他们在马车里铺了干草，把瘸腿辕马的轭塞到坐位底下，以便在图拉买到了新马就可以装配上去……菲洛费还跑回家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穿着他父亲的长长的白色的宽袍，戴着高高的毡帽，穿着涂油的靴子，得意扬扬地爬上驾车台。我坐上车，看一看表：十点一刻。叶尔莫莱竟不跟我告别，去打他的狗瓦列特卡了；菲洛费拉动缰绳，尖声细气地喊起马来：“嘿，你们这些小东西！”他的两个弟弟从两旁跑过来，打着副马的肚子，马车就走动了，转出门外，走上街道；那匹粗毛马想回到自己家里去，但是菲洛费打了它几鞭，开导了它，于是我们就出了村子，走上繁茂的榛树丛林中间十分平坦的道路了。

夜色宁静可爱，是最适宜赶路的时候。风有时在丛林里瑟瑟地响，摇曳着树枝，有时完全静止；天空中某些地方有凝滞不动的银色的云；月亮高挂在天心，皎皎地照明了四周。我伸直身子，躺在干草上，正想打瞌睡……但是想起了那个“不大好走的地方”，就振作起精神。

“喂，菲洛费，离浅滩还远吗？”

“离浅滩吗？还有八俄里光景。”

“八俄里，”我想，“非一个钟头走不到。我还可以睡一会儿。”

“菲洛费，你熟悉路吗？”我又问。

“路怎么会不熟悉呢？又不是头一回走……”

他接着又说了些什么话，但是我已经不去听他……我睡着了。

使我醒来的，不是我自己要恰好睡一小时的意图（这是常有的情形），而是我耳朵底下的一种虽然轻微但很奇怪的汩汩声和潺潺声。我抬起头来……

多么奇怪！我照旧躺在马车里，但是马车的周围，离马车边缘不过半俄丈高的地方，有一片水映着月光，起着细碎、清晰而颤抖的小波纹。我向前面一望：菲洛费低着头，弯着背，像木偶似地坐在驾车台上；再前面，在潺潺的流水上面，望得见弯曲的轭木、马的头和背脊。一切都凝滞不动，鸦雀无声，仿佛在魔法的国土中，在梦中，在神奇的梦中……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从车篷底下向后面一望，……原来我们正在河中央，……河岸离开我们约有三十步！

“菲洛费！”我叫了一声。

“干什么？”他反问。

“还说‘干什么？’，得了吧！我们到底在哪儿啊？”

“在河里。”

“我知道在河里。可是这样我们马上就要淹死了。你这样算是过浅滩吗？咦？你睡着了，菲洛费！你回答我呀！”

“我稍微弄错了一点，”我的车夫说，“大概太偏了一点，走错了路，现在要等一会了。”

“怎么叫做‘要等一会了！’？我们等什么呢？”

“让这粗毛马辨认一下。它转向哪儿，我们就该往哪儿走。”

我在干草上坐起来。辕马的头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在明亮的月光底下，只能看见它的一只耳朵微微地动着——有时向后，有时向前。

“它也睡着了，你的粗毛马！”

“不，”菲洛费回答，“它正在嗅水。”

一切又都静息了，只是水照旧发出微弱的汩汩声。我也茫茫然了。

月光，夜色，河水，河里的我们……

“这个咝咝响的是什么？”我问菲洛费。

“这个吗？是芦苇里的小鸭子……也许是蛇。”

忽然辕马的头摇动了，耳朵竖起来，它打起响鼻，开始行动。

“嗬—嗬—嗬—嗬！”菲洛费突然扯着嗓子大叫起来，他挺起身子，挥动马鞭。马车立刻离开了原地，它横断了河水的波浪向前猛力一冲，摇摇摆摆地走动了……起初我觉得我们在沉下去，往深的地方去了，可是经过了两三次冲撞和陷落之后，水面仿佛突然低了下去……它越来越低，马车就从它里面长了出来，瞧，车轮子和马尾巴都露出来了。瞧，那些马搅起激烈而粗大的水沫，这些水沫在朦胧的月光下飞溅出去，好像金刚石的——不，不是金刚石——而是蓝宝石的光束；马儿愉快地、协力地把我们拉到了沙岸上，竞相鼓动着光滑润湿的腿，走上了通往山里的路。

我心里想：“菲洛费现在大概要说‘您瞧，我的话是对的！’或者类乎此的话了吧？”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因此我也认为不必责备他的疏忽了，就躺在干草上，想再睡觉。

可是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打猎后不疲劳，也不是因为我所经历的恐慌赶走了我的睡意，而是因为我们来到了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是辽阔、广大、滋润而茂盛的草原，其中有无数的小草地、小湖泊、小川、尽头丛生着柳树和灌木细枝的小港，是真正俄罗斯的风景，俄罗斯人所爱好的地方，很像我们古代传说中的勇士骑着马射击白天鹅和灰鸭子的地方。被车马压平的道路像一条黄色的丝带一般蜿蜒着，马跑得很轻快。我不能闭上眼睛，只管欣赏着！这一切景物都在可爱的月光底下柔和地、匀称地从两旁浮过。菲洛费也被感动了。

“我们这一带地方叫圣耶戈尔草原，”他回过头来对我说。“再过去就是大公草原。这样的草原在全俄罗斯没有第二处的，……多美啊！”辕马打一个响鼻，颤动一下……“上帝保佑你！……”菲洛费庄重地低声说。“多美啊！”他又说一句，叹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哼了一声。“快要开始割草了，这地方耙集起干草来有多少啊——真不得了！港里的鱼也很多。多么好的鳊鱼！”他拖长声调说。“总之一句话：人是死不得的。”

他忽然举起一只手。

“啊！瞧！在湖上面……不是有一只苍鹭站着吗？难道苍鹭晚上也抓鱼？哈哈！这是树枝，不是苍鹭。看错了！月亮老是让人上当。”

我们这样地走着，走着……可是现在来到了草原的尽头，这里出现了一些小树林和开垦了的田地；附近有一个小村子里闪耀着两三点灯火，——到大路只剩下五俄里光景。我睡着了。

我又一次不是自己醒过来。这回唤醒我的是菲洛费的说话声。

“老爷……喂，老爷！”

我略微抬起身子。马车停在大路中央的平地上，菲洛费坐在驾车台上，把脸转向我，眼睛睁得很大（我竟吃了一惊，我想不到他有这样大的一双眼睛），意味深长地、神秘地低声说：

“车轮子响！……车轮子响！”

“你说什么？”

“我说：车轮子响！您弯下身子听听。听见吗？”

我从马车里伸出头去，屏住呼吸，果然听见我们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响声，好像是车轮滚动的声音。

“听见吗？”菲洛费又问。

“嗯，是的，”我回答，“有一辆马车正跑过来。”

“您没有听见……听！喏……铃铛声……还有口哨声……听见吗？您把帽子摘掉……可以听得清楚些。”

我没有摘下帽子，但是侧着耳朵倾听。

“嗯，是的……也许是。可是这有什么呢？”

菲洛费把脸转向着马。

“有一辆大车过来了……轻装，轮子包铁皮的，”他说着，拿起缰绳。“老爷，这是坏人来了；在这儿，在图拉附近，拦路抢劫的……多得很。”

“胡说！你怎么知道这一定是坏人？”

“我说的是真话。带着铃铛……驾着一辆空车……还会有谁呢？”

“那么到图拉还远吗？”

“还有十五俄里光景，这里一户人家也没有。”

“那么，赶快走，不要耽搁了。”

菲洛费挥一下鞭子，马车又开动了。

我虽然不相信菲洛费的话，但是已经不能再入睡了。如果是真的，那怎么办呢？一种不快的感觉在我心中浮动。我在马车里坐起来，——在这以前我是躺着的，——开始向四周眺望。在我睡着的期间，升起了一层薄雾——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天空中；薄雾浮得很高，月亮挂在雾里，变成了白蒙蒙的一点，好像蒙在烟气里。一切都暗淡无光，形成了模糊的一片，只是近地面的部分还看得清楚。周围都是平坦的、荒凉的地方：田野，一直是田野，有些地方有灌木丛、峡谷，然而过后又是田野，而且大都是休闲田，长着些稀疏的杂草。一片荒凉……死气沉沉！连一只鹌鹑的叫声都没有。

我们走了半个钟头光景。菲洛费不时地挥着鞭子，吧嗒着嘴唇吆喝马，但是无论他还是我，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土岗……菲洛费勒住了马，紧接着说：

“车轮子响……车轮子响——哪，老爷！”

我又把头伸出马车外面；其实我在车篷里也可以听见。虽然相隔还远，这一回我却已经能够十分清楚地听到大车轮子的转动声、口哨声、铃铛声、甚至马蹄声；我甚至好像听到歌声和笑声。风固然是从那方面吹来的，但是那些不相识的旅客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无疑地已经缩短了足足一俄里，也许竟是两俄里了。

我和菲洛费面面相觑，他只是把帽子从后脑勺推到了前额，立刻又俯在缰绳上打起马来了。马儿飞奔起来，但是不能持续长久，一会儿又跑轻快步了。菲洛费继续不断地鞭打它们。必须逃走啊！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起初我并不分担菲洛费的疑虑，而这回忽然相信跟着我们来的的确是坏人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别的声音：仍然是同样的铃铛声、同样的不载货的大车的轮子声，同样的口哨声，同样的模糊的喧嚣声……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怀疑。菲洛费的话是不会错的！

又过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除了自己的马车的轧轧声和隆隆声之外，又听见另一辆车子的轧轧声和隆隆声了……

“停车吧，菲洛费，”我说，“反正一样——总是完结！”

菲洛费胆怯地喝了一下马。马刹那间就站定了，仿佛因为可以休息而感到欢喜的样子。

天哪！铃铛简直就在我们背后大声响着，大车发出辚辚声，人们在吹口哨，叫喊，唱歌，马儿打着响鼻，马蹄在地面上嘚嘚敲响……

他们赶上来了！

“糟——糕！”菲洛费拖长了声音低声说，接着犹豫不决地叱一下马，催促它们前进。但是正在这当儿，仿佛有一样东西突然垮下来似的，只听见一阵呐喊，轰隆一声响，一辆庞大的摇摇摆摆的大车由三匹瘦健的马拖着，急剧地像旋风一般赶过了我们，向前跑了几步，立刻换了慢步，拦住了路。

“正是强盗的行径，”菲洛费低声说。

老实说，我心里发呆了……我就在雾气弥漫的幽暗的月光下紧张地观察。在我们前面的大车里，有六个穿衬衫的、敞开上衣的人不知算是坐在那里，还是躺在那里；其中两个人头上不戴帽子；穿靴子的粗大的腿挂在马车的横木上摇摆着，手臂乱七八糟地举起来，落下去……身体晃动着……显而易见，这是一群醉汉。有的人在那里胡乱叫喊；有一个人发出很尖锐而清晰的口哨声，另一个人在骂街；驾车台上坐着一个穿短皮袄的大汉，在那里驾驭马匹。他们缓步前进，仿佛没有注意到我们。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只得跟着他们缓步前进……无可奈何了。

我们这样地走了大约四分之一俄里。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期待……逃命，防御……哪里还谈得到！他们有六个人，而我连手杖都没有一根！向后回转呢？他们一定立刻追上来。我想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诗句（他咏卡明斯基元帅被杀的诗句）：强盗的卑鄙的斧头……[2]要不然，就是用肮脏的绳子勒住喉咙……丢进濠沟里……在那里呻吟，挣扎，像兔子落在圈套里一般……

啊，真可恶！

可是他们照旧缓步前进，不来注意我们。

“菲洛费！”我低声说，“试试看，偏向右，仿佛从旁边走过的样子。”

菲洛费试着把马拉向右……可是他们也立刻偏向右……不可能通过。

菲洛费又试着把马拉向左……但是他们又不让他越过大车，并且笑起来。这么说，他们是不放我们过去了。

“正是强盗，”菲洛费转过头来对我低声说。

“可是他们等什么呢？”我也低声地问。

“喏，在前面，在洼地里，小河上有一座桥……他们想在那儿收拾我们！他们常常是这样的，……在桥旁边。老爷，我们的事情已经摆明了！”他叹一口气接着说，“不见得会放我们活着回去；因为他们主要是灭口。老爷，我只可惜一点：我的三匹马损失了，我的两个弟弟得不到它们了。”

这时候我应该吃惊：菲洛费到这当儿还能够担心他的马。然而老实说，我自己已经顾不到这些了……“难道他们真的要杀人？”我反复地想，“为了什么呢？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就是了。”

桥越来越近，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突然响出一阵尖锐的呐喊声，我们前面那辆马车仿佛奔腾飞驰起来，它跑到了桥边，一下子煞住，在路上稍偏的地方纹丝不动地站定了。我的心沉了下去。

“啊呀，菲洛费老弟，”我说，“我和你走上死路了。如果我害了你，请原谅我啊。”

“哪里是您的过错呢，老爷！自己的命运是躲不过的！喂，粗毛马，我的忠实的马儿，”菲洛费对辕马说，“好兄弟，向前走吧！帮我最后一个忙吧！——反正是一样……天保佑！”

他就放他的三匹马快步向前。

我们渐渐走近桥边，走近那辆一动不动的可怕的大车……这辆车上仿佛故意似的一切都静息下来。寂静无声！就好像梭鱼、鹞鹰、一切猛兽等候获物靠近来时的静默一样。我们终于和那辆大车相并了……突然那个穿短皮袄的大汉跳下车，一直向我们走来！

他什么话也没有对菲洛费说，但菲洛费立刻自动勒住了缰绳……马车停了。

大汉把两只手按在车门上，把他的毛发蓬松的头伸向前，露出牙齿笑着，用沉静平稳的声调和工人的语气说出下面的话：

“可敬的先生，我们是参加了体面的宴会、参加了婚礼回来的……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结了婚；把他安顿好了；我们弟兄都是年轻勇敢的人，——喝了许多酒，可是没有东西可以醒酒；您肯不肯赏一个脸，给我们一点儿钱，让弟兄们每人再喝半瓶酒来解解醉？我们将要为您的健康干杯，不忘记您这位好先生；要是您不肯赏脸的话，那就请您别见怪！”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是开玩笑？……挖苦人？”

大汉低下了头，继续站着。正在这当儿，月亮从雾中出现，照亮了他的脸。这张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眼睛里和嘴唇上都带着笑。这张脸上看不出威吓的样子……只是好像整个脸很警惕，……牙齿又白又大……

“我很愿意……请拿去吧……”我连忙说，同时从衣袋里掏出钱包，从这里面拿出两个银卢布，——那时候银币在俄罗斯还通行。“给你，如果不嫌少的话。”

“多谢！”大汉像士兵一般大叫一声；他的粗大的手指迅速地攫取了我的——不是全部钱包，而只是那两个银卢布。“多谢！”他抖一抖头发，跑向大车去了。

“弟兄们！”他叫起来，“过路的先生赏给我们两个银卢布！”所有的人都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汉爬上了驾车台……

“祝您幸福！”

一转眼他们就离去了！马儿齐步向前奔跑，大车隆隆地驶上山坡去，在天空和地面相接的黑暗的界线上再闪现一次，就跑下山坡，消失了。

于是车轮声、叫喊声、铃铛声都听不见了……

死一般的静寂。

我和菲洛费没有马上恢复过来。

“啊，这可真是开玩笑！”终于他这样说，摘下了帽子，画起十字来。“真是开玩笑，”他又说了一句，满心欢喜地转向我。“这一定是个好人，真的。嗬—嗬—嗬，小东西！快走！你们安全了！我们大家都安全了！就是这个人不让我们通过；他驾着马呢。这小伙子真滑稽！嗬—嗬—嗬—嗬！走吧！”

我默默不语，但是心里也很高兴。“我们安全了！”我心里反复说着，在干草上躺下。“便宜地解决了！”

我甚至觉得有点惭愧：我为什么要想起茹科夫斯基的诗句。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

“菲洛费！”

“什么？”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有孩子了。”

“刚才你怎么不想到他们呢？你可怜你的马，可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呢？”

“为什么要可怜他们？他们又没有落到强盗手里。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们，现在也惦记着……真的。”菲洛费沉默了一会。“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上帝才饶恕我们的。”

“说不定这些人不是强盗吧？”

“怎么能知道呢？难道能钻进别人的心眼儿里去？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可是心里有上帝总是好的。不啊……我一直惦记着我家里的人……嗬—嗬—嗬，小东西，走吧！”

我们走近图拉时，差不多已经天亮了。我半睡半醒地躺着……

“老爷，”菲洛费突然对我说，“您瞧，他们在酒店里，……这是他们的大车。”

我抬起头来一看……正是他们：他们的大车，他们的马。酒店的门槛上忽然出现了那个熟识的穿短皮袄的大汉。

“先生！”他挥着帽子叫，“我们在用您的钱喝酒！喂，马车夫，”他向菲洛费点点头，接着说，“刚才恐怕受惊了吧？”

“这人真有趣，”我们离开酒店约二十俄丈之后，菲洛费说。

我们终于到了图拉；我买了霰弹，顺便买了些茶叶和酒，还向马贩子买了一匹马。中午我们动身回去。菲洛费因为在图拉喝了点酒，变成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他甚至讲故事给我听），当我们经过上次我们听见后面有车轮子响的那地方时，菲洛费忽然笑起来。

“老爷，您可记得，我一直对您说‘车轮子响……车轮子响’，我说‘车轮子响’。”

他把手挥动了好几下……他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味。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我把我们的遭遇告诉了叶尔莫莱。他那时候没有喝过酒，并不说什么同情的话，只是哼了一声——是赞许还是责备，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过了两天，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就在我和菲洛费去图拉的那天夜里，就在那条路上，有一个商人遭了抢劫，被杀死了。我起初不相信这消息，但后来不得不相信了：一个警察官骑着马跑过这里，去调查这事件，就证明了这消息的确实。我们这班好汉莫非就是参加了这个“婚礼”回来？那个滑稽的大汉所谓“安顿好了”的那个“好朋友”，莫非就是这个商人？我在菲洛费的村子里又耽搁了大约五天。我每次一碰见他，就对他说：“嗳？车轮子响吗？”

“那人真有趣，”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接着就笑起来。

[1] 原先，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银币等于五个五戈比的铜币。从一八四三年元旦起，十戈比的铜币只等于三戈比的银币。这是尼古拉一世的兑换制度。现在这个老仆人拿二十五戈比的银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铜币付出去，损失很多了。

[2]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诗，该诗系一八〇九年为卡明斯基元帅之死而作。

树林和草原

……渐渐地引他向后：

回到村子上，回到幽暗的花园里，

那里的椴树高大而荫凉，

铃兰发出贞洁的芬芳，

那里有团团的杨柳成行，

从堤畔垂挂在水上，

那里有繁茂的橡树生长在膏腴的田地上，

那里的大麻和荨麻发出馨香……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到那辽阔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静静地泛着柔软的波浪。

从一团团明净的白云中央，

照射出沉重的、金黄色的阳光。

那是个好地方……

——节自待焚的诗篇

读者对于我的笔记也许已经感到厌倦了；我赶快安慰他：约定限于已经发表的几篇为止；但是在向他告别的时候，不能不略谈几句关于打猎的话。

带了枪和狗去打猎，就本身而论，即从前所谓für sich[1]，是一件绝妙的事；纵然您并不生来就是猎人，但您总是爱好自然和自由的，因此您也就不能不羡慕我们猎人……请听我讲吧。

例如，春天黎明以前乘车出游时的快感，您知道吗？您走到台阶上……深灰色的天空中有几处闪耀着星星；滋润的风时时像微波一般飘来；听得见夜的含蓄而模糊的私语声；阴暗的树木发出微弱的喧噪声。有人把地毯铺在马车上，把装茶炊的箱子放在踏脚的地方。两匹副马畏缩着身子，打着响鼻，神气地替换着蹄子站在那里；一对刚才睡醒的白鹅静悄悄、慢吞吞地穿过道路。在篱笆后面的花园里，看守人安静地在打鼾；每一个声音都仿佛停滞在凝结的空气中，停滞不动。于是您坐上车；马儿一齐举步，马车发出隆隆的声音……您乘着马车，经过教堂，下山向右转，走过堤坝……池塘上刚开始升起烟雾。您觉得有点儿寒意，就用大衣领子遮住了脸；您打瞌睡了。马蹄踏在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马车夫吹着口哨。但这时候您已经走了约莫四俄里……天边发红了；寒鸦在白桦树林中醒来，笨拙地飞来飞去；麻雀在暗沉沉的禾堆周围叽叽喳喳地叫。空气清朗了，道路更加看得清楚，天色明净起来，云发白了，田野显出绿色。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红色的火光，大门里面传出瞌睡矇眬的说话声。这期间朝霞燃烧起来；已经有金黄色的光带扩展在天空中，山谷里缭绕地升起一团团雾气，云雀嘹亮地歌唱着，吹来一阵黎明前的风，——于是徐徐地浮出一轮深红色的太阳。阳光像流水般迸出；你的心就像鸟儿一样振奋起来。新鲜，愉快，可爱！四周远处都看得很清楚。瞧，小树林后面有一个村子；瞧，再过去些还有一个村子，有一所白色的教堂；瞧，山上有一个白桦树林；树林后面是一片沼地，就是您要去的地方……快跑，马儿，快跑！跨着大步向前进！……只剩下三俄里了，不会更多。太阳很快地升起来；天空明净……天气一定很好。一群牲口从村子里向我们迎面而来。您的车登上山顶……风景多么好！河流蜿蜒十俄里光景，在雾色中隐隐地发蓝；河那边是大片的水汪汪的青草地；草地那边有几个平坦的丘陵；远处有几只凤头麦鸡在沼地上空飞鸣；透过散布在空气中的滋润的阳光，远处的景物显得很清楚……不像夏天那样。呼吸多么自由，四肢动作多么爽快，全身笼罩在春天的清新气息中，感到多么健壮！……

夏天七月里的早晨！除了猎人，有谁体会过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你的脚印在白露沾湿的草上留下绿色的痕迹。你用手拨开濡湿的树枝，夜里蕴蓄着的一股暖气立刻向你袭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苦艾的新鲜苦味、荞麦和三叶草的甘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在阳光底下发出闪闪的红光；天气还凉爽，但是已经觉得炎热逼近了。过多的芬芳之气使得你头晕目眩。灌木丛没有尽头……只是远处某些地方有一片黄灿灿的成熟了的黑麦，一条条狭长的粉红色的荞麦田。这时候一辆大车轧轧地响出；一个农民缓步走来，把他的马预先牵到荫凉的地方……你同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你后面传来镰刀的响亮的铿锵声。太阳越升越高。青草立刻干了。瞧，已经开始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变得暗沉沉的；静止的空气发散出火辣辣的炎热。

“老兄，这里什么地方可以弄点水喝？”你问一个割草的人。

“那边山谷里有一口井。”

您穿过缠着蔓草的茂密的榛树丛，走到山谷底下。果然，断崖的下面隐藏着泉水；橡树的掌形枝叶贪婪地铺在水面；银色的大水泡摇摇摆摆地从长满细致柔滑的青苔的水底上升起。您投身到地上，喝饱了水，但是懒得再动了。您正在荫凉的地方，呼吸着芬芳的湿气；您觉得很舒服，可是你对面的丛林晒得火辣辣的，在阳光底下仿佛颜色发黄了。然而这是什么呀？风突然吹来，又疾驰而去；四周的空气颤动了一下：那不是雷声吗？您从山谷里走出来……天边的一片铅色是什么？是不是暑气浓密起来了？是不是乌云涌过来了？……但这时候电光微微地一闪……啊，原来是暴风雨要来了！四周还照着明亮的阳光，还可以打猎。但是乌云在扩大：它的前沿像衣袖一般伸展开来，像穹窿似地笼罩着。顷刻之间，草木全部发黑了……赶快跑！那边好像有一间干草棚……赶快跑！……您跑到那里，走了进去……雨多么大！闪电多么亮啊！有些地方，水透过草屋顶滴在芳香的干草上……可是，瞧，太阳又出来了。暴风雨已过去；您走出来。我的天啊，四周一切多么愉快地发出光辉，空气多么清新澄彻，草莓和磨菇多么芬芳！……

可是眼看着黄昏来临了。晚霞像火焰一般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下去。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澈，像玻璃一样；远处笼罩着一片柔软的雾气，看上去是温暖的；鲜红的光辉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满淡金色光线的林中旷地上；树木、丛林和高高的干草垛，都投下长长的影子……太阳落下去了；一颗星星在落日的火海里发出颤抖的闪光……瞧，这火海渐渐泛白；天空在变蓝；一个个影子逐渐消失，空气中弥漫着烟雾。该回去了，回到您过夜的村子的农舍里去。您背上枪，不顾疲倦，迅速地走着……这期间夜幕降临了；二十步之外已经看不见；狗在昏暗中微微显出白色。在那边黑压压的丛林上，天际朦胧地发亮……这是什么？火灾吗？……不，这是月亮正在升起。下面靠右边，已经闪耀着村子里的灯火……瞧，终于到达了您的屋子。隔着窗子您可以看到铺着白桌布的食桌、燃着的蜡烛、晚餐……

有时你吩咐套上竞走马车，到树林里去猎松鸡，在两旁长着又高又密的黑麦的狭路上通过，是很愉快的事。麦穗轻轻地打您的脸，矢车菊绊住您的脚，四周有鹌鹑叫着，马儿跑着懒洋洋的大步子。瞧，树林到了。阴影和寂静。挺拔的白杨树高高地在您上面簌簌作响；白桦树的下垂的长枝微微颤动；一棵强壮的橡树像战士一般站在一棵优雅的椴树旁边。您的马车在长满绿草的、树影斑驳的小路上行驶着；黄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在金黄色的空气中停了一会，突然飞去；小蚊蚋成群地盘旋着，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鸟儿安闲地歌唱着。知更鸟的金嗓子欢愉地发出天真烂漫的絮絮叨叨声，这声音跟铃兰的芳香很调和。再走远去，再走远去，去到树林的深处……树丛密起来……心灵深处感到说不出的宁静；四周也都充满睡意，悄然无声。但是忽然一阵风吹来，树梢哗哗地响起来，仿佛翻落的波浪。有些地方，从去年的褐色的落叶中间长出很高的青草；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雪兔突然跳出，狗高声吠叫着急起直追……

同是这座树林，当晚秋山鹬飞来的时候，显得多么美好啊！山鹬不停在树林深处，必须到树林边上去找它们。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光亮，也没有阴影，没有动作，也没有声音；柔和的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葡萄酒似的芳香；远处橙黄色的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光秃秃的褐色树枝中间，和平静止的天空泛着白色；椴树上有几处挂着最后几张金黄色的叶子。两脚踏在潮湿的土地上觉得有弹性；高高的干燥的草茎一动也不动；长长的蛛丝在苍白的草上闪闪发光。呼吸舒畅，可是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惊悸。您沿着树林边缘走去，一路照看着您的狗，这时可爱的形象、可爱的人——死了的和活着的——都回忆起来，久已沉睡了的印象蓦地苏醒过来；想象力像鸟儿展翅翱翔，一切都在眼前清晰地出现并活动起来。心有时突然颤抖跳动，热情地向前冲去，有时整个沉浸在回忆中。全部生活就像一轴画卷似地轻快迅速地展开；人在这时候掌握了他的全部往事，全部感情、力量，全部灵魂。四周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既没有太阳，也没有风，又没有声音……

在秋天，早晨严寒而白天微寒的晴朗的日子里，那时候白桦树仿佛神话里的树木一般全部呈金黄色，优美地衬托在淡蓝色的天空中；那时候低斜的太阳照在身上不再觉得热，可是比夏天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小小的白杨树林全部光明透澈，仿佛它认为光秃秃地站着是愉快而轻松的；霜花还在山谷底上发白，清风徐徐吹动，追赶着蜷曲的落叶；那时候河里欢腾地奔流着蓝色的波浪，一起一伏地载送着逍遥自在的鹅和鸭；远处有一座半掩着柳树的磨坊轧轧地响着，鸽子在它上空迅速地盘旋着，在明亮的空气中斑斑驳驳地闪耀着……

夏天的烟雾弥漫的日子也很美好，虽然猎人不喜欢这种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不能打枪，因为鸟儿从你的脚边拍翅飞起，立刻消失在白茫茫的凝滞的烟雾中。然而四周多么寂静，寂静得难于形容！一切都苏醒了，然而一切都默不作声。您经过一棵树旁边，它一动不动，正悠然自得。透过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的薄雾，在您前面显出一片长长的黑影。您以为这是近处的树林；您走过去，树林就变成了长在田界上的一排高高的艾草。在您上空，在您四周，到处都是雾……可是这时候风轻轻地吹出，一块淡蓝色的天空透过了稀薄如烟的雾气显现出来，金黄色的阳光突然侵入，照射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落到田野上，钻进树林里，——接着，一切又都被遮蔽起来。这斗争持续了很久；但是光明终于胜利，被太阳照暖的最后一阵阵烟雾时而凝集起来，铺展得平平的，时而盘旋缭绕，消失在发着柔和的光辉的蔚蓝色高空中，于是这一天就变得壮丽无比，晴朗清澄。

现在您要出发到远离庄园的草原上去行猎了。您的马车在乡间土路上行驶了大约十俄里，瞧，终于来到了大道上。您经过无数的货车旁边，经过几家大门敞开的旅店旁边，望见里面有一口井，屋檐下还有茶炊吱吱地沸腾着；您的马车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沿着绿色的大麻田，久久地行驶着。喜鹊从一棵爆竹柳飞到另一棵爆竹柳；农妇们手里拿着长长的草耙，在田野里慢慢地走；一个行路人穿着破旧的土布外套，肩上背着行囊，拖着疲乏的步子走着；一辆地主家的笨重的轿形马车上套着六匹高大而疲乏的马，向您迎面而来。车窗里露出垫子的角；一个穿大衣的侍仆扶着绳子，横着身子，坐在马车后面脚踏上的一只蒲包上，泥污一直溅到眉毛上。现在您来到一个小县城里，这里有歪斜的木造的小屋、无穷尽的栅栏、商人的不住人的砖造建筑、深谷上的古老的桥……再走远去，再走远去！……来到了草原地带。从山上眺望，风景多么好！一个个全部耕种过的圆圆的低丘陵，像巨浪一般起伏着；长满灌木丛的峡谷蜿蜒在丘陵中间；一片片小丛林像椭圆形的岛屿一般散布着；狭窄的小径从一个村子通往另一个村子；教堂的墙壁呈现出白色；柳丛中间透出一条亮闪闪的小河，有四个地方筑着堤坝；远处田野中有一行野雁并列地站着；在一个小池塘上，有一所古老的地主邸宅，附有一些杂用房屋、一个果园和一个打谷场。然而您的马车继续向前，向前。丘陵越来越小，树木几乎看不见了。瞧，终于来到了，一片茫无际涯的草原！……

在冬天的日子里，在高高的雪堆上追逐兔子，呼吸严寒刺骨的空气，柔软的雪的耀目而细碎的闪光，使得眼睛不由自主地要眯拢来，欣赏着橙红色的树林上空的青天，这一切多么可爱啊！……在早春的日子里，当四周一切都发出闪光而逐渐崩裂的时候，透过融解的雪的浓重的水气，已经闻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在雪融化了的地方，在斜射的阳光底下，云雀天真烂漫地歌唱着，急流发出愉快的喧哗声和咆哮声，从一个峡谷奔向另一个峡谷……

可是现在应该结束了。我正好又讲到了春天：在春天容易离别，在春天，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再见了，我的读者，祝您永远如意称心。

作者像

[1] 德语：就本身而论。

罗亭

磊然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二卷译出。

一

是一个宁静的夏日的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但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从醒来不久的山谷里送来阵阵清新的芳香，在还是带露的、没有喧声的树林里，早醒的小鸟在快活地高唱。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上，从上到下遍地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一个少妇正沿着窄窄的乡间小道向这个小村走去。她身穿白色薄纱长衣，头戴圆草帽，撑着小阳伞。一个小僮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她悠然自得地走着，似乎在领略散步的乐趣。四周是高高的、摆动的黑麦，连绵的麦浪带着柔和的沙沙声起伏着，时而泛着银绿，时而皱起略带红色的微波，云雀在高处啭鸣。少妇是从她家的村子出来的，这村子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相隔不过一俄里[1]。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是个相当富有的寡妇，没有子女。她和她的弟弟，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里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她管理产业。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头一座破旧不堪的、低矮的小屋前站住。她把小僮叫过来，让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情况。小僮很快就出来了，一个胡子雪白的衰老的农民陪他一同走出来。

“嗳，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她还活着……”老头说。

“我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屋里很窄小，烟雾腾腾，令人感到燠闷……火炕上有人开始蠕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了一下，在昏暗中看到一个老妇人的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那老妇人头上包着格子布头巾，一件沉重的粗呢大衣一直盖到她的胸口，她困难地呼吸着，无力地摊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跟前，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烫得厉害。

“你觉得怎么样，马特廖娜？”她向火炕弯下身子，问道。

“哎哟！”老妇人仔细看了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了一声。“不行啦，不行啦，我的亲人！我的大限到了，我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或许你的病会好起来。我叫人送给你的药，你吃了吗？”

老妇人伤心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楚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边的老头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脸对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人陪她吗？”她问。

“有个小妞，是她的孙女，可是她老要跑开，一刻也坐不住。连拿点水给奶奶喝，她都懒得干。我又老了：能有啥用？”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

“不用！干吗送医院！反正是要死的。她也活够了；可见，这是上帝的意思。她离不开炕。她哪能去医院！只要一搬动，就要送她的命。”

“哎哟，”病人呻吟起来，“我的漂亮的好太太，别把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丢下不管：我们的主人住得远，可你……”

老妇人没有说下去。她说话太费劲了。

“你放心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样样都会给你办妥。你瞧，我给你拿了点茶叶和白糖来。你要是想喝，就喝一点……你们这儿有茶炊吗？”她望了望老头，又说。

“茶炊么？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弄到。”

“那你就去弄一个，要不，我把我家的送来。告诉她的孙女，叫她别老跑开。对她说，这样做是丢人的。”

老头没有回答，双手接过了包着茶叶和白糖的纸包。

“好啦，再见吧，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要再来看你，你不要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微微抬起头来，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伸出手去。

“太太，把你的手给我，”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要记住，”她走出去的时候对老头说，“一定要给她吃药，照药方上写的……茶也要给她喝……”

老头仍旧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到了外面新鲜空气里，尽情地呼吸了一下。她撑开阳伞，正要走回家去，忽然从屋角后面出来一辆低矮的两轮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身穿灰麻布的旧大衣，戴着同样料子的便帽。他一看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立刻勒住了马，朝她转过脸来。他的脸很宽，没有血色，一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两撇浅白色的小胡子，这些和他衣服的色调倒也相称。

“您好，”他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说，“请问，您到这儿来有何贵干？”

“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名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直盯着她看了看，又笑了。

“您来看病人，”他接着说，“是件好事，不过您把她送医院岂不更好？”

“她太虚弱了，她经不起搬动。”

“您是否打算停办您的医院？”

“停办？为什么？”

“没什么。”

“真是异想天开！您怎么会想得出来？”

“因为您经常和拉松斯卡娅来往，似乎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的说法，什么医院啦，学校啦——这都是瞎胡闹，乱出点子，一点用处也没有。慈善事业应该是私人的事，教育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和人的灵魂有关的事情……好像她是这么说的吧。这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的高论，[2]她就照搬过来，我倒颇想知道知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禁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位聪明的女人，我非常爱她，尊敬她，不过她的看法也不见得全对，我并不是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您这样做，太好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仍旧没有下车，“因为她对她自己说的话也不大相信。不过，遇到您，我十分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好像遇到您并不总是叫人高兴似的！今天您的模样是那么艳丽、可爱，就像今天的早晨一样。”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起来。

“您到底笑什么？”

“怎么叫笑什么？要是您能看到，您说这句恭维话时那副没精打采的冷冰冰的神气就好了！我真奇怪，您说到最后一句怎么会没有打出哈欠来。”

“冷冰冰的神气……您老是需要火；可是火一点用处也没有。它突然发一下光，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它也会使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腔说。

“是啊……它也能把人烧伤。”

“烧伤又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总比……”

“哪一天把您着着实实地烧上一烧，到那时候我倒要看您会怎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高兴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等一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

“明天；请问候令弟。”

马车就滚动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的背影。

“真像个口袋！”她心里想。他弓着背，满身尘土，便帽戴在后脑勺上，从帽子下面戳出一绺绺蓬乱的黄头发，果真像一只大面粉口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慢悠悠地往家里走去。她低着眼睛走着。近处传来的马蹄声使她停下脚步，抬起头来……是她的弟弟骑着马接她来了；在他旁边走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那人身上薄薄的常礼服敞着，系着薄薄的领带，戴着轻便的灰色帽子，手里拿着手杖。他老早就朝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尽管他看见她一路上在想心事，什么都没有看到；等她刚停下脚步，他就走上前去，喜悦地、几乎是温柔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吧？”

“正是，太太，正是，太太，”年轻人满面春风地回答，“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上您这儿来，太太；我愿意出来走走……这么美妙的早晨，总共才四里路。我来了，可您不在家，太太。令弟对我说，您上谢苗诺夫卡去了，他自己也准备到地里去；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太太，来迎接您来了。是啊，太太。这真叫人高兴！”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纯正准确，但是带点外国口音，虽然很难断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他的面貌带点亚洲人的味道。长长的、有鼻结的鼻子，呆板的、鼓出的大眼睛，红红的厚嘴唇，平削的额头，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东方血统；但是这个年轻人却自称他姓潘达列夫斯基，说他的老家是敖得萨，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靠一个乐善好施的有钱的寡妇出钱供他受的教育。另外又有一位寡妇给他谋了一个差事。总之，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关照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因为他善于奉迎她们，巴结她们。目前他也是以养子或食客的身分住在一位富有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他性情极为温柔，殷勤，多情善感，内心却很好色，他的声音悦耳，钢琴弹得相当好，跟人说话的时候总欢喜用眼睛牢牢盯住对方。他穿着非常整洁，衣服能穿很久而不脏，宽宽的下巴仔细地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转脸对弟弟说：

“今天我总碰到熟人：刚才我还和列日涅夫说话来着。”

“啊，跟他！他是赶着车往什么地方去吧？”

“可不是；你想象一下：赶着一辆两轮马车，穿的衣服像麻袋，满身是土……他这个人可真怪！”

“是的，也许是怪；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问，好像感到惊讶。

“是啊，就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说。“不过，再见吧，姐姐，我该到地里去看看了：他们在给你种荞麦呢。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去……”

沃伦采夫说了就疾驰而去。

“真是不胜荣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住他的手臂。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就沿着通往她的庄园的道路走去。

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臂而行，显然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到非常愉快；他迈着小步，面带微笑，他那东方式的眼睛甚至湿润了，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并不罕见：要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动流泪是毫不费力的。再说，挽着一个年轻、苗条的漂亮女性，有谁能不感到愉快呢？提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她是迷人的，全省的人并没有说错。单凭她那笔直的、鼻尖略微有些翘起的小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人为之神魂颠倒，更不必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眼睛，浅金黄的头发，圆圆的小腮上的酒窝以及其他说不尽的美了。但是最美的是她那爱娇的脸上的表情：一副无限信任、善良温顺的表情，它使人感动，又令人入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看起人来和笑起来，那神情就像孩子般天真。太太们觉得她太单纯……除此难道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么？

“您是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让您来找我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太太，是她让我来的，”他回答说，他把俄语С的发音说得像英语的th一样，“她老人家希望，并且叫我务必请您今天到她那儿去吃午饭……她老人家（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特别是说到贵妇人的时候，总是严格地使用复数[3]），她老人家在等待一位新客人到来，她一定要把他介绍给您。”

“这个人是谁？”

“是一位姓穆费尔的男爵，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那儿认识他的，她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年轻人，平易近人。男爵也搞文学，或者不如说……啊，多么漂亮的蝴蝶！请您仔细看看……不如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希望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予以批评指正。”

“写的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

“这是就文体来说，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文体来说，太太。我想，您是知道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这方面的行家。茹科夫斯基[4]常和她老切磋；我的恩人，住在敖得萨的心地慈善的罗克索朗·梅奇阿罗维·克桑德雷卡老人家……您一定知道此人的名字吧？”

“不知道，根本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真叫人奇怪！我要说的是，连罗克索朗·梅奇阿罗维对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罗斯语言方面的知识一向也是非常推崇的。”

“那么，这位男爵总不是个书呆子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绝对不是，太太；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常说，恰恰相反，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物。他讲起贝多芬来那么娓娓动听，连老公爵都听得眉飞色舞……这，老实说，我倒想听一听，因为这是我的本行。请容许我把这朵美丽的野花献给您。”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过那朵花，才走了不多几步，就让花落在路上……离她家至多不过两百来步了。房子是不久前建的，粉刷一新，从老椴树和枫树的浓密的绿荫丛中，亲切好客地露出它那宽大明亮的窗子。

“您让我怎么去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回话呢，太太，”潘达列夫斯基说，为了他献上的那朵小花的命运，他心里有些不快。“您会来吃午饭吗？她老请令弟也来。”

“是的，我们要来的，一定来。娜塔莎[5]好吗？”

“感谢上帝，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很好，太太……可是我们已经走过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田庄的岔路了。容许我告辞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站住了。

“您不上我们家来坐一会儿吗？”她有些犹豫地说。

“我真巴不得能去，太太，可是我怕回去晚了不好。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要听塔尔堡[6]的一支新的练习曲：我得准备准备，熟悉一下。而且，老实说，我这么跟您闲聊，不知您听着会不会高兴。”

“哪里……您怎么……”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富有表情地垂下眼睛。

“再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说，沉默了片刻，鞠了个躬，后退了一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身，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往家里去。他脸上全部温柔的表情顿时消失了，露出了一种自负的、近乎严厉的表情。连他的步调也变了；现在他的步子迈得更大，踏得更重了。他走了约摸两里路，旁若无人地挥动着手杖，突然间，他又咧开嘴笑了：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很标致的农家姑娘，正在把几条跑进燕麦地里的小牛犊往外赶。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像猫儿似的轻手轻脚地走到少女身边，跟她说起话来。她先没有做声，红了脸，哧哧地笑着，后来用袖子掩住嘴，扭过脸去，低声说：

“你走吧，老爷，真是……”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竖起一个指头来威胁她，要她给他采些矢车菊。

“你要矢车菊干什么？是要编花环吗？”少女说。“真的，你就走吧……”

“你听我说，我的可爱的小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开始说……

“得啦，你就走吧，”少女打断他的话，“你看，少爷他们来啦。”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回头一看。果然，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彼佳，在这条路上跑着，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一个刚修完大学课业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巴西斯托夫是个高大的小伙子，相貌平常，大鼻子，厚嘴唇，一双猪眼似的小眼睛，他既不漂亮，样子又笨拙，可是他却善良，诚实，正直。他不修边幅，头发也不理——倒不是为了学时髦，而是由于懒；他爱吃、爱睡，但是也爱读好书，爱听热情洋溢的谈话，他对潘达列夫斯基十分憎恶。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孩子们崇拜巴西斯托夫，可是一点也不怕他，他跟她家里其余所有的人都关系亲密，女主人对这一点并不太高兴，尽管她总是大谈什么成见在她是不存在的。

“你们好，我亲爱的孩子们！”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今天你们出来散步好早啊！可是我，”他对着巴西斯托夫说，“老早就出来了；我最爱欣赏大自然。”

“我们可看见您是怎么欣赏大自然的，”巴西斯托夫嘟囔着说。

“您是个实利主义者，天晓得您脑子里此刻在想些什么。对您，我是了解的！”

潘达列夫斯基在和巴西斯托夫或是和他一类的人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发火，这时他的С字母的发音就很纯正，甚至带一点儿口哨声。

“怎么，您大概是向这个女孩子问路吧？”巴西斯托夫说，眼睛左右地转动着。

他感觉到，潘达列夫斯基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他最讨厌这样。

“我再说一遍：你无非是个地道的实利主义者罢了。无论什么事，您一定要去看那庸俗无聊的一面……”

“孩子们！”巴西斯托夫突然下令说，“你们看见草地上的那棵柳树吗？我们看谁先跑到它跟前……一！二！三！”

孩子们听了，就撒腿向柳树跑去。巴西斯托夫也跟在他们后面飞跑。

“乡巴佬！”潘达列夫斯基心里想，“他把这两个小鬼都教坏了……地道的乡巴佬！”

于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洋洋自得地打量了自己那整洁优美的身形，把手指张开，在常礼服的衣袖上拍了两下，抖了抖衣领，继续向前走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穿上半旧的晨衣，心事重重地在钢琴前坐下。

[1] 1俄里合1.067公里。

[2] 作者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拉松斯卡娅是附和果戈理的论调。果戈理在《与友人书信选集》中反对农村学校，反对“慈善机关、养老院及孤儿院”，号召私人帮助“贫苦的人，从事私人慈善事业”。

[3] 俄语中对第三者用复数表示尊敬。

[4]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5] 娜塔莎是娜塔利娅的小名。

[6] 塔尔堡（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一八三九年塔尔堡到俄国巡回演出，受到热烈的招待，在上流社会中风行一时。

二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的房子在全省几乎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一座按照拉斯特列利[1]设计、带有上个世纪的风格建筑起来的、巍峨的砖砌大厦，耸立在一座小山顶上，气势雄伟，山脚下有俄罗斯中部的一条主要的河流流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富有的贵妇人，三级文官的遗孀。虽然潘达列夫斯基说起她来总说她认识整个欧洲，整个欧洲也知道她！——其实，欧洲知道她的人为数并不多，甚至在彼得堡，她也并非什么重要人物；然而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她，前来拜访她。她属于最上流的社会，被公认是一位有些古怪的女人，不太和善，然而极其聪明。年轻时她美貌非凡。诗人为她写诗，年轻人对她钟情，达官贵人追求她。然而从那时起二十五年或者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昔日的美貌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难道说，”凡是初次看见她的人都不禁要问自己，“难道这个又黄又瘦、尖鼻子、年纪还不算老的女人，当年曾是个美人？难道当年就是为她弹起了七弦琴的么？……”于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人世的变化无常而暗暗吃惊。固然，潘达列夫斯基认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双眸依然是惊人的美丽，不过，硬说整个欧洲都知道她的，也正是这位潘达列夫斯基呀。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带着孩子们（她有三个孩子：女儿娜塔利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到她的乡下别墅来，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就是说，她招待男客，特别是单身的男人；对于外省的太太们，她却很讨厌。然而，这帮子太太们说起她来也够难听的！照她们的说法，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既傲慢，又品行不端，而且还性情暴戾；主要的是，她说话那副肆无忌惮的神气，真令人咋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乡下的确是毫不检点，我行我素，在她那自由随便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之中，总可以觉察到几分首都社交界老手对周围相当闭塞的小人物流露出来的蔑视……她对待城里的熟人也是毫不拘礼节，甚至带着嘲弄，但是却没有丝毫蔑视的味道。

顺便说一下，读者，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对他的下属精神很不集中的人，对上级却从来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然而，这类事情问也白搭。

当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记熟了塔尔堡的练习曲，离开他那整洁舒适的房间，来到下面客厅的时候，他看到全家的人都到齐了。沙龙开始了。女主人蜷缩着腿坐在一张宽阔的软榻上，手里翻弄着一本新近收到的法文小册子；靠窗的刺绣架旁，一面坐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一面坐着女家庭教师m-lle Boncourt[2]，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干瘦的老处女，黑色假发上戴着一顶花哨的包发帽，耳朵里塞着棉花；巴西斯托夫坐在门边的角落里读报，彼佳和万尼亚在他旁边下跳棋，靠壁炉反操双手站着一位身材不高的先生，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面色微黑，一对乌黑的灵活的小眼睛——这位就是阿夫里坎·谢苗内奇·皮加索夫。

这位皮加索夫先生是个怪人。他愤世嫉俗，痛恨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特别是女人，他从早到晚骂声不绝，有时骂得一针见血，有时却如隔靴搔痒，不过骂起来总是津津有味。他动辄发脾气，到了近乎孩子气胡闹的程度；他的笑、他说话的声音以及他整个的人似乎都满含着愤怒。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乐意接待皮加索夫；他的乖僻的言谈使她感到有趣。这些言谈也的确相当逗趣。他最喜欢把什么都加以夸大。譬如说，无论在他面前谈到一件什么不幸的事，——无论是对他说，一个村子遭了雷殛，或是大水冲坏了磨坊，或是一个庄稼人不慎用斧头砍了自己的手，——他总是带着满脸的愤恨问道：“她叫什么名字？”——就是说，惹起这场灾祸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根据他的信念，只要刨根问底，每桩灾祸肯定都是女人惹起的。有一次，一个跟他几乎不认识的太太硬要留他吃饭，他竟给她下跪，眼泪汪汪地、然而怒容满面地恳求她饶了他，说他从未得罪过她，今后再也不会上她家去。有一次，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一个洗衣妇人骑的马冲下山去，把她翻在沟里，险些把她摔死。从此，只要提到那匹马，皮加索夫就叫它“好个小马，好个小马”，连那座小山和那条山沟也被他看做风景胜地。皮加索夫命途多舛——他就索性装出这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出身贫苦。他父亲当过各种小差使，几乎不识字，所以也不关心儿子的教育，只要让他吃饱穿暖就行。他母亲很宠爱他，但是很早就去世了。皮加索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拿主意进了县立学校，然后进文科中学，学会了各种语言，法语、德语乃至拉丁语，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又进了杰尔普特大学[3]，在那里不断与贫困作斗争，可是终于修完了三年的课程。皮加索夫才能平庸；他的长处是忍耐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是他身上特别强烈的是他的虚荣心，他不甘心听凭命运的安排，一心想跻身于上层社会，不愿落在人后。他之所以勤奋学习，之所以进杰尔普特大学，都是受虚荣心所驱使。贫穷使他愤慨，养成他善于察言观色和玩弄手腕的本领。他的言谈与众不同；他从青年时代就练出一种特殊的口才：动辄发火，说话毒辣。他的思想并不高于一般水平，然而他说起话来却使他显得不仅是聪明，甚至是才智过人。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皮加索夫立志用全副心力来获得更高的学术称号，因为他心里明白，在任何别的事业中，他无论如何赶不上他的有些同学（这些人是他煞费苦心从上层圈子里挑选出来的，他知道怎样去讨好他们，甚至对他们阿谀奉承，虽然他总嘲弄他们）。然而，不客气地说，做学问他并不是那块材料。皮加索夫自学并非由于求知，事实上，他知道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答辩中他惨败了，而和他同寝室的另一个经常被他取笑的同学却获得全胜。那人的资质极为平庸，却受过扎实的正规教育。这次失败把皮加索夫气疯了：他把自己的书籍和笔记本都烧个干净，就去找了个差使。开始事情倒还顺当：他很会做官，虽然办事能力不太强，但却极其自信，敏捷。可惜他想升官发财的心情太切——他做了错事，栽了跟头，结果被迫辞职。他在自己购置的小田庄里呆了三年光景，突然娶了个富有而缺乏教养的女地主，他是凭着他那放肆随便和讽刺挖苦的态度使她看上他的。但是皮加索夫的脾气变得实在太坏，而且萎靡不振；他感到家庭生活成了负担……他的妻子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年，竟偷偷地跑到莫斯科，把自己的田产卖给一个狡猾的骗子，偏偏皮加索夫却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处庄园。这最后一次打击把他弄得好惨，他跟妻子打起了官司，结果却一无所获……从此他就过着独身生活，常去拜访拜访左邻右舍，他在背后甚至当面都骂他们，他们也只好打起笑脸来接待他，虽然他们对他并非真的畏惧；从此他手里也就不再拿起书本了。他大约有百来个农奴；他的农奴们日子都还过得去。

“啊！Constatin[4]！”潘达列夫斯基刚走进客厅，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就说，“Alexandrine[5]会来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让我谢谢您，她非常高兴前来，”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愉快地向四面鞠躬，用他那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的白胖的小手摸着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

“沃伦采夫也来吗？”

“他也来，夫人。”

“这么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转向皮加索夫，继续说，“照您说，所有的小姐个个都会装腔作势么？”

皮加索夫把嘴一撇，神经质地动了动臂肘。

“我说，”他不慌不忙地说——即使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他说话也是不慌不忙，口齿清楚，“我指的小姐们是笼统而言，——对于在座的，我当然避而不谈……”

“然而这并不妨碍您对她们也有看法，”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打断了他的话。

“对她们我避而不谈，”皮加索夫重复说。“所有的小姐们都装腔作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表现她们感情的时候装腔作势。举例来说，要是一位小姐吃惊了，因为什么事情高兴了或是难受了，她一定先让自己的娇躯那么姿势优美地一弯（皮加索夫说着便非常难看地把身子一弯，张开两手），然后才‘啊呀！’一声，或者是笑，或者是哭。可是我（说到这里，皮加索夫得意地笑了笑），有一次总算让一位出奇地会装腔作势的小姐露出了原形，现出了真正的、毫不做作的表情来！”

“您是用的什么办法呢？”

皮加索夫的眼睛发亮了。

“我拿一根很粗的白杨棍子，从背后给她腰里就是一下。她突然尖叫起来，我对她说：‘妙啊！妙啊！这才是天然的声音，这才是出乎自然的叫声。以后您要永远这么做才是。’”

满屋的人都大笑起来。

“您在瞎说些什么呀，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高声说，“我会相信您能用粗棍子给一个姑娘腰里一下吗！”

“一点没错，是用棍子，像人们用来保卫城堡的老粗老粗的棍子。”

“Mais c’est une horreur ce que vous dites lá，monsieur，[6]”

m-lle Boncourt高叫起来，一面对笑得前仰后合的孩子们狠狠地瞪了一眼。

“您别信他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难道还不知道他？”

但是这位法国女人的怒气久久不能平息，她一个劲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你们尽管可以不相信我，”皮加索夫声调沉着地继续说，“可是我保证我说的是大实话。要是我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这样一来，要是我对你们说，我们的邻居切普佐娃，叶连娜·安东诺夫娜亲口，请注意，是她亲口告诉我，她害死了她的亲侄儿，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吧？”

“越说越胡扯！”

“对不起，对不起！先听我说完，你们再来评论。请注意，我不想诽谤她，我甚至还喜欢她，当然只是达到一般喜欢一个女人的程度。她的整幢房子里，除了历书，一本书也没有，她看书时一定要高声朗读——这样的练习使她冒汗，事后就抱怨说，她的眼睛都要炸了……总而言之，她是个好人，她的婢女们个个都长得胖胖的。我干吗要诽谤她呢？”

“瞧吧！”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的拿手好戏开场啦，不到晚上是不会收场的。”

“我的拿手好戏……可是女人们的拿手好戏足足有三台，除非睡觉，否则她们是决不肯收场的。”

“这三台好戏是哪三出呢？”

“怨天尤人，指桑骂槐，数落唠叨。”

“您知道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开始说，“您对女人这样深恶痛绝，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吧。一定是有个什么女人对您……”

“您是想说，得罪了我么？”皮加索夫打断了她的话。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有些窘；她想起了皮加索夫的不幸的婚姻……所以只好点点头。

“的确是有一个女人得罪我了，”皮加索夫说，“虽然她是善良的，非常善良……”

“她究竟是谁？”

“我的母亲，”皮加索夫压低声音说。

“您的母亲？她有哪一点会对不起您？”

“因为她生下了我……”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皱了皱眉头。

“我觉得，”她说，“我们的谈话好像变得有些令人不快……Constantin，给我们弹弹塔尔堡的新的练习曲吧……音乐也许能驯服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奥菲士[7]不是把野兽驯服了吗？”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在钢琴前坐下，令人极为满意地弹奏了那首练习曲。开始时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注意地听着，后来又去做刺绣了。

“Merci，c’est charmant.[8]”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我喜欢塔尔堡。Il est si distingué[9].您在想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我在想，”皮加索夫慢吞吞地开始说，“世上有三种利己主义者：一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二是自己活而不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最后一种是自己既不活，也不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大部分女人都属于第三种。”

“您说得太客气啦！只有一点我觉得奇怪，阿夫里坎·谢苗内奇，您对自己的见解怎么那么自信：好像您永远不会错似的。”

“谁说！我也会错；一个男人也可能弄错。可是您知道，我们男人的错误和女人的错误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您不知道吧？区别在这里：比方说，一个男人会说二乘二不等于四，而是等于五或是三个半；但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乘二等于一支蜡烛。”

“这话我好像已经听您说过……但是请问，您关于三种利己主义者的高见跟您刚刚听的音乐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并没有在听音乐。”

“唉，你啊，老兄，我看你的毛病是改不了的，不中用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把格里鲍耶陀夫的诗句稍稍改动一下。[10]“要是您连音乐都不喜欢，那您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喜欢文学吗？”

“我是喜欢文学，只是不喜欢当代的文学。”

“为什么？”

“是为了这个。不久前我和一位老爷同船渡过奥卡河。渡船靠岸的地方很陡：马车都得用手拉上岸去。而这位老爷的四轮马车又笨重得要命。船夫们拼命用力把马车往岸上拉，那位老爷却站在渡船上只是唉声叹气，叫人听了都觉得他可怜……瞧，我心里想，这就是分工制的新的应用！当今的文学也是如此：别人在拉车，在干活，可是文学却在唉声叹气。”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微微一笑。

“而这就叫做再表现现代生活，”皮加索夫喋喋不休地继续说，“就叫做对社会问题深切的同情，还有什么的……啊，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我真不爱听！”

“可是，受您攻击的女人们——她们至少不使用冠冕堂皇的话吧。”

皮加索夫耸了耸肩膀。

“她们倒是不用，因为她们用不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脸微微红了。

“您越说越不像话了，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她勉强带着微笑说。

客厅里一切都静了下来。

“这个佐洛托诺沙在什么地方？”男孩中的一个突然向巴西斯托夫问道。

“在波尔塔瓦省，我亲爱的，”皮加索夫接茬说，“就在一撮毛之国[11]。（他很高兴有机会转换话题。）我们刚才不是在谈文学吗，”他接着说，“要是我的钱富裕，我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一个小俄罗斯[12]诗人。”

“这又是新闻！好一位诗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反唇相讥，“难道您懂得小俄罗斯语？”

“一窍不通；而且也用不着去懂。”

“怎么用不着？”

“用不着就是用不着。你只要拿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短歌》，然后就这样开始：‘妙啊，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啊！’或是‘哥萨克纳利瓦伊科[13]坐在山岗上！’再往下就是：‘坐在山脚下，坐在绿阴下，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嗬！嗬！’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完事大吉。你就拿去发表吧，出版吧。小俄罗斯人一读，就会用手托着腮，准保会流下眼泪——真是多情善感啊！”

“得啦吧！”巴西斯托夫高声说。“您在说些什么呀？真不像话，我在小俄罗斯住过，我爱它，懂得它的语言……什么‘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完全是乱说一气！”

“也许是，可是小俄罗斯人读了照样会流泪。您说：语言……难道有什么小俄罗斯语言么？有一次我随便说了一句：‘语法是正确地读和写的艺术’，请一个小俄罗斯人把它翻译出来。您知道他是怎么译的：‘玉法就是正确地涂和泻的异术……’照您看，这算是什么语言？这能算一种独立的语言么？要我承认它是，我宁肯把我最要好的朋友放在石臼里捣他个稀巴烂……”

巴西斯托夫想反驳他。

“别理他，”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又不是不知道，除了奇谈怪论，从他嘴里是什么也听不到的。”

皮加索夫尖酸地微笑了。一个仆人进来禀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她的弟弟来了。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站起身来迎接客人。

“您好，Alesandrine！”她迎上前去，说道，“您来了真好……您好，谢尔盖·帕夫里奇！”

沃伦采夫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握了手，就走到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跟前。

“怎么样，那位男爵，您的新朋友，今天来吗？”皮加索夫问。

“是的，他要来的。”

“听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开口闭口都是黑格尔。”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回答，只是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软榻上，自己在她旁边坐下。

“哲学，”皮加索夫接着说，“这是最高的观点！这些最高的观点，简直是要我的命！站得那么高，又能看见什么呢？你要是想买一匹马，总不见得跑到瞭望台上去看马吧？”

“这位男爵是要拿一篇什么文章给您看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的，要拿一篇文章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时故意做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论俄国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不过您别担心：我们不会在这儿宣读……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这个。Le baron est aussi aimable que savant.[14]而且一口俄语说得漂亮极了！C’est un vrai torrent…il vous entraîne.[15]”

“一口俄语说得漂亮极了，”皮加索夫嘟囔着说，“竟值得用法语来称赞他。”

“您尽管唠叨吧，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唠叨吧……这跟您那蓬乱的头发非常相称……可是，他怎么还不来？请听我说，messieurs et mesdames[16]，”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环顾了一下，又说，“我们到花园里去吧……离吃饭还有个把小时，天气又这么好……”

大家都站起来，往花园里走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园中有好多条植着多年椴树的林阴道，林阴道闪着暗金色，芬芳扑鼻，它们的尽头透出亮光，呈现出一片翠绿，园中还有一座座的洋槐亭和丁香亭。

沃伦采夫陪着娜塔利娅和m-lle Boncourt走向树木茂密的深处。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并排走着，没有做声。m-lle Boncourt跟在稍后一些。

“您今天做什么啦？”沃伦采夫终于开口问，一面捻着他那非常漂亮的深亚麻色短髭。

他的面貌和他的姐姐非常相像，但表情却没有那么活泼和有生气，他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似乎有些忧郁。

“没有做什么，”娜塔利娅回答说，“听皮加索夫骂人，做了一会儿刺绣，读了点书。”

“您读什么书？”

“我读……十字军远征史，”娜塔利娅迟疑了一下说。

沃伦采夫看了看她。

“啊！”他终于说，“那一定挺有趣。”

他折了一根树枝，拿着在空中挥动。他们又走了二十来步。

“您母亲结识的那位男爵是个什么样的人？”沃伦采夫又问。

“是一位宫廷侍从，不是本地人；Maman[17]对他极口称赞。”

“您母亲很容易对人入迷。”

“这证明，她的心还很年轻，”娜塔利娅说。

“不错。我最近就可以把您的马送还给您。它已经差不多完全调教好了。我想让它一起步就快跑，这我一定能做到。”

“Merci[18]……可是我很不过意。要您亲自来调教它……据说，这是很费劲的。”

“为了能让您哪怕得到一丁点的愉快，您知道，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愿意……我……而不单单是这点小事……”

沃伦采夫讷讷说不出来了。

娜塔利娅友好地看了他一眼，又说了声：“Merci.”

“您知道，”谢尔盖·帕夫里奇沉默了好一会才接着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可是我何必说这个！一切您都明白。”

就在这时候屋里的铃声响了。

“Ah！la cloche du dîner！”m-lle Boncourt高声说，“rentrons.[19]”

“Quel dommage，”法国老小姐跟在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后面走上阳台的台阶时，心里暗想，“quel dommage que ce charmant garçon ait si peu de ressources dans la conversation…”[20]——这句话译成俄语可以这么说：“我亲爱的，你人倒挺可爱，可是有些差劲。”

男爵没有来吃饭。等了他半个小时。餐桌上的谈话始终活跃不起来。谢尔盖·帕夫里奇坐在娜塔利娅旁边，只是不时望着她，殷勤地给她的杯子里倒水。潘达列夫斯基拼命设法照顾他旁边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可是他的劲都白费了：他满口甜言蜜语，而她听了却差点打出呵欠来。

巴西斯托夫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连皮加索夫也不说话，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指出他今天态度很不和蔼的时候，他绷着脸说：“我多咱和蔼来过，这我可做不来……”说着，苦笑了一下，又说：“您就稍微忍耐一下吧。我不过是克瓦斯[21]，du prostoi[22]俄国克瓦斯：您的那位宫廷侍从才是……”

“妙啊！”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叫起来。“皮加索夫吃醋啦，还没有跟人家见面就吃起醋来！”

但是皮加索夫没有回答她，只是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

七点钟敲过，大家又聚到客厅里。

“大概他是不会来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就在这时响起马车的车轮声，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过了一会，一个仆人走进客厅，把放在银碟子里的一封信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送上。她很快看完信，转向仆人问道：

“送信来的先生在哪里？”

“在马车里呐，夫人。要见他吗，夫人？”

“有请。”

仆人出去了。

“你们想想，多么令人扫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接着说，“男爵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返回彼得堡。他让他的朋友，一位罗亭先生，把他的文章送给我。男爵要把他介绍给我——他非常推崇他。不过这真是令人遗憾！我本来还希望男爵能在这儿住上一阵……”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仆人通报道。

[1] 拉斯特列利（1700—1771），俄国伟大建筑师，十八世纪中叶俄罗斯巴乐歌式建筑最大的代表，有宫殿多座是按他的设计建筑的。

[2] 法语：彭果小姐。

[3] 杰尔普特大学创办于一八○二年，现名塔尔图大学。

[4] 法语：康斯坦丁。

[5] 法语：亚历山德拉。

[6] 法语：您说的这些真可怕，先生。

[7] 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8] 法语：谢谢，这真迷人。

[9] 法语：曲子真优美。

[10] 这句话出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改不了的”原文是“无可救药的”。

[11] “一撮毛”是沙俄时代对乌克兰人的蔑称。“一撮毛之国”指乌克兰。

[12] 小俄罗斯是沙俄时代对乌克兰的蔑称。

[13] 谢·纳利瓦伊科是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在乌克兰起义反对波兰地主，一五九七年被波兰人处死。

[14] 法语：男爵又平易近人，又博学。

[15] 法语：真是滔滔不绝……他会使您听得入迷。

[16]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

[17] 法语：妈妈。

[18] 法语：谢谢。

[19] 法语：打铃吃饭啦！我们回去吧！

[20] 法语：真可惜，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竟这样拙于辞令。

[21] 克瓦斯是俄国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22] 法语：普普通通的。

三

一个约摸三十五岁的男子走了进来，他高高的身材，背稍有些驼，鬈发，肤色微黑，面貌不端正，但是显得聪明而富有表情，一双灵活的、水汪汪的深蓝色眼睛，宽而直的鼻子和轮廓好看的嘴巴。他身上的衣服已经不新了，显紧，好像他长大了，衣服穿着显小。

他快步走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面前，略一鞠躬，对她说，他早就希望有求见的荣幸，又说，他的朋友男爵非常遗憾，不能亲自前来辞行。

罗亭的嗓音尖细，跟他那高大的身材和宽阔的胸部不相称。

“请坐……我很高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将他给大家介绍之后，又问他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

“我的田庄在T省，”罗亭把帽子放在膝上，回答说，“我来此地不久。我是来办点事的，暂时住在贵县城。”

“住在谁家？”

“住在县里的医生家里。他是我大学里的老同学。”

“哦！住在医生家里……人们对他可是有口皆碑啊。听说他的医道很高明。您和男爵早就认识了么？”

“我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遇见他的，现在我在他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这位男爵，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是的，夫人。”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嗅了嗅她那洒满香水的、打了个结的小手帕。

“您在供职吗？”

“谁？我吗，夫人？”

“是的。”

“不……我已经退职了。”

沉默了一会。大家重又交谈起来。

“请容许我打听一下，”皮加索夫对着罗亭开始说，“男爵先生送来的那篇文章，内容您知道吗？”

“知道。”

“这篇文章谈论到商业的关系……啊，不对，或是有关我国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您好像是这么说的吧，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

“是的，是谈论这个……”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把一只手放在额上。

“我，当然，对这些问题是门外汉，”皮加索夫接着说，“但是我应当承认，我认为文章的题目本身似乎非常……怎么才能说得委婉些呢？……非常费解、含糊。”

“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样呢？”

皮加索夫冷笑了一声，瞟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一下。

“那么，您觉得它清楚吗？”他说，又将他那狐脸似的小脸转向罗亭。

“我吗？我觉得清楚。”

“嗯……当然，这您比我更清楚。”

“您头痛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

“不，我只是……C’est nerveux[1]。”

“请容许我打听一下，”皮加索夫又带着鼻音说，“令友穆费尔男爵……他的大名好像是这样吧？”

“正是。”

“穆费尔男爵先生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呢，还是只在交际酬酢和公余之暇，才拿出点时间来做这门有趣的学问的呢？”

罗亭凝神对皮加索夫看了一眼。

“男爵在这方面不是专家，”他回答说，脸有些发红。“不过他的文章里有许多正确的和有意思的东西。”

“我没有拜读过这篇文章，无法和您争论……但是，恕我大胆问一下，令友穆费尔男爵的文章的内容大概是一般的推论多于事实吧？”

“文章里既有事实，也有以事实为依据的推论。”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先生。可是我要奉告，照我的意见……我总算有机会说出我的看法；我在杰尔普特大学熬过三年……所有这些所谓一般的推论啦，假设啦，体系啦……恕我是一介村夫，直话直说……统统没用。这一切都是空论——只好拿来糊弄人。先生们，只要拿出事实来，就足够了。”

“的确如此！”罗亭反驳说。“好吧，那么事实的涵义也要拿出来吧？”

“一般的推论！”皮加索夫继续说，“这些一般的推论呀，评论呀，结论呀，简直要我的命！这些都以所谓的信念为根据；人人都大谈自己的信念，还要求别人也尊重它，传播它……唉！”

说着，皮加索夫向空中挥了挥拳头。潘达列夫斯基笑了起来。

“妙啊！”罗亭说，“照您这么说，信念是没有的啰？”

“没有——也不存在。”

“这是您的信念么？”

“是的。”

“那您怎么说，信念是没有的呢？现在您首先就有了一个。”

满屋的人都露出了微笑，互相交瞥了一下。

“对不住，对不住，但是……”皮加索夫刚要开始……

但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拍起手来，高声说：“妙啊，妙啊，皮加索夫被打败了，被打败了！”一面轻轻地从罗亭手里把帽子拿过来。

“先别高兴，夫人，高兴的时间有的是！”皮加索夫悻悻地说。“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说点俏皮话，这还不够；还要拿出证明，来驳倒……我们已经离题了。”

“对不起，”罗亭不动声色地说，“事情非常简单。您既不相信一般的推论，您又不相信有什么信念……”

“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一概都不相信。”

“好极了。那您是个怀疑主义者。”

“我看没有必要来搬用这样学术性的字眼。然而……”

“别打断他的话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插话说。

“去咬吧，咬吧，咬吧！”[2]这时候潘达列夫斯基心里暗自说，咧开嘴巴笑了。

“这个字眼能表达我的意思，”罗亭继续说。“这个字的意义您明白：那为什么不能用呢？您什么都不相信……那您为什么要相信事实呢？”

“怎么叫为什么？问得妙极了！事实——是明摆着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事实是什么……我是凭经验，凭自身的感觉去判断它的。”

“难道您的感觉就不会叫您受骗！您的感觉对您说，太阳是绕地球转的……或是，也许您不同意哥白尼？您连他也不相信？”

微笑又在大伙的脸上掠过，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罗亭。“他这个人可不笨，”每个人都在想。

“您净开玩笑，”皮加索夫说，“当然，这种说法很具独创性，但是文不对题。”

“到目前为止，在我说过的话里面，”罗亭表示不同意，“有独创性的东西可惜太少。这些话都是很久以前尽人皆知的，都是些老生常谈。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问题何在呢？”皮加索夫有些恼羞成怒地问。

平时在辩论中，皮加索夫总是一上来把对方取笑一通，然后变得蛮横起来，最后绷着脸一言不发。

“问题就在这里，”罗亭继续说，“我承认，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当我看到聪明人在攻击……”

“攻击体系么？”皮加索夫插话说。

“是的，就算是攻击体系也成。这个词眼怎么把您吓成这样？任何一种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基本规律的认识上，建立在对生活原则的认识上……”

“得啦吧！要认识它们，发现它们，是不可能的！……”

“请原谅。当然，这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而且人经常会弄错。但是，您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比方说，牛顿至少发现了这些基本规律中的几条。我们说他是天才；但是天才的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些发现成了大家的财富。力图在局部现象中探索普遍的原则，乃是人类智慧的最主要的特性之一，而我们的全部学识……”

“原来您要说的是这些！”皮加索夫拖长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所有这些脱离实际的奥妙的东西，一概没有深入研究，也不想去研究。”

“很好！这当然悉听尊便。但是，请注意，您只想做一个地道的讲求实际的人，这个愿望本身已经是一种体系，一种理论了……”

“学识！您说学识，”皮加索夫接腔说，“这又是您的惊人之谈！您的这种被捧上了天的学识有谁稀罕！您的那个学识，叫我花一个小钱去买，我都不干！”

“您的辩论真是不知所云，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心里对她的新朋友的这种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风度极为满意。“C’est un homme comme il faut，[3]”她心里想，一面怀着善意的关切望了望罗亭。“得对他亲热些，”最后这句话她是在心里用俄语说的。

“我不来为学识辩护，”罗亭沉默片刻，继续说，“它无须我为它辩护。您不喜欢它……人各有所好，不能强求嘛。而且这也使我们扯得太远了。请容许我只向您提一句古语：‘周必特[4]，你生气了，所以，你就不对了。’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些对体系，对一般的推论等等的抨击之所以特别令人痛心，是因为人们连同否定这些体系，竟把知识、科学和对科学的信念一概都否定了，结果是，也否定了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然而人们是必需有这种信心的：人不能单靠感受来生活，人们要是害怕思想，不信任思想，那就太不应该了。无效和无力一向是怀疑主义的特点……”

“这全是空话！”皮加索夫嘟囔说。

“也许是。但是请您注意，当我们说‘这全是空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往是想避开说出一些比空话较为有道理的话的必要性。”

“您说什么，先生？”皮加索夫问，眯起了眼睛。

“您明白我要对您说什么，”罗亭带着不由自主的不耐烦的神气说，但马上就克制住了。“我再说一遍，一个人如果没有他所信仰的坚定的原则，没有他牢牢依据的立场，他又怎么能认清自己人民的需要、作用和未来呢？他又怎么能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如果……”

“恕我失陪了！”皮加索夫猛然说，他鞠了一躬，就退到一旁，对什么人也不看。

罗亭望了望他，微微冷笑了一下，也住口了。

“啊哈！他逃跑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开口了。“您放心，德米特里……对不起，”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补充了一句。“您的父名怎么称呼？”

“尼古拉伊奇。”

“您放心吧，亲爱的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他骗不过我们任何人。他要装出不愿意再争辩的样子……他是感到，他没法再跟您辩论了。您最好坐得靠我们近一些，让我们来聊聊。”

罗亭把圈椅挪近了些。

“我们怎么到现在才认识呢？”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继续说。“这叫我奇怪……这本书您读过吗？C’est de Tocqueville，vous savez？[5]”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把那本法文小册子递给罗亭。

罗亭接过那本薄薄的小册子，翻了几页，又放回桌上，回答说，说实在的，托克维先生的这部著作他没有读过，但是作者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他倒是常常思考的。谈话开始了。罗亭起初似乎有些犹豫，决不定是否要畅抒己见，找不到恰当的词句，但是他终于情绪激动，谈论起来。一刻钟后，满屋子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大家都在他身旁围做一团。

只有皮加索夫独自远远地留在壁炉边的角落里。罗亭说得聪明，热情，理由充足，显露出他知识渊博，书读得很多。谁也没有料到他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他的衣着是如此平常，他的姓氏是如此不见经传。大家都感到奇怪而不可理解，这样一位聪明人，怎么会突然在乡间出现。他更使大家惊奇的是，可以说，他把大家，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开始，都迷住了……她因为自己的发现感到自豪，她已经在暗自考虑，怎样把罗亭引进上流社会。她尽管一把年纪，但是她看人最初的印象还是相当幼稚的。至于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老实说，对罗亭所说的那些懂得很少，但却感到非常惊奇和喜悦。她的弟弟也感到惊讶。潘达列夫斯基注视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心里不禁起了妒意。皮加索夫心里在想：“我花五百卢布可以买到一只夜莺，唱起来比他更好听！”但是最为震惊的是巴西斯托夫和娜塔利娅。巴西斯托夫几乎透不过气来；他一直坐在那里，张开嘴巴，瞪着眼睛——听着，听着，仿佛他有生以来没有听过别人讲话似的。娜塔利娅则是满脸红晕，她那凝视着罗亭的目光，时而暗淡，时而放出光辉……

“他的眼睛真好看！”沃伦采夫对她耳语说。

“是的，很好看。”

“只是可惜他的手太大，又发红。”

娜塔利娅没有回答。

送上了茶。大家随便聊起来，但是只要罗亭一开口，大家立刻鸦雀无声，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判断他给人的印象是多么强烈。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忽然想要逗逗皮加索夫。她走到他跟前，低声对他说：“您怎么不开口啦，只是令人难受地冷笑？您再试试呀，再跟他交交锋，”不等他回答，她就向罗亭招招手。

“他还有一样事您不知道，”她指着皮加索夫对罗亭说，“他对女人是深恶痛绝的，他不断地攻击女人；请您开导开导他。”

罗亭看了看皮加索夫……居高临下地看了看：这是由不得他做主的，因为他比皮加索夫高出两头。皮加索夫几乎脸都气歪了，他那怒冲冲的脸变得煞白。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错了。”他声音不坚定地开始说，“我不单是攻击女人：我对整个人类都没有好感。”

“您对人类怎么竟会有如此不好的看法呢？”罗亭说。

皮加索夫直视着他的眼睛。

“大概是因为我总在研究我自己的内心，使我发现心里卑鄙龌龊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是以己度人。也许，这也是不公平的，我要比别人坏得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习惯嘛。”

“我了解您，同情您，”罗亭表示不同意，“有哪一个高尚的灵魂不曾体验过渴望贬低自己的心情呢？但是不应该老停留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

“蒙您过奖，称我的灵魂是高尚的，”皮加索夫说，“但是我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并不坏，因此即使有什么出路，——随它去吧！——我也不会去追求的！”

“但是，这就是说——恕我措辞不当——您宁愿求得自尊心的满足而不愿意去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生活……”

“可不是嘛！”皮加索夫叫了起来，“自尊——这我是懂得的；我希望，您也懂得，每个人都懂得；而真理——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它在哪里？”

“您又来唱您的老调了，我提醒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皮加索夫耸了耸肩。

“唱老调又有什么不好？我要问：真理在哪里？连哲学家们都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什么？康德说：真理是如此这般的；但是黑格尔却说——非也，此言谬矣，真理是这样的。”

“您可知道，黑格尔关于真理是怎么说的吗？”罗亭问，并没有提高声音。

“我再来说一遍，”皮加索夫变得激动起来，继续说，“我不懂得真理是什么。依我看，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真理，就是说，真理这个词是有的，但是它本身并不存在。”

“呸！呸！”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叫起来，“这话亏您说得出口，您这个罪孽深重的老家伙！没有真理？要是这样，那么何必还活在世上呢？”

“可是我想，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皮加索夫愠怒地反驳说。“对您来说，生活中没有真理，反正要比没有您那炖清汤拿手的厨师斯捷潘要好过些。请说说，您要真理有什么用？又不能用它来缝包发帽？”

“开玩笑算不得反驳，”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尤其是乱说一气来诋毁别人……”

“我不知道什么真理不真理，但是很显然，说真话总是不中听的，”皮加索夫嘟囔着，愤愤地退到一旁。

而罗亭却谈起自尊心的问题来，并且谈得很令人信服。他说，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自尊心是可以使地球移动的阿基米德杠杆，但是同时，只有能够像骑手驭马那样来控制自己的自尊心，能够牺牲自我来为公众谋福利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

“而自私，”他这样结束说，“就是自杀。一个自私的人好比一株孤零零的、不结果实的树，会一天天枯萎下去；而自尊，作为力求完善的积极的企求，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是啊！一个人应该削弱自己身上顽固的自私，使个性有充分表现自己的权利！”

“您可否借给我一支铅笔？”皮加索夫对巴西斯托夫说。

巴西斯托夫一时不明白皮加索夫向他要什么。

“您要铅笔做什么？”他终于说。

“我要把罗亭先生的最后这句话记下来。不记下来难免要忘记！您自己也会同意，这样一句精辟的话就像打牌获得全胜一样。”

“对于有些事情，采取嘲笑逗趣的态度是不应该的，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巴西斯托夫涨红了脸说，转过身去不理皮加索夫。

这时罗亭走到娜塔利娅跟前。她站起身来：她的脸上露出有些忸怩不安的神情。

坐在她旁边的沃伦采夫也站了起来。

“我看到这儿有一架钢琴，”罗亭的态度像一位外出旅行的王子，温和而亲切地开始说，“是您弹的吗？”

“是，是我弹的，”娜塔利娅说，“不过弹得不太好。这位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弹得比我好得多。”

潘达列夫斯基把脸凑过来，露齿一笑。

“您不该这么说，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弹得一点不比我差。”

“您知道舒伯特的《Erlkönig》[6]吗？”罗亭问。

“他知道，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接腔说。“您坐下，Constantin……您爱好音乐么，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

罗亭只是微微颔首，用手掠了掠头发，好像准备聆听……潘达列夫斯基便开始弹起来。

娜塔利娅站在钢琴旁边，正对着罗亭。随着第一个音响，他脸上便露出欣悦的神情。他的深蓝色眼睛缓慢地转动，偶尔停留在娜塔利娅身上。潘达列夫斯基一曲弹完。

罗亭没有说什么，走到大开着的窗口。芬芳的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着花园；近处的树木散发出催人入睡的凉意。星星悄悄地若隐若现。夏天的夜晚是悠闲的，使人心旷神怡。罗亭凝视了一会黑暗的花园——就转过身来。

“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夜色，”他开始说，“使我想起我在德国的大学生时代：我们的集会，我们的小夜曲……”

“您到过德国？”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问。

“我在海德堡待了一年，在柏林将近一年。”

“您也穿大学生的制服？听说，他们那里的装束似乎很特别。”

“在海德堡我穿带马刺的大皮靴和带流苏的轻骑兵式短外衣，头发留得长到肩上……在柏林，大学生穿得跟大家一样。”

“讲点您的大学生生活给我们听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罗亭开始讲起来。他讲得不太成功。他的描述不够鲜明生动。他不善于逗人发笑。然而，罗亭从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很快转到一般的议论上来：他谈到教育和科学的意义，谈到大学和一般的大学生活。他用大胆奔放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图画。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讲得很精彩动听，但是不太清楚……然而正是这种含糊使他的语言别具一种特殊的魅力。

罗亭的思潮澎湃，使他不能准确肯定地表达他的思想。一些形象代替了另一些形象，一些比喻接着一些比喻：这些比喻时而是大胆得出奇，时而又是恰切得令人叫绝。在他那急不可待的即兴之谈之中，令人感到的并非一个惯于高谈阔论者的洋洋自得的字斟句酌，而是灵感的抒发。他没有搜索词句，是词句自身流畅自如地来到他的嘴边，每一个字似乎都直接从他的灵魂深处涌现出来，燃着火焰般的信念。罗亭掌握了一种几乎是最高的奥秘——辩才的音乐。他善于拨动一部分心弦，而使其余的心弦都隐隐地鸣响起来，颤动起来。有的听众也许并不确切懂得他讲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的胸膛却为之高高地起伏，他们眼前好像展开了什么帷幕。前面有什么大放光明。

罗亭的一切思想似乎都指向未来，这使他的思想具有勇往直前、富有朝气的意味……他站在窗前侃侃而谈，并不专门望着谁，——一致的赞许和注意、眼前的年轻女性和美丽的夜色给予他灵感，本身的潮涌般的感受令他陶醉，使他竟升到辩才的高度，诗意的高峰……他那专注而平静的语调本身就增加了语言的魅力，似乎有什么崇高的、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语言借他的嘴说了出来……罗亭讲到，有什么能赋予短暂的人生以永恒的意义。

“我想起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他最后说，“一位皇帝和他的战士们在一个长长的黑暗的棚屋里围火而坐。那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突然有一只不很大的鸟儿从开着的门里飞进来，又从另一扇门里飞了出去。皇帝说，这只小鸟就好比人生在世：从黑暗中飞来，又飞向黑暗，在温暖和光明中作短暂的逗留……‘陛下，’一个年纪最老的战士说，‘小鸟即使在黑暗中也不会迷路，它能找到它的窠……’的确，我们的生命是短暂和不足道的；然而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这些崇高力量的工具，这种想法就应该能替代其他种种的快乐：他正是在死亡之中找到自己的生命，找到自己的归宿……”

罗亭住口了，带着不由自主的腼腆的微笑垂下眼睛。

“Vous êtes un poète，”[7]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低声说。

所有的人心里都同意她的说法，——所有的人，除了皮加索夫。不等罗亭的长篇大论结束，他就悄悄地拿起帽子离去，对站在门边的潘达列夫斯基狠狠地低语说：

“不行！我还不如去找那些傻瓜！”

然而谁也没有挽留他，也没有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端上了晚餐，半小时后，大家都离去了，有的步行，有的乘车。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请罗亭留下过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弟弟乘车回家，一路上对罗亭的过人的聪明几次表示赞叹和惊奇。沃伦采夫同意她的看法，但是他觉得，罗亭说的话有时有些含糊……就是说，不太容易理解，他这样补充说，大概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但是他的脸色阴郁，他的注视着马车里一个角落的目光，显得格外忧郁。

潘达列夫斯基解下他的绣花背带要躺下的时候，大声说：“一个非常机灵的人！”突然，他严厉地瞅了瞅服侍他的小僮，叫他出去。巴西斯托夫整夜没有睡，也没有脱衣服，他给他在莫斯科的一个朋友写信，一直写到早晨；娜塔利娅虽然脱了衣服上了床，但是一分钟也没有睡着，连眼也没有合。她用手支着头朝黑暗中凝视；她的血管狂热地跳动，沉重的呼吸时时使她的胸部起伏着。

[1] 法语：是神经紧张。

[2] 原来是用来对猎犬说的。

[3] 法语：这是个上流人物。

[4] 周必特是古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指目空一切的人。

[5] 法语：这是托克维写的，您知道吗？（阿·托克维〔1805—1859〕，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及许多政治性小册子。）

[6] 德语：《森林王》。

[7] 法语：您真是个诗人。

四

第二天早上，罗亭刚穿好衣服，就有一个仆人奉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之命请他到她的书房去和她一同用茶。罗亭来到书房，看到只有她一个人。她极其亲切地向他问好，问他夜里睡得好不好。她亲手给他斟了一杯茶，甚至问他茶里加的糖够不够，还递给他一支香烟，并且一再表示奇怪，怎么没有和他早些相识。罗亭本想坐得稍远一些，但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却指指她圈椅旁边的一个小软凳请他坐下，便身子向他微倾，开始问起他的家世，问他有何打算和计划。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的时候很随便，听的时候也似听非听；但是罗亭却十分明白，她是在讨好他，几乎是在奉承他。她安排这次早晨的会晤，她穿得如此朴素而高雅脱俗，ā la madame Récamier！[1]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但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很快就不向他问这问那：她开始向他谈她自己，谈自己的青年时代，谈和她交往的人。罗亭关注地细听她娓娓而谈，但是——真是奇怪！——不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什么人，站在前景上的总是她，惟有她，而别人却不知怎么都渐渐地模糊了，消失了，然而，罗亭由此却可以详尽无遗地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对某某达官说过些什么，她对某某名诗人有过什么影响。根据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话来判断，可能以为，最近二十五年里所有知名人士梦寐以求的只是一睹她的风采，赢得她的青睐。她随随便便地讲起他们，并不带有特殊的兴奋和颂扬，就像讲的都是自己人，还称有些人做“怪人”。她谈论他们，令人感到就像一个珠光宝气的框饰围绕着一块宝石，他们的名字好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一个最主要的名字——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名字……

罗亭听着，抽着烟，不做声，只是偶尔在这位饶舌的贵妇人的谈话里插进只言片语。他善于说话，也爱说话，和人交谈虽非他所擅长，然而他也善于听对方说。随便什么人，只要一上来没有被他的声势吓倒，都会在他面前信赖地畅所欲言：他是很乐于赞许地倾听别人叙述的线索的。他生性非常善良——那种惯于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们心里充溢着的那种特殊的善良。在辩论中，他很少让对方把话说完，就用他那疾风迅雨似的充满激情的雄辩把对方压倒。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的是俄语。她喜欢炫耀她对祖国语言的知识，虽然她常常会脱口说出一些法文语调和法语词汇。她故意用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用语，但用得并不都恰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口中的这种奇怪的杂烩似的语言，罗亭听了并不觉得刺耳，而且他的耳朵也未必有这么灵敏。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终于说累了，把头靠着圈椅的靠背，眼睛注视着罗亭，不再做声。

“现在我明白了，”罗亭开始缓慢地说，“我明白您为什么每年夏天都要到乡间来。这种休息对您是必不可少的。您厌烦了京城喧嚣的生活，乡间的宁静会使您的身心为之一爽，恢复健康。我相信，您对大自然的美一定深有感受。”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用眼角瞟了罗亭一眼。

“大自然……是啊……是啊，那还用说……我热爱大自然，不过您要知道，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就是在乡间也不能离群索居呀。可是这里几乎可说一个人也没有。皮加索夫就算是这儿顶顶聪明的人了。”

“就是昨天那个爱发脾气的老头？”罗亭问。

“不错，就是他。然而在乡间，就是他也行——哪怕有时逗人发个笑也行。”

“他这个人并不傻。”罗亭说，“但是他走错了路。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否定——一概的、全盘的否定——是没有好处的。您否定一切，就能很容易地被誉为聪明人：这种花招随便什么人都懂。老实人听了马上会下个结论。认为您比您所否定的要高出一筹。然而，这往往是不对的。第一，十全十美的事物是没有的；第二，即使您的话说得有理，这对您更为不利，您把聪明才智都用在否定上，它就会渐渐黯然失色，日渐枯萎。您固然满足了您的虚荣心，却失去真正的自我观察的乐趣；而生活——生活的实质——却被您的琐屑的、偏颇的观察忽略了，结果您只能成为一个整天骂骂咧咧、惹人发笑的人。只有爱别人的人，才有权指摘别人，训斥别人。”

“Voilā m－r Pigasoff enterré，[2]”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真不愧是慧眼识人的大师！但是，皮加索夫一定不会了解您。他爱的只是他自己。”

“而他之所以骂他自己，就是为了可以有权去骂别人，”罗亭接话说。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笑了起来。

“这才叫病人……这话是怎么说的来……硬把自己的毛病安到健康人身上[3]。我们顺便说说，您觉得男爵怎么样？”

“男爵么？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知识广博……但是没有性格……所以他这一辈子只能一半是学者，一半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客，就是说，始终只能是半瓶醋，坦白地说，搞不出名堂来……真可惜！”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我读了他的文章……Entre nous…cela a assez peu de fond.[4]”

“那么，你们这儿还有什么人呢？”罗亭沉默了一会，再问。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用小指头弹掉烟灰。

“此外差不多就没有什么人了。有您昨天见过的利平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她非常可爱，不过也仅此而已。她的弟弟——人也很好，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5]，还有加林公爵您是知道的。就是这些。还有两三个邻居，但是已经不值一提。不是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就是没有见过世面，要不就是不分场合地放肆随便。至于太太们，您知道，我和她们没有见过面。还有一位邻居，据说，很有些学问，甚至很渊博，但是脾气古怪得要命，满脑子的幻想。Alexandrine认识他，好像，对他还有些好感……您倒是应该关心关心她，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她是个很可爱的人，只是得帮助她稍稍提高一些，一定要帮助她提高！”

“她非常讨人喜爱，”罗亭说。

“完全是个孩子，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真是个小娃娃。她结过婚，mais c’est tout comme[6]。我要是个男人，我只会爱上这样的女人。”

“真的吗？”

“一定。这样的女人至少是充满活力的，而充满活力是假装不来的。”

“那么，别的都是可以假装的么？”罗亭问了就笑起来，这在他是罕见的。他一笑，脸上就露出一种异样的、几乎像老年人的表情，眼睛眯细，鼻子皱起来……

“您说的利平娜太太对他不无好感的那个怪人是谁？”他问。

“一个姓列日涅夫的，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本地的地主。”

罗亭听了有些吃惊，抬起头来。

“列日涅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问，“他难道是您的邻居？”

“是的。您认识他？”

罗亭沉默了片刻。

“我以前认识他……很久以前。他好像很有钱吧？”他加了一句，用手抚摩着圈椅的边饰。

“是的，有钱，可是穿得蹩脚透了，还驾一辆跑车，像个管家。我想请他来：听说他很聪明，我有点事要找他……我的田庄由我亲自管理，这您是知道的吧？”

罗亭点点头。

“是的，我亲自管，”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接着说，“我可不去学什么外国的那一套瞎胡来的法子，我只遵循我们自己的、俄国的办法，而且您看，搞得似乎还不错吧，”她又补充说，挥了挥手。

“我一向深信，”罗亭很有礼貌地说，“那些不承认妇女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是十分不公平的。”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高兴地笑了。

“您过奖了，”她说，“可是我要说什么来着？我们刚才说什么啦？哦，说列日涅夫。我要跟他办点划定地界的事。我几次三番请他来，今天我还在等他；可是他，真是天晓得，就是不来……真是个怪人！”

门帷轻轻地分开，一个高个子的管家走了进来，他灰白头发，秃顶，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背心，系着白领带。

“什么事？”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问，接着把头微微转向罗亭，低声说：“N’est ce pas，comme il ressemble ā Canning？[7]”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来了，”管家通报说，“您见他吗？”

“啊，我的天哪！”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叫起来，“刚提到他，他就来了。请！”

管家走了出去。

“真是个怪人，总算来了，可来得不是时候：把我们的谈话给打断了。”

罗亭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要他留下。

“您到哪儿去？当您的面我们也可以谈。我希望您像给皮加索夫下断语那样，也给他下个断语。您说起话来，vous gravez comme avec un burin[8]。您别走。”

罗亭想说什么，但是想了一想，就留下了。

读者已经认识的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走进书房。他还穿着那件灰色外套，晒黑的手里拿的也还是那顶旧制帽。他态度沉着地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一鞠躬，便走到茶桌跟前。

“您终于光临了，麦歇[9]列日涅夫！”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请坐。我听说，你们二位本来认识，”她指着罗亭继续说。

列日涅夫看了罗亭一眼，似乎很异样地笑了笑。

“我认识罗亭先生，”他略微点了点头，说。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罗亭低声说，垂下眼睛。

“后来我们也见过面，”列日涅夫冷冷地说。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有些诧异地望了望他们俩，请列日涅夫坐下。他坐下了。

“您要见我，”他开始说，“是为了划定地界的事吧？”

“是的，是为地界的事，不过我还是想看看您。我们不是近邻吗，好像还沾点亲。”

“真是不胜感谢，”列日涅夫说，“至于划地界的事，我和贵管家已经完全谈妥了：他的建议我都同意。”

“这我知道。”

“不过他对我说，不跟您面谈就不能签契约。”

“是的，这是我订出的规矩。顺便问一下，好像您的农奴都是缴代役租[10]的吧？”

“正是。”

“为了划定地界的事还用您亲自操心吗？这真令人钦佩。”

列日涅夫沉默了一会。

“所以我就前来跟您面谈了，”他说。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冷笑了一声。

“我看见您来了。听您说这话的口气……您一定非常不乐意上我这儿来吧。”

“我哪儿都不去，”列日涅夫冷冷地说。

“哪儿也不去？您不是常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那儿去吗？”

“我和她的弟弟是老相识。”

“和她的弟弟！不过，我是不愿意强人所难的……可是，您别见怪，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比您大上几岁，我可以数落您几句：您何苦要过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是您不喜欢我的房子，还是您不喜欢我？”

“我对您并不了解，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所以我也不可能不喜欢您。您的房子好极了；但是，我坦白地向您承认，我不喜欢让自己受拘束。我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手套也没有，而且，我也不属于你们的圈子。”

“论出身，论您受的教育，您都是属于我们圈子的，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vous êtes des nôtres.[11]”

“我们不谈出身和教育，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问题不在这里……”

“一个人应该跟人们来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何苦像第欧根尼[12]那样坐在桶里呢？”

“第一，他待在那里觉得挺舒服；再说，您怎么知道我不跟人们来往呢？”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咬了咬嘴唇。

“那就又当别论了！我只好感到遗憾，无缘跻身于贵友的行列。”

“麦歇列日涅夫，”罗亭插嘴说，“似乎把那种最值得称赞的感情——爱自由的感情——过分夸大了。”

列日涅夫没有回答，只看了罗亭一眼。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那么，夫人，”列日涅夫开始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可以认为我们的事情算谈完了，我可以告诉贵管家，让他把契约给我送来吧。”

“可以……尽管我得老实说，您的态度是那么不友好……我就该拒绝您的。”

“其实，这次划地界，对您要比对我划算得多。”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耸了耸肩。

“您连在我家用点早餐都不愿意么？”她问。

“太谢谢啦：我一向不吃早饭，而且我要赶紧回家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站起身来。

“那我就不留您了，”她走向窗口，说，“我不敢留您。”

列日涅夫开始行礼告辞。

“再见，麦歇列日涅夫！恕我麻烦您了。”

“没关系，不用客气，”列日涅夫说了就走了出去。

“领教了吗？”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问罗亭。“我听人说他是个怪物；不过这也真要不得！”

“他跟皮加索夫害的是同样的毛病，”罗亭说，“都想要显得与众不同。那一位想扮靡非斯特[13]，这一位想扮成犬儒主义者[14]。在这一切里面，自私自利的成分太多，虚荣心太多，但是真诚和爱却不够。其实，这也是一种打算：一个人戴上一副冷漠和懒散的面具，就以为，没准有人会想：瞧这个人，把自己大好的才能都给断送了！可是你再仔细一瞧——其实他什么才能都没有。”

“Et de deux！[15]”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您对人下的断语真是一针见血！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哪。”

“您这样想么？”罗亭说，“不过，”他接着说，“说实在的，我不应该议论列日涅夫；我爱过他，像爱朋友那样爱他……但是后来由于种种误会……”

“你们吵架了么？”

“没有。但是我们分手了，而且似乎是永远分手了。”

“这我看出来了，他在这儿的时候您一直好像不自在……不过，我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陪我说话，使我过得极为愉快。得啦，该知足啦。您请便吧，早餐时再见。我自己要去料理一些事情。我的秘书，您见过他——Constantin，c’est lui qui est mon sécrétaire[16]，——大概已经在等我了。我要把他介绍给您；他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做事任劳任怨，对您十分钦佩。再见，cher[17]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我多么感激男爵让我们相识啊！”

于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把手伸给罗亭。他先是握了握它，然后举到唇边，便走出来，来到大厅，又从大厅走到阳台上。在阳台上，他遇到了娜塔利娅。

[1] 法语：雷加米耶夫人式。（雷加米耶夫人〔1777—1849〕，巴黎著名文学政治沙龙的主持人，创作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某些时装。）

[2] 法语：所以皮加索夫先生就完蛋了。

[3] 这句话是“诿过于人”的意思。

[4] 法语：我们只能私下说说……文章并不深刻。

[5] 法语：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6] 法语：但是这没有关系。

[7] 法语：他真像康宁，是吗？（乔治·康宁〔1770—1827〕，英国保守派政治家。）

[8] 法语：就像用刀子雕刻一样。

[9] 麦歇是法语中的“先生”。

[10] 俄国的农奴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役租制（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农奴；一种是代役租制（交纳田租）的农奴。

[11] 法语：您是我们圈子里的。

[12]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约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对生活的舒适完全置之漠然。传说他住在桶里，亚历山大王来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请走开些，别挡住我的阳光。”

[13] 靡非斯特：歌德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喻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反面典型人物。

[14] 指玩世不恭的人。

[15] 法语：这一回是说第二个了！

[16] 法语：康斯坦丁——这就是我的秘书。

[17] 法语：亲爱的。

五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乍一看也许并不让人喜欢。她还没有发育完全，瘦削，肤色微黑，背略有些驼。但是她的五官却是美丽端正的，虽然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脸稍微嫌大了一些。特别美的是她那两道仿佛是从当中一分为二的纤眉上的平整光洁的前额。她说话不多，听人说话和望着人的时候都很注意，几乎是聚精会神，——仿佛她自己要把一切都弄个明白。她常常一动不动地站着，垂着双手，沉思起来；这时她脸上就表现出她内心的思想活动……她的唇边突然会掠过一丝几乎不可觉察的微笑而又消失；深色的大眼睛慢慢地抬起来……“Qu’avez-vous？[1]”m-lle Boncourt问她，接着就开始数落她说，一个年轻姑娘这样想心事，神思恍惚，是有失体统的。其实娜塔利娅并不是神思恍惚，相反，她学习很用功，喜欢读书和做活。她的感情深沉而强烈，然而却藏在心里；她小时候都很少哭，现在更是连叹气都很难得了，有什么事情使她苦恼的时候，她只是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她母亲当她是个老实懂事的姑娘，开玩笑叫她：mon honnête homme de fille[2]，而对她的聪明才智评价却不太高。“幸好我的娜塔莎很冷静，”她常说，“不像我……这样倒好。她会幸福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错了。话又说回来，能够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是不多见的。

娜塔利娅爱她的母亲，但并不完全信任她。

“你幸好没有什么事要瞒我，”有一次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对她说，“否则的话，你会瞒得紧紧的：你心里可有主意啦……”

娜塔利娅瞧了瞧母亲的脸，心里想：“为什么不能心里有主意呢？”

罗亭在阳台上遇到她的时候，她正要和m-lle Boncourt走进室内，准备戴上帽子到花园里去。她的早课已经完毕。家里已经不再把娜塔利娅当做小女孩看待，m-lle Boncourt早就不再给她上神话课和地理课；但是娜塔利娅每天早上还要在她面前读历史书、游记和别的有教益的著作。这些书都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挑选的，好像她自有一套系统。其实她只是把彼得堡的一个法国书商寄给她的书统统给娜塔利娅，当然不包括小仲马公司出版的那些长篇小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这些小说留给自己读。当娜塔利娅读历史书的时候，m-lle Boncourt总要透过眼镜特别严厉、特别不高兴地不时看看她：照这位法国老小姐的理解，全部历史都充斥着读不得的东西，虽然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在古代伟人中只知道一个冈比西[3]，而近代的只知道路易十四和她痛恨的拿破仑。但是娜塔利娅还读一些m-lle Boncourt压根没有料到居然会存在的书：她熟读普希金的全部著作……

遇到罗亭，娜塔利娅的脸微微一红。

“你们去散步？”他问她。

“是的。我们到花园里去。”

“可以跟你们一块去吗？”

娜塔利娅望了望m-lle Boncourt。

“Mais certainement，monsieur，avec plaisir，[4]”老处女连忙说。

罗亭拿了帽子，跟她们一起去。

娜塔利娅和罗亭并排走在一条小径上，起初觉得有些拘谨，过了一会，才自然了些。他开始问她在做些什么，喜不喜欢乡下。她回答时不免有些胆怯，但并不是人们常常装出来的，也常被认做羞答答的那种慌张的羞怯。她的心在跳。

“您在乡间不感到寂寞吗？”罗亭问，用眼角看了她一眼。

“在乡间怎么会感到寂寞呢？我非常高兴我们住在这里。我在这里幸福极了。”

“您幸福……这是个伟大的字眼。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您年轻。”

罗亭说最后这句话时语气有些异样：不知他是在羡慕娜塔利娅呢，还是为她惋惜。

“是啊！青春！”他接着说。“科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有意识地取得青春不花代价得到的一切。”

娜塔利娅注意地看了看罗亭：她不懂得他的意思。

“今天我跟令堂谈了一个早上，”他继续说，“她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诗人都珍视她的友谊。您喜欢诗吗？”他停了一下，又说。

“他是在考我呢，”娜塔利娅心里想，就说：“是的，非常喜欢。”

“诗——这是诸神的语言。我自己也喜欢诗。但是，诗不仅仅是在诗句里：它无所不在，它就在我们周围……您看看这些树，您看看这天空——处处都散发着美和生命；而哪里有美和生命，那里就有诗。”

“我们就在这儿，在这凳子上坐下吧，”他接着说。“就这样。我不知为什么觉得，等您对我更熟悉一些（他带着微笑看了看她的脸），我们就会成为朋友。您想是吗？”

“他对待我就像对待小女孩一样，”娜塔利娅心里又想，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就问他是不是打算在乡下久住。

“整个夏天、秋天，也许还要过冬天。您知道，我这个人是一无所有：我的家业败落，再说，老是这样漂泊无定，我已经厌倦了。是该休息的时候了。”

娜塔利娅感到惊讶。

“难道您以为，您是该休息的时候了么？”她胆怯地问。

罗亭转过脸来对着娜塔利娅。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别人可以休息；而您……您应该工作，尽力做个有用的人。要不是您，那还有谁……”

“蒙您夸奖，”罗亭打断了她的话。“做一个有用的人……谈何容易哪！（他用手抹了抹脸。）做一个有用的人！”他重复说。“即使我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我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即使我相信自己的力量，——可是叫我又到哪里去找那些真诚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呢？”

罗亭说了就那样绝望地挥了挥手，那样伤心地垂下了头，娜塔利娅看了不禁问自己：得啦，昨天晚上她听到的那番热情洋溢、充满希望的话，难道是他说的？

“可是，不，”他猛地把他那狮鬃似的头发一甩，又说，“这是胡说，您说得对。我感谢您，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真心地感谢您，（娜塔利娅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感谢她。）您一句话向我提醒了我的责任，给我指出了道路……是啊，我应该行动。我不应该埋没我的才能，假如我是有才能的；我不该把自己的精力全浪费在空谈上，浪费在空洞无益的废话上……”

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得动听，热情，令人信服——说到胆小和懒惰的可耻，说到必须有所作为。他把自己批评得体无完肤，说明在没有动手做事之前先发议论是有害的，就像用针去扎破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只是白费力气和糟蹋果汁。他断言，凡是崇高的思想，决不会得不到同情；只有那些或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是不配被人理解的人们，才会始终不为人们所理解。他说了很久，最后他再次感谢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还完全出人意外地紧握了她的手，说：“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高尚的人！”

这个出乎常轨的举动使m-lle Boncourt 大为惊讶，她虽然在俄国住了四十年，但是听俄国话仍旧很费劲，对于罗亭的娓娓动听、从容流畅的言谈，只有惊叹的份儿。但是，在她的眼中，他近乎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乐师或是演员之类的人物；照她的理解，对这一类人是不能要求他们遵守礼法的。

她站起身来，急忙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就对娜塔利娅说，该回去了，而且monsieur Volinsoff[5]（她这样称呼沃伦采夫）要来进早餐。

“瞧，他不是来啦！”她望了望通往宅子的一条林阴路，加了一句。

果然，沃伦采夫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

他迈着踌躇的步子走过来，老远就向大家鞠躬，脸上带着近乎痛苦的神情对娜塔利娅说：

“啊！你们在散步吗？”

“是的，”娜塔利娅说，“我们已经要回去了。”

“哦！”沃伦采夫说。“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于是大家一同向宅子走去。

“令姐好吗？”罗亭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调问沃伦采夫。他昨天就对沃伦采夫非常亲切。

“十分感谢。她很好。她今天也许会来……我来的时候，你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吧？”

“是的，我在同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聊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对我起了强烈的影响……”

沃伦采夫并没有问这是句什么话，大家在深深的沉默中回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屋子里。

午餐前，沙龙又集合了。可是皮加索夫没有来。罗亭的兴致不高；他老是请潘达列夫斯基弹奏贝多芬的乐曲。沃伦采夫一言不发，眼睛望着地面。娜塔利娅一直待在母亲身旁，时而沉思，时而去做刺绣。巴西斯托夫老是用眼睛盯着罗亭，一直期待着他会不会说出什么精辟的话。三个钟头就这样相当单调地过去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来吃午饭，大家刚离开餐桌，沃伦采夫就吩咐给他套车，也没有向任何人告辞，就悄悄地走了。

他很苦闷。他早就爱着娜塔利娅，一直打算向她求婚……她待他很好——但是她的心始终是平静的：对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他也并不奢望在她心中唤起更多的柔情，只是等待着有一个时刻，她会对他十分熟稔，和他亲近。究竟是什么使他不安？这两天里，他注意到了什么变化呢？娜塔利娅对待他和以前完全一样呀……

是不是他心里有着一个牢牢不变的想法：他也许根本不了解娜塔利娅的性格，她对他也许比他所想象的更为陌生。是不是他心中已经起了妒意，是不是他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事情不妙……不管他怎样自我劝慰，他内心仍然感到痛苦。

他回到姐姐那里的时候，列日涅夫正在她那里。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没什么！怪无聊的。”

“罗亭在吗？”

“在。”

沃伦采夫把帽子一扔，坐了下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兴冲冲地对他说：

“谢辽沙[6]，请你来帮我说服这个顽固的家伙（她指指列日涅夫），让他相信罗亭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有口才。”

沃伦采夫嘟囔了一句什么。

“我一点也不跟您争辩，”列日涅夫开始说，“我并不怀疑罗亭先生的聪明和口才；我只是说，我不喜欢他。”

“你已经见过他了？”沃伦采夫问。

“今天早上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见过他。现在他在她家里可是被奉若上宾啊。有朝一日，她和他也会分手——惟独和潘达列夫斯基她才永远分不开——可是眼下，罗亭可是在称王啊。我看见过他，那还用说！他坐在那儿，她就把我像展览品似的让他看：好像是说，看哪，老兄，我们这儿都出了些什么样的怪物！可我又不是养马场的马——不习惯让人牵出去给人看。于是我拔脚就走了。”

“你到她家去干什么？”

“为了划定地界的事，其实这是瞎说说的，她不过是想看看我的这副尊容罢了。人家是位贵妇人嘛——这谁还不知道！”“这无非是他的优越的地位伤了您的自尊心罢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激动地说，“所以您才不能原谅他。可是我相信，除了聪明才智以外，他的心地一定也非常好。您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当他……”

“当他大谈其崇高的正直[7]……”列日涅夫接嘴说。

“您再惹我生气，我可要哭啦。我打心眼里后悔没有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去，反而留下来陪您。您不配。您别再逗我啦，”她恳求说。“您还是给我讲讲他的青年时代吧。”

“讲罗亭的青年时代？”

“是啊，您不是对我说过，您对他很熟悉，早就认识他了么？”

列日涅夫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走着。

“是的，”他开始说，“我对他很熟悉。您是要我给您讲他的青年时代吗？好吧。他出生T省一个贫寒的地主家庭里。他父亲早故。撇下他和他母亲。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人，他就是她的命根子：她自己终年只吃燕麦，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身上。他是在莫斯科上的学，先是靠一个什么叔叔周济，后来他年纪大些，翅膀硬了，就靠他巴结上的……哦，请原谅，下次不说了……是结交上的一个有钱的小公爵。后来他进了大学。我是在大学里认识他的，跟他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关于我们那一段的生活，将来我再给您讲。现在我不能讲。后来他就出国去了……”

列日涅夫继续在室内走来走去。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到了国外，”他继续说，“罗亭极少给他母亲写信，总共只回国探望过她一次，待了十来天……老太太死的时候，他不在跟前，是由外人照料的，可是她一直到咽气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画像。我住在T省的时候，常去看她。她是个善良的女人，非常好客，总请我吃樱桃酱。她爱她的米佳[8]爱得发疯。毕巧林式的先生们[9]会对你们说，我们总是爱那些本身不善于爱的人，可是我却认为，天底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不在身边的孩子。后来，我在国外又遇到罗亭。在那儿，有一位太太缠着他，她是我们俄国人，是一位女学究，年纪已经不轻，长得也不漂亮，倒也像个女学究的模样。他跟她在一块混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把她甩了……或是，对不起，我说得不对：是她把他甩了。这时候，我也把他甩了。就是这些。”

列日涅夫住口了，用手摸摸额头，好像疲倦了似的往圈椅上一坐。

“您知道吗，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开始说，“我看您这个人真不善，真的，您并不比皮加索夫好。我相信，您说的句句是真话，您一点没有瞎编，可是您是用多么不友好的口吻来描述这一切啊！什么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啦，她对儿子的热爱啦，她的孤独的死啦，这位太太啦……这一切的用意何在呢？您可知道，对一个哪怕是最好的好人，也可以用那样的色彩来描绘他的生活——请注意，不必添枝加叶，——让任何人看了都会大吃一惊！其实，这也是一种诽谤！”

列日涅夫站起来，又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压根没有想让您大吃一惊，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终于说。“我不是一个爱诽谤别人的人。可是，”他想了一想，又说，“您的话的确有一部分道理。我并没有诽谤罗亭；可是——有谁知道！——也许，他从那时起已经改变了——也许是我对他抱有成见。”

“啊！原来是这样……那您就该答应我和他恢复交情，好好地去了解他，到那时候再把您对他的结论告诉我。”

“好吧……可是，你怎么老不开口，谢尔盖·帕夫里奇？”

沃伦采夫好像被人叫醒似的一怔，抬起头来。

“叫我说什么呢？我又不了解他。再说，今天我头疼。”

“真的，今天你的脸色不好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你不舒服？”

“我头疼，”沃伦采夫又说一遍，就走了出去。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列日涅夫目送他出去，交换了眼色，但是彼此什么也没有说。沃伦采夫有心事，这无论对他或是对她，都不成其为秘密了。

[1] 法语：您怎么啦？

[2] 法语：我女儿是个老实人。

[3] 冈比西，古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曾征服埃及。

[4] 法语：当然，先生，很高兴。

[5] 法语：沃林索夫先生。

[6] 谢辽沙是谢尔盖的小名。

[7]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

[8] 米佳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9] 毕巧林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是俄国文学中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这里是指毕巧林的模仿者。

六

两个多月过去了。在整整这一段时间里，罗亭几乎没有离开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她少了他就不行。跟他谈谈她自己，听听他的议论，已经成了她的需要。有一次他要走，理由是他的钱花完了；她就给了他五百卢布。他还向沃伦采夫借了两百卢布。皮加索夫来看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次数比以前大大地减少了：罗亭的在场使他感到受压。不过话又说回来，感到这种压力的又何止皮加索夫一个。

“我不喜欢这位聪明人，”皮加索夫常说，“他说起话来装腔作势，活脱是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他先说一声‘我’，就不胜感动地停下……‘我，他说，我呀……’用的词总是啰啰唆唆。你要是打个喷嚏，——他马上就会说出一番道理，证明为什么你正是要打喷嚏而不是咳嗽……他要是夸赞你——就像他是在给你加官晋爵……他要是责骂自己，就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叫人以为，这一来他可没脸见人了吧。没有的事！他反而更来劲了，好像是灌足了烈性伏特加。”

潘达列夫斯基有几分惧怕罗亭，一味小心翼翼地讨好他。沃伦采夫和他的关系很微妙。罗亭称他骑士，当面背后都捧他；但是沃伦采夫却无法喜欢他，每逢罗亭当着他的面来分析他的优点时，他总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不耐烦和恼怒。“他是不是在取笑我？”这样一想，敌意就在他心里油然而生。沃伦采夫竭力要克制自己，但是为了娜塔利娅，他对罗亭怀有妒意。至于罗亭本人，尽管他总是兴高采烈地欢迎沃伦采夫，尽管称他骑士，还向他借钱，恐怕也未必对他真有好感。老实说，当他们像朋友似的互相紧紧握手，四目对视的时候，这两个人心里究竟有何感想，是很难断定的……

巴西斯托夫继续崇拜着罗亭，认真仔细地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罗亭却不大注意他。有一次罗亭不知怎的和巴西斯托夫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早晨，和他讨论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和任务，激起他无限的兴奋，可是后来就不再理他了……他嘴上说要寻找纯洁热忱的灵魂，显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列日涅夫开始常来拜访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罗亭甚至不去和他争论，似乎还回避他。列日涅夫对罗亭也是冷冷的，但是却没有说出他对罗亭最后的看法，这使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感到非常纳闷。她崇拜罗亭，但是她也信任列日涅夫。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一家上下对罗亭真是百依百顺：他的最微小的愿望无不得到满足。每天的活动怎么安排，都由他来决定。没有一次partie de plasir[1]能少了他。可是，他对于种种即兴的出游和娱乐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带着亲切的、而又感到有些乏味的俯就来凑凑兴，就像大人来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一样。然而，他却又样样事情都要过问：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讨论她对田庄的管理，讨论对孩子们的教育、家务以及种种事务；他仔细听她的各种打算，甚至一些琐事也没有使他感到厌烦，他还向她提出改进办法和新的措施。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口头上对这些都表示赞赏——不过也仅此而已。在经营管理方面，她一概依照她的管家的劝告办事。这个管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独眼的小俄罗斯人，一个和善的老滑头。“年老的主意多，年轻的没奈何，”他常常安静而得意地微笑着这样说，一面着他的那只独眼。

除了跟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罗亭无论跟谁都没有像跟娜塔利娅谈话的次数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他常悄悄地拿书给她看，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她，把他所构思的文章和著述的开头几页念给她听。娜塔利娅对其中的意义常常似懂非懂。但是，罗亭似乎并不十分在乎她是否能听懂——只要她听他说就行。对于他和娜塔利娅的接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并不太高兴。“不过，”她想，“在乡下随她去和他瞎聊吧。她像个小女孩似的，使他觉得好玩。这没啥了不起的，她还可以增长些知识……到了彼得堡，我会把一切都改变过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想错了。娜塔利娅并不是像小女孩那样跟罗亭瞎聊：她如饥似渴地倾听他的话，极力用心去琢磨它们的意义；她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他，听他评判；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头脑发热……然而年轻人是不会只让头脑长时间地发热的。在花园里的长凳上，在梣树轻纱般的树影里，罗亭开始给她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霍夫曼[2]或贝蒂娜[3]的《书简》，或诺瓦利斯[4]，不时停下来解释她觉得不明白的地方，这使娜塔利娅体验到多么甜美的时刻啊！她德语说得不好（我们所有的小姐几乎都是这样），但是理解力很强，而罗亭则是整个沉湎在德国诗歌、德国浪漫主义和哲学的天地之中，并且把她吸引到这些禁区里来。这些神妙而美好的禁区展示在她的全神贯注的眼睛前面；从罗亭手中的书本的篇页里，一个个奇妙的形象，一个个光辉的新思想，像一股股淙淙的清泉流进她的灵魂，而在她那为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震撼的心田里，就悄悄地燃起神圣的喜悦的火花，并且炽燃起来……

“请告诉我，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有一次，她坐在窗前做刺绣，开始说，“冬天您会到彼得堡去吧？”

“我不知道，”罗亭把他翻阅的书放在膝上，说，“要是能筹到钱，我就去。”

他说话时无精打采：他从早上就感到疲倦，什么事也不做。

“我想，您哪会筹不到钱呢？”

罗亭摇了摇头。

“这是您的想法！”

于是他便含有深意地望着一旁。

娜塔利娅想说什么，可是忍住了。

“您看，”罗亭开始说，用手朝窗外一指，“您看见这棵苹果树：它的果实累累，太重，使它折断了。它是天才的真实象征……”

“它折断，是因为没有东西支撑它，”娜塔利娅说。

“我懂得您的意思，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是一个人要找到这种支持可不那么容易哪。”

“我觉得，别人的同情……无论如何，孤独……”

娜塔利娅说得有些乱，脸红了。

“那您冬天在乡间打算干什么呢？”她连忙加了一句。

“我打算干什么吗？我要写完我的长篇论文——您是知道的——关于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前天我向您讲过文章的纲要——写好后我会把它寄给您。”

“要发表么？”

“不。”

“怎么不？那您辛辛苦苦是为谁写的呢？”

“就算是为您吧。”

娜塔利娅垂下了眼睛。

“那我可不敢当了，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

“请问，论文写的是关于什么？”坐在稍远地方的巴西斯托夫谦逊地问。

“关于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罗亭重复说。“巴西斯托夫先生也会读到的。不过，论文的基本思想我还没有完全确定。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把爱情的悲剧的意义弄得十分清楚。”

罗亭喜欢谈爱情，也常常谈到它。起初，m-lle Boncourt一听到“爱情”这两个字，就像老战马听到号声那样一震，竖起耳朵，可是渐渐地她也习以为常了，有时只是抿紧嘴唇，慢悠悠地嗅着鼻烟。

“我觉得，”娜塔利娅胆怯地说，“爱情中的悲剧就是不幸的爱情。”

“完全不是！”罗亭反驳说，“倒不如说这是爱情中可笑的一面……对这个问题应当有完全另一种提法……应当更深入地探讨……爱情！”他接着说，“爱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怎样消失，这一切都是神秘的。有时它突如其来，毫不犹豫，像白昼那样令人欢欣愉快；有时像死灰下的余烬，久久地微燃着，等一切都破灭之后，又在灵魂中蹿出火苗；有时它像一条蛇钻进你的心里；有时又突然从心里溜出去……是啊，是啊；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有谁在爱？有谁敢于爱呢？”

于是，罗亭就沉思起来。

“怎么好久没有看见谢尔盖·帕夫里奇了？”他突然问。

娜塔利娅的脸一红，向绣架低下头去。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

“这个人是多么好，多么高尚啊！”罗亭站起身来，说，“他是当今俄国贵族的优秀的楷模！……”

M-lle Boncourt把她那法国式的小眼睛斜过来瞟了他一眼。

罗亭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您有没有注意到，”他用鞋跟猛的一转，说道。“在橡树上——橡树是一种坚实的树——只有在嫩叶开始发芽的时候，老叶子才会凋落？”

“是的，”娜塔利娅慢慢地说，“我注意到的。”

“在一颗坚强的心里，旧的爱情也正是如此：它已经完全死了，可是仍旧留恋在那里，只有新的爱情萌芽，才能把它撵走。”

娜塔利娅没有回答。

“他这是什么意思？”她心里想。

罗亭站了一会儿，把头发一甩就走了。

娜塔利娅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满腹疑团，久久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久久琢磨着罗亭的最后一句话，突然两手紧握，痛哭起来。她哭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她自己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泪如泉涌。她把眼泪擦掉，可是它们又流出来，就像泉水从壅塞已久的泉眼里流出来似的。

就在同一天，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列日涅夫进行着一场关于罗亭的谈话。起初他总是避而不谈，但是她下决心非问个明白不可。

“我看，”她对他说，“您还是像从前一样不喜欢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我故意憋着一直不来问您；可是现在您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证实他是不是变了，同时我要知道，您为什么不喜欢他。”

“那就请听吧，”列日涅夫用他那惯常的冷淡的口吻说，“既然您实在憋不住了；不过，请注意，您可别生气……”

“行，您就说吧，说吧。”

“可是要让我把话说完。”

“行啊，行啊，您就说吧。”

“是，太太，”列日涅夫开始说，慢慢地坐到沙发上。“我告诉您，我确实不喜欢罗亭。他是个聪明人……”

“那还用说！”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实际上却很肤浅……”

“这说说是很容易的！”

“虽然，实际上却很肤浅，”列日涅夫重复说，“不过这还没有什么：我们这些人都很肤浅。我甚至不去责备他，说他内心深处是专横霸道，懒惰，学识也有限……”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拍了一下手。

“学识有限！罗亭！”她高声说。

“学识有限！”列日涅夫用同样的语调又重复了一遍，“喜欢用别人的钱过活，喜欢装模做样等等……这一切都还情有可原。糟糕的是，他冷得像冰。”

“他，这个火热的灵魂，还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打断他的话。

“是啊，冷得像冰，他明知道这个，还装得像火热。糟糕的是，”列日涅夫继续说，他渐渐来了精神，“他在玩一场危险的赌博，对他当然并不危险；他自己连一个小钱、一根汗毛的赌注都不下——可是别人却把灵魂都押上了……”

“您说的是谁，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糟的是，他不老实。他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应当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有多少价值，可是他说起话来倒像是花了多大的代价似的……毫无疑问，他口才好；不过他的口才不是俄国式的。再说，一个年轻人说说漂亮话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像他这般年纪，为了自己听着好听而说话就是可耻的了，为了炫耀自己是可耻的！”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觉得，一个人说话是不是在炫耀，别人听起来都一样……”

“对不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那可不一样。有的人对我说一句话，可以使我深受感动；另一个人说同样的话，或许说得更漂亮，——我听了，连耳朵都不动一动。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您不去动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插话说。

“不错，我是没有动它，”列日涅夫说，“尽管我的耳朵很大。问题是，罗亭的话始终只是空话，永远不会变成行动——同时就是这些空话会扰乱并且伤害一颗年轻的心。”

“您说的是谁，到底是说谁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列日涅夫停了一下。

“您想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我说的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笑起来。

“得啦吧，”她开始说，“您满脑子净是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娜塔利娅还是个孩子；再说，就算是有什么，难道您以为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

“第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利己主义者，她活着只为自己；第二，她深信自己教育子女的本领，头脑里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为他们担心。她会以为，呸，这怎么可能呢！她以为，只要她一摆手，威风凛凛地一瞪眼，——一切都会万事大吉。这位太太就是这么想的，她自以为是文艺保护者，是聪明人，是天晓得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实，她只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老婆子而已。但娜塔利娅可不是个娃娃。请您相信，她比您我都想得更多，更深。想不到这样一个真诚、充满热情而又急躁的性格，竟会碰上这么个戏子，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不过，这也不足为奇。”

“卖弄风情的女人！您是叫他卖弄风情的女人！”

“当然，就是叫他……好，您自己说说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算个啥角色？他成了偶像，家里的先知；什么家务事啦、家庭里搬弄是非啦，拌嘴啦，样样都有他的份——这难道和一个男子汉的身份相称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惊讶地望了望列日涅夫。

“您真叫我认不出来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她说。“您的脸红了，您激动了。是的，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啊，一点也不错！你根据你所确信不疑的来讲一件事情给一个女人听，可她硬是要想出一个不相干的琐屑的理由来，逼着你一定要照她的意思讲，她才会满意。”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生气了。

“好啊，麦歇列日涅夫！您攻击起女人来跟皮加索夫简直可以媲美；不过，随您的便，不管您的目光多么尖锐，我总难以相信，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了解清楚。我看，您错了。照您的说法，罗亭岂不成了达尔杜弗[5]。”

“问题在于，他连达尔杜弗都不是。那个达尔杜弗至少还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而这一位，尽管聪明透顶……”

“怎么啦，他又怎么啦？把您的话说完呀，你这个人不公平，真讨厌！”

列日涅夫站了起来。

“请听我说，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开始说，“不公平的是您，而不是我。您生我的气，因为我尖锐地批评了罗亭：我有权利尖锐地说他！可能，我是付出不小的代价才取得这个权利。我很了解他：我有很长一个时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您可记得，我曾答应过您，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讲给您听。看来，现在我不得不讲了。不过，您有没有耐心听我讲完？”

“讲吧，讲吧！”

“那就请听吧。”

列日涅夫开始缓步在室内踱着，偶尔停下来，把头向前倾。

“您也许知道，”他说，“也许并不知道，我很早就父母双亡，到了十七岁上就没有人管束我。我住在莫斯科的姑母家里，一切都随心所欲。小时候我相当浅薄，自尊心强，爱卖弄小聪明，爱吹牛。进了大学，我的举止还像个小学生，不久我就惹出麻烦来了。这件事我不对您讲，不值一提。有一次我撒了个谎，撒的谎相当恶劣……我的谎言被戳穿，被揭发了，当众出了丑……我慌了，像孩子般的哭了起来。这事发生在一个熟人的住所里，当着好多同学的面。大伙都笑我，只有一个大学生除外，请注意，在我跟大家顶牛，死不肯承认我是撒谎的时候，他对我最生气。这时他不知是不是可怜起我来了，他挽着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去。”

“这就是罗亭？”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不，这不是罗亭……这个人……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的名字叫波科尔斯基[6]。要我用几句话来描述他，我办不到，可是只要一开始讲起他，我就不愿意再讲别人了。这是一个崇高的、纯洁的人，而像这样绝顶的聪明，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波科尔斯基住的是一间又矮又小的房间，在一所旧木头房子的顶楼上。他很穷，靠教课勉强维持生活。客人来了，他往往连一杯茶也招待不起；他惟一的那张沙发已经塌陷得像只小船。但是，尽管有这种种的不舒适，到他那里去的人却很多。大家都爱他，他吸引着人们的心。您都不会相信，坐在他那间贫寒的小屋里心里有多么甜美，多么快活！我就是在他那里认识了罗亭。那时罗亭已经离开了他那位小公爵。”

“这位波科尔斯基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叫我怎么说呢？诗和真——这就是他吸引了我们大伙的东西。他头脑清晰，学识广博，却仍旧像孩子般可爱和有趣。至今我耳边似乎还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同时他

在善的圣殿前面

燃起了夜半的长明灯……

我们小组里的一个狂热的、最可爱的诗人这样说他。”

“他的言谈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问。

“他兴致好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但是并不惊人。就在当时，罗亭的口才也比他强二十倍。”

列日涅夫站下来，交叉着双手。

“波科尔斯基和罗亭不一样。罗亭的言谈之中锋芒毕露，哗众取宠的地方要多得多，空话更多，似乎，热情也多些。看起来，他的天资似乎远远高出波科尔斯基，事实上，和波科尔斯基一比，他却贫乏得可怜。罗亭善于把任何思想加以发挥，辩论起来也是能手；但是他的思想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产生，而是借用别人的，特别是借用波科尔斯基的。波科尔斯基外表安详温和，甚至文弱，但爱起女人来爱得发疯，爱玩乐，决不受人欺负。罗亭看起来似乎是充满了火，充满勇气和活力，其实只要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他的内心是冷的，几乎是胆怯的。可要是触犯了他，他可要大发雷霆了。他想方设法要博得人们的爱慕，但他靠的是一般的原则和思想，而且确实对许多人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说实在的，没有人喜欢他，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依恋着他。人们都慑于他的压力……而对波科尔斯基，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但是，罗亭从不拒绝和初次见面的人谈话或辩论……他读的书不太多，但起码要比波科尔斯基以及我们这伙人多得多；而且头脑很有条理，记忆力极强，这些对青年人是起作用的！你给青年人做出论断，做出结论，哪怕是不正确的结论，只要是结论就行！一个非常老实顶真的人，这种事是做不来的。您试试去对青年人说，您无法给他们百分之百的真理，因为您自己也没有掌握它……这一来青年人就不会来听您。可是您要骗他们也不行啊。所以，您自己至少要有一半相信，您是掌握了真理……这就是罗亭所以会对我们这伙人产生如此有力影响的原因。您看，我刚才对您说，他书读得不多，但是他读了一些哲学书，他的头脑生来就善于从读过的书本里面立刻汲取一切共同的东西，抓住事物的根本，然后就从这里向各方面引伸出一条条合乎逻辑的、正确的思想线索，展开精神上广阔的远景。当时我们小组的成员，老实说，都是些孩子，肚里没有多少墨水。什么哲学啦，艺术啦，科学啦，以至生活本身——对我们说来，这一切只是一些名词，甚至是一些概念，迷人的、美好的概念，然而都是分散的、互不相联的。对这些概念的总的联系、宇宙的总的法则，我们都没有认识到，不理解，尽管我们也似懂非懂地讨论它，努力要去领悟它的真谛……听了罗亭的话，我们才初次觉得，我们终于抓住了这个总的联系，帷幕终于揭开了！即使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理得井井有条，一切分散的都组成一个整体，有了定形，像一座高楼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一切都大放光明，到处都生意盎然……再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和偶然的了：一切都显示出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获得清晰而又神秘的意义，每一种个别的生活现象都发出和谐的音响，而我们自己，也怀着一种神圣的虔敬，怀着甜美的心悸，感到自己仿佛是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是真理的工具，负有使命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您不觉得这一切可笑么？”

“一点也不，”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缓慢地说，“您为什么这么想？您的话我虽然不全懂，但我并不觉得可笑。”

“从此，我们当然开了窍，”列日涅夫接着说，“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切很幼稚……但我还是要重复说，当时罗亭毕竟是使我们获益匪浅的。波科尔斯基无疑是比他高得无法比拟。波科尔斯基给我们心中灌注了火和力，但有时他感到精神不振，便沉默着。他这个人是神经质的，身体不好，然而当他展翅的时候——天哪！那可真是一飞冲天，直上蓝天，直上九重天啊！可是罗亭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身上呢，却有着许多浅薄的东西。他甚至喜欢说长道短，喜欢多管闲事，喜欢下个判断啦，讲个道理啦……他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忙碌碌……天生的政客性格嘛！现在我所说的，是我那时候对他的认识。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改变。而且，他的信念也没有改变……都三十五岁啦！……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自知之明的。”

“您坐下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您怎么像个钟摆似的，满屋子摆来摆去？”

“我这样觉得舒服些，”列日涅夫说，“就这样，太太，加入波科尔斯基的小组之后，您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我完全改变了：我变得谦虚了，肯钻研，肯学习了，我满心喜悦，心里充满崇敬——总之，好像是走进了一座神殿。真的，我回想起我们的集会，的的确确，这里面有多少美好的、甚至动人的回忆啊。您想象一下，五六个男孩子聚在一起，点着一支蜡烛，喝的是最蹩脚的茶，吃的是不知放了多久的陈面包干，可是您要是能看看我们大伙的脸，听听我们的谈话有多好啊！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喜悦，双颊通红，心在跳，我们谈到上帝，谈到真理，谈到人类的未来，谈到诗——有时我们乱说一气，为了一些不足道的小事高兴得要命；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波科尔斯基缩着腿坐着，一手托着苍白的面颊，可是他的眼睛却放出光芒。罗亭站在房间当中侃侃而谈，谈得很动听，俨然是年轻的德摩斯梯尼[7]面对着咆哮的大海；头发蓬乱的诗人苏博京[8]不时好像从梦中发出若断若续的赞叹；四十岁的大学生，德国牧师的儿子谢勒[9]，——他那永恒的、什么也打不破的沉默使他在我们中间被誉为最深刻的思想家，——这时也特别庄严地缄默着；连快活的希托夫[10]，我们集会里的亚里斯多芬[11]，也安静下来，一味满意地微笑；两三个新人怀着兴奋的喜悦听得津津有味……夜，好像长着翅膀似的，悄悄地、平稳地飞过。直到已经露出灰白色的晨曦，我们才分手，人人都深受感动，满怀喜悦，真诚而清醒（那时我们对喝酒的事连想都不去想），心里怀着一种舒服的倦意……记得我在空阒无人的街上走着，心里充满感动，连仰望星星的时候都怀着信心，好像星星也变得更亲近，更可以理解了……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些时光是白白浪费掉的！不，它并没有白白浪费——即使对那些后来在生活中变得庸俗的人，它也没有白白浪费……有多少次我有机会碰到这种人，我以前的同学们！似乎，有一个人已经变得禽兽不如了，但是只要你在他面前提起波科尔斯基的名字——他心里全部残留下来的崇高感情就会蠕动起来，就像你在一个肮脏的黑房子里打开一瓶被遗忘了的香水的瓶塞……”

列日涅夫沉默了；他那没有血色的脸发红了。

“可是您究竟是为了什么跟罗亭吵架的呢？”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惊讶地望着列日涅夫，说。

“我没有跟他吵架，我是在国外彻底了解他的为人之后跟他分手的。在莫斯科我倒是可能跟他吵翻的。那时候他把我弄得好苦。”

“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我……叫我怎么说呢？……这种事和我这个人不相称……然而我一向是十分容易钟情的。”

“您？”

“是我。这有些奇怪，是吗？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嗯，太太，那时候我爱上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您干吗这么望着我？关于我自己的事，我还可以对您讲出比这更叫人惊奇的呢。”

“是什么样的事，可以知道吗？”

“就像这件事吧。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去赴约会……您猜是跟谁？跟我的花园尽头的一棵小椴树。我拥抱着它那纤细挺拔的树干，就觉得仿佛是拥抱着整个大自然，我的心扩张了，浑身懒洋洋的，仿佛整个大自然真个注入了我的心田……那时我就是这样的人，太太……还有呢！您大概以为我没有写过诗吧？我写过，太太，我还模仿《曼弗雷德》[12]写过整整一个剧本呢。剧中人物有一个胸口染有鲜血的幽灵，请注意，这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全人类的血……是的，太太，是的，太太，请不要奇怪……但是我已经开始讲我的恋爱故事了，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您就不再去赴和椴树的约会了么？”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不去了。这个女孩子心地非常善良，长得美极了，有一双快活明亮的小眼睛，声音和银铃一般。”

“您真会形容，”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带笑说。

“可您也是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啊，”列日涅夫反驳说。“好啦，太太。那女孩子跟她的老父亲住在一起……细节我就不来多啰嗦了。我只是告诉您，那个女孩子的心确实是好极啦：你向她只要半杯茶，她准会给你大半杯！……我和她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天，就对她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到第七天，我憋不住了，把全部情况都如实地对罗亭说了。一个年轻人堕入了情网，哪能不说出来呢，于是我就源源本本地向罗亭吐诉了一切。那时我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这种影响，坦率地说，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他是第一个没有瞧不起我、而来教我怎样立身处世的人。我热爱波科尔斯基，但在他的纯洁的心灵面前感到几分敬畏。而对罗亭我却比较接近。知道了我在恋爱，他高兴得什么似的；他祝贺我，拥抱我，马上就来开导我，对我大讲我的新处境的重大意义。我听出了神……您知道，他是多么能说会道。他的话对我起了非常的影响。我一下子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摆出一副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样子。记得，我那时走路也变得小心翼翼，好像怀里揣着一个满盛着琼浆玉液的容器，惟恐把它泼出来似的……我非常幸福，尤其是看到有人明显地赏识我。罗亭希望见见我的意中人；而且我自己几乎是坚持一定要给他介绍。”

“哦，我明白了，现在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插话说。“罗亭抢走了您的意中人，所以您至今不能原谅他……我敢打赌，准没有错！”

“您要输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错了。罗亭并没有抢走我的意中人，他根本不想抢，但是，他照样破坏了我的幸福，虽然冷静地考虑考虑，现在我还准备为这件事谢谢他呢。可那时候我差点发疯了。罗亭丝毫没有意思破坏我的好事，——完全相反！但是由于他那该死的习惯——喜欢用言语来给生活（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下个断语，就像用大头钉把蝴蝶牢牢钉住一样。于是，他马上就来分析我们俩，分析我们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他专横地硬要我们弄明白我们的思想感情，他称赞我们，责备我们，甚至给我们写信，您想想看！……结果把我们完全弄糊涂了！其实，即使在当时，我也未必会和我的那位小姐结婚（我多少还有点清醒的头脑），可是，至少我和她可以像保尔和薇吉妮[13]那样甜甜美美地过上几个月，然而，这时却发生了种种的误会，弄得关系紧张——总之，搞糟了。弄到末了，有一天早上，罗亭得出结论说，他确信，把这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她的老父亲乃是他这个做朋友的最神圣的义务——他就这样做了。”

“是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

“是的，而且，请注意，他是得到我的同意这样做的——这才叫妙啊！……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乱极了：简直一切都在旋转，都在七颠八倒，就像在照相机的暗匣里一样：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假的像是真的，幻想的事变成了义务……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丢人！可是罗亭——人家却若无其事……他才不会呢！他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误会和混乱中一掠而过，就像燕子掠过池塘一样。”

“您就这样跟您的那位姑娘分手了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天真地把小脑袋一歪，眉毛一扬，问道。

“分手了……而且是很糟糕地分手，令人屈辱、尴尬，闹得公开化，不必要地公开化……我自己哭了，她也哭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打了个戈尔迪乱结——应该斩断它[14]，但是很痛苦啊！可是，世上的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好的。她嫁了个好人，现在日子过得挺美……”

“可是您得承认，您还是不能原谅罗亭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刚开口。

“哪里！”列日涅夫打断了她，“送他出国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像个小孩子似的。不过，老实说，不满的种子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等我后来在国外遇到他的时候……是的，那时我已经变得老练了些……罗亭的真面目就暴露在我面前了。”

“您究竟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一小时前我对您讲的那些。也许，关于他已经说得够了。也许，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地过去。我不过是要向您证明，如果我对他的批评严厉了些，那并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关于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不想多说。您倒是要关心关心您的弟弟。”

“我的弟弟！他怎么啦？”

“您看看他吧。难道您一点没有觉察？”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低下了头。

“您说得对，”她说，“一点不错……我弟弟……最近他都变得叫我认不出了……但是，您当真以为……”

“轻点！他好像往这边来了，”列日涅夫低声说，“娜塔利娅不是个孩子，但是请相信我，不幸她却像个孩子一样没有经验。您等着瞧吧，这个女孩子会使我们吃惊的。”

“怎么让我们吃惊呢？”

“就是这样……您可知道，正是这样的女孩子才会做出投水、服毒等等的事吗？您别看她那么文文静静，她却有着强烈的激情，性格也是非常强的！”

“行啦，我看您是诗兴大发啦。在您这样冷漠的人眼里，可能我也像是一座火山吧。”

“那可不是这样！”列日涅夫带笑说……“至于说到性格，感谢上帝，您根本没有性格。”

“这真是太无礼了！”

“这是无礼？请原谅，这是最高的赞语……”

沃伦采夫走进来，怀疑地望了望列日涅夫和姐姐。近来他消瘦了。他们俩都开始跟他说话，但是听了他们的玩笑，他只是似笑非笑，正像皮加索夫有一次形容他的，他那副神情像是一只忧郁的兔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生在世，至少有一次会显得比忧郁的兔子更忧郁，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世上恐怕还不曾有过。沃伦采夫觉得，娜塔利娅渐渐离开了他，他脚下的土地好像也随着她溜走了。

[1] 法语：游乐。

[2]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家。

[3] 贝蒂娜（1785—1859），德国女散文作家。

[4]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原名哈登贝格。

[5] 达尔杜弗是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同名剧本《达尔杜弗》（一译《伪君子》）中的主人公。他的名字成为伪善人、伪君子的代名词。

[6] 据作者说，波科尔斯基的原型是尼·弗·斯坦凯维奇（1813—1840）。斯坦凯维奇是俄国社会活动家，哲学家，诗人。一八三四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一八三一年底，斯坦凯维奇在莫斯科大学成立斯坦凯维奇文学哲学小组。小组传播黑格尔辩证法，提倡人道主义，对俄国启蒙思想的发展贡献甚大。

[7]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据说他青年时常面对大海练习演说。

[8] 诗人苏博京指富有才华的诗人克拉索夫（1810—1855），他是斯坦凯维奇和别林斯基的友人。

[9] 谢勒指凯切尔（1809—1886），译有莎士比亚、席勒和霍夫曼的作品，是赫尔岑和屠格涅夫的友人。

[10] 希托夫指诗人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屠格涅夫的老师。上述诸人均为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

[11] 亚里斯多芬（约公元前446—约前385），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

[12] 《曼弗雷德》是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剧，写于一八一七年。

[13] 保尔和薇吉妮是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同名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书中描写这对少年男女纯真的恋爱。

[14] 希腊神话中弗利基国王戈尔迪曾打一乱结，牢固难解。宙斯宣称能解此结者，可以统治整个亚洲。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剑斩之。斩断戈尔迪乱结的转义为用断然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七

第二天是星期天。娜塔利娅很晚起床。昨天她一直到晚上都非常沉默，暗暗为自己的流泪感到惭愧，夜里也睡得很不好。她披衣坐在她的小钢琴前，时而弹出几个几乎听不出的和音，以免吵醒m-lle Boncourt，时而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琴键上，久久地一动不动。她一直在想——不是想罗亭本人，而是想他说过的一些话，她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她偶尔也想起沃伦采夫。她知道他爱她。但是她的思想立刻抛开了他……她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早上她匆匆穿好衣服，下楼向母亲问了安，就找个机会独自到花园里去……这是一个炎热、晴朗、阳光灿然的日子，虽然不时落下点阵雨。低低的、如烟的轻云飘过晴朗的天空，并没有遮住太阳，时而有一阵骤雨倾盆而下，落到田野里。大粒的、晶莹的雨点，宛如颗颗钻石，带着不柔和的响声很快地落下；阳光透过闪烁的雨网放出光辉；刚才还在风中摆动的小草静止了，贪婪地吸着甘霖；被打湿的树林上，片片嫩叶都懒慵地颤动着；鸟儿不停地歌唱，在刚过的阵雨的潺流声中，鸟儿的絮絮的啁啾，听来令人欢畅。多尘的道路上升起轻烟，地面被急骤的密密的雨点打得现出淡淡的斑点。但是现在乌云过去了，微风吹拂着，草上开始闪烁着一片翠绿的金光……树叶粘在一起，仿佛是透亮的……到处都弥漫着馥郁的芬芳……

娜塔利娅走进花园的时候，天空差不多全部放晴。园中散发着清新和宁静，那种柔和的、幸福的宁静，在人心里引起秘密的同情和隐隐的希望，令人感到甜蜜的惆怅……

娜塔利娅沿着池畔一条长长的银白杨的林阴道走去，突然，罗亭好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出现在她面前。

她有些慌乱。他望了望她的脸。

“您一个人？”他问。

“是的，我一个人，”娜塔利娅回答说，“不过我只出来一会儿……我该回去了。”

“我陪您回去。”

他便在她旁边走着。

“您似乎有些忧郁，”他说。

“我？……可我还想向您指出，我觉得您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呢。”

“也许是……我常有这种情形。这对于我，比对于您更是情有可原。”

“为什么？难道您以为，我就没有什么可忧郁的事么？”

“照您的年龄，正应当享受生活的快乐才是。”

娜塔利娅默默地走了几步。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她说。

“您要说什么？”

“您可记得……您昨天说的比方……您记得……拿橡树打的比方。”

“是的，我记得。怎么样？”

娜塔利娅偷偷地看了罗亭一眼。

“您为什么……您想用这个比方说明什么？”

罗亭低下了头，眼睛望着远处。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克制着的、含有深意的神情说，听的人看到这种神情，总会以为罗亭还没有说出郁结在他心头的思绪的什一。“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可能注意到了，我很少讲我的过去。有几根弦我是根本不去拨动的。我的心……有谁需要知道，我心里有过多少欢乐和辛酸？像展览似的把它拿出来，我总觉得这是一种亵渎。但是对您我是坦率的：您唤起了我的信任……我不能瞒您，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恋爱过，痛苦过……至于是在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这就不值得去说了；但是我的心是饱尝过欢乐和痛苦的滋味的……”

罗亭沉默了一会。

“昨天我对您说的话，”他接着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我，适用于我目前的处境。不过这又是不值得一说的。这方面的生活对我已经消逝了。如今我只好乘坐着颠簸的大车，在炎热多尘的道路上慢吞吞地走下去，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能不能走到——只有天知道……我们还是谈谈您吧。”

“难道，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娜塔利娅打断他的话，“您对生活就没有什么期待了么？”

“那可不对！我期待的东西很多，不过不是为我自己……工作，从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但是我放弃了享乐。我的希望，我的梦想，跟我个人的幸福是毫无关系的。爱情（在说这个字时他耸耸肩膀）……爱情——和我是无缘的；我……不配得到它；一个在恋爱的女性，她有权利要求得到那个男人的一切，可是我已经不能献出我的整个身心。再说，爱情——这是青年人的事：我已经太老了。我哪里能去搅乱别人的头脑呢？但愿自己的头脑能保持清醒就不错了。”

“我懂得，”娜塔利娅说，“一个追求伟大目标的人，就不应该想到自己；但是一个女性难道就不能重视这样的人吗？我认为，恰恰相反，一个女性对一个自私的人还是彻底断交的好……所有的年轻人，照您的说法是青年，都是自私的，即使在恋爱的时候也是只顾自己。请您相信，一个女性不但能够懂得自我牺牲的意义：她自己也会牺牲自己的。”

娜塔利娅的双颊微微发红，她的眼睛放出光辉。在认识罗亭以前，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么长的一段话，而且还是怀着这样的热情。

“您曾不止一次听我讲过我对妇女的使命的看法。”罗亭带着宽容的微笑说。“您知道，照我的看法，只有贞德[1]能够拯救法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谈的是您。您正站在人生的门槛上……谈您的未来既令人高兴，也不是无益的……请听我说：您知道我是您的朋友，我几乎像亲人那样关心您……因此，我希望，您别怪我问得太冒失：请告诉我，您的心到目前为止，都是完全平静的吗？”

娜塔利娅一下子脸涨得绯红，没有回答。罗亭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您没有生我的气吧？”他问。

“没有，”她说，“可是我绝没有料到……”

“可是，”他接着说，“您可以不回答我。您的秘密我知道。”

娜塔利娅几乎是惊骇地望了望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喜欢谁。我应当说——您的选择好得不能再好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会珍视您的品质；他没有受到生活的摧残——他的心地是单纯而清白的……他会给您带来幸福。”

“您说的是谁呀，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

“您好像不明白，我说的是谁。当然是沃伦采夫啰。怎么？难道这不是真的？”

娜塔利娅把脸稍微从罗亭那边转开。她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难道说他不爱您？得啦吧！他的眼睛一直不离开您，注视着您的一举一动，而且，归根结蒂，难道爱情能够隐瞒吗？再说，您自己对他不是也有好感吗？根据我的观察，您妈妈也喜欢他……您的选择……”

“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娜塔利娅打断了他的话，窘迫地把手伸向近处的一棵矮树，“真的，这件事叫我难以启齿；但是请您相信我……您弄错了。”

“我弄错了？”罗亭重复一遍。“我想不会吧……我和您认识虽然不久，但是我已经很了解您。我在您身上看到的变化，看得清清楚楚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您还是六个星期前我所看到的您吗？……不，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的心是不平静的。”

“也许是，”娜塔利娅回答说，轻得几乎让人听不清，“不过您还是错了。”

“怎么会呢？”罗亭问。

“让我走吧，别问我啦！”娜塔利娅说了就快步向家里走去。

她心中突然感到的那一切，使她自己都觉得可怕。

罗亭赶上来，拦住了她。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他说，“这次谈话不能就这样结束：它对我也是太重要了……叫我怎样理解您呢？”

“让我走吧！”娜塔利娅重复说。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亭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他脸色发白了。

“您对一切都理解，您也该理解我才是！”娜塔利娅说，她挣开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说一句话！”罗亭跟在后面喊道。

她站住了，但是没有转过身来。

“您问我，我昨天说的比方是什么意思。您要知道，我不想骗您。我是说我自己，说我的过去——还有说您。”

“什么？说我？”

“是的，说您；我再说一遍，我不想骗您……现在您总该知道，当时我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感情，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感情……不到今天，我是决不敢……”

娜塔利娅突然用双手捂住脸，向家里跑去。

和罗亭的谈话竟会有这种出人意外的结局，使她那样震惊，以至她从沃伦采夫身旁跑过的时候，都没有发觉他。他背靠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一刻钟前来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在客厅里见到她，跟她敷衍了几句，就悄悄地溜出来去找娜塔利娅。受恋人特有的直觉所指导，他径直走进花园，正好看到娜塔利娅在挣脱罗亭的手。沃伦采夫的眼前一阵发黑。他看着娜塔利娅的背影，离开树身走了两步，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干什么。罗亭走到他跟前，看见了他。两人四目相对看了一眼，点点头就默默地分开了。

“这不会这样了结的，”两人心里都想。

沃伦采夫走到花园的尽头。他感到痛苦，难受，心头非常沉重，血不时往上猛冲。又落起了稀疏的雨点。罗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心里也不平静：千思万绪像旋风似的在他的头脑里旋转。和一颗年轻纯洁的心这样意想不到地、以诚相见地接触，有谁的心会不被扰乱呢？

餐桌上的局面似乎很尴尬。娜塔利娅脸色惨白，几乎坐不住，眼皮也不抬。沃伦采夫像平时一样坐在她旁边，偶尔勉强和她说上两句。碰巧这一天皮加索夫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吃饭。在餐桌上他的话最多。他开始振振有辞地说，人跟狗一样，有短尾巴的和长尾巴的之分。“短尾巴的人，”他说，“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咎由自取。短尾巴的人很倒霉，他们总是一事无成——他们没有自信。但是有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的人，却很走运。他也许比短尾巴的人差一些，弱一些，但是他有自信，它把尾巴一翘，大家都会赞赏不置。这岂不是值得奇怪的事吗：您会承认，尾巴是身体上毫无用处的部分；尾巴能有啥用？可是大家竟都根据尾巴来判断您的身价。”

“我呀，”他叹了口气又说，“是属于短尾巴一类的，而最气人的是我自己砍掉了自己的尾巴。”

“您要说的那些，”罗亭不在意地说，“其实在您以前拉－罗什福科[2]早已说过了：要相信自己，别人才会相信你。何必要扯到尾巴上去，这我不明白。”

“要让每一个人，”沃伦采夫声色俱厉地说，他的眼睛好像冒出火来，“要让每一个人各抒己见嘛。就拿专横来说吧……我看，没有比所谓聪明人的专横更可恶的了。这些该死的东西！”

沃伦采夫的失态使大家为之愕然，大家都静了下来。罗亭本来想看他一眼，可是受不住他的目光，就扭过脸去微微一笑，但嘴巴都没有张开。

“哈，哈！原来你也是个短尾巴的！”皮加索夫心里暗忖。娜塔利娅吓得心都揪了起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困惑不解地久久望着沃伦采夫，终于首先开口了：她讲起她的朋友，某部长的一只非同寻常的狗。

饭后沃伦采夫很快就走了。他向娜塔利娅告辞的时候，忍不住地对她说：

“您为什么这样不好意思，好像对不起谁似的？您不可能做出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来！……”

娜塔利娅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只是目送着他。喝茶之前，罗亭走到她跟前，好像要看报纸似的向桌子俯下身子，低声说：

“这一切都像一场梦，不是吗？我一定要和您单独见面……哪怕是一分钟。”他转脸对m_lle Boncourt说，“您看，”他对她说，“这就是您要找的那篇小品文，”说了，他又俯身对着娜塔利娅，低声加了一句。“想办法十点左右到阳台附近的丁香亭里来；我等您……”

皮加索夫成了那天晚上的英雄。罗亭把阵地让给了他。他把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逗得直乐。他先讲他的一个邻居。那人三十年来一直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完全变得一副娘娘腔。有一回，他在皮加索夫面前涉水过一个浅水洼，竟然把手伸到后面，像妇女撩起裙裾那样撩起常礼服的后襟。后来他又说起另外一个地主，那人起先是共济会会员[3]，后来得了忧郁症，最后又想做银行家。

“您是怎么当上共济会会员的呢？菲利普·斯杰潘内奇？”皮加索夫问他。

“这个谁还不知道：我把小指头的指甲留得长长的。”

可是最使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好笑的是皮加索夫大讲爱情的时候，他确凿有据地说，也曾有人迷恋过他，有一个热情的德国女人还管他叫“迷人的小阿夫里坎，可爱的哑嗓子”呢。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听了大笑，但是皮加索夫并没有撒谎：他的确有权夸耀自己的胜利。他肯定地说，再没有比让一个女人——随便什么样的女人——爱上你更容易的事了：你只要一连十天反复地对她说，天堂就在她的樱唇上，幸福在她的美目里，别的女人和她一比简直分文不值等等，等到第十一天，她自己就会说什么天堂就在她的嘴唇上，幸福就在她的眼睛里，于是就爱上了您。世界上的事情是无奇不有。一切都难说！也许皮加索夫说得对。

九点半，罗亭已经到了亭子里。在遥远的、苍白的穹苍深处，小星星刚出来；西边还是一片红霞——那边的地平线也显得更为清晰明净；半圆的月亮透过一株垂桦的黑色密网似的叶丛放出金光。其他的树木，有的像阴沉的巨人屹立，千百个透光的空隙宛如千百只眼睛；有的融成一堆堆阴森森的庞然巨物。没有一片叶子在颤动，丁香和槐树的高枝在温暖的空气中挺立着，似乎在凝神谛听着什么。近处是黑黝黝的房屋，屋内点着灯的长窗里射出点点红光。夜是温和的、宁静的，但在这片宁静之中仿佛听到压抑着的、热情的叹息。

罗亭双手交叠在胸前站着，紧张地注意细听着。他的心猛烈地跳动，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他终于听到了轻轻的、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娜塔利娅走进了亭子。

罗亭急忙走上前去，握住她的双手。她的手冷得像冰。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他低声说，他的声音在颤抖，“我要看见您……我不能等到明天。我一定要告诉您我所没有料到的，甚至今天早上我都没有意识到的：我爱您。”

娜塔利娅的手在他的手里微微地发抖了。

“我爱您，”他重复说，“我怎能这么久一直在欺骗自己，我怎么一直都不明白，我是爱您的！……那么您呢？……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说呀，您呢？……”

娜塔利娅几乎透不过气来。

“您看，我到这儿来了，”她终于说了出来。

“不，告诉我，您爱我吗？”

“我觉得……是的……”她低声说。

罗亭把她的手握得更紧，想把她拉到身边来……

娜塔利娅很快地回头看了一下。

“放开我，我害怕——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看上帝的分上，您要小心些。沃伦采夫有些起了疑心。”

“管他呢！您看到，我今天根本没有理睬他……啊，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是多么幸福啊！现在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了！”

娜塔利娅对他注视了一下。

“放开我，”她低声说，“我该走了。”

“再待一会，”罗亭开始说……

“不，让我，让我走吧……”

“您好像是怕我？”

“不；可是我该走了……”

“那么，您再说一遍吧，至少再说一遍……”

“您是说，您是幸福的吗？”娜塔利娅问。

“我？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难道您还怀疑？”

娜塔利娅抬起头来。在花亭的神秘的阴影里，在夜空投下的淡淡的微光下，她那苍白的脸，高贵的、年轻的、激动的脸，是无比的美丽。

“那么您可以知道，”她说，“我将是您的。”

“啊，天哪！”罗亭叫了出来。

但是娜塔利娅闪开身子，走了。罗亭站了一会，然后慢慢地走出亭子。月色灿然，照亮了他的脸；他的唇上漾出了微笑。

“我是幸福的，”他低声说道。“是的，我是幸福的，”他重复说，好像要使自己确信不疑似的。

他挺直身躯，甩了甩头发，快活地摆动着胳臂，轻快地走进花园。

这时，丁香亭里的灌丛轻轻地分开，潘达列夫斯基走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了一下，摇了摇头，抿紧嘴唇，意味深长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您哪。这事非得让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知道不可，”说了，人就不见了。

[1] 贞德（约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出身农家。英法战争时，贞德率军驰援被英军围攻的奥尔良城，重创英军，解除城围，拯救了濒亡的法国，后被英军焚死。

[2] 拉－罗什福科·弗朗索阿（1613—1680），法国道德问题作家。他的《关于道德的思考或箴言和格言》（1665）负有盛名。

[3] 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秘密会社。

八

沃伦采夫回到家里，是那样垂头丧气，满面愁云，那么不乐意回答姐姐的问话，又那么快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弄得她只好赶紧派人去请列日涅夫。她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总要向他求援。列日涅夫让来人告诉她，他第二天来。

第二天早上，沃伦采夫的情绪也没有好起来。他本想喝完早茶去料理事务，结果却没有去，而是往沙发上一躺，读起书来，这种情形在他是不常有的。沃伦采夫一向对文学没有兴趣，见了诗歌简直害怕。“这就像诗歌一样费解，”他常常这样说，而且引用诗人艾布拉特[1]下面的诗句为证：

直到伤心的日子结束，

无论是值得自豪的经验还是理智

都不能用自己的手摧毁

生命的血染红的毋忘我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时担心地望着弟弟，但是并没有去打扰他，向他问长问短。一辆马车驶到阶前。“好啦，”她心里想，“感谢上帝，列日涅夫……”一个仆人走进来，禀报罗亭的到来。

沃伦采夫把书往地上一扔，抬起头来。

“是什么人来啦？”他问。

“罗亭，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仆人重复说。

沃伦采夫站了起来。

“有请，”他说，“姐姐，你，”他对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请出去一下，让我们留下。”

“这是为了什么？”她开始说。

“我知道为了什么，”他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我求求你。”

罗亭走了进来。沃伦采夫站在房间当中，冷冷地对他点了点头，没有向他伸出手去。

“您得承认，您没有料到我会来吧，”罗亭开始说，把帽子放在窗台上。

他的嘴唇微微抽搐了一下。他有些尴尬，但是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

“不错，我没有料到您会来，”沃伦采夫说，“在昨天的事情发生之后，我还以为会有人——受您的委托前来”[2]。

“我明白您的意思，”罗亭坐下来，说道，“而且非常高兴您的坦率。这样要好得多。我把您当作一个高尚的人，所以亲自前来拜访。”

“不来这些恭维话不行吗？”沃伦采夫说。

“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前来的目的。”

“您跟我是熟人：您为什么不能到舍间来呢？何况您也不是初次光临。”

“我到府上来，是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来拜望另一个高尚的人，”罗亭重复说，“现在我是要来听候您对我的评判……我完全信任您……”

“这是怎么回事？”沃伦采夫说，他仍旧站在原来的位置，满脸不高兴地望着罗亭，有时捋一下自己的短髭。

“对不起……我来，当然是为了解释一件事，不过这毕竟不是一下子就说得清楚的。”

“为什么说不清楚？”

“这里还牵连着一个第三者……”

“什么第三者？”

“谢尔盖·帕夫里奇，您明白我的意思。”

“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我可一点也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愿意……”

“我愿意您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沃伦采夫接腔说。

他开始真地发火了。

罗亭皱了皱眉头。

“好吧……现在只有我们俩……我应该告诉您，不过，或许您已经猜到了（沃伦采夫不耐烦地耸耸肩膀），——我应该告诉您，我爱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而且有权利设想，她也爱我。”

沃伦采夫的脸发白了，他没有回答，只是走到窗前，转过身去。

“您懂得，谢尔盖·帕夫里奇，”罗亭继续说，“如果我不是确信……”

“得啦！”沃伦采夫急忙打断了他，“我毫不怀疑……行啦！请随便吧！只是我奇怪，您怎么会心血来潮，巴巴地跑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您爱谁，谁爱您，关我什么事？我简直不明白。”

沃伦采夫继续望着窗外。他的声音发哑。

罗亭站了起来。

“我要告诉您，谢尔盖·帕夫里奇，我为什么下决心到您这里来，我为什么认为自己甚至没有权利向您隐瞒我们的……我们相互的感情。我对您怀着深深的敬意——所以我才来的；我不愿意……我们俩都不愿意在您面前弄虚作假。您对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的感情我是知道的……请相信我，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多么不配在她心里取代您的地位；但是，既然天意如此，难道说，耍手腕，欺骗，装假，反而会更好吗？难道说，彼此发生误会，或是甚至可能闹出昨晚在餐桌上那种局面，会更好吗？谢尔盖·帕夫里奇，您自己倒说说看。”

沃伦采夫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好像在竭力压下心头的怒火。

“谢尔盖·帕夫里奇！”罗亭继续说，“我使您痛苦，这我能感觉得出……但是请理解我们……请理解，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向您证明我们对您的尊敬，证明我们是会珍视您的胸怀坦荡的高贵品质的。坦率，毫无保留的坦率，对任何别的人可能都不适用，但是对您，这就成为义务。想到我们的秘密掌握在您手里，我们很高兴……”

沃伦采夫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谢谢您的信任！”他高声叫道，“虽然我要请您注意，我既不想知道你们的秘密，也不想向您泄露我的秘密，可是您已经把这个秘密当做自己的财产在使用了。但是，请原谅，您好像是代表两个人说话似的。所以，我是否可以认为，您这次来访以及来访的目的，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都是知道的啰。”

罗亭有些发窘。

“不，我没有把我的意图告诉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但是我知道，她会同意我的想法的。”

“这一切都非常好，”沃伦采夫沉吟了一会，用手指敲着窗玻璃，又说，“虽然，说实在的，您还不如对我少来些尊敬的好。老实说，我一点也不需要您的尊敬；现在您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哦，不，我只要一样：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看做一个奸诈狡猾的人，希望您能理解我……我希望，现在您已经不会怀疑我的诚意……我希望，谢尔盖·帕夫里奇，我们能像朋友一样分手……希望您像以前那样把手伸给我……”

说着，罗亭就走近了沃伦采夫。

“对不起，阁下，”沃伦采夫说，他扭过脸去，后退了一步，“我愿意充分肯定您的来意是真诚的，这一切都好得很，甚至可说是崇高的，不过我们都是普通人，吃的是普通的甜饼干，我们可跟不上像您那样大智大慧的人的思想的飞翔……您认为是真心诚意，我们却认为是胡搅蛮缠、不顾体面……您看来简单明了，对我们却是复杂费解……我们要秘而不宣的事，您却拿来大肆宣扬：我们哪里能理解您呢！请原谅我：我不能把您当做朋友，也不能把手伸给您……这也许是气量狭隘，可我本来就是个气量狭隘的人。”

罗亭从窗台上拿起帽子。

“谢尔盖·帕夫里奇！”他难受地说，“再见；这真不是我始料所及。我的来访的确相当叫人奇怪：但是我原来希望您（沃伦采夫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对不住，我不再说这些了。我把整个情况考虑了一下，我认为的确您是对的，您也只好如此。再见，请容许我至少再一次，最后一次向您保证我的来意是纯洁的……我深信您会保持沉默……”

“这简直太过分了！”沃伦采夫叫了起来，气得发抖。“我根本没有死气白赖地要您信任我，所以，您也没有权利期望我来给您保持沉默！”

罗亭还想说什么，但只是把双手一摊，鞠了个躬，出去了；沃伦采夫往沙发上一倒，转脸对着墙壁。

“可以进来吗？”门外传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声音。

沃伦采夫没有立刻回答，偷偷地用手抹了抹脸。

“不，萨莎[3]，”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变，“稍微再等一会儿。”

半小时后，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来到门前。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来了，”她说，“你要见他么？”

“要，”沃伦采夫回答说，“让他到这儿来。”

列日涅夫进来了。

“怎么——你不舒服？”他问，一面在沙发旁的圈椅上坐下。

沃伦采夫用臂肘撑着，略微抬起身来，久久地、久久地注视着朋友的脸，当场就把自己和罗亭的全部谈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他。他以前从未向列日涅夫透露过自己对娜塔利娅的感情，虽然他也猜到，这对列日涅夫并不是秘密。

“好啊，老弟，你的话真叫我吃惊，”沃伦采夫刚讲完，列日涅夫就说，“我就料到他会做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来，可是这件事未免……不过，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得啦吧！”沃伦采夫激动地说，“要知道，这简直是厚颜无耻！我差点没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这是向我夸耀呢，还是胆怯了呢？这是为了什么？他怎么会下决心跑到人家家里来……”

沃伦采夫把双手放到脑后，不做声了。

“不，老弟，这都不是，”列日涅夫平静地说，“我的话你可以不信，其实他这样做，动机倒是好的。真的……你看，这事做得又高尚，又光明磊落，嗯，还可以有个说话的机会，显露一下他的口才；要知道，这就是咱们所需要的，少了它咱们就活不成……唉，他的舌头——就是他的敌人……不过，也是他的仆人。”

“他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气走进来，大放厥词，你简直想象不出来！……”

“是啊，他不这样就不行啊。他还会把常礼服上的纽扣统统扣好，好像在履行一件神圣的义务。我倒想把他放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再躲在角落里看他在那里搞些什么名堂。他还一个劲儿地说什么要简朴呢！”

“老兄，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沃伦采夫问道，“这算什么，是哲学么？”

“叫我怎么对你说呢？一方面，这大概正是哲学——而另一方面，这又完全不是。把一切胡言乱语都说成是哲学也不行啊。”

沃伦采夫望了望他。

“那么，你看，他是不是扯谎？”

“不，我的孩子，他没有扯谎。不过，你看，这件事我们谈论得够了。老弟，让我们抽起烟来，再把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请过来……有她在，说话也好些，不说话也轻松些。她会弄茶给我们喝。”

“你说得对，”沃伦采夫说。“萨莎，进来吧！”他喊了一声。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了进来。他抓住她的手，把它紧贴在唇上。

罗亭回到家里，心烦意乱，情绪异样。他埋怨自己，责备自己做事太冒失，轻率，令人不可原谅。难怪有人说：没有什么比意识到自己刚做了一件蠢事更为痛苦的了。

悔恨使罗亭苦恼。

“我真该死，”他含糊地低声说，“竟会跑去找这个地主！真是异想天开！无非是自找没趣！……”

而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情况和平时也不一样。女主人本人整个早上没有露面，也没有出来吃午饭：只有潘达列夫斯基见到她，他有凭有据地说，她头痛。而娜塔利娅呢，罗亭几乎也见不到她：她和m-lle Boncourt一起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餐室里遇到他的时候，她那样忧伤地看了他一眼，使他的心都颤抖了。她的脸变了模样，好像从昨天起有一件不幸的事落到她的头上。一种模糊的忧伤的预感开始使罗亭痛苦。为了排遣忧思，他去找巴西斯托夫，和他作了长谈；他发现巴西斯托夫原来是一个热情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和纯真的信念。到傍晚时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才出来在客厅里大约坐了两小时。她对罗亭很客气，不过有些好像疏远，她时而微笑，时而蹙额，说话齉着鼻子，多半是暗示……俨然是一副宫廷贵妇人的气派。最近她对罗亭似乎有些冷淡。“这真是个谜？”他从旁边打量着她那向后仰着的小脑袋，心里在纳闷。

他不用等多久，这个闷葫芦就揭开了。夜里十二点钟，他正经过黑暗的走廊走回自己的房间。突然有人朝他手里塞了一个字条。他回头一看：一个女孩子，好像是娜塔利娅的侍女，正从他身边走开。他回到自己的房里，打发走仆人，展开字条，读到了娜塔利娅亲笔写的下面的几行：

明晨最迟不过七时，请来橡树林后面的阿夫久欣池旁。任何别的时间都不行。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一切都要完了，如果……请来吧。必须作出决定……

又及：如果我不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那时我会通知您……

罗亭沉思起来，把字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就把它放在枕下，脱了衣服躺下，但是不能很快入睡，也睡不踏实，不到五点钟他就醒来了。

[1] 艾布拉特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诗人伊·罗森（1800—1860）的笔名。下面的诗句摘自他的诗《两个问题》。

[2] 指罗亭会因为沃伦采夫在席间的无礼而派人来要求决斗。

[3] 萨莎是亚历山德拉的小名。

九

娜塔利娅约罗亭在阿夫久欣池塘附近会面，这个池塘早已不再是一个池塘了。大约三十年前，它的堤岸溃决，从此就被废弃。只有看到那原来覆着一片肥沃淤泥的浅平的谷底和堤岸的残迹，才可以想见，当年这里曾有过一个池塘。这里还曾有过一座别墅，它也湮灭已久。只有两株巨松还令人记起这座别墅，风永远在巨松稀疏的高枝上凄厉地喧啸……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些神秘的传说：在松树脚下曾发生过一件骇人的罪行；还说，这两棵树中无论哪一棵倒下，非压死人不可；还说，这里从前还有第三棵松树，在一次暴风雨中倒下，压死了一个小女孩。人们认为，这古老的池塘附近一带常常闹鬼。这里空旷光秃，即使在阳光灿然的日子里也是阴森森的，满目荒凉，而附近那片早已枯死的老橡树林更给这里增添了阴森荒凉的情景。这几株稀疏的巨树的灰色树干，高耸在低矮的灌木丛之上，好像是一些忧郁的幽灵。仿佛是几个心怀叵测的老家伙聚在一块，在图谋干什么歹事，看了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条几乎看不出的窄窄的小道在旁边蜿蜒而过。没有特殊需要，谁也不会打阿夫久欣池旁穿过。娜塔利娅是有意选了这么个偏僻的所在的。这儿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宅子不过半俄里。

罗亭来到阿夫久欣池塘附近的时候，太阳早已升起；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早晨。天空满是乳白色的密云；风呼啸着，尖叫着，刮得云朵飞快地飘动。罗亭沿堤岸来回走着，堤岸上长满带刺的牛蒡和发黑的荨麻。他心里并不平静。这些约会，这些新的感情，引起他的兴趣，但也使他激动，特别是读了昨晚的字条之后。他看到结局就要分晓，心里七上八下，虽然，看他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聚精会神地望着四周，神态是那么坚决，谁也想不到他的心情竟是如此。难怪皮加索夫有一次说他像个中国泥娃娃，脑袋总显得特别重。但是一个人光靠一个脑袋（不论这个脑袋是多么管用），都难以弄明白甚至自己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罗亭，聪明的、能洞察一切的罗亭，都不能肯定地说，他是否爱娜塔利娅，他是否在苦恼，如果和她分离，他会不会感到痛苦。他既然无意去挑逗女性——这一点是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的——那他何必把一个可怜的姑娘弄得神魂颠倒？他为什么要心怀颤栗等待她呢？惟一的答案是：越是缺乏热情的人越容易动情。

他在堤坝上走着，娜塔利娅却直穿田野，踏着湿草，急匆匆地向他走来。

“小姐！小姐！您要把脚弄湿啦，”她的侍女玛莎对她说，几乎赶不上她。

娜塔利娅不去理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跑。

“唉，但愿别让人看见我们！”玛莎一再地说，“我们能够从家里溜出来，这就够奇怪的了。法国小姐可千万别醒来……幸亏离家不远……那位先生已经在等着了，”她忽然看见罗亭的匀称的身躯站在堤上，其姿态可以入画，又加了一句，“只是他不该站在这么高的地方——他该到洼地里去才是。”

娜塔利娅站住了。

“你在这儿等着，玛莎，在松树旁边，”她说了就向池塘走下去。

罗亭走到她跟前，愕然地站住了。他还没有见到过她脸上这样的表情。她双眉紧蹙，嘴唇紧闭，目光严厉地、直直地望着前面。

“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她开始说，“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来只能呆五分钟。我要告诉您，妈妈一切都知道了。前天潘达列夫斯基先生偷看了我们，把我们约会的事告诉了她。他一向都给妈妈做暗探。昨天妈妈把我叫去。”

“我的天！”罗亭叫道，“这太可怕了……那您妈妈是怎么说的？”

“她没有对我发脾气，也没有骂我，只是责备我不该太轻率。”

“就这些？”

“是的，她还对我说，她宁愿看我死，也不愿意让我做您的妻子。”

“她真的这么说了。”

“是的；她还说，您自己根本不想跟我结婚，您不过是闲得无聊，才来逗我玩的，她说她没有料到您会做出这种事来；她说，不过这也怨她自己：她不该让我老跟您见面……她说，她一向相信我是个明白人，这一回我太让她吃惊了……她还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全了。”

这些话，娜塔利娅是用一种平静的、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说出来的。

“那么您，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是怎么回答她的？”罗亭问。

“我怎么回答她的？”娜塔利娅重复了一遍。“现在您打算怎么办？”

“我的天！我的天哪！”罗亭说，“这是多么残酷！这么快！……这么突如其来的打击！……您妈妈竟然是这么生气么？”

“是的……是的，她听都不要听到您的名字。”

“这真可怕！这么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没有。”

“我们怎么这样不幸！这个卑鄙的潘达列夫斯基！……您问我，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打算怎么办？我的头晕了——我一点主意都想不出来……我只感到我的不幸……我奇怪，您怎么还这么冷静？”

“您以为我心里好受么？”娜塔利娅说。

罗亭开始在堤上走来走去。娜塔利娅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您妈妈有没有盘问您？”他终于说。

“她问我，爱不爱您。”

“嗯……您是怎么说的？”

娜塔利娅沉默了一会。

“我照实说了。”

罗亭握住她的手。

“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事情上，您都是那么高尚，宽厚！啊，少女的心——这是纯金！您妈妈当真是这么坚决地表示，她决不让我们结婚吗？”

“是的，很坚决。我已经对您说了，她确信您自己并不想和我结婚。”

“这么说，她是把我当做个骗子！我做了什么坏事要担这个丑名啊？”

于是罗亭紧紧抓住自己的头。

“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娜塔利娅说，“我们这是在白白地浪费时间。您要记住，我是最后一次和您见面。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哭，不是为了诉苦——您看，我没有哭——我是来请您拿出主意来的。”

“可是我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出什么主意？您是个男子汉；我一向习惯了信赖您，我始终都会信赖您。告诉我，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怎么办？您妈妈大概要撵我走了。”

“可能。她昨天已经向我宣称，要我跟您断绝关系……可是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您认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罗亭说，“当然是屈服。”

“屈服，”娜塔利娅缓缓地重复他的话，她的嘴唇发白了。

“向命运屈服，”罗亭继续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十分懂得，这是多么痛苦，难受，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您自己好好地想想，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穷……当然，我可以工作：但是，即使我是个有钱的人，您能不能忍受被迫和您的家庭决裂，能不能忍受您母亲的震怒呢？……不，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这连想都不必去想。可见我们命中注定不能生活在一块，我梦寐以求的幸福与我无缘！”

娜塔利娅突然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罗亭走到她身边。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亲爱的娜塔利娅！”罗亭热情地说。“别哭，看上帝的分上，不要折磨我，不要伤心……”

娜塔利娅抬起头来。

“您对我说，叫我不要伤心，”她开始说，她的满含泪水的眼睛放着光，“我哭，并不是为了您想的那些事情……我并不是为那些伤心，我伤心的是我看错了您……正是这样！我来找您拿主意，而且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可您的第一句话就是：屈服……屈服！原来您就是这样把您的那套关于自由，关于牺牲的议论运用到实践中来的……”

她的声音哽住了。

“可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罗亭窘态毕露地开始说，“请记住……我并不是言行不一……只是……”

“您问我，”她又鼓起力量继续说，“当我母亲向我宣称，她宁愿我死也不同意我和您结婚的时候，我是怎么回答她的：我回答她说，我宁死也不嫁给别人……可您却说：屈服！结果，她是说对了：您的确是因为没事干，出于无聊，才跟我闹着玩的……”

“我对您发誓，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向您保证……”罗亭强调地说。

但是，她不听他的。

“那您当初究竟为什么没有阻止我？您自己为什么……难道您就没有估计到会遇到阻碍？我真不好意思提到这一点……不过，反正这一切已经完了。”

“您要安静一下，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罗亭开始说，“我们俩得考虑考虑，有什么办法……”

“您开口闭口净说什么自我牺牲，”她打断了他，“但是您知道吗，今天，就是刚才，您要是对我说：‘我爱您，但是我不能结婚，我不能对将来负责，把您的手给我，跟我走，’您知道吗，我就会跟您去，您知道吗，我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了？可是，大概从空谈到行动距离还很远，所以，现在您就畏缩了，正像前天在餐桌上您在沃伦采夫面前畏缩一样！”

罗亭猛的涨红了脸。娜塔利娅的出人意料的热情使他惊讶，但她最后的那句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您现在太激动了，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他开始说，“您不懂得，您是多么残酷地伤害了我。我希望有一天您会给我下个公平的断语；您会懂得，我放弃像您自己所说的幸福——不用我承担任何义务的幸福，——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您的安宁对我比世上的一切都宝贵，而且，我将是一个最卑鄙的小人，如果我竟决定趁此……”

“也许是，也许是，”娜塔利娅打断他的话，“也许您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是在这以前，我是相信您的，相信您的每一句话……今后，说话请先要多加考虑，不要信口乱说。当我对您说我爱您的时候，我是知道这句话的意义的：我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现在我只有感谢您给我的教训，和您永别了。”

“看上帝的分上，别说啦，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恳求您。我向您发誓，我不应该受到您的蔑视。您要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要对您、也要对我自己负责。如果我不是以一片最忠诚的爱来爱您——我的天哪！我会立即主动提出要您跟我私奔……您妈妈迟早会原谅我们……到那时……但是在想到我自己的幸福之前……”

他停下了。娜塔利娅一直在注视着他，她的目光使他不安。

“您极力向我证明，您是个正直的人，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她说，“这一点我并不怀疑。您不会出于个人的打算来行事，不过，我到这儿来难道是要证实这个，难道我来是为了这个……”

“我没有料到，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啊！现在您可说漏了嘴！是啊，这一切您都没有料到——您并不了解我。您放心吧……您并不爱我，我也不会缠住人家不放。”

“我是爱您的！”罗亭高声说。

娜塔利娅挺直了身子。

“也许是；但您是怎样爱我的呢？您的话我句句都记得，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您记得吗，您曾对我说过，没有完全的平等就没有爱情……对我来说，您是太高了，我配不上您……我这是咎由自取。在您面前有着更值得您去做的事业。我再也不会忘记今天……别了……”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要走么？难道我们就这样分手吗？”

他向她伸出双手。她站住了。他的恳求的声音似乎使她动摇。

“不，”她终于说，“我觉得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完全像生了热病似的跑到这儿来，跟您说话，我应该清醒清醒才是。这是不应该的。您自己说的，这不可能。我的天哪，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告别了我的家，告别了我的整个过去，——结果却怎么样呢？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胆小的人……您怎么知道我不能忍受和家庭别离呢？‘您妈妈不同意……这真可怕！’这就是我听到您所说的一切。这就是您，这就是您罗亭吗？不！唉，别了……如果您真的爱过我，此刻，在这一瞬，我是会感到的……不，不，别了！……”

她很快地转过身，向玛莎跑去，玛莎早已等急了，在向她做着手势。

“胆怯的是您，不是我！”罗亭在娜塔利娅后面喊道。

她已经不去理他，急急地穿过田野，跑回家去。她总算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但是刚跨过门槛，她就一点力气也没有，昏倒在玛莎的怀里了。

罗亭却还在堤上站了好久。最后他猛地抖了一下身子，迈着缓慢的脚步走上小径，悄悄地走着。他感到十分羞愧……伤心。“真了不起！”他想。“才十七岁！……不，我不了解她……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多么坚强的意志……她是对的；她应该得到的不是我对她感到的那种爱……我感到过吗？”他问自己。“难道我已经不能再感到爱情了么？这么说，这一切只好这样结束了！和她相比，我是多么可怜和渺小啊！”

一辆竞赛用的两轮马车的轻轻的响声使罗亭抬起眼睛。迎面而来的是列日涅夫驾着他那匹永远不换的小走马。罗亭向他默默地点点头，接着，好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遽然一惊，拐了过去，急急地朝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的方向走去。

列日涅夫让他走开，望望他的背影，想了一想，也掉转马头——回到沃伦采夫那里，他是在沃伦采夫家过的夜。他看沃伦采夫还睡着，叫人不要叫醒他，在等待端茶上来的时候，他走到阳台上坐下，抽起烟斗来。

十

沃伦采夫九点多起床，听说列日涅夫在阳台上坐着，感到十分奇怪，叫人去请他过来。

“出了什么事？”他问他。“你不是要回家的吗？”

“是啊，是要回家，可是路上遇到罗亭……他一个人在田野里走着，一副伤心的样子。我就转身回来了。”

“你是因为遇到罗亭才回来的吗？”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大概是因为想起了你：我想跟你坐一会，要回家时间有的是。”

沃伦采夫苦笑了。

“是啊，眼下一想到罗亭，就不能不想起我……来人哪！”他大声喊道，“给我们拿茶来。”

两个朋友喝起茶来。列日涅夫谈起经营田地的事，谈起用纸料苫盖仓库的新办法……

突然，沃伦采夫从圈椅上跳起来，用力猛朝桌上捶了一下，捶得茶杯和碟子都叮当作响。

“不行！”他叫起来，“我可忍受不下去了！我要跟这个聪明人决斗，让他一枪把我打死，否则我就想办法把子弹打进他那有学问的额头。”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算了吧！”列日涅夫嘟囔说，“怎么可以这样大声嚷嚷！吓得我把烟斗都掉下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我一听到他的名字火就来了：我浑身的血都要沸腾了。”

“得啦，老弟，得啦！你怎么不害臊！”列日涅夫从地上拾起烟斗，说，“算啦！别管他！……”

“他侮辱了我，”沃伦采夫继续说，一面在室内踱来踱去……“是啊！他侮辱了我。这一点你自己应该同意。起初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我被他弄蒙了，谁能料到他来这一手呢？可是我要向他证明，跟我是开不得玩笑的……我要把他这个该死的哲学家一枪打死，就像打死一只沙鸡似的。”

“可不是嘛，这一来对您的好处可大啦！我且不说你的姐姐。当然了，你正在气头上……哪里还会想到姐姐！至于对另外那一位，——你认为，杀了哲学家，你就能使你的事情好转吗？”

沃伦采夫猛地往圈椅里一坐。

“那我就出门去！要不然的话，在这里，痛苦会把我的心压碎的；我简直是坐立不安。”

“出门去……那就又当别论了！这个主意我赞成。你知道我建议你怎么办吗？我们一起出去——去高加索，或者索性去小俄罗斯，去吃面疙瘩[1]。老弟，这个主意真不赖！”

“是啊，可是又留下谁来陪我姐姐呢？”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干吗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呢？真的，那可太好了。服侍她的事，由我来管！保管要啥有啥；要是她愿意，我可以每天晚上让人在她窗下唱情歌，给马车夫身上洒得香喷喷的，路上插鲜花。至于你我，老弟，简直是重新投胎了；我们要好好地享享福，回来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什么爱情都不能使我们动心了。”

“你净爱说笑话，米沙[2]，”

“我一点不是说笑话。你想出来的这个主意真妙极了。”

“不！你胡说！”沃伦采夫又大叫起来：“我要决斗，我要跟他决斗！……”

“又来了！你啊，老弟，今天的火气可真大！……”

一个仆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

“谁来的信？”列日涅夫问。

“罗亭，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拉松斯基家的仆人送来的。”

“罗亭的信？”沃伦采夫重复说。“给谁的？”

“给您的，老爷。”

“给我的……拿来。”

沃伦采夫把信抓过来，急忙拆开读了起来。列日涅夫注视着他：沃伦采夫的脸上露出了异样的、几乎是又惊又喜的表情；他垂下了双手。

“什么事？”列日涅夫问。

“你看吧，”沃伦采夫低声说，把信递给他。

列日涅夫开始读起来。这就是罗亭的信：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阁下！

今天我就要离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家，永远不回来了。这大概会使您感到惊讶，特别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不能向您解释，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得不这样做；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我应该把我离去的消息让您知道。您不喜欢我，甚至把我当作坏人。我不打算替自己分辩；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我认为，一个男子汉去向一个抱有成见的人供出他的成见是不体面的，是有失身分，也是无益的。知我者会谅解我，不愿意或者不能了解我的人——他的指摘也无损于我。我看错了您。在我的心目中，您仍然是一个高贵正直的人；但我曾经以为，您是会高出您成长在其中的那个环境的……但我却看错了。有什么办法呢？！这在我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再次对您说：我要走了。祝您幸福。请您同意，这个祝愿是绝对无私的，而且希望您现在就会幸福。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会改变对我的看法。我们是否还会见面，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仍旧是衷心尊敬您的。

德·罗

P.S.[3]：所欠尊款二百卢布，一俟我回到T省的敝田庄，当即奉还。务祈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面前勿提及此信。

P.P.S.[4]：还有最后一个、但很重要的请求：现在我既然要走了，希望您勿向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提到我造访的事……

“嗯，你有什么可说的？”列日涅夫刚读完信，沃伦采夫就问。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列日涅夫说，“只有照东方人那样高呼：‘安拉[5]！安拉！’并且惊讶得把手指塞到嘴里——所能做的无非就是这些。他要走了……好吧！走了倒好。有趣的是：他把写这封信当做义务，他来看你也是出于义务感……这些先生们时时处处都不忘义务，老是义务，义务——还有债务，[6]”列日涅夫冷笑着指指post scriptum[7]，加了一句。

“他说得可真好听！”沃伦采夫高声说。“什么他看错了我：他原来期待我会高出那个环境……真是乱弹琴，天哪！比诗歌还糟糕！”

列日涅夫没有回答；他只是眼睛里露出笑意。沃伦采夫站了起来。

“我要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去一趟，”他说，“我要去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等一等，老弟：让他走吧。你何必再去和他顶撞？要知道，他就要销声匿迹了——你还要什么呢？你还不如去躺一下，睡一会儿；昨天夜里你大概折腾了一宿吧。现在你的事情是渐入佳境了。”

“你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是这样。真的，去睡一会吧，我到你姐姐那边去——陪她坐一会。”

“我一点不想睡。我睡它干什么！……我还不如到地里去看看。”沃伦采夫说，整了整大衣下摆。

“那也好。去吧，老弟，去吧，到地里去看看……”

于是列日涅夫就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这边来。她正在客厅里，亲切地招呼他。他来总让她高兴；但是她的脸上还带着几分愁容。罗亭昨天的来访使她感到不安。

“您从我弟弟那边来的吗？”她问列日涅夫，“他今天怎么样？”

“没什么，他下地去看看去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半晌没有做声。

“请您告诉我，”她注视着手帕的花边，开始说，“您知不知道，为什么……”

“罗亭来吗？”列日涅夫接腔说。“我知道，他是来辞行的。”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抬起头来。

“怎么——来辞行？”

“是啊。您难道没听说？他要离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了。”

“要离开？”

“永远离开。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得啦吧，这叫人怎么理解呀，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叫人没法理解，可事情就是这样。大概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把弦绷得太紧——它就断了。”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开始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大概，您是在嘲笑我……”

“我实实在在不是……告诉您，他要走了，甚至还写信通知友好呢。这件事，从某个观点来看，也可说不是件坏事。但是，他这一走，却影响了我和令弟开始商量的一个妙不可言的计划。”

“怎么回事？什么计划？”

“是这样的。我劝令弟出去旅行，散散心，把您也带上。说实在的，服侍您的事，由我来……”

“好极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叫道，“我可以想象得出，您会怎样服侍我。您非把我饿死不可。”

“您这么说，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是因为您不了解我。您以为我是个笨蛋，地地道道的大笨蛋，是个木头疙瘩；您知不知道，我也能像白糖一样溶化，可以整天整天地跪着？”

“老实说，这我倒真想看一看呢！”

列日涅夫突然站了起来。

“那您就嫁给我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这样，您就统统都能看到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您这是什么话，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她又羞又窘地重复说。

“我说的话，”列日涅夫回答说，“早已在我的舌尖上转过上千次了。现在我终于说了出来。怎么办，就听您的便吧。我现在就出去，免得您不好意思。如果您愿意做我的妻子……我这就走……如果您不讨厌我，您只要让人来叫我：我就会明白……”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本想留住列日涅夫，但他却匆匆地走了，帽子也没有戴就到花园里去，倚着小门，眼睛望着远处。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身后传来婢女的声音，“请到太太那儿去。她让我请您去。”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转过身来，双手捧住婢女的头，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使她大为吃惊。接着就跑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那里去了。

[1] 乌克兰的一种食品。

[2] 米沙是米哈伊洛的小名。

[3] 拉丁语：附启。

[4] 拉丁语：又及。

[5] 安拉是伊斯兰教的真主。

[6] 俄语中“义务”和“债务”是同一个字。

[7] 拉丁语：附启。

十一

罗亭和列日涅夫相遇之后，立刻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沃伦采夫（读者已经知道），另一封给娜塔利娅。第二封信使他煞费脑筋，他涂了又涂，改了又改，后来仔细地誊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笺上，尽量折得小小的，放在口袋里。他满面愁云地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次，后来在窗前的圈椅上坐下，手托着腮；眼泪渐渐地渗到他的睫毛上……他站起来，扣好全部纽扣，唤来仆人，叫他去问问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他能不能去见她。

仆人很快回来回报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有请。罗亭就到她那里去了。

像两个月前初次接见他一样，她在书房里接见他。不过这一回她不是一个人：有潘达列夫斯基坐在她那里，他永远是那么谦逊，容光焕发，整洁，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客客气气地接见罗亭，罗亭也客客气气地向她行礼，但是，任何一个即使阅世不深的人，一眼看到两人的笑脸也会明白，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什么不快，尽管没有说出口来。罗亭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生他的气。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也在揣测，他是否统统都知道了。

潘达列夫斯基的告密使她心烦意乱。上流社会人的傲气在她心里抬头了。罗亭，一个穷小子，一个没有官衔、目前还是个无名之辈，居然胆敢和她的女儿——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的女儿——私下约会！！

“就算他聪明，他是个天才！”她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样一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指望做我的女婿了吗？”

“我老半天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潘达列夫斯基接腔说。“我真奇怪，他居然这样不自量。”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十分激动，结果娜塔利娅挨了她一顿好骂。

她请罗亭坐下。他坐下了，然而已经不是往日的、几乎是一家之主的罗亭，甚至不像一个好朋友，而是像一位客人，还是一位生客。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就像水突然变成坚冰一样。

“我来见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罗亭开始说，“是来感谢您的盛情款待。今天我接到了敝庄来的消息，今天一定要回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对罗亭凝视了一会。

“他倒抢了我的先，大概是看出了苗头，”她心里想，“这样也好，倒省得我多费口舌来解释。聪明人真是了不起！”

“是吗？”她高声说。“啊，真令人不快！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希望今冬能在莫斯科和您见面。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这里。”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我不知道，我能否去莫斯科；不过，如果我的钱凑手，我一定前来拜见。”

“啊哈，老兄！”潘达列夫斯基暗想，“曾几何时你还像个大老爷似的在这儿颐指气使，现在也不得不说好听的了！”

“这么说，您是接到贵庄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啰？”潘达列夫斯基用惯常的从容不迫的腔调说。

“是的，”罗亭冷冷地说。

“大概是收成不好吧？”

“不……是别的事……请您相信，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罗亭接着说，“在府上度过的日子，使我毕生难忘。”

“我，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也会永远愉快地记起我们的相识……您几时动身？”

“今天，午饭以后……”

“这么快！……好，祝您一路平安。不过，如果您的事务不会使您耽搁太久，您也许还能在这里遇到我们。”

“恐怕来不及了，”罗亭说了就站起身来。“对不起，”他又说，“我欠您的钱不能马上奉还，等我一回去……”

“得啦，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打断他的话，“亏您怎么说得出口！……现在几点钟啦？”她问。

潘达列夫斯基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只镶珐琅的小金表，把他那粉红色的面颊小心地抵在白色的硬领上，低头看了看表。

“两点三十三分，”他说。

“我该去换衣服了，”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再见，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

罗亭站了起来。他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之间的全部谈话都带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当演员的就是这样来排演自己的角色，外交家们在会议上就是这样交换事先拟就的辞句……

罗亭走了出去。上流社会的人们对待一个他们已经用不着的人，就像对待舞会后的手套，对待一张包糖果的纸和没有中彩的彩票那样，甚至不是扔掉，而是随手丢在地上——这一点现在他可算有了亲身的体会。

他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焦急地等着动身时刻的到来。全家的人知道他的打算以后，都感到非常惊奇，连仆人们都困惑不解地望着他。巴西斯托夫并不掩饰自己的悲伤。娜塔利娅显然是在回避着罗亭。她极力避免和他的目光相遇；但他还是设法把自己的信塞到她的手里。午饭时，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又一次说，希望在去莫斯科之前能够再见到他，但是罗亭没有回答。潘达列夫斯基一再找他搭讪。有好几次，罗亭真恨不得扑过去，使劲给他那鲜艳红润的脸上一记耳光。M-lle Boncourt常常带着异样的、狡猾的眼神打量着罗亭：在非常机灵的老猎狗的眼睛里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眼神……“啊哈！”她好像在对自己说。“你也尝到滋味了！”

终于敲过了六点钟，牵来了罗亭的四轮马车。他开始匆匆地和大家告别。他的情绪坏到极点。他没有料到，他竟会这样狼狈地离开这座屋子：他好像是被赶出去的……“这是怎么搞的！何必这样匆忙？不过话又说回来，反正都是一样，”他这样想着，一面勉强带笑向四面点头。他最后一次看了看娜塔利娅，他的心颤动了：她向他投来的告别的目光中含着伤心的谴责。

他急急跑下台阶，跳进马车。巴西斯托夫主动要送他一站，和他一同坐下。

“您可记得，”马车刚出院子，走上两旁植着云杉的大路时，罗亭开始说，“您可记得堂吉诃德离开公爵夫人的宫殿时，对他的侍从是怎么说的吗？‘自由，’他说，‘我的朋友桑丘，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必仰仗别人，托老天爷的福有一块面包的人，是幸运的！’堂吉诃德当时的感受，现在我也有同感……我的好巴西斯托夫，愿上帝保佑有一天您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巴西斯托夫紧握着罗亭的手，这个正直的青年人的心在他那深受感动的胸膛里剧烈地跳动起来。一路上，罗亭谈到人的尊严，谈到自由的真谛，一直谈到驿站，——他谈得热情，崇高，真实，——到分手的时刻，巴西斯托夫忍不住扑过去搂住他的颈脖痛哭起来。罗亭自己也泪如雨下，但他哭并不是为了和巴西斯托夫分别，他的眼泪是自尊的眼泪。

娜塔利娅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读了罗亭的信。

亲爱的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决定要走了。我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我决定在没有公然对我下逐客令之前走掉。我这一走，会使种种猜疑都告结束；恐怕也未必会有人为我惋惜。我还等待什么呢？……事情就是如此，但我为什么还要写信给您呢？

我就要和您分别了，可能是永别了，给您留下一个比我应得的更坏的记忆，是十分痛苦的。这就是我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我不想为自己辩白，也不想归咎于任何人，我是咎由自取：我只想尽可能地解释一下……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出人意外，这样突然……

今天的会见对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是的，您是对的：我并不了解您，却自以为了解您！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我接近过的妇人和少女也很多；但是在遇到您之后，我才是初次遇到一个完全诚实的、正直的灵魂。这是我所不习惯的，所以我没有能够珍视您。和您认识的第一天，我就感到被您吸引住了——这您可能觉察到了。我和您一同度过不少时间，而对您却并不了解；我甚至没有设法要了解您……而我竟然以为我是爱上了您！！为了这个罪过，我现在受到惩罚了。

以前我也爱过一个女人，她也爱我……我对她的感情是复杂的，她对我也是如此；正因为她本人并不单纯，所以这样倒也合适。那时真相没有向我显露出来：我不认识它，现在它呈现在我面前……我终于认出了它，可是已经太晚了。逝者不可追……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可能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却是永远不会结合的了。我怎样才能向您证明，我是可以用真正的爱——发自真心的爱而不是想象的爱——来爱您呢，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这样来爱！

天赋给我的很多——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愿意出于假装出来的羞惭在您面前故作谦虚，特别是在我这样痛苦，这样无地自容的时刻……是的，天赋给我的很多；但是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既不会做出一件与我的能力相称的事，身后也不会留下一点值得称道的痕迹。我的全部才智都将白白浪费：我不会看到我所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我缺少……我自己也说不出，我究竟缺少什么……我缺少的也许是：既不能用来打动人们的心，也不能用来征服女人的心的东西；而单单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既不牢固，也没有用处的。我的命运是奇怪的、几乎是滑稽可笑的：我要想满腔热忱地、毫无保留地献出我的一切——却又不能献出去。到头来，我将为了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什么莫名其妙的傻事牺牲自己……天哪！到了三十五岁还在打算干出什么事业来！……

我还从没有对什么人这样披肝沥胆——这是我的忏悔。

关于我自己，已经说得够了。我想谈谈您，向您进几句劝告：此外对我都是不合式的……您还年轻，但不管今后您要生活多久，您都要永远按照您的内心的提示，而不要屈从于自己的或是别人的理智。请相信我的话，生活越是简单，生活圈子越是狭小，就越好。问题不在于去探求生活新的方面，而在于让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按时完成。“幸福的人在年轻时就像年轻人……”[1]但是我发现，这些劝告对于我要比对您更适用得多。

我要坦白地对您说，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心里非常痛苦。对于我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心中唤起的感情的性质，我从不抱幻想；不过我曾希望过我是找到了一个哪怕是暂时的栖身所在……现在我又要到处流浪了。对我来说，有什么能够代替您的谈话，和您的相处，以及您那关注而聪明的目光呢？……都怪我自己不好；但是您也会同意，命运似乎在故意嘲弄我们。一个星期以前，恐怕我自己也不曾想到我在爱您……前天晚上在花园里，我第一次听您说……可是何必再向您提起当时您所说的话呢，——今天我就要走了，可耻地走了，经过和您那番令人心碎的谈话之后，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您还不知道，我是多么对不起您……我身上有一种傻里傻气的坦率劲儿，爱多说话……但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要永远离开了。

（在这里，罗亭给娜塔利娅写了他去拜访沃伦采夫的事，但是他想了想，又把这一段整个涂掉，在给沃伦采夫的信里添上第二段post scriptum。）

今后我将孑然一身留在这个世界上，去献身——像您今天早上带着残酷的讥笑对我所说的——于另一些对我更合适的事业。唉！如果我真能献身于这些事业，能终于克服我的懒散就好了……可是不行！我这个人至今是一事无成，今后也将是如此……碰到一点挫折——我就彻底垮了；我和您之间发生的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至少是为了我未来的事业，为了我的天职而牺牲我的爱情，那还情有可原，但我只是被落在我肩上的责任吓倒了；因此，我的确是配不上您。我不值得您为我而脱离您的环境……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样也许更好。经受过这番考验，我或许会变得比较纯洁，比较坚强。

祝您美满幸福。别了！请有时想到我。希望您还会听到我的消息。

罗亭

娜塔利娅把罗亭的信放在膝上，眼睛望着地面，呆呆地坐了好久。这封信比任何理由都更为清楚地向她证明：早上她和罗亭分别的时候，情不自禁地高声说他并不爱她，这句话她说得对！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心里感到轻松些。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她觉得，仿佛有一阵阵的黑浪没有声息地盖过她的头顶，她便四肢发僵，木然无语地沉向水底。初恋的失望对任何人都是痛苦的；但是对于一个真挚的灵魂，一个不愿欺骗自己、不知轻佻和夸大为何物的灵魂，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娜塔利娅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记得她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她总要朝着天边燃着晚霞的光明的方向走去，而不肯朝着黑暗的那一面走。现在，她面前的生活是黑暗的，她是背对着光明了……

娜塔利娅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但是眼泪并非总能起良好的作用。当泪水在胸中憋了好久，终于流了出来，起初是费力地、渐渐地越来越通畅，越甜美，这样的眼泪是令人愉快的，能治疗心头的创痛，无言的苦痛可以由此而消除……但是也有冷冰冰的眼泪，舍不得流出来：压在心上的痛苦用推不动的重荷把它们一滴一滴地从心里挤出来；这样的眼泪就不会使人愉快，流了也不会令人轻松。不到真正伤心的时刻不会流这样的眼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还算不得真的不幸。这一天娜塔利娅是尝到它的滋味了。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娜塔利娅打起精神站起身来，擦干眼泪，点起蜡烛，把罗亭的信在蜡烛的火苗上付之一炬，把灰烬扔到窗外。后来她信手翻开一本普希金的诗集，读了最先看到的几行诗（她常常这样用诗来占卜）。这就是她看到的：

谁动过情感，

不可复返的岁月的幽灵就扰乱他的心……

他就不再有所迷恋，

回忆好像蛇蝎，

悔恨也将他咬啮……[2]

她站了一会，带着冷冷的微笑照了照镜子，微微点了点头，就下楼到客厅里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一看到她，就把她带进书房，让她坐在身旁，亲切地拍拍她的面颊，同时注意地、几乎是带着好奇探视着她的眼睛。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心里暗自纳闷：她第一次想到，实际上她对自己的女儿并不了解。当她听到潘达列夫斯基告诉她娜塔利娅和罗亭约会的事，她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惊讶，她的明白事理的娜塔利娅竟会做出这种事来。但是当她把女儿叫来，开始责骂她——完全不像意料之中一个具有西欧教养的妇人那样，而是泼妇骂街式的——的时候，娜塔利娅的坚决的回答，她的目光和举动中表示的决心，却使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感到困惑，甚至把她吓住了。

罗亭的突然的、也是不太可以理解的离去，使她的心头如释重负；但她期待看到的是眼泪，是歇斯底里的发作……娜塔利娅的外表的平静又把她弄糊涂了。

“好啦，怎么样，孩子，”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开始说，“你今天怎么样？”

娜塔利娅看了看自己的母亲。

“他总算走了……你的那位意中人。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吗？”

“好妈妈！”娜塔利娅轻声说，“我向您保证，如果您自己不再提起他，您是永远不会听我提到他的。”

“那么，你承认你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娜塔利娅低下头去，又重复了一遍：

“您永远不会听我提到他。”

“好吧，你自己瞧着办吧！”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带笑说。“我相信你。可是前天，你可记得，你还怎么……好，我不说啦。一切都结束了，解决了，忘掉了。不是吗？现在你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要不然，我真是束手无策了。好，来吻吻我，我的聪明的孩子！……”

娜塔利娅把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手举到唇边，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却吻了吻她的低下的头。

“永远要听我的话，别忘了你是拉松斯基家的姑娘，是我的女儿，”她又说，“你会幸福的。现在你走吧。”

娜塔利娅默默地走了出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望着她的背影，想道：“她像我——也善于钟情：mais elle aura moins dabandon[3].”于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就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沉浸在很久以前的往事之中了……

后来她吩咐把m-lle Boncourt叫来，两个人关起门来密谈了好久。让她走后，她又叫来潘达列夫斯基。她一定要打听出罗亭离去的真正原因……潘达列夫斯基使她完全放下心来。这方面是他的拿手本领。

第二天，沃伦采夫和他姐姐来吃午饭。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他一向很亲切，这一次对他更是亲热异常。娜塔利娅痛苦得难以忍受；然而沃伦采夫和她说话时是那么恭恭敬敬、那么胆怯，使她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

这一天平静地、相当枯燥乏味地过去了，但是分手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又回到了常轨；这就很重要，极其重要。

是啊，大家都回到了常轨……所有的人，除了娜塔利娅。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费力地勉强走到自己的床前，身心交瘁地把脸扑在枕头上。她觉得活着是这样地痛苦、可恨而又可鄙，她觉得是那样愧对自己，对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悲伤感到那样惭愧，此时此刻，她也许真愿意一死了事……今后她还要面临许多痛苦的白昼、无眠的夜晚和令人苦恼的激动；但是她还年轻——生活对她刚刚开始，而生活是迟早会占上风的。一个人不管受到多大的打击，他在当天，至多在第二天——恕我出言粗俗——他总要吃饭，而这已经是第一件值得告慰的了……

娜塔利娅痛苦得难以忍受，她是第一次痛苦……但是第一次的痛苦，也像第一次的恋爱一样，是不会重复的——这真要感谢上帝！

[1]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十节。

[2]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四十六节。

[3] 法语：不过她比较会克制。

十二

将近两年过去了。五月最初的日子到来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她已经不是利平娜，而是列日涅娃了；她和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结婚一年多了。她依然是那么可爱，不过近来体态更为丰满。在有台阶通往花园的阳台前面，一个奶妈抱着一个面颊红润的婴孩来回走着。婴孩裹着白色小斗篷，帽子上有一个白绒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时打量着他。婴孩没有哭闹，他傲然地吮着自己的指头，静静地望着四周。已经可以看出，他堪称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好儿子。

阳台上，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旁边，坐着我们的老相识皮加索夫。从我们和他分手以来，他的头发白多了，背驼了，更瘦削了，说话发出咝咝的声音：他掉了一颗门牙；这咝咝的声音使他的话显得格外狠毒……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尖刻的程度却不如以前了，而且说话比以前更爱重复。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在家，他们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落山。在日落的地方，沿地平线伸展着一抹淡金色的浅黄的晚霞，在它对面有两道晚霞：低一些的呈浅蓝色，上面的呈紫红色。轻云在高空渐渐消失。一切都预示着天气仍旧会晴好。

皮加索夫忽然笑起来。

“您笑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听见一个乡下人对他老婆说（他老婆正在唠叨个没完）：‘别吱吜！’我觉得这话说得妙极了。别吱扭！一点不错，妇道人家能说出个啥道理来。您知道，对在座的人我是向来不说的。我们的先辈要比我们聪明。在他们的神话里，美女总是坐在窗前，额上有一颗星星，她自己从不吭声。就该这样才是。要不，您自己评评理看：前天咱们的贵族长夫人好像冲着我的脑袋里打了一枪似的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偏见！偏见！要是大自然有什么妙法能使她丧失运用舌头的能力，那对她本人，对所有的人，岂不更好？”

“您啊，还是老样子，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老是攻击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您要知道，这真是一种不幸。我替您惋惜。”

“是一种不幸？您这是什么话！第一，照我看，世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冷屋子，夏天穿紧靴子，还有跟一个又哭又闹的婴孩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你又不能给他洒上些除虫粉让他不闹；第二，我这个人现在是脾气最好不过的了。简直堪为模范！看我现在是多么循规蹈矩！”

“您的行为好，真没得可说的！昨天叶连娜·安东诺夫娜还向我抱怨您呢。”

“是吗！她都对您说些什么，我可以知道吗？”

“她对我说，整个早上不论她问您什么，您总是回答说，‘什么，太太？什么，太太？！’而且还那么尖声尖气的。”

皮加索夫笑了起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该承认，这个主意不是挺好吗？……是吗？”

“妙极啦！难道可以对一个女人这样没有礼貌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怎么？您以为叶连娜·安东诺夫娜是个女人？”

“那您以为她是个什么？”

“她是一面鼓，对不起，是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棒槌来擂的鼓……”

“啊，瞧您说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想改变话题，打断了他的话，“听说，可以向您祝贺，是吗？”

“祝贺什么？”

“祝贺您的官司结束了。格林诺沃牧场归您了……”

“是啊，是归我了，”皮加索夫不高兴地说。

“这么多年您一直要把它弄到手，现在反倒好像不满意似的。”

“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皮加索夫慢吞吞地说：“再没有比来得太迟的幸福更坏、更可气人的了。它反正是不能使您得到满足，反而剥夺了您的最宝贵的权利——骂人和诅咒命运的权利。是啊，太太，迟来的幸福，这玩意儿是一种痛苦的、叫人生气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只是耸耸肩。

“奶娘，”她开始说。“我看米沙[1]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于是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忙着照顾自己的儿子，皮加索夫只好嘴里嘟囔着退到阳台的另一角落。

突然，在不远的地方，在沿着花园的大路上，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驾着他的马车出现了。跑在马前的是两条很大的守门狗：一条黄狗，一条灰狗；是他新近豢养的。它们不停地互相咬着玩，好得难舍难分。一条老狗从大门里迎着它们跑出来，张开嘴巴好像要吠叫，结果只打了一个哈欠，友好地摇着尾巴，往回走了。

“你看，萨莎，”列日涅夫老远就对妻子喊起来，“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一下子没有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是什么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高声叫道。

“是他，就是他，”列日涅夫回答说，“他还带来了多好的消息。你等等，马上就会知道。”

说着，他把车赶进了院子。

几分钟后，他和巴西斯托夫在阳台上出现了。

“乌拉！”他高呼着拥抱了妻子。“谢辽沙要结婚了！”

“跟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激动地问。

“当然是跟娜塔利娅……就是这位朋友从莫斯科带来了这个好消息，还有给你的信……你听见了吗，米舒克[2]，”他一把抱过儿子，继续说，“你舅舅要结婚啦！……你这个小鬼头，什么都不关心！只会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

“他想睡觉了，”奶娘说。

“是的，太太，”巴西斯托夫走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跟前，说，“我是今天从莫斯科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查查田庄的账目。这儿还有信。”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急忙拆开弟弟的来信。信中有寥寥几行。在第一阵迸发的喜悦中，他告诉姐姐，他向娜塔利娅求了婚，并且得到她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下次写信要多写一些，并随信拥抱和亲吻所有的人。显然，他写信时高兴得有点飘飘然了。

端来了茶，请巴西斯托夫坐下。问题像雨点似的向他落下来。他带来的消息使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皮加索夫，都为之高兴。

“请告诉我，”列日涅夫顺便地说，“我们这儿风闻有一位什么科尔恰金先生。看来，这是捕风捉影吧？”

（科尔恰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社交界的大红人，非常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的举止态度庄严异常，好像他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由公众集资为他竖立的一尊塑像。）

“嗯，不，也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巴西斯托夫带笑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非常赏识他；可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连听都不愿意听到他。”

“不过我倒是知道他的，”皮加索夫接腔说，“他是个双料的笨蛋，地地道道的笨蛋……得啦吧！要是人人都像他，那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也许是这样，”巴西斯托夫说，“不过在社交界他也不算是无名小卒啊。”

“嗯，反正是一回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不去管他！啊，我真替弟弟高兴！……娜塔利娅快活吗，她幸福吗？”

“是的，太太。她像平时一样平静，——您是知道她的——不过，她好像也满意。”

黄昏在愉快热闹的谈话中过去了。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顺便问一下，”列日涅夫一边给巴西斯托夫斟红葡萄酒，一边问道，“您知道罗亭在哪里吗？”

“现在我可说不准。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就跟一家人家到辛比尔斯克去了。我和他通过一个时期的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没有说到哪里去，——打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他丢不了！”皮加索夫插话说，“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讲大道理呐。这位先生永远会找到两三个崇拜者，他们听他讲话会听得目瞪口呆，还会借钱给他。你们等着瞧吧，弄到末了他会在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或是丘赫洛马的什么地方，在一个戴假发的、老掉了牙的老处女的怀里死去，而她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天才……”

“您把他挖苦得太厉害了，”巴西斯托夫怀着不满低声说。

“一点也不厉害！”皮加索夫反驳说，“而且十分公允。照我看，他无非是个吃白食的马屁精而已。我忘了告诉您，”他转向列日涅夫继续说，“我认识和罗亭一块出国的那个捷尔拉霍夫。可不是！可不是！他对我讲的罗亭的事，您简直没法想象——太可笑了！值得注意的是，罗亭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慢慢地都会变成他的敌人。”

“请把我从这些朋友里面除外！”巴西斯托夫激动地打断了他。

“哦，您嘛——又当别论！我并没有说您。”

“捷尔拉霍夫都对您讲了些什么？”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他讲得可多啦：叫人都记不全。不过最妙的是罗亭的一件趣事。他在不断地发展（这些先生们总是在发展的；别人，比方说，只是吃饭睡觉，可他们却是边吃边睡边发展的；不是这样吗，巴西斯托夫先生？——巴西斯托夫没有理他）……就这样，罗亭不断地发展着，通过哲学方法得出结论：他应该恋爱了。他开始去物色一个和这样惊人的结论相般配的对象。幸运向他微笑了。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一个非常标致的时装女裁缝。请注意，事情发生在莱茵河上的一个德国城市里。他开始常去看她，带各种各样的书给她，跟她谈论大自然和黑格尔。您能想象得出这个女裁缝怎么样吗？她以为他是个天文学家。可是，你们知道，他这个人长得不错；又是个外国人，俄国人，于是她就中意了。终于，他和她约会了，而且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约会：在河上泛舟。法国女人同意了：打扮了一番，和他到小船上去。他们在船上度过了大约两个钟头。你们想，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干些什么？他一直抚摩着那个法国女人的头，沉思地仰望长空，一再重复说，他对她的感情是慈父般的爱。法国女人回到家里都快气疯了，后来亲口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捷尔拉霍夫。他这位先生可真妙！”

皮加索夫说着就大笑起来。

“您这个老家伙真没羞！”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愠怒地说，“这使我越来越是相信，就连那些骂罗亭的人，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得啦吧！那他总是靠别人养活，向别人借钱又算什么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一定也借过您的钱吧？”

“请听我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列日涅夫说，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您听我说：您知道，我的妻子也知道，近年来我对罗亭没有特别的好感，甚至还常常批评他。尽管如此（列日涅夫给每人的杯子里斟上香槟酒），我现在向你们提议：刚才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兄弟和他的未婚妻的健康干了杯；现在我要提议为德米特里·罗亭的健康干杯！”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皮加索夫愕然望了望列日涅夫，巴西斯托夫却高兴得浑身抖动了一下，涨红了脸，睁大了眼睛。

“我很了解他，”列日涅夫接着说，“他的缺点我也很清楚。正因为他本人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所以他的缺点都暴露在外面。”

“罗亭——是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接腔说。

“天才嘛，他大概是有的，”列日涅夫说，“至于性格……他全部的不幸正在这里，老实说，他根本没有性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身上有着好的、罕有的品质。他有热情；而这，请相信我这个冷漠的人的话，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麻木不仁，萎靡不振了；我们在睡大觉，我们冻僵了，有人哪怕只有一瞬间弄醒我们，给我们温暖，我们都要感谢他！是时候了！你还记得，萨莎，有一次我跟你谈起他，责备他，说他冷。那时候我的话说得又对又不对。这个冷，是在他的血液里——这不能怪他，——而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他不会演戏，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他不是个骗子，也不是个滑头；他靠别人养活，但并不是老奸巨滑，而是像一个小孩……是的，他的确会在什么地方穷困地死去；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对他横加指责吗？他自己所以会一事无成，正因为他没有坚强的性格，没有热血；但是谁有权利说他不会给人带来，而且没有给人带来过有益的东西呢？谁有权利说他的话没有在青年人的心灵里播下许多良好的种子？对这些年轻人，大自然像对罗亭那样，也赋予他们活动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计划的能耐。拿我自己来说，我首先就亲身体验过这一切……萨莎知道，在我的青年时代罗亭在我的心目中占有过什么地位。我记得我还断言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但那时我指的是像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只要说的话里有一个音符不对——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它的整个和声都消失了；可是对于青年人，幸好他们的听觉还没有那样发达，还不是那么爱挑剔。如果他觉得他所听到的东西的本质是美好的，他才不去管它什么音调呢！他在自己心里会找到合适的音调的。”

“好极啦！好极啦！”巴西斯托夫高叫道，“说得真公允！至于说到罗亭的影响，我可以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震动，他还会推动你，不让你停顿，他还会使你彻底改变，让你燃烧起来！”

“您听见吗？”列日涅夫对着皮加索夫，继续说下去，“您还需要什么证明呢？您攻击哲学；一谈起哲学，您就觉得挖苦蔑视的字眼还不够用。我自己并不太喜欢哲学，对它也不太懂；但是我们主要的不幸并非由于哲学！俄国人跟哲学的复杂奥妙和胡思乱想向来是沾不上边的：他们的想法太实际，搞不来那一套。然而，假借攻击哲学的名义来攻击一切对于真理和理性的真诚的追求，是决不容许的。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的确是极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是我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俄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幸的；而真正不要俄国的人，更是加倍地不幸！世界主义——是胡扯，世界主义者——是零，比零还不如；丧失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实，没有生活，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特征甚至谈不上有完美的面貌；只有平庸鄙俗的人才可以没有特征。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不能怪罗亭：这是他的命运，令人辛酸而痛苦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命运来责怪他。如果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我们中间会出现罗亭这样的人物，那我们就扯得太远了。然而为了他所具有的优点，我们还是要感谢他的。这要比对他不公平要容易些，而我们过去一向对他是不公平的。惩罚他，不是我们的事，而且也不需要：他对自己已经惩罚得够凶的了，远远超过他所应受的……愿上帝让他在饱经忧患之后把身上不好的东西一扫而尽，只留下美好的！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为我最美好岁月的同学的健康干杯，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为它的憧憬，为它的轻信和老实，为二十岁时我们的心为之跳动，为我们在生活中始终没有尝到过和也不会尝到的更为美好的一切，干杯……为你，黄金时代，干杯，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和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过于兴奋，差点把酒杯碰碎，一口把酒喝干。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却紧握了列日涅夫的手。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根本没有料到您有这么好的口才，”皮加索夫说，“简直可以和罗亭先生本人媲美；连我都深深感动了。”

“我的口才一点不好，”列日涅夫不无愠意地说，“不过我想，要使您感动可不容易呀。可是，谈罗亭已经谈得够了，让我们来谈些什么别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潘达列夫斯基还住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吗？”他转向巴西斯托夫，又说。

“那还用说，还住在她那里！她给他谋了一个很肥的美差。”

列日涅夫冷笑了一声。

“这样的人是不会穷死的，这我敢担保。”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散了。只剩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含笑望了望他的脸。

“你今天真好，米沙！”她抚摩着他的额头，轻声说，“你说得多么聪明，多么有气派！不过你要承认，你夸奖罗亭有些太起劲，就像你从前起劲地反对他一样。”

“对人总不能落井下石呀……从前我是担心你被他迷上。”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天真地说，“我一向认为他太有学问了，我怕他，在他面前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皮加索夫今天把他损得够恶毒的了，不是吗？”

“皮加索夫吗？”列日涅夫说，“正是因为皮加索夫在这儿，我才那么热烈地为罗亭打抱不平的呢。他竟敢叫罗亭是不要脸的马屁精！照我看，他皮加索夫扮的角色，更坏一百倍。他有钱，不必仰人鼻息，他嘲弄一切，可是碰到达官贵人，就一味地巴结奉承！你可知道，就是这个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恶毒谩骂、攻击哲学、攻击妇女的皮加索夫，——你可知道，在他做官的时候居然受贿，就别提有多丢人啦！啊！一点没错！”

“是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这我可怎么也没有料到！……你听我说，米沙，”她沉吟了一会，又说，“我要问你……”

“问什么？”

“你想，我弟弟跟娜塔利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叫我怎么说呢……大概是会幸福的……他会听她的——在我们之间这也不必讳言——她比他聪明；但他这个人非常好，他打心眼里爱她。此外还要什么呢？你看，咱俩不是相亲相爱，而且很幸福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了，紧握了一下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手。

就在我们上面讲述的那些事情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家里发生的同一天，——在俄国一个边远的省份里，在骄阳似火的酷热中，一辆由三匹耕马拉的、敝旧的带篷马车在大路上慢腾腾地走着。驭者座上高高地坐着一个破衣烂衫的花白头发的农民，他两脚斜撑在拴套轴上，不时抖动着缰绳，挥动着马鞭；马车里的一只扁瘪的箱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戴着制帽，穿的旧风衣上满是尘土，这就是罗亭。他低头坐着，帽舌扣到眼睛上。车子的颠簸使他左右摇晃，他似乎毫无感觉，好像在打盹。最后，他挺了挺身子。

“我们要到几时才能到驿站啊？”他问坐在驭者座上的农民。

“你瞧，老爷，”农民更用劲地拉着缰绳说，“上了坡，大约只有两俄里了，不会多……啊，你这个畜生啊！在想心事……我叫你想，”他用尖细的嗓音又说了一句，就用鞭子抽打拉右边套的马。

“你赶车的本领好像很不行，”罗亭说，“我们慢慢吞吞地走，尽管一大早就出来，可怎么也走不到。你还是唱点什么吧。”

“叫我有啥办法，老爷！您自己也看得出，马都累得不行了……天又热。咱们可不会唱：咱们不是驿站上的车夫……小羊羔，喂，小羊羔！”农民突然朝着一个穿褐色长袍和破树皮鞋的过路人高声叫道，“闪开，小羊羔。”

“你这个赶车的……也真是！”过路人在他后面嘟囔着，站了下来。“好一副莫斯科人的架势！”他用满含谴责的声音又说了一句，摇摇头，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你往哪儿走！”农民拉着辕马，从容不迫地说，“唉，你这个调皮鬼！真是个调皮鬼！……”

筋疲力竭的马儿好不容易总算挨到了驿站。罗亭从马车里出来，付了车钱（农民没有给他鞠躬，把钱在手心里掂了又掂——可见嫌酒钱给少了），自己提着箱子走进驿站。

我有一个熟人一生中走遍了俄国各地。他说过，如果驿站墙上挂的是画着《高加索俘虏》[3]中的场面的画或是俄国将军们的肖像，你很快就能弄到马匹，如果画上画的是著名赌徒乔治·德·热尔曼尼[4]的一生，那么旅行者就别指望很快地离开了：他大可以从容地去欣赏那高耸的鬈曲的额发、敞开的白背心以及那赌徒年轻时穿的紧身短裤，欣赏他成为老翁时，在一座斜屋顶的农舍里抡起椅子要把儿子打死时满脸狂怒的表情。罗亭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的恰恰就是描绘着《三十年，或一个赌徒的一生》的那些版画。他喊了一声，驿站长应声出来了，脸上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附带说一句，可曾有人见过脸上不带睡容的驿站长么？），他甚至不等罗亭开口，就用少气无力的声音宣称：没有马。

“我要往哪儿去您都不知道，”罗亭说，“您怎么开口就说没有马呢？我是雇老百姓的马来的。”

“随便去哪儿都没有马。”驿站长回答说。“您去哪儿？”

“去**斯克。”

“没有马，”驿站长重复了一句，就走出去了。

罗亭愠怒地走到窗前，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他的模样变化不大，但是近两年来他的脸色有些发黄；鬈发里已经开始闪着银丝，眼睛仍旧很美，目光似乎有些黯淡；嘴角、面颊上和两鬓都现出了细碎的皱纹——痛苦和忧思的印痕。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旧，也看不到里面的衬衣。他的似锦年华显然已经消逝；他，正如园丁所说，已经该结子了。

他开始读墙上的题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旅客在百无聊赖之中的消遣……忽然门吱的一响，驿站长走了进来……

“去**斯克的马没有，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他说，“但是回**沃夫的倒有。”

“回**沃夫？”罗亭低声说。“得啦吧！我根本不顺路。我要去平查，可**沃夫好像是在去唐波夫的那个方向。”

“那有什么？您到了唐波夫可以再去，否则从**沃夫可以想办法再拐过去。”

罗亭想了一想。

“嗯，也好，”他最后说，“您关照套车吧。我反正无所谓：我就去唐波夫。”

马很快就套好了。罗亭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爬上车子坐下，像原先一样垂着头。在他那低头弓背的身形里有一种无告的、无可奈何的忧伤的神态……三匹马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小铃铛若断若续地响着。

[1] 米沙是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小名。

[2] 米舒克也是他们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小名。

[3] 普希金的长诗。

[4] 赌徒乔治·德·热尔曼尼是法国剧作家久康沙和迪诺的闹剧《三十年，或一个赌徒的一生》中的主人公。取材于该剧的民间版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颇为流行。

尾声

又是几年过去了。

是秋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在省城C城一家头等旅馆的阶前驶来一辆旅行马车；一位老爷微微伸着懒腰，微微发出呼哧的声音，从车子里出来，这位老爷年纪还不大，但是已经发福到了习惯尊称为可敬的程度。他走上二层楼，在宽敞的走廊口上站住，他看见面前没有人，就大声说他要开一个房间。什么地方的门砰的一响，从一架矮屏风后面跑出一个高个子的侍者，他侧着身子急忙走上前来，发亮的背部和卷起的衣袖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晃动着。来客走进房间，马上脱掉大衣，取下围巾，在沙发上坐下，两个拳头支在膝上，好像半睡不醒似的先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吩咐把他的仆人唤来。侍者麻利地一个转身，就不见了。这位旅客不是别人，正是列日涅夫。为了招募新兵的事，把他从乡间叫到C城。

列日涅夫的仆人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头发鬈曲、面色红润的小伙子，穿一件灰色大衣，腰里束一条浅蓝的宽腰带，脚上穿着软毡靴。

“你看，伙伴，我们总算到了，”列日涅夫说，“可你老是担心，生怕车轮上的铁箍会掉下来。”

“是到了！”仆人说，竭力要从掀起的大衣领子里露出笑容，“不知那铁箍怎么会没有掉下来……”

“这儿有人吗？”走廊里有人喊道。

列日涅夫听了一愣，侧耳听起来。

“喂，有人吗？”那人又喊了一声。

列日涅夫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很快地把门打开。

他面前站着一个高大、弯背、头发几乎全白的人，那人身穿一件钉着铜钮扣的、旧的棉绒常礼服。列日涅夫立刻认出了他。

“罗亭！”他激动地喊道。

罗亭转过身来。列日涅夫背亮站着，他看不清列日涅夫的面貌，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您不认得我啦？”列日涅夫开始说。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罗亭高声说，伸出了手。但是又感到不好意思，想把手缩回去。

列日涅夫连忙用双手抓住他的手。

“进来，到我这儿来！”他对罗亭说，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

“您可大变样了！”列日涅夫沉默了一会，不由得压低声音说。

“是啊，人们都这么说！”罗亭说，目光朝室内扫视着。“年纪不饶人……可是您倒挺好。亚历山德拉……尊夫人，好吗？”

“谢谢您，很好。是哪阵风把您吹来的？”

“我么？真是一言难尽。说实在的，我是偶然到这里来的。我来找一个熟人。不过我很高兴……”

“您在哪儿吃午饭？”

“我？我不知道。随便上哪个小饭铺吃一顿。我今天一定要离开这里。”

“一定要？”

罗亭意味深长地笑笑。

“是啊，一定要。他们要遣送我回乡定居。”

“跟我一块吃午饭吧。”

罗亭第一次正面望了望列日涅夫的眼睛。

“您是要我跟您一起吃午饭？”他说。

“是的，罗亭，跟从前一样，像老朋友那样。行吗？我没有想到会遇到您，天晓得我们何年何月再会见面。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

列日涅夫紧握了罗亭的手，喊来他的仆人，点了午餐，还要了一瓶冰镇香槟酒。

吃午饭的时候，列日涅夫和罗亭好像有约在先似的，只谈他们的大学生时代，回忆许多往事和许多故人——死去的和活着的。起先，罗亭不太愿意开口，但是喝下几杯酒之后，他变得兴奋起来。最后侍者撤走了最后一道菜。列日涅夫站起来，关上门，回到餐桌旁，正对着罗亭坐下，静静地用双手支着下巴。

“好吧，现在，”他说，“您把我们分别之后您的全部经历都讲给我听听。”

罗亭望了列日涅夫一眼。

“我的天！”列日涅夫又一次想道，“他变得多么厉害啊，真可怜！”

罗亭的面貌改变得并不多，尤其是从我们在驿站见到他以来，尽管他脸上已经烙上老之将至的痕迹；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改变了。他的眼神迥然不同了；在他的全身，在他那时而迟缓、时而急遽的动作里，在他那冷漠的、似乎少气无力的言谈中，无不流露出一种极度的疲倦，一种隐秘的静静的哀愁，这绝不同于他以前常常故意炫耀的那种半是假装出来的忧郁——充满希望、自信和自尊的青年人，一般都要炫耀的那种忧郁。

“把我的经历都讲给您听？”他说。“全部都讲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是历尽艰辛，不仅是肉体上到处流浪，精神上也彷徨失所。没有哪一件事，没有哪一个人，不使我失望。我的上帝！有什么样的人我没有接近过！是啊，形形色色的人！”罗亭注意到列日涅夫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直望着他，他又这样重复说。“有多少次我觉得我自己说的话是可憎的——不仅是从我嘴里说出来，连同意我的看法的人说出来的话也是如此！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容易激动变得像一匹老马那样麻木不仁，任凭鞭子抽打，连尾巴也不动一动……有多少次我的喜悦和希望都化为泡影，我徒然与人为敌，或者低三下四！有多少次我像雄鹰般展翅高飞——到头来却像一只外壳破碎的蜗牛爬回来！……有什么地方我的足迹没有到过，有什么样的道路我没有走过！……而路往往是泥泞的，”罗亭补充了一句，稍稍转过身去。“您知道……”他继续说……

“您听我说，”列日涅夫打断了他，“以前我们曾彼此称‘你’……你愿意吗？让我们来恢复原来的称呼吧……让我们来为你干杯！”

罗亭精神一振，欠起身子，他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神情。

“干杯，”他说，“谢谢你，兄弟，我们来干杯。”

列日涅夫和罗亭干了一杯。

“你要知道，”罗亭微笑着又开始说，把“你”字说得特别重，“我心里有一条虫，它一直在咬我，折磨我，始终不让我安宁。它让我碰到一些人——他们起初倒是受我的影响，可是到后来……”

罗亭朝空中挥了挥手。

“自从我和您……和你分别以来，我有过多少经历，饱尝了多少辛酸……我重新开始生活，不知有多少次重头做起——可是，到头来，你看！”

“你没有毅力，”列日涅夫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正像你说的，我没有毅力！……我永远不会建设起什么；可是，兄弟，当你脚底下连地基都没有，先要给自己打基础的时候，要建设又谈何容易啊！我的全部遭遇，其实是我的全部失败，我就不来向你一一描述了。我只对你讲两三件事情……在我一生中成功似乎已经在向我微笑的那几件事，或者不，是我开始指望可以成功的时候——这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罗亭用手把他那已经稀疏的花白头发向后一掠，正像他从前把他的浓密的、鬈曲的黑发向后掠去的姿势一样。

“好，你听我说吧，”他开始说。“我在莫斯科遇上一个为人相当古怪的先生。他非常有钱，拥有大片田地；他没有去做官。他主要的、惟一的爱好就是爱科学，爱一般的科学。至今我都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好！这种爱好跟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自己拼命要装出一副聪明绝顶的样子，其实几乎连话都不会说，只是表情十足地转动着眼珠，煞有介事地摇头晃脑。我，兄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么天生低能、这么笨的人……在斯摩棱斯克省有这样一些地方——除了砂土，一无所有，难得还有些连牲口都不要吃的草。什么事情只要一经他的手总做不成——一切都从他手里溜走了；他还特别喜欢把明明是很容易的事弄得很复杂。如果照他的指示来办，他的仆人就要不是用手，而是用脚来吃饭了，真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干呀，写呀，读呀。他以一种顽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惊人的耐心致力于科学；他的自尊心极强，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独自一个人生活，是个出名的怪物。我认识了他……嗯，他也喜欢我。我呢，老实说，很快就看透了他的为人，但是他那股勤奋的劲头感动了我。再说，他有那么多的资财，借助他的力量可以做出许多好事，为公众谋福利……我住到他家去，最后还和他一起到他的田庄去。兄弟，我的那些计划是庞大的：我梦想着各种各样的改进、革新……”

“就像在拉松斯卡娅家里那样，你记得吗？”列日涅夫带着善意的微笑说。

“哪里！在她家里，我心里明白，我的话丝毫不起作用；而在这里……在这里在我面前展开的却是完全另外一个天地……我带去许多农业方面的书籍……虽然，我连一本也没有读完……好吧，我就着手干起来。起初，果然不出我所料，事情进行得并不怎么样，不过后来似乎也有些进展。我的新朋友一直不发表意见，不时过来看看，不来干预我，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来干预我。他采纳我的意见，把它们付诸实施，但总是很固执，不爽快，心里暗暗对我不信任，一切都要照他自己的主张办。他过分重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他好不容易想出一个主意，就像瓢虫好不容易拼命爬上一片草叶的顶端，在上面呆着，呆着，一直像要振翅起飞——一不小心突然摔了下来，再来往上爬……你不要觉得这些比喻有什么奇怪。这些比喻当时就在我心里翻腾了。我就这样熬了两年。事情进展得不妙，尽管我煞费苦心。我开始疲倦了，我讨厌我的朋友，我开始挖苦他，他像羽绒被那样使我感到窒息；他的不信任变成了默默的忿怒，我们两人彼此满怀着敌意，无论什么事一谈就崩。他暗暗地，然而不断地竭力向我证明，他是不会屈从于我的影响的；我作出的决定不是被他歪曲，就是干脆被作废……我终于明白，我只是在地主老爷府上充当一名陪他锻炼智力的清客。我痛苦地感到我是徒然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我痛苦地感到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离开，我失去的是什么；但是我无法克制自己，有一天，我目睹了一场令人痛苦而又可气的丑事，使我看到我朋友的实在丑恶不堪的一面之后，我和他吵翻了，走了，甩掉了这位用草原上的面粉和着德国糖浆捏成的迂夫子老爷……”

“那就是，你丢掉了你糊口的面包，”列日涅夫说，把双手放在罗亭的肩上。

“是啊，在无边的大地上，我感到又是精赤条条的一身轻了。飞吧，爱往哪儿就往哪儿飞……来，我们来干杯！”

“为你的健康！”列日涅夫说，他抬起身来吻了吻罗亭的额头。“为你的健康，也为了纪念波科尔斯基……他也是安于清贫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号奇异经历，”过了片刻，罗亭开始说。“还接着讲吗？”

“请接着讲吧。”

“嗳！我都不愿意说了。我说累了，兄弟……可是，讲就讲吧。我又到处瞎闯了一阵……附带说一句，我本来可以讲一讲，我怎样会当上一位善良的大官的秘书和结果如何，可是这一来就扯得太远了……我到处瞎闯了一阵之后，我终于下决心要做一个……请不要见笑……事业家，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结果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结识了一个……你也许听说过他……一个叫库尔别耶夫的……没听说过？”

“没有，没听说过。不过，不管它，罗亭，像你这么个聪明人，居然没有琢磨出来，你的事业并不是做个……恕我用个双关语[1]……事业家呢？”

“我知道，兄弟，我的事业不是这个；可是，我的事业又是什么呢？……不过，要是你见过库尔别耶夫就好了！请不要以为他是个无聊的、净说空话的人。人们都说，我曾经是能说会道的。可是跟他一比我简直就算不了什么。这个人学问高深，知识渊博，有独创性的见解，兄弟，他在工商企业方面特别在行。他满脑子都是最大胆、最出人意料的计划。我和他联合起来，决定运用我们的力量做一件对公众有益的事……”

“是什么事，可以知道吗？”

罗亭垂下了眼睛。

“你会见笑的。”

“为什么呢？不，我不笑。”

“我们决定疏浚K省的一条河流，使它可以通航，”罗亭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

“原来这样！这么说，这位库尔别耶夫是个资本家啰？”

“他比我还穷，”罗亭说，悄悄地低下他的头发灰白的头。

列日涅夫哈哈大笑起来，但是突然止住，握着罗亭的手。

“请原谅我，兄弟，”他说，“这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唔，怎么样，你们的事业结果只是纸上谈兵？”

“并不完全是。施工是开始了。我们雇了工人……嗯，就干了起来。但是马上就遇到重重阻挠。首先是磨坊老板们不肯理解我们的用意，此外，没有机器我们就治不了水，而我们的钱又不够买机器。我们在窑洞里住了六个月。库尔别耶夫只靠面包塞饱肚皮，我也总是半饥半饱。不过，我对这件事并不后悔：那边的大自然美极了。我们苦苦奋斗，设法去说服商人们，写信，发通告。弄到末了，我把最后一文钱都花在这个计划上。”

“哦！”列日涅夫说，“我想，要你把最后一文钱花光并不难。”

“的确不难。”

罗亭望着窗外。

“说实在的，其实计划并不坏，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这个库尔别耶夫到哪里去了？”列日涅夫问。

“他？他现在在西伯利亚，挖金子去了。你看吧，他会发财；他会有出息的。”

“这可能；可是我保证你再也发不了财。”

“我？有什么办法！不过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废物。”

“你？得啦，兄弟！……的确，有一个时期，我眼睛里只看到你的消极面；可是现在，你要相信我，我已经学会重视你了。你是发不了财的……而我所以爱你，就是为了这个……真的！”

罗亭淡淡地一笑。

“真的？”

“我是为了这一点才尊重你的！”列日涅夫重复说，“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怎么，要转到第三件吗？”罗亭问。

“劳驾请说吧。”

“好吧。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我刚摆脱了这件事。我不使你厌烦吗？”

“说吧，说吧。”

“你看，”罗亭开始说，“有一次我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我空闲的时候总是很多的……我想：我有相当的知识，有良好的愿望……听我说，你总不至于否认我的愿望是良好的吧？”

“那还用说！”

“我想，在其他各个方面我或多或少是失败的……那我何不做一个教育家，或是说得简单些，做个教书的……也比这样白活着强……”

罗亭停住了，叹了口气。

“与其白活着，不如想办法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也许，他们能从我的知识中汲取到哪怕是一点点好处。我的能力并不差，我总算有些口才……于是，我就下决心献身于这个新的事业。要弄到一个位置很费劲；我不愿意教私人；在小学里，我又无事可干。最后，我总算在此地的一所中学里找到一个教员的位置。”

“教什么？”列日涅夫问。

“教俄国语文。我对你说吧，我无论干什么事都没有像干这件事这样热心过。一想到能对青年人发生影响，我就感到鼓舞。我花三个星期的工夫写了第一篇讲义。”

“讲义还在么？”列日涅夫插话说。

“没有啦：不知丢到哪儿去啦。讲得不错，大家都爱听。现在我好像还看到我的听众的脸——一张张善良的、年轻的脸，带着真诚的注意、同情、甚至惊叹的表情。我走上讲坛，情绪激昂地宣读了讲义；我本来以为够讲一个多小时，哪知道二十分钟就念完了。副校长（这是一位戴银丝眼镜、头戴短假发的干瘦的老头）也坐在那里听，他有时把头歪向我这边。当我讲完了，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很好，先生，只是未免高深了些，不太容易懂，关于本题说得少了些。’但是学生们都满怀敬意目送着我……真的。这就是青年人的可贵之处！第二讲我也写好讲稿，第三讲也是如此……到后来我就即兴讲起来了。”

“成功么？”列日涅夫问。

“非常成功。听讲的来得很多。我倾我心里所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他们中间有三四个孩子的确很出色；其余的对我讲的就不太听得懂。不过应该承认，即使那些听懂了的，有时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把我难住。然而我并不气馁。要说爱，他们倒是都爱我的。小考的时候我给他们都打了满分。但是马上就开始了反对我的阴谋……也许不是！并没有什么阴谋，只怪我来错了地方。我碍了别人的事，别人就来排挤我。我给中学生讲的东西，连在大学里也不常听得到；他们听我的课收获不大……我讲的有些事实，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而且，我也不满足于他们给我规定的活动范围……这，你知道，是我的弱点。我要求根本的改革，而且，我向你起誓，这些改革是既切合实际又简单可行的。我指望借助校长的力量来实行这些改革。校长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起初我对他起过影响。他的妻子也帮我的忙。兄弟，像这样的女性我这一辈子还不多见。她已经快四十岁了，但仍然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相信善，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怕在任何人面前说出自己的信念。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高尚的热情和纯洁。听从她的建议，我拟了一个计划……但是，这时候就有人对我造谣中伤，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打击我特别厉害的是数学教员，一个尖刻的、爱发脾气的小人，像皮加索夫，什么都不相信，不过比他能干得多……顺便问一下，皮加索夫怎么样，还活着吗？”

“活着，而且，你信不信，他竟然娶了个小市民做老婆，听说，她常揍他。”

“活该！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好吗？”

“好。”

“幸福吗？”

“幸福。”

罗亭沉默了一会。

“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哦，是的！讲那个数学教员。他恨透了我，把我讲课比做放烟火，对我的每一句不十分清楚的话抓住不放，有一次还为了十六世纪的一个什么口头流传的作品弄得我下不了台……而主要的是，他怀疑我居心不良，结果，我最后的肥皂泡碰上他就像碰在大头针上一样，爆破了。副校长一开始就跟我不对，这时挑拨校长来反对我；结果是争吵起来，我不肯让步，大发脾气，事情闹到被上级知道；我被迫辞职。我不肯就此罢休，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这样对待我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现在我一定要离开此地了。”

一阵沉寂。两个朋友都垂着头坐着。

后来，罗亭先开口了。

“是啊，兄弟，”他开始说，“我现在可以引用柯里佐夫的诗来写照：‘啊，我的青春，你害我颠沛流离，漂泊失所，进退维谷……’[2]可是，难道我真是百无一用，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么？我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尽管我拼命在自己眼里贬低自己，可我总不能不感到我身上有着并非人人都有的才能！究竟是为什么我的才能总不能结出果实呢？再说，你该记得，我和你在国外的时候，我自负而虚伪……的确，那时候我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要的是什么，我醉心于夸夸其谈，相信主观幻想的东西；但是，如今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可以当众大声说出我所希望的一切。我绝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完完全全地、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变得俯首贴耳了，我愿意随遇而安，我没有奢望，我只求达到最近的目的，只求哪怕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对人们有益的事。可是不！不行！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妨碍我，不让我像别人一样地生活和行动呢？……我现在梦寐以求的也只有这一点啊。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我都开始怕它了——怕我的命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给我解答这个谜吧！”

“谜！”列日涅夫重复说。“是啊，这倒不假。在我眼睛里，你也永远是一个谜。甚至在你的青年时代，在你做出一件什么小小的乖常的举动之后，你往往会突然说出一番令人心灵为之颤抖的话来，接着你又开始了……嗯，你懂得我的意思……甚至那时候我都不了解你：就是为了这个我才不喜欢你的……你有那么多的才能，对理想的追求又是那么执著……”

“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罗亭打断他的话。

“没有行动！那你要什么样的行动……”

“什么样的行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一个瞎眼老婆子和她全家，你记得吗，像普里亚任采夫那样……这就是行动。”

“是啊；但是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

罗亭默默地看了看列日涅夫，微微地摇了摇头。

列日涅夫还想说什么，用手抹了抹脸。

“这么说，你是要回乡下去？”他终于问。

“回乡下去。”

“难道你还剩下一个村子？”

“还剩下一点。两个半农奴。总算死有葬身之地了。也许，此刻你正在想：‘到了这步田地，他不说漂亮话还不行，’漂亮话，一点不错，它毁了我，它害得我好苦，我始终摆脱不掉它。不过我刚才说的可不是漂亮话。兄弟，这些白发，这些皱纹，可不是漂亮话；这破破烂烂的衣肘——也不是漂亮话。你一向对我很严厉，你是公正的；但现在却不是严厉的时候了，因为现在一切都完了，灯尽油干了，灯破了，灯芯眼看就要灭了……死，兄弟，会使一切彻底和解……”

列日涅夫跳了起来。

“罗亭！”他叫起来。“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这真是冤枉！如果看到你的凹陷的面颊和满脸的皱纹，我脑子里还会想起‘漂亮话’这个字眼，那我还算什么能判别是非，我还算是人么？你要知道我对你是怎么想的吗？好吧，我想：有这么一个人……凭他的能力，在现在，有什么东西他不能获得，世上的好处他有什么不能拥有，只要他愿意！……可是我遇到的他却在忍饥受饿，流离失所……”

“我唤起了你的怜悯，”罗亭喑哑地说。

“不，你错了，你唤起我的敬意——正是这样。有谁不让你在你的那个地主朋友家里一年又一年地呆下去？我深信，只要你肯巴结他，他一定会让你牢牢保住你的地位。为什么你在那所中学里待不下去，为什么你——这个怪人！——不管抱着什么主张开始干一番事业，到头来每次必然是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总不肯在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土壤里扎根，不管那土壤是多么肥沃？”

“我生来就是随风飘[3]啊，”罗亭带着凄凉的苦笑继续说。“我不能停下来。”

“这倒也是真的；不过，你所以不能停下来，并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一条虫，像你开始的时候对我说的那样……在你心里的不是虫，不是一个无事忙的灵魂：这是一团热爱真理的火在你心里燃烧，而且，很明显，尽管你一生坎坷，这团火在你心中却燃烧得很炽烈，比许多甚至自命为并不自私、还把你称为阴谋者的人们心中的火烧得更旺。换了我，我首先一定早就逼着这条虫缄默，对一切都逆来顺受；而你受了这些，居然连怨恨都没有增多。我相信，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你一定会像一个青年人那样，准备重新着手去干新的工作。”

“不，兄弟，现在我累了，”罗亭说，“我已经干够了。”

“你累了！换了别人，早就死了。你说，死会使一切和解，那你以为，活着就不能使一切和解么？自己过过好日子，而不会宽容别人的人，他自己就不配得到宽容。可是有谁能说，他不需要宽容呢？你已经尽力而为，一直坚持奋斗……还要求你怎么样呢？我们走的道路不同……”

“兄弟，你这个人跟我完全不同哪，”罗亭叹息着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走的道路不同，”列日涅夫继续说，“也许，正因为我有财产，因为我的冷漠以及其他种种幸运的条件，才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我老待在家里，始终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而你呢，却必须出去走南闯北，挽起袖子，吃苦受累，工作。我们走的道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我们彼此是多么接近。咱俩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只要半点暗示就能心领神会。我们是在同样的感情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辈人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兄弟，你我是硕果仅存的了。往昔，在我们面前来日方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见分歧，甚至形同水火，但是到如今，我们周围的人日益稀少，新的一代正在超越过我们，奔的目标跟我们不同，我们就应该紧紧地彼此靠拢了。让我们碰杯吧，兄弟，让我们照从前那样，高唱Gaudeamus igitur[4]吧！”

两个朋友碰了杯，用深为感动的、地道的俄罗斯嗓音，荒腔走调地唱完那支大学生的歌曲。

“现在你是要到乡下去了，”列日涅夫又开始说。“我想，你在那里是待不长的。我简直无法想象，你靠什么、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记住，不论你发生什么事，你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窠，可以容身。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没有，老伙计？思想，也有它的老弱病残：它们也该有个养老院。”

罗亭站了起来。

“谢谢你，兄弟，”他继续说，“谢谢！我不会忘记你的好意。只是我不配住养老院。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没有好好地为我的思想出力……”

“别说啦！”列日涅夫继续说。“每个人生来是什么样，是不会变的，不能强求嘛！你曾自称是‘永远流浪的犹太人’[5]，可你怎么知道，也许你就该这样永远流浪，也许你这样做是在完成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崇高使命。民间的智者说得有理：我们的一切都由上帝做主……你要走？”列日涅夫看罗亭要拿起帽子，继续说。“你不在这里过夜？”

“我要走了！别了。谢谢……我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这只有上帝知道……你一定要走？”

“我要走了。别了。不要记着我的坏处。”

“好，你也别记我的坏处……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别了……”

两个朋友拥抱了。罗亭很快地走了出去。

列日涅夫久久地在室内来回走着，后来在窗前站下，沉思了一会，低声说：“可怜的人！”便在桌旁坐下，开始给妻子写信。

但是外面却起风了，风声不祥地哀号着，重重地、凶狠地打得窗玻璃作响。漫长的秋夜来临了。在这样的夜晚，能安然坐在自家的屋顶下，有一个温暖的角落的人，是幸福的……愿上帝保佑天下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炎热的正午，在巴黎，“国民工场”工人们的起义几乎就要被镇压下去，[6]一营主力军占领了圣安东尼郊区[7]一条窄巷里的街垒。几发炮弹已经把街垒击毁；幸存的保卫者放弃了街垒，只顾逃命。这时，在街垒顶上一辆翻倒的公共马车的被压坏的车身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旧常礼服的高大的汉子，他腰里束一条红腰带，蓬乱的花白头上戴着草帽。他一手持一面红旗，另一只手握着一把钝刃的弯马刀，用尖细的嗓音紧张地叫喊着，一边爬上街垒，一边挥动着旗帜和马刀。一名万塞讷的步兵[8]瞄准了他，放了一枪……那个高大汉子手里的旗子落了下来，接着，他像一只口袋似的脸冲下倒了下来，好像朝什么人下跪似的……子弹正射穿了他的心脏。

“Tiens！[9]”一个正在逃跑的insurgés[10]对另一个说，“on vient de tuer le Polonais.[11]”

“Birge！[12]”另一个回答说，两人便冲进屋子的地窖。这座房子的百叶窗都关着，墙上弹痕累累。

这个“Polonais”就是——德米特里·罗亭。

[1] 俄语中дело一词可作“事业”和“问题”解，这句“你的事业并不是做个……”也可作“你的问题并不是做个……”解。

[2] 柯里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引诗出自他的诗《歧途》。

[3] 一些草本植物的总称。果实成熟时，其茎容易折断，被风一吹，就像球似的滚得很远。

[4] 拉丁语：让我们欢乐吧！（这是旧时在俄国大学生中流行的一支歌。）

[5] 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是古代传说中的主人公。传说耶稣被带去钉十字架时，一个木匠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不让他休息，因此被罚永远流浪。

[6] 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工人阶级继续革命的要求，并颁布封闭“国民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六月二十三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约四万五千名起义者筑起六百座街垒，同敌人展开四天的浴血战斗，最后被镇压。六月二十六日是起义的最后一天。

[7] 起义的中心。

[8] 万塞讷的步兵是政府军，在巴黎郊区万塞讷的军事步兵学校受过军训。

[9] 法语：瞧！

[10] 法语：武装起义者。

[11] 法语：一个波兰人被打死了。（按：他们叫罗亭为波兰人，因为参加1830年波兰起义的侨居法国的波兰人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12] 法语：该死！

贵族之家

磊然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二卷译出。

一

一个晴朗的春日将近黄昏，小小的玫瑰色云朵高悬在晴空，云朵似乎不是飘过，而是渐渐隐入蓝天深处。

在省城O市近郊的一条街上，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它那大开着的窗前，坐着两个女人（这是一八四二年的事）：一个大约五十来岁，另一个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妇人了。

第一位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已经于十年前逝世。他曾任省检察官，当时是一个出名的能干人。他办事敏捷，果断，容易发怒而且固执己见。他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进过大学，但是因为出身贫寒，所以很早就懂得为自己开辟前程和积攒财富的必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他是恋爱结婚：他长得不难看，为人聪明，在他高兴的时候，还非常和蔼可亲。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娘家姓佩斯托娃）幼年父母双亡，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里读了几年书，从学校回来以后，就在离O市五十俄里的、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基村跟姑姑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不久被调往彼得堡供职，直到猝然的死亡结束他的公务生涯为止。他对待他的妹妹和姑姑很不好，让她们过着苦日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基村那份产业，但是在那里没有久住。在她和卡利京（他在几天之内就征服了她的心）结婚的第二年上，波克罗夫斯基村就被用来换了另一处庄园，这处庄园的进项虽然要大得多，但是既不美观，又没有花园。卡利京同时又在O市买下一座房子，就和妻子在那里定居下来。这幢房子有一座大花园，花园的一端直通城外的田野。“这样一来，”对幽静的乡居生活毫无兴趣的卡里京作出决定说：“就不必常常跑到乡下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怀念她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基村，怀念那里的欢快的小溪、广阔的草地和苍翠的灌丛，心里常常感到惋惜；但是她对丈夫一向是百依百顺，崇拜他的聪明才智和对世事的练达。他和她结婚十五年后，撇下了一子二女，就与世长辞了。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她的住宅和城市生活已经十分习惯，自己也不想离开O市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年轻时享有可爱的金发美人之誉；到了五十岁上，人虽然有些发胖，轮廓有些臃肿，容貌依然不失动人之处。她的性情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多情善感；长大成人之后，仍然保持着当年在贵族女子中学里的派头；她娇纵自己，要是不顺着她，她就会闹脾气，甚至哭哭啼啼；可是如果她的愿望都得到满足，没有人违拗她的时候，她也会显得十分温柔和蔼。她的住宅属于市内最漂亮的住宅之列。她的产业也十分可观，不过祖传的不多，而是丈夫购置的。两个女儿在她身边；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就读。

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同坐在窗前的老妇人是她父亲的妹妹，就是和她在波克罗夫斯基村一同度过几年孤独岁月的姑姑。她的名字叫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佩斯托娃。她的脾气是出名的古怪、倔强任性，无论对谁都当面直言不讳，虽然经济十分拮据，举止之间却仿佛是个富豪。她讨厌故去的卡利京，她的侄女刚和他结婚，她就搬到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农民的没有烟囱、一生火满屋子都是烟的小屋里过了整整十个年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几分怕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身材矮小，尖尖的鼻子，到了老年还是满头黑发，目光灵活；她走路麻利，腰板挺直，说话快而清楚，声音细而响亮。她总戴着一顶白色包发帽，穿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你叹的什么气呀，我的姑奶奶？”

“没有什么，”那一位说。“多么好看的云彩啊！”

“那你是为云彩惋惜啰，是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没有回答。

“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没有来？”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迅速地动着织针（她在织一条很大的绒线围巾），问道。“他可以陪你一同叹气，要不然就胡说一通。”

“你对他的批评总是那么严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可尊敬的人。”

“可尊敬的！”老妇人带着责备的口吻重复她的话。

“他对我死去的丈夫是多么忠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直到如今，他想起我丈夫来还要伤心呢。”

“那还用说！人家不是拎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污泥里拉出来的吗，”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嘟囔着说，她手里的织针动得更快了。

“样子倒挺老实，”她又开始说，“满头白发，可是只要一开口，不是撒谎就是搬弄是非。还是个五等文官呢！不过这也难怪：是个牧师的儿子嘛！”

“姑姑，谁能没有缺点呢？当然，他是有这个毛病。当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不过，随您怎么说，他这个人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是啊，他总拍你的马屁。不会说法语，这有啥了不起！我自己的法国‘话’说得也不怎么样。要是他哪一国的话都不会说就好了：那他就不会撒谎了。瞧，那不是他来了，真是说到他，他就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朝街上望了一眼，又说。“你的那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正走过来了。又瘦又长，活像个鹭鸶！”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鬈发，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冷笑着望了望她。

“我的姑奶奶，你头上好像有了一根白头发？你该把你的帕拉什卡骂上一顿。她的眼睛是管什么用的？”

“姑姑，您总是这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愠怒地嘟囔着，一面用手指敲着圈椅的把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到！”一个面颊红红的小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报告说。

二

一个身材高高的人走了进来。他身穿整洁的常礼服，裤子有些嫌短，戴着灰色麂皮手套，系着两个领结——上面一条是黑色的，下面一条是白色的。他浑身上下，从他那端正的面貌，梳得光光的两鬓，一直到走路不会发出吱吱声的平跟皮靴，无不显示出彬彬有礼和庄重体面。他先向屋子的女主人，然后向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行礼，他慢慢地脱下手套，走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跟前，恭恭敬敬地接连两次吻了她的手，然后不慌不忙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搓着指尖，带笑说道：

“叶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可好？”

“她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说，“她在花园里。”

“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可好？”

“连诺奇卡[1]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会没有呢，太太，怎么会没有呢，太太，”客人慢慢地眨着眼睛，噘着嘴说。“嗯！……请听吧，有新闻，而且是非常惊人的新闻：拉夫列茨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回来了。”

“费佳[2]！”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叫起来。“得啦，你又是在胡编吧，我的爹？”

“一点也不是，太太，我亲眼看见他的。”

“嗯，这也不能算是证明。”

“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格杰奥诺夫斯基装做好像没有听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话，接下去说。“肩膀更宽了，红光满面。”

“比以前身体好多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不紧不慢地说，“他的身体怎么会好起来的呢？”

“是啊，太太，”格杰奥诺夫斯基说，“换了别人，都不好意思露面啦。”

“这是为什么呢？”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胡说八道。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您倒叫他到哪里去呢？难道他做了错事！”

“太太，恕我对您直言，妻子的行为不端，总是做丈夫的不对。”

“老爷子，你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讨过老婆。”

格杰奥诺夫斯基勉强笑了笑。

“容许我问一下，”他沉默了片刻，又问道，“这么好看的围巾，您是给谁织的？”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很快地瞅了他一眼。

“是给一个从来不搬弄是非，不耍滑头，不胡编乱造的人织的，”她说，“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我非常了解费佳；他错就错在他把老婆宠坏了。而且，他是恋爱结婚的，而这种恋爱结婚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老妇人斜着眼睛看了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继续说。“现在，我的老爷子，你爱说谁的坏话尽管说吧，哪怕说我的坏话也行；我走啦，不来碍你们的事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着就走了出去。

“她总是这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目送着她的姑姑说。“总是这样！”

“上了年纪了嘛！有什么办法呢！”格杰奥诺夫斯基说。“她老人家说什么谁要是不耍滑头。可是如今有谁不耍滑头呢？世道如此呀。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可尊敬的人，您看，他的官职也不低，他就常说：如今啊，就是母鸡想啄一粒谷子，也要耍个花招——老是琢磨着怎么从旁边绕过去。可是我一看见您啊，我的太太，就知道您的性格真和天使一样；请把您的雪白的小手让我吻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淡淡地一笑，就把自己的翘着小手指的胖胖的手伸向格杰奥诺夫斯基。他吻了一下，她把自己的圈椅移近了他，微微俯向着他，低声问道：

“这么说，您是看见他了？他真的没有什么，身体好，很快活吗？”

“他没有什么，很快活，太太，”格杰奥诺夫斯基低声说。

“您没有听说，现在他的妻子在哪儿吗？”

“前一阵在巴黎，太太；现在，听说又到了意大利。”

“真的，费佳的处境真可怕；我不知道，他怎么忍受得了。当然，不幸的事人人都会碰上，可是，他的事情可说在全欧洲都上了报纸了。”

格杰奥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啊，太太，是啊，太太。听说她尽跟些演员和钢琴家鬼混，照他们那儿的说法，是跟狮子[3]和野兽一起鬼混。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了……”

“太叫人惋惜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论亲戚，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知道，他还是我的侄孙呢。”

“可不是，太太，可不是，太太；您府上的事，我哪会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太太。”

“您想，他会来看我们吗？”

“大概会来的，太太；不过，听说，他准备到自己的庄园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抬起眼睛望着天。

“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想，我们做女人的行为应该很谨慎啊！”

“女人和女人可不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不幸，有的女人，生性轻浮……而且，年龄也有关系；还有，从小没有受过管教，不知道做人的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口袋里取出一块带方格的蓝手帕，开始把它打开。）这样的女人，当然，是有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帕角轮流地擦眼睛。）不过，总而言之，如果要批评，那就是……城里的尘土真是特别多，”他就不往下说了。

“Maman，maman，”一个十一二岁的、长得挺不错的小女孩叫着跑进来，“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骑着马到我们这儿来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来，鞠了一躬。“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我向您深表敬意，”他说；出于礼貌，他走到角落里去擤他那端正的长鼻子。

“他的马多么漂亮啊！”小女孩接着说。“他刚才到边门，告诉丽莎和我，他就要到前门来。”

传来一阵嘚嘚的马蹄声，一个体态匀称的骑者骑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出现在街上，走到敞着的窗前停了下来。

[1] 连诺奇卡是叶连娜的小名。

[2] 费佳是费奥多尔的小名。

[3]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英国和法国，“雄狮”和“牝狮”指社交界的时髦男女。当时在俄国的报刊上和生活中，这个名称也广泛使用。

三

“您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骑者高声说，他的声音响亮悦耳。“您喜欢我新买的这匹马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到窗前。

“您好，Woldemar[1]！啊，多么漂亮的马！您是从谁手里买来的？”

“从马匹采购员那儿买来的……这个强盗，真是漫天要价。”

“它叫什么名字？”

“叫奥尔兰德……这个名字太不好听，我要给它改个名字……Eh bien，eh bien，mon garçon……[2]一点不肯安静！”

马打着响鼻，倒换着蹄子，摇着头，嘴里吐着白沫。

“连诺奇卡，摸摸它，别怕……”

小姑娘从窗里伸出手去，可是奥尔兰德猛地竖立起来，冲到一旁。骑者并不着慌，用腿把马紧夹了一下，又在它的脖子上抽了一鞭，不管它怎样反抗，还是逼着它又走到窗前。

“Prenez garde，prenez garde，[3]”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再说。

“连诺奇卡，来摸摸它，”骑者说，“我可不许它再撒野了。”

连诺奇卡又把手伸出去，胆怯地摸了摸奥尔兰德的颤动的鼻子。马儿不停地战抖，紧咬着嚼环。

“好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高声叫道，“现在您下来吧，到我们这儿来。”

骑者矫捷地掉转马头，用马刺刺了它一下，就在街上小跑着进了院子。一分钟后，他挥着鞭子，从前厅的门里跑进了客厅；同时，在另一扇门口，出现了一个苗条、修长、十九岁的黑发姑娘——这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长女，丽莎[4]。

[1] 弗拉基米尔的法语读音。

[2] 法语：好啦，好啦，我的孩子……

[3] 法语：小心些，小心些。

[4] 丽莎是叶丽莎维塔的小名。

四

我们刚才介绍给读者的那位年轻人，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他是彼得堡内务部的特派官员，来O市执行一件临时的公务，受他的远亲，省长佐宁堡将军调遣。潘申的父亲是一位退职的骑兵上尉，一个出名的赌徒；他目光温柔，面容憔悴，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一生出入于权贵之门，是两京英国俱乐部[1]的常客，被人认为是一个机灵而不十分可靠的人，可爱而又可亲。但是，他尽管十分机灵，却几乎总是处于一贫如洗的边缘，给自己的独子留下的只是一份小小的、败落的产业。然而，他却按照自己的考虑对儿子的教育花费了一番心思：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说一口漂亮的法语，英语也很好，德语却不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体面人是不屑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的；但是在某种场合，多半是在打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两句德语是可以的，照彼得堡的巴黎人的说法，c'est même très chic[2]。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才十五岁的时候，就会大大方方地走进任何一个上流社会的客厅，风度翩翩地与人周旋一番，然后在恰当的时候离去。潘申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子攀上许多关系；在两局牌戏中间洗牌的当儿，或是在获得一次“全胜”之后，他总不会放过机会向某位喜欢凭技巧打牌的大人物提上几句他的“沃洛季卡”[3]如何如何。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自己呢，在大学念书期间（他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就结交上几位名门子弟，出入豪富之门了。他到处都受到欢迎：他相貌英俊，举止潇洒，言谈有风趣，身体一向健康，处处见机行事：需要恭敬的地方，就必恭必敬；需要大胆的时候，就敢作敢为，是一个很好的伙伴，un charmant garçon[4]，他所梦寐以求的前途展现在他面前。潘申很快就领悟了上流社会的奥秘，他善于使自己以满怀真正的尊敬来对待这种奥秘的种种规则，善于以半带嘲笑的正经来应付琐事，而对于一切重要事情又装出看得无关紧要；他的舞艺高超，装束是英国派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被誉为彼得堡最和蔼、最机灵的青年人之一了。潘申的确是非常机灵——不比父亲逊色；同时他的天赋也很高。他多才多艺：他唱歌唱得很好，作画挥洒自如，会写诗，演戏也惟妙惟肖。他才二十八岁，已经是一位宫中侍从，有了相当的官职。潘申对自己、对自己的聪明和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都极有把握；他大胆地、快活地、昂首阔步地勇往直前；生活在他是一帆风顺。他习惯于博得一切的人——无论老少——的欢心，他自以为他善于了解人，特别是女人的心：他对她们的一般弱点都了如指掌。他对艺术不是门外汉，他感到自己心中怀有的激情、兴奋和某种迷恋，因此，他就容许自己荒唐一下：他纵酒行乐，结交一些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士，总之是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然而，在灵魂深处他却是冷静而狡猾。即使在他不顾一切地狂饮放浪的时候，他那机灵的棕色的小眼睛也是滴溜溜地观察着，审视着；这个大胆的、无拘无束的年轻人永远不会完全失态，不会神魂颠倒。但是，凭良心说，他从不夸耀自己的胜利。他一来到O市，就到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里，不久就和她们亲如家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极端宠爱。

潘申对室内的人都一一殷勤地鞠躬，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握了手，轻轻地拍了拍格杰奥诺夫斯基的肩膀，就鞋跟一转，抱住连诺奇卡的头，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您骑这么烈性的马，不害怕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他。

“不，它是很驯服的；您知道我怕什么：我就怕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打朴烈费兰斯[5]；昨天在别列尼岑家里，我的钱都输给他了，输得精光。”

格杰奥诺夫斯基尖声地、讨好地笑起来：他是在巴结彼得堡来的这位出色的年轻官员，省长的宠儿。他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谈话的时候，常常提到潘申的卓越才能。他说，这样的人哪能不夸奖呢？这个年轻人在上层社会里崭露头角，办事堪为模范，为人又虚怀若谷。的确，就是在彼得堡，潘申也被认为是一位干才：他办事紧张麻利；潘申谈起工作来只是以玩笑出之，就像一般上流社会的人士一样，并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特别重要，说自己不过是个“跑腿的”。上级就喜欢这样的下属；潘申本人并不怀疑，如果他愿意，有朝一日他也会当上部长。

“您说我把您的钱都赢来了，”格杰奥诺夫斯基说，“那么上个星期是谁赢了我十二个卢布，而且还……”

“您坏，您坏，”潘申在亲切之中用略带轻蔑随便的神气打断了他的话，便不再理睬他，向丽莎走过去。

“我在这里找不到《奥伯龙序曲》[6]，”他开始说。“别列尼岑娜净吹牛，说什么古典音乐她那儿应有尽有，——其实，她那儿除了波尔加舞曲和华尔兹舞曲之外，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已经写信到莫斯科去，过一个星期，您就可以得到这个序曲了。顺便说一下，”他继续说，“昨天我写了一个新的浪漫曲；歌词也是我写的。您愿意我唱给您听听吗？我不知道这究竟如何；别列尼岑娜认为它挺美，不过她的话没有什么道理，——我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可是，我想还是改天再说吧。”

“为什么要改天再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插话说，“为什么不现在就唱呢？”

“遵命，太太，”潘申带着高兴的、迷人的微笑说，这微笑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接着，他用膝盖推动一把椅子，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就吐字清楚地唱起下面的浪漫曲：

高空白云朵朵

皓月漂浮其中；

奇妙的月光

却在海涛之巅移动。

我心如大海，

你是我心中的明月，

不论在欢乐与忧伤中波动，

都是为你一人。

我心充满爱的苦闷，

充满无言憧憬的忧伤，

我心头苦恼……而你呀，

却似那轮明月，静如止水一般。

第二节潘申是带着特殊的表情和力量唱出来的，在强烈的伴奏声中，仿佛可以听到汹涌的波涛声。在“我心头苦恼……”之后，他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双目低垂，声音低沉，于是morendo[7]。他唱完后，丽莎称赞了那旋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美极了，”格杰奥诺夫斯基甚至叫道：“真是令人陶醉！词和曲是同样地迷人！……”连诺奇卡带着稚气的崇敬望了望歌者。总之，在座的人都极为欣赏这位年轻音乐爱好者的佳作。但是客厅门外的前厅里站着一个刚刚到来的老人，从他那低着的脸上的表情和肩膀的耸动看来，潘申的浪漫曲尽管很美，却没有使他感到愉快。这个人站了一会，用厚厚的手帕掸去皮靴上的尘土之后，突然眯起眼睛，不高兴地抿紧嘴唇，把他那本来已经够伛偻的背更弯下去，缓慢地走进客厅。

“啊！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您好！”潘申首先叫道，连忙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没有料到您在这里，在您面前我是绝不敢唱我的浪漫曲的。我知道，您不喜欢轻音乐。”

“我没有听见，”进来的那人用蹩脚的俄语说，他向大家行礼之后，就尴尬地站在房间当中。

“您，麦歇莱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是来给丽莎上音乐课的吧？”

“不，不是给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是来给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上课的。”

“啊！是的，好极啦。连诺奇卡，跟莱姆先生上楼去吧。”

老人正要跟着小姑娘出去，但是潘申拦住了他。

“上完课请别走，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他说，“我要和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四手联弹贝多芬的奏鸣曲。”

老人喃喃地说了什么，可是潘申用发音不准的德语继续说：

“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把您献给她的那首颂歌给我看了，——真是好极了！请您别以为我不会重视严肃的音乐，——恰恰相反：严肃的音乐有时是有些沉闷，然而却非常有益。”

老人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他斜睨了丽莎一眼，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潘申把浪漫曲再唱一遍，但他说他不愿意冒渎那位饱学的德国人的耳朵，只是建议丽莎去弹贝多芬的奏鸣曲。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好叹了口气，请格杰奥诺夫斯基陪她到花园里去走走。“我想，”她说，“跟您再谈谈我们那可怜的费佳的事，跟您商量商量。”格杰奥诺夫斯基咧嘴一笑，鞠了一躬，用两个手指把自己的帽子和整整齐齐放在帽檐上的手套拿起来，就陪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同出去了。房间里只留下潘申和丽莎：她拿来奏鸣曲，打开；他们两人默默地坐在钢琴旁边。楼上传来微弱的琴声，那是连诺奇卡的不稳定的小手指在弹练音阶。

[1] 指彼得堡与莫斯科的贵族俱乐部，会员因为事务上的谈话或打牌，在此聚会。

[2] 法语：是最俏皮不过的。

[3] 沃洛季卡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4] 法语：迷人的孩子。

[5] 一种纸牌戏。

[6] 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所作的歌剧。

[7] 意大利语：缓缓消逝。

五

赫里斯托福尔·特奥多尔·戈特利布·莱姆于一七八六年出生在萨克森王国赫姆尼兹市一个贫苦的乐师家里。他父亲吹双簧管，母亲弹竖琴；他本人才五岁就练三种不同的乐器。八岁时成了孤儿，十岁起就开始靠卖艺谋生。有很长一个时期他生活漂泊无定，到处演奏——在小饭馆里，在集市上，在农民的婚宴上，在跳舞会上；终于他进了一个乐队，然后步步高升，取得了乐队指挥的位置。他的演技并不高明，但是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在二十八岁上他移居俄国，是一位大地主聘请他来的，这位地主本人非常讨厌音乐，但为了摆阔却养着一个乐队。莱姆在他家里当了七年的乐队长，离开时却两手空空：地主把家财挥霍光了，本来想给他一张期票，可是后来连期票也不肯给了——一句话，连分文也没有给他。有人劝他离开，但是他不愿意离开俄国，——离开伟大的俄国，离开这个艺术家的宝地，——像乞丐似的回家。他决意留下来再碰碰运气。二十年来，这可怜的德国人就一直在碰自己的运气：他在各种各样的主人家呆过，在莫斯科住过，在各个省城也待过，历尽艰辛，饱尝贫穷的滋味，苦苦挣扎；但是他尽管受尽磨难，衣锦归国的念头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也只有这个念头支撑着他。然而，命运并不愿意用这最后的、也是最初的幸福让他高兴一下：他年已半百，体弱多病，未老先衰，他滞留在O市……也只好永远留在这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离开这可恨的俄罗斯的一切希望，勉强靠教课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莱姆的外表于他不利。他个子不高，背有些驼，肩胛骨突出，腹部凹缩，两只脚又大又扁，发红的手上青筋毕露，手指僵直，指甲呈浅蓝色。他的脸上满布皱纹，面颊凹陷，紧闭的嘴唇不停地在动着，咀嚼着，再加上他惯常的沉默寡言，就给人一种近似凶狠的印象。他的灰白头发一绺绺挂在低低的额头上；呆板的小眼睛发出幽暗的光，仿佛是刚被水浇灭的炭；他走路笨重，每走一步总要摇摆着他那动作迟缓的身体。他有些动作像是笼中的猫头鹰感到有人在看它时所做出的笨拙的整理羽毛的动作，而它那双吃惊地、昏昏欲睡地眨动着的黄色大眼睛却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积年累月的、无情的痛苦在这可怜的音乐家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印，摧残了他那本来就不好看的身体，使它变得格外难看。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不为最初的印象所左右，他就会在这个半毁的人身上看到善良、诚实和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位巴赫[1]和亨德尔[2]的崇拜者，精通音乐，富有活泼的想象以及德意志民族得天独厚的大胆思想的莱姆，如果生活给他另作安排，说不定有一天——有谁能知道呢？——能够跻身于他祖国的伟大作曲家之列；可惜他是生不逢辰啊！他一生中写下许多作品，却未能看到有一部发表。他不善于处理事务，不会及时地讨好奉承和奔走张罗。有一次，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他的一个崇拜者和好友，也是德国人，而且也很穷，自费印了他的两部奏鸣曲——结果它们却原封不动地放在音乐书店的地下室里，默默无闻地、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仿佛有人夜间把它们扔到河里去了。莱姆终于万念俱灰，而且年龄也不饶人：他变得冷漠了，麻木不仁了，就像他的手指变得僵硬了一般。他单身（他终身未娶）和他从养老院领出来的老厨娘住在O市的一所小屋里，离卡利京家不远；他每天花许多时间散步、念圣经和新教的赞美诗集，还读施莱格尔[3]译的莎士比亚。他搁笔已久，但是显然，丽莎，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使他振作起来；他为她写了潘申提到的那首颂歌；这首颂歌的歌词是他摘自赞美诗，有几首诗是他自己写的。颂歌由两个合唱——幸福者的合唱和不幸者的合唱组成；两个合唱到末尾合而为一，唱词是：“仁慈的上帝，怜悯吾辈罪人，焚掉吾辈心中的邪思俗念。”首页上，非常工整地，甚至用花体字写着：“惟正义的人为善。颂歌。献给我挚爱的学生叶丽莎维塔·卡利京娜，师赫·特·戈·莱姆作。”在“惟正义的人为善”和“叶丽莎维塔·卡利京娜”的周围，还围着光圈。下面附注着：“只为您一人，für sie allein”——所以在潘申当他的面提到他的颂歌时，莱姆才会涨红了脸，斜睨了丽莎一眼，他感到非常痛心。

[1]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

[2] 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

[3] 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和诗人。

六

潘申响亮而坚定地弹了奏鸣曲的最初几组和音（他弹低音部），但是丽莎并没有开始她的音部。他停下来看了看她。丽莎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流露出不满；她的嘴唇上不带笑意，一脸严厉的、几乎是伤心的神情。

“您怎么啦？”他问。

“您为什么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她说。“我把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的颂歌给您看，是讲好您不要向他提到它的。”

“对不起，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我是说漏了嘴。”

“您使他伤心——也叫我难受。现在他连我也不会相信了。”

“您叫我怎么办呢，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我从小看见德国人就来气，见了就忍不住要去逗逗他。”

“您说的是什么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这个德国人是一个穷苦、孤独、完全绝望的人——您难道就不可怜他？您还要去逗他？”

潘申窘了。

“您说得对，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他说，“一切都怪我这永远改不掉的轻率。不，您不要反驳我；我对自己非常了解。我的轻率给我招来许多麻烦。因为这，我才被人看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潘申沉默了一会。他说话无论从什么开始，最后总要把话头转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得似乎那么温柔亲切，诚恳，仿佛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

“就说在您府上吧，”他继续说，“您妈妈当然对我很好——她是那么善良；您呢……我不知道您对我的看法；可是您的那位姑奶奶对我简直讨厌透了。我大概也是说了什么冒失的蠢话得罪了她。她不喜欢我，是吧？”

“是的，”丽莎稍一踌躇，说。“她是不喜欢您。”

潘申很快地把手指滑过键盘，他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冷笑。

“那么，您呢？”他说，“您也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吗？”

“我对您的了解还很少，”丽莎说，“但我并不认为您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恰恰相反，我还应该感谢您……”

“我知道，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潘申打断她的话，又用手指在键盘上滑过。“您要谢我给您拿来的那些乐谱啦，书啦，谢谢我在您的画本上乱涂的那些画啦，等等。尽管我可以做这一切，但仍然可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揣冒昧地想：您跟我在一起并不感到乏味，您也并不把我当做坏人，不过您照样会觉得我这个人——这该怎么说呢？——为了说一句俏皮话，不惜把自己的亲爹和好友都挖苦两句。”

“您不过是遇事漫不经心，善忘，像所有交际场的人物一样，”丽莎说，“无非就是这些。”

潘申微微皱了皱眉头。

“好啦，”他说，“不要再谈论我了，我们来弹我们的奏鸣曲吧。我只求您一件事，”他用手抚平架子上的琴谱，又说：“您随便怎么看我都行，哪怕叫我自私自利的人也行——就算这样吧！可是千万不要叫我交际场的人物：这个称呼我可受不了……Anch'io sono pittore[1]，我也是个艺术家呀，尽管并不高明，至于说我是个不高明的艺术家，——我马上就来给您证明。我们就开始吧。”

“好，我们开始吧。”丽莎说。

最初的adagio[2]弹得很顺利，虽然潘申弹错了不止一处，他自己写的和他练熟了的他都弹得很好，可是要看着曲谱弹就不行了。因此弹到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相当快的allegro[3]——就完全不行了：在第二十小节上潘申就落后了两小节，他弹不下去了，就笑着推开了椅子。

“不行！”他叫道，“今天我弹不了；幸亏莱姆没有听到，否则他会气昏的。”

丽莎站起来，盖上钢琴，转过身来对着潘申。

“那么我们做点什么呢？”她问。

“听您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您的为人！您是怎么也闲不住的。好吧，要是您愿意，趁天色还没有全黑。我们来画画吧！也许另一个艺术女神——绘画的女神——她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也许会对我比较眷顾。您的画本呢？我记得，那上面我画的风景画还没有画完呢。”

丽莎到隔壁房间去取画本，只留下潘申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条麻纱手帕擦了自己的指甲，然后微微斜过眼来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很白，很好看，左手的大姆指上戴一个螺旋形的金戒指。丽莎回来了；潘申坐到窗前，打开了画本。

“啊！”他叫了起来，“我看到您在临摹我的风景画——很好。好极啦！只是这儿——给我支铅笔——阴影还不够浓。您看。”

于是潘申就笔触豪放地画上长长的几道。他总是画同样的风景：前景是几株枝叶蓬乱的大树，远景是一片林中空地，天边是齿状起伏的山峦。丽莎从他的肩后望着他作画。

“画画，也像一般在生活中一样，”潘申说，把脑袋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面，“灵活和气魄是首要的。”

在这一瞬间，莱姆走了进来，他冷冷地鞠了一躬，就想走；但是潘申把画本和铅笔扔在一边，拦住他的去路。

“您要到哪里去，亲爱的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您不留下喝茶吗？”

“我要回家，”莱姆不高兴地说，“我头疼。”

“嗨，头疼不算什么，——别走啦，咱们来谈谈莎士比亚。”

“我头疼，”老人又说了一遍。

“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弹了贝多芬的奏鸣曲，”潘申亲切地搂住他的腰，高兴地微笑着说。“可是根本弹不好。您信不信，连两个连续的音符我都弹不准。”

“您还是去唱您的浪漫曲吧，”莱姆说，他推开潘申的手，转身走了。

丽莎跟在莱姆后面跑出去。她在台阶上赶上了他。

“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请听我说，”她用德语对他说，陪他在院子里的绿草坪上走到大门口，“我对不起您——请原谅我。”

莱姆一言不答。

“我让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看了您的颂歌；因为我相信，他一定能欣赏它。他的确非常喜欢这个颂歌。”

莱姆站住了。

“这没关系，”他用俄语说，后来又用他的本国语言说：“可是他什么也不会懂，这您怎么看不出来呢？他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

“您对他不公平，”丽莎说，“他样样都懂，他自己差不多样样都行。”

“是啊，都是二等品，次货，粗制滥造。人家喜欢什么，他也喜欢什么，他自己也以此洋洋得意——是啊，妙啊。我并没有生气，这首颂歌和我——我们俩是一对老傻瓜：我有点难为情，可是这没有什么。”

“请原谅我，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丽莎又说。

“没关系，没关系，”他又用俄语重复说，“您是个好姑娘……您看有人到你们家来了。再见。您是个非常善良的好姑娘。”

说完，莱姆就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位他不认识的身穿灰色大衣、头戴宽边草帽的先生走了进来。莱姆对来客彬彬有礼地鞠躬（在O市，凡是陌生的面孔他见了都鞠躬，在街上遇到熟人却掉头不理——这是他给自己订下的规矩），在他身边走了过去，消失在篱笆后面。陌生人惊奇地目送着他，然后仔细地看了看丽莎，就径直走到她跟前。

[1] 意大利语：“我也是个画家呀。”（据意大利传说，这是意大利画家柯勒乔在拉斐尔的一幅画前说的一句自负的话。）

[2] 意大利语：〔乐〕慢板。

[3] 意大利语：〔乐〕快板。

七

“您不认得我了，”他脱帽说，“可是我认得您，虽然从我最后一次看见您已经过了八年。那时您还是个娃娃。我是拉夫列茨基。您妈妈在家吗？我可以见到她吗？”

“妈妈会非常高兴，”丽莎说，“她已经听说您来了。”

“您，好像是叫叶丽莎维塔吧？”拉夫列茨基说，一面走上台阶。

“是的。”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您，您那时的模样儿就叫人不会忘记；那时我常带糖果给您。”

丽莎的脸红了，心里想：他这个人真奇怪。拉夫列茨基在前室停了片刻。丽莎走进客厅，从那边传来潘申连说带笑的声音：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格杰奥诺夫斯基已经从花园里回来，他在向他们讲城里流传的一桩新闻，对自己讲的新闻哈哈大笑。一听到拉夫列茨基的名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顿时浑身紧张起来，面色发白，迎上前去。

“您好，您好，我亲爱的cousin[1]！”她拖长声音，好像要哭似地说，“我多么高兴看到您啊！”

“您好，我亲爱的表姐，”拉夫列茨基说，热情地握了她伸出的手。“您一切都好吧？”

“请坐，请坐，我亲爱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啊，我多么高兴啊！请容许我首先向您介绍我的女儿丽莎……”

“我已经向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自我介绍过了，”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的话。

“麦歇潘申……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请坐呀！我看着您，真的，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您身体可好？”

“您看：我非常好。表姐——希望我这么说不会给您带来不吉利的后果，——这八年来您可没有见瘦。”

“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梦幻似地说。“您是从哪里来？您把……我是想说，”她连忙改口说，“我是想说，您能在我们这儿长住吗？”

“我是刚从柏林来的，”拉夫列茨基说，“明天就要到乡下去——大概，会长住的。”

“您当然是住在拉夫里基吧？”

“不，不住在拉夫里基，我有一个小村子，离这儿大约二十五俄里，我要到那儿去。”

“这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留给您的小村子吧？”

“就是那个。”

“您怎么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在拉夫里基的房子多么好啊！”

拉夫列茨基微微皱了皱眉头。

“是啊……不过在那个小村子里也有一所小厢房；我暂时不需要什么。那地方目前对我最合适。”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发窘了，甚至挺直了腰，无可奈何地把双手摊开。这时潘申来给她解了围，和拉夫列茨基攀谈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定下了神，靠着椅背，偶尔插上一两句；然而这时她满怀怜悯望着她的客人，那样含有深意地长吁短叹，还那样沮丧地摇着头，弄得客人终于忍不住了，口气相当生硬地问她，她是不是不舒服？

“感谢上帝，我挺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反问，“您干吗这么问？”

“没什么，我觉得您好像有些不舒服。”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出一副庄严的、而且有些受了委屈的样子。“你既然不在乎，”她心里想，“关我的屁事；可见，我的爹，你这个人真是没心没肺；换了别人，早就该愁死了，你倒反而长了一身肥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自己心里想什么事的时候是不讲礼貌的；但是说出口来的时候却要斯文些。

拉夫列茨基的确也不像个交了倒霉运的人。他那双颊红润的、纯粹俄罗斯人的面孔，高高的、白皙的额头，略微嫌大的鼻子和端正的阔嘴巴，无一不散发出草原上的健康气息，散发出强壮的、无限的力量。他体格健壮，头上淡黄色的头发像少年人那样鬈曲着。只有在那双微鼓的、略嫌呆板的蓝眼睛里，露出又像沉思、又像疲倦的神色，他的声音也似乎有些过于平板。

这时候，潘申煞费苦心地不让谈话中断。他把话头转到制糖的利益上——这是他从不久前读过的两本法文小册子上看来的，——就沉着而谦虚地叙述书的内容，对于出处却只字不提。

“这不是费佳吗？”从隔壁房间的半掩着的门后，突然传来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声音，“没错，正是费佳！”接着，老妇人就迅速地走进客厅。拉夫列茨基还没有来得及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就一把搂住他。“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她说着，一面离他的脸远些。“嗳！你看上去好极了。老虽老了些，可是一点也不难看，真的。你怎么吻我的手——要是你不嫌我这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你就亲亲我吧。恐怕，你压根儿没有问起过我吧：问问，姑姑还活着吗？你落地就是我抱着的，真是个淘气包！得啦，你哪里会记得我呢！不过你是个聪明人，回来就好。怎么样，我的姑奶奶，”她转脸对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你没有拿点什么请他吃？”

“我什么都不要，”拉夫列茨基连忙说。

“我的爹，茶总得喝点吧。我的老天爷！人家大老远的跑来，连茶也不请他喝一杯。丽莎，你去弄点茶，快点。我记得，他从小就馋得要命，现在大概也还爱吃吧。”

“给您问安啦，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潘申从旁边走近兴奋激动的老妇人，向她深深地一鞠躬。

“对不起，我的好先生，”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我只顾高兴，没有看见您。你的模样长得像你那亲爱的妈妈，”她又转过脸对着拉夫列茨基，继续说，“只是你的鼻子像你爹，一直没变样。好啦，你在我们这儿能多呆些时候吗？”

“我明天就走，姑姑。”

“去哪儿？”

“回家，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

“明天？”

“明天。”

“好，明天就明天吧。上帝保佑你，你自己的事自己更清楚。可是你记住，临走前要来辞个行。”老妇人拍拍他的面颊。“我没想到还能活着看见你，我还没有打算死呢，不——我大概再活上它十年就够啦：我们佩斯托夫家的都长寿；你死去的爷爷常说我们是活两辈子的。可是上帝知道，你又在国外逛了多久。行啦，你真是好样的，好样的，大概你还像从前一样，一手能举十普特[2]吧？你死去的爹，人尽管荒唐，可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给你请了一个瑞士教师；你还记得跟他比拳的事吗，那是叫体操吧？可是，我干吗这么唠叨个没完，害得潘辛先生（她总叫不准潘申的姓）不能发表高论。不过，我们还是去喝茶吧，还是到阳台上去喝好；我们的奶油好极了——跟你们伦敦的和巴黎的可不一样。走吧，走吧，费久沙[3]，来搀着我。啊，你的胳膊真粗！有你搀着，我就不怕摔倒了。”

大家都站起来到阳台上去，只有格杰奥诺夫斯基悄悄地溜掉了。在拉夫列茨基和女主人、和潘申以及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谈话的时候，他一直坐在角落里，注意地眨着眼，像孩子般好奇地噘起嘴巴；现在他要赶紧去向全市散布有关新来的客人的新闻了。

这是当天晚上十一点钟，在卡利京夫人家里发生的事：在楼下的客厅门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乘着和丽莎告辞的机会，握着她的手对她说：“您知道，是谁吸引我到这儿来的；您知道，我为什么不断到府上来；一切都非常明白，何必再说什么呢？”丽莎没有回答，也没有笑，她微微抬了抬眉毛，红着脸，眼睛望着地上，但是没有把手缩回。楼上，在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房间里，在悬挂在晦暗古老的神像前的灯光下，拉夫列茨基坐在一张圈椅上，臂肘撑在膝上，把脸埋在手里。老妇人站在他面前，偶尔默默地抚摩他的头发。告辞女主人之后，他又在她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对他的这位好心肠的老友，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什么都不问……而且，他又何必说，她又问什么呢？不说不问，她对一切都十分理解，对他的满腔痛苦，又是那么同情。

[1] 法语：表弟。

[2] 俄重量单位，1普特合16.38公斤。

[3] 费久沙是费奥多尔的小名。

八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拉夫列茨基（我们得请求读者允许把故事的线索暂时中断）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拉夫列茨基家的始祖从普鲁士迁移到失明大公瓦西里二世[1]的大公国，在别热茨基韦尔赫[2]被赐予封地二百契特维尔特[3]。他的后裔之中有许多人担任过不同的官职，在边远省份的王公和显贵手下当过差。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官职超过御膳房总管，也没有发过大财。拉夫列茨基家族里最富有、最出色的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的曾祖父安德烈。他为人残酷，大胆，聪明而狡猾。直至今日，有关他的独断专行、性如烈火、疯狂的慷慨和贪得无厌的传说，还不绝于人口。他身材高大魁梧，面色黝黑无须，说话口齿不清，好像总是昏昏欲睡，但是他说话的声音越轻，他周围的人就越是战战兢兢。他为自己选的妻子和他倒也相配。她暴眼睛，鹰嘴鼻，圆圆的黄脸，有茨冈血统，她性情暴躁，爱报复，对丈夫丝毫不让，他也几乎把她弄死；虽然她经常和他争吵，但是，她并没有比他多活多久。安德烈的儿子彼得，费奥多尔的祖父，不像他父亲。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原地主，性情相当乖僻，喜欢空谈，做事缓慢，粗暴但不凶恶，好客，也爱养狗。他在三十多岁上就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两千个上好的农奴，但是不久他对他们就放手不管，听之任之，他卖掉了部分地产，家仆们都被他惯坏了。一些认识与不认识的小人，都像蟑螂似的从四面八方爬进他的宽敞、暖和而邋遢的宅子，一个个见到可吃的就吃，见到可喝的就喝，吃饱喝足之后，见到可拿的还来个顺手牵羊，一边对好客的主人歌功颂德。主人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颂扬”自己的客人，称他们是寄生虫和坏蛋；可是如果客人不来，他又觉得寂寞。彼得·安德烈伊奇的妻子性情温顺，是他遵照父亲的挑选和命令娶来的邻家的姑娘，名叫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对一切事情概不过问，高高兴兴地招待客人，自己也乐意出门走亲访友，虽然照她的说法，往脸上抹粉简直是要她的命。上了年纪她还常说：“您想想看，给你头上戴个毡帽，把头发统统往上梳，涂上油，扑上粉，还插上些铁发卡，到后来连洗也洗不掉；可是出门拜客不扑粉又不行——人家会见怪的，——简直要人的命！”她喜欢乘快马拉的马车，打起牌来可以从早打到晚，丈夫走近牌桌的时候，她总是用手捂住记在她名下的赢来的戋戋之数，不让他看见：然而她却把自己的嫁奁和全部钱财都交给了丈夫，完全听他支配。她给他生下一儿一女：儿子伊万，就是费奥多尔的父亲，女儿名叫格拉菲拉。伊万不是在自己家里长大，他从小就住在一个富有的老姑妈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家里：她指定他做她的继承人（要不是贪图这个，父亲是不会让他去的），把他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给他延请各种各样的教师，还指定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库尔坦·德·福赛先生照管他，此人以前是天主教神甫，让－雅克·卢梭[4]的信徒，为人机灵，善于钻营，——照她的说法，是侨民中的fine fleur[5]。到后来她差不多以七十高龄下嫁了这个fine fleur，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转移到他名下。过了不久，她涂脂抹粉，洒着a la Richelieu[6]的龙涎香水，身边围绕着一群小黑奴、细腿的小狗和噪聒的鹦鹉，手里拿着佩蒂托制的珐琅鼻烟壶[7]，在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弯形的绸面小沙发上死去——被丈夫遗弃的她，死掉了：那位满嘴甜言蜜语的库尔坦先生认为，还是趁早带上她的钱财逃往巴黎为妙。当这个意外的打击（我们说的是公爵小姐的结婚，而不是她的死）临到伊万头上的时候，他才二十岁；在姑妈家里他从一个富有的继承人一降而为寄人篱下的食客，他不愿意再待下去。他从小在里面长大的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现在却对他飨以闭门羹；去谋一个费力而没有前途的小差事吧，他又不屑去做（这一切都发生在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初年），他万般无奈，只好回到乡下去投靠父亲。他看到的老家又脏又穷，简直糟透了；草原生活的闭塞和煤烟，处处使他感到不胜委屈，寂寞使他苦恼，况且，除了母亲，全家个个都对他侧目而视。父亲讨厌他那京城人的习惯，讨厌他的大礼服、他的衬衫的硬邦邦的高领子、他的书籍、他的长笛、他的洁癖——难怪人们都感到他总是憎嫌别人。父亲不住地发牢骚，对儿子不满，“我们这儿样样都不中他的意，”他说，“上了饭桌就挑三拣四，什么也不吃，人身上有气味啦，屋子里不透气啦，他都受不了，看见别人喝醉了酒他就难受，也不许在他跟前打架，又不肯去谋个差事：说什么身体不好，呸，真是个娇宝贝！这都怨他满脑子里都装着伏尔泰[8]，”老头子特别瞧不起伏尔泰，还有那个“狂信者”狄德罗[9]，尽管他们的著述他连一行也没有读过：读书与他是无缘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并没有说错：的确，他儿子满脑子都装满了狄德罗和伏尔泰，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卢梭，还有赖纳尔[10]，还有爱尔维修[11]和其他许多和他们类似的著作家，——不过也仅仅是在头脑里而已。伊万·彼得罗维奇以前的老师，那位退职的天主教神甫和百科全书派[12]，满足于把十八世纪的全部高深的学说统统灌输给他的学生，而这个学生的头脑里倒的确是装得满满的；它们装在他的头脑里，却没有融入他的血液，没有深入他的灵魂，没有形成坚定的信念……不过，迄今为止我们也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岂能要求五十年前的一个青年有什么信念呢？父亲家里的客人们在伊万·彼得罗维奇面前也感到拘束；他讨厌他们，他们也怕他。他跟比他大十二岁的姐姐格拉菲拉也是格格不入。这个格拉菲拉是个怪物；又瘦，又丑，还是个驼背，一双目光严肃的大张着的眼睛和一双紧抿着的薄嘴唇，无论是她的面貌、声音以及急促而笨拙的举动，处处都令人想起她的祖母，那个茨冈女人，安德烈的妻子。她生性固执，爱掌权，出嫁的话她连听都不要听。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回家很不合她的心意；他在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家里做养子的时候，她就希望至少能得到父亲的家财的一半。她的吝啬也像祖母。此外，格拉菲拉还嫉妒她的弟弟：他受过那么良好的教育，一口带巴黎腔的法语说得那么漂亮，而她连“Bonjour[13]”和“Comment vous portez vous[14]”几乎都说不上来。固然，她的父母根本不懂法语，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好受些。苦闷和寂寞使伊万·彼得罗维奇感到走投无路，他在乡下过了还不到一年，却已经觉得好像度过了十年。他只有对母亲可以讲讲心里话，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那低矮的屋子里，听那善良的妇人的简单的絮叨，饱啖母亲做的蜜饯。碰巧，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婢女里有一个非常俊俏的名叫马拉尼娅的姑娘，她生着一双温顺明亮的眼睛，秀丽的容貌，聪明而又温顺。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她初次见面就看上了她，接着又爱上了她：他爱她的怯生生的步态，羞答答的回答，轻柔的声音和文静的微笑；他越来越觉得她可爱。她也以整个心灵的力量眷恋着伊万·彼得罗维奇——只有俄罗斯少女才会如此眷恋——而且委身给他了。在乡下地主的家里，什么秘密都不会隐瞒长久：很快，人人都知道了少爷和马拉尼娅的关系，最后，这个消息也传到彼得·安德烈伊奇的耳朵里。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大概也不会去管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是他对儿子积怨已久，巴不得有机会把这个彼得堡来的聪明人和花花公子羞辱一番。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又是叫骂，又是喧嚷：马拉尼娅被锁在贮藏室里，伊万·彼得罗维奇被唤到父亲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听到叫嚷也跑来了。她极力想劝丈夫息怒，可是彼得·安德烈伊奇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像老鹰似的扑到儿子面前，大骂他伤风败俗，不信上帝，假貌为善，趁此把郁结在心里的对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的满腔怨恨统统发泄到儿子身上，种种不堪入耳的话都劈头盖脸而来。起初伊万·彼得罗维奇还一言不发，挺着，可是当父亲威胁他说，要给他一种丢人的惩罚时，他实在忍不住了。“狂信的狄德罗又要出场了，”他心里想，“我要把他的教诲付诸行动，你们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们都大吃一惊。”于是，伊万·彼得罗维奇虽然四肢都在颤抖，却用平静的声音不慌不忙地向父亲宣称，父亲骂他伤风败俗是没有理由的，虽然他并不打算为自己的过错分辩，他却要设法补救，因为他感到自己是高出于一切世俗的偏见之上，他更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那就是——他准备娶马拉尼娅为妻。说出这一番话，伊万·彼得罗维奇无疑是达到了目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被他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可是做父亲的立刻醒悟过去，身上还穿着松鼠皮镶边的皮袄，光脚穿着鞋子，就抡起拳头向伊万·彼得罗维奇扑过去。偏偏那天伊万·彼得罗维奇梳着ā lā Titus[15]的发式，身穿崭新的英国式蓝色燕尾服、带穗子的皮靴和漂亮的驼鹿皮紧身裤。安娜·帕夫洛夫娜拼命地大叫起来，用手捂住脸，这时她的儿子穿过整座房子，跳到院子里，又跑进菜园，冲进花园，飞也似地跑上大路，他一直头也不回地跑着，直到最后不再听到身后有父亲的沉重的脚步声和强烈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叫喊：“你给我站住，流氓！”他吼叫着，“站住！要不我要诅咒你！”伊万·彼得罗维奇躲藏在邻近一个独院地主家里。彼得·安德烈伊奇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竭，浑身大汗。他喘息未定，就宣布取消给儿子的一切祝福和继承权，吩咐烧掉他全部荒谬的书籍，把婢女马拉尼娅立即打发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有几个好心人找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又羞又恼，发誓要向父亲报复；当天夜里，他拦截了要把马拉尼娅送走的农家大车，抢走了她，带着她驱车跑到附近的城市里，同她结了婚。钱是由一个邻人周济的，那人是一个退职海员，终日喝得醉醺醺的，心地极其善良，最为喜欢，照他的说法，一切“高尚的事情”。第二天，伊万·彼得罗维奇给父亲写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语气挖苦，冷淡，自己却前往他的远房表兄德米特里·佩斯托夫和妹妹——读者已经认识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村子。他向他们诉说了一切，说他打算去彼得堡谋一个差事，恳求他们收留下他的妻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说到“妻子”这个字的时候，他痛哭起来，不顾自己所受的京都的教养和哲学思想，竟低卑地、像一个地道的穷苦的俄国人那样，向自己的亲戚下跪，甚至把额头碰在地板上。佩斯托夫兄妹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欣然同意他的请求；他在他们家里住了三个星期，心里暗暗等待着父亲的回信；但是回信没有来——而且也不可能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得知儿子结婚的消息，就病倒了，吩咐不准在他面前提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名字；只有做母亲的瞒着丈夫悄悄地向一位司祭借了五百卢布的纸币，派人把钱送给他，还送给他妻子一个小小的神像[16]；她不敢写信，只让她派去的那个一昼夜能走六十俄里的干瘦的农民告诉伊万·彼得罗维奇，叫他不要过于难受，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父亲的盛怒也会变为宽恕；她本来心目中的儿媳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显然上帝的意旨如此，她也就给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送去她做母亲的祝福。那个干瘦的农民得到一个卢布的赏钱，他请求见一见新少奶奶，因为他是她的教父，他吻过她的手，就往家里跑了。

伊万·彼得罗维奇心情轻松愉快地动身前往彼得堡。此去前途渺茫，也许是贫乏威胁着他，但是他终于离开了可憎的乡间生活，主要的是——他没有辜负他的导师们的教诲，果真把卢梭、狄德罗和《La Dè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l＇homme》[17]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且身体力行了。一种完成了一件义务的感觉、胜利感和自豪感充满了他的心灵；至于和妻子分别，他并不感到十分可怕，如果要他整天厮守着妻子，倒会使他难受。那件事已经完成；应该着手去干别的事情。在彼得堡，出乎他的预料，他竟很走运。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麦歇库尔坦已经抛弃了她，但她还不曾死——为了向侄儿稍稍弥补前愆，把他介绍给自己所有的友好，还馈赠他五千卢布（这几乎是她仅存的一点钱了）和一只列皮科夫制造的表，表壳上刻着他的姓名的简写，周围饰着一圈爱神像。不到三个月，他就在俄国驻伦敦的使馆里得到一个位置，搭上第一班启航的英国船只（那时候轮船根本还没有人说起），飘洋过海而去。几个月后，他接到佩斯托夫的来信。好心的地主祝贺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添丁之喜，儿子在一八〇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为纪念殉难圣徒费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取名费奥多尔。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因为身体十分虚弱，只在信尾附上几行；但就是这寥寥的几行已经使伊万·彼得罗维奇惊讶不置了：他不知道，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已经教会他的妻子识字写字了。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并没有长时期沉湎于父爱的甜蜜激动之中：他正忙于向当时一位名噪一时的弗林或拉绮丝[18]（古典的名字当时还很流行）献殷勤；蒂尔西特和约[19]刚刚缔结，大家都急于尽情作乐，一切都卷入狂欢之中，如痴如醉，他也被一个活泼的美人儿的那双黑眼睛弄得神魂颠倒。他并没有多少钱，可是他的赌运很好，他广交朋友，凡是吃喝玩乐他无不参加，总之，他是扬着满帆前进了。

[1] 瓦西里二世（失明者）（1415—1462），一四二五年起为莫斯科大公。

[2] 十二至十七世纪的古罗斯城市。

[3] 俄土地面积单位（1契特维尔特为：长40俄丈×宽30俄丈）。

[4]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对欧洲进步的社会思想，哲学和文学均有影响。

[5] 法语：奇葩。

[6] 法语：黎塞留式。

[7] 佩蒂托（1607—1691），法国著名彩瓷画家，所制珐琅鼻烟壶在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的宫廷中甚为流行。法国流亡者携出的鼻烟壶有许多流入俄国。

[8]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运动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和推动世界（包括俄国）社会哲学思想的发展，都起了莫大的作用。

[9]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十八世纪革命的法国思想家，《百科全书》的倡办者和编纂者。

[10] 赖纳尔（1713—1796），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11]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12] 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

[13] 法语：您好。

[14] 法语：近况如何。

[15] 法语：泰塔斯式。（泰塔斯是古罗马皇帝。）

[16] 表示承认她为儿媳，并且祝福她。

[17] 法语：《人权宣言》。（这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以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宣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宣言》在法国和欧洲反封建的斗争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把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农女的结婚讥讽地说为对上述思想的身体力行。）

[18] 都是古雅典著名的艺伎。

[19]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一世于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蒂尔西特亲自签订的和约。

九

老拉夫列茨基很久不能原谅儿子的结婚；假如过上半年，伊万·彼得罗维奇能低头认罪，跑来跪在他的脚下，老头也许会宽恕他，先把他痛骂一顿，用拐杖揍他几下来吓唬吓唬他，可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在国外逍遥自在，显然是根本不来理会这回事。“住嘴！你敢再提！”只要妻子露出一点口风要为儿子求情，彼得·安德烈伊奇就喝道，“他这个狗崽子，我没有诅咒他，他就该一辈子为我祷告上帝才是，要是碰在我死去的爹手里，他不亲手揍死这个混蛋才怪，而且揍得让人心里痛快。”安娜·帕夫洛夫娜听了这样吓人的话，只能暗暗地画十字。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妻子，彼得·安德烈伊奇起初连听都不要听；佩斯托夫在给他的信中提到他的儿媳，他在复信中竟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儿媳，还说，他认为有义务提出警告，法律严禁收留逃走的女奴；后来，当他知道添了个孙子，他的心软了，叫人顺便向产妇问好，还给她送去一点钱，不过装做并不是他送的。费佳不满周岁，安娜·帕夫洛夫娜得了不治之症。在临终前几天，她已经不能起床，她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里胆怯地含着泪水，当着接受她忏悔的牧师的面对丈夫说，她希望和儿媳见上一面，和她告别，并且为小孙儿祝福。伤心的老人安慰了她，立刻派了他自己的马车去接儿媳，第一次称她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带着儿子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一同来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怕她受人欺侮，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只身前来。吓得半死的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走进彼得·安德烈伊奇的书房。奶娘抱着小费佳跟在后面。彼得·安德烈伊奇默默地看了她一眼；她走上前去拿起他的手，她的颤抖的嘴唇在他手上好不容易无声地吻了一下。

“好啊，平步登天的贵族少奶奶，”他终于说，“你好，我们去看看太太吧。”

他站起身来，弯下腰看看费佳，小家伙笑了，把苍白的小手朝他伸过来。老人的心软了。

“啊，”他喃喃地说，“没爹的孩子！你来替你爹向我求情了；我不会不管你的，我的小鸟儿。”

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一走进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就在门边跪下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招手叫她到床前去，拥抱了她，并且为她的儿子祝福，然后，把被残酷的病魔折磨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脸转向丈夫，想说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什么请求，”彼得·安德烈伊奇说，“你别难受：她要留在我们这儿，为了她的缘故，我也饶恕了万卡[1]。”

安娜·帕夫洛夫娜使劲抓住丈夫的手，把嘴唇贴在上面。当天晚上，她就溘然长逝了。

彼得·安德烈伊奇遵守自己的诺言。他通知儿子，看在他母亲弥留时遗愿的分上，看在小家伙费奥多尔的分上，他恢复他给他的祝福，并且把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留在家里。拨了阁楼上的两个房间给她，让她会见他最尊敬的客人，独眼的斯库列亨旅长和他的妻子；给她两个婢女和一个小僮供她使唤。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辞别了她走了：她讨厌透了格拉菲拉，一天之中就跟她吵了三次。

起初，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处境是痛苦而难堪的；可是，渐渐地她学会了忍气吞声，对公公也习惯了。他也习惯了她，甚至有些喜欢她，虽然他几乎从来不跟她说话，即使在对她和颜悦色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蔑视的神情。最给她气受的是她的大姑子。母亲在世的时候，格拉菲拉就逐步逐步地把全家的大权独揽在手里；全家，从父亲起，个个都得听她的；不得到她的准许，连一块方糖都不能拿；她宁愿死也不愿意让另一个主妇来分她的权力——何况还是这样的主妇！弟弟的婚事，使她比彼得·安德烈伊奇更为恼怒：对这个爬上高枝的女人，她一定要叫她知道厉害，于是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从第一个钟头起就成了她的奴隶。一向腼腆、担惊害怕、温顺而又体弱的她，哪里是那个专横跋扈的格拉菲拉的对手呢？格拉菲拉没有一天不向她提起她往昔的身分，没有一天不夸她没有忘本。不管这些提醒和夸奖是多么令人痛苦，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倒也愿意咽下这口气……但是，他们夺走了她的费佳，这就使她的心碎了。他们借口她管不了孩子的教育，几乎不让她接近他。孩子的教育由格拉菲拉来管，孩子就完全由她支配了。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十分伤心，在给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信中开始恳求他快些回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也想和儿子见面，但是他在复信中只是一味敷衍，说他感激父亲收留了他的妻子，感谢父亲寄给他的钱，答应不久就回来——结果却不见踪影。一八一二年[2]终于把他召唤回国了。六年的暌离之后初次见面，父子二人拥抱了，对于过去的龃龉甚至绝口不提，而且那时候也顾不上这些：俄罗斯举国上下奋起对敌，他们俩都感到，俄罗斯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彼得·安德烈伊奇给一个后备军团捐献了被服。但是战争结束了，危险过去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又感到无聊起来，他所习惯的、在那里感到如鱼得水的那个遥远的世界又召唤着他。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留不住他：她对他是太无足轻重了。甚至她的希望都未能实现：她的丈夫也认为，把教育费佳的担子委托给格拉菲拉更为相宜。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可怜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也经不住这第二次的别离，几天之后，她就抱恨死去。在她的整整一生中，她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同疾病她也没有作斗争。她已经不能说话，坟墓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她脸上，可是她的面貌仍然表现出忍耐的困惑和一贯的温顺。这时，她眼睛里含着同样默默的柔顺望着格拉菲拉，也像安娜·帕夫洛夫娜临终前在病榻上亲吻彼得·安德烈伊奇的手那样，她把嘴唇贴在格拉菲拉的手上，把自己惟一的儿子托付给格拉菲拉。这个温文善良的人儿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尘世生涯，就像一棵幼树不知为什么被人从养育它的土壤里拔了出来，立刻被扔在一旁，根部曝晒在太阳下面；它枯萎了，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印，也没有人为它伤心。为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惋惜的只有她的婢女，此外还有彼得·安德烈伊奇。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儿，感到惘然若失。“原谅我——永别了，我的温顺的人儿！”在教堂里他最后一次给她行礼的时候，低声说。他流着眼泪把一撮土扔到她的坟上。

他自己也没有比她多活很久——不过五年。他带着格拉菲拉和孙儿去莫斯科，一八一九年冬天在那里静静地死去，遗言嘱咐把他葬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和“马拉莎”[3]旁边。当时，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巴黎寻欢作乐。他在一八一五年之后不久就退职了。得知父亲的死讯后，他决定回到俄国。需要考虑一下产业的管理，还有费佳，据格拉菲拉的信中说，他已经过了十二岁，是认真抓紧他的教育的时候了。

[1] 万卡是伊万的爱称。

[2]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的战争。

[3] 马拉莎是马拉尼娅的爱称。

十

伊万·彼得罗维奇回到俄国来，完全像一个英国人。他那剪短的头发，浆硬的高领，有着多层活领的、豆绿色长裾礼服，一脸不满的神气，生硬而又冷漠的态度，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没有表情的、突然发出的笑声，板着的面孔，专谈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谈话，对半生不熟的煎牛排和葡萄酒的嗜好——他身上的一切都散发着大不列颠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满大不列颠的精神。但是——说来真怪！伊万·彼得罗维奇虽然成了个英国迷，但同时又成了一个爱国者，至少，他自称是爱国者，虽然他对俄国极不了解，他没有一点俄国的习惯，讲起俄语来也是怪腔怪调：在日常谈话中，他那没精打采的笨拙的言语里夹杂着法文用语，但是谈话只要涉及重要的话题，他就满口都是诸如“对自我努力予以新的尝试”，“这不符合事情的本质”之类的话。伊万·彼得罗维奇带回来几份有关国家制度与改进的手稿；他对于看到的一切都极为不满——缺乏制度尤其使他大为恼火。和姐姐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她宣称，他打算来个根本的改革，今后，他的一切都要按照新的制度办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只是咬紧牙齿心里想：“这下子，叫我到哪里去呢？”可是当她陪同弟弟和侄儿回到乡下之后，她马上放心了。家中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批食客和寄生虫立刻被赶了出去；其中苦了两个老婆子——一个瞎子，一个瘫痪，还有一个是攻克奥恰科夫[1]时期的衰老的少校，因为他实在贪吃得惊人，只给他吃黑面包和扁豆。还下了命令，不得接待以前的客人：代替他们的是一个远邻，一位病弱的金发男爵，此人受过极好的教育，却其笨无比。从莫斯科运来了新家具；使用起痰盂，唤人用的小铃、盥洗小桌；早餐时上菜也与以前不同，外国酒代替了伏特加和家酿甜酒，仆人穿上了新号衣，家族纹章上加了一条题词：“in recto virtus[2]”。实际上，格拉菲拉的大权丝毫没有削弱：一切的支出和采购照旧由她做主；从国外带来的一个阿尔萨斯的侍仆试图和她较量一下——结果却丢掉了位置，尽管主人袒护他。至于家务和庄园的管理（这些事情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也要插手），尽管伊万·彼得罗维奇一再表示自己的意愿：要给这一团混乱里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只是有的赋税反而增加了，劳役加重了，而且农民们有事也不准直接来见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位爱国者实在太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那套制度只有在费佳身上才得到充分的应用：费佳的教育受到“根本的改革”：做父亲的专心致志地来管教他。

[1] 奥恰科夫在公元十六世纪时为土耳其城堡。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一年俄土战争期间，于一七八八年被俄军占领。

[2] 拉丁语：守法即美德。

十一

在伊万·彼得罗维奇归国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费佳一直由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照管。母亲死的时候，他还不满八岁。他不能每天和她见面，却非常爱她：对于她的记忆，她那平静苍白的脸，忧郁的眼神和那怯生生的爱抚，都永久铭记在他心头；但是他也模糊地懂得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觉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一道她所不敢也不能冲破的樊篱。他怕见父亲，父亲也从不爱抚他。祖父偶尔还摸摸他的小脑袋，让他吻自己的手，然而叫他小怪物，当他是一个小傻瓜。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一死，姑姑就完全掌握了他。费佳怕她，怕她那双目光锐利的、发亮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不敢吭声，往往他在椅子上只要稍微动一下，她马上就厉声喝道：“往哪儿去？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每星期天，做完午祷，准许他去玩一会儿，那就是，给他一本厚厚的、内容深奥的书，是一位马克西莫维奇·安博季克的著作，书名《象征与图谱》。书里大约有上千幅图画，大部分都非常费解，五种文字的说明也是同样地费解。这些图画里面，多数是肥胖的裸体爱神。其中一幅题名《番红花与彩虹》，说明是：《影响最大》；对着它的那一幅上画着《衔着紫罗兰的飞鹭》，说明是：《它的要点你知道》，另一幅《爱神与舐幼子的母熊》，说明是：《慢慢来》。费佳把这些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对于它们的详情细节，都快背得出了。其中有几幅——总是同样的那几幅——引起他的沉思，刺激他的想象；此外他就没有任何娱乐。到了他应该学习语文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就花很少的钱给他雇用了一个生着兔子眼睛的瑞典老处女，她法语和德语都讲得很糟，勉强会弹弹钢琴，可是，腌起黄瓜来却是拿手。费佳跟着这位女教师、姑姑和老女仆瓦西里耶夫娜在一起，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他常常捧着他的那本《图谱》坐在角落里——坐着……坐着，低矮的屋子里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一支油脂蜡烛暗淡地燃点着，一只蟋蟀好像感到寂寞似的单调地叫着，墙上的小挂钟匆匆地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只耗子在糊墙纸后面悄悄地刨着，咬啮着；而三位老处女，就像三位命运女神[1]一样，默默地、迅速地拨动着织针，她们的手的影子在半明半暗之中时而闪过，时而奇怪地抖动；一些奇怪的、同样阴暗的思想也纷纷麇集在孩子的头脑里。没有人会叫费佳是个漂亮的孩子：他的面色相当苍白，然而很胖，四肢不匀称，笨手笨脚——照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说法，——是个地道的乡巴佬；其实，如果让他常到外面去多见见阳光，他脸上的苍白很快就会消失。他学习得相当不错，不过常常要偷懒；他从来不哭，可是有时他那古怪的牛脾气要是发作起来，那时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周围的人，他一个也不爱……一颗从小就不知道爱的滋味的心，是痛苦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他抓紧时间，立即对儿子实行他的制度。“首先，我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人，un homme[2]，”他对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说，“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斯巴达人[3]。”伊万·彼得罗维奇实行自己的意图，第一步是让儿子穿上苏格兰服装，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就裸露着小腿，舒适的帽子上插一根翎毛，一位熟谙体操的年轻瑞士人代替了瑞典老处女；音乐不是男子汉该学的玩意儿，这门功课干脆永远取消；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木工（是按照卢梭的主张）；还有纹章学，是为了培养骑士的尚武思想感情，——这些就是这个未来的“人”必须学习的课程；清晨四点钟他就被叫起来，马上用冷水冲一冲身子，就被逼着拉住一根绑在高柱上的绳子，围绕着柱子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道菜，他得骑马射箭，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依照父亲的榜样，锻炼坚强的意志；每天晚上要在一本专用的本子上记下一天所做的事和他的体会；至于伊万·彼得罗维奇呢，他用法语给儿子写下训言，在训言中称他为mon fils[4]和vous[5]。费佳虽然用俄语称呼父亲：“你”，但是在他面前却不敢坐下。“制度”把孩子弄糊涂了，脑子里一团混乱，精神受到压抑；然而，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却起了良好的效果：刚开始他生了一场热病，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父亲颇为得意，用自己的奇怪的语言称他：“自然之子，我的杰作”。费佳年满十六岁时，伊万·彼得罗维奇认为有义务及早给他激起对女性的蔑视——结果，这位年轻的、心里还怀着胆怯的斯巴达人，嘴上刚长出茸毛，浑身充满精力和热情，却已经竭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样子。

这时候，光阴流逝。一年之中，伊万·彼得罗维奇多半时间在他祖传的主要庄园拉夫里基度过，冬天就只身去莫斯科，住在小饭店里，频繁地去俱乐部，在人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阐说自己的种种计划，举止之间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像一个英国派，像一个牢骚满腹的政治家。可是一八二五年[6]到来了，随着带来了重重苦难。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和友好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伊万·彼得罗维奇赶紧避往乡间，闭门不出。又过了一年，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身体不行了，他突然消瘦，变得虚弱起来，一蹶不振了。这个自由思想者——竟开始去教堂，还请牧师来做祈祷；这个欧化的人——竟然洗起蒸气浴[7]，两点钟吃午饭，九点钟上床，让一个老家人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常来给他催眠；这位政治家——竟把自己全部的计划和来往信件都付之一炬，在省长面前战战兢兢，见了县警察局长都要巴结奉承；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竟会因为长了脓疮而啜泣，因为给他端来的汤不热而诉苦。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重又掌握起全家的大权；管家们、村长们、普通的庄稼人，又开始从后门进来见“老泼妇”（仆人们给她起的外号）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变化使儿子大为震惊；他已经十九岁了，他开始思考问题，要从压制着他的巨掌下摆脱出来。他原先已经发现父亲的言行不一，嘴里奢谈着自由主义的理论，行动上却是冷酷狭隘的专制主义，但是他绝没有料到会来这样一个突变。冥顽不灵的利己主义者竟突然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正准备去莫斯科进大学，可是一个新的灾难竟像晴天霹雳似地临到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头上：在一天之内，他双目失明了，无可挽救地失明了。

他不相信俄国医生的医道，想方设法申请出国就医。他的请求被驳回了。于是，他就带着儿子整整三年走遍了整个俄国，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求医。他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耐性，把医生们、他的儿子和仆人都弄得束手无策。回到拉夫里基，他完全成了一个废物，成了一个好哭任性的孩子。痛苦的日子来了，全家都为他受罪。伊万·彼得罗维奇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才能安静，他从来没有这么馋，吃得这么多过；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既不得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他祈祷，怨天尤人，骂自己，骂政治，骂政治制度，骂他从前吹嘘和夸耀过的一切，骂他从前逼着儿子奉为典范的一切；他一再说他什么都不相信，说完又祷告起来；他连片刻的孤独都不能忍受，要求家人们不分昼夜地陪着他坐在他的圈椅旁边，给他讲故事，可是他又不时打岔，喊着：“你们都是撒谎——简直是胡扯！”

最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他少了她简直不行——她也始终满足病人的种种任性的要求，虽然她有时不能立即回答他问的话，免得自己的语调里会流露出她的满腔怨恨。就这样，他又拖了两年，终于在五月初死去。那一天，他被抬到阳台上晒太阳。“格拉莎，格拉什卡！[8]我要清汤，我要清汤，你这个老傻……”他的僵硬的舌头嘟嘟哝哝地说，最后一个字没有说完，他就永远地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刚从仆人手里接过一碗清汤，这时她望了望弟弟的脸，愣住了，慢慢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默默地走开。当时在场的儿子也是一言不发，倚着阳台的栏杆，久久地凝视着花园。花园里芳香扑鼻，满目青翠，在春天金色的阳光下绚烂夺目。他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二十三个年头是多么可怕、多么迅速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生活在他面前展开着。

[1] 希腊神话中司命运的三女神，人们把她们想象为三个老太婆。

[2] 法语：人。

[3] 古希腊的斯巴达人自幼受军事体育训练，以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

[4] 法语：我儿。

[5] 法语：您。

[6] 指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7] 俄国农村的蒸气浴，被西欧视为不文明。

[8] 格拉莎和格拉什卡都是格拉菲拉的小名。

十二

埋葬了父亲，把管理田产和督促管家们的事宜托付给那位始终如一的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之后，年轻的拉夫列茨基就动身前往莫斯科，那边有一种朦胧的、然而强烈的感情吸引着他。他意识到自己受的教育有缺陷，立志要尽可能弥补过去的不足。最近五年里，他读了许多书，也见过一些世面，许许多多的思想麇集在他的头脑里；任何一位教授都会羡慕他在某些方面的知识，然而有许多是任何一个中学生早就知道的东西，他却不知道。拉夫列茨基意识到自己太拘谨，暗自感到自己有些怪僻。那位英国迷跟自己的儿子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那匪夷所思的教育结出了果实。多年来，他对父亲一直惟命是从，完全听他摆布，等他终于识透父亲的为人时，错误已经铸成，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不善于与人交往：已经二十三岁的人，一颗害羞的心里怀着对爱情的不可遏制的渴慕，却还不敢对任何一个女性正视一眼。他的头脑清楚，健全，虽然有些迟钝，性情偏于固执，喜欢沉思和疏懒。按说，他在少年时候就该投身到生活的漩涡中去，然而他却被迫生活在人为的孤独之中……现在，禁锢着他的魔法圈被拆除了，他却依然站在原地不动，心无旁骛，与世隔绝。像他这般的年纪穿上大学生的制服是可笑的，但是他并不怕别人讪笑：他所受的斯巴达式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生了效，使他对别人的议论完全置之不理，——于是他毫不在乎地穿上了大学生制服。他进了数理系。他身体健康，面颊红润，已经留起了胡子，而且沉默寡言，使同学们对他产生了奇怪的印象；他们没有料到，这个乘着宽大的乡村双马雪橇准时前来听课、外表严峻的汉子，内心却几乎像个孩子。他们觉得他好像是个古怪的迂夫子，他们无求于他，不来讨好他，他也躲着他们。他在大学的头两年里，只跟一个给他补习拉丁文的大学生交上朋友。这个大学生姓米哈列维奇，为人热情，会写诗。他真心地喜欢拉夫列茨基。是他，阴差阳错地造成了拉夫列茨基命运中的重大转折。

有一天，在剧院里（那时莫恰洛夫[1]的声誉正是登峰造极；拉夫列茨基从不错过一场他的演出），拉夫列茨基看到二楼包厢里的一个姑娘，虽然那时任何一个女性走过他那面容阴郁的身旁时都会使他心动神摇，然而他的心还从未像这样猛烈地跳动过。那姑娘把臂肘支撑在天鹅绒的包厢边上，安然地坐着。在她那微黑的、爱娇的、圆圆的脸上，每个线条都焕发着敏感的青春活力；在两道纤眉下温柔地凝视着的明眸里，在她那富于表情的朱唇上掠过的一丝微笑里，以及她的头部、手臂和颈部，——无一不显出娴雅和聪明；她的装束也是精美无伦。她旁边坐着一个四十五岁上下的、袒胸露肩、满脸皱纹的黄脸女人，戴着黑色的高帽，呆板的、心事重重的脸上露出瘪嘴的微笑，包厢深处有一个上年纪的男子，身穿宽大的常礼服，系着高领带，脸上带着迟钝的傲慢，小眼睛里流露出某种阿谀奉承的怀疑，留着染色的髭须和颊须，前额有些过分地宽大，面颊上全是皱纹——从种种征状看来，是一位退役的将军。拉夫列茨基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令他惊为天人的姑娘；突然间，包厢门打开了，米哈列维奇走了进去。这个差不多是他在全莫斯科惟一熟人的出现，出现在那惟一吸引了他全部注意力的姑娘的圈子里，拉夫列茨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有着深意。他继续不时望着那个包厢，发现包厢里面的人对米哈列维奇都像对待老朋友似的。台上的演出不再吸引拉夫列茨基；就连莫恰洛夫本人，那天晚上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能给他留下像平时那样的印象。台上演到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时，拉夫列茨基不禁又向他的美人儿瞧了一眼：她整个身子前倾着，双颊绯红；在他那执著的注视的影响之下，她的注视着舞台的眼睛慢慢地转过来，停留在他身上……整个夜晚，这双眼睛一直在他眼前闪动。人为的堤坝终于崩溃了：他又是颤抖，又是心如火焚，第二天，他就去找米哈列维奇去了。他从米哈列维奇那里知道，那位美人名叫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科罗宾娜；和她在同一包厢里的老人和老妇人是她的父母；米哈列维奇自己，则是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的H伯爵家里当家庭教师时和他们相识的。这个热心人极口称赞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科罗宾娜。“我的兄弟，这是，”他用他特有的激动的、唱歌似的声音说，“这位姑娘真是了不起，是天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且又是非常善良。”从拉夫列茨基的问话里，他看出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主动提出要给他介绍，还说，他在他们家里就像自家人似的；将军非常平易近人，那位母亲简直是其笨无比。拉夫列茨基脸红了，嘟嘟哝哝地说了什么就溜掉了。他和自己的胆怯整整斗争了五天；到第六天上，年轻的斯巴达人穿上一身新制服，把自己完全交给米哈列维奇支配，米哈列维奇因为自己和他们家像自家人似的，只是把头发梳了梳，——两人就到科罗宾家去了。

[1]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演员。俄国戏剧舞台上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

十三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父亲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科罗宾是一位退役的少将，一生都在彼得堡服役，年轻时是一个出名的身手不凡的跳舞家和操练能手。他因为家道贫寒，只得在两三位不得意的将军手下当副官，娶了其中一位将军的女儿，得到两万五千卢布的陪嫁。他对于操演和检阅等等的学问，样样精通；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个年头，终于弄到一个将军的军衔，当上了团长。其实，这时他就该松一口气，逐渐巩固自己的功名地位才是；他本来也是如此打算的，可是他对事情的处理有些欠妥：他想出一个挪用公款的新办法——办法倒是极妙，可是该花钱的时候他又过于吝啬了些：结果他被告发了，闹出的事情岂止只是不愉快，简直成了丑闻。将军多方奔走，总算从这桩丑事中脱身，但是前程却断送了：有人劝他退役算了。他却又在彼得堡挨了两年，希望说不定会碰上一个文官的美差；但是美差没有碰上；女儿又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开支一天天地增加……他迫不得已，为了撙节支出，下决心迁往莫斯科。他在老厩街租下一幢又矮又小的房屋，屋顶上竖着一俄丈高的族徽，每年开销二千七百五十卢布，在莫斯科过起退役将军的寓公生活来。莫斯科是一座好客的城市，凡是来客，不论是谁，一概欢迎，更何况是一位将军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虽然笨重而不乏军人仪容的身形很快就开始在莫斯科最豪富之家的客厅里出现了。他的光秃的后脑勺，一绺绺染过的头发，鸦青色的领巾上佩着油腻的安娜勋章的绶带，——就为所有落落寡欢、面容苍白、别人跳舞时却神情抑郁地围着牌桌走来走去的少年们所熟悉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懂得在交际场所怎么举止得体；他很少说话，要说也是按照老习惯，带着鼻音，——当然，对官级高的并不如此；他打牌很小心谨慎，在自己家里吃饭很有节制，可是做客的时候，食量却可以抵得上六个人。关于他那位夫人几乎无可奉告：只能说，她的名字叫卡利奥帕·卡尔洛夫娜；她的左眼老是挂着一滴眼泪，因此，卡利奥帕·卡尔洛夫娜（她是德国血统）就自认为是个多情善感的女人；她永远是惶惶不可终日，好像是永远吃不饱似的。她总穿一件紧窄的天鹅绒衣服，戴着高顶帽和光泽晦暗的空心手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和卡利奥帕·卡尔洛夫娜的独女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在某贵族女子中学毕业的时候，刚满十七岁。在学校里，如果她算不上第一号美人，那么准能算得上是最聪明的学生和最优秀的音乐家，得过花字奖章[1]。拉夫列茨基第一次看见她，她还不满十九岁。

[1] 俄国皇后奖给中学女生毕业时成绩最佳者的奖章。

十四

当米哈列维奇领着拉夫列茨基走进科罗宾家陈设相当简陋的客厅，把他介绍给主人们的时候，这位斯巴达勇士不禁两腿发软。但是他的胆怯感很快就消失了：将军本来就具有所有俄国人天生的温厚，再加上凡是名誉上曾有过些污点的人所特有的殷勤；将军夫人不知怎么很快就悄悄地走开了；至于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她是那么平静，那么自信而亲切，使任何人在她面前立刻就会感到毫不拘束。何况她那整个迷人的娇躯，那含笑的双眸，那天真地微垂的双肩和略带玫瑰色的手臂，那轻盈同时又似慵懒的步态，那徐缓而又甜蜜的声调，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像幽香般的若有若无的迷人的魅力，一种温柔的、还是怯生生的爱抚，一种难以言传的、然而感人至深、引人遐想的力量，——当然，引起的决不是胆怯。拉夫列茨基谈到戏剧和昨晚的演出，她也立刻主动谈起莫恰洛夫，并不仅仅限于赞赏和叹息，而是对他的演技提出了几点中肯的、只有女性细致的观察力才能作出的批评。米哈列维奇提到音乐，她就落落大方地在钢琴前坐下，熟练地弹奏了几支当时刚刚流行的萧邦的玛祖卡曲。午餐时间到了；拉夫列茨基要走，但是被留住了。席上，将军用上好的法国红葡萄酒款待他，那是将军的仆人特地驱车到德普列饭店去买来的。拉夫列茨基很晚才回家，他衣服也没有脱，一手捂着眼睛，久久地呆坐着，沉醉在她的魅力之中。他觉得，直到现在，他才懂得生活的价值；他一切的打算和志愿，这一切的胡思乱想，霎时间都消失了。他的整个心灵都融成一种感情，一种愿望——向往着幸福、占有、爱情，女性的甜蜜的爱情。从此，他就成了科罗宾家的常客。半年后，他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倾诉了自己的爱情，并且向她求婚。他的求婚被接受了。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就在拉夫列茨基初次造访的前夕，将军就问过米哈列维奇，拉夫列茨基有多少农奴；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在这个青年人追求她的整个期间，甚至在他倾诉爱情的那一刻，都保持着她平素的平静和沉着，而且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她的未婚夫很有钱；卡利奥帕·卡尔洛夫娜心里想的是：“Meine Tochter macht eine schone Partie，[1]”——便给自己买了一顶新帽子。

[1] 德语：我女儿找到一门好亲事。

十五

这样，他的求婚就被接受了，不过有几个附带条件。首先，拉夫列茨基必须立即离开大学：有谁肯嫁给一个大学生，而且，一个有钱的地主，已经二十六岁，还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去上课，岂非异想天开？第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愿意不辞劳苦地去采购全部妆奁，甚至挑选未婚夫送她的礼品。她有许多实际的主意，很高的审美能力，非常爱舒适，而且极有本领为自己取得这种舒适。婚礼完毕，夫妻双双立即乘坐她选购的舒适的马车前往拉夫里基的时候，她的这种本领格外使拉夫列茨基惊叹不置了。他身边的一切，都经过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多么精心的考虑和设想，多么周密的预见啊！在各个舒适的角落里，出现了多么可爱的旅行用品，多么迷人的化妆盒和咖啡壶。每天早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亲手煮咖啡的模样又是多么动人啊！然而，拉夫列茨基那时候是没有闲情来观察的：他感到无比欢乐，他被幸福所陶醉；他像个孩子，完全沉湎在幸福之中……这个年轻的阿尔基德[1]，也的确天真得像个孩子。难道他年轻的娇妻不是周身散发着勾魂的魅力，难道她不是许诺给予他从未尝过的无穷神秘的欢乐么？她所做到的比她许诺的更多。在酷暑中他们来到拉夫里基，她觉得这里的屋子又脏又暗，仆人们都是那么老态龙钟而且滑稽可笑，但是她认为这些事对丈夫连提都不必一提。假如她有意在拉夫里基久住，她就会把一切都加以改造，当然，先从装修房子着手。但是，要定居在草原上这个偏僻所在的念头，她头脑里连一分钟也没有想过。她把住在这儿当做露宿时住帐篷一样，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种种不便，对这些不便只是开玩笑地说上几句。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来看看她抚养过的孩子，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对她颇有好感，但是她却不喜欢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新主妇和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关系也不融洽。她本来可以不去干预格拉菲拉的事，但是科罗宾老头颇想插手女婿的事务：他说，即使是个将军，给这样的近亲来管理家财也不是丢人的事。可以设想，即使让他去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管理产业，他也未必会感到有失体面。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进攻是极为巧妙的，她自己并不出面，表面看来，她似乎完全沉醉在蜜月的欢乐里，沉醉在宁静的村居生活里，在音乐和阅读之中；其实，她却一步一步地把格拉菲拉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有一天早上，格拉菲拉像疯了似的冲进拉夫列茨基的书房，把一串钥匙往桌上一扔，声称她再也管不了这个家，不愿意再待在村子里了。拉夫列茨基早已胸有成竹，当即同意让她离开。这一着却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所没有料到的。“好吧，”她说，眼前一阵发黑，“我看得出，我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我知道，是谁把我从这里，从我的老窝里撵走的，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侄儿：你无论在哪儿都安不起一个家，你要流浪一辈子。这就是我给你的临别赠言。”她当天就离开，到自己的小庄园去了。过一个星期，科罗宾将军就驾到了，他的目光之中和举止之间都带着既高兴又发愁的神气，把全部产业的管理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

九月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偕同丈夫去彼得堡。她在彼得堡的一所非常漂亮、明亮、陈设雅致的寓所里过了两个冬天（夏天他们去皇村[2]避暑）；他们在中层社会，甚至上层社会里结识了许多朋友，频频外出拜客，也在家招待朋友，举行高雅绝伦的小型音乐会和舞会。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好像灯焰吸引飞蛾那样吸引着宾客。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并不太喜欢这种闲散的生活。妻子劝他出去供职，他想起父亲过去的情景，也出于自身的考虑，不愿意去，只是为了取悦于妻子，仍旧留在彼得堡。然而，他很快就明白，并没有人妨碍他过清静孤独的生活，他的书房在全彼得堡堪称是最清静、最舒适的书房，他的体贴入微的妻子甚至乐于促使他过孤独的生活，——从那时起，一切都非常顺遂。他又重新拾起他认为是未完成的学业，又开始读书，甚至着手学英语。他那健壮、宽肩的身躯终日伏在书桌上，他那胖胖的、红润的、胡子浓密的脸被字典或练习簿半遮着，令人看了真觉得有些奇怪。他每天上午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中午美餐一顿（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个非常出色的主妇）。晚上就进入一个迷人的、芬芳的、灯火辉煌的世界，里面全是一张张年轻快乐的脸庞，——而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那位殷勤的主妇，他的妻子。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使他很是高兴，但是那可怜的小男孩活得不长；他在春天死去了。夏天，拉夫列茨基听从医生的劝告，带妻子出国到温泉去疗养。遭到这样的不幸，出门散散心对她是必需的，况且，她的健康也要求温暖的气候。他们在德国和瑞士度过了夏天和秋天；冬天，可想而知，他们到巴黎去了。在巴黎，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像一朵盛开的娇艳的玫瑰；也像在彼得堡一样，她迅速而巧妙地为自己筑了一个小巢。她在巴黎一条幽静而时髦的街道上找到一所极为漂亮可爱的寓所；她给丈夫做了一件他从未穿过的晨衣；雇用了一个穿着讲究的女佣，一个手艺高超的厨娘和一个机灵的男仆；买了一辆豪华的马车和一架漂亮的钢琴。不到一个星期，她已经披着披肩，撑着小伞，戴着手套，招摇过市，丝毫不比地道的巴黎女人逊色。不久她又广为结交。起初登门的只有俄国人，后来渐渐出现了法国人，全是些殷勤有礼的单身汉，举止文雅，姓名铿锵悦耳，他们都善于辞令，鞠躬姿势潇洒，可爱地眯缝着眼睛，粉红的双唇中露出发亮的牙齿——而且他们是多么善于微笑啊！他们每一个人都邀来自己的三朋四友；为时不久，从Chausseè＇d＇Antin到Rue de Lille[3]，la belle madame de Lavretzki[4]就名噪一时了。那时（那是在一八三六年），像现在多如被刨开的蚁冢的蚁群到处攒动的小品文作者和新闻栏编辑之类的人物，还不曾繁育出来，然而，就在当时，在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沙龙里，就出现了一位茹里先生，这位先生其貌不扬，声名狼藉，而且像所有爱决斗的人和栽过跟头的人那样，蛮横无礼而又卑躬屈膝。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讨厌透了这位茹里先生，可是仍然接待他，因为他为各家报纸撰稿，不断地提到她，时而称她为m-me de L…tzki，时而称她为m-me de，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 distinguée，qui demeure rue de P…[5]，向全世界（那就是向几百个和m-me L…tzki风马牛不相及的订阅者）报道，说这位夫人按其聪明才智来说，是真正的法国女性（ une vraie française par l’ésprit）——在法国人中间，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赞美了——是多么亲切可爱，说她是多么不同凡响的音乐家，她的华尔兹舞跳得多么美妙（的确，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跳起华尔兹舞来，她那飘飘欲仙的裙裾真令人销魂）……总之，使她举世闻名——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总是令人高兴的。当时玛尔斯[6]小姐已经脱离红氍毹，拉舍尔[7]小姐尚未献身舞台；然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却照样不辞辛劳地出入各家剧院。意大利的音乐使她陶醉，奥德利[8]的百衲衣似的戏装逗她发笑，她在法兰西喜剧院里观剧时不失礼貌地打着哈欠；多法尔[9]夫人在一出极端浪漫主义的情节剧中的演技使她流泪；而最重要的是，李斯特[10]在她家里演奏过两次，并且态度是那么可亲，那么单纯——真是迷人！冬天就在这样令人赏心悦目的感受中过去了，到冬末，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甚至被引进宫廷。至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他也并不感到无聊，尽管有时他感到肩上的生活变得沉重起来——沉重，是因为它空虚。他读报，到Sorbonne[11]和Collège de France[12]去听课，留意议会里的辩论，还动手翻译有关水利的学术名著。“我并没有虚度光阴，”他想，“这一切都有用；但是来年冬天我一定要回俄国，着手我的事业了。”很难说，他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个事业究竟是什么；天晓得，来年冬天他能否回到俄国；目前，他要和妻子同往巴登－巴登[13]……不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把他的整个计划全给打破了。

[1] 即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2] 彼得堡附近的沙皇别墅城市，为一大花园。普希金就读的贵族学校即设于此。一九一八年改名为普希金城。

[3] 法语：从安坦大街到李尔路。（这是巴黎两条最大的街道。）

[4] 法语：迷人的拉夫列茨基夫人。

[5] 法语：住在П街的、高雅脱俗的俄国著名贵妇人，夫人。

[6] 玛尔斯（1779—1847），法国著名女演员。

[7] 拉舍尔（1821—1858），法国悲剧女演员。

[8] 奥德利（1781—1853），法国著名闹剧演员，以其破烂的剧装取得特别的喜剧效果。

[9] 多法尔（1784—1849），法国著名女演员。

[10]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音乐家，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11] Sorbonne：泛指巴黎大学。

[12] 法语：法兰西学院。

[13] 德国著名的矿泉疗养地。

十六

有一天，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不在家，拉夫列茨基走进她的书房，看见地上有一张仔细折起来的小纸条。他顺手把它捡起来，顺手把它展开，看到了用法语写的如下的信：

亲爱的天使贝特西！（我怎么也不能称你Barbe 或是Bapbapa——Varvara）。我在街心花园的拐角上空等了你好久；明天一点半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吧。你那好心的胖子（ton gro bonhomme de mari）那时候总是埋头在他的书本里；我们可以再唱你教给我的你们的诗人普斯金[1]（de votre poёte Pouskine）的那首歌：“年老的丈夫，严厉可怕的丈夫！”[2]一千次吻你的小手和小脚。我等着你。

爱涅斯特

拉夫列茨基一时不明白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又读了一遍——他的头眩晕起来，脚下的地板好像风浪颠簸着船上的甲板在晃动。在同一瞬间，他叫喊，他叹息，同时也哭了起来。

他失去了理智。他是那样盲目地信任自己的妻子。欺骗和变节的可能，他在头脑里从不曾想过。这个爱涅斯特，他妻子的这个情夫，是一个大约二十三岁的小白脸，浅黄头发，翘鼻子，两撇小胡子，在她相识的人中间，几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几分钟过去了，半点钟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旧木立着，手里紧攥着那张致命的字条，茫然地望着地板；透过一阵黑色的旋风，他似乎看到一张张苍白的脸；他的心痛苦地紧揪着，他觉得他在下沉，下沉，下沉……下面是无底的深渊。一阵熟悉的、绸衣服的轻微窸窣声使他脱离了麻痹状态。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戴着帽子，披着肩巾，散步完毕匆匆地回来。拉夫列茨基浑身颤抖着冲了出去；他感到，在这一刹那，他能把她撕个粉碎，把她打个半死，照庄稼汉那样，亲手把她掐死。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非常惊讶，想拦住他；他只能低低地说了一声：“贝特西”，就从家里跑了出去。

拉夫列茨基雇了一辆马车，让车夫送他到城外去。整个下午和整个夜晚直到天明，他一直在信步乱走，不时停下脚步，惊讶地摊开双手：他时而感到要发疯似的，时而觉得似乎很可笑，甚至觉得高兴。清晨，他冷得要冻僵了，就来到郊区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忽然一阵哈欠连天。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浑身乏力，却并不感到疲倦，然而疲倦却起了作用：他坐在那里，眼睛虽然望着，心里却什么都不明白。他不明白他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空落落的、陌生的房间里，四肢发木，嘴里发苦，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他不明白，是什么使她，瓦里娅[3]，竟会委身给这个法国佬，她明知自己是不忠实的，怎么还能照常那样镇静，对他还能照常那样亲热、信赖！“我一点也不明白！”他的焦干的嘴唇喃喃地说，“现在有谁能向我保证，说不定在彼得堡……”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又打起哈欠，浑身发抖，瑟缩着。快乐的回忆和阴郁的回忆同样地使他痛苦；他突然想起，几天前，她当着他和爱涅斯特的面，坐在钢琴前唱起了：“年老的丈夫，严厉可怕的丈夫！”他想起了她的面部表情、眼睛里异样的光辉和颊上的红晕，——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要去对他们说：“你们可别跟我来这一套；我的曾祖父常常把农民的肋骨穿着吊起来，我爷爷本人就是个庄稼汉”，然后把他们俩一齐杀死。有时，他突然觉得，他所遇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甚至还不是梦，只不过胡思乱想，只要抖擞一下精神，朝四周环顾一下，一切都会……他当真朝四周环顾了一下，结果，痛苦却像鹰爪抓住小鸟似的，越来越深地扎进他的心里。除了这种种痛苦之外，再过几个月拉夫列茨基就要做父亲了……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他的全部生活都被毁了。他最后返回巴黎，住在一家旅馆里，派人把爱涅斯特先生的字条送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并附了这样一封信：

附去的纸条会向您说明一切。附带说一声，我真不能理解：像您这样一个一向非常细心的人，怎么会丢失这样重要的文件。（为了这句话，可怜的拉夫列茨基反复推敲了几个小时。）我不能再见您；我想，您也不会想见我。我一年给您一万五千法郎，再多我给不起。请把您的通信地址寄给我乡下的账房。您想做什么，想住在哪里，一切悉听尊便。祝您幸福。不必复信。

拉夫列茨基在给妻子的信里虽说不必复信……但是他心里却等待着，渴望着复信，——对这件令人不解、不可思议的事情作出解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当天就复了他一封用法语写的长信。这封信使他彻底死了心；他最后的怀疑都消失了——他甚至惭愧他还存有过怀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没有为自己辩白：她只希望能见他一面，求他对她不要这样绝情。信写得冷淡勉强，虽然有的地方可以看出泪痕斑斑。拉夫列茨基苦笑了一下，让来人转告她说，一切都很好。三天后，他已经离开巴黎：然而他不是回俄国，而是去意大利。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意大利；事实上，无论去哪里，在他都无所谓——只要不回家就行。他把付给妻子赡养费的事通知了他的村长，并且吩咐立即把科罗宾将军经管的产业方面的事务，全部收回，不必等待清理账目，就打发将军阁下离开拉夫里基。他非常逼真地想象着被逐的将军的那副狼狈相和徒然装出的威风，因此，尽管他万分痛苦，却不由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同时，他又写信给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请她回到拉夫里基，还寄给她一份全权委托书。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没有回拉夫里基，还亲自登报声明将委托书作废，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拉夫列茨基蛰居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里，很久都不能使自己不去注意妻子的踪迹。他从报上知道，她离开了巴黎，按原计划去巴登－巴登；她的名字很快又在那位麦歇茹里署名的小文章里出现。在这篇小文章里惯常的戏谑后面，透露出一种深切的友好的同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读了这篇东西，感到非常恶心。后来他知道，他有了一个女儿；两个月后，他接到村长的通知，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支走了她的三分之一的赡养费。再后来，她开始丑声远播，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最后，所有的杂志都登载了一个悲喜剧式的故事，闹得沸沸扬扬，他的妻子在那里面扮演了一个令人不齿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成了“名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注意她的行踪，然而情绪却未能很快稳定下来。有时他对妻子怀着那样刻骨的思念，他觉得他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可以……饶恕她，只要能够再听到她的温柔的声音，再握住她的纤手。然而，时光并没有白白地流逝。他生来不是一个有了痛苦不能自拔的人；他的健康的天性占了上风。许多事情他都明白了；他觉得，使他极端震惊的那个打击，也并非不可预料；他已经了解他妻子的为人了，——对亲近的人，只有在和他分开以后才能充分了解。他又能够学习和工作了，虽然远不及以前那样热心：他的生活阅历和教育给他养成的怀疑主义，完全深入了他的心灵。他变得对一切都极其冷漠。四年过去了，他才感到自己能够回到祖国，会见亲人了。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有停留，径直来到O市，——我们就是在这里和他分手，现在我们就请对我们怀有好意的读者和我们一同返回吧。

[1] 爱涅斯特的读音不准，把普希金读成普斯金。

[2] 歌词引自普希金的长诗《茨冈》。

[3] 瓦里娅是瓦尔瓦拉的小名。

十七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次日早上九点多钟，拉夫列茨基正走上卡利京家的台阶。他遇到丽莎戴着帽子和手套，迎面走出来。

“您上哪儿去？”他问她。

“去做祈祷。今天是星期天。”

“您一向都去做祈祷？”

丽莎没有做声，惊异地望了望他。

“请原谅，”拉夫列茨基说，“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再过一小时我就要到乡下去了。”

“离这儿不远吧？”丽莎问。

“大约二十五俄里。”

这时，连诺奇卡由一个女仆陪伴着，在门口出现了。

“记住，别忘了我们，”丽莎说着就走下台阶。

“你们也别忘了我。请听我说，”他又说，“您去教堂，请顺便也为我祈祷。”

丽莎站下来，转身向着他。

“好吧，”她正视着他的脸，说。“我也会替您祈祷的。走吧，连诺奇卡。”

进了客厅，拉夫列茨基看到只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个人在。她身上散发出花露水和薄荷的香味。她说她头痛，一夜没有睡好。她以她平时那种懒洋洋的亲切接待客人，说话不多。

“您说，”她问他，“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这个年轻人不是很可爱吗？”

“是哪一个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呀？”

“就是昨天在这儿的潘申呀。您给他的印象好极了。我有个秘密告诉您，mon cher cousin[1]，他爱我的丽莎都快爱得发疯了。这有什么不好呢？他门第好，官场得意，人又聪明，喏，已经是宫中的侍从官，如果上帝的旨意如此……我这个做母亲的会高兴死了。当然，这可是事关重大，当然，儿女的幸福都要靠做父母的。所以说，直到现在，事情好好坏坏，样样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抚养孩子啦，教育孩子啦，哪一样不是我……您瞧，我刚才还给博柳斯太太写信，请她给介绍一位家庭女教师……”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吃苦、操劳和自己的母爱。拉夫列茨基默默地听着，把帽子在手里转动。他的冷漠、沉重的目光把这位爱唠叨的夫人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您觉得丽莎怎么样？”她问。

“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位非常好的姑娘，”拉夫列茨基说着就站起身来，鞠躬告退，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那边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满地目送着他，心里想：“真是个笨伯，乡巴佬！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老婆会对他不忠实。”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的全班人马都围绕着她。他们一共有五个，差不多个个在她心上都是同样地亲。他们是：一只大嗉子的、受过调教的灰雀，自从它不会宛啼，不会吸水以后，她就格外疼爱它了，一只非常胆小的、温顺的小狗罗斯卡，一只爱发怒的雄猫“水手”，一个大眼睛、尖鼻子、黑皮肤的、好动的、大约九岁的小女孩，名叫舒罗奇卡，还有一位五十五岁光景的老妇人，名叫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奥加尔科娃。她总是戴着白色包发帽，黑衣服上加一件窄小的褐色短上衣。舒罗奇卡出身在小市民家庭，父母双亡。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收养她和收养罗斯卡，都是出于怜悯；小狗和小女孩都是她从街上拾来的，两个都是又瘦又饿，两个都被秋雨淋得湿透。没有人来找过罗斯卡；至于舒罗奇卡，她的做鞋匠的叔叔，一个酒鬼，甚至很乐意把她让给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收养，因为他连自己都吃不饱，更不必说养活侄女了，他只会用鞋楦敲她的脑袋。跟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是在一次朝圣的时候，在一座寺院里结识的，在教堂里，她主动走到她面前（照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说法，她所以喜欢她，是因为她祈祷起来津津有味），她主动和她交谈，请她到家里来喝茶。从那天起，她就再也离不开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了。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出身于贫寒的贵族，是一个没儿没女的寡妇，性情温和而乐观。她的头圆圆的，满头白发，双手柔软白皙，粗眉大眼，表情温柔慈祥，往上翘的鼻子样子有些滑稽。她崇拜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非常喜欢她，虽然对她那多情的心有时要取笑几句，因为她特别喜欢所有年轻的人，最无伤大雅的玩笑都会使她不由得像小姑娘那样脸红。她的全部财产是一千二百纸卢布；她的生活靠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负担，但是却和她平等相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是忍受不了卑躬屈膝的。

“啊，是费佳！”她一看到他，就开口说。“昨天晚上你没有看到我的一大家子：现在你就请来瞧瞧吧。我们都在准备喝茶；这是我们星期天第二次喝茶了。你可以和他们都亲热亲热，只是舒罗奇卡不让，还有猫儿会抓你。你今天就走？”

“今天就走。”拉夫列茨基在一张矮椅子上坐下。“我已经跟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告辞过了。我还看到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

“你就叫她丽莎吧，我的爹，她是你哪一门子的米哈伊洛夫娜呀[2]？你老老实实地坐着吧，不然舒罗奇卡的椅子要被你坐坏了。”

“她去做祈祷去了，”拉夫列茨基继续说，“她真是那么虔诚吗？”

“是的，费佳，非常虔诚。比你我都虔诚，费佳。”

“您还不够虔诚吗？”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轻声说。“今儿早祷您没去，晚祷就该去了。”

“不，——你自个儿去吧：我变懒了，我的妈，”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喝茶让我变得娇气了。”她对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用“你”，尽管和她处于平等关系，——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毕竟是佩斯托夫家族的人：在伊万雷帝的追荐亡人名簿上，就载有三个姓佩斯托夫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请告诉我，”拉夫列茨基又开始说，“刚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我说起这个……叫什么……潘申来着。这位先生是个什么人呀？”

“她真是个长舌的婆娘，上帝饶恕我！”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咕噜说。“她大概还悄悄地告诉你，说什么碰上了一个多么中意的求婚人。她跟那个牧师的儿子嘀嘀咕咕还嫌不够。其实连影子还没有呢，真是谢天谢地！可是她已经说开了。”

“您为什么要‘谢天谢地’？”拉夫列茨基问。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漂亮小伙子；况且，这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您不喜欢他？”

“是啊，他又不是个人人爱。只要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爱上他，他就够啦。”

那可怜的寡妇被她说得十分狼狈。

“您这是怎么搞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您真是不敬畏上帝！”她叫了起来，霎时间，她的脸和颈脖都涨得通红。

“他这个骗子，他是知道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她的话，“他知道怎么去迷住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他送她一个鼻烟壶。费佳，你去向她要点鼻烟来闻闻，你就会看见那只鼻烟壶够多么漂亮：壶盖上画着一个骑马的骠骑兵。我的妈，你就不用为自己解释啦。”

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否认。

“好吧，那么丽莎呢，”拉夫列茨基问，“对他还有意思吗？”

“她好像还喜欢他，可是天晓得她！别人的心，你知道，就像一座黑漆漆的树林，女孩儿家的心就更不用说了。就拿舒罗奇卡的心来说吧——你倒来猜猜看！自从你来了，她就躲起来，可是又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呢？”

舒罗奇卡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就跑了出去，拉夫列茨基也站了起来。

“是啊，”他慢吞吞地说，“少女的心是猜不透的。”

他开始告辞。

“怎么？我们不久还能看到你吗？”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问。

“再说吧，姑姑：反正离这儿不远。”

“对啦，你是要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你不愿意住在拉夫里基——唔，这是你的事；不过，你到了那儿，去给你母亲上个坟，顺便也给你奶奶上个坟。你在外国学了那么多的学问回来，没准，她们就是在坟墓里也能感到你去看她们去了。还有，费佳，别忘了给格拉菲拉·彼得洛夫娜也做个追荐法事，这儿给你一个卢布。拿着，拿着，这是我给她做追荐法事用的。她活着的时候我不喜欢她，可是没得可说的，她是个有性格的姑娘。为人聪明，也没有亏待你。现在你走吧，上帝保佑你，要不然我该让你讨厌了。”

于是，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拥抱了自己的侄儿。

“丽莎是不会嫁给潘申的，你放心吧。这种人不配做她的丈夫。”

“我一点也没有不放心呀，”拉夫列茨基说了就走了。

[1] 法语：我亲爱的表弟。

[2] 俄俗，对人称呼名字和父称表示客气。拉夫列茨基是丽莎的长辈，所以马尔法认为他不必这样称呼丽莎。

十八

四个小时以后，他已经踏上了归途。他的四轮旅行马车在松软的村道上飞快地滚动。已有两个星期不曾下雨。一层乳白色的薄雾弥漫在空中，笼罩着远处的树木，散发出一股焦臭味。一朵朵轮廓不清的、深色的乌云飘过浅蓝的天空，相当强劲的干风阵阵吹来，却不能驱散暑气。拉夫列茨基把头靠在背垫上，两手交叠在胸前，眼望着像扇形在眼前掠过的田野，望着缓缓闪过的爆竹柳，望着那些带着迟钝的怀疑斜睨着马车驶过的、蠢笨的乌鸦和白嘴鸦，望着长长的田垄上丛生的苦艾、蒿子和野生花楸果；他凝望着……这片新鲜的草原的沃野，这苍翠的林木，这连绵的丘陵和长满低矮檞树丛的沟谷，这灰色的村落，这稀疏的白桦——这整个他暌离已久的俄罗斯景色，在他心中勾起无限甜美的同时又几乎是悲痛的情思，使他心头感到一种愉快的压迫。思绪万千，在他头脑里缓慢地飘浮，它们也是那么纷乱，模糊，像在高空飘浮的云朵一样。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自己的母亲，回忆在她弥留之际，人们怎样把他带到她面前，她怎样把他的头搂在胸前，声音微弱地边哭边说，后来望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一眼——就沉寂了。他又想起他的父亲，起初是精神饱满，声若洪钟，对一切都不满，后来眼睛瞎了，时常哭哭啼啼，灰白的胡子邋里邋遢；想起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多喝了一杯酒，调味汁弄脏了食巾，他突然大笑起来，眨着一双瞎眼，红着脸，大讲起自己种种得意的往事；他也记起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便不由得眯起了眼睛，像一个人内心感到刹那的疼痛那样，接着就用力晃了晃脑袋。后来，他的思想就停留在丽莎身上。

“是啊，”他想道，“一个新的生命刚刚踏上人生的道路。多么好的姑娘，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呢？她长得很美。苍白的、娇嫩的脸，眼睛和嘴是那么严肃，目光又是那么真挚天真，可惜，她的宗教热忱似乎有些过分。她身材修短合度，步态那么轻盈，声音那么文静。我非常喜欢看她突然停下来，一笑不笑地凝神听你说话，然后，把头发向后一甩，沉思起来。的确，我也认为潘申配不上她。可是他又有什么不好呢？话又说回来，我又何必来瞎操心？大伙走的那条路，她也要走。我还是打一会儿盹吧。”于是拉夫列茨基就闭上了眼睛。

他不能入睡，而是沉入旅途中常有的矇矇眬眬的状态。往事如烟，依旧缓慢浮现在他心头，和别的印象混合交错。天知道为什么，拉夫列茨基忽然竟会想起罗伯特·庇尔[1]……想起法国历史……想起假如他身为将军，他会怎样打个胜仗：他耳边仿佛听到枪声和呐喊……他的头滑向了一边，他睁开眼睛……依然是那片田野，那同样的草原景色；拉边套的马的磨损的马掌交替地在滚滚的尘土中闪耀，车夫的腋下带红镶条的黄衬衫被风鼓起……“我回到家乡是多么好啊，”——这个念头在拉夫列茨基的头脑里闪过。他喊了一声：“走！”——便紧裹在大衣里，更紧地贴着靠垫。马车晃动了一下：拉夫列茨基把身子坐直，睁大了眼睛。他眼前的小丘上伸展着一座不大的村落，右边一些可以看见一所古旧的地主的小宅，百叶窗全部关着，小小的门廊已经歪斜，从大门开始，在宽广的庭院里长满了翠绿浓密、像大麻般的荨麻；那里还耸立着一间橡木搭的、还很坚实的小粮仓。这就是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

车夫把马车转向大门口，勒住了马。拉夫列茨基的仆人从驭座上抬起身来，像是准备要往下跳，嘴里喊着：“嘿！”传来一阵嘶哑、低沉的吠叫声，但是却不见狗的影子；仆人又准备往下跳，又叫了一声：“嘿！”又是一阵衰老的吠叫声，转眼之间，院子里不知从哪里跑出了一个穿黄色土布长衣、头发雪白的人。那人用手遮住阳光望了望马车，忽然两手在大腿上拍了一下，乱转了一阵，然后跑过来打开大门。马车进了院子，车轮在荨麻上碾过，发出沙沙的响声，在台阶前停下。那个白发老头显然动作还很麻利，已经叉开两条弯腿站在最下面的台阶上，急忙拉起车上的皮带，解开皮帘，便搀着主人下车，吻了他的手。

“你好，你好，兄弟，”拉夫列茨基说，“你好像是叫安东吧？你还健在呀？”

老头默默地一鞠躬，就跑去取钥匙了。在他跑开的当儿，车夫仍旧端坐着，侧过身子瞧着那扇锁着的门；拉夫列茨基的仆人跳下车来，一手扶着驭座，就以这种可以入画的姿势站着。老头拿来了钥匙，完全没有必要地像蛇似地弯着身子，高高地抬起臂肘，把门打开，然后退到一旁，又是深深地一鞠躬。

“现在我可到家了，我可回来了。”拉夫列茨基这样想着，走进那小小的前厅。这时，一扇扇百叶窗都乒乒乓乓地打开，白昼的光线射进了空荡荡的房间。

[1] 罗伯特·庇尔（1788—1850），英国政治家，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六年任英国首相。

十九

拉夫列茨基来到的这座小屋，是在上个世纪用坚实的松木建造的，外表似乎破旧，其实还能用上五十年或者更长一些；两年前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就在这座小屋里去世。拉夫列茨基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吩咐把窗子统统打开，这一来，大大地惊动了停在门楣下面的、背上沾着白色灰尘的、老而无力的苍蝇：自从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去世之后，就没有人打开过窗户。家里的一切都一仍旧观：客厅里，光滑的花缎蒙面的、细腿的白色小沙发，已经破旧、坍陷，令人生动地想起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时代。客厅里还放着女主人生前喜爱的、椅背又高又直的圈椅，她即使到了老年，也不曾在椅背上靠过一下。正面墙上悬挂着费奥多尔的曾祖安德烈·拉夫列茨基的古老的画像，在那发黑的、翘曲的底板上，几乎辨认不出他的黝黑的、凶狠的脸；下垂的、好像发肿的眼睑下面是一双凶狠阴郁的小眼睛；没有扑粉的黑发怒发冲冠似地耸立在笨重多皱的前额上。画像的一角挂的一个蜡菊花环，已经落满尘土。“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她老人家亲手编的，”安东说。卧室里摆着一张狭窄的床，帐幔是用古旧的、质地非常结实的条纹布做的，床上放着一堆褪了色的枕头和一条绗过的薄被，床头挂着《圣母入殿》的画像；被人遗忘的孤独的老处女在临终时就是用她那已经发凉的嘴唇最后一次吻了这张圣像。靠窗放着一张拼花梳妆台，角上包着铜饰，镀金镜框变黑了的镜子好像是哈哈镜。卧室隔壁是悬有神像的祈祷室——一间四壁空空的小房间，角落里放着沉甸甸的神龛，地上铺着一块磨旧了的、烛渍点点的小地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祈祷时就是跪在这上面叩拜的。安东带着拉夫列茨基的仆人去开马房和车房的门去了；在他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几乎和安东同样年迈的老妇人，头巾一直包到眉毛上；她的头不住地晃动，目光呆滞，但却显露出热诚和久已养成的、惟命是从的习惯，同时还含有某种恭敬的歉意。她上前吻了拉夫列茨基的手，就站在门边听候吩咐。他一点都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甚至不记得，他是否看见过她。原来，她叫阿普拉克谢娅；四十年前，她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逐出老爷的家宅，让她来这里养鸡；她很少说话，好像已经老糊涂了，可是眼睛里还带着讨好的神色。除了这两个老人和三个穿长衬衫、肚子鼓鼓的孩子（安东的曾孙）外，这座老爷的宅子里还有一个免于纳税的独臂庄稼人，他像乌鸡似的老是喃喃自语，什么事也干不了。比他多少有些用处的是那条用吠叫欢迎拉夫列茨基归来的老狗。它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吩咐用买来的粗铁链锁住已有十年之久，现在它几乎不能走动，拖不动自己的身子了。拉夫列茨基巡视了室内，再来到花园，对花园倒颇为满意。花园里，野草、牛蒡、醋栗果和马林果丛生，同时，到处又都是绿树成荫，许多百年的老菩提树，树身的高大，桠枝形状的怪诞令人惊奇。树木种植得过密，恐怕还是一百年前修剪过的。花园尽头是一个明净的小池塘，四周生着高高的、带红色的芦苇。人间生活的痕迹在这里很快就会消失：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庄园虽说还没有荒芜，然而似乎已经沉入静静的睡眠；凡是没有受到人间喧嚣影响之处，世上的一切都会昏昏入睡。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还到村子里走了一圈。农妇们站在自家小屋的门口，手托着腮望着他；农民们远远地向他行礼，孩子们跑开了，狗都冷漠地吠叫着。最后，他觉得饿了，可是他的仆人和厨子要到傍晚才能到来；从拉夫里基运食物来的车子还没有到来——他只好去找安东。安东马上就张罗起来：他捉了一只老母鸡宰了，拔了毛；阿普拉克谢娅像洗衣服似的把它搓了又搓，洗了又洗，这才下锅。最后，鸡煮好了，安东铺上桌布，摆上餐具，还在餐具前面放上一只三条腿的、发黑的镀银盐瓶和一只细颈的、有圆玻璃瓶塞的刻花玻璃酒瓶，然后，用唱歌般的声音禀报拉夫列茨基，午餐已经齐备，——他自己去站在主人的椅子背后，右臂搭着餐巾，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古老的气味，好像是柏树气味。拉夫列茨基尝了尝汤，捞出了鸡，鸡皮上满是大粒的疙瘩，每条鸡腿都有一条粗筋，鸡肉带有木头味和碱的味道。吃完了饭，拉夫列茨基说他想喝点茶，如果……老头打断了他的话，说，“马上就给您老拿来，”——他果然言而有信。他找出一小撮用红纸包的茶叶，找出一个小小的、然而非常卖力地发出响声的小茶炊，还找出一些碎块的、好像溶化了的白糖。拉夫列茨基喝茶用的是一只上面画着纸牌图案的大杯子；他从小就记得这只杯子，只有客人才能用它喝茶——现在他也像客人一样，用它来喝茶了。傍晚，仆人来了；拉夫列茨基不愿意睡姑姑的床，吩咐给他在客厅里铺一张床。他吹灭了蜡烛，久久环顾着四周，想着一些不愉快的事，他感受到每个初次在一个空关已久的地方过夜的人所熟悉的感觉。他觉得，从四面环抱着他的黑暗似乎不能习惯这位新来的住客，连四壁似乎也在感到纳闷。他终于叹了口气，拉起被子盖上，入睡了。上床最晚的是安东，他和阿普拉克谢娅低声谈了很久，低声叹气，画了两次十字；他们俩都没有料到，主人怎么会住到他们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来，那么漂亮的庄园和富丽的府邸不是就在近旁吗？他们再也想不到，那座府邸正是拉夫列茨基所憎恶的，它在他心里勾起沉痛的回忆。他们俩低声聊了个痛快，安东拿起一根木棍去敲了挂在仓库那边沉默已久的打更的木板，然后就蜷着身子在院子里躺下，满是白发的头上什么也没有盖。五月之夜是静谧的、温暖的——老头甜蜜地入了梦乡。

二十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很早起床，他和村长谈了一会，到打谷场看了看，吩咐把看家狗的锁链解下来，那狗只是叫了几声，甚至没有离开自己的窝。他回到家中，就沉浸在一种平心静气的麻痹状态里，终日不能摆脱。“现在我是沉到河的最底层了，”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他坐在窗前，一动不动，仿佛在聆听围绕着他的寂静生活的流逝，听着偏僻的农村中偶尔传来的声音。在那边的荨麻后面，有人细声细气地唱歌，一只蚊子好像在跟他应和。现在，他不唱了，可是蚊子还在细声唱着；几只苍蝇齐声嗡嗡地悲鸣，惹人心烦，透过这嗡嗡声可以听到有一只很大的花蜂在叫，不断地把脑袋撞在天花板上；街上有一只公鸡啼叫起来，嘶哑地拖长尾音；一辆大车辚辚地驶过；村里的大门发出吱呀的声音。“啥事？”突然响起一个妇人的声音。“嗨，我的小宝贝，”安东对他怀抱里的两岁的小妞说。“去把克瓦斯拿来，”又是那个妇人的声音在说，——突然降临了一阵死一般的寂静；没有车声，没有响动，没有风吹树叶的声音，燕子一只一只地掠过地面，没有声息，它们的无声的飞行令人心中感到凄凉。“现在，我可沉在河底了，”拉夫列茨基又想。“这里的生活永远是，任何时候都是这么平静悠闲，”他想，“谁进入它的圈子，就得顺从它：在这里，不用激动，不必苦恼；在这里，只要像种田人犁地那样，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就成。在这四周，有着怎样的力量，在这无所作为的寂静中，蕴藏着多么健康的生命！就在这儿窗下，茁壮的牛蒡从浓密的草丛中钻出来，独活草在它上面伸出它那水灵灵的茎，香薄荷把它那粉红色的卷须伸展得更高；再往前，田野里的裸麦熠熠发光，燕麦已经抽穗，每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每株草茎上的小草，无不尽情地舒展开来。而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我却耗费了我最好的岁月，”拉夫列茨基继续想道，“但愿这里的寂寞能使我清醒，使我安下心来，锻炼我，使我也能不慌不忙地干点事。”于是，他又开始聆听着那片寂静，并不期待什么——同时又好像在不断地有所期待：寂静从四面拥抱着他，太阳在平静的蓝天静静地滑过，云朵也静静地在天空飘过，好像它们知道要飘往何处，去做什么。就在这同一时刻，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生活在沸腾，在急急忙忙地前进，在热火朝天；而在这里，同样的生活却无声地流过，像水流过沼泽里的水草。直到傍晚，拉夫列茨基都在沉思冥想这流逝的生活，无法摆脱。往事的哀愁像春雪在他心里渐渐融化，——真是奇怪！——对故乡的感情，在他心里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厚，这样强烈过。

二十一

在两个星期里，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小屋整理就绪，清理了庭院和花园；从拉夫里基运来了舒适的家具，从城里运来了酒、书籍和杂志；马厩里有了马匹；一句话，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把需要的一切都购置齐全，开始过起既不像地主，也不像隐士的生活来。他的日子过得很单调；尽管没有人来访，他也并不感到寂寞。他勤恳地、专心致志地管理田庄的事务，骑着马去郊游，读书。然而，他读书并不多；他更喜欢听老安东说古道今。拉夫列茨基总是坐在窗前，手里一个烟斗，面前一杯凉茶。安东则站在门边，两手往背后一操，就不紧不慢地讲起他那些年代久远的、好像是神话时代的故事来：那年头，燕麦和裸麦不论斗量，而是装在大麻袋里，两三个戈比就能买它一袋；那年头，四面八方，甚至直到城边，都是不能通过的树林，没有人触碰过的草原。“如今倒好，”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头发牢骚说，“统统给砍光了，开垦了，要赶车也赶不过去了，”安东还讲许多有关他的女主人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事情：说她老人家是多么明白事理，多么节俭；有一位老爷，一位年轻的邻居想巴结她，常来看望她，为了他，她老人家甚至戴上自己节日才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穿上网眼薄纱制的黄色衣服。可是后来因为那位邻居老爷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小姐，您的钱一定很不少吧？”她就大发脾气，吩咐不许他上门，而且当时就下个命令，她死后，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小块破布，都留给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果然，拉夫列茨基发现，姑姑的家当都保存着，一样不缺，连那顶节日戴的有深红缎带的包发帽和薄纱黄衣服也在。拉夫列茨基指望能找到一些旧报纸和有趣的文件，却一点没有，只有一个破旧的本子，上面有他的祖父彼得·安德烈伊奇记载下的一些东西——一会儿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亲王殿下与土耳其帝国缔结和约[1]，圣彼得堡一片欢腾”；一会儿是一张医治胸口疼的偏方，附注着“此方系生命之源三一教堂大祭司费奥多尔·阿夫克先季耶维奇赠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萨尔特科夫将军夫人者也”；一会儿又是政治新闻，如“有关法兰西虎之消息[2]似乎不再报道”，紧挨着是：“据《莫斯科新闻》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科雷切夫中校先生逝世。此人莫非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科雷切夫之子？”拉夫列茨基还找到几本旧历书、圆梦书和安博季克先生的那本神秘的著述[3]；久已淡忘的、然而还很熟悉的《象征与图谱》在他心里勾起了许多的回忆。在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梳妆台里，拉夫列茨基发现有一个用黑丝带缚着、黑色火漆封着的小包，塞在抽屉的最里面。小包里，面对面放着两张画像，一张是他父亲年轻时代的粉影肖像画，柔软的鬈发披在前额，细长的眼睛里带有倦意，嘴半张着；另一张画像几乎已经磨损，画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妇人，身穿白衣，手持一朵白玫瑰——这是他的母亲。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从来不让人给她画像。“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少爷，”安东对拉夫列茨基说，“我那时虽说不住在上房里，可是您的曾祖父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我还记得：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十八岁了。有一回我在花园里碰到他老人家，吓得我两腿直打哆嗦。可是他老人家倒没有把我怎么样，只问我叫什么名字，还派我到他房里去给他取手帕。不用说，真正是一位大老爷，对谁也不买账。容我对您说，这是因为您的曾祖父有一个神奇的护身香囊[4]，是阿索斯山[5]上的一个僧人送给他的，那位僧人对他如此这般地说：‘贵族老爷，为了您的殷勤款待，我把这个送给您；戴上它，您就什么都不用害怕。’少爷，您知道，那年头是什么年头：做老爷的想干啥就干啥。有时候，哪怕是位老爷也罢，谁要是胆敢跟他老人家顶撞，他老人家只是看上他一眼，对他说：‘你还不够格哪，’——他老人家最爱说这句话。他（您曾祖父的在天之灵）住的是木头搭的小屋；可是留下的财产却不知有多少，银子啦，各种各样积攒下来的东西啦，所有的地窖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才是个好当家人。您夸它好看的那个小玻璃酒瓶，就是他老人家的，他用它喝酒。可是，说到您爷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倒是盖了漂亮的砖房，可是没有积攒下钱财；什么事到他手里全完蛋，日子过得比他老爷子差多了，一点福也没有享过，——可是把钱都花光了，一样可以纪念的东西也没有留下，连一根银勺子也没有留下，还不是多亏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操心，才保住了这个家。”

“听说，”拉夫列茨基插话说，“人家都叫她老泼妇，是真的吗？”

“这要看说这话的是什么人了！”安东不满意地反驳说。

“少爷，”有一天老头下了决心问，“我们的少奶奶怎么啦，她打算住在哪儿？”

“我跟妻子分开了，”拉夫列茨基费劲地说，“请你不要问起她。”

“是，您哪，”老头难受地说。

过了三个星期，拉夫列茨基骑马去O市拜访卡利京家，在那里消磨了一个夜晚。莱姆也在；拉夫列茨基很喜欢他。由于父亲的安排，他什么乐器也不会，可是，他却热爱音乐，严肃的古典音乐。潘申那晚没有来卡利京家。省长派他出城办事去了。丽莎独自弹琴，弹得十分准确；莱姆活跃起来，非常兴奋，用纸卷成一个小卷，用来指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看着他，起初笑了，后来却去睡了；照她的说法，贝多芬的作品太刺激她的神经。半夜，拉夫列茨基送莱姆回寓所，在他家坐到清晨三点钟。莱姆谈了许多；他的驼背伸直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发出光辉，连头发也直竖在前额上。已经有很久没有人对他表示过同情；拉夫列茨基显然很关心他，关切而仔细地向他问这问那。这使老人深受感动，他终于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客人看，弹着琴，甚至还用毫无生气的嗓子唱了他的作品的某些片断，其中有他为席勒[6]的叙事诗《弗里多林》[7]所谱写的全部。拉夫列茨基称赞了他，要他再重唱了几节。临走的时候，他邀请莱姆到他那里去小住几天。莱姆把他送到外面，马上就同意了，紧紧地和他握手；但是，当他单独留在清新潮湿的空气里，看东方刚刚破晓的时候，他回顾了一下，眯起眼睛，蜷起身子，像做错了事似的，慢吞吞地走进他的斗室。“Ich bin wohl nicht Klug”（我大概是疯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在他那张又硬又短的床上躺下。过了几天，拉夫列茨基坐着马车来接他，他想托病推辞不去；但是拉夫列茨基走进他的房间，说服了他。对莱姆最起作用的是，拉夫列茨基专门为他把一架钢琴从城里运到乡间。他们二人一同去卡利京家，在那里度过黄昏，然而却不及上次那样愉快。潘申在那里，大讲他的下乡之行，非常滑稽地摹仿他所见到的地主们的模样。拉夫列茨基笑了，莱姆却缩在角落里不出来，他一言不发，像蜘蛛似的全身微微动着，没精打采，板着脸，直到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的精神才好起来。甚至坐在马车里，老人也是畏畏缩缩，好像怕见人，但是，宁静温暖的空气，微风，淡淡的阴影，青草和白桦嫩芽的芳香，无月的星空的宁静的光辉，和谐的马蹄声和马的响鼻声——道路、春天和夜色的全部魅力，都降临到这可怜的德国人的心灵里，于是他先开口和拉夫列茨基交谈起来。

[1] 指第一次俄土战争（1769—1774）。

[2]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事件。

[3] 指前面提到的《象征与图谱》。

[4] 迷信的人佩在胸前，内藏神香符箓之类。

[5] 在爱琴海左岸。

[6] 席勒（1759—1805），德国伟大剧作家，诗人。

[7] 《弗里多林》原名《去铁匠铺的路上》（1797）。

二十二

莱姆开始谈到音乐，谈到丽莎，后来又谈到音乐。谈到丽莎的时候，他似乎把一个个字说得比较慢。拉夫列茨基把话题引到他的作品上，半开玩笑地建议他给他写一个歌剧剧本。

“唔，歌剧剧本！”莱姆说，“不，这我可写不了，歌剧所必需的那种活力，那种活跃的想象，我已经没有了，现在我已经丧失了我的能力……但是，假如我还能做点什么的话，能写出一首浪漫曲，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如果有好的歌词，我也愿意……”

他沉默了，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举目望天。

“比如说，”他终于说，“像这样的：‘啊，星星，纯洁的星星！’……”

拉夫列茨基稍微向他转过脸来，注视着他。

“‘啊，星星，纯洁的星星！’”莱姆重复说……“‘你一视同仁地垂顾着善人与罪人……然而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或是诸如此类的词句……‘才能了解你们，’不对，是‘才能爱你们。’然而，我不是诗人，我哪儿行呢！不过，就像这一类的，崇高的词句。”

莱姆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在皎洁的夜色的幽明下，他的脸显得更苍白，比较年轻了。

“‘你们也知道，’”他用渐渐低沉的声音接着说，“‘你们也知道，有谁在爱，有谁能爱，因为你们是纯洁的，惟有你们能爱抚……’不对，这完全不对头！我不是诗人，”他喃喃地说，“不过，要写类似这样的……”

“我很遗憾我也不是诗人，”拉夫列茨基说。

“空虚的梦想！”莱姆说，把身子缩在马车的角落里。他闭上眼睛，似乎准备打盹。

几分钟过去了……拉夫列茨基留神听着……“星星，纯洁的星星，爱情，”老人低语说。

“爱情，”拉夫列茨基心里又重复了一遍，就陷入了沉思，——他心里感到沉重起来。

“您为《弗里多林》谱写的乐曲美极了，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他大声说，“您是不是以为，这个弗里多林被伯爵引见给伯爵夫人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就做了她的情夫？”

“这是您的想法，”莱姆说，“因为，您大概是过来人……”他突然住了口，不好意思地扭过脸去。拉夫列茨基勉强笑了笑，也扭过脸去，开始望着道路。

马车驶近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的小屋阶前的时候，星星已经渐渐苍白，天空呈现出灰色。拉夫列茨基把客人送进为他准备的房间，就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在窗前坐下。花园里有一只夜莺正唱着它黎明前最后的歌。拉夫列茨基记得，卡利京家的花园里也有一只夜莺在歌唱；他还记得，丽莎在听到夜莺初试啼声时，她的眼睛怎样静静地转向黑暗的窗口。他开始想到她，心里觉得平静起来。“纯洁的姑娘，”他轻声说，“纯洁的星星，”他带着微笑补充了一句，就安然躺下了。

可是莱姆却把写着乐谱的本子放在膝上，在床边坐了许久。他感到，仿佛有一个从未有过的甜美的旋律即将在他头脑里产生：他的心已经在燃烧，在激动，他已经感到那旋律临近时的甜蜜和慵懒……然而他却未能等到它……

“既不是诗人，又不是音乐家！”他最后喃喃地说。

于是他的疲倦了的头就重重地倒在枕头上。

二十三

次日早晨，宾主二人在花园里的一株老菩提树下喝茶。

“大师！”拉夫列茨基顺便说，“过不多久，您就该写一首喜庆颂歌了。”

“为了什么？”

“祝贺潘申先生和丽莎的婚礼呀。您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晚上他一个劲儿地向她献殷勤？看来，他们的事进行得很顺利。”

“不会有这种事！”莱姆高声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停了一停又说，“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尤其是在你们俄罗斯。”

“我们暂且不谈俄罗斯；可是您觉得这件婚事有什么不好呢？”

“一切都不好，都不好。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个正直的、严肃的姑娘，有着崇高的感情，可是他……总而言之，是半瓶醋。”

“她不是爱他吗？”

莱姆从凳子上站起来。

“不，她并不爱他，就是说，她的心地太纯洁，她自己还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卡利京夫人对她说，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她就听卡利京夫人的话，因为她还完全是个孩子，尽管她已经十九岁了。她早上祈祷，晚上也祈祷，——这固然很值得夸奖，可是她并不爱他。她只能爱那些美好的，可是他并不美好，就是说，他的心灵并不美好。”

莱姆怀着激情一口气说了这一番话，一面迈着小步在茶桌前来回走着，目光扫视着地面。

“我尊敬的大师！”拉夫列茨基突然叫了起来，“我看，是您自己爱上了我那表侄女了。”

莱姆猛然站住。

“请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他声音不坚定地说，“我不是疯子：我两眼望的是黑暗的坟墓，而不是粉红色的未来。”

拉夫列茨基不禁对老人动了怜悯，请求他原谅。喝完早茶，莱姆为他弹了他自己写的一首颂歌。午饭时，在拉夫列茨基的怂恿下，他又谈起了丽莎。拉夫列茨基注意地、好奇地听着他。

“您看怎么样，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他终于说，“现在这儿的一切似乎都整理就绪，花园里的花都盛开了……我们何不请她到这儿来玩上一天？还请上她的母亲和我的老姑妈。这会让您高兴么？”

莱姆低着头在吃饭。

“就请她们来吧，”他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不用请潘申吧？”

“不用，”老人说，露出了孩子般的微笑。

两天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进城到卡利京家去。

二十四

他来到卡利京家的时候，她们全都在家，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说明来意。他想先跟丽莎单独谈一谈。事有凑巧：正好只剩下他们俩留在客厅里。他们就谈起来；她已经跟他熟了，——一般地说，她并不怕见陌生人。他听她说着，望着她的脸，心里重复着莱姆的话，暗暗同意他的说法。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两个彼此已经认识然而并不接近的人，会突然之间，在几分钟内很快地亲近起来，——而且这种亲近的感觉会立刻在他们的眼神里，在他们的亲切的、静静的微笑中，甚至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之中，都表现出来。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原来是这样的，”她温柔地望着他，心里想道；“你原来是这样的，”他也这样想道。因此，当她有些欲言又止地对他说，她心里早有话想对他说，又怕他见怪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

“不要怕，您说吧，”他说了，就在她面前站住。

丽莎抬起她的明亮的眼睛望着他。

“您是那么善良，”她开始说，一面心里在想：“是啊，他真是善良的……”“您要原谅我，否则我是不敢跟您提这件事的……可是，您怎么能……您为什么要和您的妻子分开呢？”

拉夫列茨基颤抖了一下，望了望丽莎，在她身旁坐下。

“我的孩子，”他开始说，“请不要触碰那伤口；您的手是温柔的，可是仍然触痛了我。”

“我知道，”丽莎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似的，继续说。“她做的事是对不起您，我并不想为她辩护。但是，上帝结合在一起的，怎么可以拆开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太不相同了，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拉夫列茨基相当不客气地说，“我们彼此是不会了解的。”

丽莎的脸色苍白了；她的全身微微颤抖起来，然而她并没有缄默。

“您应该饶恕别人，”她低低地说，“如果您也希望得到别人的饶恕。”

“饶恕！”拉夫列茨基接过来说。“您先应该知道，您是否应该先打听一下，您是在替什么人说情？饶恕这个女人，再把这个无聊的、没有心肝的东西，接到我家里来！有谁告诉您，她想回到我这里来的呢？得啦吧，她对自己的处境正非常满意呢……这件事不值一谈！她的名字不应该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您是太纯洁了，您甚至没法了解她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侮辱她！”丽莎用力地说。可以看得出她的手在明显地发抖。“是您自己不要她的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我不是对您说过，”拉夫列茨基反驳说，不由得烦躁起来，“您不知道她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您当初为什么要跟她结婚？”丽莎低声说，低垂下眼睛。

拉夫列茨基很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当时我年轻，又没有经验；我受骗了，我被美丽的外表给迷住了。我不了解女人，我什么都不懂。愿上帝保佑您缔结更幸福的婚姻！但是请相信，什么事都不能十拿九稳的。”

“这么说，我也会同样的不幸，”丽莎说（她的声音开始发颤），“到那时候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听天……”

拉夫列茨基紧握双手，把脚一跺。

“请不要生气，原谅我，”丽莎急忙说。

在这一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了进来。丽莎站起身，想出去。

“请等一会儿，”拉夫列茨基突然在后面叫她。“我想请您母亲跟您光临我的新居。您知道，我弄了一架钢琴；莱姆正在我家作客；丁香花正在盛开，你们可以呼吸呼吸乡村的空气，当天就可以回来，——你们同意吗？”

丽莎望了望母亲，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却做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是拉夫列茨基不等她开口，马上就上去吻了她的双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向容易被柔情所打动，而且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海豹”居然会这样温柔，不禁心软下来，答应了。她正在考虑哪一天去好，拉夫列茨基趁机走到丽莎跟前，仍然很激动，悄悄地对她说：“谢谢您，您是个好姑娘，是我不好……”这时她的苍白的脸变得绯红，露出快乐的、羞怯的微笑；她的眼睛也笑了。直到此刻，她一直在担心，她是不是伤害了他。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可以跟我们同去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

“当然可以，”拉夫列茨基说，“不过只是我们自家人团聚，不是更好吗？”

“不过，似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开始说。“不过，随您的便，”她又加上一句。

决定了带连诺奇卡和舒罗奇卡同去。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谢辞了这次出游。

“我受不了啦，亲爱的，”她说，“浑身老骨头痛；你那儿大概没有地方过夜，而且我也睡不惯别人的床。让这班年轻人去蹦蹦跳跳去吧。”

拉夫列茨基已经不再有机会和丽莎单独在一块；但是他那样望着她，使她感到又是愉快，又有些害羞，同时又可怜他。和她告辞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不禁沉思起来。

二十五

拉夫列茨基回到家里，客厅门口有一个瘦高个儿迎着他；那人身穿破旧的蓝色常礼服，脸上皱纹很多，但是精神饱满，留着蓬乱的花白颊须，笔直的长鼻子，一双小眼睛里满是红丝。这是米哈列维奇，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拉夫列茨基起初没有认出他，但是来客刚报出自己的名字，他就热烈地拥抱他。他们自从在莫斯科分手以后，就没有见过面。随之而来的是雨点般的惊叹和询问，忘却已久的回忆都涌现了。米哈列维奇匆忙地、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有时喝一口茶，一面挥动着长胳臂向拉夫列茨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并没有十分值得高兴的事，在他经营的企业里也没有可以夸耀的成功，——可是，他却不断地发出嘶哑的、神经质的大笑。一个月前，他在一个有钱的包税商人的私人事务所里找到一个位置，离O市大约三百俄里，他听说拉夫列茨基已经回国，就绕道前来和老朋友见面。米哈列维奇说话仍旧和年轻时一样容易冲动：也像当年那样大嗓门，慷慨激昂。拉夫列茨基正要谈起自己的境况，可是米哈列维奇打断了他，急忙低语说：“我听说了，兄弟，我听说了，——这有谁能料得到呢？”接着，立刻把谈话转到一般的话题上去。

“我，兄弟，”他说，“明天就得走；今天，你可得原谅我，我们要晚些睡觉。我一定要知道：现在你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和信念，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生活给了你什么教训（米哈列维奇还沿用三十年代的用语）。至于我嘛，兄弟，我在许多方面都变了：生活的浪涛涌进我的胸怀——这是谁说的话？——虽然在重要的、基本的方面我都没有改变；我仍旧相信善，相信真理；我不仅仅是相信，——我现在是有信念，是的，我有信念，有信念。你听我说，你知道，我有时写写诗，我的诗没有诗意，然而有真理。我把我最近写的一首诗念给你听听：在这首诗里我表达了我最诚挚的信念。你听着。”米哈列维奇便开始朗诵他的诗，这首诗相当长，结尾是这样的：

我将整个心灵献给新的感情，

我心灵上有如婴儿初生：

我将昔日崇拜的全部付诸一炬，

我昔日焚毁的一切，如今我又崇拜。

念到最后两行，米哈列维奇几乎要哭出来；微微的痉挛——强烈的感情激动的征状——掠过他的宽阔的嘴唇，他的并不好看的脸上放出了光彩。拉夫列茨基听着，听着，胸中不由起了反感：这位莫斯科大学生的时刻准备着的、经常沸腾着的兴奋激怒了他。一刻钟还没有过，他们就面红耳赤地争论起来，这是惟有俄国人才会有的无休无止的争论。经过在两种不同环境里度过的多年的离别，他们二人还没有把对方的、甚至自己的思想弄个清楚，就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用同样的话来反驳，为了一些极为抽象的问题辩论起来——好像辩论的是他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提高嗓门大喊大叫，惊动了家里所有的人；可怜的莱姆，从米哈列维奇来后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被弄得莫名其妙，甚至惶惶不安起来。

“从那件事发生以后你怎么啦？悲观失望了吗？”夜里十二点多钟，米哈列维奇大嚷道。

“难道有像我这样悲观失望的人吗？”拉夫列茨基反问道，“那种人都是面色苍白、病病歪歪的。可是，你要不要我一只手把你举起来给你看看。”

“好吧，要不是悲观者，就是个坏（怀）疑主义者（米哈列维奇说话时露出了他的小俄罗斯[1]的乡音），那就更糟。可是你有什么权利做一个怀疑主义者？就算你的运气不好，那也不能怨你：你生来就有着一颗热烈的、多情的心，但是环境硬是不让你接近女人，所以，你一旦碰上一个女人，她不欺骗你才怪呢。”

“她把你也给欺骗了，”拉夫列茨基阴郁地说。

“就算如此，就算如此；在这件事情上我做了命运的工具，——咳，我在瞎说些什么呀，——这里哪有什么命运，这又是我用辞不当的老毛病。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呀？”

“这证明，我从小思想就被扭曲了。”

“那你就把自己纠正过来！这才不愧是个人，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你有的是精力嘛！不管怎么说，把一个所谓的个别事件提高成为一般的规律，成为确定不变的规矩，——那怎么行，怎么可以容许呢？”

“这跟规矩有什么关系？”拉夫列茨基打断了他，“我可不承认……”

“不，这是你的规矩，你的规矩，”米哈列维奇也打断了他。

“你是个利己主义者，没错！”一小时后，米哈列维奇又吼叫起来，“你只要自我享乐，你希望生活幸福，你只想为自己生活……”

“什么叫自我享乐？”

“结果一切都欺骗了你，你脚底下的一切都崩溃了。”

“我在问你，什么叫自我享乐呀？”

“它不崩溃才怪呢。因为你在找不到支柱的地方去寻找支柱，因为你是在流沙上建造你的房子……”

“把话说明白些，不要打比方，因为你的话我听不懂。”

“因为，——你大概会觉得好笑，——因为你没有信念，没有温暖的心；你只有智力，只有不值一文钱的智力……你不过是个可怜的、落后的伏尔泰信徒——这就是你！”

“谁？我是个伏尔泰信徒？”

“没错，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可你自己根本没有意料到。”

“这么说，”拉夫列茨基叫道，“我可有权利称你是个狂热者了！”

“唉！”米哈列维奇伤心地说，“不幸，我还没有资格配得上这么崇高的称号……”

“现在，我可想出来怎么称呼你了，”半夜两点多钟，那位米哈列维奇又大叫起来，“你不是怀疑主义者，不是悲观者，不是伏尔泰信徒，你——是个懒汉，而且是个不怀好意的懒汉，是个明知故犯的懒汉，而不是天真幼稚的懒汉。天真幼稚的懒汉只是躺在炕上，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们什么也做不来；他们甚至什么都不想，然而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你却躺着；你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然而却什么也不干；你挺着你那吃得饱饱的肚皮躺着，嘴里说什么：‘就应该这样躺着，因为不管人们做什么——一切都是胡来，一切都是瞎忙。’”

“你何以见得我是躺着的呢？”拉夫列茨基说，“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有那种想法？”

“此外，你们这批家伙，你们这些难兄难弟，”米哈列维奇喋喋不休地说，“都是些博学的懒汉。你们知道德国人的缺点，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哪些地方不行，——于是，你们的可怜的知识就来帮你们的忙，证明你们的可耻的懒惰，你们的可恶的游手好闲是正确的。有人甚至还以此自豪，说什么，‘我是个聪明人，——所以我躺着，那些傻瓜才去忙忙碌碌。’是啊，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老爷们，——不过，我并不是说你，——他们的一生就在一种懒洋洋的百无聊赖之中度过，习惯了这么懒洋洋地泡在里面，就像……就像蘑菇泡在酸奶油里，”米哈列维奇说着，不禁因为自己的譬喻好笑起来。“啊，这种懒洋洋的百无聊赖——就断送了咱们俄国人！这些该死的懒汉，嘴里说要准备工作说了一辈子……”

“你骂个什么劲啊？”这回轮到拉夫列茨基吼叫了。“工作啊……干啊！可是，你先别骂，你最好说说，该干什么。我的波尔塔瓦的德摩斯梯尼[2]！”

“哦，原来你想知道这个！兄弟，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这是每个人自己应该知道的，”“德摩斯梯尼”讽刺地说。“又是地主，又是贵族——还不知道该干什么！你没有信仰，否则你就会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信仰——所以得不到启发。”

“该死的东西，至少也得让我休息休息，让我看看周围的情况呀，”拉夫列茨基说。

“一分钟也休息不得，一秒钟也不行！”米哈列维奇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说，“一秒钟也不行！死亡不等人，生活也不能等待。”

“人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想出来要做懒汉的呀？”半夜三点多钟，米哈列维奇又嚷起来，可是嗓子已经有些嘶哑，“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在目前！在俄国！在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对人民，对自己，都有义务，都肩负着伟大的重任！我们在睡觉，时光在流逝，我们却在睡大觉……”

“请让我向你指出，”拉夫列茨基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是在睡觉，不如说，我们是不让别人睡觉。我们像公鸡似的，直着嗓子叫。你听，这已经是鸡啼三遍啦。”

被他这么一说，米哈列维奇不禁觉得好笑，也安静了下来。“明天见，”他微笑着说，把烟斗塞进烟袋。“明天见，”拉夫列茨基也说。但是两个朋友又继续聊了一个多小时……不过他们不再提高嗓门，他们的谈话是平静的，忧伤的，充满了善意。

米哈列维奇第二天走了，虽然拉夫列茨基一再挽留，却没有能劝他留下，不过倒是和他畅谈了一个痛快。原来，米哈列维奇是身无分文。拉夫列茨基在头一天晚上就怜惜地注意到米哈列维奇身上带有长时期贫困潦倒的种种征状和习惯：他的鞋跟磨歪了，常礼服的后背缺一个钮扣，手上久已没有戴过手套，头发上沾着绒毛；他来了以后，根本没有想到要稍事盥洗；吃晚饭时狼吞虎咽，用手把肉撕开，再用他那发黑的、结实的牙齿咯吱咯吱地嚼着骨头。原来，他的官运并不亨通，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包税商身上，其实，那个商人所以雇用他，无非是为了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摆一个“有学问的人”撑撑场面。尽管如此，米哈列维奇并没有灰心丧气，仍旧我行我素，过着他那愤世嫉俗者、理想主义者、诗人的生活，真心实意地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自己的使命，为它们忧心忡忡；至于自己会不会死于冻馁，却极少关心。米哈列维奇没有结过婚，但是恋爱的次数却不知有多少，为他所有钟情的对象写过诗，他特别热情歌颂过一个神秘的黑发“潘娜”[3]……虽然，风闻这位“潘娜”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女人，是好多骑兵军官的老相好……不过，仔细想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米哈列维奇和莱姆却合不来：由于不习惯，这个德国人被他那大嚷大叫的言谈和粗野的举止吓坏了……同是天下沦落人，按理彼此相隔老远就该立刻辨认出来，可是到了垂暮之年莱姆却难以和他接近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不能互通款曲，——甚至自己的希望也不同。

临行前，米哈列维奇又和拉夫列茨基谈了许久，预言他如果再不醒悟，就要完蛋，还恳求他认真关心自己的农民的生活，他拿自己为例，说他已经在苦难的熔炉里得到净化，——几次自称是一个幸福的人，把自己比做天上的飞鸟和幽谷的百合花[4]……

“无论如何，只不过是一朵肮脏的百合花，”拉夫列茨基说。

“嗳，兄弟，别来你贵族老爷的那一套啦，”米哈列维奇温厚地说，“你还是要感谢上帝，他让你的血管里流着诚实的平民的血液[5]。可是依我看，现在你需要有一个纯洁的、天使般的人儿，来把你从这种冷漠麻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多谢你，兄弟，”拉夫列茨基喃喃地说，“我可吃足了这些天使般人儿的苦头。”

“住嘴，完世不共的人！”米哈列维奇叫起来。

“‘玩世不恭的人’，”拉夫列茨基纠正他。

“正是完世不共，”米哈列维奇不以为意地又说了一遍。

甚至在他把那扁扁的、轻得出奇的黄皮箱已经放进马车，自己也上了车的时候，他还是说个不停。他裹着一件领子已经泛红褐色、钉着狮爪搭襻代替钮扣的西班牙式斗篷，还在发挥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高论，在空中挥动着一只黝黑的手，好像是在播着未来幸福生活的种子。马匹终于起步了……“记住我的最后三句话，”他把整个身子从马车里伸出来，一边摇摇晃晃，一边喊道：“宗教，进步，人道主义！……再见了！”他的被帽子压住眼睛的脑袋消失了。拉夫列茨基独自站在台阶上，遥望着道路，直到马车看不见为止。“其实，他的话大概是对的，”他回到屋子里，一面在想，“我大概是个懒汉。”米哈列维奇的许多话都不可抗拒地进入他的心灵，尽管他当时和他争论，不同意他。只要一个人的心地是善良的，——就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1] 旧俄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蔑视的说法。

[2] 波尔塔瓦在乌克兰。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是古雅典雄辩家。这里是指米哈列维奇。

[3] 波兰语：姑娘。

[4] 米哈列维奇引用了《圣经》里的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是谷中的百合花”。（《圣经·旧约·雅歌》第二章）

[5] 指拉夫列茨基的母亲是农奴。

二十六

两天之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带着她的全班年轻人前来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践约。小姑娘们立刻跑到花园里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却懒洋洋地看了所有的房间，懒洋洋地夸奖一切。她把造访拉夫列茨基看做是纡尊降贵，几乎是行善。当安东和阿普拉克谢娅按照做下人的古礼上前去吻她的手时，她和蔼地微笑了，少气无力地齉着鼻子说她想喝茶。安东那天特地戴上针织的白手套，然而给莅临的贵夫人献茶的差事却没有轮到他，而是拉夫列茨基雇来的一个侍仆，这可使他大为恼火。照老头的说法，此人连一点尊卑长幼的规矩都不懂。可是，在午餐时候，安东总算如愿以偿了：他牢牢地站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椅子背后，对谁也不肯让出自己的位子。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已经很久没有宾客莅临，目前的情景使老头又惊又喜：看到他们家老爷和上等人来往，他感到很高兴。而且，那天激动的不止他一个人，莱姆也很激动。莱姆穿上短短的、鼻烟色的燕尾服，紧紧地系着颈巾，不断地清着嗓子，亲切愉快地谦让着。拉夫列茨基欣慰地注意到，丽莎和他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一进门就友好地向他伸出手来。午餐完毕，莱姆从他不时伸手去摸的礼服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小卷乐谱，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把乐谱放在钢琴架上。这是昨晚他为一首讲到天上繁星的古德语歌词谱写的浪漫曲。丽莎马上坐到钢琴前，试弹起那首浪漫曲……可叹的是，音乐显得杂乱和令人难受地紧张；显然，作曲者的意图是努力要表现出一种热烈而深邃的情绪，结果却毫不成功：努力只落了一场空。拉夫列茨基和丽莎都感到了这一点——莱姆自己心里也明白：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把自己的浪漫曲放回口袋里；丽莎建议让她再弹一遍，他只是摇了摇头，含有深意地说：“现在——就算了吧！”——便弯着腰，缩着身子，走了出去。

傍晚时分，大伙都去钓鱼。花园尽头的池塘里有好多鲫鱼和鱼。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岸边的树荫下安放了一张圈椅，脚下铺上一块小地毯，为她准备了最好的钓竿；安东是有经验的钓鱼老手，便来伺候她钓鱼。他卖力地装上蚯蚓做鱼饵，用手拍拍，吐上两口唾沫，甚至还姿势优美地全身前倾着，亲自把钓钩抛出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当天在向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提到安东的时候，用女塾式的法语说：“Il n’y a plus maintenant de ces gens comme ça comme autrefois.[1]”莱姆带了两个小姑娘跑得老远，一直跑到堤上；拉夫列茨基却坐在丽莎身旁。鱼儿不断地上钩，鲫鱼被钓上来的时候，腹部在空中闪闪发光，时而是金黄色，时而是银白色的。小姑娘们的欢呼声没有停过；连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娇滴滴地尖叫了两次。拉夫列茨基和丽莎钓到的鱼最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像别人那样专心地钓鱼，只是听任漂子向岸边漂动。略带红色的、高高的芦苇在他们周围悄悄地沙沙作声，平静的湖水在他们面前悄悄地闪耀着，他们的谈话声也是悄悄的。丽莎站在一个小埠头上，拉夫列茨基坐在一株爆竹柳的倾斜的树干上。丽莎身穿一袭白色长衣，腰间束的宽带也是白色的，她的草帽挂在一只手臂上，另一只手稍稍费力地拿着弯弯的钓竿。拉夫列茨基望着她那纯洁的、略嫌严肃的侧面，她那掠到耳后的秀发，她那有些晒黑的、孩子般娇嫩的面颊，心里想道：“啊，你站在我的池畔，是多么美啊！”丽莎没有转脸望他，只是似蹙非蹙，似笑非笑地疑视着池水，近处一株椴树的阴影落在他们俩的身上。

“您知道吗？”拉夫列茨基开始说。“关于我们上次的谈话，我想了许多；我得到的结论是：您的心真好。”

“我的本意根本不是这样……”丽莎想说，不禁难为情起来。

“您的心真好，”拉夫列茨基又说了一遍。“我是个大老粗，可是连我都能感到，所有的人都会爱您。就拿莱姆来说吧：他简直是爱上您了。”

丽莎的双眉并不是皱起，而是颤动了一下；在她听到什么不中听的话时，总是这样。

“我今天非常替他难受，”拉夫列茨基接着说，“他的浪漫曲失败了。年纪轻而写不好——还可以忍受，可是到了老年却力不从心——那是令人难受的。而且可悲的是，一个人的精力在不知不觉地日见衰退，可他却没有感到，一个老年人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的！……注意，您有鱼上钩了……听说，”拉夫列茨基沉默了一会，又说，“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写了一首非常好的浪漫曲。”

“是的，”丽莎回答说，“是个小玩意儿，不过还不错。”

“可是，你觉得他怎么样，”拉夫列茨基问，“他是个高明的音乐家么？”

“我认为，他很有音乐才能，不过，他至今还没有下苦功夫。”

“是啊。可是他的为人好么？”

丽莎笑起来，迅速地瞥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眼。

“问得多么奇怪！”她高声说，把钓竿拉出来，又远远地抛出去。

“有什么奇怪呢，我这个人刚来此地不久，又是您的亲戚，所以才向您问起他。”

“亲戚？”

“是啊。我大概可算是您的舅舅吧？”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的心眼好，”丽莎说，“为人聪明；maman很喜欢他。”

“那么您喜欢他吗？”

“他是个好人，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他呢？”

“哦！”拉夫列茨基说了一声，就沉默了。一种半是忧愁，半是嘲笑的表情在他的脸上掠过。他牢牢地盯着丽莎看着，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但是她继续微笑着。“好吧，愿上帝赐给他们幸福！”他终于喃喃地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就扭过头去。

丽莎的脸红了。

“您弄错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别以为……难道您不喜欢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她突然问。

“不喜欢。”

“那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心。”

丽莎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您一向是严于责人的。”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我并不这样想。您想，我有什么权利严于责人，我自己还需要人家的宽容呢。还是您忘了，只有懒人才不会来嘲笑我呢？……怎么样，”他又说了一句，“您遵守您的诺言了吗？”

“什么诺言？”

“您为我祈祷过吗？”

“是的，我为您祈祷过，而且每天为您祈祷。不过请您不要随便地说到这种事情。”

拉夫列茨基向丽莎保证说，他压根儿没有过这种念头，他对任何信仰都怀有深深的敬意；然后他就讲到宗教，讲到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讲到基督教的作用……

“一个人应该做一个基督徒，”丽莎有些费力地说，“并不是为了知道天堂……或是……人世的事，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死。”

拉夫列茨基不禁惊讶地抬起眼来望着丽莎，并且和她的目光相遇了。

“您说的是什么话呀！”他说。

“这不是我的话，”她回答说。

“不是您的话……那您为什么要说到死？”

“我不知道。我常常想到死。”

“常常？”

“是的。”

“瞧您现在的模样，是不会这么说的。您的脸是那么快活，容光焕发，您在微笑……”

“是的，我现在快活极了，”丽莎天真地说。

拉夫列茨基真想抓住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它们……

“丽莎，丽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叫了起来，“过来，看我钓了一条好大的鲫鱼。”

“就来，maman，”丽莎答应着，就到她那里去了，拉夫列茨基仍旧坐在爆竹柳上。“我同她谈话，好像我并不是一个老朽的人，”他想道。丽莎走开的时候，把帽子挂在树枝上。拉夫列茨基怀着异样的、近乎是温柔的感情望了望这顶帽子，望着那微皱的长飘带。丽莎很快又回到他这里，仍旧站在埠头上。

“您怎么会以为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没有心呢？”过了一会，她问。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可能错了；不过，日久会见人心的。”

丽莎沉思起来。拉夫列茨基开始谈到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的生活，谈到米哈列维奇，谈到安东；他感到有一种需要和丽莎谈话，要把心里的一切都告诉她：她是那么亲切地、那么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她偶尔提出的一些看法和不同的意见，在他听来是那么单纯，那么聪明。他甚至把这种想法也对她说了。

丽莎惊奇起来。

“是真的吗？”她说，“可是我还以为，我跟我的使女娜斯佳一样，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呢。有一次她对她的未婚夫说：‘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觉得很乏味，你对我说的话都那么好听，可是我却没有自己的语言。’”

“真要感谢上帝！”拉夫列茨基想道。

[1] 法语：不像往昔，如今这样的人可没有了。

二十七

这时，黄昏来临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表示要想回家。好不容易才把小姑娘们从池畔弄回来，给她们收拾停妥。拉夫列茨基吩咐给他马，说他要送客人到半路。搀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上了马车，他发现莱姆不见了，哪儿也找不到这位老人。刚钓完鱼，老人就不见了。安东以他那把年纪来说是惊人的气力砰的关上车门，正颜厉色地叫道：“走啦，伙计！”——马车就动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丽莎坐在后座，两个小姑娘和使女坐在前面。黄昏是温暖而静谧的，车上两面的窗都开着。拉夫列茨基骑着马，靠着丽莎那边和马车并排缓缓而行，一只手放在车门上，——他把缰绳扔在从容缓驰的马的颈脖上——偶尔和这位少女交换三言两语。晚霞消逝，夜色降临，但是空气反而变得温暖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很快就打起盹来；小姑娘们和使女也睡着了。马车迅速而平稳地走着；丽莎把身子前倾着，初升的新月照着她的脸，夜晚芳香的微风吹拂着她的眼睛和面颊。她觉得舒服极了。她的手扶着车门，挨着拉夫列茨基的手。他也觉得非常舒服。他仿佛漂浮在平静的温暖的夜色中，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善良的、年轻的脸庞，聆听着那年轻的、即使低语时也是清脆的声音在说着纯朴善良的话。就这样，他竟不知不觉地走过了路途的一半。他不愿意惊醒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是轻轻地握了握丽莎的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她点点头，他把马勒住。马车就轻轻地晃动着、摇摆着，向前驶去。拉夫列茨基让马缓步走着回家。夏夜的魅力包围着他，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出人意外地异样，同时又是久已熟悉的，那么甜蜜。远近的一切都静止了——远处的景色也朦胧可见，青春的、如花盛放的生命就显现在这片静谧之中。拉夫列茨基的马精神饱满地跑着，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它的巨大的黑影和它并排走着；在它的嘚嘚的蹄声中，似乎有着神秘的悦耳的声音，在鹌鹑的喧嚷的啼叫声中，又有着快乐而奇妙的东西。星星隐没在明净的薄雾中，弦月射下明澈的清辉，有如一道蓝色的清溪流过天际，又将点点的淡金洒在近处飘过的轻云上面。清新的空气使眼睛有些潮润，它亲切地充溢着四肢，又如一股湍流再涌入胸际。拉夫列茨基尽情享受这种快感，为此感到喜悦。“好吧，我们还要生活下去，”他想道，“我们还没有完全被毁掉……”他并没有说完：是被什么人或是被什么东西毁掉……接着，他想起了丽莎，想到她恐怕未必会爱潘申；想到如果他在别的情况下和她邂逅——天知道，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想到现在他才懂得莱姆对她的感情，虽然她没有“自己的”言语。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她是有自己的言语的……“不要轻率地说到这种事情”，——拉夫列茨基又回忆起这句话。他骑在马上低着头走了好久，然后挺直身子，慢慢地念道：

我将昔日崇拜的全付诸一炬；

我昔日焚毁的一切，如今我又崇拜……

接着，他在马身上抽了一鞭，急驰回家了。

下马的时候，他最后一次环视四周，不由露出感激的微笑。夜，寂静的、亲切的夜，笼罩着山丘和峡谷，从远处，从它那芳香的深处，天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不知是从天上还是从地上——送来微微的、柔和的暖意。拉夫列茨基最后一次向丽莎祝了晚安，就跑上台阶。

第二天过得相当没劲。从早就下起了雨；莱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嘴巴越闭越紧，好像他发誓永不再开口似的。拉夫列茨基要就寝的时候，拿了堆在桌上一大堆足有两个多星期不曾拆开的法国报刊上床。他随手把封套撕开，草草浏览着新闻栏目，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新闻。他正要把它们扔开——猛然，好像被螫了一下似的，从床上跳起来。在一份报纸的小品栏里，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茹里先生向读者报道了一条“令人伤心的消息”：“美丽迷人的莫斯科美人，”他写道，“时装皇后之一，为巴黎的沙龙生色的Madame de Lavretzki[1]，几乎是突然地香消玉殒，——令人惋惜的是此项消息十分可靠，是他茹里先生刚刚得到的。他，”他继续写道，“可说是死者的好友……”

拉夫列茨基穿上衣服，到花园里去，在同一条林阴道上一直徘徊到天明。

[1] 法语：拉夫列茨基夫人。

二十八

翌晨喝茶的时候，莱姆请拉夫列茨基给他预备马匹，他要回市里去。“我该去工作了，就是说，该去教课了，”老人说，“我在这儿只是白白浪费时间。”拉夫列茨基没有马上回答：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好吧，”他终于说，“我和您一同去。”莱姆不要仆人帮忙，怒冲冲地，累得呼哧呼哧地把自己的小皮箱收拾好，又把几页乐谱撕了烧掉。马匹准备好了。拉夫列茨基从书房走出来的时候，把昨晚看到的那张报纸放进衣袋。一路上，莱姆和拉夫列茨基很少交谈，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互相庆幸彼此都各不相扰。两人分手的时候，态度也相当冷淡，不过，这在俄国的朋友们之间倒是常有的。拉夫列茨基把老人送到他的小屋前：莱姆下了车，取了箱子，连手也没有伸给他的朋友（他两只手都抱着箱子），朝他看也不看，只是用俄语说了声：“再见，您哪！”“再见，”拉夫列茨基也说，就吩咐车夫驱车去自己的寓所。他在O市租下了一套房子备用……拉夫列茨基写了几封信，匆匆地吃过午饭，就到卡利京家去。在他们家的客厅里，他只遇到潘申一个人，潘申对他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马上就下来，接着，就十分亲切和蔼地和他交谈起来。在这一天以前，潘申对拉夫列茨基的态度虽然说不上是倨傲，却是俯就的。但是，丽莎对潘申谈起她昨天的出游时，说起拉夫列茨基是一个极好的聪明人；这就够了：应该把这个“极好的”人争取过来。于是，潘申就用对拉夫列茨基的恭维开始，照他的说法，开始描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全家讲起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时的那份高兴，接着，照他的惯例，又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开始谈他的事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官场的看法，关于俄国的未来说了两句，说对省长们应该严加管束；在这里他又喜滋滋地把自己嘲笑了几句，接着又顺便提到，他在彼得堡被委托“de populariserl’idée du cadastre[1]”。他讲了很久，以漫不经心的自信大讲如何解决种种困难，好像魔法师玩球似的玩弄着最重大的行政问题和政治问题，把它们说得易如反掌，诸如“假如我是当局，我就这么干，”“您是聪明人，一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之类的说法，总不离口。拉夫列茨基冷淡地听着潘申的高谈阔论：他不喜欢这个聪明、漂亮、自然优雅的人，不喜欢他那愉快的微笑、他那客气的声调和探究的目光。潘申凭他特有的迅速的鉴貌辨色的机灵，很快就看出，对方对他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借一个恰当的理由抽身了；他暗自想道，拉夫列茨基也许是个很好的人，但并不可爱，aigri[2]；en somme[3]，有些可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由格杰奥诺夫斯基陪着出来了；随后，是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和丽莎，接着，是家里其他的人，后来，音乐爱好者别列尼岑娜也来了。这是一位瘦小的夫人，疲倦而美丽的小脸几乎像孩子的脸，身穿沙沙作响的黑衣服，手里拿一把花花绿绿的扇子，手上戴着沉甸甸的金镯；她的丈夫也来了，这是一个面颊红润的胖子，手大，脚也大，白睫毛，厚嘴唇上挂着死板的微笑。在外面做客的时候，妻子从不跟他说话，可是在家里和他撒娇发嗲的时候，就唤他“我的小猪猡”。潘申又回来了，屋子里变得非常热闹，人声嘈杂起来。拉夫列茨基素来不喜欢这样人多热闹的场合；尤其是，别列尼岑娜不时用长柄眼镜打量他，这格外使他恼火。要不是为了丽莎，他会马上离开：他想和她单独说两句话，但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只是怀着暗暗的喜悦目随着她，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他觉得，丽莎的容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贵，这样可爱。相形之下，别列尼岑娜就大大地逊色了。那一位坐在椅子上不断地扭动，耸动着瘦削的肩膀，娇声娇气地大笑，一会儿眯缝起眼睛，一会儿又突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丽莎却文静地坐着，目光前视，一点也不笑。主妇坐下跟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别列尼岑娜以及格杰奥诺夫斯基玩牌。格杰奥诺夫斯基打牌慢得要命，不断出错牌，眨着眼，用手帕擦脸。潘申摆出一副抑郁寡欢的样子，说话简短，似乎含有深意而忧伤，——完全是一个不得志的艺术家，——可是，不管别列尼岑娜怎样对他撒骄撒痴，一再央求他演唱他的浪漫曲，他都不答应：拉夫列茨基的在场使他感到拘束。拉夫列茨基也很少开口；他刚走进来，他脸上特殊的表情就使丽莎吃惊：她马上感到，他有话要告诉她，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不敢去问他。最后，她到大厅去斟茶的时候，终于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他立刻跟着她出来。

“您怎么啦？”她把茶壶放在茶炊上，说。

“您难道注意到什么了吗？”他说。

“您今天和往常不一样。”

拉夫列茨基向桌子低下头来。

“我要，”他开始说，“告诉您一个消息，但是现在不行。不过，您把小品栏里用铅笔做了记号的地方看一看，”他把带来的那份报纸交给她，又补充说，“请保守秘密，我明天早上来。”

丽莎惊讶起来……潘申在门口出现了：她把报纸放进自己的衣袋。

“您读过《奥贝曼》[4]吗，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潘申若有所思地问丽莎。

丽莎随便地回答了他，就离开大厅，上楼去了。拉夫列茨基回到客厅里，走近牌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把包发帽上的丝带都解开了，脸上通红，开始向他抱怨她的对手格杰奥诺夫斯基，照她说，他连怎么出牌都不会。

“可见，打牌，”她说，“跟瞎造谣言可不一样呀！”

她的对手仍旧一个劲儿地眨着眼，擦着脸。丽莎来到客厅，在角落里坐下。拉夫列茨基望了望她，她也望了望他——两人几乎都感到难受。他在她的脸上看到困惑和一种隐隐的谴责。要他向她倾吐自己心里的话，他做不到；要他像一位客人那样，和她一同待在一个屋子里，他又感到痛苦：他决定离去。和她告别的时候，他觑空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再来，还补充了一句，说他信赖她的友谊。

“请来吧，”她回答说，脸上仍然带着同样的困惑。

拉夫列茨基一走，潘申就活跃起来；他开始给格杰奥诺夫斯基出主意，和别列尼岑娜调笑，最后唱了他的浪漫曲。但是他跟丽莎说话和看着她的时候，神情还和以前一样：含有深意，又有些忧伤。

拉夫列茨基又是彻夜不眠。他并不伤心，也不激动，他是完全平静的，但是他不能入睡。他甚至没有回忆往事，他只是审视着自己的一生：他的心沉重而均匀地跳动着，时间流逝，他却毫无睡意。只是他的头脑里不时浮现这样的想法：“这不是真的，这都是瞎编的，”——接着，他止住了这种想法，低下头来，重又来审视自己的一生。

[1] 法语：宣传普及对土地进行调查的思想。

[2] 法语：凶狠。

[3] 法语：总之。

[4] 《奥贝曼》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瑟南古（1770—1846）的长篇小说，作于一八○四年。屠格涅夫称它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感伤小说”。

二十九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到卡利京家去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并不十分亲切。“哈，居然来个没完了，”她心里想。她自己本来就不太喜欢他，加上潘申（他能够左右她的看法）昨晚称赞他的时候，口吻十分圆滑而又含有轻蔑，而且她并不把他当做客人，觉得他是一位亲戚，差不多是自家人，那就无需招待，所以还没有过半小时，他已经和丽莎来到花园里的林阴道上。连诺奇卡和舒罗奇卡在离他们不几步远的花坛上跑来跑去。

丽莎像平时一般平静，只是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她从口袋里取出那张折得很小的报纸，交给拉夫列茨基。

“这真可怕！”她说。

拉夫列茨基没有回答。

“也许，这个消息还不确实。”丽莎又说。

“所以我才请您不要对别人说起。”

丽莎走了几步。

“请告诉我，”她开始说，“您不伤心吗？一点也不？”

“我自己都说不出我有什么感觉，”拉夫列茨基回答说。

“您从前不是爱她的么？”

“爱过。”

“很爱吗？”

“很爱。”

“那么，听到她死了您就不难受吗？”

“对我来说，她不是现在才死的。”

“您说这话真是罪过……请别生我的气。您称我是您的朋友：朋友是可以无话不说的。老实说，我甚至觉得可怕……昨天您的脸色是那么难看……您记得吗，前不久您还说过她的坏话来着？——也许那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是可怕的。这真像是给您的惩罚。”

拉夫列茨基苦笑了。

“您以为是这样吗？……至少，我现在是自由的了。”

丽莎微微地战栗了。

“得啦，别这么说。您的自由对您有什么用？您现在应该想的不是这个，而是想到饶恕……”

“我早已饶恕她了，”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把手一摆。

“不，不是那个，”丽莎反驳说，她的脸红了。“您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您应该关心的是使您得到饶恕……”

“要谁来饶恕我？”

“谁？上帝呀。除了上帝，还有谁能饶恕我们。”

拉夫列茨基抓住她的手。

“啊，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请相信，”他叫道，“我已经被惩罚得够了。请相信我，我已经赎尽了我所有的罪愆。”

“这您可没法知道，”丽莎低声说。“您忘啦，不久前您和我谈话的时候，您还不愿意饶恕她呢。”

两人默默地在林阴道上走着。

“那么您的女儿怎么样啦？”丽莎停住了脚步，突然问。

拉夫列茨基颤抖了一下。

“哦，您放心吧！我已经给各处都发了信。我女儿的未来，像您对她……像您说的……是有保障的。这您不用担心。”

丽莎忧愁地笑了。

“不过，您说得对，”拉夫列茨基接着说，“我要我的自由干什么？自由对我有什么用？”

“您是什么时候收到这份报纸的？”丽莎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你们来我家的第二天。”

“难道……难道您竟没有流泪？”

“没有。我非常震惊，可是哪儿来的眼泪呢？为过去流泪吧——我的过去在我心里已经成了灰烬！……她的过错本身并不是毁了我的幸福，而只是向我证明，幸福根本就不曾有过。那么，还有什么可流泪的呢？然而，有谁知道？如果我早两个星期得到这个消息，说不定我会比较伤心……”

“早两个星期？”丽莎说。“在这两个星期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拉夫列茨基没有回答，可是丽莎的脸突然红得更厉害了。

“是啊，是啊，被您猜着了，”拉夫列茨基突然接过来说，“在这两个星期里面，我知道了什么是女性的纯洁的心灵，因此，我的过去就离我更远了。”

丽莎不好意思起来，慢慢地向着花坛那边的连诺奇卡和舒罗奇卡走去。

“我满意的是，我把这份报纸给您看了。”拉夫列茨基跟在她后面说道，“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不瞒您，希望您也用同样的信任来回报我。”

“您这样想吗？”丽莎说，停了下来。“要是这样，我就应该……啊，不！这不可能。”

“什么事？说吧，说吧。”

“真的，我觉得，我不应该……可是，”丽莎又说，微笑着向拉夫列茨基转过脸去，“话只说一半，又算什么坦率呢？您知道吗？今天我接到一封信。”

“潘申写的？”

“是，是他……您怎么知道的？”

“他向您求婚？”

“是的，”丽莎说了就严肃地正视着拉夫列茨基。

拉夫列茨基也严肃地望着丽莎。

“好吧，您是怎么答复他的？”他终于说。

“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丽莎说，把交叠着的双手垂了下来。

“怎么？您不是爱他的吗？”

“是的，我喜欢他，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跟三天前您对我说的一字不改。我要知道的是，您是不是用我们通常称做‘爱情’的那种强烈的激情来爱他？”

“要是照您所理解的那样，——并不。”

“您并没有爱上他？”

“没有。难道那是必要的吗？”

“怎么？”

“妈妈喜欢他，”丽莎继续说，“他的心眼好，我对他没有意见。”

“可是，您是在犹豫？”

“是的……也许，您，您的话，是使我犹豫的原因。您还记得您前天说的话吗？然而这是软弱……”

“啊，我的孩子！”拉夫列茨基突然叫道，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不要自作聪明，您心里明明不情愿委身于一个您所不爱的人，就不要把这种呼声称做软弱。对于一个您并不爱、然而愿意属于他的那个人，不必承担那么可怕的责任……”

“我只是顺从，我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丽莎说。

“那就听从您的心声吧，只有它会告诉您真话，”拉夫列茨基打断她的话……“什么经验啦，理智啦——一切都是空的！请不要剥夺掉自己在世界上惟一的、最美好的幸福。”

“这话是您说出来的吗，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自己是恋爱结婚的——可是您幸福吗？”

拉夫列茨基把双手一拍。

“啊，请别说我的事！您无法理解，一个年轻、没有经验，又是在不正常的环境里教养起来的男孩子，会把爱情看做什么！……是啊，归根结蒂，何必再来出自己的丑呢？我刚才对您说，我不曾有过幸福……不对！我是曾有过幸福的！”

“我认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丽莎压低声音说（在谈话中每当她不同意对方的意见时，她总是压低声音，同时，她心里还非常激动），“世上的幸福是由不得我们做主的……”

“请相信我，是由我们做主，由我们做主的（他抓住她的双手；丽莎的脸色发白了，她几乎是吃惊地，但又注意地望着他），只要我们不是自己毁掉自己的一生。对于有些人，恋爱结婚也许会不幸，但是对于您却不会，因为您的性格是那么平静，您的心灵是那么纯洁！我恳求您，千万不要没有爱情，而只是出于一种义务感，出于自我牺牲或者什么的去结婚……这就等于没有宗教信仰，等于权衡利害的打算——甚至更坏。相信我——我有权利这样说：我为这种权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您的上帝……”

这时，拉夫列茨基发觉连诺奇卡和舒罗奇卡正站在丽莎身旁，默默地、惊讶地盯着他。他放开丽莎的手，匆匆地说了一声：“请原谅我，”就朝房子那边走出。

“我只请求您一件事，”他又回到丽莎面前，说，“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等一等，把我对您说的话考虑考虑。即使您不相信我的话，即使您决定出于理智的考虑而结婚，——即使这样，您也不要和潘申先生结婚；他不可能做您的丈夫……您会答应我不要匆忙作出决定的，对吗？”

丽莎想回答拉夫列茨基——但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并非因为她决心要“匆忙”作出决定，而是因为她的心跳得太猛烈，一种近似恐惧的感觉使她透不出气来。

三十

拉夫列茨基从卡利京家出来的时候，遇到潘申；两人互相冷冷地点了点头。拉夫列茨基回到寓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体验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心情。不久之前，他不是处于“安宁的麻痹”状态之中吗？不久之前，他不是感到自己，像他所说，“沉到河底了”吗？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处境呢？是什么使他浮上来，浮上水面的呢？是那最平常的、人人难逃的、然而总是意想不到的事故：“死”么？是的，然而他想得多的，主要不是妻子的死，自己的自由，而是丽莎会给潘申怎样的答复。他觉得，在最近的三天里，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丽莎；他记得，他在回家的途中，在宁静的夜晚想起她的时候，曾对自己说过，“如果！……”这个“如果”——在他是指过去，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却实现了，尽管并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然而只有他的自由还不够。“她会听她母亲的话，”他想道，“她会嫁给潘申，而且，即使她拒绝了他，对于我还不是一样吗？”他经过镜子面前的时候，看了看自己的脸，不禁耸了耸肩膀。

在这种种的沉思中，白天很快地过去了；黄昏来临了。拉夫列茨基到卡利京家去。他走得很急，可是快到他们家的时候，却放慢了脚步。阶前停着潘申的马车。“好吧，”拉夫列茨基想，“我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就走了进去。在屋子里，他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客厅里也是静悄悄的；他推开门，看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和潘申玩辟开[1]。潘申默默地向他点点头，女主人却叫了起来：“真是没想到呀！”随即又微微皱起眉头。拉夫列茨基在她旁边坐下，开始看她的牌。

“您也会玩辟开？”她问他，口气之中隐隐含着愠意，接着就说她出错了牌。

潘申得了九十分，开始彬彬有礼地、不慌不忙地把赢的牌收拢，脸上带着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气。外交家们就应该这样打牌；想来，他在彼得堡陪某位达官显贵打牌的时候，想让对方对他有一种庄重老练的好印象，就是这样打法的。“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红桃，一百零三，”他的声音很有节奏，拉夫列茨基弄不明白，他的语调里含着什么：是对别人的谴责呢，还是沾沾自喜？

“我可以去看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吗？”他问，他看到潘申带着越发庄严的神气要动手洗牌。这时在他身上，连一丝艺术家的影子也不见了。

“我想可以，她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说，“您去问问看。”

拉夫列茨基上楼去了。他看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在玩牌：她在和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玩“捉傻瓜”[2]。罗斯卡对他吠叫起来；但是两位老妇人都亲切地招待他，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兴致特别高。

“啊！是费佳！欢迎欢迎，”她说，“坐吧，我亲爱的。我们马上就完。要来点果酱吗？舒罗奇卡，去把草莓罐头拿给他。不想吃？那就坐着吧；不过可别抽烟：我受不了你的那股烟味，‘水手’闻了也要打喷嚏。”

拉夫列茨基连忙说，他一点不想抽烟。

“你到下面去过吗？”老妇人继续说，“那儿都有谁？潘申还待在那儿不肯走吗？看到丽莎没有？没有？她说要到这儿来的……这可不是她来啦；说到她，她就到。”

丽莎走了进来，一看见拉夫列茨基，脸就红了。

“我待一会儿就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她刚要说……

“干吗待一会儿就走？”老妇人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娃娃，怎么都坐不住？你看，我来了客人：跟他聊聊，陪陪他。”

丽莎挨着椅子边上坐下，抬起眼睛望了望拉夫列茨基，——她感到：她不能不让他知道她和潘申会面的结果。但是叫她怎么说呢？她觉得又是害羞，又是尴尬。她跟他——这个难得去教堂、对自己妻子的死无动于衷的人——不是才认识不久吗？而她已经要向他倾诉自己的秘密……不错，他关心她，她自己也信任他，而且感到被他吸引住了，但是，她毕竟感到羞愧，就像有一个陌生男人进入了她的纯洁的、处女的闺房。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来替她解了围。

“要是你不陪他，”她说，“还有谁来陪他这个可怜的人呢？要我来陪他吧，他嫌我太老，我又嫌他太聪明；要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来陪他吧，她又嫌他太老；她只要那些小青年。”

“叫我怎么陪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呢？”丽莎说，“要是他愿意听，我还是给他弹弹钢琴吧，”她踌躇地又添了一句。

“那好极啦；你真是个聪明孩子，”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去吧，我亲爱的孩子们，下楼去吧；弹完了再上来；瞧，我当上‘傻瓜’啦，我生气了，我要扳回来。”

丽莎站起身来。拉夫列茨基跟着她。下楼梯的时候，丽莎停了下来。

“俗话说得一点不错，”她开始说，“人心是充满了矛盾。您的例子本该使我害怕，让我不敢相信恋爱结婚，可是我……”

“您拒绝了他？”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

“不，但是我也没有答应他。我把一切都对他说了，把我感到的一切都对他说了，请他等一等。您满意吗？”她很快地笑了一笑，说，便把手轻轻地掠过扶梯栏杆，跑下楼去。

“我给您弹点什么呢？”她掀开琴盖，问道。

“随您的便，”拉夫列茨基回答说，在一个能看得见她的位置上坐下来。

丽莎开始弹奏起来，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手指。最后，她瞥了拉夫列茨基一眼，突然停下来：她觉得他脸上的神情是那么不平常，又是那么异样。

“您怎么啦？”她问。

“没什么，”他说，“我很好，我为您高兴；我高兴看到您，接着弹吧。”

“我觉得，”过了片刻，丽莎说，“他如果真爱我，他就不会写那封信；他应该感觉到，现在我不能答复他。”

“这并不重要，”拉夫列茨基说，“重要的是您并不爱他。”

“别说啦，我们这是谈的什么呀！您死去的妻子的影子仿佛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怕您。”

“沃尔德马尔[3]，我的丽莎弹得真好，是吗？”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潘申说。

“是啊，”潘申回答说，“弹得好极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深情地望望她的年轻的对手，但是后者却摆出一副更为神气的、满腹心事的样子，叫出了十四个“老K”。

[1] 旧时一种牌戏。

[2] 一种牌戏，输者为“傻瓜”。

[3] 潘申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法语读音。

三十一

拉夫列茨基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对于丽莎在他心中所激起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他不能老装糊涂；就在那一天，他终于确信他是爱上了她。但是这个确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喜悦。“难道，”他想道，“到了三十五岁我还没有别的事可干，还要去把自己的心交到一个女人手里么？但是，丽莎跟那一个可不一样：她不会要求我作出可耻的牺牲；她不会使我离开我的事业；她自己会鼓舞我去从事正直严肃的劳动，我们俩会一同前进，向着美好的目标前进。是啊，”他结束了自己的思考，“这一切都很好，然而糟糕的是，她根本不想跟我走。难怪她要对我说，她觉得我可怕。可是她也不爱潘申……其实，我这也是聊以自慰而已！”

拉夫列茨基回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去了；但是他在那里没有住上四天——他觉得非常寂寞。等待也使他苦恼：茹里先生报道的消息有待证实，可是他什么信件都没有收到。他回到城里，在卡利京家消磨一个夜晚。他不难看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起了反感；但是他在玩辟开的时候输了十五个卢布给她，这才稍稍缓和了她的不满。他还有机会几乎是单独地和丽莎过了半个小时，尽管她母亲昨天晚上还劝她不要和一个“qui a un si grand ridicule[1]”的人过分亲密。他觉得她变了：她变得好像更爱沉思；她责怪他不该不来，还问他明天去不去祈祷？（第二天是星期日。）

“去吧，”不等他回答，她就先说了，“我们一同去为她的灵魂祈求安息。”后来她又说，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她不知道，她有没有权利让潘申继续等待她的决定。

“为什么？”拉夫列茨基问。

“因为，”她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那将是什么样的决定了。”

她说她头痛，迟疑地把手指尖伸给拉夫列茨基，就上楼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拉夫列茨基去教堂祈祷。他到的时候，丽莎已经在教堂里。她注意到他，但是没有向他回过头来。她在专诚地祈祷：她的眼睛发现静静的光辉，她的头静静地低下又静静地抬起。他感到，她也在为他祈祷——一种奇妙的感动的心情便充满了他的心灵。他感到既是愉快又有些惭愧。肃立着的人们，一张张亲切的脸，和谐的歌声，缭绕的香烟，从窗上斜射下来一道道长长的光束，墙壁和拱顶的幽暗——这一切都使他的心灵深受感动。他有很久没有进教堂，也有很久没有向上帝倾诉了：即使现在，他也没有说出一句祈祷的话来——甚至没有默祷，——然而，有一瞬间，他如果不是在形体上，至少是在整个心灵里虔诚恭顺地俯伏在地上膜拜了。他回忆起来，在他小的时候，每次在教堂里他总要不住地祷告，直到他觉得，似乎有人在他额上抚摩了一下，使他感到一阵凉意；当时他就想道，这是我的保护天使接受了我，在我身上做了选民的记号。他看了看丽莎……“你把我带到这儿，”他心里想，“你也抚摩我，抚摩我的心灵吧。”她仍然在那样静静地祈祷；他觉得，她的脸充满了喜悦，于是他又一次受了感动。他为另外一个灵魂祈求安宁，而为他自己，则祈求着宽恕……

他们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相遇；她态度亲切、愉快而又端庄地招呼他。阳光灿然，照着教堂庭院的嫩草，照着妇女们的花衣服和花头巾；附近各教堂的钟声在高空齐鸣；麻雀在篱边啁啾。拉夫列茨基没有戴帽子，站在那里微笑着；微风吹拂着他的头发和丽莎的帽子上丝带的末梢。他搀扶丽莎以及和她同来的连诺奇卡上了马车，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乞丐，就缓步走回家去。

[1] 法语：出过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三十二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他好像一直在发冷热病。他每天早上去邮局，心急火燎地拆开信件和杂志——可是，在那里面找不到片言只语可以证实或是推翻那和他命运攸关的传闻。有时，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憎起来：“我这是怎么啦，”他想，“我像乌鸦等待喝血似地等待妻子确实的死讯！”他每天到卡利京家去，但是在那里他也并不好过：女主人公然对他板起面孔，赏脸似地接待他；潘申对他客气得有些过分；莱姆摆出一副厌世者的神气，勉强对他点点头，——而主要的是，丽莎似乎在躲着他。即使有时她有机会和他单独相处，她却表现出惶惑不安，代替了以前的推心置腹，她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他自己也感到窘迫。短短的几天工夫，丽莎就完全变了，变得和他所认识的她判若两人了：在她的举止、声调、乃至笑声中，都流露出内心的不安和前所未有的情绪的波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一个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对此毫无觉察；但是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却开始留心她的宝贝来。拉夫列茨基不止一次责备自己，不该把那份杂志给丽莎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有什么使她那纯洁的感情感到可憎的东西。他又认为，丽莎的变化是由于她的内心斗争，由于她的疑虑：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潘申。有一次，她把她自己向他借的一本瓦尔特·司各特[1]的小说归还给他。

“这本书您看了吗？”他说。

“没有；我现在没有心情看书，”她回答了就打算走开。

“请等一下。我们很久没有单独在一起了。您好像怕我似的。”

“是的。”

“那是为什么呢？请说吧。”

“我不知道。”

拉夫列茨基沉默了。

“请告诉我，”他开始说，“您还没有作出决定吗？”

“您指的是什么？”她眼皮也不抬地说。

“您明白我的意思……”

丽莎突然涨红了脸。

“请什么也别问我，”她很快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说了，马上就走掉了。

第二天午饭后，拉夫列茨基到卡利京家去，看到他们在为晚祷法事做种种准备[2]。饭厅角落里一张铺着洁白桌布的方桌上，已经靠墙放好几个衣饰镶金的不大的圣像，圣像头上的光环上嵌着光泽暗淡的小钻石。一个穿灰色礼服和皮鞋的老仆，鞋跟没有发出声响，不慌不忙地走过饭厅，把插着两支蜡烛的细烛台放到圣像面前，画过十字，行过礼，就轻轻地走了出去。没有点灯的客厅里空无一人。拉夫列茨基到饭厅里去问，是不是谁的命名日。人们低声回答说，不是命名日，是按照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意思，做一次晚祷；本来打算去请一个行奇迹的神像，却被三十俄里以外的一个病家请去了。不多一会，神父带着执事们来了，神父年纪已经不轻，头秃得厉害，他在前厅里大声咳嗽了一声；太太小姐们立刻鱼贯从书房里走出来，到他面前受他祝福；拉夫列茨基默默地向她们行礼；她们也默默地向他还礼。神父站立了一会，又咳嗽了一声，便用他那男低音小声问道：

“可以开始了吗？”

“请开始吧，神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神父穿上法衣，一个穿祭服的助祭低声下气地要了一小块炭火，香烟就开始缭绕起来。婢女们和男仆们从前厅走出来，在门口挤做一堆。从来不下楼的小狗罗斯卡突然跑到餐厅里：大家都来赶它走——它害怕了，转来转去，就索性坐了下来。一个男仆捉住了它，把它送出去。晚祷开始了。拉夫列茨基缩到角落里；他的感受是奇异的，近乎是忧伤的；他自己也分辨不清，他的感受究竟是什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在最前面，身后放着一排圈椅；她懒懒地、随随便便地画着十字，一副贵妇人的派头——时而回头张望，时而忽然抬眼朝上看：她感到厌烦。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似乎心事重重；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跪下又站起来，衣服发出轻微的、柔和的声音；丽莎立定之后，就一直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从她脸上专注的神情可以看出，她是在聚精会神地、热情地祈祷。晚祷完毕后，她恭恭敬敬地吻了十字架，也吻了神父的通红的大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神父喝茶；他脱了法衣，带着几分世俗之人的样子，随同太太小姐们走进客厅。开始了并不十分活跃的谈话。神父喝了四杯茶，不断用手帕擦他的秃头，他顺便讲起，商人阿沃什尼科夫捐了七百卢布为教堂的穹顶装金，还讲了一个治雀斑的验方。拉夫列茨基想坐到丽莎旁边，但是她的神态严肃，近乎凛然不可侵犯，一次也没有看他。她似乎是故意不去注意他，她心里忽然充满了一种冷冷的、庄严的兴奋。拉夫列茨基不知怎的总想微笑，想说点什么逗趣的话，可是心里却觉得不好意思，他终于走了，心里暗自纳闷……他感到，丽莎有什么心事是他看不透的。

有一次，拉夫列茨基坐在客厅听着格杰奥诺夫斯基在讨好地、然而令人难受地高谈阔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回过头来，正好遇上丽莎的深沉、专注、询问似的目光……这谜样的目光正望着他。后来，整个晚上拉夫列茨基都在想着这目光。他的恋爱不像一个男孩的恋爱；长嘘短叹，烦恼苦闷和他都不相称，而丽莎本人在他心里激起的也不是那样的感情。但是，对各种年龄的人，爱情会有它各种的痛苦，——于是拉夫列茨基也就充分尝到这些痛苦的滋味了。

[1] 司各特（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家，诗人。

[2] 按东正教的习惯，普通的法事也可以在家庭里举行。

三十三

有一天，拉夫列茨基像平时一样坐在卡利京家里。在苦热的白天之后，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夜晚，虽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向讨厌穿堂风，竟然吩咐把通向花园的门窗统统打开，还说她不想玩牌了，因为在这样美好的天气玩牌简直是罪过，应该充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才是。只有潘申一个人是客。美丽的夜色激起他的情绪，他虽不愿意在拉夫列茨基面前唱歌，但是他感到一阵艺术感受的冲动，于是就朗诵起来：他朗诵了几首莱蒙托夫的诗（当时普希金还没有再度风行起来），他朗诵得很好，只是过分矫揉造作，加了些没有必要的细腻的感情。突然，他仿佛对自己的感情流露感到羞愧似的，就以著名的《沉思》[1]借题发挥，大肆攻击新一代的青年，而且趁此机会地声称，如果有朝一日他大权在握，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一切都扭转过来。“俄国，”他说，“落后于欧洲；须要赶上去。人们硬说，我们还年轻，——这是胡说；而且，我们没有发明创造。霍米亚科夫[2]自己也承认，我们连捕鼠机都发明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只好去借用别人的创造发明。‘我们有病，’莱托蒙夫说，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所以有病，是因为我们只是变成了半个欧洲人；我们的毛病的症结在哪里，就应该对症下药来医治，（‘Le cadastre ’[3]，拉夫列茨基想道。）我们的，”他继续说，“有识之士——les meilleures têtes——对这一点早已确信不疑了；其实，所有的民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引进良好的设施——这就行了。看来，是可以把当前人民的生活作出妥善安排的，这是我们的事，是我们……（他差一点要脱口说出：‘政治家’）公务人员的事；但是，在必需的情况下，请不必担心：那些设施就能改造这种生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了大为赞赏，连声称是。她心里想，“瞧，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在我家讲话。”丽莎靠着窗，一言不发；拉夫列茨基也沉默着；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和她的朋友在角落里玩牌，嘴里嘟囔着。潘申在客厅里来回踱着，说得很动听，然而却含有隐隐的恶意；似乎他责骂的并不是整整的一代，而是他所认识的某几个人。卡利京家花园里茂密的丁香丛中栖息着一只夜莺，在那滔滔雄辩的间歇中间，可以听到它在夜晚最初的歌声；在菩提树的凝然不动的树冠上，初现的星星在玫瑰色天空中闪烁着。拉夫列茨基站了起来，开始反驳潘申，一场舌战开始了。拉夫列茨基维护俄国的青年一代和俄罗斯的独立性。他情愿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一代而去保护新人，保护他们的信念和愿望。潘申激愤地、尖锐地反驳他，声称有识之士应该改造一切，最后，他竟忘了自己侍从官的身分和远大的前程，狂妄地称拉夫列茨基是一个落后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暗示——当然是转弯抹角地——拉夫列茨基的社会地位是虚假的。拉夫列茨基没有生气，也没有提高嗓门（他记得，米哈列维奇也曾称他是落后的——不过是落后的伏尔泰信徒），——只是沉着地把潘申的论点逐一击破。他向潘申证明，如果不真正地了解祖国，没有对理想（哪怕是消极的理想）的真正信仰，那么，跃进和目空一切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他以亲身所受的教育为例，要求首先要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对这真理，必须抱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虚心的态度，即使有反对虚伪的勇气也不成；最后，对于潘申说他是无谓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的说法，他并没有拒不接受，他认为这种指责是他应得的。

“这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愤慨的潘申终于叫道，“现在，您回到了俄国，——您打算干什么呢？”

“种地，”拉夫列茨基回答说，“尽量把土地耕种得好些。”

“毫无疑义，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潘申说，“我听说，您在那方面已经成绩斐然；但是您得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干这种事的……”

“Une nature poétique，[4]”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当然不会种地……et puis[5]，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您是生来干en grand[6]的。”

甚至在潘申听来，这也是溢美之辞：他觉得难以措辞——于是谈话中断了。他打算把谈话转到星空的美，转到舒伯特的音乐——可是一切似乎都没有劲，最后，他提议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玩辟开。“怎么？在这样的夜晚？”她无力地反对；不过还是吩咐拿牌来。

潘申窸窣作声地拆开一副新牌，丽莎和拉夫列茨基好像约好似地，一同站了起来，走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身边。他们两人忽然都觉得是那么愉快，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单独留在一块——同时，他们俩都觉得，最近几天来他们感到的不安已经消失，不会再回来了。老妇人偷偷地拍了拍拉夫列茨基的面颊，调皮地眯缝了眼，几次摇着头，低声说：“多谢你给了那个聪明人一顿痛骂。”客厅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蜡烛轻微的爆裂声，有时，还有人拍桌子的声音，一声惊叫或是打牌计分的声音。这时，清脆的、有力的、近乎粗鲁的夜莺的歌声，就随着带有露水的凉意，像巨浪似的涌进窗口。

[1] 《沉思》是莱蒙托夫最重要的诗作之一，作于一八三八年，诗的开头是：我在悲伤地注视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未来——不是黑暗便是空虚，同时，我们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 将会一事无成而一天天衰老下去。

[2] 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政论家，斯拉夫主义奠基人。

[3] 法语：调查资料。

[4] 法语：诗人的气质。

[5] 法语：而且。

[6] 法语：大事业。

三十四

在拉夫列茨基和潘申辩论的时候，丽莎一言不发，但是她在注意地听，而且完全站在拉夫列茨基一边。她对政治一向不大感兴趣；但是这位世俗官吏的不可一世的口吻（他从来还没有这样把自己的观点暴露无遗）使她反感；他对俄国的蔑视伤害了她的感情。丽莎从未想到过自己是个爱国者，但是她的心是和俄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她喜欢俄国人的聪明智慧。每逢她母亲庄园的村长进城的时候，她总要无拘无束地和他谈上几个钟头；她和他谈话就像对和她平等的人一样，丝毫没有主人的架子。这一切，拉夫列茨基都感觉到了：本来，他是不会来反驳潘申的，他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丽莎。他们相互之间什么都没有说，甚至他们的目光也很少接触；然而，他们两人都明白，在这个晚上他们非常接近起来了。他们明白，他们的爱憎是相同的。只有在一点上他们有着分歧；但是丽莎暗中希望能使他归依上帝。他们坐在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身旁，看上去，他们似乎在看她玩牌，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在看着她——然而，他们两人都是心潮澎湃，他们对一切都能感受到：夜莺在为他们歌唱，星星为他们闪烁，树木受着矇眬的睡意、夏天的爱抚和温暖的催眠，为他们窃窃私语。拉夫列茨基整个沉浸在使他陶醉的波涛中——他心中充满喜悦；然而，那少女的纯洁心灵的感受，却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这对她自己是一个秘密；就让它对所有的人，也永远是一个秘密吧。在大地的怀抱里，一颗种子是怎样发芽、开花、灌浆和成熟，——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过，也永远不会看到的。

十点钟敲过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和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穿过客厅，在通向花园的、打开的门口站住，瞥了一下黑暗的远方，然后相视而笑；他们似乎想手拉着手，畅谈个痛快。他们回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潘申那里，牌局还没有完。最后一张“老K”终于打出来了，女主人唉声叹气地从垫着靠垫的圈椅上站起来。潘申拿起帽子，吻了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手，说，现在那些有福之人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安然入睡或者欣赏夜景，而他却要通宵达旦地埋头去看那些愚蠢的公文；然后，冷冷地向丽莎一鞠躬（他没有料到，对他的求婚她竟会请他等待，——因此对她大为恼怒），就离去了。拉夫列茨基跟着他出去。他们在大门口分手。潘申用手杖戳了戳他的车夫的颈脖，把他叫醒，就上了车扬长而去。拉夫列茨基不想回家：他走出城，到了田野里。夜是静谧而明亮的，虽然没有月亮；拉夫列茨基在露水沾湿的草地上久久地徘徊，他无意之中看到一条小径，就沿着小径走去。小径通到一道长围墙上的一扇小门。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试试去推了一下：小门发出一声微弱的吱呀声，开了，好像在等着他的手去触碰。拉夫列茨基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花园里，他顺着菩提树的林阴道走了几步，突然惊讶地站住了：他认出这是卡利京家的花园。

他立刻走进一丛茂密的胡桃树投下的暗影里，好半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心里直觉得奇怪，耸着肩膀。

“这决不是没有缘故的，”他想道。

四周的一切都是寂静的；屋子那边也没有一点声息传来。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到了林阴道的转弯处，整座房子的黑魆魆的正面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只有楼上的两扇窗上还有朦胧的亮光：丽莎房间里白色的窗帘后面，点着蜡烛；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寝室里圣像前的长明灯放出微弱的红光，均匀地照着神像的镶金衣饰；楼下通阳台的门大敞着，似乎在张开大嘴打哈欠。拉夫列茨基在一条木凳上坐下，用手支着身子，开始望着那扇门和丽莎的窗子。城里的钟声报告已是半夜，屋里的小钟也轻轻地敲了十二下。更夫急促地敲着更板。拉夫列茨基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期待，他心里很愉快，因为他感到自己就在丽莎的近旁，坐在她的花园里她曾坐过不止一次的凳子上……丽莎房间里的烛光突然消失了。

“晚安，我亲爱的姑娘，”拉夫列茨基低语说，他继续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已经黑暗的窗。

忽然，亮光在楼下的一扇窗上出现了，接着移到第二扇，第三扇上……有人拿着蜡烛穿过一个个房间。“难道是丽莎？这不可能！……”拉夫列茨基抬起身来……闪过了一个熟悉的面容，接着，丽莎在客厅里出现了。她穿着一袭白衣，松开的发辫披在肩上，她悄悄地走到桌前，把蜡烛放在桌上，弯下身子寻找什么；后来，她转过脸来朝着花园，走近那扇打开的门，全身皎白，轻盈，修长的她，在门口站住了。一阵战栗传遍了拉夫列茨基的肢体。

“丽莎！”从他嘴唇上冲出一声几乎听不清的呼喊。

她颤抖了一下，开始朝黑暗中凝望。

“丽莎！”拉夫列茨基稍稍提高声音又叫了一声，便从林阴道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丽莎愕然地探出了头，又缩了回去：她认出了他。他第三次叫了她的名字，向她伸出手去。她离开门边，来到花园里。

“是您？”她说。“是您在这里？”

“是我……是我……请听我说，”拉夫列茨基低语说，便拉着她的手，领她走到长凳前。

她乖乖地跟着他；她的苍白的脸，她的凝视的目光，她的全部动作，无不流露出无法表达的惊惶。拉夫列茨基让她坐在长凳上，自己站在她面前。

“我并没有想来这儿，”他说，“引我来的……我……我……我爱您，”他怀着不由自主的恐怖说。

丽莎缓慢地看了他一眼；似乎，直到此刻她才明白，她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她想站起来，然而却不能，便用双手捂住了脸。

“丽莎，”拉夫列茨基说，“丽莎，”他又叫了一声，就俯伏在她的脚前……

她的肩膀开始轻微地颤抖，苍白的手指把脸捂得更紧。

“您怎么啦？”拉夫列茨基说，听到了低低的抽泣，他的心揪住了……他明白，这眼泪意味着什么。“难道您也爱我？”他低声说，用手触摸了她的膝头。

“请站起来，”可以听出她的声音，“站起来，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站起来，挨着她在长凳上坐下。她已经不哭了，只是用湿润的眼睛凝视着他。

“我害怕；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呀？”她又说了一遍。

“我爱您，”他又说，“我准备把我的整个生命交给您。”

她又颤抖了一下，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接着便抬起眼来仰望着长空。

“这一切都由上帝支配，”她说。

“但是您爱我吗，丽莎？我们会幸福吗？”

她垂下眼睛；他轻轻地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她的头就伏在他的肩上……他把头微向后仰，触到了她的苍白的嘴唇。

半小时后，拉夫列茨基已经站在花园的小门前。他发现门下了锁，只得跳墙出去。他回到市内，在沉睡的街道上走过。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充溢了他的心灵；他心中的一切疑虑都停止了。“消逝吧，已经过去的事，阴暗的幽灵，”他想道，“她爱我，她将是我的，”突然，他觉得在他头顶的上空，似乎飘扬着美妙的、庄严的音响；他停住脚步，乐音更为庄严地响起来；它宛如一股悦耳的、强大的激流，汹涌澎湃——这音响似乎在诉说和歌唱着他的全部的幸福。他回头一看：乐音是来自一座小楼上的两扇窗户。

“莱姆！”拉夫列茨基叫了一声，就向那座小屋跑去。“莱姆！莱姆！”他又大声叫道。

乐音停止了，一个穿着寝衣、敞着胸、头发蓬乱的老人的身形在窗口出现。

“啊！”他庄严地说，“是您？”

“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多么美妙的音乐啊！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进去吧。”

老人一言不发，庄严地一扬手，把门上的钥匙从窗口扔到街心。拉夫列茨基迅速地跑上来，进了房间，正要跑上去拥抱莱姆，可是老人却命令式地指着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用俄语断断续续地说：“坐下听吧，”他自己则坐到钢琴前面，高傲而严厉地环顾了一下，就弹奏起来。拉夫列茨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了：那甜美的、热情的旋律，从第一个音响起就抓住了他的心。它似乎光芒四射，洋溢着灵感、幸福和美，它增长着又消逝着。它触及了世上一切宝贵的、神秘的和圣洁的事物。它流露出永恒的忧伤，然后在天际消逝。拉夫列茨基挺直身子，兴奋得身上发冷，面色发白。这些声音沁入他的刚被爱情的幸福所震撼的心灵，这些声音本身就燃烧着爱情。“再弹一次吧，”刚奏完最后的和音，他就低声说。老人向他投来锐利有如鹰隼的一瞥，用手捶了胸膛，用他的本国语言不慌不忙地说：“这是我写的，因为我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于是重又弹奏起他那奇妙的作品。室内没有烛光，初升的月亮斜照在窗上，敏感的空气似乎在和鸣；简陋的斗室仿佛是一座圣殿，在朦胧的银辉中，老人的头充满灵感地、高高地昂起。拉夫列茨基走近他，拥抱了他。起初，莱姆没有回答他的拥抱，甚至用臂肘推开他，他久久四肢一动不动地坐着，仍旧那么严厉地、近乎粗暴地望着，只是哼了两次：“啊哈！”最后他那变了容的脸平静了，舒展了，作为回答拉夫列茨基的热烈祝贺，先露出了微笑，接着就哭了起来，像小孩那样轻轻地抽泣着。

“您正巧此刻来，真是太妙了；”他说，“不过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您全都知道？”拉夫列茨基窘迫地说。

“您听了我的音乐，”莱姆说，“难道您还不明白，我全都知道了？”

拉夫列茨基一直到早上都不能入睡；他整宵坐在床上。丽莎也没有睡：她在祈祷。

三十五

读者已经知道，拉夫列茨基是怎样成长和发展的；关于丽莎的教育，我们也来说上几句。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已经满十岁了；但是父亲平时很少照管她。他事务繁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增加财富。他容易发怒，态度生硬，性情暴躁，对于花钱延请教师和家庭教师，给孩子们买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等等，他都毫不吝啬，可是照他的说法，要他“去哄一群唧唧喳喳的小家伙”，那他可受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工夫去哄他们：他忙于工作，忙于事务，睡眠很少，偶尔玩玩牌，就又去工作；他把自己比做一匹套在打谷机上的马。“我的一生一晃就过去了，”他临终时在病榻上说，焦干的嘴唇上露出一丝苦笑。事实上，和丈夫比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丽莎的关心也多不了多少，虽然她对拉夫列茨基夸口说，是她独力承担了孩子们的教育：她只是把丽莎打扮得像个洋娃娃，当着客人的面抚摩她的小脑袋，叫她聪明孩子，叫她心肝宝贝，——不过如此而已：任何经常的操心都会使这位懒惰的太太感到厌烦。父亲在世的时候，丽莎由一位从巴黎来的家庭女教师莫罗小姐照料，父亲死后，就由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照管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是读者已经认识的。莫罗小姐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小妇人，举动像小鸟，智力也像小鸟。年轻时她过的是十分悠闲的生活，如今到了老年，她只保留下两样嗜好——好吃和好赌。当她吃饱喝足，既不玩牌，又不闲聊的时候，她脸上马上就露出一种近乎是死人的表情：她常常坐在那儿，望着，呼吸着，一望而知，她的头脑里什么也不想。甚至不能说她善良；人们总不会说鸟儿是善良的吧。不知是由于她轻率地度过的青年时代呢，还是由于她自幼就呼吸的巴黎的空气，——她的头脑里满堆着一种类似普遍的、廉价的怀疑主义，这通常是用“Tout ça c＇est des bêtises[1]”表现出来的。她说的法语虽不标准，但却是地道的巴黎土话；她不搬弄是非，也不由着性子胡来——对一个女家庭教师，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求呢？她对丽莎的影响很少；对丽莎有着更为有力影响的，倒是她的保姆阿加菲娅·弗拉西耶夫娜。

这个女人的身世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十六岁上就嫁给一个农民；但是在农家的小姊妹中，她是佼佼者。她父亲当了二十年的村长，攒了好多钱，把她娇生惯养。她是一个罕见的美人儿，她衣着讲究，在全区无人可比，她聪明，能说会道，有胆量。她的主人德米特里·佩斯托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父亲，为人谦虚平和，有一次在打谷场上见到她，和她谈了一会儿，就热烈地爱上了她。她过不多久就成了寡妇；佩斯托夫虽然是一个有了妻室的人，却把她接到家里，让她和家里人一样打扮。阿加菲娅马上就习惯了自己新的处境，好像她从未有过另样的生活。渐渐地她出落得更为白净，更为丰满了，她的在细纱衣袖里的手臂变得跟商人妻子的手臂一样“雪白粉嫩”；她的桌上终日摆着茶炊；除了丝绸和天鹅绒，她什么都不愿意穿，床上铺盖的是羽绒被褥。这样享福的日子过了五年，德米特里·佩斯托夫就与世长辞了；他的遗孀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太太，念在死者的分上，不愿意过分亏待自己的情敌，况且阿加菲娅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放肆过；话虽如此，她还是把阿加菲娅嫁给了一个饲养牲口的农民，打发她离开了眼前。三年过去了。有一次，在一个酷暑的日子，主妇来到自家的牧场。阿加菲娅用那么美味的冷奶油款待了她，态度是那么谦顺，自己又是那么整洁，快活，对一切都是那么满足，使主妇不禁宣称宽恕了她，让她回到主人的宅子里去；六个月后，主妇凡事都离不开她了，把她升为女管家，全部家务事都交托给她。阿加菲娅又有了权，得到主妇的绝对信任，她又变得白嫩丰满起来，这样又过了五年光景。厄运再次临到了阿加菲娅的头上。她的丈夫——她已经让他当上了男仆——竟喝起酒来，常常不回家，终于偷了主人的六把银汤匙，藏在妻子的箱子里，想等有机会再拿出去。不料事情被发现了，他又被打发回去饲养牲口，阿加菲娅也失去了主人的宠爱；她虽没有被从宅子里赶出去，但是从女管家降为女裁缝，命令她头上不准戴帽子，只能包头巾。使大伙惊讶的是，阿加菲娅竟毫无怨尤地承受了这对她不啻晴天霹雳的打击。那时她已经三十岁，她的孩子都死了，丈夫也没有活多久。是该她醒悟的时候了，她也真的醒悟了。她变得非常沉默，非常虔诚，从不漏过一次晨祷或午祷，把自己全部的好衣服都分赠给别人。她平静地、谦虚地、稳重地过了十五年，从不跟人争吵，对任何人都忍让。要是有人对她出言不逊——她也只是对他行礼，感谢对她的教训。主妇早已宽恕了她，重又对她恩宠有加，还从自己头上脱下包发帽来赠给她；但是她自己不愿意取下自己的包头巾，总是穿着深色衣服；主妇去世后，她变得更加沉默，更加谦虚了。要使一个俄国人畏惧或是得到他的爱是容易的，但是要获得他的尊敬却很困难。尊敬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得到，而且也不是给随便什么人的。可是家里的人个个都非常尊敬阿加菲娅；没有一个人再提起她以往的过错，好像这些事都随着老主人给埋进了坟墓。

卡利京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结婚之后，曾想把家务事交给阿加菲娅管理；但是她拒绝了，说是“怕受诱惑”；他呵斥她，她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走了出去。聪明的卡利京是善于识人的，他既理解阿加菲娅，也没有把她忘掉。搬到城市里之后，他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做丽莎的保姆，那时丽莎才四岁多。

起初，丽莎害怕新保姆的不苟言笑的、严厉的面容；可是很快就习惯了她，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丽莎自己就是个严肃的孩子；她的面貌长得像卡利京，轮廓分明，五官端正，只是她的眼睛却不像父亲，它们闪耀着静静的对人的关切和善良，这在孩子身上是罕见的。她不爱玩布娃娃，从不长时间地高声大笑，举止稳重。她并不常常沉思，可是如果沉思起来，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她沉默一会之后，就会向比她年长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这说明她的头脑里是在思考新的印象。很快，她说话就不再像孩子们那样口齿不清，到了三岁多的时候说话就十分清楚了。她怕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却很难说，——她既不怕她，也不跟她亲热，不过，她对阿加菲娅也不亲热，虽然她只爱她一个人。阿加菲娅总和她在一起。她们俩在一块的时候，看起来很是奇特。阿加菲娅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头上包着深色头巾，面庞虽然瘦削，像蜡一般透明，却仍然美丽而且富于表情，她坐得笔直地在织袜子，脚边的小椅子上坐着丽莎，也在忙着干什么，或是庄严地抬起明亮的小眼睛，听阿加菲娅给她讲故事。阿加菲娅并不给她讲童话故事：她用平静的、快慢合度的声音讲述圣母的传记，苦行者、圣徒和女殉道者的行传；她向丽莎讲述，那些圣者怎样生活在沙漠里，忍饥受苦，以求灵魂得到拯救——他们怎样不畏帝王，信奉基督；天上的飞鸟给他们送来食物，地上的走兽也听从他们；在他们的血滴下的地方，怎样长出鲜花。“是桂竹香么？”有一次丽莎问，她是非常爱花的……阿加菲娅对丽莎讲述的时候态度庄严而谦逊，好像她自己感到，她是不配来说出这样崇高神圣的话似的。丽莎听她讲着——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形象，便以一种甜美的力量进入她的心灵，使她的心灵充满了纯洁虔诚的敬畏，基督对她就成为亲近的，熟悉的，几乎像亲人一般了。阿加菲娅还教会她祈祷。有时，天蒙蒙亮她就把丽莎唤醒，匆忙地给她穿好衣服，偷偷地带她去做晨祷；丽莎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跟着她；拂晓的寒气和蒙蒙的曙光，教堂里的清新空气和空寂无人，这突然外出的本身的神秘，悄悄地回到家里再钻进被窝，——这些被禁止的、奇特的、神圣的举动混在一起，震撼了小女孩，并且深深进入她的心灵深处。阿加菲娅从不责备任何人，也没有因为丽莎淘气而责骂过她。当她对什么不满的时候，只是沉默着；丽莎是懂得这种沉默的；遇到阿加菲娅对别人不满的时候——不管是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还是对卡利京本人，——她以小孩特有的敏感，也很能懂得。阿加菲娅照管了丽莎三年多一点；后来就由莫罗小姐代替了她；但是这个态度生硬、老是叫着“Tout ça c＇est des bêstises”的、轻浮的法国女人，并不能从丽莎心里把她亲爱的保姆挤走。播下的种子，根扎得太深了。况且，阿加菲娅虽然不再照料丽莎，她还留在宅子里，常常能见到她带领过的孩子，而丽莎也像以前一样地信任她。

可是，自从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住到卡利京家之后，阿加菲娅和她的关系却处不好。这位急躁、任性的老妇人不喜欢过去“穿格子粗布裙子的娘儿们[2]”那副严肃傲慢的派头。阿加菲娅请求出去朝圣，一去就没有回来。人们私下传说，似乎她进了一座分裂教派的隐修院。然而，她在丽莎心头留下的痕印却是不可磨灭的。丽莎照旧去做午祷，觉得好像是过节日一般，她怀着无限的喜悦，以一种克制着的、羞怯的激情做着祈祷，这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暗暗地大为惊讶；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尽管对丽莎一向不加管束，连她也设法让丽莎克制她的热情，不许她做太多的跪拜：她说，这不合贵族的风范。丽莎学习很好，就是说，勤奋用功；上帝没有赋予她特殊出色的才能和巨大的智慧，她的成绩无一不是经过刻苦用功得来的。她钢琴弹得很出色，但是只有莱姆知道，她是下了多少苦功。她读书不多；她没有“自己的语言”，然而她却有自己的思想，她走着她自己的道路。难怪人们说她像父亲；他也是不去问别人他应该怎么做。她就这样成长起来——平静地、从容地，长到十九岁。她很美，然而自己却不知道。她的一举一动之间，全都流露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略带羞怯的娴雅，她的声音发出纯真的、青春的、银铃般的响声；最小的愉快之感会使她的唇上露出迷人的微笑，给她的明眸增添深邃的光芒和一种隐隐的柔情。她整个身心都渗透着责任感，她惟恐伤害别人的感情，她有一颗善良的、温顺的心，她爱所有的人，但不特别爱某一个；她惟独热情地、胆怯地、温柔地爱着上帝。拉夫列茨基是扰乱她的平静的内心生活的第一个人。

这样的，就是丽莎。

[1] 法语：这统统是莫名其妙。

[2] 指下等人。

三十六

第二天十二点钟光景，拉夫列茨基上卡利京家去。他在路上遇到潘申骑马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帽子压到眉毛上。到了卡利京家，拉夫列茨基没有被接待——自从他认识她们以来，这还是头一回。据仆人禀告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休息”，“她老人家”头痛。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和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都不在家。拉夫列茨基在花园附近走了一会，矇眬地希望能遇上丽莎，却一个人也没有遇见。隔了两小时他又回来，听到的还是同样的答复，而且那个仆人似乎还侧目瞅了他一眼。拉夫列茨基觉得，在同一天里再作第三次拜访似乎有失体统，于是决定回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去，那边本来就有事情要处理。一路上，他设想了种种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美好；但是到了姑姑的小村里，他却突然感到忧伤起来；他去找安东聊天；可是那老头好像故意似的，脑子里净是些不愉快的回忆。他告诉拉夫列茨基，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在临终时怎样咬了自己的手；他沉默了片刻。又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好少爷，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要折磨自己的。”拉夫列茨基返回市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昨晚的乐音似乎仍然在他耳边萦绕，丽莎的温顺的形象又清晰地在他心头升起。他一想到她爱他，心中不禁充满了柔情，——他就怀着这种平静幸福的心情，回市里的寓所去。

一进前厅，首先使他吃惊的是一股他最厌恶的广藿香的香水味；这里还堆放着高大的箱子和行李袋。他觉得，迎着他跑过来的侍仆，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异样。他还没有弄明白他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就跨过客厅的门槛……一位穿着缀有皱边的黑绸衣的太太，迎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用细麻纱手帕半掩着苍白的脸，向前走了几步，低下她那精心梳理、香气扑鼻的头——便跪倒在他脚前……这时候他才认出她来：这位太太就是他的妻子。

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把身子靠在墙上。

“特奥多尔[1]，不要把我赶走！”她用法语说，她的声音像一把尖刀在剜他的心。

他木然在望着她，然而立即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变得更为白嫩，更为丰满了。

“特奥多尔！”她继续说，偶尔抬起眼睛，还小心翼翼地绞拧着她那涂着粉红色指甲油的、美得出奇的手指，“特奥多尔，我对不起你，非常对不起你，说得重些，我是个有罪的人；但是，请您听我说完。悔恨折磨着我。我成了我自己的累赘，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处境；多少次我想来找您，但是我害怕您会大发雷霆；我痛下决心和过去的一切关系一刀两断……puis，j＇ai été si malade[2]，我病得厉害，”她又说了一句，用手摸摸额头和面颊，“外面纷纷谣传说我死了，我就趁此机会抛弃了一切，日夜不停地赶到这儿来；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来见您，我的裁判者——paraître devant vous，mon juge[3]；但是，我想起您一向是多么善良，我终于下了决心到您这儿来；我在莫斯科打听到您的地址。请相信我，”她轻轻地从地上站起来，坐到一把圈椅的边上，继续说，“我常常想到死，我倒是有足够的勇气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唉，现在生命对于我，成了不可忍受的重担！——但是，一想到我的女儿，想到我的阿多奇卡[4]，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就在这儿，在隔壁房间里睡觉呢，可怜的孩子！她累了——待会儿您会看见她：至少，她在您面前是无辜的，而我却是这样地不幸，这样地不幸！”拉夫列茨基夫人叫了一声，就泪如雨下。

拉夫列茨基终于清醒过来；他离开墙边，向门口走去。

“您要走？”他的妻子绝望地说，“啊，这是残酷的！——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甚至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这种蔑视真叫人活不下去，这是可怕的！”

拉夫列茨基站住了。

“您要我说些什么呢？”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连忙接茬儿说。“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什么；相信我，我不是个疯子，我并不希望，也不敢希望得到您的饶恕；我只是大着胆子来请求您吩咐我，我该怎么办，住在什么地方？我会像奴隶那样照您的吩咐去做，不管您怎么吩咐。”

“我对您没有什么可吩咐的，”拉夫列茨基用同样的声调说，“您知道，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尤其是现在，更是如此。您愿意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如果您嫌您的赡养费不够……”

“啊，请不要说这种可怕的话，”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打断了他，“饶恕我吧，哪怕……哪怕为了这个小天使……”说了这话，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飞快跑到另一个房间里，马上抱着一个打扮得非常雅致的小女孩出来。大卷的淡褐色鬈发披在孩子的红润漂亮的小脸蛋上和睡眼惺忪的漆黑的大眼睛上；孩子一边笑，一边被亮光照得眯起眼睛，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搂住母亲的颈脖。

“Ada，vois，c’est ton pèpe[5]，”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把披散在孩子眼睛上的发卷掠开，重重地吻了她一下，“prie le aves moi[6].”

“C’est ça papa[7]，”小女孩咿呀地说。

“Oui，mon enfant，n＇est ce pas，que tu l’aimes？[8]”

但是，这时拉夫列茨基实在受不住了。

“好像在哪一出闹剧里面有个场面跟这一模一样的吧？”他嘟哝着就走掉了。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耸耸肩膀，把孩子抱到隔壁房间里去，给她脱了衣服，让她睡下。然后，她拿出一本书，坐在灯旁，等了将近一小时，最后，自己也上床了。

“Eh bien，madame？[9]”她从巴黎带来的法国女仆给她脱下紧身带，问道。

“Eh bien，Justine[10]，”她说，“他老多了，可是，我觉得他还是那么善良。把我夜里戴的手套给我，把我明天要穿的灰色高领衣服给准备好，还有，别忘了阿达的羊肉饼……这东西在这儿虽然难找到，可是得想想办法。”

“A la guerre comme a la guerre[11]，”茹斯京说，就灭了蜡烛。

[1] 特奥多尔是费奥多尔的法语变音。

[2] 法语：况且，我生了一场大病。

[3] 法语：来到您面前，我的裁判者。

[4] 阿多奇卡是阿达的小名。

[5] 法语：阿达，这是你的爸爸。

[6] 法语：跟我一起来求他吧。

[7] 法语：这就是爸爸。

[8] 法语：是的，我的孩子，你爱他，是吗？

[9] 法语：怎么样，太太？

[10] 法语：没什么，茹斯京。

[11] 法语：打仗就该像打仗的样子。

三十七

拉夫列茨基在市内的大街小巷踯躅了两个多小时。他想起他在巴黎郊外度过的那个夜晚。他的心碎了，在他的空空的、好像昏昏沉沉的头脑里，周而复始地萦绕着同样阴暗的、荒谬的、毒恨的念头。“她还活着，她在这儿，”他低语着，心中的惊异也随之俱增。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丽莎。愤怒使他窒息；这个打击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怎么能这样轻信小报上的无稽谰言，轻信一张小纸片呢？“好吧，即使我没有相信，”他心里想，“那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就不会知道丽莎爱我；她自己也不会知道这个。”他无法驱走头脑中他妻子的形象、她的声音和目光……他诅咒自己，诅咒世上的一切。

凌晨，他筋疲力竭，来到莱姆的门前。他敲门敲了好久，也没有人来开门；终于，窗口露出了老人的戴着睡帽的脑袋，满是皱纹的脸上老大不高兴的神气，这和二十四小时前，从他的艺术家的巍峨的高峰上，以帝王的气概俯视拉夫列茨基的那个充满灵感的庄严的脑袋，是截然不同的了。

“您要什么？”莱姆问，“我可不能每天夜里弹琴，我刚服了汤药。”

但是，显然拉夫列茨基的神色是非常异样：老人把手放在眼睛上面，看了看这位夜半的来客，就放他进来。

拉夫列茨基走进屋来，颓然坐到一张椅子上。老人站在他面前，掩上他那件破旧的花睡袍的衣襟，瑟缩着，嘴唇动着，好像在咀嚼什么。

“我的妻子来了，”拉夫列茨基说，他抬起头来，突然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莱姆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但是，他连一丝笑意都没有，只是把睡袍更裹紧。

“您是不知道的，”拉夫列茨基说，“我以为……我在一张报上看到，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哦—哦，您是不久前看到的吗？”

“不久以前。”

“哦—哦，”老人重复说，高高地扬起眉毛。“她到这儿来啦？”

“她来了。她现在就在我那儿。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于是，他又苦笑了。

“您是一个不幸的人，”莱姆慢慢地重复说。

“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拉夫列茨基开始说，“您能不能给送个字条去？”

“嗯。我可以知道是送给谁的吗？”

“给丽莎维……”

“啊，行，行，我明白了。好吧，字条要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越早越好。”

“嗯。我可以让我的厨娘卡德琳去。不，还是我自己去好。”

“还把回信带给我？”

“还把回信带来。”

莱姆叹了口气。

“是啊，我可怜的年轻朋友；您，真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

拉夫列茨基给丽莎写了几个字：他告诉她，他的妻子来了，请她指定一个时间和他见面，——写完之后，便倒在一张窄沙发上，面壁而卧。老人上了床，久久地翻来覆去，咳嗽，一口一口地喝着汤药。

天亮了。两人都起来了。彼此用异样的眼光对看了一下。在这一刻，拉夫列茨基真恨不得把自己杀了。厨娘卡特琳给他们送上劣质的咖啡。钟敲八下。莱姆戴上帽子，说他平时是十点钟到卡利京家去授课，不过他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提前去，说完就走了。拉夫列茨基又倒在沙发上，从他的心底又发出一阵苦笑。他想到，妻子怎样逼得他在家里待不下去，他设想着丽莎的处境，他闭上眼，把双手枕在脑后。莱姆终于回来了，给他带来一张小纸片，丽莎用铅笔在上面写道：“我们今天不能见面，也许，明天晚上可以。再见。”拉夫列茨基冷冷地、精神恍惚地谢过莱姆，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他看到妻子在进早餐。阿达满头发卷，穿一件饰有天蓝色丝带的雪白的衣服，在吃羊肉饼。拉夫列茨基一走进来，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马上就站起来，脸上带着顺从的神情走到他面前。他请她跟他到书房里去，关上房门，开始在书房里来回踱着；她坐了下来，温文地交叠着双手，用她那双虽然淡淡地涂了眼影，仍然非常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

拉夫列茨基好半天不能开口：他觉得，他还控制不住自己；他明明看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一点也不怕他，却装出一副马上就会晕倒的样子。

“请听我说，夫人，”他终于开口说，一面费力地呼吸着，不时咬紧牙齿，“我们彼此之间用不着装模作样；我可不相信您的悔悟；即使您是真心悔悟，要我和您重归于好，跟您一起生活——在我也是办不到的。”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咬住嘴唇，眯缝起眼睛。“他这是厌恶我，”她想道，“完了！在他看来我甚至不是一个女人。”

“办不到，”拉夫列茨基又说了一遍，把衣服上的钮扣一直扣到领口。“我不知道，您来此有何贵干：大概是钱花完了。”

“唉！您是在侮辱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低声说。

“不管怎么说——遗憾的是，您总还是我的妻子。我总不能把您撵走……我给您提这样一个建议。如果您愿意，您可以今天就动身去拉夫里基，住在那里；您知道，那边的房子很好；赡养费之外，您还可以得到您必需的一切……您同意吗？”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用绣花手帕掩住了脸。“我已经对您说过，”她低声说，嘴唇神经质地抽动着，“随您怎么安排，我都同意；这一回我只要请问您：至少您总可以让我对您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吧？”

“用不着感谢，我请求您，最好免了这一套，”拉夫列茨基连忙说，“这么说，”他向门口走近，继续说。“我可以期待您……”

“明天我就去拉夫里基，”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低声说，恭恭敬敬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她不再称他为特奥多尔）……”

“您要什么？”

“我知道，我还不配得到您的饶恕，我能否希望，至少，将来有一天……”

“唉，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您是个聪明人，我也不是个笨蛋；我明明知道，您根本不需要什么饶恕。而且，我早已饶恕您了；但是在您我之间永远有一道深渊。”

“我会服从的，”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一面低下了头。“我没有忘记我的罪过；即使我晓得，您得知我的死讯甚至感到高兴，我也并不奇怪，”她温顺地又说，一面用手微微地指着被拉夫列茨基遗忘在桌上的那份报纸。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不禁颤抖了一下：那篇小文章上面有他用铅笔做的记号。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带着更为谦卑的神情望了望他。在这一瞬间，她是无比的美丽。巴黎式的灰色长袍合体地裹着她那柔韧的、几乎是十七岁少女的身躯，她那围着白衣领的纤细娇嫩的头颈，她那均匀地起伏着的胸部，她那不戴任何手镯和戒指的手臂和纤指——她的整个身体，从有光泽的头发到微露的鞋尖，都是那么优美……

拉夫列茨基向她投了愤怒的一瞥，几乎要喊出：“Brava[1]！”几乎要一拳朝她的脑门打过去——然而，他却走了。一小时后，他已经前往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两小时后，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却吩咐给她雇来城里最好的马车，戴上有黑面纱的朴素的草帽，披上素净的大披肩，把阿达交给茹斯京，就往卡利京家去了：她向仆人们详细打听过，知道她的丈夫每天都要上她们家去。

[1] 法语：好（喝彩声）。

三十八

拉夫列茨基的妻子来到O市的那一天，对他是烦恼的一天，对于丽莎也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她还没有来得及下楼去向母亲问安，窗下就传来嘚嘚的马蹄声，她看见是潘申骑马来到院子里，不由暗暗担心。“他这么早就来，是要听最后的答复，”她想。她果然没有猜错；他在客厅里转了一下，就提出请她同他到花园里去，并且要求对他的命运作出决定。丽莎鼓起勇气对他说，她不能做他的妻子。他侧着身子站在她旁边，把帽子拉到额头，听她把话说完；他彬彬有礼地（但是声调改变了）问她：这是不是她的最后决定，是不是他有什么地方促使她改变了主意？接着，他用手捂着眼睛，发出一声短促的、若断若续的叹息，就把手从脸上取下来。

“我本来不想走人人都走的老路，”他声音喑哑地说，“我想听从内心的喜爱来为自己找一个伴侣，但是，看来那是做不到的了。别了，我的美梦！”他向丽莎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走进屋子里去了。

她希望他马上就走，可是他偏偏走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书房，在她那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临走的时候，他对丽莎说：“Votre mére Vous appelle，adieu ā jamais……[1]”说了，便上了马，从台阶口就疾驰起来。丽莎走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书房，看见她在流泪：潘申把自己的不幸都对她说了。

“你干吗要这么让我伤心？你干吗要这么让我伤心？”伤心的寡妇这样开始了她的怨诉：“你还想要什么样的人？他有哪一点不配做你的丈夫？一个侍从官！是长得不好看！在彼得堡，他可以跟宫中的随便哪一个女官结婚。我是，我是一直盼望着这门亲事的！你是早就对他变心了吗？这场灾祸总有个来头，它总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莫非是那个傻瓜吧？你可找到了个好参谋！”

“可是他，我那宝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续说，“他是多么恭恭敬敬，即使在他最伤心的时候，还是那么体贴别人！他答应还要常来看我。啊，这种事真叫我受不了！啊呀，我的头疼得都要裂开了！给我把帕拉什卡叫来。你要是不肯回心转意，那你就是要我的命，听见没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两次叫丽莎“没良心的”，就打发她走开。

丽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和潘申以及和母亲的那番谈话之后，她还来不及缓过气来，又有一场风暴向她袭来，而且是来自她万万意料不到的方面。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一走进她的房间，就砰的把门关上。老妇人的脸色苍白，包发帽歪在一旁，眼睛冒火，手和嘴唇都在颤抖。丽莎吃了一惊；她从来还不曾见过她的聪明审慎的姑奶奶像这副模样。

“好极啦，小姐，”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低声说，声音发颤，断断续续。“好极啦！你这是跟什么人学来的，我的妈……给我点水，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安静点，姑奶奶，您这是怎么啦？”丽莎说，递给她一杯水。“好像，您自己不是也并不赏识潘申先生吗？”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放下杯子。

“我不能喝水：我会把剩下的几颗牙都磕碰掉的。哪儿来的什么潘申？这跟潘申有什么关系？你最好告诉我，是谁教你深更半夜跟人约会的，啊，我的妈？”

丽莎的脸色发白了。

“请你休想给我抵赖，”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继续说。“舒罗奇卡亲眼都看见了，是她对我说的。我叫她不许去瞎说，可她是不会撒谎的。”

“我并不抵赖，姑奶奶，”丽莎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的妈！是你跟他，跟那个老色鬼，那个老实人，约会的吗？”

“不是。”

“那又是怎么回事呀？”

“我到楼下客厅里去拿一本书：他在花园里——就叫我。”

“你就去啦？好极了。那么你是爱他的啰，是吗？”

“我爱他，”丽莎轻声回答。

“我的妈呀！她爱他！”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把头上的包发帽扯了下来。“爱一个有老婆的人！啊？她爱他！”

“他对我说……”丽莎开始说。

“他对你说什么来着，这个美男子？”

“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画了个十字。

“愿她进天国，”她低语说，“一个无聊透顶的小娘儿们——其实不该提这个。这么说，他成了光棍啦。我看，他倒是样样都在行。刚折磨死一个老婆，又来找第二个。还说他老实呢？只是，姑娘，我要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年轻的时候，女孩子家做出这种事来，可是要倒霉的。你别生我的气，我的妈妈，只有傻瓜听到真话才会生气。今天我已经关照不让他进门了。我喜欢他，可是这件事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哼，什么老婆死了！给我拿水来。要说你让潘申碰了钉子，这件事做得真是好样的；只是别跟那些山羊养的[2]，别跟那些臭男人夜里坐在一起；别让我这个老太婆伤心！我并不是只会跟人亲亲热热，我也会刺伤人的……好一个死了老婆的人！”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走了，丽莎却坐在角落里哭起来。她心里很痛苦，她受到这样的屈辱是冤枉的。爱情向她表现出来的不是欢乐：从昨晚起她是第二次流泪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感情刚刚在她心里萌发，她已经为它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别人的手是多么粗暴地触痛了她心底珍藏的秘密！她感到羞愧、伤心和痛苦；然而她心里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惧——拉夫列茨基对她是倍加可亲了。在她对自己还不理解的时候，她曾犹豫过；但是，在那次会晤、那次接吻之后——她已经不可能犹豫了；她知道，她是爱他的，——忠诚地、认真地、一片痴情地、终生不渝地爱他，——不怕任何威胁；她感到，任何暴力都不能拆散这牢牢的爱情之结。

[1] 法语：您母亲叫您去，永别了……

[2] 指男人。

三十九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到仆人向她禀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拉夫列茨基夫人到来的消息，大为惊慌起来；她甚至不知道要不要接待她，她怕侮辱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可是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那有什么呢，”她想，“说什么她总是亲戚呀，”于是就坐到手圈椅里，对仆人说：“请！”几分钟过去了，门打开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脚步声几乎听不出地、轻捷地走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面前，不等她从手圈椅上站起来，几乎就在她的膝前跪下了。

“感谢您，姑姑，”她开始用深受感动的、轻轻的声音说着俄语，“感谢您，我没有料到您会如此错爱。您真是像天使般的善良。”

说了这话，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出其不意地抓住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一只手，把它轻轻的握在自己戴着淡紫色手套的手里，谄媚地把它举到她那丰满的朱唇边上。看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装束淡雅宜人的女人几乎就跪在自己的脚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完全茫然了；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她想把自己的手缩回，又想让她坐下，对她说上几句亲亲热热的话；结果，她却欠身起来，在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光滑的、香喷喷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一吻，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吻得浑身无力了。

“您好，bonjour[1]，”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当然，我没有想到……不过，我当然高兴看见您。您懂得，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我是没法评判的……”

“我的丈夫一切都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打断了她，“全怪我不好。”

“这种感情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非常值得称赞。您来了很久了吗？您看到他啦？可是，您请坐下。”

“我是昨天到的，”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谦逊地在椅子上坐下，回答说，“我见到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跟他说过话了。”

“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呢？”

“我本来担心，我这样突然回来会惹得他大发雷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继续说，“可是他并没有不让我见他。”

“就是说，他并没有……哦，哦，我明白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他只是看起来样子有些粗，其实他的心肠是挺软的。”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并没有饶恕我，他不愿意听我把话说完……不过他是那么善良，他指定拉夫里基做我的住处。”

“啊！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庄园！”

“遵照他的意思，我明天就到那儿去，但是我认为有义务先来拜望您。”

“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亲爱的。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把亲戚忘掉。您知道吗，您的俄语说得这么好，真叫我惊奇。C'est étonnant[2]。”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叹了口气。

“我在国外待得太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我是明白的；但是我的心永远属于俄国，我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

“是啊，是啊；这是最好不过的。可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压根没有料到您……是的，相信我的经验吧：la patrie avant tout[3]。啊，请把您的漂亮的小斗篷让我看看好吗？”

“您喜欢它？”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敏捷地从肩上取下斗篷。“这很普通，是波德兰夫人[4]的出品。”

“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波德兰夫人……多么美，又多么雅致！我相信，您一定带了好多漂亮的东西回来。我真想一饱眼福！”

“我的全部服装都可以供您过目，最亲爱的姑姑。如果您准许，我可以拿点东西来让您的使女看看做个样子。我从巴黎带来一个女仆——一个非常出色的女裁缝。”

“您真是太好了，我亲爱的。不过，老实说，我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带着责怪的口气重复她的话，“如果您肯赏脸，就尽管吩咐吧，就当我是属于您的一样！”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了这话，浑身都要酥了。

“Vous êtes charmante[5]，”她说。“您怎么不把帽子和手套脱下呀？”

“怎么？您准许？”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问，她轻轻地、似乎深受感动似地叠起双手。

“当然，我希望您和我们同进午餐。我……我要把我的女儿介绍给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感到有些不安。“唉，也只好如此了！”她想道。“她今天好像有些不大舒服。”

“啊，ma tante[6]，您真是太好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叫道，拿起手帕去擦眼睛。

小僮禀告格杰奥诺夫斯基到来。这个爱说废话的老头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点头哈腰地走了进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客人。他起初有些窘，但是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却那么媚态横生而又恭敬地对待他，弄得他的耳朵都发热了。于是，胡诌、谎言、恭维话就像蜜糖一样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听他说着，含蓄地微笑着，自己也说上几句。她谦逊地讲到巴黎，讲到自己的旅行，讲到巴登，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逗笑了两次；每一次之后，她都轻轻地叹气，似乎心里在责备自己不该这么高兴；她还得到准许，可以把阿达带来。她脱下手套，用她那皮肤光滑、散发着a la guimauve[7]香皂香味的手指指点着，哪里该有皱边，哪里该起褶，哪里钉花边，哪里钉大蝴蝶结；她答应带一瓶新出品的英国香水Victoria＇s Essence[8]来，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同意接受这份礼品时，她就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她回忆起她回国后第一次听到俄国教堂钟声的感受的时候，她又哭了：“这钟声一声声一直敲到我的心里，”她说。

正在这一刻，丽莎走了进来。

早上，她读了拉夫列茨基的字条，吓得浑身发冷，从那一分钟起，丽莎就做好了和他的妻子会面的准备：她预感到，她会见到那个女人。她决心不回避她，照她的说法，以此作为对她的有罪的希望的惩罚。她的命运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震撼了她；在大约两个小时里，她的脸就瘦削下来，然而她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我这是罪有应得！”她对自己说，费力地、激动地压制着内心一阵阵辛酸的、使她自己为之吃惊的凶狠的冲动。“好吧，该下去了！”她一听到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到来，就这样想，于是，她就去了……在她下决心把门打开之前，她在客厅门外站了好一会儿；心里想：“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她跨过门槛，强使自己望了望她，强使自己微笑了一下。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一看见她，就迎上前来，微微地，但仍然恭恭敬敬地给她行礼。“请让我来介绍我自己，”她用献媚的声音开始说，“您的maman对我如此厚爱，我希望，您也会对我……好，”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最后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她那狡猾的微笑，她那冷漠的、同时又是温柔的眼神，她的手和肩部的动作，她的衣服，以至她整个的人——在丽莎心里激起那样强烈的憎恶之感，使她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只是十分勉强地向她伸出手来。“这位小姐讨厌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心里想，她紧握着丽莎的冰冷的手指，转脸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低声说：“Mais elle est délicieuse！[9]”丽莎微微涨红了脸：在这一声赞美里，可以听出讥讽和侮辱；但是，她决心不去相信自己的印象，自管坐到窗前去绣花。就在这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也不让她安宁：她走近她，开始夸奖她的审美力，夸她的手巧……丽莎的心猛烈地、痛苦地跳起来：她如坐针毡，勉强克制着自己。她觉得，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一切都知道了，她是在洋洋得意地暗自嘲弄她。幸好，格杰奥诺夫斯基来跟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攀谈，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丽莎低头绣花，一面偷偷地打量她。“这个女人，”她想，“就是他爱过的。”但是她立刻驱赶掉头脑里关于拉夫列茨基的思念：她害怕会控制不住自己，她感到头有些眩晕。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谈起了音乐。

“我听说，我亲爱的，”她开始说，“您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

“我好久没有弹琴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着，马上就坐到钢琴前面，手指敏捷地掠过琴键。“您是要我弹吗？”

“那就劳驾了。”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娴熟地奏了赫尔兹[10]的一支出色的、然而难度很大的练习曲。她的演奏充满活力，手法熟练。

“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格杰奥诺夫斯基叫了起来。

“真是不同凡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证实说。“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老实说，”她是第一次叫她的名字，“您真叫我惊奇，您简直可以举行音乐会。我们这儿有位音乐家，一个德国老头，性情古怪，可是很有学问；他给丽莎上课；他听了您的演奏，保管会发疯。”

“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也是音乐演奏家么？”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微微向她转过脸来，问道。

“是的，她弹得不错，也爱好音乐，可是哪里能跟您比呀？不过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年轻人，您应该认识认识他。这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作曲也作得极妙。只有他才能充分地欣赏您。”

“一个年轻人？”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境不好吧？”

“您说到哪儿去啦，他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的男伴，岂止在我们这儿——et ā Pétersbourg[11]。一位侍从官，在最上流的社会里都受欢迎。您一定听说过他：他叫潘申，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他因公来到这儿……一位未来的部长呢！”

“还是一位艺术家？”

“是天生的艺术家，而且对人那么亲切。您会看到他的。最近他常到我这儿来，我请他今天晚上来的；我希望他会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附加了一句，短叹了一声，还微微苦笑了一笑。

丽莎懂得这一笑的含义；但是，此刻她顾不上这个。

“而且还年轻？”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重复说，她的手指在琴键上从一个音调转到另一个音调。

“才二十八岁——而且长得那么讨人喜欢。Un jeune homme accompli[12]，您想想看吧。”

“可说是一位堪为楷模的青年，”格杰奥诺夫斯基说。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猛地弹起施特劳斯的一支喧闹的华尔兹，一开头就是那么强烈而急骤的颤音，甚至把格杰奥诺夫斯基吓了一跳：华尔兹弹到一半，她猛然转为忧伤的旋律，最后，以《露西娅》[13]里的咏叹调《Fra poco》[14]收尾……她意识到，欢快的音乐和她的处境不相称，便在《露西娅》的咏叹调中加强了感伤的音调，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深为感动。

“多么美的感情，”她低声对格杰奥诺夫斯基说。

“此曲只应天上有呀！”格杰奥诺夫斯基又重复说，便举目望天。

午餐的时候到了。汤已经上了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才下楼。她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非常冷淡，对她的殷勤只是爱理不理，对她看也不看。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心里马上明白，对这个老太婆讨好也是白费劲，便不再找她说话；然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自己的客人却格外亲热了，姑太太的无礼使她大不高兴。但是，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不单是不望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一个人：她对丽莎也是瞧也不瞧，虽然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像石像似的坐在那里，面色蜡黄、苍白，嘴唇紧抿着——什么都不吃。丽莎看上去倒很平静；的确，她心里觉得平静了些；她感到一种异样的麻木，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的麻木状态。午餐时，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话不多，她仿佛又胆怯起来，露出满脸谦卑而忧郁的神色。只有格杰奥诺夫斯基一个人滔滔不绝，谈笑风生，虽然他不时要胆怯地偷眼看看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咳嗽两声——每逢他要在她面前撒谎的时候，他的嗓子就要发痒，咳嗽起来，——其实，她并没有妨碍他，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午餐后，发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原来对朴烈费兰斯极为爱好，这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高兴得要命，甚至深为感动，心里想道：“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真是个大笨蛋：这么好的女人，他都不会欣赏！”

她坐下，跟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和格杰奥诺夫斯基打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丽莎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定是头痛得厉害，就带着丽莎上楼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是啊，她头痛得厉害，”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她转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翻着眼珠。“我自己也常犯偏头痛……”

“是吗？”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

丽莎走进姑奶奶的房间，浑身乏力地倒在椅子上。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默默地朝她望了好久，然后轻轻地在她面前跪下，仍旧那样默默地，开始轮流地吻她的双手。丽莎俯身向前，她的脸红了，——哭了起来，但是没有搀起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没有缩回自己的手：她觉得，她没有权利把手缩回来，她没有权利不让老妇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和同情，并请求为了昨天的事原谅她。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再也吻不够这双可怜的、苍白无力的手——而无言的泪水就从她的眼里和丽莎的眼里流了出来。小猫“水手”在宽大的手圈椅上织袜子的线团旁边咪咪地叫着，长明灯的细长的火焰在神像前微微抖动着，摇曳着，在隔壁房间的门后面，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站在那里，也用卷成小团的方格手帕在偷偷地拭着眼泪。

[1] 法语：日安。

[2] 法语：这真令人惊奇。

[3] 法语：祖国高于一切。

[4] 波德兰夫人是当时巴黎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

[5] 您是迷人的。

[6] 法语：我的姑姑。

[7] 法语：蜀葵。

[8] 法语：维多利亚女王香水。

[9] 法语：她真美。

[10] 赫尔兹（1806—1888），德国作曲家，钢琴演奏家。他的钢琴作品在十九世纪颇为流行。

[11] 法语：还在彼得堡。

[12] 法语：一个极好的年轻人。

[13] 《拉默摩的露西娅》是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于一八三五年写的歌剧。

[14] 意大利语：《不久以后》。

四十

这时候，楼下的客厅里还在玩朴烈费兰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赢了，情绪很好。仆人进来，禀告潘申到来。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手里的牌落了下来，她在椅子上有些坐不住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半带讥笑的神气瞅了她一眼，就转过眼去望着门。潘申出现了，他身穿黑色燕尾服，英国式的高领一直扣到领口。“遵命在我是痛苦的，可是您看，我还是来了，”——这就是他那刚刮过的、没有笑意的脸上的表情。

“得啦，沃尔德马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高声说，“以前您是不用通报就进来的！”

潘申只是朝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望了一眼算是回答，彬彬有礼地向她一鞠躬，但是没有上前去吻她的手。她把他介绍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他后退一步，同样彬彬有礼地向她一鞠躬，但是略微带点优雅和尊敬的味道，接着便坐到牌桌旁。朴烈费兰斯很快打完了。潘申问起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听说她不大舒服，就表示很是遗憾；后来他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攀谈起来，像外交家那样字斟句酌，对她的回答也恭恭敬敬地聆听。但是他那副外交家的庄严态度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并不起作用，也没有影响。相反：她只是愉快地注视着他的脸，态度随便地说话，纤巧的鼻翼微微颤动，好像在忍俊不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开始大大称赞她的才华。潘申则必恭必敬地、在他那高衣领所容许的范围内低下头来，说这是“他早就确信不疑的”，——后来谈话不知怎的差点扯到了梅特涅[1]。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眯了眯她那天鹅绒似的美目，压低声音说：“您不也是艺术家吗，un confrère[2]，”又声音更低地说了一句“Venez[3]！”就朝钢琴那边点点头。这一声随便说出的“Venez！”，就像施了魔术似的，把潘申的整个外观霎时间给改变了。他那诚惶诚恐的态度一扫而尽，他笑了笑，活跃起来，解开了燕尾服的扣子，一再地说：“唉，我哪里是什么艺术家，我听说，您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呢，”就跟在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后面向钢琴走去。

“让他唱那首浪漫曲：《明月悬高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叫道。

“您唱吗？”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她那双明眸很快地看了他一眼。“请坐。”

潘申一再推辞。

“坐下，”她执著地敲着椅背，重复说。

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解开衣领，唱了他的浪漫曲。

“Charmant[4]，”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您唱得好极了，vous avez du style[5]，——再来一遍吧。”

她绕过钢琴，正对着潘申站住。他又唱了一遍那首浪漫曲，在唱腔里加了闹剧式的颤抖。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注视着他，臂肘支在钢琴上，白皙的纤手与朱唇交相辉映。潘申唱完了。

“Charmant，charmant idée[6]，”她以行家的、泰然的口吻自信地说。“请问，您有没有为女声，为mezzo－soprano[7]写过什么？”

“我几乎什么也不写，”潘申说，“我只是偶一为之……您也唱歌么？”

“唱的。”

“啊！给我们唱点什么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用手把披到红馥馥的面颊上的头发掠上去，把头甩了甩。

“我们的嗓音应该能够配合，”她对潘申说，“我们来唱二重唱。您会唱《Son geloso》[8]，或者《La ci darem》[9]，或者《Mira la bianca luna》[10]吗？”

“我曾唱过《Mira la bianca luna》，”潘申回答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我都忘了。”

“没关系，我们先小声练练。让我来。”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在钢琴前坐下，潘申站在她身旁。他们小声唱了二重唱，其间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纠正了他几次，后来就引吭高歌起来，后来又两次重复《Mira la bianca lu……u……una》。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嗓音不复有原来的清脆，但她却运用得非常巧妙。潘申开始有些胆怯，唱得不太准确，可是渐渐地来了激情，即使唱得不是无懈可击，倒也像个真正的歌唱家那样，不时动着肩膀，晃动着整个身子，有时把手高举。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又弹了两三支塔尔贝格[11]的小品，还卖弄风情地“说唱了”一支法国小咏叹调。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已经不知道如何来表示自己的那份高兴；她几次想差人去叫丽莎。格杰奥诺夫斯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味地点头晃脑，——可是突然间却打了个哈欠，几乎来不及用手捂嘴。这个哈欠并没有躲过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眼睛；她忽然转过身来，背靠着钢琴说：“Assez de musique comme ça[12]；我们来聊聊吧！”就交叠起双手。“Oui，assez de musique，”潘申高高兴兴地重复着她的话，便跟她谈起来——开始了一场生动流畅的法语的谈话。“完全跟最上等的巴黎沙龙里一模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着他们的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谈话，心里想道。潘申感到满心舒畅；他的眼睛放光，面露微笑。起初，当他有时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目光相遇的时候，他还用手摸摸脸，皱皱眉头，叹上两口气；可是到后来，他干脆把她忘了，整个陶醉在那半社交、半艺术的闲谈之中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大哲学家：回答任何问题都胸有成竹；对任何事情都不踌躇，不疑惑；显然，她是常常和形形色色的有识之士作长谈的。她的一切思想感情都离不开巴黎。潘申把谈话引到文学上：哪知她也和他一样，只读法文书。乔治·桑使她愤慨；巴尔扎克是她所敬佩的，虽然使她厌倦；在苏[13]和斯克里布[14]的作品中，她看出他们是洞悉人心的伟大作家；她崇拜仲马父子和费瓦尔[15]；其实，她私心里却认为保尔·德·柯克[16]高出他们所有的人，可是，她当然连他的名字提也不会一提。老实说，她对文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凡是稍稍会令人联想到她的处境的一切，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都巧妙地回避；关于爱情，她是绝口不谈，相反，不如说，她在言谈之中对情欲的迷恋还予以严厉的批评，流露出失望和无可奈何的口吻。潘申反驳她；她不同意他的看法……可是，说来也怪！——从她口中吐出的批评，常常是严厉的批评，然而语调却是那么温存和含情脉脉，她的眼睛也诉说着……究竟那双勾魂的美目诉说着什么——却难以断定；可是，那既非严肃的话，又不是明明白白的甜言蜜语。潘申极力想参透它们隐秘的含义，极力使自己也用眼睛来说话，但是他感到，这是他力不能及的；他不得不承认，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这位国外的真正的牝狮，要比他高明，因此，他对自己就不能完全控制自如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有一个习惯，和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轻轻地碰一碰对方的袖子；这瞬息之间的接触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不禁为之心荡神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有一种本领，随便跟什么人都一见如故，两个钟头还没有过，潘申觉得他已经认识她很久了，而丽莎，那个他毕竟热恋过的、昨天还求过婚的丽莎，——却似乎消失在迷雾中了。茶端了上来，谈话更加随便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唤来小僮，吩咐他对丽莎说，如果她的头痛见好，就让她下楼来。潘申一听到丽莎的名字，就大谈起自我牺牲，讲到谁更能作出牺牲——男人呢还是女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马上激动起来，开始肯定地说，是女人更能作出牺牲，并且说，她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却说得辞不达意，最后还说了个不伦不类的比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拿起乐谱半遮着脸，嘴里咬着一块饼干，唇角和目光中都流露出平静的微笑，身子俯向潘申，悄声地说：“Elle n＇a pas inventé la poudre，la bonne dame[17]”。潘申听了有些愕然，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大胆感到惊奇；他却没有懂得，在这句突如其来的流露之中，还包含着多少对他本人的蔑视；于是，他竟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平时对待他的那一番深情厚谊、她请他吃的饭和借给他的钱，统统忘在脑后，他（这个可怜虫！）居然带着同样的微笑，用同样的声调说：“Je crois bien[18]”，甚至不是：“Je crois bien”，而是——“J’crois ben！[19]”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亲切地瞟了他一眼，站起身来。丽莎进来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怎么都拦不住她：她决心要把这考验忍受到底。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和潘申一同迎了上去，潘申的脸上又露出原来那副外交家的表情。

“您好些吗？”他问丽莎。

“现在我好些了，谢谢您，”她回答说。

“我们在这儿弄了一会儿音乐；可惜您没有听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唱歌。她唱得好极了，en artiste consommèe[20]。”

“到这儿来，ma chère[21]，”响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声音。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立刻像孩子那样乖乖地走到她跟前，在她脚边的一张小凳上坐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叫她过来，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可以单独和潘申在一块，哪怕是片刻也好：她暗中仍然希望女儿能回心转意。此外，她头脑里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一定要马上说出来。

“您知道，”她小声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我想设法给你们夫妇和解；我不敢保证一定成功，可是我想试试。您知道，他很尊重我。”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缓慢地抬起眼睛望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姿势优美地叠起双手。

“那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ma tante，”她用忧伤的声音说，“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您对我的种种体贴关怀；可是我太对不起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了；他是不会宽恕我的。”

“可是难道您……真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好奇地开口要问……

“请别问我啦，”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打断了她，低下头去。“那时我年轻，糊涂……不过，我并不想为自己开脱。”

“好吧，不管如何，何不试试呢？别那么想不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想拍拍她的腮，可是瞧了瞧她的脸，却不敢去拍。“她谦虚尽管谦虚，”她心里想，“不过的的确确是一头牝狮。”

“您病了吗？”这时候，潘申在问丽莎。

“是的，我不舒服。”

“我了解您，”沉默了好一会，他犹豫地说。“是的，我了解您。”

“您说什么？”

“我了解您，”潘申煞有介事地重复说，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丽莎有些窘，可是继而一想：“随它去吧！”潘申摆出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样子默不作声，神情严厉地望着一旁。

“好像已经敲过十一点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客人们懂得这个暗示，开始告辞。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答应了第二天来吃午饭，并且把阿达带来。格杰奥诺夫斯基坐在角落里差一点睡着了，这时他自告奋勇要送她回家。潘申态度庄严地向大家鞠躬告辞，在台阶上搀扶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上车的时候，紧握了她的手，跟在马车后面叫道：“Au revoir！[22]”格杰奥诺夫斯基坐在她旁边；一路上她都在拿他逗乐，仿佛不是故意地把自己的鞋尖放到他的脚上；他觉得很窘，不断地恭维她；她吃吃地笑着，遇到路灯射进马车的时候，就向他送秋波。她自己刚弹过的那首华尔兹在她的头脑里鸣响，使她激动。她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在想象中显现出灯火、舞厅，伴着悠扬的音乐婆娑起舞——她的灵魂就会燃烧起来，目光变得异样地迷茫，唇边漾着微笑，一种优雅而又狂热的激情就会传遍她的整个肢体。到家的时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轻捷地从马车上一跃而下，——只有牝狮才会这样跳法——转过脸来对着格杰奥诺夫斯基，突然直冲着他哈哈大笑，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这个小娘儿们真惹人喜爱，”这位五级文官在回寓所的路上想道，家里，他的仆人正拿着一瓶肥皂樟脑擦剂[23]在等候他。“幸好我是个规矩人……可是，她笑些什么呀？”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整夜守在丽莎的床头边。

[1]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外交家。

[2] 法语：同行。

[3] 法语：来吧。

[4] 法语：美极了。

[5] 法语：有自己的风格。

[6] 法语：美极了，意思也美。

[7] 意大利语：女次高音。

[8] 均为意大利浪漫曲的名字。

[9] 均为意大利浪漫曲的名字。

[10] 均为意大利浪漫曲的名字。

[11] 塔尔贝格（1821—1871），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

[12] 法语：音乐已经够了吧。

[13]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社会小说《巴黎的秘密》等。

[14]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15] 费瓦尔（1817—1887），法国通俗作家。

[16] 保尔·德·柯克（1794—1871），法国二流庸俗作家。作品多描写巴黎小市民、大学生等的生活。

[17] 法语：这位好太太，说的话并不高明。

[18] 法语：是啊，我想是这样。

[19] 潘申的法语说得不准确。

[20] 法语：像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

[21] 法语：我亲爱的。

[22] 法语：再见。

[23] 当时著名的医治风湿病的油膏。

四十一

拉夫列茨基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过了一天半，他几乎一直在四郊踯躅。他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他苦闷不堪；他尝受着一阵阵无休止的、急遽而无力的痛苦。他回忆起他抵达乡间的第二天控制着他心灵的那种感情；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打算，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愤懑。是什么强使他抛开被他认为是自己的天职，是自己的未来的惟一任务呢？是对幸福的渴望——又是那对幸福的渴望！“看来，米哈列维奇说得对，”他想道。“你还想再次尝到人生的幸福，”他自言自语说，“你忘了：幸福来光顾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也是莫大的奢侈，是不配得到的恩赐。你会说，你的幸福并不完美，它是虚假的；可是你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完美的、真实的幸福呢！你看看你的周围吧，有谁是幸福的，又有谁在享受自己生活的乐趣？那边有个农民下地去收割；也许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和他对换一下？想想你自己的母亲吧：她对生活的要求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她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你对潘申说，你回到俄国是来耕种田地的，看来，这无非是自吹自擂罢了。你这一把年纪，回来了还去追求人家的姑娘。一得到你可以自由的消息，你就扔下一切，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像男孩子扑蝴蝶似的奔过去……”丽莎的形象不断显现在他的思考之中，他努力驱走这个形象，同时，也赶掉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那个沉着而又狡猾，美丽而又可恨的面容。安东老头发现主人情绪不好，在门外叹了几口气，走到门口又叹了几口气，终于下决心走到他跟前，劝他喝点什么热的。拉夫列茨基对他叫嚷起来，叫他走开，可是后来又请他原谅。这样一来反而使安东格外难过。拉夫列茨基在客厅里待不下去：他觉得，他的曾祖父安德烈从画布上蔑视地瞧着自己的不肖子孙。“咳，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他那歪在一旁的嘴似乎在说。“难道说，”他想，“我就此不能自拔，为了这点……值不得一提的小事就垮了么？（作战中受了重伤的人总把自己挂了彩说成是‘值不得一提的小事’。一个人到了不能自哄自的地步——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了。）难道说，我真是个无用的孩子？是啊：终生幸福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几乎已经抓在手里，可是它却忽然消失了；就像赌轮盘赌一样，只消把轮子再转过一点，一个穷汉也许就会变成富家翁。不行就不行吧——算啦。我要咬紧牙关，干我的事业，强迫自己沉默；好在我又不是第一次使自己振作起来。我为什么要逃避，我干吗要坐在这里，像鸵鸟似的把脑袋钻在灌木丛里？不敢正视不幸——这是胡说！喂，安东！”他大声叫道：“叫人马上给备车。”他又想道，“应该让自己沉默，应该狠狠地管好自己……”

拉夫列茨基就这样苦苦思索，想以此来排除心头的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实在是太深、太强烈了，就连那老得有些糊涂，但更是老得感情麻木的阿普拉克谢娅，看着他坐上马车进城去的时候，都连连摇头，伤心地目送着他。马儿奔驰着，他挺直身子端坐着，呆呆地望着前面的道路。

四十二

丽莎前一天写信给拉夫列茨基，让他晚上到她们家去，但是他先回到自己的寓所。他发现妻子和女儿都不在家；他问了仆人，知道她带着女儿往卡利京家去了。听了这话，他又是震惊，又是怒火中烧。“显然，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成心不让我活，”他想，心里的怒火翻腾着。他开始走来走去，不断地把挡住他去路的儿童玩具啦、书本啦、妇女用品啦，统统推开踢开；他唤来茹斯京，要她把这些“垃圾”统统拿掉。“Oui，monsieur[1]，”她矫揉造作地说，优美地弯下身子，开始收拾房间；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拉夫列茨基感到，她只是把他当做一头粗野的狗熊。他恨恨地望着她那因为生活放荡而色衰的、然而还不失其“妖艳”的、带着嘲弄的巴黎人的面孔，望着她的白罩袖、绸围裙和轻便的包发帽。他终于打发她走了，踌躇了很久（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还是没有回来），才决定到卡利京家去——不是去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决不会走进她的客厅，他的妻子所待的客厅），而是去看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他记得，有一条供女仆上下的后楼梯直通她那里。拉夫列茨基就这样做了。真是凑巧，他在院子里遇到舒罗奇卡，她就领他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那里去。他看到她一反她的习惯，独自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没有戴帽子，弓着腰，双手交叠在胸前。一看见拉夫列茨基，老妇人顿时惊慌起来，她急忙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乱转，好像在找自己的包发帽。

“啊，是你，你来啦，”她说，避开他的目光，又忙乱起来。“唔，你好。喂，怎么样？怎么办？昨天你在哪儿？嗯，她回来啦，是啊。嗯，好歹总得……想个办法。”

拉夫列茨基在椅子上坐下。

“嗳，坐吧，坐吧。”老妇人接着说。“你是直接上楼的吗？唔，是啊，当然是的。怎么样？你是来看我的？谢谢。”

老妇人沉默了；拉夫列茨基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但是她却明白他的来意。

“丽莎……是啊，丽莎刚才在这儿来着，”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继续说，把手提包上的带子一会儿系好，一会儿又解开。“她不太舒服。舒罗奇卡，你在哪儿？到这儿来，我的妈，你怎么就坐不住？我也是头疼。准是被那些唱歌呀，音乐呀给吵的。”

“什么唱歌呀，姑姑？”

“你还不知道；他们在这儿，你们叫什么来着，唱什么二重唱。满口意大利话：叽叽喳喳，活像两只喜鹊。开始唱出那些音调，简直叫人难受死了。这个潘申，还有你们那一位。一下子就混熟了：完全像亲戚一样，熟得一点规矩都不讲了。可是，俗话说：哪怕是一条狗——好歹也要找个安身的所在；只要人家不把它撵走，它总不会死在外面。”

“老实说，这是我再也没有料到的，”拉夫列茨基说。“这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啊！”

“不，我的宝贝，这不是勇气，这是有用意的。得啦，别说她啦。听说，你让她去拉夫里基，是吗？”

“是的，我要把那个庄园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使用。”

“她要钱了吗？”

“目前还没有。”

“唔，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口的。我刚才仔细瞧了瞧你。你身体好吗？”

“好。”

“舒罗奇卡，”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突然叫道，“你去告诉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我是叫你去问问她……她不是在楼下吗？”

“是在楼下，您哪。”

“嗯，那好；你去问问她：她把我的书放到哪儿去啦？她是知道的。”

“是，您哪。”

老妇人又忙乱起来，把五斗橱的抽屉一个个地打开。拉夫列茨基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

忽然，楼梯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丽莎走了进来。

拉夫列茨基站起来，向她一鞠躬；丽莎在门口站住。

“丽莎，丽佐奇卡，”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慌慌张张地说，“你把我的书，把我的书放到哪儿去啦？”

“什么书呀，姑奶奶？”

“就是那本书，我的天哪！可是，我并没有叫你……唔，反正一样。你们在楼下做什么来着？你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来了。你的头怎么样？”

“没有什么。”

“你老说：‘没有什么’，你们在楼下干什么，又是音乐？”

“不，——他们在玩牌。”

“是啊，她可真是样样都在行。舒罗奇卡，我瞧你是想到花园里去玩。去吧。”

“我没有，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

“别跟我顶嘴，去吧。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一个人到花园里去了：你去陪陪她。要尊敬老年人。”舒罗奇卡出去了。“我的帽子到哪儿去啦？真的，它弄到哪儿去啦？”

“让我去找找看，”丽莎说。

“坐着，坐着；我自己的腿还能走动。它大概是在我的卧室里。”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低着头瞅了拉夫列茨基一眼，就走了出去。她本来让门敞着，可是突然又回来把门带上。

丽莎靠在椅背上，默默地抬起手来捂住脸；拉夫列茨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就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他终于说。

丽莎把捂在脸上的手放下来。

“是的，”她低声说，“我们的惩罚来得真快。”

“惩罚，”拉夫列茨基说。“您为什么要受到惩罚呢？”

丽莎抬起眼来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惊慌：眼睛似乎变小了，黯淡了。她的脸是苍白的，微张的嘴唇也没有血色。

拉夫列茨基的心颤抖了，由于怜惜，也由于爱。

“你在信里对我说：一切都完了，”他低声说，“是啊，一切都完了——在没有开始之前。”

“这一切都应该忘掉，”丽莎说，“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本来想给您写信，可是这样更好。不过要尽快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人都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您，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应该跟您的妻子和解。”

“丽莎！”

“我请求您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过去的一切。您考虑一下——不要拒绝我。”

“丽莎，看上帝的分上，您要求的事是办不到的。您无论命令我做什么，我都情愿去做；但是现在跟她和解！……我什么都可以同意，我把一切都忘掉了，可是我却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别这么说，这是残酷的！”

“我并没有要求您去做……像您所说的那样；如果您做不到，就不要跟她共同生活；但是和解吧，”丽莎说着又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想想您的小女儿；请为我这样做吧。”

“好，”拉夫列茨基咬着牙说。“就算我这样做；我这样做算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唔，那么您——您的义务是什么呢？”

“这我知道。”

拉夫列茨基猛地一颤。

“您总不至于准备跟潘申结婚吧？”他问。

丽莎几乎看不出地微笑了一笑。

“啊，不会的！”她低声说。

“啊，丽莎，丽莎！”拉夫列茨基叫道，“我们本来是可以多么幸福啊！”

丽莎又看了他一眼。

“现在您自己可以看到，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幸福是由不得我们，而是由上帝做主的。”

“是的，因为您……”

隔壁房间的门很快地打开，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手里拿着包发帽走进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说，站在拉夫列茨基和丽莎中间。“明明是我自己放的。这就叫人老了，真该死！可是话又说回来，年纪轻也不见得好些。怎么，你自己陪你妻子去拉夫里基吗？”她转脸对着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又说。

“陪她去拉夫里基？我？我不知道，”他停了一会，说。

“你到楼下去吗？”

“今天不去了。”

“唔，好吧，随你的便；可是你，丽莎，我想，该下去了。啊，我的天，我连给灰雀喂食都给忘了。你待一会儿，我马上就……”

于是，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帽子也不戴，又跑了出去。

拉夫列茨基很快走到丽莎身边。

“丽莎，”他用恳求的声音开始说，“我们要永别了，我的心碎了，——在这分别的时刻，把您的手给我吧。”

丽莎抬起头来。她的疲倦的、几乎是黯淡无光的眼睛凝视着他……

“不，”她说，把已经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去，“不，拉夫列茨基（她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2]），我不能把手给您。何必呢？走吧，我请求您。您知道，我是爱您的……是的，我爱您，”她费力地又说，“可是，不……不。”

她便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嘴。

“至少把这块手帕给我吧。”

门呀的响起来……手帕滑到丽莎的膝上。拉夫列茨基不等它落到地上，就把它抓住，迅速地塞进口袋里，他转过头来，正好和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目光相遇。

“丽佐奇卡，我觉得，好像你妈妈在叫你，”老妇人说。

丽莎马上站起身来，走了。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又在自己的角落里坐下。拉夫列茨基正要向她告辞。

“费佳，”她突然说。

“什么事，姑姑？”

“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怎么？”

“我问你，你是不是个诚实的人？”

“我希望，是。”

“嗯，那你要向我保证，你是个诚实的人。”

“好吧。不过这是为了什么？”

“我自然知道是为了什么。你啊，我的亲人，其实你并不笨，你要是好好地想想，你自己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可是，现在，我亲爱的，就再见吧。谢谢你来看我；你说过的话你可要记住，费佳，来吻吻我。啊，我的心肝，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可是大伙也并不轻松。我以前常常羡慕苍蝇：于是我就想，它们在世界上活得好快活；可是，有一回夜里我听见，一只苍蝇在蜘蛛的爪子下哀鸣，——我这才想，不，它们也要遇到灾祸。有什么办法呢，费佳；不过你答应过的话可千万要记牢。走吧。”

拉夫列茨基从后楼梯出去，已经快走到大门口……一个仆人追了上来。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叫我请您上她那儿去，”他向拉夫列茨基禀告说。

“你对她说，小兄弟，我现在不能去……”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刚开始说。

“她老人家吩咐我特地来请您，”仆人接着说，“她老人家叫我说，就她老人家一个人。”

“客人都走了吗？”拉夫列茨基问。

“正是，您哪，”仆人说，咧开嘴笑了。

拉夫列茨基耸了耸肩膀，跟着他去了。

[1] 法语：好，先生。

[2] 俄俗，单称姓表示疏远。

四十三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独自坐在她书房里的一张高背手圈椅上，在嗅花露水，她旁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杯香橙花水。她神情激动，而且似乎有些胆怯。

拉夫列茨基走了进来。

“您要见我？”他冷冷地鞠着躬，说。

“是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啜了一口水。“我听说，您直接到姑姑那儿去了；我叫人请您来，因为我有话要跟您谈。请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透了口气。“您知道，”她接着说，“您的妻子来过。”

“这我知道，”拉夫列茨基说。

“是啊，我想说的是：她到我这儿来过，我也接待了她。现在我要把这件事跟您解释一下，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感谢上帝，我可以说，我总算能受到大家的尊敬，我决不会做出有失体统的事情来。虽然我预先看到，这件事会让您不高兴，可是我下不了决心拒绝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由于您的关系，她是我的亲戚：您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有什么权利不让她进门呢，——您同意我的说法吗？”

“您大可不必感到不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拉夫列茨基说，“您做得很得体；我一点没有生气。我根本没有意思要剥夺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拜会亲友的机会；今天我所以没有来看您，无非是因为我不想遇到她，——一点没有别的意思。”

“啊，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高兴，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叫了起来。“不过，我一向认为您的感情是那么高尚，您是会这样做的。至于说我感到不安——这也并不奇怪：我是个女人，又是个做母亲的。至于您的太太……当然，您和她谁是谁非，我无法判断——我对她本人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她是一位极为和蔼可亲的夫人，跟她在一起，只会感到愉快。”

拉夫列茨基冷笑了一声，摆弄着自己的帽子。

“我还要对您说，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稍微挨近他一些，继续说，“可惜您没有看见，她的态度是多么谦逊，多么恭恭敬敬！真的，这简直叫人感动。可惜您没有听到，她是怎样说到您的！她说，‘我实在太对不住他了；’她说，‘我真是有眼无珠，不识得他的优点；’她说，‘他真是个天使，不是凡人。’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是一个天使。’她是又悔又恨……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痛心疾首的悔恨！”

“那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拉夫列茨基说，“恕我好奇打听一声：听说，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在您这儿唱歌来着；她是在悔恨的时候唱歌的呢，还是怎么的？……”

“咳，您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她唱歌啦，弹琴啦，不过是让我开心，因为我拼命地求她，差不多是命令她。我看她很痛苦，痛苦得厉害，所以我想让她解解闷，——而且，我也听人家说过，她的才华超群！得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她完全被悲伤压倒了，不信您可以问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她真是伤心透顶，tout－ā－fait[1]，您怎么能这样说她？”

拉夫列茨基只是耸耸肩膀。

“再说，你们的那个阿多奇卡真是个小天使，多么迷人！——她是多么漂亮，多么聪明啊；法语说得多好，俄语也懂，还管我叫‘姨’呢。要说怕生，像她那么大的孩子，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怕生的，——可是她一点也不。她长得跟您像极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眼睛、眉毛，跟您一模一样。老实说，像这么大的娃娃，我是不大喜欢的；可是您的小女儿啊，真叫人心疼。”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拉夫列茨基突然说，“请容许我问问您，您跟我说上这一大套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嗅了嗅花露水，啜了点水。“我说这些是为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我总算是您的亲戚，因此对你们十分关切……我知道，您的心眼最好。您听我说，mon cousin，我总算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不会随便乱说：饶恕她，饶恕您的妻子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泪水。“您想想看：年轻，没有经验……嗯，也许，看了坏的榜样；又没有一个指她走上正路的母亲。饶恕她吧，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她受的惩罚已经够了。”

眼泪顺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面颊滴下来；她也不去擦它：她是喜欢流泪的。拉夫列茨基如坐针毡。“我的天哪，”他想，“这是受的什么罪，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您不回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开口了，“那叫我怎么理解您呢？难道您就能这么狠心？不，这我不相信。我觉得，我的话已经打动了您，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为了您的心地好，上帝会奖赏您的，现在，您就从我手里把您的妻子领回去吧……”

拉夫列茨基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站了起来，动作麻利地走到屏风后面，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带了出来。她面色苍白，半死不活，双目低垂，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任何想法，任何意志——把自己整个儿交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凭她支配了。

拉夫列茨基后退了一步。

“原来您在这里！”他叫了起来。

“不要责怪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急忙说，“她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可是我命令她留下，叫她坐在屏风后面的。她一再对我说，这样一定会使您格外生气；她的话我连听也不要听；我比她更了解您。来，从我手里把您的妻子领回去；来呀，瓦里娅，不要害怕，跪在您的丈夫面前（她拉拉她的手），接受我的祝福……”

“等一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他的声音喑哑然而令人震惊。“您好像喜欢这种赚人眼泪的场面（拉夫列茨基没有说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在贵族女子中学起，就一直酷爱戏剧性的场面）；您觉得挺有趣，可是别人看了是活受罪。但是，我不打算跟您谈，在这场戏里您不是主角。您要我做些什么呢，夫人？”他转身对着妻子，又加了一句。“我对您不是尽力而为了吗？您不必告诉我，这次会面不是您想出来的花招；我不相信您，——您也知道，我无法相信您。您究竟还要什么呢？您是个聪明人，——没有目的的事情您是不会做的。您应该明白，要我像从前那样和您一同生活，我办不到；这并不是因为我在生您的气，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这话在您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对您说过，此时此刻，您自己心里也会同意我的说法。可是您还希望在大伙的心目中恢复自己的地位；您住在我的家里还嫌不够，您还要和我住在一个屋顶底下——这是不是真的？”

“我希望，您能饶恕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抬起眼睛，说。

“她希望您饶恕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重复她的话。

“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阿达，”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低声说。

“不是为了她，是为了你们的阿达，”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重复了她的话。

“很好。您要的就是这个？”拉夫列茨基费劲地说。“行啊，这我也答应。”

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迅速地扫了他一眼，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却欢呼道：“好啊，谢天谢地！”说了又去拉着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手。“现在从我手里把……”

“等一等，我要对您说，”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的话。“我同意和您一起生活，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他继续说，“就是说，我把您送往拉夫里基，尽我的力量所能忍受的和您住在一起，然后我要离开——有时再回来看看。您可以看到，我不愿意骗您；不过您不要再提什么要求了。假如我满足我们尊敬的亲戚的愿望，把您搂在怀里，对您说什么……过去的事不曾发生过，砍倒的树又会开花，您自己听了也会觉得好笑。可是我明白：我只好屈服。您对这句话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也无所谓。我再说一遍，我是否能和您生活在一起……这我不能作出承诺。我可以跟您在一起，重新承认您是我的妻子……”

“那么您至少要给她一个保证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她的眼泪早已干了。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欺骗过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不用保证她也会相信我。我送她去拉夫里基，不过您要记住，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只要您离开那里，我们之间的协定就作废了。现在，请让我走吧。”

他向两位太太一鞠躬，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您不带她走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他后面叫道……

“随他去吧，”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轻轻地对她说，就立刻拥抱了她，对她表示感谢，吻她的手，称她做自己的救星。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任她表示亲热，其实心里对拉夫列茨基和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以及对她安排的这整出戏，都不满意。戏演得不够动人心弦。照她的主张，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应该跪到丈夫的脚前才是。

“您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她说，“我不是对您说：‘跪下’。”

“这样更好，亲爱的姑姑；您放心吧，一切都很好，”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一再地说。

“可是您没看见吗，他冷得像冰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虽说您没有哭，可是我在他面前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他要把您关在拉夫里基。怎么，您连来看我也不行？男人都是没有感情的，”她下结论说，一面意味深长地摇着头。

“可是，女人总是善于珍视好心和宽宏大量的，”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说着，就轻轻地跪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膝前，双手搂着她那肥胖的身体，把脸贴在她身上。这张脸在偷偷地微笑，可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却又一次流起泪来。

拉夫列茨基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侍仆的房间里，扑倒在沙发上，这样一直躺到早晨。

[1] 法语：完完全全。

四十四

次日是星期天。教堂早祷的钟声并不是把拉夫列茨基惊醒——他本来就通宵没有合眼，——而是使他想起他曾依照丽莎的愿望到教堂去的另一个星期天。他急忙起来，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对他说，他今天也会在教堂里看到她。他悄悄地从家里出来，关照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她还在睡觉）留话，说他到吃午饭的时候回来，就大步向那单调忧伤的钟声召唤着他的那边走去。他到得很早：教堂里几乎还没有人；执事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念诵祈祷文；他的低沉的声音有节奏地时高时低，有时被他的咳嗽声打断。拉夫列茨基站在离教堂门口不远的地方。信徒们鱼贯而入，站下来画着十字，向四方行礼膜拜；他们的脚步声在空阒和静谧之中发出响声，在教堂的穹顶下清晰地回响着。一个年迈瘦小的老妇人，身穿带风帽的破旧的长衣，跪在拉夫列茨基近旁，热心地祷告着；她那瘪嘴，满是皱纹、蜡黄的脸上流露出虔诚的感动神情，布满血丝的眼睛凝望着圣像壁上的圣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不断从长衣里伸出来，缓慢地、重重地画着宽大的十字。一个胡子浓密、头发凌乱、面色阴沉疲惫的农民走进教堂，他一进来就双膝跪下，立即急忙地画着十字，每叩拜一次就把头向后仰，并且摇晃着头。他的脸上和全部动作里都表现出那样悲痛欲绝的神情，使拉夫列茨基不禁走到他面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那农民带着吃惊和严峻的神气后退了一步，望了望他……“我的儿子死了，”他急匆匆地说了，又叩拜起来……“对于他们，有什么能代替教堂的安慰呢？”拉夫列茨基想道，自己也试试要祈祷，但是他的心是沉重的，变得冷酷无情了，他的思想离这里很远。他一直在等待丽莎，但是丽莎一直不来。教堂里渐渐挤满了人：还是不见她来。礼拜开始了，执事已经念完福音书，响起了最后祈祷的钟声。拉夫列茨基稍稍向前挪动了一些——就突然看见了丽莎。其实，她比他早来，但他没有发现她；她紧靠在墙壁和唱诗座中间，没有回顾，也不曾移动。直到弥撒结束，拉夫列茨基的眼睛不曾离开过她：他是在和她诀别。人们渐渐散去，她却仍然站着不动，似乎在等拉夫列茨基先走。终于，她最后一次画了十字，毫不回顾地走了，有一个婢女陪着她。拉夫列茨基跟在她后面走出教堂，在街上赶上了她；她走得很快，低着头，面纱遮着脸。

“您好，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他大声说，勉强做出很随便的样子。“可以陪您走吗？”

她一言不发；他和她并排走着。

“您对我满意了吗？”他压低声音问她。“昨天的事您听说了吗？”

“是的，是的，”她轻声说。“这样很好。”

说完，她走得更快了。

“您满意吗？”

丽莎只是点了点头。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她用平静而微弱的声音开始说，“我要请求您一件事：别再上我们家来了，赶快离开吧；我们也许将来还会见面，在一年以后。现在就为我做这件事；看在上帝分上，满足我的请求吧。”

“您的话，我都愿意遵从，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但是，我们难道就应该这样分别：难道您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么？”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现在您在我身边走着……事实上您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而且，不只是您一个人，还有……”

“把话说完吧，我请求您！”拉夫列茨基叫起来，“您要说什么？”

“也许，将来您会听到……不过，无论如何，请忘记……不，不要忘记我，记住我吧。”

“要我忘掉您……”

“够了，永别了。不要跟着我。”

“丽莎，”拉夫列茨基开始说……

“永别了，永别了！”她重复说，把面纱拉得更低，几乎是跑着向前去。

拉夫列茨基目送着她，低下头，转身走到街上。他几乎撞在莱姆身上；莱姆把帽子压得低低的，眼睛望着脚下，也在街上走着。

他们互相默默地对视着。

“您要说什么？”拉夫列茨基终于说。

“我要说什么？”莱姆忧郁地说。“我没有什么要说。一切都死了，我们也死了（Alles ist todt，und wir sind todt）。您是往右走吧？”

“往右。”

“可是我往左。再见了。”

第二天早上，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和妻子前往拉夫里基。妻子带着阿达和茹斯京乘前面的一辆马车；他乘后面的一辆旅行马车。那个漂亮的小女孩一路上一直没有离开过马车的窗口；她对一切——农民、民妇、农家的小屋、水井、马轭、马颈上的小铃以及许许多多的白嘴鸦——都感到惊奇；茹斯京也和她一样；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听到她们说的话和赞叹，总是笑。她的情绪很好；在离开O市之前，她和丈夫有过一次谈话。

“我明白您的处境，”她对他说，——从她那双聪明的眼睛的神情里，他可以断定，她是完全明白他的处境。“可是，您至少要对我说一句公道话，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相处的；我不会来缠着您，不会妨碍您的自由；我只要保证阿达的未来；此外我什么都不要。”

“是啊，您的目的已经全都达到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说。

“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永远隐居在那偏僻的乡间；我要永远记住您待我的好处……”

“唉！够了，”他打断了她的话。

“而且，我也会尊重您的自由和安宁。”她把她准备好的那一套话说完。

拉夫列茨基对她深深地一鞠躬。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明白，她的丈夫是从心底里感激她。

第二天傍晚，他们抵达拉夫里基；过了一个星期，拉夫列茨基留给妻子五千卢布做生活费，动身往莫斯科去了。拉夫列茨基离去的第二天，潘申就来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曾请求他，在她孤独的时候不要忘了她。她对他款待的盛情，可说是无以复加；直到深夜，在邸宅的高敞的房间里以及花园里面，都充溢着音乐声、歌唱声和兴高采烈的法语谈话声。潘申在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那里做客一住就是三天；告辞的时候他紧握着她那双美丽的手，答应他很快就会回来——他果然是言而有信。

四十五

丽莎在她母亲的宅子的二层楼上，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这个房间整洁，明亮，放着一张白色的小床，屋角和窗前放着盆花，还有一张小书桌和一堆书，墙上挂着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这间小屋一向叫做儿童室；丽莎是在这里出生的。她在教堂里见到了拉夫列茨基，回家之后，她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整理了一切，扫除了各处的灰尘，重新检查了自己的笔记和女友们的来信，用丝带把它们缚起来，锁上所有的抽屉，浇了花，用手抚摩了每个花朵。她从容地、毫无声息地做着这一切，脸上带着一种感动的、平静的关切。最后，她在房间当中站下，缓缓地环顾四周，然后走到挂着十字架的桌前，跪了下来，把头放在紧握的手上，就凝然不动了。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她正这样跪着。丽莎没有觉察到她的到来。老妇人又轻手轻脚地走出去，在门外大声咳嗽了几声。丽莎连忙站起来，擦了眼睛，眼睛里还闪烁着不曾流下的晶莹的泪珠。

“我看你又收拾了你的小修道室，”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低头去闻一盆初放的玫瑰。“啊，真香！”

丽莎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她的姑奶奶。

“您说的什么词儿呀！”她低语说。

“说什么词儿，说什么词儿？”老妇人迅速地接腔说。“你想说什么呀？这真可怕，”她说，猛地把包发帽一扔，在丽莎的床上坐下，“我实在受不了啦：我心里好像油煎似的，今天已经是第四天啦；我可不能再装做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变得这么苍白、消瘦，流着眼泪，我不能，实在不能。”

“您这是怎么啦，姑奶奶？”丽莎说，“我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高声说，“这话你对别人去说吧，可别跟我来这一套！没有什么！刚才是谁跪在那里？是谁睫毛上的眼泪还没有干？没有什么！你去瞧瞧你自己，你的脸成了什么样子，你的眼睛又成了什么样啦？——没有什么！难道我还不清楚？”

“这会过去的，姑奶奶，过一阵就好了。”

“会过去，可是哪年哪月才能过去呀？我的老天爷！难道你就这么爱他？丽佐奇卡，要知道他是个老头啦。是啊，我不否认，他人好，不会伤害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们都是好人；世界大得很，这样的好人永远多的是。”

“我对您说，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丽佐奇卡，你听我对你说，”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突然说，她让丽莎挨着自己在床上坐下，一会儿给她整理一下头发，一会儿整理一下她的围巾。“这是因为你一时想不开，才觉得你的痛苦是没法解决的。唉，我的心肝，只有死才是无药可救！你只要对自己说：‘我是不会屈服的，去它的吧！’过后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奇怪，这一切是多么快，多么容易就过去了。你只要忍耐一下。”

“姑奶奶，”丽莎说，“它已经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什么过去了！你瞧，你的小鼻子都尖了，你还说什么：过去了。‘过去’得真不赖啊！”

“是的，过去了，姑奶奶，只要您肯帮我的忙，”丽莎突然兴奋地说，一把搂住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颈脖。“亲爱的姑奶奶，做我的朋友，帮我的忙吧，不要生我的气，理解我……”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的妈呀？请你别吓唬我，我马上就要叫嚷了，别这样看着我；你快说呀，是怎么回事！”

“我……我要……”丽莎把脸藏在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怀里……“我要进修道院，”她声音喑哑地说。

老妇人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快画个十字，我的妈妈，丽佐奇卡，清醒清醒吧，你这是怎么回事，上帝保佑你，”她终于嘟嘟囔囔地说，“躺下，我的宝贝，稍微睡上一会，这都是因为你缺少睡眠，我的宝贝。”

丽莎抬起头来，她的腮通红。

“不，姑奶奶，”她说，“别那么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我祷告过，我请求上帝给我指示；一切都完了，我跟你们在一起的生活也完了。给我这样的教训不是平白无故的；而且这我也不是头一次想到。幸福与我无缘，就是在我希望得到幸福的时候，我的心也总是痛苦的。我自己的罪孽，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挣来我们这份家业——我统统知道；我都知道。这些都须要用祈祷，用祈祷来求得赦免。我舍不得您，舍不得妈妈和连诺奇卡，可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不该在这里生活；我已经跟一切，跟家里的一切都告别了。好像有什么在召唤着我；我心里难受，我要永远与世隔绝。别阻拦我，别劝阻我，帮帮我的忙，要不，我就自己走掉……”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恐怖地听着侄孙女的话。

“她病了，她在说胡话，”她想道，“得请个医生来瞧瞧，可是，请谁呢？格杰奥诺夫斯基前些时曾说过有一个什么好医生；他净爱瞎说——没准这一回说得对呢。”可是，后来她确信丽莎并没有病，也不是说胡话。不管她怎样反驳她，丽莎总是只有一个答复，这可把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吓坏了，使她真的伤心起来。

“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宝贝，”她开始劝说她，“修道院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的亲人，她们会给你吃青的大麻子油，会给你穿老粗布的衣裳，大冷天叫你到外边去；这些你哪里受得了啊，丽佐奇卡。这都是阿加菲娅教给你的好榜样；是她把你教糊涂了。可是她年轻的时候曾过过好日子，享过福，你也该好好地生活呀。至少让我安心地死去，等我两眼一闭，随你爱怎么样都行。为了那么个山羊胡子，上帝原谅，为了一个男人要进修道院，这种事有谁见过？你要真是那么难受，你就去朝朝圣，祷告祷告，做做法事，可千万别把那黑纱戴到头上，我的爹啊，我的妈呀……”

说着，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就痛哭起来。

丽莎安慰她，替她擦眼泪，自己也哭了，可是决心却毫不改变。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实在没有办法，试图用威胁的办法：说要把一切都告诉她的母亲……然而这也不起作用。只是由于老妇人的苦苦哀求，丽莎才答应推迟半年实行自己的计划，不过要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答应她，假如六个月后丽莎没有改变决心，她就得帮助她，设法为她取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同意。

随着初寒的到来，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攒足了钱，不顾自己要隐居乡间的诺言，迁居到彼得堡去了。她在那里租下了一套并不豪华然而精致的公寓。这是比她早离开O市的潘申替她找到的。潘申逗留在O市的后期，他完全失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欢心；他突然停止对她的访问，几乎没有离开过拉夫里基。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使他变成了她的奴隶，正是使他变成了她的奴隶：再也没有别的言语可以形容她对他的无限的、无偿的、不可抗拒的权力。

拉夫列茨基在莫斯科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他得到消息，丽莎进了俄国最边远地区的Б修道院做了修女。

尾声

八个年头过去了。春天又来临了……我们先把米哈列维奇、潘申和拉夫列茨基夫人的命运交待几句，——然后就和他们告别了。米哈列维奇经过长期的漂泊，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事业：他在一所公立学校里得到学监长的位置。他对自己的命运极为满意，他的学生们“崇拜”他，虽然也摹仿他那可笑的样子。潘申在仕途中青云直上，已经有希望可以当上司长；他的背已经有些弯，大概是因为他脖子上挂的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太重，使他的身体要向前倾。他身上的官气决定性地压倒了艺术家的气质；他的仍然年轻的脸变黄了，头发也稀疏了，他已经不再唱歌，不再绘画，但是私下仍旧从事文学工作：他写了一个类似“警世剧”的小喜剧。既然时下的作家一定要在作品里“描绘”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所以他在自己的小喜剧里也描写了一位风骚的女人，并且秘密地把它向两三位赏识他的太太们朗读。然而，他却没有结婚，虽然有过多次结婚的良机：这一点，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推卸不了责任的。至于她，她仍旧常住在巴黎：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给了她一张支票买得自己的自由，以免受到她再次的突然袭击。她见老了，也发胖了，不过风韵犹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是在小仲马先生的剧作里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她不惮烦劳地上剧院，观看那里舞台上的肺病缠身、多愁善感的茶花女；如果能成为多什夫人[1]，那就是她一生无上的幸福了：有一次她宣称：如果她的女儿能有那样的福分，她也就不抱别的奢望了。我们应该企望，命运可千万别赐给mademoiselle阿达这样的幸福：她原来是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娃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肺的、苍白的姑娘；她神经衰弱。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的崇拜者逐渐减少，然而却没有绝迹；其中有几个她大概可以保持到她生命的结束。最近，这里面最热烈的是一个叫扎库尔达洛－斯库贝尔尼科夫的退伍的近卫军官，此人大约三十八岁，体格健壮异常。拉夫列茨基夫人的沙龙里的法国客人都称他“le gros taureau de l’Ukraine[2]”；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从不邀请他参加她为上流社会人士举行的晚会，但他却充分享有她的宠爱。

就这样……八个年头过去了。从天上又飘下明媚的幸福的春光，春光向大地和人们微笑；在春光的爱抚下，万物又欣欣向荣，又恋爱和歌唱了。这八年里，O市的变化不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屋子似乎反而变得年轻了：它那粉刷一新的粉墙亲切地迎人，被夕照映红了的敞开的玻璃窗闪闪发光；从这些窗户里，传出阵阵欢快的、银铃般的青春的声音和不断的欢笑；整个屋子似乎都沸腾着生命，洋溢着欢乐。屋子的女主人早已长眠地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丽莎出家后两年就去世了；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没有比她的侄女多活多久；她们并排长眠在市内的墓地里。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也不在人世了。几年里面，这位忠心的老妇人每星期必到她老友的坟上凭吊一番……时辰到了，她的遗骨也入了黄土。但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子并没有落到外姓人的手里，仍为他们家族所有，老巢依然无恙：连诺奇卡出落成一个窈窕美丽的少女；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淡黄头发的骠骑兵军官；玛丽亚·德米特里叶夫娜的儿子刚在彼得堡结婚，偕同年轻的妻子来O市共度春光；他的妻妹是一个双颊红润、眼睛明亮的十六岁的女学生；还有舒罗奇卡，也长大了，变得俊俏了——就是这些年轻人发出的欢声笑语震响了卡利京家的四壁。家中的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变得和新主人们的调子相适应。年轻无须、爱说笑打趣的年轻仆人，代替了昔日古板的老仆。从前，养肥了的罗斯卡大摇大摆的地方，有两只猎犬在那儿发疯似地乱跑，在沙发上乱蹦乱跳；马厩里养着精壮的小走马、剽悍的辕马，鬃毛编起来的、勤快的拉套的马，还有顿河产的坐骑。一日三餐的时间全打乱了，几乎混在一起；照邻居们的说法：“全乱了套”。

在我们要提到的那个傍晚，卡利京家里的人们（他们中间最大的是连诺奇卡的未婚夫，也不过二十四岁）在玩一种并不复杂的游戏，但是根据他们齐声的大笑来判断，他们一定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趣：他们满屋子乱跑，你抓住我，我抓住你；狗也在乱跑乱叫，挂在窗前笼子里的几只金丝鸟也争先恐后地直着嗓子狂叫，它们那嘹亮的唧唧喳喳的啼声，更增加了室内的喧闹。正当这震耳欲聋的游戏玩得最热闹的时候，一辆满是泥污的旅行马车驶到大门口，一个四十五岁模样、身穿旅行服装的人从车内走下来，惊愕地站下了。他呆呆地站了一会，仔细地打量着房屋，然后从边门走进庭院，缓慢地走上台阶。在前厅里没有人迎他，可是客厅的门猛地大开，舒罗奇卡满脸通红，从里面冲了出来，紧跟着，全体年轻人也响亮地大叫着跑了出来。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们突然都停住脚步，不做声了；但是一双双注视着他的发亮的眼睛仍然是那么亲切，一张张容光焕发的脸上仍然带着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儿子走到来客面前，亲切地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拉夫列茨基，”来客说。

回答他的是大伙齐声的欢呼——这倒不是因为这些青年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几乎被遗忘的亲戚的来临感到特别欣喜，只是因为他们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发出一阵欢呼和叫嚷。拉夫列茨基马上被团团围住：连诺奇卡作为老相识，第一个报了自己的名字，并且使他相信，只要稍待一会儿，她一定能认出他来，接着便把其余的人都逐一介绍，对每个人，甚至对自己的未婚夫，都叫小名。这一大群人穿过餐室涌进了客厅。两个房间里的壁纸都换了，但是家具还保持原样；拉夫列茨基认出了那架钢琴；连绣花绷架也放在窗前的老地方——恐怕，像八年前一样，上面仍然是那幅未完成的刺绣。他们请他坐在一张舒适的手圈椅上，大伙规规矩矩地围着他坐下。询问、惊叹、叙说，像雨点似地争先恐后地落了下来。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您啦，”连诺奇卡天真地说，“也没有看到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

“那自然啰！”她哥哥连忙接过话头。“我把你带到彼得堡去了，可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一直住在乡下。”

“是啊，从那时起，妈妈也去世了。”

“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也不在了。”舒罗奇卡说。

“还有纳斯塔西娅·卡尔波夫娜，”连诺奇卡说，“还有莱姆先生……”

“怎么？莱姆也死了？”拉夫列茨基问。

“是啊，”年轻的卡利京回答说，“他离开这儿去了奥德萨；据说是被一个人骗去的，他就在那儿去世了。”

“您知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音乐作品？”

“我不知道；恐怕未必有。”

大家都沉默了，默默地对视了一下。一朵愁云掠过了所有年轻人的脸。

“可是‘水手’还活着，”连诺奇卡突然说。

“格杰奥诺夫斯基也活着，”她的哥哥补充说。

一听到格杰奥诺夫斯基的名字，大伙不禁一齐大笑起来。

“是啊，他还活着，还像从前一样爱撒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儿子接着说，“您想想看，这个捣蛋鬼（他指着那个女学生，他的妻妹），昨天把胡椒面撒到他的鼻烟壶里。”

“他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连诺奇卡高声说，——于是又迸出不可抑制的大笑。

“我们不久前得到了丽莎的消息，”年轻的卡利京说，——四下又是一片寂静，“她还好，如今她的健康渐渐有些恢复。”

“她还在那个修道院？”拉夫列茨基有些费劲地说。

“还在那儿。”

“她给你们写信吗？”

“不，从来没有；我们是通过别人得到的消息。”

突然降临了一阵深深的沉默，“一位安静的天使飞过了。”——大家都在想。

“您要不要到花园里去走走？”卡利京对拉夫列茨基说。“现在花园里非常美，虽然我们没有好好地收拾它，有些荒芜了。”

拉夫列茨基来到花园里，他首先看到的就是那条长凳，——在那里他曾和丽莎一同度过幸福的、不可再得的瞬间；长凳已经发黑了，歪斜了，然而他却认出了它，一种无比甜蜜却又无比悲伤的感情霎时间攫住了他的心灵——这是追念已经消逝的青春，追忆一度享有的幸福的深切的哀愁。他和青年人沿着林阴道走去：八年来，菩提树稍微老了一些，长高了一些，树荫也浓密了一些；可是灌木丛都长起来了，覆盆子繁密茂盛，胡桃树却完全枯萎了，处处散发着新枯枝堆、树木、青草和丁香的芳香。

“在这儿玩‘抢四角’才好呢，”连诺奇卡走到一小块被菩提树环抱的翠绿的草地上，忽然叫了起来，“我们恰好是五个人。”

“你是把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忘了吧？”她的哥哥提醒她，“还是你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连诺奇卡微微羞红了脸。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这样年纪，难道还会……”她开始说。

“你们请玩吧，”拉夫列茨基连忙接茬儿说，“你们别管我。当我知道，我没有使你们受到拘束，我反而会更高兴。其实，你们不必照顾我，我们这些老年人自有你们还不理解的、任何娱乐也不能代替的乐趣：那就是回忆。”

青年人带着亲切的、有些嘲弄的必恭必敬的态度静听着拉夫列茨基，——仿佛在听老师给他们上课，——接着，突然一下子统统从他身边跑开，跑到草地上；四个人站在四角的树旁，一个人站在当中——游戏就开始了。

拉夫列茨基却回到屋子里，走进餐室，走到钢琴旁边，触动了一个琴键：发出了一声微弱然而纯正的声音，使他的心暗暗地颤栗起来。很久以前，在那个最幸福的夜晚，莱姆，死去的莱姆，正是用这个音符开始了那一曲充满灵感的旋律，将他带进了无比欣喜的境界。后来，拉夫列茨基走进客厅，在里面久久没有出来。在他以前常和丽莎晤面的这个房间里，她的形影更为真切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仿佛他的四周到处都有她的存在的痕迹；但是对于她的思念是痛苦的、无法排遣的，在这种思念中，没有死亡给人们带来的宁静。丽莎还活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他所思念的是一个活着的人；他决不会认出来，那个身穿修女的长袍、在香烟缭绕之中若隐若现的、朦胧的、苍白的幽灵，就是他曾经钟情的少女。假如拉夫列茨基能在想象中看一看自己，像他在想象中看到的丽莎那样，他也会认不出自己的。在这八年之中，终于发生了他生活中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许多人不曾经历过的，然而，假如没有这个转变，一个人就不能始终不渝地做一个正派人；他的确已经不再去考虑个人的幸福和利己的目的。他已经心如止水——而且何必要讳言真实情况呢？——他不但身体和面貌衰老，他的心灵也老了；照某些人的说法，到老年还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这不但困难，而且几乎是可笑的；一个人如果到老还不失去对善的信仰，不失去始终如一的毅力以及对事业的爱好，他就应该满足了。拉夫列茨基是有权利满足的；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好的当家人，他真的学会了种地，而且，他劳动不单是为自己，他还竭尽全力保证和巩固他的农民的生活。

拉夫列茨基从屋子里走出来，到了花园里，在他熟悉的长凳上坐下，——在这弥足珍惜的地方，面对着那座屋子，他曾最后一次徒然地把双手伸向那盛着泡沫翻动、色彩变幻的金色美酒的宝杯，他，一个孤独的、到处流浪的飘零人，在已经取代了他的年轻一代的传到他耳际的欢笑声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并不沉重，也不悲伤。懊悔他是有的，但是问心有愧的事——却没有。“玩吧，欢乐吧，成长吧，青春的力量！”他这样想，在他的沉思中并没有忧伤。“你们的来日方长，你们的生活会比我们的容易：你们不必像我们那样，在黑暗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斗争、跌倒了又爬起来；我们苦苦地想方设法要活下来——而我们中间却有多少人没有能活下来！——可是你们只需要做出一番事业，好好地干，我们这些老年人是会祝福你们的。至于我，过了今天这一天，经历了这种种的感受，只有向你们行礼永远告别了，——在生命行将结束，在等待着我的上帝面前，我心中虽然满怀忧伤，却没有妒忌，也没有一丝阴暗的情感，我要说：“欢迎你，孤独的晚年！燃尽吧，无用的生命！”

拉夫列茨基悄悄地站起来，悄悄地离去，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挽留他。花园里，从苍翠高大的、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围墙似的菩提树后面，传来的欢叫声比先前更响了。他坐上马车，吩咐车夫驱车回家，但是要让马儿慢慢地走。

“这样就完了吗？”不满足的读者也许要问。“拉夫列茨基后来怎么样了？丽莎又怎么样了？”但是，关于那些仍然活着，然而已经退出尘世舞台的人，有什么好说的，何必再去提起他们？据说，拉夫列茨基去过丽莎遁迹的那所遥远的修道院——还看到了她。她从一个唱诗台走向另一个唱诗台的时候，就紧挨他身边走过。她迈着修女的均匀、急促而又平静的脚步走了过去——并没有望他一眼；只是朝着他这一边的眼睛的睫毛几乎不可觉察地颤抖了一下，她的瘦削的脸更低垂，她那绕着念珠的手指，也互相握得更紧了。他们俩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谁能知道？又有谁能说得出？生活中有那样的瞬间，那样的感受……对此只能是予以指出，而不能细说。

作者像

[1] 多什夫人（1823—1900），法国女演员，以演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塔著名。

[2] 法语：乌克兰的大犍牛。

前夜

丽尼 译

И.С.ТУРГΕНЕВ

НАКАНУНЕ

根据Constance Garnett英文译本On the Eve（William Heinemann，London，1906）转译；并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屠格涅夫选集》第三卷校订。

一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里，在离昆采沃[1]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荫下，有两位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其中一位，看来约莫二十三岁，身材高长，面色微黑，鼻子尖而略钩，高额，厚嘴唇上浮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身躺着，半睁半闭的灰色小眼睛沉思地凝望着远方；另一位，则俯身趴着，长着鬈曲的浅黄头发的脑袋托在两只手上，也正向着远处凝望。比起他的同伴来，他其实年长三岁——可是，看起来却反而年轻很多；他的胡须才不过刚刚茁出，颏下仅有些许拳曲的软毛。在那红润的、圆圆的脸上，在那温柔的褐色眼睛里，在那美丽地突出的唇边和白白的小手上，全有着一种孩子似的爱娇和动人的优美。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着健康的幸福和愉快，洋溢着青春的欢欣——无忧无虑、得意洋洋、自爱自溺和青春的魅力。他转动着眼珠，微笑着，偏着脑袋，好像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就故意撒娇似的。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好像罩衫的白色上衣；一条蓝色的围巾绕着他的纤细的颈项，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旁的草地上。

和他一比，他的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看着他那呆板的身体，谁也想不到他也正自感觉着幸福，怡然自得。他笨拙地躺着；上阔下削的大脑袋拙笨地安置在长脖子上；就是他的手、他的紧裹在太短的黑上衣里的身体、他的翘着膝盖的蚱蜢后腿似的长腿，所有它们的姿态也无一不显着拙笨。虽则如此，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他整个朴拙的身体都显示着“可敬”的迹印，而他的面孔，虽然不美，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却表现出深思的习惯和善良的天性。他的名字叫做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位浅黄头发的青年，则名叫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

“你干吗不像我这么样趴着呢？”舒宾开始说。“这样可好多啦。尤其当你把脚这么翘起来，把脚跟并拢的时候——像这么的。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要是老看着风景觉得无聊，也可以看看肥大的甲虫在草叶上不慌不忙地爬，或者看一只蚂蚁那么忙忙碌碌地奔波。真的——这样可好多啦。可你瞧你，却摆出了那么个拟古的架势，活像个芭蕾舞的舞娘，一个劲儿靠着纸糊的岩壁。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啦。第三名毕业，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请休息吧，先生；请不用那么紧张，请舒展舒展你的肢体吧！”

舒宾用一种半慵懒、半玩笑的声音，从鼻孔里哼出了他的整个演说来（娇养惯了的孩子对于给他们带了糖果来的父执们，就是像这样说话的），而不等回答，就又继续说道：

“蚂蚁诸君、甲虫诸君以及别种昆虫先生们，它们挺教我奇怪的就是它们那一份惊人的严肃劲儿：它们那么俨乎其然地跑来跑去，好像它们的生命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怎么着，我的天！人为万物之灵，至高的存在呀，可是，你尽管给它们瞪眼吧，它们可睬也不睬你；你瞧，小小的蚊子竟也可以跑到万物之灵的鼻尖儿上来，居然把万物之灵当作面包来享用啦。这真是可恼。可是，话说回来，它们的生命又有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呢？我们要是可以俨乎其然，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俨乎其然呢？喏，这儿，哲学家，请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默然不语呀？呃？”

“什么？……”别尔谢涅夫怔了一怔，说。

“什么！”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把自己最深奥的思想披沥在你的面前，可是你竟是充耳不闻啦。”

“我在欣赏风景呢。瞧，阳光底下的田野，是多么灼热，多么光辉啊！”（别尔谢涅夫说话有点儿大舌头。）

“那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舒宾回答说。“一句话，那是大自然！”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

“对于这，你该比我更受感动才对。那是你的本行：你是艺术家呢。”

“对不起，老兄；这可不是我的本行，”舒宾回答着，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我是个屠夫呢，老兄；肉才是我的本行——我塑着肉呀，肩呀，手臂呀，大腿呀，可是，在这儿，却没有形态，没有个完整的东西，乱七八糟……你试试看能捕捉到什么呀？”

“可是，要知道，在这儿也有美呢，”别尔谢涅夫说。“啊，说起来，你那个浮雕完成了么？”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吧！”舒宾唱歌似地叫起来，“我看一看真货色，看一看前人的名作，看一看古董，就不由得把我那一块废料给摔得粉碎啦。你给我指出大自然，还说什么‘这儿也有美’。当然啊，无论什么里面，全有美，哪怕是尊驾您的鼻子，也有美——可是，你总不能把各种的美都追求遍吧？古人——他们就不刻意求美；可是美却不知从哪儿——天知道，也许是从天上吧——自然而然地掉到他们的作品里来啦。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可我们的网就不能撒得这样宽：我们的手太短啦。我们只是在一个小池子里垂钓，干瞪着眼。要是碰上那么一个上钩呢，那可是托天之福！要是碰不上……”

舒宾于是把舌头一伸。

“得啦，得啦，”别尔谢涅夫回答说，“这全是似是而非的议论。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随时随地遇见美却并不爱它，那么，就是在你的艺术里，美自然也不会来的了。如果美的风景、美的音乐，全不能感动你的灵魂，我是想说，如果你没有共鸣……”

“哈，你呀，好一个共鸣家！”舒宾打断了他的话，对自己新造的字，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可是，别尔谢涅夫却又坠入了沉思。“不呢，我的老兄，”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跟你争论可困难哩，尤其像不才我，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可是，我告诉你吧：除了我的艺术以外，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在少女身上；就是这，也还是近来的事呢……”

他翻过身来，把两手枕在头下。

几分钟沉默地过去了。酷热的午昼的静寂，重压着闪耀的、沉倦的大地。

“啊，说到女人，”舒宾又开始道，“为什么就没有人管管那个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么？”

“没有。”

“老家伙简直昏了头。他整天坐在他那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里，无聊得要死，可是还是坐。你看着我，我望着你，笨透啦！……那样子简直叫人作呕。你想想吧，上帝赐给了这人怎样的一个家庭；可是，不，他还非找个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不可！我真没有见过比她那副尊容还要讨厌的东西了，活像一只鸭子！前天，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丹唐[2]式的。倒很不错。待一会儿我给你瞧吧。”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呢？”别尔谢涅夫问道，“有进展么？”

“没有，我的老兄，搞不下去啦。就是那脸庞儿，也够叫我没有一点办法。你一眼望过去，那些线条全是那么纯洁、严肃、端正；想着，弄像总不难吧。可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像神话里的珠宝，可望而不可即。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样来听人说话的？脸上一丝神色也不动，可是那双眼睛的表情却在不断变化，而整个面孔，也就跟着变化了。一个雕塑家，尤其像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对于那样的脸，能怎么办呢？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奇怪的人，”沉默一会儿以后，他又补充说。

“是的；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谢涅夫重复说。

“可她竟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要说血统，要说族系，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有趣的是，她正是他的女儿，她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从心坎儿里尊敬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她是我的恩人；可是，她简直是一只母鸡。叶连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的呢？是哪一个点燃了她那心灵的火把的呢？呐，哲学家，这儿又给你提出了个问题！”

可是“哲学家”却仍和先前一样，一言不答。一般说来，别尔谢涅夫是决不会失于多言的，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说得很拙讷、不流畅，加上不必要的手势；尤其在此刻，他更感觉着一种奇特的平静落到他的灵魂上来了，有如倦怠，也像忧愁。在城里，他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每天用功好几小时，是新近才搬到城外来的。生活的闲适，空气的温柔和清洁，达到了目的地的感觉，友人的奇想的、无拘无束的放谈，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面影，所有这些印象，不同而又好像相同，在他心里融成了一种总的情绪，既使他安慰，又使他兴奋，而终于，使他感觉着疲倦……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青年人。

菩提树下，清凉而且寂静；蝇和蜂飞到荫下时，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分外地温柔；油绿色的青草，不杂一点金黄，鲜洁可爱，一望平铺着，全无波动；修长的花茎兀立着，也不动颤，似乎已经入了迷梦；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无数黄花的小束，也静止着，好像已经死去。每一呼吸，芳香就沁入了肺腑，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远远的地方，在河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是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平野，加强着光明；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鸟声寂然：在酷热的正午，鸟向来是不歌唱的；可是，纺织娘的唧唧鸣声却遍于四野。听着这热烈的生之鸣奏，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着十分的愉悦：它使人们沉倦欲睡，同时，又勾引着深幻的梦想。

“你可注意到，”别尔谢涅夫突然开始说，用手势辅助着自己的话，“大自然在我们心里所唤起的，该是多么奇妙的感情啊！在大自然里，一切都是那么完全，那么明确，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是那么满足于自己；我们明白这一点，也赞美它，可是，同时，至少在我，它也往往引起一种不安，引起一种惶惑，甚至忧郁。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大自然面前，和大自然相对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全、自己的不明确呢？或者是，大自然所有的那种满足，我们却没有，而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需要的，大自然却正缺乏呢？”

“嗯，”舒宾回答说，“我告诉你吧，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告诉你那是怎么个来由。你所描写的，是一个孤独的人的感觉，这种人并不是在活着，却只在出神地观望着。观望有什么意思呢？生活吧，生活起来，那就好极啦！任你怎样叩着大自然的门，它总不会用清楚的言语回答你的，因为它是个哑子。好像竖琴的弦，它会发出一个音响或者一声呻吟，可是，别想它会唱出一支歌。惟有一颗活着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喏，它才会给你真的回答。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劝你还是给自己找个心坎儿上的人儿吧，那么，你的什么苦恼，什么忧愁，马上都会烟消云散啦。我们‘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你可知道，所有这种惶惑，这种忧郁，都不过是一种饥饿。给你的肚皮装进真正的食物去，那么所有一切就马上不成问题啦。我的老兄，放胆生活，得其所哉，这就成啦。再说，‘大自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大自然有什么用处呢？你听听：爱情……多么有力、多么热烈的字眼儿！大自然……这可多么冷酷、多么学究气呢！那么，来吧，（舒宾唱了起来）‘万岁呀，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哦，不，”他又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可是，什么全是一样！Vous me comprenez。[3]”

别尔谢涅夫抬起身来，把紧握着的手支着下巴颏。

“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呢？”他说，并不望他的同伴，“为什么要揶揄人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种伟大的感情……可是，你说的是哪一种爱情呢？”

舒宾也抬起身来。

“哪一种爱情？你高兴哪种就是哪种吧，只要有。我老实跟你说吧，照我看，就根本不会有几种几样的爱情。如果你爱……”

“就得一心一意地爱，”别尔谢涅夫插嘴说。

“当然，那是不待言的了；心，可不比苹果：它是分割不开的。如果你爱，那你就对啦。我可也没有揶揄人的意思。就说现在，我心里可真有一份柔情，简直柔得要化啦……我只想解释一下，大自然对我们究竟为什么有你所说的那种影响。那就是因为它在我们心里唤起了爱情的欲望，可又不能满足它。大自然把我们轻轻地向别的活人的怀抱里推，可是，我们不了解它，却只是向它本身去寄托我们的要求。啊，安德烈，安德烈，瞧这阳光，这天空，该多美呀，所有一切，我们周围的这一切，也全都多美呀，可你还忧愁；可是，如果说，在此刻，你手里握着的是你心爱的女人的手，如果那只手和那整个女人全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却用她的眼睛来看，不是用自己的孤寂的心情去感受，却用她的心情来感受——那么，安德烈，大自然就不会叫你忧郁，也不会叫你惶惑，而你也就不会来观察大自然的美了；大自然它自己就会欢乐起来、歌唱起来的；它自己就会来应和你的歌声，因为，在那时节，你自己就会给它——给那哑口的大自然赋予生花的舌头啦！”

舒宾一跃而起，来回走了两次，可是别尔谢涅夫却垂着头，脸上浮出一抹淡淡的红晕。

“我可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话，”他开始说；“大自然可并不往往把我们指向……爱情。（他不能马上说出“爱情”这个字眼来。）大自然也威胁着我们；它也使我们想起那种可怕的……是的，不可解的神秘。它难道不是终于要吞掉我们，从古以来就一直要把我们吞掉的么？在大自然里，有生，也有死；在大自然里，死亡的声音也正和生活的声音一样强烈呢。”

“在爱情里，一样有生也有死，”舒宾插嘴说。

“那么，”别尔谢涅夫继续道，“当我，比方说，站在春天的森林里，站在翠绿的丛薮里的时候，当我似乎听到了奥白龙[4]的仙角的神秘的鸣奏的时候，（别尔谢涅夫，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儿害羞。）难道那也是……”

“那也不过是爱情的渴慕，幸福的渴慕，如此而已！”舒宾打断了他的话。“那种仙乐，我也知道的；在林荫里，在森林深处，或者在田野里，当黄昏来到，夕阳沉落，河上的轻雾从矮林后面升起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同样感觉着柔情和期待。可是，无论是森林，是河流，是田野，是天空，或是每一朵云，每一根草，都不外使我期待着幸福，要求着幸福，在这一切里，我所感觉的只是幸福的临近，听见的只是幸福的呼声！‘啊，我的上帝呀，光明而愉快的上帝！’我就用这样的句子开始我的一首诗；你得承认，这开头的第一句可够伟大的啦，可是我怎么也诌不出第二句来。幸福！幸福！只要我们还在有生之年，只要我们的肢体还能运动，只要我们还在走上坡路，不是在走下坡路！去它的吧！”舒宾怀着突如其来的热情继续说道，“我们还年轻，我们不是怪物，也不是傻子：我们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幸福吧！”

他摇了摇他的鬈发，以一种自负的、几乎是挑战的神气望了望天空。别尔谢涅夫也抬起眼睛来，望着他。

“难道就没有什么比幸福还崇高的么？”他轻轻地说。

“比方说？”舒宾问道，又打住了。

“比方说，你和我，像你所说的，都还年轻；可以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各人都在追求各人的幸福……可是，‘幸福’这个字眼，难道是一个能使我们团结、给我们鼓舞、让我们互相握起手来的字眼吗？它难道不是一个自私的字眼，我是说，难道不是一个使人分裂的字眼么？”

“你难道还知道有什么使人团结的字眼？”

“有的；还很不少；你自己当然也知道它们的。”

“有哪些？无妨试说一二吧。”

“就说艺术吧——因为你是个艺术家——还有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爱情呢？”舒宾问。

“爱情，当然，那也是个使人团结的字眼；可是，那却不是你现在所渴望的那种爱情；不是那种为了享乐的爱情，却是一种要求自我牺牲的爱情。”

舒宾皱了皱眉。

“对于德国人，这是很好的；可是我需要的只是为我自己的爱情；我需要的是做第一号。”

“第一号，”别尔谢涅夫重复说。“可是，依我看，我们的生命的整个意义倒是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呢。”

“如果每个人都照着尊驾您的高见做去，”舒宾说着，做出了一个可怜相的怪脸，“那么，世界上谁也不会吃菠萝啦；谁都会把它们奉献给别人啦。”

“那也就是说，菠萝本来也不是非吃不可的；可是，别吃惊吧：也有不少爱吃菠萝的人，为了菠萝甚至不惜把别人口里的面包也给掏出来的呢。”

两位朋友暂时之间沉默了。

“前不久我又碰见英沙罗夫了，”别尔谢涅夫开始说。“我约过他到我这儿来；我很想把他介绍给你……和斯塔霍夫家族。”

“英沙罗夫是谁呀？哦，是啦，就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个塞尔维亚人，或者保加利亚人？就是那个爱国志士？就是他把这些个哲学思想灌到你的脑子里来的？”

“也许是吧。”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吗？”

“是的。”

“聪明？有才能？”

“聪明？……是的。有才能？……我不知道，那可很难说。”

“不是吗？那么，有什么了不起呢？”

“你将来会看见的。可是，现在，我想我们该走了吧。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也许在等着我们。几点钟了？”

“三点了。咱们走吧。多闷热！这一回谈话叫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了。曾经有一个时候你也……我可不是白白地做了艺术家的；什么我都观察到的。照直说吧，你心里可有了一个女人？……”

舒宾本想窥探一下别尔谢涅夫的脸，可是他却已经转过身去，走出菩提树荫了。舒宾紧跟在后面，潇洒地迈着他的那双小脚。别尔谢涅夫走路十分拙笨，耸着肩膀，颈项也向前伸着；可是，虽则如此，看起来，他却比舒宾显得有教养得多；也可以说，绅士得多，假如“绅士”这个称呼在我们中间没有变得如此庸俗。

[1] 莫斯科西部地区，在莫斯科河右岸。

[2] 丹唐（1800—1869），法国雕塑家、漫画家。

[3] 法语：你会了解我的。

[4] 奥白龙是法国古代传说中的仙王，居于森林中。

二

两个年轻人走下莫斯科河，沿着河岸走着。河水散发出清凉的气息，微波的温柔的私语使人感觉着爱抚。

“我真想再洗一回澡，”舒宾说道，“可是我怕来不及了。瞧这河水：它像在朝我们招手呢。要是古希腊人，一定会以为那里面有个仙女吧。可是我们不是希腊人。啊，仙女！……我们不过是厚皮的粗野不文的人罢了。”

“我们也有美人鱼呢，”别尔谢涅夫说。

“得啦吧，你那美人鱼！那些恐怖的、冷冰冰的想象的产物，那些从闷窒的茅屋、从黑暗的冬夜里所产生的幻象，对于我，一个雕塑家，有什么用呢？我所要的是光明，是空间……我的上帝呀，什么时候我才到得了意大利？什么时候……”

“你是想说，才到得了小俄罗斯[1]么？”

“你不害羞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来责备我一时的糊涂！就是你不这样，也够我痛悔的了。当然，我的行为也真傻透啦：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最仁慈的女人，给我钱让我到意大利旅行去，可是我却跑到那些顶髻毛儿[2]们那儿去啦，去吃汤团，去……”

“请别往下说了吧，”别尔谢涅夫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老实说，钱也没有白花。我在那儿看见了那么美的典型，尤其是，女人的典型……当然，我也知道：除了到意大利，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是到意大利去，”别尔谢涅夫说，并不回过头来，“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来的。你只会拍拍翅膀，可是，总也不飞。我们是知道您的。”

“斯塔瓦瑟尔[3]可飞啦……还不止他一个。如果我不飞，那就证明我不过是一只企鹅，没有翅膀罢了。这儿把我闷死啦，我要到意大利去，”舒宾继续说，“那儿有阳光，那儿有美……”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女郎，戴着宽边草帽，肩上放着一柄粉红色的小阳伞，出现在两位朋友走着的小路上。

“我看见了什么呀？就是在这儿，也有美来迎接我们来啦！——一个卑微的艺术家给迷人的卓娅姑娘敬礼！”舒宾忽然喊叫起来，演戏似地挥了挥自己的帽子。

被欢呼的少女停下脚步，向舒宾威吓地伸了伸手指，等到两位朋友走近了来，就以响亮的、微带喉音的声音说道：

“怎么啦，先生们，怎么还不来吃饭呢？早都摆好啦。”

“啊！我听见了什么呀？”舒宾又说道，双手一拍，“难道是您，娇滴滴的卓娅姑娘，在这么大热天冒暑出来，亲自来找我们来吗？我可以这样大胆地来领会您的意思吗？告诉我，是这样的吗？哦，不，请别说‘不是’：说出来，会叫我当场就难过死啦。”

“哟，您得啦吧，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女郎微嗔地回答；“您怎么从来就不肯正正经经地跟我讲话？我要生气啦，”她补充说，卖俏似地耸了耸眉毛，噘了噘嘴唇。

“您不会生我的气的，我的天使般的卓娅·尼基京什娜：您怎么能忍心把我扔到黑暗的绝望的深渊里去！我不会正正经经地讲话，因为我就不是个正经人。”

女郎耸了耸肩膀，转向了别尔谢涅夫：

“瞧，他老是那样的：老把我当作小孩子；我已经十八岁啦。我已经是大人啦。”

“我的天哪！”舒宾喃喃地说，翻了个白眼；别尔谢涅夫却默默地微笑了。

女郎顿了一顿她的小脚。

“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真会生气啦！……爱伦[4]原来也跟我一道儿来的，”她继续说，“可是在花园里就留下啦。她怕热，可是我就不怕热。来吧。”

她沿着小路走了，每一步都轻轻摇曳着她那苗条的身体；她那戴着黑手套的美丽的小手，不时从脸上把那柔软的长鬈发掠到鬓后去。

两位朋友跟着她（舒宾一会儿默默地按了按自己的心房，一会儿又高高地扬了扬手），一刻以后，就来到环绕着昆采沃的许多别墅中的一家别墅门前了。一座带着粉红色阁楼的木造小住宅立在花园中央，从碧绿的浓荫后面天真地露出头来。卓娅第一个推开园门，跑进花园里去，高声叫道：“我把流浪的人们给找回来啦！”一个脸庞苍白而富于表情的少女从小路旁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门槛上则出现了一位穿着紫色绸衣的太太，她用一条细麻布绣花手绢搭在头上遮着阳光，慵懒地、倦怠地微笑了。

[1] 小俄罗斯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蔑称。

[2] 顶髻毛儿，乌克兰人的绰号。

[3] 斯塔瓦瑟尔（1816—1850），俄国著名雕塑家。

[4] 叶连娜的法语变音。

三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斯塔霍娃，本姓舒宾，在七岁上就成了孤女，可是却继承了相当大的家产。她有极富的亲戚，也有极穷的亲戚：穷的属于父方；富的则属于母系：例如，枢密官沃尔金和奇库拉索夫公爵一家。她的法定保护人阿尔达利翁·奇库拉索夫公爵把她送进了莫斯科一家最优良的女塾，而在她离开女塾以后，又把她接到他自己家里来。他交游广阔，每到冬天必举行盛大的舞会。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未来丈夫，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就是在一次这样的舞会上把她的心俘虏了的。那晚上，她穿的是一件“玫瑰色的漂亮晚礼服，还戴了一束小朵玫瑰花的花环”。这花环她是一辈子都珍藏着的……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是一位在一八一二年[1]负过伤、在彼得堡干过邮差的退役上尉的儿子，十六岁就进了士官学校，卒业后就参加了近卫军。他相貌英俊，身材匀称，在中流人家的晚会上可以算得几乎是最风流的美男子，他也多半只能出入于中流社会；上流社会可还没有他的份儿。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抱有两个梦想：其一，是做一位侍从武官；其二，是发一笔妻财。第一种梦想，他不久就放弃了，可是对于第二种，却抓得更紧。就是怀着这种目的，他每年冬天才必到莫斯科来。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法文说得不坏，并且还有哲学家的美誉，那就是说，因为他并不纵饮作乐。当他还不过是个准尉的时候，他就已经爱好辩论，执著地讨论着各种问题，例如：一个人一生能不能够把整个地球游遍？或者，人能不能够知道海底下究竟是怎样的情形？——而他的一贯的主张则是：决不可能。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钓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时候，正是二十五岁；他于是就退了役，到乡下来经营产业。可是，乡下生活他不久就讨厌了，而且，农民的劳役既已是代役租制的，他就决心迁到莫斯科来，住在他妻子的家里。在年轻的时候他什么牌也不爱玩，可是现在却变得热衷于洛托[2]了，当洛托被禁以后，则又热爱叶拉辣什[3]。在家里他感觉无聊，因此，就和一个德国血统的孀妇发生了关系，几乎一直和她在一起。在一八五三年他没有随家来到昆采沃，却留在莫斯科，口里说的是为了便于洗矿泉浴，实际上却是不愿和他那孀妇离开。其实，他和她也并没有多少话可谈，所谈论的多半也不过是能否预测天气之类的问题。有一次，不知谁说他是一个frondeur[4]——这头衔可使他大为高兴。“对啦，”他想了想，满心高兴地拉下嘴角，并且晃了晃脑袋，“我可是不容易对付的；你别想随便欺骗我。”其实，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frondeur主义也不过如此：比方，如果别人说到“神经”，他就说：“什么是神经呀？”或者，如果有人和他谈起天文学上的成就，他就说：“您相信天文学呀？”而当他想要彻底粉碎他的论敌的时候，他就说道：“那都不过是废话罢咧！”我们得承认，诸如此类的论证，在某些人看来（在过去，并且直到现在），倒好像真是难以驳倒的；可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怕是做梦也没有料到，他的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在给自己的表妹费奥多林达·彼得济留斯写的信里，竟然把他叫做了：“Mein Pinselchen.[5]”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妻子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是一位瘦弱的小妇人，玲珑娇小，善感而又多愁。在女塾里上学的时候，她曾经热衷于音乐，爱读小说，但不久以后却把这些全都舍弃，开始来讲求装饰了，而再不久之后，连装饰也不再讲求；她致力于女儿的教育，可是，这也使她厌倦，于是，就把女儿交给了家庭女教师；结果，她就只好终日困坐在感伤和沉默的忧郁里了。生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损坏了她的健康，使她再也不能生育；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就往往暗示着这一事实，来回护自己和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之间的私情。丈夫的不忠使得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深深伤心；而最使她伤心的就是他曾用欺骗的手段把她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自己马厩里的一对灰色马送给了他那德国婆娘。她从不当面责难他，可是私下里，却轮流地向家里的每个人，甚至向自己的女儿，埋怨他。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不爱出门，却高兴有客人来陪她坐坐，跟她谈天；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马上就会生病。她的心地非常温柔慈爱；可是生活却很快就把她搞垮了。

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是她远房的内侄。他父亲曾在莫斯科干过差事。他哥哥们都已进了士官队；只有他最小，又是他母亲的爱子，加之生得娇弱，所以留在家里。他们预备将来让他进大学，费尽心力，好容易才维持他念完了中等学校。他从小就表现了对于雕塑的兴趣；那位肥胖的枢密官沃尔金，有一天在舒宾的姑母家里看见了这位小雕塑家塑的一座小塑像（那时，舒宾还不过十六岁），当时就宣称他要来保护这位青年的天才。可是，舒宾的父亲的突然死去，几乎把这青年人的未来命运完全改变。枢密官，就是那位天才的保护者，仅仅给天才送来一座半身的荷马石膏像，这就完了；幸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帮助了他不少的钱，而在十九岁那一年，勉勉强强，他总算进了大学医科。帕维尔对于医学原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依照当时的大学分科制度，他实在也进不了什么别的科系；况且，在医科里，他反正还可以学学解剖。可是，他到底没有学会解剖；只在第一学年终了，不等考试，他就离开了大学，来专一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了。他热忱地工作，可是时曝时寒；他常在莫斯科近郊闲荡，素描或塑造农女们的肖像，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不论年龄的老少或地位的高低，有意大利模型制造者，也有俄罗斯艺术家；他极端讨厌学院，也不愿有所师承。他有着不可否认的才能；在莫斯科，也渐渐知名起来了。他的母亲出身巴黎名门，生性善良而且聪慧，教会了他精通法语；她昼夜为他奔劳、操心，引他为自己的骄傲；还在盛年，她就死于肺病，临死时她请求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代她照顾她的儿子。那时，他已是二十一岁。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执行了他母亲的最后的嘱托：而他于是就在那家族的别墅里享有了一个小小的房间。

[1] 指一八一二年俄国抵御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2] 一种牌戏。

[3] 一种牌戏。

[4] 法语：投石党。（源出17世纪法国贵族及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转义为不满而对抗。）

[5] 德语：我的小傻瓜。

四

“来吧，我们吃午饭去吧，”主妇用怨诉似的声音说，于是，大家来到了餐室。“您挨着我坐，卓叶[1]，”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又说；“你，爱伦，你陪着我们的客人；你呀，保尔[2]，我请你别闹，别逗卓叶。我今儿头痛！”

舒宾又把眼睛翻向了天上；卓叶却回答他以浅笑。这个卓叶，或者更准确地说，卓娅·尼基京什娜·米勒，是一个漂亮的俄德混血的黄发女郎，眼睛稍有些斜视，鼻子小而鼻端微阔，嘴小唇红，身体非常丰美。她唱俄国歌唱得很不坏，在钢琴上能弹各种小曲，无论轻快的或者伤感的，都弹得很正确；装束雅致，可是打扮得往往有些孩子气，甚至过分整洁。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本来是要她来作女儿的女伴的，可是，却几乎总是让她伴着她自己。叶连娜对这也并不抱怨：当她和卓娅单独相对的时候，她反倒不知道和她说什么的好。

午餐持续了不少的时间；别尔谢涅夫和叶连娜谈大学生活，谈他自己的计划和希望；舒宾一言不发地听着，吃着，做出夸张的馋相，不时还对卓娅装出毫无办法的滑稽怪相来，而卓娅，则和先前一样，只是报他以浅笑。饭后，叶连娜陪着别尔谢涅夫和舒宾到花园里去；卓娅目送着他们，微微耸了耸肩，就坐到钢琴边来。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问道：“您怎么不也去散散步呢？”可是，不等回答，就又说道：“给我弹点儿什么吧，要忧郁的……”

“《La dernière pensée》de Weber？[3]”卓娅提议。

“啊，对啦，韦伯[4]，”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回答，于是就坐到一张安乐椅里，而眼泪就浮闪在她的睫毛上了。

同时，叶连娜已把两位朋友引到了一座刺槐树亭子里，亭子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木桌，四围放着椅子。舒宾转眼四顾，跳了几跳，细声说道：“等一等！”就跑回自己的房里，拿来了一块黏土，开始塑着卓娅的肖像，一面摇着头，一面对自己喃喃着，笑着。

“又是他那套老把戏，”望望他的作品以后，叶连娜说着，转向别尔谢涅夫，和他继续午餐时已经开始的谈话。

“我那套老把戏，”舒宾重复道。“这简直是个取之不尽的题材呢。特别是今儿，她真叫我忍无可忍啦。”

“那为什么呢？”叶连娜问。“别人会以为您说的是个什么可恶的、讨厌的老怪物呢。她可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呀……”

“当然，”舒宾打断她的话说，“她漂亮，很漂亮；我相信无论哪个过路人，只要把她瞟上那么一眼，一定会想：这姑娘……跟她跳个波利卡舞真好啊；我也相信，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且还自以为得意呢……那么，干吗还装出那种羞答答的浅笑，还要来那么一套淑女经呢？哪，您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他又含糊地加了一句，“可是，这会儿，您心里可有别的心事，顾不上啦。”

于是，舒宾把卓娅的胸像弄碎，马上又把黏土死命地揉着，塑着，好像很生气。

“那么，您的志愿就是做个教授么？”叶连娜问别尔谢涅夫。

“是的，”他回答说，把发红的手夹在膝间。“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当然，我很清楚，我还差得远，还够不上那么崇高的……我是说，我的造诣还不够；可是，我希望能得到许可，出国去留学；如果必要，我打算待上三四年，以后……”

他止住了，垂下了眼睑，可是很快又抬起眼睛来，露出困惑的微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别尔谢涅夫在和女性谈话的时候，说话就更缓慢，发音也更不清楚了。

“您想做个历史教授么？”叶连娜问。

“是的，或者哲学教授，”他补充说，声音低下来，“如果可能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精通哲学啦，”舒宾插嘴说，一面用指甲在黏土上划出深深的线痕，“还要到外国去干什么呀？”

“您会完全满足于您的地位么？”叶连娜又问，把头依着臂肘，直视着他的面孔。

“完全满足，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完全满足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的事业呢？啊！追随着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5]……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一种事业，我就充满了欢喜和惶惑……是的，惶惑……其所以惶惑，就由于意识到我自己不行。先父就曾祝望过我，要我献身给这样的事业……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先父的遗言。”

“您父亲是去年冬天去世的么？”

“是的，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在二月间。”

“听说，”叶连娜继续说道，“他留下一部很出色的遗稿，是真的么？”

“真的。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您一定会喜欢他的，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

“我相信我会的。那部著作的内容是什么呢？”

“要用几句话把那内容告诉您，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确实是不大容易的。先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个谢林[6]派；他的用语有时是不大明白的……”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叶连娜打断了他的话，“请原谅我的无知；所谓谢林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别尔谢涅夫微微笑了。

“谢林派，就是德国哲学家谢林的信徒；谢林的学说就是……”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舒宾忽然叫了一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可是要给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来上一堂关于谢林的讲座呀？饶了她吧！”

“一点儿也不是讲课，”别尔谢涅夫吃吃地说着，涨红了脸，“我是想……”

“讲课又怎样呢？”叶连娜插嘴道；“您和我，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们全都非常需要听讲课呢。”

舒宾瞪眼望着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她冷冷地、几乎是严厉地说。

舒宾呆住了。

“得啦，别生气吧，”他停顿了一下，终于说。“是我的不是。可是，老实说，这是什么瘾头啊，我的天，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天气里，在这样的树下，怎么还有心谈哲学哟？不如谈谈夜莺，谈谈玫瑰，谈谈美丽的眼睛和青春的笑颜吧。”

“嗯，还有法国小说，和女人的服装，”叶连娜接了下去。

“那可不，”舒宾回答说，“要是服装漂亮，有什么不可以谈？”

“那可不！可是，如果我们不高兴谈女人的服装呢？您一向自命为自由艺术家，那么，为什么要来妨碍别人的自由呢？让我问问您：您的趣味既然是这些，那您为什么还要攻击卓娅呢？跟她去谈服装，谈玫瑰，难道不是特别合适？”

转眼之间，舒宾变得满脸通红，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是这样的吗？”他开始说，声音颤抖着。“我明白您的用意；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您是要把我撵到她那儿去。换一句话说，我在这儿是多余的？”

“我可没想撵您走。”

“您可是说，”舒宾激动地继续说，“我不配跟别人攀交情，我跟她正相配，我也跟那个腻人的德国姑娘一样空虚，一样愚蠢，一样浅薄。是不是呀，小姐？”

叶连娜皱眉了。

“您平时可不是像这样说她的，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她说。

“啊，您责骂吧，只管责骂！”舒宾叫道。“是的，我不隐瞒，曾有那么一刹那，的的确确，不过是一刹那，她那鲜艳庸俗的脸庞儿……可是，如果我回敬您两句，也给您提醒提醒……回头见，”他突然加了一句，“我怕我会胡说八道起来啦。”

于是，他把已经塑成一个脑袋的黏土狠命打了一拳以后，就跑出花亭，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真是小孩子，”叶连娜说着，目送着他。

“一位艺术家呢，”别尔谢涅夫默默含笑地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人们得原谅他们的任性。那是他们的特权。”

“是的，”叶连娜回答，“可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帕维尔目前还不能说就有权利享受这种特权。直到此刻，他做出了什么成绩来呢？让我挽着您的手，我们沿着这林阴路走下去吧。他打乱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刚才谈的，是您父亲的著作。”

别尔谢涅夫挽住叶连娜的手臂，傍着她走过花园，可是，那中途夭折的谈话却再也不能恢复了；别尔谢涅夫于是又从头开始叙述他对于教授的事业和自己的前途的意见。他傍着叶连娜缓缓走着，笨拙地迈着步子，笨拙地挽着她的手臂，有时自己的肩甚至碰上了她的肩头，可是，却一次也不曾望她；他的话，如果还不能说完全自由地、至少也可以说是比较流畅地流涌着，谈得简单、明确，而他的眼睛，当它们徐缓地掠过树干、砂子路和草叶的时候，也闪烁着从崇高的心情所生出的宁谧的感动；而他的沉静的声音，也显示着一种到底在所爱的人面前倾吐了自己的积愫的喜悦。叶连娜非常关切地听着他，微微侧身向他，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稍显苍白的面孔；她也注视着他的变得温柔而且亲切的眼睛，虽然它们却闪避着她的视线。她的心灵渐渐开展了；一种温柔、正直、善良的情感，似乎注入了她的深心，又好像正从她的心底萌芽。

[1] 卓娅的法语变音。

[2] 帕维尔的法语变音。

[3] 法语：韦伯的《最后的思想》好吗？

[4]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著有歌剧《魔弹射手》、《欧里安特》、《奥白龙》，这些作品确定了德意志民族浪漫派歌剧的方向。

[5] 指格拉诺夫斯基教授（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任莫斯科大学世界史（主要是中世纪史）教授，公开传播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揭露农奴制，与当时进步思想家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均有交往，亦为屠格涅夫的好友。

[6] 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五

直到夜间，舒宾一直不曾离开自己的房间。天已经很暗了；月亮还没有圆，高高地悬在天空，银河灿然闪耀，繁星密布在天空；这时，别尔谢涅夫，在告辞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叶连娜和卓娅之后，就来到他的友人的门前。他发现门已经锁了，于是，在门上敲了两下。

“谁？”舒宾的声音响了。

“我，”别尔谢涅夫回答。

“你有什么事？”

“让我进来吧，帕维尔，别任性了；你难道不害羞？”

“我一点儿也没有任性；我睡觉啦，我正梦见卓娅呢。”

“别来那一套吧，我求你。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让我进来。我要跟你谈谈。”

“你跟叶连娜难道还没有谈够？”

“好啦，好啦，让我进来！”

舒宾只回报了他一阵假装的鼾声。别尔谢涅夫耸了耸肩膀，于是转到回家的路上。

夜是温暖的，似乎异样的静寂，好像宇宙万汇都在谛听着，期待着；而别尔谢涅夫，被包围在这无边的静夜里，就不自主地站住了，也开始谛听着，期待着。从近处的树梢不时有轻微的飒飒声传来，有如女人的裙裾的窸窣声，在别尔谢涅夫的心里唤起一种似甜而又似难受的感觉，几乎近于恐怖。他的面颊感觉着微微的痉挛，一丝眼泪使他的眼睛感觉着寒凉：他宁愿完全无声地走过，在黑暗中蹑足摸索。一阵冷风忽然从侧面向他袭来：他微微抖了一下，于是，悚然伫立；一只沉睡的甲虫从枝头跌下来了，铿然落在路径上；别尔谢涅夫不禁低低“啊”了一声，于是，又一次站住了。可是，当他一想起叶连娜，所有这些瞬间的感觉就立刻消逝了；所留下的只是由暗夜的清新和夜行所产生的新鲜的印象；而一个少女的面影就浮现在他的整个灵魂里来了。别尔谢涅夫低头前行，回忆着她的话语、她的询问。忽然，他觉得在他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谛听着：是有谁在他身后奔跑，追赶他；他听见喘息的声音，猛然间，从一株大树的一团黑影中间，舒宾出现在他的眼前了，蓬乱的发上没有戴帽子，面孔在月光下面显得异常苍白。

“我真高兴你也走这条路，”他喘息着说道。“如果我追不上你，我会整晚都睡不着的。把你的手给我吧。你是回家去吗？”

“是的。”

“那么，我送你。”

“可是，你连帽子也没有戴，怎么行呢？”

“没有关系。我连领带也没有打呢。今晚上很暖和。”

两位朋友向前走了几步。

“我今儿非常傻，是不是？”突然，舒宾问。

“坦白说，是的。我真不了解你。我从没有见过你像那样的。你究竟恼些什么呢，呃？不过为了一些小事？”

“哼，”舒宾喃喃道，“你以为是小事，可是，在我，才不是小事呢。你瞧，”他继续说道，“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任你把我想作个什么吧……我……啊，我爱着叶连娜！”

“你爱着叶连娜！”别尔谢涅夫重复说，突然停下脚步。

“是的，”舒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说，“那叫你吃惊吗？我还得告诉你：直到今晚，我还希望着，也许，有一天她会爱我。可是，今天，我看清楚了：我没有一点希望。她已经爱了别人。”

“别人？谁？”

“谁？就是你呀！”舒宾喊道，拍了拍别尔谢涅夫的肩膀。

“我？”

“是你呀，”舒宾又说了一遍。

别尔谢涅夫倒退一步，呆然木立了。舒宾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

“那又叫你吃惊么？你是个老成的青年。可是她就爱你。请你放心好啦！”

“你尽扯些多么无稽的话呀！”终于，别尔谢涅夫以一种困恼的神情抗议了。

“不，一点儿也不无稽。可是，我们这么呆站着干什么呀？咱们往前走吧。边走边谈，那轻松得多。我认识她不算不久，难道我还不清楚她？我不会错的。你这种人就正合她的心意。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她也喜欢过我来的；可是，第一，在她看来，像我这样的青年到底太轻浮啦，可是你呢，你却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无论在心理上，在生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脚色，你……等着，我还没说完呢，你就是天生的忠厚热忱，真正典型的科学祭司，那种人——啊，不是那种人，是那种性格——就正是俄国中层贵族公正地引以自豪的呀！其次，有一天，叶连娜撞见我在吻卓娅的手！”

“卓娅的？”

“可不是，卓娅的。你可叫我怎么办？她那肩膀太漂亮啦。”

“肩膀？”

“哼，不错，肩膀儿、手膀儿，不全都一样？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在饭后给叶连娜撞见了，恰好就在饭前我还当着她骂过卓娅来。真不幸，叶连娜竟不懂得这种矛盾该有多么自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上场来啦：你有信念……谁知道你信个什么鬼……你会红脸，会难为情，会和人家谈席勒，讲谢林（她就老是搜索着鼎鼎大名的人物的），这么一来，你就成了胜利者啦，只苦了我这可怜的倒霉鬼，尽在别人面前开玩笑，可是……终归……”

舒宾突然迸出眼泪来，转过身去，坐在地上，抓住自己的头发。

别尔谢涅夫走到他身边。

“帕维尔，”他开始道，“你这该多么孩子气！真的！你今儿是怎么回事？上帝才知道你那脑袋里装进了什么样的糊涂思想，你还哭呢！老实说，我觉得你是在装假。”

舒宾抬起头来。在月光下面，他颊上的泪珠的确在闪烁，可是，脸上却浮着一抹微笑。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说道，“任你把我想作个什么吧。我甚至可以承认我此刻的确有点儿歇斯底里；可是，上帝见证，我爱着叶连娜，叶连娜却爱你。不过，我答应过送你回家，我还是履行我的诺言。”

于是，他站了起来。

“是怎样的夜呀！银灰的、暗黑的、青春的夜！对于有了爱情的人，这是多么美呀！对于他们，不去睡觉，该是多么快乐呀！你要睡觉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别尔谢涅夫一言不答，只是加快了脚步。

“你这么急着往哪儿去呀？”舒宾继续说道。“相信我的话吧：这样的夜，在你的一生是不会再来的。可是，你家里有谢林等着呢。老实说，他今天可给你帮忙不小；可是，你还是不用这么急。唱歌吧，如果你会唱，就唱得比平日更响些吧；不会唱么？——那么，就把帽子摘下来，抬起头来，望着星星笑吧。它们都望着你呢，就望着你一个人，星星都只会望着有了爱情的人，所以，它们才能那么美丽……你难道不是有了爱情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不回答我……你干吗不回答我呢？”舒宾又说道。“哦，如果你觉得自己幸福，那就别响吧，别做声！我所以这么乱嚷嚷，不过因为我是个倒霉鬼罢了，没有人爱我，我不过是个耍把戏的、卖艺的、丑角儿；可是，要是我知道有人爱了我呀，那么，在这样良夜的清风里，在这样灿烂的星光下，我就会畅饮着怎样不可言说的欢情啊！……喂，别尔谢涅夫，你幸福么？”

别尔谢涅夫仍然沉默，在平坦的路上快步走着。从前面树林中间，他居留的小村里，开始有灯光闪射出来；那村里有约莫十来幢小小的消夏别墅。在村头，道路右侧两株华盖似的桦树底下，有一间小小的客店；店窗已经全都关闭，可是，从那开着的门口却有一条宽阔的光带成扇形地射了出来，落在被人踏坏的草上；光带射向树间，分明地照映着密叶的灰白的底面。有一个好像是婢女的少女，站在店内，背靠着门柱，正在和店主讲着价钱；从她搭在头上、用光光的手指扣在颏下的红色头巾底下，可以隐隐地看见她的圆圆的面颊和纤细的颈项。两个青年走进光带里来；舒宾朝店里望了一眼，突然站住，叫了一声：“安奴什卡！”少女急忙掉转身来，他们于是瞧见一张稍嫌宽阔然而十分娇艳的脸儿，配着一对快乐的褐色眼睛和两道浓黑的眉毛。“安奴什卡！”舒宾又叫了一声。那少女谛视着他，不禁露出吃惊和害羞的样子，不等买卖做成，就跑下阶沿，飞也似地溜过去，几乎头也不回，从通向左边的路上跑掉了。店主人是个大胖子，正和所有的乡村小店主们一样，对一切世事全都无动于衷，只是望着她的背影哼了两声，打了一个大呵欠，可是舒宾却转向别尔谢涅夫，一边说道：“这个……这个……你瞧……这儿有我认识的一家人……就在他们家里……你可别以为……”不等说完，就跑去追那个已经跑走的少女去了。

“至少，把你的眼泪先揩干了吧，”别尔谢涅夫在他身后叫着，自己也不禁笑了。可是，当他回到家里，他的脸上却没有愉快的表情；他不再笑了。他一刻也不曾相信过舒宾对他说的话，可是，舒宾说的话却深深地浸入了他的灵魂。“帕维尔是在愚弄我呢，”他想……“可是，总有一天，她会爱上什么人的……她会爱谁呢？”

在别尔谢涅夫的房里有一架钢琴，这琴不大，也不新，音调虽不十分纯，然而，却很柔和动听。别尔谢涅夫坐在琴边，试敲了几个和弦。正和所有俄国贵族一样，他从小就学过音乐，也正和几乎所有俄国贵族一样，他也弹得很不高明；可是，他却热爱音乐。严格说来，他并不爱音乐这门艺术和它的表现形式（交响乐、奏鸣曲、甚至歌剧，都使他感到沉闷），他所爱的只是音乐里的诗意：他爱那些由音响的组合和抑扬婉转在心灵里所唤起的模糊而又甜蜜的、无定型而又无所不包的情绪。一点多钟之久，他不曾离开过钢琴；他把同样的和弦再三再四地重复着，笨拙地寻觅新的和弦，然后，停下来，让那些音响在短调七度音上缓缓消逝。他心里觉着苦恼，眼里不止一次充满了眼泪。他并不感觉羞愧；他让眼泪在黑暗里流着。“帕维尔说得对，”他想道，“我已经预感到：这样的夜晚是不会再来的。”终于，他站起来，燃起一根蜡烛，穿上寝衣，从书架上取下罗墨尔的《霍亨斯托芬家的历史》[1]的第二卷——在叹息了两次之后，就开始勤勉地研读起来。

[1] 罗墨尔（1781—1873），德国自由主义派历史学家。《霍亨斯托芬家的历史》为其巨著之一。

六

同时，叶连娜则已回到自己的私室，坐在开着的窗前，把头托在手上。每晚，在自己的私室里，凭窗坐上一刻时光，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在这时候，她就自己对自己默省着，将过去的一日省察一过。不久以前她才满了二十岁。她身材修长，面色苍白带暗，弯弯的眉毛下面闪着一对灰色的大眼睛，眼周略有细小的雀斑，前额和鼻子全都端正，嘴唇紧闭，下颏稍显尖削。栗色的发辫低垂在她的纤细的颈上。在她的全身，从那专注而微似惊怯的面部表情，那清澈而变幻莫测的目光，以至那似乎紧张的微笑和那柔和而又似急促的声音，全可感到一些神经质的、电似的、匆遽而又激烈的什么，总之，是决不能使人人都喜欢、甚至还会使某些人发生反感的什么。她的手是狭长的，作蔷薇色，手指很长；她两足也是狭长，步履迅速，甚至可以说急骤，行动时身体微向前倾。她是很奇怪地成长起来的；在最初，她崇拜她的父亲，其后，则热烈地依恋母亲，而最后，则对于父母都变冷淡了，尤其对于父亲。近来，她对待母亲好像对待一个病弱的祖母；而她的父亲，在她幼年，当她被称赞为杰出的孩子的时候，他也曾以她为自己的骄傲，及至她成长起来，他却渐渐地害怕她了，甚至称她为一个狂热的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天知道是学的谁的样！软弱使她反感，愚昧令她愤怒，而欺骗，则是她“永生永世”也不能饶恕的；她的严格是超乎一切的，甚至在祈祷时，她也不止一次地夹杂着斥责。一个人一旦失却了她的尊敬——她下判断是十分迅速的，往往过于迅速——那人在她心里就永远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印象全都深深地沉入她的心底，生活对于她，是绝不同于儿戏的。

她的家庭女教师，就是受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委托来完成她女儿的教育的，——那教育，我们可以附带说一句，甚至不曾被那百无聊赖的贵妇人开始过——是一个俄国人，一位因受贿被撤职的官员的女儿，公立女塾的毕业生，一个多情善感、善良而又善于撒谎的女人；她一辈子都在闹恋爱，结果是在五十岁上（那时叶连娜已经十七岁了）嫁给了一位什么军官，可是，这位军官即刻就把她抛弃了。这位家庭女教师很爱文学，自己也写写小诗；她给叶连娜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可是，仅仅读，是不能满足这位姑娘的：从儿时起，她就渴慕着行动，积极的善行；乞丐，饥饿的、病弱的人们，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恼；她常常梦见他们，也向她所有的相识的人询问关于他们的事；她诚心诚意地布施，带着不自主的庄严，甚至情绪的悸动。所有被虐待的动物，瘦瘠的看家狗、要死的猫、从巢里掉下来的麻雀以至昆虫和爬虫，全可以得到叶连娜的支持和保护：她亲自饲养它们，一点也不感觉嫌憎。母亲从不干预她；可是，父亲对于她那种——用他的话说——庸俗的婆心，却往往非常生气，并且宣称道：猫啊狗啊的挤满了一屋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列诺奇卡[1]，”他常常对她叫道，“快来，这儿有蜘蛛吃苍蝇啦；快来救救这可怜的小命吧！”而列诺奇卡，果真就慌慌忙忙跑过来，救出了苍蝇，还把那纠结着的蝇腿也给解开了。“呐，现在，让它咬咬你吧，你既然那么慈悲，”父亲就这么讽刺地说；可是，她却全不在意。在十岁的时候，叶连娜结识了一个小乞女卡佳，常常偷偷地到花园里去会她，带糖果给她吃，送给她手帕和十戈比的银币——玩具卡佳是不要的。她常常和她并坐在茂密的荨麻背后，灌木丛中的干土上，以一种喜悦的、谦虚的感动，啃着她的发硬的面包，听着她的故事。卡佳有个婶母，是个凶狠的老妇人，常常责打她；卡佳恨她，总说有一天她会从她婶母那里逃走，去完全听凭上帝的意旨生活；叶连娜以隐秘的崇敬和惊愕谛听着那些新奇的、不曾听过的话语，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同伴，而在那种时候，卡佳身上的一切——她那乌黑的、灵活的、近似野兽的眼睛，她那黝黑的手，她那粗哑的声音，甚至她那破烂的衣裳——对于叶连娜就全都变为特殊的、甚至是神圣的了。叶连娜回到家里，许久许久还想着乞丐的生活和上帝的意旨；她梦想着她将怎样给自己砍来一根榛木的手杖，背上一个行乞者的口囊，和卡佳一同逃走；她将怎样戴上野菊的花冠（她有一次看见卡佳戴过那种花冠），流浪在村野的路上。在这种时候，要是她家里有什么人走进房来，她就会张皇起来，并且显得羞怯。一天，她冒雨跑去会卡佳，将衣服溅得满是污泥；父亲瞧见了她，就管她叫邋遢小孩、乡下妞儿。她满脸都涨红了，心里生出了恐怖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卡佳爱哼一曲兵士们常唱的粗野小调；叶连娜也从她那里把它学会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有一天偶然听见她正在唱那支小调，登时就十分生气。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种下流东西呀？”她问她的女儿。

叶连娜只是看了看母亲，一言不发：她觉得宁可让自己碎尸万段，也不能把自己的秘密宣泄出来，而同时，在她心里，她又不自主地感觉恐怖和甜蜜了。然而，她和卡佳的友谊却不曾长久：那可怜的小女孩患了恶性热病，几日之间就死去了。

听到卡佳的死讯，叶连娜感到十分悲哀，有许多夜晚，她都不能入睡。那幼小乞女的最后的话语在她的耳边不断回响，她感觉那声音正在向她召唤……

岁月流逝，年复一年；迅速地，无声地，有如雪下的水，叶连娜的青春暗暗流着，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平静无事，但在内心里，却经历着不安和苦斗。她没有朋友；所有到斯塔霍夫家来的姑娘们，她一个也合不来。父母的权威从来也没有使叶连娜感到重压，到十六岁，她就几乎完全独立了；她开始过着她自己的生活，然而，是多么寂寞的生活啊！她的灵魂在寂寞里燃烧，而火焰又在寂寞里熄灭；她像笼中的鸟儿似地挣扎着，而笼，其实是没有的：没有人压迫她，也没有人拘束她，可是，在内心里，她却感到烦恼和苦闷。有时，她连自己对自己也不能了解了，甚至对自己感到害怕。在她周围的一切，她觉得全是无意义的，不可理解的。“没有爱，怎么能活呢？可是，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爱！”她想着；而一想到这一点，感到这一点，她又不自主地感觉恐怖了。十八岁的时候，她染上了恶性热病，几乎死去；她本来健壮的整个机体，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久许久还不能完全恢复；最后的病象终于消失了，可是，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父亲却还是时常多少带着恶意地说她神经质。有时，她感到：她所要求的也许在整个俄国就不会有一个人要求，不会有一个人梦想到。后来，她平静下来了，甚至自己笑自己，于是，日子一天又一天地无忧无虑地过去，可是，突然间，一种强烈的、无名的、不可控制的力，却又在她的心底沸腾起来，大声要求着自己的出路。一阵风暴过去了，疲乏的翅膀，在未曾飞升之前，又低垂了，可是，这些情感的风暴却使她的心灵受尽了煎熬。虽然她多方隐瞒自己的心情，可是，那受尽折磨的灵魂的苦恼，就是在她那外表的平静里，也不自主地显露出来；因此，她的双亲不时耸耸肩膀，感觉惊讶，而终于还是不能明白她的“奥妙”，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那一天，叶连娜比往日更晚还不曾离开窗前。她的思想萦绕着别尔谢涅夫，回忆着她和他所谈的话。她喜欢他；她相信他的感情的温暖和志向的纯洁。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像在那天傍晚那样和她谈过话。她回忆着他那胆怯的眼神和他的微笑——而她自己也微笑了，于是，沉入了深思，可是，这深思却不再是关于他的了。她凭着开着的窗，注视着窗外的黑夜。许久许久，她凝望着那暗黑的、低沉的天空；于是，她站起来，摇摇头，把头发从脸旁甩到脑后，而同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的裸露的、冰冷的手臂伸出去，伸向天空；接着，她把手臂垂下来，跪在床边，把脸偎在枕上；尽管她极力想要抑制着汹涌的激情，但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燃烧似的热泪，却不由自主地从她的眼里流出来。

[1] 列诺奇卡是叶连娜的小名。

七

次日午间十二时，别尔谢涅夫坐着回程马车到莫斯科去。他要到邮局取点钱，买点书，并且，还想趁这机会和英沙罗夫见见面，和他谈谈。在前次和舒宾谈话的时候，别尔谢涅夫就想起要把英沙罗夫接到自己的别墅里来住，可是，费了许多周折，他才找到了他；英沙罗夫已经从旧寓迁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而这地方却很不容易找：它原来是在阿尔巴特街和波瓦尔街之间，一所彼得堡式的颇为难看的砖屋的后院里。别尔谢涅夫从这个肮脏的门前跑到那个肮脏的门前，询问了司阍者，又来请教陌生的过路人，可是完全没人理会。就是在彼得堡，司阍者对于来客的问讯，也照例是装作没有听见的，而在莫斯科，情形则尤甚：谁也不来回答别尔谢涅夫的呼唤；只有一个好事的裁缝，穿着坎肩，肩上搭着一缕灰线，从高高的小窗洞里不动声色地探出毫无表情的、没有刮过的脸和一只被打伤的眼睛来；此外，也还有一只正在攀着垃圾堆的无角的黑山羊，这时也回过头来，哀哀地咩了两声之后，就更起劲地继续反刍去了。一个穿着破旧外衣和后跟已经磨平的皮靴的女人终于对别尔谢涅夫发了慈悲，给他指点了英沙罗夫的寓所。别尔谢涅夫发现他正在家里，寓所的房东原来就是刚才从窗洞里那样漠不关心地俯视向他问路的不速之客的那位裁缝；房间倒很宽大，几乎空无所有，四壁暗绿，有方窗三扇，房间的一隅放着一张小床，另一隅摆着一只小小的皮沙发，天花板下悬着一只大鸟笼，笼里曾经养过一只夜莺。英沙罗夫在别尔谢涅夫一跨过门槛的时候就迎上前来，但他并不叫道：“啊，是您呀！”或者，“啊，我的上帝，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呀！”他甚至也不说“您好！”，只是紧紧地握住朋友的手，把他引到房间里惟一的一张椅子上去。

“请坐，”他说，自己则坐在桌子的边沿上。

“您瞧，我这儿还是乱七八糟呢，”英沙罗夫继续说，指着地板上堆积的文件和书籍，“什么也没有整理好。简直腾不出时间。”

英沙罗夫的俄语说得完全正确，每一个字都说得一丝不苟，清楚明白，可是，那略带喉音、然而也十分悦耳的发音，却始终可以听出不是纯粹的俄国味。英沙罗夫的异国血统（他是保加利亚人）从外貌上可以看得更明显一些：他是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青年，身体瘦长而强韧，平胸，骨节粗大的手指；面部轮廓分明，鼻梁微弯，头发浅黑笔直，前额低，眼睛深而小，目光锐利，眉毛粗浓；当他微笑的时候，粲然的白牙齿就从那薄而硬、而且线条过于分明的嘴唇下面倏然闪现。他穿着一件虽旧然而整洁的常礼服，纽扣一直扣到颈边。

“您怎么从您先前的寓所搬出来了呢？”别尔谢涅夫问他。

“这儿房租贱些；离大学也近些。”

“可是，现在是假期啊……您何必暑天还住城里！一定要搬，您也该租个别墅才是。”

英沙罗夫对这种说法没有回答，只把烟斗递给别尔谢涅夫，一边说道：“请原谅，我没有烟卷，也没有雪茄。”

别尔谢涅夫点燃了烟斗。

“可是我，”他继续说道，“我在昆采沃附近租了一幢小屋。很贱，也很舒适。真的，楼上还有多余一间房呢。”

英沙罗夫依然不作回答。

别尔谢涅夫把烟斗抽了一口。

“我甚至想，”他又开始说，吐出一缕轻烟来，“如果，比方说，能有个什么人……比方说，就是您……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是愿意的话……答应住到我那楼上去……那该多好！您觉得怎样，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

英沙罗夫抬起他那不大的眼睛望了望别尔谢涅夫。

“您是提议要我住到您的别墅里去么？”

“是的，我那儿楼上还多余一个房间。”

“非常谢谢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可是，我怕我的经济情况不会容许我。”

“您是说不容许什么？”

“不会容许我住别墅。维持两处住房，在我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当然……”别尔谢涅夫已然开始说，却又停下。“您也不会有任何额外的花费，”他继续说。“您现时的寓所，我看一样可以留下；再说，那边什么东西都很贱；我们甚至还可以筹划一下，比方说，一道儿搭伙食。”

英沙罗夫仍然沉默着。别尔谢涅夫可感到有点儿窘了。

“至少，您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走走吧，”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开始说。“我旁边，相隔没两步远，住着一个家族，我很想把他们介绍给您。真的，英沙罗夫，您真不知道那家里有一位怎样了不起的姑娘！那儿也住着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相信您也会和他十分相投的。（俄国人就爱做东道主——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飨客，就连自己的朋友也端出来了。）真的，一定来吧。可是，最好还是，您能搬到我那儿去住，真的。我们可以一道儿工作、念书……您知道，我近来正研究历史和哲学。这些，您也一样感到兴趣，并且，我也有很多的书。”

英沙罗夫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

“请问，”他终于说，“您那别墅付多少租金？”

“一百银卢布。”

“有多少房间？”

“五间。”

“那么，算下来，每间应该是二十卢布？”

“是的，算下来固然是……可是，我真的用不着呀。空着也是空着。”

“也许是；可是，您听我说，”英沙罗夫补充说，断然地、同时也是率直地摇了摇头。“要是您答应我照样摊房钱，我才能接受您的好意。二十卢布我还付得起，况且，照您所说的，在那边，在别的事上我还可以节省。”

“是的；可是，那真叫我心里不安。”

“不然，就不成，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唔，随您的意思吧；可是，您真够多么固执啊！”

英沙罗夫再一次地沉默了。

两个青年人于是议定了英沙罗夫搬家的日子。他们招呼房东来，可是，最初他派了自己的女儿来，那是一个年约七岁的小女孩，头上包着过大的花布头巾；她注意地、几乎吃惊地听着英沙罗夫给她所说的一切，于是，默默地走掉了；其后，是她的母亲，一个将近临盆的妇人，跑来了，头上也包着头巾，不过，她的一条却太小。英沙罗夫告诉她，说他要住到昆采沃附近的别墅里去，但是，这儿的房间还保留，什物也请他们照料；裁缝的女人却也像吃了一惊，同样默默地退出了。最后，是房东亲自出马了：他似乎从起始就明白了一切原委，不过沉思似地问道：“在昆采沃附近吗？”可是，忽然之间，却打开房门，大声叫道：“那么，房间还要不要呢？”英沙罗夫让他安了心。“可不是，总得问问呀，”裁缝严肃地又说了一次，就走掉了。

别尔谢涅夫告辞回来，对于自己的提议得到成功，感到十分满意。英沙罗夫把他送到门口，那种亲切的礼貌，在俄国人中间是不大常见的；而在只留下自己一人之后，他就小心地脱下上衣，着手整理起自己的文件来了。

八

当天傍晚，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客厅里，还有她的丈夫和一个叫做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斯塔霍夫的，这人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一位远房叔父，退役的骑兵少尉，年约六十，胖得几乎不能行动，肿胀的黄脸上长着一对浑黄沉睡的小眼睛和两片没有血色的肥厚的嘴唇。自从退役以来，他就一直住在莫斯科，靠着商人家庭出身的妻子遗留下来的一笔小小的款子，生利过活。他什么事也不做，脑子会不会想大概也很成问题；就是想吧，想些什么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辈子只有一次变得大为兴奋，表现了从来未有的活跃，那就是：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见伦敦国际博览会上有一种新乐器，叫做什么“低音大号”，于是就想给自己定购一具这种乐器，居然还打听过是何处经理，货款该寄到什么地方。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穿着宽大的鼻烟色上衣，系着白色领结，常常吃而且吃得很多，每当他大为困窘的时候，那就是说，当他需要发表什么意见之际，他就得把右手的手指在空中抽筋似地扭动起来，先从拇指扭到小指上来，然后又从小指扭回拇指上去，而同时就艰难地发言道：“唔，照讲呢……理当这么的，那么的……”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坐在凭窗的安乐椅上，沉重地喘着气，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两手插在口袋里，在房间里大踏步来回走着；他的脸上表现出不满的神色。

终于，他站住了，摇了摇头。

“是的，”他开始道，“在我们那时候，青年人的教养可大不相同啦。青年人就不许可对长辈那么放肆。（他从鼻孔里把“放”字哼了出来，颇有法国人的味道。）可是，这如今呢？我就只能愣着眼瞧着这种大改变！也许，我全错啦，他们全对；也许是吧。可是，对于事情我究竟有我自己的看法呀：我又不是天生的糊涂虫。您觉得怎么样，乌瓦尔·伊万诺维奇？”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可是只能瞪着眼望着他，大扭其手指。

“比方说，就说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吧，”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继续说，“对于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我就莫测高深。当然啰，我哪够得上她的水平呀？她的心胸该多么博大，万象万汇，无不包容，以至于最不足道的蟑螂和田蛙，总之，一切一切，可是就没有她自己的亲父亲。自然啰，那全都好极啦，我知道，我也不用多嘴。什么神经呀、学问呀、海阔天空任翱翔呀，这我都是外行。可是，舒宾先生呢……就算他是个艺术家吧，天才的、非凡的艺术家——这一点，我不反对；可是，对于自己的长辈，对于一个对他总算多少有些恩德的人，却竟敢那么放肆——这，我老老实实地说，dans mon gros bon sens[1]可不能轻易放过。我这个人，天生的并不挑剔，可是，凡事都得有个限度呀。”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激动地按了按铃，一个小厮走进来。

“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怎么不来呀？”她说道，“怎么着，我请他都请不动啦？”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耸了耸肩膀。

“请问，您找他来干什么？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连想也没有想过要找他来。”

“您还问干什么吗，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他打搅了您；多一半，他妨碍了您治病。我得找他来说个明白。我倒要知道知道他怎么竟敢惹您生气。”

“我再一次告诉您，我没有要求过这样。再说，您是怎么回事呀……devant les domestiques……[2]”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微微地涨红了脸。

“您用不着说这些话，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我可从来没有……devant……les domestiques……去吧，费久什卡，去给我把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马上找来。”

小厮就出去了。

“那是完全多余的，”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含糊地喃喃着，又开始来回踱起步来。“我说那一番话，难道是想找他来把他怎么样吗？”

“我的天！Paul本该给您道歉呀！”

“我的天，我要他道歉做什么？道歉又怎么样？废话罢咧！”

“做什么？您得教训教训他呀。”

“要教训，您自己教训吧。他倒是会听您的教训的。说到我，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抱怨。”

“不，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自从您今儿到家，您的神气就有些不对。照我看，您近来更瘦了。我怕您的治疗对您全没用处。”

“我的治疗一刻也不能少，”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回答，“我的肝又不好啦。”

正在此刻，舒宾走了进来。他脸色疲倦。唇上浮着一抹近似讥嘲的微笑。

“是您找我来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他说。

“是呀，可不是我找你来。Paul，真的，这真可怕。我很不满意你。你怎么敢对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放肆来着？”

“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对您抱怨我来着么？”舒宾问着，瞟了斯塔霍夫一眼，唇间仍然留着那一抹讥嘲的微笑。

斯塔霍夫却转过头去，把眼睛低下了。

“是的，可不是他抱怨你。我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他，可是，你得马上给他道歉，因为他的健康这会儿又受到很大的损害啦。再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无论怎样，我们总得尊敬我们的恩人。”

“哎，什么逻辑呀，”舒宾想着，转向斯塔霍夫。

“我这就给您道歉，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说着，恭恭敬敬地躬了躬腰，“要是我真是怎样冒犯了您。”

“我一点儿也不……我可全没有那种意思，”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说，仍和起先一样闪避着舒宾的眼睛。“可是，我很愿意饶恕您，因为，您知道，我可不是个爱挑剔的人。”

“啊，那是决无任何疑问的！”舒宾说。“可是，请原谅我的好奇心，让我问问：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知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里吗？”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回答说，把脖子伸长了。

“啊，我的天哪，”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急忙叫道，“我该请求过、哀告过多少次，我该说过多少回，我多么讨厌这种种解释和肉麻场面！一个人出外一辈子，这才跑回家来，无非想休息休息，像人家所说的：一家人，intérieur，团聚团聚，像个有家有室的人的样子——可是，偏偏总有这些个肉麻的、叫人不痛快的把戏。就不让你安静一分钟。这简直是把人往俱乐部里，或者……或者别的地方赶不是？人是活的呀，他有他的生理，有生理就有生理的要求，可是这儿……”

不等说完，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就冲出去，砰然一声把门带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目送着他。

“去俱乐部！”她心酸地咕噜着，“您才不是真上俱乐部，浪子！俱乐部里才没有人要你送马呢！把我的马，我自己马房里的马偷出去给人——还是灰色马呢！我多么心爱的毛色。是的，是的，轻浮汉，”她补充说，提高了嗓音；“您才不是上俱乐部去呢。你呀，Paul，”她继续说着，站起来，“你难道自己不害臊？看样子，你不是小孩子啦。哪，哪，我的头又痛起来了。卓娅在哪儿呀，你可知道？”

“在楼上吧，在她自己的房里。在风暴将临的时候，懂事的小狐狸难道还不晓得躲到自己的洞里去？”

“好啦，得了吧，得了吧！”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四处搜寻起来。“我那个盛洋姜丝的小杯子你见过吗？Paul，做做好事，往后别惹我生气，好不好？”

“我哪儿敢惹您生气呢，姑姑？让我吻吻您的小手吧。您的洋姜丝我瞧见是在您自己房里小台子上的。”

“达里娅老是把它随手乱扔，”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说着，走出去，绸衣裙发出一阵阵窸窣的响声。

舒宾正要跟着她出去，可是，忽然听见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的慢吞吞的声音，就站住了。

“便宜了你小狗崽子……你活该挨揍，”退役的骑兵少尉断断续续地嘟哝着。

舒宾走上前去。

“请问，我为什么该挨揍呢，最可敬的乌瓦尔·伊万诺维奇？”

“为什么？年纪轻轻，应该尊敬人。是的，真的。”

“尊敬谁呀？”

“谁？你自然知道谁。你还耍贫嘴。”

舒宾把两手交叉在胸前。

“啊，您是集体因素的代表，”他叫道，“您蕴藏有强大的威力，您是社会结构的基础！”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的手指扭动起来了。

“得啦，小崽子；别惹我发火。”

“瞧吧，”舒宾仍然继续说道，“这位看来已经不甚年轻的贵族，心里倒藏着多么幸福、多么孩子气的信心呢！尊敬！您可知道，您这原始的人，您可知道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干吗跟我生气来着？哪，今儿整个早晨，我跟他都在他那德国婆娘家里；哪，我们三个还一道儿唱歌呢：《请莫离开我》，您没听见吗？要是听见，您准会感动的。我们唱着，唱着，我的老爷——咳，我可厌烦起来啦；我一看：有点儿不大对劲；太肉麻呢。对不起，我就开始挖苦他们两位啦。我居然很成功。首先，是她生我的气了；跟着，又生他的气了；再往后，是他生她的气啦，还告诉她说，除了在家里，他在哪儿都不幸福，他说，他的家就是一座乐园；她就骂他缺德；我可用德国话给她哼了一声‘啊哈！’，结果，他跑掉了，我可依然留下来；他跑到这儿来啦，那就是说，跑到他的乐园里来啦，可是，乐园却又叫他倒胃口。所以，他就抱怨起来啦。哪，现在，您看看，老爷，是错在哪一个呀？”

“当然，在你，”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舒宾把眼睛瞪着他。

“我可不可以斗胆地问问您，最可敬的骑士，”他用一种故示逢迎的腔调说道，“您这么抬举小的，给小的说出了这么费解的话来，这到底是作为您那思维天赋的活动的结果呢，或者只是您一时心血来潮，硬要让空气振动振动，发出一点儿所谓声音什么的来呢？”

“你别惹我发火，我告诉你！”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呻吟着。

舒宾却大笑一声，跑出去了。

“咳，”一刻钟之后，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这才大叫起来，“来人哪……来一杯烧酒。”

一个小厮用托盘端了一杯烧酒和一些小吃来。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慢吞吞地把酒杯从盘里擎起，出神地把杯子端详了很久，好像不大明白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他望望小厮，问了问他的名字是不是叫瓦西卡。于是，他才做出一种受难的表情，喝了烧酒，吃了鲱鱼，又慢吞吞地掏着口袋，搜索手帕。直到小厮早已把酒杯连着托盘端走，把剩下的鲱鱼吃掉，甚至已经蜷在老爷的大衣里酣然入睡了，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的叉开的手指可还拈着手帕，举在面前，他那出神的目光也还时而瞪着窗外，时而又瞪着地板和墙壁。

[1] 法语：以我的良知来说。

[2] 法语：当着下人们面前。

九

舒宾回到自己房里，翻开了一本书。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侍仆却鬼鬼祟祟地溜进他房里来，递给他一张摺成三角形的短简，上面盖有颇为堂皇的带徽章的印章。“我希望您，”短简上面写道，“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对于今早所谈的那张支票，连一字也不要提起。足下深知道我的处境和我的规矩，且款数甚微，殊不足道，此外，也有他种原因；总之，若干家庭秘密是必须加以尊重的，而家庭内部的和睦尤为神圣不可侵犯，只有那种êtres sans coeur[1]才能安心将其排斥，但我实无理由把足下也算在此类人之列。（阅后原简掷还。）——尼·斯·”

舒宾拿起铅笔，在信后画了几个字：“请放心——我是个正派人，不会揭人隐私！”于是把短简给回了仆人，再把书本拿起。可是，不久之后，书本却从他的手里溜下来了。他望了望赤红的晚霞和两株离群耸立的青松，于是悠然想道：“在白天，松树是青苍的，可是，在晚间，它们却是何等巍然翠绿！”——想着，就来到了花园，暗自希冀着也许可以在这里碰见叶连娜。他果然没有失望。在他前面，灌木丛中的径路上面，她的衣衫正飘动着。他尾追着她，而当和她并齐的时候，他就说道：

“别望我这边，我可够不上您的青睐。”

她瞟了他一眼，倏然一笑，继续走向花园深处。舒宾跟随着她。

“我请您别望我，”他开始道，“可是我又跟您讲话：天大的矛盾！可是，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也不是第一回。我刚刚想起来，我还没好好儿地跟您道歉呢，为了昨儿我的愚蠢的行为。您生我的气了吗，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

她突然立定，可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是因为她真的生了气，只是因为她的思想是在遥远的地方。

“不，”她终于说道，“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舒宾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多么入神……又是多么冷淡的脸儿呀！”他喃喃地说。“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他继续说着，提高了声音，“让我告诉您一段小小的故事吧。我有个朋友，我那朋友自己也有个朋友。我那朋友的朋友本来倒是个规矩人，可是，后来却喝上了酒。那么，有一天大清早，我的朋友在街上恰好碰上了他的朋友（请注意，那时候他们俩早就绝交啦），碰头啦，却发现他的朋友喝醉啦。我那朋友呢，于是乎转身就走。可是他那朋友却偏偏赶上前去，说道：‘您要是干脆不理我，我反而不恼；可是，您干吗转身就跑呢？也许，我是活该这样倒霉吧？愿我的白骨安宁！’”

舒宾忽然住了口。

“就是这吗？”叶连娜问。

“就是这。”

“我可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暗示的什么呢？您可不是刚刚还要我别望您？”

“是的，可是现在，我是跟您说，转身就跑该叫人多难受啊。”

“难道我是……”叶连娜开始说。

“难道您不是？”

叶连娜的脸微微红了，于是，把手伸给了舒宾。他把它紧紧地握着。

“您好像认定了我有什么恶意似的，”叶连娜说，“其实您的猜疑是不公平的。我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要回避您。”

“就算是那样吧，就算是那样吧。可是，您总得承认，在这一瞬间，您实在有千万种思想藏在心里，可是，一种也不想对我说。怎么样？我可是说得正对？”

“也许对吧。”

“可是，为什么不能跟我谈谈呢？为什么呢？”

“我想的什么，我自己都不清楚。”

“那么，就更应该和别人谈谈，”舒宾插嘴说。“可是，还是让我告诉您真的为了什么吧。您就瞧我不起。”

“我？”

“是的，您。您想象着，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带半分儿戏，因为我是个艺术家；您想象着，我不独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一点，也许您想得正对吧——甚至连一点儿真的、深的感情都没有；您甚至想着连我的眼泪也不会是真心的，我不过是个话匣子、造谣专家而已——所有这些，都不过因为我是个艺术家。啊，这么说起来，我们这班艺术家们，该是多么不幸的、天杀的倒霉鬼啊！譬如说，您，我敢打赌，您就甚至不相信我的忏悔。”

“不，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我相信您的忏悔，我也相信您的眼泪。可是，照我看，甚至您的忏悔，也只是您自己跟自己闹着玩儿的，还有您的眼泪，也是。”

舒宾战栗了一下。

“唔，我看这就是像医生们所说的：不治之症，casus incu-rabilis。我只能低头，屈服。可是同时，啊，上帝呀，难道说，有这样一个高贵的灵魂生活在我的身边，我当真还能永远只是自己跟自己闹着玩儿么？这难道会是真的么？我也知道谁也不会看得透那个高贵的灵魂，谁也不会了解它为什么忧，为什么喜，它是怎样在骚动，它有些什么愿望，它是往哪儿去……告诉我，”他沉默了片刻之后，又问道：“您是永远不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爱上一个艺术家的么？”

叶连娜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

“我想我不会的，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不会。”

“这就是我要证明的，”舒宾说着，带着一种滑稽的沮丧。“那么，我看我还是不要妨碍了您的孤寂的漫步吧。要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就会问您：‘根据什么论点，您说不会？’可是，我不是教授，依您的意见，我不过是个小孩子；可是，记着，就是对小孩子，也不能转身就跑啊。再见！愿我的白骨安宁！”

叶连娜本想留住他，可是，想了一想，也说道：

“再见。”

舒宾走出了前院。在离开斯塔霍夫家的别墅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别尔谢涅夫。他正匆匆地走着，低着头，帽子推在脑后。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舒宾喊道。

他停了下来。

“走吧，走吧，”舒宾继续喊道，“我不过是叫叫，并不想留下你——你一直往花园里溜吧，——叶连娜正在那儿。我看，她正等着你……总之，是在等一个人吧……你可知道这句话的力量吗：她正在等着！好兄弟，你可知道这种惊人的奇事？你想想，我跟她在一幢房子里已经同住了两年了，一直在爱着她，可是，只在刚才，只在一分钟以前，我这才——不是了解了她——而是真的看清了她啦。我看清了她，那么，我就只有愕然撒手了。别那么望着我，我求你，别跟我装出那种瞧不起人的假笑，那跟你的老成持重的丰姿是不相称的。啊，我明白啦，也许，你是想向我提起安奴什卡吗？这又算什么？我并不否认。像我这样的可怜虫，当然只好去配安奴什卡们呀。安奴什卡们万岁！卓娅们万岁！甚至于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们，也万岁！你这是到叶连娜那儿去吧，我可要到……你以为是到安奴什卡那儿去？不呢，我的老兄，比那还糟：我到奇库拉索夫公爵那儿去。他是喀山鞑靼人里的米岑纳特[2]、沃尔金一流的人物。你可看见这请帖，这些字母：R.S.V.P.[3]？就是在乡下，我也不得安宁！Addio。[4]”

别尔谢涅夫默默地听着舒宾唠叨，一言不发，好像有点儿替他害羞的样子，随后，他进了斯塔霍夫家别墅的前院。而舒宾，则果真到奇库拉索夫公爵那儿去了，而且对着公爵以最亲切的态度说了些极放肆的挖苦的话。那位喀山鞑靼人里的米岑纳特哈哈大笑了，米岑纳特的客人们也都笑了，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感觉愉快，而一当散场之后，人人都大发脾气。同样，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大街，如果有两位似曾相识的老爷碰了面，陡然之间，两人就都露露牙齿，挤挤眼睛，皱皱鼻头，鼓鼓腮巴，做出要笑的样子，可是，一经互相走过之后，各人马上又恢复了原先的冷漠的、或者阴郁的、多半则是像痔疮发作了似的表情。

[1] 法语：没有良心的人。

[2] 米岑纳特（公元前74？—前4），古罗马政治家、作家，他曾保护一个诗人团体，利用该团体有利于帝国的诗作，并给以物质援助。以后米岑纳特的名字成了科学与艺术卫护者的代名词。

[3] 法语：Répondez s’il vous plaît的缩写，意思是“盼复”。

[4] 意大利语：再见。

十

叶连娜亲切地接待了别尔谢涅夫，可是不在花园里，却在客厅里，而立刻，几乎迫不及待地，就再一次展开了前天的谈话。客厅里只有她一人：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早已偷偷溜掉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正躺在楼上，头上缠着一块湿头巾。卓娅坐在她身旁，裙裾叠得非常齐整，小手按在膝上；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也安息在顶楼上的一张宽大而舒适的、绰号叫做“催眠榻”的沙发上。别尔谢涅夫又谈起他的父亲：那记忆，在他，是十分神圣的。那么，关于这位父亲，我们也无妨介绍一下吧。

作为八十二个魂灵[1]的所有者（这些魂灵，他在死前都解放了），“明灯运动者”[2]，哥丁根[3]的老留学生，遗稿《精神在世界之显现或现形》的著作者（说起这部著作来，它是谢林主义、斯威敦堡[4]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极奇怪的综合）——这位父亲，在妻子刚刚死去、别尔谢涅夫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把儿子带到莫斯科，并且亲自从事于他的教育。他亲自给儿子准备每一节课，虽然苦心孤诣，然而，却全无成功：他是一位梦想家、学究、神秘主义者，声音沉闷而且讷于言辞，用的多是一派模糊不清的、不着边际的术语，爱用隐喻，对于自己热爱的儿子甚至也会羞怯起来。因此，儿子在上课的时候只能眨着眼，毫无进展，那也并非奇怪的事了。老人（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他结婚本来很迟）终于恍惚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于是，就把他的安德留沙[5]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安德留沙虽然进了学校，可是，并不曾脱离父亲的监督；他父亲不断来看他，并用许多训诲和谈话把校长麻烦得要死；连教师们也被这位不速之客麻烦不堪：他不断给他们带来许多在他们看来好像天书的教育名著。甚至学生们，一见到这位老者的微黑的麻脸和他那终年如一地裹在窄小的灰色燕尾服里的瘦削身材，也全都感觉狼狈。孩子们真想不到，在这道貌岸然、从无笑颜、鹤步、长鼻的长者心里，其实对于他们每一个，几乎正和对于自己的儿子一样，也是怀着满心关切和无限疼爱的呢。有一次，他曾想对他们讲一讲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年轻的学生们！”他开始道，可是，一听见他发出那古怪声音，年轻的学生们就马上跑掉了。这位忠厚的哥丁根留学生，可并不是躺在蔷薇花丛上的：历史的行进，各种问题和思想，不断将他压倒。当年轻的别尔谢涅夫入了大学以后，他也时常和儿子一同前来听讲；可是，他的健康已经开始崩溃。一八四八年的事件[6]使他彻底震动（他不得不把他的著作重新写过），而一八五三年冬，他就死去了，虽然不曾亲见自己的儿子在大学卒业，但是，却能预先祝贺他的学位，并且勖勉他终生致力于科学。“我把火炬传给你，”在临死之前两小时他对他这么说道，“我一直尽力握着它，而你，愿你也不要让它熄灭，坚持到底。”

别尔谢涅夫对叶连娜谈了许久，关于他的父亲。他在她面前所感到的不安已经消失，并且，也不再那么厉害地口吃。谈话又转到了大学生活。

“请告诉我，”叶连娜问他，“在您的同学中间，可有什么出色的人么？”

别尔谢涅夫记起舒宾的话来。

“不，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老实跟您说，在我们中间，出色的人一个也没有。真的，哪里会有呢？据说，莫斯科大学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7]可是，现在却不行啦。现在，它已经不像个大学，倒像个小学呢。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我其实是很苦闷的，”他补充说，声音低下来。

“苦闷？……”叶连娜低声说。

“可是，”别尔谢涅夫又说道，“我也得除开一个例外。我认识一个同学——虽然他不和我同班——他倒的确是个非凡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叶连娜问着，感到有兴趣。

“英沙罗夫，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他是保加利亚人。”

“不是俄国人？”

“不，不是俄国人。”

“那么，他为什么住在莫斯科？”

“他到这儿来念书的。您可知道，他念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有一个思想：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身世也是奇特非凡的。他父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商人，原籍是特尔诺伏。特尔诺伏现下不过是一个小城，可是，在往时，当保加利亚还是一个独立国的时候，它可曾做过保加利亚的首都。[8]他在索菲亚经商，和俄国也有亲戚关系；他的妹妹，就是英沙罗夫的姑母，就嫁给基辅中学校里的历史科主任教员，现在还住在那边。在一八三五年，那就是说，十八年前，一件可怕的罪行发生了：英沙罗夫的母亲突然失踪了；一星期以后，发现她被人杀掉了。”叶连娜颤抖了一下。别尔谢涅夫停住了。

“说下去吧，请说下去吧，”她说。

“据谣传，她是给一个土耳其的官员糟蹋了，杀掉了；她的丈夫，就是英沙罗夫的父亲，查出了实情，要为她报仇，可是，结果只能用匕首刺伤了那个官员……他给枪毙了。”

“枪毙？没有经过审判？”

“是的。那时候，英沙罗夫刚刚八岁。他被收留在邻人家里。那位妹妹听到了哥哥家里的不幸，就要把侄儿接到自己家里来。他被人送到敖德萨，从那里，转到基辅。他在基辅住了整整十二年。所以，他的俄语说得那么好。”

“他说俄语么？”

“说得和您我一样好。当他二十岁的时候（那是一八四八年初），他就想要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他到过索菲亚和特尔诺伏，走遍了整个保加利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在保加利亚住了两年，重新学习他祖国的语言。土耳其政府迫害他，当然，在那两年之间，他受的危险一定够大的了；有一次，我瞧见他颈上有一条很宽的疤痕，那一定是伤痕；可是，他总不高兴谈到这些。他有他自己特有的缄默。我设法问过他许多回——他什么也没有说。要说，也只说一般的事情。他的固执是惊人的。一八五○年他又回到俄国，来到莫斯科，为了完成他的学业，并且和俄国人多有接近，那么，等他在大学卒业以后……”

“以后就怎样呢？”叶连娜插口说。

“那就只有看上帝的意思吧。对于未来，是不容易预言的。”

许久许久，叶连娜没有把视线从别尔谢涅夫身上移开。

“您的话叫我感到很大的兴趣，”她说。“他长得怎样，您这位朋友——他叫什么？……英沙罗夫？”

“我该怎么跟您说呢？依我看，他长得并不难看。不久以后，您自己会看见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会把他带到这儿来见您的。后天他就会到我们的小村里来，还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里。”

“真的吗？可是他肯来看我们吗？”

“他一定肯的。他会很高兴来的。”

“那么，他也不骄傲？”

“他？一点儿也不。那就是说，要说骄傲，他也骄傲的，可是，不是您说的那种骄傲。比方说，他就从来不跟任何人借钱。”

“他穷吗？”

“是的，并不富。当他回保加利亚的时候，他收拾了他父亲劫后所余的些许产业，同时，他姑母也帮助了他一些；可是，总共起来，也还是很少。”

“他一定是个性格非常坚强的人，”叶连娜说。

“是的。他是一个钢铁似的人。可是同时，虽然他那么专心自己的事业，甚至行动隐秘，可是，他也很天真，很坦率的，您将来自然知道。当然，他那种坦率，可不比我们这种不值钱的坦率，不比那些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人的坦率……总之，我不久就会把他带到您这儿来的，您等着吧。”

“他对人也不羞怯么？”叶连娜又问。

“不，他对人一点儿也不羞怯。只有那种自负的人，才会对人羞怯。”

“那么，您也是那种自负的人么？”

别尔谢涅夫变得迷乱了，只摆了摆手。

“您真引起我的好奇心来啦，”叶连娜继续说。“可是，告诉我，他到底对那个土耳其官员复仇了没有呢？”

别尔谢涅夫微笑了。

“复仇是只有在小说里才有的呢，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况且，十二年已经过去了，那官员早死了也说不定。”

“可是，英沙罗夫先生就什么也没有对您说起过么？”

“什么也没有说。”

“那么他为什么到索菲亚去？”

“他父亲在那儿住过的呀。”

叶连娜变得沉思起来。

“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道。“啊，多么伟大、说起来就多么叫人战栗的话啊！……”

正在这时，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来到客厅，谈话也就结束了。

当晚，在回家的路上，奇异的情感在别尔谢涅夫心里骚动着。他并不后悔他想让叶连娜认识英沙罗夫的计划，他感到他对于那位保加利亚青年的叙述在她心里会产生出深刻的印象来，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他自己岂不是也曾努力去增强那种印象的么！只是一种隐秘的、阴暗的情感，却偷偷地袭进他的心底了；他感到一种忧愁，而这种忧愁实在是不能认为高尚的。然而这忧愁却也不曾妨碍他照样拿起《霍亨斯托芬家的历史》来，就从前晚中断的那一页起，继续读了下去。

[1] 指男性的农奴。

[2] 一种秘密宗教结社。

[3] 哥丁根：德国著名学府，十八世纪末曾为德国“狂飙运动”的中心。

[4] 斯威敦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他起初研究自然科学，后来陷入神秘主义而成为神智学者。

[5] 安德留沙是安德烈的小名。

[6] 一八四八年，在欧洲史上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共产党宣言》于是年出版。在法国，二月革命后，发生了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全欧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忠实地履行了“欧洲宪兵”的任务，除协助镇压西欧的革命运动以外，并在俄国实行极反动的统治，惟恐受到革命浪潮的波及。

[7]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为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思想的中心，莱蒙托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斯坦凯维奇等，当时均在校，成立了自己的“小组”。

[8] 此指伊凡·阿森一世定都于特尔诺伏（1185）；至伊凡·阿森二世（1218—1241），保加利亚国势大盛，据说当时特尔诺伏的文明可以媲美君士坦丁堡。特尔诺伏于一三九三年为土耳其人所陷。

十一

两天以后，英沙罗夫果然依照约言，携着行李，来到别尔谢涅夫住的地方。他没有仆人，可是，无须助手他就把他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了，安置了家具，掸了灰尘，并且扫了地板。只有写字台可特别麻烦，许久许久，它硬不肯归就那指定给它的墙角；可是英沙罗夫，以他特有的沉默的坚韧，终于使它完全就范。安置停当之后，他请别尔谢涅夫预先收他十个卢布，于是擎起一根粗棍，就出去视察新居的环境去了。三小时后，他回家来；别尔谢涅夫请他共餐，他回答说，他今天并不推辞朋友的好意，可是，他已经和房东太太说妥，以后他将在她那儿搭伙了。

“啊呀，”别尔谢涅夫回答说，“那您会吃得很糟的：那老太太根本就不会料理饮食。您为什么不肯跟我一块儿吃呢？用费我们可以对半平分。”

“我的经济情况怕不容许我像您吃一样的，”英沙罗夫回答，平静地一笑。

在那平静的一笑里，就可以看出有着令人不能往下争执的什么；别尔谢涅夫也就不往下说了。饭后，他向英沙罗夫建议，说是要领他到斯塔霍夫家去；可是他却回答，他想拿今晚的时间给他的保加利亚朋友们写信，所以请求把对斯塔霍夫家的访问移到明天。英沙罗夫的不屈的意志，别尔谢涅夫是早已知道的；可是，只有当他和他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以后，他这才充分了解：英沙罗夫决不会变更自己的决定，也正和他决不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一样。在别尔谢涅夫，一位彻头彻尾的俄国人，这种比德国人更甚的严格，初看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甚至是可笑的；可是，不久以后，他也就习惯了，而终于觉得，这种严格，如果说不上值得尊敬，至少，对彼此都很方便。

移居之后的次日，英沙罗夫在晨间四时就起了床，几乎把昆采沃全都走遍，在河里洗过澡，喝过一杯冷牛奶之后，他就开始工作了；他手头的工作很不少：他正在研究俄国历史、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翻译保加利亚的歌曲和编年史，搜集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还在编纂一部保加利亚人用的俄文语法和一部俄国人用的保加利亚文语法。别尔谢涅夫来到他的房里，和他谈起费尔巴哈[1]。英沙罗夫留神倾听着，间或也发表一点意见，意见虽然不多，但是非常中肯；从他的谈话里显然可以看出他是在寻找一个结论：他到底是需要研究费尔巴哈呢，或者，暂不研究也行。别尔谢涅夫于是把谈话转到英沙罗夫的工作上去，并且问他可不可以把他的成绩给他一点看看。英沙罗夫就给他念了他所译的两三首保加利亚歌谣，并且希望听取他的意见。别尔谢涅夫认为翻译是很忠实的，可是，还不够生动。英沙罗夫十分注意地倾听着他的批评。从歌谣，别尔谢涅夫又谈到保加利亚的现状，这时，他第一次注意到，只要一提到祖国，英沙罗夫就起了怎样的变化：并不是他的面孔立刻通红了，声音顿时提高了——不是！只是他的全身似乎马上就表现了无限的力量和强烈的激动，他的嘴唇的线条变得更分明、更坚决了，而在他的眼瞳深处，则燃烧起一种沉郁的、不可熄灭的火焰。英沙罗夫并不高兴絮述他自己在祖国的旅行，可是，关于保加利亚一般的事情，他却乐于和任何人谈起。他不厌其详地谈着土耳其人，控诉他们的压迫，诉说他自己同胞的悲哀和苦痛和他们所怀的热望；在他所说的每个字里，都可以听出一种惟一的、永远燃烧着的激情，和专心致志的思考。

“啊，是的，不会错的，”同时，别尔谢涅夫思忖着，“我敢说，那害死了他母亲和父亲的土耳其官员，已经得到他自己应得的惩罚了。”

英沙罗夫来不及把要说的话说完，门就开了，舒宾在门口出现了。

他以一种近于夸张的随便而高兴的神气，走进房来；别尔谢涅夫是深知他的，一眼就看出他心里其实是颇不自在。

“我不客气地自我介绍吧，”他脸上带着一种愉快而爽朗的表情开始说道，“我姓舒宾；我就是这位青年人（他指了指别尔谢涅夫）的朋友。我想，您就是英沙罗夫先生吧，是吗？”

“我是英沙罗夫。”

“那么，让我握您的手，咱们做个朋友吧。我不知道别尔谢涅夫跟您谈起过我没有，可是，他跟我是时常谈起您的。您也住到这儿来了吗？好极啦！我这么瞅着您，请您别介意。我是个以雕塑为业的人，也许不多久以后我就会请求您的许可，来塑造您的头像啦。”

“我的头随时可以供您使用，”英沙罗夫说。

“我们今儿做点儿什么呢，呃？”舒宾又开始说，突然坐到一只矮椅子上，两腿叉开，手肘撑在膝上。“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阁下对于今儿可有什么好计划？天气好极啦；阵阵干草和草莓的香味，好像……叫人好像喝着润滑汤药似的。我们总得畅快一下吧？对于我们的昆采沃的新客，我们总得把这儿的无数美景给他介绍介绍吧？（“他真有些不大对头了，”别尔谢涅夫不断自忖着。）怎么啦，你怎么不响呢，吾友霍拉旭[2]？请开您那智慧的尊口吧。我们是畅快一下呢，还是不呢？”

“我不知道英沙罗夫觉得怎么样，”别尔谢涅夫说道，“我看他像要开始工作了。”

舒宾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您要用功吗？”他问，声音好像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

“不，”英沙罗夫回答，“今天，我是可以用来散步的。”

“啊，”舒宾感叹地说，“那好极啦！来乎，吾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请在您博学的头上戴上帽子，我们信目所之，向前进吧。我们的眼睛是年轻的——它们可以看得很远。我知道一间极糟糕的小吃店，在那儿，我们可以得到一顿不成话说的小吃；可是，我担保我们能够尽情快乐。来吧。”

半点钟之后，三人就沿着莫斯科河畔走着了。英沙罗夫戴了一顶相当怪的、长耳朵的帽子，看着这奇怪的帽子，舒宾不禁感到并不十分自然的欢喜。英沙罗夫不慌不忙地漫步，他向四周观看，并且同样平静地呼吸着、谈笑着；他已经决心牺牲这一天来娱乐，所以也就尽情享受。“就像规矩的孩子们在星期天出来玩一样，”舒宾对别尔谢涅夫这么附耳私语。至于舒宾自己，他却一路之上大装丑角，跑在前头，学着著名雕塑的姿势，还在草上大翻斤斗；英沙罗夫泰然自若的神情不一定是令他恼怒，可是却使他忍不住要装疯卖傻。“你怎么这么淘气呀，法国佬！”别尔谢涅夫这样对他叫了两次。“是的，我正是个法国佬，半法国佬，”舒宾回答，“可是你呢，正像一个侍役常对我说的，在玩笑和正经中间，执其中庸之道！”青年人折过河畔，来到一段深而狭的洼地，两边壁立着丰茂的金黄色的裸麦；从一边的麦地上，蓝色的阴影投到他们身上来；灿烂的阳光似乎是在麦穗上面浮漾。云雀歌唱着，鹌鹑也在鸣叫；草上，一望无际，尽皆光闪闪的翠绿；温暖的微风飘荡着，吹拂着草叶，颠动着花枝。经过长久的漫游，其间也有休息和闲谈（舒宾甚至还拉住了一个已经没有牙齿的过路老农民来玩跳背游戏，那农民只是嘻嘻地笑，不管老爷们把他怎么摆布），青年人们终于来到那“极糟糕的”小吃店了。侍役几乎把他们每一个都撞倒，真的给了他们一顿不成话说的小吃，酒，也是一种巴尔干式的葡萄酒；然而，尽管如此，这却不曾妨碍他们尽情快乐，正如舒宾所预料。他自己，就是闹得最凶，然而，却是最不快乐的一人。他为那其详不可考的、然而伟大的维涅林[3]的健康干杯，同时，也为那生于混沌初开之时的保加利亚之王克鲁木[4]、赫鲁木，也许是赫罗木吧，高呼万岁。

“是在九世纪，”英沙罗夫纠正他。

“九世纪吗？”舒宾叫道。“啊，多么幸福啊！”

别尔谢涅夫留意到：舒宾，虽然在胡闹，顽皮装傻，也像在不住地探试英沙罗夫，他好像是在探测对方的深浅，同时自己心里却又十分慌乱，——可是，英沙罗夫却一直是平静的、泰然的，一如平日。

终于，他们回到家里，换了衣服，为了使晚间也能像早间一样尽兴，就决定当晚去拜访斯塔霍夫家。舒宾抢先跑来，宣告客人们的来到。

[1]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著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书。

[2] 霍拉旭：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3] 维涅林（1802—1839），俄罗斯语言学家，著名的保加利亚研究者。

[4] 克鲁木是保加利亚开国雄主之一，曾于八一一、八一三及八一四年大败东罗马帝国军，次年，且进军君士坦丁堡，死于军中。

十二

“英雄英沙罗夫马上就光临啦！”他装模作样地高声喊着，跑进斯塔霍夫家的客厅；恰好，这时候，客厅里只有叶连娜和卓娅。

“Wer？[1]”卓娅用德语问道。在猝不及防的时候，她的本国话往往就脱口而出。叶连娜端坐起来。舒宾唇间浮着戏弄的微笑，注视着她。她感到有些愠恼，可是，没有做声。

“您可听见，”他重复道，“英沙罗夫先生就要到啦。”

“我听见啦，”她回答说，“我也听见您在怎样称呼他。我真奇怪您，真的。英沙罗夫先生的脚还没有踏进屋子里来，您可就想把他扮成丑角啦。”

舒宾立刻变得沮丧了。

“您是对的，您总是对的，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他嗫嚅着说，“可是，天知道，我可并没有恶意。我们今儿陪他游了一整天，我敢给您担保，他真是个特出非凡的人物。”

“我可没有问您那些，”叶连娜说着，就站了起来。

“英沙罗夫先生年轻么？”卓娅问。

“他呀，今年一百四十四岁！”舒宾回答，露出一副愠怒的神气。

小厮通报两位友人的来临。他们走了进来。别尔谢涅夫介绍了英沙罗夫。叶连娜请他们坐下，她自己也坐下来，卓娅则上楼去了：她得把客人们的来临报告给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去。一场泛泛的谈话开始了，正和所有初次的晤谈一样。舒宾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观察着；可是，也并没有什么可观察的。他观察到，在叶连娜脸上，有一种对他舒宾的抑制着的忿恚，如是而已。他也观察了别尔谢涅夫和英沙罗夫，并且以雕塑家的眼光比较了他们的面孔。“两位全不算漂亮，”他想道。“保加利亚人有一副富有特征的脸，颇适宜于雕塑，并且，现在恰好是满被着光华；可是，那大俄罗斯人却更适宜于绘画：没有线条，却自有风度。据我看，无论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全都有可爱的地方。她可还没有恋爱，可是，如果要爱，就一定会爱上别尔谢涅夫，”他自己心里这样决定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来到客厅，谈话于是就完全转为纯粹别墅式的了，名副其实的别墅式的，而不是村居式的。从话题的丰富上看来，那谈话的确也是多趣的，可是每隔两三分钟，总会突来一次暂短的、无趣的间歇。在某一次这种间歇中间，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望了望卓娅。舒宾可了解这种无言的暗示，马上就做出一副怪相，可是卓娅却已经坐到钢琴旁边，把她所会的歌曲全都弹唱了一过。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也曾在门边晃过一晃，可是，痉挛地扭扭手指之后，又退出去了。随后，茶上来了；接着，全体都来到花园里……外面，天已开始暗黑，客人们于是告辞归去。

老实说，英沙罗夫在叶连娜心里，的确没有产生她所期待的那么深的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并没有产生她所期待的那种印象。她喜欢他的坦然和毫无拘束，她也喜欢他的脸；但是，英沙罗夫的整个性格，那平静的镇定和平凡的单纯，却和她从别尔谢涅夫的叙述里在心里所构成的形象多少不大调和。叶连娜所预期的（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在比这更为“严重”一些。“可是，”她想道，“今儿他没有说什么话，那只能怪我自己——我没有问他；只好等下一次吧……可是，他的眼睛却是富于表情的、诚实的！”她觉得，在他面前她并没有自卑的意思，却只是像朋友一样，想向他伸出手去——这可使她迷惘：对于像英沙罗夫这样的人们，对于“英雄”们，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这样。提到“英雄”，又使她记起舒宾的话，在她躺到床上的时候，她的脸也红了，甚至生起气来。

“对于您的新朋友们，您觉得怎样？”在归途上，别尔谢涅夫这样问英沙罗夫。

“我很喜欢他们，”英沙罗夫回答，“特别是那女孩子。她一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好像容易激动，可是在她，那是很好的激动。”

“您该常去看看他们，”别尔谢涅夫说。

“是的，应该，”英沙罗夫回答，于是，一直到家都不曾再说什么。回家之后，他立刻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里，但是，他的蜡烛一直燃着，直到午夜过去许久以后。

别尔谢涅夫还没有来得及读完一页罗墨尔，忽然在他的窗上有谁投了一把细砂，发出了沙沙的声响。他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推开窗户，却瞧见了舒宾，面色苍白，有如一片白纸。

“真是多么捣乱的小鬼呀，你这夜猫子！”别尔谢涅夫开始说。

“嘘……”舒宾截断了他，“我是偷偷到你这儿来的，好像马克斯来会阿加特[2]。我非跟你偷偷说两句话不可。”

“那么，进里边来吧。”

“啊，那倒不必，”舒宾回答着，就将手肘支在窗台上面。“像这样更有趣些，更多一点儿西班牙的情调。第一，我恭喜你：你现在是身价百倍了。至于你那抬上了天的了不起的人物，对不起，可是一落千丈。这，我可以给你担保。并且，为了给你证明我的大公无私，那么，请听：英沙罗夫先生的鉴定表，全在这里。天才，没有；诗情，无；工作能力，不小；记忆力，无限；智力，不深也不广，可是健全而且敏捷；枯燥乏味；刚强有力；如果谈到他那令人索然之极的（咱们私下这样说吧）保加利亚什么的，他甚至还有一份辩才。如何？你以为我不公平么？还有一点：你一世也做不到和他你我相称，谁也不曾和他有过这种交情；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叫他讨厌的，这一点，我倒引以为荣。枯燥，枯燥，可是，他会好好地收拾咱们。他真是全心全意献身给自己的祖国——不像我们的这些个口头爱国者，只会拍拍人民的马屁，只会空口吹牛：‘啊，向我们流溢吧，你活命的水！’可是，当然，他的使命容易得多，也明白得多：只要把土耳其人赶跑，那就是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所有这些气质，谢谢上帝，却不讨女人的欢喜。没有魅力，没有诱惑力；在这方面，你我都比他强多啦。”

“你就你，干吗把我也扯在里面？”别尔谢涅夫喃喃地说，“况且，别的话，你也说得不对：他一点儿也不讨厌你，并且，他和他自己的同胞一向就是你我相称……那我是知道的。”

“那可是另一回事！对于他们，他是个英雄；可是，老实说，我对于英雄的观念就完全不同：英雄就不该会说话；英雄就该像公牛一样嚎；它把角一触，墙登时就坍倒。它自己就不必知道它干吗要触，只是触就罢了。可是，也许，在我们的时代，是需要另一种英雄的吧。”

“可是，为什么英沙罗夫叫你那么感兴趣呢？”别尔谢涅夫问道。“你跑到我这儿来，难道就是单单为了给我描写他的性格来的么？”

“我跑到这儿来，”舒宾说道，“因为我在家里苦死了。”

“真的吗？可是又想哭吗？”

“你只管笑吧！我到这儿来，因为我恨不得要咬我自己一口，因为绝望、懊恼、嫉妒在啃着我的心……”

“嫉妒？嫉妒谁？”

“嫉妒你，嫉妒他，嫉妒每一个人。一想到这，我就苦恼，要是我早一点儿了解了她，要是我早一点儿就知道怎样着手进行……可是，有什么可说的！结果，我只有笑，只有装傻，只有像她所说的扮丑角，以后，就上吊完事。”

“啊，上吊？不会吧？”别尔谢涅夫说。

“在这样的良夜，当然不会；可是，只让我活到秋天吧。在这样的夜晚，人们当然也可以死的，不过，是幸福得要死罢了。啊，幸福！每一根树枝投到路上的每一片阴影，这会儿好像都在低声说道，‘我知道幸福在哪儿啦……可要我告诉你？’我倒想约你去散散步，可是现在，你是被散文迷住了。睡觉吧，愿你有无数的数学数字来到你的梦里！可是，我的心却要碎了。你们，可敬的先生们，你们瞧着一个人在笑，那么，依你们看来，他就一定非常自在；你们就可以给他证明他不过是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换言之，就是他全没有苦恼……得了吧！上帝祝福你们！”

舒宾倏然离开了窗前。别尔谢涅夫不禁想在他后面喊一声“安奴什卡！”，可是，他却抑制住自己：舒宾真是异常苦恼。一两分钟之后，别尔谢涅夫甚至觉得他听到了啜泣的声音；他站起来，打开窗户，一切全都寂然；只在远远的地方，有谁，也许是一个过路的农民，在低吟着《摩兹多克的原野》。

[1] 德语：谁？

[2] 马克斯和阿加特是德国作曲家韦伯所作歌剧《魔弹射手》中的人物。

十三

英沙罗夫住在昆采沃附近的最初两周，他拜访斯塔霍夫家不过才四五次；而别尔谢涅夫却是每隔一日一定去的。叶连娜总是高兴地接待他，他和她之间总有生动而有趣的谈话，然而，当他回家去的时候，他却常常是面带愁容。舒宾几乎不露面；他正以狂热的干劲埋头于自己的艺术：要就是整日关在自己房里，只间或披着涂满粘土的工作服从房里出来，要就是一连多日都在莫斯科，在那里，他有一间工作室，模特儿们、意大利模型商们、他的朋友和教师们，多半是到那里去找他。叶连娜不曾一次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和英沙罗夫谈得痛快；当他不在眼前的时候，她准备问他许多事情，可是，在他来到以后，她又为自己准备要问的事感到羞愧。正是英沙罗夫的镇静使她迷惘；她感到她没有权利强迫他披沥他自己的胸襟，那么，她就只有等待机会，可是，不管这一切，她仍然觉得，在每一次访问里，无论他们中间所交换的谈话是怎样无关重要，他却一次比一次对她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然而她却没有机会和他单独晤谈——但是，要和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友谊，至少一次的单独晤谈却是必要的。她和别尔谢涅夫谈过不少关于他的话。别尔谢涅夫看得见，叶连娜的心事是被英沙罗夫触动了。他的朋友并没有如舒宾所断言的“一落千丈”，使他感觉高兴；他热心地给她絮述他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事情，以至于最微末的细节（当我们想要取悦于某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和他谈话时赞扬自己的朋友，因此，无意之间也抬高了我们自己的身价），只是有时，当叶连娜的苍白的面颊忽然浮起淡淡的红晕，她的眼睛也忽然放出光彩而且睁大了，他这才感到一阵心痛，正和不久以前他所体验到的那种阴郁的苦恼一样。

一天，别尔谢涅夫来到斯塔霍夫家，并不是在惯常的拜访时间，却在晨间十一时。叶连娜在大厅里接待了他。

“想想吧，”他勉强地微笑了，开始道，“我们的英沙罗夫失踪了。”

“失踪了？”叶连娜问。

“是的，失踪了。前天晚上，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直就不见回来。”

“他没有告诉过您他上哪儿去？”

“没有。”

叶连娜沉到一把椅子里。

“大概是到莫斯科去了吧？”她说着，极力想装作冷淡，同时，对于自己为什么竟想装作冷淡，连自己也不禁感到奇怪。

“我看不是，”别尔谢涅夫回答说，“他不是一个人去的。”

“那么，同谁？”

“前天午饭以前，有两个什么人，大概是他的本国人，到他这儿来。”

“保加利亚人吗？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恍惚听见他们的谈话，那语言是我不懂的，可是，显然属于斯拉夫语系……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您常说英沙罗夫是没有什么神秘的；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种访问更神秘的呢？想想吧：他们一进他房里——就大声嚷着，争论着，那么粗暴、那么凶狠地争吵……他自己也大喊大叫。”

“他也喊叫？”

“是的。他对他们大声嚷喊。他们好像是在互相抱怨。您真想不到那两个客人是怎样的人！黑黑的、平板的脸，高高的颧骨，鹰钩鼻子，两个人都是四十上下，衣服破旧，满面风尘，看样子好像是手艺人……严格地说，又不像手艺人，也不像绅士……天知道是些什么人。”

“他就跟他们一道儿走了？”

“是的。他让他们吃了东西之后，就跟他们一道走了。我们的女房东说，他们两个吃了一大锅荞麦粥。她说，他们两个，简直是狼吞虎咽，好像比赛似的。”

叶连娜微微笑了。

“您看，”她说道，“这些事，往后一说明白，就会很平凡了。”

“但愿如此！可是，平凡这个字，您可用错了。在英沙罗夫身上，是决没有平凡的事的，虽然舒宾可当真认为……”

“舒宾！”叶连娜打断了他的话，耸了耸肩膀。“可是，您不是说那两位先生狼吞虎咽地吃荞麦粥……”

“地米斯托克利[1]在萨拉米海大战的前夜，不是也进食的么？”别尔谢涅夫说着，微笑了。

“是的；可是，第二天，海战就发生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他回来了，请您一定告诉我，”叶连娜补充说，想把话题转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但是，谈话却始终不见进展。

卓娅出现了，在房间里踮着脚尖儿走路，这就暗示了他们，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还没有醒。

别尔谢涅夫告辞了。

当天晚间，他给叶连娜一封短简。“他回来了，”他告诉她，“脸色焦黑，满面风尘，但是他去过什么地方，去做了什么事情，我却无从知道；您可以打听一下么？”

“您可以打听一下么！”叶连娜自语道，“好像他会跟我谈起似的！”

[1]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约528—前约462），古雅典民主派领袖和统帅。公元前四八○年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在萨拉米海战中，率其舰队大败波斯舰队。

十四

翌日二时许，叶连娜正站在花园里小狗舍前面，在这里，她养了两条小狗。（一个园丁发现它们被遗弃在篱下，因为听见洗衣妇人说过年轻的女主人对于所有的禽兽全都慈悲，就把它们带到她这儿来了。他的打算果然不错：叶连娜给了他二十五戈比的酒钱。）她检查了狗舍，看见小狗们还活着，活得很好，并且，已经换上清洁的干草，于是，转过身来，几乎发出一声惊叫：英沙罗夫，独自一人，在那林阴道上正朝着她走来了。

“您好，”他说着，走到她面前，并且脱了帽。她留意到，近三日来，他确实给太阳晒得黑多了。“我本想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道儿来的，可是，他不知为什么那么慢；所以，我不等他就先来了。您家里没有人：全在睡觉或者出外散步去了，所以我就到这儿来。”

“您像在道歉呢，”叶连娜回答。“这是完全用不到的。我们大家都高兴见到您……我们就在树荫底下的凳子上坐吧。”

她坐下来。英沙罗夫坐在她身旁。

“近几天您好像没有在家，是么？”她开始道。

“是的，”他回答说，“我出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告诉过您？”

英沙罗夫看着她，微笑着，开始转弄自己的帽子。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眼睛直眨，嘴唇也突了出来，这给他的脸一种非常和悦的表情。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大约还告诉过您，说我跟两个什么的……两个不像样子的人，一道儿出去了，”他说着，仍然浮着微笑。

叶连娜有点儿迷乱，可是，她马上感觉到，对于英沙罗夫，应该永远说真话。

“是的，”她坚决地回答说。

“那么，您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呢？”他突然问她。

叶连娜抬起眼来望着他。

“我觉得……”她说，“我觉得您总是知道您自己做的是怎样的事，并且，您是决不会做出不好的事来的。”

“唔，谢谢您的好意。您瞧，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他开始说，信任地把自己向她那边更挪近了一点，“在这儿，我们的人有一个小小的团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教养的，可是，大家都坚决地献身给一个共同的事业。不幸，争端是不能免的；他们大家全知道我，相信我；所以，他们来找我，去解决一个争端。我就去了。”

“离这儿远么？”

“我走了大约六十俄里[1]，到了特罗伊茨基。城郊在那边修道院附近，有些我们的人。我总算没有白忙；我把问题解决了。”

“事情很麻烦么？”

“麻烦是有的。有一位，非常固执。他不肯把钱退回来。”

“怎么，为钱争吵？”

“是的，还是数目不多的钱。可是，您以为原来为什么呢？”

“您跑了六十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么？还耽误了三天的时间？”

“这不是小事，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如果这是关系到自己同胞的事。推辞这样的事，就是罪过。瞧吧，我看见您就是对于小狗也不辞帮助，为这，我对您是非常钦敬的。至于耽误我的时间，那也没有关系，以后反正可以弥补的。我们的时间原来就不属于我们。”

“属于谁呢，那么？”

“属于所有需要我们的人。我一下子把这些都告诉您，因为我尊重您的见解。我可以想象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定叫您多么奇怪了！”

“您尊重我的见解，”叶连娜低声说，“为什么？”

英沙罗夫再一次微笑了。

“因为您是个好姑娘，没有贵族气……就是这样的。”

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叶连娜说道，“您可知道，您对我这样坦率，这还是第一次。”

“怎么见得呢？我可觉得，我总是对您说出我心里所想的话来的。”

“不，这是第一次，我很高兴。我自己，也想对您坦率起来。可以么？”

英沙罗夫笑了，并且说道：

“可以的。”

“我得警告您，我是很好奇的。”

“不要紧。请说吧。”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常常跟我谈起您的身世，您的青年时代。我听说过一个情况，一个可怕的情况……我知道，后来，您又回过您的祖国……如果您觉得我的问题不妥当，就请为了上帝的缘故，不用回答我吧，可是，我总是被一种思想苦恼着……请告诉我，您可遇见过那个人？……”

叶连娜沉住了呼吸。她对自己的大胆感觉惭愧，也感觉恐怖。英沙罗夫注视着她，微微眯起眼睛，用手指摸了摸下巴颏。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他终于开始说，声音较之平日更低，这几乎使叶连娜害怕，“我明白您指的是什么人。没有，我没有碰见他，谢谢上帝！我没有去找他。我不找他，并不是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杀掉他，——我可以问心无愧把他杀死，——只是因为，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公仇……啊，也不是，话不该这么说……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私仇是互相妨碍的。可是如果前一样成功了，后一样自然也不能逃……是的，不能逃的，”他重复说着，点着头。

叶连娜侧着脸注视着他。

“您热爱您的祖国么？”她胆怯地问。

“那也难说，”他回答。“当我们中间谁为了祖国而死，那才可以说他是热爱祖国的。”

“那么，如果您完全被剥夺了回到保加利亚的可能，”叶连娜继续说道，“您在俄国会感觉非常痛苦么？”

英沙罗夫垂下了眼睑。

“我想，如果那样，我会不能忍受，”他说。

“请告诉我，”叶连娜又开始道，“保加利亚语难学吗？”

“一点不难。一个俄国人不懂保加利亚语，该是一种羞耻。俄国人应当懂得所有的斯拉夫语言。您高兴我给您带几本保加利亚语的书来么？您可以看到，它是多么容易。我们有着怎样的民谣呀！不比塞尔维亚的坏。等一等，我这就给您译一首。那是关于……可是，关于我们的历史，您至少总该知道一点吧？”

“不，我完全不知道，”叶连娜回答。

“等等我会给您带本书来。您至少可以从那里知道一些重要的史实。现在，请听这首民谣……可是，我不如给您拿个书面的翻译来。我相信您会爱我们的；因为您爱所有的受压迫者。如果您知道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富饶的土地啊！可是，他们却蹂躏了它，践踏了它，”他继续说着，不自主地打着手势，同时，他的面色也阴暗了；“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一切：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土地；可恶的土耳其人驱赶着我们，如同牛马，他们屠杀我们……”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叶连娜叫起来。

他停住了。

“请原谅我。说着这样的事，我就没法冷静。您刚才问我，我可爱我的祖国？在世界上，一个人还能爱别的什么呢？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像祖国这样永远不变，不容疑惑，值得我们信仰？何况，正当这个祖国需要你的时候……请您注意：在保加利亚，连最贫苦的农民，最贫苦的乞丐，也都和我一样——我们全有着一个共同的要求。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您当然可以理解，它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力量，怎样的信心！”

英沙罗夫沉默了一刻，于是，又开始谈起保加利亚来。叶连娜以出神的、深沉的、悲哀的注意，倾听着他。当他说完以后，她再一次问他道：

“那么，无论怎样，您是不会留在俄国的么？”

在他去后，她还许久许久凝视着他的背影。在那一天，他在她的心里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她送走的人，已经不是两小时以前她所迎接的人了。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来得更密，而别尔谢涅夫则来得越来越疏了。在两个朋友之间，一种奇妙的感情开始产生出来。这种感情，他们两人都能深深感到，但是，却都无以名之，并且，也不敢有所解释。像这样，一月时光就过去了。

[1] 1俄里合1.067公里。

十五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如读者们所既知，是喜欢呆在家里的；可是，有时却完全意想不到地，忽而表现出一种不可克制的欲望来，想出点非常的花样，来一次不平凡的partie de plaisir[1]；这种partie de plaisir越麻烦，所需要的安排和准备越繁重，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就越激动，而她所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如果这种心情是在冬日光临，她就会预定两三个并排的包厢，遍邀亲友，到戏院去，甚或去赴假面跳舞会；如果是在夏天呢，她就会到野外郊游一回，去得越远越好。待到翌日，她就会抱怨头痛，呻吟起来，不能起床；可是，不到两月，那同样的对于“非常事物”的渴望，却又在她的心里燃烧起来了。现在，就恰好碰到了这样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给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提起了察里津诺[2]的绝妙风景，于是她就忽然宣布后天就要去察里津诺。整个邸宅顿时闹翻了天：派专人疾驰赴莫斯科，接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回来；同时，另一仆人也匆匆赶去采购酒、饼和各种给养；舒宾的差事是去雇一乘敞篷马车（光是一乘箱式马车还不够用）和备办骏马；一个小厮跑到别尔谢涅夫和英沙罗夫那里去了两回，分送了两份请帖，一份是俄文的，另一份是法文的，都出自卓娅的手笔；至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自己，则忙于姑娘们出行的打扮。可是，在中途，苦心筹备的partie de plaisir却几乎弄成个不欢而散：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从莫斯科跑回来，神情酸涩，心绪恶劣，满脸不满，要找岔的神气（他还在和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闹别扭）；及至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以后，就毅然决然宣称恕不奉陪；并且说，从昆采沃赶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冲到察里津诺，又从察里津诺跑回莫斯科，再从莫斯科拖回昆采沃，这简直是胡闹；最后，他还补充说，“谁要是能先给我证明，在这地面上，有什么一块地方能比另外的一块更快乐，那我就去。”当然，这是谁也证明不了的，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既然没有可靠的护卫，几乎就要把这次partie de plaisir取消了，可是，忽然之间，她却记起了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来，于是伤心地打发人到他房里去找他，并且说道：“快淹死的人，连一根草梗也抓呢。”他们把他叫醒；他走下楼来，一言不发地听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提议，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扭扭手指之后，竟然答应去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禁不住吻了他的面颊，并且喊他为乖乖；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却轻蔑地笑了，并且说道：“Quelle bourde！[3]”（间或，他也喜欢用用“俏皮”的法国字眼）——于是，次日清晨，在七点钟的时候，满装满载的箱式马车和敞篷马车，就滚出斯塔霍夫别墅的前庭了。箱式马车里，坐着太太小姐们、婢女和别尔谢涅夫；英沙罗夫坐在御者座上；敞篷马车里，则坐着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和舒宾。这原是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自己扭动着手指，把舒宾招到自己身边来的；他明知舒宾一路之上不会饶他，可是在这位“拥有强大威力”的人和青年艺术家之间，却不知怎样地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交情，一种不打不成相识的契合。可是，这一次，舒宾却饶了他的肥胖的朋友，让他一路安静：他只是缄默着，好像心不在焉，而且十分温厚。

当马车驰抵察里津诺古堡的废墟的时候，太阳已经高升于无云的碧空，荒芜的城堡，虽在日午，景象也十分惨淡而且萧索。全体下了马车，来到草地上，立刻就向公园走去。走在前面的是叶连娜、卓娅和英沙罗夫；稍后，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手臂上挽着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脸上浮着非常幸福的微笑。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摇摆着，喘着气，他的新草帽紧勒着他的前额，两脚在长统靴里好像火烧，可是，他仍然感觉十分快乐；舒宾和伯尔森涅夫殿后。“我们会成为预备队呢，兄弟，像老兵似的，”舒宾对别尔谢涅夫小声说。“现在是保加利亚热的时代啦，”他补充说，朝叶连娜那边扬扬眉毛。

天气是灿烂的。周围一切，全都发出芳香，嗡鸣着，歌唱着；远处，闪耀着湖光水色；轻快的、节日的情怀充满了每个人的心胸。“啊，多美呀！啊，多美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不住发出赞叹；对于她的热情赞叹，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也不住地首肯，有一次，他甚至哼了出来：“真的！说不出！”叶连娜和英沙罗夫偶尔交换一言半语；卓娅用两个指尖擎着自己的宽边帽，穿着淡灰色圆头皮鞋的小脚从粉红色轻纱的衣裾下面卖俏似地伸出来，眼睛一时望望身旁，一时又瞟瞟身后。“啊哈，”舒宾突然低声喊道，“卓娅·尼基京什娜好像是在找人呢。我得陪陪她去。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现在是瞧不起我的，可是，她一向不是瞧得起你，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么？可是，又有什么两样？我要走了；我闷得够啦。我看你，老兄，你顶好是采点植物标本吧：就你的处境，只有这么做才挺相宜，从学术的观点看来，这也很有用处。回头见！”说着，舒宾就跑到卓娅跟前，把手臂伸给她，并且说道：“Ihre Hand，Madame，[4]”于是，把她的手挽起来，一道儿走上前去。叶连娜停下来，招呼了别尔谢涅夫，也挽了他的手臂，可是，却继续和英沙罗夫谈话。她问他，用他本国的语言，铃兰、枫树、檞树、菩提树等等，该怎么说。（“保加利亚热呢！”可怜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想着。）

忽然间，一声锐叫从前方传来；大家全都抬起头来：原来是舒宾的烟匣子飞进一处灌木丛里，是卓娅给扔出去的。“等等吧，我会跟您算账的！”他叫着，爬进丛林，找到了烟匣；他正待回到卓娅跟前，可是，还没有挨近她的身边，烟匣却又飞过路那边去了。这种把戏重复了五次之多，他一直高声笑着，威吓着她，可是卓娅却只是忍住笑，把身体蜷缩起来，好像一只狸猫。终于，他抓住了她的手指，紧紧地一捏，她就尖声大叫起来，后来还好一会儿吹着自己的手指，假装发脾气，但舒宾却凑着她的耳朵，对她低低地嘀咕了一些什么。

“青年人，真淘气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快乐地说。

老人则仅仅扭了扭手指，作为回答。

“卓娅·尼基京什娜真是怎样的姑娘呀！”别尔谢涅夫对叶连娜说。

“那舒宾又算什么？”她回答说。

同时，全体已经来到所谓“妙观亭”的亭上，于是就停下来，观赏察里津诺诸湖的美景。大小诸湖连绵着，亘数里之遥；苍郁的林木笼罩着湖的彼岸。在最大一湖的边岸，山麓上铺展着如茵的绿草，湖水里映出了鲜丽无比的翠玉般的颜色。水平如镜，甚至在湖边也全无水沫，全无涟漪的波动。湖水有如巨块坚硬的玻璃，灿烂而沉重地安息于巨盆之中；天幕似乎沉入了湖底，而繁密的树木则正静静地凝视着透明的湖心。全体都沉醉在美丽的风景里了，作着无言的、长久的赞叹；甚至舒宾也安静了；甚至卓娅也变得沉思起来。终于，全体不约而同地生出了游湖的愿望。舒宾、英沙罗夫和别尔谢涅夫在草地上争先恐后地往下跑。他们找到一只涂了油彩的大游艇，上面还有两个船夫，于是，就把太太小姐们招呼过来。太太小姐们下来了；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也跟着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当他走下船，落座下来的时候，全体都大笑起来。“留神呀，老爷！别把我们淹死啦！”一个狮子鼻的、穿着印花布小衫的青年船夫，这样说。“哼哼，小子！”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回答说。船开动了。青年人拿起桨来，但是，他们里面只有英沙罗夫一人会划船。舒宾提议大家合唱一曲俄国民歌，自己首先唱起来：《沿母亲伏尔加河而下……》别尔谢涅夫、卓娅，甚至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全都合唱起来（英沙罗夫不会唱），可是，他们却唱得参差不齐；唱到第三节的时候，歌手们就全都乱了。只有别尔谢涅夫还在用低音接唱：“波中无所见，”可是，不久之后，连他也难乎为继。两个船夫相对眨了眨眼睛，默默地狡笑。“怎么着，”舒宾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老爷们唱不来么？”穿着印花布小衫的青年船夫只是摇了摇头。“等着瞧吧，翘鼻子小子，”舒宾又说，“我们马上唱给你听。卓娅·尼基京什娜，给我们唱个尼德迈耶尔[5]的《Le lac》[6]吧。别划啦，小子们！”湿淋淋的桨叶平放在船边，如同鸟翼，静止着，只有水珠零落地滴下，发出滴答的响声；游艇稍稍向前浮进，于是，天鹅般地在水上略一回旋之后，也静止了。卓娅起初还扭捏了一阵……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却温和地催了一声：“Allons！[7]”卓娅于是摘下帽子，开始唱道：“Olac！l'année à peine a fini sa carrière……[8]”

她的不高的、然而清脆的歌声，似乎在明镜般的湖上飞翔：在遥远的彼岸的树林里，每一个字都得到回响，好像是，在那边，也有谁在歌唱，声音是那么清脆、神秘、非人间、不属于斯世。当卓娅正要唱完的时候，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就从岸边的一个亭子里传来了，接着，从里面跑出一群红脸的德国人，他们也是到察里津诺来玩乐的。他们中间有几个没有穿上衣，也没有结领带，甚至没有穿背心；他们那么拼命地喊着bis！[9]使得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不得不吩咐船夫赶紧把船划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小舟还不曾到达彼岸之前，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却再一次使得自己的朋友们吃了一惊：他看出树林的某一处回声来得特别清晰，就出人不意地做起鹌鹑叫来了。起初，每个人都怔了一怔，可是，立刻，大家可听得真正高兴起来，尤其因为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叫得那么准确而且神似。这使他非常得意，于是，他又学起猫叫来，可是，猫叫却并不怎么成功；于是，再学过一次鹌鹑叫以后，他就把大家瞟了一眼，沉默了。舒宾扑过去，想去吻他，他却把他推开。正在这时，小舟抵了岸，全体也就舍舟登陆了。

同时，车夫同着男仆和女婢，已经把筐篮从车上搬下来，于是就在老菩提树下的草地上摆好了午餐。大家围着铺好的台布落座下来，一齐享用面饼和别的食物。每个人胃口都极佳，可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还是频频地劝自己的客人们努力加餐，并且给他们保证道，在露天野宴是非常有裨于健康的；她甚至用这样的话奉劝了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不用客气，”他哼哼着，口里已经塞得满满的了。“这样可爱的天气，真是天赐的呀，”她不断这样反复说。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足足年轻了二十岁。当别尔谢涅夫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说道：“是呀，是呀，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出过风头来的呢；说到漂亮上，我总不出前十名。”舒宾坐在卓娅身旁，不断给她斟酒；她不肯喝，可是他一定要她喝，结果，总是自己喝下去，立刻又要她再干一杯；他甚至要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膝上，可是，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这么放肆”。只有叶连娜好像最严肃，可是，在她心里，她却有着一种奇妙的平静的感觉，这是她许久不曾体验到的。她觉得她心里充满着无限的善意，她不只希望把英沙罗夫，也希望能把别尔谢涅夫，经常留在自己身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隐隐悟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于是悄悄地叹息了。

时间飞逝着；夕暮已经临近。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突然惊慌起来：“啊，天哪，已经多晚了呀！”她叫道。“先生们，美景难留；这是应该回家的时候啦。”她开始忙乱起来，大家，也就随着骚然起立，向着古堡走去；马车是等在那里的。在走过湖滨的时候，他们全都停步伫立，惜别似地又赞赏了一次察里津诺的美景。明丽的晚霞如火，照着各处；晚天赤红；初起的晚风吹动着树叶，一时幻出万变的色彩；湖水微微荡漾，闪着金光；点缀在公园里的红亭和赤塔，和苍翠的树林分明映照。“再见吧，察里津诺，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的郊游！”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说道……正在这时候，好像为了要证实她的惜别之辞似的，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这事情，倒真是不大容易忘记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对于察里津诺的惜别致辞还不曾完毕，突然，在离她数步远近的地方，一丛高大的丁香树后，发出一串嘈杂的叫声、笑声和闹声来——一大群乱七八糟的汉子，就是那班歌唱热爱者，曾经那么热烈地对卓娅的歌声鼓掌的人，忽然拥到小路上。这班音乐爱好者好像有了十分醉意。一见到太太小姐们，他们就停下来；可是，其中之一，一个有着公牛般的颈子和公牛般的血红眼睛的高大个儿，却超过了自己的同伙们，蹒跚着来到已经惊呆了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前面，蠢笨地鞠了一躬。

“Bonjour，madame，[10]”他粗声叫着，“您好？”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向后倒退了。

“是干吗的，”大个儿用拙劣的俄语继续说道，“我们给你们大喊bis，大声叫好，你们是干吗的不bis？”

“对啊，对啊，是干吗的？”他的同伙们也齐声喊起来。

英沙罗夫正待走上前去，可是舒宾却阻止了他，自己来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掩护起来。

“请允许我，”他开始道，“可尊敬的不相识者，请让我向您表示，您的行为使我们大家实在感到惊讶。据我判断，您该属于高加索人种的萨克逊支；因此，我们不得不设想您也该懂得一点社交上的礼节，可是，您竟不客气地对一位未经介绍的太太说起话来啦。请相信我，在别的时候，我个人当以结识您引为莫大的欣慰；因为，我在您身上发现了惊人的筋肉发达——biceps，triceps，deltoïdeus，[11]如果您惠然肯作我的模特儿，那么，我，作为一个雕塑家，将认为无上的幸福；可是，在这一回，请让我们安静吧。”

“可尊敬的不相识者”一直听完舒宾的演说，脑袋轻蔑地偏向了一边，两手叉腰。

“您说的什么呀？咱啥也不懂，”他终于说话了。“您以为咱是个皮鞋匠或者钟表匠？咳！咱是军官呀，是官儿呀，咳！”

“那我决不怀疑，”舒宾又开始说……

“咱说，”不相识的朋友继续说道，有力的手把舒宾一把推到一旁，好像扔掉一根树枝似的，“咱说：咱们喊了bis你们干吗不bis？咱马上就走，马上，立刻，可是，只要这位，只要这位fräulein[12]，不是那位太太，不是，咱不要她，是这位，或者那位，（他指了叶连娜和卓娅）给咱亲个嘴，用咱们德国话说，就是einen Kuss；老实的，亲一个；呃，怎么样？这不要紧的。”

“对呀，einen Kuss，这不算什么，”同伙们又喊起来。

“Ih！der Sakramenter！[13]”其中一个德国人，显然已经有了十分醉意，笑得透不过气来，大声叫道。

卓娅抓住英沙罗夫的手臂，可是他却挣开了，径直站到那无礼的大个儿前面。

“请你滚开，”他用不高的、然而严厉的声音说。

德国人却哈哈大笑起来。

“滚开？哈哈，咱才爱听这个呢！咱难道不能随便走走？什么叫‘滚开’？咱干吗要滚开？”

“因为您竟敢惊动别人家的小姐，”英沙罗夫说着，脸色突然变白了，“因为您灌醉了。”

“什么？咱灌醉啦？可听见么？Hören Sie das，Herr Provisor？[14]咱是个军官呢，他竟敢……现在，咱可得要求Satisfaction！Einen Kuss will ich！[15]”

“您要是再上前一步……”英沙罗夫开始说。

“唔？你敢怎么样？”

“我就把您扔到水里！”

“水里？Herr Je！[16]就是这样吗？来吧，咱们瞧瞧，那倒很好玩呢，扔到水里！……”

军官先生于是扬起手来，走上前去，可是，忽然间，一桩不平常的事发生了：他叫了一声，整个庞大的身体晃了几晃，就飞离了地面，双足腾空，不等太太小姐们有时间发出尖叫，谁也来不及看清是怎么搞的，军官先生的整个笨重的身体就扑通一声栽倒在湖里了，随即消失在那还打着漩的水里。

“啊！”太太小姐们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

“Mein Gott！[17]”从另一方面也发出了喊叫。

一瞬间时光过去了……于是，一个披满了湿发的圆脑袋露出水面；那只脑袋，它还吐着泡沫呢，两只手在嘴唇旁边痉挛地乱抓着……

“他会淹死啦，救救他，救救他吧，”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向英沙罗夫喊道；英沙罗夫正叉开两腿立在岸上，沉重地呼吸着。

“他会爬出来的，”他以轻蔑的、全无同情的冷淡回答说。“我们走吧，”他补充说，于是挽起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手臂。“走吧，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

“啊……啊……噢……噢……”只听见那倒霉的德国人在悲号，他已经抓住岸边的芦苇。

大家跟着英沙罗夫，并且要从那一帮德国人面前经过。可是领头的一经打倒以后，喽啰们也就服帖了，全都不响；只有其中最大胆的一个威吓地摇着头，一边嗫嚅道：“唔，等着……上帝知道……咱们走着瞧吧；”可是另一个则甚至脱下了帽子。在他们眼里英沙罗夫是可怖的，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在他的脸上，的确可以看出凶狠的、危险的神情。德国人急忙跑去打捞他们的同伴去了；而那位同伴，当他的两脚一经着陆以后，就哭哭啼啼地咒骂起那帮“俄国流氓们”来，并在他们背后高声叫道，他要去告状，要去告诉冯·基兹里茨伯爵大人本人去……

可是，“俄国流氓们”对于他的叫骂却全不理会，只是赶紧来到了古堡。在走过公园的时候，大家全都保持沉默，只有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轻轻地叹了两口气。可是，当他们到达马车旁边，全都站定以后，一阵不可抑止的、荷马的天人似的哄笑就不自主地迸发出来了。最先发动的是舒宾，疯子似的大笑起来；接着，别尔谢涅夫也豆落皮鼓似地嗡嗡笑了；于是，卓娅也珠落玉盘似地格格笑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扑哧一声，也笑了出来；叶连娜也不禁露出笑容；最后，连英沙罗夫自己也无法抑制了。可是，笑得最响、最长久、最厉害的，却是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他一直笑得肚皮发痛，呼吸窒塞，甚至打出喷嚏来了。他稍停一停，眨着笑出了眼泪的眼睛，说道：“我……刚想着……怎么回事……扑通……他就……下去啦！”可是，就随着那痉挛地逼出的最后的一个字，一阵新的哄笑又发作了，使得他的整个身体再一次地震动起来。卓娅还故意逗他。“我瞧见他的腿，”她说道，“腾空起来……”“是的，是的，”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接碴道，“他的腿，腿……一下子……扑通……他可就通……通……下去啦！”“他究竟是怎么弄的呢？那德国佬可不是可以抵他三个？”卓娅又说。“我，我告诉你，”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揩着眼睛回答说，“我瞧见的：他一只手抓住他的腰，这么一扳，他就扑通下去啦！我听见一声扑通……怎么回事……他可已经通下去啦！……”

马车启行了许久，察里津诺城堡也早已望不见，可是，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仍然不能平静下来。舒宾又是和他同坐在敞篷马车上，终于斥责起他来了。

可是英沙罗夫却感到了不安。他坐在箱式马车里，正和叶连娜相对（别尔谢涅夫却坐到御者座上去了），他不曾说话；她也沉默着。他想她在对他不满；其实，她并不曾对他不满。在最初的瞬间，她的确很觉恐惧；随后，他脸上的表情也使她吃惊；而最后，她一直在沉思。她沉思的什么，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白天她所体验的感情，已经消失了，这一点，她是明白的；可是代替那感情的是什么，她却还不充分了解。Partie de plaisir拖得太久：黄昏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暗夜。马车疾速地向前滚动，一时经过已熟的麦地，在那里，空气充满着浓郁的小麦的芳香，一时又经过辽阔的草原，在这里，忽然又有冷洁的夜气轻拂着人们的脸。天是低沉的，地平线上似乎笼罩着烟雾。终于，月亮上来了，昏晕而且赤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在打盹；卓娅把头伸出窗外，凝望着道旁。叶连娜终于发觉自己有一点多钟没有和英沙罗夫说话。她就转向他，对他发出了一两个琐屑的问题；他立刻回答了她，心里感觉着十分宽慰。模糊的声响开始从夜空传来，好像有千万个声音在远处谈话：莫斯科在欢迎他们了。远处，有灯光闪烁，渐渐地灯光益见频繁；终于，石砌的街路在车辆下面辚辚地震响起来。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醒了；车里的人也开始谈起话来，虽则谁也不能听清谁说的话：所有的语声全被两乘马车和三十二只马蹄在街石上面的震响湮没了。从莫斯科到昆采沃的旅程似乎特别悠长而且令人厌倦；全体的人，有的入睡了，有的沉默着，所有的脑袋全都倒向各自的角落；只有叶连娜不曾阖眼，她的眼睛一直不曾离开英沙罗夫的朦胧的身形。一种忧郁的心情临到了舒宾心里：和风拂着他的眼睛，使他烦恼；他裹在自己的外衣领子里，几乎要流下泪来。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幸福地打着鼾，左右摇晃着。马车终于停下了。两个男仆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搀下马车，她简直快累死了；当她和她的游伴们告别的时候，她宣称道，她已经“半死不活”了；他们向她道谢，可是她却只是重复道：“半死不活啦！”在分别的时候，叶连娜（第一次地）握了英沙罗夫的手；在解衣就寝以前，她在窗前默坐了许久；舒宾，当别尔谢涅夫临去的时候，却找到了机会和他低低地说了这样的话：

“哪，他怎么不是英雄：他能把喝醉了的德国人扔到水里！”

“可是，你就连这也不能，”别尔谢涅夫回答着，就和英沙罗夫就了归道。

两位朋友到达寓所的时候，天色已经微明。太阳还没有升起，可是，空气里却已弥漫着寒气，草上也已覆盖着灰色的露水；早起的云雀在半明半暗的云空高啭着歌喉，遥远的、遥远的天际，一颗巨大的最后的晨星正凝视着，有如一只孤寂的眼睛。

[1] 法语：行乐。

[2] 察里津诺，离莫斯科约十八公里，有叶卡捷琳娜二世未完成的宫殿城堡。

[3] 法语：多么荒唐！

[4] 德语：您的手，小姐。

[5] 尼德迈耶尔（1802—1861），法国作曲家。

[6] 法语：《湖》。

[7] 法语：来吧！

[8] 法语：啊，湖呀，年岁忽已暮……

[9] 德语：再来一个！

[10] 法语：日安，太太。

[11] 法语：二头筋，三头筋，三角筋。

[12] 德语：小姐。

[13] 德语：哈哈，真是个怪物！

[14] 德语：听说了吧，药剂师先生？

[15] 德语：满足！非亲一个不可！

[16] 德语：天哪！

[17] 德语：我的上帝！

十六

认识英沙罗夫不久之后，叶连娜就（第五次、也许第六次地）开始记日记了。这里，是日记里的若干片断：

“六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给我带了些书来，可是我总没有心情念。我不好意思对他明说；可是，我也不愿意把书还给他，对他撒谎，说我念过。我感到，那会叫他十分难受的。他常常关心着我。好像是，他对我很有些依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真是一个好人呢。

“……我要的是什么呢？我的心为什么是这么沉重，这么惫倦？为什么我看着鸟儿飞过，心里也感觉着羡慕？我真想跟它们一道儿飞去呢——飞到哪儿去，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远远地、远远地离开这儿吧。这种愿望不是有罪的么？这儿，我有母亲、父亲和家。难道我不爱他们？不，我并不像我应当爱的那样爱他们。把这样的话写下来，是可怕的，可是，这是真话。也许，我是个大罪人吧；也许，就为这，我才这么忧愁，我的心才这么不宁静吧。好像是，有一只手搁在我头上，重压着我。我好像是给关在狱里了，狱墙像马上要朝我倒塌下来。为什么别人并不感觉这些呢？如果我对我自己的家人也是这么冷淡，我还能爱谁呀？很显然，爸爸是对的了：他就老是怨我除了猫狗以外什么也不爱。我得把这细想一想。我很少祈祷；我得祈祷……啊，我想我是知道怎样去爱的！

“……对于英沙罗夫先生，我还是老感到羞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一般说我是并不怎么女孩子气的，而他，也那么质朴，那么善良。有时，他的表情果然十分严肃。他当然无暇顾及我们。我觉着这个，所以，也就不好意思来占用他的时间了。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那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跟他闲谈整日。可是，他也老是跟我谈起英沙罗夫。并且，谈的是怎样可怕的事啊！在昨晚的梦里，我梦见他手里握着匕首。他好像对我说道：‘我要杀死你，也把我自己杀死！’多么痴傻啊！

“……啊，要是有人能对我说：‘这，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心肠好——这还不够；要做好事……对的，这才是人生里的大事。可是，要怎样做好事呢？啊，要是我能知道怎样控制我自己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常常想到英沙罗夫先生。当他来了，在这儿坐着，注意地听着，但是一点儿也不勉强，一点儿也不慌乱，我瞧着他，心里就感觉愉快——不过是这样罢了；可是，当他走后，我却不断回味他的话，怨恨自己，甚至激动……我说不出这是为了什么。（他的法语说得不好，可是并不觉得难为情——这一点我很喜欢。）可是，我也时时想着许多别的人。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的管家瓦西里，有一次他从一间失火的茅屋里救出一个无足的老人来，自己几乎也给烧死了。爸爸夸他是个好汉子，妈妈给了他五卢布，而我却真想跪在他的脚前。他的脸也是质朴的，甚至有些傻气，后来，他却变成一个酒徒了。

“……今天，我给了半戈比给一个乞妇，她对我说道：‘你怎么那么忧愁呀？’我是从来也没想到过我会有忧愁的样儿的。我看，这一定由于孤独，永远的孤独，无论好坏，总是我孤单单的一个人。我能向谁伸出手去呢？到我这儿来的，不是我所需要的；而我所需要的……却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的了；我的头脑乱极了，我真想跪下来，祈祷，乞求怜悯。我不知道是谁、是什么好像在折磨着我，我心里只想反抗、号叫；我流着眼泪，不能安静……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请抑制我心灵里的这种汹涌吧！只有你能帮助我，所有别的全是无用的：我的可怜的布施，我的学习，所有一切、一切、一切，全不能给我帮助。我真想跑到什么地方去做个女佣，真的；这会叫我安心得多的。

“青春是为了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有一个灵魂？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英沙罗夫，英沙罗夫先生——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写才好——仍然叫我感觉兴趣。我真想知道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灵魂里，他想的是什么。他好像是那么坦率，那么容易接近，可是，对于他，我却仍然什么也看不见。有时，他以那么一种侦查似的眼睛望着我……也许，这只是我的幻想？保尔不断逗我——我是很恼保尔。他要什么呢？他爱着我……可是，我要他的爱做什么？他也爱着卓娅呢。我对他是不公平的；昨儿他告诉我，说我连百分之五十的不公平都做不到……这是实在的。这该多么不好啊！

“啊，我感到一个人必须有些不幸，或者贫困，或者疾病，不然，他就会马上自满起来。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今天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起那两个保加利亚人呢？他来告诉我，好像是有什么存心似的。英沙罗夫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么做，真叫我生气。

“……提起笔来，不晓得怎样开始。今儿，在花园里，他是多么突如其来跟我谈起话来了啊！态度是那么亲切并且信任！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呀！好像我们本是很老、很老的朋友，不过刚刚才互相认出来似的。在这以前，我怎么竟没有了解他！现在，他和我却是多么接近！并且，这是多么奇怪，我现在心里竟平静多了。这真可笑：昨儿我还恼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恼着他，甚至称他英沙罗夫先生，可是，今天……这儿，终于，是有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这个人不撒谎，这是我所遇见的从不撒谎的第一个人：所有别的人，全都撒谎，他们全都撒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亲爱的、善良的朋友，我为什么要委屈您呢？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许比他更有学问，也许甚至更多智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和他比较起来，却显得那么渺小了。当他一说到自己的祖国，他好像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的姿容就立刻焕发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纯钢了，啊，不，好像是，在这世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低下头去。他也不只是空谈——他行动，还会永远行动下去。我要问他……他是怎样突然就转向我来，对我微笑了啊！……只有亲兄弟才能像那样微笑的。啊，我是多么高兴！当他初来我们这儿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竟能这么快就互相了解。现在，就是想到我当初对他的冷淡，我也是欢喜的……冷淡？难道我现在就不冷淡了么？

“……我许久没有感觉过这种内心的平静了。我的心是这么静、这么静。没有什么可记的。我时常看见他，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可记的呢？

“……保尔把自己关了起来，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慢慢地不常来了。可怜的人！我想象他是……可是，那是决不会的。我高兴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谈话：他从不谈自己，谈的往往是有意义的、有用的事。和舒宾截然不同。舒宾漂亮得像一只蝴蝶，并且自夸着自己的漂亮；这是连蝴蝶也不做的。可是，无论是舒宾或者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他很高兴到我们这儿来，我看得出。可是，为什么呢？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呢？确实，我们的趣味是相投的：他和我，我们俩都不爱好诗歌；我们对于艺术也都没有什么理解。可是，他比我强多少啊！他是平静的，可是我却永远彷徨；他已经选定了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目标——可是我，我在走向哪儿去？哪儿是我的家？他是平静的，可是所有他的思想却是遥远的。有朝一日，他会永远离开我们，回到他自己人那里去的，在那边，在海的那边。怎么办呢？愿上帝祝福他吧！无论如何，当他在这儿的时候我认识了他，那总是令我快慰的。

“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俄国人呢？不，他不可能是一个俄国人。

“妈妈也喜欢他呢；她说，‘他是个谦逊的青年人。’亲爱的好妈妈！她并不了解他。保尔沉默了；他猜到我并不高兴他的暗示，可是，他是嫉妒着他的。坏孩子！你可有什么权利？难道我曾经……

“这全都无聊透啦！我怎么会想到这些事上来的？

“……这可是奇怪的事：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岁了，我还从来没有爱过谁！我相信，德（我要叫他德，我喜欢这个名字：德米特里）其所以能有那么纯洁的灵魂，就是由于他是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他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当一个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献身之后，他就没有忧愁，也没有负累了。这样，就不是我要怎样怎样，而是它要怎样怎样了。啊，说起来，他和我都爱着同样的花。今早我摘了一朵玫瑰花，一叶花瓣落了下来，他就把它拾起……我把整朵玫瑰花全给了他。

“……德常到我们这儿来。昨晚他在这儿坐了很久。他要教我保加利亚语。跟他一道儿，我感觉愉快，完全像在自己家里。比在自己家里还好。

“……日子飞一般地过去……我愉快，同时，也有一点点疑惧；我想感谢上帝；眼泪也好像已经不远了。啊，这些温暖的、愉快的日子啊！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愉快，只是，有时候，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忧郁。我是幸福的。我幸福么？

“……昨儿的郊游，我将久久也不会忘记。多么不可思议、新奇而可怕的印象啊！当他突然抓住那高个儿，扔球一般地把他扔到水里去的时候，我也并不惊吓……可是，他自己却使我惊吓了。后来——他的脸又是多么凶狠啊，几乎是残酷的！他是怎样说的啊：‘他会爬出来的！’那简直叫我惊呆了。显然，我没有了解他。而过后，当他们全都笑着，我自己也笑着的时候，我心里又多么为他难过啊！他有些羞愧了，我觉得的，他在我面前有些羞愧。后来，在马车里，在黑暗中，当我想认真看他一看而又怕看他的时候，他是像这样告诉我的。是的，他是一个不容小视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保卫者。可是，为什么要那么狠，嘴唇也那么颤栗，眼睛也发着怒火呢？也许，那是不可避免的么？难道做一个人，做一个战士，就不能依旧温柔，依旧和善么？‘人生就是粗暴的，’前不久他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把这话告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却并不同意德的说法。他们两个，到底谁对呢？可是，那一天是怎样开始的啊！我是多么愉快啊，在他的身旁走着，甚至沉默着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可是，虽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也高兴。我觉得那是十分当然的。

“……又是不安啦……我感觉不大舒服。

“……这么许多日子在这本子上我什么也没有写，因为我没有心思写。我觉得：无论我写下什么，那都不是我心里的话……那么，我心里的是什么呢？我跟他作过一次长谈，从谈话里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顺便说，我现在才知道他那颈上的伤疤的由来……上帝呀，当我一想到他竟被判过死刑，只是九死一生才逃脱，并且受了伤……）他预料到战争将要爆发，还为这高兴。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德像这样抑郁。他……他！……他有什么可以抑郁的呢？爸爸从城里回来，正碰上我们两人在一起，很奇怪地望了我们一眼。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来过：我注意到他变得很瘦、很苍白。他责备我对舒宾太冷酷、太不关心了。真的，我已经完完全全把保尔忘记了。见到他的时候，我应当弥补我的过失。现在，他对我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世界上任何人对我也全不算什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以一种怜悯的神气和我谈话。这全是干什么呀？为什么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内心，一切都是这样黑暗？我感到在我的周围和我的心里，都在进行着一种谜似的什么，对于这谜，我得找出一个确实的解答……

“……整晚不曾入睡，头痛。为什么还要写呢？今儿他走得那么快，可是我正想跟他谈话呢……他好像在躲避我。是的，他是在躲避我。

“……答案找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上帝呀！怜悯我吧……我爱他！”

十七

就在那一天，当叶连娜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那最后的、决定性的话语的时候，英沙罗夫正坐在别尔谢涅夫的房里，别尔谢涅夫则站在英沙罗夫面前，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英沙罗夫刚宣布要在翌日回莫斯科去的决定。

“怎么！”别尔谢涅夫叫道，“夏天最美丽的时候刚刚开头呢！您回莫斯科去做什么呢？多么意想不到的决定呀！也许，您得到了什么消息么？”

“我没有得到什么消息，”英沙罗夫回答，“可是，我把事情仔细想了想，我是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这怎么成呢？……”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英沙罗夫说道，“做好事，别勉强我，我求您。离开您，我自己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

别尔谢涅夫定睛地注视着他。

“我知道，”他终于说，“那是没法勉强您的。那么，事情就算决定了？”

“绝对决定了，”英沙罗夫回答，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别尔谢涅夫在房间里踱了几步，于是，拿起帽子，就往斯塔霍夫家去了。

“您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当屋子里只剩他们两人的时候，叶连娜马上问他。

“是的；您怎么猜到的？”

“这没有关系。请说吧，是什么事？”

别尔谢涅夫将英沙罗夫的决定告诉了她。

叶连娜的脸变得惨白了。

“那是什么意思？”她困难地说道。

“您知道，”别尔谢涅夫说，“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对于自己的行动向来是不喜欢解释的。可是，据我想……我们坐下吧，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您好像不大舒服……我想，我也许可以猜到这种突然走开到底是为了什么。”

“什么，为了什么？”叶连娜重复说，不自觉地把别尔谢涅夫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已经冰冷的手里。

“唔，您瞧，”别尔谢涅夫开始说，忧郁地一笑，“叫我怎样跟您解释呢？我得回溯到去年春天，那时候，我跟英沙罗夫才刚刚接近起来。当时，我常在一个亲戚家里碰到他，那家有一个女儿，一个很漂亮的少女。据我看，英沙罗夫对她是有意思的，我并且把这感觉对他说了。可是，他却大声笑了，回答我说，我错了；他说，他的心并没有感到痛苦，可是，如果有那么一类的事情发生，他就会立刻走掉，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愿意为了个人情感的满足就不忠于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义务。‘我是保加利亚人，’他说，‘我不需要一个俄国女人的爱……’”

“唔……那么……您以为现在……”叶连娜低语着，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好像在准备接受一个打击，可是，仍然不放松她牢牢握住的别尔谢涅夫的手。

“我想，”他说，声音低沉了，“我想那时我瞎猜的事，现在是果真发生了。”

“那就是说……您想……啊，别折磨我！”叶连娜不自主地叫了。

“我想，”别尔谢涅夫急忙继续道，“英沙罗夫现在爱上了一个俄国少女，而为了忠于他自己的誓言，他就决心走掉。”

叶连娜把他的手握得更紧，她的头也垂得更低，好像是，她想要对一个外人隐藏那突然涌到她整个面孔和颈项上来的燃烧似的羞愧的红晕。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真像天使般的善良啊，”她说，“可是，您看他会来跟我们告辞么？”

“据我看，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并不愿意离开……”

“告诉他，请告诉……”

可是，在这里，那可怜的少女却无法自持了：眼泪如川水般地涌出她的眼睛，她从屋子里跑出去了。

“那么，她就是这样爱着他的呀，”在缓步回家去的路上，别尔谢涅夫想道。“这可是我意料不到的；我没有料到她的爱情已经这样深。她说，我是善良的，”他继续回想着……“可是，谁知道是怎样的情感、怎样的动机驱使我把这些告诉叶连娜的啊！不是善良，啊，不是善良。不过是那可咒诅的欲望，想来确定匕首究竟是不是刺在伤口罢了。我也该满足啦——他们互相恋爱，我给他们帮了忙……‘科学和俄国大众间的未来中介人’，舒宾这么称呼过我；好像是，我生来就命定要作个中介人的。可是，也许是我弄错了吧？不，我不会错的……”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心是酸苦的，罗墨尔再也不能钻进他的脑子里去了。

翌日二时，英沙罗夫来到斯塔霍夫家。像是有谁故意安排了似的，恰好这时在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客厅里坐着一位客人，一位近邻的大祭司的太太；这是一位极好的、极可尊敬的太太，只是曾经和警察方面发生过一点点小纠纷，因为这位太太想着要在赤日当头的正午跳到一个路旁的小塘里去洗澡，而这条路，则正是一位颇显赫的将军的家族常要经过的。有个局外人在场，在最初，对于叶连娜甚至是一种帮助，因为一听到英沙罗夫的脚步声，她的面孔立刻变得煞白；可是，一想到他也许不及和她单独谈一句话就会走掉，她的心又沉落下去。他，好像也有些心乱，并且闪避着她的目光。“他真会马上就告辞么？”叶连娜想着。确实，英沙罗夫正要转身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辞行；叶连娜却急忙站了起来，把他唤到窗口去。大祭司的太太吃了一惊，也想转过身来；可是她的腰却束得那么紧，每动一下她的胸衣就吱吱地响，于是就只好不动了。

“听我说，”叶连娜急促地说道，“我知道您为什么来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已经把您的决定告诉了我；可是，我请您，求您，今儿别跟我们辞行吧。明儿早点儿来——十一点钟左右。我得跟您说一两句话。”

英沙罗夫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不会留下您的……您答应我么？”

英沙罗夫又低下头来，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列诺奇卡，这儿来，”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叫道，“瞧大祭司太太有个多么漂亮的手提袋哟！”

“我自家儿绣的呢，”大祭司的太太答应着。

叶连娜从窗口走过来。

英沙罗夫在斯塔霍夫家停留了不过一刻时光。叶连娜偷偷地注意着他。他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着；和以前一样，他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儿望去的好；而忽然之间，他就奇特地一下子走掉了，好像是忽然消逝了。

这一天，在叶连娜看来，过得很慢；那悠长的、悠长的夜，尤其是过得迂缓。叶连娜有时坐在床上，两手抱膝，头也支在膝上；有时，她又走向窗前，把发烫的前额紧贴着冷玻璃，想着，想着，把同样的思想反复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的心好像已经变作了化石，又像已从她的胸腔消逝；她已经不能感觉它的跳动了；只有热血在她的脑子里痛苦地汹涌着，她的头发令她感觉像火热，嘴唇发干。“他会来的……他还没有跟妈妈辞行……他不会欺骗……难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话是真的？那是不会的……他没有答应过他会来……难道我会和他永别了么？”这种种思想不曾离开过她，实实在在地不曾离开过她：它们并不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只是在她的脑海里一直盘旋，如同一团迷雾。“他爱我！”这思想忽然闪光似地掠过她的全身，于是，她就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秘密的、谁也看不见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张开了……可是，她又急忙摇了摇头，把手反扣在颈后，而原来的那些思想，就再一次在她的周围迷雾似地笼罩着了。在晨前她才解衣就寝，可是，她不能入睡。第一道强烈的阳光射入了她的房里……“啊，如果他真爱我啊！”她突然叫起来，张开自己的手臂，虽然有那照耀着她的全身的阳光，她也不觉羞赧……

她起了床，穿上衣服，下楼去。屋子里还没有一个人醒来。她走进花园；但在花园里，一切却是那样平静、青翠、新鲜，鸟儿是那么自得地啭着歌喉，花儿也都那么喜悦地做着凝视，使她感觉着惊愕。“啊！”她想着，“如果是真，那么就没有一草一叶会像我这么幸福啦；可是，这会是真的么？”她回到自己房里，为了消磨时间，就开始换衣裳。可是，所有一切都从她的手边滑掉了，当她被喊去喝早茶的时候，她还只是衣衫半整地立在妆台前面。她下了楼，母亲看出她的面色苍白，可是却仅仅说道：“你今儿多漂亮呀！”在端详了她一会以后，又继续说道：“这衣裳，你穿着真合式；你要想给人好印象，就该老是穿这件衣裳。”叶连娜没有回答，落座在一个角落里。同时，钟已敲过九下；离开十一点还有两小时呢。叶连娜一会儿读读书，一会儿绣绣花，一会儿又拿起书来；于是，她给自己约誓着，要在那同一条林阴道上来回走一百次，并且果真走了一百次；于是，久久地看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在那里无聊地玩着纸牌……再望一望钟，还不到十点呢。舒宾来到了客厅。她想跟他谈谈话，并且求他原谅她，原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所说出的每一个字并不一定使她感觉吃力，但是，却在她心里引起一阵迷惘。舒宾俯身向她。她想着他定会向她露出嘲笑，于是抬起眼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副悲哀而同情的面孔……她向那面孔微笑了一笑。舒宾也向她默默微笑，然后，轻轻走开了。她想留他，可是，一时却记不起该怎样称呼。终于，十一点敲了。她开始等着，等着，而且谛听着。她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她甚至停止了思念。她的心又活跃了，开始越来越响地跳着，说来奇怪，时间却开始飞也似的过去。一刻钟过去了，半点钟过去了，也许又过去了几分钟，叶连娜想着；可是，她忽然一怔：时钟并不是敲着十二点，却在敲着一点了！“他不会来了，他不辞而别了……”这思想，随着血液，冲上她的脑里来。她感觉着她的呼吸将要窒塞，她几乎就要抽咽起来……她跑回自己的房间，就倒在床上，把脸藏在紧握的双手里。

她一动不动地躺了半小时；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淌到枕上。突然，她抬起身子，坐起来；一种奇特的思想浮现在她的心里：她的面容变了，润湿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干了，而且发出了光彩；眉毛蹙了，嘴唇也咬得更紧。又是半点钟过去了。叶连娜最后一次竖起耳朵：那熟悉的声音是否在向她飘来？她站起来，戴上帽子，套上手套，披上披肩，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屋子，沿着通向别尔谢涅夫寓所的道路，快步走去。

十八

叶连娜低垂着头，眼睛牢牢地直视，向前走着。她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也不顾忌；她只要再见英沙罗夫一面。她向前走着，没有注意到太阳早已隐入浓黑的云端，风在树间阵阵怒吼，吹乱了她的衣衫，尘阵也突然飞扬起来，在路上回旋滚动……大滴的雨点落下来，她也没有注意；可是，雨下得更骤、更猛了，天空打着闪，响着雷。叶连娜停下来，环顾四周……幸而在离开暴风雨袭击她的地方不远，一口荒废的井旁，有一座年久颓败的小教堂。叶连娜向教堂奔去，躲在低矮的檐下。大雨洪流般倾泻着；整个天宇完全暗澹。以无言的绝望，叶连娜凝睇着那急雨的密网。和英沙罗夫再见一面的最后希望，在她的心头消逝了。一个贫苦的老乞妇也走进小教堂里来，自己抖了抖身子，鞠了一躬，说道：“来躲雨啦，好姑娘，”于是，叹息着，呻吟着，坐到井台旁边。叶连娜探手到自己的口袋里；老妇人看出这个动作，于是，她那皱缩而惨黄的、然而曾经是美丽的脸，就闪出光彩来。“多谢你，善心的小姐，我亲爱的，”她开始说。不巧，叶连娜的口袋里没有带着钱袋，可是，老妇人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我没有带钱，姥姥，”叶连娜说，“可是把这个拿去吧，也许会有点儿用的。”

她把自己的手绢给了她。

“啊—啊，我美丽的姑娘，”老乞妇说，“你把你这小手绢儿给我作什么呢？给我孙女儿做陪嫁用么？上帝报答你的好心！”

一阵暴雷响过。

“啊，救主耶稣·基督，”乞妇喃喃着，给自己画了三次十字。“可是，我不是在哪儿见过你的么？”略略停顿之后，她又说。“你不是曾经用基督的名义给过我布施的么？”

叶连娜瞅了老妇人一眼，认出她来了。

“是的，姥姥，”她回答说，“你还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忧愁。”

“是的，亲爱的，是的。我就是这样认识了你的。此刻，你好像也有点儿忧伤吧？瞧，你的小手绢儿还是湿的呢，可不是泪花儿浸湿了的？哎，你们年轻姑娘们呀，全都有这种忧愁，这种可怕的苦难！”

“什么忧愁呢，姥姥？”

“什么忧愁？哎，我的好小姐，你可瞒不了像我这样的老婆子的！我知道你心里为什么难受；你的忧愁可并不特别。真的，我亲爱的，我自个儿也年轻过来的呢，我自个儿也亲自尝过那种苦恼。真的，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给你说说吧：你找着个好人啦，那不是个轻浮男子，你就靠定他一个人吧；比死还要靠得紧。如果成，就成啦；不成，那也是上帝的旨意。是的。你望着我奇怪吗？我就是个算命的呢。我就把你的苦恼跟你这小手绢儿一齐带走吧，好吗？我把它带走，也就完啦。瞧，雨小了；你再待一会儿吧，我可得走啦。我给淋得精湿，这也不是第一回。记着吧，我亲爱的：你有忧愁，那忧愁可是完啦，你会再也记不起它啦。啊，慈悲的上帝，怜悯我们吧！”

乞妇从井边站起来，出了教堂，就缓缓走上了自己的路。叶连娜迷惘地目送着她。“这是什么意思呢？”她不自主地喃喃着。

雨渐渐稀了，停了，太阳一时也从云端里显露出来。叶连娜正要离开自己的避雨处……忽然，在离开教堂十来步远近的地方，她看见了英沙罗夫。他裹着一件外衣，正在叶连娜走过来的路上走着；他好像是在赶回家去。

她用手抓住阶台上腐旧的栏杆；她要呼唤他，可是，叫不出声来……英沙罗夫头也不抬，已经走过去了……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终于喊道。

英沙罗夫猝然止步，回头一看……在这第一个刹那，他并没有认出叶连娜来，可是，马上，就朝着她的身边走了过来。

“是您，您在这儿！”他也叫了。

她默默地退回到小教堂里。英沙罗夫跟随着她。

“您在这儿！”他又说道。

她仍然沉默着，只是以一种悠长的、温柔的目光，凝视着他。他垂下了眼睑。

“您从我们家来？”她问他。

“不是……不是从你们家来。”

“不是？”叶连娜重复说，想要作出一个微笑。“您就是像这样履行您的诺言的么？我从清早起，就等着您。”

“我昨儿并没有答应过您，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如果您还记得。”

叶连娜再一次勉强地微笑了，于是，用手摸了摸脸。她的手和脸都是那么苍白。

“看起来，您是安心跟我们不辞而别？”

“是的，”英沙罗夫粗声地，几乎是厉声地说。

“什么？在我们既已成了朋友，在我们已经谈过那些话，在所有这一切以后……那么，要是我今儿没有恰好在这儿碰上您（叶连娜的声音开始发抖了，她停止了片刻）……您就真会那么样就走了，连跟我最后一次握握手也不会，并且，您心里也不会难过……”

英沙罗夫转过头去。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请别那么说，我求您。就是您不那么说，我也够难受的了。相信我吧，我的决定费了我很大的气力。要是您知道……”

“我不要知道，”叶连娜突然感到恐怖，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看起来，那是必要的。看起来，我们是不能不分别的。您不会无端地叫您的朋友们心里难过。可是，既然是朋友，难道能够像这样分别的么？我跟您是朋友，不是么？”

“不是，”英沙罗夫说。

“什么？……”叶连娜喃喃地说。她的双颊不自主地罩上了淡淡的红晕。

“就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我才不能不离开。请不要逼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我也不会说出来的话吧。”

“往日，您对我可是坦率的，”叶连娜略带嗔怒地说，“您记得吗？”

“那时候我可以坦率，那时，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叶连娜问。

“可是现在……现在我得走了。再见！”

如果在那一瞬间，英沙罗夫抬起眼来望一望叶连娜，他就可以看出，当他自己蹙眉苦恼之际，她的面容却变得越来越光彩了；可是，他却一直固执地注视着地面。

“唔，再见了吧，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开始说。“可是，我们既然已经碰见了，现在，至少，请把您的手给我吧。”

英沙罗夫正要伸出手来。

“啊，不，连这，我也不能，”他说，于是，再一次转过身去。

“您不能么？”

“不能。再见吧。”

他于是朝教堂的出口走去。

“等一等，”叶连娜说。“您好像害怕我。可是，我却比您勇敢，”她补充说道，一阵隐隐的颤栗突然掠过她的全身。“我可以告诉您……可以吗？……您怎么会在这儿碰见我？您可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英沙罗夫愕然注视着叶连娜。

“我正要上您那儿去。”

“上我那儿去？”

叶连娜掩住了自己的脸。

“您是要逼着我说：我爱您，”她低语着。“现在……我说出来啦。”

“叶连娜！”英沙罗夫喊道。

她垂下手来，望了他一眼，就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沉默着。他用不着告诉她说他是爱她的。单从那一声叫唤，从他整个人的立刻变形，从她那么信任地偎依着的那胸脯的起伏，从他的手指在她的发上所作的爱抚，叶连娜就可以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他保持着沉默，而她也不需要言语。“这里是他，他爱我……还需要什么？”完全的幸福的平静，在暴风雨之后获得了安全港似的平静，达到了最终目的地似的平静，就是对于死亡本身也能赋予意义和美丽的那非人间的平静，以其神圣的波澜，充溢着她的整个灵魂了。她什么也不要求，因为她已经获得了一切。“啊，我的兄弟，啊，我的朋友，啊，我的爱人！……”她的嘴唇轻语着，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一颗在她的怀里那么幸福地跳着而且溶化着的心，到底是他的，抑或是她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自己的强有力的怀抱里拥着这向他委身的青春的生命，在心头感觉着新奇的、无限珍贵的负荷；一种强烈的柔情，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激，将他的坚强的灵魂碾成了粉末，他从来还不曾体验过的眼泪，在他的眼里弥漫着了……

但她却不曾哭泣；她只是不断地重复道：“啊，我的朋友！啊，我的兄弟！”

“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一刻钟以后他对她说，仍然把她拥在自己的怀里，支助着她。

“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

“我不是在欺骗我自己；父母不会同意，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个乞丐？”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是俄国人，我的命运不容我住在俄国，你将不能不和你的祖国、你的亲人，断绝一切联系？”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经献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困、屈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你将不能不抛弃你所习惯的一切，在那边，独自一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也许不能不亲手操作……”

她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唇。

“啊，我爱你，我的亲人！”

他开始火热地吻着她的纤细的、蔷薇色的手。叶连娜并不把手从他的唇边拿开，只是以孩子般的欢喜，以好奇的微笑，看着他热烈地亲吻着，一时吻在她的掌上，一时吻着她的指尖……

忽然，她感觉羞愧了，把自己的脸藏到他的胸前。

他温柔地托起她的头来，直视着她的眼睛。

“那么，欢迎呀，”他对她说道，“我的妻，在人们和上帝面前！”

十九

一点钟以后，叶连娜，一手挽着帽子，一手搭着披肩，缓缓地走进别墅的客厅里来。她鬓发微乱，两颊各有一朵小小的红晕，微笑仍然不愿离开她的唇边，她的眼睛眯着，半隐在睫毛底下，它们也在微笑。由于疲倦，她几乎走不动了，可是，这疲倦却使她感觉愉快：老实说，所有一切，全都使她感觉愉快。一切她都觉得是那么可爱，那么温存。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正坐在窗前；她走上前去，把手搁在他的肩头，微微俯下身去，不知道为什么，不自主地笑了起来。

“笑什么？”他感到奇怪，问道。

她不晓得要说什么。她心里想吻一吻乌瓦尔·伊万诺维奇。

“扑通……”她终于说了。

可是，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连眼也不眨，只是一直奇怪地盯着叶连娜。她把帽子和披肩全都放到了他身上。

“亲爱的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她说道，“我要睡啦，我倦啦，”于是，又笑起来，沉到他身边的一张安乐椅里。

“哼，”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咕噜着，开始扭动着手指。“那么，就该，是的……”

叶连娜却望了望自己的周围，想道：“不久以后我就得和这一切分别啦……也真奇怪：我没有恐惧，没有疑惑，也没有惋惜……不，我是舍不得妈妈！”于是，那小教堂又在她心里浮现了，他的声音又在她心里回响了，她感觉着他的手臂拥抱着自己。她的心快乐地跳着，可是，却是那么疲弱：她的心也感到幸福的困倦。她记起那年老的乞妇来。“她真把我的忧愁全带走了呢，”她想着。“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过分地幸福！幸福是来得多么快啊！”只要她稍稍地放任自己一点儿，她就会倾流出甜蜜的、无休止的眼泪来啦！她只能用笑来抑制它们。无论她做出一个怎样的姿态，她都觉得那是最自然的，最安适不过的；她好像是躺在摇篮里了。所有她的动作全都是缓慢的、温柔的；以前的那种急躁，那种僵硬，到什么地方去了？卓娅进来了：叶连娜觉得她确实从来也没有见过比这更迷人的小脸儿；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也进来了：叶连娜感到一阵心痛，可是，却用怎样的柔情拥抱了她善良的母亲，并且，吻了她那已近斑白的鬓发旁边的前额啊！于是，她回到自己的房里：在这里，一切也是怎样在向她微笑啊！她是以怎样的羞赧的胜利感，以怎样的平寂的心情，落座在那张小床上了啊！不过三小时以前，也就是在这张床上，她还经受过多么苦恼的瞬间！“唔，就在那时候，我也晓得他是爱着我的，”她想着，“是的，就是在那以前……啊，不！不！那是罪过。‘你是我的妻……’”她低语着，用手掩住面孔，跪下了。

向晚的时候，她变得更为沉思。想到不能很快再看见英沙罗夫，她就感到悲哀了。他不能留在别尔谢涅夫那里，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他和叶连娜就像这样决定了：英沙罗夫先回莫斯科去，在秋前，再来看她们两回；而她呢，她也约定了给他写信，如果可能，就和他在昆采沃附近的地方约会。在喝茶的时候，她下到客厅里来，发现全家的人和舒宾都在那里；当她一出现的时候，舒宾就目光敏锐地望了她一眼；她想和以前一样，跟他朋友似地说说话儿，可是，她却害怕他的锐利的观察，同时，也害怕她自己。她觉得，这两星期来他不来打扰她，决不是没有缘由的。不久，别尔谢涅夫也来了，转致了英沙罗夫对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问候，并且，代达了他不及辞行就回莫斯科去的歉意。在那一天，这是叶连娜第一次听到英沙罗夫的名字；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一红，同时，她也觉察到对于这么好的一位相识者的突然离别，自己也应当表示一下惋惜；可是，她不能勉强自己装假，只好继续不动也不言地坐着，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却不断叹息着，并且感到遗憾。叶连娜只想挨近别尔谢涅夫；她不怕他，虽则他甚至知道她的一部分秘密；在他的翼护之下，她可以逃避舒宾的执著的盯视——虽然那盯视并不是嘲笑的，却是关切的。别尔谢涅夫，那天晚上也迷惘起来了：他本来料想着叶连娜会更忧郁一些的。幸而在他和舒宾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艺术的争论；她坐开一些，听着他们的声音好像是从梦里透了过来的一样。慢慢地，不只他们，连整个房间，她周围的一切，也都恍如一梦了——所有的一切：桌上的茶炊，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的短坎肩，卓娅的光泽的指甲，墙上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的油画肖像，所有这一切都遥远了，一切都迷失在雾里，一切都不再存在了。只是，她对这一切却感到矜怜。“这一切存在是为了什么呢？”她想。

“你要睡了吧，列诺奇卡？”她母亲问她。

她却听不见母亲的问话。

“半真半假的暗示么，你可是说？……”这几个字，被舒宾尖锐地叫了出来，忽地引起了叶连娜的注意。“咳，”他继续说道，“整个趣味就在这里呀！完全真实的暗示叫人丧气——那是说不过去的；完全不真实的暗示，别人不睬你——那是傻的；可是，半真半假的暗示那才叫人不耐烦，叫人生气呢。比方说吧，如果我说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是爱上了咱们俩中间的某一个，那算是怎样的一种暗示呢，呃？”

“啊，麦歇[1]保尔，”叶连娜说道，“我倒真想跟您生生气，可是，老实说，我可没有那份气力。我疲倦得很呢。”

“那你干吗不去睡觉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说。她自己一到晚间就老爱打瞌睡，所以，也总想把别人打发去睡觉。“跟我说晚安吧，上帝祝你安睡；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会原谅你的。”

叶连娜吻了吻母亲，和大家行过礼后，就走了。舒宾陪着她走到门口。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在门口，他对她低声说，“您尽管折磨麦歇保尔，尽管把麦歇保尔无情踩践，可是，麦歇保尔却祝福您，和您的小脚儿，和您的小脚儿上的小鞋儿，和您的小鞋儿上的小鞋跟儿。”

叶连娜耸了耸肩膀，没奈何地向他伸出手——不是英沙罗夫曾经吻过的那只手——就回到房里，马上解衣上床，睡着了。她的睡眠是深甜的、宁静的……就是小孩子也少有像那样安甜的睡眠，只有病后复元的婴孩，有母亲守护在摇篮旁边，凝视着他，谛听着他的呼吸的时候，才能够像这样睡眠的。

[1] 法语：先生。

二十

“到我房里来一会儿吧，”在别尔谢涅夫刚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道过晚安之后，舒宾就对他说，“我给点儿东西你瞧。”

别尔谢涅夫随着他来到他的小房间。他大为惊讶地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习作、小塑像和胸像，用湿布遮盖着，罗列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

“啊，我看你这一向是用功得很哪，”他对舒宾说。

“一个人总得干点儿什么的，”舒宾回答说。“一件事不成，就得试试另一件。可是我，倒真像个道地的科西嘉人，把复仇看得比纯艺术更重要。[1]Treme，Bisanzia！[2]”

“我不明白你，”别尔谢涅夫说。

“好，等着瞧吧。我亲爱的朋友和恩人，请朝这边看吧，我的复仇第一号。”

舒宾揭开一座塑像，别尔谢涅夫看见一座绝妙的英沙罗夫胸像，和本人极其神似。那面部的特征，舒宾捕捉得极其准确，而且十分细致，并赋予它极优美的表情：诚实、高贵、勇敢。

别尔谢涅夫不禁大为欣喜。

“这真妙极啦！”他叫道。“我祝贺你。这简直可以送去展览了！你为什么把这辉煌的杰作叫做你的复仇呢？”

“因为，老兄，我是预备把这个承您过誉的所谓的辉煌的杰作送给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作为她的命名日礼物的。您可明白其间的寓意么？我们不是瞎子，我们看得见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是绅士，我亲爱的老兄，所以，我们就得像绅士那样复仇。”

“你瞧，这儿，”舒宾接着说，又揭开另一个小塑像，“依照现代的美学原则[3]，艺术家既可以享受那种可羡慕的特权，在自己身上体现各种的丑恶，把它们变成艺术创造的珍品，那么，不才我，在这一艺术珍品，复仇第二号里，就完全不是绅士式，而干脆是en canaille[4]了。”

他敏捷地揭开了盖布，于是在别尔谢涅夫眼前出现了一座丹唐风格的小塑像，塑造的也是那同一个英沙罗夫。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聪明、更刻毒的东西了。那青年保加利亚人被表现成一只竖起前腿、举角待触的公羊。可笑的庄严、傲慢、顽固、愚蠢、褊狭，在那“细毛母羊之佳偶”的面相上，可以说表现得不遗毫发，而同时，它和英沙罗夫却又是那么惊人地相像，不容疑惑，这使别尔谢涅夫不禁哄然大笑。

“怎么样？有趣么？”舒宾说道。“认识这位英雄吗？是不是主张把这个也送去展览展览？这一个，我亲爱的老兄，是预备留给我自己，作为我自己的命名日的礼物呢……亲爱的阁下，请让我开这么一次玩笑吧！”

舒宾跳了三跳，鞋跟在自己的臀部踢了三下。

别尔谢涅夫从地上把盖布拾起来，仍然扔到那塑像上去。

“啊，你，你真大量，”舒宾开始说。“在历史上，哪一位是以特别大量著称的呢？那且别管！可是，现在，”他继续说，庄严而又悲哀地揭开了第三堆相当大的黏土，“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你的朋友不才我，该是多么谦逊，该有着怎样的识力。同时，你也可以看得出，不才我，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又是怎样深觉着自我鞭挞的必要和好处！请看！”

盖布揭开了，别尔谢涅夫于是看见两个头，紧紧挨着，好像原来就是长在一起似的……一时间，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仔细看过之后，他这才认出一个是安奴什卡，另一个，则正是舒宾自己。然而，这与其说是肖像，倒不如说是漫画。安奴什卡被画成一个肥胖的漂亮女郎，前额低蹙，眼睛眯在厚重的脂肪层里，鼻子则活泼地翘着。她的肥厚的嘴唇傲慢地微笑着；整个面部表现着情欲、放荡和大胆，虽然也不缺乏忠厚。至于舒宾自己，则被塑成一个憔悴不堪的色鬼，两颊塌陷，稀薄的头发无力地挂在脸上，眼光暗淡，做出漠然的表情，鼻子尖得像死人的鼻子一般。

别尔谢涅夫恶心地转过头去。

“很妙的一对儿呢，是不是，老兄？”舒宾说道。“您可否赐个合式的题目呢？那两个，我已经想好题目了。胸像可以题作：《志在拯救祖国的英雄》，立像可以题作：《当心腊肠贩子！》，这一个呢，你觉得这样题题如何？——《艺术家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之将来》……好么？”

“得了吧，”别尔谢涅夫回答说，“值得浪费时间在这种……”一时他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

“你是想说：叫人作呕的东西么？不呢，好兄弟，原谅我，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值得送到展览会去，那就该是这一座群像。”

“真是叫人作呕，”别尔谢涅夫重复说。“况且，这不是胡来吗？向这方面发展的倾向，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艺术家身上，不幸是很多的；可是，在你身上，却绝对没有。你可真是自己糟蹋自己啦！”

“你觉得那样么？”舒宾阴郁地说。“如果我一直没有这种倾向，而今后竟有了的话，那也只是由于……一个人。你可知道，”他补充说，眉头悲惨地皱了，“我已经在试着喝酒。”

“撒谎的吧？！”

“我试过，真的，我试过，”舒宾说着，忽地又微笑了，容光焕发起来，“可是，那可不是味儿，兄弟，灌到喉咙里去，难受极啦，后来，脑袋里就像擂鼓一样！伟大的卢希欣——莫斯科最大的酒徒，据有些人说，还是大俄罗斯最伟大的酒徒哈尔兰皮·卢希欣——他自己就对我宣称过，我是怎么也出息不了的。据他的说法，酒瓶就跟我太没缘分。”

别尔谢涅夫正要去把那座群像打翻，可是舒宾却阻止了他。

“算了吧，老兄，别毁了它；留着给我作一次教训，作个吓鸟儿的草人也是好的呢。”

别尔谢涅夫笑了。

“既然这样，好吧，我就饶了你的草人吧，”他说。“永久的纯艺术万岁！”

“万岁！”舒宾也叫起来。“因为艺术，好的会更好，不好的，也不全糟！”

两位朋友热烈地握了手，就分别了。

[1] 在科西嘉人中间，曾经流行仇杀的风气。

[2] 意大利语：战栗呀，彼桑齐亚！（语出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所作歌剧《柏利沙里》。）

[3] 舒宾大概是指早期自然主义的美学。

[4] 法语：流氓式。

二十一

醒来之后，叶连娜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种愉快的惊愕。“那是可能的么？那是可能的么？”她问自己，她的心因为幸福而迷醉了。回忆在她的心中汹涌……她感觉自己已被它们淹没。于是，那幸福的、感激的平静，又将她笼罩起来。可是，早晨过后，叶连娜却渐渐感到不安的侵袭，而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感觉着烦闷和倦怠。的确，现在她已经知道她需要什么了，可是，那也不能令她轻松。那永不能忘的会晤已经永远把她掷出生活的旧道了：她已经不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却已经远去了，可是，在她的周围，一切却仍然依着那原来的秩序，一切仍然遵循着那旧有的轨道，好像什么也不曾改变过；旧的生活照旧行进着，也照旧期待着叶连娜的参加和合作。她试着给英沙罗夫写信，可是，连信，也写不下去：话一经落到纸上，不是失去了生命，就是变成了虚假。她的日记，她早已在那最后的一行下面画上了一条粗线，作过结束了。那些都已成为过去，而她的一切思想，她的整个灵魂，现在都朝向了未来。她的心是沉重的。跟什么也没有猜测到的母亲坐在一块儿，听着她，回答她，和她谈话——在叶连娜看来，这就好像是在犯罪；她感觉着自己的虚伪，她心里苦恼，虽然她没有做过什么可以赧颜的事；不止一次，有种几乎不可控制的欲望从她的心头涌起，她想把所有一切全无保留地说出来，不管以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为什么呢，”她想，“为什么德米特里那时不就把我带出那个小教堂，带到他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去呢？他可不是告诉了我，在上帝面前我是他的妻子了么？我留在这儿干什么呀？”于是，她突然对任何人都羞怯起来，甚至对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也觉着羞怯。那肥胖的老人，近来是更现迷惑，手指也扭动得更多了。她周围的一切，在她看来，好像是既不可爱，也不可亲，甚至也不像梦境，却有如一个噩梦；它们以不动的、死般的沉重，压在她的心上；一切都好像在斥责她，恼怒她，并且理也不愿意理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我们的呀，”她好像听见这样的话。甚至她的可怜的小动物们，那些受虐待的鸟兽，也是怀疑地、敌意地——至少，她自己是这样想的——瞪着她的。对于她自己的心情，她感觉着良心的不安和羞愧。“这总归是我的家呀，”她想道，“这总归是我的家人，我的祖国……”“不，这再也不是你的祖国，不是你的家庭了，”在她心里，另一个声音又在这样坚持。恐怖的感觉控制了她，她对自己的软弱感觉恼怒。苦难还才开始呢，怎么就能失去耐心？……难道这是她所应许过的态度么？

她并没有很快就能控制自己。可是，一星期过去了，又一星期过去了。叶连娜开始稍稍平静下来，习惯了自己的新的处境。她给英沙罗夫写了两封短信，并且亲自送到邮局去——也许由于害羞，也许由于骄傲，她怎么也不能把这样的事情信托给她的婢女。她已经开始期待着他本人的到来……可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不是英沙罗夫，却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跑回家来了。

二十二

在退役近卫中尉斯塔霍夫家里，从没有人见过家主曾经像那天那样情绪恶劣，而同时又是那么自信而且俨然。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慢慢吞吞地大踏步走进客厅里来，脚跟蹬得咚咚响；他走到镜子面前，把自己端详了好半天，摇了摇头，于是以凛然不可犯的严肃咬了咬嘴唇。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以显明的激动和隐秘的欢喜迎接他（她从来不能以另外的态度迎接他的）；他甚至连帽也不脱，也不向她问好，只是一言不发地让叶连娜吻了吻他的麂皮手套。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问起他的治疗情况——他却全不理她；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出来了——他也只瞥了他一眼，给了他一声：“咦！”对于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他照例是冷淡而且倨傲的，虽则他也承认在他身上存在着“真纯的斯塔霍夫血统的痕迹”。如所周知，几乎所有的俄国贵族世家都相信特殊的、他们所独有的遗传特征之存在：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在自己人中间”讨论着什么“波德萨拉斯金式”的鼻子呀，或者“佩列普列耶夫式”的后脑勺呀之类的事情。卓娅进来了，对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请了安。他咕噜了一声，就沉到一张安乐椅里，要了咖啡，只在这时才脱下帽子。咖啡送来了，他喝了一杯，于是，眼睛把在座的人依次扫了一过，这才从牙齿缝里透露一点儿消息：“Sortez，s'il vous plaît，[1]”于是，又转向他的妻子，补充道：“Et vous，madame，restez，je vous prie.[2]”

大家都离开了客厅，除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以外。她的头已经激动得抖动起来。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这种若有其事的严肃，很使她吃了一惊。她期待着许有什么非常的事情。

“干什么呀？”门一闭上之后，她就喊道。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冷冷地扫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一眼。

“没有什么特别的；您怎么马上就装出那种受罪的样子来啦？”他开始说，每说一个字都完全不必要地撇一下嘴。“我只是要预先警告您，今儿有个生客要在我们这儿吃饭。”

“谁呀？”

“库尔纳托夫斯基，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您不认识他。枢密院主任秘书。”

“他今儿到我们这儿来吃饭？”

“是。”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您就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又扫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一眼——这一回，却带着讽刺的意味。

“那就叫您奇怪？请稍等一等，再奇怪也不迟。”

他沉默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也沉默了一会。

“我倒很想，”她刚要开始说话……

“我知道，您一向都把我当作个‘不道德’的人，”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突然也开始说道。

“我！”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吃了一惊。

“也许，您是对的。我并不想否认，事实上，有时候，我的确给了您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我的灰马哟！”忽然闪过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头脑），可是，您，您自己也得承认，您当然也知道，像您那样的体质……”

“可是，我也并没埋怨您呢，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

“C'est possible.[3]无论如何，我并没有替我自己辩护的意思。时间会替我辩护的。可是，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证明：我知道我的责任所在，并且，我也知道怎样来顾全……顾全家庭的……那委托在我身上的家庭的……幸福。”

“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想着。（她当然不知道，前晚在英吉利俱乐部吸烟室的一角里，关于俄国人缺乏演说才能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一场辩论。“我们中间有谁会演说呢？请举出一个来吧！”辩论者之一这么叫道。“哪，比方说，咱们就有斯塔霍夫，”另一个这么回答，还指了指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那时，他正站在旁边，高兴得差点大声叫出来。）

“比方说吧，”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继续说，“就说我的女儿叶连娜。您不以为她已经到了应该在人生的路上采取决定步骤的时候……我是说，到了该当结婚的时候了。所有这些不着边际的空谈呀，慈善行为呀，好，固然是好，可是，总该有个限度，有个年龄的限制。到了她这样的年纪，也该摆脱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抛开那些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以及黑山人[4]之流，像别人一样生活才是。”

“叫我怎样来理解您的话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问。

“唔，那么，就请您好好儿听着好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回答说，仍旧把嘴角拉了下来。“我可以明明白白地，不用绕弯儿地告诉您：我认识了，我接近了这位青年人——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我希望，他可以做我的女婿。我胆敢这样想，当您看见他以后，您就决不会怨我有所偏爱，或者判断轻率。（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一边说，一边得意自己的雄辩。）他受过极优良的教育，帝国贵族法学院毕业，人品极好，三十三岁，主任秘书，六品文官，颈子上挂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您，我希望，总会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并不是那种丧心病狂，只想高攀的pères de comédie[5]之类的人；可是，您自己就跟我说过，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是喜欢实际的、有作为的人：那么，首先，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在自己的事业上，就正是个顶有作为的能手；而在另一方面，我的女儿是醉心慷慨的行动的：那么，您就得知道，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当他一有了单靠自己的薪金就能过活的可能性——请您注意，可能性——的时候，他就马上，为了他的兄弟们的利益着想，把他父亲规定每年给他的那一笔钱，全都不要了。”

“他父亲是谁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问。

“他父亲？他父亲也是个在自己的事业上挺出名的人物，德高望重，un vrai stoïcien，[6]大概是一位已经退役的少校，是Б伯爵所有的领地的经管人。”

“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脱口叫起来。

“啊！啊什么？”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插嘴说。“您可是抱有什么成见？”

“唉，我什么也没有说呢，”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反驳说。

“不，您说过；您说：‘啊’……可是，无论怎样，我考虑再三，认为有把我的想法预先告诉您的必要，并且，我敢于认为……我敢于希望，我们该à bras ouverts[7]接待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他可不是那种没有来历的黑山人。”

“当然哪；我只要把厨子万卡叫来，叫他多预备两样菜就是啦。”

“您明白，我可不管那些，”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说着，站起来，戴上帽子，一面吹着口哨（他听什么人说过，只有在别墅里或者在跑马场里，才可以吹口哨），到花园里散步去了。舒宾从自己房间的小窗里望见他，就默默地向他伸了伸舌头。

在四点差十分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来到斯塔霍夫家别墅的阶前。一位先生，年纪还轻，仪表不俗，衣着大方而精致，走下车来，命令仆人前去通报。这就是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

翌日，在叶连娜给英沙罗夫的信里，除了别的话以外，写了下面的话：

祝贺我吧，亲爱的德米特里，我有个求婚的人啦。他昨天在我们这儿吃饭；我猜想，是爸爸在英吉利俱乐部里认识了他，把他请来的。当然，昨儿，他并不是以一个求婚者的身份到我们家来的。可是，善良的妈妈（爸爸已经把自己的希望告诉了她）却在我耳边偷偷地告诉了我这位客人的来历。他名叫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现任枢密院主任秘书。首先，我给你描写一下他的风采吧：身材中等，比你稍矮，风度甚佳；五官端正，头发剪得很短，连鬓胡子。眼睛不大（跟你的一样），褐色，灵活；口扁阔；眼睛里和嘴唇上，常有照例的微笑，好像在做着例行的公事。举止大方，说话也清楚，在他身上一切好像都十分准确；行动，谈笑，饮食，也全像在办公事。“她把他研究得多么仔细啊！”也许，这时候，你是在这么想吧。是的；不研究清楚，怎样好来给你描写呢？况且，怎么能不研究自己的求婚人呢？在他身上有着钢铁般的……同时又是迟钝的、空虚的东西——并且，也很像个正人君子；据说，他的确是个正人君子呢。你，好像也是钢铁般的；可是，你却跟他不同。席间，他坐在我旁边，舒宾坐在我们对面。最初，谈话是关于商业经营一类的事情；据说，他对于企业经营很内行，曾经为了去经营一个大工厂，几乎弃官不为。可惜，他并没有当真这样做！舒宾于是谈起戏剧；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就宣称（我得承认，他这么宣称，是全无虚伪的谦抑的），他对于艺术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这使我想起你来……可是，我又想道：不啊，德米特里和我对艺术的无知，是和这位先生大不相同的。这位先生好像就是说：“我不懂艺术，而艺术也并不是必要的，可是，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艺术呢，却也可以容许。”然而，对于彼得堡社会和那般comme il faut[8]，他又好像不大看得上眼：他有一次甚至称自己为一个无产者。我们，他说道，我们是劳动者！我想道：如果德米特里说了这样的话，我就会不高兴的；可是，对于这一位呢，我且让他去说，让他去吹吧！他对我很殷勤，可是，我总觉得，这好像是一位很大很大的官儿，在对我屈尊地谈话呢。当他想要称赞某人的时候，他总说，某某是一个知法度的人——这是他的口头禅。他好像很自信，勤勉，也能自我牺牲（你瞧，我该是公正无私的吧？），那就是说，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可是，他终归是个大大的专制魔王。落到他的手里，那就够苦的啦！在席上，他们谈到了贿赂的事……

“我也知道，”他说，“在许多场合，受贿的人实在没有罪，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可是，如果被发觉了，也还是应当加以无情的惩治。”

我喊道：“惩治一个无罪的人！”

“是的；为了原则的缘故。”

“什么原则呀？”舒宾问。

库尔纳托夫斯基像是恼了，又像是吃惊，只是说：

“那不用解释。”

爸爸好像是崇拜他的，就插嘴说：当然不用呀；可遗憾的是，谈话到这儿就打住了。晚间，别尔谢涅夫来了，和他展开了一场剧烈的辩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善良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像那样激动过。其实，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也完全没有否认科学、大学等等的作用，可是，我还是了解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愤懑的。那位先生把这一切全看作体操之类的玩意儿。饭后，舒宾到我这儿来，跟我说：“这儿的这位和那另外的一位（他从来就不肯直说你的名字）都是讲求实际的人，可是，请看吧，多么不相同呀！那一位有着真实的、活的、献给生活的理想；可是，这一位呢，连义务感也没有，只是官僚气的正派，和什么内容也没有的事业心罢了。”舒宾真聪明，我记住了他的话，好来告诉你。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中间有什么相同的呢？你有信念，那一位，可没有，因为，一个人是不能仅仅信仰自己的。

他直到很晚才走；可是妈妈却还来得及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很喜欢我，爸爸因此也喜欢得了不得……我可不知道他可曾说过我是个“知法度”的女子？我差不多要告诉妈妈，说我真是抱歉得很，因为我已经有个丈夫啦。爸爸为什么那么不高兴你呢？妈妈那方面，我想我们不久就有办法了……

啊，我的亲爱的！我这么不厌其详地给你描写这位先生，只是为了抑制我的苦恼。没有你，我不能生活；我不断地看见你，听见你……我期待着跟你见面，不过不是在我们家里，像你所打算的那样——想想吧，那会叫我们多么不安心、不痛快！——可是，你当然知道，我写信告诉过你——就在那个小树林里……啊，我亲爱的人！我多么爱你啊！

[1] 法语：我请你们出去。

[2] 法语：您呢，太太，请您留下。

[3] 法语：也许吧。

[4] 此处系指英沙罗夫。

[5] 法语：喜剧里的父亲。

[6] 法语：一位真正的斯多噶派。（斯多噶派为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个哲学派别，转意为“坚忍不拔的人”。）

[7] 法语：非常热烈地。

[8] 法语：体面人。

二十三

库尔纳托夫斯基第一次拜访之后，又过了三个星期。使得叶连娜极为喜欢的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这时已经回到莫斯科，回到普列契斯金卡附近她的大木屋里来了：这屋子有廊柱，每扇窗上饰有白色的竖琴和花束，有阁楼，有仆舍，屋前有花园，有一块宽大的草坪，坪上有一口井，井边有一间狗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历年没有这么早就离开别墅的，可是，这一年，在初秋的第一息凉风吹来之际，她就牙痛起来；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呢，在他这方面，因为治疗已经完毕，也就开始想念起妻子来，况且，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已到列维尔去看自己的表妹去了；同时，有一个外国家族来到了莫斯科，正在表演什么优美体操造型des poses plastiques，《莫斯科新闻》上关于他们的描写，也大大地引起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好奇心。总之，在别墅里再住下去，是诸般不便的，而用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话来说，则是和他的“原定计划”的执行根本不能两立。别墅生活的最后两星期，叶连娜觉得分外悠长。库尔纳托夫斯基来过两次，都在星期日；在平时，他是忙不过来的。他本是为叶连娜而来的，可是，多半却和卓娅谈话。卓娅是非常欢喜他的。“Das ist ein Mann！[1]”当她看着他那微黑的、丈夫气的面孔，听着他那自信的、谦而不卑的谈话的时候，她就不断这么寻思着。在她看来，谁也没有那么美妙无比的声音，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漂亮地说：“我真荣幸”或者“我真高兴极啦”。英沙罗夫没有到斯塔霍夫家来过，可是，叶连娜却按照自己所安排的，在莫斯科河畔的小树林里和他秘密约会过一次。他们只能匆匆忙忙交换很少几句话。舒宾陪着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回到莫斯科；别尔谢涅夫几日之后也回到了城里。

英沙罗夫正坐在自己房里，第三次地研读着那些从保加利亚“捎来”的书信：他们不放心把书信从邮局寄递。这些信使他大为不安。在东欧，事件发展得异常迅速；俄国军队占领诸公国[2]，使得所有的人心震动；风暴是在酝酿着了，即将临近的、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呼吸，已经可以感到。燎原的大火已经开始燃烧了，谁也不能预见它会扩张到什么程度，止于怎样的地方；古昔的忿怨，久怀的希望——所有一切全都开始骚动了。英沙罗夫的心也猛烈地跳着：他的希望也快要实现了。“可是，这不是太快了么？不会落空么？”他想着，紧紧地握住拳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可是，由它去吧！我得出发了。”

门外传来轻微的窸窣声，门突然开了——叶连娜走进房来。

英沙罗夫全身战栗，抢上前去，在她面前跪下来，抱住她的腰，把头紧紧地贴住她的身体。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吧？”她喘息地说（她是急急忙忙跑上楼来的）。“啊，我亲爱的！我的亲人！”她两手抱住他的头，又向四周望了望。“你就住在这儿呀？我一下子就找到你啦。你的房东的女儿引我来的。我们前天到。我本想给你写信，可是，我又想不如我亲自来。我在你这儿只能呆一刻钟。起来，把门关好。”

他站起来，急急把门关好，又回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他说不出话；他因为欢喜而窒息了。她微笑地望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闪着怎样幸福的光辉啊！……她感觉害羞了。

“等一等，”她说着，温柔地把手抽了回来，“让我把帽子脱下来吧。”

她解了帽带，把帽子扔到一边，从肩头卸下披肩，理了理头发，于是坐到那个旧的小沙发上。英沙罗夫看着她，一动也不动，好像入了迷。

“坐下，”她说，并不抬起眼睛来望他，只是指向她的身旁。

英沙罗夫坐下来，可不是坐到沙发上，却坐在她的脚前。

“来，给我把手套脱了吧，”她不安地说。她开始感到惶恐。

他开始为她解纽扣，然后，开始脱下一只手套来，可是，在脱到一半的时候，他却把嘴唇狂热地吻在她那纤细的、温柔的、洁白的手腕上了。

叶连娜战抖了，想用另一只手把他挡开，他却也在那另一只手上吻起来。叶连娜把手缩回，他抬起头来，她望了望他的脸，就弯下身——他们的嘴唇就互相接触了……

一瞬间过去了……她挣脱开来，站起身，低低地喃喃道：“不，不，”——于是，急忙走向写字台。

“我是这儿的主妇啦，那么，你就不能有什么秘密瞒我，”她说着，极力装作平静，背对着他站着。“多少文件呀！这都是些什么信？”

英沙罗夫皱了皱眉。

“这些信么？”他说着，站起来。“你可以看。”

叶连娜把信拿在手里翻动起来。

“这么许多，字又写得这么小，可我马上就得回去……让它们去吧！该不是我的情敌写来的吧，呃？……啊，不是用俄文写的呢，”她把那一页页的薄纸翻着，又这样补充说。

英沙罗夫走到她身边，温柔地抚着她的腰身。她急忙转过身来，快活地对她一笑，就偎在他的肩上了。

“这些信是从保加利亚来的，叶连娜；我的朋友们写信给我，召唤我回去。”

“现在？到他们那儿去？”

“是的……现在。趁着还来得及，还可能通过的时候。”

突然，她用两手抱住他的颈项。

“你会带我一道儿去的，是吗？”

他把她拥到了胸前。

“啊，我亲爱的姑娘，啊，我的女英雄，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可是，在我，我，一个无家的、孤零零的男人，把你拖着跟我走，那不是罪孽，不是发疯么？……况且，是去怎样的地方啊！”

她掩住他的口。

“嘘……别说啦！……要不，我会生气啦，再也不来看你啦。怎么，咱们不是什么都说妥啦？什么全决定啦？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么？妻子能跟丈夫分开么？”

“妻子们可不上战场呢，”他有些悲伤地微笑着说。

“是的，在她们能够留在后方的时候。可是，我能留在这儿么？”

“叶连娜，你真是个天使！……可是，你想想吧，也许，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过两个星期。我再也顾不了我的大学学程，也顾不得完成我的工作了。”

“什么，”叶连娜截断他的话，“你马上就要走么？如果你愿意，我此刻就留在这儿，此刻，现在，就永远跟你一块儿，再也不回家去，好吗？我们马上就动身，好吗？”

英沙罗夫以加倍的热情，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

“愿上帝惩罚我吧，”他叫道，“如果我做的是有罪的事。从今天起，我们是永远合而为一了！”

“我就留下么？”叶连娜问。

“不，我纯洁的姑娘；不，我的宝贝。今天，你还该回家去，但是要随时准备着。事情不是转眼就能办妥的；我们得周密地筹划一下。我们需要钱，需要一张护照……”

“我有钱，”叶连娜截断他的话，“八十卢布。”

“唔，那不算多，”英沙罗夫沉吟着，“可是，不管多少，都有用。”

“我还能筹一些。我可以借，我可以求妈妈……不，我不高兴跟妈妈要……可是，我可以卖掉我的表……我还有耳环，两只手镯……和花边。”

“钱还不是主要的，叶连娜；护照，你的护照，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可是，护照是绝对必要的么？”

“绝对。”

叶连娜微微笑了。

“我有个多么奇怪的想法呀！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个婢女跑掉了。她给捉了回来，结果是饶了她，后来，还在我们家住了很久……可是，大家还是管她叫偷逃的塔季扬娜。那时候，我再也没想到我自己也会像她似的偷跑的呢。”

“叶连娜，你不害羞？”

“为什么？当然，有护照，那就更好。可是，如果不能……”

“我们慢慢地、慢慢地设法吧，稍为等一等，”英沙罗夫说。“只是让我考虑考虑，想一想。我们俩得把什么都全盘商量过。钱，我也有的。”

叶连娜掠了掠落到他额前的头发。

“啊，德米特里！两个人一道儿走，该多么快乐啊！”

“是的，”英沙罗夫说，“可是，那边，当我们到达了以后……”

“怎么样？”叶连娜截断他的话，“两个人一道儿死，不也是快乐的么？啊，不，我们为什么要死呢？我们会活着，我们还年轻。你多大？二十六？”

“二十六。”

“我还只二十。在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子。啊！你不是想逃开我的么？你不要俄国人的爱，你这保加利亚佬！我倒要瞧瞧你现在还能逃到哪儿去！可是，要是那时候我不去找你，我们现在就怎样了呢？”

“叶连娜，你知道是什么在驱使我走开？”

“我知道；你爱，可是你又怕。可是当真，你没有看出我也爱着你的么？”

“我发誓，叶连娜，我一点也没有看出。”

她给了他一个迅速的、猛不提防的亲吻。

“哪，我也爱你这一点。好啦，再见吧。”

“你不能再留一会儿么？”英沙罗夫问。

“不能，我亲爱的。你以为我一个人跑出来容易么？一刻钟老早过啦。”她披上披肩，戴上帽子。“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不，后天。我们会觉得拘束，不痛快，可是那是没有办法的；至少，我们可以见见面。再见。让我走吧。”他最后一次拥抱了她。“哎！瞧，你把我的表链子也弄断了。笨手笨脚的孩子呀！没有关系。这样更好。我可以到库兹涅茨基桥去，把它放在那儿修理。他们要是问我，我就可以说我到库兹涅茨基桥去了。”她握住门把。“啊，我忘了告诉你：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多一半，这一两天就会向我求婚啦。可是，我会回他一个……这个。”她把左手的拇指搁在鼻子尖上，另外的手指临空挥了两挥。“再见吧。回头见。现在，我可认识路啦……可是，你可别耽搁时间啊……”

叶连娜把门开了一道隙缝，听了听，回头看了看英沙罗夫，点了点头，就一闪身溜出去了。

英沙罗夫在那扇关着的门前站了一会儿，也谛听着。下面，通向庭院的门砰然响了一声。于是，他走到沙发跟前坐下来，用手掩住眼睛。这样的情形，在他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怎么配得上这样的爱情呢？”他想着。“莫非是一个梦？”

可是，叶连娜在他的寒伧、阴暗的小房间里留下的木樨的幽香，却分明说她的确来过。和这幽香一起，那青春的声音，那轻盈的、青春的脚步声，那年轻的、少女的身体的温暖和蓬勃的朝气，也好像还在空气里荡漾着呢。

[1] 德语：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2] 即所谓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多瑙河诸公国”的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在历次俄土战争中，均为两军所必争。一八五三年六月，克里木战争前夕，俄国戈尔卡科夫亲王率兵进入两公国，次年退出。

二十四

英沙罗夫决定等候更确切的消息，并且开始做动身的准备。事情是很困难的。就他个人来说，本来没有什么阻碍：他只须申请一张护照就行——可是，叶连娜怎么办呢？要用合法的手续替她弄到护照，那是不可能的。跟她秘密结婚，然后再去见她的双亲……“那么，他们就会放我们走了，”他想。“可是，万一他们不肯？我们一样可以走。可是，万一他们提出控告……万一……不，还是设法弄一张护照的好。”

他决定去求教（当然，并不说出确切的姓名来）他的一位相识，一位退职的、或者不如说撤职的检查官，这人，对于所有各种秘密的勾当，是个富有经验的老手。这位可敬的先生住得不近；英沙罗夫在一辆很糟的马车里颠簸了整整一小时，这才到达他的住处，可是，更糟的是，他偏偏不在家；在归途上，他碰上了倾盆的骤雨，全身给雨淋得透湿。次晨，英沙罗夫不顾厉害的头痛，第二次拜访了那位退职的检察官。退职检察官注意地听着，一面从他那画有大乳房仙女的鼻烟壶里闻着鼻烟，用他那狡猾的、也是鼻烟色的小眼睛偷瞟着来客；他一直听完，于是要求“更确切的事实陈述”；而当他觉察到英沙罗夫不愿说出底细来时（连到这里来，在英沙罗夫也是万般不得已），他就只忠告他，首先，最要紧的，要用那“能通神的物事[1]”把自己装备起来，他并且请他再来一次，“当您，”他补充说，从那敞开的鼻烟壶里又闻了闻鼻烟，“当您肯开诚相见，而不是疑惑多端的时候。（他说话的腔调是很特别的。）护照嘛，”他又好像在对自己说似的，“那不是不能想办法的，比方说，您去旅行；谁还管您是什么玛丽亚·布列季欣娜，还是卡罗利娜·福格尔梅耶尔呀？”一种憎嫌的感情涌上英沙罗夫心头，可是，他却谢过检察官，并且答应一两日内再来。

当晚，他去到斯塔霍夫家。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亲切地接待了他，稍稍责备他不该把她们完全忘掉，并且，见他面色苍白，也特别问到他的健康；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一句话也没有和他交谈，只以一种若有所思而又毫不介意的好奇心望着他；舒宾对他很冷淡，可是叶连娜的态度却使他惊讶了。她本是期待着他的；她为他穿上了他们在教堂相会的时候她穿过的那件衣裳；可是她却是那么平静地欢迎了他，态度是那么亲切、从容而又愉快，无论谁看着她，都不会相信这少女的命运是已经决定了的，也不会知道正是因为暗自意识到幸福的爱情，她的面容才变得生动，她的举止变得轻快和富有魅力。她代替卓娅斟茶，她说笑，闲谈；她知道舒宾会注意她，也知道英沙罗夫是不会戴上面具，不会假装若无其事的，所以她就预先把自己武装起来了。她果然没有错：舒宾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她，而英沙罗夫，在那一晚，也特别沉默而且抑郁。叶连娜感到那么幸福，她禁不住想来撩逗一下英沙罗夫了。

“啊，怎么样呢？”她突然对他说，“您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啦？”

英沙罗夫慌张起来。

“什么计划？”他说。

“怎么？难道您忘啦？”她说着，对他笑了；只有他一个人明白那幸福的笑是什么意思。“您为俄国人选的保加利亚文选呀！”

“Quelle bourde！”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含糊不清地、喃喃地说。

卓娅坐到钢琴旁边去了。叶连娜微微耸了耸肩膀，就把眼睛向门边一瞟，好像是示意给英沙罗夫，催他回去。后来，她用手指轻轻地敲了两次桌子，把眼睛注视着他。他了解她是约他两天以后相见；当她知道他了解了她以后，她就闪出一抹匆匆的微笑。英沙罗夫起身告辞；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库尔纳托夫斯基来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跳起来，把右手举过头，然后把手轻轻地落到主任秘书的手掌里。英沙罗夫又留了一下，看看自己的情敌。叶连娜偷偷地、狡黠地点了点头；主人觉得没有把两位客人互相介绍的必要，于是，英沙罗夫和叶连娜交换了最后一次的谛视以后，就走掉了。舒宾沉思着，沉思着——忽然之间，就和库尔纳托夫斯基激烈地争论起一个法律问题来了，对于这问题，他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英沙罗夫整晚不曾入睡，到早晨，就感觉病了；可是，他仍然忙着整理文件和写信，只是他的头却感觉沉重而且混乱。在午餐的时候，他开始发起烧来：他什么也吃不下。到傍晚，热度急剧地增加了，浑身骨节酸痛，头痛欲裂。英沙罗夫在叶连娜不多时以前曾经坐过的那张沙发上躺下；他想：“我是活该受罚啦！干吗要跑去找那老滑头呢？”他努力想使自己入睡……可是，病魔却已经把他整个攫到自己手里。他的血管疯狂地搏动着，血液如火般燃烧，思想好像飞鸟似的不断回旋。他已经沉入昏迷状态了。他好像给人劈面打翻了似的躺着，而突然，他又觉得谁在他耳边轻轻地笑，窃窃地私语；他奋力睁开眼睛，不曾剪心的蜡烛的光焰尖刀一般地对着他的眼睛刺来……唔，是什么呀？老检察官在他的榻前，穿着东方的丝质绣袍，腰间还系着一条绣花手绢，正像昨天他看见的那样……“卡罗利娜·福格尔梅耶尔，”那瘪嘴似乎这样喃喃地说。英沙罗夫再一凝视，老人却扩大了，膨胀了，伸长了，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却成了一棵树……英沙罗夫得攀上那蟠龙似的树枝。他攀着攀着，却一交跌下来，胸脯正碰在一块尖刀似的石上。卡罗利娜·福格尔梅耶尔正蹲在那儿呢，好像一个女小贩，正在含含糊糊地喊道：“馅儿饼，馅儿饼哟，买馅儿饼哟！”——血流和剑影不断闪耀起来……叶连娜！……于是，一切消逝在一团血红色的雾里。

[1] 指钱。

二十五

“有个家伙，像个锁匠什么的，到咱们这儿来啦，”次日傍晚，别尔谢涅夫的仆人对他这么报告说（这个仆人，是以对主人严厉和生性多疑而出名的），“他要见您。”

“请他进来，”别尔谢涅夫说。

“锁匠”进来了。别尔谢涅夫认出这原来就是那位裁缝，英沙罗夫的房东。

“做什么？”别尔谢涅夫问他。

“我到您老爷这儿来，”裁缝开始说，两只脚缓慢地左右移动着，不时摆着右手，用三个手指头抓住自己的衣袖，“因为，我们那位房客哩，嗯，嗯，病得很厉害。”

“英沙罗夫？”

“着，我们的房客。谁知道怎么回事呢，昨儿早起，还好好的，晚间呢，只要了点儿水喝，我家里的给他送了点儿水去，可是，夜里呢，就说起胡话来啦，我们听见的，因为我们只隔一层薄板；今儿早起，就不会说话啦，木头似地躺着，烧得凶呢。我的天！我想，哪哪，他准会死啦，那么，我们就得报告警察去。因为，您知道，他是个单身人儿；可是我家里的，哪，她说：‘到那位老爷那儿去吧，那位，我们这位在那儿住别墅的那位，说不定那位老爷会有个主意，也许会自家儿来的。’那么，我就到您老爷这儿来啦，因为，我们不能够，那就是说……”

别尔谢涅夫抓起帽子，塞了一个卢布到那裁缝的手里，就和他急急赶到英沙罗夫的寓所来了。

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人事不知，衣裳也没有脱掉。他的面孔可怕地改变了。别尔谢涅夫立刻吩咐房东夫妇替他把衣服脱掉，把他安置到床上去，自己急忙跑去找了医生来。医生立刻处了方：水蛭，芥子膏，甘汞，同时，吩咐放血。

“他病得很危险么？”别尔谢涅夫问。

“是的，非常危险，”医生回答。“最厉害的肺炎，炎症已经完全发展，脑子或许受到了影响，可是，病人还年轻。只是，他本身的元气此刻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你们找我找得太迟；可是，我们总得依着科学所指示的，一件件去做。”

医生自己还是个青年人，相信科学。

别尔谢涅夫当晚就留在那里过夜。主人夫妇原来都是善心的人，并且，一经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之后，他们甚至变得很能干了。一位助理医生来了，于是，开始做治疗上的处理。

快到早晨，英沙罗夫清醒了几分钟，认出别尔谢涅夫来，问道：“我好像是病啦？”于是，以病危的人特有的钝滞、疲倦而迷惘的眼睛四周望望，就又陷入昏迷状态。别尔谢涅夫回家换过衣服，带了几本书，再回到英沙罗夫的寓所里来。他决定至少暂时留在那里。他把英沙罗夫的床用屏风隔开，给自己在沙发旁边理出一个小小的安身的地方。那一天，是过得不愉快、也不迅速的。别尔谢涅夫除了进食以外，不曾离开房间。夜晚来了。他燃起一根蜡烛，罩起来，开始读一本书。周围，全是岑寂的。从间壁后面主人的房里，时而传出压抑的私语，时而传出一声呵欠，时而传出一声叹息……其中一个打喷嚏，另一个则低声地斥责他；屏风后面，可以听见病人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中间有时间隔着一声短促的呻吟和头部在枕上不安地转侧的声音……奇怪的幻想在别尔谢涅夫心里涌着。他想着，在这房里，有一个人，生命有如将断的线，而这人，他知道，正是叶连娜爱着的……他记得那一晚，舒宾曾追上来告诉他说她是爱着他，爱着他别尔谢涅夫的！而现在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让叶连娜知道他的病？或者等一等？这消息会比前次我告诉她的那一个更令她伤心；命运是多么奇怪地安排我来做他们中间的中介人呀！”他决定，等一等是更妥当的。他的目光落到那个堆满文件的桌上……“他能实现他的计划么？”别尔谢涅夫想着。“难道这一切竟会变成泡影？”于是，他心里对那将被摧毁的年轻的生命不禁充满了悲悯，他给自己发了誓要把它拯救出来……

那是个不安的夜晚。病人不断发着谵语。几次，别尔谢涅夫从自己的小沙发上爬起来，踮着脚走到病人床边，忧愁地听着那不连续的、模糊的呓语。只有一回，英沙罗夫忽然清楚地说道：“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能……”别尔谢涅夫怔了一怔，凝望着英沙罗夫；那受苦的死一般的面孔，全无活动，两手也正无力地摊着……“我不要，”他几乎是听不见地重复说。

医生清早就来了，摇了摇头，重新处了方。

“离开转机还远着呢，”他说着，就戴上了帽子。

“转机以后呢？”别尔谢涅夫问。

“转机以后？那只有两个前途：aut Caesar，aut nihil.[1]”

医生走了。别尔谢涅夫在街上徘徊了几转：他感到需要新鲜空气。随后，他回到房里，又拿起一本书来。罗墨尔他早已读完；现在，他在研究格罗特[2]了。

突然，房门轻轻地响了，房东的小女儿，照旧包着一块太大的头巾，小心翼翼地伸进头来。

“哈，”她小声说道，“前回给了我十戈比的小姐，来啦……”

小女孩的脑袋忽然不见，代替她的，是叶连娜来到了房里。

别尔谢涅夫好像给什么蜇了一下，跳起来；可是，叶连娜却不曾动弹，也不曾喊叫……好像是，在一刹那间，她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可怕的苍白笼罩了她整个的面颜；她走向屏风去，向里面望了望，抬了抬手，就好像变成化石了。如果再过一瞬间，她也许就会向英沙罗夫扑过去，可是别尔谢涅夫拦住了她。

“您做什么？”他以颤栗的低声说道，“您这样也许会送他的命！”

她摇晃着。他把她扶向沙发，让她坐下来。

她直直地望着他的脸，用眼睛从头到脚扫了他一过，最后，就凝视着地下了。

“他会死吗？”她的声音是那么冷淡而且平静，别尔谢涅夫不禁吃了一惊。

“为了上帝的缘故，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他开始说，“您说什么呀？他病啦，那是事实——病得相当危险……可是我们可以救他的；我可以给您保证。”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吗？”她又问，声音还是和以前一样冷静。

“是的，现在，是昏过去了……这种病，开始总是这样的；可是，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我给您保证。喝点儿水吧。”

她抬起眼来看着他，他知道，她并没有听见他的回答。

“如果他死了，”她说，仍然用那同样的声音，“我也会死的。”

在这时候，英沙罗夫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她全身颤抖了，抓住自己的头，于是，开始解帽带。

“您这是做什么？”别尔谢涅夫问她。

她没有回答。

“您要做什么？”他又问。

“我要留在这里。”

“怎么？……久留么？”

“我不知道，也许整天，整晚，永远……我不知道。”

“为了上帝的缘故，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制您自己一点儿吧。当然，我绝对没有料到会在这儿见到您；可是，我仍然……我料想，您是只能在这儿待一个很短的时间的。请您想一想，您家里的人会发觉您不在……”

“那算什么？”

“他们会寻您……找您……”

“那又怎样？”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您瞧……现在他不能保护您呢。”

她垂下头来，好像沉入了深思，于是把手绢举向唇边，痉挛的啜泣就以暴风雨一般的力量从她的胸怀猝然迸发了……她把脸伏向沙发，想把哭声窒塞，可是，她的全身却像一只刚被捉住的鸟儿似的，颤栗着而且起伏着了。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为了上帝的缘故……”别尔谢涅夫不断向她重复说。

“啊！那是什么？”忽然，英沙罗夫的声音响了。

叶连娜抬起身来，别尔谢涅夫生了根似的呆住了……一会儿以后，他走近床边……英沙罗夫的头仍和以前一样，无力地躺在枕上；他的眼睛闭着。

“他是在说胡话么？”叶连娜嗫嚅着说。

“好像是的，”别尔谢涅夫回答，“可是，这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病往往这样，尤其是……”

“他什么时候病起的？”叶连娜截断了他的话。

“前天；我从昨天起就过来啦。信任我吧，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我决不会离开他；我们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来一次会诊。”

“我不在的时候他会死掉的啊，”她叫起来，扭着两手。

“我负责答应您每天给您报告他的病情，倘若真有什么急迫的危险……”

“请给我发誓，那时候您会立刻叫我来，无论白天或者夜晚；直接给我写个条子……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您可听见？您答应您会这么做么？”

“凭上帝，我答应。”

“请您发誓。”

“我发誓。”

她突然抓住他的手，在他还来不及把手缩回之前，她已经在那手上吻着了。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您，您这是做什么……”他嗫嚅着。

“不……不……那是不必要的……”英沙罗夫模糊地、喃喃地说，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叶连娜走近屏风，牙齿紧咬手绢，久久地凝视着病人。无言的眼泪从她的颊上滚下来。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别尔谢涅夫对她说道，“他也许会醒过来，认出了您；谁也不知道那对他的病好不好。况且，我看，医生随时会来……”

叶连娜从沙发上拿起帽子戴上，又停下来。她的眼睛悲哀地瞟了房间一转。她似乎是在回忆……

“我不能走，”她终于低语说。

别尔谢涅夫握紧她的手。

“坚强一些吧，”他说，“镇静一些；您已经把他交给了我。我今晚就来看您。”

叶连娜望了他一眼，说道：“哦，我善良的朋友！”于是啜泣起来，冲出房去。

别尔谢涅夫倚着房门。一种悲哀的、苦痛的、然而同时不无奇妙的安慰的情感，拥塞在他的心头。“我善良的朋友，”他想了一想，于是，耸了耸肩。

“谁来啦？”英沙罗夫的声音响了。

别尔谢涅夫走上前去。

“是我，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您怎么啦？您感觉怎样？”

“只有您？”病人问道。

“只有我。”

“她呢？”

“哪一个她？”别尔谢涅夫几乎是恐怖地说。

英沙罗夫沉默了。

“木樨香，”他喃喃地低声说，又闭上了眼睛。

[1] 拉丁语：或是恺撒，或是毁灭。

[2] 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为《希腊史》的著者。

二十六

整整八天，英沙罗夫挣扎于生与死的界点。医生，作为一个青年人，对于重病人很关心，不断前来诊视。舒宾听到英沙罗夫的危险情况，来探望过几次；他的同胞——保加利亚人——也来过；就中，别尔谢涅夫认出了那两位曾以自己不意的别墅拜访使他迷惘过的奇怪人物；他们全都表示着真挚的同情，有几个还自愿代替别尔谢涅夫看护病人，可是他却记着他对叶连娜的诺言，一概谢绝了。他每天去看她，并且给她偷偷地报告病情的每一细节——有时是口头的，有时，用一封短简。她是以怎样悬虑的心情期待着他的啊！她是怎样地听着他，询问着他的啊！她总想亲自来探望英沙罗夫；可是别尔谢涅夫却恳求她不要这样做：英沙罗夫是很少一人独在的。在知道英沙罗夫病倒的第一天，她自己也几乎病倒了；一回家来，她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别人却请她下来用午餐，当她出现在餐室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使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大大地吃了一惊，硬要送她到床上去。然而，叶连娜却终于能够控制自己了。“如果他死了，”她再三思忖着，“我也就完了。”这一思想使她平静下来，也给了她力量，使她可以装作冷静。也没有人来怎么麻烦她：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为着自己的牙痛忙个不了；舒宾在发狂地工作；卓娅也变得忧郁起来了，正在热心地读着维特[1]；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对于“学者”的频频访问深为不满，尤其因为他关于库尔纳托夫斯基的“预定计划”简直毫无进展：那位讲求实际的主任秘书于是也摸不着头脑，只有等待机会了。叶连娜对别尔谢涅夫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过：对于有些帮助，感谢不独令人羞愧，而且令人感觉可怕。只有一次，当她和他第四次会晤的时候（前一晚，英沙罗夫的情况十分恶化，医生已经暗示该来一次会诊）——只在那时，她才向他提到了他的诺言。“好吧，那么，我们一道儿走吧，”他对她说。她站起来，正预备整装。可是他又说：“不，我们且等明天再看。”在傍晚的时候，英沙罗夫的病势竟减轻下来。

这样的苦难延长了八天。叶连娜表面是平静的，可是她什么也不能吃，夜晚也不能睡。她全身感到一种隐隐的酸痛；在她的头脑里，似乎充满了干燥的、燃烧着的青烟。“我们小姐蜡烛似地消瘦了呢，”她的婢女这样说她。

终于，在第九天上，危机大致过去了。叶连娜正在客厅里，坐在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身旁，给母亲念《莫斯科新闻》；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别尔谢涅夫进来了。叶连娜望了他一眼，（每一次，她投给他的那最初的一瞥，都是多么迅速、多么胆怯、多么深沉而又多么不安啊！）于是马上猜到他是带着好消息来了。他在微笑呢；他微微向她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迎接他。

“他清醒了，他得救了，一星期以后他就会完全好了，”他对她低声说。

叶连娜伸出手来，像是防备挨打似的，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她的嘴唇颤栗了，一阵红晕笼罩了她的整个面庞。别尔谢涅夫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谈起话来，叶连娜则回到了自己的私室，跪下来，祈祷着，感谢上帝……轻松的、欢快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流出来。她突然感到极度疲劳，把头偎到枕上，喃喃地说：“可怜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她的睫毛和颊上还濡渍着泪花，她就沉沉睡去了。这是许久以来她第一次的睡眠，也是第一次的眼泪。

[1] 即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二十七

别尔谢涅夫的话却只实现了一部分：危险果然过去了，可是英沙罗夫的元气却恢复得很慢，据医生说，他的整个机体都经受了深而广的震动。然而病人却不顾这一切，已经离开病榻，开始在房间里走动；别尔谢涅夫也迁回自己的寓所，可是仍然每天过来，看望他的仍然虚弱的朋友，并和以前一样，每天给叶连娜报告病人的健康情况。英沙罗夫不敢给叶连娜写信，只在和别尔谢涅夫谈话的时候间接地提到她；而别尔谢涅夫则以假装的不介意，说到他自己常到斯塔霍夫家去，并且，他努力让他知道：叶连娜曾经深深地痛苦过，可是现在却平静多了。叶连娜也没有给英沙罗夫写信；她有她自己的打算。

一天，别尔谢涅夫刚刚欢欢喜喜地告诉她，说医生已经许可英沙罗夫吃牛肉饼，并且，也许，不久之后他就可以出外行走了——这时，她却变得沉思起来，垂下了眼睑……

“猜猜，我要跟您说什么？”她说。

别尔谢涅夫惶乱起来。他明白她。

“我想，”他回答着，把眼睛转到一边，“您是想说，您要见他。”

叶连娜的脸红了，她以一种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嗫嚅道：

“是的。”

“唔，这有什么呢？我想，对于您，这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呸！”他自己寻思着，“我心里怀着怎样可憎的感情啊！”

“您是说，我以前已……”叶连娜说。“可是我害怕……您说他那儿多半总有人。”

“那也不成什么问题，”别尔谢涅夫回答，仍然不看她。“当然，我也不便预先通知他；可是，写封信给我带去吧。谁能阻止您写封信给他……给您关心的、要好的朋友呢？那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约定一个时间……就是说，您写信告诉他，您什么时候要去……”

“我不好意思呢，”叶连娜低声说。

“把信给我吧，我给您带去。”

“那倒不必，可是，我要求您……请别恼我，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要求您：明儿别上他那儿去！”

别尔谢涅夫咬了咬嘴唇。

“啊！对啦，我明白啦，很好，很好。”于是，又接着说了一两句话之后，就匆匆告辞了。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啦，”在急急赶回家去的途中，他这样想。“我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知道，可是，这样更好，更好！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沾附在别人的巢边呢？我什么也不后悔，我照着我的良心的吩咐做了应做的事，可是，现在，够啦！让他们去吧！看起来，我父亲是有道理的，他就常常给我说道：‘我和你，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不是爱奢侈享乐的人，我们不是贵族，也不是命运和造物的宠儿，我们甚至也不是殉道者——我们只是劳动者，劳动者，劳动者。穿起你的皮围裙吧，劳动者，站到你工作的车床旁边去，到你的黑暗的作坊里去吧！让阳光去照耀别的人吧！我们的暗淡的生活也自有它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幸福呢！’”

次晨，英沙罗夫从邮局收到一个短简。“等着我，”叶连娜写道，“谢绝所有的客人。安·彼·不会来的。”

二十八

英沙罗夫读过叶连娜的短简以后，马上整理房间，请房东主妇把药瓶拿走，脱下寝衣，穿上上衣。因为虚弱与欢喜，他的头眩晕，心也猛烈地跳着。他的膝头打颤；他于是沉到沙发里，开始看表。“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呢，”他自语着。“在十二点以前她是决不能来的；这一刻钟我想点儿别的事情吧，不然，我会支持不住啦。在十二点以前，她是不可能来的……”

门开了，随着一阵绸衣裳的轻微窸窣声，叶连娜进来了，整个地苍白、新鲜、年轻，而且幸福；一声微弱的欢呼以后，她就投向了他的怀抱。

“你还活着，你是我的，”她不断重复着，拥抱着他，抚摸着他的头。他几乎昏迷了；这样的接近，这样的爱抚，这样的幸福，使他的呼吸几乎窒息。

她坐到他身旁，紧紧地偎依着他，开始用欢笑的、爱抚的、温存的、只能闪耀在有了爱情的女性的眼里的目光，凝视着他。

忽然，她的险阴沉下来。

“你变得多么瘦啊，我可怜的德米特里，”她说着，一面用手抚摸他的颈项，“你的胡子多长哟！”

“你，也瘦了呢，我可怜的叶连娜，”他回答说，用嘴唇捉捕着她的手指。

她快乐地把发卷摇了一摇。

“那是没有关系的。你瞧着，我们很快就会复元的！风暴已经过去啦，正跟那天我们在教堂里相会的时候一样：它已经吹过去啦，消灭啦。现在，我们要开始生活啦。”

他只是用一个微笑回答她。

“啊，我们过了些怎样的日子呀，德米特里，是怎样残酷的日子哟！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所爱的人，他怎么能活呢！每一回，我都预先知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会来告诉我怎样的消息，真的，我知道的；我的生命也好像跟着你的一道儿升上去，一道儿沉下来呢。啊，欢迎你的生还呀，我的德米特里！”

他不知对她说什么好。他只想把自己投到她的脚前。

“我也观察到，”她继续说，把头发甩向脑后，“这一向，闲着的时候，我作过许多的观察——我看出来，当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幸的时候，他是以怎样愚蠢的注意力来观察周围的一切啊！真的，我有时就许久许久呆呆地盯着一只苍蝇，可是，在我心里却感觉到多么寒冷和恐怖！可是，这全都过去啦，过去啦，对吗？未来，一切都是光明的，不是吗？”

“你就是我的未来，”英沙罗夫回答说，“就是我的光明。”

“我也是一样啊！你可记得，那一回我来你这儿的时候……不是上一次，不，不是上一次，”她重复说，不自主地颤栗了，“是我跟你谈话的那一次，我不知为什么说到死；我真想不到，就在那时候，死亡正在那里窥伺着我们呢。可是，现在，你已经好啦，不是吗？”

“我好多了，我已经差不多全好了。”

“你好啦，你没有死。啊，我是多么幸福！”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叶连娜？”英沙罗夫询问地说。

“什么，我最亲爱的？”

“告诉我，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病，是作为一种惩罚，临到我们身上来的么？”

叶连娜严肃地注视着他。

“那种思想我的确有过的，德米特里。可是，我想：为什么我该受惩罚呢？我违反了什么义务，我对谁作下了什么罪孽呢？也许我的良心和别人的不同，可是，我是问心无愧的；或许，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吧？我妨碍了你，我拖累了你……”

“你并没有拖累我，叶连娜，我们会一块儿走。”

“是的，德米特里，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会跟着你……那是我的义务。我爱你……我不知道我还有别的义务。”

“哦，叶连娜！”英沙罗夫说道，“你的每一个字，都用怎样的锁链牢牢地锁住了我啊！”

“为什么说锁链呢？”她打断他的话。“我们是自由人，你和我。是的，”她继续说，沉思地注视着地下，一只手仍然抚摸着他的头发，“近来，我体验过许多事情，这全是我以前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以前，如果有谁对我说，我，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小姐，会假托各种各样的口实，一个人从家里跑出来，并且，是跑到怎样的地方去呢？跑到一个青年男人的寓所去！——那么，我准会多么生气啊！可是，现在，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可一点儿也不感到生气。上帝见证，我一点儿也不呢！”她又说，转向英沙罗夫。

他以那么一种近于崇拜的表情望着她，使得她把自己的手从他的发上轻轻地垂了下来，掩住了他的眼睛。

“德米特里！”她又开始说道，“当然，你还不知道，我来看过你，你在那儿，躺在那可怕的床上……我看过你，你已经落在死神的爪子里，人事不知……”

“你看过我？”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别尔谢涅夫也在？”

她点了点头。

英沙罗夫偎到她肩上。

“哦，叶连娜！”他喃喃地说，“我没有勇气看你了。”

“为什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是那么善良！我在他面前是不害羞的。我有什么可以害羞的呢？我可以告诉整个世界我是属于你的……况且，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是兄弟般信任的。”

“他救了我！”英沙罗夫说道。“他是人间最崇高、最善良的人！”

“是的……并且，你可知道，所有一切，我也全该感谢他呢。你可知道，第一个告诉我，说你爱我的，就是他！啊，如果我能把所有的事全给你说一遍啊……是的，他是个最崇高的人。”

英沙罗夫凝神地注视着叶连娜。

“他很爱你，是不是？”

叶连娜垂下眼睛。

“他的确爱着我，”她低低地说。

英沙罗夫把她的手热烈地握住了。

“哦，你们俄国人”他说，“你们全有着纯金般的心田！他，他看护我，他晚间不睡……你，你，我的天使……没有抱怨，没有动摇……这，全为了我，为了我！……”

“是的，是的，全为了你，因为，他们爱你。啊，德米特里！多么奇怪啊！大概，从前我已经给你说过——可是，没有关系，我高兴再说一遍，你也会高兴再听一遍的——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你眼里怎么有眼泪了呢？”英沙罗夫打断她的话。

“眼泪？我的眼里？”她用手绢揩了揩眼睛。“哦，傻孩子！他还不知道，人们为着幸福也可以流泪呢。我给你说吧：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看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真的。我记得，最先，舒宾倒很叫我感到兴趣，虽然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至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呢——哦！有一个时候，我曾这样想过：我期待的难道就是他？可是，对于你呢——我什么也没有感觉过；只是……慢慢地……慢慢地……你就用双手把我的心紧紧地抓去啦！”

“你饶了我吧，”英沙罗夫说。他想站起来，可是，马上又沉到沙发里了。

“你怎么样了？”叶连娜焦急地问。

“没有什么……我还有些软弱……我受不住这样的幸福。”

“那么，安静些坐着吧。敢动一动，不许兴奋，”她补充说，假装用指头威吓他。“干吗就把睡衣脱了？这时候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公子哥儿似的，还太早呢。坐下，我给你讲讲故事。听着，别响。病刚好就多说话，是不好的。”

她开始跟他谈舒宾，谈库尔纳托夫斯基，谈这两星期她做了些什么，谈到战争，据报纸看来，战争好像是不可避免，那么，在他一经完全复元之后，他就该不耽误一刻时光，准备他们启程……她跟他说着这一切，一直坐在他的身旁，偎依在他的肩上……

他听着她，听着，面色一时发白，一时发红。几次，他想要止住她——突然，他直起身子来。

“叶连娜，”他对她说，声音是那么奇怪而生硬，“请离开我，去吧。”

“什么？”她迷惘地回答。“你觉得不舒服？”她急忙又说。

“不……我很好……可是，请离开我，我求你。”

“我不明白你。你赶我走么？……你这是做什么？”她突然叫道；他已经从沙发上俯下身来，几乎触到地面，把嘴唇贴在她的脚上。“别那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

他抬起身来。

“那么，请离开我吧！你瞧，叶连娜，当我病倒的时候，我还没有立刻就失掉知觉，我知道我是站在毁灭的边缘；就是在我发烧、在我谵语的时候，我也朦胧地意识到，那是死亡正在向我走来，我已经跟生命、跟你、跟一切告了永别，我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可是，这突然的死里回生，这黑暗之后的光明，而你……你……就在我的身旁，和我同在……你的声音，你的呼吸……这叫我受不住！我觉得我狂热地爱着你，我听着你亲口说你是我的，可是我却不能给你回答……请……请走吧！”

“德米特里！……”叶连娜低声喃喃着，把头藏到他的胸前。直到现在，她才了解他。

“叶连娜，”他继续说，“我爱你，你是知道的，我可以为你舍弃我的生命……可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当我还是这么软弱、当我还不能控制我自己、当我的血液这么沸腾着的时候，赶到我这儿来呢？……你说，你是我的……你爱我……”

“德米特里，”她重复说，她的面颊整个地羞红了，在他的胸前偎得更紧。

“叶连娜，怜悯我吧——去！我觉得我会死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激动……我的整个灵魂渴慕着你……想想吧，死亡几乎把我们分开……可是，现在，你是在这里，在我的怀里……叶连娜。……”

她的全身颤栗了。

“那么，你就接受我吧……”她几乎是听不见地低声说……

二十九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在自己的书斋里，绷着脸，来回踱着；舒宾坐在窗前，跷着腿，悠然地吸着雪茄。

“请别这么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吧，”他说道，把烟灰从雪茄上敲下来。“我一直在等着您说话呢，我这么一直跟着您晃，连脖子都晃酸啦。况且，您这么走来走去，也真有点太紧张，太过火啦。”

“除了开玩笑，你就再也不会点儿别的，”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回答。“你就不肯替我设身处地想想：你就干脆不想明白我已经习惯了那个女人，简直就是离不开她，少了她我就只有苦恼。这儿已经是十月，眼看就是冬天啦……她到底死呆在列维尔干什么呢？”

“她准在织袜子……为她自个儿；为自个儿呢——可不是为您。”

“笑吧，尽管笑……可是，我得告诉你，我再也没有见过像她那样的女人。那么诚实，那么不自私自利……”

“她把那支票兑现了没有？”舒宾问。

“那么不自私自利，”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重复说，提高了嗓子，“那真叫人惊叹！有人告诉我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别的女人；可是我告诉他说：拿那千千万万来给我瞧；我说：把那千千万万拿来给我瞧：ces femmes—qu'on me les montre！[1]可是，她就是一个劲儿不写信来，这真急死人！”

“您真像毕达哥拉斯[2]一样雄辩啦，”舒宾说，“可是您可知道，我要给您个什么忠告？”

“什么忠告？”

“当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回来的时候……您懂得我的意思吗？”

“嗯，是的……那怎么样呢？”

“当您看见她的时候……您可明白我的意思？”

“嗯，是的，不错。就怎么样？”

“就揍她一顿。看看怎样？”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愤然转过身去。

“我当他真会给我什么切实的忠告呢。可是，从他又能指望什么好的来！一个艺术家呢，没法度的家伙……”

“没法度……哪，听说，您那挺得意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那位挺有法度的人，昨晚可剥了您整整一百银卢布呢。那可不算客气啦，您得承认。”

“那算什么？我们打的是规矩牌。当然，我原来希望……可是，这屋子里的这些人可就不知道怎样去赏识这么个人物……”

“所以他就想着：‘管它的呢！’”舒宾插嘴道，“‘岳丈大人不岳丈大人，那还是个未定之数，可是，一百卢布对于一个不受贿赂的人，可就是个不小的实惠哪。’”

“岳丈大人？……我是个什么鬼的岳丈大人哪？Vous rêvez，mon cher.[3]当然，任凭是个什么别的女子，有这么个男人来求婚，也该够喜欢的啦。你来评评吧：精明强干，一手打出那么一个天下来，身兼两省要职……”

“把一省之长的鼻子牵着走，”舒宾补充说道。

“那也很不假。当然，那也是不能不然的。实事求是，又有手腕……”

“又是打牌的好手，”舒宾又说。

“唔，不错，的确也是打牌的好手。可是，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谁能摸得透她？我倒很想知道，有谁高兴来试试，来琢磨琢磨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今儿个她欢欢喜喜，到明儿，可又阴阴沉沉啦；一忽儿，变得那么瘦，叫人看也不想看她一眼，可是，一转眼，又忽然复了元——所有这些，全没有任何明显的来由……”

一个长相难看的仆人用托盘端来一杯咖啡，一些奶油和方块白糖。

“做父亲的看中了女婿，”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继续说，把糖戳碎了一块，“可这和女儿有什么相干呀！在往日，家长制的时代，倒全都很好，可是如今呢，我们把这全都改变过来啦。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这如今的时代，年纪轻轻的小姐，高兴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高兴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带仆人也不带婢女，竟也能一个人在莫斯科满街跑，就跟在巴黎一样啊！而这呢，好像全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前不久，我问道：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到哪儿去啦？回答是：小姐出去啦。到哪儿去啦？谁也不知道。这难道——成体统吗？”

“请用您的咖啡，早点儿让用人下去吧，”舒宾说道。“您自己不是说过，不应该devant les domestiques……”他又低声补充说。

仆人斜着眼把舒宾偷偷望了望，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则端起杯子，加上了一些奶油，又抓过十多块方糖来。

“我要说的是，”仆人一走，他又开始说，“在这个家里，简直就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如是而已。因为，这如今哪，谁都根据外表来看人：比方，有的人，本来无聊、胡涂，可是，要是装得俨然凛然呢——自然就有人尊敬他；同时，另外的人呢，实在，也许抱有绝大的才能……能做一番大事……可是，因为他自己谦虚……”

“您当真以为您是个大政治家吗，尼古林卡[4]？”舒宾用一种嘲笑的声音说。

“别跟我来你那丑角腔儿！”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忿然叫道。“你简直忘了上下！这，又可以证明我在这个家里不算什么，简直不算什么！”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还虐待您呢……可怜的人！”舒宾说着，伸了伸懒腰，“啊，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我们可真是一对罪人哪！您最好给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准备点儿什么小礼物吧。明后天就是她的生日，您知道，就是您的一点点儿殷勤小意思，她也是多么珍重的。”

“是的，是的，”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急忙说道，“你提醒我这个，倒叫我十分感激。当然，当然；一定的。我现有个小玩意儿：一只小别针，前儿个在罗森施特罗哈买的；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这能行吗？”

“您大概是为那另外的一位，在列维尔的那一位，买的吧？”

“那是……我……真的……我原想……”

“啊，既然那么着，当然行啦。”

舒宾从椅子上站起来。

“今儿晚上我们到哪儿去逛逛呢，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啊？”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斜着眼，蔼然问。

“啊？您不是要到俱乐部去么？”

“俱乐部以后呢……我是说，俱乐部以后呢。”

舒宾又伸了一个懒腰。

“对不起，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我明儿还得工作。下回再说吧。”说着，他就出去了。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皱了皱眉，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于是，从橱里拿出一只天鹅绒小匣子，里面就盛着那只“小别针”；他把那别针看了很久，又用丝手绢将它擦了擦。于是，他坐在镜子前面，细心地梳了自己的密而黑的头发，以一种凛然的表情把头一时偏左，一时偏右，舌头抵着腮帮子，眼睛一直盯着发上的分线。有人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刚刚送过咖啡的仆人。

“做什么？”他问他。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仆人俨乎其然地说道，“您是我们老爷！”

“这我知道；怎么样？”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您老爷别生我的气；可是，我，从小就给您当差，因为敬爱老爷，我就不得不给您报告……”

“什么？”

仆人感到踌躇了。

“老爷刚刚说，”他开始说，“刚刚说您不知道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不知道小姐到哪儿去啦。小的，可是知道的。”

“你在撒什么谎，你这笨蛋？！”

“随老爷您的便；三天前，我可是看见我们小姐走进一处房子里去的。”

“在哪儿？什么？什么房子？”

“波瓦尔街附近……**胡同。离这儿不远。小的也问过看门的人：都是谁住在这儿呀？”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顿起脚来。

“住口，流氓！你怎么敢？……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一片善心，去探望那儿的穷人；你，你……滚，笨蛋。”

吃惊的仆人朝门口跑去。

“站住！”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叫道。“看门的人跟你说什么来？”

“哦，他没……没说什么……他说，一个大……大学生……”

“住嘴，流氓！听着，坏蛋：你敢响一声，敢对任何人……就是在梦里……”

“饶了我吧……”

“住口！如果你漏了口风……要是谁……要是给我听见……就是到地底下你也别想逃！听见没有？滚！”

仆人走开了。

“天哪，仁慈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仆人走后，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独自寻思着，“那笨蛋告诉我的是什么事呀！呃？可是，我得调查出那是个什么地方，是谁住在那里。我得亲自去一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呀！……Un laquais！Quelle humiliation！[5]”

于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高声地重复了一回“Un laquais！”以后，就把别针仍然锁回到橱里，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这边来。他发觉她正躺在床上，脸上缚着绷带。可是，她那受苦的样儿却更激起他的怒火，他很快就把夫人弄得涕泪交流了。

[1] 法语：把那些女人拿来给我看！

[2]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数学家。

[3] 法语：你在说梦话呢，我亲爱的。

[4] 尼古林卡是尼古拉的小名。

[5] 法语：给下人看见呢！多么丢脸！

三十

同时，酝酿在东欧的风暴，终于爆发了。土耳其对俄国宣了战；诸公国的撤退期限已经满了；昔奴魄大战就在目前。[1]英沙罗夫最近接到的信件，全都召唤他火速返回祖国。他的健康还没有复元：他咳嗽，感觉虚弱，时发低烧，可是，他却几乎整天不在家里。他的灵魂燃烧起来了；他再也不能顾及自己的病弱。他不断地在莫斯科奔走，秘密地会见各种人，整晚写信，整天不见人回来；他已经通知房东，说他不久就要离开，并且已经预先把他那些简陋的家具送给了他们。叶连娜，在她这一方面，也做着启程的准备。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她正坐在自己的房里缝一些手绢的饰边，一面不自主地以沉郁的心情听着风声的怒吼。她的婢女进来了，告诉她说：她爸爸正在妈妈的寝室里，叫她立刻过那边去……“您妈哭着呢，”她对正要过去的叶连娜低声说，“您爸爸在发脾气……”

叶连娜微微耸了耸肩，就来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寝室。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善良的妻子正斜倚在一张躺椅上，嗅着洒了香水的手巾；家主自己，则站在壁炉旁边，上衣的纽子一直扣到喉际，戴的是高而硬的领结，浆得硬挺的领子，从那神气活现的气派，可以隐隐看出一位国会演说家的雄姿来。他以演说家的姿势摆了摆手，向女儿指着一把椅子，当女儿并不明白他的手势，只是询问地瞧着他的时候，他就连头也不回，威严地说道：“我请您坐下。”（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对自己的妻子照例称您，对于女儿，却只有在非常的场合里才这么称呼的。）

叶连娜坐下来。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眼泪汪汪，擤着鼻涕。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把右手插进上衣的胸襟里。

“我叫您来，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在一阵颇长的沉默以后，他发言了，“是要跟您谈谈，或者，我们不如说，是要求您解释一下。我很不满意您，不，这样说还太婉和；您的行为令我——令我和您的母亲……您在这儿看见的您的母亲——感到痛苦和羞辱。”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沉住气，只用低音说。叶连娜默默地看了看他，又看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她的面色苍白了。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又开始说，“女儿对于自己的父母，是正眼也不敢望的；在那时代，双亲的权威可以使得不孝的女儿发抖。那种时代，不幸，是过去了；至少，有许多人以为是过去了；可是，请让我告诉您，就是如今，总也还有些法理存在，它们不许可……不许可……总之，总也还有些法理存在。我请您注意到这一点：总也还有些个法理……”

“可是，爸爸……”叶连娜刚刚要开始说。

“我请您不要打断我。让我们，在思想上，把过往回溯一下吧。我们，我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总算尽过我们的义务。我们，我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在您的教育上总算不遗余力：不惜花费，不辞操劳。您从所有这些操劳、这些花费里到底得到了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可是我想，我总有权利期望您……我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总有权利期望您，至少，会把我们对您，我们惟一的女儿……所灌输的，que nous vous avons inculqués，那些道德原则，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有权利认为，无论什么新‘思潮’也不能跟那……跟那神圣的古训相抵触。可是，结果怎样呢？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在您那种性别和年龄上所难以避免的轻率……可是，谁能料得到，您竟是忘形到了这样的地步……”

“爸爸，”叶连娜说道，“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了……”

“不，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用极高的假嗓音喊道，他的议会演说家的丰姿，流利威严的演说辞以及低音的调子，不意之间，全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不知道，你这下贱的丫头……”

“为了上帝的缘故，Nicolas[2]，”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喃喃道，“Vous me faites mourir.[3]”

“请别说que je vous fais mourir[4]，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您简直想也想不出您马上会听到怎样的下文——顶难听的还在后头呢，我警告您！”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差不多惊呆了。

“不，”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继续说着，转向叶连娜，“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

“我在您面前是该受责备的……”她开始说……

“哈，到底，是有那么回事呀！”

“您是该责备我的，”叶连娜继续说，“因为我没有早一些明白告诉您……”

“可是，你可知道，”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打断她说，“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毁掉你！”

叶连娜抬起眼睛来，看着他。

“是的，小姐，是的，只要一个字！用不着那么给我瞪眼！（他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我且问您，您可知道波瓦尔街附近，**胡同里的一幢房子？您可是到那儿去过？（他顿起脚来。）回答我，下贱的丫头，别想跟我遮遮掩掩的！别人，别人，下人们，小姐，desvils laquais[5]瞧见您上那儿去过啦——上您那……”

叶连娜的脸整个地红了，眼睛开始发起光来。

“我用不着跟您遮掩什么，”她说道，“是的，我去过那房子。”

“好极啦！您听见没有，您听见没有，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那么，大概，您知道是谁住在那儿吧？”

“是的，我知道的：我的丈夫……”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眼珠鼓出眼眶来了。

“你的……”

“我的丈夫，”叶连娜重复说。“我跟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英沙罗夫结婚了。”

“你？……结婚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艰难地说。

“是的，妈妈……饶恕我。两星期以前我们秘密结婚的。”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倒在自己的椅子里；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倒退了两步。

“结婚了！跟那么个走江湖的、那么个黑山种结婚！贵族世家尼古拉·斯塔霍夫的女儿嫁给那么个流浪汉，那么个没有来历的东西！还不待双亲的祝福！你以为我就会轻轻放过？我就不会去告状去？我就会让你……让你们……我会把你送进修道院，把他送去服苦役，送到囚徒队里去！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请您立刻告诉她：您取消了她的继承权！”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为了上帝的缘故，”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呻吟着。

“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做出这种事来的呀？谁给你们行的婚礼呀？在哪儿呀？怎么个结婚法呀？啊，我的上帝呀！我们的朋友们会怎样说，社会上会怎样说啊！咳，你，无耻的伪善者，做了这种好事之后，你还有脸生活在你父母的屋顶底下！你就不怕……不怕天雷劈呀？”

“爸爸，”叶连娜说道（她是从头到脚，全身颤栗着了，可是她的声音却是镇定的），“您高兴把我怎样都行，可是，您不该骂我无耻，骂我伪善。我本不想……不想早早就叫您烦恼；可是，一两天内，我也会不得不自动把所有的事情完全告诉您的，因为，我们，我的丈夫跟我，在下星期就要离开这儿。”

“离开这儿？到哪儿去？”

“到他的祖国，保加利亚去。”

“到土耳其人那儿去哪！”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喊着，就晕过去了。

叶连娜急忙跑到母亲身边。

“走开！”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怒吼着，抓住女儿的手臂，“你给我出去，不要脸的丫头！”

可是，正在这时，寝室的门开了，一张嵌着闪光的眼睛的苍白的脸，出现了；那正是舒宾。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他尽着嗓子高喊道，“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来啦，她叫您去呀！”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怒不可遏地转过身来，把拳头对着舒宾威吓了一通，于是，静立了一会儿之后，就急忙溜出去了。

叶连娜伏到母亲脚前，抱着她的膝盖。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正躺在自己床上。一件无领衬衫，由一颗大纽子扣在他肥胖的颈上，堆成许多松阔的褶皱搭拉在他的女人似的乳房面前，刚好露出一个杉木的大十字架和一个避邪的护身香囊。一条薄毛毯盖住他肥硕的肢体。床头柜上，一支蜡烛在一杯克瓦斯旁边暗淡地燃着，在床上，在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的脚头，非常颓丧地坐着舒宾。

“是的，”他沉思地说，“她结了婚，就准备走啦。您那位侄儿，嚷着，叫着，闹得个满屋皆知；他把自己关在他妻子的寝室里，原是为了保密，可是，不只是小厮们，丫头们，就是马夫们也全听得一清二楚啦！他现在还在那儿横冲直撞，闹着，咒着，差点刷我几个耳刮子；他是在那儿发他的家长的威风啦，就像一头发了疯的狗熊；可是，他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可真给毁啦，可是，女儿要走开倒比女儿结婚更叫她伤心。”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扭了扭手指。

“做母亲的，”他说道，“唔……当然……”

“您那好侄儿，”舒宾继续说道，“扬言要到大主教、总督和总长衙门去告状，可是，结局总不外女儿一走完事。谁高兴毁掉亲生的女儿呢！他汪汪地叫过一阵，自然就会把尾巴耷拉下来的。”

“他们……也没有权利，”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说着，从杯子里呷了一口克瓦斯。

“是呀，是呀。可是，在莫斯科，会掀起怎样的谣言、蜚语和闲话的大波啊！她可不怕这些……况且，她原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她要走了——走到怎样的地方去？连想一想也可怕！走到怎样的远方，怎样的荒野啊！是怎样的未来等待着她呢？我好像就看见她，在大风雪的夜晚，零下三十度的气候里，从冷清的驿站出发。她要离开她的祖国，离开她的家人了；可是，我是了解她的心情的。她丢在背后的尽是些什么人呢？她在这儿看见的尽是些什么人呢？库尔纳托夫斯基、别尔谢涅夫和不才我之辈：这还是这一批里优秀的呢。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只有一件却是糟糕的，听说她的丈夫——鬼知道，我这舌头好像怎么也卷不出这么个字眼儿来——听说英沙罗夫吐血；那可真糟糕透啦。前不久我见过他，那面孔，可以活脱塑出个布鲁图[6]来……您可知道布鲁图是谁吗，乌瓦尔·伊万诺维奇？”

“有什么知道不知道？总归是个人罢了。”

“一点儿也不错，是一个‘人’。是的，他有一张了不起的面孔，可是不健康，很不健康。”

“打起仗来……倒没有关系，”乌瓦尔·伊万诺维奇说。

“打起仗来，倒没有关系，一点儿也不错：您今儿说话可特别公正起来啦；可是，对于生活，那可大有关系呀！并且，您知道，她和他是想着生活在一块儿的。”

“年轻人的事情嘛，”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对呀，年轻、光荣、勇敢的事情。死、生、斗争、败北、胜利、爱情、自由、祖国……好极啦，好极啦。仁慈的上帝呀，请您也把这些同样地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吧！这比齐颈脖埋在泥沼里，装作满不在乎，而实际上也的确满不在乎，是不大相同的呀。可是，在那里——弦是绷得紧紧的啦：要响，就响得全世界都能听见，不然，就干脆绷断吧！”

舒宾把头垂到胸前。

“是的，”长久沉默之后，他又继续说，“英沙罗夫是配得上她的。可是，这是多么荒诞无稽呀！谁也配不上她。英沙罗夫……英沙罗夫……干吗来这么一套虚伪的自谦呢？是的，我们承认，他是个好青年，他站稳了自己的脚步，虽然直到目前，他也不见得比我们这班可怜的罪人们多做出一些什么事来；况且，难道说，我们就真是那种百无一用的废物么？比方，就说我吧，乌瓦尔·伊万诺维奇，难道我就是那种废物？难道上帝在各方面对我都是这么吝啬？难道上帝就没有赋予我任何能力、任何才能？谁知道，也许，在时间的进程里，帕维尔·舒宾的名字有一天也将成为光荣的名字吧？您瞧，那儿，在您的桌上搁着一枚铜币。谁知道，有一天，也许，一百年之后，那枚铜币也许会成为那些感恩的后代为纪念帕维尔·舒宾而立的铜像的一部分呢？”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注视了好一会已经兴奋起来的艺术家。

“那还远着呢，”他终于说，照例扭了扭手指；“我们原是说着别人，可是你……你瞧……倒把自己扯进去了。”

“哦，俄罗斯国土的伟大的哲人！”舒宾叫道，“您的每一个字都有着纯金般的重量，铜像，不该给我，却该给您建立呀，我自己就来担任这个工程。哪，就照您现在躺着的这样子，就照着这个姿势，这叫人不明白主题到底是什么——是懒惰呢，或者是力量——我就把您这样塑出来。您是照准我的自私心和虚荣心作了一个公平的抨击了！是的！是的！谈自己是没有用的，吹牛是没有用的。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任凭您朝哪儿看去，都找不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处——不是小气鬼，就是胡混混，不是小哈姆雷特[7]，就是自我陶醉的英雄，或者，就是地底下的黑暗和混沌，不然，就是懒惰的空谈家，和木头木脑的鼓槌！也还有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可耻地不厌其烦地研究着自己，永远感觉着自己的情感的悸动，不断给自己报告道：‘这，是我所感的哪；这，是我所想的哪。’多么有用的、聪明的事业！不！如果我们中间真有什么像样的人，那么，那个年轻的姑娘，那个敏感的灵魂，也就不至于把我们扔在脑后，不至于从我们这儿鱼一样地溜到水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乌瓦尔·伊万诺维奇？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来？在我们中间，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呢？”

“给我们一些时间，”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回答道，“自然会有。”

“会有？哦，你俄罗斯的土壤！哦，你拥有强大威力的人！可是你说：会有？您瞧——我会把您的话记录下来的！可是，您为什么吹灭了蜡烛呢？”

“我要睡了。再见吧。”

[1]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土耳其政府要求俄国最高统帅部在两星期内从多瑙河诸公国撤兵。要求未得满足。同年十月，土耳其对俄宣战。十一月十八日，俄国舰队在纳希莫夫将军率领下，歼土耳其舰队于黑海南岸的昔奴魄。

[2] 法语：尼古拉。

[3] 法语：您会急死我啦。

[4] 法语：我会急死您。

[5] 法语：下贱的仆人们。

[6]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反对恺撒的主谋者。

[7]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依屠格涅夫的意见，哈姆雷特是没有行动力的怀疑主义者的典型。

三十一

舒宾的话是对的。叶连娜结婚的意想不到的消息，几乎断送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性命。她不能起床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一定要她不让她的女儿到她面前来；他似乎是在趁这个机会大大地显一回他做家长的威风，一家之主的威严；他在家里不断吼叫着，不断对仆人们大发雷霆，不断说道：“我要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我要让你们知道知道——你们等着瞧吧！”当他在家的时候，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不能见到叶连娜，就只能以卓娅为满足；卓娅非常殷勤地伺候着她，同时却又不断地自己想道：“Diesen Insaroff vorziehen—und wem？”[1]可是，一当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出去以后（这样的时候是很多的，因为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真的已经回来），叶连娜就仍然来到母亲跟前——母亲就噙着眼泪，许久许久，默默地凝视着她。这种无言的谴责，比之任何别的谴责，更深深地刺割着叶连娜的心；这时她并不感到忏悔，却感到一种近于忏悔的深深的、无际的怜悯。

“妈妈，亲爱的妈妈！”她不断地重复着，吻着母亲的手，“您叫我怎么办呢？别埋怨我，我爱了他，我没有法子不这样。请您抱怨命运吧：是命运把爸爸不喜欢的这么一个人跟我联系在一起了，并且，他还要把我从您这儿带走。”

“啊！”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打断了她的话，“别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一想起你是要到怎样的地方去，我的心就要碎啦！”

“亲爱的妈妈，”叶连娜回答说，“您至少这样宽解宽解吧：如果不让我去，也许事情会更坏，也许我会死呢。”

“可是，就是这样，我也别想再看见你啦。不是你在那儿的什么茅棚子里把命送掉（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给自己描画出来的保加利亚的情况，是和西伯利亚的苔原不相上下的），就是我让这种别离活活地愁死……”

“别那么说吧，好妈妈，上帝可怜，我们日后也可以再见的。保加利亚那边，也有城市呢，跟我们这儿一样。”

“有什么城市，哼！那儿正打仗；遍地全轰着大炮……你打算马上就动身吗？”

“马上……只要爸爸……爸爸好像要去告状呢，他威吓要拆开我们。”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举目望天。

“不，列诺奇卡，他不会告状的。我自己，无论怎样，原来也不肯答应这件亲事，宁可让我死掉；可是，木已成舟，也是无法，我不会让我的女儿当众丢脸的。”

几天工夫，就像这样过去了。终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鼓起了勇气：一天晚上，她和丈夫单独关在她自己的寝室里。整屋子里的人，全都沉住气，静听着。最初，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的声音开始响了；再接着，一场争吵爆发了，叫喊声也起来了，从中甚至可以听出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呻吟……舒宾，率领着众婢女和卓娅，已经准备好冲将进去解围；可是，寝室里的叫闹声却渐渐低了下去，不久，就转为平静的谈话，终于，完全停止了。只间或还可以听见一二微弱的抽泣声，不久之后，连这也沉寂了。钥匙的铿锵声响起来，接着，是开箱子的声音……门开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出现了。他对所看见的每一个人严厉地瞪了一眼之后，就跑到俱乐部去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把叶连娜叫来，紧紧抱住她，颊上流着悲酸的眼泪，一边说道：

“什么都妥啦，他不会闹得满城风雨啦，现在，没有什么会妨碍你走……妨碍你丢开我们啦。”

“您可以让德米特里来谢谢您么？”等母亲稍稍恢复平静以后，叶连娜问。

“等等，我的宝贝，我这会儿还没有好气看见那拆开我们娘儿们的人。在你们动身以前，有的是时间。”

“在我们动身以前，”叶连娜悲哀地重复说。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答应不去“闹得满城风雨”；可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却没有告诉女儿，他这个诺言是标了个怎样的价钱。她没有告诉女儿，她不仅答应替他偿还一切债务，而且，还当场交给他一千银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决然对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声明，说他不愿意见英沙罗夫，他仍然一直管英沙罗夫叫做“黑山种”；当他一到俱乐部以后，他就全无来由地和他的打牌的对手，一位退役的工兵将军，谈起叶连娜的婚事来了。“您可听说过，”他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的女儿，就因为学问渊博，和一个什么大学生结了婚呢。”将军从眼镜后面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哼！”就问他要打多大的注子。

[1] 德语：竟选中了这个英沙罗夫——而放弃的又是谁呢？

三十二

离别的日子近了。十一月已经过去，最后的动身限期到了。英沙罗夫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火烧般地焦灼着，想尽早离开莫斯科。医生也催他早日启程。“您需要温暖的气候，”他对他说，“您在这儿是不能恢复健康的。”叶连娜也一样充满着焦急；英沙罗夫的消瘦和他苍白的面颜，使她担心。望着他变了相的面孔，她往往不自主地感到恐怖。在父母家里，她的处境变得不可忍受了。母亲整日对她哭诉，好像哭死人似的，父亲则对她报以轻蔑的冷淡：已经临近的别离其实也暗暗地使他痛苦，可是，他觉得他有义务，被侮辱的父亲的义务，来隐藏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软弱。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终于表示想见一见英沙罗夫的意愿。他被悄悄地，从后门引到她的面前。当他进入她的房间，许久许久她还不能对他说话，她甚至连望也不能望他；他坐在她的安乐椅旁，以平静的恭敬等待她说出第一句话来。叶连娜也坐在那儿，把母亲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终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抬起眼睛来，说：“上帝是您的裁判官，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的话突然中断：所有的谴责，全都消失在她的唇上了。

“怎么，您病啦，”她叫道，“叶连娜，你丈夫病啦！”

“我近来身体不好，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英沙罗夫回答，“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元；可是，我希望我的故乡的空气会使我完全强健起来。”

“啊……保加利亚！”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并且自己想道：“我的天哪，一个保加利亚人，快死啦，声音空得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眼睛陷得像吊篮，简直是个骷髅，衣服松晃晃地挂在肩上，像是借的别人的似的，脸黄得像野菊——而她，竟是他的妻子，她爱他呢……啊，简直是个噩梦……”可是，她立刻抑制住自己。“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说道，“您是一定……一定要走么？”

“一定要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望着他。

“啊，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愿上帝祝福您，让您不会受到我现在所受的考验……可是，您得答应我好好儿照顾她，爱她……只要我还活着，你们总不至于受穷……”

眼泪窒塞了她的声音。她张开她的手臂，叶连娜和英沙罗夫就投到她的怀里了。

命定的日子终于到来。安排叶连娜该在家里和双亲告别，然后从英沙罗夫的寓所启程。出发的时刻定在十二点整。在预定的时间约莫一刻钟之前，别尔谢涅夫到了。他预料在英沙罗夫的寓所里一定会有他的同国人来给他送行；其实他们却早已去过了，读者已经认识的那两位神秘的人物（他们也曾作过英沙罗夫的证婚人）也早已去过了。裁缝迎接着“善心的老爷”，一躬到地；他，大概是为了消离愁，但也许也为了庆祝得到家具，很喝了几杯；他的女人很快过来，把他拖了出去。房间里，什么都已经收拾好了；一口大箱子，用粗绳捆着，放在地上。别尔谢涅夫沉思着：许多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十二点早已敲过，马夫已经把马牵到了门前，可是，“年轻人”却还不见到来。终于，急促的脚步在楼梯上响了，叶连娜，由英沙罗夫和舒宾伴送着，走了进来。叶连娜的眼睛红肿：离别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晕倒；别离的情景是极度悲惨的。叶连娜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过别尔谢涅夫；近来，他很少到斯塔霍夫家去。她没有料到会看见他，只叫了一声：“是您，感谢您！”就抱住他的头颈；英沙罗夫也拥抱了他。痛苦的沉默笼罩着一切。这三位，能说出什么呢？这三颗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舒宾觉察到，这苦痛的沉默非用快活的声音和言语来打破不可了。

“我们这三重奏又碰在一起了，”他开始道，“最后一次地！让我们顺从命运的指示，让我们记取过去的好时光——带着上帝的祝福，去到新的生活里去吧！‘唯神福佑远行人，在彼征途上’，”他开始哼起来，可是，却突然停住了。他忽然感到羞愧和狼狈。在躺着死人的地方唱歌，是罪孽；而此刻，在这间房里，他所说的过去，那聚集在这里的三个人的过去，却正在死亡。它死，是为了新生，也许是这样吧……可是，那终归是要死的了。

“唔，叶连娜，”英沙罗夫开始说，转向妻子，“我想什么都弄妥了吧？该偿付的都已经偿付，该包扎的也已经包扎了。现在，只等把箱子搬出去。房东！”

房东同他的妻子和女儿进来了。他微微摇晃着，听着英沙罗夫的吩咐，把箱子扛到肩上，就急忙跑下楼去，笨重的靴子在楼梯上一路啪哒啪哒地响。

“现在，依照俄国的习俗，我们该坐下来，”英沙罗夫说。

大家落座下来：别尔谢涅夫坐在旧沙发里；叶连娜坐在他的身旁；女房东和她的女儿蹲在门槛上。大家都沉默着；大家都勉强地微笑，虽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笑；每个人都想说一两句惜别的话，可是每个人（当然，除开女房东和她的女儿，她们只是瞪着眼睛）也都觉得：在这样的时候，许可说出的只能是泛泛的话，任何一个有分量、有意义、甚至有情感的字眼儿，都会成为不大合适，甚至近于虚伪的。英沙罗夫第一个站起来，开始给自己画了十字……“再见吧，我们的小房间！”他喊道。

接吻声响了，响亮然而寒冷的别吻；一路平安的不尽意的祝福；常通音讯的应许；最后的、吞声的道别的话……

叶连娜，满面泪痕，已经坐上旅行雪橇；英沙罗夫亲切地往她脚上盖上毯子；舒宾、别尔谢涅夫、房东、主妇、照例包着大头巾的小女儿、看门人和一个穿着条子寝衣的不知哪儿来的工人——全都站在阶前……忽地，一乘驾着骏马的华丽雪橇飞奔到前庭来了，从雪橇上跳下来，一边抖着大衣领上的积雪的，正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

“感谢上帝，幸好我还赶上啦，”他叫着，急忙跑到旅行雪橇这面来。“这，叶连娜，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后的祝福，”他说着，把头低到车篷下面，一面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缝在天鹅绒袋里的小神像，挂在叶连娜的颈上。她开始啜泣了，吻着他的手，这时，马夫从雪橇的前座里拿出半瓶香槟酒和三只酒杯来。

“来吧！”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说，可是他自己的眼泪却已经一滴一滴地滴到他的大衣的獭皮领上了，“我们得……祝福旅途平安……祝……”他开始倒香槟；他的手抖着，泡沫溢出了杯沿，落到雪地上。他自己擎起一杯，把另外两杯递给叶连娜和已经坐在叶连娜身边的英沙罗夫。“上帝祝福你们……”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开始说，可是他却说不下去——他喝下酒，他们也喝了酒。“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先生们，”他又说，转向舒宾和别尔谢涅夫。可是，这时，马夫却已经催动了马。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傍着雪橇跑着。“记着……给我们写信……”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叶连娜伸出头来，说道：“再见吧，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再见吧，一切；再见吧，俄罗斯！”然后，把身子往后一仰。马夫劈啪地挥了挥鞭子，打了个呼哨，滑木在雪上轧轧地响着，雪橇出了大门，向右转——然后，看不见了。

三十三

那是一个明丽的四月的日子。在那横于威尼斯和海沙积成的、叫做“丽多”的狭长沙洲之间的宽阔礁湖上，一艘平底船正浮游着，舟子每摇动一下长橹，平底船就发出规则的震荡。在平底船的低矮的篷下，柔软的皮垫上，坐着叶连娜和英沙罗夫。

叶连娜的面庞，自从离开莫斯科之日以来，并没有多少改变，可是那表情却大大不同了：它变得更沉思、更严肃，而她的目光也变得更大胆了。她的整个身体更娇美了，如同一朵盛开的鲜花，头发也似乎更浓密、更丰艳，垂在雪白的额上和娇艳的颊上。只是在她的唇际，当她不笑的时候，却有一抹几乎看不见的线痕，表现出一种隐秘的、永在的焦虑。在英沙罗夫的脸上，正相反，表情仍然一如往昔，可是那外形却大大地改变了。他变瘦了、老了、苍白而且伛倭了；他几乎不断地短促地干咳着；深陷的眼睛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在离开俄国的旅途中，英沙罗夫在维也纳差不多卧病了两个月，只是到三月末，这才和妻子来到威尼斯：从这里，他希望可以取道萨拉，到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去；所有其他的道路，均已断绝。多瑙河上战争正酣；英、法已经对俄宣战，所有斯拉夫国家全都动起来了，准备起义。

小舟靠拢了“丽多”的里岸。叶连娜和英沙罗夫沿着植满枯细的小树的狭窄砂路（人们在这路上每年植树，可是树却每年枯死），向着“丽多”的外岸，向着大海走去。

他们沿着海滩走着。亚得里亚海在他们面前翻滚着暗蓝的海波：波涛涌到岸边来，呼啸着，翻着泡沫，于是又滚回去，在沙滩上遗下一些细小的贝壳和片片海草。

“多么荒凉的地方啊！”叶连娜说道。“我怕这儿对你会太冷啦；可是，我猜得到，你是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的。”

“冷！”英沙罗夫回答说，迅速而苦恼地一笑。“如果怕冷，我还能当什么兵呢？我到这儿来……我可以告诉你是为了什么。从这大海望过去，我就感觉到，这儿离开我的祖国更近了。它就在那边，你瞧，”他补充说，把手伸向东方，“风，就是从那边吹来的。”

“这风会把你期待的船带来吗？”叶连娜说。“瞧，在那里有一面白帆，那就是你所期待的船么？”

英沙罗夫凝望着叶连娜所指的天际的远海。

“伦基奇答应过，过一星期会给我们把什么都准备好的，”他说。“我想，我们可以相信他……你可知道，叶连娜，”他补充说，突然活跃起来，“听说贫苦的达尔马提亚[1]渔民，也捐献出他们的铅坠子——你知道，就是他们坠网的铅坠子——来铸子弹啦！这些渔民，他们没有钱，他们惟一的生计就是打鱼；可是，他们却欢欢喜喜地贡献了他们最后的财产，现在，他们正挨饿呢。是怎样的民族呀！”

“Aufgepasst！[2]”在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傲慢的喊叫。沉重的马蹄声震响着，一个奥地利军官，穿着灰色的短军衣，戴着绿色的军帽，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他们几乎来不及让开路来。

英沙罗夫阴郁地目送着那军官的背影。

“也不能怪他呢，”叶连娜说道，“你知道，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骑马。”

“不能怪他，”英沙罗夫回答说。“可是，他却用他的叫喊、他的胡子、他的帽子、他整个的样子，使我的血液沸腾起来了。[3]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德米特里。况且，这儿的风也真太大。在莫斯科大病之后你没有好好儿保养，到得维也纳，你就还病债啦。现在，你可该好好儿保重才是呢。”

英沙罗夫没有回答，可是，那同样的苦笑却再一次掠过他的唇边。

“如果你高兴，”叶连娜继续说，“我们就游游Canal Grande[4]吧。你瞧，自从我们来到这儿，我们还没有好好儿看一看威尼斯。晚间，我们到剧院去：我有两张包厢票。据说，今儿晚间，有个新歌剧上演。如果你高兴，我们俩就把这一天互相献奉吧：我们暂时忘记政治、战争和一切；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一道儿生活着，呼吸着，思想着，我们是永远结合着……你高兴吗？”

“只要你高兴，叶连娜，”英沙罗夫回答，“自然，我也高兴。”

“我知道，”叶连娜说着，微微一笑。“来吧，我们走吧。”

他们回到平底船上坐下，告诉舟子沿着大运河缓缓摇去。

没有见过四月的威尼斯的人，就不能说完全领略了那神奇之城的一切不可言说的魅力。春天的温柔和娇媚，对于威尼斯是十分和谐的，正如光辉的夏阳适于壮丽的热那亚，秋日的金紫适于古代雄都罗马城一样。威尼斯的美，有如春日，它抚触着人的心灵，唤醒着人的欲望；它使那无经验的心灵困恼而且苦痛，有如一个即将到临的幸福的许诺，神秘而又不难捉摸。在这里，一切都明丽，晴朗，然而，一切又如梦，如烟，笼罩着默默的爱情的薄霭，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一切都散发着深情；在这里，一切都是女性的，从这城市的名字起始，一切都显示着女性的温馨：威尼斯被称作美的城，不是没有来由的。巍峨的宫殿和寺院矗立着，绰约而绮丽，有如年轻的神灵的轻梦；运河里有悠然的流水，浅绿的水色，如绢的波光；平底船掠过水上，没有声息；听不见嘈杂的市声、粗暴的击声、尖锐的叫声，也没有喧嚷咆哮——在所有这一切里，全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沉醉的魅力。“威尼斯死了，威尼斯荒凉了，”它的居民会对您这样说；可是，也许，在它的容光焕发之日，在它的如花怒放之日，它所没有的，也就正是这种最后的魅力，这种凋落的风情吧。没有见过它的人，是不能知道它的：无论是卡纳列托[5]或者是瓜第[6]（更不要说起后起的画家们），都不曾在他们的画布上表现出那空气的银色的柔颤，那似近而又不可及的远景，那优美的线条和浑然的色彩的神奇的和谐。受尽人生折磨、生之旅程将要终结的人，不应当拜访威尼斯：它对他将是痛苦的，有如少年之日不曾实现的梦想之回忆；可是，对于生命力正在澎湃、自觉着生的幸福的人，它却是温柔的、甜蜜的；愿他携着自己的幸福，到这充满着蛊惑的天空之下来吧，无论他的幸福原来已经多么灿烂，威尼斯总能以自己的不灭的光辉为它更增辉煌的。

叶连娜和英沙罗夫乘坐的平底船静静地荡过Riva dei Schiavoni[7]、总督府和比亚赛塔，进入了大运河去。两岸展现着无数大理石的宫殿；它们似乎是静静地流过去了，几乎不容人的眼睛去细细捉摸或者吟味它们的美丽。叶连娜感到深深的幸福；在她的一望蔚蓝的天空里，只有一朵黑云飘浮着——而这朵黑云，现在已经飘远了：这一天英沙罗夫比之往日精神得多。他们一直荡到里亚尔托桥的陡峭的拱门，然后折了回来。叶连娜害怕教堂里的寒冷会不适于英沙罗夫，可是，她记起delle Belle arti[8]来，于是就告诉舟子朝那边荡去。他们穿花似地穿过那不大的美术馆里所有的陈列室。既不是鉴赏家，也不会自命风雅，他们在每一幅画前都不曾停留，一点也不勉强自己：一种欢欣喜悦的心情突然涌上了他们的心头。所有一切，在他们眼里，忽然都变得有趣起来。（小孩子们对于这样的情感是十分熟悉的。）望着丁托列托[9]的圣马可虾蟆似地从天上跳到水里去拯救那受难的奴隶，叶连娜不禁哈哈大笑，并且，不顾那三位英国游客的大大蹙眉，她一直笑出了眼泪；英沙罗夫，在他这方面，对于站在提香[10]的《圣母升天图》前、双手向着圣母伸出的那个穿绿袍的坚强的男子的背和胫，则感觉着如狂的喜悦；可是，那圣母——那平静而庄严地升到天父怀抱中去的健美的女人——却给了英沙罗夫和叶连娜以同样强烈的印象；同时，他们也很喜欢老人琪马·达·科内里亚诺[11]的严肃而虔敬的圣画。在离开美术馆的时候，他们又一次望了望他们身后的那三位英国人和他们那兔子似的长牙和低垂的颊髯——就不禁大笑了；他们望望他们的舟子和他那短衣和短裤——又不禁大笑了；他们瞧见一个女小贩，头上顶着个灰白的小发髻儿——不禁笑得更厉害了；最后，他们对望了望彼此的脸——便连珠似地笑了，而当他们一坐到平底船上来，他们就互相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了手。他们回到旅馆，跑进自己的房间，吩咐开饭。就是在用饭的时候，他们的快乐心情也不曾离开他们。他们互相劝进饮食，为他们的莫斯科亲友们的健康干杯，为了一盘好吃的鱼就给侍者鼓掌，并且不断地向他要生鲜的frutti di mare[12]；侍者耸了耸肩，擦了擦脚，可是，一离开他们，他就摇头了，甚至叹息地低语道：“poveretti！[13]”食事完毕以后，他们就到剧场里去。

剧场里，演的是威尔第[14]的一个歌剧，老实说，是个颇庸俗的作品，可是，竟然走遍了欧洲所有的舞台，并且，它对于我们俄国人也是十分熟悉的——《茶花女》。威尼斯的音乐季节已经过去，歌手们没有一个超出中等水平；每一个都尽着自己的嗓子叫。扮演薇阿丽妲的是个无名的女优，从观众对她的冷落看来，大约也不是什么红角，可是她却不乏才能。她是一个年轻的、不甚漂亮的、黑眼睛的姑娘，歌喉不甚圆润，甚至已经有些疲惫。她穿着不合身的花哨得近于天真的服装；一个红色网子套在她的发上，一件褪色蓝缎长袍绷在她的胸前，一副厚实的瑞典风味的手套一直套到她的瘦削的肘际。老实说，她，一个贝加莫[15]的牧羊人的女儿，又怎么能够知道巴黎的茶花女们是怎样装束的呢！而在舞台上，她也不知道怎样动作；可是，在她的表演里，却有着很多的真实和质朴的单纯，而且她的歌唱，也有着只有意大利人才能有的热烈的表情和韵律。叶连娜和英沙罗夫坐在舞台旁边一个黑暗的包厢里；在della Belle arti向他们袭来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此刻也还不曾消逝。当那迷于妖妇的诱惑之网中的不幸青年人的父亲，穿着淡黄色的燕尾服，戴着蓬松的白假发，出现在舞台上，歪了歪嘴，先就怯了场，只呜呜地发出几声低音颤音的时候，他们两个几乎又要噗哧一声笑出来了……可是，薇阿丽妲的表演却使他们受了感动。

“简直不大有人给这可怜的姑娘鼓掌呢，”叶连娜说道，“可是，比起那些忸忸怩怩、装腔作势、只想讨好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假名角，我倒是一千倍地更喜欢她的。你瞧，她是多么认真；瞧，她简直忘记观众的存在啦。”

英沙罗夫俯向包厢边上，真切地注视了薇阿丽妲一眼。

“是的，”他评说道，“她是认真的；她自己，也快临近坟墓的边缘啊。”

叶连娜沉默了。

第三幕开始了。幕布升起来……叶连娜一看见那床铺、那低垂的窗帷、药瓶和加罩的灯，就不自主地战栗了……她记起了最近的过去……“将来会怎样呢？现在又怎样呢？”这样的思想掠过她的心头。似乎故意似的，台上女优的模拟的咳声，在包厢里，却由英沙罗夫的沉闷的、真实的咳声来回答了……叶连娜偷偷地望了他一眼，于是立刻在脸上装出平静而安心的表情来；英沙罗夫明白了她，就自动地微笑了，甚至伴着台上的歌声轻轻哼了起来。

可是，很快他却沉默了。薇阿丽妲的表演是越来越美妙、越自如了。她抛弃了一切枝节，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她找到了自己：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多么难得的、至高的幸福啊！她似乎忽然之间越过了那难以确定的、然而在那边却正是美之宫的界线。观众悸动了，惊讶了。那面貌不美、歌喉疲惫的女郎，开始把自己的观众控制住，掌握住了。歌者的歌喉这时甚至也不是疲惫的：它已经获得了内在的热和力。阿尔弗列多出场了；薇阿丽妲快乐的喊声在观众间几乎掀起fanatismo[16]的大波，和这比较起来，我们北国人们的喝彩就简直不算什么了……一瞬间过去了；观众又复静了下来。二部合唱，歌剧最精彩的一场，开始了，在这里，作曲家成功地表现了那疯狂地浪掷的青春的全部悲恸，和无望的、濒于绝境的爱情的最后挣扎。被全场的同情所感动、所冲击，眼里含着由艺术家的欢喜和真实的苦痛所激发的眼泪，那女伶，一任内心激情的波澜将自己浸润，一任自己随波飘浮；她的脸变容了，当死神恐怖的阴影突然向她迫来，祈祷的绝叫就以暴风雨似的力量从她的唇里直迸天上了：“Lascia mi vivere…morir si giovane！”（“让我活着……死得这样年轻！”）与此同时，疯狂的鼓掌和兴奋的狂叫，也就响彻了整个剧院。

叶连娜全身发冷。她开始用手轻轻地摸索着英沙罗夫的手，找到了它，就把它紧紧地握住。他也紧握住她的手，可是，她却不曾望他，他也不曾望她。这一次的握手，和几小时以前他们的手在平底船上的相握，是有着怎样不同的意味啊。

他们又沿着Canal Grande，荡回自己的旅馆。夜已深了——明媚的、温柔的夜。同样的宫殿又在他们面前展现，可是，它们却似乎已经不同。有一些，浴着月光，发出了苍白的金光，就是在这苍白的光里，所有装饰的细节、窗户和露台的轮廓，似乎反而模糊了；反之，在那些为大片阴影的轻幕所覆盖的建筑物上，这些细节却显得更为清楚。平底船点着小小的红灯，似乎更静寂、更迅速地滑过；它们的钢舳神秘地闪着光，长橹在银色小鱼似的微波上面，神秘地起伏；舟子们发出短促的、压低的呼唤声（如今，他们从不歌唱了）此起彼落；此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声息。英沙罗夫和叶连娜所住的旅馆正在Riva dei Schiavoni；可是，在到达旅馆之前，他们却舍舟登陆，环绕着圣马可广场，在那些拱门底下走了几转，在那里，那些小酒店前面，正聚集着许多行乐的人们。伴着所爱的人，在异乡的城市，陌生人们中间，双双漫步，是有着特殊的甜味的；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美，那么有意味，你对一切人都怀着好意，都祝愿平安，你对每一个人都祝望着自己心里所充溢着的一切幸福。可是，叶连娜现在却不能全无忧虑地陶醉在自己的幸福之感里了：她的被适才的印象所震撼的心，还不能恢复平静；而英沙罗夫，当他们走过总督府的时候，则无言地指了指从低矮的拱门下面突出来的奥地利的炮口，把帽子拉齐到眉尖。而且，此刻他也感觉疲倦了——于是，最后一次地望了望圣马可教堂和在月光下发着闪闪磷光的青铅教堂顶以后，他们就缓步回家来了。

他们的房间正临着从Riva dei Schiavoni直亘几乌德加的宽阔的礁湖。几乎正对他们的旅馆，屹立着圣乔治教堂的尖塔；在右方，高空上面，闪耀着多加拿府的金色圆顶和教堂中最美的、装扮得如同新嫁娘的帕拉迪奥[17]的Redentore[18]；左方，帆船的帆樯和汽船的烟囱，在黑暗里森然矗立，半卷的布帆有如巨大的黑翼，在这里或那里张着，船上的小旗，几乎全不飘动。英沙罗夫坐在窗前，但叶连娜却不让他太久地鉴赏这美丽的夜景；他的寒热突然发作了，并且，有一种消耗性的虚弱征服了他。她把他安置在床上，一直等他睡着，这才轻轻地回到窗边。啊，夜是多么静，多么温和，一种像白鸽似的温情在那青苍的空气里荡漾！每一种苦恼，每一种哀愁，在这晴朗的天空，在这纯洁的、神圣的光下都该得到安慰，沉入深眠呀！“哦，上帝！”叶连娜想着，“为什么还有死，为什么还有别离，还有疾病和眼泪？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甜蜜的希望？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安全避难处，不变的支持，和永恒的庇护的感慰？这微笑着和祝福着的天空是什么意思呢？这幸福和安息的大地说明什么呢？难道说，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我们心里，而在我们身外就全是永恒的寒冷和寂灭？难道说，我们只是孤独的……孤独的……而在那边，在各处，在所有那些无底的深处和沉渊里，——一切，一切都是和我们绝缘的么？那么，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祈祷的渴望和喜悦？（“Morir si giovane，”——又在她的心里回响着……）难道说，就不能央求到，不能挽回，不能救赎……哦，上帝！难道就不能相信奇迹？”她用紧握的双手托着头。“够了吗？”她私语道。“难道真够了！我幸福过，不只是几分钟，不只是几点钟，甚至不只是几整天——却是整整地几个星期。我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想到自己的幸福，她感觉恐怖了。“如果那不是应份的，就怎样呢？”她继续想着。“如果那是不能白白赐给的，就怎样呢？啊，那都是天意……而我们，凡人，可怜的罪人……Morir si giovane！……啊，黑暗的魅影，去吧！需要他的生命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可是，如果这是一种惩罚，又怎样呢？”她又想道；“如果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罪愆去偿付整个的代价，又怎样呢？我的良心原是沉默的，它现在还是沉默的，可是，那就是无辜的证明么？啊，上帝，难道我们真是这样罪孽深重？难道是你，创造了这样的夜、创造了这样的天空的你，为了我们的相爱，要来惩罚我们么？如果是这样，如果他有罪了，如果我有罪了，”她以不自主地迸发的热情补充说，“那么，请你允许我，哦，上帝，请你允许他，请你允许我们俩，至少死得正直，死得光荣吧——死在那边，在他祖国的原野上，不要在这死沉沉的屋子里！”

“我可怜的、孤独的母亲，会怎样悲哀呢？”她问自己，她变得迷惘了，不晓得怎样回答自己的问题。叶连娜不知道，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别一个人的不幸上的，甚至自己的利益和安适，也正和雕像要求座子一样，要求别人的不利和不适。

“伦基奇！”英沙罗夫在梦里喃喃地说。

叶连娜蹑足走到他身边，弯下身来，给他拭去脸上的汗珠。他在枕上转侧了一会儿，又平静下来。

她重新回到窗前，又一次堕入沉思。她开始宽慰自己，向自己保证，没有什么必须惊惶的理由。她甚至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难道真有什么危险么？难道他不是好多了么？”她低语着。“真的，如果我们今儿没有去剧场，所有这些思想是一定不会跑到我的脑海里来的。”正在这时，她看见河面上空有一只白色的海鸥；也许是有什么渔人惊动了它，它彷徨地、无声地飞翔着，像在找一个栖息的地方。“唔，如果它飞到这儿来，”叶连娜想道，“那就是一个好的预兆……”海鸥飞旋了几转，掩起翅膀，于是好像被人击落了似的，哀鸣了一声，就坠到远远的地方一只黑糊糊的船后去了。叶连娜抖了一下，可是，立刻就为自己的颤抖感到惭愧；于是，她衣也不解，就躺到床上英沙罗夫的身旁。他这时正急促而且沉重地呼吸着。

[1] 达尔马提亚群岛，位于亚得里亚海，南斯拉夫沿岸附近。

[2] 德语：当心！

[3] 英沙罗夫对奥地利军官的敌视，是由于奥地利充当着摧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

[4] 意大利语：大运河。

[5] 卡纳列托（1697—176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以画威尼斯风景著名。

[6] 瓜第（1712—1793），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以绘风景画为主，卡纳列托的弟子。

[7] 意大利语：恰沃尼河畔。

[8] 意大利语：精美艺术。

[9]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名画家，在威尼斯工作。名画有《圣马可的奇迹》等。

[10] 提香（1477—1576），意大利伟大画家，文艺复兴艺术的卓越代表者，曾在威尼斯工作。

[11] 琪马·达·科内里亚诺（约1459—约1517），威尼斯名画家。

[12] 意大利语：海果子，即供食用的贝。

[13] 意大利语：可怜的人。

[14] 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现实主义歌剧大师之一。

[15] 意大利北部城市。

[16] 意大利语：狂热。

[17] 帕拉迪奥（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代表人物。

[18] 意大利语：雷登托雷教堂。

三十四

英沙罗夫醒得很迟，头部隐隐作痛，全身，如他自己所说，感到虚弱得不像样子。可是，他还是起来了。

“伦基奇没有来么？”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还没有，”叶连娜回答，递给他最近一期《Osservatore Triestino》[1]，报上关于战争，关于斯拉夫各国和诸公国，都有着详细的报导。英沙罗夫开始看报；她则忙着为他煮咖啡……忽然，有人叩门了。

“伦基奇，”两人全都这样想，可是，叩门的人却用俄语说道：“可以进来吗？”叶连娜和英沙罗夫交换了一个惊愕的眼色；不等回答，一位衣着华丽、长着尖尖的小脸和发光的小眼睛的人，就闯进门来了。这人满面红光，好像刚刚赢了一大笔钱，或者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喜讯似的。

英沙罗夫从椅子上站起来。

“您不认识我啦？”来客说着，就大大方方地走到了英沙罗夫面前，并对叶连娜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卢波雅罗夫，您可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在E……家里，见过的。”

“是的，在E……家里，”英沙罗夫说。

“是呀，当然呀！我请您给我介绍介绍您的夫人吧。夫人，我一向就深深地尊敬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又纠正了自己）尼卡诺尔·瓦西里耶维奇的，现在，我到底有幸认识您二位啦，我真觉得无限幸福。想想吧，”他继续说着，转向英沙罗夫，“我只是昨儿晚间才听说您到了这儿。我，也就住在这个旅馆里。这是个怎样的城市呀！威尼斯就是诗——只能有这么一种说法。可就有一样煞风景：到处都是那些讨厌的奥地利人！噢，这些该死的奥地利人！啊，说起来，您可知道多瑙河上已经有过一次决战：三百个土耳其军官给打死了，西里斯特利亚已经拿下来了，塞尔维亚已经宣布独立。您，作为一位爱国志士，总该高兴得发狂吧，是不是？就是我的斯拉夫的血液也简直沸腾起来啦！可是，我得忠告您，诸事都得小心；我相信有人监视着您的。这儿的密探真有些可怕！昨儿，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跑到我跟前来，问我说：‘您是俄国人吧？’我可告诉他，我是丹麦人……可是，您好像不大健旺呢，我最亲爱的尼卡诺尔·瓦西里耶维奇。您得去看看医生；夫人，您得督促您丈夫去看看医生呀……昨儿，我发狂似的，跑遍了所有的宫殿和教堂——总督府，您当然也去过的呀？处处都多么富丽堂皇啊！特别是那座大纪念堂和马里诺·法利叶里[2]空墙，那儿就写着：‘Decapitati pro criminibus.’[3]那些著名监狱，我也去看过：您可以想象到，那简直使我愤慨极啦！也许您还记得，我对于社会问题，历来是很有兴趣的，并且，一向就站在反贵族的一边——我就要把那些拥护贵族政治的人送到那样的地方去：送到那些监牢里去；拜伦说得好：`I stood in Venice on the bridge of sighs；’[4]虽然他自己也就是一个贵族。我是一向拥护进步的。青年一代全都拥护进步。可不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样？[5]我们倒要看看他们：布斯特拉巴[6]和帕默斯顿[7]干得出多少事来。帕默斯顿当了首相呢，您自然知道。不，无论您怎么说，俄国人的拳头总不是玩儿的。那个布斯特拉巴可真是个大滑头！如果您高兴，我可以借给您《Les Châtiments》de Victor Hugo[8]——妙极啦！《L'avenir—le gendarme de Dieu》[9]——写得大胆是大胆一点，可是，多么有力量，多么有力量！维雅泽姆斯基[10]公爵说得也妙：‘欧罗巴不断哄传巴什-卡兑克-拉尔[11]，注目昔奴魄！’我是很爱诗歌的。普鲁东的近著，我也有；我什么全有。我不知道您怎么觉着，我，可是欢迎这次战争的——可是，国内既然用不到我，我就打算从这儿到佛罗伦萨，到罗马去：法国我是不能去的了，西班牙，我想也是一样——听说那儿女人真漂亮，可惜，就是太贫穷，跳蚤也多。我本来要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我们俄国人什么都能做，可是，我答应过一位编辑先生写一篇关于地中海商务问题的详细研究。您也许会说，这是个没有趣味的、专门的题目，可是，我们正需要这个：专门家；我们哲学谈得够了，现在，我们需要实践，实践……可是，您真病得不轻啦，尼卡诺尔·瓦西里耶维奇；也许，我叫您疲倦啦，可是，我还得再坐一会儿……”

卢波雅罗夫又继续东扯西拉了好一会工夫，在临走的时候，还应许着再来。

英沙罗夫被这不意的拜访弄得精疲力尽了，他躺到沙发上。

“哪，”他说道，黯然望了叶连娜一眼，“这就是你们的新一代的青年！他们里面有的人，尽管装腔作势，尽管吹牛，可是，在他们心底里，也正跟刚来的这位一样，不过是些空话匣子罢了。”

叶连娜没有反驳自己的丈夫：在这一瞬，英沙罗夫的虚弱较之俄国整整青年一代的气质，更其令她不安……她坐在他身旁，拿起一些手工来。他闭起眼睛，不动地躺着，完全苍白，而且瘦弱。叶连娜看了看他瘦削的侧面和他的低垂的两手，一阵突来的恐怖，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灵。

“德米特里……”她开始说。

他怔了一怔。

“唔？伦基奇来了？”

“还没有……可是，你觉得怎样——你发烧呢。你真有点儿不大好，我们该请个医生来么？”

“那个吹牛家把你吓住啦。用不着。我休息一会儿，就会完全好啦。吃过饭以后，我们还要再出去……到什么地方去。”

两点钟过去了……英沙罗夫仍然躺在长沙发上，可是，他不能入睡，虽然也并不睁开眼睛。叶连娜一直不曾离开他的身边；她的手工落在她的膝上，但她却一动也没有动。

“你为什么不睡睡呢？”她终于问他。

“唔，等一等，”他拉过她的手来，搁在自己的头下。“搁到这儿……唔，这样很好。伦基奇一来，马上叫醒我。如果他说船已经弄妥了，我们马上就动身……我们该把东西收拾起来啦。”

“收拾不费事呢，”叶连娜回答。

“那家伙乱吹了一阵战争，塞尔维亚，”一会儿以后，英沙罗夫又说。“我看，全是他自己编造的。可是，我们应该，我们应该动身了。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准备起来吧。”

他睡着了。房间里，一切都静寂了。

叶连娜把头靠着椅背，许久许久地眺望着窗外。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起风了。大块的白云迅速地扫过天空，远远的地方，一根细长的船桅摇晃着，一面画有红十字的长旗，不断地飞飘着，落下去，又扬起来。老式的时钟的摆，带着一种悲抑的咝咝声，在房间里沉重地响着。叶连娜闭起眼睛。昨晚，她整晚都睡得很坏；渐渐地她自己也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好像是，她是和几个不相识的人在察里津诺湖上泛舟。人们全都沉默着，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人划桨；小舟自动地浮着。叶连娜并不害怕，只是感到沉闷；她想要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她自己为什么会跟他们来到一处？她定神注视着，湖面扩大了，湖岸不见了——现在，这已经不是湖，却是一片骚动的大海：深蓝的、沉默的巨浪威严地颠簸着小舟；从水底深处，有什么咆哮着、威胁着涌上来；她的不相识的同舟者们全都忽然跳起来，绝望地叫着，摆着手……叶连娜认出他们的面孔来了：其中之一，就是她自己的父亲。可是，忽地一阵白色的旋风扫过了浪头……一切都旋转起来，一切都混乱起来了……

叶连娜审视了自己的周围：和以前一样，周围一切，全是一片白光。可是，这却是雪，雪，一望无际的雪野。她已经不再在舟中，却好像她从莫斯科出发之日一样，乘着一乘雪橇了，她并不是独自一人：在她身旁坐着一个小东西，裹在一件旧外套里。叶连娜仔细地看了看：原来那就是卡佳，她昔日的小穷朋友。叶连娜惊吓起来；她想道：“她不是死了的么？”

“卡佳，你跟我是往哪儿去呀？”

卡佳却没有回答，只把小外套在身上裹得更紧；她好像在发抖。叶连娜也感觉着寒冷了；她瞭望着道路的前方：一片雪雾的笼罩中，远远的隐约可见一座城市。那儿有高耸的白塔和银色的圆顶……“卡佳，卡佳，这是莫斯科么？不，”叶连娜又想，“这是索洛韦茨基修道院[12]啊：那儿有许多、许多窄小的小修道室，蜂窠似的；那儿是窒闷的，窄狭的——德米特里给关在那儿啦。我得救他出来 ……”突然，一道灰色的、张着大口的深渊，在她面前展开了。雪橇跌下去了，卡佳笑起来。“叶连娜，叶连娜！”从深渊里，一个声音喊了出来。

“叶连娜！”声音还在她的耳边清晰地喊着。她急忙抬起头来，转过身子，就呆住了：英沙罗夫，脸色白得似雪，就像她梦里的白雪，正从沙发上挣扎起来，用他那大睁着的、放光的、可怕的眼睛看着她。他的头发披散在他的额上，嘴唇奇怪地张开着。恐怖，夹杂着一种苦痛的柔情，表现在他的突然变了样的脸上。

“叶连娜！”他清楚地说，“我快死啦！”

她叫了一声，跪下来，偎到他的怀里。

“一切都完了，”英沙罗夫重复说，“我要死啦！……永别了，我可怜的姑娘！永别了，我亲爱的祖国！”

他说着，就向后倒到沙发上面了。

叶连娜飞也似地跑出房间，呼起救来，一个侍者跑去找医生。叶连娜紧紧地偎着英沙罗夫的身体。

正在这时，一个宽肩、黝黑、穿着宽大的粗布上衣和戴着低低的漆布帽子的人，在门槛上出现了。他迷惘地停住了脚步。

“伦基奇！”叶连娜叫起来，“是您！为了上帝的缘故，您瞧，他晕过去啦！这是怎么回事呀！哦，上帝，哦，上帝！他昨儿还出去过，刚刚还跟我讲话来着……”

伦基奇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让到一边。从他的身边，匆忙地闪进一个戴着假发和眼镜的小身个儿的人：这是一位住在同一旅馆里的医生。他走到英沙罗夫身边来。

“西鸟拉[13]，”几秒钟后，他说道，“这位外国先生死了——il signore forestiere e morto——由于动脉瘤和肺病的并发症。”

[1] 意大利语：《的里雅斯特观察报》。

[2] 马里诺·法利叶里（1278—1355），威尼斯总督，于一三五五年因反对贵族暴政，被处死刑，在纪念堂中应悬其肖像的地方不悬肖像，仅书：“此为法利叶里之位，因罪处斩。”

[3] 拉丁语：因罪处斩。

[4] 英语：“我来威尼斯，伫立叹息桥。”（这是拜伦的长诗《查尔德·哈洛德游记》第四章的第一句。）

[5] 英、法于一八五四年三月对俄宣战。

[6] 布隆、斯特拉斯堡、巴黎的缩写，是拿破仑三世的含有蔑视的绰号。

[7] 帕麦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曾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任英国首相。

[8] 法语：维克多·雨果的《惩罚集》。

[9] 法语：《未来——上帝的宪兵》。

[10] 维雅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批评家，杂志编辑。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曾接近普希金等进步文学家。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转入保守党阵营，晚年为沙皇显宦。

[11]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军大胜土耳其军于巴什-卡兑克-拉尔镇。这使俄国爱国主义情绪大振，引起支持土耳其的各国极度惊惶。

[12] 一四三六年在白海索洛韦茨基岛上所建立的正教修道院，它在几百年间都是俄国北部的要塞、宗教中心和经济中心，亦为流放地。

[13] 意大利语“夫人”的译音。

三十五

次日，仍在那间房里，伦基奇靠窗站着；在他面前，坐着叶连娜，裹着肩巾。在邻室，英沙罗夫已经躺在棺里了。叶连娜的脸上现出恐怖，而且没有生气；两条线纹出现在她额上，双眉中间：这，给了她的呆滞的眼睛一种紧张的表情。窗台上，放着已被拆开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来信。她要她的女儿回莫斯科来，哪怕只住一个月也好；她诉说着自己的寂寞，抱怨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她问候英沙罗夫，询问他的健康，并且恳求他不要留难他的妻子。

伦基奇是达尔马提亚人，是个水手，英沙罗夫是在祖国旅行的时候认识他的，到威尼斯来后他又找到了他。他是一个严肃、粗犷、果敢、献身于斯拉夫民族运动的人。他蔑视土耳其人，憎恨奥地利人。

“您要在威尼斯停多久？”叶连娜用意大利语问他。她的声音也正和她的面孔一样没有生气。

“一天。为了装货，为了不引起怀疑；以后，就直开萨拉。我会给我的同胞们带去一个悲痛的消息。他们很久就等待着他；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

“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叶连娜机械地重复说。

“您什么时候葬他？”伦基奇问。

叶连娜并不立刻回答：

“明天。”

“明天？那么，我可以留下。我想撒一撮土在他的坟上。并且，您也需要帮助。可是，最好是让他安息在斯拉夫的土地上。”

叶连娜看着伦基奇。

“船长，”她说道，“请把我跟他一道带去，请把我们带到海的那边，离开这儿。成么？”

伦基奇沉吟了一下。

“好吧，只是，很麻烦。我们会跟这儿的可咒诅的当局纠缠不清。可是，就算我们能办妥，把他安葬在那边，我又怎么送您回来呢？”

“您不用送我回来。”

“什么？那么，您住在哪儿？”

“我会给我自己找个地方；只是把我们带去，把我带去吧。”

伦基奇搔了搔后脑。

“随您的意思；可是，这全是很麻烦的。我一定想法儿，我一定试试；请您在这儿等我，我两小时后回来。”

他走了。叶连娜走到邻室，靠着墙，许久许久呆立在那里，好像已经变成了石头。接着，她屈膝跪下，但是，她不能祈祷。在她的灵魂里，她没有怨尤；她不敢质问上帝的意旨，她不敢质问他为什么不肯原宥，不肯怜悯，不肯拯救，他为什么惩罚她超过了她的罪愆（即或她是有罪）。我们每个人，只因为活着，就有罪了；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任何伟大的人类的救星，也不能因为自身的功绩就可希望生的权利……可是，叶连娜仍然不能祈祷；她已经变成了石头一般。

当晚，一艘大型的平底船从英沙罗夫夫妇住过的旅馆开出去。船里坐着叶连娜和伦基奇，他们身旁，搁着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盖着一块黑布。船走了约莫半小时，终于到达一艘抛锚在海港入口处的双桅小海船边。叶连娜和伦基奇上到海船上去；水手们把匣子搬了上来。夜半，风暴猝发，可是，在拂晓的时候，海船却已经驶出“丽多”。整天，风暴以疯狂的暴力怒吼着，鲁意德船舶公司有经验的海员们都摇着头，预测海上会出事。在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沿岸之间的亚德里亚海，是尤其危险的。

叶连娜离开威尼斯三星期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在莫斯科接到了下面的信：

我亲爱的妈妈和爸爸，我是跟你们永别了。你们再也不能见到我了。德米特里昨天死了。对于我，一切都完了。今天，我正伴着他的遗骸，出发到萨拉去。我要去埋葬他，至于我自己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现在，除了德的祖国，我是没有别的祖国了。在那边，人们正在准备起义，战争的准备已经成熟；我要去做一个看护，我要去看护那些病人和伤兵。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可是，就是在德死后，我也要忠于他的遗志，忠于他的终生事业。我已经学会了保加利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也许，我会没有力量忍受这一切——这样更好。我已经给带到了悬崖的边缘，我只有跌下去。命运并不是偶然把我们联系到一处的：谁知道呢，也许是我害了他；现在，是临到他来拖我了。我原是寻求幸福的，我所得到的，也许是——死亡。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定的；也许，这中间有着罪孽……但是，死亡是能掩盖一切，能和解一切的——不是么？请饶恕我，请宽宥我给你们造成的一切苦痛；那都不是出自我的本心。可是，我为什么要回到俄国来呢？我在俄国能做什么事？

请接受我最后的亲吻，最后的祝福，并请不要责备我。

叶

自从那时以后，大致五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关于叶连娜的消息传来。所有的书信和探询，全都徒劳；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在和约缔结以后，还亲自到威尼斯和萨拉去走了一转，也全无结果。在威尼斯，他探知了读者们所既知的事情，但是，在萨拉，关于伦基奇和他的船，却没有一个人能给他任何确切的消息。据含糊不清的传闻，几年以前，大风暴之后，岸上冲来一具棺材，里面有一个男子的尸体……可是，据另外的多少更可靠的传说，则这具棺材根本不是被海水冲来，却是被卸下来的，由一位从威尼斯来的外国太太安葬在海滨了；还有人补充说，他们后来在结集着军队的黑塞哥维那[1]还见过这位太太；他们甚至描摹了一番她的装束，说她是从头到脚，全身黑色的。可是，尽管如此，叶连娜的踪迹却是永远地、永不复回地消逝了；谁也不知道她是否仍然活着，或是把自己隐藏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小小的生之悲剧已经垂下了最终的幕，她的微小的生之酵已经得到最后的终结，而现在，是临到死神登场的时候了。谁知道？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半夜醒来，以不自主的恐怖问着自己道：“难道我真的已经是三十……四十……五十了么？生命怎么消逝得这般快？死亡怎么来得这般近呀？”死神，是正跟个渔夫一样的：他已经把鱼打在自己的网里了，但暂时还把它留在水里：鱼仍在游着，可是网却早已套在它周围了，渔夫终会把它拖上来的——在他高兴的任何时候。

我们故事里的其他人物怎么样了呢？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还活着；自从遭了那一巨大的打击以后，她苍老多了；她的抱怨比以前少，可是悲哀却更深。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也比较老了，头发也灰白了，并且已经和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断绝了来往……现在，他对于所有外国的东西，全都咒诅。他家里用着一位女管家，这可是个俄国人，很漂亮，年约三十岁，穿的是绸衣裳，还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环。库尔纳托夫斯基，正和所有刚强性子黑头发的男人一样，是爱好金发妙颜的女子的，所以，和卓娅结了婚；她完完全全服从他，甚至在思想的时候也不敢再用德语了。别尔谢涅夫正在海德堡[2]：他是被政府资送留学的；他到过柏林和巴黎，一点也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会成为一位绝对胜任的教授的。他的两篇论文：《从刑法上所见古日耳曼法之若干特点》和《论文明问题中都市原则之意义》，均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所遗憾的是两篇论文的文字都不免有些累赘，而且夹杂了颇不少的外来语。舒宾在罗马；他已经整个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并已被视为最杰出、最有前途的新进雕塑家之一人了。严格的纯正派觉得他对古代雕塑的研究还欠功夫，而且没有“风格”，并且认为他是法兰西派；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多有定购他的作品的。近来，他所做的一尊《女祭酒》很引起了一番轰动；有名的财主俄国的波波什金伯爵本想用一千斯库多[3]把它买来，可是，结果却宁肯用三千斯库多买了另一pur sang[4]法国雕塑家所做的题为《患相思病的青年农女垂毙于春之精灵的怀中》的群像。舒宾有时还和乌瓦尔·伊万诺维奇通信，惟有这位老人，在任何方面都毫无改变。不久以前，舒宾给他写道：“您可记得，那一晚，当我们知道了可怜的叶连娜的结婚消息，当我坐在您床边跟您谈话的时候，您对我说过的话么？您可记得，那时我问您：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人么？您回答我说：‘会有的。’哦，您拥有强大的威力的人！现在，在这里，从这地方，从我的‘最美丽的远方’，我再要一次问您：‘唔，怎么样，乌瓦尔·伊万诺维奇，会有的么？’”

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却扭着手指，愣着眼睛，把他那谜样的目光凝视着远方。

[1] 黑塞哥维那，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2] 海德堡：德国西南部巴敦州的城市。设有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3] 斯库多：意大利旧银币，一斯库多约等于五里拉。

[4] 法语：纯血统的。

父与子

巴金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屠格涅夫选集》第三卷译出。

纪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一

“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和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两颊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

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一只耳朵上的那只绿松石耳环，他的颜色深浅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

“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俄里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土地和农民划清界限，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二千俄亩[1]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2]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一生都在军队里辛辛苦苦，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帕维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帕维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团里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科里亚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3]，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4]；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然并没有丝毫勇武的表现，而且还得到了“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因为是一位将军的儿子，便不得不学他的哥哥帕维尔的榜样，也去报名入伍；可是就在他得到任命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坏了一只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落了一个“瘸子”，那是一辈子医治不好的。他的父亲只好从此断念，让他去做文官。等到他满了十八岁，父亲便带他到彼得堡去进大学。恰好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在近卫团里当了军官。两个年轻人租了一套房间住在一处，又托了他们的一位表舅偶尔来照应一下：那是一个高级的官员，名叫伊利亚·科里亚津。以后父亲回到他的师里和他的妻子那儿去了，只偶尔给这两个儿子寄来一封信，大张的灰色信纸上涂满了粗大的文书体的字迹。他在信纸的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彼得·基尔萨诺夫，陆军少将”，还用心地在名字四周弯弯曲曲地描花。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学里得到学位毕了业，就在这一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好，给免了职，便带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刚在塔夫利奇花园[5]附近租了一所房屋，并且加入了英国俱乐部[6]做会员，就突然中风死了。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过不惯首都的那种沉闷无聊的日子；是免职闲居的痛苦把她折磨死了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他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爱上了他的旧房东普列波罗文斯基（一个小官）的女儿，这桩事情给了他们不小的烦恼。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谓有修养的姑娘：她喜欢读报纸上“科学”栏里的那些严肃的文章。他等自己服丧一满，立刻同她结了婚，并且辞掉他父亲生前给他在皇室领地总管理局谋得的官职，同他的妻子玛莎一块儿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们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处精致的小楼房（那房子有干净的楼梯和一个阴凉的客厅），最后他们又搬到乡下去，就在那儿定住下来，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尔卡季。这一对年轻夫妇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平静；他们几乎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在一块儿看书，四只手同弹钢琴，唱着二重唱。她种花养鸡；他偶尔也出去打猎，料理田产上的事务。在这中间，阿尔卡季也在快乐平静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起来了。十年的光阴像梦一般地过去。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世。他差一点儿受不了这个打击：不到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了。他正要动身到国外旅行，希望借此消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接着来了[7]。他只得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什么事都不做，过着一种闲懒的生活；后来他对他的田地改革的事情感到了兴趣，便动手做起来。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他跟儿子一块儿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他很少出门，只是竭力跟阿尔卡季的一班年轻朋友结交。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去彼得堡，所以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见他在这儿等候他儿子像他自己从前那样地得到学位毕业回来，——他的头发完全灰白，身子倒很结实，不过背显得有点儿驼。

那个听差由于礼貌的关系，也许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到大门口去，点燃烟斗抽起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埋下头，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安稳地迈着黄色的肥腿严肃地在台阶上走来走去；一只肮脏的猫装腔作势地蜷伏在栏杆上面，对他做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太阳晒得厉害，从客店的阴暗的过道中送出一股热的黑麦面包的味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想得出神了。“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8]……”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他竭力要去想些别的事情，可是这种思想又回转来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痛地喃喃说：“要是她活到现在就好了。”一只肥的、深蓝色的鸽子飞到路上，急急地到井边一个水洼跟前去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在望它，可是他的耳朵已经听到了由远处驶近的车轮声……

“老爷，一定是他们来啦，”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跳起来，注意地顺着公路望去。一辆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出现了；他还看见车子里面一顶大学生制帽的帽檐，一个熟悉的亲爱的脸的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一面叫着，一面挥动两只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忽儿工夫，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轻大学学士的无须的、带尘土的、太阳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1] 1俄亩合1.093公顷。

[2] 指俄国抵御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3] 法语：阿加忒。意思是玛瑙。

[4] 旧俄俗，礼拜完毕以后，每个人都到十字架跟前去吻十字架。

[5] 塔夫利奇花园在彼得堡的住宅区，附属于塔夫利奇宫，花园的一部分在夏天开放，供人游览。塔夫利奇宫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七八三年为她的宠臣波将金公爵修建的。

[6] 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有钱的贵族和大官。

[7]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主要国家大都卷在革命波涛中间。尼古拉一世害怕俄国人民受到影响，曾下令禁止人们出国。

[8] 阿尔卡沙是阿尔卡季的小名。

二

“爸爸，让我先抖一下身上的尘土吧，”阿尔卡季说，由于旅途的辛苦，他的声音略有一点儿发哑，不过这还是孩子的声音，而且响亮悦耳，他高兴地回抱他的父亲：“我把你身上也沾上土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爱的笑容反复地说，他伸手在他儿子的大衣领子上拍了两三下，也把自己的外衣拍了两拍。“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忙忙地向客店的院子走去，口里嚷着：“这边，这边，快给我们套马。”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比他的儿子兴奋得多；他好像有一点儿慌张，又有一点儿胆怯。阿尔卡季止住他。

“爸爸，”他说，“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给你，我在信上常常提起他。他真好，居然肯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连忙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刚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穿一件宽大的带穗子的长外衣的高个子跟前，那人停了一忽儿才把手伸给他，可是他仍旧紧紧地捏住那个人的没有戴手套的红色的手。

“您这次光临，叫我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感激，”他开始说，“希望……请教您的大名跟您的父名。”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用懒洋洋的、然而响亮的声音答道；同时他翻下外衣的领子，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带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至于感到沉闷无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巴扎罗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举了一下帽子。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盖不住他隆起的头骨。

“那么，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掉转身对他的儿子说，“要不要现在就套马，还是你们高兴休息一忽儿？”

“爸爸，我们还是回家休息吧。叫他们就套上马。”

“马上就走，马上，”父亲答应道，“喂，彼得，听见没有？赶快准备好，好孩子。”

彼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听差，他并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一个躬，便穿过大门不见了。

“我是坐轻便马车来的，不过我另外给你的四轮马车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唠叨地说，阿尔卡季向客店女主人要了一铁勺子的水来，正拿到嘴边喝着；巴扎罗夫点燃烟斗，向那个正在卸马的车夫走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我的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样……”

“他会坐四轮马车的，”阿尔卡季低声打岔道，“请你不要跟他讲礼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朴素——你以后会明白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转过身来，大胡子！”巴扎罗夫对四轮马车的车夫说。

“米秋哈，听见没有？”另一个车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后面开的口里，“这位老爷怎样叫你？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不答话，只是把帽子轻轻往上一推，然后从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

“快些，快些，伙计们，来帮个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嚷道，“一忽儿大家都有伏特加喝！”

不到一忽儿工夫马都套好了；父亲和儿子坐在轻便马车里，彼得爬上了赶车的座位；巴扎罗夫跳进了四轮马车，把头放在皮枕上，于是两部车就辘辘地跑走了。

三

“你毕竟做了大学学士，回到家里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一忽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头，一忽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膝盖，接着又说一句：“毕竟回来了。”

“伯父身体怎样？他好吗？”阿尔卡季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了真诚的、而且带点儿孩子气的喜悦，可是他却愿意在这个时候尽可能少谈感情话，只说一些普通的家常话。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一块儿来接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久吗？”阿尔卡季问道。

“哦，大约五个钟头吧。”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季立刻转过身去，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接了一个很响的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轻轻地笑出声来。

“我给你预备了一匹多好的马，”他说，“你等着瞧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过了。”

“巴扎罗夫有一间屋子吗？”

“我们给他预备一间就是了。”

“爸爸，请你好好地待他。我没法跟你说得明白我多么看重他的友谊。”

“你跟他认识不久吧？”

“不久。”

“啊，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到他。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他明年还要去考医生呢。”

“啊！他还是念医科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不做声了。过一忽儿他又伸手指着前面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是我们的农民吗？”

彼得朝他主人指的方向望去。几辆大车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跑过，拉车的马都没有加上马衔。每辆车上有一两个敞开羊皮袄的农民。

“老爷，是的，”彼得答道。

“他们往哪儿去，——进城去吗？”

“我想一定是进城去。”彼得轻蔑地再加一句：“上酒馆去，”同时他微微地侧身向着车夫，好像在征求车夫的同意似的。可是车夫动也不动一下：他是一个旧式的人，并不赞成现代的新的见解。

“今年农民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对他的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你又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还满意那些雇来的长工吧？”

“还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声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动他们跟我捣乱；他们不肯多出力干活。他们把马具弄坏了。不过他们耕地还不错。一切困难都会得到解决的。你现在对田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家里没有一个阴凉地方，真可惜，”阿尔卡季不回答他的问话，却另外说。

“我在北面露台上搭起了一个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现在我们可以在露天吃饭了。”

“那么这会太像避暑的别墅了……可是这是废话。这儿空气真好！味道多么新鲜！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我们这儿草地这样香的！而且天空也……”

阿尔卡季突然闭了嘴，偷偷地朝背后看了一眼，就不再说下去。

“不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嘴说，“你是在这儿出世的，所以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

“得啦，爸爸，一个人生在哪一个地方，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关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看了他儿子一眼，车子又走了半里的光景，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讲话。

“我不记得我给你的信里提过没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你的老奶奶叶戈罗夫娜死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普罗科菲奇还在吗？”

“还在，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地整天唠叨。老实说，你在马利因诺找不到多少改变的。”

“总管[1]还是旧人么？”

“啊，这却换了人了。我决定：那些做过家仆的农奴解放以后，就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给他们做什么负责任的事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阿尔卡季望着彼得，便放低声音解释道：“Il est libre，en effet，[2]不过，他只是一个当差。我现在用的总管是一个城里人，看起来倒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我给他一年二百五十卢布的薪水。可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到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额和眉毛，这在他向来是一种心里不安的表示，“我刚刚对你说过，你在马利因诺找不到什么改变……这句话并不十分正确。我觉得我应当事先对你说明，虽然……”

他吞吞吐吐地过了一忽儿，然后用法语说下去：

“也许一个严正的道学家会说我的坦白是不适当的；可是一来，事情隐瞒不了，二来，你也知道：我对于父子间的关系素来有一种特别的主张。当然，你也有权责备我。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句话说完……那个……那个姑娘，你也许已经听见说过她了……”

“费尼奇卡吗？”阿尔卡季顺口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红了脸。

“请你不要大声提她的名字……唔，是的，……她现在跟我住在一块儿。我把她搬进我家里来了……占了两间小屋子。不过这是可以变动的。”

“啊，爸爸，为什么要变动呢？”

“你那位朋友要在我们家里做客……这有点儿不方便。”

“请你不用担心巴扎罗夫。他完全不管这种事情。”

“好的，可是对你也不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说，“糟糕的是——我们那间小耳房又太糟。”

“得啦，爸爸，”阿尔卡季打岔说，“你好像在道歉似的；你不害羞吗？”

“自然，我应当害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他的脸越发红了。

“得啦，爸爸，得啦；请你不要再说了！”阿尔卡季温存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这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呢？”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于这位善良而软弱的父亲的一种带宽大意味的爱，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暗中以为自己优越的感觉。“请你不要讲了，”他再说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进步和解放而大为得意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擦自己的前额，这个时候便从手指头底下看了儿子一眼，心里一下子痛起来……可是他马上又责备他自己。

“这就到了我们的地了，”过了好一忽儿工夫他又说。

“我想前面就是我们的林子吧？”阿尔卡季问道。

“是，是我们的。只是我把它卖出去了。今年他们就要来砍的。”

“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需要钱用；况且那片地也得分给农民。”

“是那些不缴租的农民吗？”

“那是他们的事情；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缴租的。”

“这林子很可惜，”阿尔卡季说，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来。

他们所经过的田野够不上说是风景如画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连着，一起一伏地一直连到天边；有些地方可以看见小树林，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峡谷，里面长满了稀疏的矮树，看起来就跟叶卡捷琳娜女皇[3]时代的旧式平面图上面绘出的一样。他们还经过一些两岸崩落的小河，狭堤分隔的小湖；他们又看见一些小村庄，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顶有好多都塌了一半，矮树编成围墙的谷仓倾斜了，它那荒废的打麦场旁边的大栅门也张开了大嘴。教堂中间有的是砖砌的，泥灰也剥落了；有的是木头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园里长满了荒草。阿尔卡季的心渐渐地紧缩起来。好像故意似的，他们沿途遇见的农民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可怜的小马，路旁的柳树让人剥下树皮、弄断树枝，像一排衣服褴褛的乞丐；瘦小的、毛蓬蓬的、显然是饥饿的母牛贪心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它们好像刚从什么凶恶残暴的猛兽的利爪下面逃了出来似的；在明媚可爱的春天里面看见这些瘦弱的畜生的悲惨可怜的模样，使人想起那个充满风暴和霜雪的、漫长的、寂寥寡欢的严冬的白色魔影……“不，”阿尔卡季想道，“这不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丰裕和勤劳；它不能够，不能够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可是怎样实行改革呢，又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阿尔卡季这样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又发挥了它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绿色，那一切，树啊，矮林啊，草啊，正在灿烂地发光，并且在暖风的轻拂下广泛地、轻柔地荡漾；百灵鸟的嘹亮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田凫或是唱着歌在低洼的草地上盘旋，或是静静地掠过草坡飞去；白嘴鸦在长得不高的春麦田里昂首阔步，让这一片新绿衬出它们的乌黑；一忽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白了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烟雾一般的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季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消失……他脱下他的大衣，望着他的父亲，脸色显得十分高兴，而且带着孩子气，他的父亲便又把他拥抱了一下。

“现在已经不远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只要爬上那小山，就看得见宅子了。阿尔卡沙，我们在一块儿一定过得很好；倘使你不厌烦的话，你还可以帮我管理田产。我们现在应当多接近，应当好好地互相了解，你说对不对？”

“自然啦，”阿尔卡季说，“可是今天天气真好！”

“这是特地欢迎你的呢，我的好孩子。这是春天的最好的日子。不过我赞成普希金的意见——你记得不记得，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4]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你来了，给我带来几多忧愁，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候！

多么……

“阿尔卡季，”巴扎罗夫的声音从后面的四轮马车里传来，“给我递根火柴来，我没有东西点我的烟斗。”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止了念诗，阿尔卡季正带了惊讶（但也不是没有同情）地听着，这时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银的火柴匣子，叫彼得给巴扎罗夫送过去。

“你要不要一支雪茄？”巴扎罗夫又嚷道。

“给我也好，”阿尔卡季答道。

彼得回到车里，除了火柴匣子以外，还带给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尔卡季立刻点起烟来，于是在他身边散出了一种劣等烟的又浓又辣的气味，使那个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得不把鼻子掉开，不过他竭力不让他的儿子觉察到，免得会叫阿尔卡季见怪。

一刻钟以后两部马车停在一所红铁皮屋顶、灰色墙壁的新的木头宅子的台阶前。这便是马利因诺，它又叫“新村”，农民却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穷庄”。

[1] 总管是贵族家的管事和领地管理人。他还照料家务，并且管理全家的男女仆人。

[2] 法语：的确，他是自由的。

[3] 即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间的俄国女皇。

[4]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

四

并没有一大群家仆跑出来到台阶上迎接主人；只有一个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出现。在她的后面又从宅子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短号衣，号衣上钉着刻了纹章的白扣子，这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听差。他不做声地开了轻便马车的门，又解开四轮马车的暖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同他的儿子，还有巴扎罗夫，三个人下了车，走过一间黑暗的、几乎是空空荡荡的大厅（就在这儿门背后闪出一个年轻女人的脸），进了一间有着最新式陈设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取下帽子，把头发往后一甩。“要紧的是现在应当吃晚饭，就好休息了。”

“吃点儿东西的确是不坏的，”巴扎罗夫说，他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不错，不错，我们马上就开晚饭，”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无缘无故地跺脚说。“啊，普罗科菲奇来得正是时候。”

进来一个六十岁光景的人：白头发，黑瘦的脸，身上穿了一件带铜钮扣的棕色常礼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淡红色的领巾。他笑嘻嘻地走过来，吻了阿尔卡季的手，又对客人鞠了一个躬，便退到门口，反背着手立在那儿。

“他回来了，普罗科菲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毕竟回到我们这儿了……啊，你觉得他怎样？”

“再好没有的了，老爷，”老人说着，又咧开嘴笑了笑，可是他马上皱起他的浓眉来。“您吩咐就开晚饭吗？”他郑重地问道。

“好，好，就开吧。不过，您要不要先到您屋子去看看，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

“不要，谢谢；这倒用不着。不过请您叫人把我的小手提箱拿到那儿去，还有，我这件衣服也带去，”他说着，便把身上那件外衣也脱下来。

“很好，普罗科菲奇，接住这位先生的大衣。（普罗科菲奇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气用双手接过了巴扎罗夫的衣服，把它捧得高高的，踮起脚走出房去。）阿尔卡季，你要不要到你屋子里去一下？”

“是的，我倒应该去洗洗脸，”阿尔卡季答道，他向着房门走去，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客厅来。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衣服，系一条时髦的低领结，穿一双漆皮鞋。他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看起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发着黝暗的光，像新的银子一样；在他那血色不好、但没有一条皱纹的脸上，五官十分端正，而且光洁，就好像是用一把精巧的小凿子雕刻出来似的；这张脸上还留着当年那种惊人之美的痕迹，那一对明亮而漆黑的椭圆形眼睛尤其美。阿尔卡季的伯父的整个外貌，在贵族的高傲和优雅之外，还保留着青春的和谐，以及一般过了二十岁的人所少有的那种超脱世俗的憧憬。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裤袋里伸出他那有着粉红色长指甲的好看的手来，这只手给他那扣上单独一颗大猫眼石钮扣的雪白袖口陪衬着，显得更好看了。他把手伸给他的侄儿。他先行了西欧式的shake-hands[1]，以后他又照俄国规矩同侄儿亲了三下，这就是说，他用他的洒了香水的小胡子在阿尔卡季的脸颊上挨了三下，口里说：“欢迎。”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他介绍给巴扎罗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稍微弯了一下他的柔韧的身子，并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罗夫，他并不伸手给客人，反而把它放回裤袋里去了。

“我倒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他用悦耳的声音说，亲切地摇了摇身子，耸了耸肩，同时露出他一嘴漂亮的白牙齿。“路上出了什么事吗？”

“一点儿也没有，”阿尔卡季答道，“只是我们稍微耽搁了一下。不过我们现在饿得跟饿狼一样。爸爸，请催普罗科菲奇快开晚饭。我马上就回来。”

“等着，我跟你一块儿去，”巴扎罗夫突然从沙发上立起身来说。两个年轻人一路走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阿尔卡季的朋友，据他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是不是到我们这儿来做客？”

“是的。”

“这个长头发的家伙吗？”

“唔，是的。”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用他的指甲敲着桌面。

“我觉得阿尔卡季s’est dégourdi[2]，”他说，“我高兴看见他回来了。”

在晚饭桌上大家很少讲话，尤其是巴扎罗夫，他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可是他吃得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了他在自己所谓农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故，又讲起一些就要发布的政府的新法案[3]，还谈到各种委员会，选派代表，以及采用机器的必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饭厅里慢慢地来回走着（他向来不吃晚饭），有时候他拿起酒杯尝一点儿红酒，偶尔还发出一两声“啊，啊哈！哼！”一类的惊叹。阿尔卡季讲了一些彼得堡的新闻，可是他觉得有一点儿拘束（通常一个年轻人刚刚脱离小孩时期，又回到人们一向把他当作小孩看待的地方来，他就会有这样一种拘束的感觉）。他讲话故意把句子拉长，并且避开用“爸爸”这个字眼，有时候他还叫起“父亲”来，不过只是在牙齿缝里含糊地叫了一下，他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只顾把酒往自己的杯子里斟，虽然超过了他的酒量，他还是喝光了。普罗科菲奇不转眼地望着他，嘴唇不停地在嚼动。吃过晚饭大家马上散去了。

巴扎罗夫穿着睡衣坐在阿尔卡季的床沿上，抽一支短烟斗，对阿尔卡季说：“你那位伯父真是个怪人。想不到在乡下居然有这样漂亮的装束！他的指甲，指甲，你应当把它们送到展览会去！”

“啊，你原来不知道，”阿尔卡季答道。“他当时还是一个大交际家。哪一天我来把他的事情讲给你听。他从前是一个美男子，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人。”

“啊，真有这回事！他原来在纪念他的过去的风流。可惜这儿没有一个可以给他迷倒的女人。我一直在看他：他那漂亮的硬领就像大理石的一样，他的下巴刮得真干净。可是，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

“也许是的，不过他实在是一个好人。”

“一个古董！可是你父亲倒不坏。他浪费时间去读诗，对田产管理的事情却懂得很少，不过他的心是好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

阿尔卡季摇摇头，好像在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局促不安的样子。

“这些上了年纪的浪漫派真古怪，”巴扎罗夫继续说，“他们拼命发展他们的神经系统……弄得自己老爱激动。可是，再见！我房间里有一个英国洗脸盆，可是房门却锁不上。不过这究竟是值得鼓励的——英国洗脸盆，这代表着进步啊[4]！”

巴扎罗夫走了。阿尔卡季觉得非常快乐。睡在自己的家中，躺在睡惯了的床上，盖着一双亲爱的手（这也许是那个亲爱的老奶妈的手，那一双亲切的、温柔的、不知道疲倦的手）所做的被子，这是多甜蜜啊。阿尔卡季又想起了叶戈罗夫娜，便叹了一口气，祷祝她的灵魂在天上平安……可是他并不为他自己祷告。

阿尔卡季同巴扎罗夫两个人不到一忽儿的工夫就睡着了，可是这家里还有一些别的人好久都没有睡着。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因为儿子回家，非常兴奋。他躺在床上，并不吹灭蜡烛，却用手支住头，想了好久。至于他的哥哥，过了夜半有好久了，仍然坐在书房里的壁炉前面一张宽大的甘卜士[5]制造的扶手椅上，壁炉里还有未燃完的煤在燃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还没有脱衣服，只是脚上的漆皮鞋现在换了一双红色的、没有后跟的中国拖鞋。他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Galignani[6]，可是他并不读它；他不转睛地望着壁炉，那儿有一股带蓝色的火焰闪起来，灭了，又再冒上来……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过他所想的并不单是过去的事情：他的脸上带着专注的、忧郁的表情，这就不是一个单单在回忆过去的人的表情了。在后面的一间小小的内屋里，一个穿浅蓝色长袖短棉衣的年轻女人坐在一只大箱子上面，她用一方白头帕包住她一头的黑发，这便是费尼奇卡，她一忽儿在倾听着什么，一忽儿在打瞌睡，一忽儿又抬起头看那扇开着的门，门里看得见一个小孩的摇床，还可以听见一个睡熟了的婴孩的均匀的呼吸。

[1] 英语：握手。

[2] 法语：比较活泼了。

[3] 指两年后，即一八六一年公布的农奴解放的法令。

[4] 当时俄国的旧式洗脸盆，脸盆里没有塞子，顶上有一个贮水槽，放水时得踏动下面的踏板。

[5] 法国人甘卜士（Gambes）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彼得堡开设家具店，制造各种家具。

[6] 《加里聂安尼报》原名《The Galignani’s Messager》（《加里聂安尼消息报》），是意大利人G.A.Galignani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创办的自由主义的英文日报，有政治、文学、商业各栏。

五

第二天早晨巴扎罗夫醒得比谁都早，就到外面去了。“啊，”他向四周望了一望，不觉想道，“这个小地方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土地和他的农民们划清界限以后，他只好在一块四亩大小的平坦的荒地上盖自己的新公馆。他修了一所住宅，还修了附属房屋和养畜场，另外又布置了一个花园，挖了一个池子，打了两口井；可是种的小树长得并不好，池子里也没有积多少水，井水又带一点儿咸味。只有那个丁香和刺槐编的凉亭还长得不错；他们有时候就在这个亭子里喝茶吃饭。巴扎罗夫不到几分钟就走遍了园里的小径；他又看过了牛棚和马房，碰到了两个家仆的男孩，他立刻跟他们做了朋友，三个人一块儿到离这个公馆一里远的小水塘捉青蛙去了。

“老爷，你拿青蛙来做什么用？”一个男孩问道。

“我就要告诉你什么用处，”巴扎罗夫答道，虽然他对身份比他低的人从不放任，对待他们也很随便，可是他有一种容易得到那些人的信任的特殊本领，“我要把青蛙剖开，看看它的身子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我跟青蛙是一模一样，不过我们用脚走路罢了，这样我也会知道我们身子里头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要知道它有什么用呢？”

“为了有一天，要是你生了病，请我去医治，我免得弄错。”

“那么你是一个医生吗？”

“对啦。”

“瓦西卡，听见没有？老爷说你我都是跟青蛙一样的，真古怪！”

“我害怕它们，害怕那些青蛙，”瓦西卡说，他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发白得像亚麻一样，光着脚，穿一件带硬领的灰色粗布宽上衣。

“干吗要害怕？难道它们还咬人？”

“得啦，小哲学家们，跳到水里去吧，”巴扎罗夫说。

这个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已经起来了，他去看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已经穿好衣服。父子两个走出屋子到露台上去，坐在凉棚下面；栏杆旁边，桌子上，几大束丁香花中间，一个茶炊正在咝咝地响。来了一个小姑娘，她就是昨天在台阶上第一个来迎接他们的。她细声地说：

“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1]不大舒服，她不能够来；她叫我来问您，是您高兴自己斟茶，还是要她差杜尼亚莎来？”

“我自己斟，自己斟，”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连忙接嘴说。“阿尔卡季，你茶里是放奶油，还是放柠檬？”

“放奶油吧，”阿尔卡季答道，停了一忽儿他忽然询问地说：“爸爸？”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慌张地望着他的儿子。

“什么？”他说。

阿尔卡季埋下眼睛。

“爸爸，要是我问话问得不得体，就请你原谅我，”他开始说，可是你自己昨天对我很坦白，所以我才敢坦白地讲话……你不会生气吧？……”

“你说吧。”

“你使我有勇气来问你……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所以费……所以她才不出来斟茶吗？”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稍微掉开脸。

“也许，”他末了说，“她以为……她不好意思……”

阿尔卡季迅速地看了父亲一眼。

“她用不着不好意思。第一，你知道我的想法（阿尔卡季说这句话的时候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你想，我对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会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吗？而且我相信你挑选的人不会不好；你既然要她住在你家里来，那么她一定配得上你；无论如何，儿子总不是父亲的审判官——尤其是我，尤其是像你这样的父亲，你从来就没有限制过我的任何自由。”

阿尔卡季的声音起初微微发颤：他觉得自己很宽大，不过同时他也知道他有一点儿像在教训自己的父亲似的；可是一个人的声音在他自己身上会发生很大的效力，所以阿尔卡季说到最后，声音变得坚决了，简直说得有声有色。

“谢谢你，阿尔卡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声音含糊地说，他的手又去摸他的眉毛和前额。“你的猜想的确有理。自然，这个女孩子要是不配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这不是我一时的轻举妄动。我跟你讲这个也不大好讲；不过你会明白她实在不便出来见你，尤其是在你回家以后的第一天。”

“那么我去看她吧，”阿尔卡季又激起一阵宽大的感情嚷道，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我去跟她说明白，她用不着在我面前不好意思。”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

“阿尔卡季，”他说，“我求你……你怎么能……那儿……我还没有告诉你……”

可是阿尔卡季已经不听他的话，跑出了露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望着儿子的背影，感到很窘，又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心跳得厉害……他这个时候是不是想到他们父子中间将来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很异样？他是不是觉得要是他一点儿也不提起这桩事情，阿尔卡季会更尊敬他？他是不是在责备他自己的过错？——这是很难说的；这些感觉他心里都有，不过还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触，可是他的脸还红着，心也跳得更厉害了。

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阿尔卡季回到露台上来了。

“父亲，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嚷道，脸上露出亲爱和得意的神情。“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今天真的不大舒服，她停一忽儿还会来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一个弟弟呢？本来我昨晚上就该去亲他了，不用等到现在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打算说什么话，他打算站起来，张开胳膊……阿尔卡季已经抱住了他的脖子。

“这是什么意思？又拥抱起来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从后面送过来。

他这个时候来得正好，父亲和儿子都高兴，因为有些叫人感动的场面是人们很难长久忍受的，他们倒愿意它尽快地结束。

“这有什么奇怪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很高兴地说。“你想一想我等了阿尔卡沙多少年了……昨天起我还没有时间好好地看他一下。”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就是我自己，也并不是不想跟他拥抱。”

阿尔卡季走到他的伯父跟前，他又感觉到他的脸颊给伯父的洒过香水的小胡子亲了一下。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他穿了一件很讲究的英国式的晨服，头上戴一顶小小的土耳其帽。这顶土耳其帽和那条随意结起来的小领结都表示着乡村生活的无拘束；可是他的衬衫（这衬衫的确不是白的，因为配着晨服，便穿了有条纹的衬衫）上的硬领还是像平日那样严正地衬出那个刮得很光滑的下巴来。

“你那位新朋友呢？”他问阿尔卡季道。

“他不在家；他一向都是起得很早，就到外面去了。我们最好不要去管他；他不喜欢礼节。”

“不错，我也看得出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容地在他的面包上涂着牛油。“他打算在我们这儿久住吗？”

“那要看他的意思怎样。他是打这儿经过，去看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这一省，离这儿有八十俄里。他在那地方有个小小的田庄。他以前做过团的军医。”

“哦，哦，哦，哦……怪不得我老是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听见过巴扎罗夫这个姓呢？’……尼古拉，你还记得我们父亲那一个师里头有一个军医巴扎罗夫吗？”

“好像是有的。”

“不错，不错，一定的。那个军医就是他的父亲了。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摸了摸他的小胡子，接着又不慌不忙地问道：“那么，现在这位巴扎罗夫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您问巴扎罗夫是一个怎样的人？”阿尔卡季微笑道。“大伯，您要我告诉您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好侄儿，请讲吧。”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什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道，这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正拿起一把刀尖上还挑着一块牛油的刀子，也停住不动了。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再说一遍。

“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依我看，那是从拉丁文nihil（无 ）来的了；那么这个字眼一定是说一个……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

“不如说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插嘴说，他又在涂牛油了。

“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阿尔卡季说。

“这不还是一样的意思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

“不，这不是一样的意思。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受人尊敬的。”

“那么你觉得这是好的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插嘴问道。

“大伯，那就看人说话了。它对有一些人是好的，可是对另一些人却很不好。”

“原来是这样。我看，这不是跟我们一道的。我们旧派的人，我们以为要是一个人，照你的说法，不信仰一种‘原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照法语读音轻轻地念这个字，把重音放在后面，阿尔卡季却恰恰相反，把重音放在前面），那么连一步也走不通，一口气也吐不出来。Vous avez changé tout cela，[2]愿上帝保佑你们健康，给你们将军的官衔吧，[3]我们将来只好来欣赏你们这些先生们……那叫做什么呢？”

“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声音很清楚地说。

“不错。以前是黑格尔主义者[4]，现在是虚无主义者。我们以后再来看你们怎样在真空中，在没有空气的空间中生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弟弟，请你按一下铃，现在是我喝可可茶的时候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按了铃，大声唤着：“杜尼亚莎！”可是来的不是杜尼亚莎，费尼奇卡本人到露台上来了。她是一个二十三岁光景的少妇，白嫩的皮肤，浓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珠，孩子般微微鼓起的红嘴唇，还有一双细嫩的小手。她穿了一件细花布衫子，一条浅蓝色的新领巾松松地披在她的圆圆的肩头。她端着一大杯可可茶，放在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面前，带着十分羞窘的神情。她那美丽脸庞的细嫩皮肤上泛起一阵红晕。她埋下双眼，立在桌旁，指尖微微挨到桌面。她好像在害羞不该来，同时她又好像觉得她有权利到这儿来似的。

帕维尔·彼得维罗奇正色地皱紧了眉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露出忸怩不安的样子。

“费尼奇卡，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牙缝里含糊地说了这一句。

“早，老爷，”她答道，声音不高，却相当清脆。她偷偷瞥了阿尔卡季一眼，他对她和善地微微一笑，她悄悄地走开了。她走起路来身子有点摇摆，可是连这一点也跟她相称。

露台上静了几分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喝着她的可可茶，忽然抬起头来。

“虚无主义者先生光临了，”他低声说。

巴扎罗夫果然穿过花园踏着花坛走来。他的亚麻布衣裤上沾满了污泥；他的旧圆帽顶上挂着一根水塘里的水藻；他右手提着一个小袋子；袋里有活的东西在动。他很快地走近了露台，点一个头，说道：

“各位，早安；对不起，喝早茶我来晚了。我马上就回来；我得先把这些俘虏安顿好。”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蚂蝗么？”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不，是青蛙。”

“您吃它们还是养它们？”

“拿来做实验，”巴扎罗夫随口回答一句，就走进屋子去了。

“那么他是要解剖它们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不相信原则，却相信青蛙。”

阿尔卡季带着惋惜的神情看看他的伯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耸一耸肩头。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本人觉得他的俏皮话失败了，便谈起农事和新的总管来，那个总管昨天跑来对他发牢骚，说一个叫做福玛的长工“放荡”，不听管教。他顺便说：“他是一个这样的伊索[5]：他到处对人说自己是个坏人，待上一阵，他就会傻得好些。”

[1] 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是费尼奇卡的本名和父名。

[2] 法语：你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3] 出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第二幕第五场。

[4] 黑格尔（1770—1831），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主义者就是信仰他的学说的人，有一个时期一般俄国青年都喜欢谈黑格尔的学说。

[5] 伊索（公元前620—前560年左右），著名的希腊寓言家；但在俄国旧时“伊索”这个名称用作讽刺语，用以表示言语费解而行为古怪的人。

六

巴扎罗夫回来，坐在桌子旁边，匆忙地喝着茶。基尔萨诺夫两弟兄默默地望着他。阿尔卡季在旁边一忽儿偷偷地看他的父亲，一忽儿又偷偷地看他的伯父。

“您出去走得很远吗？”末了，还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问道。

“走到白杨林子那边有个小水塘的地方。我惊起了五、六只山鹬。阿尔卡季，要是你，准可以打死它们。”

“那么您不打猎吗？”

“不。”

“您是专门研究物理学的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发问道。

“是的，物理学；一般的自然科学。”

“听说日耳曼人最近在这方面大有成就。”

“不错，德国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老师，”巴扎罗夫随口答道。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日耳曼人”，不说“德国人”，明明带着讥讽的意味；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您居然把德国人看得这样高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故意装出过于客气的样子。他心里有点儿不高兴了。他的贵族气质受不了巴扎罗夫那种极端的随便。这个医生的儿子非但不知道拘谨，并且常常用粗鲁和不愿意的态度回答别人的问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粗野的、甚至近乎无礼的调子。

“那边的科学家都是些能干有用的人。”

“啊，啊。那么您对于俄国的科学家一定不这么看重了。”

“大概是这样的。”

“这倒是很值得人钦佩的谦虚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身子一挺，头向后仰，说道。“不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刚才明明对我们说过，您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那么您是不是相信他们呢？”

“为什么我要承认他们呢？我又应当相信什么呢？他们说的话有道理，我同意，这就完了。”

“那么德国人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脸上带着一种淡漠而疏远的表情，仿佛他已远远地退到云端去了。

“也不尽然，”巴扎罗夫答道，他打了一个短短的呵欠。显然他并不想继续辩论下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望了望阿尔卡季，好像想对他说：“我应当讲，你的朋友真有礼貌。”

“至于我呢，”他勉强接着往下说，“我也许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不喜欢德国人。我讲的还不是俄国的德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可是连在德国的德国人我也不喜欢。以前还有几个像样的；他们有过——譬如席勒，还有他叫什么……啊，歌德……我弟弟特别欣赏他们……可是现在德国人中间全是些化学家和唯物主义者……”

“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普通的诗人还有用，”巴扎罗夫说。

“哦，原来是这样，”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应道，他好像快要睡着了似的，微微抬起眉毛来。“我看，您是不承认艺术的了？”

“赚钱的艺术或者‘包治痔疮’[1]的艺术！”巴扎罗夫带着轻蔑的微笑说。

“啊，先生，啊，先生。我看，您真喜欢开玩笑。那么您是一切都不承认了？好吧，那么您就只相信科学？”

“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什么都不相信；您所谓的科学是什么呢——是指那一般的科学吗？某一种某一门的科学是有的，就跟某一种行业，某一种职位一样；可是所谓一般的科学却并不存在。”

“很好，先生。那么对于其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业经公认的法则，您也是抱着同样否定的态度吗？”

“这是什么，是在审问么？”巴扎罗夫问道。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脸色略微发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觉得他应当插进去讲话了。

“我们改日再跟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吧，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们要听听您的意见，我们自己也有些意见发表。拿我个人来讲，我知道您在研究自然科学，我非常高兴。我听见人说李比希[2]在田地施肥这方面有过很了不起的发见。您在农业方面是可以给我帮忙的；您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愿意效劳；可是李比希离我们还远得很！一个人应当先学会了字母，然后才拿起书来念。我们现在连头一个字母都还没有念。”

“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心里想道。“不过还是请允许我随时向您请教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声说；然后他又转身向他的哥哥：“哥哥，我想，我们现在应当去跟总管谈话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他说，眼睛并不看什么人，“一个人离开了那些才智非凡的人，到乡下住上五六年，真是不幸极了！你恰恰就变成傻子了。你竭力想不要把你学会的东西忘掉，可是——一转眼！——别人就会向你证明，那些都是废物了，他们还告诉你，有识之士早已不弄这种无聊的东西，而且还说你是个落后的老顽固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年轻的人自然比我们聪明得多。”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开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在他后面。

“他老是这样的吗？”那两弟兄刚把房门掩上，巴扎罗夫若无其事地问阿尔卡季。

“我要说，叶夫盖尼，你对他太不客气了，”阿尔卡季说。“你得罪他了。”

“怎么，难道要我去恭维他们，恭维这些乡下贵族吗！这不过是虚荣心、大交际家的派头和纨袴子弟的习气罢了。既然他是那样的脾气，他就该在彼得堡继续过他那种生活……可是，不用去讲他了！我找着了一种很少有的水甲虫，Dytiscus marginatus[3]，你知道它吗？我等一会儿给你看。”

“我答应过把他的历史告诉你，”阿尔卡季说。

“甲虫的历史吗？”

“啊，得啦，叶夫盖尼。是我伯父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他并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他应当受人怜悯，不该给人嘲笑。”

“我不跟你辩驳；不过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

“叶夫盖尼，一个人要公平才好。”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结论？”

“不，听我讲……”

于是阿尔卡季把伯父的历史告诉了他。这个，读者在下一章里就会找到。

[1] 这是卖药广告。

[2] 李比希（1803—1873），德国卓越的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所谓植物的矿物营养学说并指出矿物肥料的作用。

[3] 拉丁文学名：榜螂。

七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最初和他的弟弟尼古拉一样在家里念书，后来才进了贵胄军官学校[1]。他自小便以漂亮出名；而且他很有自信力，有点儿喜欢挖苦人，有时又爱发点儿不讨人厌的小脾气——因此他很能讨人欢喜。自从他获得军官官衔以后，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他处处受到欢迎，他尽情地放任自己，甚至流于放荡、荒唐，干出种种傻事，可是这些举动在他身上也增加了不少动人之处。女人为他着迷，男人称他为纨袴子弟，却又在暗中妒忌他。我们已经提过，他当时和他的兄弟同住在一处，他真心爱他的兄弟，虽然他们完全不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腿有点儿瘸，他那细小、和悦的面貌常带忧愁，他有一对不大的黑眼睛和一头稀疏的软发；他贪懒，但也喜欢读书，可是在交际场中却显得拘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没有一个夜晚在家；他的机灵和大胆出了名（他把体操介绍到一班贵族子弟中间，使它成为一种时髦的娱乐）；他总共读过五六本法文书。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上尉；一个光辉的前程在等待他。可是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

那个时期在彼得堡的交际场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位P公爵夫人，她至今还没有让人忘记。她有一个教养高、有礼貌而略带愚蠢的丈夫，没有儿女。她忽而出国远游，忽而又回到俄国，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大家都说她轻佻，喜欢卖弄风情，她对每一种娱乐都热心得不得了，跳舞跳到精疲力尽快要倒下去，她喜欢跟年轻人一块儿尽情地笑闹，她通常总是在午饭时间以前在她的阴暗的客厅里[2]接待这些年轻客人；可是到了夜深，她便哭着，祷告着，一点儿也得不到安宁，常常痛苦地绞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到天明，或者脸色苍白，浑身发冷，坐在那儿读赞美诗集。可是一到白天，她又变成一位华贵的夫人；她又出去拜客，随处谈笑，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她稍稍解闷，她便投身到那里面去。她生得长短合度，一条金色的发辫像黄金那样沉沉地一直垂过膝。可是她并不能说是一个美人：在她的整个面貌中只有一对眼睛是好的，而且连这一对并不算大的灰色眼睛也不是恰好的，但她的目光却是敏速，深沉，而且随便到了大胆的程度，沉思到了悒郁的程度——这是一种谜样的眼光。即使她口里絮絮地谈着无聊的空话，她的眼中仍然闪着异样的光辉。她打扮得十分雅致。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一个舞会上遇到她，同她跳了一回玛组卡舞[3]，虽然在跳舞的时候她没有讲过一句正经话，他却热烈地爱上了她。在爱情上他是常操胜算的，这一回他也是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可是他的轻易的成功并不曾减低他的热情。这反而把他更痛苦地，而且更牢地缚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就是在把整个身子交给他的时候，仍然有什么深藏着的、捉摸不到的东西保留着，那却是人所看不透的。她的灵魂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那只有上帝知道！她似乎受着一些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神秘的力量的支配，它们好像在任意玩弄她；她的有限的智力还不能够控制它们那种反复无常的脾气。她的一切举动不过是一连串的矛盾。她的惟一可以引起她丈夫无端疑心的几封信却是写给一个跟她并不熟的男人的，她的爱情里面带得有一种悒郁的成分；遇到她自己挑选的情人，她跟他在一块儿并不笑，也不闹着玩，她只是带着困惑的神情望着他，听他讲话。有时候，往往是突然间，这种困惑变成了寒冷的恐怖；她的脸上现出一种疯狂的、死一样的表情；她把自己锁在寝室里面，她的女用人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偷听，还听得见她那忍住的哭声。不止一次，基尔萨诺夫在幽会之后走回家去，他心里感到一种伤心、痛苦的烦恼，那是只有在无可挽救的失败以后才能够发生的。“我还希望什么呢？”他这样问他自己道，他的心一直在痛。有一回他送给她一只戒指，宝石上面刻着一个斯芬克斯[4]。

“这是什么？”她问道。“斯芬克斯吗？”

“是的，”他答道，“这个斯芬克斯就是您。”

“我？”她问道，慢慢地抬起她那谜样的眼光望着他。“您知道这是大大的恭维吗？”她毫无用意地微微一笑，她的眼睛仍然闪着那奇异的光辉。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P公爵夫人爱他的时候，已经感到痛苦了；可是到她对他渐渐冷淡起来（这桩事情来得很快）以后，他差一点儿发了狂。他非常痛苦，又怀着满腔妒意，他不给她一点儿安静，老是跟在她后面。她终于受不了他这种无止息的追逐，便远去外国。他不听从朋友们的苦劝和长官们的忠告，辞去了军职，一直追她到国外；他在外国各处度过了四年光景，有时紧跟着她的踪迹，有时又故意让她跑开。他为他自己害羞，他恨自己软弱没有志气……可是毫无用处。她的面影，那个难理解的、差不多毫无意思的、但又是迷人的面影已经深深地藏在他的心中。在巴登他又跟她和好了，而且她似乎比以前更热情地爱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一切都完了，火焰闪起最后的亮光，便归于永灭。他预料着分离不可避免，便想退一步跟她做一个朋友，他还以为跟这种女人做朋友是可能的事……她秘密地离开了巴登，这以后便永远躲避基尔萨诺夫。他回到俄国，还想重过旧日的生活；可是他不能够回到从前的轨道上去了。他四处飘荡，好像是一个中魔的人；他仍旧到交际场中去；他仍旧保留着上流人物的那一切的习惯；他可以夸口他有了两三次新的恋爱上的成功；可是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存一点儿指望了，他什么事也不做。他渐渐地老了，头发也灰白了；每天晚上坐在俱乐部里，悒郁无聊地消磨光阴，没精打采地参加独身者群的辩论，这成了他的必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好的现象。自然，关于结婚问题，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这样地过了十年，十年的无色彩、无结果的岁月——而且过得那么快，可怕地快。拿光阴飞去的迅速来说，可没有一个地方赶得上俄国；不过人说在监牢里光阴飞去得更快。某一天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俱乐部里吃午饭，听到了P公爵夫人的死讯。她半疯狂地病死在巴黎。他离开餐桌站起来，在俱乐部的屋子里踱了许久，又呆呆地立在牌桌旁边，可是他并不比平时更早地回家去。过了一些时候他接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他送给公爵夫人的戒指。她在斯芬克斯上面画了两根像十字架的线，并且叫人转告他：谜语的答案就是——十字架。

这桩事情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年初，正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死了妻子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自从他弟弟搬到乡下去几乎没有看见过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结婚的时间刚巧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同公爵夫人初认识的时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国外回来，去看他弟弟，他打算在他弟弟家里住两三个月，分享他弟弟的幸福，可是也只能勉强住了一个星期。这两兄弟的处境太不同了。在一八四八年，这种差异便减少了一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失掉了他的妻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失掉了他的回忆，自从公爵夫人死去以后他就竭力不去想她了。可是在尼古拉，却有一种并不会虚度这一生的感觉，他眼看着儿子长大起来了；在帕维尔，跟这相反，他仍然是一个孤寂的独身者，如今正踏进了暗淡的黄昏时期，也就是那个追悔类似希望、希望类似追悔的时期，这个时候青春已经消逝，而老年还没有到来。

这个时期对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比对于任何别一个人更难过：他失掉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一切。

“我现在不请你去马利因诺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对他的哥哥说（他给他的庄园起了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的妻子），“我妻子活着的时候，你还嫌那儿枯燥无味，现在我想你一定会无聊死了。”

“我那个时候又傻又忙忙乱乱，”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从那以后，我即使没有变聪明一点儿，也该变得沉静一点儿。现在恰恰相反，要是你答应让我去，我倒真打算到你那儿久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用拥抱来回答他；可是在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年半，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才下决心实行他的计划。不过他在乡下住了下来，就不曾离开过，就连那三个冬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彼得堡去和儿子同住的时候，他也依然留在乡下。他开始读书，读的大半是英文书；他的生活大体上也摹仿英国的方式，很少去拜访邻居，只有在选举[5]的时候他才出去参加，不过在会场上他也极少发言，只偶尔讲几句话，他那自由主义的言论就惹得那班旧式的地主又生气又害怕，可是他同年轻一代人的代表们却又并不接近。新旧两方面的人都给他加了一个“自高自大”的评语；不过两方面都尊敬他，为了他那优美的贵族风度；为了他那恋爱上胜利的传闻；为了他穿着考究而且总是住最好的旅馆，开最好的房间；为了他一向吃得很考究，而且有一次居然在路易·菲力浦[6]的宫中与威灵顿[7]同席；为了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随身携带着一套真正银制的化装用具盒和一个旅行用的轻便澡盆；为了他的身上总有一种特别好的“高贵的”香水味；为了他打威斯特[8]打得极好，却没有一回不输钱；末了，他们尊敬他也是为了他的绝对的诚实。太太们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忧郁病患者，可是他却不肯同她们往来……

“你现在看出来了吧，叶夫盖尼，”阿尔卡季把故事讲完以后又说，“你刚才批评我伯父的话是怎样地不公平了。我还不必说他不止一次帮忙我父亲度过了难关，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我父亲（也许你还不知道他们并没有分家）；对不论什么人他都高兴帮忙，他还常常替农民讲话；固然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总是皱眉头而且时常闻香水……”

“不用说，是神经过敏……”巴扎罗夫插嘴说。

“或许是，不过他的心是很好的。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傻。他给了我不少非常有益的劝告，尤其是……尤其是关于女人这方面的。”

“哈！哈！一个人让自己的牛奶烫伤了，看见别人的凉水也要吹两下。[9]我们都知道的！”

“总之，”阿尔卡季继续说，“他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这是真话；轻视他是一桩罪过。”

“谁轻视他啦？”巴扎罗夫答道。“可是我应该说，一个人把他整个一生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那张牌输了，他就那样地灰心丧气，弄得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这种人不算是一个男子汉，不过是一个雄的生物。你说他不幸，你自然知道得更清楚。可是他脑子里那些糊涂念头还没有完全去掉。我相信他倒认真地觉得自己很能干，只是因为他有时候看看那种无聊的《加里聂安尼报》，而且每一个月替农民讲一回情，让他少挨一顿鞭子。”

“可是你要记住他受的教育和他生活的时代，”阿尔卡季说。

“教育吗？”巴扎罗夫接着说，“每个人都应该教育自己，譬如就像我这样……至于时代呢，我为什么要依靠时代？还不如让时代来依靠我。不，老弟，那全是浅薄，空虚！而且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你研究一下眼睛的解剖学：你刚才所说的谜一样的目光是从哪儿来的呢？那都是浪漫主义、荒唐无稽、腐败同做作。我们还是去看甲虫吧。”

这两个朋友便到巴扎罗夫的屋子里去了，这间屋子里已经弥漫着一种外科医药的气味，还夹杂了一些廉价烟草的臭味。

[1] 贵胄军官学校是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享有特权的中等军事学校。一七五九年在彼得堡创办。学员来自宫廷少年侍从。大多数人经培养后到近卫军中服役。

[2] 在彼得堡冬天下午三点钟天就黑了。

[3] 当时流行的一种波兰交际舞。

[4]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

[5] 指选举贵族长。

[6] 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至一八四八年间的法国国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逃往英国。

[7]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元帅，滑铁卢之役战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

[8] 四人成局的一种牌戏。纸牌五十二张，两人为一组。

[9] 俄谚：“给热牛奶烫了的人，见到冷水也要吹两下。”

八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他的兄弟跟总管讲话的时候，只在旁边听了一忽儿。总管是一个瘦长身材的人，有着肺病患者的轻柔的声音和一对狡猾的眼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无论说什么话，他总是回答着：“是，老爷。知道，老爷。”他用尽方法把农民说成不是小偷，便是醉鬼。田产的管理最近采用的新方法，好像是没有上油的轮子，老是轧轧地发响，又好像用湿木料自制的家具，时时咯吱作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并没有灰心，可是他常常叹气，老是想来想去；他觉得没有钱做不了事情，他的钱又差不多花光了。阿尔卡季讲的的确是真话：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帮助他的兄弟并不止一次；好几回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弟弟绞尽脑汁在想办法，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他就慢慢地走到窗前，把手伸进袋子里，含糊地轻声说：“Mais je puis vous donner de l’argent，[1]”就把钱给了他；可是这一天他自己也没有钱，他觉得还是走开的好。田产管理上的琐碎事情使他厌烦，而且他时常觉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管怎样努力，怎样勤劳，却总没有把事情安排好，不过他也不能明白地指出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我的弟弟还是不够能干，因此容易受人欺骗，”他这样思忖道。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却把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事务才干看得非常之高，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的日子大半是在乡野地方消磨了的，你见过不少的世面，来往的人也很多，你看得透人，你有老鹰的眼光。”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回答只是掉转身子，可是他也并不反驳他兄弟的话。

这天他离开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书房，顺着那一条把宅子隔成前后两部分的走廊走去；他走到一扇矮矮的门前，便站住了，他迟疑了一忽儿，才拉一拉他的小胡子，轻轻地敲着门。

“谁呀？请进来，”这是费尼奇卡的声音。

“是我，”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推开了门。

费尼奇卡正抱着她的婴孩坐在椅子上，她立刻站起来，把孩子交给一个小姑娘，小姑娘马上抱着孩子出去了，她连忙拉直她的头巾。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并不看她，“我只是来求您……好像今天有人进城去……请您吩咐他们给我买点儿绿茶。”

“是的，老爷，”费尼奇卡答道，“您要他们买多少呢？”

“我想半磅就够了。我看您这儿改了样了，”他接着说，匆匆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他的眼光也在费尼奇卡的脸上掠过。“这儿的窗帘，”他看见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解释道。

“哦，是的，老爷，这些窗帘，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的；可是也挂了好久了。”

“不错，我也有好久没有来看您了。现在您这儿收拾得很精致。”

“全亏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照顾，”费尼奇卡小声地说。

“您在这儿比在从前住的那间耳房里舒服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客气地问道，不过他的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

“是的，老爷，舒服得多。”

“现在谁住在那儿？”

“洗衣女人住在那儿。”

“啊！”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不做声了。“他现在会走开吧，”费尼奇卡想道；可是他并不走，她像生根似地立在他面前，轻轻地摸着自己的手指头。

“您怎么让人把您的小孩儿抱走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末了说。“我喜欢小孩儿：给我看看吧。”

费尼奇卡又是窘，又是高兴，脸色马上通红。她平日害怕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他几乎从来没有同她谈过话。

“杜尼亚莎，”她唤道，“请把米佳抱来。（费尼奇卡对宅子里的任何人都是很客气的。）可是等一下，得先给他换一件衣服。”

费尼奇卡向着门走去。

“那没有关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

“我马上就来，”费尼奇卡答道，便匆匆走出去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一个人留在房里，这次他特别注意地向四周看了一忽儿。这间矮小的屋子倒是很清洁、很舒适的。可以闻到新油漆的地板的气味，还有一种甘菊和紫苏的味儿。靠墙放了一排有着古七弦琴样式的靠背椅子，还是那位去世的将军出征波兰的时候买来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小床，挂着一顶薄纱帐子，旁边放了一个有圆顶盖的铁箱。在对面的那个角里挂着一幅大的、颜色暗淡的“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像，像前燃着一盏小小的灯；一条红带子系住一个小小的瓷蛋，从圣像头顶的金色光轮上一直垂到胸前；窗台上有几个玻璃罐子发着绿光，里面盛着去年做的蜜饯，罐口密密封着；封皮纸上是费尼奇卡亲笔写的大字：“醋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特别喜欢这一类的蜜饯。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根长绳，挂了一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短尾巴的金翅雀，它不住地叫着跳着，笼子也跟着不住地摇来晃去，这其间一粒一粒的大麻子轻轻地落在地上。在两扇窗中间的一堵壁上，刚巧在一个不大的五斗柜上面，挂着几张照得不好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姿势不同的相片，是一个外来的照相师摄的；那儿还有一张费尼奇卡本人的相片，照得更不像样了：一个暗黑的框子里面有一张没有眼睛的脸，带着不自然的微笑，此外就再也看不出什么了；在费尼奇卡的照片上头是叶尔莫洛夫将军[2]的画像，他穿着一件毛大氅，怒容满面地望着远远的高加索山脉，一个鞋形的丝质小针垫正挂到他的前额上。

过了五分钟光景，听见隔壁房里衣服的窸窣声和细语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那个五斗柜上拿起一册带油垢的马沙尔斯基的《狙击手们》[3]的残本，翻了几页……门开了，费尼奇卡抱了米佳走进来。她给他穿上一件领子上带花边的红衬衫，给他把头发梳光，脸洗干净；他跟所有健康的小孩一样，呼吸声很响，全身都在动着，一双小手不停地在空中舞动。这件漂亮的衬衫在他身上显然起了作用，他的整个圆圆的小脸上都带着愉快的表情。费尼奇卡也已梳好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巾也理得更好看些；其实她照原先那样也就行了。难道世界上真还有比一个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一个健康的小孩更动人的景象吗？

“多胖的小家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做出喜欢的样子说，一面用他的食指的长指甲尖搔米佳的双重下巴。小孩不转眼地望着金翅雀，哧哧地笑起来。

“这是伯伯，”费尼奇卡说，她俯下脸去挨他，轻轻地摇着他，杜尼亚莎把一支正燃着的香烛放在窗台上，下面垫一个小铜板。

“他有几个月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六个月了；到这个月十一便是七个月。”

“不是八个月吗，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杜尼亚莎略微胆怯地插进来说。

“不，七个月；怎么说是八个月呢？”小孩又在哧哧地笑了；他对着箱子望了一忽儿，忽然伸起五根小指头抓住他母亲的鼻子和嘴。“顽皮的小东西，”费尼奇卡说，却并不把脸躲开。

“他像我的弟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

“不像他还能够像谁呢？”费尼奇卡想道。

“是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继续说，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似的，“实在像得很。”他注意地、而且差不多是忧郁地望着费尼奇卡。

“这是伯伯，”她又说一次，不过声音很轻。

“啊！帕维尔！原来你在这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连忙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可是他的弟弟带了那么快乐、那么感激的表情望着他，他也不能不回答弟弟一个微笑。

“你的这个小家伙真不错，”他说，又看了看表。“我顺便进来讲一下买茶叶的事。”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装出淡漠的神情立刻走出了屋子。

“是他自己走来的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费尼奇卡道。

“他自己来的，老爷；他敲了门，就进来了。”

“好的，阿尔卡沙又来看过你没有？”

“没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是不是搬回耳房去好些？”

“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想：是不是现在暂时搬一下要好一些。”

“不……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摸着自己的前额，讷讷地说。“要搬就该早搬……喂，小胖子，你好呀！”他说着，忽然兴奋起来，走近小孩，亲他的脸蛋；随后他略略俯下身子，用力吻着费尼奇卡的手，这手衬着米佳的红衬衫，越显得像奶一样地白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您这是在做什么呢？”费尼奇卡轻轻地说，她把眼睛埋了下去，然后又慢慢地抬起来……在她埋着头、两眼偷偷地向上看的时候，她温柔地略带一点儿傻气地微笑着，眼睛的表情是十分动人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这样跟费尼奇卡认识的。大约在三年前，他有一回在一个远方小县城的客店里住了一夜。他住的房间很清洁，床上被褥也很干净，这使他又高兴，又惊奇。他想，这儿的女主人一定是一个德国人吧？可是她却是一个俄国人，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妇人，衣服整齐干净，相貌端正，聪明懂事，讲话也很大方。他在喝茶的时候同她谈了一阵话；他非常喜欢她。那个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刚搬进了他的新宅，不想把农奴留在宅子里使唤，他正要雇用仆人；而客店女主人又在抱怨来往的客人稀少和日子的艰难，所以他就请她到他家去当管家，她答应了。她的丈夫去世已久，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费尼奇卡。两个星期以后阿林娜·萨维什娜（这是新管家的名字）便带了她的女儿到马利因诺来了，她们住在那间小耳房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果然没有看错人，阿林娜把他的家收拾得很有条理。至于费尼奇卡呢，那个时候她已经十七岁[4]，没有人讲起她，也很少有人看见她；她安安静静地住在那儿，只有星期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才在本区教堂里一个角上看到她那张白净脸庞的秀美的侧面。一年多的时光就这样地过去了。

有一天早晨阿林娜来到他的书房，照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她问他有没有方法医治她的女儿，因为炉子里一粒火星爆进她的眼睛里去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所有那些不常出门的乡绅一样，研究过一点儿医术，他甚至于买来了一个顺势疗法[5]的药箱。他马上叫阿林娜把病人带来。费尼奇卡听见主人叫她去，非常害怕；不过她还是跟着母亲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她引到窗前，双手捧起她的头。他把她的红肿的眼睛仔细诊察了一番，马上亲自给她配了一种眼药水，又把他的一块手绢儿撕开，教给她怎样湿敷。费尼奇卡听完他的话，便要走了。“傻丫头，你还没有亲主人的手呢！”阿林娜对她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并没有把手伸给她，他一时慌张，反而自己在她那埋着的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吻了一下。费尼奇卡的眼睛不久就好了，可是她留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印象却没有这样快地消失。那个纯洁、秀丽的含羞微举的面颜时时闪进他的脑中；柔软的头发仿佛还留在他的掌上；在他的眼前现出了那两片天真微启的嘴唇，两排珍珠似的牙齿在阳光里灿烂地发亮。以后在教堂里他便更留心地看她，并且设法跟她谈话。起初她看见他总是害羞，一天傍晚她在麦田里一条行人走出来的窄狭的小路上遇到他，她连忙跑进长满矢车菊和苦艾的又高又密的裸麦丛中，免得同他见面。他在麦穗的金黄色的网眼中瞥见了她的小小的头，她正探出头来张望，就像一只小动物似的，他和蔼地对她大声说：

“晚安，费尼奇卡！我并不咬人啊。”

“晚安，”她低声说，却并不从藏身的地方站出来。

她渐渐地同他熟了，不过她在他面前仍然有点儿不好意思，可是她的母亲阿林娜忽然害霍乱症死了。费尼奇卡应当安置到哪儿去？她从母亲那儿得到那种喜欢整齐、谨慎、体面的性情；可是她太年轻了，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自己也很和善又会体贴……其余的就用不着说了……

“那么是我哥哥进来看你的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她道。“他敲了门，就进来了吗？”

“是的，老爷。”

“啊，这很好。让我来把米佳摇一下。”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米佳抛得很高，几乎碰到了天花板，使得小孩非常高兴，母亲十分着急，每一回孩子给抛起来，她就伸出手去接他的小小的光腿。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回到他的雅致的书房里去了，这儿的墙壁用漂亮的青灰色的纸糊着，壁上钉了一条彩色的波斯毛毯，上面挂着一些兵器；家具全是胡桃木做的，还蒙上一层深绿色的天鹅绒；一个renaissance[6]的书架是用老的黑橡木做的，华贵的书桌上面放了几个小小的铜像，还有壁炉……他坐倒在沙发上，两手扶着后脑勺，一动也不动，差不多带了绝望的神情望着天花板。不知道他是想隐藏他脸上的表情，不让四周的墙壁看见呢，或者还是为了别的缘故，他站起来，把那厚厚的窗帘放下，便又倒在沙发上坐下了。

[1] 法语：不过我可以给你些钱。

[2] 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著名的统帅和外交家，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英雄。

[3] 《狙击手们》是马沙尔斯基（1802—1861）的四卷的历史小说，一八三二年出版。他的作品内容不深刻，但情节吸引人。

[4] 作者在第五章里说费尼奇卡是“二十三岁的少妇”，这里又说“三年前……她已经十七岁”，显然把她的年龄算错了。事实上费尼奇卡或者只有二十岁，不然尼古拉便是在六年前看见她的。

[5] 用健康人吃了会生一种病的药去医治同病的病人，这种治疗法就叫做“顺势疗法”。

[6] 法语：文艺复兴时代的式样。

九

就在这同一天巴扎罗夫也跟费尼奇卡认识了。他同阿尔卡季一块儿在园子里散步，一面给他讲解为什么有一些树木，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橡树，长得不好的道理。

“你们应该在这儿多种些白杨同枞树，菩提树也行，多加一点儿肥泥黑土。凉亭那边的花倒长得不错，”他又说，“因为那是刺槐同丁香；它们都是好孩子，那些树，它们并不要人照料。喂！那儿还有人。”

在凉亭里坐的是费尼奇卡同杜尼亚莎，还有米佳。巴扎罗夫站住了，阿尔卡季像一个老朋友似地向费尼奇卡点了点头。

“那是谁？”他们刚刚走了过去，巴扎罗夫立刻问道。“一个多漂亮的美人儿！”

“你在讲谁？”

“你知道的；只有那一个生得漂亮。”

阿尔卡季有点儿不好意思，简简单单地跟他说明白费尼奇卡是什么人。

“哈哈！”巴扎罗夫说，“你父亲的眼光的确不错。我喜欢他，你父亲，嘻嘻！他倒真有本领。可是我也得跟她认识认识，”他又说了一句，就转身向凉亭走去。

“叶夫盖尼！”阿尔卡季惊慌地在后面唤道，“千万要小心啊。”

“你不要着急，”巴扎罗夫说，“我会知道怎样做——我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在城里待过。”

他走到费尼奇卡面前，摘下了帽子。

“让我来介绍自己，”他说，客气地鞠了一个躬。“我是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我是一个温和的人。”

费尼奇卡从凳子上慢慢地站起来，望着他不说一句话。

“多么出色的娃娃！”巴扎罗夫继续说，“不要担心，我的眼光还没有给人带来过灾难。他的脸蛋为什么这样红？他是在出牙吧？”

“是的，先生，”费尼奇卡说，“他已经出了四颗牙齿了，现在他的牙龈又肿起来了。”

“让我来看看……不要害怕，我是一个医生。”

巴扎罗夫把小孩抱了过来，小孩并不挣扎，也不害怕，费尼奇卡同杜尼亚莎两人都很奇怪。

“看见了，看见了……不要紧，都很好，他将来会有一副很好的牙齿。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好了。您自己身体很好吗？”

“很好，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真的——那是很要紧的。您呢？”他转身问杜尼亚莎道。

杜尼亚莎，这个姑娘在主人的宅子里非常拘谨，出了大门就爱嘻嘻哈哈，她不答话，只是格格地笑。

“好，这很好。这儿是您的大力士[1]。”

费尼奇卡把小孩抱在怀里。

“他在您的手里倒是挺乖的，”她小声地说。

“小孩儿在我手里都挺乖，”巴扎罗夫答道，“我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们。”

“小孩儿也知道谁爱他们，”杜尼亚莎插嘴说。

“真是这样，”费尼奇卡同意说。“就是米佳，不论怎样他也不要有些人来抱他。”

“他要不要我抱，”阿尔卡季问道，他远远地站了一忽儿，现在走到凉亭里来了。

他想把米佳哄到他怀里来，可是米佳把头一仰，哭起来了，弄得费尼奇卡很不好意思。

“下一回，等他跟我熟了再来抱他吧，”阿尔卡季不在乎地说，这两个朋友便转身走了。

“她叫什么名字？”巴扎罗夫问道。

“费尼奇卡……费多西娅，”阿尔卡季答道。

“她的父名呢？我也得知道这个。”

“尼古拉耶夫娜。”

“Bene[2]。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并不太害羞。说不定会有人觉得她这一点是一个毛病。废话！她为什么要害羞呢？她是一个母亲——那她就不错。”

“她不错，”阿尔卡季说，“不过我父亲……”

“他也不错，”巴扎罗夫打岔道。

“唔，不，我不这样想。”

“我想你不高兴多添了一个承继产业的人吧？”

“你怎么好意思想我会有那种心思！”阿尔卡季生气地说，“我不是因为那个缘故说父亲不对；我以为他应该跟她正式结婚。”

“哼！哼！”巴扎罗夫平静地回答道。“我们的器量真大！原来你还把结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我倒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

这两个朋友默默地走了几步。

“你父亲的产业我全看过了，”巴扎罗夫又说。“牛是不好的，马也不中用。房屋东歪西倒，工人懒得没办法；只有那个总管究竟是一个傻瓜还是坏蛋，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你今天就专挑错处，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

“那些好心的农民毫无疑问地都在欺骗你的父亲。你知道有一句俗话：‘俄国农民连上帝也会欺骗的。’……”

“我现在倒有点儿赞成我伯父的意见了，”阿尔卡季说，“你的确瞧不起俄国人。”

“那有什么关系呢！俄国人的惟一好处就是最瞧不起自己。重要的是二乘二等于四，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那么大自然也无关紧要吗？”阿尔卡季说，他带了思索的表情望着远处颜色鲜丽的田野，落日的美丽柔和的霞光正照在那儿。

“你所理解的大自然的确也是无关紧要。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

这个时候，一阵大提琴的拉长的音调从宅子里飘到他们的耳边来。有人在奏舒伯特的《期待曲》，虽然不娴熟，却也能传达出一些情感。旋律带着蜜似的甜味在空中荡漾。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惊讶地问道。

“这是我父亲。”

“你父亲会拉大提琴吗？”

“是的。”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四十四。”

巴扎罗夫突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真的，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位pater familias[3]，在这个偏僻的小县——拉大提琴！”

巴扎罗夫一直大笑着；阿尔卡季平日虽然非常尊敬他的老师，可是这一次他却连笑脸也没有露一下。

[1] 俄国民间传说和史诗中的身高力大的英雄。

[2] 拉丁语：好。

[3] 拉丁语：家长。

十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的光景。马利因诺的生活还是跟往常一样：阿尔卡季整天在玩乐，巴扎罗夫认真地工作。宅子里每个人都跟巴扎罗夫熟了，他们也习惯了他那随便不羁的态度和他那简短的、不连贯的谈话。费尼奇卡同他尤其熟，因此有一个晚上她居然差人去叫醒他：米佳得了惊风症；他去了，还是像平日那样，半开玩笑，半打呵欠，在她那儿过了两个钟点，把孩子治好了。在另一方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却用全副心灵来憎恨巴扎罗夫：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傲慢无礼、爱挖苦人的平民；他疑心巴扎罗夫并不尊敬他，而且还有点儿轻视他——他，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有点儿害怕这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还担心他给阿尔卡季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好的；可是他很喜欢听他讲话，并且高兴去看他做物理的和化学的实验。巴扎罗夫带来一架显微镜，他一用显微镜就是几个钟点。用人们也喜欢他，虽然他常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他究竟不是一个主人，却是他们的同类。杜尼亚莎常常要对他傻笑，她“像一只鹌鹑似地”跑过他身边的时候，还带着深意地偷偷看他；彼得是一个极端自负而又愚蠢的人，他永远皱着眉头，他全部的长处便是他外表很有礼貌，他还能够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音来念书报，并且很勤快地刷他自己的衣服，——就连他，只要巴扎罗夫注意到他，他也立刻满脸堆笑，露出喜色来；家仆的小孩们简直像小狗一样地跟在这个“医生”后面跑。普罗科菲奇老人是惟一不喜欢他的人；他每回给他上菜，总要露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叫他做“屠户”和“骗子”，还说他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看起来活像灌木丛中一口猪。普罗科菲奇，自有一套，他的贵族派头是不亚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

一年里的最好的日子来了，这就是六月初旬。天气非常好；固然，远处正闹着霍乱，可是那一省的居民对于它的光临已经习惯了。巴扎罗夫起得非常早，出去走两三里，并不是去散步（他受不了那种毫无目的的散步），却是去采集草和昆虫的标本。有时候他约了阿尔卡季同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常常发生争论，虽然阿尔卡季话说得更多，可是往往是他失败。

有一天他们在外面耽搁得太久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花园里去找他们，他走到凉亭前面，忽然听见两个年轻人的急促的脚步声和讲话声。他们在凉亭的那一面走着，看不见他。

“你还不够了解我父亲，”阿尔卡季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便藏起来。

“你父亲是个好人，”巴扎罗夫说，“可是他落后了，他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注意地听着……阿尔卡季并没有回答。

这个“落后的人”静静不动地站了两分钟，才慢慢走回家去。

“前天我看见他在念普希金的诗，”巴扎罗夫继续往下说。“请你去对他讲，那是没有一点儿实际的用处的。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小孩儿；他应该把这种废物扔掉。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浪漫派有什么意思！给他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去念吧。”

“我应该拿什么给他念呢？”阿尔卡季问道。

“我想开头还是念比希纳的《Stoff und Kraft》[1]吧。”

“我也这样想，”阿尔卡季同意地说，“《Stoff und Kraft》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

“看起来，你我，”这天吃过午饭以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坐在书房里对他的哥哥说，“都是落后的人了，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罗夫是对的；不过我承认有一件事情叫我伤心；我很盼望，尤其是现在，能够同阿尔卡季多亲近些，可是事实上，我却留在后面，他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不能够彼此了解了。”

“他怎么走到前面去了呢？他在哪一方面超过了我们这么多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不耐烦地叫道。“全是那个虚无主义者先生给他塞进脑子里去的。我讨厌那个学医的家伙；据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我相信，不管他解剖了多少青蛙，他对物理学也不会懂多少。”

“不，哥哥，你不应当这么说，巴扎罗夫不但聪明，而且博学。”

“他自大得叫人讨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

“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是自大的。不过这好像也是免不掉的；这倒是我不明白的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总是尽力不落在时代后面：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场，因此全省的人甚至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学习，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好日子过去了。哥哥，我现在也开始相信我的好日子真是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

“我现在告诉你为了什么。今天早晨我坐着在念普希金的诗……我记得我正读到《茨冈》[2]……突然，阿尔卡季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出亲切的、怜悯的表情，他好像对待小孩儿一样，轻轻地把我那本书拿开，另外放了一本书在我面前——一本德文书……他对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把那本普希金的诗也带走了。”

“真有这回事！他给你的是什么书呢？”

“它在这儿。”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大衣的后面口袋里拿出那本第九版的比希纳的名著。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接过来翻了一翻。

“哼，”他哼了一声。“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倒关心着你的教育呢。好，你到底念过它没有？”

“是的，我试了一下。”

“好，你觉得它怎样？”

“要不是我太笨，那么这本书就全是——废话。我想，一定是我笨。”

“是不是你把德语全忘了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啊，德语我是懂的。”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这本书又翻了一忽儿，皱着眉头看了看他的兄弟。两个人都不做声。

“哦，还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他显然想改换话题，“我收到科利亚津的一封信。”

“马特维·伊里奇么？”

“是的。他是来这一省调查的。他现在是一个阔人了；他信上说，因为是亲戚，他很想跟我们见见面，他请你、我同阿尔卡季一块儿到城里去。”

“你去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我不去；你呢？”

“不，我也不去。跑五十里路去吃点心太不值得。Mathieu[3]不过想显显威风、摆摆阔，去他的！自然会有全省的人奉承他，我们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三等文官的官阶倒也不小，要是我当时一直在军界服务，一直干这种傻事，现在我也应当做侍从将军了。可是如今呢，你我都是落后的人了。”

“是的，哥哥；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要定做一口棺材，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的时候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叹一口气说。

“啊，我却不这么容易地认输，”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我有一种预感，我要跟那个学医的家伙干一仗。”

果然在这天傍晚喝茶的时候，就开了仗。这天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走进客厅，他就已经准备好作战了，他很生气并且很坚决。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口实就向敌人进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巴扎罗夫照例在“老基尔萨诺夫”（他这样地称那两弟兄）面前不多讲话，那晚上他心里不痛快，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说一句话。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实在等得发火了；最后他的愿望毕竟实现了。

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附近的一个地主身上。“没出息的，下流贵族，”巴扎罗夫随便地说，他在彼得堡遇见过那个人。

“请问您一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的嘴唇在打颤，“照您看来，‘没出息的’和‘贵族’是一样的意思么？”

“我说的是下流贵族，”巴扎罗夫答道，懒洋洋地呷了一口茶。

“正是这样，先生；不过我觉得您对贵族也是和对所谓下流贵族一样看待的。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并不赞成您这个意见。我敢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而且拥护进步的人；可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留神记住，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听见这几个字便抬起眼睛望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请您留神记住，”他狠狠地再说了一遍，“我尊敬英国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一点儿也不肯放弃，因此他们也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要求别人对他们尽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也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英国的自由是贵族阶级给它的，也是由贵族阶级来维持的。”

“这个调子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了，”巴扎罗夫答道，“可是您打算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呢？”

“我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亲爱的先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动气的时候，他就故意在“这个”中间添插进一个音，念成“这么个”，虽然他明知道这种用法是不合语法的。这种时髦的怪癖可以看作亚历山大一世[4]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当时那班要人很少讲本国话，偶尔讲了几句，就随意胡乱拼字，不是说这么个，就是说这伙个，好像在说：“自然我们是道地的俄国人，我们同时还是大人物，用不着去管那些学究们定的规则”）我是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没有个人尊严的意识，没有自尊心——这两种情感在贵族中间很普遍——那么社会……bien public[5]……社会组织便没有强固的基础了。亲爱的先生，个性，——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譬如，我很知道您觉得我的习惯、我的装束、我的整洁都是很可笑的；可是这都是从自尊感，从责任感——是的，先生，的确，先生，责任感——出来的。我现在住在乡下，住在偏僻的地方，可是我不会降低我自己的身份。我尊重我自己的人的尊严。”

“那么让我问您一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巴扎罗夫说，“您尊重您自己，您只是袖手坐在这儿；请问这对于bien public有什么用处？倘使您不尊重您自己，您不也是这样坐着吗？”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变白了。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绝对用不着向您解释我为什么像您所说的袖手坐在这儿。我只打算告诉您，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阿尔卡季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对他讲过那样的话，现在我再对您讲一遍。尼古拉，是不是这样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点了点头。

“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巴扎罗夫在这个时候说，“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那么，在您看来对俄国人什么才是有用的呢？倘使照您的说法，我们就是在人类以外，人类的法则以外了。可是历史的逻辑要求着……”

“可是逻辑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没有它也是一样地过日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您肚子饿的时候，我想，您用不着逻辑来帮忙您把一块面包放进嘴里去吧。这些抽象的字眼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摇着他的两只手。

“您这倒叫我不明白了。您侮辱了俄国人。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

“大伯，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阿尔卡季插嘴道。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定。”

“否定一切吗？”

“否定一切。”

“怎么，不仅否定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季甚至欢喜得红了脸。

“请让我来讲两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您否定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

“目前人民的状况正要求这个，”阿尔卡季庄严地说，“我们应当实现这类要求，我们没有权利只顾满足个人的利己心。”

巴扎罗夫显然不高兴这最后的一句；这句话带了一点儿哲学气味，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气味，因为巴扎罗夫把哲学也叫做浪漫主义，不过他觉得用不着去纠正他那个年轻的门徒。

“不，不，”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突然用劲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先生们真正认识俄国人民；我不相信你们就能够代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望！不，俄国人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他们把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喜欢保持古风的；他们没有信仰便不能够生活……”

“我并不要反驳这一点，”巴扎罗夫插嘴说。“我甚至准备承认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那么倘使我是对的……”

“可是还是一样，什么都不曾证明。”

“正是什么都不曾证明，”阿尔卡季跟着重说一遍，他充满着自信，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棋手早已料到对手要走一着看起来很厉害的棋，因此一点儿也不惊慌。

“怎么还是什么都不曾证明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他倒奇怪起来了。“那么，您要反对自己的人民吗？”

“我们就反对了又怎样？”巴扎罗夫突然嚷起来。“人民不是相信打雷的时候便是先知伊里亚驾着车在天空跑过吗？那么怎样呢？我们应该同意他们吗？而且，他们是俄国人；难道我不也是一个俄国人吗？”

“不，您刚才说了那一番话以后，您就不是一个俄国人！我不能承认您是一个俄国人。”

“我祖父种过地，”巴扎罗夫非常骄傲地说。“您随便去问一个您这儿的农民，看我们——您同我——两个人中间，他更愿意承认哪一个是他的同胞。您连怎样跟他们讲话都不知道。”

“可是您一面跟他们讲话，一面又轻视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使他们应当受人轻视的话！您专在我的观点上挑错，可是谁告诉您，我的观点是偶然得来的，而不是您所拥护的民族精神本身的产物呢？”

“什么话！虚无主义者太有用了！”

“他们有用或者没用，并不是该我们来决定的。就是您也觉得自己并非一个没有用的人吧。”

“先生们，先生们，请不要攻击个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面叫着，就站起身来。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微微一笑，把手按住他弟弟的肩头，叫他仍旧坐下。

“不要着急，”他说，“我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正因为我有着我们这位先生，这位医生先生，挖苦得不留余地的自尊感。”他又转过头来对巴扎罗夫说：“请问一句，您也许以为您的学说是新发明的吧？您这么想是大错特错。您宣传的唯物主义已经流行过不止一次了，总是证明出来理由欠充足……”

“又是一个外国名词！”巴扎罗夫打岔道。他开始动怒了，他的脸色变成青铜色，而且带着粗暴的颜色。“第一，我们并不宣传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习惯……”

“那么你们又干些什么呢？”

“我就要告诉您我们干些什么。前不久，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官吏受贿，我们没有公路，没有商业，没有公平的法庭……”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揭露派’[6]——我想，就是这种称呼吧。你们的揭露里头有许多我也同意，可是……”

“后来我们明白，发议论，对我们的烂疮一味空发议论，这是不费力气的，它只会把人引到浅薄和保守主义上面去；我们看见我们的聪明人，那些所谓进步分子和‘揭露派’不中用；我们整天忙着干一些无聊事情，我们白费时间谈论某种艺术啦，无意识的创造啦，议会制度啦，辩护律师制度啦和鬼知道的什么啦。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我们每天的面包；我们让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股份公司处处失败，只因为缺少诚实的人去经营；我们的政府目前正在准备的解放[7]，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农民情愿连自己的钱也搜刮去送给酒店，换得醺醺大醉。”

“是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插嘴说，“是的，你们相信了这一切，你们便决定不去切实地做任何事情了。”

“决定不做任何事情，”巴扎罗夫板起脸跟着说了一遍。

他因为无缘无故地对这位绅士讲了那么多的话，忽然跟自己生起气来。

“可是只限于谩骂？”

“只限于谩骂。”

“这就叫做虚无主义？”

“就叫做虚无主义，”巴扎罗夫又跟着重说一遍，这次特别不客气。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略略眯起眼睛。

“原来是这样！”他用一种异常镇静的声音说。“虚无主义是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痛苦的，而且你们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英雄，可是你们为什么责骂别人呢，连‘揭露派’也要责骂呢？你们不是也跟所有别的人一样只会空谈吗？”

“不管我们有多少短处，我们却没有这个毛病，”巴扎罗夫咬着牙齿说。

“那么又怎样呢？请问，你们在行动吗？或者你们是在准备着行动吗？”

巴扎罗夫不回答。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控制了自己。

“哼！行动，破坏……”他继续说。“可是你们连为什么要破坏都不明白又怎样去破坏呢？”

“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阿尔卡季说。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看看自己的侄子，冷笑了一声。

“力量是不负任何责任的，”阿尔卡季挺起身子说。

“可怜的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了。“你会不会想到你们用你们这种庸俗的论调在俄国维持些什么东西！不，连一个天使也忍耐不下去了！力量！在野蛮的加尔梅克人[8]中间，在蒙古人中间，也有力量；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可宝贵的，是文明；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亲爱的先生，文明的果实对我们是可宝贵的。不要对我讲那些果实毫无价值：便是最不行的画匠，un barbouilleur[9]，或者一晚上只得五个戈比[10]的奏跳舞音乐的乐师，他们也比你们更有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文明，不是野蛮的蒙古力量，你们自以为是进步人物，可是你们却只配住在加尔梅克人的帐篷里头！力量！你们这些有力量的先生，请记住你们不过是四个半人，别的人数目却有千百万，他们不会让你们去践踏他们的最神圣的信仰，他们倒要把你们踩得粉碎！”

“他们要踩就让他们踩吧，”巴扎罗夫说。“可是您的估计并不对。我们人数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少。”

“什么？您当真以为你们可以应付全体人民吗？”

“您知道整个莫斯科城还是给一个戈比的蜡烛烧掉的，[11]”巴扎罗夫答道。

“是的，是的。第一是差不多魔鬼一样的骄傲，其次是挖苦。就是靠了这个来吸引年轻人，来征服一般小孩子的毫无经验的心！现在就有一个坐在您身边，他简直要崇拜您了。您欣赏欣赏他吧！（阿尔卡季掉过脸去，皱起眉头来。）这种传染病已经传播得很广了。我听说我们的画家在罗马从来不进梵蒂冈[12]去。他们把拉斐尔[13]差不多看做一个傻瓜，就因为，据说，他是一个权威；可是他们自己却又没出息，连什么也画不出来；他们的幻想老是跳不出《泉边少女》这一类画的圈子！而且连少女也画得不像样。照您看来，他们是出色的人物吧，是不是？”

“照我看来，”巴扎罗夫答道，“拉斐尔本来就不值一个钱；他们比他也好不了什么。”

“好！好！听着，阿尔卡季……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这么讲的！想想，他们怎么会不跟着您跑呢！在从前年轻人都不能不念书：他们不愿意让人家叫做粗野的人，因此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不得不好好地用功。可是现在，他们只要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狗屁！’就成功了。一般年轻人都高兴极了。说老实话，他们先前本来是笨蛋，现在一转眼的工夫就变成虚无主义者了。”

“您自己那么夸口的自尊心已经动摇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阿尔卡季却气得厉害，眼睛发火了。“我们的辩论扯得太远了；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我想，”他说着，便站起来，“只要您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里面，找出一个不需要完全地、彻底地否定的制度，到那时候我再来赞成您的意见。”

“像这样的制度，我可以举出几百万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嚷道：“几百万！就譬如公社[14]。”

一个冷笑使得巴扎罗夫的嘴唇弯起来。

“好，说到公社，”他说，“您最好还是跟令弟去讲吧。我想他到现在应该看明白，公社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它那连环保啦，它那戒酒运动啦，还有别的这一类的事情。”

“最后就拿家庭来说吧，我们农民中间存在的家庭！”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声说。

“这个问题，我想您还是不要太详细分析的好。您没听说过扒灰的公公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您听我的劝告，花两天的工夫去想一想吧；您一下子恐怕不会想出什么来的。请您把我们俄国的每个阶层，一个一个的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同时我和阿尔卡季两个要……”

“要去嘲笑一切事情，”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打岔地说。

“不，我们要去解剖青蛙。阿尔卡季，我们走吧；先生们，一忽儿再见。”

两个朋友走了。弟兄两人留在这儿，他们起初只是默默地对望着。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终于开口说，“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的下一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着重说一遍，闷闷地叹了一口气。在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就像坐在热炭上面似的，他一声也不响，只是偷偷地用痛苦的眼光看阿尔卡季。“哥哥，你知道我现在记起了什么吗？我有一回跟我们的亡故的母亲争论一件事；她发了脾气，直嚷，不肯听我的话……最后我对她说：‘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不同的两代人。’她气得很厉害，可是我却想道：‘这有什么办法呢？丸药是苦的，可是她必须吞进肚子里去。’你瞧，现在是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下一代人可以对我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吞你的丸药去吧。’”

“你真是太大量，太谦虚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相反的，我却相信你我都比这班年轻的先生们更有理，虽然我们口里讲着旧式的话，已经vieille[15]，而且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狂妄自大……现在的年轻人多傲慢！你随便问一个年轻人：‘你喝红酒还是白酒？’他便板起脸用低沉的声音答道：‘我素来喝红的！’好像那一刻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的……”

“您还要不要茶？”费尼奇卡从门外探头进来问道。她听见客厅里还有争论的声音，便不能决定要不要进来。

“不要了，你叫人把茶炊拿走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站起来招呼她。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突然对他讲了一句“bon soir[16]”，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

[1] 德语：《物质与力》。比希纳（1824—1899），德国的医生、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者。《物质与力》在一八五五年初版发行，主张唯物论与无神论，俄译本于一八六○年问世，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间很流行。

[2] 《茨冈》是普希金的长诗。

[3] 马特维的法语念法。

[4]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年间的俄国沙皇。

[5] 法语：社会的福利。

[6] 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统治（1855—1881）初期对参加当时一种文学运动的人的称呼。

[7] 指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

[8] 加尔梅克人是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

[9] 法语：画匠。

[10] 俄国货币单位，一卢布的百分之一。

[11]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略俄国，俄国人焚烧莫斯科的事。

[12] 梵蒂冈：罗马教皇所在地，在罗马，内有图书馆，博物院，收藏的书画等等都很名贵。

[13]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三大家之一。

[14] 俄国的一种乡村自治组织。它的基础是土地共有。

[15] 法语：老了。

[16] 法语：晚安。

十一

半点钟以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到花园中他心爱的凉亭里去。他充满了忧郁的思想。他第一次看清楚了他跟他儿子中间的距离；他预料到这距离会一天一天地增加。那么他冬天在彼得堡念那些最新的著作所花去的整天整天的工夫都是白费的了；他用心去听那班年轻人高谈阔论所花去的时间也是白费的了；他白白地高兴；他有时候居然能够在他们热烈辩论的中间插进去说一两句话。现在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了。“我哥哥说我们是对的，”他想道，“而且撇开一切自尊心不谈，我自己也认为他们离开真理比我们更远，可是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另有一些东西却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比我们强……这是青春吗？不，不只是青春。难道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比我们少些绅士的气派吗？”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没精打采地埋下头，他伸手在脸上摸了一下。

“可是排斥诗，”他又想道，“对艺术，对大自然没有感情……”

他向四周看了看，好像他想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对大自然没有感情似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太阳隐藏在离园子半里光景的小小的白杨林子后面；树影无边无际地躺在静寂的田野上。一个农民骑着白马在林边那条阴暗窄狭的小路上跑过去；虽然他在阴处，可是他的全身，连他肩头的补钉，都看得很清楚；那匹马正奋起蹄子飞似地往前跑着。远远地射来的太阳光线照在林子里，霞光透过繁密的枝叶，在白杨树干上涂了一层暖和的红光，使它们更像松树干；树叶差不多变成了蓝色，上面衬出一片微带霞红的浅蓝天空。燕子飞得高高的，风完全静了，迟归的蜜蜂在丁香丛中懒懒地、带睡意地嗡嗡飞鸣，一群小蚊子像一根柱子似地在一枝突出的孤零零的树枝上面打转。“多美，我的上帝！”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想道，他平日喜欢的诗句快要跳到他的嘴上来了，他却记起了阿尔卡季，记起了《Stoff und Kraft》，便不做声了；可是他依旧坐在那儿，依旧沉溺在孤寂思想的时悲时喜的变幻之中。他喜欢梦想；乡居生活助长了他的这种癖好。没有多久以前他坐在客店里等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也曾这样地梦想过，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父子的关系在当时还不明显，现在是确定的了——而且是怎样确定的啊！他又看到他的亡故的妻子了，可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他多年来跟她朝夕相对时看见的那个模样，并不是一个善于持家的、贤惠的主妇，却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有一对天真地好问的眼睛，一条编得紧紧的辫子垂在孩子似的脖子上。他记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他在他的住处的楼梯上遇见她，无意间碰了她一下，他正要道歉，刚刚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Pardon，monsieur，”[1]她却低下了头，微微一笑，忽然间好像吃了一惊似的，就跑开了，可是到了楼梯转角，她又回转头很快地看了他一眼，露着一种庄重的神情，红了脸。从这以后，起初是不大好意思的拜访，吞吞吐吐的谈话，忸怩的微笑和疑惑不安；后来是苦闷，热情，最后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喜悦……这一切都消失在哪儿去了？她做了他的妻子，他享受了世界上少数人享受到的幸福……“可是，”他又想道，“这些甜蜜的最初的时光，为什么不能够永久不灭地存在下去呢？”

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分析清楚；可是他觉得他愿意用一种比记忆更有力量的东西来系住那一刻幸福的时光；他愿意再感觉到他的玛利亚回到他的身边，感到她的身体的热气和呼吸，而且他已经觉得仿佛在他的头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费尼奇卡的声音在他的近旁唤道：“您在哪儿？”

他打了一个颤。他没有痛苦，也不觉得惭愧……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的妻子同费尼奇卡有比较的可能，可是他感到遗憾费尼奇卡会想到在这个时候来找他。她的声音使他马上记起他的灰白色头发、他的老年和他现在的境况……

他已经进入了的幻境，那个从过去的浓雾中间显露出来的幻境，动摇了——而且消失了。

“我在这儿，”他答道，“我就来，你去吧。”一个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又来了，绅士派头。”费尼奇卡不做声地把头探进凉亭看了他一眼，便不见了。他惊讶地发觉，在他梦想的时候夜已经来了。四周都是黑沉沉的、静悄悄的。费尼奇卡的脸在他的眼前闪过去了，这么苍白，这么小。他站起身来，打算走回屋去；可是他那感伤的心不能够平静下来，他便在园子里信步走着，有时候沉思地看着脚下的土地，然后又抬起眼睛望那星星闪烁的天空。他走了好久，走得差不多疲乏了，而内心的烦扰，一种追求的、暗昧不明的、悒郁的烦扰依旧不曾平息。啊，要是巴扎罗夫知道这个时候他心里想些什么，他一定会笑他！连阿尔卡季也会责备他。他，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个农业家，还是一家之主，流了眼泪，而且无缘无故地流了眼泪：这比拉大提琴更要糟一百倍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走着，还是不能够下决心走进宅子里去，走进那个和平、舒适的窝里去，虽然它的每一扇灯光明亮的窗户都在殷勤地招呼他；他没有力量离开这黑暗、这园子、这拂面的清新的空气，离开这悒郁、这烦扰……

在小路的转角，他遇见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你怎么啦？”帕维尔问他道，“你脸色白得像幽灵，你不舒服吧？为什么不去躺下？”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简单地对他说明了自己的心境，便走开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走到园子的尽头，他也在沉思，也抬起眼睛望天。可是在他那一对美丽的黑眼睛里却只映着星光。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那种所谓高雅地冷淡的、敏感的心灵，法国式的孤僻厌世的心灵，是不能够梦想的……

“你知道吗？”这天夜里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父亲今天说他接到你们一个阔亲戚的邀请。你父亲不去，让我们到某地走一趟吧；你知道那位先生也请了你的。你看得见这儿的天气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正好坐车走走，到城里去看看。我们玩它个五六天就够了！”

“你还要回这儿来吗？”

“不，我应当到我父亲那儿去了。你知道那儿离某地有三十俄里。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我母亲了；我应当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们都是好人，尤其是我父亲，他是怪有趣的。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你要同他们住好久吗？”

“我不想久住。在那儿大概会沉闷乏味的。”

“那么你回来的时候还到我们这儿来吗？”

“我不知道……等以后看吧。好吧，你觉得怎样？我们去不去？”

“照你的意思吧，”阿尔卡季懒懒地答道。

他心里非常高兴他的朋友的提议，可是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他并没有白做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啊！

第二天他同巴扎罗夫一块儿到某地去了。马利因诺的一班年轻人都舍不得跟他们分别；杜尼亚莎甚至哭了一场……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却感觉到呼吸畅快多了。

[1] 法语：“对不起，先生。”（他应该说：“对不起，小姐。”在慌张中他讲错了。）

十二

我们的朋友们要去的某城，是在一个年轻省长的管辖下面，这个省长一方面是进步分子，另一方面又是专制官僚，这样的事在俄国倒是常有的。他就任不到一年，不但是跟本省贵族长（那是一个退伍的近卫军骑兵上尉，养马专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起了冲突，甚至还跟他的下属们闹过意见。这种争执越闹越厉害，连彼得堡的部里后来也觉得必须派一个可靠的人来就地调查一下。当局选派了马特维·伊里奇·科利亚津，他就是基尔萨诺夫两弟兄从前住在彼得堡的时候父亲拜托来照应他们的那位亲戚科利亚津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年轻人”，这是说他过了四十岁还不久，可是他已经在准备做一个大政治家了，他的胸前每一边挂着一颗宝星——说实话，其中一颗宝星是外国的，而且不是高级的。他同他正要来查询的那个省长一样，也算是一个进步分子；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要人了，他却和大多数的要人不同。他把自己看得极高；他的虚荣心是没有边际的，可是他的举止朴质，他喜欢用鼓励和赞许的眼光看人，听人讲话极虚心，而且常常笑得极其和蔼可亲，因此跟他初次认识的人甚至会把他认作“一个好极了的小伙子”。可是在紧要的关头他知道怎样，像俗话所说的，自吹自擂。“精力是很要紧的，”他在那种时候常说，“l’énergie est la première qualité d’un homme d’état；”[1]虽是这样，他却仍然常常受人愚弄，稍微有一点儿阅历的官吏便能够随便驾驭他。马特维·伊里奇常常带着极大的敬意谈起基佐[2]；他竭力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不是一个循旧规办公事的、古板的人，也不是一个落后的旧官僚，而且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没有一个逃过他的注意……这一类的话他已经讲得很熟了。他甚至还留心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过他的确是带一种随随便便的傲慢态度来留意的；好像一个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一队小孩子，他有时也会跟在他们后面走。马特维·伊里奇其实并不比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政治家进步多少，那班人去参加当时住在彼得堡的斯韦欣娜[3]的晚会之前，照例要在早晨念熟一页孔狄亚克[4]的书；不过马特维·伊里奇的方法不同，他的方法更新颖。他是一个圆滑的朝臣，一个很狡猾的人，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并不通晓事务，也缺乏才智，可是他知道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这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马特维·伊里奇接待阿尔卡季的时候，显出了一般开通的高级官员所特有的温厚，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还带了开玩笑的态度。可是他听说他所邀请的两位表兄待在乡下不肯出来，他就奇怪起来了。“你爸爸素来就是个古怪的家伙，”他说着，一面玩弄他那件华丽的天鹅绒晨衣的穗子，他忽然又转过身来向着一个把普通制服扣得整整齐齐的青年官吏，露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大声说：“什么？”那个年轻人因为沉默了好久连嘴唇也粘住了，便站起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长官。可是马特维·伊里奇把他的下属窘了一下之后，就不去理会他了。我们的高级官员向例喜欢使他们的下属受窘；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种类甚多。在那些方法中间下面的一种用得最多，用英语来说，便是“is quite a favourite”[5]：一位高级官员忽然连最简单的话也不懂了，他装作耳朵全聋了。譬如说，他会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个下属便恭恭敬敬地报告：“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喂？什么？那是什么？您在讲什么？”这位高级官员非常注意地再问道。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人。”

“怎么？什么？星期五是什么？什么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一个星期里头的一天。”

“哼，什么，你想来教我吗？”

马特维·伊里奇虽然自命为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究竟是一位高级官员。

“我劝你去见见省长，我的朋友，”他对阿尔卡季说，“你明白，我劝你去并不是因为我还有那种应当问候当权者的旧思想，而只是因为省长是一个好人；而且你也许愿意到这儿的社交界去见识见识吧……我想，你不是一只熊吧？他后天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

“您去参加吗？”阿尔卡季问道。

“他是为了欢迎我举行舞会的，”马特维·伊里奇差不多露出了遗憾的神情答道。“你会跳舞吗？”

“我会跳，不过跳得不好。”

“多可惜！这儿有的是漂亮女人，一个年轻人不跳舞是可耻的事。我又应当说明，我讲这种话并不是因为什么旧思想在作怪；我一点儿也不以为一个人的才智是生在他的脚上的，不过拜伦主义[6]是可笑的，il a fait son temps[7]。”

“可是舅舅，我并不是因为拜伦主义才……”

“我会把你介绍给这儿的太太小姐们，我会把你放在我的翅膀下面保护的，”马特维·伊里奇打岔道，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会觉得它很暖和，嗯？”

一个听差进来报告，省税务局长来了。这是一个眼光温和的老人，嘴边有一些深的皱纹，他非常爱好大自然，尤其喜欢夏天里的，照他自己说来，在那个时候“每只小蜜蜂从每朵小花那儿接收一点儿小小的贿赂”。阿尔卡季便告辞出来。

他回到他们住的那个旅馆里，看见巴扎罗夫，他费了许多唇舌劝这个朋友跟他一块儿去见省长。“好，只好这样了，”巴扎罗夫最后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是来参观这儿的绅士的，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他们吧。”省长很谦和地接见这两个年轻人，可是他并没有请他们坐下，他自己也不坐。他没有一刻不是慌慌忙忙的；早晨他喜欢穿一身窄小的普通制服，打一根特别紧的领结：他总是没有工夫吃饱、喝够，一直不停地发号施令。衙门里的人叫他做“布尔达路”，这个绰号并不是从那个有名的法国传教士[8]来的，却是从“布尔达”[9]这个字眼来的。他邀请基尔萨诺夫和巴扎罗夫参加他的舞会，过了两分钟，他又把邀请的话说了一遍，他认为他们是两弟兄，把他们都叫做凯伊沙罗夫。

他们从省长衙门里出来，路上忽然看见一个穿斯拉夫派[10]爱穿的轻骑兵的短外衣的矮小男子，从一辆走过他们身边的出租的敞篷马车上跳下，口里嚷着：“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便朝巴扎罗夫奔来。

“啊，是您，赫尔[11]西特尼科夫，”巴扎罗夫说，他仍然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真想不到，完全偶然的事，”他答道，又转身向马车挥了五六下手，大声说：“跟着，跟着我们来！”然后他对巴扎罗夫说，一面跳过了小水沟：“我父亲在这儿有事情，所以他要我来……我今天听说您到了，我已经去看过您了……（这两个朋友回到旅馆里，果然看见一张折了角的、印着西特尼科夫的姓名的名片，一面是法文，一面是斯拉夫文字。）我希望您不是从省长那儿来的吧？”

“不必希望了；我们正是从他那儿来的。”

“啊！那么我也要到他那儿去一趟……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把我介绍给您的……给这位……”

“西特尼科夫，基尔萨诺夫，”巴扎罗夫含含糊糊地说，并不停下来。

“荣幸极了，”西特尼科夫一面说，一面侧起身子走着，脸上带笑，而且连忙取下他那双过于漂亮的手套。“我听见讲起您好多回了……我是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的一个老朋友，还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我是靠了他才得到新生的……”

阿尔卡季望着巴扎罗夫的学生。这张小而讨人喜欢的、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露出一种慌张而又愚蠢的表情；他那一对小眼睛好像是给压进去的，它们注意地而且局促不安地望着人，他的笑声也是局促不安的——一种短促的、呆板的笑声。

“您会不会相信，”他接下去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头一回在我面前讲起不应当承认任何权威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好像我的眼睛重又睁开了似的！我想我到底找到一个真正的人了！哦，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您一定要去见见这儿的一位女士，她完全可以了解您，要是您肯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当做一桩了不起的喜事；我想，您已经听见人讲过她了？”

“这是谁？”巴扎罗夫不乐意地问了一句。

“库克什娜， Eudoxie[12]，叶夫多克西娅·库克什娜。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真正可以说是emancipée[13]，一个进步的女子。您知道吗？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儿去看她吧。她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步路。我们在她那儿吃早饭。我想你们两位还没有用过早饭吧？”

“还没有。”

“那么，好极了。您明白，她已经跟她丈夫分居了；她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吗？”巴扎罗夫插嘴问道。

“唔……不，这说不上。”

“那么您叫我们去看她干什么呢？”

“啊，您真会开玩笑……她会给我们开一瓶香槟。”

“原来是这样！可见您真是一个实际的人。啊，您父亲还在干包税的事吗？”

“在干，”西特尼科夫连忙答道，又发出一阵尖声的笑。“好吧，我们去吗？”

“我实在不知道要不要去。”

“你是来观察人的，去吧，”阿尔卡季小声说。

“您怎样呢，基尔萨诺夫先生？”西特尼科夫插嘴说。“请您也去；没有您也不成。”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三个人一块儿突然跑到她那儿去呢？”

“不要紧！库克什娜是一个妙人。”

“真有一瓶香槟吗？”巴扎罗夫问道。

“三瓶！”西特尼科夫嚷道。“我可以担保。”

“拿什么来担保？”

“我自己的脑袋。”

“还是拿你爸爸的钱袋来担保的好。那么我们去吧。”

[1] 法语：精力是政治家的第一品质。

[2]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和政客，力图在法国建立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防止革命。

[3] 斯韦欣娜（1782—1859），俄国斯韦欣将军的夫人。她是一个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女作家，主要住在巴黎，她的客厅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政客文人聚会的地方。

[4] 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启蒙哲学家。著有《论感觉》。心理学中的联想主义创立者之一。

[5] 英语：最喜欢用的。

[6] 这里也许兼指拜伦跛脚，不善跳舞的事。

[7] 法语：这是过时的了。

[8] 指布尔达路（1632—1704），法国耶稣会传道士，他的传道演讲于十九世纪初翻译成俄文。

[9] 一种浑浊无味的饮料。

[10] 斯拉夫派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断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因为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俄国的国家政权是同人民“融洽无间”的。斯拉夫派在农民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主张农民要有人身自由，赞成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且大力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护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11] 德语“先生”的译音。

[12] 法语：艾夫多克西。

[13] 法语：解放的女性。

十三

阿夫多季娅（或叶夫多克西娅）·尼基季什娜·库克什娜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馆是在某城的一条新近火烧过的街上（我们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烧一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门上歪歪斜斜地钉着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拉铃的把手。来访的客人走进穿堂便遇到一个女人，她既不像用人，又不像陪伴女人[1]，头上戴着一顶包发帽——这很明显地表示这家的女主人是有进步倾向的。西特尼科夫问，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不是在家。

“是您吗，Victor[2]？”隔壁房里传出一个尖细的声音。“进来吧。”

戴包发帽的女人马上不见了。

“我不止一个人，”西特尼科夫说，他大胆地看了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一眼，很快地脱下他的短外衣，下面露出一件又像背心又像上装的衣服。

“不要紧，”那声音答道。“Entrez[3]。”

三个年轻人走了进去。他们走进的屋子与其说是客厅，还不如说是工作室倒更恰当。文件、书信、一本一本厚厚的俄文杂志（一大半杂志的篇页都是没有裁过的）凌乱地堆在那些满是灰尘的桌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香烟头。一个年纪还轻的太太斜靠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她一头淡黄色头发有些乱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干净的绸衫，短短的胳膊上戴着一串粗镯子，头上包着一方挑花帕子。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拿了一件配着已经发黄的银鼠皮里子的天鹅绒小外套披在肩头，懒洋洋地说：“您好，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

“巴扎罗夫，基尔萨诺夫，”他学巴扎罗夫的样子简短地介绍道。

“欢迎，”库克什娜说，她的圆圆的眼睛望着巴扎罗夫，两只眼睛中间是一个孤零零的小而发红的朝天鼻子。“我知道您，”她又说，也跟他握了手。

巴扎罗夫皱起眉头。这个面貌并不好看、身材瘦小的解放的妇女并不怎样叫人讨厌；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给人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问她：“你怎么啦？你饿了吗？还是厌烦吗？还是不好意思吗？你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她和西特尼科夫一样，老是带一种心神不定的样子。她讲话、动作，都没有一点儿拘束，但同时又很笨拙；她显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可是她的一举一动都叫人觉得这并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像小孩所说的那样：“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是说，既不朴实，也不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扎罗夫，”她又说了一遍（她也有着许多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太太们所特有的、跟人初次见面就称姓的习惯）。“要不要抽一支雪茄？”

“雪茄当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说，他已经跷起脚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了。“可是请给我们预备点儿早饭吧。我们实在饿得很；并且请吩咐他们给我们开一小瓶香槟。”

“爱享受的人，”叶夫多克西娅说，她笑了（她笑的时候连上牙的牙龈也露了出来）。“巴扎罗夫，他是一个爱享受的人，对不对？”

“我喜欢生活舒适，”西特尼科夫神气地说。“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这样，它妨碍的；它真妨碍的！”叶夫多克西娅大声说。可是她仍然吩咐女用人去预备早饭和香槟酒。她又转身向着巴扎罗夫，问道：“您的意见怎样？我相信您一定赞成我的意见。”

“啊，不，”巴扎罗夫答道，“就是从化学的观点讲起来，一块肉也要比一块面包好。”

“您是研究化学的吗？那正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胶泥。”

“一种胶泥？您吗？”

“是的，我。您知道做什么用吗？做洋娃娃，让它们的头不容易弄破。您看，我也是很实际的。可是还没有完全弄好。我还得念李比希呢。哦，您念过基斯利亚科夫在《莫斯科新闻》[4]上发表的那篇论妇女劳动的文章吗？请您念它一遍。我想您对妇女问题一定感兴趣吧？您对学校也感兴趣吧？您这位朋友怎样？他叫什么名字？”

库克什娜夫人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气，接连发出这一句一句的问话，也不等别人回答，好像娇养惯了的小孩对他们的奶妈讲话一样。

“我叫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基尔萨诺夫，”阿尔卡季说，“我什么事也不做。”

叶夫多克西娅大声笑起来。

“多漂亮！怎么，您不抽烟吗？喂，维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气呢。”

“为什么？”

“我听人说您又在恭维乔治·桑[5]了。她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女人，再没有别的！怎么能够拿她跟爱默生[6]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学，她什么都不懂。我相信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胚胎学这个名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胚胎学怎么成呢？（叶夫多克西娅甚至张开两手。）叶利谢维奇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是一位天才的先生。（叶夫多克西娅习惯用“先生”来代替“人”的字眼。）巴扎罗夫，坐到沙发上我旁边来。您也许不知道，我很害怕您。”

“为什么呢？请问。”

“您是一个危险的先生：您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上帝啊！多可笑，我讲话就像乡野地方的地主太太。不过我倒真是一个地主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产，您想一想，我那个管理人叶罗费是一种古怪的人，就跟库柏的拓荒者[7]一样，他是个不用脑筋的粗人。我后来就在这儿长住下来了；这座城市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座城市同每座城市一样，”巴扎罗夫冷冷地答道。

“这儿的人关心的都是那些极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总是到莫斯科去过冬天……可是现在我那位宝贝丈夫麦歇[8]库克兴住在那儿。而且莫斯科现在——啊，我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它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想到外国去；去年我差一点儿就动身了。”

“当然，是到巴黎去吧？”巴扎罗夫问道。

“到巴黎和海得堡[9]。”

“为什么要到海得堡？”

“对不起！唔，朋孙[10]在那儿！”

这句话叫巴扎罗夫回答不出来了。

“Pierre[11]·萨波日尼科夫……您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

“对不起！Pierre·萨波日尼科夫……他还是老待在利季娅·霍斯达多娃家里。”

“我也不认识她。”

“唔，就是他答应陪我去。谢谢上帝，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儿女……我说了什么：谢谢上帝！不过这是不要紧的。”

叶夫多克西娅用她那被烟草熏成棕色的手指卷好一支香烟，用舌头舐了一下，吸了吸，然后点燃它抽起来。女用人端了一个托盘走进来。

“啊，早饭端来了！你们要不要吃一点儿？维克多，开酒瓶；这是您的事情。”

“我的事，我的事，”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说，又尖声笑起来。

“这儿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吗？”巴扎罗夫喝光了第三杯，问道。

“有倒是有的，”叶夫多克西娅答道，“可是她们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mon amie[12]奥金佐娃就不难看。可惜她的名誉有点儿……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她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开阔的胸襟……什么都没有。整个教育制度需要改革。我已经把这个问题仔细地想过了：我们女人简直没有受到好教育。”

“您拿她们简直无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说，“她们应当受人轻视，我就完完全全地瞧不起她们！（西特尼科夫平日只要有轻视别人的机会，无论是心里感到或口头说出自己的轻视，他都会觉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欢攻击女人，他决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命运会叫他拜倒在他妻子的脚下，只因为她是一个杜尔多列奥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们里头就找不出一个听得懂我们谈话的人；没有一个值得我们这种严肃的人口里讲起的。”

“可是她们完全没有必要来听懂我们的谈话，”巴扎罗夫说。

“您在讲谁？”叶夫多克西娅插嘴问道。

“讲漂亮的女人。”

“什么？那么您赞成蒲鲁东[13]的意见吗？”

巴扎罗夫傲慢地挺起身子。

“我不赞成任何人的意见；我有我自己的。”

“打倒一切权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很高兴现在得到了一个机会在他所崇拜的人面前发表自己尖锐的见解。

“可是连麦考莱[14]本人……”库克什娜说。

“打倒麦考莱，”西特尼科夫大声叫起来。“您要替那些无聊的女人辩护吗？”

“我不是替无聊的女人辩护，我替女权辩护，我发过誓要流尽我最后一滴血来拥护女权。”

“打倒！”不过西特尼科夫马上又打住了。“可是我并不否认女权，”他又说。

“不，我明白，您是一个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一个斯拉夫派，不过当然……”

“不！不！不！您是一个斯拉夫派。您是《家训》[15]的信徒。您手里应当捏一根鞭子。”

“鞭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巴扎罗夫说，“可是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滴了……”

“最后一滴什么？”叶夫多克西娅问道。

“最后一滴香槟酒，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最后一滴香槟酒——不是您的最后一滴血。”

“我听见人攻击女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漠不关心地听下去，”叶夫多克西娅继续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与其攻击女人，还不如去念米希勒[16]的《De l’amour》[17]。那是一本很好的书！先生们，我们还是来谈爱情吧，”叶夫多克西娅又说，她懒洋洋地把一只手放在压皱了的沙发垫子上面。

突然间大家都不做声了。

“不，为什么要谈爱情呢，”巴扎罗夫说，“可是您刚才讲起一位奥金佐娃，……好像您是这样地称呼她吧？这位太太是谁呢？”

“她是很娇美的，娇美的！”西特尼科夫尖声说。“我要给您介绍。聪明，有钱，又是一个寡妇。可惜她还不够进步；她应当多跟我们的叶夫多克西娅接近。Eudoxie，为您的健康干一杯！让我们来碰杯！Et toc，et toc，et tin-tin-tin！Et toc，et toc，et tin-tin-tin！！！（嗳独，嗳独，嗳丁—丁—丁！嗳独，嗳独，暧丁—丁—丁！！！）”[18]

“Victor，您是个淘气包。”

这顿早饭吃了很久。第一瓶香槟之后接着第二瓶，第三瓶，甚至第四瓶……叶夫多克西娅一直讲个不停；西特尼科夫附和着她。他们讨论得最久的问题是——婚姻究竟是一种偏见呢，还是一种罪行；人们是不是生来平等的；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等等。叶夫多克西娅后来喝得满脸通红，她用扁平的指尖打着一个音调不谐和的钢琴的键盘，她声音嘶哑地唱起歌来，起初唱着茨冈的歌子，以后又唱色摩尔-希弗[19]的抒情歌《瞌睡的格拉纳达睡着了》；西特尼科夫把围巾包在头上，扮着死去的恋人。她唱道：

你的嘴唇亲着我的，

接一个热烈的吻……

阿尔卡季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诸位，这快要变成疯人院了，”他高声说。

巴扎罗夫这些时候只顾喝香槟，不过偶尔插进一句挖苦的话，他大声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也不向女主人告辞，就同阿尔卡季一块儿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来，跟着他们出去。

“喂，怎样，喂，怎样？”他问道，一面讨好地在他们的左右两边跑来跑去。“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吗！我们得多有几个这样的女人！像她这种性质的女人实在是一个崇高道德的现象。”

“那么你爸爸那个铺子也是一个道德的现象吗？”巴扎罗夫指着他们正走过的一家酒铺说。

西特尼科夫又尖声地笑起来。他平素总觉得自己的出身很不体面，因此他对于巴扎罗夫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巴扎罗夫不用“您”却用“你”称呼他），便不知道应该引以为荣呢，还是该生气。

[1] 这是一些穷贵族的妇女，寄食在有钱的贵族家里，靠女主人的恩惠生活。像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日常工作。

[2] 法语：维克多。（这是西特尼科夫的名字。）

[3] 法语：进来。

[4] 《莫斯科新闻》，官方报纸，一七五六年创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采取了最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5]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中民主派的代表。

[6] 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7]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著有描写北美殖民地化的著名连续长篇小说，总书名叫做《皮袜子》，《拓荒者》是其中的一本，同时也是那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别名。

[8] 法语“先生”的译音。

[9] 德国西南部巴敦州的城市，设有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10] 朋孙（1811—1899），德国化学家。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八九年间是海得堡大学的教授。

[11] 法语：彼也尔，即彼得。

[12] 法语：我的女朋友。

[13]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反对妇女解放，主张妇女的天职是做母亲和管理家务。

[14] 麦考莱（1800—1859），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主要著作有《英国史》（1848—1855）。

[15] 《家训》是十六世纪的一本俄国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候的忤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无非教人怎样治家，男人怎样严厉对待妻子等等。

[16] 米希勒（1798—1874），法国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

[17] 法语：《爱情论》，一八五九年出版。

[18] 这是用法国腔摹仿的碰杯的声音。

[19] 色摩尔-希弗，欧洲作曲家，钢琴家，十九世纪中期不止一次地到俄国举办演奏会。

十四

几天以后省长家里的舞会举行了。马特维·伊里奇是这个舞会的真正的“主角”。本省贵族长逢人便说他只是为了尊敬马特维才来的；而省长呢，就是在舞会上，虽然他动也不动一下，却仍然不停地“发号施令”。马特维·伊里奇的态度的和蔼同尊严相等。他对待所有的人都很殷勤，只是对某一些人带一点儿厌恶，对另一些人多一点儿尊敬罢了。他在太太小姐面前总是en vrai chevalier français[1]献殷勤，他还时时发出一阵爽朗、响亮、干脆的笑声，这种笑声也是跟一位高级官员的身份相称的。他拍拍阿尔卡季的背，高声唤他“亲爱的外甥”；对那个穿了一件相当旧的礼服的巴扎罗夫，他不过顺便赏赐一瞥心不在焉的、俯就的斜视，吐出一句含含糊糊的客气话，不过这全是喉音，只听得出“我”同“很”这两个字；他伸了一根手指给西特尼科夫，对他笑了笑，可是他的头已经掉向别处去了；便是对库克什娜（她参加舞会也没有穿上硬的撑裙，还戴一副脏手套，头发上戴了一只极乐鸟），他也说了一声“enchanté”[2]。到会的人很多，跳舞的男客也不少；文官大都挤在墙边，军官们跳得很起劲，特别是一个在巴黎住过六个星期的人，他学会了种种下流的感叹词，如“Zut”，“Ah fichtrrre”，“Pst，pst，mon bibi”[3]等等。他发音非常准确，是纯粹的巴黎腔，同时他又把“si j’aurais”当作“si j’avais”用[4]；把“absolument”[5]当作“一定”解释，总之，他说的是那种大俄罗斯式的法国土话，给法国人听见了，要是他们觉得用不着恭维我们，说我们讲法国话跟天使一样，“comme des anges”[6]的话，他们是会捧腹大笑的。

我们已经知道阿尔卡季不大会跳舞，巴扎罗夫却完全不会：他们两个人便站在一个角落里，西特尼科夫也到这儿来了。他的脸上带着轻蔑的冷笑，口里任意发出刻毒的批评，他傲慢地向四处张望，好像真正感到愉快似的。突然他变了脸色，转过脸向着阿尔卡季，好像很窘地说：“奥金佐娃来了！”

阿尔卡季掉头望去，看见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大厅门口。她的高贵的举止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那两只下垂的光洁的膀子给她的非常匀称的身体添了几分美丽；两三小枝吊金钟花从她那光泽的柔发优美地垂到微斜的肩头；一对明亮的眼睛在一个稍微突出的雪白的前额下露出来，带着一种安静的、敏慧的表情（这的的确确是安静的，不是若有所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留在她的嘴唇上。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亲切而温柔的力量。

“您认得她吗？”阿尔卡季问西特尼科夫道。

“很熟。您要我给您介绍吗？”

“请您介绍吧……等这次四组舞跳完以后。”

巴扎罗夫也注意到了奥金佐娃。

“这女人是谁啊？”他说。“跟别的女人完全不同。”

等四组舞一停，西特尼科夫便带着阿尔卡季去见奥金佐娃；可是他并不像是同她很熟的样子；他窘得连话也说不上来了，她带一点儿惊讶地望着他。不过她听到阿尔卡季的姓，脸上立刻现出高兴的神色。她问他是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儿子。

“正是。”

“我见过您父亲两次，又常常听见人谈起他，”她接着说，“我很高兴跟您认识。”

这个时候一个副官跑过来，要求她同跳四组舞。她答应了。

“那么您也跳舞吗？”阿尔卡季恭敬地问道。

“是的，我跳舞。可是为什么您以为我不跳舞呢？您觉得我太老了吗？”

“哪儿的话，您怎么能够……那么我求您答应同我跳一次玛组卡舞吧。”

奥金佐娃宽容地笑了笑。

“好，”她说，她看了阿尔卡季一眼，眼里的表情并不能说是高傲，不过像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在看一个年纪很轻的弟弟那样。

奥金佐娃比阿尔卡季大不了几岁，她刚二十九岁，可是他在她面前，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学生，一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因此他们中间年龄的相差显得更大一些。马特维·伊里奇带着庄严的神气和奉承的话走到她身边来。阿尔卡季退在一边，可是依旧留心看她：便是在她跳四组舞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她。她跟她的舞伴讲话就像她跟那位大官讲话一样，态度非常自然，她轻轻地转动她的头和眼睛，她轻轻地笑了两三次。她的鼻子跟差不多所有的俄国人的鼻子一样，略有一点儿肥大；她的肤色并不十分白净；可是阿尔卡季不管这些，他仍然断定他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一个动人的女子。她的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萦绕；连她的衣服的褶痕在她身上似乎也跟在别的女人身上有些差别似的，在她身上便显得更调和，更飘逸，她的举止也是特别地从容而又自然。

玛组卡舞的曲子刚奏起来，阿尔卡季在他的舞伴旁边坐下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有点儿胆怯；他早已准备好跟她谈话，可是他只有伸手去摸头发，找不出一句话来说。不过他的害怕和激动并没有延长多久，奥金佐娃的安静也传染给他了；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他就毫无拘束地跟她谈到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以及他在彼得堡和在乡下的生活。奥金佐娃带着客气的注意听他讲话，轻轻地打开或者阖上她的扇子；有时客人们来请她去跳舞，他那唠唠叨叨的话便中断了；单是西特尼科夫就来请过她两次。她回来，又在原处坐下，拿起扇子，她的胸脯也并不跳得更急；阿尔卡季又谈起来，渐渐地感到在她身边，跟她谈话，看她的眼睛，看她的可爱的前额，看她那美丽、端庄、聪慧的脸，这是多大的幸福。她自己讲话不多，可是她的话里流露出她的生活的知识；从她的某一些话，阿尔卡季便断定这个年轻女人已经感受到并且考虑到很多了……

“西特尼科夫先生带您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跟您站在一块儿的那个人是谁？”她问他道。

“您注意到他吗？”阿尔卡季反转来问道。“他的相貌很不错，是不是？他叫做巴扎罗夫，我的朋友。”

阿尔卡季便谈起他的“朋友”来。

他讲得这样详细，这样热心，所以奥金佐娃不由得掉过头向着他，注意地望了他。这时候玛组卡舞快完了。阿尔卡季惋惜着就要跟他的舞伴分开；他同她在一块儿过了差不多一个钟点，过得这么快乐！固然他自始至终都觉得她好像是在俯就他，他好像应当感激她似的……可是这种感觉不会叫年轻的心痛苦。

乐声停止了。

“Merci[7]，”奥金佐娃说，便站起来，“您答应了来看我的；那么把您的朋友也带来。我很想见见这位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省长走到奥金佐娃面前，说晚餐已经预备好了，他带着有心事的面容把胳膊伸给她。她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阿尔卡季最后地笑一笑，点点头。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那闪着银灰色光辉的黑绸子裹身的体态在他的眼里显得多窈窕！），他心里想；“这个时候她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了。”他的心灵中有了一种高雅的谦卑的感觉……

“喂，怎样？”阿尔卡季回到巴扎罗夫的那个角落里，巴扎罗夫马上问他道。“你玩得好吗？一个绅士刚刚跟我谈过，说那位太太是——哦—哦—哦；不过我觉得那个绅士是一个傻瓜。依你看来，她真是——哦—哦—哦吗？”

“我不大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阿尔卡季答道。

“什么！多么天真！”

“那么，我就不懂你那位绅士了。奥金佐娃很可爱——这是用不着争论的，不过她是那么冷，并且又是那么严肃，所以……”

“静止的水里[8]……你知道！”巴扎罗夫插嘴说。“你说她冷，味道就在这里头。我想你喜欢冰淇淋吧。”

“也许是的，”阿尔卡季喃喃地说。“我不能下一个判断。她想认识你，要我带你去看她。”

“我可以想像到你把我怎样地形容了一番。不过你干得很好。带我去吧。不管她是什么人——她只是一个外省的女王也好，或是像库克什娜那样的‘解放的女性’也好，至少她那对肩膀是我好久没有看到的。”

巴扎罗夫的冷言冷语伤害了阿尔卡季，可是事情往往这样，阿尔卡季责备巴扎罗夫的地方却并不是他不喜欢巴扎罗夫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女人有思想的自由呢？”他低声问道。

“因为，小兄弟，据我看来，在女人中间只有一些丑八怪才自由地思想。”

他们的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吃过晚饭以后，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告辞走了。一阵神经质的、恶意的、但又有点儿胆怯的笑声跟在他们后面，那是库克什娜的；她的自尊心大大地受了伤害，因为这个晚上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过她。她在舞会里耽搁得最久，到早晨四点钟她还同西特尼科夫跳了一次巴黎式的波尔卡—玛组卡舞。这个有启发性的表演便是省长的舞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1] 法语：像真正的法国骑士那样。

[2] 法语：很荣幸。

[3] 法语：“讨厌”，“见鬼”，“嘘，嘘，我的小乖乖”。

[4] 把“倘使我有”的假定式当作过去进行式。

[5] 法语：绝对。

[6] 法语：讲得十二分地好。

[7] 法语：谢谢。

[8] 俄谚：“静止的水里有鬼。”意思是：表面正经心里坏。

十五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人物是属于哺乳动物的哪一种类，”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那个时候他们正走上奥金佐娃下榻的旅馆的楼梯。“我的鼻子闻着这儿有点儿不对。”

“我想不到你会是这样！”阿尔卡季大声说。“怎么？你，你，巴扎罗夫，会有那种狭隘的道德观念……”

“你真是古怪的家伙！”巴扎罗夫毫不在意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你不知道照我们的讲法，而且在我们这种人的中间，‘有点儿不对’就是‘有点儿对’的意思吗？这就是说，有好处。你今天不是对我讲过她的婚姻奇怪吗？不过据我看来，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一点也不奇怪，反倒是很有见识的。我不相信城里一般人的闲话；不过我倒愿意承认，用我们这位高明的省长的话来说吧，这是不错的。”

阿尔卡季并不回答。他敲起房门来。一个穿号衣的年轻听差把这两个朋友引进一个宽大的房间，这跟所有俄国旅馆的房间一样，陈设并不好；不过房里到处都是鲜花。不多久奥金佐娃穿着一件朴素的早晨的衣服出来了。她在春天的阳光里看起来似乎年轻多了。阿尔卡季介绍了巴扎罗夫，他暗暗吃惊地发觉巴扎罗夫好像有一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而奥金佐娃却和前一天一样，非常安静。巴扎罗夫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局促不安，便生起气来。“这像什么话！——怕起娘儿们来了！”他想道，他居然像西特尼科夫那样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装出非常随便的神气谈起来，奥金佐娃那对明亮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金佐娃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洛克捷夫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美男子、投机家和赌徒，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足足出了十五年的风头，结果把财产输光了，不得不搬到乡下去住，不多久他便死在乡下，留下一份很小的遗产给两个女儿——二十岁的安娜和十二岁[1]的卡捷琳娜。她们的母亲是中落的X公爵家里的一位小姐，她在她丈夫的全盛时期中病死在彼得堡。父亲逝世以后，安娜的处境非常艰苦。她在彼得堡受的那种出色的教育并不适宜于料理田地和家务的琐事——更不宜于过乡间的无聊岁月。在这个地方她连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个她可以去商量请教的人。她的父亲活着的时候竭力避免跟邻居来往；他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看不起他，各有各的理由。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并不慌张，她马上请了母亲的姊姊阿夫多季娅·斯捷潘诺夫娜·X公爵夫人来。这个刻薄、傲慢的老太太一来就把宅子里几间最好的屋子占据了，而且从早到晚，总是在骂人诉苦；不说出门，就是到花园里散散步，她也要叫她那个惟一的农奴跟随伺候，这个整天板面孔的听差穿一件破旧的、浅蓝色滚边的、豌豆绿的号衣，戴一顶三角帽。安娜耐心地忍受她姨母的一切古怪脾气，按部就班地安排她妹妹的教育；并且似乎已经死心塌地准备在偏僻的乡下过一辈子了……可是命运却给她安排了另一种生活。她偶然被一个四十六岁的大富翁奥金佐夫看见了，那是一个古怪的疑病患者，身体肥胖，不灵活，性情固执，可是人并不愚蠢，脾气也不坏；他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他，他跟她一块儿生活了六年，临死把全部财产都遗留给她。在他死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在乡下差不多住了一年；后来她带着她妹妹到外国去游历，可是只到了德国；她厌烦了，便回到国内，住在她心爱的村子尼科利斯科耶，那地方离某城有四十里的光景。在那儿她有一所富丽堂皇、陈设精致的宅子，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园里修建了一些温室；她那个亡故的丈夫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方面是不惜花钱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很少进城，总是有事情才去，就是去了也住不久。省城里的人都不喜欢她；她跟奥金佐夫结婚的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攻击，外面流传着种种关于她的谣言，说她曾经帮助父亲在赌钱时作弊，说她到外国去也不是没有原因，她不得不出去掩饰那不幸的后果[2]……“您明白了吧？”那些愤怒的散布谣言的人最后结束道。“她是经过了水火的呢，”有些人这样批评她；省城里一个著名的爱讲俏皮话的才子常常加上一句：“还经过铜管呢。”[3]这些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却当作没有听见似的，因为她有着独立的和相当坚决的性格。

奥金佐娃靠在椅背上，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一面听巴扎罗夫讲话。他这天跟他往常的习惯相反，讲了相当多的话，而且显然想引起她的兴趣——这又是叫阿尔卡季吃惊的。他并不能够断定巴扎罗夫有没有达到目的。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脸上，他很难看出巴扎罗夫给了她什么样的印象：她脸上仍旧保持着亲切的、优雅的表情；她那美丽的双目因了注意而闪光，但这却是不动感情的注意。巴扎罗夫的不自然的态度起初给了她一种不好的印象，就像是一股不好闻的气味，或者一个刺耳的声音；可是她立刻明白他只是局促不安，因此她反而得意起来。她最厌恶庸俗，可是没有人能够拿庸俗来责备巴扎罗夫。这天阿尔卡季接连地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他以为巴扎罗夫对着奥金佐娃那样聪明的女人一定会谈论他的主张和见解了：她自己也表示过愿意听这个“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谈话的；可是巴扎罗夫并不谈那些，却只谈医学，谈顺势疗法，谈植物学。他们发觉奥金佐娃并没有在孤寂中虚度她的光阴：她读了不少好书，而且会说一口正确流利的俄语[4]。她谈到音乐，可是看见巴扎罗夫不承认艺术，她又很自然地把话题拉回到植物学上面，也不顾阿尔卡季已经开始在大谈民歌旋律的价值了。奥金佐娃仍旧把阿尔卡季当作一个弟弟；她似乎很喜欢他的温厚和年轻人的单纯——但也就尽于此了。他们从容地、活泼地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而且话题时常变换。

最后这两个朋友站起来告辞。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亲切地望着他们，伸出她的美丽白净的手给他们，她想了一忽儿，便带着一种犹豫不决的、却又是愉快的微笑说：

“要是两位不嫌沉闷的话，先生们，请到尼科利斯科耶村我那儿来玩吧。”

“哪儿的话，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尔卡季大声说，“我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

“您呢，麦歇巴扎罗夫？”

巴扎罗夫只鞠了一个躬，还有最后一个惊讶在等着阿尔卡季：他看见他的朋友脸红了。

“怎么样？”他在街上对巴扎罗夫说；“你还是照先前那种意见，说她是——哦—哦—哦吗？”

“谁知道？你瞧，她那态度多么冷！”巴扎罗夫答道；他停了一忽儿又说：“她完全是一位公爵夫人，一位女王。她只差衣服后面的长裾和头上的王冠罢了。”

“我们的公爵夫人讲俄语也不会有这样好，”阿尔卡季说。

“她是尝过生活的苦味来的，我的小兄弟，她也吃过我们吃的面包。”

“无论如何，她很可爱，”阿尔卡季说。

“多么出色的身体！”巴扎罗夫接着说。“应当马上送到解剖教室去。”

“闭嘴，不要乱讲，叶夫盖尼！这太不像话了。”

“啊，不要生气，你这小孩子。我是说第一流的身体。我们一定要到她家里去。”

“什么时候去？”

“好，就是后天吧。我们待在这儿又干些什么呢？跟库克什娜一块儿喝香槟吗？听你那位亲戚，那位自由主义的大人物吹牛吗？……我们还是后天走吧。而且，我父亲那个小庄子离那儿也不远。这个尼科利斯科耶村是在某路上，不是吗？”

“是的。”

“Optime.[5]干吗还要耽搁呢？那是傻瓜，不然就是聪明人才磨磨蹭蹭呢。我跟你说，那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身体！”

三天以后，这两个朋友坐车到尼科利斯科耶去。天气很好，也不太热，驿站的、喂得饱饱的马匹步伐整齐地跑着，轻轻地摇动它们的编成辫子的尾巴。阿尔卡季望着大路，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微微笑起来。

“给我道喜吧，”巴扎罗夫突然嚷道，“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是我的命名日。看我的天使怎样来守护我。家里的人今天在等我回去，”他又放低声音说……“好，让他们等吧……这有什么要紧！”

[1] “十二岁”恐是“九岁”之误，因为根据十四章和十六章来说，安娜比卡佳实际上长十一岁。

[2] 大概是说她有了外遇，去外国生小孩儿。

[3] 俄谚，有“饱经沧桑”、“历尽辛苦”的意思。

[4]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的人习惯讲法语（其次是德语），只有对家仆等等才完全说俄语。

[5] 拉丁文：很好。

十六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庄园坐落在一座倾斜的、没有掩蔽的小山上，附近有一所黄色的砖砌的教堂：它有绿的屋顶，白的圆柱，正门上面有一幅“意大利”风格的《基督复活》的al fresco[1]。在这幅画上，一个戴盔的、皮肤黝黑的武士伏在前面，他那肥圆的形状特别引人注目。教堂后面伸延着两排长长的村里的房屋，草屋顶上凌乱地竖起一些烟囱。主宅的建筑和教堂同一个样式，就是我们所称为亚历山大式的；这所宅子也漆成了黄色，也有绿的屋顶，白的柱子，三角形的门楣上绘着这一家的纹章[2]。当初省城里的建筑师设计修建这两所建筑物的时候，他曾得到去世的奥金佐夫的赞许，这位奥金佐夫，据他自己说，看不惯那些毫无用处的、随便弄出来的新花样。宅子两边长着古园的阴森森的乔木，一条剪过枝的枞树荫路通向大门。

两个穿号衣的、身材高大的听差在前厅迎接我们这两位朋友，其中的一个立刻跑去通知管事[3]。那个身穿黑色礼服、身体肥胖的管事马上出现了，他引着客人走上一条铺着地毯的楼梯，到了一间特别的屋子，这里面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两张床和全副盥洗的用具。显而易见，宅子里是很有秩序的；什么东西都是干干净净，到处都有一种特别好闻的香味，就像在各部大臣的会客室里一样。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请二位在半点钟以后下去相见，”管事通知说。“现在您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什么吩咐，”巴扎罗夫答道。“只是要麻烦您拿一杯伏特加来。”

“是，先生，”管事说，露出一点儿惊奇的神情，便退出了，他走起路来，皮靴咯吱咯吱地响。

“好大的气派！”巴扎罗夫说。“你们那班人是这样说的吧，是不是？一句话说完，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就是了。”

“一位漂亮的公爵夫人，”阿尔卡季回嘴说，“她见第一次面就把我们两位大贵族请到她家里来住了。”

“尤其是我，一个未来的医生，而是医生的儿子，教堂执事的孙子……我想，你知道我是一个教堂执事的孙子吧？……”

“就跟斯彼兰斯基[4]一样。”巴扎罗夫停了一忽儿，又撇了撇嘴接着说下去。“无论如何，她是娇养惯了的；啊，这位太太是怎样地娇养惯了啊！我们还得穿上礼服吗？”

阿尔卡季只是耸了耸肩……不过他也感到有点儿局促不安了。

半点钟以后巴扎罗夫同阿尔卡季一块儿走进了客厅。这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屋子，陈设相当富丽，可是趣味并不太高。一些笨重的、值钱的家具全照老规矩那样顺着墙壁安放，糊墙纸是棕色的，上面印着金花；这些家具还是奥金佐夫生前托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代理人，一个酒商从莫斯科买来的。在一面墙壁的正中放着一张沙发，沙发上头挂着一个脸颊浮肿的、金黄头发的男人的肖像——他好像不高兴地望着客人。“一定是他了，”巴扎罗夫低声对阿尔卡季说，他皱起鼻子，加上一句：“我们还是逃走吧？”可是这个时候女主人进来了。她穿了一件薄纱衫子。她的头发很光滑的梳到耳朵后边，使她那纯洁、容光焕发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女的风韵。

“谢谢你们守约来了，”她说。“请你们在我这儿住些时候；这地方的确不坏。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妹妹；她钢琴弹得很好。您对这个是没有兴趣的，麦歇巴扎罗夫；可是您，麦歇基尔萨诺夫，我想您是喜欢音乐的。除了我妹妹以外，我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姨妈住在这儿，此外还有一个邻居有时候过来打打牌；我们这个圈子就只有这么几个人。现在我们坐下吧。”

奥金佐娃发表这一篇短短的欢迎辞，发音吐字都特别清楚，好像她早记熟了似的；接着她就跟阿尔卡季谈起来。她的母亲原来是跟阿尔卡季的母亲认识的，阿尔卡季的母亲跟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恋爱的时候，她的母亲还是阿尔卡季的母亲的知心朋友。阿尔卡季便热心地谈起他的亡母来；巴扎罗夫在翻看那些画片册子。“我变得多么驯良了，”他暗暗想道。

一条戴着蓝色颈圈的漂亮猎狗跑进客厅里来，爪子拍着地板，它后面跟着一个十八岁模样的少女[5]：黑头发，浅褐色皮肤，一张相当圆的、讨人喜欢的脸，一对不大的黑眼睛。她手里提着满满一篮的花。

“这是我的卡佳，”奥金佐娃说，她朝她的妹妹点一下头算是介绍。

卡佳略微行一个礼，便坐在她姊姊身边，挑选她的花。那条猎狗名叫非非，它轮流地跑到两个客人跟前，摇摆尾巴，并且把它的冷的鼻子放在他们的手上。

“那都是你自己摘的？”奥金佐娃问道。

“我自己摘的，”卡佳答道。

“姨妈来喝茶吗？”

“她来。”

卡佳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这笑容是很动人的、害羞的、坦白的；她又做出一种又滑稽又正经的样子偷偷望她的姊姊。她的一切都是非常年轻的，还没有成熟的：她的声音，她脸上的柔毛，粉红色的手带着白净的、起涡的掌心，略微瘦削的两肩……她不住地红脸，喘气。

奥金佐娃掉头向着巴扎罗夫说：

“您是出于礼貌，才一个人看画片吧，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她开始说。“那不会使您发生兴趣的。您还是坐近我们，让我们来辩论什么吧。”

巴扎罗夫坐近了一点儿。

“您想要我们辩论什么呢？”他说。

“随您高兴吧。我警告您，我是个非常喜欢辩论的人。”

“您？”

“我。好像这叫您诧异了。为什么呢？”

“因为照我的判断，您的性情是平稳的、冷静的。可是辩论需要热情。”

“您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明白了我的性情呢？第一，我性子急，又固执——您最好问问卡佳；第二，我很容易入迷。”

巴扎罗夫望着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也许，您知道得更清楚些。您既然高兴辩论——就请吧。我刚才在看您的画片册子里的萨克逊瑞士[6]的风景，您说那不会叫我感到兴趣。您这样说，是因为您以为我没有艺术的理解，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可是从地质学的观点看来，这些风景也许会引起我的兴趣，譬如说，从山脉构成的观点看来。”

“请您原谅；我以为做一个地质学家，就应当去念这一门学问的书籍、专著，不会去看图画的。”

“一本书用了整整十页的篇幅说明的事情，我只要看一幅图画立刻就清楚了。”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静了一忽儿。

“那么您连一点点艺术的理解都没有吗？”她说，把肘搁在桌上，这样一来她的脸离巴扎罗夫更近了些。“您怎么能够没有它呢？”

“我倒要请教，要它来干什么呢？”

“它至少可以教您去了解人，去研究人。”

巴扎罗夫笑了笑。

“第一，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做到那一点；第二，我告诉您，研究个别的人只是白费功夫。所有的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彼此相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同样构造的脑子、脾脏、心、肺；便是所谓精神的品质也都是一样的；那些小的变异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有一个人来作标本，我们便可以判断所有的人了。人就像一座林子里的树木，没有一个植物学家会想起去把一棵一棵的桦树拿来分别研究的。”

卡佳正在慢慢地一朵一朵地配着花，这个时候她吃惊地抬起头来望巴扎罗夫，碰到了他那敏速的、随便的眼光，她连耳根都红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摇了摇头。

“一座林子里的树木，”她跟着他说了一遍。“那么照您看来，聪明人跟愚蠢人，好人跟坏人是没有差别的了？”

“不，有差别的：就像病人跟健康人的差别一样。一个害肺病的人的肺部跟你我的肺部情形不同，虽然它们的构造原先也是一样的。我们大概知道身体上的病是从哪儿来的；精神上的病却是从坏的教育来的，是从自小就塞满在人们脑子里的种种胡话来的，一句话说完，是从不健全的社会情形来的。社会一改造，病就不会有了。”

巴扎罗夫说这番话的时候，看他的神情好像他自始至终都在对自己说：“信不信由您；在我都是一样！”他慢慢地用他那长长的手指去摸他的连鬓胡子，他的眼光就在几个角落里打转。

“那么您认为，”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只要社会一改造，就不会有笨人同坏人了？”

“无论如何，在合理的社会组织里面，一个人不管是愚蠢，是聪明，是坏是好，都是一样的。”

“是的，我明白；他们的脾脏都是一样的。”

“正是这样，太太。”

奥金佐娃转身向着阿尔卡季。

“那么您的意见怎样呢，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

“我赞成叶夫盖尼的意见，”他答道。

卡佳偷偷看了他一眼。

“您两位叫我吃惊，”奥金佐娃说，“可是我们以后再讨论吧。现在我听见我姨妈过来喝茶了；我们不要在她面前谈这些话。”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姨母X公爵夫人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一张干瘪的脸缩成只有拳头那样大，一对恶狠狠的眼睛在花白的假发下面注意地望着人，她走进屋子来，不大招呼客人，就在宽大的天鹅绒的扶手椅上面坐了。这把椅子是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坐的。卡佳放了一个脚凳在她的脚下；这个老太太也不谢一声，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只有她的两只手在那差不多盖住她整个瘦小身子的黄色披巾下面微微地动了动。公爵夫人喜欢黄色，她的包发帽上也束着鲜黄色的丝带。

“您睡得好吗，姨妈？”奥金佐娃提高声音问道。

“那条狗又在这儿了，”老太太喃喃地答道，她看见非非迟疑不决地朝着她走了两步，便叫道：“去，去！”

卡佳唤着非非，一面去给它开了门。

非非很高兴地跑出去，以为是领它出去散步了；可是它看见自己孤零零的给关在门外，就开始用爪子抓门，叫起来。公爵夫人皱起眉头。卡佳正打算出去……

“我想茶已经预备好了，”奥金佐娃说。“请吧，先生们。姨妈，请您去喝茶。”

公爵夫人一声不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带头走出了客厅。他们全跟在后面进了饭厅。一个穿号衣的小用人从桌子那儿轧轧地拉出一把已经放上几个垫子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扶手椅来，她坐了下去；卡佳来斟茶，给她端了第一杯茶过去，这个杯子上面也印着这一家的纹章的图案。老太太放了一点蜂蜜在茶杯里（她觉得喝茶放糖是罪过，又是浪费，虽然事实上她自己从来没有在糖上花过一个戈比），她忽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伊万公觉[7]信里讲些什么？”

没有人回答她。巴扎罗夫同阿尔卡季立刻猜想到，她们对她虽然很恭敬，可是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她是给养来做幌子的，”巴扎罗夫想道，“只是为了她那贵族的身份。”喝过茶，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提议出去散一忽儿步；可是外面落起小雨来了，因此除了公爵夫人一个人以外全回到客厅里去了。那个爱打牌的邻居来了。他的名字叫波尔菲里·普拉东内奇，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花白了，两腿很短，就像在车床上车出来的一样；他很有礼貌，又很爱笑。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仍然专同巴扎罗夫讲话，她问他是不是愿意同他们打一回旧式的朴烈费兰斯[8]，巴扎罗夫答应了，他说他应当事先准备好去尽他的县城医生的职责。

“您得小心，”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波尔菲里·普拉东内奇同我两个会打败您的。你呢，卡佳，你去弹点儿什么给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听；他喜欢音乐，而且我们也可以听。”

卡佳不大乐意地走到钢琴前面去，阿尔卡季虽然喜欢音乐，却也不大乐意地跟在她后面；他觉得奥金佐娃好像在赶他走开似的，他跟所有的这样年纪的年轻人一样，已经感到有一种朦胧的、折磨人的情感在他的心中涌起来了，这像是恋爱的预感。卡佳揭开钢琴的盖子，并不去望阿尔卡季，低声问道：

“您要我弹什么呢？”

“随您的意思吧，”他冷淡地答道。

“您比较喜欢哪一种音乐呢？”卡佳再问一句，并没有改变姿势。

“古典的，”阿尔卡季仍旧用冷淡的调子回答。

“您喜欢莫札特[9]吗？”

“我喜欢莫札特。”

卡佳拿出莫札特的c小调奏鸣曲中的幻想曲的谱子。她弹得很好，虽然有些严谨、呆板。她挺起身子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眼光一直盯在乐谱上面，嘴唇闭得紧紧的，只有在奏鸣曲快完结的时候，她的脸才红起来，一股头发散垂下来，搭在她的黑眉上。

奏鸣曲的最后一部分叫阿尔卡季特别感动，在那无忧无虑的旋律的醉人的欢乐中间突然闯进来十分悲惨的而且几乎是悲剧的痛苦……可是莫札特的音乐在他心中引起的思想却跟卡佳没有一点儿关系。他望着她，心里不过在想：“哦，这位年轻小姐弹得并不坏，她长得也不难看。”

卡佳弹完了奏鸣曲，两只手仍然放在键盘上，她问道：“够了吗？”阿尔卡季回答说，他不敢再麻烦她了，便跟她谈起莫札特来；他问她这奏鸣曲是她自己挑选的，还是别人介绍给她的？可是卡佳回答得非常简单：她藏起来了，缩回到她的壳里去了。她一遇到这种情形，就不轻易再出来；在这种时候她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种固执的、差不多是呆板的表情。她并不一定害羞，却是不相信人，而且有点儿让那个把她教育大了的姊姊吓唬住了，这个事实不用说她的姊姊一点儿也没有想到。阿尔卡季末了只好把非非（它已经回来了）叫到他跟前，他带着温和的微笑拍拍它的头。卡佳又动手去理她的花。

这时候巴扎罗夫接连地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打牌打得很精；波尔菲里·普拉东内奇也能够保本，巴扎罗夫是输家，输的数目虽然不大，可是他已经有点儿不高兴了。吃晚饭的时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又谈起植物学。

“明天早晨我们一块儿散步去吧，”她对他说，“我想向您请教那些野生植物的拉丁学名同它们的属性。”

“拉丁学名对您有什么用处呢？”巴扎罗夫问道。

“每样东西都应当有秩序，”她答道。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阿尔卡季回到了女主人给他和他朋友预备好的屋子里，忍不住这样地嚷起来。

“不错，”巴扎罗夫答道，“一个有脑筋的女人。唔，她也见过世面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

“是好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好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我相信她一定把她的田产管理得非常之好。可是了不起的并不是她，却是她的妹妹。”

“什么，那个皮肤浅黑色的姑娘吗？”

“不错，那个皮肤浅黑色的姑娘。她是新鲜的、纯洁的、害羞的、不大讲话的，并且还有这样那样，任你怎么说都可以。她是值得人关心的。你想把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人，可是另一个呢——那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

阿尔卡季并不回答巴扎罗夫，他们两个人上床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心思。

这个晚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也在想她的客人。她喜欢巴扎罗夫，因为他没有那种对女人的殷勤，还因为他有那些锋利的见解。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新的东西，而她又是一个好奇的女人。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她没有一点成见，也没有坚定的信仰，她遇着什么事情从来不退缩，但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她把许多事情看得十分清楚；她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兴趣，可是没有一样使她完全满足过；事实上她也不要求完全的满足。她的智力一方面想了解一切，同时对一切都很冷淡：她的怀疑从没有平息到使她忘怀的程度，它们也不曾发展到足以使她烦恼。要是她没有钱，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她也许会投身到斗争中去，会认识到什么是激情……可是她的生活太舒适了，虽然她有时候也感到厌倦；她一天一天地过着悠闲的日子，从来没有匆忙的时候，也难得有过激动不安。固然有时候在她的眼前也燃起过彩虹，可是在它们消逝以后她反倒呼吸得更自由，对它们并没有丝毫的惋惜。她的想像甚至于超过了一般的道德法规所认为可以容许的范围；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她的血液仍然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在她那非常匀称的、宁静的身子里循环流动。有时在香汤沐浴之后她浑身暖融融的没有一点力气，她便会想到人生的空虚、烦恼、艰苦、罪恶……她的心灵中便会充满突如其来的勇气，而且涌起高尚的渴望；可是只要有一阵风从半掩的窗户吹进来，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就会缩着身子，抱怨，而且差不多要发脾气了，那个时候她只有一个要求：这种可恨的风不要吹到她的身上。

她跟所有没有真正恋爱过的女人一样，总是想望着什么东西，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想望的是什么。严格说来，她并不想望什么，可是她又觉得自己对什么东西都想望似的。她勉强地忍受着那个死去的奥金佐夫（她嫁给他是为着生活打算，不过要是她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她不见得就会答应结婚），因此她暗暗地怀着一种对一切男人的憎恶，她把男人都当作不干净的、粗笨的、懒惰的、软弱而讨厌的东西。有一回她在国外一个地方遇见一个年轻漂亮的瑞典人，带着一种骑士的风度，宽广的前额下配上一对诚实的蓝眼睛；他给她的印象很深，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她回到俄国来。

“这个医生是一个怪人！”她躺在华美的床上，枕着有花边的枕头，身上盖一条薄薄的绸被，心里这样想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从她的父亲那儿多少继承到一点儿爱奢华的癖性。她很爱她那个虽然不务正业而心地善良的父亲。他也十分宠她，常常和善地跟她开玩笑，好像把她看做平辈一样；他非常信任她，什么事都跟她商量。至于她的母亲，她差不多忘记她了。

“这个医生真是一个怪人！”她又对自己说。她伸一伸腰，微微一笑，把手放在脑后，然后匆匆地浏览了一两页无聊的法国小说，便丢开书——睡着了，清洁芬芳的衬衣裹住她那清洁的、冷冷的身子。

第二天上午刚刚用过早饭，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便陪巴扎罗夫去采集植物，在午饭时间才赶回来；阿尔卡季没有出去，他跟卡佳在一块儿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觉得跟她在一起并不乏味；她自动地把前一天弹过的奏鸣曲为他再弹了一遍；可是后来奥金佐娃终于回来了，他看见她，心里马上难过起来……她有些脚步疲乏地穿过花园走来；她两颊鲜红，一双眼睛在她那顶圆草帽下面显得比平日更明亮。她的手指玩弄着一枝野花的细茎，那件薄薄的短外套滑落到她的肘上，帽上的宽丝带飘到她的胸前。巴扎罗夫走在她后面，还是跟往常一样，充满自信而又随便，他的脸上虽然露出喜欢的、甚至亲切的表情，可是阿尔卡季看了，心里并不高兴。巴扎罗夫含糊地吐出一声：“早安！”便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奥金佐娃心不在焉地跟阿尔卡季握一握手，也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

“早安！……”阿尔卡季心里想道。“难道我们今天还没有见过面吗？”

[1] 意大利语：壁画。

[2] 用来表示宗谱的纹章图案。欧洲旧日贵族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

[3] 在地主宅子里管理家务的人。

[4] 斯彼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政治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他为了巩固专制政体而提出一个温和的国家改革草案。他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

[5] 作者在第十四章中说安娜二十九岁，在第十五章中说她们姊妹的父亲逝世的时候安娜只有二十岁，卡佳十二岁，是安娜比卡佳只大八岁，这里说卡佳十八岁，那么安娜比卡佳大十一岁了。“十二岁”恐是“九岁”之误。

[6] 指德国南部萨克逊邦的群山，因风景优美，故又称萨克逊瑞士。

[7] “公觉”即“公爵”，公爵夫人念得不清楚。

[8] 一种类似“威斯特”的纸牌戏。

[9] 莫札特（1756—1791），奥地利大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

十七

人人知道，时间有时候像鸟一样地飞着，有时候像蛆一样地爬着；不过要是一个人连时间究竟过得是快还是慢也不觉得，他便是很幸福的了。阿尔卡季同巴扎罗夫正是这样地在奥金佐娃家里过了两个星期。他们能够这样住下去，一半还是因为她在她的家庭同生活两方面都规定了良好的秩序。她自己严格遵守这秩序，也叫别人不得不服从。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早晨整八点钟全家的人都聚在一块儿吃早茶，从早茶到早饭的时间里面，各人随意做自己的事，女主人便接见她的总管（她在田产管理上采用了代役租制的办法）、她的管事和她的女管家，处理一些事情。午饭前大家又聚在一块儿，或是谈话，或是看书；晚上不是出去散步，就是打牌，或者弄音乐；到晚上十点半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发出命令安排第二天的事情，然后上床睡觉。巴扎罗夫不喜欢日常生活中用这种有规律的并且带一点儿做作意味的守时刻办法，“就像在轨道上滚着一样，”他这样形容道；那些穿号衣的听差，那些讲究礼节的管事伤害了他的民主的情感。他说，既然讲究到这样程度，那么索性学学英国人的排场，穿起礼服打上白领结吃午饭好了。他有一回明白地把这个意见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讲了。她的态度是那样自然，因此在她面前谁也会毫不迟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听他讲完了话，然后对他解释道：“从您的立场看来，您是对的，也许在这一点上头我的太太气味太重了；不过一个人在乡下过日子，要不讲究秩序，那就会烦闷死了，”她仍然照样行她的办法。巴扎罗夫嘴里虽然咕噜着，可是他同阿尔卡季在奥金佐娃家里过得这么舒适，主要的原因正是这宅子里的一切都是在“轨道上面滚着的”。虽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年轻人刚刚在尼科利斯科耶住了一两天，他们就都有了一点儿改变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虽然很少赞成巴扎罗夫的意见，但是她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而他却开始露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烦躁不安来：他很容易发脾气，不乐意讲话，脸上常常带怒容，不能够静静地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事情在催促他去做。阿尔卡季呢，他自己后来断定是爱上了奥金佐娃，渐渐地沉落在一种静静的忧郁里面了。不过这忧郁并不妨碍他同卡佳做朋友；它反而促成他跟她亲近要好。“她看不上我？也罢！……可是这儿还有一个好人，她倒不嫌弃我，”他这样想着，他心里又尝到宽大的感情的那种甜味了。卡佳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跟她交往是想在这里面寻找一种安慰，她并不阻止他或者她自己去享受这种半含羞半信任的友谊的纯洁天真的快乐。他们当着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面并不交谈：卡佳在她姊姊的锋利的眼光下面总是把自己的内心完全隐藏起来；而阿尔卡季像一个在恋爱的人所应有的情形那样，在他的恋爱的对象跟前，他不能够再注意到别的事物了；可是他同卡佳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觉得快乐。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引起奥金佐娃的兴趣；他单独同她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样安放手脚才好，她也觉得对他无话可说：在她眼里他太年轻了。在另一方面，阿尔卡季在卡佳面前却又觉得十分舒畅自然；他对待她的态度很迁就，并不阻止她对他讲出音乐、小说、诗和别的一些琐碎事情给她留下的印象，他自己却没有注意，也没有明白这些琐碎事情也正是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而卡佳本人也没有想到给他驱除郁闷。阿尔卡季在卡佳的身边感到舒畅，奥金佐娃在巴扎罗夫身边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这四个人常常在一块儿过了一忽儿之后，便分作两对走开了，特别是在散步的时候。卡佳赞美大自然，阿尔卡季也爱大自然，不过他不敢明白承认就是了；奥金佐娃同巴扎罗夫一样，颇为漠视大自然的美。这两个年轻朋友常常分开的结果便是，他们中间的关系开始起了变化。巴扎罗夫不再对阿尔卡季谈论奥金佐娃，连她的“贵族的派头”也不骂了；诚然他仍旧像先前那样地称赞卡佳，只劝阿尔卡季去把她那感伤的倾向抑制些，可是他的称赞很匆促，他的劝告也枯燥无味，总之他跟阿尔卡季讲的话比从前少得多了……他好像在躲避他似的，他好像不好意思同他在一块儿似的……

阿尔卡季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可是他却把他的观察藏在心里不讲出来。

这个“新现象”的真实原因就是奥金佐娃在巴扎罗夫的心中唤起的感情，这感情使他痛苦，还使他愤怒，可是倘使有人对他隐约地提到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轻蔑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罗夫很喜欢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奇怪托更堡[1]同那一切骑士爱情歌手[2]和行吟诗人[3]为什么不给送进疯人院去。他常常说：“一个女人中了你的意，你就想尽方法达到你的目的；要是达不到目的——那你就掉过背走吧——世界大得很。”奥金佐娃中他的意；那些关于她的谣言、她的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她那明显的对他的好感，这一切似乎都于他有利；可是他不久便看出来，在她身上他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要说掉过背向着她吧，他自己很诧异地发觉，他也没有力量办到。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沸腾；固然他不难使他的血平静下来，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盘据在他心上，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进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他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谈话的时候，他所表示的对一切带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的淡漠的轻蔑，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厉害；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跑到树林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不然他就会跑进仓房爬到干草堆上面，紧闭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睡去，自然他不容易就睡着。突然间他仿佛觉得那两只贞洁的手抱住了他的脖子，那两片高傲的嘴唇回答他的接吻，那一对明慧的眼睛温情地——是的，温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晕了，这一忽儿他忘记了自己，直到愤怒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又发觉自己在想着种种“可耻的”思想，好像有一个魔鬼在戏弄他似的。有时候他觉得奥金佐娃也有了改变了；她的脸上似乎带了一点特别的表情，也许……可是想到这儿他总是顿起脚来，或者咬紧牙齿，捏紧拳头跟自己生气。

然而巴扎罗夫也没有完全看错。他打动了奥金佐娃的心；她对他感到了兴趣，她时常想到他。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并不觉得乏味，她也不焦急地盼着他来，可是他一到，她马上显得兴高采烈了；她喜欢单独同他在一块儿，她喜欢跟他谈话，即使他得罪了她或者触犯了她的趣味和她的文雅的习惯，她也不见怪。她好像很想同时试探他，也试验她自己似的。

一天他同她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声音抑郁地对她说他打算不久回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她的脸色变成苍白，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痛她的心，刺得这样痛，使她自己都觉得惊奇并且思索了好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巴扎罗夫说要走的话并非故意说来试探她，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他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那天早晨他会着了他父亲的总管季莫费伊奇，那是在他小时候照应过他的人。这个季莫费伊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矮老头子，一头变了色的黄头发，一张风吹日晒的红脸，一对含着小颗眼泪的、眯起来的眼睛，他穿一件厚厚的青灰布的短外套，束一根皮条，穿一双柏油漆的长靴。他意外地在巴扎罗夫的眼前出现了。

“喂，老人家，你好！”巴扎罗夫嚷道。

“您好，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少爷，”那个矮小的老头子说，他高兴地笑起来，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脸的皱纹。

“你来干什么？他们差你来叫我吗，是吗？”

“哪儿的话，少爷，您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季莫费伊奇结结巴巴地说（他记住他动身的时候他的主人是怎样郑重地吩咐过他的）。“我进城去给老爷办事情，听说您少爷在这儿，才特地弯过来看看您少爷……我是不敢来惊动您的。”

“得啦，不要撒谎了，”巴扎罗夫打断了他的话。“你说这是到城里去的路吗？”

季莫费伊奇踌躇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父亲好吗？”

“谢谢上帝，少爷。”

“我母亲呢？”

“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也很好，谢谢主。”

“他们望我回去吧，我想？”

这个矮小的老头子把他那小小的脑袋偏在一边。

“啊，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他们怎么不望您呢？上帝作证，我看见您那两位老人家就不由得心痛啊。”

“唔，好啦，好啦，闭嘴吧！对他们说我就要回来了。”

“是，少爷，”季莫费伊奇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他走出大门，用两只手把他那顶小帽戴在头上，一直盖到耳朵，然后爬进他留在门口的那辆破旧的、竞赛用的四轮敞篷车，打起马走了，可是并不是朝城里的方向跑去。

这天晚上奥金佐娃同巴扎罗夫坐在她的房里，阿尔卡季在厅子里踱来踱去听卡佳弹琴。公爵夫人已经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她向来讨厌客人，尤其讨厌这两个“新式狂徒”，她这样称呼他们。在客厅、饭厅那些地方，她只有板起脸生气；可是她回到自己房里，便在她的女用人面前大骂特骂，骂得连包发帽和假发也都在她的头上跳起来了，这一切奥金佐娃全知道。

“您怎么打算离开我们呢？”她说，“您答应我的话又怎样了？”

巴扎罗夫吓了一跳。

“答应了什么，太太？”

“您已经忘了吗？您说过要教我一点儿化学呢！”

“太太，怎么办呢！我父亲望我回去；我不便再耽搁了。不过您可以读Pelouse et Frémy，Notions générales de Chimie[4]；这是一本好书，写得很清楚。您要知道的东西那里面全有。”

“可是您该记得：您对我说过，一本书并不能够代替……我忘记您是怎样说的了，可是您明白我的意思……您还记得吗？”

“太太，怎么办呢？”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要走呢？”奥金佐娃放低声音说。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头靠着扶手椅的椅背，她那两只一直露到肘边的膀子交叉地放在胸上。在那盏盖着镂空纸罩的孤灯的微光底下，她的脸色显得更苍白了。她的身子完全藏在一件宽大的白衣服的柔软的褶纹里面；只有那双也是交叉着的脚稍微露了一点儿脚尖在外头。

“为什么要留下？”巴扎罗夫回答道。

奥金佐娃略略转动一下头。

“您问为什么吗？您在我这儿不是住得很高兴吗？难道您想您走了就不会有人想念您？”

“我相信不会的。”

奥金佐娃沉默了一忽儿。

“您这样想就错了。可是我不相信您的话。您这句话不会是认真说的。”巴扎罗夫仍然坐着不动。“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您为什么不说话？”

“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一般的人都是不值得想念的，我更不值得。”

“为什么这样？”

“我是个实际的、乏味的人。我又不会讲话。”

“您在讨人恭维了，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

“那不是我的习惯。您难道不知道您那么看重的生活的优美的一方面，却跟我全不相干吗？”

奥金佐娃咬着她的手绢儿的角儿。

“随您怎样想都可以，可是您走了以后我要觉得寂寞了。”

“阿尔卡季会留下的，”巴扎罗夫说。

奥金佐娃略略耸了耸肩。

“我要觉得寂寞了，”她又说了一遍。

“真的吗？无论如何这不会久的。”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您自己对我讲过，只有在您的日常生活的秩序打破了的时候，您才会感到寂寞。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那么有规律，叫人挑不出一点儿错来，那里面再没有地方来容纳寂寞或者烦恼……容纳任何不愉快的情感了。”

“那么您以为我真是一点儿错也没有吗？……那是说，我把生活安排得那么有规律吗？”

“那还用说！这儿就有一个例子：再过几分钟，就要打十点了，我预先知道您就要赶我走的。”

“不，我不要赶您走，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您多坐一忽儿好了。请打开那扇窗……我觉得有点儿气闷。”

巴扎罗夫站起来把窗推了一下。窗门发出响声，一下子就开了……他没有料到会开得这么容易；而且他的手有点儿发抖。柔和的黑夜带着它那差不多是黑色的天空，它那微微摇曳的树木，和那清凉的露天空气的芬芳，探头进屋子里来了。

“请把窗帘放下来，再坐一忽儿吧，”奥金佐娃说，“在您离开以前我要跟您谈谈。给我讲讲您自己的事；您从没有谈过您自己的事呢。”

“我努力想同您谈些有用的事情，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您太谦虚了……可是我倒愿意知道一点儿您的事，还有您的家庭，您的父亲——您就是为了他要离开我们。”

“她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巴扎罗夫想道。

“那些都是毫无趣味的，”他大声说，“尤其是讲给您听；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您是把我看作一个贵族了？”

巴扎罗夫抬起眼睛望着奥金佐娃。

“不错，”他故意带着锋利的调子说。

她笑了笑。

“我看您对我知道得很浅，虽然您肯定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他们。以后我会找个时间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可是请您先讲您的吧。”

“我对您知道得很浅，”巴扎罗夫跟着说了一遍。“您也许是对的；也许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谜，就拿您来作个例子吧：您躲开交际社会，您觉得它讨厌，您却请了两个大学生到您这儿来住下。有着您这样的聪明，您这样的美丽，您却住在乡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什么？您说的什么？”奥金佐娃急急地插嘴道。“像我的……美丽？”

巴扎罗夫皱皱眉头。

“不要去管那个，”他说，“我是说我不大明白您为什么要住在乡下？”

“您不明白……可是您会照您的看法给您自己解释吧？”

“不错……我认为您老是住在一个地方，是因为您让自己娇养惯了，因为您喜欢安乐、舒服，对别的一切事情都很冷淡。”

奥金佐娃又笑了笑。

“您绝对不相信我也会有动感情的时候吧？”

巴扎罗夫从眉毛底下扬起眼光看了她一眼。

“是让好奇心鼓动的吧，也许有的；别的就没有了。”

“真的吗？好，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了；您看；您跟我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很谈得来……”巴扎罗夫声音有点儿沙哑地说。

“是的！……啊，我忘记您要走开了。”

巴扎罗夫站起来。灯光在这个幽暗、芳香、孤单的屋子的中央朦胧地摇晃；窗帘不时在动，从那缝里流进来一阵一阵沁人肌肤的、清凉的夜气，可以听见夜的神秘的细语声。奥金佐娃连动也不动一下；可是她渐渐地让一种隐秘的激动控制了她……这情感也传染到巴扎罗夫身上了。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单独地在一块儿……

“您到哪儿去？”她慢慢地问道。

他不答话，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您当我是一个平静的、柔弱的、娇养惯了的女人了，”她用同样的声音缓慢地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窗。“我却知道我自己很不幸福。”

“您不幸福？为着什么？难道您会把无聊的闲话放在心上？”

奥金佐娃微微皱起眉头，他把她的话这样地解释，使她烦恼。

“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种闲话，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太骄傲了，不会让它来扰乱我的心。我不幸福，因为……我没有生活的欲望，没有生活的热情。您带着不相信的神气望我，您以为这是一个坐在天鹅绒椅子上满身花边的‘贵族’讲的话。我并不隐瞒这个事实：我喜欢您所说的舒服，同时我又没有多少生活的欲望。随便您怎样去解释这种矛盾吧。可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浪漫主义。”

巴扎罗夫摇摇头。

“您身体健康，又是个独立的人，而且有的是钱；您还要什么呢？您要什么呢？”

“我要什么？”奥金佐娃跟着说，她叹了一口气。“我很疲倦，我老了；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很久了。是的，我老了，”她把短外套的边儿轻轻地拉下来盖她那两只光膀子。她的眼光跟巴扎罗夫的碰到一块儿了，她微微红了脸。“在我后面已经拖了这么多的回忆：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财富，以后是贫穷，然后是我父亲的死、我的结婚，再后是国外旅行诸如此类的事……这么多的回忆，却没有一桩值得记起的事；可是在我前面，在我前面——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却没有目的地……我真不想往前走了。”

“您就这样地灰心绝望么？”巴扎罗夫问道。

“不，可是我感到不满足，”奥金佐娃慢吞吞地答道。“我想，要是我对一件什么事能够发生强烈的兴趣……”

“您想恋爱，”巴扎罗夫打断了她的话，“可是您不能爱；这就是您的不幸的原因。”

奥金佐娃仔细地看她那件短外套的袖子。

“我真的不能恋爱吗？”她说。

“很难讲！只是我不该说那是不幸。恰恰相反，一个人碰到这种把戏才真可怜呢！”

“碰到，碰到什么？”

“恋爱。”

“您怎么会知道那个呢？”

“我听见人说的，”巴扎罗夫生气地回答。

“你在卖弄风骚，”他心里想，“你闲着没有事做，便逗着我玩，可是我……”事实上他的心倒要碎了。

“并且您也许，太苛求了，”他说，把整个身子俯下来，玩着扶手椅上面的穗子。

“也许是的。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则宁无。一个生命换一个生命。拿我的去，给你的来，没有后悔，没有回头。否则不如不要。”

“唔？”巴扎罗夫说，“那倒是公平的条件，我很奇怪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您要求的东西。”

“您以为把自己整个交给某一样东西是容易的事吗？”

“倘使一个人考虑起来，等待起来，而且给你自己定了价，我是说，把自己看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用考虑就把自己交出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

“人怎么能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呢？倘使我没有一点儿价值的话，谁还用得着我的忠诚呢？”

“那不是我的事；要找出来我值多少，那是别人的事情。主要的是能够献出自己。”

奥金佐娃把身子离开了椅背。

“听您讲话，”她说，“好像您自己完全经历过了似的。”

“我不过顺口说说罢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知道那全不是我的本行。”

“可是您能够献出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说大话。”

奥金佐娃不说话，巴扎罗夫也不做声。钢琴的声音从客厅里传到他们这儿来。

“怎么这样晚卡佳还在弹琴？”奥金佐娃说。

巴扎罗夫站起来。

“不错，现在真晚了，是您睡觉的时候了。”

“等一等，您急着到哪儿去？……我还有一句话得跟您讲。”

“什么话？”

“等一等，”奥金佐娃轻轻地说。

她的眼光定在巴扎罗夫的脸上；好像她在注意地观察他似的。

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忽然走到她身边，匆匆说了一声“再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他便走出去了。她把她的给捏痛了的手指放到嘴唇上，吹吹气，突然冲动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急急地向房门走去，好像她想把巴扎罗夫唤回来似的……女用人端着一个银托盘，托了一个玻璃水瓶从外面进来。奥金佐娃连忙站住，吩咐这女用人出去，她又坐下来，又在想什么事情。她的发辫散开了，像一条黑蛇似的垂在她的肩头。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屋子里好久都还点着灯，她动也不动地一直坐了很久，只是有时用手指头去摸她的光膀子，夜的寒气把它们刺得有点儿痛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巴扎罗夫回到屋子，他的皮靴给露水打湿了，他的头发散乱，脸色难看。他看见阿尔卡季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写字台前面，上衣紧紧扣着，一直扣到喉咙口。

“你还没有睡？”他带着一种像是烦恼的声音说。

“你今晚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坐得真久，”阿尔卡季不回答他的话，却另外说。

“不错，你跟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弹钢琴的时候，我都是跟她在一块儿。”

“我没有弹……”阿尔卡季没有说完便打住了。他觉得泪水涌上眼睛来了，他不愿意在他这个爱挖苦人的朋友面前哭出来。

[1] 托更堡是席勒的长诗《骑士托更堡》（1797）中的主人公，他死在所爱的女人的窗下。

[2] 或译“游唱歌手”，是中世纪德国吟咏骑士爱情的诗人。

[3] 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活动的吟咏诗人。

[4] 法语：柏鲁日与弗列米合著的《化学概论》。

十八

第二天奥金佐娃下来吃早茶的时候，巴扎罗夫埋下头望着他的杯子坐了好久。随后他突然抬起头看她……她掉过脸来对着他，好像他轻轻推了她一下似的；他觉得她的脸色在一夜的工夫有些苍白了。她不久就回到她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到吃早饭的时候才出来。这一天从大清早起落着雨；要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大家都聚在客厅里。阿尔卡季拿了最近一期的杂志，大声念起来。公爵夫人照例在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好像他在做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一样，后来她就恶狠狠地瞪着他；可是他并不理睬。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请您到我屋子里来……我有话要问您……您昨天提到一本参考书……”

她站起身子，向门走去。公爵夫人朝四周看了看，那神情仿佛在说，“瞧我，瞧我；瞧我多惊奇！”她又瞪着阿尔卡季；可是他提高了声音，并且跟坐在近旁的卡佳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继续念下去。

奥金佐娃急急地走进她的房间。巴扎罗夫迈着快步跟在她后面，他的眼睛仍旧埋着，只有他的耳朵还听到她那绸衣服的轻微的旋转声和窸窣声在他前面轻轻飘过。奥金佐娃坐的是她前一晚上坐的那把扶手椅，巴扎罗夫也坐在他的原位上。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她静了一忽儿以后问道。

“Pelouse et Frémy，Notions générales，……”巴扎罗夫回答。“不过我还可以介绍您读 Ganot，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physique expérimentale[1]。那本书里插图比较清楚些，一般地说来，这本教科书……”

奥金佐娃伸出手来。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请您原谅，可是我并不是请您到这儿来谈教科书的。我想把昨晚的话继续谈下去。您走得太突然了……这不会叫您厌烦吗？……”

“照您的意思办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可是我们昨晚谈的是什么呢？”

奥金佐娃瞟了他一眼。

“我们好像谈的是幸福。我跟您谈我自己的事。哦，我提到了‘幸福’这个字眼。那么请您告诉我，甚至于在我们，譬如说欣赏音乐吧，或者领略一个美好的黄昏，或者同有风趣的人谈话而感到愉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所感到的，仿佛是某种存在于别一个地方的无量幸福的暗示，并不是实在的幸福（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那种幸福）呢？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您没有那样的感觉吧？”

“您知道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巴扎罗夫答道，“您昨天对我说您感到不满足。事实上我从没有让这种思想跑进我的脑子里来过。”

“也许在您看来它们是可笑的吧？”

“不，可是它们并不跑进我的脑子里来。”

“真的？您知道吗？我倒很想知道您在想什么呢！”

“什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请听我说，我很早就想跟您坦白地说。我用不着告诉您——您自己是知道的——您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您还年轻——您前面有一个远大的前途。您究竟预备做什么呢？您打算有一种什么样的前程呢？我是说，您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您向着什么地方走呢？您心里想些什么呢？一句话说完，您是什么人呢？您是什么呢？”

“您叫我莫名其妙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至于我是个什么人……”

“是的，您是什么人呢？”

“我已经跟您讲过，我是一个未来的县里的医生。”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自己并不相信它。阿尔卡季可以这样地回答我，可是您不成。”

“为什么阿尔卡季……”

“您不要再讲啦！您怎么可以满足于这种卑微的工作呢？您不是常常说您不相信医学吗？您——您有那样的抱负——去做一个县城的医生！您不过拿这样的回答来敷衍我，因为您一点不信任我。可是您知道吗，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是能够了解您的；我也曾经穷过来的，我也像您那样有过抱负的；我也许还经历了您经历过的同样的艰苦。”

“这是很好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可是您得原谅我……我自来就不习惯谈论自己的事，而且您跟我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什么样的距离？您又在说我是一个贵族吗？不用再提啦，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以为我已经给您证明了……”

“就是除开那一点不说，”巴扎罗夫打岔道，“我们去谈论、去思索‘未来’有什么用处呢？‘未来’大半都不是能够由我们做主的。那个时候倘使我们有机会做一点儿事情，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倘使没有机会——至少我们还可以高兴自己并没有预先说了一堆空话。”

“您把友谊的闲谈当作空话吗？……还是您把我看成一个不值得您信任的女人？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们女人。”

“我并没有瞧不起您，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这您自己也知道的。”

“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姑且假定：我明白您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您将来的活动；可是说到您心里现在究竟发生着什么……”

“发生！”巴扎罗夫跟着她说道，“好像我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似的！无论如何这是完全没有趣味的；况且难道一个人能够常常把他心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完全大声说出来吗？”

“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够把您心里的一切事情全说出来呢？”

“您能够吗？”巴扎罗夫反问道。

“能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稍微迟疑一下，才答道。

巴扎罗夫低下了头。

“那您比我幸福。”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疑问地望着他。

“就算是这样吧，”她继续说，“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并没有白白地认识了一场；我仍然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我相信您的这种——叫我怎么说呢，紧张、矜持到后来终于会消灭的。”

“那么您看出我的矜持……跟您所说的……紧张来了。”

“是的。”

巴扎罗夫站起来，走到窗前。

“您想知道这种矜持的原因吗，您想知道我心里发生着什么吗？”

“是的，”奥金佐娃带着一种她当时还不明白的害怕再说了一遍。

“您不会生气吧？”

“不。”

“不？”巴扎罗夫背朝着她站在那儿。“那么让我告诉您吧，我像一个傻瓜，像一个疯子那样地爱着您……您到底逼我讲出来了。”

奥金佐娃伸出双手来，可是巴扎罗夫正把他的前额紧紧靠着窗上的玻璃。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他浑身颤栗。但这并不是年轻人的胆怯的打颤，也不是第一次表白爱情时候的甜蜜的惊惶；这是在他的心中挣扎着的强烈的、痛苦的激情——那种并非不像愤怒、也许还跟愤怒密切相关的激情……奥金佐娃又害怕他，又怜悯他。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她说，她的声音里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温柔。

他连忙转过身来，用一种要把人吞下去的眼光望了望她，他突然抓起她的两只手，把她拉到他的胸前。

她并不马上挣脱他的搂抱；可是过了一忽儿，她便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望着巴扎罗夫了。他又向她奔过去……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她连忙惊惶地低声说。看她那个样子好像他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她就会喊叫似的……巴扎罗夫咬着嘴唇，走出去了。

半小时以后一个女用人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送来一张巴扎罗夫的字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是不是应该今天就走，还是可以住到明天？”“为什么要走呢？我没有了解您——您也没有了解我，”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这样回答他，可是她心里想道：“我也没有了解我自己。”

一直到午饭时候，她都没有出去，她把两只手放在背后，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在窗前站一忽儿，有时候立在镜子前面，用一条手绢儿慢慢地擦她的脖子，她觉得脖子上还有一个地方像火那样地在烧着。她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她“逼”（照巴扎罗夫的说法）他吐露他心里的秘密呢，她是不是事前猜到了一点儿……“这应该怪我，”她高声说道，“可是我不能够事先料到这个。”她又在思索了，她记起了巴扎罗夫向她跑过来时候脸上那种差不多带兽性的表情，不由得满脸通红……

“或者？”她突然说，但又马上停止，摇了摇她的鬈发……她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她那向后仰的头，同她那半开半阖的眼睛和嘴唇上的神秘的微笑，这个时候好像在对他讲一桩她自己也觉得羞愧的事……

“不，”她最后下了决心说。“上帝知道这会引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无论如何，世界上最好的还是平静。”

她的心境的平静并不曾被动摇；可是她觉得忧郁，有一阵子她还掉了几滴眼泪，不过她不能够说这是为了什么——决不是为了受到的侮辱。她并不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她倒觉得错在自己。在各种不明显的情感（如对过去生活的感触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等）的影响下面，她强迫自己走到一定的界线上去，强迫自己去望界线的那一边，她在界线那一边看见的甚至不是一个深渊，却是空虚……或者丑恶。

[1] 法语：加诺著的《实验物理学初阶》。

十九

奥金佐娃的自制力虽然很强，她虽然从来不受任何成见的拘束，可是她走进饭厅吃午饭的时候，还是觉得相当窘。不过这一顿饭也平平静静地过去了。波尔菲里·普拉东内奇来了，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刚从城里回来。在那些故事中间，有一件是，布尔达路省长下令叫他的担任特别差使的属员们都要在靴子上装好踢马刺，以便他随时差遣他们骑马到各处去办紧急差使。阿尔卡季一面小声跟卡佳讲话，一面又敷衍地装出在听公爵夫人说话的神气。巴扎罗夫板起脸，固执地不做声。奥金佐娃看了他两三次——并不是偷偷地看，她正眼望着他的脸，他的脸上带着怒容，脸色很难看，眼睛埋着，整个脸上都是那种轻蔑的、坚决的表情，她想道：“不……不……不……”午饭后她陪着大家到园子里去，她看见巴扎罗夫要跟她讲话，便朝旁边走了几步，停下来。他走到她身边，可是仍然不抬起眼睛来，他声音低沉地说：

“我应当向您道歉，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一定在跟我生气。”

“不，我并不生您的气，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奥金佐娃答道，“可是我很难过。”

“那更糟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够惩罚了。我的处境是很可笑的，您一定同意我的说法。您写信给我说：‘为什么要走呢？’可是我不能住下去，也不想住下去。明天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您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走呢？”

“不，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这是迟早会发生的。因此，我必须走开。我只能想到一个使我能留在这儿的条件；可是那个条件永不会有的。因为，请您宽恕我无礼，您并不爱我，您也永不会爱我吧？”

巴扎罗夫的眼睛在他的黑眉毛下面闪动了一下。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并不回答他。“我害怕这个人，”这个思想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去。

“再见，太太，”巴扎罗夫说，他好像猜到了她的思想似的，随后他就走回屋子里去了。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她把卡佳唤到身边来，挽着她的膀子。她一直到天黑尽了都没有离开卡佳。她不打牌，只是不断地笑着，可是这跟她的苍白、烦恼的脸色并不相称。阿尔卡季非常纳闷，他像所有年轻人观察人那样观察她——那就是说，他不断地问他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巴扎罗夫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他还是出来喝茶。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想跟他讲几句亲切的话，可是她不知道怎样跟他讲起……

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她摆脱了窘境：管事进来报告，西特尼科夫来了。

这个年轻的进步分子像一只鹌鹑似地飞进屋子里来：那种古怪样子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来的。尽管他脸皮很厚，居然打定主意下乡来拜访一个他简直不熟、又从没有邀请过他的女人，只是因为他打听到那两个聪明而又跟他相熟的朋友住在她的家里，但他还是连骨髓也胆怯起来，他把事先背熟了的那些道歉和问候的话全忘了，却喃喃地说出一些无聊的话，譬如说叶夫多克西娅·库克什娜叫他来向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安啦，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也一直对他大大地称赞她啦……说到这儿他就结结巴巴地讲不下去，心里又慌又急，竟然坐到自己的礼帽上面。不过也没有人把他赶出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把他介绍给她的姨妈和妹子，因此他不久就恢复了常态，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庸俗的出现往往是生活中有益的事情：它能使过度的紧张得到松弛，它向自以为是或忘我的情感提醒它同它们的密切关系，使那些情感清醒过来。西特尼科夫一来，一切都变得好像比较迟钝，比较简单了；晚饭时候大家也多吃了些，并且比往常早睡了半小时。

“我现在可以用你从前对我讲过的话来问你了，”阿尔卡季上了床对着也在脱衣服的巴扎罗夫说，“‘你为什么这样不快活？你一定尽了什么神圣的义务吧？’”

在这两个年轻人中间近来发生了一种假装不在乎的互相挖苦的情形，这常常是暗中不快或心里猜疑的一种征候。

“我明天要到我父亲那儿去了，”巴扎罗夫说。

阿尔卡季抬起身子，支在他的肘拐上。他一面觉得诧异，一面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觉得高兴。

“啊！”他说，“你是为了这个不快活吗？”

巴扎罗夫打了一个呵欠。

“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你就要变老了。”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怎样呢？”阿尔卡季追问道。

“什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怎样？”

“我是要说她肯放你走吗？”

“我又不是她花钱雇的人。”

阿尔卡季思索起来了，巴扎罗夫在床上躺下，脸向着墙壁。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

“叶夫盖尼！”阿尔卡季突然叫起来。

“唔？”

“我明天跟你一块儿走。”

巴扎罗夫不答话。

“不过我是回家去，”阿尔卡季继续说。“我们同路到霍赫洛夫村，在那儿你可以向费多特雇马。我倒想认识你家里的人，可是我又害怕对他们同你都有些不便。你以后还要到我们家里来是不是？”

“我的东西全留在你家里呢，”巴扎罗夫说，他并不掉过头来。

“为什么他不问我干吗要走，而且走得像他那样地突然呢？”阿尔卡季想道。“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走呢，他又为什么要走呢？”他继续往下想。他对自己的问话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他心里却充满了痛苦。他觉得要离开这种他已经过惯了的生活，是很难受的；可是他单独留下来又显得有点儿古怪。“他们两个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推测道，“那么，他走了以后我还待在她眼前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只有叫她更讨厌我；我连最后的希望也会失掉了。”他就在想像中描绘起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面貌来；后来另一个面颜渐渐地透过这个青年寡妇的美丽的容貌露了出来。

“我也舍不得卡佳！”阿尔卡季轻轻地对他的枕头说，已经有一滴眼泪落在那上面了……忽然他把头发向后一甩，高声说道：

“西特尼科夫这笨蛋到这儿来干什么？”

巴扎罗夫起先在他的床上动了一下，然后说出下面的答话来：

“兄弟，我看你还是个傻瓜。我们少不了西特尼科夫这种人的。我，你得明白这个，我用得着像他那种傻瓜。不一定要天神才会烧罐子！[1]……”

“啊哈，哦！”阿尔卡季心里想道。巴扎罗夫的深得没有底的傲慢只到这一瞬间才显露在他的眼前。“那么，你同我都是天神吗？这是说——你是一尊天神，那么我是不是一个傻瓜呢？”

“不错，”巴扎罗夫板起脸说，“你还是一个傻瓜。”

第二天阿尔卡季对奥金佐娃说他要跟巴扎罗夫一块儿走的时候，她并不表示特别的惊讶；她好像有什么心事而且很疲倦。卡佳只是默默地、严肃地望着他；公爵夫人却高兴得忍不住在披巾下面画起十字来，这连他也看出来了。可是同时西特尼科夫却着实地惊慌起来了。他穿了一套崭新的漂亮衣服（这一次不是斯拉夫派的服装了），刚刚走来吃早饭；昨天晚上那个给派去伺候他的人看见他带了那么多的衬衣来，惊奇得了不得，现在突然间他的朋友们要撇下他走了！他急急地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跳来跳去，就像一只野兔给人赶到了树林边上那样，后来他突然差不多带着恐怖地、而且差不多要哭出声来地对女主人说他也要走了。奥金佐娃并不挽留他。

“我这辆有篷轻便马车很舒服，”这个倒霉的年轻人转身对阿尔卡季说，“您可以坐我的车一块儿走，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可以坐您的那辆敞篷车，这样倒更方便些。”

“可是对不起，您根本不顺路，而且到我那儿去路还很远！”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时间多着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到那个方向去。”

“干包税的事吗？”阿尔卡季非常瞧不起地问道。

可是西特尼科夫心里很不痛快，他也不像平常那样地发笑了。

“我给您保证，我的有篷轻便马车是特别舒服的，”他喃喃地说，“容得下我们三个人。”

“不要拒绝麦歇西特尼科夫的好意叫他伤心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

阿尔卡季看了她一眼，深深地埋下头去。

早饭后客人就动身了。奥金佐娃跟巴扎罗夫分别的时候，伸出手给他，并且说：

“我们还要再见的，是吗？”

“听您吩咐吧，”巴扎罗夫答道。

“那么我们还要再见。”

阿尔卡季第一个走下台阶：他上了西特尼科夫的有篷轻便马车。管事很恭敬地扶着他，可是他却恨不得要把这个人打一顿，不然就自己哭一场才痛快。巴扎罗夫坐在四轮敞篷车里面。他们到了霍赫洛夫村，阿尔卡季等着客店老板费多特换好了马，便走到四轮敞篷车那边，带着平日的微笑对巴扎罗夫说：“叶夫盖尼，带我去吧，我要到你那儿去。”

“坐下，”巴扎罗夫从牙缝里说。

西特尼科夫正绕着他的马车的轮子来回走着，起劲地吹口哨，听见这些话，他只好张了口望着；阿尔卡季冷静地从有篷轻便马车上面拿下了他的行李，坐在巴扎罗夫身边，向着他先前同车的伙伴客气地点点头，叫一声：“走吧！”四轮敞篷车转动起来，过了一忽儿就看不见了……西特尼科夫非常狼狈，他望着他的车夫，车夫正在用鞭子轻轻打着右边那匹马的尾巴玩。西特尼科夫跳进有篷轻便马车，对两个过路的农民咆哮道：“戴上帽子，你们这些混蛋！”便往城里去了，他到得很晚，第二天他在库克什娜的家中痛骂这两个“可恶的傲慢的粗人”。

阿尔卡季在四轮敞篷车里，坐在巴扎罗夫的旁边，他紧紧地捏住巴扎罗夫的手，许久都不做声。巴扎罗夫对他的握手和沉默好像很了解，而且很珍视。巴扎罗夫前一个晚上整夜没有睡，没有抽烟，他有几天几乎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在他那顶戴到眉毛上的帽子下面，他的已经瘦了许多的侧面显得更阴郁，更瘦了。

“喂，兄弟，”他终于开口说，“给我一支雪茄。你看看我的舌头是不是发黄？”

“是，是发黄。”阿尔卡季答道。

“唔……雪茄也没有味道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你近来的确有了改变了，”阿尔卡季说。

“没有关系！就会好的。只有一桩事麻烦——我母亲心肠太软了；倘使你不把肚皮吃得鼓起来，一天不吃它十次东西，她就难过得不得了。我父亲倒没有什么，他到处都去过，什么都经历过来的。不，我抽不下去了，”他说着就把雪茄烟扔到大路上尘土中去了。

“到你的庄子是不是有二十五里？”阿尔卡季问道。

“二十五。你问这位聪明人吧。”

他指着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说，那是费多特雇用的人。

可是聪明人答道：“谁能够知道呢？这一带的里又没有量过，”他又继续小声地骂那匹辕马“拿脑袋踢人”，这就是说，埋着头摇晃。

“不错，不错，”巴扎罗夫说，“这对你是一个教训，年轻的朋友，一个有益的例子。鬼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吊在一根细线上，在他的脚下随时都会裂开一个深渊，可是他仍然给他自己制造出种种的烦恼，毁坏他的生活。”

“你指的什么？”阿尔卡季问道。

“我并不指什么；我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两个都做了傻瓜。解释又有什么用！不过我在医院里实习的时候已经看到，一个人要是恼恨自己的病，——他一定会战胜这个病。”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阿尔卡季说，“我倒觉得你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理由。

“既然你完全不懂我的意思，那么让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宁可在马路上敲石子，也不要让一个女人来管住一根小指尖。那都是……”巴扎罗夫正要说出他爱用的那个字眼“浪漫主义”，但又制止了自己，另外说：“废话。你现在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你我跟女人交际过了，我们觉得这是很愉快的；可是人离开这种交际，就像在大热天泡进冷水里头一样。一个男人没有工夫去注意这些琐碎事情；西班牙的俗话说得好：男人应当凶。喂，你这个聪明人，”他又转头向那个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说，“我想你有老婆吧？”

那个农民掉过他的眼睛近视的扁平脸来望这两个朋友。

“老婆？有的。我怎么会没有老婆！”

“你打她吗？”

“打老婆？这种事情是有的。无缘无故我并不打她。”

“很好。唔，那么她打你吗？”

那个农民拉了拉缰绳。

“老爷，您讲的什么话。您真喜欢开玩笑……”他显然有点儿不高兴了。

“你听见吧，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可是我们挨了一顿打了……这就是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下场。”

阿尔卡季勉强笑了笑；巴扎罗夫转过脸去，以后一路上他就没有再开过口。

二十五里的路在阿尔卡季看来好像有五十里那样远。可是后来在一个山岗的斜坡上终于出现了巴扎罗夫的父母住的小村庄。紧靠着这个小村庄，在一座年轻的桦树林子里露出一所草顶的小宅子。两个农民戴着帽子站在第一座农家小屋的门前对骂。“你是一口大猪，”一个骂道，“比一口猪崽子还坏。”“你老婆是个巫婆，”另一个回骂道。

“从他们这种没有拘束的态度看来，”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从他们爱打趣的谈话的调子看来，你就可以猜到我父亲的农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压迫了。啊，现在他本人走出来站在宅子门口台阶上面了。他们一定听到了铃声。这是他，这是他——我认得出来他那个样子。唉，唉，他头发这样花白了，可怜的人！”

[1] 俄谚，意思是：傻瓜也用得着。

二十

巴扎罗夫从四轮敞篷车里探出身去；阿尔卡季便从他的朋友的背后伸出头去望外面，他看见在这小小宅子门前的小台阶上站着一个瘦长的人，他有一头蓬松的头发，一个瘦削的鹰鼻，身上穿着一件旧的军大衣，没有扣上钮扣。他正叉开腿站在那儿，抽着一根长烟斗，眼睛怕阳光，眯缝起来。

马站住了。

“你到底来了，”巴扎罗夫的父亲说，他仍然在抽烟，不过烟管在他的手指中间跳动起来了。“喂，下车来，下车来，让我来抱抱你。”

他拥抱起他的儿子来了……“叶纽沙，[1]叶纽沙，”一个女人的颤抖的声音叫着。门打开了，门口现出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太太，头上戴着白色包发帽，身上穿一件花短衫。她一边叹气，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要不是巴扎罗夫把她搀住，她一定会跌倒了。她那两只圆圆的小胳膊马上绕着他的脖子，她的头紧紧靠在他的胸上，这个时候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只听见她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

老巴扎罗夫深深地呼吸着，眼睛眯缝得比先前更厉害。

“啊，得啦，得啦，阿里莎！[2]停住吧，”他说，一面跟那个站在四轮敞篷车旁边一动也不动的阿尔卡季交换了一瞥，连那个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也把头掉开了；“这完全是用不着的！请停住吧。”

“啊，瓦西里·伊万内奇，”老太太结结巴巴地说，“我多少年没有看见我的宝贝，我的好儿子，叶纽兴卡[3]了，……”她还不放松她的胳膊，只抬起她那张泪湿了的、带着感动表情的起皱纹的脸，稍微离开巴扎罗夫，用幸福的、同时又可笑的眼光把他望了一忽儿，随后又扑过去将他搂住了。

“啊，是啊，这自然是人之常情，”瓦西里·伊万内奇解释道，“不过我们还是到屋子里头去好些。还有一位客人跟叶夫盖尼一块儿来。请您原谅，”他掉转身子朝着阿尔卡季把右脚向后移一下鞠一个躬说，“您明白女人的弱点；而且，啊，母亲的心……”

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动，下巴也在打颤……可是他显然在竭力克制自己，勉强做出几乎是淡漠的样子来。阿尔卡季跟他行了礼。

“真的，我们进去吧，妈妈，”巴扎罗夫说，他把这个衰弱的老太太搀进里面去了。他让她坐在一把舒服的扶手椅上，又匆匆地跟父亲拥抱了一下，还把阿尔卡季介绍给父亲。

“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不过请您包涵点：我们家里什么都简陋得很，完全是照军队里的办法。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请你安静点；怎么这样软弱！我们这位客人要责怪你了。”

“少爷，”老太太含着眼泪说，“我们还没有请教您的大名同父名……”

“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恭敬地低声对她说。

“请您原谅我这个傻老婆子，”老太太擤一擤鼻涕，把头向右边一歪，又向左边一歪，小心地先擦干一只眼睛，接着又擦干另一只眼睛。“请您原谅我。您知道我还以为我要死了，见不到我的好……好……好……儿子了。”

“现在我们不是活着见到他了吗，太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插嘴说。“塔纽什卡，”一个穿着一件鲜红的印花布衫子的十三岁的光脚小女孩，正怯生生地在门外探头张望，他便转身唤她道，“给你太太倒杯水来——放在托盘上端来，听见没有？——还有你们两位先生，”他带一种旧式的诙谐腔调说，“请你们两位到一个退伍老兵的书房里去坐坐吧。”

“让我再抱你一回，叶纽谢奇卡[4]，”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呻吟起来。巴扎罗夫向她俯下身去。“啊，你长得多漂亮了！”

“啊，我倒不知道他漂亮不漂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可是他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人们所说的‘屋门非’[5]了。现在我希望，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你已经满足了你做母亲的心，你得设法满足这两位贵客的肚皮吧，因为，你知道，夜莺不能够靠寓言充饥[6]。”

老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

“马上，瓦西里·伊万内奇，桌子就会摆好的。我要亲自跑到厨房里头去，叫人烧好茶炊，所有的东西都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啊，我已经三年没有看见他，没有给他弄过吃的、喝的了；这不是容易的事啊！”

“好啦，好太太，留神快点儿张罗吧，不要丢脸了；你们两位先生，请跟我来吧。啊，季莫费伊奇来给你请安了，叶夫盖尼。他，我敢说，这个凶老头子也很高兴的。喂，凶老头，你高兴吗？请跟着我走吧。”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的破拖鞋一路上踢跶踢跶地响着。

他的房屋全部只有六个很小的房间。其中有一间，就是他现在带我们的朋友进去的那一间，是称作书房的。一张粗腿的桌子占满了两个窗户中间的地位，桌子上堆满了给陈年的灰尘弄脏了、看起来好像是烟熏黑了的文件；墙上挂了几支土耳其枪，几根马鞭，一把指挥刀，两幅地图，几幅解剖图，一幅胡费兰德[7]的肖像，一幅嵌在黑框子里面、用头发编成的姓名缩写的花字，一张配着玻璃镜框的文凭，一张已经坐坏了、到处露出窟窿的皮沙发放在两口白桦木大柜中间；书架上凌乱地堆满了书籍、盒子、鸟的标本、罐子、药瓶；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坏了的发电机。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亲爱的客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我们在这儿过的可以说是兵营的生活。”

“得啦，不要说了，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地方呢？”巴扎罗夫打岔道。“基尔萨诺夫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大富豪，你又没有宫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他安顿在哪儿？”

“叶夫盖尼，你不要着急，耳房里有一间很好的屋子：他住在那儿一定很舒服。”

“那么，你修了一排耳房了？”

“是啊，少爷，就是洗澡房那儿，少爷，”季莫费伊奇插嘴道。

“我是说洗澡房旁边的那一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忙解释道。“现在是夏天了……我马上就到那儿去安排；季莫费伊奇，你把他们的行李搬进来吧。你，叶夫盖尼，我当然把书房让给你用。Suum cuique.[8]”

“现在你看见他了！一个多么有趣的老头儿，他人真好，”巴扎罗夫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刚走出去了，马上对阿尔卡季说：“他恰恰和你父亲一样，是个古怪的人，不过是另外的一种。他讲话太多。”

“我觉得你的母亲太好了，”阿尔卡季说。

“不错，她是个实心的女人。你等着看她给我们弄一顿什么样的午饭吧。”

“他们没有料到您今天回来，少爷，他们没有买牛肉，”季莫费伊奇说，他正把巴扎罗夫的箱子拖了进来。

“没有牛肉我们也会吃得很好。没有也就罢了。俗话说得好：贫穷不是罪恶。”

“你父亲有多少农奴？”阿尔卡季突然问道。

“这田产不是他的，是我母亲的；我记得，有十五个农奴吧。”

“一共二十二个，”季莫费伊奇带着不满意的神情说。

拖鞋的踢跶踢跶的声音又听得见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又走了回来。

“再过几分钟，您的屋子就可以接待您了，”他得意地大声说，“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我没讲错您的父名吧？这是伺候您的人，”他说，一面用手指着那个跟他一块儿进屋里来的短头发小孩，这个小孩身上穿一件两肘破烂的蓝色长外衣，脚上穿一双并不是他自己的皮靴。“他叫费季卡。啊，我儿子虽然叫我不要说，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请您包涵点，他做不了什么事。不过他知道怎样装烟斗。您当然抽烟吧？”

“我平常抽雪茄，”阿尔卡季答道。

“您这个办法很好。我自己也喜欢抽雪茄，可是在我们这种偏僻地方，很不容易弄到雪茄。”

“得啦，不要再说穷诉苦了，”巴扎罗夫又打断了他的话。“你还不如坐在这儿沙发上，让我来好好地看你一下。”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笑着，坐了下来。他的面貌很像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前额低一些、窄一些，他的嘴稍微阔一些；他老是在动，时时耸动肩膀，好像他的衣服太紧，使他的膈肢窝下面很不舒服似的；他一忽儿眨眨眼睛，一忽儿咳嗽两声，一忽儿动动手指。他的儿子却一直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镇静。

“说穷诉苦！”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跟着说了一遍。“叶夫盖尼，你不要以为我想打动（就这么说吧）我们客人的同情心：说我们住在怎样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一个有思想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至少我竭力不叫自己身上长满（就照一般人那样地说吧）青苔，不叫自己落伍。”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新的黄色的绸手帕来，这是他匆匆忙忙地跑到阿尔卡季的屋子去的时候顺手拿来的，他一面摇动手帕，一面继续说：

“我这话并不是指，譬如说，下面的事实说的：那就是，我对我的农民实行代役租制，把我的地给他们种，他们把一半的收成给我，在我自己这一方面，牺牲也不算小。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常识也命令我这样做，虽然别的地主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我现在是指科学，指教育来说的。”

“不错；我看见你这儿有一本一八五五年的《健康之友》[9]，”巴扎罗夫说。

“这是一个老朋友讲交情送给我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忙答道，“不过我们，譬如说，还知道一点儿颅相学，[10]”他又说，这句话主要是对阿尔卡季说的，他一面指着柜子上面那个画有编号的小方格的石膏人头，“就是沙因林[11]的名字我们也并非不知道，还有拉德马黑尔[12]。”

“这个省里的人还相信拉德马黑尔吗？”巴扎罗夫问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咳嗽起来。

“这个省里……自然，先生们，你们知道得更清楚；我们怎么能够赶上你们呢？现在该你们来替换我们了。在我那个时候有一位拥护体液病理学[13]的霍夫曼[14]，还有布朗同他的活力论[15]，——我们觉得他们很可笑，可是在某个时期他们自然也享过大名来的。现在你们又有新的人来代替拉德马黑尔了，你们崇拜他，可是再过二十年人们又会笑他了。”

“我对你说，省得你心里不舒服，”巴扎罗夫说，“现在我们根本就看不起医学，我们对什么人都不崇拜。”

“那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不是要做一个医生吗？”

“不错，可是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中指插进烟斗里去，那里面还有一点儿燃着的热灰。

“好吧，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我不跟你辩论。我是什么呢？一个退伍的军医，渥拿都[16]，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农业家。”他又掉过头去对阿尔卡季说：“我在您祖父的旅里做过事情，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当年也见过不少的世面。我进过各种社交界，接触过各种人物！我本人，现在站在您面前的这个人，也曾经给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和茹科夫斯基[17]看过脉！那些参加过十四日[18]的南军的人，您明白吧。（他说到这儿，便带着特别意味地紧闭他的嘴唇。）他们我全认识。唔，可是我的事情是另外的一种；你只要知道用你的柳叶刀就够了！您祖父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一位真正的军人。”

“你老实说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巴扎罗夫懒洋洋地说。

“啊，叶夫盖尼，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想一想……固然基尔萨诺夫将军不是一个……”

“得啦，不用提他了，”巴扎罗夫打岔道，“我坐车来的时候看见你那座桦树林子倒很高兴，它长得很漂亮。”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马上高兴起来。

“你瞧瞧我现在有一个多好的小花园！每棵树都是我亲手栽的。我有水果、草莓同各种各类的药草。不管你们年轻先生们怎样聪明，可是老巴拉赛尔苏斯[19]说出了神圣的真理：in herbis，verbis et lapidibus……[20]你知道，自然，我已经不行医了，可是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我还得重操旧业。他们来请教，我不能够把他们赶走。有时候贫苦的人跑来找我帮忙。这儿连一个医生也没有。这儿有一个邻居，一个退伍的少校，想不到他也在给人看病。我向人问过：‘他学过医没有？’他们告诉我：‘不，他没有学过；他行医多半是为了行善。’哈，哈！为了行善！啊，你觉得怎样？哈，哈！哈，哈！”

“费季卡，给我装好烟斗！”巴扎罗夫厉声说道。

“这儿还有一个医生，他去看一个病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带着扫兴的表情说下去，“那时候病人已经ad patres[21]去了；用人不让医生进屋，只告诉他：‘现在用不着您了。’他没有料到这一层，慌张起来，就问道：‘唔，你主人临死前打嗝儿没有？’‘打的。’‘打得厉害吗？’‘厉害。’‘啊，很好，’他就转身回去了。哈，哈，哈！”

只有老人一个人在笑，阿尔卡季勉强露出笑容。巴扎罗夫只是拼命地抽烟。谈话就这样地继续了一点钟的光景；阿尔卡季还有时间到他屋子里去了一趟，那间屋子原来是澡房的外房，不过却是很舒服，很干净的。最后塔纽莎进来通知，午饭已经预备好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第一个起身。

“走吧，先生们。要是我打扰了你们，那么请你们宽大地原谅我吧。我那位太太大概会叫你们满意的。”

午饭虽是匆匆准备的，却很可口，而且很丰富；只是酒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够味：这是一种差不多黑色的西班牙甜酒，有一点儿像青铜又像松脂的味道，还是季莫费伊奇从城里一家熟铺子里买回来的；还有苍蝇也非常讨厌。平日有一个农奴的小孩拿着一大枝绿树枝在旁边赶苍蝇；可是这一回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因为怕年轻人批评，便把他打发走了。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已经换好了衣服：她戴着一顶有丝带的高包发帽，披着一条淡青色带花的披巾。她看见她的叶纽沙，忍不住又哭起来，可是这一次却用不着她丈夫来劝她：自己连忙揩干了眼泪，因为她害怕把披巾弄脏。只有这两个年轻人在吃东西：主人同主妇早已吃过午饭了。费季卡在旁边伺候，他因为没有穿惯靴子，显然觉得很不舒服，还有一个男人相貌的独眼妇人在旁边给他帮忙，她叫安菲苏什卡，平日兼做管家、养鸡、洗衣的职务。在他们吃午饭的中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直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脸上带着非常快乐的、甚至十分幸福的表情，谈论着拿破仑的政策和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问题[22]所引起的严重的忧虑。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并不注意阿尔卡季，也不劝他多吃；她把她的圆脸（她的丰满的樱桃色嘴唇，她的脸颊上和眉毛上的小黑痣使她的脸显得非常和善）支在她的捏紧的小拳头上面，她的眼睛始终不离开她的儿子，而且一直不停地在叹气；她非常着急地想知道他这次回来要住多少时候，可是她又害怕问他。“要是他说只住两天又怎么办呢？”她想道，她的心就沉下去了。烤肉端上桌子以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便不见了。过了一忽儿，他拿着半瓶开了塞子的香槟酒回来。“你瞧，”他叫道，“我们虽然住在乡僻地方，可是遇到喜庆事情，我们也有一点儿东西来助兴呢！”他斟满了三个高脚杯和一个小酒杯，提议祝“贵客们”的健康，便依照军人的规矩把酒一口喝光了；他还勉强阿琳娜喝光那一小杯酒。蜜饯端上来的时候，阿尔卡季虽然不能吃甜的东西，也觉得他应当把那四种新做好的蜜饯每一样尝一点儿，尤其因为他看见巴扎罗夫坚决地一点儿也不吃就马上抽起雪茄来。然后茶同奶油、牛油、脆饼干一块儿送上来了；吃过了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去欣赏黄昏的美景。他们走过一条长凳的时候，他轻轻地对阿尔卡季说：

“我爱在这个地方对着落日冥想：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隐士倒合适。那儿，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我栽了几棵贺拉西[23]喜欢的树木。”

“什么树？”巴扎罗夫在旁边听见了便问道。

“啊，……刺槐。”

巴扎罗夫打起呵欠来。

“我想，现在是我们的旅客投入摩尔甫斯[24]的怀抱里的时候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

“那是说，该睡觉了，”巴扎罗夫插嘴说。“这个意见不错。的确是时候了。”

他向他的母亲告辞的时候，他吻她的前额，她却拥抱他，又偷偷地在他背后画了三次十字，给他祝福。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陪阿尔卡季到他的屋子里去，并且盼望他“睡得好，就像我在您那幸福的年纪的时候一样”。阿尔卡季在他那间澡房的外房里的确睡得非常好；屋里有一股薄荷味道；两只蟋蟀在灶后竞赛似地唱催眠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出阿尔卡季的屋子又到他的书房里去，他蜷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他儿子的脚边，准备跟他儿子谈一忽儿；可是巴扎罗夫说自己很瞌睡，马上把他打发走了，事实上巴扎罗夫一直到天亮才睡着。他睁大眼睛生气地注视着黑暗。童年的回忆在他心上并没有什么力量，而且他还不能够摆脱他最近的痛苦的印象。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先祷告到她自己满意了，后来又跟安菲苏什卡谈了许久、许久的话，安菲苏什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她主人面前，用她那只独眼死死地盯着她，鬼鬼祟祟地低声讲着她对于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的一切观察和意见。老太太的脑袋已经让快乐，让酒，让雪茄烟气味弄昏了：她的丈夫还想跟她谈话，也只好摇摇手打住了。

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古时候的名门妇女：她应当早生两百年，生在旧的莫斯科时代[25]。她笃信宗教，而且容易感动，她相信各种的兆头、占卜、咒语和梦；她相信圣痴[26]的预言，相信家怪，相信树精，相信不吉利的相遇，相信凶眼，相信流行的丹方，相信星期四那天不吃盐[27]，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她相信要是复活节整夜礼拜的烛光不灭，荞麦的收成一定好；她又相信菌子要是让人眼看见了，就不会长大；她相信魔鬼喜欢有水的地方；她相信每个犹太人的胸口上都有一块血印；她害怕老鼠，害怕蛇，害怕青蛙，害怕麻雀，害怕蚂蟥，害怕打雷，害怕冷水，害怕穿堂风，害怕马，害怕羊，害怕红头发的人，害怕黑猫，她把蟋蟀同狗当做不干净的生物；她从来不吃小牛肉、鸽子[28]、龙虾、乳酪、龙须菜、西洋野菜、野兔，她不爱吃西瓜，因为切开的西瓜使她想起了施洗的约翰的头[29]，她提起牡蛎就要打颤，她爱吃——可是严格持斋[30]；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她睡去了十小时，然而要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头痛，她就整夜不睡；除了《亚历克西或林中小屋》[31]外，她从没有读过一本书；她一年写一封，最多写两封信；可是处理家务，做果干，做蜜饯，她却十分擅长，虽然她自己的手从来不沾一下，而且她往往一坐下来就不愿意再移动。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心肠很好，并且在她的范围内她也绝不是愚蠢的。她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种是主人，他们的职责是发命令，另一种是寻常老百姓，他们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因此她也并不厌恶卑屈谄媚和跪拜的礼节；可是她对待比她低下的人却很仁慈、温和；她从来不让一个乞丐空手回去；虽然她有时候也议论旁人；却从来没有讲过谁的坏话。她年轻时候很漂亮，会弹古钢琴[32]，还会讲几句法语，可是自从她并不情愿地勉强跟她丈夫结了婚，跟他一块儿漂游了许多年以后，她的身子长胖了，也忘记了音乐和法语。她很爱她的儿子，也很怕他；她把她的田产完全交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去管理——她自己现在一点儿也不过问；只要她的老伴跟她谈起那些快要实行的改革和他自己的计划，她马上就唉声叹气，接连地摇手绢儿表示不要听下去，而且吓得把眉毛越抬越高。她多疑善虑，老是觉得会有大难临头，要是她想起什么伤心的事情，马上就会痛哭起来……像这样的女人现在是一天一天地少起来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为这桩事情高兴！

[1] 叶纽沙和叶纽兴卡都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2] 阿里莎是阿琳娜的小名。

[3] 叶纽沙和叶纽兴卡都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4] 叶纽谢奇卡也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5] 俄国腔的法语homme fait（真正的男子汉）。

[6] 俄谚，意为空谈不能充饥。

[7] 胡费兰德（1762—1836），德国学者，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长寿术》一书的著者。

[8] 拉丁语：各得其所。

[9] 从一八三三年到一八六九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医学杂志。

[10] 一种反科学的理论，认为根据头颅测量的数据即可判断人的心理特点。

[11] 沙因林（1793—1864），德国医生，教授。

[12] 拉德马黑尔（1772—1849），德国学者，医生。

[13] 一种古老的理论，认为生病是体内液体失调的结果。

[14] 霍夫曼（1660—1742），德国医生，学者。

[15] 布朗（1735—1788），苏格兰著名内科医生。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认为有机体中存在着一种支配生命现象的非物质的（超自然的）力量。

[16] 俄国腔的法语：voilà tout（如是而已）。

[17] 维特根施泰因（1768—1842），俄国元帅，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任彼得堡方面的步兵军长。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派诗人。

[18] 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大半是军官，分为南方协会与北方协会。

[19] 指瑞士名医和化学家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他批判地修改了古代医学思想，促使化学制剂应用到医学上来。

[20] 拉丁语：在草、言语和石头里面。意思大概是：应当治病。

[21] 拉丁语：到祖先那儿。

[22] 意大利为摆脱奥国统治、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的问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引起俄国社会的注意，引起俄国报刊，特别是革命民主派杂志的《现代人》和《口笛》的热烈讨论。在意法奥战争中奥地利失败，但在签订威腊法郎加和约时（1859年）拿破仑三世出卖了意大利，仍让奥地利保持对威尼斯的统治。

[23] 贺拉西（公元前65年—前8年），罗马著名诗人。用颂歌和寄语歌颂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生活乐趣。

[24]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是睡神许普诺斯的儿子。

[25] 指莫斯科做帝国首都的时期，在她这个时候俄国首都在圣彼得堡。

[26] 当时旧俄一般迷信的人认为这种半疯的低能人得到了神的感召，能够跟神接谈，几乎把他们当作了预言家。

[27] 古时俄罗斯农村旧俗，星期四不吃盐。

[28] 在从前，多数俄国人把鸽子看作圣灵的象征，不吃鸽子，也不杀鸽子。

[29] 耶稣以前的传道者，被希律王锁在监里。希律根据他弟妇希罗底的要求，吩咐护卫兵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希罗底的女儿。（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30] 即斋期中不吃肉的规定。

[31] 《亚历克西或林中小屋》是法国小说家狄克烈—狄米尼尔（1761—1819）的一本感伤的小说，有俄译本。

[32] 一种击弦键盘乐器，是钢琴的前身。

二十一

阿尔卡季早晨起来，打开窗，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个老年人穿了一件布哈拉[1]式的宽睡衣，腰间束着一条手帕，正在起劲地挖菜园。他看见了他的年轻的客人，便把身子靠在铲子上，大声说：

“祝您健康！您睡得好吗？”

“非常好，”阿尔卡季答道。

“您瞧我在这儿像辛辛纳图斯[2]那样挖地种晚萝卜呢。我们现在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上帝！——人人都应当靠自己的手来维持生活，靠别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总得自己劳动。现在看起来让·雅克·卢梭[3]究竟是对的了。要是在半点钟以前，我的亲爱的先生，您就会看见我在干一桩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肚子绞痛’——那是她的讲法，可是在我们却叫做痢疾，我……我怎么说才好呢……我给她服鸦片；我又给另一个女人拔了一颗牙齿。我劝这个女人上麻药……她却不肯。我干这些事都是gratis[4]——安那马久尔[5]。而且这也不足为奇；您知道我是一个平民，homo novus[6]，我不是世家出身，不像我妻子那样……您要不要在喝早茶以前到这儿荫凉处来，呼吸一点儿早晨的新鲜空气？”

阿尔卡季便出去到了他身边。

“再一次欢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把手举到他头上那顶油腻的无边小帽旁边，行了一个军礼。“我知道，您过惯了阔气的、快乐的生活，不过就是当代伟人也不至于不高兴在农舍里头住上几天的。”

“啊哟，”阿尔卡季叫起来，“您怎么把我比作当代伟人呢？我也没有过惯阔气的生活。”

“请原谅，请原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客气地笑答道。“虽然我现在是不中用的古董了，可是我也曾见过世面的——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为人。我多少也算得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观相家。要是我没有那种——我姑且大胆地说吧——本领，我早就完蛋了；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是立不住脚的。我这样对您说并不是恭维您：我看见您跟我儿子的交情，万分高兴。我刚才看见他了；他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他这种习惯——到附近散步去了。请许我问一句——您跟我儿子认识很久吗？”

“从去年冬天起的。”

“不错，先生。请许我再问一句，——我们坐下来谈谈不好吗？请许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直爽地问您一句，您觉得我的叶夫盖尼怎样？”

“您的儿子是我所遇见的一个挺了不起的人，”阿尔卡季起劲地答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两只眼睛突然睁得很圆；两颊略微发红。铲子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那么您以为……”他开始说……

“我相信，”阿尔卡季打岔道，“您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会给您府上增光。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这样地相信。”

“这……这是怎样的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费力地慢慢说道。一个快乐的微笑使他的阔嘴张开了，那笑容一直留在他的嘴唇边。

“您要不要我告诉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要的……而且大概讲一下……”

阿尔卡季便讲起巴扎罗夫的故事来。他这次比他跟奥金佐娃跳玛组卡舞的那个晚上谈得更起劲，更热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他一忽儿擤鼻涕，一忽儿把他的手帕放在两只手里搓成一团，一忽儿咳嗽，一忽儿又把头发搔得直立起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俯下头去，在阿尔卡季的肩头吻了一下[7]。

“您使我快乐极了，”他说，笑容一直没有消失。“我应当告诉您，我……崇拜我的儿子；我的老妻更不用提了——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儿子是怎样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感情，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任何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对；许多人因为他的性格坚强而批评他，认为这是骄傲、无情的表示，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来衡量的，不是吗？随便举个例子说，别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成为他父母的累赘；可是他，您相信吗？从生下来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多花过一个戈比，上帝知道的。”

“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正直的人，”阿尔卡季说。

“的确是没有私心的。可是我，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我不但崇拜他，我还以他自豪，我的虚荣心就是：有一天他的传记里面会写上这样的几行：‘一个寻常的军医的儿子，不过这个父亲很早就看得出他的伟大，并且不惜花任何代价来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讲不下去了。

阿尔卡季捏了捏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停了一忽儿又问道，“他是不是会在医学方面得到您所预料的声名呢？”

“当然不是在医学方面，不过就是在这方面他也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那么在哪一方面呢，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

“现在很难说，不过他会成名的。”

“他会成名的！”老人跟着说了一遍，他静静地思索起来了。

“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叫我来请你们进去喝茶，”安菲苏什卡走来说，手里端着一大盆熟了的覆盆子。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有没有凉的奶油来拌覆盆子？”

“有的，老爷。”

“记住，要冷的！不要客气，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多拿一点儿。怎么叶夫盖尼还不来呀？”

“我在这儿，”巴扎罗夫的声音从阿尔卡季的屋子里传出来。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忙转过身去。

“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晚了，amice[8]，我跟他已经谈了好久了。现在我们得进去喝茶去：母亲在叫我们。哦，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个农民；他在害着黄疸病……”

“是说黄疸病吗？”

“是的，一种慢性的、顽强的黄疸病。我给他开了矢车菊和小连翘，叫他吃萝卜，又给他苏打；可是这些都只是姑息剂；还想给他用点更有效的药。你虽然看不起医学，不过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给我一点很好的意见。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先进去喝茶。”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高高兴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口里哼着《罗勃》[9]里面的句子：法则，法则，法则让我们自己来规定，活……活……就是要活得快乐！“好大的活力！”巴扎罗夫说着，就离开了窗口。

到了中午的时候。隐在一片连绵不断的浅白色薄云后面的太阳好像在燃烧一样。四周很静；除了公鸡在村子里挑衅般地对啼，让听见的人发生一种古怪的瞌睡和烦闷的感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顶上，有一只小鹰高高地在那儿连连发出哭唤似的哀鸣。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躺在一个小小的干草墩的荫处，身子底下垫了两三抱草，这虽是干了的草，并且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它们仍然带绿色，仍然有香味。

“那棵白杨，”巴扎罗夫开始说，“使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它长在土坑边上，那儿原先是个烧砖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土坑同白杨有一种特殊的法力；我在它们旁边，从来不觉得厌烦。我当时并不明白我之所以不厌烦，只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唔，我现在长大了，法力也就不起作用了。”

“你在这儿一共住了多少时候？”阿尔卡季问道。

“连续住了两年的光景；后来我们就出去旅行。我们过一种漫游的生活，老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搬来搬去。”

“这所宅子盖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盖的，就是我母亲的父亲。”

“你的外祖父，他是个什么人？”

“鬼知道。大概是个准少校吧。他在苏沃罗夫[10]手下干过事，他老是讲他那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故事——说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们客厅里挂了一幅苏沃罗夫的像。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小宅子：又古老，又暖和；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灯油和苜蓿混在一块儿的气味，”巴扎罗夫打个呵欠说。“这些可爱的小宅子里的苍蝇……呸！”

“告诉我，”阿尔卡季停了一下又说，“你小时候他们管束得严不严？”

“你看见我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严厉的人。”

“你爱他们吗，叶夫盖尼？”

“爱的，阿尔卡季。”

“他们多爱你啊！”

巴扎罗夫静了一忽儿。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后来把两只手托住后脑勺，问了这一句。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父母在世界上活得非常快乐。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在忙忙碌碌，谈着姑息剂，给人治病，对农民厚道——一句话说完，他过的是称心如意的日子；我母亲也很快乐；各种各样的事务把她的时间全占去了，她一忽儿唉声，一忽儿叹气，她连想到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里，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

“让我来说一句，你这番话可以应用在一般人的身上……”

“你说得对，”巴扎罗夫打岔道。“我正要说，他们——我是指我的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感到厌倦和愤怒。”

“愤怒？为什么愤怒？”

“为什么？你怎么能够问为什么？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什么都记得，可是我仍然不承认你有愤怒的权利。你不幸福，我承认，可是……”

“嗳！那么你，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我看得出，你对爱情的看法是同一般新的年轻人一样了。你咯咯咯地唤着母鸡，可是等到母鸡走过来，你又跑开了！我不是这样的。可是用不着再讲这个了。再说那些没有办法的事，未免太可羞了。”他翻了一个身。“啊哈！这儿有一只勇敢的蚂蚁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带走它，兄弟，带走它！不要去管它怎样抵抗，你得利用这个事实：你作为一个动物就有不承认怜悯心的权利，不像我们这些毁掉自己的人。”

“你不应该这样说，叶夫盖尼！你什么时候毁过你自己来的？”

巴扎罗夫抬起头来。

“这是惟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小娘儿们也不会把我毁掉。阿门[11]！现在完结了。关于那件事你不会听见我再讲一个字了。”

这两个朋友静静地躺了一忽儿。

“不错，”巴扎罗夫又说，“人是奇怪的生物。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亲们’在这儿过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不然；你不久就会感到苦闷了。你总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去跟他们吵架也好，总想跟他们来往。”

“一个人应当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它每一刻的时光都过得有意义，”阿尔卡季带着思索地说。

“谁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错误，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可以忍受……可是——无聊的闲话，无聊的闲话……这却是受不了的。”

“一个人只要不承认无聊的闲话，对他无聊的闲话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不过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说罢了。”

“什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譬如说教育是有利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可是要说教育是有害的，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了。它听起来好像更漂亮，其实是二而一的。”

“那么真理是在哪儿，在哪一方面呢？”

“哪儿？我像回声那样地回答你：在哪儿？”

“今天你心里不痛快，叶夫盖尼。”

“真的？我想大概是太阳把我晒得太厉害了，而且也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覆盆子。”

“那么睡一忽儿午觉倒不坏，”阿尔卡季说。

“好吧；只是你不要望我：每个人的睡相都是愚蠢的。”

“别人对你怎样想法，在你看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好。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应当顾虑这个的；对一个真正的人，别人用不着去议论他，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这倒古怪！我什么人都不恨，”阿尔卡季想了一下说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个心肠又软、感情又脆弱的家伙；你怎么会恨人呢？……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么你呢，”阿尔卡季打岔地说，“你相信你自己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吗？”

巴扎罗夫不响了。

“等到我遇着一个在我面前不低头的人，”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那么我再来改变我对我自己的意见。恨！不错，譬如，我们今天走过我们的管理人菲利普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又漂亮、又白的小屋，——你说，要是连最后的一个农民也有这样一所房屋的时候，俄国就到了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促成它的实现……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民，不管他叫菲利普，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我为什么要他谢我呢？唔，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而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12]；以后又怎么样呢？”

“得啦，叶夫盖尼……要是有人听见你今天讲的话，他会跟那班骂我们没有原则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讲话就同你伯父一样。一般地说，原则是不存在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只有感觉。一切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

“就这样的。譬如拿我来说，我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那样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爱苹果——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肯对你说的，而且我下次也不会再跟你讲它。”

“什么？那么正直也是一种感觉吗？”

“那还用说！”

“叶夫盖尼！”阿尔卡季声音忧郁地说。

“啊？什么？这句话不合你的胃口吗？”巴扎罗夫打岔说。“不，兄弟。既然下了决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割下，就该把自己的脚也砍掉[13]。可是我们谈哲理也谈够了。普希金说得好：‘大自然送出睡梦的静寂。’”

“他从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阿尔卡季说。

“好吧，倘使他没有说过，他既然是一个诗人，他就很可以说——而且也应当说这句话。我想，他一定在军队里头干过。”

“普希金从来没有做过军人。”

“对不起，在他的每页书上都是：‘战斗去，战斗去，为了俄罗斯的荣誉！’”

“啊，看你乱编些什么！我要说这实在是毁谤了。”

“毁谤？事情太重大了！你想拿这样的话来吓唬我！不管你怎样去毁谤一个人，他实际上总要比你讲的坏二十倍。”

“我们还是睡一忽儿觉吧，”阿尔卡季带着不痛快的调子说。

“我非常赞成，”巴扎罗夫答道。

可是他们都睡不着。两个年轻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差不多是仇视的情感。过了五分钟的光景，他们睁开眼睛，默默地对望了一下。

“你瞧，”阿尔卡季突然嚷道，“一片枯萎的枫叶离开了树枝，正朝地上落下来，它飘着就像一只蝴蝶在飞一样。这不奇怪吗？最悲惨的死的东西——却跟最快乐的活的东西一样。”

“啊，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巴扎罗夫大声说，“我求你一件事：不要用美丽的辞藻。”

“我会讲什么就讲什么……你这真是专制了。我脑子里头有了一个思想，我为什么不该把它讲出来呢？”

“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该讲出我的思想呢？我觉得那种美丽的辞藻实在不好听。”

“那么什么话好听呢？骂人吗？”

“啊—啊！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后尘呢。要是那个白痴听见了你的话，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

“你把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叫做什么？”

“我叫得非常恰当，他是一个白痴。”

“可是这叫人太难堪了！”阿尔卡季嚷起来。

“啊哈！家族的感情在讲话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我早看出来这种感情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见；可是要他承认他那个偷手绢儿的兄弟，这是随便举例说的，是一个小贼，——那就办不到了。老实说：我的兄弟，我的——不是天才……这是可能的吗？”

“是单纯的正义感在我心里讲话，一点儿也不是家族的感情，”阿尔卡季热烈地答道。“不过你既然不了解那种感情，你既然没有那种感觉，你就不能够批评它。”

“换句话说，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只好低头不做声。”

“请你不要说吧，叶夫盖尼；我们结果会吵起来的。”

“啊，阿尔卡季！给我一个恩典。我求你，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吵一回。”

“可是我们后来也许会弄到……”

“打架吗？”巴扎罗夫打岔地说。“好吧？这儿，在干草上面，在这种牧歌的环境里，离开世界和人们眼睛又远——那是不要紧的。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动手就会掐住你的喉咙……”

巴扎罗夫伸开他那瘦长的、结实有力的手指……阿尔卡季掉转身走开，玩笑似地做出准备抵抗的姿势……可是他朋友的脸色在他眼里显得非常凶恶——在他那嘴唇上似笑非笑的微笑里，在他那发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恐吓的表情，他不由自主地觉得胆怯起来……

“啊！原来你们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老军医在年轻人的面前出现了，他穿一件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上衣，头上戴一顶也是自己家里做的草帽。“我到处找你们……可是，你们倒挑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干得很好。躺在‘大地’上面，仰望‘天空’……你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吗？”

“我除了要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天空，”巴扎罗夫嘟哝说，他又转过脸对阿尔卡季小声说：“可惜他打了我们的岔。”

“唔，不要说了，”阿尔卡季低声说，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就是再深的友情也不见得长久受得住这样的冲突。”

“我望着你们，我年轻的朋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也在这个时候说，他把头摇了摇，两手交叉着按在他亲手做的弯曲得很巧妙的、柄上雕一个土耳其人头的手杖上头，——“我望着你们，我就止不住我的赞美。你们有多大的力量，精力最旺盛的青春，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简直是……卡司托耳跟波卢克斯[14]。”

“现在你瞧——他来卖弄他的神话学了！”巴扎罗夫说，“你一听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拉丁语学者了！啊，我好像记得你从前得过拉丁语作文的银牌奖章——是不是？”

“狄俄斯枯里[15]，狄俄斯枯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反复地说。

“啊，得啦，父亲；不要婆婆妈妈的了。”

“偶尔来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说。“不过先生们，我并不是找着来恭维你们的；我是来，第一，告诉你们快开午饭了；第二，我要通知你一声，叶夫盖尼……你是一个聪明人，你通晓人情，你知道女人家的脾气，那么你会原谅的……你妈妈因为你回家来要做一次谢恩礼拜。你不要以为我来请你去参加谢恩礼拜——它已经做完了；可是阿历克赛神甫……”

“这儿的教士吗？”

“是的，那个教士；他要在我们这儿……吃饭……我并没有料到，我也不赞成……可是也不知道怎样搞的……他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唔，而且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好的、明白事理的人。”

“我想他不会把我的一份午饭也吃掉吧？”巴扎罗夫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笑了起来。

“啊呀！这是什么意思！”

“好啦，我不再要求什么了。我不管同谁一桌吃饭都可以。”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戴正他的帽子。

“我早就相信你不受任何偏见的拘束。就拿我来说吧，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了，我也没有偏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敢承认是他自己要做谢恩礼拜的……他对宗教的虔诚不亚于他的妻子。）并且阿历克赛神甫很想跟你认识。你也会喜欢他的，你等一忽儿瞧吧。他并不反对打牌，并且有时候——这句话只有在我们中间讲——他还抽一袋烟呢。”

“好吧。我们吃过饭来打一圈，我会好好地赢他。”

“嘿！嘿！嘿！我们瞧吧！恐怕靠不住。”

“怎么？难道你的兴致还不减当年？”巴扎罗夫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青铜色脸颊上泛起一层局促的红晕。

“你不害臊吗，叶夫盖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的，我愿意在这位先生面前承认我年轻时候有过这种嗜好，——这是事实；而且我为它也受够苦了！啊，天气真热！让我跟你们坐一忽儿。我想，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啊，一点儿也不，”阿尔卡季答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呻吟一声，在干草上坐了下来。

“亲爱的先生们，”他说，“你们现在这个睡铺叫我想起了我从前在军队里的露营生活，包扎所也是在一个像这样的靠近干草堆的地方，而且就是这样的地方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他又叹了一口气。“我一生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说吧，要是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桩比萨拉比亚大瘟疫中的古怪事情。”

“你就是为了那桩事情得到弗拉季米尔勋章的吗？”巴扎罗夫插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挂在身上？”

“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没有偏见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结结巴巴地说（他刚刚在前一天叫人把红丝带从他的衣服上拆了下来），他接着就讲起瘟疫的故事来。“您瞧，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轻轻地说，又好意地眨了眨眼，然后大声叫道：“叶夫盖尼！起来！我们去吃午饭吧……”

阿历克赛神甫生得魁伟、肥胖，一头浓发梳得很光，他那件淡紫色绸法衣上面束了一根绣花腰带，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机灵知趣的人。他连忙先伸出手给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好像他预先知道他们并不要他祝福似的[16]，他的举止大都是毫无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得罪别人；他偶尔也笑话神学校里教的拉丁语，却极力维护他的主教；他喝了两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尔卡季的一根雪茄，并不马上抽它，说是他要带回家去。他只有一桩事叫人看了觉得不大舒服，就是他时时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举起手去捉脸上的苍蝇，有几回居然把苍蝇压扁了。他坐在牌桌旁边并不显得十分高兴，结果他却从巴扎罗夫手里赢了两个半卢布的钞票：在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家里，没有人会用银子计算[17]……她照旧坐在她儿子的身边（她是不打牌的），她照旧用一只小拳头支住她的脸颊；她只有去叫人端一点儿新的吃食上来的时候才站起身子走开。她不敢去亲巴扎罗夫，他不鼓励她，也不让她去亲他；而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也劝过她不要太“麻烦”他了。“年轻人不喜欢那种事情，”他这样地跟她讲了好几次。（这儿用不着说那天的午饭是多么丰富；季莫费伊奇大清早就亲自赶车去买一种特别的契尔卡斯的牛肉[18]；管理人到另一个方向去买淡水鳕、鲈鱼、龙虾；单是蕈子一样就给了那些乡下女人四十二戈比。）可是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巴扎罗夫，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与温情；那里面还有忧愁，也搀杂得有恐惧和好奇心；那里面还可以看出一种温顺的责备来。

可是巴扎罗夫却无心去分析他母亲的眼里究竟是什么表情；他很少跟她讲话，不过偶尔问她一两句简短的话罢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一换“手气”；她就静静地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怎样，”她等了一忽儿，问道，“有没有用处？”

“更坏了，”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答道。

“他打的牌太冒险了，”阿历克赛神甫好像表示惋惜地说，他一面抚摸他的漂亮的胡子。

“拿破仑的方法，好神甫，拿破仑的方法，”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插嘴说，他打出了一张“爱司”。

“可是它把拿破仑送到圣海伦那[19]去了，”阿历克赛神甫说，他拿出王牌把“爱司”吃了。

“你要不要喝一点儿红醋栗水，叶纽谢奇卡？”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问道。

巴扎罗夫只是耸了耸肩。

“不成！”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烦透了；我想工作，可是在这儿无法工作。我想再到你们的村子那儿去；我的实验标本也都留在那儿。在你们家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在这儿虽然我父亲老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书房让给你用——没有一个人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一步。我又不好意思把他关在门外。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听见她在隔壁不住地叹气，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没有话对她说。”

“她一定会非常伤心，”阿尔卡季说，“他也会那样。”

“我还要回来看他们。”

“什么时候？”

“唔，等我要到彼得堡去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的母亲。”

“为什么呢？是她请你吃饱了草莓吗，还是别的缘故？”

阿尔卡季埋下了眼睛。

“你不了解你的母亲，叶夫盖尼。她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的确是很聪明的。今天早晨她跟我谈了半小时，谈的话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谈论我吧？”

“我们并不是单单谈论你。”

“也许；你作为旁观者看得清楚些。倘使一个女人能够谈得上半小时的话，那往往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我仍然要走。”

“可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也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他们一直在议论怎样安排我们这两个星期里的生活。”

“这是不容易的事。今天有什么魔鬼叫我去把我父亲挖苦了一顿：他前两天叫人把他的一个纳租的农民抽了一顿鞭子，——他做得很对；不错，不错，你用不着这样害怕地望着我——他做得很对，因为那个农民是一个惯贼，一个酒鬼；只是我父亲绝没有料到我，像人们说的那样，已经知道了这桩事情。他非常狼狈。现在我又要叫他格外伤心了……不要紧！他不久会好的。”

巴扎罗夫虽然说是“不要紧”；可是这一天已经过完了，他还不能够下决心把他的主意告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跟他父亲道过了晚安，他才假装打一个呵欠，说道：

“啊，……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明天请你差人把我们的马带到费多特那儿去换班。”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吓了一跳。

“基尔萨诺夫先生要走吗？”

“不错；我跟他一块儿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脚也站不稳了。

“你要走？”

“不错……我一定得走。请你叫人把马预备好。”

“好吧……”老人结结巴巴地说，“预备备用的马……好……只是……只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得到他那儿去稍微住一些时候。以后我还要回来的。”

“啊！稍微住一些时候……很好。”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掏出手帕来，擤了擤鼻子，身子差一点儿弯到地上了。“好吧……都会给你办妥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我们这儿……住长些。三天……分别了三年，这，这实在少；实在少，叶夫盖尼！”

“可是我对你说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一定要去一趟。”

“一定要……那有什么办法呢？责任超过一切。那么得把马送去吧？很好。不用说，阿琳娜和我都没有料到这个。她刚从一个邻居那儿讨了一点花来，预备给你装饰屋子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没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光着脚趿起拖鞋去找季莫费伊奇商量，用他那打颤的手指掏出一张一张的破钞票，差遣季莫费伊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他买好的饮食，买红葡萄酒，据他看来，这两个年轻人是极喜欢喝红葡萄酒的。）主要的是……自由；这是我的规则……我不想妨碍你……不……”

他突然闭了嘴，向着门走去。

“我们不久会再见的，父亲，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并不掉转身来，他只是摆摆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寝室，看见妻子已经睡着了，他便轻轻念他的祷告辞，免得把她惊醒。可是她仍然醒了。

“是你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她问道。

“是我，妈妈。”

“你从叶纽沙那儿来吗？你知道不知道，我怕他睡在沙发上不舒服？我叫安菲苏什卡给他铺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头；我本来应该把我们的鸭绒被给他，可是我记得他不喜欢睡太软的床。”

“不要紧，妈妈；你不要担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怜悯我们罪人吧[20]，”他又继续小声地念他的祷告辞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很可怜他的老妻；他不想现在就告诉她明天有一个多大的悲痛在等着她呢。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第二天便走了。从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满了忧郁、沮丧的气氛；安菲苏什卡打碎了盘子、碟子；连费季卡也弄得糊涂起来了，结果他无缘无故脱掉了脚上的靴子。瓦西里·伊万内奇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惊忧过；他显然竭力装出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大声讲话，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容显得消瘦，他的眼睛一直在避开儿子的眼光。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轻轻地哭着；她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要不是她的丈夫在大清早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工夫劝她，她就会没法控制自己了。巴扎罗夫不止一次地答应他一定在一个月里头回来，最后他终于从他们的挽留的拥抱中挣脱了身子，坐上四轮敞篷车；马跑起来，铃子在响，车轮在转动，——他们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尘土定了下来，季莫费伊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地爬进他的小房子去了；这所小小的宅子里只剩下这一对老人，连宅子也突然显得老朽龙钟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刚才还立在台阶上起劲地摇着手帕，现在他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头垂到胸前。“他丢开，丢开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丢开我们了；他不高兴同我们在一块儿。现在只剩下我们孤孤单单的了！”他接连念了几遍，每次他都把一只手伸出来，食指单独地举起[21]。后来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走到他身边：把她的灰白的头靠着他的灰白的头，说道：“瓦夏[22]，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子不再需要我们照管了。他就像一只鹰，高兴飞来就飞来，高兴飞去就飞去；你我却像生在树孔里的两朵蕈子，我们紧紧靠在一处，从来不移动一下。只有我对你永远不变，你对我也是一样。”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手从他的脸上取下来，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抱得紧紧地，比他年轻时候抱她还要紧些：在他悲痛的时候她安慰了他。

[1] 地名，在中亚细亚。

[2] 辛辛纳图斯（约公元前5世纪），罗马的贵族和执政官。据传说，他生活朴素，自己种地。

[3]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要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的教育和幸福生活的条件之一是劳动。

[4] 拉丁语：免费的。

[5] 俄国腔的法语：en amateur（业余的）。

[6] 拉丁语：新人。

[7] 在帝俄时代，吻主人的肩头是农奴们的习惯。

[8] 拉丁语：朋友。

[9] 全名为《恶魔罗勃》，是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在一八三○年所作的歌剧。

[10] 苏沃罗夫（1729—1800），俄国统帅，于一七九九年在意大利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同年他统率下的俄罗斯军队在向瑞士进军中，完成了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

[11] 基督教祷告的结尾词，意即：“心愿如此”。

[12] 意思是：在我的墓地上要长起牛蒡来。

[13] 意思是：否定一切。

[14] 希腊神话中大神宙斯跟勒达生的双生子。这里是指一对非常亲密的朋友。

[15] 狄俄斯枯里是卡司托耳和波卢克斯二神的合称。

[16] 通常教士看见人不握手，只给他们祝福，他们便吻他的手。阿历克赛神甫知道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不会接受他的祝福，便先伸出手给他们。

[17] 当时银子的价值与钞票的价值不同，银子贵得多。这是尼古拉一世滥发钞票的结果。

[18] 这是上等的牛肉。

[19] 南大西洋上一个英国海岛，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一世给放逐在这个岛上，他后来（1821）便死在这儿。

[20] 这一句是他的祷告辞。

[21] 俄谚：像手指一样地孤单。

[22] 瓦夏是瓦西里的小名。

二十二

我们的朋友除了偶尔交换几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以外，就闭上嘴，一直坐车到了费多特那儿。巴扎罗夫并不十分满意自己，阿尔卡季也不满意他。他也感到了那种只有很年轻的人才知道的没来由的悲哀。车夫换好了马，爬上驾车座位，问道：“向右去还是向左去？”

阿尔卡季打了一个颤。向右去的路是到城里去的，从城里便可以回家；向左去的路是到奥金佐娃的家去的。

他望了一下巴扎罗夫。

“叶夫盖尼，”他问道，“到左边去吗？”

巴扎罗夫把脸掉开。

“这多愚蠢！”他喃喃地说。

“我知道这愚蠢，”阿尔卡季答道。“可是这有什么害处呢？难道这是第一回吗？”

巴扎罗夫把帽子拉下来盖住前额。

“随你的意思办吧，”他末了说。

“向左去！”阿尔卡季大声说。

四轮敞篷车便朝尼科利斯科耶的方向转动了。可是这两个朋友决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以后，反而比先前更不高兴开口了，甚至都好像是在生气似的。

奥金佐娃的管事在宅子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他那种态度使这两个朋友马上觉得：他们这次突然顺从了自己一时的冲动，是一种欠审慎的举动。这儿的人显然并没有料到他们会再来。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面貌，在客厅里坐了大半天。后来奥金佐娃出来见他们了。她像平日那样亲切地接待他们，可是对他们这样快回来表示惊讶；并且从她那缓慢的举动和言语上看来，她是不大高兴他们回来的。他们连忙声明，他们只是路过这儿顺便来拜访她，三四小时以后他们就得动身进城去。她不过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她请阿尔卡季代她问候他的父亲，随后就叫人去请她的姨母来，公爵夫人带着睡容出来了，这使她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显得更凶了。卡佳不大舒服，没有出来。阿尔卡季忽然觉得他想见卡佳的心情至少是同想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心情一样迫切。四个小时在没有多大意义的闲谈中间消磨过去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论听他们讲话，或者自己说话，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一直到他们告辞的时候，她从前的那种友情才似乎又在她的心中活动起来。

“我这一阵子脾气不大好，”她说，“不过你们千万不要介意，一半天请再来——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

巴扎罗夫同阿尔卡季两个人默默地鞠躬回答，然后坐上车去，他们一路上也不再停留，让车子一直往马利因诺跑去，第二天的傍晚他们就平安地到了那儿。在这长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提过奥金佐娃的名字；尤其是巴扎罗夫，他几乎没有开口，却带着一种冷酷的紧张表情不停地朝路旁边另一个方向望去。

马利因诺的每一个人看见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因为儿子离家太久，心里开始有点儿着急，所以在费尼奇卡眼睛发亮地跑来告诉他“年轻先生们”回家的时候，他马上发出一声叫喊，摇摆着两腿从沙发上面跳起来；连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也多少感到一点儿愉快的兴奋，他跟这两个回家的游子握手的时候还露出谦和的微笑。接着是谈话和问询；阿尔卡季谈得最多，尤其是在晚饭的时候，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叫人拿出几瓶刚从莫斯科送到的黑啤酒来；他也同他们一块儿喝酒，直喝到两颊通红，他不断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半小孩气的、半神经质的笑声。连用人们也都传染到了这种普遍的快乐。杜尼亚莎好像疯了似的，不停地跑来跑去：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彼得在半夜两点多钟还拿出吉他来弹一支哥萨克圆舞曲。琴弦在静寂的空气中发出一种哀婉的、悦耳的音调；可是除了开始的几下装饰音以外，这个有教养的听差就弹不出什么来了；他天生没有音乐才能，就同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才能一样。

在这个时候，马利因诺的生活并不十分美满，可怜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处境很不好。农庄里的麻烦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都是些令人心烦的没有道理的麻烦。他雇的长工给他的麻烦简直是不能忍受的。有的人要求算清工钱，有的人又要求增加工资，还有一些人领了预支的工钱就带着跑了。马病了；马具好像是给火烧坏了似的；工作做得很马虎；从莫斯科买来的一架打麦机因为太重不合用，另一架只用了一次就坏了；牛舍给烧去了一半，只因为用人中间有一个瞎眼老太婆在刮风天拿了一块烧着的木头去熏她自己的病牛……那个老太婆一口咬定说这个灾祸的起因是：主人想做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式干酪和各种牛奶食品。总管突然懒起来了，他开始在发胖，俄国人凡是得到舒服的位置的，都长得很胖。他只要远远地望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会丢一块木片去打一只在旁边走过的小猪，或者骂一个光着半身的小孩来表示他热心工作，可是在其余的时候他大半是在睡觉。那些佃农不但不按期纳租，还偷盗树林里的木材；看守人差不多每夜都在“农庄”的牧地上捉住几匹农民的马，有时候要经过一番争夺以后才能够把马带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本来规定了罚金作为赔偿损失，可是每回的结果总是马白白吃了主人的一两天草料，仍旧由原主领回家去。末了，又加上这样的事：农民中间发生了争执：弟兄闹着分家，他们的妻子不能够住在一处；突然间打起架来了，就好像听到谁的号令似的，一下子整个村子都惊动了，全村的人立刻跑到事务所的台阶前面，往往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打得满脸伤痕，都围着主人要求公平裁断，他们中间闹的闹，叫的叫，还有女人的哭号，同男人的咒骂混在一块儿。主人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费力把打架的双方拉开，他不得不把嗓子都叫哑了，虽然他自己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的解决。在收割的时候人手不够；附近地方一个独院地主[1]做出极恳切的样子来商量，表示他愿意供给收割的人，讲定了两卢布一俄亩的代价，结果他却用最无耻的手段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骗了；他自己村子里的妇女要着从没有听见过的高的工钱，却让麦子落在田里；一方面收割的工作不能好好进行，另一方面监护院[2]却逼他并且威吓他要他立刻把借款的利息付清……

“我已经用尽我的力量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止一次灰心地说。“我自己不能够打架；要是叫警察来吧，又跟我的原则冲突；可是对付这班人，要是不用惩罚去吓唬他们，便什么都干不了！”

“Du calme，du calme，”[3]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听见了，就会拿这样的话安慰弟弟，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免要哼几声，皱皱眉头，拉拉小胡子。

巴扎罗夫完全不管这些“无谓的争吵”，而且他是一个客人，也不便去干预别人的事情。他到马利因诺的第二天就着手研究他的青蛙、纤毛虫同化合物，整天忙着这些工作。阿尔卡季却跟他相反，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即使不给父亲帮忙，至少也得做出准备给父亲帮忙的样子。他耐心地听父亲讲那些事，有一回他还提供了意见，他并没有想到要父亲采用他的意见，只不过借此表示他的关心罢了。田地上的事情他并不讨厌，他甚至高兴地幻想过将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却装满了别的思想。阿尔卡季，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现在不停地想着尼科利斯科耶；要是前一些时候有人对他说，他同巴扎罗夫住在一个屋顶下面，而且是住在怎样一个——住在他父亲的屋顶下面，他会感到无聊的话，他一定只会耸耸肩头，可是现在他实在感到无聊，而且只想走开。他想出去散步，走到疲倦为止，可是这个办法也没有用。有一天他跟他父亲谈话，听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收藏着几封颇有趣味的信，是奥金佐娃的母亲从前写给阿尔卡季的母亲的，从此他就缠着父亲，不让父亲安静一忽儿，一直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翻遍了二十个各种各样的箱子和抽屉，把信找出来交给他为止。阿尔卡季拿到这些已经半朽烂了的信笺以后，他觉得心里安宁了，就好像看见了他现在应该去的目的地似的。“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他不断地低声念道，“这是她自己说出来的！我要去，我要去，管它呢！”可是他记起上一次的拜访，她的冷淡的接待和他自己的狼狈的情形，他又胆怯了。到底是年轻人的“瞎碰”的精神，和那种碰碰自己的运气、不要人保护试试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私愿——最后得到了胜利。他回到马利因诺以后不到十天，便借了研究星期学校[4]的机构的名义，坐车到城里去了。他从那儿又转到了尼科利斯科耶。他一路上不停地催车夫快跑，他没命地往那儿跑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军官奔赴战场一样：他又害怕，又高兴，又急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不该乱想，”他接连对自己说。他的车夫碰巧是一个雄赳赳的小伙子，见到酒店便停下车来问：“喝一杯吗？”或者“要不要喝一杯？”可是他喝过以后就不爱惜自己的马了。最后那所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顶望得见了……“我是做什么呀？”这个思想突然在阿尔卡季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好吧，现在不好转回去了！”三匹马步伐一致地向前飞跑；车夫对它们吆喝着，吹着口哨。一忽儿小桥在马蹄和车轮下面轰响起来了，一忽儿剪齐的枞树荫路过来迎接他们……在深绿丛中露出了一个女人的粉红衣裳，一张年轻的脸从一把阳伞的细穗子下面望着他们……他认出了卡佳，她也认出他来。阿尔卡季吩咐车夫拉住马，他跳下车来，走到她面前。“原来是您！”她说道，渐渐地整个脸都红了；“我们去找姊姊去，她就在花园里，她一定高兴看见您的。”

卡佳领着阿尔卡季走进花园。他觉得他遇到她正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预兆；他很高兴见到她，仿佛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似的。一切都很顺利：不用管事，不用通报。在一条小路的转角他看见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背朝着他立在那儿。她听见脚步声，便静静地转过身来。

阿尔卡季又发慌了，可是她的第一句话就使他马上放下心来。“您好，逃亡的人！”她用她那平静而亲切的声音说，一面走过来迎接他，她脸上带笑，同时又眯起眼睛避开风和阳光。“卡佳，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来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他说，“您一定料不到的。……”

“您带了您自己来了，这比什么东西都好。”

[1] 俄国农奴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并与农奴同样负担赋役。

[2] 监护院是帝俄时代的管理照顾孤儿、寡妇和私生子的慈善机关，用它的基金放款生息。

[3] 法语：安静点儿，安静点儿。

[4] 这是为一般做工的人开办的补习学校。

二十三

巴扎罗夫带着讥讽的怜悯送走了阿尔卡季，他还让阿尔卡季明白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一点儿也没有瞒过他，随后他一个人关起门来：一阵工作的热狂占有了他的心。他现在不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争论了，尤其是因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他面前过分地摆起贵族架子，而且不大用言语来表示意见，却常用一些声音。只有一次他们谈到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关于波罗的海各省贵族的权利的问题[1]，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跟这个虚无主义者争论起来；可是他忽然自己打住了，冷冷地客气地说：

“不过，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至少我没有了解您的荣幸。”

“当然啊！”巴扎罗夫嚷道。“一个人什么都能够了解——以太怎样颤动啦，太阳上面发生了什么啦；可是别人擤鼻子怎么会跟他自己擤鼻子不一样，这他就不能够了解了。”

“什么，这是一句俏皮话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便走到一边去了。

然而他有时候也要求巴扎罗夫允许他参观他的实验，有一次他还把他那张用上等化妆品洗得很干净而且擦得香喷喷的脸挨近显微镜，去看一只透明的纤毛虫怎样吞下一小粒绿色灰尘，又怎样用它的喉咙里那些非常灵活的类似拳头的小东西咀嚼它。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巴扎罗夫的屋子里去的次数比他哥哥多得多；要是没有田地上的事情绊住他，他一定会天天去，照他自己的说法，“学习”了。他并不打扰这个青年自然科学家：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专心望着，偶尔发出一句小心谨慎的问话。在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也往往设法把话题转到物理学、地质学，或者化学上面去，因为他知道所有其他的题目，连农业也包括在内，更不用说政治了，要不引起冲突，至少也会引起彼此的不痛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料到他的哥哥对巴扎罗夫的憎恶并没有减少。在许多事情中间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的猜想不错。附近一带发现了霍乱症，连马利因诺这个村子里也给它“拉去”了两个人。有一天夜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忽然有了相当厉害的病象。他熬了一整夜的痛苦，可是他并不去请巴扎罗夫给他医治。第二天他们见到面，巴扎罗夫问他：为什么不叫他去看看，他回答道：“啊，我好像记得您自己说过您不相信医学。”他的脸色还很苍白，但已经仔细地梳洗过而且刮过脸了。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巴扎罗夫毫不懈怠地、但又闷闷不乐地做他的研究工作……这个时候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宅子里头还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对她吐露过胸怀，可是他却高兴跟她谈话……这个人就是费尼奇卡。

他遇见她的时候大半是大清早，在花园中或者在院子里；他从不到她的屋子里去，她也只有一次到过他房门口来问他——应不应该给米佳洗澡？她不但信任他，不但不怕他，并且她在他面前反而比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举动更自由，更随便。要说明这个原因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她无意识地感觉到巴扎罗夫身上没有一点儿贵族气派，没有一点儿那种既引人神往又叫人害怕的高贵气派。在她的眼睛里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当着他的面毫无拘束地照应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头晕接着又头痛，还从他的手里喝过一调羹药。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面前她好像在躲开巴扎罗夫：她这样做并不是在作假，却是为了尊重礼俗。她比从前更害怕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了；最近一些时候他开始在暗中观察她，有时候他会突然在她背后出现，就像是从地底下跳出来似的，穿一套英国式的衣服，带一张没有感情的、又好像在侦察什么似的脸，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好像淋了你一身冷水似的，”费尼奇卡对杜尼亚莎抱怨道，杜尼亚莎的回答是一声长叹，她想着另一个“无情的”人。巴扎罗夫自己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竟成了杜尼亚莎心里的残酷的暴君了。

费尼奇卡喜欢巴扎罗夫；巴扎罗夫也喜欢她。他跟她谈话的时候，连他的脸也变了样子：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愉快的、而且差不多是和善的表情，他平日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现在也换上了一种开玩笑的关心。费尼奇卡长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轻妇女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期她们会像夏天的蔷薇一样忽然开花吐艳；费尼奇卡现在到了这个时期了。一切都给她增添了美丽，连这个时候的七月的暑气也是这样。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衣衫，她自己显得更白净，更轻盈了；太阳没有把她晒黑；可是这种她躲避不了的炎热在她的脸颊上和耳朵上轻轻地染了一层浅红，这炎热使她全身感到一种软软的慵懒，给她的美丽的眼睛添一种睡梦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够做事情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地滑到膝上。她连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带着那种可笑的无可奈何的样子整天唉声叹气。

“你应当多洗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她说。

他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干掉的水塘上搭了一个帐篷，把水塘改做了浴池。

“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到池子那儿，人就要死了，再走回来，又要死一次。您瞧，园子里头就没有一个荫凉地方。”

“真的，园子里头没有荫凉地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摸自己的眉毛。

一天早晨七点钟，巴扎罗夫散步回来，在丁香凉亭里遇见费尼奇卡。丁香花早谢了，可是枝子上还是一片浓绿。她坐在一张凳子上，照旧在头上搭着一条白帕子，身边放了一大堆还带着露水的红色的和白色的蔷薇花。他跟她道了早安。

“啊！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她说，稍微揭起包头帕子的边儿来望他，她举起手的时候，那只膀子连肘也露出来了。

“您在这儿做什么？”巴扎罗夫说，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您在扎花束吗？”

“是的；预备早饭桌上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喜欢花。”

“可是现在离早饭时间还很远呢。这大堆的花！”

“我现在摘了它们，只是因为过一忽儿天就热起来了，我也不能够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还透得过气。天热起来我就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害怕我是不是要生病了。”

“您真想得古怪！让我来摸摸您的脉。”巴扎罗夫拿起她的手来，摸了摸她那跳得很均匀的脉搏，可是他连脉动的次数也不去数就放下她的手来，说：“您要活一百岁呢！”

“啊，您不要乱说！”她嚷道。

“为什么？您不想长寿吗？”

“好啦，可是一百岁！我们祖母活到八十五岁——她受了多少活罪！人又脏，又黑，又聋，又驼背，又是不停地咳嗽；她只是自己的一个累赘。这算是什么生活！”

“那么，还是年轻好？”

“可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年轻好呢？告诉我吧！”

“您怎么能够问为什么呢？我现在在这儿，我年轻，我什么事都能够做——来来，去去，拿这个，拿那个，用不着求别人帮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可是对于我，年轻年老都是一样的。”

“您怎么说——都是一样的呢？像您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

“那么，您自己判断判断吧，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我的青春对我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这一直是由您自己决定的。”

“这完全不由我！我倒希望有个人可怜我。”

费尼奇卡瞟了巴扎罗夫一眼，不过并没有讲什么。

“您拿的是什么书？”她停了一忽儿问道。

“这个吗？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很难念的。”

“您老是在用功吗？您就不觉得厌烦吗？我猜您已经什么都懂得了。”

“好像并不什么都懂得似的。您试着念念看。”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懂。这是俄文吗？”费尼奇卡问道，她双手接过这本封面很重的书。“这本书真厚！”

“不错，这是俄文。”

“反正我还是一点儿也看不懂。”

“我并不要您懂它。我想看您念书的样子。您念书的时候，您那小小的鼻尖动得非常好看。”

费尼奇卡随手翻到论《木焦油》的一章，便低声拼着念起来，她忽然笑了，把书丢开……书从凳子上滑到地上去了。

“我也爱看您笑的样子，”巴扎罗夫说。

“不要讲了！”

“我爱听您讲话。就好像溪水在淙淙地流着似的。”

费尼奇卡把头掉开。“您真古怪！”她说，又动手挑选花去了。“您怎么肯听我讲话？您是跟那些聪明的太太小姐们讲惯了的。”

“啊，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聪明的太太小姐们也抵不上您这小小的肘子。”

“是啦，您编出一套话来了！”费尼奇卡合起两只膀子，低声说。

巴扎罗夫从地上捡起那本书来。

“这是一本医书，您为什么把它扔掉？”

“医书？”费尼奇卡跟着说了一遍，她又转过脸向他。“您知道吗？自从您给了我那点儿药以后，您还记得吗？米佳就睡得很好了！我不知道要怎样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说实话，医生是要酬报的，”巴扎罗夫微笑道。“您一定知道，医生都是贪心的人。”

费尼奇卡抬起眼睛望巴扎罗夫，她的上半边脸上正照着一片白色的反光，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乌黑了。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笑话。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是很高兴的……不过我得问问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您以为我要钱吗？”巴扎罗夫打断了她的话。“不，我并不要您的钱。”

“那么要什么呢？”费尼奇卡问道。

“要什么？”巴扎罗夫跟着说了一遍。“您猜猜看！”

“我怎么猜得着呢？”

“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要……一朵这样的蔷薇花。”

费尼奇卡又笑了，她甚至拍起手来，她觉得巴扎罗夫的要求有趣极了。她一边笑，一边又很得意。巴扎罗夫不转眼地望着她。

“好的，好的，”她末了说，便俯下身子去挑选凳子上的花。“您要哪一种——红的还是白的？”

“红的，却不要太大。”

她又坐直了。

“这儿，您拿去吧，”她说了，可是立刻又缩回她那只伸出去的手，咬了一下她的嘴唇，看看凉亭的入口，又侧耳听了一忽儿。

“怎么啦？”巴扎罗夫问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

“不……老爷到田上去了……而且我也不怕老爷……可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大老爷到这儿来了。不……并没有人。您拿去吧。”费尼奇卡把蔷薇花给了巴扎罗夫。

“您为什么要害怕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我看见大老爷就害怕。话——他倒不说什么，却总是很古怪地望着我。我知道您不喜欢他。您该记得您在先老是跟他吵架？我不知道您跟他吵些什么，可是我看得出您把他弄得团团转……”

费尼奇卡用她的手做出在她看来巴扎罗夫怎样摆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样子。

巴扎罗夫微微笑起来。

“可是倘使他把我打败了，”他问道，“您肯来给我帮忙吗？”

“我怎么能够给您帮忙呢？可是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您。”

“您这样想吗？可是我知道有一只手，只要它愿意，就可以用它的一根指头把我打倒。”

“这是什么样的手？”

“什么，您真的不知道吗？您闻闻看您给我的这朵蔷薇花多香。”

费尼奇卡伸过她的脖子来，把她的脸凑近这朵花……包头帕子从头上滑到肩头了；她那一头柔软的、乌黑的、发光的、略微蓬乱的浓发露了出来。

“等一下；我要同您一块儿闻，”巴扎罗夫说。他俯下头来，在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

她吃了一惊，连忙用她的一双手推他的胸，可是她的力气不够，他还可以再亲一个时间较长的吻。

丁香后面发出一声干咳。费尼奇卡马上移到凳子的另一头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出现了，微微弯一下身子，带着一种含恶意的忧郁的表情说：“你们在这儿，”便走开了。费尼奇卡立刻将花全收拾起来，走出凉亭去了。“这是您的不是了，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她走开的时候低声对巴扎罗夫说。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出来她是真的在责备他。

巴扎罗夫记起了最近的另一个情景，他一边觉得惭愧，一边又感到傲慢的遗憾。可是他马上又摇摇头，带着讥讽的口气庆贺他自己“认真扮演了赛拉东[2]这个角色”，便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走出了花园，慢慢地走到树林那边。他在那儿耽搁了好一忽儿；他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关心地问他，他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发黄疸病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安静地答道。

[1] 波罗的海沿岸多数贵族对农民的肆无忌惮的剥削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末就有萨马林在他的《里加来信》里予以揭露。这些书信以手稿的形式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广为流传。从一八五六年起波罗的海沿岸贵族们在农奴问题上采取的反动立场不止一次在报刊上遭到批评。

[2] 赛拉东是法国小说家狄尔非（1568—1625）的长篇小说《阿斯特列》中的男主人公，这是一个一般人所谓的“风流少年”。

二十四

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去敲巴扎罗夫的房门。

“请原谅我打扰您的科学研究，”他说，就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撑住一根精致的带象牙柄的手杖（他出门的时候通常是不带手杖的），“可是我不得不要求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不会再多的。”

“我的全部时间都听凭您支配，”巴扎罗夫说，他看见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跨进门槛，脸色马上有了一点儿改变。

“我只要五分钟就够了。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一个问题？关于什么的？”

“请您听我讲吧。您初到我弟弟家来住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弃跟您谈话的快乐，我领教过了您对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可是据我记得，您不论跟我讲话，或者在我面前讲话，都没有提到打架和一般的决斗的问题。现在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巴扎罗夫本想站起来迎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现在就在桌子边上坐下了，交叉着两只胳膊。

“我的意见是这样，”他说，“从理论上讲起来决斗是很荒谬的；可是从实际上讲起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您是想说，不管您在理论上对决斗的意见怎样，在实际上您受了别人的侮辱一定不肯白白地放过了？”

“您完全猜中我的意思了。”

“很好，先生。我听见您这样说心里很高兴。您的话可叫我免掉疑惑了……”

“您是想说，免掉踌躇吧。”

“这都是一样的，先生；我只要讲得让别人了解就成了；我……不是神学院里的耗子[1]。您的话使我省掉了一桩不愉快的手续。我决定了要跟您决斗。”

巴扎罗夫睁大了眼睛。

“跟我？”

“的确是跟您。”

“为着什么？请许我问一句。”

“我可以对您说明理由，”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据我看来，您在这儿简直是多余的；我讨厌您；我看不起您；要是您觉得这还不够……”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发亮了……巴扎罗夫的眼睛也在闪闪地发光。

“很好，先生，”他同意说。“用不着再解释了。您倒忽然异想天开，要在我身上试试您那骑士精神来了。我本来可以不给您这种愉快的，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我很感谢您，”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那么我可以盼望您接受我的挑战，用不着我采取激烈的手段了。”

“那就是，直截了当地说，用这根手杖吗？”巴扎罗夫冷静地说。“这是很对的。您用不着再侮辱我了。老实说，那种办法对您也不是很安全的。您可以保留您那‘尖头曼’[2]的面子……我也像一个‘尖头曼’似地接受您的挑战。”

“那就很好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便把他的手杖放在角落里。“我们再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决斗的条件；可是我倒想先知道，您是不是以为我们应该正式吵一次架，作为我挑战的借口呢？”

“不；最好不要什么形式。”

“我也这样想。我也以为我们不必去找我们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们彼此不能相容。这还不够吗？”

“真的，这还不够吗？”巴扎罗夫讥讽地跟着他说。

“至于决斗的条件，我们只好不要公证人，——因为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那么请容许我向您提出下面一个办法：决斗在明天大清早举行，就定在六点钟吧，地点在林子后面，武器是手枪，距离定为十步……”

“十步吗？好吧；我们在这样一个距离，是可以你恨我，我恨你的。”

“那么八步也可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

“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

“每人放两枪；而且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每人的口袋里先放好一封信，说是自寻短见。”

“这一点我不大赞成，”巴扎罗夫说。“这未免带了一点儿法国小说的气味，有点儿不像是真的了。”

“也许是的。不过您一定同意：犯了杀人的嫌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我同意了。可是也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罪名。我们不要公证人，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见证人。”

“请问找谁呢？”

“那么找彼得吧。”

“哪一个彼得？”

“您弟弟的听差。他是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峰的人，他会‘郭米尔浮’[3]尽他在这种场合中应尽的职责。”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了，亲爱的先生。”

“一点儿也不。您要是把我这个提议仔细想一想，您就会相信这是很合理的，而且很平常的。袋子里藏不住锥子[4]；不过我得负责把彼得准备妥当，好带他上战场去。”

“您还是在开玩笑，”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过承您很客气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没有权利再向您要求什么了……这样一切都讲定了……啊，也许您没有手枪吧？”

“我怎么会有手枪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我又不是军人。”

“那么我把我的借给您用。您可以相信我已经有五年没有用过手枪了。”

“这倒是个叫人放心的消息。”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拿起他的手杖来……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现在我只有对您表示谢意，再没有别的了；我不再打扰您的工作了。请允许我向您告辞吧。”

“到明天我们有幸运碰头的时候再见吧，我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说，他把客人送到门口。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可是巴扎罗夫还在门前站了一忽儿，他忽然嚷起来：“呸，好吧，见鬼！多漂亮，多傻！我们演了多出色的喜剧！就跟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可是要拒绝也不行；唔，我相信他会打我的，那么……（巴扎罗夫想到这儿脸都变白了；他的自尊心一下子都引起来了。）那么我就会掐死他，就像掐死一只小猫一样。”他回去看他的显微镜，可是他的心跳得厉害，而且从事观察的时候所必须有的平静的心境已经失去了。“他今天看见我们了，”他想道，“可是他真的是在维护他的弟弟吗？接个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还有别的缘故。呸！说不定他自己也爱上她了？一定的，他爱上她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想起来多么复杂！……真糟！”他最后断定说。“不管你怎样看法，总之很糟。第一，要把问题摊开，而且无论如何得离开；还有阿尔卡季……同那个窝囊废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事情很糟，非常之糟。”

这一天过得特别静，特别沉郁。世界上好像就没有费尼奇卡这个人似的；她同洞里的老鼠一样整天守住她的小屋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一种焦虑的神气。他听见人说他的麦子生了黑穗病，他对他的麦子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那种冷冰冰的礼貌把每个人，连普罗科菲奇在内，都吓坏了。巴扎罗夫动手给他父亲写信，却又把信笺撕掉，丢在桌子下面。“要是我死了，”他想道，“他们会知道的；不过我并不会死。不，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上一阵子呢。”他吩咐彼得第二天天一亮就到他的屋子里来办一件重要事情。彼得还以为他要带他到彼得堡去。巴扎罗夫睡得很迟，整夜做着乱梦……在这些梦里奥金佐娃老是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她同时又是他的母亲，她后面还跟着一只生黑髭须的小猫，这只小猫却是费尼奇卡；然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变做一座大树林出现了，可是他仍然不得不跟他决斗。彼得在四点钟就来把他叫醒；他马上穿好衣服同彼得一块儿出去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清凉的早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飘起鱼鳞似的彩色小云片，晶莹的露珠撒满在草茎和树叶上面，蜘蛛网上沾了露水，银子似地闪闪发光；润湿的黑土上仿佛还留着玫瑰色晨曦的余痕；百灵的歌声漫天地撒下来。巴扎罗夫到了树林那儿，就在林边树荫里坐下来，这个时候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情跟彼得讲明白了。这个文明的当差吓得要死；可是巴扎罗夫安慰他说，并不要他做别的事，他只要站在远处望着他们就成了，并且他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同时，”巴扎罗夫又说，“你想一想你扮的是多重要的角色！”彼得摊开两只手，埋下头，身子靠在一棵桦树上，吓得脸都发青了。

从马利因诺来的路是环绕着这座树林的；路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尘土，昨天以来还不曾有车轮或者脚步踏过。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顺着这条路望去，他摘了一片草放在口里嚼着，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多么傻！”清晨的寒气使他打了两三次冷噤……彼得垂头丧气地望着他，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微微笑着：他并不害怕。

路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一个农民从树背后转了出来。他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他走过巴扎罗夫面前的时候，有点儿奇怪地望了望他，并没有谄媚地鞠躬，这又叫彼得不安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吉的预兆。“还有一个也起得很早的人，”巴扎罗夫想道，“可是他至少是起来办事的；而我们呢？……”

“好像大老爷来了，先生，”彼得忽然低声说。

巴扎罗夫抬起头，看见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他穿一件薄的方格子上衣，配一条雪白的裤子，急急地顺着路走过来；他胳肢窝下挟了一个用绿布包着的匣子。

“对不起，我想让你们等了好久了，”他说，先向巴扎罗夫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向彼得鞠一个躬，他认为彼得此刻带有几分公证人的性质。“我不愿意叫醒我的听差。”

“没有关系，先生，”巴扎罗夫答道，“我们也是刚刚到的。”

“啊！那就更好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朝四下望了望。“这儿看不见一个人，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我们可以动手吗？”

“我们动手吧。”

“我想您不要什么新的解释吧？”

“不，我不要。”

“您高兴装子弹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他从匣子里取出手枪来。

“不；您装吧，我来量步数。我的腿要长些，”巴扎罗夫带笑地说。“一，二，三……”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彼得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他像发寒热似地浑身在打颤），“随便您怎么说，我可要走开了。”

“四……五……走开，小兄弟，走开；你还可以躲在一棵树后面，塞住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把眼睛闭上就成了；倘使谁倒下了，你就跑去扶他起来。六……七……八……”巴扎罗夫站住了。“够了吗？”他转身向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要不要我再加两步？”

“随您办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第二颗子弹也塞进了。

“好吧，我们就再加两步，”巴扎罗夫用他的靴尖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这儿就是界线。啊，我们每个人要从这道界线往后退多少步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昨天并没有讨论过。”

“我想，十步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两支手枪都递给巴扎罗夫。“您费神挑选一支吧。”

“遵命。可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您得承认我们的决斗真是古怪到了可笑的程度了。您只要看看我们的公证人的脸色。”

“您老是爱开玩笑，”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我并不否认我们这次的决斗是古怪的，可是我认为应当警告您，我是准备认真跟您交手的。A bon entendeur，salut！[5]”

“啊！我们两个都下了决心要消灭对方才罢手，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可是为什么不要笑笑，把utile dulci[6]联在一起呢？您对我讲法语，我就对您讲拉丁语。”

“我是在认真地跟您交手，”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说了一遍，就走到他的位置上去了。巴扎罗夫也从界线起数了十步，站住了。

“您准备好了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好了。”

“我们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罗夫慢慢地往前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左手插在裤袋里也向他走来，渐渐地举起了枪口……“他瞄准我的鼻子，”巴扎罗夫想道，“他多么注意地眯起眼睛，这个强盗！这种感觉可不舒服。我来望他的表链吧……”有什么东西嘶的一声在他耳边擦了过去，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听见了，可见并不要紧，”这个思想在巴扎罗夫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再走一步，并不瞄准，就扳了枪机。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微微抖了一下，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一股血顺着他的白裤子流下来。

巴扎罗夫丢下手枪，跑到他的对手身边。

“您伤了吗？”他说。

“您有权叫我回到界线上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伤是不要紧的。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每人还可以再放一枪。”

“好吧，可是，对不起，下一次来吧，”巴扎罗夫答道，他连忙扶住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这位先生的脸色渐渐变成惨白了。“现在，我不是一个参加决斗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得先看一看您的伤势。彼得！到这儿来，彼得！你躲到哪儿去了？”

“全是废话……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慢吞吞地小声说，“我们应当……再……”他要拉他的小胡子，可是他的手不听他的指挥了，眼睛模糊了，他失去了知觉。

“这倒是桩新事情！他昏过去了！又该怎么办！”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大声说，一面把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放到草地上。“来看看伤口怎样吧。”他掏出一方手帕，揩去血迹，摸了摸伤口的四周……“没有碰到骨头，”他含糊地说，“枪弹进去不深，一条筋，vastus externus[7]擦伤了。再过三个星期他就可以跳舞了……可是他昏过去了！啊，这些神经质的人！真是，多嫩的皮肤！”

“他给杀死了吗，先生？”彼得的颤抖的声音在他背后响了起来。

巴扎罗夫回头去看。

“快去拿点儿水来，小兄弟，他还要比你我活得久呢。”

可是这个改良的听差似乎不懂他的话，他动也不动一下。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要死了！”彼得低声说，开始画起十字来。

“您说得不错……多傻的一副脸相！”受伤的“尖头曼”勉强露出微笑说。

“去拿水呀，该死的！”巴扎罗夫叫道。

“不用……这是一种短时的vertige[8]。请帮忙我坐起来……这就好了……现在只消用什么东西把伤口包扎起来，我可以走回家去，不然您可以叫一辆马车来接我。要是您同意的话，我们的决斗也用不着再来了。您做得很高尚……我是说今天，今天——请注意。”

“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巴扎罗夫答道，“说到将来呢，您也用不着操心，因为我打算马上就走了。现在让我来给您把腿包扎好；您的伤势并不重，可是最好要止住血。不过我还得先把这个家伙弄醒转来才成。”

巴扎罗夫抓住彼得的领子摇晃他，要他去叫一辆马车来。

“当心不要惊动我弟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对他说，“不要去对他讲什么。”

彼得飞跑去了；他跑去叫马车的时候，这两个仇人就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讲。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努力不去看巴扎罗夫；他无论如何不肯跟巴扎罗夫和解；他为自己的高傲、为自己的失败害羞，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整个事件害羞，虽然他心里想这样的结束是再好没有的了。“至少，他不会待在这儿讨嫌了，”他拿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这一点倒是我应该感谢的。”他们一直沉默着，这是一种痛苦的、尴尬的沉默。他们两个人心里都不痛快。每个人都明白对方是了解自己的。这种感觉在朋友中间是愉快的，在仇人中间却是极不愉快的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既不能解释明白，又不能分开。

“我没有把您的腿绑得太紧吧？”巴扎罗夫最后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非常好，”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过了一忽儿他又说：“我弟弟是瞒不过的；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为了政治问题吵起来的。”

“很好，”巴扎罗夫说。“您可以说我把所有的亲英派全痛骂了。”

“那好极了。您想，那个人会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指着旁边一个农民继续说，那人在决斗前几分钟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走过巴扎罗夫面前，这时候他又打原路走回来，他望见了“老爷们”便摘下帽子，往一边走开了。

“谁知道他！”巴扎罗夫答道，“倒好像他什么都不想似的。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陌生人，拉德克立甫夫人[9]已经讲得很多了。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

“啊！您又来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突然嚷了起来：“您瞧您那个傻瓜彼得干的好事！我弟弟现在坐车赶来了！”

巴扎罗夫掉过头来，正看见坐在马车上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惨白的脸。他不等车停就跳下车来，跑到他哥哥的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带着激动的声音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请告诉我，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们用不着惊动你的。我跟巴扎罗夫先生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我受到了一点儿惩罚。”

“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吧！”

“我怎么跟你讲好呢？巴扎罗夫先生讲起罗伯特·皮尔爵士[10]的时候，态度很不恭敬。我得赶快声明一句，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巴扎罗夫先生的举动很光明。是我向他挑战的。”

“哎哟，你一身都是血！”

“那么你以为我血管里流的是水吗？不过这样放一点儿血对我倒也有好处。医生，您说对不对？搀我上马车去，不要只管发愁。我明天就会好了。就是这样；很好。走吧，车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在马车后面；巴扎罗夫正打算留在后面……

“我得请您照应我哥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等到我们从城里请另一位医生来的时候。”

巴扎罗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小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已经躺在床上了，他的腿包扎得很妥帖。全家的人都给惊动了；费尼奇卡很不好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声不响地扭自己的手，可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却在笑，讲笑话，特别跟巴扎罗夫开玩笑；他穿一件细麻布衬衣，罩上一件很漂亮的短晨衣，头上戴了一顶土耳其毡帽，他不许人拉下窗帘，他用诙谐的口吻抱怨那种不许他吃东西的办法。

可是到了傍晚他就发起热来，头也痛了。城里的医生也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没有依他哥哥的话，真的，连巴扎罗夫也劝他不要听从；巴扎罗夫在自己的屋子里坐了一整天，脸色黄黄的，满脸怒容，他去看病人的时候总是竭力不多耽搁；他碰见费尼奇卡两次，可是她害怕地避开了。）新来的医生主张进一点儿清凉饮料；不过他也赞成巴扎罗夫的意见，说是并没有危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医生说，他的哥哥不小心地打伤了自己，医生的回答只是一个“哼！”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二十五个银卢布，便又说：“是这样吗！啊，这样的事的确时常发生的。”

这天晚上宅子里没有一个人上床睡觉，也没有一个人脱衣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断地踮起脚到他哥哥的屋子里去，又踮起脚走出来；他的哥哥迷迷糊糊地睡着，轻轻地在呻吟，对他用法语说：“Couchez-vous[11]，”并且要水喝。有一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差费尼奇卡送了一杯柠檬水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注意地望着她，把一杯水都喝光了，连一滴也不剩。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他的热度稍微高了一点儿，还讲起胡话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起初说了些不连贯的话，后来他忽然睁大眼睛，看见他弟弟站在床前，俯下身子焦虑地望着他，他便说：

“尼古拉，你是不是觉得费尼奇卡有点儿像奈莉吗？”

“像哪一个奈莉，帕沙[12]？”

“你怎么还要问？像P公爵夫人……尤其是脸的上半部。C'est de la même famille.[13]”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没有回答，可是他暗暗地惊奇一个人的旧情会这样地深长。

“这下子我明白了，”他想道。

“啊，我多么爱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呻吟地说。“我不能够让随便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去挨……”过了几分钟他又轻轻地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只是叹气；他一点儿也没有疑心这些话指的是谁。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巴扎罗夫来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并且把他的青蛙、昆虫和鸟儿全放走了。

“您是来告别的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迎着他说。

“是的，先生。”

“我了解您，我完全赞成您。自然我那可怜的哥哥是不对的：他已经受了罚了。他自己对我说是他逼着您那样做。我相信您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决斗，那是……那大半是由于你们二位平日的见解老是对立的缘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些语无伦次了。）我哥哥是一个旧式的人，脾气躁，又顽固……谢谢上帝，事情就这样地了结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让这件事情声张出去……”

“我把我的地址留给您，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巴扎罗夫随随便便地说。

“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很抱歉，您在我家里作客会得到这么的……这么一个结局。更使我痛苦的是阿尔卡季……”

“我想，我会见到他的，”巴扎罗夫答道，他素来只要听到“解释”“抱歉”一类的话就觉得不耐烦。“要是我见不到他的话，我求您代我问候他，并且让我道歉吧。”

“我也求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面答礼一面说。可是巴扎罗夫不等他讲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听说巴扎罗夫要走，他表示他想跟巴扎罗夫见一次面，握一握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巴扎罗夫还是像冰一样地冷冷的；他知道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想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他没有能够向费尼奇卡告别：他只是隔着窗子跟她对望了一眼。他觉得她的脸色很不好看。“她说不定给毁掉了，”他暗暗地想道，“不过她总会熬过去的！”彼得心里很难过，他居然俯在巴扎罗夫的肩头哭了，直到巴扎罗夫问他：他是不是老爱哭，才把他阻止了；杜尼亚莎不得不跑到林子里去，免得在人前哭出来。那个引起这一切悲痛的人坐上了一辆大车，抽着一支雪茄，大车走完了三里，到了转弯的地方，基尔萨诺夫的田庄同它的新宅子像一根线似地最后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只吐了一口唾液，喃喃地骂了一句：“可恶的小绅士！”他用外衣把身子裹得更紧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好起来了；可是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他相当耐心地忍受这种他所谓的囚禁生活，不过他也花了很多的工夫在化妆上，还不停地叫人洒香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常常读报给他听；费尼奇卡照常地伺候他，给他端肉汤，端柠檬水，送半熟鸡蛋，送茶；可是她每次走进他的屋子来，她心里总是怀着一种恐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出人意外的举动把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吓着了；费尼奇卡吓得比别人更厉害；只有普罗科菲奇一个人不觉得惊奇；他向人解释，在他年轻的时候老爷们是时常打架的，“不过只有老爷跟老爷打，至于像那样的贱人，要是有什么无礼的举动，叫人把他拉到马房去抽一顿鞭子就完事了。”

费尼奇卡几乎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可是她有时候想起了这次吵架的真正原因，心里就难过起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是那么古怪地望着她……就是她背对着他的时候，她也觉得他的眼睛盯在她身上。这种一直没有停止的内心的不安使她渐渐地消瘦了，但是又照例地使她变得更动人了。

有一天——这件事情是在早晨发生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觉得身子好多了，从床上起来躺到沙发上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哥哥这天好多了，便出去到打麦场去了。费尼奇卡送了一杯茶进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她正要退出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留住了她。

“您这样匆忙地到哪儿去，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他问道。“您还有事吗？”

“不，大老爷……是，大老爷……我得去倒茶。”

“您不去，杜尼亚莎也会倒的；您陪我这个病人坐一忽儿吧。啊，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说。”

费尼奇卡默默地在一把扶手椅的边上坐了下来。

“听我说，”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拉拉他的小胡子说，“我很久就想问您：您好像怕我似的？”

“您说我怕您，大老爷？……”

“是的，您。您从来不看我，好像您的良心有点儿不安似的。”

费尼奇卡红了脸，可是她正眼望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她觉得他有点儿古怪，她的心开始轻轻地发抖了。

“您的良心清白吗？”他问她道。

“它为什么不清白呢？”她低声说。

“谁知道为什么！而且您会对不起谁呢？对不起我吗？那是不会有的。对不起这宅子里的别的什么人吧？那也是不可能的。难道是对不起我弟弟吗？可是您爱他，不是吗？”

“我爱他。”

“用您的整个灵魂，用您的整个心吗？”

“我用我的整个心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真的？望着我，费尼奇卡。（他第一次这样地唤她……）您知道，说谎是一桩很大的罪过。”

“我并没有说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要是我不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以后我就不该再活下去！”

“您决不会抛弃他去爱别人吧？”

“我抛弃他去爱谁呢？”

“不管是谁！那么刚离开这儿的那位先生怎样？”

费尼奇卡站了起来。

“啊，我的上帝，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您做过了什么错事吗？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费尼奇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忧郁地说，“您知道我看见了……”

“您看见了什么，大老爷？”

“在那儿……在凉亭里。”

费尼奇卡脸红得连耳朵和发根都红起来了。

“那怎么是我的过错呢？”她吃力地说。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坐了起来。

“您没有过错吗？没有吗？一点儿也没有吗？”

“在世界上我只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而且我要永远爱他！”费尼奇卡突然用力大声说，她的咽喉让抽泣哽住了。“至于您看见的那件事，就是在最后裁判的那一天[14]我也要说，我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过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过错的；要是有人疑心我背了我的恩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出那种事情，我马上就死……”

可是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哑了，同时她觉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抓起她的手紧紧地捏住……她望着他，呆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更惨白了；他的眼睛发光，最叫人惊奇的，是一大滴孤寂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费尼奇卡！”他用一种古怪的低声说，“爱吧，爱我的弟弟吧！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不要抛弃他去爱世界上任何别一个人；不要去听任何别一个人的话！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爱一个人而得不到人爱更可怕的事！永远不要离开我那个可怜的尼古拉！”

费尼奇卡的眼睛干了，她的恐怖消失了，她感到非常惊讶。可是她看见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本人把她的一只手贴在他的唇边，头朝着她的手埋下去，他并不吻它，只是偶尔发出痉挛的叹息，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

“主啊！”她想道，“是不是他的病又发作了？……”

这个时候他的整个毁掉了的生命在他的内心里激荡了。

楼梯在急速的脚步下面格格地响起来……他推开她，把头放倒在枕上。门开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带着高兴的样子，精神健旺，脸色红红的。米佳跟他父亲一样气色很好，也是红红的脸，只穿一件小衬衫，在他父亲的怀里跳跳蹦蹦，还用他那光着的小脚趾去捉他父亲那件乡下外套的大钮扣。

费尼奇卡马上朝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把他同他儿子一块儿抱着，拿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吃了一惊，费尼奇卡，这个平日害羞的、谨慎的费尼奇卡，从没有在第三个人面前跟他亲热过的。

“什么事？”他说，他又望了他哥哥一眼，便把米佳递给她。“你不觉得不舒服吧？”他走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跟前问道。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脸藏在一张细麻布手帕下面。

“不……这……没有什么……相反的，我倒觉得好多了。”

“你搬到沙发上太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转过头去向费尼奇卡问了一句：“你到哪儿去？”可是她已经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我抱了我的勇士来给你看；他吵着要他的伯伯。她为什么把他抱走了呢？可是你有什么事吗？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闹了什么别扭？”

“弟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庄严地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颤抖了一下，他有点儿害怕起来，可是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

“弟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又说，“答应我你要照我的要求做一桩事。”

“什么要求？你说吧。”

“这是很重要的；照我看来，你一生的幸福都靠着它。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我这些天来已经想了好久了……弟弟，尽你的责任，尽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的责任。你原本是一个最好的人，不要再让自己受到诱惑，不要再让你这个不好的榜样继续存在下去！”

“帕维尔，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跟费尼奇卡结婚……她爱你；她是你儿子的母亲。”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拍起手来。

“你这样说吗，帕维尔？我一向以为你是最不赞成这种婚姻的！你这样说！可是你也许不知道，正因为尊重你的缘故，我才没有尽了你说得很对的我的这个责任！”

“在这种场合中尊重我，你就错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带着忧郁的微笑答道。“我渐渐觉得巴扎罗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了。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面子，也不要再去管人们怎么讲法：我们如今老了，心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尽我们的责任吧；瞧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来幸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拥抱他的哥哥。

“你毕竟把我的眼睛打开了！”他大声说。“我常常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心肠最好的人，果然没有错，现在我又知道你明白事理同你心地高贵的程度一样。”

“轻点儿，轻点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不要弄痛你这个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他快到五十岁的年纪还像一个准尉似地跟人家决斗呢。那么事情已经决定了；费尼奇卡要做我的……belle-soeur[15]了。”

“我亲爱的帕维尔！可是阿尔卡季会怎样说呢？”

“阿尔卡季？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这句话！结婚是违反他的原则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观念却可以满足了。而且，老实说，等级au dix-neuvième siècle[16]还有什么意义呢？”

“啊，帕维尔，帕维尔！让我再亲你一次吧。别怕，我会小心的。”

弟兄两个又拥抱了一下。

“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现在就该把你的意思让她知道？”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是不是你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已经谈过了？Quelle idée！[17]”

“好啦，那就对了。第一你得先好起来，而且那桩事情不会跑掉的。我们应当仔细地想一下，商量商量……”

“可是你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自然，我已经决定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我现在要走了；你需要休息；任何的兴奋对你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讨论。好好地睡吧，我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恢复健康。”

“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感谢我？”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他弟弟走后一个人想道。“好像这不是由他做主似的！等他结了婚，我马上就走开，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或者德累斯顿[18]，或者佛罗伦萨[19]。我要一直在那儿住到我死的时候。”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用香水打湿他的前额，闭上了眼睛。他的美丽的消瘦的头躺在雪白的枕头上，承着鲜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辉，好像是死人的头……他也的确是一个死人了。

[1] 蔑视的意思：我不是钻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的。

[2] 英语 gentleman（绅士）的译音。

[3] 即法语comme il faut，意思是“适当地”。巴扎罗夫故意用俄国腔把它念了出来。

[4] 俄谚，意思是不能把事情长久隐瞒起来。

[5] 法语：对会听话的人不用多说！

[6] 拉丁语：有用同愉快。

[7] 拉丁文：股外巨筋。

[8] 法语：头晕。

[9] 安·拉德克立甫（1764—1823），英国女小说家。她的小说大都是带着幻想的恐怖和神秘的性质，在俄国流行过一个时候。

[10] 罗伯特·皮尔爵士（1788—1850），英国政治家，保守党的领袖。

[11] 法语：您睡吧。

[12] 帕沙是帕维尔的小名。

[13] 法语：这是一家的人。

[14] 信奉耶稣教的人相信世界末日会到来，那个时候所有的灵魂都要从坟墓里出来，受上帝的裁判。这便是所谓最后的裁判。

[15] 法语：弟媳。

[16] 法语：在十九世纪。

[17] 法语：什么想法！

[18] 德国的城市。

[19] 意大利的城市。

二十五

在尼科利斯科耶，花园里一棵很高的梣树荫下，卡佳同阿尔卡季正坐在一个长凳形的草土墩上；非非躺在他们近旁的地上，它的瘦长身子带了一种猎人们所谓的“兔伏式”的漂亮的曲线。阿尔卡季同卡佳都不做声；他手里拿着一本半打开的书，她在一个篮子里捡起剩下来的一点儿白面包屑，丢去喂一小群麻雀，它们不失它们那种又害怕、又大胆的本性，在她的脚边吱吱喳喳地跳来跳去。一阵微风在梣叶丛中吹过，使得阴暗的小径上同非非的黄色的背上那些淡金色的光点慢慢地来回移动；匀静的树荫罩着阿尔卡季同卡佳的全身，只是偶尔有一线日光在她的头发上亮起来。两个人都不讲话，可是他们不讲话和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样子正可以表示他们的互相信任的亲密：他们两个人似乎谁都不去注意身边的同伴，可是同时谁都暗暗地高兴这个同伴在自己身边。他们的面貌，自从我们上次跟他们分手以后，也有了改变了：阿尔卡季看起来更安静些，卡佳更活泼些，更大胆些。

“您不觉得，”阿尔卡季说，“俄国人给梣树起的名字很好吗；再没有一种树的叶子在空中是这么轻，这么鲜明的。[1]”

卡佳抬起眼睛向上望了望，说声：“是”，阿尔卡季便想道：“这一位并不责备我用了美丽的辞藻。”

“我不喜欢海涅，”卡佳望了一下阿尔卡季手里拿的那本书说，“不管是他笑的时候，或者哭的时候：只有在他沉思和忧郁的时候我才喜欢他。”

“我却喜欢他笑的时候，”阿尔卡季说。

“这是您那种爱讥讽人的脾气的原有的痕迹。（“原有的痕迹！”阿尔卡季想道——“要是被巴扎罗夫听见了怎样？”）等着吧，我们要把您改造的。”

“谁要改造我？您？”

“谁？——姊姊；还有波尔菲里·普拉东内奇，您现在已经不跟他吵架了；还有姨妈，您前天还陪她到礼拜堂去的。”

“我不能说不去啊！至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不记得，她在好些地方都是跟叶夫盖尼一样的意见吗？”

“我姊姊那个时候受了他的影响，就跟您一样。”

“跟我一样？那么让我问一句，您是不是看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了？”

卡佳不答话。

“我知道，”阿尔卡季接着说下去，“您从来就不喜欢他。”

“我不能够评论他。”

“您知不知道，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我每回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就不相信……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谁都不能够评论的！这只是一种遁辞罢了。”

“好吧，那么我告诉您，我……不能说是我不喜欢他，不过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类的人，我跟他也不是一类的……您跟他也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我怎么跟您讲呢……他是猛兽，您同我却是驯服了的。”

“我也是驯服了的？”

卡佳点了点头。

阿尔卡季搔了搔他的耳朵。

“我对您说吧，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您知道，这是一种侮辱。”

“那么您愿意做猛兽吗？”

“不是做猛兽；而是要坚强、有活力。”

“这样的事并不是可以想望到的……您瞧，您的朋友并不想望这样，可是他做到了这样。”

“哼！那么您以为他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有很大的影响吗？”

“是的。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支配她的，”卡佳低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她很骄傲……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她把她的独立看得很重要。”

“谁又不看重独立呢？”阿尔卡季问道，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闪过了一个思想：“独立有什么好处？”“独立有什么好处？”卡佳也这样想着。年轻人时常亲密地在一块儿谈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起同样的念头。

阿尔卡季笑了笑，他挨近卡佳轻轻地说：“老实说，您有点儿怕她吧？”

“怕谁？”

“怕她，”阿尔卡季带有深意地说。

“那么您呢？”卡佳反过来问他道。

“我也怕；您注意，我说：我也怕。”

卡佳伸出一根手指威吓地指着他。

“我倒觉得奇怪，”她说，“我姊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待您好的；比您头一回来的时候好多了。”

“真的！”

“怎么，您没有注意到吗？您不觉得高兴吗？”

阿尔卡季想了一忽儿。

“我靠了什么取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好感呢？是不是因为我把您母亲的信带了给她呢？”

“这是一个原因，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不说。”

“什么原因？”

“我不说。”

“啊，我知道：您是很固执的。”

“我是这样。”

“并且会观察人。”

卡佳瞟了阿尔卡季一眼。

“也许是这样的；这叫您生气吗？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您从哪儿学会了这样观察人的。您这么怕羞，不相信人；您跟谁都不接近……”

“我一向都过着孤独的日子；这叫人不得不想得很多。可是我真的跟谁都不接近吗？”

阿尔卡季感激地望了卡佳一眼。

“这一切都很好，”他说，“可是处在您的地位的人，我是说，处在您的环境的人，很少有这种观察的能力；他们就跟帝王一样，不容易知道真理。”

“可是您知道，我并没有钱。”

阿尔卡季愣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懂得卡佳的意思。“不错，事实上财产都是她姊姊的！”他突然明白了；这个思想并没有使他不高兴。

“您说得多么好！”他说。

“什么？”

“您说得很好；简单明白，并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做作。我说，我常常想，一个人知道并且说出来自己是个穷人，他的感情里头一定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一种骄傲吧。”

“靠了我姊姊的好心，我倒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刚才提到我的环境，也只是顺口讲出来的。”

“好的；不过您得承认您也有一点儿我刚才所说的骄傲的。”

“请您举一个例子吧？”

“例如，您——原谅我问您这句话——您不肯嫁一个有钱人吧，是不是？”

“要是我很爱他的话……不，我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肯嫁给他。”

“啊！您瞧！”阿尔卡季大声说，停了一下又说：“您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

“因为歌子里面也唱过不平等的婚姻。”

“大概您喜欢支配人，不然……”

“啊，不！为什么我要这样呢？刚刚相反，我倒愿意顺从别人；只有不平等才是难受的。一个人尊重自己，顺从别人，那是我能够了解的；那是幸福；可是一种依赖的生活……不，我已经过够了。”

“过够了，”阿尔卡季跟着卡佳说了一句。“是的，是的，”他接着往下说：“难怪您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妹妹；您跟她一样，是喜欢独立的；不过您不肯讲出来罢了。我相信，不管您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多么神圣，您一定不肯先表示出来……”

“那么您以为应该怎样呢？”卡佳问道。

“你们是一样地聪明；您的性格纵使不比您姊姊的强，至少也是跟她一样……”

“请您不要拿我跟我姊姊相比，”卡佳连忙打岔道，“那是对我很不利的。您好像忘记了我姊姊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尤其是您，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不应该说这种话，不应该做出这种正经的脸色。”

“您说‘尤其是您’，是什么意思，——您怎么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自然，您是在开玩笑。”

“您这样想吗？可是要是我真相信我说的话呢？要是我认为我还没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呢？”

“我不懂您的话。”

“真的吗？好吧，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把您的观察力估得太高了。”

“怎样呢？”

阿尔卡季不回答，却把脸掉开了，卡佳在篮子里找了几粒面包屑，向着麻雀抛去；可是她挥手的时候用劲太大，那群麻雀没有啄面包屑就飞走了。

“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尔卡季突然说道，“也许在您看来，都是一样的；可是让我告诉您，我看不但您姊姊不如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如您。”

他站起来，很快地走开了，好像他脱口而出的话把他自己吓跑了似的。

卡佳让她的两只手同篮子都落在膝上，她垂下头，把阿尔卡季的背影望了许久。渐渐地一片红晕透出她的脸颊来了；可是她的嘴唇并没有笑，她的乌黑的眼睛露出一种惊惶的和一种没法说明的感情。

“你一个人在这儿？”她听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声音在她的身旁说，“你好像是跟阿尔卡季一块儿到园子里来的。”

卡佳慢慢地抬起眼睛望她的姊姊（姊姊打扮得很雅致，甚至可以说是很讲究，她站在小径上，用她那撑开的阳伞的伞尖去搔非非的耳朵），慢慢地答道：

“是的，我一个人。”

“那我也看见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带笑说，“那么他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

“是的。”

“你们在一块儿念书吗？”

“是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托着卡佳的下巴把她的脸抬起来。

“我希望，你们没有吵嘴吧？”

“没有，”卡佳说，她轻轻地推开了她姊姊的手。

“你回答得多么正经！我以为可以在这儿找到他，打算约他出去散步。他说了好几次要我跟他出去散步。城里给你送来了皮鞋；你快去试试看；我昨天已经注意到你那双皮鞋实在太旧了。你对这些事情总不大留心，其实你倒有一双漂亮的小脚！你的手也不错……不过稍微大一点儿；所以你得特别注意你这双小脚。可是你又是一个不爱打扮的人。”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顺着小径走了，她那身漂亮的衣服一路上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卡佳从凳子上站起来，拿起那本海涅诗集，也走了——可是并不去试她的皮鞋。

“漂亮的小脚！”她想道，一面慢慢地、轻轻地走上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露台的石级；“你说漂亮的小脚……唔，以后他要跪在这双脚跟前的。”

可是她马上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跑上楼去了。

阿尔卡季经过走廊朝他的屋子走去；管事从后面追上来，通知他说，巴扎罗夫先生在他的屋子里等他。

“叶夫盖尼！”阿尔卡季差不多带着害怕的样子喃喃说。“他来了好久了吗？”

“刚刚到，他吩咐不用通知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一直领他到您的屋子里去。”

“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阿尔卡季想着，急急忙忙跑上了楼梯，推开了房门。他看见巴扎罗夫的脸色，马上放了心，其实这位不速之客的脸上虽然是照常地精神饱满，但也已经消瘦些了，一个经验多一点儿的人是可以从那张脸上看出一种内心不安的表征来的。他的肩头披了一件满是尘土的大衣，头上戴了一顶便帽，他正坐在窗台前；就是在阿尔卡季大声欢呼着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站起来。

“真想不到！是哪阵风把你带来的？”阿尔卡季反复地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像那种自以为，而且也想让人看到自己是很高兴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吧，人人都好吧？”

“你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好，”巴扎罗夫说。“不要多讲话，叫人给我倒一杯克瓦斯来，你坐下，听我用几句我想是直截了当的话把事情给你讲明白。”

阿尔卡季静了下来，巴扎罗夫便讲了他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决斗。阿尔卡季大吃一惊，而且很伤心，不过他觉得不必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他只问他伯父的伤是不是真的不重；他听到巴扎罗夫这样回答：伤倒是很有趣的，不过不是从医学方面来说，他勉强笑了笑，可是他心里却很难过，又觉得惭愧。巴扎罗夫好像知道了他的这种心事。

“不错，兄弟，”他说，“你瞧，这就是跟封建的人物住在一块的结果。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封建人物，去参加他们的骑士的比武了。好吧，先生，所以我现在动身回‘父亲们’那儿去了。”巴扎罗夫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我顺路弯到这儿来……把这桩事情全部告诉你，我要说，要是我不把无用的谎话当做傻事的话。不，我弯到这儿来——鬼知道为了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就像从菜园地里拔起一根萝卜似的，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事；这就是我最近做的事情……可是我又想再看一下我刚刚丢开的东西，看一下我在那儿生长的菜园。”

“我盼望这些话不是指我说的，”阿尔卡季发急地说，“我盼望你不是想丢开我吧？”

巴扎罗夫掉转眼睛注意地、而且差不多要看透对方的心似地望了阿尔卡季一眼。

“这会叫你这么难过吗？我觉得你早已把我丢开了。你看起来气色多好，多整齐漂亮……你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事情一定进行得很顺利了。”

“你说我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什么事情？”

“怎么，你不是为了她才从城里到这儿来吗，小鸟儿？哦，那儿的星期学校活动得怎样了？难道你不爱她吗？或者你已经到了该说话审慎的时期了？”

“叶夫盖尼，你知道我一向对你是很坦白的；我可以对你明说，我可以对你发誓，你弄错了。”

“哼，从前倒是没有这样说过，”巴扎罗夫低声说。“可是你也不用着急，这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浪漫派会说：‘我觉得我们的路开始分岔了，’可是我只说我们彼此厌腻了。”

“叶夫盖尼……”

“好朋友，这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厌腻的东西不是很多吗？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分手了，是不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以后，我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就像我读了果戈理写给卡卢加省长夫人的信[2]似的。而且，我并没有吩咐他们把马解下来。”

“我敢说，这是不行的！”

“可是为什么？”

“我不讲我自己；可是这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未免太失礼了，她一定想看见你。”

“啊，那你就错了。”

“刚刚相反，我相信我并不错，”阿尔卡季答道。“你为什么要装假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那么我问你，你自己不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吗？”

“那也许是的，可是你毕竟错了。”

可是阿尔卡季并没有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想见见巴扎罗夫，差了管事来请他去。巴扎罗夫去见她之前还换了衣服：原来他预先就把新衣服放在箱子里容易拿到的地方。

奥金佐娃接待他的地方，不是在他那次突然表白他的爱情的屋子，却是在客厅里。她亲切地把她的指尖伸给他，可是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局促的表情。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巴扎罗夫连忙说，“我第一件事就得使您放心。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早已恢复了他的理性、并且希望别人也忘记了他的傻事的人。这次我离开的时间要很长；您会承认，尽管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想到您对我仍旧怀着厌恶的心思的时候，我就是走了，心里也会难过。”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一个人刚刚爬到了高山顶上似的，一个微笑使她的脸显得有生气。她第二次伸出手给巴扎罗夫，而且在巴扎罗夫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也把他的手握了一下。

“过去的事不用提了，”她说。“我尤其不愿意提它，因为凭我的良心说，我那个时候也有错，倘使不算挑逗，至少也是别的东西。一句话说完，让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做朋友吧。那是一场梦，不是吗？谁记得梦里的事情呢？”

“谁记得它们？而且，爱情……您知道，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真的吗？我听了很高兴呢。”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这样地说，巴扎罗夫也是这样地说；他们都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他们的话果然是真的，完全真的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者更不知道了。可是他们接着又谈下去，好像他们彼此完全信任似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了巴扎罗夫一些话，也问起他在基尔萨诺夫家中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差一点儿就要讲出他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决斗的事了，可是他想到她也许会疑心他是想显露显露自己，便忍住不说了，他只回答她说，他这些时候都在做他的研究工作。

“我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我起初很忧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您想不到，我还准备到外国去呢！……后来又好了，您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来了，我又回到旧轨道上去，扮起我擅长的角色了。”

“什么角色呢，我可以问吗？”

“姨妈啦，女教师啦，母亲一类的角色——随便您怎么说都可以。哦，您不知道我从前总不大明白您怎么会跟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成了亲密的朋友；我觉得他相当平凡。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比较清楚一点儿，也看出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主要的是他年轻，他年轻……不像您同我，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

“他在您面前还是那么害羞吗？”

“他是那样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她想了一忽儿又说下去：“他现在跟我熟悉多了；他常常跟我谈话。他从前老是躲开我。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想找他谈话。他跟卡佳非常要好。”

巴扎罗夫觉得不耐烦了。“一个女人总免不掉要耍滑头的，”他想道。

“您说他老是躲开您，”他冷笑地说，“可是他爱着您，也许这对您已经不是秘密吧？”

“怎么！他也？”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脱口说了出来。

“他也是的，”巴扎罗夫恭敬地鞠了一个躬，跟着她说。“难道您会不知道，难道我告诉您的还是新的消息？”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埋下她的眼睛。

“您错了，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

“我不这样想。可是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个。”随后他又暗暗地在自己心里说：“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耍滑头吧。”

“为什么不该呢？可是我以为您这样一来未免把那个过眼即逝的印象看得太重了。我现在开始疑心您是喜欢夸张的了。”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它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为什么呢？”她回答道；可是她自己就把话题转了。她跟巴扎罗夫在一块儿仍然觉得有点儿拘束，虽然她已经对他说过，并且还叫她自己也相信，过去的一切事情全忘记了。她跟他谈着最简单的话的时候，甚至于在她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她也还感到一阵轻微的恐惧。就好像航海的人无忧无虑地在轮船上谈笑，跟在陆地上完全一样；可是只要发生了一点儿最小的故障，只要有了一点儿不寻常的征象，他们每个人的脸上立刻会现出特别惊惶的表情，这证明出来：他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个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跟巴扎罗夫并没有谈多久的话。她开始露出沉思的样子来；她答话的时候也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气，后来她提议他们一块儿到大厅里去，他们在那儿看到公爵夫人同卡佳。“可是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到哪儿去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问道；她听说他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便差人去请他来。人们找了好一忽儿才把他寻到；他藏在花园里树木繁茂的地方，两只手交叉地支着下巴，坐在那儿出神。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严肃的，却并不是忧郁的。他知道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跟巴扎罗夫单独在一块儿，并不像以前那样地感到妒嫉；相反的，他的脸上渐渐地发出光彩；他似乎又是惊奇，又是快乐，而且决定了一桩事情。

[1] “梣树”原文是ясень；“鲜明”原文是ясно，两个字同一词根。

[2] 这里指的是果戈理在一八四一年六月四日写给斯米尔诺娃的信。题目是《什么是省长夫人》。

二十六

亡故的奥金佐夫生前并不喜欢新奇的东西，可是他也不反对“某种高尚趣味的活动”，因此他在花园里面、温室和池塘的中间，用俄国砖修了一座类似希腊柱廊式样的建筑物。奥金佐夫在这个柱廊或者画廊的后山墙上，造了六个壁龛，预备安置他在外国定购的六座石像。这六座石像代表着孤独、沉默、沉思、忧郁、羞耻和敏感。其中的一个，就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的沉默的女神，已经运到而且安置好了；可是当天便有几个农家孩子把她的鼻子打坏了；虽然附近一个泥水匠给她补上了一个“比先前的还要好过一倍的”新鼻子，奥金佐夫还是叫人把她搬开，她现在还立在打麦仓的角落里，已经放了好些年了，引起一般乡下女人对她的迷信的恐怖。柱廊的正面早已被繁茂的矮树掩盖了；只有那些圆柱顶还在浓密的绿叶丛中露出来。在这个柱廊里即便是在正午时候也是很凉爽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自从在那地方看见一条蛇以后便不喜欢到那儿去了；可是卡佳还常常来坐在一个壁龛下面的宽石凳上。在这个地方，在树荫和清凉中，她不是念书，便是做别的事情，再不然便是沉浸在完全宁静的感觉里面，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知道，它的魅力就在于：半意识地静静听着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

巴扎罗夫来到以后的第二天，卡佳坐在她心爱的石凳上，阿尔卡季又坐在她的旁边。是他求她带他到“柱廊”这儿来的。

这个时候离早饭时间还有一小时的光景；带露的清晨已经变做炎热的白天了。阿尔卡季的脸上还保留着前一天的表情，卡佳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她的姊姊刚刚用过早茶便把她叫到屋子里去，起先跟她亲热了一下，姊姊的这种举动常常叫卡佳害怕，接着姊姊就劝她待阿尔卡季要小心一点儿，尤其不要单独跟他谈话，因为她的姨妈同全宅子的人好像已经在注意了。而且在前一天晚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高兴；卡佳也觉得心里不安，好像她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她这次答应阿尔卡季的要求的时候，她对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带一种不大好意思的随便的态度说，“自从我有幸跟您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以后，我跟您谈过许多事情；可是还有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提过。您昨天说过我在这儿有了改变了，”他继续说下去，他一面去望卡佳的盯在他脸上的询问的眼光，一面又躲避这眼光。“我的确大大地改变了，您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实在是靠了您才有这个改变的。”

“我……靠了我？……”卡佳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初来时候的那个自命不凡的孩子了，”阿尔卡季接着说。“我没有白活了二十三年；跟从前一样，我愿意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真理；可是我不再到我从前寻觅理想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来找我了……就在我的身边。在今天以前，我并没有认识我自己；我要我自己去做一些我力不胜任的工作……我的眼睛最近才睁开了，这是靠了一种情感……我没有把话讲得十分清楚，不过我盼望您会了解我……”

卡佳不回答，可是她不再望着阿尔卡季了。

“我以为，”他用了更激动的声音接下去说，在他的头上有一只碛藏在桦树叶中间无忧无虑地唱起歌来，“我以为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对那些……对那些……一句话说完，对那些跟他亲近的人讲真心话，所以我……我打算……”

可是说到这儿，阿尔卡季的雄辩就接不上来了；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终于不得不停止一忽儿。卡佳仍然不抬起眼睛。她好像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用意，仿佛还在等着什么似的。

“我料到我的话会叫您吃惊，”阿尔卡季鼓起勇气又说，“尤其因为这个情感多多少少……多多少少，请留心听着，——跟您有点儿关系。您还记得吧，您昨天责备我不够严肃认真，”阿尔卡季说，看他的神情，他好像是一个走进了沼地里的人，明知道自己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可是他仍然急急往前走去，总希望他能够尽快地跨过这块沼地；“那种责备的话是常常对付……常常落到……年轻人身上的，即使他们已经不应当受责备了；要是我的自信力大一点儿的话……（“来帮助我，帮助我吧！”阿尔卡季十分着急地想道；可是卡佳仍然跟先前一样，不掉过头来。）要是我能够希望……”

“倘使我能够确实相信您所说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清朗的声音。

阿尔卡季立刻不做声了，卡佳的脸变成了苍白。在这一丛遮住柱廊的矮树旁边有着一条小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同巴扎罗夫一块儿正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卡佳同阿尔卡季不能够看见他们，却听见了每一句话、她的衣服的窸窣声，连呼吸也听见了。他们走了几步，好像故意地在柱廊前面站住了。

“您瞧，”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继续往下说，“您同我都错了；我们两个人都不算太年轻了，尤其是我；我们都是生活过来的，我们都疲倦了；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还要客气呢？——都是聪明人；起先我们对彼此都感到了兴趣，打动了好奇心……可是后来……”

“后来我就变成枯燥乏味的了，”巴扎罗夫插嘴说。

“您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不需要，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们两个人……我怎么说好呢？……相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起初还不曾明白这一点。反而，阿尔卡季……”

“您需要他么？”巴扎罗夫问道。

“不要讲啦，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您告诉我说，他对我不是没有好感的，我自己一向就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他的姨妈了，可是我不瞒您说，我近来也常常想他。在那种年轻的、新鲜的情感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形里通常是用‘魅力’这个字眼的，”巴扎罗夫打岔道：在他那平静而低沉的声音里听得出一股怨气。“昨天阿尔卡季在我跟前好像隐藏着什么似的，他没有讲起您，也没有讲您的妹妹……那是一个重要的征候。”

“他像哥哥一样地待卡佳，”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我喜欢他的这种地方，不过我也许不该让他们这样地亲近。”

“您这话是从……做姊姊的心里发出来的吗？”巴扎罗夫把声音拉长地说。

“自然是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站住呢？我们走吧。我们谈得多奇怪，不是吗？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跟您谈这些话。您知道，我怕您……同时又信任您，因为您实在是一个好人。”

“第一，我一点儿也不好；第二，我对您已经是毫不重要了，您还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这好比把一顶花冠戴在死人头上一样。”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们并不是常常能够控制自己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可是一阵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地响起来，把她后面的话吹走了。

“您知道，您是自由的，”隔了一忽儿巴扎罗夫的声音说。

其余的话听不清楚了；脚步声远去了……这周围又没有声音了。

阿尔卡季掉头去望卡佳。她还是像先前那样地坐着，只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

“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他把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声音打颤地说，“我永远爱您，不会改变，而且除了您我再也不爱别人。我想告诉您这个，想知道您对我的意见，而且向您求婚，因为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我准备为您牺牲一切……您不回答我？您不相信我？您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的吗？可是请您回想最近这几天的情形吧！难道您这许久还不相信所有——请您听明白我的话，——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早已不留痕迹地消灭了吗？望着我，对我说一个字也好……我爱……我爱您……相信我！”

卡佳用了一种又严肃又高兴的眼光望了阿尔卡季一眼，她迟疑了好一忽儿，才带了一点儿笑意地说一声：“是。”

阿尔卡季从石凳上跳了起来。

“是！您说了‘是’，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爱您，您相信我……或者……或者……我不敢说下去了……”

“是，”卡佳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明白她了。他抓起她那双大而美丽的手按在他的心上，他欢喜得快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儿站不稳了，他只能够反复地叫着：“卡佳，卡佳……”她却天真地哭起来，又暗暗地笑自己流了眼泪。谁要是没有见过自己所爱的人眼中这样的泪水，他就还不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在害羞和感激的陶醉中能够快乐到怎样的程度。

第二天大清早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差人把巴扎罗夫请到她的书房里去，她勉强笑了笑，把一张摺好的信笺递给他。这是阿尔卡季写的信：他在信里向她妹妹求婚。

巴扎罗夫把信匆匆地看了一遍，努力控制自己，不让他心里突然发生的幸灾乐祸的情感表露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说，“好像您在昨天还以为他像哥哥似地爱着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呢。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您以为我该怎么办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仍然带笑问道。

“我以为，”巴扎罗夫也带笑答道，其实他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一样，心里很不高兴，没有一点儿想笑的心思。“我以为您应该给这一对年轻人祝福。从各方面看来这是美满的婚姻；基尔萨诺夫的境况还不坏，他是他父亲的独养子，他的父亲又是个好人，不会反对他的。”

奥金佐娃在屋子里来回踱着。她的脸色一忽儿红一忽儿白。

“您这样想吗？”她说。“为什么不呢？我也觉得没有障碍……我替卡佳高兴……也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高兴。自然我要等他父亲的回信。我要差他自己去见他父亲。可是这桩事情就证明我昨天对您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的话是对的了……我怎么一点没有看出来呢？这倒怪了！”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又笑了起来，她连忙把头掉开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变得很狡猾了，”巴扎罗夫说着，也笑了起来。“再见吧，”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希望您把这桩事情解决得很圆满；我在远处也会高兴的。”

奥金佐娃连忙回过脸来向着他。

“难道您要走吗？为什么您现在不住下来呢？住下吧……跟您谈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好像人就在悬崖的边上走着似的。起先觉得害怕，可是走下去胆子就大了。您住下吧。”

“谢谢您留我住下，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而且称赞我的谈话的本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里耽搁得太久了。飞鱼能够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去；请您也答应我回到我自己原来的环境里去吧。”

奥金佐娃望了望巴扎罗夫。他的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这个人爱过我的！”她想道，她可怜他，便带着同情伸出手给他。

可是他也了解她的意思。

“不！”他说，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别人的赒济。再见吧，太太，请您保重。”

“我相信我们这次并不是最后的见面，”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带了一种无意的动作说。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巴扎罗夫答道，他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那么你想给你自己筑一个窠了，”巴扎罗夫当天蹲在地板上收拾箱子的时候，对阿尔卡季说。“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很好的事。可是你用不着装假。我还以为你打的是另一个主意呢。说不定连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我的确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季答道，“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装假，说这是‘很好的事’呢，好像我不知道你对于婚姻的见解似的。”

“啊，好朋友，”巴扎罗夫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看见我在干什么：我的箱子里头有一个空的地方，我正在塞点儿干草进去；在我们的人生的箱子里头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塞点儿东西进去，倒比让它空着好。请你不要动气：你一定还记得我一向对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意见吧。有些年轻小姐得到了聪明的名声，只是因为她叹气叹得很聪明，可是你的那一位是会保卫自己的，的确她会保卫自己，因此她将来一定会把你抓在她的掌握中，不过这是应该的。”他砰的一声关上箱盖，从地板上站起来。“现在在临别的时候，让我再跟你说一遍……因为我们欺骗自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这次是永别了，这你自己也觉得……你做得很聪明；你不宜于过我们这种痛苦的、清寒的、孤单的生活。你没有锐气，没有愤恨，不过你有的是青年的勇敢，青年的热情。你不宜于做我们的事。像你们这一类的贵族至多不过做一些高贵的顺从或者高贵的愤慨的举动，那是没有用处的。譬如说吧，你们不肯战斗——却以为自己是好汉——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啊，好吧！我们的灰尘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我们的污泥会把你的身上弄脏，可是你没有长到我们那样的高！你不知不觉地在自我欣赏，你喜欢骂你自己；可是我们讨厌这些——我们要压倒别的人！我们要去改变别的人的性格！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过你毕竟是一个软软的、自由派的少爷——借一句我父亲常说的话：爱渥拉都[1]。”

“你是要跟我永别了吗，叶夫盖尼？”阿尔卡季忧郁地说，“你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吗？”

巴扎罗夫搔他的后脑勺。

“不错，阿尔卡季，不错，我还有别的话跟你说，不过我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又是浪漫气味——那是说，有点儿肉麻。你赶快结婚吧，筑好你的窠，多养几个孩子。他们一定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生得正是时候，跟你我不一样。啊哈！我看马已经预备好了。该走了！我已经跟大家辞过行了……现在怎样？喂，拥抱一下吗？”

阿尔卡季跑过去抱住他从前的导师和朋友的脖子，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

“这就是青春！”巴扎罗夫平静地说。“可是我把我的希望放在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身上。你瞧吧，她会很快地把你安慰好的！”

“再见，老弟！”他坐上了大车以后，对阿尔卡季说，又指着一对并排蹲在马房屋顶上的寒鸦说道，“这是你的榜样！照着办吧。”

“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卡季问道。

“怎么？你对博物学的知识就这么浅，还是你忘了寒鸦是一种最可尊敬的家禽呢？这是你的榜样！……再见，西鸟尔[2]。”

车子辘辘地响着走了。

巴扎罗夫说对了。这天晚上阿尔卡季跟卡佳谈话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他的导师。他已经开始服从卡佳了，卡佳也觉察到这个，并不惊奇。他得在第二天动身回马利因诺去见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并不去管束这一对年轻人，只是为了礼俗的关系才不让他们长久单独地在一块儿。她很大量地把公爵夫人跟他们隔开，老公爵夫人听见他们就要结婚的消息，只气得流着眼泪大发脾气。起初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担心自己看见他们的幸福会觉得有些难过，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她看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感到兴趣，后来她居然感动了。这件事情叫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又高兴，又不愉快。“巴扎罗夫果然说对了，”她想道，“那不过是好奇心，就只是好奇心，贪舒服，自私自利……”

“孩子们！”她大声说，“爱情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情感吗？”

可是卡佳跟阿尔卡季连她的意思也不懂。他们常常躲开她；他们在无意中偷听到的谈话还时常萦绕他们的心。可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久就使他们心安了；这在她并不是难事：她自己已经心安了。

[1] 这是用俄国腔念出来的法国话：et voilà tout（如是而已）。

[2] 用俄国腔念出来的意大利字signor：先生。

二十七

巴扎罗夫的年老的双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回家来，因此他们看见他的时候更加欢喜得不得了。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非常兴奋，在家里不停地来回跑着，惹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她比做一只“母鹧鸪”；她那件短短的衫子后面拖着短短的下摆，使她的确有点儿像一只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自己也只是唔唔地哼着，咬着他的长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手指抓住脖子，把脑袋往左右转动，好像他要试一下他的脑袋是不是装得很牢，随后他忽然又张开他的阔嘴，发出一阵没有声音的笑。

“我回来要在你这儿整整住六个星期，老爸爸，”巴扎罗夫对他说。“我要做我的工作，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记了，我也不会来打扰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答道。

他果然遵守诺言。他像上次那样把他儿子安顿在他的书房里以后，竭力躲开他儿子，并且还阻止他的妻子对儿子作不必要的慈爱的表示。“好妈妈，叶纽沙上次回来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们吵得他有点儿厌烦了：这回我们应当聪明些。”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同意丈夫的话，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儿子，而且现在她简直不敢跟他讲话了。“叶纽兴卡，”她有时会唤他，可是不等他回过头，她就玩弄着她的手提袋的绳带，低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这是……”随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手支着脸颊，跟他商量说：“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叶纽沙今天午饭高兴吃什么——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他呢？”“他会讨厌我的！”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举动里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他到客厅里喝茶，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菜园里来回走着，一声不响地跟他父亲一块儿抽烟；有一回他还问起阿历克赛神甫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起先很高兴这种改变，可是他的快乐不久就没有了。“叶纽沙真叫人担心，”他偷偷地对他妻子诉苦道，“他并不是不满意或者生气，那倒还不要紧；他心里难过，他不快活——那是可怕的。他老是不讲话，哪怕他肯骂我们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来，他的脸色也不好看。”“主啊，主啊！”那个老妇人低声说，“我想在他的脖子上挂一道护身符，可是他自然不会答应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几次极小心地转弯抹角向儿子打听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阿尔卡季的近况……可是巴扎罗夫的回答却是勉强的，顺口说出来的；有一次他觉察到他父亲渐渐用话套他讲出什么来，他就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讲话老是像踮起脚在我周围绕圈子？这个办法比从前的更坏。”“啊，啊，我没有什么用意！”可怜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忙答道。他又发挥政治的意见，这也得不到结果。有一天谈到就要实行的农奴解放，他便谈起进步来，希望用这个引起他儿子的共鸣；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冷淡地答道：“昨天我走过院子篱笆那儿，我听见本地农民的小孩在唱歌，他们不唱从前的歌子，却哼着：‘正当的时候来了，我的心里感到爱了。’……这就是你的进步。”

有时候巴扎罗夫走到村子里去，用他平日的揶揄的口吻跟随便一个农民谈起话来。“喂，”他对农民说，“老兄，把你们的人生观讲给我听听；你瞧，他们说，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和将来都是捏在你们手里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要由你们来开创——我们的真正的语言同我们的法律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农民要末是不回答，要末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出几句这样的话来：“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是……要看我们的，譬如说，结果。”“你给我讲讲你们的‘米尔’是什么东西，”巴扎罗夫打岔说：“是不是就是那个站在三条鱼背上的‘米尔’[1]？”

“少爷，大地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那个农民就用他那种家长式的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答道，“可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米尔’上面，老爷的意志是很有势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亲。主人的规矩越严，农民越高兴。”

巴扎罗夫有一回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便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转身走了。农民也慢慢地走回家去。

“他在讲些什么？”另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农民问道，他一直站在自己的小屋门口，远远地望着巴扎罗夫跟这个农民谈话。“讲欠租的事情吗？”

“什么欠租的事，老兄，”头一个农民答道，现在他讲话没有一点儿家长式的单调声音了，却反而有一种毫不在乎的粗暴的调子。“啊，他这样那样地乱讲了一忽儿，他大约舌头发痒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懂得什么呢？”

“他哪儿懂得！”另一个农民说，接着他们抖了抖帽子上的土，又拉了拉腰带，两个人就去商量他们自己的工作和需要去了。唉！这位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自以为懂得怎样跟农民谈话的巴扎罗夫（他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争论的时候这样夸过口），这位自信心很强的巴扎罗夫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在他们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

巴扎罗夫后来终于给自己找到事情做。有一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他面前给一个农民包扎受伤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发颤，他不能够裹好绷带；儿子给他帮了忙，从此以后巴扎罗夫便时常帮父亲给人治病，虽然他同时又不断地嘲笑他自己向父亲推荐的治疗法，嘲笑马上采用这个治疗法的父亲。可是巴扎罗夫的讥笑并没有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心里有一点儿不好意思，它们反而给了他安慰。他用两根手指把他那件染着油渍的便衣提起来，提到肚皮那儿，一面抽烟斗，一面高兴地听巴扎罗夫讲话；巴扎罗夫的俏皮话越刻毒，他那感到幸福的父亲就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齿全露出来了。他甚至于把儿子的那些无味的或者毫无意义的俏皮话，常常重复地说来说去，譬如说，有好几天他不论对题不对题都说一句：“这是第九位的事！[2]”只因为他儿子听说他去做早礼拜，用了那一句话讲他。“谢谢上帝！他的郁闷已经过去了！”他悄悄地对妻子说：“他今天还这么挖苦过我，真是好极了！”而且，他想起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助手，便喜欢得不得了，心里充满了骄傲。“是的，是的，”他把一瓶古拉药水或一罐白油膏拿给一个穿粗布男大衣、包着有角的头巾的乡下女人的时候，就对她说，“因为我儿子住在我家里，你应当时时刻刻感谢上帝，好女人，现在可以用最科学的、最新的方法来给你治病。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御医也并不比他好。”那个乡下女人是来抱怨她“浑身刺痛”的（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听了他的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在怀里掏出了包在一幅毛巾角上的四个鸡蛋。

巴扎罗夫有一次还给一个过路的卖布小贩拔了一颗牙；这虽是一颗很平常的牙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却把它当作古董似的保存起来，而且把牙齿拿给阿历克赛神甫看，口里不住地说：

“您瞧，多长的根！叶夫盖尼的力气真不小！那个卖布的差一点儿跳到半空中去了……我看，就是一棵橡树，也会跳起来的！……”

“很值得佩服！”阿历克赛神甫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位高兴得不得了的老年人对付过去，末了只好这样说。

有一天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带了他的兄弟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家里来看病，病人害的是伤寒。这个可怜的人躺在一捆干草上面快要死了；他满身都是黑点子，早就失掉了知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惋惜地说，为什么早没有人想到来找医生看病，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果然这个农民还没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车子上死了。

三天以后巴扎罗夫走进他父亲的屋子，问他父亲有没有硝酸银。

“有的，你要来做什么用？”

“我得用它来……烧一个伤口。”

“谁的伤口？”

“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的！为什么有伤口？是什么一种伤口？在什么地方？”

“这儿，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个村子里去，你知道，就是那个害伤寒的农民的村子。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正要解剖他的尸首，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这种手术了。”

“后来？”

“后来，我请求县医让我来动手；我就割伤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成灰白，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跑进书房里去，立刻拿了一块硝酸银回来了。巴扎罗夫正要拿起它就走。

“看在上帝的分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让我给你弄吧。”

巴扎罗夫笑了笑。

“你真喜欢做医生！”

“不要开玩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给我看。伤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压紧一点儿，不要怕。”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停止了。

“叶夫盖尼，你以为怎样，是不是用烙铁来烧一下更好些？”

“那是应该早弄的；可是现在连硝酸银，其实也不中用了。倘使我受到传染，现在已经晚了。”

“怎么……晚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差不多讲不出话来了。

“那是没有疑问的！已经隔了四个多小时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又把伤口烧了一忽儿。

“那个县医就没有硝酸银吗？”

“没有。”

“怎么能够呢，我的上帝！一个医生连这样一件万不可少的东西也没有！”

“你还没有看见他的柳叶刀呢，”巴扎罗夫说着便走开了。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第二天又一个整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断地找了种种的借口到他儿子的房里去；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提起伤口，甚至于找了一些极不相干的话来谈，他却牢牢地望着他儿子的脸，他那么惊惶地望他的儿子，所以巴扎罗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气地嚷着要他走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答应他的儿子，以后不再打扰他了，在他这方面，也得这样办，因为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他自然一切都瞒着她）开始钉着他问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问他有什么心事。整整两天他都坚持下去了，虽然他还是偷偷地留心看他的儿子，觉得他儿子脸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罗夫埋着头，什么都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叶夫盖尼？”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我觉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吗？你的头怎样？”他胆怯地说，“痛不痛？”

“痛。为什么不头痛呢？”

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坐直了身子，注意地听他们讲话。

“不要生气，叶夫盖尼，我求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你肯让我给你按按脉吗？”

巴扎罗夫站起来。

“我用不着按脉，就可以告诉你；我发烧。”

“有没有发寒颤呢？”

“有点儿发寒颤。我去躺一忽儿，你给我送点儿菩提花茶来。我一定着凉了。”

“怪不得我昨晚上听见你咳嗽，”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说。

“我着凉了，”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忙着预备菩提花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便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不声不响地拉他自己的头发。

这天巴扎罗夫就没有再起床，他整夜都是处在一种沉重的、半昏迷的睡眠状态中。早晨一点钟光景他勉强睁开了眼睛，看见灯光底下父亲的苍白的脸正俯下来望他，他叫他父亲出去；他父亲说声请他原谅便走了，可是马上又踮起脚走回来；半个身子藏在柜门背后，不转眼地一直望着儿子。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也没有睡，她让书房的门开着一点儿，她不停地到门口来听听“叶纽沙呼吸怎样”，又来看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她只能够望见他那一动也不动地俯着的背，可是就是这个也叫她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清早巴扎罗夫挣扎着起来了；他觉得一阵头晕，鼻子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默默地伺候他：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进来看他，问他觉得怎样。他答道：“好些了，”便翻身向着墙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他的妻子摇着双手，要她出去；她咬着嘴唇免得哭出声来，便走开了。整个宅子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四周静得出奇；院子里一只爱叫的公鸡让送到村子里去了，它好久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对待它。巴扎罗夫仍然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试着拿种种的问题去问他，可是巴扎罗夫厌烦了，老人便回到扶手椅上坐下，动也不动一动，只是间或拉拉自己的手指节发出响声。他到花园里去了几分钟，像一座石像那样地立在那儿，仿佛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惊惶（惊惶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然后又回到他儿子的房里，竭力避开他妻子的询问。她最后抓住他的胳膊，痉挛地、几乎是威胁地问道：“他害什么病？”他连忙定一定神，勉强回答她一笑；可是叫他自己也害怕的是：他发出的不是微笑，却是一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狂笑。他一早就差人去请医生。他觉得应该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儿子，免得儿子生气。

巴扎罗夫突然在长沙发上翻过身来，用那对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他的父亲，要水喝。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拿了一点儿水给他，便趁势摸了一下他的前额。额头烧得跟火一样。

“老爸爸，”巴扎罗夫声音嘶哑地慢慢说，“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传染了，过几天你就得埋葬我。”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连脚都站不稳了，好像什么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叶夫盖尼！”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保佑你吧！你着凉了！……”

“得啦，”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打岔说。“医生是不可以这样说的。一切传染的征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传染的征候……在哪儿，叶夫盖尼？……哪儿的话！”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说，他挽起他衬衫的袖子，给他父亲看他的胳膊上发出来的那些显示着凶兆的红斑点。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吓得浑身打起寒颤来。

“我们假定，”他末了说，“我们假定即使……即使有点儿像……传染……”

“脓毒血症，”他的儿子提醒说。

“啊，是……一种……流行病……”

“脓毒血症，”巴扎罗夫声音清楚而严厉地说，“你难道忘了你的笔记本吗？”

“啊，是的，是的——随你怎样说好了……无论如何，我们要治好你的病！”

“得啦，这是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也不必争论这个。我没有料到会死得这么早；老实说，这是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亲你们两位应当利用你们的坚定的宗教信仰了；现在是试验它的好机会了。”他又喝了一点儿水。“我想求你办一桩事……趁现在我的脑子还清醒的时候。明天或者后天，你知道，我的脑筋就要辞职了。就是现在我也没有十分把握我讲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躺在这儿，我老是觉得有些红狗在我周围跑，可是你暗中注意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只山鸡似的。我好像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吗？”

“哪儿的话，叶夫盖尼，你说话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跟我说过你已经差人去请了医生。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你自己……你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个送信人去……”

“到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那儿去吗？”老人插嘴道。

“阿尔卡季·尼古拉伊奇是谁？”巴扎罗夫说，他好像在思索似的。“啊，不错！那只小鸟儿！不，不要去动他；他现在成了一只寒鸦了。不要怕，这还不是说胡话呢！差一个人去见奥金佐娃，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是这儿的一位地主太太……你知道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就说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差人来问候她，并且来告诉她：他要死了。你肯办吗？”

“我就去办……不过你真会死吗，叶夫盖尼？……你自己想一想！要是你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公道呢？”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请你差一个人去。”

“我马上就差人去，我自己给她写信。”

“不，为什么要你写呢？只说我差人问候她；不用再讲别的。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红狗那儿去了。奇怪！我要集中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总没有用。我看见一个斑点一样的东西……再也没有别的。”

他又很吃力地翻过身去向着墙壁。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出了书房，勉强支持着走进妻子的睡房，立刻跪倒在神像面前。

“祷告吧，阿琳娜，祷告吧，”他呻吟地说，“我们的儿子快死了。”

医生，就是那个没有硝酸银的县医，来了，他给病人看了病，劝他们安心等待病情的变化，他还说了几句可望痊愈的话。

“您见过病得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极乐国土去的吗？”巴扎罗夫问道，他突然抓住长沙发旁边一张笨重桌子的腿，摇了摇桌子，就把它推开了。

“还有力气，还有力气，”他说，“力气全在，可是我就得死了！……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从容地跟生命分离，可是我……好的，去试一试否认死吧。死就来否认你，这就够了！谁在这儿哭？”他停了一下又说。“母亲吗？可怜的人！她那出色的红菜汤以后又给谁吃呢？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好像你也哭了。啊，要是基督教不能给你帮忙，你就做一个哲学家，一个斯多噶派[3]好了！怎么，你不是夸口说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我是个什么哲学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呜咽地说，眼泪顺着两颊直流下来。

巴扎罗夫的病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更沉重了；病情进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失掉知觉，还懂别人对他讲的话，他还要挣扎。“我不愿意说胡话，”他捏紧拳头，喃喃地说，“多无聊！”他马上又说：“唔，八减十，还剩多少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像发了疯似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起先主张用这一种治法，然后又想用另一种，末了他只是不停地拉被子盖上儿子的脚。“得用冷布单包缠……呕吐药……肚皮上贴芥末膏……放血，”他紧张地说。那个让他挽留下来的县医赞成他的意见，给病人喝柠檬水，自己却一忽儿要烟斗来抽，一忽儿又要点儿“添暖加力的东西”，那就是说伏特加。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坐在门口一个矮凳上，只不时出去祷告一忽儿。几天以前，她梳妆用的小镜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打碎了，她一向把这种事情当作凶兆；就是安菲苏什卡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季莫费伊奇到奥金佐娃那儿去了。

夜里巴扎罗夫很不好……高烧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时候他稍微好了一点。他请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给他梳梳头发，他亲了一下她的手，喝了两口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恢复了一点精神。

“谢谢上帝！”他不住地说，“转机来了，转机到了。”

“喂，现在就这样想吗？”巴扎罗夫说，“一个字眼有多大用处！他找到它了；他说‘转机’，就得到安慰了。真奇怪，一个人还相信一些字眼。譬如说，人家讲他是个傻瓜，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要难过；人家要是叫他聪明人，即使不给他一个钱，他也非常满意。”

巴扎罗夫的这篇小小的演说，大有他从前讲的“俏皮话”的味道，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大大地感动了。

“好啊，说得真好，真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样子。

巴扎罗夫悲哀地笑了笑。

“那么，据你看来，”巴扎罗夫说，“究竟是转机过了呢，还是它正来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来的，这就使我高兴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答道。

“唔，很好；高兴总是不坏的。不过去她那儿，你还记得吗？你差人去了吗？”

“我当然差人去了。”

病人的这种好转的现象并没有继续多久。病又沉重起来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在巴扎罗夫的身边。这个老人心里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痛苦似的。他几次要讲话——却又讲不出来。

“叶夫盖尼！”他终于说出来了，“我的儿子，我的宝贝的，亲爱的儿子！”

这种不寻常的称呼在巴扎罗夫的心上发生了效力……他稍微转过头来，显然在挣扎着要把那个正压在他心上的昏迷的力量甩开，他终于吐出声音：

“我的父亲，什么事？”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接着往下说，他在巴扎罗夫面前跪了下来，虽然巴扎罗夫已经闭上眼睛，看不见他了。“叶夫盖尼，你现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安慰安慰你母亲和我，尽一次基督徒的责任吧！我跟你讲这种话，是很可怕的；不过更可怕的是……永久，叶夫盖尼……想一想吧，怎样的……”

老人讲不下去了，他儿子虽然仍旧闭上眼睛躺着，可是他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要是这桩事情可以给你们安慰的话，我就不拒绝，”巴扎罗夫末了说，“不过我想不必这样着急。你自己还说我好些了。”

“好些了，叶夫盖尼，好些了；可是谁知道呢，一切都得看上帝的意思，你尽了这个责任……”

“不，我要等一忽儿，”巴扎罗夫打岔说。“我同意你的话，转机已经来了。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的话，那也不要紧！你知道，失掉知觉的人也可以领圣餐的。”

“叶夫盖尼，我求你……”

“我要等一忽儿，现在我想睡了。不要打扰我。”

他把头放回在原地方。

老人站起身来，坐在扶手椅上，捏住下巴，咬起自己的手指来……

他突然听到一阵弹簧马车的声音[4]，这声音在乡下偏僻地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轻快的车轮越滚越近，现在连马的鼻息声也听得见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跳起来，跑到窗口去。一辆用四匹马拉的两个座位的马车正跑进他这小小住宅的院子里来。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只感到一种糊里糊涂的快乐，一口气跑到台阶上去了……一个穿号衣的听差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一位穿黑大衣、戴黑面纱的太太来……

“我是奥金佐娃，”她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还活着吗？您是他的父亲吧？我请了一位大夫来了。”

“恩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大声说，他抓起她的手，战战兢兢地放在他的嘴唇上。这个时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请的医生，一个有德国脸型、戴眼镜的、矮小的人，不慌不忙地从车上走下来了。“还活着，我的叶夫盖尼还活着，现在他有救了！妻啊！妻啊！一位天使从天上下降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是什么一回事，我的上帝！”老妇人从客厅里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她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就在穿堂里跪在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脚跟前，像一个疯婆子似地亲起她的衣裾来。

“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做什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接连地说；可是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并不去理会她，而同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住地说：“一位天使！一位天使！”

“Wo ist der Kranke？[5]病人在哪儿？”末了医生有点儿生气地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醒悟过来了。“在这儿，这儿，请跟我来，威尔结斯结尔·黑尔·科列加[6]，”他记起了从前学过的东西，便加上这么一句。

“啊！”德国人带着苦笑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他们引进了书房。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金佐娃请的大夫来了，”他弯下身子凑近他儿子的耳朵说，“她本人也在这儿。”

巴扎罗夫突然睁开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金佐娃在这儿，她带了一位大夫来看你。”

巴扎罗夫动动眼睛朝四处望。

“她在这儿……我要见她。”

“你就会看见她的，叶夫盖尼；可是我们得先跟大夫谈谈。现在既然西多尔·西多利奇（这是那个县医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得把你的病史详细讲给他听，我们要稍微商量一下。”

巴扎罗夫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好吧，就请快点儿谈，只是不要用拉丁语；你知道，我懂得jam moritur[7]的意思。”

“Der Herr scheint des Deutschen mächtig zusein，[8]”埃斯库拉皮乌斯[9]的这个新弟子转过脸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

“以黑……加伯[10]……我们还是讲俄国话吧，”老人说。

“啊，啊！原来是这样，[11]……好吧……”

他们就商量起来。

半小时以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陪着，走进书房里来。医生已经悄悄地告诉她：病人没有好的希望了。

她望了巴扎罗夫一眼……就在房门口站住了，她看见那张发红的、同时又死气沉沉的脸同那对盯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惊。她只觉得害怕，是一种冰冷的、难堪的害怕；她马上想道，要是她真的爱过他的话，她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谢谢您，”巴扎罗夫用力地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这是慈善的行为。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正如您所答应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

“父亲，请你出去一忽儿。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允许吗？好像，现在……”

他把头动一下，指点着他那睡倒的无力的身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出去了。

“好，谢谢您，”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这是皇上的派头。据说沙皇也要去看垂死的人。”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希望……”

“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让我们说实话吧。我是完结了。我掉在车轮下面了。所以显然也用不着想到将来了。死是一种古老的玩笑，可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很新鲜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害怕……不过我就要失掉知觉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没有力气地摇摇手。）啊，我应当对您讲什么呢？……说我爱过您吧！那句话以前就没有意思，现在更没有意思了。爱是一种形体，我自己的形体已经坏了。我不如说，您生得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这儿，这么美……”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不要紧，不用担心……在那儿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我的病是传染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很快地穿过屋子走了过来，坐在靠近巴扎罗夫躺的长沙发的一把扶手椅上。

“高贵的心肠！”他低声说，“啊，多么近，又是多么年轻，鲜艳，纯洁……在这间不干净的屋子里！……好，永别了！祝您长寿，这是比什么都好的事情，趁着您还年轻的时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时间。您瞧，这是一个多么难看的景象，虫子给压得半死了，可是它还在蠕动。您瞧，我也想过：我还要办好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有使命，因为我是一个巨人！现在这个巨人的全部使命就是：怎样才死得体面，虽然在旁人看来这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摇尾乞怜的。”

巴扎罗夫闭了嘴，伸手去摸他的杯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拿了一点儿水给他喝，却并不取下她的手套，而且胆怯地不敢多呼吸。

“您会忘掉我的，”他又说，“死人不是活人的朋友。我父亲会对您说，俄国要失掉一个怎样的人……那是胡说，不过请您不要打破老年人的幻想。您知道……无论用什么玩具哄小孩都行。[12]还请您安慰安慰我母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你们的上流社会里就是白天点起火去找也找不到……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屠户……卖肉……屠户……等一下，我有点儿糊涂了……那儿有一座树林……”

巴扎罗夫把手按在额上。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俯下身去挨近他。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在这儿……”

他马上拿开手，撑起半个身子来。

“永别了，”他突然用力说，他的眼睛射出最后的光。“永别了……请听着……我那个时候没有亲您……吹一下快尽了的灯，让它灭了吧……”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嘴唇挨了挨他的前额。

“够了！”他说，头落回到枕上去了。“现在……黑暗……”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轻轻地走了出去。

“怎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低声问道。

“他睡着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巴扎罗夫就没有再醒过。快到傍晚时候他完全失了知觉，第二天他就死了。阿历克赛神甫给他举行了临终前的宗教仪式。在行最后涂油仪式的时候，圣油涂到他的胸上，他的一只眼睛睁开了，没有生气的脸上一瞬间现出一种类似恐怖的战栗，好像因为看见穿法衣的教士、烟雾缭绕的香炉和神像前的烛光的缘故。最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声哭起来，这个时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突然充满了愤怒。“我说过我要抗议，”他嘶声叫着，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变了相，他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好像在威吓什么人似的：“我抗议，我抗议！”可是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带着满脸的眼泪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两个人一齐跪倒在地上。安菲苏什卡后来在用人房里对人说：“他们并排地垂着他们的脑袋，就像正午时候的一对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热过去了，接着来的是黄昏同黑夜，人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安身处，在那儿，疲劳的、痛苦的人可以得到安适的睡眠……

[1] 俄文“米尔”（мир）这个字除了乡村自治组织外，还有一个意义是“世界”，旧俄传说世界是放在三条鱼背上的。

[2] 意为：毫不重要的事。

[3] 希腊哲学的一派，又称淡泊学派。转义为坚忍不拔、经得住考验的人。

[4] 当时乡下路坏，所以乡下的马车大都没有装弹簧。

[5] 德语：病人在哪儿？

[6] 俄国腔的德语译音：最可尊敬的同事先生。

[7] 拉丁语：已经要死了。

[8] 德语：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语。

[9] 罗马神话中的医神。

[10] 俄国腔的德语译音：我曾经。

[11] 德国腔的俄语译音。

[12] 俄谚：“只要小孩不哭，玩什么都好。”

二十八

六个月过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它带来了：晴朗无云的严寒的冷寂，轧轧作声的积雪，树枝上浅红色的霜花，浅绿色的天空，烟囱上袅袅的浓烟，门突然打开时冲出来的一阵阵的热气，还有行人的好像让寒气冻伤了的通红的脸，和冻得打战的马的飞奔。正月里的某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静止的空气中更觉刺骨，血红的夕阳又匆匆地逝去。在马利因诺宅子的窗里正是灯烛辉煌，普罗科菲奇穿着黑礼服，戴着白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餐桌上摆了七份餐具。一个星期以前在本地区的小礼拜堂里静悄悄地举行了两对夫妇的婚礼，几乎连证人也没有——这是阿尔卡季同卡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同费尼奇卡的婚礼。在这一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替他的哥哥饯行，他的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参加了婚礼、并且送了一份厚礼给这对年轻夫妇以后，马上也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在三点钟的时候，大家围着餐桌坐下来。米佳也占了一个座位，旁边有一个包着锦缎头帕的奶妈照应他，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坐在卡佳同费尼奇卡的中间；两位“新郎”便挨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们这两位朋友近来都有点儿改变了，他们都长得更漂亮，而且更有男子气概了；只有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这反而给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添了优雅和大贵族气派……费尼奇卡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新绸衫，头发上扎了一条宽的天鹅绒带子，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链子，她坐在那儿，恭恭敬敬地一动也不动，她对她自己，对她周围的一切，都很恭敬，她老是微笑，好像要说：“请你们原谅，我并没有错。”不只是她——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在微笑，好像也都带着抱歉的样子；他们都觉得有一点儿拘束，有一点儿惋惜，其实都很高兴。他们带着近于滑稽的殷勤互相周旋，仿佛他们全同意来表演一出天真的喜剧似的。卡佳算是这些人里面最镇静的了：她安心地朝她的四周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已经非常喜欢她了，这是看得出来的。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脸向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说，“当然，不会久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对你说，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唔，挺糟的是，我们不会演说！阿尔卡季，你说吧。”

“不，爸爸，我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好像我就准备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只是让我们来拥抱你一下，祝你万事顺遂，盼你尽快地回到我们这儿来！”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跟每个人都亲过了，自然连米佳也在内；对费尼奇卡，他还亲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还没有学会把手伸给别人去亲呢；他喝干了第二次斟满的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祝你们快乐，朋友们！Farewell！[1]”这最后一句英国话谁也没有注意到；[2]不过大家都很感动。

“巴扎罗夫的纪念，”卡佳在她丈夫的耳边轻轻地说，她跟他碰了碰杯。阿尔卡季用热烈的握手来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声提出祝饮的话。

这好像应该完结了吧？可是也许有一两位读者想知道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人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愿意让他们满意。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最近嫁了人，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却只是出于信念。她的丈夫是一个俄国未来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处世常识丰富、意志坚强、而且有惊人辩才的法学家——年纪不大，脾气好，冷得像冰一样。他们处得极和睦，可能有一天会达到幸福吧……可能会产生爱情吧。X公爵夫人死了，她一死，马上就让人忘记了。基尔萨诺夫父子一直住在马利因诺；他们的事业开始好转。阿尔卡季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场”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了调解官[3]，他拿出全力来办事，他不停地在他那个区里奔走，发表长篇演说（他以为农民应当给“开导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说，应当对他们把同一套话反复地说许多遍，讲到他们听累了为止）；可是说实话，不但一班有教养的乡绅对他并不十分满意，那班绅士讲起“解放”这个字眼来，时而讲得漂亮干脆，时而忧郁凄凉，故意把эмансипация（解放）的第一个字母念掉了（而且念ман音的时候还带了很重的鼻音）；还有一班没有受过教育的乡绅也不大喜欢他，那班人常常毫不客气地咒骂“那么个解放”。这两种乡绅都说他心肠太软了。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生了一个儿子，叫科里亚；米佳一天高兴地到处乱跑，话也讲得清楚流利了。费尼奇卡，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佳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妇，要是她的媳妇弹起钢琴来，她便高兴地整天坐在媳妇旁边。我们顺便讲一讲彼得。他越长越傻，也越是神气。他讲起话来把所有е的音都念成ю，他把“现在”（“杰别儿”）念成了“久比忧儿”，可是他也结了婚，并且得到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他的妻子是城里一家菜园主人的女儿，曾经拒绝了两个很好的求婚者，只因为他们没有表；彼得不但有表——他还有一双漆皮鞋。

在德累斯顿的布吕尔台地[4]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中间——那是最时髦的散步时间——您可以遇见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他好像害着关节炎似的，可是他的相貌仍然很漂亮，衣服也很讲究，而且举止间还带了一种特别的风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会里生活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这就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他从莫斯科到外国去休养，就在德累斯顿住了下来，在这儿他喜欢跟英俄两国的游客来往。他待英国人没有架子，差不多到了谦虚的地步，不过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他们觉得他有点儿枯燥乏味，可是尊敬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用他们自己的话说，“a perfect gentleman”[5]。他待俄国人比较自由，没有拘束，他随意发脾气，常常挖苦他自己，也挖苦他们，不过他始终保持着极和蔼的、而且随便的态度，没有一点儿失礼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见解，谁都知道，在上流社会里这是被认为très distingué！[6]他从来不阅读俄文书报，可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银质的烟灰碟，形状像一只俄国农民穿的树皮鞋。我们的游历家都喜欢去拜望他。马特维·伊里奇·科利亚津有一个时期处在暂时的反对派的地位出国，到波希米亚的温泉去的时候经过这儿，很隆重地拜访了他；他跟本地人很少来往，可是他们非常崇拜他。倘使要找宫廷乐队演奏会、戏院等等的门票，没有一个人能够比der Herr Baron von Kirsanoff[7]更容易、更快的了。他尽力做一些好事，他还逐渐得到一点儿声名；以前他并没有白做大社交家啊；可是生活对他是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比他自己所料想的还重得多……我们只消看他在俄国教堂里面，靠在墙边，想着什么事情，许久都不动一动，只是痛苦地咬自己的嘴唇，随后忽然醒悟过来，差不多叫人看不见地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库克什娜也到外国去了。她现在住在海得堡，已经不研究自然科学，却研究建筑学了，据她自己说，她在建筑学上已经发现了新的法则。她仍然跟一班大学生常常来往，特别是跟那些研究物理学和化学的俄国青年来往，在海得堡有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初到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的见解常常叫朴直的德国教授们吃惊，可是后来他们的完全无所作为与极端懒惰又叫这些教授惊奇了。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城里跑来跑去，那些化学家连氧气跟氮气也分不清楚，可是装满了一肚皮的否定和自尊心，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维奇也同他在一块儿，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自己也做一个大人物了，他在彼得堡闲逛，据他自己说，是在继续巴扎罗夫的“事业”。外面传说他新近让什么人打了一顿，可是他对那个人也报了仇：在一份没有名气的小报上一篇没有人注意的小文章里面，他露了一点意思说打他的人是一个胆小鬼。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是像从前那样地虐待他，他的妻子当他是一个傻瓜……和一个文人。

在俄国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差不多跟所有我们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它四周的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头十字架也倒下来了，在它们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全移动过了，好像有什么人从下面把它们抬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自由自在地在坟上面来来去去……可是这些坟中间有一座却没有让人碰过，也没有给畜类践踏过；只有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小鸟在坟上唱歌。坟的四周围绕着铁栏；它的两边种了两棵小枞树。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就埋在这座坟里面。从附近的小村子里常常有一对非常衰老的夫妇来上这座坟。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来；他们走到铁栏跟前，就跪在地上，伤心地哭上好久，他们长久地注意地望着那块不会讲话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睡在它底下；他们谈了几句简短的话，揩去了石头上的尘土，整理一下枞树的枝子，便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他们好像跟他们的儿子离得更近，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离得更近……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都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它们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

作者像

[1] 英语：别了。

[2] 帕维尔不说“再见”，却说“别了”，可见他不打算再回到他们中间来。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3] 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以后新设的一种官职；专门调解地主和农民中间关于土地的纠纷。

[4] 布吕尔台地：在易北河上德累斯顿旧要塞墙上；布吕尔（1700—1763）是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图斯三世的首相。

[5] 英语：一位十足的绅士。

[6] 法语：十分可敬的。

[7] 德语：基尔萨诺夫男爵阁下。

烟

王金陵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ДЫМ

根据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二十八卷集第九卷译出。

一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登—巴登[1]著名的“Conversation”厅[2]门前麇集了一大群人。天气特别晴和，四周的一切——无论是葱茏绿树，还是这座安乐城里一幢幢明亮的房屋，蜿蜒起伏的山峦——全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显得兴高采烈，喜气扬扬。似乎万物都在毫无目的地、信任而和蔼地微笑着。人们的脸上，无论老少、丑俊，也都流露出同样一种虽不明确、但是善意的微笑。即便是巴黎卖笑妇那种涂脂抹粉的形象，也无损于这种明显而普遍的皆大欢喜的印象，而那些缀在帽子及面纱上五色缤纷的缎带、羽毛、闪闪发光的金珠银星，使人不由得联想起灿烂的春花及百鸟的彩翼的鲜亮夺目和五光十色。惟独到处传来法国人扯闲话的那种枯涩而微颤的喉音，却不能替代鸟雀的啼啭，而且也无法与之比拟。

不过，一切都照常进行。乐队在亭子里时而演奏着歌剧《茶花女》的集成曲，或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时而又是由殷勤的乐队指挥改编成可以用乐器演奏的俄国浪漫曲《请对她说》。在赌厅里，拥挤在一张张绿呢赌桌周围的也还是那些大家早已熟悉的人物。他们脸上依旧是那种呆板而贪心的表情，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凶狠，其实这是赌博的狂热使得每一个人，甚至最有贵族气派的人都会流露出贪婪的欲念。那个穿着非常讲究，从唐波夫[3]来的胖地主，瞪着眼睛，俯在桌子上，根本没有理会“庄家”的冷笑，正在响起：“Rien ne va plus！[4]”的喊声的一瞬间，举起一只汗漉漉的手，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把圆滚滚的金路易朝轮盘的四角撒过去。如此一来，他丧失了赢钱的一切可能，即便赢了也不作数。但这也没有影响他就在当天晚上，怀着同情的愤懑，随声附和着科科公爵——这位科科公爵是一个有名的在野派贵族首领，他在巴黎的时候，曾在玛季尔达公主[5]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非常清晰地说：“Madame，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e。[6]”我们亲爱的男女同胞们，跟往常一样聚集到“俄罗斯之树”——à l’Arbre russe——来了。他们服饰华丽，穿着入时而又随便，他们郑重其事地相互打着招呼，优美潇洒，正符合一个高踞当代教育顶峰的人物应持的态度。但是他们进得门来，坐定之后，便完全不知道彼此该讲些什么，只好扯些无聊的空话，或是重复一位早已过时的法国文人的话，一些最最贫气、最最厚颜无耻和最最庸俗的俏皮话。这个小丑和饶舌的家伙，他的两只小得可怜的脚上穿着一双犹太人穿的小鞋，一副下流相的脸上挂着几茎稀稀拉拉的胡子。他对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7]把从《沙利瓦利》和《田达玛尔》旧杂志[8]上看来的各种乏味的废话胡吹一通，而他们，ces princes russes，听了却感激地哈哈大笑，仿佛不由得不承认异国才子的无比高明，承认自己绝对无能去想出什么有趣的笑料。然而，这儿几乎荟萃着我们社交界的全部“fine fleur[9]”，“全部显贵和时髦人物”[10]。这儿有X伯爵，我们无与伦比的才子，他富有深刻的音乐天才，能绝妙地“说”浪漫曲，其实他连两个音符的区别都分不清，只能用一个食指在琴键上胡敲乱打，唱起歌来又像是一个拙劣的茨冈，又好似巴黎的理发师。此地还有我们令人心醉的Z男爵，这是个万能大师：既是文学家，又是行政首长、演说家、赌棍。这里还有Y公爵，宗教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类专卖的黄金时代，出卖一种掺了麻醉品的杂醇酒而发了大财。还有一位显赫的OO将军，他过去征服过某些地方，镇压过某些人，可是如今却无所事事，不知如何来表现自己才好。还有PP，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大胖子，总觉得自己病入膏肓，认为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其实他壮得像头公牛，蠢得赛过木头疙瘩……正是这位PP，在我们时代几乎只有他是仅有的一个，还熟知四十年代，《当代英雄》和沃罗滕斯基伯爵夫人那个时代的某些雄狮[11]的风流轶事。他甚至还保持着：摇摇摆摆地用鞋跟走路的姿态，“le culte de la pose[12]”（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用俄语来表达），还有不自然的缓慢动作，呆滞的、似乎受了委屈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死气沉沉的肃穆表情，以及用打哈欠来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还有十分仔细地察看自己的手指和指甲、打鼻子里发出笑声、突然把礼帽从后脑勺压到眉梢，以及诸如此类的习气。此地甚至还有政府要员、外交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要人，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竟以为黄金诏书[13]是教皇颁布的，而英国的“poor tax[14]”是向穷人收税。说到最后，此地还有风流娘儿们的那些狂热而又羞涩的崇拜者，社交界的青年雄狮，他们后脑上的头缝也梳得清楚分明，蓄着精致的连鬓胡，穿的是真正伦敦服装，这帮年轻的雄狮似乎任凭怎样也免不了像那位声名狼藉的法国饶舌者一样庸俗浅薄。可是，不！咱们国产的可不行时，——因此Ш伯爵夫人，她是时装和高雅风度的倡导人，被刻薄的人们起了个外号叫“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米杜萨[15]”，若是那位饶舌家不在场，她宁愿去找那些老在乱转的意大利人、莫尔达瓦人、美国“招魂师”，还有那些外国大使馆敏捷活泼的秘书，长着一副女里女气而且不苟言笑的外貌的德国人等等。仿效伯爵夫人的有Babette公爵夫人，肖邦就是在她的怀抱里死去的（在欧洲，大约数得出上千个妇人说，肖邦是在她们怀抱里断气的），还有Annette公爵夫人，假如不是她不时流露出自己那种普通的乡村洗衣妇的本色，真像是在幽香之中夹着一股白菜味的话，她可真能具备一切了。还有一位遭遇巨大不幸的Pachette公爵夫人：她的丈夫担任过显要的职位，可是突然之间，Dieu sait pourquoi，[16]殴打了市长，并且盗用了两万银卢布公款；还有爱笑的公爵小姐济济和爱哭的公爵小姐佐佐，她们全都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旁爱理不理……让我们也把这批美妙的夫人们撇在一边，离开这棵著名的树，——她们穿着如此昂贵却又有点俗气的服装，坐在它的近旁，——让上帝去减轻折磨着她们的无聊吧！

[1] 德国西南部的疗养地。

[2] 法语，意为疗养者交谈的地方。

[3] 俄国地名，现为州中心。

[4] 法语：停止下注。

[5] 玛季尔达·波拿巴（1820—1904），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拿破仑三世的堂姊妹。她的沙龙在巴黎文艺界享有盛名，梅里美、福楼拜、屠格涅夫都是座上客。

[6] 法语：夫人，财产私有制在俄国完全动摇了。

[7] 法语：这帮俄国大公们。

[8] 《沙利瓦利》，一八三二年在巴黎出版、一种附有插图的讽刺周刊。《田达玛尔》创刊于一八四三年，一种文学、戏剧、音乐等综合性的幽默刊物，载有大量的时装及商业广告。

[9] 法语：精华。

[10]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与原文稍有出入。

[11] 十九世纪初把活跃在社交界的纨袴子弟戏称为雄狮。

[12] 法语：对风度的崇拜。

[13] 中世纪西欧国家的重要文件。此处指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系德皇卡尔四世于一三五六年颁布，它完全排除了罗马教皇对德国国家事务的干涉。

[14] 英语：济贫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于1601年制定，向不动产持有者征收特殊税款以救济贫民。）

[15]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人们只要看见她的面容，立刻变为石头。

[16] 法语：天知道为了什么。

二

离开“俄罗斯之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厅门前的一张小桌旁，坐着一位将近三十岁的美男子，中等身材，消瘦黝黑，一张英俊可爱的脸。他双手撑着手杖，朝前俯着身子，安详而随意地坐着，仿佛从未想到会有人注意他或是招呼他。他那双棕色的、微微发黄的眼睛大而富于表情，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有时由于阳光耀眼而眯缝着，有时又突然死死盯着一个古怪可笑的过路人，于是便会有一丝近乎天真的嘲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纤细的胡髭、嘴唇以及微向前凸的下颚。他身穿一件德式剪裁的宽敞大衣，一顶柔软的灰色礼帽遮去了他半个高高的额头。乍一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正直、干练、颇有几分自信的青年，这样的人在人世间真是比比皆是。他似乎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在老老实实地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景色，但他的思绪却远在他方，而且它们，这些思绪所萦绕的世界，和此刻围绕着他的完全不同。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需要和他认识，因而必须简略地谈谈他的过去，那极其单纯而简单的过去。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但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在城市，而是在农村里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贵族，曾经是贵族女塾的学生，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然而也并非缺乏个性。她虽然比丈夫年轻二十岁，但是却给他以再教育，尽量把他从官吏的生活轨道里拉了出来，纳入地主的生活轨道里去，她驯服并软化了他那又硬又倔的脾气。多亏有了她，他穿戴得整洁起来，而且举止得体，不再出口伤人，也开始尊重有学问的人和渊博的学识了——虽说他当然连一本书也没摸过。同时，他尽力做到不贬低自己的身分：甚至走起路来脚步也放轻一些，讲话细声细气，总是谈论崇高的事物，这些使他花费了不少气力。有时候他心里这么想：“嗐，真该揍他！”可是讲出声来的却是：“是呀，是呀，这个……当然啰，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照西欧方式持家，她对仆人称“您”，不允许任何人在午餐时吃得直喘气。至于说到管理她名下的田庄，那么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丈夫，全都无能为力：它们早就荒废了，但是土地很多，可以做各种经营，还有不少树林和一座湖泊。从前有一个地主在湖边开过一座大工厂，他虽然勤勉，但是没有条理。这家工厂后来在一个狡诈的商人手里发达过，最后在一个正直的德国生意人的经营下彻底破产。李特维诺娃太太只要不损害她的财产，不欠债，就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却说不上好，后来死于肺病，那正是她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一年。由于情况变化（读者以后会知道详情），他没能毕业，回到外省去了。在那儿闲散了一阵，既不工作，也不跟人来往，而且几乎没有朋友。多亏他那县的贵族，——他们没有理解“缺席主义”[1]有害的西欧理论，更为崇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的土信条，对他没有好感，一八五五年把他弄进非常后备军[2]，使他险些儿因伤寒病死在克里木，他在腐海[3]边的土窑里驻扎了六个月，根本没看见过一个“盟友”。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当然免不了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于是回到乡间小住，竟然迷上了经营农业。他了解到母亲的产业在年迈体衰的老父的管理下情况不好，日益萧条，达不到应得进项的十分之一，其实，如果掌握在有经验有学识的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金窑。不过他心里也明白，他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和学识——因此他到国外去学习农业和技术，从头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锡、卡尔斯鲁厄[4]一连住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英格兰，他踏踏实实地学习，得到了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得之不易，但他经得起考验，所以现在，他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自信，而且深信自己能有益于乡亲，甚至能造福整个乡里。他准备返回祖国，他的老父封封来信都召唤他回去，而且信里充满绝望的恳请与哀求，什么解放呀，分配领地呀，赎金呀等等，总之一句话，种种新制度把他父亲完全弄糊涂了……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在巴登滞留呢？

他在巴登停留，因为他的表妹，也是未婚妻——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谢斯托娃很快就要到来。他几乎从小就与她熟识，当她和自己的姑母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和他一起度过一春一夏。他真诚地爱她，深为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而且，当他结束自己令人烦闷的准备工作，打算进入新生活，开始一种不是干公职，而是真正的事业之前，他把她当作一个被他挚爱的女性，他的同志和朋友，向她提出了求婚，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同欢乐，共忧患，齐工作，同休憩，像英国人通常所说：“for better，for worse[5]”。她接受了，所以他到卡尔斯鲁厄去收拾他放在那儿的书籍、衣物、文件……但是您会再一次问道：他究竟为什么停留在巴登呢？

他在巴登，是由于塔季扬娜的姑母，哺育她长大的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谢斯托娃，这个五十五岁的老处女，一个非常善良、绝顶正直，但又有点古怪的女性，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燃烧着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的烈火，esprit fort，[6]（她读过施特劳斯[7]的作品，——当然是背着自己的侄女）而且她还是民主主义者，激烈反对上流社交界和贵族政治，尽管如此，她也难以抗拒想观光一下巴登这样一个摩登城市的这个上流社交界的诱惑，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上一眼……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从不穿用裙箍的大裙子，把一头白发剪成圆圈式，但是奢侈与豪华仍然暗暗地使她动心，而对奢侈与豪华予以申斥与蔑视，对她来说也不失为一桩愉快的美事……怎么能不让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得到一点慰藉呢？

不过李特维诺夫能够这样安详而随意，能够这样满怀自信地环视四周，正是因为他今后的生活明晰而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命运已经确定，而他又是多么为这命运自豪，由于它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喜悦啊。

[1] “缺席主义”本指西欧国家的一些选民在选举时缺席，放弃行使选举权。作者在此地应用了幽默的表达方式，指县里的贵族们自己不愿参加非常后备军，所以利用表决权，派李特维诺夫到非常后备军服役。

[2] 指帝俄时期，由非军职人员或已达一定年龄、已退出预备役者组成的后备军。

[3] 腐海，一名锡瓦什湖，在亚速夫海的西部。

[4] 三地均在德国。

[5] 英语：同甘共苦。

[6] 法语：自由思想者。

[7] 指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赫（1808—1874），德国神学家，著有两卷集《耶稣传》（1835—1836），否定耶稣的神性。

三

“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是他在这儿！”突然一个尖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一只浮肿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抬头一看——认出了这原是他为数不多的莫斯科旧交之一，一个姓庞巴耶夫的人。他心地善良，但腹内空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两个腮帮子和鼻子像是煮烂了似的软乎乎的，头发油腻蓬乱，还有松弛、肥胖的身躯。这个罗斯季斯拉夫·庞巴耶夫，永远身无分文，永远因为一点小事就欣喜若狂，他叫叫嚷嚷，毫无目标地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大地母亲身上东游西逛。

“这可真是巧遇！”他又说了一句，大睁着两只眼泡浮肿的小眼睛，动着两片厚嘴唇，嘴唇上面戳着两撇染过的胡须，显得那么古怪，像是长得不是地方。“好一个巴登！人们跟蟑螂似地全都朝这儿爬。你怎么会到此地来的？”

庞巴耶夫对人世间的无论什么人一概以“你”相称。

“我来了第四天啦。”

“打哪儿来？”

“你要知道干什么？”

“什么叫干什么！嗐，别忙，别忙，也许你还不知道，谁也到此地来了吧？古巴廖夫！正是他本人大驾光临！瞧瞧，是谁来了！昨儿晚上从海德堡乘车光临。你当然跟他认识啰？”

“我只听说过他。”

“就光是这个？天知道！我带你去见他，马上，就是此刻。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认识！瞧，沃罗希洛夫来了……别忙，你，大概也不认识他吧？我有幸介绍你们彼此相识。两位学者！这位简直是凤凰！你们拥抱吧！”

庞巴耶夫说罢这几句话，马上朝一个站在他旁边的英俊青年转过身去，那人的脸虽然容光焕发而红润，然而表情严肃。李特维诺夫欠起身子，当然没有去拥抱他，只不过跟这“凤凰”彼此微微点头。而对方呢，从生硬的姿态看来，也未必太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介绍。

“我刚才说：这是凤凰，而且决不收回自己的话，”庞巴耶夫接着说：“只要到彼得堡，某某武备学校，往荣誉榜[1]上一瞧：谁名列第一？沃罗希洛夫，谢苗·雅科夫列维奇！但是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的弟兄们呀！！对他，可得跑着迎上去，应当跑着迎上去！我坚决崇拜这个人！而且不止我一个，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崇拜他。他现在正写着论文，哦……哦……哦！”

“这篇文章论述什么？”李特维诺夫问道。

“什么都涉及，我的老弟，跟波克尔[2]相似……不过更深刻，更深刻……全部难题统统会得到解决和阐明。”

“你亲自读过这篇文章？”

“没有，没读过，这还是秘密，不应泄露。不过，古巴廖夫是一切都办得到的，一切！”庞巴耶夫叹了一口气，握着双手。“若是在我们罗斯[3]能够再有这么三两个聪明人，什么事办不到啊，我的老天爷！我只想对你指出一点，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最近这段时间，不论你在从事什么研究——虽则你一向研究些什么课题，我毫无所知；不论你有什么信念——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肯定能从他，从古巴廖夫那儿得到裨益。可惜，他在这儿逗留不久，应当抓紧，应当去一趟。找他去！找他去！”

一个满头棕色鬈发、矮腰的礼帽上系着一条天蓝缎带的花花公子经过这里，他转过身来，带着尖刻的冷笑透过眼镜瞧着庞巴耶夫。李特维诺夫恼怒了。

“你嚷嚷什么？”他咕噜一句：“像是吆喝着猎狗去追踪！我还没吃饭呢。”

“这有什么关系！可以马上到韦伯……三个人一起……太妙了！你有钱替我会钞吗？”他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

“钱倒是有。不过我，真的，我不知道……”

“别说了，请你。你将来会感谢我的，他也会高兴的……哎呀，我的老天！”庞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欧那尼》[4]的最后一段。这真是绝妙！……A som……mo Carlo……[5]瞧我这个人！居然感 动得流泪了。嗐，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沃罗希洛夫！咱们去吗？”

沃罗希洛夫本来一直端端正正站着不动，仍然保持原先略带几分傲慢的姿态，此刻却会意地垂下眼睛，皱起眉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什么字……然而并未拒绝。李特维诺夫心里想：“算啦！就去一趟吧，反正有时间。”庞巴耶夫挽着他的胳膊，但是在去咖啡厅之前，先朝跑马俱乐部有名的卖花姑娘伊莎贝拉招招手：他忽然想买她一束花。但这个贵族派头的卖花姑娘一动不动，是呀，她凭什么要走到这种人跟前去呢？他既不带手套，身上还穿着一件肮脏的条子上衣，打条花领带，脚上的靴子后跟都歪了，这种人，她在巴黎都没遇见过呢。于是此刻轮到沃罗希洛夫朝她举手示意了。她朝他走了过来，他从她的篮里挑了很小一束紫罗兰，丢给她一个银币。他满以为自己的阔气会使她吃惊，可是没想到她连眉毛也没抬一抬，等他转过身去，她反而轻蔑地撇撇抿得紧紧的嘴唇。沃罗希洛夫虽然穿着非常考究，甚至可以说很雅致，但是巴黎姑娘富有经验的眼睛一下子就能识破，在他的服饰、他的举止，甚至他的步调中，还留着早年军人气概的痕迹，缺乏真正的纯正的“帅”。

我们的三位熟人在韦伯咖啡厅的大厅入座，点好菜，立刻交谈起来。庞巴耶夫高谈阔论，讲到古巴廖夫的崇高意义，但很快就沉默下来，大声地喘着气咀嚼食物，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酒。沃罗希洛夫很少吃喝，仿佛很勉强，但细细询问了李特维诺夫的专业之后，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仅对这些科目，而且还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突然活跃起来，像一匹好马似的奔驰起来，又像是参加毕业考试的武备学校的年轻学生，大胆而清晰地说着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字母。同时，他还使劲乱挥着双手。他的话越来越多，越讲越起劲，何况没有人来打断他：他仿佛在朗读学术论文，又似乎在讲课。一连串新学者的名字，加上每一个人的生卒年月，还列举刚出版的小册子的题目等等。总之，名字、名字、一连串的名字，从他唇边洋洋洒洒飞溅出来，他那双燃烧着的眼睛说明这给予他无上的满足。显然沃罗希洛夫轻视一切旧事物，仅仅重视高度文明的精华，重视最新的先进科学观点，尽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能列举某一位扎乌尔平格尔博士论述美国宾夕法尼亚监狱的书，或是昨天在《亚洲杂志》[6]上发表的一篇阐述吠陀和普兰[7] 的论文（虽然，他肯定是不懂英语的，但他学着用英国语音讲）——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真正的快乐，幸福。李特维诺夫一直倾听着他的话，听呀听呀，但是实在弄不明白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他一会儿讲讲克勒特部族[8] 在历史上的作用，忽而又扯到古代史，他本来正在议论着埃吉纳湾的古石雕，热烈地议论着费忌[9]以前的雕刻家奥纳塔斯——可是到了他嘴里又成了约南丹了，所以一瞬间，他的全部议论又像是谈论《圣经》，又像有点美国色彩。有时他口锋一转，讲起政治经济学来，而且斥骂巴斯夏[10]虽是傻瓜、木头，“然而不见得比亚当·斯密[11]和所有重农学派[12]更坏……”“重农学派！”庞巴耶夫跟着他低声说，……“是贵族吗……？”沃罗希洛夫又把麦考莱[13]说成是一个过时的作家，早已被科学淘汰了，这种随随便便、信口开河的评语使得庞巴耶夫脸上都出现了惊讶的神情。至于海因斯特[14]和黎尔[15]，他说他们的名字只能提提罢了，嘴里说着还耸耸肩膀。于是庞巴耶夫也耸耸肩膀。李特维诺夫心里寻思：“一下子全搬出来，毫没理由，而且还当着生人，在咖啡馆里，”他注视着这位新相识的那头淡黄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那白糖一样白的大牙，还有这胡乱挥动的一双手，特别使他感到惶惑）。“他一次也未笑过，即便如此，也很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不过极端幼稚……”沃罗希洛夫终于安静下来，他那像小公鸡似的年轻响亮，而又略带嘶哑的声音已经不那么响了……庞巴耶夫趁此朗诵起诗歌来了，而且又是差点大哭起来，使邻桌的一家英国人觉得他真是丑态百出，而另一张桌上，陪伴一个头戴浅紫假发、老而又老的“小伙子”吃饭的两个娼妇，竟嗤嗤地笑了起来。侍者送上账单，朋友们付了钱。

“得了！”庞巴耶夫叫了一声，笨重地从椅子上微微欠身，“再喝一杯咖啡就开路！瞧，这就是我们的罗斯，”他在门口站住，又说了一句，几乎是狂热地抬起柔软的发红的手，指着沃罗希洛夫和李特维诺夫……“它怎么样？”

“是啊，古老的罗斯，”李特维诺夫心想；可是沃罗希洛夫的脸上已经又摆出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傲然一笑，两只鞋跟轻轻地碰了一下。

五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一起走上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下榻的旅馆的楼梯……一位戴着缀有黑色短面纱的帽子、身长玉立的夫人急促地也从这座楼梯上走下来，她瞧见李特维诺夫，突然朝他回过身去，停下了脚步，似乎非常吃惊的样子。她那蒙在密眼面纱下的脸，霎时间红了起来，接着又同样迅速地变得苍白。但是李特维诺夫没有注意到她，这位夫人便更加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梯级。

[1] 指优秀学生。

[2] 波克尔，亨利·汤姆斯（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他的著作《英国文明史》于一八六四年译成俄语，在民主主义思想界广为流传。

[3] 俄罗斯古称。

[4] 维尔第根据雨果作品《欧那尼》所作的同名歌剧。

[5] 意大利语：致伟大的卡尔。

[6] 《亚洲杂志》是一八一六年创刊的英国杂志。

[7] 吠陀是古代印度的经典。普兰是古印度文学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史诗。

[8] 克勒特是印欧语系的部族。公元前二千年生活在现代法国北部、瑞士、比利时等地。公元前六世纪，氏族制度开始瓦解。

[9] 费忌（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家。

[10] 巴斯夏，弗里德利克（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11]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原富》的作者。

[12]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派。

[13]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

[14] 海因斯特，鲁道夫·亨利希（1816—1895），德国政治活动家。

[15] 黎尔，维里格里姆·亨利希（1823—1897），德国政论家、作家。

四

“格里戈里·李特维诺夫，爽快人，地道的俄罗斯灵魂，我向您介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领到一个中等身材、地主模样的人面前，这人敞着领扣，穿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裤，趿着拖鞋，站在光线充足、陈设精美的屋中央。庞巴耶夫又对李特维诺夫说：“而这位，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明白吗？哦，总之，这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他本人”。乍一看来，他没发觉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瞧见自己面前有一个外表可敬但略带几分蠢相的绅士，大额头，厚嘴唇，大眼睛，大胡子，宽头颈，低垂的微斜的目光。这位绅士咧着嘴喃喃说道：“嗯……是的是的……这很好……我很荣幸……”把手高举到自己脸上，但是马上转身把背朝着李特维诺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慢吞吞地，样子很古怪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摇摇摆摆。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喜欢来回踱步，不时用又长又硬的指甲扯一下胡子，搔搔它。房间里除了古巴廖夫而外，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她穿着一身旧绸衣，脸色黄得像柠檬，然而表情变化极快，上唇上面生着黑汗毛，一双眼睛滴溜溜直转，像是随时要跳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壮实的男子，弓腰缩坐在墙角上。

“嗯，可敬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很明显，古巴廖夫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李特维诺夫介绍给她，所以径直对这位太太讲：“您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这位太太（她的名字是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苏汉奇科娃，是个寡妇，无儿无女，也没有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已经飘泊了两个年头）马上就用一种特别激愤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

“嗨，于是他就去见公爵，对他说：大人，他说，您这样官高爵显，他说，改善改善我的困境，在您值得了什么？您，他说，不能不尊重我纯真的信念！在我们这种时代，他说，难道可以由于信念而对我一个人加以迫害吗？可您猜猜，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禄的贵人，是怎么做的呢？”

“嗯，他怎么做呢？”古巴廖夫咕噜一句，沉思着，点燃一支香烟。

太太直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翘起了食指。

“他叫来自己的侍从，对他讲：‘马上给我把这个人的礼服剥下来拿走。这件礼服我送给你了！’”

“侍从就剥了？”庞巴耶夫高举起双手拍了一下，问道。

“剥了，而且拿走了。这就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干的事，这么一位有名的大富翁，达官贵人，有权有势，政府的代表人物！像这样，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孱弱的苏汉奇科娃太太气得浑身打颤，脸上不停地痉挛，干瘪的胸脯在平塌的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至于那双眼睛，更没法说：几乎要跳出来了。其实，不论她谈论什么，它们永远像要跳出来似的。

“不能容忍，简直不能容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简直死有余辜！”

“呣……呣……从上到下统统腐败透顶，”古巴廖夫说，然而并没有提高声音，“这不是刑罚可以……这需要……另外的措施。”

“得啦，这是真的吗？”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句。

“真的吗？”苏汉奇科娃重复了一句。“这一点，绝对不能怀疑，绝—绝—绝对不能……”她使劲说出这个词，以致浑身抽搐起来。“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告诉我的。而且您，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认识他——叶利斯特拉托夫，卡比通。他听另外一个人讲的，那人亲眼目睹了这出不成体统的丑事。”

“哪一个叶利斯特拉托夫？”古巴廖夫问，“是在喀山的那个吗？”

“正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他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他从什么包工头，或是酿酒商手里拿钱。可这又是谁说的呢？佩利坎诺夫！但是佩利坎诺夫这个人能够相信吗？谁都知道，他根本是个密探！”

“对不起，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庞巴耶夫出来说话了，“我跟佩利坎诺夫是好朋友。他怎么是密探？”

“是的，是的，就是密探！”

“别这样，请您……”

“密探，密探！”苏汉奇科娃尖叫起来。

“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对您说，”这回该庞巴耶夫高声喊叫了。

“密探，密探！”苏汉奇科娃坚持不变。

“不是，不是！至于坚捷列耶夫，那是另外一件事！”庞巴耶夫也扯开嗓门大吼起来。

苏汉奇科娃马上不吱声了。

“这位老爷的事，我可真略知一二，”他用自己正常的声音接着说：“第三厅[1]传讯他，他就跪倒在布拉辛克拉普伯爵夫人脚下，苦苦央告：‘救救我，替我说个情！’可是佩利坎诺夫绝不做这种卑鄙的事。”

“呣……坚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说道，“这……这应当注意。”

苏汉奇科娃轻蔑地耸耸肩膀。

“他俩都是好样的，”她说了起来，“不过，我还知道坚捷列耶夫的一个故事。谁都知道，他对待自己的农奴简直像是最可怕的暴君，可是还要冒充解放派。有一次，他在巴黎到一个熟人家去玩，斯陀夫人[2]突然走了进来，你们知道《汤姆叔叔的小屋》吧，坚捷列耶夫原是个傲慢得要命的人，他要求主人替他介绍介绍。可是那一位，刚一听见他的名字，马上就说：‘怎么着，居然敢要认识《汤姆叔叔》的作者？’扬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她还说，‘滚出去！马上滚！’你们猜猜后来如何！坚捷列耶夫拿起礼帽，夹着尾巴就溜了。”

“嗨，我觉得这可是太夸大了，”庞巴耶夫说，“她确实对他讲了‘滚！’，这是事实；但是她没有打他的耳光。”

“打了耳光，打了耳光，”苏汉奇科娃一再重复，又紧张得抽搐起来，“我绝不说瞎话。可您就跟这种人交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我从来没有把坚捷列耶夫当好朋友，我说的是佩利坎诺夫。”

“好吧，不是坚捷列耶夫，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米赫涅夫吧。”

“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庞巴耶夫问，已经有点心虚了。

“什么事情？像是您根本不知道？他在升天大街上当众叫喊，应当把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关进监狱。还有，一位中学时期的老朋友，当然是穷的，去找他，说是：‘我能在你这儿吃顿中饭吗？’可他回答说：‘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到我这来午餐……快滚开！’”

“得了吧，这简直是诽谤！”庞巴耶夫带着哭声喊叫起来。

“诽谤？诽谤？……第一，瓦赫鲁什金公爵也在您那位米赫涅夫那儿进午餐……”

“瓦赫鲁什金公爵，”古巴廖夫严峻地插了进来，“他是我的堂兄。不过我从不让他进门……所以嘛，没必要提到他。”

“第二，”苏汉奇科娃顺从地朝古巴廖夫点点头，接着往下说，“是普拉斯科维娅·雅科夫列夫娜亲口对我说的。”

“可找到了个证人！她，还有那个萨尔基佐夫，最会说瞎话。”

“哦，对不起。萨尔基佐夫爱说谎，这不假，他偷走了亡父盖的锦缎衾被，这一点，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跟人抬杠。但是普拉斯科维娅·雅科夫列夫娜怎么跟他比！你们该还记得，她是多么高尚地跟丈夫离了婚！可您，我明白，您永远是……”

“得，够了，够了，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庞巴耶夫打断了她的话。“丢开这些垃圾，往高处飞飞吧。我可是个糟老头子了。您读过《Mademoiselle de la Quintinie》[3]吗？真是绝妙！而且跟您的主张恰好一致！”

“我再也不看小说了。”苏汉奇科娃冷冷地、断然地说。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缝纫机。”

“什么机？”李特维诺夫问道。

“缝纫机，缝纫机。应该使全体，全体妇女都有缝纫机，而且组织一些社团。[4]这么一来，她们就能赚钱自给，马上就独立自主了。否则，她们永远无法解放自己。这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跟博列斯拉夫·斯塔德尼茨基有争论。博列斯拉夫·斯塔德尼茨基人倒是极好，但是看这些问题轻率得可怕。他一直笑个不停……笨蛋！”

“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巴廖夫缓慢地，用一种又像导师，又像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是呀，是呀，”庞巴耶夫重复一句，“会报应的，就是会有报应的。喂，怎么样，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他又补了一句，压低着声音：“论文有进展吗？”

“正在收集资料，”古巴廖夫回答，皱起了眉头，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由于这一连串不熟悉的名字，还有那种疯狂的造谣，正觉得脑袋都晕了。古巴廖夫问李特维诺夫从事什么研究。

李特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

“啊！那么说，是自然科学啰。作为一种学习，这是有益的。作为学习，但不是当作目的。现在的目的应当是……呣……应当是……另外一种。请问，您持有何种见解？”

“什么见解？”

“是的，这指的，当然啰，指的是您有什么政治信仰？”

李特维诺夫微微一笑。

“说实在的，我没什么政治信仰。”

那位坐在墙角的壮实男子，听见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注意地观察李特维诺夫。

“这是怎么回事？”古巴廖夫带着奇特的温和，轻声喃喃地说，“是还没有考虑过，还是已经厌倦了？”

“怎么对您说呢？我觉得，对我们俄国人来说，无论是持有哪一种政治信仰，或是设想我们已经持有它，都是为时过早。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两字，是指它本身的意义……”

“啊哈！是属于没有十分成熟的，”古巴廖夫依然那样温和地打断了他的话，走近沃罗希洛夫，问他读了他赠的小册子没有。

沃罗希洛夫使李特维诺夫感到很惊奇，因为打他一进门来就一言不发，只是愁眉苦脸，意味深长地动动眼睛（一般说，他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沉默不语），此刻沃罗希洛夫像军人似地挺起胸膛，脚后跟“啪”地一声，微微点头表示肯定。

“哦，怎么样？还满意吗？”

“在主要的论据方面，还满意。但是它的结论我不同意。”

“呣……可是安德烈·伊万内奇对我还夸奖这个小册子呢。请以后把您的疑点告诉我。”

“需要写成书面的吗？”

古巴廖夫显然有点吃惊：他根本没料到这一点；不过，他沉吟了一下说：

“是的，书面的。同时，我请您把自己的看法也写给我……关于……关于协会的。”

“您是指对拉萨尔的方式，还是对舒尔泽-德里奇的？”[5]

“呣……两个都要吧。在这方面，您知道，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财政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哦，还有劳动组合……作为核心……这些全都要搞清楚。必须研究。同样还有农民份地[6]的问题……”

“您呢，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对什一税[7]的数量有什么意见？”沃罗希洛夫问，声音里带着尊敬的客气。

“呣……那么村社呢？”古巴廖夫沉思地说，咬着一绺胡子，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桌子脚。“村社……您理解吗？这是个伟大的字眼！[8]而后，这些火灾……政府反对主日学校、阅览室、报刊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又意味着什么……[9]还有，农民不同意在章程的约纸上签字的事[10]？最后，在波兰发生的事情[11]？难道您没看到，这一切导致什么后果？难道您没有看到……呣……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和民众打成一片，了解……了解他们的意见[12]？”古巴廖夫突然被一种沉重的、几乎是愤懑的激动所控制，他甚至涨红了脸，用力地喘着气，但仍然没有抬起眼睛，不断嚼着胡子。“难道您没有看到……”

“叶夫谢耶夫是个卑鄙小人！”苏汉奇科娃突然脱口而出，原来庞巴耶夫一直在对她说些什么，不过由于对主人的尊敬压低了声音。古巴廖夫猛然一转身，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新客人开始不断出现，到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的人相当多。其中有被苏汉奇科娃臭骂过的叶夫谢耶夫先生：可她现在却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谈，而且请求他送她回家。还来了某位毕夏尔金，一位理想的中间和解人[13]，这种人也许正是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虽然眼光狭窄，知识短浅，没有才能，但是认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区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还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到欧洲来短期度假，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聪明的、甚至有点危险的人物来往，他们当然很谨慎，而且并没有把团长抛诸脑后。两个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学生也跑到这儿来了，一个始终轻蔑地东张西望，另一个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两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们之后，挤进来一个法国人，俗话叫做n’тu жёном[14]：邋遢、寒酸、笨头笨脑……因为有几个俄国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销员的同伙中间有点名气，可他本人却更希望能吃点白食。最后出现的是季特·宾达索夫，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喝酒、喜欢决斗、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但实际上是个富农，骗子手，口头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长，俄国老板娘和巴黎娼妇的密友，他秃头、无齿、成天醉醺醺的。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再三说，他连最后一文钱都输给“这个小滑头潘纳谢特”了，其实是他赢了十六个银币……总而言之，来了许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体客人对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态度，真像对待导师或是首领，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疑惑，请他评断，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着胡子，旋转着眼珠，或是说些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马上就被人奉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极少参与辩论，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热中于扯开喉咙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个人同时大声喊叫了十来分钟，可是大家心满意足，相互理解了。谈话延续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样的话题。苏汉奇科娃谈到加里波的[15]，谈到某一个卡尔·伊凡诺维奇竟被家仆们毒打了一顿；谈到拿破仑第三，妇女劳动，谈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会”的奖牌；又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谢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谈到俄国的未来。毕夏尔金也大谈而特谈俄国的前途，谈专卖，谈民族性的意义，还说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沃罗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一口气提到不少人，差点儿没噎着，什么德莱比尔、费尔霍夫、谢尔贡诺夫、毕夏、亥姆霍兹、斯达尔、斯都尔、莱蒙特、生理学家约翰·米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米勒（很明显，他把这两个人搞混了）、泰纳、雷南、沙波夫，然后又是汤姆斯·奈施、皮尔、格林……[16]庞巴耶夫惊骇地喃喃说道：“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莎士比亚的前辈，他们之于莎士比亚，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17]！”沃罗希洛夫简捷有力地回答，并且也同样地涉及俄国的前途。庞巴耶夫也谈论俄国的前途，甚至还以非常乐观的口吻去描绘它，但是他以特别的狂热谈到俄国音乐。他认为它“呜呼，极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尔拉莫夫[18]的浪漫曲为证，但马上就被大家叫嚷着打断了：“瞧瞧，他唱的是《游吟诗人》中的Miserere[19]，而且唱得那么糟糕。”一个年轻军官乘着大家不注意大骂俄国文学，另一位引了《火星报》[20]的几首小诗。而季特·宾达索夫更干脆：他说，应该把所有这帮骗子手的牙齿统统打掉——这就结啦！可是并没有指明究竟谁是骗子手。雪茄烟的烟味使人窒息，大伙都又热又闷，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哑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满面。冰啤酒刚一拿进来，刹那间就剩下了空瓶。这一个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另一个问：“方才我是在跟谁争论来着，又在争什么？”而在这种喧哗与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旧是捋着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来回踱步，时而侧耳倾听某一种议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不论什么人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只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领袖，而且他是这儿的主人，是首要人物……

快到十点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头痛得厉害，正巧苏汉奇科娃想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最近干的一件坏事：据说他差点没下令把一个人的耳朵咬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李特维诺夫乘机不声不响地悄悄走了。

清新的晚风温柔地拂着李特维诺夫滚烫的脸，像是一股芬芳的清流流进他那干渴的嘴里。“这是怎么啦，”他走在幽暗的林阴道上想着：“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他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拼命地叫呀骂呀？这一切为了什么？”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走进韦伯咖啡厅，拿了份报纸，要了一客冰激淋。报上议论着罗马问题[21]，冰激淋很不好。他正想起身回去，突然一个头戴宽边礼帽的陌生人朝他走来，用俄语说着：“我不打扰您吧？”就在他的小桌旁坐了下来。李特维诺夫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缩在古巴廖夫屋角的壮实汉子，谈论政治信仰时，他曾非常注意地看了李特维诺夫一眼。这位先生整整一晚上没有开口，此刻，他坐在李特维诺夫身旁，摘下帽子，友好而略带几分惶惑地看着他。

[1] 第三厅是俄国一八六二年所设的政治密探机关。

[2] 斯陀夫人（1811—1896），美国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著名的保障黑人人权活动家。

[3] 法语：《昆提尼小姐》。（法国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的长篇小说，主题是反对加于年轻妇女的狭隘的宗教教育。）

[4] 嘲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里阐述的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

[5] 舒尔泽-德里奇（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一八四九年起从事动员德国工人及小手工业者建立互助合作和储贷银行的工作。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工人运动，号召运用公债制度组织一种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工人的生产协会。一八六四年，拉萨尔曾与舒尔泽-德里奇就这个问题进行论争。

[6] 指革命前由地主或村社分给农民的土地。

[7] 指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纳教堂。

[8] 作者在此地流露了自己对农民村社等问题的否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现代人》及《钟声》两杂志发生了对农民村社的历史作用及意义的论争。赫尔岑认为俄国保存了村社所有制，因此是惟一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方面同意赫尔岑的观点：肯定村社是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础；但不同意他由此而推论：西欧不可能有社会复兴。屠格涅夫以为农民村社及连环保无论对地主还是政权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不相信农民的革命倾向。他认为《钟声》的编者们没有看到人民非常保守，甚至具有穿羊皮袄的资产者的胚胎（见《屠格涅夫书信集》第5卷，第51—52页），所以把跟人民完全格格不入的社会民主倾向硬加在人民身上了（见《屠格涅夫书信集》第7卷，第13页）。

[9] 一八六二年五月，彼得堡城中心连续发生大火。围绕“谁是纵火者”问题，出现了剧烈的争论，形成不同阵营。以赫尔岑为首的进步人士和革命者，揭露纵火犯是警察；而沙皇政府则一口咬定是波兰人、大学生及革命者，并借此加重镇压：关闭主日学校及阅览室、禁止进步杂志、取消穷苦学生的补助等等。

[10] 指废除农奴制以后，确定地主和农民相互间经济关系的文件。

[11] 一八六二年六月，波兰国王总督康士坦丁大公遭暗杀，反动当局加紧对波兰革命者的镇压。一八六三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举行了反对俄国专制的武装起义。

[12] 古巴廖夫在这里重复了巴枯宁的文章《致俄国、波兰及全体斯拉夫民族的朋友们》（1862年发表于《钟声》杂志）里的话。

[13] 指农奴制废除后，由贵族中选来为调解地主与农民间纠纷的中间人。

[14] 法语的俄文译音：微不足道的年轻人。

[15]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

[16] 沃罗希洛夫随口说了一连串名人的名字，既无必要又无联系。屠格涅夫以此嘲讽沃罗希洛夫本想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反而使人觉得他浅薄。

[17] 勃朗峰为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18] 瓦尔拉莫夫（1801—1848），俄国作曲家。

[19] 指维尔第一八五三年写的歌剧《游吟诗人》中的一段咏叹调。

[20] 《火星报》于一八五九年创刊，这是一份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俄国讽刺杂志，主编为诗人库罗契金和漫画家斯杰潘诺夫。

[21] 指一八六二年意大利革命者抵抗法国占领军，解放罗马的事。

五

“今天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处见到您，”他说，“他没有给我们介绍，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波图金，曾在圣彼得堡财政部任职的退职七等文官。希望您不会见怪……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贸然和别人攀谈的习惯……不过跟您嘛……”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些踌躇，叫侍者给他拿一小杯樱桃酒来。“壮壮胆，”他笑着添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特别注意地看了看这张新面孔，这是今天碰到的所有那些新面孔里最后的一个。他立刻心里想：“这一个跟那些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他面前坐着一个宽肩膀的人，两条短腿，上身宽阔，长满鬈发的头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忧郁的眼睛，线条分明的大嘴，不甚整齐的牙齿，还有一个被人称做“土豆”的纯粹俄国式的鼻子。他那两只纤瘦的手正依次抚摸着桌沿。这个人，外表看来有点笨拙，甚至粗野，但肯定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衣着随便：老式的礼服穿在他身上像条麻袋，领带也歪在一边。李特维诺夫对他那种突如其来的信任不仅没有感到冒昧，反而暗自得意：不能不觉察到，这个人并没有跟生人纠缠的习惯。他给李特维诺夫的印象很奇特：在他心里激起了尊敬、同情，还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惋惜之情。

“这么说，我并没有打扰您？”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柔和低沉，略带几分嘶哑，和他整个体形非常相称。

“哪儿的话，”李特维诺夫说，“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吗？噢，那么我也很高兴。我听到不少您的情况，我知道您在研究什么，知道您的志愿。不错啊，怪不得您今天没有说话。”

“您好像也说得不多，”李特维诺夫指出。

波图金叹了一口气。

“人家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听着。那么，”他沉默片刻，然后有趣地扬起双眉，说道：“您喜欢我们这种乱哄哄的嘈杂吗？”

“真是乱哄哄的。您说得真妙。我始终想请教请教这些先生，他们这样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

波图金又叹息一声。

“问题正在于此，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倘若在过去的时代，就会这样说他们：‘他们哪，是崇高目的的盲目工具’。而现在，我们用的形容词就更不客气。请注意，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之意，我只是想说，他们全都……就是说，几乎、几乎全都是些好人。就说苏汉奇科娃太太吧，我知道她有许多优点：她把自己最后的钱财统统给了两个贫苦的侄女儿。即使她是出于好虚荣、爱出风头的动机吧，可您也得承认，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惊人的自我牺牲，因为她自己并不富有啊！至于毕夏尔金先生，那更是没得话说：他那区里的农民们一定会送给他一个西瓜般大的银杯，也许还有一张把他画成天使的圣像。虽然，他会在答谢辞里说，他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但他说的并不对：他完全应当享有这种荣誉。至于您的朋友庞巴耶夫先生，他的心地非常好，他就跟诗人亚济珂夫[1]一样，——据说，这位诗人捧着书本喝着白水，一边却在歌颂豪饮，——虽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但他仍是兴高采烈。沃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最善良的，跟他学校里所有的人，所有荣誉榜上有名的人一样，他确实是科学的传令官，文明的传令官，甚至连沉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辩论的神情，可他还那么年轻！是的，是的，这些人都非常优秀，可是毫无出息。原料都是第一流的，可是做出菜来不中吃。”

李特维诺夫听着波图金，越来越感到惊讶，波图金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很有自信，无论从问题的提法，口气的转换等等，都说明他不仅善于说话，而且愿意说话。

真的，波图金是既爱说，又会说，不过，他像是一个已经被人生磨尽自尊的人，以哲学家的豁达在静静等候投合心意的机遇。

“是啊，是啊，”他带着他特有的，虽然沮丧、但并不过分痛苦的幽默，又开口说起来了，“这一切都很奇怪。我还要提请您注意一点。譬如，若有十个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会谈起海底电报、纸张税、灰鼠皮的鞣制法，也就是说，谈论一些有益而明确的题目；若是十个德国人，唔，那么出现的当然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2]和日耳曼的统一；十个法国人聚在一起，那么不论怎样闪烁其词，谈话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风流韵事’；至于十个俄国人聚集一起嘛，立刻就出现这个问题，——您今天有幸亲自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俄国的作用及前途的问题，而且非常泛泛，从丽达的蛋[3]讲起，既无论据又无结论。他们把这个不幸的问题嚼来嚼去，像是小孩子嚼一块橡皮似的：既无滋味，又无好处。哦，当然啰，逢到这种场合总要谈到腐朽的西欧。想想看，竟有这等怪事！西欧，它在各方面都把我们打垮了，——可还说是腐朽！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藐视它也好，”波图金继续说，“否则这一切统统是空话和谎言。我们对它骂归骂，可是偏偏只尊重它的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那些巴黎浪荡公子的意见。我有一个熟人，我看是一个好人，一家之主，已经不算年轻了。他有好几天情绪低落，因为他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点了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s de terre，[4]当时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喊道：‘Garçon biftek pommes！[5]’我的朋友羞得满脸通红！后来他到处叫‘Biftek pommes！’而且还教别人也这么叫。咱们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走进巴黎妓院的不名誉的客厅时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连娼妇看了都为之吃惊……我的老天！他们心想，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真是在安娜·黛丝里昂家里呀！”

“请您告诉我，”李特维诺夫问，“古巴廖夫对他周围的人们有着不可置疑的影响，您认为原因何在？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

“不是，不是，先生。他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是因为他的性格了，是吗？”

“他连这也没有，先生，可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先生。人所共知，我们斯拉夫人，这种东西并不富裕，因而只得在他面前低头。古巴廖夫先生想当首领，于是大家也就承认他是首领。这有什么法子呢？！政府把我们从农奴的依从地位中解放出来，这要谢谢他。但是奴性的习惯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不能迅速地摆脱它。我们处处事事需要主子。这个主子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某个活人，有时可能是一种统治我们的所谓思潮……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为自然科学的奴隶了……我们为什么，凭什么理由，甘心做奴隶呢，简直使人猜不透。可见我们是天性如此。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要有个主子。好，我们有了主子啦，这就是说，是我们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唾弃其余的一切了！纯粹是奴才！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谦卑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就滚开！过去崇拜亚可夫，现在膜拜西道尔；打亚可夫的耳光，拜倒在西道尔脚下！您回想一下，这类勾当在我们这儿搞过多少次了！我们经常谈论否定，似乎否定是我们的优良特性。但即使我们在否定什么，也并不像一个挥舞宝剑的自由人，只是像一个拳打脚踢的奴才，而且还是奉了主子之命去打人的。是的，先生，我们也是柔顺的民族，想把我们攥在手心里并不难。古巴廖夫先生就是用这种办法成为我们的主人。他老在一点上凿了又凿，最后也就凿穿了。人们一瞧：这个人非常自负，他有自信，他能发号施令——最关键的是他能发号施令，于是他就是正确的，应该听从他。我们所有各种教派，无论是我们的昂努弗利耶夫教派还是阿库琳娜教派都是这样形成的。[6]谁手里有棍子，谁就是首长。”

波图金两颊通红，眼睛却暗淡无神，真是怪事！他的话，虽然是辛酸的，甚而还有些狠毒，然而并不使人恼怒，更多地是引起哀伤，一种真挚而诚恳的哀伤。

“您是怎么认识古巴廖夫的呢？”李特维诺夫问。

“我早就知道他了，先生。您瞧，我们这儿还有一种怪事：例如，有那么一个文人，他整整一辈子写诗著文谴责酗酒，抨击专卖制度……可突然之间他自己买下两座酿酒厂，承包了上百家小酒馆——居然没事！换了别人，人们早把此人彻底消灭了，可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就拿古巴廖夫先生来说吧：他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又还是社会主义者，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他的产业，至今还是由他哥哥经管，这是一个老式地主，正是那种出名的爱动手的主人。再说那位苏汉奇科娃太太吧，她硬让斯陀夫人打坚捷列耶夫一记耳光，然而简直是跪倒在古巴廖夫面前。其实他又有些什么？无非是阅读了不少智慧的书本，而且钻得很深。至于他的口才，您今天可以自己判断。谢天谢地，他今天总算说得不多，还有点踌躇。因为若是他兴致好，高谈阔论，即使我这样有耐性的人，也会无法忍受的。他总是先开几句玩笑，然后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是的，是的，我们伟大的古巴廖夫先生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一边讲一边还猥亵地笑着……”

“您很有耐性吗？”李特维诺夫说，“相反地，我还以为……可以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吗？”

波图金呷了一小口樱桃酒。

“我叫索宗特……索宗特·伊万诺维奇。为了纪念一个亲戚，一位大司祭，给我取了这么个绝妙的名字，我要感谢他的也就仅此而已。我，如果胆敢这样说的话，我家世代都是牧师。至于您怀疑我的耐性，其实大可不必：我很有耐性。我曾在亲叔叔，四品文官伊里纳尔赫·波图金手下干了二十二年。您知道他吗？”

“不知道。”

“那可要祝贺您。不，我很有耐性。不过，‘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吧’，像我那位可尊敬的教友，被判了火刑的大主教阿瓦昆[7]所说的那样。我的同胞们使我惊讶，亲爱的先生。他们都灰心丧气，无精打采，可同时他们又满怀希望，稍微有点什么，就激动得要命。就拿这些斯拉夫派[8]来说吧，——古巴廖夫先生把自己也算在内——他们都是绝顶的好人，同时又是绝望与狂喜的混合物，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未来。一直在说：将来一切都会有的，会有的。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在罗斯，整整十个世纪毫无创造，无论是在经营管理，在法庭，还是在科学、艺术，甚至手艺……可是别着急，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有的。可为什么会有呢，请问？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虽然糟透了；可是人民……啊，这伟大的人民！您看见过农民的粗呢上衣[9]吗？一切都出自于它。其他一切偶像都打倒，可是让我们坚信这件粗呢上衣吧。噢，万一这件粗呢上衣失败了呢？不，他决不会失败的，请您读读科汉诺夫斯卡娅的小说[10]吧，那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真的，我要是个画家，我就要画这样一幅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面前，对他深深鞠躬：救救我吧，农民老哥，我已经病得快要死了；而农民呢，也对受过教育的人深深施礼：教教我吧，他说，绅士老爷子，我愚昧得快要死了。但是他们，当然啰，双方都在原地不动。其实只要真正地——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谦虚一些，从老大哥们那里少许借一些他们想出来的比我们早、比我们好的东西，而且向他们借用一点就成啦！仆役，нox эйн глэзхен кирш[11]！您别以为我是酒徒，不过酒精能使我开怀畅谈。”

“您刚才讲了那一番话以后，”李特维诺夫微笑着低声说，“我就无需再问您属于哪一派，以及您对西欧的看法了。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提一点意见。您刚才说，我们应当借鉴、效法我们老大哥们的经验。但是怎么能不考虑到气候、土壤、地区和民族特点等等条件而去仿效呢？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向布津诺普公司订购了一座功效优良的生铁簸谷机，这座簸谷机确实十分好——可是结果如何呢？整整五年搁置在棚子里，一点用处也没有，直到美国木制的簸谷机代替了它——这种木制的簸谷机跟所有的美国机器一样，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索宗特·伊万诺维奇，不能瞎仿效啊。”

波图金抬起了头。

“我真没料到您会有这种反对意见，最尊敬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了起来，“谁在逼迫您瞎仿效呢？您采用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用于我们，所以您一定会考虑，一定会选择。至于说到结果嘛——那么您大可不必担心：它们的特点就在于能适应您刚才提到的地域、气候等等条件。您只需提供良好的食品，人民的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它，当机体日趋健壮，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果实。就以我们的语言为例吧。彼得大帝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外来语：荷兰的、法国的、德国的等等。俄国人民必须去熟悉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概念，彼得毫不客气，老老实实地把这些词句大盆装、大桶盛，一古脑儿倒进我们的肚子。一开头，当然啰，简直像个怪物，可是后来——出现了我刚才对您说的那种消化过程。新的概念嫁接成活了，被吸收了。外来的形式逐渐消失，语言在自己本身之内找到了代替外来形式的东西，现在即使是您的恭顺的仆人——我这个极为平庸的作者，无论翻开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页，都能翻译出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黑格尔的著作，——而且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词。应当希望在别的领域也能发生类似语言所经历的变化。全部问题在于——本性是否健壮？而我们的本性——没什么，承受得住：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惟有神经不健全的、病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独立而担忧。正如惟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一讲到什么我们是俄国人呀就兴奋若狂。我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但决不因它而狂喜：因为怪不好意思的，先生。”

“说得都对，索宗特·伊万诺维奇，”这回该李特维诺夫说话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经受这种考验呢？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一开始简直像个怪物！哦——万一这种怪物一直保留下去呢？您自己也清楚，它是保留下来了。”

“不仅在语言方面——这可意义深长！这是我们的人民做的，不是我做的；他们注定要通过这种考验，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斯拉夫主义者大叫大嚷：‘德国人的发展是正常的，让我们也能正常地发展吧！’可是这种发展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民族最初第一个历史行动——从海外召来一位大公，[12]——就是不正确，不正常的，至今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肯定会对某些外来的、非俄罗斯的事物说：‘来呀，来管理我，统治我吧’。我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当我们把外来事物的本质装进自己的躯体时，决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装进去的是一块面包还是毒药？但是众所周知：从‘坏’进展到‘好’，向来不是通过‘较好’，而永远是通过‘较坏’的过程——毒药在医药上往往是有益的。惟有蠢汉和滑头才会扬扬得意然而彬彬有礼地指出，农奴解放以后农民更加贫困，取消专卖以后他们更加酗酒……只有经过‘较坏’才能走向‘好’！”

波图金伸手摸摸脸。

“您问过我对西欧的看法，”他又说了起来，“它使我吃惊，我对它的原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我毫不认为应该掩盖这一点。我早已……不，不久以前……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信念了……是啊，您刚才也毫不犹豫地对古巴廖夫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去顾虑谈话对方的观点、见解和习惯了。从实质上来说，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不必要的怯懦和可耻的阿谀奉承更坏的事了。您瞧我们有些达官贵人讨好一个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大学生，简直是逗弄他，像兔子似地向他奔跑过去。嗐，就算这位达官贵人如此举动是为了沽名钓誉吧，那么咱们这位老弟，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虚与委蛇呢？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是西欧派，我崇拜西欧。说得准确点，这就是说，我崇拜高度的文化，正是我们这儿现在如此亲昵地拿来取笑的高度的文化，——文明——对，对，这个词更好些，我全心全意地热爱文明，对它满怀信心，我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信仰。这个词：文—明（波图金一字一顿地说得清清楚楚）——又明确、又清楚、又神圣，其他所有的词，民族性啦，还有什么光荣啦，一股血腥气……上帝保佑！”

“哦，那么俄罗斯呢，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您爱自己的祖国吗？”

波图金抬起手来抹了抹脸。

“我极端爱它，也极端恨它。”

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

“这是老调，索宗特·伊万诺维奇，这是老生常谈。”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什么可怕的！老生常谈！我可知道许多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吧，自由和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照您看来，我们的什么官位等级、紊乱无章啦等等更好？此外，难道那些使得许多年轻脑袋迷醉的句子：可鄙的资产阶级，souverainité du peuple，[13]工作权等等，难道这些不是老生常谈？至于说到爱，跟恨是分不开的……”

“拜伦主义，”李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您错了，对不起，先生。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感情的混合的人是卡图卢斯，两千年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14]。我是从他的作品里读到的，因为我稍懂一些拉丁语，这是由于，如果我胆敢这么表达的话，由于我家世代都是牧师的缘故。是的，先生；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

“在此地您觉得高兴，您觉得愉快，我也感觉不错，”李特维诺夫说，“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到这一类玩艺儿……”他指指两个过路的娼妇，身旁有几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成员，他还指指赌厅，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依旧是水泄不通。

“有谁告诉您，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呢？”波图金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您的意见使我回忆起克里木战争中我们那些倒霉的新闻记者，他们扬扬得意地指责英军指挥失策，其实这是《泰晤士报》自己揭露过的。我本人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我决不至于用玫瑰色来看待全人类，看待我们整个人生，这出以悲剧告终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些也许是生根于我们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偏偏去硬加给西欧呢？这赌场确实不像话，嗯，可我们土生土长的赌博的骗局莫非更好看些？不，敬爱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咱们还是要谦虚一点，平静一点吧：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如果您一定想用腐朽的西欧作为消遣的话题，那么您瞧，正好科科公爵骑着马小步跑过来了。他一定在那张绿呢桌上，一刻钟之内输掉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压榨出来的代役金，他很爱激动，此外，我今天看见他在玛尔克斯的书店里翻阅一本维里奥[15]的小册子……您可以找他谈谈，他挺合适……”

“别忙，别忙，”李特维诺夫看见波图金要从座位上抬起身来，急忙说道，“我跟科科公爵一点不熟，再说，我当然宁愿跟您谈谈……”

“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了他的话，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不过，我已经跟您谈了不少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谈。而您，显然，您自己也能发现，一个人老在独自夸夸其谈，总觉得有点难为情，不大自在。特别是初次见面：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下次再见吧……我，再重复一句，能够认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

“等等，索宗特·伊万诺维奇，至少也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您是否打算在这儿长住？”

波图金似乎有点厌烦了。

“我在巴登还要耽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是在玛尔克斯。或者还是我去看您吧。”

“总之我应该知道您的住址。”

“好的。不过，我并非独自一人。”

“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突然问道。

“不，哪儿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

“啊！”李特维诺夫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道歉似的在嘴里哼了一声，垂下了眼睛。

“她才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孤儿……一位夫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我们还是在这儿碰头的好。再见，先生。”

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长满鬈发的头上，疾步走去，在通往李赫顿泰勒林阴道的煤气灯光暗淡的小路上，他的身影闪现了一两次。

[1] 亚济珂夫（1803—1847），俄国诗人。别林斯基曾在一八四七年对他的诗作发表过类似看法：“亚济珂夫的诗并不是他的生活的反映。所以美酒仅在他的诗里咝咝作响，溅起泡沫，但是不能使人陶醉。”（见《别林斯基文集》第10卷，第100页）

[2] 德国西部沿海城市，德国与丹麦从一八四八年起不断争夺此地，一八六四年普鲁士、丹麦战争后，归普鲁士。

[3] 希腊神话中斯巴达国王之妻丽达美艳绝伦，众神之王宙斯爱上了她，竟变成一只天鹅去与她幽会。后来丽达受孕，生了一个神奇的蛋。于是有人就蛋内究竟是天鹅还是婴儿而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此处借丽达的蛋讽喻漫无边际的空谈。

[4] 法语：一客牛排加土豆。

[5] 法语：伙计，牛排土豆。

[6] 昂努弗利耶夫教派是十七世纪时，昂努弗利耶夫创始的俄罗斯正教的旧教徒派；阿库琳娜教派是鞭身派及净身派的变种。

[7] 阿瓦昆（1620？—1682），俄国大主教，旧正教创始人，一六八二年被沙皇下令烧死。“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吧”，引自《阿瓦昆大主教传》。

[8] 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反对西欧派，认为由于俄国的所谓独特性（宗法制度、保守、东正教），它的发展道路应该同西欧各国有原则区别。

[9] 农民的粗呢上衣是指腰里打褶的男上衣。彼得一世改革之后，只有在农民和小市民中间有这种式样的衣服。此地讲的“农民的粗呢上衣”即指农民。

[10] 科汉诺夫斯卡娅（1825—1884），斯拉夫派女作家。此处指她发表于一八六四年的长篇《费奥陀西·萨维奇的静止的蜂群》。作者在书中摹仿民间语言，叙述了一个俄国地主和他的农民之间的令人感动的宗法制关系。屠格涅夫曾在书信中说：“《蜂群》的每一个字都仿佛戴上了平顶皮帽子，所以给人以沉重的印象。”

[11] 德语的俄文译音：再来一小杯樱桃酒。

[12] “海外召来一位大公……”这段话，大概是指留里克在诺夫戈罗德称王的事。旧俄历史学中有一派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家的组织者是留里克及其后裔奥列格。九世纪时来自波罗的海彼岸的瑞典的诺曼人（俄国历史上称瓦利亚格人）侵入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德涅伯河—伏尔加河流域一带。他们的军事首领留里克（即瓦利亚格公爵）在八六二年于诺夫戈罗德称王，从此开创了留里克王朝。嗣后他的后裔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及周围的公国，定都基辅，形成一个大公国。历史上把奥列格称为基辅大公，把这个大公国称为基辅罗斯。

[13] 法语：人民的统治权。

[14]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前54），古罗马抒情诗人。

[15] 维里奥（1813—1883），法国教权主义政论家。

六

“怪人！”李特维诺夫心想，走向自己下榻的旅馆，“怪人！一定要再找他谈谈。”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桌上有一封信射进他的眼帘。“啊！塔尼雅[1]的信！”他想，还没有看信就高兴起来。不过这封信来自乡下，是父亲寄来的。李特维诺夫拆开带有纹章的厚实火漆，立刻读了起来……一股浓郁好闻而又熟悉的芬芳使他感到惊讶。他四下张望，发现窗台上一杯清水里插着一大束新鲜的天芥菜花[2]。李特维诺夫不无惊讶地俯身摸摸花朵，闻着花香……仿佛有什么勾起了他的回忆，非常遥远的过去……可究竟是什么，他却一丝儿也想不起。他按铃叫来仆役，问他这花束从何而来？仆役回答，这是一位夫人送来的，她不愿留下姓名，但说，看了这些花，他一定能猜到她是谁。李特维诺夫仿佛又回想起什么往事……他问仆役，这位夫人的外貌如何？仆役解释说，她高高的身材，穿着精致，可是戴着面纱。

“显然是位俄国的伯爵夫人，”他又添了一句。

“您有什么根据呢？”李特维诺夫问。

“她赏了我两个银币呢，”仆役回答，咧开嘴笑了。

李特维诺夫打发他走了，久久地伫立窗前，陷入沉思。终于挥挥手不去想它，又去阅读乡下的来信，信里满纸都是父亲通常的牢骚，再三抱怨粮食白送都没人要，说人们都不听话了，看来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你想想看吧，”他顺便写道：“你还记得我最近用的那个车夫，加尔梅克[3]小伙子吗？他毁啦，老天爷，幸好几个好心肠的人劝我把他送往梁赞去找一位神甫（有名的驱邪能手），否则他肯定没救了，再也没人替我赶车了。真的，疗效是再好也没有了，现特将神甫的信转寄给你为证。”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把这份“文件”浏览一遍。内容如下：“家奴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夫得了一种非医药所能治疗的恶疾：此病系恶人所致。尼卡诺尔得病是咎由自取，因为他对某一姑娘不守诺言，因此她通过某些人的手把他整治成个毫无用场的废物。在这种情况下若不是我来帮他的话，他就得像一条菜青虫似地彻底毁灭。可是俺，凭借着万能神眼，保住了他的生命，至于我的做法，这可是个秘密。我请求您大人阻止——也不妨威胁——这个姑娘别再施用妖术，否则她还会害他的。”李特维诺夫再三思索着这份文件，它向他散发着偏僻草原的气息和黑暗愚昧的生活的霉味，他居然在巴登这种地方读到它简直是咄咄怪事。时钟早已打过十二点了，李特维诺夫躺上床，熄灭了蜡烛。但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所见过的面庞，听过的话语，在他被烟草熏得昏昏沉沉、发热的头脑里不断萦回旋转，古怪地纠结成一团。忽然他好像听到古巴廖夫牛叫一般的话语声，眼前浮现着他朝下看的眼睛和迟钝执着的目光。突然这双眼睛激动了，跳了起来，于是他认出了苏汉奇科娃，听见她嘶哑的声音，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低低地重复着：“打了，打了他一记耳光。”一会儿又是波图金的笨拙的身躯在眼前浮动，于是十次、二十次地想起了他的每一句话。突然，沃罗希洛夫像一个玩偶似地从鼻烟壶里跳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旧大衣，但是穿在他身上就像崭新的礼服一样。毕夏尔金聪明而傲慢地点着他那修剪精致、而且确实思想纯正的脑袋。那儿是宾达索夫在高声叫着，斥骂着，庞巴耶夫欣喜得眼泪汪汪……而最主要的是这股香味，又甜又浓的香味，讨厌地缠着他，不让他安宁，而且在黑暗中它越来越浓，越来越执着地使他想起什么，但究竟是什么，他却丝毫也不能抓住……李特维诺夫突然想到，夜晚卧室里有花香对身体有害，于是他起来，摸索着拿起花束，把它放到邻室。可是那股折磨人的香味仍旧从那儿钻到被子里和枕头上，他烦恼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发烧了。那位神甫，“驱邪大师”，变成一只有着大胡子和小辫子的非常灵活的兔子，一连两次挡住他的去路，沃罗希洛夫像一只夜莺栖在灌木丛里似地蹲在巨大的将军帽缨上，还啼叫着……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拍着双手，叫了一声：“难道是她？决不可能！”

不过，为了把李特维诺夫这一声叫嚷解释清楚，我们要请求读者宽容，跟随我们回到若干年之前……

[1] 塔季扬娜的小名。

[2] 一种芳香的小紫花。

[3] 西伯利亚的蒙古游牧民族。

七

五十年代初，莫斯科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奥西宁公爵大家族，他们的境况非常窘迫，几乎到了贫困的地步。这些人不是什么鞑靼人，格鲁吉亚人，而是留里克的后裔，真正的皇族。他们的名字经常在记载第一批莫斯科大公，俄罗斯土地的开拓者们的史册中见到。他们占有广垠的世袭领地，大量的地产，不止一次由于“效忠、流血和负伤”得到褒奖，他们出席皇上亲自主持的贵族会议，其中一位甚至得到特许，签名时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个“维奇”以示恩宠。但是政敌诽谤他们“搞巫术和蛊毒”，由此失去了帝王的恩宠而被贬黜。“可怕而永久地”剥夺了他们的产业，削去他们的爵位，流放到边远地区。奥西宁家族从此一蹶不振，伤了元气，再也不能重振家业了。后来逐渐取消对他们的剥夺，甚至把“莫斯科的宅第”和“动产”归还了他们，不过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这一族贫困了，“破落了”——彼得大帝时代没有振兴起来，叶卡捷琳娜时代也没有，他们的地位日渐衰微，处境不断低落，以致家族之中已经有人去当私家经理，酒业事务所官吏和警长等等了。我们此地要谈的奥西宁一家由丈夫、妻子和五个孩子组成。他们住在狗广场附近一座木结构的平房里，正门面对大街，大门上绘着绿色的狮子以及显示贵族身分之类的玩艺儿。这一家子经济拮据，在副食店里赊账，冬季经常既不生火取暖也不点蜡烛。公爵本人是个萎靡不振的人，而且有些愚蠢，从前也曾是个美男子、浪荡公子，但如今完全不修边幅了。他在莫斯科一个老衙门里当差，薪俸不多，头衔特别，而且什么公事也不用办。给他这个差使，与其说是尊重他出身名门望族，不如说是看他妻子——昔日宫廷女官的面子。他什么事也不过问，从早到晚只管抽烟，总穿着宽大的晨衣，呼哧呼哧喘气。他的夫人是个病病歪歪的凶婆子，成天为了家务琐事，为了把孩子们送进免费学校操心，为了得到彼得堡熟人的支持而操心，她始终不满足目前的处境，不能习惯于离开宫廷。

李特维诺夫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时认识了奥西宁一家，曾经替他们出过点力，还有一次借给他们三百卢布。正巧他的寓所离他们家不远，因此他的儿子，一个大学生，经常去拜访他们。其实吸引他的并非因为两家住得近，更不是羡慕他们那种不舒适的生活方式：自从他爱上了奥西宁家的大女儿伊琳娜，便经常去拜访他们一家。

她当时十七岁，因为母亲和女校长发生龃龉而让她辍学。这件不愉快的事的起因是：在一次公开演出的时候，本来应该由伊琳娜去朗诵一首欢迎督学的法语诗，可是在典礼开始之前，女校长临时让家财万贯包税人的女儿代替了她。公爵夫人受不了这种aфpoнт[1]。而且，伊琳娜本人也不能宽恕女校长这样的不公正。她早就梦想着她能当着大庭广众站起来朗诵诗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然后莫斯科会怎样地谈论她……确乎如此，莫斯科是会谈论伊琳娜的。这位姑娘亭亭玉立，婀娜苗条，略嫌平塌的胸部，柔嫩而窄窄的双肩，在她那样的年龄少有的细瓷般光洁的、苍白无泽的肌肤，一头浓密的浅黄头发：深色的鬈发和浅色的头发浓淡相间，别有情致。她的容貌清秀，可说是端正优雅，还没有完全丧失惟有少女才具有的天真无邪的神情。然而当她慢慢低垂那美丽的颈项，从她那又似慵懒，又似心不在焉的浅笑中，显露出这是一位神经质的小姐。在她那微含笑意的薄薄的双唇，那纤巧然而略窄的鹰钩鼻的线条里，——却有一种无论对旁人或是对她自己都有危险的任性的激情。然而惊人的，真正使人震惊的还是她那双眼睛，颜色深灰而又闪烁着微绿的光彩，宛如埃及众神细长的、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眼睛，闪闪有光的长睫毛，弯弯的双眉。这双美目的表情也很奇特：它们的顾盼，凝眸注视，都仿佛来自不可知的深处和远方。伊琳娜在学校是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优秀学生，但是她的脾气变幻无常，喜欢发号施令，而且胆大妄为。班上的一位女教师曾经预言她的激情会毁了她——“vos passions vous perdront[2]”，而另一位教师则责备她冷酷无情，把她叫做“une jeune fille sans coeur[3]”。伊琳娜的女友们认为她高傲自大，城府很深。她的弟妹都有点怕她，母亲不信任她，而父亲呢，每当她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注视着他，他就觉得不自在。不过父母心里对她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尊重，这并不是由于她的品德，而是由于一种特别的、模糊的期望，天知道，她怎么会在他们心里激起这种期望的。

“你等着瞧吧，普拉斯科维亚·丹尼洛夫娜，”有一天老公爵从嘴里取出烟袋嘴，说道，“阿琳卡[4]会使我们发迹的。”

公爵夫人生气了，说丈夫“des expressions insupportables[5]”，但是沉默了一会儿，又含含糊糊地说：

“是的……咱们要能发迹该有多好。”

伊琳娜在家里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其实对她并非娇纵，而是有点敬而远之，但是也并不跟她顶撞：这正合她的心意……有时小店老板登门讨债，吵嚷得满院子都听得见，说他实在厌烦跑来要钱了；有时仆人们也当面骂自己的主人，说你们算什么公爵，两手空空，一贫如洗。遇到这种过于有伤体面的场合，伊琳娜总是端坐不动，连眉毛也不抬一抬，沉着脸，带着恶意的冷笑。她的双亲宁愿挨骂也不愿看见她这种笑容，他们觉得自己有罪，无辜而有罪，对不起这个人物，她这个人物似乎生来就有权享受荣华富贵，受人崇拜的。

李特维诺夫对伊琳娜是一见钟情（他不过大她三岁），但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对方的回报，而且根本没引起她的注意。在她对他的态度里，甚至流露出一丝敌意，仿佛他真的是欺侮了她，她把这种侮辱深埋心底，但不能宽恕。那时候，他过于年轻，过于质朴，不能够理解在这种敌意、甚至是轻蔑的无情之下掩盖的是什么。他经常忘了作业与笔记，坐在奥西宁家的不愉快的客厅里，偷眼瞧着伊琳娜：他的心慢慢地痛苦起来，胸口发闷。她似乎嗔怒，又似乎烦闷，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冷冰冰地看他一眼，像是瞧着一张桌子或是一把椅子，耸耸肩膀，握着双手；或是整个晚上，甚至在跟李特维诺夫说话时，有意一眼也不瞧他，似乎连这点脸也不肯赏；或者甚至她拿起一本书死死盯着看，其实并没有阅读，她皱起眉头，咬着嘴唇，突如其来地大声问父亲或是兄弟一句：德语中忍耐二字怎么说的？他像是一只鸟落入了陷阱，受尽折磨，不停地挣扎，想要冲开这个窘境，因而他离开莫斯科一星期。他差点烦恼和寂寞得发疯，他生病了，瘦损了，只得再去奥西宁家……真是怪事！在这些日子里，伊琳娜也明显地瘦了，面色发黄，两颊凹削……但是待他更为冷淡，几乎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蔑视，就像他又加重了他那曾经加给她的那种神秘的侮辱……似这般她整整折磨了他两个月。这以后，忽然在一日之内全部起了变化。爱情像大火突然燃烧，像密云突然飞落。有一天——他久久记得这一天——他照旧坐在奥西宁家客厅的窗下，茫然地向外眺望，他苦恼，烦闷，瞧不起自己，但又没有力量离开……如果窗下是一道河流，他真想纵身跳下去，虽然怀着恐惧，但决不惋惜。伊琳娜坐得离他不远，异样地沉默着，一动也不动。她已经好几天压根不跟他说话了。而且也不跟任何别人讲话，老是用手托着脸坐着，仿佛困惑不解，只是偶尔慢慢地打量着四周。李特维诺夫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冷酷的磨折，他站了起来，没有告辞，开始找自己的帽子。他突然听见一个轻轻的低语声：“请留下，”李特维诺夫的心颤抖了，他并没有立刻辨出是伊琳娜的声音，因为这一句话里有点不平常的地方。他抬起了头，立刻愣住了：伊琳娜温存地，是的，温存地凝视着他。“请留下，”她又说了一句，“不要走。我想跟您再待一会儿。”她更加压低了声音。“我要您……别走。”他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明白他此刻在做什么，只是伸出双手朝她走去……她马上把自己的双手递给他，然后嫣然一笑，脸涨得通红，又转过身去，一直微笑着走出了房间……过了几分钟，她带着妹妹一起回来了，再次久久地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坐在自己身旁……起初，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喘息着，满脸通红，然后仿佛羞怯地自言自语地开始询问他的学业，这是她前所未有的。当天晚上，她几次向他表示歉意，说在这以前没有认出他的优点，而且一再请他相信，她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突然用一种共和派的出乎常规的举动使他感到惊讶（他当时正倾倒于罗伯斯庇尔[6]，也决不大声地对马拉[7]妄加议论），一周以后他才弄明白：她爱他。是的，他久久记住这第一天……但他也没有忘记接踵而来的那些时日——当时，他又惊又喜地亲眼看见，清晰地看见，突如其来的幸福在萌芽，在成长，然后终于突然涌现出来，不可抗拒地占据了他眼前的一切，但他仍禁不住要怀疑，而且不敢相信这一切。初恋的光辉灿烂的一瞬间来临了，它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不会也不应该有两次的。伊琳娜突然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柔和得像一缕丝，而且是无边的善良。她居然给几个妹妹上课了，——不是钢琴课，她不是音乐家，而是教法语、英语。她为她们讲课，管理家务，一切她都感到有趣，一切都吸引她。有时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有时又沉浸在无言的深情之中。她设想着嫁给李特维诺夫之后，她将要做些什么（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要结婚），她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提出无尽无休的建议，他们两人将如何生活……“工作呢？”李特维诺夫提醒说……“是的，要工作，”伊琳娜重复着：“要读书……但是最主要的是去旅行。”她特别急于要离开莫斯科，李特维诺夫对她讲，他还没有读完大学呢，她每次都先略作沉吟，然后加以反对说，可以到柏林或是别的地方去读嘛。伊琳娜不大控制自己感情的流露，因而对公爵和公爵夫人来说，她对李特维诺夫的好感并没有长期成为秘密。公爵夫妇并没有感到高兴，不过衡量了种种情况之后，认为也没有必要马上加以“veto[8]”。李特维诺夫的财产虽然相当可观……公爵夫人指出：“但是门第，门第！……”“嗯，当然啰，门第，”公爵回答，“可他毕竟不是平民出身，但是最主要的是伊琳娜不会听我们的话。什么时候她不是随心所欲的！Vous connaissez sa violence！[9]何况什么都还没有确定呢。”公爵发着议论，然而马上又心想：“难道她将来就仅仅是李特维诺夫夫人？我还别有指望呢。”伊琳娜却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未来的丈夫，而且他也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在她的手里。他仿佛卷进了漩涡，仿佛失魂落魄……他觉得既是害怕又是喜悦，任什么也不惋惜，任什么都能割舍。他反复思量着夫妇生活的意义、义务，还寻思着他这样百依百顺，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而且伊琳娜将会是怎样的妻子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正确——他简直不能判断。他的热血沸腾，他只知道一桩：跟着她，跟着她，一直往前走，一切都不去管它！但是尽管李特维诺夫这方面是百依百顺，伊琳娜这方面又充满了柔情蜜意，仍然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误解与冲突。有一天他直接从学校跑去看她，穿一件旧礼服，两手染着墨渍。她和往常一样带着温柔的问候跑来迎接他，但是突然停住了脚步。

“您没有带手套，”她不慌不忙地说，马上又加了一句，“嗨！瞧您……这个大学生！”

“您也太考究了，伊琳娜，”李特维诺夫讲。

“您……是一个道地的大学生，”她又重复一句，“vous n'êtes pas distingué。[10]”

于是，她扭转身子走出了房间。尽管一小时以后，她又来求他宽恕……通常，她非常愿意在他面前痛悔前非，承认过错，不过——真是怪事！她经常几乎是含着眼泪责备自己动机不良，其实这种动机她并没有，但是对自己真正的缺点却坚决否认。有一次，他看见她眼泪汪汪，双手捧着脑袋，头发蓬乱。这时，他非常惊慌，询问她为什么难受，她默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指指自己的胸口。李特维诺夫不禁吓了一跳。他脑中一闪：“肺结核！”于是他抓住她的一只手。

“你病啦？”他颤声说道（他们早已在紧要时刻以“你、我”相称了）。“我马上去请医生……”

但是伊琳娜没等他讲完，就懊丧地跺了一下脚。

“我一点没病……可这件衣裳……难道您还不理解？”

“什么？……这件衣裳……”他莫名其妙地说。

“什么？就是这个，我只有这一件，它已经旧了，难看极了，可我不得不每天穿着这件衣裳……甚至当你……当您来……你看见我这么邋里邋遢，总有一天会不爱我的！”

“得了，伊琳娜，你说到哪里去啦！这件衣裳也很可爱……而且我初次见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件衣裳，因而它对我很宝贵。”

伊琳娜脸红了。

“请您，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请您不要提醒我，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第二件衣服。”

“请您相信我，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你穿着它非常合适。”

“不，它难看，真难看，”她一再说，激动地扯着自己的又长又软的发卷。“啊，这贫困，贫困，黑暗！有什么法子才能摆脱这种贫困！有什么法子才能脱离，脱离这种黑暗的境地！”

李特维诺夫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微微扭过脸去……

突然伊琳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但你是爱我的，是吗？你爱我吗？”她轻声说，把自己的脸向他凑过去，她的双眼，虽然还饱含泪珠，却已闪耀着幸福的欢愉，“即令我穿着这种难看的衣裳，你也爱我？”

李特维诺夫跪倒在她跟前。

“啊，爱我吧，爱我吧，我亲爱的；我的救星，”她柔声说，朝他微微弯下身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逝，一周周过去，虽然还没有什么正式的表示，虽然李特维诺夫一直拖延着没有向她提出求婚，当然，这并不出自他的本意，而是在等待伊琳娜的命令（她有一次说过，咱俩似乎年轻得可笑，应该在我们的年龄上哪怕再加上几个星期呢）。但是正当一切将要顺利结束，前途日益明晰地显露出来的当口，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像驱散路上的轻尘一样，把全部的设想和计划吹散了。

[1] 法语的俄文译音：耻辱。

[2] 法语：她的激情会毁了她。

[3] 法语：没心肝的年轻姑娘。

[4] 阿琳卡是伊琳娜的爱称。

[5] 法语：他的话不成体统。

[6]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政府首脑，一七九四年被处死。

[7] 马拉（1743—1793），雅各宾派领袖。

[8] 法语：禁止。

[9] 法语：她的犟脾气，您是知道的。

[10] 法语：您的外表不文雅。

八

这年冬天，皇室来到莫斯科。宴会一个接着一个，这次轮到贵族会议举行经常性的盛大舞会。尽管舞会的消息是以启事的形式登在《警署公报》[1]上的，然而也传到了狗广场上的这所小房子里。公爵第一个动了心：他立刻决定一定要去，而且要把伊琳娜带去，如果错过觐见自己君王的机会是不可宽恕的，对于世袭贵族来说，这甚至是自己家族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完全一反常态，带着特别的热情坚持自己的主张。公爵夫人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他，只不过为了这笔花销而唉声叹气，伊琳娜却坚决反对。对父母亲列举的种种理由，一概回答说：“没必要，我不去。”她的执拗使老公爵最后决定请李特维诺夫去努力说服她，向她提出种种“理由”：什么一个年轻姑娘害怕涉足社交界是不体面的，什么这种事也该“体验体验”啦，什么照眼前这个样，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见到她，李特维诺夫就向她提出这种种“理由”。伊琳娜专注地凝视他，这副专注凝视的神态使他惶惑起来，她却玩弄着腰带，安详地悄声问道：

“您希望我去？您？”

“是的……是我，”李特维诺夫讷讷地回答，“我同意您父亲……而且为什么您不去一趟呢……见见世面，也显露一下自己，”他说，短促地一笑。

“显露自己，”她缓缓地重复着。“那么，好吧，我去……不过请您记住，这是您自己要我这么做的。”

“我是因为……”李特维诺夫刚要讲话。

“您自己愿意的，”她打断了他的话，“还有一个条件：您必须答应我，您不要去参加这个舞会。”

“这又为了什么？”

“我希望这样。”

李特维诺夫摊开双手。

“我服从……不过，我承认，我若是能看见您穿着全部盛装，亲眼看到您一定会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快乐的，我将会为您而自豪！”他又叹息着加了一句。

伊琳娜冷冷一笑。

“全部盛装只是一件白色的舞衣，至于影响嘛……嗨，一句话，我是要的。”

“伊琳娜，你像是有点生气了？”

伊琳娜又是冷冷一笑。

“噢，不！我没有生气。不过你……（她双眸凝视着他，他觉得他从未见过这双眼睛有这样的神情。）也许，需要这样，”她低声添了一句。

“可是伊琳娜，你爱我吗？”

“我爱你，”她几乎是庄严地、郑重地回答，像男人似地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在以后的几天里，伊琳娜一直在精心准备自己的打扮、自己的发式。舞会前夕，她身体有点不适，坐不住，有一两次还独自暗暗哭泣。可是当着李特维诺夫的面，她脸上总是挂着呆板的微笑……然而，对他仍是那么温柔，只不过有点心不在焉，不时照照镜子。舞会的当天，她非常沉默，脸色苍白，然而很平静。晚上九点钟，李特维诺夫来看她。她出来见他，身上穿着一袭透明的白纱长衣，微微高耸的发卷上插着一枝不大的蓝花。他完全吃惊了：在他眼里，她竟是如此美丽端庄，庄严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是啊，她从早晨起就长大了。”他心里想：“简直是仪态万方！真的，这就是所谓的血统吧！”伊琳娜垂手站在他面前，不笑，也不矫揉做作，两眼根本不瞧他，而是果断地、甚至大胆地径直瞧着远处的什么地方。

“您真像是童话里的公主，”李特维诺夫终于说，“或者：您真像临阵前的统帅，胜利前的统帅……您不允许我参加这个舞会。”他接着说，这时，她依旧是一动不动，并不是不在听他，而是在注意着另一种内心的语言：“不过，您总不至于拒绝把我献给您的这些花带去吧？”

他递给她一束天芥菜花。

她很快地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伸出了一只手，突然抓住插在头上的花，低声地说：

“愿意吗？你只要说一个字，我就把这些扯下来，留在家里不去了。”

李特维诺夫的心好像猛地往下坠落。伊琳娜的手已经要把那枝花扯下来……

“不，不，为什么呢，”他急忙接着她的话说，一种高尚慷慨的感情涌上心头：“我决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为什么限制自由……当我知道，你的心……”

“唔，那么请不要挨近我，会把衣裳弄皱的，”她急急忙忙说。

李特维诺夫惶惑了。

“花束能带去吗？”他问。

“当然喽：它很好看。而且我非常喜欢这种香味。Merci[2]……我将永远记住它……”

“纪念您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李特维诺夫指出，“您的第一次胜利。”

伊琳娜微微弯下身子，侧着脸从肩上望望镜中的身影。

“我真的那么好看吗？您不是对我有所偏爱吧？”

李特维诺夫对她赞不绝口。但是伊琳娜已经不再听他，自管把花束凑近面庞，她的异样的、仿佛变得暗淡的、睁大了的眼睛又凝望着远方，微风吹得薄薄的缎带在她肩后飘动，像是长了一双翅膀。

公爵来了，他卷了头发，打着白领结，穿着褪色的黑礼服，扣眼里挂着贵族奖章的弗拉基米尔绶带。公爵夫人跟在他后面，穿着老式剪裁的绸裙，脸上带着严肃的关切，——做母亲的总是设法用这种神态来掩盖自己的激动不安——站在女儿背后替她整整服饰，也就是说毫无必要地抖一下她的衣褶。两匹毛茸茸的驽马驾着一辆四座位的驿站旧式大轿车，轮子滚动在没有扫掉的雪堆上吱嘎吱嘎直响，马车驶到大门口，一个穿着仿佛是假的、金银镶边号衣的孱弱的仆役，从前厅跑了过来，鼓足了勇气报告：马车已经备好……公爵和公爵夫人替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做了临睡前的祝福，然后裹着皮大衣向门口走去。伊琳娜穿着又薄又短的肥大的大衣，——啊，她是多么恨这件又肥又大的衣服啊！——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李特维诺夫送着他们，期待着伊琳娜能够给他临别的一瞥，然而她坐进马车，连头也不回。

临近午夜，他在俱乐部窗下走过，无数巨大枝形吊灯的光芒透过红色的帷幕散发出点点光亮，整个广场上停满了轻便马车，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曲的旋律兴冲冲而放肆地在广场上回荡。

第二天一点钟，李特维诺夫到奥西宁家去了。他只见到公爵一个人，公爵马上就告诉他说，伊琳娜头疼，她躺着，要到晚上才起来，还讲什么在第一次参加舞会之后，出现这种心绪不宁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C’est très naturel，vous savez，dans les jeunes filles，[3]”他用法语又添了一句，这使李特维诺夫感到有些惊讶，同时他发现公爵不像往常一样穿着晨衣，而是穿着礼服。“而且，”奥西宁接着说，“发生了昨天那样的大事，她怎么能不病呢！”

“大事？”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声。

“是呀，是呀，大事，大事，de vrais événements[4]。您真想像不到，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quel succès elle a eu[5]！整个宫廷都注意到她了！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公爵说，她的位置不在此地，而且她使他想起德冯西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哦，您知道，就是那位……有名的……而布拉辛格拉姆普甫老伯爵，嚷嚷得全体都听见，说伊琳娜——la reine du bal[6]，而且希望能把自己介绍给她。他也对我自我介绍了一番，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他还记得我当骠骑兵时候的样子呢，而且还问起我此刻在哪里服役。这个伯爵真有趣，而且是adorateur du beau sexe[7]！就别提我了！连我的公爵夫人……人们也不让她安宁：就连纳塔利娅·尼基金什娜也亲自跟她说了话……还要怎么着？伊琳娜avec tous les meilleurs cavaliers[8]跳了舞，不断把他们介绍给我，介绍给我……我连数也数不清了。您信不信：所有的人成团地围着我们转；跳玛组卡舞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来请她。有一个外国外交官知道她是莫斯科人之后，对皇上说：‘Sire，décidément c’èst Moscou qui est le centre de votre empire！[9]’，另一位外交官又添了一句：‘C’est une vraie révolutiòn，sire’，是révélation还是révolutìon[10]，反正是这一类的话吧，是呀……是呀……这个……这个……我对您说吧：这可真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哦，那么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她自己怎么样？”李特维诺夫问道，刚才公爵说话的时候，他觉得手脚发冷。“她高兴吗？她满意吗？”

“当然高兴；她还能不满意！哦，您知道，当然啰，她一下子真有点发懵了。昨天，大家都对我说：这真了不起！jamais on ne dirait que mademoiselle votre fille est à son premier bal。[11]赖森巴赫伯爵，顺便说说……您一定知道他的……”

“不，我一点不知道，从来也不认识。”

“我妻子的堂兄……”

“我不认识他。”

“富豪，宫廷高级侍从，住在彼得堡，一个有影响的人，他信任里夫兰[12] 所有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瞧不起我们……我也不去逢迎这种人。J’ai l’humeur facile，comme vous savez。[13]就是这个人，他坐到伊琳娜身边，跟她谈了足有一刻钟，也不会更多，然后对我的公爵夫人说：‘Ma cousine，’他说，‘votre fille est une perle c’est une perfecfion，[14] 大伙都来祝贺我有这么一个外甥女……’后来，我看见他走到……一个大人物跟前，嘴里说着话，可眼睛一直瞧着伊琳娜……于是，嗯，那个大人物也瞧着……”

“那么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今天整天不会出来了？”李特维诺夫又问了一句。

“是的；她头疼得很厉害。她要我向您致意，感谢您的花，qu’on a trouvé charmant[15]。她需要休息休息……我的公爵夫人去拜客了……我自己也要，您瞧……”

公爵咳嗽两声，两脚走着小碎步，似乎不知道还要讲些什么才好。李特维诺夫拿起帽子，说不再打扰他了，过一会再来问候她的健康，于是走了出去。

他看见离奥西宁家不远的警亭前，停着一辆豪华的双座马车。仆人也穿着豪华的号衣，从车座上弯下身子，漫不经心地向一个芬兰岗警打听帕维尔·华西里耶维奇·奥西宁公爵的家在哪里。李特维诺夫朝车里望了一眼：里面坐着一个中年人，一张痔疾患者常有的灰黄面孔上满是皱纹，神情傲慢，希腊式的鼻子，凶相毕露的嘴，——裹着一件貂皮大衣，从一切特征来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显贵。

[1] 指一八四八年创刊的《莫斯科警署公报》。

[2] 法语：谢谢。

[3] 法语：您知道，对年轻姑娘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

[4] 法语：确实是大事。

[5] 法语：她有多么成功。

[6] 法语：舞会王后。

[7] 法语：女性的崇拜者。

[8] 法语：跟所有最好的舞伴。

[9] 法语：君主，毫无疑问，莫斯科现在是您帝国的中心。

[10] 法语：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君主；发现还是革命。

[11] 法语：谁都看不出您的女儿是第一次出来参加舞会。

[12] 里夫兰是波罗的海岸旧省名。从十三世纪起，居住着立维部族的里夫兰迭受外国侵占，先后属于波兰、瑞典。一七二一年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与俄帝国有矛盾。

[13] 法语：您知道，我是个随和的人。

[14] 法语：我的堂妹，您的女儿真是颗明珠，绝代佳人。

[15] 法语：它非常美丽。

九

李特维诺夫没有遵守自己说晚些时候再去的诺言，他想最好还是推迟到明天再去看她。快十二点的时候，他走进这个过于熟悉的客厅，发现只有两个年幼的公爵小姐——维克托琳卡和克列奥帕特琳卡——在家。他先向她们问好，然后问，伊琳娜·帕夫洛夫娜的病好点没有，可不可以见到她。

“伊琳诺奇卡[1]跟妈妈出门了，”维克托琳卡回答；虽说她有点口齿不清，但是比妹妹胆子大一些。

“怎么……出门了？”李特维诺夫重复了一句，他的心灵深处似乎有什么轻轻地颤动起来。“难道……难道……难道她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教你们，不给你们上课？”

“伊琳诺奇卡以后再也不给我们上课了，”维克托琳卡回答。

“以后再也不上了，”克列奥帕特琳卡跟着她说了一句。

“你们的爸爸在家吗？”李特维诺夫问。

“爸爸不在家，”维克托琳卡接着又讲：“伊琳诺奇卡不舒服：她哭了整整一夜，哭呀……”

“哭？”

“是的，哭……叶戈罗夫娜对我说的，她的眼睛通红通红，全都肿啦……”

李特维诺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浑身微微颤抖，仿佛受了寒，然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他此刻的感觉正像是一个站在高塔顶上朝下眺望的人：他的五脏六腑都麻痹了，头昏脑涨。一种茫然若失的惶惑，一个接一个像耗子般跑过的想法，模模糊糊的恐慌和默默的期待，还有一种奇特的甚至幸灾乐祸的好奇心，一种哽噎在喉头不能流泪的苦痛，唇边嘴角勉强浮现出空虚的苦笑，还有那祈求，既无意义又无对象……啊，这一切是多么残酷，多么有损自尊的屈辱啊！“伊琳娜竟不愿意见我，”这句话在他心中不断萦回，“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为了什么？在那个招灾惹祸的舞会上究竟能出什么事？怎么可能突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这么突如其来……（人们经常看到，死亡总是来得很突然，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习惯于死亡的突然性，总觉得它是不可理解的。）也没有让人给我捎个话，就是不想跟我明说……”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的声音在他耳边紧张地说道。

李特维诺夫吓了一跳，看见自己的仆人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封信。他认出了伊琳娜的笔迹……他还没有拆开信封，就预感到不幸，于是低下了头，耸起肩膀，好像要抵挡打击似的。

他终于鼓起勇气，一下子撕开信封。一张小小的信笺上写着下面的字句：

原谅我吧，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之间的一切全完了：我将迁居彼得堡。我心里非常 沉重，然而事已如此。看来，这是我的命中注定……啊，不，我并不想为自己分辩。我的预感应验了。原谅我，忘了我：我配不上您。

伊琳娜

请大度宽容：不要来找我。

李特维诺夫读完这几行字，慢慢地倒在沙发上，仿佛有人当胸给了他一拳。他让那张纸条落下去，再拾了起来，又读了一遍，悄然说了一声：“迁居彼得堡”，又让纸条落到地上就算了。他心里反倒宁静了，他甚至反过手去把头底下的枕头弄得舒服一些。“被打死的人不会再感到痛苦，”他想，“怎么来的也怎么去……一切都很自然：我早就料到了……（他是在欺骗自己：他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哭了？……她哭了？……她有什么好哭的？她压根儿就不爱我！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符合她的性格。她，她配不上我……瞧她说的！（他苦笑一声）她自己原先不知道，她蕴含着多大的魅力，嗯，可是一到舞会上就明白了它的影响，那她怎么还能停留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学生身边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当儿他回忆起她那些温存的话，她的微笑，还有那一双眼睛，那双令人难忘的、他再也不能看见的眼睛，当他俩四目相视时，它们是那样愉快而舒畅。他又记起那迅速而羞涩的热吻——于是他突然痛哭起来，抽抽噎噎地、疯狂地、充满恶意地哭着。他翻过身去脸朝下，哽咽着，使自己憋得喘不出气来，带着疯狂的快感，仿佛渴望要撕裂自己和所有周围的一切，他把滚烫的脸埋在沙发的枕头里，而且用牙咬它……

唉！李特维诺夫前一天看见的那位坐在车里的先生，正是奥西宁公爵夫人的堂兄，富豪，宫廷高级侍从赖森巴赫伯爵。伯爵是个很有毅力，而且善于逢迎的人，他刚一发现伊琳娜引起了某些显要人物的注意，刹那间马上考虑到：“mit etwas Accuratesse[2]”，从这件事里能得到好处，于是立刻订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采取拿破仑式的迅速行动。“我要把这个出众的姑娘接到自己家里去。”他这样盘算，“弄到彼得堡，让她做我自己的，见它的鬼，就算是部分产业的继承人也行。好在我又没有子女，她总算是我的外甥女嘛，我的伯爵夫人一个人也很寂寞……客厅里有一张俊俏面孔，总要令人愉快些……对呀，对呀，就这么办：es ist eine Idee，es ist eine Idee[3]。”应当把她的父亲迷糊住，骗骗他们，让他们大吃一惊。“既然他们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伯爵已经坐在马车里向狗广场驶去，一面仍旧按自己的思路往下想，“大概不会固执。再说他们又不是重感情的人。还可以送给他们一笔钱。可是她呢？她也会同意的。蜜总是甜的……她昨天已经尝到了甜头……就算我是在异想天开，让他们利用去吧……这些愚蠢的家伙。我要对他们讲：如此这般，你们决定吧。否则我就另找一个；找个孤儿——更方便些。行或不行，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und damit Punctum[4]。”

伯爵就带着这一番话来到公爵面前，前一天晚上在舞会上，他已经对公爵说好要来拜访他。有关这次访问的后果，似乎不值得多加传播。伯爵并没有失算：公爵和公爵夫人确实不仅没有固执，还拿到一笔钱，伊琳娜也确实同意了，而且没有超过指定的期限。然而要她跟李特维诺夫断绝关系可并不容易，她爱他，派人送给他一封短柬以后，差点病倒，一直不停地哭泣，人变得又瘦又黄……但是尽管如此，一个月以后，公爵夫人就把她送到彼得堡，安顿在伯爵夫人家，托伯爵夫人照顾她，这位妇人心地非常善良，但是她的智慧跟小鸡差不多，外表也像小鸡。

李特维诺夫当时就离开了大学，回到乡下父亲家里。日复一日，他的创伤逐渐愈合。起初，他一点也没有得到伊琳娜的消息，而且他也避免谈到彼得堡以及彼得堡社交界的事。后来渐渐地传来了关于她的流言，不算坏，但相当奇特，对她议论颇多。奥西宁公爵小姐的名字上笼罩着光辉，有着特殊的印记，甚至在外省的上流圈子里也越来越常常被人提起。人们谈到她的名字时仿佛某个时候提起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一样，怀着好奇、尊敬和妒忌。后来，又传来她嫁人的消息。不过李特维诺夫并没有对这最后的新闻予以注意：他已经是塔季扬娜的未婚夫了。

现在，读者肯定会理解，当李特维诺夫惊呼一声：“难道是她！”时，他心中回想起的是什么事情了，那么让我们再回到巴登，重新接上被我们中断的这个故事的线索。

[1] 伊琳娜的小名。

[2] 德语：在某种巧妙的安排下。

[3] 德语：这是个好主意，这是个好主意。

[4] 德语：一言为定。

十

李特维诺夫很晚才睡着，而且只睡了一小会儿：太阳刚刚升起他就起床了。从他窗口可以望见幽暗的群山之巅，在清晰的天空里逐渐变成滋润的深红色。“树林里空气一定非常清新！”他心里想，于是赶快穿上衣服，漫不经心地瞟了花束一眼，一夜过来它更加怒放了，他拿起手杖，朝“古堡”后面著名的“峭壁”走去。清晨有力而安详地抚爱着他。他精神饱满地呼吸着，精神饱满地走动着。他的每条血管里充满了青春的健康，仿佛是大地自动地把他两只轻快的脚弹上去。他每走一步都感觉到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欢快：他走在满缀露珠的树荫下遍地大粒砂子的小道上，沿着枝头满是春天翠绿的嫩叶的云杉林。他不时自言自语着：“多美啊！”突然听见两个熟悉的声音：他朝前望去，看见沃罗希洛夫和庞巴耶夫迎面走来。他感到非常厌恶，于是像学生躲开老师一样闪到一旁，钻进树丛……“上帝啊！”他祈求着，“把这些同胞引开吧！”在一瞬间，只要别让他们看见他，他似乎无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们也真的没有发现他：上帝把他们引开了。沃罗希洛夫正在用自己那种士官生的得意扬扬的声调，对庞巴耶夫解说哥特式建筑“各阶段”的区别，而庞巴耶夫仅仅是赞同地唯唯答应。看得出来，沃罗希洛夫早就在用自己的“各阶段”折磨着他，而这位好心肠的热心人有点听厌了。李特维诺夫咬着嘴唇，伸长脖颈，久久地倾听着远去了的脚步声；那忽而是喉音，忽而是鼻音的抑扬婉转的教导式的谈话一直说个没完；终于一切都沉寂了。李特维诺夫叹了一口气，离开自己隐蔽的地方，再往前走去。

他在山上逛了约莫三个小时。时而离开小道，从这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偶尔在溜滑的青苔上走一段路，有时坐在橡树或是山毛榉下的断岩残壁上，在长满野蕨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里、在树叶的令人安心的沙沙声中、在孤独黑鸟的嘹亮歌声里，畅想连翩。一阵轻微然而愉快的睡意向他偷偷袭来，仿佛从身后将他拥抱，他真的要矇眬睡去……但突然微笑着，睁开眼睛一瞧：森林和林中空气金光粲然，青翠欲滴，怡然涌进他的眼帘——他又微笑着，又阖上了眼睛。他想进些早餐，便朝“古堡”走去，那里只需几文钱就能买到一杯很好的牛奶咖啡。城堡前面的平台上有许多白漆的小桌，他在其中的一张桌前还未坐定，就听见一阵马匹的沉重的响鼻声，出现了三辆轻便马车，从车上走下一群贵妇和男伴……李特维诺夫顿时认出他们是俄国人，尽管他们都说法语……也正因为他们说着法语。贵妇们的衣着打扮讲究豪华，男士们穿着崭新的礼服，然而紧箍在身上，还带卡腰，这在我们时代已不很常见。裤子是灰色带花点的，头上是城里人戴的绝顶光滑的礼帽，短小的黑领结紧紧拴在每一位男士的脖子上。他们每个人的举止之中都流露出某种军人风度，事实上他们也真的是军人。李特维诺夫恰巧遇到一群青年将官来野餐，这些都是上层人物，有相当的权势。他们的显贵处处流露出来：在他们那种矜持的放肆，好看而威严的微笑，紧张而又漫不经心的眼神，那娇气地耸动着的肩膀，摇摇晃晃的身躯和微弯的双膝。这种权势显要还表现在嗓音上，对下属致谢时那种既客气又厌烦的腔调。这帮军人一个个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脸上刮得溜光，浑身散发出一种真正贵族和近卫军的香味，一种优质雪茄和超级巴楚莉香水的混合味。他们的手也都是贵族的手，又大又白，还有象牙似的结实的指甲。所有人的胡髭都光亮，牙齿闪闪发光，面颊上细嫩的皮肤透着粉红色，下巴微带青色。虽然有的年轻将军喜欢戏谑，另外一些沉默寡言，但是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彬彬有礼的特征。似乎每一个人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身分、自己将来在政府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一举一动显得既严峻而又潇洒，同时还带着那种在国外旅行时不由得会产生的微带调皮的神情，仿佛在说：“我碰到鬼了。”这群人吵吵嚷嚷，派头十足地分别就座，然后呼唤那些忙着张罗起来的侍役。李特维诺夫急忙喝完牛奶，付了钱，把帽子低低拉到额上，正想从这群前来野餐的将军们身旁溜过……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一个女性的声音说，“您不认识我啦？”

他不由得停下脚步。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在以往经常使他心跳……他转过身来，看见了伊琳娜。

她坐在桌旁，两手交叉地扶着一张挪开的椅子背，侧着头，和蔼地微微笑着，几乎是欢愉地注视着他。

李特维诺夫立刻认出了她，虽然从他十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她已经改变了，虽然她已经从少女变成了妇人。她那纤细的身躯发育了，丰满了，原先略嫌狭窄的双肩的线条，现在令人想起意大利古代宫殿天花板上画的女神。但是那双眼睛依然如故，李特维诺夫觉得它们仍像当年在莫斯科那座不大的房子里那样凝视着他。

“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犹豫地说。

“您认出我来了？我多么高兴！我多么……（她停顿了一下，微微红了脸，挺直了身子。）这可真是非常愉快的会见，”她改用法语继续说下去，“请允许我把我的丈夫介绍给您。Valérien，mcbë李特维诺夫，un ami d’enfance；[1]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拉特米罗夫，我的丈夫。”

这些青年将军中的一个，可以说是其中最优雅的一个，从椅子上微微站起，过分客气地向李特维诺夫一鞠躬。此刻，他的伙伴们，有的稍稍皱眉，有的不仅皱起眉头，而且在眨眼之间只顾自己出神凝思，仿佛摆出一副预先抗议任何不相干的普通老百姓来接近他们的神气，其他那些前来野餐的贵妇们，认为应当微微眯起眼睛，冷冷一笑，甚至在脸上做出一种困惑不解的表情。

“您……您来巴登很久了吗？”拉特米罗夫将军问道，他用一种非俄国式的动作整理一下衣服，而且显然不知道该和妻子童年时代的朋友谈些什么。

“才来不久，”李特维诺夫回答。

“打算长住吗？”彬彬有礼的将军又问。

“我还没有考虑好。”

“噢！这非常之好……非常。”

将军沉默了。李特维诺夫也不说话。两人都把帽子拿在手里，身子微微前倾，咧着嘴笑，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眉毛。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2]》，”一位非常近视的、脸色黄黄的将军唱了起来。音，当然不准，不过，我们至今也没有碰上过一个发音很准的俄国贵族。这位将军脸上经常带着一种愤愤不平的表情，仿佛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外貌似的。在自己的全体伙伴中，只有他的面色不像玫瑰花。

“您怎么不坐呢，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伊琳娜终于开口说。

李特维诺夫听从了，坐了下来。

“I say，Valérien，give me some fire，[3]”另一位将军说，他也蛮年轻，不过已经发胖。两只目光呆板的眼睛仿佛一直盯着半空中，他不时用雪白的手指慢慢梳理着浓密而又柔软光亮的连鬓胡。拉特米罗夫递给他一个银火柴匣。

“Avez-vous de papiros？[4]”一位贵妇问，她有点大舌头。

“De vrais papelitos，comtesse。[5]”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那位近视将军又拖长音调哼着，他简直是咬着牙在哼。

这时，伊琳娜对李特维诺夫说：“请您一定来看我们，我们住在Hôtel de l’Europe[6]。每天四至六点，我都在家。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李特维诺夫瞟了伊琳娜一眼，她并没有垂下眼帘。

“是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很久了。还是在莫斯科。”

“是莫斯科，莫斯科，”她从容不迫地连连重复着。“来吧，咱们谈谈，回忆回忆往事。您瞧，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真的吗？您可变多了，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我老啦。”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Irène[7]？”一位黄头发上戴着黄帽子的夫人疑问地说道，她正和坐在身旁的男伴低声悄语，嘿嘿地笑，“Irène？”

“我老啦，”伊琳娜接着说，没有理会那位夫人。“但是我没有变。没有，没有，我一点也没有变。”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的歌声又响起来了。爱激动的将军只记得这首名曲的第一句。

“还会觉得刺痛的，大人，”蓄着连腮胡的胖将军大声说，把“O”音发得很重，显然在暗示某一件传遍整个“上流社会”的趣事，他的笑声短促而呆板，眼睛又凝视着空中。所有其他的伙伴们也都笑了起来。

“What a sad dog you are，Boris！[8]”拉特米罗夫轻声说。他按英国腔调来念“鲍里斯”这个名字。

“Irène？”戴黄帽子的夫人第三次问道。伊琳娜迅速地向她转过身去。

“Eh bien，quoi？que me voulez-vous？”[9]

“Je vous le dirai plus tard，[10]”夫人装腔作势地答道。尽管她的外貌很不动人，却总是矫揉做作，撒娇撒痴；有人刻薄地说她“minaudait dans le vide”——“她在空旷无人的地方也要撒娇”。

伊琳娜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耸耸肩膀。

“Mais que fait donc monsieur Verdier？Pourquoi ne vient-il pas？[11]”一位夫人带着构成大俄罗斯发音中特有的拖长的重音尖声喊叫起来，这种重音法国人听起来简直不能忍受。

“哎哟，вyú，哎哟，вyú，мcьë维尔第，mcьë维尔第，”[12]另一位夫人是个地道的阿尔扎马斯[13]人，她哼哼唧唧地说。

“Tranquillisez-vous，mesdames，”拉特米罗夫插了进来。“monsieur Verdier m’a promis de venir se mettre à vos pieds。[14]”

“嘻，嘻，嘻！”夫人们玩弄着扇子笑着。

仆役端来了几杯啤酒。

“Бaйрuш-бup？[15]”留连腮胡的将军问道，有意粗声粗气地，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Гуten мopген。[16]”

“什么？帕维尔伯爵还在那儿吗？”一位青年将军冷漠而无精打采地问另外一位。

“还在那儿，”另外一个也同样冷漠地回答，“据说，要来代替他的位置，Mais c’est provisoire，Serge。[17]”

“嘿！”前一个傲慢地说。

“哦，是的，”第二个也很傲慢。

“我真不明白，”刚才唱歌的那位将军说，“我真不明白，帕维尔为什么找出各种的理由来为自己分辩……唔，他还欺负那个商人，il lui a fait rendre gorge[18]……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害怕……报刊上揭露，”什么人咕噜了一句。

爱激动的将军发火啦。

“哼，这可是最糟糕的事！报刊！揭露！若是我能说了算，我就只准你们这些刊物上登载肉价、粮价、还有卖皮货和卖靴子的广告。”

“还有拍卖贵族产业的广告，”拉特米罗夫插话说。

“是的！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不过，在巴登，au Vieux Château[19]，讲这些有什么用！”

“Mais pas du tout！pas du tout！[20]”戴黄帽子的夫人嘟嘟哝哝地说，“J’adore les questions politiques。[21]”

“Madame a raison，[22]”另一位将军插进来了，他的脸长得非常可爱，像是少女的脸，“为什么我们要回避这种问题……即使在巴登？”他说这几句话时恭敬地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谦逊地微微一笑，“一个正派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信念。不对吗？”

“当然啰，”爱激动的将军回答，同样也看了看李特维诺夫，仿佛在间接地责备他，“不过，我看不出有这种必要……”

“不对，不对，”谦逊的将军还是照旧温和地打断了他的话，“您瞧，我们的朋友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刚才提到了拍卖贵族产业的事。怎么？难道这不是事实？”

“可是现在根本不可能拍卖了，谁也不需要！”爱激动的将军叫了起来。

“也许……也许是吧。所以才应该宣告这个事实嘛……这种到处皆是的可悲的事实。我们破产了——非常之好；我们受了屈辱——这也是无可置辩的；不过，我们，大地主们，我们毕竟代表一个原则……un principe[23]。支持这个原则——是我们的责任。Pardon，madame，[24]您的手帕好像掉了。若是连最聪明的人，姑且这么说吧，也会突然一时糊涂的话，我们就应当——恭恭敬敬地（将军伸出一个指头）用公民的手指指出，前方是个万丈深渊，我们应该提出警告；我们应该恭敬而坚决地说：‘退回去，倒退回去……’这才是我们应该说的话。”

“可是，也不能完全倒退回去，”拉特米罗夫沉思地说。

谦逊的将军只是咧开嘴笑笑。

“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倒退回去，mon très cher[25]。越往后退越好。”

将军又客客气气地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李特维诺夫简直忍耐不住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退到七贵族政府[26]的时代去呢，大人阁下？”

“哦，这也不错呀！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的看法。应当改造……是的……改造过去做的一切。”

“包括二月十九日[27]？”

“包括二月十九日——尽可能如此。On est patriote ou on ne l’est pas。[28]他们还会对我说，那自由呢？你们认为，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自由是甜蜜的吗？请你们问问他……”

“你们可以试试嘛，”李特维诺夫接着他的话说，“不妨去试试剥夺他的这个自由……”

“Comment nommez-vous ce monsieur？[29]”将军悄声问拉特米罗夫。

“你们在那儿谈论些什么呀？”胖将军突然说起话来，在这个小圈子里，他显然是扮演宠儿的角色。“一直在谈论报刊？末流作家？请允许我对你们讲一件我和这类作者之间的趣事——真妙！有人对我说：un folliculaire[30]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诽谤您。哼，我当然马上就把他制服了。把那个宝贝找了来……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folliculaire，你怎么造谣诽谤？难道是爱国主义把你制住了？’他说，‘是制住了。’好吧，那么，我说，folliculaire，你爱钱吗？‘我爱，’他说。于是此时我就，我亲爱的先生们，我就让他闻一闻我的手杖的镶头。‘我的天使，这个你爱吗？’‘不，’他说，‘我可不爱这个。’‘你呀，’我说，‘你好好地闻闻它吧，我的手是干净的。’‘我不爱，’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而我说，‘我的心肝，我可非常喜爱这个，不过不给自己享用。你明白这个譬喻了吗。我的宝贝？’‘明白了，’他说。‘那么你要放小心点，今后做个听话的乖孩子，现在给你一个卢布，日日夜夜为我祝福，滚吧。’于是这个folliculaire就走了。”

将军笑了起来，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笑了起来——全体，除了伊琳娜，她不仅毫无笑容，而且还不高兴地瞧了瞧讲故事的人。

谦逊的将军轻轻地拍了拍鲍里斯的肩膀。

“这些通通是你编造的，我亲爱的朋友……你用手杖吓唬人……可是你连手杖也没有。C’est pour faire rire ces dames。[31]不过耍耍嘴皮子罢了。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刚才讲过，应当完完全全倒退回去。请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所谓的进步的敌人。但是所有这些大学和中学，还有平民小学之类，这帮大学生、牧师的儿子、平民知识分子、所有这帮小人物们，tout ce fond du sac，la petite propriété，pire que le prolétariat。[32]（将军用一种娇弱的，几乎是有气无力的声音在讲）voilà ce qui m'effraie……[33]这就是必须止步的地方……必须加以阻止。（他又亲切地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是的，先生，必须，必须止步。请不要忘记，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什么也没请求。例如说，自治，难道说有人要求这个吗？[34]你们难道要求过它吗？或者是你？是你？或者是你们，女士们？没有它，你们也不仅管着自己，而且还管着我们全体。（调皮的冷笑使将军那张俊美的脸发出光彩）我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要像兔子一样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呢？民主使你们高兴，它会逢迎你们，它会为你们的目的效劳……可这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利剑。最好还是照老办法，照过去那样，这样保险得多……绝对不允许平民百姓们自作聪明，应该信赖贵族阶级，惟有它是有力量的。真的，这样会好些。至于进步嘛……从我个人来说，我丝毫也不反对进步。不过，只是不要给我们律师、陪审员，还有管土地的什么官吏，而且，还有纪律，——对纪律千万不要去触犯它，至于说到什么桥梁啦，堤岸啦，还有医院，你们完全可以去建造嘛，还有街道，为什么不可以用瓦斯灯去照明呢？”

“彼得堡四面八方都着火了，你们去要进步吧！”爱激动的将军低声埋怨着。

“我瞧你呀，还挺厉害，”胖将军说，懒洋洋地摇晃着身子，“最好让你去当检查长，照我看来，avec Orphée aux enfers le progrès a dit son dernier mot[35]。”

“Vous dites toujours des bêtises，[36]”来自阿尔扎玛斯的夫人嘻嘻笑着说。

将军摆出一副非常神气的样子。

“Je ne suis jamais plus sérieux，madame，que quand je dis de bêtises。[37]”

“这句话，维尔第先生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伊琳娜轻声说。

“De la poigne et des formes！[38]”胖将军叫了起来，“de la poigne surtout，[39]翻译成俄语，可以这样说：客客气气，但是要打他耳光！”

“可是你啊，淘气的孩子，淘气得不可救药！”谦逊的将军接过话茬来说。“Mesdames，请别听他的。他连一只蚊子也打不死。他只满足于摧残心灵。”

“噢，并不是这样，鲍里斯，”拉特米罗夫说，跟妻子交换一个眼色，“淘气归淘气，这可是夸大其辞。进步——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它是不该忘记的，这是一种征兆。必须加以注意。”

“是呀，”胖将军反对说，皱皱鼻子，“事情明摆着，你是想当国家要人！”

“根本不是什么国家要人……跟国家要人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不承认真理嘛。”

Boris又把手指头塞进鬓角胡，两眼呆呆地望着空中。

“社会生活，这很重要，因为在人民的发展中，这样说吧，在祖国的命运里……”

“Valèrien，”Boris威严地打断他的话，“il y a des dames ici。[40]我简直没料到你会这样。你大概是想进委员会吧？”

“可是现在，谢天谢地，它们统统关闭了，”爱激动的将军附和了一句，又唱了起来：“《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

拉特米罗夫把麻纱手帕凑到鼻子上，非常优雅地不做声了；谦逊的将军再三重复说：“淘气的孩子，淘气的孩子！”而Boris转身对着那位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还要撒娇的贵妇，既不压低声音，也没有改变面部的表情，就再三地追问她：什么时候她才能“垂青于他炽热的爱情”，因为他爱她爱得要命，为此痛苦万分。

在这段谈话的过程中，李特维诺夫几乎每一瞬间都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的自尊心，那正直的平民的自尊心简直激怒起来了。他，一个小官吏的儿子，跟这帮彼得堡的贵族军人有何共同之处？他所爱的正是他们憎恨的，而他所憎恨的恰恰是他们爱的，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是亲身感受到了。他觉得他们说的笑话平淡无味，那副腔调使他难以忍受，而且一举一动都是虚伪的。即使在他们最温和的言词中，他也能听出一种令人愤懑的轻蔑——然而在他们面前，在这帮人，这帮敌人面前，他却似乎怯懦起来……“呸！多么可恶！我使他们不自在，他们觉得我很可笑，”他心中不断想着：“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儿呢？走吧，马上就走！”伊琳娜在场也不能留住他：即便是她，也在他心中激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站了起来，开始告别。

“您要走啦？”伊琳娜轻轻地说，但是，稍稍沉吟之后便不再挽留，只不过要他答应一定去看望她。拉特米罗夫将军还是跟先前一样彬彬有礼地对他一鞠躬，握了握他的手，送他到平台边……但是，李特维诺夫在小路上刚转弯，身后就响起一阵哄堂大笑。其实这并不是笑他，而是笑那位姗姗来迟的Mcьë维尔第，他突然出现在平台上，头上戴一顶窄沿的礼帽，穿着蓝短衫，骑着毛驴。然而血涌上了李特维诺夫的双颊，心里痛苦：他紧咬牙关的嘴里似乎满是苦味。“这伙卑鄙可耻的家伙！”他喃喃地说，没有想到他在这伙人中间逗留的短暂时刻，还不能提供理由使他下如此激烈的断语。伊琳娜，他过去的伊琳娜，就落进了这个世界！她在这个世界里周旋、生活、主宰一切，为了这个世界，她牺牲了自己的尊严，牺牲了心灵中美好的感情……很明显，事情就是如此；很明显，她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他很庆幸，她并没想到要仔细询问他的打算！否则，他就不得不当着“他们”的面，当“他们”在场的时候，说出一切……“绝不！永远不！”李特维诺夫悄悄地说，深深地吸着清新的空气，简直是沿着去巴登的路跑下去。他思念着自己的未婚妻，思念着自己可爱、善良、圣洁的塔季扬娜，他觉得她是那样地纯洁、高尚、真实！他怀着真挚的温情想起她的面容、她的话语、她的习惯……他多么焦急地期待着她到来！

急步迅走平静了他的烦躁。回到寓所之后，他坐在桌前，拿起一本书，但突然书从手中滑落，他甚至颤抖了一下……他这是怎么啦？他什么事也没有，不过伊琳娜……伊琳娜……他忽然感觉到，他和她的重逢多么令人惊讶，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寻常……这可能吗？他真的遇见了那个伊琳娜，而且跟她说了话……为什么那些人身上深深刻印着的那种交际界令人反感的痕迹，在她身上就没有呢？为什么他感觉到，她仿佛很寂寞，或是很忧郁，或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她在他们的营垒中，然而她不是敌人。是什么使得她这么欣然地招呼他，并且约他去看望她？

李特维诺夫震动了。

“啊，塔尼雅，塔尼雅！”他无限神往地叫了一声，“你才是我惟一的天使，我的保护神，我只爱你一人，而且永生永世爱你。我不去看她。完全不要去管她！让她跟她那些将军们寻欢作乐去吧！”

李特维诺夫重新读起书来。

[1] 法语：瓦列里安，李特维诺夫先生，我童年时代的朋友。

[2] 法语：两个宪兵在星期天。

[3] 英语：我说，瓦列里安，给我个火。

[4] 法语：您有香烟吗？

[5] 法语：真正上等货，伯爵夫人。

[6] 法语：欧罗巴大饭店。

[7] 法语：伊琳娜。

[8] 英语：鲍里斯，你这个人真爱说笑话。

[9] 法语：怎么啦，您要我做什么事？

[10] 法语：我以后再告诉您。

[11] 法语：维尔第先生怎么了？为什么他没来？

[12] 原作中“哎哟”一词用俄语说的，而“是的”一词用法语来讲，“维尔第先生”这几个词也如此。作者特地用这种俄法混杂的语言讽刺俄国贵族的庸俗、浅薄。

[13] 俄国地名。在当时是偏僻的外省。

[14] 法语：放心吧，夫人们，维尔第先生答应我一定来跪倒在你们脚下。

[15] 德语的俄文音译：巴伐利亚啤酒。

[16] 德语的俄文音译：早安。

[17] 法语：不过，这是暂时的，谢尔盖。

[18] 法语：逼他归还原物。

[19] 法语：在古堡。

[20] 法语：但是一点也不对，一点也不对！

[21] 法语：我爱谈政治问题。

[22] 法语：女士说的对。

[23] 法语：一个原则。

[24] 法语：对不起，夫人。

[25] 法语：我的好朋友。

[26] 指公元一六一○至一六一二年间沙皇瓦西里被推翻后，七个贵族统治俄罗斯的政府。后来他们与波兰干涉者达成协议，出卖民族利益。

[27] 一八六一年俄历二月十九日宣布农奴解放。

[28] 法语：做一个爱国主义者或者不做爱国主义者。

[29] 法语：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30] 法语：报屁股文人。

[31] 法语：这不过是让女士们高兴高兴。

[32] 法语：所有这帮败类，小私有者，比无产阶级还坏。

[33] 法语：这才是使我害怕的。

[34] 一八六○年至一八六七年间，《钟声》报经常发表文章反映俄国争取“代议制自治”运动的高涨。谦逊的将军这一段话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35] 法语：奥菲士下地狱——这就是进步的最后的意见。（奥菲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及歌手，妻子死后，他下地狱去，弹奏七弦琴感动冥王释放其妻。）

[36] 法语：您总是说蠢话。

[37] 法语：我说蠢话的时候，夫人，我是最严肃的。

[38] 法语：强有力的政权和态度。

[39] 法语：特别是强有力的政权。

[40] 法语：瓦列里昂，有女士在座。

十一

李特维诺夫开始读书，然而他读不进去。他走出房间，散步了一会儿，听听音乐，看看赌博，又回到自己房间重新试着读书——仍旧毫无用处。时间过得特别慢。毕夏尔金，那个心地善良的和解中间人来了，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他又说又聊，提出一些问题，拉拉杂杂地发着议论，一会儿议论高尚的题目，一会儿又扯到有益的事物，终于弄得非常无聊，可怜的李特维诺夫差点没叫了起来。在使人感到无聊——令人烦闷的一种冷漠的、毫无出路的、完全绝望的无聊——的方面，毕夏尔金可真是从无对手的，甚至那些品德最高尚的人，善于制造无聊的名家，也甘拜下风。他的头发剪短梳光的脑袋，他的淡色无神的眼睛，他的端正的鼻子，单是这一副长相就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沮丧的印象。而他那慢吞吞、像是睡意矇眬的男中音的嗓门，似乎是天生为了坚信地、明白地说些尽人皆知的名言，诸如二二得四，决不是五，也不是三，水是湿的，善行值得称赞；又如在金钱事务上，个人跟政府一样，政府也跟个人一样，必须要有信用。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个道地的好人呢！罗斯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优秀人物是枯燥乏味的。毕夏尔金走了，又来了宾达索夫。他马上厚着脸皮向李特维诺夫借一百盾[1]。李特维诺夫也就如数给他，尽管对宾达索夫丝毫没有好感，甚至还厌恶他，也明知道这笔钱是一辈子也拿不回来了，而且他自己正需要钱。那么，读者会问了：他为什么把钱给他？天知道为什么！俄国人在这方面也是了不起的。请读者把手放在心上，回忆一下自己一生中做过多少次这种绝对没有道理的事吧。宾达索夫对李特维诺夫连谢都没有说一声：还要了一杯巴登红酒喝了就走，连嘴唇都没擦干净，却老着脸皮把脚跟碰得很响。李特维诺夫望着这位远去了的小器鬼的红颈项，心里一个劲儿地怨恨自己。傍晚他接到塔季扬娜的来信，她告诉他，由于她姑母的身体不适，她不可能在五六天之内到巴登来。这个消息使李特维诺夫心里很不愉快，更加重了他的烦闷，所以他情绪很坏，很早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也不比前一天好，好像更坏。李特维诺夫的房间里从一清早起就挤满了同胞们：庞巴耶夫、沃罗希洛夫、毕夏尔金、两个军官、两个海德堡的大学生，他们一涌而至，一直坐到快吃午饭的时候还不走，尽管很快就找不到话题，而且明显地感到无聊极了。他们只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所以跑到李特维诺夫的房间里来，于是像通常所说的：“搁浅”在此地了。起初，他们谈古巴廖夫已经回到海德堡了，应当到他那儿去一趟。后来又涉及波兰问题，研究一阵哲理。以后又谈起赌博、妓女，又讲起丑闻秘事。最后，话题转向什么大力士啦，大胖子啦，大肚汉啦等等。他们还谈起一些陈旧的轶闻，有一个叫鲁金的助祭跟人打赌，吃了三十三条海青鱼，一个有名的大胖子枪骑兵团团长伊兹耶吉诺夫，还有一个能把牛胫骨在自己额上折断的士兵。到后来简直完全在胡说八道了。毕夏尔金本人一面打哈欠一面说，他认识一个小俄罗斯的农妇，她临死之前体重还有二十七普特[2]有余，还认识一个地主，一顿早饭就吃了三只鹅和一条鲟鳇鱼。庞巴耶夫突然心醉神迷地说，他自己就能吃掉一头整羊，“当然要加调料啰”，而沃罗希洛夫咕噜了一些有关一个武备学校同学，一个大力士的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所有的人听了都不做声了，沉默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拿起帽子，散了。剩下了李特维诺夫独自一人，他想读书，但是头脑里像塞满了浆糊一样，什么正经事也做不了，晚上也白白浪费了。第二天早上，他正打算去用早餐，有人敲他的房门。“天哪，”李特维诺夫想，“昨天的这群朋友里又有人来了，”所以他的声音略有颤抖地说：

“Herein！[3]”

房门悄悄打开，走进来的竟是波图金。

李特维诺夫一见是他，喜出望外。

“这可太好了！”他说，紧紧地握着这位意外来客的手，“谢谢！我本来决定要去拜望您的，可是您不愿意告诉我您的住址。请坐，请放下帽子。请坐呀。”

波图金根本没有回答李特维诺夫这些亲切的话，站在房间中央，两脚替换站着，只是笑着摇头。李特维诺夫的热情欢迎显然使他感动，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

“这……有一点小小的误解……”他吞吞吐吐地说起来，“当然啰，我永远高兴……但我是，说实在的……是别人派我来的。”

“那么您是想说，”李特维诺夫用抱怨的声调讲，“您自己是不会来看我的啰？”

“噢，不，请不要这么说！……不过我……我，也许，不会下决心在今天来打扰您，如果不是人家要我来找您的话。总而言之，我来看您是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能告诉我吗？”

“一位您认识的人，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拉特米罗娃。您前天答应去看她，但是没有去。”

李特维诺夫惊讶地注视着波图金。

“您认识拉特米罗夫夫人？”

“这您可以看得出来。”

“很熟？”

“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的朋友。”

李特维诺夫沉默了。

他终于又问：“请允许我问您一句，您可知道，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为什么要见我吗？”

波图金向窗口走去。

“多少知道一些。据我判断，遇见您，她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愿意恢复从前的关系。”

“恢复，”李特维诺夫重复了一句，“请原谅我冒昧，但是允许我再问您一句。您知不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的？”

“说实在的——不知道，不清楚。但我猜想，”波图金补充一句，突然面对着李特维诺夫，友好地注视着他，“我猜想，关系一定很好。伊琳娜·帕夫洛夫娜非常称赞您，所以我答应她来请您。您去吗？”

“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

李特维诺夫惊讶地摊开两手。

“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波图金继续说，“她觉得，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圈子，就是前天您遇见她时的那个圈子，自然不应当引起您特别的好感。但是她要我对您说，魔鬼并不像画的那么凶恶。”

“唔……用这句名言专门来形容那个……圈子？”

“是的……一般的说。”

“唔……那么您，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您对魔鬼有什么看法？”

“我想，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它无论如何也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

“要好一些？”

“好一些或是坏一些，这很难判断，不过决不是那种样子。喂，怎么样，咱们走吧？”

“您先坐一小会儿。老实说，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请问，指什么？”

“您，您本人，怎么会成为伊琳娜·帕夫洛夫娜的好朋友的呢？”

波图金打量了自己一眼。

“凭我的外表，以我的社会地位，这确实不可相信：但是您知道——莎士比亚也曾说过：‘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4]，如此等等。世事变幻无常。给您打个譬喻吧：您面前有一棵树，现在又没有风，低枝上的一片叶子怎么能碰到高枝上的一片叶子呢？无论如何不能。可是如果起了狂风暴雨，一切都乱了——于是上下两片树叶就碰着了。”

“啊哈！这么说来，有过暴风雨啰？”

“那是当然！生活中哪能不经风雨？不过这是哲学方面的问题了。该走了。”

李特维诺夫还在踌躇。

“哦，上帝！”波图金装出一副滑稽可笑的鬼脸，尖声叫道，“现在的年轻人成什么样子！一位美丽非凡的夫人约见他们，还派了专使登门，可他们还在推三阻四！您该惭愧，亲爱的先生，您该惭愧。这是您的帽子。拿着吧，现在像我们的朋友，满怀热情的德国人说的：‘форвертс！[5]’”

李特维诺夫仍旧站着想了一会儿，不过最后还是拿起帽子，跟波图金一同走出房间。

[1] 德国旧时的金币或银币。

[2] 1普特合16.38公斤。

[3] 德语：请进。

[4] 出自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

[5] 德语的俄文译音：前进。

十二

他们走进巴登一座高级旅馆，求见拉特米罗夫将军夫人。门卫起初询问了他们的姓名，然后立刻回答，“die Frau Fürstin ist zu Hause[1]”，然后亲自把他们领到楼上，亲自敲了房门，并且通报了他们的到来。“Die Frau Fürstin”立刻接待了他们，她独自在家：她的丈夫到卡尔斯鲁厄去谒见一个过路的、“有权有势”的显要人物去了。

波图金和李特维诺夫跨进房门的时候，伊琳娜正坐在一张不大的圆桌旁，在十字布上绣花。她急忙把刺绣搁在一旁，推开小圆桌，站了起来，满脸露出一种真诚的喜悦。她穿着晨衣，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双肩和两臂的美丽的线条透过轻纱隐隐可见，一根随意编成的发辫松散着低垂在纤细的颈上。伊琳娜飞快地瞟了波图金一眼，悄声道了一句“Merci”，然后向李特维诺夫伸出手去，客气地责备他的健忘。“还算是老朋友呢，”她又说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开始表示歉意。“C’est bien，c’est bien，[2]”她急忙低声说，而且亲切地硬把他的帽子拿过去，让他坐下。波图金也坐了下来，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说是他有一件急事要办，午饭后再来，然后向他们一一鞠躬告别。伊琳娜又飞快地瞟了他一眼，对他亲切地点点头，但是没有挽留他。他的身影刚刚消逝在门帘后面，她就以迫不可耐的敏捷转向李特维诺夫。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用柔和而清脆的声音说着俄语：“现在就剩我们俩了，我可以对您说，我们的重逢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它……它使我有可能……（伊琳娜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请求您的宽恕。”

李特维诺夫的心不由得震动了。像这样迅速的突袭，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他没有料到她竟会自己重提旧事。

“有什么可……宽恕……”他含糊地低声说道。

伊琳娜脸红了。

“宽恕什么？……您自己明白，”她低低地说，稍稍扭过脸去。“我对不起您，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虽说，当然啰，这是我命中注定（李特维诺夫回忆起她那封信），而且我也并不后悔……再说，无论如何，也已经太晚了。但是，自从突然与您相见，我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做朋友，一定要……如果这做不到，我一定会非常痛苦……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跟您解释清楚，再不要拖延，一次彻底解决，以后好不再有任何……gêne[3]，没有任何不自然，一次彻底解决。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应当对我说，您原谅我了，否则我会认为您……de la rancune.Voilà！[4]从我这方面来说，也许，这是过分的奢望，因为您，显然早就把这一切抛到脑后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请告诉我，您已经宽恕了我。”

伊琳娜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李特维诺夫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花……是的，真的是泪水。

“请别这么说，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赶紧说道，“您这样道歉，请求宽恕，多么难为情啊……事情过去了，早已烟消云散了，我奇怪的只是，您置身在荣华富贵之中，居然还能保存对您青年时代的一个没有出息的同伴的记忆……”

“这使您奇怪？”伊琳娜轻声说道。

“这使我感动，”李特维诺夫应声说，“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

“可是您仍旧没有对我说，您已经宽恕了我，”伊琳娜打断了他的话。

“我真诚地为您的幸福而高兴，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我全心全意地祝贺您一切顺利……”

“不再记旧恶？”

“我记得的惟有您曾给予我的那最美好的时刻。”

伊琳娜朝他伸出双手。李特维诺夫把它们紧紧地握住，没有立刻松开……这温柔的接触在他心头暗暗激起一种长期以来未曾有过的感情。伊琳娜又一次直直地瞧着他，但这一次她已是笑吟吟的……而他也第一次径直而专注地端详着她……他重新认出了这曾经对他是万般亲切的面貌，这双有着长睫毛的深邃的眼睛，这颊上的一颗小痣，额发上特别的波纹，还有这爱娇而有趣地撇着嘴唇，微微动一动双眉的习惯，啊，这一切，这一切他全认出来了……但她现在比从前更美了！这个年轻女性的身体是多么美，多么有魅力！娇艳光洁的面庞上不施脂粉，不染铅华，没有任何虚饰……是啊，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美人！

李特维诺夫忽然沉思起来……他一直凝视着她，但是他的思绪已飞得很远……伊琳娜发觉了。

她大声说：“这可真是太好了。现在我的良心熨帖了，我能够来满足我的好奇心……”

“好奇心，”李特维诺夫重复了一句，仿佛没有听懂。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知道，这些时候以来，您做了些什么，您有什么计划，我什么都想知道，怎么样，做什么和什么时候……一切的一切。您必须对我说真话，我可以预先告诉您，我过去一直注意着您……只要条件允许……”

“您一直注意着我，您……在那儿……在彼得堡？”

“在我置身的荣华富贵之中，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正是这样，是的，我一直注意着您。关于这个荣华富贵的圈子，过一会儿我还要跟您谈。现在您应当讲，多多地讲，长长地讲，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啊，这有多么妙啊！”伊琳娜补充说，快乐地坐在安乐椅上，整理整理衣服，“好了，请开始吧。”

“在开始谈之前，我应当先谢谢您，”李特维诺夫说。

“谢什么？”

“那一束花，放在我房里的那一束花。”

“什么花束？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

“告诉您，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在等待……等待您讲话……噢，这个波图金可真是个聪明人，他居然把您请来了！”

李特维诺夫注意地听起来。

“您和这位波图金先生早已相识？”他问。

“很久了……您快说吧。”

“跟他很熟？”

“唉，是的！”伊琳娜叹息一声，“有些特殊原因……您一定听说过艾丽莎·别尔斯卡娅……就是前年惨死的那位？……嗐，我忘了，您是不知道我们的种种事情的……幸好，幸好您不知道。哦，quelle chance！[5]终于有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事！而且可以对他讲俄国话，尽管说得不好，然而毕竟是俄国话。跟他用不着讲那种装腔作势、令人厌恶的彼得堡式的法语！”

“照您说，波图金也跟那位……”

“回忆这些往事都会使我非常难受，”伊琳娜打断了他的话，“艾丽莎是我在学校里的好朋友，后来，在彼得堡，我们又不断见面。她把自己的全部秘密告诉了我：她非常不幸，受了很多苦。波图金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好，像个真正的骑士！他作了自我牺牲。我到那个时候才真器重他！不过我们又离题了。我在等着听您的故事呢，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我的故事可一点也不会使您感到兴趣，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这就不关您的事啰。”

“回忆一下吧，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我们有十年不见了，整整的十年。从那时起，多少年华似流水般逝去！”

“不仅仅是流水，不仅仅是流水！”她带着一种异常痛苦的表情再三地说，“所以我才想听您说说。”

“而且，我，真的，真不知道我究竟从何说起？”

“从头说起，从最初那个时候，您……从我去彼得堡后。您当时离开了莫斯科……您知道不，我从那时起，从未回过莫斯科！”

“真的吗？”

“起初是不能去；后来，我出嫁的时候……”

“您早就结婚了？”

“第四个年头了。”

“您有孩子吗？”

“没有，”她干巴巴地回答。

李特维诺夫沉默了一会儿。

“那么在您结婚以前，一直住在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哦，赖森巴赫伯爵家里？”

伊琳娜盯着瞧他，似乎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不是……”她终于悄声说。

“那么说，您的父母亲……其实，我还没有问您他们的情况。他们……”

“他俩都健在。”

“仍旧住在莫斯科？”

“仍旧住在莫斯科。”

“那您的弟弟妹妹们呢？”

“他们也好；我都替他们安排了。”

“啊！”李特维诺夫皱起眉头，瞟了伊琳娜一眼。“其实，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应该讲的不是我，而是您，只要不是……”

他突然住口，沉默下来。

伊琳娜把两只手抬到面前，转动着手指上的结婚戒指。

“什么？我不拒绝，”她终于轻声说道。“等有机会……嗯……不过您先说……因为，您瞧，我虽然一直注意着您的行踪，但是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您的情况。关于我……嗯，关于我的情况您一定听说不少了。对吧？您听说了吧，说呀？”

“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您在社交界的地位太显著了，不可能不引起议论……特别在我住的外省，什么样的流言蜚语都信以为真。”

“那您相信这些流言蜚语吗？这是哪一种类型的呢？”

“老实说，伊琳娜·帕夫洛夫娜，这些流言极少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怎么回事？您不是去过克里木，当过非常后备军吗？”

“连这您也知道？”

“您瞧。不是对您说过了，一直注意着您呢。”

李特维诺夫又感到非常惊讶。

“既然我不说您也知道，何必还要我对您讲呢？”李特维诺夫轻轻地说。

“为了……为了履行我的请求，因为是我在请求您呀，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李特维诺夫低下了头，开始……开始概括地对伊琳娜讲讲自己简单的经历，但是有点前后不相连贯。他常常停下来，询问地看看伊琳娜，好像说，够了吗？但她坚持要他讲下去，把头发向耳后一撩，两肘支在扶手上，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去捕捉每一个字。若是有人从旁看见她，注视她脸上的神情，一定以为她根本不在听李特维诺夫对她说些什么，径自在沉思默想……她看的并不是李特维诺夫，尽管由于她执拗的注视他感到不安，而且脸红了。出现在她眼前的是整个生活，是另一种，不是他的，而是她自己的生活。

李特维诺夫并没有说完，内心不断增长的窘迫不安引起的不快之感使他沉默下来。这一次伊琳娜却什么也没说，不再要求他继续讲下去，只是把手掌捂着双眼，仿佛是疲倦了，缓慢地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李特维诺夫等了一会儿，想到自己的拜访已经延续了两个多小时，正想伸手去拿帽子，突然隔壁房间响起一阵精制漆皮马靴的迅速的吱轧声，紧接着飘来一股贵族近卫军特有的香风，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拉特米罗夫走了进来。

李特维诺夫站起身来，跟这位体面的将军相互鞠躬行礼。伊琳娜却不慌不忙地把双手从脸上放下，冷冷地瞅了瞅自己的丈夫，用法语轻声说：

“啊！您已经回来了！现在几点了？”

“快四点了，mà chère amie[6]，可你还没换好衣服——公爵夫人该等我们了，”将军回答，然后，朝李特维诺夫那边优雅地弯了弯勒得紧紧的身体，声音里带着他特有的近乎娇气的戏谑，又说了一句：“显然是这位贵客使你忘了时间。”

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告诉他一些拉特米罗夫将军的身世。他的父亲是私生子……你们有何想法？你们没有猜错——但我们不大愿意讲出来……是亚历山大时代一位显贵跟一个姣好的法国女演员的私生子。这位大贵人帮助儿子在社会上有了地位，但是没有留给他产业——这个儿子（我们主人公的父亲）也没来得及发财：因为他死的时候讲军衔是个上校，论身分不过是个警察局长。死前一年，他跟一个靠他保护的、年轻貌美的小寡妇结了婚。他跟小寡妇生的儿子，就是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靠情面进入贵胄军官学校，获得校长的赏识——主要不是因为学业的成绩优良，而是靠良好的军人气概、优美的举止以及品行优良（虽然他也受过凡是过去的国家军官学校的学生不可避免遭受的一切），——最后进入了近卫军。他的官运非常亨通，这全凭他的谦恭而愉快的性格，灵活机敏的舞姿，检阅中做传令官时骑在马上——大都是别人的马——的骑术，最后，他对待上司还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恭敬中透着亲昵，亲切中伴有忧郁，一种苦凄凄的巴结逢迎，掺杂着几丝轻如羽毛的自由主义色彩……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并不妨碍他在被派去镇压起义的白俄罗斯村庄里，鞭打了五十个农民。他的外貌相当动人，而且显得非常年轻：光滑的皮肤、绯红的双颊，柔软而有弹性的躯体，他在女性中享有惊人的成功：老年贵妇简直为他神魂颠倒。拉特米罗夫将军，习惯做事审慎，出于利害算计而寡言少语，经常出入于高等社交界，像是一只勤劳的蜜蜂，即使是最不好看的花儿也要采点花粉——他既没有德行，又没有任何学问，但凭借着精干人的声誉，对各色人物的鉴别力与察情谙势，最主要的是——凭着不折不挠地为自身利益奋斗的愿望，终于看见在他面前所有的道路一概通行无阻……

李特维诺夫不自然地冷冷一笑，伊琳娜却只是耸耸肩膀。

“那有什么，”她依然用那种冷冷的腔调，“您见着伯爵了？”

“当然见到了。他要我向你致意。”

“啊！他还是那么愚蠢，您的这位保护人？”

拉特米罗夫将军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鼻子里轻轻一笑，像是表示对轻率的妇人之见的容忍。好心肠的成年人正是用这种笑来对答孩子们轻率的行为。

“是啊，”伊琳娜又说了一句，“您那位伯爵简直蠢得惊人，这种人我简直早就看够了。”

“是您自己要我去看他的，”将军不高兴地讲，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用俄语问他，“您饮用巴登的矿泉水吗？”

“我嘛，谢天谢地，很健康。”李特维诺夫答。

“这就太好了，”将军接着说，客气地咧嘴一笑，“其实到巴登来不一定是为了治疗；不过此地的水最有功效，je veux dire efficaces[7]；譬如说，如果有人跟我一样患有神经性咳嗽……”

伊琳娜赶快站了起来。

“我们还会跟您见面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而且我希望很快再见面，”她说着法语，轻蔑地打断了丈夫的话，“可是现在我该去梳妆了。这位老公爵夫人和她那些没完没了的parties de plaisir[8]真叫人难以忍受，除了叫人厌烦，什么也没有。”

“您今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苛刻，”她的丈夫咕噜了一句，溜进了邻室。

李特维诺夫朝房门走去……伊琳娜叫住他。

“您对我什么都说了，”她悄声说道，“可是隐瞒了最主要的。”

“您指什么？”

“据说，您要结婚了？”

李特维诺夫连耳朵都红了起来……他的确是有意不提塔尼雅的。此刻他心里非常不快，第一，伊琳娜知道了他的婚事，第二，她像是在揭穿他有意向她隐瞒这桩婚事似的。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伊琳娜一直眼睁睁地盯着他。

“是的，我要结婚了，”他终于说出口来，于是立刻走了。

拉特米罗夫回到房间里。

“咦，你怎么还不换衣服？”他问。

“您一个人去吧，我头痛。”

“可是公爵夫人……”

伊琳娜把丈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背转身对着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1] 德语：公爵夫人在家。

[2] 法语：好了，好了。

[3] 法语：拘束。

[4] 法语：不忘旧怨。是的。

[5] 法语：太有运气了。

[6] 法语：我亲爱的朋友。

[7] 法语：我是想说：有益于健康。

[8] 法语：郊游聚会。

十三

李特维诺夫对自己非常不满，像是在轮盘赌上赌输了钱，或是失信于人。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作为一个未婚夫，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而不是一个小孩子，他既不该屈从于好奇心的驱使，也不该受回忆的诱惑。“真不该去这一趟！”他寻思着。“她不过是撒娇，任性，卖俏……她寂寞，她对一切都腻烦了，她就抓住了我……成天吃珍馐美味，突然想吃黑面包……这可太妙了。可我为什么跑去呢？难道我能……不蔑视她？”最后这几个字，尽管没有说出口来，却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才选用的。“当然，这一点危险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他继续想下去。“因为我心里明白，我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不过无论如何不应该玩火……我的脚再也不踏进她的门了。”李特维诺夫对自己却不敢也不能承认：伊琳娜在他眼里有多美，在他心里激起多么强烈的感情。

整天又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过去。午餐时，李特维诺夫碰巧坐在一个仪表堂堂、染了胡子的бель-ома[1]旁边，这人一直默不作声，只是气喘吁吁瞪圆了眼睛……不过，突然打了一个饱嗝，显出这是一位同胞，因为他立刻怒冲冲地用俄语说：“我早就说过，不该吃甜瓜嘛！”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的事：宾达索夫当着李特维诺夫的面赢了一笔钱，比向他借的数目多四倍，可是不仅不还债，反而恶狠狠地瞪眼瞅着他，仿佛就是因为被他看见赢了钱，所以打算更加狠狠地惩罚他。第二天早上，又涌来了一大帮同胞；李特维诺夫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动身到山上去，一出门就碰上伊琳娜，他佯作没认出她来，迅速走了过去，接着又碰上波图金。他想跟波图金说话，但是波图金却不愿理睬。他搀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小姑娘，她满头几乎是白色的蓬松鬈发，苍白的病态的小脸上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跟所有被娇宠的孩子们一样，脸上一副特殊的命令式的、不耐烦的神情。李特维诺夫在山里待了两个钟头就沿着李赫顿泰勒林阴道走回去……坐在长椅上的一位带着蓝色面纱的贵妇人，急忙站起身，朝他走来……他认出了伊琳娜。

“您为什么避开我，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的声音发颤，一个人满怀愤怒时，说话的声音才这样。

李特维诺夫窘迫起来。

“我避开您了吗，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是的，您……您……”

伊琳娜非常激动，简直是发怒了。

“您弄错了，请您相信。”

“不，我没弄错。难道我今天早上——喏，就是我们碰上的时候，——难道我看不出来，您是认出我了吗？说呀，难道您认不出是我吗？说呀？”

“我真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是个直爽人，您总是说真话的：告诉我，告诉我，您不是认出我了吗？您是有意扭过脸去的吧？”

李特维诺夫瞟了伊琳娜一眼。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透过细密的面纱可以看见双颊与嘴唇显出死灰般的苍白。在她脸上的神情里，在她急促的絮语声中，有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忧伤与祈求……李特维诺夫再也不能装糊涂了。

“是的……我认出了您，”他费尽力气才说出口来。

伊琳娜轻轻地颤抖了一下，轻轻地垂下了双手。

“那么您为什么不朝我走过来？”她轻声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李特维诺夫转入一条小路，伊琳娜默默地尾随着他。“为什么？”他又重复了一次，他突然涨红了脸，一种像是激忿的感情使他的胸膛和喉头堵住。“在我们之间发生了这种种之后，您……您居然问起这个来了？不是现在，当然，不是指的现在，而是在那里……那里……在莫斯科。”

“但是我跟您说好了的。您答应了的……”伊琳娜开始说了起来。

“我什么也没答应。请原谅我言语生硬，但是您既然要求说真话——那么请自己判断判断：看这是不是卖弄风情，——我可以承认，这对我是不能理解的，——这是不是想要试试您对我还有多少魅力，叫我怎样解释您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您的这种苦苦纠缠呢？我们的道路早就背道而驰了！我早已忘却了那一切，我受尽这一切痛苦之后早已振作起来，完全成为另一个人了。而您也出嫁了，得到了幸福，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上流社会享有令人羡慕的地位：我们何必又重新接近，又为了什么呢？我对您有什么用，您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彼此不能了解，我们之间现在已经绝对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特别是……特别是过去！”

李特维诺夫急急忙忙，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一番话，仍旧头也不回。伊琳娜一动也不动，只是时不时地双手微微向他伸去。仿佛，她恳求他停步听她说，当他说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她微微咬着下嘴唇，好像在抑制一种剧烈而迅猛的创痛一样。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终于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口吻开始说话了，而且更加退离这条小路，其实这儿本来就很少有人走过……

这次是李特维诺夫跟在她后面了。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请相信我：如果我认为我对您还有一丝影响的话，我首先就会回避您了。如果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尽管……尽管我以前有过错，但仍然决定跟您恢复旧交，这是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李特维诺夫近乎粗暴地问。

“因为，”伊琳娜突然有力地重复一句，“因为在这个上流社会，在这个您刚才所说的令人羡慕的地位上，我已经实在太难于忍受，忍无可忍，令人窒息。因为，整天跟这些死气沉沉的玩偶周旋之后——四天前，您在Vieux Château亲眼看见过他们的标本了——再遇见您这个活生生的人，我仿佛是在沙漠里见到清泉那样地欣喜。您却认为我是在卖弄风情而鄙视我，推开我，借口我过去确实对不起你，其实我更对不起自己！”

“您的命运是您自己选择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李特维诺夫忧伤地说，仍然不掉过头去。

“是我自己，我自己……我并不抱怨，我也无权抱怨。”伊琳娜急匆匆地说，似乎从李特维诺夫的严厉中得到了隐秘的乐趣，“我知道，您会谴责我，我也不想替自己辩护，我只想对您解释解释自己的感情；我要请您相信，我此刻完全顾不上什么挑逗……我怎么能来挑逗您！而且毫无意义……我一见到您，我那全部美好的青春就在心中苏醒过来……那时，十年前，我还没有选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中……”

“得了吧，您说哪儿的话，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据我所知，您生活中的光明恰恰是在我们分手之后开始的……”

伊琳娜把手帕凑到唇边。

“您这么说可太残酷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但我不能对您生气。噢，不，那完全不是光明的时刻，我离开莫斯科并不是为了幸福；一分一秒的幸福，我也没有尝到……请相信我吧，不论别人对您怎么说。若是我得到过幸福的话，我还能像现在这样对您说这种话……我再对您重复一遍，您根本不了解这一帮是些什么人……他们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也不同情，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头脑，ni esprit，ni intelligence，[2]有的只是狡猾与奸诈。是啊，实际上，无论是音乐、诗歌，还是艺术，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也许您会说，我自己对这一切也是够淡漠的。不过，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您只要看我一眼就能明白，此刻站在您面前的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不是皇后……人们似乎是这样恭维我们的……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怜的人，的确是值得同情的人。请不要对我的话感到奇怪……我此刻已顾不上自尊心了！我像一个乞丐那样向您伸出了手，您终会明白了吧，就像乞丐一样……我乞求恩赐，”她突然带着一种不由自主、无法抑制的激动说，“我乞求恩赐，而您……”

她发不出声音了。李特维诺夫抬起头来看看伊琳娜；她呼吸急促，她的双唇不住地颤抖。他的心猛然跳动起来，愤恨的感情消失了。

“您刚才说，我们两人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伊琳娜接着说下去，“我知道，您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您对自己的全部生活已订好计划，即使这样，我们彼此也不该变成陌路人啊，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还能够彼此了解。或者您认为，我完全变得愚蠢了，我已经完全地陷进这个泥沼不能自拔了吗？啊，不，请不要这样想！给我一个倾吐情怀的机会吧，我求您，哪怕是看在过去那段时光的分上，假如您不愿意忘却它们的话。请不要使得我们的重逢毫无结果吧，那将会是十分苦痛的，何况，它本来就是短暂的……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请您理解我，因为我只要求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同情，只求您不要讨厌我，让我倾吐情怀……”

伊琳娜沉默了，她的声音里带着呜咽。她一声长叹，怯生生地，从侧面向李特维诺夫投去探索的目光，朝他伸出一只手去……

李特维诺夫缓缓地握住了这只手，轻轻地握了握它。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伊琳娜悄声说。

“做朋友，”李特维诺夫沉思地重复一句。

“是的，做朋友……如果这个要求太过分，那么，至少也让我们和睦相处吧……不拘礼节地，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李特维诺夫又重复一句，“您刚才对我说，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我不愿意忘却那过去的时日……唔，如果我根本就不可能忘却它们呢？”

伊琳娜的脸上掠过一丝怡然自得的微笑，然而顿时消失了，换上了一种关切的、近于吃惊的神色。

“那么就跟我一样，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只记住那些美好的往事。不过最要紧的是您现在要答应我……要发誓……”

“什么事？”

“不要回避我……不要再无缘无故地让我伤心……您答应吗？说呀！”

“好吧。”

“抛开头脑里的各种各样不好的念头？”

“好吧……不过，我仍然无法理解您。”

“这并不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会了解我的。那么您答应了？”

“我已经说过了：是。”

“那么谢谢。您瞧，我一向信任您惯了。今天，明天，我都等您来，我在家不出去。可现在我要离开您了。公爵夫人从林阴道走过来了……她看见我了，我不能不到她跟前去……再见……把您的手给我，vite，vite[3]。再见。”

伊琳娜使劲握了握李特维诺夫的手，然后朝那位威风凛凛的中年妇人走去。这个大人物笨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在铺砂的小道上，伴着她的是另外两位贵妇，还有一个穿着号衣、外表非常优雅的男仆。

“Eh bonjour，chère madame，[4]”女贵人说，此时伊琳娜正恭恭敬敬地向她屈膝行礼。“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Venez un peu avec moi。[5]”

“Votre Altesse a trop de bonté。[6]”传来伊琳娜委婉柔和的声音。

[1] 法语：胖子。

[2] 法语：没有头脑，没有修养。

[3] 法语：快点，快点。

[4] 法语：您好，亲爱的。

[5] 法语：您今天好吗？来陪我走走吧。

[6] 法语：承夫人的盛情。

十四

李特维诺夫等公爵夫人和她的全部随从走了以后，也走上了林阴道。他完全不能清楚地辨别他此刻的感受：他觉得羞愧，甚至畏惧，但是自尊心又得到了满足……伊琳娜突如其来的表白使他瞠目结舌。她那番热烈而急促的话语像倾盆大雨朝他劈头盖脸而来。“这些交际界的女士们真是些怪人，”他心里想，“她们的所做所为完全不合情理……她们的生活环境把她们的性格破坏了，连她们自己也感觉到那是丑恶的！……”其实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只不过是机械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仿佛想以此来排除另外一些更可怕的思想。他懂得，此刻他不应该认真地思索，否则他一定要责备自己，因而他迈着迟缓的步伐，几乎是努力地注意着迎面碰到的一切……他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一个长椅跟前，看见椅旁有两只脚，然后顺着脚往上看……这两只脚属于一个坐在长椅上读报的人；这个人原来就是波图金。李特维诺夫不禁发出轻微的叫声。波图金把报纸放在膝上，注意地看了看李特维诺夫，不带一点笑容，李特维诺夫也看了看他，同样是注意地，同样也是不带笑容。

“可以坐在您旁边吗？”他终于问道。

“请坐吧，劳驾。不过，我要事先告诉您：如果您是想和我谈谈，那么请不要见怪，我此刻情绪坏透了，厌恶人类，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是非常可憎的。”

“这没关系，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李特维诺夫喃喃地说，在椅上坐下来：“这反而更好……可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

“其实真没有什么值得我发火的，”波图金说，“我刚才从报上读到一个在俄国进行司法改革的草案，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们也终于聪明起来了，也不再打算在独立自主、民族性或是创造性的借口之下，对清楚明确的欧洲逻辑画蛇添足，而是恰恰相反，把别人的好东西全部拿来。在农民问题上让了步就够了……咱们还是摆脱开公有份地吧！……确实，确实，我是不应该发火的，可是我不幸遇上了一个俄国天才，跟他谈了话，即令我躺在坟墓里，这帮天才和无师自通的家伙们也不让我安宁！”

“什么天才？”李特维诺夫问道。

“来了那么一位绅士，他摆出一副天才音乐家的派头。说什么：‘我当然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个零。因为我没有正规学习过，不过比起美耶别尔[1]来，我的旋律和思想都要多得多。’那么，我首先要说：你为什么没去正规学习？其次，不要说是美耶别尔了，就是德国末流乐队里一个忝居末座的长笛手，他所具有的思想，比起我们这帮无师自通的天才来，也要多上二十倍。不过长笛手把这些思想藏在心里，决不会带着它们在莫扎特和海顿的祖国瞎出风头。可是我们这位天才搞出一支‘乱弹琴’的华尔兹或是浪漫曲，就把双手插进裤袋，歪着嘴：——瞧，我是天才。美术界也如此，到处一样。我可真讨厌这帮天才！谁不知道，他们只能在没有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的地方去炫耀。难道还不该把这种炫耀，这帮下流无耻的废物，连同那一套高调：什么我们罗斯没有一个人饿死，道路是最好走的，又是什么我们能战胜一切强敌等等，通通束之高阁吗？老有人在我面前转来转去，吹嘘什么俄国天赋的才能啦，天才的本能啦，什么库里宾[2]啦等等……天哪，这是什么才能啊？这是一种睡意矇眬的梦话，要不就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智力。本能！这可真找到可夸耀的了！不妨以林中的蚂蚁为例吧，您把它放到离蚁穴一里之外，它也照样能找到回家的路；人类就办不到了，这又说明什么呢？难道他不如蚂蚁？本能，即令再了不起，也不值得与人去相比：而理性，普通的、健康的而又平常的理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的骄傲。理性决不会去搞这类把戏，所以一切都能以它为基础。至于说到库里宾，他不懂技术，而制造出一种什么极不像样的钟表，那么我就要把这种钟表放在耻辱柱上。你们瞧呀，善良的人们，不要这样做。库里宾本人没什么罪过，可他做的事糟透了。有人夸奖捷鲁什金[3]，因为他爬上海军部大厦的尖顶，夸奖他的勇敢与灵活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夸奖夸奖呢？可是不该嚷嚷什么他这下子可把德国建筑师们给镇住了！德国建筑师们有什么用处？只不过会搂钱罢了……其实，他根本镇不住他们：后来还是要在尖顶周围搭上脚手架，用普通的方法进行修缮。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在我们罗斯鼓励一种思想：不必学习就能做得成什么！不行！就算你是特别聪明，也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就闭上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坐着！嘿！真热！”

波图金摘下帽子，挥动着手帕扇风。

“俄国的艺术，”他又说了起来，“俄国的艺术！……俄国的努力我知道，俄国的无能我也知道，可是俄国的艺术，对不起，我还没有见过。一连二十年人们拜倒在勃留洛夫[4]的这种不足道的浑圆的手法脚下，自以为我们创立了一种流派，而且比所有的流派都高明……俄国艺术，哈哈哈！嗬嗬！”

“不过，请原谅，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李特维诺夫说，“那么，对格林卡，您也否认？”

波图金搔搔耳朵。

“您知道，例外只能证实规律，但即令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免不了要吹牛。就譬如说，格林卡的确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然而无论是外在的或是内部的条件都妨碍他成为俄国歌剧的奠基人，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争论。但是不，这怎么行！应当马上把他吹捧成为音乐界的大元帅，宫廷大臣，而对别的民族就使劲贬低。可以马上指着某一个‘巨大的’本国的天才说，人家就没法跟他比。可是他的作品恰恰是对异国二流人物的摹仿品——正是二流人物的：因为它较比易于摹仿。没有这样的人物吗？噢，对于穷困愚昧的野蛮人来说，艺术的继承性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艺术家就是拉包之类的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奇人，一只手能举起六普特的重量，可是我们的呢——可以举起整整十二普特！没法比？？！可我呢，斗胆向您报告一件我忘不了的事。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伦敦郊外的水晶宫[5]。您是知道的，这座宫里陈列着人类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百科全书。我在这些机器、工具和伟人塑像中走着，心想如果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某一民族从地面消失，凡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展品也应随之从水晶宫里撤走的话，——那么，我们亲爱的母亲，东正教的罗斯，若是陷入地狱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国连那儿的一根钉子，一颗大斗针也不会触动；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因为甚至连茶炊、树皮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这些著名的产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可是即令是桑德维契夫岛[6]消失了也不会发生这类事，那里的居民还发明了木船和镖枪呢：参观的人们还会发现水晶宫不再展出这些东西了。您也许会这样说：这是诽谤！这太刻毒了……可我要说：第一，我向来不会细声细气地批评；第二，显然，人们不仅不敢正视魔鬼，也不敢正视自己，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喜欢别人哄他睡觉。咱们旧有的一些发明是从东方传来的，而新的，有不少是勉勉强强从西方搞来的，可是我们还继续大讲其俄国艺术的独立性！有的英雄好汉甚至还发现了俄国有科学：你瞧，我们这里，二乘二也是等于四，而且算得更麻利。”

“不过，请等一等，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李特维诺夫高叫一声，“请等一等！我们还是有东西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的，欧洲也搜罗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呢。”

“是的，原料，半成品。请注意，敬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好，其原因是别的情况特别坏：例如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那是因为猪太坏了；牛皮又厚又结实，因为牛太瘦；我们的脂油很肥，因为把一半的肉熬进去了……其实，何必要我来对您絮絮叨叨地说这些呢！您是专攻工艺学的，在这方面，您应当比我还清楚。人们对我大谈特谈发明创造能力！俄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可是我们的地主老爷在叫苦连天，受了损失，由于没有令人满意的烘谷机，不得不仍旧采用留里克时代的老办法，把一捆捆的麦子送进烘谷房去焙干，这种烘谷房损失太大，就跟树皮鞋和蒲席一样不经用，经常着火。地主们叫苦归叫苦，可是烘谷机终究还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人不需要它；他们的麦子是湿着磨的，所以也就不必伤脑筋去发明它了，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如此而已！我决定从今日起，只要碰到天才或是无师自通的人，就要对他说，慢着，可敬的先生！烘谷机在哪里？把它拿出来！可他们哪儿搞得出来哟！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捡起圣西门或是傅立叶早就穿旧了的破鞋，恭恭敬敬地顶在头上，像圣物一样供着——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是瞎诌一篇论述法国主要都市中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及现代意义，——这我们也能。有一次，我向这么个作家，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类似您那位沃罗希洛夫先生的人，我向他提出，请举出这个法国的二十个城市的名字来，可是您知道，结果如何呢？结果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家实在无法可想，终于把蒙菲尔梅也算成法国城市了，很明显，这是想起保尔·德·柯克[7]的小说了。这让我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有一天，我带着猎枪和狗到林子里去……”

“您爱打猎？”李特维诺夫问。

“偶尔放两枪。我到沼地去打田鹬，因为别的猎人对我谈起过这个沼地。我一瞧，林中空地上的一座小木屋门前，坐着一个小伙计，长得像剥了壳的核桃那样鲜嫩，他得意扬扬地笑着，究竟笑什么，不知道。我就问他：‘沼地在什么地方，那儿有田鹬吗？’‘请吧，请吧，’他马上像唱歌一样地慢慢说了起来，脸上那副神情，像是我送给他一个卢布似的，‘我们真高兴呀，这个沼地可是第一流的，至于说到各种野禽嘛，我的天哪！可真有的是。’我去了，可是不仅没有发现任何野禽，连沼地也早就干涸了。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俄国人要撒谎呢？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家要撒谎，连谈到野禽也要撒谎？”

李特维诺夫一言不答，只是同情地叹息一声。

“若是跟这种政治经济学家谈论社会科学的艰巨课题，只是空谈泛论，不涉及事实的话……瞧吧，就像鸟儿飞，像老鹰一般盘旋天际。”波图金接着往下说，“有一次，我捉住了一只这样的鸟，您可以看到，我设置了一个又好又明显的诱饵。我跟一个现代‘青年’谈起种种——照他们所说——问题。于是他照例大发雷霆，像孩子似地猛烈地攻击婚姻制度，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一点效果！我一瞧，再也没法子制住他了。可是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好主意！我说：‘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对这些‘现代青年’讲话永远得恭恭敬敬，‘您使我感到惊讶，您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然而至今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食肉类的凶禽猛兽，它们为了替自己及孩子们捕获活食，必须下很大工夫……您把人也归在这一类动物之中的吧？’‘现代青年’马上随声附和：‘人当然是属于这一类的，正是食肉类的动物。’我又加了一句：‘也是凶猛的了。’他承认了：‘也是凶猛的。’我说：‘说得好。那么，我真觉得奇怪，您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类动物都是一公一母配偶制的呢？’现代青年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您再想想，狮子、狼、狐狸、鹞、鸢，敬请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又将如何呢？即便是一双一对，养活幼儿都不容易呢。’我那位现代青年想了想，说道：‘在这方面，人不应跟兽学。’于是我就称他唯心主义者，他好不生气！差点没气哭了。我只好安慰他，答应他决不告诉他的同伴们。唯心主义者的头衔，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吗！问题就在于此，现代的青年失算了。他们以为，过去的时代，黑暗的、在地下做苦工的岁月过去了，你们老一辈像田鼠一样去挖啊、掘啊，倒也蛮好，可是对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充当这种角色真有失体面，我们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作为，我们会有所作为的……亲爱的！如果连你们的孩子也无所作为的话，那么你们是否愿意追随老一辈到地洞里去，再回到地洞里去呢？”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先生，照我看来，”波图金又说了起来，“我们不仅应当把知识、艺术、法律归功于文明，即便是美感与诗情的发展也得力于文明的影响，至于所谓的民间创作，朴素的、无意识的创作，却完全是荒谬、胡说八道。即便在荷马史诗里也能发现精致而丰富的文明的痕迹。就是爱本身也是因为文明而变得高尚起来。因为我的这种异端邪说，斯拉夫派也许很乐于把我绞死，如果他们不像现在这样慈善心肠的话。不过，我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怎么叫我读科汉诺夫斯卡娅夫人的作品《静止的蜂群》，我也不去闻这种triple extrait de mougik russe[8]，因为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才必须随时随刻使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完全法国化，因之才特意为他们写出了这种en cuir de Russie[9]的文学。您可以试着把《静止的蜂群》中最有劲、最‘通俗’的几段读给平民百姓——货真价实的老百姓听：他准会以为您是告诉他一种治疟疾或是治酗酒的新咒语呢。我再说一遍，没有文明也就没有诗歌。您想不想弄弄清楚，一个不文明的俄国人的诗意的理想是什么吗？不妨翻一翻我们的壮士歌和我们的传说。它们里面总是把爱情说成是施用妖法、蛊术、媚药的结果，还有什么‘迷魂汤’，甚至说成是中了邪的情人，这些我不去讲它。我也不想提出：在全部欧洲及亚洲文学中，我们的所谓史诗文学，是惟一没有典型的情侣的——如果不算万卡、丹卡的话。而且神圣俄罗斯的勇士最初认识他那个命中注定的新娘时，总是毫不怜惜地把她的皮肤白皙的身体捧上一顿，因为‘女人们都变坏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讲，我希望您注意的是不开化的原始斯拉夫人描绘的青年，жёнь-премье[10]的优雅形象。请注意，жёнь-премье来了：他披着每条衣缝都用倒钩针密密相连的貂皮大氅，一条七彩腰带高高地束在腋下，袖子遮住了双手，大氅的领子高过脑袋，从前面瞧不见红润的脸蛋，打后面也看不到雪白的颈项，皮帽斜压着一只耳朵，脚登一双上等山羊皮的靴子，靴头尖得像锥子，后跟也是高高的——靴尖上可以滚鸡蛋，高跟底下可以飞过一只麻雀。这个年轻人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凭着这种精彩出色的步伐，我们的亚西比得[11]、丘里洛·普连科维奇[12]，对老媪和少女都起着仙丹妙药的作用，这种步伐，这种无法摹仿的小碎步，一直流传到今天，传到我们全体无精打采的跑堂脚下，这是社会的精华，俄国最漂亮讲究的玩艺儿，这是nec plus ultra[13]俄国风味。我说这些，一点也不是开玩笑：笨拙的豪放，——这就是我们艺术家们的理想。怎么样，形象不错吧？这里有不少可以提供给画家与雕塑家的材料吧？至于那位使得青年人入迷的美女，她‘脸上的血色跟兔子一样？……’但是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

李特维诺夫猛然一惊。他真的并不在听波图金对他说些什么：他在想，苦苦地想着伊琳娜，想着最近一次的见面……

“原谅我，索宗特·伊万诺维奇，”他说，“不过，我还是想问问您早先那个关于……关于拉特米罗夫夫人的问题。”

波图金收起报纸，放进口袋。

“您还是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不，不是这个；我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关于她在彼得堡扮演了什么角色。究竟是哪一种角色？”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曾经跟拉特米罗夫夫人很接近……但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时间不长。我从未设法观察她的世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不可知的。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儿并不仅仅是在民主圈子里盛行流言蜚语。而且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她使您感到兴趣。”

“是的。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过两次。我一直在问自己：她真诚吗？”

波图金低下了头。

“当她迷恋的时候——是真诚的，跟所有热情的妇女一样。骄傲有时也会不容她说谎。”

“她骄傲吗？我却觉得她——反复无常。”

“傲慢得像恶魔，不过这没什么。”

“我觉得，她有时夸大其词……”

“这也没有什么；她依旧是真诚的。而且，说真的，您向什么人要求真诚？这些贵妇中，即便是最优秀的，也早被惯得不可救药了。”

“不过，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您该还记得，不正是您自称是她的朋友吗？不正是您硬把我拖去见她的吗？”

“这是从何说起？她求我请你去，我想：为什么不呢？我确实是她的好友。她并不缺乏好的品德：非常善良，也就是说慷慨，把自己并不太需要的赠给别人。其实，您对她的了解应当不比我差。”

“我认识伊琳娜·帕夫洛夫娜还是在十年之前，可是从那个时候起……”

“嗐，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说哪里话来！一个人的性格难道会变？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怎么样，躺进坟墓时也还是这样。不过，也可能……”波图金这时候身子更朝下弯了，“也许，您是怕自己落到她的手掌心里吧？正是这样……可是一个人总免不了要落进什么人的手掌心啊。”

李特维诺夫勉强笑了起来。

“您这样想吗？”

“逃不掉。男人软弱，女性有力，机缘又有无限威力。安于暗淡无光的生活是困难的，完全忘掉自己也是不可能的……这里有美貌与同情，这儿有温暖和光明，——怎么抗拒得了呢？你会像婴儿扑向保姆一样跑过去。嗯，可是后来呢，当然，冷淡、阴暗、空虚……该来的都来了。最后，以对一切都疏远，对一切都不理解而告终。起初不理解怎么会爱上的，后来却不理解怎么还能活下去。”

李特维诺夫看了看波图金，仿佛觉得从未遇见过比他更为孤独、更为被人遗忘……更为不幸的人了。这一次他没有畏怯，没有拘泥；他沮丧而苍白，低垂着头，两手放在膝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懊丧地冷笑着。李特维诺夫不由得对这个老是愤世嫉俗、性情怪僻的可怜家伙同情起来了。

“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有一次对我提起，”他压低声音说了起来，“她有一个好朋友，名字好像叫别尔斯卡娅或是朵丽斯卡娅……”

波图金抬起忧伤的眼睛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

“啊！”他喑哑地说……“她说……嗯，说什么了？”他突然不自然地打了个哈欠，“我该回去——吃午饭。请原谅。”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李特维诺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迅速地走远了……李特维诺夫心里的怜悯变成了懊恨，这当然是气恼自己啰。他一向不愿做有失分寸的事，他本想对波图金表示自己的同情，结果反而变成某种不得体的暗示。他心里怀着隐隐的不满回到旅馆。

“她被惯得不可救药了，”稍过片刻他又想……“傲慢得像恶魔！她，这个女人，差点没跪在我跟前，她傲慢吗？是傲慢，而不是反复无常？”

李特维诺夫努力把伊琳娜的形象驱出脑际，但是他办不到。因而他没有去想自己的未婚妻。他觉得：这个影子今天是决不会让位了。于是拿定主意不再对这个“奇遇”的谜底胡思乱想，干脆静待分晓吧。这个谜很快就会揭晓的，李特维诺夫丝毫也不怀疑，它的谜底是最无恶意，也是最自然的。他心中这样想着，这时不仅是伊琳娜的影子不肯离开他——连她的每一句话都在他心头萦绕。

侍者给他送来一封短柬：正是这位伊琳娜写来的。

如果今晚您有空，请来：我不是独自在家，我有客人——您也可以更进一步观察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社会。我非常希望您能看见他们：我想，他们会把全部本领施展出来。您也应该知道知道，我呼吸的是什么空气。请来吧，我看见您将很高兴，而且您也不寂寞了。（伊琳娜本想说：不会寂寞，她写错了。）请向我证实，我们今天的坦率交谈将永远消除我们之间的各种误解。

您真诚的 伊

李特维诺夫穿上燕尾服，打好白领结，朝伊琳娜的旅馆走去。“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一路上心里反复盘算，“瞧瞧他们……为什么不去瞧瞧呢？这是很有趣的。”几天前，同样是这些人在他心里激起的感情就不同：那时他们激起他的愤怒。

他加快了步伐，帽子拉得压在眼睛上，嘴上浮现出勉强的微笑，庞巴耶夫正坐在韦伯咖啡厅前，老远就对沃罗希洛夫和毕夏尔金指着他，兴奋地叫道：“你们瞧见这个人了没有？这是石头！这是岩石！这是花岗岩！！！”

[1] 美耶别尔（1791—1864），法国作曲家。

[2] 库里宾（1735—1818），机械家，自学成才的发明家。

[3] 捷鲁什金是维修工人，于一八三一年在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爬上海军部大厦尖顶进行修缮。

[4] 勃留洛夫，卡尔·帕夫洛维奇（1799—1852），俄国著名画家。屠格涅夫充分认识勃留洛夫的才能，但说过，勃留洛夫创造出“有效果的、夸张的图画，然而没有诗意，没有内容”。在这里波图金是同意作者的观点。

[5] 在这座宫里经常举行万国博览会。

[6] 太平洋中部群岛。

[7] 保尔·德·柯克（1794—1871），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蒙菲尔梅的卖牛奶的女人》，该书不止一次译成俄文。

[8] 法语：俄国农民的三倍的精华。

[9] 法语：披着俄国外衣。

[10] 法语：第一个情人。

[11] 亚西比得（约公元前451—前404），雅典政治家，统帅。据说他有一种善于获得周围人们的爱戴的本领。

[12] 指浪荡公子。

[13] 拉丁语：最上乘的。

十五

李特维诺夫在伊琳娜家里遇到的客人真不少。屋角的一张牌桌旁坐着三位上次去野餐的将军：肥胖的、爱激动的以及谦逊的。他们正在玩牌，无论是发牌、拿被吃的牌，还是打梅花，出方块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派头，没有一句人类的语言能够描绘出来……完全是一副国家要人的派头！平民知识分子，aux bourgeois[1]不同，打牌的时候总要说点小故事，讲些俏皮话，将军老爷们却只在最必要的时候才讲上几个字。胖将军只有在两次分牌之间才精力充足而清晰地说：“Ce satané as de pique！[2]”在女客中，李特维诺夫认出几个参加野餐的贵妇，不过也还有些是他未曾见过的。其中有一个老得像马上就要散架似的，可她仍扭动着裸露的、可怕的、暗灰的双肩，而且，还用扇子半遮着嘴，那两只全然是死气沉沉的眼睛懒洋洋地斜睨着拉特米罗夫，他对她很殷勤：上流社会非常尊重她，因为她是叶卡杰琳娜女皇王朝最后的一个女官。窗旁，打扮成牧女的Ш伯爵夫人，“黄蜂女王”，她的周围簇拥着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富翁，美男子菲尼科夫，他那傲慢的举止、非常平坦的头颅、以及脸上那副酷似布哈拉汗国的可汗或是罗马的哈利奥加帕尔[3]的冷酷的、兽性的表情，使他显得非常突出。另一位贵妇，也是一位伯爵夫人，以她简短的名字“丽莎”著名，她正跟长着一头金色长发、脸色苍白的“招魂师”在交谈。一旁立着的绅士，也是脸色苍白，长发，含意深长地微笑着：这位绅士也相信招魂术，但他还搞预言，他根据《启示录》[4]和犹太传经预言各种奇事，可是没有一次应验，——但他并不在意，还继续不断作出预言。那位惹得波图金大发雷霆的天才正坐在钢琴后面，一只手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和声，d'une main distraite，[5]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周围。伊琳娜坐在长沙发上，两旁是科科公爵和X夫人，她曾是有名的美人，全俄罗斯的才女，可是很早以前就变得干瘪瘦小，身上一股植物油和走了味的毒药的味道。伊琳娜见到李特维诺夫立刻涨红了脸，站了起来，等他走过来，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身上是一袭黑色纱衣，缀着隐约可见的金饰，她的双肩透出暗白色，也是苍白的脸上刹那间布满红晕，闪耀着胜利的美，但也不仅仅是美：一种隐蔽的、近乎嘲弄的喜悦，在她半睁半闭的双眼里闪现，在她唇边和鼻翼旁微颤……

拉特米罗夫走近李特维诺夫，跟他客套几句，完全不带平时的玩笑态度，然后将他介绍给三两位贵妇：形容枯槁的老妇、黄蜂女王、伯爵夫人丽莎……她们相当欣赏他。李特维诺夫虽然并不属于她们这个小圈子……但他长得不错，甚至很好看；他那年轻动人的面貌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不过，他并不会牢牢吸引住这种对他的注意，因为他不善于交际，而且觉得有些不安，何况此刻胖将军正死盯着他瞧呢。这呆滞沉重的目光仿佛在说：“哎哟！文人！自由思想者！终于爬到我们这儿来了，请递过小手来吧。”伊琳娜替李特维诺夫解了围。她非常巧妙地把李特维诺夫安排在屋角，靠门，在她稍后一点的地方。她每次跟他说话都要朝他回过头来，于是他每次都能欣赏她那美丽的头颈的曲线，吸着她那美发散发出的幽香。一种深深而平静的感激之情始终没有离开她的脸。他不能不承认这微笑、这眼神表示出来的正是感激之情，而他自己心头也激起这同样的感情，他觉得又惭愧、又甜蜜、又恐惧……同时，她似乎一直在想说：“嗯，怎么样？他们怎样？”尤其当在场的什么人说了什么鄙俗的话，做出什么鄙俗的事的时候（而在晚会上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李特维诺夫更能清楚地听到这个无声的问题。有一次，她简直忍不住了，高声笑了起来。

伯爵夫人丽莎，是个极其迷信的妇人，爱好一切不平常的东西，她正在跟那个金发招魂师大谈特谈什么尤玛，自己会转动的小桌，自己会奏曲子的手风琴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她还问他，有没有什么动物能接受催眠术。

“至少有一种动物是可以的，”科科公爵从远处应声回答，“您总认识米里万诺夫斯基吧？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他催眠催睡着了，他还打呼噜呢。真的！”

“您真恶毒，mon prince[6]。我说的是真正的动物，je parle des bêtes[7]……”

“Mais moi aussi，madame，je pàrle d'une bête……[8]”

“真正的动物也行的，”招魂师插话道，“譬如说虾吧；它们非常敏感，很容易使它们直挺挺地昏厥过去。”

伯爵夫人大为惊讶。

“什么？虾！真的吗？哦，这可太有趣了！我可真想见识见识！路仁先生，”她掉过脸去，对一个年轻人说，这人有一副新雕的木偶那样僵板的脸孔，还有一个僵硬的领子（他因为尼阿加拉河[9]和努比亚尼罗河[10]的水珠曾经溅湿过他这副冷面孔和这个硬领子而闻名，虽说他对自己的游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爱的也只不过是俄国的俏皮话……），“路仁先生，劳驾您替我们弄一只虾来。”

路仁先生呲着牙笑了一笑。

“是要活的，还是要快点？[11]”他问。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意思。

“Mais oui，虾，”她又重复一遍，“une écrevisse[12]。”

“怎么，要什么？虾？虾？”Ш伯爵夫人厉声地插进来说。维尔第先生没有来使她很生气；她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伊琳娜不邀请这位最可爱的法国人。这个老古董早就糊涂了，再加上耳聋，她只能摇摇头。

“Oui，oui，vous allez voir[13]。路仁先生，劳驾……”

这位青年旅行家鞠躬告退，但立刻就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笑得咧开了嘴的侍者，手上端的盘子里盛着一只黑色的大虾。

“Voici，madame[14]，”路仁扬声说道：“现在可以给虾动手术了[15]。哈，哈！哈！”（俄国人说了俏皮话，总是自己先笑的。）

“嘻，嘻，嘻！”科科公爵是个爱国者，而且是一切国粹的保护人，因此也就宽容地笑了起来。

（请读者们不要惊讶，也不必生气：当你坐在亚历山大戏院的池座里，为周围的气氛所感染，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对一些更糟糕的俏皮话鼓掌呢！）

“Merci，merci，”伯爵夫人喃喃地说。“Allons，allons，monsieur Fox，montrez nons ça。”[16]

侍者把盘子放在一张小圆桌上。客人们微微地挪动了一下，有几个伸长了头颈，惟有围着牌桌的几位将军仍然不动声色，保持着原来庄重的姿势。招魂师搔乱了自己的长发，皱皱眉头，走近小桌，双手开始在空中比划起来：大虾昂然竖起，向后倒退，高举两只大钳。招魂师又重复了一次，而且加快了动作：可大虾依旧昂然不动。

“Mais que doit elle donc faire？[17]”伯爵夫人问。

“Elle doâ rester immobile et se dresser sur sa quiou。[18]”福克斯先生美国口音很重地回答说，在盘子上痉挛地抖动着十指。可是催眠术不灵，虾仍然在爬动。招魂师宣称他精神不济，悻悻地离开了小桌。伯爵夫人开始安慰他，说即便是尤玛先生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失败……科科公爵证实了她的话。《启示录》和犹太传经的专家偷偷地走近小桌，用手指朝虾迅速而有力地一指，他也想来试试自己的运气，但是没有成功：这只虾一点昏厥的迹象都没有。于是把侍者叫了进来，命他把虾拿走。他仍旧是笑得咧开了大嘴照办，听得见，他在门外忍不住笑出声来……后来在厨房里über diese Russen[19]大加嘲笑。当人们对虾施用法术的时候，天才音乐家继续弹着忧郁的曲调，可是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弹起了自己那曲永远不变的华尔兹，当然啰，他受到了很多恭维话。X伯爵，我们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音乐家（见第一章），为好胜心所驱使，也来“说”了一段他自己创作的小曲，其实是原封不动地剽窃了奥芬巴赫[20]。小曲里有一个俏皮的叠句：“Quel oeuf？quel boeuf？[21]”几乎使全体贵妇的脑袋一个个都左右摇晃；有一位甚至轻轻地哼了起来，然后不由自主众口一致说：“Charmant！charmant！”[22]伊琳娜和李特维诺夫交换了眼色，于是那隐秘的嘲弄的表情又掠过她的唇边……几秒钟后，当科科公爵，这位贵族利益的代表与维护者，忽然想起要对这位招魂师谈谈自己的观点，她脸上的这种表情就更强烈，甚至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味道了。科科公爵当然很快就说出他的关于私有财产制在俄国已经动摇了之类的名言，然后当然又攻击民主派。招魂师身上的美利坚热血起了作用：他开始辩论起来。公爵照例是马上就扯开嗓子大叫大嚷，根本不去列举自己的论据，只是一个劲儿地再三重复：“c'est absurde！cela n'a pas le sens commun！[23]”富豪菲尼科夫不分青红皂白，张嘴就是骂人的粗话。犹太传经学者尖声抱怨，Ш伯爵夫人也颤颤抖抖地说了起来……总而言之，此地掀起了一阵奇怪的喧嚣，跟古巴廖夫那儿几乎一样，只不过没有啤酒和烟草的浓雾，每个人的衣着较好而已。拉特米罗夫设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将军们已经表示不满，可以听见鲍里斯的叫声：“Encore cette satanée politique！[24]”），但是他没有成功。这当口有一位洞悉一切而说话温和的显贵挺身出来，试图le résumé de la question en peu de mots[25]，也失败了。的确，他说得慢吞吞的，又一再重复，显然，他对争执的不同意见既没有听明白，又不理解，因而毫无疑问他自己也不清楚la question[26]究竟在哪里，所以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何况伊琳娜还在暗自故意挑拨争论双方，教唆他们互相攻击呢，她时时瞧瞧李特维诺夫，对他微微点头示意……可他像着了魔似地坐着，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心等待着这双明媚的眼睛又在他面前闪耀，等待着这张苍白、温柔、含着恶意而又极端美丽的面庞在他面前浮现……这番论争最终以贵妇们的抗议而告终……拉特米罗夫请业余音乐家再表演一下他的小曲，而天才又开始弹奏自己的华尔兹……

李特维诺夫一直坐到深夜，比别的客人走得都迟。整个晚上的谈话内容涉及面很广，任何一个稍有兴趣的话题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将军们结束了那场隆重的牌戏，又隆重地加入谈话：这班国家要人的影响立刻表现出来。他们谈到巴黎“半上流社会”[27]的名流，似乎大家很熟悉她们的名字和才艺，还谈到萨尔杜[28]最新的剧本、阿波[29]的小说、巴提[30]演的《茶花女》。有人建议玩玩“秘书”的游戏——au secrétaire，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答案都平淡无奇，还有不少文法错误。胖将军说，有一天他遇到一个问题：“Qu'est ce que l'amour？[31]”他回答：“Une colique remontée au coeur[32]”，说罢自己立刻干巴巴地大笑起来。干瘪老太婆挥扇打他的手，这个猛烈的动作使她额头落下一块白粉。干瘪老太婆谈到斯拉夫的王公们，谈到在多瑙河流域传教的必要性，但是得不到任何反应，只发出一声恨恨的声音，不再吭声了。实际上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尤玛，连“黄蜂女王”都讲，有一次觉得有几只手摸她，她看到了手，并且把自己的指环戴在一只手的指头上。伊琳娜确实获得了胜利：李特维诺夫尽管努力去注意他周围的交谈，但依旧不能从这全部毫无联系又无生气的清谈中撷取一句真诚的话、一丝有道理的思想、一件新的事实。在他们的惊叹与欢呼之中听不出是真动感情，在他们的否定之中也感觉不到激情，只是为了惧怕可能的损失，才偶尔从虚假的爱国义愤、伪装的轻蔑、淡漠的假面具下，用哭泣似的声音诉苦，还咬牙切齿地说出几个没世难忘的名字……在这群废料与糟粕里，哪儿有一滴活水！占据这些脑袋和这些心灵的是何等陈旧、何等无用的胡言乱语，何等恶劣的卑微琐事。同时，这一切，不仅是今天一个晚上，不仅仅是在社交界，而且也在家中，充塞着他们全部的时间与岁月，占据着他们生存的全部广度与深度！无论如何，这是多么的愚昧啊！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的生命依靠什么，又怎样使它美好起来！

伊琳娜跟李特维诺夫告别时，又紧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长地低声说：“嗯，怎么样？您满意吗？看够了吗？好不好？”他一言不答，只是对她平静而深深地鞠躬。

屋里只剩下伊琳娜和丈夫，她正想走到自己的卧室去……他唤住了她。

“Je vous ai beaucoup admirée ce soir，madame，[33]”他喃喃地说，抽起一支香烟，斜倚在壁炉上，“vous vous êtes parfaitement moquée de nous tous。[34]”

“Pas plus cette fois-ci que les autres，[35]”她冷冷地回答。

“请问如何理解？”拉特米罗夫问。

“随便。”

“呣。C’est clair。[36]”拉特米罗夫用小手指甲像猫一般小心谨慎地弹去烟灰，“哦，顺便说说！您这位新相识——他是怎么称呼的？……李特维诺夫先生——想必是有过人的才智。”

听他提到李特维诺夫的名字，伊琳娜迅速地转过身来。“您到底想说什么？”

将军冷冷一笑。

“他一直保持沉默……显然是怕有损他的名誉。”

伊琳娜也冷冷一笑，但这一笑与丈夫的完全不同。

“正像俗话所说：讲话不如沉默……”

“Attrapé！[37]”拉特米罗夫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说道，“不开玩笑啦，他长得挺漂亮。这样一种……专心一致的神情……而且仪表堂堂……是的。”将军整整领带，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胡髭。“他，我猜想，跟您另一位朋友波图金先生一样，是共和主义者吧，那一位也是一个寡言罕语的聪明人。”

伊琳娜的双眉在一对睁大了的明亮的眼睛上慢慢地抬了起来，嘴唇紧闭，微微撇着。

“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她仿佛同情似地说，“不过您这是在放空炮……我们不是在俄国，没人听您的话。”

拉特米罗夫微微一震。

“这可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突然用一种喉音说起话来，“别人也发现这位先生像是烧炭党[38]党员。”

“真的吗？这些别人是谁呢？”

“呣，譬如说，鲍里斯吧……”

“什么？连他这种人也有必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吗？”

伊琳娜好像被冷气所逼似的把肩膀抖动了一下，她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双肩。

“这种……呣，这种……就是这种人。请允许我告诉您，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您好像发怒了。可是您自己知道，是谁在发怒……”

“我发怒了？什么原因？”

“不知道；也许我的话使您不高兴，因为我提到……”

拉特米洛夫踌躇了。

“提到什么？”伊琳娜疑问地重复了一遍。“嗳，请别来讽刺，快点说。我疲倦了，想睡觉。”她从桌上拿起蜡烛，“提到什么……”

“提到了这位李特维诺夫先生嘛。因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您非常关心他……”

伊琳娜举起那只拿烛台的手，直到火焰齐她丈夫的脸，——然后注意地几乎是怀着好奇看了看他的眼睛，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您这是怎么啦？”拉特米罗夫问，皱起了眉头。

伊琳娜还是笑个不停。

“这算什么？”他又问，跺了跺脚。

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受了伤害，而同时，这个如此随便而大胆地站在他面前的女子的美貌又使他不由自主地倾倒……她在折磨他。他一切都看见了，看到她全部的魅力，甚至连紧握着沉重的暗色青铜烛台的纤纤指尖，那秀气的指甲上的玫瑰色的闪光——连这一点闪光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同时被侮辱的感情更深地渗透了他的心。但伊琳娜还在笑个不停。

“怎么了？您？您妒忌了吗？”她终于说话了，而且掉过身去背对着丈夫，离开了房间。“他妒忌了！”——门外传来她的声音，接着又响起了她的哈哈大笑。

拉特米罗夫阴郁地目送着自己的妻子，——即便此刻，他也不能不发现她那体态和举止的迷人的端庄，——于是他把香烟在大理石壁炉上狠狠地压碎，然后扔得老远。他的面颊突然发白，下巴一阵痉挛，眼睛呆板而又凶残地扫射着地板，仿佛在寻找什么……一切优雅的表情统统从他脸上消失。当年他鞭笞白俄罗斯的农民时，脸上一定也是这副神情。

而李特维诺夫已经回到自己房间，坐在桌前，双手捧头，久久动也不动。后来他终于站了起来，打开抽屉，拿出文件包，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张塔季扬娜的照片。她的脸似乎显得又丑又老，照片上总是这样，——她正忧愁地望着他。李特维诺夫的未婚妻是俄罗斯血统，淡褐色的头发，有些胖，脸上的线条比较粗，但是一双聪明的、浅褐色的眼睛里含有一种非常善良温顺的神情，在她那柔和白净的额头上，似乎经常闪耀着阳光。李特维诺夫久久地盯着照片看着，然后轻轻地把它推开，又用双手抱住头。“一切都完了！”他终于轻声说道，“伊琳娜！伊琳娜！”

他惟有现在，惟有这一瞬间，才明白自己是无可挽回地、疯狂地爱上了她，从古堡再度重逢的那一天起便爱上了她，而且从未停止爱她。可是，倘或有人在几小时前对他这么说，他会感到惊讶，会不相信，而且会发笑的！

“可是塔尼雅，塔尼雅，我的天！塔尼雅！塔尼雅，”他痛心地反复叫着；但是伊琳娜的倩影——穿着一件丧服似的黑色纱衣，大理石一般洁白的脸上焕发着胜利的光辉——又顿时出现在他眼前。

[1] 法语：资产者。

[2] 法语：这个见鬼的黑桃爱司。

[3] 布哈拉汗国是十六世纪中亚细亚境内建立的封建国家，一八六八年隶属俄国。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哈利奥加帕尔，罗马皇帝，荒淫无度的暴君。

[4] 《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一部，讲的是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

[5] 法语：漫不经心地。

[6] 法语：我的公爵。

[7] 法语：我说的是动物。

[8] 法语：不过，夫人，我说的也是一个动物。

[9] 北美河流，为美国与加拿大的国境线。

[10] 指流经努比亚的尼罗河。

[11] 路仁在此地说了一句俏皮话；他用了同一个词，既有“活生生”的意思，又可以解释作“活跃”、“灵敏”。

[12] 法语：哦，是的，一只虾。

[13] 法语：是的，是的，您马上就能看见。

[14] 法语：它到了，夫人。

[15] 虾与癌在俄语中为同一个词，路仁在此地说的是俏皮话。

[16] 法语：谢谢，谢谢。来呀，来呀，福克斯先生，做给我们看看。

[17] 法语：它究竟应该怎么样？

[18] 法语：它应当一动也不动，而且用尾巴竖立起来。

[19] 德语：把这帮俄国人。

[20]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巨匠。主要作品有《地狱里的奥菲士》。

[21] 法语：什么样的鸡蛋？什么样的公牛？

[22] 法语：太迷人啦！太迷人啦！

[23] 法语：简直荒唐！毫无意义！

[24] 法语：又是这该死的政治！

[25] 法语：用几个字来概括问题的实质。

[26] 法语：问题的实质。

[27] 指资产阶级社会中，摹仿上层社会交际活动的妇女。

[28] 萨尔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

[29] 阿波（1828—1885），法国散文家。

[30] 巴提（1843—1919），意大利女歌唱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彼得堡演出，盛极一时。

[31] 法语：何为爱。

[32] 法语：心绞疼。

[33] 法语：今晚我真是佩服您，夫人。

[34] 法语：您把我们大家尽情地取笑了一番。

[35] 法语：不见得比以往更厉害吧。

[36] 法语：懂了。

[37] 法语：我上当了。

[38] 烧炭党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秘密革命组织。

十六

李特维诺夫整夜没睡，也没有脱衣服。他心头非常沉重，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他懂得责任的重要，义务的神圣，而且认为欺骗自己、不敢正视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羞耻。起初，他简直有些麻痹了：久久不能从那种半失去知觉的、模糊不清的感觉的重压下挣扎出来，后来又被恐惧所控制，因为他想到：他的前途，那几乎已经掌握在手的前途，又将湮没在黑暗之中，而他的家园，他那刚刚筑起来的坚固可靠的家园突然之间摇晃了……他开始无情地责备自己，但马上就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这不是太懦弱了吗？”他想。“目前不是责备的时候，现在应当行动。塔尼雅是我的未婚妻，她信任我的爱、我的诚实，我们永生永世结合在一起，不可能，也不应当分开。”他生动地回想着塔季扬娜的一切美德，心里暗自逐个思忖，并且一项一项计算；他竭力想激起心中的感动与柔情。“只有一条出路，”他又想，“走，快走，不要坐等她来到，快去迎她。至于将来和塔尼雅在一起我会不会痛苦，会不会受罪，虽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些，顾虑这些；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哪怕以后去死呢！但是你现在没有权利欺骗她，”另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回响，“你没有权利把你感情上起的变化瞒着她，也许，当她知道你已经爱上了别人，就不愿意做你的妻了？胡说！胡说！”他又反驳自己，“这都是诡辩，可耻的托辞，虚伪的诚恳。我没有权利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就这么办。嗯，太好了……那么应当离开此地，不必再见那个……”

可正在此刻，李特维诺夫的心酸楚起来，他觉得发冷，浑身发冷：一阵寒战掠过全身，牙齿轻轻打战。他伸了个懒腰，打个哈欠，像是发寒热一样。他没有再坚持最后的一个想法，反倒是打消了它，回避了它。他开始觉得惊讶与困惑，他怎么能再度……再度爱上这个腐化的上流社交界的女子，她的生活环境是他所厌恶和憎恨的。他试着问他自己：“得了吧，你真的爱她吗？”但只是挥一挥手，算了吧。可是又使他感到惊讶和惶惑的是：此刻在他眼前，仿佛从柔软而馥郁的雾霭中，浮现出那迷人的面庞，高高抬起闪烁的睫毛，——那勾魂的目光悄悄地、不可抗拒地刺入他的心灵，那声音是如此甜蜜，而美丽的双肩，年轻的女王的双肩，散发出悦人的清新与温暖……

快天亮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心里的主意终于成熟了。他决定当天动身去迎接塔季扬娜，而且跟伊琳娜最后再见一面。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对她说明全部真情——和她永远分手。

他整理好行装，等到十二点钟就去看她。但是一看见她那帘帷半掩的窗户，李特维诺夫的情绪立刻低落了……真没有勇气跨过旅馆的门槛。他在李赫顿泰勒林阴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李特维诺夫先生，您好！”突然从一辆飞驰而过的轻便马车上传来一个奚落的声音。李特维诺夫抬眼一看，看见是拉特米罗夫将军坐在M公爵身旁，M公爵是一个有名的运动家，英国马车及马匹的爱好者。公爵驾着车，将军靠在一旁，露齿笑着，高举着帽子致意。李特维诺夫向他鞠躬，在这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一道密令，飞奔下山去找伊琳娜。

她在家。他让人上去通报：马上就被接待。他跨进房门的时候，她正站在房间中央。她穿着一件袖口宽大的晨衣，她的脸和昨日一样苍白，但没有昨天鲜妍，倦容满面。她欢迎来客时那懒洋洋的微笑，更加清楚地表现出疲倦。她朝他伸出一只手，温存而心不在焉地望了望他。

“谢谢您来看我，”她声音柔弱地说着，坐到圈椅上。“我今天身体不大好，昨晚没睡好。嗯，您认为昨晚的聚会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

李特维诺夫坐了下来。

“我今天来看您，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开始说……

刹那间，她挺直了身子，转过脸来，她的眼睛直瞪瞪地凝视着李特维诺夫。

“您是怎么啦？”她高声喊道，“您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您病了。您出了什么事？”

李特维诺夫惶惑起来。

“我吗，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您得到什么坏消息了！遇到了什么不幸，说呀，说呀……”

这回轮到李特维诺夫盯着伊琳娜瞧了。

“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坏消息，”他鼓鼓劲喃喃地说下去，“但是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很大的不幸……正是它促使我来看您。”

“不幸？是什么？”

“这个……这个……”

李特维诺夫想继续说下去……但是他不能。他只是紧握着手，使指节咯咯直响。伊琳娜微微前倾着身体，仿佛僵呆了。

“啊！我爱您！”李特维诺夫的胸膛里终于迸发出一声喑哑的呻吟，他掉过头去，似乎想藏住自己的脸。

“怎么，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伊琳娜同样不能说完这句话，朝椅背靠了过去，抬起双手捂住眼睛，“您……爱我？”

“是的……是的……是的，”他激动地重复说，越发把头掉了过去。

房内一切悄然无声；一只蝴蝶飞了进来，陷在帘幕与玻璃之间，颤抖着翅膀使劲挣扎。

李特维诺夫先开口说话。

“是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开始说道：“这就是我遇到的……那桩不幸，如果我能像从前在莫斯科那样，没有立刻陷进漩涡的话，那么我是完全应该有所警惕，并且能够避免的。看来，命运要再次逼迫我去承受一切原本不该重复的痛苦，而且又是假手于您……我挣扎过……努力挣扎过；但是，命中注定，在数难逃。我告诉您这些，无非是希望赶快结束这……这个悲剧。”他怀着新的激动和羞惭说道。

李特维诺夫又沉默了。蝴蝶依旧在挣扎，颤抖着翅膀。伊琳娜的双手仍然捂着脸。

“您不会是弄错了吧？”从她那白得毫无血色的手指缝里透出她轻微的声音。

“我没有弄错，”李特维诺夫几乎是无声地回答，“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爱您，而且，除了您，我任何人也没有爱过。我不来责备您，因为那样就太可笑了，我也不愿再三向您重复说，如果您对我采取另一种态度的话，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由于我过分自信而毁了我自己。我是罪有应得，您决不会事先料到。当然，您不会想到，如果您不是那样痛切地感到自己过去对不起我，——其实那只是您自己的臆想罢了，——也没有打算要来弥补的话，对我来说危险就要少得多……其实逝者不可追。我仅仅想向您说明我的处境：它本来就够沉重的了……至少可以做到，如您所说，我们之间没有误解，而且，我希望：我的坦率的自白能够减少您不能不感到的那种屈辱之感。”

李特维诺夫说话的时候眼也不抬，如果他偶或瞟伊琳娜一眼，他仍然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因为她始终没有把手放下。其实，这张脸上流露出来的种种感情一定会使他大为惊愕：这张脸上流露出的又是怕，又是喜，还有一种幸福的疲惫和惊慌。她的双眼在低垂的眼帘下微微闪动，若断若续的、长长的呼吸吹凉了似乎干渴的、微张的双唇。

李特维诺夫沉默了，期待着答复、声音……什么也没有！

“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他又说了起来，“远离此地。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伊琳娜把双手缓慢地放在膝上。

“不过我记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开口说道，“那个……您对我提起过的那一位，她是要到此地来吧？您是在等她吧？”

“是的；不过我可以写信给她……她可以停在半路上……比方在海德堡。”

“啊！在海德堡……是的……那里不错……不过这就要打乱您的计划了。您能否确定，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没有过分夸大，et que ce n'est pas une fausse alarme？[1]”

伊琳娜平静地、几乎是冷漠而从容地说，眼睛望着旁边，瞧着窗户。李特维诺夫没有回答她最后的一个问题。

“不过，您为什么要提到什么屈辱呢？”她接着往下说，“我并没有觉得受屈辱……噢，决没有！而且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人有过错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是您，不是您独自一个……该记得我们最近的谈话，那么您可以确信，有过错的并不是您。”

“我无论何时都没有怀疑过您的宽宏大度，”李特维诺夫咬着牙说，“但我希望能够知道，您是否赞同我的打算。”

“离开此地？”

“是的。”

伊琳娜继续望着一旁。

“当我听到您的打算的最初一瞬间，我觉得这为时尚早……不过现在，我考虑了您的话……如果您真的没有弄错，那么我想，您应该离开。这样要好些……对我们俩都好些。”

伊琳娜的声音越来越低，话也越说越慢。

“拉特米罗夫将军，真的，也可能会注意到，”李特维诺夫刚开始说……

伊琳娜的眼睛又垂了下来，一种异样的表情在她的唇边闪动——一闪而过。

“不。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打断了他的话。“我并没有考虑到我的丈夫。有这个必要吗？而且也没什么可以使他注意的。不过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对我们双方来说，都必须分开。”

李特维诺夫拾起落在地上的帽子。

“一切都已结束，”他想，“应当走了。”“那么，我只剩下跟您，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告别了，”他高声地说，突然间他心里感到恐怖，真像是他要宣读自己的判决词一样，“我惟有希望您不会记住我的坏处……而且如果有朝一日我们……”

伊琳娜又打断了他：

“别忙，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先不要急于跟我告别。这未免太仓促了。”

李特维诺夫心里猛地一震，但是一阵剧痛骤然以加倍的力量涌上心头。

“我再也不能逗留了！”他高声叫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延长这种痛苦？”

“不要急于跟我告别，”伊琳娜再三地说，“我应当再见您一次……难道说再一次默默地分手，像在莫斯科那样，不，我不愿意。您现在可以走了，但您必须答应我，向我保证，在没有再一次和我见面之前，您决不离开。”

“您愿意这样？”

“我要求这样。如果您没有向我告别就离开此地，那么我将永远，永远不能原谅，听见了吗：永远不！真怪！”她又添了一句，仿佛在自言自语，“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我现在是在巴登……我觉得我像是在莫斯科……请吧。”

李特维诺夫站了起来。

“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说，“请把您的手给我。”

伊琳娜摇摇头。

“我刚才对您说了，我还不想跟您告别……”

“我并不是向您告别……”

伊琳娜伸出了一只手，但是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在他坦率倾诉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又把手缩了回来。

“不，不，”她悄声说，“我不能把我的手递给您。不……不。您走吧。”

李特维诺夫鞠了一躬，走了出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伊琳娜拒绝跟他最后一次友好地握手……他不能理解她究竟惧怕什么。

他走了，而伊琳娜却再一次深深地坐在圈手椅里，再一次捂住自己的脸。

[1] 法语：这不会是一种虚惊吗？

十七

李特维诺夫并没有回旅馆；他走上山去，钻进密林深处，扑倒在地上，脸朝地躺了快有一个小时。他没有觉得痛苦，也没有流泪，心头的沉重与苦闷使他有点麻木了。他还从未体验过这种心情：一种难以忍受的令人疼痛苦恼的空虚之感，他的内心，周围，到处都是一片空虚……他既没有想伊琳娜，也不想塔季扬娜。他只感到一点：打击凭空而落，生活像一根缆绳被斫断了，某种冷冰冰却又不可知的力量把他整个牢牢地抓住，向前拉去。有时他又觉得，一阵旋风向他卷来，他感到旋风飞快地旋转，旋风的黑翼朝他没头没脑地扑打……但他的决心没有动摇。留在巴登……这简直提也别提。他心里想像着自己已经离开此地，已经坐在浓烟滚滚、轰隆作响的车厢里飞驰，驰向悄无声息、死气沉沉的远方。他终于抬起身来，头斜倚着树干木然不动，惟有他的一只手，不自觉地揪住一株高大蕨草的顶端的叶子，有节奏地摇着它。一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使他从麻木状态中惊醒：原来是两个煤炭工人扛着两只大袋在陡峭的小道走过。“该走啦！”李特维诺夫嘟囔了一句，跟在煤炭工人后面下山进了城，然后转身走到火车站，打了一个电报给塔季扬娜的姑姑——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他在电文中告诉她，他马上要离开此地，因此请她到海德堡施拉德尔旅馆去找他。“要结束，就当机立断，”他心里想，“没必要再拖延到明天。”后来他又弯进赌场，带着毫无意兴的好奇打量着两三个赌客的脸，他远远地发现了宾达索夫的难看的后脑勺、毕夏尔金的完美无缺的前额，后来他在柱廊里站了一会儿，就不慌不忙地到伊琳娜家去了。他去看她，并不是出于突如其来的情不自禁的迷恋，而是既已决定离开此地，那么就下决心遵守诺言，再去看她一次。他走进大饭店，门卫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径自走上楼去，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他也没有敲门，不自觉地推开门就走进房间。伊琳娜在房间里，跟三小时前一样，还是坐在那张圈椅里，还是穿着那件晨衣，还是那个姿势……看来在这段时间里，她没有离开过座位，没有一丝移动。她缓慢地抬起头来，看见是李特维诺夫，浑身战栗一下，抓住圈椅的扶手——“您吓了我一跳，”她轻轻地说。

李特维诺夫默默无言，只是惊讶地看着她。她脸上的神情，暗淡无神的眼睛，使他感到惊骇。伊琳娜勉强地微微一笑，整理一下凌乱的鬓发。

“没关系……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好像在这儿睡着了。”

“请原谅我，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李特维诺夫说，“没有等人通报，我就进来了……我要履行您对我的要求。因为我今天要走了……”

“今天？但是，您好像对我说过，您打算先写封信……”

“我发了电报。”

“啊！您认为有必要赶快离开。那么您什么时候动身？也就是说，几点钟？”

“晚上七点。”

“啊！七点！那么您是来告别的啰？”

“是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来告别。”

伊琳娜沉默了。

“我应当感谢您，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到此地来一定不容易吧。”

“是的，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很不容易。”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您认为如何？”

“这要因人而异，伊琳娜·帕夫洛夫娜。”

伊琳娜又沉默了，似乎在沉思。

“您来了，就证明了您对我的友谊，”她终于又说话了，“感谢您。一般说来，我赞同您尽快结束这一切……因为如果拖延下去……因为……因为我，就是被您责备为卖弄风情的我，被您称做装腔作势的我——真的，好像您是这样说我的吧？……”

伊琳娜迅速站立起来，坐进另一只圈椅，低下了头，把脸和手紧紧靠在桌边上……

“因为我爱您……”她透过指缝喃喃说道。

李特维诺夫摇晃了一下，仿佛有人给了他当胸一拳。

伊琳娜忧伤地掉过脸去，似乎这次轮到她想要避开他，藏起自己的脸，于是把头靠在桌上。

“是的，我爱您……我爱您……这您也知道。”

“我？我知道？”李特维诺夫终于说，“我？”

“嗯，现在您可以明白了，”伊琳娜接着说：“您确实必须离开，不能迟缓……无论对您，还是对我，都不能迟缓。这很危险，这很可怕……永别了！”她又说，猛地从椅上站起：“永别了！”

她朝内室的门走了几步，一只手伸到背后，在空中急遽地动了一下，好像要摸到并且握住李特维诺夫的手，但他远远地站着，仿佛生了根似的……她再一次说着，“永别了，忘记了吧”，就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只剩下李特维诺夫独自一人，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后来他终于清醒了，快步走向通往内室的门，呼唤着伊琳娜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他的手已抓住门钮……旅馆台阶上传来拉特米罗夫清脆的嗓音。

李特维诺夫把帽子戴得压在眼上，走下楼去。风度翩翩的将军正站在门卫亭前，用拙劣的德语向门卫解释，希望租一辆马车，明天要用一整天。他看见李特维诺夫，又是不自然地高高抬起帽子，又一次向他表示“敬意”，显然是在取笑他。但是李特维诺夫此刻顾不上这些，他勉强地向拉特米罗夫回了一鞠躬，跑回自己的寓所，伫立在自己那只已经整理好、锁好的箱子面前。他感到头昏脑涨，心似琴弦颤动。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能够预先估计到这一点吗？

是的，他预先估计到了，尽管它确实令人难以相信，使他如被雷殛，但他预先估计到了，虽然根本不敢承认。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肯定。此刻他心里一切都在翻腾着、搅和着，他的思路完全乱了。他想起了莫斯科，想起“它”在那个时候也像暴风雨般突然向他袭来。他简直喘不过气来：狂喜压迫着，撕裂着他的心，但这是一种凄凉无望的狂喜。无论给他人世间的任何财宝，他都不愿意使伊琳娜说出来的这句话变成不是她真的说出来的……但是这又怎么样？这句话仍然不能改变他原先的决定。他的决定仍旧毫不动摇，像抛下的铁锚一样坚定不移。李特维诺夫失去了自己思想的线索……是的，不过现在他还没有失去意志力，他还可以支配自己，像支配一个由他摆布的人似的。他按铃叫来侍者，叫他结账，在晚上的公共马车上订了座位：他有意切断一切退路。“宁死无悔，”他像在那个不眠之夜一样再三重复着，这几个字特别对他的口味。“宁死无悔”，他嘴里不断说着，一面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惟有伊琳娜所说的那句话侵入他的灵魂，使它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偶尔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显然一个人不能爱两次，”他想，“另一个生命已经来到你心里，你也接受了它——可是你却没有彻底驱除那种毒害，也没有跟它一刀两断！确实如此。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幸福……难道这可能吗？你爱她，就算是……她也……她也爱你……”

想到此处，他又不得不控制住自己。像一个行路人在黑夜看见前面有一点火光，他害怕迷失路途，两眼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它，李特维诺夫也同样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一个目标上。去见自己的未婚妻，甚至也不一定是去见未婚妻（他尽量不去想她），而是要到海德堡旅馆的某一个房间里去——这就是他前面的坚定不移的引路的火光。至于以后怎么样，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他不再回到此地。“宁死无悔”，他第十次重复着这句话，同时看了看手表。

六点一刻！还要等多久呀！他又开始踱步。太阳要下山了，林边天际出现红霞，朦胧的夕晖透过狭长的窗户映进他那渐渐昏暗的房间。李特维诺夫突然觉得他背后的房门轻轻而急促地打开了，又同样急促地关上了……他转过身去：门边站着一个妇人，浑身裹在一袭黑披肩之中……

“伊琳娜！”他叫喊起来，惊讶地把双手一拍……

她抬起头，扑倒在他怀里。

两小时以后，他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沙发上。皮箱放在屋角，箱盖开着，里面是空的，但桌上，在一堆凌乱的东西中有一封塔季扬娜的来信，是李特维诺夫刚收到的。她在信中告诉他，决定很快离开德累斯顿，因为她姑母已经完全康复，如果没有什么麻烦的话，她们二人将在次日十二点抵达巴登，希望他去火车站接她们。李特维诺夫在自己下榻的旅馆为她们订了房间。

当晚他派人送了封短柬给伊琳娜，第二天早晨就收到她的回信。她写道：“或迟或早，总是无法避免的。让我再向你重复一遍昨夜的话：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处置。我不想妨碍你的自由，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抛弃一切，跟随你到天涯地角。我们明天会见面的吧？你的伊琳娜。”

最后这几个字写得又大又粗，笔迹坚定。

十八

八月十八日中午十二点以前，李特维诺夫挤在聚集在车站月台上的人群之中。在这以前不久，他碰见了伊琳娜：她和自己的丈夫，还有另外一个年老的男子坐在一辆敞篷马车里。她看见了李特维诺夫，而他也注意到她的眼里掠过一丝阴影，但是她立刻用阳伞挡住了他的视线。

从昨天开始，他身上——在他的整个外表、他的举止以及他脸上的表情上，都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和以前判若两人。自信心消失了，平静消失了，还有对自己的尊重也消失了。过去的精神状态已经荡然无存。不久前那种不可磨灭的印象遮蔽了其他的一切。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强烈、甜蜜，而且是不好的感觉。神秘的来客闯进圣地，占领了它，一声不响然而肆无忌惮地安顿在这里，俨然是这个新居的主人。李特维诺夫不再感到惭愧，他只是胆怯——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敢；凡是被俘虏、被征服的人都熟悉这种矛盾心情的混合，对于一个初次偷窃过的偷儿，这种心情也不陌生。而李特维诺夫是被征服了，突然地被征服了……那么他的诚实的性格怎么样啦？

火车晚点了几分钟。李特维诺夫心中的痛苦变成了一种折磨人的忧郁：他不能安安静静地站在一个地方，脸色苍白，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心里想：“我的老天，哪怕再晚一天一夜……”他看塔尼雅的第一眼，塔尼雅看他的第一眼……哦，这正是他所害怕的，正是他必须赶快熬过去的……那么，以后呢？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他已经再也不能做出决定了，他也不能对自己负责了。昨晚那句话又痛苦地闪现在他脑际……他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去迎接塔尼雅……

终于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传来了沉重的、越来越响的隆隆声，机车缓慢地转了弯，终于出现了。人群拥上前去，李特维诺夫跟在后面，像被判决了的罪人，沉重地拖着两腿。一张张面孔、一顶顶女帽开始从车厢里出现，在一个小窗口闪过一块白头巾……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在挥动着头巾……当然：她看见了李特维诺夫，他也认出了她。火车停住了。李特维诺夫跑到车门口，打开了它：塔季扬娜站在姑母身边，明朗地笑着，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他搀扶着她们两人下车，吞吞吐吐、含混不清地寒暄了几句，马上就忙碌起来，拿着她们的车票、行李、毛毯，跑去找脚夫，招呼马车。其他的人也在他身旁忙忙碌碌，他却因为旁边有人在场，因为他们的喧嚣与叫喊而心中暗喜。塔季扬娜稍稍退到一旁，依旧微微笑着，静静地等待着他结束那些匆匆忙忙的安排。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却恰恰相反，她根本站不住脚，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居然来到了巴登。她突然嚷起来：“伞呢？塔尼雅，伞在哪儿？”而没有发觉她自己把伞牢牢地夹在腋下，接着就开始高声地、没完没了地跟另一位妇人道别，这是她从海德堡到巴登的途中刚刚认识的。这位妇女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熟悉的苏汉奇科娃太太。她到海德堡去朝拜古巴廖夫，带了许多“指示”回来。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身上披着一块相当古怪的花披肩，戴着一顶蘑菇似的旅行小帽，帽子下凌乱地披散着剪短的白发。矮小的身材，瘦瘦的，由于路途劳顿脸色发红，说着俄国话，声音刺耳，又像唱歌似的……马上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李特维诺夫终于把她和塔季扬娜安顿上了马车，自己坐在她们的对面。马匹跑动起来。于是又开始一番问候、握手、相互微笑、致意……李特维诺夫轻松地喘了一口气：这最初的一刹那顺利度过了。看来，他身上没有什么地方让塔季扬娜感到惊讶、困惑。她仍旧是那样明朗而信任地看着他，仍旧是可爱地红着脸，仍旧是善良地笑着。他终于下决心要看她一眼，不是偷偷地瞟上一眼，而是要堂堂正正地好好地看看她：直到此刻，他自己的眼睛还不听他的话哪。一种怜惜之情不由得使他的心紧揪起来：这张正直坦率的面庞流露出的一派安详宁静的表情使他痛苦地自责。“啊，你到这儿来了，可怜的姑娘，”他想，“你，本来是我殷切期待，我所召唤的，我本想和你共度一生，你来了，你信任我……可我……可我……”李特维诺夫低下了头，但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不让他有沉思的时间，不断地向他问这问那。

“这个有那么多圆柱的是什么建筑呀？赌场在哪儿呀？这人是谁？塔尼雅，塔尼雅，你瞧，她们穿的这种大裙子！这个又是什么人？这里多半都是从巴黎来的法国女人吧？天哪，这是什么帽子！这里一定跟巴黎一样，什么都买得到吧？不过，我想，一定贵得要命吧？哎哟，我结识了一个多么聪明杰出的妇女啊！您认识她，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告诉我，曾经在一个俄国人，也是一个聪明出众的人那里见过您。她答应要来看我们。瞧她把这些贵族骂得多厉害——简直太妙了！这个花白胡子的绅士是谁？是普鲁士王吧？塔尼雅，塔尼雅，你瞧，这是普鲁士王，不是吗？不是普鲁士王？是荷兰公使？我听不见，车轮子的声音太响了。哎呀，多么美的树木！”

“是呀，姑姑，真美，”塔尼雅同意地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青翠悦目！不是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悦目……”他含混地回答。

马车终于在旅馆门前停下。李特维诺夫领着两位客人走进为她们预订的房间，说好过一小时再来，就回到自己房里。他刚跨进房间，稍稍平息的迷恋顿时又占领了他的心灵。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从昨日起，便是由伊琳娜主宰着。所有一切都有她的痕迹，甚至连空气里也蕴含着她来临过的秘密踪影……李特维诺夫又感到自己成了她的奴隶。他掏出那条藏在胸口的她的手帕，紧紧地压在唇上，灼热的回忆像淡淡的毒液流过他的血管。他明白，事已至此，再也不能回头了，也不能有所抉择了。塔季扬娜在他心头所唤起的痛苦的感情，像雪花一样消融在烈火之中，悔恨也消失了……甚至心中的激动也平息下来，将要弄虚做假的这个念头也不再使他激怒……爱，伊琳娜的爱——如今已成为他的真理，他的教义，他的良心……一向审慎而有理智的李特维诺夫甚至毫不考虑：他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可怕和不体面的处境，对此他只是微有所感，而且似乎与他漠不相关。

一小时还未过去，两位新到的女客就要侍者来请李特维诺夫到大厅去找她们。他跟随来人去了，看见她们已经更换衣装，并且戴上了帽子。两人都表示了立刻去观光巴登的愿望，因为天气是那么明媚晴朗。特别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更是按捺不住。当她听说社交界在交谈厅聚集的时间还没有到，甚至有点扫兴。李特维诺夫挽着她的手臂——开始正式的观光。塔季扬娜走在姑姑身旁，安详而好奇地观察着周围，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继续不断问个没完。轮盘赌，那些仪表堂堂的庄家，——她若在别的地方遇见他们，一定会认为是部长大人们，——他们手里灵活转动的小铲子，绿呢桌上一堆堆金币银币，赌钱的老妇和涂脂抹粉的娼妓，这一切使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看得目瞪口呆。她完全忘记了应该气愤，一味大睁着双眼看呀看呀，每次决定输赢时才偶尔抖动一下……象牙球落入轮盘槽沟里发出的嗡嗡声使她惊心动魄——只有到了露天里，她才恢复了自制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种狂赌是贵族的一种不道德的发明。李特维诺夫的唇边浮现出呆板、勉强的微笑。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仿佛是懊丧或是厌烦……但是当他掉头去看看塔季扬娜时，心中便暗自不安起来：她注意地看着他，脸上的神情仿佛在问自己，她心里激起了什么样的观感？他赶紧朝她点点头，她也同样回答他，又带着疑问的神情略有几分紧张地凝视着他，似乎他离开她的距离比实际更远。李特维诺夫领着两位女士离开交谈厅，走过“俄罗斯之树”——那儿已经端坐着两位女同胞，然后走向李赫顿泰勒林阴道。他刚转入林阴道，就远远地看见了伊琳娜。

她正和自己的丈夫以及波图金向他迎面走来。李特维诺夫顿时脸色刷白，然而并没有放慢脚步，一直走到她跟前，默默地鞠了一躬。她也向他礼貌地、但冷冷地鞠躬，迅速地打量了塔季扬娜一眼，走了过去……拉特米罗夫高高举起礼帽，波图金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这位夫人是谁？”塔季扬娜突然问道。直到此刻为止，她几乎没有开过口。

“这位夫人？”李特维诺夫重复了一句，“这位夫人？……这是拉特米罗夫夫人。”

“俄国人？”

“是的。”

“您是在此地认识她的？”

“不，我早就认识她了。”

“她长得真美！”

“你注意到她的打扮了吗？”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插进来说，“单是她买花边的钱，就足够十家人过一年的。跟她一起的是她丈夫吗？”她问李特维诺夫。

“是她的丈夫。”

“他一定阔得吓人。”

“我真的不知道；我并不这样认为。”

“他是什么官衔？”

“将军。”

“瞧她的眼睛！”塔季扬娜说，“它们的表情多奇怪：又在沉思，又是锐利……这样的眼睛我从未见过。”

李特维诺夫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感觉到塔季扬娜那带着疑问的眼光又落在他的脸上，然而他错了：她在瞅着自己脚下小径上的砂粒。

“我的天！这是个什么丑八怪！”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突然惊叫起来，手指着一辆矮小的敞篷马车，一个鼻孔朝天的红发女子放肆地、懒洋洋地坐在车里，她衣着非常华丽，穿着浅紫色的袜子。

“这个丑八怪！哦，对不起，这是有名的科拉小姐。”

“谁？”

“科拉小姐……巴黎的……名流。”

“什么？就这个哈巴狗？可是她丑极了呀？”

“看来这并不碍事。”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只是惊愕地摊开了双手。

“嗐，你们的巴登啊！”最后她低声地说，“可以在这张长椅上坐一会儿吗？我有点累了。”

“当然可以，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椅子放在这儿就是给人坐的。”

“可是天知道！据说，巴黎的大街上也有椅子：但是真去坐就不成体统了。”

李特维诺夫没有反驳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这一瞬间他正寻思着，两步之外便是他那天跟伊琳娜倾诉心曲，并决定了一切的地点。然后他又回忆起他今天发现她脸颊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点……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在椅子上坐下，塔季扬娜坐在她的身旁。李特维诺夫依旧站在小路上，在他和塔季扬娜之间不知不觉地、渐渐地出现了一种变化——也许这不过是他感觉如此。

“哎呀，她是个小丑，小丑，”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说，遗憾地摇摇头，“把她那身打扮卖了，就不止养活十家，可以养活上百家的人。你们看见她帽子底下的红头发上戴的钻石吗？居然在白天戴钻石，啊？”

“她自己的头发本来不是红的，”李特维诺夫说，“她把它染成红的，现在正时髦。”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又是惊愕地摊开双手，甚至陷入沉思。

“哼，”她终于说，“在我们待过的德累斯顿还不至于弄到这么不像话。大概因为离巴黎毕竟远一些吧。您也是这样想吧，不是吗，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我？”李特维诺夫回答，可是心里想：“她在说什么呢？”但嘴里却说：“我？当然……当然啰……”

正在这时响起一阵不慌不忙的脚步声，原来是波图金向椅子这边走过来了。

“您好，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说，笑着点点头。

李特维诺夫立刻握住他的手。

“您好，您好，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我，好像刚才碰见您和……就是刚才，在林阴道上。”

“是的，是我。”

波图金朝坐着的两位女士恭恭敬敬地鞠躬。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索宗特·伊万诺维奇。这是我的两位好朋友，亲戚，刚到巴登。波图金，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我们的同胞，也是巴登的游客。”

两位女士微微欠了欠身。波图金又鞠躬。

“这儿可真像是在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细声细气地说。这位善良的老姑娘容易胆怯，最主要的是她竭力要保持体面，“大家都认为来此地小住是一个愉快的义务。”

“巴登，确实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波图金回答，从侧面看着塔季扬娜，“巴登是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地方。”

“是的，不过照我看来，只是有点过于贵族化了。这一阵我和她住在德累斯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这儿简直像在举行隆重的招待会。”

“她喜欢用这个词儿，”波图金想。他高声地说，“您说得一点不错，但是这里的自然景色美得惊人，而且它的地势也是难以找到的。您的同伴一定更能欣赏这点。我说得不对吗，小姐？”他加上一句，这次是直接对塔季扬娜说的。

塔季扬娜抬起自己清澈的大眼睛看着波图金。仿佛她不明白，他们要求她什么，而且为什么在刚到的第一天，李特维诺夫就把这个陌生人介绍给她，虽然他的相貌聪明和气，而且亲切友好地望着她。

“是的，”她终于说，“此地非常好。”

“你们应当去看看古堡，”波图金继续说，“我特别建议你们坐车去伊堡一游。”

“萨克森的瑞士，”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刚刚开口说……

突然从林阴道传来管乐的吹奏声：这是从拉施达特（在一八六二年，拉施达特还是联邦的一个城堡）来的普鲁士军乐队在亭子里开始了每周一次的音乐会。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立刻站了起来。

“音乐！”她说，“â la Conversation[1]音乐！……该到那儿去了。现在四点了，不是吗？现在名人都去了吧？”

“是的，”波图金回答，“此刻正是名流汇集的时候，而且音乐也极好。”

“那就别再耽搁了。塔尼雅，咱们走吧。”

“允许我奉陪你们吗？”波图金问，这使李特维诺夫颇为吃惊：他根本没想到波图金是伊琳娜派来的。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咧开嘴笑了。

“十分荣幸，先生……先生……”

“波图金，”这一位提醒说，向她伸出手去。

李特维诺夫伸手挽着塔季扬娜，于是这两对朝交谈厅走去。

波图金继续跟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交谈着。李特维诺夫却一言不发，有两次无缘无故地笑了一声，轻轻地握了握塔季扬娜的手。这种握手的举动（她对此毫无反应）含着虚情假意，李特维诺夫自己也明知是假。这个举动不像通常那样，表示两个心心相印的灵魂紧密相联的相互信赖，它们是——暂时地——来替代他找不出的适当的话。他们之间开始出现的默默的隔阂增长了，变得牢固了。塔季扬娜再一次注视他，几乎是专注地瞧了瞧他。

他们四人在交谈厅前的一张小桌旁就座，情况还是跟先前一样，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在人群的喧闹中，在乐曲的轰鸣节拍声里，李特维诺夫的沉默似乎比较可以理解罢了。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像通常所说，已经十分兴奋，波图金几乎来不及回答她来满足她的好奇心。也算他走运，在路过的人群里，突然出现了苏汉奇科娃瘦小的身影和她那双永远不停转动的眼睛。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马上认出是她，把她请到自己的小桌旁，请她坐下——于是立刻刮起了语言的风暴。

波图金转身去招呼塔季扬娜，和她轻轻地、声音温和地攀谈起来，微微侧向她的脸上带着亲切的表情。而她，居然轻松自由地回答他，这倒是出乎她自己意料之外的；她和这位素昧平生的人谈话感到愉快。此刻，李特维诺夫却照旧坐着不动，脸上照旧是那副僵板的、令人不快的笑容。

终于到了午餐的时候。音乐沉寂了，游人渐渐散去。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跟苏汉奇科娃亲切告别。她对这位女士怀着极大的敬意，虽然后来曾对自己的侄女说，此人实在太厉害；别人的事她没有不知道的！而且缝纫机确实该买，等举行婚礼以后就办。波图金也鞠躬告别，李特维诺夫陪着两位女士回去。一进旅馆，就递给他一封短柬：他闪在一旁，急忙撕开信封。在一张小小的信笺上用铅笔写着：“请在今晚七点到我这儿来一小会儿，我求您。伊琳娜。”李特维诺夫把信塞进口袋，然后回过头来，又摆出那副笑容……可是在对谁笑？又为了什么？塔季扬娜正把背对着他啊。午餐是在餐厅里吃的。李特维诺夫坐在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和塔季扬娜的中间，他突然令人奇怪地活跃起来，说呀讲呀，谈些奇闻逸事，不断给自己和女士们斟酒。他简直是太随便了，以至坐在对面的一个留着à la NapolèonⅢ[2]小尖胡子，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法国步兵军官，也来找机会插嘴攀谈，甚至举杯a la santé des belles moscovites[3]！午餐后李特维诺夫送女士们进了房间，皱着眉头在窗边站了一小会，然后突然说他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不过晚上一定回来。塔季扬娜没有说话，只是脸色发白，垂下了眼睛。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一向有午睡的习惯，塔季扬娜晓得李特维诺夫知道她姑妈的这个习惯：她期待他能利用这个机会留下来，因为自从她们来到此地，他还未曾和她单独相处，没有跟她开诚畅谈过呢。可是他居然要走！这又如何理解呢？而且总的来说，他在这一天里的全部行为……

李特维诺夫不等她们表示异议，急匆匆地走了。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躺在沙发上，哼哼几声就安然入梦了。塔季扬娜却到屋角的圈手椅里坐下，双手交叉紧抱在胸前。

[1] 法语：交谈厅式的。

[2] 法语：拿破仑第三式的。

[3] 法语：为美丽的莫斯科姑娘的健康干杯！

十九

李特维诺夫急忙跑上Hôtel de l'Europe的楼梯……一个十三岁模样的小姑娘，长着一副卡尔梅克人的狡黠的小脸——显然是在等候着他——叫住了他，用俄语对他说：“请这边来，伊琳娜·帕夫洛夫娜马上就到。”他迷惑不解地看看她。她却微微一笑，又说了一遍：“请，请，”就领他走进一间小屋，然后轻轻带上门，立刻消失了。这间屋子在伊琳娜的卧室对面，堆满旅行包和箱子。李特维诺夫还没有来得及回过头来，那扇门又迅速地打开，伊琳娜出现了，她身穿玫瑰色的舞服，头发上和颈上戴着珍珠。她径直朝他扑了过来，紧紧握住他 的双手，默默相对了一会儿，她的眼睛发光，胸部起伏，仿佛爬了高似的。

“我不能……在那边接待您，”她匆忙地细声说，“我们马上要去赴宴，但我一定要见您……我今天看见跟您在一起的，是您的未婚妻吧？”

“是，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妻，”李特维诺夫说，有意强调“曾经”两字。

“我想见您一下，就是为了要告诉您，您应当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昨天发生的一切，不应丝毫改变您的决定……”

“伊琳娜！”李特维诺夫叫了一声，“您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他高声说出了这句话……充满了不顾一切的激情。伊琳娜刹那间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啊，我亲爱的！”她声音更低地继续往下说，然而含着无法抑制的热情，“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昨天我只不过是偿还自己的旧债，我在为过去赎罪……啊！我再不能把我的青春奉献给你，像我以往渴望的那样，但是我决不让你承担任何义务，我决不允许你违背诺言，我亲爱的！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像空气一样自由，你没有任何束缚，你要知道这个，知道这个！”

“但是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伊琳娜，”李特维诺夫这回却是轻声打断了她的话，“从昨日起，我是你的，永生永世……惟有在你的脚下，我才能呼吸……”

他颤栗地吻着她的双手。伊琳娜瞧着他低垂的头。

“那么，我告诉你，”她说，“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我都舍得放弃。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我也永远永远是你的……是你的……”

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伊琳娜弯下身去，再次悄悄地说：“是你的……再见！”李特维诺夫在自己的头发上感到了她的呼吸、她的芳唇的接触。当他直起身来，她已不在屋里，只听见她的衣裙在走廊里窸窣作声，远远传来拉特米罗夫的声音：“Eh bien！Vous ne venez pas？[1]”

李特维诺夫坐在一口高高的箱子上，手捂着脸。女性的气息，幽雅而清新，萦绕着他……伊琳娜曾握过他的双手。“真是太……太……”他想。小姑娘走进房来，又是用微笑来回答他那不安的目光，说道：

“请走吧，趁着……”

他站起来，走出饭店。根本不能马上回自己的旅馆；应当让情绪稳定下来。他的心沉重地、不规则地跳动着，大地似乎在他脚下微微移动。李特维诺夫又向李赫顿泰勒林阴道走去。他明白，关键时刻到了，再不可能拖延、隐瞒或回避，再也不能避免向塔季扬娜说明了；他能想像到，她将如何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等待着他……他也预感到他将对她说些什么。但是怎么开口，又从何说起呢？他全然抛弃了自己的正确的、经过缜密安排的、光明正大的前程，明知自己是一头栽进那根本连看也不该看的无底深渊……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事情已成定局，可是怎么去见自己的审判者呢？即便是真的遇见了审判者——那手执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宝剑的天使，也许这颗犯罪的心灵还会略感轻松一些……否则他就不得不亲手把短刀戳进……多么可耻！可若是再回过头来，利用别人许诺他的、承认他应有的自由，去拒绝那个，另一个……不！他宁愿去死！不，不需要这种令人厌恶的自由……情愿此身化为灰烬，只要那双眼睛充满热爱地俯视……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什么人的忧郁的声音说，一只手重重地按在李特维诺夫身上。

他不免一惊，回头一看，认出是波图金。

“请原谅，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说，跟往常一样，脸上总是不很自然，“我，也许是打扰您了，但是远远地瞧见您，我想……不过，如果您顾不上跟我……”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李特维诺夫含混地慢慢说道。

波图金和他并肩向前走去。

“多美的夜色，”他开始说，“多么温暖！您早就出来散步了吗？”

“不，刚来不久。”

“其实我何必问呢，我看见您刚从Hôtel de l'Europe出来的。”

“那么您一直在跟着我？”

“是的。”

“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是的，”波图金几乎听不见地重复了一遍。

李特维诺夫停下脚来，瞧了瞧这位不速之客。他脸色苍白，眼睛不安地转动着，往昔的痛苦似乎又浮现在他那扭曲的脸上。

“您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李特维诺夫慢吞吞地说，又迈步向前。

“如果您允许……马上就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就坐在这张椅子上。这儿方便些。”

“这可有点神秘，”李特维诺夫说，坐在他身边，“您像是有点心神不安，索宗特·伊万诺维奇。”

“不，我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我是想特地告诉您……您的未婚妻给我的印象……好像她是您的未婚妻吧？……嗯，总而言之，就是您今天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姑娘。我应当说，在我整个一生中还未遇见过比她更可爱的人。一颗金子般的心，真是天使一样的灵魂。”

波图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依旧是那副愁苦的样子，连李特维诺夫也不能不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和他说的话之间有着多么奇怪的矛盾。

“您对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的评价完全正确，”李特维诺夫开始说，“尽管我不得不惊讶：第一，您居然知道我和她的关系，第二，您这么迅速地了解了她。她确实有天使般的灵魂，但请允许我知道，您要和我谈的就是这个？”

“对她是不难了解的，”波图金接腔说，像是要回避最后的问题，“只需看看她的眼睛。她配享有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幸福，使她得到这种幸福的人真可羡慕！但愿他能配得上这种福分。”

李特维诺夫微微皱眉。

“对不起，索宗特·伊万诺维奇，”他说，“我认为我们的谈话相当奇特……我想要知道：您话里有话，是冲着我来的吧？”

波图金没有立刻答复李特维诺夫的话：看来他内心正在斗争。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终于说了，“如果我没有错看了您，那么您一定能听取忠言，不论它出自什么人的口，也不管它是多么不中听。我刚才告诉过您，我看见您从哪里出来。”

“是呀，从Hôtel de l'Europe。这有什么？”

“我知道，您在那儿会见了什么人！”

“怎么？”

“您会见了拉特米罗夫夫人。”

“是的，我是在她那儿。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您，塔季扬娜·彼得洛夫娜的未婚夫，您去会见了拉特米罗夫夫人，您爱她……她也爱您。”

李特维诺夫顿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热血冲上他的头。

“这是什么意思？”终于气得他结结巴巴地说，“是无聊的玩笑，还是当密探？请您解释清楚。”

波图金黯然地看了他一眼。

“唉！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请不要为我的话生气；您也不能够使我生气。我并不是为了这个才来跟您谈话的，我此刻没有心思开玩笑。”

“也许，也许。我愿意相信您本意纯正，但我还是要问您，您有什么权利来干涉别人的家务事，私生活，而且您有什么根据把自己的臆断……这样武断地说成是事实呢？”

“我的臆断！如果这是我凭空虚构的话，也许您还不会勃然大怒呢。至于说到权利，我还从未听说过，人们伸手去救溺水的人，还要问自己，他是否有权这样做。”

“感谢您的关怀，”李特维诺夫愤愤地接过去说，“只不过，我根本不需要它。而且，所有这些什么社交界的妇女引诱涉世未深的青年导致毁灭啦，什么上流社交界不道德啦诸如此类的话，我认为一概都是空话，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还嗤之以鼻。因而求您不必费神伸出救援之手，还是由我安安静静地淹死吧。”

波图金又抬起眼睛看着李特维诺夫。他困难地呼吸着，他的嘴唇抽搐着。

“请您看看我吧，年轻人，”他终于脱口而出，而且捶了捶自己的胸口，“难道我像一个平庸而自负的道学先生，一个说教者吗？难道您不明白，倘若仅仅是出于对您的同情，那么不论这种同情有多么强烈，我也不会说一个字，也决不会给您口实来责备我狂妄自大、惹人生厌——这也是我本人最厌恶的。难道您看不出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被同样的感情所打击、所摧折，因之而彻底毁了的人，他不过是想保全您免受其害，而且……而且是来自同一个女人！”

李特维诺夫不禁倒退一步。

“这怎么可能！您在说些什么……您……您……索宗特·伊万诺维奇？可是别尔斯卡娅夫人……这个孩子……”

“唉，请不要盘问我……相信我！那段暧昧而可怕的历史，我不会说给您听。别尔斯卡娅夫人，我几乎不认识，这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可是我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因为……因为她要这么做，因为她需要这个。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在您的讨厌的巴登呢？而且归根结蒂，莫非您真认为，莫非您真会有那么一瞬间以为我是出于对您的同情才决心来警告您的吗？我是怜惜那位善良美好的姑娘，您的未婚妻，其实，您的前途，你们两个，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为她担心……我是……为她。”

“非常荣幸，波图金先生，”李特维诺夫说，“照您这么说来，我们俩是在同一处境啰，那又为什么您不把同样的训诫读给自己听，我是否应该把您的担忧归之于另一种感情呢？”

“您想说的是忌妒？哎呀，青年人，青年人，您真该惭愧，居然装腔作势、耍滑头，您真该惭愧，居然不理解现在我嘴里说出来的话里含着多么苦痛的悲哀！不，我和您的处境不一样！我，我是一个衰老、可笑、而又完全无害的家伙……可是您呢！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倘若要您担任我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要感恩戴德地来扮演，恐怕您连一分钟一秒钟也不愿意！至于忌妒？一个没有丝毫希望的人是不会忌妒的，而且我也不是今天才初次体验这种情感。我只是担心……担心她，请您理解这一点。当她要我来找您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她对您的负疚之感，竟会使她走得这么远？”

“不过请原谅，索宗特·伊万诺维奇，您似乎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他说，扭过脸去，“我知道她昨晚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拦不住了：她，像一块抛出的石头，必须一直滚到底。如果我以为凭我几句话就能马上阻拦您，那我更是一个大疯子……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说够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这是我的毛病。但是说到末了，谁能知道，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说不定您会改变主意，也许我的话会有几句能打动您的心灵，您总不愿既毁了她又毁了自己，还有那个无辜的美好的人……唉！请别生气，也不必跺脚！我有什么畏惧，又何必客气呢？我现在来跟您谈话，并非出于妒忌，也非懊恨……我愿意跪倒在您脚前，恳求您……那么，再见吧。别怕，这一切都会保守秘密。我是为您好。”

波图金走上林阴道，很快就消失在已经临近的暮色之中……李特维诺夫没有留他。

“可怕而暧昧的历史……”波图金对李特维诺夫这么说，而又不肯详谈……让我们来用三言两语带过吧。

八年前，他工作的部派他短期到赖森巴赫伯爵处工作。这事发生在夏天。波图金带着公文到别墅去找伯爵，并在那里盘桓数日。当时伊琳娜正住在伯爵家。她从不鄙弃地位低下的人，至少不回避他们，所以伯爵夫人不止一次责备过她这种过于不拘形迹的莫斯科派头。伊琳娜很快就发现这个身穿紧绷绷的制服、纽扣一直扣到领口的谦逊的小职员是个聪明人。她经常跟他聊天，而且喜欢跟他聊天……而他……他爱上了她，热烈地，深深地，然而是秘密地……秘密地！他以为是这样。夏天过去了，伯爵不再需要外人帮忙了。波图金再也见不到伊琳娜，但是不能忘记她。三年之后，他非常意外地接到一位身分不高的夫人的邀请。这位夫人跟他并无深交，起初含含糊糊不肯直说，直到他发誓把他将要听到的一切严守秘密之后，竟然要他……去跟一位小姐结婚，这位小姐在社交界很有地位，而且必须结婚。对于那位有关的主要人物，那位夫人只是稍作暗示，接着就马上答应给波图金一笔钱……一大笔钱。波图金当时并没有生气，惊愕压倒了他心里的愤怒，不过他当然一口回绝。于是那位夫人才递给他一张便笺——伊琳娜写给他的。“您是一位高尚而善良的人，”她写道，“而且我深知，您会为我做到一切，我要求您作出这个牺牲。您能拯救我所珍爱的人。您救了她，也就是救了我……请不要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决不敢向任何人提出这类要求，但是对您，我伸出求援的手，向您说：请为了我这样做。”波图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为了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确实甘愿多所效劳，但必须伊琳娜亲口对他说出她的愿望。他们当晚就见了面：时间很短，而且除了那位夫人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伊琳娜已经不住在赖森巴赫伯爵家里了。

“您为什么偏偏想起了我？”波图金问她。

起初她大讲他的高尚品德，但是突然停下来……

“不，”她说，“对您应当说真话。我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您是爱我的，所以我才敢于……”于是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

艾丽莎·别尔斯卡娅是个孤儿，亲戚们不喜欢她，觊觎她的财产……她正面临毁灭的威胁。伊琳娜虽说是挽救她，但实际上是为那个该负全部责任的人出力，他此刻已经跟她，跟伊琳娜关系极为密切……波图金沉默了，久久地凝视着伊琳娜，最后答应了。她哭了，泪流满面地扑过去抱着他的脖颈。于是他也哭了……但是他们却各流各自的眼泪。举行秘密婚礼的一切准备都已停当，一只强有力的手排除了所有的障碍……但是疾病来了……女儿生下来了，母亲却……服毒而死。那么这个婴儿怎么办呢？波图金领来抚养，又是从同一个人手里，从伊琳娜手里接了过来。

可怕而暧昧的历史……省略过去吧，读者，省略过去！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李特维诺夫才下决心返回自己的旅馆。他已经将要走到了，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仿佛有人紧紧地跟踪他，而且当他加快步伐时，那人也走得快了。走到路灯下，李特维诺夫回头一看，认出了拉特米罗夫将军。这位将军打着白领结，穿着一件讲究的大衣，但是没有扣上纽扣，常礼服的扣眼上挂着一根金链，系着十字星章，他刚赴宴归来，独自一人。他粗野地直瞪瞪死盯着李特维诺夫，表现出无限的轻蔑与仇恨，他浑身一副挑战的架势，使得李特维诺夫认为硬着头皮迎着他，面对这件“大事”是自己的义务。但是当将军走到李特维诺夫跟前，他的脸上刹那间起了变化：脸上又出现往常那种优雅的轻佻，伸出戴着浅紫手套的手把锃亮的帽子高高抬起。李特维诺夫也默默地摘下自己的帽子，然后各走各的路。

李特维诺夫心里想：“他一定有所发觉！”

将军心里想：“哪怕……是别人也好！”

李特维诺夫走进塔季扬娜的房间时，她正在和姑姑玩牌。

“你可真不错，我的老爷子！”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叫嚷起来，把牌往桌上一扔，“头一天来，你就整整一晚上不见踪影！我们等呀又等，把你骂了又骂……”

“姑姑，我可什么也没说，”塔季扬娜说。

“嗐，你是出名的好脾气！您真不害臊，阁下！还算是未婚夫呢！”

李特维诺夫结结巴巴地道了歉，在桌旁坐下。

“你们怎么不玩了？”他沉默了一刻，问道。

“哎呀！我们是无聊，无事可做才打牌的……现在您来了。”

“如果你们愿意去欣赏夜晚的音乐，”李特维诺夫说，“我非常乐意陪你们去。”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看看自己的侄女。

“走吧，姑姑，我准备好了，”塔季扬娜说，“不过，留在家里不更好吗？”

“正是这话啰！咱们喝喝茶，照我们的莫斯科方式，摆上茶炊，而且痛痛快快地聊聊。咱们还没有好好地谈谈呢。”

李特维诺夫吩咐人拿茶来，但是痛痛快快地聊聊却没有聊成。他觉得良心不断受到谴责，无论他嘴里说什么，他总觉得是在说谎，而且已被塔季扬娜识破。但是她脸上看不出变化，她的态度还是那么自然……只是她的目光一次也没有停在李特维诺夫身上，而是宽厚而胆怯地瞟他一眼——而且她比平时更为苍白。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问她是否头疼。

塔季扬娜起初本想回答没有，但是改变了主意，说：“是的，有一点点。”

“路上疲劳了，”李特维诺夫说，甚至羞红了脸。

“路上疲劳了，”塔季扬娜重复一句，她的目光又掠过他的面庞。

“你该休息休息了，塔尼奇卡[2]。”

“我就要去睡了，姑姑。”

桌上放着Guide des Voyageurs[3]，李特维诺夫高声朗读起巴登郊区的景色描绘来了。

“确乎如此，”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打断了他，“有件事可别忘记。据说这里的麻布非常便宜，应该买点来做嫁妆。”

塔季扬娜垂下眼帘。

“来得及的，姑姑。您从来不想到自己，您一定应该替自己做件新衣服。您瞧这儿的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嗐，我的宝贝！这又何必呢？我又不是爱打扮的人！我若是像您的那位女朋友那么漂亮就成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哪一个女的？”

“喏，就是我们今天遇见的那个。”

“哦，那一个！”李特维诺夫装出一副漠不相干的神情说，可是内心觉得羞愧难当。“不！”他心里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坐在自己未婚妻身旁，可是离她几寸远的地方，在他的侧袋里却藏着伊琳娜的手帕。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一会儿。

“塔尼雅……”李特维诺夫吃力地说。这一天里，他是第一次用这个名字称呼她。

她朝他掉过头来。

“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

“啊！真的吗？什么时候？现在？”

“不，明天。”

“啊！明天。那，好吧。”

霎时间李特维诺夫心中充满了无限怜惜。他拿起塔季扬娜的一只手，像有罪似的温顺地吻着它。她的心悄悄地颤抖了，这一吻并不使她高兴。

夜半两点的光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她和侄女睡在一个房间，——忽然抬起头来倾听。

“塔尼雅！”她说，“你在哭吗？”

塔季扬娜没有立刻回答。

“没有，姑姑，”传来她顺从的声音，“我伤风了。”

[1] 法语：怎么啦！您不去了吗？

[2] 塔尼奇卡也是塔季扬娜的小名。

[3] 法语：旅行指南。

二十

“我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个呢？”第二天清晨，李特维诺夫坐在室内的窗前，心里想着。他懊恼地耸耸肩膀：他正是为了切断自己的一切后路，才对塔季扬娜这么说的。窗台上放着伊琳娜写来的便条：要他在十二点以前去看她。波图金的话不断在他脑际萦回，这些话，虽说像从地下传来似的那么遥远而微弱，然而却像声声凶险的雷鸣，他生气，但无法摆脱。有人在叩门。

“Wer da？[1]”李特维诺夫问。

“啊！您在家！请开门！”门外传来宾达索夫嘶哑的声音。

门钮响了一声。

李特维诺夫气得脸发白。

“我不在家，”他断然说。

“怎么不在家？这搞什么把戏？”

“告诉您——不在家；快滚。”

“真客气！我是来向您借点钱的，”宾达索夫叨叨着。

不过他还是走了，照例把鞋跟跺得咚咚的响。

李特维诺夫差点没跳起来追上去，真想一把揪着这个老脸皮的讨厌家伙的脖子。最近几日来发生的种种搅乱了他的神经：再有点什么——他可真要哭了。他喝了一杯冷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把全部抽屉统统锁了起来，然后去看塔季扬娜。

他遇见她独自一人。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去逛商店买东西。塔季扬娜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其实她根本没有读它，而且甚至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她一点也不动，但是心跳得很厉害，颈边的白领也明显而规则地颤抖着。

李特维诺夫感到惶惑不安……然而仍在她身旁坐下，道了早安，微微一笑，她也对他无言地一笑。他进来的时候，她向他点点头，客气但并不亲切——而且根本不去看他。他向她伸出了手，她把自己冰冷的手指递了过去，而且即刻缩了回来，又拿起了书。李特维诺夫觉得，如果先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无疑是对塔季扬娜的侮辱，她跟平时一样没有要求什么，但是她整个神情都似乎在说：“我在等待，我在等待……”必须履行诺言。但是他，——尽管整整一夜没有想过别的事，——却没有想好头几句开场白该怎么说，而且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打破这残酷的沉默。

“塔尼雅，”他终于开口了，“我昨天对您说，有非常重大的事告诉您（他在德累斯顿和她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开始称她为“你”，然而现在根本办不到了）。我马上就说，不过我先要请求您不要埋怨我，信任我对您的感情……”

他不再说下去。他喘不过气来。塔季扬娜仍旧纹丝不动，也不看他，不过更加紧紧地抓住书本。

“我们之间，”李特维诺夫没有说完上一句，就继续往下说，“我们之间向来是完全开诚布公的，我太尊重您了，不能跟您耍手段。我要向您证实，我知道如何尊重您心灵的高尚与自由，虽则我……虽则，当然……”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塔季扬娜开口说，声调平静，但是满脸罩上了一层死一般的苍白，“让我来帮您的忙，您不再爱我了，但是不知道该对我怎么说。”

李特维诺夫不由得一颤。

“为什么？……”他说，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清楚，“为什么您要这样想呢？……我，真的，一点也不明白……”

“怎么，这不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吗，您说呀？您说呀？”

塔季扬娜把整个身子转过来面对着李特维诺夫，她的头发朝后梳的脸凑近了他的脸，她的眼睛一直不曾正视过他，此刻却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这不是真的吗？”她又重复了一句。

他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这一瞬间他不能说谎，即令他知道，她会相信他，他的谎言能拯救她，他甚至经受不住她的目光。李特维诺夫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她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她从他的沉默中，从这双负疚的、低垂的眼睛里知道了答案，——于是把身子往后一靠，书落了下去……其实她直到刚才那一瞬前仍在怀疑。李特维诺夫也明白这个，他明白，她仍在怀疑——这是多么荒唐，真的，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荒唐啊！

他跪倒在她跟前。

“塔尼雅，”他惊叫着，“假如你能知道，我看见你这样痛苦，我心里是多么沉重，而且我感到多么可怕，只要一想到，这都是我……我……！我的心碎了；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你，失去了一切……一切都毁了，塔尼雅，一切！我怎能料到，我会……我会给你，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保护天使，这样沉重的打击！……我又怎能料到：我和你竟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竟会共度昨天那样的一天！……”

塔季扬娜本想站起身来走开。他拉住了她的衣裾。

“不，请再听我一分钟。你瞧，我跪在你面前，但我不是来请求宽恕的，——你不能，也不应该宽恕我。我是来告诉你，你的朋友毁灭了。他堕入无底深渊，但他不想把你也拖下去……要拯救我……不成！即令是你也救不了我。我自己就会把你推开……我毁灭了，塔尼雅，我不可救药地毁灭了！”

塔季扬娜看了看李特维诺夫。

“您毁灭了？”她重复一句，仿佛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话，“您毁灭了？”

“是的，塔尼雅，我毁灭了。往日的一切，珍贵的一切，我安身立命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已是统统毁了，破碎了，而且我的前途吉凶未卜。你刚才对我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不，塔尼雅，我并不是不爱你了。而是另一种无法抗拒的可怕的情感向我猛然袭来，淹没了我。我曾尽力挣扎……”

塔季扬娜站了起来，她双眉皱紧，苍白的脸阴沉下来。李特维诺夫也站了起来。

“您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她说，“我能猜到她是谁……我们昨天碰见过她，不对吗？得啦！我明白我现在该怎么办。既然您自己都说，您这种感情是专一不变的……（塔季扬娜停顿了一会；也许，她仍在期望李特维诺夫会对最后一个词提出抗议，然而他一言不发。）那么我只有奉还您……您的诺言。”

李特维诺夫低下了头，似乎是温顺地来承受应有的打击。

“您有权对我生气，”他说，“您完全有权责备我的怯懦……和薄幸。”

塔季扬娜又看了看他。

“我不来责备您，李特维诺夫，我也不归罪于您。我同意您的看法：最最令人痛苦的真实也比昨天的情形要好，照此下去，我们的生活真不堪设想！”

“我的生活才真是不堪设想啊！”李特维诺夫的心灵里哀伤地呼应着。

塔季扬娜向卧室走去。

“我请求您让我独自安静一下，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还会见面，我们还要再谈一谈。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需要集中精力……让我独自……请体谅一下我的自尊。我们还要再见面的。”

塔季扬娜说完这几句话迅速地走了，随着把门锁了起来。

李特维诺夫失魂落魄地走到街上，一种阴暗而又沉重的感觉郁结在他心灵深处，杀了人的凶手一定能体会这种心情。但同时他又觉得轻松，仿佛他是终于卸去了那可憎的负担。塔季扬娜的宽厚使他无地自容，他痛切感到自己丧失的一切……那又怎么着？在他的悔恨中又掺杂着恼怒，他急于去见伊琳娜，仿佛那是他惟一的避难所，——但又恼怒着她。从某一个时候以来，李特维诺夫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这混乱折磨着他，激怒着他，他迷失在这种混乱之中。他惟一所渴望的，便是赶紧找到一条出路，无论怎样，只求不再回旋于这种晦暗的紊乱之中。对类似李特维诺夫这样品格端正的人来说，不应该迷恋于炽热的爱情，它毁坏他们人生的意义……但是自然跟逻辑，跟我们人类的逻辑不一样；自然有自己的逻辑，当这逻辑还没有像车轮一般把我们碾碎时，我们是不会理解，也不会承认的。

李特维诺夫离开塔季扬娜之后，心心念念想着一件事：去见伊琳娜，于是他到她的寓所去了。但是将军在家，——至少看门人这样对他讲，——所以他不想进去了，他觉得此刻实在无力装假，于是慢吞吞向交谈厅走去。沃罗希洛夫和毕夏尔金跟他对面相逢，他们都领教了李特维诺夫今天是无力掩饰自己的情感：他对这一个贸然说，你腹内空空，宛如一张板鼓；对另一位讲，你无聊得要死。幸而宾达索夫没有出现，否则定会引起一场“grosser Scandal[2]”。两位青年大为惊愕，沃罗希洛夫甚至暗暗自问：是否应要求决斗以保卫自己军官的荣誉——然而，他也跟果戈理笔下的庇罗果夫中尉[3]一样，在咖啡馆里用夹肉面包来安慰自己。李特维诺夫远远地看见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披着那件花披肩，正忙忙碌碌地从这家商店跑到另一家……他觉得愧对这位善良、可笑、高尚的老妇人。后来他又想起了波图金，想起昨天的谈话……然而就在此刻，一股什么香味向他袭来，它虽然不可捉摸，但确实存在。如果这微弱的气息是来自飘落的倩影，那也不至于如此难以捕捉，但他顿时就感觉到这是伊琳娜走过来了。果真如此：她挽着另一位贵妇出现在距他几步之外，他们的眼光立刻相遇。伊琳娜一定是发觉了李特维诺夫脸上的神情有些异样，她在一家店铺门前停止了脚步，这里大量出售施瓦茨瓦里德制造的小木钟。她对他点点头叫他过来，用手指着其中的一只，请他欣赏一个招人喜欢的表盘，上面有一只彩色杜鹃，嘴里在对他说话。她并没有压低嗓音，而是跟平常一样，像是在继续一句没说完的话，这样可以不大引起旁人的注意，她说：

“过一个钟头来，我独自在家。”

正在这时，那位著名善于博得女人欢心的维尔第先生朝她飞奔而来，狂喜地赞美起她那身feuille morte[4]色的衣服和那顶低低压到眉毛上的西班牙小帽……李特维诺夫消失在人群中了。

[1] 德语：谁？

[2] 德语：特大丑闻。

[3] 果戈理的《涅瓦大街》中的人物。

[4] 法语：秋叶。

二十一

“格里戈里，”两个小时以后，伊琳娜挨着他坐在沙发上，两手搭在他的肩上，“你怎么啦？现在马上告诉我，快点，趁着只有我们在一起。”

“我怎么啦？”李特维诺夫说，“我幸福，很幸福，我没有什么别的。”

伊琳娜垂下了眼睛，微微一笑，叹息一声。

“这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我亲爱的。”

李特维诺夫沉吟片刻。

“嗯，那么……既然你一定要我讲（伊琳娜睁大了眼睛，身子稍稍挪远一点），我今天把一切都对我的未婚妻讲了。”

“什么一切？你说了我的名字？”

李特维诺夫惊讶地把两手一拍：

“伊琳娜，看在上帝面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我竟……”

“哦，原谅我……原谅我。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对她说，我不再爱她了。”

“她有没有问：为什么？”

“我没有向她隐瞒我爱上了别人，因而我们必须分手。”

“哦……那么她呢？同意了？”

“嗐，伊琳娜！这是个少有的好姑娘！她完全自我牺牲，完全高尚。”

“这我信，我信……其实，她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对于我这个毁了她的一生、欺骗了她、毫不怜悯地抛弃了她的人，没有一声责备，没有一句令人难堪的话……”

伊琳娜仔细看着自己的指甲。

“告诉我，格里戈里……她爱你吗？”

“是的，伊琳娜，她爱我。”

伊琳娜默无一言，只是整整衣服。

“我得承认，”她终于说，“我实在不大理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跟她说明一切？”

“什么叫怎么会，伊琳娜！难道你要我对她说谎，装假，对这样一个纯洁的灵魂？或者你认为……”

“我什么也不认为，”伊琳娜打断了他的话，“我，很抱歉，很少想到她……我不会同时想着两个人。”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哦，怎么样？她要走吗，这个纯洁的灵魂？”伊琳娜第二次又打断了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李特维诺夫回答，“我还要再见她一次。但是她决不会留在此地。”

“啊！一路平安！”

“是啊，她不会留下来的。其实，我现在想的也不是她，我所想的是你对我说过的话，是你答应我的事。”

伊琳娜皱起眉头望了望他。

“忘恩负义的人！你还不知足？”

“不，伊琳娜。我并不满足。你使我感到幸福，但我并不满足，而且你也了解我。”

“那就是说，我……”

“是的，你了解我。想一想你的诺言，想一想你给我写的信。我不能和别人共享你的爱，不，不，我也不能充当秘密情人这样一种可怜的角色。我不仅把我自己的，同时也把另一个人的一生投在你的足下，我抛弃了一切，我把一切都打得粉碎，毫不顾惜，也决不回头。但是我相信，我坚决地相信，你也会坚守自己的诺言，永远把你的命运和我联结在一起……”

“你要我和你一起逃走吗？我准备好了……（李特维诺夫狂喜地吻着她的双手，）我准备好了，我决不食言。但是你，你是否反复考虑过那些困难……费用准备妥了？”

“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也还没有筹划，不过只要你说一声：是的，你允许我行动，那么不到一个月……”

“一个月！两星期之后，我们就要到意大利去了。”

“我也只需要两个星期就够了。噢，伊琳娜！你好像对我的建议很冷淡，也许，你认为这是空想，但我不是小孩子，我不惯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我知道，这一步是多么可怕，我也知道，我将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我没有别的出路。最后，你也想一想，为了这个我不得不跟过去一刀两断，才不至于使我为了你而牺牲了的那个姑娘，把我看成是一个可耻的骗子！”

伊琳娜突然挺直了腰，眼睛也闪出光芒。

“哦，那么对不起，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如果我要下定决心，如果我要逃走，那么也要跟一个为了我而这么做的男子，专门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害怕在一个冷漠的女子眼里贬低身分，她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是水和牛奶，du lait coupé[1]！而且，我还要告诉您！我承认，我还是第一次有幸听见，我所倾心的男子是值得怜悯的，他竟然扮演着一个可怜虫的角色！我知道还有更加可怜的角色：有那么一种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回轮到李特维诺夫挺起了胸膛。

“伊琳娜，”他刚刚开口说……

她却突然两手紧紧捂着额头，痉挛地猛然扑在他怀里，用一种不像女性的力量搂着他。

“原谅我，原谅我，”她声音颤抖着，“原谅我，格里戈里！你瞧，我有多么坏，我多么可恶，多么妒忌，多么可恨！你瞧，我多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宽宏大度！是的，救救我，把我从这无底深渊拉出来，趁我还没有完全毁灭！是的，咱们逃走吧，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个社会，到一个遥远、美好而自由的地方去！也许，你的伊琳娜终于会配得上你为她做出的一切牺牲！不要对我生气，原谅我，我亲爱的，——请你相信，我会做你命令我做的一切，我会跟随你去天涯地角！”

李特维诺夫的心里翻腾激荡。伊琳娜那年轻而柔软的身子更加紧紧偎依着他。他的头低垂在她蓬松而芳香的美发之上，沉醉在感激与狂喜之中，轻轻地用手抚摩着它，轻轻地用唇吻着它。

“伊琳娜，伊琳娜，”他一再地说，“我的天使……”

她突然抬起头，倾听着……

“这是我丈夫的脚步声……他进了自己房间，”她轻声说，然后迅速站立起来，坐到圈手椅上。李特维诺夫正想站起来……“你要到哪儿去？”她依然低声说，“别走，他本来已经在怀疑你了。你怕他吧？”她一直紧盯着那扇门。“是的，这是他，他马上要到此地来了。对我讲点什么，跟我说说话。”李特维诺夫一时找不到话说，只有默不作声。“您明天不去看戏吗？”她大声地说，“上演《le Verre d'eau》[2]，这是一出老戏，而且普列西装腔作势得可怕……我们简直在发疯，”她压低嗓门说了一句，“这样下去不行，这该仔细考虑一下。我应该事先告诉你，我的全部财产都在他那儿，mais j'ai mes bijoux[3]。咱们到西班牙去，好吗？”她又提高了声音，“为什么所有的女演员都发胖呢？就拿玛德琳娜·勃洛亨[4]来说吧……你说话呀，别坐在那儿不做声。我的头都晕了。可是你不该怀疑我……我会告诉你，明天你该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你真不该告诉那位小姐……Ah，mais c'est charmant！[5]”她忽然间高声喊叫，神经质地格格笑着，把手帕的边都撕坏了。

“可以进来吗？”拉特米罗夫在另一间房里问道。

“可以……可以。”

门打开了，将军出现在门槛上。他一见李特维诺夫就皱起眉头，但仍旧向他行礼，也就是说，不过把上半身弯了一弯。

“我不知道你有客，”他说，“je vous demande pardon de mon indiscretion[6]。这么说，巴登还能使您觉得好玩喽，Mcьё……李特维诺夫？”

拉特米罗夫说起李特维诺夫的姓名时，总要来个停顿，仿佛他每次都忘了，一下子想不起来似的……再加上行礼时，有意夸张地举起帽子，企图以此来使他难堪。

“我在此地并不感到无聊，Mcьё le gérnéal[7]。”

“真的吗？可我却非常讨厌巴登。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不是吗，伊琳娜·帕夫洛夫娜？Assez de Bade comme ça[8]。顺便讲讲，今天我替您碰碰运气，居然赢了五百法郎。”

伊琳娜撒娇地伸出了手。

“钱呢？给我。脂粉钱。”

“记我的账，记我的账……您就要走了吗，Mcьё……李特维诺夫？”

“是的，我要走了，正如您所见。”

拉特米罗夫再次弯了弯身子。

“再见！”

“再见，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伊琳娜说，“我一定遵守自己的诺言。”

“什么诺言？可以让我知道吗？”丈夫问她。

伊琳娜淡淡一笑。

“不，这不过……是我们之间的事。C'est à propos du voyage…où il vous plaira[9]。你知道斯达尔[10]那部作品吗？”

“啊！当然喽，当然喽，我知道。插图很精彩。”

拉特米罗夫似乎又跟妻子和好了：他跟她以“你”相称。

[1] 法语：掺了水的牛奶！

[2] 法语：《一杯水》。（法国剧作家斯克利勃（1791—1861）的作品。）

[3] 法语：不过我还有点首饰。

[4] 玛德琳娜·勃洛亨（1833—1900），法国女演员。

[5] 法语：哎呀，这太妙啦！

[6] 法语：请原谅我的莽撞。

[7] 法语：将军先生。

[8] 法语：巴登已经使我够受了。

[9] 法语：关于游览……考虑到一个地方去。

[10] 指艾特采尔用笔名斯达尔发表的神奇故事集。其中歌曲为莫扎特所作，插图甚为精彩，系法国画家托尼·约翰诺（1803—1852）所作。

二十二

“还是不去想它的好，真的，”李特维诺夫走在大街上，反复这么想，他觉得内心的不安又翻腾起来了。“事情已经决定了。她会遵守自己的约言，我只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就行了……不过她似乎有点疑虑……”他摇了摇头。连他本人都觉得他的打算很奇怪，这些打算总显得有点勉强，不真实。老是在想同一类事是不行的：它们像万花筒里的玻璃碎片一样逐渐变化着……瞧着瞧着，眼前的花样已跟刚才的完全不一样了。一种深深的疲惫的感觉攫住了李特维诺夫……哪怕能休息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是塔尼雅呢？他心头猛然一震，于是不再多考虑，老老实实地往回走，此刻心中只想到，他今天真像一个皮球，从这个女子手里抛向另一个女子……反正一样，迟早都得结束。他回到旅馆，还是那样恭顺地，几乎毫无感觉地，既不犹豫也不拖延，直接去见塔季扬娜。

他首先遇到的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他看了她第一眼就明白她什么都知道了。这位可怜的老处女，眼睛都哭肿了，满头蓬松的白发衬托着的涨红的脸上流露出慌恐、恼怒、痛苦和极端的惊愕。她本想朝李特维诺夫冲过去，但立刻停止了脚步，咬住颤抖的嘴唇，那样地注视着他，似乎又想要恳求他、又想要杀了他，又像是想要证实：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是疯狂，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不对吗？

“哦，您……您来了，来了，”她刚刚开口……邻室的门顿时打开了——塔季扬娜迈着轻捷的步伐走了进来，她苍白得像透明的一样，然而却很镇静。

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搂着姑姑，让她坐在自己身旁。

“您也请坐，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对李特维诺夫说，他正失魂落魄地站在门边。“我能再一次见到您，感到非常高兴。我已经把您的决定，我们共同的决定，告诉了姑姑。她完全同意而且赞同……缺乏相互的爱情是不可能幸福的，仅有彼此的尊重是不够的（说到“尊重”这个词的时候，李特维诺夫不由自主地低下了眼睛），最好还是及早分手，免得日后后悔。不对吗，姑姑？”

“是的，当然，”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开始说道，“当然喽，塔妞莎[1]，若是有人不能珍视你……有人敢于……”

“姑姑，姑姑，”塔季扬娜打断了她，“请记住您答应我的话。您自己不是总对我说：真实，塔季扬娜，真实第一，还有自由。但是真实并不永远是甜的，自由也一样，否则我们还有什么了不起呢？”

她温存地亲吻着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的银发，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接着往下说：

“我和姑姑打算离开巴登……我想，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好些。”

“你们想什么时候走？”李特维诺夫喑哑地说道，他想起来，不久之前伊琳娜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正想往前挪挪身子，可是塔季扬娜轻轻碰碰她的肩，拦阻了她。

“可能很快，非常快。”

“您能允许我问一句，你们打算上哪儿去吗？”李特维诺夫用同样的声音问。

“先去德累斯顿，然后，可能回俄国。”

“可是您现在还要知道这个干什么，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叫了起来。

“姑姑，姑姑，”塔季扬娜又插了进来。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李特维诺夫开始说道，“请您理解，在这一瞬间我心里该是多么沉痛而又悲伤……”

塔季扬娜站了起来。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说，“咱们别谈这个……请求您，即便不是为了您，也请为了我这么做。我认识您并不是从昨日开始，因而我完全能够想像得到您现在应该有什么感受。但是，何必要讲，何必要去触痛伤痕……（她停顿下来：很明显，她是想克制一下心中的激动，咽下涌上来的苦泪，她终于做到了。）有什么必要去触动那无法治愈的伤痕呢？让时间去医治吧。现在我对您有个请求，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请您帮个忙，我马上给您一封信：请您亲自把它送往邮局，这封信很重要，可是我和姑姑现在没有空……我非常感谢您。请等一小会儿……我马上……”

塔季扬娜跨过门槛的时候，不安地瞟了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一眼。但她庄严而傲慢地坐着，脸上一副严峻的神色：皱着眉，紧闭着嘴，所以塔季扬娜仅仅向她点点头，便走了出去。

房门刚在她背后关上，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脸上那副傲慢严峻的表情刹那间消失了：她站了起来，踮着脚跑到李特维诺夫跟前，弓着背，使劲注视着他的眼睛，声泪俱下地低声说了起来：

“我的天哪，”她说，“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在做梦吗？您居然拒绝了塔尼雅，您不爱她了，您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您居然做出这种事来，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对您寄托了这么大的希望！您？您？您？你呀，格里沙[2]？……”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停顿下来，“您是在杀她呀，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没有等到回答，又接着往下说，小滴小滴的眼泪沿着她的面颊流下来，“您别看她现在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她的性格您是知道的！她从不抱怨，从不怜惜自己，那么别人就该怜惜她！她刚才对我说：‘姑姑，应当保持我们的尊严！’可是当我预见到死亡，死亡的时候，还讲什么尊严……”塔季扬娜在邻室敲了敲椅子，“是的，我是预见到死亡，”老太太的声音更低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您是被妖术迷上了，还是怎么着？不久前您还……给她写充满柔情的信呢！而且，归根结蒂，难道正派人可以这样做吗？至于我，您是知道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女子，esprit fort[3]，我给塔尼雅的教育也如此，她也具有自由思想……”

“姑姑！”邻室传来塔季扬娜的声音。

“但是诺言，——就是义务，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是对于具有像您，像我们这种信念的人来说！假如我们连义务都不愿承担，那我们还剩下什么？这是决不容破坏的——这样随心所欲，完全不考虑到别人！这是没有良心……是的，这是罪恶，这算什么自由！”

“姑姑，请来一下，”又传来她的声音。

“就来，我的宝贝，就来……”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一把拉住李特维诺夫的手，“我看，您是生气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我生气了？！”他真想叫起来，但是他的舌头说不出话来了。）我并不想使您生气——噢，上帝！我哪儿顾得上这个！——恰恰相反，我想要请求您：再好好想一想，还来得及，不要毁了她，不要毁坏您自己的幸福，她依然会相信您的，格里沙，她还会相信您的，什么也不会失去，因为她是那么爱你，任何时候，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爱你！离开这个可恶的巴登—巴登，跟我们一起走吧，只要挣脱这种妖法，而主要的是：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

“喂，姑姑，”塔季扬娜说，声音里有些不耐烦。

但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不去听她。

“你只要说一声：‘是’，”她对李特维诺夫说，“我就可以来安排……嗐，哪怕你对我点点头！只要点一下，就成！”

李特维诺夫此刻恨不得马上死掉，但是“是”字他没有说出口，他也没有点头。

塔季扬娜手里拿着一封信出来了。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立刻离开李特维诺夫身边，背过脸去，低低地俯身在书桌上，仿佛在仔细看着桌上的账单和文件。

塔季扬娜朝李特维诺夫走来。

“喏，”她说，“这就是我刚才对您说的那封信……您现在就要去邮局，不是吗？”

李特维诺夫抬起眼睛……站在他的面前的真像是他的审判者。他觉得塔季扬娜比以前更高，更端庄，她脸上焕发出少见的美，然而像石雕一样威严、冷漠无情。她的胸部没有起伏，一色的紧身衣服仿佛是希腊人的长袍，平直的长褶犹如大理石雕成，一直垂到双脚，并将它遮盖起来。塔季扬娜两眼直望前面，不是只盯着李特维诺夫，她的目光，犹如石雕的眼睛，也那样平静而冷漠。他从这目光中读到了自己的判决，于是弯下腰，从那只丝毫不动地伸向他的手中接过信来，默默地走了。

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朝塔季扬娜扑了过去，但是她推开了姑姑的拥抱，垂下了双眼，她脸上飞起一片红晕，说着：“嗯，现在赶快！”她转身回到卧室，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垂着头跟在她后面。

塔季扬娜交给李特维诺夫的信上写着她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女友的地址，这是个德国女子，她出租带有家具的小寓所。李特维诺夫把信投入信箱，他仿佛觉得，随同这一张小小的纸片，他已把自己的全部过去、自己的全部生命，统统投入了坟墓。他走出城去，久久地在一座座葡萄园中间的狭窄小径上漫步。他像是无法驱赶一只死死缠着他、嗡嗡叫的夏蝇一样，久久不能摆脱那种蔑视自己的感觉。在这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回到旅馆，稍微过了一会儿，便又去打听这两位女士的情况，人们告诉他，他离开后，她们马上就叫车到火车站，乘上邮车不知上什么地方去了。她们的行李早已收拾好，而且一清早就结了账。塔季扬娜要李特维诺夫去寄信，显然就是为了要打发他走开。他又去找门卫打听：两位女士有没有留信给他；但是门卫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感到惊讶；可见，就连他也觉得可疑、奇怪，订了一周的房间，怎么突然走了。李特维诺夫背过身去，走开了，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直到第二天他才离开房间，他在桌前坐了大半夜，写了又写，再把写好的撕掉……当朝霞已经映现，他才写完了——这是一封给伊琳娜的信。

[1] 塔妞莎也是塔季扬娜的小名。

[2] 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小名。

[3] 法语：自由思想的。

二十三

给伊琳娜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我的未婚妻昨天走了，我和她永远不会再见了……我甚至不知道她将住在何处。她带走了我至今所想望的和珍视的一切，我全部的设想、计划和愿望都随她一同消失了，我的辛勤劳动全部落空，长期的工作化为乌有，我全部的学习失去了任何意义和实际的运用，这一切统统死去了，从昨日始，我的自我、我过去的自我死去了，而且埋葬了。这一点，我现在清楚地感到，看到，知道……而且丝毫不觉惋惜。我对你提起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抱怨……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既然你爱我，伊琳娜！我只想对你说，全部死亡了的过去，全部创举与希望，已经统统化为烟尘，惟一留存下来的便是那生气勃勃、不可摧毁的：我对你的爱。除了这爱，我便一无所有。然而，把对你的爱叫做我惟一的瑰宝，那是不够的。整个的我融化在这爱之中，而这爱，也便是全部的我。这爱中有我的前途，我的天职，我的圣物，我的祖国！你是了解我的，伊琳娜，你明白，我最反感、最厌恶任何空洞的漂亮话，但是无论我用何等强烈的辞句来努力表达我的感情，你都不要怀疑它的真诚，你决不会认为它们有丝毫夸大之处。这并不是一个受一时狂热的冲动的小孩子，在你面前絮絮叨叨地说出未经思考的誓言，而是一个并不年轻的人，质朴而率直地，也许还怀着一些畏惧，来倾诉出他自认是不可怀疑的真实。是的，你的爱对于我可以代替一切——一切，一切！请你自己来判断吧，我能否把这一切放在另一个人的手里，我能否允许他来支配你呢？你，你将属于他，我的全部存在，我的心血都将属于他——而我自己……我在哪里？我又成了什么？置身局外，做一个旁观者……自己生命的旁观者！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分享，偷偷摸摸去分享那缺少了便不能生存、无法呼吸的……这是谎言和死亡。我知道，我要求你作出何等巨大的牺牲，何况我并无权这么要求。是什么给我权利去要求这种牺牲呢？我这样做并非出于自私。对于一个自私的人，根本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更轻松、更太平些。是的，我的要求是重大的，如果它们使你惊愕，我是不会感到诧异的。你应该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使你憎恶，上流社交界使你苦恼，但你是否有力量抛弃这个社交界，将它戴在你头上的桂冠踩碎，是否敢于承受社会舆论对你的指摘，承受那些你所憎恨的人们的指摘呢？先问问自己，伊琳娜，不要负担你承担不了的重担。我并不想来苛责你，但要记住：你已经有过一次抗拒不住诱惑。而我，对你的损失，所能给的补偿又是那么微薄！请听我最后一句话吧：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在明天，在今天，抛弃一切跟我走；——请看，我说得多么大胆，我一点也不怜悯自己，——如果你惧怕前途渺茫，惧怕冷遇、孤寂和物议；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把握，那么我只有一句话：请你坦率地立刻告诉我，我马上就走，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此地，但我仍会为你说了真话而赞美你。如果你，我美丽辉煌的女王，真正爱上了我这样一个渺小而愚昧的人，而且真的准备和他同甘共苦，——那么，请向我伸出你的手来，我们一起踏上我们艰巨的征途！不过请记住：我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全部，否则宁可全无！这本来很荒唐……但我惟有如此，惟有如此，伊琳娜！我是太爱你了。

你的 格·李。

这封信，李特维诺夫本人并不太喜欢，它并没有把他想说的话十分真实与确切地表达出来。里面有些不恰当的措辞，不是咬文嚼字，就是书面语言，而且，这一封也不见得比他撕掉的那些强。不过，它是最后一封，总算把最主要的意思说清楚了——李特维诺夫又疲倦，又精疲力竭，他觉得，脑子里再也榨不出别的东西来了。何况，他根本不善于用文学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他像某些人一样，不惯于注意文体。他写的第一封信大概是最好的：比较热情，完全出自内心。但不管如何，李特维诺夫还是把这一封送给伊琳娜。

她回了他一封短柬：

请今天来看我，他整天不在家。你的信使我非常激动。我一直在想，想……想得头都昏了。我心里很沉重，但是你爱我，我也就幸福了。来吧。

你的 伊.

李特维诺夫去看她时，她正坐在房间里。仍旧是前天在楼梯上等候他的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领他进来。伊琳娜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半圆硬纸盒，里面装着花边。她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翻弄着，另一只手拿着李特维诺夫的信。她刚才哭过：她的睫毛湿湿的，眼皮微肿；脸上留着泪痕。李特维诺夫站在门口；她没有发现他进来。

“你哭了？”他惊讶地问。

她吓了一跳，举手摸摸头发，又笑了。

“你为什么哭？”李特维诺夫说。她对他默默地指着信，“原来你是为了这……”他从容地说。

“请过来，坐下，”她说，“把手给我。嗯，是的，我哭了……你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这轻松？”她又指指那封信。

李特维诺夫坐了下来。

“我知道这并不轻松，伊琳娜，我在信里也对你这样说……我了解你的处境。不过，假定你能相信你的爱对我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假定我的话能说服你，那么你也该懂得，当我看到你泪容满面的时候，我心里此刻是什么滋味。我像一个被告，到此地来听候判决。死还是活？你的回答将要决定一切。不过请你不要用这种眼光来看我……它使我想起过去在莫斯科的那双眼睛。”

伊琳娜突然涨红了脸，转过脸去，仿佛她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眼神里有什么不大好的地方。

“你说些什么呀，格里戈里？你怎么不害臊！你希望知道我的回答……难道你还能有什么怀疑！我的眼泪让你不安……但你并不理解。你的信，我的朋友，使我沉思。瞧，你信上写，我的爱代替了你的一切，甚至你往日全部的学习现在都要束之高阁了。可是我问我自己，一个男子能否仅仅依靠爱情来生活？他会不会终于对它感到厌倦，他会不会想做一番事业，他会不会怪罪使他荒废事业的人？正是这个想法惊骇了我，我怕的也就是这个，而不是你想像的那些。”

李特维诺夫专注地凝视着伊琳娜，伊琳娜也专注地凝视着他，似乎他们各人都希望更深更远地探视对方心灵深处，更深更远地探悉语言所不能说出的底蕴。

“这个你完全不必担心，”李特维诺夫说，“一定是我词不达意。苦闷？无所事事？有了你的爱赋予我的新的力量之后？噢，伊琳娜，请相信我，对于我来说，你的爱就是整个宇宙，连我自己现在也还难于预料，将来如何发展！”

伊琳娜沉思了。

“咱们到哪儿去呢？”她悄声说。

“什么地方？我们以后再商量。不过，这么说……这么说，你同意了？同意了，伊琳娜？”

她看了看他。

“那么你会幸福吗？”

“噢，伊琳娜！”

“再也没有后悔的了？永远也不会？”

她又俯身在花边盒子上，重新挑选起来。

“请别生我的气，我亲爱的，我居然在这时候来做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得不去参加一位夫人的舞会，送给我这么些破玩艺儿，我一定得在今天挑选出来。哎呀，我心里有多么沉重！”她突然长叹一声，把脸靠在纸盒边上。泪水又从她眼里滴下来……她扭过脸去：泪水会滴落在花边上的。

“伊琳娜，你又哭了，”李特维诺夫感到不安。

“哦，是的，又哭了，”伊琳娜接着他的话说，“唉，格里戈里，别折磨我，也别折磨自己！……让我们做自由的人吧！我哭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自己也不一定清楚，为什么要流这些眼泪？你知道，你已经听了我的决心，相信我再也不会改变，我同意那句……你是怎么说的？……全部，否则宁可全无……还有什么？我们快要自由了！为什么要这些相互的束缚？现在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难道说，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彼此查探对方的看法？你瞧着我吧：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装模作样，我并没有暗示过一个字，我也许并不那么容易毁掉做妻子的义务……而我不欺骗自己，我知道我有罪，他有权杀了我。但是这算得了什么！我说，让我们做自由的人吧。一天属于我们——一生一世都属于我们。”

她从圈手椅上站立起来，低头看了看李特维诺夫，微带笑意，眯缝着眼睛，伸出一只裸露到肘部的手，把挂到脸上的长长的鬈发掠到后面，那上面闪烁着两三滴晶莹的泪珠。一条缀着花边的贵重的头巾从桌上滑落在地上，落在伊琳娜的足旁。她轻蔑地践踏着它。

“也许今天你不喜欢我？是我从昨天起就变丑了吗？告诉我，你能经常看见比这更美丽的手吗？还有这头发？你说，你爱我吗？”

她伸出双手搂着他，把他的头紧贴在自己胸前，她的发梳响了一声落了下来，于是披散的长发像柔软而芬香的波浪向他袭来。

二十四

李特维诺夫在旅馆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低头沉思。现在他面临着把理论付诸实践的课题，寻找逃跑的费用和方法，逃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可是，真怪！与其说他在考虑费用和方法，不如说他在思索：他再三坚持的这个主张是不是真的，是否毫无疑义地决定了呢？究竟有没有说出那句决不反悔的诺言呢？不过伊琳娜和他分手的时候是对他说过：“准备吧，去吧。等你准备好了，通知我一声就成。”当然啰！抛开一切疑虑吧……应该行动。于是李特维诺夫开始——暂时地——在脑子里筹划。首先是钱。李特维诺夫手头有一千三百二十八盾，合成法郎是两千八百五十五法郎。数目虽然不大，但是足够应付第一批开支了，然后马上写信给父亲，要他尽可能地多寄点钱。可以把树林卖掉，再卖掉一部分土地……不过，找什么借口呢？……嗐，借口总找得着的。确实，伊琳娜谈到过她的bijoux[1]，不过这却无论如何也不该考虑在内。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要留着以防万一。何况他还有一只非常精确的日内瓦表，如果卖掉……至少可得四百法郎。李特维诺夫去找一位银行家，绕着弯子问他，需要的话，能不能借一点钱。但是巴登的银行家都是些饱经世故的精明人，一听到这种绕弯子的话，马上做出一副无精打采、萎蔫的样子，活像一朵被镰刀割断的野花。有几个干脆当面就嗤笑您，仿佛在欣赏您的无伤大雅的玩笑。李特维诺夫甚至老着面皮到轮盘赌上去试试运气——噢，太丢人了！——他在“三十”这个数上（这正是他今年的岁数）押上了三马克的一枚银币。他打算用这个办法来扩大和增加自己的本钱：但实际上他非但没有增加本钱，反而输掉了二十八个盾的零头。第二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就是护照。不过女人不一定非要护照不可，有些国家压根儿就不需要它。比利时，例如，英国。再说，还可以去弄一张不是俄国的护照。李特维诺夫非常认真地盘算着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决心很大，丝毫也不动摇，但同时，总觉得违背他的意志，不受他的意志所控制，在他的全盘打算中渗进一种虽不严重、却近乎滑稽的东西。似乎他的计划本身只不过是一场儿戏，而在实际生活中从未有人私奔过，惟有在喜剧或小说中才有，而且，可能还是发生在外省的什么地方，在什么朱赫洛姆斯克县或是塞斯兰斯克县之类，按照某位旅行家的可靠说法，那些地方无聊得闷死人。李特维诺夫此刻又想起他的一个朋友，退伍的骑兵少尉巴佐夫，他先把未婚妻的父母，而且连未婚妻本人都灌醉了，然后把这个商人的女儿放在驿站的三驾马车上，坐着这辆装有铃铛的马车逃走。事后才明白，他们欺骗了他，而且还差点揍了他一顿。李特维诺夫对自己非常生气，怎么此刻会不合时宜地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而且，他还想起塔季扬娜，她那突然的离别，想起他深切感受到的全部痛苦、折磨和羞愧，想到他要办的事不是儿戏，想到他曾对伊琳娜说过，为了他个人的荣誉，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这话他说对了……想起这个名字，他陡然间感到一种火烧火燎的、一股甜蜜的痛苦缠绕着他的心灵，凝滞在心头。

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传来……他闪在一旁……伊琳娜骑着马赶过了他，和她并辔驰骋的是胖将军。她认出了李特维诺夫，对他点点头，然后在马胁上抽了一鞭，让马奔驰起来，突然又驱使它放开四蹄往前飞奔。只见她那块黑色的面纱在风中飞舞……

“Pas si vite！Nom de Dieu！pas si vite！[2]”将军喊叫起来，也拍马在她后面飞奔。

[1] 法语：首饰。

[2] 法语：别跑这么快！看上帝分上！别跑这么快！

二十五

第二天清晨，李特维诺夫去看一个银行家，跟他再次谈论我国汇兑行情的变幻不定，以及汇款到外国去的最好办法。他刚刚回到旅馆，门卫就交给他一封信。他认出是伊琳娜的笔迹，还没有拆开——天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以下便是他看到的内容（这封信是用法语写的）：

我亲爱的！我整夜想着你的计划……我不想欺瞒你。你对我很坦率，我也要竭诚以待：我不能跟你逃走，我没有力量这样做。我觉得对你负罪。我这第二次的罪过比第一次还要深重——我瞧不起我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怯懦，我谴责自己，但我无法改变自己。我徒然向自己证明，是我毁坏了你的幸福，你如今确实有权把我看做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任性的女子，因为是我自己先来找你，是我自己给予你庄严的诺言……我害怕，我恨自己，但我不能不这样做，不能，不能。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也不必告诉你，我自己也曾迷恋……这些都无关紧要。不过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可以支配我，愿意怎样，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绝对服从，毫无怨尤，我是你的……但是要逃走，抛弃这一切……不！不！不！是我求你拯救我，是我自己希望把往事一笔勾销，把一切统统抛在火中烧成灰烬……但是，看来，我是不可救药的了；看来，我已经中毒太深；看来，多年来呼吸这种空气毫不受污染是不可能的！我犹豫了很久，是否要写这封信给你，一想到你会采取什么决定，就觉得害怕，我只有指望你对我的爱了。但我认为，如果不告诉你真实情况，在我方面来说是不诚实的——更何况你，说不定，已经开始采取初步措施去实现我们的计划了。啊！这个计划是多么美好，然而却不能实现。啊，我的朋友，你把我看成是一个浅薄而软弱的女人也行，看不起我也行，但千万不要抛弃我，不要抛弃你的伊琳娜！……离开这个上流社会，我没有力量，然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而没有你，我又不能。我们很快就要回彼得堡去了，你到那儿去吧，住在那里，我们替你找个差事，那么你过去的努力不致浪费，你的钻研将得到有益的运用……只要求你一定要生活在我身旁，一定要爱我，爱本来的我，有着各种弱点和毛病的我。要知道，任何人的心也不像你的伊琳娜的心，对你那样温柔与忠诚。快到我身边来吧，没有见到你之前，我不会有片刻的安宁。

你的，你的，你的，伊.

热血冲上李特维诺夫的头，像铁锤似的敲打着，过后才缓慢而沉重地流回心脏，石块似地凝结起来。他再一次读了伊琳娜的信，正像上次在莫斯科一样，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漆黑的无底深渊突然从前后左右把他包围了，他绝望而无理性地望着这个深渊。原来如此，又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或者不，比欺骗还糟——这是谎言和无耻……生活碎成齑粉，一切都连根拔起，彻底完了。惟一还能够抓住的——最后的支柱——化为齑粉了！“跟我们到彼得堡去，”他内心怀着苦笑重复着，“我们在那里替你找个差事……”是要让我当个科长吗？这个我们又是谁呢？这就说明了她的过去！这就是她那个神秘而丑恶的过去，是我所不知道，而她企图忘却和付之一炬的过去！那是个私情的世界，有着各种秘密的关系，什么别尔斯卡雅、朵丽斯卡雅的丑史的世界……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前途，什么光彩的角色！生活在她近旁，拜访她，替她分担一位时髦贵妇的淫荡的忧郁，——她对这个上流社会既厌倦嫌恶，但又不能生活在这个圈子之外，去当她的，自然同时也是那位大人的家庭的朋友……直到……直到反复无常的脾气起了变化，平民朋友失去自己的刺激性，那位胖将军或是费尼科夫先生来取代他的位置为止，——这是可能的，愉快的，也许还很有益……她居然还谈到我的才能可以很好地施展？——而那个计划却是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李特维诺夫心中掀起一阵暴雨来临之前的狂风，那样突然而又狂暴……伊琳娜信中的每一个词句都激起他的忿怒，而再三声明她自己的情感不变使他觉得受了侮辱。“不能这样就罢了，”他终于叫了起来，“我决不容许她如此无情地玩弄我的一生……”

李特维诺夫跳了起来，一把抓住帽子。但是怎么办呢？跑去找她？回她一封信？他停止脚步，垂下了双手。

是的，怎么办呢？

不是他自己要她做出决定性的抉择吗？她的抉择没有如他所愿……任何选择都有这种危险。她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这是真的。当初是她自己首先提出要抛弃一切跟他走，这也是真的，但是她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过错，她直截了当地把自己叫做软弱的女人。她并没有想欺骗他，她自己欺骗了自己……这又怎么反驳呢？至少她没有装假，没有骗人……她对他很坦率，无情地坦率。没有什么逼着她马上说出真情，没有什么妨碍她用诺言去安慰他，可以拖延，可以隐瞒真情直到临走……直到跟丈夫临去意大利之前！但是她毁了他的一生，她毁了两个人的一生！……这还不够吗！

对塔季扬娜负罪的并不是她，而是他，是他，李特维诺夫一个人，他没有权卸掉自己肩上的义务，他的罪过把这义务像铁枷似的给他套上……既然如此，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再次扑倒在沙发上，于是时间又阴沉地、毫无生气、毫无痕迹地飞逝过去……

“或者就依从了她吧？”他脑中闪过这样的思想，“她爱我，她是我的，我们彼此心心相印，这种激情在经历了若干年后，依然如此强烈地流露出来，这里面是否蕴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类似自然法则一样的力量？住在彼得堡……处在这种境地的，我又不是第一个？可是我和她到哪儿去找一个栖身之所呢……”

他又沉思起来，于是伊琳娜的形象，永远铭刻在他最近的记忆中的形象，又悄悄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但为时不久……他醒悟过来了，怀着重新迸发的恼怒驱散了这回忆和迷人的倩影。

“你要我饮金杯里的美酒，”他喊叫着，“但你的酒里有毒药，你那白色的羽翼已被污泥弄脏……滚开！我赶走了自己的未婚妻，再要留在此地和你一起……那简直是无耻，无耻！”他痛苦地紧握双手，这时心灵深处升起另一张面庞，这凝然不动的容貌带着痛苦的印痕，告别的眼光里含着默默的谴责……

李特维诺夫这样又痛苦了许久许久，痛苦的思想使他像一个病势沉重的人，久久辗转不宁……他终于安静下来，他终于作出了决定。其实从最初一瞬间开始，他就预感到会有这个决定……起初，在内心斗争的旋风与黑暗中它仿佛是一个依稀可辨的、遥远的黑点，以后逐渐越来越近，到最后变成一把刺入心脏的冷剑。

李特维诺夫再次从屋角拖出他的皮箱，不慌不忙地，甚至有点迟钝而关心地再把全部东西装箱，然后他按铃召来侍者，付清账，派人送给伊琳娜一封用俄文写的短柬，内容如下：

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比以前对我负疚更重；但是我知道，这次的打击要沉重得多……这是结束了。您对我说：“我不能”；那么我也要对您重复这句话：“我不能……不能去做您所要我做的。我不能也不愿。”不必回信。您不可能作出我所能接受的惟一的答复。我明天一早坐头班车离去。别了，愿您幸福……我们一定是不会再见面了。

直到深夜，李特维诺夫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是在等待什么吗？只有天知道！晚上七点左右，一位身披黑色斗篷、戴着面纱的贵妇，两次走到他旅馆阶前。她闪在一旁，朝远处张望，然后突然挥手做个坚决的姿势，第三次走向台阶……

“您上哪儿去，伊琳娜·帕夫洛夫娜？”她身后响起一个紧张的声音。

她飞快地转过身来……原来是波图金向她跑来。

她停下脚步，想了想，即刻朝他扑了过去，挽住他的手臂，把他领到一旁。

“请带我走，带我走吧，”她气喘吁吁地连声说道。

“您这是怎么啦，伊琳娜·帕夫洛夫娜？”他惊讶地喃喃说道。

“带我走吧，”她以加倍的力量重复着，“如果您不想要我永远……留在此地的话！”

波图金顺从地低下了头，两人就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次日清晨，李特维诺夫早已整装待发——走进他房间里来的竟是……竟是那同一个波图金。

他默默地走到李特维诺夫跟前，默默地握着他的手。李特维诺夫也一言不发。双方都拉长了脸，双方都徒然想扮出笑容。

“我来祝您一路平安，”波图金终于说。

“您怎么知道我今天走？”李特维诺夫问。

波图金望着身旁的地板……

“我知道这件事……你瞧，咱们最后一次交谈落了那么一个古怪的结局……在没有向您表达我真诚的同情之前，我不愿同您分别。”

“现在……当我要走的时候，您同情我？”

波图金忧伤地看了看李特维诺夫。

“唉，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短短地叹息一声，说了起来，“咱们现在顾不上这个，没有时间来说客套话和拌嘴。照我平时观察，您对祖国的文学不太注意，因而，您也许不知道华西卡·布斯拉耶夫的事吧？”

“谁？”

“华西卡·布斯拉耶夫，诺夫戈罗德的英雄好汉……基尔施·达尼洛夫的文集里有。”

“哪一个布斯拉耶夫？”李特维诺夫说，这样突然转换话题使他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

“哦，那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想请您注意这么一点。华西卡·布斯拉耶夫带领自己的诺夫戈罗德人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圣地，他竟赤条条的在约旦圣河里洗澡，使手下人大为惊骇，因为他‘既不相信详梦，又不相信打喷嚏，也不信鸟鸣可以卜吉凶’。这位讲逻辑的华西卡·布斯拉耶夫登上法福山。山巅有一块巨石，各个种族的人企图跃过巨石都没有成功……华西卡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他看见路上有一个骷髅，死人的头骨，他上去一脚把它踢开。可是骷髅居然开口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踢我？我过去活在人世，如今会在尘土中躺着——你的命运也将这样。’果然：华西卡去跳巨石，身子已经跳过去了，可是鞋后跟绊在石头上，结果摔死了。话说到此地，我应当顺便指出，我那帮斯拉夫派的朋友们，那些喜欢用脚去踢各种各样的死人骨头和腐朽民族的人们，不妨仔细揣摩揣摩这首英雄史诗。”

“说这些究竟有什么意思？”李特维诺夫终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我该走了……”

“意思就是，”波图金回答，出乎李特维诺夫意料之外，他的眼睛里竟流露出非常友好的感情，“就是说，您不去踢死人的头盖骨，所以您，也许由于您的善良，可以跳过这块致命的巨石。我不再耽搁您了，不过请您允许我在临别的时候拥抱您。”

“我也并没有打算去跳过那块石头，”李特维诺夫一面说，一面跟波图金抱吻三次，霎时间，在充满他心头的悲伤里掺进了几丝对这位孤独的不幸者的同情。“不过应当走了，走了……”他在房间里忙乱起来。

“需要我替您拿点什么吗？”波图金自愿帮忙。

“不必了，谢谢您，不必费神了，我自己……”他戴上帽子，提起行李袋，“这么说来，您是说，”他已经走到门口了，又问道，“您见过她了？”

“是的，见过了。”

“哦……那么，她怎么样？”

波图金沉默了。

“她昨晚一直在等您……今天也会等您的。”

“啊！那么请转告她……不，不必了，什么也不必说了。别了……别了！”

“别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让我再对您说一句话。您还有时间听我说完：离开车还有半个多小时。您要回俄国去了……您在那儿……会渐渐地……有所作为……请允许我这个多嘴多舌的老家伙——因为我，可悲！只不过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如此而已，——给您一句临别赠言。无论什么时候，当您想从事什么的时候，请先问问自己：您是否在为文明服务——我是严格地按照文明一词本身的词义，——您是否在实现它的某一理想，您的工作是否具有教育意义，西欧的性质——这是我们当代，对我们惟一有益而有效的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勇敢前进吧：您走的是正路，您的事业——是良好的！谢天谢地！如今您不会是孤独的。您不会是‘沙漠上的播种者’[1]，我们已有许多工作者了……先驱……不过，您现在没心思听这个了——别了，别忘了我！”

李特维诺夫跑下楼梯，冲上马车，到了火车站，对这个留下他个人生活中如许悲欢离合的城市毫不回顾。他仿佛已经完全委身于波涛：它搂住他，带走了他，而他也下定决心听任它的波流……他完全不再表现出有丝毫其他的意志。

他已经要上车了。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突然从背后传来一阵恳求的耳语。

他禁不住颤抖了……莫不是伊琳娜？果然是她。她身上裹着侍女的披巾，未曾梳理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旅行的帽子，站在月台上，黯然神伤地注视着他。这双眼睛在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是来叫你的。”这双眼睛允诺了一切！她一动不动，没有力量增添一个字，她的一切，她那凌乱的衣服，仿佛统统都在哀求宽恕……

李特维诺夫好不容易才站住脚，几乎向她扑了过去……但是他早已委身的波涛起了作用……他跳进车厢，转身对伊琳娜指指身旁的空位。她领悟了他的意思。时间还没有消逝。只需一步，一个动作，两个生命就会永远会合一起，奔向神秘的远方……正当她还在犹豫，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移动了。

李特维诺夫往后仰倒在椅背上，而伊琳娜摇摇晃晃地朝月台上一张椅子走去，倒在椅上，这使一位偶然来车站的曾经做过外交官的人大吃一惊。他和伊琳娜并不太熟，但对她很感兴趣，所以当看见她昏倒，心里想：她一定是une attaque de nerfs[2]，于是认为去帮助她是自己的责任，d'ùn galant chevalier[3]的责任。但是使他更为吃惊的是，他刚对她说出第一句话，她就立刻跳了起来，推开援助的手，跑到街上，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施瓦茨瓦里德初秋气候特有的乳白色浓雾之中了。

[1] 引自普希金的诗：《荒野上的自由播种者》。

[2] 法语：神经性昏厥。

[3] 法语：一个风流骑士。

二十六

我们曾有一次偶然走进一个农妇的木屋，她刚失去她心肝宝贝般的独子，然而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她居然非常平静，甚至还挺快活。“请别管她，”她的丈夫说，显然注意到我们的惊讶，“她现在已经麻木了。”李特维诺夫此刻也同样是“麻木”了。他登上旅程的最初几个小时，心里就是这样的平静。虽然他已经完全毁了，而且万分不幸，然而却得到了休息，经历了最近一周来的焦急与苦痛，经历了所有这一次又一次落在他头上的猛烈打击之后得到了休息。他本来就经不起这种风暴，风暴偏偏猛烈地打击他。他此刻什么也不再指望，也尽量不去回想——尤其是不愿去回想；他要回俄国去……总得有个栖身之处呀！但是再也不去作出什么计划，特别是有关他本人的计划了。他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不理解自己的行为，正像他失去了真正的“我”，而且一般说来，他很少参与这个“我”。有时他觉得他是在搬运自己的尸体，惟有当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的痛苦的痉挛偶尔掠过脑海，才使他想起，他仍然有着生命。有时他觉得简直不能理解，一个男子——男子汉！——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让爱情……来左右自己。“可耻的软弱！”他低声说，抖抖大衣，坐得更舒适些，似乎表示：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来开始新的……这时刻，他惟有苦笑着，自惊自讶而已。他向窗外看去。这是灰暗而潮湿的一天，没有雨，但浓雾未散，低云遮天。火车逆风疾驰，一团团白濛濛的水蒸气，有时混杂着另一种暗色的浓烟，有时完全纯是蒸汽，结成无穷无尽的一串串，在李特维诺夫的窗外翻滚急驰。他注视着这蒸汽，这烟。它无止无休旋转飞翔，时而飘起，时而下降，沾挂在草尖，盘旋在树丛，忽而曲绕成团，忽而又延伸着，融化着，一团团地飞驰而去……它们变幻万千，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老是这单调、匆忙而又枯燥的游戏！有时道路转折，风向转变，于是蒸汽陡然间统统消失了，但是又立刻出现在对面窗外，接着又拖着巨大的尾巴跳到这边，再次遮住李特维诺夫的视线，使他看不见莱茵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平原。他凝视着，凝视着，忽然心里出现一个古怪的念头……他独自坐在车厢，没有任何人来打扰。“烟，烟”，他反复说着，忽然间他觉得一切都是烟，一切，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人世间的一切，特别是俄国的一切。他想：一切都是烟和蒸汽；一切似乎在不停地变幻，到处都有新人的形象，一些现象追赶着另一些现象，而实质上，始终还是老一套；一切都匆匆忙忙急着奔向什么地方——然而什么也达不到，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股风吹来——一切又奔向相反的方向，在那边，同样是一场孜孜不倦、激动兴奋，然而却是——毫无必要的游戏。他想起了近年来他耳闻目睹的轰动一时的事……烟，他悄声说，烟。他想起在古巴廖夫，在其他地位或高或低、思想或先进或落后、年纪或老或少的人们那里，一场场热烈的争论、清谈与叫嚣……烟，他一再说，烟和蒸汽。最后，他回忆起那次值得纪念的野餐，还回忆起另一些国家要人的议论与言谈——甚至连波图金的全部说教……统统是烟，烟，如此而已。那么自己的愿望、感情、尝试和梦想呢？他只能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在此刻，火车奔驰着，奔驰着，拉施塔特、卡尔斯鲁厄、伯鲁撒冷早已统统留在后面。铁路右边的群山，起初推远了，退到远方，然后又移近了，只不过没有刚才那么高峻，覆盖的树木比较稀疏……火车来了个急转弯……海德堡到了。车辆驶进站台，响起报贩的叫卖声，他们出卖各种各样的、甚至俄国报刊。乘客在座位上忙碌起来，然后走到站台上。但是李特维诺夫却没有离开自己的角落，继续坐着，低垂着头。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是宾达索夫的那副嘴脸伸进了窗口，而身后——也许这不过是他的错觉吧？——不，这是真的：全是巴登的熟面孔：这里有苏汉奇科娃，有沃罗希洛夫，还有庞巴耶夫，他们全都朝他走来，宾达索夫高声喊叫：

“毕夏尔金在哪儿？我们等着他呢，不过也没有关系。出来吧，小子，我们一块去找古巴廖夫。”

“是的，老弟，是的，古巴廖夫等着我们呢，”庞巴耶夫附和着，一直往前走，“出来吧。”

若不是心头那死沉的负担，李特维诺夫就要发脾气了。他瞟了宾达索夫一眼，默默地掉过脸去。

“对您说，古巴廖夫在此地呢，”苏汉奇科娃尖声叫嚷，眼珠子快跳出来了。

李特维诺夫仍然纹丝不动。

“喂，听着，李特维诺夫，”庞巴耶夫终于说，“此地不光是古巴廖夫一个，有整整一批最最杰出、最最聪明的年轻人，俄国人——全都从事自然科学，全都有最高尚的信念！天哪，哪怕是为了他们，你也该留下来。此地还有，例如，那位……嗐！名字忘啦！不过，这位可简直是天才！”

“嗐，别理他，别理他，罗斯季斯拉夫·阿尔达里奥内奇，”苏汉奇科娃插嘴了，“别理他！你们瞧瞧，他是个什么人；他一家子都这样。他有一个姑姑，起初我以为她是个聪明人，前天我跟她一起到此地来的。她刚从此地到巴登去的，瞧，已经又回来啦——我又跟她同路到这儿来，盘问了她半天……你们信不信，从这个骄傲的女人嘴里一句话也问不出来。讨厌的贵族！”

可怜的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竟然成了贵族！她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羞辱吗？

但是李特维诺夫一直默默无言，转过头去，把帽子盖到眼睛上。火车终于开动了。

“总得说句告别的话吧，你这个石头人！”庞巴耶夫叫了起来，“这真不像话！”

“废物！傻瓜！”宾达索夫嚎叫起来。火车越开越快，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人，“守财奴！废物！穷得叮当响的乡巴佬。”

最后一个名称，不知道是宾达索夫当场发明的呢，还是从别人那里转手而来的，总之它使得旁边那两个从事自然科学、最最高尚的年轻人大为欣赏，因为几天以后，这个名称就出现在当时在海德堡出版的、名叫：《A tout venant je crache！[1]》或是《上帝若不泄露，连猪都不会来吃[2]》的俄文期刊上。

可是李特维诺夫仍旧一再念叨着原来那个字：烟，烟，烟！他想，现在海德堡有一百多个俄国留学生，他们学的是化学、物理、生理——别的方面听也不愿听……可是过上五六年，这批名教授的讲座上连十五个人也没有了……风向一转，烟就朝另一方一涌而去……烟……烟……烟！

将到夜半，他经过卡塞耳。难以忍受的愁闷和沉沉黑夜一起朝他猛烈袭来，他缩在车厢的一角哭起来。他久久地流着眼泪，这非但不能使心头轻松，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撕裂着他的心。而就在此刻，在卡塞耳某旅舍里，发着高烧的塔季扬娜躺在床上，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守在她身旁。

“塔尼雅，”她说，“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发个电报给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吧。让我去吧，塔尼雅！”

“不，姑姑，”她回答，“不必了，别怕。给我点水，很快就会好的。”

果然，一周以后，她恢复了健康，于是两位女士又继续自己的旅途。

[1] 法语：历史事实。

[2] 这是一句俄国谚语，意思是“谁都不知道”。

二十七

李特维诺夫在彼得堡或莫斯科都没有逗留，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庄园。他见了父亲不由得大为吃惊：父亲竟会如此憔悴衰颓。老人见到儿子的那份欢喜，正如一个生命将尽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他立刻把混乱极顶的家业完全交给他，又勉强支撑了几个星期，就离开了尘世。李特维诺夫独自住在庄园主颓败的小厢房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没有希望，没有热情，也没有金钱，开始经营农事，在俄国，经营农事是众人熟知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必对李特维诺夫的苦恼多费笔墨。改良和革新当然是提也不用提，他从国外学来的知识的运用也搁置到不可知的未来，穷困逼迫他苦苦度日，做各种各样的让步——无论是在物质上抑或在精神上。新的不行，而旧的早已丧失全部力量，无能碰上了粗制滥造，整个生活动荡不安，仿佛一个泥淖沼地，惟独一个伟大的字眼“自由”，像上帝的天风吹拂在水面。首先需要的是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这对于李特维诺夫，特别是处在他目前的精神状态，更是加倍的沉重。他连生活的愿望都所剩无几了……哪儿来的愿望去张罗，去工作呢？

但是一年过去，又一年过去，开始了第三年。伟大的思想逐步实现，化成血和肉：播下的种子开始萌芽，它的敌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再也不能将它践踏。李特维诺夫本人呢，他虽然最后把大部分土地按对分制交给农民，那就是说从事一种简陋而原始的农业经营，但是他也还做了一些事情：恢复了工厂，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雇用了五名工人——曾达到过四十名——偿还了主要的私人债务……而且他的精神也逐渐康复：他又开始像过去的那个李特维诺夫了。确实，一种深深隐藏的忧郁感始终没有离开他，照他的年龄来说，他是太抑郁寡欢，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小圈子里，断绝了往昔的一切关系……然而死沉沉的冷漠消逝了，他又像活人一样在人群中奔忙活动，往昔控制着他的迷恋也失去了最后的痕迹：巴登所发生的一切对他宛如梦境……那么，伊琳娜呢？她的形象也逐渐淡薄、消失，李特维诺夫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渐渐把伊琳娜的形象缠绕着的迷雾下面，隐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关于塔季扬娜，时时有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晓得她现在跟姑姑定居在自己的领地上——离他二百俄里[1]，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很少出门，也几乎不接待客人，可是却安宁而健康。有一天，那是五月里一个美好的日子，他坐在书房里冷漠地翻阅着最近一期彼得堡杂志，仆人进来向他禀报他的一位老叔叔来了。这个叔叔是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的堂兄，不久前访问过她。他在李特维诺夫家旁边买了一座庄园，现在他正要往那里去。他在侄儿家一住几天，谈了许多塔季扬娜的近况。他走后第二天，李特维诺夫就写了一封信给她，这是他们分手以来的第一封信。他请求恢复他们的交往，哪怕是书信往来，同时还期望知道，他是否应当永远抛弃有一天能和她见面的念头？他忐忑不安地等待回音……回音终于来了。塔季扬娜友好地回答了他的问询。“若是您打算来看看我们，”她在信尾写道，“那么欢迎您来：俗话说，即便是病人，聚在一起也比独处要轻松。”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也附笔问候。李特维诺夫像孩子一样欢喜，已经有很久没有什么事使他的心这样高兴地跳动了。突然间他觉得又轻快又明亮……真像是旭日升起，驱散了夜的黑暗，和风伴随阳光吹拂着苏醒的大地。整整这一天李特维诺夫笑容满面，甚至当他巡视农场，发出命令时也如此。他立刻动手整理行装，两周以后，他已出发去看塔季扬娜。

[1] 1俄里合1.067公里。

二十八

他乘坐马车沿着乡间小道相当缓慢地走着，没有任何特别的故事：只有一次，后轮的箍裂了。铁匠焊了又焊，嘴里又是骂车轮又是骂自己，弄到最后扔下不管了。幸好在我们这里，即便轮箍裂了也能照样走得很好，尤其是走“软路”，也就是走在泥泞上。不过李特维诺夫也碰到两三次相当有趣的奇遇。在一个驿站上，他碰到以毕夏尔金为首的调解委员会正在开会，他使李特维诺夫想起了梭仑或是所罗门[1]：他的话具有如此高深的智慧，地主和农民双方都对他无限尊敬……从外表来看，毕夏尔金也颇似古代的贤人：他头顶的头发通通脱落，发胖的脸上凝结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庄严的美德。他欢迎李特维诺夫“到我的——如果我敢于应用这样自负的表达的话——县里来”，于是在一种善意的冲动之下发起愣来。然而他还是谈了一个有关沃罗希洛夫的消息，这位荣誉榜上有名的勇士重新担任军职，并且已经为自己团里的军官讲课：《论佛教》或是《动力》诸如此类……毕夏尔金记不清楚了。在第二个驿站，李特维诺夫好久都弄不到马匹。当时正是拂晓，他坐在自己的车里打盹。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惊醒了他，他睁开了眼睛……

天哪！这个穿着灰色短外衣和宽大睡裤、站在驿站台阶上破口大骂的先生，难道不是古巴廖夫先生吗？……不，这不是古巴廖夫先生……不过，简直像得惊人！……只不过这位老爷的嘴巴更大，牙齿更尖，沮丧的眼神更为凶狠，而且鼻子更大，胡子更浓，整个外貌更为肥大笨重，也更使人憎恶。

“混—账，混—账！”他凶狠地慢慢吼着，一张狼嘴张得老大，“讨厌的乡巴佬……瞧瞧……这就是大捧而特捧的自由……连马匹也弄不到……混账！”

“混—账，混—账！”这时从门后传来另一个声音，然后在台阶出现——穿着同样的灰色短外衣和宽大的睡裤，——这次的的确确，毫无疑问，是货真价实的古巴廖夫先生本人，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讨厌的乡巴佬！”他学着哥哥的腔调接着说（看来第一位先生就是他的大哥，替他管理田产的老派的爱打人的地主）。“应该揍他们一顿，对准他们那副嘴脸揍。这是给他们的自由……叫他们撑死……自治！……我叫他们尝尝厉害！……对啦，这位麦歇罗斯顿到哪儿去啦？他在干什么？……这应该是他的事，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简直叫人不得安生……”

“我不是早就对您说过了，老弟，”大古巴廖夫说，“他一点用都没有，地道的寄生虫！只有您，为了老交情……麦歇罗斯顿，麦歇罗斯顿！……你上哪儿去了？”

“罗斯顿！罗斯顿！”伟大的小古巴廖夫吼叫起来，“您好好地叫唤叫唤他，多里梅东特·尼古拉伊奇老哥！”

“我正在叫他呢，斯捷潘·尼古拉伊奇老弟。麦歇罗斯顿！”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传来一个匆匆忙忙的声音，接着从屋角跳出来了一个人——庞巴耶夫。

李特维诺夫差点要喊出声来。这个倒霉的热心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轻骑兵的短外衣，袖子上满是破洞，一副寒酸相。他的相貌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口眼歪斜，都挤到一块，惊惶的双眼露出一种奴颜婢膝的恐惧，饥饿的驯服，然而染色的胡髭依旧翘在肿起的嘴唇上。古巴廖夫兄弟站在台阶上立刻同声将他辱骂。他站在他们下面，在泥泞之中，卑躬屈膝地弯着腰，使劲怯生生地赔着笑脸，便帽在通红的手指里捏成一团，两只脚交替地在地上踏着，嘴里喃喃说，马匹，嗯，马上就鞴好……但是这两兄弟不肯罢休，直到小古巴廖夫的眼睛终于看见了李特维诺夫为止。不知是因为认出了他，还是当着外人不好意思，反正他是突然像熊似地把脚跟一转，背过身去，用牙咬咬胡子，一瘸一跛地走进了驿站。他的哥哥马上住口，也像熊一样转过身去，跟在他背后走了。显然，伟大的古巴廖夫即使在祖国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影响。

庞巴耶夫慢吞吞地跟在两兄弟后面……李特维诺夫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注视着，终于认出了李特维诺夫，他伸开两手向他扑了过去，他跑到马车跟前，一把抓住车门，就胸脯靠着门哭得涕泪俱下。

“得啦，得啦，庞巴耶夫，”李特维诺夫再三地说，探出身来拍拍他的肩膀。

但他仍在抽噎。

“瞧瞧……瞧瞧……到了什么地步……”他抽抽噎噎地说。

“庞巴耶夫！”两兄弟在屋里像打雷一样高声吼叫。

庞巴耶夫抬起了头，赶快拭去泪水。

“好呀，我亲爱的，”他低声地说，“刚说‘你好’就该说‘再见’了！……你听，他们在叫呢。”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李特维诺夫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们叫的是个法国人呢……”

“我在他们那儿……管理家务，管家，”庞巴耶夫回答，手指着驿站那边，“为了开玩笑，我就变成了法国人。老兄，有什么法子！没饭吃，分文全无，不得不套上枷锁。顾不上自尊心了！”

“他早就回国了吗？他怎么能离开自己那些老伙伴呢？”

“嗐，老兄！如今一切都扔在一边了……气候变了……苏汉奇科娃，马特廖娜·库兹明尼什娜[2]，简直是让他揪着脖子撵了出去。她悲悲切切地去了葡萄牙。”

“去葡萄牙？这不是荒唐吗？”

“不错，老兄，去了葡萄牙，带着两个马特廖娜分子。”

“带着谁？”

“马特廖娜分子，大伙都这样称呼她那一派的人。”

“马特廖娜·库兹明尼什娜有派？人数多吗？”

“也只有这两个人。他回到这儿快半年了。别人都被压垮了，惟独他好好的。跟哥哥住在农村里，你就该听听他现在的……”

“庞巴耶夫！”

“就来，斯捷潘·尼古拉伊奇，就来。你呢，亲爱的，过得挺得意，蛮享福吧！哦，谢天谢地！你现在到哪儿去？……哦，没想到，没猜着……还记得巴登吗？哎哟，那才叫好日子哪！对了，你还记得宾达索夫吗？想得到吗，他死啦。他当了消费税征收员，有一次在小饭铺里跟人打起来：人家用台球杆子打破了他的头。是的，是的，现在日子不好过！不过我还要说：罗斯……我们的这个罗斯啊！你就看看这一对蠢鹅吧：全欧洲也找不出这样的。真正的阿尔扎玛斯种！”

庞巴耶夫高兴极了，说了这番热情洋溢的话，马上跑进驿站，那里正叫着他的名字，肆无忌惮地辱骂着。

当天黄昏时分李特维诺夫到了塔季扬娜的村子。他从前的未婚妻的小屋坐落在小山岗上，四周都是新辟的花园，山下有一条小溪流过。这座小房也是新的，刚造好，隔着小溪和田野远远可以望见。李特维诺夫远在两里之外就看见它的尖顶阁楼和一排在夕阳里闪耀着红色余晖的小窗。他从最后一个驿站开始就已感到一种隐秘的激动，但此刻他简直是慌乱起来，一种多少有些惶恐的、愉快的慌乱。“她们会怎么接待我，”他想，“我又怎么见她们呢？……”为了排遣情怀，他跟车夫攀谈起来，这是个稳重的庄稼汉，蓄着银白胡子，他讨了三十里的车钱，其实这段路程还不到二十五里。李特维诺夫问他知不知道谢斯托娃家的女主人。

“谢斯托娃家的？怎么不知道！女主人心地好，没说的！还替我们庄稼人看病呢。我说的是真话。她们是医生！全区的人都来找她们。真的。不断地来。譬如说，要是有人生病，有人受了伤或是别的什么毛病，马上就去找她们，她们马上就给敷药，或是给药粉、药水，——马上就好了，挺管用。可是不能送点什么表表谢意。我们，她们讲，这可不能答应，我们又不是为了钱。她们还办了一所学校……嗐，这可是个无用的东西。”

车夫说话的时候，李特维诺夫一直两眼盯着小屋……一位穿白衣服的女人走到阳台上，站着站着，又走进去了……“这莫非是她？”他的心怦怦直跳。“快！快！”他对车夫叫嚷着：车夫策马奔去。再过一会儿……马车驶进敞开的大门……台阶上已经站着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她忘情地拍着手连连叫喊：“我先认出来的，是我第一个认出来的！是他！就是他！……我先认出来的！”

李特维诺夫没等跑来的小厮替他打开车门，一步跳下车来，匆匆地拥抱了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然后奔跑进屋，穿过前厅，进了客厅……在他面前，站着羞答答的塔季扬娜。她那善良而温存的眼睛瞥了他一眼（她消瘦了一些，然而对她更合适），朝他伸出一只手来。但他并没有去握她的手，一下跪倒在她面前。她完全出乎意外，简直不知道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好……热泪涌上她的眼睛。她吓了一跳，但是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光辉……“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这是怎么了，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她说……而他仍然不停地吻着她的衣裾……感动地回忆起在巴登，他也曾像这样跪倒在她足下……但那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塔尼雅，”他反复地说，“塔尼雅！你饶恕我了吗，塔尼雅？”

“姑姑，姑姑，这是怎么啦？”塔季扬娜对刚刚走进来的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说。

“由他，由他去，塔尼雅，”慈祥的老妇人回答，“你瞧，他来请罪了。”

然而应该到此结束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好添的，读者自己也能猜得到……但是伊琳娜如何了呢？

尽管她已经年满三十，还是那么娇艳迷人，数不清的年轻人爱上了她，还会有更多的人爱她，如果不是……如果不是……

读者，您是否乐意跟我们同去彼得堡，到当地最上等的一座巨厦去逗留片刻？您瞧，展现在您面前的是宽广而宁静的厅堂，装饰得——不能用富丽两字，这个形容词还太鄙陋——只能说是庄严堂皇。您心里觉不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呢？您该晓得，您走进了一座殿堂，一座供奉最高礼仪、博爱美德的殿堂，一句话，供奉的不是尘世所有的一切。一种神秘的、真正的神秘的静谧笼罩着您。天鹅绒的门帷，天鹅绒的窗帘，蓬松柔软的地毯，一切都像为了消除，为了软化各种各样的粗声大气和强烈的感受而特设的。精心悬挂的灯给人以庄重的感觉，纯正的香味浮动在窒闷的空气中，即便是桌上的茶炊也有节制，谦恭地咝咝作响。这座巨厦的主妇，彼得堡社会的女要人，讲起话来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说话总是如此，似乎屋里躺着一个濒死的病人。其他的贵妇都跟她学，说起话来低声悄语，而那个正在斟茶的她的妹妹，可以说完全是无声地翕动着嘴唇，使得坐在她前面的那个年轻人——一个偶然进入这座礼仪的殿堂的人——竟感到纳闷，她究竟要他干什么呢？可她已经是第六次对他轻声问道：“Voulez-vous une tasse du thé？[3]”四下角落里还有一些仪表优雅的年轻男子，目光里闪耀着逢迎的谄媚，脸上流露出宁静、安详、然而却是曲意奉承的神色，大量的奖章在他们胸前闪耀。谈话也是悄悄地进行着，涉及到宗教和爱国、弗·尼·格林卡的《神秘之滴》[4]、派往东方的使节、白俄罗斯兄弟教派和寺院等等。偶尔有穿着镶银饰金的号衣的侍仆们在柔软的地毯上悄悄走过；每走一步，他们紧裹着丝袜的粗大的腿肚就无声地一抖，这种健壮的肌肉恭恭敬敬的抖动只是加深了壮丽、善意和虔敬的印象……这是一座殿堂！这是一座殿堂！

“您今天见过拉特米罗夫夫人了吗？”一位贵妇柔声问道。

“我今天在丽莎家遇见她，”女主人用风吹琴[5]一样优雅的声音回答，“我为她惋惜……她有刻薄损人的才智……elle n'a pas la foi[6]。”

“是的，是的，”贵妇重复说……“我还记得，这是彼得·伊万内奇对她的评语，他讲得对极了，qu'elle a……qu'elle a[7]有刻薄损人的才智。”

“Elle n'a pas la foi，”女主人的声音像香炉里的烟一样飘散开来，“C’est une âme égarée[8]。她有刻薄损人的才智。”

“她有刻薄损人的才智，”妹妹只是翕动嘴唇重复说。

就因这个缘故，年轻人不是个个都爱上伊琳娜……他们怕她……他们怕她那“刻薄损人的才智”。这形成了对她的一句流行的评语，这句话如同任何的一句话一样，含有部分的真理。而且不仅年轻人怕她，连成年人，地位很高的达官贵人，甚至宫廷命妇都畏惧她。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准确而微妙地察觉到别人性格中可笑或浅薄的方面，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用令人忘不了的字眼来把人无情地辱弄……尤其使人难堪的是，这种刺人的字眼是出自美艳的芳唇……很难说，这个灵魂里发生着什么，在她成群的崇拜者中间，连传说也不能断定究竟谁能称得上是她的意中人。

伊琳娜的丈夫却在法国人所谓的荣耀之路上青云直上。胖将军超越了他，而谦逊的将军落后于他。在伊琳娜居住的那座城市里，还住着我们的朋友，索宗特·波图金：不过他很少见到她，她已经没有特殊的必要跟他保持联系了……那个托他抚养的小姑娘，已经在不久以前死去。

[1] 梭仑（公元前约688—前558），古雅典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所罗门（公元前约965—前928），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两人都非常有才智，善于为人民排忧解难。

[2] 苏汉奇科娃的父名在前面是谢苗诺芙娜，此地突然变成库兹明尼什娜，大概是庞巴耶夫说错了。

[3] 法语：您不需要一小杯茶吗？

[4] 《神秘之滴》是俄国诗人费·尼·格林卡（1786—1880）热衷于斯拉夫主义（1861）时所写的宗教诗。

[5] 一种因风吹而响的乐器。

[6] 法语：她没有信仰。

[7] 法语：她是……她是。

[8] 法语：这是一个迷途的灵魂。

处女地

巴金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НОВЬ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俄罗斯古典文学丛书》《屠格涅夫十卷集》第四卷中《处女地》译地。

第一部

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1]

——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

一

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

“涅日丹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

“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也是相当粗的女人的声音。

“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

“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

“皮缅·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

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也默默地握了她的手，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做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吐起一缕缕青色的烟来。

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正直、坚定和勤劳的神情。

“您看见涅日丹诺夫了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

“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

奥斯特罗杜莫夫把脸掉向一边，吐了一口唾沫。

“他为什么老是跑来跑去？我简直找不到他。”

马舒林娜又拿出一支纸烟来。

“他心烦，”她小声说，仔细地点燃了纸烟。

“心烦？”奥斯特罗杜莫夫带着责备的口气跟着她说。“他给宠坏了！就好像我们没有工作给他做似的。天知道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把事情完全办妥，——可是他却心烦起来了！”

“莫斯科来信了吗？”过了一会儿马舒林娜问道。

“前天……来的。”

“您读过没有？”

奥斯特罗杜莫夫只是点点头。

“那么……写的什么呢？”

“什么？——应当赶快去。”

马舒林娜把嘴里叼的纸烟拿了下来。

“可是为什么呢？”她问道。“我听说那儿的事情都很顺利。”

“不错，都很正常。不过发现有一个人不可靠。所以，应当开除他，否则就把他完全去掉。而且还有别的事。他们也要您去。”

“信里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信里说的。”

马舒林娜把她密密的浓发向后甩回去，她的头发本来草草地梳成一根小辫子垂在后面，却飘到前面来盖上她的前额和眉毛了。

“嗯，好罢！”她低声说，“既然已经决定，也就用不着讨论了。”

“当然，不用说了。只是没有钱是完全不行的；我们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笔钱呢？”

马舒林娜沉思起来。

“涅日丹诺夫总可以弄到钱，”她轻轻地说，好像在对自己讲话似的。

“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奥斯特罗杜莫夫说。

“您把信带来了吗？”马舒林娜突然问道。

“我带来了。您要看吗？”

“给我看看……不，不必看了。以后我们一块儿看信吧。”

“我说的是真话，”奥斯特罗杜莫夫不高兴地说，“您不必怀疑。”

“我并不怀疑。”

两个人又不做声了，于是像先前那样，烟圈从他们默默无言的嘴里出来，渐渐地上升，在他们乱发蓬蓬的脑袋上缭绕着。

穿堂里响起了套鞋的声音。

“他回来了，”马舒林娜小声说。

房门轻轻地开了一点点，一个脑袋从门缝里探了进来——然而并不是涅日丹诺夫的脑袋。

这是一个圆圆的小脑袋，有着粗硬的黑头发、宽而多皱纹的前额，浓眉下面配着一对非常灵活的棕色小眼睛、一个鸭嘴一样的向上翘的鼻子和一张生得滑稽的浅红色小嘴。这个小小的脑袋向四面张望一下，点点头，笑了笑——并且露出了上下两排细小的白牙——然后同他那虚弱的身体、短短的胳膊和有点儿弯曲的、有点儿瘸的腿走进房里来了。马舒林娜和奥斯特罗杜莫夫看见这个小脑袋，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一种类似傲慢、轻蔑的表情，好像两个人都在心里说：“哼！这个人！”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而且连动也不动一下。可是新来的客人对这样的接待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堪，好像这反倒使他满意似的。

“这是什么意思？”他用非常尖细的声音说。“二部合唱吗？为什么不三部合唱呢？第一男高音到哪儿去了？”

“这是指涅日丹诺夫吗，帕克林先生？”奥斯特罗杜莫夫带着严肃的表情说。

“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正是指他。”

“他大概马上就要来的，帕克林先生。”

“我听了真高兴，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

这个小瘸子转身向着马舒林娜。她皱着眉头坐在那儿，仍旧安闲地吐着烟圈。

“您好吗，最亲爱的……最亲爱的……真是抱歉得很，我老是忘记您的大名和父名。”

马舒林娜耸了耸肩头。

“您用不着知道它！我的姓您是知道的。那就很够了！您为什么老是问：您好吗？您不看见我还活着吗？”

“完全，完全正确！”帕克林大声说，他的鼻孔胀大，眉毛也抽动起来了。“要是您不活着的话，您的忠实的仆人就不会有幸在这儿看见您并且跟您谈话了！我的问话还是从一个不好的旧习惯来的。至于请教您的大名和父名，那是因为单单称您马舒林娜，不大好意思。[2]我知道您在写信署名的时候的确也只署‘波拿巴’[3]！对不起，我是说马舒林娜！可是在谈话的时候……”

“那么谁请您跟我谈话呢？”

帕克林发出一阵紧张不安的笑声，好像接不上气似的。

“好，得啦，亲爱的，好姑娘，让我跟您握手吧。不要生气了。我知道您的心肠很好——可我也不坏……是吗？”

帕克林伸了手出去……马舒林娜不大愉快地望了望他，但还是把手伸给他了。

“倘使您一定要知道我的名字，”她仍旧板起面孔说，“好吧，我叫菲奥克拉。”

“我叫皮缅，”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的低音说。

“哟！真是……真是领教了！那么请问一句，啊，菲奥克拉！啊，您，皮缅！请问为什么你们两位对我这样不友好……老是这样不友好，而我却……”

“马舒林娜认为，”奥斯特罗杜莫夫打岔道，“其实不止是她一个人的意见，您对任何事物都从它滑稽可笑的一方面去看它，因此觉得您并不可靠。”

帕克林突然转过身来。

“这正是那些责备我的人经常犯的错误，我最尊敬的皮缅！第一，我并不是老是在笑；第二，这也不能作为我不可靠的理由。以前我不止一次有幸得到你们各位的信任，这种我至今还引以为荣的信任便是证据。我是一个老实人，我最尊敬的皮缅！”

奥斯特罗杜莫夫不大高兴地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两句话，可是帕克林却摇晃着脑袋，做出完全正经的样子接着往下说：

“不！我并不老是在笑！我绝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您看看我吧！”

奥斯特罗杜莫夫望着他。的确，帕克林不笑、不讲话的时候，他的脸上便现出一种沮丧的、差不多是惊恐的表情；只要他张开了口，他的面容又变成了滑稽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恶意的了。然而奥斯特罗杜莫夫还是不做声。

帕克林又把脸掉向马舒林娜：

“喂？您的研究进展得怎样了？您那真正仁慈的技术成功了吗？据我看，要帮助一个毫无经验的公民第一步踏进世界，是一桩困难的事吧？”

“没有什么；要是他并不比您大多少的话，那就不困难了，”马舒林娜（她刚刚通过了助产士的考试）答道，她得意地微笑了。

她生在一个贫穷的贵族家庭里，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她离开了俄罗斯南部的家到彼得堡的时候，口袋里只有六个卢布；在彼得堡她进了一所助产学校，靠着勤苦不懈的劳动，终于得到了她所想望的毕业文凭。她还没有结婚，而且非常洁身自好。“这是毫不足怪的！”有些怀疑的人记起了前面关于她的相貌的描写便这样说。可是我们仍然说这是奇怪的，而且很难得的。

帕克林听见她挖苦的回答，又笑了起来。

“亲爱的，您真行！”帕克林大声说。“您照样报复得很好！我这才叫活该！为什么我要生得这样矮小呢！不过我们的主人究竟到哪儿去了？”

帕克林有意地改变了话题。他最不甘心的就是他短小的身材和他整个不好看的相貌。这个缺点使他深感痛苦，尤其因为他非常喜欢女人。他甚至愿意牺牲一切去博取女人的欢心！他想到自己的丑陋的外貌比想到他那微贱的出身，想到他那不值得羡慕的社会地位更加难受。帕克林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他用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弄到了九等文官的官衔。他是打官司的能手，他还做投机生意。他替人管理田产和房屋，赚了一点儿钱；可是到晚年他染上了酗酒的嗜好，死后连一文钱也没有留下来。小帕克林（他名叫西拉……西拉·参孙内奇——他也认为这个名字是在挖苦他自己[4]）在商业学校里念书，德语学得很好。他毕业以后，经过了各种相当大的困难才在一家私人商业事务所里找到一个职务，一千五百银卢布的年薪。这笔钱他除了自己花用外，还要供给一个生病的姑母和一个驼背的妹妹。在我们的故事开头的时候，帕克林才只二十八岁。他认识很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他们喜欢他那说俏皮话、挖苦人的机智、他那虽然尖刻却也生动有趣的自以为是的言辞、他那虽然片面却很显著而且毫无学究气的博学多识。可是有时候他们却对他非常不客气。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政治集会到迟了……他走进去，连忙说道歉的话。“可怜的帕克林害怕了！”有人在角落里大声唱起来，大家都笑了。帕克林自己后来也跟着他们笑，其实这句话正刺痛了他的心。“他说得对，这个骗子！”他暗暗想道。他在一家希腊人开的小饭馆里认识了涅日丹诺夫，他常常在那家饭馆里吃中饭，并且随时发表他那些自由、尖锐的意见。他对人说，他这种民主情绪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儿的希腊饮食太坏，它刺激了他的肝脏。

“是啊……说真的……我们的主人究竟躲到哪儿去了？”他又说了一遍。“我注意他近来好像不大愉快似的。盼望他不是在恋爱吧！”

马舒林娜皱起眉头来。

“他到图书馆借书去了。至于恋爱，他既无时间，也没有对象。”

“为什么不跟您谈恋爱呢？”帕克林差一点儿冲口说了出来。

“我想见他，因为我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他商量，”他大声说。

“什么事？”奥斯特罗杜莫夫问道，“是我们的事情吗？”

“也许是你们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大家的事情。”

奥斯特罗杜莫夫哼了一声。他心里并不相信帕克林，不过他马上想道：“鬼知道！他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他总算回来了！”马舒林娜突然大声说，她那双望着穿堂门的并不漂亮的小眼睛里露出了优雅、温暖的光，一种深的内在的光点。

门开了，这次是一个二十三岁光景的年轻人走进屋子里来，他头上戴了一顶便帽，腋下挟了一捆书。他便是涅日丹诺夫。

二

涅日丹诺夫看见他的屋子里有客人，便在门口站住，他把他们都望过了，丢开便帽，又把书随便扔在地板上，然后不声不响地慢慢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来。他那张好看的苍白的脸，让他一头带波纹的深红色浓发衬托着，显得更苍白了，脸上有一种烦恼和不高兴的表情。

马舒林娜稍微掉开头，咬着嘴唇；奥斯特罗杜莫夫埋怨地说了一句：

“总算回来了！”

帕克林第一个走到涅日丹诺夫的身边。

“你怎么啦？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俄罗斯的哈姆雷特[5]！有人得罪了你吗？或者只是一阵莫名的忧郁？”

“请你闭嘴，俄罗斯的梅菲斯特费尔[6]！”涅日丹诺夫烦恼地说。“我没有心思跟你比赛平淡无味的俏皮话。”

帕克林笑了。

“你这句话就不对；若说是俏皮，就不是平淡无味；若说是平淡无味，就不是俏皮。”

“得啦，好，好……谁都知道你聪明。”

“我看你有点儿神经紧张，”帕克林故意抑扬顿挫地说；“不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住在这个讨厌的城市，住在彼得堡，人一把鼻子伸到街上，就会碰到一些卑鄙、愚蠢的事，碰到岂有此理的不公平事情，碰到无聊事情！我在这儿简直待不下去了！”

“那么你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在报上刊登家庭教师待聘的广告，并且声明愿意离开彼得堡吗？”奥斯特罗杜莫夫又埋怨地问道。

“当然，我非常高兴离开这儿！只希望有个傻瓜——给我位置就好！”

“首先您得尽您在这儿的职责，”马舒林娜意味深长地说，她仍然不看他。

“什么职责？”涅日丹诺夫突然朝着她掉过脸去问道。马舒林娜咬紧了嘴唇。

“奥斯特罗杜莫夫会告诉您。”

涅日丹诺夫又掉过眼睛去望奥斯特罗杜莫夫。奥斯特罗杜莫夫却只是咳了一声，含含糊糊地说了半句：“等一下。”

“可是说老实话，”帕克林插嘴说，“你听到什么不痛快的消息吗？”

涅日丹诺夫好像让什么东西从下往上一抛似的，跳下床来。

“你还希望什么更不痛快的呢？”他突然声音响亮地嚷道。“俄国的一半都快饿死了。[7]《莫斯科新闻》[8]胜利了！他们要提倡古典教育；[9]大学生的互助储蓄会禁止了；到处都是侦探、压迫、告密、撒谎、欺骗——我们连一步也动不得……可是他还嫌这一切不够，他还要等着新的不痛快的消息，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巴萨诺夫给逮捕了，”他稍微压低声音加了这一句，“我在图书馆里听说的。”

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林娜两人同时抬起头来。

“我亲爱的朋友，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帕克林说，“你太激动了，这也难怪你……难道你忘了我们生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家吗？在我们这儿，一个掉在水里的人要抓住一根麦秸，也得由他自己制造出来。你又何必为那些事伤感呢？我们应当正面望着魔鬼的眼睛，不要像小孩那样地生气……”

“啊，请，请不要讲了，”涅日丹诺夫愁烦地打岔道，他脸上的肌肉在哆嗦，好像他很痛苦似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你对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人都不怕……”

“我什么人都不怕？！”帕克林刚刚开头说。

“究竟是谁出卖了巴萨诺夫呢？”涅日丹诺夫继续说，“我不明白！”

“不用说——是一个朋友。我们的朋友们干这种事情真有本领。你应当小心提防他们！我举一个例子，我有过一个朋友，他看起来很不错；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名誉！你瞧，有一天他跑到我家里来……他大声嚷着：‘您要知道，外面正在散布一些诽谤您的谣言呢：人们咬定说您毒死了您的亲叔父，——又说有人介绍您到某一个人家去做客，您到了那儿立刻背朝着女主人坐下来，而且整个晚上都是这样地坐着！那位女主人让您气哭了，哭了。真是荒唐！真是无聊！只有傻瓜才相信这种谣言！’好吧，以后又怎样呢？过了一年我跟这位朋友闹翻了……他写了一封绝交信给我，说：‘你这个害死自己叔父的人，你居然不知羞耻敢于侮辱一位尊贵的太太，拿背朝着她坐下……’等等的话。朋友们就是这样！”

奥斯特罗杜莫夫同马舒林娜对看了一眼。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那深沉的低音唤道，他显然想打断这种毫无意义的连篇废话。“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从莫斯科寄来了一封信。”

涅日丹诺夫稍微吃了一惊，他又埋下了眼睛。

“他写些什么？”他后来问道。

“唔，是要……要我同她……”奥斯特罗杜莫夫动动眉毛，暗指着马舒林娜，“一块儿去。”

“怎么？还要她去吗？”

“还要她去。”

“有什么困难吗？”

“很明显，困难就在……钱上面。”

涅日丹诺夫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去。

“要很多钱吗？”

“五十卢布……不能少。”

涅日丹诺夫沉默了一会儿。

“我现在没有钱，”他后来低声说，一面拿手指头敲着玻璃窗，“不过……我可以弄到。我会弄到的。你把信带来了吗？”

“信吗？它……带来了……当然……”

“你们为什么老是躲开我呢？”帕克林提高声音说。“难道我不值得你们信任吗？即使我并不完全赞成……你们所从事的工作，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出卖你们，或者泄露你们的秘密吗？”

“无意间……说不定！”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的低音说。

“不论有意无意都不会！马舒林娜小姐望着我微笑……可是我说……”

“我并没有笑！”马舒林娜不高兴地插嘴说。

“可是我说，”帕克林继续说，“你们各位缺少鉴别力；你们不知道怎样认清谁是你们的真正朋友！倘使一个人爱笑，你们便以为他没有诚意……”

“难道不是这样吗？”马舒林娜生气地打岔道。

“譬如，你们现在需要钱，”帕克林重新打起精神说，这一次他也不去反驳马舒林娜了，“可是涅日丹诺夫身边没有……我可以给你们钱。”

涅日丹诺夫很快地从窗口转过脸来。

“不……不……这用不着。我会弄到钱……我要去预支一部分我的津贴。我记得，他们还欠我一点儿。不过，奥斯特罗杜莫夫，把信拿给我看。”

奥斯特罗杜莫夫起初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四周，便站起来，弯下身子，卷起一只裤腿，从靴筒里抽出一张仔细折叠起来的蓝色纸片；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拿着纸片吹了一口气，然后才交给涅日丹诺夫。

涅日丹诺夫接过了纸片，展开它仔细地读了一遍，便递给马舒林娜。她先站起来，然后把信读了，这时帕克林伸过手来拿信，她却不理他，把信交还给涅日丹诺夫。涅日丹诺夫耸了耸肩，便把这封秘密信递给帕克林。帕克林也照样地看完了信，意味深长地闭紧嘴唇，不说一句话，严肃地把信放在桌上。奥斯特罗杜莫夫拿起信，擦燃一根粗大的火柴，屋子里立刻充满了强烈的硫磺气味，他又把信拿得高高的，高过他的头顶，好像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似的，然后烧了信，他并不顾惜自己的手指，等到信烧光了，才把灰放进火炉里去。在烧信的时候没有人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动一下；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望着地板。奥斯特罗杜莫夫有一种注意力集中的、认真做事的表情，涅日丹诺夫好像在生气似的，帕克林的神情紧张不安，马舒林娜仿佛在参加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

这样地过了两分钟光景……每个人都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帕克林第一个认为应该打破沉默了。

“那么怎么办呢？”他说，“我献给祖国祭坛的祭品肯不肯收呢？我可以为公共事业献出，即使不是五十卢布的全部，至少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卢布吗？”

涅日丹诺夫忽然发了火。好像他心里充满了烦恼……庄严的烧信举动并不曾使他的烦恼消减，它只等着找一个借口爆发出来。

“我对你说过，不要，不要……不要！我不答应，我也不收你的钱！我会弄到钱，我会马上弄到钱。我不要任何人的帮助。”

“老弟，得啦，”帕克林说。“我看你虽然是个革命者，你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你不如直说我是个贵族！”

“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贵族。”

涅日丹诺夫勉强笑起来。

“原来你是在说我是私生子。好朋友，你不必麻烦了……你不提起，我也不会忘记的。”

帕克林狼狈地绞扭着自己的两只手。

“好啦，阿廖沙！你怎么啦！你怎么能把我的话这样地解释呢？我今天简直认不出你了。”涅日丹诺夫不耐烦地动了动脑袋，耸了耸肩。“巴萨诺夫的被捕叫你很难过，不过他自己也太不谨慎……”

“他没有隐瞒自己的信念，”马舒林娜板起面孔插嘴说，“我们不应当批评他！”

“是的；不过他也得想到他现在可能牵连到的别人啊。”

“您怎么能这样看他呢？”奥斯特罗杜莫夫也咆哮起来。“巴萨诺夫是个刚毅的人；他绝不会出卖任何人。至于谨慎……帕克林先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

帕克林觉得受了侮辱，正要答话，涅日丹诺夫却阻止了他。

“各位，”他大声说，“劳驾，请暂时丢开政治吧！”

众人都不做声了。

“我今天碰到了斯科罗皮兴[10]，”帕克林后来又说，“我们全俄罗斯的批评家、美学家和热心家。真是个叫人受不了的家伙！他永远在发酵，起泡，跟一瓶坏了的起泡的克瓦斯[11]完全一样……茶房拿着瓶子跑，拿他的手指头当软木塞塞住瓶口，一颗胀大的葡萄干在瓶颈卡住了，——它还在出水，发出咝咝的声音，——等到泡沫散尽了，瓶底便只剩下几滴臭水，不但不能解渴，反而使人肚皮痛。这是一个对年轻人非常有害的人物。”

帕克林的比喻虽然正确、恰当，却并没有引起别人脸上的一丝笑意。只有奥斯特罗杜莫夫一个人表示，对于美学能够感到兴趣的年轻人即使被斯科罗皮兴引入了迷途，也是值不得怜惜的。

“好啦，您不要忙，”帕克林热情地嚷道，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越是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自己越是热烈，“这个问题，我认为即使不是政治问题，它也是重要的。据斯科罗皮兴说，一切古代的艺术品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是因为它太老了……照这样说法，那么艺术，一般的美术都不过是一时的风气，值不得我们认真讨论的！倘使艺术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永久性，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拿科学、拿数学做例子吧，您会把欧勒尔、拉普拉斯、高斯[12]当作过了时的无聊的人吗？不，您会承认他们的权威的。那么难道拉斐尔和莫扎特[13]是笨蛋吗？难道您的自豪感要反对他们的权威吗？艺术的法则比科学的法则更难掌握……这个我同意；可是法则是存在的，看不见它们的人就是瞎子；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都是一样！”

帕克林住了口……可是没有一个人答话，好像他们的嘴里都含着水似的——好像他们都有点儿替他羞愧似的。只有奥斯特罗杜莫夫不高兴地说：

“对那班让斯科皮罗兴引入迷途的年轻人我还是一点儿也不同情。”

“得啦，去你的吧！”帕克林想道。“我要走了。”

帕克林原本是来找涅日丹诺夫商量从外国偷运《北极星》（《钟声》已经停刊了）[14]的事，可是话题这么一转，他觉得还是不提为妙。他已经拿起了他的帽子，这个时候从穿堂里，连一点儿预先的响动或者敲门声也没有，突然传来一个非常悦耳的、洪亮的男中音。单是这个声音就可以使人想到这是一个出身高贵、温文有礼、甚至一身香气的人。

“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家吗？”

大家惊惶地互相交换眼色。

“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家吗？”男中音又问了一遍。

“在家，”涅日丹诺夫终于回答了。

房门小心地、慢慢地开了，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缓缓地从他那头发剪得短短的漂亮的脑袋上取下那顶光滑发亮的帽子。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相貌堂堂。虽然已经是四月的末尾了，他穿的那件上等厚呢大衣上面，还配着一条很值钱的獭皮领子。他那优雅的自信的态度和温文的从容的招呼叫涅日丹诺夫和帕克林、还有马舒林娜……甚至奥斯特罗杜莫夫都吃了一惊！他们在他进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全站了起来。

三

这个优雅的男人走到涅日丹诺夫的面前，带着和蔼的微笑说：“涅日丹诺夫先生，我已经有幸同您见过面了，而且还跟您谈过话呢，要是您还记得，前天——在戏园子里。（来客停了一下，好像在等待答话似的，涅日丹诺夫稍微点了点头，脸已经红了。）是的！……我今天是看见了您的广告才来的……要是对在座的这位女士和这两位先生没有妨碍的话，我想跟您讲几句话……”（来客向马舒林娜鞠了一个躬，又把他那戴着浅灰色瑞典手套的手朝帕克林和奥斯特罗杜莫夫挥动了一下。）

“不……您不必这样……”涅日丹诺夫带了一点儿窘态地答道。“这几位女士、先生们不会见怪的……请坐吧。”

客人谦和地鞠了一个躬，很有礼貌地抓住一把椅子的靠背，拉到他身边来，可是他看见房里别的人全站着，自己便不坐下，只是用他那双虽然睁得不大却是十分明亮的眼睛朝四周看了一遍。

“再见，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马舒林娜突然大声说。“我以后再来。”

“我也，”奥斯特罗杜莫夫添了一句，“我也以后……来。”

马舒林娜走过客人的身边，好像有意不理睬他，却一直走到涅日丹诺夫面前，热烈地握了涅日丹诺夫的手，也不跟别人打招呼，便走出去了。奥斯特罗杜莫夫跟在她后面，故意把靴子踩得很响，并且不止一次地哼鼻子，似乎在说：“你这个倒霉的獭皮领子！”客人用了谦恭而带有几分好奇的眼光送他们出去。然后他又把这样的眼光射到帕克林的身上，好像盼望帕克林也跟着这两位离开的客人出去似的。可是帕克林轻轻走到一边，躲在一个角上，他自从客人进来以后，脸上便露出一种特别的矜持的微笑。客人在椅子上坐下。涅日丹诺夫也坐下了。

“我姓——西皮亚金，您大概已经听见过了，”客人带着含有几分骄傲的谦虚开始说。

可是我们应当先把涅日丹诺夫在戏园子里遇见他的事情叙述一下。

那天因为萨多夫斯基[15]从莫斯科来，在这里演出奥斯特罗夫斯基[16]的戏《各守本分》。大家都知道，鲁萨科夫这一角色是这位著名演员喜欢扮演的一个角色。涅日丹诺夫在中饭前到售票处去买票，已经有不少的人等在那儿了。他本来打算买一张池座票，可是他刚刚走到售票窗口，站在他后面的一个军官就伸出手把一张三卢布的钞票从他的脑袋上递过去，向售票员大声说：“他〔指涅日丹诺夫〕多半是要等找钱的，我不需要。请赶快给我一张前排的票子……我有事情！”“军官先生，对不起，我也要一张前排的票子！”涅日丹诺夫厉声地说，便把他身边仅有的一张三卢布的钞票扔进小窗口去。售票员把戏票给了他，这天晚上涅日丹诺夫便坐在亚历山大剧院的贵族席里了。

他穿得很坏，没有戴手套，靴子也没有擦过，他觉得难为情，又因为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在生气。他右边坐着一位胸前挂满了宝星的将军；左边坐的便是这位优雅的绅士，三级文官西皮亚金，也就是两天以后叫马舒林娜和奥斯特罗杜莫夫大为吃惊的客人。将军时时侧眼看涅日丹诺夫，好像在看什么不体面的、意外的、甚至十分讨厌的东西似的；西皮亚金却不同，虽然也斜着眼睛看他，可是眼光里并没有敌意。涅日丹诺夫四周的人看来都不是寻常人物，而且他们彼此都很熟，不断地交谈、招呼、应酬，有些谈话还是从涅日丹诺夫的头顶上来往的。他坐在那把宽大、舒适的扶手椅上，动也不动一下，觉得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是一个贱民[17]一样。他心里只觉得痛苦、羞愧、厌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和萨多夫斯基的演技并没有给他多少快感。突然间——说来很奇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的左邻——不是挂满宝星的将军，却是胸前连什么显贵的表记都没有的那一位——亲切而有礼貌、还带了一点儿讨好的迁就态度跟他谈起话来。这位绅士谈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希望涅日丹诺夫以“年轻一代人的代表”的身份发表他对这个戏的意见。涅日丹诺夫吃了一惊，有点儿不知所措，起初只是短短地、不连贯地回答着……连他的心也跳得很厉害；可是随后他就跟自己生起气来；他为什么要这样激动呢？难道他不是同别人一样的人吗？于是他毫无拘束、也无顾忌地发表他的意见，说到后来，他的声音是那样的高，态度是那样热烈，显然把邻座那个挂勋章的将军弄得很不舒服了。涅日丹诺夫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热烈的崇拜者；不过他觉得不管作者在《各守本分》里面表现了多大的才能，然而作者借维霍列夫这个漫画化的角色来讥讽文明的意图却是不能赞同的。他的谦和的邻人十分注意地并且同情地听他讲话，到下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又同他谈起话来，这一次不谈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却谈着各种各样的题目，谈到日常生活，谈到科学，甚至谈到政治问题。他显然对这个滔滔不绝的年轻人感到了兴趣。涅日丹诺夫不仅仍然毫无拘束，而且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大卖力气。他仿佛在说：“你既然好奇，就好好地听着吧！”坐在他右边的将军现在不是觉得不舒服，却引起了愤怒，甚至起了疑心了。散戏以后西皮亚金非常客气地向涅日丹诺夫告辞，可是他并没有问起涅日丹诺夫的姓名，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来。他站在台阶上等候马车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沙皇的侍从武官Г公爵。“我在我的包厢里看见你，”公爵对他说，洒了香水的唇须下面露出了笑容，“你知道跟你谈话的那人是谁？”“不，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小伙子不算愚蠢吧，是不是？”“一点儿也不愚蠢；他是谁呢？”公爵低下脑袋在他的耳边用法语小声说：“我的弟弟，是的；他是我的弟弟。我父亲的私生子……他姓涅日丹诺夫……我以后再跟你讲吧。……我父亲完全没有料到会生下他——因此让他姓涅日丹诺夫[18]。不过他也帮助他的……il lui a fait un sort……我们也给了他一份津贴。倒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而且由于我父亲的恩惠，他还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入了歧途，居然成了拥护共和政体的人……我们便不再跟他往来了……Il est impossible！[19]再见，我的车子在等我了！”公爵走了。第二天西皮亚金在《政治新闻》上看见了涅日丹诺夫登的广告，便来拜访他……

“我姓西皮亚金，”他对涅日丹诺夫说，这时候他坐在涅日丹诺夫对面一把藤椅上，用他那威严的眼光望着这个年轻人。“我在报上看到您登的广告，您想找一个家庭教师的位置，我特地来聘请您。我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一个九岁的孩子；我坦率地说，孩子倒很有才能。我们通常都是在乡下度过夏天和秋天的大部分，这是在C省，离省城有五俄里。那么，您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到那儿去过暑假，教我的儿子念俄国历史和语文？我记得这两个科目是您在广告上提到的。我冒昧地设想您会喜欢我、我的家庭和我们那个地方的景致。我们那儿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有小河，有新鲜的空气，还有一所宽敞的房子……您答应吗？倘使您答应的话，我只需要问一问您的条件，不过我并不以为，”西皮亚金说到这里略略皱着眉头，“在这方面我们两个人中间会有什么困难。”

西皮亚金讲话的时候，涅日丹诺夫的眼睛始终牢牢地望着他，望着他那略朝后仰的不大的脑袋，望着他那低而窄却又显得有智慧的前额，他那优美的罗马人的鼻子，他那令人喜欢的眼睛，他那端正的嘴（从这张嘴里他那些动人的话像水一样地流了出来），望着他那英国式下垂的长长的连鬓胡子——他出神地望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想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人要来讨好我呢？他是一个贵族——而我呢？！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是什么理由引他到我这儿来的呢？”

他沉在自己的思想里沉得那么深，因此在西皮亚金讲完话闭上嘴等待他回答的时候，他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西皮亚金望了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帕克林一眼，帕克林的眼睛同涅日丹诺夫的一样也在牢牢地盯着他。“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第三者在座，涅日丹诺夫不便讲话吗？”西皮亚金高高地耸起他的眉毛，好像顺从了他自己愿意陷入的这种古怪的环境似的，跟着他又提高声音重说了一遍。

涅日丹诺夫吃了一惊。

“当然，”他连忙说，“我很高兴地……答应……只是我得承认……我不能不感到惊奇……并没有人介绍我……而且说老实话，我前天在戏园子里发表的意见在您听来是很不入耳的……”

“那您就完全错了，亲爱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这是您的大名吧？”西皮亚金笑道；“我敢说，我是出名的有自由主义思想、进步思想的人；刚刚相反，您的意见除了年轻人所特有的那些地方，要是您不见怪，容我直说，就是稍微过火的地方，除了那些地方以外，您的意见我一点儿也不反对，而且我还喜欢您那种年轻人的热诚。”

西皮亚金毫不踌躇地讲着这些话：平稳、流畅的语言从他的嘴里出来，就像在油上涂蜜一样地光滑。

“我的妻子跟我一样的想法，”他接着说，“她的见解似乎跟您的更接近；这是很自然的事，她比我年轻！我在我们见面的第二天在报上读到您的大名——我顺便提一下，您并没有按照一般的习惯，您把您的大名同住址一块儿登了出来（其实我在戏园子里就知道了您的大名）——而……这……这件事情打动了我，我在它——在这种巧合上看出了一种……原谅我用迷信的句子……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您提到介绍；可是我并不需要介绍。您的仪表、您的人格引起了我的好感。我认为这就够了。我素来相信自己的眼力。那么我可以信任它吗？您答应吗？”

“我当然……答应……”涅日丹诺夫答道，“我也要努力报答您的信任，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得说一说：我愿教您的儿子念书，可是我不能照管他。我不会做那种事情——说老实话，我也不愿意束缚自己，不愿意失去我的自由。”

西皮亚金伸出手在空中轻轻挥了一下，好像在赶走一只苍蝇似的。

“请放心，亲爱的先生……您不是做那一类事情的人；而且我也不要找人照管我的儿子——我要找一位教师，现在请到了。好吧，您有什么条件吗？经济的条件？就是说，讨厌的钱呢？”

涅日丹诺夫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

“请听我说，”西皮亚金说，他把全身俯向前面，并且用指尖亲热地去触涅日丹诺夫的膝头，“在我们体面人中间，这种问题是用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我每月送给您一百卢布；往返的旅费当然由我负担。您同意吧？”

涅日丹诺夫又红了脸。

“这比我希望得到的多得多了……因为……我……”

“很好，很好……”西皮亚金打岔道，“我认为事情已经决定了……那么您——就是我们家里的人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现出非常高兴和畅快的表情，好像收到了什么礼物似的。他的一切举动都带一种叫人愉快的亲密，甚至带了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子。“我们一两天内动身，”他口气随便地说；“虽然照我的职业来说，我是个庸庸碌碌的人，而且是拴在城里走不开的，可是我却高兴在乡下过春天……那么您的头一个月就打今天算起吧。我的妻子已经带着小儿到莫斯科了，她先走。我们会在乡下……在大自然的怀里找到他们。我和您一块儿动身吧……就像两个光棍一样……哈，哈！”西皮亚金发出一阵讨好的微带鼻音的笑声。“那么现在……”

他从大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镶银的皮夹，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来。

“这是我在这儿的地址。请您——明天光临吧。那么……就在十二点钟左右。我们那个时候再谈吧！我还想讲一点儿我在教育方面的意见……好吧——我们还要把行期决定下来。”西皮亚金握着涅日丹诺夫的手。“您知道吗？”他又说，一面把声音压低，把脑袋稍微侧在一边，“倘使您需要预支的话……请您不要客气！我可以让您预支一个月！”

涅日丹诺夫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他带着同样惶惑的表情望着这张愉快、谦和的脸，这张对他十分陌生的脸却又这么亲近地挨近他，并且带着好意地对他微笑。

“您不需要吗？怎样？”西皮亚金低声说。

“容我明天告诉您吧，”涅日丹诺夫最后答道。

“很好！那么——再见！明天见！”西皮亚金放开了涅日丹诺夫的手，正要出去……

“请让我问您一句，”涅日丹诺夫突然说。“您刚才对我说，您在戏园里就知道我的姓名的。是谁告诉您的呢？”

“谁？是您的一位熟朋友，我想，还是一位亲戚，公爵……Г公爵。”

“沙皇的侍从武官吗？”

“是的；是他告诉的。”

涅日丹诺夫的脸比先前更红了，而且张开嘴……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西皮亚金又同他握了一次手，不过这一次没有说话，他先向涅日丹诺夫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向帕克林鞠躬，走到门口，才把帽子戴上，他脸上带着洋洋得意的微笑，走出去了；这种笑容表示出来他意识到自己这次的访问一定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四

西皮亚金刚刚跨出门槛，帕克林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涅日丹诺夫的面前，向他祝贺。

“好，你钓上了一尾大鱼！”他哧哧地笑道，不住地跺脚。“你知道这是谁？鼎鼎大名的西皮亚金，御前侍从，还可以说是社会的栋梁，一位未来的大臣！”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事情，”涅日丹诺夫不高兴地说。

帕克林失望地挥了挥手。

“这正是我们的不幸。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我们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们想采取行动，我们想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可是我们却不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只同两三个朋友往来，就在一个窄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对不起，”涅日丹诺夫打岔道，“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只是不愿意同敌人往来罢了；至于我们自己一类的人，至于老百姓，我们一直是同他们接近的。”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帕克林也照样地打岔说。“第一，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Wer den Dichter will versteh'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n……[20]可是我要说：wer die Feinde will versteh'n，

Muss in Feindes Lande geh'n……[21]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多么……荒……谬！对！对！要是我想射杀树林里的一只狼，我就得先知道所有它经常走的路……第二，你刚才说起同老百姓接近……老弟！一八六二年波兰人走进‘树林里去’[22]；现在我们要到同一个树林里去；这就是说，到老百姓中间去，那儿跟任何地方的树林一样，也是黑暗的、浓密的。”

“那么照你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呢？”

“印度人投身在贾格诺特的大车的车轮下面[23]，”帕克林忧郁地答道，“车轮辗碎他们，他们幸福地死去。我们也有我们的贾格诺特……它一定会辗碎我们，可是并不给我们幸福。”

“那么照你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呢？”涅日丹诺夫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几乎要嚷起来了。“你要我们写宣传小说吗？”

帕克林张开两只胳膊，脑袋靠在左边肩上。

“小说——不管怎样——你倒可以写，因为你有文学的才能……好啦，不要生气，我不说了！我知道你不高兴提到这个；不过我赞成你的意见：胡诌些东西，加‘夹心’，再加上些时髦句子，譬如：——‘“啊！我爱您！”她跳起来……’‘“我毫不在乎！”他急急地说’等等，这样写东西实在毫无趣味。因此我对你再说一遍，去同各个阶层接近，就从最高的开头吧！我们不应当把希望完全放在奥斯特罗杜莫夫一类人的身上！他们固然是正派的好人，可是他们愚蠢！愚蠢！！你就瞧我们这位朋友吧。他那双靴底就不是聪明人穿的靴底！他刚才为什么跑开了？他不高兴同一个贵族坐在一间屋子里呼吸同样的空气！”

“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批评奥斯特罗杜莫夫，”涅日丹诺夫暴躁地打岔道。“他穿厚皮靴，只是因为价钱便宜。”

“我不是那个意思，”帕克林刚刚开始说……

“他要是不高兴同一个贵族坐在一间屋子里，”涅日丹诺夫提高声音接下去说，“我倒要称赞他；可是更难得的还是，他知道怎样牺牲自己——倘使要他去死，他会去死的，这一点你同我都办不到！”

帕克林做了一个可怜的怪相，指着他那双瘦小的瘸腿。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我的朋友，我怎么能打仗呢？得啦！不要提这种事了……我再说一遍，我非常高兴你同西皮亚金先生接近，我甚至预料到这样的接近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好处。你会走进上流社会中去！你会看见《西班牙书简》[24]中所说的那些母狮[25]，那些有着装上钢丝弹簧的柔软身子的女人；你去研究她们吧，老弟，研究她们吧！你要是一个伊壁鸠鲁的信徒[26]，我就要替你担心了……的确，我要担心！不过你当然不是为着这个目的才要去做家庭教师！”

“我要去做家庭教师，”涅日丹诺夫插嘴说，“是为了免得挨饿……”他在心里又加了一句：“我还想离开你们大家过一阵子！”

“好吧，不用说啦！不用说啦！所以我劝你：去研究吧！不过那位绅士留下多大一股香味！”帕克林故意吸进了一口气。“这正是《钦差大臣》里面那位市长夫人所梦想的那种真正的‘龙涎香’！”

“他向Г公爵问起我的事情，”涅日丹诺夫低声喃喃地说，他又出神地望着窗户：“我的全部历史他说不定都知道了。”

“不是说不定，倒是一定的！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打赌他正是在知道以后才来请你去做家庭教师的。不管你自己怎样，你知道，论血统，你还是一个贵族。不用说，你还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人！可是我在你这儿耽搁得太久了；我得回去办公，回到剥削者那儿去！再见，老弟！”

帕克林本来朝着房门走去，可是他又站住，掉转身来。

“听我说，阿廖沙，”他带着讨好的调子说，“你刚才不肯收我的钱；我知道，你就会有钱的，不过我仍然请你允许我为共同事业捐献一点儿吧，不管它多么少！我不能够做别的事情，那么让我至少拿一点儿钱出来！你瞧：我放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在桌子上！你肯收吗？”

涅日丹诺夫不回答，也不动一下。

“不做声便是默认！谢谢你！”帕克林快乐地大声说，便走出去了。

涅日丹诺夫现在是一个人了……他依旧注视着玻璃窗外阴暗、窄小的院子，这个院子就是在夏天也看不到阳光，他的脸色也是一样的阴暗。

我们已经知道涅日丹诺夫的父亲是Г公爵，一位有钱的副官长。涅日丹诺夫的母亲是这位副官长的女儿的家庭教师，她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贵族女子中学毕业生，她生下他以后当天就死了。涅日丹诺夫起初在一个能干而严格的瑞士教育家办的寄宿中学里念书，随后又进了大学。他自己想做法学家，可是他那个素来厌恶“虚无主义”[27]的将军父亲却要他去“念美学”，这是涅日丹诺夫自己带着苦笑说出来的字眼，指的是念历史语文系。涅日丹诺夫的父亲每年只同这个儿子见三、四面，可是他关心涅日丹诺夫的前程，他临死的时候“为了纪念娜斯坚卡”（涅日丹诺夫的母亲），给涅日丹诺夫留下了六千银卢布的遗产，这笔款子由涅日丹诺夫的哥哥们，即Г公爵们保管，每年所得的利息作为一种“津贴”交给涅日丹诺夫。帕克林说涅日丹诺夫是贵族，这是有根据的；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的门第很高：他那小耳朵、小手和小脚，他那纤柔、清秀的面庞，他那柔嫩的皮肤，他那细软的头发，连他那略带大舌头发音却很悦耳的声音。他异常地神经质，异常地爱面子，异常地敏感，而且甚至是喜怒无常的；他自小所处的那种暧昧的境地养成了他的敏感、易怒的脾气；可是他的先天的慷慨大度又使他没有染到猜忌、多疑的习性。涅日丹诺夫的性格中的矛盾也正是从这种暧昧的处境来的。他爱洁成癖，又过分讲究细节，可是他极力使自己的言谈中带有讥讽和粗野的调子；他是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热情而又纯贞，大胆而又胆怯，他把这种胆怯和纯贞当作可耻的毛病，因而感到惭愧，并且以嘲笑理想为自己的职责。他有一颗柔弱的心，不愿意同人们往来；他容易发脾气，却从不记仇。他恼恨他的父亲要他去“念美学”；他毫不隐瞒地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抱着最激烈的见解（这并不是空话）；他又暗暗地欣赏艺术、诗歌和一切美的表现……他自己还写过诗。他小心地藏好那一册写诗的笔记本，彼得堡的朋友中间只有帕克林一个人靠自己特有的那种嗅觉猜到这个笔记本的存在。涅日丹诺夫把写诗当作一个不可宽恕的弱点，只要别人提起一句半句，他就非常不高兴，觉得受了侮辱。靠了他那位瑞士教师，他得到不少的学识，并且不怕劳动；他工作甚至十分热心，不过说实在话，常常是冷一阵、热一阵，并不能持久。他的朋友们都爱他……他们喜欢他天生的正直、他的善良和他的心地纯洁；可是涅日丹诺夫的命星不好；他生活并不容易。他自己深知这个事实，不管朋友们待他多么好，他仍然感到孤寂。

他依旧站在窗前，他想着，愁闷地、痛苦地想着他就要开始的旅行，想着他的命运的这个没有料到的新的转变……他离开彼得堡并无留恋，这儿没有对他特别珍贵的东西；而且他知道他秋天就要回来。可是他仍然有点儿迟疑不决，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沮丧。

“我是个什么样的教师！”他忽然想道，“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家？！”他快要责备自己居然答应担任教师的职务了。然而这样的责备是不公平的。涅日丹诺夫有着相当丰富的知识，虽然他喜怒无常，儿童们却高兴同他亲近，他也容易对他们发生感情。涅日丹诺夫突然感到的愁闷正是一般有忧郁病的人，一般喜欢沉思的人在变换居住地方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的。至于活泼的、多血质的人，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要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给打乱了，他们所习惯的环境改变了，他们反而会觉得高兴。涅日丹诺夫沉在自己的思索中沉得这么深，他渐渐地、几乎是不自觉地将他的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在他心中发生的感情，已经开始采取韵律的形式了……

“呸，见鬼！”他高声嚷了出来，“我好像又要做诗了！”他全身抖了一下，便离开了窗前；他看见帕克林留下的十卢布的钞票在桌子上，便拿起来塞进口袋里去，一面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

“我只好预支了，”他反复地想道，“幸亏这位先生提出来。一百卢布……并且我的哥哥们那儿——这几位公爵大人那儿还有一百卢布送来……五十卢布还债，五十或者七十做旅费……剩下的全给奥斯特罗杜莫夫。帕克林留下的，——也给他……而且还可以在梅尔库洛夫那儿拿到一点儿……”

他这样地在暗中计算的时候，先前的韵律又在他的脑子里动起来了。他站在那儿，沉思着……两眼出神地望着一边，一动也不动……然后他的两只手好像在摸索似地打开了桌子的抽屉，从抽屉的深处拿出一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

他坐到一把椅子上，眼睛仍然望着别处，拿起一支笔，低声哼着，时时把头发甩到后面，他开始一行一行地写，一会儿勾掉一些字，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写下去……

通穿堂的门半开了，马舒林娜的脑袋伸了进来。涅日丹诺夫没有注意到她，继续在写自己的诗。马舒林娜出神地望了他好一阵，把脑袋往两边摇了摇，又缩回去了……可是涅日丹诺夫突然挺起腰来，回头一看，着急地说：“啊，是您！”连忙把笔记本扔进抽屉里去。

马舒林娜于是踏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屋子里来。

“奥斯特罗杜莫夫叫我来找您，”她迟疑地说，“看什么时候可以取到钱。——要是您今天拿到钱，我们今天晚上就动身。”

“今天不行，”涅日丹诺夫皱着眉头答道；“明天来吧。”

“几点钟呢？”

“两点钟。”

“很好。”

马舒林娜沉吟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给涅日丹诺夫……

“我似乎打扰了您；请原谅我。而且……我就要走了。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我想跟您告别。”

涅日丹诺夫紧握住她的又冷又红的手指。

“您在我这儿看见那位绅士吗？”他说；“我同他讲定了。我到他那儿去做家庭教师。他的庄园在C省，就在省城附近。”

马舒林娜的脸上现出了愉快的微笑。

“在C省城附近！那么我们说不定还会再见。也许会把我们派到那儿去。”马舒林娜叹了一口气。“啊，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

“什么？”涅日丹诺夫问道。

马舒林娜露出聚精会神的表情。

“没有什么。再见！没有什么。”

她又一次紧紧地握了涅日丹诺夫的手，便走了。

“整个彼得堡没有一个人像这个……古怪女人那样关心我的！”涅日丹诺夫想道。“可是为什么她要来打扰我呢？……不管怎样，结果总是好的。”

第二天早晨涅日丹诺夫到西皮亚金在城里的住宅去，宅子里一间陈设大方而严格、完全跟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英国派绅士的尊严相称的富丽堂皇的书房内，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前面，写字台上放了些毫无用处的文件，堆得非常整齐，旁边有几把从未使用过的大的象牙裁纸刀，——他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听那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主人滔滔不绝地对他讲许多聪明的、好意的、谦和的话。末了他拿到了一百卢布的预支月薪，十天以后他涅日丹诺夫便同这位聪明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英国派绅士并肩靠在头等车包房里面的天鹅绒软席座位上，沿着尼古拉铁路[28]的颠簸不平的路轨向莫斯科驶去。

五

一所石头建筑的大公馆，有着圆柱和希腊式的正门，这是西皮亚金的父亲（那个以农学家和“喜欢动手打人”出名的地主）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修建的，在这所公馆的客厅里坐着西皮亚金的妻子，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个十分美貌的夫人，现在正在这儿等待她的丈夫随时到来，她已经得到丈夫动身的电报了。根据这间客厅的布置可以看出最新流行的讲究的趣味的影响：所有的陈设都是很好看的而且讨人喜欢的——所有的陈设，从令人悦目的花花绿绿的印花棉布窗帘、桌布、帷幔，一直到散放在桌上和架子上的形式各种各样的细瓷的、青铜的、水晶玻璃的小摆设——它们在一起显得很柔和、很和谐，而且映着从大开的高窗外面自由流进来的五月的阳光，更显得融合了。客厅的空气里充满铃兰的香味（这种非常美丽的春花一大束、一大束地在这间屋子里到处现出悦目的白色），时时有一股轻轻掠过园中茂盛的树木吹进来的微风拂动了它。

这是一幅多美的画面！这一家的女主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西皮亚金娜本人就把这幅画完成了——她给它添上了意义和生命。她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的高身材的女人，有着深褐色的头发，脸色浅黑、光洁而鲜艳（它使人想起了《西施庭的圣母》[29]），她还有一对非常深而又像天鹅绒的、美妙的眼睛。她的嘴唇稍微厚一些，有些苍白，她的肩头高了一些，她的手也略嫌大一些……可是不管这一切，无论谁看见她优雅地信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而弯下她那苗条的、但是腰束得稍微紧一些的身子去看花，带着微笑去闻花香；时而重新安放一只中国花瓶；时而急急到镜子前面去整理她的光泽的头发，微微眯起她那对长得很好看的眼睛——我们可以这样说，谁都会小声甚至大声称赞道，他从未见过这么迷人的女人！

一个长得好看的鬈头发的九岁男孩，穿着苏格兰式的服装，光着两只大腿，鬈曲的头发上擦了不少发油，正急急忙忙地跑进客厅来，看见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便突然站住了。

“科利亚[30]，你要什么？”她问道。她的声音同她的眼睛一样，是柔和的，像天鹅绒一样的。

“妈妈，是这样，”孩子慌张地说，“太姑姑[31]叫我到这儿来的……她要我拿点儿铃兰……到她的屋子里去……她一点儿也没有……”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捏着她的小儿子的下巴，把他那个擦了不少发油的脑袋抬起来。

“你去对太姑姑说，她向园丁要铃兰去；这些花是我的……我不愿意别人动它们。去对她说，我布置好的东西，不喜欢别人弄乱它们。我这几句话你能够照样对她讲吗？”

“我能够……”孩子小声说。

“好吧，那么，……你讲一遍。”

“我会说……我会说……你不愿意。”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笑了起来。她的笑声也是很温柔的。

“我知道叫你传话是不中用的。好吧，这也不要紧，随你怎样讲好了。”

孩子匆匆地亲了一下母亲的戴满戒指的手，又急急忙忙地跑开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用眼光送他出了客厅，叹了一口气，信步走到包金的鸟笼跟前，笼里一只绿鹦鹉正爬在柱上，小心地用它的嘴和爪钩住笼柱，她用指尖把鹦鹉逗弄了一会儿；然后坐到一张矮小的长沙发上，从一张雕花的圆桌上拿起最近一期的《两世界评论》[32]，随手翻看起来。

一声很恭敬的咳嗽使她抬起头往后看。门口站着一个穿号衣、打白领结的、相貌端正的听差。

“你有什么事，阿加丰？”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仍然用她那温柔的声音问道。

“太太，谢苗·彼得罗维奇·卡洛梅伊采夫来了。要请他进来吗？”

“请他进来；当然请他进来。叫人去告诉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要她到客厅里来。”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两世界评论》扔到小桌上，她靠在长沙发靠背上，抬起眼睛，做出沉思的样子——这个姿势对她非常适合。

谢苗·彼得罗维奇·卡洛梅伊采夫，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进来了，从他从从容容、随随便便、懒洋洋地走路的神气，从他脸上突然现出喜色，微微侧身鞠躬，然后好像有弹性似地挺起腰来的姿态，从他像是带鼻音又像是献殷勤的讲话的调子，从他很有礼貌地拿起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手很大方地吻一下的态度——从这一切便可以猜想到这位新来的客人并不是外省的居民，也不是偶然来拜访的乡下的有钱的邻居，却是一个真正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显贵。他穿了一身最漂亮的英国式服装：花呢上衣的平平的边袋里露出彩色绣边的白麻纱手绢儿的一个角儿，是摺成小小的三角形的；单眼镜吊在一根稍微宽一些的黑丝带上面；没有光泽的白色瑞典手套，跟他那条银灰色方格子的裤子恰好相配。卡洛梅伊采夫先生的头发是剪得短短的，胡须是剃得光光的；他的面貌略带几分女性，一对小眼睛靠得很近，鼻子瘦小扁平，嘴唇又厚又红，这一切表示出一个有教养的贵族的闲适放纵的生活。他的相貌温和可亲……却也很容易现出不高兴的、甚至粗暴的表情：要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冒犯了他谢苗·彼得罗维奇，或者触犯了他那保守的、爱国的、宗教的原则——啊！那么他便是残酷无情的了！他的全部优雅立刻化为乌有了；他那柔和的眼睛里露出一种不怀好意的眼色；他的漂亮的嘴里吐出难听的话来——并且呼吁——尖声呼吁长官给他帮忙！

谢苗·彼得罗维奇的祖先原是普通的菜园主。他的曾祖拿自己出生的地名[33]做本人的姓，叫做科洛缅佐夫；他的祖父却改作科洛梅伊采夫；他的父亲又改了一个字，写作卡尔洛梅伊采夫，最后谢苗·彼得罗维奇再改为卡洛梅伊采夫，他认真地把自己当作纯粹的贵族了；他甚至暗示说他们一家是三十年战争[34]中奥地利元帅冯·加伦美依尔男爵家族的子孙。谢苗·彼得罗维奇在宫廷部任职，官衔是低级宫中侍从。经常有人要他进外交界服务，而且他所受的教育、他对社交的擅长、还有他容易博得妇女欢心的事实，以及他本人的相貌都使他适宜做外交官，可是他的爱国心阻止他进外交界……“mais quitter la Russie？——jamais！[35]”卡洛梅伊采夫有一份不小的财产，还有许多有势力的朋友。有人说他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un peu trop…féodal dans ses opinions[36]”，这是彼得堡官场中一位重要人物，著名的Б公爵对他的评语。卡洛梅伊采夫请了两个月的假回到С省来料理他的产业，这就是说，来“吓唬一些人，压榨一些人”。因为不这样做是不成的！

“我以为鲍里斯·安德列伊奇已经到了，”他说，客气地微微摇晃身子，两只脚先后动了两下，忽然向旁边看了一眼，他这是在摹仿某一位非常重要人物的姿态。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微微眯缝起眼睛。

“不然您就不会来吗？”

卡洛梅伊采夫甚至把脑袋朝后一仰，他觉得西皮亚金夫人的问话太不公平，而且太不合理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他嚷起来，“天啊！您怎么会以为……”

“得啦，好，好，坐下吧。鲍里斯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派了马车到车站接他去了。稍微等一会儿吧……您就会看见他的。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半，”卡洛梅伊采夫答道，他从背心的袋里掏出一只镶珐瑯的金表，拿给西皮亚金娜看了看。“您见过我的表吗？这是米哈伊尔，您知道吗……就是塞尔维亚的公爵……奥布列诺维奇[37]，他送给我的。请看，这儿有他的名字缩写的花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出去打猎。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具有统治者所少不了的铁腕。啊，他不肯让人捉弄他！不……绝……绝不！”

卡洛梅伊采夫坐到一把扶手椅上，交叉着两只腿，安闲地取下他左手的手套。

“要是我们这儿，我们省里有一个像米哈伊尔那样的人，多么好！”他说。

“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叫您不满意吗？”

卡洛梅伊采夫皱了一下鼻子。

“还不是那个地方自治会！那个地方自治会！到底有什么好处！它不过是削弱行政当局的权力，而且引起……一些无用的思想（卡洛梅伊采夫挥动他那只摆脱了手套压迫的左手）……和一些无法实现的希望。（卡洛梅伊采夫在他的手上吹了吹。）我在彼得堡就讲过这番话了……mais，bah！[38]风总是不朝这个方向吹。连您的丈夫……您想一想！不过他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西皮亚金娜在小的长沙发上挺起腰来。

“怎么，您，麦歇[39]卡洛梅伊采夫，您反对政府吗？”

“我？反对？绝不！完全不会！Mais j'ai mon franc parler.[40]我有时候也下一点儿批评，不过我总是服从的！”

“我跟您恰恰相反，我不下批评，我也不服从。”

“Ah！mais c'est un mot！[41]请您允许我把您这句话转告我的朋友——Ladislas，vous savez，[42]他正在写一部关于上流社会的小说，[43]已经读了几章给我听了。真出色！Nous aurons enfin le grand monde russe peint par lui-même.[44]”

“那部小说要在什么地方发表呢？”

“不用说，在《俄国导报》[45]上面。那是我们自己的《Revue des Deux Mondes》。我看见您在看它。”

“是的，可是您知道它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就是《俄国导报》，最近一些时候，——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好像也有点儿不行了。”

卡洛梅伊采夫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说了“不行”，甚至说了“有点儿”，都是怪有趣的。

“Mais c'est un journal，qui se respecte，[46]”他继续说。“那是主要的事情。告诉您说，我……我对俄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在俄国文学里出现的人物老是一些平民知识分子。一

个女厨子居然做了小说的女主人公，一个普通的女厨子，parole，d'honneur！[47]可是拉狄斯拉斯的小说我一定会读到的。Il y aura lē petit mot pour rire……[48]还有主张！主张！虚无主义者要出丑了。拉狄斯拉斯在这方面的思想我可以保证，qui est très correct.[49]”

“可是他的过去并不是这样，”西皮亚金娜说。

“Ah！jetons un voile sur les erreurs de sa jeunesse！[50]”卡洛梅伊采夫大声说，他把右手的手套也脱下来了。

西皮亚金娜又微微眯起了眼睛。她有些在卖弄她这双神妙的美目。

“谢苗·彼得罗维奇，”她说，“我可以问您一句，为什么您讲俄国话要用那么多的法语呢？我觉得……您不要见怪啊……这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为什么？举个例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您这样精通我们国语的。就拿我来说吧，我以为俄国话是诏书和政府命令的语言；我重视它的纯粹性。我实在佩服卡拉姆辛[51]！……可是俄国话就这样说吧，作为日常用语……果然有这样的东西吗？那么譬如我de tout à l'heure[52]说的那句：‘C'est un mot？！[53]’您怎样用俄国话讲出来呢？您能照字面直译成‘这是一句话’吗？！得啦吧！”

“我可以说：‘这是一句恰当的话。’”

卡洛梅伊采夫笑了。

“‘一句恰当的话！’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可是您不觉得那……带了一点儿学究气吗？……一点儿趣味也没有了……”

“得啦，您不会说服我的。可是玛丽安娜在做什么呢？”她按了按铃；一个仆人进来了。

“我叫人去请过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到客厅里来。是不是没有通知她？”

仆人还来不及回答，一个年轻姑娘就在他背后门口出现了。她穿了一件宽大的深色短衫，头发是剪短了的。这是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西涅茨卡娅，西皮亚金的外甥女。

六

“请您原谅我，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她一边说，一边向着西皮亚金娜走去；“我正忙着走不开，耽搁了一会。”

她向卡洛梅伊采夫鞠了一个躬，便退到一边，在鹦鹉笼旁一个小软凳上坐下，鹦鹉看见她，马上扑起翅膀，并且向她伸过头来。

“玛丽安娜，你为什么坐得这么远呢？”西皮亚金娜说，她的眼光把玛丽安娜一直送到小软凳上。“你要跟你那个小朋友亲近吗？”她又掉转头向着卡洛梅伊采夫说：“谢苗·彼得罗维奇，您瞧，这只鹦鹉爱上了我们的玛丽安娜呢……”

“我并不觉得奇怪！”

“可是它不喜欢我。”

“这就奇怪了！也许是您惹恼了它吧？”

“从来没有的事；恰恰相反。我给它糖吃。可是它不肯吃我拿给它的东西。不，……这也是喜爱……和讨厌的问题呢……”

玛丽安娜板起脸看了看西皮亚金娜……西皮亚金娜也在看她。

这两个女人是彼此合不来的。

玛丽安娜跟她的舅母相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看的姑娘”。她有一张圆圆的脸，一个大的鹰钩鼻，一双灰色的非常明亮的大眼睛，一对细眉和两片薄薄的嘴唇。她把一头淡褐色的浓发剪得短短的，而且她看来还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可是她全身散发出一种壮盛、勇敢、活跃、热情的气息。她的手足都很小；她那健康、柔软的小小身体使人联想到十六世纪佛罗伦萨[54]的雕像；她走起路来既轻快又优雅。

西涅茨卡娅在西皮亚金夫妇家里所处的地位是相当困难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很爱活动的人，他有一半波兰人的血统，他已升到将军了，突然因为盗用巨额公款被人告发垮了下来，革去了军衔和贵族爵位，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他遇到恩赦……又回到俄国本土；可是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便死在极端的贫穷里。他的妻子是西皮亚金的亲姐姐，玛丽安娜的母亲（她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她受不了这样一个把她的幸福完全毁灭了的打击，在丈夫死后不久便死去了。西皮亚金舅舅把外甥女接到他的家里来；可是玛丽安娜过不惯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凭着她那刚强的个性全力追求自由——她跟她的舅母一直进行着虽然并不明显却从来没有间断的斗争。西皮亚金娜把她看作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玛丽安娜却憎恨她这位舅母，把舅母当做她的不自觉的压迫者。她躲避她的舅父，和她躲避所有别的人一样。她只是躲避他们，她并不害怕他们：她的生性并不是胆怯的。

“讨厌，”卡洛梅伊采夫跟着她说，“不错，这是很奇怪的事。举个例来说，谁都知道我是一个虔诚地信仰宗教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正教派[55]；可是我却看不惯教士的辫子、长头发：我看见了就要作呕，就要作呕！”

卡洛梅伊采夫捏紧拳头接连举了两次，想表示他心里作呕。

“我看就是一般的头发也会使您厌烦的，谢苗·彼得罗维奇，”玛丽安娜说；“我相信您也看不惯像我这样把头发剪短了的人吧。”

西皮亚金娜慢慢地扬起眉毛，埋下头去，好像她很惊讶现在的年轻姑娘们跟人谈话时候那种自由随便的态度似的；可是卡洛梅伊采夫却体谅地微笑了。

“不用说啦，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他说，“像您这样漂亮的鬈发在无情的剪刀下剪掉了，我不能不觉得可惜；可是我并不讨厌；而且不管怎样……您这个例子会使我……我……改变看法的。”

卡洛梅伊采夫找不出一个适当的俄国词儿来[56]，可是因为女主人刚才说了那一番话，他也不想讲法国话了。

“幸好我的玛丽安娜还不戴眼镜，”西皮亚金娜插嘴说，“而且一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扔掉领子和袖口；然而我真可惜，她研究自然科学，对妇女问题也感到兴趣……可不是吗，玛丽安娜？”

这些话是故意说来窘玛丽安娜的；可是她并不介意。

“是的，舅母，”她答道，“凡是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我都找来读过了；我想知道妇女问题的要点在什么地方。”

“年轻人就是这样！”西皮亚金娜掉头对卡洛梅伊采夫说；“您和我现在都不过问这些事情了，是吗？”

卡洛梅伊采夫表示赞同地微微一笑：他听见这位可爱的贵妇人讲愉快的玩笑话，觉得自己应当附和一下。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仍然充满了理想主义……”他说，“充满了年轻人的浪漫主义……这个倒合乎时代……”

“其实，我把我自己也骂到了，”西皮亚金娜打岔说，“我对这些问题也是感到兴趣的。您知道，我还不算太老。”

“我对这一切也感到兴趣，”卡洛梅伊采夫连忙大声说；“只是我禁止别人谈论这个！”

“您禁止别人谈论这个吗？”玛丽安娜反问道。

“对啦！我要向公众说：你们发生兴趣，我并不妨碍你们……可是要谈论……嘘！”他把手指放到嘴唇上，“无论如何，在书刊上谈论——那是要禁止的！无条件禁止的！”

西皮亚金娜笑了起来。

“什么？您主张由部里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成立一个委员会倒很好。您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如那班饿肚皮的下等文人吗？那班人除了自己鼻子底下的东西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却认为自己是……第一流的天才。我们要派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做主任委员呢。”

西皮亚金娜笑得更厉害了。

“您瞧，您倒要小心；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有时候还是这样一个雅各宾派[57]……”

“沙各，沙各，沙各，”鹦鹉唧唧呱呱地叫着。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它摇着手绢儿。

“不要打扰聪明的人讲话！……玛丽安娜，管管它吧。”

玛丽安娜转身向着鸟笼，用手指甲搔鹦鹉的脖子，鹦鹉马上服服帖帖把头伸给她。

“对啦，”西皮亚金娜接着说，“鲍里斯·安德列伊奇有时候也叫我吃惊的。他倒有点儿……有点儿……像保民官[58]。”

“C'est parce qu'il est orateur！[59]”卡洛梅伊采夫热烈地说，他又讲起法语了。“您的丈夫很有口才，谁也赶不上他；而且他又是出惯了风头的；……ses propres paroles le grisent.[60]……并且他又好名……可是近来他有点儿不痛快，可不是吗？Il boude？Eh？[61]”

西皮亚金娜看了玛丽安娜一眼。

“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她停了一下回答道。

“是的，”卡洛梅伊采夫带着沉思的调子说；“复活节没有给他晋级。”

西皮亚金娜又用她的眼光向他指着玛丽安娜。

卡洛梅伊采夫微微一笑，略略眯缝起眼睛，好像在说：“我懂了。”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他突然用不必要的高声叫起来，“您今年还打算再到学校里教课吗？”

玛丽安娜离开鸟笼掉转身来。

“您对这个也感到兴趣吗，谢苗·彼得罗维奇？”

“当然啦；我的确很感兴趣。”

“您不会禁止这个吗？”

“那班虚无主义者，就是单单想学校的事，我也要禁止；可是在宗教界的指导——和监督下面，连我自己也要办学校呢！”

“真的！可是我不知道今年应该怎么办才好。去年一切都很糟。而且夏天办什么学校呢？”

玛丽安娜讲话的时候脸渐渐涨得通红，好像她讲这些话很费力，好像她是勉强说下去似的。她还有很强的自尊心。

“你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吗？”西皮亚金娜带了一点儿讥讽的调子说。

“也许没有。”

“怎么？”卡洛梅伊采夫又嚷起来。“你们怎么说？天啊！教乡下丫头念字母——还用得着准备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跑进了客厅，口里嚷着：“妈妈，妈妈！爸爸来了！”在他的后面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两只短小的胖腿走了进来。她头戴一顶包发帽，披着一条黄色披肩，她也来通知大家，鲍连卡[62]马上就要到了。

这位太太是西皮亚金的姑姑，名叫安娜·扎哈罗夫娜。客厅里的人马上全站起来，跑进穿堂，再从那儿走下台阶，到了大门口。一条修剪过的枞树林阴道从大路一直通到门前；一辆四匹马拉的四轮马车正沿着这条林阴道滚滚地跑过来。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站在最前头，摇着她的手绢儿，科利亚用刺耳的尖声叫起来；马车夫敏捷地勒住出汗的马，听差慌慌张张地从驾车的座位上跳下来，匆匆打开了门，他差一点儿把铰链和门扣都拉脱了——于是，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他的嘴唇上、眼睛里以及整个脸上都露出谦和的微笑，他的肩头灵活地动了一下，脱掉了大衣，他从车上走了下来。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又敏捷又漂亮地把两只胳膊绕住他的脖子，同他接连地亲了三下。科利亚跺着一双小脚，在后面拉父亲的常礼服的下摆……可是西皮亚金连忙摘下脑袋上那一顶既不舒适又不好看的苏格兰旅行帽，先跟安娜·扎哈罗夫娜接了吻，随后又同玛丽安娜和卡洛梅伊采夫（他们也出来站在门前了）两个打了招呼（他同卡洛梅伊采夫来了一次热烈的英国式的shakehands[63]，“摇摇晃晃”就像在拉绳打钟一样）——到这个时候他才转过身看他的儿子；他的两只手插到儿子的胳肢窝下面，把儿子举了起来，让儿子靠近他的脸。

在他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涅日丹诺夫像一个罪人似地悄悄从马车里爬出来，站在前面车轮的旁边，他不摘下帽子，只是皱着眉头看看他的四周……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跟丈夫拥抱的时候，她的锐利的眼光就从他的肩头射到这个新人的身上了；西皮亚金早先告诉过她要带一个家庭教师回来。

所有出来迎接的人仍然在同这位刚到的主人寒暄、握手，一面动身走上台阶去，主要的男女仆人排成队站在台阶的两旁。他们并不走上前去吻主人的手（这种“亚洲礼节”早已废止了），只是恭敬地弯下身子鞠躬；西皮亚金给他们还礼的时候，与其说是点头，还不如说是略略动了一下鼻子和眉毛。

涅日丹诺夫也慢慢地走上了宽阔的台阶。他刚走进穿堂，西皮亚金已经在用眼光寻找他了，他把他介绍给他的妻子，给安娜·扎哈罗夫娜和玛丽安娜；然后他又对科利亚说：“这是你的老师，你要听他的话！快跟他握手！”科利亚胆小地把手伸给涅日丹诺夫，牢牢地望着他；可是他显然觉得这位教师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或者引人注目的地方，便又转身缠他的“爸爸”去了。涅日丹诺夫觉得很尴尬，就跟那回在戏园子里一样。他穿了一件旧的、相当难看的大衣；他的脸上和手上都盖满了路上的尘土。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对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可是他没有完全听懂它们，也不曾回答她。他只注意到她的一双眼睛特别明亮地、特别温柔地望着她的丈夫，而且紧紧偎在丈夫的身边。他不喜欢科利亚的鬈曲的、擦了油的头发；他看见卡洛梅伊采夫，便想道：“好一个会奉承的家伙！”对其余的人他一点儿也不注意。西皮亚金威严地把头掉转了两次，好像在打量他的家宅似的，他这种动作使他那长而下垂的连鬓胡子和小而略圆的后脑勺十分显著。接着他便用他那有力的、好听的声音（这声音显不出一点儿旅行的疲乏）唤他的听差道：“伊万！把教师先生引到绿屋子去，把他的行李也拿去。”他又对涅日丹诺夫说，他现在可以休息，打开行李取东西，盥洗一下——午饭时间在这儿是五点整。涅日丹诺夫鞠了一个躬，便跟着伊万走到二楼上那间“绿”屋子去了。

所有的人都到客厅里去。在那儿又是一番问候。一个半盲的老奶妈进来给主人行礼。西皮亚金尊敬她上了年纪，让她吻了一下他的手，随后他向卡洛梅伊采夫告个罪，便由他的妻子陪着，回到他的寝室去了。

七

仆人把涅日丹诺夫引进一间很清洁又很宽敞的屋子，它的窗户是朝着花园开的。这个时候窗户大开，一阵微风轻轻地吹起白色的窗帷，它们胀得像帆一样，微微向上升起，接着又落了下去。金色的反光缓缓地在天花板上滑动；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春天的新鲜而微带湿意的香气。涅日丹诺夫遣开了仆人，取出箱子里的东西，洗了脸，换好了衣服。这次旅行使他倦得要命；整整两天的功夫他始终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块儿，就跟这个人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毫无用处的话，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一种痛苦（这并不全是烦闷，也不全是怨恨）偷偷地钻进了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恼恨自己没有勇气，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

他走到窗前去看下面的花园。这是一所很古老的园子，土壤是富饶的黑土，像这样的园子在莫斯科附近是很难见到的。花园筑在一座微斜的小山的长长斜坡上，园内分成四个明显的部分。在宅子前面两百步的光景，有一个花圃，还有几条笔直的沙土的小径，有大丛的洋槐和丁香，又有几个圆形的花坛；左面，穿过马房的院子一直到打谷场的是果树园，密密地种着苹果树、梨树、李树、红醋栗树和覆盆子；正对着宅子高高地耸起一条菩提树林阴路，两边枝杈相交，成了一个大的正方形。右面的视线让种着两排银色白杨的大路挡住了；在一丛垂桦的后面现出来一座温室的斜顶。整个园子披上了一层初春的嫩绿；夏天有的昆虫的喧嚣在这个时候还听不见；嫩叶轻轻地发响，燕雀在什么地方歌唱，两只斑鸠在同一棵树上咕咕地叫起来，一只孤单的布谷鸟每叫一声便要换一个地方；从水车贮水池的那一面远远地传来一阵白嘴鸦的噪声，好像许多大车车轮在一块儿轧轧地滚动，在这一切新鲜、幽静、和平的生活上面，明亮的白云缓缓地飘浮着，露出它们丰满的胸脯，很像一些懒惰的大鸟。涅日丹诺夫凝视着，倾听着，张开他的凉凉的嘴唇吸着新鲜的空气……

他的心轻松多了；他感到了宁静。

这个时候在楼下的寝室里别人正在谈论他。西皮亚金告诉他的妻子他怎样认识涅日丹诺夫，Г公爵对他讲了一些什么，还有他同涅日丹诺夫在路上谈了些什么话。

“是个聪明的家伙呢！”他反复地说，“学问倒不错；固然他是个赤色分子，可是你知道，我是不在乎的；至少这种人是有抱负的。而且科利亚又太小，还不会学到他那些胡话。”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带着温柔的、同时又有一点儿嘲笑味道的微笑，听她的丈夫讲话，好像他在向她承认自己做了什么古怪而有趣的恶作剧似的；她想她的“seigneur et maître[64]”，这样一位堂堂的绅士和大官，居然能够像二十岁的年轻人那样突然想起做一件调皮的事，她甚至感到满意。西皮亚金站在镜子前面，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挂着一副浅蓝色丝吊带，正照着英国人的习惯用两把刷子分刷他的头发；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却缩起她那双穿皮鞋的脚坐到一张矮矮的土耳其式横榻上，告诉他家里的各种消息。她讲到纸厂的事，说纸厂——真不幸！——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办得好；她又讲到厨子，说他们早就该换厨子了；她讲到教堂墙壁上的灰泥脱落了；她还讲到玛丽安娜，也讲到卡洛梅伊采夫……

在这对夫妇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和睦与信任；他们确实过着古时候人所说的“爱与和睦”的生活；西皮亚金梳好头发，便学着古骑士的样子要求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她的“小手”伸给他，她把两只手都伸给他了，一面带着柔媚的得意看他依次地吻了她的双手，——这个时候两人脸上表露的感情都是善良的、正直的，不过在她一方面这种感情反映在那双值得拉斐尔的画笔的美目里，而在他一方面却是从一对普通将军的“眼睛”里映出来的了。

涅日丹诺夫五点钟准时下楼吃午饭，通知开饭的信号不是摇铃，却是敲中国的“铜锣”。全家的人已经在饭厅里面了。西皮亚金的脑袋在高领结上面摇动，又一次对涅日丹诺夫表示欢迎，请他在安娜·扎哈罗夫娜同科利亚中间的坐位上坐下。安娜·扎哈罗夫娜是一个老处女，她是西皮亚金亡父的妹妹；她的身上有一股樟脑的气味，就像在箱子里放了很久的旧衣服的气味一样，而且她老是带着焦躁、忧愁的样子。她在这个家里担任科利亚的保姆或者家庭教师一类的职务；因此涅日丹诺夫给指定在她同她照管的孩子中间坐下的时候，她那张起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科利亚斜起眼睛偷看他的新邻人；这个聪明的孩子很快地就看出来教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局促不安；他不抬起眼睛，也不大吃东西。这使得科利亚很高兴；在这以前他一直担心他的教师是一个脾气暴躁而且很严厉的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在看涅日丹诺夫。

“他看来像个大学生，”她想道，“他还没有进过交际场呢，可是他一张脸倒生得漂亮，他头发的颜色也特别，跟一个使徒的头发一样，古代意大利的画家总是把那个使徒画成红头发的；他的手也很干净。”的确在座的每个人都在看涅日丹诺夫，而且他们好像怜悯他，起初一个时候不去打扰他；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心里暗暗地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同时又有点儿生气。桌上卡洛梅伊采夫同西皮亚金两个在谈话。他们谈到地方自治会，谈到省长，谈到修筑道路的劳役，谈到赎回土地的契约，他们又谈到他们在彼得堡同莫斯科两个地方的共同的朋友，谈到刚刚得势的卡特科夫先生的学校[65]，谈到招募工人的困难，谈到罚款和牲畜对田地的损害，他们还谈到俾斯麦[66]，谈到六六年的战争[67]，谈到拿破仑三世[68]，卡洛梅伊采夫恭维拿破仑三世是一个非常的人物。这个年轻的“侍从”居然随意发挥他的最反动的见解；他甚至于提议为他认识的一位绅士的榜样（显然他是在开玩笑）干杯，据说这位激昂的地主在某一家命名日的宴会上大声嚷着：“我只为我所承认的惟一的原则干杯，为笞刑干杯，为罗德列尔[69]干杯！”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皱了皱眉头，她说他引用的这几句话——de très mauvais goût[70]。然而西皮亚金却发表了极端自由主义的见解，他客气地反驳了卡洛梅伊采夫，他讲话没有顾忌；甚至稍微挖苦了他几句。

“您对于农奴解放的恐惧，亲爱的谢苗·彼得罗维奇，”西皮亚金谈了一些别的事，又对卡洛梅伊采夫说，“叫我想起了我们那位可尊敬的、最善良的朋友阿列克谢·伊万内奇·特韦里季诺夫在一八六〇年写的请愿书。他拿着它，在彼得堡漂亮的客厅里不断地朗诵。里面有一句挺妙的话讲到解放后的农奴一定要拿着火把走遍全国。可惜您没有看见我们那位亲爱的好阿列克谢·伊万内奇鼓起两腮，眼睛睁得圆圆的，张开孩子似的小嘴说：‘火—火把！火—火把！拿着火—火把到处走！’现在解放[71]已经成了事实……拿着火把的农民又在哪儿呢？”

“特韦里季诺夫只讲错了一点儿，”卡洛梅伊采夫带了忧郁的调子说，“拿着火把到处走的并不是农民，却是另外一种人。”

在这以前涅日丹诺夫简直没有注意到那位坐在斜对面的玛丽安娜，现在听了这句话，他突然把眼光射到她的脸上，她也正把眼光射了过来，他们对看了一眼，他立刻觉得这个愁眉苦脸的姑娘和他是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主张的。西皮亚金把她介绍给他的时候，她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儿印象；那么为什么他单单要同她交换这一瞥眼光呢？他暗暗地这样问他自己：坐在这儿静静地听这种意见，也不出声反驳，他的沉默可能让人误会他自己赞成它们，这是不是卑鄙可耻的事呢？涅日丹诺夫又看了玛丽安娜一眼，他觉得在她的眼里看到了对他的疑问的一个答复，她的眼睛仿佛在说：“等一等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不值得这样……以后吧；总来得及的……”

他想到她了解他，觉得高兴。他又去听他们谈话。现在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接替她的丈夫讲话了，她讲得比她的丈夫更自由，更进步。她不明白，“简直不明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年纪又轻，怎么会拥护这种陈腐的观念！

“不过我相信，”她接着又说，“您只是拿它当俏皮话说的！至于您，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她掉过脸对着涅日丹诺夫殷勤地笑了笑（他暗暗地奇怪她怎么知道他的教名同父名），“我知道您不会有谢苗·彼得罗维奇的那种担心，鲍里斯已经对我讲过您跟他在路上谈了些什么话。”

涅日丹诺夫红了脸，低头望着他面前的盘子，低声含糊地说了几句听不清楚的话；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害怕，倒是因为他还没有习惯同这种上流社会的太太交谈。西皮亚金娜仍然对他微笑，她的丈夫带着保护人的神气表示赞成她的意思……卡洛梅伊采夫不慌不忙地把他那单眼镜嵌在他的眉毛和鼻子的中间，不转睛地望着这个敢于不同意他的“担心”的大学生。可是用这种办法很难窘住涅日丹诺夫；刚刚相反，他马上挺起腰来，也照样盯着这个上流社会的官僚：就像先前突然感觉到玛丽安娜是他的同志那样，现在他突然觉得卡洛梅伊采夫是一个敌人了！卡洛梅伊采夫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他让他的单眼镜落了下来，把脑袋掉向一边，他想勉强笑一笑……可是他笑不出来；只有那个一向暗中崇拜他的安娜·扎哈罗夫娜在心里拥护他，她因此更加憎恨这个把她跟科利亚隔开了的讨厌的邻人了。

午饭不久便吃完了。大家都到阳台上去喝咖啡；西皮亚金同卡洛梅伊采夫点燃了雪茄烟。西皮亚金敬了涅日丹诺夫一支真正的古巴出产的上等雪茄烟，可是他推辞了。

“啊！不错！”西皮亚金大声说，“我忘了：您只抽您自己的纸烟。”

“古怪的嗜好，”卡洛梅伊采夫哼出了这句话。

涅日丹诺夫差一点儿要发作了。他几乎要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清楚上等雪茄和纸烟的两种不同的味道，不过我不想领旁人的情罢了。”……可是他极力忍住了，不过他马上把这第二次的侮辱记在他的仇人的账上。

“玛丽安娜！”西皮亚金娜突然大声说道，“你用不着在这位生客面前客气……你尽管抽你的纸烟吧。并且，我听说，”她掉过头对涅日丹诺夫说，“您的朋友里面年轻小姐都抽烟吗？”

“太太，的确是这样，”涅日丹诺夫淡淡地答道。这是他对西皮亚金娜说的第一句话。

“我却不抽，”她接着说，温柔地微微眯缝起她那双天鹅绒般的眼睛，“我落伍了。”

玛丽安娜好像故意要气气她的舅母似的，慢慢地、小心地取出了一支纸烟同一小盒火柴，开始抽起烟来。涅日丹诺夫也拿了一支烟，向玛丽安娜借了火来点燃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傍晚。科利亚同安娜·扎哈罗夫娜到花园里去了；其余的人还在阳台上坐了一小时的光景，领略清新的空气。谈话相当活跃……卡洛梅伊采夫攻击文学；西皮亚金在这方面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并且证明文学的效用，他还讲到夏多布里昂[72]，讲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73]赐给他（夏多布里昂）圣安德列勋章[74]的事！涅日丹诺夫没有参加辩论；西皮亚金娜在旁边望着他，她的神情仿佛表示她一方面赞许他这种谦虚的克制，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有点儿出乎意外。

后来大家到客厅里去喝茶。

“我们有个很不好的习惯，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西皮亚金对涅日丹诺夫说，“我们每晚都打纸牌，而且——您瞧……还是一种犯禁的打法！我不邀您参加……不过玛丽安娜也许高兴给我们弹钢琴。您喜欢音乐吧，我这样希望，不是吗？”西皮亚金没有等着回答，就拿出一副纸牌来。玛丽安娜坐到钢琴前面去，她不好不坏地弹了几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75]。“Charmant！Charmant！quel touché！[76]”卡洛梅伊采夫离得远远地叫起来，好像他给烫伤了似的；不过这种叫喊倒还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于涅日丹诺夫，虽然西皮亚金说过希望的话，可是他对音乐并没有一点儿爱好。

这时西皮亚金和他的妻子、卡洛梅伊采夫同安娜·扎哈罗夫娜已经坐下来打纸牌了……科利亚来道了晚安，他受了父母的祝福，并且拿一大杯牛奶代替茶喝了以后，便去睡了；他的父亲还在后面大声吩咐，说明天他要开始跟着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上课。过了一会儿，西皮亚金看见涅日丹诺夫无所事事地待在屋子的当中，带着紧张的表情在翻一本照片簿，便对涅日丹诺夫说，他不用客气，他可以到自己的屋子去休息，因为他路上一定很疲倦了；西皮亚金又告诉涅日丹诺夫，他家里的第一个原则便是：自由。

涅日丹诺夫得到这个许可，便跟每个人道了晚安，走出去了；他走到门口，正碰上玛丽安娜，他又看了看她的眼睛，虽然她没有对他微笑，反而皱起了眉毛，他还是相信她会是他的同志。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满屋都是带香味的清新空气；窗户开了一整天了。花园里，正对着他的窗口，一只夜莺一声一声响亮地歌唱；在菩提树圆圆的树梢上，夜晚的天空里有一片温暖而朦胧的红光；月亮要升上来了。涅日丹诺夫点燃一支蜡烛；夜间的灰色飞蛾纷纷从黑暗的园子里飞进来就火光，绕着烛光飞舞挤在一起，可是一股一股的微风又把它们吹散，还吹得青黄色的烛光闪烁不停。

“多古怪！”涅日丹诺夫在床上躺下以后，这样想道……“主人夫妇看来都是善良、开通、甚至于仁慈的人……可是我却觉得心里非常不痛快。一位宫中高级侍从……一位宫中低级侍从……好吧，还是早晨去想它聪明些……伤感有什么用。”

这个时候，在花园里巡夜的更夫接连地大声敲着他的梆子，一面拉长了声音喊：“听——听——着！”[77]

“注——意！”另一个凄凉的声音回答。

“呸！我的天！这简直是一座监牢！”涅日丹诺夫自语道。

八

涅日丹诺夫起身很早，他不等着仆人进来伺候，便穿好衣服到园子里去了。这个园子很大，很美，管理得非常好；几个雇工正在用铁铲铲平小径，翠绿色灌木丛中闪露出那些拿着草耙的农家姑娘的大红包头帕。涅日丹诺夫一直走到池塘跟前，水面朝雾已经消散，只是岸边一些绿荫深笼的暗处，仍然罩着一片雾气。太阳升得不高，它射下一片粉红色的光在丝一样光滑的、带铅色的、宽阔的水面上。五个木匠在木头船埠旁边忙碌地工作；一只新的、漆得很好看的小船停在那儿，轻轻地摇来摇去，在水上引起了浅浅的涟漪。少有人声，人们即使讲话也压低了声音。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早晨，感觉到静寂，感觉到早晨工作的顺利，使人感觉到一种安排妥善的生活的秩序和规律。涅日丹诺夫突然在林阴路的转角，遇见这个秩序和规律的化身——西皮亚金本人了。

他穿了一件豌豆绿的常礼服，这种常礼服的样式和晨衣相似，还戴着一顶有条纹的便帽；他拄了一根英国的竹手杖；他那张刚刚修过的脸上容光焕发。他是出来视察自己的产业的。西皮亚金殷勤地招呼了涅日丹诺夫。

“啊哈！”他嚷道，“我看您也很年轻，也是个早起的人！（他大概想用这句不大恰当的俗话来表示他高兴涅日丹诺夫跟他一样起得很早。）八点钟我们全家一块儿在饭厅里喝早茶，十二点吃早饭；请您在上午十点教科利亚念俄语，下午两点念历史。明天五月九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78]，放一天假；不过我想请您今天就上课。”

涅日丹诺夫深深地点头，可是西皮亚金却照法国的规矩告别，迅速地接连举了几次手到自己的嘴唇和鼻子上，然后灵巧地挥着手杖，吹着口哨走开了——他完全不像一位达官贵人，倒很像一个好脾气的俄国country-gentleman[79]。

涅日丹诺夫在园子里一直待到八点钟，尽量享受古树的荫凉和空气的凉爽，领略小鸟的歌声；这时锣声响了起来，唤他回到宅子里去。全家的人都在饭厅里聚齐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很殷勤地招呼他；她的晨装使她在他的眼里显得非常美丽。玛丽安娜还是和平时一样地板起脸，带着专心的表情。十点整他当着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面讲了第一课；她事先问过涅日丹诺夫，她在场会不会妨碍他授课，而且在授课时间内她的举动十分审慎。他看出科利亚是一个聪明的小孩；起初免不了有一些拘束不安和犹豫的情形，后来功课进行得非常顺利，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显然很满意涅日丹诺夫，她还亲切地跟他讲了几次话。他躲躲闪闪……不过并不太厉害。第二课讲俄国历史，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来旁听。她含笑说，她在这门功课上跟科利亚一样地需要一位老师来教导，她还是像在第一课时那样安静而有礼貌地听他讲课。两点到五点中间，涅日丹诺夫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给彼得堡的朋友们写信，——他的心境……不好也不坏：他不觉得烦闷，也不感到苦恼；他那过于紧张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下来。可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虽然卡洛梅伊采夫并没有在座，女主人的殷勤还是跟先前一样；然而就是这种殷勤使他烦恼。更坏的是他的邻座，老处女安娜·扎哈罗夫娜，显然对他怀着敌意，绷着脸；玛丽安娜仍然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科利亚也毫无礼貌地用脚碰他。西皮亚金好像也不大高兴。他很不满意他的纸厂的经理，那个德国人还是他出了高薪聘来的。西皮亚金开始骂起所有的德国人来，他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斯拉夫派[80]，不过没有到热狂的地步；于是他又提起一个叫索洛明的俄国年轻人，据说他在管理附近一个商人的工厂，成绩非常好；他很想认识这位索洛明。傍晚，卡洛梅伊采夫来了，他的庄子离阿尔查诺耶（西皮亚金的村子的名称）只有十里路。又来了一位和解中间人[81]，这是莱蒙托夫在他那两行有名的诗：

领带遮到耳根，礼服拖到脚跟……

留着唇髭，声音尖尖——眼光迟钝。

里刻画得很恰切的地主中间的一个。

还来了一个牙齿全掉了的邻居，这个人带着垂头丧气的样子，却穿了一身非常整齐的衣服；县医也来了，这是一个极坏的庸医，却爱用些科学术语来夸耀自己的博学；譬如他说，他觉得库科利尼克[82]比普希金好，因为库科利尼克含有丰富的“原形质”。他们坐下来打牌。涅日丹诺夫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读书写字，一直坐到午夜。

第二天五月九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主子们”全家坐了三辆无篷的四轮马车（听差站在车后面的踏板上）去做礼拜，虽然教堂离这儿不过四分之一里的路程。一切安排得很隆重，很堂皇。西皮亚金系上他的勋章带；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浅丁香色的巴黎式外衫。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她拿着一本深红色天鹅绒封面的小巧的祈祷书念她的祷告辞。这本小书叫几个老年人大吃一惊，有一个老年人忍不住问他的邻人道：“她在干什么？上帝宽恕她，她在作法吧，是不是？”[83]在教堂中弥漫着的花香里面掺杂了农民的新上衣强烈的硫磺气味，涂上柏油的长靴和暖鞋的气味——可是神香的又好闻又叫人透不过气的香味把它们全压过了。执事们和教堂工友们在唱歌班的位子上非常热心地唱着圣歌，他们得到了工厂职工的援助，居然在“演唱会”[84]上大卖力气！有一个时候在场的人都感觉到有点儿……可怕。男高音的声音（这是一个肺病很重的工人克利姆唱出来的）单独地唱出了半音、短音、变音的调子；这些调子是很可怕的，可是倘使它们突然中断，那么整个“演唱会”马上就完了……不过这件事情……也平安无事地……应付过去了。基普里安神甫是一个外貌很可敬的教士，他戴上法冠，佩上锦章，[85]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他那堂皇的讲道；不幸这位热心的神甫忽然想起应该举出几位贤明的亚述[86]国王的名字，这些名字念起来却很吃力——虽然他多少显示了一点儿他的博学，可是他出了一身大汗！涅日丹诺夫好久没有进过教堂了，他躲到角落里，夹杂在农妇的中间，她们偶尔斜起眼睛看看他，恭恭敬敬地画十字，深深地埋下头去，郑重地给她们的婴孩揩鼻涕。可是那些身上穿新外衣、额前垂着珠串的农家少女和穿着有腰带的衬衫、肩头绣花、胳肢窝下镶红布条的男孩却掉过脸朝着这个新的礼拜者，注意地打量他……涅日丹诺夫也望着他们，他想起了种种的事情。

礼拜的时间很长，因为大家知道在正教教会的礼拜中显灵者圣尼古拉的谢恩式差不多是最长的了，——礼拜做完以后，全体教士接受了西皮亚金的邀请，到老爷的公馆里去。他们在那儿还举行了一些适合当时情况的仪式，连在屋子里洒圣水的事也做过了，然后坐下来，享受主人的丰盛的早餐，在席上他们照例谈着一些冠冕堂皇而又枯燥无味的话。虽然现在不是公馆里的主人、主妇吃早饭的时候，他们也坐下来吃一点儿，喝一点儿。西皮亚金还讲了一个笑话，不用说是很得体的，不过也很好笑，像他这样身居高位、佩红绶带（勋章带）的人会说出这种笑话，倒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愉快的印象，这还使基普里安神甫起了一种感激和惊讶的感觉。基普里安神甫为了“报答”主人，也为了表示自己随时可以谈点有意思的事情，便讲起“大主教”最近视察的时候跟他谈的一段话，主教召集全县的教士到城里修道院中去见他。“他对我们很严厉，非常严厉，”基普里安神甫对大家说，“他起初详细问我们普通教区的情形，又问起我们怎样处理事情，随后他还把我们考了一番……他也问过我：‘你的教堂节日是什么日子？’我说：‘救世主变容节。’‘你知道那天唱的赞美歌吗？’‘我想我是知道的！’‘你唱唱看！’好，我马上就唱起来：‘您在山上变了容，啊基督，我们的主……’，‘不要唱了！你知道变容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怎样解释？’我答道：‘简括地说，是基督想给他的门徒看见他全部的荣光。’他说：‘答得好，这张小幅的圣像送给你做个纪念。’我跪在他的面前。我说：‘谢谢大主教！……’所以我并不是空着手离开他的。”

“我也有认识大主教的光荣，”西皮亚金庄严地说。“真是一位很可敬的教士！”

“的确很可敬！”基普里安神甫表示同意说。“只是可惜他太信任教区的监督司祭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提起农民学校的事，她说玛丽安娜是未来的教员；那个教堂执事被派为学校的监督，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留着波纹状的长辫子，看起来倒有点儿像奥尔洛夫快马[87]的梳得很好的尾巴，他想发言表示赞成，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肺活量，他发出了这么粗大的声音，不但叫别人大吃一惊，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以后不久教士们全告辞走了。

科利亚穿了一件配着金钮扣的短上衣，他是今天的主角：他收了礼物，还受了祝贺，在这所公馆的前前后后都有人来吻他的手，其中有工厂的工人，家里的仆人，老太婆和年轻姑娘，还有农民（他们还遵照从前农奴时代的老习惯），大家围着宅子前面一些堆满馅饼和伏特加酒瓶的桌子吵吵嚷嚷。科利亚有点儿害臊，同时又很高兴，他又骄傲，又有点儿害怕；他跟他的父母亲热了一会儿，便跑到外面去了。吃午饭的时候西皮亚金吩咐人开香槟酒，在为他的儿子的健康干杯之前，他还发表了一通训话。他说到“为国土服务”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他期望他的尼古拉（他在这个时候称呼他儿子的本名）走的道路……他又说到他（尼古拉）的责任：第一对家庭；第二对阶级，对社会；第三对人民——是的，各位亲爱的先生，对人民；第四对政府！西皮亚金渐渐地兴奋起来，后来他真的在发表演说了，他摹仿罗伯特·皮尔[88]的姿势把手放在他的大礼服的后襟下面；他说到“科学”这个词儿的时候自己非常感动，最后他用一个拉丁字Laboremus！[89]来结束他的演说，他马上又把这个拉丁字译成了俄语。科利亚手里拿着高脚酒杯，他得绕着桌子去感谢他的父亲，并且让在座的每个人同他接吻。

涅日丹诺夫又跟玛丽安娜交换了一瞥眼光……他们大概有同样的感觉……可是他们并不交谈一句。

然而涅日丹诺夫只觉得这一切事情很可笑，甚至有趣好玩，他并没厌恶和不快的感觉，他还觉得这位殷勤多礼的女主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尽女主人的职责招待客人，同时暗自欣喜这儿还有一个同样聪明、颖悟的人了解她……她对待他的态度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怎样大的满足，这一层涅日丹诺夫自己大约还没有想到。

第二天，又开始了授课，生活照常地过下去。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星期……涅日丹诺夫这个时期中的体验和思想在他写给一个叫做西林的人的信里讲得很明白。西林是他的好友，又是他的中学同学，不住在彼得堡，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城里，在一个有钱的亲戚家中，完全靠亲戚生活。他的处境使他动弹不得，因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离开那个地方；他身体虚弱，胆子又小，又没有什么才干，可是心地非常纯洁。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不过偶尔读一两本平平常常的书，无聊时便吹笛子消遣，他还害怕看见年轻的小姐。西林热爱着涅日丹诺夫，他的心地素来宽厚。涅日丹诺夫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弗拉基米尔·西林那样尽情地吐露胸怀；他给西林写信的时候，他老是觉得好像在同一位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亲爱的知己交谈，或者在同他自己的良心交谈一样。涅日丹诺夫连想也不能想到再同西林一块儿在一个城市里友好地住下去……要是他们再住在一块儿，他多半马上就会对西林冷淡的，因为他们两个很少有共同的地方；可是他很高兴而且很坦率地写长信寄给西林。对别的人——至少在纸上——他总有一点儿卖弄和做作；对西林他绝不这样！西林是一个不会写信的人，很少回信，就是写，也只有一些短短的拙劣的句子；但是涅日丹诺夫并不需要长篇的回答；他不等回答，也早知道他的朋友是把他的信上的每句每字都吞了下去的，就像路上的尘土吸收雨点一样，他会把涅日丹诺夫的秘密当作圣物一般地守护着，而且在他那偏僻的、无法摆脱的孤寂的岁月中他只有以涅日丹诺夫的生活为生活了。涅日丹诺夫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同西林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看得非常宝贵。

“那么，亲爱的朋友，我的纯洁的弗拉基米尔，”他这样给西林写道；他常常称呼西林为纯洁的，并不是没有理由！“你祝贺我吧：我到了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让我的力量恢复过来。我现在住在一位有钱的大官西皮亚金的家里，当家庭教师。我在教他的小儿子，我吃得很好（我一生没有吃过这样的饮食！），睡得好！在风景优美的田野愉快地散步——然而主要的是，我暂时摆脱了彼得堡朋友们的照料；虽然我起初感到十分无聊，可是现在却觉得好多了。我不久就得套上你所知道的纤绳，也就是像俗话所说：我既然名为蘑菇，就得让人采来放在篮子里（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我到这儿来的）；不过目前我可以过这种宝贵的动物的生活，长得胖些——有兴致的时候也许还要做诗。至于所谓观感留到下次再说。看来这个庄子管理得很好，只是工厂大概不成；赎回了自由的农民好像不大容易接近似的；公馆里雇用的听差都摆出很懂礼貌的面孔。可是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谈吧。公馆里的主人夫妇都是很有礼貌的人，自由主义者；老爷总是那么谦虚，那么谦虚——后来他又突然高谈阔论起来，他是一个教养很高的人！夫人真像是画上的美人——我觉得她很聪明；她对每个人都很注意，却又是十分温柔！她的身子柔软得好像一根骨头也没有！我有点儿怕她；你知道我素来不善于同太太小姐们交际！有一些邻居——那些下流东西；还有一位老太太，她总是欺负我……可是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一个姑娘，她究竟是亲戚，或者只是陪伴女人[90]，只有上帝知道！我跟她没有谈上两句话，可是我觉得她同我是一类的人……”

这里还有一段话描写玛丽安娜的相貌和她的生活习惯；然后他接着写道：

“她不快活，骄傲，自尊心很强，又不肯讲话，主要是不快活，这一层我毫不怀疑。她为什么不快活呢？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这个我看得出来；至于她的脾气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事实上除了愚蠢的女人外，还有什么脾气好的女人呢？难道这样的女人是不可少的吗？虽是这么说，然而我对女人的事情究竟知道得太少了。女主人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女主人……可是她们两个谁有理，我却不知道了。我想多半是女主人不对……因为她对这个姑娘非常客气，而这个姑娘只要同她的女恩人讲一句话，连她的眉毛也会痉挛地扯动起来。是的，她是一个极端神经质的人；在这一点她很像我。她同我一样，都是怪脾气，不过也许不是一样的情形。

“等我把这一切再弄清楚一点儿，我还要给你写信……

“我刚刚对你说过，她差不多没有同我讲过什么话；可是她对我讲过的寥寥几句话（她老是突然地、意外地讲出来的）里面，含有一种粗野的直爽……我喜欢这个。

“顺便说一说，你那位亲戚仍然待你不好吗？他没有想到他要死吗？

“《欧洲导报》[91]上面那篇论奥伦堡省最后的僭称王的文章[92]你读过没有？好朋友，事情发生在一八三四年！我不喜欢这份杂志，而且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保守派；不过事情是很有趣的，它叫人多费脑筋去思索……”

九

五月已经过了一半；炎热的初夏到了。一天涅日丹诺夫讲完了历史课，走到园子里去，从那里他又进了一个桦树林，这个树林是同花园的一面连接着的。树林的一部分还是在十五年前被木材商人砍伐了的；可是所有这些地方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嫩桦树。茂密的柔嫩的树干立在那儿，仿佛一些暗银色的柱子，横断面上还有着浅灰色的年轮；树上小小的叶子现出鲜明、均匀的绿色，好像有人把它们洗干净了、涂上了油漆似的；春天的嫩草穿过一层铺得平坦的去年的深黄色落叶，伸出了它们尖尖的小小舌头。好些条狭窄的小径贯穿了整个树林；一些黄嘴的黑鸟吃惊似地突然叫了一声，掠过这些小道，飞得低低的，快要挨到了地面，然后拼命朝前一冲，飞进密林中去了。涅日丹诺夫信步走了半个小时，后来便在一段砍剩的树桩上坐下，树桩四周有好些灰色的旧木片，它们积成一小堆，还是当初给斧头砍下时候的那个样子。冬雪好多次盖在它们上面——到春天又离开它们融化了，却始终不见人来动它们。涅日丹诺夫背向着墙壁一样的密密的嫩桦树，藏在又浓又短的树荫里；他什么事都不想，他完全沉浸在一种特殊的春天的感觉里面，不论在年轻人或者老年人的心中，这种感觉多少要掺杂一点儿苦闷——这在年轻人是一种焦急不安的等待的苦闷，在老年人便是一种静止的追悔的苦闷……

涅日丹诺夫突然听见了逐渐走近的脚步声。

来的人不止一个，这不是穿树皮鞋或者笨重的长靴的农民，也不是赤脚的农妇。好像是两个人不慌不忙、脚步匀整地走来了……还有女人衣服轻微的沙沙声……

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重浊的声音：

“这就是您最后的话？绝不吗？”

“绝不！”另一个声音回答，这是女人的声音，涅日丹诺夫听来好像很熟。过了一会儿，从这一段环绕着嫩桦树的小路的角上，玛丽安娜同一个褐色皮肤、黑眼睛的男人转了出来，这个男人是涅日丹诺夫以前从没有见过的。

两个人看见涅日丹诺夫，便呆呆地站住了；涅日丹诺夫也大吃一惊，他仍然坐在树桩上不立起来……玛丽安娜脸红得一直到了发根，可是她马上又轻蔑地冷笑一下……她这一笑是什么意思呢——是笑她自己红了脸，还是在笑涅日丹诺夫？……她的同伴皱着他的浓眉，在他那对惊惶不安的眼睛里，带黄色的眼白闪起了亮光。他看了看玛丽安娜，于是两个人掉转身，背朝着涅日丹诺夫，默默地走开了，还是一样慢的脚步，涅日丹诺夫惊愕地望着他们的后影。

半小时以后，涅日丹诺夫回到宅子里，进了他的房间——后来听见锣声响了，他便到客厅里去，他刚才在林子里遇见的黝黑皮肤的陌生人也在那儿。西皮亚金把涅日丹诺夫引到那个人面前，介绍说是他的beau-frère'a[93]，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哥哥——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马尔克洛夫。

“先生们，我盼望你们两位成为要好的朋友！”西皮亚金带着他特有的那种庄严、和蔼却又是漫不经心的微笑大声说。

马尔克洛夫默默地鞠了一个躬；涅日丹诺夫照样地回答了他……西皮亚金把自己的小脑袋微微朝后面一仰，耸了耸肩头，便走开了。他仿佛在说：“我已经把你们拉在一块儿了……你们会不会要好，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走到这两个站着不动的人的身边来，又给他们介绍了一番；然后她带着特别亲热的喜悦的眼光（好像她可以随意叫这种眼光到她美妙的眼睛里来似的），望着她的哥哥说：

“怎么，cher Serge，[94]你完全忘记我们了！科利亚的命名日那天你也不来。你忙得这么厉害吗？”她掉过脸对涅日丹诺夫说：“他正在对他的农民实行新的办法，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特殊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四分之三给他们，四分之一留给自己；就是这样他还觉得自己拿得太多了。”

“我妹妹喜欢讲笑话，”马尔克洛夫也对涅日丹诺夫说；“不过我倒赞成她这个意见，要是一个人把属于一百人的东西拿去了四分之一，那的确太多了。”

“您看出来我喜欢讲笑话吗，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西皮亚金娜问道，她的眼光和声音里面仍然带着那种亲热的温柔。

涅日丹诺夫找不出话来回答；恰恰在这个时候仆人来通报卡洛梅伊采夫来了，女主人便出去迎接他。过了几分钟，管事进来，用唱歌似的声音通知开饭了。

在吃午饭的时候，涅日丹诺夫忍不住暗暗地注意玛丽安娜和马尔克洛夫。他们并排坐着，两个人都埋下眼睛，闭紧嘴唇，脸上带一种忧郁、严峻而且类似怨恨的表情。涅日丹诺夫尤其惊讶，马尔克洛夫怎么能是西皮亚金娜的哥哥呢？他们两个太不像了。相似的也许只有一点，就是两个人的皮肤都带褐色；可是在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身上，她那没有光泽的脸庞、胳膊、肩头反而增加了她的娇媚……而在她的哥哥身上，这样的肤色却到了黝黑的程度，有礼貌的人叫它做青铜色，可是在俄国人的眼里它却叫人联想到皮靴筒。马尔克洛夫的头发是鬈曲的，他还有一个略带钩形的鼻子、厚厚的嘴唇、瘦削的两颊、凹陷的肚皮和一双青筋嶙嶙的手。他一身瘦骨嶙峋，讲起话来声音刺耳，并且带有一种断断续续的铜似的嗓音。他的眼光老是带着睡意，脸上笼着愁容，真是一个肝火旺、爱发脾气的人！他吃得很少，却不停地把面包揉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只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卡洛梅伊采夫。卡洛梅伊采夫为了一件对他颇不愉快的事去见省长，刚从城里回来，关于这件事他很小心，一字不提，可是谈到别的事情，他又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了。

他太放肆的时候，西皮亚金照例要制止他。西皮亚金虽然觉得“qu'il est un affreux réactionnaire[95]”，可是听到他讲的那些笑话和俏皮话[96]，自己也着实笑了好几回，卡洛梅伊采夫还说起，他听见农民“oui，oui！les simples mougiks[97]”给律师起的名字，高兴得不得了。“撒谎的，撒谎的！”他赞赏地叫道。“Ce peuple russe est délicieux！[98]”接着他又说他有一回参观平民学校，他问学生一个问题：“斯特罗福卡米尔[99]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连教师也答不出来。以后他又问：“皮菲克[100]是什么？”他引了诗人赫姆尼采尔的一句诗：“愚蠢的皮菲克学着别的野兽的样子。”[101]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所谓平民学校不过如此！

“可是请原谅，”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说，“连我也不知道这些野兽是什么。”

“太太！”卡洛梅伊采夫大声说，“您用不着知道。”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又应当知道呢？”

“为什么？因为对他们说来，知道一只皮菲克或者一只斯特罗福卡米尔，总比知道什么蒲鲁东[102]——或者什么亚当斯密[103]好得多。”

可是西皮亚金马上又出来制止他了，说亚当斯密是人类思想的一颗明星，要是把他的学说（他给自己斟了一玻璃杯“沙多·狄凯姆”[104]）……同母亲的……奶汁（他把酒杯举到鼻端闻闻酒味）一块儿喝下去，倒是有益的事情！他喝干了一杯酒；卡洛梅伊采夫也喝了一杯，他称赞酒好得不得了。

马尔克洛夫对这位彼得堡侍从的高谈阔论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却用探问的眼光看了涅日丹诺夫两次；他弹着他的面包小球，差一点儿弹到那位口如悬河的客人的鼻子上了。……

西皮亚金不去同他的内兄应酬；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没有跟她的哥哥讲什么话；看得出来这对夫妇一向把马尔克洛夫当作怪人看待，他们觉得还是不去惹他的好。

午饭后马尔克洛夫到台球房去抽烟斗，涅日丹诺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在走廊上涅日丹诺夫遇见了玛丽安娜。他打算从她身边走过……玛丽安娜连忙做个手势止住了他。

“涅日丹诺夫先生，”她用颤摇不定的声调说，“本来您对我怎么看法，我都不在乎；不过我还是认为……认为（她一时找不到话说）……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您今天在树林里遇见我同马尔克洛夫先生在一块儿……您说吧，您大概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两个那样慌张，为什么他们到那儿去，好像是有约会似的？”

“我的确有点儿奇怪……”涅日丹诺夫说。

“马尔克洛夫先生，”玛丽安娜打岔道，“向我求婚，我拒绝了他。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些。那么——再见。随您怎么想我都成。”

她连忙掉转身去，急匆匆地沿着廊子走了。

涅日丹诺夫回到自己的屋子，坐在窗前思索。“这个姑娘多古怪！这种粗野的举动，这种毫无原因的坦率，是为了什么呢？她想表示与众不同吧，或者只是装腔作势，再不然便是骄傲？一定是骄傲。她一点儿也受不了别人的猜疑……她更不愿意让别人对她有什么误解。真是古怪的姑娘！”

涅日丹诺夫这样想着；这个时候在下面阳台上别人正在谈论他；下面的话他全听得很清楚。

“我的鼻子闻得出来，”卡洛梅伊采夫肯定地说，“闻得出来这个人——是赤色分子。我从前avec Ladislas[105]在莫斯科总督手下特别机构任职的时候，我学会了识别这些先生——识别赤色分子，还有那班分离派教徒[106]，我也容易识别他们。有时我的嗅觉特别灵敏。”说到这里卡洛梅伊采夫“顺便”讲起他有一次在莫斯科近郊钉梢钉到一个分离派老头儿，便带着警察突然跑去抓人，“那个老头儿差一点儿从他小屋的窗口跳出去了……他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是静静地坐着不动一下，这个坏蛋！”

卡洛梅伊采夫忘了说，这个老头儿关进监牢以后，不肯吃东西——饿死了。

“你们这个新来的教师，”卡洛梅伊采夫起劲地说下去，“是个赤色分子，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从不先向人行礼吗？”

“为什么他要先向人行礼呢？”西皮亚金娜说；“恰恰相反——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我是你们府上的客人，他却是府上雇来的，”卡洛梅伊采夫叫了起来，“是的，是的，花钱雇来的，comme un salarié[107]……因此我是他的上人，他应当先向我行礼。”

“您太过分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西皮亚金打岔说，他故意把“最”字说得响亮些，“倘使您不见怪的话，我要说，这种说法已经落后了。我买他的劳动，买他的工作，可是他仍然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不要受约束，”卡洛梅伊采夫继续说，“约束：le frein！所有这些赤色分子全是这样。我跟您讲过，我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灵敏的嗅觉。在这方面拉狄斯拉斯大约还可以跟我——较量一下！倘使这个家庭教师落到我的手里——我倒要治他一下！我真要治他一下！我要叫他换一种调子来唱；看见他卑躬屈膝地向我鞠躬……多妙！”

“下贱东西，吹牛大王！”涅日丹诺夫差一点儿在上面骂起来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房门突然打开——涅日丹诺夫感到不小的惊愕，他看见马尔克洛夫走了进来。

十

涅日丹诺夫站起来离开坐位迎接马尔克洛夫；马尔克洛夫一直走到他面前，不行礼，也不笑，却问他：是不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夫·涅日丹诺夫？

“是……正是，”涅日丹诺夫答道。

马尔克洛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封开口的信来。

“那么，请您读这个。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寄来的，”他含着特别意义地压低声音加了上面一句。

涅日丹诺夫展开信笺读着。这是一种半正式的通告，信上先介绍持信人谢尔盖·马尔克洛夫是一个“自己人”，并且是完全可靠的；接着便是关于目前迫切需要联合行动、推行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规约等等的指示。涅日丹诺夫是这个通告的一个收信人，并且也列为可靠的人。

涅日丹诺夫同马尔克洛夫握了手，请他坐下，自己也在椅子上坐了。马尔克洛夫起初并不讲话，却点了一根纸烟抽起来。涅日丹诺夫也照样做了。

“您已经有机会接近这儿的农民吗？”马尔克洛夫最后问道。

“不；我还没有机会。”

“那么您在这儿住了好久吧？”

“快到两个星期了。”

“很忙吗？”

“不太忙。”

马尔克洛夫板起脸咳嗽了一声。

“哼！这儿的老百姓脑子空空，”他接着说，“什么都不懂。他们应该受教育。他们真穷，可是没有人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会穷到这样。”

“据我看来您妹夫从前的那些庄稼人现在倒并不穷，”涅日丹诺夫说。

“我妹夫是个狡猾的家伙；他很会骗人。这儿的农民的确还不错；可是他有一个工厂。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只消刨一下，整个蚂蚁堆就会马上动起来的。您带来小册子没有？”

“带来了……不过不多。”

“我可以给您找些来。您怎么不带书来呢？”

涅日丹诺夫不回答。马尔克洛夫也不做声，他只是从鼻孔里喷出烟来。

“然而这个卡洛梅伊采夫简直是一个混蛋！”马尔克洛夫突然说。“吃午饭的时候，我真想站起来，走到这位老爷跟前，把他那无耻的厚脸痛打一顿，也可以儆戒别人。可是不！我们现在还有比打侍从更重要的事情。现在不是跟那班信口胡说的傻瓜生气的时候；我们现在要阻止他们做傻事情。”

涅日丹诺夫表示赞成地点点头，马尔克洛夫又抽起纸烟来。

“在这儿所有的听差中间，只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儿头脑，”马尔克洛夫又说下去；“不是指那个伺候您的伊万……他是个蠢材，我指的是另一个听差……他叫做基里尔，专门伺候开饭的。（这个基里尔是一个酒鬼。）您得留意他。他是个不顾一切的家伙……不过我们对他也不必客气。您觉得我妹妹怎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抬起头来，把他的黄眼睛向着涅日丹诺夫。“她比我妹夫还要狡猾。您觉得她怎样？”

“我觉得她是一位温和可亲的太太……而且她很漂亮。”

“哼！你们彼得堡的先生们真会讲话……我只有佩服！那么……您觉得……”他说到这里，突然皱起眉头，沉下脸来，把以后的话咽下去了。“我看我们应当好好地谈一谈，”他又说。“这儿不是讲话的地方。鬼知道！我敢说有人在门外偷听。您知道，我有一个好主意吗？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您大概不教我外甥念书吧？……是不是？”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要跟他排演一下。”

“排演！就像在演戏似的！这样的字眼一定是我亲爱的妹妹想出来的。好吧，这也没有关系。您高兴去吗？现在就到我家去吧。我的村子离这儿不过十俄里。我有几匹好马：它们跑得像风一样快，您在我家里住一夜，再过一个上午，我在明天三点钟以前送您回来。您同意吗？”

“好吧，”涅日丹诺夫说，从马尔克洛夫进来的时候起，他就处于一种又是兴奋又是拘束的状态。这种突然的亲密使他有些局促不安；可是他对马尔克洛夫也发生了好感。他觉得，他了解，他面前这个人虽然看来有些呆相，可是无疑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性格坚强。接着他又想起了树林里奇怪的相遇和玛丽安娜意外的自白……

“那妙极了！”马尔克洛夫大声说。“您马上准备动身吧；我去吩咐套车。我想，您大概用不着向这儿的主人请假吧？”

“我得先通知他们。我觉得不告诉他们，不能走开。”

“我会告诉他们，”马尔克洛夫说。“您不要担心。他们现在打牌打得很起劲——不会注意到您走开了。我妹夫一心想做一位大政治家，可是他惟一的资本便是打得一手好牌。不过据说好些人都是靠了这个本领成功的……您快准备吧。我马上去安排一切。”

马尔克洛夫告辞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涅日丹诺夫便同他一块儿坐在他那辆宽敞的、摇摇晃晃的、很旧、却又很舒适的四轮马车里，一张大的皮坐垫上面。矮小的马车夫在驾车座位上不停地吹口哨，他吹出非常悦耳的鸟叫声；拉车的三匹花马（它们黑色的鬃毛和尾巴都给编成了辫子）在平坦的大路上飞跑着；在黑夜最初的阴影的笼罩下（他们动身的时候正敲着十点钟），一些树木、矮林、田野、草地、峡谷，时前时后，或远或近地，在他们的两旁溜过去了。

马尔克洛夫的小小的村子名叫博尔旬科沃（共有两百俄亩[108]，每年有七百卢布左右的收入），这个村子离省城只有三俄里，离西皮亚金的村子却有六俄里。他们从西皮亚金家到博尔旬科沃，必须经过省城。这两个新结识的朋友还不曾谈上五十句话，就看见了城外那些小市民住的破烂的小屋，木板屋顶已经倾陷了，歪斜的小窗里射出昏暗的灯光；车轮滚上了城里石头铺的路，发出辚辚声；马车不停地左右颠簸，他们也跟着车身摇来晃去，呆板的、有山墙的砖砌两层楼的商人住宅，门前有圆柱的教堂，酒店，一一从他们身边过去了……这是星期六的晚上，街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可是小酒馆里仍然十分拥挤。从那里送出来一些嘶哑的叫嚷、醉汉的歌声和手风琴的带鼻音的难听的声音。有时一家小酒馆的门突然打开了，马上流出一股又臭又热的强烈的酒精气味和长夜灯红红的灯光。差不多每一家小酒馆的门前都停得有农民的小型大车，车上驾的是毛蓬蓬的、大肚子的驽马；它们柔顺地埋下长毛下垂的脑袋，好像在睡觉似的；从小酒馆里面一会儿走出一个衣服破烂、腰带解开的农民，一顶鼓起来的冬帽挂在脑后，就像挂了一个口袋一样，他把胸膛靠在车杆上，静静地立在那儿慢慢地伸手摸索，又摊开两只手，好像在掏什么东西；一会儿又走出一个瘦削的工厂职工，歪戴着便帽，敞开黄色土布衬衣，赤着双足（因为他的靴子押在店里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便站住，搔了搔背，——突然呻吟一声又回转去了。

“俄国人给酒制服了，”马尔克洛夫忧郁地说。

“那是忧愁逼着他喝酒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老爷！”马车夫接嘴说，并不回过头来。他每经过一家小酒馆的时候，便要停止吹口哨，露出沉思的样子。

“走！走！”马尔克洛夫答道，他怒气冲冲地摇了摇上衣的领子。车子走过一个宽大的市场（那儿充满了卷心菜和蒲席的气味），又走过总督的官邸（门前立着漆得花花绿绿的岗亭），还走过一所塔楼高耸的私人住宅，又走过一条林荫大路，可是两旁新植的幼树都已经死了；车子又走过一个商场，在那儿却只听见狗在叫，锁链在响，随后车子渐渐地走完了城区，穿过城门，赶上了一个趁着夜凉出去的很长、很长的大车队，这以后车子又驶进了广大田野的新鲜空气里面，在两旁植柳的宽阔的路上，平稳地、疾速地向前跑去。

我们现在应当简单地讲讲马尔克洛夫的身世了。他比他的妹妹西皮亚金娜大六岁。他是炮兵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当了军官；可是后来他升到中尉，便因为跟司令官（一个德国人）不和，被迫辞职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恨死了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归化了俄国的德国人。这次辞职引起了他同父亲的争吵，因此他一直到父亲病故都没有同父亲见面；可是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一份小小的产业，就在这儿住下来。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常常同各种聪明而又有进步思想的人来往，他非常崇拜他们；后来他的思想就完全依照他们指引的方向改变了。马尔克洛夫读书不多，他读的大都是与事业有关的书，特别是赫尔岑的著作。他还保留着他的军人习惯，他过着极为俭朴的、僧侣们过的那种刻苦的生活。不多几年前他热情地爱上一位少女，可是她极其无礼地抛弃了他，嫁给一个副官了，那个副官也是德国人。马尔克洛夫从此恨起所有的副官来。他想写几篇专门论文讲俄国炮兵的缺点，可是他没有一点儿叙述的才能，连一篇文章也不曾写出来；不过他还是用他那粗大、拙劣、好像是小孩写的字迹涂满了好些灰色的大张稿纸。马尔克洛夫是一个极其顽固、极其勇敢的人，他不能够宽恕，也不能够忘记，他经常为他自己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感到极大的委屈，他不惜干任何事情。他那有限的智力只能专门注意某一点：他所不了解的事物对他是不存在的；可是他却憎恨、轻视虚伪和欺骗的行为。对高高在上的人物，对他所谓的“反动”（即反动派），他素来很严厉，甚至很粗鲁；对人民，他却很忠厚；对农民，他就像对待弟兄一样地和气。他的田产管理得并不怎么好；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社会主义计划，可是他不能够实行它们，就同他写不成他的论炮兵缺点的文章一样。一般地说来，他无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不走运；在炮兵学校里，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失败者”。他为人真诚，直率，天性富于热情而带阴郁，在某种场合他可以显得残酷、凶狠，够得上称为一个恶棍，——但是他也能够毫不迟疑地牺牲自己，而且不希望酬报。

出城不过三里光景，马车突然驶进一座白杨林子的幽暗里，看不见的树叶在暗中颤动，发出沙沙的声音，空气中充满了新鲜而强烈的树林的香味，头顶上露出淡淡的光点，地上现出交柯的树影。月亮已经从天边升了起来，它又红又大，好像是一面铜盾。车子刚刚从树下冲出去，前面便是一所小小的地主的庄园。矮矮的房屋把月轮遮住了，宅子正面三扇有灯光的窗户，好像是三个明亮的正方形。正门大开着，仿佛从来没有关过似的。院了里昏暗中现出了一辆高大的双轮带篷马车，车后横木上系着两匹白色的驿马。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两只小狗（它们也是白色的），对着车子只顾狂吠，虽是刺耳的叫声，却不含有恶意。宅子里有人在走动，马车到了台阶前便停下来，马尔克洛夫吃力地钻出车子，用脚找到了马车的铁踏板（这个踏板照例是由他的家用铁匠装在极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对涅日丹诺夫说：

“我们到家了；您会在客人中间找到您的熟朋友，可是您绝不会想到在这儿遇见他们的。请进去吧。”

十一

客人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林娜。他们两个都坐在马尔克洛夫家中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客厅里，在一盏煤油灯的灯光下面喝啤酒，抽烟。涅日丹诺夫来到这里并没有使他们惊讶；他们知道马尔克洛夫打算把他带来；可是涅日丹诺夫在这里看见他们，却大大地吃惊了。他进去的时候，奥斯特罗杜莫夫只是短短地说了一句：“老弟，你好！”马舒林娜起初脸涨得通红，随后才把手伸给他。马尔克洛夫向涅日丹诺夫说明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林娜是为了最近便要付诸实行的“共同行动”给派来的，他们在一个星期以前离开彼得堡，奥斯特罗杜莫夫留在C省做宣传工作，马舒林娜还要到K地去会某一个人。

虽然并没有人发言反对，马尔克洛夫却突然动怒了。他眼里冒出火，咬着小胡子，用一种激动的、喑哑的、却又很清楚的声音抨击目前在各处发生的罪恶行为，说到立刻行动的必要，他认为实际上万事已经齐备，只有胆小的人现在才会迟疑不前；他力说某种程度的暴力是不可少的，就像医治脓疮一样，不管疮长得怎么熟，也少不了用柳叶刀来割一下！[109]柳叶刀的比喻，他用了好几次，他显然很喜欢这个比喻，其实它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却是他在什么书上读到的。看来他对玛丽安娜的爱情完全绝望，因此他对什么都不再关心了，他只想尽可能地早些开始“行动”。他激烈地、单纯地、怒气冲冲地说着，他说得直截了当，好像是用斧头砍伐一样；他的话单调而有力，从他两片苍白的嘴唇里一句一句地吐出来，使人想到一只凶恶的老看家狗断断续续地狂吠。他说他同近郊的农民、工人都很熟，他知道他们里面也有一些能干的人，例如戈洛普廖克村的叶列梅，你叫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会马上去干。这个戈洛普廖克村的叶列梅的名字老是挂在他的嘴边。他讲了十句话便要拿右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打一下，不是用掌心，却是用手棱砍的，他还将左手举到空中，并且单单把食指分开。他那双多毛的、青筋嶙嶙的手，那根指头，那种单调的嗡嗡声，那对燃烧似的眼睛——它们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马尔克洛夫在路上很少同涅日丹诺夫讲话；他的怒气一直在往上升……现在爆发出来了。马舒林娜和奥斯特罗杜莫夫对他笑一笑，看他一眼，或者偶尔短短地叫一声表示他们的赞成，可是涅日丹诺夫却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起初他还想反驳；想指出性急的害处和时机未成熟、计划不周密的行动的危险；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看出一切都已经完全决定，没有丝毫的疑惑，更未想到有查明情况的必要，甚至不设法了解人民的真正要求……可是后来他的神经像琴弦一样地拉紧了，颤抖着，他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眼里快要流出愤激的泪水，声音变成了尖锐的叫喊，他开始像马尔克洛夫那样激昂地讲起话来，他甚至比马尔克洛夫还要激昂。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他，这是很难说的；是对他自己最近的松懈的懊悔吗？是对他自己或者对别人的恼恨吗？是他渴想压制某种正在咬啮他内心的小虫，或者他不过想在新来的密使面前表现自己？……不然，就是马尔克洛夫的话真正感动了他，使他的血在沸腾？他们一直谈到天明；奥斯特罗杜莫夫同马舒林娜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坐位，而马尔克洛夫同涅日丹诺夫也不曾坐下片刻。马尔克洛夫站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一下，完全像一名哨兵；涅日丹诺夫却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的脚步不平稳，时而急，时而慢。他们谈到目前应当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谈到各人应当担负的任务；他们把小册子和传单挑选了一下，分扎成几包；他们还讲到一个姓戈卢什金的商人，他是一个分离派教徒，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又讲到一个年轻的宣传家基斯利亚科夫，据说他很能干，不过太狡猾，而且把自己的才能看得太高；他们也提起索洛明的名字……

“就是那个经管一家纱厂的索洛明吗？”涅日丹诺夫问道，他记起了在西皮亚金家中饭桌上听到的关于那个人的话。

“就是他，”马尔克洛夫答道；“您一定要认识他。我们还没有把他了解清楚，不过他是一个能干的、非常能干的人。”

戈洛普廖克村的叶列梅的名字又提起来了，另外还讲起两个人：一个是西皮亚金家的基里洛，还有一个缅杰列伊，他的绰号叫“绷着脸”；不过这个“绷着脸”不大靠得住——他清醒的时候很勇敢，可是喝了酒就胆小了；而且他差不多老是喝得醉醺醺的。

“那么您自己的人呢？”涅日丹诺夫问马尔克洛夫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可靠的？”

马尔克洛夫回答说有，可是他连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曾举出来。他又谈起城里的小市民和特种中学的学生，据说他们体力很强，倘使需要动拳头的时候，一定有很大的用处！涅日丹诺夫还问起附近贵族的情形。马尔克洛夫答道，年轻的贵族里面也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最激烈的却是德国人；谁都知道：德国人是不可靠的……他迟早会欺骗你，出卖你！可是还应当等候基斯利亚科夫送报告来。涅日丹诺夫也还问到军队。这个时候马尔克洛夫讷讷起来了，拉拉他那长长的连鬓胡子，最后才说这方面的情况目前一点儿也不清楚……也许基斯利亚科夫会得到消息。

“那么这个基斯利亚科夫究竟是什么人呢？”涅日丹诺夫忍不住提高声音问道。

马尔克洛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这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

“不过我跟他并不熟，”他接着又说，“我一共只见过他两次。可是他真会写信，信写得真好！！我要拿给您看……您会吃惊的。简直——跟火一样！他的活动力又是那么强！他跑遍俄国总有五六趟……每到一个驿站，他就要写一封十页到十二页的信！”

涅日丹诺夫疑问地看了奥斯特罗杜莫夫一眼，可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却像一尊木偶似地坐在那里，连眉毛也不动一下；马舒林娜的嘴上露出苦笑，她不动，也不做声，涅日丹诺夫想问马尔克洛夫，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过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没有，可是奥斯特罗杜莫夫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讨论那些有什么用呢？”奥斯特罗杜莫夫说。“那还不是一样，后来一切都要改变的。”

话题又回转到政治方面了。先前那个躲在内心深处的小虫现在又来咬涅日丹诺夫的心；痛苦越厉害，他讲话越大声，也越激烈。他只喝了一杯啤酒，可是他时常觉得好像喝醉了似的——他的脑袋在旋转，他的心病态地跳得很厉害。最后在早晨三点多钟，讨论完结了，他们走过在穿堂里酣睡的小厮的身边，各人回到自己的屋子去，涅日丹诺夫上床以前，还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面前的地板。他想起了马尔克洛夫这一夜所说的话里那种接连不断的、伤心的痛苦调子：一定是这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他一定很痛苦，他的个人幸福的希望落空了，然而他却忘记了他自己，把自己完全献给他所相信的真理！“这是一个不聪明的人，”涅日丹诺夫想道……“不过做一个那样的人岂不是比像我自己所感觉到的我这样的人强一百倍吗？”

可是他对自己的这种自卑念头生起气来。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难道我不也能够牺牲自己吗？各位，等等吧……还有你，帕克林，你总有一天会相信我虽然是一个研究美学的人，我虽然也写诗……”

他气冲冲地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掠，咬了咬牙齿，匆匆地脱去衣服，倒在那张又冷又潮湿的床上。

“晚安！”马舒林娜的声音从门外送进来。“我住在您的隔壁。”

“再见，”涅日丹诺夫答道，他马上记起来，整个晚上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

“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低声自语道，他觉得不好意思了。“啊，还是快些睡着吧。”

可是要镇定他的神经，并不是容易的事……等到最后他落入昏沉、不舒服的睡眠里的时候，太阳已经相当高地升在天空了。

这天早晨他起得很迟，头痛得厉害。他穿好衣服，走到阁楼的窗前（他的房间就在这阁楼上），他看出来马尔克洛夫的庄园其实并不是什么庄园：他那小小的厢房建筑在一个开阔的高地上，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树林。厢房的一边有一座小小的谷仓，一间马房，一个地窖，一间草屋顶塌了一半的小木房；另一边有一个小池子，一片菜园，一块大麻田和一间屋顶也塌掉一半的小木房；稍远一点儿，有一个禾捆干燥棚，一个小的打禾棚和一个空着的打禾场——这便是他的眼睛所能见到的全部“财富”了。这一切都带着可怜的、衰败的样子，不过并不像是荒芜了，让人弃置了，倒像是一棵没有好好生根的小树，它从来就没有开过花。涅日丹诺夫下楼去了。马舒林娜坐在饭厅里茶炊旁边，显然是在等他。她告诉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有事情到别处去了，两个星期内不会回来；马尔克洛夫出去指挥雇农去了。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下旬，目前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马尔克洛夫想到一个计划，用他个人的财力砍伐一座小桦树林，他大清早就到那儿去了。

涅日丹诺夫觉得心里异常疲倦。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的不能再犹豫的话，并且反复地讲着立刻“动手”的必要。可是怎样动手呢？向哪一方面动手呢？又怎样不犹豫呢？问马舒林娜是没有用的：她不会迟疑；她应当做什么事，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到K地去。这以外的事情她便不去想了。涅日丹诺夫不知道应当对她讲什么话好；他喝过茶以后，便戴上帽子，向桦树林那面去了。在路上他遇见几个赶着运牲口粪的大车的农民，他们以前都是马尔克洛夫的农奴。他便跟他们谈起来……可是他们也没有讲出什么。他们好像也很疲劳，不过这是通常的肉体的疲劳，和他所感到的完全不同。据他们说，他们的旧主人是一位忠厚的老爷，只是有点儿古怪；他们料到他会破产的，因为他不按照常规办事，却只顾照自己所想的任意去做，不肯学他祖先的榜样。他太深奥了，任你怎样用心，也懂不了他的意思；不过他的心肠太好了！涅日丹诺夫再往前面走去，就遇到了马尔克洛夫本人。

他正走着，身边围了一大群工人；远远地可以望见他在跟工人谈话，对他们解说什么；可是后来他绝望地摇起手来，好像在表示：我不干了！他的管家跟在他的身边，这是一个眼睛十分近视的年轻小伙子，外貌平平常常。这个管家只顾不停地说：“就照您的意思办，老爷。”这些话却是马尔克洛夫极不高兴听的，他倒希望他的管家有更多的独立性。涅日丹诺夫走到马尔克洛夫面前，他在马尔克洛夫的脸上看到了他自己也有的那种精神疲劳的表情。他们彼此打了招呼；马尔克洛夫马上又谈起昨天晚上讨论过的“问题”（这次的确谈得更简略），谈起近在眼前的变革；可是疲劳的表情并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去。他满身都是汗水和灰尘；木屑同青苔的绿丝还挂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声音嘶哑了……他身边那些工人全不做声了；他们不知是害怕他，还是暗暗地笑他……涅日丹诺夫望着马尔克洛夫，不觉又想起了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话：“现在讨论那些有什么用呢？那还不是一样，后来一切都要改变的！”一个工人做错了事，跑来请求马尔克洛夫免除他的罚款……马尔克洛夫起先大发脾气，把他痛骂一顿，后来也就饶恕了他……“那还不是一样……后来一切都要改变的……”涅日丹诺夫便向主人借车马准备回去；马尔克洛夫对这个要求好像感到惊讶，可是他仍然回答马上把一切办妥。

他同涅日丹诺夫一块儿回家……一路上他累得摇摇晃晃。

“您怎么啦？”涅日丹诺夫问道。

“我疲乏了！”马尔克洛夫粗暴地说。“你跟这些人讲话，不管你怎么讲，他们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总不肯照你吩咐的去做……他们简直连俄国话都不懂。譬如你说‘участок[110]’，他们很明白……可是你说‘участие[111]’……什么叫做‘участие’？他们就不懂了！这也是俄国话，真见鬼！他们还以为我想分一块地给他们呢！”马尔克洛夫曾经打算向农民解释合作的原理，以便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它，可是遇到了他们坚决的反对。有一个农民甚至对他说：“坑已经够深了，可是这么一来我们就看不见它的底了……”其余的农民同声叹了一口长气，弄得马尔克洛夫毫无办法。

到了家里，马尔克洛夫打发开了跟他的人，便去吩咐套车、开饭。他家里的佣人一共有这几个：一个小听差，一个女厨子，一个车夫和一个耳朵里长毛的年迈的老仆，这个老仆爱穿一件粗布长袍，他还是马尔克洛夫的祖父的当差。他老是带着十分忧郁的眼光望他的主人；可是他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他做得了的事情；不过他老是蜷缩着身子坐在门口带阶梯的小平台上。

早餐是煮老的鸡蛋、鳁鱼和冷杂拌汤（听差端上来用旧的香膏罐盛的芥末，用香水瓶装的醋），饭后涅日丹诺夫便坐进了他昨天晚上坐来的那辆马车；可是拉车的三匹马只剩了两匹，因为第三匹马在钉蹄铁时给钉伤了，有点儿瘸。吃早饭的时候马尔克洛夫很少讲话，他也不吃东西，只是使劲地呼吸……他发了两三句牢骚，都是关于他的田产的，接着他又摇摇手，好像在说：“……那还不是一样，后来一切都要改变的。”马舒林娜要求涅日丹诺夫把她带到城里：她想在那儿买点儿东西。她说：“我可以走回来，不然，我还可以搭上农民回家的车子。”马尔克洛夫把他们送到台阶上，说他不久还要请涅日丹诺夫再来；并且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突然抖了抖身子，又振奋起来了）——一定可以最后决定了；那个时候索洛明也会来的；他，马尔克洛夫只等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只等消息一来，他们便要马上“动手”，——因为老百姓（就是连“участие”这个字也不懂的老百姓）不肯再等了。

“啊，您不是要拿什么人的信给我看吗——他叫什么名字？基斯利亚科夫？”涅日丹诺夫问道。

“过一半天……过一半天，”马尔克洛夫匆匆答道。“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办好了。”

马车走动了。

“您准备着吧！”马尔克洛夫的声音最后说道。马尔克洛夫站在台阶上，老仆人站在主人的身旁，脸上仍然带着他那不变的忧郁的眼光，挺起他的弯曲的身体，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背后，身上发出黑麦面包和粗布的气味，他听不见近旁别人讲话的声音，——这便是那个“模范仆人”，马尔克洛夫的祖父留下来的老朽的当差了。

一路上马舒林娜没有讲话，她只顾抽她的纸烟。车子走近城门的时候，她忽然发出一声长叹。

“我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难过，”她说，她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他实在太累了，”涅日丹诺夫说，“我看他的田地管理得很不好。”

“我替他难过的倒不是这个。”

“那么是什么呢？”

“他是个不幸的人，到处碰壁！……像他这样的好人我们在哪儿去找呢？可是……人家总瞧不起他！”

涅日丹诺夫看了她一眼。

“那么您知道他的什么事情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您自己看得出来的。再见，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

马舒林娜下了车。一个小时以后，涅日丹诺夫的车子驶进了西皮亚金的院子。他觉得不大舒服……他一晚没有睡觉……还有那一切的争论……那些讨论……

一张美丽的脸从窗里望出来，对他殷勤地微笑……这是西皮亚金娜在欢迎他回家了。

“她那对眼睛多好！”他想道。

十二

来吃午饭的人很多。饭后涅日丹诺夫趁着忙乱中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悄悄地溜到自己的房里去了。他想一个人关在房里静静地过一阵子，只要能把他这次旅行中带回来的印象稍微整理一下也好。吃饭的时候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注意地望过他几次，可是显然没有找到同他讲话的机会；玛丽安娜自从那次做出意外的古怪举动使他大为吃惊以后，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老是在躲避他。涅日丹诺夫拿起了笔，他很想跟他的朋友西林笔谈；可是现在就是对这位友人他也讲不出什么话了；大约是他的脑子里挤了一大堆互相矛盾的思想和感触，他不想去理顺它们，便把这一切全推到明天去了。客人中也有卡洛梅伊采夫先生；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傲慢自大，这样带豪绅气派地瞧不起人；可是他那些放肆的言论对涅日丹诺夫并不起一点儿作用：他根本就不注意它们。他仿佛给笼罩在云雾中似的；这像是一幅半明不暗的帷幔把他跟世界上其余的一切隔开了。而且，说也奇怪！透过这幅帷幔他只能看出三个人的脸——都是女人的脸——三张脸上的眼睛都牢牢地望着他。这是：西皮亚金娜，马舒林娜和玛丽安娜。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单单是这三个人呢？她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她们对他有什么要求呢？

他早早上了床，可是睡不着。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阴郁的（虽然并不就是痛苦的）思想……关于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关于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他熟悉的。好久以来他就拿它们反复地考虑，他有时对死灭的可能性感到恐惧，有时又对它表示欢迎，而且几乎因此非常高兴。后来他感到了一种他所熟悉的特殊的兴奋……他从床上起来，走到书桌前坐下，他想了片刻，便在他那个秘密珍藏的笔记本上面几乎一字不改地写了这样的诗句：

在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朋友，

请记住我的遗言：

把我的文稿完全焚毁，

让它们和我同时消逝！

请在我的身上盖满鲜花，

让阳光照进我的房里；

乐师们到我的门前弹奏，

可不要奏哀悼的乐曲！

就像在摆酒宴的时候，

请大家放开欢乐的歌喉，

让快乐的弓弦

拉出狂欢的舞曲！

我听见琴弦的余音

在我的耳旁慢慢逝去，

我也要死，闭上眼睛沉睡……

请不要用无益的呻吟

扰乱我死前的宁静。

让尘世欢乐的轻快声音

作我催眠的歌曲

送我到另一个世界去！

他写着“朋友”这个字眼的时候，他想到的正是西林。他低声念了一遍这首诗，他笔下写出的东西使他自己也吃惊了。这种怀疑，这种冷漠，这种轻率的无信仰——这一切怎么跟他的原则相合呢？怎么跟他在马尔克洛夫家里讲的话相合呢？他把笔记本扔在抽屉里，回到床上去了。可是一直到天明前云雀开始在发白的天空中歌唱的时候，他才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他刚刚教完课，坐在台球房里，西皮亚金娜进来了，她看了看四周，含笑地走到他面前，邀请他到她的书房里去。她穿了一件印花轻纱衫子，很朴素，却极动人；镶花边的袖子，仅仅长到肘部；腰间束着一根宽的丝带，一缕一缕浓密的鬈发垂在脖子上。她的全身——从她那双半闭的眼睛柔和的眼光，到她的声音、举动和脚步的那种懒洋洋的调子，全流露着殷勤和爱娇，一种谨慎的却又含有鼓励意味的爱娇。西皮亚金娜把涅日丹诺夫引进她的书房里，这是一间很舒适、很可爱的屋子，里面充满了鲜花的芬芳，香水的气味，女人衣裳的清新味，和一位夫人常在的气息；她请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自己坐在他的旁边，她开始问起他这次出门的情形和马尔克洛夫的生活情况，她问得那么仔细，那么温柔，那么殷勤！虽然她早先从没有在涅日丹诺夫面前提过马尔克洛夫的事，可是现在她对她哥哥的命运表示真诚的关心；从她的一些话可以明白，玛丽安娜在她哥哥心里唤起的感情并没有逃过她的注意；她的语调中带了一点点忧郁……不过究竟是因为他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玛丽安娜的回答呢，还是因为她哥哥挑上了一个跟他意气不相投的少女，这却难说了。然而主要的是，她分明在笼络涅日丹诺夫，想取得他的信任，使他在她面前不要害羞。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甚至抱怨他不该对她有误解。

涅日丹诺夫静静地听她讲话，望着她的膀子和她的肩头，时而看看她的粉红色的嘴唇，她的微微波动的鬈发。起初他只是非常简短地回答她；他觉得他的喉咙和胸膛好像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可是渐渐地这种感觉又让另一种感觉代替了，这另一种感觉也是窘迫不安的，不过并不是完全没有快感；他绝没有料到这样一位高贵的、美丽的太太，这样一位贵妇人居然能对他这个普通的大学生感兴趣；而且她不只是对他感兴趣，她好像还有点儿向他卖弄风情似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涅日丹诺夫暗暗地问他自己，可是他找不到回答，其实他也用不着去找回答。西皮亚金夫人谈到科利亚了；她甚至对涅日丹诺夫说，她想接近他，只是为了要同他认真商谈她儿子的事情，而且还要向他请教他关于俄国儿童教育的意见。她会突然产生这样一个愿望，倒是有点儿古怪的事。可是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所说的这个。事实上是一阵类似肉欲的冲动抓住了她；她渴想征服这个倔强的年轻人，使他拜倒在她的脚下。

可是在这里我们要略略追述一下往事。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父亲是一个眼光极其狭窄、并不灵活的将军，他在军队里服役了五十年，才只得到一个宝星和一个带扣。她的母亲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狡猾的小俄罗斯人[112]，很有才能，她同那个地方的多数女人一样，外貌非常老实，甚至带了一点儿蠢相，但是她却知道怎样利用这个外貌取得最大的利益。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父母并不是有钱的人；然而他们还是把她送进了斯莫尔尼修道院[113]去念书，在那里她虽然被人看做共和党，可是她念书用功，品行优良，因此仍然受到优待。她离开修道院以后，便和母亲同住在一套出租的房间里（她的哥哥到乡下去了，她的父亲，就是那位有一个宝星和一个带扣的将军已经死了），这一套房间非常清洁，可是也很冷；人在这些屋子里讲话，会看见一股一股的白气从他们的口中出来；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常常笑着说：“好像是在教堂里似的。”她勇敢地忍受了贫穷、窘迫生活的一切艰苦：她的脾气平和得叫人吃惊。靠了她母亲的帮忙，她不但保持了旧日的社会关系，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的友人：在交际场中，每个人都谈到她，甚至在上流社会中也是这样，都说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很有教养、端庄知礼的小姐。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有几个求婚的人；她看中了西皮亚金，便很简单、很巧妙、很快地使他爱上了她……不过他自己不久就明白他不能够找到更好的妻子了。她聪明，性情不坏，也可以说是善良，其实她冷静、淡漠……可是她不容许别人对她冷淡。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充满着一般“可爱的”利己主义者所特有的一种娇媚。这种娇媚里面并没有诗意，并没有真正的多情，却含得有温柔，同情，甚至还有柔情。不过这些可爱的利己主义者不能忍受别人的违拗：她们喜欢支配人，却不高兴别人有独立性。像西皮亚金娜这样的女人惯于挑动没有经验的热情男子，而她们自己却喜欢规律和安静的生活。她们很容易做到贞洁——她们头脑冷静，可是她们经常有支配人、挑动人和取悦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使她们显得活泼而有光彩。她们的意志很坚强，她们的魅力一部分就在于这种坚强的意志……要是那些仿佛不由自主的隐秘的柔情的火星在这样一个明净、纯真的女性身上亮了起来，男人很难不动心的；他等待着时机到来，以为冰要融化了；可是晶莹的冰只是在表面放光，它并不会融化，而且它也绝不会给搅动的！

在西皮亚金娜，稍稍卖弄风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她很明白这对她没有危险，而且也不会有危险。看见别人的眼睛时而黯淡，时而闪闪发光，别人的脸颊上泛起欲望和恐惧的红晕，别人的声音颤抖而中断，使得别人神魂颠倒——啊，这对她的心灵是多么愉快啊！夜深她躺在她的干净的床上，享受她那宁静的睡眠——想起了那些激动的言语、眼光和叹息，这又是多么快意的事！她带着非常满意的笑容平静下来，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不可侵犯、自己的坚贞，然后又抱着多么优美的俯就态度去接受她那位温文有礼的丈夫的合法的爱抚！这样的回忆对她是极其愉快的，她有时竟然感动得情不自禁，打算做一件好事，帮助别人……她曾经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养老院来纪念一位大使馆的秘书，那个人疯狂地爱着她，还为她自杀过一回！虽然她自小就没有多少宗教的情感，可是她却真诚地为他祈祷过。

她也怀着这样的心情来找涅日丹诺夫谈话，她用种种办法想使他拜倒在她的“脚下”。她竭力同他亲近，她好像对他坦白地吐露胸怀，并且怀着殷勤的好奇心，带着半母性的温柔，暗中注意到这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动人的、倔强的过激派慢慢地、笨拙地对她软化了。过了一天，一点钟或者一分钟，这一切便会完全消失，不留一点儿痕迹；可是目前她却觉得这是一件称心的事，她觉得有点儿好玩，有点儿可怕，甚至有点儿感伤的味道。她忘记了涅日丹诺夫的身世，又想到这方面的关心容易打动正在感觉到人地生疏的孤寂的人，便向他问起他幼年时期的情况和他的家庭……可是她听见他那支吾的粗鲁的回答，马上猜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她还想挽回这个错误，便更慷慨地对他诉说自己的一些心事……好像在那困人的夏天中午的炎热里一朵盛开的玫瑰张开了它的浓香的花瓣，可是夜晚的凉气一来，它又会把花瓣紧紧地闭上的。

然而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能够完全挽回她的错误。涅日丹诺夫的创痛给触到以后，便不能再像先前那样地信任她了。那个永远跟着他、老是在他心底发痛的创伤又痛起来；他的民主派的猜疑和自责也给唤醒了。“我不是为了这个到 这儿来的，”他想道；他记起帕克林的讥讽的劝告来了。谈话刚刚停顿，他便利用这个时机站起来，微微鞠了一个躬，“带着极蠢的样子”（他忍不住低声这样地讲到他自己）走出去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了他的窘相，她含笑地望着他出去，从她的微笑看来，可以断定她还是把他的窘相解释作对她有利的。

涅日丹诺夫在台球房里遇到了玛丽安娜。她站在离西皮亚金娜的房门不远的地方，背向着窗户，两手紧紧地交叉在一块儿。她的脸差不多全给阴影遮住了，可是她一双大胆的眼睛却带着固执的询问，极其倔强地望着涅日丹诺夫，她的紧闭的嘴唇表示出极端的轻蔑和令人难堪的怜悯，他因此惊愕地站住了……

“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他不由自主地问道。

玛丽安娜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没有……也许有；我有话讲。不过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呢？”

“等等吧。也许——明天；也许——永不。您瞧，我连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还不知道呢。”

“可是，”涅日丹诺夫又说，“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中间……”

“可是您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玛丽安娜打岔说。“好吧，等一等。也许明天。现在我得去找我的……太太。明天见。”

涅日丹诺夫向前走了两步，可是又突然退回来。

“啊，不错！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我老早就想问问您：您可不可以让我跟您一块儿到学校去——去看您在那儿做的事情——趁着学校还没有关门的时候？”

“当然可以……不过我想跟您谈的并不是学校的事。”

“那么谈什么呢？”

“明天见吧，”玛丽安娜又说一遍。

可是她没有等到明天；就在这天傍晚，在离阳台不远的一条菩提树荫路上，她同涅日丹诺夫谈起来了。

十三

她先去找他讲话。

“涅日丹诺夫先生，”她声音急促地说，“我看您完全给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迷住了？”

她没有等他的回答，便掉转身顺着林阴路走去；他也跟上去在她的身旁走着。

“您怎么这样想呢？”他停了一会儿问道。

“难道不是这样吗？倘使不是这样，那么她今天失算了。我想得到她怎样苦心地经营，她怎样小心地撒下她的小网。”

涅日丹诺夫不做声，只是侧眼望了望这个古怪的交谈者。

“您听我说，”她接着说下去；“我也不想掩饰：我不喜欢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您知道得很清楚。您会以为是不公道吧……不过请您先想一想……”

玛丽安娜的声音中断了。她红了脸，兴奋起来了……她每次兴奋起来，都像是在发怒似的。

“您也许会在心里暗问：‘为什么这位年轻小姐要对我讲这一切的话呢？’”她又说；“我想，那次我对您讲起……马尔克洛夫先生的时候，您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她突然弯下身去摘了一朵小小的蕈子，把它折成两段，丢开了。

“您错了，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涅日丹诺夫说；“刚刚相反，我倒以为我得到了您的信任，——这使我非常高兴。”

涅日丹诺夫的话并不完全真实：这个念头还是他刚刚想起来的。

玛丽安娜望了他一眼。她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掉开了眼睛不去看他。

“也不能说是您得到了我的信任，”她沉吟地说；“本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可是您的处境跟我的太像了。我们两个是一样不幸的；把我们拉拢的就是这个。”

“您不幸吗？”涅日丹诺夫问道。

“您呢——您不是这样吗？”玛丽安娜反问道。

涅日丹诺夫不做声了。

“您知道我的身世吗？”她激动地说，“我父亲的经历？他的流放？不知道？好吧，我来告诉您，他给逮捕了，过了堂，定了罪，褫夺了官职……什么都没有了——又给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后来死在那儿……我母亲也死了。我舅父西皮亚金，我母亲的弟弟，来照应我；我是花他的钱长大的；他是我的恩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是我女恩人——可是我却拿不怀好意的忘恩负义来报答他们，因为可能是我的心肠很硬——而且别人的面包也是不好吃的——我受不了这种宽厚的侮辱——我忍受不了这种寄食的生活……我也不能隐瞒自己的感情——我老是给别人的大头针刺痛，我没有嚷出来，也只是因为我太高傲了。”

玛丽安娜断断续续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脚步却越来越快了。

她突然站住了。

“您知道我舅母——想把我弄开，要我嫁给……那个讨厌的卡洛梅伊采夫吗？她本来知道我的信念——在她的眼里看来，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可是他！不用说他是看不上我的，您瞧，我并不漂亮，不过我可以让人卖出去。您瞧，这又是一样恩惠了。”

“那么为什么您不——”涅日丹诺夫刚刚开了口，马上又把话咽下去了。

玛丽安娜望了望他。

“为什么我不答应马尔克洛夫的求婚——您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可是叫我怎么办呢？他是一个好人。不过这并不是我的错，我不爱他。”

玛丽安娜又走在前面了，好像她有意给听话的人解除回答她这个意外的自白的义务似的。

他们两人走到林阴路的尽头了。玛丽安娜急急转进一条通过一大片接连不断的云杉林中间的窄路，便顺了这条小路走着。涅日丹诺夫跟在她的后面。他感到双重的惊讶：这个古怪的少女会突然对他这样坦白，把什么话都讲了出来，这是够奇怪的了；可是使他更惊奇的是他并不觉得这种坦白古怪，他反而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玛丽安娜突然转过身来，在路当中站住了，她的脸跟涅日丹诺夫的脸相隔有一俄尺[114]的光景，她的一双眼睛牢牢地盯住他的眼睛看。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她说，“您不要把我舅母当做坏人……她不是！她不过是爱做假，她是一个戏子。她喜欢装模作样，她要所有的人都称赞她是个美人儿，并且拿她当圣人来崇拜！她想出一句中听的话，她对一个人讲了，接着又对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说，并且老是假装好像她刚刚想出了这句话似的，她还要用她那对出色的眼睛表达她的意思！她很清楚她自己；她知道她的相貌像圣母[115]，她什么人也不爱！她做出非常关心科利亚的样子，其实也不过是常常跟一些聪明人谈谈科利亚罢了。她本人并没有害人的心思……她倒是很仁慈的！然而要是别人当着她的面弄断你全身的骨头……她也毫不在乎！她不会动一根指头去救你；不过要是对她有利，要是她用得着的时候……那么……啊，那么！”

玛丽安娜闭了嘴；怒气堵住了她的咽喉。她很想让它发泄出来，她管不住自己了——可是她再也讲不出话来。玛丽安娜是特殊的一类不幸的人（在俄国，这一类人现在已经不少了）……正义使他们满足，却并不带给他们快乐，他们对于不公正的行为是极其敏感的，他们万分痛恨这种行为。她讲话的时候，涅日丹诺夫注意地望着她；她那张涨红的脸和头上略微散乱的短发，她那两片薄嘴唇的痉挛的哆嗦，在他看来是带有几分威胁的，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美丽的。让树枝的密网截断了的太阳光，斜射在她的额上，印下了金色的斑纹——这条火舌倒是跟她整个脸上的激动的表情，她那对大大睁开的、不动的、发光的眼睛和她那讲话时候的热烈的颤音相称的。

“请您告诉我，”涅日丹诺夫后来问道，“您为什么说我不幸呢？您知道我的过去吗？”

玛丽安娜点了点头。

“是的。”

“那么……您是怎样知道的呢？什么人对您讲过我吗？”

“我知道……您的家世。”

“您知道……是谁告诉您的呢？”

“唔，就是那位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您那么迷恋着的那一位！她没有忘记当着我的面说，照她往常的办法，顺便淡淡地提起，不过讲得很清楚——不带一点儿同情，倒像一个毫无成见的自由派妇女——她说，我们这位新家庭教师生活里有一件意外的事情！请您不用惊讶，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是这样的脾气：她同样地、而且还带了一点儿同情的调子，几乎对每一位客人都说：‘我的外甥女生活里……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她父亲因为受贿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不管她怎样把自己看做是一位贵妇人——其实她不过是一个挑拨是非、装模作样的女人。这就是您那位拉斐尔的圣母！”

“对不起，”涅日丹诺夫说，“为什么说她是‘我那位’呢？”

玛丽安娜掉开身子，又顺着小路往前走了。

“因为您跟她谈了那么久的话，”她含糊地说。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涅日丹诺夫答道，“只是她一个人在讲话。”

玛丽安娜默默地继续向前走着。在这里小路转了弯，云杉林好像让开了似的，他们的面前现出一块小小的草地来，草地中央长着一棵有窟窿的垂桦，在这棵老树树干的四周，围了一圈坐凳。玛丽安娜在凳上坐下；涅日丹诺夫便坐在她的身旁。在他们两人的头上轻轻地摇曳着长条的垂枝，枝上长满了绿色小叶。在他们四周，稀疏的青草丛中开出了一些铃兰的白花——整个草地上弥漫着嫩草的清香，他们在云杉林里闻够了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树脂浓味以后，现在觉得舒畅多了。

“您想跟我一块儿去参观这儿的学校，”玛丽安娜又说起来。“好吧？我们去吧……只是我不知道。您大概不会怎么满意的。您已经听见说过——我们的主要教员就是教堂执事。他是一个好人，可是您简直想不到他对学生讲些什么东西！学生中间有一个男孩……名叫加拉西伊。他是个孤儿，十岁了，您会不会相信，他念书比所有的学生都好！”

跟着话题的突然改变，玛丽安娜自己也仿佛改变了：她的脸色转苍白了，态度也镇静多了，她的脸上现出局促不安的表情，好像她因为刚才说的那些话感到羞愧似的。她分明是想把涅日丹诺夫引到随便一个什么“问题”上面去——譬如学校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免得他们的谈话仍然像先前那样地紧张。可是这个时候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他说，“我对您坦白地说：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们中间刚才发生的那一切事情（他说到“发生”这个字眼，她便略加注意地听起来），我觉得我们突然就很……很接近了。应当是这样。我们好些时候来就互相接近了；只是我们都没有讲出来。所以我也要毫不隐瞒地对您讲话。您在这儿家里过着痛苦难熬的日子；可是您的舅父——虽然他眼光狭窄，不过据我看来，他倒是个好心人，不是吗？难道他不了解您的处境，不同情您吗？”

“我的舅父？第一——他完全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官僚——一位枢密官或者一位大臣……我不知道。第二……我也不想随意抱怨人，讲别人的坏话：我在这儿的生活并非痛苦、难熬，这就是说，我在这儿并没有受到压迫；我舅母的那些刻薄话，对我实在不算一回事……我完全是自由的。”

涅日丹诺夫惊讶地望着玛丽安娜。

“那么……您刚才对我说的那一切话……”

“您要笑我，就请笑吧，”她接着说；“不过我要是说我不幸——并不是我自己的不幸，我有时好像觉得我在替全俄国受压迫的人、贫苦的人受苦……不，不是在受苦，我是在替他们生气——替他们不平……我准备着为他们……牺牲我的生命。我觉得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小姐——一个寄食的人，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什么事都不会做！从前我父亲在西伯利亚、我同妈妈两人留在莫斯科的时候——啊，我多么想到他那儿去！并不是我对他有多大的爱或者多大的尊敬——不过是我自己非常想知道，我要亲眼看见，那些流放人和受迫害的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多么厌恶我自己，厌恶所有那些安闲、富足的人……后来他回来了，身心两方面都毁了，——他开始低声下气，到处奔走，巴结人……啊……这叫人多么痛苦！他死了倒好！……我妈妈也死了。可是我却留在世上……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感觉到我的脾气坏，我忘恩负义，我同谁也处不好，我一无所能——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我都是一无所能！”

玛丽安娜掉开身子，她的手滑到了圆凳上。涅日丹诺夫很同情她；他轻轻挨了一下她这只下垂的手……可是玛丽安娜马上将手缩了回去，并非她认为涅日丹诺夫的举动不对，却只是不要——千万不要——让他以为她在向他乞怜。

云杉林的枝叶间远远地露了一下女人的衣服。

玛丽安娜挺起腰来。

“瞧，您的圣母打发她的侦探来了。这个女仆是派来监视我的，她要向她的太太报告，我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谈话。我舅母大概猜到我跟您在一块儿，她觉得不体面……尤其是她今天在您面前表演了那一场多情的戏以后。的确——现在应当回去了。我们走吧。”

玛丽安娜立起来；涅日丹诺夫也站起来了。她掉过头去看他，她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很动人的、有点不好意思的、差不多孩子气的表情。

“您不会生我的气吧？您不会以为我也是在您面前装模作样吧？是吗？不，您不会的，”她不等涅日丹诺夫回答，便又继续说下去。“您瞧，您和我是一样的不幸，并且您的脾气也……不好，和我的一样，明天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因为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是这样吧？”

玛丽安娜同涅日丹诺夫走近宅子的时候，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正站在阳台上拿着长柄眼镜望他们，她带着她通常那种甜甜的微笑慢慢地摇她的头；她随后掉转身子，穿过大开的玻璃门回到客厅里去，西皮亚金已经坐在里面同那位没有牙齿的邻居打起纸牌来了（这个邻居是顺便进来喝茶的），她故意拖长声调，一字一字地大声说：

“空气多么潮湿！这对身体不好！”

玛丽安娜同涅日丹诺夫对望了一眼；西皮亚金刚刚赢了对方的牌，便用真正的大臣的眼光斜着往上看了看他的妻子，然后又把他这带着睡意的、冷冷的、却又是很敏锐的眼光掉去看那两个刚刚从黑暗的园子里进来的年轻人。

十四

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切事情照常进行。西皮亚金处理日常事务，即使不像一位部长，至少也像一位司局长，他仍然保持他那高傲、仁慈、而又爱挑剔的态度；科利亚照常念书；安娜·扎哈罗夫娜还是仿佛有一肚皮怨气的样子；客人来来去去，谈着闲话，打牌，好像毫不厌倦似的。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依旧常常对涅日丹诺夫献殷勤，不过她的亲切中掺了一点儿好意的讽刺。涅日丹诺夫和玛丽安娜成了亲密的朋友——他惊奇地发觉她的性情竟是相当平和，他可以同她谈任何事情，都不会碰到她十分激烈的反对。她陪他去学校参观了两次，可是他头一次去的时候，就知道他在那儿做不了什么事情。学校完全受着那位可敬的教堂执事的支配，这是得到西皮亚金的许可的，而且还是西皮亚金出的主意。那个教堂执事教语文课教得相当好，不过方法很旧——在考试的时候，他却出了一些够荒唐的问题；譬如有一天他问加拉夏，“云中暗水”应当怎样解释，加拉夏不得不按照这个教堂执事的解释回答道：“这是不可解释的。”还有一层，就是这个学校不久就要放暑假，要到秋天才开学。涅日丹诺夫记起了帕克林和别的朋友的劝告，他极力设法同农民接近；然而他不久就明白他只是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研究他们，并没有做一点宣传工作！他过去差不多都是在城里度过的，因此他和乡下人的中间便有一条他跨不过的大沟。涅日丹诺夫居然同酒鬼基里洛，甚至同“绷着脸”缅杰列伊讲过话了；可是，说也奇怪！他好像害怕他们，而且除了几句很短的普通骂人话以外，他从他们那儿什么也没有听到。另外一个农民菲丘耶夫叫他毫无办法。这个农民的面孔很强悍，看起来倒有点儿像强盗……“好，这个人一定靠得住，”涅日丹诺夫想道。可是后来怎样呢？菲丘耶夫却是一个单身无家的农民；米尔[116]把他的地收去了，因为他（一个健康而且有力气的人）不能够干活。“我不能够！”菲丘耶夫哀声呻吟，又发出一声长叹，抽抽噎噎地对人说；“我不能够干活！杀掉我吧！不然我会自杀的！”结果他在街上向人讨铜板来买面包糊口了……他的脸和利纳尔多·利纳尔狄尼[117]的完全一样。对工厂工人，涅日丹诺夫也没有办法；这班家伙不是太活泼，就是太消沉……涅日丹诺夫简直跟他们讲不上话来。他给他的朋友西林写了一封长信谈论这件事情，苦恼地抱怨他自己的无能，他把这个归罪于他受的教育不好和他那种很糟糕的美学癖！他突然得出结论，认为他在宣传工作上的任务是用文字，而不是用口头语言；可是他计划写的小册子一本也没有写成。凡是他勉强写下来的东西，照他自己看来，都显得虚伪，不自然，在语调和文辞两方面都不正确，而且有两次——啊，真可怕！——他不知不觉地又要做起诗来了，或者又跑到怀疑主义的、个人的表白上面来了。他甚至下了决心把他自己的失败告诉玛丽安娜（这是信任同亲密的重要表示！）……他又惊奇地发现她对他表同情，自然不是同情他的文学趣味，她同情的却是目前正在折磨他的那种精神的病态，这种病她多少也有一点儿。玛丽安娜跟他一样地反对美学；可是事实上她不爱马尔克洛夫、不肯同他结婚的理由却正是因为马尔克洛夫没有一点儿美学观点！不用说，玛丽安娜还没有勇气向自己承认这个，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还不怎么理解的秘密，正是我们身上最强的东西。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虽然不很平稳，却也并不乏味。

涅日丹诺夫的心上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不满意自己，不满意他的活动，也就是说，他的不活动；他的话里几乎总是带有自我谴责的严厉与刻毒的苦味；可是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心灵的深处，感觉却不坏；他甚至有一种安慰的感觉。这是乡村幽静的环境、新鲜的空气、夏天的气候、可口的饮食、闲适的生活等等的结果呢？还是由于他生平第一次尝到同女性心灵接触的甜蜜？——这是很难说的。不过，不管他怎样向他的朋友西林诉苦，而且是真心诉苦，其实他心里倒很轻松。

然而涅日丹诺夫的这种心情在一天里面就突然让人粗暴地破坏了。

那天早晨涅日丹诺夫收到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封信，要他和马尔克洛夫一面等待以后的指示，一面马上去见前面说过的那个索洛明和一个叫戈卢什金的商人（这是一个住在C城的“旧教派”[118]），同他们取得联络。这封信使涅日丹诺夫非常激动；他在信上隐约地看到对他的无所事事的责备。这些时候仅仅表现在文字上的苦恼，现在又从他的心底升上来了。

卡洛梅伊采夫来吃午饭，他带着很苦恼、很激动的样子。

“你们想象看，”他差不多带着哭声说，“我刚才在报上看到一个多么可怕的消息：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米哈伊尔，塞尔维亚的公爵，在贝尔格莱德给坏人暗杀了。[119]要是我们不断然制止这些雅各宾派和革命党的话，不知道他们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西皮亚金“要求讲几句话”，他说这种卑鄙的暗杀大概不是雅各宾派干的，“在塞尔维亚可以说是没有这种人，”这是奥布列诺维奇的敌人卡拉盖奥尔吉耶维奇[120]的党人干的……可是卡洛梅伊采夫不肯听这些话，他仍然带着哭声说，那位遇害的公爵怎样喜欢他，还送给他一支多漂亮的枪！……他越说越激动，怒气也越往上升，他从外国的雅各宾派讲到本国的虚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后来他居然痛骂起来。他照流行的办法，两只手抓起一块大的白面包，在他的汤盘上掰成两半，就像在Café Riche[121]地道巴黎人那样的派头，他表示对那些不论跟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作对的人，他要把他们全砸碎，全捣成粉碎！！他就是照这样说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把汤匙送到嘴边，接连嚷道，“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又说一遍，同时把他的酒杯递给听差为他斟白葡萄酒。他又尊敬地谈起那些伟大的莫斯科政论家[122]来——并且“Ladislas，notre bon et cher Ladislas.[123]”也不断地挂在他的嘴上。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时望着涅日丹诺夫，好像都是对他说的。“喂，你听着吧！”他好像在说，“看我揍你！我这是对付你的！这又是对付你的！”涅日丹诺夫后来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开始反驳，他的声音的确有一点儿颤抖（当然不是由于胆怯），还有点嘶哑；他出来替年轻一代人的希望、原则和理想辩护。卡洛梅伊采夫马上尖声回答——他生气的时候老是用假嗓讲话——并且咒骂起来。西皮亚金态度尊严地站在涅日丹诺夫的一边；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赞成她丈夫的意见，安娜·扎哈罗夫娜极力想引开科利亚的注意，她的愤怒的眼光从她那顶垂下来的包发帽下面抬起来，无目的地向四处张望；玛丽安娜好像变成了石头似的坐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

可是涅日丹诺夫听见拉狄斯拉斯的名字给讲到第二十次的时候，突然冒起火来，拿手掌在桌子上猛拍一下，大声叫道：

“好一个权威！好像我们不知道这个拉狄斯拉斯是什么东西似的！他不过是一个天生的走狗罢了！”

“啊……啊……您……您……您……在……在说些什么？”卡洛梅伊采夫气得结结巴巴地大声说……“您怎么敢这样批评一位大人物，像布拉津克拉姆普夫伯爵同科夫里日金公爵[124]那样有地位的人都很尊敬他！”

涅日丹诺夫耸了耸肩头。

“介绍得很好：科夫里日金公爵，那个势利小人……”

“拉狄斯拉斯是我的朋友，”卡洛梅伊采夫尖声叫道，“他是我的同志——而且我……”

“那么更对不起您了，”涅日丹诺夫打断他的话说；“这就是说您的见解同他的一样，那么我的话也可以用到您的身上。”

卡洛梅伊采夫气得脸发白。

“什……什么？什么？您怎么敢？您要……马上……受……”

“您高兴马上拿我怎么办呢？”涅日丹诺夫带着讥讽的客气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

要不是西皮亚金在这两个仇人刚刚争吵的时候就出来劝阻，那么不知道这一场争吵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西皮亚金提高声音，摆出一副庄严的神气，这里面究竟是政府要员的威风占优势呢，还是家主的尊严居上，这是很难说的——他带着镇静的坚决态度说，他不愿意在他的桌上再听见这种放肆的言论；他又说，他很早就定下了一个规则（他改正道：“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要尊重一切的信仰，不过有一个条件（他说到这里，就把他那戴着刻有纹章的戒指的食指伸起来），就是，不得超越礼节和规矩的范围；因此他一方面不得不责备涅日丹诺夫先生的言论未免有失检点，不过在涅日丹诺夫先生这样的年纪，这倒是可以原谅的；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同意卡洛梅伊采夫先生攻击敌对阵营里的人的态度，可是这种过火的举动也还是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热心。

“在我的屋檐下，”他结束地说，“在西皮亚金家的屋檐下，既没有雅各宾派，也没有走狗，有的都是诚实的人，他们一旦彼此了解，就会互相握手的。”

涅日丹诺夫同卡洛梅伊采夫两个都不做声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握手；显然他们互相了解的时候还不曾来。正相反，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地彼此憎恨过。午饭就在这种不愉快的、令人难堪的沉默中结束了；西皮亚金勉强讲了一段外交界的趣事，但是讲到一半就打住了。玛丽安娜始终埋下头望着她面前的盘子。她不愿意把涅日丹诺夫的言论在她心中唤起的同情表露出来——这并不是由于胆小，啊，不是！主要的是，她不肯让西皮亚金娜看出她的秘密。她觉得西皮亚金娜的锐利的眼光正牢牢地盯在她的脸上。事实上西皮亚金娜的眼睛就一直望着她和涅日丹诺夫两个。他意外地发脾气起初叫这位聪明的太太大吃一惊，可是后来她好像恍然大悟了，因此她由不得暗暗地叫了一声：“啊呀！……”她突然猜想到涅日丹诺夫从她的身边溜开了——这个涅日丹诺夫不久以前还是在她的掌握之中的。“那么出了什么事了……是玛丽安娜吗？是的；一定是玛丽安娜……她喜欢他……是的，他也……”

“应该想个办法，”她这样结束了她的考虑。然而卡洛梅伊采夫还是气得不得了。甚至两个小时以后，他打纸牌叫“不要”或者“我买”的时候，他的心还在痛。虽然他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可是他的声音里却有一种受委屈的隐忍的颤音！事实上只有西皮亚金一个人非常满意这件事情。他有了机会来显示他的雄辩的力量，镇慑刚刚起来的风暴……他通晓拉丁文，不会不熟悉维吉尔的“Quos ego！”[125]他没有意思把自己比作镇慑暴风雨的海神；可是他想起了海神，便有同情的感觉。

十五

涅日丹诺夫等到了适当的机会，便告辞出来，回到房里，把自己锁在里面。他不想看见任何人，只除了玛丽安娜。她的屋子是在一条长廊（这条长廊把整个二楼分隔成了两个部分）的尽头。涅日丹诺夫只到她的房里去过一次，而且仅仅坐了几分钟；可是他忽然觉得要是他这个时候去敲她的房门，她一定不会生气，恐怕她自己还有话跟他讲呢。现在已经相当迟，大概十点左右了；西皮亚金夫妇认为在饭桌上的争吵以后，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他们继续陪卡洛梅伊采夫打牌。玛丽安娜吃过饭以后不久也就不见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两次问起了她。“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到哪儿去了呢？”她起先用俄语问，后来又用法语问了一遍，她的话并不是单单向某一个人发问的，倒可以说是向墙壁发问的，这是一般吃惊不小的人的常态；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也就专心去打牌了。

涅日丹诺夫在他的屋子里来回走了几遍，然后沿着长廊走到玛丽安娜的门前，在门上轻轻地敲着。没有应声。他再敲了一次，想打开门……门是锁着的。可是他刚刚回到自己房里，在桌子前面坐下来，他的门忽然嘎嘎地轻轻响了一声，他听见玛丽安娜的声音说：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是您到我那儿来的吗？”

他马上跳起来，跑到廊上去；玛丽安娜站在他门前，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脸色灰白，动也不动一下。

“是的……我……”他低声说。

“来，”她说，便顺着长廊走去，可是还没有走到长廊的尽头，她忽然站住了，用手推开了一道矮矮的门。涅日丹诺夫看见一间小小的、差不多空空的屋子。“还是到这里面去好，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这儿没有人打扰我们。”涅日丹诺夫顺从了。玛丽安娜把蜡烛放在窗台上，便转过身向着涅日丹诺夫。

“我明白您为什么想看见我，”她说，“您在这个公馆里很痛苦，我也是一样。”

“是的，我想看见您，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涅日丹诺夫答道；“不过自从我跟您熟了以后，我在这儿就不觉得痛苦了。”

玛丽安娜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谢谢您，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可是请告诉我，经过这一切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难道您还要在这儿住下去吗？”

“我想他们不见得会要我住下去，他们会辞退我！”涅日丹诺夫答道。

“您不自动辞职吗？”

“自动？……不。”

“为什么呢？”

“您要我说真话吗？因为您在这儿。”

玛丽安娜埋下头，朝屋子里面稍微走了两步。

“而且还有，”涅日丹诺夫继续说，“我还得留在这儿。您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我愿意，我还觉得我应当，把什么都告诉您。”他走近玛丽安娜，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把手缩回去，却只是望着他的脸。“请听吧！”他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大声说，“请听我说！”房里本来有两、三把椅子，他也不坐下，却仍然站在玛丽安娜面前，握住她的手，马上热情地、热烈地、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那样滔滔不绝地对她讲起他的计划、他的意图、他接受西皮亚金聘请的理由，——还有他的亲戚、朋友、他的过去，凡是他平日不肯讲的，凡是他从来没有对人讲过的一切，他都对她讲了！他又讲起他收到的那些信，讲起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讲起所有的事——连西林也讲出来了！他说得很快，没有停顿，也没有一点儿犹豫，好像他在责备自己，没有早把他的一切秘密告诉玛丽安娜，好像他在求她原谅似的。她注意地、贪婪地听着他讲话；起初她很惊讶……但是这种感觉马上就消失了。她心里充满了感激、骄傲、倾心、决意。她的脸、她的眼睛发起光来；她把她的另一只手放在涅日丹诺夫的手上，非常兴奋地张开她的嘴唇……她突然显得十分美丽了！

他后来终于闭了口，望着她，好像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张脸似的，虽然这张脸对他已经是极其亲切、极其熟悉的了。

他发出了一声深深的长叹……

“啊！我把什么事都对您说了，我做得真好！”他的嘴唇几乎讲不出话来了。

“是的，好……好！”她也轻轻地跟着他说。她不知不觉地在摹仿他，她的声音也快要讲不出话了。“这就是说，您知道，”她继续说，“我现在愿意听您的差遣，我愿意替你们的事业做一点点事情；不论什么事，只要是应该做的，我都愿意做，不管要我到什么地方，我都去；我始终全心全意地盼望着做您高兴的事……”

她也不做声了。她再说一句话，感动的眼泪就会畅快地落下来了。她的坚强的性情突然像蜡一样地软化了。现在支配着她的就是那个对于活动的渴望，对于牺牲，对于立刻牺牲的渴望。

门外响起了什么人的脚步声——是小心的、急速的、轻轻的步子。

玛丽安娜突然伸直了身子，缩回了她的手——她的心情马上改变，她快活起来了。一种轻视的表情，大胆的表情在她的脸上闪现出来。

“我知道这个时候是谁在偷听我们，”她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让每个字清清楚楚地传到廊上去。“是西皮亚金夫人在偷听我们……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沙沙的脚步声听不见了。

“现在怎样呢？”玛丽安娜转身对涅日丹诺夫说，“我应当怎么办？我怎么给您帮忙呢？告诉我……快告诉我！我怎么办？”

“怎么办？”涅日丹诺夫说；“我还不知道……我收到马尔克洛夫的信。”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明天我得跟他一块儿到工厂去看索洛明。”

“是的……是的……马尔克洛夫——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个真正的朋友。”

“就像我这样吗？”

玛丽安娜笔直地望着他的脸。

“不——不像您这样。”

“怎样呢？……”

她突然把脸掉开了。

“啊！难道您还不明白您在我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和我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涅日丹诺夫的心跳得很厉害，他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这个少女，她爱上了他，爱上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不幸的人——她十分信任他，她准备跟随他，同他一块儿去追求同一个目标。这个非常好的姑娘——玛丽安娜——在这一刻在涅日丹诺夫的心目中成了世间一切真和善的化身——成了他从没有尝过的家庭、姊妹、妻子的爱的化身，——成了祖国、幸福、斗争、自由的化身！

他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眼睛又在望他了……

啊，这明亮的、美丽的眼光一直射到他的灵魂的深处！

“所以，”他声音不稳定地说，“我明天要去……等我从那儿回来的时候，我要告诉……您……（他突然觉得对玛丽安娜用这个客气的称呼“您”并不恰当。）我要告诉您我了解了些什么，我们决定了些什么事情。从此以后，凡是我要做的，凡是我会想到的，任何事情，我都让你……第一个知道。”

“啊，我的朋友！”玛丽安娜大声说，她又抓住他的手。“我也一样地答应你。”

这个“你”字从她的嘴里出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好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好像这是意气相投的知己朋友之间的称呼“你”一样。

“我可以看信吗？”

“信在这儿，在这儿。”

玛丽安娜匆匆地看了信，她差不多怀着敬意地抬起眼光望着他。

“他们交给你这样重要的任务吗？”

他回答她一笑，便把信放回他的衣袋里去了。

“多奇怪，”他说，“我们彼此表白了爱情——我们互相爱着——可是我们并没有讲过一句爱情的话。”

“为什么要讲呢？”玛丽安娜低声说，她突然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头紧紧靠在他的肩上……他们连吻也不接一次——大概这太庸俗了，而且不知道因为什么，还觉得有点儿可怕——至少他们两个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只是紧紧地再握了一次手，就马上分开了。

玛丽安娜回转去取她先前放在空屋子窗台上的蜡烛，——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有一种类似困惑的感觉。她吹灭了烛，在浓浓的黑暗中急急走过长廊，回到她的屋子里，她又在黑暗中脱去衣服，上了床——不知道因为什么现在这黑暗倒使她感到很愉快。

十六

第二天早晨涅日丹诺夫醒来，他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一点儿不安；他反而充满了一种轻松的、清醒的快乐，好像他做了一件本来早就该做的事情一样。他去向西皮亚金请了两天的假，西皮亚金马上答应了，不过态度很严肃。涅日丹诺夫便动身到马尔克洛夫家里去。在动身之前他设法跟玛丽安娜见了一面。她也没有露出一点儿害羞或者不安的样子；她安静地、坚决地望着他，很自然地称他：“你”。她只是关心他会在马尔克洛夫那儿知道些什么事情，她要求他详细地全讲给她听。

“这是不用说的，”涅日丹诺夫答道。

“其实，”他想道，“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在我们的友谊上，个人的感情倒占着……次要的地位——不过我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了。这是为了事业吗？对，为了事业！”

涅日丹诺夫这样想着，他自己也不怀疑，他的思想里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他看见马尔克洛夫的情绪仍然是那样疲倦和沉郁。他们草草地吃了午饭，便坐上前一次坐过的四轮马车（第二匹边套的马很年轻，而且从来没有拉过车，因为马尔克洛夫的那匹马还瘸着腿，他只好向农民租了一匹耕马来代替），到商人法列耶夫的大纺纱厂去找索洛明。涅日丹诺夫的好奇心给唤起来了：他很想接近他最近听见人谈得很多的那个人。索洛明已经得到了通知：这两位客人刚刚在工厂大门前停下来，说出他们的姓名以后，马上让人引进“工程师—厂长”住的那间并不好看的小小的侧屋里去了。索洛明当时正在工厂的正屋里；一个工人跑去唤他，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便走到窗前去看外面的景象。工厂显然很兴旺，工作十分繁忙；到处都有不停的活动的闹哄哄的声音：机器的喘息声和敲打声，织布机的响声，轮子的嗡嗡声，皮带的拍击声；同时手推车、大桶和载货马车不断地进进出出；发号施令的大声吼叫夹杂在铃声和哨声中间；男工穿粗布外衣，腰间系一根带子，用一根皮带束着头发，女工穿印花布衣服，他们匆忙地来来去去；装上马具的马让人牵过去了……这是上千人紧张得像弦一样地用全力工作时发出来的闹声。一切都有规律地、照着合理的方式积极地进行；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优美、整齐的样子，连整洁也谈不到；刚刚相反，到处是疏忽、龌龊、煤烟。这儿一扇玻璃窗破了，那儿墙上灰泥脱落了，板壁缺了一些，门又张开了大口；正面大天井当中有一个大的黑水洼，积了一洼脏水，泛着彩虹的颜色；远处分散地堆了一些砖；泥地上四处都是蒲席和麻袋的破片、箱子同一些断绳；几只长毛蓬蓬、肚子干瘪的狗懒洋洋地走来走去，连一点儿叫声也没有；在一个角上，篱笆下面坐着一个乱头发、大肚皮的四岁光景的小孩，他一身都是煤烟，伤心地哭着，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理他似的；在他旁边有一头同他一样满身煤烟的母猪，给一群吃奶的小猪围着，它正在大吃卷心菜头；晾在拉长的绳子上的破烂内衣随风飘动——到处都是这么一种气味，这么一种恶臭！一所俄国的工厂，不错；却不是一所德国的或者法国的工厂。

涅日丹诺夫看了马尔克洛夫一眼。

“我听见好多人讲索洛明很能干，”他说；“我得说，这一切混乱实在叫我吃惊；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这不是混乱，”马尔克洛夫忧郁地答道，“这是俄国式的不爱干净。不过——这是几百万卢布的事业！他不得不顺从旧的习惯，适应事业上的需要，还要照顾老板本人的意见。你知道法列耶夫是什么样的人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

“他是莫斯科最大的吝啬鬼。一句话，是个资本家。”

这时索洛明走进房来。他本人跟工厂一样，又叫涅日丹诺夫失望了。看头一眼，他好像芬兰人，或者更像瑞典人。他是高个子、浅黄色头发、宽肩膀、干瘦的人；他有一张黄色的长脸，一个短而阔的鼻子，一对极小的带绿色的眼睛，一种安详的眼光，两片向前突出的厚嘴唇，两排大大的白牙齿和一个刚刚让茸毛盖满的、中间凹进去的下巴。他一身打扮同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火夫差不多，他身上穿一件口袋松垂的旧厚呢上衣，脑袋上戴一顶弄皱了的油布便帽，脖子上围一条羊毛围巾，脚上穿一双涂柏油的长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同他一块儿进来；这个人穿了一件普通的厚呢长外衣，有一副极其灵活的茨冈人的面貌和一对锐利的漆黑的眼睛，他一进房来就用这对眼睛打量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是他已经认识的。他名叫帕维尔；据说他是索洛明的得力助手。

索洛明不慌不忙地走到两位客人面前，默默地伸出他那只长了茧子的瘦骨嶙峋的手把他们的手先后握过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封好的纸包，他还是不说一句话，把纸包递给帕维尔，帕维尔接过来，马上走出去了。索洛明伸了一个懒腰，咳嗽了一声；手一动把那顶便帽从后脑勺上扔开了，便在一把油漆过的小木椅上坐下，他指着一把同一类的长椅对马尔克洛夫和涅日丹诺夫说：

“请坐。”

马尔克洛夫首先向索洛明介绍了涅日丹诺夫；索洛明又同涅日丹诺夫握了一次手。然后马尔克洛夫谈起“事业”来，提到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涅日丹诺夫把信交给索洛明。索洛明注意地、从容地读着，他的眼睛跟着字迹一行一行地在纸上移动，涅日丹诺夫一直在旁边望着他。索洛明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已经下沉的太阳明亮地照着他那张略带汗迹的晒黑了的脸和他那带灰尘的浅黄色头发，在上面洒下许多金色的光点。他读信的时候，他的鼻孔微微颤动，而且鼓胀起来，他的嘴唇动着，好像他在念着每一个字似的；他双手紧紧捏住信纸，把它捧得高高的。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这一切倒使涅日丹诺夫感到愉快。索洛明把信交还给涅日丹诺夫，对他笑了笑，随后又去听马尔克洛夫讲话。马尔克洛夫不住地讲着，讲着，可是后来他终于讲完了。

“您知道吧，”索洛明说，他那略带嘶哑的声音是年轻而有力的，涅日丹诺夫听来觉得很愉快，“在我这儿谈话不大方便；让我们到您那儿去，您府上离这儿也不过七里地。我想你们是坐马车来的吧？”

“是的。”

“好……车里会有我的坐位吧。一小时以后我的工作就完了，我就完全自由了。我们要好好谈一下。您也有空吗？”他掉转头向涅日丹诺夫问道。

“一直到后天都有空。”

“好极了。我们就在他家里过夜。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可以吗？”

“这还用问！当然可以。”

“好吧——我马上就好了。我只要把身上稍微弄干净一点儿。”

“您工厂的事情怎样呢？”马尔克洛夫含有用意地问道。

索洛明朝旁边看了看。

“我们要好好谈一下，”他又说一遍，“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了……我忘了一点儿事情。”

他出去了。倘使他先前没有给涅日丹诺夫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那么涅日丹诺夫大概会想，也许甚至会问马尔克洛夫：“他是不是故意躲开？”可是这一类的问题他连想也不曾想过。

一个钟点以后，在这座大楼的每一层，从所有的楼梯，从所有的门里，大群的喧嚷的工人拥了出来，马尔克洛夫、涅日丹诺夫和索洛明坐的马车也就在这个时候出了工厂的大门到大路上去了。

“瓦西里·费多特奇！要干起来吗？”帕维尔把索洛明送到大门口，末了大声问道。

“等一等，……”索洛明答道。他接着向他的朋友们解释道：“这是夜班的事。”

他们到了博尔旬科沃，在那儿吃了晚饭（这大半是为了礼貌的关系），随后就抽起雪茄烟、谈起话来，这是俄国人那种讲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夜间长谈，像这种形式的长谈在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中间都是很少有的。不过就是在谈话的时候，索洛明也并没有满足涅日丹诺夫的期望。他讲话非常少……少得几乎可以说他并没有讲过话；可是他听得很注意，要是他偶尔发表一点儿意见或者批评一两句，他的话总是有道理，有分量，而且很短。索洛明看来并不相信俄国就要发生革命；可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他也不阻止他们去试一下，而且他不是站得远远地观望，他倒是站在他们的近旁。他同彼得堡的革命者很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老百姓出身的；可是他明白就是这些老百姓（离了这些老百姓“你什么事也做不了”）由于环境所迫，对革命还是很冷淡，对他们需要做长时期的工作，使他们有所准备，然而这不是那些革命者的方法和手段所能办到的。因此他才站在一旁，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伪君子或者一个滑头的办法，他倒像一个有见识的年轻人，不肯白白地牺牲自己或者别人。至于听呢……他为什么不听别人的意见，并且要是能够的话，他为什么不想多知道一些呢？索洛明是教堂执事的独子；他有五个姊妹，全嫁给教士和教堂执事了；可是他得到他那个严肃而头脑清醒的父亲的许可，离开了宗教学校去学数学，他对力学特别感兴趣；他到一家英国人办的工厂里工作，那个英国人像父亲似地爱他，并且供给他到曼彻斯特[126]去留学，他在那儿住了两年，还学会了英语。他不久前才到这个莫斯科商人的厂里来做事。虽然他对他的部下很严（这种作风是他在英国学来的），可是他们对他还是有好感，他们说：“自己人！”他的父亲对他很满意，叫他做“切实可靠的人”，他父亲惟一抱怨的地方，就是儿子不想结婚。

我们已经讲过，在马尔克洛夫家里夜间长谈中间，索洛明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可是等到马尔克洛夫谈起他对工厂工人怀着期望的时候，索洛明便照自己的习惯简单明了地说，我们俄国工人跟外国工人不同，——是最不爱说话的人。

“农民呢？”马尔克洛夫问道。

“农民？他们中间现在出了好些富农，而且一年一年地多起来；富农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其余的人都是绵羊，愚昧无知。”

“那么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呢？”

索洛明笑了笑，说：

“你们寻找，就寻到。[127]”

他脸上差不多一直带着笑容，他的笑容同他本人一样，也是非常老实的，却又不是毫无意义的。他对待涅日丹诺夫的态度很特别；这个年轻大学生在他的心中唤起了同情、并且差不多是慈爱的感情。

在这次夜间长谈的中间涅日丹诺夫突然急躁起来，十分激动；索洛明静静地站了起来，大踏步穿过屋子，把涅日丹诺夫脑后的一扇开着的小窗关上了……

讲话的人吃惊地望着他，他好意地说：“您不要受凉才好。”

涅日丹诺夫便开始问他，在他管理的工厂里，他打算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做法是不是要叫工人也分到一份利润。

“好朋友！”索洛明答道，“我们办了一所学堂和一所小医院，可是连这一点儿我们的老板也像熊一样不肯让步！”

只有一次索洛明认真发了脾气，把他有力的拳头在桌子上用劲地捶了一下，叫桌子上所有的东西，连放在墨水瓶旁边的一普特重的哑铃在内，全蹦了起来，因为他听见讲起一桩法院压迫工会的不合理的做法……

涅日丹诺夫同马尔克洛夫谈起怎样“动手”，怎样实行他们的计划的问题，索洛明仍旧怀着好奇心，甚至带着敬意地听着；可是他自己却没讲过一句话。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他们什么话不谈到呢！马尔克洛夫也曾带了点儿神秘意味地讲到那个不知道疲倦的旅行家基斯利亚科夫，讲到他的书信，它们越来越有趣味了；他答应拿几封给涅日丹诺夫看，他还答应让他带回家去，因为那些信很长，字迹又不清楚；而且信里面含有不少的学问，甚至还有诗，并不是什么浅薄的打油诗，却是带着社会主义倾向的诗！马尔克洛夫从基斯利亚科夫讲到兵，讲到副官，讲到德国人，最后他又讲到他的论炮兵的文章；涅日丹诺夫谈海涅和别尔纳的对立，[128]，谈蒲鲁东，谈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索洛明只是听着，听着，边思索，边抽他的烟，脸上一直带着笑容，他没有讲过一句俏皮话，可是他好像比任何人更明白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钟敲了四点……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倦得快要站不住了，索洛明却还是很有精神。朋友们分别了，不过他们已经约定第二天到城里去看旧教派的商人戈卢什金，谈宣传的事。戈卢什金本人很热心，而且他还答应介绍一些新的信徒！索洛明表示他怀疑是否值得去拜访戈卢什金。可是他后来也认为值得去一趟。

十七

马尔克洛夫的客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他的妹子西皮亚金夫人差人送了一封信来。在信里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对他讲了一些家庭琐事，并且向他要回他借去的一本书，——末了她在“又及”里顺便告诉他一段“有趣的”新闻：他的旧爱玛丽安娜爱上了家庭教师涅日丹诺夫，家庭教师也爱上了她，她，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并不是在传播别人的闲言闲语，她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马尔克洛夫的脸色变得像黑夜那样的阴沉……可是他不说一句话；他吩咐把书交给来人，他看见涅日丹诺夫下楼来的时候，照常向他问好，甚至把他答应过的一包基斯利亚科夫的书信给了他；不过他并不留下来陪伴涅日丹诺夫，却出去“料理事务”去了。涅日丹诺夫也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翻看刚刚拿到的这些信。那个年轻的宣传家在信里老是讲他自己，讲他紧张的活动；据他自己说，他在最近一个月里走了十一个县，到过九个县城，二十九个村子，五十三个小村庄，一个田庄和八个工厂；他在干草棚里睡了十六个夜晚，在马房里睡了一夜，甚至在牛棚里睡过一夜（他在这儿还打了括弧，标上注意符号，表示他对跳蚤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去过农民的土屋，工人的集体宿舍；他到处教训人，教诲人，散发小册子，并且匆匆忙忙地采集消息；有些他当场记录下来，有些他用最新的记忆法保留在他的记忆里；他一共写了十四封长信，二十八封短信，十八张字条（其中有四张是用铅笔写的，一张用血写的，一张是用煤烟和着水写的）；他能够做到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学会照昆丁·约翰逊、斯韦尔里茨基、卡列里乌斯以及其他政论家和统计学家的榜样，有系统地支配他的时间。然后他仍旧谈到自己，谈到他的幸运；谈到他怎样而且用什么补充了傅立叶[129]的欲望论；肯定他是第一个找到“基地”的人，说他不会“活在世界上不留一点痕迹”[130]，说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居然已经解决了生命和科学的一切问题，又说他要把俄国翻转过来，他甚至要“给它一个震动！”“Dixi！！”[131]他在这一行的末尾加上这样一个字。“Dixi”这个字在基斯利亚科夫的信里用得很多，而且总是在这个字后面加两个惊叹号。在某一封信里有一首社会主义的诗，是写给一位少女的，开头是这样的句子：

不要爱我，请爱理想！

涅日丹诺夫暗暗地惊讶起来，与其说是为了基斯利亚科夫先生的自吹自擂，倒不如说是为了马尔克洛夫的忠厚的好心肠……可是他马上就这样想道：“去他的美学！基斯利亚科夫先生也许倒有用处。”用早茶的时候三个朋友聚在饭厅里，不过前一夜的争论他们不再提了。谁都不想讲话，只有索洛明一个人很安静地沉默着；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好像内心十分激动。

他们用过早茶以后便动身到城里去；马尔克洛夫的老仆人坐在门口带台阶的小平台上，用他平日愁闷的眼光送他的旧主人。

涅日丹诺夫要去结识的那个商人戈卢什金是一个有钱的、做化学品杂货的商人（一个费多谢派[132]的“旧教派”）的儿子。他自己并没有把父亲遗留的财产加多，因为他是个一般人所谓只知享乐的人，一个俄国式的伊壁鸠鲁的信徒，他没有一点儿经营商业的机灵。他是四十岁的人，相当肥胖，相貌不好看，一脸麻子，还有一对小小的猪眼睛；他说话很快，常常颠三倒四，并且时时手舞足蹈，发出大笑声……总之，使人感觉到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娇生惯养的、有些傻气的人。他自以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因为他穿德国服装，虽然他家里并不干净，却很好客，又有些有钱的朋友——他常去看戏，并且保护一些游乐场的女演员，他跟她们讲一种古怪的半吊子的法国话。他有一种非常想出名的欲望，就是说，让戈卢什金的姓名传遍世界！苏沃罗夫和波将金[133]从前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卡皮通·戈卢什金现在又不行呢？就是这种欲望战胜了他生就的吝啬，把他（照他自鸣得意地所说的那样）扔到反对派里头去（他起初把“反对派”这个字眼干脆念成“对派”，后来才学会念了），使他同虚无主义者发生关系：他随意发表最极端的见解，挖苦他自己的旧教派，在斋戒期吃荤食，打牌，喝香槟像喝水一样。他从来没有遇到麻烦，因为，据他说，“只要用得着，我会买通一切衙门，每个漏洞都堵住了，每张嘴都闭上了，每只耳朵都聋了。”他是一个鳏夫，又没有儿女；他姐姐的几个儿子奴颜婢膝、战战兢兢地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可是他总是骂他们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傻瓜、野蛮人，他几乎从不让他们到他跟前。他住在一所大的、收拾得并不干净的砖砌的宅子里；有一些房间里放的全是外国家具，——可是另外一些屋子里除了几把油漆过的椅子和一张漆布面长沙发外，什么也没有。到处都挂着画，全是拙劣的；火红色的风景画，淡紫色的海景，莫勒的《接吻》[134]，膝和肘都是红色的肥胖的裸体女人。戈卢什金虽然没有家眷，可是他养了一大群家仆同各种各样的寄食者；他收留他们并不是出于慷慨，却又是由于他那个想出名的欲望，这些人可以由他指挥，他可以在他们面前摆架子。“我的食客们，”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就常常这样说；他不读书，可是他对一些学术上的话却记得特别牢。

这三个年轻人在戈卢什金的书房里见到他。他穿了一件长襟外衣，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烟，装作在读报的样子。他看见他们，马上跳起来，转来转去，红着脸，大声叫人立刻送点儿吃的东西来，向他们问了几句话，又为了什么事在发笑——这些都是同时做出来的。马尔克洛夫和索洛明是他认识的；涅日丹诺夫却是一位生客。戈卢什金听说涅日丹诺夫是一个大学生，便又笑起来，再跟他握一次手，说：

“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的人现在增多了……学问是光明，无知是黑暗——我自己没有受过一个钱的教育，可是我明白，所以我也搞得不错。”

涅日丹诺夫觉得这位戈卢什金先生有点儿胆怯，有点儿局促不安……事实上正是这样。“卡皮通老兄，当心啊！不要摔到泥里去！”他凡是遇到生人的时候，他的头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然而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又用他那急促而口齿不清的、混乱的调子谈起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来，谈起他的性格，谈起宣……传的必要（宣传这个字眼他很熟悉，不过他却慢慢地念出来）；又谈起他戈卢什金怎样发现了一个新的好青年，一个极其可靠的人；谈起他认为现在到了使用……使用柳叶刀的时候了（他讲到这里，看了马尔克洛夫一眼，然而马尔克洛夫毫不理会）；随后他又向着涅日丹诺夫吹嘘起自己来，他吹嘘的本领跟那个伟大的通讯员基斯利亚科夫不相上下。他说他早已不跟那班任意胡为的人为伍了，他很了解无产阶级（这个字眼他也记得很牢）的权利，又说他虽然的确离开了商业，从事银行的业务（为了增加他的资本），但是这也只是为了让这个资本可以在一定的时候用到……公共事业上，这就是说用到人民的利益上面；又说他戈卢什金实际上是最轻视钱财的！他说到这儿，仆人送小吃进来了，戈卢什金便故意咳嗽了两声，问他们要不要喝点儿什么？他就自己带头，端起满满一杯胡椒浸的酒喝干了。

客人便吃起来。戈卢什金把一大块黑鱼子酱塞进嘴里去，他认真地喝着酒，一面说：“请吧，各位，请吧，上等的马公酒[135]。”他又掉过脸向着涅日丹诺夫，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住在哪儿，住了多久；他听说他住在西皮亚金的家中，便叫起来：

“我知道这位老爷！他不成！”随后他就骂起C省所有的地主来，因为，据他说，他们不但没有公民的精神，就连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不懂……只是，说也奇怪！他虽然骂得很起劲，他的眼睛却总是东张西望，露出惊慌不安的眼神。涅日丹诺夫不能够判断他是哪一种人，他对他们有什么用处。索洛明照常地不做声；马尔克洛夫带着十分愁闷的脸色，涅日丹诺夫终于问起他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马尔克洛夫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是他的腔调里却分明含着这样的意思：的确有什么事情，不过你用不着知道。戈卢什金又骂起什么人来了，随后他又换了口气夸奖年轻人，他说：“现在这班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出现了！真聪明能干！啊！”索洛明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先前说的那个可靠的好青年是谁，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戈卢什金哈哈地笑起来，他说了两遍：“啊，您就会看见的，您就会看见的。”他便向索洛明问起他的工厂的情形，问起他的那个“滑头”老板，对他这些问话，索洛明答得非常简单。随后戈卢什金给众人斟了香槟酒；他又把脑袋俯到涅日丹诺夫的耳朵边，小声说：“为共和国干杯！”就把酒一口喝干了，涅日丹诺夫只略略抿了一口。索洛明说他早晨不喝酒；马尔克洛夫带着气愤和决断的表情把杯里的酒喝得一滴不剩。他好像忍耐不下去了；他似乎在说：“我们净在这儿浪费时间，一点儿也没有讲到正经事情。”……他突然伸手在桌面上打了一下，沉着脸叫起来：“各位！”他正要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头发十分光滑、下巴朝前撅、带着肺结核病患者病容的人，穿着一件商人穿的黄色土布的长袍，像张开两只翅膀似地伸着两手。他向众人鞠了一个躬，对戈卢什金小声讲了两句话。

“马上，马上，”戈卢什金急急忙忙地答道。“各位，”他又对众人说，“我得请你们原谅……我的管事瓦夏有点儿小事情跟我商量（戈卢什金故意开玩笑地这样讲），我不得不向你们告一会儿假；不过盼望各位赏脸今天在我这儿用饭——在下午三点钟；那个时候我更可以畅谈！”

索洛明也好，涅日丹诺夫也好，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可是马尔克洛夫仍然板起脸，声音粗暴地马上答道：

“当然，我们要来的；不然，岂不成了滑稽戏吗？”

“那么，太谢谢啦，”戈卢什金接下去说，他弯下身子向马尔克洛夫补充了一句：“不管怎样，我捐献给事业‘千个’卢布……请放心！”

他这样说的时候，把右手挥动了三次（大指和小指都是竖起来的），表示：“决不食言。”

他把客人送到门前，站在门口大声说：

“我三点钟在家恭候。”

“我们会来的！”马尔克洛夫一个人答道。

三个人刚到了街上，索洛明马上说：“各位，我要雇车——回工厂去了。午饭以前这段时间里我们干吗呢？在街上逛荡吗？老实说，我们这位商人……我看……从他身上就像从公羊身上那样，既得不到毛，也得不到奶。”

“不，毛倒是有一点儿的，”马尔克洛夫不高兴地说。“他刚才还答应出钱。您讨厌他吗？我们也不可以苛求。我们——又不是眼界太高的待嫁姑娘。”

“我哪里是讨厌他！”索洛明安静地说。“我只是问我自己，我留在这儿有什么用。不过，”他看了涅日丹诺夫一眼，带笑地接下去说，“好吧，我留下就是了。‘有人做伴，就是灾难也容易度过’[136]。”

马尔克洛夫抬起头来。

“那么我们到公园去吧；今天天气好。我们还可以看看人。”

“去吧。”

他们去了；马尔克洛夫和索洛明在前头走，涅日丹诺夫跟在他们后面。

十八

涅日丹诺夫的心境是十分奇怪的。最近两天来这么多新的感受，新的面孔……他生平第一次同一个少女接近了，这个少女他十之八九是爱上了；另一方面，他参加了事业的开始工作，这个事业又是他十之八九愿意集中全副精力去进行的……那么又怎样呢？他快乐吗？不……他动摇吗？他害怕吗？烦恼吗？啊，当然不是。那么他至少感到了那种全身心的紧张，那种争先上阵的渴望，像一般战士在战争逼近的时候所常常感到的吗？也不是。那么他真正相信这个事业吗？他相信他自己的爱情吗？“啊，该死的美学！怀疑派！”他的嘴唇没有声音地轻轻说。为什么他不叫不吼的时候就有这种厌倦、甚至这种不想说话的心情呢？他想用叫吼来压制的是什么样一种内心的声音呢？可是玛丽安娜，那个非常好的忠诚的同志，那个纯洁而热情的人儿，那个完美的少女，难道她不爱他吗？他遇见她，得到了她的友情，她的爱，这不是很大的幸福吗？而且现在走在他前面的这两个人，这个马尔克洛夫，这个索洛明（他同他还不熟，可是他已经对他很有感情了），他们不都是俄国人、俄国生活的优秀的典型吗？认识他们，同他们接近不也是幸福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模糊、不安、痛苦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烦闷，它又是怎样来的呢？“如果你是个考虑太多的人，是个害忧郁病的人，”他的嘴唇又悄悄地说起来，“你会做个什么样的革命者呢？你应当去写你的诗，去无聊地混日子，忙你自己那些无聊的思想和感触，去埋头分析种种心理的幻想和微妙，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你那病态的、神经质的激动和怪想当作男性的愤怒，当作一个有坚强信仰的人的真诚的忿恨！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丹麦王子，怎样才可以摆脱你的鬼影呢？怎样才可以不事事都摹仿你，连那种可耻的自怨自艾的乐趣也要摹仿呢？”

“阿列克西斯！朋友！俄罗斯的哈姆雷特！”一个熟悉的尖细的声音像是这些思想的回声似地突然响了起来。“我看见的真是你吗？”

涅日丹诺夫抬起眼睛，——他吃惊地看见帕克林站在他面前！帕克林打扮得像一个牧羊人，穿着肉色的夏季衣服，脖子上没有打领带，一顶配了浅蓝色丝带的大草帽扣在后脑勺上，脚上穿了一双漆皮鞋！

帕克林马上一瘸一拐地走到涅日丹诺夫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

“第一点，”他说，“我们虽然在公园里头，也得照老习惯，拥抱……接吻……一！二！三！第二点，你知道，要是我今天没有碰到你，你明天也一定会看见我的，因为我知道你的住处，而且我还是专为看你到这个城里来的……我怎么到这儿来，以后再谈吧；第三点，请你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你简单地对我说他们是谁，对他们说我是谁就成了，以后我们还是好好地玩我们的！”

涅日丹诺夫按照这个朋友的愿望，把他（帕克林）同马尔克洛夫、索洛明的姓名介绍了，再对他们彼此说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等等。

“很好！”帕克林大声说，“让我引你们离开人群（虽然说老实话，这儿并没有什么人），到一个偏僻的座位去，我沉思的时候常常坐在那儿欣赏自然界的美丽。那儿望出去，景致非常美：省长公署，两座漆着条纹的岗亭，三个宪兵，一条狗也没有！对我这些话不要太惊怪了，我是白费力气说来逗你们发笑的！据我的朋友们说，我是俄国式机智的代表人物……无怪乎我要成了瘸子了。”

帕克林把朋友们引到“偏僻的座位”跟前，他赶走了两个讨饭女人以后，便请他们坐下来。这几个年轻人开始“交换思想”，这通常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尤其是在初次会面的时候，并且总是毫无结果的。

“等一等，”帕克林突然向着涅日丹诺夫嚷起来。“我得跟你说明我为什么在这儿。你知道，我每年夏天总要带我妹子到什么地方走一趟；我听说你在这个城的附近，我便记起来有两个非常好的人住在这个城里，是一对夫妇，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是我母亲方面的。我父亲是个小市民，（涅日丹诺夫已经知道这个事实，帕克林是说给另外两个人听的）可是我母亲是贵族。他们老早就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我想——好吧！……这正合我的意思。他们是心肠挺好的人，对我妹子只有好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呢？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正好跟我想的一样！我说不出我们在这儿多舒服！可是他们是多好的人！多好的人啊！你们的确应当认识他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你们在什么地方吃午饭呢？你们为什么单单跑到这儿来呢？”

“我们到一个叫做戈卢什金的人那儿吃午饭……他是这儿的一个商人，”涅日丹诺夫答道。

“几点钟？”

“三点。”

“你们去看他是为着……为着……”帕克林留意地看了索洛明一眼，索洛明微微一笑，他又看了看马尔克洛夫，马尔克洛夫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

“喂，阿廖沙，你告诉他们……你做一个什么共济会会员的暗号吧……告诉他们用不着提防我……我是你们的……你们里头的人……”

“戈卢什金也是我们的人，”涅日丹诺夫说。

“这就好极了！现在离三点还有很长时间。听我说，我们一块儿到我亲戚那儿去吧！”

“什么，你疯了！怎么可以……”

“你不用担心！完全由我负责。你想想看：沙漠里的一块绿洲！无论是政治、文学、或者任何现代的东西都没有到这里头来看过。那座大肚皮的小宅子，你现在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宅子里头全是——古香古色；人是古的，空气也是古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古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37]，发粉，箍骨[138]裙，十八世纪！主人同主妇……你想想看：一对夫妻，两个都老了，很老了，一样的年纪，没有一点儿皱纹；圆圆的，肥肥的，干干净净的，真正的一对小鹦鹉；善良到了愚蠢的地步，到了圣洁的地步，真是无限的！有人对我说‘无限’善良的人往往缺乏道德情感……可是我懂不了这种奥妙；我只知道我那两位亲爱的老人就是善良的好人！他们从没有生过儿女。这一对‘带点傻气的人’！城里的人就叫他们做‘带点傻气的人’。两个人穿一样的衣服，就是条纹的宽袍，料子非常好，这种料子现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了。他们彼此像得很，只是一个头上戴着包发帽，另一个却戴小帽，这顶小帽跟女人的包发帽一样，也有一种绉边，不过没有带子罢了。要是不靠这根带子，你就分不出谁是谁了；尤其因为男的没有胡须。他们一个叫福穆什卡，一个叫菲穆什卡。我对你说，我们应当像看古董一样地花钱去看他们才是。他们相爱到了极点；不过要是有人去访问他们，真是非常欢迎！这样好脾气的人：他们马上玩起他们所有的小戏法来讨你欢喜。只有一件事：在他们家不许抽烟。这不是说他们是分离派教徒[139]，只是因为他们受不了烟味……自然，在他们那个时代什么人抽烟呢？他们也不养金丝雀，因为那个时候这种鸟是很少见的……这是很好的运气，你也会承认的！好吧？你们去吗？”

“说真话，我不知道，”涅日丹诺夫说。

“等一等：我还没有讲完呢。他们的声音也是很像的，要是闭上眼睛，你就不知道哪一个在讲话。只是福穆什卡讲话更温和些。各位，你们要去进行一个伟大的工作——也许还是一场激烈的斗争……那么，你们跳进大风大浪之前，为什么不先去泡一下……”

“到死水里去泡吗？”马尔克洛夫打岔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不错，那是死水；不过却不是腐朽的。草原上就有这样的小池子，虽然水不是活水，可是池子里从来不长青苔，因为池子底下有喷泉。我这两位老人家也有喷泉——在那儿，在他们的心底，很干净，非常干净。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想不想知道一百年，一百五十年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要是想知道，就请赶快跟我去。说不定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钟点——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在同一个钟点——我那对鹦鹉会从他们的架子上摔下来，那一切古风马上就会跟着他们绝迹了，那座大肚皮的小宅子也会消失了，在原地方会长出来我祖母常常对我讲的、凡是从前有过‘人迹’的地方常常生长的那些——那就是荨麻、牛蒡、苦菜、苦艾、马蹄草，连那条街也不会有了，以后人们来来去去，永远看不见这样的东西了！”

“怎么样？”涅日丹诺夫大声说，“我们马上就去吧？”

“我非常高兴，”索洛明说。“这种事情我并不喜欢，不过它有趣味；要是帕克林先生真的能够保证我们的拜访对别人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不去呢……”

“您不用怀疑！”帕克林接着也大声说；“他们只会高兴的——再没有别的了。一点儿也用不着客气！我告诉您，他们是好脾气的人；我们还可以要他们唱歌。您呢，马尔克洛夫先生，您也去吗？”

马尔克洛夫生气地耸了耸肩头。

“我不要一个人待在这儿！请您给我们带路吧。”这几个年轻人从坐位上站了起来。

“跟你一块儿的那位先生很凶，”帕克林指着马尔克洛夫在涅日丹诺夫的耳边低声说，“跟吃蝗虫的先驱者约翰[140]一模一样……单吃蝗虫，不加一点儿蜂蜜！可是这一位，”他接下去又说，一面朝索洛明的方向点了点头，“倒很不错！他笑得多好！我看出来，只有那种自己比别人优越却并不觉得的人才笑得像这样。”

“真有这样的人吗？”涅日丹诺夫问道。

“很少；不过有却是有的，”帕克林答道。

十九

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即福玛·拉夫连季耶维奇·苏博切夫和叶夫菲米娅·帕夫洛夫娜·苏博切娃，两个人都是从同一个古老的俄罗斯贵族血统传下来的，他们被一般人认为差不多是C城最老的居民。他们结婚很早，多年以前就在这儿郊外他们祖传的木头房子里定居下来，始终没有搬动过，并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从没有改变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他们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物”跑进他们的“绿洲”里来过。他们的财产并不大；可是他们的农民仍然按照老规矩，一年里面总要送几次家禽和粮食来。在规定的日期里村长便送来地租，还送来一对松鸡，说是在他们的领地上树林里打的，其实这样的树林早就没有了。他们照例在客厅门口招待他喝茶，送他一顶羊皮小帽和一副绿色麂皮手套，并且祝他一路平安。苏博切夫的家里仍然像从前那样，养了不少家奴。老仆卡里奥培奇穿了一件高领小铜钮扣的、用极厚的布做的无袖上衣，照例拉长了声音报告道：“饭菜摆好了，”然后就站在太太的椅子背后打瞌睡。他照管食器柜，兼管“各种干果，小豆蔻和柠檬”。有人问他有没有听见讲过所有的农奴都给解放了的事情，他总是这样回答：“谁有功夫注意这种事情？比方说，土耳其人给解放了，可是，谢谢上帝，我逃掉了这种事情！”年轻姑娘普夫卡是一个矮子，她是雇用来专门让主人开心的，还有一个老奶妈瓦西里耶夫娜常常在吃午饭的时候走进饭厅来，头上包一块深色头帕，用她那含糊不清的声音讲各种新闻——讲拿破仑，讲一八一二年的战争[141]，讲“反基督者”[142]和白色的黑人；不然，她就拿手支着下巴，带着痛苦的面容，述说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这又是什么预兆，又说她怎样用纸牌占运气。苏博切夫一家的宅子本身就跟城里所有的房屋不同；它是完全用栎木修建的，窗户都是正方形。双层玻璃窗框从来没有拉动过。这所宅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穿堂、小屋、正房、单房、围着栏杆的台阶、旋柱上的鸽子窝、还有各式的后廊和小屋。宅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圃，后面是一个花园，园子里有种种的小房间，如谷仓、酒窖、冷藏室等等……真正一大堆！这些屋子里并没有贮藏多少东西；有的已经塌了；可是它们全是年代久远的建筑物，因此也就照样保存了下来。苏博切夫家只有两匹很老的、背上有凹处的、毛茸茸的马；其中一匹老得身上现出了白点，他们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动”。这两匹马每月至多一次套上一辆样式特别的马车，这辆马车全城的人都认得，样子像一个地球仪，前面部分截去了四分之一，里面蒙了一层黄色的外国料子，料子上到处都是大的线团，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小硬瘤。这种料子最早也是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143]在乌德勒支或者里昂[144]织成的。苏博切夫家的马车夫也很老了，身上老是有鲸油和柏油的气味；他的胡须是从眼睛底下生起的，他的一对眉毛就像小瀑布似地垂下来，跟他的胡须连在一起。他的动作非常缓慢，闻一撮鼻烟要花五分钟，将马鞭插在他的腰带上，也要花两分钟，单单把“不动”套在车上，就得花他两小时。他的名字叫彼尔菲什卡。要是苏博切夫夫妇偶尔坐他们的马车出去，遇到车子上小坡的时候，他们总是吓得厉害（下坡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害怕），便紧紧抓住马车的吊带，两个人同时大声反复地说：“请赐马——马……以参孙的气力……让我们——比羽毛还要轻……比灵魂还要轻！！……”全C城的人都把苏博切夫夫妇当作怪人，差一点儿当他们是一对疯子；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跟现代社会风气不相适应……可是他们并不十分介意：他们始终保持着他们出生、成长、以至结婚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那些习俗中只有一样他们没有遵守：就是他们出世以来从没有责罚过什么人，也没有鞭打过谁。要是他们的仆人里面，有人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小偷或者酒鬼，他们起初忍耐着，对他容忍了好些时候，就像人忍受坏天气一样；后来他们便设法弄走他，让他去伺候别的主人。“让别人也来忍受一下吧，”他们会这样说。可是他们很少遇到这样的灾难，少到这种事居然成了他们一生中的划时代的地步。例如，他们会这样说：“已经很久了；还是那个胡作非为的阿尔多什卡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祖父那顶带狐狸尾巴的皮小帽给偷走的时候。”在苏博切夫家这样的小帽现在还在用着。还有一种显著的旧习俗的特征在他们身上也找不出来：不论福穆什卡也好，菲穆什卡也好，两个人对宗教都没有多大的信仰。福穆什卡甚至遵守伏尔泰[145]的信条；菲穆什卡看见教士怕得要死；她相信教士们都长着凶眼。她常常说：“神甫到我家里来坐一会儿，看！奶油就变酸了！”他们很少到教堂去，他们按照天主教的规矩持斋，就是说，只吃鸡蛋、牛油和牛奶。这件事城里的人都知道，不用说这对他们的名声没有好处。可是他们的好心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这一对古怪的苏博切夫夫妇虽然被人嘲笑，被人当作疯子和“带点傻气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

不错，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可是并没有人拜访他们。不过他们也并不介意。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从来没有感到无聊，因此也从没有分开过，并且也不想同别人来往。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两个人从来没有生过病；倘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两个人都要喝菩提花茶，用暖油擦擦腰，或者滴一点儿烧烫的脂油在脚掌上，那么很快地就好了。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他们起身迟，早晨用研钵形的小杯子喝可可；他们肯定地说：“茶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才流行的。”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或者闲聊（话题是永远有的！），或者读点《娱闲录》、《世界镜》或《阿奥尼德》[146]，或者翻看一本古老的纪念册，这本红色山羊皮封面带金边的册子，据上面的题词看来，是一位M-me Barbe de Kabyline[147]的遗物。这本纪念册是怎样和什么时候落到他们手里来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几首法文诗，还有许多俄文诗和像下面关于西塞禄[148]的“简短的”感想这一类的文章：

西塞禄就任执法官[149]时之心境，本人曾作如下之说明：彼已往受任官职，必呼吁上帝证明其心地之清白，此时更以最神圣之约束加诸己身，以求担任此职不致陨越，凡刑律所禁之游乐彼固不致耽溺，即常人所需之娱乐彼亦力求避免。下面注明：“作于西伯利亚饥寒交迫中。”

有一首题名《契尔西斯》的好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

全宇宙一片宁静，

朝露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它用清凉抚慰自然界，

给大自然带来新的生命！

契尔西斯独自怀着愁烦的心，

他忧郁，寂寞，痛苦万分。

亲爱的阿涅塔已经远去，

契尔西斯怎能独自欢欣？

还有一首即兴诗是一七九○年一位路过的上尉写的，日期是“五月第六日”：

我永远不能忘记

你这可爱的乡村！

我将牢牢记住

时间过得多甜蜜！

在您这高贵主人的府上

我有幸受到殷勤的款待！

这可纪念的五天的幸福生活

我和最可敬的人一块儿度过！

这儿有许多漂亮的太太小姐，

还有别的一些逗人欣爱[150]的人儿。

纪念册的最后一页并没有诗，却写上一些治胃病、痉挛、还有——唉！治蛔虫的药方。苏博切夫夫妇在正午十二点钟准时吃午饭，吃的全是旧式烹调的饮食：奶渣饼、酸味黄瓜汤、牛肉白菜汤、腌黄瓜汤、面粉粥、鸡蛋面包、果子羹、果酱、蕃红花烧鸡、蜂蜜油饼。吃过饭他们便睡午觉，只睡短短一小时，一点儿不多；他们起来了，又面对面坐着，喝一点儿越橘水，有时候也喝一种叫做“四十的智慧”的汽水，不过差不多每次都是全跑到瓶外来，主人夫妇因此大笑不止，却给卡利奥佩奇添了许多烦恼：他得把“各处”揩干净。他又把厨子和管家埋怨了好久，好像他们就是这种饮料的发明人似的……“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它只会弄脏‘假具’[151]！”这以后苏博切夫夫妇又读点儿什么书，或者跟那个矮子姑娘普夫卡开玩笑，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唱一首古老的抒情歌。他们的声音完全一样，高而弱，有一点儿颤抖，还带一点儿嘶哑（特别是在午睡以后），但也不是没有悦耳的成分。后来他们也打打纸牌，他们总是依照旧的打法，譬如“克列勃斯”、“拉穆希”[152]或者甚至打双梦家的波士顿[153]！随后茶炊端出来了；他们在晚上喝茶……这是他们对时代精神的让步，不过他们每次都说这是一个弱点，这种“中国草药”使得俄国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起来。然而他们一向都很注意不攻击新时代，也不赞美旧时代；他们生下来就只过着这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别人不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愿意让别人去过另外一种方式的、甚至更好的生活。到八点钟卡利奥佩奇把晚饭端出来，老是有一样冷杂拌汤[154]；在九点钟，胀得高高的条纹鸭绒被已经把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的肥胖的身体抱在它松软的怀里了，安静的睡眠便毫不迟延地落到他们的眼皮上。在这所古老宅子里一切都静止了；神像前的小灯发着微光，散发着麝香和香膏的气味；蟋蟀叫着——这一对好心的、可笑的、纯朴的老夫妇睡得很甜。

现在帕克林正是把他的朋友们带到这两个怪人，或者照他的说法，这两个“鹦鹉”的家里来，他的妹子就寄居在这儿。

帕克林的妹子是一个聪明的少女，相貌也不难看。她的眼睛很漂亮，可是她那不幸的驼背毁了她，使她失去一切自信心和快乐，并且变成一个多猜疑的、几乎是凶恶的姑娘。她碰巧取了这个怪名字：斯南杜里娅！帕克林想给她改为索菲雅，可是她一定要保留她这个古怪的名字，说一个驼背的女子正应该叫做斯南杜里娅。她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钢琴弹得不错。“应该感谢我的长手指，”她带了点儿苦味地说；“驼背的人都有这样的手指。”

客人来的时候，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刚刚午睡醒来，正在喝越橘水。

“我们走进十八世纪里来了，”他们刚刚跨进苏博切夫家的门槛，帕克林便大声嚷起来。

的确他们在穿堂里就遇到了十八世纪，这是贴在浅蓝色矮屏风上面的盛装的贵妇和骑士们的黑色剪影。拉瓦德尔[155]的这种剪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很流行。这么多的客人——一共四个——突然来拜访，在这个少有宾客的宅子里引起了骚动。他们听见了纷扰的脚步声，穿鞋的和赤足的都有；几个女人从门里探出脑袋来，但一下子又不见了；有人给推出门来，有人哼哼唧唧，有人哧哧地笑，有人慌慌张张地小声说；“去你的！”

后来卡利奥佩奇穿着他那件粗布的无袖上衣出现了，他打开“大厅”的门大声通报道：

“老爷，西拉·参孙内奇跟别的几位老爷一块儿来了！”

主人夫妇比他们的仆人镇静多了。他们的客厅虽然相当大，可是看见四个大人一块儿闯了进来，他们的确也有点儿吃惊。帕克林立刻使他们安静下来，他用了种种俏皮话把涅日丹诺夫、索洛明、马尔克洛夫三个人逐一介绍了，说他们都是温和的人，跟“衙门”没有关系。

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特别讨厌“衙门”的人，那就是说，官场中的人。

斯南杜里娅被她哥哥唤了进来，她比苏博切夫老夫妇更慌张，更拘谨。夫妇两人一齐说着同样的话请客人坐下，问他们要喝茶还是喝可可，或者喝带蜜饯的汽水？可是他们听说客人什么都不要，因为不久前在商人戈卢什金家中吃过早饭，过一会儿又要到那儿去吃午饭，他们也就不勉强客人吃什么，两个人把两只手完全一样地、交叉地放在肚子上，跟客人谈起话来。

起初大家谈得没精打采，不过很快谈话就活跃起来了。帕克林讲起果戈理的有名的故事，说一位市长居然挤进了那个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堂，一块大馅饼也像这位市长那样地挤进了他的肚皮里，引得两位老人大笑，他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们的笑法也是完全一样的：起先发出很尖的声音，最后便是咳嗽，脸也挣红了，并且冒出一脸的汗。帕克林一向就看出来，果戈理的一段故事对于像苏博切夫夫妇这类的人会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而且还带有爆发性的效果；不过他现在的目的还不在于使他们两位开心，倒是想拿他们来向他的朋友们夸耀，因此他改变了战法，使得这一对老人不久就谈笑自若，不感到拘束了。福穆什卡把他心爱的那个木雕鼻烟壶拿出来给客人们赏鉴，在这上面从前还可以看出三十六个人像，有着种种的姿态；这些像早已完全磨掉了，可是福穆什卡还看见他们，并且能够把他们指着一一地数出来。“看，”他说，“这儿的一个正在看窗外；看，他把脑袋伸了出去……”他用他那根带长指甲的肥短指头指着的地方跟鼻烟壶盖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平坦。随后他又让客人看他头上挂的一幅油画，画上一个猎人（侧面）骑着一匹浅黄色的马（也是侧面）在积雪的平原上飞奔。猎人戴一顶浅蓝帔的白羊皮高帽，穿一件天鹅绒滚边的骆驼毛无领长袍，束一条镀金的腰带，一只绣花缎子的连指手套插在腰带下面，一把插在黑金镶嵌的银鞘里的匕首挂在腰带上。这个猎人显得很年轻，身体肥壮，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饰着红穗子的大号角，另一只手捏着缰绳和马鞭。马的四只脚全悬在空中，画家很小心地在每只脚上画出了蹄铁，连钉子也不曾漏掉。“请注意，”福穆什卡说，一面用他那根肥短的手指指着白色背景上马腿后面四个半圆形的点子，“雪上的足印——连这些也画进去了！”可是为什么只有四个足印——为什么再往后些就连一个也不见呢——对于这一点福穆什卡就避而不谈了。

“您知道这就是我，”他停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加上一句。

“真的！”涅日丹诺夫叫起来，“您还是猎人吗？”

“是的……不过并不久。有一回马跑得很快，把我从马头上摔下来，伤了我的‘库尔彼依’。嘿，菲穆什卡吓坏了……她不许我再去打猎。我从此就不再干了。”

“您伤了什么呢？”涅日丹诺夫问道。

“库尔彼依，”福穆什卡压低声音再说了一遍。

客人们默默地互相望着，没有人知道这种“库尔彼依”是什么东西；只有马尔克洛夫知道哥萨克人或者契尔克斯人的帽子上毛茸茸的穗子叫做“库尔彼依”，可是福穆什卡不可能伤到这个！然而谁也没有勇气问他这个“库尔彼依”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好，你已经吹嘘过自己了，”菲穆什卡突然说，“我也要来夸一夸自己。”

她从一张小小的“包涅尔久茹拉[156]”（这是一种古老的书桌，书桌的腿又小又弯，桌面上有一个活动的圆拱形盖子，打开的时候可以推进桌背里去）里，拿出一幅嵌在椭圆形铜框子里的微型水彩画像。画的是一个完全裸体的四岁小孩，肩上挂着一个箭袋，胸前束了一根浅蓝色丝带，小小手指的指尖在摩弄箭头。孩子有一头很好的鬈发，有一点儿斗眼儿，脸上带着笑。菲穆什卡把水彩画拿给客人们看。

“这是——我……”她说。

“您？”

“是的，我。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画家，一位很出色的画家！经常来拜望先父。他在先父的命名日给我画了这个像。他是个多好的法国人！以后他还常到我们家来。他进来的时候，碰碰他的鞋跟，然后扭动脚，扭动脚，还要吻你的手，他走的时候，总要吻吻他自己的手指尖，的确是这样！他还要向右，向左——向后，向前鞠躬！他是个多好的法国人！”

客人们都称赞这个画家的作品；帕克林甚至承认他看出了一些相似的地方。

福穆什卡谈起现在的法国人来，他发表意见说，他们一定都变坏了。“您为什么这样想呢，福玛·拉夫连季奇？”“得啦吧！……您只看他们目前起的那些名字就知道了！”“那么举个例吧？”“譬如诺让·曾特·洛兰[157]！完全是强盗的名字！”福穆什卡好奇地顺便打听：“目前在巴黎当政的是谁？”他们告诉他是“拿破仑”，他似乎大吃一惊，并且现出不高兴的神气。“怎么能这样？一个这么老的人！[158]”他说，马上又闭了嘴，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四周。福穆什卡的法文程度很差，他读的是伏尔泰著作的译本（他的床头有一部《老实人》[159]的手抄本，放在一个收藏珍贵物品的匣子里面），可是他有时候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亲爱的先生，这是‘福斯巴尔盖’！”（他的意思是：“这是可疑的”，“不确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嘲笑，后来他遇见一位有学问的法国人，才知道这是一七八九年以前法国最高审判机关的一句旧的习用语。

菲穆什卡看见话题转到法国和法国人上面，便下决心把一个在她心里憋了许多时候的疑问讲出来。她起初想问马尔克洛夫，可是他板起面孔；她可以问索洛明……“可是不！”她这样想道，“他是个普通人，他一定不懂法国话。”所以她向涅日丹诺夫发问。

“亲爱的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她说，“请不要见怪！我的亲戚西拉·参孙内奇常常笑我，笑我这个老妇人没有知识。”

“什么事呢？”

“我说，倘使我要问：‘这是什么？’用法国话说，是不是：‘凯塞—凯塞—凯塞—里雅’？”

“是的。”

“也可以说：‘凯塞—凯塞—里雅’吗？”

“可以。”

“简单说：‘凯塞—里雅’行吗？”

“也可以这样说。”

“意思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

菲穆什卡沉思了一会儿，便摊开了两只手。

“哦，西路什卡[160]，”她后来说，“我错了，你是对的。可是这些法国人！……真厉害！”

帕克林开始要求这对老夫妻唱点什么抒情短歌……两位老人都笑了，他们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可是他们不久就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条件要斯南杜里娅弹大键琴[161]给他们伴奏，——她知道弹什么。在客厅的一个角上有一架小小的钢琴，客人们先前都没有注意到。斯南杜里娅在这架“大键琴”前面坐下来弹了几下……像这样的没有牙齿的、酸溜溜的、枯涩的、衰老的声音，涅日丹诺夫一生从没有听见过；可是这对老夫妻马上唱了起来。

福穆什卡先唱道：

难道只是为了感受

爱情中的痛苦，

上天才给了我们

一颗求爱的心？

菲穆什卡接着唱：

难道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地方有一颗热爱的心，

它完全脱离悲伤和痛苦？

福穆什卡接唱道：

没有！没有！没有！

菲穆什卡重唱一遍：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两人合唱道：

痛苦和爱情连在一起，

到处，到处，到处都是如此！

福穆什卡单独重唱一遍：

到处，到处，到处都是如此！

“好！”帕克林大声叫起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

“好吧，”福穆什卡答道，“只是，斯南杜里娅·参孙诺夫娜，颤音怎样了？我这一节诗后面应当有颤音。”

“好的，”斯南杜里娅答道，“我就给您弹颤音。”

福穆什卡又唱起来：

世界上可曾有恋爱的人，

他不知道痛苦和愁闷？

又有谁真诚热爱

而不悲哭呻吟？

菲穆什卡接下去唱道：

心在愁闷中摇荡，

像小舟漂在大洋，

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一颗心？

“故意为难！故意为难！故意为难！”福穆什卡叫起来，他停了一下，让斯南杜里娅弹出颤音。

斯南杜里娅弹出了颤音。

福穆什卡又唱了一遍：

故意为难！故意为难！故意为难！

然后是二人合唱：

上天啊，请把心收回去，

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收回我这一颗心！

最后又用颤音收尾。

“好！好！”除了马尔克洛夫外，客人全叫起来，他们甚至鼓掌。

“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充当逗人笑……的角色吗？”掌声停了以后涅日丹诺夫马上想道，“也许他们不觉得，也许他们觉得，不过他们以为：‘这有什么害处呢？我们又不害人，我们甚至是做来让别人开心的！’要是好好地想一想，他们是对的，完完全全对的！”

他这样一想，便突然对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只是欠身答礼，并没有离开他们的椅子……可是在这个时候从隔壁屋子里（也许是一间寝室，或者是女仆房，早就有小声讲话和沙沙的声音从那儿传出来了）矮子姑娘普夫卡意外地出来了，老保姆瓦西里耶夫娜跟在后面。普夫卡尖声叫起来，并且做出种种怪相，老保姆时而制止她，时而又鼓动她。

马尔克洛夫早已现出不耐烦的神情（索洛明却笑得比平时更开朗），现在马尔克洛夫突然对福穆什卡发作起来。

“我想不到您，”他仍然板着脸粗暴地说，“以您那种开明的见识（我听说，您不是一位伏尔泰的信徒吗？）居然能够把一个应当作为怜悯对象的东西——我是说：残废人——拿来取乐……”说到这里他记起了帕克林的妹子，便把话咽下去了；可是福穆什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您看……我没有……她自己……”普夫卡跑到马尔克洛夫面前。

“你怎么敢讲我们老爷、太太的坏话？”她口齿不清、唧唧呱呱地说，“他们收养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人，给我住，给我吃，给我喝，你就眼红吗？未必你看见别人的面包，眼睛就不舒服吗？你这个讨厌的黑面孔的下贱东西，你看你的胡子，就跟蟑螂一样，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普夫卡说到这儿，便用她肥短的手指做出他的唇髭的模样。瓦西里耶夫娜咧着她那张没有牙齿的嘴笑起来——隔壁屋子里响起了一阵回声。

“当然我没有资格评论您，”马尔克洛夫对福穆什卡说；“收养穷人和残废人是一件好事。不过让我对您说，过着奢侈的生活，贪图舒服，纵使不曾加害别人，却不肯伸起一根指头去帮助您的同胞……这也不是好事；说老实话，我就瞧不起您这种德行！”

这个时候普夫卡震耳地尖叫起来。她不懂马尔克洛夫在讲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个“黑面孔”在骂她的主人……他怎么敢！瓦西里耶夫娜也喃喃地讲了些什么。福穆什卡两手抄在胸前，脸朝着他的妻子，差不多带哭声地说：“菲穆什卡，亲爱的，你听见这位先生的话吗？你我都是罪人，恶人，伪君子……我们贪图享受，啊！啊！……你我应当给赶到街上去，从家里赶出去，每人给一把扫帚，叫我们自己去谋生。啊，哦！哦！”普夫卡听见这些悲痛的话，便叫得更响了。菲穆什卡眯起眼睛，歪着嘴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大声哭诉。

要不是帕克林出来干涉，事情不知道会怎样了结。

“这是什么意思？好啦！”他说着，一面挥手发出一阵大笑，“你们不害臊吗？马尔克洛夫先生不过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可是他的脸生成这样严肃，因此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你们便认真起来了！得啦！叶夫菲米娅·帕夫洛夫娜，亲爱的，我们现在就要走了——您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请您给我们大家算算命……您在这方面很有本领。妹妹！去把纸牌拿来！”

菲穆什卡看了丈夫一眼，他坐在那儿已经完全安静了，她也就静下来了。

“纸牌，纸牌……”她说，“可是我完全生疏了，亲爱的先生，已经忘记了，我好久就没有摸过它们了……”

然而她还是亲自从斯南杜里娅的手里拿过一副古怪的老式的、玩隆姆别尔的纸牌[162]来。

“我给哪一位算命呢？”

“哦，给每个人算，”帕克林说；可是他心里马上想道：“你看，她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老太婆！你可以随便摆弄她……可爱极了！”他又大声说：“给每个人算，好婆婆，给每个人算；给我们讲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未来……给我们讲一切的事情！”

菲穆什卡刚刚动手摆开纸牌，可是她突然把整副牌抛开了。

“我不用靠纸牌算命！”她大声说。“我不要纸牌，也知道你们的性格。怎样的性格就有怎样的命运。这一位（她指着索洛明），是一个冷静、坚定的人。这一位（她吓唬地指着马尔克洛夫），是一个激烈的、危险的人。（普夫卡对马尔克洛夫伸了一下舌头。）至于你，（她望着帕克林。）我不用对你说，你自己也知道——是一只风信鸡[163]！至于这一位……”

她指着涅日丹诺夫，支吾起来。

“怎么样呢？”他说；“请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菲穆什卡拉长声音慢慢地说，“你是一个可怜的人——就是这样！”

涅日丹诺夫打了一个寒噤。

“可怜！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可怜你——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眼睛这样告诉我的。你以为我是个傻瓜吗？尽管你有一头红头发，我还是比你聪明。我怜悯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

众人都不做声……他们互相望了一会儿，没有一个人讲话。

“好吧，再见，朋友们，”帕克林大声说，“我们在府上坐得太久，一定把你们烦死了。这几位先生现在要告辞了……我也要跟他们一块儿去。再见吧，谢谢你们的款待。”

“再见，再见，请再来。不要厌弃我们，”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同声说……随后福穆什卡又突然唱道：

“长，长，长生，长……”

“长，长生，”卡里奥培奇打开门让这几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他完全出人意外地用他那男低音跟着唱起来。

四个人突然到了这所大肚皮房子门前的街上了；普夫卡的尖声叫喊从窗里送了出来。

“傻瓜！”她叫道，“傻瓜！”

帕克林大声笑起来；可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马尔克洛夫甚至轮流地看了每个人一眼，好像他希望听见一两句怒骂似的……

只有索洛明照常地微笑着。

二十

“怎么样？”帕克林第一个开口说。“我们已经到过十八世纪了，现在让我们直接跳进二十世纪去！戈卢什金是那么进步的人，我们不好把他算在十九世纪里面。”

“怎么，你认识他吗？”涅日丹诺夫问道。

“他是个名满全球的人；我说：‘让我们跳进’，我的意思是跟你们一块儿去。”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认识他吗？”

“是这样吗！你们难道认识我那对‘鹦鹉’吗？”

“可是你给我们介绍了的！”

“那么你给我介绍就成了。你们同我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秘密的——戈卢什金又是个爽快的人。你瞧着，他看见一个新面孔，一定很高兴。在我们这儿C省里，不大讲究礼节！”

“不错，”马尔克洛夫咕噜道，“你们这儿的人的确不客气。”

帕克林把脑袋摇晃了两下。

“您这大概是说我吧……没有办法！我是应当挨骂的。不过我说，我的新相识，请您把您那暴躁脾气引起的忧郁思想暂时抛开一下！最主要的……”

“我的新相识先生，”马尔克洛夫急躁地打岔道，“让我也给您……一个警告：我从来没有跟人开过任何玩笑，今天更受不了！您怎么会知道我的脾气呢？（他特别用力说出这个“气”字。）明明在不久以前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好，等一等，等一等，不要动气，不要发誓。不用这样我也相信您，”帕克林说，他又向着索洛明：“喂，您，”他提高声音说，“您，连那位有洞察力的菲穆什卡也说您是个冷静的人，您的确有一些令人安心的作用，请问我是不是有一点儿叫人不愉快、或者乱开玩笑的心思？我只要求跟你们一块儿到戈卢什金那儿去，而且我对别人也不会有害的。马尔克洛夫先生脸色发黄，又不是我的错。”

索洛明起初耸了耸一只肩头，随后又耸另一只肩头，这是他的习惯，他不能够马上决定怎样回答别人问话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做的。

“不用怀疑，”他后来说，“您，帕克林先生，您不会对别人有害，您也没有那样的心思；您为什么不能到戈卢什金那儿去呢？我想，我们在那儿也会跟在您亲戚家里一样地过得很愉快，而且还是一样地有益处。”

帕克林伸着手指头指点他。

“啊！我看您也是不怀好意的！不过您也要到戈卢什金那儿去吧，是吗？”

“我当然去。反正今天这一天是完了。”

“好吧，那么，en avant，marchons！[164]到二十世纪去！到二十世纪去！涅日丹诺夫，你是个进步的人，你带路！”

“很好，我们走吧；不过你不要老是讲同样的俏皮话，省得我们以为你的俏皮话快说光了。”

“不会光的，还有很多给你们留着呢！”帕克林高兴地答道，他急急地走到前面去了，据他自己说，他不是在跳跃，他是在“瘸着走”。

“这位先生倒很有意思，”索洛明说，他挽着涅日丹诺夫的胳膊走在帕克林的后面；“要是他们把我们全送到西伯利亚去——千万不要这样！——还有一个人来给我们开心的！”

马尔克洛夫默默地走在最后。

这个时候在戈卢什金的家里人们正在用尽方法安排一顿“阔气的”或者“考究的”午饭。做了一样很油腻的、味道很坏的鱼汤；还准备了种种的“热馅饼和酱汁肉”——（戈卢什金虽是“旧教派”，他却是一个站在欧洲文化顶点上的人，喜欢吃法国菜，还雇了一个俱乐部的厨师，这个厨师因为不爱干净被那儿开除了出来）；最重要的是拿出了几瓶香槟酒用冰镇起来。

主人用他特有的那些笨拙的装腔作势、匆忙的样子和接连的傻笑来欢迎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果然不出帕克林所料，他见到帕克林非常高兴；他问起：“他是我们的人吗？”可是他不等回答，自己又嚷起来：“啊，不用说！他一定是的！”随后他便告诉他们，他刚刚从那个“怪物”省长那儿回来，省长老是拿什么鬼知道的慈善机关的事情麻烦他……戈卢什金究竟是在夸耀他晋见了省长的光荣呢，还是高兴自己居然在进步的年轻人面前骂了省长，这个却是无法断定的。随后他又把他先前讲过的那个新同志介绍给他们。这个新同志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这天早晨报告什么事情的那个头发十分光滑、患肺结核病、下巴朝前撅的小个子，戈卢什金的管事，戈卢什金叫他做瓦夏。“他不善于讲话，”戈卢什金同时把五根指头伸出来指着他说，“可是对我们的事情是非常忠心的，”瓦夏只是鞠躬，红脸，眨眨眼睛，露出牙齿笑笑，他做得这么难看，又是叫人无法断定：他究竟是一个粗俗的傻瓜呢，还是——正相反——十足的骗子和滑头。

“好吧，请用饭吧，各位，请用饭吧，”戈卢什金口齿不清地说。他们先吃了不少的小吃，然后在席前坐下来。刚刚喝过了鱼汤，戈卢什金就吩咐开香槟。冻过的酒像薄冰一样地从瓶颈滴到举着的酒杯里。“为我们……我们的事业干杯！”戈卢什金大声说，他同时向着仆人眨眨眼，点点头，好像在告诫他们，在外人面前应当小心尽职！新同志瓦夏还是不讲话，他坐在他的椅子边上，始终做出卑躬屈节的样子，这同他的老板所说的他对他非常忠心的信仰完全不协调，不过他喝起酒来倒是拼命的！……别的人都在谈话，这其实是主人同帕克林两个人讲话；特别是帕克林。涅日丹诺夫心里很烦；马尔克洛夫带着恼怒和忿恨的表情，和他在苏博切夫家里的时候一样地厉害，不过是另一种样子；索洛明在旁边观察。

帕克林很开心！他那聪明的谈吐叫戈卢什金非常高兴，戈卢什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瘸子”不停地在他邻座的涅日丹诺夫的耳边讲着批评他戈卢什金的最恶毒的话！他还以为帕克林是一个老好人，可以让他随意“玩弄”……他喜欢他，一半是因为这个缘故。要是帕克林坐在他身边，他就会用手指头戳戳他的肋骨，拍拍他的肩头；现在他只好隔着桌面对他点点头，脑袋朝他的方向摇摇摆摆……可是在涅日丹诺夫和他的中间坐着的首先就是马尔克洛夫，“那片乌云”，其次还有索洛明。然而帕克林每讲一句话，戈卢什金总要大笑一次，他甚至没有听见话就先笑起来，并且拍自己的肚皮，露出他那发青色的牙床。帕克林不久就看出来他要听些什么话，于是开口骂起一切来（这是他最擅长的），——任何事同任何人他都骂到了：保守派、自由党、官吏、律师、行政长官、地主、地方自治会议员、国会议员、莫斯科、彼得堡！

“是，是，是，”戈卢什金附和道，“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譬如我们这儿的市长，就是不折不扣的驴子！一个十足的笨蛋！我跟他讲了一两件事情，可是他什么也不懂；他跟我们那位省长一样糟！”

“您那位省长是个傻瓜吗？”帕克林问道。

“我对您说：他是驴子！”

“那么您注意到没有，他讲话用喉音，还是用鼻音？”

“您这是什么意思？”戈卢什金有点儿莫名其妙地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吗？在我们俄国高等文官全用喉音讲话；我们的高等武官全用鼻音讲话；只有最高级的官员才同时用喉音和鼻音讲话。”

戈卢什金哈哈大笑起来，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是，是，”他口齿不清地说，“他用鼻音讲话……他是个武官。”

“哼，你这个笨蛋！”帕克林心里想道。

“在我们这儿什么都是腐败的，不管你到哪儿，都是一样，”戈卢什金停了片刻又嚷起来。“什么都是腐败的，什么都是！”

“最尊敬的卡皮通·安德列伊奇，”帕克林加重语气地说，——可是他刚才还对涅日丹诺夫小声说过：“他为什么老是动他的胳膊，好像他的上衣胳肢窝底下太紧了似的？”——“最尊敬的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相信我的话，敷衍的办法现在是不中用了！”

“什么敷衍的办法！”戈卢什金突然止住笑，带了一种凶狠的表情大声叫起来，“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全都连根拔起！瓦西卡，喝呀，你……你！”

“我在喝呢，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管事答道，他把一杯酒倒下喉咙去了。

戈卢什金也“咕嘟一下子喝光了”。

“他怎么忍下去的？”帕克林低声对涅日丹诺夫说。

“习惯嘛！”涅日丹诺夫答道。

可是喝酒的不止是管事一个人。渐渐地众人都有了酒意。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甚至索洛明都渐渐地参加了谈话。

涅日丹诺夫起初怀着一种鄙视的心情，一种恼恨他自己的心情，因为他不能坚持到底，白白地浪费了时间，他又发起议论来，他说现在不再是讲空话的时候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甚至说起已经找到的地盘！！他说到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却要求他们给他指出来目前存在的可以信赖的现实的要素，——他说他看不见它们。“不管你怎样努力，社会没有同情，人民没有觉悟。”不用说，没有人回答他；并不是因为回答不出来，却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马尔克洛夫讲起话来就像在打鼓，离不掉他那低沉的、含怒的、又固执、又单调的声音（“完全像在砍卷心菜一样，”帕克林说）。他究竟在讲些什么，这是不大容易懂的；在他短短地停顿一下的时候，可以听见“炮兵”这个字眼从他的嘴里出来……他大概在说他所发现的炮兵组织的缺点。德国人和副官也得到了处罚。连索洛明也说等待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事也不做地空等，另一种是一边等、一边把事业向前推动。

“我们不需要渐进派，”马尔克洛夫不高兴地说。

“以前的渐进派都是从上面来的，”索洛明说，“我们要试试从下面做起。”

“不需要，见他的鬼！不需要，”戈卢什金起劲地附和道；“应当一口气干，一口气干！”

“就是说您想从窗里跳出去吗？”

“我要跳！”戈卢什金喊叫起来。“我要跳！瓦西卡也要跳！只要我发出命令，他就会跳出去！喂，瓦西卡？你要跳的，是不是？”

管事喝光了一杯香槟。

“卡皮通·安德列伊奇，您到哪儿，我也跟到哪儿。我怎敢有别的想法？”

“啊，这才好！不然我会叫你绝对服从的！”

不到一会儿功夫，醉汉们说的话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巨大的”叫嚣和呼喊响成了一片。各种各样的词句就像灿烂发光的初雪雪花在温暖的秋空中回旋飘舞一样，它们在戈卢什金家饭厅的燥热空气里旋转，起落，互相推挤，词句就是这些：进步、政府、文学；租税问题 、教会问题、妇女问题、法庭问题；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虚无主义、共产主义；国际派、教权派、自由派；资本、行政、组织、团体、甚至结晶！这种叫嚣正是戈卢什金非常喜欢的；在他看来这就是本质的东西。他胜利了。他好像在说：“我们在这儿！让开路，不然我要杀掉你！……卡皮通·戈卢什金来了！”管事瓦夏后来喝得大醉，鼻子响个不停，并且对他面前的盘子讲话，突然像发狂似地大声叫起来：“初级中学校——是什么鬼东西呢？？！”

戈卢什金突然站起来，发紫的脸往后仰，在他这张脸上，粗暴、专制和得意的表情中还奇怪地掺杂了一种类似暗中疑惧甚至恐怖的表情，他叫吼起来：“我再贡献一千吧！瓦西卡，去拿来！”瓦西卡小声答道：“太好了。”帕克林脸色苍白，满头是汗（他在这最后一刻钟里面，醉得和管事一样），他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把两只手举得高过了头，断断续续地说：“贡献！他说：贡献！啊！神圣的字眼给亵渎了！牺牲[165]！没有一个人敢于升得像你这么高，没有一个人有力量执行你交给他的任务，至少我们这儿几个人是不成的，——这个任性胡闹的家伙，这个混蛋钱包，张开它的大肚皮，漏出一点点卢布来，便高声大叫：‘贡献！’他还想别人给他道谢；他还等着一顶桂冠——这个下贱东西！”戈卢什金或者是没有听见帕克林的话，或者是听见了却没有懂它的意义，再不然便是把这番话当作笑话看，因为他接着又嚷起来：“不错！一千卢布！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的话是——神圣的！”他突然把手伸进他的侧袋里去。“钱在这儿，这是现款！装到袋里去吧；要记住卡皮通！”他每逢兴奋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会像小孩一样用第三人称称呼他自己。涅日丹诺夫把扔在满是酒迹的桌布上的钞票拾了起来。现在用不着等待什么了，并且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站起来，拿起各人的帽子走了。

他们到了露天里，大家都觉得脑袋发晕，特别是帕克林。

“嗯，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他吃力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要到哪儿去，”索洛明答道，“不过我要回家了。”

“到工厂吗？”

“到工厂。”

“现在，在晚上，还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这儿既没有狼，没有强盗，我的腿又没有毛病，可以走路。夜里走路倒凉快。”

“可是有四里路呢！”

“就是五里我也不在乎。朋友们，再见！”

索洛明扣好上衣，拉下便帽盖到前额，点燃一根雪茄，迈着大步顺着大街走了。

“你往哪儿去呢？”帕克林又问涅日丹诺夫。

“我到他那儿去，”涅日丹诺夫指着马尔克洛夫说，马尔克洛夫抄着双手，动也不动地站在一旁。“我们这儿有马和车子。”

“好吧，好极了……我呢，老弟，我到‘绿洲’去，到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那儿去。老弟，你知道，我要对你讲什么话？这儿，那儿都是荒唐……只是十八世纪的荒唐比二十世纪的荒唐更接近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各位，再见；我喝醉了……请不要见怪。让我再讲一件事！世上再找不出……一个比我妹子斯南杜里娅更好的女人；然而她是——一个驼背，并且叫斯南杜里娅。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她应当起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圣斯南杜里娅是谁吗？这是一位有美德的女人，她经常探监牢，给犯人医伤，给病人治病。好吧，再见！再见，涅日丹诺夫，——可怜的人！还有你，军官……哼！孤僻的人！再见！”

他摇摇晃晃地跛行着，朝着“绿洲”慢慢地走去。马尔克洛夫和涅日丹诺夫一块儿走到他们寄放马车的驿站那儿，吩咐把马套好，半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坐在车上沿着公路走了。

二十一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变幻不定的夜；潮湿的急风一阵一阵地吹过，送来大片田里的麦香和雨的气味。他们走过了作为路标的小檞林，转进乡村土路去的时候，情况更不好了；狭窄的车路有时简直看不出来……车夫把车子赶得更慢了。

“希望我们不要迷路才好，”涅日丹诺夫说；他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没有讲过话。

“不！我们不会迷路！”马尔克洛夫答道。“一天不会有两桩倒霉事。”

“那么第一桩倒霉事是什么呢？”

“什么？我们白白地浪费掉一天——难道您倒不在乎吗？”

“不错……不用说……那个戈卢什金！！我们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我的脑袋现在痛得……厉害。”

“我不是说戈卢什金，至少他给了一点儿钱；因此，我们的拜访也并不是毫无所获！”

“那么您不是懊恼帕克林把我们引到他的……他叫他们做什么呢……哦，‘鹦鹉’那儿去吧？”

“那用不着懊恼……也用不着欢喜。我对那种好玩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没有把它当作倒霉事。”

“那么是什么呢？”

马尔克洛夫不回答，他只是往他的角上稍稍靠后一点儿，好像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似的。涅日丹诺夫看不清楚他的面貌；只有他的小胡子像一条横的黑线现了出来；可是从这天早晨起涅日丹诺夫就知道马尔克洛夫心里有一种隐忍住的暗中不快——还是不要触到他这个地方为好。

“对我讲吧，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您真佩服那位基斯利亚科夫先生的书信吗——就是您今天给我读的那些？您知道，原谅我不客气地说——那简直是废话！”

马尔克洛夫挺起腰来。

“第一，”他含怒地说，“您对这些信的意见，我完全不同意。我觉得它们是很了不起的……而且是很诚恳的！第二，基斯利亚科夫在做工作，并且很辛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信仰；他相信我们的事业，他相信革—命！我得告诉您一件事，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我觉得您，您对我们的事业很冷淡，您并不相信它！”

“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呢？”涅日丹诺夫慢慢地问道。

“从哪儿？从您讲的每一句话，从您整个的行为！！今天在戈卢什金家里说没有看见我们可以信赖的要素的人是谁呢？您！谁要求我们给他指出这些要素来呢？又是您！并且在您那个朋友，那个无聊的小丑和爱挖苦别人的人，帕克林先生，两眼朝着天说，我们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牺牲自己的时候，是谁在附和他呢？是谁点头赞成呢？那不又是您吗？您高兴怎样讲自己，就怎样讲吧；您要怎样想自己，也随您……这是您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有些人能够把一切使生活变得美好的东西完全抛弃，连爱情的幸福也不要，只求为他们的信仰服务，只求忠于他们的信仰！那么，您今天……不用说，做不到这样！”

“今天？为什么恰恰是今天呢？”

“啊，为了上帝的缘故，不要装假了，您这个幸福的唐·璜[166]，您这个恋爱的胜利者！”马尔克洛夫叫起来，他把车夫完全忘记了，车夫虽然没有从驾车的座位上掉过头来，却能够听清楚他们讲的每一句话。不过说实在话，这个时候车夫更用心在看路，顾不到坐在他后面的先生们的争论了，他小心地、甚至有点儿害怕地策着辕马，马摇着脑袋，朝后倒退，让车子滑下了一个斜坡，这样的斜坡在他们的路上本来是不该有的。

“对不起，我不大懂您的意思，”涅日丹诺夫说。

马尔克洛夫不自然地、带恶意地笑起来。

“您不懂我的意思！哈！哈！哈！我全知道了，阁下！我知道您昨天同谁谈过恋爱；我知道您拿您漂亮的面孔和口才把谁迷住了；我知道谁把您引进她的屋子里去……晚上十点以后！”

“老爷！”车夫突然转过头对马尔克洛夫说。“请拉住缰绳……我要下车看看。我想我们走错路了……那儿，好像有个水沟……”

事实上车子已经偏倒在一边了。

马尔克洛夫把车夫交给他的缰绳紧紧抓住，仍然那样大声地说下去：

“我并不责备您，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您利用……您并没有错。我只说我并不奇怪您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冷淡态度；我再说一遍，您有别的心事。我顺便还要说到自己，哪里会有这样一个人：他事先料得到少女心里喜欢的是什么，或者了解她们想望的是什么！！”

“我现在懂您的意思了，”涅日丹诺夫开始说，“我明白您的苦恼，我也猜得出是谁在侦察我们，并且赶快来告诉您……”

“这也不是什么功劳，”马尔克洛夫继续往下说，他装出没有听见涅日丹诺夫讲话的样子，并且故意把每个字音拖长，仿佛唱歌似的，“并不是身心两方面有特出的地方……不！这只是……一切私生的孩子，一切……私生子的倒霉的运气！”

这最后的一句话是马尔克洛夫急匆匆地、不连贯地说出来的，他说了马上就像僵了一样不做声了。

涅日丹诺夫甚至在黑暗中也觉得他自己的脸完全发白，他的脸颊上起了一阵寒栗。他差一点儿控制不住自己要扑过去掐住马尔克洛夫的脖子了……“这个侮辱必须用血，用血来洗掉……”

“我找到路了！”车夫叫起来，他在右前轮旁边出现了。“我搞错了一点儿，朝左边转了……现在不要紧了！我们一下子就到了；离我们家还不到一里路。请坐好！”

他爬上了驾车座位，从马尔克洛夫的手里接过了缰绳，拉转辕马的脑袋。车子猛烈地震动了两下，便更平稳地、更快地向前跑了，黑暗好像在裂开，并且在往上升，轻烟似地飘动——前面现出小山的形状。随后亮起一线灯光……灭了……又现出一线灯光……一只狗叫了起来……

“我们的村子到了，”车夫说。“喂，快，我的小猫！”

越来越多的灯光迎着他们。

“您既然这样地侮辱了我，”涅日丹诺夫后来终于说了，“您就容易理解，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能够在您家里过夜了；所以，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也只好求您，到了您家里的时候，把您的马车借给我，让我到城里去；明天我可以想办法回家；以后我会让您得到您一定盼望着的通知。”

马尔克洛夫并没有马上回答。

“涅日丹诺夫，”他突然用一种不大响亮的、几乎是绝望的声音说，“涅日丹诺夫！为了上帝的缘故，求您到我家里去吧——就是叫我跪下来求您饶恕也行！涅日丹诺夫！忘记吧……忘记，忘记我那些蠢话吧！啊，谁能够知道我是多么不幸啊！”马尔克洛夫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从那里仿佛发出了呻吟。“涅日丹诺夫！你要宽宏大量！把手伸给我……不要拒绝饶恕我！”

涅日丹诺夫伸出手给他，犹豫不决地，但还是伸出来了。马尔克洛夫把它捏得紧紧的，涅日丹诺夫差一点儿叫出声来了。

马车停在马尔克洛夫家的台阶前。

“你听我说，涅日丹诺夫，”一刻钟以后，马尔克洛夫在他的书房里对涅日丹诺夫说……“你听我说！”（他就只用“你”称呼涅日丹诺夫，他对这个他发觉是他的幸运的情敌，他刚刚恶毒地侮辱了的、他还想杀死的、还想撕成碎片的人用了这个意外的亲密称呼“你”——在这个“你”字里面有一种坚决放弃的意味，一种谦卑的、痛苦的恳求，还有一种权利的主张……涅日丹诺夫承认这个权利，并且也用“你”的称呼同马尔克洛夫谈起来。）

“你听我说！我刚才对你说过，我抛弃了恋爱的幸福，我拒绝了爱情，只求为我的信仰服务……这是胡说，吹牛！我从没有得到过那一类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舍弃的！我生下来就是没有才能的，这一辈子也会是没有才能的……也许这倒是应该如此。这个既然我没有份，我就得去干别的事！既然你能够把两桩事情合在一块儿……能够爱，能够被爱……同时又能够给事业出力……好，你真行！我羡慕你……可是我自己——办不到。我不能够。你是个幸福的人！你是个幸福的人！我不能够！”

马尔克洛夫压低声音说了这些话，他坐在一把矮椅上，埋着头，两只手无力地垂在腰间。涅日丹诺夫站在他面前，全神贯注在一种沉思的注意里，虽然马尔克洛夫说他是幸福的人，可是他看起来并不像是幸福的人，并且自己也不觉得幸福。

“我年轻的时候给女人骗了，”马尔克洛夫继续说；“她是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她把我扔了……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德国人！为了一个副官！而玛丽安娜……”

他停了一会儿……这是他第一次说出她的名字，这个名字仿佛烧着他的嘴唇似的。

“玛丽安娜没有欺骗我；她明白地对我说，她不喜欢我……我怎么会使她喜欢呢？好吧，她已经委身给你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不是自由的吗？”

“啊，等一下，等一下！”涅日丹诺夫大声说，“你在讲什么？！什么委身？我不知道你妹子给你写了些什么，可是我向你保证……”

“我不是指肉体；可是她在精神上已经委身给你了——拿她的心，她的灵魂给了你了，”马尔克洛夫打岔说，涅日丹诺夫的惊呼显然给了他一点儿安慰。“她做得很不错。至于我的妹子……她当然没有使我难过的心思……事实上她对我这种事情并不关心；不过她一定恨你，也恨玛丽安娜。她并没有说谎……可是，不用再讲她了！”

“是的，”涅日丹诺夫想道，“她恨我们。”

“一切都是往很好的方面走的，”马尔克洛夫说，他坐的姿势也没有改变。“最后的束缚也给我摆脱了，现在再也没有可以妨碍我的了！你不用去管戈卢什金是一个任性胡闹的家伙：那是无关紧要的。至于基斯利亚科夫的书信……它们也许是荒谬可笑的……是这样；不过我们应当注意主要的事情。照他说来……到处都准备好了。也许你不相信这个吧？”

涅日丹诺夫没有回答。

“也许你是对的；不过你知道，要是我们等着一切，完完全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动手，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动手了。要是我们把所有的后果预先来考虑一下，在它们中间一定有坏的后果。比如，我们的先驱者计划解放农奴的时候，那怎样呢？他们能够料到农奴解放的一个后果却是产生了一个放高利贷的地主阶级吗？这种人把一俄石[167]腐烂的黑麦作价六个卢布卖给农民，却从他那儿拿回来：（马尔克洛夫弯起一根指头）第一，价值六个卢布的劳动，此外（马尔克洛夫弯起另一根指头）整整一石上好的黑麦——还要（马尔克洛夫又弯起第三根指头）加上利息！实际上他们把农民的最后一滴血都吸干了！你得承认我们的解放者没有能够在事前料到这个！然而即使他们料到了，他们没有事先拿所有的后果衡量一下，就去解放了农奴，他们也没有做错！所以我……就下了决心了！”

涅日丹诺夫用疑问的、惊奇的眼光望着马尔克洛夫；可是马尔克洛夫把眼睛掉开，望到角落里去了。他皱着眉毛，隐住眼瞳；他咬他的嘴唇，咀嚼他的唇髭。

“是的，我下了决心了！”他又说一遍，一面用他多毛的黝黑的拳头拍打他的膝盖。“要知道，我很顽固……我并不是白做了半个小俄罗斯人[168]呢！”

他站起来，拖着他那双仿佛没有力气的脚走到他的寝室里去，从那儿拿来装在玻璃镜框里的玛丽安娜的小幅画像。

“你拿去吧，”他用一种悲痛的、但又是平稳的声音说；“我以前画的。我画得很坏；不过你看，我觉得这倒像她（这幅用铅笔绘的侧面像的确很像）。老弟，拿去吧，这是我的遗嘱。跟这幅画像一块儿我现在让给你——不是我的权利……我并没有权利……不过，你知道——一切！我让给你一切——连她在内。老弟，她是个好姑娘……”

马尔克洛夫不做声了；他的胸部的起伏是看得见的。

“拿去吧。你不跟我生气吗？好，那么拿去吧。现在我完全……用不着……这一类东西了。”

涅日丹诺夫接过了画像；可是一种奇特的感情压住他的心。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接受这个礼物；他又觉得要是马尔克洛夫知道他涅日丹诺夫心里在想些什么，他（马尔克洛夫）也许不会把这幅画像送给他。涅日丹诺夫把这张小心地装在镶着金色窄纸边的黑框里的小圆形纸片拿在手里，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我手里捏的是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啊，”他想道。他明白马尔克洛夫现在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单单给他呢？把画像交还吗？不！那就会是最大的侮辱了……说到底，难道这张脸不是他所珍爱的吗？难道他不爱她吗？

涅日丹诺夫带了一点儿内心的恐惧抬起眼睛望马尔克洛夫……这个人是在看他，是在探索他的思想吗？可是马尔克洛夫又把眼睛掉向角落里去，并且又在咀嚼他的小胡子了。

老仆人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走进屋子里来。

马尔克洛夫吃了一惊。

“是睡觉的时候了，阿列克谢兄弟！”他大声说。“早晨比晚上想得更周到些。明天我借给你马，让你回家去——再见吧！”

“你也再见吧，老家伙！”他突然掉向这个仆人，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我有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

老人大吃一惊，差一点儿让蜡烛落在地上，两眼望着他的主人，在这双眼睛里露出一种跟他平日的忧郁不相同、并且更厉害的表情。

涅日丹诺夫走到他的屋子里去。他觉得很不好受。喝下去的酒使他的脑袋还在痛，耳朵里一直在响，他虽然闭上眼睛，也看得见眼前的闪光。戈卢什金、管事瓦西卡、福穆什卡、菲穆什卡在他面前不停地转来转去；远远地现出玛丽安娜的形象，她像是不信任似的，不肯走近来。这一天他自己说过、做过的一切，他现在看来，都是完全虚伪的，做作的，都是多余的、骗人的废话……至于他应当做的事情，他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是难于达到的，那是藏得很严密的，那是埋在地狱的深坑里面的……

他再三地想从床上起来，走到马尔克洛夫那儿，对他说：“收回你的礼物，把它收回去吧！”

“呸！生活是多讨厌啊！”他终于这样地嚷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走得很早。马尔克洛夫已经站在台阶上，身边围了一些农民。是他把他们召集在一块儿的呢，还是他们自己来的，涅日丹诺夫决定不了；马尔克洛夫很简单、很冷淡地跟他告了别……可是在他看来，马尔克洛夫好像要对农民讲什么重要事情似的。老仆人带着他那一向不变的眼光待在那儿。

马车很快地穿过了城区，它转到乡下以后就飞跑起来。马还是一样的，不过车夫——或者因为涅日丹诺夫住在有钱人的公馆里，或者因为别的理由——指望多得一点儿酒钱……我们都知道，每逢车夫喝了酒，或者相信就要有酒喝的时候，马总是跑得极快的。这是一个六月的日子，不过空气相当凉爽。高高的、动得很快的云在蓝色天空中飞过，一阵强烈的、没有变化的风吹起来，在给昨天的雨打湿了的路上扬不起一点儿尘土。爆竹柳发出飒飒声，闪闪地发亮，在风里摇来摇去——一切都在动，都在飞扬；远处小山中鹌鹑的叫声越过草木畅茂的幽谷传来，仿佛这叫声也有翅膀飞了过来似的。一群白嘴鸦在晒太阳；在那条平直的、光秃的地平线上有一些像黑色跳蚤似的东西移动着——农民在拿他们的休闲地耕第二遍。

可是涅日丹诺夫并没有看到……这一切景象……他甚至不曾注意到他进了西皮亚金的庄园，——他完全沉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了……

可是他看见宅子的屋顶、楼房和玛丽安娜房间的窗户的时候，他突然打了一个颤。“是的，”他对自己说，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说得对，她是一个好姑娘，并且我爱她。”

二十二

涅日丹诺夫匆匆换了衣服，去给科利亚上课。他在饭厅里遇见西皮亚金，西皮亚金冷淡而有礼貌地对他鞠了一个躬，仿佛不高兴地说：“玩得愉快吗？”便走进他的书房去了。这位政治家在他那大臣的头脑里已经打定了主意，等假期一完，马上就把这个——“的确显著的赤色分子”——家庭教师送回彼得堡去，目前还得小心地监视着他。“Je n’ai pas eu la main heureuse cette fois-ci，”他想道，“不过……j’aurais pu tomber pire。”[169]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对涅日丹诺夫的感情却更坚决，更明确得多。她现在简直讨厌透了他……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侮辱了她。玛丽安娜没有想错：在廊上偷听她和涅日丹诺夫讲话的，正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位尊贵的太太并不以此为可耻。她在他出门的两天里面，虽然没有对她的“轻佻的”外甥女讲出什么，却时刻都让她的外甥女明白，她是什么都知道的；并且要不是她一半轻视她又一半可怜她的话，她一定会气愤得不得了……她只要看玛丽安娜一眼，或者对她讲一两句话，她整个脸颊都现出压抑住的内心的轻蔑的表情，她的眉毛也交织着讥讽和怜悯的感情扬了起来；她的美妙的眼睛带着温和的惊愕，带着忧郁的厌恶望着这个倔强的少女，她依着她的“幻想和怪僻”，居然在黑暗的屋子里……跟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亲……亲嘴了！

可怜的玛丽安娜！她那端庄而骄傲的嘴唇上还没有印过任何男人的吻呢。

然而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并不曾对她丈夫讲起她的这个发见；她只是当着他的面，带了含有深意的微笑对玛丽安娜讲几句话，这笑容跟她的话的内容又没有一点儿关系。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甚至有点儿后悔给哥哥写了那封信……可是仔细一想，她又觉得写了再来后悔还是比不写信、不后悔好些。

涅日丹诺夫在饭厅里吃早饭的时候见了玛丽安娜一面。他觉得她黄瘦了；她这天一点儿也不漂亮；可是他走进饭厅的时候，她向他投过来的那迅速的一瞥一直刺透他的心。另一方面，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却望着他，好像不停地暗中说：“我给你道喜！做得好！高明极了！”同时她还想从他的脸上知道马尔克洛夫有没有把信给他看过。末了她断定是给他看了的。

西皮亚金听说涅日丹诺夫到过索洛明管理的工厂，便向他打听“那个在各方面值得注意的工业设备”的情况；可是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答话里看出来涅日丹诺夫在那儿的确没有看到什么，便恢复了尊严的沉默，看他的神气，好像他在责备自己不该想从这么一个不成熟的人那儿得到什么有益的知识！玛丽安娜离开饭厅的时候，设法对涅日丹诺夫小声说：“你在花园尽头那个老桦树林里等我；我只要能够抽身，马上就到那儿去。”“她也用‘你’称呼我，跟他一样，”涅日丹诺夫想道，这种亲密虽然使他有点儿感到惊慌，却又感到愉快！……要是她突然又称他“您”，要是她跟他疏远起来——那么这会是这么古怪，简直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这样会使他不幸的。他究竟是不是在爱她，他自己还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她对他是很宝贵的，亲近的，并且是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不可少的，——他整个身心都有这样的感觉。

玛丽安娜约他去的那个树林一共有一百多棵高耸的老桦树，其中大部分都是垂桦。风还没有停；长长的枝条像散开的辫子似的在微风里飘动、摇荡；云还是和先前一样，高高地在天空飞驰，要是有一片云掩盖了太阳，那个时候一切的景物都变成——不是变成黑暗，却成了一样的颜色。随后云片飞过去了，明亮的光点又突然在各处乱动起来：它们搅成一团，闪闪发光，又和一块一块的暗影混在一起……树声和摇曳还是一样；可是添了一种喜庆的欢乐。激情闯进一颗苦闷、激动的心里的时候，带来的正是这种强烈的快乐……涅日丹诺夫的胸膛里有的正是这样的一颗心。

他倚在一棵桦树干上——等待着。他的确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也不想知道；他觉得比在马尔克洛夫家里的时候更害怕，但同时又安心。他想见她，想跟她谈话，比做什么事都更心切；那个把两个生物突然拴在一块儿的绳结已经套在他的身上了。涅日丹诺夫想起了轮船要靠码头的时候投向岸上去的缆绳……现在绳子已经紧紧地拴在桩上，轮船停稳了。

靠了码头！谢天谢地！

他突然打了一个颤。一个女人的衣服远远地在路上闪现出来。这是她。可是她究竟是向他走来，还是走开呢，他却不能断定，直到后来他看出来那些明暗的点子由下往上地在她的身上滑动……他才明白，她是朝着他走来的。要是她到别处去，那些斑点就得从上向下地移动了。再过一会儿，她就走近他，站在他面前了，脸上带着快乐的、欢迎的表情，眼里射出爱抚的眼光，唇上浮着淡淡的、愉快的微笑。他抓住她伸出来的手——可是马上讲不出一句话；她也不说什么。她刚才走得很快，有点儿气急；但是他看见她的时候那种高兴的神情，分明使她很高兴。

她先讲话。

“好吧，”她说，“快告诉我，你们决定了些什么事情？”

涅日丹诺夫吃了一惊。

“决定了……难道现在就应该决定什么事情吗？”

“好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事情。你看见了什么人？你跟索洛明认识了没有？告诉我所有的事，所有的事！等一下——我们到那儿去，再远一点儿。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儿不是这么容易给人看见的。”

她拉着他走了。他顺从地跟着她走过高而稀疏的枯草丛中。

她把他引到了她说的那个地方。那儿有一棵在风暴中倒下来的大桦树横在地上。他们就在树干上坐下来。

“你讲吧，”她又说了一遍，可是她自己马上却接着说：“啊！我看见你多高兴！我还以为那两天长日子永远过不完了。你知道，我现在完全相信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偷听了我们讲话。”

“她写信告诉马尔克洛夫了，”涅日丹诺夫说。

“她告诉他了？！”

玛丽安娜不做声了，她的脸渐渐地涨得通红，不过这并不是由于羞愧，却是由于另一种更强烈的感情。

“这个坏的、恶的女人！”她缓慢地小声说，“她没有权利做这种事情！好吧，这也没有关系！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涅日丹诺夫讲起来……玛丽安娜带着一种呆呆的注意的表情静静听着，只有在她以为他讲得太快、没有讲细节的时候，她才打断他。然而他这次出门的经过情形，并非所有的细节都使她同样地感到兴趣；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使她发笑，可是他们引不起她的注意。他们的生活跟她的生活隔得太远了。

“就好像听你讲纳武霍多诺索尔[170]的事情一样，”她说。

可是马尔克洛夫说了些什么话，甚至戈卢什金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过她马上就明白了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特别是索洛明的见解怎样，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这些倒是她应当知道，而且是她急于想知道的。“到底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在涅日丹诺夫讲话的时候，她的脑子里反复地想着的、并且常常到她的嘴上来的就是这一个问题，然而他却好像在避开，凡是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答复的事情，他都没有谈到。后来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他讲得津津有味的正是玛丽安娜最不感兴趣的那些细节……可是他仍然常常回到那些细节上去。滑稽的描写使她感到不耐烦；失望的、灰心的调子使她不愉快……他不得不反复地谈到“事业”，谈到“问题”。说到这个题目上来，再多的话也不会使她厌烦。涅日丹诺夫记起来在他还没有进大学以前，有一个夏天他在几个好朋友的别墅里避暑，他常常给朋友的孩子们讲故事，他们也是不喜欢详细的描写，也是不喜欢纯粹个人感觉的表现……他们也要求行动、事实！玛丽安娜并不是小孩，可是拿她的感情的直爽和单纯来说，她倒和小孩相近。

涅日丹诺夫真诚地、热烈地称赞马尔克洛夫，讲到索洛明的时候他特别有好感。他一面用几乎是过分推崇的词句来赞美索洛明，一面又不停地问他自己：为了什么缘故对那个人这样看重呢？他并没有讲过什么了不起的话；他的某些话好像还是跟他（涅日丹诺夫）的见解相反的……“他的性格是稳健的，”他心里想道；“他是一个精细周到的、朝气蓬勃的人，像菲穆什卡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高大的人；他有沉静、坚强的魄力；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他相信自己，也得到别人的信任；他从不急躁……始终保持平衡！平衡！……这是最重要的；我缺少的正是这个。”涅日丹诺夫不响了，他完全沉在深思里面……他突然觉得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他抬起头来：玛丽安娜用了关心的、温柔的眼光在看他。

“朋友！你怎么啦？”她问道。

他从他的肩上拿起她的手，头一回在这只小而结实的手上吻了一下。玛丽安娜微微地笑了笑，好像她在诧异，怎么他会想到这种殷勤上面来。接着她也沉思起来了。

“马尔克洛夫把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信给你看了吗？”末了她问道。

“是的。”

“那么……他怎样呢？”

“他吗？他是个最高贵、最不自私的人！他……”涅日丹诺夫正要把画像的事告诉玛丽安娜——可是他又忍住了，只是重说一遍：“最高贵的人！”

“哦，是的，是的！”

玛丽安娜又沉思起来。她突然在他们两人坐的桦树干上转身向着涅日丹诺夫兴奋地问道：

“那么你们决定了些什么事情？”

涅日丹诺夫耸了耸肩膀。

“什么，我已经对你讲过了，现在，——什么都没有决定；还应当再等些时候。”

“再等些时候？……等什么呢？”

“最后的指示。”（“我在撒谎，”涅日丹诺夫想道。）

“从谁那儿？”

“从……你知道……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那儿。并且我们还要等着奥斯特罗杜莫夫回来。”

玛丽安娜带着询问的眼光看涅日丹诺夫。

“告诉我，你究竟见过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没有？”

“我见过他两次……都只是匆匆一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我怎么对你说呢？他现在是我们的领袖，是的，他在指挥。没有纪律，我们的工作就搞不好；我们应该服从。”（“这完全是胡说，”他这样想道。）

“他的相貌怎样呢？”

“怎样？短胖的身材，浅黑的皮肤，……颧骨高高，像一个加尔木克人[171]……面貌相当粗野。只有一对眼睛却是非常灵活的。”

“他谈起话来怎样？”

“他不大谈话，他命令。”

“为什么他做了领袖呢？”

“哦，他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他没有一件事不敢做。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杀人。因此——别人都怕他。”

“索洛明的相貌怎样？”玛丽安娜停了一会儿，又问道。

“索洛明也不漂亮；只是他的面孔端正、淳朴、正直。像这样的面孔在宗教学校学生（自然是好学生）里头是可以见到的。”

涅日丹诺夫把索洛明详细描绘了一番。玛丽安娜向涅日丹诺夫凝望了许久……许久……然后自语似地说：

“你也有很好的面孔。我想，跟你一块儿生活，会幸福的。”

这句话感动了涅日丹诺夫；他又拿起她的手，把它举到自己的嘴唇边……

“你不要再这样殷勤了，”玛丽安娜含笑说——她的手给吻着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的；“你不知道：我得向你认错。”

“你做了什么呢？”

“是这么一回事。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进了你的屋子，我在你的桌上看到一个写诗的笔记本，（涅日丹诺夫吃了一惊：他想起他的确忘记收起那个本子，就让它放在屋子里的桌上了。）我要向你承认，我不能制止我的好奇心，读了它。这是你写的诗吧？”

“我写的；你知道吗，玛丽安娜？我是怎样喜欢你，怎样信任你，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几乎一点儿也不生你的气。”

“几乎？那就是说你有一点儿生气了？顺便说一说，你叫我做玛丽安娜；可是我不能叫你涅日丹诺夫，我要叫你阿列克谢。那首以‘在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朋友’这一句开头的诗也是你写的吗？”

“我写的……我写的。只是请你不要提了……不要折磨我吧。”

玛丽安娜摇摇头。

“它非常忧郁。这首诗……我希望，是在你认识我以前写的。不过据我看来，诗倒是好诗。我觉得你本来可以做个文学家，可是我完全相信你有一个比文学更好的、更高的使命。不用说，要是没有别的事可做的话，先做这种文学工作也是好的。”

涅日丹诺夫很快地看了她一眼。

“你这样想吗？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文学上成功，还不如在事业上失败。”

玛丽安娜一时冲动地站了起来。

“是的，亲爱的，你说得不错！”她大声说，她的整个脸由于喜悦的火焰和光辉与崇高感情的感动而开朗起来。“你说得不错！不过我们也许不会马上失败的；我们会成功，你看吧，我们会有用处的，我们的生命不会完全浪费的，我们要到老百姓中间去……你会什么手艺吗？不会？好吧，不要紧——我们可以劳动，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同胞服务。必要的时候，我可以烧饭，缝衣服，洗衣服……你看吧，你看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功劳——却有幸福，幸福……”

玛丽安娜闭上了嘴；可是她的眼睛注视着远方，——不是那个在她眼前伸展出去的远方，却是另一个人所不知的、还没有存在过的、而她却看见的远方——她的眼睛射出光芒来……

涅日丹诺夫朝着她的腰弯下身去……

“啊，玛丽安娜！”他低声说，“我配不上你！”

她突然浑身抖了一下。

“这是回家的时候了，应当回去了！”她说，“不然，她们马上又要来找我们。不过我想，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不会再理睬我了。在她的眼睛里我是——不可救药的了！”

玛丽安娜说到“不可救药”的时候，脸上现出十分快乐的表情，因此涅日丹诺夫抬起眼睛望着她，他也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跟着她重说了一遍：“不可救药的了！”

“可是使她感到奇耻大辱的是，”玛丽安娜继续往下说，“你不拜倒在她的脚下。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谈谈……我在这儿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要逃跑。”

“逃跑？”涅日丹诺夫跟着她说。

“是的，逃跑……你一定不会待下去吧？我们一块儿走……我们应当在一块儿工作……你会跟我一块儿走吧？”

“我跟你一块儿走到世界的尽头！”涅日丹诺夫大声说，他的声音由于兴奋和一种突然的感激而颤抖起来。“到世界的尽头！”在这个时候，不论她想去什么地方，他都会跟她一块儿去，连头也不回。

玛丽安娜了解他了，她发出一声短短的、幸福的叹息。

“那么你拿着我的手……只是不要吻它——捏得紧紧的，像一个同志，像一个朋友——像这样！”

他们一块儿走回家去，一路上沉思着，并且感到幸福；柔草爱抚他们的脚，嫩叶在他们四周低语；明暗的点子在他们的衣服上晃动；他们两个都为着这光的不停的嬉戏、风的快乐的吹动、树叶的鲜明的光彩微笑了，为着他们自己的青春、为着他们彼此微笑了。

[1] 屠格涅夫后来谈到这个题词的涵义，曾经着重指出：“我的题词中的‘铁犁’不是指革命，而是指教育。”

[2] 把别人的名字和父名连在一起叫，算是客气的称呼；单称姓就不客气了。

[3]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这里描写帕克林故意讲错，马上又更正的情形。

[4] 西拉·参孙内奇：俄语“西拉”（сила）的意思是“力气”；“参孙内奇”就是“参孙的儿子”。参孙是《圣经·旧约·士师记》中徒手撕裂狮子的大力士。帕克林是一个身材短小、文弱无力的瘸子，却有这样一个名字，所以他认为“这个名字是在挖苦他自己”。

[5]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五幕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一个传说中的丹麦王子，有着怀疑、犹豫不决的性格。

[6] 梅菲斯特是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他诱惑浮士德博士，想把他引入歧途，但终于失败了。

[7] 这里指的是一八六八年的大灾荒。

[8] 《莫斯科新闻》是俄国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主编的报纸，它经常对进步刊物进行恶毒的攻击。一八六六年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案发生后，进步刊物《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同时被政府封闭。涅日丹诺夫指的便是这件事情。

[9] 指当时像卡特科夫那样的反动政论家认为自然科学是“虚无主义”的养料，他们企图变更教育制度，加强学校管理，着重以古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使学生远离实际生活的古典教育。

[10] 斯科罗皮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影射当时进步的音乐和美术评论家弗·斯塔索夫（1824—1896）。斯塔索夫后来当面带笑问屠格涅夫是不是指他。屠格涅夫也含笑回答：“当然多多少少有您，可是也有别的许多人……”在本书最后一章里帕克林同马舒林娜谈话的时候，他还提到这个名字。

[11] 克瓦斯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12] 雷·欧勒尔（1707—1783），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彼得堡和柏林的科学院院士；彼·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卡·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13] 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二人齐名；莫扎特（1756—1791），奥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

[14] 《北极星》和《钟声》都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亚·赫尔岑（1812—1870）在伦敦出版的刊物。（其实《钟声》是在1868年12月停刊的。）把这种革命出版物运进沙皇俄国，当时是“犯罪”行为。

[15] 普·米·萨多夫斯基（1818—1872），俄国著名演员，擅长扮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中的男主角。

[16]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喜剧《各守本分》是他的早期作品（1853年），鲁萨科夫是《各守本分》中的男主人公。

[17] 贱民是南印度居民中一个既受压迫又无权利的阶层。

[18] 俄语нежданов含有“不曾料到的”的意思。

[19] 法语：这实在叫人受不了！

[20] 德语：谁要了解诗人，就得到诗人的国度里去……

[21] 德语：谁要了解敌人，就得到敌人的国度里去……

[22] 当时是一八六三年一月波兰人民发动反封建、反沙皇统治的起义的前夕。

[23] 贾格诺特是印度教徒崇拜的毗瑟拏神像。每年例节，人们用大车载贾格诺特神像游行市内，迷信的人相传要是伏在地上让大车辗死，便可以升天。

[24] 《西班牙书简》是沙俄评论家瓦·彼·鲍特金（1811—1869）的著作（1857）。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赞美了西班牙妇女的美丽和温柔。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像丝一样柔软的身体安放在钢铁一般的肌肉上”。作者谈到西班牙人跳舞的动作，说这种动作好像是“给激怒了的老虎的跳跃”。帕克林的俏皮话就是根据以上的句子编出来的。

[25] 指交际花。

[26]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他的生活目的是没有痛苦、身体健康和心灵平静。伊壁鸠鲁主义在伦理学上接近幸福说。后被享乐主义者加以庸俗的解释。

[27] 虚无主义——屠格涅夫在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中第一次使用“虚无主义者”这个名词，他把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巴扎洛夫称为“虚无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的反动政论家就用这个名词来诽谤那些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28] 从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

[29] 《西施庭的圣母》是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杰作。

[30] 科利亚是尼古拉的小名。

[31] 指安娜·扎哈罗夫娜，西皮亚金的姑姑。

[32] 《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从一八三一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刊物。

[33] 出生的地名指柯洛姆纳，属莫斯科省。

[34] 三十年战争——德国各新教诸侯同天主教诸侯和皇帝间的战争。这次新旧两教派间的战争后来演变成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德国是主要战场，也是参战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从一六一八年开始，到一六四八年结束，共继续三十年之久。

[35] 法语：可是离开俄国吗？——绝不！

[36] 法语：他的见解里多了点儿封建的气味。

[37] 奥布列诺维奇王朝是当时塞尔维亚公国（1815—1842和1858—1882）和以后塞尔维亚王国（1882—1903）的朝代。米哈伊尔·奥布列诺维奇即米哈伊尔三世。

[38] 法语：可是，唉！

[39] 法语音译，先生。

[40] 法语：可是我直言不讳。

[41] 法语：啊，这妙极了！

[42] 法语：拉狄斯拉斯，您知道。

[43] 拉狄斯拉斯：这个虚构人物影射博列斯拉夫·马尔凯维奇（1822—1884），他是描写贵族社会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卡特科夫的反动杂志《俄国导报》上面发表。

[44] 法语：我们终于要有由自己人描写的俄国上流社会了。

[45] 《俄国导报》是米·尼·卡特科夫在一八五六年创刊的杂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卡特科夫的名字成了保皇党反动派的象征。

[46] 法语：可是这份杂志是知道自重的。

[47] 法语：说老实话。

[48] 法语：会有一点儿逗笑的地方。

[49] 法语：它是很正确的。

[50] 法语：啊！忘掉他年轻时候的错误吧！

[51]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8），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俄罗斯国家史》（共12卷）的作者。他还写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52] 法语：刚才。

[53] 法语：那个词？

[54]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省托斯卡纳区的主要城市，意大利的一个文化中心。佛罗伦萨画派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

[55] 东正教派是基督教的一派。信仰东正教的主要是希腊人、东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大都信奉东正教。

[56] 卡洛梅伊采夫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法国字。

[57] 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即左派共和党。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在这里美化了她的丈夫。

[58] 保民官是古罗马（公元前5世纪初起）的保民官，由平民选出，他们的职务是保护平民，防止贵族官吏的非法行为。最初只有二人，后来增加为十人。

[59] 法语：这是因为他是演说家啊！

[60] 法语：他的话使他自己陶醉了。

[61] 法语：他生气？嗯？

[62] 鲍连卡是鲍里斯的小名。

[63] 英语：握手。

[64] 法语：君主和主人。

[65] 卡特科夫的学校就是在这一年（1868）开办的。

[66]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家，顽固的保皇党人和“铁血宰相”。

[67] 指一八六六年俄国对布哈拉统治者的战争。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重要城市。

[68] 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家。一八四八年底当选法国总统，一八五二年底发动政变，自封为皇帝，一八七○年战败，让普鲁士军队俘虏，后被废。

[69] 彼·路·罗德列尔伯爵（1754—1835），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70] 法语：太煞风景。

[71] 指一八六一年宣布废除俄国农奴制度的事实。

[72] 弗·勒·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者。

[73]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1777—1825），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74] 圣安德列勋章——这种勋章通常只赐给王族（并且限于男人），偶尔还赠给外国的君主。

[75] 非·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无词歌》是他的钢琴曲集。

[76] 法语：妙极了！妙极了！弹得真好！

[77] 这是沙俄时代哨兵夜里互相呼应时的用语。所以涅日丹诺夫说这是一座监牢。

[78] 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

[79] 英语：乡绅。

[80] 斯拉夫派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断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因为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俄国的国家政权是同人民“融合无间”的。斯拉夫派在农民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主张农民要有人身自由，赞成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且大力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护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81] 和解中间人是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从贵族中选出的所谓“和解中间人”，来调解旧农奴和贵族之间的纠纷。

[82] 涅·库科利尼克（1809—1868），俄国剧作家和诗人，写过一些反动剧本。

[83] 东正教教会人士通常不用祈祷书，从小就学会把祷告辞等等背得烂熟。所以那些老年人看见西皮亚金娜拿着小书念祷告辞，会以为她在施魔法。

[84] 在礼拜的仪式当中，教士要在祭坛上圣像壁的紧闭的门内领受圣餐。那个时候教堂里面的会众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通常由唱诗班唱一些精选的圣诗，这些节目一般称为“演唱会”。

[85] 法冠和锦章都是教士等级的标志。锦章有两种形状：方形和菱形，佩在教士法衣上；法冠是用紫色天鹅绒做的，也有两种形状，等级较低的教士戴圆锥形的法冠。

[86] 亚述是公元前三千年末在美索布达米亚形成的早期奴隶制国家。

[87] 奥尔洛夫快马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沃龙涅什州奥尔洛夫伯爵的赫烈诺夫养马场培养出来的挽用马。这是一种力气大、善于奔驰、筋肉健壮的骏马。

[88]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做过内阁首相。

[89] 我们工作吧！

[90] 陪伴女人是贵族地主的穷亲戚或者朋友的女儿，寄食在贵族地主的家里；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工作。

[91] 《欧洲导报》是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杂志，一八六六年创刊。

[92] 指尼·阿·谢列达的论文《奥伦堡地方后来的骚动》（载《欧洲导报》1868年4月号）。这篇文章讲到一八三四年国家农民听到谣言、误传和看到伪造的公文，以为要把他们改作农奴，便发动起义的事。但是文章里并没有关于僭称王的话。屠格涅夫故意改换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以便让他的主人公涅日丹诺夫有机会暗示出民粹派策略的一些特点。后来有一个民粹派的作者回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动时，这样说：“有一些青年很喜欢僭称王的想法，并且以为要是一个新的普加乔夫（1873至1875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曾冒充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作为冒充的沙皇出现，就可能用一些诏令改变社会制度。另一些人认为，在得不到可靠消息的地方，为着革命宣传的目的，利用谣言、传闻来影响不识字的人，也并不是坏事。”

[93] 法语：内兄。

[94] 法语：亲爱的谢尔盖。

[95] 法语：他是一个可怕的反动派。

[96] 俏皮话：西皮亚金在这里用俄国腔讲了一个法国字。

[97] 法语：是啊，是啊！那些普通的农民。

[98] 法语：这班俄国人真妙！

[99] 希腊语“鸵鸟”的发音。

[100] 希腊语“猴子”的发音。

[101] 俄国寓言作家伊·伊·赫姆尼采尔（1745—1784）的寓言和故事全集里并没有这句诗，这是卡洛梅伊采夫随意编造的。

[102] 彼·蒲鲁东（1809—1865），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103]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名代表人物。

[104] 法国酒名。

[105] 法语：跟拉狄斯拉斯一块儿。

[106] 十七世纪中叶，一部分俄罗斯东正教教徒反对当时莫斯科大主教尼康所施行的教会改革，因此受到迫害，便从东正教分离出来，他们保持着旧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后来就被称为“分离派”，或“旧信仰者”。他们的思想虽然也反动，但由于他们反对官方教会，沙皇政府仍对他们进行迫害。

[107] 法语：等于一个雇工。

[108] 1俄亩合1.093公顷。

[109] 使用柳叶刀，即动手术，这里是指革命。

[110] 俄语：“部分”或“一块地”。

[111] 俄语：“分摊”或“参加”。

[112] 小俄罗斯人是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贬称。

[113] 斯莫尔尼修道院是皇室直辖的圣彼得堡贵族女子学校，这是当时最好、最时髦的女子学校。

[114] 1俄尺合0.71米。

[115] 这里指的是拉斐尔画的圣母像《西施庭的圣母》。

[116] 即农村公社，旧乡村自治的组织。

[117] 利纳尔多·利纳尔狄尼是德国小说家吴尔皮乌斯（1762—1827）的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侠盗。

[118] 即分离派教徒。

[119] 米哈伊尔·奥布列诺维奇于一八六八年七月在贝尔格莱德被奥国特务暗杀。

[120] 卡拉盖奥尔吉耶维奇：塞尔维亚（1808—1813，1842—1858，1903—1918）和南斯拉夫（1918—1941年）统治者的朝代。

[121] 法语：利席咖啡店。

[122] 指反动的政论家卡特科夫和列昂节夫。

[123] 法语：拉狄斯拉斯，我们的亲爱的好拉狄斯拉斯。

[124] 布拉津克拉姆普夫和科夫里日金都是虚构的人物。科夫里日金影射反动诗人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他主持过书刊检查机关。批评家别林斯基说他是“贵族社会的公爵，文学界的走狗”。

[125]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Quos ego”引自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第一卷，这是愤怒的海神对海上风暴说的威慑的话。原意是“我要惩罚那些……”。他只讲了两个词就打住了，没有把“要惩罚（ulciscar）”这个动词讲出来。

[126]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城市，棉布制造业的中心。

[127] 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中耶稣的话。

[128] 亨·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一八四○年他出版了小册子《路德维希·别尔纳》，批判小资产阶级评论家和政论家路·别尔纳（1786—1837）的艺术和政治的观点。涅日丹诺夫在这里谈起他们的对立，显然是由于读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德·伊·皮萨列夫一八六七年发表的论文《亨利希·海涅》而产生的新印象，这篇文章对海涅和别尔纳的论争作了分析。

[129] 沙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张社会应该建立在认识人的天性和人的欲望的基础上，这些欲望的和谐的满足会给全人类带来幸福。他相信这种社会制度的现实性，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欲望都可以毫无障碍地得到满足。

[130] 莱蒙托夫的《沉思》中的诗句大意。

[131] 拉丁语：“我说！！”

[132] 分离派教徒中有两大派：有教士派和无教士派。无教士派中又分若干小派，其中较大的共有四派，第一派是海岸派，由于教徒最初的住地北方海岸得名；第二派就是费多谢派，十八世纪初从海岸派分离出来，比前一派更拘泥形式。

[133] 亚·瓦·苏沃罗夫（1730—1800），俄国元帅，杰出的军事家；格·亚·波将金（1739—1792），俄国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134] 费·安·莫勒（1812—1875），俄国历史画家和肖像画家，《接吻》（1840）这幅画使他获得院士的称号。

[135] 马公酒是法国马公（Mâcon）地方的名产，葡萄酒。

[136] 这是一句俄罗斯谚语。

[137]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沙皇彼得三世的皇后，后来举行宫廷政变，推翻了她的丈夫，做了俄国的女皇。

[138] 从前女人用来张开裙子的有弹性的张裙圈。

[139] 分离派教徒反对抽烟。

[140] 先驱者约翰——即“施洗约翰”，耶稣以前的传道者，死于公元二十七年左右。《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中都有这样的叙述：“这约翰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141] 指拿破仑一世于一八一二年侵略俄国的战争。

[142] 指在所谓“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出现的基督的敌人。

[143]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09—1761），彼得一世的女儿，俄国女皇（1741—1761）。

[144] 乌德勒支是荷兰的城市，里昂是法国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丝织毛织物都很有名。

[145] 弗·伏尔泰（1694—1778），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者，哲学家，作家。他猛烈抨击天主教和僧侣主义，但是又承认神的存在和宗教的必要性。

[146] 《娱闲录》、《世界镜》、《阿奥尼德》都是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版的刊物。（阿奥尼德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科学等的九女神缪斯的别名。）这里说明这一对夫妇读的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古老期刊。

[147] 法语：瓦尔瓦拉·科贝林夫人。

[148] 西塞禄（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

[149] 古罗马有即决裁判权的官吏。

[150] 这位上尉把“喜爱”误写成了“欣爱”。

[151] 他口齿不清，把“家具”说成了“假具”。

[152] 都是纸牌戏的名称。

[153] 按照纸牌戏“波士顿”的打法，四个人使用两副五十二张的纸牌，现在只有两个人打，因此有双梦家。

[154] 冷杂拌汤是用克瓦斯饮料、蔬菜、肉丁或鱼肉做成的冷汤。

[155] 约翰·拉瓦德尔（1741—1801），瑞士作家和神秘家，相面术的创始人。他的著作《相面术》当时很出名。

[156] 是用俄国腔讲的法国话bonheur dus jour（目前的幸福）。

[157] 即诺让·圣·洛兰（Nogent Saint Lorraine），他用俄语腔调念法国名字。

[158] 他把拿破仑三世当作拿破仑一世了。

[159] 伏尔泰的小说。

[160] 西路什卡是西拉的爱称。

[161] 一种类似钢琴的乐器，风行于十六至十八世纪。

[162] 玩这种牌戏所使用的特殊纸牌，当时已很少见。

[163] 这是说，他没有定性，容易改变，就像随风转向的风信鸡那样。

[164] 法语：向前，开步走！

[165] 在俄文中“贡献”和“牺牲”是同一个词。

[166] 唐·璜是西班牙传奇人物，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荒淫贵族。唐·璜这个名字后来成了“游戏情场的登徒子”的同义语。

[167] 俄石是沙俄容量单位，装散体物，1俄石合209.91升。

[168] 意指马尔克洛夫的母亲是小俄罗斯人。

[169] 法语：我这回没有碰上好运……幸好还没有弄出大的乱子。

[170] 纳武霍多诺索尔（公元前604—前561），巴比伦国王。

[171] 加尔木克人是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

第二部

二十三

那天索洛明在戈卢什金家中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地走了将近五里夜路以后，去敲工厂高高的围墙的便门，那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守夜人马上开了门，跟在他后面的三条拴着链子的牧羊狗起劲地摇着毛蓬蓬的尾巴，他恭敬而关心地把索洛明送到那间侧屋去。他看见他的头头平安地回来，显然很高兴。

“您怎么夜里就回来了，瓦西里·费多特奇？我们还以为您要到明天才回来。”

“不要紧，加夫里拉；夜里走路倒更适意。”

索洛明同工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不过也有点儿不寻常：他们尊敬他是一位上司，却又把他看作一个同辈，一个自己人；而且在他们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常常说：“瓦西里·费多特奇的话总是对的！什么学问他都懂，没有一个英国人比得上他。”事实上有一回一个著名的英国工业家来参观这个工厂，不知道是因为索洛明用英语同他谈话呢，还是因为他佩服索洛明的学识，他不停地拍着索洛明的肩头，笑着，请他到利物浦[1]去；他又用不合语法的俄国话结结巴巴地对工人们说：“好，你们的这个人很不错！很不错！”工人们也开心地大笑起来，他们也露出了一点儿骄傲的神气；他们心里想：“我们的人本来就是这样！他是我们自己人！”

他真的是他们的人，并且是他们的自己人。

第二天早晨索洛明的心爱的帕维尔走进他的屋子里，叫醒他，让他洗了脸，对他讲了一些事情，又问了他一些话。然后他们在一块儿匆匆地喝了早茶，索洛明便穿上他那件灰色的、油腻的工作服到工厂去了；他的生活又像一个大的飞轮似地转动起来了。

可是一个新的中断又来了。

索洛明回来后的第五天，忽然有一辆四匹好马拉的华美的敞篷四轮小马车驶进工厂的院子里来，一个穿浅豆绿色号衣的听差由帕维尔引着走进了侧屋，郑重地交了一封信给索洛明，信口的封蜡上盖有纹章，是“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西皮亚金阁下”差人送来的。信是香喷喷的，不是普通香水的气味——呸！倒是一种特别高雅的英国的香味，信上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并不是秘书拟稿的，却是这位大人的亲笔，在这封信里，这位阿尔查诺耶庄的开明的主人首先请求索洛明先生原谅他向一位素不相识、却已久仰大名的人求教，他“冒昧”邀请索洛明先生到他的庄子去，他有一件工业企业方面的重要事情要向索洛明先生领教。他派了一辆马车来，希望索洛明先生光临。倘使索洛明先生本日不便外出，敬请另外订一个适当的日期，他西皮亚金当再派马车来迎接。后面是一些习惯用的客套话，在信的末尾还有一行“Post scriptum”[2]，这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盼望您俯允来敝处便饭，可以穿常服。”（“便”字下面还加了一道线[3]。）那个穿浅豆绿色号衣的听差多少带了一点儿局促不安的表情，同时交了一封涅日丹诺夫的信给索洛明。这只是一张简单的字条，封口处也没有蜡印，信上只有寥寥的几行：“请来吧。这儿十分需要您——您会有很大的用处；不用说，这不是指西皮亚金先生那方面说的。”

索洛明读了西皮亚金的信，心里想着：“我不随便又怎么出去呢？我在工厂里没有一套礼服……而且我干吗要跑到那儿去呢？……这只是糟蹋时间！”可是看了涅日丹诺夫的字条以后，他却搔起后脑勺来，又走到窗前，他感到踌躇了。“您要我怎样回话呢？”浅豆绿色号衣的听差恭恭敬敬地问道。

索洛明还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头发抖到后面去，又拿手按在前额上，他答道：

“我去。等我换换衣服。”

听差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索洛明叫了帕维尔来，跟他谈了一会儿，又到工厂去跑了一趟，然后他穿了一件外省裁缝做的腰身很长的黑色常服，戴了一顶使他的面貌显得很呆板的、已经褪成红褐色的高筒帽，坐上了敞篷小马车。他忽然记起了他忘记戴手套，便叫那个“无所不在的”帕维尔给他拿来一副新洗过的白麂皮的手套，这副手套的每根指头尖都鼓胀起来，就像饼干一样。索洛明把手套塞在他的衣袋里，说是可以动身了。听差带着突然的、完全不必要的勇敢跳上了驾车座位，那个彬彬有礼的车夫用假嗓吹了一声口哨，马便跑动起来。

马车载着索洛明渐渐靠近西皮亚金的庄子的时候，那位政治家正坐在他的客厅里，膝上放了一本书页裁开了一半的政治小册子，同他的妻子谈论索洛明。他告诉她，他写信给索洛明的目的，确实是想使那个人脱离商人的工厂，到他这儿来，因为他的工厂的情形太糟，需要彻底的改革！虽然他自己在信里向索洛明提过请他择定日期，可是西皮亚金连想也没有想到索洛明会不肯来或者改期来。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是造纸厂，不是纺纱厂呢，”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说。

“都是一样，亲爱的：那儿有机器，这儿也有机器……而且他是——一个工程师。”

“可是他也许是一个专家呢！”

“亲爱的，第一——在俄国并没有专家；第二——我已经说过他是工程师。”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微笑了。

“你瞧，亲爱的；你在年轻人那儿已经碰了一次钉子；你当心不要犯第二次错误。”

“你是说涅日丹诺夫吗？可是我觉得我的目的是达到了的。他教科利亚念书，倒是一个很好的教师。而且，你知道，non bis in idem！原谅我的学究气……这句话的意思是：事情不会重复的。”

“你以为不吗？可是我却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重复的……特别是非常自然的事……而且特别是在年轻人的中间。”

“Que voulez-vous dire？[4]”西皮亚金问道，他用平稳的姿势把小册子扔在桌子上。

“Ouvrez les yeux——et vous verrez！[5]”西皮亚金娜答道；不用说，他们用法语交谈，相互总是使用“您”这个称呼。

“哼！”西皮亚金说。“你是指那个大学生吗？”

“指那位大学生先生。”

“哼！难道他在这儿做了……（他的手在额头近处摩了一下）……什么事情吗？嗯？”

“睁开你的眼睛！”

“玛丽安娜吗？嗯？”（第二个“嗯”字比第一个带了更多的鼻音。）

“我告诉你，睁开你的眼睛！”

西皮亚金皱了皱眉。

“好吧，我们以后再来细谈这桩事情。现在我只想谈一件事。这个索洛明在我们这儿也许会感到拘束……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不惯交际。因此我们要好好接待他……不要把他吓唬了。我不是在说你，你是我的真正的珠宝，只要你高兴，一转眼就可以叫人拜倒的。J’en sais quelque chose，madame！[6]我是在讲别人；譬如我们那位……”

他指着放在格子架上的一顶时髦的灰色帽子；那是卡洛梅伊采夫先生的，他这天清早就到阿尔查诺耶庄来了。

“你知道，Il est très cassant；[7]他非常瞧不起老百姓，这件事我极……不赞成！我这一晌来注意到他喜欢发脾气，喜欢挑剔。他那件小事，（西皮亚金不明确地随便朝着一个方向点了点头……可是他的妻子明白他的意思。）——没有成功吗？嗯？”

“我跟你再说一遍：睁开你的眼睛！”

西皮亚金稍微抬起了身子。

“嗯？（这个“嗯”字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且是用一种不同的……低得多的声调发出来的。）原来如此！难道过去我的眼睛还睁得不够大！”

“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说到你那个年轻人，只要他今天肯来，——你也用不着担心；我总会尽量小心招待的。”

然而事实怎样呢？其实是用不着小心的。索洛明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也完全没有给吓唬着。仆人通报他到了的时候，西皮亚金马上站起来，大声吩咐着，声音高得在穿堂里也听得见：“请他进来，当然，请他进来！”便走到客厅门口，站在门前等着。索洛明刚跨过门槛，几乎撞到西皮亚金的身上，西皮亚金把两只手都伸给他，亲切地笑起来，摇着头，殷勤地说：“您肯……赏光……非常感谢！”又把他引到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前。

“这是内人，”西皮亚金说，用手掌轻轻按一下索洛明的背，好像推他到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前似的；“亲爱的，这位是我们这儿第一流的工程师和制造家瓦西里……费多谢耶维奇·索洛明。”西皮亚金娜立起来，把她的美丽的睫毛很漂亮地向上一扬，起先像对一个熟朋友似地对他亲切地笑了笑；然后伸出她的小手，掌心向上，肘靠住腰，头略略朝着手的方向俯下……带了一点儿向人恳求的样子。索洛明让这对夫妇在他面前玩够了他们那些把戏，他同他们两人握了手，听说请坐，马上就坐下了。西皮亚金又絮絮地问他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索洛明却答说，他不要吃什么，并且一点儿也不觉得旅途的疲劳——他完全可以供他差遣。

“那么我可以请您去看看工厂吗？”西皮亚金问道，好像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并且不敢相信他的客人会这么迁就似的。

“马上就去也行，”索洛明答道。

“啊，您太客气了！我去吩咐套车吗？或者您喜欢走路去？……”

“我想，您的工厂离这儿不远吧？”

“半里路，不会再多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坐车呢？”

“那，好极了！来人，我的帽子、手杖，快！而你，我的好太太，请你张罗给我们准备午饭。帽子！”

西皮亚金比他的客人更激动，他又嚷了一次：“可是我的帽子在哪儿呢？”他这位大官僚居然像一个很活泼的小学生那样跑了出去。西皮亚金跟索洛明谈话的时候，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却在一旁暗中注意地观察这个“新青年”。他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两手光光地（他根本没有把手套戴上）放在膝头上，他虽然带了一点儿好奇心，却还是很从容地看屋子里的家具和绘画。“这是怎样一种人呢？”她想道。“他是一个平民……完完全全的平民……可是他的态度是多么自然！”索洛明的态度的确很自然，并且和另外一种人不同，那种人故意装作自然，却摆出架子：“你看看我，你就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倒像这样一种人——他的思想和感情虽然坚定，同时却是简单的。西皮亚金娜想跟他谈话——可是使她自己吃惊的是，她竟找不出一句话来。

“天啊！”她想道，“难道我就让这个工人制服了？”

“鲍里斯·安德列伊奇得好好地谢谢您，”她终于说，“您肯把您一部分宝贵的时间为他花掉……”

“我的时间也并不很宝贵，太太，”索洛明答道；“并且您知道，我在您这儿也不会耽搁多久。”

“Voilà où l'ours a montr é sa patte，[8]”她用法语想道，可是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在开着的房门口出现了，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拿着“司的克[9]”。他半掉转身子，从容地大声说：

“瓦西里·费多谢伊奇！现在动身吗？”

索洛明站起来，向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鞠了一个躬，便跟着西皮亚金走出去了。

“请跟我来，这儿来，这儿来，瓦西里·费多谢伊奇！”西皮亚金接连地说，好像他们正在穿过一座密林，索洛明需要一个向导似的。“这儿来！这儿有台阶，瓦西里·费多谢伊奇。”

“您高兴叫我的父名的时候，”索洛明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是费多谢伊奇，我是费多特奇。”

西皮亚金几乎惊愕地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啊！实在对不起，瓦西里·费多特奇！”

“没有关系；请不用提了。”

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就遇见了卡洛梅伊采夫。

“你们到哪儿去？”他问道，斜着眼睛看了看索洛明；“到工厂去吗？C’est là l’individu en question？[10]”

西皮亚金把眼睛大大地睁开，微微摇了摇头，作为警告的表示。

“是的，到工厂去……请这位工程师先生——看看我的毛病同缺点。让我来介绍：卡洛梅伊采夫先生，我们的邻居地主；索洛明先生……”

卡洛梅伊采夫几乎看不出地微微点了两次脑袋，并不是朝着索洛明的方向，他连看也不看索洛明。可是索洛明却注视着卡洛梅伊采夫，——在他那半闭着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什么东西……

“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去吗？”卡洛梅伊采夫问道。“我是喜欢学习的。”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院子，到了路上，还没有走上二十步光景，就看见本教区的教士穿一件窄腰肥袖的长袍（衣襟掖在腰里），走回那个所谓“教士区”去。卡洛梅伊采夫立刻撇下他那两个同伴，迈着坚定的大步子走到教士面前，教士完全没有料到他的这个举动，倒有点儿张皇失措，他求教士给他祝了福，又在教士的汗湿的发红的手上大声吻了一下，然后转身向着索洛明，投了一瞥挑战的眼光。他显然知道“一点儿”索洛明的事情，想对这个有学问的流氓夸耀一番，并且表示对他的轻蔑。

“C’est une manifestation，mon cher？[11]”西皮亚金带了点儿不高兴地小声说。

卡洛梅伊采夫鼻子里喷了一股气。

“Oui，mon cher，une manifestation nécessaire par le temps qui court！[12]”

他们到了工厂。一个长了一部大胡子、装了一嘴假牙齿的小俄罗斯人来迎接他们，前任经理是一个德国人，后来被西皮亚金辞退了，这个小俄罗斯人便是他的继任。这个小俄罗斯人也只是暂时代理着罢了；他显然对这种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他除了唉声叹气，接连说“说不定……”和“正是这样”外，什么都不会做。

工厂的视察开始了。有几个工人认识索洛明，便向他鞠躬。他甚至对其中一个说：“喂，格里戈里，你好！你在这儿？”他很快就看出来工厂管理太坏。钱花得很多，大半是白花了的，机器的质量也不好；其中许多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许多应该配备的机器却又没有。西皮亚金不停地望着索洛明的眼睛，想猜出他的意见，他又发了一些吞吞吐吐的问话，他想知道索洛明至少是不是满意这儿的秩序。

“啊，秩序倒不错，”索洛明答道，“可是您能够有什么赢利呢？我有点儿怀疑。”

不只是西皮亚金，连卡洛梅伊采夫也觉得了：索洛明在这个工厂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全熟悉，连极细小的事他也知道，他就像是这儿的主人。他把手放在机器上，就像一个会骑马的人把手放在马的脖子上一样；他用手指拨动一个轮子，这个轮子不是停止动作，就是立刻转动；他从大桶里拿出一点儿纸浆放在掌上，它所有的缺点马上全现出来了。索洛明说话极少，他连看也不看那个大胡子的小俄罗斯人；他默默地走出了工厂。西皮亚金和卡洛梅伊采夫在后面跟着。

西皮亚金不要别人送他出来……他甚至顿脚咬牙！他心里很不愉快。

“我从您的脸色知道，”他对索洛明说，“您不满意我的工厂，我自己也明白这个工厂办得不好，没有赢利；可是请您不要客气，老实对我说……它最大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要怎样才能够使它改进？”

“造纸业不是我的专业，”索洛明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办工业不是贵族们的事情。”

“您以为贵族们办这种事情就是贬低身份吗？”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

索洛明照常开朗地笑了笑。

“啊，不是！一点儿也不是！这怎么会扯到贬低身份上面去呢？并且即使发生了这一类的事——我看贵族也不见得就会对它感到厌恶的。”

“什么，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只是想说，”索洛明安静地说，“贵族不习惯做这种事情。在这方面，需要的是商业核算；一切都要改；要深思熟虑。贵族就不考虑这一层。我们看见他们各处开办布厂、纸厂和别的工厂，可是到后来所有这些工厂都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去了呢？落到商人的手里去了。很可惜，因为商人是吸血鬼；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

“照您的意思，”卡洛梅伊采夫大声说，“我们贵族就没能力处理财政问题了。”

“啊，恰恰相反！在这方面，贵族是最擅长的。要求建筑铁路的特权，开设银行，为他们自己取得专利权，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人比得上贵族！他们积了雄厚的资本。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可是您就不高兴了。不过我现在讲的是正规的工业企业。我说正规的——因为开个小酒铺，设个小杂货店，借点麦子借点钱给农民，收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钱，像现在我们许多贵族地主干的那样，在我看来，都不是真正的财政的事业。”

卡洛梅伊采夫没有回答。他正是马尔克洛夫同涅日丹诺夫最近一次的谈话中提起的那种新式的放高利贷的地主，并且他在盘剥的手段上尤其残酷，他绝不让农民同他本人见面交涉；他不许他们走进他那间香喷喷的西欧式的书房！却雇了一个管理人代表他跟农民打交道。他听见索洛明这番从容不迫的、并且好像是冷漠的谈话，心里十分恼怒……可是这一次他不做声了，只有由于嘴巴紧闭而引起的两颊筋肉的抖动泄露了他内心的愤怒。

“可是，瓦西里·费多特奇，请允许我说几句，请允许我说几句，”西皮亚金说。“您刚才讲的一切在从前倒是很正确的，那个时候贵族享有着……一些完全不同的权利，完全处在另一种地位。可是现在，经过了一切有益的改革以后，在我们这个工业的时代，为什么贵族不能把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能力用到这类企业上面呢？为什么连普通的、甚至不识字的商人都懂的事情，贵族就不懂呢？他们并不是没有教养，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文明和进步的代表呢。”

鲍里斯·安德列伊奇说得非常好；他的口才在彼得堡任何地方——在他的机关里——甚或在更高的机关里，都会产生大的效果，可是在索洛明的心上却没有一点儿影响。

“贵族管理不了这种事业，”他又说了一遍。

“可是为什么管理不了呢？为什么呢？”卡洛梅伊采夫差一点儿大声叫了起来。

“因为他们毕竟是当官的。”

“当官的？”卡洛梅伊采夫挖苦地大笑道。“我觉得，您简直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索洛明先生。”

索洛明仍然微笑着。

“您有什么根据呢，柯洛敏采夫先生？（卡洛梅伊采夫听见他的姓让人这样地“歪曲”了，他着实吃了一惊。）不，我讲什么话，我自己没有不知道的。”

“那么请您把您刚才这句话解释给我听！”

“好吧：据我看来，所有当官的都是外行，他们始终是这样的，现在贵族也成了外行了。”

卡洛梅伊采夫笑得更厉害了。

“啊，对不起，亲爱的先生；我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该您倒霉。多用一点儿功……您也许会明白的。”

“亲爱的先生！”

“先生们，先生们！”西皮亚金连忙打岔道，他做出从高处往下看寻找什么人的样子，“请，请……Kallomeïtzeff，je vous prie je vous calmer。[13]午饭应该快好了。请，先生们，跟我来吧！”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五分钟以后，卡洛梅伊采夫跑进西皮亚金娜的房里，大声说。“您丈夫做的事太不像话了！他已经弄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你们家里了，现在他又弄了第二个来！这一个更坏！”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实说，鬼知道他在宣传些什么；而且——您就看这一桩事情：他跟您丈夫谈了整整一小时，他没有一次，没有一次称他做‘阁下’！——Le vagabond！[14]”

二十四

开饭以前，西皮亚金把他的妻子叫到图书室里去。他需要同她单独谈几句话。他好像很焦急似的。他告诉她工厂的情形很不好，他觉得这个索洛明倒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虽然有一点儿……粗暴，因此他们得继续aux petits soins[15]招待他。“啊！要是我能够把他留下来那多么好！”他接连说了两遍。卡洛梅伊采夫在座，这使得西皮亚金非常担心……“他来得真碍事！他看什么人都是虚无主义者，他只想严办他们。好吧，他在他自己家里严办他们好了！他简直没法拴住他的舌头！”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愿意aux petits soins招待这位新客，只是据她看来他好像并不需要，并且他也不注意这些petits soins[16]似的；这不是因为他粗鲁；却是因为他对什么都毫不在乎，这种情况对一个du commun[17]人来说，倒是完全意外的。

“不要紧……还是尽你的力量吧！”西皮亚金求她道。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答应尽她的力量，事实上她的确尽了她的力量。她先同卡洛梅伊采夫en tête-à-tête[18]谈了一番话。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些什么，可是他入座的时候，他的面容却好像在表示他“下了决心”不管听到什么话，他都要做到温和、谦虚。这种及时的“让步”使他的整个态度上带了一点儿忧郁的味道；可是多么尊严……啊，他的每个举动都是多么尊严！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索洛明介绍给全家的人（他对玛丽安娜特别注意）……吃饭的时候，她请他坐在她的右手边。卡洛梅伊采夫坐在她的左边。他打开餐巾的时候，眼睛稍微眯缝起来，微微笑着，好像在说：“好吧，太太，让我们来演我们的喜剧吧！”西皮亚金坐在他的对面，带了一点儿不安地望着他。西皮亚金娜把座位重新安排过了，现在涅日丹诺夫不再坐在玛丽安娜旁边，却坐在安娜·扎哈罗夫娜和西皮亚金的中间。玛丽安娜在卡洛梅伊采夫和科利亚中间的餐巾上找到了写着她的名字的卡片（因为这顿饭是正式的宴会）。菜是十分讲究；在每个人面前，刀叉的旁边放着一张绘有图画的卡片——这是menu[19]。汤盘刚刚撤去，西皮亚金马上又谈起他的工厂，谈起一般的俄国工业来；索洛明照常答得简单。他每一次讲话，玛丽安娜的眼光就注视着他。坐在她旁边的卡洛梅伊采夫便对她讲起种种的恭维话（因为别人要求他“不要引起争论”），可是她并没有听他；其实他讲这种客气话也不起劲，不过是在敷衍自己的良心罢了；他知道在这个年轻姑娘跟他的中间有着克服不了的障碍。

至于涅日丹诺夫呢，他同这一家主人之间的关系却突然变得更坏了……在西皮亚金看来，涅日丹诺夫已经成了一样家具，或者一段他完全，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的空间！这种新的关系发生得太快，并且太明显，因此涅日丹诺夫在席上偶然回答一两句他的邻座安娜·扎哈罗夫娜的问话的时候，西皮亚金竟然惊愕地看他的四周，好像在问自己：“那个声音从哪儿来的？”

西皮亚金显然具有俄国大官所有的某些派头。

吃过了鱼，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她向右面，就是向索洛明尽量表现她所有的本领和魅力）隔着席面用英语对她的丈夫说：“我们的客人不喝葡萄酒，也许他喜欢啤酒吧……”西皮亚金便高声叫人拿“ale[20]”来。可是索洛明却安静地对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太太，您不知道我在英国住了两年多，我能听也能说英国话。我告诉您这个，省得您讲秘密话的时候给我听见。”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笑了起来，她请他不用多心，因为他不会听到讲他的坏话；她暗暗地觉得索洛明的举动有点儿古怪，不过也有他独特的客气。

这个时候卡洛梅伊采夫终于忍耐不住了。

“您既然在英国住过，”他说，“那边的风俗习惯您一定研究过了。请让我问一句，您觉得它们是值得仿效的吗？”

“有些值得；有些不值得。”

“这倒简单，不过还不大明白，”卡洛梅伊采夫说，他故意装出没有看见西皮亚金对他做的手势似的。“您今天讲过贵族的事……您在英国一定有机会就地研究过那儿所谓的landed gentry[21]吧？”

“没有，我没有那种机会；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头；不过我对这班绅士也有一个概念。”

“好吧？您以为这种landed gentry在我们中间是不可能有的吗？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希望有这样一种人呢？”

“第一点，我的确以为这是不可能有的；第二点，我们也不值得希望有这样一种人。”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卡洛梅伊采夫说，这两个“先生”的称呼是用来安慰西皮亚金的，他已经很是不安，在椅子上也坐不稳了。

“因为再过二三十年，你们的landed gentry就不会存在了。”

“可是先生，对不起；先生，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因为那个时候，土地都会落到那些实际占有者的手里去了——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出身。”

“到商人手里吗，先生？”

“恐怕，大部分是商人。”

“可是怎么会那样呢？”

“他们买了它——我说的是土地。”

“从贵族那儿买去吗？”

“从贵族老爷们那儿。”

卡洛梅伊采夫倨傲地笑了笑。

“我记得您先前说过我们的工厂和工场是这样的情形，现在您又说我们全部的土地也是这样？”

“我现在说全部的土地也是一样的情形。”

“那么您大概是很高兴的了？”

“一点儿也不，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老百姓不会得到一点儿好处。”

卡洛梅伊采夫略略举起一只手。

“想想看，您多关心老百姓啊！”

“瓦西里·费多特奇！”西皮亚金用尽力气大声唤道。“他们给您拿啤酒来了！”他又压低声音加了一句：“Voyons，Siméon！[22]”

可是卡洛梅伊采夫不肯停下来。

“我看，您对商人也并没有太好的意见，”他又对索洛明说；“可是，他们不是由老百姓出身的吗？”

“那么又怎样呢，先生？”

“我觉得凡是属于老百姓的或者同老百姓有关的，在您的眼里都是很好的。”

“啊，先生，不是这样！您完全错了。我们的老百姓也有许多可以责备的地方，虽然他们在大体上并不是常常不对。直到现在，我们的商人是强盗；他利用他的私产去抢人……你又怎么办呢？他们抢你，你也去抢别人。至于老百姓……”

“老百姓呢？”卡洛梅伊采夫把声音提高得尖尖地问道。

“老百姓——在睡觉。”

“您想叫醒他们吗？”

“这该不是坏事吧。”

“啊哈！啊哈！先生，原来是……”

“请原谅！请原谅！”西皮亚金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他明白现在他应当出来制止……结束争论了！他便制止！他便结束它！他略略挥动一下右手，肘拐仍然靠在桌子上，他发表了一通又长又详细的讲话。他一方面赞美保守派，另一方面又恭维自由主义者，他偏袒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他过分赞扬老百姓，却又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他表示绝对相信政府——不过他又怀疑是不是它所有的官吏都会实现它良好的意图。他承认文学的功用和重要，可是他又说要是没有小心的监督，文学便是危险的东西。他把眼睛望着西方：起初他很高兴——后来又怀疑起来；他又把眼睛转向东方：起初他很灰心，后来却突然充满了希望！最后他提议为这三种要素结合的繁荣干杯：

“宗教，农业和工业！”

“在政权的保护下面！”卡洛梅伊采夫严肃地补充说。

“在开明和宽大的政权下面，”西皮亚金纠正道。

众人默默地干了杯。西皮亚金左边那个叫做涅日丹诺夫的空间居然的确发出不赞成的声音，可是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又落回到静默里去了；席上也没有再发生什么论争，宴会平平安安地结束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带着最动人的微笑端了一杯咖啡给索洛明；他喝了咖啡——正在用眼睛找他的帽子……可是让西皮亚金轻轻地挽住胳膊把他引到书房里去了。在那儿西皮亚金先敬他一支上等雪茄烟，然后便敦请他在最优厚的条件下到他西皮亚金的工厂来！“完全由您一个人支配，瓦西里·费多特奇，完全由您一个人支配！”索洛明接过了雪茄，却谢绝了敦请。不管西皮亚金怎样邀请，他还是不答应。

“不要干脆地说：‘不！’亲爱的瓦西里·费多特奇。至少请您考虑到明天吧！”

“可是到明天还是一样——我不能接受您的聘请。”

“等到明天吧！瓦西里·费多特奇！考虑一下，对您又有什么不便呢？”

索洛明承认，这对他并没有什么不便……不过他走出了书房，却又去寻他的帽子。可是那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跟他交谈一句话的涅日丹诺夫走到他面前急急忙忙地小声说：

“请您千万不要走，不然我们就不能谈话了。”

索洛明便不拿他的帽子了，西皮亚金看到他在客厅里踌躇，便大声说：

“不用说，您今晚就在我们这儿过夜了。”

“我听您的吩咐，”索洛明回答道。

站在客厅窗前的玛丽安娜向他投了一瞥感谢的眼光，这使他思索了好一会儿。

二十五

玛丽安娜没有看见索洛明以前，她心目中的他是完全不同的。她看见他第一眼，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定型的、没有个性的人……实际上，像那样瘦削、健壮、淡黄色头发的男人，她这一生见过不少！可是她越是注意他，越是听他讲话，她对他的信任也越是增加——因为他在她的心里唤起的正是信任的感情。这个沉静的、并不迟钝、却有点儿不活泼的人不仅不会说谎，不会吹牛，他还像一堵石壁似的可以给人依靠……他不会出卖别人；而且他还了解别人，帮助别人。玛丽安娜甚至觉得这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感觉——索洛明在所有在座的人心里都引起这同样的感觉。她并不特别重视他所说的话；这一切关于商人和工厂的谈话引不起她多大的兴趣；可是他讲话的方式，以及他讲话的时候看人和微笑的姿态——这使她非常喜欢……

一个诚实的人……那是最重要的！——使她感动的就是这个地方。俄国人是全世界最会撒谎的人，可是他们同时又把真实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他们最同情的也就是真实——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它不完全被人理解。并且在玛丽安娜的眼里，索洛明身上还盖着一种特别的印章；他的头上有一个光轮：这是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亲自推荐给他的追随者们的一个人。在席上玛丽安娜同涅日丹诺夫“关于他”交换了几次眼光，后来她突然不由自主地将这两个人比较了一番，觉得还是涅日丹诺夫差一些。涅日丹诺夫的相貌不用说是比索洛明的漂亮得多，并且更讨人喜欢；可是他的面部表情却是一些忧虑的感情的混合，譬如烦恼、不安、焦躁……甚至沮丧；他好像坐在针毡上，他想讲话，却又讲不出来，只是神经质地笑着……索洛明却正相反，他似乎带了一点儿厌烦的神气，但他还是十分安闲；他的举动和态度从来不受别人的丝毫影响。“这个人一定可以给我们设法，”玛丽安娜想道；“他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意见。”饭后差涅日丹诺夫来找他的正是她。

夜晚过得相当沉闷；幸而散席的时间很迟，离睡觉的时候不远了。卡洛梅伊采夫很有礼貌地板着脸不说一句话。

“您怎么啦？”西皮亚金娜半嘲弄地问道。“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是这样，太太，”卡洛梅伊采夫答道。“有一个故事说，一位我们近卫军的长官常常抱怨他的兵士丢掉了他们的‘步伐’……‘把步伐给我找来！’我要说：把‘先生’这个字眼给我找来！‘先生’这个字眼已经丢掉了，因此一切对身份官阶等等的尊敬也跟着丢掉了。”

西皮亚金娜告诉卡洛梅伊采夫，她不打算帮他寻找他丢失的东西。

西皮亚金在席上那篇“演说”的成功使他得意起来，他又发表了两次谈话，在谈话中间他对当前一些必要的措施表示了他那官方的意见；他还用了几个辞——des mots——这都是他特别记下来准备在彼得堡用的，它们并不怎么俏皮，倒可以说是有分量的。其中有一句他甚至讲了几遍，在讲它之前，还要说一句：“要是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批评到当时的一位大臣，说那个人心思不定，又轻浮，并且长于空想。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同一个俄国人——一个老百姓出身的人打交道，他便不肯放过机会用了另一些俗话，来表示他自己不仅是一个俄国人，他还是一个“纯粹俄罗斯人”，并且熟悉人民生活的最本质的东西！譬如他听见卡洛梅伊采夫说天雨会妨碍干草的收割，马上就说：“干草黑，荞麦白”；接着他还讲了好些谚语，如：“店无主，儿无父”；“量十次，裁一次”；“有谷便有斗”；“要是在圣叶戈尔节桦树叶有铜板那么大，在喀山圣母节仓里就有谷子[23]。”说实在话，他有时也把谚语讲错了，譬如他说：“鹬要认得自己的灶头！”或者“使得草屋好看的是角落！”[24]可是在那些听他讲了这种错话的人中间大部分连想也没有想到“notre bon[25]纯粹俄罗斯人”弄错了；并且事实上得感谢柯夫利日金公爵，俄文里的这种“语误”已经是习惯的了。西皮亚金讲这些谚语和俗话的时候，故意做出特别的、粗大的、差不多是嘶哑的声音——d’une voix rustique[26]。这种俗话倘使在彼得堡、并且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说出来，会叫那些有势力的贵妇人称赞道：“Comme il connait bien les moeurs de notre peuple！[27]”并且那些同样有势力的显要会补充一句：“Les moeurs et les besoins！[28]”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极力向索洛明献殷勤；可是她的努力分明失败了，这使她很扫兴；她走过卡洛梅伊采夫身边的时候，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Mon Dieu，que je me sens fatiguée！[29]”

卡洛梅伊采夫嘲讽地鞠了一个躬，回答道：

“Tu l'as voulu，Georges Dandin！[30]”

一个厌倦的集会散去的时候，在座的每个人脸上照例要现出一下亲切、谦和的表情；随后彼此匆匆地握了手，笑了笑，友好地哼了哼鼻子，最后，疲乏的客人跟疲乏的主人分开了。

索洛明给安排在二楼上一间差不多是最好的寝室，房里还有英国式的化妆用品和洗澡间。他到涅日丹诺夫那儿去。

涅日丹诺夫热烈地感谢他答应留下来过夜。

“我知道……这对您说是牺牲……”

“唉，得啦！”索洛明从容地答道；“简直说不上牺牲！而且，我不能够拒绝您。”

“为什么呢？”

“啊，因为我喜欢您。”

涅日丹诺夫又是喜，又是惊，索洛明握了他的手。随后索洛明跨坐在一把椅子上，点燃一支雪茄，两肘靠在椅背上，说：

“好吧，告诉我，是什么事情？”

涅日丹诺夫也在索洛明对面一把椅子上跨坐了，不过他不抽雪茄。

“您问——什么事情吗？……事情是我想从这儿逃走。”

“您是说，您想离开这个人家吗？那么怎样呢？祝您成功！”

“不是离开……是逃走。”

“他们不让您走吗？您也许……您预支了薪水吧？倘使是那样，您只要说一句话……我很愿意……”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亲爱的索洛明……我说：逃走——不是离开，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从这儿走的。”

索洛明抬起头来。

“那么跟谁一块儿走呢？”

“跟您今天在这儿看见的那位姑娘……”

“跟那位姑娘！她相貌很好。是吗？你们互相爱着吗？……或者单单是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家里都过得不好，才打定主意一块儿离开吗？”

“我们互相爱着。”

“啊！”索洛明静了一会儿。“她是这家主人的亲戚吗？”

“是的。可是她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她准备做任何事情。”

索洛明微微笑了笑。

“您也准备好了吗？涅日丹诺夫？”

涅日丹诺夫稍微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问这个呢？时机一到，我就会做给您看。”

“我并不是怀疑您，涅日丹诺夫；我这样问，只是因为我觉得除了您以外，就没有人准备好似的。”

“那么马尔克洛夫呢？”

“不错！还有马尔克洛夫。可是看来，他像是生下来就准备好了似的。”

这个时候有人在轻轻地、急促地敲房门，——没有等着回答，就推开门进来了。这是玛丽安娜。她马上走到索洛明面前。

“我相信，”她说，“您在这个时候，在这儿看见我是不会吃惊的。他（玛丽安娜指了指涅日丹诺夫）不用说，已经把什么话都对您讲了。请把您的手给我，并且您要知道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诚实的姑娘。”

“是的，这我知道，”索洛明正经地答道，在玛丽安娜进来的时候，他就马上站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望过您，我想：‘这位小姐的眼睛多诚实！’的确，涅日丹诺夫刚刚把你们的计划对我讲了。不过，说实在的，您究竟为什么要逃走呢？”

“为什么？为了我所同情的事业……您不用吃惊：涅日丹诺夫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了……那个事业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我却还要待在这个充满了欺骗和谎话的地主家里吗？我所爱的人们要去冒危险，而我却……”

索洛明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她的话。

“您不要激动。坐下吧，我也坐下。您也坐吧，涅日丹诺夫。听我说，要是你们没有其他的理由，你们目前实在用不着从这儿逃走。那个事业不会像你们料想的那么快就开始的。多一点儿慎重的考虑，倒是需要的。朝前乱冲，并没有好处。相信我吧。”

玛丽安娜坐下，用她先前披在肩上的带穗的大绒巾裹住身子。

“可是我不能够在这儿再待下去了！这儿每个人都欺负我。今天那个傻婆子安娜·扎哈罗夫娜还当着科利亚的面对我提起我父亲，她说，苹果总落在苹果树旁边！连科利亚也吃了一惊，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更不用提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了！”

索洛明又打断了她的话——这次他微微笑了笑。玛丽安娜明白他有点儿在取笑她，可是他的微笑从来不会叫人感觉到受了侮辱。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安娜·扎哈罗夫娜是谁，也不知道您讲的是什么苹果树……可是，不要那么想，有个蠢女人对您讲了几句蠢话，您就受不下去吗？那么您以后怎么还能活下去呢？世界上到处都是蠢人。不，这不是理由。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相信，”涅日丹诺夫用低沉的声音插嘴说，“西皮亚金先生一半天就要把我赶走的。他一定听了别人的话。他待我……十分瞧不起。”

索洛明转身向着涅日丹诺夫。

“既然别人要赶您走，那么您为什么还要逃走呢？”

涅日丹诺夫一时找不出一句答话来。

“可是我已对您讲过，”他说……

“他这样说，”玛丽安娜插嘴说，“是因为我要跟他一块儿走。”

索洛明看了看她，好心地摇摇头。

“对，对，亲爱的小姐；不过我再向您说一遍：要是你们想离开这个人家，只是因为你们以为革命马上就要爆发……”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写信请您来的，”玛丽安娜打岔说，“我们想确实知道事情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要是这样的话，”索洛明接下去说，“我再说一遍，您还可以待在家里——时候还长呢。不过要是你们想逃走，是因为你们互相爱着，除了这个办法就不能够结合的话——那么……”

“好吧，那么怎样呢？”

“那么，我只有祝贺你们，像古话所说，爱与和睦；倘使需要和可能的话，我会尽力给你们帮忙。因为，亲爱的小姐，您，还有他，我跟你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就爱你们，好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玛丽安娜和涅日丹诺夫两人同时走到他跟前，站在左右两边，每人抓住他的一只手。

“请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玛丽安娜说。“我们假定革命还很远……但是准备性的工作和劳动，在这个家里，在这种环境里却办不到——我们非常愿意去做那样的工作，两个人一块儿……请您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您只消告诉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派我们去吧！您会派我们去的，是吗？”

“到哪儿去？”

“到老百姓那儿去……要不是到老百姓中间去，我们还往哪儿去呢？”

“到树林里去，”涅日丹诺夫想道……他记起帕克林的话来。

索洛明注意地望着玛丽安娜。

“您想认识老百姓吗？”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仅是想认识老百姓，我们还要行动……并且要为他们劳动。”

“很好，我答应您，您会认识他们的。我会给您找个机会去行动，并且为他们劳动。涅日丹诺夫，您准备去吗……跟着她去……并且为了老百姓？”

“当然，我准备去！”涅日丹诺夫连忙答道。“贾格诺特[31]，”帕克林说过的另一个字眼又闪过他的心头。“那辆大车已经滚滚地过来了……我听得见它轮子的辘辘声。”

“好，”索洛明沉吟地说。“可是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逃走呢？”

“最好是明天，”玛丽安娜大声说。

“好。可是去哪儿呢？”

“嘘，嘘……轻声点儿……”涅日丹诺夫小声说。“有人从廊上来了。”

大家静了一会儿。

“你们打算逃到哪儿去呢？”索洛明压低声音又问了一句。

“我们不知道，”玛丽安娜答道。

索洛明掉过眼睛去望涅日丹诺夫。涅日丹诺夫只是否定地摇摇头。

索洛明伸出手来，小心地把烛花剪了。

“我告诉你们吧，孩子们，”他末了说，“到我们工厂来。那儿并不舒服，不过却很安全。我会把你们藏起来。我在那儿有一间小小的屋子。没有人会找到你们的。只要你们到了那儿……我们绝不会让你们给人寻到的。你们会说：‘工厂里人多。’这正是它的好处。人多的地方好躲藏。这样行吗，嗯？”

“我们只有感谢您，”涅日丹诺夫说；玛丽安娜听见说是工厂，起初有点儿吃惊，随后就兴奋地接下去说：“当然！当然！您真好！不过我想，您不会让我们在那儿住多久的？您会派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吧？”

“这要看你们自己了……不过要是你们想结婚的话，在我那儿工厂里也方便。我那儿很近有一个邻居，他是我的一个表哥，他是这个教区的教士，叫佐西玛，人很和善。他会马上给你们证婚的。”

玛丽安娜暗暗地微笑了，涅日丹诺夫又跟索洛明握了一次手，他停了片刻又问道：

“可是告诉我，您工厂的主人，老板，不会讲话吧？他不会对您表示不满吗？”

索洛明斜着眼睛看了看涅日丹诺夫。

“啊，不要担心我的事情……这完全是多余的。只要工厂的情形很好，我的老板不会讲话的。不论是您或者是您这位亲爱的小姐都用不着害怕他会有什么不满的举动。至于工人，你们更不用担心。你们只消事先让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来就行了。”

涅日丹诺夫和玛丽安娜对望了一眼。

“后天，大清早，或者大后天，”涅日丹诺夫末了说。“我们不能够再等了。说不定他们明天就会把我赶出去的。”

“好吧……”索洛明说，就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每天早晨都等着你们。而且我这个星期不出门。什么事都会给你们办妥的。”

玛丽安娜走到他身边……（她正向着房门走去。）“再见，亲爱的、好心的瓦西里·费多特奇……这是您的名字，是吗？”

“是这样。”

“再见……或者不：再会吧！并且谢谢，多谢您！”

“再见……晚安，亲爱的孩子。”

“再见，涅日丹诺夫，明天见……”她又添了一句。

玛利安娜急急地走了出去。

这两个年轻人一动也不动地在屋子里待了一会儿，两个人都不做声。

“涅日丹诺夫……”末了还是索洛明开口说，但马上又停止了。“涅日丹诺夫……”他又说，“把这位姑娘的事情告诉我……把您所知道的全告诉我。她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儿？……”

涅日丹诺夫把他所知道的简单地告诉他。

“涅日丹诺夫……”他末了又说。“您得好好照顾这位姑娘；因为……要是出了……什么事情……那就是您的大不是了。再见。”

他走出去了；可是涅日丹诺夫在屋子的当中立了一会儿，小声说了一句：“啊！还是不要想的好！”他又伏倒在床上了。

可是玛丽安娜回到她的屋子里，却看见小桌上有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着：

我可怜您。您在毁掉自己。您好好地想想吧。您闭着眼睛投进一个什么样的深渊里去？为着谁，又为着什么？

瓦。

屋子里还有一种特别的新鲜的清香：分明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刚刚从这儿出去。玛丽安娜拿起笔，写了下面的话：“不要可怜我。上帝知道我们两个人里面哪一个更值得人怜悯。我只知道我决不愿意处在您这个境地。——玛。”她把字条留在桌上。她相信她的回答会到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手里去的。

第二天早晨，索洛明同涅日丹诺夫见过面，并且坚决地谢绝了担任管理西皮亚金工厂的职务以后，便回家去了。他一路上反复地思索，像这样的情形他很少有过：往常车子的摇动就会引他打瞌睡。他想着玛丽安娜，也想着涅日丹诺夫。据他看来，要是他在恋爱的话，他索洛明——他的神态就会完全不同，他的谈话、他的眼光都会是完全两样。“不过。”他想道，“既然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那么我就不知道，要是我遇到这样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神态。”他记起一个爱尔兰的姑娘，那是他有一回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后面看见的；他记起她有非常漂亮的、差不多黑色的头发，眼睛，浓密的睫毛，她怎样用忧愁的、询问的眼光看他，以后他又怎样在她窗前街上踱来踱去徘徊了多少时候，他怎样兴奋，又怎样不停地问他自己，他要不要跟她认识？他那个时候正经过伦敦；老板派他到那儿去采购物品，交了一笔钱给他。索洛明几乎要在伦敦留下来，并且把钱还给老板了，那个漂亮的波丽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打听出了她的名字：她的一个女同事这样叫过她的。）然而他控制了自己——回到他的老板那儿去了。波丽比玛丽安娜漂亮；可是玛丽安娜也有同样的忧愁的、询问的眼光……而且她是一个俄国人……

“可是我在想什么呢？”索洛明小声说，“替别人的未婚妻操心！”他把他的外衣的领子摇了摇，好像要摇掉那一切的没有用的思想似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到了工厂，在他的侧屋的门口闪现出忠实的帕维尔的身形。

二十六

索洛明的谢绝叫西皮亚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他甚至突然发现这个土生土长的司蒂芬森[32]并不是一个怎么高明的工程师，虽然他也许没有什么做作，可是他毕竟装出好像自己是真正平民的样子。“所有这些俄国人[33]，要是他们自以为懂得了一点儿东西，那就坏极啦！Au fond[34]卡洛梅伊采夫说得不错！”由于这种愤激和不快的心情，这位en herbe[35]政治家对涅日丹诺夫更加冷淡、更加疏远了。他告诉科利亚这一天不用跟教师上课，并且以后应当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然而西皮亚金并不像涅日丹诺夫自己所预料的那样辞退他。他还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却并不放过玛丽安娜。她们两个人大吵了一次。

这天午饭前两小时的光景，她们似乎突然地发觉客厅里只有她们两个人。她们彼此马上觉得那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要发生了，因此她们稍微迟疑一下，就悄悄地互相坐近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微微地笑着；玛丽安娜紧紧闭着嘴唇；她们的脸色都是苍白的。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穿过屋子的时候，她朝两旁看了看，摘了一片天竺葵的叶子……玛丽安娜的眼光牢牢地定在这张向着她走过来的笑脸上。

西皮亚金娜先站住了，用她的指尖敲椅背。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她随便地说，“我看，我们已经通起信来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家里，这就有点儿古怪了，您知道我是不喜欢古怪事情的。”

“通信并不是由我开始的，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

“是的……您不错。这一次的古怪事情是我的错。只是我也找不到别的办法给您唤起一种感觉……我怎么说才好呢？……一种感觉……”

“您坦白地讲出来吧，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不要吞吞吐吐——您用不着害怕得罪我。”

“一种……体面感。”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闭了嘴；屋子里只有她的手指轻轻敲椅背的声音。

“您凭什么认为我失掉了体面感呢？”玛丽安娜问道。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耸了耸她的肩。

“Ma chère，vous n’êtes plus un enfant，[36]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难道您以为您的行为我一点儿不知道吗？还有安娜·扎哈罗夫娜，还有全家的人都不知道吗？而且您也并没有小心提防着不让别人知道。您简直旁若无人。也许只有鲍里斯·安德列伊奇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他的心让别的更有意思的、更重要的事情吸引去了。可是除了他以外，您的举动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所有的人！”

玛丽安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

“我请求您讲得更明确些，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您究竟因为什么事情不满意呢？”

“L’insolente！[37]”西皮亚金娜想道。可是她仍然克制了自己。

“您想知道我因为什么不满意吗，玛丽安娜？好吧！……我不高兴您跟一个论门第、论教育、论社会地位都比您低得多的年轻人长时间约会。我不满意……不！这个词儿还嫌太温和了——我厌恶您在太晚……您在半夜到那个年轻人的屋子里去看他。在哪儿呢？就在我的家里！难道您觉得那是正当的事，我不应该出来讲话——并且我应当替您这种轻佻的行为掩饰吗？我是一个清白的女人……Oui，mademoiselle，je l’ai été，je le suis et le serai toujours！[38]所以我不能不生气。”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好像被她这种愤怒的重量压坏了似的，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玛丽安娜第一次微笑了。

“我并不怀疑您的品德，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她说，“并且我是非常诚恳地讲话的。可是您没有理由生气。我并没有在您家里做过什么丑事。您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不错，我的确……爱上了他……”

“您爱麦歇涅日丹诺夫吗？”

“我爱他。”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在椅子上伸直了腰。

“您怎么啦，玛丽安娜！他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没有门第，没有家族——况且他比您年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免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像您这样聪明的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什么呢？他不过是一个肤浅的孩子。”

“您对他的看法从前不见得就是这样吧，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

“啊，我的天啊！亲爱的，请您不要扯到我身上来……Pas tant d'ésprit que ça，je vous prie.[39]我们现在谈的是您的事情，是您的前途。您想一想！这对您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

“我得承认，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我倒没有想到配偶的事情。”

“怎么？您说什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假定说，您是照您心里所想的做的……可是这一切还不是要归结到结婚上面吗？”

“我不知道……我可没有想到这个。”

“您没有想到这个吗？！我看您一定发疯了！”

玛丽安娜稍微转过脸去。

“我们不要讲下去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我们不会谈出什么结果来的。我们决不会互相了解的。”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猛然站了起来。

“我不能，我还要讲下去！这太重要了……我对您负有责任，在……”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本来要说“在上帝面前！”可是她讲不出口，便改口说：“在全世界面前！我听见您这种疯话，再不能不做声！我为什么不能够了解您呢？目前这班年轻人真是骄傲得不得了！不！……我了解您很透彻；我看得出来您传染到了那些新思想，它们只会把您引到毁灭的路上去！那个时候就太迟了。”

“也许是这样；不过请您相信我的话：我们就是毁灭，也决不会伸一根手指头向您求救的！”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拍了下巴掌。

“又是骄傲了，这样厉害的骄傲！不过听我说吧，玛丽安娜，听我说吧，”她突然改了声调往下说……她要把玛丽安娜拉到她身边来，可是玛丽安娜却往后退了一步。“Ecoutez-moi，je vous en conjure！[40]因为我毕竟还没有那样老——也没有那样蠢，我们并不是不能互相了解的。Je ne suis pas une encroutée.[41]我年轻时候还被人当作共和党……并不比您差。听我说吧：我不想说假话。我对您从来不曾有过母性的慈爱，根据您的性格，您不会因此感到遗憾的……可是我从前常常觉得，并且现在也是如此，我对您也有某种的义务，我总是努力去尽这些义务的。也许我心目中替您挑选的配偶（为了您这件婚事鲍里斯·安德列伊奇和我都不惜任何的牺牲），并不合您的理想……可是从我的心底……”

玛丽安娜望着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望着她那对漂亮的眼睛，望着她那两片略略涂脂的红唇，望着她那双手指略微分开、指头上戴着戒指的白白的手（这位贵妇人含有深意地把手放在她的绸衣的胸前）……她突然打断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话。

“您说配偶吗，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您把您那位没有心肝、鄙俗不堪的朋友，卡洛梅伊采夫先生叫做‘配偶’吗？”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手指从胸前拿下来。

“不错，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我是在说卡洛梅伊采夫先生——那位有修养的出色的年轻人，他一定会使他的妻子幸福的，只有疯子才会不肯要他做丈夫！只有疯子！”

“怎么办呢，ma tante[42]？看来我就是那样的女人！”

“可是当真——你看出他的什么缺点吗？”

“啊，什么也没有。我瞧不起他……就是这个。”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不耐烦地把头摇来摇去——又在扶手椅上坐下来。

“我们不要讲他了。Retournons à nos moutons.[43]那么，你爱涅日丹诺夫先生？”

“是的。”

“你还打算继续跟他……会面吗？”

“是的；我打算。”

“好吧……要是我不允许你呢？”

“我不会听您的话。”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从椅子上跳起来。

“啊！您不会听我的话！原来是这样！……这就是那个受了我的恩惠、并且由我收养在家里的姑娘对我讲的话，这就是……对我讲的……对我讲的……”

“这就是那个丢脸的父亲生的女儿对您讲的，”玛丽安娜不高兴地接腔说。“您往下说吧，不要客气。”

“Ce n'est pas moi qui vous le fait dire，mademoiselle！[44]可是无论如何，这总不是值得骄傲的事！一个靠我养活的姑娘……”

“您的面包也不是白白给我吃的，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要是给科利亚请一个法国女教师，您还要多花钱呢……您知道是我教他念法文的。”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稍微举起一只手来，手里捏了一方麻纱手绢儿（手绢儿上有伊兰伊兰香水[45]的香气，在一个角上还绣着白色的大花字[46]），她想讲话，可是玛丽安娜接着急急地说下去：

“要是您不提您现在列举的那些，要是您不提您那一切虚假的恩惠和牺牲，要是您能够说：‘我曾经爱过的那个姑娘’，那倒不错，一千倍的不错……可是您太老实了，讲不出那样的假话来！”玛丽安娜寒颤似地抖起来。“您始终是恨我的。甚至就在这个时候，像您刚才说过的，在您的心底，您很高兴——是的，高兴，因为我应验了您讲了多少遍的预言，我丢了脸，蒙了满身的耻辱；您感到不愉快的只是一点：这个耻辱的一部分会落到你们贵族的、清白的家庭上面。”

“您在侮辱我，”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低声说。“请您离开这儿吧。”

可是玛丽安娜控制不住自己了。

“您说，您家里人，您全家人跟安娜·扎哈罗夫娜，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行为！他们全都吃惊，愤怒……可是难道我要向您，向他们，或者向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要求什么吗？难道我会重视他们的意见吗？难道你们家的面包是好吃的吗？什么样的穷苦都要比你们家的富贵好！我跟你们一家人的中间不是隔着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遮盖不住的无底深渊吗？难道您——您也是一个聪明人——您就看不出这个吗？要是您对我怀着痛恨的感情，难道您就不明白我对您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吗？那是太明显的了，我用不着讲出来。”

“Sortez，sortez，vous dis-je……[47]”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接连地说，她不住地顿着她那双漂亮的、瘦小的小脚。

玛丽安娜朝着门走了几步。

“我马上就要离开您了；可是您知道什么吗，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据说连拉舍尔在拉辛的《巴雅泽》[48]里面讲的‘Sortez！’效果也不好，——更不用说您了！我还有一句话要说，您刚才不是讲过什么……Je suis une honnête femme，je l’ai été et le serai toujours[49]吗？您想想看：我相信我比您清白得多！再见吧！”

玛丽安娜急急地走出去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从椅子上跳起来；她想叫，她想哭……可是要叫什么——她却不知道；而且眼泪也不听她的话。

她只是拿手绢儿来搧着，可是手绢儿散发出来的香气越发刺激她的神经。她觉得不幸，她让人侮辱了……她承认她刚才听见的那番话里面也有一点儿真实。不过别人怎么能够这样不公平地判断她呢？“我真是这样一个坏女人吗？”她想道，她照照她对面两扇窗中间挂的那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娇美的脸，带了一点儿心绪不宁的样子，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不过仍然是一张很可爱的脸，和一对很漂亮的、柔和的、天鹅绒一般的眼睛……“我？我是坏女人？”她又想道……“会有这样的眼睛？”

可是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走了进来，她又用手绢儿盖住她的脸。

“你怎么啦？”他关心地问道。“瓦里娅，你怎么啦？”（他给她起了这个小名，不过他平日并不这样叫她，只有在乡下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讲私话的时候，他才叫这个小名。）

她起初不讲什么，只说并没有事情，可是后来她很娇媚、很动人地在椅子上转过身来，用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肩头（他站在她面前朝着她弯下身子），把她的脸藏在他的背心的开襟里，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她尽力不用花言巧语，也没有别的用意，——她即使不曾原谅玛丽安娜，至少也想做到替玛丽安娜讲几句公道话，她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她（玛丽安娜）的年轻、她的热情的个性、她幼小时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等等上面；她同时也多多少少（也没有别的用意）责备自己几句。“倘使这是我的女儿，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我一定会好好地管她的！”西皮亚金体谅地、同情地——而且严肃地听完她的话。她没有把胳膊从他的肩头拿下来、没有把头移开的时候，他一直弯着他的身子；他叫她做天使，亲她的前额，并且说他现在明白了他作为一家之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便走出去了，他这个时候的神气，好像是一个通达人情而精力充沛的人，准备去执行某种虽然不愉快却又无法躲避的职责似的……

午饭后，八点钟光景涅日丹诺夫坐在他的屋子里给他的朋友西林写信。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我现在给你写信，是在我一生中一个重大变化的时候。我给这一家辞退了。我要走了。但这并不算一回事。我不是一个人走的。我以前在信里对你讲过的那个姑娘要跟我一块儿走。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信仰一致，我们的目的一致，总之我们的情感交流——这一切把我们结合在一块儿了。我们互相爱着：至少，我相信除了我现在感觉到的以外，我再也不能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爱情。不过要是我对你说我并没有一点儿隐秘的恐怖，甚至没有一种说不出的内心的疑惧，那我就是在向你撒谎了……前途一片黑暗——我们正一块儿冲进这个黑暗里去。我用不着告诉你，我们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并且挑选了什么样的工作。玛丽安娜和我并不追求幸福；我们并不要享乐，我们要站在一块儿，共同奋斗，互相支持。我们的目标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要走什么样的路才达到它——我们不知道。要是我们找不到同情和援助，至少我们会找到工作的机会吧？玛丽安娜是一个很好的诚实的姑娘：倘使命运注定我们要灭亡，我也不会责备自己把她引到了毁灭，因为现在她只有这一条生活的道路了。可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我的心很沉重……我给怀疑折磨着，不用说，这不是怀疑我对她的感情，不过……我不知道！无论如何，要回头是太迟了。请你远远地向我们两个人伸出你的手来，祝我们忍耐，祝我们保持自我牺牲的力量，祝我们相爱……爱得更深。还有你们，我们并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们却拿我们的整个身心、我们的每一滴心血爱着你们，你们，俄罗斯人民，请接待我们（不要太冷淡），教导我们吧，我们应当从你们那儿学到什么呢？

别了，弗拉基米尔，别了！

涅日丹诺夫写完这几行以后，便动身到村子里去了。第二天夜里天刚刚发亮，他已经站在离西皮亚金的花园不远的桦树林的边上了。在他身后没有多远，在一丛青翠的榛树后面，看得见一辆小小的农民运东西的大车，车前套着两匹去掉马嚼的马；车上，在绳子编的座位下面，一个瘦小的灰白头发的老农民睡在一束干草上，脑袋枕着一件打了补钉的外衣。涅日丹诺夫不停地朝路上看，朝着花园边上那丛柳树看：静寂薄暗的夜色仍旧笼罩在四周的景物上，一些小小的星星还勉强竞赛着闪光，终于消失在蓝天的深处了。沿着正在展开的云片低处的圆边，一道淡淡的红光从东方泛起，同时从那儿送来清晨的最初的寒气。涅日丹诺夫突然吃了一惊，他警觉起来：在他的近旁响起了轧轧的开门声，接着他便听见围墙门打开的声音；一个小小的女人的身形现了出来，一幅围巾裹住她的身子，露在外面的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她从静止的柳树荫里，慢慢地走了出来，踏上大路的软尘——又从斜对面跨过了大路（她好像是在用脚尖走路），朝树林走过来。涅日丹诺夫跑过去迎接她。

“玛丽安娜吗？”他低声问道。

“是我！”从那幅往下垂的围巾下面传来这一声轻轻的回答。

“这边，跟我来，”涅日丹诺夫接着说，他笨拙地抓住她那只露在外面的提着小包的手。

她好像冻着了似地在发抖。他引她到车前，把农民唤醒了。农民连忙起来，马上爬到驾车的座位上去，两只胳膊穿进外衣的袖子，抓起那代替马缰的绳子……马动了；他用了一种仍然带着睡意的嘶哑声音小心地去安抚它们。涅日丹诺夫把他的外套铺在绳子编的座位上，然后让玛丽安娜坐在那上面；他拿一块毛毯裹住她的脚（车上的干草有点儿湿），自己就坐在她旁边，他弯下身子朝着农民轻轻地说：“走吧，你知道去哪儿。”农民拉了一下缰绳，马便打着响鼻，哆嗦着，走出了树林；大车的窄小的旧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摇一颠地滚上了大路。涅日丹诺夫用一只胳膊搂住玛丽安娜的腰；她伸出她那冰凉的手指把围巾稍微揭开一点儿，掉转脸对他微微一笑，她说：

“空气新鲜得多可爱，阿廖沙！”

“是的，”农民答道，“露一定很重。”

露已经太重了，车轮的轴头擦到高高的路旁杂草的草尖，便震落下大串细小的水珠，绿草也变成了青灰色。

玛丽安娜又因为冷打起颤来。

“多新鲜，多新鲜！”她用快乐的声音反复地说。“自由，阿廖沙，自由啊！”

二十七

有人跑去通知索洛明，说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坐了一辆小小的农民用的大车来要见他，他连忙跑到工厂大门口去。他并不向客人问好，只是对他们点了几次头，他马上吩咐赶车的农民把车子赶进院子里去。他让车子停在他的侧屋前面，他帮助玛丽安娜下了车。涅日丹诺夫跟着她从车上跳下来。索洛明引着他们两人走过一条长长的暗黑的小走廊，登上一道窄小的弯曲的楼梯，到了侧屋的后部——到了楼上。在那儿他打开一扇矮门，三个人都进了一间有着两扇窗的、相当干净的小屋子里面了。

“欢迎！”索洛明带着他平常那种笑容说，不过现在的笑容仿佛比平时更开朗、更高兴。“这儿便是你们的住宅，这间屋子——还有，紧靠着的另一间。并不漂亮，不过没有关系：你们住得下就成了。这儿不会有人监视你们。那儿，就在你们的窗下，有一个园子，我的老板叫它做花园，可是我却叫它做菜园：它靠着墙——左右都是篱笆。挺清静的地方！我再说一遍，您好，亲爱的小姐，还有您，涅日丹诺夫，您好！”

他跟他们两人握了手。他们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也不脱下他们的外面衣服，只是带着默默的、半惊半喜的兴奋向前凝望。

“好吧，你们怎么啦？”索洛明又说。“换换衣服吧！你们带了些什么行李？”

玛丽安娜指着她仍然拿在手里的小包。

“我就只有这个。”

“我的旅行包和行李袋还在大车上。我马上就去拿……”

“不要动，不要动。”索洛明打开了门。“帕维尔！”他朝着楼梯的暗处叫道，“老弟，快去……大车上还有东西……去拿来。”

“马上去！”他们听见那个无处不在的帕维尔回答道。

索洛明转身向着玛丽安娜，她已经取下了围巾，正在解开她的短斗篷。

“一切都很顺利吗？”

“一切……没有一个人看见我们。我留了一封信给西皮亚金先生。瓦西里·费多特奇，我没有带任何衣服出来，因为您要派我们……（玛丽安娜想说“到老百姓中间去”，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理由她又讲不出口。）不过，反正一样：它们对我没有用处。必需的东西，我有钱买。”

“这一切我们以后再安排吧……现在，”索洛明说，他指着那个搬了涅日丹诺夫的东西进来的帕维尔，“我给你们介绍我在这儿的最好的朋友：你们可以信任他……就像信任我一样。”他又压低声音对帕维尔说：“你叫塔季扬娜准备茶炊没有？”

“马上就送来，”帕维尔答道；“还有奶油和一切的东西。”

“塔季扬娜是他的妻子，”索洛明继续对玛丽安娜说，“她是跟他一样可靠的。在您……好吧，对这儿……还没有完全习惯的时候，——就由她来伺候您，亲爱的小姐。”

玛丽安娜把她的短斗篷扔在角落里一张小小的皮的长沙发上面。

“叫我玛丽安娜吧，瓦西里·费多特奇——我不要做小姐。我不要人伺候我……我不是为了要人伺候离开那儿的。不要看我的衣服；我这儿再没有别的了。这些都得换过。”

她那件咖啡色夫人呢[50]的衣服很朴素；不过这是彼得堡的裁缝做的，跟玛丽安娜的腰身和肩膀非常合式，看起来样子很时髦。

“好吧，就不算伺候您的人，那么照美国人的办法，叫做‘帮手’[51]吧。不过您总得喝茶。现在还早，可是你们两位一定倦了。我现在要去料理工厂的事情；我们等一会儿再见面。你们要什么，可以对帕维尔或者塔季扬娜说。”

玛丽安娜连忙向他伸出两只手来。

“我们应当怎样谢您呢，瓦西里·费多特奇？”她非常感动地望着他。

索洛明把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摩了一下。

“我本来应当说这是值不得感谢的……不过那就不是真话了。我倒宁愿说，您的感谢给了我很大的快乐。我们两相抵消了。再见！帕维尔，我们走吧。”

屋子里只有玛丽安娜和涅日丹诺夫两个人。

她跑到他面前，用她刚才用来看索洛明的同样的眼光看他，只是带着更大的喜悦，更大的感动，更大的幸福。

“啊，我的朋友！”她说。“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了……终于！终于！你不会相信，这间我们一共得住上几天的简陋的小屋子跟那所可恨的大公馆比起来是多舒适、多可爱！快告诉我，你快乐吗？”

涅日丹诺夫拿起她的两只手，把它们压在他的胸上。

“我幸福，玛丽安娜，因为我是跟你一块儿开始这个新生活的！你以后就是我的指路星，我的依靠，我的勇气……”

“亲爱的阿廖沙！你等一等。我要梳洗一下，把我收拾干净些。我要到我的屋子里去一趟……你呢，——就待在这儿。我过一分钟回来……”

玛丽安娜走进另一间屋子里去，把门关上了，过了一分钟，她把门打开一半，伸出头来，说：

“啊，索洛明真好！”随后她又关上门——听得见钥匙转动的声音。

涅日丹诺夫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的小园子……一棵老的、很老的苹果树不知道因为什么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他摇了摇身子，伸了一下懒腰，动手打开他的提包——他并没有取出什么；他深思起来了……

一刻钟以后玛丽安娜带着一张生气勃勃的刚洗过的脸，很快乐、很活泼地走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帕维尔的妻子塔季扬娜拿了茶炊、茶具、面包卷和奶油进来了。

塔季扬娜跟她那个茨冈人相貌的丈夫相反，她是一个纯粹的俄国女人，身材高大，淡褐色的头发梳成一根大辫子，紧紧挽在一把牛角梳上，她没有戴帽子，她的相貌有点儿粗，不过并不讨厌，还有一对十分和善的灰色眼睛。她穿了一件虽然褪了色却是很干净的印花布衣服；她的一双手很白净，并且很好看，只是大了一些；她不慌不忙地鞠了一个躬，声音坚定而清晰地、没有带一点儿故意拖长的声音说：“您好，”便动手摆茶炊和茶具。

玛丽安娜走到她跟前。

“让我来帮您，塔季扬娜。请您给我一条餐巾。”

“您不用麻烦了，小姐，我们做惯了的。瓦西里·费多特奇跟我讲过了。您要什么，请只管吩咐。我们很高兴伺候您。”

“塔季扬娜，请不要叫我小姐……我虽是有钱人的打扮，然而我是……我完全是……”

塔季扬娜不转睛地望着玛丽安娜，她那锐利的眼光看得玛丽安娜有点儿不好意思；她便闭了嘴。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呢？”塔季扬娜声音平平地问道。

“要是您想知道……我的确……我是一个贵族小姐；不过我想抛掉那一切——做到跟所有的……跟所有普通的女人一样。”

“啊，原来是这样！好的，现在我明白了。我想您也是一个想简单化的人。像这样的人现在也很有一些。”

“您说什么呢，塔季扬娜？简单化？”

“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说，就是说，跟普通的老百姓完全一样。简单化。这是什么意思？教导农民懂得道理，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只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很困难！啊呀，很困——难！祝您成功！”

“简单化！”玛丽安娜再说一遍。“你听见吗，阿廖沙？你我现在是简单化的人了！”

涅日丹诺夫笑了起来，他也跟着她说：

“简单化！简单化的人！”

“他是您的什么人，您的丈夫——还是兄弟？”塔季扬娜问道，她一面用她那一双大而灵巧的手仔细地洗茶杯，一面带着和善的笑容轮流地看涅日丹诺夫和玛丽安娜。

“不，”玛丽安娜答道，“他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兄弟。”

塔季扬娜抬起头来。

“那么我想你们是自由同居了。现在这样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在从前大概只有分离派教徒才有这种习惯，——可是现在别的人也这样做了。只要有上帝的祝福，你们就可以顺遂地过日子！用不着找教士。我们工厂里也有人这样办。他们也不是挺坏的人。”

“您说得多好，塔季扬娜！……‘自由同居’。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现在就对您说，塔季扬娜，我要向您要些什么。我想给我自己做一件，或者买一件现成的，像您穿的这样的衣服，次一点儿的也成。还有鞋子、袜子和包头帕——都跟您用的那些一样。我还有钱买它们。”

“好的，小姐，这都可以办好……好啦，您不要生气。我不叫您小姐了。只是我应该叫您什么呢？”

“玛丽安娜。”

“您的父名呢？”

“您干什么要知道我的父名呢？单单叫我玛丽安娜好了。我也只是叫您塔季扬娜。”

“本来是没有关系——不过也有关系。您还是告诉我好。”

“那么好吧。我父亲的名字是维肯季；您父亲的名字呢？”

“我父亲叫奥西普。”

“好吧，那么我就叫您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

“我也叫您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这好极了！”

“您肯跟我们一块儿喝杯茶吗，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

“今天我们头一次见面，我答应您，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我喝一小杯吧。不过叶戈雷奇要骂我的。”

“叶戈雷奇是什么人？”

“帕维尔，我的丈夫。”

“坐下吧，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

“好，我就坐下，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

塔季扬娜在椅子上坐下，一边喝茶，一边咬着方糖。她用手指夹着方糖不停地转动，她用哪一边牙齿嚼方糖，便向哪一边眯缝起眼睛。玛丽安娜跟她谈起话来。塔季扬娜毫无拘束地回答玛丽安娜，又问了一些话，并且讲了一些事情。她几乎把索洛明当作神一样地崇拜。不过她以为瓦西里·费多特奇以下就数到她的丈夫了。可是她又讨厌工厂的生活。

“这儿既不是城里，又不是乡下……要不是为了瓦西里·费多特奇，我一点钟也待不下去。”

玛丽安娜注意地听她讲话。涅日丹诺夫坐得稍微远一些，望着他的女友，他对她的这种注意并不感到惊奇：在玛丽安娜看来这全是很新奇的，可是他却见过几百个像塔季扬娜这样的女人，并且跟她们谈话也有几百次。

“您知道吗，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玛丽安娜末了说，“您以为我们要去教导老百姓；不，我们要去为他们服务。”

“怎样去为他们服务呢？教导他们；那便是你们能够办到的服务了。就拿我来做个例子吧。我从前嫁给叶戈雷奇的时候，我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可是靠了瓦西里·费多特奇，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他本人并没有教过我，可是他出钱请一位老年人教。那位老年人教了我。不要看我长得高大，我还很年轻。”

玛丽安娜静了一会儿。

“我想，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她又说，“学一种手艺……我以后找您商量。我缝衣服缝不好；要是我学会了做菜，我也可以出去做女厨子。”

塔季扬娜思索起来。

“为什么要出去做女厨子呢？女厨子是有钱人家里或者商人家里才雇用的；穷人自己烧饭吃。还有，给工会、给工人做饭……我看，这是最差的工作。”

“可是我也可以在有钱人家里做事，一面去跟穷人接近。不然，我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呢？我不会常有像今天跟您接近的这样的机会。”

塔季扬娜把她的空杯子倒扣在茶碟上。[52]

“这件事倒很困难，”她末了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我要把我懂的全教给您，不过我自己懂得并不多。我们得跟叶戈雷奇商量一下。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什么书都读！他只要一眼的工夫就可以把事情看得很透彻。”她说到这儿便看了玛丽安娜一眼，玛丽安娜正在卷一根纸烟……“要是您不见怪的话，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我还有话跟您说；不过您要是真的想简单化，您就得戒掉它。”她指着纸烟。“因为，像那些职业，譬如做一个女厨子，就不应当抽烟：别人一眼就知道您是一位小姐了。是的。”

玛丽安娜把纸烟扔到窗外去。

“我不再抽烟了……这很容易戒掉。普通的女人是不抽烟的，我也不应该抽烟。”

“您的话一点儿也不错，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在我们老百姓里面男人也有染上这个嗜好的；可是女人——却不。是这样的！……啊！瓦西里·费多特奇到这儿来了。那是他的脚步声。您问他吧：他会马上给您把一切全安排得——非常好。”

果然，索洛明的声音在门外响了起来。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来，请进来！”玛丽安娜大声说。

“这是我的一种英国人的习惯，”索洛明进来的时候说。“好吧，您觉得怎样？您还不觉得闷吧？我看见您跟塔季扬娜一块儿喝茶。您要听她的话：她是一个聪明人……我的老板今天来找我……来得真不是时候！他还要待在这儿吃午饭。可是有什么办法！他是老板。”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涅日丹诺夫从他的角落里走出来问道。

“还不错……他一点儿也不胡涂。他算是一个新派人物。很有礼貌，还戴着硬袖，不过他的眼睛对什么事都不肯放过，一点儿也不比旧派商人差。他会亲自动手剥你的皮，一面还要说：‘请您向这边稍稍转一下；那儿还有一小块地方……我得把它收拾干净……’可是他对我却非常柔顺；他离不开我！我这次来只是跟你们说，我们今天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午饭会给你们送到这儿来。你们不要到院子里去。您怎么想，玛丽安娜，西皮亚金夫妇会寻找您吗？他们会到处搜索吗？”

“我想他们不会的，”玛丽安娜答道。

“可是我相信他们会的，”涅日丹诺夫说。

“好吧，这不要紧，”索洛明说，“不过起初总得小心。以后就没有什么了。”

“是的；只是还有一件事情，”涅日丹诺夫说；“马尔克洛夫应当知道我住在哪儿；我得通知他。”

“为什么呢？”

“不能不这样做；为了我们的事业。我得让他随时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跟他约定了的。而且他也不会泄漏出去！”

“很好。我叫帕维尔去。”

“您给我准备了衣服吗？”涅日丹塔夫问道。

“您是说服装吗？当然……当然。这简直是化装跳舞会了。好在花钱并不多。再见，你们休息吧。塔季扬娜，我们走吧。”

屋子里又只剩下玛丽安娜和涅日丹诺夫两个人了。

二十八

他们首先又紧紧握着彼此的手，然后玛丽安娜大声说：“等一等，我来帮你收拾你的屋子，”她便把他的东西从旅行包和行李袋里面取出来。涅日丹诺夫要给她帮忙，可是她说她愿意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应当习惯做为人民服务的事。”她真的一个人在抽屉里找出了钉子，用一把刷子的背当作锤子，把钉子敲进墙壁，然后把她的衣服挂在钉子上；她又把内衣等等放进两扇窗户中间一个旧的小五斗橱里面去。

“这是什么？”她突然问道，“一支手枪？装上了子弹吗？你拿它来干什么？”

“没有装上子弹……不过，你把它递给我。你问：拿它来干什么？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手枪怎么成？”

她笑了，又继续做她的工作，把每一样东西都抖开来，并且用她的手掌拍打它们；她还放了两双鞋子在长沙发底下；她郑重地把几本书、一包纸、同那本写诗的小笔记本放在一张三条腿的三角桌[53]上，她叫它做写字台兼办公桌，她把另外一张圆桌叫做饭桌兼茶桌。随后她双手拿起写诗的笔记本，捧着它齐到她的眼际，她从它的边上望着涅日丹诺夫，含笑地说：

“等我们将来有空的时候，一块儿来统统读一遍，好吗？嗯？”

“把笔记本给我！我要烧掉它！”涅日丹诺夫大声说。“它只配给烧掉。”

“要是这样，你为什么又把它带了来呢？不，不，我不给你拿去烧掉。不过据说著作家常常拿这种话吓唬人，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烧掉他们的东西。不管怎样，最好还是我把它拿去。”

涅日丹诺夫要想不答应，可是玛丽安娜拿着笔记本跑到隔壁屋子里去了，——又空着手回来。

她坐在涅日丹诺夫旁边，马上又站了起来。

“你还没有到过……我的屋子。你想看看吗？它并不比你的差。来——我指给你看。”

涅日丹诺夫也站起来，跟着玛丽安娜走进隔壁屋子。她的小屋子（她叫它她的小屋子）比他的那间稍微小些；可是家具却比较新些，干净些；窗台上放着一个插了花的水晶玻璃小花瓶，角落里有一张小铁床。

“你看索洛明多周到！”玛丽安娜大声说；“只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过得太舒服了；我们不会常常有这样的屋子住的。并且我现在就是这样想；最好的是：不论我们到哪儿去，都是两个人一块儿去，不要分开！这也许难办到，”她停了一会儿又说；“好吧，我们以后再来商量。我看，没有什么关系，你不会回彼得堡去吧？”

“我要在彼得堡干什么呢？到大学去听讲——或者找两个学生来教课吗？这种事情现在对我不合式。”

“我们看索洛明怎么说，”玛丽安娜说，“我们做什么，并且怎么做，他会决定得更好。”

他们回到原先那间屋子里，又肩靠肩地坐下来。他们夸奖索洛明、塔季扬娜和帕维尔；他们谈起西皮亚金，又说他们从前的生活仿佛突然跟他们离得远远的，就像消失在雾里一样；然后他们又握着彼此的手，交换喜悦的眼光；随后他们谈到应当深入哪一种人中间去做工作，又说他们应当怎样行动，免得引起别人对他们的疑心。

涅日丹诺夫说，他们越是少去想这件事，越是做得简单越好。

“当然！”玛丽安娜大声说。“我们要像塔季扬娜说的那样，简单化。”

“我的意思不是那样，”涅日丹诺夫说。“我是说我们不要勉强自己……”

玛丽安娜突然笑了起来。

“阿廖沙，我记得，我还说我们两个都是简单化的人！”

涅日丹诺夫也微笑了，他重复说了一遍：“简单化的人”……以后便沉思起来。

玛丽安娜也在思索。

“阿廖沙！”她唤道。

“什么？”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一点儿窘的样子。一对年轻人——des nouveaux mariés，[54]”她解释道；“在他们新婚旅行的第一天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很幸福……他们很满意——不过他们有一点儿窘。”

涅日丹诺夫微微一笑——不过他笑得有点儿勉强。

“玛丽安娜，你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对年轻夫妇。”

玛丽安娜从座位上站起来，笔直地站在涅日丹诺夫面前。

“这要看你的意思怎样。”

“怎样呢？”

“阿廖沙，你知道，只要你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对我说（我相信你，因为你的确是个诚实的人），只要你对我说，你是用那种爱，是的，用它使一个人有权过问另一个人的生活的那种爱来爱我的时候——只要你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是你的了。”

涅日丹诺夫红了脸，稍微掉开了身子。

“只要我对你这样说的时候……”

“是的，那个时候！可是你自己看，你现在却不这样对我说了……啊，是的，阿廖沙，你的确是一个诚实的人。好吧，我们还是来谈点更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玛丽安娜！”

“我倒并不怀疑……我会等着。等一等，我还没有把你的写字台完全整理好。这儿还有一包东西没有打开，一包硬的东西……”

涅日丹诺夫从椅子上跳起来。

“不要动它，玛丽安娜。……我求你……不要动它。”

玛丽安娜回过头来看他，惊愕地扬起她的眉毛。

“这是——机密吗？什么秘密吗？你有秘密吗？”

“不错……不错，”涅日丹诺夫说，他又非常狼狈地解释道：“这是……一幅画像。”

这个词儿不知不觉地从他的嘴里滑了出来。玛丽安娜手里拿的纸包里面的确就是她的画像，马尔克洛夫送给涅日丹诺夫的。

“画像？”她拖长声音说……“女人的画像？”

她把那个小包递给他；他没有拿好，它差一点儿从他的手里滑了下来，纸包打开了。

“怎么，这是……我的画像！”玛丽安娜高兴地大声说……“好的，我有权拿我自己的画像。”她把它从涅日丹诺夫的手里拿过来。

“是你画的吗？”

“不……不是我。”

“那么是谁呢？马尔克洛夫吗？”

“你猜对了……就是他。”

“它怎么会到你手里来呢？”

“他送给我的。”

“什么时候？”

涅日丹诺夫便告诉她，在什么时候，并且在怎样的情形下面他得到这幅画像的。他讲话的时候，玛丽安娜轮换地看看他，又看看画像。她和涅日丹诺夫两个人心里都是这样想：“要是他在这间屋子里，他就有权要求……”然而无论玛丽安娜或者涅日丹诺夫都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讲出来……也许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彼此的想法的缘故。

玛丽安娜静静地把画像用纸包好，放在桌子上。

“他是一个好人！”她小声说。“他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在他自己家里。我明天或者后天要去找他拿点儿书和小册子来。他说过要拿给我的，可是我走的时候他明明是忘记了。”

“你，阿廖沙，你以为他把画像送给你的时候他对一切……绝对地对一切全断念了吗？”

“我想是这样。”

“那么你还以为你会在他家里找到他？”

“当然。”

“啊！”玛丽安娜埋下眼睛，两手垂了下来。“塔季扬娜给我们送午饭来了，”她突然大声说。“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塔季扬娜拿了餐具、餐巾、调味瓶架来了。她在放餐具的时候，一面告诉他们工厂里的一些事情。

“老板坐火车从莫斯科来，他楼上楼下到处都跑遍了，好像一个疯子似的，老实说，他什么都不懂，他不过做个样子给人看看。瓦西里·费多特奇把他当作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看待。老板想对瓦西里·费多特奇发点儿小脾气，瓦西里·费多特奇马上就叫他讲不出话来。‘我现在就不干了。’瓦西里·费多特奇说，我们那位先生立刻就不敢再神气了。现在他们在一块儿吃饭；老板还带了一个客人来……这个客人对什么都只顾赞好。我想他一定是个有钱的人，看他不大做声只顾点头的样子，就知道。并且他很胖，真胖！一个莫斯科的大亨！啊，俗话说得好：‘莫斯科是全俄国的山底下：万物都滚落到它那儿。’”

“怎么您全注意到了！”玛丽安娜说。

“我的眼睛很尖，”塔季扬娜回答道。“这儿，你们的午饭摆好了。请来用饭吧。我要在这儿坐一会儿，看看你们。”

玛丽安娜和涅日丹诺夫坐下来吃饭；塔季扬娜靠在窗台上，用手支着她的一边脸。

“我看着你们，”她又说，“你们两个多年轻，多斯文！……我看见你们真高兴，甚至叫我心疼！唉，我亲爱的！你们把你们挑不起的重担子放在你们的肩头！像你们这样的人正是那些沙皇的官儿想抓起来坐牢的！”

“不要紧，大婶，不要吓唬我们，”涅日丹诺夫说。“您知道那句俗话：‘既然名为蘑菇，就得让人采来放在篮子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现在篮子总是太窄了，很难爬出来！”

“您有孩子吗？”玛丽安娜问道，她想换一个话题来谈。

“有的；一个儿子，他现在进学堂了。我也有过一个女儿，可是她已经不在了，我的宝贝！她遭了难，给车轮辗了。她要是当场死去倒好！可是，不，她受了好久的罪。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就软下来了；以前我硬得跟一棵树一样！”

“那么，您对您丈夫帕维尔·叶戈雷奇怎样呢？难道您以前不爱他吗？”

“哎！那完全不同；那是姑娘家的事情。您呢，——您爱您那一位吗？或者不爱吗？”

“爱的。”

“非常爱吗？”

“非常爱。”

“真的？……”塔季扬娜看看涅日丹诺夫，又看看玛丽安娜，她不再讲什么了。

现在又是玛丽安娜出来改换话题了。她告诉塔季扬娜，她已经戒烟了；塔季扬娜称赞她。随后玛丽安娜又向塔季扬娜要衣服；她并且提醒塔季扬娜不要忘记教她做饭的事……

“还有一件事情！您可以给我找一点儿结实的、粗的毛线吗？我要给我自己打袜子……普通的。”

塔季扬娜答应她，一切事情都会给她办妥，又把桌子收拾干净，随后就迈着她那坚定而从容的脚步走出去了。

“好吧，我们现在干什么呢？”玛丽安娜转身对涅日丹诺夫说；她没有等他答话，又接着说下去：“你肯吗？既然我们的真正工作要到明天才开头，那么我们把今晚的工夫花在文学上面好不好？我们来读你的诗。我会做一个严格的批评家。”

涅日丹诺夫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也就让步了，他从笔记本里面选了几首诗朗读起来。玛丽安娜偎着他坐着，他读诗的时候，她一直望着他的脸。她说得不错：她真是一个严格的批评家。她中意的只有寥寥几首；她喜欢纯粹抒情的、短的诗，和那些据她说是没有教训意味的诗。涅日丹诺夫读得不大好；他没有勇气正式朗读，同时他也不想念得太干燥无味；结果弄得不三不四。玛丽安娜突然插嘴问他，他有没有读过杜勃罗留波夫[55]那首头一句是“让我死吧——死并不足悲”[56]的好诗。她便读给他听，她也读得不大好，有点儿像小孩子读诗似的。

涅日丹诺夫说这首诗太苦、太悲惨了，随后又说他涅日丹诺夫做不出这样的诗，因为他用不着害怕别人在他的墓前流泪……不会有人这样做。

“要是我活得比你久，就会有人的，”玛丽安娜慢吞吞地说；她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停了一会儿，才自语似地小声问道：

“他怎么画出了我的像呢？凭着记忆吧？”

涅日丹诺夫连忙转过身向着她……

“是的；凭着记忆。”

玛丽安娜听见他的回答，吃了一惊。她好像只是在心里想这个问题似的。

“这真是想不到的……”她还是那样小声地讲下去。“他没有画画的才能。我刚才要讲的是什么话……”她大声说，“是的！是说杜勃罗留波夫的诗。一个人应该写像普希金的那样的诗——或者就像杜勃罗留波夫的这样的诗：这不是诗……不过它也是一样地好。”

“那么像我这样的诗，”涅日丹诺夫问道，“就完全不应该写了？是这样吗？”

“像你那样的诗，你的朋友们读了会喜欢，并不是因为诗好，倒是因为你人好，你的诗就跟你本人一样。”

涅日丹诺夫微微笑了笑。

“你把我的诗埋葬了，连我也跟它们一块儿埋葬了！”

玛丽安娜在他的手上打了一下，说他坏……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她倦了，要去睡觉了。

“顺便说说，你知道吗，”她又说，一面摇着她那些短短的、浓密的鬈发，“我有一百三十七个卢布——你有多少？”

“九十八卢布。”

“啊！那么我们还有钱……拿简单化的人来说是太阔气了。好吧，明天见！”

她出去了；可是不到一会儿工夫，她的门又稍微打开了一点儿，从狭窄的门缝里他听见她起先说：“再见！”随后又更柔和地说一声“再见！”钥匙在锁孔里转上了。

涅日丹诺夫在长沙发上坐下去，用手蒙住眼睛……随后他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敲着门。

“你有什么事吗？”里面问道。

“不要到明天吧，玛丽安娜……不过……就明天吧！”

“明天，”她柔声回答。

二十九

第二天大清早涅日丹诺夫又去敲玛丽安娜的门。

对她的“谁呀？”的问话，他回答道：“是我。你可以出来到我这儿吗？”

“等一下……马上就来。”

她出来了，吃惊地叫了一声。起初她认不出来是他。他穿了一件破旧的、小钮扣、高腰身的浅黄色土布长袍；他的头发梳成俄罗斯式，从中间分开；脖子上束着一条蓝帕子，一顶歪斜的便帽拿在手里，脚上穿着一双不干净的小牛皮长靴。

“啊哟！”玛丽安娜叫道；“你真……难看！”她跑过去匆匆地拥抱了他一下，并且更匆忙地吻了他一下。“可是为什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呢？你看起来倒像是一个没有钱的小市民……不然就像一个小商贩，或者像一个给辞退了的听差。为什么要穿这件长袍——而不穿一件腰部带褶的外衣，或者就简简单单穿一件农民上衣呢？”

“你说得不错，”涅日丹诺夫说，他穿着这一身衣服，的确像一个牲口贩子，他自己也觉得，并且他心里还是烦恼不安的：他感到十分狼狈，甚至把手指张开，双手接连地拍他的胸膛，好像在拍去脏东西似的……“帕维尔说，我穿腰部带褶的外衣或者穿农民上衣，都会马上给人认出来；我穿了这身衣服……照他说来……就好像我一辈子没有穿过别的服装似的！可是我得附带地说一句：这个恭维有点儿伤了我的自尊心。”

“你真的马上就要出去……开始吗？”玛丽安娜兴奋地问道。

“是的；我要去试一下，虽然……事实上……”

“你运气真好！”玛丽安娜插嘴说。

“这个帕维尔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涅日丹诺夫接着说。“他什么事都知道，他的眼睛把你看透了；可是他又突然皱起面孔，好像他同什么都不相干，并且完全不想干预任何事情似的。他自己也为事业出力，可是他总是开玩笑。他从马尔克洛夫那儿给我拿了小册子来；他认识他，并且称呼他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可是为了索洛明，就是赴汤蹈火，他也肯干。”

“塔季扬娜也是这样，”玛丽安娜说。“为什么他们对他这样忠心呢？”

涅日丹诺夫没有回答。

“帕维尔给你拿来的是些什么小册子呢？”玛丽安娜问道。

“啊……寻常的东西。《四弟兄的故事》[57]，……好的，还有别的……那些普通的、著名的东西。不过它们都是比较好的。”

玛丽安娜焦急地向四周看。

“可是塔季扬娜怎样了？她答应我一早便来的……”

“她来了，我在这儿，”塔季扬娜说，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走了进来。她在门口听见了玛丽安娜的大声讲话。

“您不用着急……看我给您带了些什么宝贝东西来！”

玛丽安娜连忙跑去接她。

“您带来了？”

塔季扬娜拍拍手里拿的那个小包。

“全在这儿……都齐了……您只消把它们穿起来，跑出去夸耀一下，让大家吓一跳。”

“啊，来吧，来吧，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亲爱的……”

玛丽安娜把塔季扬娜拖进她的屋子里去了。

这里剩下涅日丹诺夫一个人，他便用特别的、急急忙忙的脚步在房里来回走了两遍（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会以为小市民是这样走路的）；他小心地闻了闻他自己的袖口和他的帽里子——皱起了眉头；他又去照窗子旁边墙上挂的那面小镜，摇着头：他的确很不好看。（“不过这样倒好些，”他想道。）他便拿了几本小册子塞在他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做出小市民的腔调，小声对自己讲了一句半句话。“我看是像了，”他又想道；“可是这究竟用得着做戏吗？我这一身打扮就行了。”这个时候涅日丹诺夫记起一个德国流放犯来，那个人要逃出俄国国境，他又讲不好俄国话；可是他靠了一顶有猫皮帽圈的商人小帽（那是他在一个小县城里买来的），到处被人当作商人看待，居然平安地出了国境。

索洛明在这个时候进来了。

“啊哈！”他叫道；“你在练习你那个角色！对不起，老弟；你穿上这一身衣服，别人对你讲话也不便称‘您’了。”

“啊，请您……请你……我早就想请你这样叫我。”

“可是这未免太早了；不过我看，你是想穿惯它。好吧，那么也好。然而你还得等一下：老板还没有走。他睡着了。”

“我晚一些出去，”涅日丹诺夫答道。“我现在到这附近走走，一面等候着差遣。”

“很好！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阿列克谢兄弟……我可以叫你阿列克谢吗？”

“阿列克谢，可以，你要叫我里克谢也成，”涅日丹诺夫含笑说。

“不；那就过分了。听我说：良言胜于金钱。我知道，你身边有些小册子；你拿到哪儿去散发都成，只是在我的工厂里散发——不——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第一，对你有危险；第二，我答应过老板不让这儿有这种事情，你知道这个工厂毕竟是——他的；第三，我们在这儿已经开始做了一点儿事情——学校还有别的……那么你会把这一切弄糟的。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来干涉你；可是你不要碰我的工人。”

“小心没有害处……是吗？”涅日丹诺夫讥讽地微微笑道。

索洛明还是像他往常那样开朗地微笑着。

“是的，阿列克谢兄弟；没有害处。可是我看见的是谁呢？我们在什么地方？”

后两句话是指玛丽安娜说的，她站在她的屋子的门口，穿了一件洗过好多次的花花绿绿的印花布衫，肩膀上搭了一条黄围巾，头上包了一张红帕子。塔季扬娜在她的背后朝前张望，好心地在赞赏她。玛丽安娜穿上这一身朴素的衣服，显得更有生气，更年轻；她的这种装束比涅日丹诺夫的长袍更合身。

“瓦西里·费多特奇，请您不要笑我，”玛丽安娜恳求道，她的脸色红得像罂粟花一样。

“多漂亮的一对！”塔季扬娜拍着手叫道。“只是你，我亲爱的小伙子，你不要生气，你好看，好看——不过你跟我这个小姑娘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

“她的确很可爱，”涅日丹诺夫想道；“哦，我多么爱她！”

“你们看，”塔季扬娜往下说，“她跟我换了戒指。把她的金的给了我，却拿了我那个银的去。”

“普通老百姓家的姑娘不戴金戒指，”玛丽安娜说。

塔季扬娜叹了一口气。

“我会替您好好收藏，亲爱的，您不要担心。”

“好，坐下来吧；你们两个都坐下吧，”索洛明说，他这一阵子一直是稍微埋下头注意地望着玛丽安娜；“你们该记得吧，古时候人们要出门，总要先在一块儿坐一会儿的。你们两个还要走很长的、艰难的路呢。”

玛丽安娜还红着脸，就坐了下来；涅日丹诺夫也坐下了；索洛明也坐下了；最后塔季扬娜也坐在一块竖着的大的劈柴上。索洛明轮流地看他们。

我们要走了，我们要看看，

我们在这儿坐得多么好……

他稍微眯缝起眼睛说。他忽然大笑起来，可是他笑得很好，一点儿也不招人讨厌，正相反，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涅日丹诺夫突然站了起来。

“我现在就要走了，”他说；“虽然这很不错——只是有点儿像改了装的轻松喜剧，你不要担心，”他又向索洛明说，“我不会碰你的工人。我要在这附近稍微遛遛就回来——我再来告诉你，玛丽安娜，我的冒险吧，要是有什么可讲的话。把你的手伸给我，祝我好运气！”

“为什么不先喝茶去呢？”塔季扬娜说。

“不，还要喝茶干吗！倘使我想喝什么，我会到小饭馆去，或者就到小酒馆去。”

塔季扬娜摇摇她的头。

“近来大路上小饭馆真多，就像羊皮袄上的跳蚤一样。村子都扩大了——巴尔马索沃就是这样……”

“请了，再见吧……祝您幸福！”涅日丹诺夫又改了口，学着小市民的口气说。可是他还没有走到门口，帕维尔就从廊上把脑袋伸进来，正好到他的鼻子跟前，——把一根细长的、从上到下雕刻成螺旋形的手杖递给他，并且说：

“请把它拿去，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您走路的时候可以拄着它。您拿这根手杖离您身子越远，它越显得有用处。”

涅日丹诺夫不说什么，就接过手杖来，走出去了；帕维尔跟在他的后面。塔季扬娜也要走开；玛丽安娜站起来留住了她。

“等一等，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我有事找您。”

“我马上就拿了茶炊回来。您那位同志不喝茶就走了；看得出他太匆忙了……可是您为什么也要惩罚自己呢？事情会慢慢儿弄好的。”

塔季扬娜走出去了，索洛明也站起来。玛丽安娜背着他站在这儿，可是后来她因为他好久没有讲一句话就转过身来看他，她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眼睛里（他的眼睛正在盯着她）看出一种她以前从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一种探问、焦急、并且差不多是好奇的表情。她害臊起来，又红了脸。索洛明好像觉得她看出了他脸上的表情，也有点儿不好意思了，他便特别提高声音说：

“啊，是啊，玛丽安娜……您现在开了一个头了。”

“什么样的开头呢，瓦西里·费多特奇！我们怎么可以叫它做开头呢？我一下子突然觉得这非常不行。阿列克谢说得不错：我们的确是在演什么喜剧。”

索洛明又在椅子上坐下来。

“可是玛丽安娜，让我说……您心目中的开头是怎样的呢？这并不是堆筑障碍物，上面插起一面旗子，高呼‘共和国万岁！’而且这也不是女人干的事。您现在应当干的，倒是找个卢克里亚[58]什么的来教她学点儿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卢克里亚不容易理解您的话，她会躲着您，她又会这样想：您要教她学的东西对她没有一点儿用处；过了两三个星期您又得跟另外一个卢克里亚打麻烦了；同时您又得去给一个小孩洗身体，教他念字母，给病人拿药……这就是您的开头。”

“可是瓦西里·费多特奇，您知道这是那班看护妇做的事！那么，为什么还用得着我来做……这一切呢？”玛丽安娜用不明确的手的动作指了指她自己和她的四周。“我却盼望着另一种事情。”

“您想牺牲您自己吗？”

玛丽安娜的眼睛发亮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末涅日丹诺夫呢？”

玛丽安娜耸了耸她的肩。

“涅日丹诺夫怎样！我们一块儿朝前走……不然我便一个人走。”

索洛明牢牢地望着玛丽安娜。

“您知道吗，玛丽安娜……请您原谅我不会讲话……不过据我看来，给一个长头癣的孩子梳头——也是牺牲，而且是许多人都做不了的大牺牲。”

“可是我也不是不肯去做那件事，瓦西里·费多特奇。”

“我知道您不会不肯！是的，您能够做的。您就先做一阵子这样的事；以后您或许——有别的事做。”

“可是要做这样的事，我得先跟塔季扬娜学！”

“好极了……就找她教您吧。您要做个洗锅子、拔鸡毛的邋遢姑娘……谁知道，您也许就会拯救祖国呢！”

“您在笑我，瓦西里·费多特奇。”

索洛明慢慢地摇他的头。

“啊，我的好玛丽安娜，相信我：我不是笑您，我说的是简单的真理。如今你们，你们全体俄国妇女，已经比我们男人更能干，更高强。”

玛丽安娜抬起她的埋下的眼睛。

“我不要辜负您这番期望才好，索洛明……那么——我准备去死！”

索洛明站了起来。

“不，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这是主要的。还有，您想知道您出走以后您家里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会不会采取什么步骤？您只要向帕维尔露一句话，他就会马上把一切打听出来的。”

玛丽安娜感到惊奇。

“他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人！”

“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比如您要跟阿列克谢结婚——他也会跟佐西玛一块儿给您办好……您该记得我对您讲过有这样一个教士……不过我想——目前——还用不着他吧？不是吗？”

“不。”

“既然不——那就罢了。”索洛明走到那扇隔开两间屋子（涅日丹诺夫的和玛丽安娜的）的门前，俯下身子去看门锁。

“您在那儿看什么？”玛丽安娜问道。

“钥匙锁得住吗？”

“锁得住，”玛丽安娜小声说。

索洛明朝着她转过身来。她并不抬起她的眼睛。

“那么用不着去打听西皮亚金有什么打算了？”他高兴地说，“是用不着吗？”

索洛明正要走出去。

“瓦西里·费多特奇……”

“您有什么事？”

“请您告诉我，您平日不肯讲话，为什么今天跟我讲了这么些话呢？您想不到这使我多高兴。”

“为什么？”索洛明把她的一双柔软的小手握在他的粗大的手里。“为什么？好的，这是因为我很喜欢您。再见。”

他走出去了……玛丽安娜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想着什么，塔季扬娜还没有拿茶炊来，她便去找她，她真的同塔季扬娜一块儿喝了茶，不过她也像一个邋遢姑娘洗了锅子，拔了鸡毛，并且梳理了一个小孩子的乱头发。

吃午饭的时候，她回到她的小房间里……她没有等多久，涅日丹诺夫就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带着疲倦的样子，满身都是尘土，差不多是倒在长沙发上面。她马上坐到他的身边去。

“怎么样？怎么样？告诉我！”

“你记得那两行诗吧，”他有气无力地答道。

要不是这么悲痛，

那就是十分可笑……[59]

“你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好的，那两行诗恰好可以用来形容我头一次的出马。可是不！我这次还要更可笑呢。第一，我相信再没有比演戏更容易的事了；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没有想到。你得在事先编好一套故事，不然他们老是问你——从哪儿来？为什么？你就回答不出来了。其实连这个也不是怎么重要的。你只要让他到小酒馆去喝杯伏特加，随便你撒什么谎都成。”

“那么你也……撒了谎吗？”玛丽安娜问道。

“我拼命地……撒谎。第二是，所有跟我讲过话的人，没有一个例外，全不满意现状；可是甚至没有一个人想知道怎样去解除他的这种不满意！不过做起宣传的事来我就——很不在行；我只是偷偷地放了两本小册子在屋子里，又扔了一本在一辆大车上……它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只有上帝知道！我送了小册子给四个人。第一个问我：这是不是宗教的书？他不肯收下；第二个说不识字，不过看见封面有图画，便拿回去给他的孩子；第三个起初赞成我的意见：‘不错，不错……’随后突然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小册子也没有拿去；第四个后来接了小册子，并且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不过我看他对我的话好像半句也不懂。此外，一条狗咬了我的腿；一个乡下女人在她的小木房门前拿着一把炉叉来吓唬我，她骂起来：‘呸！讨厌家伙！你这个莫斯科的流氓！你这种家伙不得好死！’一个请长假回来的兵一直跟在我后面嚷：‘你等着吧，老弟，不用忙！我们会收拾你的！’他花了我的钱灌饱了酒。”

“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吗？我脚上磨起了泡；我的靴子有一只大得不得了。现在我饿了，伏特加喝得我的脑袋快要裂开了。”

“那么你喝得很多吗？”

“不，不多——只是做个样子罢了；可是我进了五家小酒馆。我受不了那个脏东西——伏特加。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老百姓怎么喝它，这真是无法理解的！倘使一个人要简单化就必须喝伏特加，那么我就无法从命了。”

“就没有一个人怀疑你吗？”

“没有一个人。只有一个酒馆老板，这是一个眼睛带白色、脸色苍白的胖子，只有他怀疑地望着我。我听见他对他的妻子说：‘要留心那个红头发、斜眼睛的家伙。（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是个斜眼。）他是一个骗子。你看他喝酒喝得多神气！’在这种场合他所谓的‘神气’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不过这不会是恭维的话。这使我想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面的‘莫韦统’[60]，你记得吗？这或许是因为我想偷偷地把我的伏特加泼在桌子底下的缘故。唉！一个搞美学的人要去跟实际生活接触，那太艰难，太艰难了！”

“下一次就会顺利些的，”玛丽安娜安慰涅日丹诺夫道。“不过我很高兴你从幽默的观点来看你第一次的尝试……你真的不厌烦吗？”

“不，我不厌烦；我其实倒觉得有趣。可是我确实知道我现在就要把这一切仔细地想它一番，结果会弄得我非常烦恼，非常不快活。”

“不，不！我不让你去想。我要告诉你，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午饭马上就要给我们送来了；现在我还要告诉你，我把……塔季扬娜给我们煮白菜汤的锅子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要告诉你……每件事情，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真的说了。涅日丹诺夫听着她讲话，他的眼睛老是盯着，盯着她……使得她几次停下来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注意地望她……可是他并不做声。

吃过午饭，她向他提议读点儿施皮尔哈根[61]的作品给他听。可是她还没有读完第一页，他突然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跪在她的脚下。她稍微抬起身子，他伸出两只胳膊抱住她的膝头，热情地、不连贯地、绝望地说起来。说他宁愿死，他知道他不久就会死……她不动一下，也没有挣开；她安静地接受他的热烈的拥抱，又安静地、甚至爱怜地埋下眼睛望着他。她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脑袋上，他的脑袋在她的衣褶里颤抖着。可是她的这种镇静，倒比把他推开对他的效力更大。他站起来，说：“玛丽安娜，今天和昨天的事情都请你原谅我；你对我再讲一次吧，你愿意等到我值得你爱的时候，——并且请你原谅我。”

“我已经答应你了……我不会改变的。”

“好吧，谢谢你；再见。”

涅日丹诺夫走出去了；玛丽安娜锁上了她的房门。

三十

两个星期以后，就在这间屋子里，涅日丹诺夫俯在那张三条腿的小桌上，照着微弱的、昏暗的烛光，给他的朋友西林写信。（时间早已过了半夜。长沙发上、地板上乱扔着沾染污泥的衣服；不停的细雨敲着窗上的玻璃，强大的暖风带着大声叹息吹过屋顶。）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我现在给你写信，却不写出发信的地址，并且这封信还是差专人到一个远的邮局寄发的，因为我住在这儿还是一个秘密，要是我把它泄露了，那还会连累别人。我只能告诉你，我和玛丽安娜一块儿已经在一个大工厂里住了两个星期了。就在我上次写信给你的那一天，我们从西皮亚金家里逃了出来。一个朋友把我们收留在这儿：这个人，我就称他做瓦西里。他是这儿的头号人物——一个很出色的人。我们不过暂时在这个工厂里住一下。我们等着行动的时候到来就会走的，——虽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那个时候并不像就要到来的样子！弗拉基米尔，我的心里不好受，很不好受。首先，我得告诉你，虽然玛丽安娜和我一块儿逃出来，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像兄妹一样。她爱我……并且对我讲过，她会成为我的，只要……我觉得我有权利向她这样要求的时候。

弗拉基米尔，我并不觉得我有这个权利！她相信我，相信我的诚实——我不会欺骗她。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比爱她更多地爱过别人，并且也永远不会。（我坚决地相信！）可是，不管怎样！我怎么能够把她的命运同我的命运永远连在一块儿呢？一个活人——同一具死尸？好吧，即使不是同一具死尸——也是同一个半死的家伙！我的良心在哪儿呢？我知道你会说，要是激情太强烈了——良心就会沉默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是一具死尸；你也可以说，一具诚实的、善良的死尸。请你不要大声叫嚷说我老是喜欢夸张……我对你讲的全是真话！真话！玛丽安娜性情沉着，她现在全神贯注在她所信仰的活动上面……可是我呢？

好吧，我们不谈爱情、个人的幸福、以及所有这类的事情。我“到老百姓中间去”已经有了两个星期了。我绝不是撒谎，再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情了。不用说，这是我的错，不是工作本身的错。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斯拉夫派；我不是那种刚刚同老百姓接触就在老百姓中间找到了万灵药的人；我不把老百姓当作法兰绒兜肚绑在我疼痛的肚皮上……我想自己去影响他们；可是怎么样呢？怎样办到这个呢？看来是这样：我同老百姓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始终只是低声下气，听他们讲话，要是碰上我开口——那就糟极啦！我自己觉得我不成。我就像一个蹩脚演员，扮着自己不擅长的脚色。是非心和怀疑都不中用了，连那种挖苦我自己的可怜的幽默也不中用了……这一切连一个钱也不值！我一想起就觉得讨厌；我很讨厌看见我穿的那身破衣服，瓦西里叫这做化装跳舞会的打扮！人们说，我们应当先学老百姓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习惯同脾气……废话！废话！废话！人应当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我有一次偶尔听见一个分离派教徒的先知在讲道。谁知道他讲了些什么鬼话；这是经文、文言同土话（不是俄国土话，只是一种白俄罗斯的方言）的杂拌儿……他像乌鸦那样翻来覆去地叫着“圣灵下降了……圣灵下降了……”可是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发了光，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他的拳头捏得紧紧的——他好像是铁铸成的一样！听的人并不懂他的话，可是他们崇拜他！而且他们还跟着他走。我开始讲话像罪人一样，我一直在哀求别人的宽恕。的确，我应当到分离派教徒那儿去；他们虽然并不聪明……可是在那儿找得到信仰，信仰！！玛丽安娜就有信仰。她从清早起就劳动，同塔季扬娜一块儿忙着——塔季扬娜是这儿的一个乡下女人，心肠好，又不蠢；她说我们想简单化，叫我们做“简单化的人”；玛丽安娜就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忙着，从不坐下来歇一会儿——简直像一只蚂蚁！她很高兴她的手变红了，变粗了；她还准备着要是需要的话，她马上就去上断头台！真的，上断头台！她连鞋子也不要穿了；她光着脚出去，又光着脚回来。我听见（后来）她洗脚洗了好久；我又看见她小心地走出房来，因为她没有习惯光着脚走路，一定痛；可是她看起来非常快活，脸上充满喜色，好像她得到珍宝似的，好像她沐着阳光似的。不错，玛丽安娜是个好样的姑娘！可是我要对她谈我的感情的时候，第一，我觉得害羞，好像我伸手拿别人的东西一样；其次是那种眼光……啊，那种严厉的、忠诚的、不可抗拒的眼光……好像在说：“我是你的啊……不过你记住！……这又有什么意思？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好、更高的事吗？”换句话说，就是：“穿上你那件脏的长袍，到老百姓中间去吧！”……所以现在，我就到老百姓中间去了……

啊，我在那些时候多么诅咒我的神经质、敏感、感受性强、喜欢挑剔，我那个贵族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切遗产！他有什么权利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又给了我那些跟我的生活环境不适应的器官呢？这等于孵出一只小鸟，又把它扔进水里去！生出一个美学家——又扔他到污泥里面！让我做了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热爱老百姓的人，可是一闻到那个讨厌的伏特加，那个“俄国烧酒”的气味，我就恶心，甚至呕吐起来，这又怎么说呢？

看我讲下去居然骂起我的父亲来了！其实我是自己成为民主主义者的：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是的，弗拉基米尔，我的情形很不好。一些阴郁、不好的思想缠住我！你很可能会问我，我怎么能够在这两个星期里面连一件愉快的事情，连一个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很善良而且有朝气的人也没有碰到？我怎么对你说呢？我遇见过一两件这样的事……我甚至见到了一个很好的、很出色的、很有生气的小伙子。可是不管我怎样跟他东拉西扯，我和我的小册子对他并没有一点儿用处——再没有办法了！帕维尔，这儿工厂里的一个工人（他是瓦西里的主要助手，很聪明、很机警，一个未来的“头头”……好像我已经对你讲过他了），他有一个朋友，是农民，名字叫叶利扎尔……也是头脑清醒，思想自由，毫无拘束；可是我们碰到一块儿，就好像我们两人中间筑起了一堵墙似的！他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不”！我在这儿还碰到另一个人……他却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家伙。他对我说：“实在，你，老爷，不要啰嗦了，你干脆地说吧，你肯不肯把你的地全交出来？”我回答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是一位老爷呢？”（我记得我还添了一句：“上帝保佑你！”）他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你这些话还有什么意思？我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还有一件事情。我注意到要是有人肯听你的话，爽爽快快地接过你的小书，这一定是一个不大高明的、没有脑筋的家伙。不然你会碰到一个讲话很漂亮的人——他是受过教育的，只会翻来覆去地讲几句口头禅。譬如，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差一点儿把我弄得发疯了；照他讲来什么事都是“结果”。不管你对他讲什么话，他总是“这——就是——结果！”呸，倒他的霉！还有一点儿意见……你记得好久以前有一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所谓“多余的人”，谈论哈姆雷特型的人物吗？你想想看，这种“多余人”现在在农民中间也有了！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而且他们大都是害肺痨病的。他们是一些很有趣味的典型，毫不勉强地到我们这儿来；可是对事业说来，他们并没有一点儿用处；这就和我们以前那些哈姆雷特一样。那么我们究竟怎么办呢？办一个秘密印刷所吗？可是没有它，小书也已经够多了。有的小书说：“画个十字，拿起斧头来，”有的小书说：“干脆拿起斧头来。”编写些夹带写人民生活的小说吗？它们恐怕印不出来。不然，我们就先拿起斧头吗？……可是去砍谁呢？同谁去呢？又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国家的士兵用国家的枪打死你吗？这算是一种复杂的自杀了！我觉得还是自己结束我的生命好些。至少我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并且自己选定对准哪儿开枪。

真的，我这样想过，要是在什么地方现在发生了人民的战争，我一定跑到那儿去参加，我并不是去解放任何人（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得到自由，怎么能够想到解放别人！！），我只是去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朋友瓦西里，就是那个把我们收容在这儿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是我们这个阵营里的人，并且是一个非常沉静的人。他从来不慌不忙。倘使是别一个人的话，我一定要痛骂了……可是对他我却不能。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他的信仰上，倒是在他的性格上。对瓦西里的性格，你简直找不出一点儿毛病来。是的，他的确不错。他常常同我们，同玛丽安娜在一块儿。这儿就有一件古怪的事情。我爱她，她也爱我，（我知道你会笑我这句话，可是我绝不是撒谎，这是事实！）我同她差不多彼此没有什么话好说。可是她同他又议论又争论，谈这谈那，并且注意听他讲话。我并不妒忌他；他正在设法把她安顿到什么地方去——至少她要求他这样做；只是我望着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感到痛苦。然而你想想看：只要我漏出一句结婚的话，她马上就会同意，于是佐西玛教士就会出场：《以赛亚，欢喜啊！》[62]和一切手续都会办妥的。只是这对我并不会有什么好处，并且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还是没有一条出路！“生命给我裁短了，”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你还记得，我们那个熟人、酗酒的裁缝抱怨他妻子的时候常常说的那句话吗？

不过我觉得这不会继续多久的。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

我不是要求过，而且指出过我们应当“动手”吗？好吧，现在我们要动手了。

我不记得我对你讲过我的另一个熟人没有，那是一个黝黑皮肤的人，西皮亚金的一个亲戚。他多半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叫人无法应付。

我早就想结束这封信，可是我还是写下去了！我虽然什么事都不做，不做，我却乱写了一些诗。我没有读给玛丽安娜听，她并不怎么喜欢我的诗，可是你……你有时候倒称赞它们；重要的是你不会向别人闲扯。在俄国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使我感到惊讶……然而，我还是把诗抄在这儿：

睡眠

我回到久别的故乡……

看不到一点儿改变。

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景象，

房屋没有顶，墙也倾塌了，

还是同样的污秽、肮脏、贫穷、苦恼！

还是同样时傲时卑的眼光……

说是我们的老百姓得到了自由，

而他们的自由的胳膊

却像无用的皮鞭下垂。

一切都同从前一样……只有在一件事上，

我们追上了欧、亚，我们超过了全世界……

不！我们的同胞从没有这么可怕地酣睡！

周围的一切都在沉睡：到处，在乡村，在城镇，

在大车上，在雪橇上，在白天，在黑夜，坐着，站着……

商人、官吏都在睡；哨兵在他的岗位上、

在雪天里、在烈日下站着打盹！

犯人在睡，法官在打鼾；

农民在昏睡；他们耕种，他们收割——他们在睡；

他们打禾——他们也在睡；父亲睡，母亲睡，全家都在睡……

大家都在睡！打人的在睡，挨打的也在睡！

只有沙皇的小酒馆从来没有闭过眼睛；

用五根手指紧紧捏住酒瓶，

前额抵着北极，脚后跟在高加索，

我们的祖国、神圣的俄罗斯，

躺在那儿长眠了！

请原谅我，我给你写了这样一封忧郁的信，我不好不在末尾给你加一点儿笑料（你一定会注意到这首诗有点儿走韵……可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什么时候给你写下一封信？我会再写信吗？可是不管我以后有什么情况，我相信你不会忘掉

你的忠实的朋友阿·涅·

再启：是的，我们的老百姓睡着了……可是我觉得倘使有什么东西唤醒他们，那么一定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同……

涅日丹诺夫写完了最后一行，便丢开笔，对自己说：“好啦，你现在睡一下吧，忘掉这一切废话吧，你这个做诗的人！”他在床上躺了下来……可是过了许久，他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玛丽安娜吵醒了他，她走过他的屋子到塔季扬娜那儿去；可是他刚刚把衣服穿好，她又走了回来。她的脸上露出喜悦和焦急的表情：看来她很激动。

“你知道吗，阿廖沙：他们说，在离这儿不远的T县里已经开了头了！”

“什么？什么开了头？谁说的？”

“帕维尔。据说农民起来了——他们不肯纳税，还聚集了大队的人。”

“你亲耳听见的？”

“塔季扬娜对我讲的。不过帕维尔本人来了。你问他吧。”

帕维尔进来了，他证实了玛丽安娜的话。

“T县起了骚动，那是真的！”他说，抖抖他的胡子，眯缝起他的发亮的黑眼睛。“我想这一定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干的事。他已经五天不在家了。”

涅日丹诺夫拿起他的帽子。

“你到哪儿去？”玛丽安娜问道。

“是的……到那儿去，”他皱着眉头答道，并不抬起眼睛来。“到T县去。”

“那么，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要带我去，是不是？只消等我拿一块大的头巾来包头。”

“这不是女人干的事，”涅日丹诺夫忧郁地说，他仍然埋着眼睛，好像在生气似的。

“不……不！你去得好；不然，马尔克洛夫会把你当成一个胆小鬼……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不是一个胆小鬼，”涅日丹诺夫仍然忧郁地说。

“我是说他会把我们两个都当成胆小鬼。我跟你一块儿去。”

玛丽安娜到她的屋子里去拿头巾，帕维尔暗暗地叫了一声：“嘿！”好像吸进了一口气似的，马上就不见了。他跑去报告索洛明。

玛丽安娜还没有回来，索洛明已经进了涅日丹诺夫的房间。涅日丹诺夫站在窗前，脸朝着窗，前额埋在手上，手靠在玻璃上。索洛明触了一下他的肩头。他连忙转过身来。涅日丹诺夫乱发蓬蓬，又没有洗脸，显得又粗野又古怪。不过索洛明最近也改变了。他的脸色变黄了，脸也长了，他的上排牙齿稍微露出了一点儿……就他那善于保持均衡的天性说来，他也失了常态了。

“那么马尔克洛夫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说。“这也许会弄出不好的结果来的，首先是对他自己……而且还会牵连到别人。”

“我想去看看，那儿的情形怎样……”涅日丹诺夫说。

“我也去，”玛丽安娜说，她在房门口出现了。

索洛明慢慢地掉转身向着她：

“我倒不劝您去，玛丽安娜。您也许会泄露您自己——和我们；不知不觉地，而且是毫无必要地。涅日丹诺夫要是高兴去，就让他去吸一点儿空气……只要吸一点儿！——可是您为什么要去呢？”

“我不愿意让他一个人去。”

“您会妨碍他的。”

玛丽安娜望着涅日丹诺夫。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脸上带着呆板的、忧郁的表情。

“可是要是有危险呢？”她说。

索洛明微微一笑。

“不要担心……要是有危险，我就会让您去。”

玛丽安娜默默地从头上取下头巾，坐下来。

索洛明便对涅日丹诺夫说：

“老弟，你的确可以去看一下。也许这都是夸张的。可是请你小心点儿。不过会有人赶来送你到那儿去。你尽可能快一点儿回来。你答应吗？涅日丹诺夫，你答应吗？”

“答应。”

“答应——一定吗？”

“是这样，这儿每个人都服从你，从玛丽安娜算起！”

涅日丹诺夫也不说一声“再见”，就跨出房门，到廊上去了。帕维尔从昏暗中走了出来，抢先跑下楼去，他那双钉着铁钉的靴子一路上响个不停。他得赶车送涅日丹诺夫去。

索洛明在玛丽安娜身边坐下来。

“您听见涅日丹诺夫最后那句话吗？”

“听见的；他因为我听您的话比听他的话多，有点儿不高兴。不过这的确是事实。我爱他，可是我听您的话。我同他更亲密……可是同您更接近。”

索洛明小心地抚摩她的手。

“这是一件……挺不愉快的事，”他末了说。“要是马尔克洛夫牵连在这里头——他就完了。”

玛丽安娜打了一个哆嗦。

“完了？”

“不错……他从来不做不彻底的事，他不会躲在别人的背后。”

“完了！”玛丽安娜又喃喃地说，泪水流下她的脸颊来。“啊，瓦西里·费多特奇！我真替他伤心。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呢？他为什么就一定要完了呢？”

“因为，玛丽安娜，凡是做这种事，第一批人总是要灭亡的，即使他们得到成功，也免不掉要灭亡……至于像他着手的事情，参加的人不止第一批，第二批，甚至第十批……第二十批都不免……”

“那么我们就等不到成功吗？”

“您所想的那种成功吗？永远不！用我们这对眼睛是看不到它的；我是说用这对肉眼。可是用我们的精神的眼睛……那却是另一件事了。我们要照那样看法，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它。那儿并没有什么限制。”

“那么，索洛明，怎么您——”

“什么？”

“怎么您也要走这条路呢？”

“因为没有别的路；其实这就是说，我的目的和马尔克洛夫的目的一样；只是走的路不同。”

“可怜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玛丽安娜悲伤地说。索洛明又小心地抚摩她的手。

“好啦——不要讲啦；现在还没有什么确实消息。我们等着看帕维尔给我们带些什么消息来。凡是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一定要坚强。英国人常说：‘Never say die.[63]’这句俗话真好。比我们俄国那句‘苦难来时大开门！’好得多。事先空担忧有什么用呢？”

索洛明从椅子上起来。

“您说过要替我找的位置怎样啦？”玛丽安娜问道。泪水还在她的脸颊上发亮，可是她的眼里已经没有悲伤了。

索洛明又坐下来。

“难道您想尽快地离开这儿吗？”

“啊，不！只是我想做点儿有用的事。”

“玛丽安娜，您就是在这儿也很有用处。不要离开我们，等一等。您有什么事？”索洛明的这一句问话是对刚刚进来的塔季扬娜说的。（索洛明只有对帕维尔称“你”，因为要是他称帕维尔做“您”，那么帕维尔就会很伤心了。）

“有一个什么女的要见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塔季扬娜把两手一摊，笑答道。“我说他不在我们这儿，决不在这儿。我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那个家伙[64]……”

“谁是那个家伙？”

“当然就是那个女的，他[65]拿了纸把他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叫我把它拿进来看，说是看了这个，就会让他进来的；要是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真的不在家，那么他可以等他。”

纸上写着大字：“马舒林娜。”

“让她进来吧，”索洛明说。“要是她到这儿来，玛丽安娜，您不介意吗？她也是我们的人。”

“真的，一点儿也不！”

过了一会儿马舒林娜在门口出现了，她还是穿着我们在第一章的开头看见她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

三十一

“涅日丹诺夫不在家吗？”马舒林娜问道；随后她看见索洛明，便走到他跟前，把手伸给他。“您好，索洛明？”对玛丽安娜，她只是斜着眼睛看了她一眼。

“他快回来了，”索洛明答道。“可是让我问一问，您从什么人那儿打听出来的……”

“从马尔克洛夫那儿。不过城里的确有……两三个人已经知道了。”

“真的？”

“是的。有什么人讲出来了。并且听说涅日丹诺夫本人也让人认出来了。”

“看，这就是化装的成绩！”索洛明小声埋怨道。“让我给你们介绍，”他接着大声说。“西涅茨卡娅小姐，马舒林娜小姐！请坐！”

马舒林娜稍微点一下头，坐下了。

“我有一封信要交给涅日丹诺夫，还带了一个口信给您，索洛明。”

“什么样的口信？从谁那儿来的？”

“从一个您认识的人……您这儿事情怎样……什么都准备好了吗？”

“我这儿一点儿也没有准备好。”

马舒林娜尽可能地睁大她那双小眼睛。

“一点儿也没有？”

“一点儿也没有。”

“您说简直一点儿也没有？”

“简直一点儿也没有。”

“我就这样说吗？”

“就这样说。”

马舒林娜想了一会儿，随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纸烟来。

“可以给我——火吗？”

“这儿有火柴。”

马舒林娜点燃了她的纸烟。

“‘他们’盼望的倒不是这样的事情，”她说。“总之……是跟您这儿的情形完全不同的。不过那是您的事。我在您这儿待不了多久。我只要见到涅日丹诺夫把信交给他。”

“您要到哪儿去呢？”

“离这儿很远。”（她其实要到日内瓦去，不过她不想对索洛明说。她并不把索洛明当作一个十分可靠的同志，并且还有一个“外人”坐在这儿。马舒林娜差不多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她却给派到日内瓦去找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把半块画得有葡萄藤的纸板和二百七十九个银卢布交给他。）

“奥斯特罗杜莫夫在哪儿？他跟您在一块儿吗？”

“不，他就在这附近……耽搁了。需要他来的时候，他会来的。皮缅绝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用不着为他担心。”

“您怎样到这儿来的？”

“坐大车……要不这样，我怎么能够来呢？再给我一根火柴。”

索洛明擦燃一根火柴递给她。

“瓦西里·费多特奇！”突然门外有人小声唤道。“请您出来一下。”

“谁在那儿？有什么事？”

“请您来一下，”那个声音迫切地恳求道。“现在来了一些陌生的工人；他们叽哩呱啦讲个不停，帕维尔·叶戈雷奇又不在。”

索洛明告个罪，站起来，走出去了。

马舒林娜的眼光注视着玛丽安娜，看了好久，看得玛丽安娜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请原谅我，”马舒林娜突然用她那粗糙的破嗓子说，“我是个粗人，我不会讲话……您不要见怪；要是您不愿意，您就不用回答我。您就是从西皮亚金家里逃出来的那个年轻姑娘吗？”

玛丽安娜有点儿吃惊；不过她还是答道：

“是我。”

“跟涅日丹诺夫一块儿吗？”

“啊，是的。”

“请……把您的手给我。请您原谅我。他既然爱您，您一定是一位好姑娘。”

玛丽安娜握着马舒林娜的手。

“您认识涅日丹诺夫很久了吗？”

“我认识他。我在彼得堡常常见到他。所以我才同您这样谈论他。谢尔盖·米哈雷奇也对我讲过……”

“哟，马尔克洛夫！您最近看到他吗？”

“最近。现在他走开了。”

“到哪儿去了呢？”

“到派遣他去的地方去了。”

玛丽安娜叹了一口气。

“咳，马舒林娜小姐，我担心他。”

“第一，为什么叫我做‘小姐’？应当丢开那些礼节。第二……您说‘我担心’。这也是不合适的。您既然不担心您自己，您就不必担心别人。不要想到自己，也不要担心自己——完全用不着。不过我倒要……告诉您我现在想的什么：我菲奥克拉·马舒林娜这样讲话是容易的事。我生得难看。可是，不用说您……您是个美人儿。在您那就更难了。（玛丽安娜埋下眼睛，转过脸去。）谢尔盖·米哈雷奇对我讲过……他知道我有一封信带给涅日丹诺夫……他对我说：‘你不要到工厂去，不要把信带去；这么一来会把什么事都弄糟的。让他们去！他们两个在那儿很幸福……就让他们幸福吧！不要去打扰他们！’我倒也高兴不来打扰你们……可是我拿这封信怎么办呢？”

“您一定要把信交给他，”玛丽安娜同意地说。“可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多么善良！他会给杀掉吗，马舒林娜？……不然他会给送到西伯利亚去吧？”

“那么又怎样呢？难道去了西伯利亚，就回不来吗？要说断送掉一个人的生命？！在有的人生命是甜的，在有的人生命是苦的。他的生命——也不是精制的方糖。”

马舒林娜又用注意的、探索的眼光望着玛丽安娜。

“是的，您的确是个美人儿，”她末了大声说，“真正是一只小鸟！我想：阿列克谢不回来了……我可以把信交给您吗？为什么还要老等呢？”

“您放心，我会把信交给他的。”

马舒林娜把脸颊支在一只手上，好久、好久她都没有讲一句话。

“告诉我，”她说。……“请原谅我……您很爱他吗？”

“是的。”

马舒林娜抖了一下她那个盖着浓发的头。

“好吧，现在也用不着问他爱不爱你了！我要走了，不然，我就会太晚了。您告诉他我到过这儿……我问候他。告诉他马舒林娜来过。您不会忘记我的名字吧？不会吗？马舒林娜。还有信……等一等，我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呢？”

马舒林娜站起来，转过身子，装作在搜索衣袋的样子，可是同时她急急忙忙地把一个小纸团放进嘴里吞下去了。

“啊，我的天！这多么傻！我会把它丢失了吗？它真的丢失了。哎，真糟！要是别人拾到它怎么办！不会；什么地方都找不到。那么这毕竟实现了谢尔盖·米哈雷奇的愿望了。”

“您再找找看，”玛丽安娜小声说。

马舒林娜挥了挥她的手。

“不！找有什么用！丢失了！”

玛丽安娜走到她面前。

“好吧，那么请您亲亲我。”

马舒林娜突然搂住玛丽安娜，用超过一般女人所有的那种力气把她搂得紧紧的。

“为了别的什么人我决不会这样做，”她闷声地说，“这是违背我的良心的……这还是头一次！您对他说，要他小心点儿……您也是这样。要当心！不要多久，这儿就不能住下去了，对你们很危险。你们两个还是趁早走吧……”她提高声音刺耳地添上一句：“再见！”接着她又说：“不过还有一件事……告诉他……不，用不着了。没有什么。”

马舒林娜走出去了，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玛丽安娜一个人站在屋子当中，沉思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末了说，“这个女人分明比我更爱他！她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索洛明突然跑了出去就不回来呢？”

她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是惊慌、烦恼、惶惑混杂在一块儿的）。她为什么不跟涅日丹诺夫一块儿去呢？索洛明劝她不要去……他自己又到哪儿去了呢？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马舒林娜分明因为同情涅日丹诺夫而没有把那封危险的信交给她……可是她怎么能够下决心做这样一件不服从命令的事情呢？她是在表示她的宽宏大量吗？她有什么权利呢？为什么她玛丽安娜又被这个行动十分感动了呢？她真的被它感动了吗？一个难看的女人看中了一个年轻人……其实，这又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为什么马舒林娜把玛丽安娜对涅日丹诺夫的爱情看得比她的责任心更重呢？也许玛丽安娜根本就不要求这样的牺牲！信上写的又会是些什么话呢？是立刻行动的召唤吗？那么又是什么呢！！

“可是马尔克洛夫呢？他有危险……可是我们又在做什么呢？马尔克洛夫爱惜我们两个人，让我们有机会享受幸福，不让我们分开……这又是什么呢？也是宽宏大量吗……或者是轻视吗？”

“难道我们从那个可恨的家庭逃出来就只是为了住在一块儿像一对鸽子那样地亲亲热热吗？”

玛丽安娜这样想着，她那焦急不安的烦恼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然而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伤害了。为什么大家都丢下她呢——大家？这个“胖”女人叫她做小美人儿，做小鸟……为什么不干脆叫她做小玩偶呢？为什么涅日丹诺夫不一个人走，却同帕维尔一块儿去呢？就好像他需要一个保护人似的！而且索洛明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他完全不是一个革命家！难道会有什么人以为她对这一切的态度都不是认真的吗？

这样的思想在玛丽安娜的兴奋的脑子里混乱地互相追逐着，盘旋着，纠缠着。末了她紧紧闭着嘴唇，并且像男人似地抄着双手坐在窗前，她又不动了，可是她并不靠在椅背上，却小心提防着，十分紧张，好像准备随时跳起来似的。到塔季扬娜那儿去劳动吧，她不想去；她只想做一件事：等待！她固执地、差不多生气地等待着。有时候她自己也觉得她的心情古怪，连自己也不了解……不过这没有关系！有一次她还想过，这一切感情是不是都从妒忌来的。可是她记起可怜的马舒林娜的面貌，她只是耸了耸肩，挥了一下手……并不是实际上的挥手，是她内心的活动相当于挥手的姿势。

玛丽安娜等了很久；末了她才听见两个人上楼的脚步声。她掉转眼睛望着门口……脚步声近了。门开了，涅日丹诺夫让帕维尔搀扶着，站在门口。他脸色惨白，帽子没有了；散乱的头发湿成一缕一缕地垂在额上；他的眼睛直盯着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帕维尔扶着他穿过这间屋子（涅日丹诺夫的两腿无力地、摇摇晃晃地移动着），让他坐在长沙发上。

玛丽安娜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什么事情？他怎样了？他生病吗？”

帕维尔让涅日丹诺夫坐好以后，稍微转过头来，向着她含笑答道：

“您不要担心。马上就会好的……这只是他没有习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玛丽安娜固执地再问道。

“他有点儿给灌醉了。空着肚子喝酒，好啦，就是这一点儿。”

玛丽安娜俯下身子看涅日丹诺夫。他半个身子横在长沙发上；头垂到胸前，眼光显得迟钝……他发出伏特加的气味：他喝醉了。

“阿列克谢！”她不由自已地叫了一声。

他用力抬起他的沉重的眼皮，勉强地笑了笑。

“啊！玛丽安娜！”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老是在讲什么简……简单……简单化的人；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简单化的人了。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是爱喝酒的……所以……”

他讲不下去了；随后他含糊地说了些听不清楚的话，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帕维尔小心地把他放好在长沙发上。

“不要担心，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他又说；“他睡一两个小时，醒过来就会像没有事情一样。”

玛丽安娜很想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她的问话会使帕维尔多耽搁一些时候，她自己却又愿意没有人打扰她……这就是说，她不愿意帕维尔多看见他〔涅日丹诺夫〕在她面前的这种丑态。她转身走到窗前去，帕维尔马上明白了她的心事，他拿涅日丹诺夫的长袍的边小心地盖住他的脚，放一个枕头在他的脑袋下面，又轻轻地说了一遍：“这不要紧！”就踮起脚走出去了。

玛丽安娜回过头来看。涅日丹诺夫的脑袋沉重地压在枕头上；在他的惨白的脸上有一种凝滞的紧张的表情，像一个垂危的病人的面容一样。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她想道。

三十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涅日丹诺夫在大车里帕维尔身边坐下的时候，他突然兴奋起来；车子刚刚出了工厂的院子，转上去T县的大路，他马上大声唤住过往的农民，向他们发表简短而荒唐的演说：“喂，你们为什么还在睡觉？起来！时候到啦！取消捐税！打倒地主！”有些农民惊愕地望着他，另一些人并不理睬他的叫嚷就走过去了；他们当他是个醉鬼；里面有一个人回到家里还对别人说，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法国人跟他叫嚷了些“什么发音不正的、听不懂的话”。涅日丹诺夫的头脑还很清楚，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行为是多么愚蠢，简直是荒唐；可是他渐渐地“激昂”起来，后来他竟然分辨不出是非来了。帕维尔想使他静下来，对他说，这样干下去是不行的；他们过一会儿就会到一个大村子，那是T县境内的头一个村子，叫做“妇女泉”；在那儿他们可以打听一下……可是涅日丹诺夫不肯停下来……这个时候他的脸色显得十分悲戚，差不多带着绝望的神情。给他们拉车的是一匹活泼的、圆圆的小马，剪得短短的鬃毛披在它那壮健的脖子上；它迈开结实的小腿不停地奔跑，时时拉紧缰绳，好像它知道自己是拉了重要人物赶去参加活动似的。他们还没有到“妇女泉”的时候，涅日丹诺夫看见就在路边一座仓门大开的谷仓前面站着八个农民；他马上跳下大车，向他们跑过去，他一面叫嚷，一面使劲地挥动胳膊，对他们急急忙忙地讲了五分钟光景。在他那许多含糊不清的话中间，只有他的嘶哑声音叫出来的“为着自由！前进！挺起胸膛向前！”这些句子听得见。那些农民聚集在谷仓前面，正在商量怎样才可以把谷仓再装满，即使只是做个样子敷衍一下也行（这是公仓，所以它是空的），他们不转眼地望着涅日丹诺夫，好像非常注意地在听他的演说；可是他们也许懂得并不多，因为等他末了嚷出最后一声“自由！”从他们那儿跑开的时候，他们里面一个最聪明的便带着深思的神气摇摇头说：“多厉害的人！”另一个接嘴说：“一定是一位长官！”那个聪明的农民又说：“不错——他不会白白地把他的喉咙喊哑的。现在要掏我们的腰包了！”涅日丹诺夫爬上大车坐回到帕维尔身边的时候，他心里想道：“天啊！真是胡说八道！可是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反——也许这倒是好办法吧？现在可不是考虑的时候。干吧！你的心在痛吗？让它去吧！”

他们到了大街上。街中间一家小酒馆门前围着一大群人。帕维尔想拉住涅日丹诺夫；可是他一个翻身一下子跳下来，口里大叫一声“同胞们！”便跑到人丛中去了……那一堆人稍微让开一点儿路；涅日丹诺夫又演说起来，他并不看人，好像在生气，又好像在哭。可是在这儿，结果和在谷仓前面完全不同了。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没有胡须，却带着一脸凶相，穿了一件短短的油腻的皮袄和一双长靴，头上戴了一顶羊皮帽子，走到涅日丹诺夫跟前，使劲地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声音响亮地嚷起来：“好！你是个好小子！不过停一下！你知道，干的调羹要划破嘴吗？到这儿来！在这儿讲话更方便。”他把涅日丹诺夫拖进小酒馆里去；其余的一群人都跟着挤进去了。“米赫伊奇！”这个年轻人大声嚷道，“喂，快！十戈比的酒！我爱喝的那个！我要招待一个朋友！他是谁，他是什么出身，只有鬼知道！可是他把有钱人臭骂了一顿。你喝！”他说，便转身向着涅日丹诺夫，递给他满满一大杯，杯子外面全湿了，好像在出汗似的。“你要是真的为我们这种人悲伤，你就喝！”“你喝！”大家响应地叫起来。涅日丹诺夫一把拿过酒杯（他好像在做怪梦似的），大声叫着：“孩子们，祝你们健康！”一口就把酒喝光了。呀！他是怀着奋不顾身的勇气来喝干这杯酒的，就仿佛他准备投身到枪林弹雨中去一样……可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撞他的脊骨，从那儿一直到他的脚，它又在烧他的喉咙、他的胸膛、他的胃，又从他的眼里挤出泪水来……一阵厌恶的痉挛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几乎控制不了它……他放开嗓子嚷着，也只是为了制止这个痛苦。小酒馆里阴暗的屋子仿佛突然热起来了，又发粘，又不透气，并且满屋都是人！涅日丹诺夫开始讲起来，不停地讲着，激烈地、愤怒地嚷着，同什么人的阔大的、粗糙的手掌击掌，吻着什么人的粘了口水的胡须……那个穿短皮袄的高大的年轻人也同他接吻，差一点儿把他的肋骨压断了。这个家伙简直是一个魔鬼。“我要扭断他的喉咙！”他吼道，“要是谁对我们兄弟不好，我要扭断他的喉咙！不然——我就把他的头顶捣成泥浆……我要使他吱吱地叫起来！这是我的本行：我做过屠户；做那种事，我很在行！”他举起他那个布满汗斑的大拳头晃了两晃……这个时候——哎呀！——什么人又叫起来：“喝！”涅日丹诺夫又把那杯叫人恶心的毒汁吞下去了。可是这第二次就实在可怕了！好像有一些钝的小钩子在他的内脏里乱钩乱搅似的。他的脑袋旋转起来，一些绿色的圆圈在他眼前转来转去。响起一阵吵嚷，一阵耳鸣……啊，可怕！第三杯……他真的也喝干了吗？好些紫红色的鼻子朝着他爬过来，还有盖满尘土的头发、太阳晒黑了的脖子同露出网一样的皱纹的后脑勺。一些粗大的手抓住了他。“鼓起干劲来！”疯狂的声音乱嚷着。“你讲下去！前天还有个这样的陌生人讲得很漂亮。干吧。没出息的！”土地好像在涅日丹诺夫的脚底下慢慢地摇动起来。他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来显得很陌生了，好像是从外面来的……这是死吗，还是什么呢？

突然间……他觉得新鲜空气扑到了他的脸上，再没有推挤，没有那些红脸，没有烧酒、羊皮、柏油和牛皮的臭气……他又同帕维尔一块儿坐在大车上了，起初他挣扎着，叫着：“到哪儿去？停下来！我还来不及对他们讲点什么，我得说明……”随后他又说：“至于你本人，你这个鬼，你这个狡猾的人，你的见解是什么呢？”帕维尔回答他说：“要是世界上没有贵族，土地全归我们，那当然是好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可是这样的命令还没有发布过。”他悄悄地掉转了马头，突然拿缰绳在马背上打了一下，马拼命地跑起来，离开了吵嚷和喧嚣……向着工厂去了。

涅日丹诺夫在打瞌睡，身子微微地摇晃，可是风舒适地吹到他的脸上，不让他想起什么不好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使他烦恼，他没有机会把他的思想说个明白……可是风又来抚摩他的发烧的脸了。

随后玛丽安娜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下，他感到一下难堪的羞愧，——于是他睡着了，沉沉地、死一样地睡着了……

这一切是帕维尔后来告诉索洛明的。他也没有隐瞒他不曾阻止涅日丹诺夫喝酒的事……他说，除了这个他便没有别的办法把涅日丹诺夫弄出酒铺。别人不会把他（涅日丹诺夫）放走。

“可是我看见他十分支持不了的时候，我便向他们鞠了多少个躬哀求他们，我说：‘你们诸位正直的先生，放这个孩子走吧；你们看，他还很年轻呢……’他们才放他走了；‘只是你得给我们五十戈比的酬金！’他们还这样说。我便把钱给了他们。”

“做得好，”索洛明称赞道。

涅日丹诺夫还在睡；玛丽安娜坐在窗前，望着下面小园子。说也奇怪！在涅日丹诺夫同帕维尔回来之前使她焦急不安的那些不好的、差不多是恶的感情和思想现在一下子就消失了；涅日丹诺夫本人并不是她憎恨或者厌恶的对象：她怜悯他。她非常明白他不是一个浪子，也不是一个酒鬼——并且她已经在想他醒来的时候她应该对他讲些什么话：这应当是一些友爱亲切的话，才可以使他不会太不好意思，不会太痛苦。“我得设法要他自己讲出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

她并不激动；可是她觉得愁闷……愁闷得没有办法。她感觉到她所努力追求的那个世界的真正气息了……而且它的粗暴与暗影使她战栗。她正要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太阳神[66]呢？

可是不！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算什么；这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它马上就会过去的。这只是一时的印象，因为来得太突然，她才有这么深的感触。她站起来，走到涅日丹诺夫躺的长沙发跟前，掏出手绢儿，揩他那个惨白的、甚至在梦里也痛苦地皱着的前额，又把他的头发理向后面……

她又可怜起他来，就像一位母亲怜悯她的生病的孩子那样。可是她望着他，她心里有些难受——她便轻轻地走进她的屋子里，却没有锁上房门。

她什么事都不想做，又坐了下来——种种的思想又涌上她的心头。她觉得时间滑了过去，一分钟跟着一分钟飞跑了，这对她甚至是愉快的，她的心跳得急——她好像又在等待什么了。

索洛明到哪儿去了呢？

房门轻轻地响了一下，塔季扬娜进来了。

“您有什么事情？”玛丽安娜差不多带着焦急地问道。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塔季扬娜低声说，“听我说。您不要难过，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并且感谢上帝……”

“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塔季扬娜·奥西波夫娜，”玛丽安娜打断她的话道。“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有点儿不舒服；这是不要紧的！……”

“好的，那好极了！可是我刚才想：我的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没有来；我想：她出了什么事情吗？不过就是这样，我也还是不会来看您的。因为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头一个规则就是：不要干涉别人的事！只是现在有个什么人到我们工厂来了——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一个像这样的矮子，腿又有点儿瘸，他一定要马上见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这倒很古怪：今天早晨那个女人来找他……现在又是这个瘸子。他说，要是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不在家——那么就让他见见瓦西里·费多特奇！他说：‘不看见他，我是不走的，因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们像对付那个女人一样地赶他走。我们告诉他，瓦西里·费多特奇不在这儿……他出门去了，可是这个矮子又说：‘我不走，就是等到夜里也成……’他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您到这儿来，到过道里来；您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他……您认得他是一位什么样的英雄吗？”

玛丽安娜跟着塔季扬娜到过道里去——她要走过涅日丹诺夫的身边，她又注意到他的前额仍然痛苦地皱着，她又掏出手绢儿给他揩了一下。从布满灰尘的玻璃窗里，她看见了塔季扬娜所说的那个客人。她并不认识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索洛明从正屋的一个角后面转了出来。

这个矮小的瘸子连忙走到他面前，伸出手给他。索洛明握了这只手。索洛明分明认得这个人。两个人都不见了……

可是他们的脚步声现在就在楼梯上响了起来……他们到这儿来了……

玛丽安娜急急地回到她的房里去，静静地站在屋子当中，她快透不过气来了。她害怕……害怕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索洛明从门外探了脑袋进来。

“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我可以进来吗？我带了一个客人来，他一定要见您。”

玛丽安娜只是点一下头作为回答，于是在索洛明的后面，走进来——帕克林。

三十三

“我是您丈夫的朋友，”帕克林说，对玛丽安娜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好像竭力要把他那惊慌不安的面容藏起来似的：“我也是瓦西里·费多特奇的朋友。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睡着了；我听说，他不大舒服；可是不幸我带来了坏消息，这个我已经对瓦西里·费多特奇讲了一点儿，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某种果断的措施。”

帕克林的声音老是断断续续的，好像他的口干得没有办法一样。他带来的消息的确很坏！马尔克洛夫给农民捉住送到城里去了。那个笨蛋管事告发了戈卢什金：戈卢什金给逮捕了，他本人又供出了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他现在要改信东正教了[67]，他答应送一幅菲拉列特大主教[68]的肖像给中学校，还捐了五千卢布救济“残废军人”。毫无疑问，他也把涅日丹诺夫出卖了，警察随时会来搜查工厂的。瓦西里·费多特奇也有危险。

“至于我呢，”帕克林又说，“我的确很惊奇我怎么还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不过，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加入什么政治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秘密计划。我就利用警察方面的这种健忘和大意，跑来警告你们，同你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一切不愉快的事情。”

玛丽安娜听完了帕克林的话。她并不吃惊——她反而很镇静……可是的确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行！她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掉过眼睛去看索洛明。

索洛明看起来也很镇静，只有他嘴唇边的肌肉微微颤动了一下，这不是他平时的那种微笑了。

索洛明也明白玛丽安娜看他的用意；她等待他说出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的确，这是一件麻烦事情，”他说，“我想，让涅日丹诺夫去躲一个时候倒也不是坏事。不过您用什么办法知道他在这儿的呢，帕克林先生？”

帕克林挥了一下手。

“有人告诉我的。那个人看见他在这附近转来转去，做宣传工作。他就跟在他后面，只是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同情者。”接着他又对玛丽安娜说：“请原谅，不过我们的朋友涅日丹诺夫实在是太……太不小心了。”

“现在责备他也没有什么用，”索洛明又说。“可惜我们现在不能够同他商量了，不过他明天就会复元的，并且警察办事情也不会像您所想象的那样快。您，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您也应当同他一块儿走。”

“当然，”玛丽安娜声音不响亮却又坚决地答道。

“对！”索洛明说。“我们要好好地想一下；我们得想出：到哪儿去，并且怎么去？”

“让我对你们说明我的一个想法，”帕克林说，“是我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想起的。我得先声明，我在离这儿一里路的光景，就把从城里坐来的马车打发走了。”

“您的想法是什么呢？”索洛明问道。

“就是这个。请您立刻借马给我……我要赶到西皮亚金家去。”

“到西皮亚金家去！”玛丽安娜跟着他说。“为什么呢？”

“您听我说吧。”

“可是您认识他们吗？”

“一点儿也不！可是听我说。请你们把我这个想法好好地考虑一下。我以为这简直是天才的想法。您知道，马尔克洛夫是西皮亚金的内兄，他妻子的哥哥。不是这样吗？难道那位先生真的不肯去救他？而且还有涅日丹诺夫本人！即使说西皮亚金先生在生他的气吧……可是您知道，涅日丹诺夫跟您结了婚便成了他的亲戚了。因此那个就要落到我们的朋友头上来的灾难……”

“我并没有结婚，”玛丽安娜说。

帕克林着实地吃了一惊。

“什么？！在这么些时候还没有办妥吗！好吧，不要紧，”他继续往下说：“我们可以撒一点儿谎。没有关系：你们马上就会结婚的。老实说，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请您注意这个事实：西皮亚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打定主意要追究你们。这显得他还有几分……宽大。我知道您不喜欢这个字眼——那么我们就说有几分爱面子吧。为什么我们在目前这种场合不可以利用它呢？您自己判断看！”

玛丽安娜抬起头来，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帕克林先生，您为着马尔克洛夫……或者为着您自己的利益，随您高兴去利用什么都行；可是阿列克谢同我都不要西皮亚金帮忙，也不要他保护。我们离开他的家，并不是为了回去敲他的门向他讨一点儿东西。西皮亚金先生或者他太太的宽大或者他们的爱面子，都跟我们毫不相干！”

“这种情感是很可钦佩的，”帕克林答道，（可是他心里想道：“你瞧！我给泼了冷水了！”）“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要是您肯想一下……可是我准备听您的话。我单单替马尔克洛夫，我们的好马尔克洛夫出力就是了！不过让我说一句，他并不是他的血统亲属，只是由他太太的关系成了亲戚的——可是您……”

“帕克林先生，我求您！”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可是我不能不觉得惋惜，因为西皮亚金先生是一位很有势力的人。”

“那么您自己就一点儿也不害怕吗？”索洛明问。

帕克林挺起胸来。

“在这种时候人不应当想到自己，”他骄傲地说。可是这半天他就只想到他自己。他（这个可怜的脆弱的矮子！）也只想像俗话所说，溜之大吉了。他希望西皮亚金因为他这次出了力，将来要是用得着的话，或者会替他讲一句好话。因为，不管怎样说！他也给牵连在里面了，——他在场听过他们谈话……而且他自己也讲过话。

“我觉得您的想法并不坏，”索洛明最后说，“可是说实在话，我不大相信它会成功。不过您也不妨试一下。要说糟——您也不会把事情弄糟的。”

“当然不会。好吧，就算碰到挺倒霉的事：他们掐着脖子把我赶出来……那有什么害处呢？”

“的确没有什么害处……”索洛明这样讲的时候，帕克林心里想“Merci！[69]”索洛明接着说下去：“现在几点了？五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我马上叫人给您套马。帕维尔！”

可是在门口出现的人并不是帕维尔，却是涅日诺丹夫。他站立不稳，一只手支在门框上，有气无力地张着嘴，带着迟钝的眼神茫然望着他们。他什么也不明白。

帕克林第一个走到他跟前。

“阿廖沙！”帕克林叫道，“你认得我吗？”

涅日丹诺夫望着他，慢慢地眨眼睛。

“帕克林吗？”他末了说。

“是的，是的；是我。你不舒服吗？”

“是……我不舒服。可是……你在这儿做什么？”

“为什么我在这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安娜轻轻触了一下帕克林的胳膊肘。他回过头来正看见她在对他做手势……“啊，是的！”他小声含糊地说。“是的……不错！哦，你瞧，阿廖沙，”他又大声说，“我到这儿来有件要紧的事，马上就要到别处去……索洛明会全告诉你的——还有玛丽安娜……玛丽安娜·维肯季耶夫娜。他们两位都完全赞成我的计划。那是关系着我们大家的；那是，不，不，”他看见玛丽安娜又对他做了一个手势，并且递了一个眼色，便连忙改口说……“那是关系着马尔克洛夫，我们的同共的朋友马尔克洛夫的；是他一个人的事。可是现在我们再见吧！每分钟都很宝贵，再见，朋友……我们还会见面的。瓦西里·费多特奇，您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叫人套马吗？”

“请吧。”索洛明又对玛丽安娜说：“玛丽安娜，我本来要对您说，要坚强！可是这是用不着的。您是——不错的！”

“哦，是的，哦，是的！”帕克林附和道。“您是个加图时代的罗马女人！乌提卡的加图！[70]可是我们走吧，瓦西里·费多特奇，——走吧！”

“您不用着急，”索洛明懒洋洋地微笑道。

涅日丹诺夫稍微向旁边移动一下，让他们两个过去……可是他的眼里仍然露出茫然的表情。随后，他又朝前走了两步，在玛丽安娜对面的一把椅子上静静地坐了下来。

“阿列克谢，”她对他说，“一切都给人发现了；马尔克洛夫让那些他要去煽动的农民捉住了，他给关在城里；同你一块儿吃过饭的那个商人也给逮捕了；看来警察就要到这儿来抓我们。帕克林到西皮亚金那儿去。”

“为什么呢？”涅日丹诺夫用了差不多听不见的小声问道。可是他的眼光渐渐地明亮了，他的脸上也恢复了它平日的表情。他一下子就没有酒意了。

“去看看他是不是愿意出来讲情。”

涅日丹诺夫伸直了腰……

“替我们吗？”

“不；替马尔克洛夫讲情。他也想替我们求情……可是我没有答应。我做得对不对，阿列克谢？”

“对不对？”涅日丹诺夫低声说，他并不站起来，却把两只手伸给她。“对不对？”他又说了一遍，他拉她到他身边，把他的脸靠在她的身上，突然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玛丽安娜大声说。现在就和那一天他带着一阵突然爆发的激情，颤栗着，喘息着，跪在她面前一样，她也把两只手放在他的颤抖的脑袋上。可是她现在的感觉却跟她那个时候感到的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她愿意把整个自己交给他，她顺从他，只等待他对她讲什么话。现在她怜悯他，并且只是想着怎样安慰他。

“你怎么啦？”她又说。“你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因为你回家的时候那种有点儿……古怪的样子？那是不会的！或者你是在怜惜马尔克洛夫吧，你是在替我、替你自己担心吧？再不然，你是在惋惜我们那些破灭了的希望吧？其实你也并没有期望一切事情都会顺利进行的……”

涅日丹诺夫突然抬起头来。

“不，玛丽安娜，”他止住哭声说，“我并不替你担心，也不替我自己担心……可是不错……我在怜惜……”

“怜惜谁呢？”

“你，玛丽安娜！我怜惜你把你的命运同一个配不上你的人结合在一块儿。”

“为什么这样呢？”

“那就单单说因为这个人在这种时候会哭！”

“这并不是你在哭；是你的神经在哭。”

“我的神经和我还不是一个东西！好吧，你听我说，玛丽安娜，你看着我的眼睛：难道你现在能对我说你不后悔……”

“后悔什么呢？”

“后悔你跟我一块儿逃了出来。”

“不！”

“你还肯跟我一块儿再朝前走吗？不论到哪儿都去？”

“是的！”

“是的？玛丽安娜……你说是的吗？”

“是的。我已经答应了你，只要你还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我就不会把话收回来。”

涅日丹诺夫仍然坐在椅子上；玛丽安娜站在他面前。他的两只胳膊搂住她的腰；她的一双手放在他的肩头。“是的；不，”涅日丹诺夫想道，“上一次我像现在这样搂住她的时候，她的身子动也没有动一下；可是现在我却觉得她的身子轻轻地——也许还是不由她自主地——要从我的怀抱里挣开！”

他松开了胳膊……的确：玛丽安娜差不多觉察不出来地往后退了退。

“我说！”他大声说，“要是我们必须在警察捉住我们之前……逃走的话……我想我们先结婚也好。我看在别的地方我们恐怕找不到像佐西玛这样一个肯给我们方便的教士了。”

“我同意，”玛丽安娜说。

涅日丹诺夫注意地望着她。

“一个罗马女人！”他带了点儿讥讽地微笑道。“多大的责任心啊！”

玛丽安娜耸了耸肩头。

“我们应当告诉索洛明。”

“是的……索洛明……”涅日丹诺夫拉长声音慢慢地说。“不过我想他也有危险。警察会抓他的。我看他对这回事情比我参加得多些，也比我知道得多些。”

“那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玛丽安娜说。“他从来不谈他自己的事。”

“他和我不同！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涅日丹诺夫心里想道。“索洛明……索洛明！”他停了好一会儿又说道。“玛丽安娜，你知道吗，要是同你这一生永远结合在一块儿的人是像索洛明那样的人……或者就是索洛明本人，那么我就不会怜惜你了。”

玛丽安娜这一回也注意地望着涅日丹诺夫。

“你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她后来说。

“我没有权利！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说你爱我吗？或者是说我根本就不应当谈到这个问题吗？”

“你没有权利，”玛丽安娜又说了一遍。

涅日丹诺夫埋下头来。

“玛丽安娜！”他稍微改变了声调唤她一声。

“什么？”

“要是我现在……要是我向你问那个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我什么也不问你了……再见吧。”

他站起来，走出去了；玛丽安娜并没有留他。涅日丹诺夫在长沙发上坐下，把脸埋在手里。他自己的思想使他害怕起来，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只有一种感觉，他觉得好像有一只黑暗的、神秘的手紧紧抓住他的生存的根，不肯放松似的。他知道隔壁屋子里那个很好的、亲爱的女人不会出来找他；他也不敢再到她那儿去。那又有什么用处？他对她讲些什么呢？

一阵急急的、坚定的脚步声使他睁开眼来。索洛明走过他的屋子，敲了玛丽安娜的房门，走进她的屋子去了。

“非常欢迎！”涅日丹诺夫痛苦地小声自语道。

三十四

晚上十点钟在阿尔查诺耶的客厅里，西皮亚金夫妇和卡洛梅伊采夫正在打纸牌，听差进来报告，有一个陌生人帕克林先生说有桩非常紧急的事情要见鲍里斯·安德列伊奇。

“这么晚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惊讶地说。

“什么？”鲍里斯·安德列伊奇皱着他那漂亮的鼻子问道。“你说那位先生姓什么？”

“老爷，他说是帕克林。”

“帕克林！”卡洛梅伊采夫大声说。“一个地道乡下人的姓。帕克林……索洛明。[71]De vrais noms ruraux，hein？[72]”

“你是说，”鲍里斯·安德列伊奇仍然皱着鼻子对听差往下问道，“他有紧急的重要事情？”

“那位先生是这样说的，老爷。”

“哼……不是讨饭的就是骗子。（“或者两样都是，”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多半是这样。让他到我书房去吧。”鲍里斯·安德列伊奇站起来。“Pardon，ma bonne。[73]现在你们就打‘艾卡尔捷’[74]吧。不然就等我……我马上就回来的。”

“Nous causerons……allez！[75]”卡洛梅伊采夫说。

西皮亚金走进他的书房，看见帕克林的矮小、瘦弱的身子恭顺地靠在门和壁炉中间的窗间壁上，他不觉起了一种真正大臣的高傲的怜悯和带着厌恶的俯就的感情，这种感情正是彼得堡的大官们所特有的。“天啊！多可怜的一只没毛的小鸟儿！”他想道；“好像还是个瘸子！”

“请坐，”他用了他那种施恩惠的男中音大声说，一面愉快地把他的小小的脑袋往后一仰；他不等客人坐下，便先坐了。“我想，您路上一定累了；坐下来讲吧：您这么晚到我这儿来，要谈的是什么紧要事情？”

“阁下，我，”帕克林说，小心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冒昧地到您这儿来……”

“等一下，等一下，”西皮亚金打岔说，“我以前见过您的。我只要跟人见一次面，就不会忘记；我全记得。可是……啊……啊……说实在话……我在哪儿见过您呢？”

“您说得不错，阁下……我荣幸地在彼得堡见过您一面，是在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他后来……不幸……把您得罪了。”

西皮亚金连忙站起来。

“在涅日丹诺夫先生的家里！我现在记起来了。那么您不是从他那儿来的吧？”

“完全不是，阁下；刚刚相反……我……”

西皮亚金又坐了下来。

“这还好。因为要真是那样，我就得请您马上离开这儿。我跟涅日丹诺夫先生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来调解。涅日丹诺夫先生对我的侮辱太厉害了，我不能够忘记……我是不屑于报复的，可是我一点儿不想知道他的消息，也不想知道那个女孩子的消息，——她精神的堕落更甚于良心的丧失，（玛丽安娜逃走以后，西皮亚金已经把这句话讲了差不多三十遍了。）她居然从这个养育她的家里逃走，去做一个出身卑贱的骗子的情妇！他们做得太下贱了，我不愿意再提他们！”

西皮亚金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把他的手腕往外伸出从下朝上地挥了一下。

“我不愿意再提他们，亲爱的先生。”

“阁下，我已经向您表白过，我不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不过我也可以报告您阁下一件事，他们已经正式结婚了……”（“啊！反正是一样！”帕克林想道；“我说过我要撒一点儿谎，现在我撒谎了。也只好这样吧！”）

西皮亚金的后脑勺靠在椅背上不停地转来转去。

“亲爱的先生，这桩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世界上又多了一桩丢脸的婚姻罢了。可是您这次光临说是为了一桩挺紧急的事情，请问是什么事情呢？”

“呸！你这该死的内阁大臣！”帕克林心里骂道。“不要装模作样了，你这个英国人的嘴脸。”

“尊夫人的令兄，”他高声说，“马尔克洛夫先生去煽动农民暴动，给农民抓住了，现在给关在省长公署里。”

西皮亚金又跳了起来。

“什么……您说的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已经不是他那大臣气派的上低音了，现在却只是一种很糟的喉音。

“我说您内兄给人抓住，并且下了狱了。我知道这件事，马上就坐车来报告您。我想，我这回对您、对那个不幸的人都算效了一点儿劳，您可以救他出来！”

“我非常感谢您，”西皮亚金还是用他那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他用力按了一下蕈形的叫人铃，满屋都是响亮的金属的声音。“我非常感谢您，”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却有些刺耳了；“不过我得告诉您，一个人要是把天理、国法都践踏了，纵然他是我一百倍的亲戚，他在我的眼里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人：他是——罪犯！”

一个听差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您有什么吩咐？”

“套车！马上准备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我要到城里去。叫菲利普和斯捷潘两个跟我去！”听差连忙跑出去了。“是的，先生，我的内兄是个罪犯；我进城去，并不是去救他！啊，不！”

“可是，阁下……”

“我的原则是这样，亲爱的先生；我求您不要跟我争辩！”

西皮亚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帕克林睁大眼睛瞪着他。“呸，你这个魔鬼！”帕克林又在心里骂起来；“人们还说你是个自由主义者！啊，你倒像一只咆哮的狮子！”

门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首先带进来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她后面跟着卡洛梅伊采夫。

“鲍里斯，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叫人套车？你要进城去？出了什么事情？”

西皮亚金走到他妻子的身边，握着她的右胳膊（胳膊肘和手腕中间的一段）。

“Il faut vous armer de courage，ma chère.[76]您哥哥给逮捕了。”

“我哥哥？谢廖沙[77]吗？为着什么呢？”

“他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卡洛梅伊采夫轻轻地尖叫了一声。）是的，他向他们鼓吹革命！他在做宣传！他们捉住他，把他送给官府了。现在他在……城里。”

“这个疯子！可是这是谁告诉你的呢？……”

“这位先生……先生……他姓什么？科诺帕青[78]先生来报信的。”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看了帕克林一眼。他垂头丧气地鞠了一个躬。（“哟！多漂亮的女人！”他想道。就在这种灾难当前的时候……唉！敏感的帕克林还能够欣赏美色！）

“你要在这夜深进城去吗？”

“我想省长还没有睡觉。”

“我老早就说过一定得有这样的结局，”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不会有别的结果的！可是我们俄国农民是多么出色的家伙！好极了！Pardon，madame，c'est votre frère！Mais la vérité avant tout！[79]”

“鲍里亚[80]，你真的要到城里去吗？”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问道。

“我也相信，”卡洛梅伊采夫继续说，“那个家伙，那个家庭教师，涅日丹诺夫先生同这件事也有关系。J'en mettrais ma main au feu.[81]他们是一伙的！没有把他抓起来吗？您不知道吗？”

西皮亚金又把手腕微微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又掉头对他的妻子说：“il paraît qu'ils sont mariés.[82]”

“谁说的？还是这位先生吗？”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说着又看了帕克林一眼，这一次她却眯缝起眼睛来。

“是的；这位先生。”

“那么，”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他一定知道他们在哪儿……您知道他们在哪儿吗？知道他们在哪儿吗？喂？喂？喂？您知道吗？”卡洛梅伊采夫在帕克林面前穿梭似地来回走动，好像要堵住他的路似的，其实帕克林并没有露出一点儿打算逃走的样子。“您就说！您回答我！喂？喂？您知道吗？你知道吗？”

“先生，就算我知道吧，”帕克林厌烦地说，他终于动了气，小眼睛里冒起火来，“先生，就算我知道吧，我也不会告诉您，先生。”

“哦……哦……哦……”卡洛梅伊采夫小声含糊地说。“你们听……你们听！这个家伙也……这个家伙也一定是他们的一党！”

“车套好了！”听差进来大声报告道。

西皮亚金做出一个文雅而果断的姿势拿起他的礼帽；可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苦苦劝他改在明天早晨去；她举出许多叫人无法辩驳的理由，譬如，路上黑啦，城里的人都睡了啦，他只会损害自己的神经，说不定还会着凉啦——后来西皮亚金给她说服了，便大声说：

“我听你的话！”他还是做出一个文雅的姿势（不过已经没有一点儿果断了）把帽子放回桌上去。

“卸车！”他吩咐听差道；“可是明天早晨准六点给我套好车！听见没有？你下去！站住！把先生……客人先生的车子打发走！把车钱付给赶车的！嗯？科诺帕青先生，您好像在说什么吧？我明天带您一块儿去，科诺帕青先生！您说什么？我听不见……您要喝点儿伏特加，是吗？给科诺帕青先生拿点儿伏特加来！不？您不喝吗？那么，费多尔，把他引到绿屋去！晚安，科诺……”

帕克林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帕克林！”他嚷了起来，“我的姓是帕克林！”

“是的……是的；好吧，那还不是一样。您知道，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像您这样身材瘦小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声音！明天见，帕克林……先生。……我这回讲对了吧，Siméon，vous viendrez avec nous？[83]”

“Je crois bien！[84]”

帕克林给引到绿屋子里去了。他们把他锁在里面。他刚刚上了床，就听见有人拿钥匙在门上英国响锁的锁孔里转了一下。他痛骂起他自己那个“天才的”想法。这一夜他睡得很坏。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钟他便给人叫醒了。听差把咖啡送到他的屋子里来；他喝咖啡的时候，那个肩上缝着花穗带的听差双手捧着茶盘在旁边伺候，听差不住地把两条腿换来换去，好像在说：“快点儿，你叫老爷们久等了！”随后他又给引到楼下去了。马车已经停在宅子前面。卡洛梅伊采夫的敞篷马车也在那儿，西皮亚金站在台阶上，穿了一件带圆领的骆驼绒外套。这样的外套多年来就没有人穿了，只除了某一位显要，西皮亚金平日就想巴结他，并且极力在摹仿他。因此西皮亚金凡是办理重要公务的时候，就穿上这件外套。

西皮亚金相当客气地招呼了帕克林，随后精神焕发地用手指了一下马车，请他坐上车去。“帕克林先生，您跟我一块儿去吧，帕克林先生！把帕克林先生的旅行包放到驾车座位上去！我要帕克林先生坐我的车！”他说话的时候，故意把帕克林念得很响，并且把重音放在“帕”字上面，好像在说：“你有个这样的姓，别人给你换上一个，你居然觉得受了侮辱吗？你要的就在这儿！你吃吧！看你噎死！”帕克林先生！帕克林！这个可怜的姓在早晨的寒冷空气中响亮地接连响着。空气的确寒冷，这使得那个跟着西皮亚金从里面出来的卡洛梅伊采夫好几次用法国话喃喃地念着：“布尔！布尔！布尔！[85]”他把他的外套裹得更紧些，坐上了他那辆华美的敞篷马车。（他那位可怜的朋友，塞尔维亚公爵米哈伊尔·奥布列诺维奇看见这部车子，便也在班得尔那儿买了一辆跟它一模一样的敞篷马车……“Vous savez，Binder，le grand carrossier des Champs Elysées？[86]”）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裹着睡巾，戴着包发帽”[87]，从她寝室的半开着的百叶窗里探出头来。

西皮亚金坐上了车，朝着她送了一个吻。

“您坐得舒适吗，帕克林先生？走吧！”

“Je vous recommande mon frère！épargnez-le！[88]”听得见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声音。

“Soyez tranquille！[89]”卡洛梅伊采夫从他自己发明的有帽徽的旅行便帽的帽檐下迅速地仰起头来看她。“C'est surtout l'autre，qu'il faut pincer！[90]”

“走吧！”西皮亚金又说了一遍。“帕克林先生，您不冷吧？走吧！”

两部马车开走了。

起初十分钟里面，西皮亚金和帕克林都不讲话。这个倒霉的西卢什卡穿着他那件窄小、难看的大衣，戴着那顶揉皱了的便帽，给车内深蓝色的上等绸幔陪衬起来，越发显得小得可怜了。他默默地看那精致的、淡蓝色的窗帘（只要按一下弹簧，窗帘便立刻卷了上去），又看脚下柔软的白羊毛车毯，再看安放在他前面的红木箱子，箱子上装了一块便于写信用的活动木板，甚至还有一张小书桌。（鲍里斯·安德列伊奇并不怎么高兴在他的车子里面工作，可是他愿意叫别人相信他和梯也尔[91]一样，喜欢在旅行中办事。）帕克林觉得胆怯起来。西皮亚金两次从他的修得光光的脸颊上面投过眼光去看他，随后慢吞吞地傲慢地从他的旁边口袋里掏出一个银的雪茄烟盒，上面刻着古斯拉夫字体的缩写姓名，还是刻的花字，他用他那只戴着英国黄狗皮手套的手把一根雪茄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中间来敬帕克林……的确是敬帕克林。

“我不抽烟，”帕克林含糊地小声说。

“啊！”西皮亚金应道，他自己点燃了雪茄来抽着，这原来是一根最上等的雪茄烟。

“我得告诉您……亲爱的帕克林先生，”他说，一面有礼貌地喷着烟，并且吐出一连串香喷喷的小圈儿……“我……实在……非常感谢……您……我昨天……也许……对您……有点儿失礼……的地方……不过这完全不是……我的……本性。（西皮亚金故意把话说成断断续续的。）我冒昧地请您相信我的诚意。可是，帕克林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西皮亚金把他的雪茄从一个嘴角转到另一个嘴角。）譬如……拿我的职位来说……我是很惹人注目的；突然间……我妻子的哥哥……会这样叫人不能相信地……害了他自己……也连累了我！嗯！帕克林先生？您也许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吧？”

“阁下，我不这么想。”

“您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着什么……而且是在什么地方给人逮捕的吗？”

“我听说是在T县。”

“您从什么人那儿听来的？”

“从……从一个人那儿。”

“当然，不会从鸟那儿听来。可是从什么人那儿呢？”

“从……从省长公署办公室主任的一个属员那儿。”

“他叫什么名字？”

“主任吗？”

“不，属员。”

“他……他叫乌里亚谢维奇。他是一个很好的公务员，阁下。我听见了这个消息，连忙跑来给您报信。”

“好，是的；好，是的！我再说一遍，我非常感谢您。不过这简直是在发疯了！这不是发疯吗？嗯，帕克林先生？嗯？”

“真是疯到极点了！”帕克林大声说，汗像一条发热的小蛇一样顺着他的背流下来。“这是由于他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农民。据我所知道的，马尔克洛夫先生的心地倒很善良宽大；可是他从来没有了解俄国的农民。（帕克林看了西皮亚金一眼，西皮亚金把脑袋稍微掉向他，正带着冷淡的、却并不含敌意的表情在打量他。）要想煽动俄国的农民起来反抗，除了利用他们对最高当权者，对沙皇的忠心这一点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你得编造出什么传说来——您记得伪季米特里[92]吗？——你得给他们看看你胸膛上用烧红的五戈比的铜板烙下的王室的标记。”

“是的，是的，就像普加乔夫[93]那样，”西皮亚金插嘴说，听他的声调好像在说：“我们还没有忘记历史呢……用不着卖弄了！”他又说：“这真疯了！这真疯了！”随后他便出神地望着从他的烟头缭绕上升的烟圈儿。

“阁下！”帕克林鼓起勇气说，“我刚才对您说过我不抽烟……不过这不是真话——我抽烟，您的雪茄气味很香……”

“嗯？什么？您说什么？”西皮亚金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地问道；可是他不等帕克林把话再讲一遍，就掏出烟盒打开来，送到帕克林的面前，这的的确确证明他已经听清楚了帕克林的话，他这样问一遍，不过是为着表示他的尊严罢了。

帕克林小心地、并且感激地拿了一根烟点燃了。

“现在是讲话的好机会了，”他想道；可是西皮亚金抢了他的先。

“我还记得您对我说过，”他随随便便地说，接着又闭上嘴，看看他的雪茄，又把帽子向前额拉下一点儿，“您说……嗯？您说起您那位同我的……亲戚结婚的朋友。您常常看见他们吗？他们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吧？”

（“嘿！”帕克林想道，“西拉，当心点！”）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阁下！他们住的地方的确……离这儿并不太远。”

“您当然明白，”西皮亚金还是带着随便的样子说下去，“我已对您说过了，我不可能再过问那个轻浮的女孩子和您那朋友的事情。我敢说！我是没有偏见的，不过，我想您也会赞成我的意见：这太不像话了。您知道，那太糊涂了。可是据我看来，把他们两个拉在一块儿的，与其说是别的什么感情，倒不如说是政治……”（“政治！！”他又把这个词念了一遍，同时还耸了耸肩头。）

“我也是这样想，阁下。”

“是的，涅日丹诺夫先生完全是赤色分子。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隐瞒过他的见解。”

“涅日丹诺夫，”帕克林放胆地说，“也许走错了路，不过他的心地……”

“是善良的，”西皮亚金替他接下去说；“当然……当然，和马尔克洛夫一样。他们的心地都是善良的。看来这回的事情他也参加了的……他也会牵连在这里面的……我想我也得替他讲情吧！”

帕克林把两只手抄在胸前。

“啊，是，是，阁下。请您关照关照他吧！实在……他值得……值得您的同情。”

西皮亚金哼了一声。

“您这样想吗？”

“当然，您要是不看在他的分上，至少……请您看在您外甥女的分上；看在他妻子的分上吧！”（“我的天！我的天！”帕克林想道。“我在撒多大的谎！”）

西皮亚金稍微眯缝起眼睛。

“我看您是个很忠实的朋友。那很好；很可佩服，年轻人。您说他们住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阁下；在一座大房子……”帕克林把话咽住了。

“哦，哦，哦，哦……在索洛明那儿。他们原来在那儿！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听见人说过了；已经有人来报过信……是的。”（西皮亚金先生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对他讲过；可是他记起索洛明那次的拜访和他们夜间的会面便抛下了这个饵……帕克林立刻上钩了。）

“您既然知道，”他说，他第二次把话咽下去了……可是已经晚了……西皮亚金瞅了他一眼，单是这一眼就使他明白，西皮亚金一直在玩弄他，就像猫玩弄老鼠一样。

“不过我得告诉您阁下，”这个可怜的人嘟嘟哝哝地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

“认真说，我并没有向您问什么话！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把您自己当成什么人？”西皮亚金傲慢地说，立刻拿出他那大臣的派头来了。

帕克林又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可怜的、陷在圈套里面的小东西了……在这个时候以前他还把雪茄衔在他的嘴角，跟西皮亚金离开一点儿，偷偷地向一边吐着烟；现在他索性把雪茄拿了出来，不再抽了。

“我的天！”他心里暗暗地呻吟道——身上的热汗越来越多了。“我究竟是怎么搞的！我把什么事、什么人都讲出来了……我上了他的当，一根上等雪茄就把我收买了！！……我做了一个告密人……现在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上帝啊！”

再也没有办法补救了。西皮亚金把他那件“堂皇的”外套裹得紧紧的，摆出他那种尊贵、庄严的大臣气派，打起瞌睡来……这以后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两部马车就在省长公署门前停下来了。

三十五

C省的省长是一个性情温和、无忧无虑、善于交际的将军，像这一类的将军照例都是身体洗得非常白净，心地也几乎是一样干净，生在上等人家，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可以说是用上等白面粉做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好好地做一个“人民的牧人”，可是他们却也显出相当不错的行政才干；他们并不做什么事情，却老是怀念彼得堡，整天同当地的漂亮女人纠缠，结果他们对本省倒也有了贡献，还留下好的名声。他刚刚起床，穿了一件贴身的衬衫和一件绸睡衣，钮扣大敞开，坐在化妆镜台前面，他先把脖子上挂的那些圣像和护身符全取了下来，然后用掺着香水的水擦他的脸，擦他的脖子。这个时候有人来报告说，西皮亚金和卡洛梅伊采夫为了紧急的事情来见他。他同西皮亚金很熟，并且用“你”互相称呼，他从年轻时就认识他，他们过去经常在彼得堡的那些客厅里遇见，最近他只要一想到西皮亚金的名字，他心里就会尊敬地叫一声：“啊！”好像听到什么未来的大政治家的名字似的。他同卡洛梅伊采夫不熟，更不尊敬他，因为不久以前有过一些控告他的“不好的”案子；可是他仍然把他当作一个qui fera son chemin[94]人物。

他吩咐把来客请进他的书房，他仍旧穿着那件绸睡衣马上去见他们，他对自己穿这种便服会客的事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他亲切地同他们握了手。然而只有西皮亚金和卡洛梅伊采夫两人进了省长的书房，帕克林却待在客厅里。帕克林走下马车的时候，含糊地小声说他家里有事，打算借故溜走；可是西皮亚金一定要他留下，（卡洛梅伊采夫跑过来在西皮亚金的耳边悄悄地说：“Ne le lachez pas！Tonnerre de tonnerres！[95]”）就带他进去了。然而他并不带他到书房里去，却又是那样客气地一定要他待在客厅里，等着人来招呼他。在这儿帕克林还想溜走……可是卡洛梅伊采夫却叫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宪兵来守在门口……帕克林便待下来了。

“沃尔德马尔，你一定猜到了我的来意吧？”西皮亚金首先说。

“不，好朋友，我猜不到，”这个和蔼的伊壁鸠鲁的信徒答道，欢迎的微笑使他的玫瑰色的脸颊鼓得圆圆的，露出了一排发亮的、让丝一样的小胡子半掩住的牙齿……

“怎么？……你不知道马尔克洛夫的事情？”

“你说什么——马尔克洛夫？”省长仍然带着同样的表情问道。第一，他记不清楚昨天抓来的那个人叫马尔克洛夫；第二，他完全忘记了西皮亚金夫人的哥哥也姓那个姓。“可是你为什么老站着呢，鲍里斯？坐下吧；你要喝茶吗？”

可是西皮亚金却没有喝茶的心思。

等到后来他对省长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并且讲出他和卡洛梅伊采夫的来意以后，省长苦恼地惊叫一声，伸手拍着自己的前额，脸上也现出忧虑的表情。

“是的……是的……是的！”他反复地说着；“多不幸啊！他现在——今天——在这儿还要待一会儿；你知道我们从来不把那种人留在衙门里过一夜以上的；可是宪兵队长不在城里，所以你的内兄就留下来了……不过明天就要把他押解走的。我的天！真不幸！你太太不知道会怎样难过啊！！你要我怎么办呢？”

“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话，我倒想在这儿当着你的面跟他谈谈。”

“得啦吧，好朋友！法律并不是制定出来限制你这样人的。我十分同情你！……C'est affreux，tu sais！[96]”

他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按了按铃。一个副官进来了。

“亲爱的男爵，请您安排一下。”他把他的意思对他讲了。男爵便退了出去。“你想象看，mon cher ami，[97]农民差一点儿把他弄死。反剪地绑着两只手，扔在一辆大车上，带了到这儿来！他——你想象看！——他一点儿也不生他们的气——也没有一点怨愤的意思。说实在话！总之，他是那么镇静……我都有点儿吃惊！不过你自己就会看见的。C'est un fanatique-tran-quille.[98]”

“Ce sont les pires.[99]”卡洛梅伊采夫带点儿讽喻地说。

省长瞪了他一眼。

“哦，我得跟您讲一句话，谢苗·彼得罗维奇。”

“什么？”

“是这样；不好的事。”

“究竟什么事？”

“好，您知道，那个拖欠了您的债跑到我这儿来诉冤的农民……”

“又怎么呢？”

“您知道，他吊死了。”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是不好的事。”

卡洛梅伊采夫耸了耸肩，像一个阔少似地把他的身子摆了两摆，走到窗前去了。在这个时候副官带了马尔克洛夫进来。

省长讲的关于他的话是真的：他镇静到了不自然的地步。连他脸上平日常有的那种忧郁现在也不见了，却另外有了一种淡漠的倦容。他看见他妹夫的时候，他的脸色也没有改变；只有在他看那个押他进来的德国副官的时候，他对那种人的旧恨才在他的眼里亮了一下。他的大衣给撕破了两个地方，又匆匆地用粗线缝了起来；他的额上、眉毛上、鼻梁上有一些带着干了的血迹的小伤痕。他没有洗脸，不过头发却梳好了。他把两手齐腕塞在袖筒里，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他的呼吸是很平稳的。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西皮亚金激动地说，他朝着马尔克洛夫走了两步，伸出他的右手来，好像他在准备着，要是马尔克洛夫前进一步，他的手就可以挨到他，或者阻挡他似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不仅是到这儿来向你表示我们的惊愕，我们的深切的悲痛——这是你一定明白的！是你自己愿意把你毁掉！你果然毁掉了！！可是我愿意来看你，以便对你说……唉……唉……以便给你……以便让你有机会听到常识、荣誉和友情的声音！你还可以减轻你的罪名；相信我，我也要尽我的力量！并且本省的可敬的首长也会向你证实我的话。”到这里西皮亚金又提高声音说下去：“在主管机关里老老实实地认罪服罪，一点儿也不隐瞒，完完全全地供出来……”

“阁下，”马尔克洛夫突然掉转身向着省长说，他的声音虽然有点儿嘶哑，却还是很冷静的，“我以为您找我来，还要问我什么事……不过倘使您只是按照西皮亚金先生的愿望把我带出来的话，就请您叫人把我带走吧；我们是无法彼此了解的。他讲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拉丁文一样。”

“对不起……拉丁文！”卡洛梅伊采夫傲慢地、尖声地插嘴说；“可是用来煽动农民暴动的也是拉丁文吗？那也是拉丁文吗，嗯？那也是拉丁文吗？”

“阁下，这是您的什么东西？什么秘密警察的官员吗？嗯？就这么尽职吗？”马尔克洛夫问道，一种微弱的、满足的微笑在他的苍白的嘴唇上现了出来。

卡洛梅伊采夫顿着脚，小声骂起来……可是省长阻止了他。

“这是您自己的错，谢苗·彼得罗维奇。跟您不相干的事，您为什么要插进来呢？”

“跟我不相干的事……跟我不相干的事……我倒要说这是公众的事……是我们全体……贵族的事！……”

马尔克洛夫冷冷地、慢慢地把卡洛梅伊采夫打量了一会儿，好像这是最后一次看他似的，然后他稍微转过身来朝着西皮亚金。

“妹夫，既然您要我对您说明我的思想，那么，您听着吧。我承认农民有权逮捕我，送我到衙门里去，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对他们讲的话，他们尽可以这样做。是我去找他们；不是他们来找我。至于政府，要是它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去……虽然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也没有怨言。政府行使它的职权，因为它在保护自己。这些话使您满意了吗？”

西皮亚金把两只手高高举起。

“满意！！这是什么话！问题并不在这儿——我们不应当批评政府的行动；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谢尔盖，是不是觉得（西皮亚金决心去打动他的心弦）你的做法是怎样狂妄、怎样胡闹呢？你是不是准备拿行为来证明你已经悔过呢？我可以替你担保——在某种程度以内替你担保，谢尔盖！”

马尔克洛夫皱起了他的浓眉。

“我的话已经讲完……我不想重讲了。”

“可是悔过！你的悔过在哪儿呢？”

马尔克洛夫突然不耐烦了。

“啊，收起你的‘悔过’吧！您还想爬进我的灵魂里面来吗？至少让我自己来管吧。”

西皮亚金耸了耸肩。

“看你总是这样；你从来不肯倾听理性的声音！你现在还有可能悄悄地、体面地脱身出来……”

“悄悄地、体面地……”马尔克洛夫阴沉地重复说。“我们知道这些话！它们永远是用来教人去做丢脸的事情的。这就是它们的意义！”

“我们同情你们，”西皮亚金继续规劝马尔克洛夫道，“你们却恨我们。”

“好漂亮的同情！你们把我们送到西伯利亚，送去做苦工，——这就是你们对我们的同情。啊，您不要纠缠我……看在上帝面上，不要纠缠我吧！”

马尔克洛夫把头低垂下来。

他外表上虽然很安静，他的心里却十分激动。他最痛心的是他让人出卖了！就是让果洛普略克村的叶列梅出卖了！那个叶列梅正是他那样盲目地相信的。“绷着脸”缅杰列伊没有跟随他，其实这是毫不足怪的……缅杰列伊喝醉了，因此胆子小了。可是叶列梅！！在马尔克洛夫看来，叶列梅就是俄国老百姓的化身！……叶列梅却欺骗了他。那么他马尔克洛夫所为之努力工作的一切都错了，都是错误的吗？难道基斯利亚科夫是骗子，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命令是胡闹，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的著作、文章同书本（在他看来每个字都是天经地义的），这一切全是谎话吗？这怎么可能呢？熟了的脓疮等着用柳叶刀来割——难道这个出色的比喻也只是一句空话？“不！不！”他小声自语道，他的青铜色脸颊上微微泛起砖灰的红色来：“不，这一切都不错……只是我做得不对，我没有弄明白，我讲的、做的都不成！本来我只应当下命令的，要是有什么人出来阻止我、反对我的话，就开枪打死他！还用得着什么解释呢？反对我们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奸细不是让人像狗一样地杀掉吗？有时比狗还不如！”

他自己被捕的经过情形又在马尔克洛夫的心上重现了……起初是沉默，大家互相使眼色，后排人丛中发出了叫声……随后一个人从侧面走过来，好像在对他行礼似的。于是发生了突然的骚动！他给摔倒在地上……他自己叫着：“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却嚷起来：“拿根腰带来！绑住他！……”他的骨头轧轧地响着……他那无能为力的愤怒……他嘴里和鼻孔里的气味难闻的尘土……“扔……扔他……到大车上去。”有人大声笑起来……呸！

“没有做对！……我没有做对！……”

这个思想特别折磨着他，他自己摔在车轮下面，这只是他个人的不幸，跟共同的事业没有关系，这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叶列梅！叶列梅！

马尔克洛夫这样垂着头站在那儿的时候，西皮亚金把省长拉到一边小声地谈起话来，他稍微摊开两手，又把两根指头在额上轻轻敲了两下，好像在说那个可怜人的这个地方有点儿毛病，因此他希望对那个狂人即使不能表示一点儿同情，至少也请给几分恩典。省长耸了耸肩，把眼睛一张一阖的，抱歉他自己对这件事无能为力，可是末了也空泛地答应帮忙……“Tous lesé gards……certainement，tous les égards[100]”这些文雅地发音不正的句子从他那香喷喷的小胡子中间轻轻地吐出来……“可是你知道……法律啊！”“当然：法律啊！”西皮亚金带着严肃的恭顺表情接着说。

他们两人在角落里这样交谈的时候，卡洛梅伊采夫简直不能够在原地静静地站下去了；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轻轻地咂咂嘴，哼哼唧唧，做出种种不耐烦的表示。最后他走到西皮亚金跟前，急急地说：

“Vous oubliez l'autre！[101]”

“啊，是的！”西皮亚金大声说。“Merci de me l'avoir rappelé.[102]”他转身向省长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向阁下报告……（他故意用这种官场的称呼来称他的朋友沃尔德马尔，只是为了不要在革命党人面前损害当局的威信。）我有确实的根据相信我的beau-frère’a[103]这次的轻举妄动一定有同党；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其中一个有嫌疑的人便住在离省城不远的地方。叫人带他进来吧，”他小声补充说，“在你的客厅里面有一个……是我带他来的。”

省长看了西皮亚金一眼，尊敬地想道：“何等样的人物！”他发出了命令。在一分钟以后，“上帝的仆人”西拉·帕克林就站在他的面前了。

西拉·帕克林本来要对省长深深地鞠一个躬；可是他看见马尔克洛夫在这儿，他就不把礼行完，只是半弯着腰站在原地方，把他的便帽拿在手里打转。马尔克洛夫漫不经心地朝他看了一眼，可是没有认出他来，他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了。

“这个就是——同党吗？”省长伸了伸他那根戴着土耳其玉戒指的又大又白的手指，指着帕克林问道。

“啊，不是！”西皮亚金微微笑答道。“不过！”他想了一想又说。“阁下，这儿，”他又大声说，“在您面前的是一位帕克林先生。据我所知，他是住在彼得堡的，他同那个在我家里做过教师的人是知己朋友，那个教师从我家里不告而别，还带走一个年轻姑娘，说来惭愧，她是我的一个亲戚。”

“Ah！oui，oui，[104]”省长含糊地小声说，从上朝下地晃着他的脑袋；“我听说过一点儿……伯爵夫人讲过……”

西皮亚金提高了他的声音。

“那是一位涅日丹诺夫先生，我非常怀疑他有着危险的思想和主张……”

“Un rouge à tous crins，[105]”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

“……有着错误的思想和主张，”西皮亚金更清楚地接下去说，“他和这一切的宣传一定有关系；他现在躲在……帕克林先生对我说，在商人法列耶夫的工厂里面……”

马尔克洛夫听到“帕克林先生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又看了帕克林一眼，不过也只是缓慢地、淡漠地笑了笑。

“对不起，对不起，阁下，”帕克林嚷了起来，“还有您，西皮亚金先生；我从没有……从没有……”

“你说商人法列耶夫吗？”省长对西皮亚金说，他一面把手指朝着帕克林的方向扭动了一下，好像在说：“不要吵，老弟，不要吵”似的。“我们那些可敬的大胡子老板究竟怎么啦？昨天才抓到一个，说也是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你也许听见过他的姓名：戈卢什金，一个有钱的人。好吧，他再也不敢闹革命了。他已经跪下来求饶了。”

“商人法列耶夫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西皮亚金清清楚楚地说；“他的见解我并不知道；我说的只是他的工厂，根据帕克林先生所说，涅日丹诺夫先生现在就在那个工厂里面。”

“我并没有说过！”帕克林又哀号起来。“是您说的！”

“对不起，帕克林先生，”西皮亚金还是那么冷酷无情地讲得清清楚楚。“我尊敬您那种使您‘矢口否认’的友情。”（“你瞧，真是一位基佐[106]！”省长心里想道。）“不过恕我冒昧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您以为我的亲戚的感情还赶不上您的友情吗？可是，亲爱的先生，还有另一种更强的感情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得受这种感情的指导——这就是责任感！”

“Le sentiment du devoir，[107]”卡洛梅伊采夫解释道。

马尔克洛夫把两个讲话的人打量了一番。

“省长先生！”他说，“我重复一遍我的要求：请您叫人把我带走吧，免得听他们的叽哩咕噜。”

可是省长有点儿不耐烦了。

“马尔克洛夫先生！”他大声说，“我倒要劝告您，处在您现在这样的地位，您应当少讲话，多尊敬您的长上……尤其是他们在表示爱国的感情，像您的beau-frère’a[108]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他又转身向着西皮亚金说：“亲爱的鲍里斯，我将荣幸地把你这高贵的举动报告大臣知道。可是那位涅日丹诺夫先生在那个工厂里究竟住在谁那儿呢？”

西皮亚金皱起眉头来。

“他住在一位索洛明先生那儿，那是工厂里的总工程师，这是帕克林先生对我说的。”

西皮亚金对于折磨可怜的西卢什卡好像感到特别的满足似的；他为了自己在马车里给帕克林的一根雪茄烟，为了自己对他表示过的亲密的态度，甚至为了自己对他说过的那么一丁点儿恭维话，现在要向帕克林报复了。

“而且这个索洛明，”卡洛梅伊采夫插嘴说，“还是一个十足的急进派，共和党。要是阁下也注意他一下，那倒不错。”

“您知道这些先生吗？……索洛明……还有他叫什么！……叫……涅日丹诺夫吗？”省长用了一种带点儿官腔的鼻音问马尔克洛夫道。

马尔克洛夫幸灾乐祸地张大了鼻孔。

“阁下，您知道孔夫子和蒂特·李维[109]吗？”

省长把身子掉开了。

“Il n'y a pas moyen de causer avec cet homme，”[110]他耸了耸肩头说。“男爵先生，请您到这儿来！”

副官连忙到他跟前；帕克林趁这个机会一瘸一拐地走到西皮亚金的身边。

“您在做什么事情？”他小声说；“您想毁掉您的外甥女吗？您知道，她同他住在一块儿，同涅日丹诺夫住在一块儿！……”

“我并不要毁掉谁，亲爱的先生，”西皮亚金高声答道；“我不过服从我的良心的命令，还有……”

“还有您的妻子，我的妹子，您完全听她的命令，”马尔克洛夫和他一样大声地插嘴道。

西皮亚金像通常说的那样，连眉毛也不动一下……这简直值不得他理睬！

“您听我说吧，”帕克林仍旧小声地继续说，他激动得浑身打颤，这中间可能还夹杂得有害怕；他眼里闪着憎恨的光，泪水使他的咽喉哽塞了——这是些可怜他们、恼恨自己的眼泪；“您听我说吧，我对您讲过她结了婚了——这不是真的，我对您撒了谎！可是他们现在就要结婚了——要是您阻止了这件事情，要是警察到那儿去抓他们，那么您良心上的污点就永远洗不干净了——而且您……”

“要是您刚才报告的消息是真的，”西皮亚金越发高声地打岔道，“其实我觉得这很有可疑的地方，——那么更应当尽快使用我认为是必要的手段，至于我良心的清白，亲爱的先生，请您不必担心。”

“他的良心是油漆过的，老弟，”马尔克洛夫又插嘴说；“上的是一层彼得堡的油漆；什么液体都挨不到它！而你，帕克林先生，你尽管嘀嘀咕咕、尽管嘀嘀咕咕吧，可是，嘀咕也是白搭，办不到！”

省长觉得不应当让他们再这样吵下去了。

“各位，我觉得你们的话也说够了，”他说，“那么，亲爱的男爵，请您把马尔克洛夫先生带下去。N'est ce pas，Boris，[111]你用不着再……”

西皮亚金把两手一摊。

“我能说的话全说过了！……”

“很好！……亲爱的男爵！……”

副官走到马尔克洛夫面前，把他的踢马刺一蹬，一只手平举起来，说了一声“请！”马尔克洛夫转过身走出去了。帕克林抱着痛苦的同情和怜悯在想象中同他握了手。

“我们就要派得力的小伙子到工厂去，”省长继续说。“可是有一件事情，鲍里斯；我想——这位先生（他把他的下巴朝着帕克林动了一下。）对你讲过你那个亲戚的事情……也许她在那儿，在那个工厂里面……倘使是这样的话……”

“不过无论如何不能逮捕她，”西皮亚金沉吟地说；“也许她会明白过来，回家来的。要是你允许我的话，我想给她写一个字条。”

“那么请写吧。而且，不用说，你也可以放心……Nous coffrerons le quidam……mais nous sommes galants avec les dames……et avec celle-là donc！[112]”

“可是您怎么对那个索洛明并不采取什么行动，”卡洛梅伊采夫哀痛地叫道。他这一阵子就一直竖起耳朵在听省长同西皮亚金的短短的à parte[113]。“我敢向您担保，他是个主犯！我对那种事情倒有一种嗅觉……灵敏的嗅觉！”

“Pas trop de zèle，[114]亲爱的谢苗·彼得罗维奇，”省长咧嘴笑道。“您记住塔列兰[115]吧！倘使那是事实，他也逃不掉法网的。您倒应该想想您那个……克克克……克！”省长拿手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一个勒脖子的姿势……“哦，再说，”他又转身向着西皮亚金说，“et ce gaillard-là[116]（他又朝帕克林动动他的下巴），Qu'en ferons nous？[117]看样子倒不像是个危险人物。”

“放他走吧，”西皮亚金轻轻地说，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德国话：“Lass' den Lumpen laufen！[118]”

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以为自己引用了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119]里面的一句话。

“您可以走了，亲爱的先生！”省长大声说，“我们用不着您了！以后见吧！”

帕克林向大家一起鞠了一个躬，垂头丧气，并且很丢脸地走出去了。天啊！天啊！这场侮辱可真毁了他了！

“我究竟算个什么东西呢？”他带着说不出的绝望想道；“胆小鬼和告密人吗？可是不……不；各位，我还是一个清白的人，我并不是一点儿勇气也没有！”

可是站在省长公署门前台阶上，用了忧郁的、责备的眼光望着他的那个熟悉的身形是什么人呢？哦，这是马尔克洛夫的老仆人。他显然是进城来看他的主人，他始终不肯离开他的监牢……只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看帕克林呢？并不是他帕克林把马尔克洛夫出卖了的！

“我为什么要去管那些跟我不相干的事情呢？”他继续绝望地想道。“为什么我不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店里呢！现在他们会说，而且我想，会写出来：‘有一位帕克林先生把什么事情都讲了，他出卖了他们……他把他的朋友们全出卖给敌人了！’……”他想到这里又记起了马尔克洛夫投向他的眼光，记起了他的最后那句话：“你嘀咕也是白搭，办不到！”——还有现在这一对老年人的、忧郁的、完全绝望的眼睛！他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痛哭”[120]了，——他便动身到绿洲去，到福穆什卡同菲穆什卡那儿去，到斯南杜里娅那儿去……

三十六

就在这一天早晨，玛丽安娜走出她的屋子，看见涅日丹诺夫穿着衣服坐在长沙发上。他拿一只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无力地放在膝上，动也不动一下。她走到他跟前去。

“你好，阿列克谢……你没有脱衣服吗？你没有睡觉？你脸色多么苍白！”

他的沉重的眼皮慢慢地稍微抬起来。

“我没有脱衣服，我也没有睡。”

“你不舒服吗？还是昨天的酒意没有全消呢？”

涅日丹诺夫摇了摇头。

“自从索洛明走进你的屋子以后，我就没有睡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阿列克谢，你妒忌吗？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在这种时候你还有妒忌的功夫！他在我屋子里不过待了一刻钟……我们在谈他的表哥，就是那个教士，我们商量怎样安排我们的结婚。”

“我知道他只待了一刻钟：我看见他出来的。我并不妒忌，啊，不！可是我还是从那个时候起，就不能够睡。”

“那是为什么呢？”

涅日丹诺夫不做声。后来他才说：

“我老是想着……想着……想着！”

“想什么呢？”

“想你……想他……想我自己。”

“你想出什么结论来没有？”

“我应当告诉你吗，玛丽安娜？”

“告诉我。”

“我想，是我妨碍了——你……他……还有我自己。”

“妨碍我！妨碍他！我还想得出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你声明你并不妒忌。可是你怎么妨碍你自己呢？”

“玛丽安娜，我身上同时有两个人，他们彼此不能相容。所以我想最好是让两个都不要活下去。”

“好啦，不要讲了，阿列克谢，我求你！你为什么要折磨你自己——和我呢？我们现在得想想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你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涅日丹诺夫亲热地拿起她的手。

“玛丽安娜，在我旁边坐坐，让我们像朋友似地谈一会儿。趁现在还来得及。把你的手给我。我觉得我们彼此解释一下也好，虽然人们说一切的解释一般只会使人更加糊涂。不过你心地好，人又聪明；你会什么都了解的，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话，你自己也会想出来。坐下吧。”

涅日丹诺夫的声音很轻，他的眼睛牢牢地望着玛丽安娜，在这一对眼睛里闪露出一种特殊的、友爱的温情和哀求的表情。

她毫不勉强地立刻坐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来。

“好啦，谢谢你，亲爱的。你听我说。我不会多耽搁你的。我昨天夜里把我应当对你讲的话全想好了。好啦——你听我说。你不要以为昨天的事情把我过于弄昏了：昨天我一定做得很可笑，还有点儿叫人厌恶；可是不用说，你并没有怪我，也没有看轻我……你是知道我的。我刚才说，昨天的事情没有把我弄昏；这不是真的，这是瞎说……它的确把我弄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喝醉了让人弄回家来，而是因为它完全证明了我的无能！这不仅因为我不能够像一般俄国人那样地喝酒，而且还因为我什么事都不成！什么事都不成！玛丽安娜，我应当告诉你，我现在对那个把我们结合在一块儿的事业，对那个使我们为了它才一块儿从那个人家逃出来的事业，一点儿也不信仰了。说老实话，对那个事业我已经冷下去了，你的烈火又使我温暖起来，热起来。我不相信它！我不相信它！”

他拿他那只空着的手蒙住他的眼睛，静了一会儿。玛丽安娜也不讲一句话，却埋下头来……她觉得他对她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话。

“我从前常常想，”涅日丹诺夫继续说，他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却不再看玛丽安娜了，“我对事业本身是相信的，我只是怀疑我自己、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才干，我以为我的能力同我的信仰不相称……可是这两样东西明明是分不开的。欺骗自己又有什么用呢！不——我对事业本身并不相信。不过，玛丽安娜，你相信吗？”

玛丽安娜挺起身子，抬起头来。

“是的，阿列克谢，我相信。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要把我这一生完全献给这个事业！一直到最后一口气！”

涅日丹诺夫回过脸向着她，用了羡慕的和深受感动的眼光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会儿。

“对，对；我知道你会这样回答的。那么你看出来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了；你自己一下子就把那根连结我们的带子剪断了。”

玛丽安娜没有答话。

“比如，拿索洛明来说，”涅日丹诺夫又说，“虽然他不相信……”

“什么？”

“不！他不相信……可是他用不着相信；他只是安安静静地朝前走就是了。一个人走路到城里去，他并不问他自己：是不是真有这座城？他只是走他的路。索洛明就是这样。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可是我……不能够朝前走；我不想向后退；待在原地——我又讨厌。我怎么敢要求别人做我的同伴呢？你知道那句俗话：‘一人抬一头，担子就不重’；不过要是有一个人抬不了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人又怎么办呢？”

“阿列克谢，”玛丽安娜犹豫不决地说，“我想你说得夸张了。我们不是互相爱着吗？”

涅日丹诺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玛丽安娜……我尊敬你……你可怜我，——我们每个人都绝对相信对方的诚实！这是真的事实！可是我们中间并没有爱情。”

“不要讲了，阿列克谢，你这是什么话！就在今天，马上，就会有人来抓我们的……我们应当一块儿走开，不要分离……”

“是的；照索洛明的说法，到佐西玛教士那儿去，要他给我们证婚。我很明白，在你的眼里，这次的结婚不过是一张护照，用来避免警察的麻烦的……可是它却多多少少给我们加上了一种……在一块儿、共同生活的……义务……或者它即使不给我们加上一种义务，它至少也预先假定我们有一种共同生活的愿望。”

“你是什么意思，阿列克谢？你要待在这儿吗？”

他差一点儿说出“是”字来了，可是他改变了主意，说：

“不……不……不。”

“那么你要离开这儿，去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吗？”

涅日丹诺夫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这只手仍然放在他的手里。

“不给你找个爱护你的人，不给你找个保护你的人便撇下你，那是一桩罪过——我纵然坏，我也不肯这样做。你会有一个保护你的人……你放心吧！”

玛丽安娜朝着涅日丹诺夫低下头来，关心地把她的脸紧紧挨着他的脸，她想看透他的眼睛，看透他的灵魂——看透他的灵魂的深处。

“阿列克谢，你怎么啦？你有什么心事？告诉我吧！……你叫我担心。你的话是这么费解，这么古怪……还有你的脸色！我从没有看见你这样的脸色！”

涅日凡诺夫轻轻地推开她，轻轻地吻她的手。这一次她没有拒绝，也没有笑，她仍然带着关心和惊慌的表情望着他。

“请你不要担心！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我的不幸全在这儿。听说马尔克洛夫给农民揍了；他挨了他们的拳头，他们弄伤了他的肋骨……农民并没有揍我，他们还同我一块儿喝酒，还敬我的酒……可是他们弄伤了我的灵魂，比弄伤马尔克洛夫的肋骨还厉害。我生下来就有怪脾气……我想把我自己弄好，可是我越弄越坏。你在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个。”

“阿列克谢，”玛丽安娜慢慢地说，“你不该对我不坦白。”

他的手又握紧了。

“玛丽安娜，我把我整个人放在你面前，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不论我做什么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不会有什么事叫你意外吃惊的，真的不会有什么事！”

玛丽安娜还想要求他把这些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些，可是她并没有要求……而且，这个时候索洛明走进房里来了。

他的举动比平时灵活、敏捷。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阔嘴唇紧紧闭着，他的整个脸显得尖了，而且带了一种冷漠、坚决并且还有点儿粗暴的表情。

“朋友们，”他说，“我来告诉你们不要耽搁了。快准备吧……你们应该动身了。你们得在一小时内准备好。你们得去结婚。没有一点儿帕克林的消息；他的马起先让人扣留在阿尔查诺耶，随后又给打发回来了……他留在那儿。他们大概带他到城里去了。当然，他不会出卖我们，可是天知道他也许会不当心讲出什么来的。而且，他们也可以从马的上面得到线索。我已经通知我的表哥。帕维尔要同你们一块儿去。他可以做一个证人。”

“那么您……你呢？”涅日丹诺夫问道。“难道你不去吗？我看你是上路的打扮，”他补充这句话的时候，一面在看索洛明穿的沼地用的高统皮靴。

“哦，我穿这个……只是因为外面路烂。”

“不过你不会要替我们担当责任吧？”

“我倒还没有想到……不管怎样——这是我的事情。那么就在一小时内吧。玛丽安娜，塔季扬娜想看看您。她准备了一点儿东西。”

“啊！是的！我正要去看她……”

玛丽安娜向着门走去……

涅日丹诺夫的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半似恐惧、半似悲伤的表情……

“玛丽安娜，你走了吗？”他突然用了一种因恐惧而压低的声音说。

她站住了。

“我半个钟头就回来。我收拾行李要不了多少时间。”

“是的；不过到我身边来吧……”

“好的；什么事？”

“我想再看你一眼。”他看了她好一会儿。“再见，再见，玛丽安娜！”她有点儿吃惊了。“哦，不是……我在讲些什么呢？我在……胡扯。你半个钟头就会回来，不是吗？嗯？”

“当然。”

“好吧，是的……是的……请原谅我。我没有睡好觉，我的头发晕。我也要马上……收拾行李。”

玛丽安娜走出去了。索洛明正要跟着她出去。

涅日丹诺夫留住他。

“索洛明！”

“什么？”

“把你的手给我。我得谢谢你的款待。”

索洛明笑了笑。

“你怎么这样想！”可是他还是伸出手给他。

“还有一件事情，”涅日丹诺夫继续说，“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以指望你照顾玛丽安娜吗？”

“你未来的妻子吗？”

“哦，是的，玛丽安娜！”

“第一，我相信你不会出事情；第二，你可以放心：我和你一样地宝贵玛丽安娜。”

“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知道！那么，好极了。谢谢你。一个小时以内吗？”

“一小时以内。”

“我会准备好的。再见！”

索洛明走出房去，在楼梯上赶上了玛丽安娜。他原想对她谈谈涅日丹诺夫的事，可是他并没有讲话。玛丽安娜也明白索洛明要对她讲什么——并且正是关于涅日丹诺夫的话——他却没有讲出来，所以她也不讲了。

三十七

索洛明出去以后，涅日丹诺夫马上从长沙发上跳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遍，随后又像是呆呆地在想什么，在屋子当中站了一会儿；他忽然把身子抖了两下，匆匆地脱掉他那身“化装跳舞的”服装，用脚踢到角落里去，拿出他自己从前的衣服穿上。然后他走到那张小小的三脚桌前面，从抽屉里拿出两封已经封好的信和一个小东西来，他立刻把小东西塞进衣袋里去；两封信却留在桌上。他又在火炉前面蹲下来，打开火炉门……炉里只剩下一堆纸灰。涅日丹诺夫的文件，他秘藏的诗稿本就只剩了这么一点儿……他一夜里全烧光了。可是火炉里面，靠边上还放着马尔克洛夫送给他的玛丽安娜的画像。明明是他没有勇气把这幅画像烧掉！涅日丹诺夫小心地取出它来，放在封好的信旁边。

随后他下了决心伸手拿起他的帽子，朝房门走去……可是他又站住了，向后转过身子，进了玛丽安娜的房间。他在那儿待了一分钟，朝四周看了看，走到她那张窄小的床跟前，弯下身子，发出一声哽咽，把他的嘴唇压下去，不去亲枕头，却吻了床脚头……他马上又站起来——把帽子拉得遮住前额，跑出去了。

涅日丹诺夫在走廊里、楼梯上、楼下，都没有遇见一个人，便悄悄地走进园子里去。这是一个阴天，天空低垂下来，潮湿的微风吹动了草尖，把树叶吹得沙沙地响。工厂里比在平日这个时候少一点儿响动和喧哗；从它的院子里吹过来煤炭、沥青和脂油的气味。涅日丹诺夫机警地、小心地看了看四周，便直接走到一棵老苹果树下面，他来的那天，第一次从他的小屋子的窗口望出去，这棵苹果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苹果树树干上长满了干苔；它那参差不齐的光秃的枝上点缀了几片泛红的绿叶，弯曲地伸向空中，好像老年人的向人哀求的、齐肘拐弯起来的胳膊一样。涅日丹诺夫用坚定的脚步踏着苹果树在下面盘根的黑色土地，从衣袋里掏出他先前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的那个小东西。然后他注意地望着侧屋的窗口……“要是这个时候有人看见我，”他想道，“那么我也许会延期……”可是一张人脸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一切都离开了他，永久地远去了，留下他来受命运的摆布。只有工厂里继续发出不响亮的闹声和难闻的气味。头上针一样的冷冷的细雨开始落下来。

涅日丹诺夫立在树下，从弯曲的树枝间望上去，望着那低垂的、灰色的、盲目无情的、潮湿的天空，他打了一个呵欠，身子猬缩一下，心里想道：“什么都完了，我不要回彼得堡坐牢去，”他摔开他的帽子，他预先感觉到浑身起了一种好像有点儿舒适的、强烈的、难堪的倦意，他把手枪对着胸膛，钩了扳机……

他马上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打了他，不过并不十分厉害……可是他已经仰卧在地上了，他想知道他究竟怎样了，而且他怎么会现在看到塔季扬娜？……他甚至想唤她，对她说：“啊，用不着……”然而现在他已经全身麻木了，一阵浑浊的绿色旋风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眼里、在他的额上、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旋转起来——有一种极沉重的扁平的重东西把他永远压在地上。

涅日丹诺夫觉得自己看见了塔季扬娜，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他钩手枪的扳机的时候，她正走到侧屋的一个窗口，看见涅日丹诺夫站在苹果树下。她还来不及想：“在这样天气，他光着头站在苹果树底下干什么？”他就像一捆干草似地脸朝天地栽倒在地上了。她没有听见枪声（枪声太轻了），可是她马上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连忙跑下楼到园子里来……她跑到涅日丹诺夫的身边……“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您怎么啦？”然而他已经给黑暗包围住了。塔季扬娜俯下身子看他，见到了血……

“帕维尔！”她大声叫起来，连声音也变了，“帕维尔！”

不到一会儿，玛丽安娜、索洛明、帕维尔和工厂里的两个工人已经在园子里了。他们马上把涅日丹诺夫抬起来，抬到侧屋里去，就把他放在那张他在上面待过了他的最后一夜的长沙发上。

他仰卧着，眼睛半闭，完全不动了，脸色发青。他发出一阵拖长的、困难的喘息，有时还抽一口气，好像快要断气似的。生命还没有离开他。玛丽安娜和索洛明站在长沙发的两边，他们的脸色差不多同涅日丹诺夫的一样地苍白。两个人（尤其是玛丽安娜）都很震惊，很激动，并且受到了打击，可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意外的事。“我们怎么早没有料到这个呢？”他们心里想道；可是他们同时又觉得他们已经……是的，他们已经料到了。那次他对玛丽安娜说：“不论我做什么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不会有什么事叫你意外吃惊”的时候，还有他说到他身上有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的时候，难道没有给她引起一点儿朦胧的预感吗？为什么她那个时候不马上停下来思考这些话，思考这些预感呢？为什么她现在不敢看索洛明，好像他是她的同谋人……好像他也感到良心的谴责似的呢？为什么在她对涅日丹诺夫的无限的、绝望的怜惜里面，还混杂着一种恐惧、不安和惭愧的感情呢？也许她本来是可以救他的吗？为什么他们两个站在那儿不敢吐一句话呢？他们几乎连气也不敢吐——却等待着……等待什么呢？啊，我的天！

索洛明差人去请医生，可是不用说，没有一点儿希望了。塔季扬娜拿一大块海绵浸着冷水放在涅日丹诺夫的已经发黑的、止了血的小小伤口上，又用冷水和醋弄湿他的头发。涅日丹诺夫的喘息突然停止了。他稍微动了动。

“他清醒过来了，”索洛明小声说。

玛丽安娜在长沙发旁边跪了下来。涅日丹诺夫看着她……在这以前他的眼睛是像垂死的人那样固定不动的。

“我还……还活着，”他慢慢地说，声音低到差不多听不出来了。“这个也失败了……我把你们耽搁住了。”

“阿廖沙！”玛丽安娜呻吟地唤道。

“是这样……不会久的……玛丽安娜，你还记得，在我的……诗里面……‘请在我身上盖满鲜花’……鲜花在哪儿呢？……然而你在这儿……那儿，在我的信里……”

他突然浑身颤抖起来。

“哦，她在这儿……把你们两个的手……伸给……对方吧——当着我的面……快……伸出来……”

索洛明抓住玛丽安娜的手。她的头放在长沙发上，脸朝下，挨着他的伤口。

索洛明直挺挺地、严肃地站着，他的脸色像夜那样阴郁。

“这样……好的……这样……”

涅日丹诺夫又抽起气来，可是这次的抽法却是很不寻常的了……他的胸部胀起来，腰也鼓起来了……

他显然想把自己的手放到他们的互相握着的手上面去，可是他的手已经死了。

“他快死了，”塔季扬娜站在门口小声地说，她在自己胸上画起十字来。

抽气的声音越来越少，越短了……他的眼光仍然在寻找玛丽安娜……可是一种威严可怕的白幕把他的眼睛从里面罩住了……

“好的……”这便是他最后的话。

他已经死了……可是索洛明和玛丽安娜的连在一块儿的手还放在他的胸膛上。

下面便是他留下来的两封短信。一封是写给西林的，只有寥寥几行：

别了，兄弟，朋友，别了！你接到我这张字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要问我怎样死，为什么死，也不要伤心；你知道，我还是现在死的好。请你拿出我们的不朽的普希金，读一读《叶甫盖尼·奥涅金》里面描写连斯基的死的那一节吧。你记住：“窗上涂着白粉，女主人已经远去……”[121]等等。再没有别的了。我再没有话对你说了……因为我想说的太多，却又没有时间来说。可是我又不愿意不事先通知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否则你会以为我还活着，那么我就辜负我们的友情了。别了；好好地活下去。

你的朋友阿·涅·

另外一封信稍微长一点儿，是写给索洛明和玛丽安娜的。信上写着：

我的孩子们！

（这几个字后面空了一段；有什么话给涂掉了，更像是给擦脏了，仿佛有眼泪落在那上面似的。）

我这样称呼你们，你们也许觉得奇怪。我自己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你，索洛明，不用说，比我年纪大。可是我要死了——我现在站在生命的尽头，我把自己看作一个老人。我很对不起你们两个，尤其是你，玛丽安娜，我使你们这么伤心（我知道，玛丽安娜，你会伤心的），而且我已经给了你们那么多的麻烦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找不到别的出路。我不能够使我简单化；所以我只有把我自己整个涂掉。玛丽安娜，我一定累了你，也累了我自己。你很宽大，——你会高兴地挑着这个担子，把它当做新的牺牲……可是我没有权利把这个牺牲加在你的身上；你还有更好、更大的工作。我的孩子们，让我用这只好像是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把你们结合在一块儿吧。你们在一块儿会过得很幸福。玛丽安娜，你最后会爱上索洛明的——至于他呢……他在西皮亚金家里看见你的时候就爱你了。虽然过了两三天我就同你一块儿逃了出来，可是我也明白这件事情。啊，那天早晨！天气多好，多新鲜，充满青春的朝气！我想起那天早晨，就觉得它是你们的（你的同他的）共同生活的一个预兆、一个象征，我不过偶尔在那一天代替他一下罢了。然而现在应当结束了！我不想引起你们的怜悯……我只想替我自己稍微辩白一下。明天你们会有一些很痛苦的时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别的出路，不是吗？别了，玛丽安娜，我的诚实的好姑娘！别了，索洛明！我把她托给你。幸福地生活下去——活着去帮助别人；而且你，玛丽安娜，只有在你感到幸福的时候，才请你想到我。请你想到我，当我也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不过这个人是不宜于生倒宜于死的。我用了真诚的爱爱过你吗？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可是我知道我从没有感觉过比这个更强烈的感情，而且要是我不把这种感情同我一块儿带到坟墓里去，那么死对于我一定会是更可怕的了。

玛丽安娜！要是你将来遇到一个叫做马舒林娜的姑娘的时候（索洛明认识她，我想你也见过她的），请你对她说，我临死前不久还怀着感激想念过她……她会明白的。

然而我得跟你们分开了。我刚才从窗口望了出去：在那些跑得很快的云片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云虽然跑得快，它们也遮不了这颗星。这颗星使我想起了你，玛丽安娜。这个时候你睡在隔壁屋子里，你一点儿也没有猜想到……我走到你的房门口，侧耳倾听着，我仿佛听见了你的均匀的、平静的呼吸……别了！别了！我的孩子们，我的朋友们，别了！

你们的阿·

啊呀！啊呀！啊呀！怎么我在这封临终的信里不提到我们的伟大的事业呢？我想这是因为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不需要撒谎……玛丽安娜，请原谅我加上这个附言……说虚假的指的是我，——你所相信的倒不是假的！

是的！还有一件事情：玛丽安娜，你也许会想：“他们一定会把他关到牢里去，他害怕坐牢，——才采取这个手段来逃避它吧？”不；监牢本身并不可怕；可是为了自己并不相信的事业坐牢，却是毫无意义了。我自杀，——并不是因为害怕坐牢。

别了，玛丽安娜！别了，我的纯洁的、清白无瑕的姑娘！

玛丽安娜和索洛明轮流地读了信。然后她把她的画像同两封信都放在她的衣袋里，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索洛明对她说：

“都准备好了，玛丽安娜；我们走吧。我们应当实现他最后的愿望。”

玛丽安娜走到涅日丹诺夫跟前，用她的嘴唇在他那已经变冷的额上吻了一下，便转身对索洛明说：

“我们走吧。”

他握住她的手，两个人一块儿走出了房间。

几个小时以后，警察突然到工厂里来搜查，不用说他们找着了涅日丹诺夫——不过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塔季扬娜把他的尸体装饰好了，在他的脑袋下面垫了一个枕头，两只胳膊交叉地放在胸膛上，甚至在他旁边那张小桌上放了一束鲜花。帕维尔已经得到一切必要的吩咐了，他非常恭敬地但又同样嘲讽地接待那些警察官员，弄得他们不知道应当感谢他呢，还是把他也抓去？他把自杀的经过情形详细地对他们说了，并且拿出瑞士干酪同马德拉的白葡萄酒款待他们；可是他承认他完全不知道瓦西里·费多特奇同那位在这儿住过的小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只限于陈述：瓦西里·费多特奇，因为工厂有事情，从来没有在外面久耽搁过；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会回来的——他回来，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让城里知道。他这个人一向是遵守时间的。

于是那些官员先生们只好空手回去了，他们留下一个警察看守尸体，并且答应派一个验尸官来。

三十八

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过了两天，一辆大车驶进了那个“谦和的”佐西玛教士的院子里，车上坐的一男一女都是我们熟识的人。他们到后第二天就正式结了婚。不多时他们又走了，善良的佐西玛教士对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索洛明离开工厂后，留了一封信在厂里，是写给老板的，由帕维尔交去了；在这封信里他又详细、又精确地说明了工厂的情形（它是很兴旺的），并且请了三个月的假。这封信是在涅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的，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断定索洛明在那个时候就认为他应当同涅日丹诺夫、玛丽安娜一块儿去别处躲避一阵子了。对于自杀案件的侦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给埋葬了。西皮亚金也不再找寻他的外甥女了。

九个月以后马尔克洛夫的案子开审了。在审讯时候他的态度同在省长面前的时候一样：安静，还有几分高傲，可是也有一点儿忧郁。他平日的那种粗暴已经缓和多了，不过这并不是由于胆小，这是另一种更高贵的感情的作用。他一点儿也不替自己辩护，一点儿也不表示后悔，他不责备别人，也没有供出谁的名字；他那带着失神眼光的消瘦面孔上保留着一种表情，就是：对他的命运的服从和坚定。他那些简短扼要的、真实的回答就是在法官们的心中也唤起了一种近似怜悯的感情。连那些捉了他、并且到法庭作证揭发他的农民们——连他们也动了这样的感情，还说他是一位“老实的”、好心肠的老爷。可是他的罪行太明显了；他实在逃不掉惩罚，并且好像他自己也认为处罚是应当的。至于其余的不多几个同犯，马舒林娜失踪了；奥斯特罗杜莫夫鼓动一个店老板起来革命，让那个人“粗笨地”一下子就打死了；戈卢什金因为他“诚心悔过”（惊恐和苦恼差一点儿把他弄疯了），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基斯利亚科夫给监禁了一个月，又放出来，居然还让他在各省自由地跑来跑去；涅日丹诺夫身死免刑；索洛明虽然有嫌疑，可是因为证据不足，便没有受到牵连（不过他并没有逃避审讯，总是随传随到）。玛丽安娜的名字连提也没有人提过……帕克林完全脱身了；其实根本没有人注意他。

一年半又过去了，现在是一八七○年的冬天。在彼得堡，三级文官兼御前侍从西皮亚金开始出任显职了；他的夫人也成了艺术的保护者，她举办音乐晚会，开办简便食堂；卡洛梅伊采夫成了部里一个最有前途的官吏。在瓦西里岛[122]的一条横街上，一个穿猫皮领旧大衣的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这是帕克林。他近来也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毛皮小帽下面露出来的鬓发中已经有了银丝。一位相当结实的高个子太太，身上紧紧裹着一件深色呢大衣，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帕克林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随后他又突然站住，想了一想，张开两只胳膊，兴奋地转过身子，追上了她，仰起脑袋去看她帽子下面的脸。

“马舒林娜？”他低声唤道。

那位太太尊严地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又往前走了。

“亲爱的马舒林娜，我认识您，”帕克林接着说，他一瘸一拐地跟在她身边，“只是请您不要害怕。您知道，我不会出卖您——我碰见您，太高兴了！我是帕克林，西拉·帕克林，您知道，涅日丹诺夫的朋友……请到我家去坐坐吧；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过两步路……请吧！”

“Ио соно коnтесса Рокко дu Санто-Фuуmе！[123]”那位太太低声答道，可是她带了纯粹的俄国口音。

“好吧，就算您是一位‘康捷莎’[124]……一位多漂亮的‘康捷莎’。……请到我那儿去，聊聊天……”

“可是您住在哪儿呢？”那位意大利伯爵夫人突然用俄语问道。“我没有功夫。”

“我就住在这儿，在这条横街上——那就是我的房子，那所灰色的三层楼房。您真好，不再对我隐瞒了！请把手伸给我，我们走吧。您在这儿待久了吗？您为什么成了一位伯爵夫人呢？您跟什么意大利‘康捷’[125]结了婚吗？”

马舒林娜并没有同什么意大利“康捷”结婚。她弄到一张死了不多久的Рокко дu Санто-Фuуmе伯爵夫人的护照，虽然她不懂一句意大利话，而且她有着最典型的俄国人的面貌，她拿着这张护照，居然很泰然地回到俄国来了。

帕克林引她到了他的简陋的住所。他的驼背的妹子同他住在一块儿，这个时候便从那个把小小的厨房跟小小的过道隔开的隔断后面转出来招呼客人。

“这儿来，斯纳波奇卡[126]，”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请你赶快给我们弄点儿茶来。”

马舒林娜要不是听见帕克林提起涅日丹诺夫的名字，她是不会到他家里来的，她从头上摘下帽子，用她那像男人一样的手理了理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剪得短短的头发，鞠了一个躬，便默默地坐了下来。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连身上的衣服也还是两年前穿的那一件；可是她的眼里却含了一种凝固般的哀愁，这给她平日那样严厉的面容添上一种动人的表情。

斯南杜里娅准备茶炊去了，帕克林在马舒林娜对面坐下来，轻轻地拍一下她的膝头，他的脑袋垂在胸前；他要讲话的时候，却不得不先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他咽喉哽塞，泪珠在眼里发亮。马舒林娜端正地坐在椅子上，不动一下，也不靠椅背，阴沉地望着一边。

“是的，是的，”帕克林说，“真是不堪回首了！望着您我想起……许多事情同许多人。死的同活的。连我那对小鹦鹉也死了……不过我想，您不认识他们；他们就像我预言的那样死在同一天里面。涅日丹诺夫……可怜的涅日丹诺夫！……不用说，您知道……”

“是的，我知道，”马舒林娜说，她的眼睛仍然望着一边。

“您也知道奥斯特罗杜莫夫的事吗？”

马舒林娜只是点了一下头。她希望他继续谈涅日丹诺夫，可是她又不肯向他问起涅日丹诺夫的事情。然而他明白她的心思。

“我听说他的遗书里面提到了您——这可是真的？”

马舒林娜并没有马上回答。

“是真的，”她末了说。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他没有走对路！他并不是革命者，和我一样！您知道他本来是什么呢？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舒林娜匆匆地看了帕克林一眼。她不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她也不想弄明白。他敢拿自己同涅日丹诺夫相比，她觉得这太奇怪，而且太不配了；不过她心里想道：“就让他去吹牛吧。”（其实帕克林并没有吹牛，他倒还以为把自己贬低了呢。）

“有个名叫西林的人在这儿找到了我，”帕克林接着说。“涅日丹诺夫临死前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这个西林，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找到死者留下的什么稿件？可是阿廖沙的东西全给封存了……而且里面也没有稿件；他全烧了，他把他的诗也烧了。您也许不知道他写过诗吧？我真为它们感到惋惜；我相信里面有几首诗的确很不坏。那一切都同他一块儿消灭了——一切都落进了那个总的大漩涡里面——永远地死了！只有他的朋友们的记忆留了下来——到后来他的朋友们也要消灭的！”

帕克林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西皮亚金夫妇，”他又说下去，“您还记得那一对又谦恭、又尊严、又讨厌的名人吗？他们现在到了权力和荣誉的顶点了！”马舒林娜，不用说，完全不“记得”西皮亚金夫妇了；可是帕克林把他们两个人，尤其是西皮亚金，恨透了，所以只要有“痛斥”他们的机会，他决不肯放过。“据说他们家里正在大唱高调！他们老是在谈论品德！！可是据我看来，谈品德谈得太多了，就像病人房间里香气太多，你可以断定一定是在掩盖什么臭气了！这是可疑的征象！他们把可怜的阿列克谢给毁了，这一对西皮亚金夫妇！”

“索洛明怎样呢？”马舒林娜问道。她突然不想再听这个人讲他的任何事情了。

“索洛明！”帕克林提高声音说。“这是个好样的。他搞得很好。他离开了他从前那个工厂，把最好的工人都带走了。那儿还有一个人……据说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帕维尔……索洛明把他也带走了。听说现在，他自己有了一个工厂——一个小厂——开设在彼尔姆附近，而且实行了一种共同经营的办法。这个人干一件事从来不肯中途放手！他会干到底的！他又精明，又结实。是个——好样的！主要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要把社会的创伤治好。因为，您难道不知道我们俄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民族吗？我们老是盼望着：有一天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突然出现，把我们一下子就治好了，我们所有的伤口都长好了，像拔掉一颗病牙似地把我们的百病全拔除了。这个魔术师是什么人呢？达尔文主义？农村？阿尔希普·彼列片季耶夫[127]？对外战争？或者别的什么都成！只是，先生，拔掉我们的牙齿！！这只是偷懒的、消沉的、浅薄的想法！可是索洛明不是这样：不，他不拔牙齿——他是个好样的！”

马舒林娜把手挥动一下，好像在说：“所以应当把他勾掉了。”

“好啦，那个姑娘呢，”她问道，“我忘了她叫什么，就是同他，同涅日丹诺夫一块儿逃走的那个？”

“玛丽安娜吗？是的，她现在就是这个索洛明的妻子。她同他结婚已经一年多了。起初只是名义上的，可是现在，听说她真的做了他的妻子了。是——啊。”

马舒林娜又把手挥动一下。

她从前妒忌玛丽安娜同涅日丹诺夫相爱，可是现在又恼恨她不忠于他的爱情了。

“看来他们已经有了小孩吧，”她轻蔑地说。

“也许是的，我不知道，可是您要往哪儿，往哪儿去呢？”帕克林看见她拿起帽子，便补充了后一句话。“等一下吧，斯纳波奇卡马上就给我们拿茶来了。”他并不是特别想留住马舒林娜，却只是想趁这个机会把堆积在他胸中并且正在那儿沸腾的一切发泄出来。帕克林自从回到彼得堡以后，就很少同别人来往，尤其少同年轻人接近。涅日丹诺夫的事情吓坏了他；他现在非常小心，并且竭力避免交际——年轻人那方面也很怀疑他。有一个年轻人甚至于当面骂他告密者。他同老年人又合不来；所以他有时候整整几个星期不得不闭着嘴。他在妹子的面前也不便畅快地讲话；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她不能了解他——哦，不！他素来把她的智力看得很高……不过他对她却不得不正正经经地讲些完全真实的话；只要他开始“吹”起来，或者“炫耀一番”，她马上就会用一种特别的、注意的、怜悯的眼光望着他；他便感到害臊了。可是一个人要是不多少“炫耀一番”（哪怕小小地来一下也行），那么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因此彼得堡的生活叫帕克林受不下去了，他已经在想迁到莫斯科去，那又怎样呢？各种的想法、观察、编造、笑话同挖苦话积在他的心里，就像水给关在水闸里面一样……闸门打不开：水不流动，腐败了。偶然碰到了马舒林娜……他便打开了闸门，谈起来，谈起来……

彼得堡，彼得堡的生活，整个俄罗斯都挨了骂！对任何人、任何事他都不留情。马舒林娜对这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她不反驳他，也不打他的岔……他对她没有更大的要求了。

“是啊，女士，”他说，“我可以给您保证，现在真是太平盛世呢！社会完全停滞了；所有的人都烦得要死！文学界空空荡荡——你要在那儿滚球也行！就拿批评来说吧……要是一个进步的年轻批评家必须说‘母鸡有下蛋的特性’的时候，你得给他整整二十页的篇幅来说明这个伟大的真理——而且就是这样，他也难搞得好！让我告诉您，这些先生，他们肥肥胖胖，就像鸭绒被一样，黏黏糊糊就像面包渣汤一样——他们口里吐着白沫，讲的却是寻常话！至于科学呢……哈！哈！哈！我们也有博学的康德，不过这只是我们工程师领子上的‘康德’罢了。[128]在艺术界也是一样的情形！您要是高兴今天去听音乐会，您就会听到我们民族的歌唱家阿格列曼茨基[129]……他现在正走运呢……要是一份配上荞麦饭的鳊鱼[130]，我告诉您，一份配上荞麦饭的鳊鱼，要是有嗓子的话，它一定会唱得和这位先生完全一样！连那位斯科罗皮兴（您知道我们那位土生土长的阿里斯达克[131]吧）也恭维他！他说，这完全不像西方的艺术！他也称赞我们那班下流的画家！他说：我自己从前也非常欣赏欧洲，非常欣赏意大利人；可是我听了罗西尼，心里却想道：‘哎！哎！’我看了拉斐尔，——又是‘哎！哎！’[132]这个‘哎！哎！’倒是我们那班年轻人很满意的；他们也跟着斯科罗皮兴不停地嚷：‘哎！哎！’您想想看，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同时我们老百姓穷得真厉害，他们完全给捐税毁了，现在办到的惟一的改革就是农民全戴便帽，他们的老婆倒把帽子[133]取消了。还有饥荒！酗酒！放高利贷的人！”

可是听到这儿，马舒林娜打起呵欠来了——帕克林知道他应当改变话题了。

“您还没有告诉我，”他对她说，“您这两年中间住在哪儿，您到这儿久不久——您在干什么——您怎么会变成了意大利人，而且为什么……”

“您不需要知道这些，”马舒林娜插嘴说；“有什么用处呢？现在它们同您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帕克林觉得好像给什么东西扎痛了，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勉强地短短笑了一下。

“好吧，我也不勉强您，”他答道。“我知道在现在这一代人的眼里看来，我是落后的了；而且说老实话，我也不能把自己算在……那班人里面……”他没有把这句话讲完。“斯纳波奇卡给我们拿茶来了。您喝一杯吧，一面听我讲话……说不定您会在我的话里面找到一点儿有趣味的东西。”

马舒林娜拿了一杯茶同一块方糖，她一面喝茶，一面轻轻地咬着方糖。

帕克林直率地笑了起来。

“幸好这儿没有警察，不然这位意大利伯爵夫人……您叫它什么呢？”

“Рокко ди Санто-Фuуме，”马舒林娜沉着地、正经地说，她慢慢地喝着热茶。

“Рокко ди Санто-Фuуме！”帕克林跟着说了一遍，“她喝茶的时候还要咬方糖。[134]这太不像了！警察马上会起疑心的。”

“是啊，”马舒林娜说，“在边境上，有个穿制服的家伙跟我找麻烦；他老是拦住我盘问；我后来忍耐不下去了。我就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不要缠我吧！’”

“您对他讲意大利话吗？”

“不，讲俄国话。”

“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他当然走开了。”

“好极了！”帕克林提高声音说。“‘康捷莎’真不错！请再喝一杯！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谈谈。我觉得您有点儿瞧不起索洛明。可是您知道我要告诉您什么呢？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物。他们那种人，我们见一两面，是不会了解他们的，不过我敢担保，他们是真正的人物；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并不是英雄；连所谓‘劳动的英雄’也不是（“劳动的英雄”这个称呼，还是一个什么美国或者英国的怪人在他那本写来教训我们这班可怜虫的书里面用过的）；他们是结实、平凡、沉闷乏味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人！您只要看看索洛明，他的脑子就像白天那样地清楚，他的身体就像鱼那样地健康……这不是一个奇迹吗？您瞧，在我们俄国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你只要是一个活人，有感情，有思想，那么你一定是一个病人！可是我敢说，使我们痛心的事，索洛明也感到痛心，我们恨的东西，他也恨——不过他的神经很镇静，他的身体可以由他充分控制……所以他是好样的！我要说，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却又不说空话；他受过教育——却又是从老百姓中间出来的；纯朴——却又精明……您还需要什么样的呢？”

“您可以不去管，”帕克林接着说下去，他越往下说，越是兴奋，他没有注意到马舒林娜早已不听他讲话了，她的眼睛又掉在一边望着别的地方，“您可以不去管我们俄国现在已经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斯拉夫派、官吏、有宝星的同没有宝星的将军、享乐至上主义者同摹仿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我认识一位叫做哈夫罗尼娅·普雷肖娃的太太，她无缘无故地突然变成了一个法国的正统派[135]，她对任何人都说，她死后他们只要把她的尸首打开，就会看见她的心上刻着亨利五世[136]的名字。……就是刻在这位哈夫罗尼娅·普雷肖娃的心上！）您可以不去管这一切，我最尊敬的女士，可是请听我说，真正的、我们自己的道路还是在索洛明他们那儿，在那些平凡的、纯朴的、精干的索洛明那儿！请记住，我对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八七○年冬天，这个时候德国正要消灭法国[137]……这个时候……”

“西卢什卡，”斯南杜里娅在帕克林背后轻轻地唤道，“我觉得在你对未来的判断上，你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宗教和它的影响……而且，”她连忙补充说，“马舒林娜小姐也不在听你……你还不如请她再喝杯茶吧。”

帕克林忽然明白过来了。

“哟，不错，尊敬的女士，——说实在话，您不要喝茶吗？”

可是马舒林娜把她的忧郁的眼睛转过来望着他，沉吟地说：

“帕克林，我想问问您，您有没有涅日丹诺夫写的什么——或者他的相片？”

“有一张相片……有的；而且看来照得很不错。在桌子那儿。我马上去给您找出来。”

他在翻他的抽屉；斯南杜里娅走到马舒林娜面前，用同情的眼光牢牢地望了她许久，像一个同志似地握住她的手。

“它在这儿！找着了！”帕克林大声说，他把照片递给她。马舒林娜并没有好好地看看照片，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满脸通红，匆忙地把它揣在怀里，然后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您要走吗？”帕克林说。“至少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我明白；您不愿意让我知道！也好，可是无论如何请您告诉我一件事：你们是不是仍旧听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命令行动呢？”

“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

“不然，你们也许是听另一个人——西多尔·西多雷奇的命令吧？”

马舒林娜没有回答。

“再不然便是一个匿名的人在指挥你们吧？”

马舒林娜已经跨出了门槛。

“也许是一个匿名的人！”

她把门碰上了。

帕克林在关上了的门前面呆呆地立了好一会儿。

“匿名的俄罗斯！”他最后说。

作者像

[1] 利物浦是英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重要海港。

[2] 拉丁语：“附言”或“再启”。

[3] 表示注意的意思，与中文加圈相等。

[4] 法语：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法语：睁开眼睛——您就会看见！

[6] 法语：我知道一点儿这种事情，太太！

[7] 法语：他太粗暴了。

[8] 法语：现在熊露出它的脚爪来了。

[9] 英语音译，手杖。

[10] 法语：这就是我们谈过的那个人吗？

[11] 法语：这是示威吗，好朋友？

[12] 法语：是啊，好朋友，这是现今不可少的示威啊！

[13] 法语：卡洛梅伊采夫，我请您安静一下。

[14] 法语：这个流氓！

[15] 法语：殷勤周到地。

[16] 法语：殷勤。

[17] 法语：普通身份的。

[18] 法语：私下。

[19] 法语：菜单。

[20] 英语：麦酒。

[21] 英语：贵族地主。

[22] 法语：够啦，谢苗！

[23] 圣叶戈尔节是五月五日（旧俄历4月23日）；喀山圣母神像节是十一月四日（旧俄历10月22日）。

[24] 这里提到的两句谚语，第一句应该是：“蟋蟀要认得自己的灶头！”第二句应该是：“使得草屋好看的不是角落〔指供神像的角落〕，而是馅饼〔指食物〕。”

[25] 法语：我们这位很好的。

[26] 法语：朴直的声音。

[27] 法语：他多熟悉我们老百姓的风俗！

[28] 法语：风俗和需要！

[29] 法语：天啊，我多倦！

[30] 法语：是你自己愿意的，乔治·唐丹！（这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三幕喜剧《乔治·唐丹》中乡下财主乔治·唐丹的一句独白。）

[31] 贾格诺特是印度教徒崇拜的偶像。

[32] 乔治·司蒂芬森（1781—1848），英国工程师，火车头的发明者。

[33] 当时俄国贵族口中的“俄国人”专指俄国的平民。

[34] 法语：事实上。

[35] 法语：前程远大的。

[36] 法语：亲爱的，您不再是一个小孩儿了。

[37] 法语：蛮不讲理的女人！

[38] 法语：是的，小姐，我以前是这样，我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39] 法语：不要太自作聪明吧，我求您！

[40] 法语：听我说，我恳求您！

[41] 法语：我不是一个落后的人。

[42] 法语：我的舅母。

[43] 法语：我们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吧。

[44] 法语：小姐，不是我叫您说的！

[45] 伊兰伊兰是马来亚等地生产的蕃荔枝科树木。伊兰伊兰香水就是由这种树木的花蒸馏出来的香水。

[46] 即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名字的缩写。

[47] 法语：出去，出去，我给您说的……

[48]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作家。《巴雅泽》是他的五幕悲剧，一六七二年一月初首次上演。爱尔莎·拉舍尔（1821—1858）是法国著名悲剧女演员，用新的方法演古装悲剧，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49] 法语：我是一个清白的女人，从前是，将来也永远是。

[50] 夫人呢是一种特细的呢子。

[51] 美国人讳言“servant（仆人）”，改说“help（帮手）”，也是雇用的人的意思。

[52] 按当时俄国农民的习惯，这表示她绝不再喝了。

[53] 三角桌是放在屋角的小桌子。

[54] 法语：新婚夫妇。

[55]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文艺批评家和诗人。

[56] 原诗全文如下：让我死吧——死并不足悲；只有一件事折磨我病弱的心灵：死来的时候，不要它对我 开难堪的玩笑。我害怕朋友们的热泪，落在我僵冷的尸体上，我害怕有人怀着愚蠢的热诚，把鲜花放在我的棺木上；我害怕朋友们没有一点私心 伴送我的遗体直到墓地；我害怕我躺在地下，受到热爱与尊敬。我害怕我生前所热烈想望 而不能得到的一切，这时会在我的墓前，愉快地对我微笑。《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四卷第六一五页。——原注

[57] 《四弟兄的故事》是民粹派印发的宣传小册子，又名《四个朝圣者》或《真理与虚伪》。书中抨击俄国的社会制度。

[58] 卢克里亚是普通俄罗斯女人的名字。

[59] 这是莱蒙托夫《致阿·奥·斯米尔诺娃》的诗的最后两行。

[60] 莫韦统是法语manvais ton的译音，意思是“毫无教养的人”。

[61] 弗·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寡不敌众》（1866）当时在俄国非常流行。在这个作品中他反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德国的社会；表现了杰出的个人没有群众的支持在社会改革中不能取得成功的思想。

[62] 《以赛亚，欢喜啊！》这首赞美诗是在帝俄时代举行结婚仪式、教士引着新婚夫妇绕着读经台走三圈的时候唱的。

[63] 英语：决不要说死。

[64] “那个家伙”原文是“他”字。塔季扬娜用“他”字称呼马舒林娜，是说她不像女人。

[65] 指马舒林娜，下同。

[66] 指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等国供奉的太阳神，要焚烧活人（主要是儿童）作为祭品来供他。

[67] 戈卢什金本来是分离派教徒。

[68] 菲拉列特（1782—1867），激烈的反动分子，一八二六年起担任莫斯科大主教，他的著作《东正教信仰问答》是当时学校里的读物。

[69] 法语：谢谢！

[70] 加图（公元前95—前46），古罗马共和派，以性格坚强和英勇著名。他反对恺撒，拥护庞培。公元前四六年被恺撒打败，在非洲乌提卡防地自杀。

[71] 俄语帕克里雅（пакля）是麻屑，索洛玛（солома）是麦秸。

[72] 法语：真正乡下人的姓，嗯？

[73] 法语：对不起，我的好人。

[74] 旧时两人对打的纸牌赌博。

[75] 法语：我们随便谈谈……您去吧！

[76] 法语：亲爱的，您得拿出勇气来。

[77] 谢廖沙是马尔克洛夫的名字谢尔盖的小名。

[78] 俄语中科诺帕季奇（конопатить）的意义是“用麻屑填缝”。“科诺帕青”就是从“科诺帕季奇”来的。

[79] 法语：对不起，太太，这是您的哥哥！不过真理高于一切！

[80] 鲍里亚是鲍里斯的爱称。

[81] 法语：我可以把我的手放在火上来证明那件事情。（欧洲中世纪有一种神明裁判法，叫人把手放在沸水里，或者去捏热铁，或者放在火上，要是受了伤，便算是有罪。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可以拿性命担保”。）

[82] 法语：看来，他们结了婚了。

[83] 法语：谢苗，您跟我们一块儿去吗？

[84] 法语：当然。

[85] 表示不舒服的意思。

[86] 法语：您知道香·爱丽舍大街上那个制造马车的名手班得尔吗？（香·爱丽舍是巴黎一条最热闹的大街。）

[87] 引自普希金的叙事诗《努林伯爵》。

[88] 法语：我哥哥的事情我托给您了！救救他吧！

[89] 法语：放心吧！

[90] 法语：应当抓的倒还是另外一个！

[91] 路·阿·梯也尔（1797—1877），法国的反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92] 一六○三年俄国某少年军官在波兰冒充沙皇伊凡四世的幼子季米特里（他在9岁时就被人害死了）出兵进攻俄国，一六○五年进入莫斯科，篡夺俄国皇位，世称伪季米特里。他在一六○六年莫斯科人民起义时被杀。接着又出现了伪季米特里二世，他也是波兰地主和梵蒂冈的傀儡。这个冒牌皇帝在一六一○年被杀。

[93] 叶·伊·普加乔夫（约1742—1775），顿河哥萨克人，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五年俄国反对农奴制压迫的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曾经冒充已故沙皇彼得三世（他是在1762年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夺取政权的宫廷政变后，被她的拥护者刺杀的），最后被一群哥萨克首领出卖给沙皇当局，在莫斯科遇害。

[94] 法语：将来会得意的。

[95] 法语：不要放走他！真见鬼！

[96] 法语：你知道，这是可怕的！

[97] 法语：我亲爱的朋友。

[98] 法语：这是一个镇静的狂热者。

[99] 法语：这种人最坏。

[100] 法语：尽力照顾……一定，尽力照顾……

[101] 法语：您把另外一个忘了！

[102] 法语：谢谢您提醒了我。

[103] 法语：内兄。

[104] 法语：啊，是，是。

[105] 法语：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色分子。

[106] 弗·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反动政治家，一八四○至一八四八年担任法国内阁总理。

[107] 法语：责任感。

[108] 法语：妹夫。

[109] 蒂特·李维（蒂图斯·李维乌斯，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

[110] 法语：实在没法跟这个人讲话。

[111] 法语：鲍里斯，是吧。

[112] 法语：我们去抓某某人……可是对待太太小姐我们是讲礼貌的……尤其是对待那一位！

[113] 法语：私话。

[114] 法语：不要太热心了。

[115] 查理·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是权变多诈、毫无原则的政客。“不要太热心！”是他的“名言”。

[116] 法语：那个家伙。

[117] 法语：我们拿他怎么办？

[118] 德语：让这个流氓滚蛋吧！

[119] 歌德所写的五幕悲剧，剧中并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120]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彼得想起耶稣所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121] 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第三十二节。青年诗人连斯基在决斗中被主人公奥涅金枪杀。

[122] 瓦西里岛是彼得堡的一个区。

[123] 意大利语：我是罗加·狄·圣阜姆伯爵夫人！

[124] 帕克林摹仿马舒林娜用俄国口音把意大利语contessa（伯爵夫人）念成了“康捷莎”。

[125] 帕克林故意用俄国口音念意大利文，把伯爵念成了“康捷”。

[126] 斯纳波奇卡是斯南杜里娅的爱称。

[127] 阿尔希普·彼列片季耶夫：未详。

[128] 伊·康德（1724—1804）是德国哲学家。俄语“康德”这个词的意义是“边饰”、“镶边”、“滚边”等等，在俄国，工程师、炮兵和军队中的科技人员在他们制服的领子上都有这种“边饰”，所以帕克林这样说。

[129] 阿格列曼茨基——指俄国歌唱家兼乐队指挥德·亚·阿格列涅夫—斯拉维扬斯基（1834—1908），他的合唱团演出的节目多数是俄罗斯民歌、哀歌和壮士歌。一八六九年阿格列涅夫—斯拉维扬斯基同他的合唱团在俄国全国巡回演出。帕克林对他批评的根据是说他歪曲了民歌的风格。

[130] 这是俄国人喜欢吃的一道菜。

[131] 阿里斯达克（公元前215—前143），希腊语言学家，他由于注释希腊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荷马的著作）而闻名于世。斯科罗皮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132] 乔·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他的作品有喜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爱国歌剧《威廉·退尔》等。“听了罗西尼”，是说听了罗西尼作的歌剧或曲子；“看了拉斐尔”，是说看了拉斐尔的画。

[133] 这里指的是从前俄罗斯已婚妇女在节日戴的帽子。

[134] “喝茶的时候咬方糖”是纯粹俄罗斯人的习惯。

[135] 正统派是法国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保皇党人，在一八三○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他们才形成了政党。

[136] 亨利五世，指法国的亨利·沙尔·尚博尔伯爵，他是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在一八三○年七月革命以后，逃亡国外。他是法国王位的僭望者，称为“亨利五世”，却没有能回法国做一天的国王。

[137] 一八七○年冬天法国刚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军俘虏。

中短篇小说

巴金 萧珊 陈殿兴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AЗЬI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五、六卷译出。

木木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这所宅子有白色圆柱，有阁楼，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从前有一个太太住在这儿，她是一个寡妇，周围还有一大群家奴。她的儿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女儿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只是在家孤寂地度她那吝啬的、枯燥无味的余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个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

在她所有的奴仆当中最出色的是那个打扫院子的人格拉西姆，他身高二俄尺十二寸[1]，体格魁伟像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生来又聋又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在村子里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跟他的弟兄们不在一块儿，在太太的缴租农民[2]中间，他可算是最信实可靠的一个。他生就了惊人的大力气，一个人可以做四个人的工作，——他干起活来非常顺利，而且在他耕地的时候，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他用不着那匹小马帮忙，一个人就切开了大地的有弹性的胸脯似的，或者在圣彼得节[3]里，他很勇猛地挥舞镰刀，仿佛要把一座年轻的白桦林子连根砍掉一样，或者在他轻快地、不间断地用三俄尺长的连枷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叫人高兴。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他是一个出色的庄稼人，要不是为了他的残疾，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可是格拉西姆给带到莫斯科来了，还给他买了靴子，做了夏天穿的长裾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又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根铁铲在他的手里，派他当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他自小就习惯了种田，习惯了乡村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一直跟人群隔离，长大起来，又聋又哑，而且气力很大，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一棵树……他给人带进城以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发闷，发呆，就好像一头茁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这头牛在那块茂密的青草长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嚼草，忽然让人牵走了，放在铁路的货车上。啊，它的结实的身体一下子让煤烟和火花包住了，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没了它，它给拖着向前飞奔，跟着隆隆声和尖锐声飞奔，飞奔到哪儿去呢——只有上帝知道！格拉西姆自来做惯了农民的苦活，所以他把这个新职务需要他干的活并不当作一回事；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就干完了，他便又站在院子中间，张开嘴，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好像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或者他就突然跑到某一个角落里，把手里的扫帚和铁铲扔得远远的，自己头朝着地扑下去，在地上趴上几个钟头，连动也不动一下，仿佛是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可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格拉西姆后来也习惯城里的生活了。他的工作并不多，他的全部职务不过是：把院子打扫干净，每天分两次取两桶水，运柴，劈柴给厨房和整个宅子使用，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守夜。应当说，他的确热心执行了他的职务：院子里从来不曾有过一片木屑，也没有见过一点垃圾；遇到下雨路烂的时候，带着桶去取水的老马在路上什么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动了，他只要用肩膀一推，不单是车子，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会发出玻璃似的响声，木片、木块会朝四面八方飞散。至于生人呢，自从有一天晚上他捉住了两个小偷，把两个脑袋在一块儿狠狠地碰了几下，碰得那样厉害，简直用不着再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从此，附近这一带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即使在白天，有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贼，不过是陌生人罢了，看见像他这样一个可怕的打扫院子的人，他们连忙向他挥手、叫喊，就好像他能够听见他们的叫声似的。格拉西姆跟这个家里男女仆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讲话，他都明白，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全照样做了，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一般地说，格拉西姆的性情是严厉的、一本正经的，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连公鸡也不敢在他的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霉了！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个十来回，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也养得有鹅；可是鹅是出名的一种尊贵的、懂道理的家禽；格拉西姆尊敬它们，他照料它们，他喂它们；他自己就像是一只很神气的雄鹅。他们分派了厨房上面的一间顶楼给他；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这间屋子：他用橡木板做了一张床，床脚是用四个木头墩子做的——这真是一张民间传说中大力士睡的床了；它载得起一百普特[4]的重量，不会塌下去；床底下放了一口坚固的木箱；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只脚的椅子，椅子非常结实、矮小，所以格拉西姆常常把它举起来，又丢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这顶楼是用挂锁锁住的，锁的形状像锁形的白面包，不过它是黑色的罢了；格拉西姆总是把这把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走进他的顶楼去。

就这样地过了一年，在这年的年尾格拉西姆遇到了一桩小小的意外事情。

那位老太太（格拉西姆就是在她的宅子里当打扫院子的人）对什么事情都遵照古法办理，她养了一大群用人：在她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女人、缝衣女人、细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等等，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他也兼作兽医，并且还要给用人看病，宅子里另外有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的家医；最后还有一个鞋匠，叫作卡皮通·克利莫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克利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认识他的真正价值，他原本是一个有教养的京城[5]里的人，不应当连一个职业也没有，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住下来。要是他喝酒（他自己这样说，而且在说话的时候还时常停顿，用手打自己的胸膛），那就是在借酒消愁。有一天太太跟她的总管[6]加夫里拉谈到他（加夫里拉是这样一个人：单从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和他那个鸭嘴般的塌鼻子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在惋惜卡皮通的堕落，刚巧在前一个晚上有人看见他醉倒在路旁。

“啊，加夫里拉，”她突然说，“要是我们给他娶个亲，你觉得怎样？也许他就会安分起来。”

“是啊，为什么不给他娶个亲呢，太太？是可以的，太太，”加夫里拉答道，“这会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太太。”

“对；只是把谁配给他呢？”

“自然啦，太太。不过，随您的意思吧，太太。无论如何，他总可以有点用处；放在十个人里头挑，他是不会落选的。”

“我看他好像喜欢塔季扬娜？”

加夫里拉想要回答，却又把嘴唇闭紧了。

“对！……把塔季扬娜配给他吧，”太太决定说，她高兴地闻了闻鼻烟，“你听见吗？”

“听见了，太太，”加夫里拉应道，就退了出来。

加夫里拉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这是耳房，屋子里差不多装满了用铁片包的箱子），先把老婆支开，然后坐在窗前，细细地想起来。女主人这种意料不到的命令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了。他终于站了起来，叫人去叫卡皮通。卡皮通来了……不过在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向各位读者转述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卡皮通要娶的那个塔季扬娜是什么人，而且为什么太太的命令叫总管感到为难。

塔季扬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女人中间的一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能干熟练的洗衣女人，所以她只管上等的细衣服），她大约二十八岁光景，瘦小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俄国人认为左边脸颊上的痣是凶兆——是苦命的预兆……塔季扬娜不能说自己的运气好。她自小就受虐待：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从来没有受到人怜爱；她穿得很坏，而且只拿到极少的工钱；亲戚呢，她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管事[7]，因为不中用给开除了，住在乡下，这个人是她的远房叔父，另外还有几个叔父、舅父，都是些农民——再也没有别的了。有一个时候她还算是一个美人，可是她的漂亮很快地就过去了。她的性情极柔顺，或者更可以说是懦弱怕事；她完全不关心她自己的事情，怕别人却怕得要命；她只想到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做完她的工作，从来不跟谁谈话，只要听见人提起太太的名字就发抖，其实太太看见她也不见得会认出来。格拉西姆从乡下给带进城的时候，她看见他那个庞大的身形差一点儿给吓得晕过去，她想尽一切方法避免跟他见面，碰到她从宅子里出来到洗衣房去，在他跟前跑过的时候，她甚至于眯起了眼睛。格拉西姆起初并不特别注意她，后来她走过他跟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然后他开始出神地望着她，最后他就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他喜欢她，究竟是因为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呢，还是因为她那种畏怯的举动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了！有一回她偷偷地在院子里走过，伸开手指头小心地提着太太的一件浆过的短衫……忽然有人使劲地抓住她的胳膊肘；她回过头来，不觉尖声大叫：格拉西姆就站在她后面。他傻笑，发出怜爱的叫声，送给她一只姜饼做的小公鸡，鸡的翅膀上和尾巴上都贴着金箔。她想不接受，可是他把姜饼硬塞在她的手里，摇摇头走开了，随后又回过头来，再对她发出一些非常亲密的叫声。从那天起他就不让她安宁了：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就会跟到哪儿去跟她见面，对她微笑，发出叫声，摇他的手，或者突然间从怀里拉出一根带子放在她的手上，或者拿他手里的扫帚扫去她面前的尘土。这个可怜的姑娘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应付，怎样做才好。很快地整个宅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打扫院子的哑巴的鬼把戏了，嘲笑，打趣，挖苦，一齐落到塔季扬娜的头上。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取笑格拉西姆：他不喜欢人开玩笑；所以人们当着他的面不去逗塔季扬娜。不管这个姑娘愿意不愿意，她是在他的保护下面了。他跟所有的聋哑人一样，非常机敏，只要是有人在取笑他或者她的时候，他马上就完全明白。有一回在吃中饭的时候，塔季扬娜的上司，那个管衣服的女人[8]，照一般人的说法，在对她百般挑剔，弄得那个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儿看好，差一点儿要恼得哭起来了。格拉西姆突然站了起来，伸出他的大手，把它放在管衣服女人的头上，并且非常凶狠地望着她的脸，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面。众人都不做声。格拉西姆又拿起调羹继续喝他的白菜汤。“看，这聋哑的魔鬼，这个树妖！”众人低声喃喃说。管衣服女人站起来，回到女用人房间去了。还有一次，格拉西姆看见卡皮通（就是我们刚刚讲起的那个卡皮通）跟塔季扬娜过分亲密地谈话，他便向卡皮通招手叫他过来，把他带到马车房去，拿起一根立在墙角的车杆，捏紧它的一头，轻轻地然而很有意思地用这车杆威胁他。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一个人再跟塔季扬娜谈话。这一切并没有给格拉西姆带来任何的麻烦。固然那天管衣服的女人一跑进女用人房间就晕倒了，而且她用很巧妙的方法让太太在当天就知道了格拉西姆的粗暴行为；可是这位喜怒无常的老太太只是笑笑罢了，并且好几次弄得管衣服的女人非常难堪，她逼着她一再说明：例如，“他怎样用他那很重的手把你的头弯下去的，”第二天她就赏了格拉西姆一个银卢布，她认为他是一个忠心的、气力大的看守人，很赏识他。格拉西姆倒很怕她的女主人，可是他仍然盼望着她给他恩惠，已经打算去求她答应他跟塔季扬娜结婚。他只等着总管答应过他的那件新的长裾外衣，想打扮得干干净净去见太太，可是这位太太却突然想到把塔季扬娜配给卡皮通了。

读者们现在容易明白加夫里拉在跟女主人谈过话以后为什么会感到为难了。他坐在窗前想着：“女主人不用说是喜欢格拉西姆的（这一层加夫里拉倒是很清楚的，因此自己也很纵容他），可是他究竟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家伙。我可不能禀告女主人说格拉西姆在追求塔季扬娜。而且这也是公平的，他究竟算是怎样的丈夫呢？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上帝饶恕我——树妖要是知道塔季扬娜要配给卡皮通，他会把宅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捣毁的，一定的。你没法跟他讲道理；他这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9]——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对的！……”

卡皮通的出现打断了加夫里拉的思路。那个轻浮的鞋匠走了进来，把两只手操在背后，很随便地靠在近门处一个突出的墙角，右腿架在左腿的前面，摇晃着头，仿佛在说：“我在这儿。您有什么事？”

加夫里拉望着卡皮通，一面拿手指敲窗台。卡皮通只是把他那沉浊无光的眼睛稍微眯细一点，他并没有埋下它们。他居然微微地笑了起来，还伸手去抚摩他那朝四面竖起来的带白色的头发，仿佛又在说：“喂，是的，我，我啊。你在看什么？”

“你倒好，”加夫里拉说，他又不做声了。“你倒好，没有什么说的！”

卡皮通只是扭扭他的瘦小的肩膀。“那么，请问，你比我更好吗？”他心里想道。

“哼，你看看你自己，哼，你看看，”加夫里拉带责备地往下说：“哼，看你自己像个什么？”

卡皮通从容地仔细看他那脱了线的破礼服和打补钉的裤子，他特别注意地看他那双穿了洞的靴子，尤其是他的右脚很文雅地放在靴头上的那一只，然后他又把他的眼光停留在总管的脸上。

“先生，什么事？”

“先生，什么事？”加夫里拉跟着他说。“先生，什么事？你还说：先生，什么事？你简直像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你就像那个样子。”

卡皮通很快地眨着眼睛。

“你咒吧，你咒吧，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他心里想道。

“不用说，你又喝过酒了，”加夫里拉说，“你又喝过酒吗？嗯？喂，回答我吧。”

“我因为身体虚弱的关系，的确喝了含有酒精的饮料，”卡皮通答道。

“因为身体虚弱的关系！……你鞭子挨得太少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还在彼得[10]做过学徒……你学到的真多！你就只是白吃面包不做事。”

“讲到这件事情，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我就只有一个审判官：那就是上帝，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只有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是不是白吃面包。至于您对我喝醉酒的看法，我觉得讲到那件事情，我也没有错，倒不如说是我一个朋友的错；他引诱我喝上了酒，就耍了个花招，一个人走了，可是我……”

“你这个傻瓜就给丢在街上了。啊，你这个放荡的家伙！啊，现在的事情倒不是这个，”总管继续说下去，“却是这样的事。太太……”说到这儿他又停了一下，“太太要你讨老婆。听见吗？她以为你讨了老婆就可以安分了。你明白吗？”

“我怎样会不明白呢，先生。”

“嗯，好吧。照我看，还不如好好地管束你。嗯，不过那是太太的事情。怎么样？你同意吗？”

卡皮通露出牙齿笑了笑。

“讨老婆，对男人说，是一桩很好的事，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至于我呢，在我这方面，我是非常满意的。”

“嗯，好的，”加夫里拉答道，他一面在心里暗想：“不用说，这个家伙倒讲得很对。”他接着大声说：“只是有一桩事，新娘子挑得不合适。”

“那么她是谁呢，请宽恕我多问……”

“塔季扬娜。”

“塔季扬娜？”

卡皮通睁大了眼睛，离开墙角走出来一点。

“你为什么这样吃惊？难道她不中你的意？”

“怎么不中我的意，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这个姑娘是没得说的，她是个工作勤劳、性情温和的好姑娘……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那个树妖，那个草原的妖精看上了她，您知道……”

“我知道，伙计，我全知道，”总管烦恼地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知道……”

“啊，上帝保佑啊，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他会杀死我的，我敢说他会的，他会像打死苍蝇一样地打死我。啊，他的手，只消请您看看他的手是怎样的手啊；这简直是米宁和波查尔斯基的手[11]。他是一个聋子，他打起人来自己却听不见！他挥舞他的大拳头，就好像他在做梦一样。简直不可能阻止他；为什么呢？因为您自己知道，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他是个聋子，而且他笨得要命。您看，他还是一头野兽，一个笨蛋，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比笨蛋还不如……他是一块杨木疙瘩！为什么我现在应该受他欺负呢？自然，我现在已经毫不在意了：我变得随遇而安了，我学会了忍耐，我在自己身上涂了油，就像一个发亮的科洛姆纳[12]的水罐，——可是我究竟是一个人，无论如何，我实在不是一个不值钱的水罐。”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多讲下去了……”

“主，我的上帝啊！”鞋匠热烈地接着说下去，“末日在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啊，主啊！我是个可怜人，一个悲惨的可怜人！这是命运，我的命运啊，您想想看！在小时候我挨惯了德国老板的打，长大了又挨同胞们的打，最后在壮年时期，您看又要弄到什么样的结果……”

“呸，你这个软弱不中用的家伙，”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说。“你为什么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真是！”

“你讲‘为什么’吗，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我并不害怕挨打，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做老爷的可以关起门打我，不过在人面前还得跟我打招呼，我究竟还算是一个人啦，可是现在我碰到的是什么人呢……”

“好啦，滚吧，”加夫里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卡皮通掉转身子，慢慢地走了。

“喂，要是他那方面没有问题，”总管还在后面大声问道，“你本人答应吗？”

“我完全同意，”卡皮通答道，就走出去了。

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没有失掉他的口才。

总管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

“好吧，现在把塔季扬娜叫来，”他最后说。

不多一会，塔季扬娜就悄悄地来了，她站在房门口。

“您有什么吩咐，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她小声地说。

总管注意地望着她。

“喂，”他说，“塔纽莎[13]，你愿意嫁人吗？太太给你找到了一个新郎。”

“听说了，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她又吞吞吐吐地加了一句：“她给我挑的新郎是谁呢？”

“卡皮通，那个鞋匠。”

“知道，先生。”

“他是一个荒唐的人，那倒是事实。不过在这方面太太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

“知道了，先生。”

“可是还有一桩麻烦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聋子格拉西姆爱上了你。你究竟是怎样迷住了那头熊的？可是你知道，他会杀死你，恐怕他会的，他是这样的一头熊。”

“他会杀死我，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他一定会杀死我。”

“他会杀死你……哼，我们等着瞧吧。你怎么说：他会杀死你。难道他有权杀死你吗？你自己判断一下吧。”

“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

“你是个怎样的女人啊！我想你总没有允许过他什么吧……”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先生？”

总管停了一会儿，心里想：“你真是个柔顺的女人！”

“嗯，好的，”他大声说，“我以后再跟你谈这桩事，现在你走吧，塔纽莎；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个听话的女子。”

塔季扬娜掉转身子，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就走出去了。

“说不定太太明天就会忘记这桩亲事，”总管想道，“为什么我这样担心呢？我们把这个莽撞鬼绑起来；要是他胡来，我们就报告警察……”

“乌斯季尼娅·费多罗夫娜，”他大声唤他的妻子道，“把小茶炊预备好，我的好女人。”

这一天塔季扬娜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起先她哭了一阵，随后揩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地工作了。卡皮通跟一个面貌阴沉的朋友在酒馆里一直坐到夜深，他对那个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从前跟一位老爷同住在彼得，那位老爷什么都比人强，只是他爱守秩序，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太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呢，凡是勾引女人的本领，他都会……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只是点头答应；可是等到后来卡皮通声明他由于某种情况必须在明天自杀的时候，他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才注意到应当回去睡觉了。他们就闷声不响地分别了。

同时，总管的指望并没有成为事实。太太一心惦记卡皮通的婚事，她甚至在夜里跟她的一个陪伴女人[14]就只谈这桩事情，这种陪伴女人是她养着专门在她夜里失眠的时候陪伴她的，她们同值夜班的车夫一样在白天睡觉。第二天早茶以后加夫里拉进去见她报告家务的时候，她的第一句问话就是：“我们那桩婚事怎样了？”他自然回答说，进行得很好，卡皮通今天要来见她谢谢她的恩典。太太身体不大好：料理事情并不久。总管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召开了一个会。这桩事的确需要特别的考虑。塔季扬娜自然不反对，可是卡皮通当着众人表示，他只有一个脑袋，并没有两个，三个……格拉西姆严厉地、迅速地轮流望着每一个人，不肯离开女用人房间的台阶，他好像已经猜到了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大家聚在一块儿商量（他们里面有一个伺候吃饭的老用人绰号“尾巴叔叔”的，大家总是带着敬意地找他出主意，虽然他老是回答他们：“有个办法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议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为着安全起见，先把卡皮通锁在放滤水器的贮藏室里头，然后郑重地仔细考虑这桩事情。要用武力解决，自然很容易；可是上帝啊，这不行！要闹出事来，太太会不放心——那就该倒霉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又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他们有好多次看出来格拉西姆很讨厌喝醉的人……他坐在大门口，每次看见什么人喝得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帽檐盖在一边耳朵上面的时候，他总是生气地把头掉开。他们便决定叫塔季扬娜假装喝醉，歪歪倒倒地走过格拉西姆的面前。那个可怜的姑娘好久都不肯答应，可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她；而且她自己也看出来只有用这个办法才可以摆脱那个爱慕她的人。她去了。他们把卡皮通从贮藏室里放了出来：因为这桩事究竟跟他有关系。格拉西姆正坐在大门口的边石上，拿着铁铲在地上戳来戳去……每一个角落后面，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地望他……

这个诡计完全成功。他看见塔季扬娜，起先还是像往常那样地一边发出怜爱的叫声，一边对她点头；然后他注意地望着她，丢开铁铲，跳起来，走到她跟前，把自己的脸挨近她的脸……她吓得摇晃得更厉害了，闭上了眼睛……他捉住她的手，拉着她一块儿飞跑过这个大院子，一直跑进那间开会的屋子，把她推到卡皮通的身上去。塔季扬娜完全晕过去了……格拉西姆站了一会儿，望着她，挥他的手，笑了笑，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他的顶楼去了……整整一天一夜他都没有出来过。马夫安季普卡后来对人说，他从墙板缝里看见格拉西姆坐在床上，一只手贴住脸颊，有时发出轻轻的有规律的叫声，他悲声哼着，那就是说，他把身子摇来摇去，闭着眼睛，晃着脑袋，平时车夫或者拉船人唱他们那种悲歌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安季普卡害怕起来，他就离开墙板缝走了。格拉西姆第二天走出了他的顶楼，他身上并没有现出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只是脸色更阴沉，而且完全不去注意塔季扬娜和卡皮通了。当天晚上，塔季扬娜和卡皮通每人挟一只鹅一块儿去见太太[15]，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结婚了。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格拉西姆的举动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空着手从河边回来：他在路上不知道怎样把水桶弄破了；夜里他在马房里拼命洗擦马身，在他的铁拳下面那匹马像草给风吹似地摇摆起来，有点站不稳了。

这一切都是春天里发生的事情。又一年过去了，这中间卡皮通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干什么事都不中用了，所以他得到吩咐带着妻子坐上大车，给遣送到遥远的乡村去了。在动身的那一天，他起初还鼓起很大的勇气，公开表示，不管他们把他遣送到哪里去，就是到乡下女人洗衬衫把捣衣杵放在天上的地方[16]，他也不会给毁掉的；可是后来他又颓丧起来，抱怨说他们把他送到未开化的人们中间去了，最后他一点气力也没有了，连自己的帽子也戴不上了。有个好心的人把帽子扣在他的额上，对正了帽檐，从上面敲一下，把帽子给他戴稳了。等到一切都弄好了，乡下人已经把缰绳捏在手里只等着说出“上帝保佑”[17]就动身的时候，格拉西姆从他的小屋子里出来，走到塔季扬娜跟前，送给她一条红棉布头巾做纪念品，这头巾还是他在一年前为她买的[18]。塔季扬娜，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对她一生所遭遇的波折都是非常淡漠地忍受了的，可是到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淌了眼泪，上车的时候，还照基督徒的礼节[19]跟格拉西姆接了三次吻。他原想把她一直送到城门口，而且起初还在她的车子旁边走了一会儿，可是走到克里木浅滩他忽然停了下来，挥了挥手，就顺着河边走去了。

时候快到黄昏了。他望着河水，慢慢地向前走。他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岸边淤泥里面打滚。他俯下身子，看见了一条带黑点子的白毛小狗，不管它怎样努力，它始终不能够爬出水面，它一直在挣扎，滑跌，它那打湿了的瘦小身子抖得厉害。格拉西姆望着这条不幸的小狗，用一只手把它抓起来，放在自己的怀里，大踏步走回家去了。他走进自己的顶楼，把救起来的小狗放在床上，用他的厚厚的绒布外衣盖住它，先跑到马房去拿了些稻草，然后到厨房去要了一小杯牛奶。他小心地折起厚绒布外衣，铺开稻草，又把牛奶放在床上。这条可怜的小狗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星期，它的眼睛睁开并不多久，看起来两只眼睛还不是一样大小。它还不能够喝杯子里的东西，它只是在打颤，在眨眼睛。格拉西姆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捉住它的脑袋，把它的小鼻子浸在牛奶里面。小狗突然贪馋地喝起来，一面吹吹鼻息，浑身打颤，而且呛起来。格拉西姆在旁边望着，望着，忽然笑了起来……他整夜都在照应它，安排它睡觉，擦干它的身子，最后他自己也在它的旁边安静地快乐地睡着了。

格拉西姆看护他的“养女”（小狗原来是一条母狗）小心得超过任何一个看护自己孩子的母亲。起初“她”很弱，很瘦，很丑，可是“她”渐渐地强壮起来，好看起来，靠了“她”的恩人不懈的照料，过了八个月的光景，“她”居然长成了一条很漂亮的西班牙种狗，有一对长耳朵，一条毛茸茸的喇叭形的尾巴和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她”多情地依恋着格拉西姆，从不离开他一步，总是摇着尾巴，跟在他后面。他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哑巴们都知道他们那种含糊不清的叫声常常引起别人对他们的注意，——他叫“她”作木木。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她”，也叫“她”作小木木。“她”非常聪明，跟每个人都要好，可是“她”只爱格拉西姆一个人。格拉西姆疯狂地爱着“她”……他看见别人抚摸“她”，他就会不高兴：他是在替“她”担心，还是由于单纯的妒忌，这只有上帝知道！“她”每天早上拉他的衣角把他叫醒；“她”常常口里衔住缰绳把运水的老马牵到他跟前，“她”跟那匹老马处得十分和好；“她”脸上总带着庄重的表情跟他一块儿到河边去；“她”看守着他的扫帚和铁铲，不让任何人走进他的顶楼去。他特地为“她”在他的房门上开了一个洞。“她”好像觉得只有在格拉西姆的顶楼里“她”才是十足的女主人，所以“她”走进屋子来，就马上带着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去。夜里“她”一直不睡，但也绝不像某种愚蠢的守门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叫，那种狗提起前脚坐着，仰起脸，眼睛眯细，只是为了无聊的缘故对着星星乱叫，而且总是连续地叫三回，——不！木木的细小声音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响起来：除非有生人走到篱笆跟前来了，不然就是在什么地方有了可疑的响动，或者沙沙声……一句话说完，“她”是一条很出色的看家狗。说实话，除了“她”以外院子里还有一条老公狗，“他”一身黄毛带着褐色的斑点，名字叫沃尔巧克。可是“他”一直给铁链锁住，就是在夜里也不放松。而且“他”自己也因为太衰老了的缘故，完全不想争取自由了——“他”整天躺在“他”的狗窠里，身子蜷缩在一块儿，只是偶尔发出一声嘶哑的、几乎是无声的吠叫，而且“他”马上就把这叫声咽下去了，好像“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叫声并没有用处似的。木木从来不到上房里去，每逢格拉西姆搬柴到上房各处去的时候，“她”总是留在后头，不耐烦地在台阶上等他，只要门里有一点轻微的声音，“她”便竖起耳朵，把脑袋忽左忽右地掉来转去……

这样地又过了一年。格拉西姆仍旧在担任他那个打扫院子的职务，而且非常满意他自己的命运，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在夏天里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太太和她那一群寄食女人[20]正在客厅里来回地闲踱着。她的兴致很好，她在笑，又在讲笑话；寄食女人们也在笑，也在讲笑话，不过她们并不觉得特别快乐：宅子里的人并不太喜欢看见太太高兴，因为在那个时候，第一，她要所有的人立刻而且完全跟她一样地高兴，要是某一个人的脸上没有露出喜色，她就要发脾气；第二，这种突然的高兴是不会持久的，通常总是接着就变成一种阴郁不快的心情。在那一天她早上起身好像很顺利；玩纸牌的时候她拿到了四张“十一”，这表示着她的愿望可以实现的兆头（她总是在早上用纸牌占卜），喝茶的时候她又觉得茶特别香，那个女用人因此得到了夸奖，而且还得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太太的起皱纹的嘴唇上带着甜蜜的微笑，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又走到了窗前。窗外辟了个小花园，就在小花园正中那个花坛上面，一丛玫瑰底下，木木正躺在那儿仔细地啃一根骨头。太太看见了“她”。

“上帝啊！”她突然叫了起来，“这是什么狗啊？”

让太太问到的那个可怜的寄食女人慌张得不得了，一般寄人篱下的人，遇到弄不清楚主人的叫喊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通常就有这种焦急不安的情形。

“我不……不……不知道，太太，”她结结巴巴地说，“好像是哑巴的狗。”

“上帝啊！它是一条漂亮的小狗啊！”太太打断了她的话。“叫人把它带到这儿来。他养了它好久吗？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看见它？……叫人把它带到这儿来。”

那个寄食女人马上就跑到前厅里去。

“来人啦，来人啦！”她大声嚷着。“把木木立刻带到这儿来！‘她’在小花园里头。”

“那么‘她’的名字叫木木了，”太太说；“很好的名字。”

“啊，很好的，太太，”寄食女人回答道。“斯捷潘，快去！”

斯捷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的职务是跟班。听到吩咐，他马上跑到花园里去捉木木；可是“她”很敏捷地从他的手指中间滑脱了，“她”竖起尾巴，飞跑到格拉西姆跟前去，格拉西姆这时正在厨房里拍打水桶、抖落桶上的尘土，把水桶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就当它是一个小孩玩的小鼓一样。斯捷潘在后面追“她”，就要在“她”的主人的脚跟前把“她”抓住了；可是这条机灵的狗不肯让生人的手捉住“她”，“她”一跳就逃掉了。格拉西姆带了微笑看这一切的纷扰；最后斯捷潘恼怒地站起来，连忙做手势对他解释明白，说：太太吩咐把你的狗带到她那儿去。格拉西姆有点吃惊，可是他唤着木木，把“她”从地上抱起来，交给斯捷潘。斯捷潘把“她”带到客厅里去，放在镶木地板上面。太太用亲切的声音唤“她”到她身边去。木木一辈子没有到过这么富丽堂皇的房间，因此惊惶得不得了，“她”回头就朝门口跑去，可是让那个会拍马屁的斯捷潘赶了回来，“她”颤抖着，紧紧地挨着墙。

“木木，木木，到我这儿来，到太太这儿来，”女主人说，“来，蠢东西……不要害怕……”

“来，来，木木，到太太这儿来，”那些寄食女人也都跟着说，“来啊。”

木木苦恼地朝四面看了看，“她”并不动一下。

“给‘她’拿点吃的东西来，”太太说。“‘她’多蠢啊！‘她’不肯到太太这儿来。怕什么呢？”

“‘她’还不习惯，怕生，”一个寄食女人用胆怯的、柔顺的声调说。

斯捷潘拿了一小碟牛奶来，放在木木面前。可是木木连闻也不闻一下，“她”仍旧像先前那样地在打颤，在朝四面看。

“啊，你是个怎样的东西啊！”太太说，她走到“她”跟前，弯下身去，正要抚摩“她”，可是木木猝然掉转头来，露出了牙齿。太太连忙缩回了她的手。

接着是一阵短时间的沉默。木木轻微地哀声叫着，好像在诉苦，而且在请求原谅似的……太太皱着眉头，走开了。狗的突然的动作吓坏了她。

“呀！”屋子里所有的寄食女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她’没有咬着您吧，但愿没有这样的事！（木木一辈子从没有咬过任何人。）呀，呀！”

“把‘她’带出去，”老太太改变了声调说。“讨厌的小狗，‘她’多坏啊！”

她慢慢地掉转身子，朝她的内房走去。寄食女人们胆怯地互相望着，她们正要跟随她去，可是她却站住了，冷冷地望着她们，说：“你们这是为着什么？我并没有叫你们呢。”她就走出去了。

那些寄食女人垂头丧气地朝斯捷潘挥手；他抓起木木，尽快地把“她”往门外一丢，正巧丢在格拉西姆的脚跟前；半点钟以后，宅子里就非常清静了，老太太坐在她的沙发上，脸色比打雷时候的乌云还要阴沉。

大家想想看，这样小的事情，有时候也能够弄得人神经失常的！

太太一直到晚上都不快活，她不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打牌，她一夜都不舒服。她觉得她们给她用的花露水并不是平常给她的那一种，而且她的枕头有肥皂的气味，她叫那个管衣服女人把所有的被褥床单都闻过一遍，——总之，她心里烦，而且火气大得不得了。第二天早上她叫人去通知加夫里拉比往常早一个钟头来见她。

“请你告诉我，”等到加夫里拉慌慌张张地跨进她的内房门槛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在我们院子里叫了一整夜的是什么狗？它吵得我一夜不能睡！”

“一条狗，太太……什么样的狗，太太，也许是那个哑巴的狗，太太，”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不知道这是哑巴的狗，还是别人的狗，只是它吵得我不能睡觉。我奇怪我们养那么一大群狗做什么！我倒要问个明白。我们不是有一条守门狗吗？”

“是的，太太，我们有的，太太。沃尔巧克，太太。”

“那么，为什么还要多的呢，我们还要更多的狗做什么？只是增加纷扰罢了。宅子里没有管事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哑巴养狗干什么？谁准许他在我的院子里养狗？昨天我走到窗前，看见它躺在花园里头，它拖了什么脏东西进来在啃着——可是我的玫瑰花就种在那儿……”

太太停了一会儿。

“今天就把它弄走……听见吗？”

“听见了，太太。”

“就在今天。你现在就去。我以后会叫你来报告家务。”

加夫里拉走了。

总管走过客厅的时候，为了把东西放得有条理，他把一个叫人铃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子上面；他偷偷地在大厅里擤了擤他那个鸭嘴鼻子里的鼻涕，然后走进前厅去。斯捷潘正睡在前厅里一把长凳上，他的姿势倒很像战争图画中一个战死的军人，两条光腿从那件当作毯子盖在他身上的大衣底下伸出来。总管把他一推，小声地在他耳边吩咐了几句话，斯捷潘就用半笑、半打呵欠来回答。总管走了，斯捷潘从长椅上跳起来，穿上他的长裾外衣和靴子，走了出去，就站在台阶上。不到五分钟格拉西姆来了，背上背了一大捆柴，身边跟着那个和他形影不离的木木（太太吩咐过她的睡房和内房就是在夏天也得生火）。格拉西姆到了门前，就斜着身子，用肩膀推开了门，然后背着他那捆重东西摇摇晃晃地走进里头去了。木木像平常那样留在外面等他。斯捷潘就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突然向“她”扑过去，像兀鹰抓小鸡似地，用胸膛把“她”按在地上，两只手抱起“她”来，抱在怀里，连帽子也不戴上，就抱着“她”跑出了院子，碰到第一辆出租马车就坐上去，一直来到狩猎市场[21]。他在那儿很快地就找到了一个买主，拿“她”卖了半个卢布，不过讲定买主至少得把“她”拴一个星期。他马上就动身回家；可是还没有回到宅子，他就从马车上跳下来，绕过了院子，走到后面一条小巷，翻过篱笆跳进院里，因为他害怕打耳门进去，——怕的是碰见格拉西姆。

然而斯捷潘的担心倒是不必要的：格拉西姆并不在院子里面。他从宅子里出来，马上发觉木木不见了；他从不记得“她”有过不在屋外等着他回来的事，于是他跑上跑下，到处去找“她”，用他自己的方法唤“她”……他冲进他的顶楼，又冲到干草场，跑到街上，这儿那儿乱跑一阵……“她”丢失了！他便回转来向别的用人询问，他做出非常失望的手势，向他们问起“她”来；他比划着离地半俄尺的高度，又用手描出“她”的模样……有几个人的确不知道木木的下落，他们只是摇摇头，别的人知道这回事情，就对他笑笑算是回答。总管做出非常严肃的神气，在大声教训马车夫。格拉西姆便又跑出院子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从他那疲倦的样子，从他那不稳的脚步，从他那尘土满身的衣服上看来，谁都可以猜到他已经跑遍半个莫斯科了。他对着太太的窗子默默地站着，望了望台阶，六七个家奴正聚在那儿，他便掉转身子，口里还叫了一次“木木”。没有木木的应声。他走开了。大家都在后面望他，可是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讲一句话……第二天早上那个爱管闲事的马夫安季普卡在厨房里讲出来，说哑巴呻吟了一个整夜。

第二天格拉西姆整天没有露面，所以马车夫波塔普不得不代替他出去运水，这桩事情是马车夫波塔普很不高兴做的。太太问过加夫里拉，她的命令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加夫里拉答道已经执行了。下一天早上格拉西姆从他的顶楼里出来做他的工作。他回来吃中饭，吃了中饭，又出去了，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的脸一向是呆板的，所有的聋哑人都是这样，现在他的脸好像完全变成石头的了。吃过中饭以后，他又走出院子去，可是不多久就回来了，他立刻就上干草场。夜来了，是一个清朗的月夜。格拉西姆躺在那儿，唉声叹气，不停地翻身，忽然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他的衣角；他吃了一惊，然而他并不抬起头来，而且他还把眼睛眯紧些，可是什么东西又在拉他的衣角，而且这一次拉得更用力；他跳了起来……木木就在他面前，颈项上还系着一截绳子，“她”在他跟前直打转。一个拖长的喜悦的叫声从他那哑巴的胸中发出来。他抓住木木，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一个劲在舐他的鼻子、眼睛、唇髭和胡子……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小心地从干草堆上爬下来，朝四面看了看，他确定了并没有人看见他以后，平安地回到了他的顶楼。在这以前格拉西姆已经猜到他的狗并不是自己走失的，一定是太太叫人拿走的；用人们做手势对他说明，他的木木向太太咬过，这时他决定使用他自己的处置办法。他先喂了木木一点面包，把“她”爱抚了一会儿，放“她”到床上去，然后想着他怎样可以把“她”藏得更好，他花了一整夜的工夫想这桩事情。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整天留在顶楼里面，他只是偶尔进去看看“她”，夜里才把“她”带出来。他用他那件旧的厚绒布外衣把门上开的洞严严地塞住，天才刚刚亮，他就已经在院子里了，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他甚至于保留着（天真的狡猾啊！）脸上那种忧郁的表情。这个可怜的聋子连想也不会想到，木木会拿“她”的叫声把自己暴露出来：事实上宅子里所有的人很快地就全知道哑巴的狗已经回来，给关在他的顶楼里面了，不过因为他们同情他，也同情“她”，而且或许一半也因为他们害怕他的缘故，他们并不让他知道他们已经发见了他的秘密。只有总管一个人搔着他的后脑袋，摇着手，好像在说：“嗯，上帝保佑他！也许太太不会知道的！”不过哑巴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热心地劳动过：他把整个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小草拔得一根也不留，又用自己的手把小花园篱笆上面的柱子一根一根地拔起来，看看它们够不够结实，随后又用手把它们敲进去，——一句话说完，他奔跑、劳动得那么起劲，连太太也注意到他的勤快了。在这一天里，格拉西姆两次偷偷地去看他的囚徒；天黑了以后，他便跟“她”一块儿躺下来睡觉，就在他的顶楼里面，不是在干草场内，只有在夜里一点多钟的时候，他才带“她”出来在新鲜空气中散步一阵。他跟“她”一块儿在院子里走得相当久了，他正打算转身回去，突然间就在篱笆背后，从巷子那一面传过来一种沙沙的声音。木木竖起耳朵，叫起来，“她”走到篱笆跟前，闻了一闻，便发出了响亮的刺耳的叫声。原来有一个喝醉的人正想在那儿躺下睡过这一夜。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太太正发过了一阵相当长久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刚刚睡着了：她这种紧张的毛病每逢她晚饭吃得太饱的时候就会发作一回。突然的狗叫把她惊醒了，她的心卜卜地跳着，它就要停止跳动了。“丫头，丫头！”她呻吟道。“丫头！”那些吓坏了的女用人跑进她的睡房里来。“哦，哦，我要死啦！”她说着，痛苦地举起她的两只手。“又，又是那条狗。去请医生来，他们要把我杀死了……狗，又是狗！哦。”她把头朝后倒下去，这应当是晕倒的表示了。人们连忙跑去请医生，这就是说，去请家医哈里顿。这个郎中的全部本领就在于：穿软底靴，摸脉很文气，一天睡十四个钟头，在剩下来的时间里他老是在叹气，而且不断地让太太服月桂水。——这个郎中立刻跑来了，他用烧焦的鸟毛熏屋子[22]，等到太太睁开了眼睛，他马上用银托盘端给她一小杯圣水。太太喝了圣水，马上又用含泪的声调抱怨狗，抱怨加夫里拉，抱怨自己的命运，诉苦道，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大家都抛弃了她，没有一个人可怜她，大家都希望她死。这些时候那个不幸的木木一直在叫着，格拉西姆要引“她”从篱笆那儿走开，也没有办法。“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又来啦，”太太呻吟道，她的眼珠又在朝上翻了。郎中跟一个女用人小声地讲了几句话，她立刻跑到前厅去，摇醒了斯捷潘，斯捷潘又跑去叫醒加夫里拉，加夫里拉一生气，就吩咐把整个宅子里的人都叫起来。

格拉西姆正转过身来，看见窗里亮光和人影在移动，他感觉到祸事要来了，便挟住木木跑进了他的顶楼，锁上了门。几分钟以后五个人来捶他的房门，可是他们觉得有门闩抵住，也就停止了。加夫里拉慌慌忙忙地跑了上来，吩咐他们全在门口等着，一直守到天亮；他自己却跑到女用人房间去，叫那个年纪最大的陪伴女人柳博芙·柳比莫夫娜（他常常跟她一块儿偷过茶叶、糖和别的食品杂货，还造了假账）代他回禀太太说，不幸那条狗又从什么地方跑回来了，不过“她”不会活到明天的，请太太开恩不要动气，请她安静下来。太太本来也许不会这样快就安静下来，可是郎中在忙乱中把原定的十二滴月桂水弄成整整的四十滴让她喝下去了；月桂水的药性发生了效力——过了一刻钟太太又稳又熟地睡着了；格拉西姆却脸色惨白地躺在他的床上，紧紧地捂住木木的嘴巴。

第二天早上太太醒得相当迟。加夫里拉等着她醒来，好发命令向格拉西姆的掩蔽部作决定性的进攻，同时自己又准备着去忍受那一阵狂风暴雨。可是风暴并没有来。太太躺在床上叫人把那个年纪最大的寄食女人找了去。

“柳博芙·柳比莫夫娜，”她用了又轻又弱的声音说；她有时候喜欢装作一个受压迫的、无依无靠的苦命人的样子；不用说，在那种时候宅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了，“柳博芙·柳比莫夫娜，您看看我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我的亲人，您到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那儿去，跟他讲一下：难道在他眼里随便一条恶狗都比他女主人的安宁，他女主人的性命更宝贵吗？我不愿意相信这个，”她又露出感动的表情添上了后面的一句话。“您去吧，我的亲人，请您做点好事，到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那儿去一趟。”

柳博芙·柳比莫夫娜到加夫里拉的屋子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话，可是过了不多久，就有一大群人走过院子，朝着格拉西姆的顶楼的方向走去；加夫里拉走在前头，虽然这时并没有起风，他却拿一只手按住他的帽子；他的旁边便是跟班和厨子；“尾巴叔叔”站在窗里朝外面望，他在发号施令，这就是说，他不过举举手罢了；最后是一群小孩，他们一路上跳着，做鬼脸，他们里头有一半是从外面跑进来的生人。在那一段通到顶楼去的窄楼梯上坐着一个守卫；还有两个拿木棍的站在门口。他们开始走上楼梯，把楼梯全堵住了。加夫里拉走到房门口，用拳头敲门，大声叫着：

“开门！”

听得见轻微的狗叫声；可是没有人答话。

“我叫你开门！”他又说一遍。

“喂，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斯捷潘在下面提醒他说，“您知道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所有的人全笑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加夫里拉在上面反问道。

“啊，他房门上有一个眼，”斯捷潘答道，“您可以把棍子插进去动它几下。”

加夫里拉弯下身去。

“他用厚绒布外衣一类的东西把眼堵上了。”

“那么您把厚绒布外衣朝里推进去。”

这时候又听见了不响亮的狗叫声。

“听，听，‘她’自己暴露出来了，”人丛中有人这样说，他们又笑了。

加夫里拉搔了搔他的耳朵后面。

“不，兄弟，”他后来接着说，“要是你愿意，你自己来把那件厚绒布外衣推进去。”

“好，我就照办。”

斯捷潘就爬了上去，拿起木棍，把厚绒布外衣推进去了，他又把木棍在洞里动了几下，接连地说：“出来吧，出来吧！”他还在拨动棍子，忽然顶楼的门一下就打开了。这一群用人立刻连跳带滚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加夫里拉跑在最前头。“尾巴叔叔”关上了窗子。

“喂，喂，喂，喂，”加夫里拉在院子里嚷着，“你不要莽撞啊！”

格拉西姆站在门口，也不动一动。那一群人就挤在楼梯脚下。格拉西姆把两只胳膊轻轻地叉着腰里，从上面望着所有这些穿德国长裾外衣的渺小的人。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农民衬衫，在他们面前他简直是一个巨人了。加夫里拉向前走了一步。

“当心啊，兄弟，”他说，“我不让你胡闹。”

他接着就用手势对格拉西姆解释说：太太一定要你的狗；你得马上把“她”交出去，不然你就该倒霉。

格拉西姆望着他，指了一下狗，又用手在他自己的颈项上做了一个记号，好像他在拉紧一个活结似的，然后他带着探问的脸色看了看总管。

“对，对，”总管点头答道，“对，一定要。”

格拉西姆埋下了眼睛，忽然挺起身子，又指了指木木，木木一直站在他身边，天真地摇着尾巴，好奇地耸动耳朵。接着他又在自己的颈项上做了一遍勒的手势，而且含有意义地拍拍自己的胸膛，好像在对大家表示，他要亲自担任弄死木木的工作。

“你会骗我们，”加夫里拉摇着手答复他。

格拉西姆望着他，轻蔑地笑了笑，又拍拍自己的胸膛，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大家不做声地互相望着。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加夫里拉开口说。“这是什么意思？”

“让他去吧，加夫里拉·安得烈伊奇，”斯捷潘说。“要是他答应了，他就会做的。他一向就是那样的……既然他已经答应，那就算数了。在这方面他可跟我们这班人不一样，他说真就是真。是的。”

大家都点着头，跟着说：“是的。是这样的，是的。”

“尾巴叔叔”开了窗，也说：“是的。”

“好的，也许是这样，我们等着看吧，”加夫里拉答道。“不过，无论怎样，我们还是不要撤去守卫。喂，你，叶罗什卡！”他添上了后面这一句，这是对那个穿黄色粗棉布宽上衣的脸色惨白的人说的，那个人在宅子里算是一个园丁。“你可以干什么呢？你拿一根棍子坐在这儿，要是出了事情，你马上跑来找我！”

叶罗什卡拿了一根棍子，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人散了，只剩下几个爱管闲事的人同顽皮小孩；加夫里拉也回屋去了，他叫柳博芙·柳比莫夫娜代他回禀太太说，一切都弄好了，必要的时候他会差马夫去找警察来。太太在她的手帕上打了一个结，洒了点花露水，拿着它闻了闻，擦了擦她的太阳穴，又喝了茶，因为月桂水的药性还没有消除，她又睡去了。

在这一切骚扰过去以后的一个钟头，顶楼的门开了，格拉西姆出来了。他穿着那件过节穿的长裾外衣，用绳子牵着木木。叶罗什卡连忙避开在一边，让他走过。格拉西姆朝着大门走去。那些小孩同所有在院子里的人都静悄悄地盯着他。他连头也不掉一下，到了街上才戴上了帽子。加夫里拉就差这个叶罗什卡跟着他，执行侦探的职务。叶罗什卡远远地看见格拉西姆带着狗走进一家小饭铺去了，他守在外面等候他出来。

格拉西姆跟店里的人很熟，他们都懂他的手势。他叫了一份带肉的菜汤，就坐下来，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木木站在他的椅子旁边，用“她”那对聪明的眼睛安静地望着他。“她”身上的毛在发亮；看得出“她”是最近让人梳洗过的。格拉西姆叫的菜汤端上来了。他撕碎面包放在汤里，又把肉切成小块，然后把汤盆放在地上。木木照平常那样斯文地吃着，“她”的嘴只轻轻地挨到“她”吃的东西；格拉西姆把“她”看了许久；两颗大的眼泪突然从他的眼睛里落下来：一颗落在狗的倾斜的额上，另一颗落在菜汤里面。他拿手遮住自己的脸。木木吃了半盆，就走开了，还舐舐自己的嘴唇。格拉西姆站起来，付了汤钱，走出去了，伙计用了带点疑虑的眼光望着他出去。叶罗什卡看见格拉西姆，连忙躲在角落里，让他走了过去，自己却在后面跟着他。

格拉西姆不慌不忙地走着，仍然用绳子牵着木木。他走到街角，就站住了，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接着他忽然迈着快步朝克里木浅滩对直走去。在路上他走进一所宅子的院子，那儿正在修建厢房，他从那儿拿走两块砖挟在胳膊底下。到了克里木浅滩，他又拐弯儿顺着岸边走去，他走到一个地方，那儿有两只带桨的小船拴在桩上（他以前就注意到了），他带着木木一块儿跳到一只小船上面。一个瘸腿的小老头儿从菜园角一个窝棚里出来，在后面叫他。可是格拉西姆只点点头，那么使劲地摇起桨来，虽说是逆流，但一转眼他就冲到一百俄丈以外去了。老头儿站着，站着，用手搔自己的背，起初用左手，后来又用右手，随后就一颠一跛地回到窝棚里去了。

可是格拉西姆一直朝前划着。莫斯科已经落在他的后面了。两边岸上展开了一片的草地、菜园、田地、林子，农家小屋也出现了。农村的气息也闻到了。他丢开桨朝着木木俯下头去，木木正坐在他前面一块干的坐板上（船底积满了水），动也不动一下，他把他那两只气力很大的手交叉地放在“她”的背上，在这时候，浪渐渐地把小船朝城市的方向冲回去。后来格拉西姆很快地挺起身子，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了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了看“她”……“她”信任地而且没有一点恐惧地回看他，轻轻地摇着尾巴。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格拉西姆什么也听不见——他听不见木木落下去时候的尖声哀叫，也听不见那一下很响的溅水声；对于他，最热闹的白天也是寂无声响的，正如对于我们最清静的夜晚也并非没有声音一样。等他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微波照旧一个追一个地在水面上急急滚动；它们照旧地碰在船舷上飞溅开去了，只有在后面远远地一些大的水圈逐渐在扩大，一直到了岸边。

叶罗什卡等看不见格拉西姆的时候，连忙赶回宅子去报告他所见到的一切。

“嗯，不错，”斯捷潘说，“他要淹死‘她’。现在可以放心了。要是他答应了……”

这一天整天没有人见到格拉西姆。他没有在家里吃中饭。天黑了；大家在一块儿吃晚饭，只少了他一个人。

“格拉西姆这个人多古怪啊！”一个肥胖的洗衣女人尖声说。“为了一条狗居然弄得这样昏头昏脑！……真是这样！”

“可是格拉西姆倒回来过！”斯捷潘正拿着调羹刮粥，忽然大声说。

“怎么样？什么时候？”

“大概在两个钟头以前吧。他的确回来过。我在门口碰见他；他又走出去了，他从院子里出去的。我正想问他那条狗怎样了，可是我看得出他心里不高兴。喂，他推了我一下；他大概只是想叫我站开吧，就像在说：‘不要粘住我！’一样，——可是他在我的背脊上这么厉害地一拍，这么重的一下——哎唷，哎唷，哎唷！”斯捷潘不由得苦笑起来，他耸了耸肩膀，摸了摸后脑袋。“不错，”他又接下去说，“他那只手是多厉害啊，真是没有说的。”

大家都在笑斯捷潘，他们吃过晚饭以后都散去睡觉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巨人，肩头扛了一个背包，手里捏着一根长棍，急切地、不停步地顺着T公路走去。这就是格拉西姆。他只顾急急忙忙地走着，也不朝两旁看一眼，他急急忙忙地走回家去，走回自己的村子里去，走回他的家乡去。他淹死了可怜的木木以后，连忙跑回他的顶楼上去，匆匆地收拾了一点东西用一块旧马衣包起来，弄成一个小包裹，扛在自己的肩头，就这样地准备妥当上路了。他让人带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很小心地记住了路；太太把他从那儿带走的村子离开公路有二十五俄里。他带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一种交织着绝望与快乐的决心在公路上走着。他大踏步地向前走，胸口大敞开，两只眼睛热切地对直朝前面望。他走得急急忙忙，好像他的老母亲在家乡等着他一样，好像他长期在异乡的陌生人中间流浪以后，他的母亲现在唤他回到她跟前去一样……刚刚来到的夏天的夜是静寂而温暖的；这一边，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天边仍旧现着白色，而且让落霞染上了一抹浅红；那一边，青灰色的暮霭已经升起来了。夜就是从那儿来的。成百只鹌鹑在四周噪鸣，秧鸡竞赛似地彼此叫唤……格拉西姆听不见这些声音，他也听不见树木的极微妙的夜语（他正迈着他那结实有力的脚走过树旁），可是他闻到了他闻惯的熟了的黑麦香，这是从那些黑黑的田地上飘送过来的。他觉得迎面吹来的风——这是家乡的风——亲热地打他的脸，玩弄他的头发和胡须；他看见眼前这条闪着白光的路一直向他的家乡伸出去，直得像一支箭一样；他看见天上无数的星星照亮他的路，他好像一头雄狮，强壮地、勇敢地踏着大步走去，所以等到初升的太阳拿它那带水气的红光照着这个强壮的行人的时候，他跟莫斯科的中间已经隔了三十五俄里了……

两天以后他已经到家，在他自己的小屋里了，这使得从前搬到那儿住下来的当兵的老婆[23]大吃一惊。他在圣像面前祷告了以后，马上就去找村长。村长起先也很惊讶；可是正巧逢着割草的时期，格拉西姆又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他们马上塞了一把镰刀在他的手里；他便照从前那样地割草去了，他割得那么起劲，农民们看见他挥镰刀割草和堆草的情形，着实地吓了一跳……

可是在莫斯科，格拉西姆逃走的第二天，他们才发现他不见了。他们到他的顶楼上去搜查了一通，便去报告加夫里拉。加夫里拉来了，看了一看，耸了耸肩膀，便断定那个哑巴不是逃走，就是跟他那条愚蠢的狗一块儿投河自尽了。他们通知了警察，也报告了太太。太太动了怒，气得哭起来，吩咐他们无论如何总要把他找到，并且声明，她从没有命令他们把那条狗弄死，到后来加夫里拉让她骂得没有办法，整天只是摇着头，说：“好吧！”后来“尾巴叔叔”也对他说：“好—吧！”这样才把他弄明白过来。最后从乡下传来了格拉西姆住在那儿的消息。太太才稍微安心点；起初她还发出命令，要人马上把他带回莫斯科来，可是后来她又说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对她毫无用处。而且这桩事情过去不久，她自己也去世了。她那些继承人没有功夫想到格拉西姆身上去：他们还让母亲留下的其余的家奴都改为缴纳租赋。

格拉西姆一直活到现在，都是孤身一人，住在他自己那间小屋里面；他跟从前一样地健康、气力大，跟从前一样地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而且跟从前一样地严肃、稳重。可是他的邻人们看出来：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跟女人来往，他连看她们一眼也不肯，而且他绝不养狗。农民们谈论说：“他不需要女人，这倒是他的运气；可是狗呢——他要狗来做什么？你拿绳子拴在小偷的颈项上也把小偷拖不进他的院子去！”关于那个哑巴的大力士一般的力气的传说就是这样。

巴金 译

[1] 1俄尺合0.71米，1俄寸合4.4厘米，这是说他身高差不多有两公尺。

[2] 缴租农人，指耕种地主田地按时纳租的农奴。

[3] 圣彼得节是教堂节日，在旧历六月二十九日。

[4] 1普特合16.38公斤。

[5] 指圣彼得堡，沙俄的首都。

[6] 总管是地主家的老仆，他照料家务，并且管理全家的用人。

[7] 专管食物和食器室，以及贮藏食物饮料等等的地下室的家仆。

[8] 专管主人衣服的女用人。

[9] 加夫里拉认为自己提到魔鬼，就有罪过。

[10] 指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

[11] 下诺夫戈罗德的市民米宁和波查尔斯基亲王，一六一二年领导俄国人民抵抗波兰军队的侵略，终于将波军逐出俄境。一八二六年在莫斯科红场上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塑像上的米宁伸出一只有力的手。

[12] 科洛姆纳城在莫斯科河岸上，属莫斯科市。

[13] 塔纽莎是塔季扬娜的小名。

[14] 陪伴女人是一些穷贵族女人，寄食在贵族地主家里，靠着有钱人的恩惠生活。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工作。

[15] 他们一块儿带了东西去见太太，求太太为他们的结婚祝福。

[16] 意为到了世界尽头。

[17] 这是在出发前应当说的一句话。

[18] 向姑娘求婚时，送一方红布手帕，这是当时的一种民间风俗。

[19] 轮流地在两边脸颊上接吻。

[20] “寄食女人”跟“陪伴女人”是一类的人物，都是依靠阔亲戚生活的妇女，她们在贵族地主家里做些琐碎事情，也陪着女主人游玩，给她解闷。

[21] 过去莫斯科的一条主要大街；从前在那儿有过这样的市场。

[22] 旧时民间救治晕倒的方法。

[23] 当时兵役期限很长，所以兵士的妻子由全村照顾。不服从主人命令的农奴也常常被送去服兵役。

阿霞

一

我那时候大概有二十五岁（H.H.开始说）。你们看，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刚刚取得了我的自主权，动身到外国去，并不是像那时候一般人常常说的，“去完成我的学业，”却只是因为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那时年轻，健康，快乐，我的钱花不完，我还不曾遇到过任何操心的事，我无忧无虑地活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句话说完，我精力旺盛。我那时从没有想到：人不是植物，不能长久地繁荣。年轻人吃着金色的蜜饼，就以为是他每日的粮食；然而乞讨一片面包的时候会来的。可是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处呢。

我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计划地到各处游历。我喜欢一个地方，就住下来，只要我一想到要看新的人脸（的确就是人脸）时，我立刻又上路了。我只有对人才感到兴趣；我受不了那些著名的古迹和珍贵的收藏；我看到向导，立刻就厌烦，不高兴起来。我在德累斯顿的绿色拱廊[1]里简直要发疯了。大自然对我有一种强有力的感应，可是我不喜欢它那种所谓的美：奇特的名山，岩石，瀑布，我不喜欢它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不愿意它来扰乱我。但是人脸啊，活人的脸——人的谈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笑声——都是我生活里所不可少的。在人群中我常常感到特别的愉快和舒适。我喜欢到别人去的地方，我喜欢跟着别人一块儿叫喊，而同时我也喜欢注意别人叫喊时的神态。观察人使我发生兴趣……我不止是观察他们，我还带着欢乐的、不知足的好奇心在研究他们。但是我又离题太远了。

话说回来，大约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住在德国莱茵河左岸一个叫做З[2]的小城里。我正需要孤独。我在温泉遇到的一个年轻寡妇最近才伤了我的心。她非常漂亮，绝顶聪明，她对每个人都卖弄风情，对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也是这样。开始她鼓励了我，末了她很残忍地伤害了我，就为着一个年轻的、有玫瑰色面颊的巴伐里亚的军官把我丢开了。我应该承认我心里的创伤并不很深，但是我需要暂时沉浸在哀愁和孤寂里面，——年轻人有什么不可以消愁遣闷的呢！——所以，我在З城住下来了。

这个小城使我喜欢的是：它位置在两座高山的脚底下，它那倾颓的城墙和荒凉的古塔，它那古老的菩提树，它那跨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莱茵河的支流上的高桥，但是最使我喜欢的是它那种上等的好酒。太阳刚落山的傍晚（那是在六月间），那些漂亮的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女在这座古城的小街上散步，她们遇见外国旅客，就用悦耳的低声说：“Guten Abend[3]”，她们里面有一些甚至在月亮升上古老房屋的尖顶、街道上的小石子在宁静的月光下显得很清楚的时候，还不愿意回家。我喜欢那种时候在这个小城里游荡；月亮好像从明净的天空里凝视着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感觉到它那种凝视，敏感而平静地立在那儿，全身沐浴在月光里，那种宁静的、同时又微微地激动着灵魂的月光里。哥特式的高钟楼顶上的风信鸡闪着淡淡的金光，同样的金光也在黑亮的河面上荡漾。细细的蜡烛（德国人是节省的），在斜屋顶下的狭小窗户里朦胧地燃着。葡萄藤不可思议地从石墙里伸展出它的盘绕的蔓藤；在三角广场上，古井旁边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跑过去了；突然间那个带睡意的守夜人的口哨传到你的耳里来了，一条温顺的狗低声叫着；而温暖的空气那样抚摸着你的脸颊，菩提树的香味又是那么浓，使得你的心胸不由自主越来越深地呼吸着，“格雷琴”[4]这个名字又似赞叹、又似疑问地浮到嘴唇上来了。

З小城离开莱茵河约有两俄里。我常常去望那条庄严的河流，坐在那棵孤零零的大梣树底下石凳上，或多或少带了些做作的样子老是去想那位狠心的寡妇。一座带着孩子般的面容、胸上有一颗宝剑刺穿的红心的圣母小雕像从树枝中间忧郁地望出来。河对面是个叫做Л[5]的小城，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稍大一点。有一个傍晚我正坐在我所喜欢的长凳上，一会儿望着河流，一会儿望着天空，一会儿又望着葡萄园。在我的面前，一群金黄色头发的男孩爬上一只已经拖到岸上的船，涂了柏油的船反扣着。几只松松地张着帆的小船驶过去了，绿色的水波往前流去，微微有一点浪，也有一点涟漪。突然我听到了音乐的声音，我倾听着。在Л城里正奏着华尔兹舞曲，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地发出单调的低音，小提琴发出含糊不清的颤音，长笛大胆地吹起来。

“这是什么？”我问一个穿棉绒背心、蓝袜子、鞋子上带扣的老人，他正朝着我走来。

“这个吗？”他先把他的烟斗从这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然后回答道：“大学生们从Б[6]地来——举行一个kommers[7]。”

“我去看看这种大学生的‘酒宴’怎样，”我想道，“而且我还没有到过Л城呢。”我找到一个摆渡的人，渡过河去了。

二

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大学生的酒宴”。这是一种特殊的庆祝大宴会，在这宴会上一个地方的大学生，或者同乡会（Landsmannschaft[8]）里的大学生都聚在一块儿。差不多参加这个宴会的人都穿着旧时传下来的德国大学生的服装：轻骑兵的短上衣，长统靴和用特种颜色丝带做帽箍的小帽。这种大学生的宴会通常由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主持。这快活的宴会一直继续到天亮：喝酒，唱歌（唱Landesvatcr[9]和Gaudeamus[10]），抽烟，咒骂那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俗人，有时候还请了乐队来。

在Л城举行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酒宴——它在一家临街的、挂着“太阳”招牌的小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旗帜飘扬在旅馆和花园上面，大学生们坐在修剪得很整齐的菩提树下那些桌子旁边，有一张桌子底下躺着一只大喇叭狗[11]，旁边一个常春藤的凉亭里的乐师们起劲地一直在奏乐，时时喝啤酒来提他们的精神。在花园矮墙的外面街上围了一大群的人。Л城善良的市民不肯错过这种观看外来的客人的机会。我也混在这一群观众中间，看大学生的面容，看他们拥抱，注意年轻人这种天真的撒娇作态，注意他们的热情的眼光，听他们的叫喊，他们的无缘无故的笑声——世界上最好的笑声——所有这些年轻生命的快乐的沸腾，这种充满生气的往前直冲的劲儿，不论它冲向哪里，只要它是往前冲呀，——这种无忧无虑的放任感动了我，而且使我兴奋。“我要不要去参加呢？”我问我自己……

“你还没有看够吗，阿霞？”我的背后，突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着俄语。

“让我们再待一会儿罢，”一个女人用同样的语言答道。

我很快地回过头去……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戴了一顶便帽，穿着一件松松的短上衣。他的手臂上挽着一个身材不很高的少女，她戴了一顶草帽，整个脸的上半部都让帽子遮住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

年轻人带笑回答道：

“是，我们是俄国人。”

“我绝没有料到……在这种偏僻地方，”我开始说。

“我们也绝没有料到，”他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更好！让我来介绍我自己。我叫加京，这是我的……”他踌躇了一下，“我的妹妹。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告诉他我的姓名，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了。我才知道加京跟我自己一样借着旅行消遣，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前来到Л城，就在这儿住了下来。老实说，我不喜欢在国外跟俄国人结识。我远远地就能认出他们，从他们走路的样子，从他们衣服的剪裁，主要的还是从他们脸部的表情。他们的那种自满的、瞧不起人的、有时还是很傲慢的神气，突然间会变成了谨慎和害怕的表情……他们立刻警觉起来，眼睛不安地闪动着……“天老爷！我说了什么傻话吗？他们是在笑我吗？”这种匆促的眼光好像在说……这一会儿过去之后——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原先的庄严了，但偶尔又出现了一阵呆滞的惊惶失措。是的，我躲避俄国人，但是加京打第一眼起就让我喜欢了。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让人人都乐意望它，就像它在给你温暖，给你安慰似的。加京就有这样的脸，温和的、讨人喜欢的脸。大而温柔的眼睛，柔软的鬈曲的头发。他讲起话来有这种调子，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你只听见他的声调，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

那个被他叫做妹妹的少女，第一眼看起来非常漂亮。她那张略带褐色的圆脸上有着美丽的细小的鼻子，差不多带孩子气的脸颊和明亮的黑眼睛：这个脸型里有一种独特的、特殊的东西。她的身材优美，但似乎尚未发育完全。她一点儿也不像她的哥哥。

“您愿不愿意到我们家里去？”加京问我道。“我想我们已经看够这些德国人了。真的，要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话，早就该打碎玻璃、摔坏椅子了，然而这些年轻人过于拘谨。你看怎么样，阿霞，我们可以回家吗？”

少女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城外，”加京接下去说，“在葡萄园那儿高地上一所单独的小宅子里。那边风景好极了，去看看吧。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一些酸奶。现在天快黑了，您最好在月光下渡莱茵河。”

我们动身了。穿过低矮的城门（城的四周围着圆石砌成的古墙，连墙上的望楼都还没有完全崩塌），我们走入田野，顺着石墙走了大约一百步光景，就在一扇窄小的门前停下来。加京开了门，引我们从一条很陡的小路上山。路的两边的平台上种满了葡萄；太阳刚落下去，一抹淡淡的红光依旧照在绿色葡萄藤的高茎上，照在铺满了大小石板的干燥的地上，还照在一所有着倾斜的黑色横梁和四扇明窗的小宅子的白墙上。这所宅子就直立在我们正在攀登的山顶上。

“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刚走近那所宅子，加京就大声地说。“看，房东太太拿酸奶来了。Guten Abend， Madame[12]……我们马上就坐下来吃晚饭；但是首先，”他接着又说，“先看看四周。您对这一片景致有什么说的？”

风景的确美极了。绿色的两岸中间银白的莱茵河躺在我们的脚底下。有一个地方的河水在落日的金辉下闪耀着红光。你能看到聚集在岸边的小城的所有的街道和房屋，那边过去一点，展开一片广阔的田野和群山。下面的风景的确很美，但更美的还是在天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空的明净和深邃，空气清朗透明。新鲜的、轻盈的空气静静地像波浪似地摇荡着，滚动着，似乎在高处它也感到更加自由了。

“您选了一所很好的住宅，”我说。

“是阿霞找到的，”加京回答道。“喂，阿霞，”他接着说，“你去安排一下。把东西全拿到这儿来，我们要在露天吃晚饭。这儿我们可以听到那边飘来的音乐。您注意到没有，”他转过来对我说下去，“华尔兹舞曲近处听起来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过是粗俗无聊的声音；可是远远地听起来，它就好得不得了！它能够唤起您所有的浪漫的情绪。”

阿霞（她的真名是安娜，然而加京叫她阿霞，所以你们也得让我这样叫她）这时候已经到宅子里去了，不久就跟房东太太一块儿回来。她们两个人抬着一个大茶盘，盘里盛着一罐牛奶，还有碟子，调羹，糖，草莓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开始晚餐。阿霞取掉帽子，她的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那样梳着，浓浓的鬈发披在颈项上和耳边。起初她对我非常害羞，但是加京跟她说：

“阿霞，你怕什么呢？他又不会咬人！”

她微微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主动跟我谈起来。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从来也没有安静地坐过一阵；她一会儿站起来，跑进宅子里去，又跑出来，低声唱歌，一会儿她笑起来，而且笑得非常古怪：她好像并不是在笑她所听到的，只是为了跑进她脑子里面的种种思想笑着。她的大眼睛发亮地、大胆地直望着你，但有时她的眼睑微微地低垂，于是她的眼光立刻变成深沉而温柔的了。

我们闲谈了两个多钟头。白天早已过去，而黄昏（起初完全像火一样，然后明亮而通红，再后变成暗淡而朦胧，）也渐渐地消失、溶化在黑夜里了。可是我们一直像我们周围的空气那样和平地、安静地谈下去。加京叫人拿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来，我们安闲地喝酒。音乐仍然飘到我们这儿来，音调似乎比先前更悦耳，更柔和了。城里亮起了灯光，河面上也有了灯光。阿霞忽然埋下了头，她的鬈发就遮住了她的眼睛；她不做声，叹息了一声。后来她跟我们说，她瞌睡了，就回到宅子里面去了。可是我看见她并不点燃蜡烛，却在关着的窗前站了好久。最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莱茵河上。这四周的一切有的发光，有的变暗，全变化了；连我们的刻花玻璃杯里的酒也放出神秘的光彩。风停了，好像它也收起翅膀静息了。散发浓香的夜间的暖气轻柔地从地面上升起来了。

“该走了！”我大声说道，“不然，我可能找不到摆渡的船夫。”

“是该走了，”加京也说了一遍。

我们从小路下山。突然间有几个小石子跟在我们的身后滚了下来：原来是阿霞赶上来了。

“你还没有睡？”她哥哥问道，可是她并不理他，她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小旅馆花园里大学生们点的最后几盏灯的将灭的灯光，从山下照着树叶，给树叶添了一种欢乐的、奇幻的样子。我们在河边找到了阿霞，她正在跟摆渡的船夫谈话。我跳上了渡船，便跟我的两位新朋友告辞了。加京答应明天来看我；我握过他的手，也向阿霞伸出手去，她却只是望着我，摇摇头。船离开了岸，向急流的江心漂去。强健的老船夫把桨浸入黑暗的河水里，用力划着。

“您走进月光里面，您把它打碎了，”阿霞在我身后喊着。

我埋下眼睛，黑色的波浪在渡船的四周跳荡。

“再见！”我又一次听到阿霞的声音。

“明儿见，”加京也跟着她说。

渡船靠拢岸。我跳出船来，隔岸望去。对岸看不见一个人了。月光像一道金桥似地伸到河对面。有一曲兰纳[13]的华尔兹的老舞曲飘了过来，好像是送别。加京说得对，我感觉到我的心弦应和着那诱人的旋律在颤抖了。我慢慢地呼吸着夜晚的芬芳的空气，穿过黑暗的田野，走回家去；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以后，仍然感到这种无对象、无目的的期望的带甜味的烦闷。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但为什么我是幸福的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想……我是幸福的。

我心里满溢着快活和轻松的感情，几乎要笑出声来，我睡在床上，早已闭上了眼睛，我忽然记起了整个夜晚我连一次也没有想到我那位残酷的美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又在恋爱了？”可是我就在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似地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我早已醒来，但是还没有起床），我听到窗下有手杖轻敲的声音，有人在唱歌，我立刻认出那是加京的声音：

你还在睡吗？我要用七弦琴

唤你醒来……[14]

我赶快去给他开了门。

“您好，”加京一进门就说。“大清早我就来打扰您了，可是您看看，多好的早晨。新鲜，露水又多，云雀在唱歌。”

鬈曲发亮的头发，露出来的颈项，玫瑰色的面颊，他本人就像早晨一样的新鲜。

我穿好衣服，我们就到花园里去，坐在一张长凳上，叫人送来咖啡。我们开始闲聊起来。加京把他未来的计划告诉我：他有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他有意专心从事绘画，只是后悔他想到这件事太晚了，白白浪费了这许多时间。我也告诉他我的计划，并且顺便还告诉他我的失恋的秘密，他谦虚地听着我讲话，但是据我看来，我的热情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同情。他只是由于礼貌的缘故，才勉强跟着我叹息两三声，随后加京提议要我陪他回家，去看看他的画稿。我立刻同意了。

阿霞不在家，房东太太告诉我们：她已经到“古迹”那边去了。（这是一所封建时代古堡的遗迹，离开Л城约有二俄里光景。）加京拿出他所有的画给我看。画稿上充满生气和真实，也有一种豪放和壮阔的成分，但没有一张画是完成的，而且照我看来这些画都是草率的，不准确的。我很坦率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他。

“是呀，是呀，”他叹口气接着说，“您是对的，整个儿都是很坏的、不成熟的东西，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好好地学过，而且我们这种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懒散总是占上风。当你梦想工作的时候，你像鹰似地飞翔：你好像有移动天地的力量——可是一旦动手做起来，你立刻就变得软弱，疲乏了。”

我开始鼓励他，他只是摇摇手，捧起他所有的画稿，把它们丢在沙发上。

“如果我有一点点耐心的话，我或者会有一点儿成就，”他低声说。“如果我没有耐心，那么，我永远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傻里傻气的纨袴子弟罢了。我们还是去找阿霞吧。”

我们就走了。

四

去古迹的路顺着一个狭窄的、树木茂盛的山谷的斜坡盘旋而上。谷底一条小溪喧哗地在石子中间流过去，它好像要赶快地流入大河，那条河就在陡峭的山顶的阴影面后边静静地闪光。加京叫我注意几处光彩悦目的地方。听他讲话，他即使不是一个画家，至少也是一个艺术家。不久古迹看得见了。在一个光秃山岩的顶上矗立着一座四角塔，这座塔虽然因年代久远成了黑色，但还是很坚固，不过看得出塔身已经让一条纵的裂痕分为两半了。塔连接着长满青苔的围墙，在塔的周围爬满了常春藤。弯曲的小树从灰色的城垛和开始崩坍的拱顶中垂下来。一条铺石子的小路通到那个还不曾毁坏的大门。我们快要走到大门，突然看到就在我们的前面，一个女人的身形用快步跳过一堆废墟，爬到一个突出的墙头，恰恰在悬崖上面。

“那可不是阿霞！”加京叫起来。“真是一个疯女孩子！”

我们穿过大门，进了一个小院子，那里一半的地方长满了野苹果树和荨麻。阿霞当真坐在悬崖的边上，她转过脸来对我们笑着，但是并没有移动一下。加京向她伸出一根手指警告她，我大声责备她的不谨慎的举动。

“不要说啦，”加京低声说，“不要惹她；您不了解她：她能够爬到塔顶上去。喂，您倒不如赞美这个地方的人的聪明。”

我朝我的周围看。在小木棚里货摊旁，一个老妇人坐在角落里编结袜子，她斜着眼睛从眼镜后面看我们。她卖啤酒、姜饼和矿泉水给游客。我们坐在长凳上，喝着盛在笨重的锡杯里的相当冷的啤酒。阿霞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她的腿盘在她的身子底下，头上包着薄棉纱围巾，她的秀美的身姿映在明净清澈的天空里显得很分明，很动人。我带着反感地望着她。昨天夜里我就注意到她的一些做作的不自然的样子……“她要使我们吃惊，”我想道。“她的目的是什么呢？多么孩子气的恶作剧！”她好像猜中了我的思想似的，用急速而锐利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又笑了起来，她只跳了两跳就离开了墙，跑到老妇人跟前，向她讨了一杯水。

“你以为我要喝水吗？”她转身对她哥哥说，“不是，在那边墙上有几朵花得浇水呢！”

加京没有理她。她捧着杯子，又爬上废墟，时而停下来弯着身子，带着可笑的郑重的神情，在枯萎的植物上面洒几滴水。水点在明亮的阳光下发亮。她的动作很可爱，可是我还像先前那样生她的气。不过我也忍不住要赞美她的轻快，敏捷。在一处危险的地方，她尖声叫喊来吓唬我们，然后又大笑起来……我更加恼怒了。

“她跳来跳去就像一头山羊，”老妇人把眼睛从她的袜子上抬起来，望了一会儿，含糊地说。

最后，阿霞倒空了她的杯子，顽皮地摇摇晃晃回到我们跟前。她的眉间、鼻上、唇边都带一种奇怪的微笑，她的黑眼睛半像大胆、半像欢乐地动着。

“你以为我的举动有失体统，”她的表情好像在说，“我不在乎：我还是知道你是欣赏我的。”

“敏捷呀，阿霞，真敏捷，”加京小声地含糊不清地说。

突然间她好像害起羞来，垂下她的长睫毛，羞怯地坐在我们旁边，就像做错了事一样。现在我才第一次好好地看清楚了她的脸。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多变化的脸。过了一会儿她的脸渐渐变得苍白，露出一种专注的、差不多是忧郁的神情，她的面貌在我的眼里显得大人气些，严肃些，单纯些。她完全安静下来了。我们绕着古迹走了一转，欣赏风景，阿霞也跟在我们后面。午饭的时候快到了。加京向老妇人付了钱，又要了一杯啤酒来，他把酒杯举到嘴唇边，转身向我做一个狡猾的鬼脸，大声说：

“祝您的心上人健康！”

“难道他有——难道您有这样一位心上人吗？”阿霞问道。

“谁又没有呢？”加京回答。

阿霞沉思起来，她的脸又变化了，又露出一种挑衅似的、差不多是傲慢的微笑。

在回家的路上，她比先前笑得、玩得更厉害了。她从树上折下一根长树枝，像枪一样地扛在肩上，用围巾把头包住。我记得我们遇到一大家子英国人，都是淡黄色头发，态度很拘谨，他们好像听到命令似地一下子都转过他们的呆板的眼睛，带了冷静、惊讶的样子望着阿霞。她好像故意要激怒他们，就高声唱起歌来。我们到家以后，她立刻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一直到午饭的时候才出来，穿着很漂亮的、腰束得紧紧的衣服，精心地梳了她的头发，手上戴着手套。在桌上，她的举止非常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是做作的。她差不多不吃一点东西，只偶尔用小杯子喝点水。她明明要在我的面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非常文雅的、教养很高的年轻小姐的角色。加京并不干涉她，看得出来他在任何方面对她纵容惯了。他只是时时好意地望着我，轻轻地耸耸肩膀，就像在说：“她是一个孩子，请您宽容吧！”刚吃完午饭，阿霞站起来，对我们行个屈膝礼，戴上帽子，问加京，她可不可以到路易斯太太那边去。

“你从什么时候起要求我的允许来的呢？”他带着他那种始终不变的、但这时却露一点窘相的微笑问道。“你觉得跟我们在一块儿没有趣味吗？”

“不，我昨天答应过路易斯太太，我要去看她。而且，我想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儿会更好一点。H.先生（她指着我）会再告诉你一些秘密。”

她走了。

“路易斯太太，是这个地方从前的市长的寡妇，”加京极力避开我的眼睛，说起来；“她是一位很善良、而且很单纯的老太太。她很喜欢阿霞。阿霞高兴跟境况不好的人做朋友。我已经看出来那原因始终是骄傲。您瞧，她是给我宠坏了。不过，”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您叫我怎么办呢？我对任何人都不会苛求，对她当然更不会了，我不得不容忍她。”

我仍然不做声。加京换了话题，谈起别的来。以后我认识他越久，我就越喜欢他。很快我就了解他了。他有着真正的俄罗斯人的性格，忠实，正直，质朴，但不幸有点懒散，缺乏坚持力或者内在的火。青春不像一道喷泉水似地在他的心里涌流，而以宁静的光照耀。他很可爱，很聪明，可是我不能想象，他年纪大些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会成为画家吗？没有持久的、艰苦的工作是不可能成为画家的。“至于工作，”我望着他的柔和、温顺的面貌，或者倾听他那从容不迫的言论的时候，我不禁想着：“不，你绝不会努力工作的，你不能够集中你的力量。”但是你不可能不喜欢他：你的心让他吸引去了。我们在一块儿大约消磨了四个钟头，有时候坐在沙发上，有时候在宅子前面慢慢地走来走去，我们就在这四个钟点里面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了。

太阳落下去了，我应该回家去，可是阿霞还不曾回来。

“她多任性呀！”加京含糊地小声说，“要是您愿意，我可以送您回去，我们顺路可以弯到路易斯太太家里。我要问一下她在不在那里。这不会绕太多的路。”

我们下了坡，走到城里，弯进一条窄小的曲巷，我们就在一所房屋前站住了，这是一所只有两扇窗宽、四层高的宅子。二层楼比第一层更凸向街面，而三层楼、四层楼更比二层楼凸出。整所的房屋雕刻着古老的花纹，它那下面的两根大柱子，它那尖尖的瓦屋顶，和顶楼的像鸟嘴似的突出部分，这一切使这所宅子看起来像一只弓着身子的大鸟。

“阿霞！”加京喊道，“你在这儿吗？”

三层楼灯光明亮的窗户打开了，我们看到阿霞的小小的黑黑的头。在她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没有牙齿、眼睛半瞎的德国老妇人的脸。

“我在这儿，”阿霞卖弄风情地把肘臂斜靠在窗台上说；“我在这儿很好。这给你，接住它，”她丢给加京一枝天竺花，接着又说：“你设想我是你的心上人。”

路易斯太太大声笑了。

“H.要回家去了，”加京高声说，“他来跟你告别。”

“真的吗？”阿霞轻轻地说道。“那么，把我这枝花给他吧，我马上就回家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我想她是在亲吻路易斯太太了。加京默默地拿给我这枝花。我也默默地把它放在衣袋里，走到了渡口，摆渡过了河。

我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什么也不想，可是我的心上感到异样的沉重。突然间我闻到一阵闻惯了的浓浓的、可是在德国却很少有的香气，这香气使我惊讶。我站住，看见路旁有一小块地上长着大麻。它这种草原上的香气使我立刻想起我的祖国，在我的灵魂里面唤起一种强烈的乡愁。我真想呼吸俄罗斯的空气，我真想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行走。“我在这儿干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在陌生的国土里流浪，为什么我要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我嚷起来。压在我的心上那种非常沉重的重量突然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燃烧似的激动。我带着跟上一天完全不同的心境回到了家里。我觉得心里不高兴，很久都不能安静下来。一种连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烦闷折磨着我。末了我坐下来，想起我那位狡猾的寡妇（我照例在每天临睡前想着那位太太），拿出她的一封信来，但是我连信都没有打开，我的思想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我开始想着……想着阿霞。我想起加京曾经暗示过的某些障碍阻止他回到俄国去。“当真，她是他的妹妹吗？”我高声说了出来。

我脱了衣服躺下，竭力想睡着，可是一个钟点以后我又在床上坐起来，肘子斜靠在枕上，想着那位“笑得不自然的、喜怒无常的少女”。“她像佛尼斯拿宫[15]中拉斐尔[16]画的小加拉蒂阿[17]。”我含糊地说道：“是的，她不是他的妹妹……”

那位寡妇的信静静地躺在地板上，在月光里显得很白。

五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Л城去了。我极力使自己相信，我是去看加京的，但是我暗中却实在想去看看阿霞在干什么，她的举动是不是还像昨天那样地“古怪”。我看到他们都在客厅里，唉，真奇怪！——这是不是因为我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苦苦地想念俄罗斯的缘故呢？——我觉得阿霞完全是一个俄罗斯的少女，还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几乎就像一个女仆。她穿着一件窄小的旧长袍，头发梳在耳朵后面，静静地坐在窗前，带着一种朴实的、温顺的神情在绣架上刺绣，就像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别样事情一样。她几乎什么也不说，只是凝神地望着她的绣品，她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平凡的、日常的表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家乡的卡佳、玛霞们[18]来。就像故意来完成这种相似一样：她开始小声地唱起《亲爱的小妈妈》[19]了。我望着她的带黄色的、没有生气的脸，想起我昨天晚上的那种思想，我也不由得忧愁起来。天气是出奇的好，加京告诉我们，他要去野外写生，我问他愿不愿意让我跟他一块儿去，我去了会不会妨碍他。

“正相反，”他答道；“你可以给我贡献好的意见。”

他戴上一顶凡·戴克式[20]的大帽子，穿着工作服，胳膊底下挟着速写本动身走了，我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临走的时候，加京关照她去看看汤不要烧得太清了，阿霞答应照料厨房的事。加京走到一个我早已熟悉的小山谷，在石头上坐下来，开始画一棵桠枝向四面伸出来的空心老橡树。我躺在草地上，拿出一本书来。我还不曾读上两页，他也不过涂污了画纸，我们就越来越起劲地谈起来了。我们讨论着，而且非常聪明、非常细致（至少我是这样看法）地讨论着：人应当怎样工作，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哪些规律是可以遵守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画家的真正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后来加京说他今天“没有兴致”，在我的旁边躺下来，于是我们这种年轻人的谈话就没有任何阻碍、自由地倾泻出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谈话总离不开俄国人爱用的不明确的言辞。我们畅谈了一番之后，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做成功了什么事情以后的满足的感情，我们就回家去了。我看到，阿霞的神情还是跟我们离开她的时候一个模样，无论我如何仔细地留意她，在她的身上我也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或者故意做作的痕迹。这一次绝不能再说她是装模作样的了。

“啊，啊！”加京说道，“她在斋戒忏悔呢。”

晚上，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好几次呵欠，很早就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睡了。我也很快地向加京告辞回家去，我并不特别想什么，那一天就在平静的心情中过去了。现在我惟一能够记起来的事情，就是在我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高声说出来：

“那个少女是怎样一个多变的蜥蜴呀！”我想象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她不是他的妹妹。”

六

整整两个星期就这样地过去了。我每天去看加京他们。阿霞好像在躲避我，不过像我们刚认识的头两天里面那样叫我吃惊的顽皮举动，她一次也没有做过。她仿佛暗中有着隐秘的痛苦，或者惶惑不安；她也笑得少了些。我带了好奇心在观察她。

她的法语和德语都讲得非常流利，但处处都显出来她从小就没有得到女性的照应，她受着一种非常奇特的、不寻常的教育，跟加京所受的教育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虽然加京戴一顶凡·戴克式帽子，穿一件工作衣，可是在他的身上仍旧发散着大俄罗斯贵族的温柔的、几乎是纤弱的气息。然而她却不像一位贵族小姐，在她的所有的举动里有一种不安宁——就像一棵刚接枝的野生的果树，一种还在发酵的酒。天生怕羞，胆怯，她多么恨她自己的羞怯，因此她极力使自己举止大方，勇敢，但是这也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好几次我想跟她谈谈她在俄罗斯的生活、她的过去，她总是不情愿回答我的问题。然而我却知道，她出国以前曾在乡下住了很久。有一次我碰见她正在看书。两只手捧着头，手指直伸到头发里面，目不斜视地专心在看书。

“好啊，”我走到她的身边，说，“您真用功！”

她很快地抬起头来，庄重地、严厉地望着我。

“您以为我只会笑吗？”她低声说，就打算走开。

我看她的书名：这是一本法国小说。

“无论如何，我不能够赞成您选的书，”我说。

“那么念什么呢？”她嚷起来，把书丢在桌子上，接着又说下去：“我还不如出去瞎胡闹去，”就跑到花园里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我高声朗诵《赫尔曼与窦绿苔》[21]给加京听。刚开始的时候，阿霞只是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后来就突然地站住，侧耳倾听，静静地挨着我坐下，一直听到我读完。第二天我又不认识她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她会起这样的念头：学窦绿苔似的温驯、沉静。一句话说完，我觉得她是一个谜似的人，不管她是自负、自傲到了极点，然而甚至在我恼恨她的时候，她还是吸引了我。只有一件事是我越来越相信的：她不是加京的妹妹。他不像一个哥哥似地对待她，他太宠爱她了，太迁就她了，同时还有点勉强的样子。

一个奇怪的机会显然证实了我的猜疑。

有一天晚上，我到加京他们住的葡萄园里去，我发现那扇小门已经上锁了。我不加考虑就跑到我早已注意到的围墙塌了的地方，跳了过去。离开那里不远，在小路的旁边，有一个爬满金合欢的小凉亭。我刚到那边，正要往前走的时候，我听到阿霞的声音，她一边抽泣，一边激动地说：

“不，除了你以外，我任何一个人都不要爱，不，不，我只要爱你一个人，——而且永远地爱你一个人。”

“好啦，阿霞，安静一点！”加京说。“你知道我相信你的。”

他们谈话的声音从凉亭里飘出来，我能够在稀疏交织的树枝中间看到他们两个人，但是他们看不到我。

“你，就是你一个人！”她重复着说，两只手臂抱着他的颈项，带着痉挛性的呜咽声开始吻他，紧紧地贴在他的怀里。

“好啦，好啦”他又说了一次，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我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惊醒过来了。“我应该到他们那里去吗？绝不去！”这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我用快步回到墙边，跳过墙，到了大路上。我差不多跑着似地奔回家去。我笑笑，擦擦自己的手，这一个突然证实了我的猜疑的机会（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猜疑是错误的）使我很吃惊，同时我的心里也很痛苦。“他们真会做假啊，”我想着。“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欺骗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绝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多么多情的表白呀！”

七

我睡得不好，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把旅行背袋缚在背上，告诉我的房东太太，晚上她不用等我回去。我就徒步往小山那边走去，顺了流过З小城的那条河的上游走着。那些小山是一个叫做狗背的山脉的支脉，从地质学的观点看来是很有趣味的。它们特别以玄武岩地层的形状整齐和质地纯粹而著名，但是我对那些地质学上的岩层并不感兴趣。我不能够对我自己解释明白，我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有一个感觉我是非常清楚的——不愿意跟加京他们见面。我使自己相信，我突然讨厌他们的惟一理由只是对于他们的“口是心非”的怨恨。是谁使他们不得不冒充兄妹呢？但是，我竭力不去想他们，悠闲地在群山和幽谷中间游荡，在乡村的小旅馆里久坐，跟旅馆主人和旅客们安闲地谈天，或者躺在平坦的、太阳晒热的石头上仰望云片的飘浮；很幸运的是，天气非常好。我就这样地过了三天。但是在这三天里面我也并不是毫无乐趣的，虽然有时候我的心沉郁。恰好我的心境跟这个地方大自然的宁静十分和谐。

我完全沉醉在这些偶然得来的印象的平静的变幻里：印象不断地变化，它们从容地一个接一个在我的心灵中飘了过去，末了只留下一个总的感觉。凡是我在这三天里面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所听到的一切，全揉和在这个感觉里，我所说的一切包含着：树林中树脂的清香，啄木鸟的叫声和轻啄声，清澈的小溪的不倦的饶舌，溪流的沙底上游着的带斑点的鲟鱼，群山的朦胧的外形，幽暗的岩石，干净的小乡村和年代久远的古教堂和老树，草地上的鹳鸟，轮子转动得很快的舒适的磨坊，穿着蓝色衬衣、灰色长袜的乡下人的亲切的面容，肥马或者母牛拖着轧轧作声的缓慢的货车，在两旁种植苹果树和梨树的清洁大路上走着的长头发的年轻过路人……

就是在现在，回想着那些日子的印象，在我还是一件愉快的事，我问候你，德国土地上一个朴素的角落和你真诚的喜悦，你无处不有勤劳的手的痕迹，坚忍而从容的工作的痕迹……我问候你，愿你平安！

在第三天的夜晚，我回到了家里，我忘记说了，由于对加京他们的怨恨，我曾想把那位狠心的寡妇的形象唤回到我的心里来，然而我的努力是白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试着去想念她的时候，我看见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五岁左右的乡下小女孩，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对天真地瞪着的小眼睛，她带着稚气的单纯的表情望着我，我不好意思看她那纯洁的眼睛。我不愿意在她的面前撒谎，就在这时候，我马上跟我过去的恋爱对象告别了，永远地告别了。

我回到家里就看到加京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突然的决定叫他吃惊，他责备我没有带他一块儿旅行，他要我回家后马上就到他们那里去。我不高兴地读了这封信，但是第二天我又到Л城去了。

八

加京很友善地接待我，对我加以种种友好的责备。但是阿霞好像故意似地，一看见我就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而且跟往常一样又跑开了。加京显得有点窘，在她的背后低声地说她发疯了，请求我原谅她。我得承认，阿霞叫我非常生气。我本来已经有点不痛快，而现在又听到这种不自然的笑声，看到这些装腔作势的动作。无论如何，我得做出什么都没有注意到的样子，跟加京聊起这次短期旅行的一些细节。加京也告诉我在我离开的那些时间里他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的谈话显得非常勉强。阿霞走进屋里来，但又跑出去了。末了我说我有些急迫的工作要做，必须回家去。加京起先挽留我，后来他注意地望了我一下，便提议送我回家。阿霞突然从前厅里跑过来，向我伸出她的手，我轻轻地握一下她的手指，毫不明显地跟她行了礼。加京和我渡过莱茵河，走过我所喜欢的大梣树底下有着圣母小雕像的地方，我们坐在长凳上欣赏这一片景色。就在那儿，我们开始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谈话。

我们起先交谈了几句话，后来望着莱茵河发亮的河水，不做声了。

“告诉我，”加京突然带着他平日那种微笑说起来，“您对阿霞的意见怎样？您是不是觉得她有些古怪？”

“是的，”我说，并不是没有一点惊讶的样子，我的确没有料到他会谈起她来。

“您要把她了解清楚以后才可以批评她，”他说道。“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和一个难于驾驭的头脑。要跟她处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您知道她的身世，您就不会责备她了……”

“她的身世？”我打断他的话，“她不是您的……”

加京向我看了一眼。

“您想她不是我的妹妹吗？……不对！”他接着又说下去，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狼狈；“她实在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父亲的女儿。听我说罢。我信任您，我要把整个故事都告诉您。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聪明、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但是并不幸福。命运对待他并不比对待别的任何人坏；可是他连它的第一次的打击都忍受不了。他年轻时候由于爱情结了婚。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死得很早——她死的时候，我还只有六个月。我父亲带着我到乡下去，整整有十二年，他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过。他亲自教育我，如果不是他的哥哥，我的亲伯父到乡下来看我们，他就永远不会跟我分开。这位伯父长年住在彼得堡，他在那里担任一个非常显要的职务。他劝我父亲把我交托给他，因为父亲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乡下，我伯父跟他反复说：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男孩子与世隔离、完全孤独地生活下去，是一件很不好的事，而且跟着我父亲那样的一个非常忧郁、沉默的教师，我一定会落在别的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们的后面，甚至我的性情也可能变坏。父亲一直不肯听从我伯父的劝告，可是最后他终于让了步。我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我哭起来了，我爱他，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脸上有一丝微笑……但是我一到彼得堡，我立刻就忘记了我那阴暗的、没有欢乐的家了。我进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编进一个近卫军联队里面。每年我回到乡下过几个星期，我看见我的父亲一年比一年更忧郁，更深沉，而且多思善虑到了懦怯的地步。他每天去教堂，几乎连怎样说话都忘记了。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那时我大概已经过了二十岁），我在我家里第一次看到一个瘦瘦的、黑眼睛的十岁光景的小女孩——阿霞。我父亲说她是他领来抚养的一个孤儿，——他是这样说的。我并没有对她特别注意。她怕羞，机警，沉默，好像一只小野兽一样，只要我走进我父亲喜欢的那个房间（一间阴暗的大房间，我母亲就死在那里面，在那个房间里即使在白天也得点蜡烛），她就会立刻躲到他的伏尔泰式的扶手椅[22]后面，或者书橱的背后去。以后三四年，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没有回到乡下去。每个月我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一封短信。他很少提到阿霞，即使提到，也只是匆匆的一笔。他虽然已经过了五十岁，可是看起来他还是像一个年轻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我那时的惊惶：有一天我突然地、毫无思想准备地接到我们总管写来的一封信，报告我父亲病危的消息，而且说如果我想送我父亲的终，就得马上回家去。我火速地赶到家里。我父亲还活着，可是差不多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了。他见了我非常喜欢，用他的瘦弱的手臂拥抱我，他的又像是探问、又像是恳求的眼光久久地凝视着我的眼睛。在我确实答应了满足他的最后的愿望之后，他吩咐他的老用人去叫阿霞进来。老用人带着她进来了，她浑身打颤，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这儿，’父亲很费力地对我说：‘我留给你我的女儿，——你的妹妹。你可以向雅科夫问个明白，’他指着那个老用人，又添了一句。

“阿霞痛哭起来，伏倒在床上……半小时以后我父亲去世了。

“我打听到的就是这些：阿霞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从前的女用人塔季扬娜生的女儿。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塔季扬娜，我记得她那高高的、优美的身材，她那美丽的、庄重的面容，她那黑黑的大眼睛。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骄傲的、不可亲近的姑娘。我从雅科夫的充满了尊敬的、含蓄的话中了解到，我父亲跟她的关系是在母亲去世以后不多几年里开始的。那时候塔季扬娜已经不住在主人的宅子里了，她跟她的结过婚的姐姐，我们的看家畜的女用人一块儿住在一个小乡村里。我父亲非常爱她。我离开家以后，他甚至要跟她结婚，但是不管他一切的恳求，她还是不愿意做他的妻子。

“雅科夫站在门口，双手抄在身后，接着说下去：亡故的塔季扬娜·瓦西里耶夫娜是一个谨慎的女人，绝不愿意做任何对你父亲不利的事。‘对于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呢？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呢？’她当着我的面就是这样说的，少爷。

“塔季扬娜甚至不肯搬回到我们家里来住，她带着阿霞一直住在她的姐姐家里。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只有逢节日在教堂里看得见塔季扬娜。她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帕，肩上披了一条黄色披巾，在人群中她总站在靠窗户的地方。她的端庄的侧影清晰地在明亮的玻璃窗上现出来。她带着温顺而严肃的神情祈祷，按照古老的仪式深深地躬着身子。我伯父带走我的时候，阿霞只有两岁。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不过九岁的光景。

“塔季扬娜死后，父亲马上把阿霞领回家来。以前他也表示过要领她回家的意思，可是塔季扬娜连这个要求也拒绝了。您不难想象阿霞给带到主人宅子里来的时候的心情。就是现在，她还不能忘记她第一次穿上绸衣服，她的手第一次让仆人吻着的那个时候。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对她管教很严，而在我父亲的宅子里她却享受完全的自由。我父亲是她的教师，除他之外，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他并不纵容她，这就是说，他并不溺爱她，可是他热情地爱着她，从不拒绝她的任何要求：在他的心灵里，他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她。阿霞不久就了解到，她是家里最重要的人，她明白主人就是她的父亲；但是不久她也了解到她的私生女的地位。自尊心在她的心里过分地发展，怀疑也一样地生长起来了。坏习惯生了根，纯朴消失了。有一次她向我承认，她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忘记她的出身，她因为她的母亲感到羞惭，同时她也因为她自己会有这种念头而感到羞惭，于是她骄傲自己有这样的一位母亲了。你看，她不论在过去，现在，都知道这么多在她那种年龄所不应该知道的事……难道这是她的错吗？青春的活力在她的内心里骚动，她的血在沸腾，而近旁又没有人可以指导她。她在任何方面都是绝对的自主！要忍受她也不是容易的事！她要跟别的贵族小姐们一样。她热心地钻到书本里去。但这些有什么用处呢？她的生命不正常地开始，继续不正常地发展下去。但是她的心并不曾变坏，她的智慧也未受到损伤。

“这样，我一个二十岁[23]的年轻人，突然间就要负责照管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了。在我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天，她只要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就要打颤，我的抚爱反而使她难过。她还是慢慢地逐渐跟我熟起来的。说真话，后来她相信我真把她当作妹妹看待，而且像爱一个妹妹似地爱着她的时候，她便非常热情地爱着我：她的任何感情都毫无隐瞒地向我倾吐了。

“我带着她到彼得堡去。虽然跟她分别很使我痛苦——我却不能把她带在我的身边；我就把她送进一所最好的学校。阿霞也知道我们必须分开，可是她却害起病来，而且病得几乎死去。后来她也能够忍受了，在寄宿学校里住了四年，可是跟我的期望完全相反，她差不多还是跟从前一个模样。校长为她常常跑来向我诉苦。她说道，‘责罚她是不可能的；可是她连好话也不肯听。’阿霞特别聪敏，功课非常好，比任何别的女孩子都好。但是她从来不肯服从纪律，性子固执，傲慢……我不能过分责备她，处在她那种境地，她如果不是讨好别人，就是跟人合不来。在她所有的同学里，她单单跟一个同学，跟一个贫穷、难看、受人虐待的女孩子要好。那些跟她一块儿念书的，大多数都是生长在上流家庭的年轻小姐们，她们不喜欢她，她们嘲笑她，她们尽可能地欺负她。阿霞也丝毫不肯让她们。有一次，在上宗教课的时候，教师讲到罪恶，阿霞就高声地说，‘谄媚和懦弱是最坏的罪恶。’一句话说完，她还是走她本来的路。只有她的举止稍微改变了一点，可是就在这方面我觉得她也没有多大的进步。

“后来，她到了十七岁，她不能够再待在寄宿学校里面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辞职，带着阿霞到外国去旅行一两年。我刚想起这个主意，立刻就做——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在莱茵河岸上了。在这儿我想从事绘画，而她呢……还是玩她的花样，举动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古怪。现在我希望您不要太严格地批评她了。虽然她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她重视每个人的意见，特别是您的意见。”

加京又露出他那安静的微笑了，而我却热烈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事情就是这样的，”加京又说下去，“但是我拿她毫无办法。她真像火药一样，虽然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中她的意，可是倘使有一天她爱上了谁，这才叫麻烦呢！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对她怎样才好！前几天她忽发奇想——她忽然跟我说，我待她比从前冷淡了，她说她只爱我，而且除我以外绝不会爱任何别的人……后来她就那样伤心地哭起来……”

“原来是这样……”我刚刚说，就咬住舌头不讲下去了。

“那么，请告诉我，”我问加京道（我们彼此已经很信任了），“难道她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叫她中意的人吗？在彼得堡她一定见过不少的年轻人。”

“那班人她全不喜欢。不，阿霞需要一个英雄，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不然便是一个画上有的那种山谷里的牧羊人。可是我跟您聊得太久了，我耽误您了，”他接着又添了一句，站起身来。

“一点也没有，”我说道，“我们还是到你们那儿去罢，我不想回家了。”

“那么您的工作呢？”

我没有做声，加京高兴地笑了，于是我们就回到Л城去。远远地我望到熟悉的葡萄园和山顶上的白色小宅子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甜意——是的，一种甜意，——蜜偷偷地流进我的心里来了。加京的故事使我的心头轻松。

九

阿霞在宅子的门口迎接我们。我以为她又要大笑了，但是她脸色苍白，不做声地埋着眼睛朝我们走来。

“他又回到这儿来了，”加京说道，“可是你要注意，是他自己要回来的。”

阿霞探问地望着我。我便向她伸出我的手，这一次我紧紧地握着她的冰冷的、细小的手指。我觉得非常同情她。现在我能够了解很多从前使我迷惑的事：她内心的不安，她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她那种炫耀的欲望——现在这一切我都非常明白了。我能够一直看到她的灵魂——一种隐秘的负担时时刻刻紧紧地压着她，她那没有经验的虚荣心不停地、混乱地在挣扎，但是她整个的身心努力向着真实。我了解，为什么这个奇怪的少女吸引了我，这不仅是那种流露在她整个娇弱的身体里面的几乎是野性的美吸引了我，我也喜欢她的灵魂。

加京开始翻弄他的画稿。我要求阿霞到葡萄园里散步一会儿。她立刻带着快乐的、几乎是顺从的神气同意了。我们走下到半山，坐在一块宽石板上。

“您不跟我们在一块儿，不感到寂寞吗？”阿霞说。

“那么，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感到寂寞吗？”我问道。

阿霞瞟了我一眼。

“是的，”她答道。“山上好吗？”她立刻又说下去。“山高不高？山比云还要高吗？把您看到的讲给我听。您告诉过我哥哥，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谁叫您要走开呢？”我提出来说。

“我走开……因为……现在我不会走开了，”她以一种信任的、温柔的声音接着说下去。“今天您生气了。”

“我生气吗？”

“是的，您生气了。”

“为什么您要这样想呢？”

“我不晓得，不过您是生气啦，而且生着气走了。我看见您那样地走了，非常难受。现在您回来了，我真高兴。”

“我也高兴我又回来了，”我低声地说。

阿霞微微地耸了耸肩，好像孩子们高兴的时候常常做的那个样子。

“啊，我很会猜呢！”她接着说下去，“我只要听到爸爸在隔壁房间里咳嗽的声音，就知道他对我是不是满意。”

在这天以前，阿霞从来没有一次跟我提到她的父亲，这使我惊奇了。

“您爱您的爸爸吗？”我问道，突然我觉得我脸红了，这叫我非常苦恼。

她没有回答，可是她的脸也红了。我们两个人都不做声。远远的，在莱茵河上，一只轮船很快地驶过去了，留下一道烟。我们望着它。

“您为什么不跟我讲点什么呢？”阿霞小声地说。

“为什么今天您一看到我就笑起来了？”我问道。

“我不晓得。有时候我想哭，可是我反而笑了。您不该根据我的举动来批评我。啊，随便说说吧，关于罗累莱[24]的那个传说是怎么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就是她的岩石吗？据说，她曾经使所有的人淹死，可是有一天她爱上了一个人，她自己跳到河里去了。我喜欢这个传说。路易斯太太给我讲各式各样的故事。路易斯太太有一只黄眼睛的黑猫……”

阿霞抬起头来，摇着她的鬈发。

“啊，我多快活！”她说。

就在这个时候，无数单调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边。千百个声音带着抑扬的节奏合唱着一节赞美诗：一群拿着十字架和旗子的香客在我们下面的那条路上过去了……

“啊，要是我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去多好！”阿霞听着歌声逐渐消失，说了。

“您是这样信神的吗？”

“我喜欢一个人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祈祷，去做些艰苦的事业，”她继续往下说；“可是日子过去了，生命溜走了，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您真有志气，”我说。“您不愿意白白地活着，您要在您的身后留下痕迹……”

“难道那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几乎要说了出来……可是我望着她的明亮的眼睛，我只有轻轻地说：

“试试罢！”

“告诉我，”阿霞短短地停了一下，又说，在她不说话的时候，一个阴影掠过她的脸，她的脸显得非常苍白了，“您很喜欢那位太太吗？……您还记得吗，就在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在古迹上我哥哥还为她的健康喝过酒呢！”

我笑起来了。

“您哥哥在开玩笑。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位太太；至少，现在没有一个人叫我喜欢。”

“在女人身上您喜欢的是什么呢？”阿霞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问道，她的头朝后一仰。

“多奇怪的问题！”我大声地说。

阿霞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该向您问这种问题，是不是？原谅我，我习惯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怕讲话。”

“讲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害怕，”我说下去。“我很高兴，您终于不再对我害羞了。”

阿霞埋下眼睛，发出一声轻轻的、温柔的笑声，我从来没有听到她那样地笑过。

“那么，跟我讲点什么吧，”她说了，整理一下她的长衫的下摆，使它垂在她的脚边，好像她预备在那里久坐似地：“跟我讲点什么吧，或者念点什么给我听，就像那回您给我们朗诵一节《奥涅金》那样，您记得吗？”

她忽然沉思起来……

如今那里有一个十字架、一片树荫

覆盖在我可怜的母亲的墓上！[25]

她轻轻地念着。

“在普希金的原诗里不是这样。[26]”我说。

“我多愿意我就是塔季扬娜[27]，”她带着同样的沉思的神情说。“跟我讲点什么吧，”她突然活泼地、大声地说了。

我没有讲故事的心情。我望着她坐在那儿，全身沐浴在阳光里面，显得那么安静，那么温柔。在我们四周，在我们下面，在我们头上，一切都欢乐地闪着光，——天，地，水，连空气看起来也充满了光辉。

“看，这多美！”我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说。

“是，真美！”她同样轻柔地说了，并不望我一眼。“倘使我同您是小鸟，我们会怎样地高飞，会怎样地飞翔……我们会怎样地淹没在这一片蓝空里！……可是我们不是鸟。”

“可是我们会长出翅膀来的。”

“怎么会呢？”

“您活下去，就会懂得的。有一些感情会使我们从大地上升起来飞翔的。不要着急，您将来也会有翅膀的。”

“那么您已经有了翅膀吗？”

“我怎么来回答您呢……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飞过。”

阿霞又落在沉思里去了，我微微斜着身子靠近她。

“您会跳华尔兹舞吗？”她突然地问我道。

“我会跳，”我答道，我有点惊讶了。

“那么，我们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请我哥哥给我们奏一支华尔兹曲子……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在飞，我们已经长出翅膀了。”

她向宅子跑去，我跟在她的身后跑。几分钟以后，我们跟着兰纳华尔兹舞曲的美好的声音，在那间窄小屋子里旋转着。阿霞跳华尔兹舞跳得非常好，而且跳得非常高兴。某种温柔的女性的神态突然地在她的处女的矜持的脸上显露出来了，过了好久，我的手臂还感觉到她那娇柔的身子的接触；过了好久，我好像还听得到她那急促的呼吸就在我的耳边；过了好久，她那披着浓密鬈发的苍白而兴奋的脸上一对差不多闭着的、不转动的黑眼睛还仿佛在梦里那样地在我的眼前出现。

十

这一天过得非常好。我们像孩子似地玩着：阿霞很可爱，但也很单纯，加京望着她非常高兴。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船摇到莱茵河的中流，我请求渡船老人让船自在地顺流而下。那个老人从水里举起桨来——于是这庄严的河流载着我们往前走了。我环望四周：倾听着，回想着，突然在我的心里我感觉到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骚动……我抬起头来望天空，——可是在天上也找不到安静：天空密布着星星，它还是在摇晃，它还是在旋转，它还是在颤动；我低头看河水……在那里也是一样，在它那又暗又冷的深处，星星也在摇晃，也在颤动。我觉得处处都有一种不安的兴奋——那种兴奋在我的心里也越来越强了。我靠在船边上。我耳边的微风的絮语，船尾下面河水的轻柔的潺潺声使我感到烦躁，波浪的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我冷静下来。一只夜莺突然地在岸上唱起来了，我感染到它那歌调的甜蜜的毒素。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来了，但是这并不是空泛的、快乐的眼泪。现在我所感到的已经不是那种模糊的、不久以前当我心灵舒展、歌唱、而且觉得它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爱着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渴望的感觉……不，幸福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着。我还不能够叫出它的名字——但这已经是幸福，这已经是完全的幸福了——这正是我所企求，我所渴望的幸福……小船继续顺流飘浮，那个摆渡的老人坐在船上倚着他的桨在打瞌睡了。

十一

第二天我去加京他们那里的时候，我并没有自问：我是不是爱上了阿霞，但是我老是想念她。我关心她的命运，我高兴我们这次料想不到的接近。我觉得只是从昨天开始我才认识她；在那个时候以前她总是躲着我。而现在她终于向我显露出来她的真面目，她整个的形态让一种多么令人沉醉的光辉照亮着，她这个形态对我是多么新奇。多么神秘的魅力在她这个形态上躲躲闪闪地显露出来了……

我脚步轻快地顺着那条熟悉的路上走去，时时刻刻望着远处可以看到的白色的小宅子。我没有想将来——我甚至连明天都不想，我非常快乐。

我走进屋子的时候，阿霞的脸微微发红。我注意到她又打扮得很漂亮了，不过她那脸上的表情跟她的服装不调和：她带着忧愁的样子。我却是非常高兴地来了！我甚至觉得她好像又要像平常那样地跑开，不过勉强地留在这里。加京完全沉溺在艺术家的那种兴奋和狂热的特殊心情里面：那班初学艺术的人，每逢他们自以为真如他们自己所说似地“捉住了大自然的尾巴”的时候，就会突然地发生一阵这样的兴奋，这样的狂想。他站在一块画布前面，头发散乱着，身上沾满了油彩，把画笔在画布上大笔地挥着。他粗暴地向我点点头，往后退了一步，眯着眼睛，又专心去搞他的画了。我不愿意打扰他，就在阿霞旁边坐下来。她那双黑眼睛慢慢地转向着我。

“今天您不像昨天那个样子了，”我几次想引起她唇上的一丝微笑，都没有成功，就这样说了。

“不，我不是昨天那个样子了，”她慢慢地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我。“但是没有什么事。我没有睡好；我整整想了一个晚上。”

“想些什么？”

“啊，许多事情。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习惯：还是从我跟妈妈住在一块儿的时候开始的……”

她很费力地说出“妈妈”这个字眼，以后她又说了一遍：

“我跟妈妈住在一块儿的时候开始的……我想着：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要发生些什么事情？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看到不幸来了，你却没法躲开它呢？为什么你就永远不能够完全讲出真话呢？……后来我又想：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定要学习。我应该再受教育，过去我受的教育太差。我不会弹钢琴，又不会绘画，我连刺绣都很差。我什么长处都没有，您跟我在一块儿一定会感到很无聊。”

“您对您自己太不公平了，”我答道，“您读过很多书，您很有教养，再加上您的聪明……”

“我聪明吗？”她问道，带着那种天真的好奇心，这使我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但是她丝毫没有笑意。“哥哥，我聪明吗？”她向加京问道。

他没有回答，继续在工作，膀子举得高高的，常常在换他的画笔。

“有时候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的脑子在想些什么，”阿霞带着同样的沉思的神情说下去。“真是天晓得，有时候我连我自己也害怕起来了。啊，我多么希望……这是真的吗？女人不应该读书太多？”

“不必读得太多，但是……”

“告诉我，我应该读点什么书？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我愿意照您告诉我的去做，”她带着天真的信赖的神情望着我，添上了最后的一句话。

我一下子找不出话来对她说。

“您跟我在一块儿不觉得无聊吗？”

“哪儿的话！”我说。

“啊，谢谢您！”阿霞说。“我以为您会感到无聊的。”

于是她的滚热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H.！”这时候加京叫起来，“这个背景是不是太暗？”

我走到他跟前去。阿霞站起来，走出去了。

十二

一个钟头以后，她又回来了，站在门口，向我招手。

“听我说，”她说，“倘使我死了，您会为我伤心吗？”

“您今天的想法多怪！”我大声地说。

“我觉得我不久就要死了；有时候我想象这周围的一切都在跟我告别。死倒比这样活着好得多。啊，不要这样地望着我，我真的不是在做假。不然我又要怕您了。”

“难道以前您怕过我吗？”

“倘使我真是那么古怪，错也不在我，”她说。“您看，我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一直到晚上她都是忧愁的，心事重重的。她心里发生着一些我不了解的事情。她的眼光常常停留在我的身上，我的心在她的谜似的注视下面微微地颤动了。她好像平静了，可是无论什么时候，我望着她，我总想跟她说，不要再激动了。我暗中在欣赏她，我发现在她那苍白的脸上，在她那踌躇的、审慎的举动中有一种动人的美。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以为我不高兴了。

“听我说，”在我快要告别的时候，她说，“我怕您会把我当作一个轻浮的人，这个念头使我痛苦。以后我告诉您的话都请您相信，但是您也要坦白地对我：我给您保证，我会永远对您说真话！”

“保证”这个字眼又使我笑出来了。

“啊，不要笑，”她急急地说，“不然我今天就要拿您昨天跟我说过的话对您说了：‘您为什么笑？’”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您可记得，昨天您讲的关于翅膀的话？……我的翅膀已经长出来了，只是无处可飞。”

“哪儿的话，”我说，“所有的路都在您的面前展开了……”

阿霞恳切地直望着我的眼睛。

“您今天瞧不起我，”她皱着眉头说了。

“我？我瞧不起您？……”

“怎么一回事？你们两个人都是垂头丧气！”加京插进来说，“要不要我像昨天那样给你们奏一支华尔兹？”

“不要，不要，”阿霞扭着她的手说，“今天什么都不要！”

“我不会勉强你，安静一点……”

“什么都不要！”她又说了一遍，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了。

…………………………………………………………………

“她会爱上我吗？”我想着，我走近浅黑波浪在那里急速滚流的莱茵河了。

十三

“她会爱上我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这样地问自己。我不愿意窥探我的内心。我觉得她的形象，“这个笑得不自然的少女”的形象已经深印在我的心灵里面了，我短时间内没法摆脱它。我到Л城去，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可是只有一会儿功夫看到阿霞。她不舒服，她头痛，她只下楼来一会儿。她的前额包了起来，她显得消瘦，苍白，她的眼睛差不多闭上了。她无力地笑了笑，说：“这就会过去，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会过去，不是吗？”她就走开了。我觉得无聊，一切似乎都显得愁闷，空虚了。然而过了好些时候，我都下不了离开那儿的决心，一直到夜深，我才回家，也并没有再见到她一面。

第二天早晨就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过去了。我想动手做一些工作，但是做不了，我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想……可是连这一点也还是不成。我在城里逛了一阵，回到家里，我又出去了。

“您是H.先生吗？”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在我的背后说。我回过头去，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这是安奈特小姐给您的，”他说着，交给我一张字条。

我打开来一看，认出这是阿霞的不规则的、潦草的笔迹。“我一定要见您，”她写着。“今天四点钟请您到古迹附近路上的石头小教堂里来。今天我做了一件非常不谨慎的事……来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就会什么都知道的……对送信的人您只消说一个‘是’字就成了。”

“有回信吗？”那个男孩问道。

“你就说‘是’吧，”我回答。

男孩跑开了。

十四

我回到屋子里，坐下来，开始想着。我的心跳动得很快。我把阿霞的字条读了几遍。我看看表，还没有到十二点。

门开了，加京走进来。

他满脸愁容。他拿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他显出非常激动的样子。

“什么事？”我问道。

加京搬过来一把椅子，就在我的对面坐下。

“三天以前我的故事叫您吃惊过，”他勉强地笑了笑，迟疑一下说，“今天我更要使您吃惊了。跟任何别一个人，我大概不会有决心说得这么坦白！……但您是一个好人——您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听我说吧：我的妹妹阿霞爱上了您！”

我吃了一惊，站起来……

“您的妹妹，您说……”

“是啊，是啊，”加京打断我的话。“我跟您说，她疯了，她还要逼着我发疯。可是幸而她不会撒谎——她信任我。啊，这个女孩子有怎么样的一个灵魂！……她会毁掉她自己，她一定会毁掉她自己！”

“您弄错了，”我说。

“不，我没有弄错。昨天，您知道，她差不多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她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并不诉苦……她从来不诉苦。虽然傍晚她有一点儿发热，我也不担心。可是晚上两点钟光景，房东太太叫醒了我：‘到您妹妹那儿去，’她说，‘她好像病了。’我就跑到阿霞那儿，看到她还穿着衣服，发着高烧，满脸泪痕，她的前额烫极了，她的牙齿格格地打颤。‘你怎么样？’我问道，‘你病了吗？’她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的颈项，恳求我，如果我愿意她活下去，就尽快地带着她离开这里……我一点都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设法让她安静下去……她抽噎地哭得更厉害了……突然在她的呜咽声中我听出来……啊，总之，我听出来她爱上了您。我实在告诉您，您我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们不能够想象，她的感受是怎样深沉，这种感情挟着叫人不能相信的力量在她身上表现出来，这种感情像一场大雷雨似地来得出人意外，而且不可避免。您是个很可爱的人，”加京继续说，“但是我应当向您承认，我实在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她会爱您爱到这种地步。她告诉我，她一看到您就爱上您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她哭着，要我相信她，除了我以外她绝不会爱上另外一个人。她以为您看轻她——她以为您也许已经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她问我究竟有没有告诉过您她的身世。当然，我说没有跟您讲过，然而她是非常敏感的。现在她只有一个希望：她要离开这里，而且马上离开这里。我陪她坐到早晨。她要我允许她：明天我们就不再留在这里，一直到我允许她的时候，她才睡着了。我考虑又考虑，最后，我决定来跟您谈谈。照我看来，阿霞是对的：我们兄妹两人最好离开这里。要不是我的脑子起了这么一个思想来阻止我，我今天就已经带了她走了。也许……谁知道呢？——您会喜欢我的妹妹。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为什么我要带她走呢？后来我决定不管那一切虚伪的羞耻……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两件事情，……我决定来问您……”可怜的加京显得非常狼狈。“请您原谅我，”他又加了一句，“我是不习惯这种激动的。”

我握着他的手。

“您希望知道我是不是喜欢您的妹妹吗？”我用一个坚定的声音说。“是的，我喜欢您的妹妹。”

加京望着我。

“可是，”他又迟疑了一下，“您不会跟她结婚吧？”

“您要我怎样来回答这一个问题呢！您自己想想吧，现在我怎么能够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加京打断了我的话，“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作出答复，我的问题实在是非常不礼貌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人不应该玩火的。您不了解阿霞。她会生病，她会逃走，她会约你私下去会她……别一个女人或者能够什么都不表露，等待着，但是她不能够。这在她是第一次，——这就麻烦了！要是您看得到今天早晨她跪在我的面前抽噎地哭着的情形，您就会了解我的担心了。”

我思索起来。加京的那句话：“她会约您私下去会她”刺痛我的心。倘使我不拿同样的真诚去回答他的真诚，我就太可耻了。

“是的，”最后我说，“您说得对，一个钟头以前，我收到您妹妹的一封短信，就在这里。”

加京拿着这张字条，他匆匆地看了一遍，把手垂在膝上。他脸上的惊讶的表情显得非常可笑，但是我丝毫没有笑的意思。

“我再说一次，您是一个可尊敬的人，”他说道，“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她自己要离开这里，她又写信给您，同时又责备她自己做了一件不谨慎的事……但是她什么时候有功夫写这封信呢？她要您干些什么呢？”

我使他平静下去，我们力求冷静地商量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

后来我们就这样地决定下来：为了避免不幸的事发生起见，我决定到指定地点去赴约，跟阿霞诚实地解释一下；加京允许留在家里，绝不显出他已经知道那封短信的事。我们决定晚上再见面。

“我完全信任您，”加京说，握着我的手。“可怜可怜她，也可怜可怜我。无论如何，明天我们还是要走的，”他站起来，又说了一句，“因为您绝不会跟阿霞结婚。”

“给我一点时间，到今天晚上再说吧，”我说。

“随您的意思，不过您不会跟她结婚的。”

他走了。我倒在长沙发上，闭上眼睛。我的头发昏。许多许多的印象一下子全涌到我的脑子里。我恼着加京的坦白，我也恼着阿霞，她的爱使我快乐，也使我苦恼。我不能够明白是什么理由使她全盘都告诉了她的哥哥。我必须很快地、几乎即刻就决定这件事，这使我痛苦了……

“跟一个十七岁的她那种性格的少女结婚，那怎么可能呢？”我说着，站了起来。

十五

在约定的时间，我渡过莱茵河，我在对岸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今天早晨到我那里来过的小男孩，他显然在等待我。

“安奈特小姐给您的，”他低声说，又交给我另一张字条。

阿霞通知我变更我们的约会地点。要我在一个半钟点以后，不是去小教堂那里，却要到路易斯太太的家里去，要我敲底层的门，直上三楼。

“又是‘是’吗？”男孩问道。

“是，”我再说了一遍，便顺着莱茵河岸走着。

已经没有时间回家了，我也不愿意在街上闲荡。城墙外面有一座附设了撞柱戏[28]场子的小花园，还为爱喝啤酒的人预备了几张桌子。我走了进去。几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正在玩撞柱戏。木球咚咚地滚着，时时可以听到叫好的声音。一个眼泪汪汪的漂亮的女侍拿给我一杯啤酒。我望望她的脸，她很快地回转身就走了。

“是啊，是啊，”隔壁座位上一个红脸颊的胖先生说，“我们的汉卿今天非常伤心：她的未婚夫去当兵啦。”

我望了望她，她站在一个角落里，一只手托着脸颊，眼泪连串地顺着她的手指掉下来。有人要喝啤酒，她拿了一杯给他，又回到她原来的地方站着。她的悲哀使我感动，我开始想到那个就在眼前的约会，但我的思想不是欢乐的，而是烦恼的。我并没有带着一颗轻快的心去赴这个约会，等待我的不是互相恋爱的欢乐的陶醉，却只是履行一个已经说出的诺言，执行一个困难的任务。加京的话：“跟她是不可以开玩笑的，”这句话好像箭一般地刺到我的心里。仅仅在三天以前，在那只让波浪载着顺流而下的小船里面，我不是感到我所渴望的幸福的折磨吗？现在幸福是可能的了——而我却踌躇起来，我推开它，我不得不推开它……它突然地来到使我感到不安。阿霞本人，她的火一般的性格，她的身世，她的教育，这个迷人而古怪的少女——我承认，她使我害怕了。这些感情在我心里斗争了好久。约定的时间近了。“我不能够跟她结婚，”最后我决定下来。“她不会知道我也爱上了她。”

我站起来，放了一个泰勒[29]在可怜的汉卿的手里（她连谢都没有谢我），我就向路易斯太太家里走去。空中已经布满了傍晚的阴影，在暗黑的街道上面的那一段狭窄的天因落日的反光变成了玫瑰红。我轻轻地敲门，门马上打开了。我跨进门槛，发觉自己在完全的黑暗里。

“这边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等着您啦。”

我在暗中摸索着走了两步，一只全是骨头的手牵住我的手。

“您就是路易斯太太吗？”我问她。

“是我，”就是那个声音在回答我，“是我，我的漂亮的年轻人。”

那个老妇人带着我走上一条很陡的楼梯，在三楼上一个门口停下来，借着从一扇小窗射进来的微光，我看到市长的寡妇的满是皱纹的脸。她那瘪进去的嘴唇上露出一个叫人讨厌的狡猾的微笑，她的无光的眼睛眯起来，她向我指着一扇小门。我的手痉挛地一动，就把门打开了，我走进去以后，砰的一声，门又让我关上了。

十六

我走进去的那间小屋子相当暗，所以起初我没有马上看到阿霞。她正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一条长披巾裹住她的身子，她的头掉转在一边，差一点藏了起来，好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似的。她呼吸急促，全身打颤。我说不出地可怜她。我走近她的身边，她却把头掉得更远些……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30]，”我说道。

她突然身子完全挺直了，她想看看我——可是她不能够。我握住她的手，手是冷的，在我的手掌里它好像是死人的手一样。

“我希望……”阿霞开口说，极力想笑一下，但是她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不肯听她的话：“我希望……不，我不能够，”她又说了一句，沉默了。她说的每个字都是不连贯的。

我在她的身边坐下来。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我又说了一遍，可是我也不能够再往下说了。

我们两个人都不做声。我还是握着她的手，望着她。她跟先前一样缩成一团地坐着，呼吸困难，轻轻地咬住下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同时又不让涌起来了的眼泪流下来……我望着她：在她的胆怯的静坐不动中，有一种动人的可怜无靠的样子；好像她非常疲倦，勉强走到椅子跟前，就倒在那上面了。我的心软了……

“阿霞，”我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她慢慢地举起她的眼睛向着我……啊，一个恋爱中的女人的眼光，——谁能够描写呢？这对眼睛，它们在恳求，它们表示信任，它们又在追问，它们又表示服从……我不能抵抗它们的魔力。我觉得有一股微火像许多烧红的针似地跑遍我的全身。我弯下身去，吻她的手……

我听到一个断断续续的、叹息似的颤抖的声音，我觉得有一只颤抖得如一片树叶的手在我的头发上轻轻地抚摩。我抬起我的头来，看到了她的脸。啊，它改变得多么快！害怕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她的眼光好像已经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而且把我也引了去；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她的前额白得像大理石一样，她的鬈发飘散在后面，就像让风在吹着似的。我什么都忘了，我把她拉近我的身边，——她的手柔顺地服从我，她的整个身体也跟着被拉过来了，披巾从肩上滑了下去，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上，放在我的灼热的嘴唇下面……

“我是您的……”她用几乎听不到的低低的声音，喃喃地说着。

我的手臂已经搂住她的身体了……可是突然间，加京的面影像一道电光似地射到我的脑子里来。

“我们在干什么！”我嚷起来，激动地向后退去。“您哥哥……他完全知道……他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

阿霞倒在一把椅子上。

“是的，”我继续说道，站起来走到屋子的那一头去。“您哥哥什么都知道……我不得不告诉他了……”

“不得不吗？”她含糊地说，她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她不大明白我的话。

“是啊，是啊！”我多少有一些残忍地重复说。“这件事全怪您——怪您一个人。为什么您把您的秘密告诉了他呢？谁在强迫您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您哥哥呢？他今天来找过我，把您跟他讲过的话全讲给我听了。”我极力不去看阿霞，大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

阿霞想从椅子上站起来。

“坐着，”我大声说，“请您坐着，我求您，在您面前跟您讲话的是一个正直的人——是的，一个正直的人！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是什么使您激动的呢？难道您看出了我有什么变化吗？可是，您哥哥今天到我那儿来的时候，我不能够在他面前撒谎。”

“我在讲些什么话？”我心里想道，我成了一个没有道德的骗子，加京知道我们的约会，全被误解了，全被泄露了——这些念头就在我的脑子里响着。

“我并没有叫我哥哥来，”阿霞吃惊地小声说，“是他自己到我那儿来的。”

“您看看，您做了些什么，”我继续说下去。“现在您却要走……”

“是的，我应当走了，”她用同样的低声说道。“我请您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跟您告别！”

“您以为，跟您分别，在我是一件容易的事吗？”我大声说。

“那么，您为什么要跟我哥哥说呢？”阿霞带着迷惑的样子说了这句话。

“我对您说，我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要是您自己不先泄露……”

“我把我自己锁在屋子里，”她直率地回答，“我不知道我们房东太太还有一把钥匙……”

在那种时候，出自她的嘴里的这样天真的解释，当时差不多叫我生气了……可是现在，我想到它就不能不动感情。这个可怜的、诚实的、赤心的孩子！

“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又说。“一切都完了！现在我们应当分别了。”我偷偷地望望阿霞……她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我觉得她又羞又怕。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似地说着：“您不让刚开始成熟的感情有成长的时间，您，您自己先破坏了我们的友谊，您不信任我，您怀疑我……”

在我说话的时候，阿霞的身子越来越往前倾——然后，她突然跪下来，用她的手捧住了脸，抽噎地哭起来了。我跑到她的身边，要拉她起来，但是她不肯依我。我不能忍受女人的眼泪，我一看到它们，马上就没有主张了。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阿霞！”我不断地重复说，“请，我求您，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哭了！”我又拿起她的手来……

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她突然跳起来，而且快得像闪电似地冲到门口，不见了……

几分钟以后，路易斯太太进来的时候，看见我还站在屋子中央，好像受了雷打一样。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约会会这么快地、而且这样愚蠢地结束了，——在我还没有时间说出百分之一我所想说的，和我应当说的话之前，在我自己还不明白应该怎样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就结束了……

“小姐已经走了吗？”路易斯太太问我，抬起她的黄眉毛，一直抬到她的假头发那边。

我像傻瓜似地望着她——就走了出来。

十七

我匆匆地出了城，一直走到田野里去。烦恼，疯狂似的烦恼折磨着我。我不断地责备我自己。我怎么会不明白阿霞改变我们会面的地点的理由呢？我怎么会没有理解她到这个老妇人家里来付了多么高的代价呢？我怎么会不留住她呢？跟她单独地在那间幽暗的、差不多没有亮光的屋子里面，我居然有力量，我居然有勇气把她从我的身边推开，甚至责备她……现在，她的面影一直跟着我。我向她请求宽恕。她的苍白的脸，她的潮润的、羞怯的眼睛，她那低垂的颈项上的散发，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上，这些记忆烧着我。“我是您的……”我又听到她那轻柔的低语。“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我不断地对我自己说……这不是真的！难道我希望这样一个结局吗？难道我能够跟她分开吗？难道我能够失掉她吗？“疯子！疯子！”我恨恨地说了又说……

这时候夜来了，我迈着大步向阿霞住的宅子走去。

十八

加京走出来接我。

“您看到了我妹妹吗？”他远远地就对我嚷起来。

“难道她不在家吗？”我问。

“不在。”

“她没有回来过吗？”

“没有。这是我的不是，”加京说下去，“我不能忍耐了：我没有遵守我们的约言，我跑到小教堂里去了。她不在那里。我想她没有到吧。”

“她没有到小教堂去。”

“您也没有见到她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看到她了。

“在哪儿呢？”

“在路易斯太太家里。一个钟头以前我跟她分别的，”我又说。“我以为她早已回家了。”

“我们等着吧，”加京说。

我们走进屋子，坐在一块儿。我们谁也不说话。我们两个人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们时时刻刻回过头去望着门口，倾听着。后来加京站起来了。

“这太不像话，”他喊着，“我的心乱极了，上帝呀，她要把我折磨死了！我们去找她吧。”

我们出去。外面已经很暗了。

“您跟她说了一些什么呢？”加京问道，把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

“我们在一块儿只有五分钟，”我回答了。“我照我们商量了的话跟她说了。”

“我想，”他接着说，“我们还是分开两路去找她的好；这样我们会快一点找到她，无论如何，您在一个钟头以后回到这里来。”

十九

我很快地穿过葡萄园走下山径，到城里去。我急急地穿过所有的街道，到处张望，连路易斯太太的窗户也望过了，我又回到莱茵河边，顺了岸跑着……我间或看到一个女人的影子，可是我始终看不见阿霞的影子。现在不再是烦恼折磨着我，——却是一种隐秘的恐惧使我痛苦，我不仅感到恐惧……不，我还感到悔恨，我还感到极大的同情，我还感到爱——是的！——那种最温柔的爱情！我绞着我的双手，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唤着阿霞，起先轻轻地唤，可是后来唤声一次比一次更高了。我反复地说了几百遍我爱她，我发誓永远不离开她，我宁愿放弃世界上的一切，只为了再握到她那冰冷的手，再听到她那轻柔的声音，再看到她在我的面前……她曾经近在我的身边，她曾经抱着极大的决心，怀着万分天真无邪的心灵与感情来到我的面前，她带给我她那完全纯洁的青春……可是，我并没有把它紧紧地拥在我的怀里，我把我自己本可以得到的那种至上的幸福，那种看到她那亲爱的小脸上闪耀着欢乐和宁静的狂喜的至上幸福失去了……这些思想使我快发狂了。

“她会到了哪儿去呢？她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带着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的苦恼唤着……有一样白色的东西突然在河岸上闪现了。我知道那个地方——那边，就是在那个七十多年前淹死的男人的墓上，立着一个一半埋在地里、刻着古老墓铭的石头十字架。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跑到十字架跟前，那个白色的东西不见了。我喊着：“阿霞！”我的狂叫声让我自己也害怕了——然而没有人回答我……

我决定去问加京，究竟找到她没有。

二十

我匆匆地走上葡萄园的小径，我看到阿霞屋子里的灯光……这使我稍微安心一点。

我走近那所宅子，底下的门早已关上了，我敲了门。楼下那个没有亮光的小窗很小心地打开了，露出加京的头来。

“您找到她了吗？”我问加京。

“她回来了，”加京低声回答道，“她在她自己的屋子里，正在脱衣服。一切都好。”

“谢谢上帝！”我在一种不能用言语形容的狂喜中叫出声来，“谢谢上帝，现在一切都好啦，可是您知道我们还应该再谈一次话。”

“下次谈吧，”他答道，一面把暖窗轻轻地拉过去。“下次谈吧，现在再会了。”

“明天见，”我喃喃地说。“明天什么都可以决定了。”

“再会罢！”加京又说了一遍。窗门关上了。

我几乎要敲窗了。我想立刻就告诉加京，我要向他妹妹求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种方式去求婚……“等到明天罢，”我想，“明天我会幸福了。”

明天我会幸福了！可是幸福没有明天——它甚至也没有昨天；它既不记忆过去，也不去想将来，它只有现在——而且这并不是一天——只是短短的一刻。

我记不清楚我怎样回到了З城，既不是我的脚在走路，也不是那只小船在渡我过河，却是宽阔有力的翅膀载起我在飞。我经过一丛灌木，有一只夜莺在里面唱歌，我站住，听了许久。我觉得它正在唱我的爱情，我的幸福。

二十一

第二天早晨，我走近那所熟悉的宅子的时候，有一种情况使我吃惊了：那里所有的窗都大开着，门也打开了，一些纸片凌乱地散在门槛前面，一个拿着扫帚的女仆在门口出现了。

我走到她跟前……

“他们已经走了！”我还来不及问她：“加京在家吗？”她就大声说了出来。

“走了？……”我重说了一遍，“怎么会走了呢？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今天早晨六点钟就走了，并没有说到哪儿去。我想您就是H.先生，是吗？”

“是的，我就是H.先生。”

“女主人那里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女仆上楼去，给我拿来了一封信：“就是这个，先生。”

“但是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我说道。

女仆呆呆地望了我一眼，又继续去扫地了。

我拆开信。这是加京写给我的；阿霞连一个字都没有写。他一开始就求我不要因为他们突然地离开而生气；他以为经过一再考虑之后，我会同意他的决定。他在这种可能变成困难和危险的处境里找不到第二条路了。“昨天晚上，”他写着，“我们两个人缄默地在等待着阿霞的时候，我完全肯定这一次分别是必要的。某一些成见是我尊重的；我了解到您不会跟阿霞结婚。她已经把经过的一切告诉我了，为了她心境的平静，我不得不允许她再三的恳切的要求……”在信的末尾，他对我们的友谊这么快地结束表示遗憾，他祝福我，友谊地握着我的手，还要求我不要去找他们。

“什么成见？”我嚷起来，就像他还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似的。“多荒谬！谁有权利把她从我的身边拉走呢？……”我紧紧地捧住我的头……

女仆高声地唤起房东太太来了：她的惊恐使我恢复了理性。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去找寻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找寻他们。接受这个打击，忍受这个结局，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我从房东太太那里打听到，他们是搭早晨六点钟的轮船到莱茵河下游去了。我赶到轮船公司售票处，那边的职员告诉我，他们买了去科隆的船票。我抱着马上收拾行李去追赶他们的决心，回到家去。我走过路易斯太太的家……忽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我抬头一望，看到市长寡妇就在昨天我会见阿霞的那个房间的窗口。她带了她那令人厌恶的微笑招呼我。我转过头，正要朝前走去，她却喊住我，说她有东西要交给我。这些话使我站住了，使我跑进她的家去。我再看到这个小小的房间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说明我的感情啊……

“老实说，”市长寡妇一边说，一边给我看一张字条。“我本来只能在您自动地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才交给您的，不过您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年轻人。您拿去罢！”

我接过来这张字条。

在一张小纸片上有着用铅笔匆匆地写下来的这样的字句：

别了！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我不是为了骄傲才离开这儿——不，我没有别的路走了！昨天我在您面前哭着的时候，只要您对我说出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我就会留下来了。您什么都没有说。可见还是这样的好……别了，永别了！

“一个字……”哦，我真是疯子！那一个字……昨天我曾含着眼泪重复地说了又说，我曾对着风白白地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我又在荒野里说了又说……可是我却没有对她说出它来。我没有告诉她，我爱她……那时候那个字我连说都说不出来。那时候，我在那间命定的屋子里遇见她的时候，我还没有明白地意识到我的爱情。甚至在我跟她的哥哥在那种荒谬的、痛苦的沉默里坐在一块儿的时候，爱情还没有在我的身上觉醒……只有在几分钟以后，我害怕一种灾祸可能发生，我开始去找她，唤她的时候，爱情突然带着它那不可抑制的力量爆发起来了……然而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别人会对我说；我不知道究竟这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我只知道这是真的事实！倘使阿霞的天性里有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倘使她的地位不是私生女，她就不会走了。她忍受不了所有别的少女所能够忍受的：我并没有了解到这一点。我在暗黑的窗前最后一次看到加京的时候，附在我身上的魔鬼阻止我吐出已经到了我的嘴唇上的自白，我还能够捏住的最后的一根线索也从我的手里滑走了。

就在这一天，我收拾好行李，带着它们回到Л城，搭船到科隆去。我记得，轮船已经离开码头，我在心里默默地向那些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街道，那些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告别的时候，——我看到汉卿。她坐在岸边的长凳上。她脸色苍白，然而并不显得忧愁。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站在她的身边，笑着在跟她讲话。莱茵河对岸，我那座小小的圣母像还是那样忧愁地从老梣树的深绿色的树叶中间望出来。

二十二

在科隆我探听到加京他们的行踪，我知道他们到伦敦去了。我追踪他们到伦敦。但是在伦敦任凭我怎样找寻都没有用。我好久都不愿意放弃我的追寻，我好久都坚持着要找到他们，可是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断念了。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了——我再也没有看到阿霞了。虽然我偶尔还听到关于她的不确实的传闻，可是对于我她永远消失了。我连她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在外国，在一列开行的火车车窗里看到一个女人的脸，使我鲜明地想起那个我永远忘不了的面容……但是我可能被偶然的相似欺骗了。在我的记忆里，阿霞始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里所认识的那个少女，始终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靠在一把矮矮的木椅子背上的那个样子。

不过我应该承认，我并没有为她悲伤太久：我甚至觉得命运阻止我跟阿霞结婚，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我还用这种思想来安慰我自己：有着这样的一个妻子，我可能不会幸福。那时候我年轻——我还把将来，这短促、易逝的将来认为是无限的。我想着，“难道发生过的事情就不可能再来，就不可能比从前更好，更美吗？……”我认识了别的一些女人，——但是在我的心里被阿霞所唤起的那种感情，那种热烈的，温柔的，深沉的感情，我再也不能感到了。不！没有一对眼睛可以代替那一对曾经充满了爱情望着我的眼睛，没有一颗偎在我的胸前的心，使我的心感受那么欢乐，那么甜蜜的陶醉！我命中注定做没有家室的流浪者，在孤独的生活里度着沉闷的岁月，然而我像保存神圣的纪念品似地保存着她那些短简，那枝枯了的天竺花——就是她有一次从窗口丢给我的那枝花。那枝花至今还留着淡淡的芬芳，可是那只掷花给我的手，那只我只有一次能够紧紧地按在我嘴唇上的手，也许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而我自己呢——我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幸福的日子，那些悲愁的日子，那些长着翅膀的希望和抱负留给我一些什么呢？一枝无足轻重的小草的淡淡的气息却比一个人所有的欢乐，所有的哀愁存在得更长久——甚至比人本身还要存在得更长久呢。

萧珊 译

[1] 德国著名建筑。德累斯顿有名的博物馆，馆内保存了一套十六至十七世纪主要式样的精美艺术品。

[2] 俄文字母，此指济津格城。

[3] 德语：晚安。

[4]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5] 指林茨城。

[6] 指波恩。

[7] 德语：大学生的酒宴。

[8] 德语：大学里的同乡会。

[9] 德语：大地的父亲。

[10] 德语：我们要行乐。

[11] 指一种大嘴巴、宽胸、短腿的猛犬，又叫虎头狗。

[12] 德语：晚安，太太。

[13] 兰纳（1801—1843），奥国作曲家，所作舞曲甚多。

[14] 引自普希金的诗《我在这儿，伊涅齐里雅……》。

[15] 佛尼斯拿宫，又叫做法纳塞别墅，在罗马，拉斐尔的壁画《加拉蒂阿》就在那里。

[16]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

[17] 加拉蒂阿，希腊神话中海的女神。

[18] 卡佳和玛霞是俄国一般少女的名字。

[19] 《亲爱的小妈妈》，俄罗斯民歌，俄国诗人莫克陵斯基作词（1830），音乐家阿·古利列夫作曲。

[20] 凡·戴克（1599—1641），弗兰德斯善绘肖像画的画家。这里指他的肖像画中的帽子样式。

[21] 《赫尔曼与窦绿苔》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长篇叙事诗。

[22] 一种高背深座的扶手椅。

[23] 原文是二十岁的年轻人。但上面说过：三四年以前他第一次看到阿霞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二十岁。这时显然他不止二十岁。

[24] 传说莱茵河右岸岩石上有女妖罗累莱，以歌声引诱船夫，使船触礁沉没。有许多作品是根据这个传说写成的，其中以海涅的叙事诗《罗累莱》最为出名。这首诗已成德国的民歌了。——俄文本编者注

[25]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奥涅金》第八章第四十六节。

[26] 在普希金的原诗里是保姆，不是母亲。

[27] 塔季扬娜是《奥涅金》里的女主人公。

[28] 一种游戏，立九根柱子于地上，滚球过去，以撞倒柱子多寡决定胜负。

[29] 旧时德国银币，一泰勒等于三马克。

[30] 阿霞的本名和父名。

初恋

献给安年科夫[1]

客人早就散了。钟敲过十二点半。屋子里只留下主人、谢尔盖·尼古拉伊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主人按了铃，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他点燃起一支雪茄烟，在圈手椅里把身子更靠紧椅背，一面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讲自己初恋的故事。谢尔盖·尼古拉伊奇，该您讲。”

谢尔盖·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一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不曾有过初恋，”他后来说，“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

“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一句真话，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对我奶妈的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我跟她中间的详细情形，我都忘记了，即使我还记得，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说。“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我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以前，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做主，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很快地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我老实说一句，先生们，我提出初恋这个题目，就是指望着你们，你们年纪不算大，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

“我的初恋的确不算十分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伊奇齐声说，“那太好了……讲给我们听！”

“好吧……不成，我不想讲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简短，不然就是冗长，不自然。倘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然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他的诺言。

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

一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时候我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无愁园[2]对面卡卢加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并不用功，也不着急。

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像炮弹似的（comme une bombe）落到俄国来，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亲对我亲切，却并不关心，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她的心让别的一些忧虑占据了。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而且非常漂亮，他为了财产的缘故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老是激动，嫉妒，生气，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总显得那么严肃，冷静，疏远……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更自信、更有威风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好极了，五月九日，就是圣·尼古拉[3]节那一天，我们搬到城外去。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无愁园，有时就溜到郊外；我随身总带一本书——例如盖达诺夫的教科书[4]，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声朗诵诗篇，我背得出很多诗句；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在期待着，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忧伤，我甚至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忧伤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春草似地生长起来。

我有一匹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骑着它独自远行，我纵马疾驰，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叫得那么高兴！——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木结构的宅子，两边各有一所侧屋。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头发蓬乱、穿着油腻长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印出糊墙纸的各色花纹。右边侧屋还空着，是预备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露出来女人的脸；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母亲问起仆人，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后来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一位穷的。”

“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太太，”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盘，一边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

“可是，”母亲说，“那倒好些。”

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母亲不做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窄小，而且又是那么低，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我刚念过席勒的《强盗》[5]。

二

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守候乌鸦。我一向就痛恨这种小心翼翼的、狡猾的、贪心的鸟儿。就是我所讲到的那一天，我也像平常那样走到花园里去——但是，我白白地走遍了园中的小径（乌鸦已经认识我了，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我无意中走近那道把我们的花园跟右边侧屋后面（属于那所小宅的）的一条狭长园子隔开的矮木栅。我埋下头走着。我突然听到人声，我朝着木栅那面望过去——于是，我发愣了……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

离开我不多几步——在草地上，绿色覆盆子丛中站着一个身材苗条修长的少女，她穿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衫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帕；四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四周，她拿着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但是孩子们都熟悉的灰色小花轮流地敲他们的前额。这种花的形状像小袋子，它们打在硬东西上就会带着响声，大张开来。年轻人非常高兴地向她伸出前额，而在少女的动作里（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有着一种迷人的、专横的、亲切的、嘲弄的、动人的地方，我差一点惊喜交集地叫出声来了，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我的枪掉到草地上去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不转眼地凝望她那优美的体态，颈项，美丽的手，白头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黄色鬈发，半闭的敏慧的眼睛，这样的睫毛，和睫毛下面的娇柔的脸颊……

“年轻人，嗳，年轻人，”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陌生的小姐吗？”

我吓了一跳，我发呆了……我旁边，在木栅的那一面，有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那里，用讥笑的眼光望着我，就在那个时候，少女也朝着我掉过脸来……我在那张灵活的、生气勃勃的脸上看到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她整个脸忽然微微动了一下，笑了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眉毛好玩地往上一挑……我的脸发红，我从地上抓起枪就跑。一阵响亮的、但并非恶意的笑声跟在我后面。我逃回自己的屋子，倒在床上，两只手蒙着脸。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很高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激动过。

我休息了一会儿，梳好头发，洗好脸，下楼去喝茶。那个少女的面影又浮到我的眼前，我的心已经不再狂跳了，心紧得真叫人感到舒服。

“你怎么啦？”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乌鸦了吗？”

我正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他，然而我又忍住了，我只是独自微笑。我上床的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用一只脚站着旋转了三次，又在头发上擦了油，躺下去，整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十分快乐地朝四周望望，又睡着了。

三

早晨我睁开眼睛，第一个思想就是：“怎么能跟他们认识呢？”喝早茶以前，我就跑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并没有十分走近那道木栅，而且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喝过早茶以后，我在别墅前面的街上来来去去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远远地望着小宅的窗子……我仿佛看见她的脸在窗帷后面，我立刻惊慌地跑开了。“我一定要认识她，”我一边在无愁园前面那片沙地上胡乱地走来走去，一边想道。“可是用什么方法呢？问题就在这儿。”我回想我们昨天遇见的种种细节，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对我一笑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然而在我费尽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的时候，命运早就替我安排好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收到我们新邻居送来的一封用灰色纸写的、褐色火漆封口的信，这种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书上，或者在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可以看到。在那封文句不通、字迹潦草的信里，公爵夫人请求母亲帮助她。照公爵夫人的说法，我母亲跟一班显要人物很熟，而她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都操在那班人的手里，因为她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诉讼事件。她写着：“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个贵妇人求援，我很欣喜能利用此机会。”她在信的结尾，要求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心里很不高兴：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人可以商量，不答复“贵妇人”，并且还是一位公爵夫人，这实在不可能，可是怎么写回信，就叫母亲感到为难了。她觉得写法文信不合适，而写俄文信呢，俄文拼法又非她所长——她知道这一点，不愿意让自己丢脸。所以她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吩咐我立刻到公爵夫人家里去，口头告诉她：我母亲乐意随时为公爵夫人效劳，邀请她下午一点钟到我们家来。我的秘密的心愿实现得出乎意外地快，倒叫我惊喜交集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我心里的骚动——就先跑回自己的屋子，系上一条崭新领结，穿起新的常礼服：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翻领衬衫，其实我已经很讨厌这种服装了。

四

我走进这所侧屋的又窄又脏的前厅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我遇见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仆人，他有一张暗铜色的脸和一对忧郁的猪眼睛，额上、鬓角边刻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捧着一盘肉啃光了的鲱鱼背脊骨，用脚关上通另一间屋子的门，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您有什么事？”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季！”门内传来刺耳的女人的声音。

仆人默默地把背掉向我，露出他那件号衣的破旧的后背（号衣上只有孤零零的一颗带纹章[6]的红钮扣），他把盘子放在地上，走进去了。

“你到警察局去过吗？”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在讲话。仆人含糊不清地在说些什么。“啊？……有人来了？”又听到她的声音。“隔壁人家的少爷！好，请他进来。”

“少爷，请您到客厅里去，”仆人又走出来对我说，一边从地上拿起盘子。

我整理一下衣服，走进了“客厅”。

我走进去的那间屋子不大，也不很干净，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好像是匆匆忙忙随便地摆在那里似的。靠近窗口，一个不好看的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太正坐在一把断掉一只扶手的圈手椅上，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一件绿色的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粗绒线的花围巾。她那双不怎么大的黑眼睛那样牢牢地瞪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行礼。

“我可以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公爵夫人，那么您是B.先生的少爷？”

“是，太太。我母亲叫我来传话的。”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看到吗？”

我把母亲对她来信的回答告诉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用她发红的胖手指敲着窗框，我说完了，她又把我打量了一番。

“好极了；我一定来，”她后来说。“您真年轻呀！请问您有多大岁数？”

“十六岁，”我不由自主地口吃起来。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满了字的油污的纸，拿到鼻子跟前，翻来覆去地仔细在看。

“多么好的年纪，”她突然说，她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转动。“啊，请您不要客气。我这里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想道，我望着她那难看的身形，不由得感到厌恶。

这时候客厅的另一道门很快地打开了，门槛上站着昨天傍晚我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少女。她举起一只手，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用肘拐指着她说，“齐诺奇卡[7]，他是我们邻居B.先生的少爷，请问您的大名？”

“弗拉基米尔，”我站起来回答，紧张得说不清楚了。

“那么您的父名呢？”

“彼得罗维奇。”

“噢，我认识一位警察局长，也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沃尼法季！不用找钥匙了，钥匙在我的衣袋里。”

少女带着先前那样的笑容，微微眯起眼睛，略微歪着头，一直在望我。

“我已经认识麦歇沃尔德马尔[8]，”她说，她那清脆、响亮的声音使我全身起了一种愉快的战栗。“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小姐，您说到哪儿去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公爵夫人问道。

公爵小姐不理她的母亲。

“您现在有事吗？”她说，她的眼睛一直在看我。

“没有什么事，小姐。”

“您愿意帮我绕绒线吗？来，到这里来，到我屋子里来。”

她朝我点点头，走出了客厅，我跟在她的后面。

我们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家具讲究一点，布置得雅致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什么都不能注意了：我好像在梦中行动一样，我觉得全身充满了一种近乎愚蠢的、紧张的幸福感。

公爵小姐坐下，取出一绞红绒线，叫我坐在她对面；她仔细地解开那绞红绒线，套到我的手上。她默默地做这些，始终带一种滑稽的郑重神气，同时在微微张开的嘴唇上露出那种快乐的、狡猾的微笑。她把绒线绕在一张折起来的纸牌上，忽然她的眼光那么明亮，那么快速地向我一闪，使我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她平常总是眯着的眼睛张大了，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她脸上好像充满了光辉似的。

“您昨天对我怎么看法，麦歇沃尔德马尔？”她停了一会儿，问道。“您大概认为我不对吧？”

“我……公爵小姐……我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怎么能够……”我狼狈地说。

“请听我说，”她反驳我。“您还没有了解我：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我希望别人永远对我讲真话。我刚才听说您才十六岁，可是我二十一岁了；您看，我比您大得多，所以您应当永远对我讲真话……而且听我的话，”她又说了一句。“看着我——您为什么不看我呢？”

我更加发慌了，不过，我还是抬起头来望着她。她微微笑了笑，但已经不再是先前的那种笑了，而是另外一种赞许的微笑。

“看着我，”她温柔地压低声音说：“我不讨厌别人看我。我喜欢您的脸，我预感得到，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可是您喜欢我吗？”她狡猾地又加了这一句。

“公爵小姐……”我刚开始说。

“第一，应该叫我齐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第二，小孩子（她自己马上改正了）——年轻人不把他们的感受坦白地说出来，这是哪一种习惯呢？大人才可以这样。您不是喜欢我吗？”

她这样坦率地跟我讲话，虽然使我非常喜欢，可是我感到有一点委屈。我想让她知道，她并不是在跟小孩子说话，所以尽可能地装出很自如的、很严肃的神情说道：

“当然，我非常喜欢您，齐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我不想隐瞒。”

她摇摇头，歇了歇，又摇摇。

“您有家庭教师吗？”她突然问道。

“不，我很早就没有家庭教师了。”

我撒了谎；我离开我那个法国教师还不到一个月。

“哦！我明白了——您完全是大人了。”

她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手指。

“手伸直！”于是她勤快地绕起绒线来。

我趁她没有抬眼的时候，端详她，起先偷偷地看，后来越来越大胆了。我觉得她的脸比昨天傍晚的时候更动人：在她脸上一切都显得那么秀气，那么聪明，那么可爱。她背朝那扇挂着白色窗帷的窗坐着，阳光透过窗帷射进来，一抹柔和的光照在她那蓬松的金黄色头发上，她那洁白的颈项上，她那微斜的肩膀上，她那娇柔、平静的胸脯上。我望着她——现在，她对我已经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了！我觉得我早已认识她了，在认识她以前，我什么都不懂，甚至根本就没有生活过……她身上穿一件深色的旧长袍和一条围裙；我多么想抚摩这长袍和围裙的每一道褶纹。她的鞋尖从长袍下端露了出来：我多么想拜倒在这双鞋子跟前……“现在，我坐在她的对面，”我想道，“我已经认识她了……多幸福呀，上帝啊！”我高兴得几乎要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是我只不过微微摆动一下我两只脚，就像一个得到糖果的小孩似的。

我快活得像水中的鱼，我愿意永远不走出这间屋子，不离开这个地方。

她慢慢地抬起眼睑，她那双亮的眼睛又亲切地望着我了，又微笑了。

“您那样子看我，”她慢慢地说道，伸出一只手指点着我。

我脸红了……“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了，”这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可是，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不看到呢！”

突然隔壁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马刀的响声。

“齐娜！”公爵夫人在客厅里高声喊道。“别洛夫佐洛夫给你带来一只小猫。”

“小猫！”齐娜伊达大声说，连忙从椅子上起来，把绒线球丢在我的膝上，就跑出去了。

我也站起来，把绒线绞和绒线球放到窗台上面，走进客厅，我迟疑不决地站住了：在屋子中间躺着一只伸着脚爪的小花猫，齐娜伊达跪在它的前面，小心地托起它的小脸。公爵夫人身边有一个金色鬈发的年轻骠骑兵，他一个人几乎把两堵窗中间的空隙挡住了，他有玫瑰色的脸颊和一对凸出的眼睛。

“多好玩！”齐娜伊达接连说了好几次：“它的眼睛不是灰的，而是绿的。好大的耳朵啊！谢谢您，维克托·叶戈雷奇，您真好！”

我认出那个骠骑兵，就是昨天傍晚我看见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个，他笑了一笑，鞠一个躬，靴子上的踢马刺“啪的”响了一下，马刀链子也发出了响声。

“您昨天说起要一只大耳朵的小花猫……我办到了，小姐。您的话就是法律。”他又鞠了一个躬。

小猫轻轻地叫着，在地板上闻起来。

“它饿了！”齐娜伊达大声说。“沃尼法季，索尼娅！拿一点牛奶来。”

一个女仆穿一件黄色旧衣服，颈项上围一条褪色的项巾，拿着一小盘牛奶走了进来，把盘子放在小猫面前。小猫吃惊地抖了一下，眯眯眼睛，就开始舐牛奶了。

“它的粉红色小舌头多好看！”齐娜伊达的头几乎贴在地板上，她从小猫侧面鼻子下边望过去，说。

小猫吃饱了，装腔作势地动动脚爪，咪咪地叫起来。齐娜伊达伸直身子，随随便便地对女仆说：

“把它拿走。”

“为了这只小猫，——请您给我手，”骠骑兵咧开嘴笑着说，动一下他那紧紧裹在新制服里面的强壮的身子。

“给您两只手，”齐娜伊达答道，就向他伸出双手来。在他吻她一双手的时候，她从他肩头上望着我。

我还是呆呆地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道我应该笑呢，还是应该说一两句话，还是就这样沉默着。忽然我从前厅开着的门口看到我们家的仆人费奥多尔的身形，他向我做手势。我机械地走到他跟前。

“你来干什么？”我问他。

“您母亲叫我来找您，”他低声说，“她在生气，您还没有带口信回去。”

“难道我在这儿待了很久吗？”

“一个多钟点了。”

“一个多钟点了！”我不自觉地跟着说了一遍，就回到客厅，向主人恭敬地行礼告辞。

“您到哪儿去？”公爵小姐从骠骑兵身后望我一眼，问道。

“我得回家了，小姐。”我又向着公爵夫人加了一句说：“我就告诉家母，您下午两点钟到我们家里去。”

“您就这样说吧，少爷。”

公爵夫人连忙拿出鼻烟壶，大声地吸一下鼻烟，使得我甚至吃了一惊。

“就这样说吧，”她又说了一遍，一面含着眼泪眨眨眼睛，又打喷嚏了。

我又鞠了一个躬，掉转身子，走出去了。我暗地里感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知道有人在背后望他时所常有的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

“请您不要忘记再来看我们，麦歇沃尔德马尔。”齐娜伊达大声说，又笑起来了。

“她为什么总爱笑呢？”我在路上想。费奥多尔陪我回家，他一句话也不说，带着一种不满意的神情跟在我背后。母亲责备我，而且奇怪：我在公爵夫人家里待了这么久，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我突然觉得非常悲哀……我竭力忍住不要哭……我嫉妒那个骠骑兵。

五

公爵夫人如约来拜访我母亲，可是留给母亲一个不好的印象。她们会见的时候，我不在家。不过在餐桌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她觉得这位扎谢金娜公爵夫人是une femme très vulgаire[9]，说她不断地恳求母亲在谢尔盖公爵面前替她讲情，使母亲讨厌透了。又说她总是在搞一些诉讼的事情——des vilaines affaires d'argent[10]——因此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拨是非的人。然而母亲又说，她已经请她同她女儿明天中午来吃饭（我听见说“同她女儿”，便做出埋头吃东西的样子）——因为她总算是我们的邻居，何况又是贵族。父亲听见这些话，就告诉母亲，他现在记起这位夫人是谁了；他年轻时候认识已故的扎谢金公爵。公爵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是一个头脑简单、荒唐无聊的人，因为他在巴黎待了很久，交际社会就给他起个绰号：le Parisien[11]。他本来很有钱，可是他把财产全输光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也许是为了金钱的关系吧，他跟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了婚。“不过，即使是为了钱，他也可以选个好一点的，”父亲冷冷地笑了笑，又接着说，“结婚后，他又去做投机生意，这一次完全破产了。”

“但愿她不要来借钱，”母亲说。

“这很可能，”父亲安静地说。“她会讲法语吗？”

“讲得很不好。”

“嘿，那倒无所谓。你好像说你也请了她女儿，有人对我说她的女儿倒是一个很可爱、很有教养的小姐。”

“哦，那么说，就不像她母亲了。”

“也不像她父亲，”父亲接着说。“他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他仍然是一个傻瓜。”

母亲叹了一口气，沉思起来。父亲也不再说什么了。我在旁边听见他们这段谈话，感到很不舒服。

饭后，我又到花园里去了，不过没有带枪。我自己发誓不再走近扎谢金娜家的园子，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吸引到那里去——而且也不是白走一趟。我刚走近那道木栅，就看到齐娜伊达。这一次就只有她一个人。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慢慢地顺着小径走来。她没有注意到我。

我差一点要让她过去了，可是我立刻又改变主张，我咳嗽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可是并不停步，只用一只手把圆草帽上天青色宽丝带掠开，望了望我，静静地笑了笑，又埋下眼睛去看书了。

我脱下便帽，迟疑了一下，带着沉郁的心走开了。“Que suis-je pour elle？[12]”我用法语（天晓得是为什么缘故）这样想。

我背后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父亲跨着轻快的步子朝我走来。

“她就是公爵小姐？”他问我。

“公爵小姐。”

“你难道认识她？”

“今天早晨我在公爵夫人那儿见过她。”

父亲止了步，脚后跟很快地掉转，往回走去。他走到跟齐娜伊达并排的时候，恭敬地向她鞠了一个躬，她也向父亲还了礼，脸上露出一点惊讶的样子，把书放下。我看见她的眼睛一直在跟着他。父亲的服装素来很讲究，有他独特的风度，可又是非常朴素。然而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的风采像今天这么优美；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顶灰色呢帽像今天这样恰到好处地戴在他已经有点稀疏的鬈发上。

我刚向齐娜伊达走去，可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重新把书举起来，走开了。

六

这一天整晚和第二天早晨，我都在一种郁郁不乐的麻木状态中度过。我记得我想用功，拿起盖达诺夫的书，可是这本著名教科书的排得很稀的每一行、每一页都白白地从我的眼前溜过去了。我把“尤利乌斯·恺撒[13]以作战勇敢而著名”的这一句，接连读了十遍——却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终于丢开了书。午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涂了油，又换上常礼服，系上领结了。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我道。“你还不是大学生，天晓得，你能不能通过大学考试？而且你的短上衣做了还不久呢！你不能就把它丢掉。”

“要来客人，”我轻轻地、几乎绝望地说。

“别胡说！这算什么客！”

我只好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短上衣，不过没有取掉领结。午餐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同她女儿来了，老太太在她那件我见过的绿色衣服外面加了一条黄披巾，戴一顶饰着火红色缎带的老式帽子。她一开头就说起她的“期票”，叹气，哭穷，“不断地恳求”帮助，可是她一点都不讲礼貌：还是那样大声地吸鼻烟，还是那样自由地在椅子上扭来转去，坐立不安。她好像完全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公爵夫人。齐娜伊达的态度恰恰跟她相反，非常庄重，差点儿显得高傲了，是真正公爵小姐的气派。她脸上有一种冷冰冰的端庄和尊严，我简直不认识她了，我也认不出她的微笑，她的目光，虽然我觉得她在这种新姿态中，也还是很美。她穿一件浅蓝色花轻纱长袍；头发照英国式梳的，梳成长长的一条一条的发鬈垂在颊上。这种式样跟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非常相称。午餐的时候，父亲坐在她旁边。他用他特有的那种优雅而大方的殷勤在招待他的邻座。他偶尔望她——她也偶尔望他，而且带着这么奇怪的、几乎是敌意的眼光。他们用法语交谈，我记得，齐娜伊达发音的准确叫我吃惊。公爵夫人在席上还是像先前那样地一点也不讲礼貌，她吃得很多，而且夸菜做得好。母亲显然给她烦透了，用一种厌烦的、冷淡的态度在应付她。父亲偶尔微微地皱皱眉头。母亲也不喜欢齐娜伊达。

“一个多骄傲的女人，”第二天母亲这样说。“你想她凭什么骄傲——avec sa mine de grisette！[14]”

“大概，你还没有看到过轻佻的女子，”父亲对她说。

“所以谢天谢地了！”

“自然，谢天谢地……只是你怎么就可以给她们下断语呢？”

齐娜伊达压根没有理过我，吃过饭以后，公爵夫人就站起来告辞了。

“我就指望着你们的照顾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像唱歌似地对父亲和母亲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过去有过好日子，可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我虽是一个有爵位的夫人，”她带着令人不愉快的笑声加了一句，“但要是没有吃的，虚名又有什么用！”

父亲对她恭敬地鞠了一个躬，送她到前厅门口。我就穿着短上衣站在那里，低头望着地板，仿佛是一个判了死罪的犯人。齐娜伊达对我的态度把我完全毁了。却不料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眼睛里又带着先前那种温柔的表情，很快地低声对我说：

“八点钟到我们家里来，听到吗？一定来……”

这使我多么惊奇！我刚伸出手去，可是她已经把白披巾搭到头上，走了。

七

准八点钟，我穿上了常礼服，头发梳得高高的，走进公爵夫人住的小宅子的前厅。老仆人不高兴地望了我一眼，不情愿地勉强从凳子上站起来。客厅里有欢笑声。我推开门，不由得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公爵小姐站在屋子当中一把椅子上，把一顶男人帽子朝前拿着，椅子四周站了五个男子。他们争着把手放进帽子里去，可是公爵小姐却把帽子举得高高的，用力摇动它。她看到我进来，就大声说：

“等一等，等一等！有新客人啦，也应当给他一张票子，”她轻盈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拉住我的常礼服的袖口。“跟我来！”她说，“您站着干什么？诸位麦歇，你们认识认识吧，这位是麦歇沃尔德马尔，我们邻家的少爷。这位是，”她挨着次序，介绍我认识她的客人。“马列夫斯基伯爵，这位是鲁申医生，这位是迈达诺夫诗人，这位是退职的上尉尼尔马茨基，这位是别洛夫佐洛夫，骠骑兵，您已经看到过了。希望你们大家都成为好朋友。”

我非常不好意思，我甚至忘记对他们行礼了。我认得鲁申医生，就是在花园里丝毫不留情地羞辱过我的那位浅黑色皮肤的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伯爵！”齐娜伊达继续说，“请您写一张票子给麦歇沃尔德马尔。”

“那不公平，”伯爵带一点波兰口音答道。这是一个穿得很时髦的、棕色头发的美男子，有一对很灵活的褐色眼睛和一个窄小的白鼻子，小嘴上有一撮修剪得很精致的唇髭。“他还没有跟我们一块儿玩过‘摸彩’游戏呢。”

“不公平！”别洛夫佐洛夫和那位被称为退职上尉的人也说了一遍。上尉大约有四十岁，脸上的麻子多得可怕，头发鬈曲得像黑人一样，驼背、弯腿，身上穿一件没有肩章、钮扣松开的军服。

“我的意思要给他写一张票子，”公爵小姐又说。“为什么要反抗呢？麦歇沃尔德马尔第一次跟我们一块儿玩，他今天用不着遵守规则。不要埋怨了，写吧！我要这样做的。”

伯爵耸了耸肩膀，可是恭顺地埋下头去，用戴满戒指的白皙的手拿起笔，撕下一小张纸，就在纸上写了。

“至少，您得允许我们，把我们玩的游戏对沃尔德马尔先生说明一下，”鲁申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不然他就完全莫名其妙了。年轻人，您懂吗，我们正在玩‘摸彩’；公爵小姐是给奖人——谁拿到‘幸运’的票子，那个人就有吻她的手的权利。我跟您说的话，您明白吗？”

我只是望着他，还是莫名其妙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公爵小姐又跳上那把椅子，又把帽子摇动起来。大家都拥到她跟前——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迈达诺夫，”公爵小姐对一个身材高高、脸孔瘦瘦、眼睛小而无光、头发黑而长的年轻人说。“您是诗人，您应该大量一点，把您的票子让给麦歇沃尔德马尔，让他有两个机会。”

但是迈达诺夫表示不同意地摇摇头，连头发都飘动起来了。别人都摸过以后，我也把手伸进帽子里，拿出一张票子打开来看……天啊，我看到写在那张纸上的“接吻”两个字，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接吻！”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起来。

“好啊，他中彩了，”公爵小姐连忙说。“我真高兴！”她从椅子上下来，两眼发亮，柔媚地望了我一眼，我的心跳起来。“您高兴吗？”她问我。

“我？……”我讷讷地说不出话了。

“把您的票子卖给我，”别洛夫佐洛夫突然在我的耳边唐突地说，“我给您一百卢布。”

我用那样愤怒的眼光把骠骑兵看了一眼，这使得齐娜伊达拍手叫好，鲁申也喊着：“好极了，年轻人！”

“不过，”他说下去，“我是司仪人，我的职务便是督促遵守一切规章。麦歇沃尔德马尔，跪下一条腿。这是我们的规矩。”

齐娜伊达站在我面前，头微微斜着，好像为了要把我看得更清楚些，她就郑重其事地向我伸出手来。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本想跪下一条腿，可是两条腿一齐跪下去了，非常不自然地吻她的手指，甚至让她的指甲在我的鼻尖上轻轻抓了一下。

“干得好！”鲁申叫道，他扶着我站起来。

“摸彩”的游戏继续下去。齐娜伊达叫我坐在她身边。她想出种种奇特的处罚的办法！就说其中有一次，她扮演“雕像”，选丑男子尼尔马茨基做雕像的台座，叫他趴下，而且要把脸贴在自己的胸前。笑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我，一个生长在讲规矩的贵族家庭里、受着严格而孤寂的教育长大起来的孩子，这种叫嚣，这种喧嚷，这种无拘无束近乎发疯的欢乐，这种从来没有过的跟陌生人的交际，全使我兴奋万分。我简直像喝醉酒似的头发晕了。我竟然笑得、吵得比别人更厉害，连在隔壁屋子里，正在跟从伊维尔门[15]请来的录事商量事情的老公爵夫人也出来望我了。可是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的眼光，我真如俗话所说“一点也不在乎”了。齐娜伊达对我一直表示优待，不让我离开她身边。有一次处罚的办法是：我得跟她并排坐在一起，让一幅丝巾盖住我们：我应该把我的秘密告诉她。我还记得，我们两人的头忽然在一种闷热的、半透明的、芬芳的黑暗里面，在这黑暗里她的眼睛亲切地、温柔地发着光，她张开的嘴唇吐出热气，她的牙齿露出来，她的发梢轻轻挨着我，使我发痒，使我发烧。我不做声。她狡猾地、神秘地微笑着，后来轻轻地问我：“唔，究竟是什么呢？”然而我只是红着脸，笑着，把脸掉开去，几乎透不过气来了。我们玩腻了这种游戏——我们开始玩一种绳子游戏。我的天，我忽然出了神，给她在我的手指上猛打了一下，我感到多么大的快乐！后来我又故意装作出神的样子，她就跟我开玩笑，却再也不肯碰一下我伸给她的手了！

那个晚上我们还玩了好多的把戏！我们弹钢琴，唱歌，跳舞，表演茨冈人宿营——我们把尼尔马茨基扮成一头熊，叫他喝盐水。马列夫斯基伯爵表演各种纸牌戏法，最后一次纸牌戏法是“威斯特”，他把牌洗乱以后，自己把王牌全拿出来，为了这个，鲁申“便有庆贺他的光荣”。迈达诺夫给我们朗诵他的长诗《杀人者》的几节（这是在浪漫主义全盛的时期），这首长诗他想用黑色封面印上血红色书名出版。我们又从伊维尔门请来的录事的膝上偷走他的帽子，逼着他跳哥萨克舞来把它赎回。又叫老沃尼法季戴上女包发帽，公爵小姐戴起男人帽子……我们做过的事情真说不尽。只有别洛夫佐洛夫越来越往角落里躲，皱着眉头在生气……他有时眼睛充血，满脸通红，好像他马上就要向我们冲过来，把我们当作木屑一样往四处踢开；可是公爵小姐看看他，伸出一根手指威胁地向他指指，他又退回原来的角落里去了。

我们终于玩得疲乏了。老公爵夫人虽然说她什么都不在乎，而且不怕吵闹，可是后来她也感到疲乏，想休息了。十二点开出晚饭来：一块不新鲜的干酪，几个碎火腿馅的冷包子，我觉得这些包子比我吃过的任何点心都可口。酒只有一瓶，样子有点古怪：大口黑瓶，盛着玫瑰色的酒，可是谁也没有喝它。我走出小宅子，疲乏、快乐得没有一点力气；告别的时候，齐娜伊达紧紧握着我的手，又神秘地微笑了。

夜气郁闷而潮湿地扑到我火热的脸上，看来大雷雨就要来了；乌云逐渐增多，飘过天空，它那如烟似雾的外形，看得出在改变。微风不停地吹过黑暗的树林，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平线上轻轻地响着愤怒的、不清楚的雷声。

我从后面台阶溜到我屋子里去。我的老仆人躺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必须从他身上跨过去。他醒了，看到我就说，母亲又为我发脾气，她又要派人去叫我，可是让父亲阻止了。我平日睡觉前总要去向母亲请晚安，让她祝福我。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对老仆人说，我自己来脱衣服睡觉——我吹熄了蜡烛。可是我没有脱衣服，也没有上床睡觉。

我在椅子上坐下，而且坐得很久，仿佛中了魔一样……我感觉到非常新鲜，非常甜蜜——我几乎什么都不看，静静地坐着，轻轻地呼吸，只是有时候我回想到什么事情，我就禁不住默默地微笑，有时候我想起我是在恋爱了，爱的就是她，这就是爱，这思想叫我心里发冷。在黑暗里齐娜伊达的脸静悄悄地在我眼前浮现——浮来浮去却不再浮走了，她的嘴边依旧挂着那种神秘的微笑，她那询问似的、梦幻的、温柔的眼光还偷偷地瞟着我……完全跟我向她告别的时候一样。最后我站起来，踮起脚走到床前，连衣服也不脱，小心地把头靠在枕上，我好像害怕剧烈的动作会惊扰了那个充满在我心里的东西……

我躺着，可是并不闭上眼睛。不久我注意到一道道微光不断地射进我屋子里来。我坐起来，望望窗。窗架和神秘地、朦胧地发白的玻璃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来了。“雷雨，”我想道。雷雨果真来过，可是它已经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并没有听到什么雷声；只有不很亮的、长长的电光，仿佛分成一股一股的在天空里继续不断地闪烁：但与其说它在闪烁，还不如说它像将死的小鸟的翅膀那样地颤抖，那样地抽动。我起来，走到窗前，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电光并没有停止过一会儿，这是民间称为雀夜[16]的晚上。我望着那片寂然无声的沙地，我望着无愁园黑黝黝的一片地方，我望着远处房屋的黄色的正面，仿佛它们也跟着每一道微弱的闪光在颤动……我望着这些——我不能够离开那里：这些没有声音的电光，这些抑制着的闪烁，好像正跟我心里燃烧的神秘无声的情火呼应着。天亮了，黎明的天空现出许多鲜红的云块。太阳渐渐往上升，电光也渐渐淡起来，它们的闪烁也越来越稀少，终于淹没在这一片已经到来的白天的明朗的阳光里，消失了……

我内心的电光也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疲乏，非常平静……可是齐娜伊达的面影依然胜利地在我心里荡漾。只是这个面影本身也显得安静了：好像一只从沼地野草中间飞出来的天鹅，它在它四周的丑恶的形象中间显出特殊的美。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怀着充满信赖的、崇拜的、告别的心情，最后一次拜倒在它面前……

啊，温柔的感觉，柔和的声音，深受感动的心灵的善良和宁静，第一次爱的觉醒的令人陶醉的欢乐——如今，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八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用早茶的时候，母亲就责备我——可是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严厉——而且要我说出昨夜经过的情形。我用几句话应付了她，却瞒过许多细节，极力把事情说得没有一点毛病。

“无论如何，她们不是comme il faut[17]，”母亲说，“你不必到她们那儿去浪费时间，你应该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用用功啦。”

我知道母亲所谓关心我功课的就只限于这几句话，因此我觉得没有辩驳的必要。可是我们喝过早茶以后，父亲却挽着我的胳膊到花园里去，逼着我把我在扎谢金娜家看到的一切全说出来。

父亲对我有一种古怪的、左右我的能力——而且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古怪。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是从不伤害我的感情；他尊重我的自由——我也许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对我有礼貌……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爱他，我崇拜他，我认为他是个模范的男人——唉，我的上帝，倘使我不是一直感到他在推开我，我会多么热情地爱他！然而只要他愿意，他几乎只消用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够唤起我对他无限的信心。我打开心灵——像对聪明的朋友，或者亲切的教师似地跟他谈心……可是他又突然地离开我了——他的手又把我推开——虽然亲切地，温和地，但他还是把我推开了。

有时候他高兴起来——那时就会像小孩似地跟我一块儿游戏，淘气（他喜欢种种剧烈的体力活动）；有一次——就只有那么一次！——他对我非常亲切，使我感动得几乎淌下眼泪……可是他的愉快，他的亲切一下子全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我们两人中间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使我对将来有什么指望——好像这只是做了一场梦似的。有时候我仔细地望着他那张聪明、漂亮、愉快的脸……我的心颤动，我整个身心都倾向他……他好像也觉察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顺手轻轻拍拍我的脸颊，就走开了，不然就动手做什么工作，再不然他就突然变成冷冰冰的了，这是他一个人有的一种独特的态度；我立刻也就退缩了，我也冷了下来。他那种难得表示的对我的慈爱，决不是我的不言而喻的恳求唤起的；它们总是突然地发作。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父亲的性格，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对我，对家庭生活都不感兴趣，他的心倾向别的事情，而在那些事情上完全得到了满足。“你能够拿到手的，你就去拿，千万不要让别人控制你，做自己的主人——人生的全部滋味就在这儿了。”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还有一次，我以年轻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对他发表关于自由的言论（他那一天的态度正是我所谓“亲切”的，在那一天我可以跟他随意谈话）。

“自由，”他重说了一遍，“可是你知道，什么东西能够给人自由呢？”

“什么东西呢？”

“意志，自己的意志，它能够给人比自由更好的权力。你有意志——你就会自由，就能够指挥别人。”

父亲首先超乎一切地热爱生活……而且他已经活过了；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他不能长久享受人生的“滋味”：他活到四十二岁就死了。

我详细地把我在扎谢金娜家里经过的情形告诉父亲。他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用手杖在沙土上画来画去，似注意非注意地听着。他偶尔笑一笑，抬起微微发亮的、逗人发笑的眼光望着我——而且用简短的问话和反驳来鼓励我说下去。我起先连齐娜伊达的名字都说不出口，可是后来再也忍不住了，我就开始赞美她。父亲一直在微笑。后来他沉思起来，伸伸腰，站起来了。

我记得我们走出宅子的时候，父亲吩咐过仆人给他预备马。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骑手，能够驯服最野的马，本领远超过莱勒先生。

“爸爸，我跟你一块儿去骑马，好吗？”我问他。

“不，”他答道，他的脸上又现出平常那种冷淡而和气的表情。“要是你想去，你一个人去吧；你告诉马夫，说我不去了。”

他掉转身子，急匆匆地走了。我注意地望着他——他一走出门外就看不见了，只是他的帽子顺着木栅在动，他到扎谢金娜家去了。

他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钟头，出来就动身到城里去，一直到晚上才回家。

午饭以后，我也到扎谢金娜家里去。客厅里只有老公爵夫人一个人。她看到我，就用一根织针在帽子底下搔搔头皮，突然问我愿不愿意替她抄一张呈文。

“很愿意，”我说着就在椅子边上坐下。

“只是请您注意：字写得大一点，”公爵夫人说，递给我一张油腻的纸，“今天就抄，行不行？少爷。”

“当然，我今天就抄，老太太。”

隔壁屋子的门微微打开了一点——门缝里露出齐娜伊达的脸——苍白而带愁思的神情，她的头发蓬松地飘在脑后，她的大眼睛冷冰冰地望了我一眼，就轻轻地关上了门。

“齐娜，齐娜！”老夫人喊道。

齐娜伊达没有答应。我带了老夫人的呈文回家，整个晚上都在抄写。

九

我的“热情”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种类似初上班的新职员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年轻的孩子了，我在恋爱。我说过，我的热情从那一天开始，我还可以加一句，我的痛苦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离开齐娜伊达，我就抑郁不乐：什么都不能想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我整天整天地专心想她……我抑郁不乐……但是在她的面前，我也并不感觉到轻松。我嫉妒，我承认自己一无可取，我像傻瓜似地生气，像傻瓜似地卑屈，然而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每一次我跨进她的房门，就不由得感到幸福而浑身颤抖起来。齐娜伊达立刻就猜到我爱上她了，然而我也并不想隐瞒。她玩弄我的热情，她拿我开玩笑，溺爱我，可是又折磨我。能够作为别人最大欢乐和最深痛苦的惟一源泉，作为专断而默默顺从的原因，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我好像已经是齐娜伊达手中的一块捏软的蜡了。不过爱上她的并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到公爵夫人家里走动的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她把他们都缚在她的脚跟前。她喜欢一会儿挑起他们的希望，一会儿又引起他们的忧虑，她喜欢任性地作弄他们（她把这个叫做：让他们撞头），可是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违背她的意旨，人人都情愿顺从她。她的充满了活力与美丽的整个身上，狡猾与随便，做作与单纯，沉静与活泼特别迷人地混合在一起。在她所做所说的一切里，在她的每一个举动里，都带有一种微妙的、轻快的娇美，处处都显露出她那特殊的、生气蓬勃的力量。她的脸不断地在变化，时时射出光芒：它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表现出嘲讽，沉思，甚至热情。各种极端不同的感情像刮风的晴天里的云彩那样，又轻又快在她的眼里、唇际不断地掠过。

每一个崇拜她的人都是她所少不了的。她有时候把别洛夫佐洛夫叫做“我的野兽”，有时候就单叫“我的”，为了她，他即使赴汤蹈火也情愿；他对自己的智力和其他长处缺乏信心，因而不断地向她求婚；并且向她暗示：别人不过是瞎说。迈达诺夫投合她心灵中的诗意：他是一个相当冷静的人，跟大多数的作家一样，他极力使她相信，或许也使他自己相信，他崇拜她。他不断地写诗歌颂她，带一种又似做作、又似真诚的喜悦朗诵给她听。她同情他，可是同时又有点嘲笑他。她不信任他，她听完他的真情的吐露后，就要他朗诵普希金的诗，她说这是为着“净化空气”。鲁申，那位爱挖苦人的、说话尖刻的医生，比别人更了解她——也比别人更爱她，虽然他当面、背后都常常骂她。她尊敬他，但也并不放松他——有时候她带一种特别的、幸灾乐祸的快乐神情使他感到，他也是捏在她手掌里的人物。“我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我没有心肝，我天生是一个女演员，”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哦，好极了，把您的手伸出来，我要把针刺进去，这个年轻人在场会使您感到不好意思，您会觉得痛，可是您还得笑，您这位老实的先生。”鲁申红了脸，转过头去，咬着嘴唇，但终于把手伸给她。她用针刺它，他果真就笑……她也笑了，她把针刺得很深，她望着他那双徒然地想躲开去的眼睛……

我最不了解齐娜伊达跟马列夫斯基伯爵中间的关系。他是一个很漂亮、灵活、聪明的人，可是在他的身上有一些令人怀疑的，有一些虚伪的东西，连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觉察到了，而齐娜伊达居然没有看出，这叫我觉得奇怪。或者她早已看出他那些虚伪的地方，只是并不讨厌它而已。她那种不正常的教育、古怪的交际和习惯、母亲经常在她身边、家境不好、家里又很乱——从这位少女享受自由的时候开始，从她认为自己比她周围的人们高出一等的时候开始，这一切在她的心中发展成一种半瞧不起人的随便和不苛求的习气。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沃尼法季来说糖用光了，或者什么难听的闲话传开去了，或者客人们争吵起来——她也不过摇摇她的鬈发，说：“这都是些小事！”她一点也不在意。

但是每次马列夫斯基伯爵走到她跟前，以一种狐狸似的狡猾的动作，优雅地靠在她的椅背上，带一种自满而又谄媚的微笑在她耳边低声说话，而她两只膀子交叉在胸前，专心地望着他，她自己也微笑了，而且还摇摇头——那个时候，我就气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

“您为什么要接待马列夫斯基伯爵呢？”我有一次问她道。

“他有那么漂亮的小胡子，”她说，“您不懂得这个。”

“您是不是以为我爱他？”还有一次她对我说，“不会，我不会爱上一个我瞧不起的人。我要爱一个能够使我服服帖帖的人……但是我希望不要遇到那样的人，谢谢上帝，我不要落到任何人的手里，不，绝不！”

“那么，您永远不会爱上什么人了？”

“可是您呢？难道我不爱您吗？”她说着，用戴着手套的指尖在我的鼻子上敲了一下。

不错，齐娜伊达简直是在拿我开心。一连三个星期，我天天去看她——她什么把戏都跟我玩过了！她很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希望她来；她在我们家里就变成一位端庄的小姐，一位公爵小姐了——所以我害怕看到她。我生怕在母亲面前泄露出我的秘密；母亲很不喜欢齐娜伊达，她常常用不友好的眼光监视我们。我倒并不怎样害怕父亲：他好像并没有注意我，他也很少跟她谈话，可是谈起来却谈得非常聪明，而且意味深长。我不再做功课、读书了，我连到附近地方去散步或者骑马的事情都停止了。我好像是一只给人拴住脚的甲虫，不断地绕着这所心爱的小宅子转来转去；我好像真想永远留在那里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母亲责备我，甚至有时候齐娜伊达也在赶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就锁在自己的屋子里，或者走到花园的尽头，爬到高高的石头造的温室的废址上，把两只腿从临街的墙头上挂下来，在那里接连坐上好几个钟头，虽然我望着，望着，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白蝴蝶懒洋洋地在我身边盖满尘土的荨麻上面飞来飞去；离我不远的半毁坏的红砖上有一只不避人的麻雀，在那里生气似地噪叫，不停地扭转它的全身，展开它的尾巴；那些始终不相信我的乌鸦，高高地、高高地躲在光秃的桦树顶上，偶尔叫几声；阳光静静地照在桦树的稀疏的树枝上，风轻轻地吹动它们；顿河修道院的安静而又凄凉的钟声不时飘送过来，可是我只是默坐，凝视，倾听——全身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觉，这种感觉里包含着一切：忧伤、欢乐、未来的预感、欲望和对生活的恐惧。可是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一点也不懂，我也不能把这一切在我心里徘徊的东西叫出一个名目，我倒不如用一个名字——齐娜伊达的名字来叫它们。

齐娜伊达一直在玩弄我，就像猫作弄老鼠似的。她一会儿对我卖弄风情——使我心神荡漾——一会儿她又忽然把我推得远远的了——我再不敢走近她，我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我记得，接连有好几天她对我非常冷淡，我完全胆怯了，我畏缩地走到她们那所小宅，不管那个时候老公爵夫人正在骂人，叫嚷，我总设法去接近她；她的“期票”的事情弄得很糟，她已经跟警察分局长解释过两次了。

有一次我顺着我熟悉的木栅散步——我就看到齐娜伊达：她撑着两只膀子，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我正想悄悄地走开，可是她突然抬起头来，命令似地招呼我过去。我呆了一会儿：我没有立刻懂得她的意思。她又招呼我。我赶快跳过木栅，高兴地朝她跑过去；可是她用目光命令我不要走到她身边，指点我站在离开她两步远的小径上。我窘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就在路边上跪下去。她的脸色非常苍白，整个脸上都露出那样沉痛的悲哀，那样不堪的疲劳，这使我的心十分难过，我就不由自主地小声说：

“您怎么啦？”

齐娜伊达伸出手，摘了一片草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又把它远远地抛开了。

“您非常爱我吗？”她最后问道，“是吗？”

我没有说什么——而且，我何必要回答呢？

“是，”她像先前一样地望着我，又说了一遍，“是这样的。一样的眼睛，”她添上一句，又沉思了，用两只手捂着脸。“一切都惹起我心烦，”她低声说。“我倒不如早到世界的尽头去，我受不了，我对付不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啊，我痛苦……我的上帝，我多痛苦啊！”

“为什么呢？”我胆怯地问道。

齐娜伊达并不回答我，只是耸耸肩膀。我还是跪着，忧郁地望着她。她说的每句话都像刀子似地在割我的心。在这一刻，只要能够消除她的痛苦，就是牺牲我的生命，我也甘愿。我望着她——唉，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感到痛苦，可是我也明明白白地想象得出：她忽然感到一阵难堪的苦恼，走到花园里——就像给镰刀割倒似的倒在地上了。四周明亮，一片翠绿；风在树叶间发出沙沙声；有时候风还吹动覆盆子树的长桠枝，在齐娜伊达的头上摇来荡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鸽子的咕咕叫声，蜜蜂嗡嗡地在稀疏的青草上低飞。在我们头上，天空蓝得可爱——可是我却是这么悲伤……

“念点诗给我听吧，”齐娜伊达低声说，身子支在肘子上。“我喜欢听您念诗。您念起来像唱歌似的，但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年轻。给我念《在格鲁吉亚山岗上》[18]。不过，请您先坐下来。”

我坐下，就朗诵起《在格鲁吉亚山岗上》来。

“‘它要不爱也不可能’，”齐娜伊达跟着我念了一遍。“这就是诗的妙处：它告诉我们生活里没有的事，可是它不仅比现在有的事更美，还更接近于真实……‘它要不爱也不可能’——它想不爱，并不可能！”她又不做声了，突然她全身一动，马上站起来。“我们走罢，迈达诺夫还待在妈妈那儿，他给我送来他自己的诗，可是我把他丢在那儿走了。他现在一定很伤心……可是有什么办法！您总有一天会了解的……只是请您不要跟我生气！”

齐娜伊达匆匆地握一下我的手，就向前跑去了。我们回到小宅子里。迈达诺夫开始对我们朗诵他刚出版的诗集《杀人者》，可是我并不在听他朗诵。他做作地高声朗诵他那个四韵脚长短格的诗句——韵律好像嘈杂的、无意义的小铃声似地变换响着。我一直望着齐娜伊达，竭力想弄明白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

也许有一个秘密的情敌

已经意外地征服了你？

迈达诺夫忽然哼出这样的诗句——我的视线便同齐娜伊达的视线碰在一起了。她低下头，脸微微发红。我看见她脸红了，浑身吓得发抖。我早就在嫉妒了，可是直到这一刻，“她爱上了什么人”的念头才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天啊，她爱上什么人了！”

十

我的真正的痛苦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我耗尽脑汁，思索，反复地思索——而且不停地、但尽可能地不露心迹，暗中观察齐娜伊达。她已经变了——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她常常一个人出去散步，而且散步很久。有时候她连客人都不接见；在自己的屋子里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她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习惯。我突然变得——或者我自以为变得——感觉非常锐敏了。“是不是他？或者就是他？”我问着自己。我焦灼不安地把她的崇拜者一个一个都猜到了。马列夫斯基伯爵（虽然就是为了齐娜伊达的缘故，我也羞于承认这一个看法）在我心里显得比别人更危险。

我的注意力连我鼻尖以外的事都看不见，我那个秘密恐怕也瞒不过别人；至少鲁申医生很快就看穿我了。可是他最近也变了：他瘦了，还是那样常常地笑，只是他的笑声仿佛更沉闷了，更带恶意了，更短促了——他从前那种轻松的讽刺和做作的尖刻消失了，代替那些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神经质的急躁。

“您为什么老是上这儿来呢，年轻人？”有一天扎谢金娜家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对我说（公爵小姐出去散步还没有回家，从顶楼传出来老公爵夫人的刺耳的叫嚷：她正在跟女仆人争吵）。“趁您还年轻，您正应该念书，用功，可是现在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您怎么知道，我在家里不用功呢？”我带了一点傲慢，但也有一点狼狈的样子分辩道。

“您很用功！这可并不是您的真心话！好，我也不跟您争论……在您这个年纪，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您完全挑错了人。您难道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人家？”

“我不懂您的意思。”我说道。

“不懂吗？那更糟了。我认为我有责任来警告您。像我们这些人——老光棍——不妨到这里来：这对于我们还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已经受够磨练了，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可是您还是一个孩子，您的皮肉还娇嫩。这儿的空气对您有害——相信我，您会受到传染的。”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这样的。难道您现在健康吗？难道您还是一个正常状态的人吗？难道您现在感觉到的东西，对您有用，有好处吗？”

“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我说，可是在心里我承认医生说的话都是对的。

“啊，年轻人，年轻人，”医生继续说，看他那种表情，好像这两句话对我含有一种很大的侮辱似的。“您狡辩有什么用？谢谢上帝，您心里想的事，在您的脸上都明摆着。可是，我说的都是废话！倘使（医生咬紧牙齿）……倘使我不是这样的怪人，我自己就不会到这儿来。只是我觉得奇怪：像您这样聪明的人，您难道还看不出来，您周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可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全身紧张地插嘴说。

医生用一种嘲笑的、怜悯的眼光望着我。

“我毕竟是个好人，”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我得对他说明白。总之，”他提高声音又说，“我再跟您说一次：这儿的空气对您不合适。您觉得这儿舒服，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花房里虽然芬芳扑鼻，可是人不能够住在那儿。唉，听我的话，还是回去念您的盖达诺夫教科书罢。”

公爵夫人一进来就向医生抱怨牙痛。后来齐娜伊达也回来了。

“喂，”公爵夫人说，“医生先生，请您骂骂她。她整天都在喝冰水——她的胸部很弱，这样对她的健康好吗？”

“您为什么要这样？”鲁申问道。

“这会出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您会受凉，也许会死掉。”

“就是这么一回事吗？真的？那多好——再好不过的事！”

“原来是这样！”医生喃喃地说。

公爵夫人出去了。

“原来是这样，”齐娜伊达也说了一遍。“难道活着就是这么愉快的事吗？请您朝您四周看看……怎么——您以为好吗？或者您以为我完全不懂得，完全感觉不到吗？我喝冰水——这使我感到快乐，难道您真能使我相信，拿我这样的生命来换取一时的快乐是一件太不值得的冒险吗？——至于幸福，我早就把它丢在脑后了。”

“啊，是，”鲁申说道，“喜怒无常和自我中心——这两句话说尽了您：您的性格完全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面。”

齐娜伊达神经质地笑起来。

“您过时了，亲爱的医生。您观察错误，您已经落后了。您还是戴上眼镜吧。我现在哪有喜怒无常的心情，我玩弄了你们，也玩弄了我自己……这有什么趣味！——至于自我中心呢……麦歇沃尔德马尔，”齐娜伊达突然顿起脚来，对我叫道，“不要装出一副忧郁的面孔。我受不了别人的怜悯。”她很快地走出去了。

“这儿的气氛对您有害处，有害处，年轻人！”鲁申又对我说了一遍。

十一

就在这天晚上，常来的几个客人又聚在扎谢金娜的家里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话题转到迈达诺夫的诗，齐娜伊达真心地称赞它。

“可是您以为怎么样？”齐娜伊达对他说，“倘使我是一个诗人，我要选择别的情节。也许，这都是胡说的，只是有时候一些古怪的念头会钻进我的脑子里来，尤其是天快亮我睡不着的时候，天空变成浅红色和灰色的时候，我会，譬如说……你们不会笑我吗？”

“不会，不会！”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

“我会描写，”她继续说下去，她的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眼睛望到一边去了。“晚上，静静的河上，一条大船里坐着一大群少女——月光照在河面上，那些少女都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色花冠，全都在唱歌，你们知道，就是唱赞美歌一类的歌曲。”

“我明白，我明白，请您说下去，”迈达诺夫意味深长地、梦幻地说。

“突然——岸上响起一阵喧哗，笑声，鼓声，还有火把……原来是一群酒神的女祭司[19]唱着歌欢呼着跑过来了。诗人先生，描写景色可就是您的工作了……只是我想把火把描写得很红，而且冒出很多烟，而且少女们的眼睛在花冠下面发亮，她们的花冠应当是深颜色的。可是也不要忘记描写那些虎皮，那些高脚酒杯——还有黄金，许多的黄金。”

“这黄金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呢？”迈达诺夫把自己直直的长头发甩到后面去，还张开鼻孔，向她问道。

“放到什么地方？她们的肩上，手上，脚上，哪儿都可以。听说，古时候的女人脚踝上都戴着黄金脚环呢。女祭司们招呼船上的少女到她们跟前去。少女们不再唱赞美歌了——她们不能够再唱下去——可是她们一动也不动：河水把她们送到了岸边。突然她们中间有一个少女悄悄地站起来……这一点您可要好好地描写：她怎样在月光里悄悄地站起来，她的女伴们又怎样地吃惊……她跨过船舷，女祭司们就围住她，拉着她飞快地跑进夜里，跑进黑暗里去了……这儿您得描写一缕一缕的烟和整个混乱的情形。只听见她们的尖叫声，还有少女的花冠还留在岸上。”

齐娜伊达说到这里就不做声了。“啊，她爱上什么人了，”我又想道。

“就这么一点吗？”迈达诺夫问道。

“就这么一点，”她答道。

“这可不能作为一首长诗的情节，”他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可以借用您的意思写一首抒情诗。”

“浪漫主义的吗？”马列夫斯基问道。

“当然是浪漫主义的，用拜伦的诗体写。”

“照我看来，雨果比拜伦好，”年轻的伯爵随口说道，“雨果写得更有趣些。”

“雨果是第一流的作家，”迈达诺夫答道，“而且我的朋友通科谢叶夫在他的西班牙小说《吟游诗人》[20]里……”

“哦，就是那一本凡是问号都倒过来写的小说吗？”齐娜伊达打断他的话。

“是的，这是西班牙人的习惯。我要说通科谢叶夫……”

“唔，你们又要议论什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21]了，”齐娜伊达第二次打断他的话。“还不如让我们来玩……”

“玩‘摸彩’吗？”鲁申接着说。

“不，‘摸彩’玩腻了。还不如玩‘比喻’吧。”这是齐娜伊达自己想出来的游戏：她说出一样东西，每个人竭力用别一样东西跟它比拟，谁的比喻最恰当，就得奖。

她走到窗前，太阳正在往下落，长长的红云高挂在天空。

“这些云像什么？”齐娜伊达问道，她不等我们回答就说，“我以为它像克丽奥佩特拉去迎接安东尼[22]时候坐的黄金船上的紫帆。迈达诺夫，您记得不记得，不久以前您还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过？”

我们大家都跟《哈姆雷特》里面的波洛涅斯[23]一样，认为把这些云比成紫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谁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比喻来。

“那时候安东尼有多大年纪了？”齐娜伊达问道。

“一定是一个年轻人，”马列夫斯基答道。

“对，是一个年轻人，”迈达诺夫肯定地说。

“对不起，”鲁申大声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齐娜伊达很快地望他一眼，重说了一遍。

我不久就回家了。“她爱上什么人了，”我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小声说了出来……“但是爱上了谁呢？”

十二

好些天过去了。齐娜伊达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不可理解。有一次我到她那里去，看见她坐在藤椅上，头紧紧地挨到桌边。她站起来……满脸都是眼泪。

“啊，是您……”她带着残忍的微笑说。“过来。”

我走到她的身边，她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出乎不意地拉住我的头发，揪起来。

“痛啊……”我终于说了。

“啊，痛！难道我不痛？我不痛？”她反复地说。

“啊哟！”她看到她已经把我的一小缕头发拔掉了，便突然叫起来。“我做了什么呢？可怜的麦歇沃尔德马尔。”

她小心地把拔下来的头发理直，绕着她的手指缠成一个戒指。

“我要把您的头发藏在项链上的小圆盒子里，挂在我颈项上，”她说，泪水又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光。“这样也许可以给您一点安慰……不过现在我们再见吧。”

我回到家里，就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母亲在跟父亲吵架：她为了某一件事情责备他，可是他呢，还是保持他原来的习惯，冷淡地、有礼貌地默不做声，不久就走开了。我听不出母亲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心思去听。我只记得，这场风波过去以后，她叫我到她的屋子里去，很不高兴地责备我常常到公爵夫人家里去玩，母亲说公爵夫人是一个une femme capable de tout[24]。我上前去吻了她的手（每逢我想打断她的话题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齐娜伊达的眼泪把我完全弄糊涂了；我简直不知道要打什么主意，我真想大哭一场，我究竟还是一个孩子，虽然我也有十六岁了。我已经不再注意马列夫斯基，尽管别洛夫佐洛夫的样子一天比一天来得凶恶可怕，他好像狼对羊似地瞅着狡猾的伯爵；可是我没有心思想到任何事情，我也没有心思想到任何人了。我沉浸在种种想象中的图画里，我总是找僻静的地方去躲避。我特别喜欢温室的废址。我常常爬到高墙上坐下来，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幸、很孤独、很忧郁的年轻人，这叫我可怜起自己来了，可是这种感伤对我又是多么大的安慰，又多么地使我陶醉！……

有一天，我正坐在墙上，望着远处，倾听钟声……忽然有什么东西在我身边掠过——不像是风，也不是颤栗，仿佛是人的气息，仿佛有人走近的感觉……我朝下一看。下面路上——齐娜伊达穿一件浅灰色衣服，肩上撑一把粉红色阳伞，匆匆忙忙地走来。她看见我，就站住了，把草帽边往上推一下，抬起她那天鹅绒似的眼睛望着我。

“您在那么高的地方做什么？”她带一种古怪的笑容问我。“啊，”她接着说下去，“您总是在说您爱我——倘使您真爱我的话，那么就跳到路上我这儿来。”

齐娜伊达的话还不曾说完，我纵身凌空地跳了下去，就像有人在背后猛然推了我一下似的。这堵墙大约有两俄丈高。我跳下来的时候，脚先着地，不过震动得太厉害了，我竟然站不住：我倒在地上，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我醒过来，还没有睁开眼睛，就感觉到齐娜伊达在我的身边。

“我亲爱的孩子，”她向我弯下身子——她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惊惶不安的温柔；“你[25]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怎么可以听我的话呢……你知道我爱你……起来吧！”

她的胸部就在我的胸旁起伏，她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我怎么来说明我那时候的感觉呢？——她那柔软的、清凉的嘴唇吻了我的整个脸……她的嘴唇吻到我的嘴唇了……虽然我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可是齐娜伊达从我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猜到我已经恢复知觉了，她很快地就站起来，说：

“唔，顽皮的孩子，起来吧！傻孩子，干什么您还躺在尘土里呢？”

我站起来。

“把我的阳伞找来，”齐娜伊达说，“瞧，我不知把它丢到哪儿去了。不要这样对我看……这多无聊，您没有受伤吗？大概让荨麻刺伤了罢？我跟您说，不要望我……可是他一点也不明白，他不回答我，”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回家去吧，麦歇沃尔德马尔，回去刷掉灰尘，可不要跟着我，那我要生气了，我再也不……”

她还没有说完话，就急急地走开了，可是我却在路边坐下去……我的腿站不起来了。我的手给荨麻刺伤了，背脊痛，头发昏——可是这一次我所经验到的那种至上的幸福感，在我的一生里决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它成为一种甜蜜的痛苦渗透我的全身，最后它爆发为大欢大乐的狂跳和狂叫。的确，我还是一个孩子。

十三

这一天整天我都是那么快乐，那么骄傲；我脸上还那么鲜明地保留着齐娜伊达吻我的感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就要起一阵欢喜的颤栗。我非常珍爱我这意想不到的幸福：我甚至害怕起来，我甚至不愿意再看到她——这样一个给我这些新感觉的人。我觉得我对命运已经无所要求了！现在我应当“好好地呼吸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死掉了”。但是第二天我走进小宅的时候，我却觉得非常局促不安，我白费劲地竭力想把它掩藏在从容自如的外表下面，这种态度正合于一个想叫人一看便知道他是能够保守秘密的人。但是齐娜伊达接待我非常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她只是伸出手指来指点我一下，就问我，身上有没有伤痕，这一下子我所有的从容，我所有的神秘的感觉全消失了，连我的局促不安也跟着一块儿消失了。本来我并不曾有过什么特别的指望，可是齐娜伊达安静的态度仿佛迎头泼我一身冷水。我明白了，在齐娜伊达的眼睛里我不过是一个小孩——这叫我感到多么痛心啊！齐娜伊达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每逢她朝我看的时候，她就很快地望我笑笑，可是她的思想却在远处，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要不要向她提昨天的事情？”我想道，“问她昨天那么匆忙地到哪儿去？才好彻底打听出来……”然而我只是摇摇手，在角落里坐下来了。

别洛夫佐洛夫进来了；我看见他很高兴。

“我还没有给您找到一匹驯马，”他用不高兴的口气说，“弗赖塔格[26]保证给我找一匹，可是我不敢相信他，我害怕。”

“您怕什么？”齐娜伊达问道，“请问。”

“怕什么？啊，您还不会骑马呢。天晓得，难保不出事情！您怎么忽然起了什么怪念头！”

“唔，这是我的事情，‘我的野兽’先生。那么我还不如去找彼得·瓦西里叶维奇……”（彼得·瓦西里叶维奇是我的父亲。她那么轻易、那么自然地提到他的名字，好像她相信他会乐意给她效劳似的，这叫我惊奇。）

“哦，原来是这样，”别洛夫佐洛夫答道，“那么，您是要跟他一块儿去骑马了？”

“跟他，或者跟别人一块儿，这跟您完全不相干。反正我不跟您一块儿去。”

“不跟我一块儿去，”别洛夫佐洛夫跟着她说了一遍。“随您的便。好吧！我给您弄一匹马来。”

“可是，您得注意我可不要什么母牛。我预先告诉您，我要去跑马。”

“您要去跑马，我不反对。可是跟谁一块儿去呢，您要跟马列夫斯基一块儿去骑马吗？”

“为什么我就不能够跟他一块儿骑马呢，武士？唔，安静一点吧，”她又说。“不要瞪眼。我也带您一块儿去。您该知道，现在马列夫斯基在我的心上是怎么一回事——呸！”她摇摇头。

“您这种话，不过是说来安慰我罢了，”别洛夫佐洛夫发牢骚地说。

齐娜伊达眯起了眼睛。

“这给了您安慰吗？……噢……噢……噢……武士！”最后她说，仿佛她再找不出别的话了。“那么您呢，麦歇沃尔德马尔，您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吗？”

“我不爱……跟大伙一块儿……”我埋下眼睛含糊地说。

“您要tête-à-tête[27]吗？……好吧，要自由的人得到自由，得救的人进天堂，[28]”她叹一口气说。“去吧，别洛夫佐洛夫，您出点力吧！我明天一定要一匹马。”

“哦，可是从哪儿弄来这笔钱？”公爵夫人插嘴说。

齐娜伊达皱皱眉头。

“我不会向您要钱的，别洛夫佐洛夫信得过我。”

“他信得过你，他信得过……”公爵夫人唠唠叨叨地说，突然她提高嗓子大喊：“杜尼亚什卡！”

“妈妈，我送过您一个叫人铃，”齐娜伊达说。

“杜尼亚什卡！”老夫人又喊了一次。

别洛夫佐洛夫告辞了，我跟他一块儿出去……齐娜伊达并没有留我。

十四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自己削好一根手杖，就动身到郊外去。我说我是出去散步遣愁。天气非常的好，晴朗，可又不太热：爽快、清凉的微风吹拂着大地，而且恰到好处地呼啸着，舞动着，把一切都吹动了，却又连什么都没有扰乱。我在山上、林中盘桓了很久，我并没有感到幸福——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有意让忧郁支配我的心灵，可是青春，美好的天气，清凉的空气，畅游的欢乐，静静地躺在茂密的青草地上的舒适倒在我心里占了上风；我记起了那些我永远忘不了的话，那些接吻的回忆。我想起齐娜伊达无论如何对我的决心和我的英雄气概总不能不重视，这又使我感到愉快……“在她眼里看来，别人也许都比我好，”我想，“让他们去罢！他们只是空说愿意做什么，可是我真的做过了……而且还有什么事情我不愿意为她做呢！……”我的想象开始在活动了。我想象：我怎样从敌人手里救出她来，我怎样满身鲜血地从监牢里把她抢救出来，又怎样倒在她的脚下死去。我想起了挂在我们客厅里的那幅图：麦莱克·阿及尔带走麦其尔达[29]……可是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让一只带斑纹的大啄木鸟吸引了，它正顺着桦树的细树干匆忙地往上爬，并且带点担心的样子从细树干后面探出头来瞧瞧——一会儿向右望，一会儿向左望，好像一个音乐家从大提琴的颈部后面向外张望似的。

于是我唱起《不是白雪》[30]来，我还唱当时流行的短歌：《西风吹起的时候，我等着你》；然后我又大声朗诵霍米亚科夫[31]的悲剧里叶尔麦克对着星星呼吁的一段；我还在想一首感伤的诗，我甚至想好了全诗的最后一行，都用：“啊，齐娜伊达！齐娜伊达！”可是毫无结果。而且快到午餐的时候了。我走下山谷里去，山谷里有一条窄狭的泥沙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到城里。我顺着这条小路走去……我的背后响起了低低的马蹄声，我回头一看，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脱下帽子：我看见父亲和齐娜伊达。他们并排骑着马过来。父亲整个身子弯向她那边，一只手撑着马的脖子，他微微笑着，正在跟她讲话；齐娜伊达默默地听着，严肃地埋下她的眼睛，她的嘴唇紧紧地闭着。起先我只看见他们两个人，但是没有多久，别洛夫佐洛夫也从山谷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他穿了一身带披肩的骠骑兵的制服，骑一匹直冒热汗的黑马。这匹骏马摇着头，鼻子喷气，慢慢地跳起来：骑马的人连忙拉住它，用踢马刺踢它往前走。我闪在一边。父亲勒一把缰绳，离开了齐娜伊达，她慢慢地抬起眼睛望他，两个人都跑过去了……别洛夫佐洛夫跟在他们后面飞奔过去，他的军刀铿锵地响着。“他的脸红得像龙虾，”我心里想道，“她呢……为什么脸色那么苍白？她骑了一早晨的马——脸色倒苍白了？”

我加快脚步走回家去，刚好赶上午餐的时候。父亲早已换好衣服，梳洗好，容光焕发地坐在母亲的圈手椅旁边，用流畅的、响亮的声音给她念一篇《Journal des Débats》[32]上的小品文。可是母亲并不专心在听，她看到我，就问我一整天在哪里，又说她不喜欢我常常跑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跟莫名其妙的人待在一块儿。“我一个人在散步，”我正想这样回答母亲，可是我看看父亲，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就不做声了。

十五

以后的五、六天里，我几乎没有看见齐娜伊达，她说她不舒服，可是这并不妨碍那些常客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上班，大家都在，只少了迈达诺夫，他要是没有高兴的机会，就意气消沉了，感到无聊了。别洛夫佐洛夫阴沉沉地坐在屋角，衣服的钮扣全扣上，脸涨得通红；马列夫斯基伯爵文雅的脸上不断现出一种恶意的微笑，他的确受到齐娜伊达的白眼了，因此特别殷勤地伺候公爵夫人，陪她坐从驿站雇来的马车到总督那里去。可是，这次旅行并不成功，马列夫斯基甚至碰到不愉快的事：总督向他问起他跟某几位工兵队军官闹过的什么不名誉的事情。他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年轻荒唐。鲁申每天来两次，可是待得不久；自从我们上次谈过话以后，我有点怕他，同时我又真心地喜欢他。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在无愁园散步，我觉得他非常和善，亲切，他告诉我各种花草的名称和性质，突然，像俗话所说“牛头不对马嘴”似地敲着前额叫起来：“啊，我真傻，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显然，对于某一些人，牺牲自己是一件快乐的事！”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我并不是在跟您讲话，”鲁申猝然答道。

齐娜伊达躲避我，有我在场——我也没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叫她不痛快。她不由自主地避开我……不由自主地。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这叫我伤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竭力避开她，只是偷偷地躲在一边望着她，就是这一点我也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她又像从前那样发生了不可理解的变化：她的脸变了，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一天，在暖和而清静的黄昏里，她那种变化真叫我惊讶。我坐在接骨木的浓密的树枝下面，一张矮矮的长凳上，我喜欢那个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齐娜伊达屋子的窗户。我坐在那里，在我的头上，一只小鸟忙碌地在发暗的树叶中间跳来跳去，一只灰猫伸伸背，偷偷溜到花园里来，初出现的甲虫在虽然已经不亮、但是还看得清楚的空中嗡嗡地飞鸣。我坐在那里，望着齐娜伊达的窗口，等待着，看窗户会不会打开。窗户果然打开了，齐娜伊达站在窗口。她穿一身白衣服——她本人，她的脸，她的肩，她的手臂都惨白得像她衣服的颜色一样了。她一动也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好久，从她微蹙的眉毛下，她不转睛地向前凝望。我从没有见过她这样的神情。然后她紧紧地、紧紧地合拢两只手，把它们举到唇边，额上，忽然她伸出手指，把头发掠到耳后，又摇摇头发，带一种坚决的神情埋下头去，砰的一声关上了窗。

三天以后，她在花园里遇见我。我正想躲开，但她唤住了我。

“把手伸给我，”她像从前那样亲切地说，“我们好久没有在一块儿聊天了。”

我看看她，她的眼睛里射出柔和的光，脸上带着微笑，这微笑好像是从雾里透出来似的。

“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吗？”我问她。

“不，现在好了，”她说着，就摘了一朵不大的红玫瑰花。“我有点累，但这也会好的。”

“那么，您又会像从前那样了吗？”我问道。

齐娜伊达拿起玫瑰花，挨到脸上，我觉得好像是鲜艳的花瓣的反影照在她的脸颊上一样。

“难道我变了吗？”她问我。

“是，您变了，”我低声回答。

“我知道，我对您冷淡过，”齐娜伊达开始说，“但是您不应该介意……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唔，讲这些话有什么意思！”

“您不愿意我爱您，就是这回事！”我不自觉地激动起来，伤心地大声说。

“不，您可以爱我——但是不要像从前那样！”

“那么，怎么样呢？”

“让我们做朋友吧——就是这样！”齐娜伊达让我闻玫瑰花。“听我说，您知道我的年纪比您的大得多，我真的可以做您的姑姑。不是姑姑，至少也应该是大姐姐了。可是您……”

“您把我看做小孩子，”我打断她的话。

“唔，是的，一个小孩子，而且是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好孩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小孩子。您知道什么呢？从今天开始我封您做我的‘侍僮’，只是您可不要忘记，‘侍僮’不应该离开他的女主人。这就是您的新头衔的标记，”她说着，就把玫瑰花插在我上衣的钮孔里。“我宠爱您的标记。”

“从前我还得过您别的宠爱，”我吞吞吐吐地说。

“哦！”齐娜伊达瞟我一眼，说道，“他的记性真好！好吧，我现在就准备给您……”

于是，她向我弯下身子，在我前额上印下了一个纯洁而平静的吻。

我只是望着她，她马上就转过身去，说：“跟我来，我的侍僮，”她走进小宅去了。我跟在她后面，可是我始终莫名其妙，我想道：“难道这个温柔的、通达人情的少女就是我所认识的齐娜伊达吗？”我觉得就是她的脚步仿佛也比从前稳重些，她的整个形态仿佛也显得更高贵，更美丽了……

唉，我的上帝！爱情带了怎样的新的力量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了！

十六

午饭后，客人又聚在小宅子的客厅里面——公爵小姐出来见他们。客人全到齐了，跟我永远忘不了的第一天晚上一样；连尼尔马茨基也拐着脚走来了；那天迈达诺夫到得最早——他带来几首新诗。我们又玩起“摸彩”的游戏来，可是再没有从前那种古怪的恶作剧，再没有那种愚蠢的举动，那种喧闹——那种茨冈人的气氛再也看不到了。齐娜伊达给我们的聚会添上一种新的情调。我以“侍僮”的身份坐在她身边。在各种游戏中，有一次她提议摸到彩的人讲自己的梦。然而这个办法并没有成功。这些梦不是没有趣味（别洛夫佐洛夫梦见：他用鲫鱼喂马，而他的马的头是木头的），就是不自然，像硬编出来的。迈达诺夫跟我们讲起整篇的小说来了：那里面有墓穴，有弹七弦琴的天使，有会说话的花。还有从远方飘来的声音。齐娜伊达不让他讲完，就说：

“倘使我们是在编故事，那么还不如让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

别洛夫佐洛夫第一个轮着讲这种故事。年轻的骠骑兵发慌了。

“我一点也编不出来！”他嚷道。

“少废话！”齐娜伊达说，“唔，譬如说您想象自己已经结婚，那么您可以对我们谈谈，您怎样跟您的妻子一块儿过日子。您要把她关在家里吗？”

“我要把她关在家里。”

“您自己是不是跟她待在一块儿？”

“我一定跟她待在一块儿。”

“很好。唔，不过要是这种生活叫她厌烦了，她欺骗了您，又怎样呢？”

“我就杀死她。”

“倘使她逃走了呢？”

“我要追她回来，还是要杀死她。”

“的确是这样。啊，假定我是您的妻子，那么您又怎么办呢？”

别洛夫佐洛夫沉默了一会儿。“我就自杀。”

齐娜伊达笑起来。

“我看得出，您讲不来长故事。”

第二个轮到齐娜伊达讲故事。她举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啊，你们听我编的，”她终于开始说了。“你们想象有一座壮丽的皇宫，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举行一个富丽堂皇的舞会。舞会是年轻的女皇召开的。处处都是黄金，大理石，水晶，绸缎，灯光，金刚钻，鲜花，熏香，说不尽千万种的豪华。”

“您喜欢豪华吗？”鲁申问道。

“豪华是美呀，”她说道，“我喜欢一切美的东西。”

“您爱豪华，比爱美更多些吗？”鲁申又问道。

“问得好——可是我不懂。不要打我的岔。所以这是一个豪华的舞会。数不尽的贵宾，他们都年轻，漂亮，勇敢。他们都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女皇。”

“贵宾中间没有女客吗？”马列夫斯基问道。

“没有……等一会儿——有的。”

“都不漂亮吗？”

“不，也很动人，可是所有的男人只爱女皇，她生得高高的，体格匀称，一头黑发上戴一顶小小的金的皇冠。”

我望了齐娜伊达一眼，在这一刻，我觉得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高贵多了。在她洁白的额上，在她宁静的眉宇间，就流露着那样的明哲的智慧，那样的尊严，使我不禁想道：“你自己就是那位女皇。”

“所有的人全挤到她身边，”齐娜伊达说下去，“所有的人都用最谄媚的话在奉承她。”

“她喜欢奉承吗？”鲁申问道。

“您这个人多讨厌呀，总是在打岔……谁不喜欢奉承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马列夫斯基问道，“女皇有丈夫吗？”

“我倒没有想到这个。没有，为什么要有丈夫？”

“当然，”马列夫斯基接着说，“为什么要有丈夫呢？”

“Silence[33]！”迈达诺夫用发音很坏的法语嚷起来。

“Merci[34]！”齐娜伊达对他说。“这样，女皇听着他们的奉承话，听着音乐，可是她对任何一位客人都不望一眼。六扇窗子，由上开到下，从天花板开到地板，窗外黑暗的天空有许多大的星星，黑暗的花园里有许多大树。女皇望着外面的花园。园子里大树旁边有一个喷水池，它在黑暗中发着白光，长长的、就像一个长长的鬼影。在谈话声和音乐声中间，女皇听见了泉水的轻轻飞溅声。她一边望着，一边在想：你们大家都是绅士，贵族，聪明人，阔人，你们围绕在我的身边，你们尊重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准备死在我的脚前，你们都是受我支配的……可是在那边，在喷水池旁边，在飞溅的泉水旁边，有一个我心爱的人，有一个支配我的人站在那里等着我。他不穿华丽的衣服，不戴贵重的宝石，谁也不认识他，然而他在等着我，而且相信我一定会去——我会去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待在一块儿，我要在花园的黑暗中，在树木的沙沙声里，在泉水的溅泼声里，跟他一块儿消逝，那个时候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我……”

齐娜伊达说到这里就打住了。

“这……是编出来的故事吗？”马列夫斯基狡猾地问道。

齐娜伊达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先生们，”鲁申忽然说，“倘使我们也在那些贵宾中间，我们认识喷水池旁边那位幸福的人，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等一等，等一等，”齐娜伊达插进来说，“我来对你们说，你们每个人该怎么办。您，别洛夫佐洛夫，可以挑他决斗；您，迈达诺夫，可以写一首讽刺诗给他——不过您不会写讽刺诗，您可以为他写一首巴尔比耶[35]体的长诗，在《电讯》[36]上发表。您呢，尼尔马茨基，您可以向他借……不，您还是借钱给他收利息；至于您呢，医生……”她停了一下……“您可以做什么，这我可替您想不出来。”

“我就以御医的身份，”鲁申说，“劝告女皇，她不想招待客人的时候，就不要开舞会。”

“您也许是对的。啊，您呢，伯爵……”

“啊，我？”马列夫斯基带了恶意的微笑跟着她说了一遍。

“哦，您可以拿有毒的糖果给他吃。”

马列夫斯基的脸稍微变了相，一下子显出犹太人的表情，但是马上哈哈地笑起来。

“至于您呢，沃尔德马尔……”齐娜伊达继续说下去。“不过，够了，我们玩别的罢。”

“麦歇沃尔德马尔作为女皇的侍僮，在她跑到花园里去的时候，应当提着她衣服的长裾，”马列夫斯基恶毒地挖苦道。

我冒火了，可是齐娜伊达连忙用手按住我的肩头，她站起来，声音微带颤抖地说：

“我从没有给阁下这种无礼放肆的权利，因此，请您离开这里。”她向他指着门。

“请原谅我，公爵小姐，”马列夫斯基的脸色完全苍白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公爵小姐的话很对，”别洛夫佐洛夫也站起来，大声说。

“我发誓绝没有想到这一点，”马列夫斯基继续说，“我的话里面一点也没有那种意思……我绝没有想冒犯您的心思……请您原谅。”

齐娜伊达冷冷地望他一眼，又冷笑一声。

“也好，您待着吧，”齐娜伊达随随便便地挥了挥手，说，“我跟麦歇沃尔德马尔不应当生气。您高兴刺痛我们来取乐……您就请罢！”

“原谅我，”马列夫斯基又说了一遍。我回想起齐娜伊达的举动，禁不住又想道，就是真正的女皇恐怕也不能够比齐娜伊达更尊严地指着门，要失礼的臣下出去。

这件不太严重的事发生以后，我们又玩了很短的一会儿“摸彩”的游戏；所有的人都感到有点局促不安，这种不安与其说是刚才那件事情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从另外一种不十分明确的、可是沉重的感觉产生的。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过这种感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和别人都有这种感觉。迈达诺夫给我们朗诵他的诗，马列夫斯基带着过分的热心称赞这些诗。“他现在要表示他是一个好人！”鲁申低声对我说。我们大家很快就散了。齐娜伊达突然又沉思起来，公爵夫人差人来说她头痛，尼尔马茨基也在抱怨他的风湿病……

我好久都睡不着，我让齐娜伊达的故事感动了。

“难道这个故事里面含有什么暗示吗？”我问自己道，“那么她指谁呢，又指什么呢？倘使真的有所指的话——我又怎么打定主意呢？……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低声说，一面翻一个身，把发烫的脸颊从一边翻到另一边……然而，我回想起齐娜伊达在讲故事时脸上的表情……我又记起鲁申在无愁园里无意中感叹地说出来的话，还有她突然对我改变了态度——这使我捉摸不定了。“他是谁呢？”这几个字好像在黑暗中描绘出来挂在我的眼前。仿佛有一片险恶的云低低压在我的头上，我感觉到它的压迫，我等待着大雷雨的到来。我近来对许多事情都习惯了，我在扎谢金娜家里见到了许多的事情：她们家里的混乱，牛油蜡烛头，断了的刀叉，整天板起脸孔的沃尼法季，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仆，公爵夫人本人的态度——她们整个古怪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使我感到惊奇了……可是对于现在我在齐娜伊达身上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我却不能习惯……有一天母亲谈起她，说她是“女冒险家”！她，我的偶像，我的神，会是一个女冒险家吗？这个称呼使我痛苦，我把头埋在枕头里竭力不要去想它，我愤慨……同时我又想：倘使我能够做喷水池旁边那个幸福的人，我什么都可以同意，什么都愿意牺牲！……

血在我身体里燃烧，沸腾了。“花园……喷水池……”我想道，“我要到花园里去。”我很快地穿好衣服，从家里溜出来。夜很黑，树木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天上降下来一股轻微的寒气，从菜园里送过来一阵茴香的气味。我走遍了园中的小径，我自己轻轻的脚步声也使我惊慌，同时又给了我勇气；我站住，等一下，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它跳得那么重，那么响。最后我又走近那道木栅，靠在细木条上。突然——或者这只是我的幻觉？——离开我几步远，一个女人的影子闪了过去……我集中视线向黑暗中注视，屏住了呼吸。这是什么？是我听到了脚步声，还是我的心又在狂跳？“谁在这儿？”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含糊地说。这又是什么？是忍住的笑声……还是树叶的沙沙声……还是有人在我耳边叹息？我害怕起来……“谁在这儿？”我用更轻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一下子刮起风来了，天空闪过一道火光，一颗星落了下来。“是齐娜伊达吗？”我想问，可是我的嘴唇发不出这声音。忽然间，四周显得非常静，正像午夜万籁俱寂的光景……连树上的螽斯也不再叫了，只有在什么地方窗户响了一下。我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只得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躺在自己的冷冰冰的床上。我感到一阵古怪的激动，好像我出去跟情人幽会——我一个人在那里空等了一阵，而且在别人的幸福旁边走了过去！

十七

第二天我只看到齐娜伊达一眼；她同公爵夫人坐出租马车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我看到鲁申（他勉强跟我打一个招呼）和马列夫斯基。年轻的伯爵咧开嘴笑，还亲密地跟我谈起来。小宅子的客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有办法到我们家里来，而且得到了我母亲的欢心。父亲不跟他讲话，用一种近乎侮辱的礼貌对待他。

“啊，monsieur le page[37]，”马列夫斯基说道。“看到您真高兴。您那位非常漂亮的女皇怎么样？”

这会儿，他那气色很好的、漂亮的脸孔使我非常厌恶，他还带着那么瞧不起人的戏谑的神态望着我，所以我根本没有回答他。

“您还在生气？”他又说下去，“冤枉。您知道并不是我叫您侍僮，可是女皇倒多半都有侍僮的。请允许我提醒您：您没有好好地尽职。”

“怎么见得？”

“侍僮不应该离开他们的女主，女主做的任何事，侍僮都应该知道，侍僮还应该守着他们的女主，”他压低声音，又说，“不论白天，黑夜。”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说得够明白了。不论白天，黑夜。白天还没有多大关系；白天很亮，到处都有人；可是黑夜——正好是出事情的时候。我劝您晚上不要睡觉，好好地看守，用全力来看守。您要记得——晚上，花园里，喷水池旁边……那个地方正是要您去看守的。您应当谢谢我呢！”

马列夫斯基笑起来，转过身去，背向着我。他对我说的话，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他是出名会捉弄人的，并且有在化装舞会上戏弄别人的本领，他全身充满的那种差不多无意识的虚伪，使他这个本领更加出名了……他不过在跟我开玩笑，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毒药似地流到我全身的血管里去了，我的血一直涌到我的头上来……“啊，原来是这样！”我对自己说，“好啊，原来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给引到花园里去的！这样可不行！”我大声叫起来，用拳头打自己的胸口，然而，老实说，就是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事不行。“会不会就是马列夫斯基自己跑到花园里去呢，”我想道（也许是他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有干这种事的厚脸皮），“或者是别人吧，（我们园子的围墙很低，跳过它一点也不费力）不论是谁，他落到我手里，活该倒霉——谁也不要碰到我！我要让全世界的人和她这个负心的女人（我居然叫她做负心的女人）知道，我是要报仇的！”

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刚买来的英国裁纸刀，试一试它锐利的刀锋，皱着眉头带着冷静而坚决的决心，把小刀放在衣服口袋里，好像做这种事在我已经不足为怪，而且更不是第一次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心肠变硬了。这一天一直到晚上我都皱着眉头，紧闭嘴唇，老是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捏紧口袋里那把被我捏得发热的小刀，一面筹划着做一件可怕的事情。这种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它甚至使我高兴，因此我现在连齐娜伊达也很少想到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阿乐哥和那个年轻的茨冈人[38]：“到哪儿去？漂亮的年轻人，躺下来……”然后：“你全身是血！……啊，你干了什么啦？……”“没有什么！”我带着多么残忍的微笑重复了一句：“没有什么！”父亲不在家，近来差不多总是在生闷气的母亲，注意到我这种悲惨的样子，晚饭的时候就对我说：“你为什么板起脸孔，像掉在麦片桶里的耗子一样？”我勉强对她笑笑，我想道：“要是给他们知道了呢！”钟敲过十一点，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可是不脱衣服：我等着午夜到来；最后钟敲了十二点。“时候到了！”我低声说了这一句，把上衣钮扣一直扣到领口，甚至还挽起袖口，到花园里去了。

我早就拣好了守候的地点：在花园的尽头，就在那道把我们家花园跟扎谢金娜家园子隔开的木栅和两家公墙连接的地方，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我站在它那低垂的、繁茂的树枝底下，我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四周发生的事情（自然，这是就黑暗的夜色所许可的范围来说的）。附近有一条我始终觉得是神秘的弯曲的小路，它像一条蛇似地顺着木栅底下蜿蜒向前，这一段木栅上有人爬过的痕迹，小路还通到一座密密层层的金合欢编成的圆形凉亭里。我走到松树跟前，靠在树干上，开始守望了。

这一夜还是像上一夜那样清静，不过，天空的乌云少了些——所以灌木的轮廓，甚至于长梗的花朵的轮廓都看得很清楚。刚开始站着等待的那一会儿，我很不好受，几乎害怕起来了。我已经豁出去了！我只是在考虑：怎样动手呢？我要大吼一声：“到哪儿去？站住！招出来——否则要你的命！”或者就一刀刺过去……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簌簌声和沙沙声，在我听起来好像都是有意义的，不寻常的……我准备好了……我把身子向前靠……可是半点钟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的血静了下来，冷了下来；我有点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全没有道理，甚至还有一点可笑，马列夫斯基在拿我开玩笑。我离开埋伏的地方，绕着园子走了一圈。仿佛故意气我似的，四周静得连最轻微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一切都安息了，连我们家的狗也蜷做一团在便门那里睡着了。我爬上温室的废址，望着眼前一大片田野，我想起那次遇到齐娜伊达的事，不觉沉思起来……

我突然吓了一跳……我仿佛听见开门的声音，我后来又听见树枝折断的轻微的声音，我两步就跳下废址，立在那个地方发愣。花园里清楚地响起一阵急遽的、轻轻的、然而谨慎的脚步声……声音离我越来越近了。“他来了……他终于来了！”我这样想。我的手发抖地从口袋里拿出小刀，还发抖地扳开刀子，只见红色的火星在我眼前旋转，我又怕又恼，连头发都竖起来了……那脚步一直朝着我走来——我弯下身去，伸出头去迎接他……人出现了……天啊！这是我的父亲！

虽然他全身裹在黑斗篷里，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脸。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他来了。他踮起脚走了过去。他并没有看见我，虽然没有什么东西遮掩我，但是我拼命缩成一团贴在地上，我觉得快要跟地面一样平了。那个嫉妒的、准备杀人的奥赛罗[39]，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小学生……父亲出乎意外的出现，使我非常吃惊，因此我起初竟然没有注意到他来去的方向。只有在四周又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爬起来，一面在想：“父亲为什么晚上到花园里来？”我在恐怖中把小刀掉在草地上了，我连找也不去找它：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立刻完全清醒过来了。然而在我回家的时候，我还走到接骨木树下我那条长凳跟前，望了望齐娜伊达卧房的窗口。在夜晚天空投射的微光下，那些不大的、微微拱起的窗玻璃现出了阴暗的蓝色。突然间——它们的颜色改变了……窗子后面——我看到这个，我看得清清楚楚——白色的窗帷谨慎地、悄悄地拉下来了，一直放到窗台口，而且就垂在那里不动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回到屋子里的时候，几乎不自觉地高声说。“做梦吗？偶然的遇合？还是……”突然来到我脑子里的种种的推测，都是非常新奇，非常古怪，我连想都不敢多想了。

十八

我早晨起来感到头痛。昨天的激动已经过去了。我感到痛苦的疑惑和一种从不曾有过的悲哀，就好像在我身体里面某一部分正在死去一样。

“为什么您看起来就像一只割掉半个脑子的兔子呢？”鲁申遇到我的时候对我说。

早餐的时候我偷偷地先望一下父亲，然后望望母亲：父亲还是像平常那样地镇静，母亲也像平常那样暗暗地在生气。我等着看父亲是不是会像从前有时候那样跟我亲密地谈谈话……可是他连平时那种冷冰冰的抚爱都不对我表示一下。“我要不要把这一切讲给齐娜伊达听呢？”我想道……“这还不是一样——我们中间什么都完了。”我到了她那里，可是我不但没有跟她说起什么，即使我真要跟她说什么，我也没有机会。公爵夫人的十二岁的儿子，武备中学[40]的学生，从彼得堡到她这里来度暑假；齐娜伊达立刻把她的弟弟交给我照顾。

“现在，”她说，“亲爱的沃洛佳[41]（她第一次这样称呼我），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他也叫沃洛佳。希望您会喜欢他，他还没有见过世面，不过他的心地很好。带他去看看无愁园，跟他一块儿散散步，请您照料照料他。您肯这样做的，不是吗？您的心地也很好！”

她亲切地把她两只手搭上我的肩头，我完全昏了。这个小孩一来，我也变成小孩了。我默默地望着这个武备中学的学生，他也默默地瞪着眼望我。齐娜伊达笑了起来，把我们推在一块儿。

“啊，你们拥抱呀，孩子们！”

我们拥抱了。

“您要不要我带您到花园里去玩？”我向这个武备中学的学生问道。

“请您带我去吧，先生，”他用一种嘶哑的、真正的武备中学学生的声音回答我。

齐娜伊达又笑起来……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她脸上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样美的红润。我跟武备中学学生一块儿出去了。我们家的花园里有一个老式秋千架，我让他坐在狭小的薄板上，我给他摇起来。他穿一身镶有宽阔的金线的厚呢新制服，端端正正地坐着，两手紧紧地握住绳子。

“您还是解开衣领吧，”我对他说。

“没有关系，先生，我们习惯了，先生，”他说着，轻轻地咳了几声。

他像他的姐姐，眼睛尤其像她。我倒高兴向他献殷勤，同时那种使我心痛的悲哀还在悄悄地折磨我的心。“现在我的确是一个小孩子了，”我想道，“可是昨天呢……”我记起了昨天晚上丢掉小刀的地方，就去找到了它。武备中学学生向我把小刀借去，他摘下一根独活草的粗茎，把它削成一管笛子，开始吹起来。奥赛罗也吹过笛子。

可是傍晚齐娜伊达在花园角上找到了他，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快活的时候，他这位奥赛罗就靠在齐娜伊达的身上哭了起来。我的眼泪也涌了出来，使她大吃一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沃洛佳？”她再三问我，她看见我不回答，又不止哭，就想起来吻我的泪湿了的脸颊。

我却掉过脸去，呜咽地小声说：

“我全知道。为什么您还要玩弄我呢？……您要我的爱情来做什么？”

“我对不起您……沃洛佳……”齐娜伊达说，“啊，真对不住……”她绞着双手又说。“我身上有好多脏的、坏的、罪恶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并不是在玩弄您。我爱您——您也不要再猜疑：为什么，怎么样……可是……您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我能够告诉她什么呢？她站在我面前，望着我。只要她看着我，我全身，从头到脚马上完全属于她了……过了一刻钟，我跟武备中学学生，和齐娜伊达在一块儿赛跑了。我不哭了，我在笑，虽然我的红肿的眼皮还笑得掉下眼泪来。我把齐娜伊达的帽带当作领结系在我的颈项上。而且当我能够抱住她的腰的时候，我就高兴得大声叫起来。她随心所欲地跟我一块儿玩着。

十九

倘使有人来强迫我详细地描写我那次“午夜远征”失败后一个星期中间我内心发生的变化，我会觉得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古怪的、极不安定的时期，这是一种混乱；在这个混乱里面种种极端相反的感情和思想，疑惑和期望，欢乐和痛苦像旋风似地在转动。倘使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够检查自己内心的话，我就害怕去检查自己的内心，我不敢认真去思索任何事情——我只想白天快快地过去；到晚上我就睡觉……少年人的那种无忧无虑救了我。我不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爱我；我更不愿意承认，并没有人爱我。我躲开父亲——可是我不能够躲避齐娜伊达……在她的面前，我觉得好像有火在烧我一样……我何必要知道使我在其中燃烧、而且熔化的是哪一种火——既然我觉得烧得舒服，熔得舒服。我完全任凭我自己的种种印象来支配我，我欺骗我自己，我避开过去的回忆，又对于自己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故意不去想它……这种苦恼大概也不会继续多久……突然一声霹雳，一下子结束了这一切，把我丢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

有一天，我在长时间的散步以后，回家吃午饭，听说只有我一个人吃饭，父亲出去了，母亲不舒服，不想吃饭，关在自己的卧房里；我非常惊奇。我从仆人们的脸上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不敢详细地问他们，可是饭厅里伺候吃饭的年轻仆人菲利普是我的朋友，他非常喜欢诗，又是一个弹吉他的能手。我就问他。从他那里我打听到父亲跟母亲大吵过一次（他们的每一句话在女仆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讲的大半是法国话，可是侍女玛莎在一个巴黎来的女裁缝家里待过五年，她完全听得懂）；母亲责备父亲不忠实，跟隔壁的小姐要好，父亲起先还替他自己辩护，后来他发火了，他也说了些“好像是关于他们的年龄”的狠毒的话，母亲一听就哭起来了，母亲也提到期票的事（这好像是给了公爵夫人的），把公爵夫人和她的小姐狠狠地批评了一番，父亲就威胁她。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菲利普继续说，“是一封匿名信惹起的；可是谁写来的信——没有人知道，否则，这件事绝不会泄露出来。”

“难道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我费力地说出了这句话，我的手脚都发冷了，在我的心底也起了一阵颤栗。

菲利普含着深意地了眼睛。

“的确有这么一回事。这种事是瞒不过人的；这一次您父亲虽然做得很谨慎，可是您看，他总需要……譬如说，雇马车，或者别的事情……没有别人就不行。”

我把菲利普打发走了，就倒在床上。我没有哭，我也不觉得绝望；我也不去追想这件事在什么时候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也不奇怪：怎么我以前，怎么我早就没有料到——我连父亲也不抱怨……单凭我听到的事情来说我已经受不了：这件事突然的泄露把我毁掉了……一切都完了。我心灵里所有的花朵一下子全给摘下来，丢在我身边，散在各处，让人践踏了。

二十

第二天母亲就宣布，要搬回城里去。早晨父亲到她的卧房去，跟她单独在一块儿谈了好久。没有人听到他跟她谈些什么，可是母亲不再哭了；她安静下来了，叫人送饮食进去——但是她不露面，也不改变主张。我记得，这一天我整天到处乱跑，就是没有到花园里去，也没有向那个小宅望一眼。到了晚上，我亲眼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父亲拉着马列夫斯基伯爵的手臂，从大厅走到前厅，当着一个仆人的面，冷冷地对他说：“不多几天以前，某一家人家曾经对您阁下下过逐客令，现在我并不预备跟您作任何解释，可是我警告您，倘使您再到这儿来，我要把您从窗口丢出去。我不喜欢您的笔迹。”伯爵埋下头去，咬紧牙齿，缩着身子，溜走了。

我们开始作搬回城去的准备，我们的宅子在阿尔巴特街。父亲自己大约也不想再住在别墅里了；可是看得出来，他已经说服了母亲叫她不要声张出去。一切事情都是不慌不忙地、安安静静地安排好的，母亲甚至派人过去问候公爵夫人，并且向公爵夫人表示歉意，说她身体不舒服，不能亲自过去辞行。我像狂人一样地到处乱跑，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希望这一切尽快地结束。我脑子里始终有这样一个念头：她，一位年轻的小姐——而且，还是一位公爵家的小姐——明知道我父亲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她自己又有跟别人结婚的机会，譬如说，跟别洛夫佐洛夫结婚。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她在指望什么呢？她怎么不怕毁掉她整个的前途呢？我想：是啊，这就是爱情，这就是激情，这就是情之所钟吧……这时我又想起了鲁申的话：对于某一些人，牺牲自己是一件快乐的事。有一天我偶然在小宅的一个窗口看到白色的东西……“这会是齐娜伊达的脸吗？”我想道……这的确是齐娜伊达的脸。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不能没有跟她告别就走开。我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到小宅去。

公爵夫人在客厅里，用平素那种懒散的态度接待我。

“怎么啦，少爷，你们这么早就忙着搬回去？”她一边说，一边把鼻烟塞到鼻孔里去。

我望着她，我心里的石头落下来了。菲利普说的“期票”这个字眼还使我痛苦。她倒没有起疑心，至少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觉得。齐娜伊达从隔壁屋子里出来，她穿了一身黑衣服，脸色苍白，头发松散，她默默地拿起我的手，拉着我一块儿出去。

“我听到您的声音，”她说，“马上就出来了。可是，您居然这么轻易就离开我们了，坏孩子？”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公爵小姐，”我说；“多半是永别。您也许已经听见说过——我们要搬走了。”

齐娜伊达注意地望着我。

“是的，我听说了。谢谢您到这儿来。我已经在想，我不会再看见您了。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有时候我对您很不好，然而我绝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

她转过身去，靠在窗口。

“真的，我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您瞧不起我。”

“我？”

“是的，您……您。”

“我？”我悲痛地再说了一声，我的心又像从前那样在她的不可抗拒、无法形容的魅力的影响下颤抖了。“我？请您相信我，齐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管您做过什么，不管您怎样对我不好，我总是爱您，崇拜您，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她很快地朝着我转过身子来，把两只手臂大大地张开，抱住我的头，热烈地、动情地吻了我。天才晓得，这个诀别的长吻究竟是为了谁，但是我却饱尝了它的甜味——我也知道，这样的热吻，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再见了，再见了，”我接连地说……

她挣脱身子走出去了。我也离开那所小宅。我不能够表达出我临去时的心情。我不希望将来我再有这样的感情；然而要是我一生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了。

我们搬到城里。我不能够很快地把往事忘掉，我也不能够很快地就埋头用功。我的伤口是慢慢地愈合的。可是，说老实话，我对父亲不曾有过丝毫的恶感，相反地，他在我眼里倒显得更高大了：这个矛盾还是让心理学家就他们所知道的来作解释吧。有一天我在林荫路上散步，遇见了鲁申，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喜欢他那种坦白、真诚的性格，而且由于他给我唤起了许多的回忆，我更觉得他格外亲切。我跑到他跟前去。

“啊哟！”他皱着眉头说，“是您，年轻人！让我看看您，您还是那么憔悴，可是眼睛里已经没有从前那种傻相了。您看起来像个大人，不再像一条叭儿狗了。这很好。唔，您在干什么？用功吗？”

我叹一口气。我不愿意撒谎，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说真话。

“唔，没有关系，”鲁申说下去，“不要害怕。最重要的事：要过正常的生活，不要做激情的奴隶。不然，有什么好处呢？不论浪头把您卷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糟。一个人即使站在一块石头上，他也站得稳的。啊，现在让我咳嗽一下，至于别洛夫佐洛夫——您听到他的消息吗？”

“他怎么样？没有听到。”

“他失踪了，杳无音讯。据说，到高加索去了。年轻人，这对您倒是个好教训。这全是由于不懂得及时抽身，不懂得突破罗网的缘故。您似乎脱身得很好。您当心，不要再掉进罗网里去。再见吧。”

“我不会再掉进去了……”我想道，“我不会再看见她了；”但是我命中注定还要再看见齐娜伊达一次。

二十一

父亲每天出去骑马；他有一匹火红色带斑纹的英国好马，这匹马脖子细长，腿也长，从来不知道疲劳，而且非常凶猛，它的名字叫“电”。除了父亲以外，就没有人敢骑它。有一天，父亲带着好久以来不曾有过的好兴致，高兴地走到我面前；他正要出去骑马，连踢马刺都戴上了。我就请求他带我一块儿去。

“那么我们不如去玩跳背戏，”父亲回答我，“你骑那匹短腿马[42]，可绝对跟不上我。”

“跟得上的，我也戴踢马刺。”

“好，那么去吧。”

我们动身了。我骑上一匹脚劲很健、而且相当猛的粗毛黑马：的确，当“电”飞奔的时候，我的马就得用全力奔跑，可是我并没有落后。我从没有见过像父亲那样好的骑手，他骑在马上显得那么漂亮，那么潇洒自由，连他身下的马好像也感到这一点，也以他为荣了。我们跑过所有的林荫路，到了少女地[43]，跳过好几堵矮墙（起先，我不敢跳，可是父亲最瞧不起胆小的人，后来我也就不怕了），我们还两次蹚过莫斯科河。我以为我们要回家了，况且父亲还说过我的马已经累了，可是他忽然离开我，拐到克里木浅滩那边，顺着河岸奔跑。我跟在他后面跑。他跑到一堆高高的旧木料旁边，他很敏捷地从“电”的身上跳下来，叫我也下马，他把他那匹马的缰绳交给我，要我在木料堆旁边等他，他就弯进一条小巷，不见了。我牵着两匹马在河边遛来遛去，一面吆喝着“电”，因为它走动的时候不断地摇头晃脑，全身抖动，鼻子喷气，嘶叫，可是等到我一站住，它就轮流用蹄子刨地，而且带着尖锐的嘶声咬我那匹小马的脖子。总之，它处处表示它是一匹被宠坏了的pur sang[44]。父亲还不回来。河面上升起一股难闻的潮气，细雨静静地落下来，它在我已经看厌了的、难看的灰木料（我在它们旁边来来去去，遛了好多次了）上面弄出许多小黑点。我实在烦透了，可是父亲还没有回来。一个全身也是灰色的芬兰族的巡警，头上戴一顶罐子形的大军帽，手里拿一把长戟（我奇怪，为什么在莫斯科河岸上有这种巡警！）走到我跟前，把他那张老太婆似的全是皱纹的脸朝着我说：

“少爷，您牵着两匹马在这儿干什么？让我给您牵着吧。”

我不理睬他。他又问我讨香烟抽。我想摆脱他的纠缠（再说，我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朝着父亲去的方向走了几步，后来我走到那条小巷的尽头，转一个弯，我站住了。在街上，离开我四十步的光景，一所木头小宅子的敞开的窗口前面，父亲背朝着我，站在那里。他的胸口靠在窗台上，宅子里面，坐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半个身子给窗帷遮住了，她正在跟父亲讲话。这个女人就是齐娜伊达。

我发愣了。老实说，这是我绝没有料到的事情。我的第一个动作是逃开。“父亲回过头来，”我想道，“我就完了……”但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一种比好奇心强，甚至比嫉妒强，比恐惧还要强的感觉，把我留在那里。我就注意地望着，并且侧耳偷听。好像父亲坚持着什么主张，可是齐娜伊达不同意。我现在好像还看见她的脸一样——凄凉、严肃、美丽，还露出一种言语不能形容的钟情，忧郁，爱慕，和一种绝望的表情——我简直找不出别的字眼了。她说的都是些单音节的字，她并不抬起眼来，只是在微笑，恭顺而又固执地微笑着。单凭这种微笑我就认出我从前的齐娜伊达来。父亲耸耸肩头，戴正帽子，这是他不耐烦的时候常有的动作……后来我听到这句话：“Vous devez vous sé-parer de cette…[45]”齐娜伊达挺起身子，伸出手臂。忽然，在我眼前发生了一件叫人不能相信的事：父亲突然举起他那根正在拍掉常礼服边上尘土的马鞭——我听到打在她那只露着肘拐的手臂上的刺耳的鞭声。我差一点忍不住要喊出声来了，可是齐娜伊达打了一个颤，默默地看了父亲一眼，慢慢地把手臂举到唇边，吻着手臂上发红的鞭痕。父亲把马鞭扔在一边，急急地踏上门口的台阶，跑进宅子里去了……齐娜伊达转过身去，伸开两只手臂，埋着头，也离开了窗口……

我吓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心里怀着一种不能理解的恐怖往回跑——跑出了巷子，回到岸边，差一点让“电”跑掉了。我一点也不能够了解。我知道我那位冷静而沉着的父亲有时候也会大发脾气，可是我所看到的情形，我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感觉到，不管我活多久，我永远不能忘记齐娜伊达的这种姿态，这种眼光，这种微笑，而且她的形象，这个突然在我眼前出现的新的形象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了。我茫然望着河水，不觉得眼泪一直在流。“她挨打，”我想道……“挨打啦……挨打啦……”

“喂，你在干什么，把马给我牵过来！”背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我机械地把缰绳交给他，他跳上“电”……这匹受了寒气的马用后脚站起来，向前跳了一个半俄丈……可是父亲很快就制服了它，父亲用马刺踢它的肚皮，又用拳头打它的脖子……“啊，鞭子没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到不多时候以前听见这根鞭子的挥动和抽打的声音，不觉颤栗起来。

“您把它放到哪儿去了？”隔了一会儿，我问父亲道。

父亲不回答我，打着马向前跑。我赶上去。我一定要看看他的脸色。

“你等得不耐烦了吗？”父亲低声说。

“有一点儿。您的鞭子究竟掉在哪儿？”我又问他一次。

父亲很快地望我一眼。

“我并没有失掉，”他说道，“我把它扔了。”

他沉思起来，头埋得很低……在这一刻，我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看见他那严肃的脸上所能够流露出的多少的温柔和多少的怜悯。

他又打起马往前跑，可是这一次我赶不上他了，我比他迟了十五分钟到家。

“这就是爱情，”晚上我坐在新近放上了笔记本和书籍的写字台前面，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激情。怎么能够忍受任何人的鞭打……甚至是最亲爱的手打下来的，怎么会不气愤！啊，不过看起来，只要你在恋爱……你就能够……而我呢……我想象……”

最近这一个月来，我老练得多了，可是我那种带着种种兴奋和痛苦的爱情，跟另外一种我不知道的、几乎没法猜想到的、而且像一张我竭力想在朦胧中看出来、却又看不明白的美丽而严厉的陌生脸孔那样使我害怕的东西比起来，我发现我的爱情竟是多么渺小，多么幼稚，多么可怜！

就在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古怪的、可怕的梦。我梦见我走进一间黑黝黝的矮屋子……父亲拿着马鞭站在那里，生气地顿着脚，齐娜伊达紧紧靠在角落里，前额上（并不是在手臂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痕……在他们两个人的后面，满身鲜血的别洛夫佐洛夫从地上站起来，张开苍白的嘴唇，凶狠地在威胁父亲。

两个月以后，我进了大学，过了六个月父亲死在彼得堡（由于中风），他跟母亲和我刚搬到那里不久。他逝世前几天收到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使他非常激动……他到母亲的屋子里去向她要求过什么，据说，他，我的父亲居然哭了！在他中风的那天早晨，他开始给我写一封法文信。“我的孩子，”他这样写着，“当心女人的爱情——当心这种幸福，这种毒素……”母亲在他死后寄了一大笔钱到莫斯科去。

二十二

四年过去了。我刚离开大学，我还不大明白，我应当做什么事，从事哪一种工作，暂时闲着无事可做。有一天晚上，我在戏院里遇见迈达诺夫。他居然结了婚，而且已经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了；可是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他还是像从前那样莫名其妙地高兴一阵，又莫名其妙地发起愁来。

“您知道，”他对我提道，“多利斯基太太在这儿。”

“哪一位多利斯基太太？”

“难道您已经忘记了？扎谢金娜公爵小姐，我们全爱过她，您也一样。您记得在无愁园附近的别墅吗？”

“她跟多利斯基结婚了？”

“对啦！”

“她在这儿，在戏院里吗？”

“不，她在彼得堡，她前几天才来的；打算出国去。”

“她的丈夫是怎样的人？”我问道。

“非常好的人，而且有钱。我在莫斯科时候的同事。您明白，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您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了……（迈达诺夫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她要找一个对她合适的丈夫可不大容易；凡事总有后果……不过靠了她的聪明，一切全不成问题。到她那儿去走走吧。她看到您一定高兴。她长得比从前更漂亮了。”

迈达诺夫告诉我齐娜伊达的地址。她在德穆特旅馆下榻。旧日的记忆又涌到我的心头……我决定第二天就去拜访我从前的“恋人”。可是碰巧发生了一些事情，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最后我到德穆特旅馆去，在问起多利斯基夫人的时候——我才知道，四天以前她几乎是突然地因为难产死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刺了我一下。我想起我本来可以看见她却没有看到她，而且永远不会看到她了——这个痛苦的思想用它那无可辩解的谴责，猛烈地刺痛了我的心。“她死了！”我茫然地望着看门人，重说了一遍，慢慢地走到街上，可是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过去的一切，一下子全涌到我的眼前。难道这就是所谓解决，就是这个年轻的、热烈的、光芒四射的生命所努力追求奔赴的终极的目标吗？我想着这个，我在想象这个可爱的面颜，这一对眼睛，这些鬈发——如今都埋在窄小的匣子里面，都在潮湿的、地底下的黑暗中——就在这里，离开现在还活着的我不远，也许离开父亲只有几步路……我想着这一切，我集中我的想象力——而同时

从漠不相干的嘴里我得到她死的消息，

我也漠不相干地听着这音信[46]……——

在我心灵里响着。啊，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仿佛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宝藏，连忧愁也给你安慰，连悲哀也对你有帮助，你自信而大胆，你说：“瞧吧，只有我才活着。”可是你的日子也在时时刻刻地飞走了，不留一点痕迹、白白地消失了，而且你身上的一切也都像太阳下面的蜡一样，雪一样地消灭了……也许你的魅力的整个秘密，并不在于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而在于你能够想你做得到任何事情——正在于你浪费尽了你自己不知道怎样用到别处去的力量；正在于我们中间每个人都认真地以为自己是个浪子，认真地认为他有权利说：“啊，倘使我不白白浪费时间，我什么都办得到！”

我也是这样……在我用一声叹息，一种凄凉的感情送走了我那昙花一现的初恋的幻影的时候，我希望过什么，我期待过什么，我预见了什么光明灿烂的前途呢？

然而我希望过的一切，有什么实现了呢？现在，当黄昏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到我的生命上来了的时候，我还剩下什么比一瞬间消逝的春朝雷雨的回忆更新鲜，更可宝贵的呢？

可是我白白地诋毁我自己了。虽然那个时候，在那个轻率的青年时期，对于向我呼吁的悲惨的声音，对于从坟墓里传到我耳朵里来的庄严的声音，我也并非无动于衷。我记得，我听到齐娜伊达死讯后不多几天，由于内心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我曾去看过一个跟我们同住在一所宅子里的贫苦老妇人的死。她身上盖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头枕着布袋，躺在硬板上，死得很困难，而且很痛苦。她一辈子都是为着日常生活的需要苦苦地挣扎过来的；她既不知道欢乐，也没有尝过幸福的甜味——别人会想，她对死亡，对她的解脱，对她的安息不会不感到高兴吧？可是那个时候，在她那衰老的身体还能够支撑的时候，在她那搁着冰冷的手的胸口上还能够痛苦地吐气的时候，在她那最后一点力量还不曾离开她身体的时候，这个老妇人一直在画十字，一直在低声说：“上帝，饶恕我的罪过……”而且她眼睛里临死的恐怖与畏惧的表情，只有在生命意识的最后火花消灭的时候，才跟着一块儿消失。我还记得，在那里，在那个贫穷的老妇人的死床前，我替齐娜伊达感到恐怖，我很想为她，为我的父亲——也为我自己祷告。

萧珊 译

[1] 安年科夫（1813—1887），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屠格涅夫的好友。

[2] 无愁园在麻雀山附近，是帝俄时代莫斯科最美的公园。

[3] 圣·尼古拉，早期基督教圣人，俄国学生的守护神。

[4] 指皇村中学教师伊·柯·盖达诺夫所著的古代通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初期在俄国非常流行。

[5] 席勒（1759—1805），德国大诗人，他的诗剧《强盗》中充满了对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成见的强硬抗议。

[6] 纹章，表示家族的图案。当时贵族人家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

[7] 齐诺奇卡和下文的齐娜都是公爵小姐齐娜伊达的小名。

[8] 沃尔德马尔是弗拉基米尔带法国音的念法。

[9] 法语：一个非常粗俗的女人。

[10] 法语：讨厌的金钱上的事情。

[11] 法语：巴黎人。

[12] 法语：在她的眼里我算什么呢？

[13]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的军事家，政治家，同时又是历史学家。

[14] 法语：凭她那副轻佻的模样。

[15] 伊维尔门在莫斯科。十九世纪一般诉讼代理人和退休的文官都住在这一带，专门替人写状子或办理诉讼事件。

[16] 夏天的雷雨之夜，不断有闪电和雷鸣。

[17] 法语：规矩人。

[18] 普希金的诗（1829），全名为《夜幕笼罩着格鲁吉亚山岗》。

[19] 酒神的女祭司即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

[20] 在一八三○到一八四○年间，俄国有一部分浪漫主义作家，以西班牙、意大利异国情调作他们作品的题材。

[21] 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争论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文学论争的主要内容。

[22] 安东尼（公元前83—前30）为罗马三大执政者之一，伟大的军事家。克丽奥佩特拉是埃及女皇，当时埃及已受罗马管辖。这里齐娜伊达所提的是他们第一次的会见，她马上就征服了安东尼的心，而对他有绝对的权力。

[23] 在《哈姆雷特》的第三幕第二场里哈姆雷特与波洛涅斯对话中，哈姆雷特先把云比成骆驼，然后比成鼬鼠，再后又比成鲸鱼，波洛涅斯三次都认为他的比喻非常恰当。

[24] 法语：一个什么事都干得出的女人。

[25] 齐娜伊达在这里用“你”叫他，以示亲密。

[26] 一八三○年莫斯科著名的坐骑的教练者。

[27] 法语：密谈。

[28] 即“各得其所”之意。

[29] 麦莱克·阿及尔是法国女作家戈顿（1773—1807）的小说《麦其尔达或十字军远征笔记》的主人公。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都非常喜爱这部小说和小说的主人公。

[30] 俄国著名的古老的民歌。

[31] 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浪漫主义作家。叶尔麦克是霍米亚科夫的悲剧《叶尔麦克》中的主人公。悲剧中把叶尔麦克写成一个高度的梦想家，对星星呼吁时，他说了一段极感伤的独白。别林斯基曾屡次嘲讽这个悲剧。

[32] 法语：《评论报》。（这是法文的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9世纪初期在俄国贵族中很受欢迎。）

[33] 法语：静一点！

[34] 法语：谢谢！

[35] 巴尔比耶（1805—1882），法国革命诗人，他在诗集《抑扬格》中抨击资产阶级。他的诗集在当时很出名。

[36] 指《莫斯科电讯》，一八二五到一八三四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自由主义派文艺杂志。

[37] 法语：侍僮先生。

[38] 都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里的人物。阿乐哥为诗中女主人公真妃儿的丈夫，因嫉妒杀死她的情人年轻的茨冈人。

[39] 奥赛罗，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因嫉妒而杀妻。

[40] 培养贵族子弟的中等军官学校。

[41]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42] 德国种的跑马。

[43] 莫斯科郊外的大平原。

[44] 法语：纯种的马。

[45] 法语：您得离开这个……。

[46] 引自普希金的诗《在她的祖国》（1826年）。

草原上的李尔王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六个人聚在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的家里。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身上，我们谈到他的人物典型，谈到他怎么又深刻、又忠实地从人类“天性”的最深处描绘出那些典型来。我们特别赞赏他们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性，他们那种平易习见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举得出来我们遇见过的那些“哈姆雷特”，那些“奥赛罗”，那些“福斯达夫”，甚至还举得出一些“理查三世”和“麦克白”来（自然，后两种性格只是说有可能而已）。

“先生们，”我们的主人大声说，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认识一位‘李尔王’呢！”

“怎么一回事？”我们问他。

“真有这回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

“请讲吧。”

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讲起来了。

一

“我全部的童年，”他开始说，“连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十五岁，我都是在乡下，在我母亲的领地上度过的。我母亲是某省一个有钱的地主。那个离现在已经很遥远的时期，在我的记忆里所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也许就是我们的近邻，一个名叫马丁·彼得罗维奇·哈尔洛夫的人物。那个印象的确是很难磨灭的：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像哈尔洛夫这样的人了。你们自己不妨想象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在他那巨大的身体上安了一个形状古怪的头，这个头有些歪，完全看不出一点颈项的痕迹。头上像一堆枯草似的黄灰色的乱发几乎长到了浓眉旁边。那张仿佛给人剥去了皮似的宽阔的紫脸上隆起一根笔挺的酒糟鼻子，天蓝色的小眼睛高傲地圆睁着，那张也是很小的、弯曲而有裂纹的嘴也张得大大的，嘴的颜色跟脸上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从这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虽然沙哑，却是十分有力，十分响亮……这声音叫人联想到装了铁条的运货马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时铁条发出的叮当声；哈尔洛夫说起话来，就像在狂风中隔着一条宽阔的山谷对什么人在大声呼喊。要正确地说出哈尔洛夫脸上的表情很不容易，他的脸是那样宽……你觉得它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尽的！可是它又不使人感到讨厌，——你甚至从那里还可以看出一种威严，——不过，它很使人惊异，而且很不寻常。他有的是一双怎样的手啊！那真可说是蒲团大手了！他有的是怎样的手指，怎样的脚啊！我记得每逢我注视马丁·彼得罗维奇两俄尺宽的后背和磨石一般的肩膀的时候，我不能不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然而特别叫我感到惊奇的还是他的耳朵！它们完全像花卷形的面包，带皱褶的、弯弯的面包；他的脸颊从两边托起它们。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论是在冬天或者夏天，老是穿一身绿呢的哥萨克服装，束一条契尔克斯人的皮带，脚上还有一双擦过油的皮靴；我从没有看见他打过领带，真的，他要系领带干什么呢？他呼吸缓慢，而且十分沉重，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可是他走路却没有一点声音！也许有人会想，他走进屋子来的时候，老是害怕会弄坏或者撞倒什么东西。所以他总是很小心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多半侧着身子走，好像悄悄地溜过去似的。他真正有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克里斯的力气，所以四邻对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崇拜民间英雄诗歌中的大力士。关于他的传说也一个接一个地给编造出来了。他们常常说：有一天，他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头熊，差不多把熊都制服了；又有一天，他在他的养蜂场里捉到一个陌生的小偷，他把这个人连车带马一起扔到篱笆外面去了，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哈尔洛夫本人从不夸耀他的力气。他老是说：“如果我右手真有腕力，那也是上帝的意思！”他是一个傲慢的人：只是他并不夸耀自己的力气，他夸耀的是他的身份，他的血统，和他的脑子。

“我们的家族是从胡瑞典（他把瑞典这一个字说成了这样的）来的，是从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传下来的，”他肯定地说；“在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统治公国的时代（这是什么年代呀！），他到了俄罗斯，这位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不愿做芬兰的伯爵——宁肯当俄国的贵族，他的名字载在金册上。这就是我们哈尔洛夫族的来源！……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全哈尔洛夫族的人生来都有金黄色头发，明亮的眼睛，白净的皮肤，因为我们是冰雪的子孙！”

“但是，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反驳他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人，只有恐怖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失明的’是伟大的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外号。”

“让你去胡说！”哈尔洛夫从容地对我说，“要是我这样说，事情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母亲忽然想起当面称赞他真是一个出色的大公无私的人。

“啊哟，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几乎发火地说；“您忽然来称赞我是什么意思！我们，贵族们怎么能有另外一种样子呢；种田的，养蜂的，农奴等等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会有缺点！我——一个姓哈尔洛夫的人，我的家族从哪儿来的……（这个时候，他把手举得高高的，指着头顶上的天花板）要我不做正派人！那怎么可能呢？”

又有一天，一位从外地来的、到我母亲家做客的贵人忽然想拿马丁·彼得罗维奇开玩笑。马丁·彼得罗维奇又讲到了那个到俄罗斯来的胡瑞典人哈尔路斯……

“是在上古时代吧？”贵人插嘴说。

“不，不是在上古时代，而是伟大的大公、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时代。”

“不过，我这样想，”贵人继续往下说，“您的家族还要更古老些，甚至要回溯到太古时代，那个时候还可以看到第三纪的乳齿象和大惰兽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对这些科学上的名词完全一窍不通，不过他明白这位贵人在嘲笑他。

“也许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家族当然是非常古老的；在我们祖先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的确说过，那儿有一个并不比您阁下更傻的傻瓜，而那种傻瓜一千年才生一个呢。”

这位贵人气极了，可是哈尔洛夫昂起头，翘起下巴，哼哼鼻子，扬长而去。两天以后，他又来了。我母亲责备他。“太太，我给他点教训，”哈尔洛夫打岔说，“他不先问问明白，在跟谁打交道，就敢放肆。他还年轻呢，应当教训他。”那位贵人的年龄几乎跟哈尔洛夫的不相上下，可是这个巨人向来不把任何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他有极大的自信，天不怕地不怕。“难道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世界上哪有这种人？”他这样问道，于是他突然发出短促而震耳的哈哈大笑声来了。

二

我母亲对朋友非常挑剔，可是她非常亲切地接待哈尔洛夫，对他宽容极了。二十五年以前，他在悬崖的边沿拉住了她的马车，救了她的性命，那个时候马已经落下去了。牵曳的皮条和马具上的革带已经断了，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还是紧紧地抓住车轮不放手——虽然，他的指甲下面已经迸出了鲜血。我母亲还帮助他成了家：她把一个在她家里养大的十七岁的孤女嫁给他，他当时已经过了四十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娇弱的女人，人们说，他是把她托在手掌心上带回家去的。可是她跟他在一起并没有生活多久。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她死后，我母亲还是继续照顾马丁·彼得罗维奇；她把他的大女儿送进省城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又替她找了丈夫，而且她暗中也替小女儿物色了丈夫。哈尔洛夫管理田产很有本领，他有三百俄亩[2]的田地，还慢慢地盖起房屋来了；说到农民们对他怎样服从——那真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哈尔洛夫因为身体肥胖的缘故，几乎从不走路！大地也受不了他的体重。他不论到哪儿去，总是坐一辆矮矮的四轮无篷马车，亲自驾马，这匹瘦骨嶙嶙、三十岁的老母马肩上还带一块伤疤：这还是在博罗丁诺战役[3]中给近卫骑兵团上士当坐骑时受的伤。这匹老马总有点瘸，而且不知怎么的，四条腿一齐瘸；它不能一步一步走，只能跑一阵，跳一阵；它吃田坎上长的艾和苦艾，我从没有看见别的马吃过这种植物。我记得我老是想不通这匹半死半活的瘦马怎么载得起这个可怕的重荷。我不敢重复说，我那位邻居到底有多少普特重。在那辆赛跑用的马车上，坐在马丁·彼得罗维奇背后的是他那个浅黑色皮肤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他的整个身子和脸紧紧贴住主人，他的赤脚站在马车的后车轴上，跟这个巨大的身躯在一块儿，他好像是一片偶然粘在他身上的小树叶，或者一条蛆虫似的。也就是这个小听差，每星期替马丁·彼得罗维奇刮一次胡子。有人说，他是站在桌子上替主人刮胡子的；又有些爱开玩笑的人说，他不得不绕着主人的下巴跑来跑去来做这项工作。哈尔洛夫不喜欢老待在家里，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他总是驾着那辆轻便马车[4]在路上跑，他一只手拉住缰绳（另一只手神气活现地支在膝盖上，臂肘向上弯出），头上戴一顶很小的老式无檐帽。他那对熊眼似的小眼睛精神抖擞地望着四周，他用响亮的声音跟遇见的一切农民、小市民、商人打招呼。他非常不喜欢教士，见到他们，他总要大声地奚落一番；有一天，他驾车赶上了我（我是带着猎枪出来散步的），看见一只躺在路旁的兔子，就大吼一声，这吼声和它的余音一直到晚上还在我的耳边响个不停。

三

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对待马丁·彼得罗维奇非常亲切；她知道，他对她本人怀着多么深的敬意。“太太，贵夫人！她是我们一流人。”他老是这样说起她。他称她为恩人，她也把他当作一个忠心的巨人，为了保护她，他会毫不迟疑地挺身出来，一个人对付一大群农民；虽然这一类乱子，连想都没有人想到会有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我母亲的看法，没有丈夫的女人（她早年居孀）对像马丁·彼得罗维奇这样的保护人是不应该轻视的。并且，他是一个性子直爽的人，从不逢迎人，不向人借钱，又不喝酒；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傻瓜，虽然，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母亲信任马丁·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她忽然想到要立遗嘱，就请他当见证人，他特地赶车回家去拿铁边圆眼镜，——不戴眼镜他无法写字；他在鼻梁上架着眼镜，一面喘气，一面喷气，花了一刻钟的时间，好不容易地勉强描成他的官级、教名、父称和姓，并且还给这些四四方方的很大的字母绘上花边和字尾；可是他一完成这件工作，就说，他已经精疲力尽，在他看来写字也好，捉跳蚤也好，都是一样困难的事情。是的，我母亲尊敬他……然而，在我们家里，却不让他到饭厅以外的地方去。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气味：土地味，树林腐烂味，沼地烂泥味。我那个老奶妈常常肯定地说：“真是一个树精呀！”吃饭的时候，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坐在角落里一张特别的桌子跟前。对于这件事他并不见怪，他知道别人坐在他旁边会感到不舒服，而且这样他也可以吃得自在些。我猜想，自从波里菲姆[5]的时候以来，没有人吃得像他这么多的。为了怕他吃不饱，在开饭的时候，总是先给他端上一罐六磅重的粥：“你知道，要不然，你会把我的饭菜都吃光的！”我母亲说。“是这样的，太太，我能够吃光它！”马丁·彼得罗维奇边笑边说。

母亲喜欢听他讲他对于田产管理的各种意见；然而她不能够多忍受他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大声说。“你至少得找人医治你的嗓门，怎么哪！把我耳朵完全震聋了。简直是个大喇叭！”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恩人！”马丁·彼得罗维奇照例地回答道。“我管不了自己的嗓门啊。可是请您想想，又有哪一种药对我有效呢？我还不如少说话好。”

真的，我想也没有一种药对马丁·彼得罗维奇有用处。他从来不生病。

他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讲故事。“话讲多了要气喘的！”他用责备的口吻说。只是有人向他提到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民团服务，得到过一枚青铜勋章，每逢节日，他就把它挂在圣弗拉基米尔绶带上），向他问到法国人的时候，他才讲一两个故事，然而，他总是肯定地说，从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国人到过俄国，只有一些因为饥饿而拥进来的抢劫者，而且他还在树林里把这些废物揍过好多次。

四

其实，连这个坚强而自信的巨人也有忧郁和沉思的时候。有时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他会突然愁闷起来；一个人锁在自己的屋子里，嗡嗡地哼着，就像一整窝蜜蜂似的嗡嗡地哼着；要不然便把他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叫来，吩咐他大声朗读偶然流传到他家里来的独一无二的书，诺维科夫主编的《勤劳者娱闲录》[6]的零本，或者叫他唱歌。马克西姆卡由于一个奇怪的机会学会了照音节读书，他读起来，照例把字眼读得断断续续，重音颠倒，大声念出像下面的句子：“但是热—情的人从他在生物中发见的那种空白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任何个别的生物不能使我幸—福！”如此等等。或者他尖着细嗓子唱起一首悲歌，只能让人听出这样的调子：“伊……伊……嗳……伊……嗳……伊……啊啊……斯卡！……噢……呜……呜……皮……伊……伊……伊……拉！”于是马丁·彼得罗维奇就摇着头，提到人生无常，提到万物都要化为尘埃，都要像草一样枯萎，会死去，不再存在世上！有一幅画不知怎样落到了他的手里，这幅画上绘着一支燃烧着的蜡烛，风鼓着脸颊从四面八方吹着它，下面题着：“人生如斯！”他非常喜欢这张画；他把它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但是在平日，忧郁病不发作的时候，他总是把画面朝里挂在墙上，免得叫他惶惑不安。哈尔洛夫这个巨人，他竟怕死！然而在他忧郁病发作的时候，他还是很少求助于宗教，或者祷告；他倒是更信赖他自己的智慧。他对宗教并没有特别的信仰，他也不常去教堂；真的，他说过，他不常去教堂，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巨大身子会把别人全挤到教堂外面去。平常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吹口哨来结束他的忧郁病——于是他突然高声叫人把他的轻便马车驾好，他马上打起马跑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他猛然把那只闲着的手在小帽的帽舌上挥了一下，仿佛想说：现在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他是一个道地的俄罗斯人。

五

像马丁·彼得罗维奇那样的大力士大多数都属于性格冷静的类型；相反地，他却非常容易激怒。特别是一个叫贝奇科夫的人（他亡故妻子的兄弟）叫他忍受不了——这个人不知道是以丑角的身份，还是以食客的资格经常住在我们家里；贝奇科夫从小就让人起了一个“苏威尼尔”[7]的外号，于是“苏威尼尔”就让大家叫开了，连仆人们都叫他苏威尼尔·季莫费伊奇。他真正的名字，似乎连他本人都搞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可怜虫，大家都瞧不起他！换句话说，一个寄生虫。他嘴里有一边牙齿全落了，所以他的起皱纹的瘦脸现出了一边歪的样子。他永远忙忙碌碌，坐立不安；他常常偷偷地蹓到女仆的屋子里，或者到账房间去，或者到神父的住宅去，再不然就到村长的小屋去；他到处都给人家赶了出来，他也只是耸耸肩膀，眯起自己的斜眼睛，发出一声难听的碎笑，声音轻得像涮酒瓶的声音一样。我总觉得，苏威尼尔要是有了钱他会变成一个怎样荒淫、凶恶、甚至残暴的坏人。贫穷强制地“管束”了他。只有在节日才允许他喝酒。遵照我母亲的命令，给他衣服穿得十分体面，因为他晚上要陪她玩“皮凯特”，或者“波士顿”[8]。苏威尼尔常常反复地说：“我出这个，对不起，麻上（马上）出，麻上出。”母亲烦恼地问他道：“什么麻上呀？”他立刻缩回了手，胆怯地、结结巴巴地说：“请您吩咐吧，太太！”他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在门口偷听，挑拨是非，尤其是“嘲笑”，愚弄人；他就那样地“嘲笑”人，好像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似的，好像他为什么事情在报复似的。他称呼马丁·彼得罗维奇做老兄，而且使马丁·彼得罗维奇对他讨厌得要命。“您为什么要害死我姐姐玛加丽塔·季莫费也夫娜？”他老是纠缠着马丁·彼得罗维奇，一面在他面前转来转去，一面吃吃地笑着。有一天马丁·彼得罗维奇坐在台球房里，那间阴凉的屋子里从没有人看见过一只苍蝇，我们的邻居向来怕热，怕太阳，因此很满意这间屋子。他坐在墙壁和弹子台的中间。苏威尼尔在他的“大肚皮”跟前来回跑着，戏弄他，对他做鬼脸……马丁·彼得罗维奇要赶他出去，就伸出了两只手。幸好苏威尼尔躲得快，他姐夫的手掌劈到台球台的边沿——笨重的木台面马上脱离那六根螺旋钉飞下来了……要是苏威尼尔落在这双有力的掌心底下，他会变成什么样的肉饼啊！

六

好久以来，我就想去看看马丁·彼得罗维奇家里安排得怎么样，他有一所什么样的宅子？有一天，我自告奋勇地骑马送他到叶西科沃（他的领地的名称）去。“说实话！你是想来看看我的王国吧，”马丁·彼得罗维奇说。“好！我就带你去看看花园、住宅、打谷场——和一切。我的好东西多着呢！”我们就去了。我们的村子离叶西科沃不过三俄里的光景。“看，这就是我的王国！”突然马丁·彼得罗维奇大声叫起来，一边极力想回过他那扭不动的脑袋，一边用手左右指点着。“全是我的！”哈尔洛夫的住宅在一座山坡的顶上；山脚下，有几所贫穷农民的小屋，紧紧靠在小池子旁边。小池边的埠头上，一个农家老婆婆穿着自己织的方格子裙子，正在用洗衣棒敲打绞起来的湿衣服。

“阿克西尼娅！”马丁·彼得罗维奇喊道，他的声音使得邻近燕麦田上的白嘴鸦成群地飞走了。“你在洗你丈夫的裤子吗？”

老农妇马上回过头来，深深地鞠一个躬。

“老爷，是洗裤子，”她小声应道。

“怎么样！你看这儿，”马丁·彼得罗维奇一边让马顺着半朽的篱笆缓缓地跑着，一边说下去，“这是我的大麻；——那边是农民的；你看出差别来吗？这儿就是我的花园了；苹果树是我种的，柳树——也是我种的。要不然，这儿连一棵树也没有。你看那个——你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我们弯进围着篱笆的院子里去；正对着院子的大门，有一所年久失修的侧屋，干草铺的屋顶，门阶上支着柱子；大门旁边另外有一所较新的有小阁楼的侧屋——就是这一所也是歪歪倒倒的。“这儿你又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哈尔洛夫说；“你看，我们父辈住的是怎样的小房子；现在你看，我自己在那边建筑了一所怎样的大宅子。”这所“大宅子”好像是纸牌搭成的屋子。五六只狗，一只比一只更显得毛茸茸，更显得难看，汪汪地狂吠着欢迎我们。“牧羊狗！”马丁·彼得罗维奇说，“真正的克里木的纯种！嘘嘘，你这个疯子！瞧我不把你们一只一只捉来吊死！”在新宅子的门阶上出现了一个穿粗布长袍的年轻人，他是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大女儿的丈夫。他轻快地跳到马车跟前，恭敬地搀扶他那位正在下车的岳父的臂肘——另一只手甚至朝前动了一下，好像想接住他岳父那只巨人的脚一样，这时他岳父正向前弯着身子，提起脚跨过了座位；然后，他又扶我下马。

“安娜！”哈尔洛夫大声喊道。“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儿子光临我们家来了；我们得好好地款待他啊。可是叶芙兰皮优什卡[9]在哪儿？”（他的大女儿叫安娜，小女儿叫叶芙兰皮亚。）

“她不在家，她到田里采矢车菊去了，”安娜从门边一扇小窗里探出头来，答道。

“有奶渣吗？”哈尔洛夫问道。

“有。”

“也有鲜奶油吗？”

“有。”

“好，把它们端上桌子吧，我现在要带他去看看我的书房。请您往这儿走，这儿走，”他朝我转过身来，用食指邀请似地对我说。在他自己家里，他不用“你”来称呼我了：他觉得做主人应该有礼貌。他带我沿着一条走廊走。“这是我住的地方，”他一边侧着身子跨进一道宽门的门槛，一边说。“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请进来吧！”

这间书房原来是一间没有粉刷过、几乎空空荡荡的大屋子。两根马鞭子挂在随便钉在墙上的钉子上面，一顶变了色的三角帽，一支单筒枪，一把马刀，一副样子古怪、挂着许多金属片的马轭和那幅绘着“风中残烛”的画；一个角落里放的一张木制长躺椅上铺着一条花毯子。上百只苍蝇密密地聚在天花板上嗡嗡地哼着；然而这间屋子很阴凉，只是它有马丁·彼得罗维奇身上永远有的那种特别的树林气味，而且非常强烈。

“怎么样，我的书房不坏吧，”哈尔洛夫问我道。

“好极了。”

“你看，那儿挂着我的荷兰马轭，”哈尔洛夫接着说，他对我又恢复了“你”的称呼，“很出色的马轭！我跟犹太人换来的。你来好好地看看吧！”

“马轭很好。”

“很实用！你来闻闻……多好的皮子！”

我闻了闻马轭，除了腐臭的鱼油味外——再也闻不出什么了。

“好，请坐吧——坐在那边那把小椅子上，做我的客人吧，”哈尔洛夫说，他自己就靠在长躺椅上，仿佛要打瞌睡的样子，闭上眼睛，甚至喘起气来了。我默默地望着他，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奇：他是一座小山——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他突然惊醒过来。

“安娜！”他大声喊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大肚子一起一伏，好像海洋里的波浪似的。“你在干什么？赶快啊！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话？”

“什么都准备好了，亲爱的爸爸，请过来吧，”他女儿的声音应道。

我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命令执行得这么快，不禁暗暗地感到惊奇；我跟着他走进客厅，在铺上红底白花的桌布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点心：乳渣，奶油，小麦面包，还有捣碎的砂糖和生姜。我在对付乳渣的时候，马丁·彼得罗维奇亲切地嘀咕着：“小朋友，吃吧，小家伙，吃吧，不要嫌我们乡下的食品啊。”他又在角落里坐下来，仿佛又在打瞌睡了。安娜·马丁诺夫娜低垂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面前，我从窗口可以看见她丈夫牵着我那匹德国种的跑马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两只手一边在搓马嚼的链子。

七

我母亲不喜欢哈尔洛夫的大女儿，她管她叫骄傲的女人。安娜·马丁诺夫娜几乎从不来拜访我们，她在我母亲面前举止庄重而冷淡，虽然由于母亲的恩惠，她才能够进寄宿学校受到教育，才能够结婚，才能够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收到一千卢布和一条稍微用旧了的黄色的土耳其披巾。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瘦弱的女人；她的举动非常灵活，轻快；她有一头浓密的亚麻色头发；在她那浅黑色美丽的脸上突出来一对虽然有些古怪、却也动人的淡蓝色的细长眼睛；她有一根笔直的、瘦削的鼻子；她的嘴唇也是薄薄的，下巴像“发针”的样子。无论谁看见她，一定会想：“唔，你是一个多聪明的女人——可是没有好心眼！”但是，她身上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连她满脸荞麦似的黑痣也跟她十分相称，而且更增强她给人唤起的那种感情。她把双手插在头巾里，偷偷地——由上到下地（我坐着，她站着）——看我；一种恶意的微笑在她的嘴唇上、她的脸颊上、她的长睫毛的阴影里出现了。这微笑好像在说：“哼，你是个娇生惯养的阔少爷！”她每一呼吸的时候，她的鼻孔总要微微地胀大，这也有点古怪；可是我依然觉得，要是安娜·马丁诺夫娜居然爱上了我，或者只是想用她那冷酷无情的薄嘴唇来吻我，——我就会高兴得直跳到天花板那样高。我知道，她非常严厉，而且苛求，乡下女人和姑娘们看见她害怕得像见了火一样。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安娜·马丁诺夫娜暗暗地激动了我的幻想……然而，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五岁，——就在那样的年纪！……

马丁·彼得罗维奇又醒过来了。

“安娜！”他喊道，“你还是弹弹钢琴吧……年轻的先生爱听这个。”

我朝四面看：屋子里有一架类似钢琴的可怜的东西。

“好吧，亲爱的爸爸，”安娜·马丁诺夫娜回答道。“只是我给他弹些什么呢？他对这个不会发生兴趣的。”

“那么，在寄宿学堂里人家教你弹什么呢？”

“我全忘光了……而且琴键也走音了。”

安娜·马丁诺夫娜的嗓子很好听：响亮而又带凄凉……好像猛禽的叫声。

“好吧，”马丁·彼得罗维奇说，他又沉思起来了。“好吧，”他又说，“那么您去不去打谷场看看，有兴趣吗？沃洛季卡[10]会给您引路。喂，沃洛季卡！”他大声唤他的女婿，那个人还牵着我的马在院子里遛来遛去。“你就带他上打谷场去……把我的农场……大概地……指点给他看看。可是我得睡一会儿了！好吧！祝您好运气！”

他走出屋子，我跟着他出去。安娜·马丁诺夫娜马上敏捷地，仿佛还带着怨恨的神情动手收拾桌子。我走到门口，还转过身子向她行礼；然而她好像没有看见我在鞠躬，只是又笑了，而且比上一次笑得更带恶意！

我从哈尔洛夫的女婿手里牵过马来，拉住它的缰绳。我们一块儿走到打谷场去，可是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同时他也不能想象：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对农业会发生特殊的爱好，所以我们便穿过花园回到大路上了。

八

我跟哈尔洛夫的女婿很熟。他姓斯廖特金，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廖特金；他是一个孤儿，给我母亲办事的一个小职员的儿子，而且是由她抚养大的。起先他给安置在县立学校里，以后他进了“世袭领地办事处”，后来又给安插在国营商店里做事，最后他跟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结了婚。我母亲老叫他“小犹太”，事实上，他的鬈发，他的永远潮润的、像煮熟了的李子般的黑眼睛，他的鹰钩鼻子，他的鲜红的大嘴都使人想到犹太人的样子，只是他的肤色白皙，而且从整个来说，他倒是个非常漂亮的男人。只要跟他个人的利益没有冲突的时候，他倒乐于给人效劳。要是牵涉到他个人的利益，他因贪欲马上会失去自制的力量，甚至会到痛哭流涕的地步。为了求得一块破布，他会纠缠你一整天；要是你许他的事情没有立刻做到，他会上百次地提醒你，会抱怨，会唠叨不止。他喜欢提着枪在田野里游荡；他偶然猎到一只兔子或者野鸭的时候，他会带着特别的感情把他猎到的东西扔到猎袋里去，一面说：“喂，现在你没有办法了，逃不掉啦！现在可要让我享受了！”

“您这匹小马很好，”他一面扶我上马鞍，一面用不大清楚的声音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匹这样的马！但是我哪儿会有呢？我没有这样好福气。要是您肯替我问问您母亲……提醒她。”

“可是她允许过您吗？”

“要是她允许过，那多好！没有；可是我猜想，照她莫大的宽宏大量……”

“您最好向马丁·彼得罗维奇要吧。”

“向马丁·彼得罗维奇要！”斯廖特金拖长声音重说了一遍。“在他看来，我跟那个不中用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没有两样。他多么虐待我们，从他手里你就不要想看到什么劳动的报酬。”

“真的吗？”

“真是凭天老爷说的话。那时候他会说：‘我的话是神圣的！’就这样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了。问与不问——有什么两样！而且我的老婆，安娜·马丁诺夫娜不像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那样得到他的宠爱。”

“啊，我的老天爷，我的老爷子啊！”突然他自己改变了话题，绝望地拍起手来了。“请您看吧：哪个坏蛋把整整半‘阿西明尼克’[11]的燕麦，把我们的燕麦割走了。怎么样呢？这是什么世道啊！强盗，强盗！真的，别人说得太好了，不要相信叶西加沃，别西加沃，叶烈诺，别里诺。”（这是四个邻近村子的名称。）“啊，啊！这是怎么啦！足足损失一个半卢布，也许还要损失两个卢布呢！”

斯廖特金的声音里差不多有了哭声了。我用腿夹一下马肚皮，便从他身边跑开了。

斯廖特金的叫声还传到我的耳朵里来，突然，在路的拐角，我遇见了哈尔洛夫的第二个女儿叶芙兰皮亚，正如安娜·马丁诺夫娜所说，她是到田里去采矢车菊的。她头上戴一顶用矢车菊编得密密的花冠。我们互相默默地行了礼。叶芙兰皮亚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并不比她姐姐差一点儿，不过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美人。她的身材高大，身体结实；她身上的一切全是大的，不论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她的雪白的牙齿，特别是那对懒洋洋的、含情脉脉的眼睛，像玻璃珠子似的、深蓝色的鼓眼睛。她身上的一切，甚至可以说是壮丽的（她才不愧为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然而她很美。显然，她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她那粗粗的金色大辫子，就把它在头顶上盘了三圈。她那玫瑰一样鲜艳的嘴唇非常可爱，她说话的时候，她的上唇的正中部分非常动人地微微朝上翘起来。然而她的大眼睛的眼神却有一种野性的，几乎可说是严峻的东西。马丁·彼得罗维奇总是这样说她：“任性的孩子，哥萨克的血统！”我有些怕她……这个威严的美人叫我想起她的父亲来。

我的马还不曾走了多远，我就听见她唱起歌来，她的嗓子平而有力，但又有点尖，是道地的农民的嗓子；后来她的歌声突然中止了。我朝四面望，看见她站在小山顶上，在哈尔洛夫的女婿身边，脸朝着那片被人割去了阿西明尼克燕麦的麦田。斯廖特金伸着手臂指来划去，她却一动也不动。太阳照亮了她高大的身形，她头上的矢车菊花冠发出蓝色的光。

九

先生们，我记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母亲已经替哈尔洛夫的二女儿物色了一个丈夫。他是我们的一个最穷的邻人，退伍的陆军少校日特科夫，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像他自己不免有点自满地所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好像还介绍自己是一个“受过打击，经过风霜的人”。他不过略通文墨，为人十分愚蠢，可是暗地里却想当我母亲的总管，因为他自己觉得是一个“搞实际工作的人”。他常常几乎咬牙切齿地说，“至于另一方面呢，先生，就是农民的牙齿我都要数数呢——这类事我太清楚了，”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解释说，“因为我习惯了，我是指我从前的职务。”要是日特科夫稍微聪明一点，他就会明白，他绝没有机会做我母亲的总管，因为要他做总管，先得把现任总管克维钦斯基辞退，那是一个个性很强、非常能干的波兰人，我母亲对他完全信任。日特科夫有一张长长的马脸，他满头土白色的浓发，甚至长到眼睛下面、脸颊上来了；就是在严寒的天气，他也是满脸流下像露珠似的大汗。他见到我母亲，立刻站得笔挺，头也热心地晃起来，一双大手轻轻地拍着大腿，于是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在高声叫喊：“请吩咐吧！……我马上效劳！”我母亲对他的才能并不存幻想，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安排他跟叶芙兰皮亚的婚事。

“我亲爱的先生，只是你对付得了她吗？”有一天，我母亲问他道。

日特科夫自满地微笑了。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把一整连的兵都管得很有秩序；他们在我手里可服帖呢；那么，这算是哪回事呢，太太？不费力的小事情！”

“一连兵是一回事，我亲爱的先生，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一个妻子又是一回事，”我母亲不高兴地说。

“啊，太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日特科夫又大声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一句话：年轻小姐，娇弱的女人！”

“看吧！”我母亲后来决定了。“叶芙兰皮亚是不会让人欺负她的。”

十

有一天——事情发生在六月，将近黄昏的时候——仆人进来通报马丁·彼得罗维奇来拜访。我母亲大吃一惊：我们有一个多星期没有看见他了，而且他从来没有在这样迟的时候来拜访过我们。“出了什么事情吧！”她小声地嚷道。马丁·彼得罗维奇一进屋子，马上就坐到门口一把椅子上，他脸上带着那样不寻常的表情，显得那么心事重重，又那么苍白，连我母亲都不自觉地高声把刚才那句话又说出来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小眼睛望着母亲，他不说一句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便又沉默了；后来他终于解释地说，他为了一件事情来的……那……这种事……因为……

他含糊不清地说了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突然站起来，走出去了。

母亲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立刻去追赶马丁·彼得罗维奇，务必把他带回来，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早已坐上四轮马车走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古怪的举动和他那异乎寻常的脸色不但使母亲惊讶，甚至叫她不安了，第二天早晨她正要差人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自己又在她面前出现了。这一次他显得比较平静了。

“说吧，亲爱的朋友，你说吧，”我母亲看见他，便嚷起来，“你遇到了什么事情呢？我昨天真的想过：老天爷！——我这样想，——我的老朋友会不会发疯了？”

“太太，我没有发疯，”马丁·彼得罗维奇回答道，“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要跟您商量。”

“商量什么？”

“只是我怀疑，这件事会不会叫您不高兴呢……”

“讲吧，讲吧，我的朋友，可是讲得简单一点。不要叫我激动啊！那么这是什么事呢？讲得简单一点吧。或者，你又发了忧郁病吧？”

哈尔洛夫皱皱眉头。

“不，不是忧郁病——忧郁病总是上半月发作的；但是，太太，请允许我向您请教，您对死是怎样看法？”

母亲大吃一惊。

“什么？”

“关于死。死会不会放过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人？”

“我的朋友，这个你去胡思乱想它干什么？我们中间谁会不死呢？虽然你生来是一个巨人，——可是你也有一个最后的归宿。”

“有！啊，有！”哈尔洛夫应声道，他垂头丧气了。“我做了一个梦……”后来他慢吞吞地说。

“你在说什么？”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一个梦啊，”他又说了一遍。“要知道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你？”

“是啊，我！您还不知道吗？”哈尔洛夫叹息道。“好吧，这就是说……太太，一个多星期以前，圣彼得斋日前最后一个食肉日里，吃过午饭我躺着稍为休息一下，唔，我睡着了，我看见好像是一匹黑色小马跑进我屋子来了。于是这匹小马便开始玩，咧开嘴笑起来。这匹小马黑得活像一只甲虫。”

哈尔洛夫闭上了嘴。

“以后呢？”母亲说。

“这匹小马突然一转身，朝着我左边肘臂踢了一脚，正好就踢在关节上！我醒过来了：可是我那只手臂，还有我的左腿全不会动了。唔，我想，这是麻痹症吧。可是我把手脚上下地伸展，于是又能够动了；只是好久以来，小关节上有一种蚂蚁爬的感觉，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呢。我一张开手掌，就起了这种蚂蚁爬的感觉。”

“那么，马丁·彼得罗维奇，你一定不知怎么样把手臂压坏了。”

“不，太太；请您不要这样说！这是在对我警告……就是说，来报告我的死讯。”

“唔，你又来了！”母亲正要说下去。

“警告！它在说，人啊，你准备着吧。太太，就是这件事，因此我毫不耽搁地跑来告诉您。我不希望，”哈尔洛夫突然大声叫起来，“死会突然把我这个上帝的仆人带走，所以我打定了主意：趁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按照万能上帝所指示我的那样，把我的田产分给我的两个女儿：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马丁·彼得罗维奇停顿了一下，大声叹气，又接下去说：“不能拖延了。”

“什么？这是好事情呀，”我母亲说，“只是我以为，你不必这样急。”

“我希望这件事情，”哈尔洛夫继续说，他的嗓子提得更高了，“遵照应有的手续和法律办理，所以恭请令郎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太太，我不敢来麻烦您，——就请令郎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光临，我还要舍亲贝奇科夫履行亲属的职务——在签订正式文约，授予我两个女儿，已嫁的安娜，和未婚的叶芙兰皮亚以全部产业所有权的时候出席；该文约将于后天正午十二时，在我本人的领地叶西科沃，又名科左里金诺，在邀请来的地方当局、官吏参与下签字生效。”

马丁·彼得罗维奇勉强说完了这一段显然是硬记在心里的话，而且时时被叹息声打断……他仿佛透不过气来了；他苍白的脸色又变成了紫红色，他擦脸上的汗，擦了好几次。

“那么，你已经拟好了分产文约吗？”我母亲问道。“你什么时候把它写成的？”

“写成了……啊！不喝……不吃……”

“自己写的吗？”

“沃洛季卡……啊！他帮我写的。”

“申请书送上去了没有？”

“送上去了，法院也批准了，也通知了县法庭，地方法庭的临时分庭……啊！届时也要派人来参加。”

母亲微笑了。

“我懂了，马丁·彼得罗维奇，你把一切都办理妥当了，——真是太快了！这就是说，你没有给自己留一笔钱吗？”

“太太，没有留！”

“原来如此！你还说要跟我商量。好吧，米坚卡[12]一定来；我也让苏威尼尔跟他一块儿来，我会跟克维钦斯基说的……你还没有请加夫里洛·费杜雷奇？”

“加夫里洛·费杜雷奇……日特科夫先生……他也从我这儿……得到通知了。当作未来的女婿，我应该通知他！”

看来，马丁·彼得罗维奇已经用尽他所有的口才了。而且我老是觉得，他仿佛不十分满意我母亲为他女儿找的未婚夫；也许，他希望给他的爱女叶芙兰皮优什卡找一个更合适的配偶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脚靠拢地行了礼。

“谢谢您的同意！”

“你到哪儿去？”母亲问道。“请坐吧；我叫人送点心来！”

“多谢！”哈尔洛夫答道。“可是我吃不下……啊！我要回家去了。”

他朝后退，而且照他平常那样地踮着脚，侧着身子走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母亲继续说。“难道你就把你的全部产业送给你两个女儿，自己一点儿也不留下吗？”

“那还用说，一点儿也不留。”

“唔，那么你自己呢？……你住到哪儿去？”

哈尔洛夫甚至挥起手来了。

“怎么到哪儿去住？住在我自己家里，我一直住到现在……以后也这样住啊。会有什么改变呢？”

“你就对你的两个女儿，你的女婿这样信任吗？”

“您提这个沃洛季卡干什么呢？关于这个废物吗？我要对他怎么样，便怎么样……他有什么权力呢？至于她们，就是说我的女儿们，她们会供养我，给我吃喝啊，穿着啊，一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老天爷怜悯！这是她们最重要的天职啊！我不会做她们眼中钉多少日子了。死离开我还不如那边山远了——死到我跟前来了。”

“死掌握在万能的上帝的手里，”母亲说；“不错，这是她们的天职。只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请你原谅我：你的大女儿安娜，一个出名骄傲的女人，唔，而你的第二个女儿，老是用狼一样的眼光看人……”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哈尔洛夫打断了她的话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是说她们……我的女儿们……还是说我……她们不再服从我吗？她们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反抗吗？对谁？对她们的父亲吗？敢吗？难道用得着长久咒骂她们吗？她们一辈子怕我，服从我——而突然！……天啊！”

哈尔洛夫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哑了。

“唔，很好，很好，”我母亲连忙安慰他道；“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想把财产分给她们呢？难道你去世以后，她们还得不到手吗？所以我想，这全是忧郁病的关系。”

“唉，我亲爱的太太！”哈尔洛夫带了点烦恼的口吻说道。“您老是反复地说我的忧郁病！也许，这儿有更大的力量在指使我呢，而您只是说：忧郁病！太太，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要亲自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亲自来办妥这件事，谁该有什么，我便赏她什么，她便成为那个东西的主人，她知道感激，感到满足，把父亲，恩人所作的事情认为是莫大的恩惠……”

哈尔洛夫的声音又中断了。

“唔，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的好朋友，”母亲打岔地说；“要不然，那匹黑色的小马又要出现了。”

“啊，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不要跟我说到它！”哈尔洛夫呻吟地说。“那是我的死期到了。再见吧。我的少爷，后天我可要等待您大驾光临啊。”

马丁·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母亲望着他出去，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这不会有好结果，”她小声说，“不会有好结果。”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起眼睛，好像在避开太阳光一样；你要知道，这是凶兆。这种人每逢心里不愉快的时候，灾难就会趁机来威胁他。后天你跟维肯季·奥西波维奇和苏威尼尔一块儿去吧。”

十一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那辆六匹深褐色马拉的、四个座位的家用大马车平稳地驶到我们宅子的台阶前，车夫台上坐着那个当过“御车夫”的领班，灰白胡子的胖子阿列克谢伊奇。哈尔洛夫着手办的事情的重要性，和他邀请我们的庄重态度影响了我的母亲。她亲自吩咐套上这辆特别的轻便马车，还叫我和苏威尼尔穿上节日的衣服：很明显，她要尊敬她的protégé[13]。至于克维钦斯基，他一向总是穿燕尾服，打白领带的。一路上苏威尼尔像喜鹊似地说个不停，哧哧笑着，谈论他的姐夫会给他什么，接着又骂他姐夫是傻瓜，是妖怪。克维钦斯基是一个阴沉的、容易激怒的人，他终于忍耐不住了。“您尽瞎扯这种没有意思的废话，”他带了很重的波兰口音说起来，“何苦呢？难道您不说这些‘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这是他的口头禅〕的废话，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吗？”“好，麻上（马上）不说，”苏威尼尔不高兴地、含糊不清地说，便把他的斜眼移向小窗了。不到一刻钟，在新马具的细皮带下面稳步跑着的马刚冒出热气的时候，哈尔洛夫的田庄已经看得见了。我们的马车穿过大开的门，驶进了院子。骑在前排左马身上的小马夫（他的腿垂下来还不到马身体的一半）发出一声孩子气的尖叫声，最后一次在柔软的马鞍上跳起来，同时老阿列克谢伊奇的双臂便张开，微微地举起，一声轻轻的吆喝声，我们的马车便停住了。不见一只狗带着狂吠出来迎接我们，那些敞开长衬衣、微微露出大肚皮的家仆的男孩们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哈尔洛夫的女婿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记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仿佛像在“三一节”[14]似的，插在台阶两边的小白桦枝子。“锦上添花，”苏威尼尔哼着鼻音说，他最先跳下了马车。果然，一切都现出庄严的意味来。哈尔洛夫的女婿系上一条结着缎子蝴蝶结的长毛绒领带，穿一件非常窄小的黑色燕尾服，他背后出现了马克西姆卡，他的洒上克瓦斯[15]的头发湿得直在淌水。我们走进客厅，便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动也不动地屹立——真是屹立——在屋子当中。我不知道苏威尼尔和克维钦斯基看见他巨大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却有一种类似肃然起敬的感情。马丁·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黑色高领的、灰色哥萨克宽大上衣，这也许是一八一二年他在民团服务时的制服吧，胸前佩着青铜勋章，身边挂了一把马刀，左手按着刀柄，右手撑在铺红毡的桌子上。这张桌子上放了两张写满字的纸。哈尔洛夫动也不动，连气都不透一口；他的态度显得多么尊严，他对他自己，对他那种无限的、而且无可置疑的权力又是多么相信啊！他只是点点头来欢迎我们，一边声音嘶哑地说：“请坐！”——用左手的食指指着一排椅子。客厅里右面墙边，站着哈尔洛夫的两个穿礼拜天服装的女儿：安娜穿了一件丁香色带绿色的里面一样的衣服[16]，束了一根黄色绸带；叶芙兰皮亚穿一件镶深红色边的粉红色衣服。日特科夫站在她们旁边，他穿了一身新制服，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平时那种迟钝而又贪婪的期待神情，他那多毛的脸上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珠。客厅里左面墙边坐的是神父，这个老人长着一头褐色硬发，身上穿了一件鼻烟色的旧法衣。这种头发，无精打采的、没有光泽的眼睛，生茧的大手（这双手似乎是他自己的重负，像一堆石头似地压在膝盖上），和法衣下露出来的一双擦过油的皮靴——这一切好像在诉说他那没有欢乐的、辛苦的生活：他的教区是很穷的。坐在他旁边是县警察局局长，一个肥胖而带苍白色、邋遢的绅士，有着肥软而短小的手和脚，黑眼睛，修剪得整齐的黑色唇须，脸上经常带着虽然快乐、却毫无意义的微笑：照当时的说法，他是出名的大受贿者，甚至是个暴君；但是不单是地主，就是农民也跟他很熟，而且都喜欢他。他非常随便，而且略带嘲讽地朝四周望望：看得出来，他觉得这整个“手续”都很可笑。他感到兴趣的，事实上只有就要端上来的冷菜和伏特加。可是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书记官（这是一个干瘦的人，有一张长脸，从耳边到鼻端的中间留了一片窄窄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流行的连鬓须），却全神贯注地参加马丁·彼得罗维奇主持的仪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牢牢地盯住马丁·彼得罗维奇；由于聚精会神和同情的缘故，他一直在动、在扭他的嘴唇，却并不把嘴张开。苏威尼尔先告诉我，他是本省共济会[17]的领袖，然后便挨着他坐下，低声跟他谈起话来。人人都知道，县法庭临时分庭是由县警察局局长、书记官、警长三个人组成的，可是警长也许并没有出席，不然他就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而，在我们县里他有一个“不存在的人”的绰号，好像总是“无法查明此人”似的。我坐在苏威尼尔的旁边，克维钦斯基坐在我的旁边。在这个讲究实际的波兰人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对这次“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之行，和徒然浪费时间的懊恼来……他仿佛在小声地自言自语：“贵族太太！俄罗斯贵族的幻想！这些俄罗斯人实在叫我受不了！”

十二

我们大家坐下之后，马丁·彼得罗维奇抬起肩膀，清了清喉咙，用他那对小小的、熊眼似的眼睛把我们全体一一地打量过，重重地叹口气，就开始说话了：

“亲爱的先生们！由于下面的事情，我邀请你们到这儿来。先生们，我老了，疾病开始来折磨我……我已经得到一个警告，死期就像小偷那样正在偷偷地走近……是不是这样，神父？”他朝神父回过头去。

神父吃了一惊。

“是这样，是这样，”他含糊不清地说，他的胡子抖了起来。

“所以，”马丁·彼得罗维奇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下去，“我不希望死会突然把我带走，我决心要……”马丁·彼得罗维奇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两天前对我母亲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按照我的决定，”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我拟了这张文约（他的手拍拍搁在桌子上的文件），邀请地方当局出席作证，在这张文约上，我的意思在于下列几点。我让位了，我当家的时间将跟我一块儿过去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那副铁边圆眼镜架在鼻梁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写了字的纸，读起来：

“退伍军官，炮兵上士和世袭贵族马丁·哈尔洛夫，在他头脑十分清楚时，根据他本人健全的判断，亲自写下分产的文约，在本文约内明确地规定哪项利益归两个女儿，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鞠躬！（她们鞠躬了）——承受，以及如何将奴仆，其它产业，家畜等交给上述两个女儿均分！特此立约为凭。”

“这是他们的字据，”县警察局局长带着他那种永远不变的微笑对克维钦斯基小声说，“他们把它写得辞藻美丽，读起来好听，可是法律上的文约要照格式写，并没有这一切的辞藻。”

苏威尼尔偷偷地笑了……

“照我的意思办吧，”哈尔洛夫插嘴说，他听见了县警察局局长的批评。

“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县警察局局长连忙高兴地回答道。“马丁·彼得罗维奇，您知道，只有格式是免不了的。多余的细节可以省略。因为法庭不可能管有斑纹的乳牛和土耳其鸭子的事情。”

“你到这儿来！”哈尔洛夫对他的女婿大喝一声，他的女婿还是跟着我们进屋里来的，却始终带着谄媚的神情站在门口。他马上跑到他的岳父跟前。

“你拿去，念！因为我念起来吃力。只是要当心，不要含糊啊！要使所有在场的先生们都能够听明白。”

斯廖特金双手接住了那张纸，开始胆小地，然而发音清晰，还带着一种津津有味、而且有感情的调子念起这张分产文约来。文约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属于安娜的是什么，属于叶芙兰皮亚的又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分配。哈尔洛夫时时插嘴进来，打断了他的朗读：“听着，安娜，这是给你的，为了你的勤劳！”或者说，“叶芙兰皮优什卡，这是我赏给你的！”于是姊妹两人都向他鞠躬，安娜深深地鞠躬，叶芙兰皮亚只是点点头。哈尔洛夫带着阴沉的威严望着她们。“庄园”（指新的小宅）他送给叶芙兰皮亚了——“按照向来的习惯，属于幼女。”朗读者读到这些对他不愉快的字眼，他的声音响亮，而且发抖了；而日特科夫却在舐嘴唇。叶芙兰皮亚瞟了他一眼；要是我处在日特科夫的地位，这种眼光会使我不高兴的。叶芙兰皮亚像所有俄罗斯真正的美人那样，脸上常有一种瞧不起人的表情，这次并且带了特殊的意味。马丁·彼得罗维奇保留了他本人继续居住在他现在所住的房间的权利，而且在“口粮”名义下，给自己留了一份用“粮食实物”计算的充足赡养费，——和十个卢布一月的鞋袜、衣着费。哈尔洛夫要亲自来念分产文约的最后的一节。文约上这样写着：“所以遵照我做家长的意思，对我的女儿们来说，乃是神圣的，不可违背的，犹如我的训诫一样。因为我，仅次于上帝，是她们的父亲，家长，故我没有对哪一个人解释的义务，也不必解释。她们要遵照我的意思，而我，父亲的祝福将跟随她们；她们要不遵照我的意思（上帝不许这种事），则她们将永生遭受我做父亲的永不变更的诅咒，阿门！”哈尔洛夫把纸高高地举在头上，安娜马上敏捷地跪下去，叩头了；她的丈夫也跟着她弯身跪下。“那么，你怎么样？”哈尔洛夫对叶芙兰皮亚说。她满脸涨得通红，也跪在地上叩头了；日特科夫全身朝前弯下去。

“签字！”哈尔洛夫大声嚷起来，他的手指指着纸的下端。“这儿，安娜，‘我感谢并接受！’叶芙兰皮亚，‘我感谢并接受！’”

两个女儿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斯廖特金也站起来，要伸手去拿钢笔，可是哈尔洛夫把中指插进他的领带中间，把他推开，吓得他透不过气来。沉默了片刻。突然，马丁·彼得罗维奇仿佛呜咽了，喃喃地小声说：“唔，现在一切都是你们的了！”他走到一边去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互相看了看，便走到他跟前，吻他臂肘的上端[18]。他们够不到他的肩膀。

十三

县警察局局长读着真正的正式文约，马丁·彼得罗维奇起草的赠与证书。然后他跟书记官一块儿走到台阶上，对聚在门口的邻居，见证人，哈尔洛夫家的农民们，和几个家仆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举行两个新地主接管产业的仪式。她们也在台阶上出现了，县警察局局长用手指着她们，他的一根眉毛微微皱着，他的无忧无虑的面孔一下子露出威严的神情，他告诫农民“服从”。其实他大可以免去这番告诫，我以为天底下决找不到比哈尔洛夫家农民的面貌更温顺的了。他们都穿着平常遇到隆重典礼时才穿的衣服：旧的厚绒布外衣和破烂的长襟皮袄，不过腰带都束得很紧，像石像似的，动也不动地站着，只要县警察局局长发出类似惊叹词的叫声：“鬼东西，你们听见了没有！魔鬼，你们明白了没有！”他们好像奉到命令一样，一下子全体鞠躬。这些“鬼东西和魔鬼”中的每个人，都用双手紧紧抓住帽子，眼睛一直盯住那扇窗户，在那里看得见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身形。就连那些见证人也都有点胆怯。

“你们知道，”县警察局局长向他们嚷道，“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和法定承继人承受产业有什么障碍吗？”

全体见证人一下子好像都把身子蜷缩起来了。

“鬼东西，知道吗？”县警察局局长又嚷道。

“没有，大人，我们不知道，”一个胡子和唇须都修得短短的、麻脸的小老头子勇敢地答道，他是一个退伍的士兵。

“好呀，叶列美伊奇真有种啊！”见证人这样地讲他，一面朝四方散去。

哈尔洛夫不管县警察局局长的请求，不肯跟他的女儿们一起走到台阶上来。“我不出来，我的百姓们也会服从我的意旨的！”他回答说。在办完分产手续以后，他感到了一种类似悲哀的感觉。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这种新的、以前不曾有过的悲哀的表情跟马丁·彼得罗维奇宽阔而肥胖的面貌是多么不相称，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才好。不会是忧郁病发作了吧？农民们也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了。而事实上：“老爷活得好好的——他站在那儿，还是那么神气的老爷：马丁·彼得罗维奇！可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他们的主人了……真是怪事！”不知道哈尔洛夫是不是已经猜到他的“百姓们”脑子里的念头，还是想最后一次显显他的威风，他一下子打开小气窗，露出头来，就用响雷似的声音大吼：“服从！”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小气窗。农民们的迷惑当然不会因此消除或者减轻。他们显得更僵硬，而且好像连人也不看了。家仆们（他们中间有两个是健壮的女仆，穿印花布短衣，长着这样的小腿，好像只能够在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的壁画《最后的审判》[19]中才看得到，还有一个非常衰弱、半盲的老头子，老得须发雪白，穿一身表面有绒毛的、非常粗硬的呢外套，——据说，他还是波将金[20]时代的号手，——和哈尔洛夫留给自己使唤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这一群人显得比农民们活跃得多了，至少他们还站在原地摇摆着身子。那两位新的女地主本身态度也非常尊严，尤其是安娜。她的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的眼睛老是朝下望……她的严厉的面貌对家仆们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叶芙兰皮亚也不抬起眼睛，她只是回过头来一次，仿佛还带着惊讶的神情，把她的未婚夫日特科夫从头到脚地看了一眼，他认为自己也应该跟着斯廖特金站到台阶上来的。“你有什么权利站在这儿呢？”这对鼓起的美丽的眼睛仿佛这样说。斯廖特金这个人比什么人变化都大。他好像给贪欲浸透了一样，全身都露出一种忙忙慌慌的得意来；虽然他的头和脚还是像先前那样卑躬屈节地动着，可是他多么快活地伸开他的手臂，又多么起劲地扭动他的肩胛骨啊！他好像在说：“终于，弄到手了！”接受产业的“手续”完毕以后，县警察局局长因为快要吃冷盘，喝伏特加，已经在咽口水了，便做出平常干第一杯酒之前那种特殊样子——搓他的手，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仿佛要先举行一次洒圣水的祷告。神父披上破破烂烂的旧法衣，一个半死不活的执事从厨房里出来，费力地吹燃一个古老的、教堂用的铜香炉里的神香。祷告开始了。哈尔洛夫不断地叹息；由于他身体肥胖，不能在地上跪倒，可是他一面用右手画十字，一面埋下头，用左手指着地上。斯廖特金红光满面，甚至淌下眼泪来了；日特科夫按照军队礼节，尊严地用手指头拨弄他的制服上第三、第四颗钮扣；克维钦斯基因为是罗马天主教徒，就待在隔壁房间里；书记官却那么虔诚地祷告，又那么同情地跟着马丁·彼得罗维奇叹息，而且那么激动地嚼着嘴唇在喃喃地念着什么，同时又抬起眼睛望着高处。我看见他这个样子，我也感动了，也热诚地祷告起来。祷告完毕，就开始洒圣水，所有在场的人，连半盲的波将金时代的“号手”，连克维钦斯基都用圣水弄湿了眼睛，安娜和叶芙兰皮亚遵照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吩咐，再一次跪在地上向他感谢；最后，早餐的时刻终于到了！食物很丰富，而且都是非常好吃的；我们大家都吃得非常多。一瓶不可少的顿河的酒拿上来了。县警察局局长比我们大家更熟悉交际的习惯，而且他是政府的代表，所以他先举杯为“美丽的女主人们”的健康干杯！然后他向我们提议为最高贵、最慷慨的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健康饮酒！他说到“最慷慨”这个字眼的时候，斯廖特金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跑过去吻他的恩人……“好，够了，够了，用不着了，”哈尔洛夫仿佛带了一点懊恼的神情含糊地说，一面用臂肘推开了他……就在这个时候，一般人所谓的一件并不太愉快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十四

事情是这样的：苏威尼尔在早餐开始以后，就一直不停地喝酒，他突然站了起来，整个脸红得像甜菜头一样，用手指着马丁·彼得罗维奇，发出了一阵零零落落的、恶劣的笑声。

“慷慨！慷慨！”他叽叽呱呱地说。“等到他，这个上帝的奴仆给人剥得精光……推到雪地里去，到那时候，我们倒要看看，慷慨是不是还配他的胃口！”

“傻瓜，你胡说些什么？”哈尔洛夫轻蔑地说。

“傻瓜！傻瓜！”苏威尼尔跟着他念了一遍。“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明白，我们两个人中间哪一个是真正的傻瓜。可是您看，老兄，您弄死了我的姐姐，你的老婆——现在却来弄掉您自己了……哈！哈！哈！”

“您怎么敢来侮辱我们尊敬的恩人？”斯廖特金放下原来抱住马丁·彼得罗维奇肩膀的手，冲到苏威尼尔跟前，尖声嚷起来。“不过您要知道，只要我们的恩人愿意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张文约当场作废！”

“反正您会把他剥得精光——推到雪地里去的……”苏威尼尔躲在克维钦斯基的背后，答道。

“闭嘴！”哈尔洛夫大声吼道。“我一巴掌就可以打得你只剩下一摊血水。”他掉转身对斯廖特金说：“狗崽子，你也给我闭嘴！不用你插嘴，这儿可没有你说话的份！要是我，马丁·彼得罗维奇决心立下分产文约，谁能够把它作废？谁敢违反我的意志？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权力……”

“马丁·彼得罗维奇！”书记官突然用响亮的男低音说道；他也喝了很多酒，可是酒意只给他增加了威严。“唔，万一这位地主先生说的是真话又怎样呢？您做了一桩高贵的事情，万一——但愿没有这种事——真的……将来发生的并不是应该有的感恩举动，而是这种忘恩的行为又怎样呢？”

我偷偷地望了望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安娜的眼睛只是盯住说话的人，不用说，我从没有见过比这更恶毒、更阴险，然而甚至在这种恶毒的表情中显得更美丽的面孔！叶芙兰皮亚掉过身去，抄着双手；一种轻蔑的微笑使她那丰满、红艳的嘴唇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弯曲了。

哈尔洛夫离开椅子站起来，张开嘴，可是，看得出，舌头不听他使唤了……他突然用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使得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跳起来，发出了响声。

“亲爱的爸爸，”安娜连忙说，“他们不了解我们，所以他们对我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可是请您不要气坏您自己。您犯不着生这样大的气；真的，您的脸都气得变了样了。”

哈尔洛夫望了望叶芙兰皮亚；她动也不动一下，虽然坐在她身边的日特科夫就近推了她一下。

“谢谢你，安娜，我的女儿，”哈尔洛夫闷声地说；“你是我的懂事的女儿，我指望着你，也指望着你的丈夫。”斯廖特金又发出尖锐的声音；日特科夫挺起胸膛，微微顿了顿脚；可是哈尔洛夫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努力。“这个无赖，”他用下巴指着苏威尼尔，继续说，“他很喜欢挖苦我；”他转过身去对书记官说：“可是您，我亲爱的先生，您用不着管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事情，您还不了解呢。您虽然是一位官员，可是您的话很荒谬！而且事情已经办好，我的决心是无法变更的了……好吧，祝你们幸福！我要走了。我不再是这儿的主人，我是客人。安娜，你尽责招待客人吧，我可要回我自己的书房去了。够啦！”

马丁·彼得罗维奇掉转身，背朝着我们，不再多说一句话，慢慢地踱出屋子去了。

主人突然退席，我们这伙人不能不感到扫兴，尤其是两个女主人接着也不见了。斯廖特金想挽留我们也没有用。县警察局局长当然不会忘记责备书记官这种不合时宜的直率。

“没有办法！”书记官回答道。“良心逼着我说话。”

“这儿就看出他是个共济会会员，”苏威尼尔悄悄地对我说。

“良心！”县警察局局长反驳道。“我们很了解您的良心！我看它放在您的口袋里就跟放在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的口袋里一样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神父已经站起来了，可是看到宴会马上就要结束，他还在不住嘴地大口吃东西。

“我看，您的胃口倒不错，”斯廖特金尖刻地对他说。

“储备啊，”神父带着一种温顺的、不自然的态度答道，从这句答话里可以听出来他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轻便马车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分别坐车走了。

在回家的途中，没有人阻止苏威尼尔的装腔作势同喋喋不休，因为克维钦斯基早说过：这一切“对什么人都毫无益处”的胡闹叫他腻透了，他在我们动身之前，就走路回家去了。日特科夫搭我们的马车，坐在他的位子上；这个退伍少校脸上现出十分不满意的表情，他像蟑螂一样不断地拉他的唇须。

“喂，您阁下，”苏威尼尔声音不清楚地说，“从属关系[21]毁了，知道吗？等着看吧，看将来的发展吧！他们会狠狠地收拾您的！啊，您这位新郎，新郎，可怜的新郎啊！”

苏威尼尔醉得厉害，可怜的日特科夫只是摸着他的唇须。

我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对我母亲讲了。她静静地听我讲完，把头摇了好几次。

“不会有好结果，”她说，“我不喜欢所有这些新办法！”

十五

第二天，马丁·彼得罗维奇来吃午饭。我母亲祝贺他顺利了却了他的心愿。

“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她说，“那么你应该感到轻松些了。”

“当然轻松些了，太太，轻松些了，”马丁·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真正感到轻松。“现在我倒可以来替我的灵魂打算了，我也该为我的末日来临做准备了。”

“可是怎样呢？”我母亲问道，“你的手臂上还有那种蚂蚁爬的感觉吗？”

哈尔洛夫把他的左手手掌捏紧又放松了两次。

“还感觉到，太太；而且我还要告诉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就有人在我的头脑里大叫：‘当心啊！当心啊！’”

“这……是神经，”我母亲说，她便谈起昨天签订分产文约的时候所发生的某些情况来了。

“唔，是的，是的，”哈尔洛夫打断了她的话说。“发生了一件……不重要的事。只是现在我有话告诉您，”他拖长声音补充地说。“昨天苏威尼尔的废话并没有使我不安——就是书记官先生，其实他是个慎重的人，——就是他的话也不会使我不安；使我不安的倒是……”说到这里哈尔洛夫支吾起来。

“谁呀？”母亲问。

哈尔洛夫抬起眼睛，望着我母亲：

“叶芙兰皮亚！”

“叶芙兰皮亚？你的女儿？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天爷怜悯我，太太——她就像石头一样，简直是一尊塑像！她真没有感觉吗？她的姐姐，安娜，——哦，一切应当做的事安娜全做了。她真机灵！可是叶芙兰皮亚——要知道我对她——我坦白地承认！我是特别偏爱她的！她真的一点不怜惜我吗？既然我把一切都送给她们，那就是我身体不好，那就是我感觉到我不久于人世了；可她真像一块石头啊！她至少得哼一声嘛！鞠躬——她是在鞠躬，可是看不出一点感谢的样子！”

“那么，随她去吧，”母亲说，“我们把她嫁给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在他手里，她会变得柔顺的。”

马丁·彼得罗维奇又抬起眼光望母亲。

“怎么，就是这个加夫里洛·费杜雷奇吗？请问，太太，您也指望他吗？”

“我指望他。”

“好吧，太太。嗯，您比我了解得多。至于叶芙兰皮亚，让我告诉您——我有什么，她也有什么：我们的性情完全一样。我们都有哥萨克的血，我们的心就像燃烧的炭一样！”

“我的朋友，难道你真有一颗这样的心吗？”

哈尔洛夫不回答这句问话。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究竟要怎么样，马丁·彼得罗维奇，”母亲又说，“你现在打算怎样来拯救你的灵魂？你去瞻仰米特罗法尼[22]去，还是到基辅去呢？也许，还是到奥普季纳沙漠去吧，因为它就在这附近！我听见人说，那儿出现了一位这样的圣僧……他叫马卡里神父，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不管什么样的罪过，他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她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儿，”哈尔洛夫声音沙哑地说，“那么我还不如亲手把她杀死！”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上帝跟你同在！你清醒清醒吧！”母亲大声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看麻烦就在这里了！前几天你来找我商量的时候，你就应当听我的话！而现在，你不替你的灵魂打算，却来折磨你自己！你折磨你自己——可是犯不着后悔啊！是啊！现在你在诉苦，你害怕了……”

这种责备仿佛刺痛了哈尔洛夫的心。他以前全部的骄傲又像潮水似地在他的心里涌起来了。他打起精神，他的下巴又朝前翘出来了。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太太，我不是这种好诉苦的或是胆小的人，”他闷闷不乐地说。“我只是想对您，对我的恩人，我所尊敬的人说出我的感觉罢了。可是老天爷知道（他说到这里，把手举到头上去了），如果我违背诺言，或者……（他说到这句话甚至都噗哧笑了）或者感到害怕，或者后悔我做过的事，那比地球毁灭还难得多呢！这就是所谓原因了！我的女儿永生永世都要服从我的，阿门！”

母亲掩住了耳朵。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要像大喇叭似地大声嚷呢！要是在这件事上，你对你的家属真是这样信任的话，那真该谢天谢地了！你把我的头都震破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道了歉，叹了两口气，又不做声了。母亲又提起基辅，奥普季纳沙漠，和马卡里神父来……哈尔洛夫随声附和道：“这是必需的……必需的……应该的……替灵魂打算……”就只是这一类的话。一直到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提不起兴致；他时时把他的手掌捏紧又放松，望着手掌心说，他感觉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忏悔突然中风死去，因此他下了决心：不再生气了，因为心境变坏，会犯脑充血的……而且，他现在已经不管事了，为什么还要生气呢？现在让别人来操劳，来呕心血吧！

他向母亲告辞的时候，带一种奇怪的神气，忧郁而疑问地望着她……他突然动作迅速地从衣袋里抽出了一本《勤劳者娱闲录》，塞到母亲的手里。

“这是什么？”她问。

“读吧……这儿，”他连忙说，“书角打折的地方，讲到了死。我以为它说得太好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恩人，您能不能给我解释清楚呢？我下次来的时候，您可要给我解释啊。”

马丁·彼得罗维奇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这个人有毛病了！嗳，有毛病了！”等他走出门望不见了的时候，母亲这样说，她读起《勤劳者》来。

在哈尔洛夫打折的那一页上有下面这些话：

“死是自然界的伟大而重要的工作。死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精神因为比那些支配着它的原素，甚至比电的力量更灵巧，更细致，而且更深透得多，所以它会靠化学作用来净化自己，而且努力要达到一种跟它一样的精神世界……”等等。

母亲把这一节念了两遍，叫了一声：“呸！”就把书本扔到一边去了。

两三天以后，母亲得到她姐夫病故的消息，带着我动身到她姐姐的乡下去了。母亲原先打算在她那里住一个月，可是一直住到秋末，我们九月底才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十六

我的听差普罗科菲（他自以为是地主家的猎人[23]）出来迎接我，他报告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有很多的山鹬飞来了，特别是在叶西科沃（那是哈尔洛夫的产业）的白桦林里，它们更是大群、大群地飞着。这时离午餐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光景，我马上拿起枪和猎袋，带着普罗科菲和一条有波形长毛的猎狗一块儿奔到叶西科沃林子去了。在那里，我们的确发现了许多山鹬——而且放了三十多枪，打死了五只山鹬。我带着猎物赶回家去的时候，我看见路旁有一个正在耕田的农民。他的马站住不动了，他一边带怨声凶狠地骂着，一边用缰绳毫不留情地抽它那个偏在一边的脑袋。我仔细地看看这匹可怜的瘦马，它的肋骨差不多全露出来了，而且它那热汗淋淋的腹部两边就像铁匠铺的风箱那样痉挛地、不规则的起伏着，——我马上认出它来，就是给马丁·彼得罗维奇拉过多少年车子的那匹肩上带伤的、又瘦又老的母马。

“哈尔洛夫老爷还活着吗？”我问普罗科菲道。我们两个人那样“全神贯注地”热心打猎，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说过一句别的话。

“活着，少爷。可是，少爷，您为什么问这句话？”

“这不是他的马吗？难道他把它卖掉了？”

“少爷，这正是他的马；说到卖，他才不会卖掉它呢；是他们从他手里弄走它的——而且把它给了这个农民。”

“他们怎么弄走它的？他会同意吗？”

“少爷，他们不会征求他同意的。您不在家的时候，那儿的一切事情全改变了，”普罗科菲脸上露出微微的冷笑说，作为对我的惊讶的眼光的回答。“灾难啊！我的老天爷！现在他们那儿是斯廖特金老爷在管理一切了。”

“那么马丁·彼得罗维奇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他只是啃干面包过日子了——还有什么别的呢？他们把他完全毁了。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把他赶出来的。”

这样一个巨人会给人赶出来，这个念头我怎么也想不到。

“那么日特科夫为什么不照顾他呢？”我后来问道。“他跟哈尔洛夫的第二个女儿结了婚吗？”

“结了婚？”普罗科菲跟着我说了一遍，这一次他很明显地冷笑了。“人家根本就不让他走进那所宅子。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他们说，往后不要来碰钉子吧。我说过：斯廖特金在主持一切事务了。”

“那么未婚妻又怎样呢？”

“您是说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吗？唉，少爷，我怎么能对您讲呢……可是您太年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事情还在那儿照样进行，咦……咦……咦！喂！季安卡[24]好像站住了！”

我的猎狗趴在路旁一个幽谷的尽头，在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前面，真的好像生了根一样地站住不动了。我和普罗科菲奔到狗跟前去：从林子里飞出了一只山鹬。我们两个人对它开枪，没有打中；山鹬飞到别处去了；我们跟着它追过去。

我回家的时候，汤已经放在餐桌上了。母亲责备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带着不满意的神情说。“回家第一天，——你就要叫我等候你吃饭啦！”我把死山鹬提起来给她看：她连看都不看它们一眼。餐厅里除了她，还有苏威尼尔、克维钦斯基和日特科夫。这位退伍的少校躲在角落里——简直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脸上现出惶惑和懊恼的表情，眼睛通红……你甚至会这么想：他不久以前还哭过呢。母亲的心情一直不好；我毫不费力地猜出来，我回家迟跟这件事毫无关系。吃午饭的时候，她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话；少校偶尔抬起头来，用他那可怜的眼光看看她，然而，他的胃口倒不错；苏威尼尔战战兢兢；克维钦斯基保持他平日那种沉着的态度。

“维肯季·奥西培奇，”母亲转身对他说，“明天请您派一辆马车去接马丁·彼得罗维奇，因为我得到消息，他已经没有自己的马车了；还叫人告诉他，他一定要来，我很想看见他。”

克维钦斯基想说什么反驳的话，可是他忍住了。

“还让斯廖特金知道，”母亲继续说，“我命令他到我这儿来……您听到没有？我……命……令！”

“原本是这样，正是……这种坏蛋该……”日特科夫悄悄地说，可是母亲那样轻蔑地瞅了他一眼，他马上掉过头去，不作一声了。

“您听到没有？我命令！”母亲又说了一遍。

“听到了，太太！”克维钦斯基恭顺而带尊严地回答。

“马丁·彼得罗维奇不会来的！”午饭后，苏威尼尔跟我一块儿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小声对我说。“您看吧，他变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想象不到！我以为——不管别人对他讲什么——他一句话也不会懂了。是的！毒蛇给叉子压住了！”

苏威尼尔那种发颤的笑声又响起来了。

十七

苏威尼尔的预言果然是正确的。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肯来看我的母亲。她对这件事很不高兴，派人送信给他；他叫来人带回一张四开纸的字条，上面用大字写着这些话：“的确我不能来。我会羞死的。让我自食其果吧。谢谢您。请不要苦恼！哈尔洛夫·马丁柯。”斯廖特金来了，不过，并不是在母亲“命令”他来的那一天来的，而是过了整整一昼夜之后。母亲吩咐人把他带到她的书房里去……天晓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可是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斯廖特金从母亲的书房走出来的时候，他那涨得通红的脸上现出那么狠毒、凶恶、又无礼的表情，我在客厅里看到他，也给他吓呆了，连那时在客厅里荡来荡去的苏威尼尔也突然打住了笑声。母亲也是满脸通红地从屋里走出来。她大声说，从今以后，无论怎么也不让斯廖特金先生进门；要是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胆敢前来的话，——她说，她们会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她也不让她们进门。在吃午饭的时候，她突然叫了起来：“多么可恶的小犹太！是我拉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污泥里救出来的；是我提拔了他；他的一切，一切都是我给他的，——他居然敢对我说，我不该干涉他们的事情！马丁·彼得罗维奇多么糊涂！怎么能够纵容他呢！纵容！怎么成？啊哈！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呀！卑鄙的小犹太呀！”日特科夫少校也在餐桌上吃饭，他以为现在上帝吩咐他利用这个好机会，便插嘴进来……可是母亲马上用申斥阻止了他。“得啦，你倒是一个好人，我的先生！”母亲说。“你对付不了一个小姑娘，还算是一个军官！你还指挥过一连士兵呢！我想象得出那一连士兵是怎样服从你的！还希望当总管呢！你会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总管啊！”

坐在餐桌那一头的克维钦斯基，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独自微笑，然而可怜的日特科夫只是摸着胡髭，竖起眉毛，把他那张长满胡须的脸藏到餐巾下面去了。

午饭后，他照着平常习惯，到台阶上去抽烟斗，——我觉得他是那么可怜，又那么凄凉，我平时虽然不喜欢他，可是我马上就走到他跟前去了。

“这怎么一回事，加夫里洛·费杜雷奇，您跟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的婚事吹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还以为你们早已结婚了呢。”

退伍少校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

“阴险的毒蛇，”他痛苦地用力把每个字的每个字母吐了出来，“用他的毒舌刺伤了我，我一生的希望完全化成灰了！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我真愿意把他所有恶毒的行为全告诉您，可是我又怕惹您母亲生气！（“您太年轻了，”普罗科菲脸上的表情在我的脑子里一闪。）已经闹到这样……”

日特科夫呻吟起来。

“忍耐……忍耐……现在还留下什么呢！（他捏紧拳头打自己的胸口。）忍耐吧，老兵，忍耐吧！我忠诚老实地……无可指责地……为沙皇服务过！是的！不惜流血淌汗，可是现在我弄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要是这是在军队里，事情就全凭我做主了，”他带痉挛性地抽着樱桃木的长烟斗，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下去，“我要把他……我要用我的马刀背打他三次……就是说，叫他痛得打滚……”

日特科夫从嘴里拿下烟斗，他的眼睛凝视着空间，好像他正在欣赏他所想象出来的那幅图画一样。

苏威尼尔跑过来，又在挖苦少校了。我离开他们走到一边去，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亲眼去看看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孩子气的好奇心给强烈地唤起来了。

十八

第二天，我又拿着枪，带着猎狗，到叶西科沃林子去了。这一次我没有叫普罗科菲一块儿去。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以为除了在俄罗斯外，哪儿也找不到这样美好的九月的日子。四周是那么宁静：你能够听见一百步以外松鼠在枯叶上跳来跳去，断枝掉下来，先微微钩住另外的枝子，后来落到了柔草上面——永远掉在那儿：静静地等着腐烂。不冷不热的、只是发出香味的、仿佛还略带酸味的空气令人舒适地向你的眼睛和脸扑来；一个像丝一样细的、中间还有一个小白球的、长长的蜘蛛网平稳地在空中浮动，刚刚挨到我的枪身，便一直往上伸到空中去了——这是温暖气候的真正征象。太阳照耀着，可是阳光却像月光那样地柔和。山鹬倒常常出现；不过我现在并不特别注意它们；我知道这个林子差不多直通到哈尔洛夫的住宅和他的花园的篱笆，我便偷偷地朝那边走去，虽然连我自己也不能够想象，我怎么会溜到那所宅子去，我甚至怀疑，我极力想溜到那里是不是应该的，因为我母亲很不高兴那所宅子的新主人。

我好像觉得不远的地方有人声。我倾听着……有人在林子里走着……一直朝我的方向走来。

“你应当这样讲的，”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你倒会讲！”另外一个人打岔说，这是男人的声音。“难道一下子全讲明白吗？”

我熟悉这些声音。在稀疏的胡桃树丛中隐约地现出来一个女人的天蓝色的衣服；在她的旁边的是一个穿深色农民外衣的男人。过了一会儿，斯廖特金和叶芙兰皮亚走出来了，走到离我五步光景的林间空地来了。

他们突然窘透了。叶芙兰皮亚马上退到林子里去了。斯廖特金想了一想，就朝着我走过来。在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四个月以前他在哈尔洛夫院子里走来走去、手里搓着我那匹马的马嚼时那种卑躬屈节的表情了；可是在这张脸上我也找不到前一天我在母亲书房门口遇见他时，叫我感到多么惊愕的那种无礼、挑战的表情。这张脸还是像从前那样白皙、漂亮；可是这张脸却仿佛庄严多了，也宽多了。

“喂，您打了多少只山鹬？”他举起帽子，得意地微笑着，他的手摸着他那黑色的鬈发，问我道。“您在我们林子里打猎……欢迎之至！我们不会妨碍您……完全相反！”

“今天我一只都没有打到，”我回答他第一个问题说，“而且我马上就要离开你们的林子了。”

斯廖特金马上戴上了帽子。

“哎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并没有赶走您，我们甚至还很高兴呢……就是叶芙兰皮亚·马丁诺芙娜也会这样说的。叶芙兰皮亚·马丁诺芙娜，请到这儿来！您躲到哪儿去了？”

叶芙兰皮亚的头从灌木后面露出来了；可是她并不走到我们这里来。她近来长得更好看了，她好像高了些，也胖了些。

“老实说，”斯廖特金继续说下去，“我甚至非常高兴‘遇到’您呢。虽说您还年轻，可是您已经很明白道理了。昨天您母亲对我很生气——不肯听我说出任何的理由，我却要在您面前，好像将来在上帝面前那样说话：我没有一点可责备的地方。我们不可能用另一种方法对待马丁·彼得罗维奇：他完全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了。哎呀，我们真没法满足他那反复无常的古怪脾气！可是我们也对他表示了应有的尊敬。您尽可以问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

叶芙兰皮亚动也不动一下；她寻常的那种轻蔑的微笑浮上了她的嘴唇，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怀好意的表情。

“可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您为什么要把马丁·彼得罗维奇的马卖掉呢？”（已经落到农民手里的那匹马使我特别感到不安。）

“少爷，为什么我们要卖掉他的马？愿上帝怜悯吧，能够拿它派什么用处呢？只是白白地吃草罢了。可是在农民那里，它倒还能够耕田。至于马丁·彼得罗维奇——要是他忽然想到哪儿去的话——只要对我们说一声就行了。我们不会不给他坐马车的。在不干活的日子里，我们倒很乐意呢！”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叶芙兰皮亚闷声地唤着，她仿佛要叫他过去，她自己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她的手指在拨弄几根车前子的草茎，拿它们互相敲来敲去，把它们的头都敲掉了。

“还有关于小听差马克西姆卡的事，”斯廖特金继续说；“马丁·彼得罗维奇抱怨说，我们把他身边的马克西姆卡弄走，送去当学徒了。可是请您想想吧：好吧，要是他待在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身边会干些什么呢？游手好闲罢了；不会再有别的了。而且他不会好好地伺候人，因为他愚蠢而年纪又小。现在我们送他到马具匠那儿去当学徒。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手艺人，他自己会得到好处，而且也可以向我们缴租赋。少爷，在我们小小的产业里，这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小小的产业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应当忽略的！”

“这就是马丁·彼得罗维奇称为‘废物’的人啊！”我心里想道。

“可是现在谁念书给马丁·彼得罗维奇听呢？”我问道。

“只是念什么呢？他有过一本书——可是，幸而，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在他那样的年纪，读书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谁替他刮胡子呢？”我又问。

斯廖特金好像在回答一个有趣的笑话似地赞同地微笑了。

“的确没有人。起初他用蜡烛来烧胡子，——现在，他却完全不管了。妙极了！”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叶芙兰皮亚固执地又叫了一次，“喂，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斯廖特金对她做了一个手势。

“马丁·彼得罗维奇的鞋袜，衣着，食物跟我们用的完全一样；他还要什么呢？他自己也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再希望什么了，他只专心照顾自己的灵魂。他应该明白，现在一切——无论如何——都全是我们的了。他也说过，我们不付给他津贴；可是我们自己也不常有钱啊；他有吃有住的时候，还要钱干什么呢？可是我们一直把他当作亲人看待。我对您不说假话。举一个例子说，他住的那几间屋子，——我们可真需要呢！没有这些屋子，我们简直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是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都忍下去了。我们甚至还在想怎样让他消遣。所以，在圣彼得节那一天，我还到城里去给他买了一些很好的鱼钩——真正的英国货呢——贵重的鱼钩！好让他去钓鱼。我们的池子里有鲫鱼。他可以坐着钓鱼！他坐上一两个钟头，我们的鱼汤也有了。对于老年人，这种工作是最合适的了。”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叶芙兰皮亚用坚决的声调第三次唤道，这一次她把手指间拨弄的草茎远远地抛开了。“我走了！”她的视线跟我的视线遇在一块儿了。“我走开了，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她又说了一遍，便消失在灌木丛中了。

“我马上就来，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马上就来！”斯廖特金大声说。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下去：“马丁·彼得罗维奇本人现在也赞成我们的意见了。一开始他很不高兴，仿佛还大发过牢骚，您知道，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您应该记得，他过去是一个火爆性子、严峻的人——这多糟！嗯，现在他可变得非常安静了。因为——他看出来，这对他有利。您的妈妈——啊，我的上帝呀！她多么狠地攻击我……当然：一位贵族夫人看重她的权势，并不比马丁·彼得罗维奇过去那种情形差多少；好吧，您过来亲自看看吧，您有机会就替我说一句好话吧。我深深地感谢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恩惠；然而我们也得活下去啊。”

“为什么拒绝日特科夫呢？”我问道。

“是说费杜雷奇吗？是说那个懒汉吗？”斯廖特金耸了耸肩膀。“愿上天怜悯我们，他有什么用场呢？他这一辈子当兵混过去了——他忽然想到这儿来经营田产了。他说，我会镇压农民。因为我打惯了人的脸。他什么事都不会干，少爷。连打人脸也得会打啊！况且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本人不要他。他完全是不中用的人。我们所有的产业都会毁在他手里的！”

“嗨！”叶芙兰皮亚的响亮的声音响起来了。

“马上来，马上来！”斯廖特金随声应道。他向我伸出手来，我虽然不愿意，还是跟他握了手。

“再会，德米特里·谢苗内奇，”斯廖特金说，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请您随便开枪打山鹬吧；鸟是飞来的，不属于任何人的。不过，唔，您要是遇到兔子的话，您就饶了它吧；这是属于我们的。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的母狗没有生小狗吧？我倒很高兴有一只小狗！”

“嗨！”叶芙兰皮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嗨！嗨！”斯廖特金随声应着，跑进灌木丛里去了。

十九

我记得，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着这个问题：为什么哈尔洛夫不给斯廖特金一个巴掌，“打得他只剩下一摊血水”呢？斯廖特金又怎么会不怕这种命运呢？看来，马丁·彼得罗维奇真变得“安静”了，——我这样想着，我更加强烈地想溜到叶西科沃去，至少我可以偷偷地看一眼这个巨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给折磨得温顺了。我已经走到林子跟前——突然，就在我的脚底下，一只很大的山鹬猛拍着翅膀飞起来，很快地飞进林子深处去了。我端起枪瞄准；我的枪开不响。我懊恼极了：这只鸟长得很好，我决定再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再叫它飞起来？我朝它飞去的方向走，走进林子约有两百步光景，在一片小草地上，在枝叶茂密的白桦树底下，我看到的不是山鹬，却又是这位斯廖特金先生。他面朝天躺着，双手放在脑后，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望着天空，左脚搁在右边膝盖上微微地摇来晃去。他没有看到我走近。离开他没有几步路，叶芙兰皮亚埋下眼睛，慢慢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她好像正在青草丛中找寻什么东西——蘑菇一类的东西吧——时时弯下身子，伸出手去，而且在低声唱歌。我马上站住了，侧耳倾听。开始我听不清楚她唱的是什么，可是后来我听清楚了这几句人人都知道的古歌中的歌词：

来吧，险恶的黑云，来吧，

你来吧，送我岳父一命归天，

雷劈吧，把我岳母劈入阴司吧，

我亲自动手杀死我年轻的妻子！

叶芙兰皮亚越唱下去声音越响亮；她特别用力把最后几个字拖得很长。斯廖特金还是仰面躺着，在笑，她好像总是绕着他走来走去。

“你看吧！”他终于说了，“并不是只有他们想到这种事！”

“什么？”叶芙兰皮亚问道。

斯廖特金略略抬起头来。

“什么？你唱的是什么？”

“沃洛佳[25]，你自己知道，歌词是删改不了的，”叶芙兰皮亚答道，她转过身来，便看见了我。我们两个人一下子都叫起来，各人往不同的方向跑开了。

我连忙走出林子，穿过一片狭小的林中空地，我才发觉我已经走到哈尔洛夫的花园前面了。

二十

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必去想我所看到的事情。我只记得一个字眼：“爱的迷药”[26]。这是我前不久才知道的，而且它的含义我一直弄不明白。我沿着花园的篱笆走，过了一会儿，从一片银白色白杨树（它们还不曾掉过一片叶子，枝叶繁茂，闪闪地在发光）后面看到马丁·彼得罗维奇的院子和住宅了。我觉得整个庄园都显得很干净，很整齐、漂亮；到处都可以看出经常严格管理的痕迹。安娜·马丁诺夫娜走到台阶上来了，她眯起浅蓝色的眼睛朝树林那个方向望了许久。

“看见老爷吗？”她问一个正从院子走过的农民。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吗？”那个人脱下帽子回答道。“他好像到林子里去了。”

“我知道他在林子里面。他没有回来吗？你没有看见他吗？”

“我没有看见他……没有。”

那农民光着头，站在安娜·马丁诺夫娜的面前。

“好，去吧，”她说；“还不要走……站住……马丁·彼得罗维奇在哪儿？你知道吗？”

“马丁·彼得罗维奇呀，”农民用唱歌似的调子答道，他一会儿把左手，一会儿把右手轮流地举起来，好像在指什么地方似的，“拿着钓竿坐在那边，池子那儿。他拿着钓竿就坐在芦苇丛中。是在钓鱼吧，那只有天晓得了。”

“好啦……去吧，”安娜·马丁诺夫娜说，“把那个轮子捡起来；看，它在打滚呢。”

农民跑着去执行她的命令了，她还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她的眼睛仍然望着林子的方向。然后她并不做声、威胁地捏紧了一只拳头，慢慢地走回屋子去了。

“阿克休特卡！”我听见她那命令的声音在屋子里响了起来。

安娜·马丁诺夫娜满脸怒容，不知怎么，她本来很薄的嘴唇，现在特别闭得紧紧的。她的衣服并不整齐，一缕松散的头发垂到了她的肩膀上。可是，不管她衣服不整齐，不管她满脸怒容，在我看来，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动人，要是我能够吻一吻这只好像也不怀好意的纤手（她就是用这只手怒气冲冲地把那一缕垂下来的头发甩回去两次），那我会觉得多么快乐啊！

二十一

“难道马丁·彼得罗维奇真的成了一个钓鱼人吗？”我朝着花园另一头的那个池塘走去时，这样问自己道。我登上堤坝，这边望望，那边望望……在哪儿也看不到马丁·彼得罗维奇。我沿着池塘的一边岸上往前走，后来差不多走到池塘的尽头了，在一条小河湾上，在一片平平的、变成褐色的芦苇的断梗丛中，我看见一大块灰色的东西……我仔细一看：这就是马丁·彼得罗维奇。他没有戴帽子，满头乱发，穿一件绽了线的破烂的粗布农民对襟外衣，盘着腿，动也不动地坐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他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所以我一走近，一只待在离他两步的干泥上的矶鹞就突然飞走了，它叫着，不停地拍着它的小翅膀，飞过了平静的水面。看起来，它附近好久都没有人打扰过，也没有人来吓过它了。哈尔洛夫的整个面貌变得大不同了，所以我的猎狗看见了他，便猝然站住，夹起尾巴狂吠起来。他微微地掉转头来，他那对变野了的眼睛盯住我和我的猎狗。他的白胡子使他的容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胡子虽然短，可是浓密、而且拳曲成环形，好像羔羊皮一样。他的右手拿住钓竿的一端，另一端却在水里微微地摇动。我不觉痛苦得心都发紧了；可是我打起精神，走到他面前，向他问好。他慢慢地眨起眼睛来，好像刚刚醒过来似的。

“您在干什么，马丁·彼得罗维奇，”我说道，“在这儿钓鱼吗？”

“是……钓鱼，”他声音嘶哑地答道，把鱼竿朝上抽起来，在它的末端悬着一根一丈长的线，并没有鱼钩。

“您的钓丝断了，”我说，我又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身边既没有饵罐，也没有蚯蚓……而且在九月里怎么能够钓鱼呢！

“断了吗？”他说，用手摸摸面孔。“可是这全是一样！”

他又把钓竿抛下去了。

“是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儿子吗？”过了两分钟的光景，他问道，在这中间，我不免暗暗惊讶地端详他。虽然他瘦了很多，他还是一个巨人；可是他的衣服是多么破烂，而且他又是多么衰颓啊！

“我正是，”我答道，“我是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Б的儿子。”

“她好吗？”

“我妈妈很好。您的拒绝使她伤心透了，”我又说；“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您会不肯到她那儿去。”

马丁·彼得罗维奇埋下头去。

“你可去过……那儿？”他朝一边摇摇头，问道。

“哪儿？”

“那儿……庄子里啊。没有去过吗？去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去吧。跟我谈话没有用。我不喜欢。”

他不做声了。

“你老是喜欢背着枪到处游荡！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走这条路。只是我的父亲……然而我很尊敬他，我真是这样！现在可没有这种事情。父亲用马鞭子痛抽我，我就停止了！不再游荡了！所以我尊敬他……呜！……是的……”

哈尔洛夫又不做声了。

“你不用待在这儿，”他又开口说。“你到庄子里去吧。现在，那里家务管理得很好。沃洛季卡……”他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我的沃洛季卡什么事都能干。好小子！可也真是一个坏蛋啊！”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马丁·彼得罗维奇又非常安静地说下去：

“去看看我的女儿吧。你大概还记得我有女儿吧。她们也是很能干的……当家人。我可已经老了，小朋友；丢开家务了。你知道，我退休了。”

“很好的退休啊！”我看了看四周，心里想道。“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大声说，“您一定要到我们那里去啊。”

哈尔洛夫望着我。

“去吧，小朋友，走开吧；这是我的回答。”

“不要使妈妈伤心，您来吧。”

“去吧，小朋友，去吧，”哈尔洛夫反复地说。“你跟我谈些什么呢？”

“要是您没有轻便马车，妈妈会派她的马车来接您。”

“去吧！”

“这总是真的吧，马丁·彼得罗维奇！”

哈尔洛夫又埋下头去，我觉得，他那像盖上一层土似地变成黑色的脸颊微微地发红了。

“真的；您来吧，”我继续说。“您坐在这儿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这怎么是折磨呢，”他慢吞吞地说。

“就是这样——折磨！”我又说了一遍。

哈尔洛夫不做声了，他仿佛在沉思似的。

这一阵沉默给了我鼓励，我决定坦白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话了。（请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我挨着他坐下，说起来。“您看，我什么都知道，完全知道！我知道，您女婿怎么对待您，不用说是得到您女儿同意的。现在您落到这种境地了……可是您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呢？”

哈尔洛夫还是不做声，只是把钓竿放下去；可是我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多么了不起的哲学家！

“不用说，”我又说下去，“您做事太不谨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您的女儿。在您这方面说，是非常慷慨的举动——我也不责备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可是极其少见的行为！然而，要是您的女儿们这样忘恩负义的话，那么，您应该表示轻蔑啊……正是轻蔑……您不应当愁苦……”

“闭嘴！”哈尔洛夫突然从牙缝里发出来含糊的声音说，他那双注视着池子的眼睛也发出凶光来。“走开！”

“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

“走开，我对你说……要不，我会杀死你！”

我已经挨他很近了；可是我听到他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跳了起来。

“马丁·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会杀死你，我对你说：走开！”从哈尔洛夫的胸腔里迸出了狂暴的叫喊和怒吼来，可是他仍然不回过头，他的眼睛还是怒狠狠地直视着前面。“我要把你抓起来，跟你那一切愚蠢的劝告一块儿扔到水里去。会叫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知道，还是不要打扰老年人的好！”我突然想道：“他发疯了！”

我更加注意地望着他，我完全呆了：马丁·彼得罗维奇在哭！眼泪一颗接一颗地从眼睫毛上滚到脸颊上来……可是他的脸上却现出了凶狠的神情……

“走开！”他又叫了一次，“要不，我会杀死你，老天爷！为了使别人不再这样！”

他整个身子仿佛带痉挛性地向着一边抽动，他像野猪似地露出了牙齿；我拿起枪，拔脚就跑。我的狗跟在背后，狂叫着。它也受惊了。

自然，我回家以后，并没有对母亲说过一句跟我看到的事情有关的话；可是我遇见苏威尼尔的时候，鬼知道为什么缘故，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这个讨厌的人听了我的话高兴得发出那么尖的大笑声，他甚至接连地跳起来，我差一点要揍他一顿了。

“嗯！我倒想去看看，”他反复地说，还笑得喘不过气来，“看这个傻瓜，这个‘胡瑞典人’哈尔路斯怎么爬进泥地，又怎么坐在那儿的……”

“要是您这样好奇，您就到池塘那儿去看他吧。”

“是的；可是他要是杀死我呢？”

苏威尼尔使我烦透了，我后悔自己不该多嘴……他又把我的话转告日特科夫，日特科夫对这件事的看法跟我有些不同。

“应该报告警察局，”他坚决地说，“而且，也许还需要派一队兵士去呢。”

他这种派一队兵的预感并没有成为事实，可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二十二

十月中旬，离我看见马丁·彼得罗维奇以后约三个星期的光景，我站在我们宅子二楼上我那间屋子的窗前，我什么也不想，没精打采地望着院子和院子外面的路。这样讨厌的天气已经连续五天了；打猎的事连想都不可能去想了。一切生物都隐藏起来；连麻雀也不再吵闹了，白嘴鸦早已躲得无影无踪。风一会儿低沉地怒号，一会儿又急促地狂啸；透不出一点亮光的、压得很低的天空已经从叫人看了不愉快的灰白色变成了一种阴暗的、更可怕的颜色；雨落着，无情地、连续不断地往下倾注，突然间雨点变得更大，而且更倾斜——带着尖叫声打在窗玻璃上。树叶给打得七零八落，树木成了灰色的东西：看起来，它身上的一切全给弄光了；但是风突然一下子还要来打击它们。到处有落叶堆积的水洼，水洼里有一些大的水泡，不断地消散，又不断地涌起，它们在水面上跳动，又滑过去了。路上有不少陷人的泥潭；寒气侵入了屋子，进了我的衣服，钻到骨髓里去了；我的身子不觉地打了一个冷颤，我觉得心里真不痛快！正是不痛快，不是忧伤。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太阳，有光明，有色彩了，而永远将只是泥泞，粘泥，阴郁的潮湿，愁眉不展的雨天了——风将永远悲号，哀鸣！我就这样出神地站在窗前，我还记得，天骤然变得阴暗起来，这是一种蓝色的昏暗，虽然这时才不过十二点钟。突然间，我觉得好像看见了一头熊飞快地跑过院子，从大门跑到了台阶上！的确，它不是用四只脚走路的，而是单靠后面的脚爪站起来，像画上的那样。我不相信我的眼睛。要是我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熊，那么，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毛茸茸的东西……我还来不及想它可能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楼下响起了猛烈的叩门声。仿佛有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什么可怕的东西闯进我们家来了。我听到了一阵骚动和奔跑的声音……

我连忙下楼，跑进了饭厅……

我母亲站在客厅门口发愣，脸正朝着我；在她的背后露出了几张受惊的女人的脸；管事、两个听差和一个小听差都吃惊地大张开嘴巴，拥在前厅的门口；餐厅的正中有一个满身污泥、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浑身湿透了的人——他湿得全身都在冒气，而且水还一小股、一小股地流到地板上来，——他跪着，笨重地摇摇晃晃，仿佛快要晕过去了，这就是我亲眼看见飞奔过院子的那个怪物！那个怪物究竟是谁呢？哈尔洛夫！我从旁边走过去，我看到的不是他的脸，而是他的头，他用双手捧住头，他的手插在粘满污泥的头发中间。他艰难地、痉挛地喘气，他的胸膛里甚至发出一种咯咯的声音。在他整个溅满污泥的黑黑的一团里，就只有狂野地转来转去的小小的眼白还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他太可怕了！我记起从前某贵人把他比作第三纪的乳齿象碰了他的钉子的故事。事实上，在原始时代的沼泽里、无穷无尽的淤泥中间，刚刚逃脱了另一个更凶狠的野兽的追击的那种上古动物也许会有这种样子。

“马丁·彼得罗维奇！”母亲最后拍着手，大声叫起来。“这是你呀？天啊，仁慈的上帝啊！”

“我……我……”我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每个字都是费力地、痛苦地挤出来似的，“啊，是我！”

“天啊，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是……一直从家里……跑着到您这儿来的……”

“你在这种污泥里跑！你简直不像人了。站起来，坐下吧，无论如何……”她转过去对女仆们说：“你们赶快跑去拿毛巾来。”她又问管事道：“还有没有什么干的衣服？”

管事用手指指，好像在说，哪儿去找这样的尺寸？……

“不过，倒可以拿条毯子来，”他说，“要不，还有不曾用过的新马衣。”

“啊，马丁·彼得罗维奇，你还是站起来，站起来，坐下吧，”母亲又说了一遍。

“太太，他们把我赶出来了，”哈尔洛夫突然呻吟地说，他的头向后一仰，两只手却朝前伸出去。“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们把我赶出来了！我亲生的女儿，把我从我自己的家里……”

母亲发出了一声惊叹。

“你说什么！赶你出来！多罪过，多罪过！（她画了一个十字。）只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请你行行好吧，站起来呀！”

两个女仆拿着毛巾来了，站在哈尔洛夫的面前，很明白，她们想不出从哪儿下手来揩掉这么一大堆污泥！

“把我赶出来了，太太，把我赶出来了，”哈尔洛夫不停地反复说道。管事拿了一条大的羊毛毯子回来，他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苏威尼尔的头从门外伸了进来，一下子又不见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站起来！坐下！从头到尾讲给我听，”母亲用坚决的口吻命令地说。

哈尔洛夫微微抬起身子……管事想去搀他一把，然而只是弄脏了手，他抖抖手指，就退到门口去了。哈尔洛夫摇摇摆摆，东歪西倒地勉强走到一把椅子跟前坐下。女仆们又拿着毛巾走到他面前，可是他挥挥手叫她们走开；他也不要毯子。母亲也不再坚持了：很明白，要把哈尔洛夫身上弄干，是不可能的；她们只好赶快把他留在地板上的水迹擦干。

二十三

“他们怎么把你赶出来的？”母亲等到哈尔洛夫的呼吸平稳了一点，问他道。

“太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声音紧张地说，他的眼白那样不安地转来转去又使我吃惊了。“我要对您说真话：我自己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这倒是真话；那时候你不肯听我的劝告，”母亲说，她靠在安乐椅上，用洒了香水的手帕在鼻子跟前轻轻地挥了几下：哈尔洛夫身上的气味太大了……森林里的沼地里也没有这样强烈的气味呢。

“啊，太太，我的错误不是这个，而是骄傲。骄傲毁了我，就像它毁了纳伏霍多诺索尔大帝[27]一样。我想，上帝不会使我缺乏聪明的；要是我决心这样做——那么，事情就是应当这样做的……而且那个时候，死的恐怖又在威胁我……我完全走错了路！我说，我来最后一次显显我的威力和父权吧！我把一切都送给他们——他们应该一直到死都感到这个……（哈尔洛夫突然全身摇晃起来……）他们把我当作一条癞皮狗似的，一脚从家里踢出来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感恩啊！”

“然而这是怎样发生的……”母亲又说。

“他们把我身边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弄走了，”哈尔洛夫打断了她的话（他的眼睛还是转来转去，两手的指头交叉着托住下巴），“拿走了马车，取消了月费，不付指定的赡养费——总之，他们把什么都给我弄掉了。我还是不声不响，忍受着！我这样忍受，还是出于……啊！还是出于我的骄傲。免得我那些凶恶的敌人说：看吧，这个老傻瓜后悔了！就是您，太太，您还记得吗，您也警告过我：您说，别后悔啊！——所以，我就忍受着……只是今天我到我自己的屋子去，这间屋子已经给占据了，我的床铺给丢到贮藏室去了！‘你尽可以在那儿睡觉的；我们出于好心才这样容忍你的；我们家务上需要你的屋子。’这就是对我说的话——谁对我说的呢？沃洛季卡·斯廖特金，种田的，卑鄙的东西……”

哈尔洛夫的声音猝然中断了。

“可是你的女儿们呢？她们到底怎样？”母亲问道。

“可是我始终忍受着，”哈尔洛夫继续讲他自己的事情；“我心里多么痛苦，痛苦，我又感到羞耻……我真愿意闭上眼睛不再看这个世界了！太太，我为什么不肯到您这儿来——就是为了这种羞耻，这种悔恨啊！我的好朋友，我还有什么没有试过呢：讲好话，威胁，我也劝告过他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呢！我低声下气请求……就是这样的（哈尔洛夫做出他是怎样低声下气请求的样子）。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可是我还是忍受着！一开头，在最初那个时期，我倒有不同的想法：我想，我把他们抓来杀死，我把他们全弄死，免得留下一个种子……让他们尝尝味道！好的，可是到后来——我屈服了！我想，十字架已经放在我的身上了；这就是说，我应该准备死了。可是今天，突然间，我像一条狗一样给赶出来了！这是谁呢？沃洛季卡！刚才还承您问到我的女儿，难道她们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吗？她们是沃洛季卡的奴隶！是的！”

母亲吃了一惊。

“说到安娜，我还可以理解，她是他的妻子……可是你的二女儿为什么……”

“您说叶芙兰皮亚吗？她比安娜更坏！她把自己完全交给沃洛季卡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拒绝了您那位兵士。她听沃洛季卡的命令。安娜当然应该生气的，况且她容忍不了她妹妹，可是她也屈服了！这个万恶的坏蛋迷住了她。看吧，安娜她一定会高兴地想：这是你呀，叶芙兰皮亚，你平日总是那样骄傲的，现在你变成什么啦！……哦……啊，啊！我的上帝，上帝啊！”

母亲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小心地稍微退到一边，免得她会打发我出去……

“我很抱歉，马丁·彼得罗维奇，”她说，“我从前所保护的人使你受到那样多的苦，而且居然是这样一个坏人；可是要知道，我也看错他了……谁能够料到他会干这种事呢！”

“太太，”哈尔洛夫呻吟地说，一面捶自己的胸膛。“我受不了女儿们的忘恩负义。太太，我受不了！您要知道，我把什么，什么都给了她们！此外良心还在折磨我！许多事情……啊！我坐在池子旁边钓鱼的时候，我想过许多事情！我这样想：‘要是你一生对什么人做过什么好事就好啦！像救济穷人，解放农奴，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你把他们折磨了一辈子了！在上帝的面前，你不就是他们的被告！他们流的眼泪现在有报应了！’可是现在他们的命运又怎样呢？在我当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掉到深渊里去了。我何必隐瞒自己的罪过呢？现在呢，连底也看不到了！所有这些罪过都压在我的心上，我为孩子们牺牲了良心，现在他们却用侮辱来报答我！把我当作狗一样从家里赶出来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要再想这件事了，”母亲说。

“您那个沃洛季卡对我说话的时候，”哈尔洛夫又有了力气接下去说，“他对我说，我不能再住在我自己屋子里的时候，就是我亲手安上一木一梁的那间屋子啊，——他对我说这种话的时候，上帝才晓得，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头昏脑涨，心如刀割……好吧！要不是杀死他，就是离开家！……所以我的恩人，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我能够到哪儿去安身呢？天下雨，路上又滑……我，大概摔倒过二十多次吧！现在……我就成了这种怪相……”

哈尔洛夫朝自己身上看了一眼，在椅子上摇来转去，好像要站起来似的。

“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马丁·彼得罗维奇，”母亲连忙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说把地板弄脏了吗？那太不要紧了！这儿我倒要向你提一个要求。你听我说！现在要把你带到一间单人屋子里去，那儿给你铺好了一张干净的床，——你脱下衣服，洗个干净，就躺下去睡吧……”

“太太，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我睡不着的！”哈尔洛夫悲哀地说。“好像有铁锤在我的脑子里敲打！你知道，我好像没用的废物一样……”

“你躺下来，睡觉，”母亲固执地又说了一遍。“然后我们端茶来给你喝。好吧，我们再来跟你谈那件事情。不要伤心，我的老朋友！要是他们把你从你自己家里赶出来，你会在我的家里找到一个永久安身的地方……你知道，我不会忘记你救过我的命。”

“恩人啊！”哈尔洛夫呻吟地说，用双手蒙住了脸。“现在是您救我的命了！”

这样的哀求差一点把我的母亲感动得流下泪来。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都愿意帮你忙的，马丁·彼得罗维奇；可是你得答应我，以后要听我的话，把一切不好的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

哈尔洛夫把手从脸上拿开。

“要是必需的话，”哈尔洛夫说，“我也能够宽恕他们！”

母亲赞许地点点头。

“我很高兴看到你有这种真正基督教徒的心肠，马丁·彼得罗维奇；可是这个以后再谈吧。现在你得振作起来，——最要紧的就是去睡觉。”母亲又向着管事说：“你把马丁·彼得罗维奇带到亡故老爷的绿书房里去。要是他要什么，都得马上办到！叫人把他的衣服烘干，刷干净——需要哪一种的被单、枕套，你去问女管家吧。听见没有？”

“听见了，”管事说。

“等他睡醒的时候，叫裁缝来量他的衣服尺寸；他的胡子也该剃了。不是马上，是以后剃。”

“听见了，”管事又说了一遍。“马丁·彼得罗维奇，请吧。”哈尔洛夫站起来，望着母亲，要走到她跟前去，却又站住了，深深地鞠一个躬，对着神像画了三次十字，就跟着管事出去了。我悄悄地跟着他们也溜出屋子去了。

二十四

管事把哈尔洛夫带进了绿书房，马上就跑去找女管家，因为床上还没有铺上被单。苏威尼尔在前厅遇到了我们，便一跳一蹦地跟着我们进了书房，他马上做鬼脸，哈哈笑着，在哈尔洛夫的周围转来转去，哈尔洛夫微微摊开双手，叉开腿出神地站在屋子当中。水还继续从他身上流下来。

“胡瑞典人！胡瑞典人哈尔路斯！”苏威尼尔把身子弯到一半，叉住腰，尖声说。“著名的哈尔洛夫族伟大的始祖啊，请来看看你的后代吧！看他成了什么样子？你能够认识他吗？哈，哈，哈！您阁下，让我来吻您的手吧！您为什么戴着一副黑手套呢？”

我想拦住苏威尼尔，使他感到惭愧……可是没有用。

“他叫我食客，寄生虫！他说，‘你没有自己的屋顶！[28]’可是现在呢，他也成为一个像我这个罪人那样的食客了！现在马丁·彼得罗维奇和苏威尼尔一样都是无赖了！他也得靠施舍过日子了！他们要拿着连‘狗闻了都会走开的’陈面包皮……说，来，吃吧！哈，哈，哈！”

哈尔洛夫还是垂着头，张着手臂，叉开腿，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马丁·哈尔洛夫！世袭贵族！”苏威尼尔继续尖声地说。“他一向装得多么神气啊，呸，你呀，去你的！他说，不要挨近我，我要揍你！在他大智大慧地放弃财产、分产的时候叫得多么响！‘感谢！’‘感谢！’地叫着。可是为什么就欺负我呢？不送给我什么呢？也许，我会觉得好过一点！就是说，我说了真话，说他们会把他剥光的……”

“苏威尼尔！”我叫道。可是苏威尼尔并不住嘴。哈尔洛夫还是站着不动，仿佛他现在才开始觉得，他身上的衣服多么湿，他在等着人来帮他把湿衣服全脱下来。可是管事还不回来。

“还是一个军人呢，”苏威尼尔又说。“他在一八一二年还拯救过祖国！表现过英勇的行为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脱掉那些冻坏了的抢劫者的马裤——这倒是我们干的事情；可是碰到小姑娘对我们顿脚的时候，我们吓得灵魂都藏在马裤里面了……”

“苏威尼尔！”我第二次叫起来。

哈尔洛夫瞟了苏威尼尔一眼，好像他在这个时候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苏威尼尔在这里，只是听见我的叫声才引起了注意。

“当心，老弟，”他沙哑地抱怨道。“不要跳出祸事来啊！”

苏威尼尔捧腹大笑起来。

“哈，您真把我吓坏了，最可尊敬的老兄！您是多么可怕啊，真是！您至少得梳梳头发！要不然，等它干透了（但愿没有这样的事），以后就洗不干净了；得用镰刀来割它了。”苏威尼尔突然来劲了。“您又神气活现了！讨饭的，还神气活现呢！现在您的屋顶在哪儿？您还不如对我说，您完全在吹牛吧？他说：‘我有家，你无家可归！’他说：‘我的屋顶是世袭来的！’”（苏威尼尔老是喜欢说这句话。）

“贝奇科夫先生！”我说。“您在干什么？冷静一点。”

然而他还是说个不停，还是在哈尔洛夫身边跳来跳去……管事和女管家还不来！

我害怕了。本来哈尔洛夫在跟母亲说话的时候已经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到最后，他甚至安于自己的命运了，现在我却看到他又激怒起来：他的呼吸更急促了，他的耳朵下面突然涨起来了，他的手指抖着，他的眼睛又在他那溅满污泥的脸上的黑面具中间转动了……

“苏威尼尔，苏威尼尔！”我大声叫道。“您闭嘴，我要告诉妈妈了。”

可是苏威尼尔好像中了魔一样。

“是啊，是啊，最可尊敬的！”他又滔滔不绝地说。“您看，现在我跟您的处境都是多么微妙！您的两个女儿和您的好女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他们都在您的屋顶下面狠狠地取笑您呢！您至少还可以照您的约言来咒诅他们啊！您连这个都做不到！真是，您哪儿能够跟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比呢？您还叫他沃洛季卡！对您，他哪儿是沃洛季卡啊！他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廖特金先生，是地主，是老爷啊，至于你，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一声狂怒的吼声压倒了苏威尼尔的话……哈尔洛夫爆发了。他的拳头捏紧，而且举起来了，他的脸色发青，他的全是裂纹的嘴唇中间冒出了白沫，他气得发抖了。

“你说，屋顶！”他那钢铁一般的声音响了起来。“你说——诅咒！……不！我不要咒诅他们……他们不在乎这个！可是屋顶……我要把他们的屋顶拆掉……他们也会跟我一样，没有屋顶[29]了！他们会认得我马丁·彼得罗维奇的！我的力气还没有消失啊！我要叫他们明白：嘲笑我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就会没有屋顶了！”

我吓得发呆了，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种愤怒到发狂的样子。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不像是一个人，倒像一头野兽了！我吓呆了……可是苏威尼尔呢——他早害怕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

“什么也不会有了！”哈尔洛夫发出最后一次的叫声，就从屋子里冲出去了，差一点把走进来的管事和女管家撞倒在地上……他没命地奔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二十五

管事带着惶恐的样子，向我母亲报告马丁·彼得罗维奇刚才又意外地走了的消息，母亲非常生气。管事不敢隐瞒马丁·彼得罗维奇离开的原因；我不得不出来证实他的话。

“这全是你做的好事！”母亲对苏威尼尔嚷道，他像兔子似地窜上前来，甚至吻了她的手。“这一切应当怪你那该死的舌头！”

“开恩吧，我麻上，麻上（马上，马上）……”苏威尼尔讨好地、结结巴巴地说，一面把他的臂肘放到背后去。

“‘麻上……麻上……’我知道你那一套‘麻上’！”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重说了他的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她按铃叫人把克维钦斯基找来，吩咐他马上坐她的轻便马车到叶西科沃去，无论如何得找到马丁·彼得罗维奇，把他带回来。“您不找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她说。这个阴沉的波兰人默默地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又在窗前坐下，我记得，我又把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想了很久。我糊涂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哈尔洛夫默默地忍受他的家属对他的侮辱，几乎从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不能够忍受像苏威尼尔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嘲笑和挖苦呢。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无谓的责备即使是出自他所轻视的人的嘴，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多么无法忍受的痛苦。苏威尼尔提到的他所痛恨的斯廖特金的名字，就像火花掉到火药里面一样；那个最痛的地方怎么经得起这最后的一针！

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我们的轻便马车驶进院子来了；可是只有总管一个人坐在车上。然而母亲明明对他说过：“您找不到他就不用回来见我！”克维钦斯基匆匆地跳出马车，跑上了台阶。他的脸上有一种惶惶不安的表情，——这几乎是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我马上走下楼，跟在他后面进了客厅。

“好？把他带回来了吗？”母亲问道。

“没有，”克维钦斯基答道；“我不可能把他带回来。”

“这是为什么？您看见他吗？”

“看见了。”

“他出了什么事情？中风了？”

“并没有，什么事也没有。”

“那您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呢？”

“可是他在拆自己的房子。”

“什么？”

“他站在新宅的屋顶上——正在拆屋顶。我敢说，已经扔下了四十块木板，也许还要多呢；椽子也扔下了五根。”（我记起了哈尔洛夫的话：“他们不会有屋顶了。”）

母亲睁大眼睛望着克维钦斯基。

“他一个人……站在屋顶上，在拆屋顶？”

“太太，就是这样。他在顶棚的板条上走来走去，拆他左边和右边的木板。您明白，他有超人的力气！说一句真话，屋顶可真简陋啊：铺得稀稀拉拉，用半寸厚的薄木板盖的，木钉也只有一寸长[30]。”

母亲望着我，好像要我来证明，是不是她听错了。

“稀稀拉拉，用半寸厚的薄木板，”她重说了一遍，显然在这些字里面，她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明白……

“那么，您打算怎样呢？”母亲终于说话了。

“我回来请示的。没有人什么事都做不成。那儿的农民全吓得躲起来了。”

“他的女儿呢——她们怎么样？”

“女儿——什么也做不了。她们跑来跑去……乱嚷乱叫……有什么用处呢？”

“斯廖特金也在那儿吗？”

“也在那儿。他比谁都叫得凶——可是他毫无办法。”

“马丁·彼得罗维奇就站在屋顶上？”

“在屋顶上；这就是说，他站在顶棚的板条上——正在拆屋顶。”

“是啊，是啊，”母亲说，“用半寸厚的薄板……”

这显然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

应该怎么办呢？派人到城里去找县警察局局长呢，还是召集农民？母亲完全没有主意了。

到我们家来吃午饭的日特科夫也毫无主意。他果然又提到军队，可是他也没有什么主张，不过表示恭顺和忠诚罢了。克维钦斯基明白，他得不到什么指示了，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带嘲笑的尊敬，对母亲说，倘使她允许他带几个马夫、园丁和别的家仆们去，他倒要试一下……

“对，对，”母亲打断了他的话，“您就去试一下吧，亲爱的维肯季·奥西波维奇！只是请您快点去，我完全负责！”

克维钦斯基冷冷地笑了笑。

“太太，请允许我事先向您说明：结果是没法保证的，哈尔洛夫先生力气很大，而且他现在不顾死活了；他认为自己受到的侮辱太大了！”

“是啊，是啊，”母亲接口说，“这全是可恶的苏威尼尔闯的祸！这件事我决不会饶恕他的！维肯季·奥西波维奇，您走吧，带着人出发吧！”

“总管先生，您得随身多带些绳子和消防钩，”日特科夫用他的低音说；“要是有网的话——不妨也把它带去。有一次我们团里就是这样……”

“亲爱的先生，请您不要来教导我，”克维钦斯基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没有您，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日特科夫生气了，就声明，他以为也叫他去……

“不，不！”母亲插嘴说。“你还是留下来的好……让维肯季·奥西波维奇一个人去办吧……维肯季·奥西波维奇，您走吧！”

日特科夫气得更厉害了；克维钦斯基鞠一个躬，便出去了。

我跑到马房里，亲手给我那匹马匆匆地加了鞍，就跨上它，顺着到叶西科沃的路跑去。

二十六

雨停了；可是风吹得加倍地厉害，直往我的脸上扑来。半路上，我的马鞍几乎把我翻倒：系马鞍的肚带松了；我跳下马，开始用牙齿勒紧皮带……我突然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苏威尼尔穿过草地朝着我跑来。

“怎么样，少爷，”他还没有走近，就对我嚷起来了，“您给好奇心抓住了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跟着哈尔洛夫的脚迹一直跑到那儿去……要知道，这种把戏你一辈子都看不到的！”

“您要去欣赏您亲手制造出来的事情吧，”我愤怒地说，就跳上了马，又打起马飞跑了；可是这个不肯安静的苏威尼尔并不放松我，他甚至在跑的时候，还哈哈地大笑，并且做鬼脸。叶西科沃终于到了——这儿是水堤，那儿是长篱笆和庄子的柳树林……我到了大门口，跳下马来，系好了马，我吃惊地站住了。

新宅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屋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宅子两边的地上凌乱地堆了好些板条和木板。我们姑且照克维钦斯基的话来说，屋顶是不结实的；然而这样一件事情还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灰黑的庞然大物在灰尘和垃圾飞扬的顶棚板条上笨拙而迅速地移动，一会儿摇晃剩下的那个砖砌的烟囱（另外的一个烟囱已经倒了），一会儿拉下一块木板，把它扔下去，一会儿抓住了那些叉梁。这就是哈尔洛夫。在我看来，这个时候他完全像一头熊：不论他的头，不论他的背，不论他的肩膀——全像熊，他把腿叉得很开，却并不弯起他的脚掌——这也跟熊一样。狂风从四面吹着他，扬起他蓬乱的头发。从他那撕破了的衣服的裂口里露出来身上一块一块发红的肉，叫人看见真害怕；他那粗野、沙哑、含糊不清的声音，叫人听着也胆寒。院子里站满了人：农妇，小男孩，女仆紧靠着木栅，稍远一点有一些农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我认识的那个老神父，光着头，站在另一所宅子的阶上，双手捧着一个铜十字架，时时默默地、绝望地把它举起来，好像要让哈尔洛夫看见它似的。叶芙兰皮亚站在神父旁边，背靠着墙，动也不动地望着她的父亲；安娜一会儿从小窗里探出头来，一会儿又把头缩进去，一会儿冲到院子里来，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去了；斯廖特金脸色完全惨白，而且显得憔悴，他穿了一件旧便袍，戴了一顶无边小帽，手里拿着一枝单筒来福枪，小步跑来跑去。他完全是一个所谓的犹太了。他喘着气，威胁着，一直在打颤，端起枪对哈尔洛夫瞄准，随后把枪搁到肩膀上，又端起枪瞄准，又喊又哭……他看见我和苏威尼尔，马上就扑到我们跟前来。

“请你们看看，请你们看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尖声叫道。“请你们看看吧，他失去理性了，发疯了……你们看他在干什么！我已经派人叫警察去了——可是一个人也不来！一个人也不来！倘使我现在开枪打他的话，法律不能惩罚我，因为每个人都有保护他自己财产的权利！我可要开枪了！真的，我要开枪了！”

他跳到宅子前面去了。

“马丁·彼得罗维奇！请您当心！倘使您不下来，我就要开枪了！”

“开枪吧！”屋顶上响起了沙哑的声音。“开枪吧！趁这个时候，我这儿还有一件小礼物送给你！”

一条长木板从高处飞下来，在空中旋转了两次，哗啦一声落在斯廖特金的脚跟前，斯廖特金吓得真的跳起来了，哈尔洛夫哈哈大笑。

“救主耶稣啊！”有人在我背后结结巴巴地说。我回头一看：这是苏威尼尔。我想道：“啊！现在你也笑不出来了！”

斯廖特金抓住旁边一个农民的衣领。

“喂，爬上去，爬上去，你们爬上去呀，魔鬼，”他一面哭嚷，一面用力摇那个人，“救救我的产业吧！”

农民走了两步，头往后一仰，挥了挥手，大声叫道：

“！您呀！老爷！”他在原处摇动了几下，便转到后面去了。

“梯子！拿梯子来！”斯廖特金对其余的农民喊道。

“到哪儿去拿梯子呢？”有人回答他道。

“即使有梯子，”一个声音不慌不忙地在说，“谁又愿意上去呢？您把我们当作傻瓜了！他一眨眼就会扭断你的脖子的！”

“他马上会弄死他的，”一个相貌有点愚蠢的金色头发的年轻小伙子说。

“他为什么不弄死他呢？”其他的人接口说。照我看来，即使明明没有危险，农民还是不愿意执行新主人的命令。他们大概都赞成哈尔洛夫——虽然他把他们吓坏了。

“啊哟，你们这些强盗！”斯廖特金呻吟地说。“我可要给你们大家……”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一声轰隆的巨响，最后一个烟囱倒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飞扬起来的黄色尘雾中间，哈尔洛夫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喊，高高地举起他那双全是鲜血的手，向着我们掉过脸来。斯廖特金又举起枪对他瞄准了。

叶芙兰皮亚拉住他的臂肘制止他。

“你不要干涉我！”他对她恶声嚷道。

“你呀——谅你也不敢！”她的蓝眼睛在蹙得很紧的眉毛底下发出了威胁的光芒。“父亲在毁他自己的宅子。这是他的产业。”

“你瞎说：是我们的！”

“你说是我们的；我说是他的。”

斯廖特金气得低声怒骂；叶芙兰皮亚的眼睛却牢牢地盯住他的脸。

“啊，你好！我亲爱的女儿，你好！”哈尔洛夫在高处大声吼道。“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你好！你跟你的朋友过得怎么样？你们相亲相爱，过得甜蜜吗？”

“父亲！”叶芙兰皮亚的响亮的声音说。

“什么，小女儿？”哈尔洛夫回答道，他靠近墙头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脸上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微笑，——一种有光彩的、欢乐的，因此也就显得特别可怕的、恶意的微笑……多少年以后，我在一个判了死罪的犯人的脸上看到了同样的微笑。

“父亲，停止吧，请下来吧。（叶芙兰皮亚向来不叫他“亲爱的爸爸”。）我们有罪；我们把什么都还给你。你下来吧。”

“你凭什么处理我们的呢？”斯廖特金干预地说。叶芙兰皮亚只是把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把我那一份还给你——什么都交给你。停止吧，下来吧，父亲！宽恕我们，宽恕我吧。”

哈尔洛夫还是微笑着。

“迟了，我亲爱的，”他说，他的每一个字都发出像青铜一样的声音。“你的铁石心肠感动得太迟了！石头已经滚下山来了——现在来不及阻挡了！所以现在你用不着望我了！我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你还不如去望你那个沃洛季卡吧：看你找到一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再去看看你那位阴险的姐姐：她那个狐狸鼻子又从小窗口里伸出来了，她在那儿唆使她的亲爱的丈夫呢！不，我亲爱的小姐们！你们不让我有一个屋顶——所以我也不会给你们留下一木一梁！它们是我亲手安上的，我要亲手拆毁——完全用我一个人的手！看，我就没有拿斧头！”

他在他自己的手掌心里“呸”了两下，又抓住叉梁了。

“父亲，够了，”这个时候，叶芙兰皮亚又说话了，她的声音似乎变得非常地温柔了，“忘记过去的事吧。好吧，相信我吧；你总是相信我的。那么下来吧；到我的卧房里去，睡到我软软的床上。我会把你身上弄干，使你暖和；我会包扎你的伤口，看，你把你的手都撕破了。你在我那儿会过得像在耶稣的怀里一样，吃得舒适，睡得更舒适。是呀，我们都有错！是呀，我们都太傲慢了，我们都有罪；好吧，宽恕我们吧！”

哈尔洛夫摇摇头。

“说得多好听！我决不再相信你们了！你们把我的信任杀死了！什么都杀死了！我从前是一只鹰——为了你们，变成了一条蛆虫……而你们——还要把蛆虫压死？够了！我爱过你，你自己知道的，——不过现在你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的父亲……我是一个要死的人！你不必管我的事情！”哈尔洛夫突然对斯廖特金怒喝道：“你，开枪呀；胆小鬼，倒霉的勇士！为什么你只是瞄准不开枪呢？是不是你想起了，依照法律，要是接受礼物的人作出侵犯赠与者生命的事，”哈尔洛夫慢吞吞地说，“赠与者就有权要求收回一切吗？哈，哈！不要怕，法律的拥护者！我不会要求收回——我要亲自把一切弄光……开枪吧！”

“父亲！”叶芙兰皮亚最后一次哀求道。

“闭嘴！”

“马丁·彼得罗维奇！老兄，请您大量地宽恕吧！”苏威尼尔结结巴巴地说。

“父亲，我亲爱的！”

“闭嘴，母狗！”哈尔洛夫嚷道。对苏威尼尔呢，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却只是朝他的方向吐了一口痰。

二十七

在这个时候，克维钦斯基带着他的整队人马，坐了三辆大车，在大门口出现了。疲乏的马在打响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污泥里去。

“！”哈尔洛夫用力大嚷。“军队……那不就是军队！他们开一整队兵士来对付我了。好呀！只是 我先警告你们，要是哪一个人走到我这儿的屋顶上来，我就要把他倒栽葱地推下去！我是一个严厉的主人，不喜欢来得不凑巧的客人！就是这样！”

他双手抓住前面一对叉梁，这就是所谓三角墙的“腿”，——开始用力摇动它们。他悬在板条的边沿上，好像在拖曳它们似的，嘴里像纤夫一样有节奏地哼着：“又一次！再一次！嗨唷！”

斯廖特金跑到克维钦斯基跟前，就开始抱怨，诉苦……克维钦斯基请斯廖特金“不要妨碍”他，便着手执行他所想好的计划。他自己站在宅子前面，为了转移目标起见，他对哈尔洛夫说，他（哈尔洛夫）干的事情，不合他的贵族身份……

“又一次！再一次！”哈尔洛夫哼着。

“……而且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非常不满意他的行为，她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又一次！再一次！嗨唷！”哈尔洛夫继续哼道。而这个时候，克维钦斯基已经派了四个最强壮、最勇敢的马夫到宅子后面去，叫他们从后面爬上屋顶。然而这个突击的计划并没有逃过哈尔洛夫的注意；他突然丢下叉梁，连忙跑到顶楼后面去了。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怕，所以两个已经爬到板条上的马夫一下子全顺着水管溜到地上来了，这使得家仆的男孩们非常满意，而且甚至哈哈大笑。哈尔洛夫朝着他们的背影挥了挥拳头，便回到宅子的前面一部分来，又抓起了叉梁，又动手摇动它们，又像纤夫那样哼起来了……

他突然不做声了，注视着……

“亲爱的马克西姆卡，朋友，同伴！”他嚷道。“我看到的是你吗？”

我朝四面望了望……真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咧开嘴巴，带着得意的微笑，从一群农民中间挤出来，走到前面来了。大概他的主人马具匠放他回家来休息的。

“亲爱的马克西姆卡，我忠实的仆人，爬到我这儿来吧，”哈尔洛夫接着说，“让我们一块儿来打退凶恶的鞑靼人，打退立陶宛的贼吧！”

马克西姆卡还是得意地微笑着，他立刻往屋顶上爬……可是有人抓住了他，把他拖到一边去了，——天晓得，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做给别人看看吧；他不可能给马丁·彼得罗维奇帮大忙的。

“好吧，很好！”哈尔洛夫用威胁的声音说，又去抓叉梁了。

“维肯季·奥西波维奇，请允许我开枪吧，”斯廖特金对克维钦斯基说；“其实，我主要是吓唬他，我的枪里只装了打鸟的小子弹。”可是克维钦斯基还来不及回答他，前面那一对给哈尔洛夫的铁手猛撼着的叉梁歪斜了，发出了裂声，落到院子里面了——哈尔洛夫也没法站稳了，他本人也跟着叉梁一块儿摔了下来，带着很大的响声落在地上。全场的人颤抖起来，发出了大声惊叹……哈尔洛夫动也不动地伏在地上，屋顶的大梁压在他的背上，还有屋脊上的木雕饰物，这是跟着三角墙一起掉下来的。

二十八

人们跑到哈尔洛夫跟前，把他背上的大梁搬开，把他的身子翻转过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生气了，他的嘴边都是血，他停止呼吸了。“昏过去了，”走到他身边来的农民们喃喃地说。他们跑到井边去取水，提来满满的一桶水，泼到哈尔洛夫的头上，把他脸上的污泥和尘土冲洗掉，可是他还是不省人事。他们拖来一条长凳，紧靠着宅子放着，费力地抬起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巨大的身体，把他的头靠着墙放在长凳上。小听差马克西姆卡走了过来，跪下一条腿，把另一条腿伸得远远的，似乎戏剧性地托住他旧主人的手。叶芙兰皮亚的脸色像死人一样地惨白，笔直地站在她父亲的面前，她那对大眼睛毫不转动地盯住他。安娜和斯廖特金没有走到跟前来。众人都不做声，众人都在等待着什么事情。最后哈尔洛夫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喀噜喀噜的声音——好像他喘不过气来了……然后一只手——右手微微地动了（马克西姆卡托住他的左手），一只眼睛——也是右眼，睁开来了，慢慢地望望他的四周，好像他醉得很厉害似的，他呻吟起来，——而且发出喉音说：

“跌……伤了……”随后他仿佛想了一下，又说：“它就在这儿……黑色……小……马！”突然大口大口的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他的全身都在打颤……

“完啦！”我想道……可是哈尔洛夫又睁开了眼睛——还是那只右眼（左眼皮一动也不动，好像死人的眼皮一样），而且注视着叶芙兰皮亚，发出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唔，亲爱的女儿……对你我不会……”克维钦斯基马上做一个手势，招呼那个仍然站在宅子阶上的神父过来……那个老人走来了，可是他的没有力气的膝盖给窄小的法衣绊住了。然而哈尔洛夫的腿突然难看地抽动着，他的肚皮也是这样；他的脸从下到上、时快时慢地抽搐起来。叶芙兰皮亚的脸也扭成了同样的怪相，而且在打颤。马克西姆卡画起十字来……我觉得害怕，就跑到大门口，把胸口贴着大门，不敢朝四周看。过了一分钟，我背后所有人的嘴里都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我明白，马丁·彼得罗维奇死了。

验尸的时候发现他的后脑壳给大梁砸碎了，他摔下来时又把胸部撞伤了。

二十九

“他临终的时候想对她说什么呢？”我骑上我那匹德国种的跑马回家去的时候，这样地问我自己。“我不会咒诅你？还是我不会宽恕你[31]？”大雨又落下来了，可是我仍旧骑着马慢慢地走。我想尽可能久地没有人来打扰我，我要好好地沉思。苏威尼尔已经搭上一辆跟克维钦斯基同时来的大车走了。不管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多么轻率，可是意料中的、或者意料不到的（那都是一样！）死常常在所有人的心中唤起的这种突然的、总的（不止是局部的）变化，它的庄严，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真实性不能不使我惊愕，我真是惊愕万分……不过我的惶惑不安的、孩子气的眼睛仍然马上注意到许多事情：我注意到，斯廖特金迅速而胆怯地把枪扔在一边，就像扔下偷来的东西似的；他和他妻子两个人一下子变成人们不理睬、被大家疏远的对象；他们两个人的周围马上变成空旷的……至于叶芙兰皮亚呢，虽说她的罪过并不比她姐姐的轻些，可是人们对她并不这样疏远。她倒在死去的父亲脚跟前的时候，她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某种同情。至于她也有错——这一点大家还是感觉到的。“你们伤害了老人家，”一个头很大、头发白了的农民说，他好像古代的裁判官，一部白胡子和两只手都拄在一根长木杖上面。“你们的灵魂有罪！你们伤害了他！”“伤害”这个词马上被大家当作不可改变的判决接受了。人民的审判宣布了，我马上明白这个事实。我也看出来斯廖特金起初不敢出来主持一切。人们并不管他有没有吩咐，就把死者的遗体抬进宅子里去了。没有问过他的意见，神父就到教堂去拿需要的东西；村长就到村子里去派一辆马车进城。连安娜·马丁诺夫娜本人也不敢用平常那种威严的口吻来叫人准备茶炊了，“要热水来洗尸体呢。”她的吩咐倒跟恳求差不多——然而人们还是粗暴地回答她……

我仍然在想着这个问题：他本来要对他的小女儿说什么呢？他要宽恕她呢，还是咒诅她？我最后决定是——他要宽恕她。

三天以后，马丁·彼得罗维奇的葬仪举行了，由母亲负担全部费用，他的死使我母亲非常伤心，她吩咐不要节省开支。她自己并不到教堂去，据她说，她不愿意看见那两个坏女人和那个卑劣的小犹太；不过她派克维钦斯基、我和日特科夫到那儿去；她从那个时候起就只是叫日特科夫做“乡下女人”了！她不许苏威尼尔到她跟前去，而且过了好久，她还生他的气，称他为杀死她朋友的凶手。这种冷淡使他深感痛苦，他经常在我母亲待的屋子的隔壁屋子里踮起脚走来走去，发作了一种惊惶不安的、卑怯的忧郁，他一面打颤，一面低声说：“麻上（马上）！”

在教堂里，和在葬仪举行的时候，我觉得斯廖特金又恢复他的好兴致了。他又像从前一样地发命令，忙起来，还是毫不放松地监督着，不让多浪费一文钱，虽然这回办丧事本来并不要他掏腰包。马克西姆卡穿了一件我母亲赏给他的全新的宽大上衣，在唱歌班中发出那样的男高音的歌声，不用说，更没有人会怀疑他对死者的忠诚了！姐妹两个人照例都穿上丧服——可是看起来，她们惶惑不安的样子倒比悲痛多些，尤其是叶芙兰皮亚。安娜现出一种温顺的、愁眉不展的样子，可是她并没有哭，只是不停地用她那美丽的、瘦小的手摸她的头发和脸颊。叶芙兰皮亚一直在沉思。在哈尔洛夫死去的那一天，我所看到的那种普遍的、不能变更的疏远和谴责，现在我似乎又在所有到教堂参加葬仪的人的脸上，在他们的一切动作上，和一切眼光里看到了，——但是它更严肃，更冷淡了。仿佛所有这些人都感觉到哈尔洛夫家属所犯的罪过——那种重大的罪过——现在已经交给惟一的、公正的裁判者来判断了，因此，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为它不安或者愤慨了。他们诚心地替死者的灵魂祷告——那人活着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他们甚至害怕他。死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兄弟，要是他喝醉倒好了，”在教堂门口，一个农民对另一个农民说。

“有人不喝酒也会醉的，”那个农民答道。“这是多么意外的事情。”

“他们伤害了他，”第一个农民又说了这句决定性的话。

“他们伤害了他，”另外一些农民附和道。

“可是，死者本人不是对你们也很凶吗？”我向一个农民问道。我知道他是哈尔洛夫的农民。

“当然，他是老爷，”农民回答道；“不过……他们还是伤害了他！”

“他们伤害了他……”人丛中又响起了这句话。

在坟地上，叶芙兰皮亚还是惘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沉思……痛苦的沉思在折磨她。我看到她对待斯廖特金的态度，斯廖特金好几次对她讲话，她对待他，好像她从前对待日特科夫那样——而且更要凶些。

几天以后，在我们附近流传着一个消息：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哈尔洛娃永远离开了她父母的家，把她的财产全部送给她姐姐和姐夫了——她随身只带了几百卢布……

“看来，安娜当真独揽一切了！”我母亲说，“只是我们，”她对着那个陪她打牌的日特科夫（他现在代替了苏威尼尔的位置），接下去说，“你我的手段太不高明了！”

日特科夫垂头丧气地望着他的厚大的手掌……“它们真不高明！”他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这以后不久，母亲和我就搬到莫斯科去了，——许多年过去以后，我又有机会见到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两个女儿。

三十

但是我的确看见了她们。我是在最寻常的情况下面遇见安娜·马丁诺夫娜的。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回到我离开了十五年的故乡，我接到调解人的邀请（那时，全俄罗斯正以一种至今大家还未忘记的慢吞吞的方式在进行耕地交错的定界），要我到女地主寡妇安娜·斯廖特金娜的领地上去跟我们地区其他的地主一块儿商量事情。老实说，我母亲所称为“小犹太”的那个有一对李子形眼睛的人已经去世的消息一点也不叫我难过，可是我倒有兴趣去看看他的寡妇。在我们家乡，她是出名最善于管家的。的确，她的领地，庄子，连住宅（我不自觉地望望屋顶，那是铁皮的屋顶了），一切都显得十分井井有条；一切都是整齐的，清洁的，整顿过的，应该油漆的地方都油漆过，仿佛这是德国人的产业一样。不用说，安娜·马丁诺夫娜本人老了些；可是她那特殊的、冷酷的、又仿佛含有恶意的魅力（有一个时期，它曾经那样地挑动过我），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她穿着乡下样式、可是很雅致的服装。她接待我们并不亲切（“亲切”这个字眼对她并不适合），却很有礼貌。她看见我，那个可怕的事故的目睹者，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她一句话都没有提到我的母亲，对她的父亲和妹妹，甚至她的丈夫，根本只字不提。

她有两个女儿，都是非常漂亮、体格匀称的小姑娘，都有一张可爱的小脸，乌黑的眼睛里露出来快活而亲切的表情；她还有一个儿子，他长得有些像他父亲，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安娜·马丁诺夫娜在地主们讨论的时候，始终保持沉静而尊严的态度，她不显出过分的固执，也不表示特别的贪婪。可是没有一个人比她更正确地懂得自己的利益，能够更使人信服地要求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切“适用的”法律，甚至政府的通令，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话不多，而且声音不大，可是每个字都很中肯。讨论结果，我们对她所有的要求都表示同意，我们作了很大的让步，连我们都不禁吃惊了。在回家的路上，有几个地主老爷甚至骂起自己来了；人人都在抱怨，都在摇头。

“这个娘儿们真聪明！”一个人说。

“狡猾的骗子！”另一个人插嘴说，他是一个比较粗鲁的地主。“真是笑里藏刀！”

“可也真是个小气鬼！”第三个人接口说。“就是给每个人一小杯伏特加，一点鱼子酱——这对她又算得什么呢？”

“你们对她还期望着什么呢？”一个一直不做声的地主突然脱口说了出来。“谁不知道，她毒死了她的丈夫。”

叫我惊讶的是，没有人认为应当驳倒这个可怕的、而且毫无根据的控诉！更叫我惊讶的是，不管人们发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责骂的议论，大家还是尊敬安娜·马丁诺夫娜，连那个粗鲁的地主也并不例外。调解人甚至带着满腔热情地说话了。

“要是让她登上了王位，”他大声说，“准又是一个塞米拉米达[32]或者一个叶卡捷琳娜二世[33]呢！农民们对她的服从是可以作为模范的……孩子们的教育又是可以作为模范的！她有什么样的头脑！什么样的智慧！”

不用提塞米拉米达和叶卡捷琳娜了，——然而安娜·马丁诺夫娜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那倒是真的。她本人，她的家庭，她日常生活的一切，全使人感到一种里外一致的满足和身心健康的愉快的安静。她应该得到多少这样的幸福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一个人只有在青年时代才会提出这一类的问题。世界上的一切，不论好的，坏的——并不是按照人的劳绩给他的，而是由于一种还不知道的、却是合乎逻辑的法则的结果，就连我也无从指出这些法则来，虽然有时候我好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三十一

我向调解人打听叶芙兰皮亚·马丁诺夫娜的消息，——我才知道，她一离开家，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而且，“也许，现在她早已归天了。”

我那位调解人是这样说的……然而我相信，我看到了叶芙兰皮亚，我遇见了她。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安娜·马丁诺夫娜重逢以后大约四年光景，我在彼得堡附近小乡村穆利诺过夏天，这是中等阶级所熟悉的避暑地方。那个时候，在穆利诺附近打猎倒很不坏——我差不多每天都带着枪出去。我有一个同伴，一个出身小市民家庭的维库洛夫。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善的小伙子，可是他本人却喜欢把自己说成一个品行很不端的人。这个人有什么地方不曾去过，又有什么事不曾干过呢！简直找不出一件可以使他吃惊的事情，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只喜欢打猎和喝酒。且说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回到穆利诺去，我们一定要经过一所坐落在十字路口、四周有又高又密的围篱的孤零零的房屋。我看见这所房屋不止一次了，它每次都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那里有一种神秘的、与世隔离的、阴郁的、静穆的样子，有一种叫人联想到监狱和医院的样子。我们在路上只能看见它那漆成暗红色的尖屋顶。整个围篱上只有一扇大门，就是这扇大门好像也是牢牢地锁住的；那里面永远传不出一点声音来。然而我们还是觉得，一定有人住在那所房屋里面：它一点都不像荒废的住宅的样子。恰恰相反，那里的一切全是非常坚固，结实，牢靠，好像它即使受到围攻，也可以守得住。

“这是什么堡垒吗？”我问我的同伴道。“您知道吧？”

维库洛夫狡猾地眯了眯眼睛。

“一所古怪的建筑物，对不对？它可以使本地的警察局局长得到不少的收入呢！”

“怎么一回事？”

“就有这回事。也许，您听说过一种分裂派-鞭身教徒[34]，就是不要神父的教徒吗？”

“听说过。”

“唔，这就是他们女教主住的地方。”

“女人吗？”

“是啊——女教主；照他们的说法：圣母。”

“您说什么？”

“我是在告诉您。人们说，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女人……真是一位女司令官！她管辖成千成万的教徒！要是我能够逮捕所有这一类的圣母多好……可是空话有什么用？”

他在唤他的彼加希卡，这是一条出色的猎狗，嗅觉非常敏锐，可是一点儿也不懂得踞地作势[35]。维库洛夫不得不绑住它的后足掌，使它不至于那样狂跑。

我老是记住他的话。为了可以经过这所神秘的房屋，我常常故意绕道。再说，有一天，我正走到它的前面，突然——哦，真是奇迹啊！大门的门闩大声响起来了，钥匙在锁孔里发出了“轧轧”的声音，然后大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雄伟的马头伸了出来，在彩色的马轭下面露出它那打成辫子的鬃毛——于是一辆小型的马车缓缓地赶到路上来了，就是马贩子、训练马的商人们经常乘坐的那一种车子。离我近一点的马车的皮垫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相貌俊美、堂堂仪表的男子，他穿一件干净的黑色农民外衣，一顶黑色的无檐帽压在他的额上；他小心谨慎地驾着一匹养得肥肥的、背部像炉子一样宽大的马。他的旁边，马车的那一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身子笔挺的女人。她头上围了一条贵重的黑披巾；身上穿了橄榄色天鹅绒的短上衣，系了一条深蓝色梅里诺[36]羊毛呢的裙子，两只洁白的手庄严地交叉放在胸前。马车拐到左边路上来了——那女人离开我只有两步的光景；她微微转过头来，我认出了是叶芙兰皮亚·哈尔洛娃。我马上就认出她了，我一点儿也没有迟疑，而且也不会迟疑的：像她这样的眼睛，特别是这种弧形的嘴唇——傲慢而肉感的嘴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别的一个女人的脸上看到过。她的脸长了些，瘦了些，皮色变黑了些，也现出了一些皱纹；然而特别是脸上的表情变得厉害！它变得那样自信，那样庄严，那样骄傲，我简直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面貌的任何一部分都表现出来她的权力——这不是单纯的稳定的的权力，而是无限的权力；她埋下眼睛，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她的眼光说明她多年来就习惯了只受到人们那种崇敬的、默默的顺从。显然，这个女人并不是生活在一群崇拜者的中间，却是一直生活在一群奴隶的中间。显然，连她本人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她的命令或者愿望会不马上被执行的！我高声叫她的名字和她的父名；她微微颤动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这不是含着惊恐，而是含着一种轻蔑的愤怒：她似乎在说，谁敢来扰乱我？——于是她微微张开嘴，发出了一个命令的字。坐在她旁边的男人跳起来，挥动缰绳打马，马就用快步子向前奔跑，——马车就消失了。

以后我再没有遇见叶芙兰皮亚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女儿怎么会成了鞭身教的圣母——我简直不能想象；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她创造了可以称为“叶芙兰皮亚希纳”的这个教派呢，可能这个教派现在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命名了？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什么事都会出现的。

这就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我的草原上的李尔王、他的家庭以及他的行为了。

讲故事的人沉默了——我们又闲谈了一会儿，也就各自回家去了。

萧珊 译

[1] 即瓦西里二世，失明的大公瓦西里耶维奇（1415—1462），一四二五年起为莫斯科大公。一四四六年，在封建战争中，他的眼睛被仇敌弄瞎，但是他受到城市居民的支援，终于战胜了敌人，统一了莫斯科公国。

[2] 1俄亩合1.093公顷。

[3]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一世入侵俄国时，俄法军队在该地展开的一次血战。

[4] 赛跑用的马车，不装弹簧，在乡下常用来载粗重东西。

[5]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

[6] 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十八世纪俄罗斯著名的启蒙学者，讽刺作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各种活动在俄罗斯民主主义文化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勤劳者娱闲录》出版于一七八四至一七八五年，是一种以宗教的德行为内容的杂志。

[7] “纪念品”的译音。

[8] “皮凯特”和“波士顿”是两种老的纸牌打法。

[9] 叶芙兰皮亚的爱称。

[10] 沃洛季卡是弗拉基米尔的爱称。

[11] 旧俄民间量土地的单位，一阿西明尼克相当于八分之一俄亩。

[12] 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13] 法语：被保护人。

[14] 三一节，指圣灵降临节后的一个礼拜日。

[15] 克瓦斯是一种用燕麦粉及麦芽酿制的清凉饮料。

[16] 这种料子的经纬是由不同颜色交织而成，给人以色彩变幻的印象。

[17] 共济会是十八世纪出现于西欧的一种秘密的宗教组织，号召人们自动地修养品德，号召人们在兄弟般友爱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运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俄国贵族中间很流行。

[18] 这是古俄罗斯下对上，幼对长的礼节。

[19] 米开朗基罗（1475—1564），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雕刻家。《最后的审判》画在罗马梵蒂冈西什庭教堂的壁上。

[20] 格·亚·波将金（1739—1791），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任俄军总司令。

[21] 指年轻人对长者的职位、身份严格服从的制度。

[22] 米特罗法尼，沃罗涅日的主教，死后被认为圣者，一八三一年起信徒开始前往沃罗涅日瞻仰他的干尸。

[23] 打猎的农奴，地主家吃的野味由他供给。

[24] 猎狗名。

[25]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26] 用媚药迷惑住对方的妖术。

[27] 纳伏霍多诺索尔（公元前604—前562），巴比伦皇帝。据《圣经》记载：他过分骄傲，失了人性，变成了野兽。

[28] 没有自己的屋顶，就是说，没有自己的家。

[29] “没有屋顶”就是没有家之意。哈尔洛夫因为苏威尼尔不断地提到“屋顶”这个字眼，才起了拆屋顶的念头。

[30] 造得不整齐，或稀稀拉拉的屋顶，每两块木板之间留一空隙，铺上另一块木板，这种屋顶造价便宜，可是不结实。半俄寸厚的木板是最薄的一种，普通木板有四分之三俄寸厚。——作者原注

[31] 哈尔洛夫临终时说，“对你我不会……”，原文是“Teбя я не про……”，而咒诅（проклинать）和宽恕（прощать），原文都是про字头，所以德米特里自然地想到这两个字。

[32] 传说中亚洲古国亚述的女皇，聪明、美丽。她征服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她统治的时期中，建筑了许多城市，包括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33]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俄皇彼得三世皇后，后来篡夺了彼得三世的皇位，自立为女皇。在她的统治下，国土大为扩张。

[34] 鞭身教徒为分裂派之一，是旧俄一种神秘论的教派。

[35] 猎犬在发现猎物时所作出的姿势。

[36] 西班牙梅里诺出产的羊毛呢。

春潮

快活的岁月，

幸福的时光，

匆匆逝去了，

像春潮一样！

——录自古老的情歌

……深夜一点多钟，他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他把进来点完蜡烛的仆人支了出去，一下子坐到壁炉旁边的圈椅上，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从来没有感到身心这么疲倦过。整个晚上，他都是跟一些令人愉快的太太和有教养的绅士一起度过的。有几位太太是漂亮的，几乎所有的绅士都才智出众——他自己的谈吐也极为成功，甚至可以说是语惊四座……然而罗马人早就谈论过的“taedium vitae”，那种“对生活的厌倦”，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可抗拒地攫住他，使他感到窒息。假如再年轻一些的话，他会由于寂寞、无聊和气恼而大哭一场的：一种火辣辣的呛人的苦味，像艾蒿的味道，充满了他的心房。沉重难耐的气氛，宛如秋天的黑夜从四面八方讨厌地包围着他，他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黑暗，这种苦味。睡眠是无法指靠的：他知道他睡不着。

他开始思索起来……慢腾腾、懒洋洋、恶狠狠地。

他在想着人们的碌碌无为和庸俗虚伪。人生的各个阶段依次在他眼前映过（他自己不久前刚满五十一岁）——没有一个阶段得到他的宽宥。人们到处都是一样地始终不断地瞎忙，都是徒劳无益，都是半无心半有意的自我安慰，——只要孩子不哭，怎么哄都可以。这时，突然，老境降临了。与老境同来的是不断增长的、经常侵蚀人、折磨人的对死的恐惧……于是人就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假如一生能这么结束，那倒也好！可是在生命结束之前，大概还会像铁生锈一样，遭受疾病、痛苦……生活的海洋在他的想像中跟诗人描写的不同，并没有狂涛怒浪；是的，在他的想像中生活的海洋是风平浪静、清澈透明的，一直可以看到那幽暗的海底；而他自己则坐在一只容易翻覆的小船上，在那幽暗的积满淤泥的海底隐隐约约地伏着一些像大鱼似的、丑恶的怪物；那是生活中的痛苦、疾病、悲伤、疯狂、贫穷、盲目……他凝视着：瞧，有一个怪物离开幽暗的海底，越升越高，样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可憎……再过一分钟，小船就要被它拱翻了！可是它又模糊了，又沉下去，沉到海底——它又伏在海底，只是微微地摆动着尾鳍……可是命中注定的一天一到，他的小船会被它拱翻的。

他摆了摆头，从圈椅上一跃而起，在屋里踅了两三个来回，便坐到写字台前，把抽屉一个个拉开，开始翻腾自己的旧信，这些信大部分是女人写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什么也不找——不过是想做点什么事来排遣使他苦恼的思绪。他随便抽出了几封信（在一封信里有一朵枯干的小花用褪了色的缎带系着），他只是耸了耸肩膀，朝壁炉瞥了一眼，就把信扔到了旁边，他大概是想把这些无用的废物全部烧掉。他的手急急忙忙地一会儿伸到这个抽屉里，一会儿伸到那个抽屉里，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他从抽屉里慢慢地拿出来一个老式的八角小盒，慢慢地打开了盒盖。在小盒子里用两层已经发黄的棉花盖着一个小小的石榴石十字架。

他困惑地对这个小十字架端详了几分钟，便突然无力地叫了一声……他的神情既像惋惜又像喜悦。一个人突然遇到了一个多年未见、曾经温柔地爱过、当年轮廓依旧、而今被岁月弄得面目全非的人时，脸上的神情就是这样的。

他站起身来，又回到壁炉旁，坐到圈椅上，又用两手捂住了脸……“为什么在今天？偏偏要在今天？”他这样想着，便回忆起了早已逝去的许多往事。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不过首先应该交待一下他的姓名。他的姓名是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萨宁。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一

事情发生在一八四〇年夏天。当时萨宁刚满二十一岁，在从意大利回俄国的途中，在法兰克福[1]作短暂停留。他财产不多，自由自在，几乎无牵无挂。一个远房亲戚死后给他留下了几千卢布遗产——他便决定在去当差、把官家的套包彻底套在身上（否则他便无法维持温饱）之前，到国外把这笔钱花完。萨宁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他把钱支配得那么恰当，抵达法兰克福的时候剩下的钱刚好够到彼得堡。一八四〇年那时铁路还很少；旅游者乘坐的是公共马车。他在公共马车上订了一个座位，不过公共马车要在夜里十点多钟才启程。还有许多时间。幸亏天气很好——萨宁在当时著名的白天鹅饭店用过了午饭，就动身到街上去游逛。他去看了看丹内克尔雕塑的阿里阿德涅像[2]，并不很喜欢，便去访问歌德故居[3]，其实歌德的作品他也是只读过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且读的还是法译本，在美因河畔散了散步，像一个正经的旅游者那样孤寂地盘桓了一会儿；终于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带着一脸倦容、两脚尘土出现在法兰克福最不足道的一条街上。这条街，他后来久久不能忘怀。这条街上房子不多，在一所房子上他看到了一个招牌：“罗塞利意大利糖果店”。萨宁走进店里想喝杯柠檬水。店里摆着一个简朴的柜台，柜台后面是一个刷了漆的柜橱，柜橱的搁板上摆着几个贴着金色标签的瓶子和同样数量的装着面包干、巧克力饼和冰糖的玻璃坛子，像药房似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灰猫在靠窗的一把高背藤椅上眯着眼，伸动着爪子，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另外，地板上一个扣在地上的木质雕花针线盒子旁边有一大团红毛线在夕阳的斜晖里被照得通红通红的。里屋传出了隐隐约约的嘈杂声。萨宁站了一会儿，让门铃响完，然后提高声音问道：“一个人也没有吗？”话音未落，隔壁房间的门开了——萨宁不由得大吃一惊。

二

应声从里屋跑出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袒露的双肩上披散着黑色鬈发，赤裸的双臂向前伸着，一看到萨宁便奔过去，抓住他的一条胳膊，拽着就走，气喘吁吁地说：“快，快，来，救人！”萨宁没有立即跟少女去，好像要坚持站在原地似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跟她去，实在是因为他太惊讶了：他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儿。她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握起来，痉挛地抬到煞白的腮边说：“走啊，走啊！”她的声音、眼神和动作是那么着急，使得萨宁立即跟她闯进了开着门的里屋。

他随少女跑进了一个房间，里面一张用马鬃填充的老式沙发上躺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脸色煞白，白中透黄，像蜂蜡或者古代大理石。这男孩非常像那个少女，显然是她的弟弟。他两眼闭着，浓密的黑头发在石雕般的前额、不动的两道细眉上投下了一片黑影，从发紫的两唇之间可以看到咬紧的牙齿。看样子，他已停止呼吸了；一只手耷拉到地板上，另一只手扬在脑后。这孩子身上穿着衣服，扣着钮扣；领带紧紧地勒着他的脖子。

少女尖叫着扑到那男孩身边。

“他死了，他死了！”她喊着。“他方才还坐在这儿跟我说话来着，突然就倒下去不动了……我的上帝！难道没有救了吗？妈妈也不在家！潘塔莱奥内，潘塔莱奥内，医生怎样啦？”她突然用意大利语补充了一句。“你去找医生了吗？”

“小姐，我没有去，我派路易莎去了，”门外传来一个嗄哑的声音，随后拐着罗圈腿进来了一个小老头，浅紫色燕尾服，黑色的钮扣，高高的白领结，本色土布短裤，黑色的长毛袜。他的瘦小的脸庞被一团铁灰色的浓发遮得完全看不见了。头发从四周直竖上去又一绺绺地披散下来，使小老头的样子很像一只凤头鸡，因为在铁灰色的头发下面只能看清一个尖鼻子和一对溜圆的黄眼珠，所以像得就更加惊人。

“路易莎跑去更快些，我不能跑，”小老头一边用意大利语继续说着，一边交替地抬着患痛风的扁平的双脚，脚上穿着一双高靿皮鞋，鞋带打成小花结。“我拿了些水来。”

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攥着水瓶的细长瓶颈。

“可是埃米利眼看要死啦！”少女喊了一声，向着萨宁伸出了两手。“啊，我的先生，O mein Herr[4]！难道您不能救救他吗？”

“必须给他放血——这是中风，”被叫作潘塔莱奥内的小老头说。

萨宁虽然对医学一窍不通，可是他十分清楚十四岁的孩子是不会得中风的。

“这是昏厥，不是中风，”他说完，便问潘塔莱奥内：“你们有刷子吗？”

小老头仰起脸来。

“什么？”

“刷子，刷子，”萨宁用德语和法语重复着。“刷子，”他做出给自己刷衣服的样子又说了一句。

小老头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啊，刷子！Spazzette[5]！怎么会没有刷子呢！”

“拿来，我们把他的外衣脱下来，给他刷身子。”

“好……Benone[6]！不要往他脑袋上倒凉水吗？”

“不……等一会儿再倒；现在快去拿刷子来。”

潘塔莱奥内把水瓶放到地板上跑了出去，马上就拿来了两把刷子，一把是刷头发的，另一把是刷衣服的。一条卷毛狮子狗跟着他，使劲儿摇着尾巴，好奇地看着他、少女乃至萨宁，——好像想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忙乱？

萨宁麻利地给躺着的孩子脱掉外衣，解开衬衫领扣，卷起衬衫袖子，便拿起刷子用全身力量刷他的胸膛和两臂。潘塔莱奥内用另一把刷头发的刷子使劲刷他的皮靴和裤子。少女跪到沙发旁边，两手抱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的脸。

萨宁一边刷着，一边斜着眼睛瞟她。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美人儿啊！

三

她的鼻子略嫌大些，可是鹰钩形的轮廓却极为秀美，上唇有些淡淡的茸毛；然而脸色却光润柔和，跟象牙或乳白色琥珀毫无二致。秀发上的波状光泽就像毕蒂宫里珍藏的阿洛里[7]画的朱迪斯，两只深灰色的眼睛，眼珠周围是细细的黑边儿，尤其美妙动人——即使此刻，当恐惧和悲伤使她的目光暗淡……萨宁不由得想起了他归途经过的那个奇美的国度……是的，他即使在意大利也未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美人儿！那少女缓慢而不均匀地呼吸着，她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弟弟开始呼吸。

萨宁继续刷着那个孩子的身体。不过这时他已不只是瞟那个少女了。潘塔莱奥内的奇怪模样也吸引着他注意。老人已筋疲力尽，开始喘起来；每次下刷子的时候，他都要跳一跳，发出尖细的叫声；被汗水浸湿的一绺绺浓发，沉甸甸地来回摆动着，像被水冲刷着的巨大植物的根须。

萨宁本想跟他说一句：“起码应该把他的靴子脱掉啊。”

狮子狗大概受到眼前发生的异常情况的刺激，突然把两只前爪伏在地上叫起来。

“Tartaglia——canaglia！[8]”老人对着它轻声喝了一声……

不过这时少女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她的眉毛扬起来，两眼睁得更大了，闪着喜悦的光辉……

萨宁回头看了一下……男孩子的脸上有了血色；眼皮动了……鼻孔翕动了一下。他透过仍然紧咬着的牙齿吸了一口气……

“埃米利！”少女喊道。“我的埃米利！”

两只黑色的大眼睛慢慢地睁开了。目光虽然还迟钝，可是已露出了微弱的笑意。那笑意移到了苍白的嘴唇上。后来他又动了一下垂着的那只手——一下子把它抬到了自己的胸上。

“埃米利！”少女又叫了一声，便站起身来。她脸上的神情那么冲动，令人觉得她马上不是要泪如泉涌就要纵声大笑了。

“埃米利！怎么回事儿？埃米利！”门外传来一个声音，接着便有一位衣着整洁、满头银发、面色黧黑的太太迈着急促的步子走了进来。一个上年纪的男子跟在她的后边；女仆的头在这男子的肩后闪了一下。

少女朝他们跑过去。

“他得救了，妈妈，他活了！”她痉挛地拥抱着进屋的那位太太，喊道。

“是怎么回事儿？”那位太太又问了一句。“我正在往回走……突然遇到了医生先生和路易莎……”

少女开始讲述事情的原委，医生走到病人跟前，病人在渐渐恢复知觉，仍在继续微笑着：仿佛开始为自己所引起的这场虚惊感到难为情。

“我看，你们是用刷子给他刷过，”医生对萨宁和潘塔莱奥内说：“做得好极了……很好的主意……现在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办法……”他号了号年轻人的脉。“嗯！把舌头伸出来！”

那位太太关切地弯腰看那年轻人。他更加开朗地笑了笑，抬眼望着她，脸红了……

萨宁意识到自己呆在这里多余了，便退到店堂里。可是没等他去握临街大门的把手，少女又出现在他面前，叫住了他。

“您要走，”她温柔地看着他的脸，开口说道。“我不留您，可是今晚您一定要到我们家来：我们非常感激您，也许可以说是您救了我弟弟，我们想向您略表谢意——妈妈想这么做。您应当告诉我们您是什么人，您一定高兴同我们……”

“可是我今天要动身去柏林哪，”萨宁犹疑地说。

“来得及，”少女立即反驳说。“一小时后，到我家来喝杯巧克力吧。您答应吗？我还需要去照护弟弟！您来吗？”

萨宁怎好推辞呢？

“我来，”他答道。

美人迅速地握了握他的手，就轻盈地跑进里屋去了，萨宁也到了街上。

四

一个半小时以后，萨宁回到了罗塞利糖果店，他们把他当亲人来接待。埃米利坐在萨宁给他刷身子的那张沙发上，医生给他开了药，建议他“切忌感情冲动”，因为他是个神经质的人，而且心脏容易出毛病。他以前也昏厥过，但时间没有这么长，而且病情也没有这么厉害。不过，医生说已没有任何危险了。埃米利穿着正在康复的病人应该穿的宽大的睡衣；母亲给他的脖子上围了一条浅蓝色毛围巾；然而他的神态是快活的，几乎像过节一般；而且周围也是一派节日气氛。沙发前边是一张铺着干净台布的圆桌，桌上放着一个瓷质的大咖啡壶，里面装着喷香的巧克力饮料，壶的周围摆着杯子，装着糖浆的坛子，饼干，面包，甚至还摆了花儿。两个老式的银烛台上燃着六支细蜡烛。沙发的一侧是一张没坐人的松软的圈椅——萨宁被让到这张椅子上就座。他白天见到的糖果店里的人都来了，狮子狗塔尔塔利亚和那只猫也不例外；大家的神情都快活得无法形容；狮子狗甚至高兴得直打喷嚏；只有猫仍然装模作样地眯着眼睛。人们请萨宁讲讲他是哪国人、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当听说他是俄国人时，两位女士都有些惊讶，甚至啊了一声，马上就异口同声地夸奖他德语说得极为出色，并且说，要是说法语更方便的话，他也可以说法语，因为她俩都能完全听懂法语，并能用法语表情达意。萨宁立即接受了这个提议。“萨宁？萨宁！”两位女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俄国人的姓会这么顺口。他的名字“德米特里”也颇受到她们的喜欢。年长的那位女士说她年轻时曾听过一出歌剧叫《Demetrio e Polibio》[9]，不过“Dimitri”[10]比“Demetrio”[11]更好听。萨宁这样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两位女士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话更多的是母亲，那位有着银白色头发的太太。从她的话里，萨宁了解到：她的名字叫莱奥诺拉·罗塞利，丈夫乔瓦尼·罗塞利已去世，她丈夫二十五年前迁到法兰克福来开糖果店，是维琴察人，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有些爱发脾气、自以为是，而且是个共和派[12]！说这些话的时候，罗塞利夫人指给萨宁看挂在沙发上方的她丈夫的油画肖像。罗塞利夫人叹了口气，说画家大概“也是个共和派！”，不太会捕捉相像的地方，因为已故的乔瓦尼被画成个阴森可怕的强盗，像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13]一样！罗塞利夫人出生在“古老而美丽的帕尔马市，那儿教堂的圆顶美极了，不朽的柯勒乔[14]在上面画了天顶画！”不过，由于长期居留德国，她已几乎完全变成德国人了。后来她又忧伤地摇了一下头，说她只剩下这个姑娘和这个儿子了（她依次指了指他俩）；姑娘叫杰玛，儿子叫埃米利；两个都是很好很听话的孩子——特别是埃米利……（“我不听话吗？”姑娘插了一句。“嚯，你也是个共和派！”妈妈答道。）现在的生意当然比丈夫在世时差啦，丈夫是个了不起的糖果师……（“Un grand'uomo！”潘塔莱奥内带着威严的神态附和说。）不过托上帝的福，日子过得总还算可以！

五

杰玛听着母亲的话，一会儿笑笑，一会儿叹口气，一会儿抚摸一下母亲的肩膀，一会儿伸出手指来威吓她一下，一会儿瞧瞧萨宁；最后站起来抱着母亲，吻了吻她的颈窝，母亲痒得咯咯地笑了许久，甚至还尖叫了几声。潘塔莱奥内也被介绍给了萨宁。原来他当年曾经是个唱男中音的歌剧演员，不过舞台生涯早已停止，如今住在罗塞利家，既不是朋友又不是仆人，介于二者之间。他虽然在德国呆的时间很长，可是德国话却说不好，只学会了用德国话骂人，而且连骂人的德国话也要毫不留情地用意大利话加以改造。他几乎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是“费罗弗卢克托·斯皮切布比奥[15]！”他的意大利话说得却十分准确，因为他是意大利的西尼加里亚[16]人，在那儿可以听到“lingua toscana in boccaromana！”[17]埃米利显然在舒舒服服地尽情享受着一个刚脱离了危险、正在康复的人所有的那种愉快感觉；而且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家里人是娇惯他的。他腼腆地向萨宁表示了谢意，不过多半是用糖浆和糖果。萨宁被迫喝了两大杯上好的巧克力，吃了许多饼干：他刚咽下了一块，杰玛又端给他另一块——盛情难却啊！他很快就觉得跟在家里一样了：时间在以令人难信的速度飞逝着。他应邀谈了许多——他介绍了俄国的一般情况、俄国气候、俄国社会、俄国农民，特别是哥萨克；介绍了一八一二年战争[18]、彼得大帝、克里姆林宫，也介绍了俄国的歌曲和大钟。两位女士对我们辽阔而偏远的祖国了解极差。罗塞利夫人（此地人更常称呼她莱诺雷太太）提的一个问题甚至使萨宁感到惊讶。她不久前在已故丈夫留下的一本《Bellezze delle arti》[19]里的一篇有趣文章里曾读到过彼得堡上个世纪建造了一座有名的冰宫[20]，她问这座冰宫是否仍然存在。萨宁惊叹道：“您认为俄国永远没有夏天吗？！”莱诺雷太太说，在这之前她一直认为俄国终年积雪，人人都穿大皮袄，个个都是军人——不过非常好客，所有的农民都很听话！萨宁尽力向她和她的女儿提供一些比较准确的情况。当谈到俄国音乐的时候，大家立即请他唱一首俄国歌听听，并指给他看摆在屋里的一架小小的钢琴，那架钢琴上黑键是白的、白键则是黑的。他没有多加推辞就同意了，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左手的三个手指（拇指、中指和小指）给自己伴奏着，用带鼻音的尖细男高音，先唱了一首《萨拉凡》，后来又唱了一首《沿着石铺的大街》。两位女士赞扬了他的嗓音和曲调，可是她们更欣赏俄语的柔和和响亮，并要求把歌词翻译出来。他满足了她们的愿望，可是因为《萨拉凡》，特别是《沿着石铺的大街》（sur une rue pavée une jeune fille allait à l'eau[21]——他这样传达了原文的意思）的歌词未能得到两位女听众对俄国诗歌的高度评价，他又把普希金的《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朗诵了一遍，并翻译出来，然后又按格林卡谱的曲子唱了一遍，一些小调分节段稍稍走了调儿。两位女士听罢，赞叹不已——莱诺雷太太甚至发现俄语与意大利语极为相似。“мгновение[22]”像“o，vieni[23]”，“cо мной[24]”像“siam noi[25]”等等。甚至普希金（她读成普塞金）和格林卡这两个名字在她听来也有些像意大利语。萨宁也请两位女士唱点儿什么：她们也没有推辞。莱诺雷太太坐到钢琴前边跟女儿一起唱了几首duettino[26]和stornelo[27]。母亲当年肯定曾经是个出色的女低音，女儿的嗓音差一些，可是很悦耳。

六

不过萨宁欣赏的不是杰玛的歌喉，而是她本人。他坐在她身后稍侧一些的地方，心中想道，不论哪棵棕榈——甚至当时最时髦的诗人别涅季克托夫[28]诗中所描写的——也不能跟她亭亭玉立的身材相媲美。当她唱到最富感情的地方举目仰望的时候，他觉得在这样目光下天空也会动情。潘塔莱奥内一只肩膀靠在门框上，下巴和嘴藏在宽松的领结里，以内行的神态郑重其事地听着，甚至连这个老人也欣赏起美丽少女的容貌来，为少女的俊美感到惊讶——而这张脸对他来说似乎应该是看惯的了！莱诺雷太太跟女儿唱完小二重唱以后说，埃米利的嗓子好极了，真是跟银铃一般，可是他已进入变嗓音的年龄（他说话的声音的确有些嘶哑低沉），因此禁止他唱歌；潘塔莱奥内倒可以为客人露露当年的身手！潘塔莱奥内立即显出一副不满意的样子，皱起眉头，挠了一下头发，说他早就不弄这个了，虽然年轻的时候他的确能够不负众望；说他是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的，那时曾出过一些真正的典范歌手（现在那些尖声嚎叫的人是望尘莫及的！）和一个真正的歌唱学派；说有一次在摩德纳人们曾献给他——瓦雷泽人潘塔莱奥内·契帕托拉一个桂冠，甚至为此还在剧场里放了几只白鸽子；说他曾跟一个叫塔尔布斯基的俄国公爵（il principe Tarbusski）过从甚密，这位公爵晚宴的时候总是劝他去俄国，许诺他金银成山，成山哪！……可他不愿离开意大利，但丁的祖国——“il paese del Dante！”。后来当然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情况，怪他自己不谨慎……说到这里，老人自己中断了话头，深深地叹了两口气，低下了头，又谈起了典范的歌唱时代，谈起了著名的男高音加尔西亚[29]，他对加尔西亚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

“这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赞叹道。“伟大的加尔西亚——《il gran Garcia》——从来没有降低到像眼下那些可怜的男高音——tenoracci——那样用假嗓子唱：他唱歌总是用胸音，用胸音，voce di petto，si！[30]”老人用干瘪的小拳头狠狠地捶了捶自己的胸口。“多么好的演员哪！一座火山，signori miei[31]，一座火山，un Vesuvio！我有幸跟他在dell'illustri-ssimo maestro[32]罗西尼[33]的歌剧《奥赛罗》中同台演出过！他演奥赛罗，我演伊阿古，当他唱这句……”

说到这里，潘塔莱奥内拉开了架势，用颤抖沙哑然而仍旧热情奔放的声音唱起来：

L'i…ra daver…so daver…so il fato
lo più no…no…no…non temerò！[34]

“剧场震动了，signori miei！不过我也没落后，我接着唱道：

L'i…ra daver…so daver…so il fato

Temèr più non dovro！[35]

“这时他忽然像一道闪电、一只猛虎，唱道：Morro！…ma vendicato…[36]

“再比如他唱……唱《Matrimonio segreto》[37]中这段著名的咏叹调Pria che spunti[38]…这时，他，il gran Garcia，在I cavalli di galoppo[39]这几个词之后，在Senza posa cacciera[40]上来了一个——请听听，多么出色，com'è stupendo！[41]——他来了一个……”老人本想来一个非凡的装饰音，可是在第十个音符上卡住了，咳嗽起来，挥了一下手，转过身去嘟哝道：“你们折磨我干什么？”杰玛立即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力鼓掌，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跑到可怜的退休伊阿古跟前，双手爱抚地拍拍他的肩膀。只有埃米利毫不怜悯地笑着。拉封丹早就说过“Cet âge est sans pitié”——“这个年龄是不懂得怜悯的”[42]。

萨宁企图安慰安慰这个年迈的歌手，就跟他用意大利语交谈起来（他在最后这段旅游期间稍微学了一些意大利语），谈论“paese del Dante，dove il si suona”[43]。这句话再加上“Lasciate ogni speranza”[44]就是这个青年旅游者有关意大利诗歌的全部知识。可是潘塔莱奥内并没有接受他的奉承。他把下巴更深地藏进领结里，阴沉沉地瞪着两眼，这时他又像一只鸟了，而且像一只愤怒的鸟——乌鸦或者老鹰。这时埃米利脸色蓦地微微一红，像受到娇惯的孩子们常做的那样，转身对着姐姐说她要是想使客人开心，除了把她擅长朗诵的马尔茨的喜剧挑出一出来朗诵给客人听以外，她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杰玛笑了，打了弟弟的手一下，喊了一句“他总是想出这种花样来！”不过她立即回到自己屋里，拿了一本小书回来，坐到桌前靠近灯的地方，环顾了一下，举起了一根手指，意思是说：“肃静！”这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手势，接着便读起来。

七

马尔茨是法兰克福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在用当地土话写的一些短小轻松的喜剧里刻画了法兰克福当地一些典型人物，笔调幽默，虽不深刻，却可笑而生动。杰玛读得果然很好——完全跟职业演员一样。她运用同意大利血统一起继承来的全部表情技巧突出了每个人物的特点，出色地表达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当需要扮演糊涂的老太婆或愚蠢的市长的时候，她既不顾惜自己甜蜜的嗓音，也不珍爱自己美丽的容颜，扮出最可笑的鬼脸，挤眼睛，皱鼻子，装大舌头，尖声怪叫……朗诵的时候，她自己不笑，不过当听众（除了潘塔莱奥内，一念到“quel ferroflucto Tedesco[45]”，他就生气地走开了）突然爆发出一致的笑声使她念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把书放在膝盖上，把头向后一仰，响亮地哈哈大笑起来，黑色的鬈发像一些松软的小圈儿在她的脖颈和抖动的肩膀上跳跃着。笑声一停，她立即拿起书来，带上应有的表情，认真地读起来。萨宁惊讶不已，使他特别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张无比漂亮的脸怎么会突然带上可笑的、有时差不多是庸俗的神情呢？妙龄少女的角色——所谓“jeunes premières[46]”，杰玛读得差一些；恋爱的场面尤其不成功；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便使这些场面带上了淡淡的一层嘲笑的色彩，好像她不相信这些山盟海誓和甜言蜜语，不过作者本人对这种场面也是尽力避免的。

萨宁没有注意到一晚上的时间是怎么飞逝的，——只有听到钟表敲了十下以后，他才想起自己还得上路。他像被蜇了一下似地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您怎么啦？”莱诺雷太太问道。

“我今天应该动身去柏林——马车座位已订好了！”

“马车什么时候走？”

“十点半！”

“唉，反正已经来不及了，”杰玛说。“留下吧……我再念几段。”

“车钱全付了，还是只付了定钱？”莱诺雷太太问道。

“全付了！”萨宁哭丧着脸喊道。

杰玛眯缝起眼睛来瞧了瞧他，大笑起来。母亲责备她说：

“年轻人白花了钱，你还笑！”

“不要紧，”杰玛答道。“这不会使他破产的，让我们好好儿安慰他吧。您想喝柠檬水吗？”

萨宁喝了一杯柠檬水。杰玛又念起马尔茨来——一切又都欢畅地进行起来。

钟敲了十二下。萨宁起身告辞。

“您如今得在法兰克福多住几天了，”杰玛对他说。“急什么？在别的城市不会比这儿更快活。”她沉默了一会儿。“真的，不会更快活的，”她补充了一句，笑了笑。萨宁什么话也没有说，心想：由于囊中已空，他不得不留在法兰克福等柏林的一位朋友回信，他准备向这位朋友借钱。

“留下吧，留下吧，”莱诺雷太太也说。“我们要介绍您认识一下杰玛的未婚夫卡尔·克吕贝尔先生。他今天未能来，因为他店里很忙……您大概在蔡尔大街上见过一家最大的呢绒绸缎商店吧？他就是那里的经理。不过他会很高兴认识您的。”

不知道为什么，萨宁听到此话心里稍稍感到有些震动。“这个未婚夫真是幸运儿！”他脑袋里闪了一个念头。他瞧了瞧杰玛——他觉得在她的眼里发现了嘲笑的神色。他开始鞠躬告辞了。

“明天见吧？是吗，明天见？”莱诺雷太太问道。

“明天见！”杰玛用的不是疑问语气，而是肯定语气，好像只有如此才行。

“明天见！”萨宁答道。

埃米利、潘塔莱奥内和狮子狗把他送到了街拐角。潘塔莱奥内忍不住对杰玛的朗诵发表了一些不满的意见。

“她不知害羞！又扮鬼脸，又尖声怪叫——una carricatura！[47]她应该念《墨洛珀》[48]或《克吕泰涅斯特拉》[49]——念伟大的悲壮的东西，可她却去模仿讨厌的德国婆娘！这我也能……默茨，克茨，斯麦尔茨[50]，”他脸向前探着，挓挲着手指，用沙哑的声音补充了一句。狮子狗对着他叫起来，埃米利哈哈大笑。老人猛然转身往回去了。

萨宁回到了白天鹅饭店（他把行囊放在那儿的大厅里），心里感到十分茫然。那些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夹杂在一起的谈话仍在他耳边回响着。

“未婚妻！”他被领进一个简朴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念叨了一句。“真是个美人儿！可我为什么留下了呢？”

不过第二天他就给柏林的朋友寄去了一封信。

八

他还没有穿好衣裳，茶房就来通报说有两位先生来访。其中一位是埃米利；另一位是仪表堂堂、身材魁梧、容貌极为端庄的青年男子，卡尔·克吕贝尔先生，漂亮的杰玛的未婚夫。

可以肯定，当时在法兰克福全市没有一家商店的经理能像克吕贝尔先生这么彬彬有礼、体面大方、稳重而殷勤周到。他的衣着打扮毫无可以挑剔之处，一如他的举止，他固然有些古板拘谨，类似英国风度（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嘛），可是却优雅迷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漂亮而有些严厉、受过极好教育、梳洗得也颇为干净的年轻人是惯于对上司惟命是从、对下属发号施令的，站在商店的柜台里必定会使顾客肃然起敬！对他的异常的诚实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只要看看他那浆得硬硬的衬衣领子就足以令人相信了！他的声音也恰到好处：深沉、圆润而自信，不太洪亮，音色里甚至还含有一些亲切的成份。这种声音特别适合于吩咐伙计们：“把那块大红色的里昂天鹅绒拿给顾客看看！”或者：“给这位太太搬把椅子来！”

克吕贝尔先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他那么优雅地一鞠躬，那么令人愉快地并了一下两腿，那么恭敬地磕了一下鞋后跟，以致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此人的内衣和心灵都是上等货！”左手戴着瑞典手套，反拿着镜子般闪亮的礼帽，帽子里放着另一只手套，右手裸露着，谦虚而自信地伸给了萨宁，指甲修剪得好极了：每个指甲都完美无比！接着他用最考究的德语说，外国先生给了他未来的亲戚、未婚妻的弟弟那么重大的帮助，他特来致敬、道谢。说这话时，他拿帽子的左手朝埃米利的方向摆了一下，埃米利好像感到害羞，转过身去对着窗户，把一根手指放在嘴里。克吕贝尔先生补充了一句，说如能做些使外国先生感到愉快的事情，他将感到荣幸。萨宁虽然不是毫无困难，却也用德语作了回答，说他很高兴……说他的帮助不足挂齿……请两位客人就座。克吕贝尔先生道了谢，立即撩起燕尾服的后襟坐了下来，不过坐得那么轻，那么不实在，令人不能不明白：“此人是出于礼貌才坐下的——马上就会站起来！”果然，他马上就站了起来，难为情地把两脚像跳舞似地左右踏了两下，说很抱歉，不能久留，因为要赶到店里去——生意高于一切嘛！——不过因为明天是星期日，所以他征得莱诺雷太太和杰玛小姐的同意要安排一次去索登的郊游，恭请外国先生光临，相信外国先生不会拒绝为这次郊游增色。萨宁没有拒绝为郊游增色，克吕贝尔先生又自我介绍了一番就离去了，他的裤子令人愉快地闪动着最柔和的豌豆绿，崭新的皮靴的鞋底也同样令人愉快地发出吱吱声。

九

埃米利甚至在萨宁请他“坐一会”以后仍然脸朝窗站在那里，等他未来的姐夫一走，便转过身来，孩子般扭扭捏捏地红着脸问萨宁是否可以在这儿再呆一会儿。“我今天好多了，”他补充说。“不过医生仍不许我工作。”

“留下吧！您丝毫不会妨碍我的，”萨宁马上说。他像任何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一样，很愿意抓住随便一个借口来使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

埃米利谢了谢，很快就在他面前，在他的房间里不感到任何拘束了：他看了他的东西，几乎看每件东西都要问：在哪儿买的，优点是什么？他帮萨宁刮了脸，并且指出萨宁不该不留胡子；最后还向萨宁详详细细地讲了母亲、姐姐、潘塔莱奥内乃至狮子狗的许多情况，讲了他们的各种生活琐事。埃米利丝毫也没有羞怯的感觉了；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喜欢萨宁，这决不是因为他昨天救过他的命，而是因为萨宁这个人很可亲！他立即把自己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萨宁。他特别热烈地谈到妈妈一心想要把他培养成商人，而他却知道，准确地知道自己天生是个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登台演出才是他的天职；连潘塔莱奥内都鼓励他，不过克吕贝尔先生却支持妈妈，对妈妈有很大影响；把他培养成商人也是克吕贝尔先生的主意，克吕贝尔先生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跟商人这个称号相提并论！出卖呢绒绸缎，骗取顾客钱财，向他们要“Narren-oder Russen-Preise”[51]——这就是他的理想！

“啊，该走啦！现在该到我们家去啦！”萨宁一盥洗完毕、写完了寄往柏林的信，他就喊道。

“现在还早，”萨宁说。

“没有关系，”埃米利亲热地缠着他说。“走吧！我们先到邮局去一下，然后再上我们家。杰玛见到您会多高兴啊！您在我们家吃早饭……您可以对我妈谈谈我，谈谈我的前途……”

“那就走吧，”萨宁说。于是他们就动身了。

十

杰玛看到他的确很高兴，莱诺雷太太也很热情地欢迎了他：看来他昨晚给她们俩留下的印象很好。埃米利跑出去吩咐开早饭，临出去之前先对着萨宁的耳朵说了一句：“别忘啦！”

“忘不了，”萨宁答道。

莱诺雷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偏头痛，斜靠在圈椅上，尽量避免动弹。杰玛穿的是一件宽松的黄色短衫，系着一根黑皮带。她也显得疲倦，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眼睛周围增添了两道淡淡的黑圈儿，目光却并未因此而暗淡，苍白的脸色给她那古典式的端庄容貌增添了一些神秘而可爱的情调。这天她那优雅美丽的两只手使萨宁感到特别惊奇，当她抬起双手梳理那乌黑发亮的鬈发时，萨宁的眼睛舍不得离开她的手指，那纤纤十指灵巧、细长，简直跟拉斐尔画的美人福尔纳里纳[52]的手指一样。

室外很热；早饭后萨宁想告辞，可是大家说这样天气最好呆着不动，他便同意留了下来。他跟两位女主人是坐在后屋里，室内甚为凉爽，窗外是一个小花园，长满了金合欢。茂密的枝叶之间撒满金黄色花朵，成群的蜜蜂、黄蜂和熊蜂在花丛中齐声贪婪地嗡嗡着。这不停的嗡嗡声穿过半掩着的百叶窗和放下的窗帘钻进屋里，说明室外的炎热，因此这个关着门窗的舒适房间里的凉爽就更沁人心脾。

萨宁说的话很多，跟昨晚一样，不过谈的不是俄国，也不是俄国生活。为了想给自己的少年朋友（他早饭后就立即被打发到克吕贝尔先生那里实习会计去了）效劳，他把话题引到艺术与商业的利弊得失的比较上。莱诺雷太太主张经商，他并不奇怪，这是他意料中的事，可是杰玛竟也赞成她的意见。

“要是你是艺术家，尤其是歌唱家，”她用力地从上到下挥动着一只手说，“那你就一定得是第一！第二就毫无用处了：谁知道你能否取得第一呢？”潘塔莱奥内也参加了谈话（他作为多年的仆人和年迈的老者甚至可以当着主人面坐在椅子上；意大利人一般在礼节方面是不严格的），潘塔莱奥内当然是赞成艺术啰。说实话，他的论据是相当无力的：他谈得最多的是首先需要具备d’un certo estro d’inspirazione——某种灵感的冲动！莱诺雷太太反驳他，说他当然具备这种“estro[53]”啦，可是……

“我有仇敌，”潘塔莱奥内沉着脸说。

“埃米利即使有了这种‘estro’，你（大家知道，意大利人轻易就跟人以你相称）怎么能知道他不会有仇敌呢？”

“那就让他当个小商贩吧，”潘塔莱奥内气恼地说。“乔瓦尼是不会这么做的，尽管他自己是开糖果店的！”

“乔瓦尼，我的丈夫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尽管他年轻时迷恋过……”

不过老人已经什么也不想听——走了；临走前又用责难的口气念叨了一声：

“啊！乔瓦尼！”

杰玛喊道，要是埃米利觉得自己是个爱国者，并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意大利的解放事业，那，当然啦，可以为了这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牺牲自己未来的富裕生活；可是为了当演员却合不上！这时莱诺雷太太着急起来，央求女儿自己当个不要命的共和派就知足吧，可千万别再把弟弟引到邪路上去！莱诺雷太太说完了这些话，开始哼哼起来，说她的头“要裂了”。（莱诺雷太太为了对客人表示敬意，跟女儿讲的是法语。）

杰玛立即就上前服侍她，在她的前额抹上香水，轻轻地吹起来，轻轻地吻她的脸腮，在她的头下放了几个靠枕，禁止她张嘴说话——又吻起她来。后来她转身对着萨宁，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讲她的母亲多么好、当年多么漂亮！“我怎么说当年呢！她现在也漂亮。瞧，瞧她有两只什么样的眼睛吧！”

杰玛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条白手帕来，蒙到母亲的脸上，然后捏住手帕边儿由上往下慢慢儿拉着，使莱诺雷太太逐渐地露出前额、眉毛、眼睛来；她停了一下，然后叫母亲把眼睁开。莱诺雷太太顺从地照她说的做了。杰玛惊叹地喊了一声（莱诺雷太太的眼睛的确是很美的），手帕迅速地滑过了脸的下半部（这部分不如上半部那么端庄美丽），杰玛又吻起母亲来。莱诺雷太太咯咯地笑起来，轻轻转过脸去，假装用力推开女儿。女儿也假装跟妈妈抓挠着，亲热着——不过不像猫儿似的，不是法国式的，而是意大利式的，令人觉得优雅之中含着力量。

莱诺雷太太终于说她累了……杰玛立即劝她就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说她跟俄国先生——“avec le monsieur russe”将那么悄悄儿地，那么悄悄儿地……像小耗子一样——“Comme des petites souris”。莱诺雷太太对她笑了笑，闭上了眼睛，喘了几口气，就打起盹儿来。杰玛轻盈地坐到她身旁的板凳上，再也一动不动了，只是在萨宁稍微动一下的时候她才偶尔把一只手的一根手指抬到唇边——她的另一只手扶着母亲头下的枕头——轻轻地嘘一下，瞥萨宁一眼。结果萨宁也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中了魔法似的，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欣赏着这个幽暗的房间里用一些绿色的老式玻璃杯插的娇艳的玫瑰，这些玫瑰开着鲜红的花朵；欣赏着这个熟睡的妇人，她优雅地抱着双臂，雪白的枕头衬托着那和善而疲倦的脸；欣赏着这个乖巧机灵的少女，她善良、聪明、纯洁、无比美丽，两眼又黑又深，虽蒙上了一层暗影，却仍然在闪着亮光……这是怎么回事？是梦境？是童话？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十一

临街大门的铃铛响了一下。一个戴着毛料礼帽、穿红坎肩的青年农民从街上进到糖果店里。从大清早起，没来过一个顾客……“我们就是这么做买卖的！”吃早饭时莱诺雷太太叹了口气对萨宁说。现在她仍然在打盹儿；杰玛怕把手从枕头下抽出来，便低声对萨宁说：“您替我卖东西去！”萨宁立即踮着脚尖儿走出来。小伙子要买四分之一磅薄荷锭。

“收他多少钱？”萨宁低声朝里屋的杰玛问道。

“六个克里泽[54]！”杰玛也低声答道。

萨宁称出了四分之一磅薄荷锭，找了一张纸卷成尖筒，一包进去就散了，重包又散了，终于包好，收了钱……小伙子把帽子按在肚子上搓揉着，奇怪地看着他。杰玛在里屋捂着嘴笑得要死。这个顾客没走，另一个顾客又来了，接着来了第三个……“看来，我的手气好！”萨宁想道。第二个要一杯杏仁酪，第三个要半磅糖果。萨宁热心地敲着羹匙，挪动着小碟子，麻利地往抽屉和坛子里摸着，把顾客们打点得满意而去。结账时发现杏仁酪卖贱了，糖果多收了两个克里泽。杰玛不停地低声笑着，萨宁也觉得非常快活，特别幸福。看样子，他愿意一辈子都站在这柜台后边卖糖果和杏仁酪。那个可爱的人儿从里屋用友好而嘲弄的眼神瞧着他，而夏日的骄阳则穿过窗前浓密的栗树叶子照射进来，使屋里充满了黄中透绿的中午阳光、中午浓荫，心里感到甜蜜慵懒，无忧无虑，感到青春的美妙，那刚刚开始的青春的美妙。

第四个顾客要一杯咖啡：不得不把潘塔莱奥内找来（埃米利还没有从克吕贝尔先生的店里回来）。萨宁又坐到杰玛身边。莱诺雷太太仍然在打盹儿，这使她的女儿极为高兴。

“妈妈睡觉时偏头痛就会好，”她说。

萨宁谈起了自己的“生意”来——当然仍旧是低声地。他极其认真地打听了店里各种食品的价钱；杰玛也同样认真地把那些价钱告诉了他，不过他俩心里却在不约而同地暗暗笑着，好像意识到他们在演一出极可笑的喜剧。突然街上传来了卖艺人用手摇琴演奏歌剧《自由射手》[55]里的咏叹调“Durch die Felder， durch die Auen…”[56]的如泣如诉的琴声在凝然不动的空气里颤抖着，呜咽着。杰玛吃了一惊……“会把妈妈吵醒的！”萨宁立即跑到街上，往卖艺人手里塞了几个克里泽，叫他不要演奏，离开这里。萨宁回来以后，杰玛轻轻地对他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若有所思地笑了笑，自己用刚刚能听得到的声音也哼起韦伯这出歌剧中马科斯倾述初恋的全部迷惘心情的那段曲调优美的唱腔来。哼完以后，她问萨宁是否知道《自由射手》，是否喜欢韦伯，接着补充说她自己虽是意大利人，可是最喜欢这样的音乐。谈话从韦伯跳到诗歌和浪漫主义上，跳到当时人们仍然在读的霍夫曼[57]……

莱诺雷太太仍在打盹儿，甚至还发出轻微的鼾声，阳光穿过百叶窗射进来，形成一些窄窄的光带，在不被察觉地不停地移动着，在地板上、家具上、杰玛的衣裳上、花叶和花瓣上游历着。

十二

原来杰玛并不太喜欢霍夫曼，甚至认为他……枯燥！他的小说的扑朔迷离的北国气氛是她的明朗的南国天性所不易接受的。“这都是童话，都是为孩子们写的！”她坚持说，语气中不无蔑视的意思。霍夫曼的作品中缺乏诗意，也被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不过他有一部小说，她很喜欢，虽然书名忘了；说实话，她喜欢的只是这部小说的开头：小说的结尾要么是她没有读，要么也是被她忘了。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某个地方，很可能就在一个糖果店里，遇到了一个绝色的希腊少女；这个少女身边跟着一个神秘古怪的凶狠的老头子。年轻人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少女；她那么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好像在央求他解救她……他离开了片刻，再回到糖果店，已经找不到那个少女和老头子了；年轻人急忙去找她，不断地发现他们刚刚留下的踪迹，追赶他们，可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任何地方也始终没能追上他们。美人儿永远从他眼前消失了，可他却不能忘记她那哀求的目光，他苦恼着，心想他一生的全部幸福也许永远失之交臂了……

霍夫曼的小说未必是这么结束的，可是留在杰玛的记忆中的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她说，“世界上像这样的相会和这样的分手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萨宁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他谈起了……克吕贝尔先生。他第一次提到他；在这一瞬间之前，他一次也没想到过他。

杰玛没有吱声，轻轻地咬着食指的指甲儿，向旁边凝视着，陷入了沉思。后来她夸了夸自己的未婚夫，提了提他安排的明天的郊游，迅速地瞥了萨宁一眼，又沉默起来。

萨宁不知谈什么好了。

埃米利毛手毛脚地跑进屋来，把莱诺雷太太惊醒了……萨宁对他的出现感到高兴。

莱诺雷太太从圈椅上站了起来。潘塔莱奥内进来，说午饭已准备好了。家里的朋友、从前的歌唱家和现在的仆人竟还担任厨师的职务。

十三

萨宁午饭后也没有走。不放他走的借口仍然是天气热得可怕——等暑气消退了以后，主人请他到花园去，在金合欢的树荫里喝咖啡。他同意了。他的心情很好。在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之流里蕴含着极大的美，他尽情地享受着这种美，既对今天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也不考虑明天，不回想昨天。呆在杰玛这样一个少女身边够多幸福啊！他很快就要同她分手，也许永远不会再相见了；可是在像乌兰德一首情歌[58]里描写的那样的一叶扁舟载着他俩在平静的生活之流里荡漾的时候，高兴吧，享受吧，旅游者！这个幸福的旅游者觉得一切都是愉快的，亲切的。莱诺雷太太提议要他和潘塔莱奥内陪她一起玩特列斯得牌[59]，她把意大利这种不复杂的纸牌玩法教会了他，赢了他几个克里泽——他很惬意。潘塔莱奥内接受埃米利的请求，让那条狮子狗表演了它的各种本领——跳了横杆，“讲了话”，也就是说叫了几声、打了几个喷嚏，用鼻子关上了门，把主人的一只旧拖鞋叼了来，最后是头上戴了一顶旧高筒军帽，扮演因为叛变而受到拿破仑皇帝无情斥责的贝尔纳多特元帅[60]。拿破仑当然由潘塔莱奥内来扮演——他演得很像：他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三角帽扣在眼睛上，用粗鲁而激烈的腔调讲着法国话，可是，上帝，他讲的是什么法国话啊！狮子狗把身子缩成一团，夹着尾巴，在歪戴着的高筒军帽的帽遮下边惶恐地转动着眼珠，眯缝着眼，坐在自己的君主面前；当拿破仑提高嗓门儿的时候，贝尔纳多特元帅就不断地用后腿站起来。“Fuori，traditore[61]！”拿破仑终于喊了起来，他气得忘了应当把自己的法国性格坚持始终，贝尔纳多特元帅慌忙钻到了沙发底下，不过立即就跳出来快活地叫起来，好像叫大家知道表演结束了。观众全都笑得很厉害——萨宁笑得最厉害。

杰玛的笑声特别可爱，她是不停地轻轻地笑着，中间夹着短短的极逗人的尖叫……萨宁被这笑声陶醉了——他真想为这逗人的尖叫吻她几下！

夜幕降临。应该告辞了！萨宁跟每个人都告别了几次，说了几次“明天见！”（他甚至吻了吻埃米利），回饭店去了，心里带着这个少女的形象，——她一会儿笑，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安静甚至冷漠，可她总是那么迷人！她的眼睛一会儿睁得大大的，明朗而快活，像白昼；一会儿被睫毛半遮着，深邃而幽暗，像黑夜。这两只眼睛总是显现在他眼前，奇怪而甜蜜地渗入了其他各种形象和想象之中。

关于克吕贝尔先生，关于使他滞留在法兰克福的原因，一句话，关于昨夜使他焦虑不安的一切，他一次也没有想过。

十四

不过应该稍微谈谈萨宁了。

首先，他的相貌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身材匀称修长；脸上的线条柔和，招人喜欢；两只浅蓝的眼睛，充满了温存；头发金黄；皮肤白中透红；而主要的是那憨厚快活、信任坦率、初看起来有些傻气的神情，从前根据这种神情就能断定这是生长在俄国辽阔的半草原地带名门望族的公子，世家子弟，养尊处优的少爷；走路爱停，说话卷舌，你只要看他一眼，他就会露出孩子般的微笑……最后，还有朝气蓬勃、身体健壮，以及温柔，温柔，无限的温柔：这就是萨宁的全貌。其次，萨宁也并不蠢，有些学问。尽管在国外旅行，他仍然朝气蓬勃。当时使一些优秀青年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他很少受到感染。

近来我国文学界在徒劳无益地探索了一阵“新人”之后，就开始描写一些青年决心无论如何要新鲜……像运到圣彼得堡来的弗伦斯堡牡蛎[62]一般新鲜……萨宁不像他们。如果要打比方的话，他更像刚刚移植到我国黑土地带果园里的一棵茁壮的、枝叶茂密的苹果树；或者更准确些说，他像旧时地主养马场里的一匹经过精心饲养、毛色光滑、腿粗蹄壮、刚刚开始受到调教的稚嫩的三岁马驹……后来人们看到的萨宁已判若两人，因为那时他已饱经沧桑，青年时代的丰采早已荡然无存了。

第二天萨宁还躺在床上，埃米利就穿着节日盛装，头发上擦了很多头油，拿着手杖闯进他的房间里，宣布说克吕贝尔先生跟马车马上就到，说今天天气会非常好，说他们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说妈妈不去，她的头痛病又犯了。他催萨宁快些，说一分钟不能耽搁……果然，克吕贝尔先生到来的时候，他还在盥洗。克吕贝尔先生敲了敲门，进来鞠了一躬，弯了弯腰说等多久都可以，然后坐下来，把礼帽优雅地放在膝盖上。仪表堂堂的经理，今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身上洒了不少香水：他的每个动作都伴随着一阵极为优雅的芬芳。他是乘一辆有四个座位的敞篷大马车来的，这辆马车用两匹马拉着，马虽不漂亮，却健壮高大。一刻钟以后，萨宁、克吕贝尔和埃米利就同坐这辆马车喜气洋洋地来到了糖果店门口。莱诺雷太太坚决不去参加这次郊游，杰玛想留下跟妈妈做伴，妈妈却像俗话说的硬赶着她去。

“我谁也不要，”莱诺雷太太说，“我要睡觉。我本想让潘塔莱奥内也跟去，可是没有人照管买卖呀。”

“可以带小狗去吗？”埃米利问道。

“当然可以。”

小狗立即兴冲冲地爬到驭手座上坐下，舔起自己的身子来：显然这事对它来说已习以为常了。杰玛戴了一顶有褐色缎带的大草帽，前边的帽沿儿向下弯着，几乎使整个脸都受不到太阳照晒。阴影儿落到嘴唇上：两片嘴唇红红的，贞洁而娇嫩，像重瓣玫瑰的花瓣儿，牙齿在悄悄地闪着白光——也是贞洁的，像小孩子的牙齿一般。杰玛坐在后座上，靠着萨宁；克吕贝尔和埃米利坐在他们的对面儿。莱诺雷太太的苍白的面容出现在窗前，杰玛朝她摇了一下手帕——马车就出发了。

十五

索登是个小镇，离法兰克福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它地处陶努斯山支脉，风景优美，这里的矿泉水在我们俄国很有名，据说能治肺病。法兰克福人到索登来多半是为了寻开心，因为这里有一座漂亮的公园和各种“Wirtschaft[63]”，可以在高大的椴树和枫树的浓荫下喝啤酒和咖啡。从法兰克福去索登，走美因河右岸，沿途植满了果树。当马车静静地行驶在极好的公路上的时候，萨宁偷偷地观察着杰玛如何对待自己的未婚夫：他是第一次看到他俩在一起。她举止安详自然——不过比平时稍稍有些拘谨和严肃；他呢，看上去像一个允许自己和自己的学生都谦恭而有礼貌地享受一些乐趣的宽容的导师。萨宁没有看到他对杰玛的特殊照料，没有看到法国人所说的那种“empressement[64]”。显然，克吕贝尔先生认为此事既然大局已定，就没有理由再去费力劳心了。可是宽容的态度却随时可见！甚至午饭前沿着索登郊区林木葱郁的山地和峡谷作长途散步的时候，甚至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候，他对它，对大自然的美景，也抱着那种宽容态度，从这种宽容态度里有时就流露出他平常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来。例如，他指责一条小溪，说它在洼地流得太直，应该拐几个好看的弯儿；对一种鸟儿——苍头燕雀——唱腔变化不够多样，他也不赞成！杰玛没有觉得寂寞，看来甚至感到了满足；可是，萨宁在杰玛身上却看不到从前那种样子了：这倒不是因为树荫遮到了她的脸上，她的美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光彩照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的心情掩饰起来了。她撑着阳伞，戴着手套，稳重地不慌不忙地走着——像有教养的姑娘散步那样，话很少。埃米利也感到拘谨，萨宁更是如此。谈话一直在用德语进行，这也使萨宁感到有些尴尬。只有小狗欢天喜地！它狂吠着追赶遇到的鸫鸟，跳过沟渠、树墩、瓦罐，纵身跳到水里，匆匆地舔着水，扑棱着，尖叫着，一会儿又把红色的舌头搭到肩膀上像箭一般飞跑起来！克吕贝尔先生从自己这一方面尽力做到了他认为为了使大家开心应做的一切：他请大家坐到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橡树的浓荫下面，从上衣侧兜里掏出一本小书，书名是：《Knallerbsen——oder du sollst und wirst lаchen！》[65]，便念起逗乐的笑话来，这种笑话书中有的是。念了十二三则，可是大家并未感到多么好笑；只有萨宁出于礼貌，咧了咧嘴，再就是他自己，每念完一则笑话，便发出一阵短促的、例行公事式的仍然含着宽容意味的笑声。十二点，一行四人回到了索登镇内，进了当地一家最好的饭店。

要安排吃午饭了。

克吕贝尔先生提议这顿午饭在一个四面有遮拦的小亭子里——（im Gartensalon）吃；可是杰玛却突然反抗起来，声称这顿饭一定要在饭店前边花园里露天摆着的那些餐桌中间选个地方吃，她说总是看同一些脸已看腻了，她想看到另一些脸。有些餐桌旁边已经坐上了新来的客人。

克吕贝尔先生宽容地服从了“未婚妻的任性”，去跟侍役长商量去了，杰玛低垂着两眼，咬着嘴唇，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感觉到萨宁在目不转睛地而且好像还用疑问的眼光盯着她——看来，这把她惹恼了。克吕贝尔先生终于回来宣布说，半个小时以后午饭就好，他提议饭前玩一会儿九柱戏，他补充说这对增进食欲是很好的，嘿，嘿，嘿！九柱戏，他玩得很熟练；扔球的时候，他的姿势矫健得令人惊奇，肌肉漂亮地颤动着，一只脚漂亮地摇动着，跺着。他简直是个运动员。身材也很好！他的手也那么白，那么漂亮，他擦手的手帕也那么名贵，是金黄色的印度花绸手帕！

吃饭的时候到了——四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坐了下来。

十六

有谁不知道德国午餐是什么样子呢？一碗稀汤，里面有些疙里疙瘩的面丸子和肉桂；一盘煮牛肉，干得像软木塞，带着白色的肥肉，配上一些黏糊糊的土豆，松软的甜萝卜和发皱的洋姜；一条发青的鳗鱼，浇着剌山柑花芽和醋；一盘烤肉，带果酱；一定还有“mehlspeise”，一种像布丁的东西，浇着酸溜溜的红色调味汁；不过葡萄酒和啤酒却没有比的！索登的饭店就是用这种午餐款待自己的顾客。不过这顿饭是顺利地吃完了。的确，没有出现特别热闹的场面；甚至在克吕贝尔先生提议为“我们之所爱”（Was wir lieben！）干杯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一切举止都是太恭谨，太有礼貌了。午餐以后，端上来咖啡，淡淡的，红褐色，地道的德国咖啡。克吕贝尔先生作为一个无可挑剔的男友，请杰玛允许他吸一支雪茄……可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而且也确实令人不愉快——甚至不体面的事情！

邻近一张餐桌旁边坐着美因茨卫戍部队的几个军官。根据他们的目光和低语的神态可以很容易地猜到是杰玛的美貌使他们感到惊讶。军官中有一个人大概曾经到过法兰克福，他不断地端详杰玛，像端详一个很熟悉的人似的：显然，他知道杰玛的来历。他突然站了起来，端着酒杯——军官先生们已经喝了很多了，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酒瓶子——朝杰玛坐的这张餐桌走来。这人很年轻，浅色头发，脸庞相当可爱，甚至能够给人好感；可是喝酒太多使他变得难看了：脸腮抽搐着，两眼发红，目光游移，流露着肆无忌惮的神气。伙伴们起初想拦住他，可是后来把他放了：他们想随他去吧，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这个军官停在杰玛面前，微微晃动着身子，用一种做作的刺耳声音（这声音违反他的意志显示出他内心在进行斗争）喊道：“我为全法兰克福、全世界最美丽的咖啡女郎干杯（他一口把杯干了），作为报酬，我要拿走她那纤纤玉手采摘的这朵小花儿！”他从餐桌上拿起了放在杰玛餐具前边的玫瑰。杰玛起初感到奇怪，震惊，脸色白得可怕……后来震惊变成了愤怒，她突然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两眼逼视着侮辱她的人，目光一亮一亮地闪动着，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愤怒火焰。军官大概被这种目光逼得发慌了，便含含混混地嘟囔了句什么，鞠了一躬，回到自己的同伴那里去了。他的同伴用笑声和轻轻的掌声迎接了他。

克吕贝尔先生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了身子，戴上帽子，用尊严的但却不太大的声音说：“这真是闻所未闻！闻所未闻的无礼行为！”（Unerhört！Unerhörte Frechheit！），接着便马上疾言厉色地把侍役叫过来，要求立即结账……而且吩咐套车，同时并补充说他们这地方体面人不能来，因为体面人会受到侮辱！杰玛继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克吕贝尔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她就把目光移到克吕贝尔先生身上……也是那么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像方才瞪那个军官一样。埃米利气得浑身直哆嗦。

“起来吧，我的小姐，”克吕贝尔先生说话仍然那么疾言厉色，“您在这里再呆下去就有失身份了。我们到那边饭店里去吧。”

杰玛默默地站了起来，他把胳膊弯着伸给了她，她把自己的胳膊挎到他的胳膊上，——他便迈着庄重的步伐朝那座饭店走去，离方才吃午饭的地方越远，他的步伐跟神态一样，便越庄重越傲慢。可怜的埃米利拖着沉重的步子跟在他们后边。

可是在克吕贝尔先生跟侍役结账的时候（他一文钱小费也未给，以示惩罚），萨宁快步走到军官们坐的那张餐桌旁边，朝着侮辱杰玛的那个军官（他这时正在让同伴们轮流闻着杰玛的那朵玫瑰的香味），用法语清清楚楚地说：

“亲爱的先生，您刚才的行为有愧于一个正派人的身份，有愧于您穿的这身制服，——我是来告诉您：您是一个教养极坏的无赖！”

年轻的军官跳了起来，可是另一个岁数大一些的军官用手势止住了他，要他坐下，然后转身对着萨宁，也用法语问他：

“怎么，你是那个姑娘的亲戚，哥哥还是未婚夫？”

“我跟她非亲非故，”萨宁喊道。“我是俄国人，可是我看到这种无礼行为不能无动于衷；不过，这是我的名片和住址，军官先生可以找到我。”

说罢，萨宁便把自己的名片扔到餐桌上，同时麻利地抓起了杰玛的那朵玫瑰（那朵玫瑰当时被在座的一个军官放在自己面前的盘子里）。那位年轻的军官又想从座位上跳起来，可是他的同伴又止住了他，跟他说了句：“登霍夫，安静些！”（Dönhof，sei still）。随后，他那个同伴自己站了起来，把手举到帽遮旁边，用略带几分敬重的声音和方式对萨宁说明天他们团的一位军官将有幸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萨宁微微鞠了一躬，便匆忙回到了自己朋友的身边。

克吕贝尔先生假装根本没有看到萨宁离开，也没有看到他跟军官先生们谈话；他只是催着车夫快把马套好，对车夫动作缓慢十分生气。杰玛也没有跟萨宁说什么，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从她皱起的眉头上，从她紧闭的苍白的嘴唇上，从她一动不动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她心情不好。只有埃米利明显地想跟萨宁谈谈，想问问他：他看到萨宁向军官们走去，看到他扔给了他们一样白色的东西——纸片，便条或者是名片……可怜的孩子心在跳，脸在发烧，他想扑过去搂住萨宁的脖颈，想大哭一场，想立即跟萨宁一起去把那些讨厌的军官打个落花流水！可是他忍住了，只是注意地观察着自己这位高尚的俄国朋友的一举一动。

车夫终于把马套好了；大家都上了车。埃米利跟着小狗爬到了驭手座上；他在那里宽敞些，而且也不会总看到克吕贝尔；看到克吕贝尔，他心里就不痛快。

一路上克吕贝尔先生不停地发着议论……只他一人在发议论；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反驳他，可是任何人也没赞同他。他特别强调他提议在有遮拦的小亭子里进餐时大家不该不听他的话。那样的话，任何不愉快都不会发生了！后来他又发表了几句激烈的甚至是自由主义的议论，说政府不可原谅地放纵军官，不抓军官纪律，不够尊重平民百姓（das bürgerliche Element in der Societät！），长此以往，不满情绪就会滋长，这样就离革命不远了，可悲的例子（说到这里，他同情而声色俱厉地叹了口气），可悲的例子就是法国！不过，说罢，他立即补充了一句，说他本人对当局是尊重的，永远……永远！……不会成为革命者，——不过看到这种放纵行为不能不表示自己的……不赞成的态度！后来，他又发表了几句关于道德和不道德、关于礼貌和自尊心的一般性议论！

杰玛在午饭前散步的时候已显得对克吕贝尔先生不十分满意，因此她跟萨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好像因萨宁在场而感到不好意思，在克吕贝尔先生发表上述“议论”的时候，杰玛显然为自己的未婚夫感到羞愧了！旅途快结束的时候，她感到十分痛苦，虽然仍然没有跟萨宁说话，但却突然向他投去了祈求的目光……萨宁呢，心里对杰玛的可怜远远超过了对克吕贝尔先生的愤慨；他甚至暗暗地有意无意地对今天一天发生的一切感到高兴，虽然明天早晨可能被叫去决斗。

这次令人难受的partie de plaisir[66]终于结束了。在糖果店门前扶着杰玛下车的时候，萨宁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取回的玫瑰放到了她的手里。她脸一红，紧紧握了他的手一下，立即把玫瑰藏了起来。他没有想进屋，虽然天刚刚黑。杰玛也没有邀请他。而且出现在台阶上的潘塔莱奥内也宣称莱诺雷太太在睡觉。埃米利腼腆地跟萨宁告了别，他好像不好意思接近他：萨宁太使他惊讶了。克吕贝尔驱车把萨宁送到他下榻的旅馆，礼貌周到地跟他鞠躬告别。这个循规蹈矩的德国人，虽然十分自信，也感到了不自然。是的，大家也都感到了不自然。

不过，这种感觉——不自然的感觉——在萨宁身上很快就消散了。这种感觉被一种模糊然而愉快甚至兴奋的心情所取代了。他在屋里来回踱着，什么也不愿去想，吹了一阵子口哨——他很得意。

十七

第二天早晨盥洗的时候，他想：“等军官等到上午十点，再不来就让他们到处找我去好了！”可是德国人都起床早，九点还不到，茶房就来报告说少尉（der Herr Seconde Lieutenant）冯·里赫特先生求见。萨宁连忙披上常礼服，说了一声“请”。里赫特先生跟萨宁的预料相反，是个极为年轻的人，几乎是个孩子。他努力使自己没有胡子的脸带上老成的表情，可是他丝毫没有做到这点：他连自己的局促不安的心情也未能掩饰住，往椅上坐的时候，险些没被腰刀绊倒。他结结巴巴地用蹩脚的法语对萨宁说他是受自己的朋友冯·登霍夫男爵的委托来的，说委托的内容是要求冯·扎（萨）宁先生对昨天所使用的侮辱性言词道歉，说如果冯·扎（萨）宁先生拒绝，冯·登霍夫男爵就希望决斗。萨宁回答说他不准备道歉，愿意决斗。于是冯·里赫特先生便仍然结结巴巴地问：他里赫特在何时何地同何人进行必要的谈判。萨宁回答说他可以两个来小时以后到这里来；在这之前，他萨宁将努力找到一个决斗的证人。（这时他心里想道：“见鬼，我找谁当证人呢？”）冯·里赫特先生站起身来，开始告别……可是走到门口就停下来了，好像感到良心的谴责，——转身对萨宁说，他的朋友冯·登霍夫男爵并不讳言……在某种程度上……在昨天事件中自己有过错，因此只要得到略微道歉——“des exghizes léchères[67]”就会感到满意。萨宁的答复是任何道歉，不管是郑重的还是略微的，他都不准备做，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过错。

“这样，”冯·里赫特说（他的脸更红了），“就只好交换友好的射击了——des goups de bisdolet à l’amiaple！[68]”

“这话我就完全不明白了，”萨宁问道，“您是说我们要朝天开枪吗？”

“噢，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十分尴尬的少尉含糊其辞地说，“不过，我认为，既然双方都是体面人……我跟您的证人谈吧，”他打断了自己的话就走了。

少尉一出去，萨宁就坐到椅子上，两眼盯着地板。“这是怎么回事呢？生活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过去的一切，未来的一切，突然全模糊了，消失了，只剩下了我在法兰克福为了一件事要跟某人决斗了。”他想起了他的一个精神失常的姨妈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唱着：

少尉，少尉！

我的宝贝儿！

快些过来呀，

跟我跳一会儿！

他纵声大笑了一阵，然后学着她的腔调唱道：“少尉，少尉！我的宝贝儿！快些过来呀，跟我跳一会儿！”

“不过必须行动，不能浪费时间了！”他大声喊罢，跳起来，一抬头看到潘塔莱奥内拿着一封信站在眼前。

“我敲了几下门，您没有吱声；我还以为您不在屋里呢，”老人说完就把信递给了他。“是杰玛小姐要我送来的。”

萨宁机械地接过信来，拆开读了一遍。杰玛在信里说她对他所知道的那件事甚感不安，想立即见到他。

“小姐不放心，”潘塔莱奥内开始说，他显然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了，“她吩咐我看看您在做什么，并带您去见她。”

萨宁看了意大利老人一眼，便寻思起来。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在最初的瞬间，他觉得这个念头太荒唐了……

“不过……为什么不行呢？”他问了自己一句。

“潘塔莱奥内先生！”他高声喊道。

老人精神一振，下巴埋在领结里，眼睛盯着萨宁。

“您知道，”萨宁接着说，“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潘塔莱奥内咬了咬嘴唇，甩了一下满头乱发。

“知道。”

（埃米利一回家，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啊！您知道！好，那就这么办吧。有个军官刚从我的屋里出去。那个无赖要跟我决斗。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挑战。可是我没有证人。您愿意做我的证人吗？”

潘塔莱奥内哆嗦了一下，眉毛扬得那么高，竟扬到下垂的头发里了。

“您一定要决斗吗？”他终于用意大利语问道；在此刻之前，他一直是用法语的。

“一定。否则就会使自己永远蒙受耻辱。”

“嗯。要是我不同意当您的证人呢，您会去找别人吗？”

“会的……一定会的。”

潘塔莱奥内低下了头。

“不过，德·扎尼尼[69]先生，请问，您的决斗不会使一位女士的声誉蒙上一些不利的阴影吗？”

“我认为不会。不过无论如何必须决斗了——没有办法。”

“嗯。”潘塔莱奥内下巴完全埋进领结里去了。“可是那个费罗弗卢克托·克卢贝里奥[70]呢，他怎么啦？”他突然喊了一句，仰起了脸。

“他吗？没怎么。”

“哼！”潘塔莱奥内蔑视地耸了耸肩膀。“无论如何，我应当感谢您，”他终于用颤抖的声音说，“尽管我现在地位卑微，您仍然认为我是一个体面人——un galant’uomo！您这样做，表明您自己是一个真正的galant’uomo。不过，您的提议，我需要考虑一下。”

“时间很紧哪，亲爱的契……契帕……”

“托拉[71]，”老人提示说。“我只请求考虑一个小时。这里牵涉到我的恩人的女儿……因此，我应当，我有责任——想一想！！……一小时以后……三刻钟以后——您会知道我的决定的。”

“好吧；我等着。”

“可现在……我怎么回去跟杰玛小姐说呢？”

萨宁拿过一张纸来写道：“请放心，我的好友。三个来小时以后，我去见您——一切都会解释清楚。衷心感谢您的关怀。”写完就把这张纸条交给了潘塔莱奥内。

潘塔莱奥内仔细地把它放进衣服侧兜里，又重复了一句“一小时以后见！”便朝门口走去；他突然转过身来，跑到萨宁跟前，抓起他的一只手，贴到自己的胸口，抬眼望天，喊道：

“高尚的青年！伟大的心灵！（Nobil giovanotto！Gran cuore！）——请允许一个衰弱的老人（a un vecchiotto！）握一握您这只勇敢的手！（la vostra valorosa destra！）”然后稍微向后跳了一下，摆了一下双手，就走了。

萨宁看了看他的背影……便拿起报纸读起来。不过他的目光却徒然在字行上溜着：他什么也没有看明白。

十八

一小时以后，茶房又进屋交给萨宁一张弄脏了的旧名片，上面印着：“潘塔莱奥内·契帕托拉，瓦雷泽人，摩德纳大公殿下的宫廷歌唱家（cantante di camera）”；在茶房后边，潘塔莱奥内本人也进来了。他的衣着打扮儿从头到脚都换过了。他穿着一件退成红褐色的黑燕尾服，里面是白凸纹布坎肩，坎肩上挂着一条黄铜表链，绕成一个别致的花样，上边系的一个沉甸甸的光玉髓小图章低低地垂到他瘦小的紧身黑裤上。他右手拿着一顶黑呢帽，左手拿着一副肥大的麂皮手套。领结打得比平时又大又高，在浆得硬硬的衬衣领子上扣了一枚别针，别针上嵌着一块被称为“猫儿眼”（oeil de chat）的宝石。右手食指上戴着一个漂亮的戒指，上边的图案是两只手掌捧着一颗燃烧的心。老人浑身散发着一股许久未穿的衣服的气味，即樟脑和麝香的气味；他那殚思竭虑、郑重其事的神态能使最冷漠的观众感到惊讶！萨宁迎着他站了起来。

“我当您的证人，”潘塔莱奥内像舞蹈演员似的两脚前后叉开，深深鞠了一躬，用法语说。“我来听您的吩咐。您希望往死里打吗？”

“为什么要往死里打呢，亲爱的契帕托拉先生！我无论如何决不收回我昨天说过的话，可是我不是杀人魔王！……请等一等，对方的证人马上就到。我到里屋去，您跟他谈条件。请相信，我永远不忘您的帮助，衷心感谢您。”

“名誉高于一切！”潘塔莱奥内答罢，没等萨宁请他坐就坐下了。“要是这个费罗弗卢克托·斯皮切布比奥，”他用法语夹杂着意大利语说，“要是这个小商贩克卢贝里奥不懂得应尽的义务或者是个胆小鬼的话，那他就更糟！……一文不值的小人一个！……至于决斗条件呢，我是您的证人，您的利益对我是神圣的！！……我住在帕多瓦的时候，那里曾驻扎过一个白龙骑兵团，我跟许多军官都很近乎！……他们的各种规矩，我都很清楚。我同贵国的塔尔布斯基亲王也常谈论这种问题……那个证人该快来了吧？”

“他马上就会到——瞧，他来啦。”萨宁朝街上看了一眼，补充说。

潘塔莱奥内站起来，看了看表，拢了一下头发，急忙把裤腿下边悠荡着的一根小带子塞进鞋里。年轻的少尉进来了，仍然是腼腆地红着脸。

萨宁介绍两位证人互相认识。

“Monsieur Richter， souslieutenant！[72]——Monsieur Zippa-tola，artiste！[73]”

看到老人的模样，少尉微微有些吃惊……啊，如果这时有人偷偷告诉他，说给他介绍的这个“艺术家”还同时从事烹饪艺术的话，那他会说什么呢！……可是潘塔莱奥内这时做出来的样子，好像参与安排决斗对他来说是最平常的事：大概是舞台生涯的回忆在这里帮了他的忙——他正是把证人当作角色来扮演的。他和少尉都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开始吧！”潘塔莱奥内玩着光玉髓小图章，先说了一句。

“开始，”少尉答道。“不过……当事人一方在场……”

“我马上离开，先生们！”萨宁说完，鞠了一躬，走进卧室，随手锁上了门。

他扑到床上，开始想起杰玛来……不过两个证人的谈判还是透过锁着的房门传了进来。谈判是用法语进行的。他们两人各用各的方式无情地作践着法语。潘塔莱奥内又提起了帕多瓦的龙骑兵、塔尔布斯基亲王；少尉就提“exghizes léchères”和“goups à l’amiaple”。可是老人听也不想听什么exghizes！令萨宁大吃一惊的是，他突然向对方谈论起一个年轻无辜的姑娘来，说这姑娘的一个小指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军官……（oune zeune damigella innoucenta，qu’a ella sola dans soun péti doa vale piu que toutt le zouffissié del mondo！），激动地一连重复了好几次：“这是耻辱！这是耻辱！”（E ouna onta，ouna onta！）。起初少尉没有反驳他，可是后来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却愤怒得颤起来了，说他不是来听道德说教的……

“您这个年龄听听正义的言论总是有益处的！”潘塔莱奥内喊道。

两位证人在辩论的过程中很激烈地吵了几次，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如下协议：“登霍夫男爵和萨宁先生明天上午十时在哈瑙附近的一座小树林里相距二十步互相射击；每人有权根据证人的信号射击两次；使用不带扳机加速器和无来复线的手枪。”里赫特先生走了，潘塔莱奥内庄严地打开了卧室的房门，通报了商谈的结果以后，又喊道：“Bravo，Russo！Bravo，giovanotto！[74]你会成为胜利者！”

几分钟之后，他俩一同动身到罗塞利糖果店去。萨宁事先要潘塔莱奥内保证对决斗一事严守秘密。老人的答复是举起了一根手指，眯缝着眼睛，连续低声说了两次：“Segredezza！[75]”他明显地变年轻了，甚至走路也潇洒些了。这些不寻常、尽管也是不愉快的事件生动地使他回到了往昔的时代，那时他自己也曾要求过别人决斗，也接受过别人决斗的要求——固然，那是在舞台上。大家知道，男中音们演的总是很好斗的角色。

十九

埃米利跑出来迎接萨宁——他等萨宁已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并匆匆忙忙地对着萨宁的耳朵悄悄说，昨天发生的不愉快妈妈丝毫不知道，连暗示也不应向她暗示，说又打发他去商店！！可是他不去，要躲到什么地方！在几秒钟之内把这一切讲完之后，他突然扑到萨宁肩上，狂吻了萨宁一下，便沿着大街向远处跑去。在糖果店里，迎接萨宁的是杰玛，她想说什么，可是没说出来。她的嘴唇微微哆嗦着，两眼眯缝起来，直朝旁边看。萨宁急忙安慰她，向她保证问题全部解决了……不值一提。

“今天没有什么人到您那里去吗？”她问。

“有一个人来过——我们谈完了——我们……得出了一个最满意的结果。”

杰玛回到了柜台里边。

“她不信我的话！”他心想……不过他仍然到里屋去了，在那儿看到了莱诺雷太太。

她的偏头痛已经好了，可是心情忧郁。她高兴地对他微笑了一下，不过同时却警告他，说他今天跟她一起会感到无聊的，因为她没有心思陪他闲谈。他坐到她身边，看到她眼皮红肿。

“您怎么啦，莱诺雷太太？您莫非哭过？”

“嘘……”她低声嘘了一下，用头指了指女儿所在的外屋。“这个……别大声谈。”

“可您为什么哭呢？”

“咳，萨宁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谁使您伤心吗？”

“没有！……我突然觉得很苦闷。想起了故去的丈夫……自己的青年时代……这一切都飞快地逝去了。我老啦，我的朋友，——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甘心的。我觉得自己仍然像从前一样……可是老了——瞧，老了……老了！”莱诺雷太太的眼里出现了泪花儿。“我看得出来，您瞧着我，感到奇怪……可是您也会老的，我的朋友，您会知道这多痛苦！”

萨宁开始安慰她，提到她的孩子，说她的青春在他们身上复活了，甚至想开个小玩笑，说她一定是想让人家恭维……可是她却认真地请他“别说了”，萨宁这才第一次相信：这种忧郁，意识到老境已至的忧郁是任何话语也安慰不了，驱散不了的；必须等着这种心情自行消失。他请她一起玩纸牌——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消愁解闷的办法了。她立即同意了——好像快活了一些。

萨宁午饭前和午饭后都是陪她玩纸牌。潘塔莱奥内也参加了。他的头发从来也没有那么低地垂到前额上，他的下巴从来也没有那么深地埋到领结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凝重，看着他的时候，使人不由得想问：这个人这么坚毅地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呢？

可是——segredezza！segredezza！

他这一天始终都是千方百计地努力向萨宁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吃饭的时候，他庄重而坚决地越过女主人们，先给萨宁上菜；玩牌的时候，他把补进的牌让给萨宁，不让他得分不足；常常无缘无故地声称：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宽厚、最勇敢、最刚毅的民族！

“哎呀，你这个老演员！”萨宁心里想道。

莱诺雷太太的心情突然变得忧郁固然使他感到奇怪，然而她的女儿对他的态度更使他感到奇怪。她不是躲避他……相反，她总是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听他跟别人谈话，看着他，可是丝毫不愿跟他交谈，他一张嘴跟她说话，她就悄悄地站起来，悄悄地离开一会儿。随后她又回来，又坐在一个角落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思索和猜疑……主要是在猜疑。莱诺雷太太终于注意到了她的举止反常，问了她两三次：怎么啦？

“没有什么，”杰玛答道。“你知道，我有时就这样嘛。”

“倒也是，”母亲同意地说。

这漫长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既不热闹也不枯燥，既不快活也不寂寞。如果杰玛的态度不是这样的话，萨宁……谁知道呢？兴许会忍不住稍稍炫耀一下——或者在这可能是永别之前的时刻感到忧伤……可是，由于他连一次也未能同杰玛交谈，所以他只能在喝晚咖啡前的一刻钟在钢琴上弹了几曲小调和弦。

埃米利很晚才回来，为了避免人们问起克吕贝尔先生来，他很快就走开了。现在萨宁也该走了。

萨宁开始跟杰玛告别。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奥涅金》[76]里连斯基跟奥丽加告别的场面。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并企图朝她脸上看一眼，可是她却微微地转过身去，抽出了自己的手指。

二十

萨宁走到门口台阶上的时候，天空已布满了星星。有多少星星啊，大的，小的，黄的，红的，蓝的，白的！所有的星星都争先恐后地闪着光芒。天上没有月亮，可是即使没有月光，在半明半暗的没有阴影的薄暮中，各种东西的轮廓也都看得很清楚。萨宁沿着大街走到了尽头……他不想马上回旅馆；他觉得需要在清新的空气里走一走。他往回走的时候，还没走到罗塞利糖果店门口，一扇临街的窗户突然响了一下，打开了——在黑洞洞的方形窗口里（屋里没有灯亮），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他听到有人在叫他：

“Monsieur Dimitri！[77]”

他马上向窗口跑去……是杰玛！

杰玛臂肘支在窗台上，身子向前探着。

“Monsieur Dimitri！”她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说，“我今天一整天都想给您一件东西……可是一直犹疑；现在意外地又看到了您，我想，看来这是命中注定……”

杰玛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她无法继续说下去：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个异常情况。

刚刚还万籁俱寂、晴空万里，可是这时却突然刮来了一阵旋风，脚下的大地好像颤动起来，微弱的星光抖动着倾泻下来，空气卷成了一团。这阵旋风不凉，是温暖的，几乎可以说是热的，敲打着树木，房顶，墙壁，街道；一下子刮跑了萨宁头上的帽子，杰玛黑色的鬈发被刮得飘动着。萨宁的头跟窗台一般高，他不由自主地贴到窗台上，杰玛便用双手抓住了他的两肩，胸脯靠到了他的头上。轰响呼啸持续了近一分钟……狂暴的旋风像一群巨鸟飞过去了……接着又是万籁俱寂。

萨宁抬起头来，看到面前这张吃惊的激动的俊美脸蛋儿，看到那充满恐怖神色的灵秀的大眼睛——看到杰玛这么美，他愣住了，低下头去用嘴唇亲吻落到他胸前的细细的一绺秀发，他嘴里只能说：

“啊，杰玛！”

“方才是怎么回事儿？是闪电吗？”她问道，她睁大眼睛四处看着，没有把裸露的双臂从萨宁肩上缩回来。

“杰玛！”萨宁又叫了一声。

杰玛叹了口气，回头朝屋里看了一眼，便麻利地从腰带里抽出一朵已经枯萎的玫瑰，扔给了萨宁。

“我想把这枝花儿给您……”

他认出来那是他昨天夺回来的那朵玫瑰……

可是窗户已经砰的一声关上了，在幽暗的玻璃后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白影儿也没有了。

萨宁光着头回到了旅馆……他没有发觉帽子丢了。

二十一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入睡。这也不奇怪！在那突然刮来的夏天旋风袭击之下，他几乎也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感觉——不是感到杰玛是美人儿，不是感到他喜欢她——这他早就知道……而是感到他几乎……爱上她了！爱情像那旋风一样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可是这时却面临着这场愚蠢的决斗！悲伤的预感开始折磨他。好吧，就算他不会被打死……他对这个姑娘、对别人的未婚妻的爱情会有什么结果呢？甚至可以说这个“别人”对他来说并不危险，杰玛会爱他或者说已经爱上了他……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怎么会有什么结果？这样一个美人……

他在屋里来回踱了一阵，在桌前坐下，拿起了一张纸，划拉了几行字——马上就涂掉了……他想起了在星光下看到的杰玛在幽暗的窗里被和煦的旋风吹得袅娜多姿的奇妙的身影；想起了她那大理石般的手臂跟奥林普斯山上女神的手臂一样，又觉得那两只手臂仿佛仍然放在自己的双肩上……后来，他拿起了扔给他的那朵玫瑰——他觉得那半枯干的花瓣上散发着不同于通常玫瑰香味的更加清馨的芳香。

“万一他被打死或打残废了呢？”

他没有上床——就这样和衣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睁开眼睛，看到是潘塔莱奥内。

“睡得像巴比伦会战前夕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78]一样！”老人喊道。

“几点啦？”萨宁问道。

“差一刻七点；到哈瑙坐车要两个小时，我们应该先到。俄国人总是赶在敌人前边。我雇了一辆法兰克福最好的马车！”

萨宁开始盥洗。

“手枪呢？”

“手枪由那个费罗弗卢克托·特德斯科带去。他还要带个医生去。”

潘塔莱奥内跟昨天一样显得精神抖擞；可是当他跟萨宁一起上了马车，当车夫打了一个响鞭儿，马跑起来的时候，从前的歌手和帕多瓦白龙骑兵们的朋友却突然变了。他犹豫起来，甚至可以说是胆怯了。他的内心里好像有一样什么东西跟一堵砌歪的墙似的倒塌了。

“我们在干什么呀，我的上帝，santissima Madonna！[79]”他突然用尖细的嗓门儿喊了一声，然后抓起了自己的头发。“我是在干什么呀，我这个老糊涂，疯子，——frenetico！[80]”

萨宁感到惊讶，笑了，轻轻地抱着潘塔莱奥内的腰，对他说了一句法国谚语：“Le vin est tiré——il faut le boire.[81]”（相当于俄语中的“既已答应，别说不行”。）

“是的，是的，”老人答道，“这杯酒，我们应喝下去，——不过我的确是糊涂！我——糊涂！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好……可突然：嗒，嗒，嗒，特拉嗒，嗒！”

“好像乐队里的tutti[82]，”萨宁强作笑容说。“不过有过错的不是您。”

“我知道，不是我！当然啦！不过，这总是……一种放纵行为。Diavolo！Diavolo！[83]”潘塔莱奥内一边重复着，一边甩动着蓬乱的头发，叹息着。

马车在不停地滚动着。

早晨是美丽的。法兰克福的街道刚刚开始活跃，显得那么清洁和舒适；房屋上的窗户像箔片似的闪动着变幻不定的色彩；马车一出城关，鱼肚白色的天空就传来了嘹亮清脆的云雀叫声。突然，在公路拐弯的地方，从一棵高大的白杨后边闪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萨宁定睛一看……我的上帝！是埃米利！

“他莫非知道什么啦？”他转身问潘塔莱奥内。

“我已经跟您说过我糊涂，”这个可怜的意大利老人绝望地说，他几乎要喊起来了：“这个捣乱的孩子一宿也没有让我消停——今天早晨我终于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

“这就是你的segredezza！”萨宁心想。

马车走到了埃米利跟前；萨宁吩咐车夫叫马停下，然后招呼“捣乱的孩子”到自己身边来。埃米利犹犹疑疑地走过来，脸色煞白煞白的，就像他那天昏厥时一样。他几乎要站不住了。

“您在这里干什么？”萨宁声色俱厉地问道。“您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请允许……请允许我跟您一块儿去吧，”埃米利用颤抖的声音嗫嚅着，并合着手掌请求起来。他的牙齿格格地叩响起来，像发疟子似的。“我不会妨碍您——请带着我吧！”

“要是您觉得对我有一丝一毫的爱戴或者尊重，”萨宁说，“您就马上回家或者到克吕贝尔先生的店里去，对谁也不要提一个字，等着我回来！”

“等您回来，”埃米利呻吟了一声，话说了半句又停下了，“可是，如果您……”

“埃米利！”萨宁打断了他的话，用眼睛指了一下车夫。“冷静些！埃米利，请您回家去！听话，我的朋友！您说您爱我。好吧，我求您。”

他把一只手伸给了埃米利。埃米利向前晃了一下身子，哽咽了一声，把他的手拉到自己的嘴唇上贴了贴，然后便跳到路旁，穿过田野跑回法兰克福去了。

“也是一颗高尚的心，”潘塔莱奥内低声说，萨宁阴沉地看了他一眼……老人缩在马车的一角。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而且他越来越觉得惊奇：他竟会真地担当了决斗的证人，他竟会雇来马车，安排一切，在早晨六点就离开了自己宁静的住处？同时两腿也隐隐地痛起来。

萨宁认为需要给他鼓鼓气，而且一针见血，找到了最有力的话。

“您从前的勇气哪儿去了，尊敬的契帕托拉先生？il antico valor？[84]”

契帕托拉先生挺直身子，皱起了眉头。

“Il antico valor？”他用低沉的声音说，“Non è ancora spento（它还没有完全消失）——il antico valor！！”

他振作起来，谈起了自己的舞台生涯、歌剧、伟大的男高音加尔西亚——到哈瑙时简直是一副好汉的神气。你瞧：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语言更为有力……和更为无力了！

二十二

要进行大战的那座小树林离哈瑙四分之一英里。像潘塔莱奥内所预言的那样，萨宁和潘塔莱奥内先到；他们吩咐马车停在林边空地上，自己便进了茂密葱茏、浓荫如盖的树林里。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等待并没有使萨宁觉得特别难耐；他在小路上来回踱着，听着小鸟歌唱，看着蜻蜓飞舞，像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大多数俄国人一样，努力什么也不想。只有看到一棵极其可能是被昨天的狂风吹折的幼嫩椴树时，才使他产生了想法。这棵椴树肯定要死了……叶子都已经死了。“这是怎么回事？是预兆？”这个想法在他的头脑里闪了一下；可是他马上吹起口哨来，跨过那棵椴树，沿着小路向前走去。潘塔莱奥内呢，则嘟囔着，骂着德国人，哼哼着，一会儿揉揉后背，一会儿揉揉膝盖。他激动得甚至打起哈欠来，这使他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带上了一种极可笑的表情。萨宁看着他，几乎要哈哈大笑起来。

松软的大道上终于传来了辚辚的马车声。“是他们！”潘塔莱奥内说罢，便紧张起来，挺直了身子，不禁神经质地哆嗦了一下，为了把这阵哆嗦掩饰过去，他急忙“嗬”了一声，说今天早晨够凉的。虽然草叶和树叶上还满是露水，可是炎热的空气已经透进树林里来了。

两个军官立即来到树荫下边；跟他们同来的还有一个个头不大的胖墩墩的人，无精打采，好像刚刚睡醒似的，那是军医。军医一手提着装了水的瓦罐——以防万一；左肩上背着一个装有外科手术器具和绷带的挎包。看来他对这种郊游已经习惯得无以复加了；这种郊游是他的收入来源之一：每次决斗可以给他带来八枚金币——双方各给他四枚。冯·里赫特先生拿着装手枪的箱子，冯·登霍夫先生手里玩弄着一根小马鞭，大概是为了“有气派”。

“潘塔莱奥内！”萨宁低声叫了老人一声。“要是……要是我被打死了——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的旁边衣袋里有个纸包，里面包着一朵花儿，请拿出来交给杰玛小姐。听到啦？您答应吗？”

老人忧郁地瞧了他一眼——肯定地点了点头……可是，上帝知道他是否听懂了萨宁请求他做的是什么。

决斗双方的当事人和证人都照惯例互相鞠了一躬；只有军医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坐在草地上打哈欠，好像在说：“骑士们表示礼貌，跟我没有关系。”冯·里赫特先生请“特什巴多拉”[85]先生选择地点；“特什巴多拉”笨拙地转动着舌头（他心里的“那堵墙”又倒塌了），回答说：“亲爱的先生，您选吧；我来监督……”

于是冯·里赫特先生便开始行动。他就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块空旷的、布满各种野花的好地方，迈步测好了距离，用匆忙削光的树条标出了两侧的终点，从箱子里拿出两支手枪，蹲下来往里装子弹；总之，他竭尽全力地忙活着，不停地用白手帕擦着脸上的汗。陪伴他的潘塔莱奥内看上去却更像一个冻僵了的人。在这全部准备过程中，决斗的两个当事人站在远处，像两个受了处罚的小学生，在生家庭教师的气。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各人拿起了自己的手枪……[86]

这时冯·里赫特先生提醒潘塔莱奥内，说潘塔莱奥内作为年长的证人在喊可怕的“一！二！三！”之前，照决斗的规矩，应该向决斗的双方提出最后规劝，建议他们和解；说尽管这种建议从来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一般说来，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形式，可是通过这个形式，契帕托拉先生却可以推卸掉自己的一些责任；说，的确，这种事情本是所谓“公正的证人”（unparteiischer Zeuge）的直接职责，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证人，所以他冯·里赫特先生愿意把这个特权让给自己可敬的同事。潘塔莱奥内为了不愿看到那个欺侮过杰玛的军官早已躲到树丛后边去了，所以对冯·里赫特先生说的话起初什么也没有听懂，再加上这些话是用鼻音说的；可是后来他突然明白过来，麻利地从树丛里走出来，痉挛地用两手拍打着胸膛，扯着嘶哑的嗓子，用大杂烩的语言喊道：“A la-la-la…Che bestialitá！Deux zeun’ ommes comme ça qué si battono——perche？ Che diavolo？ Andate a casa！[87]”

“我不同意和解，”萨宁急忙说。

“我也不同意，”对方接着重复了一句。

“那就喊‘一、二、三’吧！”冯·里赫特对不知所措的潘塔莱奥内说。

潘塔莱奥内立即又钻进树丛里——在那里弯下腰，闭上眼，扭过头去，扯着嗓子喊道：

“Una…due…e tre！[88]”

萨宁首先开枪——没有打中。他的子弹当的一声打到了一棵树干上。登霍夫男爵随后立即开了一枪——他是有意向旁边、朝天放的。

接着是一阵紧张的沉默……谁也没有动地方。潘塔莱奥内无力地“噢”了一声。

“继续进行吗？”登霍夫问道。

“您为什么朝天开枪？”萨宁问道。

“这不关您的事。”

“您第二次还要朝天开枪吗？”萨宁又问。

“可能；我不知道。”

“注意，注意，先生们……”冯·里赫特说，“决斗双方没有权利交谈。这是根本不合乎规矩的。”

“我放弃射击了，”萨宁说完，把手枪扔到了地上。

“我也不打算继续决斗了，”登霍夫喊完，也把手枪扔了。“而且我现在愿意承认前天是我不对。”

他不好意思地在原地踏了几步，犹疑地把手向前伸去。萨宁迅速地走到他跟前，握了握他的手。两个年轻人微笑着互相看了一眼，他们的脸上都泛出红晕。

“Bravi！bravi！[89]”潘塔莱奥内像疯了似的突然喊了起来，接着便拍着巴掌，跌跌撞撞地从树丛后跑出来；军医本来坐在旁边一棵被锯倒的树上，这时便立即站起身来，倒掉了瓦罐里的水，懒洋洋地一跩一跩地朝林边走去。

“名誉得到了维护，决斗结束！”冯·里赫特宣布说。

“Fuori！[90]”潘塔莱奥内根据对昔日舞台生涯的记忆又叫了一声“好”。

萨宁同两位军官先生互相鞠躬告别后，便上了马车，如果说他全部身心感觉到的不是满足的话，那也是某种轻松，像战役成功之后所感到的那样；不过另一种感觉也在他心里萌生了，那是一种像是羞惭的感觉……他觉得他刚刚在里面扮演完角色的这次决斗好像是假的，是事先规定好的例行公事，是军官或大学生常玩的游戏。他想起了无精打采的军医，想起了军医看到他几乎跟登霍夫男爵手挽手从树林里走出来时皱鼻子嗤笑的神态。后来，当潘塔莱奥内付给那军医应得的四枚金币……咳！有些不是滋味！

是的，萨宁感到有些羞惭……虽然从另一方面说他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年轻军官的放肆无礼不受惩罚吧，总不能像克吕贝尔先生那样吧？他挺身而出，保护了杰玛……事儿倒是那么回事儿；可是他总感到心烦意乱，感到不好意思甚至害羞。

可是潘塔莱奥内简直像凯旋一般！他突然踌躇满志起来。从战场上凯旋的常胜将军也不会比他更得意了。萨宁决斗时的举止使他欣喜欲狂。他夸萨宁是英雄，不顾萨宁的劝告甚至请求。他把萨宁比作大理石雕像或青铜塑像，比作《唐·璜》里的骑士团长的雕像。关于自己，他承认自己曾有些心慌意乱。他说：“我是演员，是神经质的性格嘛，您呢，却是冰雪和岩石的儿子啊。”

萨宁全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激动的演员平静下来。

几乎在他们两个来小时前遇到埃米利的那个地方，埃米利又从一棵树后蹿出来了，高兴地喊着，在头顶上摇晃着帽子，蹦蹦跳跳地直扑到马车上，险些跌到车轮下边，没等马停下，就爬到车上，隔着关着的车门盯着萨宁。

“您活着，您没有受伤！”他重复着说。“请原谅我，我没有听您的话，我没有回法兰克福……我办不到！我在这儿等您来着……请告诉我，情况怎样？——您……把他打死了？”

萨宁好不容易才使他安静下来，坐到了车上。

潘塔莱奥内带着洋洋得意的神色唠唠叨叨地把决斗的全部细节都告诉了埃米利，当然没有忘了再提一次青铜塑像、骑士团长的雕像！他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叉开两脚保持着平衡，两臂交叉抱在胸前，目光鄙夷地从肩头斜瞥过去——形象地表演着骑士团长萨宁的样子！埃米利怀着敬佩的心情听着，偶尔惊叹一声，或者迅速地站起来，同样迅速地吻一吻自己这位勇敢的朋友。

车轮开始在法兰克福的石铺马路上发出辚辚声——终于在萨宁下榻的旅馆前边停下了。

萨宁在两个同伴陪同下沿着楼梯走上二楼，这时突然从昏暗的走廊里迈着敏捷的步伐走出来一个女人，脸上蒙着面纱，在萨宁跟前停了下来，微微晃悠了一下，急促地叹了一口气，便马上下楼朝街上跑去，接着就不见了。此事使茶房大为惊讶，他说“这位女士等外国先生回来等了一个多钟头”。尽管她一闪就不见了，萨宁还是认出来是杰玛。他透过厚实的褐色面纱认出了她的眼睛。

“莫非杰玛小姐已经知道……”他转过身来对着寸步不离跟在他身后的埃米利和潘塔莱奥内用德语不满意地沉吟着。

埃米利脸红了，感到不好意思。

“我是被迫把全部情况告诉她的，”他支支吾吾地说，“她猜到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过现在这已经毫无关系了，”他机灵地补充了一句，“一切都那么顺利地结束了，她也看到您好好儿地回来了！”

萨宁转过身去了。

“你们两个真爱多嘴！”他气恼地说了一句，走进自己屋里，坐到椅子上。

“请别生气嘛，”埃米利央告说。

“好吧，我不生气啦。（萨宁真地不生气了，而且他也未必会希望杰玛什么都不知道。）好吧……拥抱够了。现在请回吧，我想单独呆一会儿。我要睡了。我累了。”

“这个主意好极啦！”潘塔莱奥内喊道。“您需要休息，您完全赢得了休息的权利，高尚的先生！走吧，埃米利！踮着脚尖儿！踮着脚尖儿！嘘！”

萨宁说想休息，不过是想把自己的同伴支走，可是剩下了一个人之后，他却真地感到浑身很疲乏：昨夜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倒到床上，他马上就睡熟了。

二十三

他一连睡了几个小时没有醒。后来他开始做梦，梦见他又在决斗，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是克吕贝尔先生，枞树枝上落着一只鹦鹉，这只鹦鹉是潘塔莱奥内，他不断地叫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嗒……嗒……嗒！！！”这声音太清楚了；他睁开眼，稍稍抬起头来……有人在敲他的门。

“请进！”萨宁喊了一声。

茶房进来报告说有一位女士急需见他。

“杰玛！”他脑袋里闪了一下……可是那位女士原来是杰玛的母亲——莱诺雷太太。

她一进屋马上就坐到椅子上开始哭起来。

“您怎么啦，我的善良的亲爱的莱诺雷太太？”萨宁坐到她旁边轻轻地抚摸了她的手一下，问道。“出什么事啦？请想开些，我求您啦。”

“唉，Herr Dimitri，我太……太不幸啦！”

“您不幸？”

“唉，太不幸啦！我怎么能料到呢？突然间，像晴天霹雳……”

她费力地喘着气。

“是怎么回事儿？请讲明白！想要一杯水吗？”

“不要，谢谢。”莱诺雷太太用手帕擦了一下眼睛又放声大哭起来。“我一切都知道了！一切！”

“一切指什么？”

“指今天发生的一切！而且原因……我也清楚！您的做法是高尚的；可是多倒霉呀！我不赞成这次去索登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莱诺雷太太在去的那天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可是现在她觉得好像那时她已把“一切”都预感到了。）我来找您，因为您是一个高尚的人，把您当成朋友，虽然我五天前才初次见到您……可我是个寡妇啊！无依无靠……我的女儿……”

眼泪使莱诺雷太太说不出话来。萨宁不知如何是好。

“您的女儿怎么啦？”

“我的女儿杰玛，”莱诺雷太太透过浸满泪水的手帕几乎呻吟着喊道，“今天对我宣布，说她不愿意嫁给克吕贝尔先生，要我去退婚！”

萨宁甚至把身子轻轻地向后移动了一下：他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

“且不说这件事丢人，”莱诺雷太太继续说，“世界上从未有过未婚妻向未婚夫退婚的；可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破产啦，Herr Dimitri！”莱诺雷太太努力把手帕紧紧地卷成小小的一团儿，好像想把自己的悲伤全部卷到里面似的。“靠店里的收入我们今后是无法生活的，Herr Dimitri！克吕贝尔先生却很有钱，而且还会更有钱！为什么要跟他退婚呢？因为他没有保护自己的未婚妻吗？退一步说，即使他这样做不太对，可他不是军人哪，也没有上过大学，作为一个有身份的商人，他应该蔑视一个无名小军官的轻浮淘气。而且这有什么侮辱人的地方呢，Herr Dimitri？”

“请原谅，莱诺雷太太，您好像在责怪我……”

“我丝毫没有责怪您的意思，丝毫没有！您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您跟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是军人……”

“请原谅，我根本不是……”

“您是外国人，过路人，我感谢您，”莱诺雷太太不听萨宁的解释，继续说着。她急促地喘着气，一会儿摊开两手，一会儿又摊开手帕擤一下鼻子。仅仅从她表达悲伤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她不是在北国的天空下长大的。

“克吕贝尔先生要是跟顾客打起架来，怎能在店里做生意呢？这是根本不合适的呀！而现在我竟得去向他退婚！可是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呢？以前只有我们一家做止咳糖和奶轧糖，顾客都到我们店里来买，可现在大家都做止咳糖了！！您想想：你们决斗的事本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难道这能瞒得住人吗？现在又突然要解除婚约！这件事丢人啊，丢人！杰玛是个极好的姑娘；她很孝顺，可她是个倔强的共和派，不听别人的意见。只有您能说服她！”

萨宁更加吃惊了。

“只有我，莱诺雷太太？”

“是的，只有您……只有您能说服她。我就是因此才来找您的；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您那么有学问，为人那么好！您曾挺身出来保护过她呀。她会信您的话的！她应当信您的话——您曾为她冒过生命危险嘛！您去向她证明——我已经毫无办法了！——您去向她证明，她会把自己和我们全家都毁掉的。您救过我的儿子——也救救我的女儿吧！您是上帝派到这里……我要跪下求您了……”

莱诺雷太太欠起了身子，好像准备跪倒在萨宁脚下……萨宁制止了她。

“莱诺雷太太！看在上帝面上！您这是干什么？”

她痉挛地抓住了萨宁的两手：

“您答应啦？”

“莱诺雷太太，请想想，我凭什么……”

“您答应啦？您不想叫我马上死在您跟前吧？”

萨宁不知所措了。他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跟心情激动的意大利人打交道。

“我听您吩咐就是了！”他喊道。“我去跟杰玛小姐谈谈……”

莱诺雷太太高兴得喊了一声。

“不过，说实话，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啊，不要拒绝，不要拒绝！”莱诺雷太太用央告的声调说。“您已经同意啦！结果一定会是极好的。反正，我再没有什么办法了！她不听我的话啦！”

“她向您宣布不嫁给克吕贝尔先生是那么坚决吗？”萨宁沉默了片刻问道。

“像斩钉截铁一般！完全像她爸爸罗塞利先生！任性！”

“任性！她？……”萨宁拖长声音重复问道。

“是的……是的……可她也是个天使啊。她会听您的话的。您会来，会很快来吗？啊，我的亲爱的俄国朋友！”莱诺雷太太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样猛然地抱住坐在她面前的萨宁的头。“请接受一个母亲的祝福，给我杯水吧！”

萨宁给莱诺雷太太拿来一杯水，向她保证立即就去，把她送下楼梯直送到大街上，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甚至拍了一下手，瞪大了眼睛。

“瞧，”他心想，“瞧，现在生活转动起来了！而且转得令人头晕了。”他并没有试图窥探一下自己的内心，弄明白那里有什么变化：那里是心旌摇曳，六神无主！“这一天可真有意思！”他的嘴唇不由得翕动了一下。“她任性……她妈妈说……我要去劝她——她？！劝什么呢？！”

萨宁的确感到头晕了。在各种感觉、印象和没有完全说出来的想法所组成的这场旋风上空总是飘着杰玛的倩影；这个倩影在那温暖的、像电一般震颤的夜晚，在那黑洞洞的窗户里，在灿烂的星光下，永远不可磨灭地刻到他的记忆里了！

二十四

萨宁迈着迟疑的步伐朝莱诺雷太太的家走去。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清楚地感觉到心在撞击肋骨，甚至听到了撞击的声音。他要劝杰玛什么呢？怎么开口呢？进莱诺雷太太的家，他走的不是店堂，而是后门。在小小的穿堂儿里，他遇到了莱诺雷太太。看到他，她又惊又喜。

“我一直在等您，”她低声说，两手交替捏着萨宁的手。“到花园去吧；她在那儿。留神哟，我可指望您啦！”

萨宁朝花园走去。

杰玛坐在小径旁边的长凳上，从一个装满樱桃的大篮子里把最熟的樱桃挑到一个盘子里。太阳低低地垂着——已是下午六点多了，在灌满莱诺雷太太小小花园的斜晖里已是殷红多于金黄了。偶尔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树叶好像不慌不忙地在窃窃私语，一些迟归的蜜蜂从一朵花飞到邻近另一朵花上发出断断续续的嗡嗡声，还有一只斑鸠在什么地方单调而不倦地咕咕叫着。

杰玛头上戴的仍是去索登郊游时戴的那顶圆草帽。她从弯下来的帽沿下边瞥了萨宁一眼，又把头低到篮子上。

萨宁朝杰玛走去，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但是……但是……但是他找不到别的话说，只好问她：挑樱桃干什么？

杰玛没有急着回答他。

“这些比较熟，”她终于开口说，“要做樱桃酱，那些做点心馅。您知道，我们做那种带糖的圆点心卖呀。”

说完了这几句话，杰玛头低得更低了，右手捏着两颗樱桃停在篮子和盘子之间的空中。

“可以坐到您旁边吗？”萨宁问道。

“可以。”杰玛在长凳上轻轻挪动了一下身子。萨宁坐到她身旁。“怎么开头呢？”他想。可是杰玛使他摆脱了窘境。

“您今天决斗过，”她直截了当地开口说着，把自己漂亮的、羞怯地泛起红潮的脸转过来对着他，——啊，她的眼里闪烁着多么深切的感激之情啊！“您还这么若无其事？看来，您没有遇到危险啰？”

“哪里话！我任何危险也没有遇到过。结果很好，谁也没受到侮辱。”

杰玛竖起一根手指在眼前左右晃动了一下……也是意大利人的手势。

“不！不！别这么说！您骗不了我！潘塔莱奥内全对我说了！”

“您真是找到可信的人了！他把我比作骑士团长的雕像了吧？”

“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是可笑的，可无论是他的感情还是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可笑的。而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为了我……这我永远不会忘记。”

“请相信我，杰玛小姐……”

“这我不会忘记，”她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又凝神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转过脸去了。

他现在可以看到她的清秀标致的侧影，他觉得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侧影，从来也没体验过此刻的心情。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啊，我还有答应要办的事呢！”他脑海里闪了一下。

“杰玛小姐……”他迟疑了片刻开口说。

“什么？”

她没有转过脸来看他，她在继续挑樱桃，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掐住樱桃把儿，用心地提起小叶子……可是在这一声“什么”里流露着何等充满信任的柔情啊！

“您妈妈没有告诉您……关于……”

“关于什么？”

“关于我来的目的。”

杰玛蓦地把拿起来的樱桃扔回篮子里。

“她跟您谈啦？”这次是她来提问了。

“是的。”

“她跟您说什么啦？”

“她跟我说您……说您突然决定改变……自己原先的决定。”

杰玛的头又低下了。她的脸全被帽子遮住了；能看到的只是她的脖颈，柔韧而娇嫩的脖颈，像托着一朵大花的花茎儿。

“什么决定？”

“关于……您的未来生活安排……的决定。”

“这就是说……您谈的是……克吕贝尔先生？”

“是的。”

“妈妈告诉您，说我不愿跟克吕贝尔先生结婚啦？”

“是的。”

杰玛在凳子上动了一下。篮子一歪，倒了……几颗樱桃滚到小径上。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

“她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个呢？”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萨宁仍然只能看到杰玛的脖颈。她的胸脯起伏得比方才更剧烈了。

“为什么？您妈妈以为，咱俩可说是一见如故，您对我怀着某种信任，因此我能够向您提供有益的劝告——您会听我的话……”

杰玛的两手轻轻地滑到了膝盖上……她摆弄起连衣裙的襞褶来。

“您要给我什么劝告呢，Monsieur Dimitri？”她过了一会儿问道。

萨宁看到杰玛的手指在她的膝盖上颤抖着……她摆弄衣服襞褶不过是为了掩饰这种颤抖。他轻轻地把手放到这些苍白颤抖的手指上。

“杰玛，”他说，“您怎么不看我？”

她刹那间把帽子甩到肩膀后边，两眼注视着他，眼神儿仍然是信任和感激的。她在等着他开口讲话……可是她的容貌却使他心慌意乱，目瞪口呆。温暖的夕阳斜晖照着她的娇美的脸——这脸上的表情比夕阳斜晖更光彩照人。

“我听您讲话呢，Monsieur Dimitri，”她微微笑着，稍稍扬起眉毛，开始说。“您给我什么劝告呢？”

“什么劝告？”萨宁重复了一遍。“您瞧，您妈妈认为，解除跟克吕贝尔先生的婚约，只是因为前天他没有表现出特别勇敢来……”

“只是因为这个吗？”杰玛说完，弯腰把篮子捡起来，放在自己身边凳子上。

“因为……总之……退婚，这在您是不明智的；迈出这一步，后果是需要好好儿权衡的；而且你们的家境也使你们家每个成员都承担着一定的义务……”

“这全是妈妈的意见，”杰玛打断他的话头说，“这全是她的话。这我知道；可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萨宁沉默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上，使他喘不上气来。“我也认为，”他吃力地开始说……

杰玛直起腰来：

“也认为？您也认为？”

“是的……也就是说……”萨宁不能够，实在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好吧，”杰玛说。“既然您作为朋友劝我改变决定……也就是说不改变原来的决定，——我就再考虑一下。”她不知不觉地开始把盘子里的樱桃又放回篮子里。“妈妈希望我听您的话……怎么办呢？我也许真会听您的……”

“不过，请原谅，杰玛小姐，我希望先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

“我会听您的话的，”杰玛重复了一遍，她的眉毛仍旧紧蹙着，两腮煞白；她咬了咬下嘴唇。“您为我做了许多事，我有义务做您愿意我做的事；我有义务满足您的愿望。我要告诉妈妈……我再想想。瞧，她正好要过来了。”

莱诺雷太太果然出现在由家来花园的那道门的门口。她急不可耐：再坐不住了。据她估计，萨宁跟杰玛的谈话早就该结束了，虽然他们的谈话持续了还不到一刻钟。

“不，不，不，看在上帝面上，暂时什么也别跟她谈，”萨宁急急忙忙地几乎带着惊慌的心情说。“请等等……我要告诉您，给您写信……在这之前，请不要采取任何决定……等一等！”

他捏了杰玛的手一下，急忙从凳子上站起来，从莱诺雷太太身旁溜过去，举起帽子，咕哝了一句什么，就消失了。这使莱诺雷太太大为惊讶。

莱诺雷太太走到女儿身旁。

“请告诉我，杰玛……”

杰玛突然站起来，抱住了她。

“亲爱的妈妈，您能再稍稍地等等……等到明天吗？能吗？而且到明天以前什么话也不说？……啊！……”

杰玛突然流出了晶莹的泪水，这连她自己也没料到。杰玛脸上非但远不是悲伤的表情，反倒有些高兴的神色，这更加使莱诺雷太太奇怪。

“你怎么啦？”她问道。“你从来不哭，竟突然……”

“没有什么，妈妈，没有什么！您千万等等！咱俩都需要等等。到明天以前什么也不要问，让我趁太阳没落挑樱桃吧。”

“可你会懂事吗？”

“噢，我会很懂事的！”杰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她开始把一小束一小束的樱桃高高地举到绯红的脸前捆扎起来。她没有去擦脸上的泪水：泪水自己干了。

二十五

萨宁几乎是跑回旅馆的。他感觉到，意识到，只有回到旅馆一人独处的时候，他才能彻底弄清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果然：他刚一进屋，刚一坐到写字台前，两肘靠桌两手托到脸腮上，他就痛苦地低声喊道：“我爱她，疯狂地爱她！”他心中的火烧得通红，像一块木炭被突然吹掉了表面覆盖的死灰。一瞬间……他已经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跟她坐在一起……跟她呀！——并且谈话，而不感到他连她的衣角都爱，他像青年人讲的那样，愿意“死在她的脚下”。在花园的这次会面把一切都决定了。现在，当他想她的时候，她在他的想像中已不再是星光下披散着鬈发的样子：他看到她坐在长凳上，看到她一下子甩掉草帽那么信任地看着他……于是他心里便火烧火燎地充满了对爱的渴望。他想起了在衣袋里已装了两天的那朵玫瑰：他把它掏出来狂热地贴到自己嘴唇上，由于用力太猛，扎得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现在他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盘算，毫不瞻前顾后了；他摆脱了过去的一切，一往直前：他从自己孤单的独身生活的忧郁的岸边一头扎进那欢快的浪花翻滚的强大激流里——他什么都不在乎，他不想知道这激流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怕这激流是否会使他撞到岩石上粉身碎骨！这已经不是不久以前哄他入睡的乌兰德情歌的静静溪流……这是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滚滚狂涛！这狂涛汹涌奔腾，飞向前方——他随着这狂涛一起飞奔！

他拿过一张纸来，文不加点，几乎一气呵成，写了下边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杰玛：

您知道我答应给您的劝告是什么，您知道令堂的愿望以及她对我的请求是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您不知道，我现在有义务告诉您，——那就是我爱您，用一颗初恋的心的全部热情爱您！这火焰在我心里是突然烧起来的，可是火势特猛，使我找不到言辞来形容！！当令堂来我这里求我的时候，那火还只是在我心中阴燃，否则，作为一个诚实人，我准会拒绝她的委托……我在这里向您吐露心曲，因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您应当知道在跟什么人交往，——我们之间不应该有误会。您瞧，我不能给您任何劝告……我爱您，爱您，爱您——不管在我的理智里还是心灵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德·萨宁

萨宁把信叠起来封好，本想按铃派茶房去送……“不！这样不妥……通过埃米利？可到商店去当着其他店员的面找他——也不妥。而且天色已晚——他大概已经离开商店了。”萨宁心里这样盘算着，却已经戴上帽子走到街上去了。在街上，他拐过一个街角，又拐过一个街角，使他高兴得无法形容的是迎面看到了埃米利。这个热情的年轻人腋下夹着皮包，手里拿着一卷纸，正在赶着回家。

“难怪人们说每个恋人头上都有一颗吉星呢，”萨宁想完，就叫了埃米利一声。

埃米利转身，立即向他跑来。

萨宁没等他表露狂喜的心情，就把信递给他，告诉他交给谁，怎样交……埃米利聚精会神地听着。

“是不让任何人看到吧？”埃米利问完，便使脸带上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神秘表情，那意思在说：“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是的，我的朋友，”萨宁说完，稍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他摸了摸埃米利的腮，说：“要是有回信……您会给我送来，是吗？我在旅馆里等着。”

“放心好啦！”埃米利快活地说了一句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又向他点了一下头。

萨宁回到旅馆，没有点蜡烛，就倒在沙发上，两手枕在脑后，尽情体味刚刚意识到的爱的感受，这种感受没有必要描写：体验过的人都知道它的陶醉和甜蜜，对没有体验过的人呢，讲也讲不清楚。

房间门开了——埃米利探进头来。

“带来啦，”他低声说：“瞧，回信！”

他把一个卷着的纸条显示了一下，举到了头上。

萨宁从沙发上跳起来，把纸条从埃米利手中抢过来。他的感情太冲动了：现在他顾不上掩饰自己的感情，顾不上保持体面了——甚至在这个孩子，她的弟弟面前。他平时是不好意思这样做的，他会强制自己——可是现在办不到！

他走到窗前，借着窗外射进来的路灯光，读完了下边这封回信：

我请您，祈求您——明天一整天不要到我家来，不要露面。我需要这样，绝对需要，——那时一切将会决定。我知道，您不会拒绝我，因为……

杰玛

萨宁把这封信读了两遍——啊，她的字在他看来是多可爱，多美啊！他稍稍思考了一下，就转过身来看埃米利。埃米利为了表明自己是个懂事的年轻人，这时正朝墙站着用手指甲抠墙呢。萨宁大声叫了他的名字。

埃米利立即跑到萨宁跟前。

“有什么吩咐？”

“您听着，朋友……”

“德米特里先生，”埃米利用抱怨的腔调打断他的话说。“您为什么不称呼我‘你’呢？”

萨宁笑了。

“那好吧。你听着，朋友（埃米利高兴得轻轻跳了一下），你听着：回去以后，你明白，回去以后，你要说，一切都照办不误（埃米利紧闭两唇，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可你自己……你明天有什么事？”

“我？有什么事？您要我做什么？”

“要是可以的话，早晨到我这里来，要早一些——我们一起到法兰克福郊区散步，直到晚上……愿意吗？”

埃米利又跳了一下。

“天哪，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好呢？跟您在一起散步——妙极啦！一定来！”

“要是不放你来呢？”

“会放的！”

“听着……回去可别说我叫你来玩一整天哪。”

“为什么要说呢？我就那么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埃米利用力吻了吻萨宁就跑了。

萨宁久久地在房间里踱着——他很晚才上床。他陶醉在方才那种惊心动魄而又异常甜蜜的感受之中，那种对新生活的愉快期待之中。他很满意自己请埃米利明天来玩的主意；埃米利的容貌像姐姐。“他会使我想起她来，”萨宁心想。

可最使他惊讶的是：他昨天怎么没有像今天这样？他觉得他“亘古以来”就在爱着杰玛——正像今天爱她那样爱着。

二十六

第二天早八点，埃米利就牵着塔尔塔利亚出现在萨宁面前。即使父母是德国人，他也未必会比这更遵守时间了。在家里，他撒了个谎，说早饭前跟萨宁散步，然后到店里去。萨宁穿衣服的时候，埃米利跟他谈到了杰玛、谈到了杰玛跟克吕贝尔先生的不和，虽然语气是相当委婉的，可是萨宁却威严地沉默着不搭话，于是埃米利便做出一种神态来表示他明白为什么不能随随便便地触及这个重要问题，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是偶尔使脸上带着聚精会神乃至严肃的表情。

两位朋友喝过咖啡就动身——自然是步行——到豪森去。豪森是个小村子，离法兰克福不远，地处在一片森林环抱之中。陶努斯山脉从这里望去，了如指掌。天气极好；阳光明媚，温暖而不烤人；凉爽的风在绿叶中间活泼地喧闹着；高高的天上飘着圆形云朵，云影像一些小斑点在地上平稳迅速地滑着。两个年轻人很快就走出了市区，兴高采烈地走在平整的大路上。他们进了树林，在那里转游了很久；后来在一家乡下饭馆里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饭；后来就爬到山上去，欣赏风景，往山下滚石头，拍着手掌看这些石头可笑而奇怪地蹦蹦跳跳地像野兔似地向山下滚去，直到他们看不见的一个从山下路过的人高声骂他们为止；后来他们又在一片又干又矮的紫黄色苔藓上伸开四肢躺了一会儿；后来又在另一家小饭馆喝了啤酒；后来又赛跑又比跳远；后来又发现了回声，同回声交谈、唱歌、呼喊、打闹、折树枝、用蕨菜枝装饰帽子，甚至还跳了舞。塔尔塔利亚也尽心尽力地参加了这些活动；固然，它没有往山下滚石头，可是它自己却跟在石头后边滚过，年轻人唱歌的时候，它也配合着叫过，甚至还喝了啤酒，虽然带着明显的嫌恶表情：这个本领是原先的主人——那个大学生教给它的。不过它也不怎么听埃米利的话，不像对待自己的主人潘塔莱奥内那样；当埃米利命令他“说话”或“打喷嚏”时，它只是摇摇尾巴，把舌头卷成筒状伸出来。

两个年轻人也闲谈过。郊游开始时，萨宁认为自己年长因而更深明事理，便谈起了什么是宿命或命中注定的问题，人的使命意味着什么，其内涵是什么的问题；不过话题很快就不那么严肃了。埃米利开始向自己的朋友和保护人打听俄国情况，打听俄国是怎么决斗的，打听俄国女人美不美，俄语是否可以很快学会，当那个军官瞄准他的时候，他有何感受。萨宁反过来向埃米利打听他父亲、母亲以及他们家里的一般情况，千方百计地避免提到杰玛的名字——可心里想的却只是她一个人。老实说，他想的甚至不是她，而是明天，那神秘的明天要给他带来从未领略过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他眼前好像有一道帷幕，薄薄的轻飘的帷幕，在微微摆动着——在这帷幕后边，他感到……感到有一张娇美的、仙女般的脸一动不动，嘴角带着温存的微笑，冷若冰霜地、假装冷若冰霜地低垂着睫毛。这张脸不是杰玛的，这是幸福女神自己的脸。他的时刻终于到了，帷幕拉开了，嘴唇张开了，睫毛抬起来了，女神垂青于他了，于是便像阳光普照，一片光明，于是便其乐融融，无穷无尽！他想着这个明天，他又在越来越殷切的甜蜜企盼中怀着喜悦的心情望眼欲穿了！

这种望眼欲穿、甜蜜企盼的心情什么也没妨碍他去做。这种心情，伴随着他的每个举动，可是对他没有任何妨碍。没有妨碍他在第三家小饭馆跟埃米利美美地吃一顿午餐——当时他的脑海里只是像短短的闪电似的偶尔闪现出一个念头：假如世界上有谁知道多好！！这种望眼欲穿的心情也没有妨碍他午餐后跟埃米利玩跳脊背游戏。他们是在一块宽敞的绿草地上玩的……他在塔尔塔利亚的狂吠声中敏捷地跨开两腿像小鸟一般飞过埃米利弯着的脊背时意外地看到在自己前面的草地边上有两个军官，他立即认出来，其中一个是昨天决斗的对手冯·登霍夫先生，另一个是登霍夫的证人冯·里赫特，这时他多么吃惊、多么难为情啊！他们俩都在拿着单眼镜看着他笑……萨宁两脚落地以后，转过身来，匆匆穿上外套，对埃米利简短地说了一句什么，埃米利也穿上了上衣，两人便立即走了。

他们回到法兰克福时天色已晚。

“家里会骂我的，”埃米利临别时对萨宁说。“唉，没有关系！我今天这一天过得多美呀，太美啦。”

回到旅馆以后，萨宁看到了杰玛的一张便条。她约他见面——第二天早七点在法兰克福市郊一个公园里。

他的心多么猛烈地跳了一下啊！他多么高兴自己今天那么绝对地服从了她的吩咐啊！上帝，这个从未有过的、惟一的、似乎不可能而又毫无疑问的明天会带来什么……有什么不会带来呢！

他凝视着杰玛的便条。便条结尾是杰玛的名字，它的第一个字母G拖着一个长长的雅致的小尾巴，——使他想起了她的美丽的手指、她的手……他想，他的嘴唇还一次没有接触过这只手……“意大利女人哪，”他想，“跟关于她们的传闻相反，是羞羞答答、不苟言笑的……杰玛尤其如此！皇后……女神……贞洁的大理石雕像……”

可是终有一天——而且已为期不远……

这一夜在法兰克福有一个幸福的人……他睡了；可是他可以用一位诗人的话说自己：

我睡着了……可敏感的心却没有睡……[91]

这颗心跳得那么轻盈，就像落到花朵上的一只浑身洒满夏日阳光的蝴蝶扇动翅膀一样。

二十七

五点钟萨宁就醒了，六点就穿好衣服，六点半已在杰玛信中指定的公园里一个小亭子附近徘徊了。

早晨静静的，天气温暖而阴沉。有时令人觉得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可是伸出手掌来却毫无感觉，只是细看衣袖可以发现上边有一些极小的水珠儿，像一些极小极小的玻璃珠儿；可是连这种小水珠儿也很快不见了。风——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每个声音都无法乘风飞往某个方向，只能悠悠荡荡地漫向四面八方；远处隐隐约约地飘着一片白濛濛的蒸气，空气里散发着木樨和白刺槐的花香。

街上店铺还没有开门，可是已经出现了行人；偶尔吱吱呀呀地走过一辆孤独的马车……公园里还没有游人。一个园丁在不慌不忙地用铁锹修整小径，还有一个穿黑呢子斗篷的老太太一瘸一瘸地穿过林阴路。萨宁丝毫也没有把这个残废老太太当成杰玛，可是他的心却收缩了一下，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远去的黑点。

七点！钟楼上的钟响了。

萨宁站住了。莫非她不来啦？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转瞬间，他又打了一个寒战，——不过，这已是另有原因了。他听到了背后有轻盈的脚步声和女人衣服的窸窣声……他回头一看：是她！

杰玛跟着他走在小径上。她身穿一件灰色短斗篷，头戴一顶深色小帽。她看了萨宁一眼，就把头掉向旁边，追上他以后，迅速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杰玛，”他用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喊了一声。

她对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继续向前走去。他跟在她后边。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两条腿不听他使唤。

杰玛从小亭子旁边走过去，往右拐，经过了一个浅浅的小水池子（里面有一只麻雀在忙碌地扑腾着），走到一丛高高的紫丁香后边，坐到一条长凳上。这个地方舒适、僻静。萨宁坐到她旁边。

过了一分钟——无论他还是她都一声没吱；她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他也没有看她的脸，而是看她握着小伞的两手。说什么呢？说什么能抵得上他们来得这么早，坐得这么近的单独相处呢？

“您……没有生我的气吧？”萨宁终于开口说话了。

萨宁很难说出比这再蠢的话来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起码沉默被打破了。

“我？”她答道。“为什么呢？没有。”

“您相信我的话吗？”他继续问道。

“您指的是信吗？”

“是的。”

杰玛低下了头，什么也没有说。伞从她手里滑掉了。她急忙抓住，没让它落到地上。

“啊，相信我吧，相信我给您写的信吧，”萨宁喊起来，他的怯懦顿时全都消失了——他热烈地说：“要是世界上有真话，有神圣的、无可怀疑的真话，那就是我爱您，热烈地爱您，杰玛！”

她瞥了他一眼，又险些把伞掉到地上。

“相信我吧，相信我吧，”他祈求她，把两手向她伸去——却没敢碰她。“您要我做什么……为了使您相信？”

她又瞥了他一眼。

“请告诉我，Monsieur Dimitri，”她张口了，“前天您来劝我的时候，也就是说，您还不知道……没感觉到……”

“我感觉到了，”萨宁接过话茬儿说，“可是我不知道。我从一见到您的那一瞬间就爱上您了，可是并没有马上明白您对我的意义！况且我听说您已订婚……至于您妈妈的委托，第一，我怎么能拒绝呢？第二，我觉得是把这个委托那么传达给您的，使您可以猜到……”

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丁香花丛后面走出来一位相当健壮的先生，背着旅行袋，显然是外国人，用外来旅游者毫不客气的目光扫了坐在长凳上的情侣一眼，大声咳嗽了一下，就走过去了。

“您的妈妈，”萨宁等沉重的脚步声一消失就接着说，“说您退婚会招来非议（杰玛微微皱起了眉头）；说我部分地为这些非议提供了口实，说……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义务劝您不要拒绝您的未婚夫克吕贝尔先生……”

“Monsieur Dimitri，”杰玛说着，用一只手摸了一下她靠萨宁这边的头发，“请不要把克吕贝尔先生称作我的未婚夫。我永远也不会做他的妻子。我已回绝他了。”

“您已回绝他啦？什么时候？”

“昨天。”

“跟他本人说的？”

“跟他本人。在我们家里。他到我们家来过。”

“杰玛！这就是说，您爱我啰？”

她转过脸来对着他。

“要不然……难道我会到这里来吗？”她低声说完，两手落到了长凳上。

萨宁抓起了这双手掌向上放着的绵软的手，贴到自己的眼上，嘴唇上……昨天他想象中的帷幕终于拉开了！瞧，这就是它，幸福，这就是幸福的光彩照人的容颜！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杰玛——正面地，勇敢地。她也看着他——多少有些从上往下看。她的两眼半闭着，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光芒，噙着轻微的幸福泪花。脸上不是微笑……不！她是在幸福地欢笑，虽然没有笑出声来。

他想把她拉到怀里，可是她推开了，仍然无声地笑着摇摇头表示反对。她那幸福的眼神好像在说：“等等。”

“啊，杰玛！”萨宁喊道。“我怎能想到你（当他的嘴第一次说出这个“你”时，他的心像琴弦一样颤动起来）会爱我啊！”

“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啊。”杰玛轻声说。

“我怎能想到，”萨宁继续说，“我怎能想到，来法兰克福只打算停留几个小时，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终生幸福呢！”

“终生幸福？真的吗？”杰玛问道。

“终生幸福，天长地久！”萨宁以新的热情喊道。

园丁的铁锹突然在离他们坐的长凳两步远的地方响起来。

“我们回家吧，”杰玛小声说，“一起走——愿意吗？”

这一瞬间，她要是对他说一句，“你跳到海里去吧，愿意吗？”不等她把话说完，他就会一头扎到深渊里去。

他们一起出了公园，没有走市内大街，而是沿着郊区小路向家里走去。

二十八

萨宁一会儿跟杰玛并排走，一会儿稍稍走在她身后，不住地看着她，不停地微笑着。她呢，一会儿好像急着赶路……一会儿好像要停下。说老实话，他们俩，往前走着，像喝醉了似的，他脸色煞白，她呢，激动得满脸绯红。他们此刻之前所共同完成的一切，是心灵的交融，这件事是那么有力、新鲜而又惊心动魄；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改变得那么突然，使得他们俩仍然没有清醒过来，只是意识到有一阵旋风把他们卷了起来，这旋风跟那天夜里刮的那阵旋风相似，那阵旋风就差一些要把他们刮到彼此的怀抱里了。萨宁一边走一边觉得他甚至连看杰玛的眼光也变了：他刹那间在杰玛的步态、动作里发现了几个特点，——我的上帝啊，这些特点是多么使他感到无限可贵、无限可爱哟！她也感到他在那么看着她。

萨宁和她都是第一次恋爱；初恋的全部奇迹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了。初恋也跟一场革命一样：昔日单调规则的生活制度瞬息之间被打破了，青春站在街垒上，它的鲜艳的旗帜在高高飘扬——不管前面等待它的是什么：死亡也好，新生活也好，它都兴高采烈地欢迎。

“怎么回事？那好像是我们的老头子吧？”萨宁指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说，那个身影慌慌张张地从旁边溜过去了，好像努力不让人看到似的。萨宁太幸福了，他感到需要谈的不是爱情——那已是决定下来的一件神圣的事情，——而是另外别的什么事情。

“是的，那是潘塔莱奥内，”杰玛快活地、幸福地答道。“他准是踏着我的脚印从家里跟出来的；他昨天一整天已在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他猜到了！”

“他猜到了！”萨宁赞赏地重复了一句。杰玛说的哪句话能使他不赞赏呢？

接着，他请杰玛详细讲讲昨天发生的一切。

杰玛立即讲起来，她急切地、颠三倒四地讲着，一会儿微笑一下，一会儿叹息一声，一会儿又跟萨宁交换一个短促的愉快的眼神儿。她告诉他，前天那次谈话以后，妈妈总想得到她肯定的答复；她说，她答应一昼夜之内一定说出自己的决定来，这才摆脱了莱诺雷太太的纠缠；她讲她怎样请求到这个期限，以及费了多少口舌；她告诉他，克吕贝尔先生完全意外地到了她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古板，衣领浆得更硬；她说，他对陌生俄国人所采取的孩子般的、不可宽恕的、使他克吕贝尔深受侮辱（他就是这么说的）的行径表示愤慨，——“他指的是你的决斗。他要求立即拒绝你再到我们家来。他补充说（杰玛稍稍模仿了他的声音和神态）：‘因为这会在我的名誉上投下阴影，好像我在自己认为必要或有益的时候不会保护自己的未婚妻似的！全法兰克福明天就会知道一个外人为我的未婚妻跟某军官进行了决斗，——这像什么话？这玷污了我的名誉！’你想得出来，妈妈赞同他的看法！可是这时我突然宣布他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名誉和人格担心，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未婚妻受到议论而感到丢脸，因为我不再是他的未婚妻，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了！说实话，我本想先跟您……跟你谈谈，然后再彻底退婚；可是他来了……我没能控制得住。妈妈甚至吃惊得喊了起来。我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给我的戒指拿来——你没留意我两天前就把这戒指摘下来了——还给了他。他气得要死；可是因为他非常自尊和傲慢，所以他没有多说话就走了。自然，我受到妈妈许多责备，我看到她伤心感到很难过，心想自己做得有些匆忙了；可是因为我有你的信，所以我不用再跟你谈也知道……”

“知道我爱你，”萨宁接过话茬儿说。

“是的……知道你爱上我了。”

杰玛就这么讲着，颠三倒四地，微笑着，每当看到迎面或旁边有行人的时候就压低声音或干脆停下来。萨宁呢，就兴高采烈地听着，欣赏着她的嗓音，就像昨天欣赏她的笔迹似的。

“妈妈非常伤心，”杰玛又讲起来。她的话讲得很快，一句接一句。“她无论如何不愿理解克吕贝尔先生会使我讨厌，我同意嫁给他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她再三哀求……她怀疑……您……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她相信我爱上你了。使她特别难过的是，前天她还丝毫没有想到，甚至还托你来劝我……这是一种奇怪的委托——对吧？现在她说你……您是个滑头，狡滑的人，她说您欺骗了她的信任，她对我预言说您会欺骗我……”

“可是，杰玛，”萨宁喊道，“难道你没有对她说……”

“我什么也没说！没跟您谈之前，我有什么权利呢？”

萨宁拍了一下手。

“杰玛，我希望起码现在你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你领我去见她……我想向你妈妈证明我不是骗子！”

萨宁的胸膛被崇高热烈的感情激荡得剧烈地起伏着。

杰玛睁大两眼看了他一下：

“您当真现在愿意跟我去见妈妈？妈妈可一直在使我相信，相信……相信我们之间的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的呀。”有一句话，杰玛未能下决心说出来……她害怕说它；可是萨宁却高兴地说出来了。

“跟你结婚，杰玛，做你的丈夫——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

无论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高尚情怀还是对自己的决心，他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极限。

听到这些话，杰玛本想站一会儿，结果却走得更快了……她好像想要躲开这过于重大的突然降临的幸福似的！

可是她的脚步突然迟疑起来。克吕贝尔先生从小巷拐角后边走过来，离她只有几步远了，他戴着新礼帽，穿着腰部带褶的新大衣，身子挺得笔直，头发烫得弯弯曲曲的，像狮子狗。他看到了杰玛，看到了萨宁，好像在心里呸了一声，便腆胸凸肚迈着神气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萨宁感到一阵厌恶；可是当他看到克吕贝尔在努力装出一副故作惊讶的鄙视甚至惋惜的神气，看到这张红润俗气的脸以后，他突然感到怒火中烧，向前跨了一步。

杰玛抓起他的胳膊，大模大样地把自己的胳膊伸给他挎着，正面看了看从前的未婚夫的脸……克吕贝尔眯缝起眼睛，缩起身子，向旁边拐去，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老一套！”（Das alte Ende vom Liede！）仍然迈着神气的颤颤悠悠的步伐走了。

“这个坏蛋，他说什么啦？”萨宁问了一句，想去追赶克吕贝尔；可是杰玛拽住了他，跟他一起继续向前走去，再也没把挎着他的胳膊抽回来。

前边就是罗塞利糖果店。杰玛又停下了。

“Dimitri，Monsieur Dimitri，”她说，“我们还没有进去，我们还没有见到妈妈……要是您愿意再想想，要是……您还是自由的，德米特里。”

作为对她的回答，萨宁紧紧地抓起她的手来贴在自己的胸前，带着她向前走去。

“妈妈，”杰玛领着萨宁进到屋里，看见莱诺雷太太坐在那里以后，喊道：“我把真正的未婚夫领来了！”

二十九

即使杰玛宣布她带来了霍乱或者死神，莱诺雷太太听了大概也不会比这更加绝望。她立即坐到墙旮旯里，脸对着墙，泪如雨下，几乎要呼天抢地，不折不扣，就像俄国农妇对着丈夫或儿子的尸体恸哭一样。起初，杰玛感到十分惊慌，甚至没有走到妈妈身旁，在房间中央就停下了，像泥塑木雕一般；萨宁呢，完全没有了主意，自己直想掉眼泪！这场伤心大哭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潘塔莱奥内决定最好把糖果店的街门关上，以免外人进来——幸好天色尚早。老人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而且也毫不赞成杰玛和萨宁这样仓促行事，不过他并不想指责他们，反而要庇护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实在太不喜欢克吕贝尔了！埃米利自认为是他的朋友和姐姐的中间人，看到一切获得这么成功的结果几乎要感到自豪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莱诺雷太太干吗那么伤心，于是便暗自断定：妇女，即使最优秀的妇女，也都缺乏理解力！萨宁的处境最糟。他一靠近莱诺雷太太，莱诺雷太太就又是尖叫又是挥舞双手让他走开。他站在远处，大声喊了几次：“我向您的女儿求婚！”可是徒劳。莱诺雷太太特别后悔：“她怎么会那么瞎了眼，竟什么也没看出来！”“要是我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还活着，”她边流泪边说，“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萨宁心想：“上帝，这是什么事啊？实在太尴尬了！”他没敢看杰玛一眼，杰玛也没敢抬眼看他。杰玛只是耐心地照护母亲，母亲起初也不让她靠前……

暴风雨终于渐渐平息下来。莱诺雷太太不再哭了，允许杰玛把她从墙旮旯里扶出来，安排到靠窗的一张圈椅上，给她喝橙花水；对萨宁呢，仍不允许他靠近……啊，不允许！不过起码已允许他留在房间里了（方才她一直是要求他离开的），而且当他讲话时已不再打断他了。萨宁立即抓紧出现的这个风平浪静的时机，施展起惊人的口才来：他在杰玛面前表达自己意图和感情的时候也未必带着如此的热情和具有这样的说服力。这种感情是最真挚的，这些意图是最纯洁的，像《塞维勒的理发师》[92]里的阿勒玛维华的意图一样。他无论对莱诺雷太太还是对自己都没有隐瞒妨碍这些意图实现的不利因素。不过这些不利因素都是想当然的！固然，他是个外国人，他们不久前才认识他，对他的人品和财产状况都一无所知；可是他愿意提供全部必要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体面人而且不穷；他的本国同胞会出具最无庸置疑的证明！他相信杰玛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他会消除她同亲人离别的痛苦！……一提“离别”险些把全部事情弄糟……莱诺雷太太立即浑身发抖，闹腾起来……萨宁连忙指出，离别是暂时的，而且也许根本不会离别！

萨宁的巧舌如簧没有白费。莱诺雷太太开始正眼看他了，表情里虽有伤心和责难，却没有方才那种厌恶和愤怒了；后来还允许他到跟前来，甚至允许他坐到身旁（杰玛坐在另一侧）；后来，她开始责怪他——不只用目光，而且也用话语了，这说明她的心已有些软了；她开始抱怨，她的抱怨声也越来越轻，越来越温和了；在抱怨中间常常夹着问题，有的是问女儿的，有的是问萨宁的；后来，她允许萨宁握她的手，而且没有立即抽回来……后来，她又哭起来——可是流的已是另一种眼泪了……后来，她忧郁地笑了笑，并惋惜乔瓦尼·巴蒂斯塔不在，可是跟方才的含义不同了……又过了一瞬间，两个罪人——萨宁和杰玛——已跪在她的跟前，她把双手依次放在他们的头上；过了另一个瞬间，他们俩已拥抱她、亲吻她了，埃米利容光焕发，跑进屋里，也扑到这紧紧抱在一起的三人身上。

潘塔莱奥内朝屋里瞥了一眼，冷笑了一下并皱起了眉头，就退到店堂去开糖果店的街门去了。

三十

从绝望到忧伤，从忧伤到“达观”，这种转变过程在莱诺雷太太身上完成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且这种达观的心情也立即就变成了暗暗的满意；不过为了保持体面，她对满意的心情却极力加以掩饰。从认识的第一天起，莱诺雷太太就喜欢萨宁；接受了萨宁要成为她的女婿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她在这个想法里已经找不到任何特别不愉快的东西了，虽然她认为自己应当在脸上保持一些生气的……更接近于忧虑的神色。况且这几天发生的一切是那么不寻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为一个务实的妇女和母亲，莱诺雷太太认为自己也应当向萨宁提各种各样的问题；萨宁呢，早晨去跟杰玛会面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到会跟杰玛结婚，——的确，他当时头脑里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顺从着自己的感情摆布，可是如今却完全自觉自愿地而且可以说是狂热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未婚夫的角色，对各种问题都乐于回答，而且回答得确切、详尽、热情。莱诺雷太太确认了萨宁是个真正的世袭贵族，甚至对他不是公爵还略感惊讶，然后便面带郑重的神色“预先警告他”，说要对他采取毫不客气的坦率态度，因为做母亲的神圣责任迫使她这样做！对此，萨宁的答复是：他也没有期待她会有另外的态度，他也恳求她——不要对他面慈心软！

于是莱诺雷太太就对他指出克吕贝尔先生（说到这个名字时，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闭紧嘴唇，迟疑了一下），杰玛从前的未婚夫，现在就有八千盾收入，而且这个数目每年还将迅速增加，他萨宁的收入是多少呢？

“八千盾……”萨宁拖长声调重复了一句。“这合我们的钱——大约是一万五千卢布钞票……我的收入少得多。我在图拉省有一座不大的庄园……经营管理得好的话，能够——甚至肯定能够收入五六千……另外，如果去做事的话，我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两千薪俸。”

“回到俄国去做事？”莱诺雷太太喊了一声。“那就是说，杰玛得离开我啦！”

“可以在外交界找事做嘛，”萨宁接过话茬儿说，“我有一些门路……可以在国外任职。还可以这么做嘛——这是再好不过的：把庄园卖掉，用得到的资本举办某种有利可图的企业，例如改善您的糖果店。”萨宁也感到了自己的话有些不切合实际，可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在鼓舞着他！他看了杰玛一眼，自从“务实”的谈话开始以后，杰玛就常常站起来，在室内走动一下，然后再坐下，——他看了杰玛一眼，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愿意立即把一切安排得好上加好——但求杰玛不要担心！

“克吕贝尔先生原来也愿意给我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改进糖果店，”莱诺雷太太稍稍犹豫了一下说。

“妈！别说啦！妈！”杰玛用意大利语喊道。

“这种问题是要事先谈的，我的女儿，”莱诺雷太太也用意大利语答道。

莱诺雷太太又转身对着萨宁，详细问他俄国在婚姻方面有些什么法律规定，跟天主教徒通婚是否像在普鲁士那样有障碍？（四十年代那时节，全德国都还记得普鲁士政府跟科隆大主教为异教通婚问题发生的争吵。）[93]莱诺雷太太听说女儿嫁给俄国贵族以后也可以成为贵族，表现出了一些高兴的神色。

“可是您得先回俄国去一趟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需要得到贵国皇上的批准吗？”

萨宁对她解释，说根本不需要……不过他也许在举行婚礼前确实需要回俄国去一个最短时期（他说这话时不禁感到一阵心酸，杰玛在旁边看出他心里难受，脸一红，也黯然伤神），说他尽量抓紧在俄国滞留的时间把庄园卖掉……无论如何要把所需的款子带回来。

“我还想请您给我买几张阿斯特拉罕的上等羔羊皮做斗篷，”莱诺雷太太说。“听说那儿的羔羊皮好得出奇，而且还贱得出奇！”

“一定照办，非常高兴给您带，也给杰玛带！”萨宁喊道。

“给我带一顶银线绣花的上等山羊皮小帽，”埃米利从隔壁房间里探进头来插了一句。

“好，也给你带……也给潘塔莱奥内带一双鞋。”

“谈这些干什么？干什么？”莱诺雷太太批评说。“我们在谈正事呢。还有一个问题，”务实的太太接着说，“您说要卖掉庄园。可怎么个卖法呢？也就是说，您也要卖农奴啰？”

萨宁觉得好像肋部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想起来，跟莱诺雷太太和她的女儿谈论过农奴制，用他的话来说，农奴制使他感到深恶痛绝，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保证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理由也决不出卖自己的农奴，因为他认为出卖农奴是不道德的事情。

“我力求把庄园卖给一个我认为好的人，”他支支吾吾地说。“也许农奴们愿意赎身呢。”

“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莱诺雷太太赞同地说。“否则，卖活人……”

“Barbari！[94]”潘塔莱奥内嘟囔了一句，他随在埃米利后边出现在门口，甩了一下蓬乱的长发，就走了。

“糟糕！”萨宁心里想，偷偷看了杰玛一眼。她好像没有听到他方才说的话。“还好，没惹出麻烦来！”萨宁心里又说了一句。

务实的谈话就以这种方式继续着，几乎直到吃午饭。到谈话结束时，莱诺雷太太的怒气终于全消了，已经管萨宁叫德米特里，已经爱抚地伸出一根手指吓唬他，并且扬言要对他的这次阴谋进行报复了。她屡次三番地详细打听萨宁亲属的情况，因为“这也很重要”；她也要求萨宁描述婚礼仪式，在俄国教堂里是如何举行婚礼的，——她在想象中已对身穿白礼服、头戴金冠的杰玛赞叹不已了。

“我的女儿美得像皇后一样啊，”她带着母亲的自豪感说。“而且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皇后呢！”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杰玛！”萨宁附和说。

“是的；因此，她才是杰玛呀！”（大家知道，意大利语杰玛是宝石的意思。）

杰玛扑上去亲吻母亲……好像这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萨宁想到不久前在这些房间里所梦想的那些事情都实现了，突然感到自己无比幸福，心里充满了孩子般的快活；他感到乐不可支，立即走到店堂里；他渴望无论如何要站在柜台里边卖一会儿东西，像几天前那样……他想：“我现在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我如今已是家里人啦！”

他果然站到柜台里面，果然做起买卖来，也就是说，有两个小姑娘进来买一磅糖果，他给了人家两磅，少要了一半钱。

吃午饭时，他作为未婚夫正式坐在杰玛身旁。莱诺雷太太继续讲自己的那些务实的意图。埃米利不时笑着纠缠萨宁，要萨宁带他去俄国。当场决定萨宁两周以后回俄国去。只有潘塔莱奥内显得有些闷闷不乐，惹得莱诺雷太太甚至数落了他一句：“你还当过他的决斗证人呢！”潘塔莱奥内白了她一眼。

杰玛几乎始终沉默着，可是她的脸比任何时候都秀丽、喜幸。饭后，她邀萨宁到花园去走走，在她前天坐着挑樱桃的那张长凳附近停下来，对萨宁说：

“德米特里，别生我的气；我想再提醒你一次，你不应当认为自己已受到束缚……”

萨宁没容她把话说完……

杰玛转过脸去。

“关于妈妈提出的问题——记得吧？——关于信仰不同的问题，就这样解决吧！……”

她抓起用细带挂在脖子上的石榴石小十字架，用力一拽，带子断了，——她把小十字架交给了萨宁。

“既然我是你的，那你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信仰！”

跟杰玛回到屋里的时候，萨宁的眼睛还是湿润的。

到傍晚的时候，一切都进入了常轨。他们甚至还玩了一会儿纸牌。

三十一

萨宁第二天醒得很早。他处在人间幸福的顶点，然而妨碍他睡眠的并非这种情况；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命运的问题——如何才能最快最合算地把庄园卖掉——使他不得安睡。各种各样的计划在他的头脑中搅成一团，暂时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看法。他从旅馆里出来，想透透空气，清醒一下。他希望一定带着成熟的方案去见杰玛。

前边有个人身胖腿粗、穿着体面，走路微微跩着，是谁呢？这个竖着浅白色短头发的后脑勺，这个好像直接安到两肩上的脑袋，这个软绵绵、胖乎乎的后背，这两只垂着的滚圆的手，在哪儿见过呢？难道他是已经五年不见的昔日同学波洛佐夫？萨宁赶到那人前边，回头一看……一张黄蜡蜡的宽脸盘，两只猪眼，白睫毛，白眼眉，一个又扁又短的鼻子，两片好像粘在一起的嘴唇，一个溜圆的没有胡子的下巴——以及脸上那种精神委顿、懒洋洋、不相信人的表情，——是他，果然是波洛佐夫！

“莫非我的福星又在保佑我？”萨宁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波洛佐夫！伊波利特·西多雷奇！是你？”

那人站下，抬起两只小眼睛，等了一会儿，终于张开紧闭的嘴唇用有些嗄哑的尖嗓门儿问道：

“德米特里·萨宁？”

“正是！”萨宁喊了一声，握了握波洛佐夫的一只手；然后波洛佐夫那两只戴着紧绷绷的烟灰色皮手套的手又有气无力地垂在鼓起的大腿两侧。“你到这里很久了吗？从哪儿来？住在什么地方？”

“我昨天从威斯巴登来，”波洛佐夫慢腾腾地答道，“给妻子买东西，今天就要赶回威斯巴登去。”

“噢！你结婚了嘛——人们说你的夫人很漂亮！”

波洛佐夫眼向旁边瞧了一下。

“是的，都这样说。”

萨宁笑了。

“我看你仍然是老样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跟在学校时一样。”

“为什么要变呢？”

“人们还说，”萨宁特别强调“人们还说”这几个字，“你的夫人很有钱。”

“人们也这么说。”

“伊波利特·西多雷奇，难道这事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我吗，老弟，德米特里……你的父称是帕夫洛维奇吧？——是，帕夫洛维奇！我是不过问妻子的事情的。”

“不过问？任何事情也不过问？”

波洛佐夫眼又向旁边瞧了一下。

“任何事情也不过问，老弟。她是她……我是我。”

“你现在上哪儿去？”萨宁问道。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站在街上跟你谈话；我们谈完，我就回旅馆吃早饭。”

“我去做伴儿，愿意吗？”

“你指的是吃早饭吗？”

“是的。”

“请赏光吧，两人一块儿吃会更快活些。你不是话匣子吧？”

“我认为不是。”

“好吧。”

波洛佐夫朝前走去，萨宁跟在他旁边。波洛佐夫的两片嘴唇又粘到了一起，他呼哧呼哧地默默地一跩一跩地走着，萨宁心里在寻思着：这个呆子怎么会搞到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妻子呢？他既非豪富，又非权贵，而且也不聪明；在学校时他是个著名的呆板迟钝的孩子，因为贪睡好吃，得了个“窝囊废”的诨名。真是怪事！

“可是他妻子既然很有钱——传说她是某包税人的女儿，那她会不会买我的庄园呢？虽然他说自己不过问妻子的任何事情，可这话是不能信的！况且我要的价还便宜，有利可图！为什么不试试呢？也许这都是我的吉星保佑呢……决定了！试试！”

波洛佐夫把萨宁领到了法兰克福一家最好的旅馆，他当然已在那里开了一个最好的房间。桌子上和椅子上堆满了纸盒、匣子、包裹……“老兄，这全是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人们这样称呼波洛佐夫的妻子）买的东西！”波洛佐夫坐到圈椅上呻吟起来，说了声“热死啦！”就把领带解开了。后来他按铃叫侍役长进来，仔细订了一顿最丰盛的早饭。“吩咐下午一点把车套好！听到啦，下午一点整！”

侍役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唯唯诺诺地走了。

波洛佐夫解开了坎肩钮扣。他扬起了眉毛，喘着粗气，皱着鼻子，仅仅根据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说话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他有些担心萨宁会迫使他转动舌头，或者萨宁自己要不辞辛苦地高谈阔论。

萨宁看出了朋友的心情，因此没有用许多问题来增加他的负担，只是打听了最需要的情况。他了解到，波洛佐夫在军队里服役了两年（当的是枪骑兵！他穿着短小的制服一定很好看！），三年前结了婚——已经跟妻子在国外呆了一年多了，“她如今在威斯巴登治疗什么病”，然后从那里去巴黎。萨宁关于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计划也没有多谈：他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主要问题——自己打算出卖庄园的问题。

波洛佐夫默默地听着，只是偶尔看一看房门：要从那儿送早饭来。早饭终于送来了。侍役长在另外两名仆役伴随下端来了几个菜，都是用银盖盖着。

“说的是图拉省那座庄园吗？”波洛佐夫坐到桌旁，往衣领里塞着餐巾问道。

“是图拉省那座。”

“在叶弗烈莫夫县……我知道。”

“你知道我的阿列克谢耶夫卡庄园？”萨宁也坐到桌旁，问。

“知道，当然知道。”波洛佐夫往嘴里塞了一块地菇煎鸡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的妻子在邻近有一座庄园……侍者，把这瓶打开！土地不错——不过农民把你的林子砍了。你为什么要卖呢？”

“等钱用啊，老弟。我想贱卖。你买吧……恰好。”

波洛佐夫喝了一杯酒，用餐巾擦了擦嘴，又慢慢地出声地嚼起来。

“嗯……”他终于开口说。“我不买庄园：没有钱。请把奶油推过来。妻子也许能买。你跟她谈谈吧。如果要价不高，她不会拒绝买的……哎呀，这些德国人真是蠢驴！竟不会烧鱼。好像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啦？可他们却在大谈什么‘法特尔兰德[95]应该统一’[96]呢。侍者，把这盘臭菜端走。”

“难道你妻子真是亲自掌管……家业？”萨宁问道。

“亲自掌管。瞧这肉饼很好。向你推荐。我已跟你说过，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我不过问妻子的事情——现在再对你重复一遍。”

波洛佐夫继续吧唧吧唧地大嚼着。

“嗯……可我怎么能跟她谈呢，伊波利特·西多雷奇？”

“这很简单，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到威斯巴登去。离这儿不远。侍者，你们有没有英国芥末？没有？一群畜生！不过，可别耽搁。我们后天就离开那里。让我给你倒杯酒，这酒味道醇美，不酸。”

波洛佐夫的脸上有了生气，泛起了红晕；这张脸只有吃……或喝的时候才有生气。

“真的……我不知道，这事怎样才能办成功？”萨宁咕咕哝哝地说。

“你怎么这么突然等钱用？”

“有急用啊，老兄。”

“需要的数目大吗？”

“大。我……怎么跟你说呢？我想……结婚。”

波洛佐夫把端到嘴边的酒杯放到了桌子上。

“结婚？”他用刺耳的尖声（惊讶得声音都变了）反问道，把滚圆的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这么急？”

“是的……很快就要结婚。”

“未婚妻自然是在俄国啰？”

“不，不在俄国。”

“那在哪儿？”

“在此地，法兰克福。”

“哪国人？”

“德国人，不，是意大利人。当地居民。”

“有钱吗？”

“没有。”

“那就是说，爱得很厉害啰？”

“你多么可笑啊！是的，爱得很厉害。”

“因此你才需要钱吗？”

“嗯，是……是的，是的。”

波洛佐夫喝了一口酒，漱了漱口，洗了洗手，细心地在餐巾上把手擦干净，点着了一支雪茄。萨宁默默地看着他。

“只有一个办法，”波洛佐夫向后仰着头，吐出一丝细细的烟缕，终于张嘴说。“找我妻子去。她要是愿意，会把你的全部困难都解决的。”

“可我怎么能看到你妻子呢？你不是说你们后天就离开吗？”

波洛佐夫闭上了眼睛。

“听我跟你说，”他终于嘴里叼着烟，喘着气开口说。“马上回去，赶快打点好行装，到这儿来。我一点出发。马车宽敞，我带你同去。这样再好不过了。现在我要睡一会儿。我呀，老弟，吃完饭一定要睡一会儿。天性如此，无法抗拒。你不要妨碍我。”

萨宁想来想去，蓦地抬起了头：他下定决心了！

“好吧，我同意——谢谢你。十二点半我到这里来，咱们一同去威斯巴登。但愿你妻子不会生气……”

不过波洛佐夫已经打起呼噜来了。只是咕哝了一句“别妨碍我！”，蹬了蹬腿，像婴儿一样睡着了。

萨宁又扫视了一下他那肥胖的身躯、头、脖子、高高仰起来的圆得像苹果似的下巴，便出了旅馆，迈着敏捷的步伐朝罗塞利糖果店走去。必须先告诉杰玛一声。

三十二

他到糖果店的时候，杰玛跟母亲正在店堂里。莱诺雷太太正弯着腰用一把小折叠尺量窗户之间的距离。看到萨宁，她直起身来快活地欢迎了他，虽然稍稍有些不好意思。

“昨天听了您的一番话以后，”她开始说，“我脑子里总在琢磨咱们如何改进糖果店的问题。我想在这儿摆上两个带镜子的货柜。您知道，现在流行这种货柜。然后……”

“好极啦，好极啦，”萨宁打断了她的话头，“这一切都要考虑。不过先请来一下，我有事告诉你们。”他挽着莱诺雷太太和杰玛的手臂，把她们领到了另一个房间里。莱诺雷太太大吃一惊，折叠尺从手里掉到地上。杰玛本来也感到吃惊，可是稍稍凝视了萨宁的脸一下便放心了。萨宁的神色表明确实有事，可是却同时透露着兴高采烈、决心已定的心情。

他请两位女士坐下，自己站在她们面前，挥舞着手，挠着头发，把遇到波洛佐夫、预定到威斯巴登、庄园可能卖掉的情况都告诉了她俩。

“想想我多幸福吧，”他最后喊道：“事情发生了这样的突然变化，我也许根本用不着回俄国去了！婚期也比我的预料要早得多啦！”

“您要什么时候动身呢？”杰玛问道。

“今天，一小时之后；我的朋友雇了一辆马车——他带我去。”

“您会给我们写信吗？”

“一定写！跟那位夫人一谈完，就马上写。”

“您说那位夫人很有钱，是吗？”务实的莱诺雷太太问道。

“非常有钱！她父亲生前是百万富翁——财产全部留给了她。”

“全都给了她一个人？这是您的运气。不过，可要留神，别卖贱啦！要精明而且要拿定主意。可别漫不经心！我理解您想尽快成为杰玛丈夫的愿望……可是审慎为上！不要忘了：庄园卖的钱越多，留给你们俩以及你们孩子们的就越多。”

杰玛转过身去，萨宁又挥舞起手来。

“我会审慎的，您尽管放心好啦，莱诺雷太太！而且我也不打算讨价还价。我跟她要个实价：买就买，不买拉倒。”

“您认识她……那位夫人？”杰玛问道。

“我从来没见过她。”

“您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毫无结果，后天就回来；要是有成功的希望，也许多呆一两天。总之，我一分钟也不会耽搁。因为我把心留在这里啦！不过，咱们谈得太久了，我动身前需要跑回旅馆一趟……莱诺雷太太，请伸手祝我走运吧，——在我们俄国总是这么做的。”

“右手还是左手？”

“左手——靠近心脏一些。后天回来——非胜即败！我有一种预感：我会胜利回来的！再见吧，我的亲人，我的好人……”

他抱着莱诺雷太太吻了吻，然后请杰玛跟他到她的房间里去一会儿，说需要告诉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他不过是想跟她单独告别而已。莱诺雷太太心里明白，所以也就没有好奇地打听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萨宁从来没到杰玛的房间里来过。他一跨过这道神圣的门坎儿，爱的全部魅力、全部火焰便油然而生，心里又是欣喜若狂，又是受宠若惊……他用感激的目光朝四周扫了一下，便跪倒在可爱少女的脚下，把脸贴在她身上……

“你是我的？”她低声问道。“你会很快回来吗？”

“我是你的……我会很快回来的，”他气喘吁吁地肯定说。

“我等你，亲爱的。”

片刻之后，萨宁已在大街上朝旅馆跑去。他没有留意头发蓬乱的潘塔莱奥内随后从糖果店大门跑出来对他喊着，一只手高高地举着，挥动着，好像在威吓他。

十二点三刻整，萨宁到了波洛佐夫那里。一辆套着四匹马的马车已停在旅馆门前。看到萨宁，波洛佐夫只是说了一句“啊！决定啦！”就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和套鞋，并且用棉花塞上了耳朵（虽然当时是夏天）到门口来了。侍者们已根据他的吩咐把买来的许多东西装进车里，在他的座位周围摆上了一些绸缎靠垫、小提包、包裹，在他的脚前放了一篮子食品，把一个皮箱拴到车夫座上。波洛佐夫大方地付了钱，由一个殷勤的守门人从后边（虽然在后边却仍然是毕恭毕敬地）扶着，呼哧呼哧地上了车坐下，把自己周围安顿舒适，挑出一支雪茄点上，这才用一根手指向萨宁示意：“你也上来吧！”萨宁坐到他旁边，波洛佐夫通过守门人告诉车夫要好好赶车——要是想得到小费的话。脚踏板响了几下，车门嘭的一声关上了，马车便滚动起来。

三十三

从法兰克福到威斯巴登，如今坐火车用不了一个小时，可是当年特快邮车紧赶也得三个来小时。马换了五次。波洛佐夫不是打瞌睡，就是叼着烟晃悠身子，很少说话；一次也没往窗外看过：他对如画的风景不感兴趣，甚至声称：自然界会使他烦死！萨宁也沉默着，也没欣赏风景：他没有闲心思。他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思索、回忆。每到一站，波洛佐夫都如数付清车钱，根据路上跑的时间长短给车夫赏钱——给多少要看他们的努力程度。半路上，他从食品篮子里拿出两个橙子，自己挑了一个好的，另一个给了萨宁。萨宁凝视了自己的同伴一会儿，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波洛佐夫问道，一边用白白的短指甲经心地剥着橙子皮。

“笑什么？”萨宁重复问了一遍。“笑我跟你的这次旅行。”

“有什么可笑的？”波洛佐夫把一瓣橙子放进嘴里，问道。

“这件事太奇怪了。说实话，昨天我还没有想到你，就像没有想到中国皇帝似的，可今天却跟你一道坐车去把我的庄园卖给你的妻子；而对你妻子呢，我也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嘛，”波洛佐夫答道。“活久啦什么都会看到。比如，你能想像训练我当传令官的情形吗？可我被训练过；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指挥：‘跑步，叫这个胖少尉跑步！加快速度。’”

萨宁挠了挠耳根。

“请告诉我，伊波利特·西多雷奇，你妻子为人如何？脾气怎样？我很需要知道这个呀。”

“他指挥倒挺舒服：‘跑步！’”波洛佐夫突然发起火来接着说，“可我呢……我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想：把您的军衔和肩章拿回去吧——我不要啦！哦……你问我妻子的情况吗？妻子的为人吗？跟所有的人一样。不要惹她——她不喜欢这个。主要的是你要多说……使她感到有什么可笑的。讲讲你的恋爱经过吧……不过，你知道，要讲得逗趣些。”

“怎么逗趣些呢？”

“就那么讲嘛。你对我讲过爱上了一个人想要结婚。哎，你就把这个过程描述一下吧。”

萨宁生气了。

“你认为这有什么可笑的吗？”

波洛佐夫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珠。橙子汁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着。

“是你妻子打发你到法兰克福去买东西的吗？”萨宁过了一会儿问道。

“正是。”

“买的是些什么东西？”

“当然是些玩具啰。”

“玩具？难道你有孩子？”

波洛佐夫甚至把身子从萨宁身旁闪开了一点儿。

“去！我怎么会有孩子呢？不过是女人用的玩意儿……装饰品。化妆用的。”

“你难道懂得这个？”

“懂得。”

“那你方才怎么对我说不管妻子的任何事情呢？”

“别的事情不管。可这……没有关系。由于闲得无聊，是可以管的。而且妻子也相信我的眼力。同时，我又很会讲价儿。”

波洛佐夫的话开始不连贯了，他已经累了。

“你妻子很有钱吗？”

“有钱是有钱。可多半只是自己花。”

“可是对你好像也亏不了吧？”

“我是丈夫嘛。我当然可以花！况且我又对她有用！她嫁我——算是交好运了！我是个听使唤的人！”

波洛佐夫用绸手绢擦了一下脸，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意思是说：“饶了我吧，别再让我说话了。瞧，我说话多费力呀。”

萨宁不再打搅他，又思索起自己的心事来。

马车在威斯巴登的一家旅馆前停下，这家旅馆简直像一座皇宫。旅馆里面立即响起了铃声，接着是一阵忙乱和跑动声；一些身着黑色仆役制服、仪表优雅的人在大门前边殷勤地等待着迎接；一个制服上绣了金线的守门人用力拉开了马车门。

像个凯旋的大将军，波洛佐夫下了车，沿着铺了地毯、芳香扑鼻的楼梯向楼上走去。有个人向他奔来，此人也穿着讲究，但相貌是俄国人——这是他的侍仆。波洛佐夫告诉他，说今后要永远带着他，因为昨夜在法兰克福他波洛佐夫没有用到热水！侍仆在脸上装出惶恐的神色，然后麻利地弯下腰去脱掉了老爷脚上的套鞋。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吗？”波洛佐夫问道。

“夫人在。她正在换衣裳呢。要到拉松斯卡娅伯爵夫人那里去吃午饭。”

“啊！到这位夫人那里去！……站住！车里有东西，你亲自去拿出来，搬上去。你呢，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波洛佐夫补充了一句，“去给自己开个房间，三刻钟以后过来。我们一起吃午饭。”

波洛佐夫慢腾腾地继续向前走去，萨宁开了一个比较简朴的房间，进去盥洗完毕，休息了一会儿，就向冯·波洛佐夫公爵殿下（Durchlaucht）的高级客房走去。

他进去的时候，这位“公爵”正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极其豪华的天鹅绒圈椅上。萨宁的这位萎靡不振的朋友已经洗了个澡，换上了一件极其华贵的缎面便袍，头戴一顶深红色圆锥形带缨小帽。萨宁走到近前端详了他一会儿。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连脸也没有朝这边转一下，眉毛也没有动一动，一点儿声音也没出。这种景象实在壮观！欣赏了他约两分钟，萨宁刚要开口打破这片神圣的宁静，——突然里间的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夫人，身穿白绸镶黑花边的连衣裙，手上和脖子上全是钻石，——这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波洛佐娃。她那浓密的淡褐色头发编成两条辫子没有绾起来，垂在头的两侧。

三十四

“啊，请原谅！”她面带半是羞涩半是嘲弄的微笑说了一句，立即用一只手抓着一根辫梢，把自己那明亮的灰色大眼睛盯在萨宁身上。“我没想到你们已经到了。”

“这位是萨宁先生，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波洛佐夫介绍完了，仍然没有转脸看萨宁，也没有站起来，只是用手指了指他。

“是的……我知道……你已经跟我说过了。很高兴认识您。不过我本想请你，伊波利特·西多雷奇……我的侍女今天有些糊涂……”

“给你梳头吗？”

“是的，是的，劳驾啦。请原谅，”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脸上带着方才那种微笑重复了一句，朝萨宁点了一下头，迅速转身，回到里间去了，但是她那漂亮的脖颈、俏丽的肩膀、标致的身材却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挺秀和谐的印象。

波洛佐夫站起来，笨重地一跩一跩地进了那扇门。

萨宁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他在“波洛佐夫公爵”客厅里，这一点女主人是再清楚不过的；她搞这个场面，无非是要显示一下自己那的确很美的秀发而已。萨宁心里对波洛佐娃这个反常的举动甚至感到高兴，他想，她既然想叫我惊讶，想在我面前卖弄，那说不定在庄园的价格上也会好说话呢。他一心想着杰玛，因此别的女人对他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几乎看不到她们的存在；这次他也只是在心里想道：“是的，人们对我讲的是实话：这位夫人再漂亮不过了！”

他如果不是处在这种特殊心境，他准会有另外一种想法：波洛佐娃娘家姓科雷什金娜，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且不说她并非是个绝代佳人，她身上甚至相当明显地呈现着平民出身的痕迹。她的前额低，鼻子有些肥大而且翘着；无论在皮肤的细腻还是手脚的纤巧方面，她都不能夸耀，——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在普希金所说的“圣洁的美”[97]面前，并非每个看到它的人都会被吸引住；可是在健壮而丰润的、既像俄国女人又像茨冈女人的肉体的魅力面前，人却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住！

可是杰玛的形象却像诗人们所歌颂的三重铠甲那样保护着萨宁。

过了十来分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丈夫的陪伴下又出现了。她朝萨宁走来……她这种步态呀，嗐，在那已经远逝的时代只是这种步态就足以使一些怪人神魂颠倒了。有个怪人曾说过：“这个女人朝你走来的时候，那神态仿佛给你送来了终生的幸福。”她走到萨宁跟前，伸出一只手给他，并用自己那种温存而有些拘谨的声音用俄语说：“您会等我，是吗？我很快就回来。”

萨宁恭敬地鞠了一躬，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已经到了门外，临走时又回了一下头，又嫣然一笑，又留下了一个方才那种挺秀和谐的印象。

她微笑的时候，她的每边腮上露出的笑窝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三个，而且眼睛比嘴唇，比她那鲜红、细长、喷香、左边有两颗小痣的嘴唇笑意更浓。

波洛佐夫进来又坐到圈椅上。他仍然不说话，可是一种奇怪的讪笑却不时使他那没有血色的、已经布上皱纹的脸腮鼓起来。

他虽然只比萨宁大三岁，却显得老相。

他款待客人的这顿午饭，当然能使最挑剔的美食家也会感到满意，可萨宁却觉得这顿饭没完没了，难以忍受！波洛佐夫“感情充沛、流利清楚、有板有眼地”[98]吃着，他把头细心地俯在盘子上，几乎把每块东西都闻了个遍；他先喝一口葡萄酒漱漱口，咽了下去，吧嗒了一会儿嘴唇……吃完烤菜以后，他突然谈兴大发——可谈的是什么呢？细毛绵羊，他计划订购一群细毛绵羊，谈得那么详细，那么充满柔情，用的全是表示爱的小字眼儿。他喝了一杯像开水般滚热的咖啡（他几次声泪俱下地向侍者诉苦，说昨天给他的咖啡——是凉的，凉得像冰一样！），然后用歪歪扭扭的黄牙咬着哈瓦那雪茄，按照通常的习惯打起瞌睡来，这使萨宁颇为高兴。萨宁开始在柔软的地毯上无声地踱起步来——同时幻想着将来跟杰玛共同生活的情景，并推测着能带什么消息回去见她。不过波洛佐夫醒了，据他自己说，醒得比通常早——总共只睡了一个半小时。他喝了一杯带冰块的碳酐矿泉水，吃了八九勺果酱（俄国果酱，是侍仆用深绿色的真正“基辅”罐子给他带来的，他说，没有这种果酱，他没法活），用微肿的眼睛盯着萨宁问他是否愿意跟他玩一会儿捉傻瓜[99]。萨宁欣然同意；他怕波洛佐夫再谈绵羊、小母羊和肥羊尾。主客两人来到会客室，侍者拿来纸牌，于是就玩了起来，当然，不赌钱。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从拉松斯卡娅伯爵夫人那里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在从事这种无害的活动。

她一进屋，看到纸牌和铺着的牌桌，就高声大笑起来。萨宁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她便大声说：

“请坐，接着玩吧。我现在去换衣服，马上就回来。”说完就走了，边走边脱掉手套，衣服发出了一阵窸窣声。

她果然很快就回来了。她脱下盛装，换上了一件肥口袖子、淡紫色宽松绸短衫；腰上系着一根粗绦带子。她坐到丈夫旁边，等他当了傻瓜以后，便对他说：“喂，胖墩儿，够啦！（听到“胖墩儿”这个称呼，萨宁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萨宁一眼，快活地笑了笑，露出两腮上的全部酒窝儿。）够啦；我看你想睡觉啦，吻一下我的手，走吧；我跟萨宁先生单独谈谈。”

“睡倒不想睡，”波洛佐夫笨重地从圈椅上站起来说，“走还是要走的，让我吻吻你的小手。”她把手掌伸给他，不停地笑着，看着萨宁。

波洛佐夫也看了萨宁一眼，没有告别就走了。

“喂，讲吧，讲吧，”她把两条裸露的臂肘一下子支到桌上，急不可耐地用一只手的指甲敲着另一只手的指甲，催促着说。“听说您要结婚，真的吗？”

说完这话，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甚至微微侧过头来，以便更专注更犀利地凝视萨宁的眼睛。

三十五

波洛佐娃夫人的态度是轻佻而亲昵的，萨宁虽不是初出茅庐，在社交界已混过一阵子，可是他如果不认为这种态度是他成功的好兆头的话，大概起初也会感到难为情的。“迁就一下这位阔夫人的任性吧。”他心里这样决定以后，便用跟她发问时一样随便的语调回答说：

“是的，我要结婚。”

“跟什么人？外国人吗？”

“是的。”

“您是不久前才认识她的吗？在法兰克福吗？”

“一点不错。”

“她是个什么人？可以问问吗？”

“可以。她是糖果店掌柜的女儿。”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瞪大眼睛，扬起了眉毛。

“这太妙啦，”她用慢腾腾的语调说，“简直是奇迹！我早已认为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世界上再也遇不到了。糖果店掌柜的女儿！”

“我看，这使您感到惊讶，”萨宁不无自尊地指出。“可是，第一，我根本没有那种偏见……”

“第一，这丝毫不使我感到惊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我也没有偏见。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女儿。怎么样，得意了吧？使我感到惊讶和高兴的是看到有人胆敢去追求爱情。您爱她，是吧？”

“是的。”

“她长得很美吗？”

这后一个问题，使萨宁有些讨厌……可是回避已经不行了。

“您知道，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他开始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情人容貌最美，而我的未婚妻却实实在在是个美人儿。”

“真的？哪种类型的美人？意大利型的？古典型的？”

“是的；她的五官非常端正。”

“您有她的肖像吗？”

“没有。”（那时还压根儿没有现代这种照相术。银板照相术也才刚刚兴起。）

“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叫杰玛。”

“您的名字呢？”

“德米特里。”

“父称呢？”

“帕夫洛维奇。”

“您知道吗，”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仍然用慢腾腾的声调说：“我很喜欢您，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您一定是个好人。请把您的手给我。我们交个朋友吧。”

她用美丽、白皙、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握了握萨宁的手。她的手比萨宁的手小一些，可是更温暖、更光滑、更柔软、更热情。

“不过，您知道我脑袋里有个什么想法吗？”

“什么想法呢？”

“您不生气？不？您说，她是您的未婚妻。可是难道……难道一定需要这么做吗？”

萨宁皱起了眉头。

“我不懂您的意思，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轻轻地笑了，仰了一下头，把落到脸腮上的头发甩了回去。

“他真迷人，”她既像沉思又像漫不经心地说。“是个骑士！今后再也不能相信人们所说的理想主义者已绝种的话啦！”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始终讲俄语，她的俄语讲得出奇的纯正，地道的莫斯科话，——老百姓的话，没有贵族腔调。

“您准是在旧式敬神的家庭里长大的吧？”她问。“您是哪省人？”

“图拉省。”

“嗬，咱们还是同乡呢。我父亲……您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人吧？”

“是的，知道。”

“他生在图拉……是图拉人。哎，好啦……（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故意把这个“好啦”用纯粹小市民的腔调说出来。）那就让我们现在谈正事吧。”

“什么……谈什么正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微微眯缝起眼睛来。

“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她的眼睛眯缝起来的时候，目光变得很温柔，稍稍有些嘲弄人的神色；可是眼睛睁大的时候，她那明亮的、几乎冰冷的目光里却流露着某种不善的……威吓人的煞气。她的眉毛又浓又亮，微微蹙着，使她的两眼显得特别美。）您想让我买您的庄园吧？您需要钱结婚？不是吗？”

“是的，我需要钱。”

“您需要很多钱吗？”

“第一步有几千法郎大概够了。您丈夫了解我的庄园。您可以跟他商量一下，我要的价不高。”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摇了摇头。

“第一，”她用指尖敲着萨宁常礼服的袖口一顿一挫地说，“我没有跟丈夫商量的习惯，除了在化妆方面——他在这方面是个好样的；第二，您为什么说要价不高？我不想利用您如今正在热恋之中决心做出任何牺牲的机会……我不接受您的任何牺牲。怎么？我非但不鼓励您的——哎，怎么说更好呢？……高尚的情操，对吧？——反而要剥掉您的一层皮？这不是我的习惯。有时候我是不饶人的，不过不是用这种方式。”

萨宁无论如何没能弄明白：她这话是在笑他还是当真？不过心里却说：“跟你打交道，耳朵可得尖！”

仆人用大盘子端来俄国茶炊、茶具、奶油、面包干，等等，把这些东西统统摆在萨宁和波洛佐娃夫人之间的桌子上，然后就走开了。

她给他倒了一杯茶。

“您不嫌吧？”她用手指拿一块方糖放到他碗里……可是夹子就在旁边。

“哪儿的话！……这样漂亮的手……”

他这句话没说完，险些被一口茶呛着，她则用专注、明澈的目光凝视着他。

“我所以提要价不高，”他继续说，“是因为您目前在国外，我不能认为您身边会有许多闲钱，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卖……或买庄园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萨宁颠三倒四地说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身子轻轻地靠到椅背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仍然用专注而明澈的目光凝视着他。他终于停下来了。

“没关系，讲吧，讲吧，”她好像在帮助他似的说。“我听您讲呢；听您讲话，我感到愉快。讲吧。”

萨宁开始描述起自己的庄园来，讲它有多少俄亩土地，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经营项目，可以得到多少进项……甚至还提到了宅院旁边的优美景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始终凝视着他，目光越来越明澈而专注，脸上没有微笑，两唇微微地动着：她在咬嘴唇。他终于感到不好意思；再次停下来了。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刚开始说——又沉思起来。“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她重复了一遍。“您知道吗：我相信，买您的庄园对我是很合算的一桩买卖，我们会成交的；不过您应该给我……两天——是的，两天期限。您能够跟未婚妻分开两天吧？我决不违反您的意志再多耽搁您——我向您保证。要是您现在就需要五六千法郎，我非常愿意借给您——咱们以后会算清的。”

萨宁站起身来。

“我应当感谢您，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谢您热情亲切地愿意援助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不过，要是您一定需要的话，我愿意听候您的决定，——在此地停留两天。”

“是的，我需要这样，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您会很难受吗？很难受吗？请告诉我。”

“我爱自己的未婚妻，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跟她不在一起，我是不轻松的。”

“哎呀，您真是个难得的好人哪！”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叹了口气说。“我答应不过分折磨您。您要走吗？”

“夜已深了，”萨宁说。

“您一路劳累而且还跟我丈夫玩捉傻瓜，需要休息。请告诉我——您跟伊波利特·西多雷奇，跟我丈夫交情很深吗？”

“我们在一个寄宿学校学习过。”

“他当时就这样吗？”

“‘这样’是什么样？”萨宁问道。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突然笑了，笑得满脸通红，拿手帕捂着嘴唇，从圈椅上站起来，像累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到萨宁跟前，伸给他一只手。

萨宁鞠了一躬，朝门外走去。

“请明天早些过来——听到啦？”她随后对他喊了一声。他离开房间前回头看了一下，看到她又坐到圈椅上，把两手垫在脑后。短衫的宽袖几乎滑到肩膀上——不能不承认，这两臂的姿势、这全身的形象是美得迷人的。

三十六

午夜过了很久，萨宁房间的灯还亮着。他坐在桌旁给“自己的杰玛”写信。他把各种情况都告诉了她，向她描述了波洛佐夫夫妇的为人，不过更多的还是倾吐自己的感情，末了告诉她三天以后见面！！！（加了三个感叹号）一大早，他就到邮局把信寄了，然后去库尔豪扎公园散步。那儿已在演奏乐曲。游人还不多，他在乐队所在的小亭子前边站了一会儿，听完歌剧《魔鬼罗伯特》[100]的集成曲，喝完咖啡，便进了旁边一条幽静的林阴路，坐到一条长凳上遐想起来。

一把阳伞柄儿在他肩上敏捷而相当有力地敲了一下。他不觉一怔……原来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他面前，她身穿灰绿色透亮印花轻纱连衣裙，头戴白色透花纱帽，手戴瑞典手套，脸色娇艳红润，像夏天的清晨，可是一夜安眠留下的慵懒还没有从举止和眼神中消失。

“您好，”她说。“我今天派人去请您，可您已经出来了。我刚喝完第二杯矿泉水，您知道吗，这儿的人叫我喝矿泉水——上帝晓得为什么……我会有病吗？现在我必须散步一小时。您愿意做我的同伴吗？然后我们回去喝咖啡。”

“我已经喝过了，”萨宁说着站了起来。“不过我很高兴同您一起散步。”

“那就把您的胳膊给我吧……别怕：您的未婚妻不在这儿——她看不到您。”

萨宁干笑了一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每次提到杰玛时，萨宁都感到不愉快。然而他急忙顺从地鞠了一躬……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胳膊慢慢地轻柔地放到他的胳膊上，在他的胳膊上滑了一下，便好像粘上去了。

“往这边走，”她把撑开的阳伞扛在肩上，对他说。“我对这座公园像对家里一样熟悉，我领您走几个好地方。您知道吗（这是她常用的口头语）：现在不谈买卖的事；等早饭后，咱们好好谈谈；您现在应当对我讲讲自己的情况……好让我知道跟我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然后，要是您高兴，我再对您讲讲我自己。同意吗？”

“可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这对您能有什么意思呢？……”

“等等，等等。您把我的话理解错了。我不想跟您调情。”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耸了耸肩膀。“他有一个未婚妻，美得像古代雕像一般，我会跟他调情吗！？不过，您有商品，我是买主。我也想知道您的商品货色如何。好吧，请展示一下商品货色吧。我不仅想知道我买的是什么，而且想知道在向什么人买。这是我爹的规矩。喂，开始吧……嗯，不从童年讲起也可以。噢，就从这儿讲吧——您来国外很久了吗？您在这之前到过什么地方？不过请走慢些——咱们没有必要着急。”

“我是从意大利来到此地的，在意大利呆了几个月。”

“看来您对意大利的一切有特殊兴趣？奇怪，您怎么没有在那里找到对象。您喜欢艺术？绘画？还是更喜欢音乐？”

“我喜欢艺术……一切美的东西，我都喜欢。”

“也喜欢音乐？”

“喜欢。”

“可我却毫不喜欢。我只喜欢俄国歌曲，而且还是农村春天跳舞时唱的那种，您知道……红布衫，珠串，牧场上一片嫩绿的小草，微微飘着轻烟……妙极了！不过现在不是谈我。请接着说吧，讲下去。”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瞧着萨宁。她是高个儿，脸几乎跟萨宁的脸一般高。

萨宁讲起来——起初是不情愿的，干巴巴的，可后来越讲越高兴，几乎可以说是口若悬河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很聪慧地听着他讲；而且她显得那么坦率，引得别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坦率起来。她具有红衣主教雷兹[101]所说的那种巨大的“交际才能”——“le terrible don de la familiarité[102]”。萨宁谈了自己旅游的情况，谈了在彼得堡的生活，谈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假如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像个举止娴雅的贵夫人的话，萨宁是决不会这么无拘无束的；可是她自称是忍受不了任何俗套的小伙子；她自己就是这么向萨宁自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迈着猫一般轻盈的步伐走在他旁边，轻轻靠在他身上，不时往他脸上瞟几眼；而这个“小伙子”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这个女人身上不断散发着又令人陶醉又令人痛苦、又文静又火热的诱惑，只有某些不是纯斯拉夫性格（经过适当混合的）的女人才会用这种诱惑征服我们这些有罪的、软弱的男人！

萨宁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边走边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直没有停下过，不停地在公园里没有尽头的林阴路上走着，一会儿爬到山上去欣赏美景，一会儿下到平地隐没在浓荫如盖的树下——总是胳膊挎着胳膊。萨宁有时甚至感到遗憾：他跟杰玛，跟自己那可爱的杰玛散步从来没能这么久……而这位夫人却能轻而易举地使他听任摆布！

“您不累吗？”他不止一次地问道。

“我永远不会累。”她答道。

他们偶尔遇到过几个游人；这几个游人几乎都向她点头致意——有的人是尊敬，有的人甚至是巴结。其中有一个相貌极其漂亮、衣着考究的黑发男子，她老远就喊了他一声，用最纯正的巴黎口音说：“Comte，vous savez，il ne faut pas venir me voir-ni aujourd’hui，ni demain.[103]”那人默默地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是个什么人？”萨宁按照所有俄国人都有的“好奇”的坏习惯问道。

“他吗？是个法国人——这儿法国人很多……也在向我献殷勤。不过该喝咖啡了。回去吧；您大概已经饿了。我的那口子现在已经该把眼揉开了。”

“‘那口子’！‘把眼揉开了’！”萨宁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法语却说得那么出色……真是个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没有说错。她和萨宁回到旅馆的时候，“那口子”或者说“胖墩儿”已经戴着那顶常戴的圆锥形小帽坐在摆好的餐桌前边了。

“你可叫我等腻了！”他喊完，苦笑了一下。“我已经打算自己先喝咖啡了。”

“没什么，没什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快活地解释说。“你生气啦？这对你有好处：否则你会完全僵化的。我把客人带来了。快按铃！让咱们喝咖啡吧，来咖啡，最好的咖啡，用萨克森[104]瓷杯，铺上雪白的台布！”

她扔掉了帽子和手套，拍起巴掌来。

波洛佐夫皱着眉头觑了她一眼。

“你今天怎么跑了这么久，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他低声问道。

“这不关您的事，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去按铃吧！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请坐，再喝一次咖啡吧！啊，发号施令多么快活呀！天下再没有更惬意的事了。”

“还要有人服从，”丈夫又嘟囔了一句。

“对呀，还要有人服从！因此我才快活呀。特别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对吧，胖墩儿？瞧，咖啡来了。”

在侍者端东西的大盘子上还有一张海报。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立即抓了起来。

“是正剧！”她生气地喊道。“德国正剧。反正比德国喜剧强。吩咐给我订个包厢——楼下两侧的包厢——不……最好订个Fremden-Loge[105]，”她转身对着侍者说。“听着：一定要订Fremden-Loge！”

“可是，如果Fremden-Loge被市长阁下（seine Excellenz der Herr Stadt-Director）订去……”侍者大胆地回驳道。

“给市长阁下三十银马克，叫他把包厢给我！听到了吗！”

侍者顺从而犯愁地低下了头。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您陪我去看剧吗？德国演员真要命——可是您会陪我去的……是吗？是的！您多么好说话儿啊！胖墩儿，你就不去了吧？”

“听你吩咐就是了，”波洛佐夫对着端到嘴边的杯子说。

“知道吗：你留下。你在剧院总是睡觉，而且德语你也听不太懂。你最好干什么呢：给管家写封回信吧——你记得，关于我们的磨房……关于农民磨粉的问题。告诉他，我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你今天一晚上的工作……”

“听到啦，”波洛佐夫说。

“那就好极啦。你真是个聪明人。现在呢，先生们，我们既然已经谈到管家了，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谈谈我们的主要问题吧。等侍者一收拾完桌子，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就请把关于庄园的情况全都对我们讲讲——卖什么，怎么卖，要什么价，需要预付多少定钱，总之，各种情况都讲讲！（“终于谈正题了，”萨宁心里说。“谢天谢地！”）您已经对我讲过一些了，记得吗，您曾绝妙地描绘过自己的花园——可当时胖墩儿不在场……让他听听——他总会吭哧出个什么见解来的！想到我能帮助您成婚，我是很高兴的，——而且我已答应过早饭后商谈您的问题；我总是信守诺言的。对吧，伊波利特·西多雷奇？”

波洛佐夫用手抹了一下脸。

“真的就是真的，您从来谁也不欺骗。”

“从来不！我从来不骗任何人。好吧，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用我国枢密院常用的话说，请陈述事情原委吧。”

三十七

萨宁开始“陈述事情原委”——也就是说又第二次描述自己的庄园，不过这次已不涉及自然美景了，而是不断地要波洛佐夫证实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数字”。波洛佐夫只是哼哼哈哈地应着，晃动着头，然而这究竟是表示赞同还是不赞同呢——大概鬼也搞不清。不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并不需要他参加意见。她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管理才能实在令人赞叹！经营管理的详情细节，她都一清二楚；各种情况都仔细问到了，什么情况都了解了；她的每句话都一语破的，一针见血。萨宁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考试：他事先没有准备。这场考试继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萨宁觉得自己像个被告，坐在窄窄的条凳上，对着严厉而明察秋毫的法官。“这简直是审问！”他心里不高兴地嘀咕说。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总是笑着，好像在开玩笑，可是萨宁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些；当在“审问”过程中发现自己对“重分土地”和“劳役租制”这两个词[106]的含义不完全清楚的时候，他甚至冒出了汗珠……

“好啦！”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终于决定了。“对您的庄园，我现在了解得……不比您差。每个农奴要价多少？（大家知道，当时庄园的卖价是按农奴人数决定的。）”

“嗯……我想……少于五百卢布是不行的，”萨宁费力地说。（喔，潘塔莱奥内，潘塔莱奥内，你在哪儿？如果在场，你又该喊“Barbari！”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抬眼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核计。

“好吧，”她终于开口说。“这个价钱，我觉得不过分。不过承蒙您给了我两天期限——您应该等到明天。我想我们会成交的——那时您再告诉我您需要多少定钱。现在basta cosi[107]！”她看到萨宁要反驳什么，便接着说。“我们方才已为讨厌的钱财问题忙够了……á demain les affaires[108]！您知道吗：我现在放您走（她看了一下塞在腰带上的珐琅小表）……到三点……需要让您休息一下。去玩轮盘赌吧。”

“我从来不赌钱，”萨宁说。

“真的？您可真是个完人。其实，我也不赌钱。拿钱随便扔、碰运气是愚蠢的。不过还是到赌场去吧，去看看各种嘴脸。有些嘴脸是很可笑的。那儿有一个老太婆额上戴着宝石，长了胡子，——好看极啦！那儿有我们的一位公爵——也好看。仪表堂堂，鹰钩鼻子，可是下了三马克银币赌注就偷偷地在坎肩里边画十字。去看看杂志，散散步，一句话，随便您干什么……三点钟，我等您……de pied ferme[109]。必须早些吃饭。在可笑的德国人这里，剧院六点半开演。”她向他伸出手来。“Sans rancune，n’est-ce pas？[110]”

“哪儿的话，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为什么要恨您呢？”

“因为我方才折磨过您啊。等着吧，还有更厉害的呢，”她眯缝起眼睛，补充了一句，所有的酒窝都一下子出现在那绯红的脸腮上。“再见！”

萨宁鞠了一躬出来了。身后传来了快活的笑声，他这时正经过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了这样一个场面：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丈夫的小帽从头上扒到眼上，丈夫的两手正在无可奈何地抓挠着。

三十八

啊！萨宁回到自己房间以后多么高兴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啊！果然如此：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得对——他是需要休息一下；这新的结识、接触、谈话、钻到头脑里和心灵里的胡思乱想，跟这个如此陌生的女人意外的、不由自主的亲近，在这一切之后他是需要休息一下！这一切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几乎就是在他知道杰玛爱他、他成了杰玛未婚夫的第二天！这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呀！他心里千百次地向自己那纯洁无瑕的小鸽子请求宽恕，虽然，说老实话，他对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千百次地亲吻她送给他的那个小十字架。如果他来威斯巴登要办的那件事情没有希望马上顺利办妥的话，他会立即赶回去的，回到亲切的法兰克福去，回到那可爱的、如今已对他有亲属之情的家去，回到她的身旁，拜倒在她那秀美的脚下……可是没有办法！必须把苦酒喝完，必须穿戴整齐去吃饭，然后去剧院……但愿明天她能快些放他回去！

还有一个情况使他难受，使他生气：那就是他怀着爱情，怀着喜悦，怀着感激想杰玛，想他俩的共同生活，想他未来幸福的时候，这个奇怪的女人，这个波洛佐娃夫人却寸步不离地出现……不！不是出现——而是矗在他的眼前……而且照萨宁的说法，还带着特别幸灾乐祸的心情，他摆脱不了她的影子，他不能不听到她的声音，不能不想到她的言谈——他甚至不能不嗅到她衣服上散发的幽雅、清馨、沁人心脾、像芬芳的黄百合花似的那种特殊香味。这位夫人显然在拿他开心，在千方百计地接近他……这是为什么呢？她要干什么？难道这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有钱的、也许还放荡的女人的任性？那么这个丈夫呢？！他是个什么人物？他对她是什么态度？说实话，波洛佐夫和他的妻子跟萨宁毫不相干，这些问题为什么往萨宁的脑袋里钻？他为什么在一心一意想着那个像白昼一般光辉明朗的意中人时还赶不走这张纠缠不休的脸？这张脸怎么敢透过那人的几乎像天仙一般的容颜显现出来呢？这张脸不仅透过那人的姣好容颜显现出来，而且还在放肆地笑着。这灰色的凶狠的眼睛，这酒窝儿，这蛇似的辫子——难道这一切都粘到他身上，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抖掉，甩开？

胡说！胡说！明天这一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她明天会放他走吗？

是的……这些问题，他都给自己提出过。可是时间已快到三点了——他穿上黑燕尾服，在公园里稍稍走了一会儿，就到波洛佐夫夫妇那儿去了。

他到波洛佐夫夫妇客厅的时候，看到大使馆秘书在座，他是个德国人，细高细高的个子，马脸，从后边分开的浅色头发（当时这种发型还时髦），还有……啊，真是奇迹！还有谁呢？登霍夫，就是几天前跟他决斗过的那个军官！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到他——不由得感到一阵尴尬，不过他还是向他鞠了一躬。

“你们认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问道，萨宁的窘态没有躲过她的眼睛。

“是的……我已有幸认识，”登霍夫说完便把身子微微侧向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那边，带着微笑低声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位……你的同胞……俄国人……”

“不可能！”她也低声喊了一句，并用手指吓唬了他一下，接着就立即提醒他和那个细高个儿大使馆秘书该走了；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来，那个秘书是在没命地爱着她的，因为他每次看她的时候，甚至连嘴都张开了。登霍夫立即客客气气地顺从地走了，因为他作为家里的朋友，听半句话就能明白人家对他的要求是什么；那位秘书却想赖着不走，但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毫不客气地把他送走了。

“找您的贵夫人去吧，”她对他说（当时有个摩纳哥公主住在威斯巴登，极像下等暗娼）。“您坐在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家里干吗？”

“怎能这么说呢，夫人，”倒霉的秘书辩驳说，“世界上的公主全都……”

然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无情的——秘书只好带着他的时髦发型走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这天打扮得正像我们的祖母们常讲的那样，极为“花枝招展”。她身穿一件粉红色闪光绸连衣裙，袖子à la Fontanges[111]的袖子，两耳各戴一颗大钻石耳环。她的眼睛晶莹闪亮，不亚于那两颗钻石：她显得心花怒放，神采飞扬。

她让萨宁坐到身边，开始跟他讲巴黎，说她准备过几天就去那里；讲德国人，说德国人使她感到腻烦，说他们卖弄聪明的时候显得愚蠢，而表现愚蠢的时候又不适当地显得聪明；讲着讲着，突然，正如俗话说的，开门见山地——à brule pourpoint——问他：几天前果真为了一位女士跟方才坐在这儿的那个军官决斗过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萨宁感到惊讶，讷讷地问道。

“到处都在传嘛，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不过，我知道您是对的，对极了——您的行为像个骑士。请告诉我，那位女士就是您的未婚妻吗？”

萨宁微微皱起了眉头……

“好啦，不谈这个啦，不谈啦，”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急忙说。“这使您感到不愉快，原谅我，不谈了！别生气！”波洛佐夫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你怎么？是饭准备好了吗？”

“饭马上就端来，你瞧，我在《北方蜜蜂》上读到……格罗莫鲍伊公爵逝世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抬起了头。

“啊！愿他升入天国！每年二月，”她转身对萨宁说，“我过生日那天，他把各个房间都用山茶花装饰起来。不过为了这个，还不值得冬天住在彼得堡。他大概已过七十了吧？”她问丈夫。

“过了。报上描写了他的葬礼。整个宫廷都参加了。这里还登了科夫里日金公爵的一首挽诗呢。”

“好极啦。”

“要我念念吗？公爵称他为足智多谋的大丈夫呢。”

“不，不要念吧。他算什么足智多谋的大丈夫！不过是塔季扬娜·尤里耶夫娜的丈夫罢了。咱们吃饭去吧。活人考虑活人的事儿。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把您的胳膊给我。”

这顿饭跟昨天一样丰盛得出奇，而且席间的气氛极为活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善于言谈——女人少有这种才能，尤其是俄国女人！她说话泼辣，毫无忌讳；女同胞们被她挖苦得尤其厉害。一些尖刻的俏皮话不止一次引得萨宁放声大笑。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最不能容忍伪善、空话和谎言……她几乎到处都能发现谎言。她好像在炫耀她在其中开始生活的那个下层社会；她讲了父母在她童年时代的几个相当出奇的故事；她管自己叫乡下佬，跟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纳雷什金娜[112]一样。萨宁马上就看出来，她的经历远比她的许多同龄人丰富。

波洛佐夫深思熟虑地吃着，聚精会神地喝着，只是偶尔抬起他那灰白的、看上去瞎乎乎的、而实际上却很锐利的眼睛，一会儿看看妻子，一会儿看看萨宁。

“你真聪明！”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对着他喊道。“你去法兰克福把我托你办的事办得多好啊！我本想吻吻你的额头，可你不稀罕这个。”

“不稀罕，”波洛佐夫说完，用银餐刀切开了一个菠萝。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看了看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我们打的赌还算数吧？”她有所指地问道。

“算数。”

“好吧。你会输的。”

波洛佐夫把下巴伸向前边。

“喂，这次不管你多么自信，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认为你输定啦。”

“打什么赌？可以告诉我吗？”萨宁问道。

“不……现在不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完就笑了。

钟敲了七下。侍者进来禀报说马车套好了。波洛佐夫送走了妻子，马上便回到了自己的圈椅上。

“记住！别忘了给管家写信！”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从穿堂儿里对他喊道。

“一定写，放心吧。我办事不拖拉！”

三十九

一八四〇年那时候，威斯巴登剧院外观上也是很差的，而剧团呢，由于志大才疏，庸俗保守，也丝毫没有超出到目前为止人们公认的德国各剧团的一般水平，这种水平最完美的代表是德弗里恩特先生“卓越”领导的卡尔斯鲁厄剧团。在为“冯·波洛佐夫夫人阁下”订的包厢（上帝知道这个包厢是侍者怎么订到的——他实际上并没有去贿赂市长！）座位后边是个小房间，里边摆了一些小沙发。在进包厢以前，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请萨宁把一些小屏风立起来，使包厢同剧场隔开。

“我不愿意人们看到我，”她说，“否则马上就会有人来。”

她让他也坐在她身边，背朝演出厅，使包厢看上去是空的。

乐队演奏完了《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幕拉开：剧开始了。

这是一部土作品，这类作品很多。在这类作品里，博学而无才的作者们用考究然而死板的语言努力而拙笨地表达某种“深刻”或“人人关心”的思想，表现所谓悲剧冲突，结果使人感到非常无聊……亚洲式的无聊，就像霍乱中亚洲式的霍乱最厉害一样。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耐着性子听完了半幕，当舞台上情人（他穿着带褶的褐色常礼服，波利斯绒衣领，带珠母扣子的条纹坎肩，裤脚有漆皮套带的绿裤子，白麂皮手套）得悉意中人变心，两拳顶到胸上，两肘弯成锐角向前伸着，简直像狗一样嚎叫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忍受不住了。

“法国最偏僻的小城的最次的演员也比德国最著名的演员演得又自然又好，”她怒气冲冲地喊完，就坐到后边那个小房间里了。“到这儿来，”她用手拍着身边的沙发招呼萨宁。“咱们聊聊吧。”

萨宁顺从地过来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瞟了他一眼。

“您哪，我看，真随和！您的妻子跟您在一起会舒心的。这个小丑，”她用扇子末梢指着嚎叫的那个演员说（他演的是一个家庭教师），“使我想起了少年时代：那时我也爱上了一个教师。这是我的第一次……不，第二次恋爱。第一次我爱上的是顿河修道院的仆役。那时我十二岁。我只有星期天才能看到他。他穿一件衬在法衣里面穿的天鹅绒内长衣，洒了香水，捧着香炉穿过人群，向太太们说着：‘帕尔董，艾克斯丘泽’[113]，从来不抬眼睛，他的睫毛——瞧，这么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大拇指的指甲指了半截小指给萨宁看。“我的教师叫Monsieur Gaston！必须指出，他非常有学问，严肃得吓人，瑞士人，脸上表情那么刚毅！络腮胡子漆黑漆黑的。侧面看像希腊人，连嘴唇也像用铁铸出来的！我怕他。我一生中只怕过这么一个人！他是我弟弟的家庭教师，我弟弟后来死了……淹死的。有个茨冈女人也预言过我不得好死——不过，这是胡扯。我不信。您想像一下，伊波利特·西多雷奇拿刀子会是个什么样子？！”

“也可能不死于刀下啊，”萨宁说。

“都是胡扯！您迷信？我可一点儿也不。我什么也不在乎。Monsieur Gaston住在我们家里，在我的楼上。有时我夜间醒来，听到他的脚步声——他上床很晚，——我屏息静气，由于敬佩……或者别的感情。我父亲不认得几个字，可却使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您知道我还懂拉丁文吗？”

“您？拉丁文？”

“真的，我懂。是Monsieur Gaston教的。我跟他读完了《埃涅阿斯纪》[114]。是一部枯燥的书，可有些地方很好。您记得，当狄多跟埃涅阿斯在林中……”

“是的，是的，记得，”萨宁急忙答道。他早就把拉丁文忘光了，对《埃涅阿斯纪》也并不很清楚。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习惯地稍稍侧着头从下方瞟了他一眼。

“不过，您可别以为我很有学问。哎，我的上帝，不，我没有学问。什么才能也没有。勉强会写字……真的；高声朗读，我不会；弹钢琴，绘画，缝纫——一样不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全在这儿啦！”

她摊开了两手。

“我对您讲这些，”她继续说，“第一是为了不听这些蠢货喊叫（她指了一下舞台，这时台上男演员已下去，上来一个女演员在嚎叫，也是臂肘向前伸着），第二是因为我欠您的情：您昨天对我讲了自己的经历。”

“那是您问我嘛，”萨宁说。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突然朝他转过身来。

“难道您不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不过，我并不觉得奇怪，”她又靠到沙发靠垫上补充说。“一个人准备结婚，而且是出于爱情，而且是在决斗之后……他怎么会想别的什么事情呢？”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沉思起来，用她那虽然略大一些然而却很整齐的乳白色牙齿咬起扇柄来。

萨宁觉得他无法摆脱的胡思乱想又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谈话是低声进行的，几乎是用耳语，这更使他气恼和激动……

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意志薄弱的人永远不会自己去结束——总等着一切自行结束。

台上有人打了个喷嚏；这喷嚏是剧作者作为“喜剧因素”或“效果”安排到剧中的，剧中当然不会有别的喜剧因素啰；观众也满足于这种效果，笑了。

这笑也使萨宁感到气恼。

有几分钟他自己也完全不清楚：他是在生气还是在高兴，是在感到无聊还是在感到快活？啊，要是杰玛这时看到他，那该多好啊！

“真怪，”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蓦地开始说。“一个人会用那么平静的语调宣布：‘我准备结婚’；可谁也不会那么平静地说：‘我要往水里跳。’可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真怪。”

萨宁感到气恼。

“差别很大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有的人往水里跳毫不害怕：他会游泳嘛；而且……至于结婚使人感到奇怪……既然已经谈到……”

他猛然停住，不往下说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扇子敲了一下手掌。

“把话说完哪，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把话说完；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您想说：‘既然已谈到这里了，尊敬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波洛佐娃夫人，再想像不出比您的婚姻更奇怪的了……我清楚地了解您的丈夫，从童年就了解！’这就是您这个会游泳的人想说的话！”

“请原谅……”萨宁刚想说话。

“难道不对吗？难道不对吗？”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逼问道。“那您就看着我的脸说我说的不对吧！”

萨宁的眼睛不知往哪儿看才好。

“好吧，请原谅，您说的对，既然您一定要求我说。”他终于把话说出来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点着头说：

“好……好。那么，您这个会游泳的人竟不问问自己：一个既不穷……也不蠢……也不丑的女人采取这样一个……奇怪的行动原因是什么？也许您对这不感兴趣；不过这没有关系。我要告诉您原因——不是现在，等幕间休息一结束。我总担心有人会进……”

还没等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话说完，朝外的门果然被拉开了一半，包厢里探进一个脑袋来，红脸膛儿，满脸油汗，还年轻却已经没有牙了，贴在头上的长发，下垂的鼻子，像蝙蝠耳朵似的大耳朵，两只好奇、迟钝的小眼睛，戴着金丝眼镜，金丝眼镜上边架着夹鼻眼镜。这个脑袋环顾了一下，看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难看地咧嘴笑了笑，点点头……青筋毕露的脖子也跟着伸了进来……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对着那脑袋挥了挥手帕，说：

“我不会客！Ich bin nicht zu Hause，Herr p…！Ich bin nicht zu Hause.[115]……嘘，嘘！”

那脑袋感到惊讶，干笑了一下，学着李斯特[116]的声音（他当年曾拜倒在他脚下）好像啜泣似的说了声：“Sehr gut！Sehr gut！[117]”便消失了。

“这是什么人？”萨宁问道。

“他吗？威斯巴登的评论家。‘文丐’或者奴才，怎么叫都可以。他是当地包税人雇的，因此必须对什么都夸奖，对什么都欢呼，而自己却憋了一肚子窝囊气连发泄也不敢发泄。他最爱制造谣言，我担心他马上就会跑出去说我在剧院里。不过，没有关系。”

乐队奏完了圆舞曲，幕又拉开了……台上又是装腔作势，无病呻吟。

“哎，”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坐到沙发上开始讲起来。“您因为倒霉，必须陪我坐在这里，不能享受在未婚妻身边的乐趣……别转眼珠，别发火——我理解您的心情，已经答应过放您走，可现在要听我的自白。您想知道我最爱什么吗？”

“自由，”萨宁抢着答道。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

“是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她说这话的声音有些特别，好像包含一种不容置疑的真挚和郑重的意味，“自由重于一切，先于一切。不要以为我在夸耀——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不过事实就是这样，过去和现在永远是这样，直到我死。大概是我童年看奴颜婢膝看得太多了，受够了。还有，Monsieur Gaston，我的教师打开了我的眼睛。现在您也许会明白我为什么嫁给伊波利特·西多雷奇了：跟他在一起，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像空气，像风……这，我结婚前就知道；我知道，跟他在一起，我将是个自由哥萨克！”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沉默了一会儿，把扇子扔到旁边。

“我还要告诉您一件事；我不反对思索……思索是快活的，我们要头脑就是为这个目的，可是关于我的行为的后果，我却从来不去思索；需要的时候，我不怜惜自己——丝毫不：不值得。我有一句格言：‘Cel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118]’——我不知道俄国话应该怎么说。也的确如此：什么会‘tire à conséquence[119]’？因为在这儿，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不要求我负责，而在那儿（她举起了一根手指指着天空），随它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等那儿审判我的时候，我已不是我了！您在听我讲吗？您不觉得乏味吧？”

萨宁低头坐在那里。他抬起了头。

“我毫不觉得乏味，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在很感兴趣地听您讲呢。不过，我……说实话……我在问自己：您为什么对我讲这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沙发上微微动了一下。

“您在问自己……您就这么迟钝？还是这么谦逊？”

萨宁把头抬得更高了。

“我对您讲这一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平静的语调继续说着，不过这种语调跟她脸上的神情不完全一致，“是因为我很喜欢您；是的，别奇怪，我不是开玩笑；是因为自从见到您之后，我就不愿给您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或者说，不是不好的印象，这我不在乎，而是不正确的印象。因此，我才把您领到这里来，跟您单独在一起，这么坦率地谈谈……是的，是的，坦率地谈谈。我不说谎。也请您注意，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我知道您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准备跟她结婚……您可要对我的不忮不求给予公正评价哟！不过这回该您说Cel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啦！”

她笑了起来，可是她的笑突然中止了——她愣住了，好像她自己的话把自己惊呆了，她平时总是那么快活、大胆的眼神里突然闪现出像是怯懦甚至忧伤的神色。

“蛇！啊，她是一条蛇！”萨宁这时心想。“然而是一条多么美丽的蛇啊！”

“把带柄眼镜给我，”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突然说。“我想看看这个jeune première[120]真是那么丑吗？果然可以认为政府选用她是有道德目的的，为的是使青年不要太着迷。”

萨宁递给她带柄眼镜，她接眼镜的时候却用双手迅速而轻柔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请不要装正经，”她带着笑容低声说，“您知道吗：往我身上套锁链是不行的，可我也不往别人身上套锁链。我爱自由，不承担义务——不止是对自己如此。现在请挪开一些，我们看戏吧。”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带柄眼镜对准舞台，萨宁也向台上看起来，他坐在她身旁，在昏暗的包厢里情不自禁地吸着她那娇艳的身体所散发的温暖馨香的气味，脑子里也同样情不自禁地翻腾着她今晚尤其是最后几分钟所说的话。

四十

戏又继续演了一个多小时，可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萨宁很快就不往台上看了。他们又谈起来，谈话又沿着方才那条小路走下去；不过这次萨宁沉默的时候少了。他心里又生自己的气，又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气。他努力向她证明她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好像她对理论感兴趣似的！他开始跟她争论，她心里对这点很高兴：既然肯争论，就意味着在让步或会让步。他肯咬食了，上钩了，不再躲闪了！她反驳着，笑着，赞同着，沉思着，进攻着……而他的脸和她的脸在靠近着，他的眼已不再躲避她的眼了……她的目光在他的脸上滑动着，转游着，他对她则报之以微笑——有礼貌地，但是微笑。他议论起抽象问题来，谈交往中的信义，谈义务，谈爱情和婚姻的神圣……这也正合她的心意。谁都知道，这些抽象问题作为开始，作为起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清楚了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人都说，当她坚强有力的气派中突然流露出一种温柔娴雅的、几乎像处女般羞怯的神态时（虽然叫人纳闷：她这种神态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时……是啊，那时事情就要发生危险的变化了。

看来，对萨宁来说，事情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要是他哪怕能有一瞬间凝神思索一下的话，他也会鄙视自己；可是他既没有来得及凝神思索，也没有来得及鄙视自己。

而她却不肯放过时机。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他长得很不错！令人不由得想说：“怎能知道在哪儿会找到什么，在哪儿会失去什么呢？”

戏演完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请萨宁给她披上披肩。在他用柔软的织物裹她那真正俏丽的肩膀时，她一动没动。然后她挽着他的胳膊离开包厢；一出包厢门，她几乎要惊叫起来：登霍夫像幽灵似的站在包厢门口，他背后是威斯巴登评论家一副贱相在探头探脑地张望。“文丐”油乎乎的脸上闪着幸灾乐祸的神色。

“夫人，不吩咐我给您找马车吗？”年轻的军官强压胸中怒火用哆哆嗦嗦的声音问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不用啦，谢谢，”她答道，“我的仆人会找的。请自便吧！”她用命令的口吻低声说完就挽着萨宁迅速走开了。

“见鬼去！你总跟着我干什么？”登霍夫突然对着文学家喊了一声。他需要找个人出气呀！

“Sehr gut！Sehr gut！”文学家咕哝了一句就溜走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仆人一直在穿堂儿里等着，转眼间就把马车找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敏捷地上了车，萨宁也随后跳了上去。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放声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萨宁好奇地问道。

“啊哟，请原谅……我突然想到：要是登霍夫又跟您决斗……为了我……这不是一件绝妙奇闻吗？”

“您跟他关系很近吗？”萨宁问道。

“跟他？跟这个小孩子？他不过替我跑跑腿儿罢了。您别担心！”

“我根本没有什么担心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叹了口气。

“唉，我知道您并不担心。不过，请听着——您知道吗：您那么可爱，您不应该拒绝我最后一个请求。别忘啦：三天后，我去巴黎，您回法兰克福……咱们何时再能相会呢！”

“您的请求是什么？”

“您当然会骑马啰？”

“会呀。”

“是这样。明天早晨我带您——咱们一块儿骑马到郊外去。我们会有极好的马骑。然后我们回来把业务一了结——就‘阿门[121]！’别惊奇，别对我说这是任性，别说我是疯子——也许这些话都是对的，——不过我只要您说一句：我同意！”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脸转过来对着他。马车里是昏暗的，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这一片昏暗中闪着亮光。

“好吧，我同意，”萨宁叹了一口气，说。

“哎呀！您叹了口气！”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学他叹气的样子。“这就是俗话说的：既然开了头，就别说没劲头。不过，不，不……您很可爱，您是好人——我一定履行诺言。这是我的手，没戴手套，右手，是办事情的手。握它吧——相信握它的含意吧。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不知道；可我是个诚实人——跟我打交道是可以的。”

萨宁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竟把这只手托到自己的唇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轻轻把手抽了回来，——突然沉默起来，直到马车停下来，一直沉默着。

她要下车了……这是怎么回事？是他想像还是他真地感觉到自己的腮上好像被什么东西迅速而灼热地触了一下。

“明天见！”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楼梯上低声对他说。穿着镶金边制服的守门人一看到她就拿起一个点着四根蜡烛的枝形烛架为她照明，把她照得全身通亮。她眼睛低垂着。“明天见！”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萨宁在桌上看到了杰玛来的一封信。他有一瞬间……吓了一跳——立即强作笑颜，以便在自己面前掩饰自己的惊慌心情。这封信只有几行。她为“事情开始”的顺利感到高兴，劝他要耐心，并说家里人身体都好，都为他即将回来感到高兴。萨宁觉得这封信干巴巴的——可是却拿起了笔、纸……又把笔、纸抛开了。“写什么呢？！明天自己就回去啦……该回去啦，该回去啦！”

他立即躺到床上，竭力想尽快睡着。要是站着、没有睡意的话，他准会开始想杰玛，可他不知为什么……羞于想到她。他的良心感到不安起来。可是他安慰自己说明天一切都将永远结束，他将永远离开这位任性的夫人，将永远忘记这场胡闹！……

意志薄弱的人，自己跟自己谈话的时候总是愿意使用果断的字眼。

Et puis…cel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122]

四十一

上边就是萨宁临睡前的想法，不过第二天，当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急不可耐地用珊瑚鞭柄敲他房门的时候，当他看到她站在自己的房门口——手里提着深蓝色女式骑马服的长后襟，编成粗辫的鬈发上戴着一顶男式小帽，一只肩膀上搭着面纱，嘴唇、眼睛、满脸都带着挑逗的微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想什么，却无人知晓。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她用快活的声音问道。

萨宁扣好常礼服钮扣，默默地拿起了帽子。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向他投了一个愉快的目光，点了一下头，便迅速地朝楼下跑去。他也随后跑起来。

马已牵到了街门口的台阶前边，一共三匹：一匹是金棕色纯种母马，嘴脸干瘦，龇牙露齿，两只黑眼鼓着，腿像鹿腿一般细长，身躯有些干瘦，然而漂亮，性子火暴，——这是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骑的；另一匹是公马，强壮，肥大，有些笨重，全身乌黑，没有杂色，——这是给萨宁骑的。第三匹马是给跟班马夫骑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敏捷地跨上了自己的母马……那母马翘着尾巴，夹着屁股，蹬着蹄子，急着要跑起来，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却真是个出色的骑手！她把马控制在原地：需要跟波洛佐夫告别嘛。波洛佐夫仍然戴着那顶圆锥形小帽，披着便袍，站在阳台上挥动着细麻纱手帕，不过脸上非但毫无笑容，倒有些不愉快的神色。萨宁也上了马。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举起鞭子向波洛佐夫先生致意，然后在自己那匹马拱起的扁平脖颈上抽了一下；那匹马便腾起前蹄向前跳了一下，接着便迈着碎步走起来，全身的肌肉颤动着，嘴被嚼子勒着，不断地翕动着，不时打着响鼻。萨宁骑马走在后面，端详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那纤细柔韧的腰肢被紧身衣舒适合体地束着，在马上自信、灵活而协调地摆动着。她回过头来用眼神召唤他。他赶上去跟她并排走起来。

“瞧，多好，”她说。“我在分手前最后一次跟您说：您真可爱——您也不会后悔的。”

说完后边这句话，她把头点了几下，好像要加重这句话的分量，并使萨宁感觉到这句话的意义。

她高兴得简直使萨宁觉得奇怪；她脸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只有小孩子感到非常……非常满意时才会有的那种故作庄重的神气。

他们缓缓地策马到了不远的城关，然后就让马在大路上迈着大步跑起来。天气极好，真是夏天的天气。熏风扑面，在他们耳边发出愉快的呼啸声。他们都感到惬意：意识到年轻健壮的身体和自由飞速的前进，他们俩都感到心花怒放；这种兴奋的感觉不断增长。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勒住马，又缓缓地走起来；萨宁学着她的样子。

“为了这个，”她幸福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始说，“只有为了这个才值得生活呀。你想做而觉得不可能成功的事做成功了，那你就尽情地享受吧，亲爱的！”她用一只手在喉咙上横着划了一下，表示尽情的程度。“那时人会觉得自己多么善良啊！瞧我现在……多么善良！我觉得想要拥抱全世界。不，不是全世界！这个人我就不想拥抱。”她用鞭子指了一下在旁边路过的破衣褴衫的老人。“可是我愿意使他幸福。给，拿去吧！”她用德语大声喊了一句，便把一个钱袋向他脚下扔去。沉甸甸的钱袋（当时还根本没有钱夹）噗的一声落到路上。那个行人吃了一惊，停了下来，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哈哈大笑起来，又策马向前驰去。

“骑马使您感到这么高兴？”萨宁赶上她问道。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一下子勒住了马：她总是用这种办法使马停下来。

“我不过想避开人家的感谢罢了。谁要感谢我，就会扫我的兴。因为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己。怎能容他来感谢我呢？我方才没听清您问我什么。”

“我方才问……我想知道您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

“您知道吗，”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她要么是又没有听清萨宁的问话，要么是认为他的问题不需要回答。“这个跟班马夫使我讨厌死了，他跟在我们后面准是一心琢磨着：主人们什么时候回去呢？怎么能摆脱他呢？”她麻利地从衣袋里掏出记事本来。“派他回市内去送封信？不……不合适。啊！有办法啦！前边是什么？小酒馆吧？”

萨宁朝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是的，好像是小酒馆。”

“好极啦。我吩咐他留在这个小酒馆里喝啤酒等我们回来。”

“可他会怎么想呢？”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况且他什么也不会想，只会一心喝啤酒。喂，萨宁（她第一次只称呼他姓），打马向前跑！”

马跑到小酒馆跟前，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把跟班马夫叫到跟前把她对他的要求告诉了他。跟班马夫是英国人，具有英国人的气质，他默默地把手抬到帽舌旁边，行了个举手礼，便跳下马来，抓住了马的辔头。

“好啦，我们现在是自由鸟儿啦！”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喊道。“往哪儿骑——往北，往南，往东，往西？瞧，我像举行加冕典礼的匈牙利国王（她用鞭梢向东西南北四方指了一下）[123]。一切都是我们的！不，您知道吗：瞧那边的山多好看，还有那树林子！往那儿去吧，进山，进山！”In die Berge，wo die Freiheit thront！[124]

她拐下大路，沿着一条很少走人的狭窄小道跑起马来，这条小道真像是通到山里去的。萨宁骑马跟在后边。

四十二

这条小道很快就变成了羊肠小径，终于被一道壕沟截断，完全消失了。萨宁建议回去，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不！我要进山！让我们骑马像飞鸟那样照直飞吧，”说完就策马跳过了壕沟。萨宁的马也跳了过去。壕沟那边是牧场，地上起初干爽，后来潮湿，最后就完全是一片沼泽地了：到处都往外渗水，小水洼星罗棋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故意让马走水洼，嘻嘻哈哈地笑着，不断嚷着：“让我们像小学生那样淘气吧！”

“您知道吗，”她问萨宁，“溅着水花打猎[125]是怎么回事？”

“知道，”萨宁答道。

“我叔叔是带着猎狗打猎的，”她继续说。“我春天常跟他去。妙极啦！咱俩现在也在溅着水花呢。不过我看，您是一个俄国人，却要跟一个意大利姑娘结婚。是啊，这是您自找的麻烦。怎么回事？又是壕沟？跳！”

马跳过去了，但她头上的帽子却掉了，辫子散了，鬈发披到肩膀上。萨宁想下马去捡帽子，她喊了声“别动，我自己来”，便从马鞍上低低地弯下身去，用鞭柄挑住帽上的面纱，果然把帽子挑了起来戴到头上，没有梳理头发，又向前驰去，甚至还尖叫了一声。萨宁跟她并排奔驰着，并排跳过沟渠、障碍、小溪，并排下坡上岗，并排跑到山下，跑进山里，不断盯着她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整个脸好像都在舒展着：眼睛睁大着，闪着贪婪、快乐、野性的光芒；嘴唇、鼻孔大张着，在尽情地呼吸着；她直视着前方，好像要把她看到的一切——大地、天空、太阳乃至空气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她只有一个遗憾：危险太少了，有多少危险她都会克服！“萨宁！”她喊道，“这真像毕格尔的《莱诺勒》[126]里写的情形呀！不过您不是死人吧？嗯？不是死人吧？……我是活人！”勇敢的力量在沸腾。这已经不是一个女骑手在骑马飞驰，而是神话里讲的那个半人半马、半兽半神的年轻女怪在驱马狂奔，受到她的狂暴蹂躏的凝重、文雅的大地感到惊骇万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终于让她那匹满身大汗、溅满泥水的马停了下来。那马已累得摇摇晃晃地要倒下，萨宁骑的那匹强壮而笨重的公马已经要喘不上气来了。

“怎么样？喜欢吗？”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一种美妙动人的声音低声问道。

“喜欢！”萨宁兴高采烈地答道。他身上的血也沸腾起来了。

“歇一会儿，还有更好的呢！”她伸出一只手来指着。手上的手套撕破了。

“我说过要领您去森林，去山里……瞧，那就是山！”果然离这两个剽悍的骑手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呈现出一些山峦来，上边长满了高大的树木。“瞧，还有路呢。整顿一下，咱们就前进。不过要慢走。得让马休息一会儿啦。”

他们继续走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一只手使劲把头发甩到了后边。她随后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套，把手套摘掉了。

“手会有皮子味儿了，”她说。“您不在乎吧？嗯？”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微笑着，萨宁也微笑着。这次骑马狂奔好像使他俩彻底接近和友好起来了。

“您多大啦？”她突然问道。

“二十二。”

“不可能吧？我也二十二。多好的年龄啊。两人年龄加到一起，离老还很远呢。太热啦。我的脸红了吧？”

“跟罂粟花的颜色一样！”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用手帕擦了一下脸。

“到树林里就好啦，那儿会凉爽的。这座老林子像老朋友一样。您有朋友吗？”

萨宁想了想说：

“有……不过很少。真正的没有。”

“我有，真正的——不过不是老的。这匹马也是一个朋友。它多么经心地驮你啊！啊，这儿太好啦！难道我后天真要去巴黎吗？”

“是的……难道不想去啦？”萨宁接过话茬儿问道。

“您回法兰克福吗？”

“一定回去。”

“好吧——听便！不过今天是咱们的……咱们的……咱们的！”

马走到林边，进了树林。林荫从四面八方宽舒而轻柔地罩住了他们。

“啊，这儿真是天堂！”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喊道。“继续走，朝树荫深处，萨宁！”

马静静地“朝树荫深处”走去，轻轻地颠簸着，打着响鼻。他们走的这条小路，突然折向旁边，拐进一个相当狭窄的山谷。山谷里帚石南、蕨类植物、松脂和陈年烂树叶子发出浓烈的气味，催人欲睡。从褐色大岩石的缝隙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爽气息。路两旁耸立着一个个长满绿苔的圆形小丘。

“停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喊道。“我想在这块天鹅绒上坐一坐，休息一会儿。请扶我下来。”

萨宁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她旁边。她扶着他的两肩，转眼就跳到地上，坐到一个长满绿苔的小丘上。他站在她面前，握着两匹马的缰绳。

她抬起眼来看他……

“萨宁，您有忘记事情的本领吗？”

萨宁想起昨天……在马车里。

“这是怎么回事——是问题……还是责备？”

“我生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责备过任何人。您相信迷魂术吗？”

“什么？”

“迷魂术，——您知道，咱们的歌谣里唱的。俄国老百姓歌谣里讲的那种，您相信吗？”

“啊！您说的原来是这个……”萨宁拖长声调说。

“是的，是这个。我相信……您也会相信的。”

“迷魂术……魔法……”萨宁重复了一句。“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以前我不相信，现在相信。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想了想，朝四外看了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好像熟悉。萨宁，去瞧瞧，那棵大橡树后边是不是立着个红色的木头十字架？”

萨宁往旁边迈了几步。

“立着一个。”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笑了笑。

“啊，好啦！我知道咱们在哪儿啦。暂时还没有迷路。这是什么声音？砍柴的？”

萨宁朝密林深处看了看。

“是的……那儿有个人在砍干树枝。”

“得把头发梳拢一下啦，”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要不，他看到会说闲话的。”她把帽子摘下来，开始默默地庄重地编起长辫来。萨宁站在她面前……她那匀称的肢体在发暗的衣褶下面清楚地显现出来，她的衣服上有几处沾上了苔藓的细丝。

萨宁身后有一匹马突然抖动了一下身子，萨宁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了一下。他这时已神魂颠倒——神经绷得像琴弦一样。不怪他说自己认不出自己来……他真的中了魔法。他的全部心身充满了一个……一个念头，一个愿望。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向他投来洞察一切的目光。

“现在一切都弄好了，”她戴上帽子说，“您不坐下吗？坐这儿！不，等等……先别坐！这是怎么回事？”

树梢上、树林的上空滚过了一阵沉闷的隆隆声。

“难道是打雷啦？”

“好像是打雷，”萨宁答道。

“啊，这太好啦！好极啦！只缺这个啦！”沉闷的隆隆声又响了一下，然后隆隆地滚向远方。“好！再来一个！记得我昨天跟您讲过《埃涅阿斯纪》吗？他们也是在树林里遇到了雷雨。不过得走啦。”她迅速地站起来。“把我的马牵过来……伸给我一只手。就这样。我不重。”

她像小鸟一般轻盈地飞到了马鞍上。萨宁也上了马。

“您——要回家？”他用走调的声音问道。

“回家！！”她一顿一挫地答完，抓起了缰绳。“跟我来，”她几乎粗暴地命令道。

她上了路，从红色的十字架旁边过去，下到山谷里，走到十字路口，向右拐，又朝山里驰去……她显然知道这条路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这条路一直往树林深处延伸。她什么也不说，也不回头；她下命令般地向前骑着，他听话地顺从地跟在后边，心荡神迷，连一星意志也没有了。开始掉雨点儿了。她加快了马前进的速度——他也没被她落下。终于透过浓绿的枞树丛，在一个灰色悬崖下面出现了一个简陋的岗棚，树条编的墙，低矮的门……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让马穿过枞树丛，然后跳下马来，猛然走到岗棚门口，转身对萨宁低声说：“埃涅阿斯！”

过了四个小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萨宁在昏昏欲睡的跟班马夫陪同下回到了威斯巴登的旅馆。波洛佐夫先生手里拿着给总管的信出来迎接妻子。不过他比较细心地打量完了她以后，脸上却流露出了某些不满的神色，甚至嘟哝了一句：

“难道打赌我输啦？”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只是耸了耸肩膀。

当天，过了两个小时以后，萨宁在自己房间里站在她面前，失魂落魄，像死人一般……

“你上哪儿去？”她问他。“上巴黎还是去法兰克福？”

“你上哪儿，我上哪儿，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撵我走，”他绝望地答完，便跪倒在自己女主宰者的面前，头靠在她的双手上。她抽出双手来，放到他的头上，用十根手指抓起了他的头发，慢慢地拨弄着，捻动着这些驯服的头发，她挺直了身子，嘴角上掠过了一丝胜利的微笑，而亮得发白的大眼睛里只有一种神色，那就是残忍无情和胜利的满足。老鹰用爪撕碎被捉住的小鸟时眼神就是这样的。

四十三

上面就是萨宁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清理旧信件时发现了小石榴石十字架以后所回忆起来的一切。我们讲的这些事都清晰地依次出现在他眼前……可是想到他那么卑贱地哀求波洛佐娃夫人、拜倒在她的脚下、开始奴才生涯时，他就避开了他唤起的那些形象，他不想再回忆了。不是记不住了，噢！不是！他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一分钟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可是羞愧使他感到窒息——甚至现在，事过多年以后；他害怕体验到那种无法抑制的对自己的鄙弃感，他不怀疑，他只要不命令自己的回忆沉默，这种鄙弃感一定会像波涛一样向他涌来，把所有其他感觉都淹没。不过无论如何摆脱已经出现的回忆，他也没能把这些回忆完全压下去。他想起了他给杰玛寄去的那封卑劣的、哭哭啼啼的、虚情假意的、可怜的信，这封信没有得到回信……回去见她，回到她身边——在这种欺骗、这种背叛之后——不行！不行！他心里还残留着那么一点儿良心和诚实。况且他对自己已失去了任何信心、任何尊重：他已对任何事情都无力保证了。他也想起，他后来——啊，可耻！——派波洛佐夫的仆人到法兰克福去取自己的东西，那时他心虚胆怯，一心只想着：快去巴黎，快去巴黎；想起他遵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吩咐去巴结波洛佐夫以取得他的好感，去跟登霍夫和睦相处——他看到登霍夫手指上也戴着一个铁戒指，跟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给他的那个完全一样！！！后来的回忆就更坏、更可耻了……侍者给他送来一张名片——上边印着潘塔莱奥内·契帕托拉，摩德纳大公殿下的宫廷歌唱家！他躲着不见这个老人，可是没能躲过在走廊上跟他相遇——他眼前出现了在蓬乱的白发下的那张愤怒的脸；老人的两眼闪着火一般的光芒，他听到了威严的诅咒：“Maledi-zione[127]！”甚至也听到了可怕的责骂：“Codardo！Infame tra-ditore[128]！”萨宁眯缝起眼睛来，摇动着头，一再要摆脱回忆——可是他仍然看到自己坐在旅行马车狭窄的前座……舒适的后座上坐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四匹马拉着车步调一致地跑在威斯巴登的石铺马路上——去巴黎啦！去巴黎啦！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吃着他萨宁给削净的梨，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看着他，对他这个被变成奴才的人笑着，那笑容他是熟悉的——那是主人，统治者的笑……

可是，我的上帝呀！瞧，在那儿，在街角，在离城关不远的地方，不又是潘塔莱奥内站在那里吗——跟他一起的是谁？难道是埃米利？对，是他，那个热情、忠实的孩子！曾几何时，他那颗少年的心还在自己的英雄、理想人物面前充满景仰之情，可现在他那苍白的美丽的（那么美，以致使得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看到后把头伸到车窗外边）、高尚的脸却燃烧着愤怒和鄙视；两只眼（多么像那两只呀！）瞪着萨宁，嘴唇紧闭着……突然张开来，因为气恼……

潘塔莱奥内伸出一只手来指着萨宁——指给谁看呢？指给站在旁边的塔尔塔利亚，塔尔塔利亚便朝着萨宁叫起来——在这条诚实的狗的叫声里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太难堪了！

后来——是在巴黎的生活，他像一个奴才，既不许嫉妒，又不容抱怨，受尽了屈辱，受尽了卑贱的折磨，终于被扔了出来，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

最后——回到了祖国，乌烟瘴气的空虚的生活，琐屑的忙碌，无谓的操劳，痛苦而无济于事的悔恨以及同样无济于事而痛苦的忘却——这些惩罚是不明显的，然而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像无关紧要然而却无法治愈的病痛，像一分钱一分钱地偿还一笔无法计算的债……

痛苦已无法忍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杰玛给萨宁的小十字架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为什么他没还给杰玛，为什么在这天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它？他久久地坐在那里思索着，他虽已饱经沧桑，而且已事过多年，他仍然无法理解，他怎么会抛弃他那么温柔热烈地爱着的杰玛，而去追随一个他根本不爱的女人？……第二天他对自己的所有朋友和熟人宣布要到国外去。

人们议论纷纷，莫名其妙。萨宁为什么要在隆冬季节离开彼得堡，他刚租了一套漂亮的寓所，购置了家具，甚至还预订了几场意大利歌剧的戏票，有帕蒂女士[129]亲自参加演出，——帕蒂女士亲自，亲自参加演出啊！朋友们和熟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不过人们一般是不能长久关心他人的事情的。萨宁动身出国的时候，到火车站来送行的只有一个法国裁缝，他是指望萨宁能把欠的手工钱付给他——“pour un saute-en-barque en velours noir，tout à fait chic[130].”

四十四

萨宁告诉朋友们要到国外去，却没有说具体到什么地方去：读者却容易猜到他直接到了法兰克福。由于铁路四通八达，他离开彼得堡第四天就到达了目的地。从一八四〇年以后，他就没有来过这里。白天鹅旅馆仍在原来的地方，而且生意兴隆，虽然已算不上第一流的旅馆了；法兰克福的主要街道——蔡尔大街变化不大，不过莱诺雷太太的房子以及她那家糖果店所在的那条街却踪影全无了。萨宁在当年曾那么熟悉的地方走着，像变傻了似的，什么也认不出来了：以前的建筑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一些新的街道，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高大的房屋、漂亮的别墅，甚至他跟杰玛定情的那座公共花园也发展扩大，面目全非了，以致萨宁不禁问自己：不对吧，这是那个花园吗？他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打听呢？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年……谈何容易！不管他问谁，人们连罗泽利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旅馆主人建议他到公共图书馆去查查，他说那儿能找到各种旧报，可是这样做能有什么用，旅馆主人自己也讲不清。萨宁绝望之余就打听起克吕贝尔先生来。克吕贝尔先生这个名字，旅馆主人倒很熟悉，可是立即发现这也无济于事。原来这个仪表堂堂的经理曾经显赫一时，发展成一个资本家，接着便做买卖蚀了本，破了产，后来死在监狱里……不过这个消息并未使萨宁感到丝毫悲伤。他开始认为自己这次旅行有些考虑不周……不过有一次他翻阅法兰克福居民住址录，偶然看到了退伍少校（Major a.D.）冯·登霍夫的名字。他立即雇了马车前去拜访——虽然这个登霍夫未必肯定就是那个登霍夫，而且即使是那个登霍夫，也未必就能告诉他一些关于莱诺雷太太一家的情况。可是没有关系，要淹死的人是见一根稻草也要抓的。

萨宁去的时候，退伍少校冯·登霍夫恰好在家，他立即认出这位接待他的白发苍苍的先生正是他当年决斗的对手。登霍夫也认出他来，甚至还为他的出现感到高兴呢：这使登霍夫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恶作剧。萨宁从他那里打听到莱诺雷太太一家早就移居到美国纽约去了；杰玛嫁给了一个经营国际贸易的大批发商。不过登霍夫说他有一个熟人也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大批发商，他大概知道杰玛丈夫的通信地址，因为他跟美国有很多业务往来。萨宁请登霍夫去找找这个熟人，啊，大喜事！——登霍夫给他带回了杰玛丈夫斯洛克姆先生的通信地址——Mr.J.Slocum，New-York，Broadway，No. 501[131]。不过这个地址是一八六三年的。

“但愿我们法兰克福从前的美人儿还活着，没有离开纽约！”登霍夫喊道，“顺便问问，”他压低声音接着问道，“那位俄国夫人，您记得吧，她当时曾在威斯巴登住过，波……波佐洛夫[132]夫人，她还活着吗？”

“不，”萨宁答道，“她早就死了。”

登霍夫抬起了眼睛，可是看到萨宁不高兴地转过脸去，就一句话没说走了。

萨宁当天就往纽约给杰玛·斯洛克姆太太去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告诉她是从法兰克福给她写这封信的，说他到这里来的惟一目的就是寻找她的踪迹；说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毫无权利得到她的回音，说他根本不配得到她的宽恕，他只希望她在目前所处的幸福环境之中早已忘记了他的存在。他还说，他下决心来提醒她想起自己来是因为一个偶然情况使他十分生动地记起了往事；他向她讲了自己所过的没有家室、没有乐趣的孤独生活；恳求她理解促使他写信给她的原因，不要让他把对自己过错的内疚带到坟墓里去——他虽然为这个过错早已受尽了折磨，却并未得到宽恕，——盼望给他回一封哪怕是极短的信，讲讲她移居到这个新大陆后生活怎样，以使他略感欣慰。萨宁在信的结尾说：“哪怕是给我只写一个字呢，您也是做了一件可以跟您的美好心灵相媲美的好事，直到最后一息，我都将感谢您。我在此地白天鹅旅馆（他在旅馆名字下面加了着重号）下榻，等着您的回信，等到来年春天。”

他把信发出以后就开始等回信。他在旅馆里整整住了六个星期，几乎足不出户，坚决不见任何人。不管从俄国还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谁也无法给他寄信来。这正合他的心意。只要有信，他就知道是他正在等待的那封。他从早到晚读书，而且读的不是杂志，而是严肃的书，历史著作。这种长时间的读书，这种沉默，这种蜗牛式的隐居生活——所有这一切恰恰都符合他的精神需要：仅仅为了这一点也要谢谢杰玛！可是她还活在世上吗？她会回信吗？

信终于来了——贴着美国邮票，从纽约寄来的，写着他的名字。寄信人的地址是英文……笔迹不认识，他心中不禁为之一震。他犹豫再三，才下定决心拆开信封。他一看信的落款是：杰玛！眼泪便夺眶而出。落款只署名不署姓这一个事实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和解、宽恕的保证了！他展开那张薄薄的蓝色信纸，里面掉出了一张照片。他急忙把照片捡起来，一看就惊呆了：杰玛，活杰玛，年轻的姑娘，正是他三十年前看到她的那个模样！也是那样的眼睛，那样的嘴唇，那样的脸型。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女儿玛丽安娜”。全信的语气很亲切很质朴。杰玛感谢萨宁不犹豫地给她去信，感谢对她的信任；她也没有对他隐瞒：他逃走之后，她的确痛苦了一些时候；不过她立即补充说，她仍然认为——而且从来都认为——遇到他是幸运，因为这次相遇阻止了她成为克吕贝尔先生的妻子；这样，这次相遇虽然是间接地，却毕竟成了她同现在丈夫结婚的原因，她跟现在的丈夫已十分幸福地生活了二十八年，生活美满，优裕：他们的商号在全纽约都是有名的。杰玛告诉萨宁她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女儿已订婚，把她的照片寄给他——是因为普遍认为她极像妈妈。不幸的消息，杰玛放到信的末尾。莱诺雷太太跟着女儿女婿来到纽约，在纽约逝世，不过她已为孩子们的幸福生活高兴过，抱过外孙了；潘塔莱奥内本来也准备到美国来，可是在临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去世了。“埃米利呢，我们亲爱的、无与伦比的埃米利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在西西里光荣牺牲了，他是参加了伟大的加里波第统帅的‘千人义勇军’[133]进军到那里的；我们大家都为我们这个无限宝贵的弟弟的牺牲而痛哭过，可是，我们在落泪的时候为他感到自豪，而且要永远为他感到自豪，永远虔诚地纪念他！他那崇高的、无私的心灵是配得上殉难者的桂冠的！”最后杰玛对萨宁的生活状况显然不佳表示惋惜，希望他首先要安宁和心情平静，说见到他会高兴的——虽然她意识到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我们不想描写萨宁读这封信时的感受了。这种感受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表达法的：它比任何语言都更为深刻更为有力——也比任何语言都更不明确。也许只有音乐才能把它表达出来。

萨宁立即写了回信——而且把那个小石榴石十字架镶到一个华贵的珍珠项链里作为礼物送给杰玛待嫁的女儿，上边刻着“一个无名朋友赠给玛丽安娜·斯洛克姆”。礼物虽然很贵重，却也并没有使他倾家荡产：从第一次到法兰克福以来，三十年中间，他积攒了一大笔财产。五月初他回到彼得堡——不过未必能在那儿住很久。听说他要把全部财产卖掉，准备到美国去呢。

陈殿兴 译

[1] 全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现为德国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黑森州首府。

[2] 冯·丹内克尔（1758—1841），德国雕刻家。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里阿德涅骑豹》（1814）是丹内克尔的著名雕塑，一八一六年法兰克福银行家贝特曼购得后置于为其专门所建之展览馆中展出。

[3] 指歌德父亲的住宅，诗人于一七六五年进莱比锡大学之前，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4] 德语：我的先生。

[5] 意大利语：刷子。

[6] 意大利语：好！

[7] 阿洛里（1577—1621），意大利画家。毕蒂宫是佛罗伦萨市的一家博物馆，那儿收藏着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画家的作品。

[8] 意大利语：塔尔塔利亚——坏蛋！

[9] 意大利语：《德梅特里奥和波利比奥》。（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早期的歌剧。）

[10] 用德语拼的俄语：德米特里。

[11] 意大利语：德梅特里奥。

[12] 苏联学者认为这里的共和派指的是意大利烧炭党。意大利烧炭党成立于一八〇八年，是主张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团体。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其中包括维琴察市所在的被奥地利占领的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反动势力获胜，大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作者安排杰玛的父亲在此时（故事发生在1840年，25年前，恰是1815年）离开意大利，显然想暗示此事与烧炭党人被镇压有关。

[13] 德国作家符尔皮乌斯（1762—1827）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著名的强盗。

[14] 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画家。

[15] 意德混合语：可恶的骗子。

[16] 意大利的小城，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名，滨亚得里亚海，在安科纳附近。

[17] 意大利语：罗马人讲的托斯卡纳话。（托斯卡纳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区。意大利标准语是13至14世纪在托斯卡纳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潘塔莱奥内从小可以学到标准的意大利语。）

[18] 指一八一二年俄国抵抗拿破仑入侵的那次战争。

[19] 意大利语：《艺术的美》。（18世纪末出版的一种艺术丛刊。）

[20] 系根据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旨意于一七四〇年一月建成。

[21] 法语：一个妙龄女郎沿着石铺的马路去汲水。

[22] 俄语：一瞬。

[23] 意大利语：噢，过来。

[24] 俄语：跟我。

[25] 意大利语：这是我们。

[26] 意大利语：小二重唱。

[27] 意大利语：民歌。

[28] 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这里指的是他在《死之舞》中描写莎乐美舞姿的诗句：她那火焰一般的眼神含着迷人的魅力；她的腰肢有节奏地摆动着——苗条得像犹太国的一棵挺拔的棕榈。

[29] 曼努埃尔·加尔西亚（1775—1832），享有世界声誉的西班牙歌剧演员和作曲家。

[30] 意大利语：用胸音，是的！

[31] 意大利语：我的先生们。

[32] 意大利语：著名的艺术大师。

[33]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34] 意大利语：我再不害怕命运的愤怒！

[35] 意大利语：我再也不应害怕命运的愤怒！

[36] 意大利语：我愿死！……可我先要报仇……

[37] 《秘婚记》，意大利作曲家基马罗萨（1749—1801）所作的歌剧。

[38] 意大利语：在我上马之前。

[39] 意大利语：飞驰着的马儿。

[40] 意大利语：将不停息地奔驰。

[41] 意大利语：多么出色！

[42] 见拉封丹的寓言《两只鸽子》。

[43] 意大利语：“但丁的祖国，那儿把‘是的’说成‘si'”。（引自《神曲·地狱篇》第33歌。引文不完全准确。）

[44] 意大利语：“抛弃一切希望”。（但丁《地狱篇》写在地狱入口处的题辞。）

[45] 意大利语和德语：某个可恶的德国人。

[46] 法语：年轻的女主人公。

[47] 意大利语：一副滑稽相。

[48] 墨洛珀，希腊神话人物，克瑞斯丰忒斯之妻。波吕丰特斯杀其夫、篡夺王位并强迫她嫁给他。十八世纪，伏尔泰曾根据这个传说写成悲剧《墨洛珀》。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在其悲剧《克瑞斯丰忒斯》中也写到过她。

[49] 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神话中人物，据说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之妻，因故杀死亲夫，后被其子俄瑞斯忒斯所杀。法国悲剧诗人拉辛在悲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德》中写到过她。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用这个题材写过悲剧。

[50] 这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声音，潘塔莱奥内用这些声音模仿杰玛的朗读，挖苦她。

[51] 从前，也许现在也如此，从五月份起，大批俄国人一出现在法兰克福，各个商店的商品就涨价，这种价格因此得名为“Russen”（德语：俄国的）或者——唉！——“Narren-Preise”（德语：混蛋的价儿）。——作者注

[52] 传说福尔纳里纳是个贫穷的少女，拉斐尔的情人。拉斐尔的许多作品画的都是她的容貌。通常把罗马巴尔贝里尼宫收藏的那幅女人肖像（复制品，原作已丢失）称为福尔纳里纳肖像。

[53] 意大利语：灵感。

[54] 旧德国辅币。

[55] 《自由射手》，系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根据金德的脚本所写的一出浪漫主义歌剧，一八二一年首次在柏林上演。

[56] 德语：“穿过田野，穿过山谷……”，是马科斯在该剧第一幕的一段唱腔。

[57]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58] 乌兰德（1787—1862），德国诗人。这里指的是他的组诗《Romanzen》中的那首《Das Schifflein》（小舟）。这首诗，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的第25章又提了一次。

[59] 意大利的一种纸牌玩法。

[60] 贝尔纳多特（1763—1844），拿破仑麾下的一个元帅，一八一〇年在拿破仑支持下被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后采取反法立场，一八一三年参加反法军事行动，一八一八年成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四。

[61] 法语：滚，叛徒！

[62] 指在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沿岸所产的牡蛎，因该地区的牡蛎养殖场均由弗伦斯堡一家商行承租，故名。

[63] 德语：小餐馆。

[64] 法语：殷勤。

[65] 德语：《爆竹——又名你一定会笑！》。

[66] 法语：郊游。

[67] 法语：略微道歉。（正确的法语应是：des excuses légères.）

[68] 法语：交换友好的射击。（正确的法语应是：des coups des pistolet à l’aimable.）

[69] 潘塔莱奥内把萨宁这个俄国姓改成了意大利姓。

[70] 费罗弗卢克托，德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译音：可恶的；克卢贝里奥，即克吕贝尔。

[71] 契帕托拉，系潘塔莱奥内的姓。

[72] 法语：里赫特先生，少尉。

[73] 法语：契帕托拉先生，艺术家。

[74] 意大利语：好，俄国人！好，年轻人！

[75] 意大利语：秘密！

[76]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

[77] 法语：德米特里先生！

[78] 古代史学家说，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纪元前三三一年同波斯王大流士在巴比伦决战前夕曾睡得非常香甜，他的将领对此颇感惊讶。他解释说是必胜信念使他心境坦然。这次会战果然以波斯军的惨败而告终。

[79] 意大利语：神圣的圣母。

[80] 意大利语：鲁莽的家伙。

[81] 法语：酒瓶已打开，就得喝起来。

[82] 意大利语：总合奏。

[83] 意大利语：魔鬼！魔鬼！

[84] 意大利语：以前的勇气在哪儿？

[85] 里赫特按德语发音来读契帕托拉这个意大利名字。

[86] 引自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描写奥涅金跟连斯基决斗的诗句。

[87] 意大利语和法语：哎呀——呀——呀……多么野蛮哪！两个年轻人决斗——为的是什么？见鬼！都回家去吧！

[88] 意大利语：一……二……三！

[89] 意大利语：好！好！

[90] 意大利语：好！

[91] 引自俄国诗人梅伊（1822—1862）的组诗《犹太之歌》。

[92] 在博马舍的这出戏里，机智干练的理发师费加罗帮助少女罗丝娜摆脱愚顽的监护人霸尔多洛，成全她与阿勒玛维华伯爵的恋爱。这位阿勒玛维华伯爵在博马舍的另一出喜剧《费加罗的婚礼》里却企图秘密恢复初夜权并且破坏费加罗的婚姻。这里已为萨宁后来的变心埋下伏笔。

[93] 克勒门蒂·奥古斯特·德罗斯特一八三五年被选为科隆大主教。他反对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通婚，当年就下令禁止为那些不宣誓保证用天主教精神教育子女的人举行婚礼，因而便同大多数人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根据维也纳会议决议，科隆在其治下）的婚姻法发生了冲突。跟普鲁士政府长期争论的结果，一八三七年德罗斯特被废黜。

[94] 意大利语：野蛮！

[95] 用俄语讲的德语译音：祖国。

[96] 一八一五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规定德国变成由三十多个小国组成的松散联邦。后来，特别是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德国兴起了广泛的争取国家统一的运动。

[97] 见普希金的诗《美人》（1832）。

[98] 见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第二幕第一场，系大贵族法穆索夫吩咐仆人如何给他读书时用语。

[99] 一种牌戏，输者为傻瓜。

[100] 指迈尔贝尔（1791—1864）根据斯克里巴的脚本谱写的歌剧。这出歌剧一八三一年一上演，立即轰动全欧洲。

[101] 红衣主教雷兹（1614—1679），法国政治活动家、投石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著有一些闪烁着才华和机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使他进入了十七世纪优秀法国作家行列。

[102] 法语：表示亲昵的可怕才能。

[103] 法语：伯爵，您知道，无论今天还是明天都不要到我这儿来。

[104] 旧德省名，在易北河上游，以产瓷器著称。

[105] 德语：供外国人用的包厢。

[106] 旧俄实行村社土地所有制时土地每隔几年按人口重分一次，称为重分土地；劳役租制指农奴为地主耕种土地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

[107] 意大利语：够了！

[108] 法语：买卖的事情明天再说！

[109] 法语：一言为定。

[110] 法语：您不恨我，对吗？

[111] 法语：像丰唐。（丰唐公爵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

[112]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彼得大帝之母，出身寒微。

[113] 用俄语腔调讲的法语译音：对不起，请原谅。

[114]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作的史诗，内容是神话人物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在天神护卫下辗转到了意大利，娶当地公主为妻，建立王都。故事里有埃涅阿斯和迦太基女王狄多相爱的一段插曲。本书第四十二章结尾，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称萨宁为埃涅阿斯，意思就是暗示她已把自己看作狄多了。

[115] 德语：我不是在家，P先生！……我不是在家。

[116]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

[117] 德语：很好！很好！

[118] 法语：这不会有任何后果。

[119] 法语：造成后果。

[120] 法语：女角。

[121] 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

[122] 法语：再说……这不会有任何后果！

[123] 匈牙利国王举行登极大典时骑马到多瑙河边的山巅，拔出剑来向东西南北四方各挥一下，表示决心保卫匈牙利不受任何敌人侵犯。

[124] 德语：进山去，那儿是自由的天地！

[125] 狩猎术语，指早春时节在冰雪融化的天气里打猎。

[126] 毕格尔（1747—1794），德国诗人。《莱诺勒》（1773）是一首叙事谣曲，写的是一个叫莱诺勒的少女控诉“七年战争”夺去了她的未婚夫。死去的未婚夫出现在莱诺勒面前，把她拉到马上，带进了坟墓。

[127] 意大利语：该死的东西！

[128] 意大利语：懦夫！卑鄙的叛徒！

[129] 阿代利纳·帕蒂（1843—1919），著名意大利歌剧演员（花腔女高音），一八六一年起在包括俄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巡回演出，轰动一时。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冬在彼得堡演出。

[130] 法语：一件最时髦的黑天鹅绒海军式短上衣的工钱。

[131] 英语：斯洛克姆先生，纽约百老汇501号。

[132] 正确的应是波洛佐夫，这里是登霍夫记错了。

[133]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一八六〇年曾组织千人义勇军（红衫军）从热那亚出发，在西西里马尔萨拉登陆，与当地起义农民会合，解放了西西里与那不勒斯。

普宁与巴布林

彼得·彼得罗维奇·Б.的故事

……我现在又老又病，因而时时刻刻想到死，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灵的眼睛也极少向后回顾。只有偶尔在冬天我静静地坐在熊熊的壁炉前面的时候，或者在夏天我慢慢地在阴凉的林阴路上散步的时候，我才记起那些逝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事情，消失了的人物；然而当时吸引住我的思想的并不是我一生中成熟的时期，也不是我的青春时期。我的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最早的童年或者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些日子。现在我就回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自己在乡下，在我那个严厉易怒的祖母的宅子里，我只有十二岁，并且还有两个人的面貌在我的想象中现出来……

不过我要依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我的故事。

一

一八三〇年

老佣人菲利佩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打着蔷薇花式的领结，紧紧闭住嘴“为了怕人闻到他的口臭”，一小簇灰白头发在前额正当中凸出来，他走进屋子，鞠了一个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他本人在吗？”她问道。

“您问的什么？”菲利佩奇胆怯地说。

“糊涂虫！那个送信的人——在吗？”

“是，在，在……他坐在账房里面。”

我祖母拨响她那串琥珀念珠……

“叫他到这儿来。”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你呢，少爷，好好地坐着。”

其实我坐在角落里她指定我坐的矮凳上面，完全没有动过。

我祖母把我管得非常紧！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黑黝黝的皮肤，高颧骨，麻脸，钩鼻，浓眉，眉毛下面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射出来安详的、忧戚的眼光。眼睛的颜色和表情跟他那张东方人的脸不相称。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长裾常礼服。他站在门口，只把头点一下行了一个礼。

“你姓巴布林吗？”我祖母问道，她马上自言自语地添上一句法语：“Il a l'air d'un armènien.”[1]

“太太，正是这样，”那个人用低沉平板的声音回答道。他刚听到我祖母说的那个不客气的“你”字的时候，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难道他还想祖母会客气地称呼他“您”吗？

“你是俄国人吗？是东正教徒？”

“太太，正是这样。”

祖母取下眼镜把巴布林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把双手抄在背后。真正使我最感到兴趣的倒是他的胡子：胡子已经剃光了，可是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青的脸颊和下巴！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祖母开始说，“在他的信里极力推荐你，说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为什么又离开他那儿呢？”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质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另一种性质的……人？我不懂这个意思。”祖母又拨响她的念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信上又说，你有两种怪脾气。什么怪脾气呢？”

巴布林微微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怪脾气。要不是说我……不让用体刑。”

祖母感到惊奇了：

“难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对你用体刑吗？”

巴布林的发黑的脸一直红到发根。

“太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有一个准则，对待农民……不得用体刑。”

祖母更加惊奇了；她甚至举起两只手来。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把头稍微偏在一边，又注意地将巴布林看了一会儿。“那是你的准则吗？嗯，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账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你的字写得怎么样？”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不会有拼音的错误。”

“我倒不在乎这个。我以为要紧的是：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写现在那些带尾巴的新字体，我不喜欢那种字体。你还有一种怪脾气是什么呢？”

巴布林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咳嗽起来……

“也许……那位老爷说我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吧。”

“你结婚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

祖母皱了皱眉。

“有一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一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跟他就没有分开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他是你的亲戚？”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他对我的工作绝不会有妨碍，”巴布林连忙添了一句，好像他预料到会遇着我祖母的反对似的。“他吃我的，跟我住在一间屋子；他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不是恭维的话，实在是好的，并且他的道德也是可以作为模范的。”

祖母咬咬嘴唇，半闭着眼睛，听完了巴布林的话。

“他用你的钱吗？”

“用我的钱，太太。”

“你是为了慈善养他的吗？”

“这是为了公道……因为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原来如此！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倒是有钱人的义务。”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在我们这类人……”

“唔，得啦，得啦，很好，”祖母打断了他的话，她想了一会儿，又带着鼻音问他，这是她平日不满意时的一种表示，“那么他多大年纪，你养的那个人？”

“跟我同年，太太。”

“你那样的年纪？我还以为他是你养大的呢。”

“完全不是，太太；他是我的同伴，并且……”

“得啦，”祖母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分明是一个慈善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对的；在你这样身份的人，那的确是很大的怪脾气。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我会跟你说清楚你得做些什么工作。至于工钱呢……”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掉转过来，对着我用法语说：“Que faites vous ici？Allez étudier votre devoir de mythologie.[2]”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并不是去念神话学，却只是到花园里去玩。

祖母庄园里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在一边的尽头处是一个活水池子，里面不仅有鲫鱼和鱼，并且还出现过如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白鱼。在池子的上方是一丛浓密的柳林；再往高处去，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两边密密地长满了榛树，接骨木，忍冬，野茨，树下生着一簇一簇的石楠和独活草。在那些灌木林中间有几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生满了碧绿的丝一样的细草，草丛中露出来各种各样的矮菌，用它们的淡红色、紫丁香色、草黄色的小帽子把草地装饰得五颜六色，非常有趣，同时还有金凤花的金色小球发出来点点亮光。在那儿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山乌啸鸣，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我常常喜欢走进那灌木茂林里去，在那儿有我所喜欢的隐秘的角落，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地想。我出了祖母的房间，便一直往这些角落中一个被我叫做“瑞士”的地方去。然而我还没有走到“瑞士”的时候，却从那个由半枯的枝子和鲜绿的枝叶编织成的细网里看出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发现这个地方了！这使我多么惊讶。那是一个身材很高、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民上衣，戴了一顶高的便帽，他正站在我最喜爱的那个地方！我悄悄地走近一些，仔细地看那张脸。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脸很长，很和善，生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根非常可笑的鼻子；那根鼻子拉长得像豆荚一样，垂在丰满的嘴唇上面；嘴唇不时颤动着，张开成一个圆圈，吹出一声尖细的口哨来，同时他那双瘦得见骨的手平放在胸膛上，那些长长的指头画圆圈似地在急急转动着。有时候手不动了，嘴唇也不吹哨、不颤动了，头却向前俯下来，好像在倾听似的。我更走近一些，更加注意地凝望着……这个陌生人的每只手里拿着一个浅口小杯，跟人们用来逗金丝雀引它们唱歌的杯子一样的东西。一根小树枝在我的脚下忽然发出声音来；陌生人吓了一跳，把他那两只昏暗不明的小眼睛掉过来，朝林子这边望一下，刚刚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撞在一棵树上，不觉哼了一声，便站住了。

我走到空地上来。陌生人对我微笑。

“早安，”我说。

“早安，小少爷。”

我不高兴他叫我小少爷。干吗那么亲密！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板起脸孔问道。

“啊，您看，”他仍旧带着微笑答道。“我逗小鸟儿唱歌。”他把他那两个小杯子让我看。“燕雀们唱和得多好听！在您这样小的年纪，您一定喜欢小鸟儿的歌声吧！请您听一听；我一做声叫，它们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的——多够味儿！”

他便轻轻地碰他的小杯子，果然有一只燕雀从近处一棵山梨上回答地唱起来。陌生人不出声地笑着，朝我挤了挤眼。

那种笑和那种眼色——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他那含糊的、无力的声音，他那弯曲的腿，他那瘦瘦的手，甚至他的便帽，他的农民穿的绒布长上衣——他的一切都叫人感到温和的天性，天真与诙谐有趣的性情。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我问道。

“今天才来。”

“那么您不是他说到的那个……”

“是巴布林先生跟太太讲过的吗？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您的同伴叫巴布林。您呢？”

“我叫普宁。普宁是我的姓；普宁。他是巴布林，我是普宁。”他又把他的小杯子弄响起来。“听，听燕雀唱歌……它唱得多好啊！”

我突然“非常地”喜欢起这个怪人来了。我跟一般的男孩一样，对陌生的人不是害怕就是摆架子，然而对这个人我却觉得好像多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似的。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那儿有一个长凳子，我们可以坐，我们还可以从那个地方望见堤。”

“好的，我们就走，”我的新朋友用唱歌般的声音答道。我让他在前面走。他走路时摇摇晃晃，脚擦着地，常常把头朝后仰。

我注意到他的上衣背后领子下面挂着一根小穗子在晃动。

“您那儿挂的是什么？”我问道。

“哪儿？”他反问道，一面伸手到后面领子上去摸。“哈！这根小穗子吗？让它去吧。您知道，是缝在这儿做装饰的。并没有什么妨碍。”

我把他带到长凳那儿，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

“这儿真好！”他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真正好！你们这个花园真不错！啊，啊—呵！”

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

“您这顶帽子多古怪！”我不禁叫起来。“让我看看。”

“好的，小少爷，好的。”他取下了帽子。我刚刚伸出手去接它，忽然一抬眼——就噗哧一声笑起来。普宁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在他那个光滑的白头皮包着的圆锥形头顶上面，简直看不见一根头发。

他伸起手在自己的头上一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他笑的时候，好像接不上气来一样，张大嘴，闭上眼睛，——前额上从上到下浮起了三条波浪似的皱纹。

“喂？”他终于说话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鸡蛋吗？”

“真正的，真正的鸡蛋！”我非常高兴地附和道。“您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很久了。我从前的头发多漂亮啊！——简直是金羊毛，就跟阿尔戈的水手们[3]跨过深海去寻找的一模一样。”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是幸亏我念过神话学，我也知道阿尔戈的水手们是些什么人；不过使我更惊奇的是听见这个穿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褴褛的人的嘴里吐出那个名字来。

“我想，您念过神话学吧？”我问道，一面把他那顶便帽在我的手里翻来翻去。他的帽子垫的是棉花，镶边的皮子已经脱了毛，作帽檐的纸板也坏了。

“我研究过那个科目，我亲爱的小少爷；我这一生中对什么事都花过相当功夫的！不过现在请您把我的遮头的东西还给我，我好用它来保护我的光头。”

他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他那稍微发白的眉毛向下一动，他便问我是什么人，我的父母是谁。

“我是这儿女主人的孙子，”我答道。“她就只有我一个亲人。爸爸和妈妈都死了。”

普宁当胸画了一个十字。

“愿他们早升天国！那么您是个孤儿；您也是继承人了。您那贵族的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它就在您的小眼睛里跳动，而且嘶……嘶……嘶……嘶地在发火花……”他用手指头做了个血在发火花的样子。“喂，我的贵公子，请问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伴跟您祖母谈好了没有，他是不是得到了那个讲过要给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

普宁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多好！就是住一个短时期也好！不然我们又得飘来荡去，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生活的焦愁烦虑无止息，灵魂也在受苦不安……”

“告诉我，”我插嘴说，“您是做教士的吗？”

普宁掉过脸望我，眯了一下眼睛。

“您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我的好少爷？”

“您讲的话——跟人家在教堂里念的完全一样。”

“是说我用了古经文的句子吗？不过您也不必惊奇。固然在寻常的谈话中不便常常用这种句子；可是当一个人的灵魂受到鼓舞在飞扬的时候，高尚的文句立刻就会出现了。不用说，您的先生——教俄国文学的教师——一定教过您这个了。他一定跟您解释过这个吧，是吗？”

“没有；他没有解释，”我答道。“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是没有先生的。在莫斯科我倒有很多的先生。”

“您要在乡下住很久吗？”

“两个月吧，不会再多的；祖母说我在乡下给惯坏了。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女家庭教师。”

“一个法国女人吗？”

“一个法国女人。”

普宁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那么是一个小姐吗？”

“是的，她叫做弗利格小姐。”我突然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没有一个男先生，却只有一个女家庭教师，完全跟一个小姑娘一样，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听她的话，”我轻蔑地加了一句。“我干吗去理她？”

普宁摇摇头。

“哈，这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你们太喜欢外国人了！凡是俄国的东西你们都轻视，外国的东西你们都崇拜。凡是从外国来的人你们都倾心……”

“你说什么？你在用诗讲话吗？”我问道。

“您以为怎样呢？我随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它来得非常自然……”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花园里响起了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声音是从我们背后发出来的。这个跟我谈话的人连忙站起来。

“再会，小少爷；我那个同伴在唤我，在找我啦……他有什么话告诉我呢？再会，原谅我……”

他钻进了矮树林子里去不见了；我还在长凳上多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当愉快的感觉……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从未跟这样的一个人谈过话。我渐渐地进到沉思中去了……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神话学，便只好动身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知道祖母已经跟巴布林把事情谈妥了：他被派定住在靠近马房的下房中一间小屋子里面。他立刻就跟他的同伴一块儿在那儿住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喝完了早茶，也没有向弗利格小姐告假，便跑到下房去。我想找昨天看见的那个怪人再谈谈。我没有敲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习惯——便一直走进屋子里去。我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普宁，却是那个养他的人，慈善家巴布林。他站在窗前，没有穿上衣，两腿叉开着，正在用一条长毛巾仔细地擦他的头和颈项。

“您要什么？”他说，并不放下手来，却只是皱了皱眉毛。

“普宁不在家吗？”我没有取下帽子，随随便便地问道。

“普宁先生，尼坎德尔·瓦维雷奇现在的确不在家，”巴布林从容地答道。“不过请您注意，年轻人：不请求许可就这样跑进别人的屋子里来，这算是有礼貌吗？”

我！……“年轻人！”……他怎么敢！？……我气得一张脸通红。

“您大概不认得我，”我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地随便了，却带了一种傲慢的调子。“我是这儿太太的孙少爷。”

“对我都是一样的，”巴布林答道，他又用他的毛巾去擦头和颈项了。“即使您就是孙少爷，您也没有随便走进别人屋子的权利。”

“怎么能说是别人的屋子？您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无论在哪儿——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不，对不起：这儿——是我的家；因为讲定了这间屋子给我住，是用我的工作交换来的。”

“请您不要教训我，”我打断了他；“我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您应当受到教训，”他也抢着说，“因为您现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知道我自己的义务，可是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权利，倘使您再要像这样地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得不请您出去……”

要不是普宁在这个时候脚擦着地一歪一倒地走进房来，那么我们的争论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大概从我们脸上的表情猜到我们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马上露出最殷勤的快乐表情向我走来。

“呀，小少爷！小少爷！”他乱舞着两只手叫起来，一面又在干笑。“我的好少爷！来看我的吧！你真的来了，我的好少爷！（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他真的用“你”字来称呼我吗？）喂，跟我来，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件东西……还坐在这个气闷的屋子里干吗呢？我们去吧。”

我跟着普宁走了，可是走到门口，我认为应当回过头去用挑衅的眼光看看巴布林，好像在说：我并不怕你！

他也同样地回答我的挑战，他并且拿毛巾蒙住鼻子大大地哼了一声——大概他要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瞧不起我！

“您那个朋友多么不讲礼啊！”我们背后的房门刚刚关上，我就对普宁说。

普宁吃了一惊，马上掉过他那张肥肿的脸来看我。

“您在讲谁？”他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问道。

“啊，自然是讲他……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巴布林。”

“您指帕拉蒙·谢苗诺维奇吗？”

“嗯，是的；就是那个……浅黑皮肤的人。”

“呃……呃……呃……！”普宁带着慈爱的责备的调子说。“小少爷，小少爷，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帕拉蒙·谢苗内奇[4]是个极可尊敬的人，他坚守着极严格的准则，非常认真，是个出色的人物！唔，不用说，他不肯让旁人侮辱他，因为他很看重他自己。这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并不是做这种差使的人呢！好少爷，您得很客气地对待他；您知道，他是……”说到这儿普宁埋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个共和主义者。”

我睁大眼睛望着普宁。这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料到的。我从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和别的历史书上，早知道从前在古时候也有着共和主义者，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总想象他们是一些戴着头盔、手拿圆盾、露出两条粗大的光腿的人；然而就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特别在俄罗斯，在这一个省里，居然真的会有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弄昏了我的脑子，简直叫我莫名其妙了！

“是的，我的好少爷，是的！帕拉蒙·谢苗内奇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普宁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您知道以后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吧。您想象看，我在那儿找着了什么！在红尾鸲的窝里面找着了一个杜鹃下的蛋！真妙！”

我跟普宁一块儿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怪不得他有那种蓝胡子！”我最后断定道。

我对这两个人，普宁和巴布林的态度从那一天起就完全确定了。巴布林激起了我的敌意，可是不要多久，这种敌意里又混进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感情。我竟然害怕他！就是在他当初对我的那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之后，我仍旧对他存着畏惧心。不用说，我并不害怕普宁；我甚至于并不尊敬他；坦白地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小丑看待，然而我却全心全意地爱他！跟他在一块儿过几个钟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在我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我祖母对我跟这个“普通人”（用法语说，是du commun）intimite[5]的事非常不高兴；可是我只要有脱身的机会，我就马上跑去找我那个古怪、有趣、可爱的朋友。而且在弗利格小姐离开以后，我和他会面的机会更多了。弗利格小姐因为跟一位过路的军官（一位二级陆军上尉）谈话，抱怨我们家中充满了沉闷无聊的空气，被我祖母辞退送回莫斯科去了。至于普宁呢，他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长时间地闲聊，却并不感到厌倦；好像他自己还在找这样的机会似的。我不知道听他讲了多少故事，在那些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坐在芬芳的树荫里，干而柔滑的草上，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白杨；或者我们坐在池畔芦苇丛中，倾斜的岸边潮湿的粗沙上，从那个地方突出来一些多节的树根，它们古怪地交缠在一块儿，仿佛是一些黑的血管，仿佛是一些蛇，又像是一些从地下国土里钻出来的怪物！普宁详细地对我叙述他的生平，讲他所遭逢的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事情，我总是怀着真诚的同情在听着。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堂的执事；——“他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喝了酒以后就变得极粗暴了。”

普宁自己也在神学校里念过书。可是他受不了那厉害的“鞭笞”，并且对于神父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后来他便还俗了，因此他受尽了种种的痛苦，最后他成了一个流浪人。“倘使我没有遇到我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的话，”普宁常常这样地解释道（他谈起巴布林时总是这样讲法），“我一定会掉进贫穷和罪恶的泥坑里去了！”普宁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句子——虽然他不是有意说谎，他却非常高兴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非常喜欢用夸大的言辞。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惊奇，对什么事都欢喜得不得了……我因为摹仿他，也学会了那种夸张，那种狂喜了。“看你变成怎样的疯子了——快画个十字，你怎么啦！”我的老保姆常常这样对我说。普宁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然而我更喜欢我常常跟他在一块儿念的书。我无法描写下来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那样在我面前出现，胳肢窝底下夹一本大书，用他那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指着园中隐秘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等着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等着我们平安地到了一个我们的秘密的角落；等着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等着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来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和陈旧的气味，当时的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形容不出的芳香！我带着怎样的一种颤动，怀着怎样的一种默默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普宁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来！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我四周的一切全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只是像一阵一阵的雾似地远远地飞走了，只留下一点友好和慈爱的印象！那些树木，那些绿叶，那些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陶醉在诗里面，我们在进行着一件庄严、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诗，有音乐性的铿锵的诗；他准备为它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在念诗，他却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毕非亚[6]那样，庄严地，流畅地，带鼻音地高声叫出它们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起先他把诗轻轻地念上一遍，声音很低，就像念给他自己听的一样……他叫这个读法做试读；然后他就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自己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带着半祈祷半命令的样子举起他的手。……用这样一种读法，我们不仅念完了罗蒙诺索夫[7]、苏马罗科夫[8]和康捷米尔[9]的诗（越是古老的诗，越合普宁的胃口），——连赫拉斯科夫[10]的《罗斯记》我们也全读了。说实在话，《罗斯记》使我特别满意。别的不说，那里面还有一个有丈夫气概的鞑靼女人，一个巨人般的女英雄；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可是当时只要提到她的名字，我的手脚马上就变冷了！“是的，”普宁常常这样说，一面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赫拉斯科夫，他是不肯轻易把人放过的。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行来——简直会碰痛你……你得提防啊！……你想抓住他……可是他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吹起喇叭来，吹起喇叭来，发出了类似铙钹的破铜声。他的名字真起得好！这个字：赫拉斯科夫！”普宁不满意罗蒙诺索夫的诗，觉得它们太简单，体裁太自由，对于杰尔查文[11]，他却抱着差不多是仇视的态度，他说，与其说杰尔查文是诗人，不如说他是侍臣更妥当些。在我们家里，不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文学，注意过诗，而且甚至认为诗歌，尤其是俄罗斯的诗歌，都是鄙陋粗俗的东西；我的祖母甚至不称它们做诗歌，只叫它们做“唱曲”[12]；她以为这些“唱曲”的作者不是酒鬼，就是大傻瓜。我是在这一类的观念中长大的，所以我必须在下面两条路中拣一条走：或者带着厌恶地离开普宁，——而且他是那样脏，那样懒散，跟我那贵族的习惯不相容——不然，就让自己被他吸引，受他征服，学他的榜样，也染上他那种爱诗的热狂……我正是走了后一条路。我也念起诗来，照祖母的说法，便是哼起唱曲来了。我自己也试着写诗，我做了一首咏手摇风琴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两句：

看，粗的轴子团团地转，

它的齿轮在里头滋滋地响。

普宁称赞说这里面有一种摹仿声音的旋律，不过他不赞成这个主题，说是它本身卑下，不值得拿来写抒情诗。

唉！这一切的努力，感情与欢乐，我们的清静的读书，我们在一块儿的生活，我们的诗，——一下子全完了。灾难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祖母的脾气跟当时那班执行将军的脾气完全一样，对什么事都爱讲究清洁和有秩序，不用说，我们的花园也应当弄得很清洁，很有秩序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一班免税农民，单身贫穷的农民和那些额外家仆[13]，或者失宠的佣人都“赶”到花园里去，要他们打扫小路，拔除花坛上的草，挖松并且弄细花床上的土。有一天，这种工作正在乱哄哄地进行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到花园里来了。在树丛中，在草地上，到处都看得见白的、红的、灰蓝的衬衫；到处都听得见铲子声和它们铲地的声音，土块倒进筛子里去的声音，以及筛子筛土的声音。祖母从那些劳动的人身边走过，她用她那一双老鹰眼似的眼睛立刻看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不及别人勤快，而且好像不高兴似地脱下了帽子。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有一张瘦脸和一对凹进去的无光的眼睛，他那件棉布长衫完全破了，到处都是补钉，连他那一对窄小的肩头也盖不住。

“这是谁？”祖母掉过头向那个踮起脚跟在她后面的菲利佩奇问道。

“您……指的……是谁？”菲利佩奇结结巴巴地说。

“哦，傻瓜！我是指那个像狼一样地望着我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不干活。”

“这个，太太！是的，太太。……这……这……这是……叶尔米尔，那个死了的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的儿子。”

这个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十年前在我祖母家当总管，很得我祖母的欢心；可是他忽然失宠了，就这样突然降为照料家畜的工人，而且不久连这个位置也丢掉了，他越降越低，栽一个大跟斗，掉到远远的村子里去了，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屋里，每月靠一普特面粉的口粮，勉强地过日子，后来得疯瘫病死了，留下一家人，穷得毫无办法。

“哈哈！”我祖母大声说，“真不错，苹果落地离树不远[14]！好吧，我们也会给这个人想个办法。我不需要我这儿的人对我皱眉头。”

祖母回房里去了——作出了安排。过了三个钟头，叶尔米尔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被人带到她的书房的窗下来。这个不幸的少年要被流放。[15]离他不过几步的光景，墙外停着一辆装载他那简单行李的农家小车。在当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叶尔米尔站在那儿，头埋着，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着两只脚。一双靴子用绳子拴着挂在他的背后；他的脸朝着太太的宅子，脸上没有绝望、悲痛、甚至惊愕的表情；只有一种愚蠢的冷笑冻结在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面。他那一对干燥的、半闭着的眼睛固执地望着地面。有人来报告祖母说，他已经来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她的绸衣一路上发出了轻微的声。她又把那副长柄金边的双眼镜架在鼻梁上，望了望那个新的被流放者。当时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个人：总管，巴布林，值日的小听差和我。

祖母把她的头朝下动了动……

“太太，”忽然响起来一个嘶哑的、差不多是挤出来的声音。我向四周一看。巴布林的脸变得通红……成了深红色；在他那对皱起的眉毛下面现出来小小的强烈的光点……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巴布林，是他发出这一声“太太”来的。

祖母也朝四周看了看，把她的长柄眼镜从叶尔米尔掉向巴布林。

“谁在……讲话？”她慢吞吞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来。巴布林稍微向前移动一下。

“太太，”他说，“是我……我很冒昧。我想……我斗胆报告您，像您现在这样做法是……不大妥当的。”

“什么？”祖母说，还是一样的语调，并不拿开她的眼镜。

“我有幸跟您……”巴布林继续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显然是费了劲说出来的，“我要跟您说明那个少年的事情，他就要给流放到远方去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一点错。像这种做法，我斗胆说，只会引起不满的……并且会产生别的——上帝不许的！——后果，而且这不外乎是滥用地主的权力。”

“你……在哪儿念过书？”祖母停了一会儿，取下眼镜问道。

巴布林吃了一惊。

“太太，您问什么呢？”他讷讷地说。

“我问你：你在哪儿念过书的？你用了这样高深的句子。”

“我……我的教育……”巴布林说。

祖母轻蔑地耸了耸肩。

“看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处置不合你的意吧。这对我是毫无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下人中间，我有着绝对的权力，谁也不能过问；只是我不习惯让人当我的面批评我，并且干预跟他们无关的事情。我这儿用不着平民出身的有学问的慈善家；我需要的是那些惟命是从的佣人。你来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这样生活。你不合我的意思，我把你开除了。”祖母又掉转头对总管说：“尼古拉·安东诺夫，把这个人的工钱算给他；让他在今天午饭前走！你听见吗？不要惹我生气。而且另外一个……那个跟他住在一块儿的傻瓜也得跟他一路走。——叶尔米尔还在等什么呢？”她朝窗外望了望，添了一句话，“我已经看见他了。还有什么呢？”祖母对着窗挥她的手帕，好像在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随后她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对着我们严厉地吩咐道：“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除了那个值日的听差以外，我们全退出去了，祖母的话对那个听差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祖母的命令切实地执行了。在午饭之前巴布林和我的朋友普宁便离开了我们的庄园。我现在不想来描写我的悲痛和我的真挚的、完全是孩子的绝望。我当时的悲痛和绝望的确是很强烈的，本来那个共和主义者巴布林的勇敢行为已经引起了我敬畏的赞叹，可是连这情感也被我那种悲痛和绝望压倒了。巴布林跟我祖母谈过话以后，马上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虽然我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是在普宁的身边，转来转去，他却始终不跟我讲一句话，也不望我一眼。普宁完全弄糊涂了，他也不说什么；不过他一直不停地望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老是那几滴眼泪：不掉下来，也不干去。他不敢批评他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不会错的，——可是他很悲伤，难过。普宁跟我两个设法再念了一次《罗斯记》中的某一段，作为告别；我们为了这个便把自己锁在贮藏室里——不用想到花园里去了，然而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行，两个人就都念不下去了，虽说我已经有十二岁，平日爱夸口说自己是个大人，可是现在我却像一头小牛似地狂叫起来。巴布林坐进了那辆旅行马车以后，他终于掉过头来望着我，他脸上平日那种严厉的表情现在温和了些，他说：“年轻的先生，这对您倒是一个教训；您记住这件事情吧，等您将来长大了时，您要努力制止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您的心肠是好的，您的天性也还没有败坏……注意，当心；照这样做下去是不成的！”我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流到我的鼻头，流到我的嘴唇，流到我的下巴，我一边流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我会记住，我答应……我会做到……一定……一定……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跟普宁拥抱过二十次了（他那未剃的胡须刺得我的脸发烧，我的身上沾满了他那种臭味），——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他跳到马车的座位上，高高地举起两只手，用了响雷般的声音（这从哪儿来的呢！）朗诵杰尔查文翻译的大卫的《诗篇》[16]，这一次杰尔查文不是一个侍臣，他是一个诗人了。

万能的上帝起来了，

他要在尘世众王的集会中审判他们！

……他说，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呢，

你们纵容了邪恶与不义，你们，有罪的人？

你们的职务是维护法律……

“坐下来！”巴布林对他说。

普宁坐下了，然而还在朗诵：

你们的职务是使无辜的人免去困苦，

使不幸的人得着庇护，

使弱者不受有势力者的欺负……

普宁说到“有势力者”的时候，他指着我们的宅子，随后又用指头点了一下马车夫的背。

去解除穷人的束缚！

他们并不注意！他们看见却不知道……

尼古拉·安东诺夫从宅子里跑出来，用尽气力大声向马车夫叫道：“快走，笨蛋！快走；不要发呆啊！”马车便转动了。然而远远地还听得见普宁的声音：

起来啊上帝，正直的上帝！……

请您来裁判，惩罚邪恶与不义——

只有您啊，应当由您来做尘世的惟一的国君！

“这个小丑！”尼古拉·安东诺夫说。

“他年轻时候没有挨够鞭子，”那个教堂执事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他是来问太太高兴在什么时候举行夜祷的。

就在那天我知道叶尔米尔还在村子里，他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送进城去办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本来是订下来限制地主们的专横的，可是它们却只成了有关的负责官员们额外收入的来源。那天我找到了他，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我给了他一个包袱，在那里面我放了两条手帕，一双旧鞋，一把梳子，一件旧睡衣，和一条全新的绸领带。叶尔米尔睡在后院里车子旁边的一堆稻草上面，我唤醒了他，他相当冷淡地，而且还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向我道谢，马上就把头埋在稻草上睡着了。我离开了他，多少有点扫兴。我原先想象着他看见我去找他，一定又惊讶又高兴，并且在这里面会看出来我的未来的宽大主张的一个保证——谁知他却……

“无论怎样说，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道。

在这个极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的祖母不知为了什么居然给了我一个整天的自由，等我吃了晚饭向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却带了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你的眼睛红了，”她用法语对我说，“您身上有一股农民小屋里的气味。我不想调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您干过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弄到非处罚您不可的地步——不过我希望您去掉所有你那些傻气，重新做一个有礼貌、懂规矩的孩子。我们不久就要回莫斯科去，我要给您请一个男教师，因为我知道，应当由一位男先生来管您才成。您去吧。”

真的，这以后不多久我们就回到莫斯科去了。

二

一八三七年

七年过去了。我们仍旧住在莫斯科，然而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的祖母在最近几年中间显得很衰老，不再来严厉地管束我了。在同学中我跟塔尔霍夫最熟，他是一个又快活又温和的年轻人。我们两人的习惯和趣味完全一样。塔尔霍夫非常爱好诗，他自己也写诗；而在我这一方面，普宁撒下的种子也没有白费。像一般知己的年轻朋友一样，我们彼此都不隐藏丝毫的秘密。然而在这几天里面我却注意到塔尔霍夫有一种兴奋不宁的神情……有一次一连几个钟头我都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像这样的事以前是没有过的。我正要用友谊的名义要求他坦白地把事情讲出来……他却先对我说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他的屋子里……

他突然快活地红了脸，两只眼睛直望着我的面孔，对我说：“彼佳[17]，我一定要介绍我的穆莎[18]给你。”

“介绍你的穆莎！你说得多奇怪！简直像一个古典派！（当时，一八三七年，正是浪漫主义的全盛时代。）好像我不是早就认识她——你那位穆莎似的！是不是你又写了一首新诗？”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塔尔霍夫仍旧红着脸带笑回答道。“我要介绍给你一个活的穆莎。”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为什么她是你的呢？”

“那，那是因为……啊，等一等，好像是她到这儿来了。”

果然听见了走得快的小鞋跟轻轻的脚步声，接着房门大开了，门口现出来一个十八岁模样的少女，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布衫子，肩上披了一件黑呢的短斗篷，她那一头稍微蓬松的金丝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草帽。她看见我在这间屋子里，不觉吃了一惊，露出一点窘相，朝后退了一步……可是塔尔霍夫马上跑过去迎接她。

“请，请，穆莎·帕夫洛夫娜，请进来！这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出色的人，很文静，实在很文静的……您用不着怕他。”他又掉头对我说：“彼佳，让我介绍我的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我的好朋友给你。”

我鞠了一个躬。

“怎么会这样……穆莎？”我说……

塔尔霍夫大声笑起来。

“你不知道在教堂历书上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吗？朋友，我见到这位可爱的小姐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穆莎！这个名字多可爱！而且跟她恰恰配得上！”

我给我这个朋友的好友再点一个头。她从门口向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的确很可爱，然而我不能够赞成塔尔霍夫的意见，我甚至在心里想：“嘿，她是怎样的一位穆莎啊！”

她有一张稍带圆形的玫瑰色的脸，容貌是纤细、秀美的；从她整个娇小玲珑的身子里散发出一种新鲜活泼的青春的气息；然而说到穆莎，说到穆莎的化身，当时的我——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我们这般年轻人都认为穆莎的相貌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一，穆莎一定得有黑头发和苍白的皮肤！此外，轻蔑、高傲的表情，讽刺的微笑，充满灵感的眼光，还有一种神秘的、恶魔的、宿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穆莎的特点，那就是当时支配着一般男人心灵的、拜伦的穆莎。可是在刚才进来的那位少女的脸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类的特征。倘使当时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的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话，我或者会更留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小而深，眼皮稍微厚一点，可是眼珠黑得像玛瑙一样，明亮而灵活——这倒是金发的人所不常有的。要是我在这对眼睛流动的、似乎躲躲闪闪的眼光里找不到诗的倾向，那么我也应当看出一个热情的灵魂（而且热情到了不顾自己的程度）的一些光芒来的……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了。

我把手伸给穆莎·帕夫洛夫娜，——她没有把手伸给我，——可是她没有注意我的动作。她坐在塔尔霍夫给她放好的那把椅子上，但是她并没有把帽子和短斗篷脱下来。

她明明感到局促不安；我在这儿使她很窘。她呼吸不均匀，而且过一阵吐一口长气，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

“我到您这儿来只能待一分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她开口说，她的声音是低低的胸音；这样的声音，由她那深红的、差不多是孩子样的嘴唇里吐出来，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我们太太只准我出外半个钟头……前天您不大舒服……所以我想……”

她口吃起来，把头埋下了。她那对黑眼睛在浓而低的眉毛下面，躲躲闪闪地不住往左右闪动。它们就像那些在炎热的夏天里，干草丛中，飞来飞去的活泼而闪光的黑色甲虫。

“您多好啊，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大声嚷起来。“不过您待下吧，您坐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就准备茶炊。”

“啊，不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怎么可能呢！我马上就得走的。”

“您歇歇吧，歇一会儿也成。您还在喘气……您太累了。”

“我不累。我……不是因为那个……只是……请您给我换一本书；这一本我已经读完了。”她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莫斯科版的灰色小书。

“好的，好的。不过您觉得它怎样？您喜欢它吗？”他说到这儿又掉过头来对我说一句：“《罗斯拉夫列夫》[19]。”

“是的。只是我觉得《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20]好得多。我们太太对看书管得很严。她说书妨碍工作。因为照她想来……”

“可是，连《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也比不上普希金的《茨冈》不是吗？咦？穆莎·帕夫洛夫娜？”塔尔霍夫带笑地插嘴说。

“当然啊！《茨冈》……”她慢慢地说。“啊，是的，还有一件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明天不要来……您知道是指哪儿……”

“为什么呢？”

“不行。”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少女耸了耸肩，她突然离开椅子站起来，好像有谁推了她一把似的。

“您到哪儿去，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痛苦地唤道。“再坐一会儿！”

“不，不，不行。”她很快地走到门口，握着门上的把手……

“那么，至少把书拿去吧！”

“下次再来拿。”

塔尔霍夫向着少女跑过去，可是她一下子就走到门外去了。他差一点把鼻子碰在门上。

“一个怎样的女孩子啊！简直是一只小蜥蜴！”他有点烦恼地说，然后就沉在深思里去了。

我就待在塔尔霍夫的屋子里。我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塔尔霍夫也不想对我隐瞒什么。他告诉我，这个少女是一个小市民，一个女裁缝；他三个星期以前在一家时装店里第一次看见她，他到那儿去替一个住在外省的妹妹买一顶帽子；他见第一面就爱上了她，到第二天他居然跟她在街上讲起话来了；她好像也中意他似的。

“请你不要以为，”他热烈地解释道，“你不应当想她坏。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中间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坏！”我插嘴说。“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也不会以为你会后悔这件事的，好朋友！你得忍耐一下——往后事情会顺利的。”

“我希望这样！”塔尔霍夫答道，他虽然笑了一下，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很低。“不过，朋友，的确那个女孩子……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典型。你没有机会好好地看她一下。她怕羞；哦，她多怕羞！而且多么固执！就是这种脾气！然而我就喜欢她那种害羞的脾气。这是独立的征候。我是狂热地爱上她了，好朋友！”

塔尔霍夫热心地谈起他的“对象”来，他甚至把他写的一首叫做《我的穆莎》的诗的第一节念给我听。他的这种感情的流露并不合我的胃口。我暗暗地妒忌他。我不久便离开他走了。

过了几天，我偶然走进商场[21]，正在场内一条小道上走着。这天是星期六；买东西的人非常多；在喧嚷拥挤中，只听见从四面八方送过来的店员们的叫卖声。我买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想尽可能地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嘈杂声——我突然不自觉地……站住了；在一家水果店里面，我看见我朋友的那个熟人——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她的侧面正对着我，她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待什么。我迟疑了片刻，便决定走过去跟她说话。可是我刚刚走进店门，揭下我的帽子，她惊惶地往后退了两步，连忙走到一个穿粗呢外套的老年人身边去，抓住他的胳膊，好像跑去求他保护似的。那个老年人正看着店员在给他称一磅葡萄干，这时也转过脸来朝着她——你想我当时是多么惊奇！我看出来他是谁呢？普宁！

不错，是他；还是他的那双红肿的小眼睛，他的厚嘴唇，他的柔软的下垂的鼻子。这七年中间他简直没有大的改变；也许脸上肌肉有一点点松弛。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我叫起来，“您不认识我吗？”

普宁吃了一惊，张大嘴，注意地望着我……

“我没有荣幸……”他刚刚开头说，突然尖声叫起来：“三一村的小少爷！（我祖母的领地叫做三一村。）真的是三一村的小少爷吗？”——那一磅葡萄干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的确是的，”我答道；我从地上拾起了普宁买的葡萄干，然后跟他抱吻起来。

他欢喜、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快要流眼泪了，他脱下他那顶便帽（这让我亲眼看见，在他那个“鸡蛋”上面，连最后的几根头发也完全绝迹了）。从帽底拉出一张手帕，用它来擤了鼻涕，把帽子跟葡萄干一块儿放到怀里去，然后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葡萄干又掉下来了……我不知道穆莎这一阵子在做些什么，我竭力不要去看她。我并不以为普宁的激动是由于他对我个人的极端的喜爱；这只是因为他的天性忍受不了任何一个意外的刺激。这些不幸的人的神经过敏！

“到我们那儿去，到我们那儿去，亲爱的，”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您大概不会不高兴到我们那个简陋的小窝去吧？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学生……”

“哪儿的话！正相反，我非常高兴去。”

“您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吗？”

“一点儿事也没有。”

“好极了！帕拉蒙·谢苗内奇会多高兴啊！今天他会比平日回家早些；而她的女主人每星期六也放她出来。不过，对不起，我简直弄糊涂了。不用说，您还不认识我们的侄女吧？”

我连忙接嘴说，我还没有得到这种愉快……

“当然啦！您能够在哪儿遇到她呢？穆佐奇加……亲爱的先生，请您注意；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名字是穆莎——这不是绰号，这是她的真名字……这不是前定吗？穆佐奇加，我给你介绍这位……这位……”

“Б.——”我提醒他道。

“Б.——先生，”他跟着说。“穆佐奇加！你注意！你面前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和气的年轻人。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命运就让我跟他碰到一块儿了！我求你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

我低低地鞠了一躬。穆莎的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她偷偷地望了我一眼，马上又把眼睛埋下去了。

“啊！”我想道，“你是一个受窘的时候脸色不变苍白、却变得通红的女人；我得留心这个！”

“请您不要见怪。我们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个时髦的女子，”普宁说，就走出水果店到街上去了；穆莎和我跟在他后面。

普宁住在花园街，离商场相当远。在到那儿去的路上，我从前那位教诗的先生便有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他的生活情形。自从我们分别以后，他和巴布林两人各处流浪，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一直到不久以前——不过一年半前——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住家。巴布林居然在一个有钱的商人兼工业家的事务所里面找到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

“这不是一个好差使，”普宁叹口气说：“工作多，薪金有限……不过还有什么事可做？连找这个差使也得感谢上帝！我也想找点抄写和教书的工作来挣几个钱；可是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您也许还记得，我的字体是老式的，不合现代人的胃口；至于教书，最大的困难便是我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而且我害怕教到俄罗斯文学这门功课，我也不合现代人的胃口；所以我只好坐着挨饿。（普宁笑了起来，还是他那沉滞的哑声的笑。他还保留着他从前那种夸大的口吻，和他从前那种爱押韵的习惯。）什么都朝新的方面，朝新的方面走！我敢说，您也不再崇拜旧的神，却在新的偶像面前低头？”

“您呢，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您仍然崇拜赫拉斯科夫吗？”

普宁站住不动了，马上挥舞起双手来。

“最高的程度，先生！最—高—的—程—度！”

“您不念普希金的诗吗？您不喜欢普希金吗？”

普宁又把他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高过了他的头。

“普希金？普希金是一条隐在绿枝中间的蛇，他却有夜莺的歌喉！”

普宁和我两人一面谈着话，一面在那所谓“白石的”莫斯科[22]（这个莫斯科其实没有一块石头，而且一点也不白）的高低不平的砖砌的人行道上小心地下着步子，——穆莎静静地在我们旁边走着，不过离我远些。我讲到她的时候，我称她做“您的侄女”。普宁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他的后脑壳，压低声音对我说，他这样称呼她……只是为了方便：她根本不是他的亲属；她是一个孤女，是巴布林在沃龙涅什城拾来养大的；不过他，普宁，也可以叫她做他的女儿，因为他爱她，并不比爱亲生的女儿差。我相信，普宁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可是穆莎却也能够完全听得明白；她同时又气，又羞，又窘；在她的脸上红一阵又暗一阵，那张脸上的一切，眼皮啦，眉毛啦，嘴唇啦，窄小的鼻子啦，全在微微地颤动。这一切都很动人，很有趣，而且很古怪。

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简陋的小窝”了。那个小窝的确是很简陋的。这是一栋单层的小屋，木板的屋顶是倾斜的，正面有四扇阴暗的窗户，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一样。屋子里的家具寒碜极了，而且也不十分干净。窗间和墙上都挂满了小小的木鸟笼，数目约有一打的光景，里面养着一些百灵鸟，金丝鸟，金翅雀和黄雀。“我的部下！”普宁指着它们得意地说。我们还没来得及走进屋子，向四面看看，普宁还没来得及把穆莎差出去准备茶炊的时候，巴布林本人就出现了。他看来比普宁老了许多，虽说他走起路来还是一样地坚定，而且就大体说，他脸上的表情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却瘦了，背也显得微驼了，他的脸颊陷进去了，在他那蓬乱的浓密的黑发中间“白发增多了”。他认不得我了，等到普宁说出了我的名字，他也不曾表示特别高兴；连他的眼睛里也没有露一丝笑意；他只点了点头；他问我——很随便很冷淡地问——我祖母[23]是不是还活着，就再没有讲别的话了。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并不欢迎你这个贵族的拜访，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共和主义者到底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穆莎回来了；一个衰老的小老太婆跟在她后面，端了一个擦得不干净的茶炊。普宁开始忙乱起来，请我吃东西；巴布林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支着头，用他那疲乏的眼睛朝四面看。可是喝茶的时候，他却谈起话来了。他对他的位置并不满意。他这样谈到他的老板：“他是个吝啬鬼，不是人；他雇用的人在他的眼睛里不过是废物罢了，一点儿也不算什么；可是他自己不久以前还不是穿着农民的粗呢外衣？他就只有残忍，贪心。在他下面做事比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还要坏！所有他这儿的生意就完全靠着欺诈和吹牛，再没有别的！”普宁听见这种不愉快的话，痛苦地长叹一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头不停地在动着，时而上下地动，时而左右两边地动……穆莎固执地不做声……明明有一个疑问在折磨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谨慎的呢，还是喜欢多嘴的？而且要是我故意做出谨慎的样子，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她那双灵活的、不安的黑眼睛在半垂的眼皮下面闪动着。只有一次她射过眼光来望我，那是多么好奇，多么探索，而且差不多带恶意的眼光……简直叫我大吃一惊。巴布林就很少跟她讲话；不过他每次对她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总带了一种忧郁的、并不像父亲的慈爱的调子。

普宁跟他正相反，普宁不停地跟穆莎开玩笑；然而她总是不情愿地回答他。他称她做“白雪姑娘”，“小雪花”。

“您为什么给穆莎·帕夫洛夫娜起这样的名字呢？”我问道。

普宁笑了起来。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冷冰冰的。”

“她聪明解事，”巴布林插嘴说，“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应当这样。”

“我们也可以叫她做这一家的主妇，”普宁大声说。“怎么？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皱起眉头来；穆莎把脸掉开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里面含的意思。

我们这样地过了两个钟头……虽说普宁用尽力气来“招待贵宾”，可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不很活跃。说到他的招待，例如，他蹲在一只金丝鸟的笼子前面，打开门，吩咐金丝鸟说：“飞到圆屋顶上去！开个演奏会！”——金丝鸟便飞出来了，站在圆屋顶上，就是说，在普宁的秃头上，不停地向左右两边转动，展扑它的小翅膀，然后卖力地唱了起来。在金丝鸟唱的时候，普宁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眯起眼睛，用手指轻轻地在指挥。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可是巴布林和穆莎两人都没有笑。

在我正要告辞的时候，巴布林突然拿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来问我。他因为我正在大学里念书，所以想要我告诉他，芝诺[24]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芝诺是怎样的看法。

“什么芝诺？”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道。

“芝诺，古代的大贤。您不会不知道他吧？”

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芝诺这个名字，他是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可是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的，他是一个哲学家，”我后来就这样回答了。

“芝诺就是说过下面一些话的那个贤人，”巴布林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他说受苦并不是恶，因为忍耐可以战胜一切，世界上只有一个善，那就是正义；而德性本身也就只是正义。”

普宁恭恭敬敬地听着。

“这段话是一个住在这儿收藏了很多古书的人告诉我的，”巴布林继续往下说；“我很喜欢这段话。可是我看您对这种题目并不发生兴趣。”

巴布林说得不错。对那种题目我实在没有一点儿兴趣。自从我进了大学以后，我也就变成了一个像巴布林那样的共和主义者了。我倒很高兴去谈论米拉波[25]和罗伯斯庇尔[26]。罗伯斯庇尔的确多了不起啊！……在我的写字台上面还挂着福基叶—丹维尔[27]和夏立叶[28]的石印像！然而芝诺！！从哪儿来的芝诺呢？

我告别的时候，普宁很殷切地要求我第二天（那是星期日）再去看他们；巴布林根本不邀请我，他甚至低声说，我不会高兴跟他们那种普通人，那种平民谈话，而且我祖母也可能会不满意……然而他说到这儿，我便打断了他的话，我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再受祖母的管束了。

“可是您还没有得到产业吧？”巴布林问道。

“没有，我并没有，”我答道。

“啊，那么……”巴布林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我替他接下去了：“那么我还是个小孩子。”

“再见，”我高声说了一句，便走了。

我已经走出院子到了街上……穆莎突然从房子里跑出来，把一小张折皱了的纸条塞在我的手里，马上就不见了。我等走到第一根灯柱前面便站住，打开纸条来看。那是一个字条。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认出那些颜色很浅的铅笔字来。穆莎这样写着：“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明天礼拜以后到库塔非娅塔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29]来我等着您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不快活我一定得跟您见面。”这张字条上没有一个错字，可是也没有加上一个标点。我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回了家。

第二天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一刻钟，我就走近了库塔非娅塔（这时候是四月初，树木正在发芽，草也在发绿，麻雀在没有叶子的丁香枝上吱吱喳喳地叫嚷争吵），但是我看见穆莎已经在离栅栏不远的路旁了，这倒使我大吃一惊。她比我还到得早，我正要向她走过去；可是她已经迎着我走来了。

“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墙去吧，”她埋下眼睛朝地上看了一转，着急地小声说，“这儿有人。”

我们沿着上山坡的路往上走。

“穆莎·帕夫洛夫娜，”我开始说……可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

“请您不要批评我，”她还是用她那种急促而压低的声音说，“不要当我有什么坏事情。我给您写信，约您会一次面，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昨天，——您好像一直在暗笑。您听着，”她突然用劲地添了这一句，马上站住了，转过脸向着我：“请听着，倘使您讲出来我跟谁……倘使您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我是指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遇着的那个人，我就会跳下水去，我会淹死自己，我会自杀！”

她说到这儿，才第一次用她那我已经熟悉了的锐敏的、探索的眼光望我。

“我看她大概会做的，真的……怕是难免的吧？”我暗想道。

“啊哟，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连忙说。“您怎么把我想得这样坏？您想我能够出卖我的朋友，害您吗？并且拿我所知道的来说，你们的关系也是没有可以指责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放心吧。”

穆莎静静地听我讲话，她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也不再望我一眼。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您，”她说，又继续往前面走了，“否则您会以为我发疯了！我得告诉您，那个老头儿想跟我结婚呢！”

“哪个老头儿？那个秃头吗？普宁？”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帕拉蒙·谢苗内奇。”

“巴布林吗？”

“就是他。”

“可能吗？他向您求婚没有？”

“他求婚了。”

“然而不用说，您没有答应他吧？”

“不，我答应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现在——完全两样了。”

我惊讶得拍起手来。

“巴布林——同您！他快五十岁了吧。”

“他自己说是四十三。不过那倒没有关系。他就是二十五岁，我也不肯嫁给他。那会有什么快乐呢？他可以整整一个星期不笑一次。帕拉蒙·谢苗内奇是我的恩人，我受过他的大恩；他抚养我，教育我；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完了；我理应尊敬他像一个父亲……可是做他的妻子！我宁愿死！我宁愿睡到棺材里去！”

“为什么您老是讲到死呢，穆莎·帕夫洛夫娜？……”

穆莎又站住了。

“难道生命就是那么美好吗？我可以说，连您那位朋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我也是由于自己的痛苦和烦闷，才爱上他的，——可是帕拉蒙·谢苗内奇却向我求婚了……普宁虽然常常拿他的诗歌来麻烦我，可是他至少不叫人害怕；在晚上我倦得头要从肩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并不逼我念卡拉姆辛[30]的作品。这两个老头儿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说我冷。我能够对他们——热吗？要是他们来强迫我——我就跑开。然而帕拉蒙·谢苗内奇自己老是说着：自由啊！自由啊！不错，我也要自由。否则这算什么呢？所有别的人全有自由，单单把我一个人关在牢里吗？我自己会去跟他讲的。然而要是您出卖我，或者泄漏一点消息的话——请您记住：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

穆莎站在路中间。

“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她厉声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不抬起眼睛来看我；她好像知道要是有什么人正面望着她的脸，她就会马上暴露自己——就会把她的心事完全讲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不抬起眼睛来，除非在她动怒或者烦恼的时候——在那种时候她反而正眼望着那个听她讲话的人……然而她那张可爱的玫瑰色的小脸上却露出了不能变更的决心。

“唔，塔尔霍夫说得不错，”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

“您用不着害怕我，”我终于明白地说了。

“真的？纵然……要是您讲出一句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的话……就是在某一种……”她忽然闭口不讲了。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您也不用害怕，穆莎·帕夫洛夫娜。我不是您的裁判官。您的秘密是埋在——这儿的。”我指着我的胸膛。“请您相信我，我知道怎样尊重……”

“您带着我的信吗？”穆莎突然问道。

“带着的。”

“在哪儿？”

“在口袋里。”

“给我……快，快！”

我把昨天的那张纸条掏出来。穆莎用她那粗糙的小手抓过去了，她还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好像要感谢我似的；可是她突然抖颤了一下，望了望四周，也不招呼一声，就很快地跑下坡去了。

我朝着她走的方向望过去。在离塔不远处我看见一个人影，裹着一件西班牙式的宽大的斗篷（这种斗篷在当时非常流行），我马上认出来这是塔尔霍夫。

“啊哈，老兄，”我想道，“要是你在监视着她的话，那么你一定早就注意到了……”

我轻轻地吹着口哨，动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刚喝完茶，普宁来拜访我了。他走进我屋子里来，带了一脸窘相，客气地鞠躬行礼，朝四周望望，又道歉说他随便闯进来并不合礼。我连忙安慰他。我这个罪人，还以为普宁是来借钱的。可是他只向我要一杯搀甜酒的茶喝，幸而那个时候茶炊还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到这儿来看您，总不免有点提心吊胆，”他嚼着一块方糖说。“我并不是怕您；不过对您那位可敬的祖母我倒害怕！而且我早就跟您说过，我那身衣服也使我显得很寒伧。”普宁用手指头顺着他那件旧外套的磨损的边摸了一下。“在家里我并不在乎，到街上也没有关系；可是一旦走进了镀金的宫殿，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贫穷在你面前望着你，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住的是两个不大的房间和一个阁楼，绝没有人会想到叫它们做宫殿，更不会说它们是镀金的；那么普宁显然是指我祖母的整个宅子，不过这个宅子也并不怎么华丽。他责怪我昨天为什么不去看他们；他说，帕拉蒙·谢苗内奇虽然明说您一定不会来，可是他还是在盼望您。穆佐奇加也在望您。”

“什么？穆莎·帕夫洛夫娜也望我吗？”我问道。

“她也望您。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您说不是吗？”

“是很可爱，”我同意地说。

普宁很快地摸了一下他的秃头。

“她是个美人，先生，是一颗珍珠，还是一粒金刚钻呢！——我说的是真话，”他俯下头在我耳边说。“她也是贵族的血统，”他小声说，“不过——您懂我的话吧——是私婚呢：吃了禁果[31]。后来她父母一死，亲戚们不照顾她，让她去受命运的簸弄！这就是说：死路一条，饿死！然而在这关头，帕拉蒙·谢苗内奇，像有名的古代的救主一样，出现了！他收留她，给她衣服穿，照顾她，抚养着这只小鸟儿；现在我们的宝贝儿开花了！我告诉您。他是一个少有的好人啊！”

普宁靠在那把安乐椅的靠背上，举起他的两只手来，随后他又把身子向前俯下，比先前更神秘地小声对我说：

“至于帕拉蒙·谢苗内奇本人呢……您不知道吗？他的出身也是高贵的——也是私婚。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势力的格鲁吉亚的公爵，并且还是建国者大卫王[32]的后裔……您怎么想呢？简单地讲——可是这不是很不错的吗？大卫王的血统啊！您以为怎样呢？然而据别的说法，帕拉蒙·谢苗内奇的祖先是一位叫做白骨巴布尔的印度王。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嗯？”

“什么？”我问道，“巴布林也受着命运的簸弄吗？”

普宁又摸摸他的秃头。

“当然是这样！他的遭遇比我们那位小姐的还要惨！从最小的时候起他就只有吃苦受罪！的确，我承认我受了鲁班[33]的影响，写过四行诗题帕拉蒙·谢苗内奇的像，就讲到这件事情。等一下……您看怎样？是的！”从婴儿时期起残酷的迫害就不曾把他放松，命运无情地将巴布林赶到深渊的边缘！然而火光在雾中闪亮，脓水上照着阳光，看啊，胜利的桂冠戴在他的额上！普宁照着平常朗诵诗的方法，用抑扬顿挫的铿锵的音调，给我背出这几行诗来。

“啊，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就是这个缘故吧！”我大声说。

“不，不是这样，”普宁直率地答道。“他早已宽恕了他的父亲；可是他绝不能忍受不公平的事情；别人的痛苦折磨着他，使他苦闷不安！”

我很想把话题转到我昨天从穆莎那儿听来的，就是巴布林求婚的事情上面去，——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谈起。幸而普宁自己给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吗？”他突然问道，狡猾地眯起眼睛来。“您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什么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那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我反问道。

普宁掉过头去朝他背后望了一下，好像害怕有人在后面偷听似的。

“我们那位小美人儿穆佐奇加，不久便要做太太了！”

“怎样呢？”

“巴布林太太，”普宁用力地说，把手掌在膝上拍了几下，接着就像一个中国瓷人似地摇起头来。

“这不可能！”我故意做出惊讶的神情说。

普宁的头慢慢地停止摇晃了，他的手也不动了。

“请让我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帕拉蒙·谢苗内奇年纪大得可以做你们那位小姐的父亲了；因为年纪相差这么大，在新娘方面——是不能发生爱情的。”

“不能发生爱情？”普宁激动地重复说。“可是感激又怎样呢？还有心地纯洁呢？温柔的感情呢？不能发生爱情！！您得仔细想想看：我们承认穆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可是配得上帕拉蒙·谢苗内奇的爱，成为他的安慰，他的支持——一句话说完，他的妻子！就是拿她这样的女孩子来说，这不也是最高的幸福吗？她很了解这一点！您得看看，您得留意地看看！在帕拉蒙·谢苗内奇面前，穆佐奇加是充满了尊敬，而且是战战兢兢，满心欢喜的啊！”

“毛病就在这儿，尼坎德尔·瓦维雷奇，就在您所说的，她是战战兢兢的啊。一个人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是不会战战兢兢的。”

“您这种说法，我不同意！现在就拿我作例子吧；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爱帕拉蒙·谢苗内奇的了，然而我……我在他面前总是战战兢兢的。”

“啊，您——那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呢？为什么？为什么？”普宁打岔说。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很激昂，认真，而且几乎要动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用他平日那种押韵的铿锵的音调了。“不，”他固执地说；“我看出来您的眼光并不锐敏！不！您看不透人们的心！”我不再反驳他……我想把话题引到另一方面去，便提议我们一块儿念点诗来纪念旧日的友情。

普宁沉默了一会儿。

“从前的诗人的东西？真正的诗人的东西？”他最后问道。

“不；新的诗人的东西。”

“新的诗人的东西？”普宁不相信地重说了一遍。

“普希金的，”我答道。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的《茨冈》，塔尔霍夫在不久以前还提到过的。它正是歌咏老丈夫的诗。普宁叽咕了一会儿，可是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样他可以听起来更舒服些，于是我念起普希金的诗来。后来我念到了“老丈夫，可怕的丈夫”；普宁把这首长诗听完了，突然冲动地站了起来。

“我受不了，”他十分激动地说（对他这样的激动连我也吃了一惊）；“原谅我，我不能够再听那个作家的东西了。他是一个不道德的造谣中伤的人；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把我弄糊涂了。我受不了！请让我现在就告辞吧。”

我极力劝普宁不要走；可是他带着一种愚蠢而可怕的固执坚持着非走不可；他讲了好几次：他弄糊涂了，想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时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地颤动，他的眼睛老是躲开我的视线，好像我伤害了他似的。他就这样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家，到塔尔霍夫那儿去。

我依照我们一般大学生不讲礼节的习惯，什么人也不问一声，就一直走进塔尔霍夫的住处去了。第一间屋子里没有人。我唤塔尔霍夫的名字，也不见有人答应，我打算走了；然而隔壁屋子的门打开了，我的朋友走了出来。他带了点古怪的神情望着我，默默地跟我握了手。我来看塔尔霍夫，是打算把我从普宁那儿听来的话全部告诉他的；虽然我马上就觉察到我来得不是时候，可是谈过了几句闲话以后，仍旧把巴布林对穆莎存的那份心思告诉他了。他对这个消息显然并不十分惊异；他安静地坐到桌子旁边，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我，仍旧像先前那样地不说话，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好像在说：“好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好的，把你的意思都讲出来吧。”我更加注意地望着他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出来急切的、略带嘲讽的、甚至有点傲慢的表情。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说出我的意见。而且恰恰相反。“你在摆架子，”我想道，“那么我也不会给你留点面子！”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讲起一个人顺从一时突发的激情的害处，讲起每个人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和人格——总之，我向他进了有益的、实际的忠告。我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么一来我可以显得从容一点。塔尔霍夫并不打断我，也不在他的椅子上动一下；他只是用手指头摸弄他的下巴。

“我知道，”我说……（我这样说话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大概是妒忌吧；不过绝不是在维护道德！）“我知道，”我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我相信你爱穆莎，而且穆莎也爱你——在你这一方面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姑且假定！（说到这儿我把两只胳膊交叉地放在胸前。）我们姑且假定，你的激情得到了满足——那么再往后呢？不用说，你不会跟她结婚吧？而同时你却在破坏一个诚实的好人，她的恩人的幸福——而且——谁知道呢？（我说到这里我的脸上同时现出有远见和悲哀的表情）也许还有她自己的幸福……”

我就这样地一直说下去，说下去！！！

我讲了一刻钟的光景。塔尔霍夫仍旧不做声。这沉默倒使我有点狼狈了。我时时望着他，并不是想知道我的话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我倒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不反驳，也不表示同意，只是像一个聋哑人似地默默坐在那儿。然而最后我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是的，他的脸上的确起了变化。他的脸开始露出不安、激动、痛苦的激动的表情……然而，说也奇怪，我最初看见塔尔霍夫时所注意到的那种兴奋、愉快、嘻笑的表情现在仍旧留在这张激动的、苦恼的脸上！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庆祝我说教的成功的时候，塔尔霍夫忽然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两只手，急急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不用说，你是对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来，别人也可以发表意见……你所恭维的那位巴布林究竟是个什么呢？一个老实的傻瓜——再没有别的了！你尊称他做一个共和主义者，然而他只是一个笨蛋！哼！他就是这个！他的共和主义就是这一句话：他到处都跟人搞不好。”

“啊！这就是你的意见吗！一个笨蛋！跟人搞不好！！然而让我告诉你，”我突然激忿地说，“让我告诉你吧，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在目前这种时代，所谓到处都搞不好，不就是好的、崇高的天性的证据吗？只有无聊的人——坏人——才是到处都搞得好，而且对什么事都可以迁就的！你说巴布林是一个老实的傻瓜！那么照你看来，还是做一个不老实的聪明人好些吗？”

“你把我的话曲解了！”塔尔霍夫大声说。“我不过向你说明我对那个人是怎样的看法罢了。你真以为他是那样一种罕见的人物吗？一点也不是！像他这一类的人我倒也遇见过的。一个人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不声不响，很顽固，瞪着一对眼睛……啊哈，哈！看起来好像他有满肚皮的才学！可是在他的肚皮里空无所有，在他的脑子里连一点点思想也没有，——除了他自己的尊严感外什么也没有了。”

“单单这一点——也就值得尊敬了，”我插嘴说。“不过让我问你一句，你从哪儿来得及把他研究得这么仔细的呢？你不认识他吧，是吗？或者你这样形容他……是根据穆莎的话吧？”

塔尔霍夫耸了耸肩。

“穆莎跟我……不谈他的事情。听我说，”他添了一句，整个身子都急躁地动了。“听我说：倘使巴布林真有那么崇高、那么老实的天性，那么他怎么会看不出来穆莎并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呢？二者必居其一：也许他知道他假借着感激或者这一类的名义在对别人强加暴力……倘使是这样，那么他怎么算得老实呢？也许他并不了解这一层……那么他不叫傻瓜又叫什么呢？”

我正要反驳，可是塔尔霍夫又紧紧抓住我的手，匆匆地对我讲起来。

“虽然……不用说……我承认你是对的，一千次对的……你是我的真心朋友……不过现在请你离开我，请。”

我吃了一惊。

“离开你？”

“是的，你瞧，我得把你刚才说的那一切的话好好地想一番。……我相信你是对的……不过现在离开我吧！”

“你激动到这样的地步……”我说。

“激动？我？”塔尔霍夫笑起来，但是他马上又停止了。“是的，当然啦！我怎么能够不激动呢？你自己说过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不错，我得好好地想一下……单独地想一下。”他仍然捏紧我的手。“再见，好弟兄，再见！”

“再见，”我跟着他说。“再见，好弟兄！”我出去的时候，还看了塔尔霍夫最后一眼。他现出满意的样子。满意什么呢？是因为我按照真心朋友和同学的本分，给他指出了他所走的路危险吗？还是因为我离开他吗？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整天转来转去，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我走进普宁和巴布林住的房子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一天我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得承认塔尔霍夫的某一些话已经钻进了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响着……事实上，难道巴布林……难道他真看不出来她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吗？

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巴布林，那个牺牲自己的巴布林——会是一个老实的傻瓜！！

普宁来看我的时候对我说过，昨天晚上他们盼望着我去。这是可能的事；然而今天一定没有人在盼望着我了……他们全在家，每个人看见我去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巴布林和普宁两人都不舒服；普宁头痛，蜷曲着身子躺在宽板凳上，头上缠了一条花手帕，两边太阳穴上各贴一片黄瓜。巴布林正害着黄疸病。脸色完全变黄了，差不多成了深褐色，眼睛的四周现出了黑圈，前额紧蹙着，胡子也没有剃，——看起来他实在不像一个新郎！我想走开……可是他们不让我走，而且还煮茶来款待我。这个夜晚我过得非常不愉快。穆莎倒是没有病。她甚至不像平日那样地怕羞了，不过她显然很烦恼，并且在生气……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端一杯茶给我的时候，就急匆匆地对我小声说：

“不管您说什么，不管您怎样努力，您总做不出什么来……就是这样！”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后来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也小声地问她：

“您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她答道，她的黑眼睛在我的脸上盯了一下，马上又掉开了，她那对眼睛在皱紧了的眉毛下面带怒地闪着光，“是这个意思，您今天在那儿讲的话我全听见了，我没有感谢您的理由，不过事情绝不会像您所想的那样。”

“您在那儿！”我无意地漏出了这句话……然而这个时候巴布林在注意我们了，他的眼光朝我们这面望过来。穆莎便离开了我。

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又设法走到我身边来了。她似乎倒高兴跟我讲那些大胆的和危险的事情，而且高兴在她的保护人面前，在他的监视下面，在只要不致引起他疑心的小心安排中讲那些事情。人都知道，在悬崖绝壁的边缘上走路，是女人喜欢的一种消遣。

“是的，我在那儿，”穆莎轻轻地说，她的面容并没有改变，只是鼻孔在微微颤抖，嘴唇也在扭动罢了。“是的，要是帕拉蒙·谢苗内奇问我在跟您悄悄讲些什么，我立刻告诉他。我还管什么呢！”

“请您小心点，”我求她。“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注意了……”

“我告诉您，我准备把所有的事全对他们讲出来。您说谁在注意呢？一个像一只病小鸭似地从板凳上伸起他的颈项，可是他什么也不会听见；另外一个正泡在哲学里面。您不用害怕！”穆莎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脸颊上渐渐地现出一种恶意的暗红色；这颜色对她倒非常适合，她从来没有像这样漂亮过。她抹干净桌子，把杯子碟子收拾好了，便轻快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那种安闲自在的脚步中含得有挑战的意思。她好像在说：“随您怎样批评我，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是不怕您的。”

我不能不承认，我觉得这天晚上穆莎真是可爱极了。“不错，”我暗暗地想道，“这个坏脾气的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她美极了。我敢说，她那双手是可以打人的！……好吧！也没有什么害处！”

“帕拉蒙·谢苗内奇！”她突然嚷了起来；“共和国是不是每个人在里面可以随意自由行动的国家？”

“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巴布林抬起头来，皱着眉毛答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那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面的。”

“那么，”穆莎接着说，“在共和国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别人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完全自由！”

“啊！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你想知道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我需要您亲口告诉我这个。”

“我们这位小姐求知的心很切，”普宁从宽板凳上送过来这么一句话。

我走出屋子进了前厅，穆莎陪我出来，不用说，她并不是对我表示礼貌，她是出于先前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来送我的。我告辞的时候，问她道：

“您真是那么热烈地爱他吗？”

“我爱他，或者不爱他，那是我自己的事，”她答道。“应当发生的事总归要发生的。”

“小心点；不要去玩火，……您会给烧伤的。”

“烧伤总比冻坏好。至于您……谢谢您那些好忠告！您怎么知道他不跟我结婚呢？您怎么知道我一定要想结婚呢？要是我毁了……跟您又有什么相干呢？”

我刚走出，她就砰的一声用力关上了门。

我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我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塔尔霍夫要吃点苦头……对，对，对，从他的这个“新的典型”那儿，我倒有点高兴……他应当为他的幸福付出一点代价！

至于他会得到幸福，对这一点，遗憾的是，我倒并不怀疑。

三天过去了。我正坐在我的屋子里写字台前面，与其说是在用功，还不如说是在等着吃早饭……我听见了沙沙的声音，连忙抬起头来，我吓呆了。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幽灵，一动也不动，带着恐怖的样子，脸白得跟粉笔一样……这是普宁。他那对半闭的小眼睛望着我，慢慢地在动；它们露出一种茫然的恐怖，一只受惊的野兔有的那种恐怖，他的两只胳膊像鞭子似地垂下来。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您怎么了？您怎样到这儿来的？没有人看见您吗？出了什么事情？您快说！”

“她跑掉了，”普宁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哑嗓吃力地说。

“您在说什么？”

“她跑掉了，”他又说了一遍。

“谁？”

“穆莎。她是在夜里走的，还留了一个字条。”

“一个字条？”

“是的，她说：‘我感谢你们，可是我不回来了。请你们不要找我。’我们到处跑来跑去；我们问厨娘：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说得响一点；请您原谅我。我的嗓子哑了。”

“穆莎·帕夫洛夫娜离开你们了！”我大声嚷起来。“您说的！巴布林先生一定很难过吧。他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想跑到总督那儿去：他不答应。我想去报告警察局：他也不答应，而且对我发脾气。他说：‘她是自由的。’又说：‘我不要压迫她。’他甚至于照常到他的事务所去办公。可是，不用说，他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活人了。他爱她爱得厉害……啊，啊，我们两个人都十分爱她啊！”

普宁说到这儿，才第一次表现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偶像，他是一个活人；他把两只拳头高高地举起，随后又放下来，放在他那个象牙般发亮的秃头上面。

“忘恩的女孩子！”他呻吟起来；“是谁给你吃，给你喝，救了你，给你衣穿，把你养大的呢？是谁照顾你，关心你，把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灵魂都给了你呢？……你把这一切都忘掉了！你丢开我自然是不要紧的，可是帕拉蒙·谢苗内奇，帕拉蒙……”

我请他坐下休息一会儿。

普宁拒绝地摇摇头。

“不，我不要坐。我到您这儿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像一个疯子似的；要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那太可怕了；我躲到哪儿去好呢？我站在屋子当中，闭了眼睛在唤：‘穆莎！穆佐奇加！’像这样下去我真会发疯呢。可是，不，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来找您的。您知道，那一天您给我念了那首万分倒霉的歌……您该记得，那里面讲到一个老丈夫的事情吧？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个时候您就知道……或者猜到什么事情吗？”普宁看了我一眼。他突然浑身发战地叫起来：“彼得·彼得罗维奇，也许您知道她在哪儿吧？我的爹，她到什么人那儿去了呢？”

我窘得讲不出话来，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

“她在信里大概对你们讲了什么吧，”我说。

“她说她离开我们，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爹，好朋友，您一定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吧？救救她，让我们到她那儿去；我们会劝好她的。对不起，请您想想看她要把什么样的一个人杀死了。”普宁突然脸色通红，好像他全身的血都涌到他的头上来了，他扑通一声朝着我跪了下来。“救救她吧，我的爹，让我们到她那儿去！”

我的听差在门口出现了，他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站在那儿。

我费了不少力气才使得普宁站起来，又费了不少力气对他说明即使我疑心到什么事情，也不可以像这样仓促地做法，尤其是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办，否则只有把事情弄糟的；我又说我准备尽我的力去做，不过我不能够保证有什么结果。普宁并不反驳我，可是他也不听我讲话，他只是用他那悲痛的声音时时嚷着同样的话：

“救救她，救救她和帕拉蒙·谢苗内奇吧。”最后他哭起来了。“至少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恳求道，“……他漂亮，年轻吗？”

“他年轻，”我答道。

“他年轻，”普宁跟着我念了一遍，两边脸颊都是眼泪；“她也年轻……这儿就是整个祸事的根！”

这个押韵的句子是偶然地吐出来的；可怜的普宁现在没有心情做诗了。我倒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再听一次他那滔滔不绝的美丽辞藻，不然就是再听一次他那几乎没有声音的笑声也成……唉！他那些美丽辞藻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

我跟他约好只要我得到一点确实的消息，我马上就去告诉他……不过我始终没有提到塔尔霍夫。普宁突然地变得十分衰弱了。

“很好，很好，您先生，谢谢您，”他带着可怜相地说，他用了他从来没有说过的“您先生”这个称呼。“不过，您知道，您先生，您一定不要跟帕拉蒙·谢苗内奇讲什么，您先生……不然他要动怒的。一句话说完，他不许人跟他讲。再见吧，您先生。”

普宁站起来，背朝着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他显得多么衰老可怜，我不觉吃了一惊；他拖着两只腿往外走，走一步就蹲下去一次……

“事情弄糟了！这就是所谓finis[34]吧，”我这样想。

我虽然答应了普宁去探寻穆莎的踪迹，可是就在这一天我到塔尔霍夫那儿去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打听出什么消息来，因为我相信要不是他不在家，就是他不肯接见我。然而我的假定却是完全错误的。塔尔霍夫在家，他也接见了我，而且我甚至知道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事情；可是这对我并没有一点好处。我刚刚跨进塔尔霍夫的门限，他就迈着坚定的快步子来迎接我，他的眼睛燃烧着，闪着亮光，他的脸显得漂亮多了，而且露出得意的神情，他坚决地、兴致很好地说：

“听着，彼佳兄弟！我猜得出来你是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而且你要跟我谈什么话；可是我警告你，倘使你有一个字牵涉到她，或者牵涉到她的行动，或者牵涉到你认为一般的常识所要求我做的什么事，那么我们就从此绝交，不说朋友，连普通的相识也不算，我要请你把我看作一个陌生人。”

我望着塔尔霍夫；他整个身子隐隐地在打颤，仿佛一根绷紧的琴弦似的，他全身都在玎珰地鸣响，他几乎抑制不住他那汹涌的青春热血的浪潮；强烈的、欢快的幸福钻进了他的灵魂，把他完全占有了——而且他也占有了它。

“这是你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吗？”我忧愁地说。

“是的，彼佳兄弟；我的不可改变的决心。”

“这样说来，我只好对你说再见了。”

塔尔霍夫微微眯起眼睛来……那个时候他太幸福了。

“再见，彼佳兄弟，”他稍微带点鼻音地说，他坦然微笑了，愉快地露出他全部洁白的牙齿来。

我怎么办呢？我只有让他去享受他的“幸福”了。

我走出房来把门用力一关，那间屋子的另一道门也是砰然一声给关上了，那个声音我是听见了的。

第二天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拖着艰难的脚步去看我那两位不幸的朋友。我暗暗地盼望着（这是人类的弱点）他们不在家，这次我又错了。他们两人都在家。最近三天中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不论谁看见都会吃惊的。普宁的脸浮肿，而且脸色惨白得像一个鬼。他从前那种有说有笑的习惯完全消失了。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讲着话，不过仍旧用他从前那种哑嗓，他看起来好像失魂落魄似的。巴布林刚刚相反，他似乎收敛起来不往外露，而且比从前更黑了；他以前就不爱讲话，现在他只是偶尔发出几个不相连贯的声音；一种呆板的严肃表情好像冻结在他的面容上一样。

我觉得我不能不讲话；可是我应当说些什么呢？我仅仅在普宁的耳边小声地说：“我没有探听出什么来，而且我只有一个忠告贡献给您——请您断了念吧。”普宁用他那一对红肿的小眼睛望着我（那是现在还留在他脸上的惟一的红色），喃喃地说了一些听不清楚的话，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一边去了。巴布林大概猜到了我在和普宁谈论什么事情，他张开了那两片好像给胶水粘住了一样的紧紧闭住的嘴唇，用不慌不忙的声音对我说：

“亲爱的先生，您那次来看过我们以后，我们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个受我们监护的女孩子穆莎·帕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认为不便再跟我们一块儿住下去，她决定离开我们，留给我们一个书面通知就走了。我们并不以为我们有权阻止她，所以我们答应她，照她自己的意思做去。我们希望她过得好，”这一句是他费了劲加上去的，“我恭恭敬敬地请求您不要谈这件事情，因为谈起来不但无益，反而叫人感到痛苦。”

“现在这个人跟塔尔霍夫一样，也不许我讲穆莎的事，”我这样想道，然而我不能不暗暗地感到奇怪了。无怪乎他把芝诺捧得那么高。我想讲几件这位大贤的事情给他听，可是我的舌头讲不出话来，其实不讲反而好些。

我不久便离开这儿，回家去了。和我分别的时候，普宁和巴布林都不对我说“再见！”，他们两人却齐声说：“别了，先生！”普宁甚至把我从前带给他的那一期《电讯》还给我，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再也用不着这种东西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有了一个奇遇。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早，而且很突然；正午时候的温度到了十八度。万物都在变绿，从松软、潮湿的土地里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嫩苗。我在骑术学校那儿雇了一匹马，骑出城外，朝麻雀山驰去。在路上我遇见一辆由两匹剽悍的维雅特种马[35]拉的轻便马车，泥水一直溅到马的耳朵，马尾巴打成了辫子，马鬃和额毛上都系得有红带。马具是那种挂铜牌子带穗子的漂亮马具。驾车的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穿了一件蓝色无袖外衣和一件黄色粗绸衬衫，戴了一顶低毡帽，帽顶上插了一圈孔雀毛。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小市民或者商人阶级的少女，穿了一件颜色鲜艳的锦缎敞胸短上衣，头上包了一方大的天蓝色头帕——她一直快活地笑着。车夫也在笑。我把我的马赶到一边，让路给这一对飞也似地跑过去的欢笑的男女，可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们。突然间那个年轻人大声唤起他的马来……怎么，明明是塔尔霍夫的声音！我回头一望……不错，的确是他；无疑地是他，他穿着车夫的装束，而且坐在他身边的不就是穆莎吗？

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两匹维雅特种马跑了起来，只有一会儿的功夫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我想打着我的马追上去，然而我骑的是一匹骑术学校的老马，它走着所谓“将军的步伐”，一路上摇摇摆摆的；而且它跑起来比走更慢。

“痛快地玩吧，亲爱的朋友！”我小声地喃喃说。

我得说明，那一个星期里面我虽然去找过塔尔霍夫三次，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他。他一直不在家。我也没有看见普宁和巴布林……我没有去找过他们。

我那天骑马受了寒；虽说天气很暖和，可是风也厉害。我害了一场大病——等到我的病一好，我便听从医生的劝告，跟祖母一块儿到乡下“吃牧草”去[36]。我就再没有去莫斯科；这年秋天我转学到彼得堡大学了。

三

一八四九年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做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他进了军队供职，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口简陋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颤抖了。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参加我的教师的葬礼……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帕拉蒙·谢苗内奇？”

“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送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同伴一路上不开口，也不抬起眼睛。跟我上次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比起来，他现在完全是老头子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铜色的脸跟他满头的白发成了一个很显著的对照。在巴布林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出一种辛劳受苦的生活和不断的斗争的痕迹来；困苦和贫穷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一切事情都已经做完，普宁的遗体永远埋在那阴湿的……不错，在斯摩棱斯克公墓的阴湿的土里的时候，巴布林在那个沙土堆成的新坟前面，埋下他那个没有戴上帽子的光头，站了两分钟，然后把他那张仿佛已经变成冷酷无情的瘦脸和他那双无泪的、下陷的眼睛掉过来向着我，抑郁地给我道谢，就准备动身走了；然而我阻止了他。

“您住在哪儿，帕拉蒙·谢苗内奇？让我到您那儿去看看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就住在彼得堡。我们可以谈谈从前的事情，还可以谈起我们亡友的事。”

巴布林并不马上回答我。

“我来到彼得堡这是第三年了，”他最后说，“我就住在城边上，倘使您真的想来看我，就请来吧。”他把他的住址给了我。“晚上来；我们晚上总在家……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

“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今天不大舒服；所以她今天没有来送丧。其实举行这种虚礼——这种仪式，一个人也就够了。谁会相信这种事呢？”

巴布林的最后两句话使我感到有点惊奇，可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雇了一辆马车，要送巴布林回家，然而他谢绝了。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他。一路上我老是想着普宁。我记起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是多么快活，多么有趣；后来在莫斯科他却变得多么柔顺了，——特别是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现在呢，他跟人生的这笔账算是结清了。看来，人生是不会开玩笑的！巴布林住在维堡区[37]一栋小房屋里面，这栋小屋叫我想起他那个莫斯科的“小窝”来了；彼得堡的“小窝”看起来还更卑陋。我走进他的屋子，他正坐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头上；一枝快燃完的牛油烛发出来昏暗的光，照着他那个低垂的白头。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跳了起来，而且出乎意外热烈地欢迎我。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进来了；我立刻认出来她是穆莎——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巴布林请我到他家来的缘故；他想让我看见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了。

穆莎变得厉害——面貌、声音和举动都变了；可是改变最大的还是她的一对眼睛。以前这对带恶意的美丽的眼睛就像鲦鱼似地窜来窜去；它们老是偷偷地然而光辉地闪动着；眼光好像针尖一样地刺人……现在它们却正面地、安静地、坚定地在望着人了；那对黑黑的眼珠失去了它们的光泽了。“我毁了，我驯了，我善良了！”她那平静无光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她那不断的柔顺的微笑似乎也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服装也朴素了：她穿了一件带小点子的褐色衫子。她先向我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认识她。她显然不带一点儿窘相，这并不是因为她失掉了羞耻心和记忆力，却只是因为她已经摆脱了虚荣心。穆莎谈了不少死去的普宁的事情，她说话的声音是平平稳稳的，她的声音也变冷了。我知道他在晚年非常衰弱，他的脾气差不多变得跟小孩子一样，倘使他没有玩具消遣，他就会觉得寂寞无聊；他们倒的确劝过他用破烂东西做成玩具拿出去卖……可是他做好了却留给他自己玩。然而他对于诗的热情却一直没有消失，他把什么事都忘掉了，只有诗句他始终记得。在他临死前几天他还背出《罗斯记》中的章节来；不过他却害怕普希金，就像小孩子害怕妖怪似的。他对巴布林的忠诚也是一点儿没有减少；他仍然像从前那样地崇拜他；就是在最后他已经被死的寒冷与黑暗包住了的时候，他还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含糊地说：“恩人！”我又从穆莎的话里知道，在莫斯科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多久，巴布林又不得不离开那儿，另求职业，到处奔波，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在彼得堡他又在一家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个位置，可是因为他跟他的老板处不好，不得不在几天以前离开了：巴布林敢于袒护工人！……穆莎讲话的时候一直浮在她脸上的笑容，反而引起了我的悒郁的沉思；她丈夫的外貌所给我的印象，现在由她这笑容来绘完了最后的一笔。他们两个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苦——这是无可疑惑的。他很少参加我们的谈话；他不像是在悲伤，倒像是在焦虑……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担心。

“帕拉蒙·谢苗内奇，请到这儿来，”厨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她说。

“什么事？要什么？”他惊恐地问道。

“请到这儿来，”厨娘含有深意地、坚持地再说了一遍。巴布林扣好上衣的纽扣，出去了。

屋子里剩下穆莎和我两个人，她用了一种跟先前稍微有点不同的眼光望我，她说起话来声音也变了，笑容也没有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不知道您现在对我的看法怎样，不过我想您一定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从前是一个自信的、快乐的人……然而却不是善良的；我只想自己过得快活。可是我现在要告诉您的是这样：我被遗弃以后，我又变成无路可走的了，我只有两个办法：不是等着上帝来带我去，就是自己拿出勇气来自尽，——就跟上次在沃龙涅什的情形一样，我又碰到帕拉蒙·谢苗内奇了——他又搭救了我……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可以伤害我的话，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他要求的；可是他爱我……我做了他的妻子。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没有能够死，也没有能够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我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也是可感谢的恩惠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她不说了，把头掉开了一会儿……先前那种柔顺的微笑又回到她的嘴唇上来了。“请不要问我，我是不是过得舒适，”我以为我现在在她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我们又谈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穆莎告诉我，普宁留下了一只猫，那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他死了以后猫就跑到顶楼上去，留在那儿不肯下来，只是咪呜咪呜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唤什么人似的……邻居们都害怕得不得了，以为普宁的鬼魂附在猫的身上了。

“帕拉蒙·谢苗内奇是在担心着什么事情吗？”我终于说了出来。

“您注意到了吗？”穆莎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担心呢。帕拉蒙·谢苗内奇对他的信仰一直是很忠实的，这个我倒用不着对您说……目前的情形只有加强他的信仰。（穆莎讲话的口气跟她从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话里面添了一种文学的和书卷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您，而且您怎样看……”

“为什么您以为您不能相信我呢？”

“啊，您在政府机关里办事，您是一位官员。”

“那又怎么样呢？”

“因此，您是忠于政府的。”

我暗暗地惊奇……穆莎的天真。

“政府连我这个人的存在也不知道，我更不想细说我对它的态度了，”我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我同情您丈夫的信仰……超过您所预料的程度。”

穆莎摇了摇头。

“是的，是这样的，”她毫不迟疑地说，“可是问题在这儿：帕拉蒙·谢苗内奇的信仰也许不久就要用行动来表现了。它们不能够再埋藏着了。我们有一些同志，我们不能够抛弃他们……”

穆莎突然闭了嘴，好像她咬着了自己的舌头似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乎我的意外的，并且使我感到了一点惊恐。大概是我的脸把我这感觉泄露了出来，——而且穆莎也注意到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次的会面是在一八四九年。不少的人仍然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怎样的骚扰和苦难的时期，[38]而且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事件[39]吧。我在巴布林的举动上，在他的整个态度上看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两次他带着那么深的怨愤和憎恨，带着那么深的厌恶谈起政府的措施，谈起那班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这使我大为吃惊……

“那么？”他突然问我道，“您解放了您的农民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

“我想您的祖母大概死了吧，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死了。

“你们这班贵族先生们就是这样，”巴布林低声抱怨道。“用别人的手……给你们从火中取栗……你们就高兴这种事情。”

在他的屋子里最惹眼的地方挂着别林斯基[40]的出名的石印肖像。桌子上面放了一本别斯土热夫编的旧的《北极星》[41]。

巴布林被厨娘叫出去以后，许久都不见回来。穆莎有好几次用了不安的眼光望着他走出去的那道门。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向我道了歉，便也从那道门出去了。过了一刻钟她同她丈夫一块儿回来了；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的表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巴布林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现在换上了一种顽强的、差不多是狂热的表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突然用了一种急颤的、呜咽的声音说，跟他平日讲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了，同时他那对变野了的眼睛不停地朝四面张望。“一个人活着，一天一天活下去，总希望活得好一点，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一点——可是，恰恰跟这个相反，事情只有朝坏的方面走，而且越来越坏！——他们已经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忍受了一切；他们甚至……大概……打过我……是的，有过的！”他断断续续地加了这一句，一面站住脚后跟把身子猛然一转，好像要扑到我身上来似的；“我已经成年了，还受过体刑……是的；——别的不公道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难道我们还得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吗？——他们现在怎样在对付年轻人呢！——是的，一切的忍耐终于有个完结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对！稍微等一下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巴布林现出这个样子。穆莎的脸色也完全变白了……巴布林突然咳嗽起来，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面。我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使他和穆莎两个人感到不方便，决定离开他们，我正在向他们告辞的时候，那扇通隔壁屋子的门突然又打开了，现出一个头来……然而这不是厨娘的头，——这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受了惊的年轻人的头。

“出了祸事了，巴布林，出了祸事了！”他急匆匆地小声说，他看见我这陌生的面貌，马上就退出去了。

巴布林跑出屋子去追那个年轻人。我紧紧地握了穆莎的手，心里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开了她。

“明天来，”她焦急地小声说。

“我一定来，”我答道。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听差便送进来一封穆莎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先生！

帕拉蒙·谢苗内奇今天晚上给宪兵们逮捕，送到要塞里去了，或者是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把我们的文件全检查过，封好一大包带走了。书和信也是这样处置的。他们说在城里逮捕了很多的人。您可以想到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幸好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活到今天看见这个！他死得正是时候。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并不为我自己害怕——我不会饿死——然而一想到帕拉蒙·谢苗内奇，我就担心了。要是您不怕访问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人，那么请您来看看我。

您的忠诚的

穆莎·巴布林娜

半点钟以后我到了穆莎那儿。她看见我，便伸出她的手来，她虽然不说一句话，可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感谢的表情。她仍旧穿着昨天穿的那一身衣服；我从许多地方看出来她整夜都没有上床睡过觉。她的眼睛是红的，不过这是由于缺少睡眠，并不是由于哭泣。她不曾哭过。她顾不得哭。她要行动，她要跟那个落到她头上来的灾祸战斗。从前那个坚强的、固执的穆莎复活了。她虽然恼怒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她连恼怒的功夫也没有了。她怎样去帮助巴布林呢，她向谁去诉冤好减轻他的刑罚呢？——她只是在想这个，她不能够再想别的了。她想立刻就去……去请愿……去要求……可是她到哪儿去呢？她向谁请愿呢？她要求什么呢？——这就是她要我告诉她的事，这就是她要跟我商量的事。

我劝她……忍耐。起初，只好等一下，并且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去打听消息。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弄个明白，现在就采取决定的步骤，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欠斟酌的。即使我是一位更重要、更有势力的大官，也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况且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又能够做什么呢？至于她呢，她本人又是完全没有靠山的……

要把这一切对她解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后来她终于了解了我的理由；并且她也明白，我对她说一切的努力在目前都没有用处，并不是因为我存了自私的心思。

“不过请您告诉我，穆莎·帕夫洛夫娜，”等到她终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以后（在这以前她一直是站着的，好像她马上就要出去援救巴布林一般），我又说，“帕拉蒙·谢苗内奇怎么在他这样的年纪会参加了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只有年轻人，就像昨天晚上来警告你们的那样的人，才会牵连在这种事情里面……”

“那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穆莎大声说，她的眼睛开始像从前那样地发亮，动了。好像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有力的东西正在从她的灵魂深处升起来……我忽然记起塔尔霍夫从前说过她的一句话——“新的典型”了。“在政治的信仰上说，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穆莎说到“政治信仰”这几个字的时候，她是特别用了劲的。我有点感觉到，她心里虽然充满了悲痛，可是她也并非不愿意在我眼前露出她这个新的意外的面目——一个配得上做共和主义者妻子的有教养的、成熟的妇人的面目！……“有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年轻，”她接着说下去，“而且更能够牺牲自己……不过问题可不是在这儿。”

“我觉得，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说，“您的话未免有点夸大。我知道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性格，我早就相信对于一切……真诚的冲动他都会表同情；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把他看做一个有见识的人……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在俄国结党谋叛是绝不可能而且完全荒谬的事吗？在他的地位，在他的职业……”

“自然，”穆莎带着痛苦地插嘴说，“他是个小市民；在俄国只许可贵族们结党谋叛的，例如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42]。……您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

“既然这样，那么您还抱怨什么呢？”我几乎要这样说出来了……不过我控制了自己。

“您以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的结果可以鼓励其他同类的事情吗？”我大声说。

穆莎皱了一下眉毛。“跟你谈这种事情是没有用处的，”我在她埋下去的脸上看出了这个意思。

“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案情重大吗？”最后我决心地说了出来。穆莎不回答……一声饥饿的、野性的猫叫从顶楼上送了出来。

穆莎给吓了一跳。

“唉！幸而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她差不多绝望地呻吟起来。“他看不到他的恩人，我们的恩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好最正直的人，让人在夜里凶暴地抓去，——他没有看到他们怎样对付这个可敬的老年人，怎样不客气地‘你’呀‘你’地叫他……他们怎样地威胁他并且用什么样的话威胁他！……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市民呢！那个年轻的军官一定也是那种没有良心、没有灵魂的人，跟我从前认识的那些人正是一类……”

穆莎的声音断了。她像一张树叶似地浑身颤抖起来。

她那压抑了好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她的灵魂的大骚乱搅动了她那些过去的记忆，并且把它们带了出来，现在它们在她的内部活动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完全相信“新的典型”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那个热情的、爱冲动的天性……不过现在叫穆莎动心的不再是她青春时期喜欢的那些事情了。我第一次到这儿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所认为是柔顺、温和的那种表情，还有实际上原本是那样的，像平静无光的眼光，冷静的声音，安静和朴素的态度——这一切只有跟“过去”，跟永远不会回来的往事连在一块儿才有意义……

如今是“现在”来讲话了。

我竭力安慰穆莎，我竭力想把话题转到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上面去。有些步骤是我们必须采取，不能再拖延的：我们必须探听出来巴布林究竟关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和穆莎两个人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这一切办起来困难不少；最需要的还不是找钱，倒是找工作，然而谁都知道，找工作却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我离开穆莎的时候，脑子里装了整整一大堆的想法。

我不久就知道巴布林是关在要塞[43]里面……

审问开始了……而且一直拖延下去。我每个星期里面都要看见穆莎几次。她也跟她的丈夫见过几次面。可是整个不幸的事件到了决定关头的时候，我恰恰不在彼得堡。我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奉派到俄罗斯南部去了。在我离开彼得堡的期间，我听说巴布林被法庭宣告无罪；他的罪名就只有这一点：那班年轻人认为他是一个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人，有时在他家里开会，他本人也在场；然而行政当局却下令把他送到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省份去定居。穆莎跟他一块儿去了。

她写信给我说：

……帕拉蒙·谢苗内奇并不愿意这样：因为他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为着别人牺牲自己——也没有权利为着事业牺牲；不过我对他说，这根本不是牺牲。当初我在莫斯科对他说我愿意做他妻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过：“永不分离，永不变心！”所以一直到最后的日子都应当永不变心……

四

一八六一年

又是十二年过去了……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六一年这十二年中间发生的事情，每个俄罗斯人都知道而且会永远记得的。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过许多的变化，只是不值得在这儿细说罢了。在这些变化中间自然有不少使我发生兴趣、引起我关心的新的事情……因此巴布林夫妇的面影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去，随后就完全地消灭了。然而我同穆莎的通信却没有断过——虽然事实上我们的信件的来往是非常地少；有时候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得到她和她丈夫的任何消息。我听说在一八五五年以后不多久政府便允许巴布林回到俄罗斯本土来；可是他不肯离开那个西伯利亚的小城，命运把他丢在那个地方，他却在那儿给自己造了一个窝，找到了一个养息的地方和一个活动的圈子……

可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底我接到了从穆莎那儿来的这样一封信：

我这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最尊敬的彼·彼，所以连您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您还活着，您大概没有忘记我们这两个人吧？可是这并没有关系；我今天还是要给您写信。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情形还是像从前那样，没有什么变化；帕拉蒙·谢苗内奇和我两人照常为我们学校的事情忙着，学校渐渐地有了进步了。此外帕拉蒙·谢苗内奇还忙着念书，写信，并且照常地跟旧信仰者[44]，教会的人士和波兰的流放者辩论种种的问题；他的健康非常好……我也很强健。可是昨天，二月十九日的文告[45]到了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很早就盼望着它，因为好久以前我们就听到了谣言，说在彼得堡你们那儿正在进行着什么大事情……可是我仍然没法描写我们昨天的那种情形！您很知道我的丈夫；苦难并不曾把他改变一点儿，他反倒比从前更强壮、更有劲了。（我不能不指出穆莎把“有劲”写成“有精”了。）他的意志自来是像铁一般坚强的，可是这一回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读它的时候，两只手一直在颤抖；随后他跟我接连地拥抱了三次，吻了我三次，他还想说什么话，——可是不，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淌眼泪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突然间他大声叫起来：“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46]”——是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这是他亲口说的话！随后他又加上一句：“主啊，赦免您的仆人吧。”……又说：“这是第一步；以后还得有其它的步骤；”他就照他在家里的样子，仍旧光着头，跑出去找我们那些朋友，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天气非常冷，外面甚至起了大风雪。我劝他不要出去，可是他不听我的话。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全身，头发上，脸上，胡子上（他现在有一部一直垂到胸前的胡子了），都盖满了雪，连眼泪都冻结在他的脸颊上了！可是他很有精神，很快乐，他还叫我开一瓶顿河崔姆良斯克产的香槟酒，我们跟他邀来的那几个朋友一块儿，为沙皇的健康，[47]为俄国，为俄国全体自由人干杯；他又举起酒杯，两只眼睛望着地下，说：“尼坎德尔，尼坎德尔，你听见没有？在俄国再没有一个奴隶了！你在坟墓里欢笑吧，老朋友！”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例如：“我的期望已经实现了！”等等。他又说现在不可能往后退了；又说这个文告本身便是一种保证或是一种诺言……他的话我记不完全，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像这样地快乐了。所以我决定写信给您，让您知道我们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是多么地快乐、多么地高兴，让您也跟我们一块儿欢笑吧……

这封信是三月底收到的；五月初我又接到了穆莎寄来的另一封很简短的信。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就在接到文告的那一天受了凉，后来转成了肺炎，在四月十二日去世了，他活了六十七岁。她又说，她要留在她丈夫埋骨的地方，继续进行他遗留给她的工作，因为这是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最后的愿望，——因此便是她的惟一的法律。

这以后我就再没有得到穆莎的消息了。

巴金 译

作者像

[1] 法语：看样子像亚美尼亚人。

[2] 法语：你在这儿干什么？去念你的神话学的功课去。

[3] 根据希腊神话，阿尔戈是青年英雄伊阿宋的船名，伊阿宋带了五十名水手（都是古希腊的英雄）乘阿尔戈船航海去取金羊毛。

[4] 谢苗内奇和谢苗诺维奇一样，是巴布林的父名。

[5] 法语：交朋友。

[6] 毕非亚是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

[7]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渊博的学者，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诗人。

[8] 亚·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罗斯作家。古典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9] 安·季·康捷米尔（1708—1744），俄罗斯讽刺作家，善写讽刺诗。

[10]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罗斯古典主义的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叙事诗《罗斯记》，讲伊凡四世征服喀山的故事。

[11]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罗斯卓越的诗人。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12] 唱曲，原文是赞美歌，指神学校中节日里所唱的颂歌；到了地主太太的口里这个宗教的字眼也就有了轻视的意思。译者就索性把它译作“唱曲”。

[13] “免税农民”是免除义务劳役或缴纳代役金的徭役的农民。他们通常是一些残废者，没有耕地的贫农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额外家仆”是有病的或因长期工作而衰老的家仆，他们得到自由后，仍住在主人家里，被称为“额外家仆”。

[14]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意思。

[15] 当时地主有权把他们不喜欢的农民流放出去。

[16] 指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以色列王大卫的《诗篇》，见《圣经·旧约》。杰尔查文的译诗见他的《统治者和裁判官》。杰尔查文诗中揭发性的激情招致了叶卡捷琳娜对他的愤怒，认为诗中有“雅各宾主义的思想”。

[17] 彼佳是彼得的小名。

[18] 穆莎，希腊神话司文艺美术的九个女神之一。这里的“穆莎”是女人的名字。

[19] 《罗斯拉夫列夫》的全名是《罗斯拉夫列夫或一六一二年的俄国人》，它是俄罗斯作家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的并不怎么成功的小说。

[20] 《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扎戈斯金的第一部小说（历史小说）。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我一生当中头一部使我深受感动的文学作品便是他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但是这部小说充满了把生活理想化的倾向和君主主义的思想。

[21] 俄国城市中用于买卖和保存商品的综合建筑；十八至十九世纪时为直角形建筑物，朝街一面筑有拱廊或柱廊。

[22] 那句有名的话全文是：“白石头、金屋顶的神圣母亲莫斯科。”

[23] 巴布林简单地用了“祖母”这个字，并没有加上习惯用的尊敬的或亲爱的形容词，这表示他对客人非常冷淡。

[24] 芝诺（约前336—前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这一派的学说宣传理性生活，禁欲，克己和勇于受苦的精神。

[25] 翁·加·里·德·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后来领取王室大量的津贴，暗中为王室服务。

[26] 玛·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领袖。

[27] 安·盖·福基叶—丹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法庭的检察官。

[28] 马·约·夏立叶（1747—179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里昂著名雅各宾派的领袖，主张把王室的财产充公，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恐怖手段。

[29] 亚历山大花园在克里姆林宫的西墙，旁边是一个俗称库塔非娅的低矮的圆塔。

[30]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罗斯卓越的作家和历史家，他的最出名的著作是十二卷的《俄国史》。他也写诗，而且有相当的成就。

[31] “禁果”的意思是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欢乐。

[32] 建国者大卫王，一○八九至一一二五年间统一格鲁吉亚的国王，在他的时代格鲁吉亚的政治和文化极为发达。

[33] 瓦·格·鲁班（1742—1795），俄罗斯古典主义末期的诗人。他的诗中庄严的颂词深为同时代人所赞赏。

[34] 拉丁语：完结。

[35] 这种马的身子小而圆，性剽悍，善跑耐劳。

[36] 转义为在父母家里寄食。

[37] 这是彼得堡最穷的地区。

[38] 一八四八年是欧洲各国普遍地发生革命骚动的时期。

[39]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在一八四九年被破获、审讯、判罪的事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集团，它的成员分两派：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

[40]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41] 《北极星》是十二月党人康·费·雷列耶夫和亚·亚·别斯土热夫所出版的文学作品选集，共出三册，从一八二三到一八二五年每年一册。这是十二月党人的机关刊物。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康·费·雷列耶夫被处绞刑，亚·亚·别斯土热夫被流放到高加索。别斯土热夫后来用马尔林斯基的笔名发表了一些小说。一八五五年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岑又在伦敦创办新的《北极星》期刊，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42] 指一八二五年尼古拉一世即位的时候“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参加者大都是贵族军官。起义失败后，五个领袖被处绞刑，许多参加革命的贵族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十二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却拥护君主立宪政体。

[43] 指彼得保罗要塞，在彼得堡涅瓦河的右岸，十八世纪起它就成了一座非常严酷的政治监狱，许多政治犯在审判前都是关在这里面的。

[44] 一六五四年俄国正教教会中发生分裂，一班守旧派不赞成教长尼康的改革，脱离教会，称为“旧信仰者”；他们大多数都是贫穷的人，两百多年来备受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45] 指解放农奴的文告。

[46] 这是帝俄时代俄国国歌的第一句。

[47] 那一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骗到了人民的同情。他每次出来，群众便跟在他的马车后面跑。所以两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反动面目完全显露的时候，赫尔岑便写道：“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你为什么不死在那一天？否则你将被视为英雄而名垂万世了。”

散文诗

巴金 卢永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РОЗЕ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八卷译出。

一 SENILIA[1]

乡村

七月的最后一天；在周围一千俄里[2]之内，在我的祖国俄罗斯。

整个天空现出一色的蔚蓝；天上只有一片淡云，半在飘浮，半在消散。没有风，天气和暖……空气就像刚挤出来的牛奶一样！

云雀在颤鸣；大嗉子的鸽子在呼唤伴侣；燕子静悄悄地飞来飞去；马有的在打响鼻，有的在嚼草；狗也不叫，却站在那儿文静地摇尾巴。

空气中有着烟和草的气味，还夹杂了一点点柏油和兽皮的气味。麻田里熟了的大麻散发出它浓郁的、好闻的香气。

有一条深而倾斜的峡谷。两旁种了几排柳树，上面枝叶繁茂，下面树干却已龟裂了。一道小溪流过峡谷中间，水底的小石子仿佛在透明的涟波下面颤动，远远地，在天和地的分界线上现出一条大河的碧波。

沿着峡谷，一边是整齐的小谷仓和大门紧闭的小堆栈；另一边是五六间薄木板屋顶的松木小屋。每个屋顶上都竖得有一根挂鸟笼[3]的高竿；每家的台阶上都有一个铁铸的刚鬃小马头[4]。凹凸不平的玻璃窗射出彩虹一样的颜色。百叶窗上绘着插了花的大口花瓶。每家的门前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根干净的小长凳；有一些猫蜷伏在墙根四周的土台上，它们的透明的耳朵竖起来；高高的门槛里现出了幽凉的门厅。

我铺开马衣，睡在峡谷边缘上；四周是香气熏得人昏昏欲睡的新制的草堆。聪明的主人把稻草摊放在他们的茅屋前面：让它在日光里再晒得干燥些；然后再把它放进棚里去！在这些草上面睡觉一定很舒服！

孩子们鬈发的小脑袋从每个干草堆里伸出来；凤头母鸡在干草堆里找寻蚊蚋和小甲虫；一只白嘴的小狗在乱草丛中打滚。

亚麻色鬈发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衬衫，带子束得很低，脚上穿一双笨重的镶了边的皮靴，身子靠在一辆解下了马具的大车上，谈得很起劲，互相在开玩笑。

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从窗里伸出头看；她笑了，不知道是听见他们的话发笑，还是在笑干草堆里的孩子们的顽皮。

另一个年轻女人用她两只有力的胳膊从井里拉起一个湿淋淋的大水桶……水桶在绳子上不住地颤摇，落下了长的、闪光的水点。

年老的女主人站在我面前，她穿了一条方格子布新裙子和一双新鞋。

一串大粒的空心珠子在她又黑又瘦的脖子上绕了三转，一块带红小点的黄头帕包住她的灰白头发，头帕包得很低，快要盖到她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了。

但是她一双老眼里却露出了欢迎的微笑；她整个起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这个老太婆大概已经有七十岁了……然而就是现在也还看得出她年轻时候是一个美人！

她右手几根被太阳晒黑的手指大张开，拿着一罐冷的、没有去掉奶油的鲜牛奶，这是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罐子的四周还聚着珍珠一样的水珠。她把左手手掌心上一大块还有热气的面包递给我，好像在说：“吃吧，欢迎你，过路的客人！”

一只雄鸡忽然叫起来，不停地拍着翅膀；关在牛棚里的一只小牛懒懒地叫着回答它。

“啊，多好的燕麦啊！”我听见我的车夫说。

啊，俄罗斯无拘无束的乡村的满足、安静、丰饶啊！啊，平静与安乐啊！

我不觉想起来：在察里格勒[5]圣索非亚大教堂[6]的圆顶上竖起的十字架[7]，以及我们城里人所努力追求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878年2月

对话

不论是少女峰[8]

或者黑鹰峰[9]

上面都不曾有过人的足迹。[10]

阿尔卑斯的绝顶……巍峨悬崖的连脉……群山的中心。

群山上面是一片浅绿、清朗、沉静的天。严酷的寒气；坚硬而闪光的雪；风吹冰盖的连山阴沉的峰顶从雪中突出来。

地平线的两边耸立着两堆巨块，两个庞然大物：这便是少女峰和黑鹰峰。

少女峰对它的邻居说：

“你可以跟我讲什么新鲜事情吗？你看得比我清楚。下界有些什么？”

几千年过去了：那不过一分钟的时间。黑鹰峰用它的吼声答道：

“浓雪盖着大地……等一会儿吧。”

又过了几千年：还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喂，现在呢？”少女峰问道。

“现在，我看见了；下面一切仍旧是那样，花花绿绿，很小。青的流水，黑的树林，灰色的石堆。小虫还在它们中间爬来爬去，你知道，那就是从来没有亵渎过你我的两脚动物吧。”

“是人吗？”

“是，人。”

几千年过去了：还只是一分钟。

“喂，现在呢？”少女峰又问。

“小虫好像少了些了，”黑鹰峰响雷般地回答。“下界看得清楚多了。水退了些，树林也稀疏了。”

几千年又过去了：还只是一分钟。

“现在你看见什么？”少女峰说。

“我们四周像是更干净了，”黑鹰峰答道，“可是远远的在山谷里仍然有一些点子，还有什么东西在动。”

“现在呢？”再过了几千年——还只是一分钟，少女峰又问。

“现在好了，”黑鹰峰回答，“到处都清爽了，什么地方都是白的……到处都是我们的雪，连绵不断的雪，还有冰。什么东西都给冻住了。现在好了，安静了。”

“好，”少女峰说。“不过我们话也讲够了，老朋友。该睡一会儿了。”

“是该睡一会儿了。”

大山睡去了，清澄的碧天在永寂的大地的上空睡去了。

1878年2月

老妇

我独自在旷野中走着。

我突然觉得背后有轻微的、小心的脚步声……有人跟在我后面。

我回过头去看，看见一个矮小、驼背的老妇，她全身裹在灰色破布里面。只有她的脸从破布中间露出来：那是一张黄色的、起皱纹的脸，尖鼻，瘪嘴。

我向她走去……她站住了。

“你是谁？你要什么？你是个讨饭的？你求人周济吗？”

老妇没有回答。我埋下头看她，我看到她两只眼睛上面都蒙着一层像有些鸟类有的那种半透明的薄膜或者薄皮；鸟类就用它来保护眼睛，免得受到太强的光损害。

可是在老妇的眼睛上，这薄膜并不移动也不让瞳仁露出来……因此我断定她是一个瞎子。

“你要人周济吗？”我又问了一遍。“你为什么跟着我？”可是老妇跟先前一样并不回答，她只是稍微退开一点。

我掉转身来，继续走我的路。

我又听见那同样轻微的、有节拍的、也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来。

“又是那个老妇！”我想道，“为什么她老是跟着我？”可是接着我又想：“多半因为她眼睛看不见，迷了路，现在跟着我的脚步声，想跟我一块儿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不错，不错，就是这样。”

可是我的心渐渐地被一种异样的不安抓住了。我开始觉得那个老妇不只是在跟我，她还是在指引我，她在驱使我或左或右地走着，而且我不知不觉地顺从着她。

然而我还是往前走……可是，看啊，在我前面，就在我的路上，有一个又黑又大的东西……好像是一个洞穴……“坟！”这思想在我脑中闪过。“她就赶我去这个地方！”

我猛地转过身去……老妇又站在我面前……可是她看得见了！她用她那不祥的、凶恶的大眼睛（猛禽的眼睛）注视我……我埋下头去看她的脸，看她的眼睛……又是那同样不透明的薄膜，那同样瞎了眼的、呆板的面容……

“啊！”我想道，“这个老妇就是我的命运。是人逃不了的命运啊！”

“逃不了！逃不了！多么傻……我得试一下。”我便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我走得很快……可是那轻微的脚步声仍然像先前那样在我背后沙沙地响着，并且越来越近……黑洞又在我前面出现了。

我又转向另一方向……后面又是那种沙沙声，前面又是那可怕的洞穴。

我像一只被追的野兔似的，东西乱窜……不管我跑向哪一方，总是一样的情形，一样的情形！

“等等，”我想道，“让我骗骗她！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立刻在地上坐下来。

老妇站在我背后，离我有两步的光景。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是我感觉到她在那儿。

突然我看见远处那个黑块浮动着，自己向我爬过来了！

啊，上帝！我又回过头看……老妇不转眼地望着我，她那没有牙齿的嘴对我狞笑……

“你逃不了啊！”

1878年2月

狗

我们两个在屋子里：我的狗同我。可怕的风暴在外面怒吼。

狗坐在我面前——它对直望着我的眼睛。

我也看着它的眼睛。

它好像要跟我讲什么话。它是哑巴，说不出话来，它不了解自己——可是我了解它。

我知道在这时候，它同我有同样的一种感情，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是一样的；在我们两个的心中都燃烧着、并且闪烁着同样的颤动的火花。

有一天“死”展动它的冰冷的阔翅膀向火花飞下来……

那么一切都完了！

以后谁还能辨别出在我们两个的心里燃着的是什么样的火花呢？

不！这不是兽同人在对望……

这是两对同样的眼睛在互相凝视。

在这两对眼睛中的任何一对，不论是在兽的或者是在人的，——两个同样的生命带着畏惧在互相接近。

1878年2月

乞丐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乞丐唤住了我，他是个衰弱的老人。

红肿的两眼含着泪水，嘴唇发青，粗糙破烂的衣服，浑身污秽的脓疮……贫穷把这个可怜的生物弄成了这样一副可怕的丑相！

他把一只浮肿的、又红又脏的手伸向我……他呻吟，哀求一点施舍。

我伸手搜我的衣袋，我把袋子摸遍了……没有钱包，没有表，连一块手帕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带。

可是乞丐还在等着……他伸出来的手微微地在颤动。

我慌张起来，很不好意思，我把他那只颤抖的脏手紧紧地握住，我说：“弟兄，原谅我，我什么都没有。”

乞丐拿他的红肿的眼睛注视我的脸；他的发青的嘴唇微笑了，——他也捏紧我的冰冷的手指。

“兄弟，哪儿的话！”他低声说。“兄弟，我谢谢你这个——这也是周济啊，兄弟。”

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弟兄那里得到了周济。

1878年2月

“你得听蠢人的裁判……”

普希金[11]

我们伟大的歌者，你永远在讲真话。这一次你也说出了真话。

“蠢人的裁判和普通人的取笑……”这两样谁又不知道呢？

这一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应当忍受；至于有力量的人呢，让他去瞧不起吧！

然而有一些打击更残酷地伤人的心……一个人已经尽了他的力量；他勤奋、热心、真诚地工作过……可是那些真诚的心厌恶地避开他；那些真诚的面颜听见他的名字便气得发红。

“去！给我滚开！”真诚的年轻的声音向他叫骂。“我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工作。你弄脏了我们的住处。你不知道我们；你不了解我们……你是我们的敌人。”

那个人应当怎样办呢？继续去工作；不替自己辩护，也不去寻求一个较公正的裁判。

有一个时候耕地的人咒骂过那个旅行者，因为他带来土豆，作为穷人每天需要的面包代用品。他们把他送来的这个宝贵的礼物扔在泥土里，还用脚践踏。

现在他们吃着土豆，却连他们恩人的姓名也不知道。

这样也好！他的姓名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虽然默默无闻，却把他们从饥饿中救出来了。

我们只要做到我们带来的是真正有益的食物。

从所爱的人们那儿来的不公平的责备是令人痛心的……不过连它也是可以忍受的……

“打我吧！不过得听我说！”[12]雅典的领袖对斯巴达人说。

“打我吧！不过要健康富足！”这是我们应该说的话。

1878年2月

得意的人

一个年纪还轻的人跳跳蹦蹦地走在首都一条街上。他动作愉快、敏捷；他眼睛发亮，唇上带笑，脸上有一种喜悦的红光……他很满意，很快乐。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他得了一笔遗产？他升了级？他赶着去会他的情人？或者他只是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就感觉到身体健康，四肢非常舒适吗？他们一定没有把你那可爱的八角十字章套在他的脖子上吧，啊，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13]？

不。他造了谣中伤他的朋友，并且拼命到处宣传，他又从别一个友人口中听到这诽谤，并且——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啊，这个可爱的，前途无限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的确是多么得意，甚至多么和善啊！

1878年2月

处世的方法

“要是你想侮辱你的敌人，甚至想伤害他，”一个诡计多端的老头对我说，“你就拿你明知自己有的缺点或者恶习去责备他。你要做得很生气……你要责备他！

“第一，这会使别人以为你没有那个恶习。

“第二，你的愤怒甚至可能是真诚的……你也可以利用自己良心的谴责。

“比如，你要是一个变节的人，——你就责备你的敌人没有信仰。

“要是你自己有奴隶的根性，——你就骂他有奴隶性……骂他是文明的奴隶，欧洲的奴隶，社会主义的奴隶！”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奴性的奴隶！”我提示道。

“你也可以这样说，”诡计多端的老头表示同意。

1878年2月

世界的末日

梦

我仿佛觉得我在俄国的某个地方，在旷野中一所简陋的田舍里。

屋子大而低，有三扇窗；墙壁刷得雪白；没有一样家具。房屋前面横着一片荒芜的平原；它逐渐向下倾斜，一直伸展到远方；单调的、灰色的天空罩在平原上，像是一张床的帐顶。

我不是一个人；屋子里大约有十个人跟我在一起。都是穿得很朴素的普通人。他们默默地踱来踱去，好像带点诡秘的样子。他们互相避开，却又不停地用焦虑的眼光彼此相看。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为了什么到这儿来，跟他在一起的又是些什么人。众人的脸上都现出不安和绝望的表情……大家挨次走到窗前，注意地望窗外，好像盼望着外面的什么似的。

以后他们又在屋子里踱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个矮小的男孩在转来转去；他不时用他那尖细、单调的声音哭喊：“爸爸，我怕！”他的哭声使我心里难过，我也害怕起来……害怕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我觉得一个大的、大的灾难越来越近了。

孩子还在不停地哭喊。啊，真想逃出这儿！多么气闷！多么难熬！多么沉重！可是要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天空好像一件殓衣。没有风……难道空气死了吗？

孩子突然跑到窗前，用他那悲痛的声音叫着：

“看！看！地塌了！”

“怎么？塌了？”是的：房屋前面刚才还有一个平原，现在它却立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面。地平线已经下陷，已经沉了下去。我们的房屋附近一座差不多是陡立的、并且好像是凿空了的幽暗的悬崖也下沉了。

我们都集在窗前……恐怖使我们的心凝固了。

“来了……来了！”我身旁一个人低声说。

看啊，沿着远远的整个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动着，一种小而带圆的山丘似的东西不停地一起一落。

“这是海！”这个思想同时来到我们全体的心头。“它会把我们大家立刻淹没去……只是它怎么能够涨上来呢？涨到这悬崖上来呢？”

然而它只是涨着，越涨越高了……远处已经看不见散立的山岗高耸了……一片绵绵不断的狂涛吞没了整个地平线。

它奔腾着，奔腾着，向着我们扑过来！它像一股冰冷的狂风飞奔，像在地狱里的黑暗中打漩。万物都在战栗——并且，在这狂流中，巨雷的震响和千万人的粗厉的哭声打成了一片……

啊！怎样的叫吼和哀哭啊，是大地吓得哭号了。

大地的末日到了！万物的末日到了！

孩子又哭起来……我想抓住我的同伴们，可是我们都已经被那漆黑的、冰冷的、怒吼着的浪涛打碎的打碎，埋葬的埋葬，溺死的溺死，冲走的冲走了！

黑暗……永远的黑暗！

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就醒了。

1878年3月

玛莎

多少年以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每次坐马车，我总要和车夫闲聊。

我特别喜欢和那些夜间赶车的车夫谈话，他们都是近郊的贫苦农人，赶着他们的赭色的马车和瘦弱的小马到京城来做生意，想挣得他们的饮食和主人的田租回去。

有一天我雇了这样一个车夫的车子……他是一个二十岁光景的年轻人，高个子，体格匀称，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有蓝蓝的眼睛和红红的脸颊，他那顶窄小的破帽子盖到他的眉毛上，在帽子下面露出来他的卷成一串串小圈的淡褐色头发，他那宽阔的肩头想不到却给穿上一件那么窄小的破外衣！

这个车夫没有胡须的漂亮的脸上却露出忧郁、沮丧的神情。

我和他谈起来。他的声音也是带忧伤的。

“老弟，什么事情？”我问他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有什么伤心的事？”

他起先并不回答我。

后来他才说，“是的，老爷，是的，”他终于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死了妻子。”

“你爱她……爱你的妻子吗？”

年轻人并不掉过头看我。他只把头微微俯下去。

“老爷，我爱她。已经过了八个月了……可是我还不能够忘记。真的……我的心受着折磨了……为什么该她死呢？她年轻！又强壮！……只有一天的工夫她就给霍乱带走了。”

“她待你好吗？”

“唉，老爷！”这个可怜的男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和她在一块儿过得多么快活！她不等我回家就死了！你知道我刚刚在这儿听到消息，他们已经把她安葬了，我立刻赶回村里，回到家中。我到了那儿——已经过了半夜。我走进我的小屋，一个人站在屋子当中轻轻唤着：‘玛莎，喂，玛莎！’我只听见蟋蟀在哀叫。我不觉哭起来，就坐在地上——用我的巴掌拍着地面！我说：‘你这贪吃的土地，你吞了她……把我也吞下去吧！啊！玛莎！’”

“玛莎！”他突然压低声音再唤了一次。他依旧拉住缰绳不放松，一面却用袖子揩去了眼角的泪，他挥着袖耸了耸肩，就不再做声了。

我下车的时候，多给了他十五个戈比。他双手捧着帽子，朝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便踏着荒凉街上的积雪，在寒冷的正月的浓雾里缓缓地驱车走远了。

1878年4月

蠢人

从前有过一个蠢人。

他一向过着安静、快活的日子；可是渐渐地他听见了外面流传的谣言，说他到处被人当作没有头脑的傻瓜。

蠢人觉得不好意思，他开始烦恼地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消灭这种讨厌的谣言。

后来他的愚蠢的脑子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毫不迟疑地实行起来。

他在街上遇见一个朋友，那人对他称赞一个有名的画家……

“得啦吧！”蠢人叫道，“那个画家早已过时了……您还不知道吗？我万万想不到您会这样……您太落后了。”

朋友吃了一惊，他马上就赞成蠢人的意见。

“我今天读了一本多好的书！”另一个朋友对他说。

“得啦吧！”蠢人叫道，“您怎么不害臊呀！那本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大家老早就不读它。您还不知道吗？您太落后了。”

朋友吃了一惊，也就赞成蠢人的意见了。

“我的朋友某某是个了不起的人！”第三个朋友对他说。“真是个高尚的人物！”

“得啦吧！”蠢人叫道。“某某是个出名的流氓！他骗过他所有亲戚的钱。这是谁都知道的。您太落后了。”

第三个朋友也吃了惊，他赞成蠢人的意见，跟他那个友人绝交了。这以后不管谁在蠢人面前称赞什么人和什么事，他的回答总是这一类的反驳。

有时候他还会责备地加上一句：

“您还相信权威吗？”

“太狠了！太毒了！”他的朋友开始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多聪明啊！”

“他口才多好！”另一些人会接着说，“啊，是啊，他有才干！”

后来，一家报纸的主编聘请这个蠢人去主持他的报纸的评论栏。

蠢人开始在报上批评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他的态度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连他那叫嚣的口气也是一模一样。

现在，他这个曾经痛骂过权威的人自己也变成权威了，年轻人都崇拜他，害怕他。

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他们不这样又怎么办呢？虽然照一般地说来，人不应当崇拜别人……可是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要是不去崇拜他，就会被认为太落后了！

蠢人们在胆小的人中间才走运。

1878年4月

两首四行诗

从前有过一座城，城里居民非常喜欢诗，要是过了几个星期还没有好的新诗出现，他们就会把这种诗坛的歉收看作公众的不幸。

他们在这种时候照例穿上最坏的衣服，头上撒了灰，成群地集在广场上哭，抱怨诗神不该抛弃了他们。

在这样一个不祥的日子里，青年诗人尤尼乌斯来到挤满悲伤人群的广场。

他急急走上一个专门为诵诗用的高台，向群众示意，他要朗诵一首诗。

卫士们[14]立刻挥动他们的权标[15]。

“不要做声！注意！”他们大声叫着。群众怀着期望地静了下来。

“朋友们！同仁们！”尤尼乌斯大声说，可是他的声音并不十分坚定：

朋友们！同仁们！诗歌的爱好者！

你们，美与雅的崇拜者！

不要让一时的不快使你们心灵忧伤，

想望的时刻快来临——光明将驱散黑暗！

尤尼乌斯住了口……从广场四周响起嘈杂的嘘声和笑声回答他。

每张脸带着愤怒望他，每只眼睛燃烧着怒火，每只手举起来，威胁地对他挥着拳头！

“他想拿那个来欺蒙我们！”许多声音在怒吼。“叫这个低能的蹩脚诗人滚下台来！笨蛋滚开！给这个捣蛋的小丑吃臭蛋，吃烂苹果！给我们拿石头来！石头这儿来！”

尤尼乌斯狼狈地逃下台来……可是他还没有到家，就传来一片狂热的喝彩、欢呼、恭维的叫嚣。

他十分纳闷，便回到广场上去看个究竟，不过他还是小心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激怒一只发狂的野兽，是危险的事情）。

那么他看见了什么呢？

一个人高高地在人群之上，被抬在他们的肩头，脚踏着一面平平的金盾牌，身上穿一件紫袍，飘垂的鬈发上压着一顶桂冠，那正是他的对手，年轻诗人尤利乌斯……他四周的群众大声在嚷：

“光荣！光荣！不朽的尤利乌斯的光荣！他在我们烦恼忧伤的时候安慰了我们！他给我们的诗句比蜂蜜还甜，比铙钹的音调还铿锵，比玫瑰还芳香，比蓝天还清澄！抬着他祝贺胜利，拿香料的温馨熏他那有灵感的头，拿棕榈叶的有韵律的摇动使他的前额清凉，把阿拉伯没药的芬芳尽量散布在他的脚下，光荣啊！”

尤尼乌斯走到一个热心喝彩的人跟前。

“啊，我的同胞，请您教导我！尤利乌斯究竟写了什么诗使你们这样快乐呢？真可惜！他念诗的时候，我没有在场！要是您还记得，就请您念一遍吧！”

“像那样的诗，我怎么能够不记住呢！”那个人兴奋地回答。“你把我当做什么样的人？你听着——你也高兴高兴，跟我们一块儿高兴吧！”

“诗歌的爱好者！”那位被奉若神明的尤利乌斯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诗歌的爱好者！同仁们！朋友们！

美、雅与音乐的崇拜者！

不要让你们的心被一时的忧闷折磨！

想望的时刻快来临——白日将驱走黑夜！

“你觉得怎样？”那个人问道。

“天呀！”尤尼乌斯叫起来，“这明明是我的诗！我念它们的时候，尤利乌斯一定在人群中；他听见了我的诗，就照样念出来，不过改动了几个字，而且改得并不高明。”

“啊哈！我现在认得你了……你是尤尼乌斯，”被他拉住谈话的那个公民带怒地驳斥道。“你是个善于妒忌的人，不然就是一个傻瓜……而且你还是个倒霉蛋，你看尤利乌斯说得多么雄壮：‘白日将驱走黑夜！’你的诗里面却是这种废话：‘光明将驱散黑暗！’什么光明？什么黑暗？”

“可是那不是一样的吗？”尤尼乌斯说……

“你再说一个字，”公民打断了他的话，“我就要叫众人来……他们会把你撕成碎块！”

尤尼乌斯知趣地不做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听见他们这番谈话，便走到这个不幸诗人跟前，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尤尼乌斯！你说的是你自己的思想，然而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他说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可是时候选得对。所以他是对的；你只好拿你的良心来自慰了。”

可是当尤尼乌斯被人挤到一边，只好尽量让他的良心去安慰他（老实说，并不太成功）的时候，远远地，在喝彩同欢呼的喧嚣中，在凌驾一切的太阳的金光里，尤利乌斯穿着灿烂的紫袍，头上戴着桂冠，四周有浓郁的香雾缭绕，他那骄傲的英姿，带着庄严的从容缓缓地移动，就像皇帝回到他的王国一样……棕榈的长枝在他前面一起一落，它们这轻缓的摇颤，它们这恭顺的拜揖，仿佛在表示他那许多入迷的同胞心里充满着的无限崇敬！

1878年4月

麻雀

我打猎回来，在园中林荫路上走着。狗在我前面跑。

它突然放慢脚步，轻轻走过去，好像嗅到了野物似的。

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只嘴边带黄色、头上生柔毛的小麻雀。它从巢里掉下来（风猛烈地摇着林荫路上的白杨树），呆呆地坐在地上，无力地拍着它的柔嫩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地走近它，突然从近旁的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一块石子似的落在狗的鼻子跟前——它全身的毛竖起来，身子扭成了怪样，它带着绝望而可怜的叫声，两次跳到那张露出利齿、大张开的嘴边去。

它是飞下来救护的，它用自己的身体庇护它的幼儿……可是它的小小的身体因为恐怖颤抖起来，它的小小的声音也变成了粗暴，并且嘶哑了，它昏了，它是在牺牲它自己！

在它的眼里，狗一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吧！可是它还是不能够坐在它那高而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自己的意志更强的力量把它从上面推了下来。

我的特列左尔[16]站住了，后退了……显然它也感到了这种力量。

我连忙唤住这只有些惊惶的狗——我带着尊敬地走开了。

是的；不要笑啊。我尊敬那只勇敢的小鸟，我尊敬它这种爱的冲动。

爱，据我想，比死，比死的恐惧更强。惟有靠它，惟有靠着爱，生命才得以维持，才得以发展。

1878年4月

头颅骨

一间豪华的、灯烛辉煌的大厅；一大群绅士和贵妇人。

众人都很兴奋，大家谈得起劲……他们正喧嚷地谈论着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他们称赞她超凡、不朽……啊，她昨天唱的最后的颤音多美好！

突然间——好像有一个巫师挥了一下他的魔杖似的——每个头上，每张脸上细嫩的肉皮全脱落下来，立刻露出许多惨白色的头颅骨，中间还夹杂着那些裸露的牙床和牙龈的铅色闪光。

我带着恐怖地看那些牙床、牙龈的活动；那些球形的骨块在灯烛光里闪耀，转动，在它们中间又滚动着一些小球，那是无意义的眼珠。

我不敢摸我自己的脸，不敢在镜子里看我自己的面颜。

那些头颅骨还是像先前那样转来掉去……那些玲珑的舌头像小小的红色破布似的从张开的牙齿里伸出来，它们仍旧像先前那样喧嚷地议论那位不朽的……是的！不朽的……女歌唱家唱那最后的颤音唱得多美妙，多超群！

1878年4月

干粗活的工人同白手的人

对话

干粗活的工人 你跑到我们里面来干吗？你有什么事情？你不是我们一伙的……走开！

白手的人[17] 弟兄们，我是你们一伙的！

干粗活的工人 你说你是我们的伙伴，绝不！你真正想得出！你看我这双手。你看，它们多么脏？还有大粪跟柏油的气味，——而你的手却是白白净净的。它们闻起来有什么气味？

白手的人 （伸出他的手）你闻吧。

干粗活的工人（嗅这一双手）这是什么？它们好像有铁的气味。

白手的人 正是铁的气味。我这双手整整戴了六年的手铐。

干粗活的工人 那是为着什么？

白手的人 因为我努力为你们谋幸福，想使你们这些困苦、无知的人得到自由；我反抗那些压迫你们的人，我造反……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

干粗活的工人 关了起来？关得好！那么你还敢造反！

两年以后

同一工人（向另一个工人）喂，彼得！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有一个白手的人跟你讲话吗？

另一工人 记得……怎么样？

同一工人 我听说今天要绞死他；告示贴出来了。

另一工人 他还在干造反的事情？

同一工人 还在干。

另一工人 好……喂，米特里兄弟，我们可不可以去把绞死他用的绳子弄一节回来？人家说，那东西会给家里带来大大的好运气。

同一工人 你这个主意倒不错。彼得兄弟，我们要试试看。

1878年4月

蔷薇

是八月的末尾……秋天已经来到。

太阳正往下沉。一阵暴雨，不带雷声，不带闪电，刚刚在我们广阔的平原上落过。

屋前的花园受了落日的光辉和雨水的泛滥，燃烧似的闪着红光，而且弥漫着水汽。

她坐在客厅里一张桌子旁边，带着沉思的神情从半开的门眺望花园。

我知道这个时候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她经过一阵短暂的痛苦的挣扎，现在让那再也控制不了的感情占有了她。

她忽然站起来，急匆匆走进花园，不见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她还没有回来。

于是我站起来，走出屋子，踏着她走过的小径走去，我相信她是从这条路走去的。

四周一片黑暗；天已经全黑了。然而在雨湿的沙地上我看见一个圆圆的东西在阴暗中红红地发亮。

我俯下身去……这是一朵新鲜的刚刚开放的蔷薇。两个小时以前我还看见这朵花缀在她的胸上。

我小心拾起这朵落在泥里的花，走回客厅，把花放在她扶手椅跟前的桌上。

她终于回来了，——轻轻地走过整个房间，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她的脸色比先前更苍白，但有生气；她下垂的眼睛好像有点变小了，这对眼睛带着一种愉快的惶惑，向各处看。

她看见了蔷薇，马上拿在手里，看着那零落的带泥的花瓣，又掉过脸来看看我，——她的眼睛突然停住不动了，里面闪耀着泪珠。

“您为什么哭？”我问道。

“啊，我哭这朵蔷薇，您看它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我忽然想起应该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您的眼泪会把污泥洗去，”我含着深意地说。

“眼泪并不洗涤，它们要燃烧，”她回答道，便转身向着壁炉，把蔷薇掷进快熄灭的火焰里去。

“火比眼泪更会燃烧，”她有点放胆地大声说，那双依旧有泪珠在闪耀的美丽的眼睛勇敢地、快活地笑了。

我明白她也燃烧过了。

1878年4月

最后的会晤[18]

我们从前是亲密、知己的朋友……可是一个不幸的时刻来了……我们怀着仇恨分开。

许多年过去了……我来到他住的那个城市，听说他病得快死了——他想见我。

我到他那里去，我走进他的屋子里……我们的眼光相遇了。

我差一点不认识他了。上帝啊！病怎么拿他变成了这个模样！

脸色蜡黄，形容枯槁，头顶全秃了，留着稀少的灰色胡须，他坐在那儿，身上只有一件衬衫，而且是故意撕开的……他连一点点衣服的重量也受不住。他突然伸出他那只好像肉都被啃光了似的、瘦得可怕的手，用力吐出几个听不清楚的字——究竟是欢迎还是责备——谁也不知道！他那十分消瘦的胸膛一起一落，两滴硬挤出来的痛苦的眼泪在他那发光眼睛的缩小的瞳仁上面滚动。

我的心往下沉……我在他身旁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对着这可怕的惨象我不由自主地埋下我的眼睛，我也伸出我的手去。

可是我觉得握着我这只手的并不是他的手。

我觉得还有一个高高的、静静的白衣女人坐在我和他的中间。她从头到脚都罩在一件长袍里面。她一双深邃的、灰白的眼睛什么也不看；她那苍白的、冷酷的嘴唇不发出声音。

这个女人把我们的手放在一块儿……她使我们永久和解了。

是的……死神给我们带来了和解……

1878年4月

门槛[19]

梦

我看见一座大楼。

正面一道窄门敞开。门里一片阴森的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位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随着寒气，从大楼深处传来一个慢吞吞的、不响亮的声音：

“啊，你要跨进这道门槛来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

“我知道，”姑娘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这些痛苦，这些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来自你的亲人，你的朋友？”

“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牺牲吗？”

“是。”

“你准备着无名的牺牲吗？你会死去——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人会知道，他尊敬地怀念的是谁！……”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我也不需要名声。”

“你还准备犯罪？”

姑娘埋下了头……

“我也准备去犯罪。”

声音停了一会，然后又问下去。

“你知道吗，”那声音最后说，“将来你会不再相信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认为自己受了骗，白白地毁了你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然而我还是要进来。”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厚厚的门帘在她身后立刻放了下来。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面咬牙切齿地咒骂。

“一位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这一声回答。

1878年5月

访问

早晨，五月一日的清晨……我坐在开着的窗前。

天还没有亮，可是温暖的黑夜已经在泛白，寒气来了。

雾没有升起，微风不曾吹动，一切都是单调的、静止的……但是人可以感觉到万物苏醒的时候近了——稀薄的空气带着朝露发出清冽、湿润的气味。

突然，从这开着的窗户，一只大鸟带着轻微的拍翅声和沙沙声，飞进房里来。

我吃了一惊，仔细望着它……这不是一只鸟；这是一个小小的有翅膀的女人，身上一件紧小的、下面是波浪形的长袍。

她全身灰白，就是珍珠母的颜色；只有她两只翅膀底面泛出初开蔷薇的嫩红；她圆圆的小头上一个铃兰的花环束着她散开的鬈发；两根孔雀毛像蝴蝶的触须似的，在她那可爱的浑圆的额上有趣地飘动。

她在天花板下面来回飞旋了两次；她的小脸笑着；她的又大又黑的明亮的眼睛也在笑着。

这游戏的飞舞使她充满快乐，一双眼睛像钻石般闪光。

她手里捏着一棵草原的花的长茎——“沙皇的节杖”，俄国人这样叫它——它真像一根节杖。

她急急飞过我的头上，用那花触我的头。

我向她跑过去……可是她已经飞出窗外，飞走了。

花园里，丁香丛中，一只斑鸠用它的第一首晨曲欢迎她……她消失了，就在那儿乳白色的天空绽出一线浅红。

我认识你，幻想的女神！是你顺路来访问了我；你是到年轻诗人们那儿去的。

啊，诗！青春！女性的纯洁美！您只能为我放射片刻的光辉——在初春的黎明！

1878年5月

施舍

大城市近郊宽阔的大路上走着一个生病的老人。

他身子一路摇晃着；他一双瘦腿走两步便停下来，然后又拖着脚走，一歪一倒，痛苦地、无力地向前移动，好像它们不是他自己的脚一样；一套破旧的衣服挂一片吊一块地穿在他身上；光着的头垂在胸前……他太疲乏了。

他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下，弯着身子，两肘支在膝上，一双手捂着脸；泪水从他那弯曲的指缝间滴下来，滴在干燥的灰色尘土上。

他记起了从前的事……

他记起他也曾经是一个健壮、有钱的人，他怎样耗尽了他的健康，把钱财分给别人、朋友和仇敌……现在，他在这儿连一块面包也没有；大家都抛弃了他，朋友比敌人更快……难道他要自卑到去求人施舍吗？他心里有的是痛苦和耻辱。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打湿了灰色尘土。

他忽然听见有谁在叫他的名字；他抬起他那疲乏的头，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

一张安静而尊严的脸，但并不严厉；眼睛不亮，却很清澄；目光锐利，却并非冷酷。

“你舍弃了所有你的钱财，”一个平静的声音说……“不过你一定不后悔你已往的善行吧？”

“我并不后悔，”老人叹息地答道，“只是我现在快死了。”

“要是世上没有乞丐向你伸手要钱，”陌生人继续说下去，“你就找不到人来表现你的善心；你就不能完成你那些善举。”

老人不回答，却沉思着。

“可怜的人，那么你现在也不要骄傲了，”陌生人又说。“你去伸出你的手，你也给别的好心人一个机会用行为证明他们是好人。”

老人吃了一惊，抬起眼睛……可是陌生人已经不见了，远远地有一个人顺着大路走过来。

老人向着他走去——伸出了手。这个人带着不高兴的样子掉开了脸，什么也不给就走了。

可是后面又有一个人走过来，他给了老人一点小小的施舍。

老人便拿人给他的铜板去买了面包，他觉得这一点点求乞得来的食物非常可口，他心里也不感到耻辱，他反而得到了平静的欢乐。

1878年5月

菜汤

一个乡下寡妇的独子死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是全村最好的工人。

地主太太知道了乡下女人的不幸的遭遇，便在儿子下葬的那一天去探望他的母亲。

母亲正在家里。

她站在小屋的当中，在一张桌子跟前，伸出右手（左手无力地垂在腰间）不慌不忙地从熏黑的锅底舀起稀薄的菜汤，一调羹一调羹地吞下肚里。

她的脸颊消瘦，颜色发黑；眼睛红肿……然而她的身子却挺得笔直，像在教堂里一样。

“主啊！”太太想道，“她这种时候还能够吃东西……她们这种人的心肠真是硬，都是一样！”

这时候太太记起来了：几年前她死去她九个月的小女儿以后，她很悲痛，她不肯住到彼得堡郊外美丽的别墅去，她宁愿在城里度过整个夏天！然而这个乡下女人却还在喝她的菜汤。

太太到底忍不住了。

“塔季扬娜，”她说。“啊哟，你真叫我吃惊！难道你不爱你儿子吗？你怎么还有胃口？你怎么还能够喝这菜汤！”

“我的瓦夏死了，”妇人安静地说，悲哀的眼泪又顺着她的憔悴的脸颊流下来。“自然，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走了。然而汤是不该糟蹋的；里面放得有盐呢。”

太太只是耸了耸肩，就走开了。在她看来盐是不值钱的。

1878年5月

蔚蓝色王国

啊，蔚蓝色王国！光和色、青春与幸福的王国！我在梦中……看见了你。

我们几个人一块儿，驾着一叶装饰华丽的漂亮小舟。白帆涨满了，好像一只天鹅的胸脯，张在迎风招展的旗幡下面。

我不知道我的同伴是些什么人；不过我深深感觉到他们同我一样都是年轻的、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我并没有注意他们。我在看我四周无边无际的蔚蓝的海，千万片金鳞在海上起伏，我头上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的海——一轮温和的太阳得意而快乐似的在天空航行。

我们中间时时响起像诸神的笑声一样的清朗、欢乐的笑声！

突然从某一个人的嘴里，顺畅地吐出一些话来，吐出一些极美妙、而又富于灵感和力量的歌来……仿佛天空也在回声应和，海也齐声颤鸣……随后又是那幸福的静寂。

我们的小船在微波上轻驶，它走得很快。并没有风来送它；我们自己轻轻跳动的心指引它前进。它依照我们的意思漂航，它好像一个生物似的知道顺从。

我们来到一些岛上，一些半透明的仙岛，紫石英、绿玉等等宝石放射出光彩。四周的海岸散发出醉人的芬芳；经过有些岛时，一阵白蔷薇和铃兰的雨落到了我们的身上；在另一些岛上，我们看见鸟儿展开彩虹色长翅飞向天空。

鸟儿在我们头上盘旋；铃兰和蔷薇消融在流过我们船边的珍珠般的泡沫中。

跟随花和鸟同来的，还有声音，蜜一样甜的声音……其中仿佛还有女人的声音……我们四周的一切：天，海，顶上的满帆，船尾的潺潺流水——这一切都在诉说爱，诉说幸福的爱！

还有她，我们每个人所钟爱的——她在那儿……我们看不见她，她却在我们近旁。过了片刻，再看，她的眼睛会对你发光，她的微笑会为你展露……她的手会拿起你的手把你引到不朽的乐土去！

啊，蔚蓝色王国！我在梦中……看见了你。

1878年6月

老人

黑暗、凄凉的日子来了……

你自己的病，你亲近的人们的病痛，老年的凄凉和悲哀……你所爱过的一切，你曾经为着它们完全牺牲了你自己，那一切都完了，毁了。有的是一条下坡路。

你现在怎么办？悲叹？怨恨？你那样做对你自己对别人都不会有好处。

在那棵弯腰的、凋零的树上，叶子更小、更稀了，可是树叶的绿色并没有消退。

那么你也自敛吧，你也与世隔绝，回到你的回忆里，在那儿深深地，在内向的灵魂的深处，只有你自己可以窥探的你旧日的生活会为你再放光辉，带着它的春天的和煦和力量，和一切的新绿，还有那一切的芬芳。

可是你得小心……可怜的老人，你不要朝前看啊！

1878年6月

二富豪

富豪罗特希尔特从他的莫大的收入中拿出上万的钱来教育儿童，治疗病弱，周济老人。我听见人称赞他的时候，我也赞美，而且深受感动。

可是就在我赞美这个行为，而且被它感动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把孤苦的侄女带回自己快要倒塌的小屋来抚养的贫苦的农家。

“倘使我们把卡特卡带来，”农妇说，“那么最后几个铜板也就要花在她身上，我们连买盐做汤的钱也没有了，”

“可是我们要带她回来……汤里没有盐也行，”做丈夫的农人答道。

罗特希尔特比这个农人还差得很远呢！

1878年7月

纪念尤·彼·弗列夫斯卡娅[20]

在一个炮火毁坏了的保加利亚村庄里，在仓卒改做战地医院的一间谷仓的颓檐下，她患着斑疹伤寒，垂死地躺在污秽、恶臭的湿麦秆上，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她失去了知觉，——没有一个医生来看过她一眼；那些在她还能够行动时看护过的病兵轮流从他们的病床上起来，将一只破瓶里的剩水滴几点到她焦干的嘴唇上。

她年轻，美丽；上流社会都知道她；甚至达官也对她倾心。贵妇们妒忌她，男人们对她献殷勤……有两三个男人暗中真诚地爱着她。生活曾对她微笑过；可是微笑往往比眼泪更糟。

一颗温柔、仁爱的心……还有那种力量，那种牺牲的精神！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幸福……她不知道，也从没有知道过。一切别的幸福都在她身边滑过去了。可是她早已不去计较这些——她整个燃烧着不灭的信仰之火，献身为她的邻人服务。

在她的心底，在她的灵魂的深处，究竟埋藏着什么珍宝呢，没有人知道过——现在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了。

而且，何必要知道呢？她作出了牺牲……她的事业完成了。

可是想到甚至没有人对她的遗体说一声感谢，也是伤心的事，虽然她自己不好意思，不愿接受任何的感谢。

我冒昧把这迟开的花朵呈献在她的墓前，希望没有亵渎她可爱的亡灵！

1878年9月

斯芬克司[21]

一片灰黄色的沙，上面松软，底下坚硬，发出吱吱的声音……映入人们眼里的，便是这无垠的平沙！

在这荒凉的沙漠上，在这死寂的尘海上，昂起埃及斯芬克司的大头。

两片突出的厚嘴唇，两个不变的、张大的、向上的鼻孔，还有两只眼睛，在二重弧形的高眉下面的一对半睡半醒的长眼睛，它们想说些什么呢？

它们是要说出什么来的！的确它们在说话，不过只有俄狄浦斯[22]能够解谜，只有他了解它们的无声的语言。

慢点！我认识这相貌……它没有一点埃及人的特征。白的低额，凸出的颧骨，短而直的鼻子，漂亮的嘴和白的牙齿，柔软的唇髭和拳曲的胡须，还有一对离得很开的不大的眼睛……发路从中间分开的头上戴着小帽……然而这是你，卡尔普，西多尔，谢苗，[23]这是你，雅罗斯拉夫或者梁赞[24]的农民，我的同胞，俄国人！你早就是这些斯芬克司中间的一个吗？

你也想说什么吗？是的；你也是——一个斯芬克司。

你的眼睛，那双平淡无奇的然而深邃的眼睛也在说话……它们的语言也是一样的无声的、谜语一般的。

然而你的俄狄浦斯在哪儿呢？

啊！全俄罗斯的斯芬克司啊，要做你的俄狄浦斯，单单戴上平顶毛皮帽，还是不够的！

1878年12月

岩石

你曾否看见海边一块灰色老岩石？明媚的春日，在涨潮的时候，四面冲来的激浪打了上来——激浪打击它，玩弄它，爱抚它——还把闪烁的泡沫的碎珠泼洒在它那长满海苔的头上。

岩石还是一样的岩石；可是它的阴沉的外貌现出了灿烂的喜色。

它告诉我们那些遥远年代的故事，那个时候青石的熔岩刚开始凝固，全身还是火红的颜色。

同样，我那衰老的心，近来也受到年轻女性心灵的包围，并且让她们冲了进来……在她们的爱抚下，我的心重泛出早已消退的色彩，重燃起久已熄灭的火花！

海已退潮……可是色彩还不曾黯淡，虽然有刺骨的风在吹干它们。

1879年5月

鸽

我站在一个斜坡的顶上；在我面前横着一块熟了的麦田，好像一片色彩变幻的金银色的海洋。

可是海上不曾扬起微波；闷人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影；大的风暴逼近了。

在我四周太阳仍旧射出炎热的、微暗的红光；可是在麦田外，并不多远，一片深蓝色的风暴云低垂下来，这个笨重的庞然大物遮住了整整半个地平线。

一切都隐藏起来……在太阳的最后光线凶险的照射下，万物都显得软弱无力了。没有鸟声，也看不见一只鸟影；连麻雀也藏了起来。只有在近处一片大的牛蒡叶老是不停地在翻动，在低声细语。

田埂上苦艾的气味多么浓！我望着那深蓝色的云块……我起了一种不安的感觉。“那么就来吧，快点，快点！”我这样想着。“金蛇，闪烁吧！雷，打吧！你不祥的风暴云动吧，翻滚吧！发起洪水来；把这种不死不活的痛苦中止吧！”

可是风暴云并没有动。它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压着无声的大地……它好像只是在膨胀，而且越来越黑了。

然而你看，在这死沉沉的、单调的深蓝色云块上边，有什么东西平稳地、均匀地闪动，像是一方白手绢儿，又像是一团雪花。是一只白鸽从村子那面飞来。

它飞来，笔直地飞来……又飞进树林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仍旧是这种残酷的静寂……可是，看！两方手绢儿在空中发亮，两团雪花飘了回来，两只白鸽平稳地飞回家去。

现在风暴终于来了，动乱开始了！

我好不容易跑回家。风吼着，疯狂地左右奔腾，红黄色的低云被风追逐着，好像给撕成了碎片；什么东西都给卷在空中乱转，混杂在一起，跟着，暴雨大股地倾注下来，闪电的绿光使人目眩，巨雷像大炮似的突然响起来，空中充满硫磺的气味……

可是在突出的屋檐下，一对白鸽紧紧偎坐在檐窗的窗台上，——一只是先前飞出去寻找同伴的，另一只就是它带回来的、也许还是被它救回来的同伴。

它们都竖起羽毛——每只鸽子都感觉到同伴的翅膀挨着自己的翅膀……

它们是幸福的！我看着它们，我也感到幸福……虽然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879年5月

明天，明天！

过去了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是一样：多么空虚，多么无聊，多么没有意思！它留下的痕迹多么少！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多么无谓，多么愚蠢！

然而人却愿意生存；他珍爱生活，他把希望放在生活上面，放在他自己身上，放在未来上面……啊，他想从未来得到怎样的好处啊！

可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未来的日子不会再像他刚刚度过的今天呢？

不，这他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简直就不愿意想到——他做得不错。

“啊，还有，明天，明天！”他这样地安慰自己，一直到这个“明天”把他投进坟墓里去。

好吧——一旦进入坟墓——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不会再想什么了。

1879年5月

大自然

我梦见走进一所高大、拱顶的地下庙堂。庙里充满一种地下的均匀的光。

庙堂的正中坐着一位尊严的女人，穿一件宽大的绿色长袍。她的头支在一只手上，她现出沉思的样子。

我马上明白这个女人就是——大自然本身，——一种敬畏的感觉使我的灵魂深处立刻起了颤栗。

我走近坐着的女人，恭敬地行一个礼：

“啊，我们大家的母亲！”我叫道，“您在想着什么呢？您在想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吗？或者您在想人怎样可以达到尽可能最高的完美和最大的幸福吗？”

女人把她那一对威严的黑黑的眼睛慢慢掉向着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我听见一种好像铁器相撞似的铿锵的话声。

“我在想怎样给跳蚤的腿部肌肉增加一点力量，使它更容易地躲开它的仇敌。攻守的均势已经破坏了……应当把它恢复起来。”

“什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您想的就是这个？我们人不是您宠爱的孩子吗？”

女人略略皱了皱眉：

“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孩子，”她说，“我对他们大家一样地爱护，我也一样地使他们毁灭。”

“可是善……理性……公道……”我又结结巴巴地说。

“那是人说的话，”我听见铿锵的声音说。“我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恶……理性也不是我的法律——公道又是什么呢？我给了你生命，我要收回它，拿给别的生物，给虫或是给人……在我都无所谓……你还是去照管你自己吧，不要来打扰我！”

我本来要反驳……可是四周的大地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呻吟，颤动起来——于是我便醒了。

1879年8月

“绞死他！”

“这是一八〇五年的事，”我一个老朋友说，“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25]前不久的时候。我在团里当军官，那个团驻扎在摩拉维亚[26]。

“我们奉到命令，严禁骚扰当地老百姓；虽说我们是盟军，可是居民好像很不相信我们。

“我带着一个勤务兵，他从前是我母亲的农奴，名字叫叶戈尔。他是个不大讲话的老实人；我自小就认识他，一直把他当朋友看待。

“有一天，在我住的那个人家里，我听见叫骂和哭声：这家的女主人丢了两只母鸡，她说是我的勤务兵偷的。他替自己辩护，要我来作证……‘他哪里会做贼，他，叶戈尔·阿弗塔莫诺夫！’我向这个女人保证叶戈尔是个诚实的人，可是她不信我的话。

“忽然街上响起了马蹄声：是总司令本人同他的参谋人员骑马过来了。

“他带住马缓缓地走着，他是一个皮肤松弛的胖子，头向前俯着，肩章垂到他的胸前。

“女主人看见他，便冲到马前，跪下去，她光着头，衣服也不整齐，她指着我的勤务兵，大声控告他。

“她叫道：‘将军大人，求您审问一下！帮助我！救救我！这个兵把我抢了！’

“叶戈尔立在大门口，身子笔直，帽子拿在手里，他甚至挺起胸膛，靠拢脚跟，像哨兵的样子，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究竟是他看见将军带着全体僚属在这儿街中间站住，不好意思呢，还是他给这眼前飞来的横祸吓呆了，我不能说，不过我可怜的叶戈尔站在那儿，眨着眼睛，脸白得跟粉笔一样！

“总司令板起面孔不在意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吼道：

“‘唔？’……

“叶戈尔像一座石像似的站着，露出他的牙齿，就像在傻笑一样！你要是从侧面看他，你会说：这家伙在笑！

“于是总司令匆匆说了一句：

“‘绞死他！’便策马前进了，马起初缓缓地走，随后就跑了起来。全体僚属都跟在后面；只有一个副官在他马鞍上回过头来看了叶戈尔一眼。

“要不服从是不可能的……叶戈尔立刻给绑起来，带去受刑。

“现在他真给吓坏了，他只是吃力地喊了两声：

“‘老天啊！老天啊！’随后又小声说了一句：‘上帝知道，——并不是我！’

“他伤心地、伤心地哭着，跟我告别。我非常难过。我大声问他：

“‘叶戈尔！叶戈尔！你怎么不对将军说呢？’

“这个可怜的家伙只是呜咽地重复说着：‘上帝知道，并不是我！’那个女主人自己也吓坏了。她万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结局，她自己也哭起来！她跑去哀求大家，哀求每个人开恩，她赌咒说母鸡已经找回来了，又说她要去把事情讲清楚……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用。先生，那是战时秩序！纪律！女主人越哭越厉害了。

“叶戈尔向神父做了忏悔并且领了圣餐以后，便转身对我说：

“‘长官，请您告诉她，不要难过……我已经宽恕了她。’”

我的朋友重复说着他的勤务兵的最后两句话，然后他小声说：“我可怜的叶戈鲁什卡[27]，亲爱的家伙，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眼泪顺着他衰老的两颊流了下来。

1879年8月

我要想什么呢？……

我临死的时候，倘使我还能够思考，我要想什么呢？

我要想我并没有好好地度过我的一生，我昏昏沉沉地混过了那些日子，我完全不懂得怎样去享受生活的赠与么？

“什么？这便是死吗？就这么快？不可能！啊，我还不曾有时间做过什么事情……我不过刚刚准备开头！”

我要回忆过去，只是想着我活过了的那有限的欢乐的时光——想着那些宝贵的形象和亲切的面容么？

或者我做过的坏事会重来我的心头，我的灵魂会被那来迟了的悔恨的痛苦刺伤么？

我要想阴间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么？……真的有什么事情在那儿等着我么？

不……我以为我要极力不去想那些，我要勉强去想些琐碎的事情，只是为着不让我注意在我眼前隐隐出现的那威胁人的黑暗。

一个垂死的人在我面前不停地抱怨别人不给他吃炒榛子……只有在他那双变暗的眼睛的深处，我看见什么东西在颤抖，在挣扎，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小鸟的断折的翅膀……

1879年8月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已经很久，很久了，我读过一首诗。我很快地就忘了它……可是第一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28]

现在是冬天。玻璃窗上结了霜；在阴暗的屋子里燃着孤零零的一支蜡烛。我静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我的脑子里反复地响着那一行诗：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我看见自己在一所俄国郊区别墅的矮窗前。夏天的黄昏静静地化入了夜，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水犀草和菩提树的芳香。窗台上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她靠在那只伸得笔直的胳膊上，头略略偏向肩膀。她不转眼地默默凝望着天空，好像在等待最初的星星。她一双想得出神的眼睛里带着多么淳朴的感动，她的欲语半启的嘴唇带着多么动人的天真，她那还没有被任何感情激动过、正在发育的胸膛，呼吸得多么平稳，她的年轻的面貌又是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不敢对她讲话：可是我非常爱她，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然而在我的屋子里越来越阴暗了……快燃尽的蜡烛光颤抖起来，矮矮的天花板上摇晃着跳动的影子。霜冻在墙外发出不高兴的声音——房里我仿佛听见老年人的寂寞的私语……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另外的景象……我听见了乡间家庭生活愉快的喧哗。两个淡褐色头发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用发光的眼睛灵活地望着我，红红的脸颊因为忍住笑而颤动。她们的手亲密地捏在一起，她们年轻的、善良的声音，一个比一个更响；再远一点，在这个舒适的房间的深处，另一双也是年轻的手，用不熟练的指头打着一架古老钢琴的键盘；兰纳[29]的华尔兹掩不住家传的老茶炊的唠唠叨叨……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蜡烛燃尽，灭了……谁在那边发出这嗄声的干咳！我的老狗，我惟一的伴侣蜷缩成一团，偎在我的脚跟前发抖……我冷……我冻僵了……她们全死了……死了……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1879年9月

海上

我从汉堡搭小火轮去伦敦。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我和一只小母猴，一只狨种的母猴，那是一个汉堡商人送给他英国股东的礼物。

一根细链条将它拴在甲板上一张长凳上，它不停地跳动，发出小鸟似的哀诉的声音。

每次我走过它身边，它便伸出它的又黑又冷的小手，它那双小小的、哀愁的、差不多像人类一样的眼睛望着我。我握着它的手，它不再哀叫，不再跳动了。

周围一片死寂。海像一张铅灰色的台布不动地在四周铺开。看起来它并不大；它上面罩着一层浓雾，把桅杆顶也掩盖了，雾的柔和的幽光使人目眩神疲。太阳挂在天空，在这一片朦胧中映出一团暗红，可是近黄昏时，整个太阳燃烧起来，射出了奇异、神秘的红光。

船头扬起一些长而直的叠浪，像绸缎的衣裥似的，一条一条地在海面掠过，逐渐扩大，卷起波纹，又一再加宽，然后又渐渐平伏下去，消失了。机轮单调的转动激起了飞溅的浪花；浪花像牛奶一样地白，带着一声轻呼，碎散成一些蜿蜒的涡流，然后又汇成一片而消失了，被浓雾吞没了。

船尾的小钟响着，钟声同猴叫一样地悲哀，一样地连续不断。

偶尔有一只海豹浮出水面，它把身子突然一翻，又隐在平静的海面下了。

船长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面孔老是带着郁闷的表情，他抽一只短烟斗，时常生气地唾那静止的海。

我每次向他问话，他总是拿些不连贯的咕噜来回答。我只好去找我那惟一的旅伴——母猴。

我坐到它身边去；它不叫了，又把它的手伸给我。

黏滞的浓雾用它那催眠的湿气压迫着我们；我们两个落在同样昏迷的睡眠状态里，像兄妹似的坐在一块儿。

我微笑了……可是我又起了另一种感觉。

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我很高兴这个可怜的小动物把我当作哥哥似的偎依着，并且在我身边得到了安慰。

1879年11月

留住！

留住！像我现在看见你的这个模样——永远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你的唇上，最后的充满灵感的声音已经中断。你眼里没有光、没有辉；你的眼睛昏暗不明，它们被那快乐的重荷，被那幸福的美感的重荷压毁了！（这美是你以前乐于表现的，你曾经向着它伸出你那双胜利的手，也伸出疲乏无力的手！）

你的四肢，甚至你衣服的那些小褶痕，在那上面闪耀着的、比日光更纯更柔和的光辉是什么呢？

是什么神用温柔的气息吹得你披散的头发飘动呢？

它的吻在你那大理石一般的白额上燃烧。

这就是它——那已经显露了的秘密，诗的、人生的、爱的秘密！这，这是不朽！再没有别的不朽了，也用不着有了。在这一刻你是不朽的。

它过去了——你又是一撮灰烬，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可是你为什么要管这些呢！在这一刻你超越了一切，你站在一切就要消逝的、暂时的事物的圈外。你的这一刻时间永远不会完结。

留住！让我分享一点你的不朽，把你的永生的光辉射进我的灵魂里来！

1879年11月

我们要继续奋斗！

想不到一件极琐碎的小事情有时候也会把一个人完全改变过来！

有一天，我一面沉思，一面沿着大路走去。

一种苦恼的预感紧紧压住我的胸膛，我意气很消沉。

我抬起头……在我前面，在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中间，道路像一根箭似的伸到远方去。

跨过它，跨过这条路，离我有十步远近，在那光彩夺目的夏天的金光里跳跃着一大群麻雀，它们活泼地、快活地、充满着自信地跳跃着！

里面有一只跟别的不同，它奋勇地往一旁跳来跳去，它鼓起它的小胸膛，放胆地叫着，好像在说它什么也不害怕，真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

同时高高地在我头上有一只鹰在天空盘旋，这只鹰也许是命定了要来吞食那个小战士的。

我望着，我笑了，我振作精神——忧郁的思想马上消失了：我觉得我有了胆量，有了勇气，有了求生的欲望。

就让我的鹰也来在我的头上盘旋罢……

“无论如何，我们要继续奋斗！”

1879年11月

俄罗斯语言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苦痛地担心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惟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给予一个伟大的民族，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1882年6月

[1] 拉丁语：老年人的话。

[2] 1俄里合1.067公里。

[3] 这里的“鸟笼”是一种像小木匣那样的“椋鸟窝”。

[4] 小马头是旧俄农村建筑物上常有的装饰东西，有铁铸的，也有用木头雕的。

[5] 古代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城（今伊斯坦布尔）的称谓。

[6] 伊斯兰教大寺院。

[7] 讽刺当时俄国人对所谓“东方问题”的关心。这“东方问题”便是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木战争和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的诱因。

[8] 都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高峰。

[9] 都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高峰。

[10] 一八七八年的题词完全是时代错乱现象。那时已有人多次登上少女峰和黑鹰峰。这个题词大概是根据卡拉姆辛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来信》。——原编者注

[11] 引自普希金的诗《致诗人》。

[12] 这是雅典领袖塞米斯托克里同斯巴达领袖利阿尼达争论与波斯海战的可能时说的话。塞米斯托克里的看法尽管遭到利阿尼达的激烈反对，但他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萨拉米一役中，雅典舰队大败波斯舰队。塞米斯托克里的这句话已成为谚语。——原编者注

[13] 斯坦尼斯拉夫二世（1732—1798），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是当时三种文官勋章中最低的一种，共有三级。

[14] 古罗马官吏出外时随行的执权标的卫士。

[15] 古罗马官吏的仪仗，作为威权的标记。

[16] 狗名。

[17] 意为不爱干重活、脏活的人，有藐视的意思。

[18] 这首散文诗追写作者一八七七年五月从巴黎回到彼得堡时和垂死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最后会晤时的情景。——原编者注

[19] 这首诗据说是为革命者薇拉·扎苏利奇（她于1878年1月24日向彼得堡行政长官特列波夫开枪）写的。然而这首诗有着概括的意义，它反映了对一八七七年的重大政治案件的印象，说明有大量妇女参加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原编者注

[20] 尤利娅·彼得罗夫娜·弗列夫斯卡娅男爵夫人（1841—1878），作者的友人，丈夫早死。她在一八七七年夏季到俄土战争前线做看护妇，第二年一月末病死在保加利亚。

[21]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都会被她杀死。

[22]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国王，就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的谜。

[23] 这些是俄国老百姓最普通的名字。

[24] 这都是俄国的地名。

[25]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仑击破奥俄联军的战役。

[26] 摩拉维亚当时属奥国。

[27] 叶戈鲁什卡是叶戈尔的爱称。

[28] 这是俄国诗人伊·米亚特列夫（1796—1844）的诗《蔷薇》的第一行。

[29] 约瑟夫·兰纳（1801—1843），奥地利华尔兹作曲家，在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问世之前，他的华尔兹曲极为流行。

二 新散文诗[1]

鸫鸟一

我躺在床上，但是我没有睡着。忧虑在折磨着我；沉重的、令人厌倦地千篇一律的思想，就像阴雨天沿着灰濛濛的小山头不间断地爬行的云雾的整个链条，从我的脑子里缓缓通过。

啊！我那时还怀着一种无望的、悲哀的爱在爱着；而只有在还没有被生活触动的心已经……不那么年轻！不，但却不必要地和无谓地显得年轻的年代的风雪严寒里，才可能这样地去爱。

窗户像一个有些灰白的斑点一样幽灵似的站在我的面前；屋子里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模糊：它们在夏日早晨烟色的微光中显得更加一动不动和平静。我看了看表：差一刻三点。屋子的四堵墙外面也让人感觉到同样的一动不动……露水……整个的露水的海！

在这露水里，在花园里，就在我的窗户的上面，一只黑色的鸫鸟已经在唱着，啸鸣着，啁啾啁啾地啼啭——不知安闲、高声、自信。这种抑扬婉转的声音钻进了我的寂静的屋子，充满了它，也充满了我的耳朵，充满了我的由于失眠而变得淡漠、由于病态的思想而感到痛苦的沉重的脑袋。

这种声音发出了永恒的气息，这种声音透露出永恒的全部的新鲜、全部的冷静、全部的力量。我在其中听到了自然本身的声音，听到了那种什么时候也没有开头——什么时候也不会结束的优美的、无意识的声音。

这只黑色的鸫鸟，它歌唱着，它颂扬着，充满自信；它知道，要不了多久，按照日常的规律，将闪现出一轮永远不变的太阳；在它的歌里，没有任何自己的、个人的东西；它只不过是那样一只鸫鸟：它一千年之前欢迎过同一个太阳，还将经过一个又一个一千年去欢迎它，到那时，我身后所留下的东西，很可能，将像不可见的微尘那样，在它的生机勃勃的、铿锵有声的身体周围，在被它的歌声划破的气流中回旋。

于是我，这可怜的、可笑的、爱恋着的人，要对你说：谢谢啦，小鸟儿，谢谢你在那个不愉快的时刻，这样意外地在我的窗前响起的有力的和自由的歌儿。

它没有安慰我，我也不寻求安慰……但是我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浸湿了，胸中微微一动，刹那间浮现出那不能动弹的、死的负担。啊！就是那个躯体——它不也是这样地年轻、有朝气，像你的欢天喜地的歌声一样么，黎明前的歌手！

还值得悲伤，烦恼，想到自身么，当那种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把我带到无边无际的大洋里去的冰冷的波浪，已经在周围从四面八方泛滥开来的时候？

眼泪在流着……而我的亲爱的黑色的鸫鸟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还在继续唱它的极其冷静的、它的幸福的、它的永远不变的歌！

噢，终于升起的太阳在照耀着我的火红的面颊上的什么样的眼泪啊！

但是我仍像过去一样地微笑着。

1877年7月8日

鸫鸟二[2]

我又躺在床上……我又没有睡着。同样的夏日的早晨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黑色的鸫鸟又在我的窗前歌唱，我心里燃烧着同样的创伤。

但是，小鸟的歌儿不再能使我轻快，我也不再想自己的创伤。另外的、无数的、大张着口的创伤在折磨着我；从这些伤口里，亲人们的珍贵的血，变成一股一股紫红色的血流在流着，没完没了、十分荒谬地流着，就像雨水从高高的屋顶上向肮脏、泥泞的街道上流注。

我的千千万万的同伙、同胞，在远方那屡攻不下的要塞城墙下死去；成千上万被那些无能的领袖扔向死亡的大张着的口的同胞。

他们毫无怨言地死去；人们毫不翻悔地毁灭他们；他们并不怜惜自己；那些无能的领袖也不怜惜他们。

这里既没有无罪的，也没有有罪的；这就像脱谷机捣碎了一捆捆的麦穗，是瘪的呢，还是带着谷粒——让时间去证明吧。究竟我的创伤意味着什么？我的痛苦意味着什么？我甚至不敢哭泣。但是头脑在燃烧，心灵也屏住了呼吸——而我，也像一名罪犯，把头藏在可憎的枕头下。

点点火烫的、沉重的水滴涌了出来，滑过我的双颊……滑到我的唇边……这是什么？是眼泪……还是血？

1878年8月

没有窝儿

我该到哪儿去安身？去干什么？我像一只孤零零的没有窝儿的鸟儿。它竖起羽毛，呆在光秃秃的干树枝上。沉闷地呆着……可是该飞到哪儿去？

你看它展开了翅膀——笔直而迅猛地冲向远方，像一只被鹞鹰惊起的鸽子。难道哪儿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栖息的绿色的小角落，哪儿也不能营造一个哪怕是暂时呆一下的小窝儿？

鸟儿飞着，飞着，眼睛专注地向下盯着。

在它的身下，是黄色的沙漠，无声无息，一动不动，死气沉沉……

鸟儿急急地飞着，要飞越沙漠，而且一直地盯着下方，那么专心，那么忧伤。

在它的身下，是大海，黄浊的，死一般的，像沙漠。真的，它喧闹着，汹涌着，然而在它的永无休止的轰隆声中，在它的浪涛的单调的摇荡翻滚中，也没有生命，也没有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可怜的鸟儿疲倦了……它的翅膀的搧动减弱了；它忽上忽下地旋飞。它像要盘旋着飞向天空……然而在这个无底的深空里它又怎么能筑巢！

它终于收起了翅膀……带着一声长长的叹息堕入大海。

海浪吞没了它……照旧毫无意义地喧闹着，滚向前去。

我到底该到哪儿去安身？是不是也轮到我堕入大海的时候了呢？

1878年1月

高脚杯

我觉得好笑……我也对我自己惊奇起来。

我的忧郁是实实在在的，我的确生活得很艰难，我的感情是痛苦的，凄凉的。可是同时我又极力给它们涂一层明亮的和美丽的光彩，我寻找形象和比喻；我力求我的文句完整精炼，以语言的响亮与和谐聊以自慰。

我，像一位雕塑家，像一位银匠，极力雕刻、塑造并千方百计地装点我将亲手给自己放进毒药的那只高脚杯。

谁的罪过？

她向我伸出了她的温柔的、苍白的手……我却极其粗暴地推开了它。一种困惑的感情流露在她年轻、可爱的脸上；年轻、善良的眼睛责备地注视着我；年轻而纯洁的心灵是不会了解我的。

“我有什么罪过？”她的双唇低语着。

“你的罪过？最光辉灿烂的深远的天堂里最快活的天使也比你容易犯罪。”

但不管怎样，在我的面前你的罪过还是很大的。

你想要了解它，这种你不能理解、我也无力向你解释清楚的重大的罪过吗？

罪过就是：你——年轻；我——老迈。

爬虫[3]

我看见了一条被截成两段的爬虫。它全身粘满了自己排泄出来的脓血和黏液，却还在蠕动，痉挛地抬起头，炫耀它的毒芯子……它还在吓唬人……无力地吓唬人。

我读到了一位丢尽了丑的下流作家的一篇短文。

他让自己的唾液呛噎了，上气不接下气，倒在自己那些丑行的脓液中，也还在蠕动，装模作样……他提到“界限”[4]，——他提议用决斗清洗他的名誉……他的名誉！

我于是想起了那条被截成两段、还在显示它不光彩的芯子的爬虫。

1878年5月

作家和批评家

一位作家坐在自己屋里的写字台旁。突然，进来了一位批评家。

“啊哈！”他叫喊了一声，“您竟然还在写作，还在杜撰？尽管我已经写了文章反对你，而且用那么多长文、短论、通信，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明白地证明，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才能，您甚至忘记了祖国的语言，您总是那么明显地无知，而现在已经完全地才智枯竭了，衰老了，成了废料啦！”

作家平静地望着批评家。

“您写了许多长文和短论反对我，”他回答说，“这无庸置疑。不过，您知道不知道那篇关于狐狸和猫的寓言？狐狸诡计多端，可是它还是上了圈套；猫只有一招儿：上树……狗就是够不着它。我也是这样：为了回答您所有那些高论，我只用了一本书就使您原形毕露了；我给您的聪明的脑袋戴上了一顶小丑的尖帽子，——您可以戴着它在后代人的面前好好地出出风头。”

“在后代人面前！”批评家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您的文章还可以传诸后代！四十来年，顶多五十年之后，那些东西谁也不会再去读它了。”

“我同意您，”作家回答说，“但是这对我来说就够了。荷马使他的忒耳西忒斯[5]传诸永世；而对您的兄弟来说，半个世纪也就足够了。您甚至得不到那种小丑的不朽。再见吧，先生……您让我称呼您的大名？未必有这种需要吧……没有我，人家也都能叫得出。”

1878年6月

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

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当一切属于我的东西都化为灰烬的时候，——啊，你呀，我的惟一的朋友，啊，我曾如此深切、如此温存地爱过的你呀，想必会比我活得更长久的你呀，——不要到我的坟上来吧……你在那儿会无事可做。

不要忘掉我……但是在日常的繁忙中，在欢乐和匮乏的时刻不要想我吧……我不愿意妨碍你的生活，不愿意干扰它的平静的进程。然而在孤独的时刻，当善良的心都如此熟悉的那种羞于讲出来的、没来由的忧郁侵袭你的时候，就拿出我们所喜爱的那本书，从中找出那些页，那些行，那些话；在读到它们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俩常常一下子就流出了甜蜜的和无言的眼泪。

你读下去，闭上眼睛，把手伸给我……把你的手伸给你的并不在场的朋友。

我不再能用我的手去握它了：我的手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下，但是现在我却欣慰地想到，也许，你在你的手上会感觉到一种轻轻的触摸。

于是，我的形象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紧闭着的眼睑下，会涌流出像我们俩曾经为美所感动而一起流出的那种眼泪，啊，你呀，我的惟一的朋友，啊，我曾经如此深切、如此温存地爱过的你！

1878年12月

砂漏[6]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不留痕迹，单调而迅疾。

生活飞驰而去，快得让人害怕，快而且听不见喧声，像瀑布前面小河的湍流。

它撒落着，均匀而平静，就像握在死神瘦骨嶙峋的手中的那只钟里的砂子。

每当我躺在床上，黑暗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流逝的生命的这种微弱的、连续不断的沙沙声。

我不惋惜它，不惋惜我还能够去做的事情……我感到恐怖。

我觉得：在我的床旁，就站着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她一只手里拿着砂漏，另一只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心的上面……

我的心颤抖了起来，而且撞击着我的胸膛，就好像要急急忙忙地敲完它最后的几下。

1878年12月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我感觉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就在那儿，在黑乎乎的窗外。

我把脸紧贴在窗玻璃上，耳朵也贴上去，留神细看——开始等待。

但是，在那儿，在窗外，只有树木在喧嚣——单调而模糊——连成一片的烟色的云，即使仍在移动，不停地变换着形态，却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样子……天上没有星光，地上没有火光。那儿让人烦闷，让人难受……就像在这儿，在我的心里一样。

但是，突然，远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种凄凉哀怨的声音，渐渐地越来越强，越来越近，像人的声音一样作响，然后又低落下去，暂时停息，从我身旁飞逝。

“别了！别了！别了！”在它的暂时停息中我仿佛听到如是说。

啊！这是我整个的过去，我整个的幸福，我所抚爱和热爱的一切，一切，永远地、一去不复返地和我诀别了！

我向我的飞逝的生命致意，然后又向床上躺了下去……就像进了坟墓。

啊！真像进入坟墓！

1879年6月

通向爱情的道路

一切感情都可以变成爱情，变成激情，一切感情：憎恨，惋惜，冷漠，崇拜，友谊，恐惧——甚至蔑视。是的，一切感情……除了一种：感激。

感激是债务；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债务开列出来……但是爱情——不是金钱。

1881年6月

沙鸡

躺在床上，为长年累月的不治之症所折磨，我曾经想：“凭什么我就应该受这份罪？为了什么，我，我，正好是我要受惩罚？这不公平，不公平！”

幼小的沙鸡，整整一个小家族——约莫二十只——麇集在刚收割过、满布禾茬的田地里。它们相互偎依在一起，在松软的土地里扒来扒去，怪幸福的。突然，一只狗吓坏了它们：它们一下子迅速地一齐飞了起来；一声枪响，一只沙鸡的翅膀受到了重创，伤痕累累，落了下来，艰难地拖着两只爪子，藏进了艾蒿丛。

当狗在追寻它的时候，这只不幸的沙鸡可能也这样想：“我们一共二十来只，都和我一样……究竟为什么偏偏是我，是我中了枪弹，应该死去？凭什么在我的其他的姐妹面前，我就应该受这份罪？这不公平！”

躺着吧，患病的人，在死神寻找你的时候。

1882年6月

Nessun Maggior Dolore[7]

蓝蓝的天，像绒毛一样轻轻的云彩，花的芳香，年轻人的嗓子的甜蜜的声音，伟大的艺术创造的光辉夺目的美，美妙绝伦的妇女的脸庞上那种幸福的微笑和两只迷人的眼睛……所有这些都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每隔两小时一勺讨厌的、无用的药——这就是，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

1882年6月

呜—啊……呜—啊……

我那时住在瑞士：我非常年轻，非常自尊，也非常孤独。我生活得既艰难又不愉快。还什么滋味也没有尝过，我就已经感到苦闷了，打不起精神，还常发脾气。世上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微不足道，而且庸俗，——就像在很年轻的人们身上常常发生的那种事情一样，我也暗暗地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产生了一个念头……自杀。“我要证明……我要复仇……”——我这样想……但是证明什么？为了什么复仇？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上简直是血液沸腾，就像被盖得紧紧的器皿里的酒一样……我觉得，应该让酒溢出来，是打破给酒以限制的器皿的时候了……拜伦是我的偶像，曼弗雷德是我的英雄。

一次，在一个傍晚，我也像曼弗雷德一样，下定决心要到那高高的山顶上去，到那冰河之上，远离尘嚣的地方去，那儿，甚至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也看不到，那儿，只有死寂的岩石到处堆积，那儿，一切的声音都在冻结，那儿，甚至听不到瀑布的吼声！

我到底打算在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把自己了结……

我动身了……

我长久地走着，起初沿着大路，后来顺着小道，不断地向上攀登……越来越高。我已经早就走过了最后的几栋小房，最后的几棵树……石头——周围全是石头，——近处还看不见的雪的强烈的冷气向我扑面而来——夜的阴影像一团团黑色的烟雾，从四面八方向我逼近。

我终于停了下来。

怎样的可怕的寂静！

这是死神的王国。

这里就我一个人，一个活人，带着自己全部的高傲的悲哀，以及绝望，以及轻蔑……一个活的、有意识的人，远离开生活，不想再活下去。一种神秘的恐怖使我凉了半截，但我仍然想象自己是伟大的！……

曼弗雷德——这就够了！

“一个人，我一个人！”我重复着。一个人面对着死亡。难道还不是时候吗？是的……是时候了。别了，微不足道的世界。我要一脚把你踢开！

但是突然，就在这一瞬间，却传来了一个奇怪的、我一下子竟不能理解、但却是有生命的……人的声音……我身子抖了一下，细听了起来……声音又响了一次……对，这是……这是婴儿的啼声，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啼声！……在这个荒凉的原始的高地上，在这个一切生命仿佛早已而且永远绝迹的地方，竟有婴儿的啼声！……

我的惊奇即刻变成了另一种感情，高兴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感情……我头朝前拼命地跑，也顾不上什么路，直接跑向这个啼声，跑向这个微弱的、可怜的、救命的声音！

不久，一星颤巍巍的火光在我眼前闪了一下。我跑得更快了——一眨眼功夫，我就看见了一间低矮的小茅屋。这种用石头堆砌起来、上面压着一块平平的屋顶的房子常常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地用作阿尔卑斯山牧童的庇护所。

我敲了敲半开的门，急急忙忙地冲进了屋子，好像死神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似的。

在一条凳子上，一位年轻的妇女正袒着胸给婴儿喂奶……牧童，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和她坐在一起。他们俩直盯盯地望着我。但是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微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

拜伦，曼弗雷德，自杀的怪想，我的傲慢和我的自高自大，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婴儿还在不住地啼哭——我却要感谢他，感谢他的母亲和她的丈夫……

啊，人的、刚刚出生的生命的热烈的声音，你救了我，你治好了我的病！

1882年11月

我的树

我收到我过去的一位大学同学，富有的地主兼贵族的来信。他邀我到他的田庄去。

我知道，他很早就病倒了，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几乎不能走路……我到他那里去了。

我发现他在他的很宽阔的花园的一条小道上。他全身裹在皮大衣里——实际上这时正是夏天——憔悴，蜷缩成一团，眼睛上面撑一把绿伞，坐在一个由两个穿着华丽的号衣的仆人推着的不大的特制小车上。

“欢迎你，”他用一种阴沉的声音说，“在我的世袭的领地上，在我的世世代代的大树的浓荫下！”

在他的头的上方，像一面大的帐篷一样，一棵粗壮的、千年的橡树伸展着它繁茂的枝叶向四外纷披开来。

于是我想：“啊，千年的巨人，听见了吗？一条半死的蛆虫，爬在你的根旁，竟然把你称作自己的树！”

但是你瞧，一股清风突然袭来，经过巨人的密密的树叶，发着轻轻的沙沙声急驰而去……这使我感到，老橡树在以一种善良的和轻微的笑声回答着我的思考——回答着病人的夸奖。

1882年11月

[1] “新散文诗”所收各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直至一九三〇年，才从巴黎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屠格涅夫文献中找出来，首次刊行。

[2] 这首诗写在俄土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时俄军已从战场撤退。

[3] 这里指反动作家鲍·米·马尔凯维奇。

[4] 指决斗时设定双方距离的界限。

[5] 希腊神话故事中，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中最丑的人。

[6] 准确的译法应为“砂漏计时器”。

[7] 意大利语：再没有更使人悲痛的了。

文论

臧仲伦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ЪИ И РЕЧ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十一卷译出。

《威廉·退尔》[1]

《威廉·退尔》是席勒最后的、也是最深思熟虑的一部作品。当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已经研究过康德，并且注意到了费希特[2]——正处在歌德的影响下……这个热情如火的青年，曾在《强盗》中鼓吹要把人类从古老偏见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在《退尔》一剧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具有真诚、高尚、平和信念的进行自觉创造的人。然而这种在哲学上成熟的创造意识，只有在极少数天才人物身上，才会在付诸实践时不与某种冷漠相结合；席勒本人曾在他自己写的一封信（好像是给伯蒂赫尔[3]的）中抱怨道，他自己的作品呈现和展示在他眼前时显得太平静、太清晰了。《退尔》中的每个人都代表着人生的某一要素，代表着人的精神的某一方面；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想得很深，很艺术，而且还充满着由衷的温馨、真正的高尚和恬淡的高雅，——充满席勒的美好心灵的所有品德。然而艺术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大获全胜，即诗人所创造的人物在读者看来栩栩如生，具有独立的生命，以至在读者眼里连这些人物的创造者都消失不见的时候，——只有当读者思考诗人的作品，就像思考一般生活一样，并进而承认他（不用说，是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内）是永恒的艺术家的当之无愧的模仿者。否则，用歌德的话来说[4]“你就会感到作品的用心，因而大失所望”（Man fühlt die Absicht und man ist verstimmt）。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艺术家在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是永无止境的，渐进的，尽管席勒的作品在完美与情节的紧凑上远逊于莎士比亚，甚至也远逊于歌德，但是这些作品还是完全应该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和普遍尊敬。此外，一个真正的伟人的缺点，就如同他的优点以及一般说他的整个人一样，都是与他的民族的优缺点和性格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退尔》是德国人喜爱的作品，它在各方面都表现了日耳曼精神；《退尔》不是戏剧，而是一个剧本[5]，——德国人身上缺少的正是这种戏剧因素，他们戏剧的不景气就证明了这点。虽然《退尔》的内容是严酷的斗争，但是这整部作品却充满了一种庄重而又古朴的宁静：瑞士人奋起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进行得平静而又不可阻挡——德国也一样，最重大的变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外表上不触动人民的风俗习惯，不触动社会的平静和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管思维的理性与管执行的意志，二者的分裂是日耳曼精神固有的，席勒通过退尔与其他爱国志士的关系对此作了忠实的描写；退尔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没有发誓要拯救瑞士，可是却杀死了盖思勒[6]，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解放了瑞士。他是个非凡的人，然而他同时又是个庸人：他是个真正的德国人……黑格尔的相貌既像古希腊人，与此同时又像个自鸣得意的鞋匠。退尔是个笃信上帝的人，他尊重任何权力，乐意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义务，然而他自己又说，他只有每天重新获得生活才能热爱生活。我们曾指出，席勒对自己的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尔》中的一切，从通过渔夫、牧人和猎人等向你们介绍瑞士生活的主要特点的第一场起，直到第五幕引进约翰·巴里奇达[7]这一构想为止，——一切都是令人叹服地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种深思熟虑简直使德国人如醉如痴。对于他们来说，阅读《退尔》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到，在这种享受的事实中包含着既意识到他们的大优点，也意识到他们的大缺点……

一部这么忠实地表现了整个民族性格的作品，不可能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席勒比歌德更有资格获得这种对艺术家来说是最高的幸福，即表现本民族的最隐秘的本质。作为人与公民，他高于歌德，作为艺术家和一般的人，他逊于歌德。

读者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即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好的俄译本，完全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注意和赞许。但是翻译……啊，翻译！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Traduttore traditore[8]。罗特切夫的译本[9]早已被大家遗忘，因此现在又出现了米勒先生的新译本……

翻译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翻译的目的，正如常言所说，是为了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或好作品；另一类翻译则是艺术家力图再现一部伟大作品，这要看他有多高的创造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深刻体会别人的思想和感情，从而或多或少地接近自己这一艰难任务的解决。译者的精神（个性）必然会在最忠实的译本中飘拂流动，而且这种精神应该当之无愧地与他力图再现的那位诗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好的译本在我国（其实到处都一样）极少。有独特禀赋的人不乐意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这种即使不是吃力不讨好，但也不是什么辉煌的事业；而才具中等的人（这种人比完全平庸的人要多得多）则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些苍白的仿制品，用一位拉丁诗人的话来说，这类仿制品“无论神与人”都不需要。米勒先生的译本正属于这样的译品；只有在文学欠发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译作，出现这样的译作才不是完全无益的：“无鱼时节虾作鱼”——我们准备同意这样的观点，广大读者（即法国人称之为le gros public的这类人）甚至会很高兴读到这样的译本。其中的诗句一般说通顺而且流畅，但是无力，缺少色彩，平淡无味；甚至也不乏旋律，但是这旋律却使我们想起俄罗斯情歌的庸俗的旋律。就严格的艺术方面说，米勒先生的译本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犯了双重不忠实的毛病——实际上的不忠实：许多诗句漏译，许多地方完全译错——和精神上的不忠实：译者没有把席勒给我们译出来……米勒先生甚至对德语一知半解，不完全过硬……[10]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一八四三年第十二期（12月号）。原题为《〈威廉·退尔〉。五幕剧。席勒著。米勒译。莫斯科。大学印刷厂印制。一八四三年。共一四六页》。

[2]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批判康德哲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认为惟一实在的只有“自我”。

[3] 与席勒同时代的德国诗人。

[4] 歌德的剧本《托夸多·塔索》中塔索的话（第2幕第2场）。歌德的原话是：“So fühlt man Absicht und man ist verstimmt”。

[5] 这里和前面说到的剧本和五幕剧，原文都是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意思与戏和戏剧同，但屠格涅夫却将二者加以区别，译者体会，屠格涅夫在这里是指某种不是戏剧而又类似戏剧的作品，是一种“戏剧表演”，因此姑妄译成“剧本”，以就正于方家。作为旁证，俄语版屠格涅夫全集又恰好引用别林斯基的一段话来作为屠格涅夫这句话的注疏。别林斯基在《彼得堡的俄国戏剧》（《祖国纪事》1843年第2期）一文中说：“……德国人既没有戏剧，也没有小说……这方面，只有席勒应该除外。但是就连这个伟大诗人在自己的戏剧中也忠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他的戏剧的主要性质纯粹是抒情性的，它们与描写现实的戏剧原型——莎士比亚的戏剧毫无共同之处。”

[6] 公元十四世纪时统治和压迫瑞士人民的奥地利总督。

[7] 该剧中的斯瓦比亚公爵，弑君者；他到退尔家求助，后被退尔所杀。

[8] 意大利语：翻译者即逆反者。

[9] 罗特切夫俄译的单行本出版于一八二九年。

[10] 以下是对俄译本具体例句的评析，从略。

《浮士德》[1]

《浮士德》新译本的出版，唤起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对于我们文学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尽管我们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有才能的人，尽管许多蹩脚和空洞的作品泛滥成灾，充斥我们的书肆，——但是，社会意识、真与美的感觉却在很快成长和发展。我无意（特别是现在）研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说，俄罗斯人的发展很特别，三言两语向读者说不清他内心变化的意义和规律；但是，例如，几年前，当弗龙琴科先生的《浮士德》俄译本刚出现时，我们原拟说几句夸奖的话就算了事，比如，说什么译者的这部译作问世是件“大事”，等等；仅仅《浮士德》这一书名就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相当模糊和奇怪的印象；我们会感到，这部著作反映了一个不断思维着的民族，一个已经不年轻、与我们又有若干不同的民族的整个生活，于是或者以一种淳朴的景仰之心拜倒在歌德的作品面前，因为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整个人类智慧的阿尔法和欧米伽[2]，或者急匆匆地从一旁走过，敷衍道：“一部云山雾罩的作品！……”话又说回来，在我国，甚至直到今天，“云山雾罩”这一成语仍被认为是一切德国东西的天然修饰语。可是现在……我们无意对我国读者说什么溢美之词，再说他们也根本不需要这些；我们不想对他们说，近来他们彻底懂得和研究了歌德，已经明确认识到，比如说《浮士德》这部德国作品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以及这部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我们俄国读者的兴趣……不，这些话我们都不会说；但是近几年来，我国读者的认识却提高和加强了；对于他们，无意识的冲动和狂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总的说，他们变得冷静、淡漠了，就像一个人厌倦了开玩笑，就爱实事求是一样……现在一位伟人的大名未必会使他们眼花缭乱；他们健全的理智要求拿出有力的证据来——问题不在于证明歌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这点，他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而在于证明《浮士德》是否果真是一部皇皇巨著？……我在开始分析这部伟大悲剧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某种胆怯……我自己也知道，我承担了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要分析像《浮士德》这样一部传世之作，或者非常容易，或者非常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要“焚香祝祷”，热烈地赞叹一番就行：既然作品很伟大，就无须多说！我国批评界的大多数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先生忘了，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落到地面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任何一部都来自诗人的心灵深处，这人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幸福，乃是因为当代生活的整个涵义不是只通过一些转瞬即逝的余波，而是通过性格和才能的整个的、有时是相当痛苦的发展反映在他身上的；一部作品的价值愈高，内容愈单纯、愈不可分割，它产生的条件和过程也就愈复杂多样……另一方面，为了充分欣赏一部伟大的作品，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一过程，正如为了欣赏一朵美丽的鲜花，根本无须知道它的化学成分一样；天然纯真的、毫无疑问的、人人都能理解的美——这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特征。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决心想要理解他情不自禁地赞赏的东西并弄清其价值，想要弄清他之所以欣赏这部作品的原因，那么这人半途停顿下来，就是不可饶恕的了：无所畏惧的认真态度和不彻底弄清决不罢休的精神——这便是广义的批评的主要优点，尽管这种批评的反对者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这种批评还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我说的不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胆怯而又目光短浅的批评，这些人不愿意做个简单地天性率直的人，然而让他们得出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他们又感到可怕，又感到难受，——这些人一辈子颠来倒去地反复念叨二乘二，可是却永远说不出等于四来，或者到头来竟说二二得五，并且还狡猾地、长篇大论地证明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我说的是实事求是的批评。由于我对我们的读者的特性说了许多话，现在我想借此机会来满足一下他们的要求，先三言两语地向他们作一点简单的历史探索：谈谈有关《浮士德》的构想是何时、怎样和因为什么在诗人心中产生和酝酿成熟的，然后谈谈我自己对《浮士德》的看法。历史探索有时候可以很好地代替纯粹的逻辑探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明确而又认真地描绘出来的历史发展更符合逻辑的了。无可争议，我们的结论也可能有错，但是拉封丹[3]早已说过：

J’aurais du moins l’honneur de l’avoir entrepris，[4]

歌德在他的笔记[5]（可惜，他动手写这部作品太晚了）中留给我们一幅描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文学状况的相当准确而又相当详尽的画面（他本人生于1749年）。这一时代的伟人是克洛卜施托克[6]维兰德[7]和莱辛[8]尤其是克洛卜施托克。法国古典派（戈特舍德[9]）与瑞士派（博德默[10]等）——这两派都来去匆匆，一去不复返了。克洛卜施托克第一个谈到文学的民族性，谈到古代西欧的弹唱诗人，谈到阿米尼乌斯，谈到北方神话，并且抛弃了韵脚[11]。维兰德这位博学多才、文笔辛辣而又优美的才子，用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及从希腊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翻译过来的译作，唤醒并吸引着自己的同胞；莱辛主要是德国的一位头脑清醒、才思敏捷的人，他创立了文学批评和戏剧，——也许，他比克洛卜施托克更有资格被称为德国文学的创造者；他才华过人，具有异常卓越的论战才能和清醒的头脑（不过这两种品质几乎是分不开的），他横扫克劳茨[12]之流取得了胜利，拯救了刚刚兴起的德国文学，使它不致因错误倾向的滋长而走向毁灭。这三位作家的功劳都非常大；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正面表现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本质。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纯粹是文学的时代，从而为人的精神在其他方面更广阔的发展逐渐做好准备；对于德国，这时代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前后来临的。与此同时，在法国，社会已经衰老了，它经受了内部和外部的斗争，没有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能够使它满意，——然而正当这个社会急速地奔向自己的毁灭，或者说得正确点，急速地奔向自己的复兴时，德国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逐渐意识到它自身——不是作为一个社会，而是作为操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却没有一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名著。十七世纪以前，所有德国学者都像莱布尼茨[13]那样用拉丁语和法语写作：诗人只是作为小丑才供养于宫廷，为各种庆典写颂诗；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例外，例如：汉斯·萨克斯[14]派的幽默诗人——菲沙尔特[15]、格吕菲乌斯[16]等，他们虽然证明德国人的智慧有一种与人为善的讽刺倾向，但是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日耳曼君主们，甚至最贤明的君主（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17]），都瞧不起本国的语言；仅仅从路德[18]时代起的神学家们才用德语说话和写作。但是上世纪的上半期终于来临了。哲学家沃尔夫[19]放弃了拉丁语。尚属年轻和尚未独立的德国文学正追随法国文学的足迹突飞猛进。很快，作家辈出，这些作家已经不能像戈特舍德那样归入平庸的模仿者之列；柏林出了拉姆勒[20]和格莱姆[21]；开始了对语言本身进行批判性研究，诚然，这类研究还相当肤浅，但对于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最后终于出现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卓越人物。但真正的转折，即歌德称之为德国文学革命的转折（《歌德全集》第二六卷第六八页，一八二九年版），却完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完成于德国批评家（说得正确点，应是Litterarhistoriker[22]）称之为“狂飙突进时期”（Sturm-und Drang-Periode）的那个时代。

每个民族的生命历程都可以同某个单独的人的生命历程相比，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民族像大自然一样能周而复始，万古长青。每个人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自以为是天才”，洋洋得意，过于自信，经常举行友谊的聚会和与三、五知己相聚结社的时代。他摆脱了旧传统、经院哲学，总之，任何权威，以及一切从外面强加给他的东西的束缚，他只希望自己救自己；他只相信自己天性自然产生的力量，他崇拜大自然，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理想的自然美。他变成周围世界的中心；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忠厚的唯我主义）不沉湎于任何事物；他迫使一切都听命于他；他的全部生活都寄托于心灵，但他这颗心是孤独的，他只关心自己的而不关心别人的心，甚至对于他朝思暮想的爱情也一样；他是浪漫主义者，——而浪漫主义无非是对个性的颂扬。他很乐意谈论社会，谈论社会问题，谈论学问；但是社会也同学问一样是为他而存在的，而不是他为了它们而存在。各种理论并非来源于现实，因此也不希望实行，心中充满幻想和模糊不清的冲动，他空有推倒大山的过剩的精力，可是眼下却不肯或者无力拨动一根稻草，——这样的时代必定在每个人的发展中重复出现；在我们当中，只有那个能够走出这一怪圈，继续前进，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目标的人，才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号。对于德国，这样的浪漫时代是在歌德的少年时期来临的。出现了许多所谓天才的年轻人；青春、率直、天性、独立思考——这些字眼经常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写《强盗》[23]——因为大家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但是许多人却希望一举成名，直接成为莎士比亚；当时维兰德和埃申堡已把莎士比亚介绍给德国[24]，对他们俩的译本，读者趋之若鹜，争相阅读。德国的莎士比亚热唤起了德国的中世纪热，只有当一个民族实际上完全脱离了中世纪之后，才会回过头来向往中世纪；而在德国这种脱离完成得相当晚。法国的社会思潮——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25]——后来异常深刻、异常强烈地震撼了整个世界的一切，当时在德国却极少有人赞同，德国的诸侯们仍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臣民出卖给与不屈服的美国人作战的英国人。歌德在他的自传第三部里是这样写的：

当我们打开百科全书（狄德罗和达朗贝尔[26]主编的那套著名的书）的某一部分时，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走进了一座大工厂，从四面八方都传来轮子转动的声音，各种机器在不可思议地运动着，我们因为不明白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法国哲学家与宗教界的热烈争论，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年名噪一时，后来被判付之一炬的禁书，对于我们竟毫无影响……大自然才是我们崇拜的神祗……[27]

诚然，歌德这些话是说他的一小部分斯特拉斯堡朋友的，但当时他是年轻一代的最完全的代表；那些走另一条路的他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存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也就是说他们走上了歧途；可是歌德的头几部作品却立刻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把大家都吸引住了。

整个德国主要关心的是文学问题，如果不是说只关心文学问题的话。尤斯图斯·默泽尔是当时一位优秀的政论家，依我们看，他是一个例外，但也仅他一人而已[28]。大地尚未开始在人们的脚下颤动；整个欧洲还在照着从前的老方向运动，还抱着从前的老观点和老信仰；此外，根据德意志民族精神，哲学上的转折必须先于德国社会生活的任何进一步发展，——于是就在这个“狂飙突进”时代，在德国北方的一个边远城市，康德教授在悄悄地和不知疲倦地创立着批判的哲学，亦即后来渐渐渗透到我们的整个现实，甚至将对不止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种哲学。

就在那时候，大约在七十年代前后，莱茵河畔有个人，他有时住在斯特拉斯堡，有时住在法兰克福，他注定要用他自己的创作来表达本民族和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本质，——这人就是沃尔夫冈·歌德。对他的生平，全世界的读书人都耳熟能详，因此我们认为不妨一笔带过，况且本刊曾发表过一篇相当长的文章专门研究他的生平[29]。但是我们还是想用寥寥数笔竭力描写一下他这个人。他主要是诗人，除了诗人以外，别无其他。按照愚见，这既是他的全部伟大之处，也是他的全部弱点所在。他天生就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洞察一切的能力；世界上的一切都简单、容易和准确地反映在他的心里。他把经常的自我观察和对自己的激情进行情不自禁的、富于诗情画意的内省才能与热情地、疯狂地全身心投入的本领结合于自身之中；把清醒的头脑、准确的艺术分寸和对浑然一体的追求与无限多样和无限敏感的幻想结合在一起。他本人就是一个完备的整体，正如常言所说，浑然天成；在他笔下，生活和诗并不分解为两个各自独立的世界；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诗，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他在给施托贝尔格伯爵小姐的信中写道：“我让自己的感觉变成能力，又让这能力成长为才华。”[30]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发展的，但是这发展又具有一种直接的必然性；他自己几乎从小就意识到他的天性的这种内在的和谐，既强大有力又完美无缺，因而十分泰然地允许别人崇拜自己。只要看看拉法特在《相面术》中在他的肖像下所写的那些热烈赞颂的话就可窥见一斑[31]……像所有的诗人一样，贯穿他整个一生的就是他的自我，从第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从阿尔法到欧米伽；但是在这个自我中，您可以找到整个世界——而且这人的博大精神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您，以致克莱尔亨唱的一支小曲[32]，其实这歌所唱的只是人世间没有爱就没有幸福（你们看，这思想毫无新颖之处），竟会使您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仿佛无论是您本人还是别的人，从来就不曾产生过这类想法似的。显而易见，为什么当歌德已垂垂老矣，他竟会认为自己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尤皮特，而且他说这话不是开玩笑；他知道，他掌握着大自然与人：他比他的任何前人都更好地掌握着艺术；而这正是人们需要的：被讴歌的欢乐和被讴歌的眼泪常常比真的欢乐和真的眼泪更感动人……

但是歌德是德国人——十八世纪[33]的德国人和宗教改革的产儿；他的伟大正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所有追求和愿望都不无成果地反映在他身上。他是一位伟大的德国诗人，他创作了《浮士德》。他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要采用这一典型的：莎士比亚的先行者之一马娄（Marlowe）就写过《浮士德》[34]——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等以后有机会我再与本刊读者详谈；除了歌德，歌德的同时代人与朋友（如果歌德也能有朋友的话）克林格和伦茨也分别写过《浮士德》[35]。他们两人都属于当时集合在歌德周围的、由优秀人物组成的团体，对这些人歌德曾经在自己的《笔记》中妙笔生花地描写过[36]……说来也怪：这两人都死于俄国——克林格当了将军，死于彼得堡，伦茨死在莫斯科一个鞋匠家，死时贫病交加，得了精神病。但是那个富有独创精神、耽于幻想而又性好讽刺的伦茨那么热烈地幻想过，又那么徒劳地幻想过的东西，那个身强力壮、但无诗人气质的克林格力所不逮的东西，——歌德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浮士德》的内容就会相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就像既非奥什[37]，也非马尔索[38]，只有拿破仑一人有权自诩：他是一个“I’homme du destin[39]”。

我并不认为需要在这里讲述《浮士德》的内容：《浮士德》的内容大概每个读者都知道。我想直接开始评价歌德的这部悲剧。

《浮士德》是纯粹写人的，说得更正确点，是一部纯粹唯我主义的作品。当时，德国仿佛一盘散沙；表面上每个人都在关注一般的人，实际上关心的只是他自己。在这部悲剧里，浮士德自始至终关心的只有他自己。对于歌德（对康德与费希特也同样如此），人世间的一切，说到底，就是人这个自我……就是这个自我，这个本原，这个一切现存事物的基石，惶惶不可终日，既得不到知识，也没有树立信念，甚至也没有取得幸福，简简单单的普通幸福（“连条狗也没法像我这样活下去，”浮士德说[40]）。他有话能向哪里诉说，向什么东西诉说呢？对于浮士德，也不存在社会，不存在人类：他整个儿沉湎于自身之中；他期待的只是自己救自己。就这个观点看，我们认为，歌德的这部悲剧乃是浪漫主义的最坚决、最突出的表现，虽然浪漫主义这名词的流行要晚得多。我们在浮士德身上有如在拜伦身上一样找不到调和，找不到真正的调和，找不到在此之前的一切不协和音能够获得解决的最终和弦；歌德老人设想的对这一悲剧的讽喻式的、冷静而又生硬牵强的解决办法，大概没有也决不可能使任何一个活人感到满意；然而，我们在快要读完《浮士德》的时候，并未感觉到拜伦勋爵（这个傲慢的、十分招人喜爱、目光短浅而又富有天才的人）的每部作品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那种苦涩而又模糊的不安，因为一切矛盾都在歌德那古典式的平静的心里à priori[41]调和了；这颗心可以在不破坏，甚至不痛苦的情况下忍受梅菲斯特[42]。是的，歌德并没有达到肯定的和明确表现出来的调和；但是他也不需要这样：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就满足了……浮士德在第二部表现出来的那种庄严和冷漠——也就是对于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疑惑的真正的、最终的调和。对于造化不曾让那种有可能先验地得到平静的人，歌德没有给予任何回答。歌德不承认纯粹属于人的范围之外的任何东西；然而使浮士德感到烦恼的，却不是在这个范围内产生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歌德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是一些超验的问题，这不仅是日耳曼民族，而且是全欧洲在此之前的整个发展留给他的；全人类对于处在自己尘世生活之外的东西的追求，这种追求，中世纪的这一根本基础，表现在一切方面：表现在社会的组成本身，也表现在历史、诗歌和艺术中（例如哥特式教堂），——这一切均在浮士德心中引起强大而又势不可挡的反响。浮士德是他自己过去的产儿。但是在他身上也同样有力地表现出相反的因素，现代的因素——人的理性和人的批判的自律因素。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上，可以将《浮士德》看作把中世纪和近代分隔开来的那个时代的最充分的（文学上的）表现。而且因为任何因素，甚至正面因素，在其出现之初都一定带有负面性质（否则它永远也争取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因此，在伏尔泰的同时代人歌德笔下，这一因素为什么要通过梅菲斯特的形象表现出来也就十分清楚了。梅菲斯特——这就是近代；这就是那些感到目眩神迷或者目光短浅的人既好心而又声嘶力竭地对之百般咒骂的十八世纪……这个否定与批判的精灵不管在什么名字掩盖下，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人在追逐他，甚至在这个否定因素最后得到大家公认，逐渐失去它那纯粹破坏的讽刺作用，它自身也逐渐充满新的正面的内容，变成富有理性和有机的进步时也一样。但是，我们准备同意批判因素的敌对者的观点：的确，在批判因素进入欧洲社会发展的领域（不是进入人类活动的范围，因为它从来都是这一活动的诸要素之一），的确，这种因素是片面的、残酷无情的和有破坏性的；的确，梅菲斯特并不是什么可喜之物……但是浮士德本人，这个不太健康的中世纪的病儿，——难道他能够站稳脚跟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他身上找到所有破坏性的特征吗？他无效而又虚荣地热衷于艰深的抽象学问，因而把自己关在他那令人窒息的书斋，——他自己不是也竭力想走出书斋，奔向健康的现实世界中去吗？而他之所以不能进入现实世界，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幻想家，他只会幻想这个现实世界，他只是期待自己康复——不是靠与活人交往，而是想靠……月光治愈痼疾。

O möch’ich…

…………

Von allem Wissensqualm entladen，

In deinem Thau gesund mich baden！——[43]

弗龙琴科先生的译文（译得不十分成功）是：

我什么时候能够……

…………

在那里，畅饮你的月光，用你的清露

治愈知识的乌烟瘴气！

在我们看来，从浮士德独白的头几句话起，他不就是个怀疑主义者吗？他企图“勇敢地背向人间的美丽的阳光”，不就是向往自由与和谐的最后的、不顾一切的、虚假的冲动吗？浮士德在与瓦格纳这个par excellence[44]德国人的德国人，与这个“庸人”典型的谈话中，不就表明他同样是梅菲斯特吗？最后，他，即梅菲斯特，不就是浮士德的必要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吗？……而且，在他的言谈中不就流露出歌德本人的内心倾向和信念吗？再说，梅菲斯特本人不常常就是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浮士德吗？

歌德开始写他的这部悲剧非常早，远在他写《葛兹·封·贝利欣根》和《维特》之前。他开始写它的时候，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再说，《浮士德》作为一部悲剧，像它现在这样，是不可能要求它完美无缺和外部统一的。歌德从早年起就十分爱好思考和将事物分类，——这种爱好几乎总是与他得天独厚的、用诗进行艺术再现的质朴的才能互不相容……不过，必须补充一点，歌德作为诗人根本不重视自己的观点和体系；他随随便便地就可以抛弃自己的观点和体系……实际上，让他感兴趣的只有一样：上升为诗歌理想的生活（正如他所说：“die Wirklichkeit zum schönen Schein erhoben.”[45]），以及生活的各种表现。他认真地、满怀着爱来研究生活……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使他的心灵感兴趣和使他神往的不是作为生活的生活，而是作为诗歌对象的生活。最后，歌德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他不害怕痛苦，甚至也不逃避痛苦：痛苦可以使他的竖琴发出十分新奇、十分美妙的声音……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位诗人从前遭受过痛苦，真正痛苦过，但又无言地、悄悄地痛苦呢？他们大家都愿意跟着塔索反复吟诵下面的话：

Und mir noch über alles—

Sie（die Natur）liess im Schmerz mir Melodie und Rede，

Die tiefste Fülle meiner Noth zu Klagen：

Und wenn der Mensch in seiner Qual verstummt，

Gab mir ein Gott zu sagen，wie ich leide…[46]

于是，有人便利用这种优势，——这优势在蹩脚诗人那里是想象出来的，而在优秀诗人那里则是真正的优势，他们不断地讴歌自己的痛苦，让我们都听得厌烦了，使我们身不由己地甚至想对其中的优秀诗人说：

你痛苦与否，与我们何干？[47]

但是要摆脱诗歌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上面说的话也是诗，也是诗人说的……

总之，歌德写他的《浮士德》时没有任何计划。他信笔直书，把诗写在纸上，如同写下一个在思考和充满激情的唯我主义诗人情不自禁的自白似的。在他那个时代，在那个模糊不定的过渡时代，允许诗人仅仅做一个人；在当时的德国，旧社会尚未崩溃；但是这社会已令人感到窒息，感到狭窄；新社会还刚刚开始形成；但这新社会还没有供一个不喜欢仅仅幻想的人立足的相当坚实的基础；每一个德国人都在自顾自地走自己的路，抑或不承认任何义务，抑或自私地或者毫无意义地屈服于现存秩序。请看，平民百姓在《浮士德》中起着多么可怜的作用！这就是平民百姓（例如浮士德与瓦格纳散步的那一幕，以及在奥尔巴赫地下室酒店的那一幕），就像特尼尔斯与奥斯塔德[48]油画上的平民百姓一样；梅菲斯特想让浮士德了解一下群众的欢快生活，便让他看了半打相当愚蠢的大学生，于是他们俩“en grands seigneurs”[49]把他们耍笑逗乐了一番；歌德作品中的平民百姓纷纷在我们眼前走过场；他们不像古典悲剧中的古代歌队，而是作为现代歌剧中的合唱队员。群众照例被表演得很客观，甚至具有象征性（例如，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浮士德与瓦格纳散步的那场戏里，各阶层的人在读者面前逐一登场）；于是群众被了解了；群众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man läst sie gelten”[50]，——除此以外，他们还要什么呢？这帮愚蠢的群氓有什么权利来搅扰某个天才人物的庄严平静，或者搅扰这个天才人物的孤独的欢乐，或者，最后，还有他那孤独的痛苦呢？而这个可怜的年轻小伙子，这个来向浮士德虚心求教的学生，——歌德以多么傲慢的贵族派头，以多么漫不经心的讥讽态度来取笑他，并进而取笑那些不可能上升为天才的年轻一代，——取笑那些目光短浅的群氓啊！梅菲斯特的所有嘲笑和所有讽刺都落到浮士德这个单独的人物头上；梅菲斯特知道他的弱点，这话我们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浮士德是个唯我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他自己。最后，梅菲斯特根本不是一个“最大的撒旦”，他毋宁说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鬼”。梅菲斯特是每个人心中的魔鬼，内省即由此而生，他是出现在人心中的否定的化身，——这心中别无其他，而是充满了他自己的怀疑和困惑；他是那些孤独的人和远离现实的人心中的魔鬼，——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一遇到什么小的矛盾，就惶惶不可终日，看到那些手艺人全家都快饿死时，他们竟会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冷漠掉头不顾。魔鬼本身并不可怕：他之所以可怕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作祟，而且他对许多年轻人都有影响，——这些年轻人多蒙他关照，或者直截了当地说，都怪他们自己胆怯的、唯我主义的内省，始终走不出他们那可爱的自我的狭窄圈子。他为人刻薄，脾气很大，喜欢冷嘲热讽。用普希金的话说，人们遇到这个恶魔，就会感到痛苦[51]；但是他们的病态的痛苦并不能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再说，世上有多少这样感到痛苦的人啊，他们“颠来倒去，像谈一件无谓的事情似的”，谈论了一阵自己的不幸之后，又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些和气而又健康的庸人！……其中有些人，就像被折断的树枝那样，逐渐枯萎，直到寿终正寝，——我们坦白承认，即使这样一些人也只会激起我们一时的惋惜……我再说一遍，梅菲斯特之所以可怕，仅仅因为迄今为止大家都认为他是可怕的……仅仅对那些把自己的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同时又想弄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才有这幸福的人，他才是可怕的……而这些人总是很多，多到使我一想起他们的人数，就不由得想要重新承认歌德笔下的那个魔鬼神通广大，可是从前我谈到他的时候却相当没有礼貌。但我还是应该承认，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搅扰过“另一个强大的形象”[52]，在它面前连梅菲斯特也显得黯然失色和无容身之地，这就是在个别人的有限范围内表现出来的那个批判因素的化身。

总之，我说过，浮士德是个唯我主义者，是个有一套理论的唯我主义者，是个爱面子、有学问而又好幻想的唯我主义者。他想钻研的不是学问，——他只是想通过钻研学问获得自我，得到自己的平静和自己的幸福。除了在第一场开始时地灵庄严地出场的情景外，整部悲剧都充满他那固执、片面、脱离现实的天性。在地灵振聋发聩的言语里，我们可以听到泛神论者歌德的声音，他在令人回肠荡气、色彩纷呈的人类世界之外，只承认斯宾诺莎[53]中立的、平静的“实体”[54]，当他感到自己这个人可厌时，就躲进这个“实体”，把它看作自己的“避难所”（in sein Asyl）。浮士德的唯我主义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格蕾琴的态度上。浮士德厌倦了无益而又缺少欢乐的孤独生活后，他想要（按弗龙琴科先生的译文）：

在肉体的欢娱中

熄灭那炽烈的愿望……

他渴望：

暴风雨、惊惧不安、最苦涩的欢乐——

反目成仇的爱情、甜蜜的烦恼。

…………

凡人类注定要遭受的一切，

我定要一一尝遍……

于是浮士德在一个女巫的帮助下，使自己未老先衰的身躯恢复青春后，遇见了格蕾琴。关于格蕾琴这个姑娘，我们不想谈得太多：她像花儿一样可爱，像一杯水一样清澈透明，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一目了然；她是一个文静、善良的德国姑娘；她既天真又年轻，周身焕发出一种纯情少女的腼腆之美；然而，她又有点儿傻。但是浮士德并不要求自己的情人智力超群（因此现在我们不能不向翻译家先生指出，在浮士德与格蕾琴初次见面时，他大可不必让浮士德这样提到她：

她既高不可攀又朴实谦逊

此外看来还挺聪明！[55]

原文中是这样说的：“Und etwas Schnippisch doch zugleich…”Schnippisch——这词无法翻译：它的意思毋宁作褒义解的“扭捏”为妥……但绝对不是“聪明”。）

浮士德像一切天才人物那样勇敢而又当机立断地与她认识了；格蕾琴对他一见钟情。浮士德走进她的房间，也对她一往情深——临走时，他深受感动，但是并没有忘记给她留下一件礼物；后来他俩又相会在玛尔特家；但是就在这次相会前，他还自己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在这思绪万千[56]的时刻，

对这种新感觉和新的感情激动，

我想替它们找个名称，但却找不到；

后来我一直在世界上奔走，

想抓住几个最贴切、最有力的字。

我把我胸中燃烧的火焰

称之为登峰造极，柔情无限，

称之为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难道我虚情假意，说的谎言？[57]

在玛尔特家，格蕾琴向他表白了爱情（我们无须多说，所有这些片段真乃尽善尽美）……于是浮士德——这个爱情的幸运儿浮士德，你们以为，他该急忙跑去享受甜蜜的爱情了吧？不，他急忙跑到森林里去纵情于新的幻想，并感谢强大的地灵，感谢他给予他一种能力，使他得以像深入朋友的心一样深入到大自然的胸怀……我要顺便请读者注意翻译家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他在他写的《〈浮士德〉一、二两部述评》中说了下面的话：

“玛加蕾特[58]失身了……接着，浮士德也清醒了，离开了被他糟蹋过的姑娘，只身去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潜心观察大自然，并对自己的心灵进行内省。”[59]弗龙琴科先生关于玛加蕾特失身时间的假设是不对的，第一，与心理不符，第二，有悖事实：歌德曾明白无误地说过，玛加蕾特的失身发生于浮士德回来之后；请看由弗龙琴科先生翻译的浮士德自己说的话：

浮士德

难道我永远不能同你

安安静静地单独相处，哪怕就一分钟，

胸贴着胸，心贴着心？玛加蕾特

啊！让我一个人睡觉多好！

…………

接着又说：

只要我一见到你，突然间

我就会对你百依百顺。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我的朋友，

除此以外，我几乎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这些话出自一个姑娘家之口，让人听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据弗龙琴科先生说，这姑娘的确未必懂得“女人家失身”意味着什么，可是她说这话是在浮士德在森林中那场戏之后。在这场戏之后才是格蕾琴的抒情曲，这是她从心头一往情深而又羞人答答的烦闷的奇妙吐露，尽管其内容有一种近乎童稚般的纯朴，但是我看永远不会有哪个人能够哪怕差强人意地把它翻译出来……在浮士德同格蕾琴关于宗教的那场谈话之后，才是格蕾琴的失身……于是——一切便结束了……格蕾琴在她痛苦的重压下悲痛欲绝，而浮士德则前往布罗肯山峰[60]，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寓意人物同他进行了谈话。当他听到梅菲斯特说格蕾琴痛不欲生时，他发出了诅咒，但是他的诅咒简直让人觉得可恶已极：他居然怪罪别人，其实应该怪罪的首先是他自己，或者，说不定也不应该怪罪他，但是当时他大可不必大光其火。而在地牢的最后一场[61]……谁没有读过这场戏，谁不知道这场戏呢？……读者，我倒要请问，格蕾琴这个不幸的、被骗的傻孩子，在这场戏里，不是比聪明的浮士德高出一千倍吗？这个浮士德居然匆忙地、不好意思地恳求她跟他一起越狱逃跑，虽然他知道得很清楚，跟格蕾琴的这出喜剧已经演完，而且用歌德的说法，这整个爱情已经成了他的过去。是的，“他已经做完他应该做的事”（was er gesollt，hat er vollendet）；但是他没有料到结局时会流血；他吓坏了，他想救她，虽然，即使他真的救了她，让她不死，反倒会使她不幸……但是这一次他的鄙俗没有获胜：格蕾琴总算得到了一个悲剧的结局，最后以她的一声可怕的喊叫结束了整个悲剧……

许多人议论纷纷，而且至今还在聚讼不休，说什么歌德偏要这样来结束他的《浮士德》，并不是没有深思熟虑的意图的；但是我们觉得，《浮士德》的整个第一部是从歌德心里直接倾泻出来的，直到他动手写第二部时，他才开始“推敲”、“修饰”和富有艺术性地“结束”他的作品。《浮士德》的整个第一部是一部高水平的天才作品，他充满无意识的真实，整部作品浑然一体。的确，如果您仔细推敲一下《浮士德》，您就会感到其中一切都是必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但是歌德自己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和谐呢？——这个问题且留待别人来进行心理分析吧。

《浮士德》（我说的是第一部），我看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在进行永恒的内心斗争的情景；后半部则在我们面前演出了一出爱情悲喜剧。在这前后两部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相信幸福而又竭力追求幸福的人，那又怎么样呢？无论是他自己的信念，也无论是另一个人的亲近，无论是知识，也无论是爱情，——任何东西都不能促使他对某一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62]呜呼！比浮士德低得多的人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他准能在一个比玛加蕾特高得多的女人的爱情里找到幸福，——读者，您自己也知道，所有这些变奏曲往往是以怎样的和弦结束的……格蕾琴可以与奥菲利娅[63]相比；但是哈姆雷特毁了她，也毁了他自己，可是在歌德这部悲剧第二部的开头，我们却看见浮士德躺在春天的草地上，在精灵们的歌声中，在若无其事地休息，他已经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完全忘记了。现在他无暇思念像格蕾琴这样穷苦、普通的姑娘……他在幻想海伦[64]……

《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是在欧洲再不会重现的那个时代的最充分的表现，——在那个时代，社会已走到自我否定，每个公民都变成了人，最后，开始了新旧两个时代的斗争，而人们除了人的理性和大自然之外，不承认存在任何不可动摇的东西。法国人已经在实际上实现了人的理性的自律；而德国人则在理论上，在哲学和诗歌中实现了这种自律。一般说，德国人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人；就德国人而言，纯粹人的问题应先于社会问题；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时代，完全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取向，于是出现了一位诗人，无怪乎人们要责备他完全缺乏任何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信念，并称他是个多神教徒，——这位诗人之所以是德国人，就因为只有德国人才有资格单纯地做个人，因为只有他才会从他那包罗万象的、深深的唯我主义的天性深处得到创作《浮士德》的灵感和素材。《浮士德》的大部分写于一七七六年之前，即在歌德移居魏玛之前；他在魏玛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寻欢作乐，过着豪放不羁的生活，嬉笑怒骂，嘲弄一切（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Geheimrath[65]），诚如常言所说，过得十分潇洒。伯蒂格尔和其他人给我们留下一些对于他当时生活的写照，因而我坦白承认，我完全理解当时的魏玛公民为什么要对这些所谓“大天才”（Kraftgenies），即歌德及其同道，表示一种十分迂腐的愤怒。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到意大利旅行”，达到了一种“古典式的宁静”，写出了许多出色的、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刻的作品，不过我还是喜欢他年轻时写的那些和善而又热情奔放、显得有些杂乱无章的灵感之作[66]。

我们曾把《浮士德》称为唯我主义的作品……但是它还能不是这样吗？歌德是一切属于人和尘世的事物的捍卫者，他是一切假理想和超自然的事物的敌人，他第一个出来维护人权——不是一般的人权，不，他是维护个别的、有七情六欲而又目光短浅的人的人权；他指出，在这种人身上蕴含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人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依靠的情况下生存，尽管这种人连自己的怀疑也解决不了，尽管这种人缺乏信仰和信念，他仍旧有权和有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根本无须对自己的幸福感到羞愧。浮士德并没有死。我们知道，人类发展不能停留在这样的结果上；我们知道，人的基石不是人自己，不是那不可分割的个人，而是人类和具有自己永恒的、不可动摇的法则的社会。人在艺术中对超自然性的第一次抗议，应该带有一种独特性和片面的唯我主义的明显印记。歌德在他的笔记[67]中说：“我们既不愿意也不追求研究神学和哲学的课题……”

但是人们要求明确表现出来的调和；《浮士德》第一部没有向我们表现出任何类似的情况。再说，一个人如果不走出个人活动的范围，又如何能够达到使自己的存在完美无缺呢？即使现在我们也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那怎么办呢？幸亏歌德长寿；在头八年寻欢作乐的魏玛生活之后，对于他，一个“平静下来”而又“逐渐适应”的时代终于来临了……《浮士德》——歌德在青年时代早期写的这部热情奔放的、尚未圆满结束的作品使他魂牵梦萦，不得安宁；他开始想要结束这部悲剧——他构思了第二部。歌德终于感到他心中永远十分发达的感受力和进行艺术再现的诗才比内容本身、生活本身更可贵；他想象自己站在直观的高空，然而他却是站在冷漠的、过了时的唯我主义高空观照尘世的一切。他感到自豪的是，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大的社会变革，一刻也没有扰乱过他内心的平静；他好似一座悬崖巍然屹立，不让汹涌的波涛把自己冲走——他落在了自己那个时代的后面，他那善于观察的头脑竭力想要评价和理解一切引人注目的当代现象，——但是仅仅靠头脑是无法理解活的事物的。就对他自己而言，他是正确的，他没有背叛自己，而且他的德国同胞，甚至年轻人，对他都很欣赏，聚集在他周围，谄媚地念叨着他那老年人的奇巧古怪的至理名言。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生活不过是一些寓意故事，于是他就写出了他的大部头的（应该说是冗长的）寓意作品：《浮士德》第二部。对这第二部的评价现在已经最后作出来了[68]；所有这些象征、这些典型、这些经过周密考虑的各种派别、这些扑朔迷离的言谈、浮士德到古代世界的漫游、所有这些寓意式的人物和事件经过巧妙安排和彼此联系、整个悲剧煞费苦心的、可怜而又贫乏的解决办法，——这整个第二部仅仅引起当今这一代的老人（年纪轻的或岁数大的）的同情；说实在的，弗龙琴科先生大可不必进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但是有益的劳动，甚至不如把这第二部给我们摘译出来也就够了。但是，看来，人们不“调和生活中的矛盾”就活不下去，要不是他们只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搞“调和”的话，他们的要求本来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浮士德》第二部的成功（纵然是转瞬即逝的成功）秘密，就在于他有这种满足于不能令人满足的事情的本领。有哪一个认真的读者会相信，浮士德由于其实用主义主张获得成功，而真正享受到“高度幸福的瞬间”，并且因与魔鬼订约，又不得不告别人生呢？歌德仅仅在一个方面是始终忠于自己的天性的：他没有让浮士德在人的范围之外去寻求幸福……但是他所设想的“调和”是多么贫乏和庸俗啊！于是弗龙琴科先生便指责歌德第二部的结局写得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他对歌德的指责。他说（第四○三页）：“浮士德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感到，因为他跟魔法（？！！）捆绑在一起，他诅咒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切……他害怕一切，同时又认为不该把目光转到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去：他想用实用主义的办法‘冲出去’，因而他临死时还在幻想达到自己的实用主义目的。浮士德死后得到了宽恕。他什么时候才会不自作聪明呢？（请读者注意这个词；我以后再回过头来谈它），他什么时候才会走上正路呢？我无须在这里夸夸其谈：十分清楚，也十分明显，这剧本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结局（即浮士德没有对自己与魔法打交道感到后悔）。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挽救这点，他在最后一场中说道，得到宽恕还是应该的，因为他始终在‘不断地探索’……”[69]对此，弗龙琴科先生表示他不能同意。就我们来说，我们对“悲剧的这样的解决”也同样不满意，倒并不是因为这样解决不合情理，而是因为浮士德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是虚假的；因为刚从旧社会内部产生的浪漫主义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浮士德在人类活动范围之外的任何调和都是牵强的，至于其他调和办法，我们暂时还只能幻想……有人会对我们说：这样的结局未免有点凄凉；但是，第一，我们关心的不是愉快与否，而是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第二，那些侈谈如果疑问不解决就会在人的心里留下一片可怕的空虚的人，永远不可能真诚而又热烈地跟自己作秘密的斗争；他们应该知道：在各种体系与理论的废墟上留下的只可能是破坏不了、消灭不了的东西：我们作为人的这个“我”之所以不死，乃是因为它自己也消灭不了自己……那就让《浮士德》同他所表现的时代保持它那没有最后写完的断编残简吧，——对那个时代来说，浮士德的痛苦与欢乐乃是最高的痛苦与欢乐，而梅菲斯特的讽刺乃是最无情的讽刺！这部悲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既写完而又没有写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当时“浮士德”在我们看来乃是人类智慧的最卓绝的创造，当时他完全能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但是另一时代来临了，虽然我们仍旧承认《浮士德》是一部卓尔不群的作品，但是我们却在跟着另一些人向前走，这些人的才华也许不及歌德，但却是一些十分坚强的人，我们在追求另一个目标……我再说一遍：作为诗人，歌德是举世无双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诗人……我们开始变得（遗憾的是，还没有完全变得）像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看到一幅描写乞丐的好画时，不会去欣赏它在“绘制上的艺术性”，却伤心地担忧在我们当代居然还可能出现乞丐。

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曾向读者提到莱蒙托夫的诗：“你痛苦与否，与我们何干？……”但是现在我进而分析弗龙琴科先生译本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都有权对我们这些门外汉说：“你们是否喜欢我的作品，与我何干？”我们责备他有片面性，说什么他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但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并不是世界主义者：他属于他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时代。他有权存在，不需要等到别人来论断，那个能够把自己的偶然的创作（因为个人的任何创作都是偶然的）提高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并用它来标志社会发展的某一时代的人有福了；但是只有像歌德这样的人才是伟大的，因为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整个现代生活，并通过他的作品和形象向本民族展示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但却常常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坚强的性格或者卓有才华的人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现在，才能成为永垂竹帛的过去……

旧时的教科书常常会有些章节谈到它所讲的这门学问到底有何益处。读者大概可以解除要我来证明《浮士德》俄译本到底有何益处这一义务。弗龙琴科先生的译作理应受到尊敬和感谢，虽然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部译作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定本。但是只有从这一译本问世之日起，我国读者才真正认识到歌德的《浮士德》。我只担心一点……我只担心所谓Succès d'estime[70]，因为弗龙琴科先生的译作缺少的正是理应受到读者喜爱的东西，——它缺少的正是毫无诗意。而我太希望俄国读者能读一读——而且是用心读一读《浮士德》了！尽管它有着德国的风貌，但是我们一定会比任何其他民族更能够理解它。诚然，我们俄国人不是力图通过知识来了解生活的；我们的一切疑惑，我们一切信念的产生和经历也同德国人不一样；我国妇女也不像格蕾琴；我们的魔鬼也不是梅菲斯特……《浮士德》里有许多东西，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古怪、离奇（例如奥伯龙与蒂坦妮娅的金婚，这是一出幕间剧，其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歌德对于寓意的爱好）；但是一般说来，《浮士德》应该对我们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它肯定会在我们心中唤起许多思考……我们在阅读《浮士德》的时候说不定会终于懂得，组成社会的诸分子的瓦解，并不永远是该社会死亡的征候……我们决不会无谓地崇拜《浮士德》，因为我们是俄国人；但是我们肯定会懂得和重视歌德这部伟大的作品，因为我们也是欧洲人……我们并不害怕缺少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调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强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相信而且有权相信自己的未来，——我们并不十分操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艺术是否尽善尽美……

弗龙琴科先生除了翻译《浮士德》第一部和译述《浮士德》第二部以外，又在自己的书中附录了一篇长文，题为《〈浮士德〉一、二两部述评》。

这位可敬的译者居然认为有必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这篇述评常常表现出一种对哲学和理性，尤其是对德国学者奇怪的愤懑，这使读者感到吃惊，也感到不愉快。弗龙琴科先生称这些学者为“注释者”，并且硬说：“毫无疑问，在鲍瓦王子[71]的故事里也能找到肯定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证据。”我们很清楚，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弱点；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浮士德》第二部给了某些目光短浅的人以借口，让他们写出了一些大部头的令人费解的书，而且这些书还居然有不少读者，因为办事一向认真的德国人什么都读，我们甚至准备承认，勒特切尔、格塞尔[72]等先生的作品在当时是有一定名气的；但是弗龙琴科先生大概总不至于以为是他第一个发现《浮士德》第二部的缺点以及注释者先生们的局限性吧。[73]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一八四五年第二期，作于一八四四年底至一八四五年初。原题为《〈浮士德〉，悲剧。歌德著。弗龙琴科译，第一部为全译，第二部为译述。一八四四年。圣彼得堡。》

[2] 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此处意为基本的和主要的东西。

[3]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4] 法语：起码，我荣幸地采取了这种做法。〔源出他的献词《献给太子殿下》（1668）。〕

[5] 指歌德的自传体作品《诗与真》。歌德开始写这部作品时已经年逾花甲。

[6] 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

[7] 维兰德（1733—1781），德国作家。

[8] 莱辛（1729—1781），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9] 戈特舍德（1700—1766），德国文学理论家、作家。

[10] 博德默（1698—1783），瑞士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11] 此处屠格涅夫指克洛卜施托克模仿西欧艺人的歌唱，根据日耳曼传说写的无韵感遇诗——他写的诗体剧《赫尔曼的战役》（1769）、《赫尔曼和王公们》（1784）和《赫尔曼之死》（1787）。阿米尼乌斯是古日耳曼部族凯鲁斯奇人的首领和民族英雄，他曾在自己的土地上大败罗马人（公元9年）。

[12] 克劳茨（1738—1771），德国哈勒大学教授、语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记者，曾著文反对莱辛在《拉奥孔》中的许多论点。莱辛利用这个机会，在他的《关于古文物的通讯》中揭露了克劳茨的伪学者和谤书作者的真面目。

[13]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14] 汉斯·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

[15] 菲沙尔特（1546—1590），德国讽刺诗人。

[16] 格吕菲乌斯（1616—1664），德国诗人，戏剧家。

[17] 即弗里德里希大帝，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的普鲁士国王。

[18]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19] 沃尔夫（1679—1754），德国基督教哲学家。他坚持认为德语完全可以用来写哲学著作，用来说明最精微的概念，并且身体力行，用德语写作。

[20] 拉姆勒（1725—1788），德国诗人。

[21] 格莱姆（1719—1803），德国诗人。

[22] 德语：文学史家们。

[23] 指席勒的剧本《强盗》（1781）。

[24] 维兰德于一七六二至一七六六年间把莎士比亚的诗剧翻译成散文，后来由埃申堡（1743—1820，德国翻译家）进行加工，改译成诗剧。

[25] 百科全书派指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组成的学派，他们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狄德罗（1713—1784）。

[26] 达朗贝尔（1717—1784），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上述《百科全书》的副主编。

[27] 这段引文，屠格涅夫分别摘自歌德自传第三部第十一卷的不同部分。

[28] 尤斯图斯·默泽尔（1720—1794）在自己的政论著作中尖锐批判了专制制度和官僚体系。他一面捍卫宗法制的生活方式、行会制度和地方独立，一方面又指出必须克服地方割据，才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

[29] 指利彼尔特的文章《歌德》（原载《祖国纪事》1842年第1至4期，作者署名“К.П.”）

[30] 屠格涅夫在这里只是转述了歌德于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给施托贝尔格伯爵小姐的信的大意。信中的原话是这样的（歌德谈到自己的时候用第三人称）：“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总是只提高一个台阶，因为他不愿意突飞猛进地实现任何理想，他愿意做到的只是，边奋斗边游戏，让自己的感觉发展成能力。”

[31] 拉法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诗人，神学家。他在歌德肖像下写道：“这是一幅明显的伟人像，从面相上就可以看出他有影响别人的能力。”拉法特肯定，这面相就足以证明画在肖像上的这个人是天才，他拥有诗人的感情和诗人的强大力量。

[32] 指歌德的五幕剧《埃格蒙特》的女主人公克莱尔亨唱的歌。屠格涅夫曾于一八四○年将这支歌译成俄语。

[33] 本文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时把十八世纪印成了十七世纪。在一八八○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中，作者亦未发现这一错误。

[34] 马娄（1564—1593），英国剧作家，写过剧本《关于浮士德博士的生与死的悲剧故事》。

[35] 克林格和伦茨都是德国的前浪漫派作家。克林格（1752—1831）写的是长篇小说《浮士德的生平、事业与夭折》（1791年初版），伦茨（1751—1792）于一七七七年发表了一个戏剧片断，描写浮士德在地狱。

[36] 参见歌德自传第三部第十四卷。

[37] 奥什（1768—1796），法国将军。

[38] 马尔索（1769—1796），法国将军。

[39] 法语：左右命运的人。

[40] 这话见于浮士德的第一次独白。

[41] 拉丁语：先验地。

[42] 《浮士德》中的魔鬼。

[43] 语出浮士德的第一次独白，引文略有改动，应为：“Ach！Könnt’ich…”。

[44] 法语：尤其是。

[45] 出处不详。

[46] 德语：而最主要的——这是它（造化）在我的痛苦中给我留下了音律和语言，我可以用它来倾吐我的深深的悲哀，我的怨恨，而当人们无言地忍受折磨时，上帝让我有可能说出我有多么痛苦。〔语出歌德的诗剧《托夸多·塔索》中塔索的最后独白。〕

[47]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别相信自己》（1839）。

[48] 特尼尔斯（1610—1690）与奥斯塔德（1610—1685）绘画的典型特征是描写日常生活的安闲宁静的场面：宴饮作乐、乡村过节、婚礼以及其他。在一八三○至一八四○年，与这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文学艺术中描写低级庸俗生活的倾向。

[49] 法语：像大老爷似的。

[50] 德语：给了他们应有的位置。

[51] 指普希金的诗《恶魔》（1823）。

[52] 引自莱蒙托夫的长诗《童话》：“我的年轻的头脑常常惊忧/一个强大的形象……”

[53]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54] 指自然界。

[55] 屠格涅夫在自己书上的弗龙琴科的上述译文旁批注：“Schnippisch……不对？”

[56] 加黑点的词翻译得不好，与原文的意思不符。（《祖国纪事》原注）

[57] 本文中的《浮士德》引文，均按俄文翻译，与原文不尽相同。

[58] 即格蕾琴。格蕾琴是玛加蕾特的爱称。

[59] 屠格涅夫在这里批注道：“歌德曾明白无误地说，这失身发生在浮士德回来之后，这很重要。”

[60] 布罗肯山峰是哈尔茨山的最高峰。

[61] 屠格涅夫曾于一八四三年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最后一场译成俄语。

[62] 参见《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浮士德的最后独白。

[63] 《哈姆雷特》的女主人公。

[64] 古希腊美女，浮士德曾用魔法使海伦的幻影在皇帝面前出现。

[65] 德语：国务参议，一译枢密顾问。

[66] 歌德早年写的作品充满年轻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如《普罗米修斯》、《葛兹·封·贝利欣根》、《少年维特之烦恼》。意大利之行（1786—1788）是歌德的社会活动与创作的转折期。歌德对唤醒德国市民阶层进行积极的公民活动感到失望，因而放弃了使他成为“狂飙突进”运动参加者的那些美学原则。古希腊罗马艺术成了他的理想，因为其中弥漫着自然界的单纯、宁静与和谐。歌德在旅行期间和旅行之后写了《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7）、《托夸多·塔索》（1790）以及《罗马哀歌》（1790）等。

[67] 指《真与诗》第三部第十一卷。

[68] 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说道，《浮士德》的第二部，“出自一种腐朽的内省，充满了寓意……”

[69] 对弗龙琴科的这一“述评”，屠格涅夫在此处批注道：“《浮》剧第二部是愚蠢的——这毫无疑问；但是还没愚蠢到弗〔龙琴科〕先生想使他达到的那种地步。”

[70] 法语：捧场。

[71] 俄国民间故事和神魔小说的主人公。

[72] 勒特切尔（1803—1871），德国美学家和戏剧理论家。格塞尔（1781—1861），德国哲学家。

[73] 以下是对俄译本具体例句的评释，从略。

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剧《穷新娘》[1] 我很少在评论栏里分析刊物上发表过但尚未出单行本的作品；但是一方面，我想要证明我们对那位被莫斯科的评论家们捧得很高，而且也确实很出色、很有才华的年轻作家是重视的[2]；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尽可能弥补一下我们对这位年轻作家的疏忽——我想顺便指出，这疏忽是敝社诸同仁犯下的共同过错：我们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一部著名喜剧没有说过一句话[3]。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谈它，我想等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对于它决不是三言两语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行了的。现在我只想同读者谈谈我读了《穷新娘》以后的观感。

我的读后感是这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非但有才华，而且很有才华，——我甚至可以对他未来的地位寄予希望，而这希望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我们心中唤起的；但是为了使希望能够落实，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还必须（我们请他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些话表达了我们最真挚的信念）——他还必须放弃他所采用的错误风格，可是在《自家人》中却看不出有这毛病。

但在我说明这种错误风格按愚见表现在哪里以前，必须先简要地介绍一下《穷新娘》的内容。

内容很简单。有位穷官吏的遗孀安娜·彼得罗芙娜，她有个女儿名叫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正待字闺中。母亲千方百计想给女儿找个好女婿；在这件事情上，帮忙的是她丈夫的一位老朋友多布罗特沃尔斯基先生。正追求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的有两个年轻人：米拉申和梅里奇；她自己则爱上了梅里奇；爱上她的还有一个名叫霍里科夫的人；霍里科夫的母亲也是个寡妇，是个小市民，她为儿子的婚事真是操碎了心。然而多布罗特沃尔斯基先生却给姑娘介绍了一位官员，名叫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安娜·彼得罗芙娜正在打一场官司，输掉这场官司将危及她的整个财产，而这官员在这场官司中却可帮她的大忙；他爱上了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并向她提出求婚。这位寡妇太太同意了，于是便同多布罗特沃尔斯基一起来劝说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可是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却在此以前刚刚向梅里奇第一次表白了爱情。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要求给她三天宽限，她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情人身上；但是这个情人却是个穷措大，他害怕结婚，只想顺顺利利地摆脱此事，于是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决定嫁给别涅沃连斯基。

我们不能说我们已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这部喜剧的内容全部告诉读者了：也许这连剧情简介也说不上；但是因为大家大概都会读它，所以我们也就无须讲得太详细。我们只想提一下我们将要说明的问题可能涉及的几个主要之点。

我们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这部喜剧中应该指出，并乐于给予完全肯定的第一点，就是他描写的所有人物的真实性，——所有的人，除了主要人物穷新娘以外。的确，所有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无疑都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诗的真实这一高度，——即形象由艺术家取自现实内部，并经由艺术家之手被塑造成典型，连人物名字本身，例如赫列斯塔科夫[4]这一名字，也失去了自己的偶然性，成了普通名词。可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塑造的人物却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好运。然而他却拨动了这样一根琴弦，这根琴弦在艺术领域中发出的声音至今还十分微弱，这就是天真无邪、不拘形迹，唯我主义中的一种孩子般的坦率这根琴弦。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这部喜剧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唯我主义者，不过穷新娘与霍里科夫（我还会在下面谈到他）除外，也许应该除外的还有老头多布罗特沃尔斯基；但是这种唯我主义在那两个年轻人米拉申和梅里奇身上，以及在讲求实际而又粗鲁的别涅沃连斯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三个人物都写得很好，尤其是米拉申，——这是个性好嫉妒、既小家子气又无聊、又令人讨厌的青年，他总是唠唠叨叨地诉苦，告辞了又不走，而且旁若无人地怨天尤人，长吁短叹：为什么旁人的任何幸福都没有他的份；——还有那个头脑十分固执、身强力壮、精于算计和讲求实际的别涅沃连斯基，写得也很好。穷新娘爱上的对象梅里奇，也写得很好；他与米拉申的不同在于，他非但人长得不难看，而且也较少忌妒和抱怨，相反，他爱炫耀自己的胜利，总之像个十足的花花公子，虽然这个人胆小和谨慎到了极点。他身上的唯我主义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他进屋去看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我多么高兴呀！我望眼欲穿地盼望你来，弗拉基米尔！”[5]她惊呼道。“就咱俩？”他问。“就咱俩。”于是他立刻亲吻她。总之，只要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在他身边，他就只想着一点——怎么能尽快亲吻她。应当承认，与年轻交织在一起的庸俗和自私，被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非常敏锐而又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但是我们觉得，梅里奇向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求爱那场戏，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写得并不成功。我们懂得，为什么作者当时要让他说些文绉绉的话；但是这些话由于本身的无足轻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显然，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心应手地掌握化庸俗本身为“神奇”这一奥秘的……但是关于梅里奇和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的关系以及穷新娘本人的性格，我以后再谈。而现在我想谈谈她的母亲安娜·彼得罗芙娜，而且我还想顺便谈谈霍里科夫的母亲。正是在描写这两人的性格时，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错误的风格。这种错误的风格在于过于详尽而又令人厌倦地模仿每个人的所有细枝末节，在于进行某种错误的细致的心理分析，结果分析来分析去无非是不断重复同样一些话，按照作者的观点，只有通过这些话才能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点。我们并不是说这些话不真实，但是，既然是艺术，就不应当仅仅重复生活，因此在所有这些小得不能再小了的细枝末节中也就失去了素描的明确性和严整性，而读者在内心感情上甚至对最荒诞离奇和最大胆的幻想都要求有这样的明确性和严整性。安娜·彼得罗芙娜一再说她是个软弱的、不成熟的女人，一家人家怎么能没有男人呢，等等，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就算这样说不尽道不完的诉苦符合她那爱埋怨唠叨、萎靡不振、尽管十分善良但却非常自私的天性吧，但是应该知道凡事都得有个分寸。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不管写什么人物，常常爱使用这样的手法：颠来倒去地重复那些用得很恰当或者听来很可笑的说法。霍里科娃太太则爱颠来倒去地重复，说什么，当然喽，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可是她的儿子有文化，而且对她很孝顺。女仆达里娅没有一次出场不是发出同样的一声惊叫；至于多布罗特沃尔斯基先生，还没说一句话就要重复一遍他从小就认识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她爸，等等。我倒要请问，一个具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那样才华的人，干吗总要给自己的主人公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些标签就像中世纪图画上的人物，总要在他嘴边画个卷筒状的圈，从他嘴里吐出一些话来呢！即使写得很好的人物，例如别涅沃连斯基和米拉申先生，也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且不说由此常常会产生一种令人厌倦的累赘冗长的话：一句可笑的话第一次出现时，会引得读者发出开心的笑声，可是这话重复二十遍，到后来，就会使人心烦，感到不愉快，我们可以肯定，对人物进行这种琐屑的雕琢是不真实的，——艺术上不真实，尽管从表面看是可能的，我觉得，正是对这一指责，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应当比对任何其他意见更敏感，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是个有才华的人，他正在明显地努力追求简朴和真实。如果一个风景画家想要在他画的树叶上点缀一些极其细微的叶脉，在他画的画面的前景上点缀一些极其细小的砂粒，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会对这样的风景画家说什么呢？记得，我曾在罗马遇到过一位画家，他向前来参观他画展的人提供显微镜，以便他们能够看清他作品上的琐屑的装饰；但是羡慕这种镶嵌画似的精巧细致的技艺的不应当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因为他是《自家人》这一优秀剧本的作者，这剧本好就好在风格的豪放与自由洒脱。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比我们更清楚，丹奈尔[6]是一位专画老妇人容貌的著名画家，他的作品常常作为奇巧之物被鉴赏家收藏，所以我们希望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光荣的位置，话又说回来，就他的才华而言，他是完全有资格得到这样的位置的。

综上所述，我责备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不断重复：我责备他的是他把他的剧中人写得太琐屑了，——琐屑到每个单独的细节对于读者终于消失不见，就像有些东西因为太小终于看不见一样。在我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可以说吧，似乎钻进了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心里；但是我要冒昧地向他指出，这种无疑是有益的做法应当由作者事先去做。当他让他的剧中人在我们面前一一登场的时候，他的剧中人应当完全处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人会对我说，这是心理学应当管的事；也许吧，但是心理学家应当消失在艺术家之中，就像人的骨骼应当隐藏在温热的活的肉体下面不让人看见一样，——骨骼应是肉体的坚固而又看不见的支架。顺便说说，也不妨请我国的某些批评家注意这点。他们总认为自己有义务每写一篇文章就ab ovo[7]说起，似乎在评论中他的观点和他的根本准则不应当化为他的血肉似的，因此他每次都必须将它们展示在他自己和他的读者们面前，就像这是什么路标，以免使人迷路似的[8]。再说使用这种既琐屑而又费事的风格也是欠妥的，尤其在戏剧作品中，它只会放慢情节发展，使它变冷，而在戏剧作品中我们感到最宝贵的是那种简单而又突如其来的情节进展，正是在这样的情节进展中才会声情并茂地活现出一个人的灵魂，——且看我们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作品里找来的与这一特点相类似的情节：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想把自己的苦恼告诉梅里奇，告诉他，她所痛恨的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向她求婚了。梅里奇却打岔说，她的眼睛真美，真想好好地亲她一下。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的整个命运都将在这一瞬间决定，她急了，终于叫了起来：“哎呀，你听我说呀，看在上帝分上！”

梅里奇 好，好；我听。

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 我还没来得及从你的亲吻中清醒过来〔用双手捂住眼睛；梅里奇亲吻她〕，这个别涅沃连斯基就来了，他粗鲁，没有教养，太可怕了。

梅里奇 梅丽[9]，我说这话题太乏味啦。[10]

在这寥寥数语中，在玛莎情不自禁的动作中，在梅里奇的行为里，要比经过最精细的加工的所谓心理分析，使我们能更加深刻地看到这两个典型人物以及玛莎和梅里奇的关系的本质。我们从中摘引上面这段话的整个第三幕[11]，从头至尾都写得很精彩，充满了幽默，比其他各幕都较少雕琢的味道，比其他几幕都较少散发出德摩斯梯尼的油灯味[12]（第四幕则相反，写得极差，读起来很乏味和腻烦，似乎集中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所有缺点）。第二幕的几场戏写得都很好：例如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同霍里科夫的谈话，谈话时，因为她没有料到霍里科夫爱上了她，所以含含糊糊地承认她爱着梅里奇，因而伤了霍里科夫的心；以后接着是霍里科夫和米拉申之间的谈话，在这谈话中，这个年轻人侃侃而谈，光彩照人，表现得很出色；最后是别涅沃连斯基的出场，他与安娜·彼得罗芙娜的解释，这时他突然问他已经爱上了的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她喜欢什么糖果？——这一切都写得极好。但是现在我该回过头来谈谈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了。首先我要说明，我在上面所说的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才华的意见，并不适用于对于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这一人物的描写。他在创作这一年轻姑娘的形象时，较少沉湎于他通常对于琐屑分析的爱好，他明显地在寻求从大处落墨、挥洒自如的手法；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几乎从不颠来倒去地说任何话，然而她这个人物却写得最不成功：由此可见，我们的缺点同我们的优点一起生长在同一块土壤上，很难拔除这个，而保全另一个。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简直不是个活人：她整个儿是向壁虚构的，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我甚至敢说，连作者本人也感觉到了这点。顺便说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曾让穷新娘说过一段话（作者显然想用这些话来说明她的性格），这话就足资证明我们的猜测没有错。例如，在第五幕中，当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已经拿定主意嫁给别涅沃连斯基之后，她说道：“我的痴迷差点毁了我，现在倒用得着它了，它将会有一种高尚的用途。”[13]（她打算改造丈夫，）如果我们把这个代词从第一人称换成第三人称，我们就会一目了然，这实际上是作者的想法，而且他希望我们对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相信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会当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斯克里布[14]的巧妙手法，尤其在他的歌剧剧本中，他硬不让人们说他们应该说的话，而是说观众这时对他们的想法。我再重复一遍，尽管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无疑在竭力追求一个“真”字，但是，如果他打定主意采用这种风格的话，那说明他自己都对他所塑造的人物感到模糊不清，必须加上注解。这种模糊不清，这种飘忽不定，在整部喜剧中一直伴随着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她的形象没有必然性，没有生活的必然性。作者在认真而又努力地追求这个必然性——追求生活的这个捉摸不定的特点，却不能完全抓住它。我们从数学中得知，如果我们把一条直线弄弯，弯曲成许多最小的角度，它可以无限地接近圆周，但永远也成不了圆周。智慧、劳动、观察也与此相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只能画出一条条直线。只有艺术，诚如贺加斯[15]所说，才具有一种“美的波状线”。

再顺便说说，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的每场戏几乎都以一些不长的，也是具有说明性的独白结束，这些独白写得尤其糟糕。例如：在他们俩第一次表白爱情之后（这时，她与梅里奇开始有点突兀地以你我相称），她独自留下，说了下面的话：“他走了……我做得对吗？我又觉得难为情又觉得快活，如果他不过是逢场作戏，怎么办？我的上帝，我为自己感到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他真的爱我呢？他老是那样闷闷不乐、愁容满面！啊，我多么想知道他是否爱我啊！”[16]等等。这段不长的宏论散发出一种程式化的矫揉造作的味道。对于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爱上了梅里奇，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虽然这个年轻人根本配不上她：我们知道，姑娘们到一定年龄就会爱上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被她看中的对象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而仅仅是因为她们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但是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的整个恋爱从开始到热恋却显得有点儿牵强和做作。她之所以恋爱，是因为作者硬要她恋爱，以便利用她对梅里奇的一往情深使剧本引人入胜，然后再引进一场司空见惯的争斗！这争斗最后又以一次司空见惯的牺牲作结束；但是读者既不相信这种爱情，也不相信这场争斗，——甚至对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这类人的存在，他也将信将疑；而她的牺牲既激不起读者的惋惜，也引不起读者怨怼：她的牺牲没有受到重视，甚至也未必为人所察觉……最后的调和则完全令人莫明其妙。我甚至准备同意，内行读者因为一直注意到我国文学界充斥着大量幻影般虚假的妇女形象，注意到她们的所谓痛苦与欢乐，——大概也会“注意”到这个人，甚至还可能对她不无同情；但是对于初次涉猎文学的新手，她就未必会产生深刻的印象了，除了两三句热情的话，除了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同梅里奇最后各自东西的那场戏（在那场戏里，梅里奇拒绝她的求婚，并得到她的原谅之后，竟宣布一切好极了），除了这场戏以外，我要说，还有紧接着与米拉申的那场戏，在这场戏里，玛莎强忍住号啕大哭，跟他一起玩“捉傻瓜”，除此以外，这个新读者大概不会因为什么而引起心脏的剧烈跳动。但是他肯定会觉得该剧的结尾特别牵强，用行话说就是“说教和做作”，在这结尾部分，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竟突然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审视自己，打算做改造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的工作。总之，作为小姐，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这个人与果戈理《钦差大臣》中市长的任何一个女儿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作为姑娘，她一会儿激起我们的同情，一会儿又使我们感到恶心，比如说，在那场戏里，她竟自己要求梅里奇娶她；她身上也没有优美之感，她在我们心中就像一个来去匆匆、莫明其妙的过客，——也许在这过客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理解。看得出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想通过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这一形象创造出一个意义重大的人……但是由于我们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才华的尊重，我们不能不承认，穷新娘这一形象是不成功的。

我答应过要谈谈霍里科夫。他只有两场戏。第一场戏是他先得知人家不爱他，然后就唆使米拉申去同梅里奇捣乱，甚至，置他的高尚感情于不顾，把他截获的他那交了桃花运的情敌的信提供给米拉申；第二场戏是，他喝醉了酒，来向安娜·彼得罗芙娜道歉，因为他母亲得罪了她。这时玛莎已决定同别涅沃连斯基结婚了，他闻讯后失声痛哭。这人物，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是写得成功的，这表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有卓越的写戏的天分；可惜，这一人物他没有加以发挥。

次要人物中，两个媒婆也写得很好：一个包着头巾，一个戴着包发帽……可惜她俩太像《婚事》[17]中那个人所共知的媒婆了！

现在，我们还想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这部喜剧总起来最后说几句话：这部喜剧的总的情调是对的，虽然有点枯燥；它有缺点，在我们看来，产生这些缺点一是因为力不从心，二是因为力气用得不是地方，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所塑造的人物，尽管忠于现实，可是我们看到的只局限于剧情发展所需要的程度以内。可是在第一流大师的笔下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很清楚，赫列斯塔科夫在台下和在各种生活情况下是怎样的。《穷新娘》内在的、富有戏剧性的和扣人心弦的方面是完全经不住推敲的；这剧本在构思上的确费了一番心思，本来可以写得很生动，它令人对作者的才华和智慧十分钦佩，但也仅此而已。然而，这也就够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这部新作中没有一场戏比得上《自家人》那著名的最后一场。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用自己的《新娘》使人们忘记了他那些不成功的习作[18]；但是他仍旧欠着读者一笔账：他初登文坛就出手不凡，——因此读者也期望他有不凡的佳作问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衷心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这部喜剧，祝他继续前进，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尤其希望他能摆脱他自己加在自己才华上的那种束缚……但愿我们的企盼能在他身上应验！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二年第三期（3月号）评论栏。署名伊·屠·。一八八○年收入《屠格涅夫文集》。

[2] 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预先声明，我匆匆读了一遍几乎在三十年前写的这篇评论《穷新娘》的短文后，本来不想重印了，——现在发表于此，无宁说是为了做点自我批评。不用说，我对我国著名剧作家的优秀作品之一《穷新娘》的评价是不正确的，某些意见也许还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奥斯特洛夫斯基非但使我的担心贻笑大方，而且他还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巴黎。一八七九年。——作者注

[3]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第一部喜剧《自家人好算账》（《俄罗斯人》杂志1850年第6期）刊出后被政府禁演，作者也受到警察机关的秘密监视。因此要在杂志上对该剧发表评论是不可能的。

[4]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男主人公。

[5] 见《穷新娘》第三幕第五场。

[6] 丹奈尔（1685—1749），德国肖像画家。他的特点是对面孔的每个细部画得特别精细和琐屑。

[7] 拉丁语：从头。

[8] 暗指文学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

[9] 玛丽亚这一名字的法国叫法。下文中的玛莎是玛丽亚的爱称。

[10] 见《穷新娘》第三幕第五场。

[11] 屠格涅夫把第三幕写成第二幕，而下文则把第四幕写成第三幕。现据《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改正。

[12]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一译德摩西尼，古希腊雄辩家，以非凡的勤奋著称。据说，他年轻时常常通宵达旦，从不熄灯，彻夜修改讲稿，因此人们开玩笑说，他的演说散发出灯油味。此处指作者年轻，写作时感到拘束，缺乏自信，花了很大力气。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也承认，为写《穷新娘》，他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但有时仍感到力不从心。

[13] 引自《穷新娘》第五幕第五场，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八五九年重版时删去了这段话。

[14]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写过许多歌剧剧本。

[15] 贺加斯（1697—1764），英国画家。

[16] 见《穷新娘》第二幕第八场。

[17] 果戈理的剧本（1842）。

[18] 指继《自家人好算账》之后在《俄罗斯人》杂志上发表的《一个年轻人的早晨》和《事出意外》。这两个剧本使许多人感到失望，它遭到批评界的否定或者十分克制的批评。

奥伦堡省一个枪猎手的笔记[1]

谢·阿［克萨科］夫著。莫斯科。一八五二年（给《现代人》一位发行人的信）

“工作和娱乐，各有其时。”

摘自一本名为《规程》或《鹰猎署的新规章制度》的书。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2]，今年夏天，您不止一次提醒我[3]，我曾允诺在贵刊更详细地谈谈谢·阿—夫的那本写得很优美的书；直到今天，我都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猎人——全身心都是猎人——几乎整个这段时间我都枪不离手，而且根本没有拿过笔。

但现在敝省已是冬天；十月二日来了第一次寒潮，而十月三日，从一大早起就刮起了暴风雪，至今未停；田野里突然变得雪白一片；要长时间地打猎是不可能的；外面，借用一首俄罗斯歌曲中的话，暴风肆虐，雪花纷飞，白茫茫一片；一星期前我还打了几十只丘鹬，而现在连打两只也费力了：正如猎人们所说，这早来的严寒把它们“撵跑”了。冬天这“魔法师”的到来[4]，总是令人难受的、不愉快的，像今年这样，冬天这么早就突然降临，它的出现尤其使人感到凄凉。我们这里没有秋天，秋天——那个具有它的静谧的美，那个具有“凋萎时的五彩缤纷”[5]的秋天，被它扼杀了……一想到我们这里十月初冬天就开始了，真让人觉得可怕……白桦，尤其是白杨，那一片尚未来得及凋萎的翠绿，在得胜的白雪覆盖下的一片死白中，显得特别刺眼，看去简直像假的，是对我们的嘲笑。坐在自己房间的四堵墙里，我想起了我允诺过的事：现在我没法去打猎了，但是萦回于脑际的仍旧是打猎；我如饥似渴地拿起笔，现在我就在给《现代人》写评论《奥伦堡一个枪猎手的笔记》的文章——自从我来到乡间后，这本书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案头。

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写的不是批评，因为在阿—夫先生的书中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书中偶然碰到一些小小的不确切之处、话没有说清楚或者疏漏之处，几乎都在《俄罗斯人》第八期一篇署名B.B.的说得很有道理的文章中一一列举和指出过了[6]。这本杂志上还有许多用这两个字母署名的不长的故事，说的都是在莫斯科郊外打猎的事[7]，——这些故事均以风格纯正，叙述朴素见长，此外还表明这些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十分热心而又富有经验的猎人。——一个主要错误（火药的计量法），阿—夫先生本人已在《莫斯科新闻》特地发表了声明，竭力纠正。我们要补充说明的只有一点，《奥伦堡一个枪猎手的笔记》不是一本类似埃尔泽阿尔·布拉兹的《Chasseur au chien d’arret》[8]那样的书，——这书被奉为法国人狩猎的经典之作。阿—夫的《笔记》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讲打猎的书，它不能作为一个初学打猎者的完备的指南，虽然几乎在每一页都可以碰到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劝告；作者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请看他在本书一开头是这么说的：“我想在我的笔记里先详细谈谈有关枪猎的总的情况，也就是说不仅讲射击，讲猎物，讲它们的习性和在奥伦堡省的栖息地，而且也要讲到猎狗、猎枪、各种打猎用具，以及有关打猎的所有技术。可是现在当我开始做这件事后，我发现，在我放下猎枪，不再打猎的整个这段时间里，枪猎技术已突飞猛进，而我对枪猎技术当前的、现代的状况既不熟悉，也不详细了解。”[9]

的确，自从尊敬的阿—夫先生停止打猎后，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无论是猎狗和猎枪，还是猎枪的各种用品——一切都变了：法国狗、库尔兰狗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享有盛名；马尔克尔狗曾名噪一时，现在也已默默无闻；现在，英国狗正在走红，尤其是纯种或半纯种和向导犬；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半纯种的向导犬说不定倒更好些，至于塞特犬[10]，起先因为它搜索猎物快、不知疲倦和不怕冷，大家都很喜欢它，可是现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英国的曼顿枪、莫蒂默枪和珀戴枪，不仅代替了摩根罗特枪和斯塔布斯枪[11]，甚至也代替了莱帕日枪；德国的、维也纳的和布拉格的猎枪已经完全没有人用了；它们剩下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和做得相当结实；但是，且不说我国的图拉枪，即使华沙造的贝克枪的价钱也肯定比它们高[12]。二十五年前尚未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坦白承认，这问题，我本人尚未完全解决）——这问题就是：到底应该认为发明从后面装火药的猎枪（a la Robert或 Lefaucheux[13]）在工艺上是前进了一步，还是相反，是无谓之举，毫无意义？它们将来是否肯定会取代从枪口装火药的猎枪呢？a la Robert猎枪有许多长处，但也有许多不便；关于这一切，您在阿—夫先生的书里是一个字也找不到的。布拉兹曾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专门谈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a la Robert猎枪不足取；但是《Hygiène des chasseurs》[14]的作者朗热尔伯爵，却认为这种猎枪不错。再说，现在又有哪个猎人会去使用又笨又重的子弹，而不去用狄克逊和其他英国工匠制造的既精美又结实的火药盒和霰弹枪，又有谁会去用令人讨厌的填药塞，而不用又干净又时髦的保险片呢！至于弹筒帽，虽然作者过去射击时从来没用过它（参看《枪猎手的笔记》，第二二二页——在当代，这简直好像不可思议！），不过他还是对它说了一句非常公道的话[15]（他不认为火药盒和霰弹枪用起来方便，他仍旧赞成用旧的子弹带）；但是，关于猎枪制造上的最新改进他只字未提，而且他也不可能说什么；他既没有提到英国深色的弹筒帽，也没有提到法国那种带棱角的、印有字母G.（Gevelot）的弹筒帽，此外，这种弹筒帽从来不会打不响（带有双层底的英国弹筒帽甚至可以在开枪前放进水里），也不会像奥地利标有S.B.字样（著名的Sellier与 Bellot工厂）的弹筒帽那样一打就开花，或者像我国自制的无名火帽那样，甚至在天气干燥的时候也往往不发火，它引爆时产生的碎片还常常会打伤开枪人的手或脸。顺便提一下弹筒帽盒：长期以来，我一直赞同许多有经验的猎人的意见；的确，至今设计出来的所有弹筒帽盒全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去年终于出现一种英国发明的小装置，总算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新装置其实是个圆形的麂皮口袋，挂在腰带上，上面有一个同样材料做的盖，装有弹簧；您要取弹筒帽时，先用手压一下，盖子就开了，取完弹筒帽后，这盖又会立刻自动盖上。这非常方便，而且十分简单，就像哥伦布的鸡蛋和帕斯卡[16]发明的手推车一样。作者提出的训练狗的方法也很正确；我们高兴地看到，甚至在二十年前阿—夫先生就不赞成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训练法——给狗戴上颈圈以及使用其他把戏和花招。说实在的，只要在家里让狗学会听话，让它听从呼唤，听懂“回来！”这个词，让它轻松自如地给您衔来一张纸或者一只手套（但是阿—夫先生劝告说，无论如何不要让狗衔石头，或者甚至于钥匙）——然后再带狗到野外去：如果这狗是纯种狗，良种狗[17]——而这是最重要的，——您的狗就会很快懂得您要它干什么。今年我对这事做了实地试验：我有一只年轻的、半纯种的英国狗（不错，它母亲是一只很好的良种狗），它是我在家里亲自训练的，我第一次带它出去打猎；这狗生性胆怯，尽管有整整六个星期它听到枪声就害怕，总是远远地跟在我后面，——直到后来，终于有一天，它下定决心扑向一只离它十步开外的被打死的黑琴鸡，它的这个进步使我本人都感到惊奇；又过了大约半个月，它已经能够像一只有经验的猎狗那样工作了，伺伏时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衔回猎物时也干得很出色，——总之，它在我这里完全替代了它的母亲，——真可惜，它母亲渐渐老了……

但是，现在我们该回过头来谈阿—夫先生的书了。从我上面说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技术部分是相当薄弱和不全面的，——说得雅一点，这本书落后于科学的现状；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作者本人也不否认这点，再说在他的笔记中谈技术的部分总共才三十四页，不过就是为了这几页，打猎爱好者们仍旧应当感谢阿—夫先生，尤其是他在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页上就如何进行射击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忠告。他的头一条规则是：“永远不要考虑你会打不中”，这使我想起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的、现在早已谢世的莫斯科老猎人塔塔里诺夫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射手可分为三等：他们中常见的有哎呀派，开枪派和命中派。哎呀派看见猎物跳出来只会哎呀；开枪派开了枪但没有命中；命中派是又开枪又命中。开枪派还可能变成命中派；可是哎呀派永远也成不了命中派。”

在这三十四页的引言之后才是本书正文。

这书写得多美啊！书中有多少清新和优美，多少细致的观察，以及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爱啊！……但是我发现我净顾着长吁短叹了，而这在文学评论里据说是不相宜的。现在且听我详细道来。

阿—夫先生的书可以用两种观点来分析：用猎人的观点和用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我先从第一种观点谈起。

我坚信，任何一个有机会读到阿—夫先生这本《笔记》的猎人，尤其会被作者那种对自己所做的事——对打猎这一高雅活动的真挚而又热烈的爱，以及他那热烈而又认真的精神所吸引与感动。有人会对我说，打猎这事其实不足挂齿，不过是“片刻”的欢娱和消遣罢了，不值得用这种强烈歌颂的话来形容它；但是，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如果不全心全意地去干他自己想干的事的话，即使这事小极了，也是办不成的，我还可以举出许多惊人的例子，来证明狩猎在人的生活和人类历史上所占的位置，决不是不足挂齿的。大家知道，在欧洲，不仅中世纪，甚至直到晚近，所谓狩猎权究竟意味着什么（废除有关猎物的法律〔game laws[18]〕，是格雷伯爵[19]1831年进行的许多最重要改革之一），因此我就不来强调亨利四世的上谕，以及有多少伟人都酷爱打猎，等等，——我只想指出一点，狩猎理应被认为是人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且不说圣经里提到的宁录[20]以及其他喜爱打猎的亚洲国王了，他们的遗像至今还保存在古代宫阙和神殿的遗址上，只消回想一下《奥德修记》第十一卷里有一个地方，乌利西斯（即奥德修斯）听从神女喀耳刻的劝告，从冥土找来许多古代英雄的鬼魂，他在其中看到了神话里的巨人俄里翁[21]：

在他（弥诺斯）的身旁，我又看到了那个巨怪俄里翁：

他面前驱赶着好几群野兽，

这些野兽都是从前在荒凉的山顶上杀死的……

他双手拿着坚不可摧的铁槌[22]。

而且俄罗斯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喜爱打猎。对于这点，我国的民歌、我国的传奇故事、我国的所有传说都足资证明。再说不在咱们这里打猎又能到哪里去打猎呢：似乎，咱们这里既有地方可以打猎，又有猎物可打[23]，弗拉基米尔[24]时期的勇士们常在禁苑的草地上射杀白天鹅和灰野鸭。莫诺马赫在他的遗书中曾向我们描述过他捕猎原牛与熊的故事[25]；伟大的儿子的当之无愧的父亲，最贤明的沙皇之一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26]就酷爱打猎。大家都听说过他颁布的《规程》或《鹰猎署的新规章制度》[27]；较少有人知晓的是古文献委员会公布的他给一位大贵族的信，沙皇在信中讲了自己“出猎”的经过，一般地说，爱好打猎是俄罗斯人的天性：您不妨一试，给农民一支猎枪，哪怕是一支用绳子捆捆扎扎的猎枪，再给他一小撮火药，他就会穿着树皮鞋，到沼泽地和树林里从早到晚地转悠。不要以为他只是用枪打野鸭：带着这支猎枪，他会到“燕麦地”里去守候熊。他装进枪膛的不是子弹而是自制的、勉强能攥在一起的小铅块或小铁块——而且他居然能打死熊；要是打不死，那就被熊抓得遍体鳞伤，躺一会儿后就半死不活地、吃力地走回家去，要是他终于养好了伤，他又会带着那同一支猎枪去打同一只熊。不错，有时候也会发生熊又一次把他抓伤的事；但是，要知道，俄罗斯人编了一句谚语：怕野兽就甭进树林。俄罗斯人这种共同的、处处可见的嗜好，其隐蔽的根源恐怕要到俄罗斯人是半东方人以及原始的游牧习惯中去寻找，——阿—夫先生的这本书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人的这种嗜好：书中到处散发和充满着俄罗斯人酷爱打猎这一嗜好。我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奥伦堡省，但是我很高兴阿—夫先生正是在那儿——正是在由他描写得那么美、拥有众多猎物的这些壮丽的草原上打猎[28]；我觉得，正是这些草原赋予他酷爱打猎的嗜好以一种令人神往的真诚和吸引力，赋予他的笔锋以挥洒自如和豪迈奔放。

现在我要按照我原先的许诺，简略地谈谈自然科学家会怎样看待阿—夫先生的这部作品。您知道，我本人没有跻身于他们这一群体的荣幸；但是我酷爱大自然，尤其酷爱大自然的活的表现，因此我也想从这个观点谈谈《枪猎手的笔记》。只要是人，就不会不对自然界感兴趣，因为人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是大自然之子；低级动物无论就其外形、就其内在构造和感觉器官而论都与人十分相像，它们的生活在人心里激起的同情，有点像我们每个人对婴儿发育产生的浓厚兴趣一样。我们的确都热爱大自然，——起码绝对不会有人说，他根本不爱大自然；但是在这个爱中常常有许多唯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是根据大自然对我们的态度来爱大自然的；我们看大自然就仿佛把它看作我们安身立命的底座。因此，顺便说说，在对大自然的所谓描写中，我们常会碰到与人的内心活动两相比较的情况（“整个岿然不动的悬崖在哈哈大笑”[29]；等等），要不就是用对自然界外部现象的议论来代替对它们作简单明了的描写。[30]

然而，这类观点与大自然的真正意义，与大自然的基本倾向是根本不符的。无可争议，整个大自然组成一个严整的、大的整体——其中的每个点都同所有其他各点彼此连接，——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倾向于使其中的每个点、每个独立的单位完全为自己而存在，认为只有它自己才是宇宙的中心，使周围的一切务必对它有利，否认这些东西也有独立性，并将其占为己有，视之为自己的所有物。对一只吸您血的蚊子而言，您是食物，它心安理得地和毫不以为耻地吸您的血，就像它落到蜘蛛网里被蜘蛛心安理得和毫不以为耻地食用一样，就像在地下舒展的植物根部吸收泥土中的水分一样。请您抽出片刻工夫注意一下一只苍蝇，它从您的鼻子上随意飞落到一块砂糖上，飞到花心的一滴蜜上，——您就会明白我到底要说什么了，您就会明白它跟您完全一样，都是独立自在的。表面看，一切都只是为自己而存在，可是在这种彼此独立和彼此分离的状态下却引发出一种普遍的、无限的和谐，而在这和谐中，恰好相反，现存的一切都是为其他事物而存在的，而且它只有在其他事物中才能达到自我和解或解决——于是所有的生命都融为一个世界生命，——这就是我们大家似乎看到而又没有看到的“公开”秘密之一。谈论这个问题是颇吸引人的，但是这样谈下去就会使我离题太远；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向您提示一下歌德论大自然的著名篇章，——并引用两三句他说过的话：

“大自然在所有生物间划下了鸿沟，于是所有的生物都力图互相吞噬。大自然使一切彼此分离，为的是把一切重又联合起来……”

“大自然的最高成就是爱。只有通过爱才能接近它……”

“大自然似乎只是为创造单个的人而操心，——而个人对于它简直无足轻重。它在不断地建设，又在不断地破坏……”[31]

如果说只有“通过爱”才能接近大自然，那么这种爱就应当像任何真正的感情一样是无私的：您爱大自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对您这个人意义重大，而是因为它本身对您就是可亲可爱和可珍贵的，——这样您也就能理解它了。

再回过头来谈阿—夫的书，我就不能不对他说几句公道话了。他不是用某种特殊的观点来看待大自然（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而是该怎么看就怎么看：明朗、单纯、充满同情；他不卖弄聪明，不施展计谋，也不附加任何不相干的企图与目的：他清晰地、认真地、细致地观察着；他只想知道，他只想看见。而在这样的目光下，大自然便敞开胸怀，让他“张望”自己。您也许会因此笑话我，但是我敢向您保证，比如说，当我读到描写黑琴鸡的文章以后，我还当真觉得，黑琴鸡生活得自由自在，要比它生活得更好是不可能的……

作者把我在上面说的每个单独的生命的完美无缺以及诸如此类等等，都用到了对这种鸟的描写上[32]。如果黑琴鸡能够现身说法，自己来谈自己的情况，我相信，它对阿—夫谈到它的情况，肯定无一词可以再作补充。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明鹅、野鸭和丘鹬，——总之，可以用来说明他向我们介绍的所有鸟类。德国人认为鹅这种凡事三思而行、谨小慎微的鸟很笨；俄国人则相反，他发现，甚至雷声都能引起鹅的注意；的确，每打一次雷，它都会侧过头去望着天空。诚然，它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变得聪明些，但是它的这种命运与许多哲学家相同。不开玩笑了，我对阿—夫先生对鸟类“生理”的描写十分赞赏，真可谓百读不厌。我完全无意拿他与布丰[33]相比，也不会冒昧否定“自然史之父”的伟大功绩，但是我也应当承认，这样璀璨夺目、辞章华丽的描写，比如说，我们大家从小就熟悉的对马的描写：“马是人的最卓越的成就”，等等，我们读了用这些华丽的辞藻描写的动物之后，实际上仍旧对这些动物知之甚少[34]。说真的，我倒觉得，这一类充满美丽辞藻的详尽描绘，要比真正的、温馨而又生动的描写，遇到的困难要少得多，就像假如我们对起伏的山峦说，它们是“高耸入云的从大地长出的嫩枝”，对悬崖说它在“哈哈大笑”，对闪电说，它是“发出磷火的蛇”[35]，——这比富有诗意而又十分清楚地向我们描述俯临大海的巍峨的悬崖，群山肃穆，博大雄浑，或者闪电划破长空等要容易得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没有比一个人摆脱自身，潜心思考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更困难的了……您站在原地不动，雷鸣电闪般地甩出一连串华丽辞藻：这样做并不要花很大力气；您不妨尝试一下哪怕先弄明白在下雨之前变得哑默无声的鸟儿的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把您的观察所得说出来，您就会发现这有多么不容易。

由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我想象，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会以真正的喜悦拜读阿—夫先生的这本书的。已故的奥杜蓬读了这本书后一定会深受感动[36]。我想，比如说，您是否知道，写自然史的最大困难乃是准确描写鸟的外形与颜色？请看，这一切阿—夫先生写得多么成功啊。因此我更坚信，这本《枪猎手的笔记》一定会受到自然科学家的欢迎，因为最近以来他们这门学科出现了更务实和更讲究实际的倾向，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们变得更注重对大自然进行有效的考察和研究，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有时仅限于作出一些富有诗意的，虽然是深刻的，但却永远令人感到模糊不清和摸不着头脑的假设，本世纪初，谢林[37]就曾用这样一些假设使人看得晕头转向。[38]

我再稍微谈谈阿—夫先生的《笔记》的写作技巧。我非常喜欢他的写法。他使用了真正的俄语，敦厚而又率直，灵巧而又伸展自如。没有任何雕琢，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任何牵强附会，也没有任何索然寡味的东西——行文正确而又挥洒自如，二者都同样出色。这本书写来得心应手，读来也兴味盎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阿—夫先生特别擅长描写（其中有些片段已刊载在四月号的《现代人》杂志上）。现在我倒想请你们注意一下下面的情况。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有修养，观察也很精细，有点神经质，很容易激动，又很富于诗意，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对大自然的美也特别敏感；他们能发现许多细微的色调，发现许多常常几乎不可捉摸的细节，有时候他们常常会非常成功地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表达得非常好，一语破的，而又异常优美；不错，画面的大线条常常或者为他们所忽视，或者他们力有未逮，抓不住也留不住那些应从大处落墨的东西。关于他们可以说，他们最能闻出美的气息，他们的语言也散发着芳香[39]。他们笔下的局部盖过了总的印象。可是阿—夫先生却不属于这类人，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他即使在这方面也没有故弄玄虚，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没有发现只有“不多几个人”才能见到的东西；但是他看到的东西却看得很真切，并用坚强的手和有力的笔触画出了一幅匀称而又广阔的画面。我认为这样的描写似乎更切近实际，因此也更忠实：因为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任何故弄玄虚和令人费解的地方，它从来不炫耀任何东西，也从来不搔首弄姿，故意卖弄；即使有时它显得十分任性，但也心地和善。一切才华横溢和有真才实学的诗人决不敢在大自然面前“装腔作势”；他们决不会如常言所说竭力去“偷听和偷看”它的秘密；他们用伟大而又质朴的言词来传达它的质朴和伟大；它不会去刺激他们，它只会使他们心中的热情迸发出熊熊烈焰。请看普希金、果戈理的描写，哪怕是《李尔王》中那段著名的描写：爱德伽给双目失明的葛罗斯特描写那陡峭的海岸似乎就要垂直落下，落到它的山脚旁：

请过来，先生……现在到了。请站好。多么可怕！

令人头昏目眩！请俯瞰大海……

慈鸟和乌鸦在下面的半空中盘旋，在悬崖与海的中间[40]，

一眼望去，只有苍蝇那么小。再往下，在半山腰，

悬空挂着一个采集海莳萝的人……真是可怕的营生！

我看他还没有他的头那么大，

渔民在海滩上走来走去，

像一群小耗子；而那艘停泊着的高大的海船，

小得像自己的救生艇；而它的救生艇则像个漂浮着的 小点，

小得都看不见……惊涛拍岸，

拍击着难以数计的石头，发出哗哗的响声，如泣如诉，——

这里太高……听不见。我不想再看下去了[41]。

总共只有两三笔；诗人并不想说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海景如画，尽收眼底，他也不想在这画面上找到什么特别的、别人还没有发现的特点；他凭着他那准确的天才本能抓住他当时的一个主要感觉——危乎高哉！爱德伽从高处眺望，感觉到一切物体都变小了，——话又说回来，在这种感觉之外，还能增添些什么呢？古希腊人看大自然也同样单纯；对此可以举出许多实例证明……不过，他们与我们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通过他们描写生动的嘴，诗歌头一次用音韵嘹亮而又香甜的语言谈到了人和大自然。（说实话，我欣赏不了希腊文学以前的各国文学。）因此，任何东西也不能与初读荷马诗歌使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的回肠荡气的印象相比，它青春永驻，给人一种清新感和力量。我刚才提到了普希金：普希金就其精神来说是个真正的古代诗人[42]；他对大自然的态度也跟古代诗人一样单纯而又自然；尽管他笔下的诗歌形象十分大胆，但是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谁没有读过他写的《乌云》呢？我情不自禁而又十分高兴地将这首诗全文抄录如下：

暴风雨最后残留的乌云！

独有你驰过晴朗的蓝天，

独有你投下灰暗的阴影，

使欢欣的日子顿失欢颜。

不久前你还把穹天环抱，

电闪可怖地绕住你的腰身，

你发出隐秘的雷的咆哮，

斟雨水让干渴的大地痛饮。

够了，隐退吧！已时过境迁，

大地清新了，雷雨去无迹，

风儿在抚弄着树上的叶片，

眼看要把你驱逐出天际。[43]

太美了！……总之，描写自然现象时，并不要求您把脑子里能够想到的一切统统写出来：您把每个人都可能想到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但是要做得恰到好处，让您的描写与您所要描写的铢两悉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无论是你我，也无论是读者，都无复他求。

但是我们赞许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声音，却不应当使我们对于那些我在上面提到过的具有半女性气质的诗人抱有不公正的态度，丘特切夫或者费特的那些好诗，那些充满婉约之气的诗，肯定会在我们心中余音缭绕，找到反响。我只想说一点，阿—夫先生并未走他们的路，再说一遍，他的风格恰到好处，与全书那种既和善又聪明，既明快又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基调极其相称。

我的信写得相当长了，然而我还有多少话想要告诉您啊：谈谈我的研究心得，谈谈所谓行猎的“成功与失利”，谈谈猎人们的迷信、传说和信以为真的事。但是我怕您和读者会看得太累了。那就把这一切留待下一封信再说吧[44]，这信您会很快收到的。行猎是一种娱乐，它使我们接近大自然，使我们学会忍耐，遇到危险时能保持冷静，它能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有力，使我们的精神饱满，充满朝气，——我国的先民曾在俄罗斯的长江大河两岸以行猎作消遣，以行猎取乐的还有民间叙事诗中的英雄和神射手罗宾汉（他常在古代英国令人心旷神怡而又绿荫匝地的橡树林里行猎），以及整个地球上的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但愿行猎这种娱乐能在我们的祖国长久盛行下去！奥伯龙[45]的神奇的角笛对于“有耳朵的人”是不会停止吹奏的，韦伯也不会是从富有诗意的行猎中汲取灵感的最后一位大音乐家[46]！我刚才说过，行猎使我们接近大自然：只有猎人才会在白天与黑夜的任何时候都看到它，看到它的全部美，也看到它的全部可怖。阿—夫先生写了这本书，我们要对他衷心地说句谢谢，我们也希望其他作家能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给我们讲一些他没有讲到的多种多样的狩猎。现在我们以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规程》中的话来结束：“勤奋而又十分聪明的猎人们，你们应该多读这本书，这是一本讲如何很好地、出色地打猎的书，你们会从中看到和明白许多好的和有道理的事。如果用心去读，你们就会感到快慰，就会对你们大有裨益……”还有：“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用这种好的娱乐来消遣和取乐，这很好玩，很惬意，很开心，别让各种忧愁和悲伤把您压倒。”

附记 我听说《枪猎手的笔记》正准备再版——本书的成功赶在我的赞扬前面了；那就更好啦！

1852年10—11月 于救主村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三年第一期。署名伊·屠·。一八五二年十至十一月。

[2] 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和父称。

[3] 一八五二年七至八月涅克拉索夫给屠格涅夫的信，迄未刊印。

[4]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二十九节最后一行：“冬天这魔法师已亲自降临”。

[5] 见普希金的《秋》（1833）。

[6] 指沃龙佐夫—韦利亚米诺夫发表于《俄罗斯人》一八五二年第八期（4月号）上的一篇书评。

[7] 沃龙佐夫—韦利亚米诺夫曾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三年间在《俄罗斯人》上发表过许多描写打猎的随笔和特写。

[8] 法语：《带狗伺伏狩猎的猎人》。

[9] 录自该书的引言。

[10] 向导犬（pointer，源出to point——指点）指一种短毛英国狗；塞特犬（不是采特犬：原文为setter，源出to set——摆，放）指一种长毛狗。此外，两种狗体形不同，搜索猎物的方式也有异，尤其是伺伏的姿态不同：向导犬站着，高昂着头，似乎在“指点”；塞特犬却蹲下，有时还干脆躺着。这两种猎狗都是飞奔而去，到处搜索，但是向导犬跑的姿势优美，塞特犬则全速奔驰；向导犬的嗅觉要“高”得多和灵敏得多；塞特犬大部分会猛然间忽地停下；应当承认，它常常会从猎物一旁走过，或者说得正确些，飞驰而过。塞特犬一般说非常急躁，根本不适合在森林里使用，可是在沼泽地“扫荡”却极好。向导犬的主要缺点是怕冷，同时也跟塞特犬一样不乐意把猎物衔回。所以，为此，英国人养了一种特别的狗——retrievers，意为寻找者。——作者注

[11] 曼顿（Joseph Manton）是英国著名的、最古老的猎枪工匠。莫蒂默（Mortimer）是英国猎枪工匠，他造的猎枪曾大批运往俄国。珀戴（Pauday）、摩根罗特（Morgenrot）、斯塔布斯（Starbus）三人分别为英国、德国、瑞典的猎枪工匠。

[12]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制造猎枪的最优秀的图拉工匠为彼得·戈利佳科夫父子。华沙的贝克和卢塞也是世界著名的猎枪工匠，他俩制造的猎枪在俄国很受欢迎，曾在莫斯科举办的两次工业博览会上展出过。

[13] 法语：罗贝尔式或莱福舍式。莱福舍是法国著名的猎枪工匠，他发明了从枪的尾部装火药。

[14] 法语：《猎人的卫生》。

[15] 屠格涅夫指的是阿克萨科夫在书中说的下面的话：“可以肯定，用带弹筒帽的猎枪打鹊鸭会顺手些：因为火镰不会冒火星，火药也不会冒火，用这种猎枪射击也快得多。”

[16]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关于帕斯卡发明手推车的事，屠格涅夫曾在一八五二年十二月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谈到过。

[17] 我知道，许多人反对“良种狗”这样的提法；我曾多次听说过一只不同凡响的农家狗，一只看家护院的劣种狗等的故事。但是例外只能证明规则的正确性；一百只非纯种狗中可能有一只获得成功，然而其余的狗都是些不中用的废物；正如在图拉花二十五卢布纸币买的一把猎枪，可以打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当枪膛里的来福线（膛线）尚未磨平的时候……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生平只见过一只嗅觉异常灵敏的农家狗；从外表看的确像是看家护院的劣种狗。但是尽管这狗有许多优点，却不能停留二十秒钟以上，这时候它的主人就应当赶快“想出办法”来，跟着它走。另一方面，我也要承认，并不是所有适用于枪猎的良种狗都已经被很好地研究过了；我在法国曾看见过一种硬毛的卷毛狗（barbets），是一种与猎狗完全不同的品种，但是我觉得把它们用于沼泽地与河滨打猎，一定非常好。——作者注

[18] 英语：猎物法。

[19] 格雷（1764—1845），英国政治家。

[20] 源出《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章第八至九节：“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21] 英俊的猎人，海神波塞冬的儿子。

[22] 见荷马《奥德修记》第十一卷，这段文字看来是屠格涅夫自己翻译的。

[23] 平心而论，很遗憾，我国可供捕猎的禽兽正在锐减；锐减的原因是双重的：一类原因是令人快慰的——沼泽地干涸了，等等，另一类原因就不怎么令人愉快了：毁林以及我国猎人毫不怜惜“母禽母兽”的恶习；冬天用网捕山鹑的习俗也非常有害。——作者注

[24] 指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1015年卒）。

[25] 莫诺马赫（1053—1125），即弗拉基米尔二世，基辅大公。遗书指《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遗训》。

[26] “伟大的儿子”指彼得大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俄国沙皇（1645年起）。

[27] 见诺维科夫《古代丛书》第二版第三卷第四三○页。——作者注

[28] 见《枪猎手的笔记》第二三一页。——作者注

[29] 见别涅季克托夫的诗《悬崖》（1835）。

[30] 雨果（参见他的《东方集》）就是这类诗歌的主要范式。很难统计，这种错误的手法获得了多少模仿者和崇拜者，然而他却没有一个形象能留下来：到处看见的是作者，而不是大自然；而人只有依靠大自然才能坚强有力。——作者注

[31] 见歌德的《大自然》（残篇）。俄译文出自屠格涅夫的手笔。此段引文以及引文前的整个一段话，根据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在本文初次刊印时删略。

[32] 上面这段话，在本文初次发表时，根据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予以删略。

[33]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著有《自然史》（36卷）。

[34] 屠格涅夫一贯反对使用华丽辞藻，这里大概是模拟布丰下述的话：“在人类所驯服的所有四足动物中最辉煌的成就是马。”

[35] 以上引自别涅季克托夫的诗《山峰》和《悬崖》（引文略有改动）。

[36] 奥杜蓬（1785—1851），美国鸟类学家，著有《美洲的鸟类》一书，书中附表四四八张，插图一○六五幅，包括美洲大陆的全部鸟类。

[37] 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自然哲学”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8] 当时，莫斯科大学教授菲洛茨基（1807—1849）曾著书批判谢林自然哲学学派的俄国追随者韦兰斯基，反对对大自然仅限于进行思辩的抽象研究，认为若要认识自然，惟一正确的方法是实验。屠格涅夫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位科学家及与其持同样见解的人。

[39] 指丘特切夫与费特，而且在下文中又再次明确提到他们俩。据俄国学者考证：屠格涅夫认为他自己也属于这类创作天性。

[40] ……that wing the midway air……此话无法翻译。——作者注

[41] 见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此处的俄译文出自屠格涅夫的手笔。

[42] 普希金就精神来说，比那个风雅而又很有才华的半法国人安德雷·谢尼耶更有资格得到古代诗人的称号；但是关于这方面可以写一大篇文章。倘若现在写出这类文章将会切中时弊，因为现在出现了大批安德雷·谢尼耶以及古代诗人的模仿者，——这些模仿者竭力把自己在虚构上的贫乏与孱弱冒充为希腊幻想所固有的严格的分寸感，把由于自己的无能而表现出的胆怯的献媚说成是古希腊罗马人由于自身的力量而表现出的安详和优雅。——作者注

[43] 引文系顾蕴璞译。

[44] 这封信（即论阿克萨科夫的书的第二篇文章），屠格涅夫后来并没有写。

[45] 奥伯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众仙之王。

[46]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这里指他根据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同名童话故事集创作的歌剧《奥伯龙》（1826）。

谈谈丘特切夫的诗[1]

“回到诗歌去，即使不是在文学界，起码也已在杂志上初步看出来了。”近来相当经常地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这些话表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准备同意这个意见，不过有以下保留：我并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文学中缺少诗歌，尽管有人一再指摘我们的诗歌庸俗和缺乏诗意；但是我理解读者的愿望，他们愿意欣赏到诗歌体现的和谐，以及抑扬顿挫的抒情语言具有的魅力；我理解这愿望，同情这愿望，并且对它表示完全赞同。因此，我看到把我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丘特切夫至今散见于各处的诗收集在一起，集中刊印时，我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要知道，丘特切夫曾受到普希金的欢迎和肯定，因此他仿佛是普希金临终前向我们推荐的一位最杰出的诗人[2]。

我刚才说，丘特切夫先生是最优秀的俄罗斯诗人之一；我还要说：在我看来，尽管这有损当代人的自尊，丘特切夫先生属于上一代人，他站得绝对比他所有的阿波罗同仁[3]要高。我国现在的诗人中有一些较有才华的人，他们也可能有个别的优点超过他，要指出这个是容易的：例如费特的迷人的、虽然略显单调的优雅[4]，涅克拉索夫的刚毅但又往往失之枯燥和生硬的激情[5]，迈科夫的规范的、有时显得冷冰冰的描绘[6]；但是只有在丘特切夫先生一个人身上，才具有他所属的以及在普希金身上那么鲜明有力地表现出来的那个伟大时代的印记；只有在他一个人身上，才看得出他的才华与他本人恰好相称，他的才华与作者的生活恰好符合的情况——总之，起码可以看到在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构成伟大才能特征的那东西的一部分。丘特切夫先生的写作范围不广——这话不假，但是他在这个范围却如鱼得水。他的才华不是由彼此没有联系的分散的各部分组成的；他的才华是一个圆，彼此连接；在他的才华中，除了纯粹抒情的成分外，没有其他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却十分明确、清晰，跟作者本人融合成一个整体；他的诗没有编造之嫌，都是有所指、有所感而作，正如歌德所希望的那样，也就是说，不是向壁虚构的，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是自己长出来的，顺便说说，正是根据这一宝贵素质，我们才得以看出普希金对他的影响，才看到他的诗中有他的时代的反光。

有人会对我说，我大可不必抨击诗歌中的编造，他们会说，没有创造性幻想的自觉参加，除了某些原始民歌外，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还会说，每个有才华的人都有自己外在的一面，——即任何艺术都不可缺少的技艺的一面；这一切都言之有理，我丝毫无意否定这点；我反对的仅仅是把有才华的人与能够给他以乳汁和力量的土壤分开，——反对把才华与拥有这种才华的人的生活分开，反对把它与那个人作为一个局部所隶属的人民的总的生活分开。如果把一个有才华的人与这些东西分开，也许有它的好处：它也许能促进这才华走向完善，使它更易于成长，发展成为一种精湛的技艺；但是这样的发展却会使它失去活力。把树上的一块木头砍下来，干燥后，可以旋出任何形状的东西；但是，不管春天的阳光怎么温暖它，这块木头上是再也长不出新叶，再也开不出芬芳的花朵来了。如果一个作家想把自己的朝气蓬勃的才能变成一种僵死的玩物，如果他受到诱惑，迷恋于取得艺术大师的廉价胜利，迷恋于取得驾驭自己庸俗的灵感的廉价的权力，那么这个作家就可悲了。不，诗人的作品不应当轻而易举地一挥而就，他也不应用一些不相干的手段为之催生。早就有人说过，而且说得很好，一个作家应当像母亲怀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心头孕育自己的作品；他自己的血应当在他的作品里汩汩流淌，而这股赋予作品以生气的血，从外部搬来的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无论是聪明的议论与所谓真诚的信念，甚至也无论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如果他真有什么伟大的思想的话……）。而它们，以及那些伟大的思想，如果真是伟大的话，那也不可能仅仅来自头脑，而且应当来自心灵，用沃夫纳格[7]的绝妙说法：“Les geandes pensées viennent du cœur”[8]。一个人倘若想要创造出某种完美无缺的东西，就必须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用在这上面。

“编造”，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向壁虚构，追求华丽的辞藻等因素，约莫十五年前，曾在我国文学界盛行一时，现在当然其势头已大大减弱：现在肯定不会有人忽发奇想，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构建一个五幕幻想剧，去写一个第十流的意大利画家，——这画家身后仅留下收藏在三流美术馆的阴暗的角落里的三两幅不入流的画；现在肯定谁也不会突如其来地欢呼雀跃，诗兴大发，去讴歌一个也许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某位姑娘的神奇的鬈发；但是话又说回来，向壁虚构并没有在我国文坛绝迹。这类向壁虚构的痕迹，甚至还相当明显，仍可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见到；但是在丘特切夫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这类东西。丘特切夫先生的缺点是另一类：他的作品里常常会碰到一些陈腐的用词，苍白的、呆板的诗句，有时候他显得仿佛不会驾驭语言似的；他的才能的外在方面，即我们曾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方面，也许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这一切都由他的灵感的率真自然，他的诗篇所洋溢的诗意所弥补了；在这种灵感的影响下，丘特切夫先生的语言常常会使读者感到惊讶，他的用词非但大胆，而且恰到好处，具有一种近乎普希金般的美。我们若来研究一下实际上为数不多的诗篇（不超过一百首），亦即可以用来标志他走过的道路的诗篇，是怎样在作者心中产生的，我看倒也蛮有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他的每首诗开头都闪现出一种思想，但是这思想却像一个光点，在深沉的感情或者说印象的影响下时时闪光；丘特切夫先生的思想，由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的产生的特点，从来都不是赤裸裸地和抽象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永远与来自心灵和自然界的形象融为一体，它被形象所渗透，同时它本身也不可分离和不可分割地渗透于形象之中。丘特切夫先生那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瞬间爆发的抒情的诗意，促使他十分洗练地把自己的情怀表达出来，仿佛在自己周围画上了一个羞人答答而又十分优美的小圈；诗人需要把彼此交融的一种思想和一种感情说出来，而他大部分是用一个统一的形象把它们显现出来的，正因为他心里有话要说，所以他既不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感触，也不想在自己面前把玩这一感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诗才能被称为是有所感而写的诗，也就是说，他的诗是真诚的、严肃的。丘特切夫先生的最短的诗几乎总是最成功的。他对大自然的感受非常敏锐、生动、准确；但是他所说的语言不完全是上流社会通行的语言，他并不利用这语言给自己“捞取什么好处”，并不利用它来构建和粉饰自己的形象。在丘特切夫先生笔下，把人类世界与他所亲近的大自然相比，从来都不是牵强的和冷冰冰的，从来不带教训人的口吻，也从来不用这对比来说明作者脑海里出现的、被他当作自己的发现的某个平平常常的思想。除了这一切之外，丘特切夫先生还具有很敏锐的审美力——这是受到全面教育、博览群书和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结出的果实。充满热情的语言，女性般心细如发的语言都是他所熟悉的，并且运用得很好。我们不大喜欢丘特切夫先生不是从自己的泉源中汲取来的比如《拿破仑》这样的诗。在丘特切夫先生的天赋中缺乏任何戏剧因素或者叙事因素，虽然，毫无疑问，他的智慧业已渗透到当代历史问题的最深层。

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意预言丘特切夫先生将会名噪一时，——将会受到某种大轰大嗡的、可疑的欢迎，而且丘特切夫先生大概也决不会追求这样的虚荣。他的才华就其本性说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指望他们作出反应，加以赞许；为了充分认识丘特切夫先生的价值，读者本身必须具有某种敏锐的理解力和某种灵活的思想，好在他们思想上没有过于长久地停留在闲散慵懒的状态。紫罗兰的清香只能在方圆二十步内闻到：要闻到它的芳香，就必须接近它。再说一遍，我不想预言丘特切夫先生将名噪一时，大受欢迎；但是我预言，所有珍爱俄罗斯诗歌的人都会对他表示深深的、充满温馨的赞许，而这样的诗，

愿主普施欢乐……[9]

还有其他的诗，将会传遍俄罗斯的东西南北，而且将比当代文学中现在看去似乎将要万古流芳引起轰动的许多作品存在得更长久。丘特切夫先生可以用一位诗人说过的话[10]对他自己说，他创造了不朽的语言；而且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意识到这点更高的奖赏了。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一八五四年第四期（4月号）评论栏。署名：伊·屠·。《现代人》一八五四年第三期增刊曾集中发表丘特切夫的九十二首诗，第五期又发表十九首。同年五月又出版了由屠格涅夫发起和编辑的丘特切夫诗集。

[2] 丘特切夫的诗（抄本），曾由维亚泽姆斯基和茹科夫斯基于一八三六年交给普希金，据目击者称，普希金读后感到十分惊喜。

[3] 指诗坛同仁。

[4] 一八五三年，费特与许多彼得堡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交好。从此时起，许多年间，费特的诗在正式发表前都要请屠格涅夫过目，请他批评指正。从一八五四年起，《现代人》即经常发表费特的诗。一八五五年，在屠格涅夫以及该刊其他同仁参加下，又编辑出版了《费特诗集》（1856）。

[5] 涅克拉索夫的诗在四十年代一直使屠格涅夫很感兴趣，不仅因为它写得好，也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社会倾向。屠格涅夫认为他的诗“简直同普希金的一样好”，——把一个人的诗与普希金比，这在屠格涅夫是最高评价。

[6] 迈科夫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一八四二年，屠格涅夫对它一直采取漠然态度，既未加以引用，也未发表任何评论。他的看法与别林斯基近似。

[7] 沃夫纳格（1715—1747），法国著名伦理学家。

[8] 法语：伟大的思想来自心灵。

[9] 指丘特切夫的诗《一八五○年七月》（《现代人》1854年第3期）。

[10] 出处不详。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1]

（一八六〇年一月十日为清寒文人学者资助协会筹款而举办的公开讲座上的演讲）

先生们！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一版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于同一年问世，同在十七世纪初[2]。

我觉得这一巧合意味深长；把我提到的这两部作品并列，使我产生了许多想法。现在请允许我同诸位谈谈我的这些想法，不当之处，敬请海涵。歌德说：“谁想了解诗人，就必须进入他的领域。”[3]；可是一个散文作家没有任何权利提出这类要求；但是他可以指望他的读者或者听众愿意陪同他进行一次漫游，并在漫游中探索。

诸位，我的某些观点可能因为同一般的看法不同，会使你们感到惊讶；但是伟大的诗作的独特优点正在于，它们创造者的天才使这些作品充满了不朽的生命，因此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也如同一般对人生的看法一样，可以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然而，与此同时，又都同样正确。对于《哈姆雷特》已经写了不知多少评论，预计将来不知还会写出多少！对这个真正取之不尽的典型进行研究，已经得出了多么不同的结论啊！——可是《堂吉诃德》，由于它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它那好像受南国的太阳照耀的故事又那么莹彻透明，因此似乎不必多加说明。但是，很遗憾，我们俄国人至今还没有一部《堂吉诃德》的好译本；我国的大多数人对于堂吉诃德只留下一个相当模糊的印象；一提到“堂吉诃德”，我们常常简单地把他看成小丑，——在我们看来，“堂吉诃德精神”一词几乎与“荒谬”二字等同，——然而我们必须在“堂吉诃德精神”中认清自我牺牲的崇高因素，而有人却只从滑稽的方面去理解它。一部《堂吉诃德》的好译本真是对读者的一大贡献[4]；如果有哪位作家能够把这部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全部的美传达给我们，那他一定会受到普遍的感谢。但是现在还是回到我们谈话的正题上来吧。

我刚才说到《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于同年问世，我认为这是意味深长的。我觉得，这两个典型体现了人的天性的两个根本的、正相对立的特点——人的天性借以转动的一根轴的两端。我觉得，所有的人无不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种典型中的一个；我们中间几乎每个人不是与堂吉诃德，就是与哈姆雷特相似。不错，在当今时代，哈姆雷特比堂吉诃德要多得多，但是堂吉诃德也没有绝迹。

我这就来说明个中道理。

所有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按照自己的原则，按照自己的理想，即按照他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活着。许多人接受的理想已经是完全现成的理想，具有确定的、历史形成的形式；他们生活着，使自己的生活与这一理想协调，有时因为一时冲动或者事出偶然会背离这一理想，——但是他们并不对这一理想提出非议，并不怀疑这一理想；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这一理想。不管怎样，如果我说，对于所有的人，这理想，他们生存的这一基础和目的，或者存在于他们之外，或者存在于他们自身之中：换句话说，对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我字或者居于首位，或者他承认是最高的另一种东西居于首位，——我们这样说，似乎还不至于有大错。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么泾渭分明的界限，又说在同一个活人身上两种观点可能交替出现，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融合；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坚持说什么人的本性不可能发生变化和出现矛盾呀；我只是想指出人对自己的理想往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而现在我只是想竭力根据我的理解来说明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怎样体现在我所选择的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的。

先从堂吉诃德说起。

堂吉诃德其人表明了什么呢？我们先不要走马观花地看他，不要把我们的目光停留在表面和细枝末节上。我们先不要把堂吉诃德仅仅看作是个愁容骑士，一个仅仅为了嘲笑古代骑士小说的人；大家知道，这一人物的意义在他的不朽的创造者的笔下扩大了，在第二部里，那个堂吉诃德已成了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嘉宾，成了担任“海岛”总督的他那个侍从的英明导师，——这时的堂吉诃德已不再是出现在第一部尤其是在小说开头部分的那个堂吉诃德，他已不再是那个动辄挨打的古怪而又可笑的怪物了；因此我想深入探究一下这事的本质。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其人表明了什么呢？首先是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总之，对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不易把握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要求人们为它服务，并作出牺牲，但是只要奉行真理并持之以恒，而且甘愿为真理牺牲，这真理也是可以把握的，堂吉诃德整个人都充满了对于理想的忠诚，为了这理想，他甘愿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甘愿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生命的程度，视其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体现理想，在人世间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有人会对我说，这理想是他那不正常的想象力从骑士小说的幻想世界里汲取来的；我同意——堂吉诃德滑稽可笑的一面也就在这里；但是理想本身依然是晶莹剔透、纯洁无瑕的。为自己而生，只关心自己——堂吉诃德认为是可耻的。他把自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完全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务尽，为了对抗那些敌视人类的力量——巫师们、巨人们，即压迫者们。他这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他充满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请诸位认清这词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坚信不疑，而且义无反顾。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坚忍不拔，才能满足于最粗劣的饭菜和最寒酸的衣服：因为他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他心地善良，但精神伟大，为人勇敢；他那感人的虔诚并没有束缚他的自由；他毫无虚荣心，但他并不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使命，甚至对自己的体力也毫不怀疑；他的意志百折不挠。他经常追求同一目标，这使他的思想有点单调，头脑有点片面；他知道的东西很少，再说他也不需要知道很多东西：他只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活在世上为了什么，而这正是最主要的知识。堂吉诃德有时让人觉得他完全是个疯子，因为最显而易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也视而不见，如同蜡碰到他的热忱之火会熔化一样（他确实认为木偶是真的摩尔人，把一群山羊看成了骑士），有时候他又让人觉得他傻，因为他既不会轻易地赞成什么，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欣赏什么；但是他却像一棵千年古树，根深叶茂，既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也不会随风倒；他的道德品质的坚固性（请注意，这个疯子、这个游侠骑士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赋予他的全部言论，赋予他整个人以一种特别的力量和特别的威严，尽管他不断陷入滑稽可笑和屈辱的境地……堂吉诃德是一位热忱献身于真理的人，是一位思想的奉行者，因此他整个人沐浴在思想的光辉里。

哈姆雷特又是怎样的人呢？

首先是爱分析和崇尚唯我主义，因而没有信仰。他整个人活着就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一个唯我主义者；但是要相信自己，即使是唯我主义者也办不到；他能相信的只有在我们之外和在我们之上的东西。但是他不相信的这个自我，却对哈姆雷特至为宝贵。这是一个出发点，以后他又不断回到这个出发点，因为他在全世界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任何东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终日忙活的就是他自己，终日挂在嘴上的也是他自己；他时刻萦绕心头的不是他应尽的义务，而是他所处的地位。哈姆雷特怀疑一切，当然也饶不过他自己；他的头脑过于发达，以至无法满足于他能在自身中找到的东西：他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但是任何自我认识都是有力量的表现；由此而产生出他的冷嘲热讽，这与堂吉诃德的热忱正好对立。哈姆雷特常常自我欣赏地、过甚其词地责骂自己，他经常观察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注视自己的内心活动，他十分细致地知道自己的所有缺点，他蔑视自己的缺点，也蔑视自己这个人——然而与此同时，可以这样说，他又以蔑视为生，在这蔑视里讨生活。他不相信自己——而且为人虚荣；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和为什么活着，——可是又对生活十分依恋……“噢，上帝啊上帝！〔他在第一幕第二场中感叹道〕如果天与地的主宰不曾禁止自杀这一罪孽！……我觉得这生命是多么庸俗、空虚、平淡和渺小啊！”但是他又舍不得牺牲这平淡而又空虚的生命；还在他父亲的鬼魂出现之前，还在接受那件把他消沉的意志彻底压垮的可怕的任务之前，他就幻想自杀。——但是他没有自杀。正是在这些想要结束生命的幻想中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爱；所有十八岁的青年都熟悉这样的感情：

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精力过盛。[5]

但是我们也不要对哈姆雷特太苛求了：他内心痛苦——而且他的痛苦比堂吉诃德的痛苦更深重，更难受。殴打堂吉诃德的是一些粗野的牧民和被他释放的罪犯；哈姆雷特却是自己刺痛自己，自己折磨自己；握在他手中的也是一把剑：一把分析别人和分析自己的双刃利剑。

堂吉诃德（这点我们应当承认）的确很可笑。他这人恐怕是诗人描写过的最滑稽可笑的人物。甚至在俄国农民口中，他的名字也成了可笑的绰号。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以确信无疑。只要一想到他，人们的想象中就会出现一个干瘪的、瘦骨嶙峋的、长着鹰钩鼻子的人，身披一副漫画式的铠甲，胯下骑着一匹可怜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的老马，这就是那匹不幸的、老是挨饿挨打的驽骍难得，它使人不能不在同情之余又有点好笑，有点感触。堂吉诃德很可笑……但是在这可笑中却有一种宽容和弥补的力量——如果说“你所取笑的，也就是你可以为之出力的”这话不无道理，那你不妨再加上一句：你取笑过的人，也就是你已经原谅，甚至准备去爱的人。与堂吉诃德相反，哈姆雷特的外貌很英俊。他的忧郁症，他那苍白的、虽然并不显得消瘦的脸（他母亲曾说他胖胖的，“our son is fat”[6]），黑丝绒的衣服，帽子上插着羽毛，优雅的风度，他的谈话带有明显的诗意，对别人经常抱着十足的优越感，与此同时又常常妄自菲薄，挖苦自己，引以为乐，他身上的一切都讨人喜欢，一切都令人神往；任何人都自诩为哈姆雷特，谁也不愿意得到堂吉诃德这一雅号；“哈姆雷特—巴拉滕斯基[7]”，普希金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嘲笑哈姆雷特，而这正是对他的指责：要爱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像霍拉旭这样的人才会对哈姆雷特依依不舍。关于这类人我们下面再谈。任何人都同情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特点；但是要爱他，我们再重复一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就不爱任何人。

我们继续来比较吧。哈姆雷特是王子，他父亲是被篡夺王位的亲兄弟杀害的；他父亲走出坟墓，走出“地狱张开的大口”，要他为父王复仇，而他犹豫不决，自欺欺人，只能用责骂自己的办法聊以自慰，最后才偶然杀死了自己的继父。剧中揭示了深刻的心理特点，可是有许多甚至很聪明但却目光短浅的人居然因莎士比亚揭示了这样的心理特点而贸然谴责他！而堂吉诃德不过是个穷人。几乎一贫如洗，没有任何钱财和上层关系，一个孤老头子，却居然自告奋勇担当起革除邪恶和保卫全世界被压迫者（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的重任。他首次试着想要解救一名无辜受人欺负的孩子，结果却给这无辜者招来了更大的灾难（我指的是那个插曲，当时堂吉诃德想解救一名男孩，不让他受到他的老板的殴打，可是堂吉诃德一走，这老板却以十倍的凶狠来惩罚这个可怜的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再如，堂吉诃德自以为要对付的是害人的巨人，结果却进攻了有益的风车，——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形象的滑稽可笑的外壳，不应当使我们忽略隐藏于这些形象中的深刻的含义。一个准备牺牲自己的人，先就想到盘算全部后果，权衡得失，以及自己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这样的人未必真能做到自我牺牲。哈姆雷特是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像他这么一个头脑敏锐、洞察幽微、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的人，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吗！不，他决不会去同风车作战，他决不会相信这是什么巨人……即使当真是什么巨人，他也决不会进攻他们。哈姆雷特不会像堂吉诃德那样指着理发匠的脸盆向所有的人和每个人硬说，这是真正的曼布利诺的神奇的头盔；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真理具体而微地出现在哈姆雷特眼前，他也不敢肯定，这果然就是真理……因为谁知道呢，也许根本就没有真理，就像没有巨人一样？我们都在嘲笑堂吉诃德……但是，诸位，你们中间有谁认认真真地扪心自问过，问过自己过去的信念和现在的信念，能够肯定和敢于肯定，他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分清而且过去也分清了理发匠的锡脸盆和神奇的金头盔呢？……因此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信念本身的真诚和力量……至于结果如何——概在命运的掌握之中。只有命运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同幻影还是在同真正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头上戴的是什么防御武器……我们应做的事是武装起来，去战斗。

一般人，即所谓群众，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注意。

波洛涅斯是哈姆雷特面前的群众代表，桑丘·潘沙则是堂吉诃德面前的群众代表。

波洛涅斯是一位能干、务实、头脑健全的人，虽然，与此同时，又是个目光短浅和爱唠叨的老人。他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长官和可以为人表率的父亲。例如，他儿子雷欧提斯出国前，他对儿子的谆谆教导，——这教导，就其英明伟大而言，足以与桑丘·潘沙在布拉它琉海岛当总督时颁布的著名政令媲美。对波洛涅斯来说，哈姆雷特与其说像个疯子，不如说是个孩子，倘若他不是王子，波洛涅斯根本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这人毫无用处，不能认认真真和精明能干地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在哈姆雷特与波洛涅斯之间关于白云的那场著名的戏，——即哈姆雷特自以为他在耍弄老人的那场戏，对我们来说含义明显，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冒昧地把这场戏摘引如下：

波洛涅斯 太子殿下，王后娘娘想同您谈谈，而且请您立刻就去。

哈姆雷特 您看见那朵白云了吗？像只燕子。

波洛涅斯 完全像只燕子。

哈姆雷特 我觉得它像匹骆驼。

波洛涅斯 它的脊背长得完全同骆驼一样。

哈姆雷特 要不，像鲸鱼？

波洛涅斯 完全像鲸鱼。

哈姆雷特 好。——那我去见母后了。[8]

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在这场戏里，波洛涅斯既是一名处处讨好太子的御前大臣，同时又是一个不愿与有病和任性的孩子争辩的大人。波洛涅斯丝毫不相信哈姆雷特，而他这样做是对的；由于波洛涅斯目光短浅而又过分自信，他认为哈姆雷特的胡闹是由于他爱奥菲利娅的缘故，在这点上他当然是错的；但是他在对哈姆雷特这人的评价上并没有错。哈姆雷特式的人物的确对群众无益；他们什么也给不了群众，他们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因为他们自己就裹足不前。再说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脚踏实地，又怎能带领群众前进呢？此外，哈姆雷特根本就不把一般的群众放在眼里。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还能尊重谁，尊重什么呢？再说，值得把群众放在眼里吗？群众是那么粗野，那么肮脏！而哈姆雷特是贵族，不仅出身于贵族。

可是桑丘·潘沙向我们展示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正好相反，他嘲笑堂吉诃德，他知道得很清楚，堂吉诃德是疯子，可是他仍旧三次离别家乡，离开妻子和女儿，追随这个疯子，浪迹天涯，吃足了苦头，对堂吉诃德忠心耿耿，至死不渝，相信他，以他为骄傲，当他的老主人即将去世时，他还跪在主人简陋的病榻前失声痛哭。用希望得益，希望得到个人好处的说法，是无法解释这种忠贞不贰的；桑丘·潘沙的理智很健全；他知道得很清楚，当这个游侠骑士的侍从，除了挨打以外，几乎什么也得不到。他所以这么忠心耿耿的原因，应当到更深的层次中去寻找；这种忠贞不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植根于群众的几乎是最好的品性，他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心甘情愿地盲从（唉！他们还有些其他的盲从），能够满怀无私的热情，漠视直接的个人利益，而对于一个穷人来说，这几乎等于漠视自己的口粮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品性！人民大众最后总是抱着忘我的信仰，跟着他们曾经嘲笑过，甚至诅咒和迫害过的人走，但是这些人既不害怕大众的迫害，也不害怕诅咒，甚至也不害怕嘲笑，而是毫不动摇地一往无前，在心灵深处注视着只有他们才看得见的目标，上下求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了……而且也应该找到；只有受心灵指引的人才能找到。沃夫纳格说：“Les grandes pensées viennent du coeur。[9]”可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痕迹，除了他们个人的痕迹之外，也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未竟的事业。他们既不爱人，也不相信人；他们又能找到什么呢？甚至化学里（且不说有机界了）要出现第三种物质，也必须将两种物质化合起来；可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关心的始终只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孤立的，因此一事无成。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那么奥菲利娅呢？难道哈姆雷特不爱她吗？”

现在我就来谈她——顺便也谈谈杜尔西内娅。

我们这两个典型人物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也有许多意味深长的东西。

堂吉诃德爱杜尔西内娅，爱这个并不存在的女人，愿意为她去死（例如，当他被战胜、被打垮后，他对已经向他举起长矛的胜利者说：“您一枪结果了我吧，骑士，但愿不要因我的软弱而降低杜尔西内娅的荣耀；我还要坚信，她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美人。”）他的爱是理想的，纯洁的，理想到甚至不曾怀疑他所热恋的对象根本不存在；纯洁到当杜尔西内娅出现在他面前变成一个又粗又脏的乡下女人时，他竟不相信眼见的事实，硬说她是被一个凶恶的魔法师变成这样的。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在我们的漫游中，也看到过一些为很少有可能存在的杜尔西内娅，或者为某种粗俗的而且常常是肮脏的东西而死的人，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就是他们实现了的理想，至于它的变形，他们同样归咎于某些凶恶的（我差点要说魔法师了）——某些凶险的偶然性和恶棍的影响。我们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一旦绝迹，那，还不如让历史书永远合上吧！因为这书也就没有什么可读的了。堂吉诃德连一点追求肉欲的影子也没有；他的所有幻想都是羞怯和纯洁无邪的，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他未必真希望与杜尔西内娅结合，甚至对这种结合他感到害怕也说不定！

至于哈姆雷特，难道他能够爱吗？难道那位塑造了他而又对他冷嘲热讽的创造者[10]，那位对人心有深刻研究的行家里手，肯把一颗多情而又忠贞不贰的心给予一个唯我主义者，给予一个充满腐蚀性的分析的病毒的怀疑主义者吗？莎士比亚没有陷入这种矛盾，细心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会确信，哈姆雷特是个醉心肉欲、甚至本性贪恋女色的人（难怪一位名叫罗森格兰兹的御前大臣听到哈姆雷特说他讨厌女人时，不由得默默地微笑了），他们就会信服我所说的：哈姆雷特不爱任何人，他只不过是假装在爱。而且爱得漫不经心。对此有莎士比亚本人的话为证。

在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说：

哈姆雷特 我曾经爱过你。

奥菲利娅 太子殿下，您曾经让我相信这是真的。

哈姆雷特 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没有爱过你。

哈姆雷特说了这最后一句话后，要远比他自己所认为的更接近真实。奥菲利娅是一个天真无邪、标格清朗到了圣洁程度的少女，而哈姆雷特对她的感情不是恬不知耻（例如，他在看戏的那场戏里请奥菲利娅允许他把他的头……枕在她的大腿上躺一会儿时所说的话，以及他所做的那些轻薄的暗示），就是夸大其词（请看他与罗欧提斯的那场戏，当时他跳进奥菲利娅的墓穴，并用称得上是勃拉马尔巴斯[11]或毕斯托尔旗官[12]的语言大吹法螺：“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也无法和我较量！让他们把一百万个山丘堆到我身上吧！”等等）。他对奥菲利娅的整个态度，对于他，无非是想来想去只有他自己，他曾经高呼：“噢，女神啊，在你神圣的祈祷中不要忘了提到我！”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也仅仅是他深刻意识到自身的虚弱（他无力去爱），这是一种近乎迷信地拜倒在“圣洁”之前的无能为力。

但是不要再说哈姆雷特典型的阴暗面了，这些阴暗面之所以让我们一听就生气，正因为它们离我们更近，更容易被理解。现在我们努力来评价一下这个典型人物身上合情合理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一面。在他身上体现了否定的因素，这因素，也就是另一位伟大诗人[13]把他与纯粹属于人性的一切分离开来以后，通过梅菲斯特这一形象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哈姆雷特就是那个梅菲斯特，但他是限定于人的天性这个现实圈子里的梅菲斯特，正因为如此，他的否定并不是恶——它本身是反对恶的。哈姆雷特的否定是怀疑善（但是他不怀疑恶，而且与恶进行激烈的搏斗。它之怀疑善，是怀疑这善是不是真的善），是否出于真心，它之攻击它并不是攻击善，它攻击的是伪装的善，是在善的假象下仍然隐藏着的他的宿敌——恶与假：哈姆雷特不会像梅菲斯特那样恶魔般毫无同情心地大笑；他的笑是苦笑，流露出凄苦，说明他内心痛苦，因而使人不由得想要原谅他。哈姆雷特多疑，也并非由于他冷漠，他的意义与可贵之处就在这里；真善美与假恶丑，在他面前并没有变成混沌一片，变成某种偶然的、哑默的、麻木不仁的东西。哈姆雷特的多疑，虽然他并不相信在当代（可以说吧）就可以实现真理，但他却誓不两立地反对虚假，因而倒成了一名他无法完全相信的真理的主要斗士。但是否定就像火一样，其中有毁灭的力量，如何把这种毁灭的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时候它应当毁灭的东西和它应予宽容的东西常常彼此交融，区别不开，又如何向它指出怎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我们经常看到，人生的悲剧的一面就正好出现在这里：干事业需要意志坚强，干事业需要思虑周密；但是思想与意志却彼此分离，而且日复一日，分离越甚……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by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意志外露的天生红润

凋萎了，病容满面，蒙上了思虑的苍白……[14]）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之口说道……于是，一方面是思前想后的、自觉的、常常是无所不包的，但也同样常常是毫无益处的、注定会无所作为的哈姆雷特们；另一方面则是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们，他们之所以常常带来益处并推动人们前进，仅仅因为他们只看见、只知道一个甚至常常并不存在的点，可是他们却自以为真看到了这个点。于是就不由得产生两个问题：难道只有疯子才会相信真理吗？难道一个能控制自己头脑的人，反倒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全部力量吗？

对这两个问题哪怕只进行一些肤浅的讨论，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的。

我只想指出，我们应当承认，在我刚刚提到的这种分离、这种二重性中，含有整个人类生活的根本规律；这整个生活无非是两种不断分离而又不断融合的因素的永恒的调和与永恒的斗争。如果我不怕用哲学术语吓唬住你们的耳朵的话，我就要冒昧地说，哈姆雷特们表现了自然界的一种根本的向心力，根据这种向心力，所有的生物都认为自己是造物的中心，而把其余的一切都看作仅仅为它而存在的（例如落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前额上的一只蚊子，它心安理得地认为它有权吸他的血，把这当作它应得的食物；哈姆雷特也一样，虽然他也蔑视自己，这是蚊子做不到的，因为它还没有高升到这一步，我说哈姆雷特也一样，他让一切都归属于他自己）。没有这种向心力（唯我主义之力），自然界就不能存在，同理，没有另一种力量即离心力，自然界也不能存在，而按照离心力的规律，一切存在之物都只是为他物而存在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离心力，这种愚忠和自我牺牲的原则看去有点滑稽可笑——为了不得罪人，——代表这一原则的就是堂吉诃德们）。停滞和运动、保守和进步这两种力量，是一切现存事物的基本力量。它们向我们说明了花卉所以生长的道理，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各强大民族所以强盛的钥匙。

现在我们必须赶快结束这些也许是不适宜的抽象推论，转而谈一些我们比较习惯的意见。

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最家喻户晓的恐怕要算《哈姆雷特》了。这部悲剧是那些确实使剧院场场客满的剧本之一。在我国观众当前的情况下，在他们追求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情况下，在他们怀疑自己及其青春活力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先撇开这部也许是体现了当代精神的最出色的作品所饱含的美不谈，我们不能不赞叹莎士比亚的天才：他在许多方面与他的哈姆雷特十分近似，但是他又用创造力的自由运作把哈姆雷特与他自己区别开来——并让哈姆雷特的形象永远供后人研究。创造出这一形象的精神是北方人的精神，这是一种反省和分析的精神，这精神沉重、郁闷，缺少和谐与靓丽的色彩，没有精雕细刻，使之具有优美的、常常是小巧的形式，但是这精神深刻、有力、多姿多彩，富有独立性而且有指导意义。它从自己的内部提炼出了哈姆雷特的典型，并以此表明，在诗歌领域，也像在人民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它站得比自己的产儿要高，因为它完全理解这一典型。

南方人的精神寓于堂吉诃德这一人物的创造中，这精神是光明的、快活的、天真的、敏感的，它不触及深层生活，不囊括却能够反映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我在这里情不自禁要把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作一番对比，不过我只指出他们彼此间的若干异同。有人会想，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有什么可比的呢？莎士比亚是巨人，是受人崇拜的巨擘……是的；但是在创作了《李尔王》的巨人面前，塞万提斯也不是一名侏儒，他是人，完完全全的人；而人是有权用自己的双脚站在甚至是神化的人物面前的。无可争议，莎士比亚以他丰富有力的想象、富有高度诗意的光辉、博大精深的巨大智慧压倒了塞万提斯——而且还不止压倒他一个人。但是你们在塞万提斯的小说里既找不到牵强附会的俏皮话，也找不到不自然的比喻，更找不到甜腻腻的奇思怪想；你们在他的书中也同样不会看到那些被砍下的脑袋，被挖出的眼睛，那大量的鲜血，那酷烈而愚蠢的凶残，这都是中世纪的可怕遗产，在北方人的顽固天性里消失得较慢的野蛮作风；然而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巴托罗缪之夜[15]的同时代人；在他们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旧随处可见异教徒被烧死和血流成河的情况；再说这种流血事件何时才会中止呢？中世纪在《堂吉诃德》里通过普罗旺斯诗歌的余韵，以及塞万提斯那么宽厚地嘲笑过的那些小说的童话般的优美表现了出来，而且他自己在《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中，最后也是按照这些小说的路子来写作的。莎士比亚到处撷取自己的形象——取自天上，取自地上——对他来说没有禁地；任何东西也逃脱不了他洞察一切的目光；他以不可抵挡之势，以老鹰扑向自己猎物之势攫取这些形象。塞万提斯和蔼可亲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个形象领到读者面前，就像父亲领着自己的孩子似的；他采撷的只是他感到亲近的东西，但是这个亲近的东西又是他最熟悉的！仿佛人类的一切都臣服于这位英国诗人的强大雄浑的天才；可是塞万提斯却只在自己的心灵中开掘宝藏，——他那颗心清澈、温柔、富于生活经验，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冷酷：塞万提斯自己也说，他在长达七年的痛苦的俘虏生活中，一直学习如何忍耐这门学问，获益匪浅。他所掌握的圈子要比莎士比亚的圈子小；但在他身上，如同在每个单独的活人身上一样，能够反映出人的一切。塞万提斯不用闪电般的言语把你们照亮，不用无往而不胜的灵感的非凡威力使你们震惊；他的诗不是那有时像浊浪滔天的大海般的莎士比亚式的诗，而是一条在景色万千的两岸间静静流淌的幽深的河；读者只觉得四下里波光粼粼，不禁逐渐怡然神往，沉浸在那真正史诗般静穆平稳的河流之中。我们可以想象眼前浮现出两位同时代的诗人的形象，他们死于同一天，即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17]。塞万提斯大概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但是伟大的悲剧作家在他逝世前三年曾蛰居在他那寂静的斯特拉特福镇的老家，很可能读到过这部著名小说，因为当时它已经译成英文……一幅值得画家兼思想家形诸笔墨的画：莎士比亚阅读《堂吉诃德》！产生了足以垂范同时代人和千秋万代的伟人的国家有福了！戴在伟人头上永不凋谢的桂冠也应戴在他的民族头上。

在行将结束这篇很不全面的专论时，我想请求大家允许我再说几点零星意见。

有一位英国勋爵（他是这件事的很好的评判人），曾当着我的面称堂吉诃德是一位真正的模范绅士。的确，如果说平易近人和从容不迫是一个所谓上等人的显著特征的话，那么堂吉诃德完全有权得到这一称号。他是一位真正的西班牙贵族，甚至当公爵的那些爱恶作剧的使女把肥皂水抹了他一脸时，他仍旧不失为一名贵族。他的作风之所以平易近人，是由于他没有我们拟称之为自命不凡而不是自尊的那种东西；堂吉诃德并不只顾自己，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从不想卖弄；而哈姆雷特，尽管他所处的环境十分高雅，可是我觉得，请原谅我在这里说一句法国话：ayant des airs de parvenu[18]；他惶惶不可终日，有时候甚至很粗鲁，装腔作势和爱嘲弄人。然而他却具有一种力量，出言不俗和一针见血，这种本事是每个善于思考和自我剖析的人所独有，因而根本不是堂吉诃德所能达到的。哈姆雷特分析问题的深刻和细致，他的博学多才（不要忘记，他上过维滕贝格大学）使他养成了一种几乎正确无误的鉴赏力。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家；他给伶人们提的建议惊人地正确和明智；他心中的美感几乎同堂吉诃德心中的责任感一样有力。

堂吉诃德十分尊重现存的一切法规、宗教、君主和公爵，与此同时，他又不受任何人约束，并承认别人也具有同样的自由。哈姆雷特责骂国王和御前大臣们——实际上他就爱压制别人，容不得不同意见。

堂吉诃德识字不多，哈姆雷特大概经常记日记。堂吉诃德尽管十分无知，可是他对国家大事，对行政长官有他一定的想法；哈姆雷特则无暇也没必要来管这些。

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没完没了地挨打，有些人对这样写持有异议。我在上面说过，在小说第二部，这位可怜的骑士已经差不多不挨打了；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些殴打，孩子们就不会这么喜欢他，要知道孩子们非常喜欢阅读他的奇遇，——再说，我们这些大人也一样，我们就会觉得他没有显出他的本色，而且似乎有点傲慢和冷冰冰，与他的性格相矛盾。我刚才说，在第二部里，他已经不挨打了；但是在第二部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堂吉诃德被一名由学士改扮的白月骑士彻底打败，他退出骑士活动之后，在他死前不久，一群猪用蹄子踩了他。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指责塞万提斯——他干吗要写这个，仿佛他在重复一个陈腐的玩笑；但是即使在这里，塞万提斯也是受他的天才的本能指引——这个荒唐的情节本身就蕴含着深意。在堂吉诃德们的一生中，经常遇到被猪践踏的事——甚至在生命行将终了之前也未能幸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不得不容忍粗野的意外事故和冷淡无礼的误解……这是法利赛人给他们的一记耳光……此后他们就可以死了。他们穿过熔炉的烈焰为自己赢得了不朽——这不朽正向他们敞开大门。

哈姆雷特在必要时很奸诈，甚至很残暴。例如他设计害死由国王派到英国去的那两位御前大臣，例如他杀害波洛涅斯后所说的那席话。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乃是才过去不久的中世纪的反映。另一方面，我们在正直诚实的堂吉诃德身上必须看到他喜欢做一些半自觉、半天真的自欺欺人的事，喜欢自我陶醉，——一个爱幻想的热心人几乎总是这样做的。他说他在地洞里看见了蒙德西诺斯，这话显然是他的虚构，并没有骗过狡猾的老实人桑丘·潘沙。

哈姆雷特遇到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可是堂吉诃德被在海船上服苦役的犯人揍得都没法动弹的时候，仍旧毫不怀疑自己的事业会获得成功。据说，傅立叶[19]在许多年中每天都要去拜会一个英国人，也就是他登报吁请向他提供一百万法郎以实现他的计划的那个英国人，不用说，这个人从来就不曾出现过。这无疑很可笑；但是我却不由得想到：古人常常说自己信奉的神贪财，认为必要的时候主动给这些神上点供来收服他们是有好处的（例如波利克拉特斯[20]把戒指扔进大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设想，在负有开创新的伟大事业使命的人的行为和性格中，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搀杂某些可笑的成分，作为贡品，作为笼络贪婪的神明的供物呢？反正，没有这些可笑的堂吉诃德们，没有这些想出各种花招来的怪物们，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这样一来，哈姆雷特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思考的了。

是的，我再说一遍：堂吉诃德们在上下求索——哈姆雷特们在苦心孤诣地研究。但是有人会问，既然哈姆雷特们怀疑一切，什么也不信，他们又能苦心孤诣地研究什么呢？对此我有不同看法，由于造化的英明安排，完完全全的哈姆雷特们也像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们一样，是不存在的：这不过是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是诗人们在两条不同道路上设置的路标而已。生活正竭力奔向这些路标，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不要忘了，就像分析的原则在哈姆雷特身上导致了悲剧一样，热情的原则在堂吉诃德身上导致了喜剧，而在生活中，完全的喜剧和完全的悲剧是很少遇到的。

霍拉旭对哈姆雷特的拥戴，提高了哈姆雷特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大好人当代相当常见，也是当代的光荣。我认为霍拉旭是一个褒义上的追随者和门徒的典型。他性格坚强，为人直率，有一颗火热的心，但头脑略嫌简单，他感觉到自己的缺点，因此很谦虚，这是头脑简单的人少有的；他渴望人家来教导和指点他，因而十分崇敬聪明的哈姆雷特，对哈姆雷特忠心耿耿，而且不求回报。他听命于哈姆雷特，并不是把后者当作王子，而是当作首领。哈姆雷特们的一个最大功劳，就是他们造就和培养了一批像霍拉旭那样的人，这些人从他们那里接过了思想的种子，在自己的心田加以培育，然后传播到全世界。哈姆雷特在承认霍拉旭的重要性时说的那席话，也是对他本人的赞扬。其中表达了他自己对人的崇高品格的理解，也表达了任何怀疑主义都削弱不了的他的崇高志向。“听着，”他对霍拉旭说，

“自从我的这颗心，

能够主宰自己的选择，

学会识别人以来，

它就睥睨群雄，选择了你。

你身处逆境，却依然坚强。

你既接受命运的打击，又接受命运的照拂。

对二者你都处之泰然，表示感激。

你有福了：你的理智混合在你的血液中，

你不是幸福的吹鼓手，

你不为它的任性左右，随意吹奏，

我需要的是一位大丈夫，

激情没有把他变成奴隶，

我要把他珍藏在我最神圣的心底，

就像我把你珍藏在心底一样。”[21]

正直的怀疑论者总是尊重斯多噶信徒[22]的。当古代（以及每个与古代类似的时代）世界瓦解时，优秀人物都奉行斯多噶主义，把这看作能保持人的尊严的惟一避难所。怀疑论者如果没有勇气去死——去到“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23]，就都成了伊壁鸠鲁主义者[24]。这现象是容易理解的、可悲的，我们对它太熟悉了。

无论是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死得都很感人；但是两人的死又多么不同啊！哈姆雷特临终时说的话好极了。他心平气和，指示霍拉旭要活下去，并发表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推举那个洁白无瑕的王权代表人，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继承王位……可是哈姆雷特没有向前看……“此外……惟有沉默，”这个垂死的怀疑论者说，他果然永远闭上了嘴。堂吉诃德的死更使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一刻，这人的全部伟大意义变得人人都能理解了。当他过去的侍从想要安慰他，对他说他们很快又要出去进行游侠活动时，这个垂死的人回答道：“不，这一切都永远过去了，我请求大家原谅；我已经不再是堂吉诃德，我又成了善人阿隆索，就像从前人们称呼我的那样，——Alonso el Bueno[25]。”

“善人”一词最精当；提到这一绰号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使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是的，在死神面前，只有这个词还有意义。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将消失：高位、大权、包罗万象的天才，——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人世间的一切伟大事物，

都将飞散，犹如一缕轻烟……[26]

但是善人善事决不会像轻烟一样飞散，而要比最璀璨的美存在得更长久。一位使徒说：“一切都会过去，惟有爱永存[27]。”

引了上面的话以后，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如果我向诸位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两个根本取向能唤起你们某些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可能与我不一致，——如果我哪怕大体上完成了我的任务，没有辜负厚爱而使诸位感到厌倦的话，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1] 本文最初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一八六○年第一期。屠格涅夫写这篇论文的原因之一，是要与赫尔岑进行论战，因为赫尔岑在《来自彼岸》一书中论及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家时，曾讽刺他们是脱离实际的堂吉诃德。

[2] 此处不够确切，——《哈姆雷特》于一六○三年问世，《堂吉诃德》第一部于一六○五年问世。

[3] 见歌德为《西东合集》所作注解的题词。

[4] 屠格涅夫原想亲自翻译《堂吉诃德》，为此他曾反复阅读原作，直到他生命行将终了时都没有放弃这个意图。

[5] 见莱蒙托夫的诗《别相信自己》（1839）。

[6] 见《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他满身是膘，一动就喘。”

[7] 见普希金《给杰尔维格的信》（1827）。叶·巴拉滕斯基（1800—1844），诗人，普希金的密友。

[8] 引文均据屠格涅夫的俄译文转译，下同。

[9] 法语：伟大的思想源于心灵。

[10] 指莎士比亚。

[11] 十八世纪德国假面戏剧中的小丑——一个爱吹牛的武士。

[12]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下篇）和《亨利五世》中人物，另见他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福斯塔夫的仆从，一个莽汉、牛皮大王和胆小鬼，自称旗官。

[13] 指歌德。

[14] 见《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

[15] 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屠杀。

[16] 大家都知道，骑士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后问世的。——作者注〔按：实际上这书是在塞万提斯死后的一六一七年出版的。〕

[17] 应为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但因英国当时用的是尤利安历，西班牙用的是格列高利历，所以实际上塞万提斯比莎士比亚早死十天。

[18] 法语：他的行为像个暴发户。

[19]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0] 波利克拉特斯为古希腊萨摩斯岛的僭主，他在人们的劝说下把价值连城的戒指扔进大海，以讨好命运女神福耳图娜。

[21] 《哈姆雷特》，克罗涅贝格译，哈尔科夫，一八四四年，第一○七页。——作者注〔中译文按俄语译出。〕

[22]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此处转义为能够坚忍不拔地经受一切考验，奉行禁欲主义，不受诱惑的人。

[23] 见《哈姆雷特》第三幕。

[24]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此处转义为享乐主义者。

[25] 西班牙语：善人阿隆索。

[26] 见席勒的诗《胜利者的凯旋》，俄译者为茹科夫斯基。

[27] 屠格涅夫这句话源出《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原文为“爱是永不止息”。使徒指保罗。

〔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1]

诸位先生！

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整整三百年以前，在伽利略出生和加尔文[2]去世那一年，英国中部一个小镇上，一个婴儿出世了。他那默默无闻的名字，当时就被登记进了教区的教堂名册，现在早已成为最光辉、最伟大的人名之一——这就是威廉·莎士比亚。他诞生于十六世纪的全盛时期，这一世纪几乎被公正地认为是欧洲发展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世纪，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出过路德和培根、拉斐尔和哥白尼、塞万提斯和米开朗琪罗[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亨利四世。就在我们俄国人现在以应有的隆重来纪念的那一年，在我们俄国，或者如当时所说，——在莫斯科维亚[4]，在莫斯科国，临朝的是那还很年轻，但心地已变得凶残的伊凡雷帝；就是这个一五六四年，有大批人被贬黜和处死，这是诺夫哥罗德大屠杀[5]的前奏；但是仿佛要庆贺这位伟大作家诞生似的，也就是这个一五六四年，莫斯科创办了第一家印刷厂。然而当时发生的恐怖事件，并非俄国所独有：莎士比亚诞生后八年，巴黎出现了巴托罗缪之夜；整个欧洲还笼罩着中世纪的阴影，但是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升起——横空出世的这位诗人，同时也是新原则的最完全的代表之一，这原则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不懈地起作用，肩负着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使命：这就是人道、人性和自由的原则。

今天我们俄国人是头一次纪念这个周年；但是其他欧洲民族在这方面也无法向我们夸口。当莎士比亚一百周年诞辰时，他的名字甚至在他的祖国也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英国还刚刚摆脱共和派和清教徒的统治，他们认为戏剧艺术诲淫诲盗，禁止公演；即使是查理二世时代的戏剧复兴本身，也与莎士比亚纯洁的精神没有丝毫共同之点，两者太不相称。一七六四年，莎士比亚诞辰二百周年，英国已经知道自己的诗人，已经引以自豪了；在德国，莱辛已经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同胞，维兰德翻译了他的作品，少年歌德，这位《葛兹》[6]的未来作者，怀着景仰的心情读他的书；但是他的名声毕竟没有深入到群众中，没有超出某一部分知识界和文学团体的范围；在几乎一百年没有出版过莎士比亚一本书的英国本土，著名演员加里克[7]想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便毅然上演了《奥赛罗》，并将该剧改得“适合于”演出，还加了一个结尾；而在法国，知道莎士比亚的恐怕只有伏尔泰一人，而且还戏称他是蛮子。我有没有必要提一下俄国呢？当时叶卡捷琳娜刚刚登基，苏马罗科夫[8]被认为是我国伟大的悲剧作家……

但是又过了一百年，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世界各地都在庆祝或者纪念这一天。在美洲、澳洲和南非最遥远的地区，在西伯利亚的密林里，印度半岛的圣河旁，如同在整个欧洲一样，人们都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传诵着莎士比亚的名字。它传诵在大厦和茅屋，在富人窗明几净的居室和工人拥挤的房间，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和家园附近，在军人的帐篷和手艺人的窝棚，在陆地和海上，包括老老少少、有家室的人和单身的人，这个名字使幸福者感到快乐，使不幸者得到慰藉……

全世界都被他征服了：他的胜利比拿破仑和恺撒们的胜利更牢固。每天，他的新的臣民就像涨潮时的波涛一样涌来，而且这人潮一天比一天浩大壮阔。最近一百年来，没有一个人的形象像莎士比亚的形象一样变得如此高大，而且还会更高大，以至无穷。这一百年中，出现了多少版本和多少不同语种的译本啊，有多少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和雕塑家再现了他的典型人物，从中获得了灵感啊！今后还会有多少啊！未来还将有多少代人，还将有多少现在鲜为人知的民族，还将有多少现在尚未定型的语言加入到传播他的名声的庄严行列啊。我们正在纪念他的三百周年诞辰；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我们将纪念他的千年诞辰。是的；惟一能与他匹敌的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荷马，荷马诞生迄今已经两千多年，仍然闪耀着青春永驻、力量永存的光辉，这位新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同样会万古流芳——他将永远长存！

我们俄国人正在纪念莎士比亚，我们也有权来纪念他。对于我们，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个只须间或远远地顶礼膜拜的响亮辉煌的名字：他已变成我们的财富，深入我们的血肉。当上演他的剧本时（顺便指出，只有在德国和俄国，莎剧才常演不衰），请诸位到剧院走一走，扫视一下一排排观众，仔细看看他们的脸，听听他们的议论——你们就会确信，你们眼前正在进行诗人与他的听众之间的生动的、密切的交流、每个人都熟悉和珍爱诗人所塑造的形象，懂得从他那包罗万象的心灵宝库里流出来的睿智的、真实的话语，并感到亲近。难道我们对哈姆雷特的形象不是比法国人——进一步说——不是比英国人感到更亲近，更容易理解吗？对于我们，关于最伟大的俄罗斯演员——正是俄罗斯演员莫恰洛夫[9]的回忆，不是永远与这一形象结合在一起的吗？我们不是怀着特别的兴趣，欢迎用我们祖国语言上演莎士比亚作品的每一次尝试吗？最后还有一点：诗人莎士比亚是一位最铁面无情、却像老李尔王一样宽恕一切的深谙人心者，他比任何人都更多更深地洞察人生的奥秘，而俄国人民的主要特点至今仍旧在于几乎无比地渴望认识自我，不倦地研究自己，他们不宽恕自己的弱点，却能原谅其他民族的弱点，最后，他们不怕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莎士比亚不怕把人心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莎士比亚不怕把人心的阴暗面暴露在艺术真实的阳光下一样，这阳光既照亮又净化了阴暗面，难道在莎士比亚与俄国人民之间能够不存在一种特别的联系和亲近感吗？

现在还需要我来向诸位谈谈莎士比亚本人吗？我还要尝试用几句简短的概述，对他的天才匆匆作出力所能及的评价吗？这不见得能够办到，也不见得有必要，更何况他自己立刻就会对你们现身说法。莎士比亚就像大自然，人人都能接近，因此每个人也应当像研究大自然一样亲自来研究他。他像大自然一样既简单而又十分复杂——他这整个人，诚如常言所说，一切都了如指掌，但又深不可测，他挥洒自如到能打破一切桎梏，却经常充满一种内在的和谐，充满作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之基础的一贯合理性和逻辑必然性。所以我仅限于引用他的一句名言，他拿这句话来形容几乎是他所创造的最纯洁的人物布鲁图：

造化可以站出来，指着他说：

这是一个汉子！[10]

莎士比亚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个被战胜的、具有崇高品德的人物的敬意，——那就让这句话作为我们对这位凯旋的天才表示景仰的最高献词吧！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圣彼得堡新闻》。

[2]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

[3] 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

[4] 十六至十七世纪外国文献对俄国的称呼。

[5] 一五七○年，伊凡雷帝曾借口诺夫哥罗德人“叛变”，实行大屠杀。

[6] 指《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7] 加里克（1717—1779），英国演员，戏剧改革家，欧洲戏剧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以演莎剧著名于世，曾演过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二十五个角色。

[8] 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9]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名演员，以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席勒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闻名。

[10]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恺撒》。

《一个城市的历史》[1]

这本书虽然很怪诞，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漫画，但是不仅喜欢幽默和讽刺热的读者会高兴阅读它，而且记述最近一百年来俄国社会外貌变化的未来历史学家也无疑会注意到它。本书作者写作时通常用谢德林这一笔名，其实他是姓萨尔蒂科夫（顺便提一下，他是莫斯科大贵族中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就像许多其他作家一样，他被怀疑散布自由思想，因而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备受迫害，并被流放；后来，大约在十五年前，他出版了一组题为《外省散记》的特写而蜚声文坛，他在书中以如椽之笔，鞭挞了当时借合法政权和公正裁判之名而盛行的营私舞弊之风。

萨尔蒂科夫的讽刺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与尤维纳利斯[2]的风格相似。他的笑苦涩而锋利，他的讥刺往往会得罪人。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的抨击常常带有漫画的形式。漫画有两类：一类仿佛借助于放大镜，把事实夸大，但决不歪曲它的本质，另一类则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偏离生活的真实和自然的比例。萨尔蒂科夫只承认第一类漫画是惟一正确的。这是他性格的自然流露，表面严厉，实际上心地善良，很重感情。同时他还拥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他所固有的直觉，使他成为一个真正富有远见卓识的人。

他博览群书，而主要是，他阅历丰富。的确，他了解自己的祖国比任何人都透彻。《一个城市的历史》实际上是上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俄国社会的讽刺性历史，是用说笑逗哏的形式，来描写愚人城及其从1762至1826年彼此更迭的历任长官。要把这本书完全翻译过来是不可能的，我想，西欧读者不会理解和重视它。书中的地方色彩过于浓郁，语言又常常变得像土话。有时作者听凭自己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以至达到完全荒谬的地步。比如说，愚人城典型的历任市长中有一位居然没有脑袋，而是长了一个pâté de foie gras[3]；结果被一位首席贵族、饕餮之徒和爱吃蘑菇的人无意中吃掉了。很可能，这类荒唐的情节是故意加进去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多疑的或当官的读者一个当头棒喝。

萨尔蒂科夫身上有一种斯威夫特[4]的气质；严酷的幽默，在想象力自由发挥时仍然保持着鲜明清醒的现实主义，尤其在形式奔放和夸张的情况下，那不可动摇的健全理智（我甚至想说分寸感）一分钟也没有背离作者。我曾经看到有人在听见朗读萨尔蒂科夫的某些特写时笑得肚子绞疼。但是在这笑声中有一种近乎可怕的东西，因为尽管忍俊不禁，听众还是感到有一根鞭子在鞭挞他们自己。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城市的历史》是无法完全翻译过来的，但是我以为，只要把读者在书中看到的市长典型挑几个出来，就足以使外国人明白，为什么这本奇特而出色的书会在俄国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可惜它不得不以寓意的形式，来描绘一幅十分真实的俄国历史图画。我尤其想提请注意关于乌黑溜—布尔切耶夫市长的那篇特写，在这个人身上，大家可以认出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后几年，他那权倾天下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5]的凶恶可憎的面目。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The Academy》杂志第十九期。原文为英语。原题为《History of a Town.Edited by M.E.Saltykoff，〈Istoriya odnogo goroda〉，St.Petersborg，1870》。现根据俄译文译出。

[2] 尤维纳利斯（约60—约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3] 法语：鹅肝大馅饼。

[4]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

[5]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曾任陆军大臣等要职，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五年是俄国的实际统治者。

克雷洛夫和他的寓言[1]

由罗尔斯通先生精心翻译的克雷洛夫寓言已经出到第三版，——“第三版”这几个字，在每个俄国人听来都感到分外愉快，因为这表明，现在英国读者也开始对我们的祖国文学，对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性格感兴趣了，而在这之前，英国读者是仅仅从政治观点来考察这些东西的。

至于克雷洛夫本人，他无疑完全有资格受到人们给予他的关注。这是从拉封丹时代以来出现的惟一有独创性的寓言作家。如果说他还没有达到他的法国先行者那种无法模仿的优美以及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既狡黠又仁厚的风格的话，起码他与拉封丹相比具有更多的富于独创性的虚构能力。他的洞察力与健全的理性使他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最深处，同时他具有一种并非做作的、带几分冷淡的幽默，这显示了斯拉夫性格所固有的东方成分。克雷洛夫从童年时代起毕生都是一个最典型的俄罗斯人：他的思维方式、见解、感情以及他的所有著作都是真正俄罗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认真研究了克雷洛夫寓言，就会更清晰地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胜过阅读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著作。

俄国儿童都会背诵克雷洛夫寓言，就像法国儿童会背诵拉封丹寓言一样，但是他们理解不了其中的深刻含义。只有到以后再回过头来读它，他们才会了解其中蕴含的哲理，这样就会给他们带来加倍的好处。克雷洛夫像拉封丹一样（但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用许多训诫、谚语以及格言（它们已经变成俗语，进入了甚至不识字的农民的语言）丰富了社会意识。谁的话也没有像克雷洛夫的话那样被人经常引用，像英国人引用圣经和莎士比亚一样，引用他的话的人们甚至往往没有想到某一说法到底出于谁人之口。克雷洛夫的作品已经完全进入了人民的生活，就是说又回到了自己的源头，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证明吗？在我们今天，论文学上的功名，不能指望有更高的奖赏了，虽然这不过是昔日史诗辉煌的微弱反映而已，——而史诗之所以壮丽辉煌，正因为它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

罗尔斯通的译文准确而且富有色彩，不能希望比这译得更好了；他给这本集子增加了一些寓言[2]，更为本书增色不少。罗尔斯通又给本书附上一篇短序和一篇克雷洛夫小传，此外，还对某些寓言作了一些历史典故和文学上的注解，——这些都做得很认真，甚至充满了爱。如果说克雷洛夫现在还没有“拿到”英国籍，那决不是他的过错。

笔者想起在克雷洛夫去世前不久曾经见过他。他有一颗庄严的、略显厚重的脑袋，一头漂亮的白发，两腮有点耷拉，嘴稍大，但端正而严肃，两眼凝视不动，眼睑微微下垂，脸上的表情懒洋洋的，有点无精打采，却流露出一种灵动的智慧和幽默。他几乎不说话，但是特别会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的沉默伴随着一种会心的微笑，仿佛他在一面观察，一面暗自琢磨，虽然有许多看法，但从来不准备公之于众。

我曾听到一位目击者讲的克雷洛夫生活中的一则趣闻——这则趣闻很好地说明了他那懒散而又古怪的性格。

克雷洛夫通常爱坐的那个座位的上方，恰好挂了一幅又大又重的画，有一次，这画从挂画的一根钉子上滑落下来，很可能笔直落到这位粗心的寓言作家头上。当有人向克雷洛夫指出这个危险时，他却镇定地回答道：“哦！我研究了这幅画的状况，估计它即使会掉，也是沿斜线飞落下来，正好碰不到我的脑袋。”就这样，这幅画斜挂在那里，挂了很长时间，而克雷洛夫则继续镇定地端坐在它的下方。

伊·屠格涅夫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十五日《The Academy》杂志第二十八期。原文为英语，英语标题为：《Krilof and his Fables.By W.R.S.Ralston.Third edition，greatly enlarged》。现根据俄译文译出。

[2] 指这一译本的增订第三版。

〔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1]

诸位先生！

建立普希金纪念像时有俄国整个知识界参与和赞助，而来参加揭幕庆典的又有我国这么多优秀人物，国家、政府、科学界与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我认为这一纪念像乃是我国社会对它的一位最可敬的成员的充满感激和爱戴的表现。我想尽可能简单扼要地说明一下这种爱戴的涵义和重要性。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讲，理应包括诗歌，——艺术是理想的再现与体现，而理想又是人民生活的基础，并决定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因此艺术是人的一种根本属性。在大自然本身中，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并显示出，艺术（技艺）虽然也是一种模仿，但在民族存在的最早期，它就作为某种富于人的特点的东西而具有一种灵性。石器时代的野蛮人，当他用燧石的尖端在被他用来做某种工具的骨片上刻出一个熊头或驼鹿头时，他就已经不再是野蛮人，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通过其优秀人物的创造力，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上有充分而独特的表现时，它才能宣称它完全有权在历史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才能拥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声音，——它才能与承认它的其他民族友好交往。无怪乎希腊被称为荷马的故乡，德国被称为歌德的故乡，英国被称为莎士比亚的故乡。我不想否认民族生活的其他表现（例如宗教、国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刚才指出的那一特点，却是由民族的艺术、诗歌赋予该民族的。这丝毫不足为怪：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它的活的、有个性的灵魂，是它的思想和最高意义上的语言；艺术获得充分表现后，就会比科学更容易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因为艺术是个有声的、人性的、能思维的灵魂，并且是永生的灵魂，因为它能够比它的躯体、比它的民族活得更长久。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它把灵魂留给了我们！宗教的种种形态，以及随后的科学的形态，也能够比产生它们的民族存在得更长久，但这是由于它们中有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而诗歌、艺术则是由于其中有带个性的、活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普希金是我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是民族本质的充分表现者，他身上融合着这一本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感受性因素和首创性因素，我还要冒昧地补充一句：女性因素和男性因素。我们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较晚进入欧洲大家庭的圈子，因此这两个因素有其特殊的色彩；我们的感受性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上，也表现在对其他西欧民族的生活及其全部物质财富的感受上，但物质财富这果实有时对于我们却是苦涩的。而我们的首创性也有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的、忽起忽落的，有时却是天才的力量：它既须同外来的复杂情况又须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诸位先生，比如彼得大帝，他的天性似乎与普希金本人的天性相近。无怪乎普希金对他抱有一种爱戴与景仰的特殊感情！我刚才所说的双重感受性突出地反映在我们这位诗人的一生中：他先是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后来又在皇村学校接受外国教育，受到当时浸透了外来原则的社会的影响；接着是伏尔泰、拜伦和一八一二年伟大的人民战争；再以后就是远走俄国内地，深入人民生活，接触人民的语言，听那位著名的老保姆讲民间故事……至于首创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早被唤醒了，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探索的、模糊不清的性质，变成自由的创作。巴秋什科夫[2]在读了他的哀诗“一层层飞跑的云，变得稀薄了”之后，惊呼：“这家伙！他竟会这样落笔！”——当时他还不到十八岁。巴秋什科夫说得对：俄国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写过。也许，巴秋什科夫在惊呼“这家伙”之后，已经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的某些诗句和短语将被称为普希金体，虽然它们早在普希金体以前就出现了。有句法国俗话说得好：“Le gé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ù il le trouve[3]”。普希金独立不羁的天才很快（如果不把为数不多和无关紧要的特例算在内的话）就从模仿欧洲的榜样和假冒民间风格的诱惑中解放了出来。假冒民间风格，以及一般地假冒民间性——就像屈从于外国权威一样，是不适宜的和没有好结果的：能够最好地证明这点的，一方面是普希金的童话，另一方面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大家知道，这都是他最差的作品。模仿他国权威是不适宜的，对此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但是也可能有某些人提出反对：一个诗人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里经常想到本国人民，并以他们为目标，那他永远也成不了人民诗人：人民，老百姓，就不会读他的诗。但是诸位先生，又有哪位伟大诗人是被我们称之为老百姓的人阅读的呢？德国老百姓不读歌德，法国老百姓不读莫里哀，连英国老百姓也不读莎士比亚。读他们的作品的是他们的民族。任何艺术都把生活上升为理想：那些站在普通日常生活基础上的人，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以下。这是一个需要攀登的高峰。不过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即民族诗人。我冒昧地打个比喻：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无疑是德意志的民族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主要是德意志音乐；然而在他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不仅找不到借用老百姓音乐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与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发状态的音乐已经化为他们的血肉，使他们充满活力，而且像他们的艺术理论似的淹没在他们之中，就如同，比方说，语法规则消失在作家的活的创作中一样。在某些离日常生活的基础更遥远、更加封闭的艺术领域，“民间”这一名称本身更是不可思议。有民族画家如拉斐尔、伦勃朗；民间画家则是没有的。我要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和文学中，只有弱小民族，还没有成熟或者尚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状态下的民族才会提出民间性这一口号。它们的诗歌应当为另一些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服务——为维护它们的生存服务。谢谢上帝，俄罗斯并不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不弱小，也不为其他民族所奴役。它无须为自己的生存担心，也无须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甚至喜欢那些向它指出缺点的人。

我再回过头来谈普希金。有一个问题：他能否像莎士比亚、歌德等一样被称为民族诗人呢？对此我姑且不作结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我们的诗歌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因而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开辟的道路前进就行了。从我上面说过的话里，你们已经可以确信，我没法同意某些当然是认真负责的人士的意见，他们硬说，真正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根本不存在，只有俄国的老百姓才能把这种语言连同其他救国救民的制度一起给予我们[4]。相反，我们却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里发现了生命力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在这种优美的语言里，俄罗斯的创造精神与俄罗斯的感受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普希金本人则是一位优秀的俄罗斯艺术家。

正是俄罗斯的！他的诗歌的本质与全部属性都符合我国人民的属性和本质。更不必说他的语言的阳刚之美、铿锵有力和明快清晰——这是一种坦率的真话，没有虚假和藻饰，简单朴素，感情诚挚正直，——在普希金的作品里，俄罗斯好人的所有这些好的特点不仅使我们（他的同胞们），而且也使那些能了解他的外国人感到吃惊。这类外国人的评论很宝贵：因为它并不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是普希金的崇拜者，他几乎是在维克多·雨果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毫不踌躇地称普希金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有一回他对我说：“你们的诗歌寻求的首先是真，美是在后来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国的诗人则与之相反，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效果、风趣、华丽，如果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可能不致损害真实的话，说不定他们也会加上这点作浇头”……他又加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好像是奇迹般从最冷静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发育繁荣起来的。”也是这个梅里美，还经常用一句著名的格言“Proprie communia dicere[5]”来形容普希金，认为这种能够别出心裁地说出人人都知道的东西的本事，乃是诗的本质——理想与现实相调和的诗的本质。他还将普希金与古希腊诗人相比，指出他们无论描写形象还是描写事物，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浑然一体，不作任何解释和道德结论。记得有一次他读《毒树》，在读完最后四行诗时说道：“任何当代诗人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要作些评论。”梅里美也赞赏普希金能够in medias res[6]立刻“抓住要害”（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并举出普希金的《唐璜》[7]作为这项技巧的典范。

是的，普希金是一位中心艺术家，他贴近俄国生活的最中心。他的这一特点，应当说是由于他能够匠心独具地借用他国的形式，连外国人也承认我们有这种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不无轻蔑地称之为“同化”能力。这一特点使他有可能创造出《吝啬骑士》的独白，这独白恐怕连莎士比亚也会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普希金的诗人气质中，这种激情与平静的独特交织，或者说得准确些，他的才能的这一客观性（他个人的主体性仅仅表现为内心的热与火），也同样是惊人的。

这一切都言之有理……但是我们能不能有充分根据地把普希金称为具有全世界意义的民族诗人（这两种说法常常是一致的），就像我们称呼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样呢？

普希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到。不要忘了，他一个人必须完成两样工作，而在其他国家，这两样工作常常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更多，那就是确定语言和创立文学。此外，他还受到残酷的命运的重压，这命运固执地、几乎是幸灾乐祸地迫害着我国的优秀人物，当它从我们手里夺走他的时候，他还未满三十七岁。他在临死前几个月的一封信里说道：“我的心灵开阔了：我感到我能够创作。”[8]读到他这句话，叫人不由得深深地悲伤，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无名火。我能够创作！就在这时候，断送他正当鼎盛期的创作的那颗愚蠢的子弹，已经在铸造了！也许，预定用来杀死另一位诗人的另一颗子弹，当时也已经在铸造了，——他是普希金的继承者，导师被害激发他写出一首著名的愤怒的诗，从此登上了文坛[9]……但是我不想多谈这些悲剧性的偶然事件，正因为出于偶然，才更具悲剧性。让我们从这片黑暗回到光明，回过头来谈谈普希金的诗吧。

这里不是论列他的具体作品的地方，也不是论列的时候：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我只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给我们留下许多范例和典型（天赋才能的又一个无可怀疑的特征！）——后来我国文学中发生的那些事物的典型。不妨回想一下《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小酒店的场景、《戈罗欣诺村的编年史》等等。像皮缅和《上尉的女儿》的主要人物等形象，不是证明在普希金的脑海里，过去种种也像现在以及他预先意识到的将来那样栩栩如生吗？

然而普希金也未能避免作为创始者的诗人艺术家们的共同命运。他曾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冷遇，后来的几代人更加远远地离开了他，他们不再需要他，不再接受他的教导，直到不久前才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又回过头来读他的诗了。普希金自己也曾预感到读者的这种冷遇。大家知道，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的创作的最佳时期，他已经几乎不再同读者谈心，宁愿让《铜骑士》这类作品留在书包里。有些读者习惯于把他看作一个歌喉优美的诗人、一只夜莺，他不能不对他们感到某种程度的轻蔑……然而我们又怎能责怪他呢？你想，连巴拉滕斯基这样敏锐的聪明人，当他负责与别人一起整理普希金的遗稿时，在他写给一个也很聪明的朋友的信中，竟会毫不怀疑地惊呼：“你能想象得出所有这些长诗里最使我惊讶的是什么吗？思想的丰富！普希金是一位思想家！怎么能料到呢？”这一切普希金都预感到了。证据就是他著名的十四行诗（《致诗人》，1830年7月1日）。请允许我向诸位念念这首诗，虽然你们每个人肯定都很熟悉它……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用这些金子般的诗句，来装点一下我这篇内容贫乏而又索然寡味的演说：

诗人啊！切莫看重世人对你的喜爱！

狂热赞美的短暂喧闹即将过去，

你将听到笨伯的指责和世人的冷笑，

然而你仍应保持坚定、沉着和镇静。

你就是主宰：独自活下去，

你要走自由的心灵指引你走的自由之路，

你要对珍爱的思想结出的果实精益求精，

不要为崇高的业绩而要求嘉奖。

嘉奖在你自己心中。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最高法官；

你会比谁都更严格地对自己的劳作进行评判。

你对它满意吗，一丝不苟的艺术家？

满意？让世人去责骂它好了，

让他们去唾弃点着你的圣火的神坛吧，

让他们像顽童般摇晃你的三脚供桌吧。[10]

然而普希金在这里说的并不完全正确，——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问题不在“笨伯的指责”，也不在“世人的冷笑”；受冷遇的原因还要深刻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要提醒诸位一下就行了。这原因在于世道变了，在于社会的历史发展，在于从文学时代进入政治时代的新生活所由萌发的环境。产生了出人意料和尽管出人意料却是合情合理的愿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抗拒的需求，出现了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当时人们顾不上诗，顾不上艺术。只有一些文学迷才会同样赞赏《死魂灵》和《铜骑士》或《埃及之夜》，新生活的浑浊但却汹涌澎湃的波涛冲过他们身旁奔腾而去。普希金的世界观显得褊狭，他对我国的有时是官方的荣誉的热烈赞颂显得陈腐，他那正统的分寸感与和谐感也变得冷冰冰的落后于时代了。人们从白色大理石的神殿里（诗人是这神殿的祭司，不错，那里点着火，但在祭坛上点燃的……只是神香）出来，走到热闹的集市，可那里需要的只是扫帚……而且扫帚也找到了。用普希金的说法，诗人就是回声，诗人就是中心，他自己向往着自己，像平静的生活一样是肯定的，——他被作为喉舌，作为离心的、向往着别人的、像变动的生活一样是否定的诗人所代替了。普希金的最主要和最早的阐释者别林斯基，被不大重视诗歌的其他评论家所代替。我方才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虽然不管称赞谁，今天都不应该与称赞普希金并列，但是，当你们知道命运正好让他于五月二十六日去世，而这一天恰好是普希金的生日，而别林斯基又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天才的最高表现，你们想必会允许我说几句赞许的话来纪念这位杰出的人物吧！——现在再回过头来进一步谈谈我的想法。莱蒙托夫的声音很快绝响以后，果戈理成了人们思想的主宰，“复仇与悲伤”的诗人[11]发出了呼声，其他的诗人也追随着他，带领日益壮大的后辈前进。依靠普希金的创作取得公民权的艺术及其无可置疑的存在，以及由他创造的语言，——都开始为社会制度十分必需的其他原则服务了。许多人曾经认为并且至今还认为这个变化纯然是一种衰败；但是我要冒昧地指出，衰败、崩溃的只是一些死的无机物。活的东西则在发生有机的变化——成长。俄国正在成长，而不是在衰败。这样的发展，如同任何成长一样，不可避免地总会伴随一些疾病、恼人的危机和最严重的、乍一看无法解决的矛盾，——看来，这已无须证明；教会我们懂得这一点的不仅是全国的历史，甚至还有每个个别人的历史。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疾病是难免的。只有过时的或近视的人才会对此惊慌不安，为失去从前那种毕竟相对平静的状态而痛哭，竭力想恢复它，同时要别人也去恢复，即便是使用强制手段。在人民生活中那些被称为过渡期的时代，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自己祖国的真正公民，应当不管艰难困苦和常见的道路泥泞，勇往直前，但在前进中一刻也不能忽视整个社会生活赖以建立的基本理想，因为他是这个社会的积极的成员。十年和十五年以前，把我们大家吸引到这里来的这次庆祝会，也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行动和表示社会对诗人的感谢而受到欢迎；但是也许就不会有我们大家（不分身份、职务和年龄）现在深深体验到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感。我已经指出青年人又回过头来阅读和研究普希金这一可喜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眼前已连续走过好几代人，对于他们，普希金的名字只不过是许多注定要被遗忘的名字中的一个。然而，我并不想苛责这几代人：我曾简略地描述为什么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为诗歌热的回归而高兴。我们所以高兴，主要是因为我国青年的回到诗歌上来，并不是像悔过者那样，由于希望落空而懊丧，又为自己屡犯错误感到心力交瘁，从而想在过去被他们摒弃的东西中寻求寄托和安慰。我们宁愿把这回归看作至少是某种满足的征兆，或者看作一种证据，证明众多的目标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牺牲一切于事无补的东西，把整个生活纳入一个轨道，——这样做，不仅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类目标中至少有一些被认为已经达到，将来还要达到另一些目标，——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以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合理表现中占据自己的合理地位了。有过一个时期，美文学几乎是这生活的惟一表现，随后又来了个美文学完全退出舞台的时代……原先的领域过于广阔，接着又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诗歌能找到自己的天然疆界，才会永远确定下来。在老而不朽的导师（我对此坚信不疑）的影响下，艺术规律、艺术手法将重新发挥它的威力，——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尚不为人知晓的精英，他将超过自己的导师，完全配称为具有全世界意义的民族诗人，这一称号我还没有下决心献给普希金，虽然我也不敢从他那里把它夺走。

无论如何，普希金对俄国的功绩是伟大的，理应得到人民的感戴。他对我们的语言进行了彻底的加工。现在俄语就其丰富、有力、逻辑性以及形式的美而言，甚至被外国语文学家公认为几乎是继古希腊语之后首屈一指的语言；他用典型的形象、不朽的声音对俄国生活的各种潮流作出了反应。他终于第一个用强有力的手把诗歌的旗帜深深插在俄国的土地上；如果说在他死后掀起的鏖战的烟尘使这面光辉的旗帜暂时黯淡了的话，那么现在，当这烟尘开始消散，由他树立的战无不胜的大纛又在高处熠熠闪耀了。但愿建立在古都心脏的这座卓越的铜像能像他本人一样光芒万丈，并向子孙后代宣告我们有权被称为伟大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中除了其他的伟人以外，还诞生了这样一个人物，人们谈到莎士比亚时说过：任何一个新学会识字的人，都必将成为他的新读者，——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满怀爱心，在普希金的塑像前停下脚步，懂得这爱心的意义，并以此证明，他也像普希金一样，成了一个更具俄罗斯气派、更有教养、更自由的人！诸位先生，但愿这最后一个词不会使你们感到惊讶！诗歌具有一种促进自由的精神力量，因为它能使人变得高尚起来。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在不读我们这位诗人作品的我国平民子弟，也会懂得普希金这一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将自觉地重复我不久前听人不自觉地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这是一位导师的纪念像！”

[1] 本文系作者一八八○年六月七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讲演，后发表于一八八○年七月号的《欧洲导报》上。

[2] 巴秋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

[3] 法语：天才到处都能取得他所发现的财富。

[4] 暗指俄国斯拉夫派的观点：他们把俄国的宗法制度、农民公社、古罗斯的社会制度及宗教思想等加以理想化，认为这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

[5] 拉丁文：恰到好处。

[6] 拉丁文：在许多事物中。

[7] 指普希金的《石客》。

[8] 这段话是普希金给拉耶夫斯基论《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信的结尾，原文是法文。写信的时间不是普希金临死前，而是一八二五年。错误出在普希金传记作者安年科夫，他没有注明日期，而且把这封信紧排在有关普希金之死的资料之前。

[9] 指莱蒙托夫及其《诗人之死》（1837）。

[10] 译文参照顾蕴璞编《普希金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第八十九页。

[11] 指涅克拉索夫。

〔悼念普罗斯佩·梅里美〕[1]

（摘自私人信函）

昨天我从《Indépendance Belge》[2]上读到关于普·梅里美在戛纳去世的消息。这消息使我很痛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九月二十三日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好容易才看明白，——他那秀丽而清晰的笔迹竟变得如此厉害。虽然每日每时都在死人，但是死亡还是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印象。我且不说文学界因梅里美之死而失去了一位最敏锐、最聪慧的小说家，他的才华曾得到歌德的高度赞扬；我们俄国人更应该尊敬他，因为他对我国人民、我国的语言和我国的整个生活一直抱着真诚的衷心的好感，他又十分景仰普希金，能深刻而正确地理解和评价普希金的诗歌之美。就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一位朋友……我同他经常通信，但是大约两年前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已经得了那种使他长辞人世的病（肺水肿）。关于梅里美，奥吉埃[3]说得非常中肯：他是“un faux égoïste”[4]——正如常有“faux bonhommes”[5]一样。他表面上很冷漠，实际上却掩盖着一颗最仁爱的心；他对朋友一贯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在他们遭到不幸时，他与他们贴得更紧，即使那并不完全是无妄之灾。比如他曾为著名的图书馆负责人利布里辩护[6]……他甚至被监禁两周，就因为他不肯相信他的朋友有被指控的那个盗窃行为。认识他的人永远忘不了他那妙趣横生、百听不厌、大有法国古风的优雅的谈吐。他博学多才；文学上重视真实并努力达到真实，憎恨装腔作势和说空话，但又避免极端的写实，要求有选择，有分寸，具有古希腊罗马的完美形式。这使他的写作稍稍流于枯燥和单薄，在他难得谈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这点。在这方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更不突出个人的了，正如法国人说的“plus impersonnel[7]”，他是小我的大敌。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更不爱虚荣：梅里美是惟一不在衣襟纽襻上佩戴荣誉团勋章标识（他是这一勋章的获得者）的法国人。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生活的半嘲讽、半同情、实际上是极其人道的观点越来越发展，这种观点往往是那些持怀疑论但是心地善良，经常仔细研究人们的风尚、弱点和激情的有头脑的人所固有的。他也清楚地了解与他的信念不一致的东西。在政治上他也是个怀疑论者……但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撇在一边，因为他本人对拿破仑一家很有好感，而且他知道我对他们的看法。但是现在我无意对他的为人作出评价……也许以后我会尝试这样做……梅里美享年六十七岁：他生于公历一八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伊·屠·

巴登—巴登，〈1870年〉9月28日

（10月10日）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七○年十月六日《圣彼得堡新闻》第二七五号。

[2] 法语：《比利时独立报》。

[3] 奥吉埃（1820—1889），法国剧作家。

[4] 法语：假唯我主义者。

[5] 法语：假善人。

[6] 利布里（1803—1869），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一八四八年被指控盗窃国家档案馆的珍本书与手稿，逃往国外，被缺席判处十年徒刑。梅里美认为这一指控证据不足，于一八五二年为他辩护。

[7] 法语：更不突出个人。

为阿·康·托尔斯泰伯爵逝世致一位编辑的信[1]

最亲爱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

前天傍晚我收到您的电报：它使我的心充满悲痛。我早就知道，托尔斯泰[2]将不久于人世：不到三个月前，他的大夫在卡尔斯巴德告诉我，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活不过一年了；失去他本来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仍旧很难一下子让人接受这一事实，尤其是失去一位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我丝毫无意在此刻对他作出全面评价，指出他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他未来的传记作者应该做的事；我只想说说因回忆起这位业已作古的诗人的好品格而产生的几点感想。

我刚才说他是诗人。是的；他无疑完全是一位诗人，全身心都是诗人；他生来就是诗人——这在当代，无论在何处（尤其在俄国）都十分少见。单凭这个词就可说明他所属的那一代人（大家知道，我国当今没有年轻的诗人），也可说明他的信念、他的内心倾向、以及他所有无私的和真诚的追求。托尔斯泰的社会地位、他的人事关系本来可以使他鹏程万里，得到大多数人十分看重的一切，他却始终忠于他的使命——诗歌和文学；他不能做任何别样的人，只能是他生就的那个样子；他有最好意义上的文学家的所有品质、特性和整个风格。托尔斯泰虽然天生没有第一流才子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种能独自赋予他的艺术作品以生命和意义的东西——即他自己的、独创的，同时又是丰富多彩的特征；他对祖国语言运用自如，匠心独具，只是间或由于技痒想炫耀一下古奥的、虽然有时用得十分成功的词语；或者沉湎于刹那间出现的其他想法，这些想法如同一切政治性的东西一样，是与他的心灵与理智大异其趣的。他作为遗产留给自己同胞的有戏剧、小说、抒情诗等许多优秀的典范，在今后许多年内，如果不知道这些作品，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俄罗斯人将引以为耻；他是我国一种新的文学类别（历史抒情叙事诗和传奇故事）的创立者；在这一领域，他没有对手——在刊载于《欧洲导报》十月号（在报导他逝世消息的那一天！）上的他最后一部抒情叙事诗中，他几乎达到了但丁般的形象性和表现力。最后，仿佛是肯定我上面说的他的多方面才能，谁都知道，在他的极其完美和谐的天性里，好似一泓清泉，喷涌着一股毫无惺惺作态的幽默之流——谁都知道，阿·康·托尔斯泰伯爵既是《伊凡雷帝之死》和《谢列勃良内公爵》的作者，同时又是不朽的“库济马·普鲁特科夫”[3]的三作者之一。

我们失去的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在现今的社会思潮中恐怕不会很快有人接替他。但愿那些读到这几行文字的年轻人不要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不要以为这个损失被我夸大了；我敢向他们保证，只有懂得并承认这一损失的人，才能逐渐有所创辟，在身后留下自己的足迹……

我已经试着用寥寥数笔描写了作为诗人的托尔斯泰的面貌；但是关于他的为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十分清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正直，诚实，充满各种美好的感情，舍己为人，热忱得近乎温柔，一贯忠贞而坦率。“骑士般的性格”——所有的人一想起托尔斯泰，几乎一定会说出这句话。我想冒昧地使用另一个形容语，虽然它在当今会引起一点猜疑，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容语很好，用在这里最合适：天性仁厚，非常仁厚！——这就是托尔斯泰，而且他同任何真正的诗人一样，他的生命总是融合在他的创作中，托尔斯泰的这一仁厚的天性也贯穿与流露在他所写的一切文字中。

我本来不想用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来结束这封信；但是在这座新坟前，一种感激之情压倒了我的所有其他感情：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我曾被判处流放，阿·康·托尔斯泰伯爵是促成中止我流放的主要人物之一。

愿你的英灵安息，永远难忘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诗人！……

我知道您对我们共同的不幸抱有深深的共鸣，由于这共鸣，我要友好地紧握您的手。

忠实于您的伊·屠格涅夫

布日瓦尔（巴黎附近），1875年10月5（17）日

[1] 本文最初发表于《欧洲导报》一八七五年第十期。收信人为该刊编辑米·马·斯塔秀列维奇（1826—1911）。

[2]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

[3] 这是阿·康·托尔斯泰与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合作，为《现代人》写幽默讽刺诗时用的集体笔名。

谈谈乔治·桑[1]

给《新时报》发行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2]：

路过彼得堡时，我在您的一篇小品文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乔治·桑死了，——对此我不想说什么。”您这话大概是想说明，关于她，必须说许多话，或者什么也不说。我毫不怀疑，以后《新时报》一定会填补这一空白，而且像其他杂志一样，至少会发表这位伟大女作家的一篇小传；但我还是请求您允许我在贵刊说几句关于她的话，虽然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和可能说“许多话”，虽然您立刻就会看到，这“话”其实并不是我的。我有幸亲自结识乔治·桑——请您不要把这话当作俗套：谁要是能在近处看到这位罕见的人物，他确实应当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日前我收到一位法国女友[3]的信，她同乔治·桑也过从甚密：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请留下……翠绿！”（Laissez…verdure…），意思是说：不要在我的坟头安放墓石，让坟上长满青草！她的遗愿将会受到尊重：她的坟头将只长野花。我认为，这句临终遗言是如此感人，如此富有深意，与这个早就献身于一切美好与单纯事物的生命又是如此一致……这种对大自然和真理的爱与顺从，这种无限的、平和的、始终如一的、永远存在的善良！……啊，她的逝世是多么不幸啊！无声的秘密永远吞噬了一位曾经存在过的优秀人物，——我们再也见不到这张高尚的面孔了；这颗金子般的心从此停止了跳动，——现在这一切都被泥土掩埋了。人们对她的惋惜是真诚的和持久的，但是我认为对她的善良还谈得不够。尽管天才十分罕见，这种善良更为罕见。但是善良至少还可以学到一点，天才却是学不来的，因此需要谈谈它，谈谈这善良，赞美它，指出它。这种积极的、真正的善良使乔治·桑具有一股吸引力，保证她能有许多对她忠贞不渝、散布在社会各阶层的朋友。在她安葬的时候，诺昂（乔治·桑的私邸）附近的一个农民走近她的坟头，献上花圈，说：“我代表诺昂农民，——不是代表贫农；托她的福，这里没有贫农。”要知道，乔治·桑自己并不富裕，她一直操劳到生命最后结束，不过勉强维持生计而已。

对这些话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我只能担保它是完全真实的。大约八年前我初次与乔治·桑结识时，她从前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热烈的赞叹早已消失，我已经不再崇拜她；但是一进入她的私生活圈子，却不可能不成为她的崇拜者——另一个意义上的、也许是更好意义上的崇拜者。任何人都会立刻感到，他遇到的是一个无限慷慨仁厚的人，在她心中，一切自私自利早已被诗意的热情和对理想的信仰这不灭的火焰烧成了灰烬；她理解和珍惜一切人道的东西，经常焕发出一种帮助人、同情人的精神……而在这一切之上则笼罩着一个无意中得来的光环，一种崇高的、自由的、英雄般的东西……请相信我：乔治·桑是我们的一位圣女；您当然明白我这话要说明什么。

这封信东拉西扯，前后又不连贯，请原谅。请接受我的友好之情。

忠实于您的伊·屠格涅夫

于卢托维诺沃救主村

1876年6月9（21）日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新时报》第一○五号。

[2] 指《新时报》发行人苏沃林（1834—1912）。

[3] 指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

〔给《Le XIX-e Siècle》编辑的信，谈列·尼·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

亲爱的阿布[2]先生：

承蒙厚爱，在《十九世纪》上刊载了我关于韦列夏金[3]画展开幕的信。我曾毫不犹豫地预言他的画展定会成功，结果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出我的预料，因而使我鼓起勇气再次写信给您。这次也想谈谈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但他是用语言来进行生动描绘的艺术家。

我想谈的是我的同胞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此书的法译本刚由阿舍特公司出版。列夫·托尔斯泰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而《战争与和平》，我敢大胆地说，乃是当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巨著洋溢着史诗般的精神；书中用一位大师的如椽之笔描写了本世纪初俄国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其中充满了重大的事件和人物（故事从奥斯特利茨战役前不久讲起，一直讲到莫斯科城下之战），有许多直接取自生活、属于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他们组成了整整一个世界。托尔斯泰伯爵用来开掘主题的方法既新颖，又别致；这不是瓦尔特·司各特的方法，自然也不是大仲马的风格。托尔斯泰伯爵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作家。法国读者如果不会因为行文略嫌冗长，某些议论显得古怪而感到厌烦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权对自己说，《战争与和平》使他们更直接、更正确地了解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与气质以及整个俄国的生活，这远胜于读几百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著作。这里有许多章节，可以不加更改地永载史册；这里有一些历史人物（例如库图佐夫[4]、拉斯托普钦[5]等），他们的面貌已被永远定型；这是不会消逝的。您瞧，尊敬的阿布先生，我在措词上很大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把我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深刻特色，由于它本身的力量太强，可能会妨碍外国读者对他的小说产生同感和迅速理解，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如果大家能相信我说的话，我将感到高兴），这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而且这就是真实的俄罗斯。

亲爱的阿布先生，请接受我的诚挚的敬意。

伊凡·屠格涅夫

1880年1月20日，星期三。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巴黎报纸《Le XIX-e Siècle》（《十九世纪》），原文系法语，无标题。现根据俄译文转译。

[2] 阿布（1828—1885），法国作家，《十九世纪》编辑。

[3] 韦列夏金（1842—1904），俄国画家，与巡回展览画派接近，以描绘战争场面著称。

[4] 库图佐夫（1745—1813），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俄军最高统帅。

[5] 拉斯托普钦（1763—1828），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期的莫斯科总督。

〔布特克维奇的《一个女孩的日记》〕序[1]

我国缺少儿童读物的现象早就被大家感觉到了，而且可以说成了老生常谈。已故的别林斯基曾对这一缺陷痛心疾首，不止一次讲到他的忧愁。他去世后已经过去十二年多，——尽管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尽管办了新的机构、出版业和专门刊物，——我们的儿童文学仍不见得有多大起色。当一位家长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一本编写得好的有教益的书时，仍感到十分为难。

问题在于要为孩子们写一本好书很难。这里需要的不仅是认真研究你所写的题目，不仅是有耐心（其实我对于这一点也不太擅长），不仅是懂得一般人的心理尤其是儿童心理，最后，不仅是善于简单明了地叙述，既不甜得发腻，也不流于庸俗，——除了这一切以外，还要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意识，而我们还未必达到了这个水平。仅仅利用外国文学的宝库，仅仅靠一些翻译书聊以充饥也是不行的。俄国儿童需要看俄国书。因此对于终于打通了这堵岿然不动的高墙，在这块荒芜的沙漠上踩出一条路来的任何新的有实际意义的尝试，我们都不能不表示欢迎和鼓励。

我觉得，布特克维奇夫人的这本书是可以列入这一类尝试的，它具备了我们有权要求于儿童读物的大部分优点。我要冒昧地向家长们和老师们推荐《一个女孩的日记》。布特克维奇夫人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让儿童去注意他们周围熟悉的事物，通过对这些事物的研究，向他们逐步打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它在我国恐怕还是第一次这样充分而明确地得到应用。这一想法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形象来展现的，既有系统，又不拘泥细节，它肯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有趣味性，有几乎是无限丰富的事实，也有健康的、毫不生硬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又有对于引起少年人敏锐的想象力所必不可少的新奇感，甚至还有神秘感，这神秘感是由于碰到一些看来十分寻常的事物而突然产生的，所以更能吸引人。我们不太了解的一切，都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可是偏偏那些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知道得最少。如果你注意观察孩子，随时都可以跟他一起迎来有趣的发现！到处都有观察的出发点，探索的圈子也会扩大到无穷。多思就会行动，对新感觉的渴望能得到合情合理的满足，而不致成为幻想，幻想往往是病态的；科学的伟大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被年轻的头脑所承认。他们的确是可以学会的。

我认为对布特克维奇夫人著作的其他优点不必多谈。我不说，读者也会鉴定，正如他们会鉴定这位女作家的优美的语言一样。

如果我为《一个女孩的日记》的问世写的几句话，能使读者去关注这件有益的、在我国还是新的事业，我将感到欣慰。

伊·屠格涅夫

[1] 本文最初发表于布塔舍夫斯卡娅的《一个女孩的日记》（圣彼得堡，1862）。该书于一八八一年再版时才指出作者的真实姓氏是布特克维奇。

〔《烟》单行本序〕[1]

由于小说《烟》受到多种多样的责难，作者的某些朋友劝他不妨在这小说出版单行本时附上一篇序，尽可能说明一下产生的误会。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劝告。诸如此类的解释常常像是替自己辩护，——而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辩护的，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再说，任何论据也说服不了他的那些读者，他们不愿意或者无力承认作为波图金的性格基础的思想，看来，这个人物比所有其他人更甚地触犯了读者的爱国主义感情；那就让这个人物自己起来替自己说话吧。作者仅限于给他增添某些新的特点，以便更加确切地说明他的作用、实质和意义。

有些人指责作者离经叛道、诽谤，对俄国无知，不负责任，等等，——作者当然不会对此作出回答。阿·德·维尼[2]说得好“Les lettres ont cela de fatal，que la position n'y est jamais conquise definitivement.Le nom est，à chaque oeuvre，remis en lotterie et tiré au sort pêle-mêle avec les plus indignes.Chaque oeuvre nouvelle est presque comme un début.Aussi n’est-ce pas une carrière que celle des lettres.[3]”

在《烟》的单行本再版时，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在他给第一版所写的前言之外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书还有人看；他希望，尽管这本书难免有缺点，仍将有益于读者。

1868年4月于巴登—巴登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六八年莫斯科出版的《烟》的单行本，是书中的一张插页。

[2] 阿·德·维尼（1797—1863），法国诗人。

[3] 法语：文学有一个要命的特点，即在文学界取得的地位永远不会彻底不变。随着每一部新作问世，作者的名字也将与那些最不入流的名字一起轮番沉浮。每一部新作几乎都是处女作。因此在文学界不可能青云直上。

〔迪康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力量》〕序[1]

几乎欧洲所有民族的精神发展史上，都重复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社会思想运动初期，法国影响常占优势，可是一到社会的独立精神开始苏醒，这影响就迅速衰落。这个事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史上；大家很清楚，它也曾在我们俄国重演。要找到发生这类现象的原因似乎不难。法国文学主要是一种人为的、模仿的文学，因此它也便于和易于为其他国家所模仿；同时，法国像所有拉丁民族一样，比日耳曼民族更早地接受和培育了古代文化的种子，并依靠本民族的迅速联合和其他有利条件，取得了早期的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的整个其余部分。也应当考虑到它的语言通俗易懂，思想明朗清晰（诚然，有时清晰到了没有色彩的地步），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敢于大胆创新，没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活泼好动、坦白豪爽的禀性，多少有点霸道，但这霸道却被一种平衡感所冲淡，——总之，应该考虑到构成法国精神特点的所有品质。这些品质是重要的、宝贵的，我丝毫无意抹杀它们的优点。它们可以说明法国所以能对其他民族经常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的原因。但是教育不能永久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各民族和个别人会脱离他们的监护。对老师的反作用已不可避免，有时候还走得很远，——尤其当老师变得太虚弱和萎靡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我们同时代的拿破仑[2]治下的法国所看到的那样。

这类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艺术、诗歌领域。科学不需要独特的风貌和鲜明的色彩。形式对于科学是次要的问题，而无论何时何地都必不可少的创造才能，在这里又具有另一种倾向和另一种涵义。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国界的，在科学界，尤其在它的某些部门，法国人将永远占有一席最光荣的地位。但是像罗马人那样（法国人认为罗马人是自己前辈和祖先，他们也的确比其他欧洲人更接近罗马人），法国人生来诗歌才能较差。法国人的头脑机灵敏捷，想象力却迟钝、低下，然而他们善于将各种矛盾加以对比，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理解力极其发达；法国人的鉴赏力精明而准确，尤其在否定方面，——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和朴素，他们的感觉却有点漂浮和模糊；对于美，他们寻求的首先是外表的绚丽，尽管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十分勇敢，在诗歌创作上却很胆怯和犹疑……或者像雨果在他的几部近作中表现的那样，有意识地坚持要头足倒置……既然要喝个痛快，那就一醉方休！据说，“夏士贝亚”[3]就是这么干的。总之，法国人对于艺术中没有真实就像对于社会生活中没有自由一样，都容易将就着对付过去。“什么？”有人会对我说，“是发明一七八九年原则[4]的法国人吗？是为雨果、乔治·桑、仲马父子、甚至阿布和费依多以及最可爱的奥克塔夫·费利埃[5]的才华感到自豪的法国人吗？”“是的，”我回答，“就是这些法国人。”至于一七八九年原则，有如一般政治问题一样，我们先撇开不论；在同一个人身上，才华出众可以与不懂艺术真实同时并存，——这种情形的惊人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笔下的所有人物总是以其典型性使人感到刺眼，他们都经过精心制作和修饰，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例外，但是他们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活下来，而且也不可能活下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有丝毫真实性，比如说，像我国列·尼·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中的人物所显示的真实性。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法国小说产品的确丰富得惊人，但在我们俄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却明显下降了。这不仅因为我国一般对小说的兴趣已趋于冷淡：英国小说仍旧享有盛誉，能找到读者。更不必说那早已过去的时代，当时不仅布瓦洛和伏尔泰，甚至迪西和德利尔[6]在我国都被认为是诗坛的主宰；但是另一个时代也已消逝，那时大仲马竟能以他特有的天真和自我崇拜叫道：“Les Russes ne lisent que moi！Cela fait honneur à leur goût：ils me jugent maintenant comme la postérité me jugera，dans cinq ou six cents ans！[7]”现在我国虽然还有人读大仲马，但仅限于上流社会，读的自然是原文，再也没有人把它译成俄语了；不仅不译大仲马，保尔·德·科克[8]的作品也无人翻译。《法妮》[9]……连名噪一时的《法妮》也找不到像样的出版商。无人翻译的还有所有这些《Criffes Rosses》，《La Mort de l’amour》，《L’amour du diable》，《Le fils du diabie》，《Le fils de Tantale》，《Le tueur de mouches》，《Le tueur de tigres》，《Le tueur de brigands》，《Palsambleu！》，《Ce que Vierge ne peut lire》，《Entre chien et loup》，《La poudre et la neige》，《Le nez d’un notaire》[10]——总之是，巴黎人狼吞虎咽地阅读的一切。（在这里我不能不引用一位年轻的法国文学家当着我的面说的一句名言：“Il s’agit seulement de trouver un titre，”他说，“le titre est tout；le reste-peu de chose-et ne demɑnde qu’un peu de discernement.C’est le titre seul，qui fait acheter le livre！”）[11]我们就不来提诸如特里萨、莫加多拉、科拉、雷奥塔尔等人的回忆录之类的书了，虽然这些书在“费加罗”[12]的首都销售了几十版。甚至法国戏剧文学这个迄今为止全世界的滑稽剧、喜剧和正剧的供应者，它的成果不知为什么在我国舞台上也风行不起来……不错，奥芬巴赫[13]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和绝对的胜利。但在莱茵诸省并入大帝国[14]之前，还不能认为他是法国人，因为他是在科隆[15]出生和受教育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这本法国小说的俄译本写一篇序，大胆地向我国读者推荐它。问题在于，这部小说恰恰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生活真实性，可惜这真实性我们在其他法国当代作品中难得找到。就这方面来说，迪康先生的小说（尤其是头几章）颇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后者无疑是当今法国流派中最优秀的作品。《失去的力量》作者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确实是他经历过的，并非虚构。这是一篇自白（是他本人的还是别人的自白，我们对此无须深究），就像在任何自白、甚至在最忧郁和最苦涩的自白中一样，那里有一种宁静的气氛，一种自然而又真诚的宝贵的宁静，通过它，大自然才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作者描写的事并不新奇；这一切早已有人说过和讲过，——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有人是凭切身经验，有人则是耳闻；但人生中有两三个问题是永远说不尽的，包括爱情与情欲、男女间相互关系这个永恒的问题，《失去的力量》作者也写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对这些问题的一般答案，也不是获得圆满的结局，——我们只想知道，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解决的，以及在那个时代这颗心的状态又怎样。笔者认为，读者一定会赞赏我提请他们注意的这本书的几页上所展示的真实性和心理分析的准确性，他们也将对再现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所特有的色彩的艺术技巧作出评价。

《失去的力量》作者马克西姆·迪康（Ducamp）先生老早就已为法国读者所熟悉。他最初以诗歌踏上文坛，他与许多浪漫派诗人和其他诗人相反，在诗中歌颂了所谓时代的“散文”，歌颂了文明、科学，甚至工业的成就；他出版了几部描写他游历过的国家的有趣的书（他曾久居东方）；讲述了加里波第[16]对西西里的远征，即“千名志愿者”（I mille）的著名远征（他本人也曾积极参加）；印行了几部长篇小说，近年来则从事美学评论活动，他作为一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精明的行家和敢于直言的评判人，在《Revue des Deux Mondes》[17]和《Journal des Débats》[18]上发表关于美术展览会（salons）的每年述评，享有盛名。此外，他还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主持过由他复刊的《Revue de Paris》[19]（该刊于1858年1月由皇帝下诏强行查封）。迪康不相信拿破仑皇朝会江山永固，他属于自由主义反对派。他在统计学方面的著作也不乏优点，并以文笔优美著称。

伊·屠格涅夫

于巴登—巴登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俄译外国长篇与中短篇小说集》（第一卷），一八六八年。迪康（1822—1894），法国作家。

[2] 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之侄。

[3] 即莎士比亚。

[4]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

[5] 费依多（1821—1873）和奥克塔夫·费利埃（1821—1890）都是法国作家。

[6] 迪西（1733—1816），法国戏剧家；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

[7] 这是大仲马先生的原话。——作者注 法语：俄国人只读我的书！这说明他们还是有审美力的：他们现在对我的评价也就是五六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的评价。

[8]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小说家。

[9] 费依多的小说。

[10] 法语：《魔爪》、《爱的死亡》、《魔鬼的爱情》、《魔鬼的儿子》、《坦塔罗斯之子》、《苍蝇的杀手》、《老虎的杀手》、《强盗的杀手》、《帕尔桑布栾！》、《闺中禁书》、《薄暮》、《尘与雪》、《一位公证人的鼻子》。

[11] 法语：只要找到一个书名就行，——书名就是一切；其他都微不足道，——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只有书名才能让人买书！

[12] 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角。

[13]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

[14] 指法兰西帝国。

[15] 德国西部城市。

[16]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17] 法语：《两大陆评论》。

[18] 法语：《争论报》。

[19] 法语：《巴黎评论》。

〔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别墅》〕序[1]

像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2]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新小说，是无需向俄国读者，正如无需向他的本国即德国读者推荐的。他的声望已牢固确立，他的名字在我国就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一样，成了人们珍爱的名字。但是，请允许我作为作者的老友，趁着他的近作俄译本问世之际，对他过去的文学生涯作一简略回顾。

四十年代初问世的他那著名的黑林山乡村故事集（《Schwarzwälder Dorfgeschichten》）所产生的印象，至今在德国犹未磨灭。那段时间前后，文学转向民间生活的事例，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例如乔治·桑的《La Mare au Diable》、《La petite Fadette》[3]等，以及出现在我们俄国的情况），但是首创的荣誉应属于奥尔巴赫。利用尚未被“反省的毒药”侵蚀的民间生活的未曾触动过的土壤，从而给越来越衰败的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和健康的乳汁，——这类尝试还在奥尔巴赫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过：在德国，人们至今还没有忘记伊默尔曼[4]的长篇小说《闵希豪生》中以富有诗意的真实，再现了威斯特法伦农民生活的部分；“村长”（Oberschulze）和“金发的利兹贝塔”这两个人物一直是文坛的财富；但是就这部小说本身而言，就如二十年代德国浪漫派的所有作品一样，是虚假的、矫饰的，是了无生气地幻想出来的，它用它那浑浊的波涛，吞噬了威斯特法伦田园风光的优美的绿洲，但是这田园风光本身在《闵希豪生》中只是个次要的插曲，伊默尔曼并没有赋予它以其他意义。奥尔巴赫的做法却不同。他回到故乡黑林山谷幽静的栖身之地以后，把自己的全部学问和教养、把政治上和审美上的任何好恶，以及此前使他激动和感兴趣的一切，都留在了这山谷之外；没有留在山外的只有他那天赋的诗人洞察力，他那颗敏感的爱心也仍然伴随着他。奥尔巴赫没有编造田园诗：他完全沉浸于平民百姓的“本质”中。他不是作为一个温文尔雅、带有一种情不自禁的优越感的人降贵纡尊地去接触有趣的新生活，走访农民家庭，研究他们的风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怪癖；——深入他们圈子里的是一位诗人，他本人就是这山谷的儿子，他本人就出生在农民家庭：他是以儿子的柔情和“虔诚”回到这个跟他血肉相连的世界的。他在这世界里找到了他原先与之交往的城市中上层阶级所不曾给予他的东西：淳朴的人际关系，完整的而不是受过损伤的性格，虽然片面但却坚定的道德信念，——而作为整个画面的背景的，则是黑林山那无与伦比的壮丽而可亲的大自然，松林与群峰的爽心提神的清新之气似乎就在大自然中荡漾。

难怪歌德说：“假如眼睛不像太阳那样，它怎能看见太阳？[5]”奥尔巴赫尽管很有才华，如果他对于直到那时一直近乎封闭式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话，他就不可能如此有机地掌握它的全部奥秘。顺便说说，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奥尔巴赫优越于他的所有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地方。在他的话中可以听到一种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声音。如果允许以小喻大的话，那么我国不幸过早夭折的伊·季·科科列夫[6]的《萨武什卡》也是这样，尽管它内容贫乏，写得也不好，但是从中可以感觉到有一股独特的暖流，这只有当作者在生活上与他所描写的风尚格外接近时，才能做到。大家知道科科列夫是小市民的儿子。奥尔巴赫则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北施泰滕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时起，他在家里，在学校，在街上，在森林和山谷，四面八方围绕着他的都是农民生活。他父亲的雇工——忠厚的纳吉，一边扶犁，一边给他讲古老的童话和传说，牧人给他唱由生动的传说保留下来的民歌，姑娘们欢聚在一起时则一边纺线，一边反复唱这些歌，——于是所有这些诗歌宝藏便铭刻在他心中，永不磨灭。还有一个情况赋予他的初步发展以特殊的方向，赋予他的智慧以特殊的色彩。奥尔巴赫是犹太人，从小知道贫困之苦。他父亲一方面做牲口买卖，一方面种地，——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只能勉强度日。与诗才一起，奥尔巴赫还继承了犹太民族的敏锐的悟性、清晰的理解力以及坚韧的忍耐力，——总之，继承了构成犹太民族特性的种种品质。这些品质使他获益匪浅——先是表现在学习《塔木德书》[7]上（从十二岁起，他就被预定为拉比[8]）；后来他在慕尼黑和海德堡上学，将自己过去的学业改为研究纯思辨哲学时，他的这些品质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奥尔巴赫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和第一部诗歌作品的选题，表明他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和犹太人：二者所写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即精神上和出身上都与奥尔巴赫近似，仿佛是他的亲属的斯宾诺莎[9]。这位伟大的犹太思想家著作全集的德译本以及用他的名字做标题的长篇小说在一八三七年同时问世。随后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诗人与商人》、《亲爱的人》、《什么是幸福？》，虽然在当时的德国文学界给作者带来了声誉，但是现在这些书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证明作者曾经诚实地和认真地寻求过同他的天生才能相适应的道路。这条道路终于在他的老家，在幽静的黑林山谷向他敞开了。随着《乡村故事》第一集的问世（1843年，奥尔巴赫已满31岁），随着创立了一种文学体裁的这些小说的出版，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向它迈进。

我在上面说过，奥尔巴赫把自己原有的全部教养都留在了家乡范围之外：不过对这一说法需要作某种限定。把文化的影响完全撇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再说，促使他去研究斯宾诺莎的他的智慧的特点，即使在他走访和歌颂的农舍中，也没有离开过他。他用惊人的准确和细致的、虽然有时不免琐屑的笔触描写完他的人物之后，有时候喜欢对他们发发议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大师，常常用他娴熟的技巧引导读者去注意这些人物的隐蔽的作用，去注意那作为任何淳朴生活之基础的象征性的东西，有时候他又通过看来最无足轻重的几句话和行为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笔下的故事有时会变成寓言。因此毫不足怪，他不能长期满足于再现他的初期故事中专门描写过的那些淳朴的人际关系、永恒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的苦恼与欢乐：他开始渐渐地给乡村宗法制的和谐生活带进一些当代的不协和音。由于当今全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利益和问题的斗争已渗透到最隐蔽的角落，他就更有权这样做。他本来是为了医治自己的毛病才去找平民百姓的，结果却发现平民百姓也有同样的毛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这位艺术家主要注意他所选择的世界中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自己卷入了那场斗争，受到社会问题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奥尔巴赫着手时而描写（在《路济弗尔》[10]和其他小说中）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灵和性格坚强的人同罗马天主教教廷苛刻的权威之间的冲突；时而又描写一个心灵美丽的女人，从普通的故乡生活环境突然置身于宫廷和京都浮华生活的复杂环境所产生的种种后果……读者大概没有忘记我这里所指的长篇小说《教授之妻》，这是奥尔巴赫最富有诗意的创作之一。在这部作品里，他同样第一次触及了他从此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深入地努力钻研的一个问题——婚姻问题，这问题十分重要和复杂，其中包含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可是人们又常常想去解决它，调和它。奥尔巴赫企图提出这个解决与调和的办法——先在最小和最低级的范围内（《鼠麴草》），然后在社会这座建筑的顶端，在欧洲文化的最高层。读者明白，这里讲的是俄国公众也十分熟悉的长篇小说《在高峰》。深刻的世界观，有力的心理分析，精湛地运用语言的技巧，——奥尔巴赫才能的所有这些恒定的特点，从来没有像在这部精品里那样表现得出色；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富于诗意的创作有时候会退居次要地位，由细节显示出来，而思辨的理性的活动则表现得过于突出。在描写美丽的宫廷贵妇和她那位皇家朋友走过的迷宫般的道路时，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他们俩勃然兴动，耽于情欲，竭力想登上自由的高峰，在那里，经过一番懊悔和痛苦，接着便迎来了十分和美的圆满结局。所有这一切都写得很聪明、细腻、有趣（例如，伊尔玛的日记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应该有更多一点生活真实而少一点感伤，这感伤近似狄更斯式但又属于另一类，它是奥尔巴赫文才的“阿喀琉斯之踵”[11]。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缺点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里几乎不存在，而黑林山故事集作者的所有大的优点却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前所未有的发挥。奥尔巴赫还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更为广泛的任务，也没有抓得这么深入，完成得这么尽善尽美。

我刚才称奥尔巴赫为黑林山故事集的作者，不是没有用意的。他自己知道，与故乡的联系是他的主要力量所在，他知道他的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无怪乎他在小说《在高峰》里也描写了类似瓦尔布尔格及其全家这样一些人物。他选中首府（暂时还只是德国北方的首府）作为自己常年居住的地方，但是没有割断他与亲爱的施瓦本的经常联系。他为施瓦本出版了他的《教父》（Gevattersmann）和《民间历书》。诚然，在可以说是他的诗神诞生的地方，在这些莱茵河两岸的山谷里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统治着，通过其反文明的倾向年复一年地冒出来，奥尔巴赫曾对它射出许多利箭，并准备在他最近一部长篇小说里给它以新的打击，——这股强大的势力就是迷信和偏见。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正处在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是不会从他视为本身使命的斗争中后退的。但愿他能给他的故土和整个读书界贡献更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高度的教养将与清醒的头脑和超凡的诗才相结合，一起争取尽可能去解决欧洲人以往的全部历史交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伊·屠格涅夫

[1] 本文最初发表于《欧洲导报》一八六八年第九期。

[2]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3] 法语：《魔沼》、《小法岱特》。

[4] 伊默尔曼（1796—1840），德国小说家，戏剧家。

[5] Wär nicht dɑs Auge sonnenhɑft，wie konnt die Sonne es erblicken？——作者注

[6] 科科列夫（1825—1853），俄国作家。

[7] 犹太教以《圣经·旧约》为基础，对宗教教义、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法令律法所作的解释汇编。

[8] 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的称谓。

[9]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先祖为犹太人，早年生活贫苦，以磨镜片为生。

[10] 路济弗尔：罗马神话中指启明星，诗歌中以他为黎明的先驱。在基督教时期，人们认为撒旦在堕落前叫路济弗尔。

[11]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浑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踵是他的致命弱点，因此有“阿喀琉斯之踵”之说。

〔列·尼·托尔斯泰的《两个骠骑兵》〕[1]

现在向《Temps》读者推荐的这一短篇小说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是俄罗斯文学新流派的一位最优秀的作家，这个流派可以上溯到普希金和果戈理，不过主要渊源于我国伟大的幽默作家，而不是渊源于我国伟大的诗人。甚至于可以说，自从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这部富有独创精神的、包罗万象的、集史诗、历史小说和风俗素描于一身的作品出版以后，他在博得读者的喜爱上已稳居首位。他生于一八二八年，现在正当年富力强之际，他的文学生涯将是长久的、辉煌的。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于一八五二年发表题为《童年》的小说，从此步入文坛，这部小说立即引起行家和批评界的注意。这是对人生早年的素描，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在他那精湛的长篇小说《董贝父子》中企图展示的那样；细致的心理观察与最感人的诗意结合在一起。后来他又推出一些非常好的、冷静而雄健的战争故事（作者当过炮兵军官；曾在高加索服役，继而又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时参战）。在这些故事之后，又发表了一些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很卓越的中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名不十分确切，叫《哥萨克》，展示了高加索及其山民的最生动、最真实的画面。我上面提到的《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伯爵已发表的作品的压轴之作；一部也属于他手笔的新的大部头小说[2]，现在正在莫斯科开始连载。

我不想多谈《两个骠骑兵》的与众不同的优点；没有我的序文，读者自己也会感觉得出来；我只想说一点，这篇小说能让大家相当准确地了解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风格。它同样属于当代文学艺术中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洪流，但是它有一种只属于它的色彩和格调。

伊·屠格涅夫

[1]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五年二月十日巴黎《Le temps》（《时报》），原文为法语。现根据俄译文译出。

[2] 指《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正在莫斯科《俄国导报》上连载。

〔一八八○年版长篇小说集〕序[1]

在决定把我写的所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按前后顺序编进本文集后，我认为有必要用不多几句话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让愿意费心连着读完我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确认，那些指责我改变了我一度采取的方向，指责我变节等等的评论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相反，我觉得，我应当受指责的倒不如说是太不知变通，取向也似乎太僵直了。《罗亭》写于一八五五年，《处女地》写于一八七六年，两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尽我的力量和本事，务求把莎士比亚称之为“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2]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文化界人士迅速变化的面貌认真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出来，并将其体现为某种适当的典型。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应由我来判断；但是我敢于设想，现在读者将不会怀疑我的意愿是真诚的，是前后一致的。

我想对六部小说的每一部冒昧地补充几点简短的、也许不无某种好处的注解。

《罗亭》是我在乡下，当克里木战事正酣时写的，它获得了纯粹文学上的成功，但获得成功主要不是在发表它的《现代人》的编辑部，而是在编辑部之外。我记得已故的涅克拉索夫听完我的朗读后对我说过：“你又出了个新花样；不过你我之间说句悄悄话，你的《罗亭》很枯燥。”诚然，几星期以后，同一个涅克拉索夫同我谈到他刚写完的长诗《萨沙》时却说：“你会看到，我这长诗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你的《罗亭》，但是你总不至于生气吧。”我还记得，先科夫斯基（笔名布朗贝乌斯男爵）[3]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跟当时所有的少壮派一样跟他很疏远，他却对《罗亭》大加赞赏。

《贵族之家》取得了我曾经取得的最大成功。自从这部小说问世后，我就开始忝在值得读者注意的作家之列了。

《前夜》取得的成功要小得多，虽然我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曾促使杂志界发表那么多评论（最出色的当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4]）。已故的尼·菲·巴甫洛夫[5]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另一位评论家，现在也已作古，名叫达拉甘，他写了一篇非常严厉的文章批评《前夜》，特别坚持认为书中几位主要人物行为放荡，为此有人甚至凑份子设宴对他表示感谢。还出现了几首讽刺短诗；有一句俏皮话广为流传：我这部作品所以叫做《前夜》，是因为它出在一部好小说问世的前夜。

请读者允许我谈谈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正好与《前夜》有关的小插曲。

几乎整个一八五五年（正如此前的三年一样），我都在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自己的田庄里度过，没有出门。在我的邻居中，同我最接近的是一位叫瓦西里·卡拉捷耶夫的人，这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地主。卡拉捷耶夫是浪漫派，很热心，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此外，他还天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幽默感，多情而敏感，秉性直率。他曾在莫斯科大学上学，后来住在父亲的田庄上，父亲每三年要犯一次类似发疯的忧郁症。卡拉捷耶夫有个妹妹，人品出众，最后也得了疯病。这三人都早已死了；所以我才能这样随便地谈论他们。卡拉捷耶夫不得不勉为其难，掌管他一窍不通的家务，——他尤其喜欢读书，也喜欢同他抱有好感的人聊天。可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邻居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有自由思想，说话又尖刻；此外他们还担心他结识他们的女儿和妻子，因为他的名声不好（实际上完全冤枉了他），是个爱拈花惹草的危险人物。他常来看我，在当年那个对我来说不太愉快的时期，他的造访给我带来了几乎是惟一的消遣和快乐。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开始在贵族中招募新兵，称之为民团，我县那些瞧不起卡拉捷耶夫的贵族商量好要如同常言所说，把他打发走，于是公推他担任这个民团的军官。在得知对他的任命后，卡拉捷耶夫来看我。他那心灰意懒和焦虑不安的神色立刻使我吃了一惊。他一开口就说：“到那里我就回不来了；这日子我受不了；我会死在那里的。”他的健康情况说不上很好，胸部常常作痛，体格也弱。虽然我担心他受不了征战之苦，但我还是竭力帮他打消他那忧郁的预感，并让他相信，过不了一年，我们又会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重逢，又会照样见面、谈心和争论。但是他固执己见，——于是在我家花园里散步了相当长时间以后，他突然对我说了以下的话：“我对您有个请求。您知道我在莫斯科住过几年，但是您不知道我在那里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在我心头唤起一种想把它说出来的愿望——说给我自己听，也说给别人听。我尝试着这样做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毫无文学才能，所以整个事情的最后结局是，我写满了这么一个小本子，现在我就把它交给您。”他说完这话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本子，总共才十五页左右。“因为，”他接着说，“尽管您好心安慰我，我还是相信我不会从克里木回来，请您费心收下这份草稿，利用它来进行创作，您的创作不会像我这样无声无臭地消逝的！”我本想拒绝，但是看到我这一拒绝会使他难过，只好向他保证我一定照他的意思去办。卡拉捷耶夫走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留下的本子匆匆浏览了一遍，其中用简单的线条草草勾勒了后来成为《前夜》内容的那些东西。不过故事没有讲完，就戛然而止了。卡拉捷耶夫在莫斯科时曾爱上一个姑娘，姑娘也作出了回报；但是她认识保加利亚人卡特拉诺夫（后来我才知道，这人过去非常有名，他在他的祖国至今都没有被人遗忘），以后又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了保加利亚，可是他很快就死了。这段爱情故事写得不高明，但是很真诚。卡拉捷耶夫的确没有文学天赋。只有一个场景，即察里津诺[6]之游的场景，描绘得相当生动，因此我在我的小说里保留了它的要点。不错，当时我的脑子里萦绕着另一些形象：我正准备写《罗亭》；但是我后来努力想在《前夜》中完成的那个任务，偶尔也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在俄国生活中还是个新的典型的女主人公叶连娜的身影，已在我的想象中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还缺少一个男主人公，缺少一个叶连娜可以委身相从的人，她虽然强烈向往自由，但这向往还很朦胧。读了卡拉捷耶夫的小本子，我不由得欢呼：“这就是我寻找的男主人公！”在当时的俄国人中还没有这样的人。第二天我见到卡拉捷耶夫时，不仅向他重申了我满足他的请求的决心，而且还谢谢他帮我走出了困境，在我那一直模糊不清的想法与构思中投进了一线光明。卡拉捷耶夫对此感到高兴，他再一次说：“可不要让这一切湮没了”，接着就到克里木服役去了，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在腐海[7]附近一个宿营地死于伤寒病，我们奥廖尔省民团就驻扎在当地的窑洞里。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没有见到一个敌人，由于各种疾病肆虐，还是损失了近一半人。然而我却把履行诺言的事推后了：我做了另一件工作；写完《罗亭》后，我开始写《贵族之家》；直到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之交的冬天，我才又像与卡拉捷耶夫相识时一样，来到那个田庄和那个环境，感觉到沉睡中的印象活动起来了；我找出他的本子，重看了一遍；退居第二位的形象重又跃居首位，于是我立刻动笔了。我现在所讲的一切，我的某些朋友当时就已知道；但是我认为，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定本的今天，我有义务把这件事告诉读者，以纪念我那位不幸的年轻朋友，虽然未免晚了一点。

就这样，一个保加利亚人成了我的小说的主人公。评论家先生们却异口同声地指责我，说这个人物太做作，没有生命力，同时对我偏偏选上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奇怪做法表示惊讶，问道：“为什么？凭什么？什么意思？”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当时我认为不需要作进一步解释。

关于《父与子》，似乎不需要再详谈了：我的《文学和生活回忆录》中有整整一章是专门谈这部小说的。我只指出一点：《父与子》问世以来已过去了十七年，但是，照我看，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观点可以说还是没有确定下来。就在去年，为了我写的巴扎罗夫，我还在一本刊物上读到，说我无非是个“落井下石的歹徒”。不错，这话是安东诺维奇[8]先生说的，在《父与子》问世后不久，他就断言，我这部小说的内容，阿斯科琴斯基[9]先生早想到了。

《烟》虽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可也使人对我勃然大怒。尤其厉害的是责备我缺少爱国精神，有辱故土，等等。又出现了一些讽刺短诗。甚至我过去以至如今一直为他的友谊而自豪的丘特切夫，也认为有必要写首诗来对我选择的错误道路表示痛心。结果，我国读者的左右两方，我都同样（虽然以不同的观点）得罪了。我对自己有点怀疑，因此沉默了若干时候。

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认为，关于我这最近一部写得如此吃力的作品怎样遇到了异口同声的责难，已无须再来絮叨。除了两三篇手写而未经刊印的评论，我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过辱骂以外的任何话语。他们先是让人相信，这一切都是我向壁虚构的；说我几乎经常住在国外，已经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人；说指引着我这支秃笔的，只是浅薄的自尊心和哗众取宠的爱好；有一位记者还连忙宣布，任何正派人都务必对我这本书啐口唾沫，当场踩它几脚[10]。后来，经过一定的过程，被称为我的虚构的事情大都得到了证实，我的裁判官们又有了另一种说法：仿佛我本人大概也参加了那些居心叵测的计谋，因此当然知道内情，因为，不然的话，我怎么能预先见到和说出来呢？！等等，等等。后来这一切已逐渐归于平静；在我最近一次回俄国的期间，我可以确信，尽管我的大多数同胞没有放弃某些主要是基于我远离祖国而引发的无疑是正确的责难，他们并不认为我最近这部小说是完全无益或有害的，或者是只配受到蔑视的。

这样，已故的别林斯基常常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证实，他说：“每个人迟早总会得到他应得的位置的。”

“Was ist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nn？”（您这一大段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有读者要问。第一，是证明我在这篇序言开头所说的意图是正确的；第二，是要说明多年的经验向我提示的一个结论：我国的评论界，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还不能自诩一贯正确，一个作家如果只听他们的话，就会有自毁才能的危险。他们的主要毛病在于没有独立自主的见解。在此我不能不顺便说说我对“无意识创作和有意识创作”、对“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对“客观性、直率和天真的益处”——我对所有这些“动听”的话的看法，不管这些话出自哪个权威之口，我总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是修辞上的陈词滥调，它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虚假，只是因为以假当真的人太多了。任何一个有点才能（这当然是首要条件）的作家，——我说，任何一个作家都首先要努力准确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评判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错又错在哪里；但是谁有权向他指出究竟哪些印象适用于文学，哪些不适用呢？只要他写得真实，他就是对的；假如他没有才能，任何“客观性”也帮不了他的忙。我国现在涌现了许多写家，这些写家自命为“无意识的创作者”——他们总是选用“来自生活”的题材；然而浸透他们全身心的正是这倒霉的“倾向性”。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诗人用形象思维；这句名言是无可争议的和正确的；可是作为诗人的评论家和裁判官，您没有理由一方面允许他形象地再现大自然的景色、人民的生活、完整的性格（又是一句动听的话），可是当他一接触到某种模糊的、心理活动复杂的、甚至是病态的东西时，——尤其是，如果这不是个案，而是从上述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深处推出的事实的话，——您就会大叫：停！这绝对不行，这是一种内省，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政治！政论！您断言，政论家和诗人的任务彼此不同……不！二者的任务也可能完全一样；只不过政论家是用政论家的眼光来看它，诗人则用诗人的眼光。在艺术事业上，怎么写的问题比写什么的问题更重要。如果被您摒弃的一切以一种形象（请注意：以一种形象）铭记在作家心头的话，那您又何必怀疑他的意图，为什么要把他逐出文学的神殿呢？在装饰得十分漂亮的神殿祭坛上，正端坐着“无意识”艺术的祭司们，祭坛前面香烟缭绕，香火又往往是这些祭司亲手点燃的。请相信：真正有才能的人永远不会为不相干的目的服务，他会在自身中得到满足；他周围的生活会给他提供内容，他就是生活的集中反映；但是他既不大擅长写颂词，也不大擅长写谤文……说到底，他犯不着这样做。只有不会干其他更好的事情的人，才会按命题作文或者按政纲写作。

1879年8月于巴黎

[1] 本文最初发表于《屠格涅夫作品集》第三卷，莫斯科，一八八○年，由萨拉耶夫兄弟的继承人出版。

[2] 英语：“形象本身和时代的压力”。——作者注

[3]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东方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读者文库》杂志主编和发行人。

[4] 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5] 巴甫洛夫（1803—1864），俄国作家。

[6] 又译“皇庄”、“皇城”，莫斯科郊外的一处皇家园林。

[7] 即锡瓦什湖，在亚速海西侧，由许多浅海湾组成，因湖水富有矿物质与腐殖质，故名。

[8] 安东诺维奇（1835—1918），俄国批评家。

[9] 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俄国作家。

[10] 有一位书评家走得更远。因为国外登出了几篇论《处女地》译本的文章，他居然发表这样的宏论：“让外国人去写文章评论他吧，我们连向他啐口唾沫都懒得干。”多吝啬，可了不得！——作者注

回忆录

蒋路 译

И.С.ТУРГЕН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С.ТУРГEНEВ：СОЧИНEННЯ В 15—ТИ

ТОМАХ第6卷和14卷（ИЗДA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63，1967）

代序[1]

一八四三年将近复活节[2]的时候，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本来渺不足道、而且老早被大家淡忘了的事，那就是有个叫“屠·卢·”[3]的人，出版了一部题名《巴拉莎》的篇幅不长的叙事诗。这“屠·卢·”便是我，我是带着这部叙事诗步入文坛的。从那时算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现在趁着我的作品刊行新版之便，我想同读者谈谈，将四分之一世纪——Grande aevi spatium！[4]——当中积存在我心里的回忆告诉他们，哪怕一鳞半爪也罢。我不敢许给读者什么很新奇的、“耸人听闻的”东西，我还要预先奉告他们：一定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说到或者言未尽意。我所以要这样半吞半吐，倒也不难解释。我们都知道，一八四三年以来，有许多事情起了变化，有许多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可是今天的实况和当时的史迹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断绝，好些人都还健在，何况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人而已。而只有对于彻底退下舞台的事物，我们才能说出真理、公允全面的真理来。因此，我决定只披露我的回忆中的一些片段、一些单独的章节。我希望它们能显示出其内在的统一，至于表面的统一和叙述的连贯性，我事先就放弃了。不过我认为必须先介绍一些与我本人有关的资料，因为它决定了我的活动的出发点。

我于一八三七年念完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一八三八年春赴柏林深造。我才十九岁，但早已梦想过这次远行了。我相信在俄国只能学到某些预备性的知识，真正的学问的源泉是在国外。在当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师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动摇我这信念。其实他们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连乌瓦罗夫伯爵[5]主持的教育部也抱着同样的主张，常用公费派遣青年人进德国各大学留学。我在柏林待了两年左右（前后两次）。第一年同我一起在大学听课的俄国人当中有尼·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弗罗洛夫[6]，第二年有日后声名赫赫的米·巴枯宁。我学的是哲学、古希腊罗马语言、历史，并在韦德教授[7]指导下特别热衷于研究黑格尔。为了证明那时在国内高等学校所受的教育多么不够，我想举出下面这个事实：我在柏林听楚姆普特[8]讲拉丁古籍，听伯克[9]讲希腊文学史，但是由于根底太差，我回到寓所还不得不死记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而我在国内还不算一名劣等大学毕业生。

和我同龄的青年人渴望出国，很像斯拉夫人向海外瓦利亚格人寻求首领。我们每个人也同样感到自己的国土（我不是说通常的祖国，只是说每个人的精神财富和智力财富）又广阔又富饶，可是那里没有秩序。[10]我可以说说我自己：我本人认识得十分清楚，这样远离故土，这样强行割断把我和我从小所过的生活结为一体的联系与纽带，对我是不利的……但我没有办法。那种生活，那种环境，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区域（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我隶属的地主—农奴区，简直没有一点能让我留恋的地方。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几乎全在我心中激起羞愧、愤怒乃至憎恶的感情。我不能长期摇摆不定。要么屈服顺从，恪守常规，沿着老路子慢慢走下去；要么一刀两断，抛开“所有一切”，甚至不怕失掉我内心觉得珍贵和亲切的许多东西。我就是这样做了……我纵身一跳，一头钻进“德意志海”里，它一定能给我涤尘荡垢，使我新生，当我最后从海浪中游出来的时候，我终于变成一个“西欧主义者”，并且永远是“西欧主义者”了。

我的某些同时代人通过另一条道路，并不全盘否定的道路，达到了我所追求的自由和自觉，我完全无意指责他们……我只想声明，我看不出面前有别的道路。我不能和我憎恨的东西待在一起，和它呼吸同样的空气。就这一点来说，我大概还缺乏应有的忍耐力和坚韧的性格。我必须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我所在的远处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看来，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有众所周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对于我归并和集纳在这一名称之下的一切，我决定要斗争到底，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这是我的汉尼拔誓言[11]；当时立誓的还不止我一个人。[12]我到西欧去，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誓言。我并不以为我的西欧主义会使我完全失去我对俄国生活的好感，以致再也无法理解它的特色和需求。《猎人笔记》，这些曾经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却被远远超过了的习作，便是我在国外写成的；其中有几篇还是在考虑“回不回国？”的苦恼时刻写成的。人家可能对我提出异议，说《笔记》体现的那一点点俄罗斯精神所以还能留存，并非得力于我对西欧的信念，而是不顾这些信念，违背我的意志的结果。对这类题目很难展开争论，我只知道，如果留在俄国，我一定写不出《猎人笔记》。我还要说，有些关心国事、甚至满腔热情、可是学识谫陋的爱国志士，硬要在俄国和西欧之间划上一道难以突破的界线，而血统、语言和信仰却把双方这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这道界线，我从来都不承认。在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看来，我们斯拉夫民族不是印度—日耳曼族[13]的一个主要支脉吗？如果不能否认希腊对罗马、以及这两者对日耳曼—拉丁世界的影响，又有什么理由不许这个无论怎样说都是同源同种的世界对我们发生影响？难道我们是如此缺少独立性，如此脆弱，竟然要惧怕任何外来的影响，像小孩似的战战兢兢地回避它，惟恐它损害我们吗？我认为不然：我认为，恰恰相反，即使把我们洗刷七次，也洗不掉我们身上的俄罗斯本质。否则我们的民族可太没出息了！我这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下断语：我忠于西欧生活培育出来的原则，但是这并未妨碍我对俄罗斯语言纯洁性的深切领会和热烈爱护。我仿佛记得，虽然祖国评论界给我加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罪名，却从来没有责备我的用语不纯洁、不准确，是模仿外国笔调。

不过——“basta cosi[14]”；谈自己已经谈得够多，我要讲讲别人了。这无论对读者，对我自己，都更有趣些。我可以附记一下：我决定提请读者评说的回忆录片段，是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其中第一篇记述的是一八四三年以前的事。

巴登—巴登，1868年

[1] 本文初次刊印于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

[2] 复活节，纪念耶稣死后复活的节日，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一般在三月底四月初。

[3] “屠·卢·”是作者父母的姓氏“屠格涅夫”和“卢托维诺娃”的缩写。

[4] 拉丁语：一个很长的时期！

[5] 谢·谢·乌瓦罗夫（1786—1855），著名的御用理论家，一八三三至一八四九年任国民教育大臣。

[6]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地理学家，原系近卫军军官，四十年代末曾为《现代人》撰稿，写过斯坦凯维奇的传记，从一八五二年起自办杂志《普通自然地理学与旅游文萃》。

[7] 卡·韦德（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剧作家。

[8] 阿·楚姆普特（1792—1849），德国语文学家，编写过拉丁语语法课本和古希腊罗马史课本。

[9] 阿·伯克（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古希腊史家，希腊金石学奠基人。

[10] 据俄国古代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诺夫哥罗德的东斯拉夫人经常发生内讧，于是派遣使者去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利亚格人说：“我们的国土又广阔又富饶，可是那里没有秩序。请你们来做我们的王公，管束管束我们吧。”有三个酋长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响应这个呼吁，成为俄国最早的王公。

[11]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名将，他十岁时曾向父亲宣誓，说他将坚决抗击敌国罗马，终生不渝。

[12] 赫尔岑、奥加辽夫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誓言。

[13] 即印欧语族，包括印度、伊朗、希腊、拉丁、日耳曼、斯拉夫等语族。

[14] 意大利语：够了。

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1]

一八三七年初，当我在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三年级念书的时候，我接到俄国文学教授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约夫的邀请，去参加他家的文艺晚会。[2]那以前不久，我曾把我的缪斯[3]——像旧时常说的——的首批成果之一，一篇题名《斯蒂纽》[4]的五音步抑扬格幻想剧，送给他评阅过。在后来一次讲课的时候，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以他素常的温厚态度，剖析了这篇完全不像样子的、用小孩的拙劣手法盲目模仿拜伦的《曼弗雷德》的作品，不过他没有点我的名字。他走出校舍，在街上碰见我，便将我叫到身边，父亲似的说了我几句，可是又表示我还有点才能！这句话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又送上了几首诗。他挑出两首，一年以后登载在他从普希金手中接过来的《现代人》上面。第二首诗的题目我已不记得，[5]第一首是歌咏“古橡”的，开头是这样：

一棵古橡，年高望重的森林之王，

把它那枝叶茂密的梢头

俯垂在寂静的水面上……[6]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当然没有署名。[7]

我走进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寓所的前室，碰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经穿好大衣，戴上礼帽，正在向主人告别，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是啊！是啊！我们那批大臣好得很！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笑了起来，然后就出去了。我只来得及看清他洁白的牙齿和灵活敏锐的眼睛。当我事后知道这人便是我一直无缘相见的普希金时，我是多么懊恼啊，我直埋怨自己太迟钝！那个时代，普希金对于我，正像对于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是个半神明似的人物。我们真正崇拜他。众所周知，最近以来，崇拜权威受到了嘲笑、指责，几乎是受到了唾骂。承认自己崇拜权威，等于永远给自己打上庸夫俗子的烙印。可是我要斗胆对我们严厉的青年审判官们说：不妨先商定一下“权威”这个词的意义。有各色各样的权威。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我是说大学同学们）谁也无意仅仅因为一个人有钱、显要或者官衔烜赫，就向他顶礼膜拜。这股吸引力对我们不起作用，正相反……连大才大智也不能使我们动情。我们需要的是领袖。在我们心中，彻底自由的信仰、几乎是共和主义的信仰，是同对于我们看做导师和领袖的人物的热烈崇敬协调一致的。更进一步说：我觉得这种热情，甚至过分的热情，原是青年人的特色；但他们的心未必能够因为一个抽象的思想而燃烧起来，无论这个思想多么美好和崇高，如果它不是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导师——体现出来的话。现在的一代人和当时的一代人之间的全部差别，也许在于：我们并不以我们的偶像和我们对他的崇拜为耻，反而引以自豪。自己能有独立见解，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好事；谁没有达到这一步，便不能叫做真正的人。可是问题就在于：必须达到这一步，必须争取这一步，正像争取世上绝大多数美好的东西那样，但在一位杰出领袖的旗帜下来开始争取才最方便。不过也要考虑到，今天的青年人抱着另一种观念、另一种看法。比方说，在我们当年，假如我们中间有谁想要求“尊重”年轻一代，我们大概会嘲笑他，甚至埋怨他。“尊重对于老头子是好的，”我们会想，“我们却只需要自由，而且我们一定能争取到自由。”在这件事情上谁是谁非，——是从前的人呢还是今天的人——我不来下断语。其实，青年的追求总是无私的、正当的；它们的目标相同，只是名称有了变化。由于现代青年的公民自觉性更高，他们的任务更艰巨，也许他们确实应该受人尊重吧。

我还见过普希金一次——他去世前几天，在恩格尔加特[8]大厅的音乐早会上。他站在门口，身子靠着门框，双手交叉地抱住宽阔的胸脯，带着不满的神情环顾左右。我还记得他黑黑的不大的面孔、非洲型的嘴唇[9]、微露的洁白的大牙齿、下垂的连鬓胡子、高高的前额下面那对几乎没有眉毛的、含着怒意的乌黑的眼睛、以及鬈曲的头发……他也急速地瞥了我一眼。我不顾礼貌地凝神注视着他，这大概使他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烦恼地耸了耸肩，——总之，他情绪不佳，——然后走到旁边去了。过了几天，我看见他躺在棺材里，于是情不自禁地默诵道：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额头

显出奇异的倦怠的平静……[10]

我还是言归正传吧。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把我领到客厅，介绍给他的妻子（元配）[11]。这位太太已经不算年轻，面带病容，沉默寡言。除了她以外，房间里还坐着七八个人……现在他们全已故世。在当时聚会的一群人中，我是仅存的一个。不错，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不过客人当中也有些青年。

这些客人就是：

第一，著名的斯科别列夫，《克列姆涅夫》的作者，后来做过圣彼得堡的要塞司令，当时彼得堡全体居民都记得这个人：残缺不全的指头，[12]精明而有倦色的、布满皱纹的、简直是大兵式的面孔，和大兵式的不太老实的态度，——总而言之：一位饱经世故的人物。其次，是《疯人院》的作者沃耶伊科夫[13]，他走路一瘸一拐，几乎成了个毁掉一半的残废，举止像古代衙门里的录事，一张黄脸微微浮肿，乌黑的小眼珠迸射着不怀好意的目光。再次，一名穿宪兵制服的副官，结实的金发男子，有着杂色的（所谓哈莱坤式的[14]）瞳孔和卑屈但是机灵的表情，他叫弗拉季斯拉夫列夫，颇负时誉的丛刊《朝霞》的发行人[15]（传说他为了征订这个丛刊，用过一点强制手段）。复次：一位又高又瘦的戴眼镜的先生，小小的脑袋，急躁不安的动作，说话时发出唱歌似的鼻音，看样子有点像德国血统的五品官，——他是翻译家和诗人卡尔戈夫[16]。还有个管交通的军官，黑黑的脸上带几分病容，厚大的嘴唇露出嘲笑的神气，连鬓胡子乱蓬蓬的——当时就已认为这仿佛标志着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向往了，——这是《浮士德》的译者古别尔[17]。那个干瘦丑陋的肺病体型的人，嘴唇上和眼光中都浮出犹豫的微笑，生有窄小但却美丽可爱的前额的，则是格列边卡[18]——波列沃伊[19]的论敌（他刚刚针对波列沃伊做了一篇类似童话的诽谤文，其中的一只野螽斯扮演着很不体面的角色）[20]，写过小俄罗斯风味的中篇小说和幽默故事，人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有一股独特的涓涓暖流从他的作品中渗漉出来。最后，是我们最善良的、令人难忘的奥多耶夫斯基公爵[21]。他用不着我来描写，任何人都记得他那高雅的面貌、神秘亲切的眼光、小孩似的可爱的笑声以及又淳厚又庄严的风度……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他身穿双排纽扣的长襟礼服，短短的背心上挂着浅蓝色玻璃珠子串成的表链，颈巾饰有蝴蝶结。他坐在角落里，谦逊地拳着腿，间或咳一两声，咳的时候他连忙用手捂住嘴巴。这人有点羞涩地环视左右，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眼睛闪耀着非凡的智慧，他的脸却是最平常的俄罗斯型的脸，在家奴和小市民出身的有教养的自学成才者当中，常常能看到这类脸型。可注意的是，这些脸孔同人们似乎应该预期的相反，难得显出刚毅的气概，倒是几乎经常带着怯懦和忧虑的印记……这是诗人柯尔卓夫。

那天晚上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清楚。谈话既不特别活跃，所提出的问题也并不特别深刻和广泛。话题有时涉及文学，有时涉及上流社会和官场的新闻，——如此而已。有两三次它带着军事和爱国主义的色彩，这大概因为有三位军人在座的缘故。当时是一个很驯和的时代。政府方面夺取和征服了一切，尤其是在彼得堡。不过那仍然是我国精神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从那时候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当时开创的东西，我们至今还在蒙受它的影响和荫庇；我们还没有做出同等的成绩。这些东西就是：上年（一八三六年）春天，《钦差大臣》首次上演，那次晚会后几个星期，一八三七年二月或三月，又演出《为皇效命》[22]。[23]普希金还健在，正当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大概还可以工作许多岁月……流行一种含含糊糊的传说，说装在他皮包里的某些优秀作品如何如何[24]，这种传说曾促使少数文学爱好者去订阅《现代人》。可是老实讲，当时读者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普希金身上……马尔林斯基[25]仍然是公认的最受爱戴的作家，布朗贝乌斯男爵雄长文坛，《魔王见启》被认为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几乎是伏尔泰式的天才的成果，《读者文库》的评论栏则是机智和鉴赏力的典范。[26]人们对库科利尼克抱着希望和敬意，虽然也认定《神手》已经比不上《托夸多·塔索》。[27]别涅季克托夫[28]的作品更是被人背得烂熟。[29]顺便提一句：在我谈到的那个晚上，格列边卡应主人的请求，朗诵过别涅季克托夫新写的一首诗。我再说一遍：那个时代，精神上是驯和的，表面上是浮夸的，我们的谈话正好同这个主调合拍。但是真正的才能、强大的才能确实有过，并且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我们却看到一个相反的事实：一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才能却比较少见，也比较单薄了。

沃耶伊科夫首先离开大家；他还没有跨出房门，卡尔戈夫便用激动得不太连贯的声音，开始朗诵一首短诗讽刺他……卡尔戈夫自称“是理想主义诗人，主要是梦想家”，看来他没有忘记《疯人院》中针对他而写的那四行真正刻薄的诗。斯科别列夫说完预先储备的几句俏皮话以后，也很快告辞了。古别尔埋怨起书刊审查机关来。当时文学界常常谈论这个题目……而且怎么能不谈呢！人人都知道关于“余热”和“假先知”等等的笑话[30]。但是出版物随时随地遭受的摧残，现在恐怕谁也无法理解了。[31]无论哪个作家，都不能不感觉自己像一名私货贩子。谈锋又转向旅居国外的果戈理；不过那时候别林斯基才刚开始他的评论事业，还没有人试图对俄国读者阐明果戈理的意义，《读者文库》那位圣贤[32]认为果戈理的创作只是一种粗鄙的小俄罗斯噱头。我仿佛记得，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以赞赏的态度从《钦差大臣》里引用了一句：“不按品级捞钱是不行的”[33]，同时做了个捉苍蝇似的手势，这就完了。这只套在浅蓝翻袖中的手臂的挥动，以及大家交换眼色时意味深长的神情，都历历如在目前。主人就茹科夫斯基和他翻译的《涡堤孩》[34]说了几句话，这个译本的精装版刚刚问世，附有托尔斯泰伯爵[35]——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的插图。他又提到另一个茹科夫斯基[36]，一个十分平庸的诗匠，前不久用“别尔涅特”的笔名在《读者文库》上发表作品，轰动和热闹过一阵的。关于拉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37]、季莫费耶夫先生[38]、甚至克列舍夫先生[39]，他也说了两句，因为他们全写过诗，而写诗当时还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事情。普列特尼约夫请柯尔卓夫念念他新做的一首咏怀诗（大约是《神的世界》），可是他非常窘促，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只好不坚持了。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全部谈话都带着恭谨驯和的味道，它是在已故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所说的“洪荒时代”进行的。社会还记得，约莫十二年以前，它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遭受过怎样的打击；[40]后来，特别是一八五五年之后[41]，社会虽然已经觉醒，可是并没有行动起来，仅仅在某些青年的头脑里有过一番深刻但又模糊的酝酿。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生动表现、而且跟社会力量的其他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表现一脉相连的文学，是没有的，正如没有正当舆论，没有公开性，没有个人自由一样；有的只是辞藻以及我们此后再也不曾见过的辞藻大家。

晚上十一点多钟，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以后，我才和柯尔卓夫一起走到前室，我说我可以送他回家，我有雪橇。他表示同意，——一路上咳着，身子裹在一件破旧的皮袄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愿念他的咏怀诗……“我怎么好念呢？”他懊丧地回答说，“亚历山大·谢尔盖伊奇[42]刚走，我哪能就念！您饶了我吧！”柯尔卓夫是很崇敬普希金的。我自己也觉着问得不合适；真的，这个外貌非常谦卑的羞怯的人，怎么敢从屋角里朗诵这样的诗句呢：

光明之父是永恒，

永恒之子是力量；

力量的精髓是生命，

生命洋溢在世界上。[43]……

到了他居住的那条胡同的拐角处，他下了雪橇，匆匆地给我扣上盖腿子用的车毯，于是，仍旧咳着，仍旧裹紧了皮袄，在彼得堡正月之夜的寒雾中消失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见他。

关于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本人，我也要说几句话。作为一位俄国文学教授，他并不以博学见长，他的学识十分浅陋。可是他由衷地爱好“本行”，具有稍微缺乏自信的、但是纯正而敏锐的鉴赏力，说起话来简洁明了，带几分热忱。主要的是：他善于用自己的强烈爱好去感染听众，善于使他们发生兴趣。他不在学生心中扇起任何过分的感情，比方说像格拉诺夫斯基在他们心中激发的那种感情，而且他没有理由这样做，——non hic erat locus[44]……他也很驯和，可是大家都敬爱他。此外，作为一个同著名的文学巨匠们有往来的人，作为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巴拉滕斯基和果戈理的朋友，作为普希金以《奥涅金》相题赠的人，他在我们看来是很荣耀的。我们都能背诵这几句诗：“无意取悦傲慢的上流社会……”[45]

诗人给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勾勒的画像，对他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这不是经常用来点缀献词的一般溢美之言。谁若了解普列特尼约夫，就不能不承认这个

……美好的心灵：

你心中充满神圣的梦幻[46]，

充满生动的明丽的诗情，

充满纯朴和崇高的思念；[47]

他也是属于那个如今已一去不复还的时代的人物：这是一位旧时的教师，是并不渊博、然而自有其独特智能的语文学家。他的态度、言谈和举动的文静，并没有妨碍他的灵敏乃至精明。不过这精明从未达到圆滑和诡诈的地步，而且环境也使他用不着圆滑：他所希望的一切，总会慢慢地、可是确定不移地送到他手中的。当他告别人生的时候，他可以说他已经充分享受了人生，或者比充分享受更好，——适度地享受了人生。这种享受比任何其他的享受更加稳妥，难怪古希腊人要说，神赐给人的最后和最高的禀赋，便是“适可而止”的感觉。古代精神的这一面正反映在他身上，他对它也特别赞赏；其他方面，他却不能领会了。他没有什么所谓的“创作”才能，他自己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当他分析自己的个性时，他的智慧的主要特色——清醒明达——不可能不起作用。“我没有文采，”有一次他对我诉苦，“写什么都写得平平淡淡，因此，我甚至不能准确地表述我的见闻和生活环境。”要是做评论家——就这个词的教育意义和抗争的意义来讲——他又缺少毅力、激情和顽强精神；干脆说，他缺少勇气。他不是生来当战士的。战场的尘土和硝烟，正如在战斗行列中可能遭到的危险，对于他洁身自好的天性是不愉快的。加之他的社会地位、他和宫廷的关系，也像他自己的天性一样，使他必须远远离开这一类角色——战斗的评论家的角色。陶然自得的观照、真挚的同情、坚贞不渝的友谊以及对于诗意的东西的开怀赞赏，——这就是普列特尼约夫的全貌。他那用规范的、虽然略嫌苍白的语言写成的少数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为人。

他是个很关心家庭的人，在他的续弦夫人[48]身上，在他的子女身上，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我旅居国外时碰见过他两三次：病弱的身体使他不能不离开彼得堡和他所担任的大学校长的职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巴黎，在他逝世前不久。他毫无怨尤地、甚至快快活活地忍受着他那十分麻烦讨厌的疾病。“我知道我已不久于人世，”他对我说，“可是除了感谢命运，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活够了，我有许多宝贵的见闻和经历，结识过一批优秀的人物；还要怎么样呢？也该知足了！”后来我听说，他临终的时候，内心还是显得那么安宁、和顺。

我喜欢同他交谈。直到老年，他还保持着几乎是小孩似的新鲜的感受力，并且像青年时代一样，一看见美的事物就深深感动：即使在青年时代，他也不会为了美而手舞足蹈起来。他同他一生的宝贵回忆是不可分离的，他珍惜它们，动人地引以自豪。谈普希金，谈茹科夫斯基，在他等于欢度佳节。对祖国文学、祖国语言、甚至对这语言的音韵的爱，从未在他心里冷却过。他的道地的纯俄罗斯血统也表现在这一点上：众所周知，他是僧侣阶级出身。我认为他的温和性格，也许还有他的处世才能，都来自这个血统。他又抱着早年的关切态度，听人朗诵我们的新进作家的作品，然后说出他的评语，这些评语不见得总是深刻，但几乎总是正确的，而且虽然措辞委婉，却一贯符合他在诗歌和艺术事业中信守不渝的各项原则。他离校出国期间发生的“学潮”[49]叫他深深地——比了解他性格的我所预料的还要深——感到痛心。他为他“不幸的”大学难过，但是他没有把罪责全推在青年人头上……

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少见；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非凡的东西，而是因为时代变了。我想，读者该不致为了我引他去注意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位可敬的、和善的老派语文学家——而埋怨我吧。

1868年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九年《俄国文献》杂志第十期。

[2] 这次晚会的时间不是一八三七年初，而是一八三八年俄历三月九日，或公历三月二十一日（在19世纪，俄历和公历相差12天）。

[3] 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美术的女神。

[4] “《斯蒂纽》”是“《斯蒂诺》”之误。此剧作于一八三四年。

[5] 这首诗题名《献给梅迪奇家珍藏的维纳斯像》。

[6] 这首诗题名《傍晚》，屠格涅夫引用的是其中第二节的开头几句。

[7] 上述两首诗都署名“——夫”。

[8] 瓦·瓦·恩格尔加特（1785—1837），普希金的朋友，大富豪。他在彼得堡涅瓦大街置有一座大厦，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和舞会。

[9] 普希金的母亲是原籍埃塞俄比亚的阿布拉姆·汉尼拔（1697—1781）的孙女，因此普希金的面貌带有非洲人的特点。

[10] 这是普希金描写连斯基在决斗中丧命后的遗容的诗句，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二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1] 即斯捷潘妮达·普列特尼约娃（1795—1839）。

[12] 伊·尼·斯科别列夫（1778—1849），步兵上将，从一八三九年起任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司令。他为士兵写过许多爱国主义作品。《克列姆涅夫》的全称为《俄国士兵克列姆涅夫》（1839），是一个描写战争的剧本。一八○九年，斯科别列夫右手受伤，被截去两个指头。

[13] 亚·费·沃耶伊科夫（1779—1839），讽刺诗人，二十至三十年代编过《俄国荣军报》和该报的《文学增刊》，其诗作《疯人院》（1814）准确地嘲讽了同时代的一批文学活动家。

[14] “哈莱坤”是意大利民间喜剧中的丑角，所穿衣服用五颜六色的布片拼成。

[15] 弗·安·弗拉季斯拉夫列夫（1807—1856），宪兵头目本肯多夫的副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曾在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三年间每年发行一册丛刊《朝霞》。

[16] 维·伊·卡尔戈夫（1796—1841），小说家和诗人，后来曾出任敖德萨学区督学。

[17] 埃·伊·古别尔（1814—1847），诗人和翻译家，所译《浮士德》出版于一八三八年。

[18] 叶·帕·格列边卡（1812—1848），乌克兰（小俄罗斯）小说家，特写作家和寓言家，接近自然派。

[19] 尼·阿·波列沃伊（1796—1846），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家，一八二五至一八三四年主编过进步杂志《莫斯科电讯》，所写小说具有反贵族的倾向。可是晚节不全，三十年代末与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及格列奇同流合污。

[20] “一篇类似童话的诽谤文”指格列边卡所写寓言《兔子游记》。“野螽斯”（屠格涅夫误记。格列边卡原作中为“野蛐蛐”）影射波列沃伊，因为“波列沃伊”在俄语中是“田野上的”之意。

[21]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著有反映上流社会生活的中篇小说《齐齐公爵小姐》（1839）等。五十至六十年代，屠格涅夫与奥多耶夫斯基夫妇过从甚密。

[22] 原名《伊凡·苏萨宁》，是格林卡所作爱国歌剧。初次上演时，尼古拉一世勒令改名《为皇效命》。

[23] 两次上演我都在场，可是我应该坦白承认，我并不了解在我眼前进行的事情的意义。看《钦差大臣》的时候，我至少还像全体观众一样，笑了个痛快。《为皇效命》却简直使我感到无聊。固然，沃罗比约娃（彼特罗娃）*——那以前不久，当她演《塞米拉米斯》时，我还称赞过她，——已经倒嗓了，饰安托尼达一角的斯捷潘诺娃女士**也唱得很不自然……但格林卡的音乐我毕竟是应该懂得的啊。——作者注* 安·亚·沃罗比约娃（1817—1901），杰出的女低音歌唱家，在《伊凡·苏萨宁》中饰瓦尼亚一角。结婚后从夫姓彼特罗娃。** 玛·马·斯捷潘诺娃（1813—1903），歌剧女演员。

[24] 指普希金逝世后由《现代人》登出的《铜骑士》、《彼得大帝的黑人》、《埃及之夜》和他生前未发表的一些童话及诗作。

[25] 马尔林斯基是亚·亚·别斯土热夫（1797—1837）的笔名，十二月党人，浪漫主义作家，评论家，二十至三十年代享过盛名，有“散文中的普希金”之称。

[26] 布朗贝乌斯男爵原名奥·伊·先科夫斯基，《魔王见启》（1833）是他写的短篇小说，所编《读者文库》为三十年代全俄销路最大的杂志。

[27] 涅·瓦·库科利尼克（1809—1868），剧作家和小说家，所作幻想剧《托夸多·塔索》（1833）曾轰动一时。《神手》的全称为《神手救出祖国》（1834），是他所写的一个反动的历史剧。库科利尼克的一部分小说较有价值。

[28] 弗·格·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诗人，其抒情诗以华丽的辞藻和虚假的热情著称，在三十年代颇受欢迎。

[29] 关于读者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时代的概况，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中详细论述。——作者注

[30] 当时审查机关禁止在食谱中说“利用炉子灭火后的余热来烤馅饼”这句话，因为俄语的“余热”又作“自由精神”解；此外还规定在鞑靼人的祈祷文中，必须把穆罕默德叫做“假先知”。

[31] 审查官的删改近乎胡闹，近乎儿戏：我手头长期保存过一份校样*，在那上面，审查官克·**涂掉“这个姑娘好像一朵花”这句话，而用下面一句来代替（也是用朱笔写的！）：“这个女郎犹如一朵艳丽的玫瑰。”——作者注* 当时审查官审读各出版机构送来的作品校样或原稿。** 指亚·伊·克拉索夫斯基（1780—1857）。此人先后担任过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和外文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极其反动无知。

[32] 指布朗贝乌斯男爵（先科夫斯基）。

[33]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对一个警察说的话，见第一幕第四场。

[34] 《涡堤孩》是德国作家弗·富凯（1777—1843）所写童话。

[35] 费·彼·托尔斯泰（1783—1873），画家，雕塑家，美术学院副院长。此书的插图作者实际上不是他，而是曼德尔。

[36] 指阿·基·茹科夫斯基（1810—1864）。

[37] 叶·彼·拉斯托普钦娜（1811—1858），女诗人。普列特尼约夫为她的诗写过两篇评介文章。

[38] 阿·瓦·季莫费耶夫（1812—1883），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被布朗贝乌斯男爵吹捧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39] 伊·彼·克列舍夫（1824—1859），诗人，翻译家和杂志编辑。

[40] 指一八二五年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

[41] 一八五五年，尼古拉一世亡故，其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革命形势的形成，使统治者不能不作一些改革，于是出现了一个所谓“新时代”。

[42] 普希金的教名和父称。

[43] 引自柯尔卓夫的《神的世界》。

[44] 拉丁语：这是不合适的。

[45] 这是普希金给普列特尼约夫的献诗的第一句，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46] 这句诗的意思不清楚，它可能是一个多少带些浪漫主义情调的增添词句，即法国人说的une cheville*。但是虽然意思不清楚，它却正确地说明了一种模糊可又美好崇高的东西，当时许多优秀人物心灵中都有过这种东西。——作者注* 法语：凑音步、韵脚的词。

[47]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48] 即亚·瓦·普列特尼约娃（1826—1901）。她同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诗人费·丘特切夫私谊颇深，屠格涅夫说她是“我所碰到过的妇女精英之一”。

[49] 这次学潮发生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农奴解放令颁布之后。

回忆别林斯基[1]

我同维·格·别林斯基的私交始于一八四三年夏天的彼得堡，可是我知道他的名字要早得多。他的初期评论文章由《杂谈报》和《望远镜》登出（1836—1839）[2]后不久，彼得堡就开始传说他是个非常泼辣热情的人物，无论碰到什么都不肯退让，而且抨击“一切”——当然是文学界的一切。那时候是不可能有另一种评论，即报刊上的评论的。甚至青年当中都有许多人指责他，认为他过于大胆，不知分寸。涅瓦河畔[3]的读者对这个新的莫斯科明星本来已经不敢信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夙怨更加剧了他们的猜疑。此外，他的微贱出身（他父亲是医生，祖父是教堂助祭），又搅乱了我国文坛从亚历山大[4]时代、从“阿尔扎马斯”[5]等时代以来所形成的贵族气氛。在当年那个黑暗的地下时期，谣言在一切论断——文学和其他方面的论断——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谣言至今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影响力；惟独在充分的自由和公开化的光辉下，它才会销声匿迹。关于别林斯基的许多奇谈也应时出笼。据说他是个中途辍学的官费大学生，由于有过猥亵行为（别林斯基竟然有猥亵行为！），被当时的督学戈洛赫瓦斯托夫开除出校的。[6]他们一口咬定说，连他的外貌也极其狰狞可怕；又说他愤世嫉俗，是纳杰日津为了追捕论敌而豢养的一条恶狗。他们硬要叫他“别伦斯基”[7]，好像这是对他的责罚。固然也可以听到一些于他有利的意见；我仿佛记得，那时候绝无仅有的一家大型杂志的发行人[8]，曾经说他是个脚爪锋利的小鸟、生龙活虎似的汉子，应当把他招募过来，——众所周知，这件事后来果然实现了，杂志从此大为红火……发行人自己也大赚其钱。至于我，我同作家别林斯基是这样订交的——

一八三六年，别涅季克托夫的诗集出版。[9]那是一本小书，扉页上印着常见的花饰，我一想起来就历历如在目前，——它赢得了全社会、全体作家和评论家以及所有的青年的赞许。我不甘后人，同样醉心于这些诗作，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更欣赏《悬崖》、《群山》、甚至《马背上的玛季莉达》中以“骑马姿势又优美又稳当”而自豪的玛季莉达。一天早晨，大学里一位同学来看我，气冲冲地告诉我说，贝朗瑞糕点铺来了一期《望远镜》，[10]上面有别林斯基的文章，这个“酷评家”放肆陈言，居然要打击我们的共同偶像别涅季克托夫。我立刻前往贝朗瑞，从头至尾读了全文，自然也冒火了。但是说来奇怪！无论是阅读的当时或阅读以后，我心里总有个什么东西在不由自主地赞同“酷评家”，认为他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反驳不了的。这使我自己也觉得惊讶，甚至懊恼。我为这个真正出乎意料的印象感到羞愧，极力压制这个内心的声音。在朋友圈子中，我更加猛烈地批评别林斯基其人及其文章……可是，心灵深处的那个东西仍旧悄悄地对我说：他是对的……过了些时候，我果然不读别涅季克托夫了。现在谁不知道，当时别林斯基发表的意见，仿佛是狂妄的标新立异的意见，已经变成大家都接受的老生常谈、像英国人说的“a truism[11]”了？后代在这份判决书上签了字，正如在同一位审判官宣布的其他许多判决书上签字一样。从那时候起，别林斯基的名字再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过，但我们之间的私交还是后来的事。

我前面提到的那本篇幅不长的叙事诗《巴拉莎》出版以后，我就离开彼得堡下乡了。动身那天，我上别林斯基家去了一趟（我知道他的住址，可是没有拜望过他，只在熟人家见过他两次）[12]，留下一本诗给他的仆人，却没有说出我的名字。我在乡间住了两个来月。一天，我收到五月号的《祖国纪事》，其中有别林斯基评论我的叙事诗的一篇长文，我把它读了。他那样赏识我，那样热烈地夸赞我，我仿佛记得，当时我的感觉竟是惭愧多于喜悦。我“没法相信”。在莫斯科，当已故的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3]来向我祝贺的时候，我连忙否认那是我的创作，断言《巴拉莎》的作者并不是我。回到彼得堡之后，我自然前去看了别林斯基，于是我们就开始交往了。不久他上莫斯科完婚，回来后寓居林学院区的别墅。我也在帕戈洛沃第一村[14]租下一座别墅，几乎天天去看望他，一直到秋天为止。我由衷地、深深地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厚爱。

我来描写描写他的外貌吧。他那幅著名的石印画像[15]——恐怕是他惟一的画像——使人对他产生一个不正确的概念。画家描绘他的面容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他画得精神焕发和文饰他的本色，因此便给整个头部添上一副高傲的、英气勃勃的表情，一种军人式的、差不多是将军式的威仪和不自然的姿态。这完全不切实际，同别林斯基的性格和习惯根本不符。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初初看去很不漂亮，甚至丑陋、瘦弱，他的胸脯瘪陷，脑袋低垂着，两只肩胛骨显然一高一低。任何人，即使不是医生，看到他身上的肺痨的一切主要症状、这种恶疾的一切所谓habitus[16]，都会立刻大吃一惊的，何况他几乎经常咳嗽。他有一张不大的、苍白中微微泛红的脸，一只不正常的、近乎扁平的鼻子，嘴巴有点歪，尤其是张开的时候。牙齿又小又密，一绺茂密的金发披在虽然低矮、可是白净清秀的前额上。我没有见过谁的眼睛比别林斯基的更加美丽。这对浅蓝的、瞳孔深处闪着金光的眼睛平常被睫毛半掩着，兴奋时却睁得老大，射出炯炯的光辉。他快活的时候，目光中便流露着亲切和善、心旷神怡的可爱表情。别林斯基的声音微弱粗嗄，但是愉快。他说话带着特别的重音和气音，“固执、激动而匆忙”[17]。他像小孩似的从心底里发笑。他喜欢在房里走来走去，同时用秀丽的小手的指头轻轻敲打盛有俄国烟草的鼻烟壶。谁若是在街上看见他戴一顶遮檐暖帽，穿着旧的浣熊皮袄和破烂的胶皮套鞋，用不平稳的步子挨着墙根匆匆走过，带着神经质的人特有的疑惧而严峻的神色东张西望，——谁若只看见他这副模样，对他一定得不到正确的概念。所以我相当了解，为什么一个外省人在别人指点下看到他的时候，会惊呼道：“我只在森林里见过这样的狼，而且是正在被猎狗追捕的狼！”在陌生人中间，在街上，别林斯基很容易感到羞怯和窘促。在家里他通常穿一件灰色棉衣，一向很爱整洁。他的口音、态度和动作，使人清清楚楚地想起了他的出身，他的整个气派是纯俄罗斯的、纯莫斯科的。也怪不得他的血管中流着纯质的血液，——这原是我们大俄罗斯僧侣[18]的特点，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外国血统的影响。

别林斯基是我们这里罕见的一个真正热情和真正诚恳的人，他能够如痴如狂，但是只忠于真理，容易激动，却不是为了自己，他知道怎样无私地去爱和憎。对他随便下判断的人因为他“无礼”而恼怒，因为他“粗暴”而愤慨，写密信检举他，给他散布谗言，——这些人如果认真了解一下，大概会感到惊奇的吧：他愤世嫉俗，内心却贞洁得近乎羞怯，平和得近乎温柔，正直得近乎豪侠，他过的差不多是修道士的生活，他的嘴唇没有沾过一滴酒。就最后这一点来说，他可不像当时的莫斯科人了。人们简直想像不出，别林斯基对人对己真诚到了何等地步；他只照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照他自己的原则来感受、行事和生活。我举一个例。我同他结交不久，那些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只得到局部解决的问题又开始来烦扰他，它们不让人安宁，特别是不让青年人安宁：这就是关于人生的意义、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对上帝的关系、世界的起源、灵魂的永生之类的哲学问题。别林斯基既然一种外文也不懂（他读读法文都非常费力），而在俄文书籍中又找不到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的东西，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旷日持久的议论、判断和询问。于是他便带着他那颗渴望真理的心的全部狂热，沉醉在那里面。正是用这个方法，还在莫斯科，他就顺便掌握了当时在青年心里占着绝对支配地位的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结论乃至术语。当然，在事情的进行中并不是没有误解，有时候甚至有过可笑的误解：别林斯基的朋友兼老师要把西欧科学的全部实质和精髓传授给他，而他们自己也常常理解得很粗浅。[19]不过歌德早已说过：

Ein guter Mann in seinem dunklen Drange
lst sich des rechten weges wohl bewusst……[20]

而别林斯基正是ein guter Mann，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加之，他那天赋的非凡本能也在这种场合救助了他；这一点下面再谈。这样，当我同别林斯基结交的时候，疑惑正在折磨他。这句话我经常听人说起，我自己也用过不止一回，其实只有对别林斯基才能完全适用。疑惑正是折磨着他，使他废寝忘食，无休无止地啮咬和刺痛他。他不容许自己歇口气，也不知道疲劳；他不分昼夜，努力解决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通常我一到他家里，他就不顾瘦弱多病（当时他害肺炎，差一点因此丧生），立刻从沙发上起来，不断地咳嗽，脉搏每分钟达一百次，脸上泛着浓淡不均的红晕，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开始前一天中断的谈话。他这诚恳的态度影响了我，他的热忱也感染了我，话题的重要性吸引着我。可是谈上两三个钟头，我的精力渐渐不济，青年时代的轻浮习气又在我心中作祟，我希望休息休息，我想到散步、吃饭。别林斯基的妻子亲自来恳求丈夫和我：哪怕稍微停一停也好，哪怕暂时中止这场讨论也好，她向他提到医生的嘱咐……但是要说服别林斯基可不容易。“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的存在问题呢，”有一次，他沉痛地责备我道，“您就想吃饭啦！……”我得承认，写完这句话以后，我差一点要把它删掉了，我想它可能在我的某些读者脸上引起微笑……可是，亲自听见别林斯基怎样说出这句话的人不会想到发笑。如果在回忆这种真诚、这种不怕招人取笑的态度时，微笑会浮上你的嘴角，那除非是感动的、惊奇的微笑……

只有得到一个能使他当时满意的结果以后，别林斯基才会安下心来，把对那些根本问题的思虑搁在一边，回到日常的工作和业务上去。他特别乐意同我谈话，是因为我在柏林花了两个学期工夫研修黑格尔哲学，不久以前才回国，能够把最新、最近的结论转告他。那时候我们还相信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结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虽然无论他或我都完全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抽象地、纯粹地、德国人式地思维的能力……而我们当时却要在哲学中求索世间的一切，只有纯粹的思维除外。

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懂得很少，这没有什么稀奇。连他的论敌也不能责备他好逸恶劳，生性疏懒。可是他从小遭受的穷困、恶劣的教育、不幸的境遇、早年的疾病、以及后来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加紧工作，——这一切凑在一起，妨碍了别林斯基去获得正确的知识，虽然，比方说吧，对于俄国文学及其历史，他是研究得很透彻的。但是我要进一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够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然。我敢说，别林斯基是个中心人物，他用他的整个生命去贴近人民的心，从人民的好坏两面充分表现他们。可是一位博学之士（我不说“受过教育的人士”，——这是另一个问题），——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博学，倒不可能成为四十年代的俄国中心人物。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和它有不同的需求，彼此间不会和谐，大概也不会互相理解。要在社会评论和审美评论领域、在批判性的自我意识领域做同时代人的领袖（我觉得我的意见可以普遍应用，不过这一回我只限于这个方面），我说，要做同时代人的领袖，当然应该比他们站得更高，具有更健全的头脑、更明确的见解、更坚强的性格，但是在这些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中间不应该有一道鸿沟。“追随者”一词的本身，就含有双方紧密联系、朝着一个方向行进的意思。做领袖的可能在某些人心里引起愤慨、烦恼，因为他要惊动他们，使他们从原地站立起来，催促他们前进。他们可以咒骂他，但是也应该经常理解他。不错，他应该比他们站得更高，然而也应该接近他们；他应该不只是关心他们的优良品质和特点，还得关心他们的缺陷：这样，他才会更深切、更沉痛地感觉到这些缺陷。先科夫斯基[21]的博学，慢说别林斯基，就是大部分同时代的俄国人也望尘莫及。可是他留下了什么痕迹？人们会对我说，他的活动之所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并非因为他是学者，而是因为他没有信仰，因为他对于我们是外人，他不理解我们，不同情我们。我对此不想争辩，但是我觉得，他的怀疑论、他的矫饰和挑剔、他的轻蔑的嘲讽、卖弄学识、冷漠无情，——所有他这些特点，多多少少是由于作为学者专家的他，其目标和好恶同社会大众截然异趣的缘故。先科夫斯基不但博学，并且富机智，有风趣，露光芒。年轻的文武官员都钦佩他，特别是在外省。然而读者群众需要的不是那些，他们需要的是：敏锐的批评眼光和社会眼光、鉴别力、对时代的迫切需要的了解，更主要的是热情，是热爱无知的小百姓，而在他那里却连这样的影踪也看不到。他给他的读者逗笑，同时又把他们当做愚夫鄙妇，暗暗地藐视他们。他们被他逗笑了，可也丝毫不相信他了。我希望人家不致说我有意袒护甚至鼓吹愚昧：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思想意识发展中一个生理现象似的事实而已。当然，莱辛为了要做他那一代人的领袖和本民族的全权代表，必须使自己变成一个几乎无所不知的饱学通人。德国在他身上得到反映，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呼声和思想，他是德国的中心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别林斯基配称为俄国的莱辛，论意义和影响，他的重要性确实很像这位伟大德国评论家的重要性。但是别林斯基没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也能成为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的那种人物。他把老皮特（查坦勋爵）及其儿子小皮特[22]混为一谈，——不过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大家都只受过一点“东鳞西爪、一知半解的教育……”[23]。对于他当前要做的事情，他却懂得很多。如果他没有实际经受过不学无识的全部痛苦，他随时随地为启蒙工作奋斗的那股热情和劲头，又是从哪里来的？德国人经过一番深思，确信本民族的缺点会带来危害，正在努力加以改正；俄国人还得为自己的缺点长期受苦。

无可争辩，别林斯基是具有一个伟大评论家的主要品质的。如果说在科学和知识方面他必须借重他的朋友，相信他们的意见的话，那末在评论方面，他却不用请问任何人。相反地，别人还得听从他，首倡权总是操在他的手中。他的审美眼光几乎毫无差错，他的见解深刻入微，而且从不含糊。别林斯基不会被表面现象和外界事物所迷惑，不为任何影响和潮流所左右。他一下子就认清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无所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断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而有力地、信心坚强地说出它来。谁要是亲眼见过人们在评论上的失误（连才智卓越之士也难以避免，只要回想一下普希金就行了，他竟在波戈津先生的《市政官夫人玛尔法》中看出了“莎士比亚式的优点”！[24]），他对于别林斯基的准确的判断、可靠的本能和鉴赏力以及“领会言外之意”[25]的本事，便不能不感到敬佩。他那些恰如其分地为我国文学前辈定位的文章，是不用我来说了。在另一些文章里，他又明确了当时还健在的作家的意义，给他们的活动做出总结，而这总结，前面说过，又已为后代所接受和证实，——这些文章[26]，也不用我来说了。每逢新的天才、新的小说和诗歌出现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比别林斯基更早、更好地发表过正确的评估，诚实的、决定性的言论。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那首先点出他们，说明他们的意义的，不就是他么？此外还有多少人啊！顺便说说：假如你读过别林斯基在他一篇年度述评中所作的一条不长的脚注，你对于他的论断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叫绝，在那脚注里，他只凭着《文学报》上登出的没有署名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27]就预言作者将有远大的前途。这样的事在别林斯基那里是常有常见的。我举一个例：一八四六年，《祖国纪事》登出格里戈罗维奇先生题名《乡村》的中篇小说[28]，就时间来说，这是我国文学贴近人民生活的初次尝试，是我国第一篇“乡村故事”——Dorfgeschichten[29]。它的文字有点雕琢，也不无感伤情调，但它力求真实地再现农民的日常生活，则不容怀疑。已故的伊·伊·巴纳耶夫[30]，一个心地善良、可是极其轻浮、只能把握事物的皮相的人，他抓住《乡村》中某些可笑的词句，庆幸得到一次嘲弄的机会，便取笑起整篇小说来，甚至把他觉得最有趣的几页拿到朋友家里朗诵。但是别林斯基读了格里戈罗维奇先生的小说，不仅认为它写得十分出色，还立刻确定了它的意义，预料到不久以后我国文学中发生的那次运动和转变，这时候，巴纳耶夫是多么惊讶，他那批哈哈大笑过的朋友又是多么困惑不解啊！他只能用赞赏的态度再来朗诵《乡村》片段，而他也果然这样做了。

写到这个地方，我不能不顺便说说当时一家大型杂志发行人[31]屡次被作弄的事。此人很有干才，可是缺乏审美天赋，譬如，别林斯基圈子里有人给他带来一首新诗，开始对他朗诵，但全诗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应该念一念，事先对受骗者一字不提。最初用的是讽刺的音调，发行人根据这个音调，断定人家要给他介绍一篇最乏味或最荒谬的东西，因此他耸耸肩笑了。这时候，朗诵者却把讽刺的音调逐渐改成庄重、威严、热烈的音调。发行人以为自己出了差错，不应该那样理解，便摇头晃脑，叽叽咕咕地赞赏起来，有时甚至叫道：“不错！好！”于是朗诵者又使用讽刺的口吻，然后趁着对方正在听得入迷，又恢复了热烈的情绪，发行人只好再一次赞扬……如果碰到一首长诗，类似的变化可以来上好几回，这叫人想起玩一种橡皮头像的情况：用手指捏它一捏，它的表情就不断地改变。到了最后，倒霉的发行人弄得毫无办法，他那张倒也很会表情的脸上，再也没有露出随声附和的褒贬的神色了。别林斯基不大沉得住气，他不怎么喜欢这类玩意。况且他为人过于真诚，甚至不肯为了开玩笑而违反一下本性。可是当人家把这恶作剧一五一十告诉他的时候，他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作为评论家的别林斯基的另一优良品质，是他对于正好应时当令、需要立刻解决的所谓“迫切问题”的理解力。俗话说：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讨厌。宣布得不是时候的真理比谎言还坏，提得不是时候的问题只能引起混乱。别林斯基永远不会犯天禀优异的杜勃罗留波夫所犯的错误，譬如说吧，他不会痛骂加富尔[32]、帕麦斯顿，[33]总之，他不会咒骂议会制是一种不完善的、从而不可靠的政体。就假定加富尔该受责备，他也会明白这类攻击之不合时宜（一八六二年在我们俄国）[34]；他明白，这是给哪一派人效劳，谁将因此拍手称快！别林斯基认识得很深刻：照他的工作环境说，他不应当超出纯粹的文学批评的范围。第一，在当时的政治条件、生活条件和图书审查条件之下，用别的方式进行工作太困难；由于他否定我国伪古典主义权威而招来的恫吓和告密的风暴，本来就使他差一点招架不住了。第二，他很清楚地看到和了解：在每个民族的发展中，文学时代总是走在其他时代的前头，不经历它，不熬过它，便无法前进；意味着否定虚伪和谎言的批评，首先应该分析文学现象，他本身的使命也正在于此。他的政治社会信念很坚强，而且显然很激烈，可是只停留在本能的好恶爱憎的限度之内。我再说一遍：别林斯基知道，应用和实现他的信念是办不到的；即使可能，他本人却既没有足够的学养，甚至也没有必要的气质。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凭着他特有的、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角色的切实了解，他自动地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把它压缩在一定的界限以内。[35]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却正像英国人说的“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对于他那些继承者，可不能这样说。固然，他们的任务更艰苦、更复杂些。别林斯基逝世前不久也开始感到，采取新的步骤、跨出那个狭小范围的时代来到了，政治经济问题应该代替审美和文学问题。可是他已经把自己撇开，而瞩目于另一个人——他看做继承者的瓦·尼·迈科夫，诗人的弟弟。[36]可惜这位有才能的青年在自己的事业刚开始时就夭折了，他逝世的情况同不久前夭折的另一大有希望的青年德·伊·皮萨列夫一模一样。[37]

皮萨列夫的名字使我想起这样一件事：一八六七年春我路过彼得堡的时候，他曾经光临访问。以前我没有同他见过面，但是读过他的文章，而且很感兴趣，虽然对于其中的许多论点，总之是，对于那倾向，我不敢苟同，他那些论普希金的文章特别惹我生气。谈话之间，我向他坦白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人一见皮萨列夫便会产生一个印象，觉得他正直而聪明，不仅能够，并且应该对他讲实话才是。我开始说道：“您随手玷污了普希金一首最动人的诗（他寄语给将来谢世最晚的皇村学校同学：“不幸的朋友，”等等）[38]。您断言诗人在劝告他的朋友索性借酒浇愁。您在审美上十分敏感，您不可能是郑重地说出这句话的，您是故意说的，有目的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目的能否证明您有理吧。我懂得夸张，我不反对漫画，不过必须是真实的夸张，方向正确、有实际意义的漫画。如果我们现在的青年除了写诗什么也不干，像诗集满天飞的承平盛世那样，那末，我倒可以理解您的气势汹汹的责备、您的嘲笑，我也许还要为它辩白几句，我会想：虽然不公平，但是有益处！可是，天哪，您事实上在向谁开炮呢？真是用大炮打麻雀啊！我们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四个人还在练习做诗，又都是五十和五十岁以上的老头子了，用得着对他们大发脾气吗？难道没有成千累万的其他更紧迫的问题需要您去引起读者注意吗？您是杂志编辑，您的责任是比大家更早地感觉和预料到那些要紧的、必需的、刻不容缓的事情啊。在一八六六年对诗人大张挞伐！这一套早已过时了，太陈旧了！别林斯基永远不会犯这样的过失！”我不知道当时皮萨列夫怎么想法，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看来，他并不赞成我的意见。

别林斯基对他那时代和本身使命的理解，自然没有妨碍他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他内心的信念。不但如此，他在评论领域的抗争活动，同他在一个政治开明的社会中必然要选定的那个角色是完全一致的。他所感觉、所思考的一切，他自己知道，他的某些朋友也知道；可是就他所做、所发表的一切而言，他却始终严格坚守着文学的基地，仅仅在这块基地上活动。只有在一封著名的信[39]上，他这种

……在黑夜里

用眼泪和忧愁培育起来[40]

的热情才冒到了外面，如同莱蒙托夫所说的那份烈火似的感情一样。

在这一节里，我要请求读者容许我从一篇关于普希金的讲稿中引用一段，这篇讲稿我曾在一八五九年向一小群人宣读过。[41]为了极力说明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性质，我必须提到果戈理的讽刺、莱蒙托夫的抗议，后来又提到别林斯基的评论的意义。单是提一提别林斯基的名字，便引起了我的大部分听众的公愤。下面就是这一段（我得从离题稍远的地方说起，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伟大艺术家（普希金）同那一伙人断绝关系而尽可能地接近人民之后，当他构思他的珍贵作品的时候，有一些形象掠过了他的内心，一研究它们，我们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只有他才能赐给我们以人民戏剧和人民史诗，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中完成一件即使算不得伟大、至少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当时（一八三○至一八四○年）欧洲生活的特殊事件、特殊情况的影响下，我们逐渐形成一种当然正确、但在那个时代来说恐怕是失之过早的信念：相信我们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完全能掌握自己的、坚不可摧的国家，艺术和诗歌的当前任务，就是成为展示这伟大和国力的名副其实的宣告者。跟这种信念的传播同时，也许是由于它的激励，出现了一大批人物，他们无疑都有些才华，不过他们的才华全带着矫饰的、徒有其表的共同痕迹，这是同他们所反映的那个伟大的、但纯属徒有其表的国力相一致的。这批人出现在诗歌、绘画和杂志界，甚至戏台上。要不要列举他们的名字呢？人人都记得他们，——只要回想一下，当沉默无语的普希金的周围冷冷清清的时期，人们向谁鼓过掌，欢迎过谁。[42]这个我们决定称之为虚张声势派的流派闯入社会生活并不长久，然而在狭义的文艺界以外的各界，因为受评论家的分析批判较少，它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终结。它持续得不算长久，可是多热闹，多轰动！当时这一派人散布得多广！它的某些活动家还天真地自命为天才哩。尽管如此，但是甚至在它表面上获胜的时刻，就可以感到其中有一种虚假的东西、僵死的东西，况且它不曾彻底征服过任何一个有灵活独创思想的人。这一派的作品充满着近乎自夸的自信心，对俄国大肆赞颂，实际上，无论怎么说，它们连一点俄国气味也没有，只不过是那些不了解祖国的爱国志士匆匆忙忙、随随便便搭起来的几幅大布景而已。这一切都轰动过，炫耀过，都认为自己能够名副其实地为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增光添彩，——可是衰落的时刻临近了。衰落的原因倒不在普希金最后几篇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即使它们在他生前发表，我们也很怀疑，当时被弄得迷迷糊糊的读者会不会认清它们的真价值。它们不可能为论战的目的服务。它们能够取得，而且果然取得了胜利，是倚仗它们本身的美，这美和力量同虚张声势派的幻影的丑陋脆弱又恰好形成了对照。但在最初，正是为了揭穿这幻影的全部空虚性，却需要另一种工具、另一种更能鞭辟入里的力量——拜伦式的抒情（它在我国一度出现过，[43]可是很肤浅，不严肃）的力量，和评论、幽默的力量。而它们也及时出现了。在艺术界，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先后发言；在评论界、思想界，则有别林斯基。

“……上次同各位谈话的时候，我们说过将来我国文学史家对于普希金的出现会多么重视。但是我们的麦考莱[44]们（只要我们能拥有麦考莱那样的人物）也一定会注意到那个时刻：当时，在自我吹嘘和被人吹嘘的、俨乎其然的巨人面前出现了——一方面，是个骠骑兵军官，交际场中的雄狮，从他的嘴里，社会头一次听到了它以前没领教过的无情斥责；[45]还有个无名的小俄罗斯教师，他那篇严酷喜剧[46]的卷首有一句题词：‘脸歪莫怨镜子’。另一方面，是个同样无名的、中途辍学的大学生，他居然斗胆宣布：我们还没有文学，罗蒙诺索夫不算诗人，不仅赫拉斯科夫[47]和彼特罗夫[48]，连杰尔查文和德米特里耶夫[49]也不配做我们的榜样，最近的伟人们什么成绩也没有做出来。在这三位大概互不相识的活动家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我们称之为‘虚张声势派’的文学流派陷于崩溃，其他许多陈旧低劣的东西也成了一片废墟。胜负很快就决定了。而同时，普希金，那个普希金，他的名字对于三位革新家是那么珍贵，是为他们那么倾心敬爱的，他的影响却缩小和衰退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之服务的理想（众所周知，果戈理对它完全持回避和拒绝的态度）——这个理想偏偏未能同普希金的理想协调一致。事物的力量比任何单独个人的力量更强大，正如我们的共同倾向比我们本身的志趣更强大一样。纯诗歌的时代也像虚张声势说空话的时代似的，成为过去，批评、论战、讽刺的时代来到了。如果想起冯维辛[50]和诺维科夫[51]，我们也可以用‘回归’一词代替‘来到’。凡是留心各民族的生活的人，都知道往前奔驰的历史车轮是会来这么一次‘回’转的。一个社会，假如它因为突然认识到本身的缺点而受了震动，并且预感到还有更痛苦的对未来的失望——这果然成了事实[52]——的话，它就会如饥如渴地去倾听新的意见，虽然它只采纳那些能够满足它的新要求的意见。库科利尼克的《托夸多·塔索》和《神手》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连《铜骑士》也不能跟《外套》同时受到赞赏。”

接着，我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而以下面几句话结尾：

“独立不羁的、批评和抗议的人物起来全力反对虚伪，反对庸俗，——当时有哪个社会等级不是一派俗气呢？——反对那没有合理权力使人服从的冒牌共同利益和窃据合法地位的东西了……”然后我这样继续说下去：

“现在要请求各位允许我们谈谈第三个人物。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在各位听来还不太悦耳。我们说的是别林斯基。这个名字会使人联想到某种狂热，可是我们斗胆认为，也会联想到伟大的功绩。他的话至今还有生命，目前[53]俄国正在如饥如渴地阅读他的著作，我们不能设想，俄国这样敬爱他是毫无道理的。我们所以提起他，不是因为我们同他有过私人友谊关系，我们希望各位能注意他的活动的原则本身。这条原则叫做理想主义：别林斯基是最好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保持了存在于三十年代初期、其遗迹至今还历历可见的莫斯科小组[54]的传统。这个小组受过德国哲学思想的强烈影响（这种思想同莫斯科之间的经常联系颇引人注意），值得专题史家记上一笔。这就是别林斯基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的那个信念——他为之服务的理想——的来源。为了这理想，别林斯基宣布了普希金在艺术上的意义，并指出后者缺乏公民应有的原则性；为了这理想，他欢迎莱蒙托夫的抗议和果戈理的讽刺；也是为了这理想，他推翻了旧的权威、我们的所谓光荣人物，他既不可能，也不愿意用历史观点去看待他们……”

有的读者也许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用“理想主义者”一词来表明别林斯基的特色。对此我要说的是，第一，在一八五九年，对于许多事情还不可能直言不讳；第二，当时那一伙人觉得别林斯基的名字是同愤世嫉俗、同粗俗的唯物主义者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连的，因此，在他们面前宣告他是“理想主义者”，使我——说实话——感到很痛快。而且这个称呼对他本来就合适。别林斯基是理想主义者，正如他是否定论者，他否定是为了理想。这理想具有十分明确单一的性质，虽然过去以至今天，它的名称多种多样：科学、进步、人道、文明、——还有西欧。稳健但是不怀好意的人甚至还使用了一个词：革命。关键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这实质是如此明显和毋庸置疑，我们不必为它多费笔墨：这里不可能产生误解。别林斯基用献身的精神为这个理想服务，以他的全部同情、全部活动去归依“西欧派”——像他们的论敌所戏称的那样。他所以是一个西欧主义者，不仅因为他承认西欧科学、西欧艺术、西欧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因为他深信俄国必须吸收西欧的一切成就，才能提高本身的力量、本身的作用。他相信我们没有别的生路，只能遵循当时被斯拉夫派狠狠咒骂的彼得大帝指示我们的道路行进。[55]酌量我们的民族、历史、气候的特点，吸取西欧生活的成果，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可是又对它采取无拘无束的、批判的态度，——照他的理解，这样做，我们最后就能获得独创性，他对独创性的重视，远远超过人们通常对他的推测。别林斯基完完全全是个俄国人，甚至是个爱国者，——自然并非米·尼·扎戈斯金式的爱国者。祖国的福祉、它的伟大、它的光荣，在他心里引起了深刻而强烈的反应。不错，别林斯基爱俄国，但是他也热爱教化和自由：把这两种他认为的最高利益融成一体，这便是他的活动的全部意义，便是他追求的目标。断言他只是用一知半解之徒卑屈盲目的恭顺态度崇拜西欧，这是根本不了解他，何况通常一知半解之徒的缺点并不在恭顺。别林斯基虔诚地缅怀彼得大帝，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是我们的救星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他发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56]时代，我国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便露出了毋庸置疑的崩溃的迹象，从而他不相信我们的机体会得到合理的、正常的发展，像西欧的发展那样。彼得大帝的事业确实是凭借暴力的，是新近所说的coup d’état[57]式的，但幸亏有这一系列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我们才得以跻身于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诸如此类的改革到今天还很必要，可以举出最近的例子来证明这项意见的正确。我们在那个家庭里已经占据一席怎样的地位，历史自会昭示明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走，并且应该走（斯拉夫派的先生们当然不会同意），应该走一条跟那些原本相当发达的西欧民族有所不同的道路，则无可怀疑。

别林斯基的西欧主义信仰，丝毫没有削弱他对于一切俄国事物的理解力和鉴别力，也没有改变在他全身心里涌动的俄罗斯激流，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作证。[58]不错，他比任何人更能领悟俄国的实质。他不承认我们的伪古典主义派、伪民族派的权威，打倒他们，而同时，他却能比所有的人更敏锐、更正确地认清并让旁人懂得，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些什么真正独创的、别出心裁的东西。任何人的听觉都不及他的灵敏，任何人都不曾比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语言之和谐与优美。诗意的形容语和高雅的说法会立刻使他惊叹，听他用朴素的、有点单调的、可是热情而真挚的声音朗诵普希金的诗或莱蒙托夫的《童僧》，真是一种享受。散文，特别是他喜爱的果戈理的散文，他念得比较差，而且他的声音很快就衰弱下来了。

作为评论家的别林斯基还有一项优良品质，那就是，他总是像英国人说的“in earnest[59]”，而不用戏谑态度去对待他的研究对象、读者和他自己。他一定会反对后来十分流行的冷嘲热讽，把它当做不光彩的轻佻或懦弱的。众所周知，爱嘲讽的人往往连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调侃耍弄和以反语相讥的是什么；无论在任何场合，他都可以利用这个幌子掩饰他本身信念的不坚定和不明确。一个人在吹口哨，打哈哈……你试着揣测和琢磨一下他的话吧，它的用意是什么？也许他取笑的事情确实值得一笑，也许只是咧着嘴笑他本身的傻笑。人家会对我说，有时候只能暗示真理，用嬉笑的口吻才比较容易表达……但在别林斯基生活的时代，难道什么都可以直言无忌吗？而他并没有乞灵于嘲讽，乞灵于“心爱的”口哨声[60]或呲牙咧嘴。用那种“口哨声”在某一部分读者中引起的赞许的笑，同先科夫斯基缺德的刻薄话迎来的笑相去并不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喜欢粗野的玩乐和插科打诨的倾向，遗憾得很，这个倾向竟成了俄国人的特色，这是不应该宽容的。无礼的大笑之讨厌和有害，几乎就像它的凶狠一样。不过别林斯基自己常说他不擅长戏谑，他的反语太滞重，不够灵巧，它立刻变成了直指要害的斥责。在谈话时，犹如他写文章那样，他并不隽语风生，他没有法国人说的esprit[61]，也不用精妙的辩术迷惑人家。但是他拥有正直坚定的思想所特具的不可抗拒的威力，而它的表现方式又那么别致，终于把人引入了胜境。虽然完全缺乏通常所称道的口才，虽然对于“藻饰”和修辞明明没有才华和雅兴，别林斯基却是最雄辩的俄国人之一，假若“雄辩”这个词是意味着一种说服力，例如雅典人在伯里克利[62]身上认出的那种力量的话，——他们说，他的每篇演讲都能将全体听众的心灵武装起来。

如所周知，别林斯基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照他的思想方法的性质说，事情也只能是这样。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多么可笑的愤慨神情在我面前攻击普希金——当时普希金自然已经不在人世，——因为后者的《诗人和群氓》中有两句诗：

沙锅对你更加宝贵：

你可以用来给自己煮吃的！

“那当然，”别林斯基眼睛闪着亮光，在几只屋角之间快步走来走去，强调说，“当然更加宝贵。我不但用它给我自己，还要给我的家属、给其他穷人煮吃的，在欣赏一尊美妙的雕像之前——哪怕它远远超过菲狄亚斯[63]的阿波罗神像，——我的权利与我的义务是喂饱我的亲人和我自己，故意气气一切愤激的公子哥儿和骚人墨客！”然而别林斯基是聪明人，他具有丰富健全的理智，不会否定艺术，他不仅了解艺术的重要和意义，并且了解它的合乎自然、它的生理现象似的必然性。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人的根本表现之一，是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的、人的天性的规律之一。他不容许仅仅为艺术而艺术，正如不容许仅仅为生活而生活那样；怪不得他是理想主义者了。一切都应该为一个原则服务，艺术一如科学，也应该为这个原则服务，不过它使用的是一种别致的、特殊的方式。说艺术就是模仿自然[64]这一真正幼稚同时又并不新鲜的、老调重弹似的诠释，在他既不会反对，也不会重视。而证明现实的苹果胜似画中的苹果的论据[65]也不致影响他，因为只要我们问问一个吃饱喝足的人的意见，这条著名的论据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我重复一遍：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是人类一个正当的活动范围，犹如科学、社会、国家……一般。可是他也向艺术，犹如向人类的其他活动，要求真实，现存的贴近生活的真实。[66]不过在艺术领域内，他只有谈及诗歌、文学时才感到舒展自如。他不懂绘画，音乐也很少引起他的共鸣。他对自己的缺陷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干脆不闯入那些禁区。果戈理论伊凡诺夫[67]和布留洛夫的文章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一个人超越了自己的范围，能胡诌出多么荒谬的谎言，表现出多么怪诞虚伪的矫情。别林斯基记得的惟一曲子是《恶魔罗伯》[68]中的群魔合唱曲，每逢心境特别好的时候，他就低声哼唱这支恶魔曲。鲁比尼[69]的歌唱使他非常激动，但他看重的不是音乐的完美，而是那感人的、雄放的活力和戏剧性的表情。一切戏剧性的、适于上演的东西都能深深地打入别林斯基的心灵，将它猛烈地燃烧起来。他那些论莫恰洛夫、谢普金[70]以及一般地谈演剧的文章无不洋溢着热情。我们真该看一看，他只要回忆起莫恰洛夫在《哈姆雷特》中的表演，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他回忆着，莫恰洛夫在演出这部悲剧的一个著名场景时，由于喜恨交集，喘吁吁地针对犯罪的国王说道：

中箭的梅花鹿……[71]

有一个原因往往使别林斯基避免谈论演剧和戏剧文学，特别是同不大熟识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他惟恐人家向他提起他从前在莫斯科所写的、由《观察家》发表的喜剧《五十岁的舅舅》[72]。这篇喜剧确实是下乘之作，它属于最坏的一类——眼泪汪汪谈道德的、感伤劝善的一类。剧中描写一位忠厚的舅舅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却终于为一个青年情敌而牺牲了他的爱情。这一切都写得很冗长，文笔也生硬死板……别林斯基没有半点“创作”才能。这部喜剧，再加上一篇论门采尔的文章[73]，成了别林斯基的致命弱点，在他面前提到它们等于侮辱他，伤他的心。他尤其不能原谅他论门采尔的文章：他认为他的喜剧只是审美上、文学上的错误，他在那篇文章里看出的错误，其性质要恶劣得多。论门采尔的文章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暂时影响下写成的：他急躁不安，苦苦地希望从渺茫的理想境界转到什么有益的、切实的事情上去，仿佛当时存在的一切还能具有实用的意义，还能叫严肃认真的人称心满意似的！可怜的别林斯基当然不了解门采尔先生是个什么角色，他纯然用先验的、抽象的观点来看待这位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贫乏的实际知识跟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他还有一篇纪念鲍罗金诺战役的文字。我有一次同他谈起它……他羞得用双手捂住耳朵，紧弯着腰，左右摇晃着，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过他没有长期受狭隘爱国主义的感染。大致说来，别林斯基最好的文章是在他的事业开始和将近结束时撰写的。中间有一段时期，先后约莫两年，他满脑子黑格尔哲学，却又不能消化，只是到处狂热地吞噬它的原理、它的著名论题和术语、它的所谓Schlagwörter[74]。当时人们喜爱的词组和用语太多，弄得他眼花缭乱了！[75]连别林斯基也得赶时髦了！可是这个浪潮很快就已消退，只留下一批优良的种子，于是别林斯基笔下的俄罗斯语言，这光荣、鲜明而健全的语言，又充分展现了它的雄浑无饰的朴素性。别林斯基的文章可以说是即兴之作。每逢一个月的最后几天，他便站在斜面的高写字台旁，[76]摊开单张的对开稿纸，用粗大滚圆的字体撰写成篇，简直不用涂改。他没有工夫讲究章法、推敲和考虑每个语句，因此行文不免有些冗长，但是远未达到毫无节度的啰嗦的地步。应该承认，我国杂志评论栏中的啰嗦文风是由已故的皮萨列夫带头确立下来的。别林斯基的文章毕竟还是文学著作，没有成为散漫的聊天和主题陈旧、枝蔓纷杂的变奏曲，——这些变奏曲不管写得多么热情，总有点学生习作的味道。

别林斯基参加过一家杂志的工作，谁都知道，那位精明的发行人在他身上加了多重的负担。不管什么著作都交给他评阅，——圆梦书啦、食谱啦、数学书啦，而他对于这些东西完全是外行！但是杂志在每月一号准时出版之后，他可以休息几天，他就充分享用这些假日，纵情游乐，或闲适自得，或与友人畅谈，有时甚至玩玩一戈比输赢的“朴烈费兰斯”牌[77]！他玩得并不高明，可是满怀着他所固有的那种真心诚意、那种热情，他无论干什么都是这个样子！我仿佛记得，有一次我同他打牌，不论钱，只是随便玩玩。他占了上风，眉飞色舞……但忽然之间又告失利，缺了四分。我的别林斯基神色比秋夜还要阴暗，他低着头，好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脸上的痛苦绝望的表情十分真诚，我终于忍不住叫道：这实在太不像话，要是这样难过，最好干脆别打牌！“不，”他皱起眉头看了我一眼，低声回答说，“现在全完蛋了。我把性命都押在了红方块上头！”我担保，这一瞬间，他对于他所说的话确实是深信不疑的。

午饭以后，我常去他家里谈谈心。他的寓所离阿尼奇科夫桥不远，在丰坦卡[78]一座楼房的底层，是几个阴森森的、相当潮湿的房间。我不能不再说一遍：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现在的青年人不会尝到那种滋味了。请读者自己想一想吧：早晨，也许有人把你的校样[79]退还给你，上面用红笔画满条条杠杠，涂抹得不像样子，仿佛血染过似的。也许你还得到审查官那里去一趟，先作一番徒然的、屈辱的解释和辩白，再恭听他那不许上诉的、往往是冷嘲热讽的判决[80]……在街上你会碰见布尔加林先生或他的同伙格列奇先生[81]。一个将军，甚至不是你的上司，而只是个普通的将军，也可以叱责你，或者更糟，表扬你……你朝周围看一眼：贪污成风，农奴制像磐石一样屹立不动，兵营压倒一切，法院却不见踪影，传闻要封闭大学，不久以后学生名额就被压缩到三百[82]，出国旅行既不可能，向国外邮购有用的书籍也算违禁，一片乌云经常笼罩着整个所谓学术、文学界，此外还有叽叽咕咕、遍及各地的告密。青年之间没有通常的联系，没有共同的兴趣，人人恐惧而卑屈，使你不敢抱任何希望！好，这时你来到别林斯基的寓所，第二位、第三位朋友也来了，大家一谈开，心里就觉得舒坦些。话题多半带有违背审查条例（按照当时的涵义说）的性质，不过并未举行真正的政治讨论：任何人都十分清楚，这种讨论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谈话的一般内容是哲学和文学、评论和美学，也许还有社会问题，难得涉及历史。有时谈得兴趣盎然，甚至很有分量，有时则略嫌浮泛和肤浅。虽说别林斯基生性庄重，而且确实高洁，但有时行事却像个小孩：一听到他特别欣赏的言论，例如乔治·桑或彼得·勒鲁——那时候他正吃香，人们在通信中神秘地（！）称他为红头发彼得[83]，——作品里的某一段，他会立刻请求人家抄给他，从此就爱不释手了。可是这一切同他的为人完全契合，这里也显示出他是个活生生的俄国人。有时一件小事也会刺痛他。一次，他把歌德的《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揣在口袋里，足足揣了六个星期，只是因为我曾经从这本书中给他引用了一句诗：“Lebt man denn，wenn andre leben？”（“让别人活，自己还有活的份儿？”）后来他为了谴责歌德的唯我主义，又在名噪一时的歌德诗歌译者亚·尼·斯·[84]面前提到这句诗。斯某怀疑引文是否正确，大概还稍稍取笑过别林斯基，说他未免轻信。于是他向我讨了一本《合集》，经常随身带着，打算在碰见斯某的时候狠狠还击一下……。但别林斯基深深抱憾的是，他再也没有碰见斯某。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由于越来越恶化的病情的影响，他变得神经过敏，而且满腔悲郁。

有四个冬天——从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六年——我常同别林斯基见面。一八四七年一月以前的一段时期，当我要出国久住，当《现代人》已经创办起来，也就是向已故的彼·亚·普列特尼约夫盘过来的时候，我们彼此过从尤其密切。这个杂志的创办经过有许多值得引为教训之处……可是现在还难以如实记述，因为势必要提起旧时的争吵。我只说一点就足够：别林斯基被人逐渐地和非常巧妙地排挤在外，而这个杂志本是为他创办的，凭着他的声望，它才网罗到一批撰稿人；在那整整一年当中，由于挪用了他为拟议中的一个大型丛刊[85]约到的一些好文章，它才变得更加充实了。为了《现代人》，别林斯基同《祖国纪事》断绝了关系，而结果，他在新的杂志社并未获得他有充分权利获得的主人地位，只是像他在原先那家杂志社一样，处于一个不相干的撰稿人和雇员的地位。[86]我手头保存着这个时期别林斯基给我的几封有趣的书信，读者可以在下面看到其中一些不长的片段。至于我本人，那末应该说，他对我的文学活动表示过最初的祝贺以后，很快就——这是十分公正的——冷淡了；他不能鼓励我去写我当时醉心的短诗和长诗。其实，不久我自己也领悟到根本没有必要继续这样的习作，于是我决意完全放弃文学。只是由于伊·伊·巴纳耶夫的请求，我才留给他一篇题名《霍里和卡利内奇》的特写，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填补《现代人》第一期的杂俎栏（“摘自猎人笔记”几个字也是伊·伊·巴纳耶夫想出和加上的，目的在希望读者将就一点）。这篇特写的成功促使我续写了其他各篇，我又回到文学上来了。但是读者可以从别林斯基那些信中看到，虽然他比较满意我的散文作品，却没有对我寄托特别的厚望。别林斯基抱着温厚宽容和热烈同情的态度鼓励他认为有才能的初学写作者，扶持他们迈出头几步，可是对于他们以后的尝试他却很严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缺点，贬和褒同样公平。但是在最初一个阶段，他有时简直到了温存柔和的地步，他那击节赞赏的神情非常可爱，几乎是令人感动的，几乎是滑稽好笑的。当他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穷人》的时候，他高兴极了。“是的，”他用自豪的口吻说道，仿佛他自己立下了一项丰功伟绩，“是的，老兄，真了不起啊！鸟儿不大，”这时他把手伸在离地板差不多一俄尺高的地方比划着，“鸟儿不大，可是爪子尖得很！”此后不久我碰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发现他原来是个高过中等身材的人，——无论如何要比别林斯基本人高些，那时我是多么惊奇啊！但由于对初露头角的人才萌发了父亲般的温情，别林斯基对他竟像对儿子似的，对自己的“小宝宝”似的。一八四三年夏天，当我和别林斯基结交的时候，他对涅克拉索夫也是同样爱护，他处处推荐他，提携他……

正像一切有着炽烈的心灵、一切热情蓬勃的人那样，别林斯基相当偏执。他不承认，特别是在气愤的时候，论敌的意见中有半点真理，并且忿然予以拒绝，而一旦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也会同样放弃它。有一次我对他说，他这么做可能被人“击破”，他却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理太宝贵，他不能固执到底。惟独对莫斯科的一个派别，即斯拉夫派，他终生都抱着敌视态度，因为他们同他所喜爱和信仰的一切完全背道而驰。总之，别林斯基知道该怎样憎恨，——he was a good hater[87]——他用整个心灵去鄙视那该受鄙视的东西。莱布尼茨在什么地方说过，他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鄙视（“je ne méprise presque rien”）。就一位经常在高远的沉思默察中过日子的哲学家来说，这倒容易理解，值得赞美。我们却是不能脱离尘俗的肉体凡胎，我们没有本事上升到这种清淡自守、这种庄严静穆的境界去。法杰伊·布尔加林之流在我们心中引起的鄙薄感，证明和加强了我们的道德意识、我们的廉耻心。别林斯基总是十分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他没有一点猥琐的面子观念。“嗨，我又信口开河了！”他常常微笑着说，——这是他一个多大的优点！别林斯基对他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没有评估过高，他的谦逊是真挚诚恳的。不过“谦逊”一词用在这里并不恰当：他决不心甘情愿做他——照他的了解——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然而他说，“哪能随心所欲啊！”但是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所捍卫的事业、比他所维护和提出的思想更加重要和崇高：为了它们，他可以勃然大怒；谁落到他手里，谁就倒霉！这时候也显出了他的勇气——同他虚弱的身体和神经恰恰相反的决死之勇。这时候他可以牺牲一切！虽然他非常容易激动，他对个人的荣辱却不大在意……不！无论以前或此后，我都没有碰见过他这样的人。

一八四七年夏天，别林斯基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在西里西亚[88]的萨尔茨布隆，一个以治疗肺病的矿泉闻名的小镇上，我和他同住过几个星期……矿泉给他带来的效益很少。在萨尔茨布隆的时候，果戈理著名的《与友人书信》激恼了他，于是他给果戈理写了那封信……后来我又在巴黎碰见他。他在那里一位名叫蒂拉·德·马尔莫尔的肺病专科医生的诊所治疗。许多人认为那是个江湖骗子，可是他居然把别林斯基的病完全治好了。咳嗽停止了，脸上的铁青色消失了……但是他太急于回彼得堡，以致前功尽弃。[89]说来奇怪！他在国外竟闷得难受，一心只想回俄国。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一离开俄国就无法活动，仿佛鱼儿离开了水似的。我记得，他在巴黎头一次看到协和广场，立刻问我：“不是吗？这不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广场之一吗？”待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却大声说道：“那末好吧；我知道就得了，不去说它了！”然后谈起果戈理来。我告诉他，大革命期间，断头台就摆在这个广场上，路易十六是在这里被斩首的。他四下里看看，说了声“啊！”，便想起《塔拉斯·布尔巴》中奥斯达普被处死的场面。别林斯基的历史知识过于贫乏，他对于那些发生过欧洲生活中的大事的地点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不懂外语，因此没法了解当地的人民。无谓的猎奇、看热闹、badauderie[90]，又同他的性格不合。音乐和绘画，前面已经说过，也难得使他动心。而对我们许多同胞起着那么强烈影响的巴黎声色犬马，又只能刺激他的纯洁的、近乎禁欲主义的道德心。况且他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他已经疲倦和淡漠了……

我不知道能否说说别林斯基和女性的关系？他本人几乎从未涉及这个微妙的问题。他一向不愿详细谈自己和自己的过去之类。我多次有机会把他引到这种对话上来，而他总是避开它。他仿佛觉得羞愧，仿佛不懂，既然摆着这么多更重要、更有益的话题，何必还来谈论私人琐事！如果他也曾涉及他的过去，那末几乎总是从逗乐打趣的观点出发的：例如，他对我讲过，当他从大学里被撵出来，确实无以为生的时候，他怎样为了二十五块纸卢布动手翻译保尔·德·科克一部长篇小说，翻译中出了怎样的差错！他显然经历过可怕的穷困，但是事后从不在朋友圈子里扬扬得意地加以夸大和渲染，如像受过这种艰苦磨练的人常做的一样。别林斯基不屑于吐露这类事情，因为他有着极强烈的纯洁的尊严感，也许是，极强烈的自豪心……自豪和爱面子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东西。

照别林斯基的看法，像他那种外貌决不可能博得妇女的青睐。他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信念当然更增加了他同她们交往时的畏怯和腼腆。我有理由推测，别林斯基从未被女性爱过，虽然他有一颗炽烈而敏感的心灵，虽然他那么重感情又那么狂热，况且毕竟是当时的头等人物之一。他不是有了爱情才结婚的。年轻的时候，他爱过一位小姐、特维尔的地主巴—宁的女儿。那是个诗意的人儿，可是她爱着别的男子，并且很快就去世了。[91]在别林斯基生活中也有过一段相当离奇悱恻的情史，对象是平民阶级出身的姑娘。我记得他对我说过关于她的凄凉故事片段……它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这件事也没有结果。他的心在默默寂寂中变成了一堆死灰，他只能借用诗人的话感叹道：

苍天哪！只要这股火焰

有一次能熊熊燃烧，

我就不再忧愁，不再痛苦，

闪一闪光，然后熄掉！[92]

可是人的幻想不会实现，惋惜又没有用处。谁要是抓不到好的阄儿，就只得满足于他的空阄，也不必向任何人申诉。

但是，我不能不在这里至少简略地提一提别林斯基对一般妇女，特别是对俄国妇女，对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前途、她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她们的缺乏教养，总之是，对现在的所谓妇女问题的高尚公正的见解。尊重妇女，承认她们的自由，承认她们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也能起作用，——只要涉及这个问题，他处处都表现出这种态度，虽然他不像现在时兴的一样，用挑衅的口吻大喊大闹。

常常可以听到一句话：某人死得正及时，正凑巧……但是这句话对任何人都不像对别林斯基那样真正适用。是的！他死得正凑巧，正及时！去世以前（别林斯基卒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他还来得及目睹他衷心珍重的希望的成功[93]，而没有看见它的彻底破灭……如果他还活着，他会遭到怎样的灾难啊！众所周知，警察天天在打听他的健康状况、他临终挣扎的进程……死亡使他避免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何况他的身体已经动弹不得了……为什么还要拖延呢？

A struggle more，and I am free！[94]

虽然如此，我们生者却要想起活生生的现实，并且抑制不住心头的痛惜之情，因为死神把我们当中的一位带到了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95]的神秘之国。有时我情不自禁地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情不自禁地想像着：假如别林斯基能见着本朝[96]所完成的伟大改革——农民解放、公审制的建立等等，他会说些什么，他有什么感想。这些硕果累累的创举会使他多么高兴！但是他没有活到这个时候……他也没有看到这件能让他满心快慰的事情：他没有看见他逝世以后我国文学界的许多卓越成就。他会多么喜欢列·尼·托尔斯泰的诗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威力、皮谢姆斯基[97]的幽默、萨尔蒂科夫的讽刺、列舍特尼柯夫[98]的冷峻的真实！这些种子中有许多是他亲手播下的，惟独他才应当有福分亲眼瞧着它们发芽出苗。……可是，看来他没有这个福分……

在我这篇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结尾，我要披露一位同他很接近的太太[99]的来信（我请求她把他去世的详情告诉我，当时我在国外，在巴黎），以及别林斯基给我的书信中的若干片段。

这就是那位太太的来信（1848年6月23日）：

“您想知道别林斯基的情况……但是我文笔粗陋，不善描述，而且，关于一个在临终前整段时期完全被肉体痛苦弄得虚弱不堪的人，几乎也没有什么可叙说的。我无法给您形容，看到这位可怜的受难者慢慢地消亡，我是多么难过，多么伤心。他从巴黎回来的时候，精神和身体都很好，我们大家，甚至包括医生，无不对他的康复抱着希望。当时他在我们这里度过几个早晨和晚上，一直滔滔不绝地、生动活跃地谈论着，大家高兴地看到，他又是原先那个还相当健康的别林斯基了。可是说来奇怪，他从回国那天起，脾性就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变得较为随和、温良，比原先宽容得多。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前后判若两人，他平静地容忍着早先使他大为激动过的一切，似乎没有经过什么内心斗争。他的健康状态没有持续多久。他在彼得堡很快就伤风感冒，从此病情一天天恶化，我们每次同他见面，都发现他改变得很厉害，看来已经瘦得不能再瘦了，可是等我们再见着他，却发现他改变得更厉害了。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是在他逝世前一星期。我们到达时，他正斜靠在扶手椅上，面孔毫无表情，不过眼睛睁得老大，炯炯闪光。他的每次呼吸都成了呻吟，他用一句话来迎接我们：‘我要死了，真要死了。’但是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有点犹豫，缺乏信心，不如说他在希望人家驳倒他。我用不着告诉您，当时我们在他那里度过了多么痛苦的两个钟头。他自然已经不能说话，就是对他谈到他从前殷切关注的题目[100]，他也不感兴趣，提不起劲来。他逝世前三天左右才卧床不起，他的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似乎一直在抱着希望。死前一天他开始讲胡话，不过还认得当天由莫斯科赶来的格拉诺夫斯基。弥留之际他连续说了两个钟头，仿佛是对俄国人民说的，他屡次转向他的妻子，请她好好记住这些话，日后准确地转告该转告的人；但是从这篇洋洋洒洒的演说里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楚。后来他突然住口，经过半小时痛苦的临终挣扎，便与世长辞了。他那位可怜的妻子……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她完全是独力服侍他，帮他翻身，扶他起床。这个妇女……实在值得大家敬重。整个冬天，她都是那么勤恳、那么耐心、那么毫无怨尤地照料着卧病的丈夫……”

这是别林斯基给我的书信片段：

圣彼得堡，1847年2月19日（3月3日）[101]

“……您准备上路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我会失去些什么，可是您离开以后，我才看出我失掉的比料想的更多……您走后，我完全陷入一种淡漠的、物我两忘的无聊心境中，我一生从未觉得这么无聊过。我十一点、有时甚至十点就上床，十二点以前入睡，七八点或者将近九点才起来，而且整个白天、特别是整个晚上（从午后起）都在打瞌睡，——这就是我的生活！

“****[102]接到凯——尔[103]一封骂人的信，但没有拿给*****[104]看。后者本来一无所知，可是猜想到了，不过他仍然我行我素。他向我解释的时候没安好心，一边干咳着，一边结结巴巴说，对于我所希望的那一点，他，似乎是为我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105]有的理由他马上就向我解释，有的理由他不能告诉我。我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什么理由，于是讲出了我的条件。他很开心，现在一见面就把两只手伸给我，可见他对我十分满意了！从我这封信的语气，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既没有冒火，也没有夸大。我曾经敬爱过他，深深地敬爱过他，就是现在，我也往往时而怜惜他，时而怨他，——为他，不是为我自己。心里同一个人决裂，在我是难以承受的，但是事后也就不再介意了。造物很少赐给我一种能力，使我为我个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憎恨人。倒不如说，我能够因为信仰不同或者于我个人丝毫无损的缺点和毛病而憎恨人。现在我还是很推崇*****，但照我看，此人将来会聚财，会致富，而我也知道，这财富是怎样捞到的。您瞧，他已经拿我开刀了。不过这件事说得也够了。

“……告诉您一个消息：我也许会去西里西亚。鲍·[106]能给我筹到两千五百纸卢布。我干脆谢绝了，因为我一走就没有钱养家，而我又不愿请求在我离职期间照常支薪。可是同*****晤谈之后，我想我那么客气未免太傻……他非常高兴，他什么都愿干，只要我……我给鲍·写了一封信，现在只等他回信来决定这件事了。

“您的《卡拉塔叶夫》很好，虽然远不如《霍里和卡利内奇》……

“……我觉得您没有或者只有一点点纯粹的创作才能，您的才能与达里[107]是同类。这是您真正的属类。就拿《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来说，也不是渺不足道的小玩意，而是一篇好东西，因为写得明智、合情理、有思想。我相信您的《决斗家》具有独创精神。找到自己的道路，认清自己的位置，——人的一切尽在于此，这就是说，他实现了自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的使命便是观察实际现象，通过想像而又不是光凭想像，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您千万别发表什么不能说不好、可也不能说很好的中不溜的东西。这会大大损害您的声誉的完整性（原谅我用了一个别扭的词，我一时想不出比较好的）。但是《霍里》使人可以指望您将来会成为一个杰出作家。

“……果戈理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所有的杂志都咒骂他。连他的朋友们、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也不再理睬他，至少是不再理睬他那本丑恶的书[108]了……

“我的妻和我全家的人，包括您的干儿子[109]，都向您问好……”

圣彼得堡，1847年3月1日（13日）

“……告诉您，我对*****某些行为根源的看法，差不多已经改变了。现在我觉得，他那样做是真诚的，[110]有客观根据的，可是他还没有进展到能了解其他更高一层的东西，而他所以不能了解，则是因为他生长在俗恶的注重实惠的环境中，从来不是我们这种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缘故。我从他的事例中看到，这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某些独力成长起来的人会多么有益。它们——这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固然讨厌，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为了从绝症中挽救一个人，即使在他身上接种其他的病症，对他也算不了什么，只要接种的不是绝症。在这里，主要的不是它讨厌，而是它对治病有利……

“我的西里西亚之行已经定局。这件事全靠鲍特金。他给我弄到钱，又推动了我。不，我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为自己四处活动，像他为我活动那样。为了这件事，他给我、给安——夫[111]、给赫—岑[112]和他自己的兄弟写过多少信，时而同甲、时而同乙晤谈和讨论过多少次啊！最近他接到安——夫的回信，于是转寄给我。安——夫送我四百法郎。您知道，此公虽然丰衣足食，却决非阔佬，您凭自己的经验知道，在国外，不论什么时候，四百法郎至少不能算是一笔无足轻重的钱。但这还不要紧，安——夫这样做并未出我意料，叫我感动、叫我心里不安的是：为了我，此公竟然改变了他的旅行计划，他不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113]，而要去西里西亚了！我要对您说，这简直使我于心有愧，如果我不知道、不是深切感觉到我多么热烈地、深深地敬爱着安——夫，这次旅行就要给我带来懊恼和不快了。我想乘第一班轮船出发……”

圣彼得堡，1847年4月12日（24日）

“我来给您写上几行，我亲爱的屠。接到您第二封来信，即是您对我儿子的健康状况表示欣慰的那封信以后不久，他就死了。这件事把我弄得心力交瘁，我不是活着，而是在慢性死亡。不过言归正传吧。我已经买好去斯德丁[114]的船票；五月四日（十六日）开船……”

五月九日（二十一日），我在斯德丁同别林斯基见面，我是到那里迎接他的。有人从彼得堡给我来信说，他那个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的夭折给了他无法形容的打击。不到一年，[115]他也相继归天了。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我这才来吊祭他的英魂……不知我把他的形象的主要特点表达了多少给读者，可是我已心满意足，因为他同我在一起待过，在我的记忆中……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116]

1868年

附录一

如所周知，我这篇谈别林斯基的文章是由《欧洲导报》发表的。事后我收到阿·德·加拉霍夫[117]一封有关的书信，我把信上的一段话转载在这里。在文学史和评论方面，这位可敬的作家的见解都受到应有的尊重，威望甚高，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来信正好补充了我的意见：

“……至于文学论断或史实上的错误，我倒是连一处也没有看到。我只能指出一个我以为不准确的地方。您说，别林斯基认定艺术是人类一个特殊的、十分自然而正当的精神活动范围，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您还引用了他对普希金《群氓》一诗的评语，作为证据。我觉得，至少在年代方面，事情并不完全如此。别林斯基说出那段评语是在您同他结交的时候。这个时期以前（一八四三年以前），他已经给《望远镜》及其增刊《杂谈报》、给《观察家》和《祖国纪事》撰稿了。从那里（特别是《观察家》）登载的他的某些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承认过‘艺术的目的便是艺术自身’这一著名公式是正确的。为什么他那样猛烈地抨击门采尔（见《祖国纪事》）呢？不正是因为门采尔在其《德国文学史》上使文学服从文学领域以外的目的，要求它为政治、社会和其他方面服务，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贬抑歌德而赞扬席勒吗？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别林斯基的时候，他怀着由衷的热情把黑格尔和歌德的画像指给我看，说他们俩是纯思想和纯艺术的最高代表。”

接着，阿·德·加拉霍夫为了证实他的话，还从新近出版的亚·斯坦凯维奇[118]的著作《季·尼·格拉诺夫斯基》中（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引用了一段。

我显然应该声明一下。当我同别林斯基订交的时候，他的见解正如我所说的一样，那以前不久他才转变过。他内心的政治激流又汹涌起来了。

附录二

亚·尼·佩平[119]在他那部著名的别林斯基传记里，反驳了我对于我所说的别林斯基气质中非政治因素的看法，而把他的“克制”视为对当时特殊环境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让步。我愿意赞成这位可敬的学者的论点：佩平先生对于我们伟大评论家性格中这一方面的估量，很可能比我的估量正确，我认为我有责任向读者加以说明。我提到的那种“烈火似的感情”从来没有在别林斯基心里消失过，虽然它不一定能冒到外面来。

巴黎，1879年9月

附录三

〔关于克拉耶夫斯基对《回忆别林斯基》的反应〕[120]

给《圣彼得堡新闻》编辑部的信

阁下！

今天我刚读了《呼声》上的一篇杂文，其中提到我的《回忆别林斯基》。我不想自贬身价，就杂文作者先生强加于我的那些可耻的动机提出辩正；他这样强加于我并不使我惊奇，因为任何人都爱推己及人。但杂文作者先生详细转述我所记的“故事”时，竟然斥之为凭空捏造。我要带着可以理解的厌恶情绪，把本来属于这个未署名的多产作者[121]的话奉还给他，我只不过是想借此表明：在涉及“大型杂志发行人”的那几行字[122]中，没有一个字是我应该撤销的。他本身太微不足道，要不是命运将他的生活同别林斯基的生活搅和在一起，我当然不会顺便提到他，像我做过的那样。可是我再说一遍：那几行中的每个字都符合实情，毫厘不爽。这一点尽人皆知，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明白。我几乎羞于讲这类区区小事，但是谁都很清楚：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从中认出他自己的那位“大型杂志”发行人缺乏审美悟性，不善写作，为人精明（我再没有多说他什么）。“精明”这个形容词无宁是对他的恭维，因为他主要是个商人。至于说别林斯基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只能拿一笔完全微不足道的年薪，说他经常露出绝望的神色，把送来让他评阅的图书愤愤然指给人家看，——这全是事实，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证明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杂文作者先生并不满足于上面引用的谰言，他还毫不迟疑地发表了如下的一段：

“屠格涅夫先生根据自身的经验[123]，应该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知道这位发行人多么不够精明，他多么乐意借钱给他的撰稿人，哪怕并无收回的希望。”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像对待其他许多初学写作者一样，曾经向我预付过几笔不大的款子，后来我们已按照适当的折价用文学作品偿还了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这件事上捡到了好处，我们也没有抱怨。在生意场中，诸如此类的人际关系大家都很熟悉，不过按商家惯例，没有自己吹嘘乐意往外借钱的。但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早已完全两清了。至于讲到我摘录的那段引文中最后一句所包含的暗示，那末，我过去的全部生活就足以使我有权利对它不屑一顾。[124]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也明白这一点。

阁下，如果您能把这篇出于无奈的说明登在贵刊上，我对您将非常感激。请接受我的

敬意和忠忱

伊凡·屠格涅夫

1869年5月2日（14日），巴登—巴登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九年《欧洲导报》第四期。

[2] 《望远镜》，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间莫斯科出版的一种综合杂志，创办人是下面要提到的别林斯基的良师和诤友、莫斯科大学教授、评论家尼·伊·纳杰日津（1804—1856），撰稿人有普希金、恰达耶夫、赫尔岑等。《杂谈报》为《望远镜》的文学增刊。别林斯基曾作为纳杰日津的助手，参与这两个刊物的编务，但他为之写稿的时间不是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九年，而是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六年。

[3] 指彼得堡。

[4] 指亚历山大一世，其在位年代为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年。

[5] “阿尔扎马斯”是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八年彼得堡一个文学团体，提倡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参加者有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

[6] 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1796—1849），莫斯科学区副督学。一八三二年，他以别林斯基长期患病，未能通过升级考试为由，建议将其开除出莫斯科大学。

[7] 别林斯基本姓“别伦斯基”，但他为了进大学而领取的出生证上误写为“别林斯基”，于是他将错就错，改姓别林斯基。

[8] 指当时《祖国纪事》杂志发行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

[9] 别涅季克托夫诗集的出版和别林斯基评论这本诗集的文章的发表，都在一八三五年。下文提到的《群山》应作《山峰》。

[10] 那时一切规模较大的咖啡糕点铺常备有报章杂志，供顾客翻阅。

[11] 英语：老生常谈。

[12] 一八四三年二月，屠格涅夫在彼·瓦·济诺维耶夫（1812—1868）家与别林斯基相识。

[13]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宗教哲学家，斯拉夫派政论家。

[14] 林学院区和帕戈洛沃第一村都在彼得堡近郊。

[15] 指别林斯基的同乡和密友、著名肖像画家基·安·戈尔布诺夫（1822—1893）一八四三年所作别林斯基像。

[16] 拉丁语：表象。

[17] 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作者注 * 引自一八五三年涅克拉索夫为纪念别林斯基逝世五周年而写的诗《纪念一个朋友》。

[18] 别林斯基的祖父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任神甫二十余年，他有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也在教会供职。别林斯基的父亲未担任神职，但上过正教中学。

[19] 黑格尔的名言“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在当时的莫斯科惹出了许多麻烦。这话的头半截大家全同意，可是后半截该怎样理解呢？难道要承认当时存在于俄国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吗？人们解释来，解释去，终于断定：这话的后半截是不能容许的。如果那时候有人对这些青年哲学家悄悄地说一声：黑格尔并不认为一切现存事物都有现实意义，那就可以省去许多脑力工作和累人的辩论了。他们会看出：这个著名的提法也像许多其他的提法一样，不过是单纯的同义反复而已，实际上只等于说“opium facit dormire，quare est in eo virtus dormitiva”，也就是：鸦片可以使人入睡，是由于它本身有催眠的效力。（莫里哀）——作者注

[20] “一个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中，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作者注〔引文见《浮士德》第十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21] 即布朗贝乌斯男爵。

[22] 老皮特（1708—1778）和他的儿子小皮特（1759—1806）都是英国政治家。

[23]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十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4] 米·彼·波戈津（1800—1875），历史家，作家和评论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普希金对悲剧《市政官夫人玛尔法》的评语，见于一八三○年他给波戈津的书信。

[25] 括号中的引文，是别林斯基论及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自序时所说的话。

[26] 请参看他论述马尔林斯基、巴拉滕斯基、扎戈斯金等人的文章。——作者注

[27] 《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全名《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是莱蒙托夫的长诗，一八三八年发表在《俄国荣军报》的《文学增刊》（不是《文学报》）上。别林斯基那条脚注，见于他同年所写书评《别尔涅特先生的长诗〈叶列娜〉》。

[28]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作家，其主要作品《乡村》和《苦命人安东》都是描写农奴制乡村的困苦生活的。

[29] 德语：乡村故事。

[30] 伊·伊·巴纳耶夫（1812—1862），作家，从一八四七年起同涅克拉索夫合编《现代人》；女作家巴纳耶娃的第一个丈夫。

[31] 指克拉耶夫斯基。

[32] 本文作者亲耳听见，一个景仰杜勃罗留波夫的青年在打牌的时候，为要责备他的牌友犯了大错，叫道：“哎，老兄，你真是个十足的加富尔！”老实说，我很难过：自然不是为了加富尔！——作者注

[33] 卡·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温和自由派领袖，主张君主立宪。亨·帕麦斯顿（1784—1865），英国政坛要人，历任外交大臣、内务大臣、首相，曾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挑起两次鸦片战争。杜勃罗留波夫在《两个伯爵》、《来自都灵》和《加富尔伯爵的生与死》三文中，拿革命家加里波第同提倡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互相对照，评判优劣。

[34] 杜勃罗留波夫那三篇文章的撰写时间不是一八六二年，而是一八六○至一八六一年。

[35] 请参看本文末尾附录二。——作者注

[36] 瓦·尼·迈科夫（1823—1847），文论家和政论家，是著名诗人阿·尼·迈科夫的弟弟，曾接替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评论栏，但别林斯基并未将他看做继承者。他们两人曾因对文学民族性的理解不同而进行论战，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柯尔卓夫等人的创作实质的论断上，双方也有分歧。

[37] 瓦·迈科夫在彼得堡附近的彼得戈夫洗海水澡时因心力衰竭逝世，年仅二十四岁。皮萨列夫是在里加附近的杜别林淹死的，时年二十八岁。

[38] 见普希金的《十月十九日》末尾一节。

[39] 指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

[40] 引自莱蒙托夫的长诗《童僧》。

[41] “一八五九年”应为“一八六○年”。当年四月，屠格涅夫曾两次在彼得堡发表论述普希金的演讲，对象为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和旧时的文坛名流。据巴纳耶夫回忆，当时彼得堡各界对这两次演讲议论颇多。

[42] 当时我没有下决心列举这些名字，现在大概每个读者都能说出它们来了，这就是马尔林斯基、库科利尼克、扎戈斯金、别涅季克托夫、布留洛夫*、卡拉蒂庚**等人的名字。——作者注* 卡·帕·布留洛夫（1799—1852），著名画家，其作品带有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性质，代表作为《庞贝城的末日》。** 瓦·安·卡拉蒂庚（1802—1853），悲剧演员，古典主义舞台艺术的代表。

[43] 指诗人和翻译家伊·伊·科兹洛夫（1779—1840）和二十年代俄国的其他拜伦模仿者的作品。

[44] 汤·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家。

[45] 请容许我引用当时一位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几句话，她有一次碰见我，这样感叹道：“Avez-vous lu la《Douma》？Qui pouvait s’attendre à cela de la part de Lermontoff？Lui qui venait de dire：‘圣母啊，我现在向你祈祷！*’C’est affreux！**”——作者注* 这是莱蒙托夫的诗作《祈祷》的第一句。** 法语：您读过《咏怀》吗？谁能料到莱蒙托夫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他前些时还说：……这太可怕了！

[46] 指《钦差大臣》。

[47]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古典主义诗人，著有颂诗、哀歌和英雄叙事诗等多种。

[48] 瓦·彼·彼特罗夫（1736—1799），诗人和翻译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重要文学侍丛。

[49] 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诗人。其讽刺诗《别人的议论》嘲笑词藻华丽的颂诗，成为感伤主义的纲领性作品。所作寓言诗亦颇负时誉。他的部分诗歌被谱成曲子，流传很广。

[50] 杰·伊·冯维辛（1744—1792），俄国社会喜剧鼻祖，其主要作品为《纨袴少年》。

[51] 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杰出的启蒙学者，社会活动家，作家，出版家，曾创办著名讽刺刊物《雄蜂》、《画家》和《柯谢略克》，因触犯官府禁忌，被捕下狱。

[52] 当我宣读这篇讲稿的时候，离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和会*还不到三年。——作者注*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后，同交战国英、法、土缔结了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

[53] 当时他的全集开头几卷刚刚出版。——作者注

[54] 三十年代时，莫斯科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些研讨哲学、文学等问题的小组，这里是指其中的斯坦凯维奇小组。

[55] 别林斯基经常在朋友中朗诵诗人普希金的弟弟列夫·普希金的诗《彼得大帝》，而且带着特别的感情念出其中的几行，在那里，这位改革家被描写成为——用强壮的手拖着好几代人前进，不管他们多么吃惊。

——作者注

[56]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斯拉夫派崇拜的偶像。

[57] 法语：政变。

[58] 请参看他论普希金、果戈理、柯尔卓夫的文章，特别是论民谣和英雄歌的文章。在当时语文学和考古学资料薄弱贫乏的情况下，他对于民族精神和民间创作居然了解得那样深刻而真切，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惊异。——作者注

[59] 英语：认认真真。

[60] 影射《现代人》的讽刺专栏《口哨》，该专栏是一八五九年杜勃罗留波夫创办的。

[61] 法语：机智。

[62]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

[63] 菲狄亚斯（公元前490或485—前432），希腊伟大雕塑家。

[64] 作者本意在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其实车氏已声明他的艺术观根本不同于“模仿自然”论。

[65] 一八五五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第六期上发表一篇文章，来评介他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文章论证了现实的苹果何以胜似画中的苹果。

[66] 请参看本文末尾附录一。——作者注

[67] 亚·安·伊凡诺夫（1806—1858），大画家。详见本书《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一文。

[68] 《恶魔罗伯》，德国作曲家贾·梅耶贝尔（1791—1864）所作歌剧。

[69] 乔·鲁比尼（1795—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五年间曾在俄国演出。

[70] 米·谢·谢普金（1788—1863），名演员，俄国现实主义舞台艺术奠基人。

[71] 引自《哈姆雷特》第三幕。

[72] 《观察家》即《莫斯科观察家》，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间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半月刊，斯坦凯维奇小组的喉舌，由别林斯基负责。《五十岁的舅舅》发表于一八三九年。

[73] 沃·门采尔（1798—1873），德国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别林斯基论门采尔的文章题名《门采尔——歌德的批评者》，它和他的书评《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以及下面提到的谈鲍罗金诺战役的文字，都是别林斯基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顺应现实”、与现实妥协的时期（1839—1840）写出的。

[74] 德语：流行语。

[75] 如果好奇的读者希望切实认证一下当时人们爱谈哲理、发议论到了何等地步，我建议他去查查一八四○或一八四一年某期《祖国纪事》杂俎栏中一篇文字，不过它并非别林斯基而是发行人自己写的，它为伊斯康大用过的一句话——仿佛是“拿破仑是头足倒置的查理大帝”*——辩护，因为那句话被另一家杂志取笑过。尤其滑稽的是，这篇奇文的作者居然从头至尾板起面孔，像煞有介事，简直没有想到他是多么妙不可言！——作者注*“一八四○或一八四一年”应作“一八四五年”。伊斯康大是赫尔岑的名字“亚历山大”的阿拉伯语读音，他用来做笔名。这句话出自赫尔岑的《论自然研究的信》。

[76] 从前部分作家有站着写字的习惯，例如歌德和普希金就是。

[77] 一种近似桥牌的牌戏。

[78] 在彼得堡。

[79] 请参看第二六三页注③。

[80] 在这样的会见中，显得特别诙谐的是审查官弗·*，他常说：“哪里哪里，——我一个字母都不删改，只是要去掉作品的精神。”有一次，他充满感情地正视着我，说道：“您希望我不要勾掉。可是您自己想一想，我要是不勾掉，一年就可能损失三千卢布。勾它一下，又有谁介意呢？几个字的有无，有啥关系？我怎么能不勾掉呢？上帝保佑您吧！”——作者注* 即安·伊·弗列伊冈（1806年生）。此人于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年间任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官，以多疑著称。别林斯基称之为“蠢驴弗列伊冈”，屠格涅夫管他叫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恶犬，生有三个头，尾巴是一条蛇。

[81]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反动文人，官厅的密探，与其同伙尼·伊·格列奇（1787—1867）合编杂志《祖国之子》和报纸《北方蜜蜂》，极力扼杀进步文学。

[82] 在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八卷中，附有格拉诺夫斯基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当时政府规定，“任何一所俄国大学的自费生不得超过三百人”，现有学生超过此数的大学，须停招新生若干年。

[83] 彼得·勒鲁（1797—187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法语“勒鲁”的“鲁”（roux）意为“红头发的人”，故云。

[84] 指诗人和翻译家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1808—1878）。

[85] 指文学丛刊《利维坦》。此书后来没有出版。

[86] 主持《现代人》的涅克拉索夫对这几句话很气愤，一八六九年他致书谢德林断然说：“只有别林斯基才是掌管杂志内容的主人。”

[87] 英语：他懂得憎恨。

[88] 当时西里西亚属普鲁士，今属波兰。

[89]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说明别林斯基如何自嘲的事例。他离开巴黎的时候，大家给他请了一名向导，负责伴送他到柏林。可是临走前几分钟不知发生了什么误会，别林斯基只好独自上路。“您想想我的处境吧，”他写信给巴黎一位朋友道，“到了比利时边境，有人查问我，而我一点听不懂，只能干瞪眼。幸好，海关的长官大概猜到我是个十足的呆子，就让我通过了。”——作者注

[90] 法语：东游西逛。

[91] 别林斯基曾经爱过巴枯宁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巴枯宁娜（1816—1882），而她当时却属意于下文要提及的瓦·彼·鲍特金。“很快就去世了”的是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包芙·巴枯宁娜（1811—1838）。屠格涅夫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了。

[92] 引自费·伊·丘特切夫的诗《好像在热灰上》。

[93] 指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据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五章，别林斯基直到临终仍然把这次革命“看做黎明前的曙光”。

[94] 再挣扎一次，我就解脱了！（拜伦）——作者注

[95] 引自《哈姆雷特》第三幕。

[96] 亚历山大二世朝。

[97]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0—1881）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陪嫁：一千名农奴》和《在漩涡中》、剧本《苦命》等。

[98] 费·米·列舍特尼柯夫（1841—1871），《波德利普人——纤夫曲》等小说的作者。

[99] 指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朋友尼·尼·丘特切夫（1815—1878）的妻子亚·彼·丘特切娃（1822—1887）。

[100] 重点是信上原有的。——作者注

[101] “2月19日”指俄历，括号中的“3月3日”为公历。下同。

[102] 巴纳耶夫。

[103] 诗人和翻译家尼·赫·凯特切尔（1806—1886）。

[104] 涅克拉索夫。下同。

[105] 别林斯基希望成为《现代人》杂志社的股东，而涅克拉索夫只让他做一个领薪金的工作人员。

[106] 文论家和政论家瓦·彼·鲍特金（1811—1869）。

[107] 弗·伊·达里（1801—1872），笔名卢甘哥萨克，特写作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著名的《现代俄语详解词典》的编著人，屠格涅夫在内政部供职时的上司。

[108] 指《与友人书信选段》。

[109] 我是他儿子的干爹。——作者注

[110] 原信作：“他那样做是正当而真诚的。”

[111] 评论家和回忆录作家帕·瓦·安年科夫（1813—1887）。

[112] 赫尔岑。

[113] 今伊斯坦布尔。

[114] 斯德丁，今波兰港口城市什切青的德语名称，一七二○至一九四五年该地属普鲁士。

[115] 其实是一年挂零：别林斯基故世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他的儿子逝于上年三月。

[116] 这是哈姆雷特谈到他父亲时所说的话，出自《哈姆雷特》第一幕。

[117] 阿·德·加拉霍夫（1807—1892），文学史家，与别林斯基过从甚密，别林斯基谢世后，又积极参加了凯特切尔主持的多达十二卷的《别林斯基文集》的筹备工作。

[118] 亚历山大·斯坦凯维奇（1821—1912），尼·弗·斯坦凯维奇的弟弟，作家，辑刊过《一八三○至一八四○年尼·斯坦凯维奇书信集》。

[119] 亚·尼·佩平（1833—1904），文艺学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著有《俄国文学史》、《俄国民族学史》、《斯拉夫文学史》（与斯帕索维奇合作）以及《别林斯基的生平和书信集》（1876）等。

[120]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九四年《俄国评论》第三期。

[121] 这个未署名的作者显然就是克拉耶夫斯基本人。

[122] 请参看本书第二八一至二八二页。

[123] 重点是原文所有的。

[124] 屠格涅夫将此信寄给好友帕·瓦·安年科夫，请他转交《圣彼得堡新闻》发表。但是安年科夫经过调查，发现屠格涅夫确实还欠着克拉耶夫斯基一笔债，信上所记“早已完全两清”之说不确。因此这封信便被压下，到屠格涅夫去世后十年挂零才刊行。不过克氏对别林斯基相当苛刻则是公认的事实，无可争辩。

果戈理（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莱蒙托夫，扎戈斯金）[1]

已故的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领我去看果戈理。我记得我们访问他的那天是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当时果戈理住在莫斯科尼基塔林阴道托尔斯泰伯爵[2]家（原塔雷津的府邸）。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他马上接待了我们。他的房间在右首，靠近穿堂。我们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果戈理，他站在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跟前，手里拿着笔，身上穿着深色大衣、绿丝绒背心和肉桂色裤子。一个星期以前，我在公演《钦差大臣》的剧院中见过他；他坐在二楼包厢紧靠门口处，伸起脖子，带着神经质的焦躁情绪，不时从两位健壮的太太的肩膀上向舞台张望，她们有意为他遮挡观众好奇的眼光。跟我坐在一起的费·[3]把他指给我瞧，我连忙回头看他。他大概发觉了我这个动作，所以向后面的角落里稍稍挪动了一下。一八四一年以来他的容貌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在阿夫多季娅·彼特罗夫娜·叶——娜[4]家中碰见过他两三回。那时候他还像个敦实的小俄罗斯人，现在看来却是饱经生活忧患，又消瘦又憔悴了。在他那素来灵敏的面部表情中，搀杂着某种隐秘的痛苦和忧虑，某种惆怅和焦躁。

他看见我和谢普金，就露出愉快的样子迎了上来，然后握握我的手，说道：“我们早该做朋友了。”我们坐下。我和他并排坐一张宽大的沙发，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坐在他旁边的扶手椅上。我更仔细地端详他的面貌。他那像通常哥萨克一样从鬓角直披下来的金发还保留着青春的色泽，但是显然已经稀疏了；他那倾斜的、光滑白净的前额仍旧能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智。一对不大的深棕色眼睛有时闪耀着愉快——正是愉快，而不是嘲笑，——的神色，不过眼光总是显得有些疲倦。那管长长的尖鼻子给果戈理的相貌添上一种狐狸似的刁滑的味道，经过修剪的短髭底下两片浮肿柔软的嘴唇给人印象也不佳，它的模糊轮廓表现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他的性格阴暗面：每逢他要说话，嘴唇就讨厌地张开来，露出一排难看的牙齿；瘦小的下巴埋在宽大的黑丝绒领巾里。果戈理的仪表和动作不大像教授，而是像教员，——叫人想起了外省男女中学的老师。“你是一个多么聪明、古怪和病态的人啊！”——我望着他，情不自禁地想道。我仿佛记得，我和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去看他时，就是把他当做一位头脑不太正常的、非凡的天才人物的……全莫斯科都对他抱着这样的看法。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预先警告我，说不要同他谈起《死魂灵》的续篇，即是他那么长久、那么顽强地为它下过功夫，而谁都知道，临终时却付之一炬的小说第二部，说他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也不会自动提到《与友人书信》，对于它我不可能说任何好话。其实，我根本不准备同他谈什么，我只是渴望见一见这个人，因为他的作品我几乎都能背诵了。当时他的名字的感召力之大，简直很难向今天的青年讲清楚；现在，众望所归的人物却连一个也没有了。

谢普金事先告诉我，果戈理并不健谈；其实不然。果戈理说了许多话，说得有声有色，他从从容容、清清楚楚地吐出每一个字，——这非但不显得做作，反而给他的谈话增加了一种可喜的分量和感染力。他把非重读的“o”念成“a”，至于大俄罗斯人听来不太悦耳的其他小俄罗斯特殊口音，我倒没有发觉。一切都讲得和谐、流畅、隽永而中肯。他最初给我的疲倦、病态的神经质的焦躁等印象，全消失了。他纵论文学的意义、作家的使命、以及对自己的作品应该采取的态度。关于创作过程本身，关于写作生理学（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本身，他也发表了一些精辟正确的意见。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用形象化的、独创的语言说出来的，并且，就我观察所及，这些话决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像“名流”常有的情况那样。只有当他谈起书刊审查，几乎是推崇它，几乎是歌颂它，认为它对于提高作家保护自己的创作的手腕与能力、发扬作家的忍耐精神和许多其他基督教的与世俗的美德，都是一种良策，——只有那时候，我才觉得他在从现成的武库中搬取武器。何况这样来证明书刊审查的必要，不是等于提倡乃至表扬奴隶式的偷奸耍滑么？我对意大利诗人的这句诗倒还能够容忍：“Si，servi siam；ma servi ognor frementi；[5]”可是奴隶对于自己的恭顺和欺诈竟然扬扬得意……不！最好不谈这个吧。果戈理这类谰言和论断，极其明显地表现了达官贵人[6]对他的影响，《书信》中的大部分便是献给他们的，因此才散发出那股腐朽平庸的气味。总之，我很快就感到果戈理和我的世界观之间横着一道真正的鸿沟，我们恨的不是一个东西，爱的也不是一个东西。不过在那个时刻，我认为这一切并不重要。我面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艺术家，甚至当我不赞成他的意见的时候，我也用虔敬的态度望着他，听着他。

果戈理大概知道我同别林斯基、同伊斯康大的关系。关于别林斯基及其给他的信，他一字不提：这个名字会烧伤他的嘴唇。可是那时候伊斯康大刚在国外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7]，由于声名狼籍的《书信》而责备果戈理背弃原先的信仰。果戈理自动谈起了这篇文章。从他死后刊印的书简（假如发行人能足足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或者至少删掉写给上流社会阔太太们[8]的全部书信，那对果戈理是一个多大的功德啊……它们是傲慢与阿谀、伪善与虚荣、预言家的语气与食客的口吻的混合物，——文学中再也没有更讨厌的东西了！）——从果戈理的书简上，我们知道，他的《书信》的彻底失败如何像一个无法医治的创伤似的隐藏在他心里，虽然他这次失败是当时舆论界少数值得欣慰的表现之一，我们不能不对它表示欢迎。在我和已故的米·谢·谢普金访问他的那一天，我们亲眼看到过这创伤疼痛得多么厉害。果戈理用突然变得急促的声音开始向我们肯定说，他不懂何以有些人会在他从前的著作里发现什么反抗精神，发现什么日后被他背叛了的东西；他说他向来坚持着同一套宗教原则和保守原则，——为了证明这个，他可以从他一本早已出版的书上，指出几段给我们瞧瞧……讲完这些话以后，果戈理就几乎像青年人那么敏捷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跑到隔壁房间去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只是扬了扬眉毛，又竖起食指……悄悄地对我说：“我从没看见他这个样子，”……

果戈理拿着一本《小品集》转来，然后从塞满这部集子的幼稚浮夸、空洞无聊的文章中随便挑出几段，念起来了。我仿佛记得，他谈到了严整的秩序和绝对服从当局的必要，以及诸如此类。[9]“你们看，”果戈理反复说，“先前我也总是这么想的，我所表示的信念跟现在一模一样！……凭什么骂我变节、背叛……凭什么骂我？”这就是迄今上演过的最富于否定精神的喜剧之一——《钦差大臣》的作者说的话！我和谢普金默默无言了。最后，果戈理把书丢在桌子上，重新谈起艺术和演剧来。他说他对于《钦差大臣》的演员们的表演仍旧不满意，说他们“走了调儿”，他准备把整个剧本从头至尾给他们朗诵一遍。谢普金抓住这句话，立刻同他谈妥了朗诵的地点和时间。这时有一位老太太来找果戈理，给他带来大半块圣饼。我们就告退了。

过了两天左右，《钦差大臣》朗诵会在果戈理寄居处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10]我得到他的允许，参加了这次朗诵会。已故的舍维辽夫教授[11]也是听众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外还有波戈津。使我大为惊异的是，《钦差大臣》的演员当中接受果戈理邀请的并不多，他们觉得受了委屈，仿佛是要他们听他训话似的！女演员更是一个也没有来。就我观察所及，果戈理因为他的建议只得到这么冷淡微弱的反应，很是伤心……众所周知，他多么不轻易对人表示这种关爱。他的面部神情忧郁冷漠，眼里透着猜疑和警惕。那天他看上去像个病人。开始朗诵以后，他才逐渐振奋起来。他的两颊泛起淡淡的红晕，眼睛睁得老大，闪着亮光。果戈理念得很出色……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朗诵。狄更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可以说是在表演自己的小说，他的朗诵带有戏剧性，几乎像台上的演出；他一张脸抵得好几个一流演员，能叫你时而笑，时而哭。反之，果戈理使我惊叹，却是由于他那非常朴素严谨的风格，以及庄重而又淳厚的真诚态度，至于有没有听众，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仿佛毫不在意。果戈理似乎只顾怎样深入理解对他本人来说也很新鲜的对象，怎样更正确地表现他自己的感受。效果非同寻常，——特别是念到了滑稽幽默之处，你简直不能不发出纯良健康的笑声。而带来这份乐趣的人还是继续念下去，没有被普遍的欢快所干扰，心里对它好像还觉得惊奇，却越来越沉溺到朗诵本身中去了，——只是偶尔在他的嘴唇上和眼睛边，隐隐约约地闪过一个巨匠的俏皮的微笑。当果戈理念出市长关于两只耗子的名句（在剧本开头的地方）“出来啦，闻了一阵，又跑回去啦”的时候，他是多么纳闷，多么惊讶啊！——他甚至慢慢地向我们环顾了一下，像是要求我们解释解释这件奇怪的事情。我这才明白，通常在舞台上公演《钦差大臣》的人一心只想快点逗笑取乐，那是多么错误和肤浅。我坐在那里，完全沉浸在愉悦和感奋之中：这对于我是真正的盛宴或佳节。可惜它没有持续多久。果戈理还没有来得及念完第一幕的一半，房门忽然嘎吱一响打开，一个年纪轻轻、但是非常讨厌的作家[12]匆匆地含笑点了点头，便快步穿过整个房间，不跟任何人招呼一声，连忙在屋角里占了个座位。果戈理把话顿住，抡起手来使劲打了打铃，气冲冲地对应声而至的仆人说：“我不是吩咐过你不让任何人进来吗！”那位青年作家在椅子上稍微动了动，可是毫无窘色。果戈理喝了一点水，又开始念下去，不过这一次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念得很匆忙，只是喃喃自语，许多字都没有念完，有时整句整句地漏掉，只挥挥手完事。那个作家的突然出现败坏了他的情绪：他的神经显然受不了丝毫的震动。一直念到赫列斯塔科夫信口开河的那一场著名的戏[13]时，果戈理才重新振作起来，提高了声音：他想对饰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14]一角的演员指明，应该怎样表演这真正难演的一节才对。我以为，经过果戈理的朗诵，这一节就显得自然和近乎情理了。赫列斯塔科夫被他的奇特的地位、他周围的环境和他自己的轻佻的机智弄得忘其所以，他也知道他在撒谎，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谎言：这是一种类似陶醉、灵感、创作者的狂热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谎话，不是单纯的吹牛。连他本人也给“迷住”了。“请愿人在我的接待室像蜜蜂似的嗡嗡叫着，三万五千名信使到处驰骋，——而那些笨蛋却竖起耳朵听我胡说，我是一个多么机灵、顽皮的时髦场中的青年啊！”从果戈理嘴里念出来的赫列斯塔科夫的独白，给人的印象便是这样。可是一般地说，那天《钦差大臣》的朗诵，——照果戈理自己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提示、一幅草图罢了。这都怪那个不请自来的作家，后来他甚至更加无礼，大家都走掉以后，他还赖在疲倦的、脸色苍白的果戈理身边，并且尾随着他钻进了他的书房。我在穿堂里同果戈理分手，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这个人注定还要对我的生活发生一次重大的影响。

次年即一八五二年二月末梢，我正在贵族俱乐部大厅参加此后不久便寿终正寝的访贫协会一次早会，忽然看到伊·伊·巴纳耶夫，他慌慌张张地从这个人身边跑到那个人身边，显然在告诉他们大家一个意外的不愉快的消息，因为每人脸上立刻露出了惊讶和悲伤的神情。巴纳耶夫终于也跑到我的跟前，带着淡淡的笑容，用冷静的口气说：“你知道吧，果戈理在莫斯科过世了。是啊，是啊……他烧毁了所有的文稿，就过世了，”——然后继续往前跑去。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项大损失，作为作家的巴纳耶夫是深深地感到悲痛的，何况他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也因为自己首先把这个惊人新闻告诉别人而扬扬得意（他使用冷静的口气，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他的骄傲），——这种得意、这种喜悦压倒了他心里的任何其他感情。在彼得堡，关于果戈理的病情的谣言已经流传好几天，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在我听到的消息的初步影响下，我写了这么一篇短文：

彼得堡来信[15]

果戈理走了！哪一个俄国人的心灵能不被这句话所震撼呢？他走了。我们的损失是那样惨重，那样出乎意外，我们始终不愿相信它。正当我们大家可以指望他终将打破长期沉默、满足和超过我们的殷切期待的时候，却传来了这个噩耗！是的，他走了，我们现在有权利，有死亡给予我们的苦涩的权利宣称他是伟大人物，这个人的名字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我们把这个人当做我国的一项光荣，引以自豪！他走了，像他最高贵的前辈那样，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16]还没有完成他所开创的事业，就倒下了……这个损失又勾起我们对那些难忘的损失的悲叹，好比新伤口引起旧溃疡的疼痛。谈论他的功绩是将来评论界的事，现在不是谈它的时候，这里也不是谈它的地方。只希望评论界能了解本身的任务，用公正而又充满敬爱的评语去论述他，如同人们在后代面前评论跟他类似的人物一般。我们现在顾不上这些：我们只是想反映一下我们觉得弥漫在我们周围各处的大悲痛罢了。我们不想评论他，而是想痛哭一场；我们现在无法平心静气地谈果戈理……被泪水浸湿的眼睛看不清这个最亲爱、最熟悉的形象……在莫斯科安葬他的那一天，我们真想从这里伸手给它，跟它在共同的悲伤之情中融为一体。我们未能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可是我们要向他遥致告别的敬礼，并且怀着虔敬的心情，将我们的悲痛和我们的眷爱当做祭品献给他的新坟，因为我们不能像莫斯科人那样，往墓穴中撒下一把亲切的泥土！一想到莫斯科将是他的亡魂安息之地，我们内心便洋溢着一种可悲的满足。是的，让他在那里、在俄国的心脏安息吧，他对俄国了解得那样透彻，又那样爱它，那样热烈地爱它，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包含着这种爱的火焰，只有轻浮或近视的人才感觉不出来！但一念及他那天才的最后和最成熟的果实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了的时候，我们又是说不出地难过，——听到它们被焚毁的无情的流言，我们大为震悚……

有少数人会觉得我们的话太过分或者甚至一无是处，我们似乎不必提起他们……死亡具有澄清和调解的力量。诽谤和妒忌、仇恨和误会，——一切都要在最平凡的坟墓面前归于消失：它们将在果戈理的坟上沉寂下来。无论历史给他保留的最后的地位怎么样，可是现在，我们相信，谁都不会拒绝附和我们：

愿他的亡魂安息，他的一生永垂不朽，他的名字永远光荣！

屠……夫[17]

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彼得堡一家杂志[18]。但是正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久，书刊审查方面的严厉措施开始大大加强……这种“crescendo[19]”来得相当频繁，而且——在旁观者看来——像瘟疫流行时死亡率的增长那样毫无道理。我的文章寄去后几天还不见登出来。我在街上碰到发行人，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您瞧现在是什么气候，”他打了个比喻回答我，“连想都不用想。”——“可是那篇文章没有一点得罪人的地方，”我说。——“问题不在得罪人不得罪人，”发行人反驳道，“总之是不准提起果戈理的名字。扎克列夫斯基[20]可以披着安德烈大绶[21]去给他送殡，这里却不能容许。”此后不久，我接到莫斯科一位朋友[22]来信，信上充满了责备的话：“怎么！”他慨叹道，“果戈理走了，你们彼得堡居然没有一家杂志作出反应！这种沉默多可耻！”我在回信中向我的朋友说明了——我承认措辞相当激烈——这沉默的原因，还附上我那篇违禁文章作为书面证据。他立刻把它呈给当时莫斯科学区督学纳济莫夫将军[23]去审查，经过批准，交《莫斯科新闻》发表了。[24]这是三月中旬的事，到了四月十六日，我就以违反书刊审查条例的罪名，被抓进警察分局监禁了一个月（最初二十四小时是在牢房里度过的，我还同一位很文雅、有教养的警官谈了话，他告诉我，他游过夏园[25]，闻到过“鸟儿的香味”），然后我又被遣送到乡下居住。我完全无意指责当时的政府：圣彼得堡学区督学、现在已经故世的穆辛—普希金[26]，竟把全部事情说成——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用意——我在公然抗命。他毫不犹豫地向他的上司担保说，他曾经亲自召见我，并且亲自将书刊审查委员会禁止登载我的文章的命令转告我（依照现行法令，一个审查官禁止我的文章，我可以交给另一个审查官去评判），而我却从未见过穆辛—普希金先生其人，更从未同他谈过什么话。政府决不会怀疑一位高级官吏、一位它所委任的人员竟可以这样颠倒黑白！不过这一切倒引出了好的结果。拘禁和以后的村居确实给我带来了益处，使我贴近了俄国生活的某些方面，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大概是不会注意到它们的。

写到前面那一行，我才想起，我同果戈理的初次见面，要比我在本文开头处所说的早得多。原来，当他一八三五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教（！）历史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了。说实话，他教书教得很奇怪。第一，他三堂课准有两堂缺席；第二，即使来上课，他也不讲书，只是前言不搭后语地低声说些什么，把一些描绘巴勒斯坦和其他东方国家风光的小型钢版画片拿给我们看看，而且神态总是非常腼腆。我们大家相信（我们大概没有弄错）他对历史一无所知，相信我们的教授果戈理—亚诺夫斯基先生（课程表上这么称呼他）跟作家果戈理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他所担任的课程举行毕业考试时，他包着一块头巾，仿佛犯牙痛似的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伊·彼·舒利庚教授[27]代他考问学生。他那消瘦的身材、细长的鼻子，像耳朵一样高高竖起的黑丝头巾的两端，还历历如在目前。他对于他的处境的可笑和尴尬无疑很有自知之明，当年就辞职不干了。可是这并未妨碍他大发感慨：“我登上讲坛的时候没有受到赏识，走下讲坛的时候还是没有受到赏识！”[28]他生来便是为了做同时代人的导师，不过不是从讲坛上宣教而已。

我在前面第一篇文章里提到我同普希金的会见；关于我见过的其他几位已故的文坛名人，我也要顺便说几句。我从茹科夫斯基讲起吧。一八一二年[29]以后不久，当他住在别辽夫县他的田庄上的时候，他到我母亲——那时她还没有出阁——的姆岑斯克庄园去看望过她好几回。甚至相传他曾在一次家庭演剧中扮演魔法师的角色，而我也仿佛在我老家的贮藏室见过他那个饰有金星的尖顶帽。但经过几多岁月，他恐怕不记得他途中偶然结识的这位乡下姑娘了。我们全家迁居彼得堡那一年——当时我十六岁——我母亲忽然想要让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30]记起这份旧交。她在他的命名日以前绣好一只精美的丝绒枕头，派我送往冬宫面交给他。[31]我必须先对他自报姓名，说明我是谁的儿子，这才献上礼物。可是，当我来到雄伟的、以往从未见识过的皇宫，当我穿过石头长廊，登上石头台阶，不断地碰着也像石头似的一动不动的卫兵，当我终于找到茹科夫斯基的宅邸，面对一名身高三俄尺、穿着红制服、所有的缝口都镶着饰绦、饰绦上又绣有老鹰[32]的仆役，——那时候，我是那样战战兢兢，我觉得那样惶悚羞愧，以至我在红衣仆役招引下走进一间书房，发现诗人的沉思而亲切的、但也尊严庄重并且有点惊讶的脸正从一张又长又高的斜面写字台后边对着我，——我不管怎么努力，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如常言所谓的“舌头粘在喉咙上”了，我羞得浑身发烧，几乎要掉下眼泪，我生了根似的站在门口，只是平伸着双手，好像行洗礼时捧着婴儿一样捧住那只倒霉的枕头，我现在还记得枕头上绣着一位姑娘，身穿中世纪服装，肩上有一只鹦鹉。我的窘相大概在茹科夫斯基善良的心里唤起了怜悯之情，他走近我的身边，轻轻地接过我手中的枕头，请我坐下，然后用宽容的态度同我谈起话来。我终于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于是就尽快地溜走了。

当时在我看来，作为诗人的茹科夫斯基已经失去他原先的重要性。不过我还是为我们这次不算圆满的会见感到高兴，回家途中，我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想起了他的笑容、他的亲热的声音以及缓慢而优雅的动作。茹科夫斯基的肖像几乎全都画得一模一样，他的面貌并不经常变化，以致叫人难于把握。照我们父辈的想像，这位“俄国军营中的歌手”是个孱弱的青年，[33]到了一八三四年，他身上当然连这样的痕迹也没有了，他成了一个威严的、几乎是面团团的人物。他的微微浮肿的乳白色面孔没有皱纹，显出安详的神态。他偏着头，仿佛在倾听和思索什么。纤细稀薄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披散在几乎全秃的脑袋上，在他那对乌黑的、中国人式的吊梢眼的深沉神色里面，流露着恬静的慈祥。两片相当肥大可是轮廓端正的嘴唇，经常浮现着不易察觉的、然而是诚恳的微笑，表示他对人的眷顾和亲切。他的半东方的血统（如所周知，他母亲是土耳其人）[34]，由他的整个外貌显示出来了。

过了几个星期，我们一家的老世交沃英·伊凡诺维奇·古巴辽夫领着我又去看了他一次。[35]这古巴辽夫是个绝妙的典型人物，奥辽尔省克罗梅县的穷地主，青春初期同茹科夫斯基、布卢多夫[36]和乌瓦罗夫过从甚密。他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法国哲学、怀疑派和百科全书派思想以及纯理性主义的代表，总而言之：他是十八世纪的代表。古巴辽夫操一口流利的法语，熟悉伏尔泰，把伏尔泰看得高于世上一切，其他作家的作品他可未必读过。他的才智纯然是法国式的，我得赶紧补充一句：革命前的法国式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几乎经常不断的、洪亮可是冷冷的笑声，他那放肆的、有点愤世嫉俗意味的言行。光说他的外貌，就使他注定要过单身的独立的生活：此人非常丑陋，肥胖，大头，满脸麻子。他长住外省，这毕竟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不过他仍旧是个十足的“典型”，完全保持着他的自由，甚至保持着优雅的风度，只是换了小乡绅的装束：寒酸的立领短袄，在家穿一双油脂麻花的皮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像他的伙伴们那样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大概因为他缺乏应有的坚忍力，也没有功名心的缘故吧：功名心是同他向宗师伏尔泰学来的半恬淡、半戏谑的伊壁鸠鲁主义互不相容的。他不认为他具有文学才能，命运女神也不曾对他微笑，——于是他隐退和凋萎了，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但是，仔细考察一下这位固执的伏尔泰信徒年轻时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未来的“叙事诗人”和席勒作品的译者[37]，倒也很有趣味！再也想不出更矛盾的事了；但生活本身无非是经常克服矛盾而已。

茹科夫斯基在彼得堡想起了老朋友，而且没有忘记怎样才能使他高兴：送他一部崭新的、装帧华丽的伏尔泰全集。据说，古巴辽夫逝世——他享寿很高——前不久，邻居走进他颓败的茅屋里，看见他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子旁边，桌上就摆着他那位知名朋友所送的礼物。他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心爱著作的金边书页，在偏僻的草原深处，像青年时代似的真诚地以隽句妙语自娱，正如从前弗里德里希大帝在逍遥宫[38]、叶卡捷琳娜二世[39]在皇村用它来解闷一样。他心目中没有别的智慧、别的诗歌、别的哲学。自然，这并不妨碍他在脖子上挂一大串神像和护身香袋，甘心受一个文盲女管家摆布……矛盾的逻辑！

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见茹科夫斯基。

克雷洛夫我只见过一次，是在彼得堡一位官阶很高、可是才力单薄的作家[40]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两扇窗子之间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多钟头，竟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穿一身宽大的旧燕尾服，围着白领巾；饰有流苏的长靴紧裹着他肥硕的腿子。他双手撑在膝盖上，甚至没有转一转他那沉重但是气度庄严的大头，只有眼睛间或在低垂的眉毛下面溜动一下。弄不清他是在倾听和默记别人的话呢，还是只不过随便闲坐和“待着”？这张宽大的、地道的俄罗斯型的脸膛上既没有睡意，也没有聚精会神的表情，有的只是非凡的智慧和根深蒂固的慵懒，而且好像有个调皮的东西不时想冒到外面来，却又无法或不愿突破这位老人的脂肪层……最后，主人来请他吃晚饭了。“给您准备了洋姜奶猪，伊凡·安德烈伊奇[41]，”他急急忙忙地说道，仿佛在履行一项不能豁免的义务。克雷洛夫看了看他，神情又像亲切，又像嘲笑……“真是非吃奶猪不可吗？”他心里似乎这样说，然后笨重地站起来，笨重地拖着两条腿，踱到餐桌旁边就座。

莱蒙托夫我也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彼得堡一位高贵的太太沙——卡娅公爵夫人[42]家里，过了几天，即一八三九年除夕，又在贵族俱乐部的假面舞会上看到他。我难得参加，也不习惯于参加上流社会的晚会，在沙——卡娅公爵夫人家的那一次，我躲在角落里，只是远远地观察着这个一举成名的诗人。他坐在一张矮凳上面，当时京都的美女之一，金发的穆·普·伯爵夫人[43]，一位短命的、真正的天仙，穿着黑色裙衫，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莱蒙托夫穿的是骠骑兵团的近卫军制服，他没有摘下军刀和手套，弯着腰，皱起眉头，闷闷不乐地望着伯爵夫人。她很少同他谈话，却时常转向同他并排坐着的、也是骠骑兵的舒——夫伯爵[44]。莱蒙托夫的外貌带有某种不祥的、悲剧性的东西。他那晒得黑黑的面孔和呆滞乌黑的大眼睛，使人感到有一股阴暗而凶恶的力量、一种充满忧思的孤傲和激情。他沉郁的眼光同那几乎是小孩般细嫩的噘嘴唇的表情出奇地不协调。他的敦实的身材、罗圈腿、宽宽的拱肩上的大头，——整个形体都令人产生不快之感，但是任何人都会立刻认出他所固有的威力。众所周知，在某种程度上说，毕巧林是他的自我写照。“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并不笑”[45]之类的话确实适用于他自己。我仿佛记得，舒——夫伯爵和他的谈话对手不知为什么突然笑起来，而且笑了很久。莱蒙托夫也笑，同时却露出使人难堪的大惊小怪的神气打量着他们两个。虽然如此，我仍旧觉得他是把舒——夫伯爵当做一位同事来敬爱的，对伯爵夫人他也怀着友好的感情。毫无疑问，他依照当时的风尚，多少有点故意模仿拜伦的作风，还搀进了其他一些更坏的奇想和怪癖。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莱蒙托夫内心大概深深地感到寂寞，命运给他安排的那个狭小圈子憋得他难受。在贵族俱乐部的舞会上，人家不让他安静，不断地缠扰他，拉他去跳舞。假面人轮番来去，他却几乎没有离开过座位，只是默默地听任他们嘁嘁喳喳，把他阴郁的眼光挨个儿溜向他们。当时我觉得，似乎我在他脸上捕捉到诗兴勃发时的优美表情。也许他想出这些诗句了吧：

那些早已不再畏缩的纤手

以都市美人的轻浮大胆

碰到我这双冷冰冰的手的时候……[46]

关于另一个已故的作家我也要顺便说两句，虽然他属于“diis minorum gentium[47]”之列，决不能同上述几位相提并论，——他就是米·尼·扎戈斯金。他是我父亲的密友，三十年代我们寓居莫斯科期间，他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他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48]是我一生中第一本使我得到强烈印象的文学作品。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出版的时候，我正在韦登哈麦先生[49]所办的寄宿中学念书。我们的俄文教员——他又是我们班的督学——利用课余休息的时间，给我的同学和我讲过它的内容。我们听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仆人基尔沙、听阿列克谢和强盗奥姆辽希的奇遇听得多么入神啊！但是说来奇怪！我觉得《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尽善尽美的妙品，而我看到它的作者米·尼·扎戈斯金时却相当淡漠。要解释这个事实并不难：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我的印象，不仅未能加强他的小说所唤起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反而削弱了它。在扎戈斯金身上没有显出什么雄伟的、不可抗拒的、足以激发年轻人的想像的东西。说实话，他甚至相当可笑，而他那罕见的温厚又得不到我应有的评价：在粗心浮气的青年看来，这种品质是没有意思的。扎戈斯金的形体本身，他那奇怪的、好像被压扁了似的脑袋，四四方方的脸膛，经常戴着的眼镜后面的圆鼓鼓的眼珠，近视呆滞的目光，当他表示惊异或者只是说话的时候那眉毛、嘴唇和鼻子的奇特的搐动，突如其来的感叹，手的挥摆，以及把他的短下巴分成两半的深深的凹痕，——我觉得他的一切都是古怪、笨拙、滑稽的。此外，他还有三个同样是相当可笑的癖好：他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大力士；[50]他相信他能征服任何女人；最后（这在一位如此热情的爱国者更是特别使人惊奇），他对法语有一种可悲的癖好，他毫不留情地糟蹋它，时常乱用它的“数”和“性”，因此他在我们家里甚至得到了“Monsieur l’article[51]”的外号。尽管这样，我们却不能不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因为他有一颗黄金般的心和淳朴直爽的性格，这性格也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引起人们的惊叹。

我和他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很凄凉。过了多年，他谢世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拜访了他。他已经出不了书房门，说是四肢经常酸痛。他没有消瘦下来，可是他那仍旧丰满的面颊蒙上一层死尸般的苍白，神情更显得悒郁了。他的眉毛的耸动和眼睛的瞪视依然如故，这些动作使人情不自禁地产生的滑稽之感，只能加强这位不幸的作家的整个形体所引起的怜悯心，因为他显然不久于人世了。我同他谈起他的文学活动，说彼得堡有些团体已开始重新估量他的功绩，为他主持公道；我提到作为一部具有民族性的作品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意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露出了喜色。“好，谢谢，谢谢，”他对我说，“我本来以为我被人遗忘了，以为现在的青年把我踩进了污泥潭，还压上一根大木头哩。”（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跟我讲法语，在俄语对话中他爱用强烈的词句。）“谢谢，”他有点激动，深情地握握我的手，重复道，好像人家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没有把他忘掉似的。我仿佛记得，当时我曾经想到所谓的文学名家，颇为悲伤。我心里几乎要责备扎戈斯金没有骨气了。我想，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该高兴呢？他从我这里听说他还没有完全泯灭……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泯灭更可悲的了。别的文学名家或许连这一点点喜悦也没有尝到，就悄然长逝了。在轻率的恭维的时期以后，紧接着便是同样不大理智的辱骂的时期，再往后则是默默的淡忘……可是我们中间谁有权利不被人忘掉，——谁有权利硬要后代记住他的名字呢，既然后代另有他们自己的需要、心事和追求？

不过我毕竟是高兴的，因为我在善良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生命结束以前，十分偶然地使他得到了片刻的欢乐。

[1] 本文作于一八六九年夏，巴登—巴登；初次刊印于同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

[2] 亚·彼·托尔斯泰伯爵（1801—1873），历任省长、总督、正教事务局总检察官等要职，思想保守，曾大大助长果戈理的宗教情绪，对《与友人书信选段》中的许多地方有过消极影响。

[3] 即屠格涅夫的朋友，评论家和回忆录作家，后来担任过出版总署署长的叶·米·费奥克季斯托夫（1829—1898）。

[4] 指阿·彼·叶拉庚娜（1789—1877）。她是诗人茹科夫斯基的侄女，斯拉夫派领袖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和彼得·基列耶夫斯基兄弟的母亲，一八四六年丧夫后改嫁，从后夫姓叶拉庚娜。她的文艺沙龙在三四十年代的莫斯科享有盛名。

[5] “是的，我们是奴隶，然而是终生愤怒的奴隶。”——作者注

[6] 指亚·彼·托尔斯泰、路·维利戈斯卡娅伯爵夫人、省长夫人亚·斯米尔诺娃等。

[7] 指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这篇著作最初用德文发表于一八五一年，同年出版法文单行本。

[8] 果戈理死后五年，即一八五七年，乌克兰作家和学者潘·亚·库利什（1819—1897）编辑并刊行了《果戈理作品与书简集》，其中收录书信七八○封。“阔太太们”指列普宁娜、舍列梅捷娃和亚·斯米尔诺娃。

[9] 见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论世界通史的教学》（1832）一文。

[10] 据历史小说家格·彼·达尼列夫斯基（1829—1890）在其回忆录《结识果戈理》（1886）中辩正，这次朗诵的时间应为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五日。

[11] 斯·彼·舍维辽夫（1806—1864），保守的文论家和政论家，莫斯科大学俄国文学教授。

[12] 即上页注①提到的格·彼·达尼列夫斯基。

[13] 第三幕第六场。

[14] 即赫列斯塔科夫。

[15] 见《莫斯科新闻》，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三十二期，第三二八至三二九页。——作者注

[16] 果戈理逝世时还不满四十三岁。

[17] 由于这篇文章（当时就有人说过公道话：任何富商死了，杂志上的反应都会更热烈些），我想起下面这件事：彼得堡一个地位很高的太太认为，我为这篇文章所受的惩罚不公平，——无论如何是太严厉无情了……总之，她热情地袒护我。“但是您不知道，”有人向她报告，“他在那篇文章里居然把果戈理叫做伟大人物！”——“不可能！”——“我向您担保。”——“哦！既然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je regrette，mais je comprends qu’on ait dû sévir。*”——作者注* 法语：我很遗憾，不过我明白，对他是应该严厉处罚的。

[18] “杂志”系“报纸”之误，指《圣彼得堡新闻》，其发行人为前面提过的安·亚·克拉耶夫斯基。

[19] 意大利语：逐渐加强；〔音乐术语中的〕渐强。

[20] 阿·安·扎克列夫斯基（1783—1865），当时的莫斯科督军。

[21] 用来佩戴圣安德烈勋章的浅蓝色肩带。

[22] 指叶·米·费奥克季斯托夫。

[23] 弗·伊·纳济莫夫（1802—1874），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五年的莫斯科学区督学兼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

[24] 那时莫斯科当局还不知道教育部禁止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因为彼得堡的命令来晚了两天。

[25] 彼得堡的御花园。

[26] 米·尼·穆辛—普希金（1795—1862），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六年间的彼得堡学区督学兼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

[27] 伊·彼·舒利庚（1795—1869），彼得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28] 果戈理的原话是：“我登上讲坛的时候没有得到理解，走下讲坛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理解。”见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六日果戈理致波戈津信。

[29] 由拿破仑侵俄而导致卫国战争之年。

[30] 茹科夫斯基的教名和父称。

[31] 当时茹科夫斯基是皇储亚历山大（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师保，住在冬宫。

[32] 帝俄的国徽是双头鹰。

[33] 《俄国军营中的歌手》是茹科夫斯基一篇爱国主义诗歌，作于一八一二年，当时他二十九岁。

[34] 茹科夫斯基是他父亲和女管家、土耳其俘虏萨莉哈的私生子。

[35] 古巴辽夫和茹科夫斯基是莫斯科大学贵族专修班的同学。

[36] 德·尼·布卢多夫（1785—1864），大政客，早年参与十二月党人案件的审理，因而得宠，从此扶摇直上，官至国务会议主席、大臣会议主席。

[37] 指茹科夫斯基。

[38] 逍遥宫在波茨坦。

[39]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的俄国女皇。

[40] 大概指本书第二六○页提到的卡尔戈夫。

[41] 克雷洛夫的教名和父称。

[42] 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43] 指艾·卡·穆辛娜—普希金娜（1810—1846）。一八三九年莱蒙托夫写过一首诗献给她。

[44] 指安·帕·舒瓦洛夫（1816—1876），此人曾于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六年间担任彼得堡省贵族长。

[45] 见《当代英雄》第二八○页。《莱蒙托夫诗文集》，一八六○年版。——作者注

[46] 引自莱蒙托夫在一八四○年元旦所作的诗《我经常在花花绿绿的人群包围中》。

[47] 拉丁语：小神。

[48]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保守的历史小说家，其主要作品除《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又名一六一二年的俄国人》（1829）外，还有《罗斯拉夫列夫，又名一八一二年的俄国人》（1831）。

[49] 约·韦登哈麦（1787—1838），莫斯科叶卡捷琳娜女子中学和亚历山大女子中学的学监；他还在莫斯科办了一所男子寄宿中学。

[50] 关于他的体力的奇谈甚至传到了国外。在德国一次公开朗诵会上，我不胜惊讶地听到一篇叙事诗，诗中描写大力士拉波莅临莫斯科维亚的京都，在一家剧院表演，他向所有的人挑战，所有的人都一一败北。因为不忍再看到同胞受辱，观众中间忽然站出der russische Dichter；stehet auf der Zagoskin！*（重音在“金”字上）——他同拉波搏斗了一番，打败了他，随后翩然离去，态度谦虚而又尊严。——作者注* 德语：一个俄国作家；站起来的是扎戈斯金！

[51] 法语：冠词先生。〔按：法语冠词标志着名词的“数”和“性”。“数”和“性”一经“乱用”，就要表现在冠词上，故云。〕

关于《父与子》[1]

一八六○年八月，当我在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小镇[2]洗海水澡的时候，我第一次想起要写《父与子》，由于这部小说，俄国年轻一代对我再也没有——而且恐怕永远不会有好感了。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又在评论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意见：我写作品是“从思想出发”，或者为了“提出一种思想”。有些人因此称赞我，相反地，另一些人却指责我。在我这方面，我应该承认，如果没有一个逐渐糅合与累积了各项适当因素的活人（而不是思想）做依据，我决不敢“创造形象”。我没有随意发明的大才，总是需要某个能使我站稳脚跟的基地。我写《父与子》也是同样的情况。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令我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3]的性格，他在一八六○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原则。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未能透彻了解它，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谛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验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使我困惑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国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我不禁起了疑心：我不是在寻求幻影吧？记得有个俄国人[4]跟我同住怀特岛，他对于已故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所说的时代“潮流”，具有极其锐利的眼光和出奇的敏感。我把萦回脑际的想法告诉他，可是我听了他的高见，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你在……罗亭身上好像已经描写过这类典型，不是吗？”我没有回答：讲什么好呢？罗亭和巴扎罗夫竟是同样的典型！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有好几个星期我完全不去考虑我计划中的作品。可是回到巴黎以后，我又从头开始，——情节在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了。冬天我写好最初几章，但直到第二年七月，我才在俄国乡下完成这部小说。秋天我向几位朋友朗诵了一遍，修改和补充了一些地方。一八六二年三月，《父与子》由《俄国导报》[5]发表。

我不想多谈这部小说给人的印象，就只说说一件事：我在阿普拉克辛市场发生著名火灾的那天[6]回到彼得堡的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讲着“虚无主义者”一词，我在涅瓦大街碰见的第一个熟人脱口而出的第一声感叹，便是：“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火烧彼得堡！”当时我的感触虽然纷繁杂乱，可是都同样使我难过。我看到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冷淡得近乎愤怒，而从我所憎恶的阵营、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发窘……痛苦。但是我没有受良心谴责，我清楚地知道，对于我描写的典型，我的态度是诚实的，我非但不抱成见，而且还同情他。[7]我非常尊重艺术家、作家的使命，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昧着良心。“尊重”一词用在这里还不太恰当，我简直不能够和不善于用别的方法写作，况且也没有理由那样写作。我的批评者们[8]宣称我的小说是“谤书”，并提到我的“被刺激”、“被伤害”的自尊心。可是我何必写谤书去攻击杜勃罗留波夫呢？我同他虽然几乎可以说没见过面，但是对于他，不管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位有才能的作家来看，我都十分推崇。无论我对自己的才力看得多么微薄，但我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把它用于写谤书、写“诋毁书”，毕竟是犯不着的，不值得的。至于讲到“被伤害”的自尊心，那末，我只想指出一点：一八六一年杜勃罗留波夫还发表过一篇文章，来评论我在《父与子》以前所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前夜》[9]，文章里充满了最热烈和——凭良心说——最过分的赞扬，而他又是有理由被看做舆论界的代表的。可是评论家先生们却要把我说成一个受侮辱的谤书作者：leur siège était fait[10]，——今年我还在《宇宙》增刊第一期（第九十六页）上读到这么几行：“最后，众所周知，屠格涅夫先生脚下的台座，主要被杜勃罗留波夫摧毁了，”……接着（第九十八页）又说到我的“愤恨”，不过评论家先生能理解这种愤恨，“甚至也许还会原谅它”。[11]

一个作者心里想些什么，他的喜悦和悲伤、他的追求和成败到底是什么，一般说来评论家先生总是设想得不太正确。比方讲吧，他们就预料不到果戈理所谈的那种快乐——通过被描写的虚构人物来谴责自己、自己的缺点。[12]他们完全确信作者一定光知道“提出自己的思想”，不愿相信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理和生活真实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理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我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是个地道的、顽强的西欧主义者，无论过去或现在，我都毫不隐讳。虽然如此，我却特别高兴地通过潘申（《贵族之家》）写出了西欧派一切庸俗可笑的方面，我使得斯拉夫主义者拉夫列茨基“在所有的论点上都打败了他”。我既然认为斯拉夫派的学说是错误和无益的，为什么还这样做呢？因为，在这个场合，照我的理解，生活正是这个样子，而我首先想做一个真诚老实的人。当我描绘巴扎罗夫的形象时，我从他的爱好中排除了一切艺术性的东西，却给他添上一种刺眼的、粗犷的色调，——不是由于我怀有侮辱年轻一代（！！！）的荒谬心愿，[13]而只是观察我的熟人德医生和同类人物的结果。“生活就是这样，”经验再次告诉我。也许我错了，但我要再说一遍：我对得起良心。我用不着自作聪明，正是应该这样勾画他的形象。在这里，我个人的爱好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假如我对我的读者们说，除了巴扎罗夫的艺术观以外，我差不多赞成他的全部主张，那末，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大概会感到惊奇的吧。而人家却断言我站在“父”辈那一边……我在描写巴威尔·基尔沙诺夫[14]的形象时甚至违反艺术的真实，把他的缺点夸大得近乎一幅漫画，让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家伙！[15]

误解的全部原因，通常说的全部“娄子”，在于我所再现的巴扎罗夫典型没有来得及经历文学典型照例要经历的逐渐发展的阶段。他没有像奥涅金或毕巧林那样，碰到过被美化、被爱慕激赏的时期。新人巴扎罗夫刚一出现，作者便用批判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他。这把许多人弄糊涂了，——谁知道呢，也许，这即使不算错误，也该说是不公平吧。巴扎罗夫典型至少也要跟他以前那些典型享有同样被美化的权利。我刚才说过，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人物的态度把读者弄糊涂了：如果作者像看待活人似的来看待他刻画的性格，也就是只看到和提出它的好坏两方面，更主要的是，如果他对于自己的产儿不表示明确的好感或反感的话，读者总是不痛快的，他很容易感到迷惘，甚至烦恼。他还可以大发脾气，因为他不能根据已经画好的路线去追踪，却需要自己独辟蹊径。“何必费这个劲儿！”他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念头，“书本是供人消遣，不是让人绞脑汁的。作者本来不花什么力气就可以说明，我对某个人物该怎样看法，——他自己对他是怎样看法！”假如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具有更暧昧的性质，假如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爱不爱他所描写的性格（我对巴扎罗夫的态度就是这样，因为我在我的日记里提到的那种“情不自禁的向往”并不是爱），——那简直糟透了！读者情愿强迫作者表示虚假的好感或虚假的反感，只要能摆脱讨厌的“暧昧”。

“《父子双双受鞭挞》——这才是您那部小说的真正标题，”一位爱讲俏皮话的太太读完我的书以后，对我说道，“您自己就是个虚无主义者。”《烟》问世后，持这类意见的人更是振振有辞了。[16]我不想辩驳，这位太太也许说得对。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在创作事业上，任何人所做的不是他想做的，而是他能做的，——做到哪步算哪步。我以为，我们对于一部小说应该en gros[17]加以评判，——把作者的活动的其余各方面平心静气地观察观察（我不说冷眼旁观），同时严格要求他对得起良心。虽然我很想满足我的批评者的愿望，可是我不能认为自己的过错在于没有良心。

我搜集有关《父与子》的书信和其他文件，编成一本相当奇特的册子。对照起来读一读，倒也有点意思。有些人指责我侮辱年轻一代，骂我落后、蒙昧，他们通知我说要带着“轻蔑的笑声烧掉你的相片”；相反地，另一些人却愤怒地责备我曲意奉承这年轻一代。“您匍匐在巴扎罗夫脚下！”一个给我来信的人叫道，“您只不过假装在数落他，其实您是向他献媚，希望他发发慈悲，随便对您微笑一下！”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直接针对着我，用有力而动听的词句，把我和卡特科夫先生描写成两个阴谋家，说我们躲在僻静的书房里，想出卑鄙的圈套和谗言来陷害俄国的新生力量[18]……好一幅动人的图画！实际上，这个“阴谋”是这么回事：卡特科夫先生收到我的《父与子》原稿以后很犹豫，因为他对于它的内容连粗略的了解也谈不上，[19]他觉得巴扎罗夫这个典型“几乎意味着把《现代人》加以神化”。如果他拒绝在他的杂志上登载我的小说，我也不会惊奇。“Et voilà comme on écrit l'histoire！[20]”——说到这里，有人也许要感叹道……但是怎么可以用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去称呼如此渺小的事情呢？

另一方面，我也了解我那本书在某些群体中引起愤怒的原因。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接受对我的部分指责，这可不是出于虚伪的谦逊。有许多人只要盼到机会和借口，就来制止那席卷俄国社会的运动，当时他们利用了我推出的“虚无主义者”一词。[21]我使用这个词不是为了责备谁，也不是存心侮辱谁，而是把它当做表述历史上既成事实的一个准确适宜的用语，结果它却变成告密和不容更改的定罪的工具，几乎变成耻辱的烙印了。那一时期出现的几个可叹的事件[22]，更助长了正在产生的疑心，它们仿佛证实了那种普遍的忧虑，表明我们的“祖国救星”们栖栖遑遑四处奔走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我们罗斯也出了一批“祖国救星”。我国的舆论向来含含糊糊，此刻也涌起了滔滔逆流……我的名字上蒙着一个阴影。我不骗自己；我知道，这个阴影不会离开我的名字。可是另外有些人，使我相形之下深感自己渺不足道的人，——他们却能够说出豪言壮语：“Périssent nos noms，pourvu que la chose publique soit sauvée！[23]”我拿他们做榜样，想到我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也就可以自慰了。这个想法压倒了不公平的责难所引起的烦恼。确实，这有什么大不了呢？二三十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些无谓的风波，谁还记得我的名字上有没有阴影？

不过关于我自己已经说得够多，应该结束这些未必能使读者十分满意的片段回忆了。告别以前，我只想对我年轻的同时代人——正在踏入险阻重重的文学界的我的同行，讲几句话。我已说过一次，我愿意重复一下：我对于我的处境并没有视而不见。我“侍奉缪斯”的二十五年，是在公众对我逐渐冷淡的情况下结束的，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会重新热起来。新的时代到了，需要有一批新人。文坛的老兵正如军队的老兵一样，差不多总是残废者，那些能够及时地自动退伍的人是幸福的！我打算不用我根本无权使用的导师的口吻，而是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说几句临别赠言。那末就请抱着半宽容、半急躁的态度仔细听下去吧，只要我不是一味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我一定极力避免这样做。

那末，我的青年同行，我要对你们讲话了。

我从我们共同的导师歌德的话说起吧：

Greift nur hinein in's volle Menschenleben！——

Ein jeder lebt's——nicht vielen ist's bekannt，

Und wo ihr's packt——da ist's interessant！[24]

这种“深入”人生、捕捉人生的功力只能来自天赋，而天赋并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获得的，何况光有天赋也还不够。需要经常接触你着手描写的环境；在您自己的感受方面，需要真实、严酷的真实；需要看法上和理解上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最后，还需要教养，需要知识！“哦！我们明白了！我们看出您的用意了！”说到这里，大概会有许多人叫喊，“波图金[25]的思想——文明，prenez mon ours！[26]”这样的叫喊不会惊倒我，也不能使我作出丝毫让步。学问不仅是明智，像民间谚语所说的；[27]它也是自由。知识比任何东西更能给人自由，在艺术、诗歌的事业中比任何地方更需要自由：怪不得连公文套语都称艺术为“肆无忌惮的”，即自由的艺术了。如果一个人内心受到束缚，他还能“深入”和捕捉他周围的事物吗？普希金对此深有体会，难怪他在那首不朽的十四行诗[28]——每个初学写作者都应该奉之为金科玉律，背熟和记牢它，——里说道：

……你要走自由的心灵指引你走的自由之路……

顺便提一提：斯拉夫主义者们尽管具有不容怀疑的才华，但是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写出过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因为缺乏这种自由精神的缘故；[29]他们中间谁也不肯摘下——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自己的有色眼镜。不过我们觉得，由缺乏真正的知识而导致缺乏真正自由精神的最可痛心的事例，却是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同时，就它的独创的诗才而言，它恐怕是一八四○年以来欧洲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作品。不！没有真实性，没有教养，没有广义的自由——对自己、对自己偏颇的思想和体系、甚至对本国人民和历史的毫无拘束的态度，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没有这种空气就不能呼吸。

至于讲到所谓的文学生涯的最后结果、最后评价，那末我又要想起歌德的话来了：

Sind’s Rosen——nun sie werden blüh'n。[30]

世上没有得不到赏识的天才，正如没有能超越特定期限的功绩一样。“每个人迟早会得到他应得的位置的，”已故的别林斯基常说。只要你当初曾在必要时作过力所能及的贡献，就很值得感谢了。惟有卓越挺拔的人物，才能够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内容，而且把它们的形式，把自己的个性（一般地说，群众对这个性是毫不关心的），流传给后代。平凡的人却注定要湮灭在整体之中，被它的洪流所淹没。可是他们增强了整体的力量，扩大和加深了它的演变，——还要怎么样呢？

我搁下笔来……我对青年作家还有最后一个忠告和最后一个请求。我的朋友们，无论人家怎样诽谤你们，请千万别为自己辩白；不必竭力解释误会，自己不要作、也不要听人家作“最后陈述”[31]。好好干自己的事，其他一切总会顺利解决的。不管怎么着，先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再说，——往后你们再用历史观点看看过去一切争吵，像我现在试做的一样。但愿下面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你们的殷鉴：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只有一回试图“恢复真相”。那就是：当《现代人》编辑部在声明[32]中向订户肯定说，由于我的主张不能采用，他们已经拒绝我了（其实是他们请求我，而我拒绝了，——对此我有书面证明）的时候，我把持不住，公开说明了事情的原委，[33]——当然，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青年们对我更加愤恨了……“你怎么敢打击我们的偶像！你有理又算得什么！你应该沉默！”这个教训对我有过益处，希望你们也吸取它。

我的请求是这样：请爱护我们的语言、我们美丽的俄罗斯语言，这是一个瑰宝，是仍旧由普希金卓然领先的我们的前辈移交我们的一宗财富！要珍视这个强大的利器，它在行家手里能够造出奇迹来！甚至对那些不喜欢“抽象的哲学”和“风雅的诗歌”的人，对那些认为语言不外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一根简单的杠杆的务实人物，——甚至对他们，我也要说：至少也得请你们重视力学法则，做到物尽其用！不然，说实话，当一位读者浏览一下杂志上某些死板、模糊、空泛累赘的长篇大论的时候，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道：你们正是在用原始的撑条代替杠杆，——你们回到力学的幼年时代去了……

但是够了，要不然，连我自己也变得啰嗦了。

1868—1869年，巴登—巴登

[1] 本文初次刊印于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

[2] 怀特岛在英国南海岸外。文特诺镇位于该岛东南岸，十九世纪成为旅游胜地。

[3] 指县医德米特里耶夫。

[4] 大概指尼·亚·罗斯托夫采夫（1831—1897），参谋本部的一名上校，因与赫尔岑有往来，于一八六二年被免职。

[5] 《俄国导报》，一八五六至一九○六年间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政治和文学性杂志，初期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从六十年代初起成为反动派的喉舌。一八五六至一八八七年，其编者是下文提到的政论家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

[6] 这次火灾始于一八六二年俄历五月二十八日，当时彼得堡警察局和反动集团散布谣言，谎称这是革命青年即“虚无主义者”蓄意纵火。

[7] 我可以从我的日记中摘引这样一段：“七月三十日，星期天。约莫一个半钟头以前，我的小说终于脱稿……我不知道成绩如何。《现代人》大概会因为巴扎罗夫的缘故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不相信我在整个写作期间都对他感到情不自禁的向往……”——作者注

[8] 指《现代人》撰稿者尤·加·茹科夫斯基（1833—1907）等。

[9] 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夜》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发表于一八六○年。

[10] 法语：他们对我的围剿布置好了。

[11] 《宇宙》，一八六九年彼得堡出版的通俗科学杂志。屠格涅夫引用的那几句话出自该刊发表的《别林斯基评传新资料》一文，其作者为《现代人》方面的评论家马·阿·安东诺维奇。

[12]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信选段》中谈及《死魂灵》第一卷的一些人物时，表示过这样的意思。

[13] 作为我“仇恨青年”的诸多罪证之一，一位评论家援引了我让巴扎罗夫打牌时输给亚历克谢神父这件事情。他说：“作者简直不知怎样伤害和贬低他才好！他连玩牌都不会！”*毫无疑问，如果我让巴扎罗夫赢了，那位评论家一定又要扬扬得意地叫道：“事情不是很明显吗？作者想暗示我们：巴扎罗夫是个赌棍！”——作者注* 见安东诺维奇的《当代魔王》一文。

[14] 《父与子》中父辈的代表。

[15] 我会因为巴扎罗夫的缘故受到无情的责难，外国人是决不能理解的。《父与子》有过好几种德译本；这就是一位评论家*论及里加出版的最新译本时所说的话（《福斯报》，星期四，6月10日，增刊2，第3页）：“没有成见的……读者始终莫名其妙，激进的俄国青年怎么能够因为这样一个代表他们的信仰和追求的人物，即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而勃然大怒起来，以至使作者受到真正的冷遇，并且对他百般辱骂呢？我们宁可设想：每个现代激进分子都会兴高采烈地认为，这个具有如此坚强的性格，毫无任何猥琐、庸俗、萎靡和虚伪之处的高傲形象，正是他和他的同志的典型肖像。”——作者注* 指德国画家和评论家路·皮奇（1824—1911），屠格涅夫的朋友和他的作品的德译者。

[16] 例如，诗人丘特切夫就从这个角度写诗批评过《父与子》。

[17] 法语：从总体上。

[18] 指安东诺维奇的《当代魔王》中的观点。

[19] 希望卡特科夫先生不要见怪，我想从他当时给我的一封信上引用几处。“巴扎罗夫即使没有被奉为神明，”他写道，“至少也是偶然登上了一个很高的台座，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他真正压倒了周围的一切。同他一比，所有一切不是成了一堆破烂，就是显得脆弱和幼稚。我们期望得到这样的印象吗？这部小说使人感到，作者想描述一项他不大赞成的原则，可是他在挑选色调的时候仿佛摇摆不定，便不自觉地向它屈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态度显得拘谨，有点窘促和不自然。作者在他面前仿佛手足无措，与其说喜欢他，不如说惧怕他！”其次，卡特科夫先生又惋惜我没有让奥津左娃用讽刺态度对待巴扎罗夫，等等，——全是这样的腔调！显而易见，“阴谋家”当中的一个并不十分满意另一个的著作。——作者注

[20] 法语：原来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按：这句话出自伏尔泰的喜剧《夏尔洛》第一幕。〕

[21] 谍报机关“第三局”在一八六二年的奏章中写道：“为公平起见，必须提及：名作家伊凡·屠格涅夫所著《父与子》一书，于世道人心确有其良好影响……屠格涅夫通过此一著作……以涵义刻薄之名词‘虚无主义者’，对我国一般少不更事的叛乱分子痛下针砭，使唯物主义谬说及其代表人物同受震撼。”

[22] 当指阿普拉克辛市场大火、《俄国言论》和《现代人》被查封等事件。

[23] 意思是：让我们的名字湮灭吧，只要共同的事业得救！*——作者注* 这是法国吉伦特派首领之一彼·维尼奥（1753—1793）一七九二年在国民公会说的话。

[24] “只须深入到丰满的人生中去！每个人对它都有亲身体验，却很少人去把它领悟，随您从哪儿落笔，哪儿都充满了情趣。”《浮士德》第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5] 波图金是《烟》里一个西欧主义者。

[26] 法语：把我的熊拿去吧。〔按：这句话出自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的喜剧《熊和帕夏》，引申为：把我的万应膏丹拿去吧。波图金（屠格涅夫本人也同样）认为，文明、科学是医治落后的俄国的主要良药。〕

[27] 俄国谚语：“学则明，不学则愚。”

[28] 指《致诗人》（1830）。

[29] 当然不能责备斯拉夫主义者不学无术，缺乏教养；可是要写出一篇有艺术效果的作品，必须有——拿最新的用语来说——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斯拉夫主义者缺乏的因素是自由精神；另一些人需要教养，还有些人需要天赋，等等。——作者注

[30] 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作者注

[31] 法院判决以前被告最后一次申辩。

[32] 这个声明发表于一八六二年。

[33] 指屠格涅夫的《致〈北方蜜蜂〉发行人的信》，见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日该报。

谈谈格拉诺夫斯基[1]

——给《现代人》编辑的信

Auch die Todten sollen leben.[2]

——席勒

格拉诺夫斯基昨天出殡了。我不必对你们说，他的故世使我受到多大的震惊。这项损失是社会的损失，一定会在全俄国许多人心里引起痛苦的迷惘和哀悼。他这次出殡很令人感动，而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它将作为一件大事留在每个送殡者的记忆中。我永远忘不了那长长的行列，那在大学生们的肩膀上轻轻摇晃的灵柩，那些脱了帽子的脑袋和露出诚挚由衷的悲伤的神色、因而显得更加高洁的年轻的面孔，以及一切均告结束、最末一把泥土已经撒落到敬爱的导师遗骸上之后，许多人情不自禁，还要在散布于墓园各处的坟茔之间流连不去的情景……所有的人全充满着同样的感觉，它表现在所有的话语和所有的眼光中，大家都想在自己心里多保留它一会儿，因为让它消失太可怕了……任何一种共同的感情，甚至是哀痛的感情，都能团结人们，提高他们的境界。来到墓园的人不管属于哪一派别，无不知道得非常清楚，由于格拉诺夫斯基的逝世，俄国生活和俄国科学失去了一些什么。对于还没有经历过“凡俗无谓的”人世纠葛、没有被它搅得精疲力竭的年轻的心灵来说，这种感觉特别有益。在它的影响下，一个人的心会坚强起来，未来的懿行豪举的种子也在他心里逐渐成熟……上帝保佑，让我们至少学会从我们的损失中得到这个好处吧！

往后人们大概会写许多文章来论述格拉诺夫斯基，他的学生、他的同事有责任阐明他的意义，解释大家对他抱着好感的原因，评估他的影响。我只向你们叙一叙我对他的几点回忆。我和他相识于一八三五年我们俩在圣彼得堡上大学的时候，不过他比我年长，我入学时他已经念最后一年级了。他并不专攻历史，当时他甚至写过诗（谁在青年时代没有写过诗呢？），我还依稀记得他的戏剧《浮士德》的片段，他曾经在一个昏暗的冬天的傍晚，在他那空荡荡的大房间里一张摇晃的小桌旁边，给我朗诵过，桌上只摆着一瓶清水和一罐果酱，没有任何待客的东西。

在这个片段中，他根据德国一个古老的传说[3]，描写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一同坐在一只玻璃箱子里，高高地升上了天空。浮士德俯览着广袤大地上的河流、森林、田野和民居，念出一段深沉的、充满忧郁的自我省察的独白，我当时觉得它很美……梅菲斯特一声不响。其实，我至今还无法想像，格拉诺夫斯基能借着这个魔鬼的嘴说出什么话来……讽刺，特别是辛辣无情的讽刺，是同他开朗的心胸格格不入的。我还记得另一个傍晚和另一次朗诵：我们一同如饥似渴地翻阅着刚刚出版的一本诗集，那个诗人[4]的名字现在即使还没有湮没，至少也是不再响亮了，当时它却轰动了全俄国。格拉诺夫斯基多么热烈地欢迎俄国诗歌的新的希望，怎样满怀着欣然赞赏的高贵情操啊！

不过我在彼得堡难得看到他，但每次相见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没有一点学究气，充满着令人悦服的仁厚之心，当时他就已博得日后很多人对他感到的那种情不自禁的尊崇了。他身上流露着高尚纯洁的气概。他生来有一个可贵的、良好的特性，能够不用劝说，不用论据，而用他本身的灵魂之美，去激发别人灵魂中美好的东西，他是最好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孤孤单单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有权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5]因此，凡是人所固有的，在他都不隔膜。

过了几年，我在柏林碰到他。那个时期我同他几乎没有往来，——我们并不亲近……说实话，我当时不配亲近他。而且他那时候同尼·弗·斯坦凯维奇很要好，关于这个人不能谈得太简略，然而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现在也不是细谈的时候。斯坦凯维奇对格拉诺夫斯基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的一部分精神转移到后者身上去了。

我对格拉诺夫斯基认识更深是在莫斯科，但是别人同他交往比我多得多，他们可以把他在莫斯科的生活、在大学的活动的详情告诉你们。

我只是略微谈一谈。大家一致同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教授，虽然他说话稍嫌迂缓，他却掌握了真正的雄辩的秘诀。但有人根据他的文学著作下判断，同时知道他并不谋求严格意义上的专家学者的雅号，因而对于他给人们的影响之强烈和广泛，还是觉得惊奇，仿佛那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秘密。

对这个秘密的解答十分简单，它完全包含在格拉诺夫斯基的个性本身之中。

在他那样的和谐天性中，缺陷是必不可免的。假定格拉诺夫斯基的个性更特殊些，表现得更突出些，他的青年学生对他就不会那么信赖了。格拉诺夫斯基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平易近人，他从未使任何人望而却步。他潜心科学，完全献身于启蒙和教育事业，——他认为自己仿佛是一宗公共财产，仿佛是一切希望受到教育和启迪的人的所有物……任何人都拿他当做路边一股甘泉，可以随便走到那儿汲取爽心提神的知识之水，做教师的越是少往这水里搀加他自己的东西，它就越是纯净。在他的教学中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正是这种高尚无私——这种摒弃个人的奇思幻想的精神。他传授的是科学，他深深地尊重它，照他自己对它的领会，诚心诚意地相信它，——为了不致歪曲它，他没有勉强把它纳入一个体系，至少不去穿凿附会。他的言词的优美，便来源于他传授科学时的这一严谨的态度，好比亮光通过透明的晶体，本质未变，色调却显得鲜活了。

一个人具有多大的意义和影响，总是要看他符合需要到什么程度而定。像格拉诺夫斯基那样的人，正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我们需要专家学者的时代还在后头，现在我们只需要无私而坚定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用刚强的手紧握和高举着科学的明灯，对我们讲述善行和美德，——讲述人的尊严和荣誉，并用自身的生活来证明他们言论的正确……格拉诺夫斯基便是这样，——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人们要为他潸然落泪，为什么他，一个没有家室的人[6]，生前死后会受到那样的眷爱……现在没有一个人能顶替他，但是他自己身后还会发挥作用——长久的和良好的作用。他没有虚度一生，——他将永垂不朽。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高声地、清清楚楚地当众承认的。他在白天、在阳光下散播种子，等到发芽结果的时候，那果实决不会有一点苦涩……

对于一个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赞美和这种褒奖更崇高的了。

莫斯科，1855年10月8日，星期6。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现代人》第十一期。

[2] 德语：死者也在活着。

[3] 这个传说见于一五八七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首次出版的一篇故事，题名《浮士德博士怎样在星球旅行》。

[4] 别涅季克托夫。

[5] 出自罗马喜剧家泰伦提乌斯（或译泰伦斯，约公元前190—前159）的《自己折磨自己的人》第一幕第一场，全句为：“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

[6] 此说不确。格拉诺夫斯基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其妻名丽莎薇妲·包格达诺夫娜（1857年卒），德国人，禀性谦和淳厚，伉俪情爱甚笃，《巴纳耶娃回忆录》对此记述颇详。

〔回忆尼·弗·斯坦凯维奇〕[1]

一八三八年底，在柏林，格拉诺夫斯基介绍我认识了斯坦凯维奇。那以前，我很少听人谈论他，——记得当格拉诺夫斯基提起斯坦凯维奇来到柏林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他说的是不是“打油诗人”斯坦凯维奇[2]；后来格拉诺夫斯基把他介绍给我时，果然就戏称他为“打油诗人”了。那个冬天，我同斯坦凯维奇常常见面，可是我不记得我们一道去听过讲：他由韦德个别授课，不用去大学。斯坦凯维奇不大看得起我，他同格拉诺夫斯基和涅韦罗夫[3]往来密切得多，我很快就对他感到尊敬，甚至近乎畏惧，但这畏惧不是由于他对待我的态度（他对我非常亲切，像他对所有的人一样），而是由于我内心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和虚妄。那时候斯坦凯维奇单独住着，可是从早至晚都有个姑娘在他家做客，她名叫贝尔妲，长得不错，还算聪明。后来她的结局很惨，她跟叶夫列莫夫[4]同居，大概犯了偷窃罪，被驱逐出柏林了。她相当俏皮和风趣，——柏林式的俏皮和风趣。我记得斯坦凯维奇转告我的一句俏皮话：她有个姊妹，某次要在斯坦凯维奇家过夜，贝尔妲便声明说，她不希望今天夜里有“allgemeine Pressfreiheit[5]”，虽然她是自由主义者。斯坦凯维奇喜欢女性，但他的心灵是贞洁的，特别是，如果拿他同今天soi disant[6]青年相比较的话。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我们都知道他害着肺病，巴雷（Barez）医生[7]常去看他，对他很友好（巴雷是当时柏林首屈一指的医生）。不过斯坦凯维奇还是一再出门，经常去看戏，特别是看德国歌剧。那时候有两位女歌唱家互相竞争：洛维和法斯曼[8]，——老实说，两人都很不高明，——格拉诺夫斯基崇拜高个子的黑发美人洛维，斯坦凯维奇则看中金发的法斯曼。斯坦凯维奇最欣赏两个喜剧演员：格尔恩[9]和贝克曼[10]。格尔恩是席沃基尼[11]一类的讽刺家，贝克曼充满着真正的、不动声色的幽默。斯坦凯维奇性格上有许多愉快的东西，所以他爱笑。我碰见他多半是在弗罗洛夫家[12]。他几乎天天晚上在他们那里度过。他和弗罗洛娃女士之间有过非常友善的关系。这位弗罗洛娃女士（尼·格·弗罗洛夫的元配，娘家姓加拉霍夫）是个很出色的妇女。她已经不算年轻，身体极坏（她不久以后就去世了），也不漂亮，但她凭着女性的睿智和优美风度，能使人情不自禁地受她吸引。她有一门技艺——mettre les gens à leur aise[13]，她自己寡言少语，可是她的每句话都令人难以忘怀。她对人有足够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她身上俄国气派不多，倒像一个很聪明的法国女人——un peu de l’ancien regime[14]，巴登大公夫人斯蒂芳尼娅[15]把她看做自己的女友之一，贝蒂娜[16]常去看她，虽然心里有几分怕她。弗罗洛娃女士对待贝蒂娜un peu de haut en bas[17]。韦德经常上她家，洪堡[18]有时也登门造访。我在她那里默默无言，只是张开嘴听着。弗罗洛夫本人从来不参加谈话，——他坐在屋角，倒倒茶，若有所指地叽叽咕咕几声，转一转眼珠，捻一捻唇髭，可是不开口。弗罗洛娃很敬爱斯坦凯维奇，她和他见解一致。不过我没有听见她同他谈哲学。谈哲学是韦德的事情，但韦德不善辞令。有一次韦德离开以后，我不禁大声说道：“我头一回听见此公讲话！”——“是啊，”弗罗洛娃说，“只可惜他光是自己明白，不顾别人。”著名传记作家法恩哈庚[19]也去过弗罗洛夫家，他喜欢揭穿贝蒂娜的阴私，她受他不了，管他叫Giftesel[20]。

我再说一遍：我居留柏林的期间，没有获得斯坦凯维奇的信任或好感。他似乎从未去过我的寓所，格拉诺夫斯基只去过一次，而且他们当着我的面不作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仿佛记得，当时斯坦凯维奇不喜欢乔治·桑，他论及别林斯基的时候虽然态度友善，可是略带调侃的意味……“好！”一次，他听说某人干了一桩自由主义性质的蠢事，大声说道，“这下子维萨里昂[21]该是如获至宝了！”那时我对别林斯基一无所知，我所以记得斯坦凯维奇这句话，只是由于“维萨里昂”这个奇怪的名字使我感到惊异。我在上面说起过的那位贝尔妲，是斯坦凯维奇对我冷淡的部分原因：一次，我和她一同骑马去游动物园，她在我面前大大地卖弄风情，回来以后，她对斯坦凯维奇肯定说我向她求过婚，而我对她实在并无爱慕之意。在斯坦凯维奇居留柏林的那段生活中，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

后来，一八四○年初，我又在意大利罗马碰见他。他的身体坏多了，——声音带着一种病态的嘶哑，干咳常常妨碍他说话。在罗马时，我同他的交往比在柏林密切得多，我天天看见他，他对我也怀有好感。当时罗马住着一家姓霍夫林的俄国人，斯坦凯维奇、我和另一个俄国人亚·帕·叶夫列莫夫经常上那里。这一家有丈夫（一个糊涂透顶的人，退役骠骑兵）[22]、妻子——著名的莫斯科贵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23]——和两个女儿。大女儿[24]那时刚满十六岁，很可爱，她好像在暗暗地热恋着斯坦凯维奇，他却用友好的、几乎是父亲似的感情回报她（当时他正在思念季亚科娃[25]，她住在那波利[26]，后来他和她聚到一起了）。我不想记述当时我们圈子里其余的人，斯坦凯维奇的书信上已经谈过他们。我们一同游览罗马近郊，参观名胜古迹。斯坦凯维奇走路不比我们慢，虽然他时常觉得不舒服。可是他的精神从未沮丧，而且无论他谈什么——古希腊罗马世界、绘画、雕塑，等等，——总是充满着崇高的真理和一种清新的美与青年气概。记得某次我和他上霍夫林家，途中谈起普希金，——他热爱普希金，正像热爱果戈理一样。他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念起“乌云又在我的头上”[27]这首诗来……霍夫林家住的楼层很高——四楼。斯坦凯维奇一边吃力地爬楼梯，一边继续念诗，但是他忽然站住，咳了一声，拿起手绢凑到嘴边，——手绢上有血……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而他只是笑笑，接着就把诗念完了。不过他有时也觉得恐惧，仿佛预感到不久于人世似的。一次，我们乘敞篷马车从阿尔巴诺回来，天色已经向晚，走到一处长满常春藤的高高的废墟旁边，我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突然大声叫道：“Divus Gaiús Juliús Caesar，[28]”废墟发出回声，好像呻吟一样。斯坦凯维奇本来还在谈笑风生，这时却忽然脸色发白，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才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说道：“您为什么这样做？”那个时期，罗马接连不断地发生凶杀案，大概一天一起，甚至说是凶手可以溜进外侨的住宅。斯坦凯维奇十分害怕，叫人在他的房门上安了铁闩和铁钩，并且一到傍晚就把门堵住。有一次我问他，如果他夜里睁开眼睛，猛然看见一个陌生人在他房里四处摸索，那末他怎么办？“我怎么办？”斯坦凯维奇反问道，“我要用最柔和的声音，免得他以为我有能力自卫，对他说道：‘Carissimo signor ladrone！（斯坦凯维奇用了苦苦哀求的口气）Carissimo signore！Prendete tutto ciò che volete——ma lasciate mi la vita，——per carita！[29]’”斯坦凯维奇甚至还拥有演滑稽戏的才能。我记得，某次人家给他拿来六条长裤，可是没有一条合身。他就光穿着衬裤，做出最可笑的鬼脸，突然在房里跳起舞来，——而这竟是他去世前三个来月的事。他有时会笑得前仰后合，——有一回他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读到，一个犹太人脱下外衣之后，忽然变得像只小鸡雏，[30]他当时发笑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而同时，他在人们心里唤起的那种近乎崇拜的尊敬，又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个时候，舍维辽夫正在罗马，他对斯坦凯维奇百般奉承，说话躲躲闪闪，虽然他对所有其他的人总是摆出一副学究式的自以为是的架势。斯坦凯维奇有好几次相当严厉地打断我的话，那是他在柏林时所没有的，在柏林他不愿同我交往。一次是在地下经堂，我走过一些小壁龛旁边，看到其中至今还保留着基督教初期教徒在地下做礼拜的遗迹，便大声说道：“这是上帝手里的盲目的工具。”斯坦凯维奇相当严峻地说：“历史上没有盲目的工具，而且任何地方都没有。”另外一次，在圣塞西利亚[31]的大理石雕像面前，我念出茹科夫斯基的诗句：

我的心灵，仍然像旧时一样，

照惯例欣赏美的现象。[32]

斯坦凯维奇说，照惯例欣赏美可不好，何况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当时罗马有个波兰人布雷克钦斯基，是李斯特[33]的朋友、优秀的钢琴家，害肺病快要死了。斯坦凯维奇很喜欢他（布雷克钦斯基的容貌极其英俊、刚强、聪明），知道他的病是没有希望的，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坦凯维奇的病也是没有希望的。斯坦凯维奇早已爱上季亚科娃，——他差一点同她的姐姐[34]结了婚——据说他故世以前曾同她相聚，非常幸福。我们知道他这场恋爱，可是尊重他的秘密。斯坦凯维奇所以能对别人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是由于他不顾自己，却真正地关心每一个人，并且仿佛连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便把人引入了“理想”的境界，——在论争的时候，谁也不像他那样通情达理，那样出类拔萃。他没有一点空泛的辞藻，连列·尼·托尔斯泰在他的话里也找不出这种辞藻。[35]他第一个让舒舒（霍夫林娜的大女儿的名字）读席勒，又和她一同弹过钢琴。他逝世前不久给我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现在一并奉上。如所周知，他死在诺瓦拉[36]；他是同叶夫列莫夫和季亚科娃一块去意大利北部，去Lago di Como[37]畔的。

斯坦凯维奇是个高过中等身材的人，体形很好，——照他的体形看，真想不到他那么容易害上肺病。他生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倾斜的前额，不大的深棕色的眼睛，眼光很亲切愉快。鼻子细小、秀气，鼻梁隆起，鼻孔时不时翕动一下。嘴唇也相当细薄，棱角分明，每逢他微笑，嘴唇就有点歪斜，不过歪得很可爱，一般地说，他的笑容非常和蔼可亲，虽然含有调侃的意味。他的手相当大，青筋鼓起，像老年人的手一样。在他整个人身上，在他的动作中，都显出一种优美的风度和不自觉的distinction[38]，仿佛他是个不知道自己出身的皇子。他衣著朴素，通常带一根手杖。我没有听见他抱怨身体不好，一次也没有。他谈起自己的病痛，一定是出于开玩笑的口吻；他从来不忧郁。当我在《罗亭》中描述波科尔斯基的时候，斯坦凯维奇的形象总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不过那只是一段平淡的速写罢了。

他几乎像小孩似的天真，这同他的才智相对照，就更是使人感动和惊奇。有一次他向弗罗洛娃女士告别的时候，给她带来一只圆圈形的、所谓痔疮患者使用的坐垫做礼物。他带来以后，忽然想到它的样子不雅观，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一直捧着坐垫愣在那里，最后却哈哈大笑起来。他笃信宗教，可又难得谈宗教。他法语说得不错，德语说得更好，对德语造诣很高。我忘了说一件事：我在罗马画过一个时期的漫画，有时相当成功。斯坦凯维奇给我提供各种有趣的题材，当做一大乐事。他看到我描绘马尔科夫[39]（画家，现任教授）的婚礼的那幅漫画时笑得格外欢。马尔科夫也爱慕舒舒，说来怪难为情，我对她也不是无动于衷的。

斯坦凯维奇在书信上提到弗罗洛娃的姊妹，肯尼女士[40]。她来柏林看过她的姊妹。我记得她容貌不差，很文静，蓄着长长的金色鬈发。不过她和她的姊妹毫无共同之处，弗罗洛娃更像她已故的兄弟、我在莫斯科见过的伊凡·加拉霍夫[41]。弗罗洛娃只要愿意，在谈话中可以大放异彩。记得有一次，一个很聪明的法国人，是伯爵或者侯爵，到柏林来看她。他们俩那一整晚的对话，简直像是出自阿夫莱德·德·缪塞的某一篇“格言”[42]。他走了以后，弗罗洛娃女士说他是un vrai gentleman[43]——当时这个词还没有太庸俗化。弗罗洛娃女士有些贵族习气，可是同时，她又那么善良和淳朴！

[1] 本文作于一八五六年，是屠格涅夫为斯坦凯维奇传记作者帕·瓦·安年科夫所写的一份资料，那篇传记刊登在次年的《俄国导报》上，其中引用了本文的一部分。全文发表于一八九九年《欧洲导报》第一期。

[2] 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六年间，斯坦凯维奇在一些杂志和丛刊上发表过许多抒情诗。

[3] 亚·米·涅韦罗夫（1810—1893），教育家，作家，早年为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成员。

[4] 亚·帕·叶夫列莫夫（1814—1876）当时在柏林大学攻读地理学，后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是斯坦凯维奇、巴枯宁和屠格涅夫的朋友。

[5] 德语：广泛的出版自由。〔按：“出版”的原义一为“印刷”，二为“挤压”，此处是双关语，因“挤压”用于嘴唇、胸脯就是接吻、拥抱，意谓贝尔妲不希望她的姊妹同斯坦凯维奇亲昵。〕

[6] 法语：所谓的。

[7] 斯·巴雷（1790—1856），德国名医。

[8] 卡·洛维（1816—1901）和阿·法斯曼（1808—1872）都是歌剧演员。

[9] 阿·格尔恩（1789—1869），一八○七至一八六九年间在柏林演出的著名喜剧演员。

[10] 弗·贝克曼（1803—1866），德国喜剧演员。

[11] 瓦·伊·席沃基尼（1805—1874），莫斯科小剧院喜剧演员，曾在《钦差大臣》、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莫里哀的《没病找病》等戏剧的演出中饰扮重要角色。

[12] 尼·格·弗罗洛夫（请参看本书第二五二页注②）及其妻伊莉莎白·弗罗洛娃（1840年卒）是一八三七年从瑞士到柏林的。

[13] 法语：使人感到从容自在。

[14] 法语：有点老派的。

[15] 斯蒂芳尼娅·德·包阿奈（1789—1860），拿破仑一世的义女。

[16] 贝蒂娜·阿尔尼姆（1785—1859），德国女作家，歌德的朋友，有《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集》行世。

[17] 法语：有点居高临下。

[18] 亚·洪堡（1769—1859），威·洪堡（见本书第391页）之弟，德国科学家，一八二九年曾赴俄国考察。

[19] 卡·法恩哈庚（1785—1858），德国历史学家，评论家和外交家，同许多俄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交往。

[20] 德语：恶毒的蠢驴。

[21] 别林斯基的教名。

[22] 此人名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霍夫林。

[23] 玛·德·霍夫林娜1801—1877），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四年间莫斯科警察总监伊·德·卢仁的妹妹，三四十年代时同文学界很接近。

[24] 指亚·尼·霍夫林娜（1823—1901），家里人叫她“舒舒”，出嫁后从夫姓巴赫梅捷娃，成为儿童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作品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屠格涅夫写过两首诗献给她。

[25] 瓦尔瓦拉·季亚科娃（1812—1866），巴枯宁的姐姐，后嫁特维尔地主季亚科夫。

[26] 即那不勒斯。

[27] 普希金的诗《预感》的第一句。

[28] 拉丁语：神奇的盖耶斯·尤利乌斯·恺撒。

[29] 意大利语：最亲爱的强盗先生！……最亲爱的先生！您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只求您给我留下一条性命，——您发发慈悲吧！

[30] 《塔拉斯·布尔巴》初版（1835）第八章中有此细节。

[31] 圣塞西利亚（约230年卒），罗马殉教贞女。

[32] 引自茹科夫斯基译的《涡堤孩》。

[33] “布雷克钦斯基”为“布林庚斯基”之误。弗·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大钢琴家及作曲家。

[34] 指柳包芙·巴枯宁娜。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间，斯坦凯维奇给她写过许多信。

[35] 列夫·托尔斯泰爱读斯坦凯维奇的书信和传记，对他的为人推崇备至。

[36] 意大利北部城市。

[37] 意大利语：科莫湖。

[38] 法语：高雅。

[39] 指阿·塔·马尔科夫（1802—1878）。三十年代时，他在国外——主要在罗马工作。

[40] 名玛丽娅，嫁了一个姓肯尼的英国军官。

[41] 伊凡·加拉霍夫（1810—1849），俄国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四十年代时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很接近。

[42]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他的一个戏剧集题名《喜剧与格言》。

[43] 法语：一个真正的绅士。

英国文学基金会的午宴[1]

致《关于文学基金会》一文的作者信该文见一八五八年《读者文库》

我几天前才读到大作《关于文学基金会》[2]，最亲爱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因为我在国外看不到《读者文库》。我不必对您说，我多么深有同感地欢迎您的设想。在期待它落实的时候，我想对您谈谈今年我参加的一次由伦敦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午宴[3]。

伦敦文学基金会正如英国的大部分社团，是由私人创建的。上世纪末叶，一位绅士[4]——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为设立基金会捐献了一所房屋和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现金。英国人不仅能够采纳合理的设想，而且懂得怎样付诸实施，主要的是，他们懂得怎样把已经开头的事业坚持下去。他们并不沉闷乏味，他们顽强坚韧，具有百折不挠的能力，羞于像我们这些没出息的人一样随便甩手不管。基金会发展顺利，至今兴旺不衰。它带来许多好处，减轻了许多忧患。它自身赖以维持的是存款利息、以女王为首的文学爱好者的自愿馈赠和捐献。这些捐献中有许多是以固定的年金的方式来缴纳的。

基金会每年（通常在春天）在一位名人主持下举行一次盛大的午宴。今年由帕麦斯顿勋爵[5]主持。我通过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6]的关系，得到一张出席午宴的请帖，他是国会议员、优秀的文学家、天下最亲切最重情谊的人。餐桌摆在一间公共大厅（Martin’s Hall[7]）里，可以坐三百余人。来宾在六点钟以前聚齐，其中有演员、文学家、政界人物、学者和普通的绅士，一律着燕尾服，系白领带。我在离主持人不远的席位上找到自己的名签儿，是在《爱丁堡评论》的主要评论家之一里夫先生[8]和萨克雷[9]两人的座位中间，但萨克雷因身体不适，没有到会。狄更斯也缺席；他长期来是基金会最热心的一分子，甚至作为一名杰出的喜剧演员，在为基金会筹款的戏剧公演中粉墨登场。可是去年他同委员会吵翻了脸（基金会会员们每年选出新的一届委员会，几个委员负责分配补助金等工作）。依他之见，委员会为雇用秘书、行政管理人员之类花钱太多。委员会出版一本小册子（英语pamphlet）对他表示异议，极力反驳这位著名小说家的论据。午宴结束后分发这些小册子，任人领取。我得到的一本可惜留在了国外。书中除对狄更斯提出异议外，还收有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简述和去年（一八五七年）的总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分发的补助金总额大大超过了一千英镑。

帕麦斯顿勋爵没有让人久等。他受到很亲热的、毕恭毕敬的接待。我怀着特别的好奇心观看这个人物，由于最近这次战争[10]，他的名字在俄国家喻户晓，记得有一次在波列西耶的穷乡僻壤，一个庄稼人问我：“帕米斯特伦[11]还活着吗？”帕麦斯顿雍容华贵，其风度举止说明此人惯于经国理民，门第甚高。例如迪斯累里[12]可就不同，他看上去像个演员和花花公子。众所周知，帕麦斯顿出自古老的坦普尔家族。他身子笔挺，脚步轻快，面孔白皙，皱纹不多，五官清秀，只有从他眼里才可以看出，他虽然狡诈，还是透着一种老年人的呆板的神色。他紧闭的嘴唇和下垂的腮帮表现着明显的漠视一切的倨傲和顽固。近乎光秃的脑袋不大，在骨相学看来，完全没有供他奇思幻想的器官，按通常的说法，那就是：脑门太倾斜。耳朵很大。他发笑的时候，整个面孔都活跃起来，露出欢快的表情，这在英国人中实属罕见。据熟识他的人们说，他是个很可爱的谈话良伴。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就坐时，他颇有点得意之色。他的左边坐着比利时公使方·德·魏耶尔先生[13]，这是个小个儿，生有聪明的小眼睛和尖尖的鼻子，经常向文学基金会捐款，在英国文学界很受欢迎。帕麦斯顿右边的座位，从而也是最荣耀的座位上，坐着一个面部带有白痴般表情的侯爵[14]，那是布里奇沃特公爵家一处大庄园的继承人。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享受这一荣耀，然而在虽说自由但又重视一切实力、因此也重视经济实力的英国，单有这项权利也就足够了。然后开始午宴。午宴很糟，像通常所有的公共宴会那样。上热菜时来了香槟，站在帕麦斯顿席位旁边的“祝酒司仪”宣布为女王健康举杯。全体起立，发出九声震耳的“万岁”，——three times three——总共三次，每次三声。祝酒司仪带头高呼，随即用一个类似他手中拿着的指挥棒的纸卷，向大家示意附和。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祝酒司仪的，为此必须具有堂堂的仪表和一副大嗓门。一个好的祝酒司仪取费相当高。人们祝女王健康时兴高采烈，她在她的臣民中极受爱戴。况且，据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每个为女王的健康举杯的英国人，同时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举杯，那怎么能不兴奋呢？由刀子敲打餐桌的咚咚声伴奏着的呼喊，暂停后又立刻重新开始。帕麦斯顿站起致欢迎词。您知道，他因为过于讨好邻国政府，前不久被迫提出辞职，[15]使他的声誉大大受损，但“原先的火焰的残余”（Veteris vestigia flammae）毕竟还没有冷却。他的演说不属于精彩的演说之列：他论述文学的意义，将作家的命运同艺术家、画家、雕塑家的命运相比较，并简略地谈到维多利亚女王对文学的雅好，——这时听众发出赞美的呼声，“cheers”[16]，——又以颂扬口吻品评了艾伯特亲王[17]：“照他的说法，谁要是不用新的思想充实自己，就不能同他交谈，”——但听众都沉默不语。众所周知，女王的丈夫在英国人中并不特别受爱戴。我最感兴趣的是帕麦斯顿的发音吐字。他讲话相当慢，有点结巴，他寻找字眼，在字眼的间隙中插进一些“啊”……“啊”……，嗓音拖得老长，还用右手的动作来助声势，不过他总是能给全句找到一个漂亮准确的结尾。看来他是在即兴演说。这种不善辞令、这个不断反复的“啊”字、这样结结巴巴，构成了英国人演说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像帕麦斯顿这类曾在群众大会、议院和宴会上公开发言千百次的人物，直到生命终结都没有摆脱它。英国人告诉我，福克斯、皮特和谢立丹[18]都这样讲话，连杰出的迪斯累里也这样讲话。可是说来奇怪！只要您同英国人相处较熟，习惯于他们的脾性，您就会理解、几乎会喜爱这个特点。它使他们的演说显得自然、淳厚，而不像是事先准备好的，也不带任何夸夸其谈的色彩。帕麦斯顿的声音如同老年人应有的那样略嫌低沉，但依然刚健、清晰（顺便说说，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者能吃四个人的份儿，今年还骑马去了一趟德比——离伦敦约三十五俄里的著名赛马场）。帕麦斯顿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座后，知名地质学家麦奇生[19]，一位魁梧壮实、仪态轩昂的先生，提议举杯向帕麦斯顿致敬，并发表一篇演说，用最鲜艳的颜色将他的功绩描绘了一番，结尾时称他为真正的英国人的楷模。帕麦斯顿表示感谢，又说麦奇生是研究地面升降的地质学家，很容易对政界人物作出评估，因为政界人物的命运中也有升降浮沉……听到退职首相这种温和的自嘲，大家笑起来了，帕麦斯顿本人比大家笑得更欢。随后方·德·魏耶尔先生用优美的英语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演说，结尾时举杯向英国文学界和克里济博士[20]致敬。您会问：这位克里济博士是谁？是这么一回事：人们原打算举杯祝萨克雷健康，据我事后获悉，萨克雷本来准备了演说稿，并以他固有的名利心（唉，《名利场》作者本人也浑身沾满了他所嘲笑的恶习）誉之为一篇精品，可是临到午宴时萨克雷病了。仓促中找不着别人，恰恰找来这位克里济博士，他所以颇负时望，只因写了一本不大的书介绍自马拉松[21]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几次战役。看到小个子方·德·魏耶尔借助带柄眼镜，在身边的小纸片上寻找这位学者的名字，真是有趣。他刚刚热烈夸赞过此人的功劳，但要辨认其姓名还是很费力。克里济博士匆匆致完祝词，他不打结巴，不带“啊”字，用词夸张、华丽、动听，不下于任何法国人。我应该承认我完全不喜欢这种风格，而且其他的听众对他也很冷淡。后来最善良的蒙克顿·米尔恩斯举杯向其他国家的文学界和著名法国作家梅里美先生致敬，梅里美也是应邀出席午宴的来宾之一。他的面貌非常清秀聪慧，但表情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他被视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任何事物都丝毫不能使他激动，他无论对什么都不相信，总是用彬彬有礼、却略带轻蔑的猜疑态度去看待一切热情的表现。他是上议院议员，深受法国宫廷的厚爱。然而当这位怀疑论者必须用一篇不长的、事先背熟的致词（梅里美的英语知识贫乏）回报米尔恩斯的亲切发言时，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还停顿了两次。看来自尊心照样能使他激动不安，当议员的也不愿在众多独立不羁的人们的集会上丢脸。然后基金会秘书宣读去年委员会的活动总结，公布所收到的捐款。捐款清单很长。有些捐助人的名字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因为他们奉献得多，或者属于名流望族。我发现那位白痴般的侯爵，布里奇沃特公爵家的后代，只捐了五英镑，因此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很不地道：甚至在慷慨大度方面也不像个梅塞纳斯[22]，而他却能坐首席，紧挨着帕麦斯顿！不过为公正起见，我要说，英国一般梅塞纳斯们可不是这样。在我们罗斯，却很可能找到一些将梅塞纳斯、乞乞科夫[23]和阿尔巴贡[24]融为一体的人，这种融合体是可笑的、离奇的，但又是实际存在的。

这次午宴就这样结束了。我离席时有一种感觉，每逢我在英国面对着它的社会生活的某一表现时，这种感觉一直萦回在我心中。我对自己说：是啊，在这里，正如在这个充满缺点、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民族以其雄狮般的巨爪留下足迹的其他各地一样，——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力量、坚实与合理性！我感觉我们眼前进行的这件有益的好事还得到了保证，保证它不容破坏和终止，保证人们支持它、让它发展和带来其全部成果，——我这感觉是个可喜的感觉。愿上帝保佑，您在我国策划的事业也能像伦敦文学基金会那样扎下根来，那样取得成绩！祝愿文学家们、报刊工作者们、一切珍视俄国文学和俄国教化、能懂得它们的益处和重要性的人们为这项善举而联合起来，它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不管有梅塞纳斯们还是没有梅塞纳斯们！

伊凡·屠格涅夫

救主村

1858，10，30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九年《读者文库》第一期。

[2] 即亚·瓦·德鲁日宁所作《关于建立俄国文学基金会，以资助学术界及文学界清寒之士的若干设想》。详见本书《纪念亚·瓦·德鲁日宁》一文。

[3] 这次午宴于一八五八年俄历四月二十三日在伦敦弗里曼松酒店举行。

[4] 大卫·威廉斯。

[5] 请参看本书第二八二页注②。

[6] 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诗人，屠格涅夫于一八五六年与他结识，彼此有书信往来。

[7] 英语：马丁会堂。

[8] 亨利·里夫（1813—1895），一八五五至一八九五年任《爱丁堡评论》发行人。

[9] 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七年五月在伦敦结识萨克雷。

[10] 指克里木战争。帕麦斯顿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11] “帕麦斯顿”的讹音。

[12] 本·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坛红人，历任财政大臣、首相，极力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著作颇丰。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七年五月在伦敦与他相识。

[13] 方·德·魏耶尔（1802—1874）从一八三二至一八六七年任驻英公使。

[14] 指斯塔福德侯爵。

[15] 一八五八年一月意大利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三世未遂后，当时任首相的帕麦斯顿向议会提出一份《密谋暗杀法案》，企图在英国禁止秘密政治活动，以讨好法国政府，并对在英避难的外国革命家构成威胁，结果引起朝野不满，被迫辞职。

[16] 英语：欢呼。

[17] 艾伯特（1819—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18] 查·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激进派领袖。皮特指小皮特，见本书第二七九页注①。里·谢立丹（1751—1816），名剧《造谣学校》的作者，英国政治活动家。以上三人都是颇负众望的演说家。

[19] 罗·麦奇生（1792—1871），英国地质学家，一八四○至一八四一年曾在俄国考察地质。克里木战争期间为俄国辩护，抗议对俄作战。

[20] 爱·克里济（1812—1878），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

[21] 马拉松在雅典东北，公元前四九○年，希腊军队在此战胜波斯军。

[22] 盖·梅塞纳斯（约公元前70—前8），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亲信，大富豪，有文艺保护人之称。

[23] 乞乞科夫，《死魂灵》的主人公。

[24] 阿尔巴贡，莫里哀名剧《吝啬鬼》的主人公，一个贪财悭吝的高利贷者。

〔纪念亚·瓦·德鲁日宁〕[1]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一月十九日，我们失去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德鲁日宁——我们最老和最活跃的会员之一，也可以称之为本基金会[2]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各位在他故世后第一次来此聚会，无疑将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回忆，并对这些话产生共鸣。

我们不想对各位多谈作为文学家的德鲁日宁的作用，只打算涉及他与本协会有关的活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亲密朋友们很清楚，他比他的任何同龄人都更早地想到要创办一个文学基金会，类似的基金会已经在伦敦设立了将近一百年之久。他以他固有的认真负责、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默默地致力于这件事情，这种精神构成他性格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顺便说说，它也表现在他选用的一句歌德箴言之中：Ohne Hast，ohne Rast（不匆忙，不停歇）。[3]他着手收集一切必需的资料，深入琢磨全部细节；请求出国的朋友们为他提供伦敦基金会的章程和年度总结，开始就这个题目与人通信，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讨论；他还发表过一篇精彩的长文[4]，说明这类事业的必要和好处。

当他的思想终于嫁接成功并开始转入实践，必须采取一套办法使之兑现时，他又十分积极地参加了阐明和确定这些办法的工作。人类的每一项创造往往都有失误，我们并不打算无条件地维护当 时所建立的一切。但是考虑到那些不可避免的障碍和困难，大概任何人都会赞同我们的意见：已经获得的成果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无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当选为首届委员会[5]的委员，成了它最热心的活动家之一。他当时的同事们至今还记得他那一贯的勤劳和公正，记得他如何细致耐心地注意所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和构想的方方面面。对祖国文学的由衷热爱、高度的正义感、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以及对贫穷和忧患的真挚同情表现在他的每一句话里，而他对一切虚伪和邪恶的仇恨也表现得同样强烈。德鲁日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我们所说的刚强性格。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追求的理想[6]是什么，虽然思想方法同他相反的人们可能觉得它狭隘或不足，但他还是以他全部坚强的意志力、以他全部信仰的力量，诚实地为这个理想服务，信仰使他不怕讥笑，不怕否定，甚至也不怕孤独和被人遗忘。德鲁日宁不会再往前多走一步，可是也没有一种权力能强迫他后退一步，或者更糟，强迫他漠然置之，甩手不管。难怪德鲁日宁喜欢英国文学和整个英国生活：他若在那个国度，很可能在托利党[7]队伍中占据一席地位。他发现他本身信奉的各项原则在英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已由历史证明其正确无误，这些原则是：尊重法律、甚至尊重传统的同时，承认人的个性；维护相互依存及互为保证的秩序和自由；做事要保持明智的中庸和始终不懈的恒心。就这一点而言，德鲁日宁可以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做榜样。设立文学基金会是德鲁日宁所欣赏的主意，让它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遗嘱吧！因此，我们一想起他在我们圈子里起到的作用，想起他在生活、著作和抱负上的纯正无私，便不禁要用一纸诔词来对这位正直之士和能干的公民表示敬意和悼念，把我们真挚的惋惜之情当做最后的祭品，献给我们已故的同事和文学基金会的主要创始人，亚历山大·德鲁日宁！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六四年二月十八日《俄国荣军报》第四十期，同月二日曾由作者在“清寒文人学者资助协会”的年会上宣读。

[2] 指“文学基金会”，系“清寒文人学者资助协会”（1859—1918）的通称。这是一个主要靠募捐、义演和出书来维持的民间组织，一八五九年在德鲁日宁倡议下成立于彼得堡，参加筹备的有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安年科夫等，首任主席为作家和旅行家叶·彼·科瓦列夫斯基（1809—1868）。别林斯基的遗族、谢甫琴科的亲属以及许多有困难的作家和学者都得到过该会的帮助。

[3] 这句箴言刊印在德鲁日宁主编的《读者文库》上。

[4] 即《关于建立俄国文学基金会，以资助学术界及文学界清寒之士的若干设想》，发表于一八五七年《读者文库》第十一期。

[5] 文学基金会的工作由一个通过选举产生、定期换届、不取报酬的委员会负责，许多大作家都曾担任委员，柯罗连科及其好友、民粹派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尼·费·安年斯基（1843—1912）出力尤多。

[6] 指德鲁日宁鼓吹的“纯艺术”论或“为艺术而艺术”论。

[7] 托利党，英国保守党的前身。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1]

（回忆亚·安·伊凡诺夫）

一八五七年一个大好的十月天，一辆陈旧的四轮轿式出租马车，沿着从罗马通往阿尔巴诺[2]的公路静静地行驶，只有窗玻璃震得当啷当啷作响。

驭手座上坐着一名愁眉苦脸、蓄有大络腮胡子的车夫，照一切迹象看，是个名声不佳的懦夫和色鬼。车厢里有三个俄国“老外”：已故画家伊凡诺夫[3]、瓦·彼·鲍特金[4]和我。不过“老外”的名称只能适用于鲍特金和我。伊凡诺夫——从小酒店Falcone到Cafe Greco [5]都称他为il signor Alessandro[6]——则无论按服饰或习惯说都早已成为罗马本地人了。

天气好得出奇，确实非笔墨所能描绘：众所周知，在克洛德·洛伦[7]之后，没有一个风景画家画得出罗马的自然景物；作家同样无能为力，只要回想一下果戈理的《罗马》[8]等等就行了。因此我只想说：空气明净柔和，阳光灿烂而不灼热，微风吹进敞开的车窗，爱抚我们这些已经不算年轻的面孔。我们一路上沉浸在一片欢快的秋色之中，内心洋溢着欢快的、或许也带有秋意的情绪。

前一天，我们和伊凡诺夫一起徒步去过梵蒂冈。他精神矍铄，不孤僻，不畏缩，高兴说话，并且说得很多。他对我们谈到他详细认真地研究过的意大利绘画中的各个流派，他的一切论断都很在理，对“老一辈大师们”充满着崇敬。他景仰拉斐尔。众所周知，奥韦尔贝克[9]曾经对伊凡诺夫有过强烈影响：他给伊凡诺夫讲解了拉斐尔。可是当奥韦尔贝克再往前走，走向佩鲁吉诺[10]及其前辈的时候，伊凡诺夫停步了。俄罗斯的健全理性阻止了他，使他没有跨进这位德国美术家所陷入的矫揉造作、禁欲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世界。因此在奥韦尔贝克眼里，理想主义者伊凡诺夫始终是个粗俗的现实主义者。伊凡诺夫对于我国美术家的当前倾向深表遗憾（他们中的一个[11]当着我把拉斐尔叫做庸才），他给我们谈到布留洛夫和果戈理[12]的一些事情。他一直称果戈理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从他对我们这位伟大作家的崇敬而慎重的评语可以断定，他对果戈理是作过特别深刻的研究的。果戈理虽然大大赞扬过伊凡诺夫的《基督显圣》，却丝毫不了解他。[13]要知道，同一个果戈理也曾为《庞贝城的末日》欢呼雀跃，[14]而同时喜爱这两幅画就表明他并不懂绘画。伊凡诺夫怀着特别的同情，提到由于《书信》[15]受人普遍谴责而使果戈理产生的可怕印象。伊凡诺夫一谈这件事和一八四八年便不禁颤抖。他可能想道：“我的画大概也会同样挨人臭骂。”一八四八年内几乎要取得胜利的那些原则，不知为什么被他看成一切美术的末日和毁灭了。[16]

谈话也涉及了他那幅画[17]。当时我们还没有见到它，他准备将他的画室开放三四天，几个星期以后果然兑现了。他肯定说他还远远没有画完，并给我们讲了他的德国之行的有趣细节。此行是为了看望一位知名的学者[18]，其观点同他伊凡诺夫想在画中表现的正相符合。他打算邀请这位学者来罗马断定一下，他的画同上述观点是否完全一致。

据伊凡诺夫说，施特劳斯大概把他当做了疯子，尤其因为交谈时施特劳斯方面用的是拉丁语，而伊凡诺夫方面由于不懂德语，用的是意大利语。还应该看到，无论伊凡诺夫对拉丁语或施特劳斯对意大利语都知之不多。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和鲍特金开始向伊凡诺夫说明我们的意见时，他露出了多么天真的、几乎是令人感动的惊讶神色，——我们说，即便施特劳斯同意来罗马，或者讲得更确切些，即便人家允许他来那里，他仍然不能断定伊凡诺夫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是否传播了他的思想方法，因为这需要对绘画具有特殊的理解力，但施特劳斯却未必具有。他可能辨认不出他自己的观点在画中的体现，或者相反，他在没有这一体现的地方却看到了它。

“对，对，”伊凡诺夫敦厚地咧嘴笑着，眨巴着眼睛，口齿不清地重复道，“这很有意思〔他的口头禅〕。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长期离群索居，思想又总是一成不变，——这些都在伊凡诺夫身上打下了特别的烙印。神秘的和稚气的、明智的和可笑的在他那里同时并存。他既有纯洁真诚的一面，又有隐藏的甚至诡诈的一面。初初看去，他的全身心似乎都渗透着某种疑惑，某种时而严正、时而阿谀的羞怯。可是当他同您处熟了的时候——很快就会相熟，——他那柔和的心灵便终于豁然展现了。他会为一句极普通的俏皮话而霍地哈哈大笑，对一个最平常的事态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被每个尖锐一点的字眼所吓倒（仿佛记得有一次，他听见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某著名俄国女作家很愚蠢时，甚至跳起来了），——而忽然之间，他又能说出一句充满真理和成熟思想的话，一句证明他那非凡的头脑正在顽强工作的话。可惜他像我国大部分美术家一样，所受的教育太肤浅。

他努力以勤奋的劳动弥补这个缺陷。他熟悉古希腊罗马世界，研究过他未来的绘画所需要的亚述古迹，他对圣经，特别是对福音书，记得一字不差。虽然他爱听甚于爱说，同他谈话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为他对真理满怀着恳切而正当的渴望。我们晚间聚会时他总是头一个到场，只要发生争论，他就紧张地、耐心地注意观察每个人的思想进展。当时罗马的俄国侨民中有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算愚蠢，可是头脑不大清楚，说话颠三倒四。我们大家早已不去理他，伊凡诺夫却直到最后才不再对他抱希望。伊凡诺夫不关心文学和政治，但对于涉及艺术、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感到兴趣。一次，有人给他带来一本很好的漫画。伊凡诺夫审视良久，忽然抬起头，说道：“基督是从来不笑的。”他到处受欢迎，他那宽阔白净的前额、疲倦而善良的眼睛、小孩般细嫩的脸颊、尖尖的鼻子、可笑但却愉快的嘴巴，——一看他这副面貌，每个人心里便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同情和亲切之感。他身子不高可是壮实，肩膀宽大。他的整个体型——从楔形胡子到丰满的、指头短短的双手和灵便的、生有粗大腿肚的两腿，——都透出一种俄罗斯的气派，连走路的姿态也属于俄罗斯式。他不爱虚荣，但对自己的创作评价颇高：他没有白白地把全部力量和希望摆在创作上。

我们的车夫在一家下等酒馆附近停车，好让马儿休息休息，他自己可以乘机喝它几杯，我们也下车要来干酪和面包。干酪粗劣，面包没烤透，而且有酸味，可是当我们吃这顿菲薄的早餐时，仍然能心悦神怡地感受到周围常有常在的美景，这种感觉似乎任何时候都弥漫在罗马的空气中，特别是在金秋季节。老板的女儿，一个眼珠乌黑、皮肤浅褐的小姑娘，光着脚，身穿粗布花衣，从她自己的屋子的石头门坎上，平静地、甚至高傲地时不时看看我们。她父亲是个四十来岁的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他把他的旧丝绒上衣搭在一只肩头，庄严地微笑着，闪动着乌黑大眼睛的眼白，坐在半明半暗的酒馆内一张粗陋的桌子边，俯就般地倾听我们的车夫抱怨时世艰难、外宾稀少等等。可是伊凡诺夫突然急躁不安起来，不让他絮絮叨叨往下说。我们继续上路。

谈话之间又涉及梵蒂冈。

“明天应当再到那里走一遭，”鲍特金对伊凡诺夫说，“您还像昨天一样，回来的时候上我们那里吃中饭。”（我和鲍特金天天在Hôtel d’Angleterre[19]包伙。）

“吃中饭？”伊凡诺夫大声说，脸色忽然变得苍白。“吃中饭！”他再讲了一遍，“不，敬谢不敏啦，昨天我好不容易才保住这条老命。”

我们以为他在用开玩笑的方式暗示他前一天吃得撑着了（他一向贪嘴，食量特大），便开始劝说他。

“不，不，”他反复说道，脸愈来愈苍白，神色愈来愈惊慌。“我不去，那里有人要毒死我。”

“怎么要毒死您？”

“是啊，下毒药毒死我。”伊凡诺夫脸上露出奇异的表情，眼睛左顾右盼……

我和鲍特金互相使了个眼色，两人心里都产生了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怖感。

“您这是哪儿的话，亲爱的亚历山大·安德烈维奇，怎么能在吃包饭的时候对您下毒药？那不是得往整锅菜里放毒吗？[20]到底有什么人需要害死您呢？”

“显然有人要我的命。至于整锅菜……他可以把毒药偷偷地放在我的盘子里呀。”

“他是谁？”

“堂倌。”

“堂倌？”

“对，他给收买了。你们还不了解意大利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干这种事最机灵。只要从燕尾服的衣襟里掏出一点点毒药，再这么一撒……谁也不会看见！无论我上哪里，到处都有人要毒死我。这里只有一个正派的堂倌，在Falcone的底层餐室……眼下对他还可以信赖。”

我本想提出异议，可是鲍特金悄悄地用膝盖碰了碰我。

“好吧，那我就向您建议，亚历山大·安德烈维奇，”他开口道，“明天您只管若无其事地到我们那里吃中饭，我们每次盛完菜就跟您对调……”

伊凡诺夫同意这样做，于是他那苍白的脸色消失了，嘴唇不再颤抖，眼光也变得平静些。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每次过度饱餐以后，都要跑回自己家里服用催吐剂，喝点牛奶……

可怜的隐士！他为二十年的孤独生活付出了代价。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已经到达阿尔巴诺。伊凡诺夫忽然活跃起来，他急匆匆地跑去雇马，准备前往弗拉斯卡蒂。有人从各条偏僻的小巷中，给我们牵来三匹鞍鞯粗陋、被役使得过分的劣马。跟马主人争议了一阵子（这使我有机会观赏伊凡诺夫坚韧顽强的劲头）以后，我们终于讲好价钱，跨上各自的驽骍难得[21]，往弗拉斯卡蒂方向进发了。道路沿着一条所谓的“走廊”通往山中，路旁有许多壮美常青的橡树。这些橡树里头的每一棵都活了好几百年，克洛德·洛伦和普桑[22]可能早已欣赏过它们的古典式的外形，从中看得出力与美的巧妙融合，那是我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树木所不及的。这批橡树和伞状的五针松、柏树以及橄榄树奇怪地彼此和谐共处，构成罗马郊区自然景观的基调——一种特别谐美的和弦——的一部分。圆形的阿尔巴诺湖在山下闪着蓝莹莹的亮光，升起薄薄的烟雾。神奇的色彩覆盖着我们周围或近或远的山坡和谷地，好像一幅魔幻似的透明的油画……但是我应许过不要热衷于描写。我们攀登得越来越高，穿过明媚的（正是明媚的）、使人有亲切之感的森林，又走过只能见于夏天的绿油油的草地，最后来到名叫Rocca di Papa[23]的小镇，小镇紧贴岩石的顶峰，如同一只鸟窝。

我们在教堂对面一个不大的坪坝上下马，然后靠近泉水坐了一会。教堂属伦巴第风格的建筑，正面有涡纹装饰。泉水涌动时闪烁着银光，旁边一根残缺不全的圆柱上刻着教皇的纹章和拉丁文题词。几条弯弯曲曲、像楼梯般陡峭的狭窄街道从坪坝朝四面八方辐射开去。一群衣衫褴褛的顽皮孩子立刻聚拢来围观我们，收取他们惯常的贡品，几枚“保罗”[24]。有些窗口露出妇女的——大都是老妪的脑袋，传来显然带喉音的语调。远处的狭窄通道当中，出现一个幻象似的穿阿尔巴诺服装的苗条美人，她风姿绰约，在石墙投射过来的浓重阴影下站立片刻，就静悄悄地转身不见了。一头驮着货物的毛驴从旁边经过，背上的筐篓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它小心翼翼地往前行走，钉了铁掌的蹄子碰在铺满大块石头的路面上，嗒嗒嗒地响个不停。一个严肃的男子紧跟在毛驴背后，大模大样地迈步前进，仿佛是个什么执政官。他身穿 脏兮兮的蓝斗篷，任它遮住他的面孔下半部；头上戴一顶破旧的高筒礼帽，大概他在任何人跟前都不会脱帽行礼的吧。伊凡诺夫从口袋中掏出面包干，斜靠在泉边开始进食，偶尔将面包在冰凉的泉水里蘸一下，一只手还抓着马的缰绳。一切惶恐的痕迹都已从他脸上消失，他容光焕发，满怀着美术家安然自得的心情，此时此刻他不需要世间的任何东西。我觉得，他待在这个为画家们所喜爱的小镇的坪坝上，在这座阴暗的教堂面前，他本身便是值得美术家入画的一个对象，何况教堂背后还有一些灰紫色的山岭，巍然直插明晃晃的高不可测的天空。可怜的伊凡诺夫！他真想在那里长年长月住下去……但是死神已经在守候他了。

我们重新上马，继续前行，这一次是走下坡路。伊凡诺夫变得颇为健谈，对我们讲起各种有趣的罗马笑话，他自己也像小孩一样发笑。我们迎面碰到一个二十二岁光景的美男子，双手被反捆着，由两名骑马的宪兵押送。

“他干了什么坏事？”伊凡诺夫问他们中的一个。

“用刀子捅人，——ha dato una coltellata[25]，”宪兵冷淡地回答道。

我看了看那青年男子，他微微一笑，而且露出一口白净的大牙齿，友善地向我点点头。当时有个农家妇女站在低矮的围墙后面（她的山羊爬上了围墙），她也微微一笑，向我们露出她那同样白得发亮的牙齿。她先瞧了瞧那青年男子，随后瞧瞧我们，又微微一笑。

“这帮人好快乐！”伊凡诺夫说。

我们很晚才来到弗拉斯卡蒂。末班火车过三刻钟就要开出，我们只来得及赶去参观一下邻近一座别墅，我忘了它的名字，可是记得它有个景色宜人的花园。来阿尔巴诺以前几天，我和伊凡诺夫上蒂沃利[26]看过Villa d'Este[27]，但未能尽情观赏。那座别墅怕是雄伟壮丽的大别墅中最出色的一座，它不是引发过丘特切夫的美妙诗篇[28]的别墅之一，而是属于另一类：您一看见它们，想像中便会展现梅迪奇家族和法尔内塞家族[29]时代的红衣主教和王子，冒出阿里奥斯托的长诗[30]、《十日谈》[31]以及保罗·韦罗内塞[32]的绘画，画上绘有丝绒、绸缎、光彩、漫不经心地听着双颈琴和长笛声的金发美女们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孔雀和侏儒、大理石雕像、镀金天花板上的奥林匹斯山男女诸神、岩洞、长着山羊腿的萨堤罗斯[33]、喷泉。我们在弗拉斯卡蒂匆匆忙忙跑遍了整座别墅，又从下面看了看它，才沿着它那人造花园内一层层彼此相连的梯形地走下来。我仿佛记得，那里的日落景象特别使我们惊叹不已。一片强烈得令人难以承受的霞光，好比一道血红中透着金黄的灿烂的急流，注入高高的穿廊尽头一个宽阔的大理石方窗之中，廊上的圆柱做得十分轻巧，像是要往上腾飞一样。

此后好些时候我仍然觉得，似乎我的脸上和我的同伴们的脸上，还保留着这片烈火般的晚霞的热辣辣的光焰。

在火车车厢里，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同我们坐在一起，于是我们再次瞥见了茂密的、乌黑油亮的头发，闪光的眼睛和牙齿。由于距离近，这些面貌显得稍稍粗大些，但都带有庄严、淳朴和一种野性之美的独特印记……

“该让你们看看玛丽安尼娜〔著名的模特〕，”伊凡诺夫突然低声说……后来他果真让我们看了她。

不朽城[34]很快将我们纳入它的怀抱，我们走上已经昏暗的街头。伊凡诺夫伴送我们到Piazza di Spagna [35]才分手。这一天过得很愉快，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印象。

过了八个来月，一个既不热，也不冷，而是潮湿的七月天，我在彼得堡冬宫广场碰见伊凡诺夫。广场上不断地扬起一股股发黏的灰尘，这已成为我们北国首都的附属品之一。他刚从埃米塔日博物馆出来，回答我的问候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海风卷起他的制服式燕尾服的后襟，他眯着双眼，用两个指头扶住他的礼帽。他那幅画已经运到彼得堡，开始引起不利于他的议论。过了几天我离京下乡，两周左右之后便接到他的噩耗[36]……据我回忆，他一直是怀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感来谈论彼得堡和这次彼得堡之行的……

我现在不打算详细分析伊凡诺夫那幅名画的优点和不足，这件事过去别人比我做的好得多，将来大概还是这样。我只想略微谈谈我觉得伊凡诺夫的才能如何，我怎样理解他的作用。已故的阿·斯·霍米亚科夫[37]在《俄国丛谈》上登载过一篇文章[38]，它像出自他的手笔的一切作品那样，写得颇有吸引力，可是对它的观点我未敢苟同。按照他的理解，伊凡诺夫是个充满宗教感情、直接来自俄国生活内核的纯粹而强大的美术家，他出现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艺术普遍衰落的时代，却从他那温顺虔信的心灵深处，找到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体现，因而为俄国本身的绘画、为一般绘画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这样的观点似乎既能使人宽慰，在逻辑上又正确，可惜不大符合实际。说伊凡诺夫不管追求什么都始终是个俄罗斯人，——这无可争议。但他只是他自己的（也是我们的）过渡时期的俄罗斯人。他一如我们大家，还没有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境界。他远远地预见到它、预感到它，但他没有抵达它的边境就溘然长逝了。他不属于和谐、独创的美术家之列，我们罗斯还没有这样的美术家。他的才能本身，或他对绘画本身的才能，是薄弱的和不稳定的，任何人只要愿意仔细地、不带偏见地看看他的作品，就会相信这一点。那里样样都有：惊人的勤奋、对理想的正当追求、深思熟虑，——总之，样样都有，只缺一个要紧的东西，那就是创造力、挥洒自如的灵感。构成完备的才具的单个部件若是不齐全，必定要带来不幸的后果。这条规律也对伊凡诺夫行使了它的权力，并且至今还威胁着俄国的全部艺术。如果他有布留洛夫的才能，或者布留洛夫有伊凡诺夫的灵魂和心地，我们会亲眼看到多么了不起的奇迹！而结果竟是，他们中的一个能随心所欲地表述一切，却没有什么好说的；另一个能说出许多东西，可是他的舌头不灵便。一个矫揉造作地绘制了空洞浮夸的画幅，画中没有诗意，没有内容；另一个极力想写出经他深刻领会过的、活生生的新思想，但他笔下不稳定，不生动，只能做到近似。一个——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给我们把虚假描绘得像真实，另一个则给我们把真实描绘得像虚假，即描绘得柔弱无力和不够准确。据说，伊凡诺夫临摹观景殿的阿波罗[39]头部和他在巴勒莫[40]发现的拜占廷基督头部达三十余次之多，他一步一步地贴近它们，最后才画成他自己的施洗约翰……真正的美术家哪有这样创作的！然而，在名副其实的领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假定只能从这两个流派中选择其一，那还是追随伊凡诺夫为好，甚至好上千倍！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威力，即便画得不如人意，它还是能让你感觉得到，而且能发出熠熠的光辉，特别是，假如一个人愿像伊凡诺夫那样无私地为这思想服务，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话。世上没有完全徒劳无功的牺牲。有人可能表示异议，说伊凡诺夫用不着去干他力所不及的事，他们可能向我指出他那幅画的一些初稿，这批初稿的内容并不怎么深刻，但是画得比较自然和生动。在这样追求难以企及的境界时，当然会产生不正常的、甚至悲剧性的东西。可是如果这种追求出于一个纯洁的原因，那毕竟能带来很大的益处，即便追求没有完全成功，没有达到目的。青年人一受布留洛夫的影响，多半会在美术上趋于毁灭，这类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反之，青年人如果能理解并开始喜爱伊凡诺夫创作中所透露的内在的亮光，就可能取得进展，大有作为，只要造物主肯赋予他才华。伊凡诺夫，这个勤劳的受难者，在半路上倒下了，他已精疲力尽，却不曾得到赏识，然而他正在走向真实，他未来的继承人，那个“尚不为人知的当选者”，将沿着他的道路、沿着他首先开辟的道路前进。

我预料还有一种异议。人们可能说：既然有了伟大的、成功的、不容置疑的典范，为什么还要研究伊凡诺夫这个不完美的、暧昧不明的启蒙教师呢？既然可以高声发言，为什么还要暗示呢？但是第一，作为一个独特的俄罗斯性格，伊凡诺夫更贴近俄国青年的心，对他们说话也更有力；在他们看来，他更可亲、更容易理解。第二，他的伟大功绩、作为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的功绩正在于：他给我们指出了典范，引导我们去靠拢他们，他唤醒和触动了我们；他对自己不满足，也不容许别人得到廉价的满足；他迫使他的学生们提出高深困难的课题，而不要满足于能熟练地运用什么透视缩绘和其他技术性的诀窍，这些正是布留洛夫的信徒们引以自豪的。从这个观点看，连伊凡诺夫的缺陷本身也比许多绘制得很华丽的平庸之作要有益些。

这里不是考察伊凡诺夫的思想实质的地方，但在我结束这篇文字之前必须表示我的一点希望：希望他留下的取材于基督生平的画册能出版问世。这本画册现在他兄弟手中。这些优秀绘画比较清晰地突出了指导伊凡诺夫的基本思想，他作画时不曾受制于他没有完全掌握的画笔，在他的生命结束前夕，他掌握得尤其不好，他的双眼被紧张的、不间断的劳动弄得疲惫不堪，已开始不听使唤了。众所周知，在他的画中，基督的形象比其他一切形象都成功，在那幅归瓦·彼·鲍特金所有的草图中，这个形象格外重要……对于正直、善良、不幸的俄国美术家亚历山大·伊凡诺夫的全体景仰者来说，根据这幅草图拍摄的照片是一份真正的厚礼。

1861年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六一年《世纪》第十五期。

[2] 阿尔巴诺和下文要写到的弗拉斯卡蒂，都是离罗马不远的城市。

[3] 请参看本书第二九五页注②。

[4] 如今他也不在人世了。——作者注

[5] 意大利语：法尔孔到希腊咖啡馆。

[6] 意大利语：亚历山大先生。

[7] 克洛德·洛伦（1600—1682），法国古典主义风景画家，从早年起就在意大利学习和居住。

[8] 《罗马》是果戈理的一篇小说。

[9] 弗·奥韦尔贝克（1789—1869），采用基督教题材的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代表作为《圣方济各的玫瑰花奇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伊凡诺夫在罗马同他很接近。

[10] 佩鲁吉诺（约1450—1523），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老师。

[11] 指画家叶·索罗金（1821—1892）。

[12] 伊凡诺夫于一八三八年左右在罗马结识果戈理，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13] 见《与友人书信选段》中的《历史画家伊凡诺夫》。

[14] 《庞贝城的末日》为布留洛夫的名画，果戈理的评论文章亦名《庞贝城的末日》。

[15] 即《与友人书信选段》。

[16] 一八四八年革命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之际，赫尔岑正流寓罗马，常与伊凡诺夫相见。据他在《亚·伊凡诺夫》一文中称，那一时期伊凡诺夫“把自己更严密地关在画室里，对历史的呼声全不理解，反而悻悻不已……此外，当时他还受到扬扬得意的神秘主义和一种审美上的基督教的影响。”

[17] 指《基督显圣》。下同。

[18] 《耶稣传》作者大卫·施特劳斯。*——作者注*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他在《耶稣传》中否定圣经的可靠性，认为耶稣是个历史人物，结果引起一场大论战。后来他倾向泛神论。

[19] 意大利语：天国旅馆。

[20] 指自助餐：菜、汤等放在餐厅，由各人自行盛取。

[21] 驽骍难得是堂吉诃德骑用的一匹老弱的瘦马名。

[22] 尼·普桑（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长期寓居罗马。其作品多取材于历史、神话和宗教，所作风景画雄伟壮丽，亦负盛名。

[23] 意大利语：教皇岩。

[24] 保罗，当时意大利一种银币。

[25] 意大利语：给了人家一刀子。

[26] 蒂沃利是原罗马东北郊区一座城市。

[27] 意大利语：埃斯泰别墅。〔按：这座别墅修建于一五四九年。〕

[28] “抛开人世间糟心事，让柏树林掩蔽自己……”——作者注

[29] 梅迪奇家族，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望族。法尔内塞家族，一五四五至一七三一年统治帕尔马公国的意大利贵族世家。

[30]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31] 《十日谈》，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的名著。

[32] 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主要作品有《迦拿的婚宴》等。

[33] 萨堤罗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一个半神半山羊的怪物。

[34] “不朽城”为罗马的别称。

[35] 意大利语：西班牙广场。

[36] 伊凡诺夫于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五日死于霍乱。

[37]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宗教哲学家，作家，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38] 《俄国丛谈》，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间斯拉夫派在莫斯科出版的杂志。霍米亚科夫的文章题名《伊凡诺夫的画》，发表在该刊一八五八年第三期。

[39] 指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所作阿波罗像的摹制品，现存梵蒂冈。原作早已湮没不传。

[40] 巴勒莫在意大利西西里岛。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1]

今年——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在巴黎郊区蒲日瓦尔附近的韦尔布阿别墅（Vert-Bois，或绿林别墅，如同它已故的主人所称呼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溘然长逝，他是最杰出的俄国人之一，——我们还要大胆地加上一句，仿佛是回答子孙后代的严正审判：他也是最光明正大的俄国人之一。

现在我们不打算详细评说这位已故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政论家：佩平先生的大作[2]常常依据和引用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证词，因而公众中能独立思考的一部分人近来已重新注意到这名特种流刑犯[3]，他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几乎度过了半个世纪之久，可以说，他心中只装着一个俄国，他活着只为了俄国。任何一位未来的俄国历史家，如果需要记述十九世纪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渐进阶段，当然都不能避而不谈尼·伊·屠格涅夫。历史家将指出，他是被称为“亚历山大时代”[4]的那个重要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另一亚历山大朝[5]所完成的改革，其胚胎早在这个时代就打下基础或生发出来了。

我们只限于报道他一些传记资料和著作目录，并尽力再现他的个性和形象，把他和我们紧密相连的与其说是远亲的关系[6]，不如说是我们对他深深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诞辰，不像他几种传记所误记的那样在一七八七或一七九○年，而是一七八九年十月十一日（二十二日）。父名伊凡·彼得罗维奇·屠格涅夫，母亲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出阁前姓卡恰罗娃。尼古拉出生于辛比尔斯克，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初期，但受教育则在莫斯科，他家在马罗谢伊卡置有一座房子（如今这座房子是鲍特金先生家的产业）。他有三位哥哥：伊凡童年夭折，安德烈和亚历山大于一八○三和一八四五年先后亡故。他还有个弟弟谢尔盖，卒于一八二七年。父亲伊凡·彼得罗维奇享寿比爱子安德烈（茹科夫斯基的朋友）略高，母亲故世晚得多。这整个屠格涅夫家族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熟知，曾屡次成为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的题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本身属于当时的优秀人物之列，又同其他优秀人物有密切交往。他们的活动留下了有益而光荣的显著痕迹。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依照他那留学格丁根大学的哥哥亚历山大的先例，也于一八一○和一八一一年在该校就读，师从当时的名教授施莱塞尔、海伦、格德等人，主修政治经济学和财经学科。一八一一年访问巴黎，见过处于光荣顶峰的拿破仑，但已预感到他要垮台。一八一二年在俄国度过，次年如所周知，被安排到著名的施泰因[7]处任职，从此一直到老都保持着对施泰因的珍贵记忆。施泰因本人也对这个青年助手怀有友好感情，按他的说法，尼古拉·屠格涅夫的名字“就是正直和荣誉的同义语”。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以政府专员的身份，追随我国军队参加了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的战争[8]。一八一六年初，他不顾希望把他留在身边的施泰因的劝说，重返俄国。不久以后，他出版了他的《赋税理论试稿》。这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受到敬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书中从国家和财政的观点，竭尽全力抨击了农奴制度或无法制现象，他同这个仇敌搏斗了一辈子，比他的任何同时代人都搏斗得更久，大概也更早。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被任命为国务会议的国务秘书后，于一八一九年通过米洛拉多维奇伯爵[9]，向亚历山大皇帝呈上一份奏章，题名《俄国农奴状况记事》。他在奏章中提出的意见是，只有君主专制才能结束奴役制度，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这类耻辱。皇上对这个意见感到惊奇，他告诉伯爵，说这篇奏章写得光明磊落，没有巧言令色，也不用幽眇的笔法，他将取其精粹，“一定要为农民做点什么”。历史明白这句诺言之所以没有兑现的原因[10]……我们不去深究。尼·伊·屠格涅夫担任国务秘书一职到一八二四年为止。同年四月，他为了恢复健康离开俄国，直至一八五七年才以耄耋高龄重新看到它。大家也知道他发生变化的原因，本来一切都似乎预示着他有一个锦绣前程，将会出任大臣的职位，亚历山大皇帝本人多次示意，只有他才能顶替斯佩兰斯基[11]，——而这个人，我们说，却变成了被判死刑的国事犯。大家也知道，尼·屠格涅夫多么不屈不挠地驳斥了侦查委员会报告中列举的论据，肯定他在十二月十四日案件[12]中是无辜的。他没有应召回国出庭，这决定了他的命运，虽然依照当时我国的法律，他不应当因为不出庭而受到某种惩罚。尼·屠格涅夫的不幸非同寻常，他遭受的打击也很沉重，但他在不幸中仍有一件事足以自慰：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导师施泰因，始终坚决不肯认可对他的判决的合法性……洪堡[13]也这样认为，这样说过。施泰因和洪堡的意见，后来连那些对尼·屠格涅夫判罪的人士中也有几位表示赞同！[14]

能够证明最后这句话的真实性的，除了《La Russie et les Russes》[15]一书之外，还有亚历山大·屠格涅夫给乃弟尼古拉的信件，这批信件由尼古拉搜集起来，即将在莱比锡付印（我们要顺便指出，亚·伊·屠格涅夫在一些信中引用了科兹洛夫斯基公爵[16]的话）。尼·伊·屠格涅夫的家属认为自己有责任实现他的遗愿，这些信件不久便可问世。校样已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证明，它对于研究一八二五年之后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这些书信显示了亚·伊·屠格涅夫本人的强大吸引力，据我们判断，我们这一代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

尼古拉·屠格涅夫在国外失去他倾心疼爱的弟弟谢尔盖以后（屠格涅夫一家的全体成员彼此深深相爱，这似乎成了他们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先是远走英国，继而又去瑞士。他在瑞士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克拉拉，撒丁人维阿里斯侯爵的女儿。侯爵是拿破仑部队一位英勇的军官，他在普鲁士艾劳战场上[17]的同伴们一致同意授予他帝国男爵的称号，这一称号原是赐给他们那个师的。一八三三年，尼·屠格涅夫在日内瓦同维阿里斯小姐结婚，他们生有二男一女。一八五七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两次回俄国，一八六四年再看到它时，其心情好似高呼“如今可以……释放……”的西面。[18]可恨的奴役制度终于结束了！统御有方的皇上给他恢复了官衔和贵族爵位。然而，如果说老人心里对国君充满着感激和爱戴之情的话，那末主要的当然不是由于这份恩宠，在屠格涅夫看来，那无非是执行一项公正的裁判而已。主要的是，由于沙皇专制的威力，他心心念念的希望和梦想全都实现了！不过还是引用他自己的话吧：

“如果……我单只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有解放农民的愿望就对他这样忠诚，那末对于那位实现这次解放、而且用如此英明的办法来予以实现的人物[19]，我的感情又该怎样呢？任何一个被解放者内心对这位解放者，都不像我终于看到恶势力被推翻时那样对他满怀着敬爱和忠诚，这恶势力足足将我折磨了一辈子啊！”[20]

一八七一年，尼·屠格涅夫静静地、几乎是出人意料地溘然长逝，事先他并没有患病。临终前两天，他还不顾八十二岁高龄，骑马出游过。

尼·伊·屠格涅夫以少年般的热情和男子汉的恒心，孜孜不倦地注视着俄国发生的一切好好坏坏、可喜可悲的事件，并且用生动的语言和文字，对我们生活中一切紧迫问题加以评论。这就是他已经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的目录，我们当尽可能求其完备：

一《赋税理论试稿》，1818年；

二《La Russie et les Russes》（共三卷），1847年；

三《La Russie en présence de la crise Européenne》[21]，1848年[22]；

四《是时候了！》，1858年；

五《论〔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令的威力和影响》，1859年；

六《农民的解放问题和管理问题》，1859年；

七《论俄国农民法院，并兼论法警》，1860年；

八《Un dernier mot sur l'émancipation des serfs》[23]，1860年；

九《论农民的新体制》，1861年；

十《对俄国近况的看法》，1862年[24]；

十一《论俄国居民中的不同种族》，1866年；

十二《答叶·科瓦列夫斯基和〈荣军报〉的文章》，1867年；

十三《为俄国祝愿什么？》，1868年；

十四《论俄国对欧洲的道义关系》，1869年。

此外，《钟声》还刊登了尼·屠格涅夫致亚·伊·赫尔岑的一封信。他又是一八五四年巴黎一个名为“全球基督徒协会”（Alliance chrétienne universelle）的社团的创始人之一。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像他全家一样充满着深厚的宗教感情，这感情不仅狂热而且博大，没有清规戒律。

现在我们要就他本人、就他的性格讲几句话。英国有一种说法：“a single-minded man”[25]或“singleness of mind”[26]，它再真切不过地标明了尼·伊·屠格涅夫的本质。这类说法出自英国人之口，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赞词：他们不仅仅用来表示不改初衷，或信念“始终如一”，并且用来表示信念出于真心诚意。尼·屠格涅夫本人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说他自己：“我始终忠于我的信念。我的意见从未变过。”（《域外俄国人文集》第五卷序）有一句法国格言：L’homme absurde est celui qui ne change jamais[27]……

尼·屠格涅夫可不怕当这号“笨伯”，但也不应该认为他在真理面前仍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不从自己的原则后退一步，却随时都容许以各种不同的办法去应用这些原则。他很认真负责，很少有唯我主义和自命不凡的傲气，只要能向他证明别人的办法比他自己想出的办法优越，他就坦然承认这一优越性。例如他在农民赎买土地的问题上便是如此。

当他还不知道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表示愿把他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无偿让与农民。一八五九年，他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安排，自愿与农民分享他继承到的一处田庄。农民们很满意。可是这并未妨碍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后来承认，政府实施的一套方法更为优越。

这种信念上的“始终如一”和完整一贯，当然会使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有点片面性（即使不是排他性）……但几乎一切干练的才智之士都不免带些片面性。他对小说和艺术不大感兴趣：他主要是个政界人物，安邦治国的人物，天生具有高度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善于品评褒贬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伯爵[28]论及他的时候说，甚至在英国，他也算得上是安邦治国的人才。[29]除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心中还对正义、对公平的裁判与合理的自由怀有不可动摇的爱，而对压迫和不公平的裁判则是满腔憎恶。他是个温和的软心肠的人，却看不起脆弱、萎靡和怕负责任。粗暴、残酷无情以及不尊重人的个性使他感到说不出的愤怒，他可以同蒙田[30]一起说道：“Je haïs cruellement la cruauté。”[31]对一切不幸表示同情也是他性格上的突出特点，这同情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近乎热烈的。没有一个人比他奉献得更慷慨、更痛快、更心甘情愿。他真是实实在在地乐于牺牲，对那些使他有机会作出牺牲的人几乎抱着感激的态度。他内心对一切伟大恢弘的事物作反应时，盈溢着我们当代不知为什么已不复得见的豪兴、热忱和感情力量！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这位老者在心灵上始终是个少年，而我们大家早已疲惫无力，再也难于如醉如痴，因此这位孜孜不倦的战士对外界的清新鲜明的感受，只能令我们激动和惊叹！前面谈起他对皇上的感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他多么热爱他认为曾嘉惠祖国的人们……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颁布二月十九日诏书[32]的消息传来那天，尼·屠格涅夫脸上流着眼泪，站在我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教堂里为皇上祈祷[33]时非常动人，比它更动人的场面我们还难得看到。当时他慨叹道：“没料想我结识施泰因以后，还能像敬爱尼古拉·米柳京[34]那样去敬爱什么人！”比这种慨叹更真挚的、发自被打动的心灵深处的声音，也是我们难得听到的。

在尼·屠格涅夫的葬礼上，他家一位四十年的老朋友马·帕先生[35]公正地说道，“我们是在向一个真正卓越的人物作最后的告别，他一生的特点是那一贯的、始终不渝的诚实，是对一切合乎正义与人道的事业的炽烈而持久的忠贞。四方八面的一切都让他揪心。从前一位使徒说过：‘还有什么人的痛苦不曾使我痛苦，还有什么人的快乐不曾使我快乐呢？’尼·屠格涅夫也可以这样说他自己。大家都见过，他谈起不公正的事往往气得痛哭，每逢看到有人重获自由，他又快乐得落泪，仿佛他自己碰到什么好运似的。”

我们再补充几句吧。

虽然尼·伊·屠格涅夫侨居国外多年，他仍旧是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不仅是一般的俄罗斯人，而且是莫斯科人。这种根本的俄罗斯实质体现在他的各个方面：姿态、一切动作、整个气派、说法语时的口音，——至于他那一口俄语就更不用提了。有时，你待在这位亲切好客的慷慨主人屋里（他生活很阔绰，——众所周知，他哥哥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为他保存了他的全部财产），听着他那不大利落、但总是真挚正直、条理井然的谈话，你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奇怪，为什么你是坐在一间照外国模式摆设起来的书房的壁炉跟前，而不是在阿尔巴特街或者普列奇斯坚卡、或者在尼·屠格涅夫度过青春初期的马罗谢伊卡某处一座莫斯科老式宅邸的暖和宽敞的客厅里？他很健谈，可是他的思想全都集中在当代或未来，他难得细谈过去，关于他自己的过去更是从来一字不提。他从不口出怨言。他没有个人的操心事和个人的苛刻要求，这就把他的家人、朋友甚至仆役的心都吸引住了。因此不能说他是“颂古派”——laudator temporis acti[36]。来自祖国的任何消息他都决不放过：他意兴盎然、如饥似渴地听人畅谈祖国，他相信祖国，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才能。“现在人们写得多好！”有时他指着一篇相当寻常、可是出于好心、主要是有独立见解的杂志文章，说道。但最让他生气的，莫过于有关我们辽阔祖国发生的不公正事例的消息。他觉得，在亚历山大二世朝，这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现象。他不能容忍，他激动，他发火，他满腔“义愤”——righteous anger[37]，正如一位认识他的英国妇女谈起他的时候所说的。他也许比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更加愤怒。虽然沦为长住法国的流刑犯，他基本上仍旧是个爱国者……在波兰问题上，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问题[38]上，他这爱国主义也许表现得过于激烈了……[39]

一个十足的俄罗斯人，却注定要生活和客死在异乡他邦！

但是我们不会过于为他惋惜……毋宁说，我们将从他的榜样中受到鼓舞！这个坚决忠于自己心目中的真理的人，他的榜样对于我们全体俄国人都是有益和必需的！在人们可能享受的福祉之中，有许多他已经得到：他充分领略了家庭生活和忠实的友谊的幸福；他看到、他觉察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构想已经实现……我们希望，他那些尚未实现、但他曾为之写出最后一本著作的构想[40]也能逐渐提上日程，它们的落实将给他如此热爱的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看见这片新的幸福的曙光，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对他的记忆在一切认识他的人看来将永远是珍贵的，俄国也不会淡忘他——它最优秀的儿子之一！

巴黎，1871年11月17（29）日

[1]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七一年《欧洲导报》第十二期。

[2] 指佩平的《二十至五十年代文学观点述评》，该文于一八七一年由《欧洲导报》分三期连载。

[3] 尼·伊·屠格涅夫于一八一八年加入十二月党的秘密革命组织幸福同盟，成为它的重要思想家。一八二一年参与创建该党的北方协会，属于比较温和的一派。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治病，未能参加，但事后仍被缺席判决死刑，继而改为终身苦役。他被迫长期流亡西欧，直至一八五七年，其原有的各项权利才得以恢复。

[4] 指亚历山大一世朝。

[5] 指亚历山大二世朝（1855—1881）。

[6] 尼古拉·屠格涅夫和本书作者伊凡·屠格涅夫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贵族世系。

[7] 海因里希·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出任首相期间（1807—1808）曾实行一系列改革，包括解放农奴在内；后在拿破仑压力下去职。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五年间任俄皇私人顾问。晚年专心研究历史。

[8] 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间，俄军在西欧作战。

[9]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步兵上将，从一八一八年起任彼得堡督军。

[10] 由于亚历山大一世亡故、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反动局势等原因，农奴解放被推迟到一八六一年才实现。

[11] 米·米·斯佩兰斯基（1772—1839），著名政治家，历任要职，曾提出广泛的改革计划，因触犯权贵，多次受挫。在法典编纂方面建树亦多。

[12] 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的起义。

[13] 威·洪堡（1767—1835），德国政治活动家，大学者，歌德和席勒的朋友。

[14] 指国务会议成员，枢密官谢·谢·库什尼科夫（1765—1839），他曾在对尼古拉·屠格涅夫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名。

[15] 法语：《俄国与俄国人》。

[16] 彼·鲍·科兹洛夫斯基（1783—1840），外交家，作家。他认为对尼古拉·屠格涅夫的判决不公平、不合法。

[17] 一八○七年，法俄两国大军曾在当时东普鲁士的普鲁士艾劳地方会战。

[18] 据《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圣灵启示，知道自己死前定能见到基督。他如愿以偿后高声称颂上帝道：“主啊，如今可以按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西面〕安然离世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这位救世主了。”

[19] 亚历山大二世。

[20] 《为俄国祝愿什么？》序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作者注

[21] 法语：《俄国与当代欧洲危机》。

[22] 不是一八六九年，如像《呼声》登载的一篇悼念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小册子记有对克里木战争的精彩预言。——作者注

[23] 法语：《关于农奴解放的定论》。

[24] 顺便说一句：本书也收录了一八一九年的札记*。——作者注* 即《俄国农奴状况记事》。

[25] “一个专心致志的人”或“一个忠贞不二的人”。

[26] “用心专一”或“诚心”。

[27] “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的人是笨伯。”

[28]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伯爵（1776—1831），希腊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卓越战士，一八二七年起任希腊总统。一八○九至一八二七年曾在俄国外交部门任职。

[29] 说这句话的不是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而是上文提到的彼·鲍·科兹洛夫斯基。

[30] 蒙田（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和散文作家。

[31] 法语：“我无情地憎恨残酷无情。”

[32] 一八六一年俄历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农奴解放诏书。

[33] 这次祈祷会举行于同年三月十二日（二十四日），倡议者为尼古拉·屠格涅夫、本书作者伊凡·屠格涅夫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俄国人。

[34] 尼古拉·米柳京（1818—1872），国务活动家，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任内务副大臣期间，实际领导了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工作。一八六四年波兰的“农民改革”也由他主持。

[35] 指法国新教牧师和作家马丁—帕舒（1802—1873），他也是伊凡·屠格涅夫的熟人。

[36] 拉丁语：旧时代的歌颂者。

[37] 英语：义愤。

[38] 他临终前一小时，还在读萨马林先生的《俄国边疆》第三卷。——作者注

[39] 尼古拉·屠格涅夫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俄国与俄国人》中主张波兰完全脱离俄国而独立，到六十年代就只赞成让波兰享有立宪权。此外，他又同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尤·费·萨马林（1819—1876）的《俄国边疆》第三卷的观点，即向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推行东正教。

[40] 尼古拉·屠格涅夫在其最后一本著作《论俄国对欧洲的道义关系》中提出，他希望在俄国建立代议制，即根据沙皇的意旨召开全俄缙绅会议的制度。

〔回忆谢甫琴科〕[1]

先生[2]！

您打算出版塔·格·谢甫琴科全集，希望我告诉您一些有关他的详情。我很乐意满足您的希望，不过我应该预先奉告您：这位小俄罗斯人民诗人去世前不久我才认识他，而且难得同他见面。

我们初次相见是在他回彼得堡[3]之后不久的一个冬天，在美术学院一位画家的画室里；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4]打算去他家寄住。同我一起上美术学院的是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马尔科维奇（马尔科·沃夫乔克）[5]，那以前不久她也迁来我们北方的首都，成为当时聚集彼得堡的一小群赞赏她作品的小俄罗斯人的光荣和核心：他们把她的作品看做他们那个地区的文学复兴的标志，对它们表示欢迎，如同对谢甫琴科的诗歌一样。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这一切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和马尔科维奇女士来到美术家的画室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位太太，她也是小俄罗斯人，同样希望见见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她就是卡尔——斯卡娅女士[6]；我前面所说的那一群人晚上经常在她家聚会。谢甫琴科自从认识卡尔——斯卡娅女士以后，差不多天天去看望她。我们等候了将近一个钟头，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终于来了，——他自然首先招呼我们当中的马尔科维奇女士：他同她早已见过面，并且由衷地眷爱着她，对她的才能推崇备至。谢甫琴科宽肩、敦实，完全是一副哥萨克的相貌，还保留着士兵的身姿仪表和所受磨练的显著痕迹。他的头顶呈尖形，几乎已经光秃。他生有一个高高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宽大的、所谓“鸭嘴形的”鼻子，两撇浓密的、盖住了嘴唇的短髭和一对不大的灰眼睛。他的目光多半透着忧郁和疑惑，间或也带有亲切的、几乎是温柔的神情，此外还要加上那诚挚善良的微笑。他的嗓子有点粗嗄，口音是纯粹的俄罗斯口音，动作文静，步伐稳重，体态笨拙，不怎么优雅。这就是这个杰出人物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一些特点。谢甫琴科头戴高高的羊皮帽，身穿深灰色的、镶着黑羊羔皮领的厚呢长外衣，看上去是个地道的小俄罗斯人、“一撮毛”[7]，他的遗像还能使人对他得到一个大致正确的概念。

我们大家——当时的作家们——很清楚，这个人遭到过怎样的厄运。他的独特而强大的才能吸引着我们，虽然我们中间恐怕谁也不承认它有什么了不起的、仿佛是世界性的意义，像寓居彼得堡的小俄罗斯人毫不犹豫地认为的那样。我们怀着友好的情谊和由衷的亲热接待了他。他那方面态度却很慎重，他几乎从来不表示意见，同任何人也不太接近，好像总在绕着弯子悄悄地行走。他看望过我几次，可是很少谈起他的流放生活；只有从他某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和感叹中，才能了解到那段生活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他经受过怎样的考验和痛苦。他给我看过一个用涂上焦油的粗皮革做封面的小本子，其中记下了他的诗歌，他把它藏在靴筒里，因为人家禁止他写作。他又让我看过他的日记，是用俄文写的，这使他的同乡大为惊异，甚至有点伤心。他还告诉我，他同两三个常在他那拘留地附近游荡的吉尔吉斯人的妻子有过滑稽可笑的关系，他也向我承认他在那里养成了喝烈性酒的嗜好，他后来一直到死都没能戒掉。

谢甫琴科难得流露出真正诗意的因素：他给我的印象，毋宁说是一个老练的、有点粗犷的、很能忍受的人物，他心底里郁积着别人难于看到的苦楚，可是也会暂时发出温厚愉悦的闪光。他完全没有幽默感、“噱头”。我仿佛记得，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朗诵他一首美丽的诗《傍晚》（“樱桃园……”等等），——他念得朴素、诚恳，他自己受了感动，也感动了全体听众：南俄人的深沉、柔和与温顺，以及在他心中涌动的诗的激流，这时显然都露到外面来了。

谢甫琴科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又很天真：没有这份自尊心，没有对自己的使命的信念，他一定会死在里海东岸的流放地。他在彼得堡交结的同乡们的热烈叹赏，更增加了他这种自学成才的诗人的信心。在他居留彼得堡的期间，他想起要认真地潜心创作一篇崭新的、空前的、只能出自他的手笔的东西，那就是用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都同样理解的语言写成的长诗。他甚至动手写了这篇长诗，并且给我朗诵过开头部分。不用说，谢甫琴科的尝试没有成功。在他所写的全部作品中，这篇诗恰恰最单薄、最没有生气，不过是平平无奇地模仿普希金罢了。[8]

我认为谢甫琴科读书很少（甚至对果戈理，他也只知道一点皮毛），懂得的更少……但他从早年起就牢记在心的信念，却是坚定不移的。虽然他的自尊心很强，可他真是谦虚。有一次我问他：要想比较快地学会小俄罗斯语言，我应该读哪位作家的作品？他兴奋地回答道：“马尔科·沃夫乔克！只有她精通我们的语言！”总之，这是一个热情、豪放、饱受命运的压制却没有被它压垮的性格，一个平民、诗人和爱国志士。卡尔——斯卡娅女士家有个小俄罗斯女仆，名叫卢凯丽娅[9]。这姑娘年纪轻，朝气蓬勃，略嫌粗野，也不太漂亮，却自有招人疼爱之处，她长着一头绝好的金发，露出她本民族特有的那种又像倨傲、又像镇静的神气。谢甫琴科爱上了这个卢凯丽娅，决定娶她。卡尔——斯卡娅一家起初觉得惊讶，最后才承认她是诗人的未婚妻，甚至开始给她送礼和置办嫁妆。谢甫琴科这方面也热心地准备着结婚和过新的生活……但是卢凯丽娅自己改变了主意，拒绝了她的未婚夫。大概因为谢甫琴科年岁已经不小，又爱喝酒，脾气也倔，所以她害怕了；而她又认识不到做一个人民诗人的太太的崇高荣誉。谢甫琴科同卢凯丽娅发生龃龉以后，我还见过他几次：他似乎受了很深的刺激。

结束这篇短短的随笔的时候，我想起谢甫琴科流放生活中的另一件事情，为了它，我们应该对当时奥伦堡边区的主管官瓦·阿·佩罗夫斯基[10]表示敬意。众所周知，谢甫琴科年轻的时候是个相当出色的风景画家。在要塞[11]中，不但禁止他写诗，还禁止他作画。一位过于尽职的将军，得知谢甫琴科不顾这项禁令，画了两三幅素描，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佩罗夫斯基接见的日子，向他禀报。可是佩罗夫斯基严厉地看了看这个热心的告密人，用大有深意的口吻说道：“将军，我这只耳朵重听，劳您驾换个方向，把您刚才说的对我重复一遍吧！”将军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转向佩罗夫斯基的另一只耳朵，对他说了些与谢甫琴科毫不相干的话。

我又想起谢甫琴科住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曾经利用硝酸来刻制铜版画——蚀刻版画，他以为发现了这门艺术中一件新事物，一项经过改进的好技法。

关于他，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我自己觉得这些资料微不足道，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同其他的资料配合起来，多少还能有点用处。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伊凡·屠格涅夫

布日瓦尔（巴黎附近）

1875年10月19（31）日

[1] 本文初次刊印于一八七六年布拉格出版的谢甫琴科诗集《科布查歌手》第一卷。

[2] 指《科布查歌手》布拉格版的编者鲁索夫。

[3] 一八五八年，谢甫琴科从流放地到彼得堡。次年二月，屠格涅夫与他初次相见。

[4] 谢甫琴科的教名和父称。

[5] 马尔科·沃夫乔克，玛·亚·马尔科维奇（1834—1907）的笔名，著名的乌克兰女作家。一八五九年一月，她从乌克兰迁居彼得堡。屠格涅夫曾把她的一些作品译成俄文。

[6] 指瓦·亚·卡尔塔舍夫斯卡娅（1832—1902），乌克兰切尔尼戈夫一个地主的女儿，作家谢·阿克萨科夫的亲戚，五十至六十年代时，她在彼得堡的寓所是乌克兰作家聚会之处。她出阁前姓马卡罗娃，其兄尼·亚·马卡罗夫（1828—1892）为屠格涅夫之友，也是作家。

[7] 对乌克兰人的谑称。

[8] 屠格涅夫所指的是谢甫琴科的《总督与托钵僧》，这首诗在有些方面近似普希金的长诗《安哲鲁》。

[9] 卢凯丽娅·波卢斯马科娃（1840—1917），出嫁后从夫姓亚科夫列娃。

[10] 瓦·阿·佩罗夫斯基（1795—1857），一八五一至一八五六年间任奥伦堡与萨马拉总督。

[11] 谢甫琴科被流放十年，大部分时间囚居在要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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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总序

目录

猎人笔记

霍里和卡利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莓泉

县城的医生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独院小地主

利哥夫

白净草原

美人梅奇河

总管

事务所

孤狼

两地主

列别迪扬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死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约会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活尸

车轮子响

树林和草原

罗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尾声

贵族之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尾声

前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父与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处女地

第一部

第二部

中短篇小说

木木

阿霞

初恋

草原上的李尔王

春潮

普宁与巴布林

散文诗

一 SENILIA

二 新散文诗

文论

《威廉·退尔》

《浮士德》

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剧《穷新娘》

奥伦堡省一个枪猎手的笔记

谈谈丘特切夫的诗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

〔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一个城市的历史》

克雷洛夫和他的寓言

〔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

〔悼念普罗斯佩·梅里美〕

为阿·康·托尔斯泰伯爵逝世致一位编辑的信

谈谈乔治·桑

〔给《Le XIX-e Siècle》编辑的信，谈列·尼·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布特克维奇的《一个女孩的日记》〕序

〔《烟》单行本序〕

〔迪康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力量》〕序

〔奥尔巴赫的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别墅》〕序

〔列·尼·托尔斯泰的《两个骠骑兵》〕

〔一八八○年版长篇小说集〕序

回忆录

代序

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艺晚会

回忆别林斯基

果戈理（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莱蒙托夫，扎戈斯金）

关于《父与子》

谈谈格拉诺夫斯基

〔回忆尼·弗·斯坦凯维奇〕

英国文学基金会的午宴

〔纪念亚·瓦·德鲁日宁〕

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

〔回忆谢甫琴科〕